跟大师读经典小品（细雨慢煎一壶春+民风野趣悠然醉+旧事新知风雨声+雅记清词写流韵+书卷多情似故人 共5本套装）
Author: 倪雪君
Date: 2015-05-31 16:00:00+00:00

总目录

细雨慢煎一壶春
民风野趣幽然醉
旧事新知风雨声
雅记清词写流韵
书卷多情似故人

目录
chapter 1　品茶知味
说茶　曙山

茶里的人生　双红
品茶　圭梵
饮茶随笔　文穷
言梦——人情涵泳（三）　甘永柏
无眠爱夜　俞平伯
午睡　谢志功
说早起　山东人
说梦　江寄萍
梦醒的时候　甘永柏
谈梦　吴组湘

chapter 2　茶语人生
幽默的叫卖声　夏丏尊

说到测字摊　陈望道
应考　楼栖
吃　马宗融
偶然　史卫斯
穷途　楼栖
都会之音　丰子恺
补考——“仕而优则学”的又一解　楼栖
“十载一来复”　郭沫若
药　缪崇群
择配救济　任白戈

chapter 3　文谈雅闲
人类的同情　周木斋

春愁　郁达夫
谈忍　徐诗荃
说自我　林语堂
闲　丰子恺
论真率　周劭
谈闲话　王颖
小病　老舍
说浪漫　林语堂
崇高的忧郁　林林
等闲　吴秋山
沉沦　丽尼
说潇洒　林语堂
论风度与人情　周劭

chapter 4　奇妙物语
笼内的鸡　田青

光源的发现　章克标
说酸葡萄　孙石灵
睡的哲学　卢寿枬
求水的心　章克标
论玩物不能丧志　林语堂
蛙鸣　芦焚
酸葡萄　邵洵美
永久　林庚
脚底下的梦想　傅彦长
看到想到　唐弢
无题　芦焚

chapter 5　茶余茶话
智人·愚人·聪明人　俞平伯

运命　鲁迅
由爬虫说到人类　艾思奇
女人的路　林默涵
春与中年人　傅东华
弱者　钟开莱
贼　罗念生
说命　孔另境
我们的孩子　唐弢
装饰　马宗融

chapter 6　高谈阔论
谈美丽病　徐訏

论高下　藐然
论中国人鄙视欧洲人　徐诗荃
谈旅行　甘永柏
谈服装　徐訏
谈金钱　徐訏
说穷　刘大杰
谈麻将　张海平
谈死　藐江
谈治丧　先今
谈迷信　章伯雨

chapter 7　哲学家风度
阿Q转世　丁力

朱湘骂人　罗念生
哲学家风度　羊枣
凌迟　周木斋
可怕的发明　关铭
本性难移　周木斋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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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品茶知味

说茶

／曙山／

人每每于饭饱、酒醉、疲劳过甚或忧愁莫解的时候，一旦遇有一杯芬芳适口的香茗，把它端起来咕噜咕噜的几口喝下去，其功用正如阿芙蓉膏之对于泪流气沮的黑籍朋友，能立刻的使其活跃鼓舞，精神焕发；又如深恶严冬困苦的人们，一到清朗明媚的春天，忽置身于清旷秀丽的境地，有谁能不陡觉那般清快怡悦的舒服，真无言可喻？

毕竟我们中国人，不愧为拥有五千年来最古最高文化的优等民族，所以早早的就在人类生活史中发明了这种有益于人的“清心剂”——茶，也曾以此夸耀于世界，称为中国的特产。

讲起茶道，我固然是一个爱喝白水的门外汉（但我以前也是一个爱喝好茶者，只因在学校时被那走廊下的大茶壶，把我的胃口灌坏了，于是我的这种口福遂完全被剥夺而犹未复），谈不出来一篇什么大道理。不过我在人海中浮沉，从来就欢喜在工作余暇乱翻些书籍，故此也就拾得不少先民的牙慧。

例如唐代的那位“茶神”或“茶颠”的陆羽先生，他因嗜茶，曾著一部千秋不朽的《茶经》。到了宋代，又有两位大茶客的丁谓和蔡襄，前者复撰《茶图》以行世，后者亦著《茶录》以传后；就仅仅的在这些里面，已把茶道讲得没有我们插嘴的余地。其他如卢同的《茶歌》、东坡的《茶赋》，更都是千载不朽的茶铭。而今可视为“喝茶礼赞”的，即如吴淑的《茶赋》，使我们一读其“嘉雀舌之纤嫩，玩蝉翼之轻盈”的句子，也就足够我们冥想到那口快心悦的一种味儿了。

又《唐书》内所说：“唐大中时，东都进一僧，年百三十岁。宣宗问：‘服何药？’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惟嗜茶。’因赐名茶五十斤，命居保寿官。……”可见在唐代喝茶风气最盛的时候，茶不但是“清心剂”，而且被看作“保寿散”或“延命丹”。

因为茶对人有这样的功用，遂往往被视为风流人物的韵事，且也易与文士诗人缔结良缘。先就我国的古人来说，如上所述的几位“茶神”、“茶颠”、“茶客”等，兹不再赘，他如齐之晏婴，汉之杨雄、司马相如，吴之韦曜，晋之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等，谁非屈指的“茶”迷？

美国的白洛克（H．I．Brock）氏，他于一九三一年在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七月号之中发表了《大作家的创作秘诀》一文，辟头的就说：“最近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hy）氏，在牛津大学讲演关于他的创作秘诀，（他因此说小说家，必定不是仅以他自身的事为题材，而成功为创作的作家的，是把烟管、笔尖和稿纸，注意于其结联成一片。”以下他又大论作家之吸烟，由此导入了梦国，虽然这梦与在那烟管上的烟，终至归于消灭了无踪，但必陶醉于那幻想之中的。由此我又想到作家之于茶，必定比烟还重要，因为我们常看到，极大多数的作家都喜爱进咖啡店去品饮名茶，甚至于有什么什么“茶会”的组织，然终未闻谁进Smoking Room，也拿来当做一回事谈说。（记者按：此语诬也。世上成功文人之书斋，无一非Smoking Room也。）

我在南京，所以再略谈谈南京的茶风。所谓“到夫子庙吃茶去”的一句话，差不多成为“南京人”的一种极流行的口头禅。他们不但应酬或消遣，常说这句话，其实凡是有闲阶级或失业的人，十之八九都以那里为其消磨岁月的乐园，甚至风雨无阻的天天早半跑到那里去，直到子午炮忽张口怒吼的时候，才各鸟兽星散。

夫子庙有名的茶社，当然是大禄、新奇芳阁、六朝居、民众等家。因此你偶尔的要到那几家去吃一回，便往往会因为座上客常满，叫你连呼倒霉不置而抱头鼠窜。幸而挤在黑暗的一角坐下来，那么你非牺牲了半天工夫，使劲的把性子捺住了不可。不然的话，你不致因等待不迭而拂袖欲去，便因叫嚣恼怒而肚皮已饱。只怪那些干丝、大面和烧饼、包子等，到底不能把人的嘴满满的塞起来，所以从各人的牙缝虽少少的漏出几句话，却因其总和之力业已震动得屋瓦欲飞。呵，不错，意大利的谚语说：“在有三个女人和一只鹅的地方，那里就成了市场。”（女同胞们，这我是说人家的话啦，请恕我无罪！）那么，明乎此则这也就不足怪了。

这些茶社和上海的青莲阁差不多，可以为议和会场，可以为临时法庭，可以为婚姻介绍，可以为选举运动铺，还可以为朋谋敲诈、密议抢劫等等的流动魔窟。这里的茶呢，自然全为滋润他们粗燥喉咙的液汁，助长他们谈吐声音的嘹亮。

至于下晚入夜的一场，那情景与早半的便完全不同了。至此锣鼓喧天，灯光灿灼，一般金迷纸醉，人肉熟烂的气氛，简直使你一不当心便会醉倒如泥而一塌糊涂。这时大开其张的却不止是上举的几家了，如什么麟凤阁、天韵楼、大世界，又世界、月宫、四明楼等等，莫不是门庭若市，生意兴隆。以这一带通天赤地的光亮，与下关大马路上的遥遥相映，其魅力殆同样的互相颉颃，各显神通。然其主要的支柱是什么呢？决不是茶，而是元好问早说过的“学念新诗似小茶”的“牙牙娇女”、个个“堪夸”的摩登女郎。她们所有的东西是声、色、肉，这里若缺少了她们便没有戏唱，更没有饭吃，自然也决不会还有人来喝那一杯少有滋味的苦茶。

二二·三·一九，于昏沉的灯下

载第15期（1933年4月16日出版）

茶里的人生

／双红／

茶，乃开门七件事中的末一件，有红有绿。色、香、味，三者俱全。

但没有滋养成分，养不活命，比白开水多些色味，纵使灌了满满一肚，不过由膀胱而达下肾，一泄而已；其功能仅足以解渴涤烦，于口噪舌干时，润吻、生津、清心。在柴、米、油、盐不能解决之前，似乎可有可无，此所以屈居末位欤！

据航海界人说，船行最要紧储藏淡水，飘泊在沧溟大海之中，杳渺无际，一旦断了解渴的水，干燥欲死，其严重情形，无输于绝粮，则口渴与肚饥，直是一样难受。

本来鸡犬牛羊飞禽走兽，饥啄渴饮，原是并列的，而其所吸的只不过是清白的冷水，即苦难同胞，甚有喝阴沟水以解渴的，潮嘴何必一定弄些树叶来搀在水的里面。

终究人是会享受的动物，所谓人生的苦乐，亦即是享受的丰啬，牛乳、酪浆、咖啡、可可、凤尾、雀舌，古今中外，品物虽殊，其用处自无不同。

人海茫茫，潮流翻滚，挣扎在大漩涡里如恒河中沙数底众生，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一天到晚为生活而生活，鞠躬尽瘁，自然需要有个喘息解渴的时间和机会，像从前行长路的走了一程，得有下处打尖；也像一头老牛，在田里工作了半天，要停会儿喝些水一样。现在交通发达，旅行便利，自都市商埠到乡村僻壤，所在皆有茶馆店，望衡对宇，和饭菜馆并立营业，可见茶之于口腹的关系，不在浅鲜。

原夫口这样东西，除专管吃食装饱肚子之外，兼司发言讲话，主张意见，难免雌黄月旦，惹是招非，不肯安分，闯出穷祸，甚至毁家灭身，坐牢杀头。故墨子以多言为戒，俗谚也有“开口不见四两肉”、“祸从口出”之言。

宋真宗为了天书下降，怕他的相臣王旦谏阻，赐以樽酒，发封视之皆为美珠，旦自是不敢言。《水浒传》，吴用不许李逵开口，用一枚铜钱放在嘴里衔着。帝王之与强盗，只以成败而论，原是一丘之貉，故其作风，也并无二致。

寻常百姓，对于珍珠铜钱的看法，因为来的不易，不肯这样用之如泥沙，遇到了不能不拓拓水汽的地方，只有拿茶来代替了。

不论大小百家，亲戚朋友，上门探望，款待请坐，奉敬的便是一杯香茗，这虽然以为老远的跑了来，好教解解渴，休息休息，也不无劝戒的意思。家人骨肉，虽都同居在一个宅内，很多存有倾轧、猜嫌的心理，尤其是婆媳夫妇之间，错纵复杂，竟会嫉妒，怨恨得如仇雠一般。尚或哪位来客，口没遮拦搬动唇舌，惹起风波，岂不殆哉！盖见面寒暄，总不能不开口说话，而说了话，又会舌疲唇焦，生出事端。昔日官场往来，把端茶作送客的表示，就是一个例子。

又道“江湖一点诀，莫对妻儿说；若对妻儿说，饭也没得吃”。天下最难的事，莫如吃饭，要活在世上，就不能不吃饭，所以柴、米、油、盐，次第轮列。可是吃饭的方法虽多，各有各的秘密，要懂得秘密的才有饭吃，在家里接洽谈论，怕被妻儿窃听了去，多少有些不便，那只有茶馆店真能百无禁忌；是人生最好的憩息、散虑、晤谈的公共场所。

何况墙间酒肉，逢人乞怜；侯门弹铗，多半是鸡鸣狗盗，一切蝇营狗苟的勾当，在骄人的背面，正有不可告人者在。

所以古人吃茶，出之以闲雅的姿态，讲究一杯二杯，细细品评，以消其长昼的空闲。今人吃茶，为的是交际活动，以群居集会为风尚。造诣之精者，在能够兜得转，叫得开，也是古今人生活环境不同的原故。扬州闲话里说的皮泡水，那是皮相之浅谈。

照文字学上的讲法，茶，就是荼，荼者苦也。《尔雅·释木》：“槚，苦荼。”疏以为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一名荈，亦谓之苦荼。陆羽《茶经》：“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似有谏果回味之意。所以大家喜欢它么，就怕苦是真苦，甘却要待苦过之后，体味出来的；更若尝错了荼，真须苦上一辈子。然其好处自不可埋没，最宜酒后解醒，或于午梦初回，泡上一盅淡水煮的清茶，酽酽的喝几口，醒倦除腻，就习习欲仙了。

但只这点子清福，颇不易消受，一副生活担子加在肩上，白天应该牛马走、猫狗跳的忙着衣食，哪里许作宰予之昼寝，酒更有犯闺禁，而米既如珠，酒是米做，买醉是要用买米的钱的，设当户口米不曾轧得，西北风已起，棉花正在涨价，阿大阿二要买一块大饼当点心，给母亲打着哭着，那母亲却在骂爹爹为害人精，害的人家一世不出头。在这样一个经济困穷的国家，作上一名国民，已有得罪受，熬得力尽，再加上这一哭一骂，真够头昏脑胀，心头虑乱。纵想倒一杯茶，沁沁胸膈，排除闷懑，环境未必能容，不得已而向茶馆里一坐，图个不闻不见，两手捧了茶杯，瞪眼望着氤氤上扬的茶烟，这心情，这滋味，也就哭笑不得。

不过万事总不是绝对的，穷则变，变则通，茶虽不能养命，柴米油盐，有时却会从茶里吃出来，其中的玄妙神奇，不是老茶客不辨。

你看老爷乡绅，悠闲地坐在角落里，咬文嚼字，谈谈诗文，评评风俗，随时给人排难解纷，或是等人请去证证婚，点点死了的神主什么的，自有人会来替他还茶钱，拿钞票送上门去。这桌上大律师在听着当事人诉说案情；那一簇小地主挤在一起，窃窃私语，是在办理房地产的过户手续；围集在地当中的一圈，是在拈阄摇会；靠坐在墙壁下的，是在分配一笔利润；关心国事的，在读着当天的新闻纸；喜欢打牌的，口里诉说着昨夜的输赢，又在邀今天的搭子；爱说的谈笑风生；缄默的正襟危坐；聚谋的促坐声低。卖香烟的，卖报的，卖字画、古董的，穿梭来往的在兜寻他的主顾；卖旧货的身上累累的背了一大堆注旧鞋子到皮毛大衣、零碎布片、整块衣料，活如一座活动估衣铺；卖点心零食、花生糖果的，各种声调，各色香味，在诱着人的馋欲；而小三子、小六子却转身在人的脚缝下努力捡拾地上的香烟头，各人的营生虽微，可也各管着各的门户。

门里面是光裕社的书艺场子，琵琶弦索，歌韵清扬；天幔底下是做买卖的黑市茶会，期货现货，卖空买空，身上不名一文，只教闲话一句，尽不妨踏进去作大老板。纱布、面粉、米、油、杂粮、丝绸，五洋各物的当天市面，全都听从在这里喊出行情来。喜欢弄硬货的，条块戒指、大头、小头、黄白进出的距离，是较店铺上轧的短而便宜；做多头的拚命囤进，做空头的乘机脱手，讲交易时，伸伸指头，张张嘴巴；送播消息的忙着哙……哙……的打电话；代双方拉拢的，费点脚步，跑东跑西，从中渔利；要头寸时，放利债的地下工作者就坐在身旁，不用出去找银行、钱庄。如有什么疑难不决，有谈相算命的会告知你一年中星宿吉凶的趋避，财气的得失。

等而下之，有当方土地游侠之流为所设的特殊场合在散福济众，小公务员想分尝一杯羹的，可到来暗暗的拜会；刑警队员为求窃盗案件的发展，正注视着有无形迹可疑者，及其赃物底发现，那报馆记者，也就看作采访的对象，新闻的发源地，展开了他们的工作。

各人的面前放着一把茶壶，一只茶杯，有的会从茶壶的嘴对茶杯的放置上，表示出特殊的身分来，要喝就举起杯来喝几口，要吃可随意买些吃的来吃着，消闲磕牙的有，充饥饱肚的也有，态度是一般的安逸，内心都在计划着当前问题的怎样周旋，各做着各个不同而实又相同的梦，说不定洋房汽车、漂亮的女人，都会从咬一句耳朵中到手，走回去就是富翁啦，至少，一年半载的开支是可以照牌头的。

这一群众里，有达官，有富豪，有经纪人，有失意文人，有公子哥儿，有太太奶奶，有江湖流浪的乞食者，和尚道士有时也会得出现，独差见不到尼姑。他们都为吃茶而来，不，为吃茶而吃茶。因此，一切国家大事闾巷秽私，笑话奇谈，无所不有，无所不谈，幻出社会的一角缩影。这就是生活高压下的生活，也就是谋生活的人做出来的生活。早市散了，还有晚市。

告诉在打算柴、米、油、盐的老实人，且掉转一下目标，先在吃茶上用用功夫，要会得吃了茶，才会有柴、米、油、盐的生产。不信，且吃碗茶去。

载第169期（1949年1月16日出版）

品茶

／圭梵／

空闲着的时候，沏一杯浓浓的带点苦味的龙井，擎起杯子，望着沉浸的一片片案芽，在绿水里浸泳着，送到口边，从容的吹散了水面的水泡，轻轻地呷吮一口，这时候，舌尖上会感到清凉，舌根便淡淡的渗出些苦味的津液。但是，不准咕嘟地喝，那样喝的叫牛饮，那是不合茶经的。

据说，品茗可以从苦味中沉静头脑，发展思路，而文人雅士，也差不多都以品茶来表现他们的文和雅。

可是现在，据说时代进步了，于是，在穿西装之流的摩登人物，便把喝茶改做了喝咖啡，他们的文章里真像有了多多的糖和带点儿了洋味，大教授著作的时候，时常会在稿子上弄上几点褐色的咖啡斑点。我想，大概是咖啡要比龙井更来得文和雅吧！

但是，在我们的文雅国度里，还有一种社会，那里边的人多半是穿着蓝布衣服的。

在那儿，每当早上同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常常走过那狭小龌龊和热闹的街上，这时在每家的茶店里，都攒涌着一团团的人头，头在烟雾里晃动着，黝黑的面孔上流露着闲适的微笑。每张油渍浸透的桌子旁，都坐上七八个，围对着桌上几只空剩的残屑的蓝花磁盘，每人面前摆着一只满盛着黄褐混沌的茶的碗没有水泡，有根把粗茶捍浮在茶上，也没有怎样的热气，或许我就看不出来。两个伙计雄赳赳地站在炉旁，扶着一个大蒸笼，隔一刻笼盖开啦，在一阵冲起的蒸气下，便显出一颗颗鼠黄色的包子馒头，于是，装瓷盘的声音，呐喊的声音，再来着嗡嗡的声音，一阵哄动，桌子上再摆上两盘热气腾腾的食品，于是桌边的人动了，一齐推开了茶碗举出毛竹筷，看准包子馒头射来射去。一会儿便有一把满涂着煤灰的铁壶给一只只茶碗冲满了开水。

慢慢的，铜子儿摆在桌子上，各人都拿着扁担、布袋、篮子，出了茶店，清洁的人用衣襟揩揩嘴巴，悠悠的散了。

这样没有吃饭来的叫做“吃早茶”，吃了午饭来的叫做“吃下午”。

像这种茶店，我也曾进去过一次。当我出来之后，我便发生了一个疑问：

“为什么在那里面的品茶，品不出什么文和雅呢？”

一个朋友告诉我道：

“呆子，茶叶在那里面，两个铜子儿就买一大包呢！”

第1卷第12期（1935年3月5日出版）

饮茶随笔

／文穷／

“茶”，这个字在汉代以前还没有；许慎的《说文解字》只有“荼”字，专用这“茶”字还是唐朝以后的事。

据说在北魏的时候显贵们多以茗饮为耻，饮茶之风因而衰息。直到唐代南北统一之后，经文人学士提倡茗饮——就像胡适在“五四”提倡白话文似的，登高一呼，群山反应，“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似乎有点委屈事实。饮茶既然是很风雅的事儿，那么经过“文人学士”提倡之后，这饮茶的风习才被打开并逐渐普遍起来。

商人自古敏感，既然茶叶有利可图，那也不妨投投机，因此纷纷起来经营此业者大有人在。

商人很难将“情”与“利”两件兼而并有，为了这个缘故，他们常将“利”视之很重，而对“感情”两字似乎不大感兴趣，看得很淡泊。甚至置发妻于空房独守，任其过着孤寂的生活，这并不是凭口乱说，是“有诗为证”的。打开《唐诗三百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有这样的记载：“……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舱明月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你想一个所谓“依门卖笑”的歌妓，不幸到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时候，心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去出嫁，觉得自命文人学士也无非是些玩弄女性者，倒不如嫁个商人好些，生活也许有点保障，既然是投机事业想起来总有点“臭钱”，生活绝不会不舒适。谁又知道商人自古薄情，将离别看得鹅毛一样轻，因此她在月夜之下就感慨万端，大有悔不当初嫁给茶商，那时离婚又不容易，也只好此恨绵绵含恨终身了。

饮酒和品茗不同，“酒逢知己千杯少”、“斗酒诗百篇”，因此酒越喝得多就越显着豪爽；饮茶既是风雅的事，当然是喝得越少越好，所以一杯之“品茗”，二杯就有点粗鲁，叫“解渴”，喝上三杯那你简直是野兽，故称之“牛饮”。

去年夏夜，文秀到我这儿来玩，我们坐在天井里，天南地北乱说了一阵，不知怎样忽然谈到饮茶，她告诉我不知道在什么书上看到一篇谈吃茶的文章，她仿佛还记得，据说在夏季荷花盛开的黄昏，将白天预先用纱布包好的茶叶携在身上，然后划一只小船，徜徉于荷丛之间，然后认清一枝略开的荷花，即将茶袋置于花心。等到翌晨再将它取出来，带到家中以泉水煎煮，用这种茶飨客，那真清香可口。

我听得很出神，也不甘示弱，我告诉她我不知道听谁说过，据说在那寒冷的冬天，雪花布满了院中盛开的腊梅，然后将梅花上的积雪取下来再将它装进罐头里，放满之后再将罐头埋在地下，等到夏天阵头雨之后，来了几位“骚人墨客”，就用这过年的雪水煎茶。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至于茶具也得考究，丝毫不得苟且，如用铜壶则不雅，“铜臭”有污文人学士的清高，最好是瓦罐。如用柴烧则又有烟臭，最好是炭火慢煮。将雪水煮沸之后，再用上等杭州龙井放在宜兴的泥茶壶里，最后持之一杯飨客，慢呷低吟，说不定文思立即涌出，又说不定大笔一挥也许挥出一首“绝妙好词”。

中国是很特别的国家，比方说山东出产蜜桃，据说只限于某地，并且也仅仅一两株树上所结的果子最大，且比别的树上都甜。贵州玉屏箫全国驰名，但听说只有一家做得最好，并且这一家在好的之中每年仅有一对最为理想，吹起来异常悦耳，大有持该箫在手惊风雨，吹上一阕泣鬼神之势。至于谈到平时饮茶所用的龙井似乎也不是杭州真正的货色，听说杭州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口井——名副其实的龙井。在井里有一株茶树，当然与普通者迥然不同，“物以稀为贵”，这种叶子绝不是你我所能轻易得到的。

据科学方法的分解，绿茶因为制法的不同，在叶子当中还保留了多量的维他命C，可惜我们还没有听到只有杭州那一株茶树，其中只有一片叶子含的维生素最丰富。本人颇以此为憾！

不但这些东西来历不平凡，并且还有些神奇的故事在里面。比方茶中的“舌尖”的名称就很特别。记得我在四川与朋友坐在茶馆闲谈坐摆龙门阵，等到“一杯落肚闲话多”的时候，他便打开话匣子；他说从前某地有一座深山，那里很荒凉，人是很稀少的，只有一对童男童女，每天携着手背着篓上山去采茶；童女采下每一片叶子总是要放在舌尖上舐一下，之后递给童男，他也将这片叶子放在舌上沾润一下然后放在篓里。

因此，这种叶子有人就叫“舌尖”。

我觉得这个故事却有点罗漫蒂克，尤其我们中国人的幻想特别强，泡上一壶舌尖也许文思很容易来；常写文章的朋友不妨喝点绿茶吧！

“万事随转烛”，什么事都有个改变，这个年头喝点茶也不容易，近来已有人将饮茶列为七件之一，因此“风雅”两字也就被冲淡了不少，每天也得为它伤点脑筋。从前有位诗人在饮茶之余便发了点牢骚，他说：

“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如今七事都改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据说喝茶不仅是为了风雅也不仅是解渴，并且还可以医病；三国时代著名的医家华陀在他所著的《食经》中有—“苦茶久食益意思”的话，有人认为华陀是将茶叶当做那时的健脑剂了。这难怪上海城隍庙除供奉霍光大将军及城隍之外还有华陀神像。

过去《大公报》有位作者因为见到舶来品的咖啡逐渐将茶叶的地位占据了，就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文章，其中说茶叶能医多少病，它是不亚于万金油的，几乎百病都治，其中特别强调绿茶中所含的维他命C。

那么患有贫血病的朋友，不妨喝点绿茶吧——但我绝没开茶叶店，请不要误会我籍此宣传。

中国人的圣人是很多的，除了孔圣、孟圣、诗圣之外还有茶圣陆羽，他著了一部书叫《茶经》，把饮茶的琐事都记载很详。“饮水思源”，既然卖酒的忘不了“杜康妙制”，那么我又写写关于饮茶的小文，也不得不将这位圣人特别介绍一番。

茶圣陆羽，他是唐朝竟陵人，在上元初，便退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那时便与世隔绝关起大门著了一部皇皇巨著——便是《茶经》。因他嗜茶若狂，在他环居之处种了不少茶树，当时的人很是不敬，说他是茶疯子。等到唐［后］代鬻茶者则视陆羽为茶神，见仁见智于此可知。《茶经》这部书我虽然还未拜读过，但我平时所听到关于饮茶的种种琐事，我几乎也叹为观止了。

载第172期（1949年3月1日出版）

言梦——人情涵泳（三）

／甘永柏／

多少人不知珍惜它该是可赞的时间，直到青春与美好皆成过去，贸然有悟，才掉过头来说：“哪，那也是我曾经过的地方呢！”话里的凄凉味，是带几分啮唇而笑的肃杀气的。像一个衰风败柳的老妓，撕碎了贞操的圣衣，还在那儿狞笑青春。神经锐敏的文学家，谁不富有那一股辛酸劲儿？我每每从许多回忆记、自序传中找到溟濛的人生的悲哀——他们告诉我说：“你的梦有什么稀奇，我也曾经梦过呢！”就觉得一股子凉氛透到心底，为人生的平淡而厌倦了。

其实，人生不靠一点儿梦还有什么趣味？年轻是可珍，可珍的就在那夸张妄诞的梦。梦是希望，梦也是现实。譬如一对天真相爱的男女，明眼人能指出哪儿是他们爱的暗礁、这社会的习俗要怎样破坏他们的结合，于是这男女就丢开手了，那人生还有什么趣味？梦是创造，梦是生命的皇宫，它为勇敢有为的少壮之心而存在。年轻人是应该固执他的梦的。

怕是童年距我愈远，而今我是愈觉得童年的可珍可惜了。为环境所拘囿了的早熟的孩子，是从没使他的梦夸张一点儿的。我做过梦，却是充满着稚气的悲哀的梦，而今仍使我心悸。早年的一片生活已经模糊，只隐约记得两三岁时，父亲死后，母亲受着族人的欺凌，每夜我睡在她的怀里，总是见到她在哭泣。母亲是良善的有力量的人，但有时脾气却也很坏，从生活上所受到的痛愤，常常不自觉的发泄在几个孩子身上。小哥哥，温顺得猫一样的姊姊及我，都常有一张泪脸。

我的家住在一个山堡上，这地方，茫茫的白雾和苍苍的青天常是我幼年之梦游移的地方。幼时很有点小聪明，读书几能过目成诵，所以结束分内的功课是很容易的。那时，常跪在书台上，眺望那苍茫的海天。故乡多山，总不多远就有一座山阻住你的视线。浅浅的远山，在小小的心中是那么神秘，那时我的心情正和Stevenson的小说Will O'the Mill中的小威尔的心情相仿。

山地多风雷，那声势与平原不同：当一阵子飓风闯入了谷里，就像千万匹咆哮的虎，腾着山腰兜逐，比千军万马的声势还要动人心魄。一声雷坠下来，山应着山，总传闻着百里的轰声。那时，母子依在一块儿，不说话，望着那盏豆火灯在古旧的木桌上颤动，心是怦怦地跳着。有时，风雷过了，又有淡淡的月描出庭前老柏的枝柯的黑影，在白色的窗帘上。母亲放下我，同姊姊预备饭去了，我的梦又会扬起，想那远山的红庙该是无恙的，凤小姐的小羊儿没有吹坏吧？

受希望的捉弄，第一次感到失望的悲哀。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冬晚，同姊姊跑出城门，在一个土堡上等候母亲回家。天已然的暗了，黄昏的烟雾从对山爬起，空谷寥然，只溪流淙淙可闻；山峡通出的远道是寂寞的、修长的，母亲还没有来。伫候移时，山野与远道，全模糊了，母亲还没来。在寒风中，垂着头，姊姊牵着我的手，幽幽地走进那古老的城门。那时，悲哀似破絮般的咽塞了我的胸。我永不能忘却那一次的记忆。

九岁进了小学，似乎那时的同学都是些憨大可笑的汉子。一个小小伶俐的孩子，惧怕世事，会用沉静维持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孤独的岁月了。登上校后的高山，可以望见悠悠的江流。我常是袖着手，独自地走过一块桑园，爬到山峰上。云雾包了暮天的江流，也包了我青春的梦，我梦着江河的前程，一个渺茫的奇异的世界。

中学校舍是在一个山坳里。那时，我已能从文章中寻取伴侣。常是带了小说词曲之类，循着阴暗的溪涧走到阴暗的林中，读一会，不知所之的哭一会。望着密叶顶上的蓝天，会记念故园，记念母亲，记念须要寄托的幽情，而我所有的只是空虚、寂寞、无边的虚幻——虚幻的梦就成为我自诳的慰藉。

十五岁时离开故乡，走上早年梦中的旅程了。叔叔带我住在一个大学校里，在这大都市的一角，不知怎样儿平静的放下了我的生活。每夜每夜，对着一盏朱灯发愣，对着高歌霸酒的大学生们太息自己的寂寞，我是倾向了分行的抒写。那是一种逃避，在做梦，我清楚的。

往后就住在滨水的乡村里，见着水，又恢复了我的旧梦了，我是多么爱那银溶溶的海呵！我仍是寂寞的。不结识朋友，也不大用功。寒灯独坐，听冷雨扑窗、风叶絮语，我欢喜那一点抖动的、不欢里藏着些儿甜味的情绪。或是在一个静穆的黄昏，当我是倦了，躺在草地上，一片灰云向我行进来，我的记忆会轻松的复活在我心里，然而我许会更寂寞，因为我的记忆也是寂寞的。

在寂寞的天地里做着寂寞的梦，是我已结束的一段青春的生涯。说出来也带点肃杀之气，我不是对我更年轻的朋友说“哪，那也是我曾经过的地方呢”么？梦是可珍的，咀嚼梦的回味，即使带些许辛酸吧，对于做梦的自己，又何尝不是可珍的呢？

六月一日

载第19期（1933年6月16日出版）

无眠爱夜

／俞平伯／

“睡”是怪难讲的，假如出“不睡”专号，便觉好写得多了。这个理由容易明白。我们常说“不什么”照例属负性，说“是什么”或不说“不”才是正，但讲到困觉这件事来恰好相反。不睡属正面，睡反而是负的。您想，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非负而何？

我这想法也稍有因由的。当我小时候老想注意“怎么样才会睡着了呢”？然而不知怎的，老失败，不是清醒白醒地困弗着，便迷迷糊糊地已经困着了。一寣（音忽）天亮，叫声“啊呀”。

又作这般想，睡与梦连，假如出梦的专号，这文章大概也比较好写得多。梦虽迷乱，总有些微的内容也。编者的意思或者本来不太严格罢。这个年头儿说说做梦，也许无碍罢。——虽然，我不想这般做，一则文不对题近乎缠夹，二来万一碰着了心分析者弗老爹之徒，梦也不会轻易被饶过的呵。如“古槐梦遇”、“槐屋梦寻”，我诚自悔其“少作”也。

睡的特色，只是空白，为没有内容。有了内容便非纯正的睡。古人说“至人其寐不梦”正是这个境界。但须问，如何可说？可说的或在它的四旁，所谓烘云托月，或在它的反面，又岂所谓背面傅粉欤！

睡虽然没得可说的，但不睡，您受得了吗？

假如睡成为问题，人对于睡的问题，真够伤脑筋的，而且对它的态度亦非常特别。在一端看来，似乎对它非常的关切以至于贪得无厌，仿佛越睡得多，得便宜愈多哩。有人把这八小时的睡眠紧紧抓住不放，缺了一点半点钟的觉，来朝便将以失眠的姿态出现，带着一脸严肃沉郁毫不幽默的神情。

眠食常常连用。问人好，总说“眠食如何？伏维万福”！但咱们对付这两桩大事，态度却不很同。吃虽够重要的，而我们至少已进步到不致于勉强自己吃或勉强他人吃的程度，当自己或他人实在吃不下的时候（请客殷勤布菜，劝酒至于吵嘴打架，那算例外），虽然离杨妹还很远很远。

我们对于睡却不然了。勉强他人固力不从心，但我们的确每天，大约每天晚上在那边暗暗地勉强自己睡。“你快睡罢！你快睡罢！”诱导之不足，继之以逼迫，逼迫之无效，乞灵于“蒙汗”。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就是那“不睡您受得了吗”这句话在那边作怪呀。所以与其说贪睡之利，不如说害怕这不睡尤为的确。

这是一极端。其另一端正相反，虽然抱这意见的究属少数，而真能实行的或仅有绝无其人，但这总不失为人类古老幻想之一，这样的奢侈而又这样俭省的。试想百年只三万六千场耳，而古稀之说无端又打了个七扣。长生方剂，今古尽多，而成效难期，离“人寿二百年”还差得远哩。其实最简单的延年益寿法便是不睡。以八小时计，当二十四小时的三分之一，质言之，一个人假如不睡而能活到一百岁，即等于活了一百三十三岁零四个月。我们实在把好好的光阴白白地困斯懵懂的断送了也。古诗云：“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夜长须秉烛，不言不睡者乃古人措词之委婉，今语所谓幽默是也。

在这睡得愈多愈好、愈少愈妙两端之间，我们对付它的态度如何的微妙而尴尬，您也可以想象出来了。

夫睡即眠，眠即睡也。我们不常常说睡眠吗？这和睡觉不同，睡与觉对待成文，犹之长短大小快慢也。但眠睡虽异文同义，如各安上一个“不”字，其义即不尽同。不睡者，不想睡，不需要睡，或者干脆不睡就是不睡。不眠却是困不着，即失眠的另一种说法。在此二者之间则有“无眠”。

为什么要拉扯上这语文上的顽意呢？这关于我的身边琐事，觉得这“无眠”两字怪有意思的，曾取作室名：“无眠爱夜两当二乐之轩”。因太长，刻个图章太贵，做齐匾更了不起，而且这样狭长的匾，蜗居也容它不下，只好说说算了。

是的，“无眠爱夜”。夜是很好的境界，可惜被我们的眠哩梦哩给耽搁了。睡为什么必须在晚间呢？我也想不出所以然来，只好说是人的一种习惯，或者运命了。在这儿，我想对那些“俾昼作夜”的人们表示敬礼，可惜他们在那时候一多半开了烁亮的灯，加倍的活跃着，这好像又差个点儿。我只想在这黑暗里悄悄地待着。不睡么！也不。我是想睡的，而且想早点睡，故有句云，“寒夜虽长宜早睡”。但也要睡得着呵。假如睡不着呢，那真不如无眠爱夜了。盖无眠者果然不是一定不要睡，也不是纯粹的睡不着，不知因不要睡而睡不着呢，还不知因睡不着而索性不睡了呢，反正有点像狐狸们的蒲桃，又好像小孩子摔跤就地打个滚。我们生长在这夜晚上，您想，我如何能不爱这夜哩？

由睡说到夜，已有点添枝添叶了，若再扯上别的，罪过罪过。

三十七年六月四日北平

载第155期（1948年6月16日出版）

午睡

／谢志功／

睡眠！如果以一天八小时的标准来计算，在人的生命史上，被它占去了三分之一，而夏天的午睡时间，还没有在内。

不才夏天有午睡的习惯，下班后，回到公馆，吃饭是应个景儿，丢下碗筷，地板上铺好凉席，两腿一伸，就见周公去了！可是一会儿又到了不属于我的时间，正在与周公谈到改善公务员待遇的问题，忽然被太座喊起，怪不得劲儿地匆匆上班，总是迟到，幸好顶头上司，却还北窗高卧，好梦正甜，无声的原谅了他的“同志”。

有些人，尤其是胖子们的午睡，比晚睡还要认真，毫不放松。只见他午饭之后，一阵呵欠，好似先遣部队，接着，脑袋昏昏然，眼皮有千斤重一样，刚一倒下，就酣声如雷了。

午睡到了发作的时候，非得“应酬”它一下不可，哪怕只伏着案；曲着肱；阖起眼皮；打个盹儿，也就可以“派司”。不然，浑身上下，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任你有什么重要事体，都没心思去作。想当年孔夫子红着脸，骂他喜欢昼寝（大概就是午睡吧？）的弟子宰予，是一块朽木，他又哪里想到午睡，于今也公然堂皇地列上了起居作息时间表呢？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那位纶巾羽扇，高卧隆中的诸葛先生，可算得午睡的前辈了！

载第156期（1948年7月1日出版）

说早起

／山东人／

清早的光阴很宝贵罢，有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诚然，这是不可忽视的；证诸史籍，一般“功在社稷”；“德被蒸民”的“圣王”们，哪个不除了“夜寐”之外，还要“夙兴”呢？

然孟夫子有“鸡鸣而起，汲汲为利者，跖之徒也”的话。难道他老人家还甚不赞成“早起”吗？不，决不！这不足为骂人“早起”的铁证，盖此语之出，讥“为利”也。参考夫同是“鸡鸣而起”，而对“汲汲为善者”，独嘉之曰“舜之徒也”的上句，就能了然了。

孟夫子也是赞成“早起”的。

我在蒙稚的时候，曾读破好几本官版正字的《朱子家训》，因为是低能儿的缘故，始终没丢开书本背过一次。直至今日，听人哼起“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一句，还以为是泰西哲人的格言。但到底读过了它，学有根柢。有次在谁家客厅里见悬着四幅条屏，正楷写在红格子里；先看“朱柏庐治家格言”几个字，生得很；然而头一句“黎明即起”却有些熟，仿佛在哪里见过。真的，到底读过了它，学有根柢，猛地想起，《朱子家训》一开头就有这么一句，我对于这并不自怨自艾，读破了几本《朱子家训》，只有头一句是记得的。我还得意呢，的确地；我发现了一道奇迹——

朱子也是主张“早起”的。

不特“圣王”、“贤哲”为然也，吾省“主席”亦尝以“早起”勖僚属，以“早起”论政绩矣。据说：某次，“主席”视察×县，天未明即传见县长及其下属，县长以晏起撤职。有××局长者，彻夜作“竹林”游，闻讯趋往，“主席”嘉之，立擢彼为县长，以励来兹。由是观之，“早起”就好。而亚圣斤斤于“为善”、“为利”之别，真是“迂哉夫子”！

书读得太少了，迄今未看到劝人“晚起”的什么著述，世界之大，册籍之多，不至于无罢？——也许。

不过我已经惯了“晚起”。这“晚起”不是载诸经传，见之某科的讲义的。

没有谁教过我“晚起”，竟会“晚起”了，觉得真有些“知难行易”。

终天价哼着“一日之计在于晨”，依旧实行不了“黎明即起”，觉得真又有些“知难行亦不易”。

我迷惑了。

不管它“知难行易”，“知难行亦不易”吧，但愿明天能够“早起”。

九月三十日，一九三三

载第30期（1933年12月1日出版）

说梦

／江寄萍／

梦，在从前的人看来，以为是很虚无缥缈的东西，有许多人梦见花，梦见月，梦见很美丽的衣服及很美丽的诗句；又有人梦见很凶恶的险境，譬如被人砍头或被人捉着加以非刑之类的事，他莫名所以然。最近我的朋友因为白天被人强迫的请了一回客，心中好大的不高兴，于是夜间便梦见他把那人强迫他请客的朋友的钱给掷在地上。这个报复的梦是很可笑的。最近我同朋友讨论到梦的问题，他是研究心理学的，并且由一个人的梦，他曾治愈了一个患神经病的人。他说，梦就是一种压迫。比如说梦见美丽的东西，都是关于性欲一方面的，梦见丑恶的东西，都是关于恐怖一方面的。人要受了压迫，没有甘心忍受的，一定要找个东西宣泄，比如性欲受了压迫的人，他的脾气一定暴躁，恨不能无缘无故的把人骂一顿，走在街看谁都不顺眼，就是这种缘故。梦，就是一种压迫的宣泄。他还说宣泄也不一样，有直接的，有间接的，这我便不大明白了。后来我自己想了两天，觉得他说的话很有道理。我很想把他的意见推广一下。中国的古语有云：“至人无梦，愚人无梦。”这两句话是玄妙的，始终也没有人说明过至人和愚人为什么无梦。至人和愚人相差很远，为什么至人无梦，而愚人也一样的无梦呢？我在从前很怀疑，现在有了梦是“压迫的宣泄”之说，才恍然大悟了。因为至人是胸怀豁大的，事事都能逆来顺受，了不挂怀，他的心空无所有，一点尘埃都染不上，人家骂他打他，他都一点不感觉是什么压迫，所以自然不必有什么宣泄。姑且举一个例：

富弼少时，人有骂之者，佯为不闻。傍曰：“骂汝。”弼曰：“恐骂他人。”又曰：“呼君姓名，岂骂他人！”弼曰：“恐同姓名在。”其闻之颇惭。

——《宝训》

这样能忍，不一定算是至人，不过至人所做的事，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所以无论什么事，在至人看来都是平常的，那么既无压迫，自然不必有所宣泄，所以心里很安适的就枕，一觉睡到天亮了。愚人自然也是一样，他不知道那种事是压迫，有饭吃，吃五碗可以，没有饭吃，吃半碗，他也不觉得怎样，人家问他贵姓，他许不知道。这样的人，自然是一枕黑甜，不会梦见什么的，因为他不知道压迫，宣泄自然是更谈不到了。做梦的，只剩下一部分平庸人，受了点压迫，总要想反抗，到反抗不了的时候，于是便在梦中发泄了。

在伪《列子》中有一段谈梦的，也可以见出梦是压迫的宣泄。现在将它录在下面：

周之尹氏大治产，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不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弥勤，昼则呻呼而即事，夜则昏惫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梦为国君：居人民之上，总一国之事；游燕官观，恣意所欲，其乐无比。觉则复役人。……尹人心营世事，虑钟家业，心形俱疲，夜亦昏惫而役。昔昔梦为人仆，趋走作役，无不为也；数骂杖挞，无不至也。眠中啽呓呻呼，彻旦息焉……

那老役因为身体的劳顿受了极端的压迫，所以要找一点宣泄，于是在梦中便得到心灵的安慰；尹氏也是心形俱疲，可是他的心情同老役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他很有患得患失的心情，所以便有了相反的梦境。

由性欲的压迫，而得到梦境的安慰，在文学中却是常有的事，《牡丹亭》便是这样。杜丽娘这样一个多情的女子，恐怕不待读《毛诗》早已便知道“情”字了。可是她的家庭却不能教她得到“情”的安慰，经过了长期的性欲的压迫，于是便在梦中遇见柳梦梅了。杜丽娘在做梦之前的心情是怎样的？我们且看她这几句：“天呵，春色恼人，信乎有之，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吾生于宦族，长是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薄如一叶乎。”看此段则可知杜丽娘在性欲上受压已到极端，所以后来在花园中梦见柳梦梅，却是很合乎情理的事。汤显祖《牡丹亭》的主角杜丽娘，虽然是他幻想出来的人物，然而往古来今，这种女子正不知多少。

在梦中恋爱是常有的事，诗里面尤其多，顺手举两个例：李商隐的诗：“远路应悲春啘晚，残宵犹得梦依稀”，很可以看出被压迫的痕迹，所以才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便是构成梦的主要因缘。梦，也仿佛的确可以给人不少安慰。张泌的诗：“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栏斜”，不像是梦，简直同实在去会他的爱人差不多。这种梦大概都是受了很强烈的性欲压迫所致，这种便可以谓之直接的、间接的大概就是梦见花，梦见月之类的了。

日本松村武雄著《文艺与性爱》，也有一段谈及梦是“被抑压的愿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他是怎样说的：

又“三十里路”的梦的旅行是什么秘密呢？莫特尔都把这些下了精神分析解释。他说乔俄吉所作的梦，都是补充他梦觉时的无意识的愿望的。乔俄吉在孩子时代，遇见了后来可作自己的妻子的少女，于是他的心被牵动了。可是后来又把伊忘记了，然而他对于彼女的性爱并没有完全消灭，不过被抑压在意识下而已。因此乔俄吉虽时常梦见彼女，在他自己总不解是什么理由，并且也不信伊真在世上，他所作的梦，不过是被压抑的愿望的表现而已。

梦是“压迫的宣泄”之说实在是很有道理的。

载《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月出版）

梦醒的时候

／甘永柏／

不必是那种愿意在享乐与颓废中忘掉现实的人，但我，也常常怕着有清醒的时候。凯尔·纪伯伦在《论友谊》里曾说：“你找他只为消磨光阴的人，还能算你的朋友么？”我也许该感若一点儿惭愧，我能否认那曾给我一点慰藉的，不正是自己感到时间是坚硬难磨的时候来的朋友么？自然，这些朋友不会是带着深深的生活艰困像的，或锋芒稜露的人——这种人只会更增加我的忧郁。我欢喜的朋友，是那种有天真的嘴脸与天真的笑容，带一点儿梦与一点儿夸张的人，纵然我不能同样还给他们所给我的快乐。

烦闷的时候，不能读书也不能做事，整日里在外面跑着的事也是有的。我怕着寂寞中的沉思，于是，宁愿在书肆里消磨一个下午，或在黑暗的街头踱过一个黄昏，思绪多着的人，失眠也不是不能免的，那时，我便曾得找Calmatin之类的药品来给我做朋友。

歌德说：“人不曾在中夜独坐而哭泣，不会知道人生的滋味”。这是一个残忍的诱惑啊！如果你愿意尝试那种人生的滋味，亲爱的朋友，你为什么不可以拿一柄刀子来虐待你自己？

我躲避着一切可能有的给我的清醒，但是，我不能躲避的，乃是午夜梦回的时间。即使没有梦，午夜醒来，心地的恬静荒凉，万思云起，也有同一的味儿。梦原是朦胧的，那本是我难求的混沌境界，但醒后一忽儿的清醒，却像证实了“现实”与“梦”的境界的分明：这意义，是正如一个孟浪的荡子，有了回头的时候，前尘后影，历历分明，而不胜其悚目与空虚一般。

说是梦的醒觉，在午夜；当知道是怎样残缺的，破碎的梦吧。自己常将“梦”解释作“希望”，原是因为自己的梦是在没有经历中建造起来的幻异的经历。后来我知道，世人做梦，是先经历了实际的人生，才有梦的经历的。如此，对于我自己的解释，“梦是希望”，该是多么惶惑的呢！读贾克·伦敦的书，我方知道也有与我有同一经历的人了。（见所著Before Adam）但那种梦是多么可怕啊！充满了野兽的咬啮与嗥号，以血腥糊了梦的灯罩，说那是“希望”，上帝，这又是什么一种希望啊？

绮丽的、优美的梦，在早年，我也曾经做过；而今，则在梦的境域里，那些影子也不大留存了。我是曾经愿意作一个梦的制造者的，我追求那些梦境，于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梦的冰化，使我忘记了曾经是一个做梦的人。而现在的梦中，除了些魔鬼和凶神的面目，猛兽的咆啸……我曾返梦着高高的山峰，清清的溪流，冷寂的茅舍，与柔顺的、诚实的人脸了……

可怖的梦也罢，美好的梦也罢，对于我，那一刻模糊的颤栗或欢喜，终于也只成了模糊的一片。它并不能永远虐待我，而在梦的当时，以空虚填空虚，也是一种自欺自诳的排遣呢。

梦醒后的荒凉，可以比之为游子离乡，行船开出的一刹那。那时候，一切的记忆都更为鲜明，一切的真实也是最为真实的了，当你辞别妻儿或父母的时间，你曾以为那是梦；而当你再见不着他们的影子，那却是确然的真实了。你的回忆有如舐着梦的酒沥，那种余沥乃常是为苦味之杯所盛的。

人在浑浑噩噩的日常生活中，不会有机会看清楚自己。梦醒时的寂静，你的一切就得以清晰的出现了；歌德的所谓中夜端坐而哭泣，这一副眼泪大概是应该在此时凄然流出的吧？你感到真的孤独，你明白了人们与你中间的距离，那是一种隐秘；那时，即使你是如何矜持的人，你也会觉得自己平日的矜持，只是比肥皂泡还要空的空虚了。

不必是夜长梦多吧，我知道，这分明是中夏；近日以来，不知怎的，总是那样的多梦。在短短的夜晚里，总要捏着涔涔的冷汗醒过来几次。屋子是那么大，那么空，（因为同住的都去了。）黑的暗夜又是那么的寥廓。摸着微微抖动的心坎，两片枯涩的眼皮再也沾合不拢来；而我的心也是那么空，那么寥廓，像一个古远的荒山，受过风风雨雨的吹打，人与兽的践踏，而今是虚渺的一片，风过处，披开了创伤的痕迹，隐隐还含着痛楚。

为了不能忍耐硬睡的痛苦，半夜里，独自起来倚窗独坐的事也是常有的。对着悠长的深夜，苦苦挨着一分一刻的时间，莎翁《仲夏夜的梦》，虽然一直不曾读过，从前想到这个题名。曾有过多少绮丽的幻想！而现在在这仲夏的夜里，我却是再不敢去寻觅一个两个的梦了。人们能在梦的破碎后去面对严肃的现实，我呢，味着梦醒后的悲哀，是在守着这悠悠的长夜，直到那静静的黎明的来临。

念三年八月六日，阑屯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出版）

谈梦

／吴组湘／

我常常想写点小小文章来记叙我的梦。我差不多每晚都有梦。有时一夜两三起，有时杂碎模糊，简直点不清有多少起。在量上既已这样的可观，而在内质上也是很不含糊的：除去少数几个经常做的而外，内容大多希奇怪诞，极尽变化；而且又有一个统一的风格，就是把自己表现得非常怯弱、苦恼。总之是极不愉快。我每次醒过来，把梦中情景回想一番，就不免惊讶：我想我怎么竟又做出这样的一个梦！自己暗暗惭愧，觉得有点腻烦。

现在这些梦大般都已经记不得了。但因一则脑里还有依稀的残留印象可考，二则我每晚仍旧继续着在做，所以我现在还能勉强说得出一个大概。我粗粗归了一归类，其中大约还很有几个细目。一种是颇有点惊险的。普通这类梦有一个俗套：比如不知道在哪里，忽然觉得脚下一空，从高处跌到黑洞里，吓得身肢在床上一跌跳，立刻惊醒。这样子的梦，既无所谓头，又因立刻惊醒，所以也没尾，只是突如其来的一跳就完。做法相当的精警，但究竟不脱窠臼。我现在还记得另外两个梦，也是应该归入这一类的。一个是独自在外面游玩，忽然听见头顶上有哔哔叭叭的爆炸声。抬头一看，满天飞舞着大块石条。那石条有的从极高，高到不可见的云端里落下来，有的是从远处横刺里飞过来，一面飞舞，一面大声地炸裂。同时眼前映满可怕的红光，耳里又响起敲铜盆的声音——足足像有一千只铜盆在敲。这时定睛看，天上有几百个太阳在急剧地窜跳，每一个都红得非常可怕，不住和那些石条石块碰轧着。一碰轧，就确然大响，往地上掉落。我抱住头，想跑，一看脚下，呵呀，不得了！原来我是站在冰上，冰也已经开始溶解，一块块地在水面飘浮、急流。我站的那一块原有桌面那么大，可是霎眼之间就已裂开。我站不住这一块，就连忙跳上另一块。如此慌张地来去蹦跳，毫无办法，急得心肝跳到喉腔里，头痛得要炸裂，脚下已经一点气力都没有，支撑不住，一滑就跌到水里。还有一个是前天晚上刚做的，也是在郊外游玩，有四五位朋友在一起，好像正在草地上举行“皮克匿克”似的。我们大声地说笑，吃东西，好不热闹。突然大家全都沉默起来，空气骤然转变得严肃可怖。我起初没觉得，口里还是不住说话，在我对面的一位朋友瞪着惧怕的眼珠，对我摇手，我这才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广漠的荒郊上，满郊满野无处不是成群结队地走动着各种硕大凶恶的野兽。我们的身边已经围满这类野兽，其中有象那么大的狮子，有象那么大的老虎，有汽车那么大的白鼠，等等，等等。它们一个个对我们蹲着，舔舌头，眨眼睛。其时蹲在我身边的一只大老虎就慢慢站起来，张开血盆似的嘴，伸出大舌头，先在我的腮巴上舐了一下，而后，大吼一声。我心里明白它要做什么了，等它第二次对我的脑袋张口时，我就吐一口唾沫在它嘴里。它把舌头嘴巴舐咂一回，咽下我那口唾沬。不一回，重又张嘴，我再吐一口。如此一张一吐，一张一吐，渐渐我口里已经干燥非常，很不容易搜罗唾沫。心里有点急，就向我的同伴求助。一位同伴说：“你囫囵跳到它肚里去！”我想这倒是办法，但急切不可措手。我的同伴帮着我推了一把，我这才觉得是在老虎肚里了。其时胸口十分窒闷，浑身大痒，自己一看，我的四肢都已消解得模糊不堪，像一只在水里浸透的泥漠菩萨了，我不得不急得大叫。这个梦，惊险中渗和一点诙谐，所以是另备一格的。

一种是属于恐怖一类的，这类梦我做得最多，可惜现在都已说不完全，只能就记得住的约略说一两个。一个是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子，独自走到屋后的仓房那里去玩。这仓房只在秋季收稻的时候热闹一番，过后就用一把上锈的大铁锁锁上，不再有人去走动，只任耗子黄鼠狼之类去做世界了。我梦里的这仓房，就正在锁着的时候，我不知为什么要走上去推那锁着的门，那门忽然大开，从里面摔出许多乱石瓦砾和一些女人用的裹脚布红肚兜之类。东西摔出，门也随即关上。四面一看，阒无人迹，一时吓得想哭。那门忽又大开，又是一些女人的亵衣和瓦砾摔将出来；摔罢，门又重新关上……此梦当时很复杂，但现在记得的只这一个大概而已。另一个记得稍稍详细一点。是说自己在一座古庙里游玩。庙里有许多人在烧香，杂沓不堪，我背着手走来走去，忽然看见神龛里一个金脸菩萨把舌头一伸，对我做一个鬼脸，随即复原状。我吓了一跳，赶紧要把这个秘密告诉那些烧香的人。一看，刚才烧香的那些人，并不是人，原来都是菩萨，已经一个个沉着脸挺着眼，一点都不动了。我发现这庙里除我而外，并没第二个人，大吃一惊，拉开脚就望外跑。然而外面山门两旁也都站着高大可怕的菩萨，有的像是四大金刚，有的像是黑白无常，有的像是钟馗、闻太师。他们正在互相谈着话，嗓子极其粗亮，像打铜锣一般。看见我，大家立刻停止谈话，停住动作，恢复菩萨的模样。我看看他们那高大可怕的身体，自觉自己的渺小。心里又知道他们种种的诡诈，无非都在对付我一个人。醒过来一身大汗。

有一天白昼小睡，梦到自己在一条小河中洗澡。河岸的石罅里忽然跳出一只小小哈叭狗，全身黑色，黑得可爱。它看见我，立即游水到我跟前，在我的腰上百般呵痒。我忍禁不住，格格大笑不止。心里觉得害怕，想反抗，可是一点气力都没有。还有几个经常做的梦，其一是飞在半空中，身体平伏，如游水的姿势。飞得老是墙头那么高，心里极想飞得再高一点，可是浑身酥软乏力，两条脚尤其像是面粉做成的一般，没法再望上飞，觉得说不出的苦恼急闷。另一个想大家也常做的，便是在一种半睡半醒的情形下，觉得有个东西压在胸口，浑身瘫软，一动也不能动。这两种梦和那“小哈叭狗呵痒”我觉得都属一类。胸口受压，是完全使人苦闷难过的；飞在空中的一种，逍遥中含有极大的苦痛；至于那哈叭狗的一种，稍稍有点快感，然而愉快远不及难过的成分多，而且渗和了不少可怕的空气（那哈叭又可爱，又可怕，如《聊斋》中的年轻美女），情味比较复杂。风格虽各各不同，然其使人觉得软瘫无力，苦闷难过则是一样的。

我在小学中学读书的时候，最怕做算术，最喜欢下象棋。到现在算学已四五年不必去做，就是象棋也久已不下了。然而却常在梦中梦到。做这类梦，有一定的时期，好比思虑过度，身上有病，或精神不爽时，一合眼便要做。梦中觉得是在课堂里上算术，先生突然发卷子，说要考。题目接到手一看，都是自己没学过的，一道也不懂。心里一急，不知如何得了！有一次竟急得“丹田”一热，闹下一件不可告人的事。梦中下象棋也是很苦痛的，老觉得被人将着军。将老头子逃到这边，这边“将”军；逃到那边，那边“将”军。此时苦得不得了，恨不得乱抓胸口，大声叫号。这两个气味相同的梦我已做了多年，现在还不是要做。真是此生极大苦事。

还有一种是使人嫌恶一类的。这一类，有的是发现遍地是蛇，自己简直无处落脚。有的是发现自己在一座极大的茅厕里，满墙满壁，满地满板，无处不是蛆虫，无处不是粪便。这样的梦每逢东西吃多的时候，可以一夜连做许多个。一翻身一个，一翻身一个，直闹到不敢再睡为止。但印象最深，使我现在想起来还不禁要恶心的是前几天中秋节那晚做的一个。这个梦我实在有点不愿意说——我约略说一下罢。是一个亲戚家里，这亲戚是个四十多岁的寡妇，死去多年了。她阴沉着脸，很亲热的款待我。我心知道她是鬼，可是并不怕她。她出一只锅子来，叫我吃点心。我不愿意吃，但她劝得我没奈何，只得箝了一筷子，吃到口里，觉得味道不对。站起来一看，那锅子里是一只白猫子，囫囵地泡在汤里，肚皮向上，挺着眼珠，已经腐烂得不堪了。我觉得满口里沾着细毛，满口里是腥臭，不禁大吐……恶！……

像我这样的人，每天过着从卧床到书桌，从书桌到卧床的印板生活，却能在睡梦里得到一点不平凡的体验，在起初我是私心窃喜的，纵然这些梦都是如何的不愉快。可是等到我每夜都做着这样的梦，仔细想想，又感觉得它们是多么荒诞无稽，多么没有意思的时候，我就十分腻烦，腻烦得有点不能忍耐了。

载第1卷第4期（1934年11月5日出版）

chapter 2　茶语人生

幽默的叫卖声

／夏丏尊／

住在都市里，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不知要听到多少种类多少次数的叫卖声。深巷的卖花声是曾经入过诗的，当然富于诗趣，可惜我们现在实际上已不大听到。寒夜的“茶叶蛋”、“细砂粽子”、“莲心粥”等等，声音发沙，十之七八似乎是“老枪”的喉咙，困在床上听去，颇有些凄清。每种叫卖声，差不多都有着特殊的情调。

我在这许多叫卖者中发见了两种幽默家。

一种是卖臭豆腐干的。每日下午五六点钟，弄堂口堂常有臭豆腐干担歇着或是走着叫卖，担子的一头是油锅，油锅里现炸着臭豆腐干，气味臭得难闻，卖的人大叫：“臭豆腐干！”“臭豆腐干！”态度自若。

我以为这很有意思。“说真方，卖假药”，“挂羊头，卖狗肉”，是世间一般的毛病，以香相号召的东西，实际往往是臭的。卖臭豆腐干的居然不欺骗大众，自叫“臭豆腐干”，把“臭”作为口号标语，实际的货色真是臭的。如此言行一致，名副其实，不欺骗别人的事情，恐怕世间再也找不出了吧，我想。

“臭豆腐干！”这呼声在欺诈横行的现世，俨然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激越的讽刺！

还有一种是五云日升楼卖报者的叫卖声。那里的卖报的和别处不同，没有十多岁的孩子，都是些三四十岁的老枪瘪三，身子瘦得像腊鸭，深深的乱头发，青屑屑的烟脸，看去活像是个鬼。早晨是不看见他们的，他们卖的总是夜报。傍晚坐电车打那儿经过，就会听到一片的发沙的卖报声。

丰子恺漫画
（载第1卷第12期）

他们所卖的似乎都是两个铜板的东西（如《新夜报》《时报》《号外》之类），叫卖的方法很特别，他们不叫“刚刚出版××报”，却把价目和重要新闻标题联在一起，叫起来的时候，老是用“两个铜板”打头，下面接着“要看到”三个字，再下去是当日的重要的国家大事的题目，再下去是一个“哪”字。“两个铜板要看到十九路军反抗中央哪！”在福建事变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剿匪胜利哪！”在剿匪消息胜利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日本副领事在南京失踪哪！”“藏本事件”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

在他们的叫声里任何国家大事都只要化两个铜板就可以看到，似乎任何国家大事都只值两个铜板的样子。我每次听到，总深深地感到冷酷的滑稽情味。

“臭豆腐于！”“两个铜板要看到××××哪！”这两种叫卖者颇有幽默家的风格。前者似乎富于热情，像个矫世的君子，后者似乎鄙夷一切，像个玩世的隐士。

载第1卷第1期（1934年9月20日出版）

说到测字摊

／陈望道／

现在有些人还是把文字看得很神秘，简直把文字当作菩萨拜，或者把文字当作符箓待，好像只要供起它来，便四季清吉，六畜平安了。这种态度要是大家许我用个文化史上的行话来说话，我想称它做灵物崇拜。称它灵物崇拜，只是说还在把文字当作降得来福致得来祥的灵物看，没有别的意思。

这种态度若是发生在刚有文字的初期，那是并不为奇的。当时看见了文字一准比现在的阿木林看见了无线电收音机还要觉得奇怪些。他们刚和动物分离的时节只知道举手动脚或者面部表情的身段语，他们后来会做粗糙的石器了，（我想是那时候）跟动物祖先远了的时候，也还只会说那僵嘴硬舌的口头语。对于语言，一向只像他们的对于劳动工具一样，运用得不很像意。当时他们拌动舌头的本领或许已经强得多了，但是他们单靠拌动舌头，终究还不能把人类社会来做水平地——就是空间地和垂立地——就是时间地给合。这里有的经验不见得能够像货物一样，搬得到哪里去；这时有的知识也不见得能够像货物一样遗传给后代。虽然当面可以用口头语，和早就有了的身段语传情达意，但一背面便觉得困难，当时又没有电话，单靠嘴巴说话，到底还是极不方便的。现在有了一种叫做文字的书面语，便什么传达上的困难都解决了，他们的欢喜自然不必说。他们因为欢喜昏了，就把文字作为灵物来崇拜，在那时候也是十分自然的。

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呢？现在还能把书面语——文字作为灵物来崇拜吗？

所谓文字这一种书面语，也和身段语、口头语一样，是社会结合的基本工具。它的好不好，全在对于社会结合的功用大不大。功用大的就是好的，功用不大就不好，此外没有什么神秘好说。比如甲一种语言能够结合两万万人，乙一种语言只能结合一万人，那就该说甲一种语言好，乙这一种语言不好。不过我们所谓结合，并不是浮面的、粗略的。

现在有好些人爱用危言来耸听，好像在那里说文字跟亡国有什么直接关系。老实说，我是不大懂那一种话的。事实摆在面前：日本用了汉字，日本并未因此亡给中国；而东三省到今还在用汉字说王道，却久矣不是中国的地方了。就使让一步，承认文字跟亡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也还是不大懂：为什么只能结合少数人的倒可以使国不亡，而可以结合多数人的倒会把国弄亡了？

莫非想使大家复古么？但从语言文字复古，得到的也绝不是古。我们无论有什么大力，绝不能黄河不流，大江西去。我们无论有什么大力，也决不能叫语言文字不吸收包含当前的现实内容。你或许可以不叫“帽子”而叫做“冠”，但你除非真的戴起古冠来，“冠”的现实内容终究还是铜盆帽、打吊帽、瓜皮帽……不是古冠。你或许可以不叫“学校”而叫做“庠序”，但所谓“庠序”终究还是现在这样要教“东夷”、“西戎”语言的学校，不是古代的“庠序”。语言文字正像一面镜子，绝不能把现在的江某人照成了讲社会主义时候的江某人。这差不多是语言学上的一条铁律，虽有什么大师，也是无可奈何。古话有的说：“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大师如果有些空，倒还是在这几个“不”字上下一点工夫来得正经些。

如果再有空，还可以想想法子解决一个测字摊的问题，可以想想看：怎样才无需测字摊的先生们替我们的兄弟姊妹们代笔。但我说的是解决测字摊，不是去学测字摊的先生们拿起几个字来卜课算命。

载《现代》6卷3期（1935年4月出版）

应考

／楼栖／

三卷一期的《野草》上，有一篇天吏先生的《仕而优则学》的文章，它是湘省第五届高等检考国文题的一半，原题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其连环性如何？”天吏先生摇头曰：“还是第一遭的奇闻。”

我想应考，可惜已经赶不及，“学优”与否，虽未敢知，但“仕”是没有希望的了。但我还是应考，投给《野草》；倘蒙编者不弃，发表出来，虽不能“仕”，稿费却是少我不了的；但倘若编者认为卑之无甚高论，塞进字纸簏里，这就证明了自己“学”尚未“优”，也算应考过了。

“学而优则仕”，明白得很：榜上题名，官有得做；但做的却是一员小官。“仕而优则学”呢，题晦意隐，先得解题：“优”者，优缺也，“仕”而能补优缺，则不能靠高考进身也明矣。这“仕而优”的来历，大抵不外有三：一、出身贵家门第，或将门后裔；二、阔人的女婿，或显要的舅爷；三、跟显要一齐阔起来的他的密友或者马弁。因此，“仕而优则学”，一点也不算得“奇闻”，这正合乎中国的古训：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圣人对学问还得日日新而又日新，况“仕而优”者乎？

不过，成问题的却是“仕而优”下面的那一个“学”字，“学”什么呢？草拟计划，写文章，写演讲稿，有“学而优”者在，有秘书，有顾问，用不着自己来“伤脑筋”。聪明一点，或者有点儿根基的，就学写字，学画行，学写招牌，题匾额，写中堂；有时也学做诗，酒绿灯红，姘头在抱的良宵，弹弹“醉枕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旧调；稍不如意，则学念佛，打坐，参禅，或者学装病。这是风雅一点的“仕而优”者的“学”。至于因父兄暴“阔”而“仕优”的土佬，或者不识之无，用枪杆打定了天下的英雄，或者是英雄所提拔出来的马弁，这一流的“仕而优”者，学的大抵是：怎样摆威风，打官腔；恩人的一步一趋，他也要学，最后，也学长生不老。

但不论有怎样的分别，有一点总是相同的：面子上学清廉而腰包要涨，这是易学难工的最奥秘的一门。学成了的便终身受用不浅，学不成的则往往送了性命。

因为先有了“仕而优”，所以才需要“学而优”；倘若没有后者，则前者的公事不能办，办不通，计画，文章，演词，也没有人草拟，他也就不能“仕而优”了。但倘而没有前者呢，意见则颇不一致，有的说，倘没有前者的分踞了优缺，“学而优”者的“仕”也就可以“优”了，这有点近于革命论，危险得很，不足为训；所以还是“仕而优”者底口吻较为妥贴，就是：不是我们，谁要你们这批书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先贤的遗训，没有谁敢驳的；但证之以新的事例，却未必尽然，有时劳力者可以治人，而劳心者也可被治于人。自然，倘说苦力可以做大官，那简直是发大昏。

所以，这“仕而优则学”与“学而优则仕”的连理性，简直是扭结不清，照新派人的口吻来说，就是互相“渗透”，互相“矛盾”，惟其如此，才有“学而优”的不“仕”，“仕而优”的不“学”；于是乎才招来了高考罢。

载三卷五期（1942年2月出版）

吃

／马宗融／

有一天大家高了兴去听旧戏，座头拣的是楼下偏右的一方。隔座的前排椅子里塞满了一个肥人，他的头要是埋下去，你仿佛会看见一个方块的胀鼓鼓的棉花包子。我们初发见他时，他正在咬甘蔗，那削成一段一段的摆在盘子里的似乎杀不住他的火，他另要了一长节在那里撕扯。隔一会再注意到他时，他又在吃豆腐干，又一会茶叶蛋，于是引得我不断地去看他，只见他放下这样吃那样，吞尽那样又买这样，中间以烟、瓜子作幕外活动，一直到终场，他没有停过吃。戏园也凑趣，设了许多提篮叫卖的，他们的叫声和台上的唱声一呼一应，真是别有风味。也就因此我们的方块先生才没有绝过一分钟的粮，并替他引出了不少的同调者来。

他那动作不息的嘴引起我许多的繁想：记得在伦敦时，每周必往一个公开集会去听讲演，座中有一个女子，除了裙外，上衣、领结、外套等与男子无别，口里含着烟，手里就预备糖，烟刚完就把糖塞进口，糖还没有尽时，烟又燃了。如此直到散会。这是个典型的女同志，不过领导还没有成功，所以我不敢说这就是伦敦某部分人物的风气。但在我唯一坐过的中国火车，京沪线车上，那种情况就难说不是一种旅行者的共通习惯了。只拿叫卖的人来说吧，他放下梨子香蕉，就来豆腐干，走过一转，又换成一篓咸牛肉，轮流不息，叫的声音也悠扬，也凄楚，尤其是在晚上；他一走过，在我的眼中至少要现出若干动着的嘴，耳里还要贯入些唧唧的声音。人虽坐得空隙俱无，许多人茶还是要泡的，于是窗沿上，地下都可以发见几把茶壶，这虽是三等车的情形，一二等车里也是一样，不过表面上漂亮些罢了。据我个人的阅历，这怕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足见我国人的吃喝是“不可须臾离”的了。

罗素到湖南演说，湖南督军请他吃饭，据说百味杂陈，到他已不能举著了，席还未上到一半；就是酒也是各色俱备，主人还谦说只是一顿便饭，罗素就由不得要表示极端惊讶了。的确，我们寻常请客，到终席前上座菜时，除了极有理性的节食主义者外，莫不感到腹胀欲裂。罗素既受了我们督军的恭维，又吃了我们的油大，所以不好太说我们的坏话，否则怕不把爱斯基摩人来比拟我们？

爱斯基摩人的吃说来也真是可怕。这是一群在北极冰天雪窖里生活着的民族，据赖都尔诺（Ch．Letourneau）说他们要算驯鹿时代欧洲人的祖先，但也说他们是蒙古风的原始民族，文化最低的黄种人。这我们都不去细究，因为这还是一个待决的问题。

爱斯基摩人（Esguismaux）的食量真有出人意料以外的大，只一个少年的爱斯基摩人在二十四点钟内就吃了八磅半的海豹肉，一部分生的和冻的，一部分煮熟的，另外还吃一镑又六分之一的面包，再加上一罐半极厚的菜汤，三杯葡萄酒，一大杯grog（糖水、烧酒、柠檬混合成的饮品），又五瓶水。

英人罗士船长（Capitaine Ross）谈过这样一回事：有一天，一些英国人杀死了一条麝香牛抛给一小群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就亲见了一次饱餐大会。这些土人把死兽的前半身完全割成些长条，用一个整天的功夫把它一齐吃掉。这长条是一个传一个地吃，很快地就由长而短而尽了。每个预餐的人尽量地把长条的一头向嘴里塞，塞到没法再塞了，然后用刀齐着鼻子割断，还尽力地嗅着肉香递给别个。有时吃不了，要缓口气，便横躺到他们的床上去，一面哀叹着自己不能再吃，只要一有再行进食的可能，他们又狂吞大嚼起来。这因为他们虽则躺下，手里剩的肉和握的刀仍旧没有丢开的。

什么浓腻的东西他们都喜欢吃，英人巴里船长（Capitaine Parry）遇见过一些爱斯基摩人把海豹的生油也抢着大吃特吃；英人皮袋里剩的油也被他们吸得一滴无存。就是三岁的孩子们也能吞食生鱼，吸饮生油和成年人的贪馋无异。所以罗士把爱斯基摩人比作猛兽一样，他最大的快乐就只吃，吃了又吃。但他们到底是人，惬意的自不止这一件事，不过这是享乐中最痛快的一件罢了。我们且看李容船长（Capitaine Lyon）如何给我们描写一餐爱斯基摩人的盛宴：“辜里杜克使我看见了另一种爱斯基摩人的新餐法。他一直吃到迷醉了，脸上发红，发烧，口也大张着。在他旁边坐的他的妻子阿尔纳鲁阿，看守着她的丈夫，替他用食指尽力塞到口里一大块一大块的半熟的肉。到他的嘴已塞满了，她就齐唇边把余肉割下。他慢慢地嚼，到刚觉有点空隙，又是一团生油塞了进去。在这样进餐的时候，这幸福的人动也不动，只有下巴才微微动着，连眼睛也不要睁；可是每逢他的食物能留出个空子使声音通得过时，他就要发出一种很有表情的哼声，以示他的满意。他嚼得油流到满脸满颈都是，我因而相信一个人若是吃得太过，喝得太多就越近乎禽兽了”。

这是美洲的爱斯基摩人，还有居在亚洲，和阿纳第尔河流（Anatir）相近，受了俄国化的朱赤（Tchoutches）族，也与他们的食欲不相上下。有一家八口的人家，每顿要吃二十公斤的鱼，用茶下着吃，单是一个老人就喝了十四碗。他们用腹部贴卧在他们的茅棚里，用极可怕的脏手抓着一块一块连刺都不除的鱼就放进嘴里，嚼食后才把骨刺吐在盘里。他们吃得来响声四起，直到两个钟头之久。

又有一个康查大勒（Kamtchadales）族比朱赤族稍进步一点，他们已知道豢养驯鹿，可是食量依然不肯多让他们的同种兄弟。我们且看他们大请客时的盛况。

在北极地带住的人，生活上有两种极大的痛苦，就是寒冷和饥饿。康查大勒族的礼节就要使请客时有极丰盛的饮食和极高度的暖气，直到受也受不住了才行。在这种时会，主人不吃，耐性地等着再也吃不下了的客人来向他告饶。在宴会开始时，主客都脱得精赤条条的，这是个内部的习惯，在所有的爱斯基摩人间都是一样。客人于是尽量大吃，吃得汗流，一直要到实在没有法再吃了，才肯宣告败阵，告退时呈现主人以相当的礼物。

假如是请的几个人呢？那么，火就可以烧得小点，但吃是一样地没让手的。主人用海豹或鲸鱼的油裹成像香肠样的长条敬客。主人自己跪在客人的面前，把油裹的长条向客人嘴里尽量地塞，然后用他的刀暂齐着嘴唇把留在外面的斩下，和上述的美洲爱斯基摩女人喂她的丈夫一样。

写到这里，那方块先生的背影恍惚还在我的眼前活动。

载第1卷第3期（1934年10月20日出版）

偶然

／史卫斯／

人和人的相值永远是属于偶然，和女人，尤其是。

偶然，你可以借了那凑巧的巧妙的机缘，手里捧着一束鲜花，送到你的爱人的唇边了；而偶然，你也可以看见你的爱人把你用一片虔诚供献她的花轻轻地撕碎，完全出于意外地，使你茫然、奇诧、颓丧……

这宇宙，和那一切另外的宇宙一样，每一件事物，是完全由神秘做成的。人像是个小小的游鱼，在那雾一样的大海里，沉默着，或是挣扎着……一张眼，就是那海水，那神秘！然而对于这神秘，我们是全没知道！对于那隐秘着的深奥，是谁也不曾参悟，而且是永不会参悟，甚至于永不会有那机会的。即使我们偶然看到了一点那可怪异的奇特，而使你想到了那以外的一切，那又是怎么偶然的事呢？偶然得自己也找不出自己的信仰的根据的所在。

对于爱情，懂得较多一点的人，则是更只能缄默的。你知道那颗幽深、有弹性的、殷红的小心，是藏在那样个深远、曲折、螺形的心腔里，你就够了。你看着那两只耸然的乳峰，你也就够了。无用的思索或是其他的行为，则全不用勇敢地去试验。因为那只足以引你到一个歧途上去，一个可怕或者是伪美的歧途。

某次接到一个朋友的信，和我谈起他和一个女人的事。他那信上运用了许多技巧，动人地、夸张地叙述着他的手段。关于在公园里的一幕，他是自己也感觉到趣味的。他用了那一切年轻人所运用过的勾引的方法，于是他轻轻把那对方抓到掌里了。他最后结束是用着那两句：“老斯，我是幸福的了，你该庆贺我一下吧！”

对的，我的朋友诚然是幸福了，因为他不久可以捧着那桃色的颊，把嘴唇印上对方的啊！于是诚如他所说，写信去恭维。我写的是那样巧妙的几句：

“朋友，你不要自大自夸吧，你要知道，你的手段只是个普通的技巧呵！你要知道并不是你的钩饵特别的美丽，而原因只是女人太饿了呵……”

这样，我再轻轻用了一点幽默的语句，取笑了我的老友一下。结果他恨得一个多月没有写信给我。我在这时还意想得起，他那脸上该是现出了怎样的一个羞怒的颜色……

人和人之间，是怎样一个可怕的周遭啊！而年青人仿佛始终没有偶然地明白过一次过。人，于是就这样的，有许多惨痛的不幸的事发生了。

让这记忆永远不可磨灭地印在我们的心里吧！女人，或着是爱情，这永远是个建筑在偶然上的神秘的怪物！我们还是安分地等着，让那可望而不可及的幸运说来偶然地碰一下我们的心。

机会的有意的寻求，在这世上，和寻梦一样，就偶然实现一次也是不肯的。

载《现代》5卷4期（1934年8月出版）

穷途

／楼栖／

智识青年对于出路问题是颇为迫切的，证据就在于书坊里的新杂志上都有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既有人害病，自然就有应急的灵药。但不知是先感到了病然后才有应急的灵药呢，还是先看见了卖药的广告，这才想起自己的病来？总之，这些应急的灵药就不很灵，找来找去还是没有一条好“出路”。

古时也有所谓“出路”问题，不过和现在不大相同。古之士大夫，有一位行吟泽畔的屈原，唉唉呀呀了好些日子，唉呀出一部《离骚》，因为有些文采，一直流传到今；但他本人却悲愤于穷途末路之余，纵身一跳，投汨罗江去了。

这位三闾大夫真的到了穷途末路了么？并不是的。他是暂时失去了主子的欢心，高等奴才做不稳了，于是乎痛哭流涕。而痛哭流涕还讨不回主子的欢心，便索性跳汩罗江，拉倒。

后代公卿大臣的尸谏、死谏，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作风。至于稍不得志，便抑郁寡欢：写《离骚》无此才，投汨罗无此胆的白面书生，已是等而下之的了。

今之士大夫，便和这不同。他会变，扭身一闪，忽然土行孙似的不见了；然而用不着担心，通一通电，写一篇文章，又有了新的主子，也就有了新的“出路”。既不必抱怨主子的埋没才能，又不必悲愤自己的穷途厄运。近两年来，这种情形更甚。这边下野，那边升官，连电也不必通，文章也不必写，新的主子便赏识有加。“调整纲要”“卖国协定”又算什么呢？人有护卫，出有汽车，行坐不怕危险，就只渐渐失去了一件：自由。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今之士大夫的穷途。

常人却与士大夫不同：他既不徬徨，也不苦闷，他不急急于找出路，而是脚踏实地的在走。倘使没有路呢？便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遇荆棘则披斩。到了真的途穷时，勒紧裤带，还是走。最后总有一条出路在眼前：迫上梁山，别有天地。

自然也有倒在中途，死于沟壑的；但这是弱者，也就是为一般所诟病的没出息的人，毫不足道。

然而，关心世道人心的正人君子之流，却又担心青年人的误入歧途了。只要青年一走动，他们便惊心动魄，连忙喝住。即使是救国之道吧，他们也有话可说的：什么“国固然要救，而偏激却不应该”等等。他们最大的目的，便是不要走，把所有青年人愿意走的路都封塞起来，用人工造成处处是“穷途”，然后留下了一条出路：向上爬。

可惜青年人又仿佛不愿意爬，他宁可踏破铁鞋地走。没有办法，只好封路，竖一块“此路不通”的牌子。然而“本来就没有路，路是给踏践出来的”。奈何？

既然本来就没有路，也就没有所谓“穷途”了。这穷途，其实也是心造的幻影。大胆的迈步跨过去，懦怯的便畏缩不前，终而停了下来。

可见辟路时需要智慧，走路时需要勇气，否则到底还是不行的。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于柳州山中

载一卷五期（1941年1月出版）

都会之音

／丰子恺／

都会常把物质文明所产生的精巧、玲珑、而便利的种种用品输送到乡村去，或显示给乡村看。这好像是都会对乡村的福音，其实却害苦了乡村的人！他们在粗陋、简朴、荒凉、寂寥的环境里受了这种进步的物品的诱惑，便热烈地憧景于繁华的都会生活的幸福，而在相形之下愈见自己这环境的荒寂与生活的不幸；然而不能插翅飞向都会去。这好比把胭脂、花粉、弓鞋、月绵投进无期徒刑的男牢里。

从前有一句俗语，形容局部与全体的关系的，叫做“拾得了苏州袜带儿”。意思是说：布衣草裳的乡下穷人拾得了一只当时认为服装最时髦的苏州人的袜带儿，须得把原有的袜、鞋、裤、衣、帽，以至房子、老婆等统统换过，方才配用。不换过时，用了这袜带儿不配得可笑。现在都会把物质文明所产生的各种精巧、玲珑而便利的用品输送到穷乡去，正同教乡下人拾得苏州袜带儿一样。若要使他们配用，须得把乡村全部改造，不改造时，其不配也可笑。

小小的一匣火柴，在乡村里有时被显衬得异常精巧。因为在那里还有火钵头的存在。烧饭时放些火灰在钵头里，种两个柴头在里面，便可一天到晚有火，而不费一文。所以他们非不得已时不擦火柴，买了一匣火柴可以用个把月。然而近来都会里输送过来的火柴，忽然匣子扁了，分量减少而价钱增贵了。这在都会人看来原是物品的进步，塞在洋装或摩登服装的袋里比前便利得多。至于量少价贵，差一两个铜板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乡下人想不通这个用意，享不到这种便利。不得已时，也只得买一匣扁火柴来和火钵头并列着。都会人对于扁火柴还不满足，又造出精巧玲珑的打火灯来，也把它们输送到乡村去。有时打火灯也同火钵头会在一块，看了觉得好笑。又如香烟这种消耗品，近年来流行的普遍实在可惊。乡村里的老太太出街上时，为了手头找不到水烟筒，有时也用拇指和食指撮住了一根香烟而塞在扁嘴里吸，样子怪新奇。至于乡下毛头小伙子，吸香烟已成常事。三个铜板买两支，把一支储藏在耳朵里，拿一支来吸。一时用脱三个铜板数目原也不大，然而连日累月地计算起来，香烟的用费比从前吸老烟贵到数倍，乡下人暗中被香烟的诱惑骗去不少的钱！在没有流行这种便利的烟草以前，乡下人出街时自带老烟筒，不带的也可到店家去白吸几筒水烟。然而现在与前不同：身上有几个铜板的人出门就不带烟筒，店家也不再备烟请客。因为巷口、市梢，处处都有香烟的另售处了。原匣的香烟，里面有灿烂发光的锡纸包，五彩精印的画片，外面有精确华丽的纸匣儿。这些装璜都是在物质文明的都会里用进步的机器制出来的。然而放在土岸上芦菲棚下的茶摊上许多衣衫褴褛的人所围着的板桌上，其不调和也很可笑。若拿这些吃茶的人和画片上所绘的摩登女子比较起来，前者都好像是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不然，后者便好像不是人而是一种玩具。都会人当作果壳儿抛弃的香烟罐头，乡下老太太讨得了一只视同无价之宝，供在灶山上当作茶叶瓶，令子孙世世代代地实用下去。

小小一粒洋纽扣，在乡村里也难得妥当的地方可以安置。这是机器的产物，原为洋装的衬衫、“大英皮”的皮鞋等服装而制造。一到乡村里，就被装在老布棉衣的襟上，三寸金莲的高高的脚山上。还有什么“摩登”的衣料，上面织着与都会里舞场上的环境相配的图案，也被输送到穷乡僻壤里去推销。有时披在跪在城隍菩萨面前求签的女子的身上，有时裹在扶着凤冠霞帔的新娘子上花轿的女傧相身上。这种地方有时还有洋装人物出现，使人看了兴起时代错误之感。洋装的人在这种环境里真被待［怠］慢：冬天，乡村的房子前后通风，又不装火炉，在室内不脱帽子和大衣有乖洋风，脱了实在冷不可当。夏天，乡村里既无风扇，又无刨冰，更无冷气。重重叠叠的汗衫、衬衫和上衣，外加枷锁链条一般的硬领和领带，穿了几天可以使人发痧，大英皮鞋走在尖角石子的路上要擦破皮，走在泥路上要滑交，脚趾儿非时时用劲不可。我推想他们在艰苦的时候一定会惦记起都会来：冬暖夏凉的洋房，开阔的水门汀，平整的柏油路，闪亮的漆地板，以及软软的地毯。也许他们自认为都会的人，不幸而暂时流落在这破陋的乡的；也许他们抱着大志，要改造全部乡村的环境来适应他们的服装，同换过全身衣服和房子、老婆来配用苏州袜带儿一样。

饮食方面也有这种状态：汽水和各种洋式糖果近来也输送到乡下去。汽水的味道并不特别好，饮了不醉也不饱；不过据说是蒸溜水制的，作为夏日的饮料大合卫生。卫生是“性命交关”的事，谁敢反对呢？然而据我所见，励行卫生大都不能彻底，实甚可惜。怕毒菌和微生虫的人，要把水煮得沸，要把菜蔬煮得熟。然而他们对于杯、碗、筷、瓢以及厨子的用具和手，却不甚彻底调查其清洁与否。这种用具的清洁与否，不想则已，细想起来都是靠不住的。防接触传染的人，裹足不向疾病流行的地带去，绝对不到病人或死人的家里去。然而他们出门坐电车时也用手吊住车门口的铜柱，旋开车箱的门，拉住车箱内的拉手。他们兑换及买物时也会接受到不知经过谁人的手的银洋、角子和铜板，而且把它们宝藏在怀中。这种铜柱、门闩、拉手和银洋，角子、铜板上面，有没有病菌停留着呢？天晓得！还有防空气传染的人，出门用套子把口鼻蒙住，然而他吃饭时能否也戴套子？他的家里能否自制一种空气，使与外界的大气完全隔绝？总之，励行卫生原可减少传染的机会，但是很不彻底。而在乡下“马虎”尤甚。这种蒸溜水制的汽水，原是注重卫生而又生活阔绰的都会人的饮料。他们以蒸溜的汽水代茶喝，在卫生上总较妥当些。况且有钱没处用，乐得阔绰罢。然而这东西流行到乡村来，很不适当。并非说乡村的人都贱，不配饮汽水。实因与乡村生活的“马虎”的习惯和环境不合。常见小市镇上狭狭的一条市河里，上流有人洗马桶，下流有人淘米，或者挑饮水。常见乡村人家的饭箩上，乌丛丛地盖着一层苍蝇。常见饭粒里夹着苍蝇的死骸，而见者吃者恬不为怪。度着这样“马虎”的生活的人，其实无需乎出重价来购饮蒸溜的汽水。然而都会管自把汽水输进乡下来，那些汽水瓶儿亮晶晶地倒挂在乡村的糖果店门口，怪诱惑的。身上有两只角子的好奇者都要尝试一下看。开瓶时先吓坏了几个旁观者，然后用大拇指尽力抵住瓶口，总算饮了喷剩的大半瓶汽水，然而大拇指上的汗汁和龌龊也一并饮进在肚里了。洋式的糖果听说会在乡村间闹过笑话：会有人把橡皮糖的渣滓吞下肚子里去；觉悟了这错误之后，他吃杏仁糖时舔尽了外裹的糖衣，就把内藏的杏仁当作果核，吐在地上给狗子吃。都会里的“吃客”，在这一点上可以骄人，笑指这种乡村人为“猪头三”。其实“吃客”和“猪头三”都是时代错误的现世社会中可笑的产物。

交通的发达，常把都会的面影更整块地显示给乡村人看，对他们作更强的诱惑。火车所穿过的地方，处处是矮屋茅棚集成的乡村。当电灯开得闪亮的特别夜快通车的头贰等车厢载了正在喷雪茄、吃大菜的洋装阔客而通过这些乡村的时候，在乡村人看来正像一朵载着一群活神仙的彩云飞驰而过。由此想见都会真是天堂一般的好地方；然而在他们是可望而不可接的！飞机轧轧地在乡村的天空中盘旋。有时司机人要装威风给乡下人看，故意飞得很低，几乎带倒了草棚的屋脊，吓得屋里的人逃出屋外来，屋外的人逃进屋里去。慢吞吞地荡着摆渡船的人举头望着风驰电掣的飞机，当作大鹏鸟看，不相信这是和他的摆渡船同类的一种交通器具。

最活跃地把都会之音输送到乡村来诱惑乡下人的，莫如最近盛行的无线电收音机。不久以前，乡下的老太太们听了留声机“唱洋戏”，曾经猜疑有小人躲在那小箱子里面吹唱。这个疑案尚未解决，现在又来了一种不须转动而自会吹弹歌唱的小箱子。以前的留声机所唱的，虽然乡下人都称为“洋戏”，其实就是乡村间常演的“戏文”里的腔调，在乡下人都能鉴赏；这不是都会专有之音，而是乡村原有之音，故对于环境总算是调和的。现在的收音机所发的音，就有许多与乡村很不调和的都会之音：油腔滑调的对白，都会风的弹唱，“像煞有介事”的演说，“肉麻连气”的跳舞音乐，加之以各大马路各大商店的广告。娇滴滴的女声抑扬顿挫说着：“诸位要新式服装，请到×马路××绸缎局。花样时新，价钱便宜，招待诚恳。公馆里打电话来，立刻把货样送到府上。电话号吗×××××，请注意”。“诸位要吃大菜，请到×马路××公司，物事精美，招待周到。座位幽雅，价钱相巧”。下面仰起了头听着的是一班鹑衣百结而面有菜色的农人，不过这菜色不是大菜之色。收音机不啻是专把繁华的都会的幸福报告给穷屈的乡村人听的机器。

以上所说，自火柴以至收音机，都是物质文明对人生的贡献，都是传人乡村的都会之音。然而乡村人从这些所受得的是什么呢？无他，只有惊异、诱惑和可笑的不称。“乡下人拾得了苏州袜带儿”，原是不用的，除非换过周身的衣服，造过房子，讨过老婆。现在中国无数的乡村，好比无数拾得了苏州袜带儿的乡下人，但他们都没有换过衣服，造过房子，讨过老婆，而被强迫用着这条时髦的袜带儿，因此演成了可笑的状态。

都会之音用了种种方式传达到乡村去，使得乡村好像乡下人拾得了苏州袜带儿。乡村之音也可用种种方式传达到都会去。但恐都会对他们好像苏州人拾得了乡下破草鞋，丢进垃圾桶里了。

原集《都会之音》代序。廿四年四月十二日作

载第2卷第5期（1935年5月20日出版）

补考——“仕而优则学”的又一解

／楼栖／

我在《野草》上《应考》的文章，给一位在长沙“仕而”未“优”的朋友读到了，写了信来，提出他的不同的意见。转述无趣，不如节录：

不过，据我所知，似乎还有一些仕而优的人，他不但学而已矣，而且还是一切学术的权威大师，甚或垄断一切学术。他常常批评谁的文章放屁，谁的书读得太少，又指给人读那种有价值的书，或不许看那种没价值的书……

诚如这位朋友云，比我说的是“更胜一筹”了，那就算我前次的“应考”是落第了吧。

尽管一个人的出身怎样微贱，但一旦跃登“仕”途，高踞“优”缺，那他就可以自命不凡，一切学术仿佛都给他捏在掌握里。其原由大抵不外是：“文章乃千古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过去科举时代，“仕而优”者往往就是“学而优”者。革命以后，虽然时移势易，情境不同，但余风犹在，依然值得神往。不学的人，偏偏要借古人而自重，用以掩饰过去的微贱，抑且企图挤身于士林。早几年前，拼命提倡读经的英雄，并不是钻研有素的经学大家，倒是用枪杆打出了江山的“仕而优”者——正是一个好例。

“学而优”者不“仕”以后，过去的光荣从此没落了，“学”和“仕”便真正脱了节。然而学者毕竟是学者，究竟还有一点虚名，但虚名也毕竟是虚名，始终免不了要卖身投靠，而买之的人，便索性连这仅有的虚名也给取而代之了。这样，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毕竟“革”过了“命”，但同时也说明了这“命”“革”得怎样的合乎“中庸”，一点也不偏激。

中国的“学而优”，一向就只是一个虚名，只要能够“仕而优”，学优与否倒是不成问题的。这也不是革命以后的事，而是早已如此的了。科举时代，“学而优”是“仕而优”的敲门砖，但后来可以捐官——不学也能仕了。再演变下去，枪杆打定了江山，“学而优”就变作了“仕而优”的垫脚凳，那些“仕而优”者要做“一切学术的权威大师”，甚而要这样，要那样，正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不信，你试查查那些主考官的底细去看！

一九四二年三月抄于桂林

载四卷一、二期合刊（1942年5月出版）

“十载一来复”

／郭沫若／

事情的确是有偶然的凑巧。

这一次我于十一月十四日离开上海，在动身的前一天写了几首诗，其中有一首是：

十载一来复，于今又毁家。
毁家何为者？为建新中华。

因为距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我从日本逃回来，刚刚十年了。

到了香港之后偶然想起，十年前在这儿的六国饭店曾经做过一首诗，起句也正是“十载一来复”：

十载一来复，香港忆旧游。
兴亡增感慨，有责在肩头。

这诗我是完全忘记了，这次不来香港，恐怕是永远记不起来的。

我算是三次来过香港，恰巧是十年来一次；第一次是一九二七，第二次是一九三七，这一次是一九四七。

第一次是参加了南昌的八一革命，在汕头失败，由神泉乘帆船漂流而来。

第二次是上海成了孤岛之后，从日寇的重围中脱出。

这一次呢，我也同样地获得了再生之感。

偶然的巧合积上了三次了。量的累积要起质变，偶然要成为必然。

再隔十年我必然要回来香港。

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是人民的中国，而我这个中国的人民当然有绝对的旅行的自由了。

载《野草文丛8·春日》（1948年2月出版）

药

／缪崇群／

病人希望中的药，就仿佛寻常人们所憧憬着的光明；光明可以引照人们到幸福的园地，药会把病者领上健康的路途。光明和灵丹究竟在哪里，这是无须追问的，人生活着，人生活在他的希望里。

希望——希望——无论你是轻轻的念着，或是重重地叫着，这两个字音的响亮，委实能够表现了它的本身是不会死亡的。希望里有光明，希望里有药剂，希望里有着一切，它们都是永生的。然而那些感到生命空幻与寂寞的人们，是不是竟把它们看成了写在流水上面的字呢？

也许有人说，空幻的寂寞的生，勿宁空幻的寂寞的死，伟大的希望正如同一片伟大的海！

在历史上有过秦始皇（我知道世上还有更多更多的所谓豪杰与英雄）登了帝王之极，还想独姓传至万世；焚书坑儒之后，又遣徐福到那茫茫的东瀛，可是终结也没有看见一只归来的帆影，曾经给他取得了长生不老的方剂。他生在无限的光明和万能的药剂的希望里，他死去了，也正是在他这种伟大的希望里死去了。如果说希望不死，那也许光明和药与俱罢？

人，伟人……生活在所谓海洋的希望里的人哪，我真是不知道有什么不比写在流水上的字迹更空幻更寂寞一些的了。

也许有人说，希望是超生活的，光明与药还是不灭的东西。过去的一些所谓超人，圣哲的行迹，不也是占满了许多卷帙而且一直传流到如今么？为了他的希望中的道义，苏格拉底不是饮毒鸩如甘饴么？替人赎罪的不是有坦然地背上了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么？拯救众生使他们超脱于现实的苦海的不是有弃权贵如敝履的释伽牟尼么？……

我知道了，希望仍旧是不死的，超生活的，不但在这个世界上，还另外存到别一个载覆之间的。

无虑千百，无虑万千的有了超人和圣哲的门徒：黑暗也是他们的光明；信仰就等于他们的方剂；他们的希望在乌托邦，在天堂，在极乐的“西方”。把一切放到未来，生是准备着受难，而死才是苏生的一种目的。……

人，超人……把一切寄托于信仰里的人哪！我常常想问：天堂之阙，是开着等候你们了，那地狱的门，难道永扃着，是让它空陈的么？你们会超脱了，谁又去“轮回”呢？

想起了谁说过，“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那就是没有真理的真理”。倘使剽窃了他的话来应用，那么现在我可以很轻松地吐出了我的句子——

“人生的希望，也最好是没有希望的那种希望”。但，我说这样的话，同时觉得世间再也没有比它更空幻更寂寞的了！

半生的岁月，已同唏去的薤露；光明并没有在我的面前现过一线。似乎为憧憬而生的一对眼睛，像是早被云雾遮掩了。鼓励我的人们说：

——光明，在前头，追求啊！

十年的痼疾，没有一种药曾经给我些微的效力。健康的路途，离着我像我离着天上的星辰。怀念我的人们说：

——治疗呀！某种药是使某人的病霍然了。

在记忆里，几个我所爱的比爱我自己还甚的人，当他们失望的时候我也对他们说过那些比人家鼓励我的还警醒的句子。他们病了的时节，我就亲自为他们张罗药剂——药能使他们霍然的。怕几分钱一钱的川朴或云苓不中用，便择最贵的一种才称心，然而吃下去也无效验。自己苦闷着不愿意说的却常常被人说了，“又不是仙丹”意在言外地承认了药也不过是希望尔尔；希望的难实现，恐怕正如同仙丹之不在人间了。

光明和药，以后我再也不去追求了：说它们在前头，可是我所知道却已埋进了坟墓。

载《现代》4卷6期（1934年4月出版）

择配救济

／任白戈／

以前我是不大知道有济良所这一类救济机关的。知道了以后，总以为这一类救济机关一定是着重于妇女独立生活技能的养成，而她们的出路应该是工厂或商店乃至于一切职业的机关。现在才知道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据近日在各个报纸上所得的消息：济良所救济妇女的救济方法就如那些古老的家庭打发女儿一样，不过是大批大批地公开择配，表面上似乎多带一点买卖式的性质而已。最近杭州济良所竟一下为了九个妇女择配，而且为了九对新夫妇举行空前的集团结婚。礼堂是大光明戏院，证婚人是一百十三岁的耆老和堂堂正正的救济院长，观礼者不下三千人，大家都兴高采烈，掌声不绝，总可算是一种庄严隆重的典礼了。我想，这九对新夫妇一定要感觉得荣幸而愉快的吧。

这种办法是很好的：第一，使这些妇女的生活问题解决了，说得远一点，也可说是终身的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再不需要什么救济院来救济；第二，使将来的这一类的妇女更容易解决，以前许多耻于到济良所来择配的男子以后便要趋之若鹜了，说不定济良所将会直接改为婚姻介绍所；这样一来，一则可以解决一部分妇女的失业问题，一则可以减少政府许多无谓的消耗，结果是两全其美。但有一点还得顾虑，就是能够到济良所来择配的男子来源问题。倘若说是到这里来择配的男子都是在外面不大容易择配的吧，那这些妇女所仰望而终身的择配也就不大容易；倘若说是到这里择配的男子也是在外面容易择配的吧，那这些妇女所仰望而终身的择配或更不大容易。其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别的许多也得救济的妇女又怎样办呢？济良所是不是都能够按照这样救济呢？

记得幽默大师曾经在一个女学校里说过这样的话：结婚就是妇女的职业。这，我们也很明白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不过，要是以这既成的事实来作为根据，主张妇女的职业问题之解决就是结婚，那真是叫人只有啼笑皆非，幽默不得。经过了若干年妇女的奋斗，洒过了若干万妇女的血泪，到今日仅有少部分妇女才由家庭拖到社会上来，而马上又要她们回转到家庭去，历史未免太会反悔了。妇女的职业问题也就是妇女的经济独立问题，经济独立应该是妇女一切解放的唯一先决条件，而且这也就是妇女底唯一出路，这是不待说的吧？妇女要得着经济独立，自然也如男子的得着职业一样地困难，整个社会的失业问题不能解决，这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许多人都于无法之中主张妇女以结婚为职业，重新回到家庭去。然而这只是一个便宜的办法，决不是一个妥当的办法，结局还是使人不能闲适的。难道妇女一结了婚回到家庭里去就可以一丝不挂地成天抱着丈夫吃口水吗？就表面上看来，也许少数的妇女是将暂时的生活问题解决了，但性灵会哭呢。整个的社会问题还不说，层出不穷的家庭纠纷和惨剧又应当作怎样的说明？在这里，我觉到的济良所那种以择配作为被救济的妇女的唯一的出路，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幽默，同时我希望那些参加结婚典礼的人，不忙那样兴高采烈，掌声不绝。

载第2卷第3期（1935年4月20日出版）

chapter 3　文谈雅闲

人类的同情

／周木斋(1)／

世间最难得的是同情，也是最宝贵的。只有法西斯主义者的热狂的呓语，才说同情是弱者的、病态的表现。其实这种说法才是法西斯主义者本身之独夫的、残酷的、病态的、可怜的总暴露和总反映。

法西斯主义者之间，按照“惺惺惜惺惺”的俗说，似乎也有所谓“同情”。但这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产物，同则同矣，而未必情，因为同情是指人情而言，根本已经丧失人性，怎么还有人情？

侵略、压迫、榨取、屠杀、奸淫、明抢、暗偷、麻醉、毒化、乌烟瘴气、漆黑一团，交织成了法西斯的密网，涂炭生灵、摧残生机、窒息生气，总之，归根是要毁灭一切，别说是人性了，更已堕落至于兽性以下。

被疾恶如仇的法西斯主义者，同情是丧失尽净了，受国外的正义的谴责，受国内的人民的厌反，因而也就是寄于另一方面的抗战者以同情。呼吁、援助、参加，是同情直接舒展开放出来的花朵。

粉饰欺骗，游说诱惑，法西斯侵略者用这些去诈取“同情”，“同情”它们的罪恶和孽绩。可惜同情并非收买所能得到，非卖品乃是无价的，不识相的收获，徒然使人厌恶，嗤之以鼻，自讨没趣。

基于认识法西斯是人类的祸根而发的，有苏联全国盈满的同情；基于维护民治制度而发的，有英美法等民主国家的同情；基于负有同样使命而发的，有西班牙政府人民的同情；基于愤恨于侵略而发的，有弱小民族如印度等的同情；基于法西斯侵略者的竭泽而渔所发的，有其本国人民大众的同情。这同情是人类的、伟大的，充塞乎天地之间。

同情的广泛和深切，至使主张非武力抵抗的甘地，也绝不愿意向中国人主张非武力抵抗。即使他的理由是：“甘地在原则上虽然并不赞成用武力去抵抗，但他认为一个民族不容易马上运用非武力方法。”不过他是牢不可破的非武力抵抗主义者，这理由说不定还是由于矜持之故，而实际已经向中国的抗战点头了。这是容易的么？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同情之深，能无感动！

载《鲁迅风》第6期（1939年2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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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振闻”。

春愁

／郁达夫／

说秋月不如春月的，毕竟是“只解欢娱不解愁”的女孩子们的感觉。像我们男子，尤其是到了中年的我们这些男子，恐怕到得春来，总不免有许多懊恼与愁思。

第一，生理上就有许多不舒服的变化，腰骨会感到酸痛，全体筋络，会觉得疏懒。做起事情来容易厌倦，容易颠倒。由生理的反射，心理上自然也不得不大受影响。譬如无缘无故会感到不安、恐怖，以及其他的种种心状，若焦躁、烦闷之类。

而感觉得最切最普遍的一种春愁，却是“生也有涯”的我们这些人类和周围大自然界的对比。

年去年来，花月风云的现象，是一度一番，会重新过去，从前是常常如此，将来也绝不会改变的。可是人呢？号为万物之灵的人呢？却一年比一年的老了。由浑噩无知的童年，一进就进入了满贮着性的苦闷、智的苦闷的青春。再不几年，就得渐渐的衰，渐渐的老下去。

从前住在上海，春天看不见花草，听不到鸟声，每以为无四季变换的洋场十里，是劳动者们的永久地狱。对于春，非但感到了恐怖，并且也感到了敌意，这当然是春愁。现在住上了杭州，到处可以看湖山，到处可以听黄鸟，但春浓反显得人老，对于春又新起了一番妒意，春愁可更加厚了。

在我个人，并且还有一种每年来复的神经性失眠的症状，是从春暮开始，入夏剧烈，到秋方能痊治的老病。对这死症的恐怖，比病上了身，实际上所受的肉体的苦痛还要厉害。所以春对我，绝对不能融洽，不能忍受。年纪轻一点的时候，每思到一个终年没有春到的地方去做人；在当时单凭一种幻想，也可以把我的春愁减杀一点，过几刻快活的时间。现在中年了，理智发达，头脑固定，幻想没有了。一遇到春，就只有愁虑，只有恐惧。

去年因为新搬上杭州来过春天，近郊的有许多地方，还不曾去跑过，所以二三四的几个月，就完全化去在闲行跋涉的筋肉劳动之上，觉得身体还勉强对付了过去。今年可不对了，曾经去过的地方，不想再去，而新的可以娱春的方法，又还没有发见。去旅行么？既无同伴，又缺少旅费。读书么？写文章么？未拿起书本，未捏着笔，心里就烦躁得要命。喝酒也岂能长醉，恋爱是尤其没有资格了。

想到了最后，我只好希望着一种不意的大事件的发生，譬如“一·二八”那么的飞机炸弹的来临，或大地震、大革命的勃发之类，或者可以把我的春愁驱散，或者简直可以把我的躯体毁去，但结果，这当然也不过是一种无望之望，同少年时代一样的一种幻想而已。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

载《文饭小品》第2期（1935年3月出版）

谈忍

／徐诗荃(1)／

自注：今兹屡屡作这一套空文章，好像国文教师的试卷：“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或“论礼义廉耻”。其实也不尽然。世上除了谈“风花雪月”“琴棋书画”的外，也尽有谈唯心唯识的人，见智见仁，有趣有益，悉听尊便，各有千秋。言之有物固佳，言无物之物亦妙。这里一些话，是若干日前读《大公报》文艺副刊——便是那“报屁股”——上苦茶庵主某文钞之序而想起的，序中引杜牧之诗“忍过事堪喜”，深有抑扬宗旨，勉励后学之语云。

圣言瞳立义，“忍”，“法忍”，是“忍可”义，非“忍耐”义，观法智忍，必证法智，乃见真如。这是一说。

佛家谈忍耐么？有的，是方便，不起于嗔，以达无我人众生寿者，离相寂灭之究竟。如“忍辱”、“忍苦”之类……因其是方便，非究竟，终属小行，所以佛子不能软如棉花，也可以持杖便打的。这又是一说。

说起来，忍耐也不是小事。英雄而吃亏，往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好像他后来另有大谋略在。然则忍者，是含容，退让，一出于不得已。世间到处有亏可吃，吃亏而能忍，已不是容易事，而不得不忍，更不是好事情。

举个例吧：“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然则只好忍耐过去了，这后来的境界呢？“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喜的意思一点没有，也还不敢怨怒或悲哀。

然则说“喜”者，也还是无可奈何之辞。聊以自慰之言，想来也许还是“剥极必复”的道理吧！黑暗的事随黑暗一同完结了，另拓出一番境界来：朝霞，旭日，伟大的正午，人类最高的希望。——所以喜，在于其复，不在于其剥。否则，是“可悲”的。

这“可悲”是无法解除的，人类不能往回愿望，只能对将来希望，一往不可追，譬如一件心爱的瓷器给打破了。于是往往光明者一化而为黑暗者，原是救人者也化为虐待者，使人痛苦者。但这些道理还不如不谈吧，现代社会里也正多这种人，如许多“投笔从戎”的英雄，或“走胡走越”的志士皆是。

然而几乎支配了两千年的伦理，为古之读书人与今之读书人所摇头晃脑津津乐道者，是两千年前孟老夫子的碰壁之言：“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直到“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章书。换言之，要“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父兄以此教子弟，先生以此教学生，极峰以此训属员，只不知爱人以此相对语否耳？

为什么要能人之所不能，忍人之所不忍呢？——为什么动心忍性，然后方能增益其所不能呢？——这道理非末学所道。读起来音节很朗朗，仿佛是大道理，但有此因必有彼果，这道理没有给我们明白。

照我们不是圣人之徒之脑筋推想，“大任”本是模糊影响的东西，是另外一回事，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是否便是完成这大任的方法，是另一问题。如果叫读书人当一个泥水匠，要盖成一所房子，这道理大概是对的，因为他必得为工业，走进工场，动手搬砖头木料。否则这道理是难于讲解的。

但孟老夫子着重之处，还在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道理。纵令这是一贯的因果关系吧，也就是将凡人当煨栗似的多烧焦一点，然后能软熟，香甜，有味，“增益其所不能”；增加一点味道了。——这正是尼采所斥为吃人者的哲学（Menschenfresser）。

倘若这话说的不太过火，我将说世事之坏，小半由于无知，但大半是由“忍人”弄出来的。由坚忍化为残忍，犹水之就下也。真所谓“维彼忍心，是顾是复”。廿四史之为廿四史，无非一班“动心忍性”人行为的记录。我相信现代中国教育，没有出这范围。

举个例吧：如有人不得不当奴才，一个主子是一个旧式世家，另一主子是由茶房boy之类做到达官显宦的，我将劝其服事前者，何以呢？因为后者大概是动心忍性的人物，其凶残狠毒，欣赏旁人的痛苦，将远过于前者，何以呢？因为他曾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为什么忍己然后必忍人呢？受痛苦深而吝惜旁人的痛苦的也有吧，那是托尔斯太写过的《复仇》里的主角，一平常人被诬为杀人盗，被关在牢里，一世也完了。终于发现一个牢囚正是那一案的真凶手，又值该犯越狱，他也没有告发，而想念自己也须发皆白了，便默然而死。——这正是托尔斯太的和平主义，也即佛氏所谓“大悲”，凡夫子生死之际也能有此慈悲。但难的是所谓忍辱波罗蜜，何况寻常所受的痛苦，也还不至生死之际。

大概设想人性原是水平，无善无恶、无苦无乐吧，加重一方面，另一面也抬头。增加善也增加为恶之因，增加苦便增加为乐之想。人有时在大苦中想死去，在大乐中也想死去。大恶人想杀人，大善人未始不想杀人。同属凡夫，何能免因果律之支配？在少年穷困，在老年多奢华，而少年拘谨，老时也许甚荒淫的。从来的读书人忍苦忍穷，欲“达”时有钱有势，为的是“要酬平生不足耳”，有什么可说的呢？说者谓耶稣不幸死得太早，正在三十三岁，还在学习了僧而未学习了爱的时候——这爱不是爱上帝的爱，而是平凡底爱人类爱自然的爱——情感正高，没有归于平淡，活泼生机。这话未必没有道理，设使耶稣活到了六十六或九十九岁呢，他的教理也许反其少日之所为，改变许多了，那例证，便是释迦牟尼佛也曾脱出苦行的范围，而力行“中道”教。

这么看来忍更不是好事情，忍后而报复，结果终于不好。从来非常之祸，生于非常人，例如历史上许多太监，如魏忠贤；或丑人，王莽，皆所谓“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不能不另发展一端之长以掩一端之短，不能不寻最毒的反抗以平衡最严的压迫，不能不求得大欢乐之陶醉以抵消痛苦之深沉。就日所见，也是瞽者善听，聋者善视，丑女子聪明过于美女子，穷学生优良过于阔学生。

载第39期（1935年11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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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署名“闲斋”。

说自我

／林语堂(1)／

《人间世》发刊词，用了一大堆字，虽然系偶尔写出，却寄托个人一些意见，如“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闲时很想说说。今晨重读一遍，将可讲之字面点出，发觉颇不少作文题目，如：“说自我”，“说闲适”，“说清新”，“说个人笔调”，“说现代散文之技巧”，“说冶情感与议论于一炉”，“说苍蝇”，“说玩物丧志”，“说小品”，“说创作小说多由小品训练而来”，“说偶有佳意”，“说札记”，“说尺牍”，“说日记”，“说之”，“说也”，“说清俊议论文”，“说掩卷有味”……前本刊所登两篇，《说小品文半月刊》及《论小品文笔调》，及《新语林》中之一篇，《说个人笔调》，大约与以上所举可成个系统。此刻先将关于“自我”的些须意见谈谈，能否继续下去，则看人事如何耳。

考“我”字之用甚古。《诗》“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人涉印否，印须我友”，“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予”“印”“我”触目皆是。后来文化渐进，人类渐虚伪，“我”字在廊庙文学遂不大见。今日社论加入一句“余意不然”，已似觉不甚得体。若有车马，亦必不曰“我车”“我马”，甚至个人喜怒爱憎，亦全然抹杀，而仅言天下国家社会民生，此个人笔调与非个人笔调之别也。若吴稚晖“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做”之革命定义，易以正宗文笔，必曰“政府不良，即推翻之”，其意味之亲切与疏淡，相去为何如也！——“我来做”，不但文言难译，且必整句删去，以为不宜人文矣。第因行文，个人思感总难悉数避免，于是有梁任公之“吾人”及章行严之“愚”。余以为“愚”字虽太严肃，到底可以表出个人思感，比“吾人”亲切，用比不用好也。而与“我”相对之“汝”字（《庄子》“我胜若，若不吾胜”），则梁章皆未之见。余前在《论语》《论文》篇曾作一句：“是汝下台，而汝文与汝共下台，汝死而汝文与汝共死”，亦自觉古怪。然现代小品文总须从此条路开放去。英文以“吾人”代“我”者有二例。一为“社论用的吾人”（editorial we），一为“君王用的吾人”（royal we），盖社论代表一报之立场，君王代表一皇室，有团体责任在焉。此二例外，虽亦常用“吾人”，与白话文之“我们”同，然愈近个人笔调，则用“我”字处多。若幽默文，则处处用“我”与“汝”。萧伯纳说理文到处用“汝”代“普通人”，其用法与上引吴稚晖话“你不好”相同：“你”即普通人。盖幽默小品，作者与读者如在客室谈话，用“汝”“我”适如熟友闲谈，不如此不能达到亲切自由地步。若易以“吾人”，便又似在讲官话，而拒人于千里之外矣。此虽是小事，却与整个文体有关，一言“吾人”，文章则典雅，而失闲适意味。Virginia Woolf在《现代小品序》文中，谈及“我”与“吾人”（我们）之处，表示不满于Clutton Brock之“吾人”，有一段曰：

我们已不见Max与Lamb（即Max Beerbohm与Charels Lamb）之“我”，而只见到公众团体及其他高雅要人的“我们”……但是“我们”虽然满意了，“我”——那个人类中的不羁份子——却已陷入绝境。这个“我”须自己解决他自己的问题，感觉他自己的感觉。叫他同其他的雅人高士善男信女共享这些清淡化了的思感，倒是一种极端的苦痛；所以别人正在洗耳恭听获聆教益之时，那个“我”却溜到林野去赏识一叶草片或一孤独的白薯了。

本文原言“自我”，现只说到“我”字，然一人行文肯用一“我”字，个人笔调即随之俱来，而大喜大怒，私见衷情，爱憎好恶，皆可呈笔墨中矣。至“以自我为中心”，乃个人笔调及性灵文学之命脉，亦整个现代文学与狭义的古典文学之大区别。闲当在其他文中表出此意。

载第7期（1934年7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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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署名“语堂”。

闲

／丰子恺／

“闲”在过去时代是一个可爱的字眼；在现代变成了一个可恶的字眼。例如失业者的“赋闲”，不劳而食者的“有闲”，都被视为现代社会的病态。有闲似乎是奢侈的，颓废的。但也有非奢侈的，非颓废的有闲阶级，如儿童便是。

儿童，尤其是十岁以前的儿童，不论贫富，大都是有闲阶级者。他们不必自己谋生，自有大人供养他们。在入学，进店，看牛，或捉草以前，除了忙睡觉，忙吃食以外，他们所有的都是闲工夫。到了入学，进店，看牛，或捉草的时候，虽然名为读书，学商，或做工，其实工作极少而闲暇极多。试看幼稚园、小学校中的儿童，一日中埋头用功的时间有几何？试看商店的学徒，一日中忙着生意的时间有几何？试看田野中的牧童，一日中为牛羊而劳苦工作的时间有几何？除了读几遍书，牵两次羊，捉几根草以外，他们在学校中、店铺里、田野间，都只是闲玩而已。

在饱尝了尘世的辛苦的中年以上的人，“闲”是最可盼的乐事。假如盼得到，即使要他们终生高卧空山上，或者独坐幽篁里，他们也极愿意。在有福的痴人，“闲”也是最可盼的乐事。假如盼得到，即使要他们吃饱便睡，睡醒便吃，终生同猪猡一样，在他们正是得其所哉。但在儿童，“闲”是一件最苦痛的事。因为“闲”就是“没事”，没事便静止，静止便没有兴味；而儿童是兴味最旺盛的一种人。

在长途的火车中，可以看见儿童与成人的态度的大异。成人大都安定地忍耐地坐着，静候目的地的到达；儿童便不肯安定，不能忍耐。他们不绝地要向窗外探望，要买东西吃；看厌吃饱之后要问“为什么还不到”，甚至哭着喊“我要回家去了”！于是领着他们的成人便骂他们，打他们。讲老实话，成人们何尝欢喜坐长途火车？他们的感情中或许也在问着“为什么还不到”？也在哭着喊“我要回家了”！只因重重的世智包裹着他们的感情，使这感情无从爆发出来。这仿佛一瓶未开的汽水，看似静静的，安定的；其实装着满肚皮的气，无从发泄！感情的长久的抑制，渐渐使成人失却热烈的兴味，变成“颓废”的状态。成人和儿童比较起来，个个多少是“颓废”的。

只有颓废者盼羡着“闲”；不颓废的人——儿童——见了闲都害怕。他们称这心情为“没心相”。在兴味最旺盛的儿童，“没心相”似乎比“没饭吃”更加苦痛。为了“没心相”而啼哭，为了“没心相”而作种种的恶戏；因了啼哭和恶戏而受大人们的骂和打，是儿童生活上常见的事。他们为欲避免“没心相”，不绝地活动。除了睡眠及生病以外，孩子们极少有持续静止至半小时以上者。假如把一个不绝地追求生活兴味的活泼的孩子用绳子绑缚了，关闭在牢屋里，我想这孩子在“饿”死以前，一定先已“没心相”死了。假如强迫这孩子学习因是子静坐法，所得的效果一定相反。在儿童们看来，静坐法和禅定等，是成人们自作之刑。而在有许多成人们看来，各种辛苦的游戏，也是儿童们的犯贱的行为。有的老人躺在安乐椅中观看孩子们辛辛苦苦地奔走叫喊而游戏，会讥笑似地对他们说：“看你们何苦！静静儿坐一下子有什么不好？”倘有孩子在游戏中踢痛了，受伤了，这种老人便振振有词：“叫你勿要，你板要，难（现在）你好！”其实儿童并不因此而懊悔游戏，同成人事业磨折并不懊悔做事业一样。儿童与成人分居着两个世界，而两方互相不理解的状态，到处可见。

儿童的游戏，犹之成人的事业。现世的成人与儿童，大家多苦痛：许多的成人为了失业而苦痛，许多的儿童为了游戏不满足而苦痛。住在都会里的孩子，可以享用儿童公园；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购买种种的玩具。但这些是少数的幸运的孩子。多数的住在乡村里的穷人家的孩子，都有游戏不满足的苦痛。他们的保护人要供给他们的衣食，非常吃力；能养活他们几条小性命，已是尽责了。讲到玩具，游戏设备，在现今的乡村简直是过分的奢求了。孩子们像猪猡一般地被豢养在看惯的破屋里。大人们每天除了他们三顿之外，什么都不管。春天、夏天，白昼特别长，儿童的百无聊赖的生活状态，看了真是可怜。无衣无食的苦是有形的，人皆知道其可怜；“没心相”的苦是无形的，没人知道，因此更觉可怜。人的生活，饱食暖衣而无事，远不如为衣为食而奔走的有兴味。人的生活大半是由兴味维持的，儿童的生活则完全以兴味为原动力。热衷于赌博的成人，输了还是要赌。热衷于游戏的儿童，常常忘餐废寝。于此可见人类对于兴味的要求，有时比衣食更加热烈。

在种种简单的游戏法中，更可窥见人对于“闲”何等不耐，对于“兴味”何等渴慕。这种游戏法大都不须设备，只要一只手和一张嘴，随时随地都可开始游戏，而游戏的兴味并不简单。这显然是人为了兴味的要求，而费了许多苦心发明出来。就吾乡所见，最普通的游戏是如猜拳。只要一举手便可游戏，而且其游戏颇有兴味。这本来是贿酒的一种方法，但近来风行愈广，已变成一种赌博，或一种消闲游戏。工人们休息的时候，各人袋里摸出几个铜板来摆在地上，便在其上面开始拇战，胜的拿进铜板。年纪稍长的儿童们也会弄这玩意，他们摘三根草放在地上，便开始猜拳。赢一拳拿进一根，输一拳吐出一根。到了三根草归入了一人手中，这人得胜，便可拉过对方的手来，打他十句手心。用自己的手来打别人的手，两人都有些儿痛，但伴着兴味，痛也情愿了。

年幼的儿童，也有一种猜拳的游戏法，叫做“呱呱啄蛀虫”。这方法更加简单，只要每人拿一根指头来一比，便见胜负。例如一人出大指，一人出食指，这局面叫做“老土地杀呱呱（即鸡）吃”。只为大指是代表老土地，食指是代表呱呱的。又如一人出中指，一人出无名指，这局面叫做“扁担打杀黄鼠狼”，因为中指是代表扁担，无名指是代表黄鼠狼的。又如一人出食指，一人出小指，这局面叫做“呱呱啄虫”。因为小指是代表蛀虫的。这游戏法的名称即根据于此。其规则，每一指必有所克制的二指，同时又必有被克制的两指。即：“老土地杀呱呱吃”，“老土地踏杀蛀虫”；“呱呱啄蛀虫”，“呱呱飞过扁担”；“扁担打杀老土地”，“扁担赶掉黄鼠狼”；“黄鼠狼放个屁，臭杀老土地”，“黄鼠狼拖呱呱”；“蛀虫蛀断扁担”，“蛀虫蛀断黄鼠狼脚根”。所以五个手指的势力相均等，无须选择；玩时只要任意出一根指，全视机缘而定胜负。像这几天的长夏，户外晒着炎阳，出去玩不得；屋内又老是这样，没有一点玩具。日长如小年，四五六七岁的孩子吃了三餐饭无所事事，其“没心相”之苦难言。幸而手是现成生在身上的，不必费钱去买。两人坐在门槛上伸出指头来一比，兴味来了，欢笑声也来了。枯寂的破屋子里忽然充满了生趣。

更有一种简单的猜拳玩法，流行于吾乡的幼儿间。手的形式只有三种，捏拳头表示“石头”，五指平伸表示“纸头”，伸食中两指表示“剪刀”。若一人出拳头，一人出食中两指，叫做“石头敲断剪刀”，前者赢。一共只有三句口诀，其余的两句是“剪刀剪碎纸头”，“纸头包石头”。这玩法另有一种形式：以手加额，表示“洋鬼子”。以手加口作摸须状，表示“大老爷”。以食指点鼻，表示“乡下人”。玩时先由两人一齐拍手三下，然后各作一种手势。若一人以食指点鼻，一人以手加口，叫做“乡下人怕大老爷”，后者胜。其余两句口诀是“大老爷怕洋鬼子”，“洋鬼子怕乡下人”。乡下人就是农民，大老爷就是县长，洋鬼子当然就是外国人。这三句口诀似乎是前时代——《官场现形记》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时代——遗留下来的。但是儿童们至今只管沿用着。听说儿童是预言者，童谣能够左右天下大势。或许他们的话不会错，现在社会还是这般，或者未来的社会要做到这般。

近来看见儿童间流行着一种很可笑的徒手游戏，也是用手和五官为游戏工具的，但方法比前者巧妙。例如一人问：“眉毛在哪里？”另一人立刻伸手指着自己的鼻头道：“耳朵在这里。”一人问：“眼睛在哪里？”另一人立刻伸手指着自己的耳朵答道：“嘴巴在这里。”……诸如此类，凡所指非所答，所答非所问的，才算不错。详言之，这游戏的规则，是须得所问，所指，所答，三者各不相关，方为得胜。若有关连，反而认为错误而为输的。这游戏的滑稽味即因此而生。顽皮的孩子，都会随机应变地作这种是非颠倒的玩意儿。正直的孩子玩时便常常要输，他们不能口是心非，不会假痴假呆，有时只学会了动作的虚伪：例如你问他“鼻头在哪里”？他便指着耳朵回答你说“鼻头在这里”，便是半错。有时只学会了言语的虚伪：例如你问他“眼睛在哪里”？他指着眼睛回答你说“耳朵在这里”。也是半错。最正直的孩子，一点也不会虚伪：你问他“耳朵在哪里”，他老老实实地指着耳朵回答你说“耳朵在这里”，那便是大错，而且大输了。我看到这种游戏愈加相信儿童是预言者，儿童的游戏有左右天下大势之力。现今的世间的是非正像这游戏中所示；未来的世间的是非，也许可以完全同这游戏中的一样。

上述数种游戏都是用口和手指为工具的。还有仅用手的动作的游戏与仅用口说话的游戏，更加简单。有一种互相打手心的游戏叫做“拍荞麦”。其法：二人相对同声拍手三下，作为拍子快慢的标准。第四下即由二人各出右手互相一拍。第五下各自拍手，第六下二人各出左手互相一拍，余例推。总之，其方法是自拍一下，交拍一下，相拍而进行，“劈拍，劈拍”之声继续响下去，没有限制。谁的手心拍得痛了，宣告罢休，便是谁输。大家怕输而好胜，就大家不惜手掌，拚命地互相殴打。直到手掌拍得红肿而麻木了，方始罢休。孩子们的被私塾先生或小学教师打手心，好像已经上了瘾，不被打是难过的。所以在放学之后或假期之中，没得被先生打，必须自己互相打一会手心来过过瘾。而且这种瘾头，到他们年纪长大时恐怕也不会断绝。有许多大人们欢喜被虐待，不受人虐待时便难过。他们也常在自己找寻方法来过被虐待狂的瘾，不过不取拍荞麦的形式罢了。不用手而仅用口的游戏法，如唱歌猜谜等皆是。然而唱歌需要练习，猜谜需要智力，在很小的孩子们嫌其程度太高。他们另有种种更简易的言语游戏法，像“夺三十”便是其一例。夺三十者，是两人竞夺一月的末日——三十日——的一种游戏。每人轮流说日子的名目，以一日或两日为限。譬如甲儿说“初一初二”，乙儿便接上去说“初三”；甲儿再说“初四”，乙儿又说“初五初六”。总之，说一日或二日随便，但不能说三日或以上。说到后来，谁夺得“三十”，便是谁胜。大人们看来，在这游戏中得胜是很容易的，只要捉住三的倍数，最后的一日总是归到你。换言之，开始说的人总吃亏，他说一日，你接上两日去，他说两日，你接上一日去。这样，三的倍数常轮到你手里，“三十”总是被你夺得了。但是很小的孩子，都不解这秘诀，两人都盲从地说下去。偶然夺到“三十”的孩子便自以为强。在旁看他的大人们觉得浅薄可笑。等到其中一人夺到了“三十”而表示十分得意的时候，大人便插进去叫道“三十一！月底被我夺到了”！便表示十二分得意。“夺三十”原是阴历时代旧有的游戏法，以三十为月底最后的一日。现在虽改阳历为国历，但乡村的儿童还是沿用着旧有的游戏法，不知道一月有三十一日。世间原有种新时代的游戏，然都需要很复杂的设备，很高价的玩具，只有都市的富家子弟有福消受，乡村的小儿是享用不着的。穷乡僻处的儿童，从他们的老祖母那里学得些过去时代的极简单的徒口游戏法，也可聊以消解长夏的“没心相”了。

倘然不是徒手徒口，而能得到一种极简单的物件，怕“闲”的人们便会想出更巧妙的种种游戏法来。譬如夏天，几个没心相的儿童会集在一块，而大家手中拿着折扇的时候，他们便会把折扇当作玩具的代用品。男孩子大都欢喜模仿卖艺者的手技，把折扇抛起来，叫它在空中翻几个筋斗，仍旧落入手中。这就可以比赛胜负：例如定三十个筋斗为满额，然后各人顺次轮流地抛扇子，计算筋斗的和数，先满三十者为胜。倘然落地一次，以前所积的筋斗全部作废，须得从新积受起来。这种玩法有江湖气和赌博气，女孩子就不大欢喜弄。她们拿到扇子，自有一种较文雅的玩法，便是数扇骨。她们想出四个字，叫做“偷买拾送”。把扇骨一根一根地依照这四字数下去。数到末脚一根扇骨倘是“偷”字，便认定这扇子是偷来的，而和这扇的所有者相揶揄。余例推。有的人又加三个字，合成七字：“偷买拾送抢骗讨”，玩时花样更多。倘某人的扇子的骨数到“抢”字上完结，余人就都叫她“强盗”！

几个没心相的人倘会坐在桌旁，就可利用桌子为玩具而作“拍七”的游戏。这是大人们也常弄的玩意儿。但年长的孩子们玩起来兴味更高。玩法：六七个人空手围坐在桌旁，其中一个人叫“一”，其邻席的人接着叫“二”，以下顺次周流地叫下去，轮到“七”却不准叫，须得用手在桌缘的上面拍一下，以代替叫。他拍过之后以下的人接着叫“八”“九”……到了“十四”又不准叫，须得用手在桌缘的下面向上拍一下，以代替叫。即前者“七”称为“明七”，须在桌缘上面拍；后者“十四”称为“暗七”，须在桌缘下面拍。以后凡“十七”，“廿七”等皆是明七，轮到的人皆须向桌缘上面拍；“廿一”，“廿八”，“廿五”等皆是暗七，轮到的人皆须向桌缘下面拍。倘然不小心，轮到暗七时叫了一声，其人便输；大人们以此赌酒，孩子们以此赌手心。叫错拍错的人都得被打手心。但这玩法需要智力，没有学过算学的很小的孩子都不会玩，须得稍大的小学生方有玩的能力。且玩时叫的数目有限制，大概到七十为满。七十以上的暗七，为九九表所不载，大人们玩起来也觉太吃力了。曾经有一位算学先生大奖励这个玩法，令儿童常常玩习。并且依此例推，添造出“拍八”，“拍九”等同类的玩法来教他们做，说这是可以补助算学功课的。但是说也奇怪，被他这样一提倡，孩子们反而不欢喜玩，当作一种功课而勉强地实行了。

孩子们没心相起来，虽在废墟中，也能利用瓦砖为玩具而开始游戏。他们拾七粒小砖瓦，向阶沿石上磨一磨光，做成七只棋子的模样，便以阶沿石为游戏场而“投七”了。投七之法，先由一人用右手将七粒砖头，随意撒散在阶沿上，然后选取其中一粒，向上抛起，趁这空的机会，向下摸取另，一粒砖头，然后回过手来，接取上面落下来的那一粒。手中就拿着两粒砖头了。再把其中一粒向上抛起，乘机向下摸取一粒，回过手来接了上面落下来的一粒，于是手中就拿着三粒砖头了。这样抛过六次之后，七粒砖头全都在手。以上算是一番的辛苦的工作，以后便是收获了。但收获不是完全享乐，仍须得费些气力来背出斤数来。即将七粒砖头从手心里全都抛起，立刻翻转手背来接。接住几粒，便是收获几斤。孩子们的手背是凸起的，大都不会全部接住，四斤，五斤，已算是丰收了。一人收获之后，把七粒砖头交与第二人，由他照样工作且收获。游戏者二人、三人、四人都可。预先议定三十斤为满，则轮流玩下去，先满三十斤的便是得胜。但规则很严：在工作中，倘接不住落下来的粒子，或在取子时带动了旁的粒子，其工作就失败，须得半途停工，把工具让给别人；而且以前收获所积蓄的斤数全部“烂光”，烂光就是作废的意思。倘然满额的斤数定得很高，——例如五十斤为满，一百斤为满，这玩的工作就非常严重。到了功亏一篑的时候，尤加紧张。一不小心，就要遭逢“前功尽去”的不幸。其工作法也有种种，如上所述，一粒一粒地摸进手里去，是最简易的一法。更进步的，叫做“么二三”，就是第一次抛的时候摸取一粒，第二次抛的时候要摸取二粒，第三次抛时要摸取三粒。在这时候，撒子及出子都要考虑。撒子时不可撒得太疏，亦不可撒得太密。太疏了，同时摸两粒三粒不易摸得到手；太密了，摸时容易带动旁的粒子。出子时得考虑其余六子的位置，务使其余六子分作相当隔远的三堆，一粒作一堆，二粒作一堆，三粒作一堆。然后摸时可得便利。倘使撒得不巧，出得不宜，玩这“么二三”时摸子就容易失败，少摸一粒，多摸一粒，或带动了旁的粒子，就前功尽去了。所以孩子们玩时个个抖擞精神，个个汗流满面。一切的“没心相”会被这手技竞争的兴味所打消了。

近来大旱，河底向天，农人无处踏水，对秋收已经绝望，生活反而空闲了。孩子们本来只要相帮大人刈草，送饭，现在竟一无所事了。但春间收下来的蚕豆没有吃完，一时还不会饿死。在这坐以待毙的时期，笑也不成，哭也没用；只是这些悠长如小年的日子无法过去，“没心相”之苦真难经受。就有种种简单的游戏发见在日暮途穷的乡村间。这好比囚徒已经被判死刑，而刑期未到。与其在牢中哭泣，还不如大家寻些笑乐罢。都会里用自来水的人闻知乡间大旱，在其同情的想象中，大约以为农家的人一天到晚在那里号来或饿死了。其实不尽然，号哭的饿死的固然有，但闲着、笑着、玩着而待毙的也还不少。这种闲玩笑乐虽然悲惨，然其救治人的“没心相”，未始不是生活的一种慰藉。昔人云：“诗文字画，皆丰岁之珍，饥年之粟”，各种闲玩笑乐便是乡人们的诗文字画。这在丰岁是珍，在饥年是疗“闲”的粟。

廿三年八月十五日

载第20期（1935年1月20日出版）

论真率

／周劭／

我尝有一个念头，以为世事本可很理想，只是被一字弄糟了，此一字何？“伪”是也。军阀内战，不肯老实说要地盘，却有几篇洋洋数千言的文章好做，这种“伪”文章的结果，是生灵涂炭；时人要敛钱，不肯老实去开店，却堂皇其名曰办教育，结果学生是倒霉。所以我老有这个呆念，以为倘使大家不作伪，世界一定要开明不少，人间世中全部墨漆局面，该都是作伪造成的，于是我想到“真率”。

“真率”是与生俱来的，小孩子们决不知作伪，故小孩子们要比大人们真率。我思古人，古人真率即是一部分理由，这颇易证明：先秦诸子思想与夫汉魏六朝之诗，大家都以为是好的，好便好在他们真率，他们作文时，思想极自由，不依傍人家门户，以自我为归，于是下笔挥洒自如，赤子之心不失，这种文字亘万古不灭，与天地俱存。后人则不然，先把自己抹去，做文的套上了一副孔丑面具，做诗的套了李杜的面具，我们只看见一律的孔丑李杜，更没有什么，这种浮泛诗文读它作甚？故诗文人物之可传者，皆以真率为归，三百篇半劳人思妇之作传，而庙堂应制思君忧民之作不传，真与伪之分正在此。中郎序弟小修诗云：

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之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此言极是，王阳明论文，亦取此意，他说：

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若戴假面具，伛偻而装须髯，便令人生憎。

阳明以人比诗文，实具深意，世间每有人戴上假面具，高唱革命，岂独令人生憎而已，须知世上多少大英雄豪杰，无非从真率中得来，孙中山、华盛顿都有这副念头，不肯把真字泯没，不然，随人作嫁，顺口接屁，便如何成这般大事业也。《水浒》描写两人最佳，李逵之真与宋江之伪，同是强盗，李逵自认是强盗，宋江却要替天行道，他在忠义堂中酒醉肉饭之余，还要上思朝廷，下念百姓，这种人我相信，将来受招安时，宋江嘴里还可爱国忧民，而做官决不会有李逵之清廉，这是一定的。

吾思古人，亦思李逵，然而今日多宋江而少李逵。李逵要地盘必挥动大斧，宋江必做宣言；李逵要钱时必开钱庄，宋江必办教育；李逵入赌场，必言赌钱，宋江则宣言研究什么。南海有人，提倡读经而自己古文不通；亦有人骂人看古书，而自己天天掉书袋，这些都是宋江作为，和这班人谈真率是很难的。

作伪是最不健全的现象，如纸老虎，如假面具，如私生子，如“满洲国”，浅妄，轻佻，纤弱，叫嚣，必是“伪”的产物。真率最健全，如得意时之笑，如失意时之哭，而且哭笑都可以纵声。上下千古中外可读诗文，与夫可传人物，无不由这两字得来。文自龙门，班左以至东坡、中郎，以及雪芹、笠翁：诗自三百篇、李杜以至子才、定厂；人物如孔孟、岳飞、文天祥、孙中山；此数子胸中若欠“真率”两字，便安得长留天地间？反之，剽掠抄袭，依傍前人门户，胸中没有一点真意的人，其有一传乎？

吾思古人，古人做人近人情，有风度，做事真率坦白，不尚虚饰：吾憎今人，今人尚虚饰，作起事来总是冠冕堂皇，而实践可以不问。《论语》“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语，是最好真率与虚伪的分野，你不见有人面红耳赤吞吞吐吐提起赌钱吗？这样，我反赞成常进牢狱的赌棍；军阀与流氓，同是相打，我也取流氓，因为赌棍流氓尚说真话，比军阀之流可贵也。作文做人原是一样的，中郎对真率一事，见解最深，今引一段在此：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又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

明末文学革命思想的焦点无他，两字尽之，“真率”而已。今人竞诟中郎，直是未懂得中郎这一副念头。清人仲小海最懂得此理，他说：

但愿人生一世，留得几行笔墨，被人指摘，便是大有福分人；不然，草亡木卒，谁则知之？

我看人家作文，先着重得体与否？文章一得体，便是仲氏所谓无福分人，吾见多多少少得体诗文人物不传，而世所诟病之不得体人物如中郎、子才、签翁、板桥、定庵传，不禁狂喜大呼，喜的是中郎辈，并不是琉璃蛋面面圆到的东西，而是真率的有几行笔墨可供人指摘之有福分人物也。

跋：作“论真率”竟，心中似觉轻松一下，然而题目太大，尽之总得万言，然至此亦已足。然而，你看，在这举世作伪的时日，有人夜夜在霓红灯下喊我是农家子，也有人批发文凭称为教育，更有人在“通体汗下”之时自命算学家，看来“真率”与此辈人是绝缘的。不过我论“真率”，倒并不是板起面孔叫人不许做农家子；也不反对人家赚钱；更非俭德会会员，不许人进赌场；但是做农家子要到乡村去做，不要在霓红灯下欺人；财是可发的，不过我劝你不要借办教育之名来误人子弟；赌钱我也不反对，不过不要说是研究算学，令人听了肉麻；而且也不反对人家成名，但不赞成用取巧欺人的方法，而要拿出真实本领来。这样，大家却能以真相见，世事太平，便是多吃几块什么也放心些。

载第30期（1935年6月20日出版）

谈闲话

／王颖／

我想，所谓人生者，是不能缺少娱乐的罢？倘使终日经经营营，死板着面孔，给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一口气来，拘拘束束，瞻前顾后的，被名利的欲望牵着鼻子从早到晚的劳碌着，一点生之宽容和暇裕也没有，是很少的罢？娱乐的功用，就在它能使人们在它的快乐暇适的氛围里，暂时忘掉了“生之痛苦”和“劳动的疲乏”，胸襟畅阔，毫无拘束，达到忘我忘世的境界。所谓“生之系恋”和“向上的企图”，大约在这时才真实的感觉得罢。那么以此为据，则所谓娱乐者，并不一定是通常所说的跳舞打麻将，听梅兰芳和看“坐花醉月”之类，同几个朋友逛逛名胜，登山涉水寻幽探险，或者聚拢在草堂茅亭吸烟谈谈闲话，都是很好的；倘在少年，则拍拍球，骑骑马，捕鱼捉鸟之类，也未始非娱乐的正宗。简而易行，又不用争先准备，且于金钱和时间上都很经济者，却惟有这闲话，所以在这篇小文里，我只来叙叙它。

闲话的聚会，是随时随地都在举行着的，著名的英国政治家穆莱，在他做格兰斯顿第三次内阁的爱尔兰事务大臣时，在一个初秋晚上的日记上，有过这样的记载：

晚餐前后约一小时，亚斯圭斯、莱雅尔和自己，作极其愉快的闲谈。亚斯圭斯后来对我妻说，从来没有那样愉快的谈天过。那时我们谈到穆勒和斯宾塞，还有大家讲到些回忆和轶事。谈话从我的心里流水般的涌出，一月以来，从没有过这样的气氛。而且因为晚餐，去换衣服的时候，忽然在自己的胸中，泛出了这些友而兼师的先导者的清白的人们的事，顷日来的政治上的重荷，便一时从肩上脱然滑下了。

听说当时穆莱正为了爱尔兰的问题在困顿着，然而和这些朋友在饭前饭后的一席话，却得了无限的慰藉。

平常所谓“老妪道家常，絮絮不休”，大抵是在指他的惹人烦厌的，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的女佣刘妈，在饭前暇时，常领我到东邻西舍的人家去溜门子。有时我的玩兴已散要她归家时，她老在那里和人家一长一短的谈论个不了。当时我很怀疑她为何有那般兴致，于今看来是很了然的了。闲话的特别异于其他娱乐者，就在它应用的普遍，上如王公大人文人学士，下如村妪牧竖野老渔夫，或在雕梁画栋的殿阁，或在草屋茅亭，而山陂河畔牧场渔船上，不也常常听到笑语声么？

然而闲话的功用还不止此。劳动疲乏的时候，人们也常常藉了谈闲话来恢复其疲倦的。如北平之洋车夫好上茶馆，沏上一壶二大枚一包的粗茶，谈上半日的天，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昨日偶然看见丰子恺君的一幅漫画，又使我悟到谈闲话不但是在劳动后的一种安慰剂，并且还可以帮助鼓舞劳作时的兴趣，使人们在不感到劳作之苦，工作就很舒适的作完。画的大致是两个正在洗衣服的女人，面向面的好像细谈着，一只盛衣服的篮里，放了一条红色的被单，丰君的题词是：“张家长，李家短，是是非非的声中，红的被单已经洗好了。”这很使我回想到家乡的妇女洗衣时的情状。在夏秋的佳日——春冬因为寒冷的缘故大抵藏在各人的家里——无论是池塘或河畔，成群结队的农妇村姑，闹闹吵吵的安置好应用器具，随着沉重而疏散的捣衣声，应和着她们清脆娇嫩的笑语声，叫人听了无端的发生一种悠然闲适之感。待到把一件件的棉布衣服洗完之后，夕阳大约已经衔山，有的人家炊烟已袅袅飘起来，在忙着归家炊饭的途中，一拐一跛的行在纤回荒芜的乡村古道上，唧唧喁喁的话声，随之散布在沉静空气中，觉得此身已回到往古的闲逸农业社会，把尘世一切无聊烦虑，洗涤殆尽。

本来人类天性就有欲有所取的欲望，同时也欲有所与的企求，倘拿现在通常的术语来说，就是所谓“求知欲”和“创造欲”罢。平常的闲话里，也正可看出此两种的成分，否则闲话怕没有现在如是的命运罢？正为如此，闲话才有它独特的价值。“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古人已经赞叹不止了。在和朋友们闲话而得到许多益处的，是大有人在罢？不过所谓“一夕话”者，并非板起面孔滔滔的说教，大放厥词；倘使这样，则听的人，心里先就起了一种厌烦的情绪，觉得如对严师，仿佛听讲，听到的自不清晰，更没有分析和反省的可能。闲话时的那种悠然自得，和虚怀若谷的情趣，到这里便完全的被毁灭了。

在读书而不能应用适当的方法与态度者，大拘泥于书本上的说教，渐渐的养成独裁的、片面的、自大的倾向，其原因就在于度着自以为是的、沾沾自喜的书斋生活，失却自己反省的机会，而严格的批判自信力的力，也就消磨了。而闲话也者恰恰相反，它能给你以夸大的纠正，自信的失望，把你的片面的思想学识，更其洗练，更其锻炼，使你走上精博之途。何况通常的闲话中，也能使你了解他人和书斋以外人与人间的关系。

把闲话和饮酒博弈来比较一下，也是很有意思的。喝酒时的那种奋臂挥拳、喧天哗地的热烈情状，确也使人乐而忘形，不过在我看来总觉得太热烈些，在酒完人散后，常感到一种“凤去楼空”的悲哀，好像赫赫气盛的人家，一旦家破人亡，由极繁盛顿至极凄凉的境界，寂寞之感，颇不能耐。博弈又每每使人生好胜心，即使不在贪利，也往往变成意气之争。找几位完全为娱乐和消遣的人，颇非易易。闲话时的心境，却恰到好处，悠闲的，恬澹的，既无名利的希求，又免去人世的无聊顾忌，随心所欲，浸澜于安适之境，其愉快也难迹难寻，意味无穷。

最后要说的，是闲话的内容。说到闲话的内容，更有意思极了，正像人们的走路，天天不知不觉的，走来走去，有的时候以为无路可走了，然而几个圈围一绕，眼前又现出坦直的大道，这样一程一程的走去，走一天也走不了，走一年也是走不了。倘使回头一想，则路径的变迁，连自己也吓一跳，弄得茫然莫知所自了。闲话的内容正是这样，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从天谈到地，从人谈到狗的。但约略的说起来，也可以分为“因人而异”的：大抵奸商市侩，是谈论贩卖劣货；纨绔子弟，是谈论女人；野老农夫话桑麻；六十老妪道家常；老年人多谈过往的欢乐，少年人多述将来的幻梦。闲话的内容虽千万不同，而闲话时的悠然情趣，是一样的。

载第30期（1935年6月20日出版）

小病

／老舍／

大病往往离死太近，一想便寒心，总以不患为是。即使承认病死比杀头活埋剥皮等死法光荣些，到底好死不如歹活着。半死不活的味道使盖世的英雄泪下如雨呀。拿死吓吓任何生物是不人道的。大病专会这么吓吓人，理当回避，假若不能扫除净尽。

可是小病便当另作一说了。山上的和尚思凡，比城里的学生要厉害许多。同样，楚霸王不害病则没的可说，一病便了不得。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微微暗些，然后再明起来，则暗得有趣，而明乃更明；且不至明过了度，忽然烧断，如百烛电灯泡然。这个，照直了说，便是小病的作用。常患些小病是必要的。

所谓小病，是在两种小药的能力圈内，阿司匹灵与清瘟解毒丸是也。这两种药所不治的病，顶好快去请大夫，或者立下遗嘱，备下棺材，也无所不可。咱们现在讲的是自己能当大夫的“小”病。这种小病，平均的每个半月犯一次就挺合适。一年四季，平均犯八次小病，大概不会再患什么重病了。自然也有爱患完小病再患大病的人，那是个人的自由，不在话下。

咱们说的这类小病很有趣。健康是幸福，生活要趣味，所以应当讲说一番：

小病可以增高个人的身分。不管一家大小是靠你吃饭，还是你白吃他们，日久天长，大家总对你冷淡。假若你是挣钱的，你越尽责，人们越挑眼，好像你是条黄狗，见谁都得连忙摆尾：一尾没摆到，即使不便明言，也暗中唾你几口。不大离的你必得病一回，必得！早晨起来，哎呀，头疼！买清瘟解毒丸去！还有阿司匹灵吗，不在乎要什么，要的是这个声势。狗的地位提高了不知多少。连懂点事的孩子也要闭眼想想了——这棵树可是倒不得呀！你在这时节可以发散发散狗的苦闷了，卫生的要术。你若是个白吃饭的，这个方法也一样灵验。特别是妈妈与老嫂子，一见你真需要阿司匹灵，她们会知道你没得到你所应得的尊敬，必能设法安慰你：去听听戏，或带着孩子们看电影去吧？她们诚意的向你商量。本来你的病是吃小药饼或看电影都可以治好的，可是你的身分高多了呢。在朋友中，社会中，光景也与此略同。

此外，小病两日而能自己治好，是种精神的胜利。人就是别投降给大夫。无论国医西医，一律招惹不得。头疼而去找西医，他因不能断症——你的病本来不算什么——一定嘱告你住院，而后详加检验，发现了你的小脚指头不是好东西，非割去不可。十天之后，头疼确是好了，可是足指剩了九个。国医文明一些，不提小脚指头这一层，而说你气虚，一开便开二十味药；他越摸不清你的脉，越多开药，意在把病吓跑。就是不找大夫。预防大病来临，时时以小病发散之，而小病自己会治，这就等于“吃了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

有宜注意者：不当害这种病时，别害。头疼，大则足以失去一个王位，小则能惹出是非。设个小比方：长官约你陪客，你说头疼不去，其结果有不易消化者。怎样利用小病，须在全部生活艺术中搜求出来。看清机会，而后一想象，乃由无病而有病，利莫大焉。

这个，从实际上看，社会上只有一部分本能拿用，差不多是一种雅好的奢侈。可是，在一个理想国里，人人应有这个自由与享受。自然，在理想国内也许有更好的办法；不过，什么办法也不及这个浪漫，这是小品病。

载第7期（1934年7月5日出版）

说浪漫

／林语堂(1)／

晨起雨霁，作云中囚数日，见此心地亦随之而放。窗光照纸上，如蓝天海月，照人颜色，更喜，乃执笔记叙此心境，不负此晨光。因思日来濛雾蔽山，不能出门寸步，颇似名教及文学上之古典主义。处其间者，亦终日守身如玉，存履霜临冰之念，兢兢以终世至入棺木，是岂得人情之正者？孔子闻人歌而乐则和之，是孔子吟唱，亦不定于未时申时举行也，今世儒者并定时亦不敢歌矣。哭而恸，酒无量，与点也，三月不知肉味，皆孔子富于情感之证。至若见一不相知者之丧，泪珠无故滴下（恶其泪之无从），直是浪漫派若卢骚者之行径。盖儒家本色亦求中和发皆中节而已，第因“中和”二字出了毛病，腐儒误解中和，乃专在“节”字“防”（字）用工，由是孔子自然的人生观，一变而为阴森迫人之礼制，再变而为矫情虚伪之道学，而人生乐趣全失矣。汉之儒学趋入陈腐，专习章句，已无有生气，并无有人气。于是有第一次浪漫运动之魏晋思想出现，比儒士之守绳墨于虱行裤中缝线。古典主义及浪漫主义乃人性之正反两面，为自然现象，不限之于任何民族，故以名教独霸天下之中国亦不能免，儒者不自知其过，而直置清谈，岂知此乃自身俗论引起之反动，时势所成，积重难返，儒家反抗，亦无奈何。自是道家思想遂成为中国之浪漫思想，若放逸，若清高，若遁世，若欣赏自然，皆浪漫主义之特色。好自然者愈深，则其恶礼制愈甚。阮籍等之猖狂放任，唾弃名教，即浪漫派深恶古典派之本色。或者不是深恶，只是若庄生之呵呵大笑的轻鄙而已。唐之道风不绝，至宋而有理学出现，是时苏黄之低谑理学，亦即浪漫思想。明末后有浪漫思想出现，自袁中郎、屠赤水、王思任以至有清之李笠翁、袁子才皆崇拜自然真挚，反抗矫揉伪饰之儒者，而至今明清尚有一些文章可读者，亦系借此一点生气。此些人尚可自称为儒，并肯自称为儒，实系孔子人本主义基础打得宽的缘故，故在其“近情”范围之中，仍容得下浪漫反抗，许人归返自然也。此时若屠隆之浪漫思想最明。此人尚放任，尚伟大，尚高傲，若《鸿苞》书中《庸奇论》说得最清楚：

俗人局井蛙夏虫之见，乏广大寥廓之观，惟知世间之啖饭遗矢以为中庸。稍有出于常格跬步者，便指以为奇，而惊骇疑畏之。此庸众人往往所以得志，而贤智坐困。苟非捉令铁百炼之性，负凤凰千仞之气者，鲜不俛而就俗尚，趋常局，以免于世之疑骇，世道又何赖乎？此其关系夫岂浅也？

屠公看得出此中一个关键，眼光实超人一等，我以为中国少伟大人格，正在贤智坐困而俛就俗尚趋常局耳。在看得起人类者，都不会赞成此种陷贤智于常局之圈套。试思中国四万万同胞，何以出不了一位甘地，并出不了一英国第三四流政治人才？此中关系，岂非如赤水所云？否则天生四万万同胞，皆庸才无疑，而非礼教俗尚之罪也。赤水又曰：

古豪杰遇今之时，有低眉束手而坐困耳。而都显要享富贵者，必啖饭遗矢之辈。啖饭遗矢而外，称有所举动，悉奇也。此岂国家之福哉！

痛哉斯言！吾意当不是天不生豪杰，当是天生了豪杰，而豪杰为世所困耳。世人既鄙奇崇庸，黠者乃饰其奇而隐于庸，以与世浮沉，讨王公大人喜欢，求得一差半职，从庸泉啖饭遗矢，又从庸泉做寿生孙，而国事乃无人过问。夫岂真儿女情长，英雄肝胆自生得不结实耳。及至庸胜奇之势成，半个甘地乃不可得，半个劳意乔治亦不可得。来一俄国第四流小职员鲍罗庭与黄帝三十六子孙共事，只做顾问，不与职权，乃黄帝三十六子孙亦独让一个鲍罗庭出风头。从此可知中国之病已入膏肓。赤水黄泉有知，亦当三叹。

吾故曰，中国可产龟，但断产不出长颈鹿。因在中国，颈太长是一桩罪过，人人执一斧待而砍之。惟有龟，善缩颈，乃得人人喜欢，而龟龄鹤寿，亦果然可以办到。是之谓中国式之养生。

载第10期（1934年8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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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署名“语堂”。

崇高的忧郁

／林林／

在《英雄与英雄崇拜》里面，作者解释着但丁的一生，说它是像瞿奥都（Gioto）般的一张画像。它整个儿是一张悲哀动人的脸容，它的内在，蕴藏着一种婴孩般柔和温婉的感情，做着它的基础，然而感情又凝结成锐利的矛盾，抗拒，隔绝，和绝望的苦痛。仿佛是一个天仙般温柔的灵魂，在寒冰棱棱的牢狱中望出去，竟变成了严肃、倔强，充满了狞猛的脸容。然而这仍旧是一种痛苦，一种沉默而怨恐的痛苦，咬紧着嘴唇，像神一般的痛恨那颗腐蚀他心的东西，——又仿佛把这东西看作一种平凡不屑计较的物件，他只要有受苦刑绞缢的毅力，那么他就比它伟大。这张脸，是表现一个整个在抵抗中的人，一生与世界战，永不肯降服而奋斗的人。

这段说明，使我们联想到高尔基，高尔基的脸容的忧郁与其一生的倔强。这样的描写对于高尔基，是非常合宜的。

马克沁，高尔基这笔名就是最大的痛苦。我们看着高尔基的脸容，蹙着眉头的眼睛，就是关心全人类，全劳苦大众的惨痛生活与其为着幸福的将来而深思远虑的表情，但他不是始终愁怀郁结的，他年青的贫苦的流浪的生活，使他曾自杀过，但到后来，想到这种举动就感惭愧，他自己经历不幸的“底层”生活，于是更深知不幸的人们，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而寄以自己的心灵的无比的温暖，他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爱护劳动的人们，被压迫的人们，他有着像母鸡卫护小鸡那种的勇猛的精神。他外表上虽则呈着这样深沉的忧郁，但他有倔强的战斗的热情，他讨厌诉苦发牢骚。他给初学写作的青年说：

不要慨叹生活的痛苦！慨叹是弱者，但是却须为尊敬自己的人要求承认有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生活的人权。

要求是要求，但是不依赖，不诉苦，不叹息；因为这是失去了要求的权利，而是求怜的乞丐的事。

在拜伦的诗中，有着这样句子：“不长夜泣哭者，不足以语人生。”文学艺术，有人以为是苦闷的象征，易卜生也曾有同样意义的话：“我得到悲哀的赠与，所以便成为诗人。”因此被认为幸福而满足的人们，不会产生好的文学作品；哀伤的夜莺，才能唱出动人的歌。但这里所说的哭泣与悲哀，并不是终日以泪洗面、悲哀到底的；泪可以变成血，悲哀可以转成愤怒，含有积极性的愁苦与忧郁，是会给不幸的现实的生活，以更深挚而彻底的反抗的。

有泪无血，当然不可；但无泪的人，也不见得就有血。只会悲哀，忘记了愤怒，那是弱者；但不懂得忧郁的人，恐怕也不见得会愤怒。把生活看得严谨的人，认识什么是生活、怎样去生活的人，哭，笑，爱，怒骂都是必要的。所以悲哀可作为诗人，同时，愤怒的言语与感情，也可成诗。从相片看来忧郁的高尔基与看来愤怒的尼采，在某个本质上，是有着一致的。

崇高的忧郁，在那里面，便会涌生愤怒的热情。于是可以有与悲惨的现实生活战斗的快乐，不明白悲哀的苦情，也就不懂真正的快乐。忧郁是崇高的，因此，这快乐也是崇高的。伟大的人，富有人类爱的人，他一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在今日的对暴敌长期战争中，一切血腥的流难，死亡的现象，是悲惨的；看着那班卖国求荣、摇尾乞怜的畜生，看着那些发国难财和醉生梦死的昏虫，是可痛的，然而，我们却有着复仇的愤怒，为民族自由为人类幸福而战斗的快乐。

载一卷一期（1940年8月出版）

等闲

／吴秋山／

自从前月由沪还乡以来，生活也由倥偬而变为闲散了，这是一件可喜的事，因为这和我的性情却相吻合。不知怎的：我总觉得那熙熙攘攘迫迫促促的都市生活，是很烦厌不过的，反而不如在这古朴的僻壤里，来得舒适安逸。在这儿总可避免那虚假的人的混扰，和那些冗俗的事的羁绊了，因为身无事牵，天天在这静如僧房的书庐里，实在是幽闲之又幽闲。夜间，固然可以岑寂的在寒灯细雨的窗下，多看点儿自己喜欢看的书，和做自己高兴做的事，仿佛有无央的乐趣，充溢在自个儿孤寂的怀间；就是日里，也还可以任意地高枕而卧，安闲而起，是何等的自由自在，诚如前人的诗歌云：“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闲学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这种闲中佳趣，繇今才得实地消受，也是可谓“不胜荣幸之至”的了，“浮生如梦”，又何必劳劳碌碌去和人家争名夺利呢！

适兴的时候，可以随便地写字，画画，弹琴，敲诗，间或焚一炉香，泡一壶茗，煮几样菜，饮几杯酒，和几位“来不迎，去不送”的知己，随便谈些不关“国家大事”的闲话，或自看看“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和听听“月落瓦间鹊，雨余闼后蛩”，也很自得。有时穿着芒鞋，携着竹杖，去作半日的山野之游，领略那些“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松风流水天然调，抱得琴来不用弹”的风味，也是很有意思的，仿佛自己已变为中国古代山水画里的风流人物了，虽然这样的行乐法子，是太不合时宜，但这又何妨呢，只要自己觉得有味儿，又何必一定要去挟着脂粉人，坐在司蒂倍克的汽车里，风驰电掣似的到游戏场、影戏院、公园来看热闹，或在灯红酒绿、肉香蒸发的交际场中，听着爵士音乐，喝着威士忌，半迷半醉地抱着楚腰纤细的舞姬，跳着华尔兹来呢？这些都市的娱乐，只能令人感着肉麻而不高雅，于我实在是“至于储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了。

然而，我这不合时宜的行乐法子，虽在实际生活上看来，是一种无用的装点，但是人生如果连这些无用的享乐，都不能享受，而呆呆板板地过去，那生活便是枯燥无味，尘俗不堪，不过我并不是说人们都要尽日赋闲，不做事业，只是说在这有缺陷的苦难的现世里，应该忙里偷闲的去享受一点乐趣，聊以恢复草草之余的疲劳，也是很需要的。就是我，虽然暂时在这儿得以等闲无事，领略些闲中逸趣，但许不久的将来，还要庚续飘泊，却投那苦难的枝栖吧？

载第13期（1934年10月5日出版）

沉沦

／丽尼／

当我疲倦的时候，我曾停止一切的思虑，颓然默坐；而你，就以往常我所常见的你的姿态，而翱翔着在我的眼前了。我不曾感觉苦痛，虽然我们已经相隔了这么远。你的张着两冀的飞翔姿态是曾使我欣悦的。

飞！飞！不息地飞！你真是个苍鹰般矫健的灵魂啊！

如今，你还是在飞着么？这无须乎我的询问，你会飞着的，只是，在这广大的世界之中，我知道你如今是飞到了哪一个角落，或者不如说，你如今是飞到了哪一个天地？飞，飞，飞向远远的地方去——是的，我们全都有过这么一个理想，我们有过我们的热情，爱过一些什么，而且曾经鼓起过不甚矫健的翅膀飞翔过。飞，飞，几年来，你只是负着你的被残害的羽毛和纤弱的躯体，在灰暗的、铅一样沉重的天空之中不断地继续着你的飞翔。你咬着牙，作着那悠长之旅，不曾有过一刻的休息。有时，当你急急忙忙地，从那长天掠过的时候，我知道你是愈飞愈远，而我到是愈落愈后了。

你有着一个不疲倦的身体，一个不埋怨的灵魂，虽然你有时因为不能忍耐那肉体的煎熬而不自主地发出了凄厉而哀惨的啼号，但是若一次当你叹息了以后，你总是在你的飞之旅程中又作出一步的跃进了。而我呢，我则如同一具破舟的一块已被浸透的木板，在年月的推移中，只感觉沉沦已经成了不可以逃避的命运。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是一块破船的木板，而且对于投身于生活之中的你，还能想出怎样更合适更可信的比喻呢。

我不忍告诉你，我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我所不能忘记的是你时常对我说着的：“我爱鹰！”

鹰真是可爱而矫健的动物呢。如今，我也会时时独坐一刻，当夕阳西下之时，在荒废的庭园里，看着鹰群怎样从我底头上掠过，一只一只地以矫健而活泼的羽翼时而突人了云顶，时而飞向了眼睛所看不见的远方。

告诉你，我仍然从来就不能忘却在眼睛所看不见的远方曾经有过我们的憧憬。

我记得，我们曾经有过那么一种残忍的果决：我们曾经能够自己亲手执着利刃来把自己加以剖解，能够无情地以自己的手执着鞭子来将自己加以鞭挞，让自己知道自己还活着。

你记得你那时所说的话么？那时，你底眼睛发着光——我应当说那光辉是神圣的——你锁着沉思的眉，你曾经说：“我们都是苍白的，温室里的花朵，迟早会要萎谢，会变成槁木的！我们不要做一个被热情烧毁了的孩子？”

我能够不因为你的预言而从心底发出战栗吗，我怕的是连这战栗之发出有一天也会从我的心中逃亡，到那时，就是在我的记忆之中，你也将不存在了。当我把活着和不活着看得淡漠起来，当我将烦躁换作了安详，将危惧换作了平静，当我不以像这样活着为一种耻辱，而每天只有欣然的冷漠来作着我的伴侣，到那时，我将还有什么被剩余下来呢？

你，当你从你的云端俯首下视的时候，你也不曾留意到我是有了怎样的面容；也许，你将惊异着我的太快的苍老罢？

我记起我们在一个时候曾经想着要找一个平安的角落，而将这世界遗忘。然而，你并不曾遗忘这世界，你是一直不休息地在继续着你的翱翔；只是我，当这世界如今正在沸腾着的时候，我却停留着在这世界的外边。

我想要见到你，虽然那会见是难以预料的。但是，如果我们竟能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之中再相逢在一处，你无疑地将疑惑我们是相逢在一个噩梦里了。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出版）

说潇洒

／林语堂／

人生永有两方面，工作与消遣，事业与游戏，应酬与燕居，守礼与陶情，拘泥与放逸，谨愿与潇洒，其原因在于人之心灵总是一张一弛，若海之有潮汐，音之有节奏，天之有晴雨，时之有寒暑，月之有晦明。宇宙之生律无不基于此循环起伏之理，所以生活是富有曲线的，袁中郎说的好：“山无岚则枯，水无波则腐，学道无韵则老学究而已。”（《寿存斋张公七十序》）其在人，发而为狂与猖二派；其在教，发而为儒与道二门；其在文，发而为古典与浪漫二类。此二派人生态度，虽时有风尚之不同，而无论何时何地，却时时隐伏于我们的心灵中，未尝舍然泯灭，只是盛衰之气不同而已。哪一派消灭都是一国的不幸，如在中国，可谓全国是无进取之猖者，所以有这种颓靡不振之现象。即如在中国文学，名为儒家经世派的天下，却暗地里全受道家思想的支配——如山林思想、归田思想、归真返朴、保和持泰等。有时同在一人的生平，也有入世出世之两种矛盾观念角逐于胸中，远如诸葛亮、孔子、苏东坡、袁中郎，近如梁漱溟、鲁迅便是。（鲁迅于文学革命之前是在槐树院里做一长期自杀者。）

在文学上，这重要区别，可以说是在“工”与“逸”二字。古典文学取工字，浪漫文字取逸字，我常想到中国现代文学，从广义讲是在经过浪漫的时期，在此地，浪漫二字几乎就是等于解放的意义罢了。凡在经典主义过活的人及社会，其人生态度必经过浪漫主义的洗礼，然后可以达到现代西洋文化的阶级。以前读西洋文学史时，最可使我惊异的就是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的新古典主义与中国古典主义之根本相同，同是在注重用字修辞之“工”，同是标举格套，（即中国之笔法章法，如戏剧之“三一律”）凡越雷池一步便遭人鄙笑），同是多用僻典，同是模仿古文，同是避用俗字，（如鱼曰“麟族”the scaly tribe，鸟曰“羽类”the featheryrace，天曰“穹苍”the firmaments，月曰“美人”mistress of the sky，简直与中文一般无二）其结果，又同是桎梏性灵，蔑视天才，缩限题材，而文学之路愈走愈狭。所以如莎士比亚这样的妙文，竟被（新古典派）埋没了一百五十年，直至Lessing出，浪漫潮流开始，才能恢复其盛名，这真可谓咄咄奇事了，但在我们中国何尝不是如此。我从袁中郎《狂言》看到明末李卓吾已看得起《西厢》，而评点《西厢》，并且推重其本色之美，是推重《西厢》文学价值，金圣叹只承李卓吾之遗绪而已，那时袁中郎赏识《金瓶梅》，冯梦龙赏识山歌童谣，及李卓吾之赏识《西厢》，都可说是浪漫文学观念之开始。浪漫文学都看重“才”字“逸”字，在西洋十八世纪末叶浪漫文学开始，最风行的就是这“才”字（genius）及“逸”字（romantic）及“幻想”（imanination）。这也没有什么神妙，只是工整的文学必有读厌之时，及其读厌，惟有求放逸而已。所以工与逸的轮替，也是这寻常生律起伏之一端而已。

本篇并不是讲浪漫文学，而只借此讲讲人品及文笔之潇洒，因为人品与文学同是一种道理。讲潇洒，就是讲骨气，讲性灵，讲才华。谨愿者以工，才高者以逸，在做人，在行文，在画画，同一道理。若苏东坡之冠代才华，自然独往独来。无窒无碍，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但是我所要讲的是，无论何人总可表示一点逸气，把真性灵吐露一点出来，不可昏昏冥冥战战兢兢板起面孔以终世，这样的人生就无味了，充满这种人的社会也成了无味的社会。但若只求多寿多福多男子混过一世，也不要什么性灵，这也未始不可，至于艺术创作却以此一点性灵风骨为生命。性灵二字并不怎样玄奥，只是你最独特的思感脾气好恶喜怒所集合而成的个性。在洋文，这叫做personality，用个性翻还不大好。我们可说某人做人或行文太没有personality，但不能说某人太无个性了——除非我们开始这样用法，在中文似乎说这人太无韵致，太无风味，或太无骨气，是一种株守成法，依违两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有个性（风味）的人，你看见就喜欢，因为你看见一点真。在中国我想得有这种个性的人，如以前的徐树铮，他是一位敢作敢为敢承当的人，虽然他不是怎样好人，但是比起奴颜婢膝的人总有人味吧。在文学上，在政治上，在艺术上，我们所要看的就是这一点个性，这一点风味。先从女人说起，可以一直说到文学作风，一贯而下。我们同时有一位女博士，虽然其貌不扬，但她有一种才调，也不懂是所谓应酬手腕而已。虽然我也不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是她绝不能说是庸俗。在电影上成名的，就男明星来讲，有二位最有个性风味的，一就是亚里斯（演Disraeli，Volltaire之George Arliss），一是里昂·巴里摩亚（Lionel Barrymore），他们的艺术就是潇洒的艺术，叫你觉得有种引人之魔力，平常讲似乎是说，“那人很有趣”。电影艺术之高下，就是看你能不能把那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潇洒风味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人家就喜欢。在女的，我不讲瑙玛·希拉（Norma Shearer）诸人，而讲曼丽·特兰漱（Marie Dressler），那位忽怒忽喜不拘泥守礼而有一副慈悲心肠的老婆是多么可爱啊！是的，她脸孔一点不漂亮，但是仍会十分可爱。明这个道理，就会明白所谓性灵文学，所谓潇洒笔调之魔力。这倒是行文一种秘诀。普天之下莫非食饭遗矢之辈，这里一篇很合圣道，那里一篇也很合主义，但是圣道主义或则有，作者面孔看着不到。这就是所谓达到“工整”文学看厌的时候。一人在写作中，能露出一副真面目，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不能言，又有他自己个别与众不同的所谓作风，自然能超越平庸而达到艺术的成功。多半人的作风思想就这样依样画葫芦的，你要打出这庸俗之范围，除非打破那无形的格套，脱离那无形的窠臼，才能保存你自己。不能保存你自己，又怎能有动人的力量？我想一人常常看亚里斯、特兰漱诸人之表演，而体会出其潇洒的骨气及风味，便可以懂得作文的所谓个人笔调，因为一切艺术的道理是相同的。

二十四年元旦试笔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出版）

论风度与人情

／周劭／

我厌看当代报章什志，而思古人，我非思古人之峨冠博带，而思古人有一种好风度，这风度养成他们做人有蛮气，有傲骨，敢说敢行，主张信义。这是大国之风，泱泱乎决非立国几百年的国民所有。近人具有此种风度者：如辜鸿铭，如康有为，如章太炎，如罗文干，他们的顽固、狂放，一种傲然之气，都有他们自我的见解，绝不依傍他人门户，所以时代尽管没落，他们决不跟时代而沉浮。然而时至今日，古辛康已成异物，章罗老去，要再找几个有风度的，实觉不易。我看今人的风度大概是这样：讲空论，少实践，无蛮气，富媚骨，东家给钱可以对付西家，西家给钱便可对付东家，做事可以无中生有，也可推波助澜，发财登龙心切，则卖野人头，互相标榜，或拉作招牌，叫嚣胡闹。于是大国之风尽失。所为亡国之音者，我想决不是清谈，清谈焉能国误？若夫叫嚣胡闹，斯乃真真亡国之音。

且夫我所思之古人风度，决不是峨冠博带行动迂阔的风度，也决不是如鱼翅，如阳痿症的风度，我说的风度是包含中国固有好道德，如忠直、廉洁、仁义，与朋友交以信，做人讲气节，交绝不出恶声等等，这都是大国之风，我国之所固有，近世唯英人差可比拟。怎奈近来这些风度不知哪里去了，所剩下的只是些叫嚣胡闹之风，真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譬如交绝不出恶声，这是中国最好风度，英法人等万万及不来，然而今日却大不然，也许是受了村妇骂街的影响吧！出来开头“×”的一声：“耐娘个×！”接下去不问可知，此种口吻如见，岂不被“中国文化的儿子——日本”（古直语）笑煞。

在全国高呼复古声中，我虽不大赞成那个，可是在这个时候，提出大家注意风度，也不好算多事；倘说连提倡风度也是复古，那我有法子闭住他的嘴，原来大家崇拜的英国人民是极讲究风度的，今日我思古人之风度有罪，思英人之风度便会受人重视，在这等处便难免卖野人头。记得论语社某君在伦敦时，在地下火车抽烟，卖票者附耳轻轻告之曰：“这里不好吸烟，那边有吸烟室。”某君为之心折不已，以为贩夫走卒，也有大国风度。我尝于严冬乘电车，自静安寺起，车厢只一人，时朔风吹骨，而沿站上车者，皆开门自若而进，若毫不畏风者，每次关门皆由我代劳。车至卡德路时，一英人推门而入，转身将门关好，然后方就坐，那时我亦为之心折不已，此真大国之风，决不是蕞尔小国所有，我国昔有之，而今失之，令人酸鼻。

风度之养成，首先由于教育之培养。一个人书读得多，便有一种书卷气，便是谈吐也有一种优游的风度，不过近来中国的教育实在破产到不成样子，一般人为大学教授或中学教师者，其本身先没有风度，例如提倡读经者，其文言之不通，犹甚于普通学生；打倒读经者，自己却终日埋在古书堆里，这种人身为大学教授或中学教师，自己言不能顾行，行不能顾言，要学生因听其教导，而养成一种良好的风度，真是难于上青天，故年来叫嚣胡闹风气之养成，这班教育家首应负其咎。

我思古人，我思古人三千年前便有一种良好风度的养成，如一部《论语》，记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优游雍容有风度的人物！今人万万及不到。今人的风度是卖票争先，遇事落后；争利奋勇，见敌向后走。呜呼！似这般做去，其有不沦为印度朝鲜者几希！

但是，风度也不是要养成如琉璃蛋一般的人物，所以做人不独要有风度，并且还要近人情，世上唯有不近人情的人最可怕，这且不必去论他。且说人情是一种人生的经验，要从做人中体会得来，决不是教授在讲台上所能指点。且教授所教的，大半都是不近人情的东西，故一个大学毕业生的用处，远不及一个商店的学徒，其原因是大学生不近人情，而学徒近人情也。大学生高喊失业，却不可怪社会，应当怪自己和教授。为什么不近人情？

世间可读的文章，决非胡闹叫嚣所可得来，都应入情入理，令人能点头会心，才是好文章。近人情者，其人必真率，必坦荡荡；不近人情者，其人必虚伪，必长戚戚。宋人多非难王安石，别的我都不敢赞同，唯有骂其为不近人情，乃是实在。

在乌烟瘴气的今日，虽然我不是提倡复古，不过劝大家近人情和讲究些风度，也不好算多事，大家静一些儿，多读些书，这样用功下去，或许用功些什么出来也未可知，这个，总要比大家叫嚣胡闹有益得多！

倘使有一天，连人情也不许说，风度也无须讲，那么唯有披发入山，我行我素可也。

载第27期（1935年5月5日出版）

chapter 4　奇妙物语

笼内的鸡

／田青／

月亮推开乌云，看着雪后的大地。

一只很大的鸡笼，外面积着雪静静地反映着月亮。但是这时笼内却是热闹而又紧张——

一只高大的有鲜红冠头的雄鸡，挺着胸部对三只同伴说：

——怎么办？大家总得想个法子！难道白白的等死么？

——还有什么法子！——明说的是一只白雄鸡——打！只有打！

说着将脚爪抓成小拳重重踢了一下。先看看高大的雄鸡，再把眼光冷冷地落到蹲在角落里的一只全身黑毛的公鸡，同一只栗色的老婆鸡——黑公鸡的夫人。

——对！——高大的雄鸡说——只有打！不打活不了！

——黑公鸡这时装出一副绅士派头，右翼拍了拍，意思叫大家静一下，它自己慢慢地盖下淡蓝色的眼皮：

——当然啰！打么，话是又漂亮，又说得响的！不过呢，我们得退一步想，来杀我们的人有的是锋利的刀随便在我们身上的什么地方割一下！那我们不是乖乖了么？

它的“宣言”只有它的夫人栗色老婆鸡是同意的，其余二只同伴很不满意。

——我们有的是脚爪尖嘴！怕什么！——白雄鸡说——总得拼一下！高大的雄鸡发怒得很，哗啦哗啦地骂起来：

——不要脸的东西！长得这么大啦，胆子还像芝麻般小。照你说来回都不回一下手就听人们杀了么？

——喂，喂，慢一慢！我有一点意见对你们说……

黑公鸡说着，支撑起身子背着两翼，一步一步挺稳地走到高大雄鸡的面前，眨眨眼睛，目光注视地上一堆鸡屎说：

——现在，问题是在我们愿不愿意大家都死？当然！大家不愿意的。所以，我想你们两位都是肯为大众而牺牲，我对人类去打个交情，请他们随便在你们两位中择一位去牺牲！好吧！大家太太平平！

——我赞成！我赞……

白雄鸡立刻打断栗色老婆鸡的赞成：

——放你娘的屁！

黑公鸡还想说，给白雄鸡吓退了：

——你再说！再说就啄死你！

高大雄鸡，同白雄鸡气得颈毛都根根倒竖起来。

——老兄！——白雄鸡对高大雄鸡说：天快亮了！我们准备着！

笼门一开，有一只很大的手伸了进来。白雄鸡狠命在手上啄一嘴。“唷！”那只手立刻缩回去。接着白雄鸡同高大的那只一齐冲出了鸡笼。

载《鲁迅风》第19期（1939年9月5日出版）

光源的发现(1)

／章克标／

我苦闷着。

已经几年不写作了，我的意思是创作，虽则几年以前说创作也不过乱写一阵，几年以来连这乱写鸦涂的心情也没有了。

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我常常坐到写字桌旁来想执笔的。结果，眼看着白纸，或凭空画了些直线曲线，只是益加头昏脑涨，益加增了苦闷。

这一天我又想写作了，我坐到写字桌旁，抽出了笔，我展开白纸。

我的书桌是对着窗口摆的，窗口是向南的，光线从正面进来，像过于明亮些，也许因此太刺戟了神经，注意力总不能集中的样子，我只能对着白纸凝视。白纸上印着方格子，我平素欢喜写在反面的，正面那格子的墨色太强了，像把一个字关进囚牢去，同时我自己也被关进去的样子。

时光不知是几点钟，像在白天太阳光正耀煌在窗外，我凝视着书桌上的白纸，我预备写些什么，像有满腔要发表的物事在胸中骚动，我苦闷着，要把这些从笔兴上流漏下来。

白热的太阳光辉煌在窗外，我凝视着书上的白纸，笔在我手里，纸仍是白的，光线从正面射进来，我要写些什么出来。

心里渐渐乱了，先像铜壶中的水将沸，继是海面上起了疾风，又来的是战场上枪炮的乱射，我心里填满了菜市街头的喧嚣。

白纸在书桌上，我凝视这白纸，我恨这白纸了。

忽然，我眼前出现了一团白的光芒，我不见了白纸也不见了书桌，只看这绚烂眩目的一团白光，我什么也忘了，心里万念全消，只专注这一团不可思议的光明，我一时像在参禅的高僧。

我静下来了，我洞见了一切的样子，我像成了个哲人，我沉默得如同深海的古井。

这一团白光消灭了，书桌上仍旧是一幅白纸。但我已不是失望了，我知道这应该仍是一幅白纸，并且明白写作的不出来，也是自然之理，因为这白光给我以一种启示了。

我要寻觅这光的源，要在发见了光源那时，创作才可以动笔。现在念念不忘的，只在这光源的发见。见了光，我还得去发见光源。

载《现代》4卷4期（1934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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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三四杂草》。

说酸葡萄

／孙石灵(1)／

酸葡萄的故事，是大家已经熟知的，无须复述。它本来是个寓言，讲来讽喻人事的，所以拿它做题目作文，也还是着眼在人。

狐狸究竟是狐狸，聪明有限。为什么在它吃不到葡萄的时候，只说“葡萄是酸的”，不说“即使是甜的，我也不要吃，因为我不喜欢吃甜”呢？因为说葡萄是酸的，不是依旧还露着涎垂舌动的馋相，容易被乌鸦识破，早早存下戒心吗？如果采取后一种说法，既可显出豁达大度，叫乌鸦不必提防，则遇见机会，扑死它，人不知鬼不觉地抢过来葡萄，多少好呢？那时候生米做成了熟饭，纵有腹诽耳议，大可不管，反正没有人傻到那样的程度，会来跟它算旧账，说，“你从前不是说过，即使是甜的，你也不要吃，因为你不喜欢吃甜的吗？”所以，比起人来，真不知跟着多少远的距离了。比如说，有一种人，身居显要，在他不甚得意的时候，他却可以说“我无心于政治”。这话多么飘飘然？既包含着“葡萄是酸的”，又表示着“即使是甜的，我也不要吃”，更可掩盖起等机会抢葡萄甚至想把葡萄弄得稀糊烂，让大家都吃不成等等的阴谋。一块石头打着三只鸟，好不合算！

说到乌鸦，那就更不济事了。它想不到趁好就做，说“不错呀，葡萄是酸的哩”。所以单就吃葡萄而论，人比之乌鸦与狐狸，已经起码聪明了两倍。

自然还不止此，比如人会在明知葡萄是甜的偏偏说它是酸的之后，想法叫葡萄真的变酸，比如用醋来灌葡萄根之类，以冀证明他的前言不错。抱歉得很，又得借重汪精卫。汪精卫之出卖抗战，就是这样的。他在倡言和平没人瞅睬之后，不惜泄漏军机，向敌献策，就在于想在取得权位之外，更可恬然不惭地向人说：“怎么样，到底失败了，我从前说的话可没有错吧？”汉奸希望抗战失败，不过为的多做几天奴官，多享几天孽福。汪精卫之徒希望抗战失败，却还为着要表示他有先见之明。他不但想欺骗当前的百姓，还想捉弄后世的史家；他不但想赚一世之显，却还想窃百世之美。此其存心，实在不是仅仅汉奸两个字，所可权其罪重的了。

求名牟利不过是人的自我扩展的一种表现，没有什么值得批评。因为自我扩展的表现，向来依附于世所认为可贵的事。当今之世，世所认为可贵的当然是名与利。但重要的限制，却在于“世所认为”四字，倘换以“己所认为”做标准，那结果所届，何事不是一团糟呢？

因此，由酸葡萄而来的那四种说法，和最后的一种态度，都要不得。因为它们都包有“已所认为”的毒素：乌鸦说：“葡萄是甜的，多好吃呀！”那是富贵骄人，小气透顶；乌鸦说：“不错呀，葡萄是酸的哩。”那是窃公器为己有，大不光明；狐狸说：“葡萄是酸的，有什么好吃！”没出息；狐狸说：“即使葡萄是甜的，我也不要吃，我不喜欢吃甜。”阴险可怕；而向葡萄根浇醋，更简直是蟊贼。

由这些毒素出发，生出种种恶象：骂人出风头，自己遇到机会，即使说的是害病，也必表示害过比任何人都要重过一万倍的病；时时以工作责人，却又时时忘不掉名位；虽不向葡萄根浇醋，却希望着抗战的结果如他所预期，而他的预期则又不过是不是一败涂地就是中途妥协；并无功绩，却吉河德似的不可一世……凡此这些，纵不出于本心，亦已成为有害。去托派汪徒，固然尚远，不可相提并论，但加以涤除，却是必要的。

这篇小文，因为人无特指，不免遗无的放矢之讥，而实属惯见，则又不禁有干犯多怒之惧。然而酸也好，甜也好，我又何妨把它当做一串葡萄呢？

载《鲁迅风》第14期（1939年5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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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石灵”。

睡的哲学

／卢寿枬／

还有什么比睡更简单自然的呢？一生下来，能哭，能睁眼，也就能睡。动物们吃饱了总是找个安全的所在闭上眼，想来我们的祖先也是这样的，不过自从孔老先生不顾情面地痛骂了一顿以后，到现在这才有人敢偷偷地安上新名词，企图恢复这件野蛮的顽艺罢了。

然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训也不甚合时了。几千年人与自然斗争的结果将夜的寂寞和可怕完全给征服过来，到如今夜不但不可怕，却比白天更热闹有趣。我从前曾奇怪过为什么不将那快乐的时候挪到白天，让一切人都有份，现在才似乎稍懂得一些。

这年头睡的时间真是太乱，有人的生活从清早开始，有人从中午，有人从晚，又有人得常常变动。这不是太麻烦么？可是也不要紧，要睡，有安眠药，闭紧眼皮念一二三也行。反之则有各种式样的闹钟随你挑选。老于此道的说，只要你第一天临睡时多惦念两次明天该起身的时间，到那时准误不了。我自己要早起总不放心，既惦念，又托人，有了闹钟也还不肯放松，因为我觉得这是太难驾驭的事。有件事情说出来才叫人担心，据说曾经有架最好的闹钟闹完了那拜托它的人完全不理会；还有一回那人也只翻了翻身鼻子里含糊而不愉快地哼了两声竞又酣然入梦了。

我之所以对自己起早那样担心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善睡的人。讲来也颇寒怆，在朋友中我竟以这事出了小小的名。一个人出名而靠着这种原始幼稚的事，这该怎么表现他在其他方面的贫弱呢？然而事实确是如此，不论是弹簧厚垫硬木板，新迁的住所或在舟车之上，到了时候我总安然大睡的。最得意的在大锣鼓的喧闹中曾打过重重的盹，那完全等于睡了。

对于睡我还有一点意见，我喜欢聚集许多不同的经验。有一次旅行，在大车上横着躺了一夜，那夜我真没有睡好。没有管束的骡子就在我身旁散步吃草，我怕它忽然觉得我不顺眼蹴一脚。大车很短，我的腿原该挂下的，但我不得不提起了。提起以后很费力难受，那夜于是是生平看星象最亲切的一回。还有一个夏天睡在一张椅子上，头拗得痛且不说，蚊虫咬就用报纸当被盖，第二天醒来有的滑到地上，有的则压得粉碎，至今犹是最好的回忆。

说回来睡倒仍是简单的事，不管我们有多少名称和姿势，但睡或醒，两样总只能有一样。睡是美，是诗，它包含一切，凡现实生活所能有所不能有的，它都一应俱全。于是有人觉得仅是一个黑夜对一个白天嫌太少，很有意思去扩大一下，三杯下肚，恍惚起来，将一切俗气可怕之事都赶走无踪影，也真是极痛快的事。可是世上不能尽是爱睡的人，喜欢睁大眼睛的也颇不少。喜欢睁眼的人却又有种种原因，有人是觉得找快乐的时候太少，就主张秉烛夜游，有人则以为做事挣钱的机会不够，总是天刚亮就起身。当然其余的人其余的原因必定还有，详细分起来则太艰难。我有一个朋友并不真爱白天，也不真恨睡觉，可是他觉得多睡了似乎太愚蠢太糊涂，睡觉而酣呼高声说梦话真是可耻的事，于是咬紧牙关说不能睡，睡不着，无意间是表示他的不愚蠢不糊涂，甚至还是一个思想家。然而睡不着的人真有的是，爱慕女人而辗转反侧并不为思想家所讳言，但谁肯说某夜的失眠是为了打算邻人的财产或计划怎样去联络一个耍人的事呢？学生们应考往往“开夜车”，有些人却抵死不愿说他的分数是从开夜车得来的。这回睡觉的人倒很有夸耀的权利了。

撇开智愚的问题，失眠是没法的事，我怕听一个面色苍白目光无力的叙述。打了三点等四点，黑夜好像无边的大海，自己也偶然为了什么事体验一两回，真不知终年如此的人如何打发他的长夜。夏天尚可以起来走两步，冬夜的风雪叫我全不敢想象。谁不爱一个辛苦的日子后的睡眠，一睁眼就是鲜红的日光，目前全是清楚和希望，伸伸腰回忆隔夜的劳苦，更觉可爱而快活呢！

睡时最可爱的当然是梦，但它也有缺点。好梦是一味的得意，恶梦则一味的惊骇，总之是一味的糊涂，没有一点迂回曲折，更不允许一个咀嚼的机会。任这回的梦是如何奇突出入意表，跟实事比起总嫌平庸。最著名《聊斋》上有段游仙枕，说一人如何在一小时内经历多少富贵豪华，醒来乃觉得人生无道理，遂看破红尘，与老道人入山修道了。仙家的法术其实也只能蒙混人于一时，若那位先生仔细想一想，那一小时究不能代表几十年，也许他又看不破了。“人生一梦耳”嚷了数千年，所知道真去以梦看待它的人并不多，或者也正因为其中的味儿不同。

我个人觉得睡醒之间的朦胧倒是顶好的一幕。在那短短的时间里我每每尽力把握梦境，一面又有些晓得那到底是梦境，那些惊奇险阻是就要消灭的。有时也竟能去希望这次是一个例外，愿意那得意是真的，否则也有些怕是真的。这种挣扎不知为什么总似乎太好玩，整个自己的零乱无绪在醒透后真太好玩。小时梦过大鬼跳着扑我，朦胧中还是喘息心跳，无主意地缩进被窝闪躲，心里却又希望隔壁睡着的母亲来援救。这恐怖至今还留点余迹在心上，实在不能不说是好玩的事。

外国从前有个人偶然一睡睡了几十年，醒来世事全非，读这故事时曾幻想自己有那么一杯酒喝该多有意思，现在想想倒并不愿意。中国的桃花源也仿佛有这种味道，但那弄到后来是“无问津者”，而Rip Van Vinble老人还敢再跑回旧日的故居，这使我很佩服。

廿四·五·六，三座门寓次

载第34期（1935年9月5日出版）

求水的心(1)

／章克标／

人住在大都会有自来水的地方，不会知道水的价值的。

我们倘有一次到沙漠或缺少水源的大陆去旅行，便知道水的怎样必要而明白其价值了。其实不一定要这样，在炎热的盛夏，忽来一阵急雨，洗净了空气，清除了热，也会使人领略到水的伟大。或者当体疲口渴之际，有一杯凉水来振激心神，水是怎样可以感谢啊。

所以人常常有求水的心。

我实在渴极了，像大旱时的草根，于是免不得有了满怀的求水之心。水在哪里呢？

我知道，从天上掉下来有雨，从地底涌起来有泉，海面的碧浪滚滚不绝，长江大河又一泻千里，但我的水呢？能给我呷一口的水呢？我奔走到不了海边，也找不到江河的洪流，天只射下白热的太阳光来，地上是灰尘卷旋。有些水气的只是我浑身的汗，急促的呼吸，这是愈加使我口渴了。

愈渴愈加想水，也是一定的。

有水，我将一口吞下肚去；有水，我将跳进去沉溺或游泳；那是我包了水或水包了我；我与水，水与我，混成一体。即使那水是从黄河的缺口冲下来，将摧毁城市，湮没农田，陆沉这个神州，我也甘愿一同沉下去，或者是飞湍狂流，直泻入海的，我也不拒绝一同流氽到汪洋的大海。

这样是因渴而生的求水之心。人有能不渴的吗？

啊！我见着水了。那是一道瀑布，从名山的绝壁悬挂下来，纯洁的白，青天的白云也没这样白，而且又是怎样的气概呢，比之长江大河，比之滚滚海浪，还动人醉人得多啊。那真是从天上漏下来的消息，这高贵，这雄浑，这庄严，而且在这静穆的深山，芝兰芬芳的幽谷啊。

可是我胆怯了，我发呆了，我不能动弹了，不敢耸身跳下去固不必说，伸手出去沾一点来润润发热发汗的额角也不。看着这从天上下来的这一匹水绢，永远流动不息，像时代，像真理，象征人生的这水，我是钳口结舌瞠目不知所措。

这也是求水的心。

有点像探得了人生的奥秘，但又像怕见人生的奥秘。

载《现代》4卷4期（1934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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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三四杂草》。

论玩物不能丧志

／林语堂(1)／

余尝谓玩物丧志，系今世伪道学袭古昔真道学语。今人谓游名山，读古书，写小品，便是玩物丧志。然德人善登名山，法人好读古书，英人亦长小品，而三国人之志并未丧，并不勇于私斗，怯于公愤，如吾同胞。然则国人之志本薄弱可知，丧之不足惜，不丧亦亡能为也。试略再说说。

孔子好歌好和，好鼓瑟，好射，好乐，不删《郑风》《陈风》，不删《关雎》《桑中》诸章，《学而》第一章，即以读书为乐事，《论语》到处“不亦乐乎”，“不亦悦乎”。盖孔子洞澈人情，只求中和，不以玩为非，尚不失为健全的人生观。汉儒曲解毛诗，宋儒则变本加厉，以玩为非，陷入道学。民国儒又比宋儒进一步，并游山、读书、小品，亦欲禁止。大约行愈卑者言愈伪，此心理分析所谓“求平”作用（compensation）与麻子特刁钻同一道理，不然则不足保持其心理上之均衡。

“玩”在西洋社会已取得相当地位。西洋男女善作乐，甚至夫妇携手而行，毫不为耻，只是表示一种较自然的人生观。今我国人效之，似亦不觉得怎样。想倘亡西人榜样，真不知当如何叱为伤碍风化的一件事。西人踢球，吾人又仿效之，倘亡西人榜样为踢球者之护符，不知又当如何遭人反对。今且并幼稚园，亦许幼儿游戏矣。

中国人不大踢球，而独好山水花鸟。山水花鸟，即中国之所谓玩。中国人看见成年人在球场上抢一只球，总以为可笑，踢球之姿势，七颠八倒，亦有伤大雅，君子所不为。惟在初夏晴日，趁夕阳西下，沿堤散步，看柳浪，闻莺声，赏荷花，观池鱼，或观农夫耘草，乃认为成年人之玩。其散步，亦主安闲自在，不似英人所谓country walk，在大日中急步数里，回来罩上洋毛衫出汗，始谓之exercise。然中国人生活苦闷，得以不至神经变态，全靠此一点游乐雅趣。西人之评中国文化，最称赞奇异者，即在不堪其忧之中，穷人仍然识得安乐：小市民在傍晚持鸟笼在街上谈天，江北车夫在茅屋之外，种一二盆花草。盖中国人亡宗教，其所以得性灵之慰安者，专在自然之欣赏。此一半系中国诗文的遗赐，使常人亦识得鸟语花香之趣。今之复兴民族者，只许人踢足球，不许人看花赏鸟，真不知如何说法。工农倘不得踢球之便，又不许看花赏鸟，失了东方欣赏自然之精神，真不知将如何过日子也。

然古人以玩为非，尚有系统的哲学在焉。理学家以为凡玩足使心性浮动，故如女子必以礼教防范之。盖以为小姐游后花园，情根一动，即为祸苗，禁之不使游后花园，亦不失为防微杜渐之计。今日中国风俗已受西方影响而浪漫化，女子可游公园，青年可踢足球，要人可看电影，画家可画裸体，凡有西洋祖宗为护符者，皆不敢訿议。独东方式之游玩，必认为玩物丧志，此而言复兴民族，民族岂不殆哉！

在此东西文明接触之时，最用得着健全的批评眼光。小品文只是一种笔调，等于西洋之familiar essay，如何能令人丧志，百思不得其解。吾恐国人詈陈眉公冒辟疆之小品，余勇可贾，而詈蒙旦哈兹烈脱之小品，真亡此勇气。吾其急急抬出蒙旦哈兹烈脱以为护符乎？

载第7期（1934年7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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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署名“语堂”。

蛙鸣

／芦焚／

冬天落第一片雪时，就想到，“蛙什么时候才叫呢？”因为半身不遂症纠缠着，一直坐在旧圈椅里，又不能够出去玩玩——要玩必须请两个人抬着，坐轿子玩实在无味——于是只好和火炉作伴，究竟的日子也还不知道。

终日坐在椅里，原也说不上如何痛苦，身体是早失去知觉的，麻木不仁，反而没有痛苦。无如老坐在它身上，未免抱歉；椅又似乎很忠实，大约是古老之故，总是呈着笑眯眯的呆相，从未发出怨言，这使我愈觉不安了。但是真的要一下跃起，也还办不到，只好将就坐着。很是寂寞，想无可想，仍然那一句：

“蛙什么时候叫呢？”

日子过得自然模糊，却能够看出是下雪，风是在狂奔，在驰骤，像恶狼打唿哨，有时躲进死巷里去呜咽悲鸣，槐树和榆树的桠枝嚓啦嚓啦地相咬着，似乎连雀子也明白了当前的厄运，躲在深深的檐下了。纵使时令再变得离奇，蛙也不会叫的。

然而还是不能断念，总是上天有意作对人，虽然半身早竟麻痹，终究尚有耳目口鼻诸物在，能听而且要听，能看而且要看……没有办法。况且也反对不得。据说圣人是贬斥物欲的，实行起来，上天亦将狼狈不堪，聪明之极。不过圣人终归死了，这妙想似乎也从未实行，纵令活着，不依旧徒然吗？

“蛙什么时候才叫呢？”

我不禁心里酸楚。尽管嚷，是容易惹人忌恨的。有时为打破寂寞，确曾想连喊几声“寂寞啊，寂寞啊！”一则未必会有人听见，实在怕人忌恨，况且嚷似乎不是好事，所以不嚷，将一切封在心里。自然心会想，这又是“可诅咒的物欲。”又想，倘使将这“可诅咒的物欲”斩断，岂不很好……这将是一个至高的神笑了，勒腮露齿……哎！真已蠢得到家。

人类这东西有几分蠢相，不蠢的让他去成仙，蠢的听其自然罢。有梦且做——这半身不遂是否会恢复为健康呢？蛙鸣时候，声音是否只有一种呢？蛙鸣时候，花是否仅仅一朵呢？……

然而，期待着的蛙毕竟叫了，于是，我又担心着明年这个池子里的蛙是否还会叫呢？

载《文饭小品》第2期（1935年3月出版）

酸葡萄

／邵洵美／

一样你想要而要不到的东西，我们叫做“天鹅肉”。故事是一只癞虾蟆看见天上飞过的天鹅，想吃她的肉，可是自己没有翅膀，只能伏在草里痴望。外国人叫做“酸葡萄”。故事是一只狐狸走过一座葡萄架，上面有串鲜艳夺月的葡萄，这串葡萄挂得高，它用尽平生的气力还是拿不到；它跳得累了就坐在地上，另外有只动物经过，问它有这样的好葡萄为什么不吃？他便说：“这葡萄是酸的。”叫做“天鹅肉”是人家的取笑；叫作“酸葡萄”是自己的解嘲：两种说法，意义是一样的。

做不到官的人，把做官的看做卑鄙龌龊；没有钱的人，把有钱的骂得狗血喷头。此与狐狸口中的“酸葡萄”同一理也。翻过来说，假使狐狸得到了葡萄，它大概会说葡萄甜了，其苦衷当可原谅。但是有人做了官仍骂官，有了钱仍骂钱，这也许便是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了。

我们在交际场中时常可以听到下面一类的谈话：

（甲）老兄，你在哪里得意？

（乙）做些小生意，小弟自己弄了一个纱厂。

（甲）好极，好极，老兄是资本家了。

（乙）岂敢，岂敢，不过骗些饭吃吃。

或则是：

（丙）先生，你在哪里发财？

（丁）谈不到发财，在南京当个小差使。

（丙）啊，狗眼不识泰山，原来是位大政治家。

（丁）笑话，笑话，这种事情不是人干的。

用同一种公式，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对白：

（豺狼）喂，老狐，你嘴里是什么东西？

（狐狸）一些酸葡萄。

（豺狼）羡慕，羡慕，这是应时鲜果。

（狐狸）别去说它，又臭，又烂，我吃了真是恶不出的苦。

这当然是中国人讲礼教，处处要谦虚，譬如对了人把“爱妻”称作“贱内”；“宠儿”呼作“小犬”。同样口不应心之辞，说的人听的人都不会认真。可是狐狸吃了葡萄而说恶不出的苦；开了纱厂而说骗饭吃；做了官而说这事情不是人干的，我想除了谦虚以外，也许还有另外的意义。

——狐狸吃了葡萄说恶不出的苦，除了谦虚，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怕豺狼会从它喉咙里抢来吃；

（二）不会吃葡萄，连衣带皮吞了下去，也许真不好过；

（三）做贼心虚，吞得太快；

（四）也许它的本领不够使它尝出葡萄的甜味；

（五）也许它本来对葡萄的希望太奢，到了口，觉得不过如此；

（六）也许这葡萄真的不甜。

我觉得假使为了这种可能的原因，而说葡萄酸，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说的至少是真话；但谦虚却是万恶的根源。

称爱妻作贱内也许便种了离婚的祸殃；呼宠儿作小犬，将来孩子长大，卖爹卖娘，也许是一些潜意识的受辱作用。经商也许真的因他当时一句谦虚话而作奸撞骗。做官也许真的会做出不是人干的事情。

这些也许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的地方。中国人只有“自谦心”，而外国人却还有“自尊心”。他们不是不懂得谦虚，但是他们决不肯侮辱自己的职业。也为了他们对自己的职务有一种尊敬，所以对玩忽职务看作是一种羞耻；利用了自己的地位，而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的，便当然少了。至于我们中国，那么，做生意的会笑嘻嘻地对人说，“有土则豪，无商不好”；做官的也会乐洋洋地对人说，“政治本来是卑鄙龌龊的勾当”，于是作奸犯科，卖官鬻爵的新闻，便充塞了华夏土地。

在官员的就职宣言里，我们时常可以看见“兄弟才浅力薄”，在文学作品里，也时常有“作者对于批评是外行”那种谦虚话；我恨不得捉住了他们的领圈说：“你才浅力薄，那么，不必上台献丑”，“你是外行，那么，不必来胡闹”，再把他们一拳一脚的踢出去。

吃不到葡萄说酸葡萄，可恕；吃到了葡萄再说酸葡萄，可杀。狐狸，狐狸，知道了么？

载第83期（1936年3月1日出版）

永久(1)

／林庚／

今天晚上我是在一间世界上最寂寞的屋里，四周黑魆魆的，没有一点声息，三进的大院子只这间屋里的一盏灯是亮着，于是我只好幻想了，幻想到能比我这盏灯光所及的更大一点的地方去。那是个什么地方呢？一张灰色的照片，我自己那样子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于是这岁月使觉得匆忙了，我想这岂不是无凭据的在忙吗？在寂寞里这忙字的意义使得我苦恼了。

寂寞实在是使得时间稍微长些，那么坐在寂寞的当中看时间流过去吧！也许正是怕看得觉出太匆忙了，怕因此把自己觉得如旋涡中的一个小水泡，渺小得连存在都快没有的，那寂寞啊！才真正的刺伤了可怜的心！

墙外的更锣，在不能看见的黑暗中，带着原始的可怕的声音走过。又是一更了，这是天地与人所开的一点小玩笑吗？

我想那原始的勇敢的人类，在幽暗不见天日的森林中，克服了这世界与我们，这天地就真正的屈服了吗？听到那原始的声音如今还会令我们觉到可怕，那可怕的究竟是什么啊？我心里快要疯狂了，墙外的更锣在不能看见的黑暗中又敲过了，我仿佛听见原始人的呼号，那悲惨的声音，在我这平庸的一生是不曾听过的了！

人间的永久啊！我是从来不敢想那个可怜的字眼的，那正如为信仰而殉教的西方教士，为永久的贞洁而跳入火山口的东方的男女，然而那只是人类自己的解说，可怜的人们为自己说出来的安慰，实在那些是在那里呢！只是人类反抗这残酷的天地的呼声，然而那挣扎不正是写下永恒的悲哀吗！

墙外的更锣，在不能看见的黑暗中，带着原始的可怕的声音又如风的走过，人类永久是悲惨的！那是为什么我们永久怕听那原始的声音吗？

载《现代》5卷1期（1934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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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心之语》。

脚底下的梦想

／傅彦长／

似乎是作为板眼之用的两只脚底正在很有节奏而又迟钝地，一记一记地打在一条同长面孔一样的光滑的大街上。他，这是一个自以为没有梦想，不再想活下去，而其实只在胡思乱想中把时间随随便便杀去了的行人。大家都以为他在这动态的世界中是一个没有任何负担的快乐的人，然而他也同人人一样：有肉身的人类终究是不快乐的。他虽然说过他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谈谈的对手，可是他绝不同别人一样地只在感叹着他自己的不幸。他是一个沉默的人。这种以孤独使人注意的行人，总是独往独来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走着路，我们时常可以在一条条不很冷静而又比较地近代化的大街上看见他。他总在胡思乱想中，因此我们还可以看见一个个梦想在他的脚底下从生长而至灭亡。他所寄托的世界，人人都以为这是不会灭亡的永久生命。他的一个个梦想只使他时时刻刻与这不会灭亡的世界互相对峙着。世界只在动态中活下去，人类无不为了这活动而工作着，但是他只在梦想着一个从此会静止的，不必再活下去的自己。他说他没有任何梦想。对于世界上的一切活动，他都不愿意去参加。他以这种种活动为可笑的替天行道。的确是如此的：每一个人在睡觉的过程中，时常是有过梦境的。不过在梦境里的世界，有时候在当时也竟然是不愉快的，是自己所不愿意想到的一切。这绝不是梦想中的实现，梦想多少是在这世界上可以生存下去的将来的希望。为了这希望，在动态中的这个世界就强迫着人人去做索然无味的工作。但是，他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意志在认真地去做任何一件事。过去了的梦想是不能够作为他自己生存下去的滋养料的。自然，将来的梦想也不能够作为在生活中的滋养料的。在这世界上，我们都应该活下去，这是我们在别人面前不必否定的。你如果要活下去的话，就应该睁开眼睛呀！用你的感觉去和世界往来吧！为了要活下去，你能够享受到多少就可以享受多少。如果这世界在你的目光里是不幸的，处处不能够如你的意志，那么，你自己不要先行扫兴，为满足他人的梦境与梦想起见，为满足这世界起见，你应该用他人的言论来痛打着自己的行动。说自己不想活下去是可以的，因为这就是他人的言论。至于真的自己不想活下去是大可不必的，因为你从此以后在感觉上再也得不到任何的享受了。你不应该用自己的棍子来痛打着自己的呀！感觉与理想总是对立的，因为天下本来是无事的，各式各样的起义，都是多余的理想。你争我夺的天下大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至少在感觉上是人人如此在要求着的。一等到成为言论，这就是世界了，天下兴亡，就似乎非人人都有其责不可了。人生于世，只有自己的感觉是真实，而感觉又就是人人骂不绝口的地狱。感觉当然不是天堂。普通使人人在感觉上可以得到满足的这个世界。在批评方面一定是恶劣的，于是你的处世之道只得用他人不满意的言论来痛打着自己所满意的行动了。写文章，在感觉上使人人都得到了舒服的，在趣味上一定是属于最低级的。聪明人觉得即使用了他人不满意的言论，也不足为训，于是他就沉默了。有时到死为止，他再也不开口了。

白天，有时是深夜，我们总可以看见他，这种以孤独使人注意的行人，永久是独往独来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走着路。日出不是为了工作，日入也不必去休息。似乎是作为板眼之用的他的两只脚底，正在很有节奏而又迟钝地，一记一记地打在一条条不很冷静而又比较的近代化的大街上。这或者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种人生吧！

载《文饭小品》第3期（1935年4月出版）

看到想到

／唐弢／

看报，是有益的，看报上的广告更有益。不但裸体照片、长寿秘诀等等可以免费赠送，有时候只须附去几分邮票，便可以传得一身绝技，以此维活，真是一生吃著不尽。

然而这毕竟是广告，到底确否，我没有试验过。我所常常注意的是报纸的副刊，但也还一样的于人有益，它告诉你怎样处世、做人。例如前几天，某报副刊的“点滴”里，就滴下了后面这一段：

糖味是甜的，糖精则变为苦味了。人是应该做好的，太好的人，反而变做坏了。所以做人，不可做得太彻底，总是随俗浮沉，“难得糊涂”的好！

这论调实在很妙，妙在使你糊涂。做人不宜做坏，然而也不宜太好，这叫做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说过的，所以是儒道。儒道罢了，但他还要一沉一浮，一俯一仰，好即是坏，坏即是好，塞进许多禅理去，使这论调变得高深莫测，于是乎“半是儒家半释家”，既光头，又穿着长衫，活像那些半官半隐的近代古人了。

但幸而他只教糊涂，却不倡风雅。

风雅所以会印入近代古人的心里，据说是很受了些古代近人——袁中郎的影响的。但袁中郎其实也正是自居名士，滥交缁流，一个十足的儒释的混血儿。他在写给徐汉明的一封信里，说：

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独有适世一种人，其人甚奇，然也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要紧人……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

这里所谓非禅非儒，其实是也禅也儒的。但看袁中郎自己的不擅一能，不堪一务，就是一个好例。而他在另一篇文章里，更说得明白，那就是《为寒灰书册寄郧阳陈玄郎》里的：

……故余尝谓唐宋以来，孔氏之学脉绝，而其脉遂在马大师诸人；及于近代，宗门之嫡派绝，而其派乃在诸儒。至于今所谓螟蛉者亦绝，儒禅之统绪，不惟不见其人，兼亦不闻其语矣。

真的不见其人，不闻其语了么？并不然的。我们还有袁中郎，还有几百年后的近人古人，这风气甚而传遍市井。一顶儒冠，一件袈裟，曰忠曰父曰孝，不生不死不灭浮浮沉沉，糊糊涂涂，这就十足的显出了这一个时代！

载第2卷第8期（1935年7月5日出版）

无题(1)

／芦焚／

孩子玩得正有趣。

她有一只欢响的螺贝，三个泥捏的小人儿。它们的住屋是——

方盛杂货的废纸匣子。

孩子的眼是澄澈的，可不是有真理智慧住着？可是当她看着天——和眼一样澄澈的天哪，或合上的时候，老想着一个象牙色的洋娃娃。

从一个城市来的孩子手里着见过，但她不爱，它打过她一记——在涂了灰的嫩嫩的脸上一个唤郎的担子上，看过一个小的，她不爱，为着它，挨过一脚。

洋娃娃的梦依然做着，但她却有——

吹得呜呜响的螺贝……

没有同伴。

有的，那可不是三个泥捏儿小人？

添了一匹小狗，还有一个破香水瓶，爸爸检来的馈赠。她很高兴，也很安心——

瓶里灌了水，不愁它们渴；有了小狗，不怕夜半被人偷去。

恬静的微笑在淡漠的脸蛋儿上浮起。

“别动，哈。好好的守着家！”

狗儿不曾动。它忠实得会使人流泪的。

“到那面去，你是——”

三个小人儿排列在匣里，那是结婚的仪式。

笑了。恬静而淡漠的小脸儿。

“喝吧，这是酒。”

随后生了小孩……

随后死了。

埋了个土坟。唵唵的哭起来了……

她的脸如何寂寞哟！

“你跑咧！都再喝一点。”

小人儿是忠实的，忠实得几乎使人流泪。都喝了酒，终于醉了。

沾着灰的小脸儿真的挂下了泪……

母亲打了而且骂了她——

“作祸，明天会死的！”

“真的要死呢？”

我想。

载《现代》4卷2期（1933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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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风铃》。

chapter 5　茶余茶话

智人·愚人·聪明人

／俞平伯／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

这似乎是反话，却亦有正面的意思，所谓“正言若反”也，所以下面接着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于大顺”。太史公亦说，“老子深远矣”。这两个字是大有来历的。

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夫子的愚民政策，其实不然。更有人故意这样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有像笑话里所说“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趣味，殊非说经之体，更可不必了。这老牌论语的意思本来很明白的，所谓“不可使知之”者，乃无法使他们知或知得透澈，却非不要或不许他们知也。但老子愚民之意实较尼山孔氏大为明显。他总不会怕人家骂他“落伍”、“开倒车”或“为统治阶级绘蓝图”，——却有一层：在“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前进之局，即使会趋于幻灭之壑，这倒车开得成否大是问题，或竟已不成问题，吾恐这犹龙的老子生今之世亦没得啥说的。

古代社会里似乎包括着三种人，不能以职业分。第一是智人或哲人，如孔老释迦及其徒众。第二，愚人即老百姓。这似为两个极端，却互相接近的，所以古书上每以“圣人”与“匹夫匹妇”相提并论，未尝不暗示此意。为什么呢？他们都有所畏，或畏天命，或畏国法，或畏业报，如所谓“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所畏虽不同，其有所畏则一也。既有所畏，即有所不为。这有所不为，虽似被动，而自动的有所不为的精神即在这儿扎根。反之则为小人，正如《中庸》上所说“小人而无忌惮也”。

上边的话未免太头巾气，试从另一个角度看。我父亲的《小竹里馆吟草》卷七有《京寓书感》一诗：

世事推移卅载中，朝臣遗范溯成同。
束身颇畏清流议，冷官曾无竞进风。
生计从容蔬米贱，烽烟安静驿程通。
辇书弱冠春明道，曾见开元鹤发翁。

叙说光绪初年京官的情形，赞美得或者稍乐观一点，却有一部分的真实。尤以三四一联动人感慨。中国的士大夫与老百姓向来都在一种规范之下被约束着，这个事实怕不易否认吧。

当然，即在顶专制的国度里，决不缺乏另一型的人。单有上述的两种人，亦不能构成这复杂的社会的。人人都这样规行矩步吗？我们也断不能信古代就是如此的。于是有第三种人。这是聪明人，或自作聪明，自以为我比你聪明的人。依传统的看法，这里面包括着无忌惮的小人。“聪明人”似乎是好名词，“坏人”、“小人”，多么不受听。但亦只名称的区别而已。

保守的分子把中国拉得直往后退，我们传统的习惯呼为君子，那前进的呢，至少有一部分得了小人的雅号，这和现在流行的意念恰好相反，而且非常别扭。在同一的社会里，关于人们的行为有了互相颠倒的批判标准存在着，应用着未有不大混乱的。我想，这是了解中国的实情，重要关键之一。越批判越糊涂，实不足怪也。

不错！这第三种人正是最解放的，最开明的，在他们这时代里渐渐也增多起来，渐渐地以一面倒的威力压倒这愚智两端，而咱们的教育亦推波助澜，惟恐其消灭之不速，变化的不快也。教育的目的小孩都知为开通民智。民智既然开通，愚人当然减少，不成问题。又因为近代教育图平均的发展，不善天才的培植，趋于标准化，庸俗化，是以圣哲固决不再生，而通人亦稀如麟角。古代所谓智慧与聪明范围本不同，越聪明或者越不智慧哩。记得有位朋友说过，一切的有所知识都属于聪明，只有中间的虚怀，一点是智慧，义虽不必完全，而诚哉是言也。

我们近代的教育——当然是整个儿的文明机构，不仅仅教育如此，大量地制造这些所谓聪明人，似乎国运总该日进无疆一日千里了。为什么反而后退呢？我不能答。莫非还由于这些保守顽固的分子拉着、坠着、连累着吗？我也不知道。我不敢说它的影响为好为歹，但有一点可以明白的：要好，便会很快的好起来；不好，当然，很快的变坏，如人患了急性的疾病一般。为什么这么容易明白呢？譬如一物，由许多分子构成的，那些保守的人我们叫他惰性分子，那些聪明人我们叫他急性的或活跃分子。惰性的分子，无论做啥，都是慢的；急性的，相反。一辆破车让老牛驮着，即使翻车也这样慢慢慢慢的。若快马加鞭，一楚溜便下去了，绝少犹豫之顷，回旋之地也。

恐怕有人诧异我这文章的内容。在这个年头说这样的话，可谓奇绝矣。奇绝不奇绝且不管它，知识的进步，当然“要得”，可惜其他的不跟着走哩。所以这仅仅的知识进步，本来“要得”，却似乎有点“要不得”起来。这里牵涉得太广，下边稍说几句作为收科。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知识也，但欲望则人禽之所同。我们盖无法使我们的欲望向知识看齐。（譬如我说，咱们的欲望比白鼠高一百倍，心理学家会证明这数目字否？）不但此也，另一方面，欲望反而跟着知识发展。以万能的近代知识扇着原始的欲焰，吐射万丈的光芒，来煎熬这人类的命运：这就是近代生活的写真。我引用自己的诗句，“我思古之人，愚者何其多”。诚然哉，古之人，愚者何其多也。

三十七年八月十日

载第160期（1948年9月1日出版）

运命

／鲁迅(1)／

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藉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岁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还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个，所以想结婚是很困难的。这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日本社会上的迷信也还是真不少。

我问：可有方法解除这夙命呢？回答是：没有。

接着我就想到了中国。

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但据我所知道，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书上符咒，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所谓“没有法子”，几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转移运命的方法。等到确信这是“运命”，真真“没有法子”的时候，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

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我们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这么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于是他说，这用种种方法之后所得的结果，都是真的“定命”，而且连必须用种种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们来，却似乎并不这样想。

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载第1卷第5期（1934年11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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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署名“公汗”。

由爬虫说到人类

／艾思奇／

看过《金刚》这部电影的人，总深深地记得那可怕的怪兽。怪兽当然不是真的，有常识的人绝不会被电影的魔术骗得相信。但这只是就今日的世界而言，若回到三千万年以前去，那么，地球上确曾有过一个时代是这类怪兽的天下。猩猩王金刚虽然没有，但那脖像蛇一样长的恐龙，那脊棱长着许多山一样尖角的雷龙，确横行过一时代。

生物学把这些怪物归入爬虫类。它们的躯体很大，力量很强，又有坚硬的甲壳。在它们横行的时代，别的动物都不能和它们对抗，不是被消灭，就是躲藏起来，过偷偷摸摸的生活，世界就让这些大爬虫独来独往。

但后来大爬虫竟完全消灭了，一世之雄的大怪物，竟一个也不剩地死尽。这实在是生物学上的一个大问题。依进化论来说，生物为生存而竞争，只有适于生存的强者才能保全它的种族。绝大的爬虫，在生存竞争中是再适宜没有了，为什么倒会消灭呢？生物学家在这里就发见了生物界中的矛盾，原来：生物躯体上的优点，同时也就是它自己的弱点，这优点愈更发展，则弱点也愈更增大。爬虫的大躯体，坚硬的甲壳，强的力，是它们征服世界的利器，同时也就成了它们自身的累赘。这些大东西需要充分的营养，而世界被它们征服后，供给营养的别种生物都死的死，躲的躲，骤然减少下去。并且，它们又用这些利器自相残杀了，并且太坚硬的甲壳又妨害了体温和血流的调节，寒冷的天气又不容易生存了。这内的矛盾发展到了极端，终于使大爬虫的种族没落，让新的动物开始活跃起来。

有些生物学者，由大爬虫的“前车之鉴”，就顾虑人类的前途。人类是现在世界上的优胜者，将来会不会像爬虫一样地没落了呢？有些人认为恐怕会的。人类的优点就是智慧，用了智慧，人类制造工具，建立科学，借此征服了世界。既征服了世界之后，同样的智慧又成为人类自相残杀的工具了，这样一直杀下去，人类势必就完全消灭，一个也不留在世界上。

这一种很悲观的论调，在日本生物学家丘浅次郎的著作中是非常浓厚的，他的学说，使他成了世纪末的悲观主义的代表者。在他的眼里，今日的人类，正如昨日的爬虫，生物的矛盾，已在人类身上注定了消灭的命运了。

这种论调，多少是有点真理的。在人类中间，确然往来着许多大爬虫，有巨大的躯体，强大的力量，坚厚的甲壳，但躯体太大，使他们难于营养，甲壳太重，成了他们的拖累，而他们相互间又有斗争……种种的矛盾，逼着他们走向没落的道路。一切的情形，都和大爬虫有点相似。不过，这只能说是少数的一部分人类，并非丘浅次郎眼中的全部人类。人类有智慧，能制造工具，能生产，能有意识地改变自然。但工具的生产，使人类不能保持种族的均一，而发生种种的类别，就像用角的牛，不同于用爪牙的虎豹一样，用锄头挖田的农夫和用机器生产的工业家是不同的。工具的生产，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使一部分人类渐渐成了大爬虫，他们借此征服世界，支配全人类经济同时也就构成了伟大的躯体，太重的甲壳，压得人们气不能喘，汗不能出，血不能通，全身的新陈代谢作用都迟滞不灵。供给营养的世界市场也渐渐狭窄了，而怪物们又要自相残杀，于是就有了恐慌，有了战争……

但这是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上的问题，懂得这两门学问的人才能充分了解的，像丘浅次郎一样地用生物学的公式硬生生的嵌上去，是无济于事的。

载第1卷第10期（1935年2月5日出版）

女人的路

／林默涵(1)／

女人向来是挨骂的，有什么事情弄糟了，不论大小，差不多都总要归罪于女人。这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是一样，《圣经》上就说：妇女是使得男子从天堂里被驱逐出来的罪魁。仿佛只要没有了女人，那些先生们便可以永远在天堂里享福似的。

但这其实是骗人的鬼话，一位阿拉伯的古诗人就分明的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女人的胸脯上。”所以，老爷先生们尽管一方面在咒骂女人，一方面却又拼命的要女人。一位希腊的古诗人说：女人是“美丽的恶”。这意思是，虽然是“恶”，却又“美丽”。从“恶”这方面说，女人是男人的出气筒；从“美丽的”这方面说，女人又正是男人的好玩具。这句话，倒是把那些老爷先生们的心思完全说穿了。

社会的成见，往往有着惊人的力量。这轻蔑女人的成见，不但深印在许多男人的意识中，使他们可以公然欺负女人，而且也深印在许多女人的意识中，使她们不以这轻蔑为侮辱，甚至还看作理所当然。多少妇女，就在这种轻蔑和侮辱中，默默的忍受着，度过了自己的一生。那敌视妇女的恶毒的社会意识，甚至于使得母亲亲手扼死自己的女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但如果女人是成天的挨骂，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难免要垂头丧气、愁眉苦脸的，这就又不合老爷先生们的另一要求，作为“美丽的”玩具了。所以，老爷先生们总是一面威吓，一面又给些虚假的奉承，用各种肉麻的词句来赞美女人：“闭月羞花”呀，“沉鱼落雁”呀，或者洋派一点的，是“天使”呀，“安琪儿”呀，诸如此类。有些女人便信以为真，而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人家的玩具，甚至还以当玩具为光荣。不久以前，香港的一家晚报上，介绍一位交际花，据说那是一位在高官巨贾看来十分迷人的“玩意”。她向记者叙述她怎样“成名”的历史，说是在她那时候，女人“成名”还比较方便，只要有好看的面孔，有会说应酬话的嘴巴和大胆的举动，就够了。而现在却得有“真才实学”，需要从小锻炼出来。为了训练她的女儿继承她的位置，她请了最有名的教师，教她的女儿学钢琴、学戏、学画画，给她培养起来，再介绍到社交场去。这不但告诉我们，有些女人是怎样的以当玩具为光荣，她简直把它看作了不起的可以“成名”的事业呢！这样的女人是恐怕不在少数的，一位报名参加竞选“香港小姐”的女士，就得意的说，她的目的是为了“凑趣”；而且也告诉我们，要成为男人的玩具，那成本是越来越贵了，现在是光有好看的面孔，会应酬的嘴巴，甚至于“大胆的举动”都不够了，还要会弹弹琴，画点画，唱唱戏才行，看来老爷先生们的胃口是越来越细腻了。

但这样一来，女人就又背了“奢侈”的罪名，被骂为“消钱货”、“败家精”，成了许多人摇头叹气的对象。而且，这种交际花，已经不是极少数特殊的女人，那些老爷先生们的太太小姐，为了巩固自己在男人心中的地位，便也不能不起来和交际花之流竞争了，这当然又要向老爷先生们要钱，内外都伸手来掏腰包，自然不免使老爷先生们有点儿心痛。

这就是老爷先生们给女人所安排的两条路：不是做他们的出气筒，忍受着无边的轻蔑和侮辱，默默的饮恨而死；便是做他们的玩具，用精神和肉体的代价，去赢得一点虚伪的奉承和物质的享受。但好看的面孔是不会永久好看的，当青春消逝，迟暮到来的时候，则虽有“会应酬的嘴巴和大胆的举动”，也没有用了，那时就又要变成出气筒。

但在这两条路子以外，难道就没有别的道路了吗？有的，那就是摔掉一切恶毒的侮蔑，踢开一切肮脏的诱惑，首先要知道自己既不是人家的出气筒，也不是人家的玩具，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然后，和一切真正的人们——不论是女人或男人——联合起来，共同踏碎这个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吃人、尤其是吞噬妇女的社会，而建立一个真正由人民做主人、不是由老爷先生们做主人的社会，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妇女才能彻底解放。有了这种觉悟，并且挺身参加了这种斗争的妇女，是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这是多么可以庆幸的事情！因为一位最先创造了新社会的革命巨人说过：革命如果没有占全人类半数的妇女参加，是不会成功的啊！

（八月二日）

载《野草丛刊5·九儒十丐》（1947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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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默涵。

春与中年人

／傅东华／

今年的春如此其姗姗来迟，大概已有许多人感着焦躁了罢？但对于我，这却只有一点影响，就是使我超出预算的多破费几块买煤钱罢了。

觉得能在火炉旁边多烤几天也不错，不但没有盼望春来，并日已浑忘了春不来。这样的心情，既不曾加以解剖和比较，便觉得它很自然，并不是什么突变或渐变的结果。

前几天，忽然觉得炉边有点火辣辣，就叫停了火，但终不曾浮现“春来了”的意识。这好像也很自然，丝毫不觉有变异。

中饭下楼同家人聚餐，孩子们刚从学校跑步回来，大家都面红耳赤，满头是汗，口里喊着“热”，两手不住地挥风。回顾自己身上，老羊皮还未换下来，这才惊觉孩子们的距离已经很远，自己已经深入中年阶段了。

惊就引起了回忆——回忆五年前，回忆十年前，回忆二十年前，却尽是依稀的轻梦；当日的心情终究唤不回来了。

过去的已经淡到不可辨识，凝结在我心上的只有现在一顷刻的感觉，现在一顷刻的心情。然而这一顷刻是何等的有价值！因若放它过去，不久之后就又成了轻梦了。

进入中年阶段不自今年起，但这回才有中年的认识，不能不说是我的新经验，而我始终相信凡新经验都是可贵的。死是人生的最后经验，有谁能长生不死，也便成一种的缺憾。

譬如这么说罢，酒量大的人总还有法子得到一醉的经验，酒量浅的就无法得到痛饮不醉的经验了。比较起来，到底谁强似谁，那是不难判别的。

青年人大都逢春便醉，如今春却醉我不倒了。这是我——或者一切中年人——大可自豪的一点。不过不醉者对于醉者没有可轻视他的权利，犹之醉者对于不醉者没有权利可肆其讥嘲。人类的各员彼此尊重自己的经验，也尊重别人的经验，人类的和平大概就可维持了。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很远吗？”这脍炙人口的诗句，初看看似乎是至理名言，但若拿事实来对证，终究是带着十足的浪漫气氛说的。且不把春的义蕴来引伸，即以自然的春而论，如今年这样，它岂不明明迟了差不多两个月才来吗？

但这诗句是该用它的象征意义讲的。这样，离事实就愈远了。我们的冬天岂不已经够长了吗？和人类的历史一般长了吗？然而何尝有一丝春的消息？关于这也仿佛是中年人看得比较明白，因为中年人照例是浪漫气氛较少的。这或者又是中年人差可自慰的地方，因为他知道春来反正是无望，所以也就无所用其苦闷了。

一般服膺这句浪漫诗句的，有的以为春可用符咒去唤召，或用人工来促成。因为如今世界的一角不是已经用强烈的人工促成开春了吗？但是我们所见也只是极稚嫩的蓓蕾萌芽，且又并非炮制出来，只靠着少数妙工的技巧和道德，又况四周围北风万劲，安见得这根株未固的初芽不终被摧折？

又有的，把人类看做了他们所居住的行星一般，以为也可以判为两极，这一极黄昏的时候，便是那一极的黎明。而如今没落中的一部分人类，至少已在严冬肃杀的气候了，那么“春天还会很远吗？”这可说是一种科学的浪漫主义，其实比纯正的浪漫主义强不了许多。

然而，人类的严冬毕竟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春之到临地上，本来无分彼此，人类将摹大的高阁挡住了春阳，将工厂的黑烟吓走了啼鸟，于是乎都市无春了。最不幸的，在要将这些障碍拆除，己经在人力之外。

在中年的我，自知等春真正到来的时候也许还能够一惊，但已没有勇气权将醉景当春景，就因怕醒来时吃不起幻灭的悲哀，所以惟有打点着去适应更可怕的严冬了。这种严冬生活中的惟一安慰，只在我已明知其如此，不过如此，本来如此罢了。

载《现代》3卷1期（1933年5月出版）

弱者

／钟开莱／

我有一部脚踏车，旧得很了，牌子却是很好的，骑起来比那种中着不中用的新车子舒服得多，因此我虽然很有些时候不免羡慕别人的车子光亮好看，贪图舒服的心却战胜贪图好看的心。到如今还无意去买新的。有一次到车行里去打气，车行里的人看了我的车子，估定了我的（不是车子的）价，很怠慢。两个小伙计高声讨论我的车子的价格：一个说廿来块，一个帮我忙，说廿来块倒怕不够，大概三十块钱光景是有的。这价格却还不到这部车子六年前市价的一半。我听了，不免生气，有半个钟头不高兴。一路骑，一路心里盘算，要买新车。

再过了半个钟头，气消了，神经也镇静下来了，起首讥笑半点钟前的我自己，笑我有半点钟死了，不复是我自己，却是在为车行小伙计做人。我要为自己做人，不愿为别人做人，尤其是不愿为车行小伙计做人，我就不买新车。

这是我作这篇文章的来由。我常想作文章的人，若肯在文章以外，把他写那篇文章的由来也告诉给看文章的人，很是件好事，我这次自己就来试一试。下面说正文。

天下一定有许多女人，为夸示同性，勾引异性，因而烫头发，画眉毛，乱涂脂粉，着高跟鞋；天下也一定有许多女人，并无夸示同性勾引异性之本心，却为怕姊妹笑话，怕朋友笑话，怕男同学男同事笑话，也去烫头发，画眉毛，乱涂脂粉，着高跟鞋。天下一定有许多男人，为向同性示威，为向异性献媚，因而掠西发，着西装，洒香水，穿皮鞋；天下也一定有许多男人，并无向同性示威，向异性献媚之本心，却为怕兄弟笑话，怕朋友笑话，怕女同学女同事笑话，也去掠西发，着西装，洒香水，穿皮鞋。天下一定有许多人，宁可骑一部三步一蹶，左溜右滑，一跌便糟的新车子，不愿坐一部舒服放心的旧车子；天下也一定有许多人，本心不要好看，贪图舒服，却为怕同学笑话，怕女人笑语，怕车行小伙计笑话，也抛了旧车，去买新车。——我自己便险些做了这一种人。

烫头发是麻烦的，还许会触电；画眉毛涂脂粉，也是一天非化一两小时不可的麻烦事情；穿高跟鞋是决没得舒服的，还许会摔跤；以舒适而论，西装决不及中装，皮鞋决不及布鞋，烂污牌子的新脚踏车也决不及好牌子的旧车子。今有人于此，觉得丧失自由舒适之事小，失却体面之事大；因为美观要紧，宁可冒触电的危险，去烫头发；因为面子要紧，宁可脚上多生几粒鸡眼，去穿皮鞋；他有他自己的天平，他的天平虽然和我的不一样，我却不怪他，正如我不能因为自己爱易卜生甚于萧伯纳，便不许别人爱萧伯纳甚于易卜生一样。然而若有人，其天平与我的一样，自由舒适的分量重，美观体面的分量轻，却为别人的缘故，不敢以其本心之所轻重为轻重，舍自由舒适而不图，去讨麻烦，去寻苦头，这件事，在我个人看来，应比任道博士的书法算命更为可怪的。

若是国民政府颁布一条法律：凡不跟别人穿西装着高跟皮鞋等等的，一律以反革命论，那么为怕枪决，忍痛去穿西装着高跟皮鞋等等，倒大有可说。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不穿西装不着高跟皮鞋等等不但无死罪，且也不干什么例禁。我们所怕的，原来倒不是什么国法，不过是车行小伙计一流人的闲话而已。然而别小觑了这闲话，闲话的势力，令禅智内供伏到地上，伸出鼻子叫人用脚踏。

我们平常总是谄媚自己，自命是个自由人，好像只要对于在上者少出怨言，不得已时效法阿Q“儿子打老子”的办法，便可安耽活下去了。我们却忘记了那些无时无地不在四周窥伺的男人女人们，如车行小伙计之流，专等找你破绽，作他们高声谈论之资料。穿一件衣，吃一样东西，说一句话，做一件事，你都得像个低能学生兵，听见一声“枪上肩”，先得向前后左右张一张，看看别人如何做法。你有时出门，先得看一看脸上有无墨污，衣上有无破洞污迹，脚上穿的是否那双“出客用的”新鞋。你肚子饿了，走到烧饼摊旁，先得看看附近有无车行小伙计一流入，也得瞟一瞟那位卖烧饼的脸色；你若买了两块，而他坚持非吃三块不饱时，我看你还是再出了三个铜子的好。卖得了烧饼，你得藏到袋中一小块一小块扳下来，用手紧紧抓了，偷偷塞进口中，看到有熟人走过，赶快摸摸嘴上有无芝麻屑。你踏进饭馆，得想一想十四个子的阳春大面是不是你这种人（由堂倌之眼看来）吃的。吃什么坚韧的东西时，你得看看前后左右有无留学生模样或以留学生自命模样的人，省得害他们听见你大嚼之声而难过，替中国文化伤心，（就此种地方看来，外国人亦一样岂有此理。）有时你莫奈何地接见客人，听他评论朝政，臧否人物；有时你莫奈何地去拜访客人，化不少口舌去辩护自己之不在他府上吃饭并非嫌他家菜坏。你到高桥看杨秀琼，莫忘记她是个游泳名手，运动健将，是个替民族争光的英雄，曾经站到台上对着radiO演讲提倡体育的。你更得随时提醒自己：某人在几岁上就大学毕业，几岁上便做大官，挣大铜钿；某人在几岁上就有了家小，几岁便向爷娘奉送胖白儿子大礼一份，等等等等。

我们原来就是不知不觉中已将生命零碎出卖了的弱者。弱者。

要是不甘心做弱者，便须不怕受苦。或像Millet，挨饿挨冷；或“国民公敌”，叫人投石子，撕破裤子。

载第54期（1934年12月1日出版）

贼

／罗念生／

作贼是七十二行中一种光明的职业，“一个人在他的职业以内活动不算犯罪”，这是沙翁史剧里富尔斯达的一句名言。要做“贼娃子”先要拜师，献上一只生的猪脚和一只熟的猪脚做贽礼，发誓要遵守本堂的忠义信条，然后贼师才传授秘密的法门，同时又结交几位师兄师弟，在桃园煮酒“换把”。

一年顺遂地偷过，到了岁腊，堂上也要办过年货。众兄弟奉了贼师的旨令，“造了粉子”（吃饭），酌上一钟壮胆的药酒；携带随身用具，披上黑衣，脚上着一双头发底子的草鞋，踏着星光分头进发。他们望见人家屋内灯火全熄，便拾几块石子向瓦上掷去：要是这叮当的声响惊动了屋里的人，可知他们还没有熟睡。主人不亲身出外巡查，便唤狗来追；这时贼子躲在阴暗地方，顶好是屋檐下的柴堆里；要是恶狗赶来，掷出几枚香酥酥的药蛋；他们吃了，便无声无息地躺在地下；先把它们抬回去，给做狗肉汤锅的商人。回头一切都静了，溜到人家灶屋壁外，避开烟囱，择定一块墙壁，把腿上插着的刀子取出，先书一道圈，才轻轻地挖；要是碰着墙内的“柴块”，或是里面预防的木板，得舍了这洞，另挖他处。这洞只要同肩膊一样宽大就成了，因为除了肩头，别的身肢经了惯熟的练习，可以缩的极小极小；反正洞口太大了不中用，主人也难得弥缝。打好了洞，熟脚留在外边，派一个生脚进去探险，他恐怕头颅遭主子的暗算，先把头伸进去；要是没有响动，便然着火条，探望屋内的景况。再帖一张鬼符在墙角，那屋子便冷浸得可怕。他嗅着灶头上腊肉的焦香，先偷了那块肥厚的“坐橙肉”，再偷些香肠、肝子、腰子、舌头，……逃出洞外；剩下的几块留给东家过年。然后把火钳、火铲、锅铲、菜刀、夹子等等零件取出，连吹火筒也取了出去；屋内有一架织布机，他快刀斩乱麻似的连布带纱割下来。灶内的东西偷得差不多了，剩下些笨重的拿不出去，才“想方子”钻进卧房。他忆起了他的熟脚“把兄”曾经告诉他，那房门的闩上，有个暗锁。他在旁边挖了一个小孔，伸手进去抽开那闩下的暗锁，才轻轻地开了房门，里面静极了，只有一丝熟眠的气息。他吹着纸条四下探望，隐约的满房都是财喜：吃的、穿的、玩的，件件齐全。他抢着些粉条、水烟、蜡烛、火炮一类的年货；再拿走些衣服、首饰、茶壶、酒壶……慌忙中连夜壶都拿走了。回头他闯着一个竹罩，揭开一摸，里面有只“叫鸡公”，他一手擒着鸡的颈子套进腰带上。忽然听得厨房里的猫儿叫了两声，他屏息静立一会，还是没有响动，胆子又壮了起来。他认定了那个空床，将上面的绵被拖下。哪知里面睡着一个“细娃儿”，那孩子很响地跌下踏板，骇昏了，心里明知有贼，口中却喊叫不出。贼娃子看见漏了水，伸开腿便跑，哪知打错了方向，碰着墙上的钉子，他急忙转身，又闯倒了一塔“细碗”，这碎声像倒塌了一座高塔；同时厨房门也咿呀地响了起来，外面的贼娃子知道事情不妙，便背起黑货逃跑了；等那生脚奔到门口，一枝长矛搠了过来，可惜搠早了，没有搠着人。那贼娃收不住势子，闯在矛杆上跌了一个倒栽葱。他顺手擒住矛子，那汉子舍了武器，双手死死地抱着偷儿的背和手，这是擒贼的上上良方，省得他的刀子伤人。那贼挣扎几下，轻轻地唤了一声：“水涨啰！拢来救命！”但是洞口连回声都没有，他又挣动了一会还逃不脱，那大汉的力气真猛，紧紧地搂着贼的腰干，弄得贼的呼吸都快断了。他觉得贼软了，将他的双手挽在背后，一腿压着他的颈子，把头上的青帕取来系着他的手脚。这时屋里的人全都惊醒了，大家帮忙把贼捆在柱上，看出这贼娃就是当天化装来讨饭的叫化子：他的身材很柳条，头发蓄得很长；裹腿上挟着一把尖长笨重的刀，腰间还挂着一只叫鸡公，可怜那鸡早就闭气死了。一家大小聚在房里和厨下清点东西，乱得很，年货全丢了；顶可惜，那陪嫁的布是东家母女亲手纺织出来的，也给偷走了，难保将来那对美满的姻缘——主妇正在叹气，见“长年”打起火把回来，手上抱着那已经织成的家常布，和一些另碎东西，说是在路上追回的。东方渐渐发白，太阳出来照管世界，不再是黑夜的威权了。那长年把贼娃牵出大门，倒吊在树上。大寒天，他额上的汗珠像黄豆般大，一颗颗滴下。长年又往土边割来一束苎麻，系成一条鞭子，向贼的赤背上乱打，口中骂道：“你这黑心肝贼娃子，会假装叫化子来打方道，老子省罗一碗冷饭喂狗什种吃；那晓得，你这个什种会来偷我们老板……‘马立点’把东西全退回来，换你这条狗命；不干的话，老子活活地捶死你，痒死你……”那麻叶上的毒毛打在身上，红肿得，痛痒得钻心：但贼子咬着牙关，“死不开腔”。野麻不住地挥打，像一条毒蛇在身上乱滚，渐渐背上的肉隆肿起来，颈子胀得同脑袋一般大，他还是不开腔。那汉子发威了，看见老板娘的东西要不回来，他又去把过年香点来烙他的背，还要取雕刀来挖他的足筋。老板娘不忍见娃子活活地受罪，连忙挡住长年。她说偷东西没有犯死罪，打了一顿也就够了。长年一心要送他进衙门坐监，但报一个案子，要花一大笔银钱。还是老板娘慈善，说把他放了，叫他记着长年厉害，以后休要再来。长年遵命把偷儿放下，还踢了他几脚，叫他滚蛋；但是他倒在地下动也不动，腰没有断，腿没有拐，人又没有死，怎样还不滚开呢？长年又要吊起他来，他不动；要拿他送官，他也不怕！这才淘气了！到底还是老板娘体贴得到，赏了他几升米，几件破农；他马上就爬起来，向着屋子磕了三个响头，才“扬长而去”！好个贼娃子！

载第74期（1935年10月16日出版）

说命(1)

／孔另境(2)/

只要是一个人，长幼男女贫富贵贱，脑子里总存在着一种继续不断的希望（或叫它欲望）。大而言之，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小而言之，就是人生的意义。一个婴孩常想念吸乳，这就是小孩的希望；一个农民盼望今年能丰收，这就是农民的希望；一个资本家要想自己的事业发达，吞并别人的企业，这是资本家的希望；一个知识分子想讨一个漂亮的老婆，这也就是他的希望。希望之大小，是依各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而不同，然同样总存在着一种希望；而且，不但人人有一种希望，这希望还永远不能满足，讨了漂亮的老婆还想盖造一所漂亮的洋房，吞并了一个企业还想吞并第二个，今年收成三担还想明年收成五担；如此说来，人的希望是永远达不到的。不过社会上究竟凡人多圣人少，所以看不破这达不到而拼命要希望去达到，于是扰扰攘攘，社会也因此闹热起来了。

在这扰扰攘攘互斗互杀之中，世人又都想预先知道自己究竟能不能达到这希望，换言之，就是自己的命运究竟如何？

世上有好几桩看不破的事情，命运即为其中之一。星相卜筮之流利用人们有这弱点，所以百业尽管萧条，他们却不怕没有生意。自然星相卜筮之流的把戏已经骗不过有知识的人了，但是有知识者之要知道自己命运的欲望却和无知识者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因为世上究竟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科学算命法”来，更使他们觉得彷徨无依！

其实并不是世上真无算命之道，可惜多数人都昧然不觉而已！

清儒戴名世氏曾写过一篇《命说》，他把命分为二种：一种是一己之命，一种是天下之命。庸众之人仅仅要知道一己之命，而不知道一己之命实包含在天下之命中，其说警辟卓绝，颇合于进步的社会思想，我把它抄录一段下来：

……吾以为命有二：有一己之命，有天下之命。所谓有“一己之命”者，或生或死，或富或贵，或贫或贱，莫非其命为之，而无与于天下——此庸众人之命也！若夫君子小人之命则不然：世之盛也，天下之命生，则君子生；天下之命富贵，则君子富贵。君子者，不以一己之命为命，而以天下之命为命。苟其不然，则君子死，则君子贫贱。君子死而小人必生，君子贫贱而小人必富贵；小人生而天下皆死，小人富贵而天下皆贫贱。此如阴阳之不可假易，出于自然之理，一定之数，而莫之或爽者。然则君子之命，就其一己者言之，又非推算之所可得；就天下之命而推算之，而君子之命已得矣！……“知命”者，知天下之命者也！愿天下之命，又不必推算而得；智者知之，愚者昧焉……

戴氏毕竟是一位史学家，他以一己之命寄托在天下之命上，可谓还其史家的本来面目。但他的这些话在当时说，一定是骇世惊俗，而要被目为狂激之徒的，所以戴氏终不免了一个“坐拟凌迟”。

载《现代》6卷1期（193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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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五步楼散品》。

(2) 本文发表时署名“另境”。

我们的孩子

／唐弢／

去年是儿童年，我们记得的，今年除了学生国货年外，据说也还是儿童年，孩子们真是幸福呵！

由于这幸福，他们该有良好的环境了。

如果住在上海，而又不拘拘于华夷之分，则看看绅士子弟所表演的童稚跳舞会，参观教会所设立的小学校，伶俐、安静、“听话”，对于那些孩子，我们也的确会觉得是幸福的。然而可惜的是：铁匠店里还有被虐待的学徒，马路上也终于免不了未成年的“小瘪三”。

就是襁褓中的婴儿吧，也有因贫穷而被弃，因不育而被分尸的，又何况阴阳胎还可以锻炼成灰，专治一切痨瘵呢！

乡村里的孩子似乎更不幸。因着连年的灾荒，他们久已成为大人们的食料，或者买卖上的商品了。但尤其凄惨的是去年和今年，为了灾区的扩大，这情形也越来越普遍，被“易子而食”的且不说吧，就是被卖的，也并非真的去做了大户人家的少爷与小姐；他们或流为奴隶，或变做娼妓，和幸福永别了。

不过可以快快乐乐地做人，舒舒齐齐地读书的孩子，也并非完全没有，但是又落在另一命运中了。他们被逼着写好字，讲礼节，年纪较大一点的还要做几句“词藻典雅”的古文，我们这社会，正在制造这样的孩子。

然而人家怎样呢？二月十三日《申报》载塔斯社莫斯科通讯：

此间举行全联邦儿童机械工程制造品展览，内有儿童发明品二千种，如列宁格拉亚克亚维特，年仅十五，发明电力煤气炉一种；儿童发明家中，以杜拉地方之伊·略欣司基弟兄最为有名，其中有一小兄弟，年十一，已发明街灯自动开关机；其兄年十二，发明电气爆干底片机。他如巴希基利亚之拉美夫，年十五，发明无线电火车。现苏联全国设有儿童技术站六四七所，以令儿童增强对于技术之兴趣，乡村中复设儿童农业站，儿童参加者甚多云。

丰子恺漫画
（载第1卷第12期）

这是一个例证。

又譬如：在电影界里，我们有了一个童星，他的确是许多孩子中极有表演天才的一个，然而他表演了一点什么呢？他会装笑，装哭；他会拉着男人喊爸爸，偎着女人喊妈妈；亲嘴，撒娇。使观客们觉得有趣，伤心，甚而至于落下眼泪来。

然而别人家的童星却在表演顽皮、活泼、冒险、创造。

这又是一个例证。

难道我们的孩子都是低能儿么？我想：这是决不会的。

地球是决不会给父亲们带进棺材里去的，它永远是孩子们的家产，请替后一辈想想吧！

载第2卷第2期（1935年4月5日出版）

装饰

／马宗融／

看见现代的女人的穿高跟鞋，烫发，剃掉原有的眉毛来另画两道直入发角的线似的长眉，涂脂抹粉，搽红嘴唇——这毛病还传染给一部分时髦的男子——带珠光灿烂的耳环，约指，臂钏，我们的前进一点思想家已深叹文明进步的迟缓，现社会里还遗存不少的野蛮习惯；其实拿不久以前的缠脚、束胸和欧洲人的缠细腰来看，却不能不算已有长足的进步。

但人类为什么要变更或残毁自己的面孔和身体，去求所谓美呢？这是件源远流长的事，我们且听耐都尔诺（Ch．Letourneau）说：“想要好看，就是用自己的身体的颜色、模样，使自己和别人发生一种有情趣和愉快之感的，不是从人类起。许多畜类，已经感到这点，并且已经表显出来，尤其在求爱的季候。在许多鸟类中尤其是难于否认的事实，有的善于整理它的羽毛的，晓得美妙地把这羽毛显现出来，夸张那耀眼的色彩。关于这点，若干的鸽类、火鸡和孔雀等算得典型的例子”。耐氏以为人类最简单和最初的美的感觉：就在修饰的爱好，这是在地面上各处都是如此的，哪怕在远不知道绘画和雕刻艺术的民族中，若南美洲的火地（Terrede Fen）的民族，都没有例外。“人类绘画和雕刻在一切身外物体上之前先在他自己身上绘画和雕刻”。

这里曾发生美的标准问题的：许多我们以为美的，在其他文明较低或较高的民族看来，或许要感到可厌，许多所谓野蛮人作些扮相出来使我们在夜里遇见几乎会吓得死的，偏是他们认为最美、最漂亮的样子。例如文身及残毁肢体的风俗就产生许多极可笑或极可怕的怪相。

经过锡兰岛时，看见那里的居民男子有的在眉间画着红或白的各式标记，有的把额颅弄得灰扑扑的，额上画着几道不大分明的白痕；女子臂上的钏不知有几幅，指上的环也不知有几对，耳朵上无论男女都有耳环，不过女子所带的样式更多，重量并金质的最为普遍，无论男女有的都把耳垂坠得成了一个大肉圈，女人并把鼻孔的边壁上戳一个洞，安着一颗金钮似的东西；在我们看到真觉得有些不顺眼，但在他们不是用为“级制”（Caste）的标识，就是为着增加自己的美观的装饰。这还是文明发达最古的地方，若周览文明较低或几乎没有的民族，就越是怪异百出了。

澳洲北部，天气比较热，居民统年裸体，皮肤都巧格力色，其余各处多用兽皮遮身。他们偶然得到一点欧洲人的遗物，就自认为已经文明； Lumholtz在坤斯兰德（Queensland），离海很远处曾遇见过两个土人，一个穿了件旧衣衫，一个戴了顶女人的帽子，自觉洋洋得意。但这是并不流行的装饰，一不见有欧洲人瞧着他们时就扔开了。

一根用兽毛搓成的线编的细绳就算他们的腰带及颈饰。有的人的颈饰是用珊瑚或贝壳穿成的。还有的以一把兽毛用蜡使它固定在肩上、胸上、背上或是屁股上部的周围，这都是他们的名贵的装饰。还有的就用极薄的石片在他们的身上把皮肤划开，从胸到脐一条一条的像带子样，胸的两边，乳头上面斜盖两道新月似的曲线，若把乳头当作眼睛，这就像两道竖立的眉毛。在肩头上也划许多伤痕，像肩章上垂着的穗子，然后用灰去填住，或使蚂蚁在上面去跑，使伤口不能复合。到肿得够高了，才让这些伤痕渐次平复，那么就可得到一身隆起的纹了。可是这在女人是要受严紧限制的——这是野蛮人间的通例。

又有很多的男子在鼻准下，两孔之间穿个洞，横贯一根骨质的小棒，认为极美的装饰，有时得到一根欧人的烧料烟管，就很高兴地把小棒丢掉，把烟管穿上，向人夸耀。遇有节日便在上画着白的、黄的和红的线条。戴上一顶鸟毛镶粘成功的各色花样的帽，有高到数尺的，形状多与棕榈的树身相近，顶上饰上丛毛，也很像远看的棕叶或棕枝；从顶到帽沿的花样很变幻有时延到脸上通是“花零鼓铛”的，颔下又亸着一部大胡子，好像一个棕榈树精样。这就是他们的盛节的舞装。

在墨拉来西亚（Mélanésiè），红是最上的颜色。染色化妆一般都爱用红。澳洲漂亮人在赴跳舞会或往会友之前，在他们的胸前、腿上画许多红白交错的线条，画成，显影自赏，高兴到路都走不来了。

纹身漆身的风俗在野蛮人中很通行。非洲拱戈的邦加列的人男女多把额上头发剃个三角形的缺，从缺口起到眉间为止，一串差不多与眉心同宽的鼓出的肉纹；鬓边、耳旁，各有一朵浮雕似的肉花，多作丛叶形状。许多拱戈女人背上都满雕着复杂的花；男子两臂也雕着美丽的花纹，既工细，又隆起，若在像片上看来，简直与古铜上的浮雕没有两样。遇有节日，无论老少男女，把身上都画着白、红、蓝、黑，各色的花纹，连头发都要染红。

蒙布杜的人无论男女从小都用带把头缠起来，使头不得往宽处发展，而变成一个长形，额以上到头顶几乎与脸部同长，以为美观。

萨拉女人的唇盘，尤为怪异！当幼小时就在她的上下唇的中间割一个小口，先只用一根草把口子撑起，慢慢地改撑以小木棍，渐次渐次加大。因此使唇部扩张得很大，尤其是下唇，简直成了两张宽长且薄的皮了。这皮是用来装置一个直径二十四生的迈当的木盘的。在上唇里另装一个较小的。为要位置这两个盘，不惜把上下门齿一概拔去，使盘支持在第一臼齿上，以便唇的运用。有时不幸嘴皮破裂，女人仍不甘心，必要把破皮的一端连起来把盘再行装上。这样美妙的装饰，我在一次有声影片中曾经见过，真是有趣！她们仍要吸烟，喝水，喝水时把水先倾在下唇的盘内，然后仰起头来吞饮。说起话来，上下盘相击，剥剥有声，极尽丑相。到了这嘴皮一破，再破，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有几条皮拖在胸前，鼻子下面显出一个黑洞，直不是一张嘴，一个人形。

像这样有牺牲精神的爱美，我们真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载第1卷第4期（1934年11月5日出版）

chapter 6　高谈阔论

谈美丽病

／徐訏／

那末，为什么不叫病态美？偏要叫美丽病呢？这个，我愿意先告诉你，我是学过医的，没有学过艺术，所以我愿意，而且只能够谈病，谈美可真就外行了。

近来有许多提倡健康美的艺术家，把小姐们半身的，穿着游泳衣的与穿运动衣的照相，介绍给我们，指示我们这是健美的标准，叫人摆脱东方病态美的典型，来模效他们。

说是东方美的典型就是病态美，这句话假如是从演绎法来的，则根本不能成立；假如是从归纳法来的，那末说他们是从旧才子的书画上美人归纳而来，这是一点也不会冤枉他们，因为，假如他们常常用社会里的女子来归纳，是决不会得这句话结论的呢。而另一方面，在那些文字与照片上可知道，他们的健美人物，也只是在高材生、运动员与艺员选来的。所以这个标准，还只是他们新才子派的标准，并不适宜于我们这般俗人的。

自然，艺术家终是有几分才子气，我们应当谅解他。因为假如“健美”的名称很早就有，我们相信贾宝玉也很会把肺病到第二期的林黛玉捧作健美的标准的吧！

其实，不用说未成名的美人，是有许多在民间生长与消灭，这我们在民歌里还可以找到，她们都是康健而美丽。就是已成名的美人，如西施，她是浣过纱的；文君，她是开过老虎灶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太娇弱的人可以做得。此外，妲己、玉环，我终觉得也是健康的女子。

所以把这些美人都说是病态，我终觉得是才子之罪。我看过西施浣纱图，溪流是清澈见底，游鱼可数，柳绿桃花，蝴蝶在周围飞，黄莺在树上唱，西施穿着黄淡色的衣裳在河边像寻诗一样的浣纱，纱像新式手帕样娇小玲珑，使我疑心这是哪一个小姐旅行团在风景绝伦的地方用手帕在水里晃荡时留下的一幅照相了。我也看到过文君当炉图，茶馆在山明水秀之村，生意很好，四周是人，人人都是高等华人，或挥鹰毛扇，或读《太上感应篇》；相如书生打扮在捧茶，秀美无匹；文君则粉白黛黑面泛桃花，笑容可掬，衣服鲜丽，手握小团扇，如梅兰芳饰着虞姬，手搿网球拍一样。也许我是乱世的惊弓之鸟，见此图后，替她担心者久之，谁敢担保张宗昌部下不会来喝一杯茶呢？

才子们曲解事理，逃避现实，这是古已如此的了。但是在小说里的女子倒有二派，一派是私定终身后花园的多愁多病的大家闺秀，一派是武艺超群，飞来飞去的将门千金；前者正如同许多近代小说里的会诗会文的大学生与画报上擅长艺术的小姐，后者是正像一部分小说里所有着的浪漫的热情的，黑傻色的女性与画报里的游泳池畔运动场上跳舞衣里的玉人照相。自然这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二对，可是才子的歪曲这些把部分的现象当作整个的事实是一样的。

美的标准原是由社会而变的，当初是皇帝的世界，觉得宫殿里需要枭袅的女子，于是女子们都来缠脚了。皇帝要胖太太，于是胖子都是美人，才子们都歌颂丰腴；皇帝要瘦老婆，于是瘦鬼都为美人了，才子们都歌颂苗条。现在社会变了，阔人们不打算造宫殿来藏娇，有时候要走西伯利亚铁路去法国，有时候又坐皇后号去英国，长途跋涉，舟车颠簸自然要康健一点为是，于是才子们来了健美运动。

本来人生无病就是福，谁愿意生病？但健康的要求，原是在做得动，吃得下，固然也有几分为享受，但大部分倒是为工作的。可是现在的口号有些不同，康健的要求倒是为美了！

其实如果你是要康健的人，我们一同到乡下去找，田野间或者是手工作场一定可以有许多。苏州有抬轿的姑娘，江北多种田的女子，固然许多许多现在都饿瘦了，但你给她吃就会复原的。可是才子们一定要穿着高跟鞋或者是游泳衣的人捧为健美，这个道理实使我费解的。

其实青年人之愿意为美而牺牲的，正像生物在性的追逐时，常常会不顾生命，植物在结果前要开花一样，这倒是极其自然的事。

用这个眼光去看现在青年们康健，实在也只是为另外一种牺牲罢了。以前是的，西洋女子有束腰，中国女子有缠脚，不久以前，把好好的牙齿去换一颗金牙齿，不是有的吗？把好好的耳朵钻过窟窿去挂金器不是中西都是一样吗？人人都笑非洲土人的以泥装饰为野蛮，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生活中也常有这种相仿的事情呢？金属与土不都是矿物么？现在正有人冒着冬寒裸着手臂为带镯头之用，忍受那手术之痛苦冒着危险去受科学美容术的洗礼你都知道？

由此看来，牺牲着身体去求美，这是一直没有什么变更过；变更的是方法，而这方法则是进步的。

比方说缠脚是为娉婷，但是人当老得不配娉婷时候你不是不能还原么？而以此牺牲的苦之大小与所获得美的代价去比较，高跟鞋之娉婷，自然要自由要好得多。以耳朵钻洞去挂金器，自然没有夹扣法为少痛苦，而其所要修饰之目的不是相同的么？这是进步，可是为美外还是要牺牲身体是事实。

我相信人生有二重目的，一重是自存，一重是种族，前者是求健康以利工作，后者是牺牲健康以利新生命，哪一个人不为自己生存争斗，可是哪一个母亲不是为子女而衰老，哪一个人不为异性而牺牲？

我赞成健康运动，我也赞＜成＞修饰要求；但是我反对才子们的健美运动，因为这是把健康当作只为美而把美当作买卖，受这群新才子们的影响，那就反映在女明星的不喂奶主义！

话到这里必需说回来，既然每个人在某个时代终愿意牺牲点身体来求美，可是照常识看来，也许是蛮性的遗留吧：青年人的牺牲常常是盲目到置生死于度外的，穿高跟鞋露臂一类事本不算什么，世间还有为了太胖一点而不吃白脱与牛奶的小姐，有故意作微咳或者小病的太太，世间还有无数的为空想的美（恋爱）而痛苦而呻吟而死的青年男女！

美丽病也不是我所赞成的，但我同情它，因为我相信，以夹扣环代替钻耳朵，以高跟鞋代替束腰与缠脚的程序一样，人类文明的进步是能得美丽病减轻的。

我反对不喂奶主义的健美买赏，因此我愿意在才子美人面前提倡美丽病。

一九三四·一·二九，一二时

载第23期（1935年3月5日出版）

论高下

／藐然／

文士有一管笔，正如兵士之有一杆枪；但笔后面要有脑筋，不是人人一律的，所以笔之用胜过枪。

但文笔人人虽有，脑筋却人人不同，因此分高下。最近有许许多多文士，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各各奋笔伸纸，大抒伟大的议论了。

议论人人虽有，动机却人人殊，因此即算同一的论调又分高下。动机同矣，议论的主旨同矣，然而又更分高下，表现的方法有工拙，有深浅。

不过大抵高低之分，是约略有这样的标准的。如果是为人类，为社会，为将来，为理想的，是高的；为个人，为小团体，为现在，为实用的，往往是卑下的。譬如一个思想者专顾目前，给小困难的人打小主意，那是不成为思想者的。野狐说教，果然也好像言之有物，然人类一见就知那是野狐，因为野狐的教义，是骗人的，动听的，小鬼的。

时常看见报纸上传授经验，煮螃蟹应该加什么作料，买丝袜应该到某某公司；如真是不受某方的利用，作义务宣传，这种人也可以说荒谬之至了，荒谬到如同张竞生。早不久有人传授恋爱之宝钥，说应当爱比自己地位较低的女人，方不至有痛苦云云，也是这一类的。更有大报纸副刊公然说“本报屁股”之类……

这些论调其实是古已有之的，笔记小品之类，多颂扬食品；《颜氏家训》中也记载过“娶妻不如已者”之条，只有自颂“本报屁股”之类未尝见，但可也谬到张竞生那般了。然而这一套，够不上称为思想，不应该当宝贝传授给青年。

大概文笔是人人有的，写来也好像楚楚可喜，才情各有几分。但不自己陷进卑下的泥淖里怎样呢？历史上不有过秦桧么？他是状元。

载第7期（1934年7月5日出版）

论中国人鄙视欧洲人(1)

／徐诗荃(2)／

二十

一位真正的中国人，不能不鄙视欧洲人——勃兰兑斯传述辜氏之意见，如此。

但，谁是真正底中国人？

辜氏自己当然是一个，此外孔子大概也算一个。

被鄙视的欧洲人呢？——大概一切都是。

万物如此不住，时光这么迁流。环境既不同，思想也不同，于是主观方面，伟大或不伟大，英雄或不英雄，实在无可比较，做不出“合论”的。将一物、一德、一意，分析清楚，则知伟人的事业，英雄的行径，难于定出逻辑上之正负的。更将一种行为推到动机上去，华盛顿为什么斫倒了樱桃树，为什么又说出来，则知所谓伟大者，去真理綦远。（我真希望编小学教材的诸公，以后不再讲司马光怎样华盛顿怎样了！）——可怕的心理研究和精神分析，将英雄崇拜之面幕揭去了，不无痛苦的启明！

然则看中国，看西洋，这样那样，所得的无非自己的译本，译本之好坏，是以译者脑筋的容量怎样，悟力怎样。更从而比较之，而批评之，更化为成见而臧否之，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

加之注解说：辜氏脑筋里的中国人，不能不鄙视他脑筋里的中国人。——这么一注解后，可以悟出许多事。

无论“西洋人”或“中国人”整个的形象印人脑筋后，这意象皆是绝对的，也皆是相对的了。然后问究竟怎样。——穷其“究竟”，往往是思虑与语言俱绝的。

鄙视也好，崇拜也好，论据非常多。从来我们中间有这么一种意见：我们缺乏科学，少物质之成功；他们缺乏文化，少精神事业之成功。更推上一层，也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夫体必有用，用必有体。一体兼多用，独限于该体之多用，不备异体之用。若中学西学为一体一用，此说不成。若以为异体互用，则仍是一体一用，否则不成。古人所谓“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是以自我为主体，则万物可用。其实中学可用，西学也可用的。如谓如豢猫捕鼠，则是二重一体一用，不得谓以猫为体，以鼠为用。猫捕东家之鼠，及西邻之鼠，亦如我之可畜大猫、小猫、英国猫、非洲猫，于理无违；“外国人吃鸡蛋，所以兄弟也吃鸡蛋”，于理无违；中国衣我穿，西装我也穿，亦于理无违。

但我们缺乏科学，是因为看不起科学，不用，则如同狐狸之酸葡萄。科学虽然指“声光化电”之科学，而其源则是精神事业，一个爱因斯坦的智力不会下于孔子，爱迪生之“有功德在生民”决不下于“司马光”。科学之“声光化电”，无非解释宇宙之谜，正是超超的精神事业，也无非为人生，这将来的世界也正无穷。跨出中国一看，则知贵族的鬼魂，宗法的迷恋，权势的感觉，遇到了科学之伟大，皆要幻得无影无踪。——长头发的文学青年，流一颗圆眼泪说，自己与科学不相近，其实是未曾细想的。

其实西洋之科学文明，其后面的精神，我们何尝看到！辜氏看到了我们没有机关枪，并非不幸，我们自以为不如者，徒然少了机关枪。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然则买来了飞机岂不是救了国吗？秘鲁的墨西哥的文化我们看不到，希腊的文化仿佛可以看到，便知比中国文化优美的多！甲胜乙，乙不胜甲，并非乙少了一袋钱，而是乙整个不如，各方面不如。如乙尚在自夸是世家，后面有几千年文化，从而鄙视之，是更要不胜的。

人有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眼前的道理要越想越不明白，糊涂起来了。但看一看埃及，亚刺伯的先例，则知文化久远也无补于大民族之灭亡，历史上亡掉一大民族，可以同于灭掉一群蚂蚁。于是乎可以“平矜”！——并非故作危词，这些事实在有些令人毛骨竦然的！

二十一

如果不明白，我不妨连举几例，自然明白了。其实这不过是闲谈：

“哈哈哈！恭喜恭喜”……“抬头见喜，对我生财”。说吉利话，不说不吉利话，说代语，说隐语，谈隔壁讲……这是一例。

文王神课，飞星，流年，谈手相，揣骨相，算命，择期，看阳宅，看风水，看气色，扶乩，科学灵乩……这又是一例。

叉麻雀，抽大烟，打吗啡，吸白面，拜老头子，摆茶碗阵，看梅兰芳，逛窑子……这又是一例。

然则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过些什么生活了。其精神寄寓在什么里！

无以名之，暂谓之曰民族神经衰弱。

希腊人在几千年前，正正经经看戏，上午看悲剧，下午看喜剧；现代欧洲人请诗人、学者、艺术家、大学生观初演（不是电影），请他们作文化批评。而今之剧也没有男人扮女人，也没有这一派靡靡之乐。梅氏负盛名几二十年，倾动朝野，不得不谓之戏剧界代表，然这关系亡国的“国运”呵！正是表现民族失去了健康的神经。

我们没有好戏剧当神圣的文化事业，是玩玩，是消闲，是喜欢看“旦”。为什么喜欢旦角戏，说起来，这是变态心理，衰弱心理。其来由，是生活的苦闷与无聊。设若在此际与之以可歌可泣底喜剧悲剧，则记忆与联想一活跃，人民必至于疯狂。有力者方许颓废，无力者只得谓之麻醉，丧心。音乐之“靡靡”，并非没有来由的。

为什么不喜作不吉利语，正因神经衰弱，不能有患祸之强刺激，大家要遗忘，将实际生活之苦闷粉饰过。另一方面是权力之盛已衰到极致，凡征兆，利市之足以增加此感情一毫末者，皆乐于有之；然而，不幸，仍然是碰到了实际生活，则各种牛鬼蛇神的迷信心理都滋长出来。外物或内心，凡人必有一种把持，然后可以生活下去。现在是外物完全没有依靠，内心生活也无凭。结果只得错乱，衰弱。

社会上有许“文王神课”，是证明着心理不安，和民生困穷，但另外一方面看，也未始非无形中保障着安全：已经化为小偷，则必不是大盗了。然则一压迫，则一大半当然死掉，更一部分当然变成寇仇。肺病之死人也缓，肠热之杀人也疾，孰为优劣论，是做不出的。

也足见求权力之意志渐亡：低等社会是人，上流社会也是人，凡人必有支配欲。将军当然高贵，狱吏自有尊严，但也还是要民康物阜。起初是不觉得的，可怕的是积渐之势相推。饥荒、疠疫、战争、贫穷的鞭子连连打来，结果是将人力的感觉完全失去，人力的感觉一失，则权力之意志不生，换言之，安于懒惰，荒怠，无可奈何，默默地死灭，即令这时更强更大的希望现前，也只当它是海市蜃楼了。

好像当局时常在挽救这种心理，放风筝，弄游泳，开法会，祀孔子；然而或粉饰或麻醉，不能掩心理之萧条，也无补于亡。如果要将这已逝的“民魂”唤回来，救急之方无过于向敌国战争的一次大胜利，虽只能救急，不能救亡，这方法也不可得！

载第19期（1935年1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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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泥沙杂拾》。

(2) 原署名“闲斋”。

谈旅行

／甘永柏／

比耶荷姆（M．Beerhohm）曾在一篇文章里告诉我们说伦敦有一种专门为人送行的人，为了一镑两镑的报酬，他可以很动情的将一个异乡的客人送上征途；做来俨如真实，陪衬他的寂寞，使他受着旁人的艳羡，侍者的尊视。世上也有那种为“装饰”而旅行的人，想来颇是令人惘然的事。但从反面想想，人生的哪一件事又不是一种装饰？史特立契对于剧院的后台有着很大的趣味，他为的就是看装饰；这位优美的传记作家，也许对于那种在短时里去经历一个长的人生的制作感到了喜悦。同样的，我爱好旅行，我对于那种在匆忙行程中各种人脸作一种人性的探讨，也是感到喜悦的。不过，在史特立契的有点儿刻薄的笔下，惯常做一点煞风景的勾当：他会拉一个抹掉了脂粉，蓬乱着头发，从半裸的披肩下露出苍白的肢体的女人告诉你说这是适才低低地嗅着“阿孟，阿孟！”的世界上第一的情妇（见《茶花女》）；我告诉你，亲爱的读者，我是没有那种沙蒂斯姆的风趣。

在舟车上，我有注意一个人的动作的习惯，这正如我欢喜收集各种人的像片的习惯一样（我的亲友们不是太吝啬，都总得有一张像片落在我的手里），我不能说出是什么理由。这一份儿经验，使我得有一点能力，如果我是有暇裕，我可以描给你一个出须的，昏聩的老头子给你看：他是怎样艰难的在对付那流出的鼻涕，随着车轮的震动，掉了出来又缩了转去；我同样也可以描给你看，第三位上那位穿紫色衣服的少女，她的薄薄的嘴唇是怎样会说诳，而在那瘦小得有点可怜的胸膛中，又装着怎样的机智……是的，那种注视对于一个陌生人也许是欠缺一点礼貌了。但那是我的快乐，一点无伤的快乐，我是可以要求原谅的吧。

快乐的旅行常常是在独身的旅行中，而结伴的旅行，也有更快乐的时候，鹤见祐辅的所谓“在异乡发见友人”，大约是只有单身才是可能的，因为人的心与心的交换是最胆怯的时刻，是需要着肃静与孤独的。世上的情人没有在孤岛中共同生活过三五天难得有真实的情感。但这儿我说的单身旅行，并没有鹤见氏的追寻的目的，我是说着那比较可以自由的观察的意思。“结伴寻欢”是少年的盛事，哄闹代表着高度的快乐，但这儿也有一个闲适的境界：如果你拈着烟，眯着眼，看那忘掉自己的表情，听那无节制的奢侈的语言的飞扬，你能说不是一种快乐吗？

人类的言动是一幅画，一种声音。自然也是一幅画，一种声音。我们去感觉一个美丽的灵魂，得用我们的眼、耳，与我们的心。而我们去感觉自然却还要加上我们自己的行动。自然的节奏在于它的变换，那种变幻却需要我们更多的经历才感觉得出来：我们有过西湖夜泛的经历，我们也作过太湖的夜游，虽然小孤山与鼋头渚的倒影或者在我们心上占据了同样的地位，但一个的幽致，一个的苍茫沉肃之感，却会引起不同的情绪。

我们已从旅行在人事方面的关系中引到自然方面来，但我告诉你，一个诙谐的朋友和一个知心的朋友也都是必要的。我们最近有过一次旅行，在并不很融洽的一队人中，却因为有一个“小猴”（见《渔光曲》）的关系，使大家都开了笑脸。据说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在交际中是不会冷落到任何一个人，而使大家都能感觉着舒适。一个诙谐的朋友常常也有这种力量。

仿佛是鹤见祐辅曾经提起过，说是“在旅行中能够遇见若干美丽的人，伟大的人，与聪明的人，只要见着这些人就满足了”。而我觉得在自然的慧心中，能够听到几句慧心的话，是更可以使人满足的。慧心的话不常有，她是被包孕在自然中，在辽远的旅途中，等待人们的启发的。

我是深深地爱着看日落时的晚景，在江上，那种凄绝的彩色给人以罗曼的梦，给人以非现实的幻想。我也曾在草原上遥望过山地的日落，那是一种猖狂，恣纵的情调：太阳掉下去，涂红了山林、野草，又涂红了西天，那种红，像是有十万八千的子弟兵揭起了叛旂，焚起了野火。

苏游时，从虎丘归来的薄暮，我们分乘着几匹驴子。都收紧了缰绳，让驴在那冷静的乡道上缓缓地踱去。烟尘四起颇有点儿“古道西风瘦马”的情味。而在那时，忽然给我瞧见了慢慢逸遁下去的落日。那是一种平原的日落，很雍穆，很和煦，一层淡淡的云幕卷了上去，像还隐逸着千山万水的路程，十分动人的乡思。我奇异着这样的日色，一个灵心慧语的同伴却说出了与我相同的意见。原来这个孩子也是从辽远的乡土里来的，她的生活中似乎也有过我那一份儿经历。在旅途发现知己，该是世上至乐的事了。

在旅行上，缩短两地的距离，我们得感谢近代文明的功劳。然而在“行”的趣味上，我们还是多半得借重自己的足力的。关于行，我觉得世上有许多绝妙的文章可做，即如游览的旅行，那种文章可以有时是紧凑，有时是松散，都不缺少丰富的情致。

我想起在无锡梅园游“地洞”时的故事：大家手联着手，一声吆喝，从长长的黑暗地道里穿了出来，各个人的欢快是融成了一片。从前我们在故乡爬一座有名的大山，大家以呼应的吆喝一鼓作气登上了山巅，像伏尔加河畔的舟子，联系着共同的哀乐，哼着同一的歌，拖着同一的步伐，这是行的紧凑文章。

松散的行像一篇走笔漫游的散文，有机遇，有即兴，有不绝如缕的诗材。世上能从寂寞得到快乐的人，大约是没有不知道随意的漫步的妙处的。心境染了凄迷的人，散散步会使他开旷。我曾分析过这种原因，我想这大概是一个“希望”的作用。漫步会感觉路途的悠长，那仿佛暗示你人生有更悠远的世界。旅行的人难得不有好的心情，那么，缓缓的散步更可以延长他的希望；谁都会想着：远着呢，目的还在更远的彼方，于是更鼓起了兴致。

我是欢喜着旅行的，更欢喜以无心的步旅［履］，去发现那理想的境界。史蒂芬荪的《流浪者之歌》里有一段说：

Wealth I ask Not hope nor love，
Nor a friend to know me．
All I ask，the heauen above．
And the road below me．

虽然不必是那样一切都可以不要而恣意漫游的人，但我是望着随时的旅行能成为我生活的一部的。世事令人忧郁，拿旅行来消泄自己的怀愤，也许是有着一点苦趣的？哪儿能得到那样一种恬淡自如的境界呢？我说，旅行只是为了我的快乐。

二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载第19期（1935年1月5日出版）

谈服装

／徐訏／

服装的起源，据正统传说，是以树叶编裙围于腰际，如所谓草裙舞之草裙然，似乎那腰以下是最当保护的部分。但如因此就说服装起源归于羞耻，我是有点不十分相信的。

服装到底是由保护身体而起，如果把树叶编裙解为保护性器官之随时在田野间受人侵犯，则我倒有点相信。但是这似乎是由女子先实行的事情。

以服装来保护性的自动，到底还是野蛮时代的蠢举。一个人的性爱的自由之被侵犯，在现在决不能以一层衣服为障碍，经济力是使你不愿意也要自动的来脱衣服的。

服装是有御寒的作用，这自然是不能否认。但是这是属于对自然的抵抗；要是说到像许多礼仪上的规定，流入于道德意义上去的，这是无疑的，是由性爱自由的尊敬而来，像近代对于男人礼服之颜色与式样规定，在社交上应用的，或者正是男子对过去的无礼之一种补赎，一种矫枉过正的忏悔。

其实，服装的大小，既是因人之肥瘦而定，则其厚薄也应适应个人之需要；再进而言之，所谓颜色、式样，则更应随个人之喜欢去定才对。

记得中学时代穿制服，许多人因为以前习惯怕冷，呢制服里套着丝棉棉袄，像大肠塞肉，看来煞是难看；听说旧官僚中，大礼服里套丝棉棉袄也有，则也未免是并不雅观的。

所以，衣服之求统一，似乎还当求生活之统一；不顾生活根本之统一，而求衣服之齐一，这是不对的。

动物无衣，一生下来就有了毛羽；于是长成难看的就一点也没有办法，其可怜同现在人类之骨骼与面貌一样，但人类到底是人类，制造出许多粉脂以掩丑，最近且有科学美容术出来了。而衣服之变化繁多，自由自在，比毛羽自然要进步。科学的定论，说每种动物之美，完全是为性追求之用，自然界一切都已这样的铸定了，到高等动物，已会自动用舌头去舐自己的毛羽，而人，自然是应当能自由支配，打扮得美丽娇艳，让别人见了来爱的。

讲到个人生存与种族生存，这是相对的；一个人的食色，说食是为个人生存，则食中也同时保持种族生存的机能，说色是为种族生存，则在生理上讲来，也是一个个人生存的行为。衣服与毛羽也是一样，在维护温度方面是根据个人生存而存在，而在美丽方面，则又是根据种族生存而存在的。

以一个人生理的演化来说，青年人因为个人生存能力正旺，可以牺牲一点去求种族生存的；恋爱之肯挨饿吃苦之根据就在此。等到年老了，个人生存都需担心，已无能力去谋种族生存，这是生理上自然的变化。所以老年人为子女择亲多从其个人生存之富裕与舒适方面着想的。衣服也是一样，冬天里青年们男的革履洋装，女的短衣丝袜，都是牺牲个人生存去求种族生存的一种极自然分配，而在老年人看来就连叹：“何苦，何苦！”这也是难怪他们的。

服装之应用，在青年人既是说较重于性的作用，并且，人类既是胜于动物，则尽量随意打扮，终是合理的；在老年人，既是以温暖舒适为主，则极力求其舒适，也是十分合理。

为美，服装到底是肉体的副品，暴露肉体上之美而掩其丑，这是必然的举动；愚笨的人们也并不是不打算这样做，不过有时弄得不得法是事实。

历史上去考服装的变演，其实都不外扬美而掩丑，不过是陷于当时的观点与环境，或者混杂一点道德的习惯罢了。

即以缠脚来说，据我想来，完全是适合宫殿环境的。长袍扫地，婀娜地冉冉而来，其美何如？而且宫女从民间选来，难免面貌艳丽而行动粗率的，缠脚之法，是能将此矫正无疑也。

现在衣装之奇异，其实同以前一样，不过是因为环境与别方面的变动罢了。以前长袖宽衣，如梅兰芳之演出者，飘来飘去，袖子一摆，二个雪白的指头相［向］你一招，恐怕比现在还撩人心肺的。现在因为经济组织不同，社会不同，女子们不能再在后花园与蝴蝶同飞，马路又是这样挤，不能飘来飘去，自然只好扭来扭去。扭来扭去之法，必需将衣服衬身，以露曲线，也正是必然之道。比以前“奇异”之说，或者是将现在在马路扭来扭去之少女，与灶间里烤火之老婆婆相比吧？其实，老婆婆在六十几年前，也正在飘来飘去，撩人心肺者也。

其实，用赤露一些小腿与手臂以为性的吸引，倒是最正当的。在农村，这是顶普遍的顶自然的应用，一个卷起衣袖在河边洗东西，或者裸着腿洗脚的姑娘，常会引出隔岸车水的农夫的情歌的。船户里姑娘，打湿了衣裳在工作，是一种美而不荡的极其自然的吸人处。现在都市里露臀的不穿袜子的与穿薄纱的女子，正是对于这种自然里劳作的女子的模仿，假如说这种模仿是可耻的，那倒不是赤露的可耻，而是不劳动的可耻；而这不劳动的可耻，乃是整个的社会问题矣，这里自然不谈。

把装束的另一方面看作性的作用，各人将美的部分扩大，丑的部分掩去，这样当然是正当的行径，但是在一个团体里，譬如学校是否要任其各个去拼命打扮，这是教育上的问题，这里并不想多说，但一定要限制服装的式样，似乎也可不必。教育家能使学生们对学问发生兴趣，学生们自然对别方面会稍忽略；反之，如只求其服装外表的一律，精神上各个分歧着，则异服与奇装是仍会发生的。我常见某中学女生，在爱国布校服的反领中束条彩色的领带，也常见某校女生把黑绸裙改得特别短，露出鲜艳的袜带。此外，在手绢上，在凉伞上，在她们头发与脸部发泄她们装饰欲望的，在在皆是。盖少男少女，求异性注目，乃自然的事情。

一个学校常因其精神上的参差，而求外表的一律以掩丑的。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也都走这个道路，或者以为这是一条捷径吧？

其实，能以美博异性之注目，青年人耐得住一点过分的热与寒冷，倒还是健全的事情；事实是这样，都市的公子小姐们早已无美可以博人爱，大部是只能博得异性之可怜了。知道红胭脂冒充不了自然的血液以诱人，以黄粉来表示可怜来吸入的现在，腿与臂怕也将无法可露，只能用红绿绸缎裹着与异性来互相依偎了。

话说起来又该怪资本主义的罪恶。不但青年人已到了不能使自己美的地步，老年人也不愿使自己舒服。

四五十岁的老婆婆，极力用粉脂搽面，衣服冬薄夏厚硬逼着来受热受冷；老头儿伛偻着背还披着曲线的洋装。种种虚伪礼仪上所定的礼服与虚荣，叫人吃苦，你瞧这是多么冤枉？

本来，一个地域一个时代只有一种装束，真是够愚笨的事情。现在，好容易有了西装、中装、和装等的调剂，正该互相融合，各求其宜而穿之才好；现在偏偏用些礼貌、时髦，像煞有介事专门的式样来叫各个人牺牲个性来附和，以地位环境来限制，本来很美的人儿弄得不三不四，本来很潇洒的人弄得死板，本来很自由的人弄得拘束，本来很可亲的人弄成可憎。这好像一定要百尺大松也同开玫瑰花，要娇艳桃花上也结大西瓜一样的牵强。

而且，一个人在服装上自由显扬自己美点，则每个人都会在服装露出个性的。现在则早无个性之可言！一妓首倡，万女仿效；一花人时，大家都做；无论老幼，八十岁与八岁；无论肥瘦长短，花色千篇一律，式样完全相同，都无脱光了照照镜子自己估量自己的精神，只信裁缝所传，以时行为美丽。盖服装到如今，都市中，青年早已离开美，老年人早已离舒适的立场，只表示金钱之多寡与倡随之快慢吧了。

要知道服装合宜的自然的运用，那或者在乡村里吧？但是，在中国，大部分乡村是被封建的习俗所拘束着；而且现在，所有的乡村不是都陷于连衣服都没有穿的时期了么！

一九三四·八·九

载第11期（1934年9月5日出版）

谈金钱

／徐訏／

自从历史上有了货币以来，无论多么不爱钱的人，甚至是连叫都不愿叫它的，故意叱它为阿堵物者，也不能离它而生存。

要离开金钱而生存也不难，只要你有好的父母或者太太，他们会把金钱用得不给你看见，而给你有一个现成茶饭现成衣。这种事情是曾经有过的，但我们终觉得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事情，毫没有理由可以说他是离金钱而独立的。

金钱效用的范围，在最初不过是在交换货物时当作一种媒介品，慢慢可以把它积蓄了，于是有买田地买奴隶的用处起来。而到现在，随着文化的进步，科学的发达，它的效用的范围一天天扩大了。

金钱的效用扩大到现在，已使什么都没有稀奇；你的健康，你的博学，你的名誉，你的被人人崇视，似乎是无论什么人只要一有钱就可以办到的。

法律是神圣的，但一遇到金钱，法律就化为乌有；爱情是神圣的，但一遇到金钱，爱情就化为乌有；天下有近真的真理，有近善的道德，有近美的时髦，但现在都隶属于金钱之下，因金钱之有而有，因金钱之无而无了。

以前是的：大家都觉得金钱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来区别身份的贵贱，现在这种骗人的哲学已经崩溃，谁也不相信那一套了！“你有什么稀奇，还不是有几个臭钱！”

可是金钱就可以化为各种各样的美到一个女子身上与脸上，也可以化为各种各样的身份到一个男子身上的，也可以化作各种各样的道德到一个人身上。什么慈善、慷慨、爱国、热心教育……等好名词，不都是一些金钱的声音？

金钱可以购买舒服，购买光线，购买温度，购买地理上的便利、天时上的优势，以及购买时间上的永生，它可以使一个人成一万能的博士，在历史上享受无数子孙的崇拜，它可以培养一株树成奇木，培养一只狗成警犬，它也可以培养一个人成科学家、考古家……随你的便，或者是诗人。用它，一个低能的人可以占据别人的一切，别人的田园，别人的房产，别人的妻子甚至是别人的科学的发明，文艺的作品。

可是，就因为这样，人类的文化就限制在它的槛前了，千余年来它压占了人类的咽喉走它所布置的道路，一日深一日地，强奸了人类的意志，束缚了人类的理智，抹杀了人类的感情。为它，我们同胞们互相残杀，父子间互相冲突，兄弟姊妹们互相谋害，人与人间张大了嫉妒的凶眼，紧张了神经与血管每日仇视；为它，我们会发疯般的拿着刀拿着枪杀我们所不愿杀的人，我们会努着筋鼓着舌骂我们所不愿骂的人；为它，我们会掉着笔，奏着琴，捧着画具或者器械写不愿读的诗文，谱不愿听的曲调，构不愿看的图案，以及策划不愿有的建筑。

举目看最近的世界，没有钱的不用说，他们已经被它压得气都透不过来了，他们生活着，劳作着，他们甚至愿意把生命去换金钱，因为他们已经明白所以他们之被人轻视、被人讪笑以及种种实际的压迫，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没有金钱罢了；至于有钱的人，他们正运用所有金钱去求更多的金钱。世界是无穷的，物质是无穷的，所以他们要求无穷的金钱以享受无穷的物质。这样，大家都为金钱疲倦了。大家奔波、劳苦、投机、钻营，他们什么都不要，他们什么都肯牺牲，健康与美丽，道德与人格，名誉与天才以及一去不返的青春！大家焦头烂额，长吁短叹，神经衰弱，行动痴狂，于是路人相见如仇，咧嘴相向；熟识之客，则亦笑里带刀，毒去毒来。世界到如今，全人类都在金钱之下喘气了。

许多专门的学者与文艺家们，都提出过超金钱的东西。我们听见过医学家的普遍效用的药与器械发明，可是只在有钱人身上见过效；我们也听见法治，但一到实际又被金钱卖掉；我们还听见自由平等与公理的名词，但是都做了金钱的妾媵！

固然也可以这样说，那些反衬金钱伟大的，也正面指出了人性之消沉，金钱从狭小的范围，因文化的进步，科学的发达，它已如水银落地般无孔不入了，可是它所侵略的范围愈广，人类的意志、理智与情感也磨灭得愈深，于是人性离他也远了。这人性就是金钱力量以外的东西，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少男少女热恋于凭空的爱，青年们不顾利害在践踏自己所信仰的道德不是不少么？

同时那些久经世故的男女，他们都要在金钱上盘算的时候，热情早已在他们心中消沉，他们再享受不到这恋爱一刹那的美与光明以及幸福了。

世间还有许多极其纯洁的友谊，但当某个人有了金钱时候，这个友谊是再也无法维持下去，而新起的别处友谊，已经不是友谊而是你金钱买来的东西了。金钱可以买千万人为你去死，但没有一个是真为你死的。我们都看见过甚至是经历过，两个贫穷的朋友是怎么样的坦白真实，怎么样的毫不虚伪地掬出自己心底最秘的事情来相处呢，可是当其中一个人一有了金钱，固然他常常会用金钱以买朋友的欢心，但是他再不会告他朋友一丝一毫的秘事。而那位朋友的心也早已离他很远了。

但是金钱的力量是足以打破这些空灵的概念的，以金钱买他人之秘密，以及为金钱而卖友，这不是耶稣时候就有的事情吗？其实，所有的爱情或者是义，原也是从金钱而实现的，如《水浒传》的英雄，要用一种最便当的方法来取金钱；金钱从便当上面取来，自然也就可以轻视了。可是这大半还是文学家的空想，或者是以前的社会还允许存在一点仗义疏财的条件吧？这不但在中国是这样，外国以前也有许多情死一类的事情的，不过现在也已减少，而处理这种恋爱至上的方法，作家与电影编剧者也只得以富有为大前提了。——或者是出身就是富贵，或者是中途发了迹，或者是接吻时得到了遗产或横财。

不但这样。一个家庭愈穷，他们的孩子自然要早去负担一家的生计；一个国家愈穷，国内的青年也自然要早负起生计的责任。于是儿童身上的天然的敏慧与独立的空想自然也要被金钱的欲念打消了。无论家庭或者是国家，孩子们即使不需要早负起生计的责任，而他们的心灵也早接触了金钱的需要。于是少年老成，十来岁的儿童要在社会上拍马与吹牛，十来岁的女孩要抹粉涂脂来引万人的注目。像中国这样贫穷的国家，儿童们这种现象自然更明显了。于是儿童们在金钱下早熟，民族就在金钱下衰老，大家汗流浃背，血肉模糊地在过日子。这，你只要一到交易所市场里，就可以看到这整个社会的缩影的，这世界，还有谁不在金钱的重压中喘气？多数的人已经是被压得不像人了。

“有钱可使鬼推磨”，这句话现在似乎应当反转来，说是有一个大鬼在运用钱，使我们全世界的人类都在他手下听他指使似的了。

有一天，人类能对金钱反转身来，使役人的金钱乖乖地被役于人，则世界怕是有希望了吧！

载第32期（1935年7月20日出版）

说穷

／刘大杰／

“文穷而后工”的“穷”字，近来有些人把它解作贫穷的“穷”，这实在是过于狭义了。其实这个字是包含着种种广泛的意义的。它指的是一个人在物质上或是精神上的失意。

司马迁的受刑，白乐天的被贬，哥德的失恋，王尔德的入狱，都是穷。他们的精神上感到了极大的刺激，使他们产生出极好的作品来。这种境遇上的贫穷，对于文学的创作，给与极强烈的动机。如果穷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就可以做得出好的文章来，这实在是靠不住的。在今日，一千字可以卖到几块钱，这话还可以讲，在古代这话就难讲了。所以往日的所谓穷，大半是指精神上的失意，境遇上的不幸，以及生活上所感到的种种绝望的悲哀。杜甫说的“文章憎命达”，便是这个穷字的最好注解。

命不能达，命达就没有文学。就是有，也只是那种没有情感没有生命没有力量的雕琢的死文学。如台阁体试帖诗等类的东西，堆金积玉地凑砌起来，外面虽也富丽堂皇，内容全是空空洞洞的。在这里面缺少了一种水泥，这便是情感的水泥。

悲剧的与愤怒的情感，它的本身就含有一种动人的力量。我们听见一个死了儿子的母亲的哭泣，一个愤怒者的慷慨激昂的呼号，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与对方同样的情感。试问我们看见一个人高高兴兴地欢笑，于我们的情感上，有什么颤动呢？

艺术的产生，至少要有两种力的争斗。锤与铁打，生出火光，水与崖碰，生出浪花。在这里，火与浪便是艺术，在它这种产生的过程中，是经过了一种强烈的肉搏的痛苦的。厨川教授所说的艺术是苦闷的象征，这道理也就很明显了罢。

在希腊的悲剧里，是人与神斗；在十三、十四世纪的宗教剧里，是人与教义斗；在沙翁的悲剧里，是人与运命斗；到了近代的文学作品，是人与社会斗。在每次的争斗里，人总是败北的。易卜生、萧伯纳、高尔斯华绥他们作品里的人物，都是在这战场上受了重大的创伤的。

要这样争斗，要这样败北，才有悲剧的愤怒的动人的情感，才有血淋淋的生命。“No strugle，No drama”，这是蒲吕纳氏哀（Brunetier）解释戏剧的话，其实，不仅戏剧如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需要这种葛藤，这种争斗的。

文学创作的冲动，便是那个作家的情感紧张的时候，也是在人生的战场上争斗最激烈的时候。情感愈紧张，争斗愈激烈，创作欲望便愈强。在四根松松的提琴的弦上，发不出惊人的音乐，在一个舒服平静的幸福者的心灵里，也是产生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

一个人的境遇，总有两方面：顺境与逆境。境遇好的时候，什么也不忧愁，什么也不缺少，对于社会人生以及各方面，都感到满足。这种个人生活上的满足的感到，便是文学情绪的丧失。因为他这时候情绪的波纹的震动，是极其细微的，在他的生活里，失去了愤怒的、争斗的、悲苦的、反抗的种种可贵的感情，而这些可贵的感情，都是文学的生命。文学没有这种生命，还算什么呢？这时候的人生，等于一张松了弦的琴。

一个人到了逆境，对于天地间的一切，都是燃着愤怒之火的。对于同他的生命或是他的理想作对的敌人，是要持着自己一点最后的力量同他争斗的。肉搏，冒着生死地前进，结果是失败了，失恋、失业、被统治阶级压迫、贫病不堪……遭遇着种种不幸的事情。这时候他在个人的实际生活上，感到了极大的苦痛，然而这种苦痛的感到，便是文学情绪的获得。他的情绪的波纹的震动，这时候最紧张最高潮，好像万丈的海浪，撞着铁一般的岩石，是非生出灿烂的浪花来不可的。这时创作的冲动和表现的欲望最强烈，愤怒的和悲剧的情感最丰富，生命的光辉最灿烂，文学的力量也最大。沉痛有力的文章，音调雄伟的句子，不待你推敲，不待你做作，好像山谷里的泉水，会顺着势子流出来的。你只要写下去，照实地写下去，便会成为好的作品。四面被围一切都感到绝望的项羽，望着马，望着剑，望着如花似玉的美人，他那时的心脏真是愤怒得要破裂似的，他当时表现了那样又豪壮又哀感的诗句的事，原是很自然的罢。

顺境与逆境，对于一个人文学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看看李后主在南京做皇帝得意洋洋的时候，他的作品只是那些“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的风流艳词，到了国亡以后，他的作品，是多么的沉痛多么的深刻。再看王尔德入狱前的《杜莲格雷画像》和入狱后的《狱中记》，那界限不是更明显吗？

古人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道理也是相同的罢。不过那是说的国家的境遇，政治的境遇，而本文所说的是个人的境遇而已。

二月十二日

载《文饭小品》第2期（1935年3月出版）

谈麻将

／张海平(1)／

打麻将，据说是中国机会均等的一种表现。四个人或五个，顺着次序打去，一人赢三家，三家赢一人，或各家都无甚输赢的时候都有。

这是道地的“中学为体”的东西。也许现在人打牌，都去计算那红红绿绿的“化学筹码”，已经是“西学为用”了。听说美国早有麻将公司，日本出了好几部麻将指南，而且有一部还是什么博士做的。可见这样东西，已经征服了东西洋民族。一直到现在，全国人都在打牌，而似乎尚未被发现，有人骄傲地说：我这付是日本麻将！或说：我打的是美国式的麻将。确证国人尚有爱国心理。

赌我不能反对，因为有建设奖券、黄河水灾救拯券等之必然发行，何况有时我也想侥幸试试那五十万元的彩梦，更何况国民的整数，就是四万万人，恰好四位一桌！

于是我更从而研究，虽非想出指南，也很得了一些三昧，而夸大地说，在每一桌麻将上，我能察觉中国的国民性。

四个人坐上桌子，搬庄，分筹码，砌牌，掷骰子，这些繁文末节，往往很认真，但开头总是客气（自然，如张宗昌之流是够不上打麻将的），谦和有礼；可是牌到手里，不是拼命在扼下家——即是不让坐在他的右方的人“吃牌”，就是极力在组织“和三番”，这是一种勇于私斗的最好的表现。而这种习惯，完全造成了个人的实际主义的思想。

输了钱的人，常常和旁人（谓之曰抱膀子）口角，或是设法使赢钱者吃点小亏。在旁观者受了一二句闲言，往往缄默；赢家常是笑笑，反正是胜利了，虚数作整数算也没有关系。这都在表示国人爱在云端里看厮杀，而一涉及自己便缩了头的一种无责任的心理，同时也可证明国人的不拘小节，所以二十几省的防区，丢掉了那么四五个省份，是满不在乎。

有人说，中国人能发明打麻将，可证为世界第一聪明的民族，这话确有见解。

以牌论，大致麻将算世界最复杂的赌具，恐怕谁也得承认。牌有一百几十张，有说不清楚的各式的打法；人数从四个，可以发展到七个，可以许多人合伙打一家，而桌上始终是四单位；起码打八圈（约费时二钟），十六圈，二十四圈，一天一夜，三天三夜，对于后者，我曾亲自看见过，那样的长期抵抗性，真值得佩服。

至于打的技术中，还有许多惊人的，可以不在这里谈及，不过非人类中的绝顶聪明者，是不能得其神秘耳。

以世界通行的Poker来和麻将比，那是小巫见大巫。Poker何等简单，只准你换一次；麻将可以让你换许多次，所以打洋牌的只能吃香烟，而打麻将，却允许你抱一根国产的烟袋慢慢地抽着。

（七月二十六日）

语堂案：间闻友人潘光旦先生言，麻将足表中国国民性，乃在其“各自为战性”。西洋游戏，如足球、网球、Bridge之类，皆多分为二队，同队之中，必有一致行动，谓之team work，中国则未见党员一致行动字样也，故中国是人自为战之国，绝端个人主义之国。此点亦可与海戈先生上文互相发明。

载第12期（1934年9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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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署名“海戈”。

谈死

／藐江／

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江淹《恨赋》

今天阅报，看到刘半农先生逝世的消息，为之凄然者半日。刘先生的死引起了我对于死的种种感想。我生平很怕死，又因为看过死人太多的缘故，时常想起死。每当更深人静或午夜梦回之时，死的观念辄很自然的爬入我的脑际。我于是便想到死人麻木无知的状态，想到死后黑漆一团的景象。就觉得浑身冰冷，万念俱灰，好像自己也就跟着死去一般。有人说，死不过是人生的大限而已，生未必快乐，死亦不见得痛苦，怕死的心理似乎是很无谓的。这话当然亦有道理。但俗语说得好：“好死不如歹活。”生虽亦有痛苦，但亦有快乐；死则一味无知。比较两者，还是生好。蝼蚁之所以贪生，乞丐之所以惜命，大抵即是有见于此。

我尝默察世人对于死的态度，大约可分三种：其一是不愿死，其二是愿速死，其三是不知有死。不愿死的理由，除了我所已举的一点之外，尚有两点：其一即周作人先生所说的“舍不得人世的快乐”（见《鬼之默想》），这无须解释；其二是有志未酬。杜甫《蜀相》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相传宋代名将宗泽率兵抵御金人，中途染病，屯兵河上，临终时回环诵此，然后大呼过河者三而卒。我们很可以想见宗将军当时极不愿死的情形。古人常有“赍恨而终”、“死不瞑目”之语，即是用来形容这种有志未酬饮恨而死的。大抵死和睡很相近，人们对于死的态度和对于睡的态度也就差不多。因留恋人世的快乐而不愿死的，好像我们幼时因家里有喜事贪着热闹不肯就睡。其因有志未酬而不愿死的，则与我们现时或因某事尚未办妥晚上便不肯早睡的情形一样。这两者间程度高低的情况，也就与所比拟的大略相同。

愿速死的人在今日真是随处皆是。这种人大概觉得活在世上没有趣味不如早死为佳。但亦有因一时气愤而遽萌短见的，例如：乡曲愚夫因见侮而上吊，莘莘学子为落第而服药之类。这里所说的，只限于前者。周密《浩然斋雅谈》记北宋某忠臣所作诗云：“祈死惟嫌晚，余生只自嗟。”这两语真道出厌世者的心理。吾乡严又陵先生晚年亦求速死。严先生的祈死当然是觉得自己事事不如意，且又因洪宪年间被迫劝进，过后一想，大有失节之嫌，于是于忧谗畏讥之中，惟祈以一死了之了。此外，才子佳人或因失恋而顿感空虚，官僚政客或因失节而深悲末路，这种人亦都有求速死的倾向。其动机虽不尽同，但总不外或则因所志不遂而生趣全无，或则因身败名裂而无颜见人。生即无望，遂不得不祈死耳。

不知有死的，普通只是儿童；但这里所说的却不是儿童。我觉得世间似乎有两种人不知有死：其一是极端不达观的，其他是极端达观的。极端不达观的如商人政客之类。他们终生奔走，毕世钻营，为的是身外之物；到老不休，至死不变，何曾有享用之时！这种人若不是不知有死，何至昏聩如此？但极端达观的如庄周之徒，亦不知有死。庄周《齐物论》云：“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死之蕲生乎？”这种人的不知有死，只是把生死存亡看作一体。他们既不认生之可乐，复不觉死之可畏，其结果，便成为无人而不自得的达观者了。

寻常的人（像我）既不能如庄子之达观，又没有祈死的必要，所以对于生总有点恋恋之意。但他们偶然遭了变故，也很能以死的观念来减轻自己的苦痛，所以死对于一般人有时也是很有用的。

载第21期（1935年2月5日出版）

谈治丧

／朱今／

一

要人名流之类的人，一旦不再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照例就要凑些热闹，治一回丧，这期间，从各地发出来的吊慰的函电，就足以使得邮政局和电报局的职员忙一番，上面总会提起死者过去的光荣，功在什么的，如果他还挂着什么官儿的头衔的话，说不定会有人拨出几万块钱作为治丧之用，其实，那人在死前也许已经感着些冷落，或者家里倒不稀罕那么区区的几万块钱，不过，有那么一回事，自怪不自须灭的不孝们，倒乐得收受。

做要人名流虽不是十分容易的事，然而要人名流的数量却不少。每天要死掉几千万的庸流俗人中，时常也就凑进一些当代的伟人去，治丧什么的，老是那一套，庸俗的人们看多了，渐渐会起腻，而终于不理睬。他们会以为：第一，这是官儿阔人们的事，跟自己不想干；第二呢，既是官儿阔人，就得凑个面子，正普通人死了，至少要有一口棺材，没什么稀奇，所以治丧的热闹，虽说是照例举行，有时也不免冷冷落落地，让那些孝子孝孙，亲戚故友，拖带些和尚道士，去自唱自做。

不过，理不理在于他人，孝子孝孙们究竟不能不这么办一办，亲戚故友们也得来凑一下热闹，办过了，就安心，大家掉开了；真正感觉落寞的，我想倒是死者（要是死有知的话），就拿那些吊慰的函电来说吧！谁不是一千种的同情，一万种的哀悼呢？打出这些函电的人，果真都是这样关怀，这样好心么？其中说不定有讥嘲者，快心者，甚而至于切齿的仇人在，死者心里明白，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

死了的都是好人，原因是：他们已经死了。

爱他的和憎他的，相识的和不识的，各人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在他一生的材料里，拣出自己有用的说法来，对不对，死鬼不会开口。

所以在死人身上热闹一番的事，大概永远不会减少兴趣的。

二

以上是关于要人名流们的治丧的话。在现在，不是要人和名流，有时也会热热闹闹地，大吹大擂地治起丧来。

譬如说潘洪生的死，其热闹决不亚于要人和名流。

四年以前，我住在河南的新乡县，曾经和朋友们去看过那里的“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地盘很空旷，周围有墙围，盖造了祭堂，竖了碑碣，门楼上的匾额和题字，是冯玉祥将军的手笔（根据落款署名），还有一首慷慨激昂的碑记。那地方本来是荒僻之区，却做了这样一座雄伟的墓地，不觉一登斯堂，便肃然起敬，朋友李君当时便说：“大丈夫当如是也”。言下大有杀身成仁，生不如死之概。

由于这样敬仰的心情，话头谈到这公墓建立人的冯将军，同行的老张便告诉我们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年冯玉祥将军从南口退败下来，准备带着大小健儿们移到西北去。战败之余，饷糈毫无，西北又是出名的苦地方，许多不甘吃苦的士兵们，看看前途艰难，有些就动摇起来，连夜开小差的人，决不在少数。这一天，军队驻扎下来了，总部传令召开了一次阵亡战士追悼会。一清早，数万健儿齐集在会场上，等候开会，可是直到十点钟，司令台上还是没有一个人，兵士们等得都有些不耐烦了，才听见总司令（即冯玉祥）嚎啕大哭着走过来，一大堆人围着他，兵士们先有些莫明其妙，直到看清了他的形状，大家不觉才怔住了。

原来冯将军身穿重孝，手持哭丧棒，由几位高级将领扶持着，很有些神志昏迷，如丧考妣的神气，慢慢地爬上了司令台，哭了半天才带了满脸泪痕，断断续续地训话：“这一次，我们的弟兄死得太惨了，但是他们都是为国牺牲的，家里的人多半不知道，所以连孝都没人给他们带……我给这些可敬的兄弟们来带孝，……”哭着，说不下去了。

接着，他还称赞了一回战死的弟兄们的英勇，而以这次的罪过归之于将领们的不中用，自己第一个该责备，第二就要责备站在司令台上的那些人——李鸣钟、鹿钟麟，当时就着实吃了几下哭丧棒。

而结果呢？兵士们感动了，跟总司令到西北去，什么苦都愿意吃，总司令亲自给兄弟们带孝，拿哭丧棒，虽不是通常的治丧，但比通常的治丧还光荣。

以后，谁都知道：冯将军又能够来了一次五原誓师，完成革命的大功业。

可见，即使不是要人和名流，像样地治一回丧，修一座公墓，或者由总司令出来带带孝，这在现在是确实有的事。

至于沾受到这样荣典的死鬼们，是否和要人名流一样地，心里没有什么感慨？或者和感激总司令带孝时的心情，有没有变化？新乡的将士公墓里，想来不会没有当年站在台下开会的壮士在，可惜谁也不能把他们叫起来问个明白了。

载第1卷第11期（1935年2月20日出版）

谈迷信

／章伯雨／

由于迷信，人们便很重视吉凶之兆。但吉利的或不吉利的事情之发生，并不一定为迷信所左右。比如说，当兵的名字，多被叫做张常胜李得标的，可是军队中却不会因为有“张常胜”之类属于吉利的名字的兵士，而真的每仗得胜，这是一个极浅显而近乎“大众化”的事实。

一个人在出门的时候，他的亲人或朋友，总是预祝一句“一路平安”，决不可说“当心跌断你的腿”的，此乃出口吉利，非存心迷信也。

有些数目字，也为人们不喜，以为是不吉利的：中国人对于“七”是不高兴的，西洋人是很忌讳“十三”这数目的。此外还有许多属于专门职业上的迷信：例如唱戏的，在正唱的时候断了弦子是认为不吉利的，做官的喜用姓“高”名“升”的人当差，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我们一般人都把迷信的人当为不开通的人。但照我看起来，无论如何，一个人之迷信或不迷信，决不可作为开通与不开通的界线的。明明世界上有许多最聪明的人是迷信的，同时，世界上有许多最愚蠢的人反而最不迷信呢。Piutarch不但为他那个时代的智者，也可算是千古的智者，然而他却极端迷信。许多嘲笑迷信的人，大半是由于智力浅薄。正是：“大抵目未经见，命之曰奇；见未能解，命之曰怪。”除开日间的工作以及足球比赛的结果以外，他们是不能在想像中体会到什么事情的。不过我倒不是在强词夺理的说迷信的人比不迷信的聪明。我所要辩驳的乃是不迷信的人，并不一定是一种智慧的表现罢了。不迷信常为无思想的结果。我相信，健全的智慧方可使人十分的不迷信，但这样一来，也许其中许多很好的信仰，为无思想的人看作迷信了。

我们得先考查一下，世人迷信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人发现自己是被投掷于一团混沌的现象中，他对自己茫然，同时也不知道他对于任何事物的意义。他不能辨别身边事物及其影子。他的愚昧，正如一个孩子不知许多孩子是如何生出的一样。他不明了他的朋友死后的遭遇。他骇怕许多东西，因为有许多东西伤害了他。但他不知道什么东西会伤害他，什么东西是不会伤害他的。他所看见的一切，就是那些日常必见的一些奇异的东西，但他们相遇，并无什么常规，只是在一种纷乱而恐怖的混杂之中。一天，在森林中，他偶然拾起一粒尖的松针，随后他立即走到他常去吃的一丛很甘美的香蕉树旁。这事在当时并没有使他生出什么惊诧。但第二天他又在地上注意到同样的尖的松针，他再拾起来，旋即他发现了一丛较诸他第一次所遇着的更为甘美的香蕉，他脑中游移着发现的意识了。他用他的一双多毛而粗壮的手拍击着额头，因为在他的脑中生了奇特新颖的事物——使他茫无头绪。他自言自语的说：“我拾起松针，便发现甜的香蕉！我拾起松针，便发现甜的香蕉！”在一种恍惚中，他重复着这句话，他突然的悟出真理了。当他放下手时，他的面额好像增老了十年，但却浮现着一种属于人性的微笑。他并没有当真的说，“我发现宇宙间的一种模型了”，但他是踏上了窥见人生玄奥之门的欢乐之途了。他已不再属于猿类了。他像一个孩子，在夜间，对天星经过长久静观默察，他悟出天星只是星座中的某种模型：他明白天星决不是什么神的眼睛，天星只是向他默示了一句话，就是他可以在学习中继续的懂得更多事情的。同样，原人在他的迷信中，慢慢的学习着把二与二相加起来了。他们倘若常常数到五怎么样呢？顶好把二与二加错了，因为这样做，是比他们相信不能相加为佳。

这可以说是迷信流行的原因，但不可以此去批判已开化男女的各种迷信。我们而今有了可靠的工具去发现生命的模型了，但我们是不能满意于显然的因果，我们应用智慧的试验来发现真因所在。在怀抱中的孩子，可以相信表盖之自然飞开，是由于内部机器走击得太快所致，倘若有一个成人非要去空想表盖飞开的真正理由，他一定是个白痴。

因果的真正模型既知道了，那便没有加以空幻解释的必要了。我们没有努力相信鸡啼可使日出，或火车之推进，不是由于蒸汽，而是由于绿旗的飘摇或绿灯的闪耀。有人也许要怀疑北斗七星之模型。要知道这种模型一成立了，便可永久的存在的。从另一方面看，宇宙之大，吾人所不能了解者，正如天空之奇奥不能为人所尽知一样。人生仍是一段界乎机缘与混乱中间的途程呵，有许多事物，我们和猿猴一样的所知无几呀。这样的继续下去，人们还是要迷信的——将他们的幻想投入不知之中，以求朕兆，因为迷信主要的成分只是许多朕兆中的一种信仰而已。

迷信的人，并不相信乌鸦向他家咶叫，便真能使他家死人；他所相信的是它在预先宣布他家人将死的噩耗罢了。算命打卦也是这样：算命的瞎子或打卦的江湖，并不能掌握人们的流年运气，他们不过向问津的人说些预言。我们要知道，迷信的人，不会时常采取这种比较近于哲学的态度的；他们有的把自己的不吉庆的事情歪怪朋友，例如丧妻的人，会埋怨朋友不应在他们结婚时，赠送一顶白色的贺帐。但这是不合理性的。我曾听人说，现代迷信的唯一合理的辩驳是：某种指示某种事故的动向，正如风雨针之指示风的方向一样。

虽然如此，实际上，无论何时，去分辨说不吉祥事情的预言者与凶祸造成者，总是不可能的。在昔日，说预言的人之所以被人们投掷石子，是因为他们为人们憎恶，犹如妇人憎恶破了的镜子一样。

在美国，有许多迷信的人郑重其事的争辩道，威尔孙总统之倒台，就是由于他的国会议员人数是十三位，或说，他的国会议员人数十三正是他倒台的预兆。威尔孙总统到法国去，欢迎席上连他整整是十三个人，因为威尔孙曾经宣称十三是吉利的数目。欧战时，他虽发表了他的十四条政策，但后因协约国反对“海岸开放”（Freedom of the Seas），终于减为十三条了，迷信的人相信，这不但是一种预兆；他们还半信加了一位客，或增加了一条或者会使世界因民主而和平呢。

常人对于这一类的各种迷信的解答很少是根据理性的。就事实上立论，不管是抨击迷信，或为迷信辩护，理性终归是极关重要的。我们对于某事之发生信心与否，完全是依照我们自己的性情或癖性的。两个具有同等智力及勇气的人，他们在扶梯下行走，或是同时就一根燃着的火柴点烟的行动，是截然不相同的。例如，Parrell在道德立场上是极有勇气的，然他却相信绿色为不吉利的颜色。

在战场上，佩带福星（Mascot）的物，并不见得显著的逊于不带福星的物。打一个新奇的揶揄吧，在崇奉理性的国家内，福星才最流行呢。这真可以写一篇有趣的文章，题材就是“增加理性自然的会增加迷信的”。我很怀疑那班宗教信心很深的人，虽然他们嗤鄙鬼神，但他们的迷信程度，恐怕不亚于无宗教信仰的人吧！

人生是一个猜不透的玄秘。综上所说，人类不会因他们所不知的，便当为不可知的。人生虽是五光十彩炫耀人目的混乱，但我们是可以得着一个解答的，倘若我们肯继续努力，将宇宙间显然的零碎事物归纳起来。迷信决不能给予我们整个完全的模型的，但我们是可以尽力去将我们已知的微小知识，加以整理成为小模型的。一切科学及艺术不过是从一团混沌中把一种小模型接连起来使之完整罢了。

一九三四年九月末日于南京金大农院

载第23期（1935年3月5日出版）

chapter 7　哲学家风度

阿Q转世

／丁力／

近来外面的传说不一，有的说阿Q有了儿子，七子并且比老子强。有的说阿Q复活了，在什么地方报假洋鬼子的仇……

我想这两个消息，都不十分可靠，第一，阿Q是枪毙了的，有很多的眼睛看到，游过街，示过众，虽说不是“擦”的切头，但无论如何是活不了的。“人死不能复生”，阿Q当然不能例外。第二，阿Q没有老婆，根本谈不上有儿子，他生前虽曾想过“女人……”，虽曾要求和吴妈困觉，但都没有成事实，所以绝对不会有儿子的。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必须要找点线索去辨别清楚。外面不会无中生有的乱讲，一定是有人在冒充阿Q，和史可法死后有人冒充他来收买人心一样。

为了这件事，我下过一翻考据功夫，而且请了警察朋友帮忙调查，才得到一点结果，是阿Q转了世。

我不是一个佛教徒，却很相信人死了要“转世”的说法。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人人都是这么说，为了尊崇民意，我也就深信无疑。

从鲁迅做的传里，可以考证出阿Q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枪毙的，他在一辆没有篷的车上，曾夸过一句海口：“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就是他要转世的铁证。

他死了三十六年了，除了因生前拧过女人的大腿，拧过小尼姑的面颊的罪过，阎王罚他游了十六年地府不计外，到现在刚刚是二十年，正是他所说的“又是一个……的时候了。

这回，他不是投胎在未村，他觉得未村有假洋鬼子之流不准他革命，而且想不到“女人……”所以择一个大地方——南京来降生。

他的名字叫阿Q——据人说他现在去了脑后的辫子，而且一生下来的时候就好“喝”。（我想大概不很错。因为形音都差不远。）

阿Q确是比前世进步了。

譬如他前世吃了假洋鬼子的亏，这一世他就想勾结真洋鬼子来捣乱。又如他前世挨过哭丧棒，这一世他自己也有了哭丧棒，他每天拿到街上去打过路人的后腿，人家还没有回手，他就先哭喊起来：“打了我哪！哎呀……”，及至人家避免他走远了，他又会追上去给人家一哭丧棒。

他不再采用精神胜利法了，他学得先发制人，既动口，又动手，哭喊连天的大闹不止，使人家不敢惹他。

他也不再说“儿子打老子”了，因为处处都是他在打人，那样会骂到自己，所以他反过来说：“天都黑了啊！老子打儿子啊……。”这样，一方面可以博到旁人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又骂了别个。

他想女人，甚至懂得怎样去要女人，他并且不做苦力短工了，做什么呢？别问，我不知道，连他自己恐怕也莫明其妙。

所以说到这里，我就推断他的命运，我想：假使他长此下去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将来，他一定又会有“两手反缚起来”的一天，那时，他一定又会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

因此，我很担心再有阿Q出现。

总之，我要告诉大家：阿Q没有儿子，也没有复活，是转了世。

三十六年十二月改作

载第150期（1948年4月1日出版）

朱湘骂人

／罗念生／

我们的诗人死去多久了？鬼知道！知道又怎样？诗人活着时简直白吃了我们的饭，七月里还糟蹋“冰膏一杯”；如今那儿有了一个空，你先挤进去，我又把你挤出来；但留心，别让一个诗人挤进来。我们不妨把所有的诗人，一齐赶到江干，叫他们泅出海口；有一个生还，便用机关枪扫。要是他回来了，他更会痛骂我们，骂的我们骨头痛。总之，诗人是最可恶的人，他常带着宗教的或伦理的镜子来观看我们，把我们的邪魔、假道德一齐暴露出来。故宫的古物尽管让人家“盗”，一身的精力尽管让毒药醉，这些都不关痛痒，最关痛痒的唯有诗人。

我们的诗人爱写信骂人，有时竟自用手纸来写，未免太不恭敬了。他骂我们：“犷野，无信，下作，嫉妒，阴险。”岂有此理，他哪儿知道我们这许多美德？他曾说：“……这次旧金山案，又有某君带了许多图书馆里的书回国。又有某君自己偷了别人的信，嫁祸在无辜者身上。……像这样看来，将来回去了，还不是一个卖国贼。”

他骂我们的教育：“〇〇（学校）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而〇〇只有钻分数；人生是变换，而〇〇只有单调；人生是热刺刺的，而〇〇是隔靴搔痒。……至于〇〇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了一个假矫揉。”他说他将来准劝仇人的儿女进那个害人的学校。

他愤恨外国教科书里不应该叫我们做猴子，因此退了学。

他骂我们的文学界不争气：“西方的文学不曾有过人好好的介绍，偶尔有点，也是十八由英文转译的。这同德文有八种《道德经》译本，英文有四五种译本相较，是多么可耻的事情。来西方学文学的人已经少了，少数之中又有的中文欠佳，有的懒惰成性。并且这班人都偏于英文。攻习他国文学的少极。”

他说：“《金瓶梅》这本书，几乎成了淫书，是因为它的态度时常不严肃；终于不是淫书，便是靠了书中许多踏实的描写。”

他骂一个小文豪：“〇〇在这方面作起了一个头，骄气与溺爱使他不能作下去——我想也是他老了，所有的几句话都说光了，不然，怎不见他作出一本写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呢？”

他甚至骂起一位诗人来了：“我将来看到着时机到了，一定要怂恿〇〇与〇〇〇脱离关系。我自己更是一直反对〇〇〇到底。”

他骂过一个朋友太轻率：“处世我固然不学他，处朋友要不学会，以后一生是要很苦的。”我们简直可以这样反责他。

他骂过我们一个城市：“安庆这地方无聊之至，电影院都没有，有一个大戏班子，坏透了。人生这出戏我倒不怎么喜欢看。没有音乐，没有图书，没有任何什么，只是狮子在那里变把戏。”

我们的书店，供养诗人的书店，也不能得到他的好批评，他说：“‘东镇’不收的理由是‘书稿太多’，《三星集》不收的理由是因印法‘麻烦’。业刊不收，为了不能贴钱。”

他惯诅咒人生：“我如今……不是念法文就是念德文，不是作饭，就是睡觉。……简直是一个走肉行尸。道家所提倡的心如死灰，身如槁木一段工夫我可以说是完全做到。要是能够装起金身，真可以供上香案，永受善男信女的香烟了”。

他问：“卖肉同卖力卖智又有什么分别？”更说：“狎娼并不像平常想的那么好，结婚也不像平常想的那样好。”这叫我们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听了岂不要吐出舌头收不拢来？

他甚至作成了诗来骂我们，骂我们是“愚夫”，那我们真流芳百世了！

“世间的罪恶算愚蒙最大。”

“江水已经算好了，喝井水的多着呢。全城到处都是臭虫，卑鄙的臭虫。最销行日本货价钱巧，样式好看。”

“别人的性命与老母鸡一般；

唯一的目标在延续下生息。

……

新中国有的是那班大人物，

用不着你这条鲫鱼作供养；

并且，你的骨头吞下了难吐。”

他曾在电话里向我骂过一位诗人不曾替刘梦苇、杨子惠身后尽一点责任。又骂过某编辑大家到期不给他稿费，使他不能入学。

他有时竟当面骂我们是王七的弟弟。骂我们圆滑、世故，骂我们空谈“主义”，闭目译书。他后来误信谣言，对一个朋友说：“以后在我面前不要提起念生。”只要没有当王九的哥哥我已觉很好受了。

自从诗人死后，我们这社会，尤其是我们被骂的人，知否为什么挨了他的骂？我们可想过没有，那是诗人不该骂，还是我们该受骂？是社会卑鄙龌龊，还是诗人的脾气太古怪？总之，他骂了我们，我们得逼死他。看以后还有没有人敢骂我们？有！

十一月十九日，北平

载第55期（1934年12月16日出版）

哲学家风度

／羊枣／

有一个名叫路易松W．Lewisohn的外国人到“满洲国”去游历。坐公共汽车从凌源到承德的时候，半路上汽车出了毛病，后轮飞掉一只。自然，开车的日本人便跑下来修理，护车的日本兵便两边排起队来举枪预备放。乘客呢，日本的非常急躁，非常兴奋，狼奔豕突拚命往同行的另外两部车里挤；而中国人则仍“摆起他们素来的哲学家风度，乐天知命地安安静静等候自己的命运”。

于是路易松先生说：“鲜明地看出两种不同民族性底很有趣味的对照来了”。

中国人底“哲学家风度”，是早被全世界人公认做了他底民族性的。现在路易松先生又找着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实证。嗳！简直叫我们这些天生的“哲学家”无话可说！

但我们这些没有私用汽车或马车或包车而在上海路上走的人，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对于对面或前面的行人，决不稍让的人物。上车（火车、电车或公共汽车也），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到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旧历端午，在一家戏场里，因为一句失火的谣言，就又是推，把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呵唷，好白相来希呀！’”（鲁迅：《准风月谈》，面六一七）

在“满洲国”和上海的同一民族似乎竟有两个“性”了，岂非奇谈？

不过这民族在上海的底“性”，其实是并不这样简单的。十路公共汽车是著名挤的，尤其在所谓写字间晨光，每到一站那“两种横冲直撞的人物”就直着脚，弯上两条臂膊，杀开一条血路，硬干进来。等他们落了位，推在后面背着大包裹的乡下土老该好上了，但翅着威廉胡子的罗宋查票大老爷却往门口一横，板起面孔吼着他的罗宋上海话：

“写字间晨光，不准坐！”一只大毛掌当胸上推，土老儿便只好瞪着两只可怜的眼睛，“哲学家风度”地坐在路沿上等这晨光过去。而横冲直撞的人物高高地坐在车上，却回转头来很瞧不起地瞥一眼，似乎在说：“你也配”。但到下车的时候如果一部私用汽车鸣的一声冲过来，他也会扫地一下跑到马路边上瞪着可怜的眼光的，而汽车里人也许简直看都没看见他。

就是在“满洲国”，也何尝没有非哲学家风度，而不乐天知命的东西。不然，也就不必排起队来预备放了。而假使没有这些预备放的，乐天知命的“哲学家们”也不见得不狼奔豕突地往别的车上挤。

而且即使是日本人，如果不是在预备放的枪口保护下，而是威胁下的，也未必不“哲学家风度”一下子，虽然衷心也许并不那样。

我们这“哲学家风度”的民族，衷心究竟是否那样，从以上的矛盾例子看来，实在难说，但因为常常不得不那样，于是就被人派定了那种“民族性”了。

载第1卷第10期（1935年2月5日出版）

凌迟

／周木斋(1)／

汪精卫在过去，一不如意——他的私意，总是称病：心脏病啦，糖尿症啦，脉搏间断啦……而病，总是在出走后，养疴时称的，可知称病以前倒又健跃得很。

不过并非因此，人们也知道是生政治病——心病，卖弄风骚。

然而卖弄风骚首先便是出卖自己，这回更不例外，甚至心病更是丧心病狂。

据说这回出亡，乃是旧病复发。是的，病根的确很深，他做行政院长的时候就已种下了。因为是心病，尤其是丧心而未病狂，所以不大看得见。

但是不能说因此就没有传染和流毒。

在《三国志演义》里，孔明为周瑜看病，劈头就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孔明是知道周瑜的心病的。于是两人各在手心写一“火”字。脉案既开，孔明又开药引：“万事俱齐，只缺东风”，还说能借。周瑜的病就霍然了。

汪精卫的旧病是在借西风的时候复发的，病根不在要火攻而在要灭火，却也只缺药引：东风。不，东风已经自吹，他也已经自借了。但可惜风既不能灭火，东风又是吹炀火种的，而周瑜的心病，孔明的借东风，更是为了抗曹。

出卖自己，出卖难友，出卖民众，汪精卫都出卖过了，现在更大出卖民族和国家，以至友邦英美法苏的友谊的援助，诚所谓大拍卖。

不卖则已，一卖，便不知伊于胡底的。

但结果大蚀本，也不知伊于胡底的。

贪心不足的汪精卫，既已是中政会主席、参政院议长、国民党副总裁了，干么还要通敌求降？奴隶总管的心理，首先是“宁赠外寇，不给家奴”。

汪精卫的艳电，日机曾经到处散发。想来，双方要有会心的微笑罢。

但散发的艳电，是经过检查的节录。此亦可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载《鲁迅风》第2期（1939年1月18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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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辨微”。

可怕的发明

／关铭／

前年被希特勒所放逐的德国文学家汤默士·曼（Themas Mann），他的女婿却是纳粹党人，女儿伊丽迦·曼（Erika Mann）和他一同流亡在美洲，著了一部《蛮人学校》（《School of Barbarian》），对于纳粹统治下德意志暗无天日的状况，尽量予以揭发。我没有见过原书，只看过绍介者的几条摘译，已觉得令人发指，窥一斑而知全豹，法西斯的恐怖，诚有为人类之所不能想象者。

伊丽迦·曼女士的著作，大都是关于纳粹统治下的教育状况，因为汤默士·曼是大学教授，他的家庭多和教育界发生接触的缘故，但教育是决定后一代人物命运的工具，希特勒在产生德意志共和国宪法著名的韦马地方狂呓道：“如果德国还有人在说‘我们不参加你们的工作，我们要过我们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便要答道：‘你们也许可以这样做，可是下一代的青年将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参加我们的工作！’”要使下一代的青年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参加他们的工作，这种戕害儿童青年的纳粹阴谋，现正在德国境内广泛地施行着。这不独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抑且是有历史以来人类所未有的污点。法西斯者要想毁灭其他民族的文化利益，便先把自己有崇高文化和历史的民族予以摧残了。

在今日日耳曼儿童所受的教育中，伊丽迦·曼女士告诉我们有这样的数学习题：

一架轰炸机能装载三十五公斤的爆炸弹一颗，一百公斤的炸弹三颗，一百五十公斤的瓦斯弹四颗，一公斤的烧夷弹二百颗。问：（甲）该飞机共可装载多少颗炸弹？（乙）各种炸弹的百分比若干？（丙）如果装载量增加百分之五十，该飞机可以加装烧夷弹若千颗？

这样训练儿童的教育，完全是指示他们后一代走入黑暗的和残酷的道路，将来除了产生酷嗜杀戮的屠伯之外，一切文学家美术家都将和这一民族绝缘，真也可以说是人类之大劫吧！

盲诗人爱罗先珂曾害怕道：“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人发明一种方法，只要怎样一来，就能使人们都成为打仗的机器的。”

爱罗先珂的名字是渐渐被人家淡忘了，但这却是一句可怕的预言，希特勒之流早已在发明那种方法了。

然而这实在是二十世纪最可怕的发明。

二月十七日

载《鲁迅风》第8期（1939年3月8日出版）

本性难移

／周木斋(1)／

远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鲁迅先生就曾写过一文，暗指暴露了通×面貌的汪精卫，说他是花旦了：

而且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笑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不知道是时势造英雄（说“美人”要妥当些），还是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

美人儿而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孟夫子说：“以天下与人易。”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

然而娼妓说她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

时汪精卫方为行政院长，乘机利便，媚×卖国，然而还在装腔作势，撒泼地喊着“大家跳火坑”，好像“共赴国难”，首先“蹈火”似的呢也。

但鲁迅先生便已放射了锐利的眼光，投出匕首，穿过烟幕，深深地插进了她的心！

而嘴脸的勾谱，性格的揭发，也成为她一生的定论。

彰往可以察来，穷源可以镜流，她的通敌暴露表面，固已早就有其根底，而且已萌芽了，所以并不是新鲜的，而鲁迅先生所下的定论，却还是很新鲜，定论本来就是那样的旧日而又这样的新，颠扑不破者也。

神圣的抗战烽火使贪廉懦立，然而在她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之起了相反的感觉。老鸨婆没有火坑，是会冷得发抖，静得怪寂寞的，已被迫从良，说正经话，但非出自于自愿，所以言不由衷，还是不脱媚笑、撒泼、打情骂俏、油腔滑调的“老”脾气，想要死灰复燃，再造火坑，重操旧业，并且先已通过随身丫头，私通嫖客，而热衷的欲念里的火坑，还是挖得深邃，想把一切人都挖进十八层地狱。但现在自卖固然更容易，而卖人也更难，问题更在现在既非火坑，老鸨婆也不操旧业，更不能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于是偷摸不成，索兴淫奔，再“挖空了心思”施展“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括号中所引句，均鲁迅先生暗指汪精卫语），发表刁声浪气的艳电。不料好梦未成，却被剥去了美人儿的多年的阅历和从良以后的新历，撞了一鼻子灰，增加了其为小丑的成分。

过去她的淫奔，还是在客栈里幽会的，而因“本性难移”，尚觉不能足欲，所以更索性淫到了奸夫的家里。但也更得到了通缉的处分，十足地暴露她是一条烂污货！

载《鲁迅风》第16期（1939年6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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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辨微”。

出版说明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对于所选的原文中一些并不符合当下汉语使用习惯和规范的用字、标点符号等未作改动，旨在尽量保留作品的原貌。但对于某些明显的文字和逻辑悖误，做了必要的修改。另有个别文字删节，恳请谅解。

本书收录文章的原著作权基本完成，因各种原因个别作者未能联系到，请著作权所有人及时与北京华文经典图书有限公司联系，敬奉样书及薄酬。

目录

自·然·轻·语
南国的五月　/ 唐锡如 /

春雪　/ 盛明若 /
西湖春景　/ 许钦文 /
春雨　/ 王莹 /
春雷　/ 朱管 /
雨天　/ 南星 /
夜　/ 苏菲 /
十月之晨　/ 李一冰 /
风沙　/ 野华 /
风铃　/ 芦焚 /
冬天　/ 南星 /

万·物·生·灵
萝卜　/ 陈子展 /

相思子　/ 翁克康 /
白果树　/ 周建人 /
剪秋罗　/ 王克洵 /
山核桃　/ 傅东华 /
山　/ 何章陆 /
晚山　/ 孔另境 /
橙雾　/ 施蛰存 /
幽兰　/ 毕任庸 /
吃莲花的　/ 老舍 /
山棵　/ 徐式庄 /

生·命·之·微
乌龟　/ 东方 /

雉　/ 李广田 /
蚤的生活　/ 周建人 /
雉　/ 贾祖璋 /
蜜蜂　/ 丰子恺 /
龟　/ 贾祖璋 /
水螅的故事　/ 周建人 /
蜘蛛　/ 潘小平 /
螽斯　/ 贾祖璋 /
蝌蚪　/ 丰子恺 /
萤火虫　/ 贾祖璋 /
河豚　/ 濮厂 /
蜻蛉　/ 贾祖璋 /

生·活·札·记
灯　/ 林庚 /

谈洋车　/ 李子温 /
人力车　/ 俞平伯 /
好汉不吃眼前亏　/ 六平画 /
骡车　/ 南星 /
野饭　/ 周冷秋 /
酒　/ 柯灵 /
像片　/ 老舍 /
灯　/ 靳以 /
牛乳　/ 东方 /
中国画的文人画　/ 傅抱石 /
陀螺的梦　/ 芦焚 /

民·风·民·俗
宁波滩簧　/ 子钦 /

野台戏　/ 姚广滨 /
昆曲　/ 叶圣陶 /
驴皮影　/ 李辉英 /
说相声　/ 王志之 /
秧歌　/ 林玉叶 /
灯棚纪胜　/ 闻国新 /
我乡的目莲戏　/ 朱今 /
客家妇女及其情歌　/ 李金发 /
谈花鼓戏　/ 陈子展 /
梆子和落子　/ 陈灵谷 /

湖南歌谣和广西歌谣的流通——由土语文学到大众语文学的实证之一　/ 黄芝冈 /

托·物·言·志
说抽烟　/ 刘大杰 /

谈“吃田鸡”　/ 陈子展 /
论毛笔之类　/ 鲁迅 /
论烟　/ 徐訏 /
兰陵琐话　/ 黄鲁珍 /
我底屋子　/ 靳以 /
弄蟋蟀　/ 孟述祖 /
斗蟋蟀　/ 东方 /
玻璃建筑　/ 丰子恺 /
看画　/ 陆旭 /
书店里　/ 朱管 /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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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轻·语

南国的五月

/ 唐锡如 /

五月，在南国是木棉花的季节，是暴风雨的季节。

比拳头都大的木棉的殷红花朵，像人头似的，从四五丈高的精裸丑陋的树干上，不时“托落”的摔到泥土上来。它没有香气，连野草的清香它都没有。它不想来媚人，这粗鲁朴直的家伙！它不结果，不结任何好看或是好吃的果。它只晓得开花，它的职务是开花，它自己唯一乐趣和安慰也是开花。这古怪的树，它要开完了血色的花朵，落完了血色的花朵，才开始萌芽抽叶！

市上尽多的是荔枝，市上尽多的是美人蕉。

可是木棉花不因自己的丑陋而灰心的！

五月，在南国是木棉花的季节，更是暴风雨的季节！

天气一径是闷热得像只炒红的大砂锅，太阳啮住了地面不动。土地渴得要死，草木都晕过去了。雪糕、汽水、凉粉，排成了微弱得可怜的警戒线。可是，吓，还不够一秒钟，便给融成了水，又化成了气！

豆大的汗珠，依旧从每根毛孔里跳出来，呼喊着。

一切都在挣扎着临死前的喘息！（可是还有三两只蝉，躺在浓绿堆里歌颂着！）

东南角上有一片云，看去还不够半亩大，可是就在这里面，隐住了一种沉闷的鼓噪声。

像是一只大鹏乌翅鸟飞过来，翅膀遮断了太阳！几块云冲上来了，更多的几块云追上来了，旁的，起先不知它们躲在那儿的，现在都跑出来了，赶上来了。

灰白色的压迫！白的云像是汹涌的怒潮，在边缘上直展开来，飞驰过来，抢过来！后边，深灰色的、黑色的，像是海，不见它动，不过你觉得它在涨，在臃肿，像是什么稳固的有力的东西在向你移近来。

横跨马路的布标语，满孕了风，发狂似的凸着瘪着，瘪着又凸着，“哗啦！”从肚脐直撕到耳朵，碎了，市招在乱晃，乱撞，乱跳，乱喊。车轮像逃避风的追逐似的，滚得飞快！滚得飞快！飞快！到处都是匆迫的、慌乱的关门窗的声音。

暴风雨到了！

一条血红的电光划破了长空，这是宣誓！接着便是一片鼓噪的不过还是沉闷的雷声。

血红的电光再闪，照到先前疏罅的灰黑云块中间都填满了，再也没有漏缝了，完全打作一气了。

于是血红的电光，再闪第三遍，从西边直划到东边，有半个天！

一个雷，一个焦雷，跟着炸翻了转来，再一个，又一个……

风像发了狂，树像发了狂，草像发了狂，一切都站起来，奔过去，跑过来呐喊，呼号，它们要连根带泥的直掀到半天里去，他们都高兴得狂喊着“时候到了！”“终后今天到了！”

雨像是再也不能忍耐的瀑布，像是奋跃的狮子，像是威廉退尔里的急奏，像是长城倒了，黄河翻了，一片，似乎又是杂乱可终究是一片的喊杀声。树叶狂喜得翻过背来逆上去，草片跳跃着，屋瓦吓得挤得更紧，更密，在欢跃的水珠下慑服着，抖颤着。

没有悠闲的蝉声，四周都是愉快的、宏壮的、舒困的音乐。

载《现代》第5卷第1期（1934年5月出版）

春雪

/ 盛明若 /

天气真古怪，在这早春时节，竟下起雪来了。地开始下雪的时候是在下午，这是怎样一个清冷的初春底下午啊，我正因闷得慌，上街去闲逛，东闯西闯，认得路也好，不认得路也好，只是一棚棚地逛过去。

到皇御河，看到那小小的一簇簇落到那平静的水上，在一座小桥边，我站住了；我看见一家人家门口扎着彩，挂着红灯，他们是有喜事。一顶小轿，四周挂着绣红的花绿幢帷，一个红衣红裙目戴蓝色眼镜的新娘正踏上轿去，另外有四个中年妇人，黑衫黑裙，佩红绸一条，如三角皮带，一个手中拿几枝香，一个手中拿一幅红毡毯，一个手中拿一个火炉，炉盖上飞出一缕缕的青烟——后来据金孝汉说，里面是烧着芸香。小轿抬出了门，四个佩红绸的妇人跟在后面，过小桥而去。在纷纷小雪之下，我几立着目送着她们。

有两个小女孩子，差不多高矮，各穿黄色长袍，项间披红色围巾，也在看热闹，看轿子远去了，懒懒地回家——在河对面——于是立到家门口，眼睛还是瞧着远方，瞧着那美丽的小轿消失了的远方。

在我身旁走过一个妇人，手里搀着一个孩子。这母亲在说：“他们‘回门’，新娘子‘回门’去了，今天晚上还要来。”

我走过了他们俩，匆匆地经过一家人家，这人家底门很低，是一家小户人家；一个老年妇人坐在门口，对一个孩子在说：

“叫你姆妈来，她晾着的衣服尽掉落在地上了，叫她快来，去，去叫——”

孩子跑着去了；老妇人对一个邻居讲：

“一天到晚，天天到晚在外面，再也不回家来的——我是老了——”

我不禁打了个寒噤。

小小的雪是下着，下着。这初春的雪带来的嫩寒是难禁的，我把大衣领翻了起来，我没有带伞，看着远远地白的一片，我急急地用快步走着。

我不知道那两个红围巾的小女儿是在怎样想，那一顶美丽的小小轿子在她们两颗无邪的心灵上会发生一些什么意义。

我更不愿再在这里论到我目睹的这现实底横切面——这会引伸到一个扫兴的结论。

小小的雪是下着，下着；难禁的是这初春的雪带来的嫩寒。

载《现代》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出版）

西湖春景

/ 许钦文 /

杭州的西子湖畔，每到春季，所谓桃红柳绿的时候，六桥三竺之间，来来往往，拥拥挤挤的总有许多红男绿女黄布袋。黄布袋上大书“朝山进香”，多半来自嘉湖两旧日府属的农村。他们种桑养蚕，以为背着黄布袋到“佛地”来进香以后，就可以蚕养得大，丝抽得多。相信菩萨，无非以为菩萨能够使他们获利。不惜破费买香买蜡烛，而且“孝敬”和尚，原有“抛本”之意。杭州固然没有像故都的“先农坛”，也没有像成都举行“花会”的二仙庵和青羊宫，他们见到塑像便拜；双膝跪下，接连的叩头，为着求子得福，显得至诚恭敬。在释迦牟尼塑像面前这个样子，在观世音塑像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在岳飞和关羽等塑像面前都是这个样子。以为泥塑木雕的偶像可以使你们生子得福，所以一见着，连忙双膝跪下，接连的叩头，显得十分至诚而且恭恭敬敬。风雨不辞，黎明即起而步行远道的精神很可佩服；阔大的步子，壮健的体态更可以羡慕。同时徘徊于苏堤白堤，灵隐韬光，虎跑龙井和三潭印月之间的，有头戴铜盆帽，手提司的克，西装笔挺，或穿大袖子，偕着烫发革履的女郎的是舟子车夫、旅社菜馆“刨黄瓜”的对象，叫做“上海人”，据说多半是“洋场阔少”。被“刨黄瓜儿”，犹如在上海的做“猪头三”、“阿木林”。不但多花了钱，而且有点被玩弄。可是坐在车中、轿上，别人汗流浃背，腰酸脚痛，他们欣赏风景，谈谈笑笑。吃的是西湖醋鱼，炸溜鲑鱼，春笋炒鲛鱼，火丝鸡汁莼菜汤。他们有的是钱，多花点何妨，这就维持了四季靠一春的“杭州人”。

左钱江，右西湖，城隍山的风景是可观的。便于人而适于野，游人香客、星相家、摸骨僧，凑成功了城隍山上的热闹。今年又有了新人物，叫做“流亡学生”。他们，男男女女的一大群青年；家乡开火，逃难出来；战事未停，有家归不得。住的是破旧的庙宇祠堂——完整的庙宇要供泥塑木雕的偶像；睡的是泥地，铺上些稻草，不久就会霉烂的，吃的是稀饭。走廊、门兜、戏台边旁，铺些稻草就是眠床。坐在床头，站上捏着书本的教员，就成了教室。站上两位教员，就成了两个教室。按照时间上课，起居饮食也有规定的时候。聚集在一起，他们过着团体的生活。散落在街头的是难胞，年青的该叫做难童。“告地状”早已无用，“老爷太太”的呼救也不见得有什么用。病倒在路旁，冻饿几天，呻吟几天，惨叫几天，个别死亡。

以前在成都，经过茶店茶摊，总可以听到铿锵之声，由于指头拨动“大二百”的银元。那无非是好玩。银元放在手上，拨动撞击，发出铿锵之声，也就成了三十八年——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西湖春景之一。这不是玩弄，所谓银牛的银元贩子，成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聚集在清泰路众安桥，铿铿锵锵的你也“大头要么？”我也“大头要么？”，或者：“大头卖出！”“鹰龙洋卖出！”“大头我要！”“大小头我都要！”闹嚷嚷的马路上面挤满了人，弄得车子都通不过，警察走来赶一阵，也只有几分钟可以过。有时抓到几个关几天，曾经没收过大小头。可是愈抓愈多，愈赶愈热闹。实在因为银元已为大家所注意。无论机关的办公厅里，学校的教员休息室中，以及街头巷尾，熟人相见，“大头多少？”犹如西人的“Good morning”！一般公教人员总是天天盼望发薪水。偶然得到了点金圆券，赶快去买大头。大头不够买小头，小头不够鹰龙洋。并非用过有余，为的是明天还要做人。如今西子湖畔，许多住宅的台门上，还都贴着盖有红印的纸条，“本部职员住宅”、“本部职员家眷住宅”。无以名之，名之日门牌罢。这用处在于省却麻烦，免得有人硬要来租屋。由此所见，硬要租屋者多了。今年的西子湖畔，还有一种特别现象，就是耶稣基督和天主，传教者的“热心”、“努力”。到了黄昏，经过西浣纱路，还可以听到大声呼嚷的“上帝赐我福”一类的话。“我们人是上帝给我们做的，泥塑木雕的菩萨有什么联系？”在马路上随时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宣传的对象大概是背着黄布袋的香客。

载第176期（1949年5月1日出版）

春雨

/ 王莹 /

清晨，迷蒙中，觉着有谁轻轻地敲着窗纱。

为了几天来，做了恶的梦，那爵士音乐和红绿灯下的梦。

天气暗而且冷，而且是春天里的冬天。

那些人的话，说谎的话，全都听得疲倦了。那些险诈的心，黑的心，冷的心，也全都见得厌倦了！

那戴着假面具的脸，是更可憎恶的啊！

想着那些可怕的事：那映画中照出来的浮肿的脸，那沾染了文明戏的惨败的自己的影片，便像被刺着一般地，心，微微地觉着痛。

……而且又是春天里的冬天，这样想着，便拉上了窗纱，沉沉地睡了。

迷蒙中，仿佛又有谁说着话，那么幽微地，便睁开了眼睛，窗外飘进了丝丝的细雨，那里春的雨，春的雨啊！那么温柔的晶莹的雨，高兴的心便嚷了起来。

“辜负了这样的雨是不行的啊。”想着，便忙着披上了衣服，撑起伞，一个人，悄悄地，跑去访问那拥着绿的柳条和小鸟的春底朋友们。

公园的门旁，站着四个年轻的人，在做着手势，管门的人却说：

“哑子啊，没有票是不能进去的。”

望着那失望的脸，心里便暗暗地想了，在这黑暗的世间，聋了岂不更好？可以不听见那些可憎的话语，没有眼睛的人是更可以忘却那鄙俗的一流的存在啊！

我悲哀我有一双眼睛。

园内，晶莹的细雨吻着嫩黄的玉簪花，吻着垂到地的柳条。春底风，轻轻地吹拂着，便那么软软地，温柔地摇摆起来。——是春底纤手织成的锦障。

那么恬美，又是那么寂静，没有一个人，什么好像都在做着期待的梦。

“为了要会你，忘记了惧怕，在幽寂的小径中，寂寞地走着，我一个人啊！”和着小鸟的恋歌，便低唱着这富有温情的调子。在嫩黄的密叶中，我坐下了。丝丝的细雨，飘到我的头发上，飘到我的衣襟里。觉着无限的凄凉，无限的喜悦。

这枝头跳到那枝头，小鸟好像互相说着知心的话。我爱它们，它们也爱着我，可是，它们却不肯飞到我肩上来，虽然这样爱我；是为了我是存活在这黑暗世间里面的人，不信任我吧？

“假如，我也有羽，我会和你们一同地，一同地飞到那迢迢的蔚蓝的海岸，青色的天空，我决不愿做一个存活在黑暗世间里面的人哩。”这样，在心的深处默默地悲伤地将这几句话告诉那些可爱的小鸟们时，泪珠已经流到被风吹得冷冷的脸上融合在春雨中，滴到嫩黄的密叶中了。

那么恬美，又是那么寂静，没有一个人，好像什么都在做着期待的梦。

载《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出版）

春雷

/ 朱管 /

该是多么动人的那两个字：“春雷”。雷底震撼，那种神秘件的隆隆的声音，响动时谁都会受到震惊。即是流行一些说，那声音有如巨轮底转动，也令我联想到“时代底轮子”等等。

据说，春天第一次雷后，地下的虫子们，便由蛰眠而醒来了，蠕动而且翻身了。那些草跟花树之类，也喜欢在那种节候中茁芽。似乎第一次的春雷，是如此伟大。

不过这雷，我说太迟了，好多天以来少年人们早已在醉人的气候中醒了，懂得他们青春底珍贵，正在一点也不吝惜地使用着他们底活力。即如昨天那个游旅，少年的友人们自是活跃，可喜地富有着蓬勃之气。

这“春雷”，敲击着我回忆底巨坛，把昨日旧地重游的意绪激涌了起来。可说是一种委婉的惧怯，在系着于恋念的旧地，差不多是由于伤感的；而伤感则谁都该有，且谁都不配干涉，我以为。

好像重游之下，那浅浅的山，那全浴着阳光的梅花林子，睡眠般脉动的湖水，奋兴的游客等，都是索然无味地撩拨起人底愁味来了。

所以，感慨是不能不有了；然而为了安宁，我总极力地掩藏；我更顶会小心，常偷视着别人，是否太聪明地已发觉了我底正在伤感。

那个游旅是如此地令我疲弱，回来自然希望一个平安的睡眠，不过终究被伤念所追击，而昨晚成就了一次可怕的失眠。

忽然今晚响了春雷了，我抛却希求着的熟睡，兴奋了。虽然为了风雨而又复寒冷，但总觉到春天真是满着活跃；虫子打从今天起便醒了，蠕动了；我永不曾冬蛰，恐也将永远没苏醒。

隆隆地，夜将半时，外边还断续地响着“春雷”。

载《现代》第5卷第2期（1934年6月出版）

雨天

/ 南星 /

晚上，我看见灰白色的云在天上浮荡，像一片新生的烟。（我几乎认做有真的烟混在其中，因为它浮荡得那样轻快。）这美景引着我的眼睛仰望了好久，我没有动转，也没有言语，因为我对这景象已经久别了，甚至想不起上一次看见是在什么时候。但不久有轻细的雨丝落在我的头上，我依恋地退回屋里来。

今天是第一个我喜爱的雨天，从早晨天就阴晦着，没有一分钟阳光透到地上。下午，雨落了，那时候我正坐在一个大屋的窗子里面，望着直直的雨流很有势地倾泻下来，并不像每次有一种懊恼之感，而因那潇淅的声音中有一些愉快的意味。当我离开那窗子时，雨已经应时地停住了。我走出去，用脚亲近着伏在地上的柔和的水与泥。到夜间，我的心上仍保持着宁静的雨天的情调，我知道这一天是美丽地完成了。在前几点钟之内，没有雷，没有狂风，于是一切都欢悦地受了自然的洗刷，倘有一点恐怖的分子夹在里面，那宁静的情调就完全破坏了。例如昨夜就是落着惊人的暴雨，带着怒号一般的粗声，天上的云也是墨黑的，恐怖侵入了住在这地方的每一个人的心里，而且会摧毁了房屋、花木、不幸的行人的衣服与暴露在天光下的一切东西。有人说夏雨与春雨的分别就在雨势的大小上，但我觉得，暴雨是任何季候所不许的。继续三四天的大雨也颇可喜，有时我还爱它甚于春雨；但太轻细而短促就令人不满足了。

往日的雨留在我记忆里的很少，上一个夏季的还没有忘记，再上一个的就模糊了。但多年前的一次家乡的雨仍有时重现在脑中。那是一个早晨，我与几个同伴走在田野里，路旁长满高高的绿叶，它们受着雨的打击，声音那样地愉快、柔和。但雨点随着我们的脚步加多了，我们走入一个小村，一家篱门外的有底的草棚做了我们暂时的寄身所。我们爬上去之后，雨声似乎更柔和，更愉快了。那几块草棚下搭好的木板变了我们的床，我们毫不着急地坐在上面，望着被水珠笼罩了的绿色的村子。回去时我们都脱了鞋，因为乡野的路上泥泞不堪了。

去年，有一次，雨水轻轻地流到我的与别人的屋里去，我颇有些惊讶，几乎以为看见了大水之前的景象。那一个下午完全为看水消耗了。但不久我就可以在屋内外来去地徘徊，因为门外是连着另一个屋子的通廊，上面有屋顶盖着的。他与现在我住的屋子完全不同。这门外每到落雨时就成了一个露天的小池，倘不搭起桥来，想到外面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已经不惯于光脚了），这是我在多雨的日子里觉到的惟一的忧愁。直到昨天才有人在门外铺了一堆土，地面算是高一点了，再下雨时是否会把他渐渐地冲走呢？我不能确定地解答。另一件事是屋里的潮湿，比从前住的屋子更甚。想起有炉火时地上会飞起尘土的，现在这倒水在上面久久不干的情形总是受雨的影响罢，虽然缺少阳光也是一个原因。

夏天的雨对一切东西与人有直接的利益或损害，就我自己说，除了上述的忧虑以外就没有什么了。我只在预备好好地听雨。在这一个夏天，能这样做真是难得的机会，虽然在别人想来听雨是平常的事。从前，雨声常足以引我入于困倦，于是不知不觉地睡起来，以致不能多听一会，醒后十九是停住或天晴了的，现在我已经有驱除雨所带来的睡意的力量。我将倾听着，并分别白天与夜间雨的声调之不同，也许是我感觉上的不同罢。白天，那声音让我的想象转入院中或街上，某一个戏院散场之后，那些快乐的人们会挤在里面不能出来；或者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没有伞的厨役必须穿着渐渐湿了的衣服各处奔走；或者正是自己预备出去的时候，必须改一个时间，这倒并不使我急躁，而且更其安静，仿佛已经卸去一件任务了。夜间，雨响时我仍可以继续做我的事，一面听着那神秘的音乐，他似乎预告我那一夜必睡得很安宁，而且它不会停止，直到我睡在床上的时候，我毫不为别人忧虑。倘有想来访问的客人被雨阻住了，我更少了一番搅扰。我预备睡时盖上一幅棉被，以免受不住雨夜的寒气。只有听见院中一声鸟叫觉得有些不安，不知是雨声把它惊醒或树顶的屋被雨淋坏了。

听雨是我多年来的癖好，此后也仍会保持下去。记得一个冬天的深夜，忽然从梦中醒来时，听见清晰的大雨的声音，自己毫不迟疑地觉得生活在夏季里，好久以后忽然发现是炉火上的水沸腾了，为我唱出不尽的幻想曲。那一夜比有真雨可听的现在或者更可珍视的罢。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出版）

夜

/ 苏菲 /

当夜幕垂了下来，街面全然变成了黑黝了。

从窗里透射出去的二十五烛光的灯，照得异样模糊不清。街面是死寂的，除了偶尔有着最末次的夜之行色的匆急，映射出一点白的光亮的蠕动以外，只有那股沁人脾胃的冷郁的夜气，和远远地传来的幽悄而寒怆的叫卖声，可以感觉得出来，听得清晰而已。也许罢，再遇相当的时日，卖油炸烩的声调会逐渐跟着日子的深沉而变作悒郁的，有人会同样预感到北国之冬的悲哀吗？

夜的黑黝诚然有几分令人觉得可爱：那冷郁里含有着严肃，惨淡里含有着温和，都是值得为一个孤独者所癖好。是午夜的时分罢，偶立窗间默契着朦胧的空际，看不到一丝光，一颗星，而自然的确显示出了一点神秘的意味，给夜的翅翼所笼罩着，而会引动出自己内心深切的留恋。南国的秋夜永远都是透明的，那明快爽朗的色泽，常常使人感到至高的欢喜。然而，别来一年所织成的隔阂之网，是怎样的日渐厚重呵。倘然浮浪者的生活是苦的，这倒是苦所给予我的好处。这真实的体验，使我更深切的看到了人生苦乐的正面。那姿态，是那样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近似古代罗马的细致的雕刻……

一匹微小的蛾在碰着窗间玻璃的面了。

光似乎在同它开了个永恒的玩笑，白蛾却没有一点疲乏神态，用着生之热力作着最后的挣扎，冲了过去又给退了下来。等到太阳重新来临时，那和人类照常所开的玩笑，也许会和微小的白蛾成为同样愚昧无知的罢。

载《现代》第5卷第2期（1934年6月出版）

十月之晨

/ 李一冰 /

呆下来，则坐到窗前凝望，只隔了一层晶明的薄玻璃，因为朝雾初退，江上山头似乎全有些湿润了。

时候是清晨，只是日光还未临照到这个窗前来，天是淡白的，有点烟雨底情景，撩拨着，是永远撩拨着一个人顶幽僻底哀愁的天气；本来，因为心境的无着，梦遍多，梦醒又捻起烟卷在窗前沉坐下来了。

这回，为了生活已给自己弄憔悴了的心，虽住到这风物秀丽的江浒，也从不能有一回畅心的游览，给自己舒散起来。住到这儿，我仍是筹划数字，筹划费用支配；另一面，因为这儿是那样无限的寂寞，使自己变成了十分孤独，也十分暴躁的了。单调生活压迫得连书也无心细读了——望到沿江的泥滩，泥滩上一段腿陷到软泥里的小孩在尽情的玩水，悄悄的检闪着珠色的贝壳，一些绵渺的思绪如烟的飘散来了。

两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日，跟着朋友们跑到这边来玩过。那时，为着生活比较得舒服，而一面也因为是过厌了都市的煤烟生活，曾到这边来承受到一点清新的情调，有个很好的印象。我很记得，那时是曾用手指在软泥滩上写过一个句子，而这句子是：

“这淡青色的江和山，该是我们的住家。”

那时跟友人们都笑谈过；今天，望到泥滩，软滑的浮着，也不知为江潮几度冲洗，惘然了。

朋友彤则因为受到生活底挤压，病了心，多话头的人是沉默了。自己则本来不多聒言的人，虽然，过往的有些良好的时候，是那么健康与青春柔和的笑声，然而，那终于也是那么悠悠的走过去了。如今，我只是空口随便笑笑，也随便说些闲话，否则，我的沉默，是会招致到一班好人绝不吝惜地滥用“怜悯”到我这愁苦的脸色上来，更增加到自己的不安。所以，此时我是那样一种怃然的神气，若逢到人，我又会随随便便的开口笑笑了。

有人说我能住到这个江浒山头是福气，更有人则希望我在这静寂生活中能有些努力，自己则仍是那么拖着日子，负着感慨地活；此时我望望江水，让这淡青的衰弱的颜色染到心里去，心是沉滞到万分。

像这种时候，旧时是穿着怪炫人的衣服，踏着最悠扬轻捷的步伐，迷住人。

于是，我想到许许多多友人，我想到许许多多遭遇，是那样不平凡，那样不冷落的遭遇，在心里，只是十分的哀愁，十分的孤独了。望望这被料峭的秋风摧残了的秃树，心里只忧郁着，是一重古老的感伤，无限缠绵，无限缱绻。

朝日给对江山头镶上了一片金色，天气是晴朗到够舒服人，而心情却永远会那么凝固着的了，我又吸着一枝烟卷，看一圈一圈的烟圈袅袅上升，凝瞩远江，许多许多绛色的帆樯丛集在一处，江水怪平静地美丽。

我只是这样懒懒地过了这个“晨光”——而这是一个淡青色的十日之晨的自记。

一九三二年春改旧作

载《现代》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出版）

风沙

/ 野华 /

没到北平来时，常听人说起北方的风沙可怕。好在我到北平来早就准备冬天吃西北风挨冻，风沙虽是讨厌，倒也并不在意。初到这里清华园时，正是夏末秋初，园里长满了丛丛绿树，景色宜人，更不容易引起那风沙的联想。可是流光易逝，秋风一起，景象渐渐萧瑟。几次雨打风吹，清华园里的树木几乎全脱了叶，就是那常绿的冬青和松柏，泥土内水份一冻，也显得萎黄憔悴。整个园内就很难见到一点绿色。北平本少雨水，冬天天气格外干燥，泥土又松，大风起处，地面上本不黏着的泥沙跟着刮起来，尘沙四处飞扬，一切都成了灰色。我这才尝到了风沙的滋味。

冬天当然总得刮风，刮风也总得带起一点尘沙。但住惯了江南的人，第一次尝到北国的大风，就觉得南方的风沙，比起这里来，真似小巫见大巫了。清华园的周围是这么空旷，园里的屋子又是这么东一幢西一幢的，散布得太零落，那西北风刮起来就愈显得利害。在化学馆或科学馆楼上上课的时候，风一大，就时常听见那种呼呼的怒吼，有时还夹杂着一种尖锐的怪叫。这些声音听得它从远处传来，经过屋子，窗子振动得格楞楞的作响，又传到远处去。接着又是一阵。我偶然回头看看窗外，近处似乎也并没树木，这些声音真不知打哪儿来的。大风的怒吼本是够雄壮的，“大风起兮云飞扬”曾经激动过刘邦的凌霄壮志，咱们虽没有他大风歌中那样“威驾海内”的雄心，可是坐在满装着暖气的屋子里静听，也未尝不是值得欣赏的音乐。只是我似乎终缺少这种闲适的趣味，一想到外面的寒冷时，我是仍旧忍不住要打寒噤的。

我照例是每天骑着脚踏车赶各处上课，风沙一来，可就不得安稳。上化学馆去，刚好正对西北。经过操场，眼看着一阵大风挟着二三尺高的泥沙卷土而来，烟涯滚滚，真有飞沙走石的样子。吹近身来时，那脚踏车任你把身体尽向前倾，把全身的力用到那踏板上去，也很难前进。那泥沙可就不客气的向你脸上飞来，虽然戴了眼镜，它也会钻到你的眼睛里来。待闭着眼，又怕脚踏车撞了人。有时还不曾来得及闭眼，它就跳进你的眼皮了。两个脸颊和耳朵就好像被刀刮似的，鼻孔和口都被压得紧紧的透不过气来。每次要这样和大风挣扎，可也不是容易的事。到得课堂时，终是累得呼呼喘气，一面听讲，一面还心跳呢。

园里那条小河，结了坚厚的冰，原也洁白可爱。可是一刮沙，它就遭了殃。才几天就积上寸许沙，日间太阳一晒，冰稍为融了一点，就跟沙凝在一起。混浊漆黑，什么“冰清玉洁”全给弄污了。积雪也是一样。有时连沙连雪刮向人身，那才够受。可是清华园天天有人扫雪，泥道上也天天有人洒水，还不至太苦。从这里进城的路上可才像沙漠一样，那往来的大车木轮碾成的两条深槽，该有四五寸深，槽内槽外，全是疏松的灰沙。车辆过处，浓尘乱飞。偶然有几辆汽车经过，那汽车就好像躲在云雾里的一样。坐汽车的人也许能享受腾云驾雾的风味，可是路人却就不得不吃灰五分钟了。冬天的北平根本就是一个灰城，北平那些房屋又总喜欢漆朱漆，那经年的朱漆罩上一层灰沙，格外显得破旧。那些朱漆房屋，以前许神气过一时的，看了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当年的辉煌景象，可是现在却就只剩了这些衰旧的残迹了。风，沙，就这样刮了一冬。只是风沙终久也有过去的时候，这两天风沙早平静得许多了。又是春天，温煦的阳光照在身上已经有些暖意。风也不怎么大，偶然有几阵微风吹来，已没有那种怒吼的样子。小河里的水也融了，又是那明亮澄清的水，随着微风掀起阵阵微波。日光照在泥土上，表面一层水份融化开来，黏着泥土，软软的沙也不再飞了。灰黄色的土地里偶然已可看见几棵青绿的草芽。春天到了。“残冬终究会得过去，春天是迟早要来的”。偶然想起元旦给一个朋友的贺年片中有这么一句时，心里有一种轻松温馨的愉快。风沙终于过去了。

载第2卷第3期（1935年4月20日出版）

风铃(1)

/ 芦焚 /

“吻的疤痕可还留着？”

无语。

“说话哟，薇？从丈夫那里逃了？真要惩罚他哪，那个利己的贼！告诉我，唉！”

“哭了？”

“你看，天上有星也有太阳。”

摇着蓬松的头真是别来无恙？脸还是紫槿色。看那颗痣！

“干什么落泪？应该坐下哪。”

叮嘱叮咚……

谁在弹琵琶哟，大深夜里还在——

老头子很厉害的咳着……

叫什么呢，夜里的猫？

安息吧……

该不是谁在吟哦，大深夜？

琵琶？弹什么呢！总是讨厌哟，不欢喜。大深夜里。

叮咚叮咚……

安息吧。

叮咚叮咚咚…

已经没有花朵开着了。

“谁啊？”

老头子爬起来了，很厉害的咳着嗽。

多唠叨哟——大深夜。

叮咚叮咚……

该是有人来了吧？多讨厌啊——大深夜里！

“谁呢？”

安静一点！吟哦有什么味。深山去吧，沙漠去吧，广原去吧，海的旷野去吧……

“干什么不语也不坐？”

无语。

“什么时候到的？真是朝也暮也等你哩。”

淙的声音颤抖着，夜里是动人的。

载《现代》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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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选自《风铃》。——编者注

冬天

/ 南星 /

冬天是安静的。当我抬起头望着窗外，看见天空与树枝的时候，我就要中止我的谈话，如若这屋里有一个客人；或者闭起我的书，无论它是不是一本紧握住我的心思的。天空仿佛永远是灰色的、纯净、普遍。树枝稀疏地排列着，有的负着几片变了色的叶子，它们与天空完全调和，互相依傍着，酣然欲睡的样子，其间流溢出一种愉快的沉默。凡过冬天的日子的，都应当有冬天的性格。你不安静的人，无论住在什么地方的，看一看窗外罢，看那树枝与天空罢。

我曾在几个地方遇到冬天，冬天的神情总是一样的。它安然地徐步而来，不隐藏也不张扬地站在我的窗外。我认识它，我对它比对一切别的东西更熟习，我们的交谊深挚、长久。那浮着碎云的天空，与凄凉地负着黄叶的树枝，都有冬的安静与柔和，洗掉它们污浊的颜色，脱去不整齐的衣服。冬天的沉默是可赞美的，不是完全地没有声音，而是那声音决不刺痛你的耳。暴风稍有来到的时候，那些喧噪的夏与秋的歌者都隐匿了，我甚至回忆不出它们的调子。从早晨到晚上，必须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听见一个小贩的长呼，一声麻雀的啾叫。它们都是轻细而且隐约的，像在远处。另外是烟或水气冲入天空的声音，它们需要深切的听觉上的注意。

但这一个冬季有过一个异样的日子，仿佛故意地给我一次惊吓或试探，在我们初见的时候。就在前一天，那个早晨，我带着温暖的愉快开了屋门，看见地面变得阴湿了，天在落雨。我退回来，找出我的伞，带着一种新奇的心情把它展开，然后走进院里，听着伞的声音，几乎以为另是一个季节了。当我走在街路上的时候，雨点变做雪团，而且渐渐地转了方向，正对着我的身子。（后来我发现前面的衣襟都湿透了，除了最上身的一部。）雪团接触到地面便消溶了，泥水积增在整个的道路上。阴湿的感觉那时候我不很留意，我只惧怕着袭来的寒冷。风吹起来，我却喜欢它是没有声音的。我的手似乎僵硬了，几乎失去了举伞的力量。让我更其惊讶的是河沿上已积满了叶子，湿透了，毫不动转地偃伏着，那一片片暗黄的颜色把河沿装饰成一个生疏的地方。那一天以前，我看见河沿上还很干净，柳叶与槐叶在枝上留着。我思索着，我怀疑一早的雨雪有这么大的力量。寒冷又加重了，仍然攻击着我的手。前面同样的，落叶夹着泥水，那一条道路变得意外的长，对面的房屋，模糊、遥远。我听见雪打在伞上，簌簌地响，声音中混杂着沉闷与忧伤的调子。没有另外的行人，道路更显得荒凉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旅客。我热切地四顾，愿意发现一个小店，我就可以进去停息一会，紧紧地闭上门，但不久我到了真实的所要去的地方，进了屋，隔窗向远方望去，有一列密集的山峰，大部被雪盖住了，那儿的寒冷直临到我的心上。

想来是很足以安心的，这异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当我从床上醒来在温暖的炉边缓步的时候，那些记忆便疏淡起来，像不是我所经历过的。窗外的树枝、天空，仍然是柔和的，而且有可喜的阳光守护着它们。想到这只是冬天的开始，后面还有许多它的日子，心里即刻愉快了，于是开了门，预备到院里去。

载《现代》第5卷第4期（1934年8月出版）

万·物·生·灵

萝卜

/ 陈子展 /

“萝卜菜上了街，药王菩萨倒招牌。”

这是长沙市上常常可以听到的一句俗语，只要是在菜场上有萝卜菜可卖的时候。我们那里说的萝卜菜，是指萝卜嫩苗，连根带叶吃的。这种菜差不多一年四季都有，只有秋末冬初种的，除了嫩苗以外，茎叶不做菜吃，仅仅吃它的根，根就叫做萝卜。

长沙最有名的萝卜，出在离东门三十里的榔梨市。此地白萝卜又圆又大，皮薄肉细，含水分很多，味是甜的，稍微带辣，可以生吃，只有皮的味最辣，那是不能生吃的。每当秋末冬初，乡下农民把萝卜种子播在田里山土里，到了残冬腊月，就可以挖萝卜了。通常一个萝卜只有一只饭碗那么大小。“扯个萝卜，只有碗大的眼”，这句乡人俗语常常比喻小事不足奇怪；“扯过萝卜地土宽”，这也是一句俗语，作为稀松了不甚拥挤的比喻。原来萝卜种子虽然撒得稀松，可是萝卜长大了，会要个个相挤。这里的农民每每夸说自己种的萝卜大，或是对外乡人夸说本地的大萝卜，说是曹操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一餐吃不完一只萝卜。可是我在这里住过，只看见十来斤重的萝卜就算顶大的。这种萝卜好吃，价钱却很便宜。我想去年冬天，大约只能买三四角大洋一斤，约合当地双铜元两三千文罢。在从前使用制钱时代，每石萝卜值三百文以上，最低也须三百文，不许还价，所以有“亲戚不亲戚，萝卜三百钱一担”的俗语。

除了“榔梨萝卜”以外，“益阳萝卜”也著名。其实这种萝卜并不一定出在益阳，就是本地出产的，个子虽圆，可是很小，约摸鸭蛋粗细，皮更薄更白，肉更嫩，不过味淡，不甚甜。还有一种白萝卜，生成圆柱形，或者长成头大尾尖的圆锥形，皮厚肉粗，纤维质太硬，不甚好吃，价钱比较最便宜。人家买了它回去，洗净，切开，晒好，拌盐揉擦，就成了“萝卜干”。倘若再加进一些碎辣椒，腌在一种瓦质的吸水坛里，过六七天就可以吃。藏到几个月，年把，也不会坏，而且味道还很好，这是冬春雨季的好菜。《诗经》上说：“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蓄就是味道好的干菜。“腌萝卜”，“萝卜干”，“阴萝卜”，“萝卜插菜”，都是我们那里准备过冬的一种好菜哩。

“阴萝卜”的做法，把洗好的萝卜，剖做几块，用小篾丝或用小绳子一串串穿起，挂在当风当太阳的窗前檐下，经过一月两月，风干了，或像腌萝卜一样封在坛子里，或是拌在“腊八豆”里，再过半月一月就好吃了。

“萝卜插菜”虽说是一种便宜货，也可说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菜，不过雅人偶然拿来换换口味，俗人去用做日常小菜，一年四季都吃，只要他有。这种菜的做法也很简单，把没有老的萝卜菜连根带叶的扯出，晒到两三分干，把它洗好，再晒一个冷干，然后用刀剁碎，腌在大桶大缸里，口子用泥封好，经过半月一月，菜已发酵翻黄，晒干便是。这种菜，做汤吃，炒干吃，饭锅里蒸吃，蒸肉吃，悉听尊便。自然在阔人看来不好吃，贫苦朋友不好吃也得吃的。

用萝卜做的菜，我最爱吃的，只有家常制的“泡萝卜”。湖南人做的“泡菜”，又称“浸菜”，实在比四川泡菜好些，不像四川人欢喜顶酸。还有酱园制的“酱萝卜”更好，“五香萝卜”味道稍差。就是号称云南名产的五香萝卜也不及湖南的酱萝卜鲜嫩香脆，这是我最难忘的乡味里的一种。至于把萝卜猪肉或鸡肉都切成小方块，拌豆瓣酱炒成的“酱丁”，也算是一种可口的东西，不过萝卜的味道不大显然了。

我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早上吃粥，有酱制的白萝卜和胡萝卜做菜，又咸又臭，简直不能下咽。只有一种红皮白肉、小而圆的萝卜，凉拌生吃，鲜甜可口，那倒是我很欢喜的。南京冬秋两季少雨，天气干燥。我初来此地，嘴唇枯涸，皮坼出血，有时还觉喉咙梗痛。一个江北同学劝我吃小贩出卖的绿萝卜，又称“天津萝卜”，我吃了果然好些。不过起头吃它的时候，味道有点辣，吃不惯，久而久之非吃不可，辣了更舒服。但从回湖南一直到今，看见这种萝卜不吃，也不发瘾了。

湖南人相信萝卜菜是一种“卫生菜”，吃了百病消除。北方人又相信萝卜可以免喉病，避煤毒。我不曾读过中国旧医书，不知道《本草》一类的书上说过萝卜有什么效用。也不曾研究食物化学，对于萝卜作过化学分析，晓得它的成分怎样。我只知道用萝卜解煤炭烟气的毒，这个发明是很古的。记得是在元好问的《续夷坚志》里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说是某年冬季，某地有一个石窑，有许多人民逃躲兵灾，藏居里面。后来被乱兵知道了，攻打这座石窑，窑里四五百人通通被烟火熏死。其中有一个老头子从意识迷迷蒙蒙里，摸得一只生萝卜，因为气闷口渴难过，放在口里吃了，刚好把萝卜吃完，人就清醒起来了。他又拿只萝卜给老兄，老兄也活了，再拿许多萝卜给那些同难的人，因此四五百人都活了转来。元老先生还说到北方每每有因炭烟熏死的，但在临睡之前，削萝卜一片投在火里，烟气就不会毒人。又说，倘怕临时找不到生萝卜，预先把萝卜晒干，研成末子，也可投急。

可见萝卜这东西虽然很平凡，使用得当，却可以救人性命，何况它差不多成了平民必需的日常食品呢！

世上果有爱吃萝卜，当做卫生菜的么？我以为总比吃些于人无补的国药党参之类要好。

载第28期（1935年5月20日出版）

相思子

/ 翁克康 /

“红豆”亦名相思子，学名Abrus Precatoriusl，豆科；本为东印度原产，何时传入中国，则不大明了。现在大多产于岭南一带，木质蔓生，干高丈余，叶为羽状复叶，总状花序，秋日叶腋出花梗，花很小，花冠为蝶形，色白或淡红，雄蕊凡九，实成荚，为长方形，子大如豌豆而微扁，似Ellipsoid，色泽鲜红光艳，但亦有作半黑半红的。

至于其他记载的文字，如左思赋有：“相思之树”。其解曰：“相思大树也，材理坚，邪砍之则成文，可作器，其实如珊瑚，历年不变，东冶有之”。《广东新语》：“相思子，木理似槐，大者斜锯之，有细花云，亦曰鸡翅木，以其纹似也。”徐表的《南州记》云：“海红豆生于南海人家园圃中，大树而生，叶圆有荚，近时蜀中种之亦成。”李时珍《本草纲目》：“海红豆，树高二三丈，叶似梨叶而圆。”宋祈《益郡方物图》云：“红豆如冬青而圆泽，春开花，花白，结荚枝间，其子累累，如缀珠，若大红豆而扁，皮红肉白，以此得名，蜀人用为果订。”冠海字于“红豆”上，大约是形容其种来自海外，虽然不能确定是来自东印度，但总是非中国之原产物。据上面之记载，可将红豆分为两种，一为春日开花的，是为木本；一为秋日开花的，必为草本了。现在岭南所产属于木本者已经绝迹，四川有无，尚未能明知，然草本者亦很稀少了。

自唐以来，诗人骚客，都很喜欢把“红豆”或“相思子”这些名词，运用到诗词上面去，增加它本质的艳丽，或者这亦是使人对于“红豆”格外来得兴奋的原因吧！如王维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牛希济的《生查子》：“新月曲如眉，未有团意，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终日劈桃穰，人在心儿里，两朵隔墙花，早晚成连理”。伍瑞隆的《竹枝词》：“庭前种得相思树，落尽相思人未归”。梁武帝的《欢闻歌》中亦有：“南有相思木，合影复同心”二句。这不过一些例子，别的多得使我一时记不起来了。

对于相思树之传说，可以神话目之。内容所述，大多关于男女间恋爱的故事，都极哀艳：“战国时魏国苦秦之难，有民从征戍秦，久不返，其妻思之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叶皆向其夫所在而倾”。《古今诗话》：“有人殁于边，其妻思之，哭于相思树下而卒”。这两个传说颇相似，可以归为一类。还有一种传说：“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自杀，妻投台而死。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有鸳鸯各一，恒栖树上，交颈悲鸣，其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这个故事，很似古诗之《孔雀东南飞》，不过一则投水，一则坠台，不无相异之处。

相思子的用途，大多可为装饰品及制造玩具。《演繁露》云：“唐世镂骨为窍，朱黑杂涂，数以为采；亦有出意为巧者，取相思子纳置窍中，使其色明现而易见”。故温飞卿艳词云：“玲珑骰子安红豆，人骨相思知未知”？时常所用“入骨相思”之典，大约出之于此。相思子还可以用为保存贵重香料，段公路《北户录》言：“红豆有蔓生，用子收龙脑香相宜，今香不耗也”。

相思子在医药上亦有相当的价值，《本草纲目》：“相思子别名郎君子，苦平有小毒，通九窍，杀三虫，治虫毒”。李“海红豆治人黑皮，花癣，头面游风，宜人面药及澡豆”。《卫生宝鉴》：“红豆丸，功用治诸呕逆吐食膈气反胃”。《证治准绳方》：“红豆散，治头重”。

植物中的相思子知道的人较多，然动物中的相思子，我想一定较少了。当童年时，在街头曾见采山药者，手中拿着一瓷盘，盛以白醋，中置状如螺蛳而扁平的壳类，蠕蠕而动。此物据《本草》所载，即为醋鳖，按：“醋鳖，一名长生螺，亦称相思子，文理特细腻，置之醋中，则蹒跚而行”。周公谨的《云烟过眼录》：“长生螺数置之醋中则活”。陆延灿的《南村随笔》所纪，较为详细：“相思子如杏仁大，两片相合，藏箧中，经入不壤，若入醋中，即旋转如鱼泼水状”。上述各种记载，谅同一物无疑。据采山药者言：“相思子唯一用途，专治妇人难产，产妇将其紧握手心中，胎儿自下”。这动物的相思子，闽粤边海一带，多有产之。

随笔写来，从植物的相思子谈到了动物的相思子。可是这动物的相思子并不曾惹起谁去注意它，或者那赤褐色的贝壳，不如那红得似火的红豆能使人感到特殊的刺激吧？叹赏红豆，除直接以那醒目的色泽激动视觉外，你必当能幻想那全红中嵌上一点的墨斑，那沙沙滚动着光艳的斑痕，是那眼珠儿，那活泼懂人意的眼珠儿。

载第29期（1935年6月5日出版）

白果树

/ 周建人(2) /

上海真是热闹的地方，也许特别在热天的时候，牌声、留声机或无线电的声音，有时更有爆仗声，往往闹得人不能睡觉。这实在是很窘的。有时候，譬如灯下写了点东西，看看时候已经十一点钟了，赶紧睡下，想望早点睡熟，以便明天起来好做事情。偏偏这边邻舍的牌声还没有停止，那边又开起留声机来了。逢年逢节还要放爆仗，这自然更其挡不住。而且常常这等声音还没有闹了，卖馄饨的又来了。广东馄饨担是敲竹板的，发出必必剥剥尖脆的声音，本地馄饨担是敲竹筒的，发出沉重的钝声。我的故乡也有这样的馄饨担，但是用短木棒敲在竹筒上，声音比较的低些，上海的馄饨担往往用短铁棒来敲，声音也就特别响亮了。有时候刚把思想制止住，正要睡去，接连的被外面闯进来的声浪数次闹醒之后，但会许多时候睡不着。第二天因为睡眠不足，身体觉得不大清爽，就不能好好的做事情了。

近几天来，这等闹人睡眠的声音没有减少，却加添了卖热白果的声音了。白果担子挑来歇下，便发出锅子里炒白果的索朗朗的声音来。卖白果的人一面口中唱道：“糯糯热白果，香又香来糯又糯，白果好像鹅蛋大，一个铜板买三颗！”

但是我觉得白果担倒并不怎样吵闹的。因为叫唱的声音并不十分高，而且挑来得早，回去也早，有时候倒觉得叫卖声中带给我们秋天来了的消息，使我知道白果卖了之后，将有檀香橄榄卖。荷花已开了，燕子要回到马来、印度等地方去了。上海秋天虽然各处卖热白果，但是白果树却很少见。我的故乡有很大的白果树。它又称银杏，有些讲花木的书上又叫它公孙树，意思是说它的成长很慢，阿公种植的白果树，须到孙子手里才开花结子。日本的植物学书上便常用这名称的。它在科学的名字是叫Ginkgo bilopa。它是植物界中的老古董。它的系统直从中生代的侏罗纪传来，到了现在，只剩了它一种了。中国是它的家乡。普通只见它种在庙宇寺院里，有些植物学者疑心现在已没有自生的白果树了，米耶尔（Meyer）虽说浙江山中还有自生的，但是别有些人却不相信他的话。

植物学者虽觉得白果树已渐将衰亡，但是人工种植的却还很多。它很容易种，只要把种子种在泥土里，大约五十天后便芽出来了。它幼时的树形像座塔，后来枝条散开，成了伞状的大树。据说最大的白果树能高到九丈以上，但普通没有这么大。它的叶子有长柄，叶身很像内地扇炉子用的“火扇”。到了秋季，变成黄颜色，是很好看的。它是落叶树，冬季只剩了枝干。

白果树是雌雄异株的，大约四月间开花。花极简单，没有花萼、花瓣这些东西。雄花只在一条柄上生着些雄蕊，每个雄蕊只生两个花粉囊。雌花只在每条长柄上生着两个裸出的胚珠。因为它的花太不显明了，一般人从不曾看见过，因此便造下一个靠不住的传说，说白果树的花是“大年夜”（阴历除夕）后半夜开的，而且开的时间又极短，只闪三闪，就不见了。这传说先前曾叫一个长塘乡人上过一次当。他是一个求知心很切的人，大年夜的半夜里，跑到近地的一株白果树下等候它开花，足足等了半夜，不见一点动静，这才使他对于那传说发生了疑惑。

但白果树的确是开花的，不过不在冬末，却在春末生叶的时候。胚珠长大起来后，变成一个种子，形状很像杏子，颜色也是黄的，但皮肤很光滑。除去外面的薄皮和肉质，里面包着一层白色坚硬的薄壳，这便是普通所卖的白果。长足的白果，连外面的肉大约只有三生的密达大，除去肉质，那核自然更小了，上海担上的白果，似乎特别小，然而卖白果的人偏说“好像鹅蛋大”，未免太夸张，可是比之于有些广告，却要算是老实的了。

我个人呢，虽不爱吃白果，但很爱白果树。它的木材虽不甚坚硬，然而纹理细密，色白微黄，略带丝光，漆上中国的黄漆，颜色极光亮。你只要去问木工，他会告诉你用“银杏板”做书箱之类是很好的。还有，它的叶子上从不见会生虫，因此我想到做“马路树”一定很适宜的。北平的路旁常种着槐树或洋槐，叶上常生一种青色的幼虫，仿佛名叫槐蚕，它有时候吐出丝来，挂在半空里，或者掉在路旁，行人如不当心，就会碰在面孔上，或者脚下踏成虫酱。上海马路旁种的多是篠悬木，它的掌状的大叶还好看，只是会生一种毛刺虫——雀瓮蛾的幼虫——身上生着刺，如果刺在赤膊的身子上，是很疼痛的。白果树上不生这等虫，叶子又好看。它也是落叶树，夏季生叶很密，可以遮住太阳，冬季叶子脱落了，不致阻碍阳光，和篠悬木等一样。

载第1卷第1期（1934年9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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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署名“克士”。——编者注

剪秋罗

/ 王克洵(3) /

一　剪秋罗

仿佛并不那么热得像桃花，也不像腊梅那么的冷，似轻烟般的哀愁，和淡淡的怀慕，只是在道旁，寂寞的开着花，开着白的花，和紫的花。

沿着那沙石的道儿走，脚步声，那么清晰地在静寂中踏着拍子，几个人，不都是在静默着吗？

“请给我摘一朵花吧。”指着那道旁的剪秋罗，却转着眸子向了我。

“为什么？”

“为了爱它的原故。”

“爱吗？……”

“是的，它是忆念着的花啊，却淡淡地结着了哀愁。”

“是恋的花吗？”

“虽然，可是善忘的呢，是含有微微悲剧的恋。”

便俯着身子，摘了一朵白的，初夏的风，吹落的花瓣，随着几片叶子；那么地飘在道上，将这受了伤的花。小心地插在鬓上，却感到了微微地凄惘。

“想着什么呢？”

“没有。”轻轻地答着，望着那蓝的天，心却和几片花瓣和叶子，在静寂而微茫的道上，一同地飘着。

二　芦苇

“路途是那么辽远的哟……”曲子，从温和而平静的水面，飘进了还没有开放的玫瑰丛。金色的阳光斜斜地耀射着，两只小木船，相并地轻摇着前进，那荡着桨的人，却在抽着烟，烟圈子雾似地往上腾，不断地夹着了芦苇的气息。

“那是芦苇的烟吗？”不知道问着谁。

“是的。”一个声音在答着。

“我喜欢这气息呢；那么生疏的，却是那么熟稔的气息啊！”轻轻地叹息了。

一转弯，碧绿的，一道满着浮萍的小河，沿岸长着那么深深的芦苇，从芦苇里露出了人家，几间茅屋，却绕着了高高的桑树，叶子茂盛着呢。

农人们正筛着麦子。

“真是一幅画呢。”

“角度应该是斜着的。”

伸过手，想要攀着那芦苇，却被芦苇刺伤了。

“流血了吗？”

“流血呢，可是，并没有受伤。”是一句温婉的回答。

不知在什么时候，船却撞在岸上，是泥和芦苇的岸，船里的一个人，跌落在舱板上。

“唉，怎么的呢？”

摇桨的人笑了。

“是我不会摇。”

轻轻地荡了开去，接着那么快地又撞着了对岸。

“是有心的吗？”才想起了似地。

便把印着蓝花的小手绢，浸在河里，抛在摇桨人的身上，衫子全湿了。

村子里有人立在岸上笑。

三　上弦月

金色的阳光，悄悄地在玫瑰丛中隐没了。淡蓝的天空，浮着了上弦月。

感到了微微的冷。

慢慢儿荡着桨，是归去时候啊，在微波的水面上，生命是那么快的流去了，想说几句孩子话，和这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可是，已经靠岸了。

便把遗忘在悲哀后面的一颗心，一颗不能跳跃而痛楚着的心，献给了青的芦苇，和黄昏的上弦月。

路是长长的，平坦而宽阔，青的田野，恬美的茅屋，在天幕下，那么静静地，乡野是睡熟了。

车子飞驰着，渐渐地红的灯耀着了眸子，车外热闹了起来，那么扰攘和忙迫是都市了哩，蓦然地，心便慢慢儿往下沉，觉着肩上是那么的重。

于是，闭上了眼睛。村子渐渐地朦胧了起来。

刚刚到过了什么地方呢，默默地问着自己。

——而且想：那玩着水的人是谁，是我吗？不知道呢，可是，不是我，又是谁呢？

“想着什么呢？”

“没有。”

虽然有点怀慕，可是，善忘的呢，像剪秋罗那么的。

望着车窗外的上弦月，一个声音轻轻地浮上了耳际。

五·卅一，一九三三

载《现代》第3卷第4期（1933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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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刊目录署名“王莹”，正文署名“王克洵”。——编者注

山核桃

/ 傅东华 /

我没有见过山核桃的树，我可曾吃过山核桃的果。

你要吃山核桃，先就得攻进它的那个铁硬的硬壳。你如果牙齿不行，这第一道防线怕就难破。就算这已攻破了，里面仍有许多曲折迂回的硬隔膜，非经一番辛苦抉剔的功夫，轻易吃不着它的肉。然而吃山核桃的趣味正在这里。

你如果晓得触类旁通，那么类似山核桃的食品还可举出不少。

老年人没有牙齿，却仍不能忘情于香脆的花生。你知道他们怎么办？他们用一具小木磨儿，把赤裸的花生肉磨成细粉，然后拿瓢匙捎了吃。但这不是杀风景的吃法吗！

花生粉不如花生肉，花生肉不如带衣的花生，带衣的花生不如带壳的花生。此其故，在于剥、摸、嚼三种动作不仅是吃花生的手段，却正是吃花生的目的的一部分。

嗑西瓜子的经验大概是人人有过的。据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嗑西瓜子是一件最迷人的事，因为你不开头嗑则已，一开了头就要下意识地接连嗑下去，直到供给完了为止，或至少到你的舌头感觉麻木为止。有谁喜欢把现成剥好的瓜子肉抓着吃呢？这就可以证明嗑瓜子的意义多半在于“嗑”。

同样吃蟹粉不如吃整蟹，吃虾仁不如吃整虾。

前几天看过一张名为《五十年后》的理想影片，里面形容五十年后的生活，有一点最叫我失望的，就是那时的食物已可用科学方法制成一颗小小的丸药一般，只消吞了一丸就可一天或竟几天不饿，这么一来，原可省不少的事，但是人生之中岂不被剥夺了“吃”的权利吗？

又如科学进步，竟已到了能够人工种胎的程度，那么人生之中不又被剥夺了性爱的权利吗？

好在我反正活不到那个时候去，我也用不着担这样的杞忧。如今且把上面那个“不如”的公式应用到别的人生事实上，我们就又记起一段很流行的警句，叫做“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

你如嫌这几句警句太不摩登，那么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岂不既摩登而又哲学的吗？

这些人生的小事实，说起来却很平凡，却是绝少人能够发现那其中隐伏着的一个大原则，即人生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目的。

惟其不懂得这个原则，所以多数人为着妄想去达到他们所假定的目的，以致他们的一生大部分成了空白。我想这是大大犯不着的事。

从前的读书人牺牲了“窗下十年”，为的要一旦“飞黄腾达”。我并非说这“窗下十年”犯不着牺牲，是说这十年辛苦有它的本身的价值，不单是一旦“飞黄腾达”的手段而已。如果单单认为一种手段而不认识它本身的价值，那么这十年生活真是一张空白了。

已经飞黄腾达之后，再去回味窗下的十年，犹之结婚之后再回味恋爱的生活。因有这回味，便足证明当初的生活有它本身的价值，也因有这回味，便足证明你当初未曾充分认识那价值。

在动荡的现代，这个原则的应用似乎尤其重要了。因为在安定的社会里，人的一生还多少可由自己操纵；你所努力奔赴的所谓目的，一旦达到之后，也至少可以暂时的稳定。如今在剧变的潮流中，你能拿着罗盘指定你一生的方向始终不变吗？即使已经达到你的“彼岸”，你能保得住不再被冲击到别处去吗？惟其不能，所以愈加要了解这个原则。

你倘若曾和中年以上的人做朋友，你总曾听见下列的典型的对话：

“多年不见了，听说你近来混得很好。”

“哪里哪里！还不是连年亏空。听说××很不错。”

“是的，他至少生活是解决了。”

这所谓“生活解决”，无非就是不用做事也可生活的意思。这个“生活解决”，在青年时代或者不是迫切的要求，在中年以上的人，却正是他们所谓“人生的目的”。你说这目的太平凡吗？然而一个社会里究有几人能免俗！而事实上，就是这样平凡的目的也已经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迷梦了。因为这种“生活解决”和“身后萧条”的比例，你总可以想象得到的。

因生活不解决而苦闷到死，虽属很普遍的现象，实则都由不解人生的本质所致。

人生本是一个过程，它的“解决”就是死。

人生的意义就在这个过程上，你要细细体认和玩味这过程中的每节，无论它是一节黄金或一节铁；你要认识每节的充分价值。人生的丰富就是经验的丰富，而所谓经验，就是人生过程中每个细节之严肃的认识。

宗教家认为整个人生都是到另一生活的手段，原是害人不浅。一般人认为前半世生活是后半世生活的手段，也同样害人不浅。

谁抱着传种的目的而行性交呢？据我所知，这样的性交十九不能传种。

雕塑家和画家的最后目的在于具体的雕像和画图罢？然而倘没有雕塑和绘画过程中所感着的趣味，肯做雕塑家和画家的人恐怕要不多罢。

但是音乐和人生尤其相似。当音乐家演奏时，每个声音的发出时必都伴着他自己的情绪的反应。及待曲终，情绪的反应也就终止。音乐只是一个过程，人生也只是一个过程。哪里有过一个完全机械的音乐家呢？

但是体认过程和“委命”“随他”完全不是一件事，所以过程论的人生观决不是消极的——反之，却是积极的。山核桃要层层的剥才能吃到肉，人要息息的做才能得到经验。

你如不愿吃剥现成的山核桃肉，也就不稀罕人家的“不劳而获”了。

载《现代》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出版）

山

/ 何章陆 /

自然本身便是Apollo的化身，所以只要你能神会领略，随时随处可以窥见她的笑容，听见她的清歌；若认识更深一层，那就无异在她的温甜的怀抱中了。

自然景物中占着很大地位的便是山。我们每提到风景，必山水并称。其实没有山那里会有好风景呢？山之惟一的特性便是静，所以玩山便是寻静，爱静趣的人必会发现山是最适口味的食物。

同一座山，她的姿色可随时而不同，更可随领略者的情绪而异。三月时，满山的杜鹃花开得通红。平时的山，最宜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远看法，现在却不同了，这时我们要近看。这样火红的杜鹃便在碧云绿雾中如血花一样地浮现出来了；此时我们如果定神静静注视一刻，呀！真的，由眼花缭乱而迷醉了，因为杜鹃的血红和草叶的鲜绿在深刻的对照中似乎生了一种刺人的锋芒，如香气似的，一直钻入我们的心中。这便是拥着自然吻着陶醉的境界了。

春末夏初，山的神态又换过了，或者说，如女人一样换上一套新的时装了，若与人来比，这正是山的青春时期。那种勃勃的生气，奕奕的精神，饱满得似乎可以在每张树叶上流露出来的，只要我们一走近山麓，必有一种兴奋向上的刺激。有时我们趁着天气晴和的日子，夹了一本书，或者带了一只口琴，慢慢地上山，在山腰检个浓荫处坐下，旁边的太阳正在鲜明地照着，定了神，先看看远处的景物，再来缓缓地翻翻书，或者随意朗诵起来，或者吹一二节小夜曲，这便是活神仙的生活了。这便是天国中的梦境了！

的确，山是静的，她竟静得如深夜一样，不，静得如雪天的深夜一样，但并不如夜那样静得一无生气。她还是活活泼泼的，只要你一看见山这种静就可隐隐地感到了。有时我们在山上走，或卧在山腰上看云，耳边偶尔有小虫飞过，那嗡嗡的飞声竟要误为飞机，猛然地惊觉起来。在这样庄严沉静的空气中，若能听得一二声突然而来的强声，确可以使我们感到紧张，甚至更要感到惊恐！所以我们自己在山中高呼，不但只觉到闷气俗尘一逐而尽的清凉的愉快，更可发现自己浸润在孤独绝援的惊趣中。这境界若再深刻一些，那便是“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荒凉的情景了。我相信一个暴躁如雷的悍夫，如果把他带到如此恬静的景界来，他也只得心平气静下来了。所以静对于人性的感化真是有意想不到之妙，山之能擒住了人们的心，全靠了这种伟大的静。

野花的香味并不减于人工培养的所谓珍贵的名花，尤其是深山冷谷中的野花，其香气之清幽隽逸远非家花所能及其万一的，香气的领略也如欣赏音乐一样，须先把心预备成澄清无尘，然后细味细玩。在山上就很容易有这种心境。所以偶尔被清风送过来的几阵不知来自何处的花香，总是使人兴奋的，总是够人耐味的，总是沁透了肺腑的。

跑山虽是一件很费力的事，然而我总觉得比跑平路还有趣，因为费力仅是肉体的，心灵上的陶乐决不致会受肉体的影响，正如内心的创伤决非物质的享乐所能医治的。人事俗务浸倦的我们一看见山的恬静自在早已给心灵上不少的安慰，望着山走，似乎前面就有无限的愉快，仿佛上面便是天国中的乐园。我们确是抱着这样的希望不顾一切地往前走，朋友，你可知道吗？就在这望前走当中还有一个意外的异趣呢！所谓这意外的异趣是什么呢？好，告诉你罢，就是回头看呀。这回头看的意味真是在意料之外的，因为那时我们心中只有前面的希望，而且是非常专一的，谁愿回顾已经过眼的东西呢？其实我们后面的风景虽是刚才看过的，但若作一综合的欣赏，她的情景又大异其趣了。所以回头无意中发现意外的景致，真要喜出望外的，真要惊异赞叹的。现在让我们再继续前进，真的，快乐是努力的代价。我们跑到上气不接下气，最后居然到了山顶，那时的自傲自安自足自乐的狂喜，真是只有身历其境的才能体验得到。在这样喜得不可自制的心境中，谁再会想着身体的疲劳？谁再会记得内心的隐痛？谁再会念着世事的是是非非？这时的心才算是点尘不染，才算是清明见底。于是我们再平下气来，睁开眼睛向四方远眺，我们的心固然可以随着视线广展到老远的天边，一享心旷神怡的愉快，但苍茫之感却又紧紧地笼罩上来了。

远山所给我们的印象与近山大有差别。我们看见她老是那样安安定定耸耸巍巍地立着，雨天也这样，黑夜也这样，其泰然镇定的态度与雄壮伟大的神气，只要一提到山就深深地感到的。我知道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时的心境气概必与南山一样泰然雄伟，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它能感人的地方。山啊，你真伟大！多少漂泊不定的心，只有你才能安慰！多少俗尘浸透了的心，只有你才能洗静！多少凶悍暴躁的心，只有你才能抚平！多少伟丽隽逸的诗情都是你培育起来的！多少英雄的伟业都是你所启迪的！

如果你以为山是难看的粗汉，那你就大错了。它如美妙的少女一样，也有笑容，也有曲线。它的艳丽婀娜并不弱于你的爱人。远在天际的山峰与乳峰一样富有够人耐思的意味；隐隐约约中的重峦叠嶂的轮廓与女人的裸体一样富有细腻的曲线；半藏半露在云雾里的高山总是妩媚多情的；红叶满树的秋山总是多姿多色的；金色阳光下的小山总是鲜艳夺目的；雨后的近山又有梳洗新罢的风趣。啊，山的姿色真非言语所能尽述的，若要勉强都写出来，那便是一部最伟丽的“百美图”。其实这“百美图”也决非人力所能写的，谁敢说斐多汶的《月光曲》已奏尽了一切月下的幽趣，自然诗人华兹华斯尽毕生之力不曾描就自然面部的一个粗略的草图。文字只能作一启迪的引子，只能写出个人情绪的一部分，无尽藏的美与最伟大的静仍是原封未动的埋在山里，让读者自己去发现吧！

载《现代》第3卷第5期（1933年9月出版）

晚山

/ 孔另境(4) /

生平曾经过一次最美丽最富诗意的境界，使我永不能忘记的，常常引起似梦般的回忆的，这是一次因偶然的机会而得看的晚山。

事情是在前年的夏秋之交了。

我为着生活的逼迫，要到温州的一个省立中学去教书，这条路对我是全陌生的，但为了时间的忽促，也来不及仔细去打听，就匆匆上了轮船。轮船走一夜到了北波，换乘一个较小而十分肮脏的“永安轮”。我被堆进在一间极狭小的所谓“房舱”里，几件破行李堆得转不过身来，这一切都是由茶房们安排。他们的说话可不容易懂，我也不知道是那一处的方言，好似带着些福建音腔的，我就冒昧地决定他们是“温州话”。

船走在海水里，随时都可望见些小岛屿，风浪也不大，海水冲激在岛沿上泛跃出一线白沫，远望去仿佛是女夏帽上扎着一条白缎带。我是走过海洋的，而且不止一二次，所以海洋生活于我也并不如初出门者的那种惊奇浩叹，有时看见些海兽海鸟，也不过是一刹那就过去的事情，视界的十分之九都是在水天一色里。这次的海行可有些不同，也许是轮船小的原故，连海也变小了起来，船一直航行在两行长列的岛屿之中，它仿佛是一只“穿山甲”似的，有时它从一个小岛的岩石边擦过，使我发出一身冷汗，幸而结果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它却停靠在一个海边的埠头上了。

所谓海边其实并不当真是海之边沿，只是靠海口的一条江里。这条江的阔度颇有些像曹娥江，不过她的水道比曹娥更来得澄净，不类是去海极近的；而且因这江的两背面都是一带层峦叠峰的山脉，所以江水也平静如镜。这条江的姿势很优美，逆望上流看不见一个曲折，颇似一个英国风的君子，虽然有些狷介，但也可引起人们的崇敬之心的。

时间是向晚了，远山之上不住地在吐着白雾，我立在江心的轮船上，趿着拖鞋，衔着烟卷，隔着半条江去看这快近黄昏的晚山。山色可以粗粗分成三级，愈近则绿，稍远则青，最远的则与晚云同色。山形类似覆钵，一个接着一个连绵地蜿蜒到我们视线以外，若把宇宙当作一爿百货商店，那么这些山脉犹似百货商店里的瓷器部了。人类只是它上面黏附的一点尘埃，无论你借它来作战场，作屠场，作狗盗钻营的巢穴，和这瓷器的本身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么一想的时候，人生顿觉渺茫起来了。我此刻仅仅为了一点生活，要背乡离井到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设使这轮船不幸而触礁，我这小躯壳就此了结，而对这瓷器曾未损及丝毫呀！人类往往自夸为万物之灵，但你倘使把这大江山也作为万物之一，则人类只是一种最愚蠢的东西，无论你如何英雄豪杰奔走经营，结果徒然给这大江山添一点肥料而已。

这一带山是雄伟的，和我们浙北诸山的纤巧另有一般风姿，在浙北的山上可以看见人类经营的痕迹，有别墅山庄，有桃林果棚，然而在这里所能见到的，只是朴质的自然，原始的林木，仿佛尚未经人类的涉足。不久，天似乎更黯淡了一些，晚霞把东向的山巅照的通红，原是披着翠绿大氅的骑士，这时忽似一位红色的狙击手，傲岸地向着万物微笑了。

炊烟渐渐从山坳里袅袅上升，这证明在这朴质的石块间，也已经有生物在经营他们的衣食住和斗争了。

这短短时间的停泊，给了我一个欣赏晚山的良缘，我虽然终不知这山脉的名儿，但这又何碍于我的欣赏呢。

载《文饭小品》第4期（193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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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文发表时署名“另境”。——编者注

橙雾(5)

/ 施蛰存 /

从前读弥尔恩（A．A．Milne）的那篇著名的散文《名贵的水果》（Golden Fruit），觉得他虽然首先赞赏橙子，要不是隔靴搔痒，定是顾而言他的态度。他赞赏这水果的理由，是因为它干净，手握的部分并不就是嘴吃的部分，因为它味道好，这正与看了人家的诗稿而称赞他的字写得好一样，未免被这“名贵的水果”齿冷了。

橙子这个东西，我以为，是具有色香味三德的。我们看了它那明快而温和的颜色，不必想起迷娘（Mignon）的歌：

Connais tu le pays d'orange……

也就会得想象得到那阳光明朗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果树园中，累累然的闪耀着黄金之光的被太阳所吻过的（Sunkist）嘉果。关于它的味，甘甜中间带一点刺激的酸，是它的胜于一切其他果物的美味，亦即是日本的橙子广告家所溢之为“初恋之味”者也。

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延誉橙子的颜色与美味，因为这还不是它的独有的德行，虽然我也喜欢它们。我所要说的，乃是关于它的香气。

水果中间，具有美妙的香气者，并不只有橙子一种。香蕉也好，酥瓜也好，我可以随意举出例子来。但橙子的香气却有异于此。香焦、酥瓜之类的香气，只是附属于它们的美味的一种德性，而不是能与其色味抗衡的一种独立的德性。橙子的香气则不然。我常常想，即使不玩赏它的色泽，即使不咀嚼它的美味，只是在擘开其表皮而闻闻那一阵刺鼻的芳香，也就可以算是已尝试过了这“名贵的水果”了。

橙子的香气并不是一股虚空的气息，而是一阵喷溅的雾。是的，我们古来的诗人早就用这个“雾”字来形容它了。除了这个“雾”字之外，我们还能选择什么更恰当的字眼来称呼它呢？

也不须得“纤指擘新橙”，就是用我这十个擂槌似的手，或童子军的万用洋刀，那一阵雾喷溅在你的须眉唇吻之间，一定是有着比最好的香水更实感的韵味的。

宜春令，消夜图；锦橙开噀人香雾。
梅花月边同笑语，不寻思灞桥诗句。

这是张小山的曲子，我们倘与那伏在李师师床下的周邦彦的小词参详起来，就可以觉得中国诗人对于橙子的欣赏毕竟比西洋诗人高明了。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中有一节云：“摘梅取其恬韵溢鼻，擘橙喜其香雾噀手，荐樱赏其朱彩耀目，若沾沾以齿颊从事，无论必作脏腑之楚，兼与儿曹何异？”岂不是对于欣赏水果深得三昧之言吗？

载《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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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文选自《无相庵断残录》。——编者注

幽兰

/ 毕任庸 /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屈原

一　扉话

在这“世溷浊而不分，好蔽美而嫉妒”的年头儿，“幽兰”是多么使人神往的东西。发箧陈书，考它一考，也是“过屠门而大嚼”之意，当世“济时英彦”，倘责以“玩物丧志”，则小子何敢辞咎！

不过题目虽是“幽兰”，而实际是泛说“兰”，先得声明。

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

兰草与泽兰同类。故陆机云：“兰似泽兰而广，节长。《离骚》有绿叶、紫茎、素枝者，可纫、可佩、可籍、可膏、可浴。”郑诗有：“士女秉兰。”应邵《风俗通》有：“尚书奏事，怀香握兰。”兰之为物，有叶无枝；可赏玩而无纫佩籍浴、秉握膏焚之理。故朱子《离骚辨证》云：“古之香草，必花叶俱香，燥湿不变；故可刈而佩。今兰蕙，唯花香而叶无香气；质弱易萎，不能刈而佩也。此确非古人所指之物甚明。古所谓兰乃似泽兰之物。而所谓蕙者即今之零陵香也。”熊太古《冀越集》云：“世俗所谓兰乃生于深山穷谷之物，决非古时水泽之兰也。”陈遁斋《遁斋闲览》云：“楚骚之兰，或谓都梁香，或谓泽兰，或谓猗兰；而以泽兰为当。今世所种麦门冬状物，名为幽兰者是也。”

二　种类

兰可大别为春兰和蕙兰二种。春兰是在春天开花的，一茎一花；蕙兰是一茎九花或多花的。就花形上说，可别为：梅花瓣、荷花瓣、水仙瓣。都是以形似梅瓣、荷瓣分别的。兰、蕙都有之。花色有淡绿、红、紫、白等等。纯白的极少，故珍它叫素心，也是兰、蕙都有的。

兰、蕙都香气很强烈。观赏上以素心及花形特异的为贵。

产地据载籍所记以闽、蜀为多；今则以闽、浙为主，蜀兰则且变种为石斛。闽产以龙岩为著，龙溪、永安、漳州及其他山地也产的。浙产的在之江上游富阳、兰溪和会稽山一带。

此外广东有名“丰岁”的兰花，这是从南洋传来的。和台湾的蝴蝶兰同是别种。蜀兰在千山重叠、岩石郁崛中间，开它端丽庄严的花，其自然雄浑，虽画人也为之敛手哩。石斛丛生石上，枝软，《本草纲目》说：“开红花”。

三　兰和女子

“昭代丛书”中的《兰言》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兰性静，久而不闻其香之妙境，非百花所可同日语也。魏武以绿叶紫花之蕙，为香烧之，殆古人所谓兰麝氤氲者耶？”

《淮南子》上说：“男子树翘，美而不芳。则兰须女子树之。女兰之名，或因此乎？”

《因树屋书影》上说：“兰待女子同种则香，故名待女。”

还有很滑稽的话：“蜂采百花，皆翘置股间，惟采兰背负入房，以献蜂王；亦知贵花礼王如此。”

四　兰和蕙

黄山谷说：“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为兰，一干数花而香不足者为蕙。又兰正月开花，香清而雅；蕙一干六七花，三四月开，香浓而浊。又有叶阔如建兰者，一干六七花，发于秋间，故建兰亦蕙也。山谷以兰为君子，以蕙比士大夫。”

《福州府志》说：“兰，叶似菖蒲，花作浅黄色。花心有细紫点。叶纤润而色淡，花开后稍短，姿清而芳气酷烈者俗名玉节，即兰也。叶粗劲而色深，花发而稍长，神浊而芳气略减者，俗名大青，即蕙也。蕙易养，兰则稍失料理便向衰。盖贵贱不同也。”

《漳州府志》说：“一干一花曰兰，一干数花曰蕙。闽蕙种最多。茎有紫白二色。兰谱所载之陈梦良、金陵边、鱼魫，在在有之，皆蕙类也。吴越人呼为建兰。”

据此，建兰就是蕙了。

讲兰的颜色的如《花史左编》说：“兰花以紫梗青花者为上，青梗青花者次之，紫梗紫花者又次之；余不入品。”

五　春兰和杜兰

金漳《兰谱》说：“弱脚只是独头兰，色绿花大，如鹰爪，一干一花，高二三寸，叶瘦，长二三尺，入腊方花，蕙馥可爱，香气有余。”

独头兰由一茎一花得名。春兰。明王稚登的《荆溪疏》说：“兰出荆溪者，叶柔花弱。比闽、浙所产不同，又易致。龙池、铜官间，弥坂盈谷。山人杖挑藤束，筐筥登市。每岁正二月之交，负而入郭者，价较土贱。人行于市，衣袂皆馥。”

杜兰是蜀兰中的佳品，《事物绀珠》说：“朱蕙叶长而稍阔如剑，韵态胜于建兰。花细而红，如以大采线刺成。香劣，出重庆府高山之顶。”

又《本草纲目》“石斛”（杜兰）条说：“其茎如金钗股，故古有金钗石斛之称。今蜀人栽之，呼为金钗花。盛弘之《荆州记》云：耒阳龙石山多石斛，精好如金钗。……陶弘景曰：今用之石斛，出始兴，生石上；细实，毛如金，形如蚱蜢髀者佳。……苏恭曰：今荆襄及汉中江左，又有二种。一种似大麦，累累相连，头生一叶，性冷，名麦斛。一种茎大如雀髀，叶在茎端，名雀髀斛。他斛如竹，而节间生叶。时珍曰：石斛丛生石上，其根纠结甚繁，干则白软，其茎叶生皆青色，干开红花；节上自生须根。”

杜兰（朱蕙）开着红花，在蜀中人迹稀少的幽谷中，展开了可怜的红锦。它的壮美，比耶稣的红百合花更要伟大哩。

六　植兰歌

汝南圃史的《兰歌》，情趣丰富，录在下面。

正月安排在坎方，黎明相对接阳光。
雨淋日炙都休管，常要苍颜不改常。
二月栽培最是难，应须防变鹧鸪斑。
四围插竹防风折，惜叶犹如护玉环。
三月潘郎出旧丛，盆盆切忌向西风。
提防湿处多生虱，根下犹嫌着粪浓。
四月清和日似丹，沙泥立见暂时干。
新鲜井水都休濯，腻水常宜进若干。
五月新芽满旧窠，绿阴深处最平和。
此时叶退他非退，翦了之时愈见多。
六月炎阳酷愈加，芬芳枝叶正生花。
凉亭水阁宜安顿，否则窗前作架遮。
七月虽然暑气消，却宜三日一番浇。
更防蚯蚓伤根本，肥水三停净一调。
八月天时稍觉凉，区区风日有何妨。
经年污水尤堪美，若浸鸡毛水亦良。
九月将终有薄霜，阶前檐一谨收藏。
若生白蚁兼黄蚁，叶洒清茶庶不伤。
十月阳春暖气回，来年花笋又胚胎。
玉根不露真奇法，盆满之时急换栽。
仲冬顿应向阳方，夜分还须密处藏。
土面常宜微带湿，勿令干燥叶萎黄。
腊月天寒霜气摧，屋中安放保孙枝。
只期冻解东风后，正是斯人道长时。

在这“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的时候，我们对于这幽谷孤芳，真该怎样的去珍护她啊！

载第33期（1937年7月15日出版）

吃莲花的

/ 老舍 /

少见则多怪，真叫人愁得慌！谁能都知都懂？就拿相对论说吧，到底怎样相对？是像哼哈二将那么相对，还是像情人要互吻时候那么面面相对？我始终弄不清！况且，还要“论”呢。一向不晓得哼哈二将会作论；至于情人互吻而必须作论，难道情人也得“会考”？

这且不提。拿些小事说，“眼生”就要恶意的发笑，“眼熟”的事儿是对的，至少也比“眼生”的文明些。中国人用湿毛巾擦脸，英美人用干的；中国人放伞头朝上，西洋鬼子放伞头朝下；于是据洋鬼子看，他们文明，我们是头朝下活着。少见多怪，“怪”完了还自是自高一下，愁人得慌！

这且不提。听说广东人吃狗。每逢有广东朋友来，我总把黄子藏到后院去。可是据我所知道的广东朋友们，还没有一位向我要求过：“来，拿黄子开开斋！”没有。可是，黄子还是在后院保险。

这且不提。虽然我不“大”懂相对论——不是一点也不懂，说不定它还就许是像哼哈二将那样的对立——可是我天性爱花草。盆花数十种，分对列于庭中，大概我不见得一定比爱因司坦低下着多少。不，或者我比他还高着些。他会相对——和他的夫人相对而坐．也许是——而且会论——和他的夫人论些家长里短什么的。我呢，会种花。我与他各有一出拿手戏，谁也不高，谁也不低。他要是不服气的话，他骂我，我也会骂他。相对论，我得承认他的优越；相对骂，不定谁行呢！这样，我与他本是“肩膀齐为弟兄”，他不用吹，我用不着谦卑。可是，我的盆花是成对摆列着的，兰对兰，菊对菊，盆盆相对，只欠着一个“论”；那么，我比他强点！

这且不提——就使我真比爱因司坦强，也是心里的劲不便大吹大擂的宣传，我不是好吹的人，何必再提？今年我种了两盆白莲。盆是由北平搜寻来的，里外包着绿苔，至少有五六十岁。泥是由黄河拉来的。水用趵突泉的。只是藕差点事，吃剩下的菜藕。好盆好泥好水敢情有妙用，菜藕也不好意思了，长吧，开花吧，不然太对不起人！居然，拔了梗，放了叶，而且开了花。一盆里七八朵，白的！只有两朵，瓣尖上有点红，我细细的用檀香粉给涂了涂，于是全白。作诗吧，除了作诗还有什么办法？专说“亭亭玉立”这四个字就被我用了七十五次，请想我作了多少首诗吧！

这且不提。好几天了，天天门口卖菜的带着几把儿白莲。最初，我心里很难过。好好的莲花和茄子冬瓜放在一块，真！继而一想，若有所悟。啊，济南名士多，不能自己“种”莲，还不“买”些用古瓶清水养起来，放在书斋？是的，一定是这样。

这且不提。友人约游大明湖，“去买点莲花来！”他说。“何必去买，我的两盆还不可观？”我有点不痛快，心里说：“我自种的难道比不上湖里的？真！”况且，天这么热，游湖更受罪，不如在家里，煮点毛豆角，喝点莲花白，作两首诗，以自种白莲为题，岂不雅妙？友人看着那两盆花，点了点头。我心里不用提多么痛快了；友人也很雅哟！除了作新诗向来不肯用这“哟”，可是此刻非用不可了！我忙着吩咐家中煮毛豆角，看看能买到鲜核桃不。然后到书房去找我的诗稿。友人静立花前，欣赏着哟！

这且不提。及至我从书房回来一看，盆中的花全在友人手里握着呢，只剩下两朵快要开败的还在原地未动。我似乎忽然中了暑，天旋地转，说不出话。友人可是很高兴。他说：“这几朵也对付了，不必到湖上买去了。其实门口卖菜的也有，不过没有湖上的新鲜便宜。你这些不很嫩了，还能对付。”他一边说着，一边奔了厨房。“老田”，他叫着我的总管事兼厨子：“把这用好香油炸炸。外边的老瓣不要，炸里边那嫩的。”老田是我由北平请来的，和我一样不懂济南的故典，他以为香油炸莲瓣是什么偏方呢。“这治什么病，烫伤？”他问。友人笑了：“治烫伤？吃！美极了！没看见菜挑子上一把一把儿的卖吗？”

这且不提。还提什么呢！诗稿全烧了，所以不能附录在这里。

太史公读老舍文至莲花被吃诗稿被焚之句，慨然有动于衷，乃效时行才子佳人补赞曰：哎，哟，啊！您亭亭玉立的莲花，——莲花——莲花啊！您的幻灭，使我心弦颤动而鼻涕长流呵！我想您——想您——您的亭亭玉立，不玉立无以为亭亭，不亭亭又何以玉立？我想到您的玉立之亭，尤想到您亭立之玉。奇怪啊，您——您的立居然如亭，您的亭又宛然如玉。我一想到此，我的心血来潮了，我的神经紧张了，我昏昏欲倒了。您的青春，您的美丽妖艳的青春，您亭亭玉立的青春，使我憧憬而昏醉了。您不朽的青春，将借我的秃笔而不朽了，虽然厨夫——狞恶的不了解您的厨夫——将您——将您油炸了，但是您是不朽的啊！您是莲花，我是君子，我们的悲哀的命运正相同啊！您出于做男人之泥及做女人之水，水泥媾精而有了您，有了亭亭玉立之您，这是宇宙之神秘啊！我要死了。我看见您曼妙的花干与多姿的莲叶，被狞恶的厨夫遗弃于地上，我禁不住流泪了。哎哟，莲啊莲，您尚有知觉吗？您明白我的心吗？呜呼！莲啊莲！我不敢——不忍——吃您——吃您——的青春不朽的花瓣，我要将您的骨肉炼成石膏，塑成爱神之像，供在我的案上，吻着，吻着，永远的吻着您亭亭玉立……等到末日，我们一同埋葬了自己吧！莲啊莲！

载第23期（1933年8月16日出版）

山棵

/ 徐式庄 /

在我的故乡（福建屏南县）稻谷是有三种的。一种是早谷，便是普通做饭吃的，米性不粘也不韧。一种是酒谷，米叫酒米，除了酿酒以外，过年过节，或婚嫁宴客，也用它，炊熟春烂，做餈供食；但它的性黏而软，不好拿它制成各式各样的形体，只能抟成一团一团的，外面施上一层加糖的炒米粉。最后一种叫做大稻，炊熟舂烂了的，不叫做餈，却叫做棵。棵黏不如餈。却比餈韧，可以捏成各种好看的形式，或用模型印出月饼似的一块一块来，年节祭祀，用它供神或送礼。

山棵却不真是棵，他是饥荒年头儿，穷人们充饥救命的食物。常言道“树皮草根，都吃尽了”。树皮我不知是怎么吃的，而草根，那么山棵就算是一种吧。这种草属于羊齿类，物的根是横生在地里的，约摸筷子那么粗，外皮黑色，里面含有些须淀粉质。农民们从深山中把他刨了回来，每根大约二尺多长，捆成一束，洗干净后，就丢在溪流中，泡它几天；后来拿到水碓里捣碎，和水浸在大木桶里，搅拌、鼓荡，再拿笊篱之类的东西，漉起根皮渣悄；过了一夜，水已澄清倒了去，把桶底的淀粉收起来，煮成糊，就叫山棵。这糊是煮得很稠的，可以分作一团一团，外面沾些粞粉，拿在手里吃的；虽叫做棵，其实是和餈粑更近似一点。

桶底收来的淀粉，晒干了，也叫做蕨粉。蕨粉和由番薯沉淀下来的番薯粉，同是乡民烹调上用的纤粉，但在平时，蕨粉是比较的珍贵，因为他所需的生产劳动力，是比任何农产品都要大，只有到了非找山棵吃不可的时候，才有人去弄得来。

严格地说，必定要等到打成糊，做成团，才能叫做山棵：但在嗷嗷待哺的饥民的迫切的心目中，这名词的意义却扩大了。桶底的淀粉，叫做山棵，泡在溪流中一束一束的黑草根，也叫做山棵，连入山刨草根的工作，都简直就叫做掘山棵。《庄子》上说：“解牛十九年，目无全牛”，大概饥肠辘辘的农民们，是早已目有视，视山棵，口有说，说山棵，而“目无”蕨粉，草根了。

入山掘山棵是一种极劳苦而吃力的工作，而且这植物必须是生在荒山人迹罕到的地方，根深草茂，方才足够一掘，所以只有年富力强的壮丁，才干得了。掘得的根里所含的淀粉质并不多，尽一天的工夫，掘来一大捆，究竟能够做出多少山棵来，够不够他一个人一天吃的，都不能计较；因为不去掘，不是更没有东西吃了吗？半饱总还比全饿好些。而且这植一般的说生长得非常慢，必须隔了四五年，偶然饥荒一年，方才有得可掘，若是连年荒歉，那就连想半饱，也吃不成了。

因为不是每年常有的东西，小孩子好奇，我小的时候，总喜欢吃它。有个笑话，某岁大饥，人民要求知县呈请上峰放账，说我们没饭吃，只吃山棵。知县不知山棵是什么东西，要尝一尝。县里厨师傅就去弄了来，用猪油煎一下，敷上一层白糖，请知县吃。知县吃了说，这很吃得，何必一定要吃饭呢？他不知道农民是不全有猪油白糖的。我少时所吃的虽然没有这县长所吃的阔，但也是只当点心吃一小团，所以还不厌他。这是村中穷苦人家有和祖母差不多的老婆婆，拿来送给祖母尝新的。她来了给祖母谈了半天家长里短，临走的时候，祖母总是叫伯母到灶前间里去量几升白米给她作回礼。后来祖母死了，再没有老妇人拿山棵来送礼；我也长大了，知道了山棵在生活上的意义，不爱再吃了。于今十余年来，很少的回乡去，农村荒乱频仍，不知道他们还有得山棵可掘可吃否？但我家是已失去以白米换山棵的慷慨了！

载第2卷第5期（1935年5月20日出版）

生·命·之·微

乌龟

/ 东方 /

乌龟，在动物学上属于爬虫类，背脊上和肚子下面都有着硬板，联合成甲壳，一碰着捉弄，就把头尾和四肢都缩到甲壳里去。

乌龟爬行得很慢，可是有着忍耐心，能够持久，所以有了“龟兔竞走”的寓言。在爬行的时候，总是把小小的尾巴拖着的，庄子所谓“曳尾于涂中”。拖着的尾巴，好像是船后面的舵，一弯一弯的，也像是很用劲的。看着乌龟的爬行，我总发生吃力的感觉。

乌龟的项颈是绿色的，因为唐朝的时候，妓女的家长都包绿头巾，就把老婆同人通了奸的叫做乌龟。相传成俗，于是许多地方的人都讳言乌龟，把这两个字作为骂人的话。即使原是未成年的小孩子，或者还是独身着的，一听到被人说作乌龟，也会得懊恼起来。

又因为古人以为乌龟是神通的，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情，更其是关于天晴雨落的，所以江浙等省的人，常常以问人“明天会不会下雨”？作为取笑的言词。如果老实说了推测的话作回答，就上当。要是有许多人在一起，会得哄堂大笑起来。在北平的旧习惯上，不但是“明天会不会下雨”？即使对于已然的事实，譬如因为自己不曾起床打听别人院子里有着太阳光没有，也算是失敬的，因为有着把人算作乌龟的嫌疑。

现在汉口人主张普通的女子不穿绿色的衣服，妓女只许穿绿色的，大概也是取义于绿头巾的。且不说世界语主义者的以绿色为和平的象征，不知道实行以后，绿衣人的邮差，将要怎么样？

其实乌龟，食量是很小的，所谓乌龟肚肠，一天无非吃下三颗饭子，可谓节食主义者。而且会得捕蚊子，把蚊子作食料，在人类是益虫，好像并非不好。

乌龟又是寿命很长的，所谓“龟龄”和“龟鹤年”，都是喻长寿的祝语。因此日本人喜欢这爬虫，常常用作好的名称，例如把名字叫作什么龟次郎，把“模范”的意思写作“龟鉴”。

绍兴人虽然也讳言乌龟，也把乌龟认为要不得的。但同时也要接近乌龟，要把由乌龟的甲壳煎成功的龟骨膏，当作药吃。在泻血的时候要吃乌龟肉，有时还要“爬乌龟”。

在绍兴，一到旧历的新年，总就有叫做乌龟婆的江北女子到街头巷尾来叫喊：“爬乌龟呀！爬乌龟呀！”

所谓爬乌龟，是把这种女子随身带着的许多纸牌摊在米筛上面，把一个也是随身带着的乌龟放在纸牌上，转动起米筛来，使得乌龟在那上面爬行，同时问要爬乌龟的人的年龄和性别，随即歌唱的说：“爬聪明！爬伶俐！”

算是乌龟爬到哪里，就把哪里的纸牌抽出来，照着绘在那上面的简单花纹说一通。其实乌龟，是被去抓住的手触着了，才缩进头颈停止爬行的。爬了以后，还要把乌龟拿来在身子上面擦一下，说是可以脱去晦气的。

成都也叫做龟化城，简称为龟城。相传当初张仪建造这个的时候，老是筑不成功。后来河水中浮起一个很大的乌龟来，照着乌龟的形状建造，这才完成。所以成都城，从地图上看起来，有头有尾，四肢俱全，宛然是个乌龟。可见乌龟在四川，也被看得很神秘。

在龟城的成都，无论是妓女和妓女的家长之流，头上总是包着白布的，犹如印度巡捕，只是颜色不同，这原是一般四川人固有的习惯。那么，什么绿头巾和乌龟，是无须讳言的罢。

在闽南，考究的坟墓，大概做成功乌龟背脊的形状。我曾经在集美村里看到一穴很考究的坟，坟前有着许多由花风岩凿成功的人物，那坟上，固然也呈着龟背形，而且把十三块的纹路刻得很清楚。我又曾经把这个事情说给一位同事听，他的太太，是杭州人，马上很自然的插嘴说：“哦！已经死了，还要给他做乌龟，不是太可怜了么！”

可见杭州也是贱视乌龟的。

但那穴坟，原是由体面的子孙所造的，当然只有敬意。探问了一下，知道闽南人对于乌龟，确是只有好感的。据说，在迎神赛会的时候，还有许多由米粉做成功的小乌龟摆在菩萨面前，让烧香的人带个回去，以为就此可以生下好儿子，是把“龟”谐声作“贵”的了。但照两位福州人的朋友说福州闽北一带，对于乌龟，也是讨厌的。

我终于不喜欢这爬虫，为着只知道缩头缩脑的劣根性！

载第1卷第10期（1935年2月5日出版）

雉

/ 李广田(6) /

小时候，养过一只野鸡，从毛羽未丰时养起，所以它是很驯熟了，它认得我，懂得我的言语，并能辨识我的声音，我就是那只小鸟的母亲了。

这小鸟渐渐地长了花翅，当我用口啸唤它时，它把翅膀扇着，张了嘴，咯咯地叫，我吻它，喂养它，心里很喜欢了。暗想道：你快些长大起来吧，要能飞就好，你可以站在我腕上，站在我肩上，或飞在我的头上。我可以带你到旷野去，那里是你原来的住家，你可以再回到你的森林了。但当我用口啸唤你时，你要再向我的肩上飞来，我再带你回家，那就顶快乐了。

果然，不久它就能飞了，羽毛更美了。一只小鸟的长成比一个小孩的长成快得多多，我想，如果我也能赶快长大起来就好，如果能长了它那一双翅子就更好。有时，这样的愿望竟在梦里实现了，我同我的野鸡飞着，我同它一般大小，轻轻地，飞过了树林，飞过了小山，飞过了小河，我听到我的翅膀扇着的声音了，最后是被母亲捉住了这才醒来。虽然知道这是梦吧，却极喜欢，刚从床上起来便去看我的野鸡，我觉得它更长大了些，也更可爱了。

它饿了便叫，我用口啸唤它，飞到我的手上来了，这只是一种初飞的学习，它的翅膀还是软软的。它确有惊人的进步，我每是同它逗引着玩，我在前边啸着跑，让它在后面叫着追，当它又飞到我的手上时，我就得抚着它的背安慰它。母亲说：“把它装到笼里去吧，不然，它要飞到树上去了。”哥哥说：“把它的翅子麻起来吧，怕它要飞向山林去了。”我说：“不，它已经很驯熟了呢。”

像哥哥母亲所说，那是太残忍了，而且也太没趣了，还是这样好。有一天，我要使它练习高飞，我把它托在掌上，说：“飞吧”！把手一举，它就飞了，果然就飞到了院里的树上，它在那里点头，摇尾，扇着翅望我，我说：“给我下来吧”，它就又飞到了我的手上。心想，这就好了，我很信任这只野鸡的心了。将来我要到田野去工作，带它同去，就让它到地边的树上去玩着吧，等工作完了时，我就唤它下来，我们再一同回家，那就顶快乐了。

日子过的很快，也很快活，我时常把我的野鸡放到庭院的树上，就这样，它是被我养大了。我并不希望它感激我，只希望它健康地活下去，而且伴着我工作，伴着我游玩，它要永久地伴着我，这样我就很满意了。爱管闲事的哥哥同母亲，老是要我提防它，说它有“忘恩负义”的心肠，我怎能信得这些，他们的话是对“人”说的，不是对“鸟”，而这只野鸡又是这样的驯熟了。我总爱把它放到树上再把它唤下来，这样，可是表示我驯养这鸟的功劳，更给他们看看这鸟对我的忠心。但有一次它飞到了树上去竟是唤也不来，只用了惊异的眼向四周窥探，向远处遥望，望了远方再望我。“你望些什么呢？”我说，“难道你望着那绿的山林吗？”说着，它却又飞了下来。我分明地看出，在它眼里有着惊怖的神色，我的手，似乎触到它的心的跳动了。我说：“绿的山林是可爱的，但我这里也并不是不自由啊。”它好像很感动，用嘴尖轻轻地啄我的手心，它小时候，这手心原是它平安的饭碗哩。

夏天了，田野里真绿得可爱，从田野那方面吹来的凉风，每令人想到如果到那山阴的林里去睡下就幸福，到小河里去洗澡也快乐。住在家里是这样热，我的野鸡是这样不安，每是停在院里的树上东张西望，这也就难怪了。现在，它的能力已是完全齐备了吧，说不它也许要飞回它的老家，但我又怎能缚它的脚或麻它的翅呢，这样的大鸟装在笼里也太不像样，养大它是为了看它飞，那么就让它飞吧。而每次当它飞了又回来时就觉得它更可爱。

有一天，它又飞到树上去了，它从这枝跳到那枝，从这树又跳到那树，它向远方张望了又把翅子屡次鼓动着，我用手招它，口啸着唤它，它向我低回了一眼，也并不是不表示着惋惜，但终于下了决心，似乎说：“再见吧，哥哥！”把尾巴一摇，向旷野飞去了。

我是变成了什么样呢？我在树下呆了多时呢？我可不知道，想哭，也哭不出。我也跑向旷野去了。这天的天气太热，太阳把火焰直摔到地上，田里的稻都垂了头，树叶也懒怠颤动了。我漫山漫野地去找我的野鸡，太阳要落山的时候我还在旷野里踯躅着。我的口啸也无力再吹了，我说：“你这野鸟，今番你是幸福的了。”不知怎地，想到幸福两字时眼里就落下泪来，当时，真想也住在绿野里才好哩。正这样想时，却使我大吃一惊：不曾找到野鸡，倒遇到哥哥了，哥哥是特地来寻我的。害羞呢？还是悲哀呢？莫知所以了。“长大了便飞，明年再养只小的吧。”听了这样的安慰和哥哥一齐回到了家里。

整个的夏天我都思念着我那野鸡。在家里就听着：是不是它又飞了回来；在野里便寻着：是不是它还能认得我。夏天去了，天气也凉爽了，而我的野鸡还不曾归来。母亲说：“你也长大了，不要再玩什么野鸡，秋凉了送你上学堂去吧。”于是我就被关在了学堂里，一直到现在。

载《现代》第1卷第5期（1932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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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文发表时署名“李曦晨”。——编者注

蚤的生活

/ 周建人(7) /

蚤是不及芝麻大的一种小昆虫，倒生得很精致的。背脊驼起，左右很扁，使它在毫毛中间走来走去很便利。身上生着稀疏的刚毛，腿上也有短毛的。颜色是褐色。它的眼睛很简单，每侧生一个单眼，视觉大概不很灵敏，只能分辨亮光和移动的影子。它的短触角很短小，放在眼后的槽内。蚤的构造未尝不精致，可惜它生着可恶的口器，它能刺入皮肤，吸食人的或别种动物的血。吸血时把像唾液的液体吐入伤口里，使被吸之处的皮肉肿起，并且起不愉快的痒感。

往来于毫毛中间的蚤，凭我们的直觉推想起来，应该只要能走就够了，然而它偏偏极会跳。利物浦大学的教员达金说蚤能跳六吋到八吋远，如果照体重比例起来，又倘有同样的筋力，人一跳当远达三万六千八百英里！米芝曼的计算还不止此，他说一只饿了四天的蚤，跳了四次，距离是十吋半，十一吋，十二吋，十三吋！这样会跳的小东西，然而好像很怕跌跤似的，如果你觉得身上被蚤咬，脱下小衫，提在空中，它就不大敢跳。因此常被捉住。如果平放在桌上，它早已跳去了。

蚤的会跳，原来是有用处的，因为它常在地板的隙缝等处，如果有动物或人经过时，它便一跳跳到身上，毫不踌躇的吸血了。只因它眼睛不发达，视觉不灵敏，不能认清它的寄主。因此寄生在狗的或鼠的蚤会错跳到人身上，吸食人的血。这于蚤倒没有什么不利，它饥饿时，别种寄主的血也是要吃的，人却因此吃了大亏，往往鼠蚤把鼠疫或犬蚤把黑肤病传染到人的身上。

蚤这小东西，倒是很乖刁，它的卵，从不肯生在寄主的身上，常常生在地板缝里，或寄主近旁的其他地方。这些地方比较的安全，床上的垫褥如果不掸晒，也会发见蚤的卵。卵孵化出像蛆的幼虫。它是嘴馋的小生物，吃各种有机物的碎屑。有时甚至吃蚤的排泄物。昆虫学者从它的消化系统中发见血迹，几乎使他疑惑它（能）够吸血的，不，它并不吸血，这血迹却从吃了成长的吸血的蚤之排泄物得来的。这嘴馋的小生命，很奇怪，却很娇养，它既怕干，又怕湿。干燥能阻碍它之发育，太湿了，它竟会死去了。

蚤的幼虫经过一个时期，这时期的长短不一定，也许只须若干日，也许几个月，随温度及食物的多寡而定。它长大了，用了白色的细丝结成一个薄的茧。它就躲在茧里面，变成一个蛹。蛹的形状也和蚤相像，也有六只脚，只是缩着，贴在胸前，还不会行走或跳跃。再经过一回变化，方才变成会跳的蚤。有时候，你能从地板缝里，不用的棉被缝里或日久不掸晒的垫褥的摺缝里，找到它的茧。你如果弄破茧来看时，它也许已经变成蚤，使你来不及避防，茧里忽然跳出了一个嫩的蚤，从你的手边跳过，或者竟跳进你的（袖）口里。遇着温暖的皮肤，它就开始吸血了。它住在茧内的时期也没有一定，快则若干日便出茧来，慢则几个月，看外界的温度，湿度等如何而定。

载第1卷第11期（1935年2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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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原署名“克士”。——编者注

雉

/ 贾祖璋 /

秋天树木都落了叶，草都枯萎了。住在山林里的鸟兽，不是向南方温暖的地方迁移，就常常到平原间人家耕种区域的附近来徘徊，以便找寻食物。从人的一方面说起来，草木枯黄以后，山空野旷，视线少受障碍，鸟兽不易逃避，于是举行狩猎，比绿荫重重的夏季便利，所以从秋天到初春是行猎最适宜的时令。现代的国家在法律上都规定秋冬二季为狩猎期，却不是专谋人的便利，是含有保护动物的意义的。因为春夏是动物的繁殖季节，打死了母动物，连带要伤害许多幼动物。秋冬二季则幼动物已经成长，打死一只只是一只，对于动物种族的保存上可以不受影响。

雉就是一种秋冬二季可任人猎击的鸟类。它栖息平原间草薮中和沼泽边，形状像鸡。雄的身体较大，姿容轻健，颊部裸出色红，羽毛绿色多杂彩，有金属光泽，尾羽很长，有美丽的横斑。雌的身体较小羽色茶褐，极不美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它的身体肥壮，肉味美，产量又多，所以是一种重要的野味。这几天在上海试往小菜场等处注意一回，就可见一羽一羽已经满挂在野味摊上了。

据旅居我国的西人说，雉的出产，以前在上海近郊也很丰富。近来因为猎击过甚，长江下游一带已经减少，上海近郊，更是少有遇见了。这样使我们看到了那些满挂在野味摊上的个体，不免对于它们种族的前途，有些寒心的感觉。我国向来对于野生动物的盛衰是漠不关心的，那么为雉打算什么种族的前途，不是笑话之尤者吗？

但那些佛教徒或名流之类，扯起什么上天好生之德的旗帜，设立动物保护会，为牛马呼冤，当然不能与这里所说的保护并作一谈的。我们为什么要主张保护动物，使它们的种族不致灭绝呢？有两种理由：一是功利的，一是非功利的。在功利方面，就以雉为例吧，它啄食种种农作物的嫩叶和种实，果然有害，但又食杂草的种实和蝗虫蝶蛾等昆虫，最后它的肉又可作人的食物，对人有益，所以就应该保护。在非功利方面，雉有华丽的羽毛，优闲的姿态，可为自然界保持不少美的情调，而且人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既然知道从古以来有过这样一种有实用而且可爱的鸟类，一旦忽然灭绝，不能再见它的形迹，岂不可惜？

《礼记·月令》说：“孟冬之月雉人大水为蜃”。注文大水指淮，可考见长江下游一带本为雉类繁生的地方。为蜃云云，一定是从它好居沼泽边的习性所引起的误解。《晋书·张华传》：“武库封闭甚密，其中忽有雉锥；华曰：‘此必蛇化为雉也’。开视，雉侧果有蛇蜕焉。”这类记载是否正确，姑不具论。以为蛇能化雉，有三种理由可以解释。一是雉颈长，伸展时可以误认为蛇。二是雉和蛇同栖草薮中沼泽边，容易同时被人发见。三是鸟类往往有衔取蛇蜕筑巢的习性，所以雄巢中容或可以发见蛇蜕，以致引起张华那样的误解。

《礼记·月令》又说“季冬之月雉锥”，这锥当指雌雄相逑的鸣声，与事实还相差不远，雉的繁殖期是春季到初夏，这时它们选择矮树下、草丛中等外敌不容易发见的场所，集合树枝、枯草等物，造成粗杂的巢。雌雄产卵十一二个，卵的形色与鸡卵相似。抱伏的日数，也是二十一二日。孵出的雏，雌雄同色，都像母雉。与雏鸡相同，孵出后就能行走觅食。抱卵期中，雌雄因为体色适应环境，即有他动物接近，也不贸然逃避。据说有时因迫于危险，也能把卵运搬到他处。那方法是很有趣的：雌雉张翼仰卧地上，雄雉把卵放入雌雉翼内，然后衔住雌雉，像拉车的样子可以缓缓地拖到别地方去了。

载第1卷第6期（1934年12月5日出版）

蜜蜂

/ 丰子恺(8) /

正在写稿的时候，耳朵近旁觉得有“嗡嗡”之声，间以“得得”之声。因为文思正畅快，只管看着笔底下，无暇抬头来探究这是什么声音。然而“嗡嗡”、“得得”，也只管在我耳旁继续作声，不稍间断。过了几分钟之后，它们已把我的耳鼓刺得麻木，在我似觉这是写稿时耳旁应有的声音，或者一种天籁，无须去探究了。

等到文章告一段落，我放下自来水笔，照例伸手向罐中取香烟的时候，我才举头看见这“嗡嗡”、“得得”之声的来源。原来有一只蜜蜂，向我的案旁的玻璃窗上求出路，正在那里乱冲乱叫。

我以前只管自己的工作，不起来为它谋出路，任它乱冲乱叫到这许多时光，心中觉得有些抱歉。然而已经挨到现在，况且一时我也想不出怎样可以使它攒得出去的方法，也就再停一会儿，等到点着了香烟再说。

我一边点着香烟，一边旁观它乱冲乱叫。我看它每一次攒，先飞到离玻璃一二寸的地方，然后直冲过去，把它的小头在玻璃上“得得”地冲两下，然后沿着玻璃“嗡嗡”地向四处飞鸣，其意思是想在那里找一出身的洞。也许不是找洞，为的是玻璃很光滑，使它立脚不住，只得向四处乱舞。乱舞了一回之后，大概它悟到了此路不通，于是再飞开来，飞到离玻璃一二寸的地方，重整旗鼓，向玻璃的另一处地方直冲过去。因此“嗡嗡”、“得得”一直继续到现在。

我看了这模样觉得非常可怜。求生活真不容易，只做一只小小的蜜蜂，为了生活也须碰到这许多钉子。我诅咒那玻璃，它一面使它清楚地看见窗外花台里含着许多蜜汁的花，以及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同类；一面又周密地拦阻它，永远使它可望而不可即。这真是何等恶毒的东西！它又仿佛是一个骗子，把窗外的广大的天地和灿烂的春色给蜜蜂看，诱它飞来；等到它飞来了，却用一种无形的阻力拦住它，永不使它出头，或竟可使它撞死在这阻力之下。

因了诅咒玻璃，我又羡慕起物质文明未兴时的幼年生活的诗趣来。我家祖母年年养蚕。每当蚕宝宝上山的时候，堂前装纸窗以防风。为了一双燕子常要出入，特地在纸窗上开一个碗来大的洞，当作燕子的门。这双燕子似乎通人意的，来去时自会把翼稍稍敛住，穿过这洞。这般情景，现在回想了使我何等憧憬！假使我案旁的窗不用玻璃，而换了从前的纸窗，我们这蜜蜂总可攒得出去。即使撞两下，也是软软地，没有什么苦痛。求生活在从前容易得多，不但人类社会如此，连虫类社会也如此。

我点着香烟之后就开始为它谋出路。但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叫它不要在这里攒，应该回头来从门里出去，它听不懂我的话。用手硬把它捉住了到门外去放，它一定误会我要害它，会用针反害我，使我的手肿痛得不能工作。除非给它开窗，但是这扇窗不容易开，窗外堆积着许多笨重的东西。这些笨重的东西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除去的。

于是我请同室的人帮忙，大家合力除去窗外的笨重东西，好把窗开开，让我们这蜜蜂得到出路。但是同室的人大家不肯，他们说：“我们做工都很疲倦了，那有余力去搬重物而救蜜蜂呢？”我顿觉自己也很疲倦，没有搬这些重物的余力，救蜜蜂的事就成了问题。

忽然门里走进一个人来和我说话。为了不能避免的事，我立刻被他拉了出门去，就把蜜蜂的事忘却了。等到我回来的时候，这蜜蜂已不见。不知道是飞去了，被救了，还是撞死了。

廿四年三月七日于杭州

载《文饭小品》第3期（1935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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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文发表时署名“子恺”。——编者注

龟

/ 贾祖璋 /

庄周在濮水上钓鱼，楚王差了二位大夫去敦促他，很客气地对他说：

“国王想以琐事请先生屈驾呢。”

庄周持着钓竿头也不回地说：

“我听见人家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经三千年，楚王用巾和箱，把它珍藏在庙堂之上。这龟情愿死了留着骸骨给人宝贵呢？还是情愿活着‘曳尾于涂中’呢？”

二位大夫说：“情愿活着‘曳尾于涂中’。”

庄周说：“那么请你们去吧，我是要活着‘曳尾于涂中’的。”

这“曳尾于涂中”的龟，真是一种优闲不迫的生物，不论在水中游泳，或在陆上爬行，总是缓缓地划动四足，丝毫没有匆忙急遽的样子。即使遇着了敌人，它也不必惊慌逃逸，也不必挺身抵抗，只须把头尾和四肢，缩在甲内，就不怕什么侵犯了。

看了龟这样退敌的妙法，回顾人类那些奋不顾身，或背城借一，或至死不屈等斗争的生活，真觉得有些愚妄可笑。像斯巴达、迦泰基那样，不如早些缩紧了头尾和四肢，以致全民族都给敌人屠杀了，这不是可笑亦复可怜的吗？

但是在现代人的心目中，龟又成为一种可以鄙视的俗物了，不知它在古代可以供占卜，曾与“麟凤龙”合称四灵的。在龟因了时代的变迁，从灵物一直沦落到为人所鄙视的俗物，真不免有些不胜今昔之感了。然而龟若真果有灵，它就大可不必起这些无谓的感慨。已往被认为灵物的光荣历史，不是足以把它们现在所受的耻辱完全洗刷清楚的吗？这犹如埃及和印度等古国，现在虽然已受异族的统治，衰替得不堪言状，但金字塔、佛家哲学等文化的遗产，不是仍然足以夸耀于世的吗？

龟，优闲的龟，有过光荣历史的龟，真是一种足以赞美的动物。

大概就因为它是优闲不迫的缘故，所以它是一种长寿的动物。我们常见的龟究竟能活多少年，并不曾有过正确的记载。热带地方产的巨大的象龟，有过一只，从它巨大的甲上推算起来，已经有三百岁的年龄，这确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从龟的生理现象考察起来，它的肺很长，可以含蓄多量空气。行动缓慢，呼吸作用不致十分旺盛，因此体质可以少受消耗，这是长寿的原因之一。食物不多，可以长时的忍耐饥饿，这是长寿的另一种原因。

龟的身体构造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能够保护头尾和四肢的甲。这甲有背甲和腹甲，互相连合，好像一只扁的箱子。背甲略向上穹起，由上下两层合成，上层是表皮变形的鳞片，但不像鱼鳞那样互相重叠，却像他平砖那样互相接砌而成的；中央有十三块略呈现六角形的较大的鳞片；周缘还有二十五块较小的鳞片，所以俗语就以“十三块六角”作为龟的代名词。下层由脊椎骨、肋骨和真皮合成，构造与上层的鳞片不同。腹甲平直，也分上下两层，但形状与背甲不同。

龟在七月间交配产卵，卵圆形，白色而软。产卵时，雌龟选择水边的砂地，用后脚交互拨掘泥土，挖起一个洞，然后把卵产于穴中，再盖上泥土，使受太阳的温热而孵化。每回产卵一、六枚，共产二、三回，所以一只雌龟每年能繁殖近二十个的子孙。但是它产卵以后不加保护，假如被别的龟或他种肉食的动物发现，就充作它们的食品。

初孵化的龟只有旧时使用的铜钱那样大，所以叫做钱龟，常被人供爱玩而饲养。还有一种叫做绿毛龟的，是它的壳上附生一种藻类的缘故。据说有一处地方专门饲养绿毛龟以出售，这倒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闻除供爱玩用的饲养以外，又往往被养于庭心中，以为可以镇压火警。在这些地方，龟还是保存着一部分“灵物”的资格了。

载第2卷第8期（1935年7月5日出版）

水螅的故事

/ 周建人(9) /

在学校的近旁，你有时会看见学生们带了些玻璃器，在春水灌溉过的稻田中，或路旁清水的池沼里的水草间，找寻些什么。他们是在找寻水螅。水螅是不引人注意的着生在水草等处的小生物。它的身体像条橡皮管；底下蒙住的，上端有一口，口旁生着六条或更多的触手。它的身体细到像针一般，只有几分长，颜色普通淡褐色，但也有绿色的。它是小动物，用触手捕食更小的动物吃。它的身子和触手会伸长，也会缩短——缩短到像一个线结。如果把它捉来，养在平边的，即方形或长方形的培养器内，放些水草和水蚤进去，置在近窗口处，它便生活在向阳的一面，可以观察它的生活史。

这种小生物的被人看见，据科学史上的记载，早在一七〇二年。当时有一个荷兰人，叫雷汶胡克的，用了简单的显微镜，察见了许多小东西，水螅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它被人详细的研究却在一七四〇年及其后。那时有一个日内瓦人叫忒兰勃利，在海牙一家人家当家庭教师，在离海牙约莫三里路的乡下池沼里，因找寻水生昆虫看见了水螅。他当它是一株小植物，他当它的触手是一朵花。他知道植物中如含羞草是会动的，水螅这种小植物会运动，自然没有什么奇异。他把它取回，养在玻璃缸里。但是水螅不但会运动，并且会移动。它会弯下身去，生触手的一端吸住支持物，一面提起基部，移一点路，再固着于别一处。忒兰勃利见它在玻璃缸内移动了，遂觉得它不是植物，一定是动物。他又做了一个试验，把水螅直切为二段，经过一个时候，他见下半截的上端生出触手，变成个完全的水螅。他不晓得动物会有这样强的再生力，单知道植物是会出芽生枝的，这种现象，使他相信水螅是植物。又一回，他看见水螅捕食一个小水蚤，他遂又相信它是动物。另一次，他看见它抽出芽来，又以为是植物。又一次，他看见它生出一个卵，他又以为是动物。水螅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呢？忒兰勃利的心中盘旋着，没法解决。

忒兰勃利没有法子，就拿些水螅送给当时有名的自然科学者罗慕尔去辨认。罗慕尔即时便断定它是动物，并且给它起个名字，叫它坡利泼（Polyp），这字从希腊文出来，意思是多足，早先是称乌贼鱼用过的。到近年，坡利泼之名在动物学书上还常常见到，但它的含义已略有各异。今日水螅的科名是希特拉（Hydra），这名字如说起来，大家多数知道的林娜所起，原本是指希腊神话中的九头怪物，斩去一头能再长出一个来，后来为赫克利斯（Horcnles）所杀掉的。

忒兰勃利的试验不止此，他还把一个水螅，直劈成四条，每条变成一个完全的水螅。他又把它切成几片，拼合起来，做成一个七个头的水螅。他又用硬毛，抵住基部向里推，一直从口推出去，把它管状的身子翻转，外面翻在里面，仍然能生活。但是关于这一点，据后来所知，知道你如果把水螅体外面翻进里面，在你没有看见的时候，它照旧会翻成原状的。如用硬毛贯穿着，翻不过去时，翻进去的外层就渐渐消失，再从口旁生出一层外层来，把翻出在外的内层遮没，经过这样的改造后，内层仍旧生在内面了。

但在科学上，像忒兰勃利那样做细巧的试验的人是不多，普通找寻水媳，把它培养起，放些水蚤给它吃，目的是在观察它的生活史。看它怎样从体侧突起芽头，芽头怎样生出触手，怎样脱落之后成为一个新个体，又怎样近基部的体侧突起来，成功一个临时的卵巢，产生一个卵。上部的体侧突起来，成功一个临时的精巢，产出精子。同个体的卵和精子偶然也会合并。又观察那卵如何发育为新个体。它的触手上近人已知道有一群群的刺丝胞，能射出标枪，投中水蚤，它就麻痹，更弱小的小虫就会死去。这标枪忒兰勃利没有看见，他但见它吃水蚤或昆虫的小幼虫，及鱼和鼓虫不要吃，水螅咬一咬便吐掉。从前使忒兰勃利眩惑过的水螅为什么有的褐色有的绿色的问题，近来也已知道了一点。近来知道绿水螅体中的绿色不是他自己固有的颜色，却是生活在它的体中的一种小绿藻。如果把绿水螅的卵放在暗处发育起来，没有小绿藻加入时，成为白水螅，并不现绿色。这样的小动物体内还有别种生物住着，真有点奇特。

水螅的生活史近来已经知道得很明白了，它和数枝虫，水母之类为同类，是腔肠动物的一种。这类动物大多数都生活在海里，只有少数移住到淡水中。只是很可惜，培养者虽极注意的培养水螅，可是少有能够生活到两年以上的。它如生活在自然中，生命大概还要长，在培养缸中促短了它的生命。

写到这里，忽然记起十一期的《太白里》，蚤的生活的末节有“蚤从你的手边跳过，或者竟跳进你的口里”两句话。口字之上脱落一个袖字。这并非“手民之误”，大概是我写时脱落的。

载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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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原署名“克士”。——编者注

蜘蛛

/ 潘小平 /

小学时代最有趣的玩物之一就是蜘蛛。玩蜘蛛的季节大概是三四月间吧，现在可记不大清楚了。那个时候每人从家里用盒子带了一两只蜘蛛到学校去，趁着还没有上课的当儿，在书桌上引着它们大斗起来，真够味儿。虽然现在这个权利早已让给弟弟他们去了，可是我还很有兴趣来写这篇小文。

蜘蛛的种类很多，有大有小，挂网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大的全身黝黑，或灰黑，形状有点像鸭舌帽，如果除掉脚的话。我们管它叫“泥蜘蛛”。它有点像鸟类中的鸿鹄，不与燕雀同群，大模大样在高高的檐唇挂起八卦形的网，网的力量可以缠住一只蜻蜓，正非那些只捉捉蚊虫以至苍蝇的小辈可比也。

还有一种是“老鼠蜘蛛”，这个名也不知怎样给它起的，孩子们都这样叫，其实它并不像老鼠。灰色，样子跟泥蜘蛛差不多，形略长，然其体格之小，只好在泥先生面前认孙子。其实这也并不是“查无实据”的，它们的网形都很相像，看起来它们的老祖宗有点血统关系也说不定。泥蜘蛛的蛋我没瞧过，老鼠蜘蛛却是多产的，蛋扁形，有四只角，里面藏有百几十个小卵珠。它们的殖民地多在屋内：窗边，壁角，床桌底下。

上面两种蜘蛛都不是玩品，泥蜘蛛太大，有点令人害怕，根本就没人玩它。老鼠蜘蛛捉在盒子里不会结网，也就失掉战斗能力。总之这两种我们都不喜欢。我们所谓“正式”的蜘蛛，还是下面一种。

这种蜘蛛我们没有给冠上什么名字，就叫“蜘蛛”。它比老鼠蜘蛛略大一丁点儿，有黄的，有黑的，细看却有些花纹。形略圆。殖民地带跟老鼠蜘蛛差不多，不过略为隐藏一点。所结的网可大不相同了：既不是八卦形的，也不是平面的，纵横乱挂，没有什么秩序，能大能小，所以住在挺小的火柴盒里，也能安居乐业。不过它有一种难移的天性，要倒站着才舒服，比方你把它的蛋放在盒底，它不惯像鸡一样蹲在上面，无论如何辛苦都要搬上盒盖来。所以为避免它的麻烦起见，每要将盒倒置着。倘然你把它放在火柴盒里，则更要留心，若一旦忘记倒置，在开盒的时候，你会把它碾死。它们性情好斗，自相残杀的本领不下于我们贵国的军阀。然而皆要生了蛋才“敢打”，可见它们的母性很强，有如带子的母鸡一样。——写到这里使我想起一件事，它们好像是两性一体的生物，我从来没有看过不生蛋的蜘蛛，反之，你捉来一只小蜘蛛，给它吃得肚子大大的，它就会生卵，而且是“精”的。它们见着就打架，更无夫妻关系可言。这是我积三年养蜘蛛之经验所得的知识，是否确实，手头无动物大辞典，待查。它们最有战斗力的时候，是在刚生了蛋的时候。可是小孩子也有爱惜它们之心，以为母亲“做月”也得吃鸡吃鸭的，一个月才出房门，蜘蛛何独不然？所以总得让它休息一两天才出战场。这叫做“保养元气”云云。

“蜘蛛”的强弱，与肚子大小无关，不像斗蟋蟀，要称过斤两。肚大的固然来势汹汹，步履如泰山般稳重，但是转动不灵，受敌的面积广，每易为轻捷者所乘，跳到后面咬住它的背部或臀部。所以，如果“蜘蛛”国中也有看相术这一部门的话，那是视其足之长短粗细而定：长而粗者强，短而细者弱。

它们打架，普通是用嘴，但也有全用屁股的，就是用两只后脚往屁股上飞快地拉扯，企图用黏丝缠住敌人，这种一下子就使法宝的斗法，颇能吓走一些胆小的敌人，但遇着富有经验，会吃黏丝（化之为水）或者敢死的英雄，冒着弹雨冲上前去，它就无法可想，只好弃甲而逃了。用嘴斗的如果遇着旗鼓相当，拳法同精，大约能支持五分点之久。这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一个个睁大了眼睛，聚精会神地观战，有时“老师”来了也不知道，以致“英雄”被拿去喂鸡，只好擦擦眼睛怨在心里。

从战斗上也可以看出“蜘蛛”的个性有如人类一般，各各不同。有些忍耐力很强的，虽然被咬断一足，或身部受伤，也还继续作战，企图获得最后的胜利。忍耐力差的，被咬一口就赶紧逃走。最有兴趣的是些外强中干者，开首时虚张声势，想一下就把敌人吓走，有时真个成功了，它就得意非凡，第二次的声势更加雄厚，可是若遇着硬汉，一下吓不走，他自己就慌忙遁去。还有一种老奸巨滑，打败了缩做一团，让自己离丝跌在盒底，诈死，然后乘机逃走。

大概是因为女性比较慈爱的原故吧，女孩子很少玩这一套的。“蜘蛛”可以说是男孩子的专利品了。

三五·二·二

载第28期（1935年5月20日出版）

螽斯

/ 贾祖璋 /

螽斯是经过古代诗人歌咏过的著名昆虫，但现在虽然一般人都知道它的名字，却并不能大家都认识它。它生在草丛里，就是上海那样人烟稠密的地方，只要有一方较大的青草地，就可以闻到它“契利利——”“契利利——”的鸣声。它的同类如叫哥哥、札儿、纺织娘等都因为能够鸣叫被人饲养着，但它是没有人注意的。人在草边经过，听见了“契利利——”的鸣声，只当它是一种无名小虫的叫声，就会淡然地走过。这或许是“物以稀为贵”，因为螽斯是太繁生了，它的鸣声随处可以闻到。没有叫哥哥、札儿、纺织娘等那样的须待搜索才能遇到，所以反而令人熟视无睹。

螽斯的形状很像蚱蜢，因为它们同是直翅类的昆虫。体色通常是鲜绿的，栖息草丛中，细长的身体与草叶没有什么分别，发见很难，所以我们虽然听见许多“契利利——”的声音，要立刻指出它们在哪里，却也颇不容易。这时候我们走近去，脚步声被它们听见，就突然飞跃起来，窜入近旁的草间，于是不论我们再怎样拨动草丛，它们决不再飞出。因为它们已深深地隐藏好，相信自己的色彩足以迷惑我们的目光，保全它们的生命了。待深秋草叶枯黄时，它们的身体又会变成褐色，尽它保护的责任。

假如被人捕住的时候，它的口部渗出一种褐色的液汁，带粘性，有特殊的臭气，沾染我们手上，令我们觉得惹厌，或者觉得惊异，不免因此松一松手，于是它可以乘机逸去。假如这个方法没有效验，凑着机会，它会用大腮向我们的指头等处突然咬一下，使我们觉得疼痛，释手把它放去。被他咬了虽然暂时觉着痛，但并没有毒，是不必怕的。假如咬啮的方法再没有效验，它可以利用腿节基部的细小，突然挣扎折断，舍去了小小的脚，以保全整个的生命。这与蟹的脚、蜥蜴的尾相同，是种自割的现象，但它不能再生，如跗节或触角折断，蜕皮时能够再生。

螽斯的鸣叫开始于八月。它不像同类的别种鸣虫如纺织娘等在夜里鸣叫，太阳光愈明亮，它叫得愈起劲。太阳给云遮住，鸣声就停止，如云消日出，则又开始鸣叫了。它的鸣叫是雄虫招呼雌虫的恋歌，但这时候的雌虫不但是哑子，而且好像是聋子，对于雄虫的恋歌，始终表示充耳不闻的样子，就是有二三羽雄虫或多数雄虫同时鸣叫，雌虫也不发生什么反应的。她只晓得注意于食物，可以营养身体。到了九月初，身体已经成长，卵巢成熟，于是她不再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而是一位憧憬恋爱生活的少女了。与雄虫相遇，用触须互相触碰，有如人类的握手，互相表示倾慕。然后雄虫用口舐拭雌虫的脚，做出一种献媚的态度。这时候雄虫的鸣声愈加高朗而急促，是一种兴奋的表现。但在这兴奋的当儿，已伏着悲哀的结果，它们交尾以后，雄虫给雌虫打在地下，现着困惫无力的状态，它的精囊，已给雌虫夺去，附着产卵管的基部，渐渐深入阴道，使卵子受精。雌虫高举后肢和产卵管，表示胜利和强健。再进一步，只须她自己，就把雄虫从尾部以至头部，统统吃到肚里，以营养她受精的卵子。占诗人以为螽斯是“宜尔子孙”的象征。现在不很通行的用“螽斯衍庆”字样，贺人新婚，假如明白了这一个性生活的现象，那么贺人家不是反而咒诅那位新郎即日要被新娘杀死的吗？这是一件怎样矛盾的事呀？雄虫有幸而不作雌虫食饵的，休息一回，捕食一些小虫，就会恢复原气，重复喜气洋洋地歌鸣。但是它的精囊已经失去，所唱不再是恋歌，只是一种自娱的乐声罢了。并且秋已深，气候渐冷，于是不能抵抗自然的威胁，鸣声渐渐低弱而断续，终于连一丝丝的呼吸也断绝而僵卧了。

受精的雌虫身体既比较的强健，生命也比较的长些。她在草丛中觅得了产卵的地方，使产卵管深深地插入泥里，把卵子一粒粒排得很整齐的产下，这样她算已尽了一生的责任，然后也受寒冷的侵袭而死去。卵在地下越过严冬，到翌年春天，受了太阳的温热，就孵化小螽斯出来，像蚂蚁那样小，不生翅膀。经过一回蜕皮，才发生一些翅的痕迹。此后每蜕一次皮，翅膀就长一些，蜕皮五次，才发育成虫。在成虫时前翅覆住后翅，但幼虫时代，却是后翅覆住前翅的。

螽斯的鸣声是从翅膀上发出来的，所以严格的说，这不是鸣叫，只是一种磨擦的声音。它的右前翅有一块圆形的近于透明的圆板，做发音镜，与折叠在上面的左前翅相磨擦，就发出“契利利——”的声音。螽斯的鸣声现在虽不大为人所注意，但是它精细清晰的音素和抑扬悠远的音调，比之烦噪的叫哥哥、纺织娘以至蟋蟀等鸣声更可悦耳。这声音由于自然淘汰或雌雄的淘汰逐渐进化得来。从地史上考察起来，螽斯最初发现于石炭纪，但这时候翅膀上还没有发音器，直到侏罗纪和第三纪才有现在的螽斯那样的发音器。

螽斯的食物是各种的小昆虫，有时也吃草的嫩叶等物，犹如我们吃过油腻的荤腥以后，更要吃一些清淡爽口的蔬菜。它捕捉小虫，必先咬住后头部，与猛兽的捕食小动物，必须把小动物的小脑咬伤，使不能脱逃。但虫类并没有脑，而且生活力较强，假如切去头部，她的身体还会跳跃，或把腹部完全咬下，也仍能行动自如。所以在昆虫那样的动物，是否有痛觉是可疑的。螽斯的咬住俘虏物的后头部，不过是一种便于攫取的举动而已。因为它有食虫的习性，能除灭对于农业上有害的昆虫，所以他是对人有益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忽略了它的鸣声，不把它饲养，可以使它充分繁殖，在经济上是很有意思的。

载第1卷第3期（1934年10月20日出版）

蝌蚪

/ 丰子恺 /

一

每度放笔，凭在楼窗上小憩的时候，望下去看见庭中的花台的边上，许多花盆的旁边，并放着一只印着蓝色图案模样的洋磁面盆。我起初看见的时候，以为是洗衣物的人偶然寄存着的。在灰色而简素的花台的边上，许多形式朴陋的瓦质的花盆的旁边，配置一个机械制造而施着近代风图案的精巧的洋磁面盆，绘画地看来，很不调和。假如眼底展开着的是一张画纸，我颇想找块橡皮来揩去它。

一天，二天，三天，洋磁面盆尽管放在花台的边上。这表示不是它偶然寄存，而负着一种使命。快晚凭窗欲眺的时候，看见放学出来的孩子们聚在墙下拍皮球。我欲知道洋磁面盆的意义，便提出来问他们。才知道这面盆里养着蝌蚪，是春假中他们向田里捉来的。我久不来庭中细看，全然没有知道我家新近养着这些小动物；又因画盆中那些蓝色的图案，细碎而繁多，蝌蚪混迹于其间，我从楼窗上望下去，全然看不出来。蝌蚪是我儿时爱玩的东西，又是学童时代在教科书里最感兴味的东西，说起了可以牵惹种种的回想，我便专程下楼来看它们。

洋磁面盆里盛着大半盆清水，瓜子大小的蝌蚪十数个，抖着尾巴，急急忙忙地游来游去，好像在找寻什么东西。孩子们看见我来欣赏他们的作品，大家围集拢来，得意地把关于这作品的种种话告诉我：

“这是从大井头的田里捉来的。”

“是清明那一天捉来的。”

“我们用手捧了来的。”

“我们天天换清水的呀。”

“这好像黑色的金鱼。”

“这比金鱼更可爱！”

“他们为什么不绝地游来游去？”

“他们为什么还不变青蛙？”

他们的疑问把我提醒，我看见眼前这盆玲珑活泼的小动物，忽然变成了一种苦闷的象征。

我见这洋磁面盆仿佛是蝌蚪的沙漠。它们不绝地游来游去，是为了找寻食物。它们的久不变成青蛙，是为了不得其生活之所。这几天晚上，附近田里蛙鼓的合奏之声，早已传达到我的床里了。这些蝌蚪倘有耳，一定也会听见它们的同类的歌声。听到了一定悲伤，每晚在这洋磁面盆里哭泣，亦未可知！它们身上有着泥土水草一般的保护色，它们只合在有滋润的泥土，丰肥的青苔的水田里生活滋长。在那里有它们的营养物，有它们的安息所，有它们的游乐处，还有它们的大群的伴侣。现在被这些孩子们捉了来，关在这洋磁面盆里，四周围着坚硬的洋铁，全身浸着淡薄的白水，所接触的不是同运命的受难者，便是冷酷的珐琅质。任凭它们镇日急急忙忙地游来游去，终于找不到一种保护它们，慰安它们，生息它们的东西。这在它们是一片渡不尽的大沙漠。它们将以幼虫之身，默默地夭死在这洋磁面盆里，没有成长变化，而在青草池塘中唱歌跳舞的欢乐的希望了。

这是苦闷的象征，这是象征着某种生活之下的人的灵魂！

二

我劝告孩子们：“你们只管把蝌蚪养在洋磁面盆中的清水里，它们不得充分的养料和成长的地方，永远不能变成青蛙，将来统统饿死在这洋磁面盆里！你们不要当它们金鱼看待！金鱼原是鱼类，可以一辈子长在水里；蝌蚪是两栖类动物的幼虫，它们盼望长大，长大了要上陆，不能长居水里。你看它们急急忙忙地游来游去，找寻食物和泥土，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样子多么可怜！”

孩子们被我这话感动了，颦蹙地向洋磁面盆里看。有几人便问我：“那么，怎么好呢？”

我说：“最好是送它们回家——拿去倒在田里。过几天你们去探访，它们都已变成青蛙，‘哥哥，哥哥’地叫你们了。”

孩子们都欢喜赞成，就有两人抬着洋磁面盆，立刻要送它们回家。

我说：“天将晚了，我们再留它们一夜，明天送回去罢。现在走到花台里拿些它们所欢喜的泥来，放在面盆里，可以让它们吃吃，玩玩。也可让它们知道，我们不再虐待它们，我们先当作客人款待它们一下，明天就护送它们回家。”

孩子们立刻去捧泥，纷纷地把泥投进面盆里去。有的人叫着：“轻轻地，轻轻地！看压伤了它们！”

不久，洋磁面盆底里的蓝色的图案都被泥土遮掩。那些蝌蚪统统钻进泥里，一只看不见了。一个孩子寻了好久，锁着眉头说：“不要都压死了？”便伸手到水里拿开一块泥来看。但见四个蝌蚪密集在面盆底上的泥的凹洞里，四个头凑在一点，尾巴向外放射，好像在那里共食什么东西，或者共谈什么话。忽然一个蝌蚪摇动尾巴，急急忙忙地游了开去。游到别的一个泥洞里去一转，带了别的一个蝌蚪出来，回到原处。五个“人”聚在一起，五根尾巴一齐抖动起来，成为五条放射形的曲线，样子非常美丽。孩子们呀呀地叫将起来。我也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附和着他们的声音呀呀地叫了几声。

随后就有几人异口同声地要求：“我们不要送它们回家，我们要养在这里！”我在当时的感情上也有这样的要求；但觉左右为难，一时没有话回答他们，踌躇地微笑着。一个孩子恍然大悟地叫道：“好！我们在墙角里掘一个小池塘，倒满了水同田里一样。就把它们养在那里。它们大起来变成青蛙，就在墙角里的地上跳来跳去。”大家拍手说：“好！”我也附和着说：“好！”大的孩子立刻找到种花用的小锄头，向墙角的泥地上去垦。不久，垦成了面盆大的一个池塘。大家说：“够大了，够大了！”“拿水来，拿水来！”就有两个孩子扛开水缸的盖，用浇花壶提了一壶水来，倾在新开的小池塘里。起初水满满的，后来被泥土吸收，渐渐地浅起来。大家说：“水不够，水不够。”小的孩子要再去提水，大的孩子说：“不必了，不必了，我们只要把洋磁面盆里的水连泥和蝌蚪倒进塘里，就正好了。”大家赞成。蝌蚪的迁居就这样地完成了。

夜色朦胧，屋内已经上了灯。许多孩子每人带了一双泥手，欢喜地回进屋里去，回头叫着：“蝌蚪，再会！”“蝌蚪，再会！”“明天再来看你们！”“明天再来看你们！”一个小的孩子接着说：“它们明天也许变成青蛙了。”

三

洋磁面盆里的蝌蚪，由孩子们给迁居在墙角里新开的池塘里了。孩子们满怀的希望，等候着它们的变成青蛙。我便怅然地想起了前几天遗弃在上海的旅馆里的四只小蝌蚪。

今年的清明节，我在旅中度送。乡居太久了有些儿厌倦，想调节一下。就在这清明的时节，做了路上的行人。时值春假，一孩子便跟了我走。清明的次日，我们来到上海。十里洋场一看就生厌，还是到城隍庙里去坐坐茶店，买买零星玩意，倒有趣味。孩子在市场的一角看中了养在玻璃瓶里的蝌蚪，指着了要买。出十个铜板买了。后来我用拇指按住了瓶上的小孔，坐在黄包车里带它回旅馆去。

回到旅馆，放在电灯底下的桌子上观赏这瓶蝌蚪，觉得很是别致：这真像一瓶金鱼，共有四只。颜色虽不及金鱼的漂亮，但是游泳的姿势比金鱼更为活泼可爱。当它们游在瓶边上时，我们可以察知它们的实际的大小只及半粒瓜子。但当它们游到瓶中央时，玻璃瓶与水的凸镜的作用把它们的形体放大，变化参差地映人我们的眼中，样子很是好看。而在这都会的旅馆的楼上的五十支光电灯底下看这东西愈加觉得稀奇。这是春日田中很多的东西。要是在乡间，随你要多少，不妨用斗来量。但在这不见自然面影的都会里，不及半粒瓜子大的四只，便已可贵，要装在玻璃瓶内当作金鱼欣赏了，真有些儿可怜。而我们，原是常住在乡间田畔的人，在这清明节离去了乡间而到红尘万丈的中心的洋楼上来鉴赏玻璃瓶里的四只小蝌蚪，自己觉得可笑。这好比富翁舍弃了家里的酒池肉林而加入贫民队里来吃大饼油条；又好比帝王舍弃了上苑三千而到民间来钻穴窥墙。

一天晚上，我正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孩子在桌上玩弄这玻璃瓶，一个失手，把它打破了。水泛滥在桌子上，里面带着大大小小的玻璃碎片，蝌蚪躺在桌上的水痕中蠕动，好似涸辙之鱼，演成不可收拾的光景归我来办善后。善后之法，第一要救命。我先拿一只茶杯，去茶房那里要些冷水来，把桌上的四个蝌蚪轻轻地掇进茶杯中，供在镜台上了。然后一一拾去玻璃的碎片，揩干桌子。约费了半小时的扰攘，好容易把善后办完了。去镜台上看看茶杯里的四只蝌蚪，身体都无恙，依然是不绝地游来游去，但形体好像小了些，似乎不是原来的蝌蚪了。以前养在玻璃瓶中的时候，因有凸镜的作用，其形状忽大忽小，变化百出，好看得多。现在倒在茶杯里一看，觉得就只是寻常乡间田里的四只蝌蚪，全不足观。都会真是抢花繁多的地方，寻常之物，一到都会里就了不起。这十里洋场的繁华世界，恐怕也全靠着玻璃瓶的凸镜的作用映成如此光怪陆离。一旦失手把玻璃瓶打破了，恐怕也只是寻常乡间田里的四只蝌蚪罢了。

过了几天，家里又有人来玩上海。我们的房间嫌小了，就改赁大房间。大人，孩子，加以茶房，七手八脚地把衣物搬迁。搬好之后立刻出去看上海。为经济时间计，一天到晚跑在外面，乘车，买物，访友，游玩，少有在旅馆里坐的时候，竞把小房间里镜台上的茶杯里的四只小蝌蚪完全忘却了。直到回家后数天，看到花台边上洋磁面盆里的蝌蚪的时候，方才忆及。现在孩子们给洋磁面盆里的蝌蚪迁居在墙角里新开的小池塘里，满怀的希望，等候着它们的变成青蛙。我更怅然地想起了遗弃在上海的旅馆里的四只蝌蚪。不知它们的结果如何？

大约它们已被茶房妙生倒在痰盂里，枯死在垃圾桶里了？妙生欢喜金铃子，去年曾经想把两对金铃子养过冬，我每次到这旅馆时，他总拿出他的牛筋盒子来给我看，为我谈种种关于金铃子的话。也许他能把对金铃子的爱推移到这四只蝌蚪身上，代我们养着，现在世间还有这四只蝌蚪的小性命的存在，亦未可知。

然而我希望它们不存在。倘还存在，想起了越是可哀！它们不是金鱼，不愿住在玻璃瓶里供人观赏。它们指望着生长，发展，变成了青蛙而在大自然的怀中唱歌跳舞。它们所憧憬的故乡，是水草丰足，春泥黏润的田畴间，是映着天光云影的青草池塘。如今把它们关在这商业大都市的中央，石路的旁边，铁筋建筑的楼上，水门汀砌的房笼内，磁制的小茶杯里，除了从自来水龙头上放出来的一勺之水以外，周围都是磁，砖，石，铁，钢，玻璃，电线，和煤烟，都是不适于它们的生活而足以致它们死命的东西。世间的凄凉、残酷和悲惨，无过于此。这是苦闷的象征，这象征着某种生活之下的人的灵魂！

假如有谁来报告我这四只蝌蚪的确还存在于那旅馆中，为了象征的意义，我准拟立刻动身，专赴那旅馆中去救它们出来，放乎青草池塘之中。

一九三四年四月廿二日

载第4期（1934年5月20日出版）

萤火虫

/ 贾祖璋 /

满天的繁星在树梢头辉耀着；黑暗中，四周都是黑蜮蜮的树影；只有东面的一池水，在微风中把天上的星，皱作一缕缕的银波，反映出一些光辉来。池边几丛的芦苇和一片稻田，也是黑蜮蜮的，但芦苇在风中摇曳的姿态，却隐约可以辨认。这芦苇底下和田边的草丛，是萤火虫的发祥地。它们一个个从草丛中起来，是忽明忽暗的一点点的白光，好似天上的繁星，一个个在那里移动。最有趣的是这些白光虽然乱窜，但也有一些追逐的形迹。有时一个飞在前面，亮了起来，另一个就会向它一直赶去，但前面一个忽然隐没了，或者飞到水面上，与水中的星光混杂了；或者飞入芦苇或稻田里，给那枝叶遮住。于是追逐者失了目标，就迟疑地转换方向飞去。有时反给别个萤火虫作为追逐的目标了。而且这样的追逐往往不止一对，所以水面上，稻田上，一明一暗，一上一下的闪闪的白光与天上的星光同样的繁多，尤其是在水面的，映着皱起的银波，那情景是很感兴趣的。

这是幼年时暑假期中在乡间纳凉时所见的情景。当时与弟妹等一边听着在烈日中辛苦了一日才得这片刻安闲休息的邻舍们的谈笑，一边向萤火虫唱着质朴的儿歌：

萤火虫，夜夜红，
飞到天上捉牙虫，
飞到地上捉绿葱。

在这样的歌声中，偶然有几个飞到身边，赶忙用芭蕉扇去拍，有时竟会把它拍在地上，有时它突然一暗，就飞到扇子所能拍到的范围以外去了，这时就是追了上去，也往往是不能再拍着的。被拍在地上的，它把光隐了，也着实难以寻觅，或又悄悄地飞起，才再现它的光芒，也往往给它逃去。被捉住的，最初是用它来赌胜负，就是放在地上，用脚一拖，在地上划起一条发光的线，比较那个人划得长，就作为胜利。不消说，这是一种残酷的行为，真所谓“以生命为儿戏”的了。后来那些幸运的个体不会这样被牺牲，它们被闭入日间预备好的鸭蛋壳里，让它们一闪一闪，作为小灯笼。就睡时就携到枕边，颇有爱玩不忍释手的样子。但大人们以为萤火虫假如有机会钻入人的耳内，就会进去吃脑子，所以又往往被禁止携入房间里的。

萤火虫是怎样发生的，乡间没有谈起；但古书上却说它是腐草所化成的。去年那号称中国第一家的老牌杂志，竟发表过罗广庭博士的生物化生说，所以腐草化萤，大概是可靠的。但罗博士经广东方面几位大学教授要求严密实验以后，一直到现在还未曾有过下文，至少那家老牌杂志，没有再把他的实验发表过，大抵罗博士已被他们戳穿西洋镜了，那末腐草为萤的传说也就有重行估定价值的必要。

原来萤有许多种数，全世界所产能够发光的萤有二千种，形态相像而不能发光的也有二千种。我们这里最常见的一种是身体黄色，而翅膀的尖端有些黑色的。它们也有雌雄，结婚以后，雄的以为责任已尽，随即死去。雌萤在水边的杂草根际产生微细的球形黄白色卵三、四百粒，也随即死去。这卵也能发一些微光，经过甘七、八天，就孵化为幼虫。幼虫的身体有十三个环节，长纺锤形，略扁平；头和尾是黑色的，体节的两旁也有黑点。尾端有一个能够吸附他物的附属器，可代足用。尾端稍前方的身体两侧还有一个特殊的发光器官，也能放青色的光。日中隐伏于泥土下，夜间出来觅食。它能吃一种做人类肺蛭中间宿主的螺类，所以有相当的益处。下一年的春天，长大成熟，在地下掘一个小洞，脱了皮化蛹。蛹淡黄色，夜间也能发光。到夏天就化作能够飞行的成虫。看了这一个简单的生活史，腐草为萤的传说，可以不攻自破了。

最令人感到兴趣的萤火，是从哪里来的呢？在科学上的研究，以前有人以为是某种发光性细菌与萤火虫共栖的缘故。但近来经过详细的研究，确定并没有细菌的形迹可寻，还是说它是一种化学作用来得妥当。这种发光器的构造，随萤的种类和发育的时代而不同。幼虫和蛹大抵相似，在成虫普通位于尾端的腹面，表面是一层淡黄色透明质硬的薄膜，下面排列着多数整齐的细胞，形成扁平的光盘。细胞里有多数黄色细粒，叫做“萤光体”（Luciferase），遇着氧气就起化学作用而发光。这些细胞的周围又满布毛细管，毛细管连接气管能送入空气，使萤光体可以接触氧气。又分布着许多神经，能随意调节空气的输送，所以现在忽明忽暗的样子。与发光细胞相对的还有一层含有多数蚁酸盐或尿酸盐的小结晶的细胞，呈乳白色，好似一面镜子，能够把光反射到外方。

萤光不含赤外线（热线）和紫外线（化学线），所以只有光而没有热，是一种理想的照明用的光。但现在的人类还不能明白这些萤光体的内容；既不能直接利用它，也不能仿照他的化学成分来制出一种人造的萤光。人类所能利用的，在历史上有晋代的车引，把它盛在袋里，以代烛火读书。在外国，墨西哥地方出产一种巨大的萤火虫，胸部有两个大发光器，放绿色的光；腹部下面也有一个发光器，放橙黄色的光；两色相映，极为美丽，妇人把它簪在发间，作为夜舞时的装饰品。还有，就是作为玩耍而已。至于在萤火虫的自身，藉此可以引诱异性，又可以威吓敌害，对于它的生活上是很有意义的。

在电灯、煤气灯和霓红灯交互辉煌的上海，是没有机会遇到萤火虫的。故乡的萤火虫更是一年、二年，几乎十年没有见过了。最近家中来信说：三月没有雨，田里的稻都已枯死，桑树也有许多枯萎了。那么往时所见的一池水，当然已经干涸，一片稻田，看去一定像一片焦土，那黑蜮蜮的树影，也必定很稀疏了。我那辛苦工作的邻舍们已经无工可作，他们可以作长期的休息了，但是在纳凉的时候，在他们的谈话中，未知还能闻到多少笑声。

因了萤火虫我记着了遭遇旱灾的故乡了。祝福我辛苦的邻人们，应该有一条生路可走。

载第1卷第1期（1934年9月20日出版）

河豚

/ 濮厂 /

近二十年来，东奔西跑，虽则跑不出所以然来，然而到处终是好歹尝尝本地风光。并不是本人不图上进，终觉得人生百年，亦正不必太自刻薄，虽则谈不到口腹之奉，但是广广见识，也是份内之事。然终没有机会吃过河豚。

也记不起哪一年偶然看过《本草》，但恍惚记得《本草》上有这么几句：“河豚，性至毒。惟江阴人食之不死”。只可惜客中没有此书，一时亦不及考证。

今年二月上旬，忽然有机会到江阴了。承几个旧同事邀去吃个小馆子，彼此虽则日常见面，可惜并非十分关切，既无国家大事可说，当然更无体己话儿可谈。幸而有位略知江阴情形的朋友谈到吃河豚鱼问题，终算彼此瞎扯一顿，敷衍过去。

那位朋友谈到吃河豚鱼时，津津有味，大有吃过河豚百无味的主观见解。当时座中还有一二位自鸣为老成持重的朋友，竟然摇头不敢赞同，认为河豚危险性太重，正不必拿性命去拼，始终认定以不吃为妥。

我反正无话可说，一则席上既无河豚可吃，二则劝我吃者，美意固极可感，即不劝我吃者，善意更为可感。我亦何必多说空话，牵动肝火，损伤感情。

到了江阴之后，正在阴历新年，河豚并未上市。虽则河豚并未上市，却不妨顺便谈谈，偶然问问。从谈谈问问中间，陡然间增加了我不少见识，也真可知道人生无处而非学问了。

河豚鱼在阳历三月初就上市。捉鱼的人，既不用钩去钓，又不用网去捕。只用一只无底网，横住在长江里。河豚鱼是勇往直前而不知巧避的一样东西。它一碰网，就动起气来，大有谁敢挡我的神情。于是乎一条小小的鱼，而肚皮气得膨胀像大皮球一样渐渐浮起。渔人见一条，用小网网一条，而待沽于市肆之间了。我立在鱼摊旁边发一阵子呆，我真想不到这个发明河豚鱼性的那位先生是谁？但可怜我也无从去问谁。

江阴同时又产刀鱼，刀鱼腮边有二个刺，触到网，忙要后退，同时也把二刺横出，刺阻于网，又复退不得。所以江阴有二句俗谚，叫做“河豚可退而不退，刀鱼可进而不进”。其实呢，大家还不是五十步与百步之间，人何曾能够进退裕如呢？如果一切众生，都能够进退咸宜，人世间不知要减少若干历史，免去多少纷争呢？

可是渔人虽已识透鱼性，九拿十稳，但不敢吃它。不敢吃的缘故，也无非不得吃之之法。可见天下学问太广，人生智慧有限。

江阴人虽则以善吃河豚著名，但实际也并不如此。因为江阴地方有二个所在很著名：一家在北门外定波桥（俗呼石桥头）东脚边小老四家（小老四早已亡故了），是以烧河豚出名的；一家在城里西大家方桥头三和家，是以烧河豚鱼子出名的。既然有二家出名的，可知江阴并不家家能煮。这是我个人一种推想，无关宏旨，也不多去讨论。

吃河豚既是一件事情，当然由此而发生出若干理论、成语、方法等等。接连就要说到一油二胁三皮四骨八个字了。

河豚鱼之毒，就毒在三个字上：油，骨，子三件东西。既然是三件东西，应该分别来讲。

油：烧河豚鱼，不用豆油花生油，也不用鸡油牛油猪油。却用鱼肚皮的油。这种油，熬到恰好时候，颜色是嫩黄，而微带一些青色的。要是熬得火候不足，吃了之后，浑身发麻，麻得到死方止。万一烧的人胆小，熬得火候太过，吃了果然太平无事，但味也没了，岂非多此一举。

骨：河豚之鲜味，大半还在骨中。可是洗鱼时候，最要紧的要留心鱼的血液，不能够有一些留在胁子里，万一洗得不清净，吃了之后，返魂无术。

子：鱼子都是很小的，独有河豚鱼子，假使烧得不透，一吃到人的或其他禽兽的肚皮里，一粒绝小的子，胀得比小汤圆大、比鸽蛋稍为小一些那么样大小。据说，一发觉得有这样的事，赶紧吃人尿。因为尿的效用，可以制止它的胀大。

唯有方桥头三和家里烧子的方法最稳当，他用鱼子放在小蒸笼里，封得密不通风，隔水用文火足足的蒸二十四个小时，吃起来，其味，鲜而不显，香而不腻，永不败胃口的。

石桥头小老四家里烧河豚，我不惮烦亲自去看过。洗鱼骨当然洗得很干净，油也熬到恰好。不过烧的时候，锅子当然再三洗得干干净净。而旦恐怕万一落下一点灰尘下来，吃了伤害人命，所以在锅子上撑起一顶雨伞。

那个胁，形状像鱼圆，嫩于豆腐涝那样的东西，是在鱼肚里的。只可惜鱼皮上有些刺，所以吃鱼皮的时候，要把皮反过来一卷往嘴里一送，在舌尖上一滚，向喉咙口一咽了事。

吃了河豚，我并不觉得什么样鲜。我目前还疑惑有一班人故意在那里宣传，而另一班人也故意在那里迟疑。我的本性，也并不是拥护中庸的，但我觉得，也真可不必来尝试它。我倒不是重视生命，虽则天下之事，并命的未必只有吃河豚一件。而我的一种主观，认为太犯不上来。人家笑到我挂一漏万的话，那我自然是承认的。

载第37期（1935年10月5日版）

蜻蛉

/ 贾祖璋 /

蜻蛉是夏天最繁生的昆虫，在水边，在草地上，在天空中，随处可以见到。尤其是傍晚或起阵头雨的时候，每每合成大群，在天空回绕飞行。到了秋天，虽然不再见有这样大群的飞行，但不是天气极冷，也不会完全绝迹的。

在蜻蛉这一个名词下，包括着许多种类，全世界所产有二千六百种，我国尚未经详细调查，至少当有二、三百种。从分类上讲，比较大形的一类叫做蜻蜓，小形的一类叫做蜻蛉，还有身体极纤细的一类叫做豆娘，比豆娘稍大的一类叫做水蜻蛉。豆娘和水蜻蛉前后翅同样大小，常在比较阴暗的树林中、草地上和水边单独飞行。蜻蜓和蜻蛉前翅较为狭长，能够高飞，有几种又能合群。

它们身体的概形大抵相像，蜻蜓比较的细长坚实，尾端常向上举，好似要作刺螫的样子。对于鸟和其他比自己身体大的动物，敢于追赶，所以欧洲叫它做马刺，以为它有毒刺，能够把马刺死的。蜻蜓虽然没有毒刺，但已是昆虫界的王了。它有强大的口器，能够捕食各种虫类。当它在空中追捕食物而直进飞行时，好像单翼飞机的袭击敌人；盘旋飞行时又好像飞机的投掷炸弹，突起突落，倏往倏来，看它有无上雄健胜利的态度。它飞行的速度，可以与汽车相比拟，普通一小时能行四、五十里。所以用网去兜捕它，往往不容易捕住。

飞行迅速的昆虫，须有能够目击远方的眼。在昆虫类里，蜻蛉的眼最为发达。不仅是形状大，构成复眼的小眼数也非常的多，大抵在一万五千个到二万个之间。每一个小眼，只能看见物像的一部分，合起来才能得一个完全的物象。在两只巨大的复眼中间，还有三只小形的单眼。这单眼只能感觉明暗，不能正确地识别物象，而且是近视的。所以假如把复眼用漆涂好，再放它飞去，就直上云霄，不再回来。又假如把它的腹部切断，也作这样的飞行；但这是失却平衡的缘故，与视觉是没有关系的。蜻蛉的颈细小，只占头大的二十分之一，用线系住，很容易把它切断。因此它可以很自由的把头回转，扩大视野，使它的视觉可得最大的效能。

用一根长头发，一端系一个苍蝇，一端系在棒上，装成钓竿的样子，携到蜻蛉飞行觅食的草地上，像钓鱼那样等它来吃，就可用扇子把它扑住。或用捕蝉的蛛网，待它栖止草叶上的时候去粘，也可以捕住，但往往把它的翅膀染上粘质，或者把翅膀扯碎，没有钓取那样的完全。还有用一根头发，两端都系一粒用纸包裹好的小石子，当蜻蛉在空中群飞的时候，把这根头发抛掷上去，它们误认小石子做虫类而追逐，往往被头发缠住而落下地来，这更是一个有趣的方法。还有几种蜻蛉雌雄的分别很显著，例如普通的蜻蜓，雄的翅极透明，雌的略带红色。用线系住雌蜻蜓，可以引诱雄蜻蜓飞集拢来。捕蜻蛉是儿童时代所认为十分快乐的一种游戏，这也是人类狩猎本能的一种表现。

考察蜻蛉的性器官，最为奇异。它们的形状与其他昆虫不同，雄性凹陷，而雌性是突出的。雄蜻蛉在第二腹节，另生一交尾器，真真的生殖器生在第九腹节，中央有一小孔，交尾前从这里排出精液，放人第二腹节的交尾器内。雌蜻蛉的腹部弯曲成钩状，使尾端与雄蜻蛉的第二腹节相接触，就算是交尾。待产卵时，则雄蜻蛉用尾端的夹夹住雌蜻蛉前胸部的背面而飞行，遇到适于产卵的池沼，就以雄蜻蛉的力量，使雌蜻蛉的腹部完全沉入水中，把卵产在水面下的水草茎上。否则卵产在水面上，容易被其他动物吃去，对于它种族的繁殖上，是很不利的。有时见单独的一羽蜻蛉，在水上用尾点水，这时候并不是产卵，只是一种游戏的或捕食的行动而已。

蜻蛉都是肉食的。吸人血的蚊虫，是他们的主要食物，其余在空中飞行的小昆虫，也都是它们的食饵。捕获大形的俘虏物时，常静止在树梢等处，细细咀嚼。它们的幼虫叫做水虿，形状有些像虾，但身体扁平，头大而腹阔，又没有长的触须。它的下唇变成假面的形状，垂在下面。假面的基部生一对夹，能够像手那样伸出去夹持食物。它的直肠能营呼吸作用，所以肛门内有水进出。它在水中以孑孓为主要食饵，所以蜻蛉的亲子正以蚊的亲子为食饵的。

载第1卷第4期（1934年11月5日出版）

生·活·札·记

灯(10)

/ 林庚 /

过年的时候小孩子们常是喜欢玩灯的。北平的灯店，在年间最出风头的几家铺子，都开在廊房头条东半部，那里五光十色的陈列着种种，如寿桃、大鱼、锦鸡、白兔、绵羊、狗、猫等等……凡一切可爱的动物或花果都可以肚子里点起蜡来，以最眩目的色照耀到一个客室里，或人家的祖堂上。廊房头条的东口，行人的眼睛是被这些灯占满了的，朴素的菜形式的灯，淡雅得只宜于点起一枝白蜡来，于是翠绿的菜叶都看得清楚了。对于这些灯的主顾都是一些小孩子，睁着顶大的眼睛，一手拉着父亲的袖口或摸着自己口袋里的钱，只想买但又忘了该要哪一个了。同时那带了灯回去的儿童，便会成群结队的在邻近的巷中走着，黑暗中手里提着花灯，口里唱着歌，这似乎在告诉人说，这新年之夜的身价！

成年人玩灯照例是不大在这个地方，他们另有画社，请了许多朋友或画家们画白绢的纱灯，灯挂在墙上，于是在灯前的画动了，这似乎是一些雅人雅事，与吟诗联句行酒令同样的在华丽的堂前流行着。但另外的一种灯，却是不大为人注意到的，那是一种纸同铁丝网做成的红灯，圆得如一个球，在除夕之夜常是挂在天安门前成好几排的长行，那灯的颜色暗红，红烛在其中是隐隐约约的。这无数的红点仿佛是专为一些流浪的人预备的，在这夜一定有一些有家归不得的人，或者为躲避他不敢见面的债主，必得跑了出来，在这一切都是黑暗中，看这几排如一颗颗人心般红的灯。这微近荒凉的地方小孩子家是不会被带来的，只是成年人的游荡，于是我在今夜遇见一个游荡的人了。

这只是旧历已取消的第四个年头，天安门早已没有了那一盏盏的灯了，我从一个朋友家吃过年饭，独身预备踱回家去了。时间已很晚了，因为是除夜仿佛兴致高了些，我带了一个手电筒，看看满天的星斗，闲闲的散步里，在天安门前遇见了这个人，他衣服穿的很整齐，在黑暗中虽看不清，大约是件布的，头上带一顶瓜皮小帽，在那条长场上徘徊着，我看出他好像十二分惊讶的望着我，因为除了我此地再没有别人了。

“这里今夜没灯啊！”

这句话使我吃了一惊，如一个突然的袭击，我一时想不出这问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来，他倒很从容的把这话又说了一遍，最后我才听他说他是一个犯人，被监禁了五年，今天下午才开释出来的。“犯人！”这两个字不免使我替自己担了一下心，但立刻我是明白了一切，我知道这几排红灯对于像我这样有家的人是本来无多大关系的，但对于一个正在流浪的人却是如何重要的！

载《现代》第5卷第1期（1934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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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文选自《心之语》。——编者注

谈洋车

/ 李子温 /

洋车的名称不一，北平叫“洋车”，天津叫“胶皮”，上海和南京叫“黄包车”，至于什么“东洋车”“人力车”等，不过是一般咬文嚼字的人们所用的名字罢了，叫法虽不同，但推进它的原动力，却都是号为“万物之灵”的人。

平常的时候，洋车停放在路旁，洋车夫和你（坐洋车的人）似乎没有多大的区分，但你一经费了极少数的代价，就可跳在他的车上，往后一仰，香烟一吸，眼一眯缝，车就带着你走了。你叫他往那里，他就往那里，叫他快，他就不敢慢；叫他慢，他又不敢快；叫他停住，他又就不敢再向前走，在烈日如炙的炎夏，在朔风刺骨的严冬，得拉着跑；在疾风雨下，在冰天雪地中，也得拉着跑。有时拉慢了，还要挨打挨骂，如此看来，洋车夫是太苦了，坐在车上，太无人道了，你若怜悯他们，不肯坐他们的车子，却正是害苦了他们，因为他一家老小，都仗着这车子吃饭呢。总之，这是一种“社会问题”，不是一点“怜悯心”所能办到的。

一般的文人，常常写洋车夫的心理，是如何的苦闷，是如何的忧郁，其实，哪会有这种事？他们的生活，固然简陋非常，但他们的心理，却是愉快的，若真像文人们所想象的那般苦闷，恐怕他们也要步智识阶级的后尘跳海或喝安眠药水了。当他们休息的时候，常坐在一个小茶馆里，拿出自己劳力换得的问心无愧的钱来，买张小报，买点花生米，这样地喝着茶，看着报，吃着花生，谈谈笑笑，打打闹闹，似此乐趣，又岂是那般文绉绉的人们所能领略的呢？

再常看见他们在一起拉座的时候，总是像开运动大会赛跑似地飞跑，忽而甲越过乙去，乙越过丙去，忽而丙又追过乙和甲去，两旁的人，也鼓掌喝彩，不时助兴，高呼“开过去了”，那跑在前面的人，也就像在运动场的庭广人众中获得优胜纪念银盾一样地洋洋得意。但常常有人讥笑他们，理由是“这有什么意思？多么胜利，跑得多么快，反正还是个洋车夫。”其实，“竞争之心，人皆有之”；洋车夫既是人，又岂能例外？假若他们的父母，也给他们遗留些产业，供给他们按步就班地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而外国留学，回国后，弄个什么××长或××委员，又何尝不能做这些竞争：你报十万兵，我报二十万，你自备汽车，我自备飞机；你给美人鱼四千元的路费请她来表演，我给她在广众中赶马车，那岂不奇哉！盛哉！怎么还用着在大街上赛洋车呢？他们出此，也不过是环境不同罢了。

拉洋车也逃不出“优胜劣败”的定律，年轻力壮的人，很容易生意兴隆，但那老弱残废的人就很难揽座了；他们唯一的利器，就是“不顾血本”，“贱卖人力”。

这也难怪，这般老弱残废的车夫，是真不能使坐车的人满意，一步一颠跛，半步一咳嗽，还不时回头向你搭讪着话，诉说他的苦况，逆风的话，他那鼻涕吐沫，多半要和你实行接吻，并且无厕所则已，有则必定进去，藉以休息，那怕你有多要紧的事，反正他是“沉着应付”“始终如一”，你忙他不忙。这时你总不免着急气恼，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然而在夏天的时候，不穿裤子的摩登女子，还是坐这种车好，慢固然慢，但总不至于坏事的，若坐那年轻小伙子车，那就难保不出些罗嗦了。

当然，这种车快也是真快，漂亮也是真漂亮，不过他们多半要在人多的地方打你的天秤的。挨摔，受惊，还是小事，两足朝天，欲起不能，赤裸裸的“曲线美”给人家看个“不亦乐乎”，实在怪不好意思的。这时你就在骂那车夫打那车夫，也是“正月十五贴门神——晚了半月了”。怎么也是这么回事了，说不定他还要说：“谁叫你不穿裤子呢？”若再招引了警察来，多半还要把你带去说你“有伤风化”，你想这多么不合算呢？

当然，洋车夫的这种举动是一种流氓性质，不过，实说起来，也情有可原，这就别忘了他们是正在生理上要求特别旺盛的小伙子，天天眼巴巴地看着摩登男女们一对一对又一对地在他们面前过个不停，他瞅着她，她靠着他，自己想叫她们看一眼都不灵，干着急，没办法，到了这种时候，打她们一个“天秤”呢，“素日之恨”是可以解去了，还可藉此“饱饱眼福”，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女士坐车，再要注意的，就是在上车以前，先要看看车垫子上有无红斑，不然一不小心，他们——洋车夫要赖你说你给弄脏的，不是，当然不是，但是抬起屁股来向人证明又有谁肯？所以只得按价赔偿，花钱还得受辱，够多冤枉？

洋车夫招揽生意，完全看人的服装，我这个穷光蛋，在前几年，虽也是不常坐车，毕竟身上还有件他们认为有合于坐洋车资格的衣服，一出门，他们总是向我打招呼“先生！哪里？哪里？”我一来达不到他们的希望，不无抱歉；二来也感觉着麻烦，所以颇以为苦。现在可好了，这痛苦连根都去净了，甚至有时非坐车不可的时候，连招呼他们，他们也不理，非等到我说第二句，看准要车的话，是真从我口里说出来，这才问我向哪里去，这虽也不免觉得扫兴，毕竟是坐车的时候少，不坐车的时候多，所以还不失为乐事，说到这里，这不能不感谢我这件破蓝布大褂和这顶脏礼帽的。

载第87期（1936年5月1日出版）

人力车

/ 俞平伯(11) /

妻说：“近来人力车夫的气氛似乎不如从前了。”虽会在《呓语》中（《杂拌》二末页）说过那样的话，而迄现在，我是主张有人力车的。千年前的儒生已知道肩舆的非人道，而千年以后，我还要来拥护人力车，不特年光倒流，简直江河日下了。这一部二十五史真有不知从何说起之苦。

原来不乘人力车的，未必都在地上走，乘自行车怕人说是“车匪”，马车早已没落，干脆，买汽车。这不但舒服阔绰，又得文明之誉，何乐不为？反之乘人力车的，一，比上不足，不够阔气；二，不知道时间经济；三，博得视人如畜的骂名，何苦？然则舍人用汽者，势也，其不舍人而用汽者，有志未逮也。全国若大若小布尔乔亚于民国二十四年元旦，一律改乘一九三五年式的美国汽车，可谓堂而皇之，猗欤盛哉，富强计日而待也，然而惨矣。

就乘者言之，以中夏有尽之膏腴塞四夷无穷之欲壑，亡国也就算了，加紧亡之胡为？其亦不可以已乎？此不可解者一也。夫囊中之钱一耳，非有恩怨亲疏于其间也，以付外汇则累千万而不稍颦其眉，稍颦其眉，则“寒伦”矣，不“摩登”矣。以付本国苦力，则个十位之铜元且或红其脸，何其颠倒乃尔？其悖谬乃尔？此不可解者二也。

就拉者言之，牛马信苦，何如沟壑？果然未必即填，而跃跃作欲填之势。假如由一二人而数十百人，而千万人，而人人，皆新其车，为“流线”，为“雨点”，……则另外一些人，沟壑虽暂时恕不，而异日或代之以法场，这也算他有自由么？这也算伊懂人道么？其不可解者三也。

我们西洋是没有轿子人力车的。洋车呼之何？则东洋车之缩短也，即我大日本何如你支那车多。故洋车者中国之车也，汽车者洋车也。必颠倒其名实，其不可解者四也。

古人惟知服牛乘马，以人作畜，本不为也，荆公之言犹行古之道也。然古今异宜，斯仁暴异矣。又今之慕古者能有几人，还是“外国人吃鸡蛋所以兄弟也吃鸡蛋”这句话在那边作怪。情钟势耀，忍俊不禁，彼且以为文野之别决于一言也，斯固难以理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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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文发表时署名“平伯”。——编者注

好汉不吃眼前亏

/ 六平画 /

（载第41期）

我主张有人力车，免得满街皆“汽”而举国为奴，犹之我主张有鸦片，以免得你再去改吃白面。

若尽驱拉车的返诸农工，何间然哉。而吾人坐自制的蹩脚汽车，连轮比轸，动地惊天，招摇而过市，其乐也又甚大。想望太平，形诸寤寐，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数十寒暑得其半，则吾生之终于不见，又一前定之局也。

人力车夫的气分渐渐恶劣，许是真的，我想起妻今晨这一句说话。

二三年国庆后二日

载第53期（1934年11月16日出版）

骡车

/ 南星 /

从前，我在一个污秽的小城里住过许多日子，在那儿，我的住处正临着街道，只有一道薄薄的屋墙做了我与街道之间的屏隔。那墙上的窗子总是紧闭着，但当街道上飞起来的尘土太多时，也就不能完全觉不到，它会由窗缝烟一般地飘进去，让我的窗台上有了一层细末，甚至落在我的床上。幸而那窗子很小，而且在高处，像中国监狱的那样。

每到夜间就有另一种情形了。无论多么微细的白天决不会听到的声音，那一道薄墙也不能隔住，于是很清楚地传到我的耳中。有时因为白天太劳乏，卧下后不久入于朦胧的状态，而近在耳边的脚步声会即刻让我十分清醒，它们常常是沉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深夜走路，尤其是在我墙外的那条街上，那是一条很荒僻的，白天也行人很少的道路。因为那种无法逃免的声音，我自己逗引我的心境，除了当我夜里失眠，心绪极其乱杂，无论怎样总是烦恼的时候，我倾听着墙外的声音，觉得感谢，甚至愿意那儿不停地有人走路。是的，有一个冬天的深夜，似乎落了雪，外面只有冷风狂舞着，而忽然，我听见一阵响亮的人声，那是在唱歌，歌者的脚步做成很匀整的拍子，悠悠地不肯休止，好久后风声才把他的歌子改得隐约了。那时候我并没有害怕，只觉得那个人是奇怪的，或者他身上有极厚的衣服，否则就是喝醉了酒，忘记了寒冷与夜深。

再一种声音就是骡车了。双轮的木车，有时候也驾着驴子或牛，但我所见的大半是骡车。夜午或黎明以前，如若有它们从墙外走过，那轮声真像压在我的心上。一种漫长的、懒惰的、枯索的调子，缠绕着我的耳朵，直到我听得疲倦了的时候。如在冬夜，辘辘的声音更其清楚，因为街道上覆盖了坚冰，那些泥土与石块也冻得僵硬了，车轮与牲畜的蹄子在上面碰击着，那单调的音乐常常使我很悲哀，想着那骡子与赶车者都是辛苦的，不论黑夜或白天，走着泥泞的、崎岖的，或冰雪层积的路，他们并不抱怒，只有车轮似乎在喃喃地为他们诉说。

然而，在乡间，在温暖的日子里，在有车辙的道上，我看见的骡车便与深夜听见轮声时所想象的不同了。那牲畜很强壮，拖着一个轻车，似乎走起来毫不费力。那赶车的人坐在车的边端，鞭子在手里，有时候是一个树枝，常有指挥的声音从他的嘴里出来，像是很自在，在我的眼中，甚至有一点骄傲。他并不辛苦，悠闲地赶着，走向所要去的地方，如若那车是他自己家里的，他走在乡野的大道上时更会觉得高兴的吧。他一定不知道有一个他随便看了一眼的人，当他的车已经走过去时仍然站在路旁，睇视着，神往于他的地位。

我在乡间散步的时候很多，骡车几乎每次遇见；有的是空车，有的载着收割的庄稼，有的载着人。那轮声是愉快的，牲畜也不会露出疲倦的神气。我每一遇见时就要在心里深深地默想，为车上的人们，为那赶车者，更有时候为他们计算行程。那时我惟一的愿望是即刻坐上去，给他们做一个车夫也好，随着走上那条遥远的道路，我一定很舒适，不会望着车后的沙尘而起怅然之感了。只有一次我在城角遇见一个牛车。天晚了，那车正走到一个极高极不平的斜坡前面，道路是曲折而上的，而且没有另一条路可走。几个强健的乡人尽力地推而且拉，车的负载也不重，他们竟白费了许多时间。天色渐渐地暗下来，车静止着，他们的牛沉默着，他们吆喝着，怨恨着，直到我带着疑虑的心离开那儿的时候。

有多少年我没有得到坐骡车的机会了，我只记得在小孩子时候随着祖母到外祖母家去，一个很干净的骡车，上面还有蓝色的布篷子。我坐在里面，最初望着道旁的景色，后来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轮声没有惊醒我的梦，那次难得的坐着骡车走在可爱的乡间大道上的乐趣竟被我轻轻地离开了。再一次是坐着姑母的车到她的家去，年龄较大，想来反觉得模糊。近年我算过定了室内生活，重坐骡车必须等到意想不到的日子了。

载《现代》第6卷第1期（1934年11月出版）

野饭

/ 周冷秋 /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已默默地把童年的一个阶段走过了。如今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往往会钩起那千头万绪的往事来。童心还未全消的我，虽则勉强能够做一两件稚气一点的事，但无论如何总不及儿时烧野饭那么一股劲儿！

烧野饭这一点风俗在我们故乡崇海很通行，而且浙西一带，例如吴兴、海宁、桐乡、德清等几县，也有同样的风俗。当每年一到立夏节这一天，小孩子们便各自很热心的忙着烧野饭了，我当然也不能例外。据大人们说：吃了立夏日的野饭，小囡囡拉（注）就勿会得疰夏，而且一年四季无病无痛的。但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对于这些教训全无兴趣。在他们实在是欢喜这么一会事而已！在平日，烧粥煮饭、弄刀铲、调油盐等有趣味的事情，往往为大人们操纵，小孩子们无从问津。此刻居然可以照大人们的样子，像模像样地做起来，岂不快乐！

顶使人欢喜的便是烧野饭的材料不必用钱去买。肉可以到肉铺里去讨，米可以往米行里去讨，只有乔葱蚕豆无处讨，但乡下亲戚也许有得送来。至于笋呢？胆大一点的孩子，竟敢到近乡的地方去偷，给人家见了也不过跑了就算。胆小而又老成一点的孩子，则约了淘成群结队地去掘野笋。野笋者，是一种野生在荒地里的野竹所生的笋。比普通我们所吃的春笋，略为细小而长。约摸有毛笔管那么粗，节到是疏疏朗朗的，颜色老是那么青青的叫人怪爱看。至于肉很少人用新鲜的，大都是用一种我们故乡叫做“加香肉”。相当于上海人所谓咸肉，但是比咸肉的味道要好得多呢！在我的幼时，那些东西一大半可以去向人家讨来，不用花一文，可是现在也不行了。不景气时局渐渐地从大都会侵入内地的小城市之后，许多大字号商店大都裁人减薪，大大的紧缩了。要是你无缘无故上门去讨东西，准会给你一个白眼的。但是如果你家跟他们一年有几十元或百把块钱的交易，那么他们倒不会拒绝，恐怕反有笑脸给你看哩。

这些烧野饭的材料——加香肉、米、乔葱、蚕豆、野笋——齐备之后，再到街头或者白场里拾几块砖头来，搭成一只小小的灶头。另外再拾一些树枝竹片等东西，作为燃料，再拿一只小锅子，把这许多东西加了水，一齐放在锅里。于是三四个孩子，便兴高采烈地烧起来。烧好之后就在那个地方趁热吃。香喷喷的十分有味，为任何的小吃所不及。有时大人们看见我们吃得有趣，也往往来参加。

兴致推扳一点的大人们，在这个蛮有趣的立夏节，也自有他们的消遣法子。他们是大了，不好意思伸出手来向人家讨东西。于是掏腰包，拿出钱去买，买来之后又不好像孩子们般地到野外去烧，只好在家里的饭锅上烧吃了。但他们这种吃法，叫我们孩子心中想来，实在索然无味，一点没有意思。哪有我们这么起劲而有趣呢？但大人们也许在笑我们太痴，太孩子气呢？

注：“拉”即国语“们”字的意思。“小囡囡拉”者，“小孩子们”之意。

一九三五年立夏节后四日写于崇海

载第2卷第8期（1935年7月5日出版）

酒

/ 柯灵 /

假如你向人提起绍兴，也许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越国的古都，也许他没听说过山阴道上水秀山媚的胜景，也许他糊涂到这地方在中国哪一省也不大搅得清楚；可是他准会毫不含糊的告诉你：“唔，绍兴的老酒顶有名。”

是的，说起绍兴的黄酒，那实在比绍兴的刑名师爷还著名，无论是雅人墨客，无论是贩夫走卒，他们都有这常识：从老酒上知道的绍兴。

在绍兴的乡下，十村有九村少不了酿酒的人家。随便跑进那一个村庄，照例是绿水萦回，竹篱茅舍之间，点缀着疏疏的修竹；这些清丽的风景以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广场上成堆的酒坛了。坛子是空的，一个个张着圆形的口，横起来叠着，打底的一层大概有四五十只，高一层少几只，愈高愈少，叠成一座一座立体的等边三角形：恰像是埃及古国的金字塔。酒坛外面垩着白粉，衬托在碧琅琅的晴空下，颜色常是非常的鲜明愉快。要是凑得巧，正赶上修坛的时节，金字塔便撤去了，随地零乱地摆着，可是修坛的声音显得十分热闹——那是铁器打着瓷器，一种清脆悠扬的音乐般的声音：叮当，叮当……合着疾徐轻重的节奏，掠过水面，穿过竹林，镇日在寂静的村落中响着。

这些酿酒人家，有许多是小康的富农，把酿酒作为农家的副业；有许多是专门藉此营生的作坊，雇用着几十个“司务”，大量地酿造黄酒，推销到外路去——有的并且兼在城里开酒馆。

绍兴老酒虽然各处都可以买到，但是要喝真的好酒还是非到绍兴不可。而且绍兴还得分区域：山阴的酒最好，会稽的就差一点。你知道陆放翁曾经在鉴湖上做过专门喝酒吟诗的渔翁，在山阴道畔度过中世纪式的隐遁生涯这历史的，因此你也许会想象出鉴湖的风光是如何秀媚，那满湖烟雨，扁舟独钓的场面又是如何诗意；但你不会知道鉴湖的水原来还是酿酒的甘泉，你试用杯子满满舀起鉴湖的清水，再向杯中投进一个铜元，水向杯口凭空高涨起来了，却不会流下半滴：用这水酿成的黄酒，特别芳香醇厚。

生为绍兴人，自然多数是会喝酒的了。但像我这样长年漂泊异乡的是例外，还有一种奇怪的，是做酒工人虽然都很“洪量”，作坊主人却多数守口如瓶，不进半滴——“做酒是卖给人家喝的，做酒人家千万不要自己喝”！你懂得了这一点理由，对于绍兴人的性格，便至少可以明白一半。

酒店在绍兴自然也特别多，城里不必说，镇上小小一条街，街头望得见街尾的，常常在十家以上。村庄上没有市集，一二家卖杂货的“乡下店”里也带卖酒。

那些酒店，大都非常简陋：单开店面，楼下设肆，楼上兼做堆栈、卧房、住宅。店堂里有一个曲尺形的柜台，恰好占住店堂直径的一半地位，临街那一面的柜台上，一盆盆地摆着下酒的菜，最普通的是芽豆、茴香豆、花生、豆腐干、海螺蛳，间或也有些鱼干、熏鹅、白鸡之类，那是普通顾客绝少问津的珍羞上品。靠店堂那一面的柜台是空着，常只有一块油腻乌黑的柜台布，静静地躺在上面，这儿预备给一些匆忙的顾客，站着喝上一碗——不是杯——喝完就走；柜台对面的条凳板桌，那是预备给比较闲适的人坐的；至于店堂后半间“青龙牌”背后那些黑黝黝的座位，却要算是上好的雅座，顾客多有些斯文一派，是杂货店里的“大伙先生”（绍兴人呼“经理”为“大伙”）之类了。曲尺以内，那是店伙计们的区域，小伙计常站在曲尺的角上招待客人，当着冬天，便时常跑到“青龙牌”旁边的炉子上去双手捧着洋铁片制成的酒筒，利用它当作火炉。“大伙”兼“东家”的，除了来往接待客人以外，还得到账桌上去管理账务。这些酒店的狭窄阴黯，以及油腻腻的柜台桌凳，要是跑惯了上海的味雅冠生园的先生们，一看见就会愁眉深锁，急流勇退地逃了出来的，但跑到那儿去的顾客，却决不对它嫌弃——不，岂但嫌弃呢，那简直是他们小小的乐园！

以上所说的不过是乡镇各处最普通的酒店，在繁华的城内大街，情形自然也就大不相同。那里除了偏街僻巷的小酒店以外，一般的酒楼酒馆大都整洁可观。底下一层，顾客比较杂乱，楼上雅座，却多是一些差不多的所谓“上等人”。雅座的布置很漂亮，四壁有字画屏对，有玻璃框子的印刷的洋画。若是在秋天，茶几上带摆上几盆菊花或佛手，显得几分风雅。但这些“上等”的酒楼中间，我们还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种：一种酒肴都特别精致，不甚注意环境的华美；另一种似乎在新近二三年里面才流行；酒和菜都不大讲究，可是地方布置很好，还备着花布屏风，可以把座位彼此隔分开来；此地应该特别提明一笔的，就是这种酒店都用着摩登的女招待。到前一种酒店里去的自然是为了口腹享用，后一种的顾客，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假定这些喝酒的都是“名士”，那么就得替他们在“名士”上面，加上“风流”二字的形容了。

至于说，喝酒是一种怎样的情趣呢？那在我似的不喝酒的人，是无从悬猜的。绍兴酒的味道，有点甜，有点酸，似乎又有点涩，我无法用适当的词句来作贴切的形容，笼统地说一句，实在不很好吃，喝醉了更其难受。这自然只是我似的人的直觉。但假如我们说酒的滋味全在于一点兴奋的刺激或者麻痹的陶醉，那我想大概不会错得很远。

都市人的喝酒仿佛多数是带点歇士底里性的。要享乐，要刺激，喝酒，喝了可以使你兴奋；失恋了，失意了，喝酒，喝了畅快地狂笑一阵，痛哭一场，然后昏然睡去，暂时间万虑皆空。绍兴人喝酒虽也有下意识地希图自我陶醉的，但多数人喝酒的意义却不是这样。绍兴人的性情最拘谨，他们明白酗酒足以伤身误事，经常少喝点却有裨于身体的健康。关于这，有两句歌谣似的俗语，叫做“老酒糯米做，吃得变Nio Nio”——Nio Nio是译音，因为我写不出那两个字，意思是肥猪，喝了酒可以变得肥猪那么壮。“Nio Nio主义”者喝酒跟吃饭差不多，每饭必进，有一定的分量，喝了也依然可以照常工作，无碍于事。

酒在绍兴是补品，也是应酬亲友最普通的交际品。宴会聚餐固然有酒，亲戚朋友在街上邂逅了，寒暄过后也总是这一句：“我们酒店里去吃一碗，（他们把“喝”也叫“吃”）我的”。或者说：“我们去‘雅雅’来”！——“雅雅”来说，说得这么雅致，喝酒是一件雅事便可以想象了。无论你怎样的莽汉，除非是工作疲倦了，忙里偷闲地在柜台上站着匆匆喝完一碗，返身便走的劳动者，一上酒店，就会斯文起来；因为喝酒不能大口大口的牛饮，只有低斟浅酌的吃法才合适。你看他们慢慢吃着，慢慢谈着，谈话越多，酒兴越好，这一喝也许会直到落日黄昏，才告罢休。

你觉得这样的喝法，时间上太不经济吗？但这根本便是一种闲情逸趣，时间越闲，心境越宽，便越加有味。你还没见过绍兴人喝酒的艺术呢！第一，他们喝酒不必肴馔，而能喝得使旁观的人看来也津津有味。平常下酒，一盘茴香豆最普通，要是加一碟海螺蛳或者一碟花生豆腐干，那要算是十分富丽了。真正喝酒的人连这一点也不必，在酒店喝完半斤以后，只要跑到柜台上去，用两个指头拈起一块鸡肉（或者鸭肉），向伙计问一问价钱，然后放回原处说：“啊这么贵？这是吃不起的”。说着把两个指头放在嘴里舔一舔沾着的鸡味，便算完事，可以掉过头扬长而去。这虽是个近于荒唐的笑话，却可以看出他们喝酒的程度来。第二，那便是喝酒的神情的动人了！端起碗来向嘴边轻轻一啜，又用两个指头拈起一粒茴香豆或者海螺蛳，送进口里去，让口自己去分壳吃肉地细细咀嚼。酒液下咽啯然作声，嘴唇皮咂了几下，辨别其中的醇味，那么从容舒婉，不慌不忙，一种满足的神气使人不得不觉得他已经暂时登上了生活的绿洲，飘然离开现实的世界。同时也会相信酒楼中常见那付“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对联，实在并没有形容过火了。

在从前，“生意经”人和种田人都多数嗜酒，家里总藏着几坛，自用之外，并以饷客。但近年来却已经没有那样的豪情胜慨，普通人家，连米瓮也常常见底，整坛的老酒更其难得。小酒店的营业一天比一天清淡，大的酒楼酒馆都雇了女招待来招徕生意，上酒店的人大都要先打一下算盘了。只有镇上那些“滥料”的流浪汉，虽然肚子一天难得饱，有了钱总还是倾囊买醉，踉踉跄跄地满街发牢骚骂人，寻事生非，在麻醉中打发着他们凄凉的岁月。

自己在故乡的几年，记得曾经有一时也常爱约几个相知的朋友，在黄昏后漫步到酒楼中去，喝半小樽甜甜的善酿，彼此天海天空地谈着不经世故的闲话。带了薄醉，踏着悄无人声的一街凉月归去——并不是爱酒，爱的是那一种清绝的情趣——大概因为那时生活还不很恐慌，所以有这样的闲情逸致；要是在今日，即使我仍在故乡，恐怕也未必有这么好整以暇的心绪了吧？

载第1卷第10期（1935年2月5日出版）

像片

/ 老舍 /

在今日的文化里，像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没有名人字画，没有石的或铜的刻像，似乎还可以下得去；设若没几张像片，或一二像片本子，简直没法活下去！不用说是一个家庭，就是铺户、旅馆、火车站、学生宿舍，没有像片就都不像一回事。电车上“谨防扒手”的下面要是没有几片四寸的半身照像，就一定显着空洞。水手们身上要是不带着几张最写实不过的妖精打架二寸艺术照像，恐怕海上的生活就要加倍难堪了。想想看，一个设备很完全的学校，而没有年刊或同学录，一个政府机关里而没有些张窄长的这个全体与那个周年的像片！至于报纸与杂志，哼，就是把高尔基的像误注为托尔司太的，也比空空如也强！投考、领护照、定婚、结婚、拜盟兄弟，哪一样可以没有像片？即使你天生来的反对照像，你也得去照；不然，你就连学校也不要人，连太太也不用娶，你乘早儿不用犯这个牛脖子——“请笑一点”，你笑就是了。儿童、妇女、国货、航空，都有“年”。年，究竟是年，今年甲子，明年乙丑，过去就完事；至于照像，这个世纪整个的是“照像世纪”。想想，你逃得出去吗？

还是先说家庭吧。比如你的屋中挂着名家的字画，还有些古玩，雅是雅了，可是第一你就得防贼。门上加双锁，窗上加铁栅，连这样，夜间有个风声草动，你还得咳嗽几声；设若是明火，进来十几位蒙面的好汉，大概你连咳嗽也不敢了。这何苦呢？像片就没这种危险，谁也不会把你父亲的像偷去当他的爸爸，这不是实话么？

就满打没这个危险，艺术作品或古玩也远不及像片的亲切与雅俗共赏。一张名画，在普通的人眼中还不如理发馆壁上所悬的“五福临门”，而你的朋友亲戚不见得没有普通人。你夸奖你的名画，他说看不上眼，岂不就得打吵子？像片人人能看得懂，而且就是照得不见佳也会有人夸好。比如令尊的像片加了漆金框悬在墙上，多么笨的人也不会当着你的面儿说：“令尊这个像还不如五福临门好看！”绝对不会。即使那个像真不好看，人家也得说：“老爷子福相，福相！”至不济，也会夸奖句：“框子配得真好！”

以此类推，尊家自己，尊夫人，令郎令媛，都有像片，都能得到好评，这够多么快活呢？！况且像片遮丑，尊家面上的麻子，与尊夫人脸上的小沙漠似的雀斑，都不至于照上；你自己看着起劲，朋友们也不必会问：“照片上怎么忘掉你的麻子？”站在一张图画前面，不管懂行与否，谁都想批评批评，为表示自己高明，当着一个人，谁也不愿对他的面貌发表意见；看像片也是如此。

有像片就有话说，不至于宾主对愣着。

“这是大少爷吧？”

“可不是！上美国读书去了。”

“近来有信吧？”

打这儿，就由大少爷谈到美国，又由美国谈回来，碰巧了就二反投唐再谈回美国去，话是越说越多，而且可以指点着像片而谈，有诗为证，句句是真，交情乃厚。

最好是有一二像片本子。提到大少爷，马上拿出本子来：

“这是他满月时候照的，他生在福州，那时先严正在福州作官。”

话又远去了，足够写三四本书的。假若没有这可宝贵的本子，你怎好意思突乎其来的说：先严在福州作过官？而使朋友吓一跳，当时你的脑子有毛病。

遇上两位话不投缘，而屡有冲突起来的危险的客人，像片本子——顶好是有两本——真是无价之宝。一看两位的眼神不对，你应当很自然的一人递给一本。他们正在，比如说，为袁世凯是否伟人而要瞪眼的时候，你把大少爷生在福州，和二小姐已经定婚的照片翻开，指示给他们。他们一个看福州生的胖小子，一个看将要成为新娘子的二小姐，自然思想换了地方，一人问你一套话，而袁世凯或者不成为问题了。要不然，这个有很大的危险。假若你没有像片本子，而二位抓住袁世凯不撒手，你要往折中里一说，说二位各有各的理，他们一定都冲着你来了；寡不敌众，你没调停好，还弄一鼻子灰。你要是向着一边说话，不用说，那就非得罪一边不可，也许因此而飞起茶碗——在你家里，茶碗自然是你的。你要是一声不出，听着他们吵，赶到彼此已说无可说而又不想打架的时候，他们就会都抱怨你不像个朋友。你若是不分青红皂白而把客人一齐逐出去，那就更糟，他们也许在你的门口吵嚷一阵，而同声的骂你不懂交情。总之，你非预备两个本子不可！

赶到朋友多的时候，你只有一张嘴，无论如何也应酬不过来，像片本子可以替你招待客人。找那不爱说话的，和那顶爱说话的，把本子送过去；那位一声不出的可以不至死板板的坐在那里，那位包办说话的也不好再转着弯儿接四面八方的话。把这两极端安置好，你便可以从容对付那些中庸的客人了。这比茶点果子都更有效。爱说话的人，宁可牺牲了点心，也不放弃说话。至于茶，就更不挡事，爱说话的人会一劲儿的说，直等茶凉了，一口灌下去，赶紧接着再说。果子也不行，有人不喜欢吃凉的，让到了他，他还许摆出些谱儿来：“一向不大动凉的，不过偶尔的吃一个半个的，假如有玫瑰香葡萄之类！”你听，他是挖苦你没预备好果子。像片本子既比茶点省钱，又不至被人拒绝，大概谁也不会说：“一向讨厌看像片！”

像片里有许多人生的姿体，打开一本照像，你可以有许多带着感情的话。假若你现在的事由不如从前了，看着像片，你可以对友人说：“这是前十年的了，那时候还不像这么狼狈！”这种牢骚是哀而不伤的，因为现在狼狈，并不能抹杀过去的光荣，回忆永是甜美的。对于兄弟儿女，都能起这种柔善的感情：“看，这是当年的老六，多么体面，谁能想到他会……”你虽然依旧恨着老六，可是看着当年的照片，你到底想要原谅他。看着像片说些富有感情的话，你自己痛快，别人听着也够味儿。设若你会作诗的话，顶好在像片边题上些小诗，就更见出人生的味道。

不过，有些像片是不好摆进本子去的，你应当留神。歪戴帽或弄鬼脸的，甚至于扮成十三妹的像片，都可以贴上，因为这足以表示你颇天真，虽然你在平日是个完全的君子人，可是心田活泼泼的，也能像孩子般的淘气，这更见英雄的本色。至于背着尊夫人所接到的女友小照，似乎就不必公开的展览。爽直是可贵的，可是也得有个分寸。这个，你自然晓得；不过，我更嘱咐你一句：这类的像片就是藏起来也得要十分的严密，太太们对这种玩艺是特别注意的。

载第13期（1936年9月5日出版）

灯

/ 靳以 /

于一切的记忆之中，灯——或者就说是火亮，最能给我一些温煦之感。这不能说到只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都是如此罢。但是还要加以一点说明的，我并不喜欢那十分堂皇耀目的华灯，（甚至于我还许背脸去，）我爱着那若有若无像鬼火一样，像晨间的微光一样，像映在水中的晚霞一样的……

想到最早的事，就是小的时节，在晚间为仆人背了送到家中去，总是有另外一个仆人提了纸灯笼走在前面，我爱着那灯，我睁大了眼睛在望着；可是渐渐地那摇摇幌幌的光晕会使我的眼睛温柔地疲倦了。而那摆着的黄黄的光亮，却一直好像在我的眼前，虽然我已经闭上了我的眼睛。

有一次却是在我起始离开故旧的时候，我已经长成了，我走向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天的晚间我失迷了路途，我不知道要如何才能走回我的寓所，我只知道我是才从彼岸过来，这边也只是荒野。我是十分焦急地站在那里，在那情况中，已经有了露宿一夜的可能，我张望着，于是我远远地望到了远远灯火的光亮，我就朝了那面走着。那并不是一条平坦的路，又因为在阴雨之后，几次我是走在泥泞之中，污水没了我的脚踝，我的鞋也是几次将被黏去，可是抬起头来，我知道那光亮是更近一点了，我就欣喜着抹下脸上的汗，再拔起脚来走着。终于我是投身到了那光亮之中，我是已经站在街路之上了。在一番跋涉之后，我回到我安身的所在。

但是时常为我所经历着的，却是在任何一个城中走着夜路，为一些窗间的灯光给着稀有的温暖。路也许是长的，夜也许深了，独自一个人如孤灵一样地在路上走着，冷了么，便拉起衣领来，偶然地就望到了透出来的光。那光几乎是一直照在我的心上，如果有那慷慨的主人，我能不顾一切地走进那所房屋。但是我知道那只是我不着边际的玄想，我惟有加紧了脚步，频频回首。

还记得有着那样的一个晚上，为了一时的高兴，和同住的K君点起了五枝或六枝洋烛。也许那正是新年的时候，远处有着爆竹的声音，岑寂是更重地扑到我们离家人的身上。每个火焰在跳动着，在墙上更错综地映着无数的影子，于是我们快活了，觉得像是这屋子里装满了人，就坐下来，凝视着那些点燃着的烛，我们高兴地剪了这个的焦芯又剪了那个的。

而今呢，一盏座灯，几乎是我最亲近的友人了。它立在我的案头，它分去我的凄凉与孤寂，它给我光，恰足照了我自己，好像，我并不需要更多的。

我爱灯，我爱着火亮。

若是身为一只飞蛾，为什么不急速地投到火的胸中去呢？谁能说这是蠢盲？说着的人，也许正是不知道自己的一个蠢人罢？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出版）

牛乳

/ 东方 /

十二三年以前我曾在“北京”李阁老胡同的牛棚里看过挤牛乳的事情。印象很深：挤牛乳的人，实行动手勒取以前，先使小牛到乳头上面去吮一下子。小牛一到母牛的身旁，连忙衔上乳头去吮。当初好像没有乳汁出来，小牛暂且吐出乳头，脑袋在母牛的身上撞几下，再衔上乳头去吮。

可是，小牛刚吮得滋滋有味，挤牛乳的人，当即去牵开了，不管小牛的贪恋，随手绊在一根柱子上，使得不能够跑近母牛去。于是用手去勒母牛的乳头，乳汁就阵阵地出来，浇到白铁桶里，嘎嘎的响。母牛微合着眼睛以为正在喂小牛的样子，小牛睁大着眼注视挤牛乳的人，我看得很觉残忍。

前年旅居成都，在街上常常看到牵过一头母牛，后面跟着头小牛。说是有些人怕牛乳不新鲜，或者羼上水，所以要牵得母牛到门口来当面挤。小牛的嘴巴上套着个篾丝圈；在挤乳汁以前，把篾丝圈去掉，使小牛先去吮一下乳头。等到乳阵来了，把小牛拉开，再套上篾丝圈。虽然不到柱子里去绊住，张不开嘴巴，也就不能够去衔乳头。

有一次，看到母牛的后面没有跟着小牛，却有一张小牛皮头，头尾和脚都齐备，压得扁扁的，由一个小孩子挟着一道走。我有点觉得奇怪，就跟了上去。

在一家的门口停下了，里面的人拿出来了杯子以后，夹着小牛皮的孩子就走到母牛的头旁，使得拖在牛皮上的小小的尾巴，显现在母牛的眼前。母牛也就微合起眼来，乳汁阵阵的勒出，杯子里接连嘎嘎的响。

看了这情形，我才明白，母牛的出乳，并非只是吮或者勒的关系就行，是更需要心理作用的。

今天偶然到龙王官街去走走，又看到了相像的情形。不过小牛的皮是卷着的，挂在母牛的角上。这里惯吃小牛肉，很嫩，容易烧熟，许多人都喜欢吃，大概这只小牛的肉也是被人吃掉的了。可是仍然要母牛出乳，所以把皮挂在角上。

乳汁是一种精液，如果不流出，可以变成功血，也可以做成功肉。母体牺牲这种精液，原为养育子女。母子之爱成于天性，为着子女，什么都肯牺牲。牛有悟性，要见着了小牛的形态，才肯放出乳汁来。可是人更聪明，会得假骗；只有悟性，缺乏理性的牛是上当的了。可见人终究是“万物之灵”！

载第1卷第11期（1935年2月20日出版）

中国画的文人画(12)

/ 傅抱石 /

中国的艺术思想，还是受着几千年前的儒家道家思想的支配，直至今日，或亦不能说有了多大的变化。虽然洋风已吹了若干年，但大多数，还只是表面，只是某种极小限度的表面，对于传统的一切，可谓依然故我，维护得相当周密的。所以中国画的历史，只有技法上的歧异，表现的最明显，因此就把所以歧异的内在原因遮没了。此外只是些画人的传记，和画坛的故事，此外便没有什么。这种情形，在民国计六年六月以前，决无例外。

中国画两条不同的道路，南宗北宗，作家画文人画，作不得已的进展。因为如此，到了南宗的时候，便大家都感着疲倦、乏味、牵强……，而同时又想不出超越死范围的办法。于是南宗也好，北宗也好，自然的形成了一种“流派”而流派化。自元代以后，固然稍稍换了换面目，但不过是文人画——假定南宗——更合乎传统的思想，把院体——假定北宗——打倒了而已。明代的文沈唐仇，清代的四王恽吴，谁又不是文人画流派化后的小流派化？缩短一点说，二百年来的中国画，都被流派化的文人画所支配。这种势力，说起来怪可怕。日本足利时代起，也被它征服得利害，虽然日本人善变，然我们不能说不是十三世纪日本刊刻《论语》等经书的原因吧？

客观的看看，文人画的确是代表中国的绘画。它的源远流长，简直非后起的欧洲绘画可比！因为它抓住了中国人的心，任何反动的势力，都不能有所摇动，有所改变。它具备某种程度的固定样式，只要你见着它，便会起一种“神游于古画”的共鸣。大多数画人，无非是这些“样式”的复制。再严格的说，自南宗以来，文人画家只有技巧的熟与不熟的问题，没有新样式的创造。只有“公式”的练习，没有自我的抒写。一部分人虽提“笔墨”、“性灵”等口号，试问躲在斗室之中，下笔即为古人所囿，有什么“笔墨”、“性灵”呢？

基于上面的论述，中国画是“求心状”的，从外向内面钻。钻的太久，自然会头碰头。所以中国画人的相对，惟有来一个会心的微笑，彼此心照不宣。

中国画便在这种状态中，反复的咀嚼古代的残余。

作文入画，要有必需的几个条件。清代的画论，讨论这条件的很多。陈师曾作《中国文人画之价值》一文（见《中国文人画之研究》）说文人画家，第一是要有“人品”，第二是要有“天才”，第三是要有“学问”。再看扬子云说的“画，心画也”，和邓椿说的“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的话，可见陈师曾的画法，并不是没有理由和根据。因为中国自元以后，已把绘画看做画家一切的寄托，是画家人格思想的再现，是纯粹的艺术。所以绘画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

现在的一切，只要将五十年前的一切来比较，任何部门，都起了急剧的变动。处在今日，耳目所接，当非从前那种形象，甚至因了生活方式的转易，每个人的感受，也自不同。根据文化的历史，中国在这时候，需要一种适合现实的新艺术，自无问题。然而我们放眼看看，现在的中国绘画，和“现代性”有关系么？许多批评中国画不合现实的理论，姑不管它。就中国画的本身而论，它的缺陷实在太多。不过这里所谓缺陷，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是说画的本身早已僵化了，布局、运笔、设色……等技法的动作，也成了牢不可破的定程。我们很明了，若是画家的脑子没有死守着传统的方法的话，恐怕谁都有极度的烦闷，谁都有想改革的念头。然而结果似乎太惨，虽千年来的潜势力，还整个笼罩了画家的心，束缚得使你动也不能动。中国画的不进步，说明了又没有多大希奇。

就取材上说，文人画是“消极”的，“颓废”的，“老”的，“无”的，“隐逸”的，“悲观”的。它是中国士大夫狭义的人生观，譬如在政治上玩得腻了，看看——或者画画——这种东西刺激刺激，博一个风雅的名儿。我们想想，今日的中国，是什么时代？是什么环境？若把艺术从“伦理”“道德”上看，这种制作，是否有继续发扬的必要？况且这种大理石似的公式，许多年来没有人打得破，发扬也终究是一句似是而非的空话。

中国绘画，无论如何是有改进的急迫需要。

载第34期（1937年7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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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文为傅抱石《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一文中的第一节。——编者注

陀螺的梦(13)

/ 芦焚 /

随手拈来了这个题目，意义上自己也还有些模糊，大有Inspiration的嫌疑。殆说是Inspiration，也确感到一些模糊的印象。以不大清楚的印象写起来，总少不了刺手的；也未始不想到剽窃。世人多认剽窃是罪案，而我们真的板起面孔（啊！那可还了得！）审理起来，即令我们的子孙也还辨他不清。偷盗一事之所以在文学界不被重视，许是因为都与剽窃有难解的纠葛。但也不定冤枉好人。记得《陀螺》什么的文章似有人做过，因为仅在书局广告上瞥到，文章既没有读过，什么装束也未曾一会，想偷，书弄不到手，终极不过幻梦而已。

几乎将近二十年了，那时自己还没有桌那么高，常从表姊们耍，玩具之中就有叫“陀螺”的。现在依稀的还记得，陀螺大抵是砖磨就的，尖尖的有如牛心。有尖的一端抵住地，有鞭很定律的抽，它就毫无不愿的神色的转。近十余年不常见了。自己拜过圣人，再玩这种村姑们的游戏，别人看不起；也不曾看见别的孩子玩。大抵为舶来品的洋囡囡驱逐到天国去了。被驱逐当然不是好的兆头，无如狂澜既倒，其如之何？许也是命运使然罢！

回想起陀螺给我们的快慰，多半被遗忘了。单就他以尖尖的独脚不倦的旋转，无知的小心内不晓得起过多少次奇怪的念头。已够噙着水的小眼睛，仰望着流云的天空，冥想三日不知肉味的了。我们的快乐，犹之陀螺的厄运——陀螺有知，会不会和我们一样的流泪！何况我们时常虐待它，在无情的鞭下疲于奔命，时或把它丢在冷冷的匣子里，时或把它掼入暗淡的角落。现在无端的感到“吾亦陀螺”宁不慨然。

时常有朋友谈论使人头昏的问题，大约总逃越不了“社会”，间或各持极端，两不相下，因此竟弄得意气口角；既而弄到双方都出了友谊范围，于是喟然叹曰：“在这个社会里做人难。”光景仿佛说：“算了吧，鞭子依然在脊梁上跳舞呢。犯不着！”冷笑一声，各自平安的散了。在这个社会里做人真难吗？我意倒不以为然！做人难呢，而这社会中“人”并不曾存在；若仅仅论吃饭、穿衣、弄女人，各守自己的阵地，惟恐不进取，惟恐落伍，惟恐——有什么难！惟只陀螺倒真有些左右为难了。譬如跋涉然，路如果仅仅只一条，定会给我们无限的勇气；反复只那么一条，既没有选择的余地，当然也不必考虑。陀螺不称意的地方正多，偏路只有两条，东呢，西呢，赖乎我们的选择。作算西惬我们的意，谁愿老老实实的跟在太阳屁股后头入山？作算东对我们的劲儿，风霜正在前面，只要白光一闪，马上送你和上帝打交道，鸣乎哀哉，祝君幸福。况且太阳和月亮都在冷冰冰的盯着你哩！

陀螺的父母，陀螺的祖宗造就了的命运，一边是血肉的碗碟，一边是生命，要捡哪一边呢，究竟要捡哪一边呢！这种悲惨的“宿命”，只造下了一份左右为难的惶恐的旋转；另一面就是不打自倒了。

陀螺从未得到它适当的重心，只随东就西的补纳着破绽的生活；虽然一团糟，堆在坑里也还会发酵，日子多了就臭不可闻。自己也未始不吆喝着货真价实，毫未羼假，而人总老掩着酸液两筒的鼻子苍蝇也似的骚嚷着：“啊，可怜一团糟！”而吾等陀螺并不曾感觉得自己怎样可怜，比如一个朋友曾声色俱厉的说：“如此一往，你将不可救药。”后来不曾再理我。想他的怕我如虎列拉然（不敬得很，实在他也是一陀螺），自己也只以冷笑置之：“糟就糟下去罢，救什么呢！”不过我也还有自己的希望。

希望自己找到一个惬意的爱人，（又来了！）所爱的人就皱着眉，不这样仿佛她就要呕吐的说：“你只是一个陀螺，见过！”

我恍然大悟道：“既不佩有爱人，就来一个女人吧。”

“臭不可闻的，你有什么？等着铁树开花，雄鸡生卵，等着吧！”女人都会撅着嘴巴。我的天！

许多年过去了，我只沉默着。于是女人来了：“呢，先生——”我知道她需要什么，不等她说完，我就截住了：

“等着吧——”

我所爱的那人也来了，眼里带着狐媚的笑：“现在——”我摇着头虚伪的叹息着：“只是一个陀螺，你见过！吾爱！”——终于是一个梦！我依然沉默着。

“春天总还不差，别的季候是无用的，否则还不如冬天永远威临人间，让我们都死掉好。”于是幸灾乐祸的喜鹊嘲弄我：

“你没有疯呀！”我点了点头，也就默然了——又是个梦，陀螺的梦。

日子又过去了。不需要什么东西再扰乱我，诸如那些。我期待着“安定”——我有我应当做的工作，有吃的住的（绝不要鱼翅），凡我所需要读的书都应有尽有，没有一个我不高兴的人打搅我，而且——也还是梦！何况自己又是陀螺！陀螺的梦当然更靠不住。即令还有到来的时候，但也和闪灼在天际的微光一样渺茫啊！

我想还是我们这等人都死掉好，不然陀螺的儿子，孙子，曾孙——啊呀，也还是梦！

载《现代》第3卷第3期（1933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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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文节选自《陀螺随笔》。——编者注

民·风·民·俗

宁波滩簧

/ 子钦 /

宁波滩簧土名叫做“串客”。最初原是农民们自己扮演自己欣赏的，现在虽有许多靠滩簧吃饭的人，住在乡间，所谓“串客班”，有许多还是非职业的组织。

“串客”自清末便入禁例，原因是它“诲淫”。但禁尽管禁，演还是演。东钱湖西岸几个渔民村落，每逢渔汛过后，打鱼汉子回家欢乐的时节，演起“串客”来，一个村落，常接续演至几十天。有许多地方若房屋遭火，火后须以“串客”谢火神，俨然一种成规。大概愈是所谓“不开通”的地方，演唱的愈多；开通地方，士绅多，警察易到，就演唱也只好偷偷摸摸地秘密进行了。年青的种田汉子，他们不但爱听，且有许多想上台唱给他人听。趁闲暇学腔调，学姿势，背唱辞，背“向口”，和他种戏迷没有两样。他们利用着一点点的识字能力，从五六个铜子一册的唱本上，学习戏中辞句。唱本中别字简字俗字满眼都是，他们全从声音上去领会，论了解，却比任何“读书人”都迅速。

“串客”在形式上是一种戏剧；唱起来也用戏台，也有后场；不过比较大戏，那是简单多多了。通常四口“稻桶”翻转来，铺上几块板，便成戏台了。演戏的，至少两个人，多则五六个也够了。后场通常三个人。脚色以一旦一丑（丑或名生）为基本。旦丑俗称里外口。里口须装尖嗓子，外口又叫做“花”，扮相有时为花脸，有时为小生。丑旦之外，有老旦与“刁”（小旦），这是配角。配角总名叫“衬”。衬有上场不上场二种，上场的当然是个实在脚色，不上场的则由后场兼代。后场开口的，有时也称作“内”。一个“串客班”上场人马少的三四个，多的十多个，数起来以一丑一旦为单位，如说“八花八旦”，那是最盛的班底了。

演唱的时候，没有背景，道具也极简单。旧戏中符号式的动作，在滩簧也是一样地使用着的。扮相随其所代表的人物而异，（但大概不出这几种人，女的是闺女尼姑，丫头，男的是书生、浪子、小贩），脸上粉墨，大概和皮簧戏差不多。服装都是时装。

戏辞可分为唱白两种。唱辞以三字句七字句为多，但也有长至十余字的。它是滩簧中较重要的部分，分量多，而大段的唱辞又最能引动听众的兴趣。这大段的唱辞多半出于丑角口里；大概每出总有一二段，多的有三四段（如《十弗许》），长的有三四千字（如《借还披风》）。唱辞并无定式的唱谱，只是每句长短的时间的限度，每句开首和煞尾有固定的唱式，同时在必要的地方都押韵。一段开首处，有一次停顿；通常开首有二胡相伴，至停顿后便给奏一段过门。停顿时大概拖长末尾第二字的字音，不过时间并不长（如《马浪荡》丑上场唱“桂子花开八月啦——黄”）。但短段常没有开首的停顿。一段末了的地方，例有末尾第二字的拖长唱，时间较长；这时候便接上二胡的过门。唱辞就本质说，可以分为二种，一种是故事以内的，一种是故事以外的，前者必须照唱，后者可以增减变换。故事外的唱辞，多是不相干的材料所组成，我们可以称它为“时饰的唱辞”。“时饰的唱辞”可以随意变花样，但常是群众所最爱听的。其次说白口。白口亦有故事内的与故事外的两种；前者是唱本上固有的，后者则是临时加入的“插科”。

“后场”通常在戏台的后部。它的任务除了替不出场的人物发声之外，便是奏弄乐器。“串客”所用的乐器很简单，只有二胡、小锣、板鼓几种。

宁波滩簧的种数，据寻常所见的名目计来，约在五十种以上。不过有一种分为几种的（如周老龙），有一种而有几种名称的（如徐老增算命）。此外有许多以唱时新小调为结尾的滩簧，情节结构都极简单而雷同，名称多半有个“卖”字在首，如《卖石榴》、《卖橄榄》、《卖佛手》等，只要换一样卖的东西，便有一种名称，所以说名称可以多至无数，而论内容，只可算一种。

每一种里面都包含着一个简单的故事。这些故事我曾把它分析成五种典型，一是闹着玩的，二是叙私情的，三是勾诱异性的，四是谈名礼的，五是模仿日常生活的。不过论分量，二三两种最多，论趣味，也以二三两种最见精彩。男女的私情简直可说是“串客”的“灵魂”。但是这种私情大体说来是粗野的、平凡的，或者也可说是恶俗化了。虽是“文质彬彬”的小生，说起话来，赤裸裸地什么秽亵都不避，尤其是所谓插科，动不动便说到情欲上去（无怪道学先生们一心要把“串客”除灭了）。这是一点。其次，“串客”是一种重“游戏”的戏，它的收场总是喜剧的。戏中到处都是滑稽的言辞和动作，有时明明是个严肃的场面，表演的人，还使用着引人发笑的插科。油腔滑调，无微不至，同时，上面说的故事外的歌辞与白口，在戏中地位常比帮事本身还重要，它的分量也常超出帮事内的言辞几倍。再就演者与观众的态度来说，他们可以不顾情节，或竟不要情节，只要大家开心发笑，便算满足了。最后“串客”是民间的戏：它是由民众造成，为民众所培养，为民众所享受的，它所描写的，常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大概从来源上，它随着若干“才子佳人式”的成分，但现在是面目全变了，它已经变成极粗俗的东西了。

说起来源，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串客”是怎样发生怎样养成的；但大概的推测起来，它的根源是苏滩——是苏滩中的“后滩”，不但有许多名目相同，油腔滑调的演法彼此相差无几，“才子佳人式”的内容，也当是它的老祖宗昆戏的遗物。不过它流落到乡间，和山歌结在一起，变成山歌的戏剧或戏剧的山歌了。

载第2卷第8期（1935年7月5日出版）

野台戏

/ 姚广滨 /

农村还没演破产惨剧以前，在我的故乡，人们最感快乐的时期要算是旧历每年的正月间。这时田间没有工作，天然给永远不知辛苦的农民一个休息的机会，因而人们有工夫探探亲，玩玩赌。可是最使人们兴奋的却是或远或近的村子里演着的野台戏。所以一台野台戏总可以有成千成万的观众。演野台戏的目的大概一半为酬神，一半为娱乐。而多在正月开演的原因，无非为利用人们正是有闲的机会。

我幼年的时候竟是一个野台戏的迷恋者。无论距自己的村子多远，只要听到那里演戏，一定要求大人同我去看。乡间的野台戏确有一种特殊的风味，在其他任何娱乐场中是不能得到的，尤其在都市里。现在我回忆起来，还感到说不出的亲切。

用木板和苇席扎起一人多高的台子，这就是舞台。观众是一人挨一人地站在地上，拥挤自然用不着说，身体弱的和小孩子绝对没有份儿。假设不自量力，挤到里边，说不定会有性命之忧。这群观众之外，周围放着车辆，有本村的，有从远处来的。上边的人物，是浓妆淡抹的妇女和衣饰整齐的小孩子。卖东西的比任何集市都齐全，由吃的玩耍的一直到实用的无不应有尽有。小贩的人数比观众的人数不在以下，用着各种不同的叫喊，作推销货物的广告。戏台后面照例摆着多少架西洋景，耍西洋景的人伸长了脖子唱着富于诱惑性的曲子以招来顾客。各种赌博，公开地开设着，人老是围得风雨不透，胜利的欢笑、失败的诅咒从人们的嘴里流出来。卖茶汤的大铜壶上的汽笛，呜呜乱叫。跑马场里的绅士和公子们抖威风的欢呼，带着尘土冲上天空。台前观众对于女戏子含有不正当意味的起哄，不时爆发起来。这一切的一切，把一块荒凉的野地竟形成了喧嚣纷乱、有声有色的所在，使人们的心沸腾起来，使人们忘掉了一切。在这种场合，最活跃的人物是有钱有闲的大少。他们打扮得油头粉面，在妇女们的车前来回走动。只要你肯在暗中留神观察，你会看见他们贼眉鼠眼地把眼波向比较漂亮的女人身上送，凑巧那个女人还看他一眼，他那种受宠若惊、抓耳挠腮的状态，真够使你开心。还有一种人，也是专向女人身上寻开心，那就是所谓流氓之类。他们所用的手段同大少不同，他们不会搔首弄姿地卖弄风情，他们却是单刀直入地胡干：挤进人特别拥挤的地方，突然向女人的某处摸这么一把；穿到车空儿，乘女人一个不留神，猛地将她的鞋子脱掉拿走；有时还会拿着短刀——俗名腿叉子——从戏台板缝向女戏子的脚来一下，当女戏子“唉哟”的一声喊叫，观众里立刻就有人出来报奋勇，打抱不平，嘴里喊出“打这不吃人饭的野小子”，因而台上台下起了纷扰。这形形色色，正好形成了野台戏那种特殊的风味。

近十几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战的频仍，土匪的蜂起，农村走入了破产的运命；人们已到了救死不暇的地步，哪还有力量和心情去享受娱乐的乐趣呢？所以野台戏在我的故乡已经宣告绝迹了。农民唯一的休息娱乐时期，也只好在嗟叹愁苦中挣扎度过。

载第1卷第11期（1935年2月20日出版）

昆曲

/ 叶圣陶(14) /

昆曲本是吴方言区域里的产物，现今还有人在那里传习。苏州地方，曲社有好几个，退休的官僚，现任的善堂董事，从课业练习簿的堆里溜出来的学校教员，专等冬季里开栈收租的中年田主少年田主，还有诸如此类的一些人，都是那几个曲社里的社员。北平并不属于吴方言区域，可是听说也有曲社，又有私家聘请了教师学习的，在太太们能唱几句昆曲算是一种时髦。除了这些“爱美的”唱曲家偶而登台串演以外，“职业的”演唱家只有一个班子，这是唯一的班子了，就是上海大千世界的仙霓社。逢到星期日，没有什么事情来逼迫，我也偶而跑去，看他们演唱，消磨一个下午。

演唱昆曲是厅堂里的事情。地上铺了一方红地毯，就算是剧中的境界；唱的时候，笛子是主要的乐器，声音当然不会怎么响，但是在一个厅堂里，也就各处听得见了。搬上旧式的戏台去，虽然在一个并不广大的戏院子里，就不及平剧那样容易叫全体观众听清。如果搬上新式的舞台去，那简直没有法子听，大概坐在第五六排的人就只看见演员拂袖按鬓了。我不曾做过考据工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演唱昆曲的戏院子。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上看来，似乎明朝时候只有绅富家里养着私家的戏班子。《桃花扇》里有陈定生一班文人向阮大铖借戏班子，要到鸡鸣埭上去吃酒，看他的《燕子笺》，也可以见得当时的戏不过是几十个人看看的东西罢了。我十几岁的时候，苏州城外有演唱平剧的戏院子两三家，演唱昆曲的戏院子是不常有的，偶而开设起来，开锣不久，往往因为生意清淡就停闭了。

昆曲澈头澈尾是士大夫阶级的娱乐品，宴饮的当儿，叫养着的戏班子出来串演几出，自然是满写意的。而那些戏本子虽然也有幽其密约，劫盗篡夺，但是总之归结到教忠教孝，劝贞劝节，神佛有灵，人力微薄，这除了供给娱乐以外，对于士大夫阶级也尽了相当的使命。就文词而论，据内行家说，多用词藻故宝是不算希奇的，要像元曲那样亦文亦话，才是本色。然而就是像了元曲，又何尝能够句句同口语一般，听进耳朵就明白？况且昆曲的调子有非常迂缓的，一个字延长到了十几拍，那就无论如何讲究辨音，讲究发声跟收声，听的人总之难以听清楚那是什么字了。所以，听昆曲先得记熟曲文；自然，能够通晓曲文里的词藻跟故实那就尤其有味。这又岂是士大夫阶级以外的人所能办到的？当初编撰戏本子的人原来不曾为大众设想，他们只就自己的天地里选取一些材料，演成悲欢离合的故事，藉此娱乐自己，教训同辈，或者发发牢骚。谁如果说昆曲太不顾到大众，谁就是认错了题目。

昆曲的串演，歌舞并重。舞的部分就是身体的各种动作跟姿势唱到哪一个字，眼睛应该看哪里，手应该怎样，脚应该怎样，都由老师传授下来，世代遵守着。动作跟姿势大概重在对称，向左方做了这么一个舞态，接下来就向右方也做这么一个舞态，意思是使台下的看客得到同等的观赏。譬如《牡丹亭》里的游园一出，杜丽娘小姐跟春香丫头就是一对舞伴，自从闺中晓妆起，直到游罢回家止，没有一刻不是带唱带舞，而且没有一刻不是两个人互相对称的。这一点似乎比较平剧跟汉调来得高明。前年看见过一本国剧身段谱，详记平剧里各种角色的各种姿势，实在繁复非凡；可是我们去看平剧，就觉得演员很少有动作，如《李陵碑》里的杨老令公，直站在台边尽唱，两手插在袍甲里，偶而伸出来挥动一下罢了。昆曲虽然注重动作跟姿势，也要演员能够体会才好，如果不知道所以然，只是死守着祖传表演，也就跟木人戏差不多。

昆曲跟平剧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别，然而后者比较适合于市民，而士大夫阶级已无法挽救他们的没落，所以昆曲的被淘汰是必然的。这个跟麻将代替了围棋、豁拳代替了酒令，是同样的情形。虽然有曲社里的人在那里传习，然而可怜得很，有些人连曲文都解不通，字音都念不准，自以为风雅，实际却是薛蟠那样的哼哼，活受罪；等到一个时会到来，他们再没有哼哼的余闲，昆曲岂不将就此“绝响”？这也没有什么可惜，昆曲原不过是士大夫阶级的娱乐品罢了。

有人说，还有大学文科里的“曲学”一门在。大学文科里分门这样细，有了诗，还有词，有了词，还有曲，有了曲，还有散曲跟剧曲，有了剧曲，还有元曲研究跟传奇研究，我只有钦佩赞叹，别无话说。如果真是研究，把曲这样东西看做文学史里的一宗材料，还它个本来面目，那自然是正当的事。但是人的癖性，往往会因为亲近了某一种东西，生出特别的爱好心情来，以为天下之道尽在于是。这样，就离开研究二字不止十里八里了。我又听说某一个大学里的“曲学”一门功课，教授先生在教室里简直就教唱昆曲，教台旁边坐着笛师，笛声嘘嘘地吹起来，教授先生跟学生就一同爱爱爱——地唱着。告诉我的那位先生说这太不成话了，言下颇有点愤慨。我说，那位教授先生大概还没有知道，仙霓社的台柱子，有名的巾生顾传玠，因为唱昆曲没有前途，从前年起丢掉本行，进某大学当学生去了。

这一回又是望道先生出的题目。真是“漫谈”，对于昆曲一点也没有说出中肯的话。

载第1卷第3期（1934年10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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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原署名“圣陶”。——编者注

驴皮影

/ 李辉英 /

故乡从前每年的旧历五月十三是庙会日子，庙会是白天，等到夜里就演驴皮影了。庙会才只一天，驴皮影却要演上三夜：十一、十二、十三，三夜。影台子搭在关帝庙前五丈远的旷场上，台口正对着山门。这三夜，两扇朱红的山门大敞着，使关老爷坐在正殿里一直可以看到影台支出的影窗上。听说这驴皮影是用以娱乐神爷们的。神爷们成年到头尽在替众生尽护卫之责，怎能不报答报答盛意呢。

驴皮影是用驴皮（有的用桐油刷裱几次的纸）作的，把驴皮（或是油纸）剪出各式各样的人和物，然后在衣服和物上再刻些不同的花纹，和一般传奇小说中绣像图片一模一样，不同的人们的身子是活动的，譬如头部单成一部分，上身一部分，下身又是一部分，胳膊又是一部分，头同上身接合处是脖子，脖子那地方糊着双层驴皮或是油纸，中间的中套，正好安进头上余出的脖子部分。胳膊、腿和身上接连的地方，是用线系着的，在两面结着结子，脚上和手上另外还系着铁丝签子，唱影的人只消摆动签子的一端，驴皮的影人就跟着移动了。

驴皮影的影台子是用棚杆和席子搭的，离开地面有一丈五尺高，三面都围着席子，只有摆影窗一面，留出和影窗大小恰好的一块空口。影窗是白纸裱的，约有六尺长，三尺宽窗一支开来，空口就完全遮住了。台子里点几盏特号的煤油灯，照得亮亮的如同白昼，惟其如此，才能把驴皮影人的影子，很清楚地从影窗上“影”给台下的观众看。唱影的影匠们，坐在木板铺成的台面上的座位里（台面高度和人头一样齐），开始他们的工作。

我们可说，驴皮影就是人们耍驴皮人作戏。唱作都有，唱，是影匠代驴皮人唱，作，影匠动着驴皮人的胳膊腿上击着的铁签动着。驴皮影人制造一次，要费些工夫的，因为演唱的戏不是《罗通扫北》，就是《秦英征西》之类的影本，出动的人物很多。人物自然是上至皇帝下至小丑都要有，穿插的景物也都少不下的，譬如城墙、武器、战马、别严、法宝……等。唱的人，是随着出场的人物的不同，音调分着高低轻重，锣鼓是助阵嘶杀的，胡琴弦子是清唱时配着的，遇到道白时，那就别不配合其他种音乐。

驴皮人在影窗子上出没着，台下的人们就如同在看着真的故事了。看着人动，听着唱，每人的精神都放在影台子上。我是没有考据癖的，不，可以说我对于这门学问是外行的，不过，我想驴皮影从京戏本身变化出来的，这一点，想来还不至大错。这些驴皮影的一些人物，刻划得并不违反原来人物的本性，一个宰相，如果是个忠臣，他的样子一定是文质彬彬的；反之，像奸臣淫妇，也各有恰合本性的长相。因此，说着驴皮影是看变相的京戏，并不是不可以的。

小时候，约当我十一岁以前，在故乡里每年五月要看三天驴皮影的，后来随着我的进城读书，夏天是一年比一年荒乱，因为怕闹出事情，这报效神爷们的义举跟着也停止了。老实说，从前唱驴皮影时，看的人真是多极了，不但本屯的人，十个有九个要看，就是外屯相隔五六里地的人，也宁愿看完影走着夜路，而不愿放弃这项权利。后来听说另外还有一种停唱驴皮影的原因，那就是人们因为生活上的不如意，因此都不情愿从自己衣包中往外掏出几个钱给神爷娱乐。

古老的中国乡村，类乎驴皮影性质的供人娱乐的项目，恐怕还有好多种吧？不过，随着时代的进展和农村的枯涸、破败，恐怕这类的享乐玩意儿都在渐渐被淘汰了，或是自自然然地消灭了。

载第二卷第1期（1935年3月20日出版）

说相声

/ 王志之(15) /

在茶馆里，或是“扯诳埧”（即杂耍场）扯起一付不及方桌大小的篮布帐幕，一个人钻进里面去，做出各种声气，这在我们家乡——四川——叫做“相声”。

这种“相声”在性质上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荤的”，一种是“素的”——“晕的”是偏重在人类声口的描述，“素的”则偏重在雀鸟和家畜的声音模仿。

说“相声”的人钻进帐幕以后，总要伸出头来，征求听众的意见：“要晕的，还是要素的？”要是回答是：“要素的！”他的头再缩进去以后，不一会，就可以听到鸦雀叫，斑鸠叫，画眉叫，所有鸟雀一样一样的声音；接着就是牛的吼声，马的嘶声，越来越起劲，越来越复杂；最后你还可以听到一场“狗打架”——起初是一个狗叫，不会儿，听到另一个狗接上去，递起递落好像在对骂，愈来愈急，各不相让。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听到一个狗被人打了一棍，跑了，一面跑，一面叫，声音越去越远，渐渐地听不见了。这时，才从帐幕钻出头来，要钱。

“晕的”呢，大概是——

“脱！脱！脱！”敲门声音。

“谁呀？”妇人的声音问。

“我。”男人很着急的声口：“快点，是我呀！”

“喂！听到没有？来了！来了！”又是另一个人的声调。听起来是间壁说闲话的。

“管他奶奶的！”从梦中惊醒的声音。

同时，门开了，又关上；男女两人很急促地说情话，打趣，正在起劲的时候，间壁那个人又说了：

“老二哥！喂，不要睡呀！你听到没有！上床了！”

“管他奶奶的！你总爱管这些事儿！”不舒服的回答。

正在说话的时候，又是敲门声：

“脱！脱！脱！”

一边屋里的声音突然停止了，只有间壁在说：

“喂，回来了！”接着又是：

“脱！脱！脱！”

里面仍然没有响应，于是越敲越急，最后把门打坏了。

“你是干什么的？”

“我呀……”

立刻就是打、骂的声音，男人的吼声，女人的哭声；同时，间壁的人也跳起来了：

“怎么的？把墙板打坏了吗！”

“奶奶的！真要干吗？”

五个人的声音同时闹起来，显得十分噪杂，十分紧张。突然一下，什么声气也没有了。这才钻出头来，要钱。

这种“相声”的难处，是在他模仿各种声音的时候，无论你再会挑剔也听不出些儿不像处；他能同时做出各色各样的声音或声口来，使你不相信帐幕里只有一个人，我想《聊斋志异》上的《口技》一篇，大概就是描写这种“相声”的。

在北平也有说“相声”的，但情形却和前面说的不同——那是公开的（不用幕帐），并且差不多一年四季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四面用长凳拦着，听众就坐在或是站在外面，围成一个场面。至少要两个人，在里面相对清谈，或是递相问答，或是一个人在那里独白，另外一个人接脚。所谈的内容，从历史到个人的身边琐事，都是迎合着一般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因为听众都是中下层社会的人，所以他们采取的都是最大众化的普通用语。这种说“相声”，虽然也要在“口技”上见工夫，但是，前面说的那种偏重在“模仿”，这却注意在“逗乐”；前面说的那种只是听，这却并须看——要看他们的种种怪像来传神。总之，四川的“相声”偏重在“技术”，北平的说“相声”注重在“内容”。

他们的“说法”，当然不是“日新月异”的，但在他们说起来，却好像是临时“瞎聊”，你绝不会感到是已经重复过多少遍的“陈套”。譬如，一个人正坐在当中独白，说什么“人生一世，如草木一春……”，这时，对面忽然有一个人大声高气地吼了几句，把他的“独白”打断；等到他走过去，那个人又俨若无事地把头转过去，不吼了；于是又退回去坐住“独白”，但刚一开头，对面那人又吼起来。这样几次，岔住他的“独白”不能继续下去，最后不得不把那人推出圈子外去，等到回来坐住，那人也已回到原处来了，这时，双方都不说话，只对着做怪象。

“黄先生”，那人忽然显得很正经：“你这是干什么的？”

“你在问谁？”对方反问。

“就问你，黄先生。”

“我不姓黄！”

“你干吗又不姓黄呢？”

“我不姓黄就不姓黄！”对方显得是生气了：“告诉你说，我姓张。”

“啊，张先生，您贵姓呢？”

就像这样神乎其神地瞎扯，扯了半天，然后才拍到本题。

“你是干什么的？张先生”。

“说相声的”。

“什么是说相声的？”

“就是说、笑、逗、唱，给先生们解闷消愁，延年益寿。先生们在公事上受了累，到这儿来坐住听我们逗乐，心里一高兴，全身的轻气上升，浊气下降……”

说得天花乱坠，“亦庄亦谐”，这算是他们的“开场白”。接着就或是唱或是说。他们唱的，大概是什么“十八扯”，“姜太公卖白面”……等等，或是把旧剧中的某一段抓来乱演，闹得一塌糊涂，使听众笑得前仆后仰。至于“说”，则一个人的“独白”，在滑稽中带讽刺；要是两人对说，则总有一个人装得傻木溜鸠，专门来吃亏的。譬如刚才的“开场白”说完，他们又问探了半天，原来才是街坊；他们又一问一答地说出来，因为说“相声”，整天都在外面，晚上要很迟才回去，所以彼此虽是街坊，都没有见过面。

“啊，这样说来，你我简直是亲哥儿俩！你的爸爸就是我的爸爸，你的妈就是我的妈”，每说一句对方都好像受宠若惊地答应着，最后听说：“你的媳妇就是我的媳妇”，态度就突然变了：

“那可不成！我的媳妇不能是你的媳妇！”

就这样说下去，差不多尽在封建关系上做文章，一个总在占便宜，一个总吃亏，就这一反一覆地使听众发笑。

“独白”也有对于某种人极尽尖酸刻薄的描述的，譬如要表现“老西”（山西人）的见小，他就说出一段故事来，在开始的时候，照例总是要声明一番的：

“我说的是我们那块儿的，要是在坐的有山西人，都是我的爷爷！都是我的老祖宗！”

大概说是一个“老西”，接到他家里的信，知道他的媳妇给他养了一个私生子，所以他不能不赶回去。虽是在外面找了不少的钱，但舍不得花销，不敢坐车，背起包袱来走。走到中路，遇到一条大河，走不过去了，只得叫船来渡他。

“劳您的驾，您把我渡过去。”

但撑船的知道“老西”的毛病，说话尽管甜，钱是不拿出来的。

“渡过去也不打紧，只是要先给过渡钱。”

“老西”看到没办法，只得问：“你要多少钱？”

“一百子儿。”

“十个子儿成不成？”说着就要脱鞋，“要不成我就要走过去。”

船老板不答应，“老西”就把袜子脱了，一只脚已经踏在水里，才又问：“二十子儿成不成？”对方不答应，又把那只脚也踏进水去，“三十子儿成不成？”回答还是“不成！”于是又向河里走了几步，水淹了脚腿了，老西又问：“四十子儿成不成？”就像这样一边往河中走，一边在添价——水淹到大腿，船价添到五十；淹到肚子，添到六十；淹到心口，添到七十；船老板不答应，“老西”仍然向河心走；河中的浪头太大，老西撑持不住，立刻就要被水冲倒了，他不叫“救命！”还伸起双手来问：

“八十子儿成不成？”

这是以讽刺来取笑。此外还有抓着一点日常事件来瞎聊，一面说一面做，那种态度和举动，在他们总会做得趣味风生。

“……什么事情都有个一定的规矩，是绝不知乱的。譬如先生们每天早晨起床来，总是先把袜子穿上，再穿上裤子，穿汗衣，把脸洗了，口漱了，才把外衣穿上，帽子戴上，这才到穿衣镜当前去看；绝没有说一起床连什么都不穿，就赤条条地跑去站在穿衣镜当前………这是不合规矩的。”

“……譬如我们走路，照规矩总是出右脚左手向前，出左脚右手向前，要不这样，多么蹩扭？（说着，他就走给大家看）。走路的时候，两只手不动也不成；站住了，手老是不停地摇晃也不好看。”

“……譬如做生意，也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有站起做的，有坐住做的，有跑去做的……理发匠就是站起做生意，无论多么高明的理发匠，总不能端一只椅子来坐住给人理发；当铺里的人就是高高地坐在那儿，轻易是不站起来的；洋车夫的生意就是跑起在做，只是站在那儿或坐在那儿是做不成生意的。”

“……说到做生意，官派最重的只有当铺，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常常给当铺打交道。他们不但坐得高，望得远，脸上是一辈子也看不到一点笑容；那声调更是特别，你把东西捧上去，他连看也不看你一眼，口气拖得多长的：‘当——多——少……？’”

“这还不算，要是你的东西当给他，你听他吆喝起来才呕人！有一次，我去当东西，看到一个人拿一件皮袍去当，看起来再怎样也要值一百二百的，说好了当二十元，等到他拿进一吆喝：‘老羊皮，老板无毛，缺袖子，短底襟，没领口……。’还没说完，那人不当了，怎么劝也要拿回去！……”

此外还有所谓“棺材赶庙会”，也是两个人对谈的。两个一开头好像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问到各人生活状况，一个人说他在他的舅父家里干事情，他的舅父是开棺材铺的。对方问：“现在的生意好不好？”他说：“如今远不及早年，记得那年得麻脚症，一家一家的人死，一家人要是有十个，会死十几个来！”

“那是怎么的？”

“……请来看病的大夫也死在一块儿了。那年我们铺上的生意才好啊，以后弄得我舅父没办法，恐怕别人来买棺材，赶做又来不及，只好把铺子关起来；别人还是要来拍门，我舅父在里面说：‘没有了！’但外面的人从门缝里瞧了说：‘里面不是还有几具吗？’我舅父说：‘一起只有六具，我家里就有八个人，自己都还不够咧！’”

“可是，如今的生意不好，好在我舅父还能干，想一个法儿来——把铺上的八个徒弟分派出去，叫他们在一些大药铺门口等着，要是有人抓药，就是劝他：‘你家里的病人要是好了那就不用了，要是死了呢？……’这样去兜买卖，并且还印了几千传单出去发。他们八个出去一天回来了四个……”

“那四个呢？给别人打了！”

“没有抓进公安局去了……”我舅父看到这样不行，一天，叫些人来把铺里存着的几十口棺材抬去赶庙会，庙里不准抬进去，我舅父就叫在庙门外摆摊；刚一摆上，人山人海地就涌来了！

“都来买你们的棺材来了？”

“都来堆在那儿，骂啊，跳起来骂啊……”

为了篇幅所限，我只能简略地写出一点儿来。这种说“相声”的，内容虽是说不上有什么“深刻”的意义，但由他们表现起来，却也有一种支配你的感情底力量！就拿“滑稽”这一点来说，他们也好像懂得应用所谓“预料的逆应”，说些你不会想到的情事出来使你发笑；假如说，这种浅薄的滑稽没有丝毫价值，则现在许多帮闲或有闲的士大夫之流，成天在那儿讲求的所谓“幽默”，所谓“风趣”，也是同样地可以这样判断。况且，我们在这种地方，除了“滑稽”之外还可以多少了解一点一般的“人情世故”，学习并了解一点大众心理和语调。

然而，那些“幽默”的刊物的销路，和讲求“幽默”的“老爷”们的生活，同这些说“相声”的比较起来却真所谓“有老壤之别”！这种“别”，可说是全由“有文字”和“没有文字”造成的！

一九三五·四·二十写于北平

载第2卷第5期（1935年5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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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原署名“含沙”。——编者注

秧歌

/ 林玉叶 /

我底家乡是在山东胶东半岛上。这块地方，物产也不丰富，商业也不发达。但因为它偏处一隅，年月还太平，所以就较山东其他各地富庶些。因此胶东民间底娱乐也较山东其他各地发达些。娱乐底种类最普通的是旧戏和秧歌两种。差不多，每个村子每年都唱一次戏，像我们这样的小镇市，就每年照例唱两次。但我现在所要说的是秧歌。

秧歌是旧历新年闲暇时，大众自办的一种非职业性的游艺。扮演的全是男性，差不多都是“好作乐”的农民，和“穷而没有正业的有闲者”。每年大约在旧历正月中旬就开始扮演，到二月二日以后才停止。扮演是非常容易的，只要置备一套锣鼓，再借几件衣裳首饰和胭脂之类的东西，打扮起来就可以了。用所借来的东西，扮成相公、女人……七八个或十几个人，凑成一段民间传说的故事，或是一家男女老幼俱全的家庭。出演时，打着锣鼓，演员按着锣鼓节拍，交互地梭窜。侧着头，扭着腰，故意叫观众欣赏他底美，而同时自己也在心里暗暗地欣赏着。梭窜一通之后，就唱，唱了一通之后，再梭窜。这样演过一个地方，再演唱一个地方，直到半夜才停止。往往观众已经看疲倦了，演员还为快乐的心理所驱使，不知道疲倦。

所唱的歌曲，大都是有头有尾的故事。我幼年时听秧歌，听得一种歌曲名叫《送童养》。故事底大概是说：国民六年大旱（这是真的）的时候，有一家子，有个闺女，养不起了，母亲要把她送给人家做童养媳。闺女不肯去，母亲便以上吊来要挟。闺女不忍叫母亲死，只得去。这歌曲底头几句我记得是：“中华民国正六年，五个月，没下雨，天地发了干，一斗高梁两吊三，一升大米四百钱……”（我家乡现在一吊钱约合现洋二角稍弱）。也有的歌曲非常的滑稽。我幼年时听秧歌又听得一个混身穿青衣的“黑老婆子”对她底侄女们诉苦，前段唱的是：“上当年，您大爹，又来娶我。没赶驴，没抬轿，找了个粪筐来抬我……”后段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大意是说：因为粪筐不平，把她底屁股磨出许多疤，最后一句唱的是“您不信，您摸摸”。观众听到这里，便发出宏大的狂笑声来，有的甚至于大嚷道：“谁喜摸你底臭‘粪门子’！”而她却坦然地又重复了一遍道：“唉，唉，您不信您摸摸。”

然而，现在底情形，却和以前有些不同了，我不在家乡已经有七八年之久，这次回家很想尽量地看看。一来是为了欣赏这真正的民间艺术；二来也是为了重温儿童时的欢乐。但我看了几次，便发现和我记忆中的情形有些不同了。以前，是非常的简陋的，现在则比较地完美了。例如以前唱底时候，没有配乐，现在已添上了胡琴或弦子；以前的行头，都是由女人们借来的粗贱货，现在多半是专备的华美的戏装；以前的演员脸上虽然抹上了许多粉，但那紫黑色的脸皮还是遮不住，现在的演员却能把脸面弄得很细腻白润。至于所唱的歌曲改变得更多了，《送童养》已经没有人唱了，现在最时髦的是唱海派戏（京派戏民众不欢迎），如《诸葛亮招亲》、《狸猫换太子》、《满汉斗》（这是“九·一八”后才有的）、《后老婆打孩子》等等，旧有的秧歌调底歌曲，我只听过一次，头几句唱的是“中华民国实改调，时兴的姑娘穿旗袍；又把头发剪了，李堂里李逍遥……”，这和“上当年，您大爹，又来娶我”，底情趣，相差就很远了。封建社会的没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以前秧歌每次出来，必定到“财主”底门上演唱，现在只在公共场所演唱，不到“财主”底门上演唱了。

这正说明我们底农村是在变革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忽视这些变革，我们底农村是那么死板老旧，虽是一点极小的变革，也有它底意义的。

载第2卷第7期（1935年6月20日出版）

灯棚纪胜

/ 闻国新 /

上元节是以灯著名的一个节气。但在都市中我们所见到的是电灯光现映着的各色纸花牌楼，和由霓虹灯的线条里放射出的耀眼的晶光。像廊房头条几家灯店门口摆设着的各种动物形状的纱灯、宫灯和八个一套的周围由工笔绘成《西游记》、《三国演义》故事的四角方灯，虽也美丽，却究竟带些贵族气，远没有这僻野山村里的灯棚够味儿。

说是灯棚，灯的种类并不多，只有两种：一种是以长粗麻绳吊在棚顶上的四边有硬木镶框的玻璃灯，八个。样子颇古老，记得画得是二十四孝故事，那是用彩漆涂抹的一种粗笨画法。一种是用竹篦做骨架的纱灯，形状滚圆，径约尺许，是拿三根长度相等的木棍沿着墙脚支在地上的，四个。颜色是红红的，土人又管它叫“气死风”。这两种灯都用蜡点燃，光焰不定。然而在这种氛围里所呈露的一切，显着极其素朴而带些神秘性，这便是它的好处。

不过灯棚的值得叙写的中心还不在这个。第一，在白天展览着的七十二司图画，表现得是那么深刻有力量，就是你曾经受过科学洗礼的人，见了也不由得打一个冷战。乡下的老太太们永远是拿这个当她们的教育儿孙的材料用底，其效用等于学校里面的理化挂图。第二便不推那例年一次的民间音乐之演奏了。

这里所谓民间音乐，便是流行在河北省各县乡村的一种俗剧名叫“硼硼”。脚色简单，并且用不着换上戏台上的服装，就仿佛都市中的“清唱”一样。辅佐的音乐，一支特制的胡琴，一对管理音节快慢的拍板就够了。

演唱的时间总在晚饭之后各家快要掌灯的时节。先是街上的尘土被小孩们来回的跑跳给抖扬了起来。这里那里喧嚷着今晚主角的名字及其所演的剧目。隔不多远摇荡在空中的殷红色的上面写着“庆贺灯棚”、“五谷丰登”等等字样的旗帜在风的脚下摆动，正给这里的村民一种活泼的象征。男的、女的，三五成群像进香似的往有胡琴音响的处所走去。

“啊，老妈儿开嗙唱起活儿来哪”。

棚为席制，它的总面积并没有一座都市剧台大。棚的后面，那座只一间门面的五道庙权且作为暂时的后台。饶是这样，尚有干跺着小脚挤不进去的女人扒着席缝往里窥探呢。则其感动村民心理之深，可想而知了。

戏台并没有，只在平地上几个角色连上奏乐者围着一张八仙桌子哼哼唧唧的唱着、拉着，打着拍子。距离他们的背后不远，便有一座新用黄土堆成的大灶，火焰正在炽盛着，四五个红舌头伸出来攒进去地在孔隙处捣鬼。虽然习惯上是男女分坐，而且门口外的长凳上还坐着两三位撑着空枪的保卫团丁在弹压秩序，却是在这群众里并分不清显然的男女界限。大概是最前列的那一扇弧形的窄窄凳子都是由各家妇女预先搬了去的，这自然地成了她们的包厢了。女人们都静寂地聆唱，至多是回过头来向同伴们笑一笑，小孩子挤不进去，多是在人的夹隙中像蛇一般地攒过来攒过去；男人们大半是直着脖子喊好，作一种傻样；目的似乎不在听戏，而是像给异性一种表示。在春风般的空气里，搀和上乡下人一辈子不洗澡的皮肤汗味，女人头发上的油香——这便是灯棚之所以“胜”的极峰了罢。

这风俗，在故都与绵亘着的西山脉络中间的百多个村子，是普遍的呈露着。日期是由旧历正月十三日起，上元节一晚最热闹，总要闹到深更半夜才散，是一年中乡民睡得最晚的一天。

恰好在小姑娘们清脆的“太平鼓”声消歇了之后，添上这么一场最后的欢欣。于是，年也过了，节也过了，乡民又开始他们一年的耕种生活。

靠着最热闹的十字街头的墙上，新贴出一幅长约二丈的黄纸条。顶上稀疏地有这么几个字：

“阖村公益举办灯棚收支总账明心清单”。

载第1卷第9期（1935年1月20日出版）

我乡的目莲戏

/ 朱今 /

我的故乡，是江苏省西南部的一个小县，和安徽省郎溪县毗连着，县名叫做溧阳。目莲戏就在郎溪溧阳一带流行的。说是流行，其实只限于一两个市镇上，而且每年也只举行次把次；因为演唱的历史很久了，大家对于次把次的演唱，又是十分重视的，所以也就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了。

目莲戏的最大的特质，是它含有充分的神秘性。一般说起来，乡村中平时举行的社戏，大都总是为着敬神的；不过演出来的节目，却集中在人的兴趣上，所以为“神”的成分，究竟不如为“人”的成分多。至于目莲戏，那就不同了，它虽然一样吸引了许多的观众们，或许观众们要比社戏更加来得拥挤些，但是它的作用，可以说是完全属于宗教性质的；具体地说，毋宁讲它是大规模的礼醮和祈祷；它所表现的原始神鬼恐怖很强烈，因而造成演唱的环境中一种阴惨恐惧的氛围来，这对于目莲戏的本身，是增加不少庄严神秘的情绪的。

因为作用是祈祷，节目便就相当地固定了。节目的分配中，有连演三天的和只演一天的两种。连演三天的，节目比较丰满些，但是限于财力和时间，通常是难得见到的；现在所举行的，大抵都是一天，节目虽然简单些，重要的地方都还不缺乏。小节目大约有十回上下，场面和社戏差不多，搭台打锣鼓，穿袍服，都和社戏相仿佛；歌唱的声调，则很像花鼓戏，用计喇伴奏，尾音帮腔。

每年演唱，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我的故乡里，是废历中秋节，十五日傍晚开始，十六日清晨完结，大家称为两头红，取衔接落日和晨曦，作为象征吉兆的意思。演奏的地点在上沛埠，是离城四五十里一个镇市，但是各乡各镇或城市中赶去看观的却很多。

目莲戏的定名，似乎是根据民间目莲救母的故事而来的，事实上，目莲救母的故事也是目莲戏中重要节目之一种。此外，还有一剧叫做“赶吊”的戏，在全剧中也是特别重要的；我现在先把这节目的梗概记出来，以见目莲戏的内容的一斑。

这节戏中的主人翁，名字叫做东方亮，是一位肯做善事的有钱人。他的老婆也是和他一样和善的，时常做些斋僧礼佛救苦济贫的事。有一次，东方亮出了门，一个名字叫做大拐小骗的坏蛋特地扮了和尚来捉弄她，向她来化缘；终于指定了把她头上戴着的金针化了去。东方亮回来了，大拐小骗却又拿了金针向她丈夫捣鬼去，因而东方亮对于自己妻子的贞操发生了怀疑，等到他盘查了妻子的首饰，证实失掉那支金针时，他的愤怒是再也不能让那无罪的妻子分解的。后来，那可怜的女人便只有牺牲生命来做她的保证了，她就私私地决定了自杀的路。

剧情到这里，目莲戏的特征便出现了。民间的传说是相信自杀的鬼魂必须要讨替的，东方亮的妻子要自杀，许多讨替的鬼魂都来进攻。这些鬼魂中装扮得特别注目，特别可怖的，是那个所设吊杀鬼，那形状，可真是难看到万分，全身大红的衣服，血淋淋的舌子拖出来足有一尺长，面色雪白，七窍流血，再加上台面的灯火突然息灭了，尖锐的口笛不住的叫，然后灯火又突然亮起来，观众们在这时，便得大声打唿哨，用力拍手掌，胆小的女人和孩子，很少有胆量在这时不躲进屋里的。

当自杀者经过许多次的考虑，决定了采取上吊的方式时，黄灵官菩萨不能不因为他们的善良而施行拯救了，结果是东方亮的妻子没有死。另外几个扮了五昌神的角色从后台里赶出来，吊杀鬼便从台面上一下子跳到地下逃走了，五昌神接着也就跳下来，观众之间又来一阵唿哨和拍掌，于是吊杀鬼尽往前面逃，五昌神紧跟在后面追，直到荒僻的三叉路口，吊杀鬼把面上的化妆除了去，换上衣服，悄悄地回到戏台上。这一来，大家都认为凶煞赶走了，从此人口太平，目莲戏的主要目的也就完成了。

看了上面这一段叙述后，对于目莲戏的形态和性质，我想大致可以明了的。下面再从其他的节目上，看看在目莲戏上表现出来的大众情绪是如何。

整个目莲戏的节目编排，倒是经过相当的支配的，正戏和轻松的戏，互相间隔着，这给予演员的休息和观众精力的调剂，非常见功效。正戏除掉上面所说的目莲、赶吊外，还有所设白马驼金，是说一个人偷得了不少金银后，就在那被偷的人家带走一匹白马给它驼了去；白马驼了十里路，不走了，居然开口说起人话来，说是前一世曾经穿过他一双草鞋的，今生替他驼了十里路的金银，算还清了草鞋账。偷儿听了，心想一双草鞋，要还我十里路账，我白偷人家这许多金银，将来怎么还得了？一个转念，自动地把金银仍旧送回去，自己出家修行了。这节戏的名目，显然是从《西游记》上白马驼经改编的，内容虽然提出些果报的事实，并以出家修行做结束，好像充满佛教的气氛，这比那些赶吊等等的节目，更其参杂了意识的修改和利用，也是显然可见的事。

正剧之外的节目，大致有一身二体、搭观、赵雀打老子、小尼姑下山等，其中搭观一节，以一对乞丐夫妇为题材，丈夫是秃头，妻子是瞎子，互相嘲讽，互相谅解，科诨很多，倒是含有丰富的人间味的戏。赵雀打老子，雷公菩萨来打他，可是赵雀没有死；因为赵雀的父亲一样也是打他的父亲的。这剧戏，我以为非常值得重视的，中国的伦理观念，从来是单方面的孝，父亲无论坏到怎样，做儿子的是不能加以指摘的，更加不允许对于父亲有什么不好的行为表示了。但在赵雀打父亲，结果雷公也不打杀他的启示中，足见农民层中的道德律，是承认做儿子的人惩戒可恶的父亲的，全剧剧情的幽默，也非常耐人寻味。

关于目莲戏的本身，大致都陈述了，还有两件事，顺便在这里提一声。第一是目莲戏的演唱人，并不是固定的职业演员，他们大都是邻县高淳一带的种田人，演唱目莲的时候，才由自己兜搭垄来的，戏一演完，大家就散班子。第二是演唱三天的，还有一幕上旗干的重要戏，旗干搭在离台左近一丈的地方内，特定的演员从台上跳上旗干后，一直爬到旗干顶，在顶上表演如像竖蜻蜓、翻绳索之类的工夫。担任这事的演员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没有一点技击的训练就吃不消，这证明戏的本身还很浓烈的保存着中古世纪的粗犷精神呢。

再后，要告诉读者们，近年来因为我们故乡闹土匪，年岁又不好，普通的社戏简直是绝迹了，可是目莲戏，一年一度，从来没有间断过，也都可以想见它在大众心目中的势力了。

载第1卷第8期（1935年1月5日出版）

客家妇女及其情歌

/ 李金发(16) /

“客家”这民族在中国的现社会，是渐渐的引人注意了。去年广东中山大学有个姓林的教授，著了一本很厚的书，专论“客家”，把客家的沿革、文化、历史、习惯性格、才干、教育等，都论列很详细，从他书中看来，才知道许多欧美学者，曾有文章专论“客家”，多数是推崇这民族的英勇耐劳。潘光旦君译的一本书（商务出版，忽忘其名），里边论“客家”民族就很详，就极推崇，据说潘君也是素来喜欢研究这民族的。还有一位古层冰君，也曾著过一本《客人对》，也详论“客家”各问题。

“客家”妇女，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可怜、最勤力、最忠实的女性。原来“客家”所居的地带是山多田少的广东东北部（为大多数），男子在家不容易谋生，所以大半都到南洋群岛去经营，有时十年八年不得回家。遗下的妻室，不但要只手撑持家庭，教养儿女，还要保守贞节。其中有不甘孤寂的，便在“桑间濮上”跟异性发生恋爱，互相歌和。情歌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客家”妇女的辛劳状况，是江浙妇人所不能想象的。她们多是天足，终年不穿鞋袜，至多在烈日之下，为防脚烫，穿一种草鞋。衣服也极简陋，补了又补。农忙时，天亮就要到田间，在炎日底下操作，到夜七八时才回家。不是农忙时，则不断的要锄菜园，挑水灌溉植物，或到几里以外的山上，去采足供终年燃烧的草料。她们多数能肩挑七八十斤，能挑百斤的也不少。饮食也极随便，不在家庭的略为多些，其余都是食粥过日的，有的人家是一月两月才得几两猪肉，这个情形，是我们住在都会上的人所能想象的吗？

乡里间礼教又非常严厉，青年男女之间，不但授受不亲，甚至眼睛也不敢多看一眼。若大族强房，发现女人跟异姓或同姓男子发生暖昧，便准可得到一次丈夫或长辈的毒打，然后如卖货物一般，以二三百元转嫁给别人。若捉到奸夫，则必受严厉的处罚，甚至残废或弄死，是同姓的就永远逐出外乡。乡里间姓的界限又极严，常常加以女人争风的纠纷，而发生械门，这是教育不普及的缘故。

关于“客家”情歌，除我编过五百余首的《领东恋歌》外，还有钟敬文编的《客音情歌》，陈穆如编的《岭南山歌》，及许多在乡间出版的专集，其材料不可谓不丰富，值得民间文学专家研味。这些情歌是出自目不识丁（男子多是识字的）妇人樵者，随口唱和，表出其爱慕的真切，礼教压迫的痛苦，其寓意结构和双关，是别地民歌中少见如此完整的。她们真是大自然诗人，无意中唱出她们的身世、命运和悲哀。真的，我每逢三五年回到乡下，一听到这些歌声，便不禁悲从中来，永不会忘记。诗人黄公度生前曾尽力赞扬过客家情歌，可惜未曾尽量介绍给外间人知道。

现在所取的是其中能写成白话文的，还有无数佳作，只能在土语中领其神趣。我以为若如许多人采集民歌，将土语一一写出，然后加以注释，则未免太使人头痛，不堪卒读，除非去研究方言的时候要如此。本志第二期乐君所引的，我以为也是客家情歌，因为他们是散住在广西各部的。

载第1第6期（1934年12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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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原署名“金发”。——编者注

谈花鼓戏

/ 陈子展 /

一　发端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

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

这是不是出在《观音经》，我已经记不大清楚。我并不妄想诅咒人，人家诅咒来了，我也想还他一点诅咒。可是我只能用我个人的小力量试一试，不会虔诵《观音经》，妄想借着观音菩萨的大力报复那些诅咒我的人。

为了大众语问题的提出，我也混在“南方学者”（暂且杜撰一个“南方学者”的名词，因为先有“北方学者”存在也。记得《社会月报》载有北方学者对于大众语问题的意见一文）的后面受到所谓“北方学者”的一点诅咒了，附骥尾而名益彰，捱优骂而名益显，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作为“北方学者”的原是我们湖南人的黎锦熙先生，诅咒大众语总算够了。自然，诅咒大众语由你诅咒，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那和我不相干，何况自从大众语运动起来，多少要损失一点所谓国语学者在学术界的权威，黎先生那种单枪匹马、奋勇争先的抵抗精神，我倒蛮佩服。无奈你抵抗不得，只好诅咒了，诅咒尽管你诅咒，应时而起的大众语运动不会被你诅咒而死的。好了，黎先生也以下是情歌十首：

贞节妹子不恋郎，口里说出桂花香，
十七十八来守寡，池中无水鱼难养。
新打茶壶内心空，两人有事在心中，
别人面前莫去讲，手检灯笼怕露风。
下雨出日假天晴，阿哥无心假意行，
昨日做官今日革，枉费阿妹空有名。
妹系鲫鱼郎系鲤，水底行路没人知，
水底行路无脚迹，无人敢话我恋你。
橄榄好食核不圆，相思不敢乱开言，
哑子食着单只筷，心想成双口难言。
乌竹烟筒个竹精，爷娘打骂应冤伸，
一心都想去寻死，思量吾哥打单身。

（这首可看出翁姑压迫得厉害，因而自杀的很多）

嬲了一番正一番，下次要嬲总过难，
甜酒要酸总过快，酸酒要甜总过难。
一坑过了又一坑，越打越骂心越生，
口渴专食炒豆子，肚饥专食萝葡生。

（这首也可看出随意打骂的情形，“心越生”，是“心越野”的意思。“萝葡生”是酸菜，所以这样说）

两人做事偌出名，若要断情不化成，
吊颈也要共条树，食药也要共条坑。

（“断情”是“绝交”的意思，“不化成”，是“不上算”的意思。“食药”是食的山上毒药草根，所以说在“坑”中。女子无路可走时，常食毒药自杀）

旧年说断不曾断，今年说断心就寒，
床上眼泪好洗面，地下眼泪好撑船。

不得不承认有大众语工具了，不得不承认有大众语文学了，既说到三千年大众语文学小史，又说到现在大众语文学的调查和评判。（他的这些议论对不对，当然会有人批判，并不因为他既承认了大众语及其文学存在，就放松了他不合理的部分。）可是黎先生在面子上还不肯服输，对于“讨论并提倡大众语文学的人”，一律加以轻蔑，好像要这样，才于自居学者的精神上得到些舒服，这种精神上的自卫作用，我虽不是心理学专家，也稍微懂得一点的。你看他，从他的《大众语真诠》一文起，一直说到《现在大众语文学的调查和评判》一文止，无处不流露他那种轻蔑他人的语气，他似乎不知道这于学者的态度不是十分相宜的，不无令人惋惜之处。暂且先拿他的《现在大众语文学的调查和评判》一文（见《人间世》第十四期）来说罢。打头一句就是：

中国现在的大众语文学，可算丰富极了，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大约是此刻讨论并提倡大众语文学的人未必想得到的。

你看他抹煞一切，何等气焰，好，只有你黎先生想得到，就请你说罢。但是不幸得很，黎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说出他人意想不到的东西。他虽然搬出《歌谣周刊》、《中国俗曲总目稿》三巨册、《定县秧歌选》二巨册三四种东西，但这都是由“学术机关”不知道总共费了若干本钱，才得到的一额额成绩，原来不过如此，黎先生“未必想得到”！再如黎先生拿作他这篇文章主要资料的是《北平俗曲序目》，可是《北平俗曲略》似乎也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费过一点本钱，而且这部书并不是孤本秘籍，黎先生何所见得人家“未必想得到”？至于他搬出“私人之搜采和编录”如顾氏《吴歌甲集》、钟氏重编《粤风》两书，还是容易看得到的东西，也不好挖苦人家“未必想得到”。把寻常的东西看做宝贝，把依靠公家的财力才做到的一点点学术成绩看做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派了不起的工夫，信口夸张，自鸣得意，在我这样“额外愚蠢”的人，真是“未必想得到”了！

不过，黎先生也有他的独得之秘，就是花鼓戏。他在这篇文章里有一段夹注说：

关于俗曲我还可报告一回经验：北方的嘣嘣戏我欠研究；我们家乡湘潭南境十都咬柴一带的花鼓戏，那真可算是Massrecitation（大众表演）了，搭草台在山谷间，农夫土工们自由扮演，其乐曲之引人入胜，大非阳春白雪所能及。约当三十年前，我和舍弟锦晖均在髫龄，常秘召小生罗十二瞎来家吃茶，尽传其歌词尔谱……他们绝对只能口授，由我们笔之于书，谱之于管弦。不久，我出门，不研究了，而吾家锦晖后来却以编排歌舞为业。我们现在还能彀判别的，他那流行最广的几种儿童歌剧，如《葡萄仙子》就包含着《呆子吃醋》和《捲珠簾》、《月明之夜》就包含着《铜钱歌》和《老十杯酒》，《三蝴蝶》便包含着《出台子》和《采茶歌》，《麻雀与小孩》是他的最早作品，就包含着一支最村俗的《打铁歌》，而外间欣赏的人却有以为是从德国歌曲里出来的。

失敬得很！我们读了黎老先生这段文章，才知道他原是花鼓戏的学者，三十年前就作过专门的研究。可是又不幸得很！黎先生在这篇三千字长的文章里，不惜把三分之二的篇幅给别人的《北平俗曲略序目》占去，说到自己独得之秘的花鼓戏，却不肯放在正文，只给它一两百字的夹注。到底是想先卖关子然后将把戏拿出来呢？还是不肯把独得之秘轻易示人呢？这又叫人家“未必想得到”了！

我不曾得过花鼓名师的“口授”，自己“笔之于书，谱之于管弦”，“尽传其歌词乐谱”，作过“研究”的工夫，我只是一个花鼓戏本子的偶然搜集者，也曾经在“髫龄”的时候偶然欢喜看看花鼓戏。现在因为黎先生说到花鼓戏，这就把我从前所作关于花鼓戏的废稿理出一点，随便谈谈，但是我不敢妄说我谈到的花鼓，“……丰富极了，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大约是此刻……的人未必想得到的”。我只想由我的随便胡说，叫人家忍不住，搬出了他的专门研究，不朽之作。我一下笔就有这个念头。

二　说到花鼓戏

何谓花鼓戏？花鼓戏的起源怎样？

关于这两个问题，去年我曾几次用何如的笔名，古文的调子，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过的一点意见，这里不重说了。听说今年《申报月刊》（或许还是《东方杂志》）载有一篇关于花鼓戏的考证文章很详赡，容许我掉一句文，算我“抛砖引玉”了。

这里只摘出我在六七年前所作关于花鼓戏一篇长到三万字的论文一部分。

花鼓戏是流行于各地农村而由农民自己创造自己享乐的一种戏曲。这种戏曲的最大部分自然是属于所谓花鼓淫戏，而演唱这种戏曲的叫做花鼓班子，因此，其他不属于所谓淫戏的一部分也就通通被称为花鼓了。这种戏曲既不能供奉官庭衙署讨赏赐，又不能巡行各地城市讨欢喜，就是在农村出演，不是通过有钱有势的人，也要给自命正人君子的送官惩办。这种戏曲真可以说是一种野生的艺术了。

花鼓戏究竟是怎样起源的呢？

因为从来没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绝少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我们就很不容易找出它发展的历史，对于它作充分的研究。我们只看到欧阳予倩有过一个这样的意见，他说：

从前宋朝就有所谓迓腔戏．曲牌中也有所谓村里迓鼓，花鼓戏大约就是迓腔戏之遗也未可知。我听见迓腔这个名字就不免联想到迓鼓上去，但没有事实和记载的证明，不敢断定。可惜我实在没有余暇去作这番考据的功夫，只好俟诸异日。（《汉口的戏剧》）

欧阳先生说是宋朝就有所谓迓腔戏，关于这个我却不知道。或者他一时记错了，原来是讶鼓戏罢。据《续墨客挥犀》卷七说：

王子醇初平熙河，边陲宁静。讲武之暇，因教军士为讶鼓戏，数年间，遂盛行于世。其举动舞装之状，与优人之词，皆子醇初制也。或云子醇初与西人对阵，兵未交，子醇命军士百余人，装为讶鼓队，绕出军前，虏见皆愕眙，进兵奋击，大破之。

又《朱子语录》卷一百三十九说：

如舞讶鼓，其间男子妇人，僧道杂色，无所不有，但都是假的。

我们可以想见宋朝讶鼓戏的起来和它的流行了。究竟现在的花鼓戏是不是由讶鼓戏蜕化而来？单凭这点证据，似乎还不好十分确定。我还以为宋朝的打夜胡，也极像现在的花鼓，像那游行乡村，乃至城市，唱演讨钱的地花鼓。《东京梦华录》卷十说：

十二月，即有贫者三教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

又《云麓漫抄》里也有“岁将除，乡人相率为傩，俚语谓之打野胡”的记载。这不很像地花鼓么？

总之，纵令我们不能明明白白考出花鼓戏是起源于宋朝，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宋朝是各种戏剧逐渐发展快到成熟的时代。因为从殷周时代就有歌舞的巫，戏谑的优，秦汉时代又有了角触百戏，或角力竞技，或化装假面，或敷衍故事。魏时百戏，有男优扮饰女人的。晋朝石勒使俳优戏扮参军，耻笑贪贱的馆陶令周延，成为后来的参军戏。北齐有戴假面的兰陵王入阵曲，又有丈夫著妇人衣的踏摇娘。这个时候西域、龟兹、天竺等四夷之乐输入了，西域胡人的拨头戏也输入了。北齐北周都曾盛行过百戏，隋炀帝的百戏规模更大了，百戏已经登峰造极了。（参看拙作《汉唐间之百戏》，曾载《涛声周刊》）到了唐朝，除了代面、拨头、踏摇娘、参军戏等因袭前代外，更有了脱离歌舞、注重语言动作的滑稽杂戏。中国戏剧的发展到了这个时期，关于构成戏剧的各种基本要素大致完成了。到了宋朝，戏曲杂艺更加发达起来，这是我们从宋人笔记如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等书里可以看得到的。那时的戏曲有大曲、队舞、官本杂、滑稽杂戏、小说演史、傀儡、影戏等种。因为凭藉前代已有的基础，各种戏曲都已发展快到成熟的时期了。现今中国固有的戏曲或类似戏剧的东西，要是笼统的说，都和宋朝的那些戏曲杂艺有直系或旁系的亲属关系，自然没有什么不可；可是年代久远，变化复杂，一定通通要明明白白找出他们这种关系，如修家谱，世系井然，那就不免困难了。因此，我们要说现今的花鼓戏出于宋朝的讶鼓戏或是打夜胡，虽然是顶难证明的假设，究竟不失为一种假设。

记不清楚在一部什么笔记里看得花鼓一条，说是清初时候，江北遭水，凤阳人民逃难，借打花鼓飘流四方，可惜此刻无从查考原书了。我曾在好几年前的《申报·自由谈》，剪下这么一条：

凤城北门外三里许，田野间有硕大无朋之大铁锅五。相传昔遭兵燹，荒歉连年，皖北饥馑，明帝眷念民困，乃饰吏于此施粥赈灾。铁锅即前时用以煮粥者。据云每一锅粥足供五百人果腹，可见其容积之巨矣。

凤阳曾遭严重的灾荒，好像历史上确有其事。不过这里说在明朝，和前面说是清初，时代更要提前了。又据《缀白裘》上花鼓一句里说：“［凤阳歌］说凤阳，活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打锣鼓介）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惟有我家没有得卖，肩背锣鼓走街坊。（打锣鼓介）”

凤阳遭荒，似乎确在明朝了，假如“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话，不是作曲者不敢直指当今皇帝的托古说谎。何况在《明史》里，明明载着武宗时候，江皖以北一带迭遭灾荒呢。这么说来，我们说是花鼓戏在四百年前就有了，那是不会错的。花鼓又说：

［仙花调］身背着花鼓，（净持锣跳上）（旦）手提着锣，夫妻恩爱并不离他。（合）咱也合唱歌，穿州过府，两脚走如梭。逢人开口笑，宛转接讴歌。（贴）风流子弟瞧着我，戏耍场中哪怕人多，这是为钱财没奈何！（净）咚咚搭鼓上长街，引动风流子弟来。（贴）看得他人心欢喜，银钱铜子滚出来！

花鼓戏最初发生的地域是不是凤阳，我以为纵然不能十分确定，但是要说凤阳也是花鼓戏的一个有名的产地，这是无疑的了。在《糊涂关》一剧里，卖唱的婊子要表白她们是由凤阳来的。在《王三卖肉》一剧里的花鼓大姐，也说“家住凤阳府，学得唱歌文”。这剧的作者是湖南人，剧本的曲白带有很多的湘潭土话，可见花鼓戏在湖南虽是一种有名的顽意见，作曲的人寻根溯源却不能不说是凤阳。

三　花鼓戏的特色

花鼓戏和别种戏曲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花鼓戏的特色是什么？我把我所搜集的三百多种花鼓戏本翻看以后，得到的一点意见写在这里：

第一，花鼓戏是来自田间的，是带有极浓厚的土气息、泥滋味的。它既不到宫廷里去供奉，又不希望到城市里出风头，剧中人物固然是土头土脑的姿态，蛮有土气的；语言文字呢，又是土话土白；唱法呢，也是土腔土调；只因农民真是所谓“地之子”，他们是澈头澈尾忠于地的。他们真像照着上帝的吩咐：“汝由泥土而生，死后仍归泥土”。总之，他们不避免也许避免不掉泥土的气味，所以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们的血管，直表现在他们的戏曲上。

第二，花鼓戏反映农民最低廉的生活，是农民不自觉的最真实的自己表现。在这里表现出他们的意识感情，表现出他们潜伏的力和美，和道德的观念。他们不会做关心民瘼、勤求民隐的官样文章；不会做赞美园林风景、歌颂农家快乐的田园文学；不会演述历史上的圣君贤相、忠臣孝子。他们只是情不自禁的为自己做戏，为自己享乐；只是并不自觉的为自己写照，为自己呐喊。

第三，花鼓戏大半是由山歌复杂化、组织化、音乐化而成的，仍然保存不少山歌原来的形式。每句的音数虽然也有长短不同，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字数不定的都有，可是七言的最多，大都和山歌一样，唱起来，有些调子也和山歌差不多，虽说它已经是由山歌变化而来的新声了，和伴奏的乐器——锣鼓二胡相配合。关于这个，欧阳予倩氏说得好。他说：

花鼓戏起源于一种牧歌，但是与其说牧歌，不如说山歌。牧歌是牧者唱的歌，山歌不限于牧。我们那边的山歌只有秧歌和采茶歌两种，牧歌从来没有听过。采茶种秧都是在春夏之交，那个时候男男女女大家唱着恋歌，互相吸引以求安慰。唱来唱去，唱成一种新调，加以戏剧的组织便变成了花鼓。

花鼓戏是由山歌加以戏剧的组织而成的，那是无疑的了，至少在湖南流行的花歌戏是这样的。山歌有牧歌、秧歌、采茶歌等种。欧阳先生说我们那边没有牧歌，难道没有听见过看牛的牧童对唱的歌？牧童对唱，每每看谁先唱尽所有，便算谁输。对唱的歌，有的是随人胡唱，有的是叙谈歌，有的是问答歌，有的叫做盘歌，或称谜歌，但不尽为猜谜，许多是彼此盘问民间传说故事或古典的。从这种对唱的歌变为花鼓戏，在花鼓戏本里还有显然的痕迹可找的，如《李三娘过江》是问答歌，《白牡丹对药》是谜歌。再如《小放牛》、《盘问古典传说》、《小尼姑下山》除了五更调之外，盘问菩萨，是盘歌；《山伯访友》山伯送友互谈情话，是叙述谈歌。

第四，花鼓戏被认为淫戏，只因它的剧材大半属于民间男女相悦的风流事件。不过这种风流不是肉麻的才子佳人所谓风流，只是平凡的农夫农妇找“皮绊”、“轧姘头”而已。从来一班圣人之德，以为一说到男女间床笫之事，中是冓之言，就是非礼，就是不道德。但在民间，虽然也是隶属于这个礼义之邦的领土，一说到男女相悦之事，就觉得没有什么稀奇。只因生在这个礼教的社会，弄得男女间的关系不圆满，就不能不别求反礼教的解决方法。这种方法在老百姓用之，并不觉得其不道德，不过不自觉的仍开圣贤的道德——礼教，代以“百姓的道德”而已。这里再引欧阳予倩氏的一段话：

花鼓戏的剧材大半是描写乡下人原始的恋爱和野合一类的事情。有许多就是演一种村女爱城中人，譬如《十打》、《十条手巾》之类都是说在城里做工的伙夫一类人，他们往往夸其见闻之广，或是提起些都会的珍品来打动村女的心。演的时候异常偏于肉感的，粗俗在所不免，真挚痛快也深有可取。譬如“郎脱布衫姐垫背，姐攀竹叶郎遮阴”，这是何等浓艳的情景！又如“郎坐东来妹坐西，二人好像是夫妻。唉，只要是相好的！”意谓只要相好，不定要作夫妻。诸如此类恋歌，不无可采。

第五，花鼓戏里的宗教思想或鬼神观念，与其说是佛教的，不如说是道教的。他们的所谓神不是纯灵性的，超人间的，而是具有人性的，富于人间味的，这可以叫做“百姓的神”。例如常常变化下凡的太白金星、贪酒好色的吕纯阳、九度妻子的韩湘子、戏蟾耍金钱的刘海，都是这种神的代表。

第六，花鼓戏有许多是肉口传授，也有些是由演者凭着朴素的天才，乘着偶然的高兴，随意胡诌而成的，并没有写定的剧本。有了写定的剧本，又都找不出它的真正创作者为谁，有的或者出自无名的不文的民间作家，我疑心这种戏曲的大部分并非个人的创作，而是经过许多时候许多人展转拼凑成功的。这些作者不贪求文名，不卖弄风雅，不故意咬文嚼字，不存心卫道宗经，既没有腐儒的酸气，也没有文人的滥调，作品里所有的是他们的真面目，他们的真精神。虽然使用当地的方言谚语，常用别字简体，那是他们应该有的权利。虽然常有不通畅不圆熟的字句，但我们可以从这里直接听取大众的心声，欣赏简单朴素的大众文学。虽然版本印刷不免粗劣，但定价不过铜元几枚，甚至制钱几文。说到版本这真要使所谓版本学者笑脱肠子。因为这些戏曲用木版刻的极少，铅印的我还没有看见，有许多只是豆腐干版，粘土版。我所藏的花鼓戏本，十之八九是湖南湘潭、衡阳、长沙三县地方出版的，其中也有几种是湖北江西出版，还有好些无从查考它的出处。

四　花鼓戏的演出

花鼓戏是怎样演出的？

我们已经知道花鼓戏是被认为淫戏而禁止演唱的了。它的演出的先决问题当然是如何逃避这种压迫。它的逃避方法有好几种：（一）是利用时间的，就是要逢过年过节，尤其是新年，大家有暇娱乐的时候才来演这种戏。因为在这一时期，照例平日犯禁的如赌博、龙灯、花鼓都可以说是“金吾不禁”了。至于平时，也有利用晚间秘密演戏的。（二）是利用地点的，就是躲在偏僻地方，或是利用两不管、三不管的交界地方，瞒着乡绅——官府的耳目，来演一回戏。（三）是利用金钱的，就是买通有钱有势的人，在他们庇护之下演戏。但是遇着正绅，要出来维持风化，不是罚钱、罚酒席，就是送官惩办，结果总是戏子吃亏。如果得到绅士的许可而公开演戏，那么，照例要特为他们跳几回加官，高呼“某某老爷加官”的。实则所谓维持风化的绅士老爷，没有几个不欢喜看这种戏。就是自己装正经不看，家里男女大小是无法禁止去看的。有些青年男女真是看得流连忘返，欢喜发狂。记得我幼时看过这种戏，听说那次某家姑娘看戏因为坐湿了凳子，不敢起身，传为笑柄。又有一个道学先生背着梭标找到戏场要杀掉他自己的儿女，结果他把梭标做了手仗，扶着身子，饱看花鼓而回。欧阳予倩先生说有女子看戏看疯了的，煮饭的时候口里唱着，拿油倒在饭锅里；有的拔下自己的簪环掷到台上去赠给旦角，可以想见花鼓戏的魔力了。

出演这种戏曲的所谓花鼓班子，都是临时组合的，没有把演戏看做一种职业，因此没有正式制备的行头和道具。男的行头大半不消借用，女的就全然要借用了，好在一般妇女都是争先恐后的愿借。他们的化装术也极简单扼要，只要有了粉墨，敷上几笔，就可登场。旦角要搽胭脂，乡下难找，就是几文钱一张的上圣纸（一种红纸）浸湿了也可代替。演者的姿势与动作，有时在某种意义上不免要说他粗鄙、过火，可是自然、真实、痛快、深刻，却也是他们常有的长处。他们唱的腔调，我已经说过和山歌差不多，不过山歌是徒歌，花鼓有伴奏的简单的乐器。腔调许多，有的我说不出名字，有名字的如《阳雀歌》的清锐，《十匹绸》的柔曼，都很好听。此外如《十条手巾》、《十把洋伞》、《十杯酒》、《十送郎》之类，都别有一种韵味。再有一种叫做扇子调的，摇曳飘荡，更有一种魅惑人性的魔力。据说湖北的花鼓调，腔调和湖南的不同，音乐也不同。湖南的花鼓戏用锣鼓和一个二胡，有时还杂着唢呐笛子；湖北的除一套锣鼓外，没有别的乐器。在湖北，唱的时候有如高腔似的，一个人唱到逢断的地方，场面上的人齐声和一个尾腔；在湖南，往往不用帮腔，但宁乡湘阴的花鼓是有帮腔的。又湖北的花鼓戏腔调分四平、纽丝、悲腔、迓腔四种，每种又都有紧唱慢唱的不同。总之，湖南的花鼓戏虽然加了些大戏的排场，还没有脱尽山歌的形式，没有完成一个整然的结构；湖北的花鼓戏却已经有独立的资格了。

这里要说到花鼓戏的舞台装置方面。乡间演戏，在寺庙里演唱敬神的大戏，大半是有现成戏台的。即是临时建造的戏台，也还坚实、宽大，还有相当的装潢。这个固然因为要媚神邀福，实则也因寺庙大都积有土地财产，同时那些管庙的值年首祀、总管、绅董之类，每每藉着酬神演戏，挨家按户，摊派钱文，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戏台的装置，一方面要表示神权的威严，一方面要表示神权之下献纳者的敬畏心理。那演唱花鼓戏的舞台就不然了，因为这是民众自己创造、自己享乐的东西，既不要讨神明的保佑，也不要讨阔人的欢喜，所以不妨本色。他们是最低廉工资的取得者，演起戏来也只能用最低廉的舞台，这个正反映他们最低廉的生活。这种舞台固然离开宫殿庙堂太远，也不会和公馆别墅相配。这是建造在野外的，或在山坡之上，或在树林之中，每每利用隆起的山坳作台基，利用自然的树木作台柱。台顶大抵盖着晒谷用的竹簟，台面大抵铺以尚未刮光的木板，不用布景，也无幕布。夜间演戏，光用火把油蜡。总之，这种舞台的装置，材料极其单纯，构造极其简陋，不过在这种单纯简陋之中，虽然说不到美幻的理想，修饰的写实，却自有其质朴自然之美。而且这种利用自然的背景之舞台，是三面可以给观众看的，和观众的接触面很大，这也是它的一种优点。

有人说，戏剧是综合的艺术，这一说推论到花鼓戏，也是说得通的。因为花鼓戏正是由民间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综合而成的一种艺术。不过这种艺术不曾供奉到象牙之塔里，还是生长在田野之间罢了。

五　煞尾

花鼓戏虽然可以说是农民自己创造、自己享乐的一种艺术，但这种艺术几乎全以娱乐为目的，还谈不到认识生活、创造生活。

载第1卷第5期（1934年11月20日出版）

梆子和落子

/ 陈灵谷 /

住在北平稍为留心民间文艺的人，大概都知道所谓“梆子”和“落子”的曲调。这类调子和“京调”不同，绅士们不大欢迎它，可是它却是平民们所乐意听的。因此，北平城中稍为有点声名的戏圈子里面，虽则不会演唱这一类的曲调，而在平民们每日集中的天桥，却随处都可以听到这类调子。

我在北平七个多月，因想搜集一点民间文艺的材料，曾邀北平当地的友人到天桥去玩了二三十次左右。每次到天桥去除了听听大鼓词、说书，及看看打剑摔跤之外，总要到半露天或不露天的下级戏圈子去听听落子和梆子的戏。

唱梆子和落子的戏又叫“评戏”，它的组织比京戏班简单，戏的内容也没有京戏那样繁重，因而演员也就无须京戏班那样多。每个戏圈子里只有一两个主角，配角是不很注意的。主角到这个戏圈子里唱演完后，便又跑到第二个戏圈子里去唱演。因此，我们常常看到许多戏圈子外面的红纸广告，写着同一的伶人的名字，戏目自然不同。这类戏每出至多三场，仅只一二场的比较多，譬如《秦雪梅吊孝》、《丁香割肉》、《杏花村》等，都是一二场的短剧。音乐也极简单，一支声音尖厉的二弦，一个木鱼似的拍子，这拍子的声音，也是十分响亮的。锣鼓则和京剧一样。它之所以这么简单，也许就为了价格提不起来的缘故。每个人去看这类的评戏，只要花上一角或两角大洋，就可以看整个下午。

梆子和落子的戏，题材的选择也是和京剧不同。例如《秦雪梅吊孝》、《秦世美休妻》、《丁香割肉》、《杏花村》、《祝英台》、《五元哭坟》等，都是一些民间短篇的传说，不曾见它演过京戏中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一类的题材。这正像今古奇观《聊斋志异》和《三国》、《水浒》等的不同；一种是繁重的体裁，一种是简易精短的体裁。然而这不过体裁繁简的分别，至于意识是同样地逃不出旧伦理、迷信，以及近乎淫荡的两性关系的圈套。

调子上梆子和落子没有很大的区分。一般说来，都是凄切、激厉这一点，也和那柔婉、平稳、深沉的京调不同。尤其梆子，唱时更须用力。这调子的凄厉激切，奏和着尖厉响亮的二弦和拍子，尤能令人奋发感动。即使听不懂调中的字句，也会领略到调中凄切的情味。拍子和二弦应和唱调的时候，常在前半段迟缓而轻奏，后半段，尤其结末一两句，紧促而迅疾，音浪也常提到极高的地步。所以我觉得梆子落子这类曲调，只适宜陈诉痛切悲楚的事，却不适宜于叙事和调情的唱奏。京调之所以那么平稳、柔婉、深沉，梆子落子之所以这样凄切、激厉，也许便是生活冷静闲适和生活热烈忙迫的反映吧？

“平戏班”中的说白与梆子落子调中的字音，都带有很深的乡腔。据说，梆子和落子这类曲调，原是由乡间传进城市里来的。现在每天在天桥的各个戏圈子里看戏的，差不多有一大半是由乡间进城来的农民。他们不惜用每日辛苦得来的钱牺牲一点到这戏圈去，这也够可看出农民们对梆子落子的喜爱了。

我在天桥走动了那样多次，看了十几次的评戏，除对这种戏剧的内容不能赞同外，对于那些年轻而带着乡村气的女伶，着实起了很大的惊奇。唱梆子最好的莫如那位十四五岁的陈美玉，她的声浪那般清脆，字音那般明晰，做工却又那样的熟练。一出《秦雪梅吊孝》的戏给她唱来，真是声色俱美。我想，她假如唱了京调，得绅士们去玩赏的话，她定可媲美畹华，名传中外了吧？然而她以她的天才，献给了梆子落子——就是说，献给了天桥穷苦的民众们，这在陈美玉，不免吃亏不少。但是在无钱看京剧的穷鬼们，却也该自夸眼福不浅了罢。

载第1卷第7期（1934年12月20日出版）

湖南歌谣和广西歌谣的流通
——由土语文学到大众语文学的实证之一

/ 黄芝冈 /

湖南和广西之间早有了商业的交通，正像四川和贵州之间早有了商业的交通一样。湖广人、四川人在广西、贵州撒下了商人的网，用欺算来的金钱买得女人的爱。像阳朔山歌：

烂粪箕，不撮牛屎就撮泥；
湖广有钱妹也要，相公无米莫要提。

又像贵州山歌：

郎骑黑马四脚白，跟哥要跟好脚色；
跟哥要跟脚色好，偷人要偷四川客。

湖广人、四川人在广西、贵州，用金钱的魔力气坏了许多的被压榨的青年，骗到了许多爱虚荣的女郎。像长沙山歌：

白扇子摇摇上广西，丢爷娘丢落妻；
丢落妻子前途有，丢落兄弟结拜盟，丢落爷娘无处寻。

虽说远离家乡，衣袋里有银子，妻子兄弟都有了，湖南人到广西经商，大都是这种排场。至于他们经商的实情怎样，在两首祁阳山歌里表现得比较明白：

我咯哥哥我咯郎，你明日上广西，离祁阳。红兴（怎样的意思）舍得你咯爷，你咯娘，你咯妻子都不讲，你所爱咯妹妹不知丢到哪一方。听说广西银器好，银匠手面长，红兴帮妹多打两对耳环，银手圈也有好几双，外带铜铜黄。我咯哥哥我咯郎，记心旁，莫相忘。明日哥在广西妹湖南，相思如路长。

我咯哥哥我咯郎，我咯丈夫远下乡。由祁阳，下归阳，到衡阳，打得衡货广西卖，卖了银钱养高堂。妹是小脚行不动，不能随他走远方。我咯多心郎，我愿你赚得十万八千两，接妹伴你过时光。我咯背时倒灶咯丈夫，三天看不尽，两天看不完，我不愿再在他家受苦难。请你今晚安住在我家下，杀只鸡，买壶酒，有事慢商量。我咯哥哥我咯郎，伤了我的心，断了我的肠，今晚同你睡到天光冒起床。

而且，这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山歌在这两位小气的女情人口中唱出来，也可算情歌的上乘了。

如果我们承认商业的交通发展反映到语言上是语言的交通发展，姑无论广西的方言是怎样的分歧，和湖南语言上是怎样的隔绝，但要寻出它们接近的痕迹来并不是难的事情。像长沙话是比较平正的话，但也有些脱不了蛮气的语言令人失笑。在以前，我以为长沙人之所以为长沙人便是有了这些调调儿，但现在这些调调儿却都在广西民歌里找出来了。像：

风吹云动天有动，水急船流滩有移。（蒙山情歌）

翻翻覆覆睡有熟，覆覆翻翻睡有成。（博白情歌）

（“有”在广西民歌里所在多有，长沙人作“冒”，“没有”的意思。）

日日思天有得上。（蒙山樵歌）

昨夜偷莲有得睡。（博白情歌）

何况宝塔有几高。（桂林土歌）

（“冒得”，“冒几高”，“冒几厚”，长沙人常是这样说。）

搞得黄河水不清。（阳朔土歌）

（长沙人最爱说“搞”，音如“蒿”，“弄”的意思）

妹噜，天天邀弟来唱歌。（阳朔土歌）

（长沙人说“噜”，是“麻烦”的意思）

任哥搂抱任哥挨。（民间苦乐）

有缘正得肉相挨。（同上）

（长沙人说“挨”，是“偎贴”的意思）

无歌莫把眼来梭。（民间苦乐）

（长沙人说“梭”，又说“扯眉眼”）

伤风鼻塞都齐全。（涟滩情歌）

（“都齐全”长沙乡里话“像这样”的意思）

明朝害到插田人。（民间苦乐）

（长沙人对“到”字有这样的用法）

好比云山等日头。（民间苦乐）

三怨红天大日头。（同上）

（叫“日”做“日头”，长沙人也一样）

天旱鱼落古井。（博白土歌）

团鱼上滩水头紧。（同上）

（长沙人和博白人一样，叫“鳖”做“团鱼”）

以上，我们从异地的土歌里寻出些同样的方言。现在反过来，举几首和湖南土歌大部相同的广西土歌看两地的方言隔绝究有多远：

山歌好唱口难开，樱桃好吃树难栽，
白饭好吃田难种，鱼汤好吃网难抬。（桂林山歌）
山歌易打口难开，樱桃好吃树难栽，
白米饭好吃田难作，鲜鱼好吃网难开，
粑粑好吃磨难捱。（长沙山歌）
山歌一唱闹台台，岭冈顸上搭戏台，
左手搭个梁山伯，右手搭个祝英台。（客音山歌）
对门山里一株槐，槐花脚下搭戏台，
头前唱的梁山伯，后背唱的祝英台，
还有三句杂戏等郎来。（长沙山歌）
一根竹竿容易弯，三缕棉纱拉断难，
猛虎落在平阳地，不愁力小怕孤单。（桂林山歌）
一根竹竿容易弯，三缕麻纱扯断难，
猛虎落在平阳地，蛟龙无水困沙滩，
不愁力小怕孤单。（长沙山歌）
天上星子朗朗稀，莫笑情哥穿烂衣，
十指尖尖有长矮，高山树木有高低。（阳朔山歌）
天上星子朗朗稀，莫笑穷人穿破衣，
山中树木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
何得十指尖尖一斩齐。（长沙山歌）

每一个治风俗学的人他惯会从各地不同的民间风习寻出它们相同的地方来的，他对于矛盾风习的融解和民间心理的统一有相当的信念。因此，我对于发展各地土语文学是语言统一的第一步工夫，是大众语文学成立的必经的过程的假定，依上列的现象认为不是空想。

如果你能搜集中国各地的农谚儿歌加以整理，你必将更可惊地发现中国各地土语早已在统一的途径中了。但这些，除了商业交通的原因还另有一种原因使它们趋于统一，本文只讲到土歌，土歌对方言隔障的化除，商业交通是主要原因，原因是较单纯的。

载第1卷第2期（1934年10月5日出版）

托·物·言·志

说抽烟

/ 刘大杰 /

听说牛津大学最高班的学生，是不大到教室里去上课的。时常坐在教授家里的沙发椅上，抽香烟，喝咖啡，随便地谈着闲话。他们就在那一缕一缕的烟圈里，学得了最高的哲学文学及其他种种的学问。所以有人说，这是“烟的文化”。我自己虽说没有到过牛津，在几本外国书上，看见这样的记载的时候，觉得很有些道理。中国近年来大学教育的没有成绩，原因虽是很多，我想，这种“烟的文化”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的病根罢。校长教员们，都只讲一点形式。到了上课的时候，拿着皮面金字的课本，慌慌忙忙的站在台上讲几十分钟。铃子一响，教员们夹着皮包，就逃得无影无踪了。教了一年半载的书，学生们不认得教员，教员也不认得学生。这种教育的结果，是教员拿钱，学生拿证书而已。

烟这种东西，在实际生活上看来，是一种奢侈品，一种无用的东西。但在精神的生活上，却是一种必需品，一种有用的东西。一个人失了恋，或是陷入极大的苦痛的时候，总是想抽烟，想一支两支不断地抽下去。在时时不断的烟影里，好像另外有一个世人所看不到的世界，好像自己所有的苦痛、悲伤、眼泪、绝望和幻灭的情感，都在这烟影里溶化了似的，它能给我们一种片时的慰安。至于讲到烟与文化的关系，那是更大了。试问在近代的中外作家里，有哪一篇好小说，有哪一首好诗，不是从烟圈里做出来的。诚然，也有些作家，不抽烟也可以做出好文章来，好像我们的光旦老哥，他的文章，就从没有借助过烟的刺激，但这却是少数中的少数。在我个人的经验中，好像没有烟，就写不出一个字来，就是不抽，也得燃一支烟卷，搁在烟盘上，让它一缕一缕的烟影，自由地轻缓地在空中转动。似乎要这样，才可以引起滔滔不绝的文思。

在中国古代的诗人词客里，很少有描写抽烟的句子，不知道当时他们抽烟不？大概他们那时拿来刺激文思的东西，最要紧的是酒与美人，所以在中国前人的作品里，酒与美人，是与花月两字同样重用的。到了近代，烟风比酒风更盛了。在我们中国，一年烟的耗费的数目，远在教育费以上的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罢。好比我自己，一个小家庭，也有四五个人吃饭，一个月只吃得六七块钱的米，一个月的烟钱，至少得十元。若是多写点文章，朋友们来打几次牌，总在十元以上。并且我还是抽的五华牌、美丽牌那样的普通烟，虽说有时也买一两盒白锡包，那种机会却不常有。平均下来，我一年的烟费，在我们这种阶级的收入上，倒是一笔巨款了。

这半年来，我也常有戒烟的心思，但总是没有效。抽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自己也曾感到口渴唇干的苦楚，两只指头，也熏得乌黑了。心里想，何不少抽两支？结果是不行，反而一天天地抽多了。近来世风日变，绝食的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甘地绝食，牛兰绝食，工厂里的女工也绝食。据报上的记载，他们绝食五六天，还没有饿死。所以我时常想，没有饭吃，饿三五天，还受得住，没有烟抽，一两点钟，就会枯死的罢。

前年好像是在《新月》上，读到丁西林先生一篇题名为《北京的空气》的剧本，我感到浓厚的兴味。在那个独幕剧里，描写一个住在北京的男主人，正同一个从上海来的朋友，坐在书房里愉快地谈话。到了深夜，忽然发现烟罐里没有烟了，于是乎着了急。屉子里找遍了，仍是没有，到街上去买，小店都关了门。没有法，最后男主人是悄悄地走到仆人的房里去，把仆人的一点残烟，都偷来抽光了。我想，丁先生这个剧本，在不抽烟的人看起来，会感到索然无味的，然而我们读了，都特别能体会作者的心情。我劝爱抽烟的朋友们，去读读《北京的空气》。

载第40期（1934年5月1日出版）

谈“吃田鸡”

/ 陈子展 /

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倘从地理上说，是从北而南。黄河流域开化最早，长江流域次之，珠江流域又次之。说也好笑，就吃田鸡一件事来看，也是从北而南，按着地理的顺序，分出时间的先后。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

孙少魏《东皋杂录》曰：关右人笑吴人食虾蟆。予考《东方朔传》云，汉都泾渭之南，水多蛙鱼，师古曰：蛙似虾蟆而小，长脚，人亦取食之。又《霍光传》，霍山曰：丞相擅减宗庙羔兔蛙，可以此罪也。则汉用宗庙荐献。以上皆孙说。予按《周礼》蝈氏，郑氏注曰：蝈，虾蟆。郑氏谓蝈，今御所食蛙也。然则汉以来，虽然至尊，亦食虾蟆矣。

又据宋彭乘《墨客挥犀》说：

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钱塘日，切禁之，自是池沼之蛙遂不复生。文通去，州人食蛙如故，而蛙亦盛。人因谓天生是物，将以资人食也，食蛙益甚。

这两条宋人笔记告诉我们，最初吃田鸡的是在黄河流域，便是皇帝也要吃它，皇家还要用它祭祖先。后来长江流域江浙人也吃田鸡，倒给北方人笑话，大约这个时候北方人已经不甚吃这个东西了。清王韬《瓮牖馀谈》里说：

青蛙古以入馔。《周礼》有蝈氏，郑康成以为今御所食蛙，则并以充天厨矣。汉《东方朔传》云：长安水多蛙鱼，贫者得以家给人足，则古昔关中已常食之如鱼，不独南人也。今粤东极嗜此，供诸盘飧，出以享客，奉为珍味。江浙虽有食者，然率贱品视之，搢绅家以登庖为戒。

最后到了清朝，江浙人又不甚吃田鸡，珠江流域的人倒特别欢喜吃它。这样说来，吃田鸡这一习惯是从北而南，北先南后，愈南愈后，斑斑可考了。

我们知道蛙和虾蟆是田鸡的古称，什么时候叫做田鸡，很不容易查考。只知盛清诗人赵翼有《食田鸡戏作》一诗，可见叫蛙做田鸡，至少也有两百年的历史了。赵翼在这首诗里略叙吃田鸡的历史道：

尝考康成注蝈氏，上供御食始汉时。
井借羔兔荐宗庙，丞相擅减且被讥。
粤人更嗜疥满背，相戒勿脱锦袄披。
抱竿羹成夸大飨，贵过斑鹧玉面狸。
由来隽味在翘肖，何而猩唇獾炙熊蹯胹！
君不见鼠名家鹿渍以蜜，蛇字茅觯剔作丝，
土笋登盘即曲鳝，翅虾入馔维螽斯？……

原来粤菜好用野味，好标雅名，蛙叫田鸡，或许还是从粤菜来的。至于赵老先生以为田鸡两腿最为肥美好吃，说是“就中两股尤莹洁，想因跳跃畅在肢”。换句话说，田鸡的两腿所以肥美白净，想是因为跳跃的缘故。因此我又记起生物学家拉马克（Lalmarck）的“用进废退”说，说是动物的各种器官，用则进化，废则退化的那种学说了。

据说蛙吃害虫，对于农家有益，就除害说，就报功说，总应该保护它。可是农民一年劳苦，没有肉食，吃不到鸡，把蛙叫田鸡，当做鸡吃，煞是可怜，又未便禁止。倘若住在都市的肉食者群，鸡鸭鱼肉，随便有吃，不吃田鸡，未为不可。在这一个意义上，我也可以同意于所谓慈善家的禁吃田鸡的主张。何况田鸡不见得怎样好吃，便是长沙菜馆的新鲜的麻辣田鸡，衡阳的腊肥田鸡，胜过粤菜馆弄的十倍，我也不再想吃它，因为这种田鸡的市价比鸡还贵，我有鸡吃，就已经觉得享受过分了！

载第36期（1935年9月20日出版）

论毛笔之类

/ 鲁迅(17) /

国货也提倡得长久了。虽然上海的国货公司并不发达，“国货城”也早已关了城门，接着就将城墙撒（撤）去，日报上却还常见关于国货的专刊。那上面，受劝和挨骂的主角，照例也还是学生、儿童和妇女。

前几天看见一篇关于笔墨的文章，中学生之流，很受了一顿训斥，说他们十分之九，是用钢笔和墨水的，这就使中国的笔墨没有出路。自然，倒并不说这一类人就是什么奸，但至少，恰如摩登妇女的爱用外国脂粉和香水似的，应负“入超”的若干的责任。

这话也并不错的。不过我想洋笔墨的用不用，要看我们的闲不闲。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勾（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笔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青年里面，当然也不免有洋服上挂一支万年笔，做做装饰的人，但这究竟是少数，使用者的多，原因还是在便当。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如果说这提议是笑话，那么，劝学生改用毛笔呢？现在的青年，已经成了“庙头鼓”，谁都不妨敲打了。一面有繁重的学科，古书的提倡，一面却又有教育家喟然兴叹，说他们成绩坏，不看报纸，昧于世界的大势。

但是，连笔墨也乞灵于外国，那当然是不行的。这一点，却要推前清的官僚聪明，他们在上海立过制造局，想造比笔墨更紧要的器械——虽然为了“积重难返”，终于也造不出什么东西来。欧洲人也聪明，金鸡那原是非洲的植物，因为去偷种子，还死了几个人，但竟偷到手，在自己这里种起来了，使我们现在如果发了疟疾，可以很便当的大吃金鸡纳霜丸，而且还有“糖衣”，连不爱服药的娇小姐们也吃得甜蜜蜜。制造墨水和钢笔的法子，弄弄到手，是没有偷金鸡种子那么危险的。所以与其劝人莫用墨水和钢笔，倒不如自己来造墨水和钢笔；但必须造得好，切莫“挂羊头卖狗肉”。要不然，这一番功夫就又是一个白费。

但我相信，凡是毛笔拥护论者大约也不免以我的提议为空谈：因为这事情不容易。这也是事实；所以典当业只好呈请禁止奇装异服，以免时价早晚不同，笔墨业也只好主张吮墨舐毫，以免国粹渐就沦丧。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然而这办法却是没有好结果的，不是无效，就是使一部分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

载第2卷第12期（1935年9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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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原署名“黄棘”。——编者注

论烟

/ 徐訏 /

一

烟是可爱的！

祀神的时候，炉烟袅袅，可爱；祭祖的时候，三支香，三缕烟，也可爱；盘香之烟可爱，丝香之烟也可爱；中国香之烟可爱，日本香之烟也可爱；蚊香之烟可爱，百花香之烟也可爱。工厂烟囱之烟，轮船火车之烟，无一不是可爱。

天下没有第二样东西有烟一样的美，我敢干脆地这样说！她的多变化，多曲线，以及静时的静，动时的动，表示温柔时候的温柔，表示坚强时候的坚强……没有一样东西可同它相比的。

天下没有像烟般婀娜娉婷的美人，也没有像烟般坚强有力的英雄；没有像烟般奇曲多致的风景，也没有像烟般险峻巍峨的山岳，更没像烟一般的曲折的河流。一切画家所要采求的，诗人要搜寻的，人人所要鉴赏的美，都可以在烟中去捉摸到。

最美丽的花朵，常常是最短促的生命，烟花之生命也是证明其美丽之程度了。美丽的花朵常有带刺的茎干，美人也常有难以接近的姿态，如果这样说起来，烟之不容易亲近，与烟之不容易占有更是其美丽之明证。烟不像花刺般使你痛，不像美人般使你苦，她像太阳一样，使你不能够开眼，使你惭愧，使你流下泪来。

从历史方面讲，神权时代的文化就在宗教仪式上所用的烟头，佛教、道教不用说，天主教做弥撒时，神父也拿着出烟的东西在念经的；许多印度传说里的术士，中国巫士之类是从不离开烟的。氏族社会的文化，乃在家庭炉灶的烟囱上面。在中国旧社会不开火煮饭是不能算自成一家的，大家庭的分家即是以煮饭的烟囱为标识，等到炊烟衰落到电灶，或者是上海般的，在一个六尺大的灶间，安放四家各别的小风炉时代，文化的象征就在火车与工厂的烟头上面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

烟是文化的标识，已如上述，所以凡发明烟头的人，是最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这是毫无可疑的问题。恕我无知，连在佛教里弥撒里发明用烟头的人都不晓得，但是我晓得发明近代烟头的人名，这就是一般人只知道其为发明蒸汽机者的瓦特（Watt）。此外，社会习惯中，婚嫁死生的大事中所用的烟头的发明者，如薰死人与嫁时的礼服的烟头，与现在还流行的江南年底祭神时所用芸香的烟头，以及老婆婆房中《金刚经》前面的，同闺房中床前茶几的炉烟……凡发明这些的人，都是值得我们来赞扬的无疑。光以中国咏闺情的诗词来说，一百首里有一百首是直接或间接讲到炉相与炉香，这已经足证明发明者的伟大了。此外烟雾对于性欲、房事、爱情，以及优生学影响的事实，是正需要科学家来研究的。

二

话虽这样说，这班不同烟头的发明者已够值得我们敬佩，但这些到底，与人都不是直接的，最直接影响于人类的烟，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吸的“烟”了。吸的烟类，有“旱烟”、“潮烟”、“纸烟”、“雪茄”、“斗烟”、“鸦片”……等，这些，我都喜爱。我爱在冬天太阳里听江南父老们喷着旱烟讲长毛的故事，我爱在田塍旁，在农夫们潮烟旁听田事的讲究，至于房间中纸烟、雪茄、斗烟的烟雾里，同师友们与爱人谈些无系统的感想，当然是我所喜爱的事，而在鸦片烟旁听些或谈些深奥的问题，也是我所喜爱的事情！

上面早谈过烟的美，如果要把烟的美从外面的鉴赏，到内心的享受，吸烟是最最能收此效之事了。

烟以外的东西，有种种不便：赌博必需对手，喝酒品茶则携带麻烦，且需要一定之姿势；唯有烟，多至十万个人与少至一个人，都有意义；斗室里旷野中，都可以享受；坐也好，立也好，走也好，卧也好，真是无往而不便当；而意味之长更非他物所能代替也。

假如把文明史与吸烟发明之日期相较，立刻可以看出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吸烟史前是何等迟缓？而在史后是何等的迅速呢？

假如自卑一点，或者可以说客观一点来说，人类不过是一部像钢琴一般的乐器，而烟草乃是音乐家。谁能够证明，所有人类文化不是烟草在人的乐器里奏出来的曲调？

用功一点人可以去算计，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等，凡是有才干有能力的人，不吸烟者要是有一千分之一，那才是咄咄怪事！女子在文化上少贡献，我不相信会不是少吸烟之故，女诗人李清照如果肯多多吸烟，那她的诗词必能更光耀万丈，不会只取材于香炉之烟雾上面的！

时至今日，烟之好处，人人皆知；中外人士，无一不吸；所有牧师与道德会会员等的宣传，为要宣传吸烟之害的真理，预先多吸几根雪茄是必然之事。我亲记得，小学里给我出“说吸烟之害”作文题的先生，自己就是个必需吸烟的人。

烟之姿态最丰富，我在上面已讲过，而烟之效用之丰富，也正如其姿态，工人、乞丐、商人、律师、文人，科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与反革命家，无一不以此助其头脑之绝对不同的运用的。这还不够，烟在一方面是助人以进取的精神，他方面则是给人以疲倦的安慰。她在一方面是起科学的作用，他方面是收艺术的功效的。凡名利情场上的失意者，可以此为安慰，而得意者也可以助其得意。

交际家常能以烟来联络人，外交家以烟为缓和自己的回答，这且不说，一个吸烟的人，常有一种魔力使对方在自己主意下屈服的。假如科学发达，烟能传达自己感情与思想，则烟对于文化上的关系又是如何？

人类中有瞎眼者，他们以触觉接触文化；聋哑的人，以姿态传达意见，这些是不健全的。其实健全的人也何尝健全呢？假如人可以用烟宣传意见，则对于不能运用烟的人，就等于瞎眼与聋哑的不健全了。假如利用别人嗅觉可以宣传思想，则烟之关系文化就更不能想象了。

记得有一篇笔记里记载过一个奇客能吸许多许多烟，而吐成蜃楼一般的各种奇景的；其实这是每个人都可有这个经验，我个人就是能在夜的斗室里，将烟吐成我远地的故友与爱人，以及旧游的景色的人。而且我相信，每个文人都只能将烟喷出自己的经验，方才能够下笔的。如果现在有一个禁止吸烟的命令，保管全国十分之九的刊物先要停版！（禁止赤化宣传，就可用禁烟之法的，但怕的是正宣传的能力也薄弱了。）

三

吸烟是艺术的事情，但能享受这项艺术，必需讲究吸烟的艺术。

有许多人，烟必到瘾极时方才抽，抽必嘶嘶不断，尽量吸入肺中，一直抽至没有，这等于喝茶之“牛饮”，是最不艺术的事情。我常记得那位讲长毛故事的父老，一次旱烟，常有十分之七是让它自烧掉的，他抽到嘴里不过是十分之三，而这十分之三里，三分之二是吐在外面，只有三分之一是腹里去的。这真是最艺术的吸法！所以以百次烟一天来算，即使烟是有害的，到肚也不过十次。

我们吸纸烟或雪茄，仿此法是最好，就算一支烟连抛掉之屁股，共白烧掉二分之一，则吸到嘴里是只二分之一，此二分之一烟，吐出的是整支烟的十分之三，则吸进腹内只有十分之二了。

其次，吸烟不当专吸某一类的，应当在适宜时候来吸各类烟才好；照普通生活来分配，早晨当吸水配，出门当吸纸烟，中饭后当吸雪茄，晚饭后当吸旱烟，星期日当吸一次鸦片，到田野去玩时该吸潮烟，这些好处，理论说来太长，事实可为明证，诸君不信，曷尝试之。

只有一个无用的人，才会被烟所累，上瘾一类事情，那是一个懂得烟道的人所不取的。我上面所说的吸法，少吸进而多吐出，使烟在空中荡漾，我敢担保，一星期一次的鸦片，是决不会上瘾的事情！

夫生活的艺术，乃将自然收为人有，不是将人身为外物所奴役。我也爱女人们衣服的装饰，但我讨厌女人们为保住衣服的某种美丽，而失去举动上的自由。所以这种要以人的自由来保住的某种美丽，我是主张取消的。吸烟也是一样，我们是为特殊的安慰与情趣才去吸它，但如果一方面不能不吸，一方面是痛苦着，这就失去吸烟的意义，而为烟所奴役了。有许多不能吸，或吸也无味的特殊的工作里，有烟瘾之人能常被一种纸烟所颠倒的，这就是不懂烟道的俗人！

一九三四·一·二五

载第1期（1934年4月5日出版）

兰陵琐话

/ 黄鲁珍 /

提起了兰陵，便叫人联想到“酒”。自从唐李太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佳句拈出，这“兰陵酒”在麴蘖史上便十足地露出风头。它受了很不少的骚人逸士们赏赞与歌颂。一直到现在，提出“兰陵美酒”这四个字，还是名字很香，尤其嗜杯中物的人们，更受不起这“四个字”的歆动，莫不酒虫蠢蠢，争欲一尝滋味。

的确，兰陵这个地方现在的经济基础，就可说是建筑在“酒”上的。虽然处在偏僻的地方，可是它产出的酒，既有相当令名，现在一些南北大埠，也就运销这小地方的酿黍以号召那些饮君子。便弄成这个兰陵地方虽小，而它（酒）的销路可颇颇的广。兰陵的居人，真算有幸运地藉着这“酒”而安居乐业。一个兰陵市上，便有人这么说一句：“无店不酒旆”，就可以想见兰陵酒的事业了。

可是普通说兰陵的酒，其实便可区分成两个阶级：一是平常的，便是兰陵市上一些酒店里酿的酒；一是特别的，（算做尽了兰陵美酒的美。）它便颇有来历，说出来倒很足佐话料：兰陵这地方有家大族王姓，一个兰陵市镇及兰陵四外几十里，都是这王姓全族的土地，他们列第别宅聚居在兰陵街上，兰陵酒所谓特别的，便算是他们的专利品了。他们各家都造酒，造酒的方法，是他们传授有自，市上的酒店，不能仿行。今年造好的酒，至少须明年才可开瓮，用深厚的土，培闷在地下，积以岁月之力，教酒自动的酝酿成醇厚的气味，然后取出再略施手法，这酒便芬芳浓郁，异于寻常，兰陵市上称这种酒为“到地美酒”。可怜一些嗜酒的朋友，得到所谓平常的，便觉津津有味。哪知还有进一步的佳制呢？这种酒的造法，兰陵市上的酒店，非惟仿效不成，而且难积岁月之力，（兰陵酒店出的酒本不够销的，哪有闲工夫弄这些。）所以便成了这王姓的唯一家酿了。他们拿了馈赠：是特优的礼物；出售：是可居的奇货。

兰陵酒到底是如何的美？这样评价，只有让杜康的同志去细味。但据兰陵居人说：却又有一种水源的关系，因为兰陵的南首，有个亩多的池塘；而自有泉源，却又像座天然的大井！水清而冽，四时不涸，兰陵居人，就此取汲，因而酿酒的水，即此池供给，酿出来的酒，便别具风味。不过有好事的人，特取此池的水，拿到别处去造酒，一样的与别的水分不出怎样来。我想这是一种心理关系吧？心里觉着兰陵酒别样，喝着便觉与众不同，其实与这汩汩的水有何关系呢？但兰陵这个天然泉源的池塘，却不失是个幽胜的地方，四周白石作栏，绿杨覆之，映入水底，沉沉如盖，蕴水甚深，却透明清澈。朱晦庵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可为此咏。

兰陵初非徒以酒名的，它在中国疆域的沿革上也算有点历史：春秋时是鲁国的“次室邑”，并于楚始改今名（兰陵）。晋时曾置兰陵郡治，南宋北魏因之，隋改为兰陵县，唐初废县治改属沂州，至今因之。兰陵既从古在中国疆域史上都有相当渊源，历史上知名的人物，也便和兰陵发生过不少关系。荀卿就做过兰陵令，（此事据《史记》年表在楚考烈王八年，当公历前二五五年。）并且死后也葬在兰陵，现在兰陵东门外可二里，就是荀卿墓地，高冢犹峙，丰碑蘦落，满目荒凉，真糟蹋到不成样子。汉朝以功名见称的萧望之，以清高著名的疏广、疏授，兰陵都是他们的桑梓地。萧望之的墓，在兰陵附近，就不知有多少。大道通衢，时时能接触着“汉太傅萧望之之墓”。问其所以？这倒怪可笑的。在胡清乾隆年代，有位坐沂州的某官，夙慕风雅，知道这兰陵是汉朝有声的萧望之珂里，他惟恐旁人不知道，便在兰陵的路旁道边，大书深刻，多多的表示出来。其实萧氏的三尺马鬣早在兰陵成了一抔土了。二疏在兰陵尚有故里可寻，兰陵西有个二疏村，据说就是当年二疏的旧居，村南有个土台，说是二疏坐官回家分金给亲邻的台子。现在只剩二三人家，（连一个姓疏的都没有。）寥落的惟有鸡犬可闻。所谓衣锦还乡，分金赠友，在这个地方早不知是哪年哪月的事了。

以酒与古著名的兰陵，现在呢？只是一座矮矮的士城，山东临沂县的一个集镇。酒旗招风，插遍天空，好像仍与人们以艳说酒香的标志。

廿六年夏改作

载第36期（1937年8月20日出版）

我底屋子

/ 靳以 /

我底屋子是青的，有着单纯的青色，生的友人走进来，会惊讶地说：“你们这屋子都是青的呢！”而我则只有含着笑，点点头，招呼友人坐在蒙了青色布套的椅子里。我能自己倒给他一杯茶，如果是会抽烟，那么我又将敬他一枝“五月花”。

“为什么喜欢这样的颜色呢？”

友人端了茶杯，或是用手指夹了烟卷的时候能如此地问着。我不能即刻回答，正如飞着的柳絮不能立时落在地下。

“也许，人是Blue的吧！”

我会如思索一番之后，悠悠然地回答着。

友人这时候可以抬起头来，望到伏在青色的墙壁之上是白色的屋顶；低下头来呢，躺在脚下的又是士敏土造成的灰色的地。可是秋日一点的好阳光，却为糊了青纸的窗子隔成幽暗的了。

“这颜色不是有点太阴沉了么？”

友人可以敲烟上的灰，或是把茶杯又放在茶碟里，乘着点余暇和我说。

“为什么一定要红紫的耀眼呢？”

我也会用了疑问代替我的回答。

“不是还很年轻么？”

“是是，像我这样子的人——”

在说话的时候自然地会摸了自己的下颏和唇际，觉得有点子刺手的，是冒出来的胡子啊！

于是友人告辞了，留下来的是我那青色的屋子和我自己。

我始终还是爱着我这青色的屋子，窗帘是青的，座灯也是青的。友人好意送给我的书，我要检取那有着青色封面的。为人问着的时节我会说：“我底屋子是青的，我也爱青色。”

有的友人说屋子的颜色太单纯了，又是青色，不妨配配色。就说那座灯吧，一个友人说该缝上白色的绸子；可是我还是告诉了曾加上青色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就是连自己想起来也颇茫然。

但是我喜欢我的屋子，当着没有一个人的时候，我把窗帘拉拢来，遮住了外面的整个天地，静静地坐在椅子里，架在书桌上的手掌托了自己的头，就那么安然于沉默的境地之中。也许我会提起笔来，把心里想说的话写在纸上，那我将更觉得满意，因为有一点外物的纷扰，就是同住的曾回来了，他也会提轻了脚步，悄悄地坐到我的对面，读着一本他所高兴的书。那时候，当我觉得疲倦，放下笔来，把眼抬起些来，则所看到的已不是那青色的墙壁而是一个圆圆的孩子样的脸。在这时候，他也会抬起头来；可是我们不说什么，重又都把头低下去。

于是那郁暗色的屋子，又能把我们拉到静默的中间。

我是爱我那屋子的，我那青色的屋子。

廿二年十月十五日

载《现代》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出版）

弄蟋蟀

/ 孟述祖 /

弄蟋蟀在帝制时代，认为是有闲阶级或骚人墨客一种雅事，讲什么资格似的，如果你是个小市民之流，便不配弄蟋蟀——不给你附庸风雅。这种风气相传到现在的革命世界，还没完全更改过来。

弄蟋蟀最后目的是斗，要斗就得先事培养，在培养以前又先得去捕捉，因此，弄蟋蟀暗暗里含有捉、养、斗三大程序。

头先讲捕捉。有资本的可以大规模地这样办，用几千根小竹管，每个里塞些黄豆粉之类，安排在菜畦桑田上，经过了一夜，十根竹管里少不得有二三根有蟋蟀会住在管管里可以收，无钱的孩子们凭着铅丝罩和竹片也可以工作。工作时听准了叫声才动手，因为蟋蟀大小好歹，十分之七八可以从叫声里辨别出来。好的蟋蟀白天里是不轻易启翅，要到半夜三更还只叫上五七声。所以捉蟋蟀者又贵乎耐心，为了捉一只蟋蟀化去三五夜工夫是常有的事。捉蟋蟀又有地段关系，墙隙瓦堆里的出品，比较桑田菜畦里的生得结实。捉蟋蟀在时令上有一个挺灵验的格言——“白露三朝出将军”，意思是交到白露节令的前后三天，是蟋蟀出货顶盛旺的几天。

蟋蟀的勇猛敢战，固基于先天生就，但身壮力健，尚有赖乎人工培养，因此培养一道，实占弄蟋蟀最重要之一部。有些人对于出资收买的蟋蟀，叫做“过手虫”，无论好到怎样，斗起来不肯做大输赢，一定要亲自培养出来的，才敢放心作赌。《蟋蟀金针》有这样一段记载：

虫得土而化，宜培土以补之，茯苓蒸陈米饭，大补虫力，或预盛处暑稻叶上露水饮之，大斗用童便和清水饮之，或喂水跳蚤一二个以去伤，苍蝇头活血而长光移，最为稳当，斗过宜喂四五枚。受伤出水处将自然铜和童便磨细点之。受热及叫雌不着，取浮萍敌汁和清水浴之。结粪，喂以蒹豆牙尖，并铃饲以水畔草中白色蜘蛛。积食，喂以水内红虫。天寒不食，取茭白或扁豆煨陈米粥食之。深秋用汤，以和为是。与其受热，不如受寒，寒犹可救，热则不能……

我们看了上面一段文字，就可以晓得中国人对于蟋蟀之道，并不马虎，东西洋的昆虫专家，谁都要甘拜下风的。培养有素者，又能够把蟋蟀分出种种不同的颜色来，这是青虫，这是黄虫，这是紫虫，这是白、黑、红虫，其实在我们外行看来，还不是一色的吗？

蟋蟀的性欲问题，是培养者顶注意一桩大事。通常雌雄二性是各别养的，真到秋分节令，才开始结合。蟋蟀在性交时，雄的会很自然地鼓起二个翅翼，作极有节奏的叫声，这种叫声，比任何音乐好听。

会斗是斗蟋蟀的简称，现在京沪线一带的乡镇茶馆中，常常大规模地举行着。这个场会，叫做秋兴局，由当地白相人主持，先期要发大红帖子到各地去敦请，到了那一天，各地才会连袂来参加。参加会斗的蟋蟀，照例题上各个不同的牌号，例如“秋寅”、“捷胜”、“日上”、“贾风”，怪风雅又吉利似的。

各个牌号走进秋兴局，都得写在黄纸榜上，叫做“上榜”，把保证金交到局里账房间叫做“举梢”，过秤叫做“上戥”，此外还需经过“验雌”、“上封”、“合对”，种种碎琐手续，份量相等的做金对，是最好不过的相对者，如果那天没有金对，那末大小不离的可以找作对手，不过要双方同意才行。

斗起来双方公请一个公证人，叫做“闸板先生”，又各请一位逗引虫斗的“芡手先生”，双方又各推代表一人，叫做“监局”，凡此种种，都有很严密的章则，谁也要遵守的。

赌钱并不限于有蟋蟀的主人翁，旁人也得参加，叫做“帮花”。所谓花，是拿五角或一元做单位，一花代表五角，或代表一元，局里参酌时令环境随时订定，花只有起点，没有底止，和外国人赌扑克一般，从三十六花做到三百六、三千六都随便。假使一方要斗多，一方要斗少，旁人就可以加入少的一方面去凑足多的一方面，直至适合为止。有时凑不足，那末，要做多的一方可以利用以二博一或以五博一的条件去引诱对方，这种条件，叫做“放彩”。放彩非有十分把握不肯轻易举行。老于斗蟋蟀者，虽然拥百胜健将，反装做无名小卒般不肯多做花头，引诱对方放彩，这个解数，叫做“藏花逼彩”，毛头小伙子老会上当。

照例，秋兴局要抽收十分之二的头钱，譬如一对蟋蟀斗二百花，每花单位是五角，胜的一方只赢八十元，输的一方要输一百元，一刹那的一刹那，二十块给秋兴局抽去。好在斗蟋蟀是斗面子会朋友，铜钱银子是置诸度外的。大规模秋兴局每天能抽上千把块头钱，真使你意想不到。

蟋蟀迷人之深，不亚于声色犬马，着了迷会得废时失业和倾家荡产。南宋贾似道在半闲堂斗蟋蟀竟忘却宰相责职，因此，弄蟋蟀在另一方面，又为自命正人君子之流所不取。

载第38期（1935年10月20日出版）

斗蟋蟀

/ 东方 /

南宋的贾似道喜欢在半间堂里斗蟋蟀，相沿成为风气。在我幼小的时候，家乡绍兴还盛行这事情。在斗以前先得养，在养以前先得捉。每当夏末秋初，一般乡间的孩子，和没有一定职业的青年，就都忙于捉蟋蟀，预备卖给专门培养的人。

善于捉蟋蟀的人总是先听好了鸣声才动手的，蟋蟀的大小强弱，都能够从鸣声听明白。好的蟋蟀要半夜三更去捉才容易到手，因为平时不随便鸣响。

养蟋蟀的人不一定自己去斗，因为斗蟋蟀是赌钱的，范围有大小，好的蟋蟀可以多赌钱，如果自己的范围不大，赌不起多的钱，还是卖给别人合算了。

要赌多的钱，虽然可以临时收买好蟋蟀，可是价钱贵，而且非由于亲自的培养，究竟底质怎么样，无从明白，也是不能放心的。蟋蟀的好坏，于身体的长短广狭以外，还有着力量大小和精神强弱的问题。在实行交斗以前，先由做公正人的过秤，以同一轻重的相斗——斗有一定的场所，也预定日期，许多人都拿着准备的蟋蟀聚集在一起，容易找到相当的对手。蟋蟀的长短广狭成于天然，体质的轻重，力量的大小和精神的强弱，却是多半由于人工培养的。要使得分量轻而力气强，那么可以用较大的身躯去斗较小的，才容易胜利。所以要多赌钱的人，总是愿意亲自培养的。

赌钱并不限于蟋蟀的所有者，旁人也可以去参加，叫做“插花”。所谓花，当时是以五分钱为“一枝”的，插几枝，听各人的便。照习惯蟋蟀叫做虫，斗叫做咬。所谓“上策”有着两个意义：第一个犹如“登台”，第二个就是合于标准，因为太小的蟋蟀不能上场，要到一定的分量，才可以正式去斗。

斗蟋蟀每年由旧历的七月里起头，叫做“斗策”。以后隔几天举行一次，愈斗钱愈赌得多。到末了，赌得最大的胜利者，可以得到个由纸和篾札糊成功的魁星阁叫做“夺魁”。

夺得了魁的蟋蟀往往尊称为什么将军，可以在优待中终其天年。到了寒冬养蟋蟀的人会得把这种将军放进汤盆，就是盆子有着双重，可以灌上热水的。蟋蟀在人工的培养中冬天容易挨过，可是一到春间，气候和暖了，却总就死去。

挑选蟋蟀，第一要头大，样子来得魁伟。其次要钳生得阔而厚实，如果单薄细长，被对敌咬住以后，容易折断。第三腿要粗壮，才有力量。在这三点以外，还得看触角和腰身的姿态神气也很有关系。魄力强大的蟋蟀，总是停在盆底的中央，不轻意行动，随时掀掀触角，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的。一和对敌交斗，却就拼命的冲去，丝毫不肯退让，即使折断了腿或者毁坏了钳也是不逃避的。

由于形状和色彩的不同，蟋蟀有着种种的名称：从钳的分别，全白的叫做饭牙，灰白的叫做艮牙，淡黄的叫做黄牙，紫铜色的叫做老黄牙，黑色的叫做铁钳；短而扁的叫做阔口，长而尖的叫做獠牙，歪斜的伸向前方的叫做偏口。从整个的身子上分别，全黑的叫做铁牛，有着许多花纹的叫做斑马，鸣的时候翼翅膀直竖的叫做笃郎，翼翅膀下面长着颗金光的小球的叫做背珠。

专门培养的人，总不让蟋蟀吃饱，为着不该肥胖。普通的食料是饭子，但不整颗的喂，只给吃心子。先一天就把饭子浸在水中剥去了外面松软的一层才喂，并非随便放在盆中，是按时把剥好了的饭心子插在蟋蟀草的柄上，放到嘴巴旁去饲的。平时盆中，只放半小盅的水。这盅水，在将去斗的前些时候，往往用参茶。在将上策的时候，还往往预先养个较差的对敌试斗一回，斗败的就被弄死，取出腰子来给胜利者吃，说是补的，也就算作慰劳品，实行“弱肉强食”的勾当。

善于培养的人，对于蟋蟀的性欲问题也很注意。可以上策的都是雄性，因为身后长着两支粗壮的尾毛，所以叫做二枪。雌的尾毛比较短小，可是另有一支长长的产卵营长在尾毛中间，所以叫做三枪，也称雌头。二枪碰见了三枪，会得缓缓的鼓动翼翅膀，作有节奏的鸣声，叫做弹琴。有时虽然不会碰见三枪，也会得弹起琴来；在这种时候，培养蟋蟀的人总就特地放进一个雌头去，使得畅畅快快的弹一回琴，叫做嫖。嫖的结果，在三枪的尾端长上一颗白白的东西称为过弹——对于蟋蟀的性欲问题既不抱禁欲主义，也不任其纵欲，是折中办理，采节欲主义的，就是只让于适当的时候嫖几回。大概在去斗的前两三天，特地给个弹琴的机会，好像是故意使得愉快一下，鼓励勇气的样子。

不消说蟋蟀的交斗是为着争锋，由于“同性相拒”两雄相遇势不并立，一经接触往往连斗十几合，盆子底里跌扑跌扑的响个不了。有时已被对敌掷到盆子的外面，会得跳进盆子去重行交战，并有一方屈服不肯罢休。对敌失了战斗力，胜利了，这才鼓动翼翅膀啾啾的作凯旋之歌。有时已经张开翼翅膀来打算作得意之鸣了，因为对敌还在“重整旗鼓”，会得马上收拢翅膀，再摆起阵势来的。小小的秋虫，实在怀着大大的雄心。

善斗的蟋蟀不但勇敢，也是智足多谋的。在交斗以前，照例先由主持人各自在一方用蟋蟀草掀动一回，然后使得实行接触，叫做牵。斗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的善于咬伤对敌的腰部，使得疼痛；有的善于咬断对敌的腿，使得行动不便。最厉害的，是把对敌的钳撕下一处，这就破坏了对敌的武器。还有善用阴险手段的，稍微斗一下，假作败退而逃。等到对敌从后面追上去，就尽力的弹一腿，使得滚到盆子的边上，碰撞得昏头昏脑，再回转身来拼命的咬去，藉此获到胜利。可是聪明的蟋蟀，决不轻意追逐，不会上当，只是于这种时候休息着等候，藉以养神，结果是“以逸待劳”，得到最后的胜利。

载第2卷第12期（1935年9月5日出版）

玻璃建筑

/ 丰子恺 /

佛经里描写西方极乐世界的殿宇的壮丽，曾用“琉璃”等字。我没有到过西方极乐世界，不知道所谓琉璃的殿宇究竟怎样壮丽，只住在这婆娑世界里想象那光景，大概是玻璃造成的房子罢。其实，佛教徒要表示出世的境地的极乐，而借用娑婆世界里的琉璃、玛瑙、珊瑚等物质来描写，弄巧成拙，反使本文极乐世界的状况陷于贫乏而可怜了。因为用那些物质来建造的房屋，在物质文明极度发达的娑婆世界里都是可以做到的。现在的欧洲已有“玻璃建筑”流行着了。

现代艺术潮流的变迁真是迅速！我们小时候传闻欧洲艺术的盛况，只知道十九世纪的绘画如何发达，音乐如何热闹。那时的欧洲艺术，承继着十九世纪的余辉，还是绘画、音乐中心的时代。过了不到二十年，再看现代的欧洲的艺术界，已迅速地变成电影、建筑中心的时代了。绘画已被未来派、立体派等所破坏，而溶化于电影中。无形的交响乐远不及实用的摩天阁地能适应物质文明的现代人的欲望。结果，最庞大而最合实用的建筑，在现代艺术界中占了第一把交椅。最初用铁当作柱，有所谓铁骨建筑；最近又用玻璃当作壁，有所谓玻璃建筑了。铁骨建筑改变了房屋的外形的相貌，玻璃建筑又改变了房屋的内面的情趣，使现代建筑改头换面，成了全新的式样。我从印刷物上看见它们的照片，便联想到文学中所说的水晶宫和佛经中所说的玻璃殿，惊讶文学的预言已经实验，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的西方了！

听说提倡玻璃建筑的是德国人显尔巴尔德（Soheerbart）。他曾在一千九百上四年发表一册书，名曰《玻璃建筑》（《Glasarochitektur》）。他这册书是奉献于新建筑家韬德（Bruns Taut）的。于是韬德做了该书的实行者，在当时侃伦的Werkbund展览会中建造一所玻璃屋，即所谓Glashius，作为对显尔巴尔德的答礼。这是现代玻璃建筑的发端。现在已有更进步的玻璃建筑在欧洲流行了。我没有读过显尔巴尔德的著作，但在日本人的摘译中看到过该书第一章里的一段，觉得颇惹感想：“我们通常在笼闭的住宅内生活。住宅是产生我们的文化的环境。我们的文化，在某程度内被我们的住宅建筑所规定。倘要我们的文化向上，非改革我们的住宅不可。这所谓改革，必须从我们生活的空间中取除其隔壁，方为可能。要实行这样的改革，只有采用玻璃建筑。使日月星辰的光不从窗中导入，而从一切玻璃的壁面导入。——这样的新环境，必能给人一种新文化。”

我没有身入现代欧洲的玻璃建筑中，只有温室里有几次走进去过。玻璃建筑当然不是把人看作花卉而造的放大的温室。但看到显尔巴尔德的“日月星辰的光不从窗中导入而从一切壁面导入”的一句话，我便回忆对于温室的所感而憧憬于玻璃建筑内的新环境。

记得有一次我被友人引导到某处的花园里的大温室中去看花。我对于温室这种特殊的建筑，比对于无数美丽的花兴起更深的赞叹。当时我正热中于看星，每天晚上必挟了星宿盘，衔着兼充灯用的纸烟，到门外的空地上去看星。我想，假如我的房子同这温室一样，坐在房间内通夜可以看星，春夏秋冬四季都可看星。不但星而已，天界的风雨晦明等种种庄严伟大的现象，都可自由地完全地看见，而由此得到高深的启示，岂非我生的幸福。回想我的生涯中的种种愚痴、迷妄、苦恼、烦闷和悲哀的发生，都是为了热中于世间而忘却了世外的原故；都是为了注目于地上而忽视了天上的原故；都是为了房屋的形式使我低头，把我笼闭，不许我常常亲近天界的伟大的现象而觉悟人世的虚妄藐小的原故。地上的建筑真不合理：中国式的房屋两檐前遮后掩，加以高似青天的粉墙，所见的天只有一线；西洋式的房屋室内六面拦阻，加以重重的帏幕，所见的天只有一块。试登高处眺望都市的光景，所见中国式的房屋都像棚，西洋式的房屋都像笼。躲在棚下或闭在笼中的人，哪里得来生活的幸福？近世人道日薄，房屋的防御日坚，住在里面，真像钻进洞里一般。钻在洞里的东西，哪里得来广大的智慧？以洞为环境的东西，那里得来文化的向上？所以近世的人都低头而注目于地上，地上的生产，地上的物质。物质文明急速地进展，而置精神文明于不顾，这就算文化的向上么？

物质文明急速地进展，现在已经达到玻璃建筑的地步。我希望住在玻璃建筑里的人抬起头来看看日月星辰的光，而注意于精神的文明。我希望显尔巴尔德的话实现：“这样的新环境必能给人一种新文化。”我希望西方极乐世界出现在地球上的西方。

甘一年十二月廿八日于江湾

载《现代》第2卷第5期（1933年3月出版）

看画

/ 陆旭 /

对于图画，自己是外行连Amateur的资格都不够，只有看看而已。忘形的时候，也许挂下嘴巴，多少有那么点“阿Q气”。

从小就爱看画，在乡间腊月里赶集，天飘着雪，在人堆里挤，为了看画，好像什么都可以不顾。七八岁的时候，乡间的画除财神之外，大抵是些“长坂坡”、“落马湖”一类的玩意儿，对着飘荡在没有门窗的小店里的小画，却往往出神两三点钟。

进中学，图画和我好像有点前世的冤仇，拿起笔来总不能如意的画一件东西，例如苹果吧，画完以后便像一只梨。因为图画成绩太坏，几乎初中没有让我毕业！但是看画总不间断。这当儿恰巧有丰子恺先生的漫画集，晚上睡觉以前总要看一点多钟。

到北平的那年又买了几本学生漫画儿童漫画。对于这种笔法简单而含意深沉的图画，更引起了我看画的兴趣。风雨的黄昏，下雪的夜里，总喜欢端详一幅画，想藉着这淡淡的几笔，找出所谓“弦外之音”来。有人批评王维，说他“诗中有画”，我们也可以说丰子恺“画中有诗”。前些日子常看《申报·自由谈》，最使我高兴的又是丰子恺先生的《跷跷板》这一类的小画。最近和木刻发生了好感，看这种东西还是远在四五年之前，那时偶然买到了本未名社鲁迅先生辑的木刻选集，看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两年来木刻是颇盛行的，除了翻印外国的东西之外，我们自己的艺术家也就创造了不少。常想自己动手刻，但过去的经验打消了我的勇气，仍旧不过只是看看而已。

在艺术的领域里，文学必须有文字修养的人才能读，戏剧的对话虽然用“听”帮助“看”，已经不像文学那么麻烦，但困难还是很多的。音乐和图画可以说是最直接的艺术，假设有这名词的话。听到伏尔迦船夫曲我们会想像到一群褴褛不堪、蓬首垢面的船夫，沿着伏尔迦河用力地拉纤，歌声是很悲壮的，慢慢地远去了，远去了。一个朝鲜的亡命徒逃到鸭绿江，在潺潺的江水里，一面洗着自己被汗渍透了的衣服，一面唱着：“人间的罪恶比天上的星星还要繁多，鸭绿江呀！”歌声充满了幽怨和对故国的怀念……这些例都可说明音乐感人的力量。对于音乐我也是同样的外行，不能更深一层的了解它。图画感人的深切，记得去年文学上有丰子恺先生一篇文章说得极详细，外行似乎不应该再说什么废话。随便的几笔就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兴趣，人人都可以看得懂，这个通俗的小画，实在是目前很需要的。叫做“小人书”的东西，和连环图画一样，很受群众的欢迎，《实报》曾出版过毛三爷，销路是很可观的，这固然因为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但图画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前看画，只是用旁观的态度，觉得好玩而已。这恐怕因为隔膜吧？不熟悉的生活总容易隔膜，真的滋味往往就淡薄了。偶而一看，似乎是懂了，其实还没有懂，这样便模糊过去了。一幅画所表现的内容，假如你和过去的生活的某一点相接触，那么你马上就会深深地受感动，这幅画的印象也就强烈起来。不但图画如此，其他的艺术恐怕也不能例外。人陷在某种不幸的境地，对于表现那种生活的图画或者书籍，一定发生特别的感情。在这里便有一个批评的标准问题，主观的呢？还是客观的呢？

看画，在我像吃饭一样重要，也许有些只喜欢看画而不能自己动笔的人，和我有同样的感觉，但愿他们进一步的去自己动笔吧。

“那么你呢？”假设有人这样问。“还是继续看画，嘻……”我不得不这样回答。

一九三四·十·十六晚

载第1卷第5期（1934年11月20日出版）

书店里

/ 朱管 /

好多天了，自从给吞进这大京都底腹里。先几天是发极大的愁：早上，为一天的挨受发急；午间和傍晚，看着厨司底脸色发恨，因为我赊了他底饭；夜晚，尽梦着向不认识的人借钱而受窘，因之而发呆。然而近几朝来呢，什么都不了，仅是淡懒的心情。

有些很好的上午，或傍晚，我觉得自己何必尽在寄宿舍里闷呢，就挂上了仅余的绸大衫子，到大街里去，也装一下绅士的大方。皮鞋子底后跟还能在水泥的行人道上托托发声，还有那飘飘的长衫袖襟，车夫们见着我，都会做着笑迎上来。我呢，学得一种悠然的老练，撇了他们自己走了。

有一处，邻比地开着四五六家书店。那些告白，新出版的，还有廉价出售的，多得很，多得很。自然我是买书的人，至少我很像，那么漂亮地走上去。一册翻过一遍，我不满意。翻第二册。“什么价钱呢？”我已看见了那封背上的价格，但要问，因为念书的先生们总是应该粗心些的，对于这种琐屑。店伙恭顺地说明了，我笑着告诉他我要买那一本的。

于是跑过去看第三册，封面很精致，也是很好的装订，内容也可不错吧。我问知了价钱，我说太贵。而且，我把那作者无缘无故地和“落伍”和“叛逆”等上下不接的术语拖到了一起。那书店伙计知道什么哩，还得惊叹我底广博。

第四册、第五册，装着不耐烦的疏忽翻过了。我给予“无聊”的赞辞。我预备回到那已成交的一册。随手拿起一本毛边的薄书，见是个有些名气的作品，我告诉那伙计道：“这是××底名著呢，他们就这一本了吗？”“哦，还有哩，我去——”他还没有把他已有的焦心在恭谨的笑容里消完，我就搁着他说道：“别忙，我难道还没有买吗？”他歉然地笑了。

我自先到了第二册我看过的书，再翻了一遍。那伙计忽然见我脸上起了个记忆的皱眉。他和我都呆了。我只好说：“喔，我刚才记起，一个朋友已经寄给我一本过了，怪不道那么面熟地。——对不起得很，我不必要了。”店伙恭顺地答道：“不要紧，先生。”我在走了，他接着说：“下回您来哪。”

轻松地走出来，不想再去和别的店里玩了；心上、肚里，都在歌颂自己底聪明。我狡猾地想到：谁能知道我底穷困呢？

穷困或许实在并不是如何不体面的事；然而我却总喜欢把它隐藏起来。为此，当人家向我借钱的时候，我是给疑心到吝啬上面去；而我去向人家借钱的日子，则又给骂作虚伪或名士派了。

总之，好几个晴朗的上午或傍晚是如此挨过了；直到回到寄宿舍，再遇见厨子那个脸的时候，我是很快活的。

载《现代》第5卷第4期（1934年8月出版）

出版说明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对于所选的原文中一些并不符合当下汉语使用习惯和规范的用字、标点符号等未作改动，旨在尽量保留作品的原貌。但对于某些明显的文字和逻辑悖误，做了必要的修改。另有个别文字删节，恳请谅解。

本书收录文章的原著作权基本完成，因各种原因个别作者未能联系到，请著作权所有人及时与北京华文经典图书有限公司联系，敬奉样书及薄酬。

目录
chapter 1　刺世寸铁
文人的生活苦　／任钧／

从帮忙到扯淡　／鲁迅／
拟今人尺牍（节选）　／金克木／
闲居杂记　／黄叶村／
哪吒　／聂绀弩／
“奴才”与“老爷”的面孔
没有感想的感想　／杜衡／
文人在上海　／杜衡／
马路英雄　／陈伯吹／
黄金潮　／郑伯奇／

chapter 2　无法无天的论调
市侩主义　／柯灵／

乐祸篇　／伊人／
无法无天的论调　／王任叔／
谋略及其他　／王任叔／
螺室杂记（节选）　／王任叔／
“眼勿见为净”　／周木斋／
再论“没有法子”　／王任叔／
街头杂写　／蒋炳勋／

chapter 3　人语与鬼话
刮　／秦似／

“上海好不好”　／秦似／
讽刺的墨水　／公刘／
童话与法律　／公刘／
打倒爸爸　／聂绀弩／
论钢笔的好坏和内分泌作用　／廖沫沙／
狗的出超　／秦似／
现在的聪明人　／徐懋庸／
人语与鬼话　／秦似／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鲁迅／
一百元　／秦似／

chapter 4　悲怆的矜夸
太平洋沿岸的军事殖民网　／王承志／

悲怆的矜夸　／楼适夷／
提倡做狗　／木林森／
白俄在远东　／张明养／
从德国说起　／恽逸群／
教士的工作　／蒋锡金／
鲁斯国宾阁下　／秦牧／
中日亲善颂　／胡秋原／

chapter 5　刺世杂文
能言鹦鹉毒于蛇　／黄秋耘／

群众的意志　／楼适夷／
论裸体情侣自杀案　／秦似／
后方的捷报　／申在俎／
申诉　／丘东平／
大题小解之一　／茅盾／
血书（节选）——读土改文件　／聂绀弩／
鞭子·奴才·鹰犬　／廖沫沙／

论目前中国批评界之浅妄——我们果真不需要批评吗？　／李长之／

童匪猖獗　／聂绀弩／

chapter 6　论世警言
论“第三种人”　／鲁迅／

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　／郁达夫／
关于……一切　／傅东华／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抄　／沈从文／
致石民书六通（选四）　／梁遇春／
女子·圣人·革命　／秦似／
记温涛木刻——香港之劫　／茅盾／
奴隶篇　／宋云彬／
蛇与塔　／聂绀弩／
论娼妓　／聂绀弩／

chapter 7　无事忙闲谈
阿活乐脱儿　／郭沫若／

关店大拍卖　／陈伯吹／
威尔斯往哪里去？　／辛人／
骷髅们的跳舞　／白菜／
无事忙闲谈　／郁达夫／
偶语　／恽逸群／
偶语　／阿大／
偶语　／金性尧／
偶语　／松严／
偶语　／金性尧／
偶语　／金性尧／
偶语　／若木／
偶语　／金性尧／

chapter 8　真正的中国人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鲁迅／

历史的奥秘　／聂绀弩／
中国人到底“误会”了什么？　／秦似／
谁是真正的中国人　／全增报／
高等华人论　／章克标／
中国人（节选）　／孟十还／
脸与法治　／林语堂／
尾巴主义发凡　／郭沫若／
中国人与蛋　／力欧符／
论“没有法子”　／王任叔／
检查琐谈　／周黎庵／

chapter 9　战士与乏虫
烈士与战士　／王任叔／

论时局　／聂绀弩／
岁寒漫笔　／金性尧／
“鸿毛论”辨微　／孔另境／
战士与乏虫　／王任叔／
智勇辨　／孔另境／
症结所在　／不平／
血祭——纪念“三·一八”惨案十三周年　／周木斋／
由悲痛至振奋——纪念“一·二八”七周年　／金性尧／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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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刺世寸铁

文人的生活苦

／任钧(1)／

在这给不景气的暴风雨继续地狂吹乱打了好几年的现社会，除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坐在安乐椅中的特殊阶级以外，可以说，大部分的民众都是正在水深火热的生活地狱中挣扎着的。

不是特殊阶级，而且古往今来就时常以“多穷”著名的文人，自然也决不能够有什么例外，而可以不去味尝那生活的苦味之杯。

“三句不离本行”，就让我来谈谈文人的生活苦吧。

我没有特别到过西洋去吃过牛油面包，也没有特别到法国、美国去买过博士、硕士的衔头，因此，关于欧、美的文人的生活情形，严格地说来是：不懂。我不能够强不知以为知，所以无从谈起。

但，关于日本的文人生活状况，我却稍微晓得一些；虽然我并不是个“日本通”。

据我所知，在日本，从文坛的老大家们，直到一般新进的青年作家，在生活上都很感到不安、贫困……而且，文士生活的不景气的情况也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生活问题一般，渐渐地引起了社会一般的注意。关于讨论文士生活问题的文章，时常可以在新闻、杂志——尤其是文艺杂志——上看到，甚至有些杂志还特辟篇幅，广泛地征求，披露一般文士对于目前的生活问题的见解。

至于在我们贵国呢？

远一点的，则有贫困致死的彭家煌。

近一点的，则有因迫于生活而投江自杀的朱湘（虽然朱湘的死因，据较跟他接近的人们的意见，都以为决不是那么简单；但生活的重压，也毫无疑义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原由，我想。）

最近，复有初则贫病交迫，终于死而无以为葬的韩起。

像上述所举的几个事实，不过是目前中国文人之生活苦的“特写”而已；除开这些“特写”之外，还该有多少惨淡的“画面”，那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吧。

在十二月号的《现代》的“文艺独白”栏中，苏汶先生有一篇《文人在上海》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头会有如下的几句话：“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

是的，上海（应该说是中国吧）的文人诚然要钱，而且，我也跟苏汶先生一样地，“并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但，我以为：这里所谓“要钱”，应该就是上海（中国）文人的生活苦的表现和说明，这跟一般人说的军阀、官僚等“要钱”的意思是绝对没有相同之点的。

文人的生活苦已然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那么，一般文人是怎样去应付、克服这目前的困难的呢？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只能走下面的几条路：

第一，就是死（不管是无意的“贪病致死”，或是有意的“贫困自杀”），如彭家煌、朱湘等等。

第二，再借苏汶先生的一句话，就是“出卖灵魂”。不过，要稍为加以说明的，就是，苏汶先生在前举一文中所用的“出卖灵魂”一语，似乎是仅指“对新书市场所要求的低级趣味妥协、投降”，或“被卑劣的Journalism所影响”，而不能忠于“自己的职业”这事情而说的；但我所说的“出卖灵魂”，我以为多见多闻的读者自然会知道，其含义是要比较更广泛一点的。

但除开上述的两条路之外，也还有另外一条路。

记得日本的某文艺杂志所披露的许多文艺家对于生活苦的意见当中，曾经有一两个文士（其中一个好像是秋田雨雀）发表过一些比较特别的见解。大意是说，虽然在不景气的社会环境当中，在生活上的确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若把自己的目前的生活跟一般正在饥饿线上打滚的劳动者们或是失业者们的景况比较起来，又觉得还属优裕，并没有诉苦的资格。

因此，所谓第三条路，我以为，就是指那些不把自己跟一般大众分离开来；反之，却无时无刻不使自己成为大众中间的一员之文人所走的路而言。因为自己是大众中的一员，所以才能够明确地认清，估定所谓生活苦的真相，才能跟大众一同去解决问题。

然而，走这条路的，在聪明人看来，实在不免有点傻，而恰巧文人当中又大部分都是些聪颖过人的才子，所以，走这条“傻路”的，自然而然也就不多。

虽然走的并不多；但，其为一条路，却是无疑的。

彷徨于三叉路口的文士们哟，是选定和决定我们所走的路的时辰了。

载《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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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森堡”。

从帮忙到扯淡

／鲁迅／

“帮闲文学”曾经算是一个恶毒的贬辞，——但其实是误解的。

《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例。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我们在南朝的几个末代时，可以找出这实例。然而主虽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帮闲者，文采却究竟还有的，他们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灭。

谁说“帮闲文学”是一个恶毒的贬辞呢？

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

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六月六日

载《杂文》第3号（1935年9月20日出版）

拟今人尺牍（节选）

／金克木／

一

昨夜大有洞房风味：嘻笑谑浪，无复丝毫顾忌，然而今晨醒来，便是一棺独睡矣。有好梦，应即见告，俾代储存；他日来索，定原璧奉还。足下识之：昏睡若豕者，乃以他人之梦为己梦也。

二

谢谢和尚！昔有一叫花自号长寿仙翁。夫仙翁自能长寿，长寿不必仙翁，可谓不通之极。然叫花之歌绝妙。歌云：“长寿，长寿！赏一杯酒！长寿！长寿，赏一块肉！有酒有肉不受穷，好个快活的长寿仙翁！”和尚看至此若能一笑，和尚之鹿脯便非白送矣。

三(1)

呜呼哀哉！大厦将倾，梁木其摧；吴天不吊，哲人其萎。嗟我生民！曷恃曷依？呼天抢地，雨雪霏霏。霏霏雨雪，穆穆天廷。我公有灵，来格来歆！尚飨。

四

送你半副挽联“为社会惜英才，为私人惜好友，仰天长叹，予欲无言。”然而上联恐非你真死了，不能作出也。你死我只一声长叹，似乎还要说“死得好”，而且带上老夫子的口气，得勿忤否？

五

唉！我怎么对你说才好呢？你瞧，你有意和我开玩笑！你真不能了解我吗？我又想见你，又怕见你！说出来我真要羞死，我昨夜又梦见你了！

九

小儿在陕，久无音信，今晨虔占一卦，乃得姤之未济。复以六壬推之，得伏吟，中传克支，命乘天马，犯朱雀，末传又落旬空，俱非佳兆，心中忧疑莫决。刻如有暇，请来舍共研，或尚有一线生路也。谨备佳茗，借解暑热。

十二

近来消息颇为紧张，车站已有人满之患。弟拟南下暂避其锋。吾兄如有意同行，请以电话通知舍下。弟今日如觅得免票，明日即可成行，否则后日亦买票起程。匆匆。即询近好。

十三

听说你病了，来看你，你又不在家！明天有空到我家去，好吗？从家乡来了一个舅舅，带了一些腌鱼腌肉来。你若来赶上午饭，便也有得吃。

十四(2)

大作收到。拜读之余，无任钦佩。只以积稿过多，无法付排，恐失时间性。敬以璧还，至希原谅。此请撰安。

十五(3)

先生：你给我写了这么多信，我真感激得很！但是我很抱歉，我现在年纪还轻，不能谈到恋爱和结婚。请先生不要再写信来了。先生寄来的信，另外寄还先生。

十六

我死了。既不是为了国难当头，也不是为了经济压迫，更不是为了失恋。我死了，你们别问我为什么！人死了，大家还要问他为什么死，真是麻烦之至！我再说一句：我死了，不为什么，什么也不为，简直的就不是为什么。算了吧？还不满意？还要问？老实告诉你们：我就是被你们这个“为什么”问死的。

十九

久不去信，毫无理由。试想天下大事既非我辈所能谈，人间小事又非一时谈得尽。无从谈起，不谈也罢。若板起面孔，硁硁论是非，动辄切齿，此乃人之又一面，非理论之向导，直是行动之准备耳。吾老矣，虽颇敬之，自己却办不到也。然则复何所谈乎？

二十

来信的意见，我非常赞成，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一种少年的精神。不畏难，不苟安，不自暴自弃，虚心学习！勇敢办事。我们的步骤是：学——思——行或吸收——消化——营养。我们的口号是知行合一。我们的做人态度是正直，是诚。愿我们互相砥砺，大家都堂堂正正做个人。这才问得到做什么人的问题。

后记：右信二十通为今日一上午所拟，当然不足以尽今人之百态。但全属临时拟出，并非现成钞来（只诗四首系旧作），其中更无所指。次序则依想到先后而定，亦无意义。合并声明。一九三五年七月七日。北平。

载《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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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此系致死人者

(2) 注：此系印成

(3) 注：此系代笔

闲居杂记

／黄叶村／

文人一向是善感的，不过善感也得有些条件。第一，当然要闲，可是闲却也不一，如闲荡之闲、闲散之闲。大抵闲然后有情，有情然后多感，但是多感却不一定是善感，其间是颇有些出入的。善感的人，不但要有闲，且更要有适；而多感的往往是闲则有之，适却未必的。同是一样感触，善感的可以说来娓娓动听，不善感的，往往使人作呕；这可见感亦必须善感。

然而善感与否也不一定是天赋的才能，第一，得有闲适，穷酸的寒士，连自己的衣食都是朝不保暮的，纵有善感的天赋，也似乎很难发挥他的才能。感是当然有的，不过难免是些牢骚。牢骚是感而不应的，它万万不可吐露了出来。若使说了出来，那是一定要遭博雅君子的窃笑不齿的。以为这是俗物，这是狂徒。大约牢骚之所以被人不齿，似乎是在乎它的粗鲁，不会加工它仅是一种生料（Raw Material），而不是一种制成品（Finished Product）。这当然是为博雅君子所不能入眼的，加工不但需要有闲，并且需要有适，闲而不适的加工，依旧是不能典雅的。寒士纵或有闲，却没有适，因此他们纵是多感，也很难有善感的。

寒士固然闲而不适，但也有既闲又适而不善感的，这当然也是俗物。所谓雅俗之分大抵是在一个英人所谓的Taste字上。既闲又适而不善感者，其唯“猪猡”乎？既无Taste，当然是俗物。Taste须要修养，因此文人无论有闲无闲，有适无适，在这一点上总要占着便宜；既闲既适了，自然可以收藏些骨董，翻印些古书笺谱或则讲讲版本，以示风雅。然而即使是既闲又适而不善感的，也尽有风雅的人物；只要有钱，谁个不可翻印古书，收藏方志，讲讲金石。然而纵使是雅了，善感却依旧是未必的。此文人之所以贵为文人，而文人之所以向来善感者也。

闲适大约等于英人的Leizure，这当然与他们所谓的Idle，我们所谓的闲荡、闲散不同。闲适是可贵的，闲荡、闲散却未必尽然了。闲荡、闲散，在我们中国另有一种包括的名称，叫做“赋闲”，这更与英人的Idle相同了。这里，都包含着“闲着没有事做”的意义。赋闲家居是我们自己说的好听话，其实就是失业，英人所谓的Umemployed——这正与英人自己说Idle一样。我们历来无业，只有产业，而有业的却是庶民。读书人一向是无业的，挂冠弃印，便只好说“赋闲”了。然而官却不是个个读书人都轮得着做的，“赋闲”却是常事。

善感的第二个条件，便是病。可是病也不一，最好生些无关紧要的病，如伤风、咳嗽之类。当然伤风咳嗽是不很雅的，于是不妨用个流行名词，如流行性感冒之类。这是俗语所谓的一种富贵病，贫穷的人即便就是觉着了，也满不在乎的。而闲适的人便得请教西医，居院养病了。既有病而求医，当然病中杂感是不见得被认为无病呻吟了。于是病是不能不有的，因为病也是一种典雅。然而即使就是病，也有不病的时候。病中可感，不病中也可感。若在不病之中，典雅的文人，就会觉得感是有些牢骚气的；还不如谈谈风月，写写两地的情书。因为若使闲而无情，岂不要被人斥为俗物了呢？

闲适的人像英国的贵族一样，老有一副严肃的面孔。严肃的作用，便是在表示他的高贵，隐藏他的丑恶。因为闲而既适，在讲讲骨董之外，终不免“饱暖思淫”的；而淫是非得有一副严肃的外表不可，否则就不免流入俗物，被称为“淫棍”了。然而即便就是“淫”也不一定是罪恶。那末又何苦自表严肃呢？大约领袖非有几分道貌岸然，令人肃然起敬之概不可。

然而“闲适”也不一定是所谓“罪恶”，“赋闲”者却是俗物。此“闲居杂记”之闲，“赋闲”之闲乎，“闲适”之闲乎，我安敢自问？

一九三五年三月

载《文饭小品》第3期（1935年4月出版）

哪吒

／聂绀弩(1)／

《封神》文字拙劣，惟哪吒出世一段最为精彩，因为题材太好，也许正是作者的思想的寄托的所在。

哪吒是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小儿子，因为在河里洗他的兵器——或者说玩具——混天绫、乾坤圈什么的，惊动了龙官，龙王的儿子出来干涉，出言不逊，被他把筋抽出来编了一条带子。李靖看见他致死了龙子龙孙，吓得屁滚尿流，一定要把他杀死。他哀求，爸爸发怒；他逃，爸爸追；他让步，爸爸下毒手。“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他就抽出刀来，把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掷还给爸爸了。后来他的师父太乙真人用莲花莲叶替他做了一具身体，让他的魂魄有所寄托，他才活转来——大意如此。

孝道观念支配了中国人的生活思想几千年；如果仅仅是儿女的纯真的自发行为，原也未可厚非，但不是这样。大而言之，是封建帝王的统治工具；小而言之，是愚父愚母的片面要求，根本要义，不外牺牲他人，完成自己的特殊享受，推至其极，可以造成卧冰、埋儿、割股……等血腥的惨事，是最戕贼人性，离析家人父子感情的东西。

孝的说教者们振振有词，津津乐道的孝的理由是什么呢？简单得很，无非“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兮生我，母兮育我……”之类。不用说，父母养育儿女的艰苦，和对于儿女的爱，是不容抹煞的，但那一方面是自然的法则，一方面是他作人的责任。不能说是什么了不起的恩德，更不能因此苛索儿女的报偿。人的发肤虽是人的必备条件，但人之所以为人，却并不专靠身体发肤。我们说某人是大人，并不指他的身体魁伟；说某人是好人，也不是指他身体的康健或形体的完美。可见人生于世，必有比身体发肤更重要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却不一定都是父母所能给予的。胡适曾说：“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后来他又深悔把父母的功劳说得太大。那倒颇有些见地的。

孝的说教最不足为训的，不在使儿女孝顺父母，而在使父母中了它的毒，对于儿女对于自己的任何侍奉都居之不疑，自己对于儿女的任何苛虐，都毫无内疚，因之在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会，常有顽固的父母，滥用家庭的权威，为旧思想保驾，阻碍儿女进步，甚至迫害儿女，如传说中的瞽瞍夫妇之于帝舜。人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不免想到：父母何以能如此猖狂？不过曾给我以身体发肤罢了，安得别有一具身体发肤可以自用，把父母的还给父母，从此还我自由，飘然远举？《封神》的作者，创造出“莲花化身”的故事，恐怕就是深有感于孝道的残酷的。

传统思想深中人心，孝道观念尤为历来的“圣君贤相”所支持，学士大夫，偶有对于孝道有不敬之处，如孔融、嵇康等人，都因之而罹杀身之祸，无权无勇的文人，乃不能不托之于荒诞的神话，用心亦可谓苦矣！

十月二十日于重庆

载新二号（1946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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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绀弩。

“奴才”与“老爷”的面孔(1)

某教育家过了桥，于是群情愤激，舆论噪然了。学生也提出了要求，某教育家答复如下：

一、拍电重庆事，因环境困难应毋庸议。

二、余已在《中关日报》加以否认，事实上若再有所表示，亦无济于事。更恐开罪×方，而将形成不堪设想之前途。

三、学生登报启事，除指定本校长数人起草外，更须本校长审核后方可披露于报章。

四、敦请校董对外申明立场，此为事实所不许，如对同学谈话，本校长可酌量办理。

这答复，“老爷”的架子是十足的。但“奴才”的口吻也是十足的，上句曰：“因环境困难”，是奴才；而下句曰：“应毋庸议”，则是老爷。上节曰：“恐开罪×方”，是奴才；而下节目：“须本校长审核”“酌量办理”，是老爷。“奴才”与“老爷”就是这一副面孔。

载《鲁迅风》第19期（1939年9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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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无署名

没有感想的感想

／杜衡／

最近似乎感想随笔这类文字非常流行，因而素来不会写这类文字的我，也时常被“强迫”着来写一些。蛰存为《现代》辟随笔栏，屡屡征稿于我。他说，随便写一些都可以的；他并且教了我一个找材料的好法子，据说随便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就有。

我于是就“随便”地检起了四月十七日《申报》第二张。

材料一——关于国外的：

“爱因斯坦表示不愿再履德土。”

然而我无所感。爱氏担任法兰西学院科学讲席，那是他私人的事情；而所谓“举世抱自由精神之人士，惘目时艰，亦当引以为慰者也”云云，亦不知于意何居。若谓德政府到二十世纪还会弄出屠杀异族的把戏来，以致科学界名人如爱氏者，犹不免终身流亡，实为人类历史上之奇耻大辱，则人吃人的玩意儿，在原始时代已然，我何独有所感于今日！

材料二——以下是国内的：

“闽省自动救国。”

救国而称自动，可见也有被动者。即如我，就曾经被动地救过一次国，认过一次航空捐，洋二元。然而至今还有点舍不得，因为不知道将来买到飞机，毕竟是向北飞还是向南飞。现在闽省救国，居然出于自动，我欣喜之不暇，何言感想！

材料三：

陈独秀、彭述之等以危害民国罪，经江苏高等法院提起公诉，自本月十四日起开庭以来，报纸上曾经有详细的记载，居然一切法律手续，色色俱备，实开民国以来处理政治犯的先例。二氏均直认反对国民政府，并提出理由，即对外的、对内的及民众的痛苦三点。可惜在那段“详细的”记载里，这些理由却偏偏语焉不详，不能让我们作为依据，对这两个民国叛徒底言论来做一度痛痛快快的驳斥，以表示一番拥护政府之愚诚。然而翻心一想，当局对政治犯“宽大为怀”既置之于法，雅不欲暴露其反动言论，使再蒙舆论界之攻击，用心良苦，初不为我写感想，找材料计也。

本来打算把报纸一张四版，完全看过；然而仅仅看了一版，我已经开始感到这尝试是必须要失败了。

我去找蛰存说：“不成，不成，找了这些个材料还一点感想也感想不出来。”

蛰存封锁法可施，只说了一声——“气出肚皮外！”

我陡然灵机触动，对蛰存说：“原来你早已知道我写不出感想的道理了。”蛰存瞠目不知所对。

载《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出版）

文人在上海

／杜衡(1)／

照古今中外的通例，文人莫不善于骂人，当然也最容易被骂于人；到现在，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都似乎也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例如我的朋友高明兄，就因为他的父或兄偶一不慎，锡以这样的嘉名而吃了不少的亏。

推而至于一个人的居留地，因为这多少没有像姓名籍贯那样的偶然，而且往往它的选定也并不是不由自主的，于是便更可以构成罪状，更“应该”被讥笑、嘲讽。

例如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便时常被不居留在上海的文人带着某种恶意的称为“海派”。

“海派”这两个字大概最流行于评剧界，评剧界中的海派与正统派之间的纠纷与是非曲直，我因为没有明确的研究，不敢轻议。不过近来北方的戏也在渐渐讲究起布景和做工来了，却是一件事实。虽然这样，“海派戏”却始终是一个恶意的名词。

新文学界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评剧界中所流行的。它的涵义方面极多，大概的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

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间暇搁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

可是在上海的文人却因为这种不幸而被不在上海的同行，特别是北方的同行所嘲笑。

甚至于有些人确然是居留在上海，在生活的压榨下，却还是很郑重的努力写着一些不想骗人的东西，都还因为居留的地点不对劲而吃人轻描淡写的说一句“不脱上海气”，这真是叫我无话可说。

固然，话应当分两方面说，生活的重压自然是不能作为出卖灵魂的借口的。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能对新书市场所要求的低级趣味妥协、投降，我们还是不能被卑劣的Journalism所影响，即使写文章不能算是事业而仅是职业，但忠于自己的职业还是必要的。但在另一方面，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据我想，也并不是比嘲笑别人的姓名或是籍贯更应该一点。

以上是我们所见到的关于“上海气”这些字眼的涵义及我对于这些涵义的见解。也许有人以为所谓“上海气”也者，仅仅是“都市气”的别称，那么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的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着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评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评剧一样。

载《现代》第4卷第2期（1933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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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苏汶”。

马路英雄

／陈伯吹／

据说浪漫主义跟着古典主义也成为过去，所以英雄一类的东西已不被大家重视；英雄在二十世纪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对于敌人还是不抵抗的好。尤其在现代文化表现到了尖端的都市里头，建筑是立体的，音乐是爵士的，图书是野兽的，电影是肉感的，跳舞是裸体的，雕刻是模特儿的，摩登小姐是摩登少爷的，绝世的美人无须再像从前那样的虚左以待英雄了。可怜哉英雄！

英雄，英雄，何不幸而生于今日的世纪，所以却利·卓别林也只有自得其乐的歪戴了帽，穿上了破靴，拖着一条软杖，独自做做他的马路英雄而已。

然而，话虽然是这样说，英雄究竟是英雄，所以英雄尽管不值半文钱，却还到处可以遇见一些英雄在做着仗义行侠的事，纵然在一个现代都市里。

某日清晨，马路上行人不多也不少，所以马路上不热闹也不冷静，我们的英雄恰好于此时此地出现，而且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地很容易的创立了他的伟业。

一辆黄包车给车夫在缓缓地拖过，英雄正跨着一辆摇摇欲坠的自由车骏马般的驰骋着，追逐那黄包车犹如追逐那仇敌一样。自然，黄包车夫本来不是英雄，不够穷追的，非但一下子追及了，而且因追势过猛把自己掀翻了，做着猛虎堕地的姿势。于是我们的英雄不胜悲愤了，他疾言厉色的说道：

“你这笨贼，不让开一点的。”

但是车夫真是笨贼，有眼不识英雄，绝不谦逊地回答，并且揖也不作一个。

“我在前面，背上并不生眼睛，你才应该让开。”

“我应当让开？哼！”

英雄一边说，一边迅捷地一拳挥去，表示他倒并不是像一般英雄的不抵抗的。可怜车夫实在给英雄一语断定的是“笨贼”，他不晓得自己的老实话已经冒犯了英雄，还以为没有吃拳头的道理。突然一拳飞来，立脚不稳，连人带车翻倒，半晌站不起身。

像这样有声有色的精彩百出的一击，在旁的英雄列传里固然不易找出；即是英雄生平亦是不易多得的不朽之杰作。所以无怪随从的人们，（当然他们希望主人得胜了好封个总督做做，这点聪明是不会没有的。）首先是鼓掌，次则是喝彩：

“打得好！该死的黄包车夫！”

在这样只差没有喊出“万岁”的隆崇的礼赞之下，英雄立地成就了英雄，得意洋洋地翻身上马，（不要说上车，又得侮辱英雄了。）连身上的灰尘也无暇拍去的急于赶着路程到别处去仗义行侠了。

英雄毕竟是人人喜欢做的，所以黄包车夫到处该死，虽然“劳工神圣”喊得整天价响。而且该死的便是该死的终于该死不完，这不免常常偏劳了一些马路英雄。至于做了总督之后，可以封妻荫子，当然也是人人愿意干的，所以在“大英雄怒打小车夫”之后，总不缺少有人大声地喊“打得好”的。

载《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出版）

黄金潮

／郑伯奇／

大家都看过以前卓别林主演的《淘金记》罢。在那里面，傻老（法国人对却利·卓别林的爱称，叫做Charlot，国人或译作夏洛，我今姑用此译，取其音义可以兼顾也）那副尴尬面孔和滑稽举动，使人会笑得双眼落泪。其实，剧中任何人物的行动，都有点异常，平心静气地看去，简直没有一个人物，没有一桩事体，不是不惹人笑的。这剧描写美国以前开发加里福尼亚金山时代的悲欢情况，可谓淋漓尽致。剧名《Gold Rush》，日本译名《黄金潮》，这Rush，这“潮”字，不仅恰合剧旨，而且把当时“一掘万金”的梦想者的狂态，也完全形容出来了。

而现在，又一个新的“黄金潮”又在动荡全世界了，从前的“黄金潮”不过泛滥于美国一个地方，现在的“黄金潮”，却连欧洲、澳洲，甚至太平洋上的三岛都激动起来。毕竟是“二十世纪，文明进步”。

在外国的大新闻的记载和通讯社的电报上，金潮时时发挥它的威权。瞧，这里就有一条消息，使做黄金梦的人们，大大地踌躇满志：

世界藏金

（美联社）

纽约——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对于金藏之统计如下：

（一）世界各地自一四九二年后共产黄金一千兆英两，值美金二万三千兆元，此金块能砌成高长三十九吸十一吋之立方体。

（二）现在世界铸成钱币及锭块之金，总数为五百八十兆英两，值美金一万二千兆元，能砌成高长三十二呎四吋之立方体。

（三）美国之金四千零四十五兆元，能砌成二十二呎之立方体。

（四）在东亚及印度藏有金一百五十兆英两，值美金三千兆元，能砌成二十呎三吋高之立方体。

（《大美晚报》——四月十七日）

这样看来，这地球上的黄金可不少呀！而且藏在东亚及印度的还有那样多。帝国主义者哟！加紧向亚洲的殖民地进攻罢。

所以日本强夺了满洲，就大大地发表“满洲国”的藏金量及其开采的计划。这又是一个可惊的数目，使其他各帝国主义看红了眼。其实，岂止亚洲、澳洲的产金，不是也逐年大大增加吗？今年的产额据说必更可增加呢。（见四月二十五日《大美晚报》所登路透电。）英美资本家借此大可开心了。然而，上帝帮助他们资本家还不止此。非洲又发现了新金矿了，英国资本家喜得发狂，所谓绅士条约也顾虑不到，土人所仅有的土地权也被采金业者破坏，这里也正在扮演着新的“黄金潮”。

但是，上帝的慈悲是普遍的。“黄金潮”到处可以涌起来。这里，又有这样一个快意的消息：

孩童掘金

（路透社）

雪黎——有三孩童因掘洞游戏于树阴下，偶而发现为藏金地。据专家云，该地为搿兰番尔之最富地段。经该三儿发现金窟之后，附近十里之居民，立界牌以分地段，该三儿已决定利用渠等之空暇时间，从事掘金。（中略）因该三孩之年龄尚轻，不能得开矿之权利，其父母向当局请求将开矿之权利属之于父母，而以孩童为股东。

该段记事，颇似富有幽默性。（怨我不懂幽默，只得加上一个性字来含混。）然而，因此也可见上帝好生之德了。（上帝这样好，怪不得罗斯福大总统一登台就要帮他做工作。）

上帝诚然很好。黄金可以不断地发见。但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就能因此克服吗？

不错，卓别林所扮演的加里福尼亚的“黄金潮”，事实上，固然曾经克服了那时代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一恩格斯的革命预言据说，就因此受了挫折。可是，现在却大不相同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达到送资本社会人坟墓的程度。这样的痼疾决不是黄金所能治好的。有良心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危机是由于黄金偏在所招致。资本集中到现在的程度，黄金越多，阶级的对立越加尖锐，资本主义的寿命越感到胁威。黄金，固然是好东西，但，为濒死的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然而“黄金潮”依然是横流着，而且还要相当地继续下去。结局，不过和卓别林的戏一样，是骗人的一幕滑稽剧罢了。

载《现代》3卷2期（1933年6月出版）

chapter 2　无法无天的论调

市侩主义

／柯灵(1)／

上海的报纸上，曾经辟有一栏，专门刊载读者“探访亲友”的启事，篇幅占得相当大。近来却似乎都已取消，腾出篇幅，来登飘飘然的“游艺消息”了。

抗战以来，烽火连天，流亡夹道，以侵略者屠戮平民之酷虐，因为逃难，彼此散失的亲友，为数当然很多，藉报纸这一角的地位，使流亡者得以沟通音讯，虽然未必一定有效，这意思，我以为是好的。不仅符合报纸服务社会的精神，也多少表现着抗战中的“风雨同舟”之义。然而今日的上海早已“天下太平”，这一类的乱离之音，自然也就在锣鼓喧闹中淹没。

战区日益广，流离日益众，推情度理，即使有福住在“孤岛”上的人，是也未必全都能够“安居乐业”的罢。但探访亲友，倘须公开，却得花钱登广告，报纸不再尽义务了。穷呢，不必说，幸而也还有“不惜工本”的朋友，于是在某一天的报纸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启事：

舍亲×××君，自在×地避难失散之后，久无音讯，如有知其下落者，务恳通函×处，当酬洋五元，以谢雅意，决不食言。

□□□启

然而这启事却又使人很不舒服，因为从这里，我看出了我们“同胞”之间灵魂相隔的遥远。抗战图存，不是整个民族的事吗？而目前也正是更显出彼此“休戚相关，祸福与共”的时代。团结御侮，自然是至理。人与人间的同情与互助，所谓“成人之美”的德性，我以为也应当特别发扬的。看见别人亲友的离散，自己倘有所闻，两面通知一下，这乃是人情所应有，其实也不能算是什么“古道热肠”，不料现在却像商店缉拿逃伙，富人招寻失犬，探访亲友，也要“悬赏”了——对于这样的广告，我感到悲愤和耻辱！

市侩的见利忘义，也诚然值得痛恨。报纸忘记了为人群服务的本意，却让春药与导游的告白充斥篇幅，有时连仇货广告、傀儡启事、领取“通行证”的通告、代敌人征求文字的告白也明知其然地皇皇刊出，无论那报纸的言论多么激昂，也无从掩饰他们的丑恶。而不幸的是市侩主义久已泛滥，今日也未尝为抗战的巨流所荡涤，猥琐、自私、贪图小利、忘却大我，这样的“美德”，一般小市民几乎全都占有着，而特别是在上海。

倘要中国好起来，我想，我们一面还需要割除陈疮，扫荡旧蛆的工作，单靠着军民浴血，志士用命，是并不够的。

载《鲁迅风》第8期（1939年3月8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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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陈浮”。

乐祸篇

／伊人／

菲列宾的美国专员，曾经对罗斯福总统说起侵略军所到的地方，必有“四骑士”横行。所谓“四骑士”，就是奸、杀、烧、夺。而沦陷之区，“四骑士”去后，又有“三剑客”光临——这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指的是：烟、赌、嫖。

只有上海顶特别，“三剑客”之外，还有一支文绉绉笑迷迷的“桃色军”——色情文化。

记得上海成为“孤岛”以后不久，报纸停版，杂志停刊，大世界的报摊上，满眼只看见张竞生博士之流的大作。接着“色情诗话”一类的名文，也在大报的副刊上出现。直到后来，敢言的报纸日多，不但在报摊上逐渐把张博士挤出，副刊上的色情文士也终于销声匿迹。不料一年后的现在，专登淫文秽词的小报忽然显得“蓬蓬勃勃”，和沪西的赌窟、虹口的“慰安所”一样的发达起来。翻开报纸，都是“秘记”“艳闻”之类，性交既有讲座，狎妓特设顾问，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只有一二张例外的，还有些正经文字可读。

报纸——虽然是小报——据说是“民众喉舌”，在目前这样的时代，当然又是“文化先锋”。然而这样的情形，在将来的世界报学史上，恐怕是要空前绝后的罢。

但给黄色新闻做材料，以及对这类小报有兴趣的人物，“孤岛”上也真不少。翩翩少年，开旅馆，征妓女，服大量春药，要来一个“真个销魂”了。不料吃了下去，忽然眼睛发白，不省人事，只好让怪声怪气的救护车载着到医院里去。跳舞场，我们只晓得是给人家跳舞的，现在才知道不然，一张大报的广告上，告诉我们还可以——

请你到“×舞场”来摸

下面注有一行小字，说是：“二楼隔离雅座，来宾登楼，如入众香国”。——这真是“雅”得很！可惜我是不会跳舞的，不大明白舞场的情形，但我疑心，这恐怕是错登的堂子里的广告。

自然，色情文化在上海，并非始于今日，不过到了目前，可真发展到极致，再进一步，除却登春画，只好印妓院的“代价券”了。但刺激是要麻木的，真的到了妓院里，报纸怕就要丢开了罢。

新近有两张小报，因为刊载猥亵文字，被法院判处罚金。听到这消息，实在不禁有了不大厚道的“幸灾乐祸”之心。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人，自然不是汉奸，可是种着很深的奴性，他们的行动，也实实在在有意无意地在替侵略者尽着力，无所谓良心，不懂得廉耻，从他们向读者骗了去的荷包里面罚出一点钱来，实在是最好的对付的办法。不过我以为钱还应当罚得多，检举也还要普遍！

载《鲁迅风》第6期（1939年2月1日出版）

无法无天的论调

／王任叔(1)／

《申报》因为是老资格，以敬老为至高道德的中国社会，自然应该对它尊敬的。可惜的是，因为老，也不免有糊涂之处。但也许是“倚老卖老”，竟而“教训”起我们的政府来了。

说“教训”，我并没有“言重”。不信的话，且看六月廿三日的社评。题目是“现行金融制度之再限制”。

关于金融上的“关子”，那自然是经济专家的事，门外汉无法置喙，但身为国民，却不许有人恶意的指责我们的抗战政府。看《申报》那记者的论调，真个是无法无天！

首先我们应该告诉这位社论记者的，请更精明一点，看清上海的环境！上海虽然是租界，但草头大王们的控制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上海的繁荣，不是抗战的福气，而是草头大王们的好处，上海的民族资本家，还想在上海建筑乐园，做他安乐的梦，那不是去仰承“大王”的鼻息，成为没骨气的乏虫，也一准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没落了事。限制提存，苦了工商业吗？不错的，但政府开着大门，正叫你们到内地去。压迫游资，到内地去参加生产建设事业，那政府是救活了你，也救活了国家。

其次，这位社论记者，大概是“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分尝“残杯冷炙”的“帮闲文学家”，因之他眼里所看到的只有上海一部分工商业家的利益，而没有“抗战的利益”。话可说得多漂亮，而且抛起纱帽来了。你听：“不知应分别事业之性质，为相当之维持，否则皂白不分，同归于尽，工商业之失败何足惜，其如中国之元气何？”俨然是爱国口吻！我们明白：中国的元气，需要工商业的发达，但眼光还得放远，不能限于上海。而且上海的情形，正如那记者自己的说明：“今则大多数之小存户可无此苦痛，即就大存户言之，每周五百，即每月二千元，得此现钞亦可应付其生活。至于俸给阶级可不受限制，照数付款。”则上述种种人物，也未必不是国家的元气。见小利而忽大义，有小我而无大众，正是帮闲文学家的本色。

中国政府实在很对得起上海工商业家。三千万镑的外汇准备基金，三个月里已经为他们花去了一千五百万镑。这数目不算少，而且其间四分之三据说正是给草头大王们套了去。上海的工商业家，是不是还要将所有国库，做他们发国难财的资本？犹太人是一批批来到上海，现在为止，据说已经有了三四千，这希特勒给我们工商业界的讽刺，实在不算不深刻。但要在象皮上行施皮肉注射，——讽刺一下，普通的注射针是不合用的，大概总需要孙行者的通天棒吧！

其实，通天棒不是没有通到。肉体上虽然没有吃到炸弹片，财产上总该遭到了炮弹的袭击。——这就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棒喝！现在咱们的“富儿”不向他们“讨债”，却向政府“还价”，而犹声势汹汹，口出恶言，那真热昏之至。

但我相信上海工商业家非常贤明，对于政府马电，也很能遵守执行。而搬弄是非的不过是《申报》社论记者——这“帮闲文学家”。俗话说“马屁拍到马脚骨”，上海的工商业家是应该将这位记者一蹄蹴死的！即不然，那帮闲文学家，也帮闲得不很高明，短短千余字中，前后矛盾之处，不一而足。请看下列一节，真是丈八金刚，叫我们摸不着头脑。其言曰：

限制付现，推行汇划，徒为银钱业或投机商，从汇划与现钞间辟牟利之蹊径耳。

惟吾人对于中国政府此次措施，不能不谓为具有苦心，至少之作用，或可戢投机之风，收紧缩之效，而抑制涨无止境之物价。

抑制物价上涨，那只有利于小民，不关于这记者笔下的工商业家，然而到底还是反而为投机商“辟一牟利之蹊径”呢？还是“或可戢投机之风”呢？这种自己打自己耳光的说法，实在是“可以休矣”了，吁！

载《鲁迅风》第17期（1939年7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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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门外汉”。

谋略及其他

／王任叔(1)／

中国人大概宅心都是非常坦白的。古先时候，则不论经国谋事，一讲到“权”与“术”，无不非笑，摇头。而现在据说有人讨厌所谓“谋略”。

事实上真也难怪。历史上的枭雄奸杰其成功差不多都在于“谋略”。曹操虽然唱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但据说他的“中心思想”，却在“明明如月，何是可掇”。月与日同其尊贵，世人共仰。诗云“卿云烂兮，乣主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月是何等身分，居然要“掇”了下来，岂非谋王篡位之思？那么，所谓“周公吐哺”的“仰止”，多不过是“谋略”的一种，此曹操之所以为千古奸臣贼子。

封建时代，君王的位置，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曹操即使是个英才，有匡世济时的志向，但还得唱唱“天皇圣明，臣罪当诛”。没有这一副奴才相，曹操即使无东宫之诛，也还不能逃却奸臣贼子的罪名。然而曹操偏不喜于这一手，我们今天也就无法为他洗刷了。

大抵有“雄才”则有“大略”。而封建时代，凡事总以个人为中心。这固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但个人每为权力的象征，则是无法否认的。因此凡有作为，亦必以个人的立场为出发点。而所有“谋略”，也就以个人利益为前提。曹操是否如此，我们且慢论列，而历史上有这一种存在，想来总是事实。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两位“同学”，各谋饭碗，合唱双簧，也是谋略的一种。所以谋略与狡猾，也就成为同义语了。

但这些所谓“谋略”，实际并不是“谋略”的本质意义。

正面着人生的人，大概是不会怯于斗争的，而斗争决非莽闯。斗争首先是认定对象，认识对象，且深切理解这对象。预言不是占卜者的事，惟历史家能之。鉴往知来，历史的发展，有它必然的法则。不管国情如何不同，但一个社会的大体发展，总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以此大体的发展的法则配合各个社会的特殊条件，然后历史家知道这社会所要走的曲折的路。为欲达到这个目的，想出种种策略，使我们的所言所行，成为加速促进的动力。这就是“谋略”。“谋略”在政党言，也可说是“政策”。而政策则正是完成政治上某种主义或某种理想社会的必要手段。——谋略是未可厚非的。

懂得谋略的人，必然是老于实践，深切地理解事实的。说帝国主义要打倒，那是天经地义，无容置辩的。然而得观此时此地审度缓急。这是一。而且任何事物，有它质与量的变化。在日本独占侵略战争进行于中国土地上的今日，其他帝国主义为欲保有其既成利益，于是对中国的关系也就起了质的变化。这是二。……自然，要写一篇“帝国主义”论，还有许多理由可举，但我不是“谋略”大家，暂且把这事搁在一边。然而不能搁在一边的，却是托派及一切帝国主义的叫嚣。于是有文士焉，在自由之坛上论列起同乡同学的“大同主义”起来了。

说到同乡和同学，摩登男女文士自然是头痛之至。因为籍贯与学籍，毕竟是封建的残余存物，并无足观的。又何况以“同”之故，夤缘苟且，造出世间多少罪恶。涉笔为文，予以诟骂，自是千应万该。

但此事决不如此单纯。任何事物之存在，必有其存在的理由。转变其存在之为用，总在我们好自为之。惟有懒虫，贵在否定一切，以显示自己存在之伟大。故土沦陷，乡民流离失所，济难辑亡事业，同然是意存慈悲，然而是“功在党国”。同乡会之在今天，不一定是全无用处。这是事实昭彰，众目共睹的，不是否定一切者所能否定得了。觍颜无耻之徒，为求升斗之给，不惜声名扫地，甘作他人牛马。君子固能规人以德，但同学则可勉友以情。如为砥砺气节，聚旧同学于一堂，亦未始非团结之道。则同学会之设立，该也不至于十恶不赦，非加以凌迟大辟不可吧。何况世途艰险，妖逆高涨，我们在这种环境下，正应寻求一切“屏蔽物”，筑成壕堑，展开壕堑战。但此又属于谋略的一种，不是否定一切的文士所愿闻的了。

然而我们的文士即使绝口不谈谋略，却依然是个谋略大家。正面散布托派理论或反对抗战，那是容易遭人攻击的。众怒难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我们的文士不得不躲在暗洞里，时时放支把冷箭；而且不必从政治上来否定什么，只要把社会现象否定一下，使人们习于否定观念，那也就会把政治上的某种目标否定了，而我们的文士之计，也就得售。这是不以谋略的形式出现的谋略，是最为阴险恶毒的谋略。

鲁迅先生曾经指责过某一类的“战士”，先在文章开端向你大骂一顿，待到收梢，则挂上一块免战金牌：“凡有论辩，概不作答”，以示豁达大度。其实这种强横态度，也还是否定自己而已。我们不愿作诛心之论，这一手法，就是所谓某副刊编者的“谋略”。篇首登了一篇骂人文章，篇末却来一个“本刊不欲与人开笔战”的声明。虽然两都隐约，骂人所指为谁，笔战属于何种，我们都无从知道。但首尾对照一下，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我是不赞成以个人利益为前提的谋略，然而我却极端崇拜作为工作路线看的谋略。同时，我极愿在一切友人之间，展开坦白率直的胸怀，然而我却又主张人应该以谋略争取民族国家以至个人的合理的生存。

六月廿八日下午四时

载《鲁迅风》第17期（1939年7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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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章钺”。

螺室杂记（节选）(1)

／王任叔(2)／

政治的警觉

政治的警觉的提高，那是和一个人的节操有关系的。如有人焉，坚贞之气，凛若霜风，则邪恶之徒不但不能引诱，且亦不敢引诱，故有节操者，即有其政治的警觉。

政治警觉的产生，尤有赖于政治的认识。我们所谓政治，不同于一般人所说，仅限于政权与政事。亚里斯多德说：“人乃政治的动物”，此政治即指人类社会的组织。我们生活在这社会里，即无法脱离这社会的组织活动。故认识这社会的构成——对立与错综的关系，邪恶与善良的区分，魔鬼与人类的色相，实为做人之道，亦为政治的活动。

有热烈的好恶，有分明的是非，嫉恶如仇，从善如流；是皆为今日为人的铁则。如果我们忽视了这铁则，以为“即须统一战线，就得人鬼不分，兼收并蓄，大量包容”，那末有不入魔道，而为恶魔所利用的。

文化人惑于自己事业的开展，不惜屈身与“可疑者”合作。而这所谓“可疑者”，又确与政治上的叛徒，有人事的因缘，惟在其作政治上的表白时，则超然以第三者自居。于此，人们本已可定下对他的恩仇好恶了，然而，为欲开展自己事业（那动机固然是纯正的），则日“彼固无所为也，我又何妨和他合作”，而不自知已掉于污泥之中，实在觉得可惜之至。

世间懂得人情世故的，莫过于《水浒》上的王婆。王婆教西门庆勾搭潘金莲的手腕，就是逐步进逼。她那“一分光两分光”的哲学，实在说尽天下女人的悲惨的命运。人如不能拒绝勾引者于最初，亦必失身于最后。防微杜渐，终在我们好自为之。然而，展开在我们目前的事实，我们文化人的政治的警觉，实在太不够了。——能不能再考虑一下自己的去取离合呢？我们的同道者！我在这里作最后的呼吁！

小天下

据说，太史公登泰山而小天下。其实太史公自己不很知道，他站在泰山上，比起他所小的天下还要小了。在世人眼里，他是连米粒一般小的地位都没有呢！

把书房门关起，自然这天下是我的。埋头苦干之下，他也跟这天下一样大了。郁郁乎文哉！固一世之雄也！

于是爬上书的山上，打开书房门，而向世人说道：“天下何其小也，万事不足取！”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呜呼！

叶绍钧先生在好几年前，就用郢生的笔名，对这种人下过评语：“迷恋骸骨！”

骸骨是诚然可迷恋的！因为自己毕竟也要变成骸骨，以其所好，逆其所求，求仁得仁，又何怨？然而先生、太太、好心的仕女们，别把人也拉入坟墓去！

但太史公的小天下，毕竟还是和这不同的，登泰山虽然不是了不起的事，但终究跑了许多的路，的确增了许多见识，说是天下真的小了，那是不确实的，但终究在泰山之上，以天下为胸壑的事，是实在的。而有的人箕踞于书的泰山之上，以为天下小了，那不过是蠹虫一条，给人抹杀罢了。

以上载《鲁迅风》第18期（1939年8月20日出版）

应以人废言

中国古话说，不以人废言，曹操的诗，毕竟不错。曹操是否汉奸臣，各有观点不同，兹不俱论。而在今天，在我以为则必须以人废言、否则，不过是对汉奸叛逆，徒存幻想而已。打落水狗的精神，我们一定得遵守。

不是“道听途说”，而是“千真万确”，“周作人”所谓“知堂”也者，已经公开做了“汉奸”：拒绝了有人为他设法的四百元一月的庚款，而接受了北大文学院长一职。手下喽啰颇多，日文学系主任是钱稻荪，英文学系主任是徐祖正，而且他自己也用起保镖来了。对于这样的事这样的人，我们还能不能原谅呢？不能，我们需要放过箭去了。至少我们也得让它不在文化界上起一些影响。

我们毕竟还太仁厚。在周作人的叛变消息传出以后，我们还说“看人论事”，原谅到一百分以上。只有《华美周报》上有一位作者，戳出了他的一条尾巴。现在这位先生确可以自称识见的高超了，然而今天我们在《人世间》上，却看到周作人的《谈关公》。

谈些什么？关公不过是个好汉、武人，说不到什么忠义。这文章的确“冲淡”，冲淡到看不出主见，然而冲淡到有极深的主见。主见云何，“好汉”、“武人”，并没什么了不起。忠义之类也谈不到，民众不过盲目的崇拜罢了！道的是“古”，指的是“今”。从此而后，抗日领袖，杀敌英雄，等于糠秕，不足重视了，而文人鼓唇摇笔，去做汉奸，也“心安理得”了。

此之谓“人世间”！

载《鲁迅风》第19期（1939年9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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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螺室杂记》共九节。本篇节选的分别是一、六、九节。

(2) 原文署名“一平”。

“眼勿见为净”

／周木斋(1)／

世界政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主的，一是法西斯的。依此也可以分为两类国家，即民主国和法西斯国。而且这两类国家已经组织或者正在组织壁垒分明的阵线，就是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即使尚未完全组成，但事实上却久已是对垒的了。这里，就根源的政治来说，似乎苏联是例外罢，但也属于民主国的类型，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一般的资本主义的民主不同，然而却是最最民主的。大势如此，非若孟子所谓“逃杨必归于墨，逃墨必归于儒”，而有韩愈所谓“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之概。

然而有国焉（日本），谁都知道是陷于法西斯的窠臼而为这么样的一个国家的，它却偏偏要说，常常要说，既不是民主国，也不是法西斯国。那么，又算是什么呢？幸而已经由它说出了，曰：实行“王道政治”，否则既非那样，又非这样，而又不说出究竟算是什么来，那真的要使人称之为××的，这就未免太神秘了。既已幸而说出是实行“王道政治”的，那么，可以说是“王道国”罢，换句话说，它和民主国及法西斯国，是不伦不类的。这样也罢，却也未免神秘得很：不伦不类。

然而神秘的事是还有的，据路透社东京十五日电：“日本自五月一日起，实施外侨登记新条例。若干批评家谓：依此条例，外侨将不能居于日本，因日当局对于其所不欢迎之外人，辄列入违反公共道德者之列也。许多外人认为违反公共道德之名辞过于含混。日本警员对此名辞，不愿详言，但略示其大意，谓：所谓违反公共道德者，非取决于行为，而取决于情形。如外人诱惑日本女子，此为私人事，不予惩治。但若外人白昼在街中抱日本女子公然接吻，则难免惩戒，但亦不致逐出日本。如外人昏夜在暗街中与女子接吻，则不成问题，因未害于公共道德也云。”

云云云云，既是略示过于含混的“违反公共道德”之名辞的，当然是根据“王道”而云然的了。“王道”本来神秘，外人认为“违反公共道德”之名辞过于含混，也是以为神秘的意思，日本警员虽不愿详言，但一经略示其大意，则微言大意原来如此：“如外人昏夜在暗街中与女子接吻，则不成问题，因未害于公共道德也”云。昏夜而又在暗街，则虽与女子接吻，也是看不见了；看不见便未害于“公共道德”，则尚何成问题之有乎？

如此所谓“公共道德”，可为所谓“王道”作一解释，而其微言大意则是：

“瞎子和大面，眼勿见为净。”

五月二十三日

载《鲁迅风》第15期（1939年6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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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辨微”。

再论“没有法子”

／王任叔(1)／

写完了《论没有法子》，忽然感到自己文思枯竭，要再有所发挥，也是已经“没有法子”了。虽然说话中间，还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二是，“没有办法中想办法”。足见真的没有法子的时候，是很少的。便是到了如宁波人所谓“横竖横”的地步，还会拍拍胸头，喝一声：“船到桥门自会直”。——任它去吧，不想办法，办法也自来了。但是我呢，是否可以来写一篇“没有办法的办法”论，或者写一篇“没有办法中想办法”论，这就很难说了。

说实话吧，我的作文，大都是抱着“船到桥门自会直”主义的。任它去吧，写下去，再说！这不是“笔底生花”。这不过是初生之犊不怕虎，鲁莽灭裂而已。

然而，还有一点要说，真的船到桥门“自会直”的事，那是不会有的。首先，你总得划向桥门去呀！不划，也就不“自会直”了。要划，则划中自能生巧。巧者妙也，巧妙者，办法也。

说起划，我虽不是叶澄衷，以划船而起家，但也划过不少次船。自然还是“旧账”。在中学读书时候，我们的监学、阎王陈俊明先生，有一次，忽然心血来潮，提倡划船运动。学校地位落得好，月湖旁边，竹洲邻近。月湖十景，已经湮没无闻，惟竹洲却巍然独存。这足见竹洲之可贵了。学校就此打了一只白瓜艇儿，让学生课余饭后，划船逍遥。阎王开恩，弟子同庆，白瓜艇儿也就应接不暇了。

但从学校门前落船，要到竹洲去，就得穿过一座陆殿桥。陆殿桥者，即吾师洪佛矢所谓“陆殿桥边明月夜，学生何处弹风琴”之桥也。只要船过桥下，竹洲也在望了。别人划船到竹洲去，是否为的看绿竹，我可不很知道。在我是别有所图，竹洲之竹，远不如后乐园，更不如吾家的后门山。箭竹毵毵，实在猥琐得很。地又狭小，几如衣带，五步竹林之外，就只茶楼一座。做学生的，大都缺少慧眼，楼头品茗，湖畔赏月，这样的雅兴，是没有的。虽然同学之间，吟吟“赏月楼头横玉笛，几家欢乐几家愁”这样的句子，也还有人，但那诗，大都是在课堂之中，搜检《诗韵合璧》拼凑而成，顶多也不过来到楼头，唱它一遍，算算即兴寄情，聊托风雅罢了。我既无此雅骨，不配来这一套，非常显然。但我有副俗眼，年青，就爱看异性。竹洲之后，原来就有女子师范学校。划着船儿，绕竹洲一周，校舍楼头，就有倩影姗姗，笑声清沥，眸子动人。在我是，对此“玉人”，摇橹而过，容与自如，颇有献技博欢之意的。

然而，难关也正是这陆殿桥的桥门。

桥门并不窄，船身也不大，但每过桥门，“磕头碰脑”，倒是“例行公事”。但虽然撞了桥门，船终是划过去了。不怕撞桥门，也就过桥门，这是没法子的划船法。

载《鲁迅风》第10期（1939年3月22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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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巴人”。

街头杂写

／蒋炳勋(1)／

节季又是到了隆冬，虽然并没有下雪，但街头，公司的玻璃窗里是大半下了雪的。在颇足以动骚人诗兴的雪景里，通常是圣诞老人以及袜子之类，旁及名烟嘉果，“高尚礼物”。大抵一切总是圣诞节的好，连这一天的“大菜”，也就正名“圣餐”，那是欧化的高贵人们，不吃就终身遗憾的！

窗外是迷濛的雨，以及踯躅街头的人，也有难童在眈眈的看着。可喜的是窗内还有用花盒包装的软糖，而且盖子是用玻璃纸代替的，这据说是儿童的恩物。但受难的儿童，则还该留在窗外。

上海诚然是乐土，徘徊窗外的，因而就大有其人，其中，似乎也还有围巾大氅的雪茄高士。自然苦孩子是多的，他们玩不到咫尺然而遥远的“儿童乐园”，就只好看见类似阔气的少爷小姐之流，跑过去跟着，结果，是听惯了的平常“滚”的嘘声。

倘有客气的，从袋里拿出在馆子里找回的、通常不屑要的几分钱，施给孩子，那倒是异乎寻常的例外。

少爷小姐们的理由是有的，谁叫你做难童。但难童是不但中国，而且连外国也有，报载什么船上，就装来了五百多个。这之中虽然是失去了祖国的犹太难童，但我们的“童胞”，则不但不足以自豪，却仍然是同病，这一群穷途的羔羊，同样是被放逐摧残于法西斯的野兽。

街头，在琤纵的乐声里，依然有跳“不乐死”的人们，然而，也是街头，有站在风雨中啃大饼的，甚至卷在破席中高卧的硬汉，这现象是矛盾然而统一的。一群戴纸冠狂欢的跳跃的人形，不过是时代“法轮”中的渣滓罢了。何况，在黎明的风雨街头，也还有边咬馒头，夹着书本，冒雨前进的青年。

而这街头，已经不是十字的了，科［低］头前进的青年，是无所用其徘徊的！

载《鲁迅风》第1期（1939年1月1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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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江渐离”。

chapter 3　人语与鬼话

刮

／秦似(1)／

杀人王蔡劲军出任琼崖“首长”时，记得琼岛的“机关团体”曾把他叫做“大救星”，TV·宋登场之后，把他一撤，那些“机关团体”又为之一变，控告了蔡的七项大罪，“汽车也是贪赃得来的”，不许运回广州去。

其实“刮”和“杀”，前后的蔡劲军有什么不同？在“大救星”时代，那些“机关团体”可以分润到一点油水，大家有捞；待到“刮”得差不多，席卷下野，要搬回家去了，为琼崖新贵着想，不是“可恼也”么？

“大选”中有人选阿猫阿狗，也有人选苏武、梅兰芳。“苏武”一典，最难索解，最近有位诠释家查明白了曰：“苏武重生怕摸洋”。“摸洋”“牧羊”谐音，而“摸洋”者，“要钱”也。也就是“刮”。其意若曰：“看你刮得到几时。”琼崖的新旧官儿，不知也解味否？

载《野草丛刊7·天下大变》（194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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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半琴。

“上海好不好”

／秦似(1)／

“上海好不好”

这是主席由台湾驾返，向上海市长问的话。

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标点该用什么，所以空白。报上原也未加标点，空白。

问号吧，但主席的口气，会像我们朋友间谈话“好不好呀？”那么随便的？叹号、逗点、圆圈，都不适切。

但回答这问题是容易的：上海好。

上海有美国兵，好。

上海的美国兵踢死黄包车夫，比香港警察踢死一个小贩太平得多了，好。

上海的黄包车夫，而且就将一律取缔，以免“违反人道”，更好，妙！

上海并且取缔了几十种期刊，剩下的一种在刊物里登一则这样的启事：“如在报摊书店买不到本刊，请电话通知，当按址送达。”好之至！

载新二号（1946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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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土根。

讽刺的墨水

／公刘／

我飘流过许多城市。

我每到一个城市，就要到店铺去买没有讽刺的墨水，可是，我是全然失望了，因为我从不曾买到它。

店家也许摇摇头，脸上露出一个苦笑。也许胆大一点的，他就低声耳语说：“唉，怎样的呵，哪里会有没有讽刺的墨水呢？”

我默默无言。

为什么一定要用“讽刺”作原料呢？

为什么到处都是一样的呢？

我想：要是一旦墨水里竟不再掺讽刺，那一定是童话变成现实的时候。

载《野草丛刊5·九儒十丐》（1947年10月出版）

童话与法律

／公刘／

在没有法律的地方，我们不敢追求童话。只有在法律变成了物质力量的时候，我们才宣言童话的最后目的是在于代替法律。

童话是前一代人类所梦想的东西，假如它实现了，便是后一代人的法律。法律是后一代人的对祖先的祭礼，它保证那童话已被实践到了何种程度；但是，只要童话一日不完全代替法律，那人类便永远还是祖先的不肖子孙！

载（野草文丛8·春日）（1948年2月出版）

打倒爸爸

／聂绀弩／

认识蒋经国是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在莫斯科“中大”的时候，他大概十八九岁，活泼、活跃、活动。什么好玩的事，他似乎都喜欢参加。潇洒、随便，不摆架子，不修边幅，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上衣永远是搭在肩上的。

学校里有一个壁报，名曰《红墙》，是登些关于生活方面的文章的。有时候也出一种副刊，专门讨论革命理论。一天，我看见那副刊上出现了蒋经国的名字，文章很长，说不定有一万字。我们都知道，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内部曾经有一种派别：“托派”。——中国现在还有，不过不在共产党内部，却到国民党内部去了。托派的理论是一国不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与农民联合，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蒋经国的文章就是阐明这些大道理的。我没有留心他的理论对不对，也没有力量辨别，吃了一惊的，是蒋经国，一个十八九岁或者还小的年轻人，一个大人物的少爷，竟会写文章，那文章显然是作者的原稿，涂涂抹抹，潦潦草草，洋洋洒洒，信笔而挥的神态，都可以从纸上看出来，字也写得很熟练。他的文章是和人辩论的，恐怕不止一次；但究竟几次，和他论战的是谁，结果谁胜谁负，这些都忘记了。

有一天，莫斯科的报纸上发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反共了，主要人物是：蒋经国的爸爸。以后一连许多日子都是逮捕屠杀革命者的报道。这些日子中，全苏联，全莫斯科的反应如何，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学校里则非常慌乱而忙碌。开会，讨论，激昂慷慨地骂老蒋（平常反共的那些人自然满心欢喜，可是不动声色，好像一下子消失了）。但最忙的却是蒋经国，不但在学校的会场上骂，还要到校外的会场去骂，还要到街头去讲演。在外面骂了一些什么，没有听见过，只看见他天天黄昏时候，和几个同学一路回校，满头是汗，像是很忙很累似的。在学校里骂的话却听过一回：蒋介石从来就不革命，没有革命思想；他是封建余孽，是新军阀，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他是我的爸爸，革命是不管爸爸不爸爸的，打倒爸爸！过了几天，《红墙》副刊又贴在壁上了，又有一篇蒋经国的文章，又很长，又是那样的字迹，不过多了许多红墨水的圈点，红通通的像血一样，使文章特别吸引人。那文章里面引出了他的爸爸写给他的许多信，证明他的爸爸是新军阀，早就不革命了。他常常写信和爸爸讨论，鼓励爸爸革命，最后，是爸爸写信来不承认他是儿子，和他断绝父子关系。结论：他既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我为什么要承认他是爸爸呢？既然彼此都不承认了，和他还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没有关系，而他又反革命了，为什么不可以反对他呢？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打倒爸爸……！

我不喜欢蒋经国的爸爸。第一次听他说话，就非常不满。记得那天是中秋，他说我们明年今天要到北平去吃月饼。这没有什么。他又说，学校就是家庭，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这明明是一种口是心非的官话，实际上他决不会也不可能把同学们都当作家里人。这姑且不说，就算真是一家人，请问，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是来革命的，跟不是来吃月饼的一样，决不是来过家庭生活，叙天伦乐事的。而且像我根本就是家庭的背叛者，正因为家庭，正因为父母，束缚我，不理解新的一代人的脑子里装的什么东西，也无法让他们理解，这才毅然绝然地从家庭里逃出来的。年轻，阅历浅，对于社会还没有什么认识；唯一盘据在脑子里的，最不高兴甚至听见了就讨厌、害怕的东西，就是家庭。刚刚脱离了家庭，马上又钻进了一个家庭，如果是真的，人就该准备第二次的逃走了。一个人跟弟兄打官司，赖讼师的力量打赢了，他感激讼师说：你待我情同手足！讼师勃然大怒，说他忘恩负义，把他的恩人当手足，而他本是把手足（弟兄）当作仇人的。我初听过我们的校长的训话的时候，确实联想到这个笑话，而断定他的头脑里没有什么东西。及至读到蒋经国的文章，更想到那些话可笑：你如果反革命，连你真正的一家，你的真的儿子都要打倒你，又何必拿那些家人父子之类的落后的话来笼络我们呢？那样一个爸爸，竟有这样一个儿子，就格外觉得儿子了不起，这时候，我竟偷偷地爱起蒋经国来：“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豚犬耳！”对于叶楚枪、冯玉祥们的儿子，只少当面嗤之以鼻！

二十多年过去了，蒋经国不但没有打倒他的爸爸，反而借爸爸之力做了官，无论是他的意志薄弱或是黑暗势力太强大，这件事对于我都太伤感情。幸而这回以打虎将李忠（虚有打虎绰号，并未真正打虎）的姿态在上海实行“社会主义”——应该说社会抢劫主义或抢劫社会主义，虽然主观上也许自以为是行孝，客观上总算尽了打倒他的爸爸的任务。他那样穷凶极恶地乱杀乱抢，弄得天怒人怨，鸡飞狗上屋，把无论怎样落后的人们对他的爸爸的一点点最后的幻想都打得粉碎了。“亡秦者，胡亥也！”历史上早有过先例。不过胡亥没有赶上直接打倒爸爸，爸爸死得太早罢了。

一九四八·一二·二〇，香港。

载《野革新集·论肚子》（1948年12月出版）

论钢笔的好坏和内分泌作用

／廖沫沙(1)／

不记得从一本什么书上看过，有这样一种学说：据说，年龄并不是肉体和精神盛衰的决定因素，有的人年龄虽少，但身体衰老而精神颓废；有的人年龄虽老，但体格壮健而情欲旺盛。理由是人的身体内有若干种“内分泌”，是这些内分泌在起作用。肉体与精神呈现衰老颓唐的，是由于某种内分泌的衰退；身强欲盛的，是由于某种内分泌的特别发达。——这些生理或心理的现象，书上都有专名，我也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中国有“未老先衰”和“老当益壮”的两句成语，大约就是指这种现象而言的。

“未老先衰”的青年人和“老当益壮”的老头儿，例子是很多的。“未老先衰”的原因不一，或者是由于过度的早熟。在精神上的反应，便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一些有神童之称的人，一到年长，就反而愚蠢起来，就是早熟的缘故；但是除开早熟之外，还有一类，是在发育的期间，身体和精神遭受了摧残和压抑的，也往往造成“未老先衰”的现象。摧残压抑，显然不单是内分泌的作用，而兼有外力的作用了。至于“老当益壮”的人，情形就更复杂。有的老头儿，固然身体强壮不衰，因而情欲旺盛，这可以用内分泌的学说来解释；但是另有一些老头儿，单看他的身体，却瘦骨稜稜，气如游丝，好像到了垂垂待毙的日子，然而再看他的精神状态，却完全相反，不仅情欲旺盛，讨起老婆来，没有七个八个，也得三五个才能够满足，这还可以说是“内分泌”在作怪，勉强说得过去。可是他的欲望并不止于异性，对物质和权力，功名与富贵，荣辱与得失，他没有一件不感觉最高的兴趣，而且没有一件肯随便放手。《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临到断气之前还伸出两个指头，叫人把灯芯熄灭一根，才安心瞑目而逝。这是说他的物质欲望的强盛，至死不衰。其他类似严贡生这样欲望强烈的，又何尝没有？一个人难道全体临死的时候，他的内分泌还能够单独作祟吗？不可能的。

除开内分泌作用，足以增强一个人的欲望之外，我想还有别一些东西在身体上或精神上作怪。

例如“老当益壮”的精神现象吧，再举个最近的例子。蒋主席在国民大会中提出宪草，发表演讲之时，据新闻记载，曾以激动而颤抖的声音说道：“我现在年已六十，自从孙总理逝世以来，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一直被付托以政府的重任，现在，国大已把这种责任接收过去，我再没有什么欲望了。”

人到六十之年，在中国一般人的常情和习惯中，果然是到了衰老退休的时期，清心寡欲，正是这样年龄时的特征。蒋主席的话，是很合乎中国人的常情的，因为它表现了一个到了衰老年龄的中国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一般到了六十岁（普通称为花甲之年）的中国人，通常是停止他的一切奋斗，屏退他的一切欲望，准备一副棺木，择定葬身之地，只待无常一到，就心安理得地阅目长眠，对尘世是毫无留恋不舍之念的。

这也就是说，江山也好，美人也好，黄金也好，富贵荣辱也好，在一个六十老翁的心目中，已丝毫引不起兴趣了。中国人不像外国人，先天的体质和后天的思想观念都大不相同。外国人到了六十岁，还是盛年，身强欲盛，而一般的中国人，一过六十，大抵就都身体衰惫而万念俱灰了。

所以我说蒋主席的话，很合乎中国人的常情。所谓“常情”，就是大家习闻常见，听起来容易懂，也容易接受，更使人不能不赞同。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别一段报道。据说，蒋主席和他的现在的夫人（即“蒋宋代表美龄”——中央社如此称呼她）在国大会场之中，“二人曾比较所佩带之钢笔谁好谁坏，并低声辩论，经靠近蒋主席席次之白崇禧部长出面评论始罢。”

就这件事实看来，蒋主席不仅毫无衰老之状，而且简直是“童心未泯”，天真而活泼，兴趣盎然，连一枝钢笔的好坏，都抱有极大的欲望：第一，他爱他所佩带的钢笔，是不消说的了；第二，比较钢笔的好坏，而至于与夫人发生“辩论”，可见他心里充满着荣辱之感，虽一枝钢笔之微都不肯放过，遑论其他的物与事？此之所以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必须召开，而钦定的宪草必须通过也；第三，我们自然不能遥知白崇禧部长在旁是作了怎样的一个评论，——是说蒋主席的笔好，还是说蒋宋代表美龄的笔好，或者说蒋主席和蒋宋代表美龄的笔同样都好？——但是一经“评论”，便尔“始罢”，由此我们又可以推想到两点：倘使白崇禧部长是说蒋主席钢笔比蒋夫人的钢笔好，因此才平息了这场“辩论”，那就表明蒋主席是满足了他的好胜之心，才肯罢休的；倘使白崇禧部长是说蒋主席的钢笔比蒋夫人的钢笔坏，而蒋主席却欣然地接受这个评论，那是表示蒋主席的“谦虚”与“民主”吗？也不是的，这种“谦虚”和“民主”也只是蒋主席对他的夫人才有，因为倘若不相信，试想在旁的白崇禧部长或其他国大代表倘也拔出随身佩带的钢笔，一拥上前去比赛一番，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而且我们要记得，和蒋主席发生过“争论”的人，并不只限于蒋夫人，就最近的例子来说，为了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就有好些党派和第三方面的人物，和蒋主席争论过不止一次，但是结果如何？蒋主席因为马歇尔或第三方面的出面“评论”而“始罢”了吗？并没有。

可见蒋主席的退让只限于对他的夫人。夫人者，女性也，在性心理学上，雄性对雌性的退让谦虚，正是表示爱欲发动时的两性关系的特征。这一点倒证明蒋主席的内分泌现在仍是很旺盛的，同时也证明蒋主席“再也没有什么欲望了”的话，还待考查研究。

而且蒋主席不但对他的太太表现得富有“欲望”，爱之弥笃，他并且还爱他所佩带的钢笔和钢笔的荣誉，而且除开对太太肯作一点让步之外，对其他一切的人，不论大大小小的荣辱得失，权位和利害，也都不肯退让分毫，充分表现着他的欲望不衰，难道这也是内分泌特别发达之故么？

我想除开内分泌作用之外，在他的身上一定还有别一种力量——也许那是一种“外分泌”吧？

至于“外分泌”从何而至，那就要待生理科学家或生物科学家的研究发明了。

载新三号（194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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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易庸。

狗的出超

／秦似(1)／

朋友从菲律宾来，带来一条狗。

这件东西的皮毛肤色，都像道地的中国产，“Ego！Ego！”的吠声，也是从中国训练出来的。

我说，这不是中国货吗？

朋友说，菲律宾“剿匪”剿得很忙碌，所以从中国订了一批狗去用了。中国狗作起菲律宾宪警的前导，去猎捕华侨时，跟它们在国内一样卖力。

我说，但它们的吠声为什么还是“Ego！Ego！”（爱国爱国？）的呢？“爱”中国还是“爱”菲律宾国呢？

哈哈！朋友笑道。你就是这一点胡涂。现在中菲都一样了，狗们“爱”的反正是“剿匪国”。

“美国出超多，我们入超多。”但我们也有一样在超：狗。

载复刊号（1946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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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土根。

现在的聪明人

／徐懋庸／

时局一紧张，许多人便慌张起来，并不是怕，怕的是因而破家，害得自己不能生活。

聪明的朋友便开始想办法——但既然是聪明的朋友，当然有远虑。他们决不怕简单的□，单是□□(1)，未必立刻会破家，所以这倒不是一种近忧，他们怕的是世界大战。他们通晓天下大势，知道□□(2)如果被谁独吞了，那是会得引起世界大战的，而这世界大战可要害得鸡犬不宁，所以目前不想办法则已——既然想了，还须彻底。

各样的聪明人有各样的聪明想头，大概办法是很多的。有一天，我听见两个大学教授的谈话，甲说：他想筹五万块钱，到瑞士去居住，因为瑞士是个永久中立国，不会受到战争的影响。乙似有雄心，他说：他若有了五万块钱，一定去买军火。世界大战发生之后，国内必也大乱，乘大乱之际，他带了军火，到一个国际的武力所不暇及，国内的职权所不能及的偏僻的地方，割据称王。

他们先后说毕了各自的办法，接着起了辩驳，各以为对方所想的不妥，理由有许多，我已记不清。但据我看来，他们两位的五万块头，根本靠不大住。不料到了最后，双方竟都承认自己所想的都不是办法，而且别无妥善的办法，于是大家退让了，归到同一的结论，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国家事，管他娘！”一句是古诗，一句是今诗。

但这两位毕竟是有心人。我另外还遇见过许多人，却连×情势也不知道，这也许是因为报纸上发表的消息太不明白。不必说世界大战了。我曾经问一个不看报纸的大学生道：“假如你一旦发觉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间做了□(3)，那时会发生什么感想？”他的答复是：“那么，我希望也在我的不知不觉中间，我们复了国，而且强盛、太平起来。”

到底是大学生，所以能够这样幽默，而且还希望复国，希望强盛，希望太平，并不乐于做□(4)。这种一味不知不觉的得道之态，也许比那些略一慌张复归于麻木的态度，更为聪明。

“……”，“……”，另一种呼声，是远远的在这类聪明人的世界之外响着。

载《质文》第4号（1935年12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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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刊此处缺字，这句话疑为“……决不怕简单的破，单是破家，未必立刻会破家……”。

(2) 原刊此处空缺二字。

(3) 原刊此处缺字。

(4) 原刊此处缺字。

人语与鬼话

／秦似／

如果世界一切作为人的语言都湮息下去，只剩了鬼话，是很荒凉的。可幸这种情形倒不曾有过。古希腊的讽刺作家琉善曾经写过三十章鬼话，但即使在他的作品那完全黑暗了的背景里，也还有代表“人语”的一种鬼的意见在。譬如第十章上面就有着这样的一段对话：

暴君（鬼）：我是某国的暴君。

黑梅斯（鬼）：到了这里，要这许多好看东西作什么？

暴：怎么呀，你要暴君脱得干干净净才到这里来么？

黑：一位暴君么！你当暴君的时候，我们原不敢这样烦你。但是你这个时候是一个鬼，我们却对不起了，请你都脱下来！

暴：我都脱下来了，富贵都完了。

黑：你还有架子，还有骄傲，也都要去了。

暴：你至少也让我留住我的紫袍王冕。

黑：不能，不能，都剥下来！

这已是第二世纪的作品，如果是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什么作家的手笔的话，这些话是在删除之列的。虽然所谈的不过是鬼世界。

近在手边就有一个例。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早晨，在未亡的法兰西的一个法庭上。有几个人据说是犯“叛国罪”，推出来审判了，法官首先问什么职业，一个囚犯回道：“议员。”

法官：“你不是一个议员。”

囚犯：“对，议员的权利已经被剥夺了。”

另一个囚犯：“必须达拉第到场，他指我们是卖国贼，然而卖国贼恰恰不是我们，是那些出卖奥地利、捷克和西班牙共和国，并鼓励希特勒侵略的人。”

在群众的骚动中，警卫队的拉雷阿提上校愤愤地咆哮起来：“我不准别人说政府是在竭力破坏和平。”

另一个声音爆裂了，是被告的辩护律师哲瓦士对法官的提示：“人和禽兽的分别，就在于他有言语的力量。”

这里所提示的“言语的力量”，是用“人”的资格来抗议迫害的尖锐表示。要用人语击退专横，是显然的。

然而这到底已经是三月间的事，时势演变得真快，又三个月之后，“巴士底狱”以来，共和了一百五十年的法兰西这才真的被卖掉了。谁卖的，似乎还是悬案。因为在我们这边，另一个共和国的自由人们，又正大发其议论：说是法国之亡，实由于什么之类的怠工或反战等等。所以这些们一面在哀悼花都丽国的颠覆，一面也就着重于现身说法的卫道，或则在绍介福煦元帅的名著中郑重声称：“法国当时之国民战争，与吾人今日之全民抗战，同其本裔”；或则娓娓动听地轻描淡绘一下：法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一切都成功，为别国所羡慕。“其实哪里止呢？实际情形还要比表面好百分之二十”。若夫直截了当的爽快话，只有一句：“所以民主终底要亡了国！”

定论还在混沌中，没有得出来。不过这时候常常浮起一两句人语，为那些虫沙般的蚁民鸣冤。但同时也有胜者的嘲笑：通讯社传出的消息，巴黎人民一再凋萎，面如菜艾了。戈培尔提取精义，得了很好的播讲资料：“法国人在血统上及精神上都含有很重的黑人分量，现在已充分的表现在外”。这同时又成为了我们这边的黄色人种的笑料。败亡者之于我们，是有定谥的，曰“贼”，如果不是一时可以剿清，则冠以“流”，至若奚落以肤色的贱种的，还要算这次最早。可见虽然自称“本裔”，就文明程度说，却是不自量的攀亲。

但奚落的对象仍然是有畛域的。被嘲者是虫沙的小民；一般如猿鹤的君子呢，自然还做稳可以飞也可以走的白种。所以当戈将军（这里是另一位）正在巴黎的国立图书馆大阅档案的时候，维琪的赖总理却可以为着防范占领区里的“游民”的叛乱，向德国请援。这事实，使人鬼弄个分明，各各负着应负的责任，同时也证明了这边的自以为正人君子的匡时之论也者，其实也是鬼话。虽然穿起袈裟，俨然救主，实则连毛孔也满藏毒箭，自己还没有站起来，已经对着那些在迫害者的凌迟之际而尚未气绝的人们射过去了。

自然没有射死，于是再来哗啦一番。这次是说法国人只会弄文学和艺术，自由而又浪漫，当然只好亡国了，要救国惟有高度的“集中化”，又名“战时体制化”。然而其实这与事实又是不符的。不特远在去年八月达拉第便禁止了由巴比塞创办，作为国际作家协会法国支部的会报《和平与自由》，而且连有名的龚古尔文学奖金、法兰西学院奖金等等，也由于文学作品的缺如而考虑停止审评了；驰名的《精神》周报改了月刊，篇幅还得由三百页缩裁为三十页；报纸的文艺副刊则是明令取消的。一种以绍介新书为主的杂志，自动停刊，因为文坛干净到几乎一本新书都没有，无从评起。有骨气的出版家停业了，剩下的便挂起招牌：“国难时期要求特别飘逸和艳冶的文学，描写灵魂阴暗的女人或者寂寞的男人的”。这些招牌甚至挂到兵营里面。然而就是这一类作品，也没有写出来，作家不是逃亡和下狱，便是当书记或者尘芥般的办事员去了。

在这种情形下，是嗅不出自由的气味的，同时也正便利于东方西方猎狗们的狺狺。坐在维琪小朝廷里面的官绅，享着资本主义最末的火烬的余炎，用这火烬，由别人的手焚毁了第三共和国，又由官绅们自己的手，火葬了和火葬着锋镝之下的流浪民，逼使他们没入海洋，进入地窖，然后再摆出悠然自得的架子，在完全黑暗了的地狱中，坐上完全黑暗的宝殿。

然而这却是每况愈下，困顿而犹以为有余地的处境。人语是被抑杀了，但魍魉的嗥嚎也不见得能够传开去。看日益逼近眉睫的事实，却是无声的巨响在震撼着这烽火之邦，那便是黑梅斯的一句老话：“都剥下来！”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四日

载第1卷第2期（1940年9月20日出版）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鲁迅(1)／

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上海的华界虽然接近夷（亦作彝）场，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八月三十日的《申报》报告我们说：

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四十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

乐器不分古今，一律配人，盖和周朝的韶乐，该已很有不同。但为“扩大音量起见”，也只能这么办，而且和现在的尊孔的精神，也似乎十分合拍的。“孔子，圣之时者也”，“亦即圣之摩登者也”，要三月不知鱼翅燕窝味，乐器大约决非“共四十种”不可；况且那时候，中国虽然已有外患，却还没有夷场。

不过因此也可见时势究竟有些不同了，纵使“扩大音量”，终于扩不到乡间，同日的《中华日报》上，就记着一则颇伤“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的体面的新闻，最不凑巧的是事情也出在二十七日：

（宁波通讯）余姚入夏以来，因天时亢旱，河水干涸，住民饮料，大半均在河畔开凿土井，藉以汲取，故往往因争先后，而起冲突。廿七日上午，距姚城四十里之朗霞镇后方屋地方，居民杨厚堃与姚士莲，又因争井水，发生冲突，互相加殴。姚士莲以烟筒头猛击杨头部，杨当即昏倒在地。继姚又以木棍石块击杨中要害，竟遭殴毙。迨邻地闻声施救，杨早已气绝。而姚士莲见已闯祸，知必不能免，即乘机逃避……

听说在阿刺伯，有些地方，水已经是宝贝，为了喝水，要用血去换。“我国民族性”是“酷爱和平”的，想必不至于如此。

载第1卷第1期（1934年9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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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署名“公汗”。

一百元

／秦似(1)／

美国国会有人提议援蒋一百元。因为所谓“援华”，是“把钱塞老鼠洞”。

既是“塞老鼠洞”，为什么不干脆不给，而主张给“一百元”呢？

这是奴才的价值，虽然少，不等于无，足可以表明主奴之间的关系。

奴才大可不必叫跳不安了，这一百元是一颗“定心丸”，奴才的地位，还是好好的，虽不很值钱，但早晚市价不同，等待可也。

载《野草丛刊7·天下大变》（194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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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半琴。

chapter 4　悲怆的矜夸

太平洋沿岸的军事殖民网

／王承志／

战争的暗云，已布满了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为了第二次的人类屠杀疯狂的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赶造军舰罗，增制飞机罗，加造毒瓦斯罗，扩充兵役罗……西欧的风云紧急，太平洋的波浪奔涛，闹得天翻地覆，杀气腾腾，除了靠近北冰洋的一个国度里，升平气和以外，世界上没有哪一块地方不是充满着战火的血腥气的。

在作战上，和军舰、大炮、飞机等有同样重大作用的，要算军事的殖民（或移民）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过去几十年前，对于弱小民族的殖民，其最初的目的，是在获得商业权、矿山采掘权、交通管理权，再进一步的去操纵它的经济政治权，把这弱小民族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是在目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帝国主义对于他国的殖民或移民，其意义与目的，显然不同了。自然罗，帝国主义把自国的贫困人民送到殖民地或敌国去，一部分含有经济的原因，是不消说的，但它的终极任务，却是为了埋伏暗兵，刺探敌方的军情，做内应的工作的。去年希特勒要把他的冲击队移殖到奥国去，并且要把奥国和他合并起来，曾经杀死了小拿破仑陶尔斐斯；墨沙里尼要阿比西尼亚做他的殖民地，也引起了双方的武装冲突和欧州战争爆发的危机。仿效希特勒，墨沙里尼的技巧，而最近干得最起劲的，要算和中国“亲善”的日本，把自国的陆军预备队披上殖民的外衣，向太平洋沿岸各国输送了。谁也晓得战争爆发的两个危险地带，第一是欧州，第二要算远东了。现在远东的风云一天比一天紧，我们来谈谈日本在它的敌人腹地的军事布置，倒是很有意味的啊！

从“二十一条条约”的结订后起，日本并吞满洲的工作，就加紧了起来，向关东及南满洲一带大量移民，随后，帝俄军队在满洲败北，日本的移民便带着军事侵略的作用。到了“九·一八”以后，不用说满洲完全变成了日本的军事区域，这武装地带的建设与占有，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反苏的东方军事根据地，一方面，是为了向中国本部的攻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的借口，说是它本国的人口过剩，食量不够，只有把那些容纳不下，多余的人民往邻近的国家移殖。其实这是一种烟幕，掩盖着它侵略人家的狰狞面孔。“九·一八”以后，日本不断的把本国的人民往北满，往热河，往西比利亚沿线输送，这些带有全幅武装的殖民，说是栽种谷子，培植棉花，其实他们全是“变相”的陆军，他们一方面和关东军取得连络，作种种军事活动，架设桥梁哪，开辟公路哪，掘挖壕沟哪，这些备战的基本工作就是他们的第一种任务。其次，他们借口“防御”，“保障安全”为名，和当地的日伪军警联合攻击义勇军，强占华人的地土，或者诬陷当地人民和义勇军有关系，杀害他们，没收他们的财产。“满洲国政府”，去年公然把人民的田契全部烧毁了，于是用傀儡“溥仪皇帝”的命令，把许多有主的田地划归日本人耕种，封赏给那些攻击义勇军残杀中国人的日本人功臣。

日本移殖到满洲的人民究竟有了多少呢？详细的数目是无法晓得的，据一位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大概在二十万以上，这和十多万陆军合算起来，已经是将近四十万浩浩荡荡的人马了。这二十多万殖民中，最近几年来的武装移民不用说，就是从前移居的人民也都加上了军事的任务。所谓“武装移民”，是日本国内的饥寒交迫的失业劳动者吗？决不是的。武装移民的成分：

第一是：兵士；

第二是：青年团和在乡军人（即退伍官兵）；

第三是：浪人（即流氓）。

日本陆军往往从满洲驻军中，挑选一部分强干结实的、服役期满的兵士，配置在军事重要地带，不必讲，他们说是开垦耕种，其实就是便衣兵的布置，用这种家伙去混过苏伪国境去侦探人家的军情，往往比正式军队的效果还要大，实际上，刺探军情也就是他们的重大工作之一呀！至于领导其他各色各样的居留民去作种种活动，尤其是更重大的任务了。

日本的青年团员和在乡军人合拢来，恐怕有好几百万吧，单是在乡军人的数目也近百万的。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国内是维持秩序和防止动乱。日本陆军部的战争准备计划中，也把他们算作防守国土的主力军了。他们除伪装着正经商人工人潜入美国菲利滨等地作军事活动外，就正正堂堂的以“武装移民”的姿态跨进满洲了。他们和上述化装兵士联合起来，敦图铁道、北黑铁道、齐北铁道、陵承铁道沿线，都安排着他们的阵营，因为敦图线是联络满洲、朝鲜、日本的交通要道，日本军队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从它本国运至满洲，在军事上最重要不过的。北黑、齐北都是进攻苏联的要道，而陵承线又是控制华北与察蒙的主干，武装移民在这些地方的屯驻，是有绝大的军事意义的。从前中东路的劫车、毁车、逮捕俄籍职员路工，都是这些家伙干的，在满洲的奸、扰、烧、杀，也都出自他们的妙手呢。

随着军事的活跃，浪人也担当着一种“特务”。他们也是武装移民的一种“变相”，其任务和目的，也和前述两者相同，只是在这么大的军事舞台上所演的角色有点特殊而已。所谓浪人的“特务”，除了在军事进攻发动之前，作一番扰乱点火的导发工作之外，还有一种“侦探”的任务。记得在“九·一八”的炮火发放之先，就有浪人从中挑动的万宝山事件，“一·二八”的前夜，也有浪人在上海殴伤华人捣毁商店的事情；去年福州的紧急，天津多次的风险，也都由浪人行揭幕礼，唱着开台戏；浪人一动，往往跟着就是军事行动，实际上浪人和军队完全是一致的，没有一点差别，所有这些角色移殖到中国来，都是干战争的把戏啊！说到这里，我们也很难忘怀西方的朋友们，好像比赛以的，英国的绅士，也在加紧对新疆、西藏的侵略，法国也在云南拼命布置军事。而英国在两广、香港的活动，虽说完全是军事的，而许多军事侦探打扮着商人，传教师移殖到中国来，也和日本浪人有同样的功用。美国也不是趁热闹，很起劲在中国布置军事航空网吗？这些将带给一些什么东西给我们呢？倘使不是“变相”的移民之增加，就是大军压境！所有这些活动，无一不是准备第二次人类大屠杀和分食这块肥肉——中国的。

美国某陆军参谋曾经这样说：“如果美日战争一爆发，美国西部海岸的日本居民，立刻会变成武装兵士”。这句警语，的确道破了日本在美国西部海岸的一切阴谋。许多人对日本人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无孔不入的水艮”。一九三四年世界各国都提高关税来防止日货的泛滥一件事，也可证明的。同样日本的移民向各国的侵入也是一样的。自从一九二四年美国通过了排斥日本移民法案以后，日本往美国的移民，虽然不似从前那么容易，可是总还在不断的往那里移殖，在东方纽约的桑港，在巴拿马运河一带，在夏威夷，在菲列宾……等地，到处都遍布日本人，他们到一个地方就租借土地耕种，采伐森林，开设商店，建立永久的基础，并且组织居留民会或其他组织，刺探对方的军情，或者和国内的军事机关联络，作种种特殊活动。他们一方面经商推销日货，一方面作军事准备。就因为这许多原因，日本一再要求美国修改排斥日本移民法案，而美国屡次拒绝，因此酿成彼此间的恶感。自然，美国并不是排斥日本的商业移民，而是排斥隐藏在移民口吻之下的军事侵略。

日本为了独霸太平洋，实行它的大亚细亚主义，自然要企图打倒它的两个强敌：苏联和美国。想打倒美国，自然不是马上把军舰开出去就可以成功的，这非要很好的准备不可。这些居住在美国西海岸各地的人民，就担负着这种特殊任务。一九三四年在桑港金门湾军港测量地形而被美国军警捕获的侦探，就是该地日本理发店的师傅；在夏威夷要塞附近散步的绅士，也是东洋小胡子；去年在巴拿马运河用钢丝铁钩钓鱼的渔夫，也是三岛的“大和扶子”。日本人之所以在这些地方积极活动的，自然因为是美国东方重要军港的所在地，也就是日本攻击的主要目标了。日本在美国西部海岸，即在桑港、巴拿马运河沿岸、夏威夷以及菲列宾的居留民，总在十万以上，日本军事家平田音策在他的《如果我们战争》一书里说：“美国某参谋估计日美战争时，日本用无敌商船队满载着三十万陆军，在军舰的掩护之下，向美国东方海军根据地桑港杀奔而来时，所有日本的居留民便一变而为武装战士，毁灭美国陆海军根据地的后方”。这虽说是向美国人民所发的警语，当心可怕的日本军的攻击，但是日本移殖在美国的人民之战时功用，也就指明了。

菲列宾大华峨省的日本人，据前后的估计，已有一万二千人，他们以大麻为中心生产，已经建下了根深蒂固的势力。实际上日本人在菲列宾全境的，恐怕不下数万，而将来战争发动时，就会变成捣毁后方的主力军。菲列宾为日美必争之地，日本要取得太平洋上作战的优势，控制英国，攻击美国，都要以菲列宾的取得与否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前提，因此，日本人在这方的活动是非常紧张的。

此外，日本人在暹罗、新加坡以及南洋各岛的活动，都是和菲列宾的日本人有极密切的连络的。虽然美国的移民法案禁止了日本人自由入境，可是日本受了军事训练的人混入美境始终没有停止的。跟着战争危机的加紧，日本的军事殖民网更坚强的布置在太平洋沿岸的每个角落。

作者附注：本文里所用的“移民”“殖民”二语，意义虽各有不同，但为了便于运用，我并没有严格的把它分开。

载第2卷第8期（1935年7月5日出版）

悲怆的矜夸

／楼适夷(1)／

甘肃的人民因为怕征房屋捐，把自己的住屋捣毁半座；从四川的成都运一件货物到汉口，沿途所经过的捐税，仅仅是名目，就有一百四十种……像这一类的传闻，当时无心的留在记忆里了。去年赴日本时，讲到中国农村破产的情形，偶然当作例子谈起，在一同吃饭的日本人江口涣的夫人，突然失声地惊叫起来，才使我最真切的意识到，这一些简单的插话的严重的意义。虽然我曾经在一些杂志里，看到过伦敦公园里的饥饿的失业者的照片，也看到过美国的牛奶公司把牛奶倒在河里的照片，而且也亲眼的看到，东京职业介绍所门前的，阴郁的褴褛的行列；甚至还读过一位经济学者的描写，说在日本东北道青森一带的农村中，午夜凄绝，但闻一片捣杵之声，这是农民们在十二分的丰作以后，还不得不到森林中找一种草根，用石臼捣烂了充饥的情景；但是世界恐慌的这些悲惨的图景，较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的命运，毕竟还是较胜一筹的，谁曾看见过一个国家，国土丧失了四分之一，而在上者还努力嘉奖镇静，谁曾看见过一个国家的军队，是用来勒种鸦片，包运毒物的。然而这样的国家是有的，这便是我们中国，而我是中国人，我感得悲怆。

江口向他的夫人介绍我：

“在上海战争的时候，他和闸北前线兵士是在一起的。”

“你会开枪么？”江口夫人很惊奇望着我问。“不！”我笑了一笑。“你怕不怕呢？”她又问。“不！”我又笑了一笑。我记起了我和那些勇敢的士兵在一起，日本的飞机望着我们的救护车追，一个黑的炸弹从头上下来，立刻湖北会馆在我们身边炸毁了，碎片掠过我们的耳朵，黑烟把我们的衣服都弄肮脏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怕的，车子依然望着前线走。一个做医生助手的小孩子，拿伤兵用的凡士林把头发梳得很光。一粒子弹嗖的飞过，他头也没有缩一缩：“不要紧，它打不进，我的头发这样滑。”大家都笑了，这笑声又正对着对面前线上的炮声。

为什么我们不怕呢？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老百姓背负着比一切更悲惨的命运，所以中国人应该是比一切更勇敢些。而我是中国人，我感得矜夸。

载《现代》第3卷第2期（1933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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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适夷”。

提倡做狗

／木林森／

或问曰：样样可以提倡，做狗亦可提倡乎？对曰：样样可以提倡，做狗岂不可提倡耶？发此问者，必不知有二十四史，更无论现代民国矣。因为提倡做狗之在中国，已有悠远之历史，从中国开国至今，提倡做狗者，代不乏人，惟都未说明耳。过去时的皇帝不必举例，近代的高等华人，则所在皆是，明眼之辈，自可见也。

现在吾们应当明目张胆地提倡，何必鬼头鬼脑？达尔文的时代已过去了，如今吾们应当踏入第二步历程，就是从人变到狗。

既然吾们应当变成狗，自然先当革除人之陋习，就是讲面子；提倡做狗，是提倡做狗，何必弯弯曲曲，做反面文章，写几本××语×日通？

呜呼，更伤心者，即近世以狗为骂人之名词，此直像乡下人吃橄揽也！假如他们尝得做狗滋味，非但爬塌三间房，就是在地球上爬三圈，也都甘心情愿。

提倡做狗，既然不是吾所发明，假使有骂我为不是，则请先从古人骂起，骂到吾，谅已百年后事。在那时一定是狗比人多，如同现在人比猴子多一样；到那时，一定的狗引了人上街去演把戏，如同现在人引了猴子去出把戏一样。

如有落伍君子，除开二十四史不讲，专门骂我，骂得急请对不起，不能奉陪，只得跳墙。

提倡做狗既如上述，狗之所以值得提倡，则且听吾下面分解。

（一）一段事实

一个叫化子，伸出一只污秽的手，声声地向一介洋妇女说Miss，那个洋妇女回了头，对她那只花白狗说Come！那只花白狗，就一步一跳，跳上汽车，汽车一动，绿烟放出在叫化子脸上，花白狗伸出头，对叫化子微微一笑。

（二）人之行路难

昔者杨朱涕泣路歧，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叹，稍许认清“人”的，没有不兴行路难之慨。

狗则不然。在乡下有树木，只须一嗅，即可知道家之所在；在上海更其不必说起，洋先生知道狗之所需，于是在道旁建树许多电线木，又恐夜里不便，就在电线木装上一只电灯。

（三）中国之不盛在乎乏狗

当今中国已值欲亡之秋，推其原故，是因为缺狗。假如中国人人是狗，则必保其家，使盗贼不敢越进大门一步，如此则家保矣。家家能保，推而广之，国亦保矣。此即大学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也。由看家狗引而申之为看国狗，不亦善乎，不亦善乎？！

（四）狗贵于人

有自署生入者，著《羌海什谈》曰：蒙番牲畜贵于人，犬尤为众畜之主（《地学什志》第十一年第一期）。蒙蕃即蒙藏也，当此开发西北热之时，无论什么，只要产于西北，都是好的，那么西北之风俗岂不好的么？至少至少，有许多人，已认清狗比人贵。

（五）退一万步言

如今且退一万步言，狗与人至少平等的，是表兄弟。你们不信，吾可证明：

上海有句俗话叫“背娘舅”。夫背娘舅，出于猴子出把戏最后一幕猴子骑在狗身上，既然狗叫人的祖宗猴子为娘舅，则狗叫人至多叫声表哥。

附言　龟不入进化论

有人说，做了狗，再过一千年，便是乌龟。这是大谬而不然的。凡物不入进化，即为贱，龟乃不入进化之东西也，若龟也入进化即为贵了，若贵，则吾们为什么骂小鬼乌龟呢？吾们对小鬼乌龟，岂有如此客气？

另外从猴字上，吾们可以看见龟之不入进化。夫猴字，是由（“侯”的右边）“”“人”“犬”三字并，而龟不在也。中国字念是由右而左，故而、而人、而犬，一些也不错。

尾

既然做狗如此光荣，而又如此紧要，乘此××年，××年出风头时，吾们也来行一会做狗年，好不好？关于如何做狗待稿成，或将通令全国，公诸同好。

没有知道做狗的人，或者还有？

救救他们……

载第69期（1935年8月1日出版）第十章：悲怆的矜夸

白俄在远东

／张明养／

横贯北满的一条长蛇——中东铁路已于三月二十三日被苏联正式出卖给日本了。随着这买卖的成功，上海的白俄团体就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旅居北满的大批白俄，都将陆续南下，估计人数有十三万五千人之多，其中十万人是侨居于哈尔滨的，并说那里的白俄已经组织运输机关，准备分批运进关内，除一小部分到北平、天津、青岛与汉口外，大部分却是到上海来的。上海的白俄人数，本来已经不少，而现在又将有大批的南来，那么上海就将要成为白俄在远东之最大的居留地了。

十月革命后，那些养尊处优的“上流人”都流亡国外，他们的最大移殖地，就是西欧的法国与远东的中国，而在远东的最大居留地，第一个当然要算是临近俄境的哈尔滨，第二个就要轮到上海了。哈尔滨的情形，我们且留在后面再说，在上海的白俄人数之多，是我们所常亲身体验到的。当你走上富于异国情调的霞飞路，那些你所碰见的高鼻子的白人，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白俄，这些帝俄时代的“上流人”现在除了极少数外，都是生活在极悲惨的情境中。那些男的，大多是替人管门、保镖以及开汽车的；有些机会较好的，虽能在白人的洋行与大公司中得到一个职位，但其地位与待遇，都比不上做同样工作的其他白人；至于拿出钱来开店做生意的，却占很小的比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还是以求乞渡日。在上海战争以前，这些“露宋毕三”在闸北一带是最多的。我们要是不健忘，当还记得宾山路底有一个紫红色的俄国教堂，在那个教堂的附近的马路上，常常可以碰到这些“露宋毕三”伸着手向你要钱，我那时每天须经过这条路四五次，常常受到他们的纠缠。

至于白俄妇女的生活，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要比较好些，这大概是因为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上，女人有些地方是较男人要占“便宜”的原故罢。她们所占便宜的是在什么地方呢？很显然的是在出卖肉体了。在跳舞场中，在咖啡馆中，都可找到她们的芳踪，当一个西洋人说起“上海女人”（Shanghai women）时，他们就立刻会同朱唇媚眼，细腰肥臀的白俄女人联结在一起了。有一个叫做商浦莱（Henry Chomply）的法国人，做了一本《到上海的路》（“The Road to Shanghghai” John Long，Limited，London），就是描写远东的白奴贩卖的情形的。这些“上海女人”的悲惨生活，曾经引起国际联盟的注意。去年十一月下旬国联所组织的“国际保护白俄妇女委员会”曾经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想从调查入手，于是上海方面的一部分所谓慈善家，就受委托，而于十二月初旬组织一个“国际保护在华俄国妇女婴孩永久委员会”从事调查工作，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已经制成报告书提到国联去了，不过这个报告书的全文，到现在还不曾看到过。依照现在各国都普遍地遭受世界经济恐慌的情形看，恐怕国联的救济办法也没有多大的效果。

这是就上海方面的白俄生活说的，我们如若转到哈尔滨的白俄说，那么他们的地位是要重要得多了，这不仅是在商业方面，而主要的还是在于政治的意义上。哈尔滨的白俄多是怀有政治的野心的，他们大多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被红军战败，而逃亡到北满的，他们之所以留在哈尔滨，就是要想找个机会，去打倒共产主义的怪兽，以便回到祖国去。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北满后，他们的气焰是更高大了，没有一个人不是怀着美丽的幻想的。

哈尔滨是远东，也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白俄居留地。据最近的统计，侨居北满的白俄数目，在十二万五千与十三万五千之间，其中有十万人是集中在哈尔滨的。这数目中只有很小的部分是“红色的”，在中东路服务的俄人，虽在表面上是“红”的，而实际上却是“白”的，这些人常被称为Redishes，即所谓“红皮白心”。因为白俄人数的众多，于是其他欧美人士之寓居于哈尔滨的，也多被中国人认为白俄，国人对于白俄当然没有像对其他外人那样的尊敬，而且因为他们不曾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关系，常常会以对待本国人的凶残态度去对待他们的，于是有些西欧的白人，也常被中国当局或人民误为白俄而予以难堪的待遇，等到后来发觉错误了，就以这样的话来道歉：“我们的这样对待他，是因为把他误作白俄了”，欧美领事对于这样的道歉，虽不满意，但只好勉强领受了。

这是“九·一八”以前的情形，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后，白俄的地位多少有些不同了。他们热烈地欢迎日本军队的进占北满，因为他们以为日本帝国主义是白俄的恩人，会同他们一道打倒社会主义的怪物而恢复先前的专制政治的。不过在事实上“九·一八”后白俄的地位并没有多大的改善，例为中东路出卖后，反有大批的白俄南下，而不能代替赤俄的职位；又如一位美国的经济学家，曾经充任李顿调查团之技术专家的道夫曼（BenDorfman），因为往访伪国的日本官吏，而被中国秘书当作白俄，延不通报，后来虽经他大声喊嚷，惊动日本人，使这位势利的秘书受到严重的责罚，但道夫民受的眼前亏，也只好忍受下去了。从这些地方看来，我们很可以知道现在东省的白俄地位并没有像所预料的改善。不过就大体上说，大部分的白俄仍希望日本帝国主义能够给他们以武器，好去进攻红色的怪兽，假如读者不信的话，我可以举出一些事实来的。

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着的最著名白俄领袖，不用说是要算谢米诺夫将军（General Semeonoff）了。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的西比利亚战争中，他就是白军的领袖，战败后，则往来于东京哈尔滨与大连间，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豢养，也曾同狗肉将军张宗昌发生过关系，直鲁军中的白俄军就是谢米诺夫的部下组成的。他现在正想在苏联满洲伪国与日本间，组织一个“缓冲国”（buffer），包括外贝加尔黑龙江与滨海省，这个“缓冲国”就是“第二满洲国”，虽然他不欢喜这样的名字。这“第二满洲国”的名义上领袖，恐怕不是谢米诺夫，而是另外一个白俄的大公，因为东京方面欢喜这样，有一个叫做薛西尔大公（Grand Duke Cyeil），据说已经承认满洲国，而想到远东来做他皇帝梦了。据谢米诺夫自己说，他有很大的群众，但据熟悉白俄情形的人观察，谢米诺夫并不是大部白俄所信服的领袖，因为他实在有些太“混账”了。有一个格莱夫将军（General WiliamS. Grave），是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带领美国兵到西比利亚攻打红军的领袖，著了一本《美国的西比利亚冒险》（“America's Seberian Adveuture”），说谢米诺夫是一个“哥隆克的匪党领袖，一个杀人犯、强盗，一个最荒淫的恶汉。谢米诺夫曾经设立一个所谓“杀人场”（Killing Station），公开的夸说，假如他在白天中没有杀死一两个人，夜里就会连觉都睡不着的”。格莱夫并承认谢米诺夫是日本的傀儡，“要是没有日本的保护，他连一星期也不能存留于西比利亚的”。格莱夫将军是有身份的人，而且在西比利亚战争中也同谢米诺夫在往来甚密，他的话当然是很可靠的。

除了谢米诺夫外，有一个叫做哥罗凡柯夫教授（Prof. Golavatchov），《哈尔滨公报》的编辑，也在进行一种运动，以图组织一个西比利亚自治殖民地（Dominion of Siberia）浦罗的柯夫大佐与维雪尼斯基将军（Colonel Porotikovand General Vishnevsky）等人都是哥氏的好帮手。这个所谓西比利亚自治殖民地，虽然不是想从俄国完全分离开来，但在共党统治着的时候，却是不愿同其本国发生任何关系的，等到苏维埃制度推翻了，他们才始愿意像加拿大对大不列颠关系一样的，成为大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哥氏等现已组织一个西比利亚民族之友社，以便推进这个运动，不过奇怪的很，社员中间连一个西比利亚人也没有。

再次，有一个鞑靼人发动了一种新的运动，想组织一个“理想的乌拉尔帝国”（ldeal Ural Empire），包括欧俄的乌发奥伦堡等省与中亚的鞑靼乌兹培克等民族集居的地方。这个鞑靼人是叫做伊希卡基（Gayas Ishkhaki），一个著名的回教徒著作家，同居留于东京的有名回教领袖伊勃拉恩（Abdul-Rashid Hasret-Ibrahim）有密切的关系。很明显的这个运动的主持者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和白俄同站在反苏联的战线上的。

随着国际形势的日形紧张，远东方面的反苏联战争，是迟早要爆发的，而这些居留于哈尔滨与上海的白俄，必将在这反苏联战争中执行着重要的任务。

载第2卷第4期（1935年5月5日出版）

从德国说起

／恽逸群(1)／

“功高震主者危”

德意志银行总裁沙赫特博士被免职了。沙赫特是和牛赖特一样被认为希特勒的心膂的，所谓心膂者，就是希特勒相当尊重他们的意见，不能不听他们的话，不像戈林、郭培尔等完全是希特勒的部下。所以一般讲来，戈林、郭培尔最多只能称做希特勒的股肱，而不是心膂。说起来“心膂”自然比“股肱”尊贵，可是好听的话仅仅是奸雄驱策功狗的工具而已。

狗虽有功，但只能在建功的时候邀主子的青睐，一旦功成，则主子自然会变青眼为白眼，看到了觉得碍眼，就不期然而然的会把它一脚踢开去。牛赖特的从部长升为院长，虽然是贬入冷宫，但比起沙赫特的毫无着落，还算优礼有加。理由很简单，牛赖特的功劳没有沙赫特那么大，并没有沙赫特般“功高震主”，所以还有可恕之道。

至于沙赫特，那可真是丰功伟烈，盖世无双。一文不值的马克是谁稳定的？是沙赫特。国社党秘密扩军的经费是哪里来的？是沙赫特借来的。单单这两项，已经足够德国人，尤其是国社党首领们所称颂叹服了。然而就因为这样，使国社党的首领们看着不顺眼，非驱之于心不甘，也于心不安。何况沙赫特又不是国社党员——沙赫特现在虽挂名党籍，但是最近才钦赐入党的——非国社党员而能够建树功勋，尤其是罪不容诛。于是沙赫特被一脚踢开了，连冷宫都没有份儿。

诺曼老爷又将如何

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老爷是自夸能够控制希特勒的人，不仅能控制希特勒，他老先生还相信能够通过其金融势力控制一切法西斯侵略者。不错，希特勒重整军备，是靠着诺曼老爷的秘密借款，如其没有诺曼老爷的钱袋，希特勒的威望决不会像今天那样使欧洲各国朝野人士闻而头痛，而且连元首也做不成——因为他大言不惭的支票丝毫不能兑现，自然无法巩固其统治，恋栈其残位。在理，希特勒应该对诺曼老爷感激涕零，皈依于诺曼老爷的算盘底下了。

诺曼老爷的算盘是这样打的：你已经欠了我不少债，你不能如期归还，就必需向我借新债，你要借新债，就一定要听我的调度。这样一来，在理论上，在过去的事实上，希特勒自然都在他的控制之下。诺曼老爷的控制希特勒，是通过了钱袋的，但钱袋不会说话，代表钱袋说话的就是沙赫特博士。因为希特勒要钱的时候靠沙赫特，沙赫特自然不会点石成金，就要靠诺曼。沙赫特成为诺曼与希特勒中间的媒介，一面代表着诺曼指挥希特勒，一面又代表着希特勒向诺曼骗钱。

诺曼是张伯伦的老板，也成为达拉第的老板，又是希特勒的老板，墨索里尼也有一部分属于诺曼管理之下，诺曼在欧洲的势力，只有中世纪的罗马教皇可以及到上他。然而这种如意算盘是捉不稳的，希特勒竟会把代表钱袋子的沙赫特一脚踢开，干脆地答复诺曼借的钱不还，你又怎样！你怕借出钱没有着落，你就得再借些钱来，别的事情你可管不着。

诺曼老爷春梦醒来，或许要喊一声：上帝，遇着了魔鬼了！

载《鲁迅风》第4期（1939年2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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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亭长”。

教士的工作

／蒋锡金(1)／

银号筒在多姆的街上响了；
人民虔敬地跪在地上；
我看见，抬了一位罗马神圣之王，
他好像上帝一样。

——王尔德

上海报纸上揭载了这样的消息，说是湖北老河口地方的意大利天主教堂里破获了间谍机关，那意籍的教士已承认了自己的过失，贴出公告把教产交给中国政府，自己也安全退出老河口了。这新闻不久便有外国律师代表意国在华天主教会在报纸上登广告提出声明，说是全无其事，便轻轻一笔带过了。本来，不论消息的真假，总是有这样的消息；不论如何更正的，也总算是打消了这回事。不过我总记得我亲自听见过的言语，那不是从报纸上得来的，也不容有人来更正。

当史沫特莱从山西到武汉时，我们有几个文艺朋友在一处欢迎她。在席间，我们谈了许多关于晋绥一带的天主教士的事，不幸有许多情形，竟和那被申明的消息差不多的。晋绥一带，许多教会都置有很多的田地，俨然是一个地方的大地主，也就是那里的封建势力。再呢，他们是外国人，八路军为顾及怕影响中央政府对意大利发生外交上的麻烦，所以在收复平型关时，附近的汉奸组织都是藏匿在意大利教堂中的，八路军还是由他去了。史沫特莱说：她很气愤，她愿意自己拿了枪去打死那些汉奸，因为她是美国人，可以不用怕麻烦，可是朱德和她说，只要她开了枪，便一定会被指为俄国人的。后来她只好和另外的一些教士谈，请他们注意这些事，因为将来会有这不幸的一天，他们要被认为中国的仇敌的！

这里，可以看见我们的战争里我们所容忍下的事情有这样多，这虽算是小小的一件，也要我们容忍着，并且还要设法使它变好。一切事情都是会渐渐变好的。果然，有些教士们后来也很踊跃地来和八路军裹伤，他们还送《圣经》给朱德，作为圣诞节的礼物，朱德也还礼给他们，送他们一本叫《法西斯蒂是什么》的书。当教士们（在那边大都是天主教士）变得和八路军非常亲近时，他们说：假如八路军能信仰上帝，那真是世界上的最好的军队了。史沫特莱说：“告诉你们，我曾经为了这些哭过。”她是为人们的信仰哭的。

我们当然相信教士们不完全是一样的。许多意国教士的罪恶的行为，是恰和来轰炸我们平民的日本飞机上的意国机师一样的。做一个机师，本身有什么罪恶呢？然而他的行为是完成了一桩罪恶，他们确是被利用做了对弱小无依的人们的残暴的凶手。我们并不能因为几个特殊的罪恶的教士，便概况了其余所有的教士。许多的教士们在抗战中热忱地工作，他们服务之外，还加之祈祷。有许多是很虔诚的信徒和教士，为了人间的罪恶悲痛，为了人们的苦难哀悯，他们确是像耶稣以及殉道的使徒们那样追求着正义的。无论怎样，如果他们听到那些教士们的罪恶的行为，也将使他们痛苦的罢！

为虔信的正义的心灵哭罢！如果我们知道了许多的慈善实际上是一件罪恶。

就在上海，我在几个礼拜堂中听到普遍的这样的声音：“忍受着罢，顺服着罢，我们将来的福气是在天上的！”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后裔，他们的最后的天堂已经是只有上海了，他们还要怎样忍受呢？我们还要怎样忍受呢？我们再要忍受顺服，我们的上帝也快要挂起日章旗了！上帝的身边原没有日章旗，是教士的手替他插上去的。

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耶稣喊道：“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2)这是多么悲怆的声音？我们不能不说他是为后来的门徒说的。在客西马尼的园中，他也未曾抛开他的苦杯啊！当真有一天千禧年来到了，一些教士们是应该受末日审判的。你们现在是说的什么“道理”？

一·二三，一九三九，上海

载《鲁迅风》第4期（1939年2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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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锡金”。

(2) 那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鲁斯国宾阁下

／秦牧／

鲁斯国宾阁下：

你是个美国的杂志大王，久仰久仰了！

你们贵国的新闻大王赫斯特，只卖两分钱一份的报纸给他带来海拔二千呎山顶上巍然的西班牙古堡，给他带来埃及的木乃伊和法国的名画古玩，给他带来世界的珍禽异兽。而你呢？几角钱一份的杂志给你带来赫赫的声威，给你带来做中国国宾的资格。在美国，你“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里，你的五彩缤纷的《生活》杂志，除了那专登家庭陈设，服装式样，贵国蜜丝和夫人们所醉心学习的知识的《妇女家庭杂志》外，谁能和它匹敌呢？你不但在美国称雄一时，而且，像一枚爆炸了的鱼雷似的，威力也震荡到其他的地方，连我们这片古老大陆上出版的杂志，那些登敝国方块文字的土杂志，也纷纷给你的蟹行文《生活》打倒了！你的《生活》单在上海一埠销行万份以上，究竟中国有多少份杂志的销数足以和《生活》匹敌，实在难说。你是太成功了！既然拥有这么多的读者，你飞来飞去，只要飞到有纷争的国家里面，你一定成为国宾。飞到丹麦，飞到瑞士，虽然不一定是国宾，飞到中国，飞到伊朗，飞到希腊，却一定是国宾，谁不希望你少骂一下，多捧一下呢？

讲到你在中国的荣誉，你自然比我还清楚。我是个未曾开过洋荤的土包子，但国际酬酢的礼节也马马虎虎知道一点，正像日本人有各个角度的鞠躬似的，你们欧美人也有各种程度的礼节。你们吃早餐有早餐的衣服，吃晚餐有晚餐的礼服，入夜总会又有夜总会的华服。同样的，你们接待一个宾客，有迎到飞机场和码头的，有窜到舰上的，有陪着夫人欢迎先生坐在车里只伸出一只手来握的，有迎到大门口的，有迎到房门前的，有仅仅在沙发里挪动一下屁股的，总之，人分高低，礼别等级。一个出版家在国际往来上属于第几级，联合国大概还未定下这方面的褥节繁文，但无疑，你到中国来是属于第一级的。今年春你翩翩而降，市长请你吃饭，部长请你吃饭，陆军总司令请你吃饭，市长先生还一直等了你几个小时！席上烧鸡和牛排的滋味一定不下于纽约、芝加哥的，是不是？这一次你到来，依然风云叱咤，我们的威权媲美帝皇的主席蒋公到无锡避寿，你也跟着一同去无锡湖里坐那苹香画舫，我们的主席蒋公在吹他那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你也跟在旁边劈劈拍拍鼓掌，你是一个百分之百无折无扣的国宾，那几角钱一本的杂志给你带来了这无比的荣誉。

不过我想如果只是政府大员在欢迎你，老百姓不动声息，还不足以发扬你国宾的荣誉，我现在就想动一下声息，向你阿谀，给你献策。我想我下面的一席话，对于你的财源和名誉，或者不无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帮助。

你的《生活》杂志在上海销行万份以上，《时代》也销了五六千，而我们本地的杂志在本埠大多只销一千几百本，这市场多肥啊，对于你？我们的杂志东要登记，西要登记，从重庆搬来上海，要登记；从桂林搬去广州，要登记。而且这种登记，有时困难的程度，用一个你易于听懂的譬喻来说，等于一口气吃十只火鸡，或者一天之间从南极飞到北极。我是中国人，我即使溜到香港，溜到美国去办杂志，我的刊物如果没有登记，仍然无法内销。现在删改文豪著作的神童虽已敛迹，但是载走整吨杂志的汽车却已上市，我们这个杂志市场肥极了！但也凋零极了！都市的出版家势将上吊，广大农村青年又闹着没有读物，国宾国宾，发展中国贸易，此其时矣！你的刊物可以不必登记，可以直言无忌，你和部长大官都有交情，你们美国印刷便利，假如你动一动脑筋，在美国发行一种以至十种华文杂志，专门运销中国，一切便利你们都有，一切麻烦都无。联总的船代你把杂志运入内河，陈纳德的飞机代你把杂志散发各地。而且，指责中国时政府官员公开答复，偶然出现篇把格雷的文章，又绝无关系，决不使你下次来中国时少吃一块牛排，你的杂志还不变成中国的权威杂志吗？你还不从美国杂志大王一跃而兼中国杂志大王吗？

当然，你不会太过“直言无忌”，你不会多用自由主义者白修德、贾可比采访来的消息的，你是天字第一号的聪明人，只有想改变你的态度的才是天字第一号傻子。不过我不是想请你改变态度，而只是想说：这是笔好买卖，这儿有个好市场呢！鲁斯先生。

你的三大杂志中以《幸福》销路较差，你就在中国发行一份《悲惨》以资挹注如何？

你的忠实的虔敬的望风披靡的C

载新三号（1947年1月出版）

中日亲善颂

／胡秋原／

但混蛋的是“内”不是外，所以非“攘内安外”不可，而且也只能如此。所以非大举“攘内”，大攘、特攘、痛攘不可。国难至此者，完全是家奴混蛋之故。

所以，日本人天天来打，我们无抵抗，这是“安外”之义；我们天天向内打，这是“攘内”之义。这是救国之正义，不足希奇的。

“攘内”就是救国，救国就要“攘内”。好在现在已经有两大办法：航空救国、古物救国。我们的飞机“攘外”不足，“攘内”有余。至于古物，自然也可间接救国，撒豆成兵，古物打仗，祖宗藏镪于古物，可见天不亡大汉也。何况，现在又已有七八个总司令呢？

“安外”也是有办法的。前天北平政委会成立，大多是“安外”的专家，经验丰富。委员长更慷慨陈词，说“决不负国”。其实此地无银，是无须招贴的。

但是，真正亲善总还要候“战略”和“新阵地”的变更。自然，也不是很远的事。这也不要紧，既地大物博，半壁江山，也很不差。

在朝者，是胸有成竹；在野的呢，也是胸有成竹，例如“电影救国”。自从“大饭店”来沪后，三字经很流行，譬如“天鹅肉”、“恐怖窟”、“张瑞亭”、“宛转歌”、“七英雄”、“四壮士”、“女镖师”、“她的心”、“洗冤记”，万一日本人来打，“玉腿酥胸”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然而，“亲善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先来两条“老八股”——

《晋书·刘聪传》：聪封怀帝为会稽郡公。聪曰：“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帝曰：“此皇天之意也。大汉将应天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除，且臣若能奉武皇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

《旧五代史·汉书·高帝纪》：帝遣牙将王竣奉表于契丹。契丹主赐诏褒美，呼帝为“儿”。

《金史·太宗本纪》：天会四年，宋使李税来谢罪，且请修好，许之，约质，割三镇地，增岁币，戴书称伯侄。宋以康王构，少宰张邦昌为质。辛巳，宋上誓书，称“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

古人毕竟比较质朴。怀帝说话，就不见得高明！而胡人充充老子，也感到一种满足。现在，“俱分进化”，帝国主义者不待说了，皇帝措词也比较漂亮了，异口同声地说：中日亲善，大亚细亚主义云。

中日亲善自然是交关好的。所可惜者，日本人的枪炮是太不可亲善了，但这也不要紧，这是亲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事，是应该暂时“镇静”“忍痛”，不怕“吃苦”的。

谁个不“苦”呢？小民固然苦，政府也确不安闲，一面要“安内”，一面又要“攘外”；一面要“交涉”，一面要“抵抗”……是天才，也实在难乎应付这非常之局。

载《现代》第3卷第2期（1933年6月出版）

chapter 5　刺世杂文

能言鹦鹉毒于蛇

／黄秋耘(1)／

历来中国的暴君大施杀戮的时候，总有两种帮凶出现，一种是青面獠牙、杀气腾腾的刽子手，另一种就是舞文弄墨、捏构罪名的“罗织专家”。例如汉初功臣周亚夫被诬造反下狱，大呼冤枉，那些刀笔吏就马上出来说：“君不欲反地上，亦欲反地下耳。”其证据据说是在他家里搜出了几套僧越礼制的寿衣。至于岳飞的莫须有三字狱，更可算是“罗织专家”们最强词夺理的一例了。

今天的“罗织专家”并不更聪明一些，不过面皮比古人更厚，心肠比古人更狠，倒是事实。例如秦桧当年杀岳飞的时候，总还不好意思说他私通金几术。指着自己的光头骂人家是秃奴，就是无耻如老秦者，也还讷讷不能出诸口的，在这一点上，陶希圣可比他强得多了。

我想，凡是能读报纸的人，大概还不曾忘记陶希圣在抗战期间的一页秽史罢。他在效忠南京的日子里，俨然以汪家班智囊团的人物自居。汪曰密约的签订，他也是牵线人之一，“其政治意义的严重性”，恐怕是远出于“郑孝胥、赵欣伯”之流以上的。及后懔于天下大势，“久分必合”，逐卸“和平使命”，翩然归来，和他差不多同时出走的伪中委王开疆，内疚良心，外惭清议，结果在自沪赴港途中，跳进太平洋自杀。假如陶希圣也是一名“好汉”的话，在“自白其叛国阴谋的全部”之后，早该随他的王“同志”于地下，以一死谢国人，才不丧失其所谓“政治道德”，但他不仅“躲闪一时”，而且还苟活到现在，写完了中国版的《我的奋斗》（《中国之命运》）之后，今天又来写其行状的“最后一章”。

陶希圣的连篇鬼话，固然如“桀犬吠尧”一般，但他的狺狺，是比董显光之流恶毒得多的。他一则比拟民盟诸领袖于郑孝胥、赵欣伯以至石敬塘、张邦昌诸汉奸，想造成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罪名，好立即开刀；再则强调不准他们自由行动，预示下一步就要作“紧急处置”。这副唯恐不能效忠于“今上”的嘴脸，是摆了出来了。

鲁迅先生说得好：“能言鹦鹉毒于蛇”，假如说宣铁吾张镇之流是张牙杀人的毒蛇，陶希圣就是以语言杀人的鹦鹉，虽然也是在指挥刀下面钻出头来的，到底还是靠着三寸无耻之舌做奴才。到将来人民胜利，公审内战罪犯那一天，毒蛇固然难逃一死，鹦鹉也“躲闪”不了的。寄语陶希圣，你还有做“好汉”的机会，到时可不要学墨索里尼的模样，跪地求饶。

载《野草丛刊6·能言鹦鹉毒于蛇》（1947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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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秋云。

群众的意志

／楼适夷(1)／

为了挽救独裁政权的灭亡，不惜以整个国家主权标价出卖的政府，要他为了九龙城这么不足一里地的国土和几百个居民的生命财产来办合理外交，当然是不会有的事情。但是为了守卫这片小小的土地，几百个赤手空拳的居民，却不顾催泪弹和棍棒，甘愿流血被捕，露宿在被拆了房子的瓦砾场上，誓死不退。这足以激发了全国的人心，使人民更加明白这个政府是甘心卖国，不要人民的；而真正爱护国家主权的只有人民自己。而独裁统治的特务头儿忽然心血来潮，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觉得这真是千载一时的大好机会，民气可用，不妨玩一次“群众运动”，对人民表示他也爱国，并非专作走狗，对主子表示他领导得群众，还有些“威信”。而且全中国正卷起反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怒潮，这一来就可以转移目标，对太上主子献功一番，何况在地方上，在外交上，首当其冲的，正是跟自己利害冲突的人，这一下，也给他们一点棘手看看。一石数鸟，真是最好也没有的如意算盘。

激于义愤，被压迫已久的群众，居然在“戡乱时期”“总动员令”下放开了脚步了，但是带头的毕竟还是特务胚子，一动手就是打人放火，露出杀气腾腾的凶相，事情一闹就大，弄得主子也大为惶急起来，赶忙往什么“阴谋暴动分子”身上一推，嫁祸江东，把自己洗刷干净，顺便还嗾使人家帮着来压迫异己。可是来不及了，特务人员既然昏得连制服也来不及脱掉，军警宪兵这一回又显得那么客气，而且示威“群众”看见美国旗就哄然欢呼……这些玩意儿已叫人看得明明白白。这算盘也就不大如意，弄得窘态毕露了。更不如意的是自己在沙面亲手点上了火，全国各地学生的浪潮却自动的蔓延开来了。人民的脚步就大踏步的冲破了你的“总动员期禁止聚众集会的法令”，巨万的队伍浩浩荡荡的示威进军，他们反对九龙城主权的断送，他们更反对断送全国的各式各样的主权，叫出当前正面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名字，毫不客气的大声喝道：“滚出去！”原来要转移目标的，结果却还是集中到你们想掩护的这个目标上来。玩火者被火烫了！

群众决不是可以阴谋玩弄的东西，他们有自己的意志，谁也不能把他们歪曲，把他们强奸，一切阴谋玩弄的结果，就是把自己落在群众的火坑里，跌得焦头烂额，由去年交大事件而触发了轰轰烈烈的全国五月的学潮，和这一沙面事件转变为各地反美帝国主义的再度怒浪，正表示着这种群众的坚决的意志，而企图挽救灭亡的独裁政权徒然是心劳日绌，结果还是要粉身碎骨，化为灰烬的。

载《野草文丛8·春日》（1948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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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时署名适夷。

论裸体情侣自杀案

／秦似／

住在香港广州这类都市里，对于女人自杀，男人和女人一同自杀，或女人约女人一同自杀，都属司空见惯，不会感到新奇。但最近却发生了一件格外异样、格外新奇的情侣自杀事件，男的和女的，身僵赤卧，一丝不挂，据新闻记者的案语：“犹寻最后之欢。”那段遍载港粤各报的对于裸体死尸的描写，更是十分逼真，哄动一时：

女子年像廿五岁以上之妇人，不像其登记册上写之二十岁年龄，穿蓝花布旗袍，仰天而卧，两腿打开，双手外伸，若“大”字形。旗袍下端，卷向腹部，下体毕露。白色内裤弃于左脚端，看来似曾生育。鼻子流出血泡，颜容颇美，惟不像一时髦之少女，仅属中等家庭妇人。男主角则躺于床口，白内衣，下体亦裸露，白内裤弃于女主角右腿侧之床口……

男子裸体，不算出奇，但这女子，即使确如所推测的二十五岁罢，也还多么年轻呀，她竟仰天而卧，两腿打开，作“大”字形，不穿裤子，任让人们看见他们所要看见的地方，包括那属于人体必须掩蔽的部分。如果她还有知觉，是断不肯如此的罢。如果她不曾发疯，那么自从懂得人事以来，她断未有过一次像这样把下体打开，无遮无盖，让别人随意鉴赏的罢，即使她怎么穷，怎么缺乏廉耻；因为天下缺乏羞耻心如妓女，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当街把裤子剥开，仰天而卧，像我们现在这位女同胞的情景。这怎能不是奇闻，怎能不超出一切桃色新闻成为登峰造极的桃色新闻，怎能不叫醉心少女少妇的大腿的我们另一些同胞皆大欢喜呢？

但报上告诉我们，她不是娼妓，不是舞女，不是属于我们社会一向贱视的人类，一直到死前的一天，她还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公务员。而且她的自杀，不是为了她在公务人员任内贪污犯法，她也许是奉公守法的好公务员。和她同死的男人，她的情人，也是公务员，也可能并不贪赃枉法。他们的死，是死于恋爱，死于恋爱的不自由，死于吃人的礼教观而已。

以下，是报上关于这件情死案更详尽的报导：

男主角曹铁，原名绍梁，战后任职盐业工会为干事，女同事阮藻娴，知绍梁未有家室，蓦然倾爱。彼俩感情日炽，绍梁遂携女回家谒高堂，讵曹母查悉女曾在东莞当教员，且有情人，微闻该女已有白圭之玷，故绍梁曾提结婚，即遭拒绝！九月绍梁之母生辰，彼俩设宴庆寿，梁母未许女到家祝寿。最近绍梁复向家庭提出婚事，而梁母坚拒如常，致彼俩认为人生绝望，联同服毒自杀。

女死前，曾将与男合摄之相片，愤而撕碎，作蝴蝶片片飞，家人拾获，审视其上题有字迹云：“亲爱的梁，为我们的新生而努力吧！”

可见悲剧的唯一原因，在于恋爱成熟，要求结婚不能结婚，不能结婚的原因，又纯然在于曹母的不答应。为什么不答应呢？因为“查悉”了女的有过情人，而且“微闻”已经有了“白圭之玷”了！于是乎这恋爱中的男女双方的命运便被决定，他们美丽的憧憬便被打得粉碎；于是乎珠沉玉须，裸体自杀的悲剧便发生了。当然，现社会已经不乏敢向家庭宣战，不顾礼教的反对，站在反对旧礼教地位上去处理恋爱问题的男女青年，但在礼教统治将衰未衰，“家”的力量有意想不到的大，“家”还掌握着千万青年的命运的中国现社会里，比较通常的常人，遇到这样的时候，毋宁说还是一种难于克服的苦痛；不能不思前想后，顾此失彼，踌躇焦灼起来，如曹绍梁说的：“尚须依赖家庭，对婚事未能独决。”于是很容易便在心头上萌生无法做人，人生了无意义，不如一死了之的悲念。更何况除爱情之外，这种不上不下的穷公务员未必对他们的周遭有太多的留恋，原就活得死气沉沉呢！

但他们有过奋斗之心，那是显然的。“亲爱的梁，为我们的新生而努力吧，”虽然只是为两个人的前途奋斗吧，这也是人的求生欲望，证明他们要活下去了。奈何“白圭之玷”，摆在她的前面，使她不管怎样渴望“新生”，她的“新生”终在她跨开第一步之前毁灭，啊，白圭之玷白圭之玷，多少悲剧假尔之名以行！你竟是如此这般伟大，过去吞没过万千女性，二十世纪的今天，还非要有人殉身在你的名下不可么？而且这“玷”，不过“微闻”而已，便足以拒一个女性于千里之外，足以使之无法立足人间！阮藻娴或者真正已经不是白圭似的完好吧，但曹母总不过“微闻”罢了，道听途说罢了；阮藻娴也可能“曾生育”过吧，但新闻记者总不过就那死后的裸露下体察觉或根据别人这种察觉罢了；就这样地竟至于不可补救，终身莫赎，这是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人间？

人类或者确乎有一些公认的美德，譬如洁白贞操。但这些字眼的涵义，当不如道学先生、三姑六婆、以至中国封建社会上至圣君贤相下至愚父愚母所指的那么窄狭，仅仅在于处女膜。而且退一百步说，女子性的贞操，应该属于女子绝对的美德罢，但在胁迫利诱可以罗致女性，在有权有势者可以征选、迫婚、强奸，在一个乡长或税警队长便可以随便拉良家妇女，在近年来以色情为对付青年最好的麻醉品，一切刊物遭禁绝，千几百种专讲男女性关系的报章印刷物充塞都市乡村的中国社会，这种绝对的美德也就有如炭炉上的冰，不溶解者几希。何况把女性的性贞操看得无上重要的人，一向恰恰就是最不尊重女性在这方面的权利的人。帝王君相，达官要角，对于自己的妃嫔夫人如夫人，要求百分之百的必为处女，但对于别人的闺秀，特别小家碧玉，偏是处女的蹂躏者；商贾士绅、二世大少之类，对于自己的太太少奶奶，要求百分之百的必为处女，但对于侍婢丫头，偏最爱把她们“一粒红丸盗去”，也是处女的蹂躏者。一方面尽量破坏女性的性贞操，一方面却又拿“白圭之玷”去苛责女性，结果便只好大家欺骗，大家掩饰，弄到“姑嫂成孕”、“饮水感娠”之类的笑话，百出不穷了。直到现在，听说广东的风俗还有所谓“装珠”，已非处女要在合婚之夕乔装处女；有人专门教授此种技术，盛况可以想象。到了这般田地，那么贞操云者，不过旧礼教极可怜的假设的点缀罢了，如果说这是一种美德，它实在也和中国的封建不相容。

但拿着这种道德标准（其实是迫害工具）的一面还是振振有词，“白圭之玷”仍然置阮藻娴于死地！这就不是一件太小的小事。因为中国，是经过了革命的国度，一方面，颇有大人先生、学者教授，以为中国到了现在，不好的东西都已经老早革掉，存下的便是毫无毒素、应当保存的东西：包括礼、义、廉、耻、忠、孝、仁、爱这些含糊透顶的“道德”概念，也包括中国千百年来的“女德”观念。另一方面，革命者呼喊打倒吃人的礼教，已喊了近三十年，不少人受赛先生和德先生的洗礼，懂得中国的旧礼教随时可置人于死地，也将近三十年了，旧礼教依然还有这样大的势力，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逃不出它的血盆大口，无知百姓，乡男乡女，更不必谈。所以即小可以见大，中国在某些方面，虽然训政训了近三十年，还是改变得很少，甚至没有什么改变。

有个家传户诵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相爱，但他们的爱，被“父母之命”杀灭了，只赢得象征不自由的爱情的同穴之墓。这故事流行于民间，我以为也出自民间，是若干百年来中国民间对封建礼教的排击，是解放恋爱的呼唤。若干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又看见了像梁山伯祝英台般互相恋爱，依然不能不被“父母之命”杀灭了恋爱的曹绍梁和阮藻娴，据报载，他们也赢得了一座象征不自由的爱情的同穴之墓。但现实是比任何文学传说都更雄辩的了：“礼”真是那么的至尊无上，女性的“白圭”真只能永远是“礼”的禁脔吗？你们瞧罢，你们无论谁，尽管来瞧罢！瞧罢！瞧罢！新闻记者推测那是“寻最后之欢”，我倒看得坏一点，深恐这里面包含了对礼教的最后抗议。如果真这样，它是二十世纪的礼教统治多么好的说明哟！人到了无法生存，不能不死的当儿，怎么善良有时也露出一点反抗了！竟至于用人类最本能的肉体羞耻感来表示反抗，不免令人在桃色的掩映中，体会到某种莫名的颤栗。

十二月一日于香港

后方的捷报

／申在俎／

近来的社会新闻，我发现有一个特点，不管仇杀、自杀、走私、强奸、抢劫，案中或幕后常常关系到国军。个多月前，广九车经过深×山洞，有人被从窗子里抛出来，那谋财害命的：是五位国军！又早些，番谭禺山村，将届收获时节，农民们十余顷田禾，却有携带轻机枪小钢炮的武装人员来割光了，村人虽然“幸无伤死”，但“被攻入时”“茅屋数间”已是焚毁掉，谷子五十余万斤也给搬了去，事后报上居然布露：那是有番号的国军！

近日的一件，越更见得英勇非常了：向青年寡妇迫婚不遂，便拔出手榴弹！结果那女人的一只手掌被炸掉，她九岁的小女儿的肚皮开七处窟窿。凶手也是——国军！

天之骄子的国军呀，我很想问问：到底谁赋予你们这样的权利，任意剥夺中国人的生存呢？你们并非一生下来便是这样的骄子，当你们还在种田的时候，还在做百姓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欢迎别人这样对待你们呢？你们虽然变成了骄子，说不定你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姊妹，亲戚朋友，仍然是做着百姓，你们会不会想到别人也这样对待他们呢？

而且，关于你们的名誉，已是家传户诵的了，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么？你们的身分，并不比你们随意践踏的那些可悲的同胞好多少，难道你们从来不曾自觉到？你们所以干出对待同类这些残酷的行为，是因为你们已被训练成喝血的野兽，你们的全身染着人血了，难道你们从来没有发现过吗？你们的人性已被别人剥夺，你们现在是以兽性向同胞夸耀了，难道你们就不会感到羞耻的？

暴君的臣民，比暴君更暴虐；独裁者的军兵，比独裁者更凶残。而且这不仅在内战的前线，凡有人民的地方，就有悲剧；凡有国军的地方，就有杀害。可以统计的话，我想每天在“平和的”省份地区牺牲于暴力统治的人民恐怕不会少过前线的伤亡的。如果一天还是这样的“国”，一天还是这样的“国军”，人民命也保不住了，还说什么“民主”？前线不知怎样，在后方，你们的捷报是传遍的了，英勇的国军呀！

载新三号（1947年1月出版）

申诉

／丘东平／

我们没有不同的地方，都是死亡！都是死亡！朋友，再也不能忍耐，我要从死亡的痛苦逃亡！可是呀，逃到海之角，逃到天边，结果呢，仍是离不了死亡的痛苦，痛苦的死亡！没有过去，只有现在；只有现在，不见未来；现在？过去？未来？朋友，我真是心惊胆战，我生怕跟随死亡之日，同时也消失了年、月、时间。

我们不要说死亡的结果是痛苦，我们要说死亡的原由是振奋，是义勇，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灵魂之跳荡！

然而，不是慰解，这是欺骗。

是的，没有慰解不是欺骗，然而欺骗在我们的需要正如饥馑之于食粮；要是食粮的欺骗可以令我们忘掉饥馑啊，我们之切求慰解，也正是饥馑之切求食粮！

痛苦啊，伟大的死亡！

如今，千金之金躯已成腐烂，群蛆在这里大开盛筵！是地面，还是海洋？然而地面，地面，愿你也裂开变成海洋！我要远掷了，可怕的残骸哟，我要远掷你于海洋；狂涛与骤浪，快来淹卷！

然而我呢！我是死亡中之感觉，感觉中之死亡！有如舌之尝味，指之探汤；死亡寓于最灵敏的感觉，死亡于我的感觉竟是这么清晰、明显，一丝也不漠然！啊，感觉，感觉，愿你也跟随死亡一体被葬！

我赞美你神之巨灵，伟大的仁慈，是你不灭的霞光；热爱出于你的怜悯！神之巨灵，愿你以权威的臂膊开创死亡中之死亡；不要减轻死亡的痛苦，宁以痛苦加重死亡！

这是无聊的，为战争而死，是多么的蠢笨、痴呆！要是这样的事情还有值得我们一再缕述的意义，那么，就让我说一说战死以前的几个钟头的时间；在这几个钟头的时间，死亡已经张开了他的臂膊在窥伺着我，有如屠宰者之窥伺猪栏！在这几个钟头的时间，我将亏负了一生的聪明机警；对于敌人的防守既已智穷力竭，这样就宣告了我已身之被杀、死亡！

这是五点的时候了，我放哨的那木桥边；交上了七点，我转进那低矮的灌木丛，枪早上了刺刀，我的眼向着四周不停的望；天是那么的黑，几乎伸手也不见掌。寂静哟，一里外还听得风吹草木响！我的刺刀就向前准备，不消说子弹也已经进膛。我注意那丛密的树林，那小河流低斜的岸畔以及其他有着什么掩蔽的地方，因为那狡猾的敌人会像狗一样潜到你的身边，却教你不察不见，我这些准备终竟也不是徒然。十点以后，我听见前面的草木，发出低微的音响，同时我发觉那荒草堆中有一个黑影，我立即轻步转进可以掩蔽的大树干的背面，那狗的一丝一毫的蠕动也逃不了我锐利的目光。不久之后，我发觉这黑影之后又有黑影，我知道已经实行进袭，我沉思之间，前面蠕动的黑影已经到了我的脚边，却喜我还未被发见。这是我的生死关头，我不能不看准他的背，把刺刀猛力刺上！被刺的敌人叫一声，那后面的黑影立即集拢来向我猛扑，我朝着有掩蔽的树林稍作后退，随即把枪对准开放；我一面阻止他们的前进，一面还是后退，已经退到壕沟的里面。然而我绝未觉察，因为我的聪明与机警既已耗尽，人再也没有保持生机的能力，一颗子弹便洞穿了我的胸膛！

我将述说什么？不是平庸无奇，淡然无味的么！即使我所述说的并不令你们难耐厌倦，可是我将述说什么？不是跟别的人所述说的一样，杀敌，被杀，这一套空洞而无内容的把戏么！我要问：战争，这是涂着什么颜面的东西？在算术的演式上，这是抱着众多的数目去乘一个〇，要不然，就是（3+2）-5的这个最愚笨的玩意；如果战争是可以止渴的流质，这流质就是鸩酒吧！如果战争是供人消遣的话剧，那话剧的节目就是“乐极生悲”吧！然而，这到底要成为怎样的一种哲理？这哲理恰好告诉我们：唯其如此，所以战争成为了人类最伟大的玩具！

在生前，我隶属于中国军的机关枪连，我握有中国军最锋利的武器，这便是我一手所使用的马克沁机关枪！我以机关枪扫射借坦克军掩护前进的敌人和集密队伍，我以机关枪击落敌人的凶猛的飞机，我以机关枪驱逐敌人的狂暴的兵舰，与七十二生的①（此处疑有错字。）大炮争雄抗拒，然而就仅仅经过这数度的争执，我的头颅已经洞穿，我的四肢已经折断；战争的铁蹄，在我的头上进退舞踏，这舞踏的音律似乎告诉了我，彼时是你把我葬送，此刻却由我来攫取你的生命！完结了啊！我已经不忍再又述说这痛苦的事情。

许恕我吧，我没有体验过真实的战争；对于战争，我已经遗下了莫大的憾意，我是战争之贫困，战争之饥渴，总之，战争之不满足者。我不欢迎战争，却不能不接待战争。我没有希望战争，然而，要是战争已经不速而来，这倒是战争之莫逆者，我诅咒战争之野心家，我痛恨战争之策划者，然而要是以战争为痛苦之事而必须逃避，这倒是比战争更无聊，更可笑的蠢东西！我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么豪杰，然而我有我的坚强、我的义勇的品质，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人体之中，凡是足以面当战争而无恐者我也齐全具备，并不比谁缺漏了一毫一厘！战争以友我为得计，我亦以友战争为可喜。单简单说，这就是以战争报答战争！

杀敌而后被杀，即使是空洞而无内容的把戏，这正是恨散冤消，死也愿意；世间没有战士的幸运，这便是幸运的战士！然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哈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战争变成了路人，这不是我所接待的战争；战争变成了盗窃，这不是我所接待的战争；战争变成了暴客，这不是我所接待的战争；总之我被战争所误了！我被战争所误了！战争所临于我者是凶狂的巨炮，我呢，只是一杆破旧的步枪！战争所临于我者是暴烈的飞机，我呢，只是一杆破旧的步枪！战争所临于我者是残酷的达姆达姆弹，横行无阻的坦克，威猛莫敌的火焰机与毒瓦斯，我呢，只是一杆破旧的步枪！不相识的战争哟，拐骗的战争哟，强行劫夺的战争哟，你是变幻莫测的术士，你是权威的巨灵，你是不可仰视的皇帝么？——渺小了啊！渺小了啊！我还未对敌人张目正视，而敌人已经扑杀了我！

载《现代》第5卷第5期（1934年9月出版）

大题小解之一

／茅盾／

今天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比起抗战以前来，似乎颇有不同。这不同的地方，是敌人的残暴的侵略与我们英勇的抗战之结果。事实告诉我们：在华北沦陷区以及华中华南敌人势力较为稳固的区域，原来的半封建关系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相结托，日趋于完全殖民地化，尤其在华北沦陷区，变化得更其顽固与反动；在大后方，主要的还是半封建的与半殖民地的，虽然有点民族工业的“建设”，但在比重上，是渺小不足道的；这都可以说是敌人侵略的结果。

然而也有不辞斗争的残酷与艰辛，正在挣脱殖民地的命运，并改造半封建关系的地区，例如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其在进步力量更雄厚且巩固的地方，则达到了已经肃清帝国主义势力和扫除了封建关系的地步；这都可以说是我们英勇抗战的结果。

近来报上常常谈到我们经济上的严重现象。所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似乎都学取了文艺作者的所谓“形象化”的手法，所以满纸都是物资的流通呀，资金的内输呀，物价的平抑呀，而对于根本问题反不提了。现在还不见有从全面的根本的问题上去说明去表现抗战数年来种种现象的文艺作品，如果有人要这样写，那么，首先是一些昨日主抗而今日不主抗到底，或最初不热心于抗而现在却希望“相持阶段”无限延长的人们的心理，如果不研究了他们的“财产损益”的账簿，明白了数年的抗战对于他们的荷包的消长有过如何的影响，或继续抗，且抗到底，又将有如何的影响，那恐怕难于写得深刻的罢？其次，关于广大农民的英勇地加入抗战而且坚持抗战，我们看见了不少的文艺上的反映了，例如最唯心的写法是把农民个个写成深明大义的文天祥，——或者是因为“潜在的民族意识突然觉醒了”，自然我们也不否认这是可有的，但事实告诉我们这也只是“可有”而已，非可以概括一切；又或把敌人的烧杀抢掠作为农民反抗的动因，则同样的可以视作现象之一而已，未足以概括。为什么？因为如果仅从民族意识，或敌人的烧杀抢劫去了解，则要说明伪维持会之何以多失败，以及敌人怀柔政策之何以无效，便只能乞灵于唯心论，或陷于浅薄的表面的分析，说“其中尚多矛盾”而已。

农民能够被动员起来抗战，这是由于民族意识（用平常话来说，就是他们先天的懂得异族人动刀兵打来，无非要夺取他们的东西，要危害他们），但农民还能不受种种政治欺骗，还能忍痛坚持抗战，那就因为他们还要求生存，——更好的生活，谁能解除他们身上的封建剥削，谁就赢得了他们。伪维持会是甘心为敌人作工具的反动封建势力的政权，它只有加紧了封建剥削，怀柔政策亦同样，所以都无效果。从这上面，方能说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何以能粉碎敌人的多次“扫荡”，才能深刻地表现农民的英勇和坚决，而且也能“预言”抗日根据地之将屹然存在而且发展，更可以指出倘若不从解除农民的封建剥削入手而妄想在敌后打游击，那只是自欺欺人。

早就有人说过：我们要表现抗战在人们生活上思想上所引起的一切变化；也有人在努力寻求这样的变化，而思欲表现之。但是至今为止，所有努力的成果，似乎还不尽餍足人们的期望，原因或者就在于此。英勇坚决悲壮的场面和故事，自然不可少，可是光有这些故事而不指出何以能如此，于是朴质而现实主义者的农民便都变成“抱有高超理想”和“非常节操”的贤圣和英雄，结果我们便只有抗战八股。但自然也还有人为的障碍，使得即使有思表现何以能如此者，写成以后亦不能见人。

现在，似乎朝野一致都在向作家“定货”，这一笔定单，似乎还没受主。总算还客气，还没有大骂作家们是“中华民族最没出息的儿女”。做中国的作家其实也真怄气，一方要你写，一方又限制你写，——不说写罢，要找点材料也不易，例如上面说的经济现象你所能看到的材料只是资金内输，物价平抑，如此而已。这在今天的“经济论文”也许够“形象化”了，而在文艺作者手中，却远觉不足。

（三十年夏于香港）载第2卷第3期（1941年5月出版）

血书（节选）(1)
——读土改文件

／聂绀弩(2)／

尼采，天下之妄人也；假如也有点点可取之处，就在于他知道有一种书是用血写的，虽然他未必知道是什么书。世上真有用血写的书么？有！土改文件就是。用谁的血呢？人民自己的。这不仅指在今天为了土改而进行的战争中，遭受美蒋的枪炮炸弹而流的血，也不仅指二十多年来为革命与抗战而流的血，也不仅指中国人民的血；自有历史以来，古今中外，农民的起义，不知有多少次，也不知多少次被地主阶级的政权荡平了，否则就被想做皇帝的野心家掉包了，农民自己总是徒劳枉功地替别人流血。“黄巢杀人八百万”，这话的真实的意义是“为剿黄巢而杀人八百万”，狡猾的统治者把他们自己所杀的人，连黄巢也在内，都写在黄巢账上了。对于李自成、张献忠、太平天国等等，也无不如是。农民不但流自己的血，身上还要染上从屠杀者的血口所喷出来的血！

在中国，凡是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述，都是屠杀者的帮闲们仰承屠杀者的意旨而写的；说他们是大逆不道，说他们是乱臣贼子，说他们是盗匪贼寇（现在的国民党还称共产党为“共匪”）。至于屠杀者却反而是“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巍巍乎，荡荡乎，无能名焉。帮闲们用这些词藻掩饰屠杀者的狰狞面目，也冲淡被屠杀的农民的血色，词藻所含的真正的意义反而很少人理解了。为什么本文一开首就引用马丁·路德的话呢？就因为那些话与中国帮闲文人笔下的扭捏做作大大地不同，它是直率坦白的，“杀呀！杀呀！”他喊。在这口令之下，倾泻的、汹涌的当然是农民的血——一这比中国文人笔下的装潢好懂得多，举一反三，我们应该不难领悟到就是中国圣君贤臣们戡乱荡寇、安邦定国的丰功伟绩，也是如何的血痕斑斑！其实，又何止由农民起义而引起的战争流的是农民的血？一切的战争，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大夫，军阀与军阀，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又何尝不是流的农民的血呢？甚至被统治者驱策去剿平农民起义的也是农民，少不得也要流血！每天翻开各种报纸，总有两军歼敌的数字，无论被称为“国军”或“共匪”，无论意义与价值如何，那数字包含的是农民的血！

历来的农民运动，都与宗教、迷信、乃至妖术之类有关。太平青领道、五斗米道、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红枪会等等都是。农民，劳力的成果都被地主阶级抢去了；除了鞭打、拘捕、屠杀之类，别人就再没有什么事要找他们的了。他们的生活，尤其是精神方面的，谁来过问呢？不错，儒家也曾想到“谨库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但那都是为统治者设想的，要统治者来实行的。统治者对于这一件事，先天地具有不彻底性；因为他们有一个矛盾：一面固然要灌输一些麻醉剂给农民，让农民变得更驯良，更容易统治；一面又怕农民因此而真有了知识，看出那些教义的欺骗，看出统治者的破绽而觉醒起来，发生更多的叛乱。统治者是无法使农民有知识，不敢使农民真有知识的。至于农民呢，当有人来要向他们“谨”什么“教”、“申”什么“义”的时候，也许不敢不遵从；但那只是虚应故事，阳奉阴违的官样文章；和对摇役赋税一样，不敢不应承（他们明白那不应承的结果），却绝非心甘情愿的。他们不高兴统治者，“帝力何有于我哉”（《击壤歌》），就是他们对统治者的看法；他们看不起在统治者底下讨生活的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论语》），就是他们对“夫子”们的看法。对统治者和帮闲的看法既然如此，对于统治者和帮闲们的教义会有什么好感呢？那些教义除了告诉他们怎样做顺民以外，与他们心里的痒处又有什么关系呢？农民是不愿意从那些教义得到什么知识的。但这决不足以证明农民不需要知识，不过不需要从统治者和帮闲所要栽给他们的知识罢了。假如有从另外的方面来的，和他们的生活有关的，尤其是和改善生活有关的，尤其是和内心生活有关的知识或假知识或非知识，他们却需要之至，欢迎之至，甚至不恤用自己的生命与家室儿女欢迎它。地主阶级的压迫太沉重了，历史太悠久了，统治的网太严密了——政府、法律、监牢、城堡、官吏、差弁、军队、刽子手……所有这些，在一个个人，一家家人地过着日子的农民看来，在不知道自身力量，不懂得团结的力量的农民看来，是不可动摇的，不可侵犯的，不可反抗的，是超人力的天意、神力、命运所安排的。这就是农民的迷信与宗教观念以及迷信与宗教观念之牢不可破的根源。这自然可以产生一些听天由命、安分守己的哲学来自我麻醉，但这哲学是很无力的，一方面固然因为和统治者教他们怎样当顺民的教义是一样东西，立刻就会被统治者所利用；而主要的方面是它与现实生活不相调协。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并不因为有了心灵的麻醉就真地感觉得轻松了。为了生存，仅仅为了生存，他们不能不反抗，至少不能忘情于反抗。于是乞怜于神灵，希望天老爷早把恶人收去，希望真命天子早日出世；而农民领袖或江湖术士也就用神或上帝之名以及别种超人力的妖术之类来骗诱他们。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刀砍不进，枪打不入，尽管不经、不合理、无常识，荒谬可笑，但农民不但无力辨认，反而认为是自己好久以来，在心底痴心妄想、求之不得的东西。这才是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的，能够改善生活的，搔着心里的痒处的宝贵的知识呀！你想，他们如果真有了那些法术，还怕什么地主呢？还怕什么官兵呢？一句话，还怕什么呢，他们就要把世界照他们自己的意见重新安排了。不用说，奇迹是世上所没有的。宗教、迷信、妖术，决不能帮助他们，决不能挡住统治者排山倒海、杀奔而来的兵力，结果，他们只有流血，枉然地流血！

今天，只有今天，我们的农民，才从宗教、迷信、妖术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才不相信任何超人力的东西，才懂得自己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并且懂得和他们的同盟者与领导者一起，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之下共同战斗；而一这样，他们就成功了！

土改文件就证明着这一事实。多少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呀！因此，我说，土改文件是一部用血写的圣书！

载《野草文丛11·血书》（1948年8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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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约12000字，此处节选了其中的第三部分。

(2) 本文发表时署名绀弩。

鞭子·奴才·鹰犬

／廖沫沙(1)／

在香港，我看见街上的人们整整齐齐排着几里路长的密集队伍，等候买米，就曾发出一种疑问：这些人为什么能这样忍耐，这样驯良？据一般西洋人或西洋化的中国人论断，中国人不是最不遵守秩序的吗？

买米是静静地排着队伍；自来水断了，到街喉去取水，也是静静地排着队伍。看他们那一种有耐性能忍受的神态，一面觉得惊奇，一面也觉得佩服。但后来看见一个日本小鬼，只穿着一件汗衫，在队伍的两端跑得满头大汗（那时是十二月天气，香港也得穿上棉衣），手中挥着鞭子，口里不住的嚷叫，才恍然大悟：哦，这种秩序，是如此训练出来的。

实际是这种训练，并不自日本小鬼开始，在日本小鬼来到香港以前，就已经由另一种地位相当，而资格更老的来训练好了。训练的方法，也不外是鞭子，和汗——也可说是一种血和汗的成品吧！

自从看见和队伍相伴的“鞭子”，我对于这种队伍不再感到“兴趣”，而且，反觉有些厌恶，甚至于愤懑，不愿意再看见这种秩序，再看见这么驯良的行列了。事实上这哪里算是“驯良”？不过是鞭子下面的“驯顺”罢了。

而不久，我又发现：还保存了一点野性的是女人。在这些队伍之中，能不怕鞭子，突破这个奴隶秩序的，往往是那些垂着辫子、短衣赤脚的女人。她们为了取得生存的食料，能比男人更勇敢，更英挺地冒着鞭挞，突破阻碍，争向前去。

当然，这种争斗的目标，从那些鼓腹而歌的人们看来，未免太不足道；而且也并不十分“可敬”，不过是起源于她们更自私自利而已，并不是真正把什么枷锁打断了，把什么压迫摧毁了。但是仔细一想，这一星星不驯服的野火，何尝不就是燎原大火的根源呢？

因此，虽然只是这样一点点野蛮性，我也觉得是可贵的；比那些一见鞭子便低头驯服的人，已经是高了一等，不可多得的了。

而不久，我又发现：还有比那些见了鞭子才低头屈服的人更不如的。有一种不能够确定国籍的黄色人，却不要见到鞭子，使自动夹住“尾巴”，以头抢地。

这也是在香港。日本小鬼登陆之后，有些街口，竖着一块纸牌，上写“行人靠右（或左），须向岗位敬礼”。经过这些地方，人们大都从另一边快步走过，我不曾看见真有人敬礼的事实；但我听人说，曾有人被日本小鬼打过嘴巴，并且捺下脑袋，敬礼而去。显然这是屈服于鞭子的一例，我觉得已无可“非议”的了。然而不久，我亲眼看到一人，不是在这些竖纸牌的地方，也就不是在有鞭子的地方，即使和日本小鬼摩肩而过，也不会发生什么不敬的危险；然而他，忽然心血来潮，“喀嚓”一声，两脚并立而举手齐眉，向对面走来的两个日本小鬼，“声势汹汹”地敬了一个“军礼”。那两个小鬼正在谈笑自若的，听见这声音颇吃了一惊，随后便横他一眼，阔步而去。

他“喀嚓”的时候，我不幸是跟在他后面的，先看见他响声所自的脚，是一双破旧的黑皮鞋，往上便是暗灰色的旧西服，头上没有帽子，蓄着长长的头发，虽只看见他的背影，却立刻感觉他是一个不会超过三十岁的青年，他的手从额头上放下来，还在右下方摆了一摆，迅速而且有力。

使我愤怒而羞愧的，是我和他穿着同等的服装，而同有一张黄色的面孔。他向小鬼们敬了一个礼，就踏着轻快的脚步，扬长去了，我跟在他的后面不自觉地脚步迟滞起来，心里好像被人点燃了一把无名的火，在里面突然焚烧。我看看前后左右的行人，都带着一副并无特殊感觉的脸色，匆匆地走过，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这不仅使我愤懑，而且更使我惊奇：难道这是一件平常小事吗？

但随后我就得到解答：这也是鞭子所训练出来的！

而不久，我又发现：鞭子倘仅仅训练出这样一批“驯顺”的奴才，倒也罢了，更厉害的是从这个训练，训练出一种虽比普通的奴才还驯顺，然而也比普通的奴才更桀骜险恶的鹰犬；普通的奴才不过是自己驯顺而已，而这些鹰犬式的奴才，却不但自己驯顺，而且以咬啮那些不驯顺的人为驯顺。

这种鹰犬式的奴才，不自今始。凡一个侵略者或压迫者进来，随着他的鞭子所产生的，最先就是这样一批鹰犬式的奴才，然后以这种奴才来统治别一些奴才。“鹰犬奴才”，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满清初入中国，就大大地训练过这样一批。作为满人统治中国的象征的，是两件事：一是薙发改装，二是文字避讳。这两件事，正是“鹰犬奴才”们表示驯顺效忠闹出来的把戏，而这两件事也最能够代表他们的作风。手边正有一本小书，叫《研闻堂见闻杂记》，顺手抄一段来作“鹰犬奴才”的标本吧：

（满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薙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灶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草野，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

这位作者虽也是奴才之一，但属于普通驯顺的一派，所以他对孙之獬这样的鹰犬主义颇表不满，除开揭露他的嘴脸之外，还加以痛斥，说他讨“欢心”，贪富贵，“一念无耻”，而“荼毒无穷”。

其实“薙发迎降”的人，并不是从孙之獬开始，不过别人只以此表示驯顺，而他却借此咬嚼舌头，把别人的血来膏染自己的富贵，独得主人的欢心。

这种鹰犬式的奴才，自古便有，而如今为烈，凡一切最落后的殖民地区就更加多不可数，举眼便见，我想，近例是不用举出来的。

但不久，我又发现：那些用鞭子来训练奴才和鹰犬的，一旦被夺去鞭子，便立刻也变成奴才和鹰犬，而且比他所训练过的还不如。眼前的实例，是爱泼斯坦先生所写的《赤柱集中营》，他把这些放下鞭子立地成奴的人们，作了最真实的一幅写生像，使我们读过它的人，宛如目睹，啼笑俱非。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爱泼斯坦先生“惨痛”的报道，我想不应该只当作过去的描画，而且是对那些现在与将来，一切拿着鞭子的下一个警告：中国有一个古谚：“种瓜者得瓜，种豆者得豆。”一切以鞭子来使人驯顺，而驱鹰使犬的，他将同样被鞭子来驯服他自己，甚至为那些驱使过的鹰犬所咬死！

这古谚不仅实用于香港、马来、新加坡，而且也实用于其他地方；这警告不仅是对日本小鬼，而且是对一切侵略者与压迫者！

载第4卷第3期（1942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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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易庸。

论目前中国批评界之浅妄
——我们果真不需要批评吗？

／李长之／

自来创作家是不大同意于批评家的，但错不一定在批评家，关键却往往在创作家因了自己创作时所费的辛苦，一变而为对作品的过分珍惜，也会因自己对作品的优胜是冀求太切了，便容易感到去初愿太远，因而免不掉过分的灰心，但在批评家却比较客观一点，当然和创作家对于同一作品的意见容易有些出入了。然而真正的大批评家却是决不会忽略作家的辛苦的，因为真正的大批评家乃是锐感的，也同时是多半富有创作的天才的，他自己对创作的经历并不见得比单单从事于创作的人若何贫乏，我们只消看看歌德，看看雷兴（Lessing）的著作生活，一定可马上了然。正因为他们能够吟味创作历程中的辛苦，可以设身处地的，分担作者对于作品的关怀，并且于关怀之中，又想到作品的进一步的开展，惟独这一点，在作家却是因为创作一篇作品后的疲劳而不暇思索的，恰是批评家帮了忙。作家对作品因冀求太切，也太奢，而来的那些苦恼，批评家正能予以安慰，予以原谅，予以勇气，凡是作家自己所不曾意识到的才能、禀赋，批评家往往抉发出，指点出，使作家认准了方向，可以运用他那天才之最大的限度所能企及的步驱，以完成惊天动地的为了全人类的大功勋。伟大的批评家，是作家的一面镜子，使太重视自己作品的作家来一个清醒，又使太失掉自信的作家重建起自信。同时那些流俗的足以动摇视听的褒贬，以及影响作家的高兴或扫兴的舆论，批评家也负着扫荡廓清的职责，总之，任务在使作品的真面目真价值大白于天下，不但为读者，也为了作家。人尽有不要镜子的，怕照出来难看，也有极少数的怕照出太好的面孔来，倒自己不敢承当。然而，假如有点英雄能本色的气量，偏愿意知道自己什么样子，也偏肯虚心地依了镜子上的真相，把面孔上什么地方是灰尘，什么地方是肌肤认识个清清楚楚，于是从而把灰尘洗净，把肌肤更加以锻炼和滋养，以作到更其康健而且更其强有力的地步，他爱自己，他便不能不同时爱镜子了。大作家没有不是对真正的批评家怀着好意的，真正的批评家也没有不是使大作家首肯的。

事事贫乏的中国，第一流的作家是太少太少了的，即以一个作家论，产量也终嫌太小，不用说，好的作品是更其稀罕了。同样，像回事的批评，简直就近于乌有。即在这种贫乏、枯窘、可怜状下，我们见到作家对于批评的不满了。就我看，这却绝不是方才所说那种一般的文坛上作家和批评家的，由对作品的距离远近不同而来的主观客观色彩浓淡之差异，因而发生的意见的出入，根本上，乃是在于现在批评界的浅薄和愚妄。

一切不学无术的人们，是在点缀着、支持着中国贫乏寂寞枯窘的文坛了。假设他们从事于创作，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批评者的原故，其肤浅、空虚、诞妄是稍稍可以掩饰的，一旦而冒充理论家，弱点遂完全暴露无遗了。狗咬狗似的论战，是在充斥着了，然而谁也咬不着谁，原因是在对手都是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臭架子，而攻人的人又都是缺少能够窥出对手的要害来的盲目者。他们之所以咬，是因为所见的太小，一如蝇子不能放过桌上的尘埃，而他们之所以咬不着，却是还没有咬的才干。彼此都没有战斗力，都没有论据，糊里糊涂的一幕一幕在演，结果每每是空洞得一无所得。

批评是要清楚的，但这般人所会的是糊涂。宛如袭了军阀在政治上卑劣的故智，用外人的势力，以施向本国人的压迫，人人有供奉着的木主了，反正是《猫城记》里所谓呀呀夫斯基之流，顺口瞎溜的对作品便硬扣。倘若真是怎么样怎么样也罢了，完全不是的，充其量，不过如道士的画符驱鬼，他自己即莫明其妙，别人当然无从心服。什么卢那卡尔斯基，什么佛理采，什么波格达诺夫，什么布哈林……便都是目前最时髦的共同的木主了。到底那是怎么回事，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在哪儿，全般的看起来，优长在哪儿，缺陷又在哪儿，……目前的理论家是瞪眼的。他只等着日本人的勤快的介绍，作为自己懒惰的靠山，倘若日本人没注意那些大处，他便只有沉寂了。

学术上的贫困，却又无知妄作，是目前批评界的浅薄愚妄的大原因。这些人最大的毛病是懒惰，其次是能力上的欠缺，他们根本上胃口弱，所以不能够消化什么硬东西。对国外的东西，总因有可用以降魔的信赖，不妨随便搬运来装装自己的门面的，当然也说不定是些稀松平常的土块。真正逢到理论，要他批评出点意见，却把他烧成灰也做不来了。他只有两法（其实还是一法，即是把理论的东西踢开），不是说不值得谈，即是说大概很有价值，不过他不懂。

不愿意去理解理论的文章，是没法自己作理论文章（批评）的，不能够理解理论的文章，是没法理解一个作品的。这就无怪乎目前的批评界，即使对于仅可致力的作品的批评，也只有随感录式的了，他抓不住作家的思想、心情和技巧的中心，他无从论到优劣，他只有不相干的书本的印刷上或者定价上的随感。

那方式几乎成了套，起首是说无意间碰到了这书，也许在书摊上，也许在友人处，意思是表示并没把作家和作品放在心上，同时，也是表示作的批评是偶而为之的，希图不必负大责任。这已经可恶，你不肯认真去做，何必亵渎批评的尊严？正如《聊斋》中所说的狐狸，变成了人，装人，但有时还露出那没变好的尾巴，倘若大街上真有这样带尾巴的冒牌的人，我们一定不惜加以肃清的，冒牌的批评，我们却未免还太姑息。这成了习套的批评，于露出尾巴之后，便照例是照着原有的书的目次，大抄特抄了，其次是背诵一些不关痛痒的内容，又定把轻重倒置，结论却是一共多少页，再和定价一对照，于是可见太贵或太贱。倘若出之本领稍高的人，他便会加上“颇值一读”或者“不值一读”的按语，这种话既无分量，又不涉观点，更不代表什么清晰的意见，仿佛耍得很漂亮，其实这恰是回应了他在篇首所露的尾巴。还有一种人，专门会检定人的意识，他自己总有一套万年陈的八股，逢书便用，那更简单得可怜了，大概写工人的胜利的，总是意识正确，稍微写点革命的波折，一定是歪曲，倘若不幸而故事是提到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学生，便无疑是反革命了。在这种人，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昏迷状态了，对文化上的遗产，在他们是一概否认的了，可是新文化的建设，他们也仍然茫无所知，他所知的，只有手里的八股。这种人，只可以算是病人，我们眼看着他在阵阵的发烧，然而已经到了没法解热的地步。同时，他们也是愚痴的人，没有脑子的人，看见戏上的奸曹操而必欲赏以耳光的人，不配看艺术，不配读什么作品。出自这些人之手里的批评，便是作家所不能忍耐的随感式的批评了。

有的人甚而说，作批评的人，还不如普通的读者。当然的，像目前的这些如蛆蝇逐膻的依附报章杂志专作凑样的书评的批评家们，真不如读者，至少在惹人的感印上如此。读者还像一张白纸，这些批评家终究是无数小黑点。附带而来的，是批评的事业，渐渐为人所轻视了，以为批评是不需要了。

竟然达到这个结论，的确是件大错误。而致误之由，却不能不说这般不要脸的冒牌的批评家负其责。事情很显然，我们不是需要不需要批评家的问题，乃是需要什么样批评家的问题。痛快了讲，我们是肯定地不要这些冒牌的贪便宜的懒惰的浅薄愚妄的批评家，但我们还要真正的有学识的有天才的虚心而勤勉的忠实深刻的批评家。

单注意与朋友的调子同不同的批评家是过去了，单注意转变不转变以定作品死去了不死去了的批评家也被人厌弃了，目前这些琐屑的取憎的冒牌的随感式的批评家当然不久会被人在批评事业的尊严上拂拭掉了的，社会尽管不安定，培养一个天才尽管如何艰窘，我信终有支配一切困难的伟大的批评家的出现，从文学批评到文学史，文学史到文学建设，这是惟一的康庄大道，我们静待真正的大批评家给开拓。

载《现代》第4卷第6期（1934年4月出版）

童匪猖獗

／聂绀弩(1)／

据报载：广东海面海匪猖獗，九月中旬我国“海兴”军舰一艘在三灶岛茫州海面被劫去；最近又有“海通”轮载货经该海面时，匪徒利用海兴舰，亦将该轮俘劫。据报案人称：行劫匪徒均系十五岁以下之童匪一百余人。粤省当局对此案异常重视，将予一网打尽云云。

假如这消息是真的，古老的中国呀，你未免太可悲了！

人虐待人，必不能存在于即将到来的合理社会里，儿童虐待是人虐待人的最高表现，而使儿童成百成百变成“海匪”，又是儿童虐待的最高表现。那么，中国，你将怎样走进那即将到来的社会去呢？

那些成百的“十五岁以下”的“童匪”，决不是劫掠者，而是被劫掠者，在他们成为“童匪”之前，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一切，早被别人劫掠得干干净净了，这才成为“童匪”的。而且连靠劫掠维持着的仅有的生命，也将被“当局”“一网打尽”了！

生存，生殖，是一切动物所共有的本能和欲望吧。但在中国也是一种必须歌颂的伟大的东西。生存太不容易：生命，一切，随时都要提防被“一网打尽”；生殖更是多余：凭什么要增加“童匪”的数目，替“当局”增加建功立业、“一网打尽”的材料呢？在这样的中国，而竟也有生存和生殖的本能和欲望，要说不是强者，未免太难了，我们这些值得歌颂的伟大的中国人民！

然而“童匪”也透露了一个可喜的消息今天的中国连“十五岁以下的”儿童都站起来了，都成百地组织起来了，多么惊人哪，在海面上行起劫来，简直连“军舰”都不能奈何他们了！虽然今天还不过是“匪”，但总有一天，会不是“匪”的。也就难怪“当局”“异常重视……”了。

有人说：“救救孩子！”不！我要说：“孩子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这可悲的中国！”

载新三号（194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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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迈斯。载新三号（1947年1月1日出版）

chapter 6　论世警言

论“第三种人”

／鲁迅／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绝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预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时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这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预感。

我相信这种预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那儿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既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就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诱那些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来同走呢。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预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家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预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原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预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评。

这确是一种苦境。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第三种人”，何况作品。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和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总括拢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预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之批评而“搁笔”了！

“怎么办呢？”

三二·一〇·一〇

载《现代》第2卷第2期（1932年12月出版）

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

／郁达夫／

资本帝国主义末期的法雪斯蒂狂犬们听着！你们平时自负着是执法的机械，日本天皇的顺民，社会治安的保障的，你们真的知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了？

小林多喜二氏，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即使你们因他参加了左翼文化团体而目为非法，也尽可以按了你们国家现行的法律以判罪；于秘密中，黑暗里将他惨杀，以卑鄙恶劣的手段，禁止他的丧葬行列，禁止他的尸体解剖，禁止这被害事件的新闻记载，只仅仅以心脏麻痹四字了之，究竟是小林的心脏麻痹了呢，还是你们的心脏麻痹了？这简直是匪的行为，兽的行为，你们自在夸耀的世界一等强国的正义在哪里，法治精神在哪里？

你们平时老在扬言讥笑，笑中国是匪国，笑中国是不懂法治的劣等国家，以惨害大杉荣的全家老幼男女，及这一回的惨害小林事件看来，则你们的行动，你们的法治，究竟比中国政府及中国劣等军阀的行为优秀得多少？

像这一种行动，你们还要强辩说是合乎日本帝国国法的话，那你们的帝国简直并不是在昭和治下的帝国，你们的国法也不是日本帝国的国法了，你们不是日本帝国的叛民是什么？你们自以为是统一的国家，但日本帝国之内又有了你们这一个警察帝国，昭和皇帝之外，又有了你们这些警察皇帝，长此下去，日本帝国还可以称作统一的国家么？

你们出兵侵入满洲热河，出兵图吞上海的时候，唯一的口实，就说是为保持该地的治安，为保护该地侨民的生命财产；现在在你们帝都之下，尚且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对一为社会谋幸福而奋图的日本国民，还要加以惨害，难道你们的保障治安的天职，就在这同疯犬似的乱咬乱杀么？

你们若想一洗这一个叛君称帝，蔑视法纪，扰乱治安的污点，第一警视总监就应该负责自决，切腹以谢你们的天皇及皇宗皇祖之灵；第二，凡与这一次谋害小林事件有关的刑事侦探警察等人，都应该按照预谋杀人的刑律，施以极刑，方能维持法纪。否则等将来你们日本的民众审判到来之时，一定还须加重和扩大对你们的刑罚。

一九三三·三月

载《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出版）

关于……一切

／傅东华／

提起笔来，要想写点关于什么，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也什么都与我有关，故只好提名为“关于……一切”。

提起“一切”，记得从前当教员的时候，学生课卷上十中有九都用着“一切的一切”这个词，如果汇在一起看，简直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这也是学生诸君最喜欢用的一句成语。）据说这个辞是从前创造社“创造”出来的，但是查究它的来历，则又据说就是英语“All in all”一个phrase的译语。我因有些怀疑，曾经查考过一下“Dictonary of phrases”，而据一般的解释，这词的意义总不外是“To be everything”或“To be mutually devoted”。例如，“That husband and wife areall in all to each other”，你如果把它译做“那夫妻俩是彼此一切的一切”，恐怕叫洋人自己未必能解罢？

从此可知创造社的作品所以会风行一时，也许就在他们能够“创造”这一类的词，而且能使“雨后春笋般”的青年们知道“一切的一切”之故罢？

这且不谈。我此番回到故乡，使我最感安慰的，就在故乡“一切的一切”都并不改从前那种懒洋洋的态度，并且似乎比从前更加懒洋洋了。据说总原因在于谷贱。谷价原非城里人所能操纵的，但是农民们仿佛觉得城里人存心同他们作对，因而群想抵抗城里“一切的一切”。

京广洋货，南北杂货铺子的生意清淡，无待说了。我曾问过药铺子的老板，他也说生意清淡。我已有些诧异，但他说出的理由却很简单：药铺的大宗生意靠着补品，而补品是可有可无的。我又问过棺材店的掌柜，谁知他也摇头。这就使我莫名其妙了，大概死也为着经济恐慌而实行紧缩罢。

回到上海，我除开卖文字的朋友更不晓得其他行情。卖文字而能靠版税生活的，便要算是我的阔朋友。但是这一季，一般版税大家莫大哭丧着脸儿叫“惨跌”。

岂但版税而已，“一切的一切”都在惨跌！

但是谁甘心由他跌下去呢？于是乎在蛰伏紧缩的状态中仍有一种挣扎，仍有一种幻想。一方面是蛰伏和紧缩，一方面是挣扎和幻想，这就构成现代的“一切的一切”。

单看文坛罢，作家而不得不有“群”，不得不有“翼”，不得不揭起各色各样的大旗，这就是文坛的挣扎。但是也有耽着幻想的，以为只消肃清一下，便仍可统于一尊，这就犹之老板们幻想明年生意仍可兴隆一样。

讲到归根，所谓“群”也，“翼”也，实都为着自己的利益。在现在这种年头，为着自己的利益的而奋斗，而挣扎，本没有什么难为情，然而偏说是为别人，实在大可不必。

公然揭起一面旗的朋友们，态度比较老实，但是旗下倘无将士，你就将它摇破了也属无益。

倒不如我们的对手，他们的作品实比我们刻实。他们不必迎旗，自然联成强固的一翼，只消把你的肚子饿瘪，看你不中途变节，而却还不容你变节！

呜呼，这就是现代的“一切的一切”！

载《现代》第2卷第5期（1933年3月出版）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抄

／沈从文／

一

不要为回忆把自己弄成衰弱东西，一切回忆都是有毒的。

不要尽看那些旧书，我们已没有义务再去担负那些过去时代过去人物所留下的趣味同观念了。在我们未老之前，看了过多由于那些老年人为一个长长的民族历史所困苦，融合了向坟墓钻去的道教与佛教的隐遁避世感情，而写成的种种书籍，比回忆还更容易使你未老先衰。

二

大概人是要受一种辖治才能像一个人。不拘受神的、受人的、受法律的、受医生的、受金钱或名誉、受过去权威或未来希望，……多少要一点从外而来或自内而发的限制，他才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奴性原是一种本能，一个人无所倾心，就不大像一个人了。

失恋使你痛苦也是当然的，就因为这是你自己选定的主人，初初人离开你时，你的自由为你所不习惯，所以女人的印象才折磨到你的灵魂。觉得痛苦，就让它痛苦下去，不要用酒用别的东西去救济，也用不着去书本上找寻那些哲理名言罢。酒只是无用处的人懦弱的人才靠到它来壮胆的东西，哲理名言差不多完全是别一个人生活过来思索过来后说出的话语。你的经验，应当使你去痛苦，去深深的思索，打发一些日子。惟一的医药还是“时间”，时间使一个时代的人类污点也可以去尽，让时间治疗一下你这个人为失去了主人而发生的痛苦，实在太容易了。

三

不要羡慕那些作家，还是好好的做你的物理实验罢。

一个写小说的算什么？他知道许多，想过许多，写了许多，其实就永远不能用他那点知识救济一下他自己。他的工作使他身心皆十分疲劳，他的习惯罚他孤单独立……他自己永远同一切生活离开，站得远远的，他却尽幻想到人世上他所没有的爱情和其他东西。他是一个拿了金碗讨饭的乞丐，因为各处讨乞什么也得不到，才一面呻吟一面写许多好梦到这世界上。

四

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是能用思索的人就目前环境重新去打算，重新去编排，不是保守那点遵王复古的感情弄得好的。

与其把大部分信仰力量倾心到过去不再存在的制度上去，不如用到一个崭新的希望上去。

不要因为一些在你眼前的人小小牺牲就把胆气弄小了。去掉旧的，换上新的，要杀死许多人，饿死许多人，这数目应当很大很大！综合成一篇用血写成吓人的账目，才会稍有头绪！

五

一个女人本来就要你们给她思想她才会思想，给她地位她才有地位，同时用规则或人格使她生活得像样一点，她才能够有希望像样一点！

女子自己不是能生产罪过的！上帝造女子时并不忘记他的手续：第一使她美丽，第二使她聪明，第三使她同情男子。上帝毫不忽略已尽了他造人的责任。可是你们男子办教育的、做丈夫的以及其他制香料的、贩卖虚荣的、说谎话的、唱戏扮王子的、缝衣的、发明鞋子帽子的……却把女子完全弄堕落了。

七月十三

载《现代》第1卷第5期（1932年9月出版）

致石民书六通（选四）

／梁遇春／

昨夜饮酒逾量，今晨拂晓即醒，无师自通地作出一首香艳的情歌，班门弄斧，乞加斧削。到底成诗与否，尚希见告。少年人到底是少年，枯燥的心，总难免沾些朝露，倘编辑先生以为成诗，则用以填北新空白可也。但弟自己无甚把握，所以请“勿要客气”，（这苏白说得不错）酒意尚在，焉能多说。

今天病了，所以写信。病得很不哀感顽艳，既不病酒，与愁绪亦决不相关。只是鼻子呼呼，头中闷闷。你迁居后谣诼纷兴，俟我返申实地调查，有何莺声燕语，鸭尾高跟隐在屏后否？阳历中秋之约，恐在于必负之列，良心（交与Nurse）已如风前残烛，一片冰心，将付之东流矣。但万一倘负约，此后愿每月代贵刊作三千万字补白，底于永劫。病中作画，情意实属可感，足下以为如何？

久未晤，风雨愁人，焉能无念。午夜点滴凄清，撩起无端愁绪。回思弟生平谨愿，绝无浪蝶狂蜂之举，更未曾受人翠袖捧钟，自更谈不到失恋。然每觉具有失恋者之苦衷，前生注定，该当挨苦，才华尚浅，福薄如斯！昨宵雨声不绝，兄当亦为之起坐，或已诗成二字矣。今日细君归宁，重温年前生活，独酌于某酒楼，醉后挑灯，惜无剑可看，要亦别有一番风味也。暇时过我一谈何如？万勿吝步。

来函久未覆，不忙不病，春困而已。说来真是太小姐气了，怪难为情。前日雁君飘飘然下凡，谈了一天。他面壁十年，的确有独到之处。你何时北上，与这班老朋友，一话当年呢？昨日坐在洋车上，看见燕子穿杨柳枝飞过，觉得真是春到人间了。你记得这儿的柳树吗？那是上海永远找不到的。南京也许还可以看得见，然而隔六朝又太远了，近来颇有多读书少做文章之意，也就是古之学者为已的办法。你以为如何？

载《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出版）

女子·圣人·革命

／秦似／

妇女问题，近来颇成为谈论的重要题目。有人说是别的事情无可谈的缘故，我想也许真确，但至少还应该有一种原因在，就是妇女是社会构成分子的一部分，它代表一种社会力量。历史已经走到旧社会和新社会的分界点，谈论的趋势因之也反映着一个根本问题了。

但如果说妇女问题的存在和谈论，已经很久远，就进化史和人类历史说来，未必是的。生物的时代和人类初期，不发生妇女问题，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时候，妇女问题存在了，但不能谈，也不会谈。那时候用的是男性裁定法，印度经典上说女子是“天下之至秽”，基督《圣经》上说女子是“地狱的门户”，自然都是他们的主张，给她们判定的，她们承认了；厌恶之外，还须征服，所谓“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娩婉听从”，外国也采用的，把女人在圣坛作永远服从的宣誓，放在结婚典礼中，女子呢，不消说也“娩婉听从”了。妇女问题的能够提出，能够谈论，是这些圣典和圣典崇奉者的实力统治衰退，奴隶有了自觉的时代，离我们现在实在很近。

因为近的缘故，有些性急的先生们，听来听去，就目为“虽说千万遍，等于吹牛皮”。真的，国民革命以来，不知多少革命领袖、社会学家为妇女解放呐喊过：搬理论，讲道理，现在由上海新文化书社汇集印行的，就有厚厚的三本。别人耳朵听腻，妇女本身并没有打出什么天下来。妇女问题不存在或妇女解放不能发生效果的持论者，说是“事实胜于雄辩”了。

但这里面有一层，他们却没有想及，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国民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另一面，当然就是解放被统治被压迫的人民。既然妇女也是被压迫者的一部分，革命尚未成功的事实，不就证明妇女问题的存在是合理的吗？

革命的不能澈底成功，另一面，就证明反革命势力的存在，的宏厚；从妇女问题看，足见释迦牟尼、耶稣彼得和孔孟的统治虽已衰替，但那余炎，尚足以临弱者以万钧，几年前我们还读着《孝经》，便是一例。

释迦、耶稣、孔孟或者尼采们的圣典的精义，除压迫女子回家庭去外，还有劝导、教育的方法，“十年姆教”，就说明着潜移默化的功夫。他们有整套的家庭理论，而且这些理论必须最后关系到国家、天下、人类。所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夫唱妇随”，都是深体家庭为国家之本而发的。“正位乎外”，显然要攫夺全部的政治经济权的了，但那时候的人们并不觉到。这是教育的成绩。

现在的反女权论者们，他们也哪里承认自己是反女权？他们不过劝女子们放弃那“徒劳无功”的女权运动，明白“真正的位置是在家”里，从而达到女子和男子相容、相辅、相成罢了。青出于蓝，名流们的傥论，和圣人原是差不多的。本来，人类之间（两性或两种或两组）不应该有相残，有凌压，有虐待，反过来说，就是应该相容、相辅、相成。何况同一种族的男性和女性。但真实的世界，却并不这样简单，我就在上面所举的新文化书社刊印的妇女问题讨论集上，看了汉民先生的意见，他说：“男子一个阶级，不要自私自利的把持，好像现今资本家对于劳动者一般；要晓得都是人类，没有不同的人格”。汉民先生是一个革命者，他的话真不失为一种启示：两性间或两群人间的问题，不都显然由于“把持”而产生吗？革命者的话平直，但常切实；圣人、圣徒、名流学士们的话头头是道，却多半并不预备做，至多也只希望别人做。譬如一面叫女子安于“生物的平等”，一面又大谈其相辅相成，便是这样。

但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的今天，人们都只知拾圣人的唾余，写点欺世文章，则是不对的。有些真正的英雄们已经建立起更直截了当的理论了：男性与女性，一个领导者，一个被领导者，并列起来，不是不伦不类是什么？声势和实力较名流学者显赫得多，历史上只像拿破仑辈的样子了。

现在还有人学那位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曹子建，拿一点可怜的同类感打动别人的心，希望乞取怜悯的么？

三月十一日

载二第1卷第2期合刊（1941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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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十年代：即今人概念中的“四十年代”。

记温涛木刻——香港之劫

／茅盾／

《镜花缘》说有一个所谓两面国：戴着浩然巾的人们何尝不是满面和气，真叫人相信他随时准备与人亲善；然而那浩然巾内却藏着另外一付嘴脸，狰狞凶恶，这才是两面人的本色。自然，这是小说家的寓言；这是讽刺世上那些口蜜腹剑的人物的。然而寓言的“两面国”，在今日已成现实，东西的法西斯国家，就是这样的怪物。

“两面人”的两付不同的嘴脸是同恶相济的。眉花眼笑以为引诱，引诱来了时，浩然巾内那张血盆大口就将人吞噬。这是法西斯强盗们不二的作风。而且甚至在咀嚼人骨楚楚有声的时候，他们还咒诵着仁义道德。我们可不能看轻他们那一套虚伪欺骗的宣传！所谓“东亚新秩序”、“共荣圈”，所谓“欧洲新秩序”，在领教过他们那一套两面作风的我们眼中，原是不值一钱，然而我们试放眼一看，在欧洲战场上，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的人民不是还在东欧前线作炮灰，给纳粹的坦克填平道路么？在太平洋战争的第一阶段，泰国不是在为虎作伥，缅甸人不是做过引狼入室的勾当？

记得在香港战争的时候，日本法西斯一开始就应用它那一套鬼话。炸弹与传单齐飞，满纸是“共荣圈”，而且“皇军”是“吊民伐罪”，是“解放久被英国奴役的中国人”的。九龙既陷，隔海炮战，这些“纸弹”又使用过多回。敌人在香港早就组织有第五纵队，香港政府挟其百数十年治理殖民地的经验，可怜“黄道士着了鬼迷”，却不知道它平日恃为爪牙的流氓阶层在那时正为敌人的第五纵队尽其酵母的作用。最大多数的香港侨胞是切齿深恨敌人的，敌人“纸弹”的对象亦即此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居民。然而敌人有“纸弹”，香港政府毫无决心动员此伟大的力量；由于不动员，故在认识不够的小市民群中，“纸弹”亦有时而发生了效力。我曾亲闻亲见一些被炮火吓昏了的人们，一心一意但求战争事速了，替敌人的第五纵队作义务宣传，死心眼地当真相信日本“皇军”只和英国人作对，而且梦想战事一完，香港依然是一个极乐海岛，他们可以照常吃饭睡觉快活。可怜这些做梦者竟不知道，当敌人的飞机在岛上散播那“解放”的“福音”时，在对海，在刚陷入敌手的半岛上，“点示录的四骑士”已经扬着太阳旗，把一个半岛变成了人间地狱！

甚至在交易行上扯了白旗以后，甚至在皇皇布告“安民”以后，甚至当“宣抚班”的“亲善”汽车沿街游行，广播其“解放”、“共荣”的一派鬼话的当儿，同时在作二重奏的，便是挨户的搜刮劫夺，便是二楼三楼内“皇军”的淫邪的狞笑以及“被解放”的妇女们的嘤嘤嘤啜泣，挣扎抗拒，乃至血溅重茵！

这就是现实的“两面人”的写真，这就是所谓“武士道的杰作”！

这种浩然巾后面的狰狞面目，这种兽性的残暴，血腥的罪恶，我们的文艺战线上的斗士，久已多所揭发，向全世界提出控诉。现在温涛先生又将敌人在香港的暴行，有系统地给一个全面的记录。凡木刻二十幅，从第一至第四，写战争的爆发和结束；第五以下，则写水深火热中之香港居民如何被掠夺、侮辱、残害，呻吟于饥饿线上，宛转于沟壑之中。呜呼，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在东亚所建立的“新秩序”了！谁曾在香港经历了这一次的浩劫的，看了温涛先生这一套作品，痛定思痛，将觉得此身不死，真乃万分侥幸。然而今天在香港还有百多万中国人正在求生不得，求死亦不甘，天天在祈望暴日的倾覆！

谁处在香港经历了这一次的浩劫的，一定更能想象到五年以来在广大沦陷区的我们的同胞怎样地经常受着敌人兽性的折磨。在广大的沦陷区中，血腥的屠杀，焚烧，劫掠，已成了家常便饭，更何论饥饿与侮辱！在广大沦陷区的千千万万和平的乡村中，敌人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正伴着伪组织、“宣抚班”的欺骗的喇叭，天天在施其荼毒！然而在广大的沦陷区中，反抗的号角响彻了云霄，复仇的火焰到处在燃烧，这已不是昨天前天的事，而已经有五年之久了！在广大的沦陷区中，我们的英勇的军民，赤手空拳，从敌人那里夺得了武器，夺得了弹药，夺得了粮秣给养，从敌人的血口中夺回了土地，建立着无数的敌后根据地，这也不是昨天前天的事，这也有了五年之久了！而且，在广大的沦陷区中，我们的英勇的文化战士，也从敌人的“宣抚班”夺得了印刷机、油墨、铅字、纸张，夺得了钢板、蜡纸，夺得了无线电播音机，夺得了油彩、颜料、画笔，也夺得了木刻刀，从敌人的麻醉欺骗的天罗地网中夺回了人民、锻炼出无数千万愿为民族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战斗员，这也不是昨天前天的事，这也有了五年之久了！

我们今天的敌人不同于四百多年前的倭寇；今天的敌人是一个有组织的法西斯匪帮，而且是国际法西斯集团中的一员。和这样顽强的敌人斗争，是极艰巨的工作。我们斗争的火线，不但在前线的战壕，也在不受空间限制的文化思想领域。我们总还记得，“七·七”以后，敌人的欺骗麻醉的宣传，它那“两面人”的伎俩，曾经在华北收了相当的效果；然而，自从展开了敌后的斗争，由于斗争的尖锐和残酷，敌人那“两面”中的欺骗麻醉的一面终于不能再顺利地进行，只剩下一副狰狞凶恶的嘴脸了！而这，也就是敌人的武器被消灭了一项！从事于思想斗争的文学和艺术，其重要早为国人所认识，然而它的力量还没有被充分发挥，还没被充分利用。由于印刷条件之困难，绘画这最有普遍性和声诉力的武器，已经只好暂时搁起来了，唯有木刻，还能勉强扎住了阵脚。温涛先生在寂寞中完成了这么二十大幅的作品，而且得到发表的机会，这实在是抗敌艺术战线上一件喜事；希望这样的喜事还能源源而至，不使这一次成为凤毛麟角。

在全世界，法西斯“两面人”的凶焰还很猖狂，然而民主、正义、自由、和平的力量也在一天天增强，首先是反法西斯的阵线是一天天巩固了。我们对于最后的胜利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然而同时，对于胜利不可俸致，必须自己努力，克服缺点，发挥优点，——这一个真理，却也具有同样的坚信。文学和艺术必须将这两项的信念，普遍深入于万众之心！这才是文学艺术当前的使命，也就是文学家艺术家的使命。

九月六日于桂林

载第5卷第2期（1943年1月出版）

奴隶篇

／宋云彬(1)／

一

鲁迅说：“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弯）子了。有更其直捷（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是的，从前人不是说过吗？“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这便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人的对于“暂时做稳了奴隶时代”的人的一种向往。大多数的中国人，以前做一姓一家的奴隶，近百年来，又因为“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要做十多个主人的奴隶”。奴隶做得太久了，便不自觉地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一旦“主子”垮台，欲求做奴隶而不得，对于过去的奴隶生活便不胜其追念，甚至于连做一匹犬都甘心的，只要天下太平。

而况“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同是奴隶，还有舆、台、隶、仆等等的分别，如果在奴隶阶层里能够爬得高一点，可以仗“主子”的威势来欺压比他更低一层的奴隶的，自然更值得骄傲了。还有一种平时受“主子”豢养的奴隶，是全靠有“奴隶”的身份才能生活的，我们浙江萧（山）绍（兴）一带有所谓“堕民”者，一向是比“平民”更低一级的，自“五族共和”以来，曾由政府明令解放，然而堕民们大不高兴，原因是怕失去了“低级奴隶”的地位，岁时令节，便不好意思再向主人家讨赏赐。

总之，“奴隶”这个名词，虽然字面上看来不大冠冕，然而只要生活过得下去，尤其是在奴隶阶层里爬得高一点，永远不会感觉到耻辱、不平，而意图挣脱的。

二

然而，终于有人在不平，在叫喊了。三十年前，许多革命志士大声疾呼，要挣脱满洲人所加于我们的镣铐，而康有为却主张保皇立宪，于是章炳麟斥之曰：“饰为瘖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至于是也。”

康有为为什么不赞成革命，甘心做满清皇朝的奴隶呢？理由很简单，如果立宪成功，康氏自己的地位，是所谓“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高等奴隶，又何乐而不为呢？只可惜大多数的奴隶们已经起来反抗，满清皇朝终被推翻，康有为也只好默默地带着他的宝贵的奴隶标识——辫子，而长眠地下了。

只是我们身上的镣铐不止一副，挣脱了满洲人所给我们带的那一副，却还有帝国主义者给我们带的。所以孙中山先生临终时告诉他的同志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鲁迅先生也告诉青年们说：“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青年的责任。”

所谓“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很明白就是没有“奴”“主”之分的时代，而我们也的确正在努力创造——“抗战建国”便是。

三

只是中国人奴隶做得太久了，所以要挣脱奴隶镣铐还有办法，而要拔去奴隶思想却很困难。据说现在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奴隶思想似乎也确有两种，一是封建的，一是殖民地的。譬如康有为一定要尊“载湉小丑”为“圣上”，那便是封建的奴隶思想。还有一种殖民地的奴隶思想，就是只看见主子的伟大，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想倚靠他人，占一点小儿便宜，他们根本不要革命，只要能够维持现状，做稳奴隶就成了。这种思想，要找证据，那么，在十二年前，当世界大战正激烈，孙中山先生严辞拒绝英美要求参战的时候，一班反对中山先生、高呼“对德宣战”的投机政客如梁启超、陈仲甫等便是。当时梁启超大发议论，说中国应该为了“公理”“正义”而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将来协约国胜利，公理张，正义伸，中国便可以战胜国的资格出席和会，享受种种利益。陈仲甫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上作桴鼓之应。后来协约国是胜利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中却完全失败，然而“高等华人”如梁启超之流仍不失其为高等华人，奴隶镣铐虽依然套着，却是无形的。

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须先根本拔去奴隶思想。否则无论是留学生也好，名教授也好，甚至被尊称过“革命的外交家”者也好，尽管你表面上如何高等，如何华贵，一旦褫其华衮，露出本相，也不过是奴隶罢了，也不过是奴隶了。

廿九年十月

载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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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云彬。

蛇与塔

／聂绀弩(1)／

白蛇与许仙，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写这故事的有好几种书，我最爱《警世通言》（？）上的“白娘子”。从那故事看来，白娘子是个极人情也就极人性的平凡的女性，她爱许仙，嫁给许仙，后来为法海收服，文情简单朴素，使人感到一点淡淡的无名的悲哀，是中国短篇中的杰作。别的书就铺张得厉害，什么水漫金山，压在雷峰塔下，许仕林祭塔等等。

蛇，纠缠，毒，用它比女人，是颇有些憎恶意思的。但这意思，在一般人中间，似乎并不怎样普遍、深刻。写白蛇故事书的人，讲、读、听这故事的人，就都不怎么憎恶她；刚刚相反，许多人似乎还同情她，用老话说，这叫做公道自在人心。水漫金山，当然会荼毒了许多生灵的吧？但人们还是并不憎恶，好像明白那责任该法海负。本来，你出家人，管人闺阃则甚？

把她压在雷峰塔下，而且永久压下去，实在是一件不平的事。她不过找她的丈夫，要她的丈夫回家，犯了什么法呢？就叫她不见天日，身负重负，动也不能动一下，这日子怎么过呀！这是我们愚民百姓所常常盘算的。

中国没有大悲剧的故事，什么都让它大团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快人心；白蛇被压，还来个许仕林中状元，衣锦荣归，奉旨祭塔，也不脱此例。有人说这是不敢正视现实，是说谎，恐怕是不错的。但也可以有另外的说法，即我们中国人于是非善恶之间，取舍极严，关心极大。蛇已经被压下去了，没有任何法力的我们愚民百姓无法挽救，但对于她的含冤却耿耿在心，对于她的凄凉情况，又抱着无限同情，难道慰问一下也不可以么？于是产生了自己的创作：祭塔。状元公许仕林也者，何尝是白蛇与许仙的儿子呢，不过是我们愚民百姓派去的代表而已。探监，甚至到学校里访女同学，不都要说得沾亲带故的么？

若干年前，雷峰塔倒了。倒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人们偷砖。砖，可以造墙。纵然不过是砖吧，年深日久，就成了古董，可以赏玩，可以卖钱。甚至一说：塔是镇妖的，砖当然也可以避邪，所以偷。天乎冤哉，刚刚把偷砖者的本意忘掉了！本意如何？曰：要塔倒；要白蛇恢复自由。愚民百姓也自有愚民百姓的方法和力量。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于桂林

载第1卷第6期（1941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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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耳耶。

论娼妓

／聂绀弩(1)／

一

娼妓是恶之花。生长于恶的土壤之上，吸收的阳光、水分、空气，无一而非恶，人类的恶，制度使人变成恶的恶呀！只有她自身至少不是恶，如果不可径说是善。

这花，也有古老的名字：火炕莲。莲者，“出污泥而不染”者也。

二

娼妓是淫荡者？不！娼妓是不被允许有节操的圣洁者。没有谁像娼妓一样从心底憎恨性行为，以它为羞辱，为苦痛，为灾难，而无法摆脱。

无论怎样纯贞的情侣，无论怎样贞淑的夫妇，当她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太猥亵了！

一切人的性行为都有淫荡成分，惟娼妓则否。

娼妓是风化的妨害者？不！是被风化妨害者。正因为有所谓风化，有人要维持风化，所以另一方面不能不有娼妓。娼妓是社会秩序，幸福家庭的破坏者？不！是被社会秩序、幸福家庭所坑陷者。正因为有所谓社会秩序、幸福家庭，有人要维持这秩序，这家庭，所以另一方面就不能不有娼妓。假如现社会的其他条件不变，只是没有娼妓，至少在都市上，必会更多奸淫，更多情死，更多谋杀。会不会还有风化或幸福家庭，是可疑的；社会秩序的尊严，是可疑的！

娼妓是病毒的传播者？不！娼妓是法定的病毒的吸收者。在一切人之中，再没有如此宿命地以身殉病的了。

三

娼妓是文明的怀疑者。她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这文明包含有人身买卖与性的买卖。

娼妓是人性的怀疑者，有人买她，有人卖她；谁买，谁卖；如何买，如何卖；她知道得很清楚。

娼妓是父母的怀疑者，尤其是父慈母爱之类的说词的怀疑者。她也是父母的女儿啊！她们中间，很多是被父母卖掉或被父母逼迫的。假如她们能够不卖掉或逼迫她们，现在也许正在炫示他们的“养育之恩”咧！

娼妓是妇德——贞操之类的怀疑者。一切没有成为娼妓的妇女，是因为她们可以不成为娼妓。她如果也可以不成为娼妓，她早就不是娼妓了。

同时，也是庄严的男性的怀疑者。他们中间自然没有娼妓，那是因为他们不能成为娼妓的缘故。但安知没有自恨不能成为娼妓者？

四

再没有像娼妓的品德这样无可非难的了。

她卖弄风骚？她应该卖弄风骚！她迎新送旧？她应该迎新送旧！她搽胭抹粉，奇装异服？她应该搽胭抹粉，奇装异服！她花言巧语，虚情假意？她应该花言巧语，虚情假意！她……？她应该……！

一切都是职业规定的。

倒是附庸风雅的薛涛，桴鼓助战的梁红玉，却未免多事。但也证明了一事，即娼妓何事不如人——她们中间不也有才女贤妻么——而竟沦为娼妓！但也无须证明，雅典的娼妓本来都是女智识者。

但非职业的娼妓，无论男女，哪怕只具有那品德的一枝一叶，都是可耻的。而且人们怎样会具有那种品德呢？从娼妓学去的么？如非其人在娼妓之下，何至以娼妓为师？不是从娼妓学去的么？足见那种品德非娼妓所独有。

五

为什么有男女？为什么只有女性才能做娼妓？为什么有娼妓制度？

如果是自然的划分，自然是错误的！如果是历史的演化，历史是错误的！如果是社会的促成，社会是错误的！

娼妓是为这一切错误而牺牲的受难者！

六

最需要帮助而最无助，最需要得救而最无自救能力的是娼妓。

在一切不幸者中间，娼妓将是最后的得救者！

七

向娼妓骄傲吧，轻视她，唾弃她，践踏她吧！一切人间的幸运儿们！

载《野草文丛10·论怕老婆》（194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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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耳耶。

chapter 7　无事忙闲谈

阿活乐脱儿

／郭沫若(1)／

北美墨西哥洲热带地方有一种两栖类，叫“阿活乐脱儿”，英文是axolotl（注意：这儿并没有一个字母的错误）。但这种两栖类却只是一栖，它只有蝌蚪时代，没有成虫时代，便是只有用鳃在水中呼吸的鱼样时代，没有用肺在陆上呼吸的蛙样时代。这大约是因为在热带地方的水中生活比陆上生活安逸的原故，渐渐地把蜕变的本能丧失了的。

聪明的读者或者会问：既只是终身用鳃在水中生活，何以知道它不是鱼类，而是两栖类？

是的，这一问是有道理的。就是预料着有这一问，我才来写出这一则漫谈。原来两栖类的蜕变有一种腺在作力的，便是甲状腺（thyroid）。这种腺在人身上时是在“亚当的苹果”之下位置着的，颇有点像一个龟甲行的盾牌。腺在两栖类之蝌蚪时期是不甚显著的，随着蝌蚪的成长，腺也成长起来，向血液中所分泌出的甲状腺精（ttyroidin）到了一定的浓度，便把蝌蚪阶段扬弃，而达到更高一个的新的阶段。青蛙是这样，鲵鱼也是这样。但在“阿活乐脱儿”中这腺却始终是不显著的，分泌不足以扬弃蝌蚪阶段，因而始终也就停滞在蝌蚪阶段。

这一段秘密一发现了，有一种奇迹显示了出来。便是用人的力量来帮助“阿活乐脱儿”扬弃它的蝌蚪阶段，方法是很简单的，便是用一定量的甲状腺精来向它注射。但经这一注射，真是奇怪，没几天工夫“阿活乐脱儿”便失掉了它的鳃，终至于由水中生活转变到了陆上生活！

在这儿又要希望聪明的读者把脑筋活用一下。这儿是该我来发问：这“阿活乐脱儿”有点像我们所熟习的什么？这注射的手术呢？……

答案请写在诸位的脑筋里。

一九三五·三·三一

载《杂文》第1号（1935年5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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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谷人”。

关店大拍卖

／陈伯吹／

薰风从北国里带出一个消息：“协定签字，停战实现。”当此时也，歇浦江滨正亦热闹着：“夏令减价，关店拍卖。”真是南北辉映，懿欤休哉！

在大市场里：吃的、穿的、住的、用的，不消说应有尽有。就是人们的血汗、鲜肉，也有得出卖；不过公司里的老板无论如何总要比肉庄上的屠户聪明一些，当然不会也血淋淋包也不包的倒挂出在铁钩上。所以谁知道他们是出卖了一些什么呢？

这种买卖，××路是更其著名的，那里具备着都市的典型——高耸入云的大厦，来去如飞的摩托，夜间辉耀人目的霓红灯，无线电不分日夜的播送迷人的曲调；路旁络绎不绝的有白人、黑人、妖艳的女人，追随在女人身后的无组织的乞丐团，穿上钢丝马夹的巡捕，空气中肉香与汗香四溢……也莫怪帝国主义者垂涎三尺，叹为：“好一个肥美的次殖民地屠场呀！”

不错，这里是一个屠场，人们的血汗、肉汁，不断地从压榨机内化制出来廉价拍卖着，君不见两旁到处张贴着血红的大字吗？除了“关店大拍卖”之外，作陪的尚有：“忍痛出清底货，不顾血本贱卖”，“大减价二十一天”，“卖一送一”等等。

是的，如今察哈尔虽然还在危急之中。（东三省与热河早在春季拍卖声中已成为过去，昨日种种譬诸昨日死，何必旧事重提。）然而知否？平津毕竟是停战了，何况正当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时节，不赶速廉价拍卖，出清底货，更待何时？如果说是吃树皮革根，露宿荒野的已经没有购买力了，但是他们身上总还该有肉吧，一点肉汁想来不至于失望了的；就说是骨瘦如柴了，那么枯骨总该有的，这对于“拍卖”就不怕没有什么可拍卖的了。而且一声“拍卖”，第一便能得到摩登小组的喜悦，看着她们穿花蛱蝶般的结伴来去，谁说是猎艳，难道这还不够把干燥的物质文明的都会点缀得更有些诗意吗？

关店大拍卖，等到拍卖完了，店自然会关的，这倒不用操心，至于底货出清以后，忍痛两字，恐怕倒是假话。

就是那血红的大字，谁要疑心这是蘸了“五卅血”来写的，说这话的人大概是一个歇斯的里亚；不过××路市政厅前的血迹早就没有了，这就有点叫人不大放心，难道连这也被拍卖了吗？

载《现代》第3卷第5期（1933年9月出版）

威尔斯往哪里去？

／辛人／

H·G·威尔斯的名字，对于我们是相当的熟悉了，他的《世界文化史纲》在中国已有译本。最近石它先生也把他的《生命之科学》译成中文，分三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位英国老绅士的学问的玄博，确是值得我们钦佩的，特别是在这样的年头儿，他的“往哪里去”的问题，对于我们不能不说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

在不久以前，威尔斯曾访问过苏联一次，回英国后，他把自己的观感发表在一个刊物上。隔了不久，他的老同胞萧伯讷就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批判他的观感的文字，萧翁的批判是严厉的、深刻的，他说威尔斯到苏联去，并不是想去领教，而是想去教人，他和苏联的最高政治领袖的会面，不是商谈而是冲突。最后，萧翁更痛切地讥讽威尔斯说，苏联的最高政治领袖对于他（威尔斯）的劝说，只是“像水淋在鸭子的身上”似的——在这一句话里，威尔斯的保守的、顽固的世界观，是被暴露无遗了。

六月十七日东京《读卖新闻》（夕刊）的“日曜时评”上，有人介绍了威尔斯最近在英国报纸上所发表的对于世界现状及动向的言论，威尔斯在这里表现出他的一部分锐利的眼光，而同时也充分地表现出他那被限制了的世界观对于现实发展的无知与盲目。他以为现在的世界正陷于战争的危机与生产分配的矛盾中，但他把这原因归之于“人类”本有维持现成生活的性质这一点上，因而达到了一种乌托邦的、悲观的论调。

今后的威尔斯会往哪里去呢？这问题让历史的必然来答复吧。

载《杂文》第2号（1935年7月15日出版）

骷髅们的跳舞

／白菜／

在南中国有人主张读经，祀孔，拜关岳；在上海有名流大倡“存文”，据说“宗旨及工作”，“专以保存文言保存汉字为目的”，“主张以群经正史诸子百家乃国文最高之标准”。一样的是封建社会底忠臣孝子——然而是最没出息的——舍不得他老祖宗传下来的几件宝贝，搬来搬去玩花样，还组织了什么存文会，倒也像煞有介事。

尔要问他这样有什么理由吗？吓！理由大得很：“慨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教育普及功效未见，而国文作风日坏，国学程度日低，近更有倡言废弃文言，并废弃汉字者矣……”（《上海存文会发起趣旨书》）又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致邹鲁校长函曰：“……公去岁屡于会议席上慷慨正告各教授曰，‘今之中山大学，乃各国大学出张所，长此不已，亡国之责，己亦负之’，言犹在耳，痛犹在心。中文系以经史为教，竭力求脱各国出张所之圈，以救中国而已……”。似乎文言及汉字一废弃，中国就非亡不可的样子。

实际这样的主张也不怎样新鲜，胡适等主张白话文运动时，国粹骨董家们早就大喊保存国粹了。在我看来，中国亡不亡对于这些学者名流倒也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中国的名流士大夫从来就没有所谓民族或国家的观念，蒙古人亡了中国，他们做奴才，满洲人亡了中国，他们也一样做奴才。他们是“四民之首”，主子尽管换来换去，只要不危害他们特殊的寄生阶级的地位就三呼万岁，圣寿无疆。我们随处遇到许多名流学者开口“我们的美国”，闭口“我们美国”（可惜头发仍是黑的，眼睛也变不得蓝，否则鼻头高耸一点也许更满意了，虽然在洋鬼子眼中他们也和非洲黑奴地位差不多）。又如郑××之流早已连他祖宗的骨头都出卖了，这都是极好的例子。小的时候常常看见一些乡下人有许多奇怪的习癖，比如他们喜欢吃坏蛋，腐臭的腌肉，他们的脾胃已经习惯了这种气味，尔给他新鲜的反以为有害卫生，系存心嘲弄他。主张“存文”“读经”的名流学者们也不过像这样一般的因为自己的口味和常人的不同，他们实在“子曰诗云”，“呜呼噫嘻”惯了，血液已发生硬化，什么“么么的的”，自然将就不来。于是只好叫大家也去学他们那副口味，摇头摆脑的“诗云子曰”。何况他们向来把学问智识看成一道护符，一堵他们寄生虫阶级维护生活的城墙，他们的道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汉字不存，什么罗马字拼音或者什么拉丁化一来，据说就要成为大众容易读书识字的工具，那就不单是口味上的问题了。

其实这些学者名流们可不必忙，我想，中国古代的有历史上价值的学术等是绝对不会消灭了的，否则失去了它的时代意义的东西保存了也不会流传下去。历史是最公平无私的裁判者。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替自己子孙努力了一番“消毒”工作，然而秦代以前的如孔孟杨墨等各家的思想学说我们至今仍然看见，反之历代有许多“钦定”的本子，我们连它的名字都不知道了。可见文言和方块字会不会一直的存留下去，并不是现在有没有人来保存的问题，正如并不因为一般封建社会底孝子贤孙们要活，就不会消灭在时代洪流的后面一样。

然而封建社会的孝子贤孙们实在要活，却又玩不起什么活的新花样，于是只好回到他老祖宗的坟墓里检出几套古装穿上来招摇了。于是我们不仅能看到“读经”和“存文”的双簧，还有姨太太坠楼殉节传为美谈，有人要建造贞节的牌坊；遗妾再醮却受到极端的污蔑和非难；年将七十的老翁享得三十多岁的老处女的贞操还当作什么风流佳话，连所谓情书也在报纸上登出来——虽然须得忍住满身鸡皮疙瘩，然而我们却可以广眼界。

请看这一群骷髅们的跳舞吧！

载《杂文》第2号（1935年7月15日出版）

无事忙闲谈

／郁达夫／

诗人徐志摩氏未死的时候，我们都称他是一个无事忙者。一天到晚，他这里跑跑，那里走走，念几句诗，写两行信，又匆匆地打几个圈，看看男女的朋友们，和这个那个吃吃饭，接受接受来访问他的老少朋友，一天的工夫，就如此地忙忙碌碌的过去了。但其实呢，则这些忙事，是一件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大家恭送了他一个称号，叫他作无事忙者。仿佛记得林黛玉曾以这名称奉敬过宝玉，或者我们的称志摩为无事忙，许也有点比拟他为宝玉的下意识在那里作怪。这虽然是关于志摩的一段轶事，但一检点我们自己，则有许多地方，也觉得同志摩并没有什么大差别。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去去来来，不晓得在那里做些什么。志摩是剩下了几卷新诗，安然回到了不会再忙的国境里去了；而生性鲁钝的我们，忙到现在，连同志摩那么的一点儿成绩也没有，以后更还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才能休止哩。

有人来问：“想做一篇‘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应该看些什么书籍，来作参考？”

我答：“若以作家为中心的论文，则只能看看各人的著作集，好在中国的新作家也并没有同外国那么的多。若以文艺团体为中心的研究，则初期的可去翻《新青年》、《新思潮》等旧杂志，后期的去看《小说月报》、《创造》、《语丝》、《向导》、《文学导报》、《文学月报》、《萌芽》以及《新月》等。”

再问：“若依作风派别来研究，如古典派、浪漫派的作家如何如何，普罗派的作家如何如何之类，也使得么？”

答：“这可不大便利，因为中国各派的作家，都是在差不多的时候产生的，什么什么派的名字，系由西洋文学史里抄译而得，并不是因文学的社会的背景，渐次进化而成。所以中国就根本没有什么古典主义的时代、浪漫主义的时代等等好说。若以时代为中心，而划分几期来研究，则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还可以明白地看出来；若只以表现形式如浪漫派、古典派等外形来研究中国现代的文学，怕有点不大便利。”

又问：“若以时代为背景，则当然‘五四’是一期，‘五卅’是一期，‘九·一八’是一期，对么？”

答：“大致是不错，不过从‘五卅’事件发生之后起，一直到国共分家的前夜止，文学上的意识是表现得不大明确的，所谓普罗文学的兴起，怕是在国共分家以后的事情罢，这当然又是一个重要的时期。”

日本女作家中条百合子，在左翼文艺团体的机关志上，接连地攻击了藤森成吉、须井一、藤泽恒夫、林房雄等的作品，指为非普罗文学。林房雄的反攻答辩，登在本年二月号的《改造》志上，这事情在五月号的《现代》志国外文艺通信栏里朱君也曾报告过的。我觉得当这一个法西斯怪兽横行世界的危急之秋，在他们左翼阵形里自己了生这种内讧，的确是有点助长敌势的危险。当然理论是要澈底的；战斗是要拒绝妥洽的，但文艺究竟不是政治，大可以不必把还用得着的好意的同路人或追随者一脚踢开。这事情的不利于左翼文坛的全般，可以以藤泽恒夫写给林房雄的一段信里的言语来作证明。

“我所噬脐痛恨的一件事情，是自己的到今天为止的工作态度，惶惶然只顾虑着了诸大先生的监视的目光，生怕挨骂，而结局只好杀死了自己所有的才能，勉强追随。因此之故，自己真不知受了多大的损失。唉，我到明年，也三十岁了，而你也在，自今以后，将决心大胆地把自己所欲写的东西澈底的写去。”一读到这悲愤的自白，谁能不对于同路人的苦心而加以谅察！

载《现代》第3卷第2期（1933年6月出版）

偶语

／恽逸群(1)／

国社党宣传机关海通社，又说是极尽造谣的能事，可是有时候连谣言造得没有一些常识。前天海通社又发出两条消息：一条是说共产国际中有人要求斯大林迅速以全力援助西班牙，否则就不再拥护斯大林为领袖而拥护托洛斯基为领袖；一条是说李维诺夫请病假出国疗治，斯大林令须经国家医生检查后再决定核准与否。这种消息的作用，显然是想藉此破坏苏联的信誉，而暗示苏联内部又有纠纷在酝酿。但能不能达到这个作用，最主要的还在造谣技术还太欠高明。使人读到这种消息时，非但不觉得苏联真会有什么新纠纷的酝酿，反而感觉到国社党内部纠纷日益深刻而表面化，所以需要造些谣言使别人来陪一陪它，以为解嘲。

载《鲁迅风》第4期（1939年2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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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叶群”。本篇系《从德国说起》一文第一段“功高震主者危”的末段，由于排版时技术上的原因，原编者将这段文字作为一篇独立的补白，另名叶群，放在同期的“偶语”里。

偶语

／阿大／

“老兄，请为咱们小刊物写篇文章，谈谈抗战。”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文章有鸟用，实干要紧。”

“老兄，这回上海发起新年献金，是为第三战区捐募医药费的。”

“真是好立名目，捐了我一元钱有鸟用，难道这样捐募一下，也可说是救国工作吗？要干就得到前线去火拚。”

“这回老兄可总赞成了。咱们几个小伙子，决定一星期后到游击区去，老兄跟咱们同去吧！”

“打游击去，哼！别打游劫去吧！我是不干则已，要干就得是最前线！”

游说者去了以后，我们的主人泄出了一声笑：

“真是个华威先生！”

载《鲁迅风》第5期（1939年2月8日出版）

偶语

／金性尧(1)／

“兵凶战危”，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自然，这话如其作为人类的反对杀戮、消弭战祸的要求，不能不说是一种崇高的理想。然而却也同时的带来了一种流弊，因此便将战争看得过于的机械了，将侵略弱小与反抗强暴看得同样的“凶”、“危”。一句话，世间就永没有是非。

譬如以“喧传已久”的吴佩孚而论，在眼前虽然还没有正式上台，但从他所发表的“谈片”看来，对于中日战争的观点，也始终没有明晰的分辨，与俗语所说的“有一好，不会打”抱着同样的见解。总之，他认为中日双方都应该负战争的责任。此外，他还恐惧着“赤祸”！

即使“汪吴一体”的话剧不致出现，但对于一代军阀的吴佩孚，我们实在也不必寄以过大的热望。

载《鲁迅风》第8期（1939年3月8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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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坑生”。

偶语

／松严／

专以鼓吹升平捧骂坤伶为职的《申报·游艺界》，忽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刊出“社会新闻”一则，后记百乐门情死案主角甬籍舞女贺蝶，结尾数语有云：

……贺蝶的身上，仅腰部系裤带的一圈，黑而粗糙，其余自顶至踵，一白如雪，可知贺蝶确是一个尤物咧！

而标题则曰：“贺蝶竟体白如雪”。尚于文中刊登贺之生前照片云。

关于尸体的赞美，原不自今日始，以佛洛以德博士的学说分析之，《申报·游艺界》之编者盖一十足“色情狂”无疑。吾辈不为无聊文人惜，但为六十余年的老牌报纸惜耳！

载《鲁迅风》第2期（1939年1月18日出版）

偶语

／金性尧(1)／

我们不止一次的指出过，对于汪精卫之流的东西，决不能施以丝毫的宽容或期待。落水狗非得打它抬不起头来不可！在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很显明的趋势。要不是落水狗的淹毙，我们就随时随地有被它拖入河里去的命运。在斗争进行之间，我们就只有屏住气，咬着牙，严密而紧张地对准敌人及一切走狗射过我们的火箭去！

我是无法来控诉我的愤恨：长沙、桂林、金华……等等地方的惨遭轰炸，几百万人民的惊惶奔逃，被害被伤，是出于谁的指使的？为了汪精卫一个人的贪婪的欲望，就不惜将同胞的鲜血流遍大地。我仿佛看见几百颗纯朴而善良的灵魂，几百双怒突着的眼睛，一齐对正了汪精卫的这颗腐烂了的心，在计讨着血债！

然而谁又赖得掉这笔血债！

载《鲁迅风》第13期（1939年4月12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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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康荪”。

偶语

／金性尧(1)／

狄平子在《燕京庚子俚词》中有“满城争说叫天儿”之句，盖讽当时的朝野在联军直逼京师之间犹恣情于歌台舞榭也。而现在呢？“叫天儿”已经老死，梅兰芳远在香港，上海似乎也真的有些冷清清了吧！但幸而有陈云裳灿然来沪、贺蝶服毒自杀的两大奇闻，给这块胜水残山似的孤岛，新添了无限的“旖旎风光”，给这些糜烂了的蠕蠕而动的灵魂，带来了“粉红色的刺激”，而且连“文坛”也突然的增加了不少的热闹，不少的花样。

田寿昌先生诗云：“不捧英雄捧美人”。呜呼！我们也真的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了！

载《鲁迅风》第2期（1939年1月18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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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坑生”。

偶语

／若木／

一九二七年有人要骂倒鲁迅，于是放出谣言：“鲁迅领中央津贴。”

一九二八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1)，“鲁迅转向了”。但革命文学必须打倒，于是喊道：

“咖啡店里革命文学家。”

一九三八年有人摇着羽扇喊雨呼风：

“他们居住于租界，喝咖啡茶，饮威士忌，但是天知道，他们却能写出一手了不得的‘抗战文学’，并且是‘鲁迅风’！”

一九三九年换了口腔：

“文坛上也有华威先生……上午演讲，下午观剧，昨宵沉醉维也纳，今朝快读莎士比亚……”

不谓十年竟如一日。

载《鲁迅风》第5期（1939年2月8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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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于1930年3月1日。

偶语

／金性尧(1)／

汪精卫的通敌求降，有人以为完全由于“政见不同”，算不得什么的罪恶。想来，王克敏、梁鸿志等的“粉墨登场”，也是由于“政见不同”之故吧？然而这样的说法，倘是无知，则真可谓“名词的滥用”。否则，我们也不忍说了。

但其实，如果是真正的政见不同，就决不会妨碍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存在的。譬如说，我们政府中的一般负责当局，各人的政见就决不会完全不“不同”。但彼此却仍能团结一致，辅佐党国。一句话，真正的纯然基于抗敌救亡而产生的不同的政见，便决不至影响各人的为民族解放而致力的利益。由不同而至于“大同小异”，而至于统一，这正是民主政治中所必走的里程。

大家所追求的是“最后胜利”，而汪精卫所幻想的是“中途妥协”，这如何“同”得来呢！

载《鲁迅风》第6期（1939年2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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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既激”。

chapter 8　真正的中国人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鲁迅(1)／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却也是事实。

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九月二十五日

载第1卷第3期（1934年10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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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署名“公汗”。

历史的奥秘

／聂绀弩(1)／

托洛斯基先生薨逝了。多年流离转徙中的托洛斯基先生被“暴徒”所刺而薨逝了。据报纸新闻栏介绍，托洛斯基是十月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这十月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的托洛斯基，到了由十月革命艰难缔造出来的苏联稳固、壮大而且正发展下去的今天，自己却在流离转徙中被刺而薨逝了。

在薨逝之前，托洛斯基是活着的，这大概无须说明；不过这活着，在托洛斯基应该是一种悲哀：他，这十月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的活着，不是因为由十月革命艰难缔造出来的苏联的存在，竟刚刚相反，是因为反苏势力的存在。同时，他的薨逝，在他也应该是一种悲哀：因为反苏势力的存在而活着的他，不被刺于苏联，却被刺于苏联以外的国土——反苏势力也终于不能保障他的安全。

托洛斯基的活着和薨逝，也真可以说是英雄末路了！

中国也有像托洛斯基的人物，比如汪精卫就十分类似：托洛斯基英姿飒爽，常为女性所追逐；汪精卫也一表非俗，年近六十，望之还如三十许人。托洛斯基是个演说家，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汪精卫也口若悬河，笔参造化，书画琴棋，诗词歌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托洛斯基是十月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汪精卫则曾“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据说：对于中国革命的功劳也不小。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的当时，就与另一重要领袖的意见有多少出入的吧，但不肯屈居人下，“羞与绛灌为伍”，却是那一重要领袖死后的事；汪精卫在孙中山先生生前固然常受批评，而发挥了最大的政治力量的，也还是在孙中山先生死后。前面说过，托洛斯基是“理论家”，他真也完成了他的独特的理论系统，以他的理论为根据，他可以借重任何反苏势力打击苏联；关于这一点，汪精卫也不弱，他的电报、宣言、论文、演词，在许多地方，曾由“皇军”的飞机替他散播，而他的电台播音，更是常有的。他们的理论，也真有一个共同点；读来读去，就令人想起一句老话：“舍曰欲之，又从而为之词”！不过也有不同的：托洛斯基虽然也借反苏势力而存在，造成了累累的“党案”，却始终未在任何一个地方，建立起反苏政权；汪精卫比较幸运，托“皇军”的威光，在南京建立了反中华民族的所谓“国民政府”。但这虽然正是托洛斯基深引为憾、死不瞑目的事，却也并非托洛斯基和汪精卫之间有什么差别，症结在于苏联比中国强大。惟一不同之处，恐怕只在托洛斯基已经薨逝，而汪精卫却还健在。《诗》云：“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于汪精卫应有的感想。

从托洛斯基和汪精卫，我想起一个历史的奥秘。

“白铁无辜铸佞臣”，这是谁在岳王坟上题的诗句，简直为白铁呼冤，对佞臣深恶痛绝极矣。佞臣是指秦桧，虽然秦桧的盛德，不是“佞臣”二字所可包举。

我不知道秦桧是否也和托洛斯基或汪精卫一样，以不甘居人下，“羞与绛灌为伍”始，以“放僻邪侈，无所不为”终。但借敌国的力量打击祖国，翦除异己，削弱祖国对敌国的抵抗，却正是同样的。

抗战以前，似乎曹聚仁先生说过：讲和也是一种政治主张，秦桧不过主张讲和而已。这位秦桧先生既然也是汉人，又确实不是大金国派来的选手，一定要把剩下来的半壁河山送给大金国的意思，恐怕未必有；纵然有，也未必多的。只是事情到了要贯彻一种政治主张，就不能不排斥别种政治主张和有别种政治主张的人，不能不使有别种政治主张的人流血的时候；到了不能不借敌国的力量来打击和自己的政见不同的人，以至断送整个民族的生命的时候；到了因为不愿看敌国与祖国人民的共同的血光，却不能不让祖国人民的血单独流洒的时候：却往往又作别论。古人说，卖箭的难道比卖盾牌的心眼儿坏些么？一个惟恐不伤人，一个惟恐伤人。这就不是是不是一种政治主张的问题，而是那政治主张对不对，以及能不能觉悟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斗争方式不对，就马上悬崖勒马、痛改前非的问题。

谈到秦桧很容易就想起岳武穆。曹聚仁先生（又是他！）曾从一些书本子上找到很多材料，证明岳武穆不过是一个跋扈的军人。其实这些是无需证明的。人只要有脑筋，只要脑筋能够思考，就会想象到书本子上没有写下的许多事情，何况已经写下了的呢？岳武穆既然是一个军人，不能完全摆脱当时军人的风习。他又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和别人一样，要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所谓“跋扈”也者，安知不就是一种意志坚决的表现呢？

我们把岳武穆当作神圣，把秦桧当作反派代表，很少是关于他们个人人性的问题，虽然人性的美恶，往往是一个重要枢纽；倒是在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所演的角色，就是说他们所尽的任务，所能发生的作用。一个人演了神圣的角色，他的一切缺点，一切过失，甚至一切罪行，都被他所尽的任务遮住，洗清了。不但这样，还有许多实际上与他毫不相干，而在当时是可能的神圣的传说，都全被加到他头上，使他更为神圣。还不但这样，好事的人们还一定要把他的父母妻子亲戚朋友无一不神圣化起来，以显得他的神圣并非偶然。如果演的相反的角色，不言而喻，他的一切美德，会被一齐抹煞，一切丑恶都和他脱不了关系，而父母妻子亲戚朋友也就没有一个好人。那么岳武穆纵有不名誉的什么，首先就不会被写史书的人写上去，纵然写上去，也不会被读者所重视。至于秦桧呢，也许跟托洛斯基或汪精卫一样是个才子，能够吟诗作赋，有等身的著作，是个演说家，能够在讲台上使听众感动得流泪，以及其他说不尽的丰功伟烈。可是那些都不留存于我们的脑筋里，也不留存于历史家的笔下；留存的那一副尊容，实在太不漂亮，虽说真实的肉体的脸嘴，也许赛过梅兰芳。

这是历史的奥秘，也是历史的可怕处。就今天说，祖国的抗战正和苏联的建设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能献身抗战，坚持抗战，谁就是民族英雄，谁就是岳武穆。已有悠久的光荣历史自然更好；虽然没有，纵然有的不够光荣，也毫无关系。谁要是背叛抗战，打击抗战，谁就是民族罪人，谁就是秦桧，不管过去怎样了不得。而且，背叛，打击抗战，事实上也绝不可能，徒然使自己走向汪精卫，也就是托洛斯基的路而已。

前线马瘦，后方猪肥（余昕亚　作）

马从前线回到后方，与猪同住一栏栅——

马：老哥何其长得这么……

猪：养生之术无他，能独乐也！

托洛斯基和汪精卫都是多才多艺的“天才”，他们的部分的著作，也都曾脍炙人口，但是历史的大力将毫不顾忌地把它们完全摧毁，将来的人将简直不知道或不注意托洛斯基和汪精卫其人究竟有什么能耐，正像现在的我们不知道或不注意秦桧有什么能耐一样。只有他们的名字不会被忘记，它们将永远作为人类史上的污点而存在。

一九四〇年九月九日，桂林

载第1卷第2期（1940年9月出版）

载第2卷第3期（1941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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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萧今度。

中国人到底“误会”了什么？

／秦似／

因为全国各地澎湃着反对美国扶日政策的浪潮，司徒雷登于六月四日对“中国的知识界”发表了一个声明，里面有一句话说：

“我们之间的误会，绝对不容存在。”

但我们还想知道：中国人到底“误会”了什么？

现在的美国，是一定要扶植日本的；世界人民力量愈趋于壮大，美帝国主义就愈急于要把日本的侵略武力恢复起来，因为美国并不信任未来的和平，而是忙着宣传、布置另一个战争。对于这一点，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误会”。

说事实吗？先前那种偷偷摸摸的做法，还说是“站在人道立场”呀，“为了日本人民生计”呀等等的，现在慢慢的都揭穿开来了。在短短两年中间，按照波茨坦协定应该是“没有一条兵船，没有一辆坦克，没有一架飞机”的日本，现在已经在增筑机场，派神风队飞行员到美国训练；一般工业生产量，据报纸上的统计，还超过了一九三五年的水平了。“美国的国防线拥抱了地球”，对于这事实，中国人也丝毫没有“误会”的。

司徒雷登警告中国的学生：“如果你们煽动或参加别人所煽动的反美对日政策运动，那么你们必须准备承受你们的行动的后果！”

这是一个多凶的恐吓！

但两年以来，凡真正的中国人都知道，只要中国的学生、中国的老百姓抗议了任何美国的暴行，美帝国主义者都是一定要加以威吓的：强奸了沈崇，活活把人掷下桥去，打死黄包车夫，事后都没有一次不是以镇压中国人民的愤怒收场。凡美国损害了中国的什么，中国人都应该珍重“中美邦交”，一抗议，一游行，一抵抗，便是“非法分子”，便非受到“法律处置”不可。美国在中国有由它监督的“政府”，司徒雷登先生做着太上皇。但我们真想问问这位美国老爷，什么叫做“行动的后果”呢？屠杀吗？侵占吗？割地赔款吗？美国的枪弹一直就在屠杀着中国人，青岛也早插上了柯克将军的旗子，所谓“行动的后果”，中国人老早就承受着了。再没有什么可怕了！

两年以来，只要司徒雷登或麦克阿瑟说“是”，中国大小官员决不敢说半个“不”字，也决不让中国人民说半个“不”字。吴国祯甚至于对交通大学学生说：“美国既非扶植日本，也不是加害我们，美国给你们学生便宜的米吃，是因为它怕共产党起来，怕苏联起来。”虽然他只是说谎，学生哪里吃得着什么便宜米？他们吃着的，是枪把子和铁棍。但这句话反面的意思，就是凡不赞成日本起来的人，便是赞成共产党起来了，当然杀无赦！所以司徒雷登说“损害美国的利益”就是“损害你们的祖国”，中国的小民是必须保卫“美国的利益”的。

这是什么话！

再看看中国官方的反响，那就十分明白了，奴才与主子之间，是决没有什么“误会”的：

“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美国之合作及协助，深为感谢，当不容中关关系为不负责任之行动所损害。”（杭立武）

“反关扶日是对美的误解，中美有志同道合合作的必要。”（王世杰）

“我赞同大使的意见，吾人过分忧虑与恐惧是错误的。”（胡适）

这是说，司徒雷登的辱骂和恐吓，中国人除了“深为感谢”之外，别无可说，否则就必然是“曲解”和“错误”，当然也要——杀无赦！所以司徒声明后的第二天，上海就有三十多个学生被“先关入黄浦公园，然后以布蒙面，送上汽车扣解。当上车时，有一同济附中学生突跳入黄浦，幸被救起”（五月六日《大公报》）。中国的官决不容“损害美国的利益”，难道还不够清楚吗？中国人还有什么“误会”？！

如果说有，那么中国人只有一点这样的“误会”：就是无论美国人的残害怎样凶，中国人还没有把美国当作“一·二八”时候的日本。现在连这一点“误会”也已经破除了，司徒雷登公开恫吓中国人民爱国运动，是会叫中国人记起重光葵来的。侵略者代言人的血口，是如何无耻凶残！

一九四八年六月七日于香港

载《野草文丛10·论怕老婆》（1948年6月出版）

谁是真正的中国人

／全增嘏／

中国有一部分外国人，他们所认识的中国文化，完全是和一般所谓“高等华人”交际中得来的。这般所谓高等华人与平常中国人的分别是他们可以和外国人用外国话来谈话；他们每星期又一定要洗三四次澡，所以他们身上便不像黄包车夫一样的臭了。他们差不多都是留学生，所以对西洋文明又会热烈地赞扬。同时他们又声明中国故有文明有许多是有不朽之价值的，非特中国人应当去保存，即欧美人也得来效法。他们和外国人接触的时候，无时无刻不设法表示他们的君子态度——他们始终有礼貌，始终小心谨慎，有时候简直君子得过了分。

这般中国社会里高贵的君子虽然处处和一般平民表示悬殊，但也处处显出他们对后者是不乏同情的。他们谈起来总是一番好意，虽然接触起来难免几句恶言，譬如他们坐在黄包车上骂骂猪猡，踢踢背心，是常事；但是写起上海人力车夫生活状况的大文章来，唤起几声“我们劳苦的弟兄，被压迫的同胞”来也异常亲热。

这些高等华人，我相信，要是开什么茶舞会来是用得到的。可是假使外国人竟然把他们当作是中国民族的代表时那却错了。老实说，要认识真正的“中国人”，他们须到苦力和农夫的群里去找，碰见了著作家或大学教授，他们一定要上当。所以，据我所知道，只有两位外国人是真能了解中国人的。一位是白克夫人，一位是罗素先生。罗素先生在他的一本书里曾经诚恳地对中国的农夫表示爱慕，并说他们乃是中国真正的代表。同样地，白克夫人的小说里的主人公王龙，便是典型的中国乡民，不论他们有什么错处，有什么苦状，他们始终是国家的生命。

几年前白克夫人曾为《中国评论周报》写过一篇文章，里面对中国的爱国青年有几句热烈的话：“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对你们致敬，可是我所致敬的并不是你们，也不是你们的大建筑，也不是你们的大计划。我是对你们的平常百姓，农夫、小车夫、店员、纺织人、大户人家的奴仆，深致敬礼。假使我是个爱国青年，我要把他们去炫耀在全世界人的面前。从他们里面，我看见过那样的勇敢，那样的仁爱，他们又是那样简单的去接受穷困的环境，他们对付一切的人事又是那样的诚实与真率，宇宙间再没有比他们更伟大的人类了。我要全世界人都能认识他们。对于我，中国的美，莫过于农家的土屋，小生意人忍受贫苦的精神，人力车夫的能耐。你们谁敢说这是可羞的！”

谁是真正的中国人，假使我们相信，罗素先生及白克夫人，那么，他们决不是上海的高堂华厦里喝着“鸡尾酒”的那般动物。

载第86期（1936年4月16日出版）

高等华人论

／章克标(1)／

自从洋人在中国得势以后，华人又被分为高等与下等二种，所以说又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士农工商优倡隶卒等等阶级的区别，而高等华人下等华人则为除此以外之另一种区别也。

高等华人不必一定是穿洋服的，但大概会说几句洋话，能和洋人礼让往来、相互交际。大都总到外国游历过，或留学过若干年，对于外洋的文物，有崇拜仰赞之心，一方面他们也不忘却自己是华人，对于中国固有之文化，也相当尊崇，意思是想熔冶中外于一炉的。懂礼貌、讲礼节，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爱面子、好虚文，也是由此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

中国一切事情的混乱糟糕，他们是很愤慨的，譬如土匪绑票共产党之类，他们是深恶而痛疾之，同时对于贪污残虐的官吏，他们也不快意。他们很有心思把社会改良，但缺少这种毅力和才能。对于公平的外人的言论，他们最佩服，中外合办的事业，少不得要他们参加的。

对于下等华人，他们有二种态度，一是悲悯，一是厌恶，这是和洋人一模一样的。他们认为下等华人是辱没了他们的体面，而且又不识抬举，所以厌恶；但要表示他们的博爱为怀，因之口头上又是悲悯的。对于一切事情，他们有一种超越的立场，超然地站在事件之外而作种种批评，结果他们的结论，是空空洞洞的。但他们的态度却很漂亮，许多洋人都欢喜他们，这一点是他们顶得意的。

他们是属于知识阶级的。知识阶级的通病，他们都不缺少，如夸大狂妄、能说不能行，以及缺少知识等。在生活上，他们当然是衣食无优，和苦力拉车这一辈下等华人是不同的，他们的享受，也和在华的洋人差不多，所以有高等之称，因洋人在中国的地位，自以为是高等的。

知识阶级通常不能成为一个阶级，而必附庸他一支配阶级之内，中国传统的知识阶级是受豢养于权门豪族的，而高等华人却可以看成附庸于洋人的势力之下。他们的行事说理，都带有些洋气，说明白一点便成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代辩人或竟是走狗。这是他们自己并不自觉得的，因为他们所受的教养如此，他们并不曾明白所做各事的意义。所以说他们是知识阶级而具有知识阶级的缺乏知识的通病。

他们一天到晚是很忙的，忙的又大都是无事忙。他们在社会上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与势力，贵显的官僚也莫可奈何他们，但他们也很自重，并不靠这一点而胡作妄为。因为这一点，所以当路的大官，也很借重，有时是勾成一气的。在这一种情形之下，政府定有是很聪敏的当局，而和洋人的国交也过得去。

所谓政府是统治人民的行政之府，那么对于人民是要行使治权的，所以有居高临下之势，这是高等华人对于下等华人的态度，因之两者可以相通，而和洽一致，国家即可太平。不过高等华人是遵奉洋人教训的为多，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时不能融洽，所以以前曾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幸而后来有人发现了其中的误会（这大概是一个高等华人中之杰出者），因之这种喊声近来没有了。但高等华人不一定要做官，他们自有其特殊之地位。所谓高等华人的意见，时常被中外人士在报纸杂志上引证，而十分加以重视，就可以见他们的地位之重要。

国家将与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他们是哪一种类呢？不，他们是时代的产物，外国人在中国的地位一日不衰落，他们的存在就是一日的延长。

四月甘日

载第16期（1933年5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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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岂凡”。

中国人（节选）

／孟十还(1)／

我所写的这几种人，是我们天天、时时，无论在乡村在城市都看见的大多数的中国人。如果说到五千年文化，这也应该就是五千年文化的最高作品，不料晚近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过激之徒，为破坏之举，幸有义士，执竿而起，挽狂澜于既倒，使中国人得做中国人。

生

他从产婆的十个血淋淋的手指落进一只不是过凉便是过热的水盆里，从此他便开始人生了。这产婆是个上了年纪的健壮的女人。如果他的嫩小的身子没有被她粗硬而莽撞的手所伤害，那是他福分。产婆不是隔壁二大妈，便是前街四婶婶，她这种工作是义务的，不过她知道一定有红蛋给她吃，过节还能收到一包四斤重面条的礼。

等他叫到喉咙哑，他才有奶吃，再叫，就在他嘴里插上一个小橡皮管儿。

他也许整天都向左睡，也许整天都斜睡，他的腿也许被东西压住了，所以他的肢体常会从这时候留下终身遗憾。

到他会爬了，自己会往什么方向移动了，他的大人便将他装进一只木桶里，在他手里塞一块硬烧饼，他就只好终天困在那个圆东西里啃，啃，他的肚子装成口袋形的大，筑下了胃病根源。

像黄发碧眼人种，乳儿坐在摇篮样的车里，被母亲推着走进公园这种滋味，他绝没有机会尝受。

家里若是雇有女仆的，他就变成女仆的孩子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是难得和母亲会见一面的。

到他能走能跑了，是他黄金的自由时代，他在烂泥里滚，在牝狗身上抓虱子，满身脏，父母不管他。

他若惹得父母生气了，他的头就做了刑场，母亲是习惯于打他这“脑袋”的。若是他再长大些，还得在灶君菩萨灵位之前跪两点钟。他从小就深深的留下怕鬼神的印象。

亲戚邻居有喜事丧事，他也有机会参加，并且给他戴上红结瓜皮帽，穿上小马褂，俨然一个小大人。

若生的是女孩，她的境遇当然不会更好，多半更恶劣些。

兴趣或嗜好

闲暇的时候，他只有去赌，姓张的想赢姓王的钱，姓王的也想赢姓张的钱，赢的不愿少得一文，输的满脸忿气，朋友因此变化敌。

他高兴看失火，看验尸，看人打架，看到热闹地方他站在旁边会叫好。

他高兴看女人，走在他后面，他不断的掉转头去，走在他前面，他追，若是两个男子同路，他们还一定评论她，说她身上香，臀部好。

他喜欢看京戏的《小放牛》，电影的《火烧红莲寺》，书里的《太上感应篇》、《啼笑姻缘》。

他喜欢看报纸上谋杀，强奸，“荒唐老画师”和“张宗昌应死在济南”这类新闻，德国陆军用纸板军器会操，在他认为是无聊的玩艺儿。

他喜欢偷看别人的信函，揭露别人的秘事。

他喜欢看别人的事业失败，看别人离婚，他想你事业失败一定因为你不“走运”，离婚一定女人嫌你穷，嫌你丑。

他喜欢推开别人先跳上电车，表示他的捷足。

他一天可以吸三十支纸烟，喝二十斤酒，五十壶浓茶，在茶馆坐八个钟头。凡是可吃的东西，他都喜欢，不管是否卫生。

他最喜欢睡觉。

观念

他虽穷，虽疯，也要结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父母生时他尽可骂他们，打他们，父母死后他印了几张讣闻，说“亲视含殓”、“泣血”，即不失为孝子。

他希望为人夫，为人父，因为夫对妻，父对子，有一切支配的权利；但他又有希望妻是富家女，带来一些钱，这样可以免了他负担的义务。

他守财如命，将钱积给子孙。子孙有了钱便坐吃山空，不求正业，谓之“承祖余荫”。

他口说“知足常乐”，心却“贪而无厌”。

他若做官，必不忘贪赃，“为官三日”，“一朝天子一朝臣”，人所尽知。

“莫谈国事”，谁做皇帝给谁进贡；“明哲保身”，冒险的事愚人才去干。

他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这是天理。”所以他对强者是屈服，忍耐，镇静；对弱者是欺侮，压迫。如果他本身不是个弱者，他早就试一试做世界的秦始皇的志愿。

隔壁失火，先搬自家东西；“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他的格言。

什么是“责任”、“进取”，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遇事敷衍，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什么是“效率”，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时间越长工作的数量越多。

他不知道国家有多大，东半球有几国，他只认识“同乡”，在他以为同乡会比国家还重要。

别人说那人不好，他就说那人坏，因为他信“孤掌难鸣”，不如“随众”。但有组织的团结他怕，他是个即兴主义者，受不了任何拘束，却能做间接的奴隶。

他重“说”不重“行”，即使他蓄妾，偷婢，他也攻击你谈性交是不道德的。

他有时是唯我的，有时是忘我的。

信仰

他没有什么中心信仰，可说他什么都信仰，什么都不信仰。他信仰佛教同时也信仰道教和耶稣教，他在佛像前会叩头，在教堂里会画十字。三教九流，他是样样参与的。

他信“真龙天子”才三岁，现在还养在农家。

病

他满腹装着绿色的痰，终生吐不尽。

不是这种病，便是那种病，他总有一种病。

他不信刀可以割去病，剖开肚子可以取出病，他说这：“靠不住”。草叶子熬树皮，萧山县王小姐的水才能治病。送鬼，跳神，便能收魂。病危者若在壮年，父母会给他娶过未婚妻，给他“冲喜”，这样造成的“少寡”，一年有几千几万。

死

生前做了坏事，死后只要儿女多烧纸，多找和尚念经，“阿弥陀佛”会感动“老天爷”饶恕了他的罪恶，将他的灵魂，引进“西天”之门的，每个人都相信他死后要升天的，天上是中国的殖民地。

载第5期（1932年11月16日出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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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孟斯根”。

脸与法治

／林语堂(1)／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莫为己甚。这虽然有几分知道天道好还，带点聪明的用意，到底是一种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脸太不平等，或有或无，有脸者固然快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而无脸者则未免要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所以据我们观察，中国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丢脸。脸一丢，法治自会实现，中国自会富强。譬如坐汽车，按照市章，常人只许开到三十五哩速度，部长贵人便须开到五十六十哩，才算有脸。万一轧死人，巡警走上来，贵人腰包掏出一张名片，优游而去，这时的脸便更涨大。倘是巡警不识好歹，硬不放走，贵人开口一骂，“不识你的老子”，喝叫车夫开行，于是脸更涨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动手把车夫扣留，贵人愤愤回去，电话一打警察局长，半小时内车夫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职，局长亲来诣府道歉，这时贵人的脸，真大的不可形容了。

新脸谱　肖虎画
（载第138期）

不过我有时觉得与有脸的人同车同舟同飞艇，颇有危险，不如与无脸的人同车同舟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丘八的脸太大，不听船中买办吩咐，一定要享在满载琉璜之厢房抽烟之荣耀。买办怕丘八问他，识得不识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将脸赏给丘八。后来结果，这只长江轮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其脸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烂之尸身。又如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也是脸面太大，硬要载运磅量过重之行李。机师“碍”于市长之“脸面”，也赏给他。由是飞机开行，不大肯平稳而上。市长又要给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脸，叫飞机在空中旋转几周，再行进京。不幸飞机一歪一斜，一颠一播，碰着船桅而跌下。听说市长结果保全一副脸，却失了一条腿。我想凡我国以为脸面足为乘飞机行李过重的抵保的同胞，都应该断腿失足而认为上天特别赏脸的侥幸。

其实与有脸的贵人同国，也一样如与他们同车同舟的危险，时觉有倾覆或沉没之虞。我国人得脸的方法很多。在不许吐痰之车上吐痰，在“勿走草地”之草地走走，用海军军舰运鸦片，被禁烟局长请大烟，都有相当的荣耀。但是这种到底不是有益社会的东西，简直可以不要。我国平民本来就没有什么脸可讲，还是请贵人自动丢丢罢，以促法治之实现，而跻国家于太平。

载第7期（1932年12月16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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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语”。

尾巴主义发凡

／郭沫若／

不肯做别人的尾巴，这似乎是中国的传统精神。战国时代已经有这样的谚语：“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小一点不要紧，小到做鸡的尖嘴巴都情愿；纵使是大，大到做牛的尾巴都是不冠冕的。在这儿不仅表明了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做尾巴，而且还愿意做嘴巴。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与封建社会而俱来。抱着这种思想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我看来，就是一些不上不下，非嘴非尾的所谓士大夫阶级。他们是“学而优则仕”的，毕生的希望在求进身之阶，总想往上爬，爬到替圣君贤相做嘴巴的地步，放着喉嗓替他们歌功颂德。

今天是要肃清封建思想的，这士大夫阶级不愿做尾巴的思想也应该肃清。士大夫阶级在今天应该掉过来做人民大众的尾巴。从前的“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在今天应该掉过来“宁为牛后，无为鸡口”。特别是“牛后”，这可具有着极新鲜的意义。牛是最好的一个人民的象征。我们要做牛尾巴，这就是说要为人民服务，跟着群众路线走，即使不能有多大的贡献，驱逐苍蝇的本领总是有的。这些意义，我感觉着表现得最为形象化。

其次，我们谁都明白：今天的统治势力是封建残余的最后回光反照。是非颠倒，美恶易位。因而，如果受了它的责骂，那正是我们对于人民立了大功；如果是受了它的褒奖，那正是我们对于人民犯了大罪。一切都应该从相反的意义上去认取价值。再具体一点说吧，譬如统治者的嘴巴爱骂某某是某某的尾巴，被骂者如果真有觉悟，他便可以知道他自己所走的路正异常的正确，正好引以为荣。但有好些却不是这样想，他们听了被人骂为尾巴，便竭力用口舌和行动来表明自己确是嘴巴。这样便已经是上了当了。你不高兴做人民的尾巴吗？那正是统治者所希望的东西。

因此，我今天要大声地喊出：不要怕做尾巴！这，在我认为，对于目前的知识分子不失为一种对症的良药。不要再蒙着头脑妄想往上升，而是要放下决心往下爬。不要插上鹭鸶毛妄想当无兵司令，而是应该穿上草鞋替工农大众做一名小卒。打倒领袖欲望，建立尾巴主义！把一切妄自尊大，自私自利，上谄下骄的恶劣根性连根拔掉吧，心安理得地做一条人民大众的尾巴或这尾巴上的光荣的尾。

尾巴主义万岁！

载《野草文丛7·天下大变》（1948年1月出版）

中国人与蛋

／力欧符／

在我们贵国，一个小孩子生下地来，总不免大送“红鸡蛋”；因之，他乃终生与“蛋”有缘。幸欤不幸，非我所得而知矣。虽然，此文不可不作！

当小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必定是调皮淘气的，其爸爸乃骂之曰“小忘八蛋！”无间昼夜，莫不云然。

稍长，读于中学，偶或于集会中发言，必遭鸣鼓之攻，遂背负起“坏蛋”之恶名矣。

或家有资财，值数千元，得备员大学，益被指摘：“斯人也，专门捣蛋！”

四年之徒刑期满，跌落社会当中，不为工农，不做兵士。好容易觅得出路一条：

经商，则硬着鸡皮，管他掷下的蛋儿炸也不炸！

从政，则不问蛋黄蛋白，一概勇于掏挖，非至弄破这脆弱的蛋壳，啜尽那滋养的蛋清，决不甘休！

留学，则论文洋洋，大卖其中国臭皮蛋。

习绘，则日也月也，无不变成了油煎荷包蛋。

唱戏，则师法梅博士，专唱青衣花蛋。

统军，则恐怕又只会枕戈待蛋。

年纪轻，不免时刻要吃吃醋溜蛋。

遇国难，则飞机下蛋。

出赌场，则成穷光蛋。

老成些，没一件事体不弄个大糟蛋！

他底做人哲学，却是力求圆滑，揣摩着如何才可以形成一只琉璃蛋。

万一不幸而一旦只有七面玲珑，则干脆一句话：老子告诉你，赶快滚你妈的蛋！

于是告老还乡，隐居租界，死命要当守财奴，生怕风吹鸭蛋壳。

呜呼！但愿我们贵国今后贤明的父母亲，生男育女千祈莫送红鸡蛋！

除夕前二百四十小时，南京

语堂按：“坏蛋”之名，实非中国所专有，英文亦有“badegg”一同词义。惟其他蛋确乎未见西文，吾读英文廿年，尚未闻有“You little forget eight egg”或“Pillow spear waiting egg”也。

载第14期（1933年4月1日出版）

论“没有法子”

／王任叔(1)／

说起来又是算旧账，好在算我自己的，大概也没有什么。

东京“十三事件”还没有发生，我是住在早稻田一位寡妇的货间里，也不知是那寡妇挡了驾，或者我竟失落在日本警察的视线之外，住在那里三个月，可没有像住在别处一样“三日两头”的来拜访你。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是最安心不过的。因之，我很沉醉于细细地读报的生活。

离了故国，也就更放怀不了故国，这心境大概谁都有的。所以一切的病里面，怀乡病该是顶顶美妙的。我不大理解病卧医院中之跟漂亮的看妇谈恋爱的那种风情与趣味，但酽酽的如同微微陶醉似的对于祖国的温热的眷念，却是顶顶叫人奈何不得的。

每天展开报纸，首先注意的便是那有关于支那的新闻和论文。时过境迁，记忆全成白纸，我也无法来收拾彼时的心境。可是有一件事却使我不能忘掉，那就是彼邦人士对于中国的一句口头语的讥讽。

大概是新居格吧，游了北平——那时是称做北京的——一趟回去，就在《读卖新闻》文艺版上发表他旅行的感想。他仿佛用科仑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口气，说明中国人“没法子”，这句话的广泛的流行，实在是很可吃惊的。照彼邦文字，应该写做“仕方（Sikatanai）”的，可是他却照中国原字写上，以示郑重。他指出这是中国民族性的特征。我对于这种说法，当时颇感到愤怒。所谓开明的自由主义者，也还是军部的策士。

但我也不是毫无理由。未进早稻田以前，我住在市外西获洼。这离井之头不远的小村镇，大概很少异国人的足迹，于是人们都把我们当作动物园里的珍兽，颇有另眼相看的情形。连一家买冰店的“子供”，也常常跟我们来玩了。不知是受的什么教育，一谈总谈到东三省的富庶与丰饶。“将来，我们也到那边去过活”。展开地图来看时，居然也和日本国土为同一颜色。这对于我的侮辱，实在驾任何侮辱而上之；然而为了这孩子的家境的困穷，我却又为他的受愚而怜悯。在这一种悲愤的记忆下，读了新居格这论“没法子”的文章，我是不能“废书三叹”就可完了的。在中东路事件发生以后，十月三日的早晨，一个钟里，东京市内市外的中国留学生，被检举者达六七十人之多，于是我更憎恨这不很有理性的国家，觉得专为自己的修业而滞留在这国家里，是我的耻辱，我要看看我的祖国到底有没有法子，我回国了。

祖国有它的光明与黑暗，我确实见到祖国的有法子的一面，而且，我虽困难，也时时在寻求法子。然而，没法子之为“国叹”，正和“他妈的”之为“国骂”一样。我们也无所用其掩饰。虽然用语略有不同，或曰“没有办法”，或曰“有啥法想”。但总之是表现“日暮途穷”之态，盖亦有其所由来。古之人，“日暮途穷”据说作兴哭的。阮籍泣途穷，已成为名典故，不必再介绍了。便是猛鸷如项羽，兵困垓下，也还叹息于“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自以为对自己的命运尽足了力。然而“豁达大度”的汉高祖及其臣下，却处处从没办法中想办法，便是太公捉去被烹，尚欲“分我杯羹”，能动心忍性于前，就能打出一条血路于后。从“没法子”而到“有法子”，也还得归功于残酷的斗争吧。打狗索性打它个死，这里我又要涉笔到汪精卫了，真正是一条“没法子”的软虫！

中国社会实在也是压迫重重。外有帝国主义，内有皇帝老子、封建军阀、官僚士大夫、买办地主……这一切压迫，全都落在挑粪桶的农民身上。（之后，自然有工人来分担。）这真是一担过重的粪。今天加了这一种税，明天又有那一种捐，送租之外还须送鸡，种田之外又有征役，便是老婆被地主占去当小，女儿被公子强迫成奸，也还是眼开口白，摇摇头说：“没法子。”士大夫听命于官僚，官僚又听命于枪杆，凡有所见，也不该自作主张，“等因”而后“奉此”，“等因”未下，“此”亦难“奉”，若有进言，聊加改革，也还只能说“没有法子”。被压迫者如此，被压迫的压迫者又如彼，所以专制世代，皇帝就成圣口。万民的命运，全系于圣口的一言两语。而历代皇帝，大都昏庸，也未必真有办法。在下既须“马首是瞻”，在上又无“回天之力”，积习相沿，“没法子”也就不冀而走了。

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难愚，却还能于“由之”不得其道之时，略示反抗。国骂“他妈的”的流行，决不是无因的。自“没法子”而到“他妈的”，这已并非偶然了。

“没法子”的奇迹，虽于“九·一八”以前，已为彼邦人士所发现，且于是而断定中国终于将被征服。因为这边既是坐困于“没法子”，那边自然只要“略施一计”好了。“计”者亦“法子”也。以“没法子”当“有法子”，其败也必矣。“九·一八”一试，果然“言不虚传”，唾手而得四省土地。但四省义军终于也“他妈的”干了起来，一直干到现在，越来越有法子。这是日本文士以及军阀所万万想不到的。

六七年来，中国是在没法子中寻法子。英明的政治家，提出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居然有了最最正确的法子了。“七·七”事变，全国人民抓住这法宝，一直跟日本军阀打了一年六个月，从“大法子”中想出“小法子”，用“小法子”来帮助“大法子”的成功。而一贯以“他妈的”的精神，每个人民将知道命运本握在自己的手里，只有坚实自己，才能决定自己！彷徨慌张以接受别人的“法子”为“法子”的卖国叛徒，也给一脚踢出于国门之外。“杀了他！杀了他！”的呼声，已经普遍于全国角角落落，我以是知道中国终于有法子了。如其再能让我到东邻去住，我将听到他们满街满弄的“仕方”吧。

载《鲁迅风》第3期（1939年1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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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巴人”。

检查琐谈

／周黎庵(1)／

人是制造历史的，但却又不愿历史真实，于是产生了检查制度。这结果是好的，使读的人觉得十全十美，一些也不会感到愤怒丑恶。不过这么的手续总要对于读者保守秘密才好。

要是不然呢，这就很难不令读者悲哀了，例如读史，看到尧圣舜武的熙朝盛世，心里自然是温存的。但一想到那时代的另一方面，也许会有桀纣的事迹，然而不见了，那准是遮掩在检查官朱笔之下的。要是有这样的情境，除非是瞆瞆的人物，他还是囫囵的吞下去，甜蜜蜜的嚼了一嘴，然后床上一躺，呼呼就去寻熙朝的好梦。但在贤明的读者，则决计不肯安分守己受检查官们的骗，他一定要设法翻寻稗史野乘去捉出一条臭蛆来的，这才安心。

这一捉，就拗断了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统，只要相信进化论，就不敢相信几千年前有这许多圣贤式的酋长，于是给他们之所以圣贤一个解释，就是检查制度所造成的功绩。所以后世之想效法尧、舜、禹、汤、文、武者，大都就知道采用这个法子。而尧舜之流是否是生而圣贤呢，抑或他们手下的检查官吏替他们造成？这却年代悠远，恕没有一位考据大师能给我们后人一个答复了。

到现在，虽然写“哲学史”甚至于“算学史”都很风行，但毕竟还没有人敢写一部“检查史”的，因为这太难了，难得像重写一部人类的历史一样。

但事实却是明显的，人类历史的旁边，正配合着一部检查史。而且这史内的法律，是以上检下，以强检弱，古时候用刀，现世界用笔。数片木屑，几行朱墨，就替在上者和强者立下万世永昌之基了。

可惜的是，检查官们虽然练就一只善嗅的鼻子，但却天赋予不很健全的头脑。在帝俄时代常常上几位大文豪的当。在中国，鲁迅先生的文字被检查去还是最少（根据《花边文学》序言），这也是每一个暴君和军阀都不能成为尧舜和关岳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检下，以强检弱”，是当然的，但也有例外，譬如名为分庭抗礼的“友邦”，有时对于别一国的东西也要经过检查官刀笔的。有人说是胡闹，然而并不，因为“友邦”仅是名义而已，实际还是“以上检下，以强检弱”，一些也不胡闹。

经过一检查，无论是自己或是第三者看看都是好的，例如本来是要讲军事的，现在只剩下一些经济和文化了。不过不巧的是经济既并不振作，文化也关在牢狱里，人家所企盼的还是军事，然而军事不见了，但也用不着找出来补上，因为大家都已知道：“友邦”的关系并不建筑在经济和文化上，而是在军事上的。

军事为什么不见了呢，原因是过去了，人家在内战的时候，那是竭力帮助的，甚至不惜把国防军的灵魂都肯屈尊借给供四次五次“围剿”之用，一杀就是几十万生灵。但一到了变成外战，就赶紧连三四等人才都予召回，再下作一些或许就是召来供另一“友邦”之用。这就是等于“军事绝交”，故剩下来的，不得不只是些不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了。

历史上有一些人物，就是用检查制度成就他们的圣贤地位的，现代的希特勒元首，不独想靠此来维系国内的声誉，而且还想把世界的舆论统制起来，世界真好像会缩成一个国家那么小，而神圣罗马皇帝又出现于二十世纪的欧洲了。

当希特勒的前辈威廉大皇帝穷凶极恶高呼“黄祸，黄祸！”的时候，谁能料得到第一个“黄祸”已经向他们的后人称兄道弟，而另一个“黄祸”却乖乖的连“国书”都送经检查的呢？

这就很令人想起唐朝的“李谪仙草沼吓蛮荒”那些故事来。原来连“国书”也不能随便打话的，那是作为附庸国家的绝大悲哀。

而黄脸的子民，却在历史和事实上都不高兴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朝贡的，无论是私人和国家，都该保持一些傲气。

清代的乾隆，做了六十年皇帝，居然不忍打破他祖太爷玄烨的纪录而逊位了，于是自号“十全老人”，富、贵、寿、考、多子、多孙、文化、武备等等，是谓十全，详载当时一般翰林院老爷的纪功碑铭中，实在也很可超越尧舜而上之了。希特勒元首现在秉政还不过五六年，已有了那么的成绩，要是他赶快结婚，“豪骚”养儿子，则六十年后，“十全老人”的称呼，是不必顾虑的。但可虑的是，乾隆逊位后不过四年，他的儿子嘉庆大爷已把他的唯一能臣和珅杀掉抄了家。虽然扭扭捏捏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不忍干父之蛊”，而一大片抄家单和罪状已赫然公布于圣谕，并不经过“高宗纯皇帝”的检查了。

希特勒元首手下的唯一能臣戈林航空大将，连他的肖像也已经法院推事的估价，竟值到“三十马克至五十马克”之巨，以后如德意志国内尚有不翻印戈大将的照片而私铸马克的匪徒，那真是混蛋，糊涂透了顶的。

这正是一件未经检查官刀笔的事实，也许就是希特勒元首将来不能“十全”的原因吧！

人是制造历史，却又不愿历史真实，于是产生了检查制度。暴君军阀，都想把自己化成尧、舜、禹、汤、文、武，然而又没有他们那样的周密，随处可以露出马脚来，这或许就是古今人之不相及之处吧！然则这一招真也大可省省的乎？

十二月二＋二日

载《鲁迅风》第1期（1939年1月1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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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吉力”。

chapter 9　战士与乏虫

烈士与战士

／王任叔(1)／

十几年前，偶翻《民权素》，见邹容所作黄花岗诗云：

七十二烈士，骨葬黄花岗，
黄花开灿烂，英雄骨亦芳。

稍一过口，便即成诵。这固然由于诗节铿锵，含意浅出深入，易于记忆；然烈士遗风，弥足感人，要非无故。

一九二七年初春，我在广州，名义是留守后方。书生虽著戎装，手头依然笔杆。故为不失本色起见，总是上茶室品茗，到郊外探胜；革命革得这样清闲，也可说“叹观止焉”了。

但以是我得剩暇一到黄花岗，不敢说是“凭吊烈士”，不过于探胜之余，聊寄孺慕之情而已。不有先人的血，何有今人的生。七十二烈士的精神，我实见之于北伐时英勇的革命军人。

然而我的隐忧是有的。在胡适的题没字碑的诗里，我记得有这样的两句：

……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他们的行动，炸弹！炸弹！炸弹！

这喊声，听来自然是响亮的。但仅知道“干”，而没有“干”的内容，仅知道用“炸弹”，而不求炸弹以外的实质，到头来依然还是个空。要做为一个烈士，先得是个战士，“干”以外知道“所以干”、“为谁干”、“干些什么”，“炸弹”以外知道“主义的实施”、“政策的推行”，然后能成其伟大，而使天下后世景仰无穷。否则，“一将成功万骨枯”，这人间的悲惨，是不可以语言形容的。

然而今之所论，则又不然，七十二烈士以血肉创开道路，中山先生以毕生的精力为之继成，这生命的洪流是一贯的。我们之所以继承先烈者，亦惟有仰体遗志，既沉着，又勇敢，不避牺牲，毋忘建设，使灿烂黄花，永为自由幸福之象征，则英雄之骨，自亦芬芳万世了。

载《鲁迅风》第11期（1939年3月29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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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白屋”。

论时局

／聂绀弩(1)／

一只鸟在这边山腰的高树上叫：“啾啾！”另外一只在那边山腰的高树上照样叫：“啾啾！”这边的鸟叫：“啾啾啾！”那边也同样：“啾啾啾！”从这边山腰到那边山腰，要经过一个低的山谷，山势险峻，山路崎岖而蜿蜒，相隔不下十里；但山腰与山腰的参差的树列，隔谷相望，却宛如邻舍，要是有一道长桥凌空而过，恐怕不过一二百步，这一二百步的距离，在鸟们看来，尤其密迩，一呼一应，竟似田夫野老隔陇絮谈。鸟声清脆而悠远，好像还有回声在山谷间回旋。然而山谷间鸟声正多：斑鸠、竹雀、黄莺、啄木鸟，以及许多不知名的鸟声。喜鹊像长舌妇，三五相聚，说短道长，不知休止。老鸦哑哑成群，毫无忌惮；声音并不悦耳，然山谷间却阒无居人，偶然有一两个过客暂时逗留，而势孤力单，也没有谁敢以声色相报；纵有，而彼此相隔太远，力不能及，也无可奈何！一时群鸟争鸣，或远或近，或高或低，烦嚣而庞杂；蝉虫之类，又戛然参凑其间，更显得十分热闹。

山路旁边有一座古坟，约有五六尺高；坟顶及其周围，杂草和灌木恣生怒长，与山陵同为葱茏色。一朵喇叭花，本在这山野土生土长，却搽胭抹粉，刻意摹仿城里的贵妇或贱妇的打扮，谁知越学却越显得村俗；拥挤于众卉之中，常为众卉所挪弄；但她究竟是山谷间少有的姿色，故搔首弄姿，顾影自怜，并不为舆论所左右。这古坟既为草木所盘据，已不可辨识；其所以使人能看出它是什么，则靠坟前丈把高的石碑，而石碑自己也太衰老，头顶脱落，凹凸倾斜，与其它边缘部分，同如地图上屈曲的海岸线。寸多厚或干或湿，或黑或白的鸟粪掩盖头上，好像是它戴的帽子。身上久为风雨侵蚀，鲜苔斑烂；又有蜗牛之类留下纵横的脚印，若青若紫，若灰若黄，但都暗淡得没有一点清新的味儿。这副模样，不免令人想到：穷苦儿童或老年乞丐，积年累月的尘垢裹在身上，疥疮脓泡时发时好，脓水的痕迹，抓搔过的爪印，都清楚可见；惟原有肤色则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就消失到哪里去了！至于碑上字迹，不但为风雨所蚀，苔痕所掩，而高树的浓阴，使它的面目在这白天里也显得有些阴森，以致难于觅认。

我翻过南山而来，将要翻过北山而去。在这样的山谷中上上下下，已忘记若干时日。我的身体不算不强健，也不是不会走路，但最怕爬山。在上山的路上走得一两百步，就心跳气喘，面红耳赤，浑身汗水淋漓，两腿像各绑着一块磨石，拖也拖不动。但山不会因我的困苦而减低，路也不会因此而缩短；走了一步，还有无数步；上了一级，还有无数级；越走越远，越上越高，几乎疑心要走到天上去了！抬头一望，几丈远以外的路，不知隐没在什么地方；心里想，走完这段路，总该快到山顶；及至到了那地方，却有更长更峭的山坡，一道梯子似地竖在面前！眼看到一个山凹就在面前，空狭的山路正从那坳处蜿蜒过去，以为那边一定是下山路了；但是越走那山凹越是不见，反而一架先前不曾看见过的新山，突然从斜刺里闪出来挡住去路！好容易走完了南山的上坡，只差几步就是真正的下坡路了；满怀热望：这回可该在下坡之后，让我走几里平坦大道吧！及至走到高处，向下一望：哦！我几乎晕过去了！原来这边是一个深谷，四面都是重重叠叠的高山，只有一条小路或隐或现，弯弯曲曲地通到对面山上，那山，显然是跟刚才上完的这架山，至少，同样地高而且陡！我马上想到：曹孟德从赤壁大败而逃，路上受了无数的惊险，逃出的人马已被屡次的埋伏杀得七零八落，走到华容道上，正在庆幸脱了虎口的时候，谁知一声炮响，面前却闪出手执青龙偃月的关云长和五百校刀手来！我口里不禁暗暗叫道：“这回可真完了！”

我觉得整个山都活动起来了，而且正似乎在打着摆子，浑身因为奇冷而不住地抖索。烈日当空，蓝天和白云也发着炫耀的光，好像那光是它们自己发出来的。我觉得它们都似乎发着昏眩，有点摇摇晃晃，使我立不住脚。该死的路，真是他妈的狭促鬼，故意和一个疲惫的旅行人开玩笑：自己在太阳底下晒得火样滚了，专门烫人的脚，难道不知道我的草鞋穿了么！一道看不出的树根，无缘无故门坎似地横在路当中，使我的脚踢在上面，几乎绊了一跤！石头缝里，尽是一块块的青苔，在这样热的天气里，竟然湿滋滋的，一踏就是一滑；小石子们更是不跟人合作，一踏到它们，就骨碌骨碌地滚下山去，恨不得也把我一齐带走；路边的树都伸出胳膊来想挡住我的去路，刺条又以为我是一条鱼，从空钓下，几乎把我钓去了！……世上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山呢？山路为什么又这么难走？人生为什么总难免上山下山？人类在山路上上下下了千年万年，为什么还没有把它一齐改成坦道呢？——我一面踢踢碰碰，一面怨天尤人，带着在浑身倾泻的汗水和两脚的水泡，如醉如痴地走下了山，一碰到古坟边的树列，就什么也不管，坐在坟边，并且立刻颓然倒在草茵上了！

“起来，赶路的人！”我自己喊我自己。我知道我应该走，我知道走完了这些山路就平坦了，我知道如果不走，将永困于这万山之中；然而我也知道这样的山，在我的路上，会还多得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走完！而它又使我如此地疲乏，使我如此屡次失望，把我的身体和感情都折磨够了！恕我狭隘，恕我感情冲动，我恨这些山，诅咒这些山！我要在群山之前高歌：

“轰！轰！轰！……”

载新三号（194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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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绀弩。

岁寒漫笔

／金性尧(1)／

抗战到了现在，凡是肯诚挚坚决援助中国的友人，我们是无不感铭而且讴颂的。而双方的外交态度，也日益的在走向著明朗与坦白的途径。例如苏联之于中国，虽然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诬蔑与猜忌，但横在眼前的事实，终于证明了倘要保障彼此的切身利益，以及实践反抗侵略拱卫国土的任务，就非站在同一战线上不可。

然而使我们遗憾的是，对于曾经侮辱与正在侮辱中国的帮凶们，却还是抱著暖昧与徘徊的态度。大官如汪精卫，论客如樊仲云，就可算是很显明的代表。而尤其使人感到恶劣的，则即是所谓“我们不必树敌”呀，“不必多招怨”呀一类的论调。因为这样的一来，仿佛将中国的反抗法西斯帮凶的行动或议论，反而成了我们是在无故的“树敌”，无故的“招怨”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如其要洗偿法西斯的血账，那末，这便是在“树敌”，在“招怨”，甚至于是在“增加政府的困难”。这样，因果一经颠倒，是非也就混淆。然而中国还配称什么“爱好和平”的民族么？

“忠厚是无用的别名”，这不失为一句洞察世情的金言。不过，倘是一个向来就讲忠恕，谈宽容，对任何人都主张“拉拢”的，则他的反对报复，我们还不妨予以谅解，但如果对甲是如此，而对乙却是极尽刻薄阴险，为了个人的嫌隙而搬弄手段以逞一快的人，那我们对于他的谈容忍、主“拉拢”的心地，也实在无法“容忍”，而且不堪想象的。不幸而眼前的许多主张亲德联意的“正人君子”，就有类似的居心。譬如以汪先生而论，他不止一次的向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送著“秋波”：“我们必须竭力阻其加入敌方之营垒”。但他在今年孙总理逝世纪念会中的报告，却又大声疾呼地说到“团结一致”的时候，在“其作用为化合的而非混合的”字面上大做其“纤回曲折”的功夫了。

希特勒的并吞奥国，侵占捷克，宣赞日本，排除犹太，自执政至于现在，没有一天不以黩武的面目出现。然而《大公报》的社论却“还可以说是在统一民族收复失地的范围”。不错，“休管他人瓦上霜”，但“雪”一“扫”到自家门前又怎样呢？曰：“再退一步，即对于袒助侵略者的国家，倘非直接帮凶，我们也当然力避恶化。”“满洲国”被承认了，军事同盟成立了，陶德曼先生归去了，军事顾问召回了，还要怎样才算是“直接帮凶”呢？难道一定非在“敌方之营垒”中发现了德国军队不可吗？但我们却依稀的看到法西斯的子弹，射进了我们战士的心坎！

而中国的驻德大使陈介，经过了几次的留难与轻蔑之后，终于向希特勒呈递国书了。我们记得当德国对陈氏一再拖延，不够“明快”地来“维持中德关系”之际，国府曾经有“召回”的表示，时论曾经有激昂的反感，然消息传来，彼此已经“莫逆于心”了，大家也以欣然或默然置之。大概也真的可以“力避恶化”了吧？但其实是未必能够这样乐观的，以中德在抗战之前的友谊，尚且会弄到这样的地步，则眼前的“中德关系”，恐怕更无法能够“美化”到怎样程度的。这是说，对于法西斯，我们决不能有如何廉价的幻想或期待，何况事实又是胜于雄辩的呢！

人们往往有著这样的劣根性：倘先前所受的压迫或耻辱是十分，而一旦将它减少二分，略形“解放”之时，则他就会沾沾自喜地得意起来，或者逢人夸耀，或者乘此“鸣鞭”，但结果是连正在受著的八分的压迫或耻辱也忘记干净了，但统治者却从此可以安心地奴役下去了。这劣根性如永不消除，则奴隶的命运也永难摔脱的。

十二月廿二日深夜

载《鲁迅风》第1期（1939年1月1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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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文载道”。

“鸿毛论”辨微

／孔另境(1)／

将生命譬之鸿毛的未必定是慷慨侠士，将生命比重泰山的也不必就是贪惜蚁命之流。舍生而取义，舆论传为美德，但倘能不必舍生而全其义的，站在社会的价值上说应该较为更高，所以关键不在鸿毛与泰山之间，而在一个人的任务之必须完成。

前线战士，为正义而搏斗，视死如归，已置生死于度外，其行为之悲壮热烈，是值得社会的奖饰和夸耀，然而我们要是仅仅夸奖光荣的死，而遗忘了鼓励胜利的生存，流风所被，历史诚已光辉，现实却终无补。中国一向多咏叹烈士节妇，少见有赞赏成功的英雄或失败的斗士，这正足证明中国人对于生命的价值未尝明澈理解，在目前，已到了非纠正不可的时候。

抗战以还，在前线伤亡的战士无虑百万，这些可歌可泣的事实，在将来编抗战史的时候自然值得大书特书，然而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这无数次的英勇血斗里边，并非全部都是成仁的烈士，也有溅满了血腥仍旧健活归来的英雄，也有完成了任务作战略的退却的斗士，这些从无数次战斗过来的孑遗，其生存的价值实较光荣的战死者为大，他们从血斗中获得的经验，正是一切后继者的指南针。我们要完成最后的胜利，就得尊贵这些后死者。

有人以为在临阵决斗的时候，应视生命轻于鸿毛，其实并非确见。所谓勇敢者应作为不怕死且重视死的人，一个斗士的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动力，无论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轻视死的必要。倘谓在临阵时应视生命为鸿毛，则一切防御工程都成了浪费，我们也何必再讲究那些作战的技术。战斗的原则是致敌人于死地而自己生存，要是先存着一个两亡的决心者战斗，我以为至少不是战斗的最高理想。

倘使我上边的意见不算不对，则“鸿毛论”显然成了放弃职责的观念。我们平常所谓“拼死”，乃是以自己的死去交换人家的死，然而倘使对方先给自己致死而自己尚未死的时候，自然大可不必继之而自杀的，因为在“拼”的观念成立的时候，大致对方的力量强于自己，无法轻易致之于死，因而只好以自己的生命去交换对方生命的无可奈何的决心，大致都是从力量较弱的方面喊出来的，这决心自然值得我们崇敬，但这决心的存在并不等于轻视了自己的生命，即使在斗争的俄顷，我们仍得要把握这一点观念，否则其死的价值就等于自杀了。

成仁易耳，成功则难，愿世之斗士把生命比重泰山吧！

载《鲁迅风》第2期（1939年1月18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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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东方曦”。

战士与乏虫

／王任叔(1)／

战士与乏虫，显然是两种动物。然而在乏虫的眼里，战士也不过是乏虫而已。

大鹏背若泰山，冀若垂天之云，飞腾直上，达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图适南冥，斥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于是大鹏之飞腾为“无谓”，而斥飞翔于蓬蒿之间为有“实际”。乏虫以乏虫视战士，正复如此。——不为理想，但求饮啄，以饮啄笑理想，世固多有。

战士为求理想，但不忘饮啄——见其大，亦不遗其小。故欲图南冥，必先起于天池。而乏虫却以小易大——造作蜚语以自大。“井蛙小天，夏虫语寒”，毕竟还是个虫类。

然而乏虫犹有说焉：“战士之所以为战士，无非欲率领群伦，南面而王。——领袖欲作祟耳。”

战士不必为领袖，但战士亦无妨于为领袖。衣之提挈，必在领袖。领袖必附于衣，然衣之为用不在衣。衣非人身，其用不显。衣之于人身，职在护暖；故人身第一，衣与领袖次之。以领袖为光荣，而忘却护暖之为用，是则舍本逐末，葬送自己！

领袖之功绩，寄托于事业，而事业不归于个人所有，故战士无妨于为领袖。然若以个人之事业为事业，则必巧取豪夺，相互搏击，非至两败俱伤不可。似此貌若领袖之独夫，虽能荣耀于一时，终必倒败于万世。故战士不必为领袖。

而乏虫则以战士与独夫等观。蓝眼镜所见者蓝色，处处以己衡人。则人为己之扩大，个人主义的私生子，貌似“超世”，而实不能“超己”，独夫为乏虫之放大照相。有其“乏”亦有其“狠”，同为个人主义私生子。

然乏虫虽“险”与“狠”，却故示“宽大”，惟战士为不避“残忍”，不有断臂绝腿，医生无以治巨创。医生以“残忍”完成大爱，以是见医生之伟大。动心忍性，战士亦所以求事业之成全。而乏虫则反是，未见生命，只见腿臂。腿臂宜存，生命不必置问。曰：“求其形骸之完好也。”然命之不存，形骸何在？朽腐之余，蛆虫百出。乏虫其以此蛆虫引为同志乎？

战士不求珠玉，但求米粟。米粟虽粗杂而其用广。人得米粟而生，百政以举，世业以宏，而人类的历史，将放灿烂的光辉。乏虫以珠玉而耀众，谓为“名山事业”，然不过“墓中骸骨”！

我以是知乏虫者，乃小趣味的蠕蠕动物也，不足计数！

载《鲁迅风》第12期（1939年4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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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羿矢”。

智勇辨

／孔另境(1)／

“中国士兵的战斗，勇则有余，智则不足。”这是某西人视察战地归来的评语。这句话听去原极平常，然而却包含着现代战争的真理。

战争并非目的，只是手段，毁灭敌人的生命，即所以消耗敌人的抵抗力，等到对方无力抵抗这边绝对优势的压力的时候，战争才算完结，胜负于是分明。在战斗尚在进行的期间，双方都以减少牺牲为第一职责。这爱惜生命并不是什么人道或良心，却是为了争取胜利。一切防御工程无非为着减轻自己的牺牲，一切战术和计谋无非要使对方多多牺牲。现代的战争既不是单纯的体力搏角，故仅凭“勇”就不足以致敌人于死命，更要紧的却是“智”。战事以还，中国的士气不可谓不盛，然何以敌胜我负，其间以战术的关系尤占重要。

上次我对一般主张战士应将生命譬于鸿毛者略有辨正，也无非促使一个战士于勇之外再讲求一点智，希望一般论客不要徒鼓励人家去英勇的战死，同时应要求一个战士英勇的生存，成仁的烈士固可风，而溅满了血腥仍旧健活归来的英雄更值得嘉饰，原意明明白白，毫无曲解的余地。

这次有人提出异议，实是无谓的。一个战士的重要关键是在完成自己所负的任务，能以一死而毕竟自己的任务是光荣，但倘能不死而同样成功了岂非更值得么？要点是任务，不是个人的生命，倘撇却了这个大前提而斤斤于较量“泰山”“鸿毛”之间，这种人已无战士的脑筋了，是不是“乏虫”大可不必再加以论列的。

中国已把握了最后胜利的前途，但现在却尚有一段艰苦的距离，如何去跨越这段距离呢？我以为重要的是要靠战士们的血。这些血要仅是成仁烈士的血我怕是不够的，更应该渗入许许多多战士们创伤中流出的鲜血才成！理由很简单：我们要战斗中的经验。这就是某西人所说的“智”，而这些“智”决非仅靠司令们在地图上划得出来的，它是存在在那些重上前线的“荣誉队”的头脑中，这批才是真正的“活宝”，值得一切为祖国的生存而热烈赞扬岂是多余的么？

世有以一死报国的愚忠，倘谓这才值得褒扬的，我不知人类文明究何能进化到现在？我得重复前次所说的一句话：

所谓勇敢者应作为不怕死且重视死的人，一个斗士的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动力，无论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轻视死的必要！

载《鲁迅风》第11期（1939年3月29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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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东方曦”。

症结所在

／不平／

八月十二的《中美日报》，用皇皇大题，登载了所谓业经“落水”过的徐则骧离沪消息。题目极为动人，且寓春秋笔法，是不可以不抄：

为了民族与国家
徐则骧悄然离沪
抵港飞渝向中央有所陈述
悬崖勒马愿大家革面洗心

还加横额一个曰：“江干泣别动人心魄。”我看，这一页记载，是应该由徐“氏”家族剪留下来，以备修家谱时候用的。

那新闻叙徐“氏”来历、“勋业”、“靠山”，以至于“落水”，都非常详细，其中有一节云：

自汪精卫谬主屈服求和而后，即遣其爪牙周佛海辈活跃于上海教育界，竭力拉拢教育界有力分子，组织所谓“教育委员会”，徐遂又为其拉拢目标之一，当以环境所迫威胁过烈，不能不虚与委蛇，确曾与周某张某等同时“落水”，出任所谓“教育委员会委员”，月支津贴三百元，但徐之本心，绝不在此，实欲待机脱离牢笼也。

徐自出任所谓“教育委员”后，即径电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氏，陈述其素志与其不得已之苦衷，而症结所在，无非为离沪旅费及后方出路问题，潘氏以徐既效忠中央，未违初衷，自应力予救济，遂由渝汇款来沪，促其迅即离沪，徐离沪之志遂决……徐与娇妻子女话别时，曾相互拥抱痛哭，凄惨情状，笔难缕述，盖为民族与国家，一旦抛弃其挚爱之家庭而独自远适他乡，触景生情，英雄气短，悲从中来。惟徐于饮泣声中，犹托家人寄语“落水”亲友，愿各悬崖勒马，革面洗心云。

这也可谓“浊世李陵”，不可多得了。然而一方面既有“月支三百元津贴”，一方面又有“由渝汇款来沪”，双笔进账，这真何乐而不为。

然而大有理由：“不得不虚与委蛇”，“而症结所在，无非为离沪旅费及后方出路问题”。旅费是钱财，出路是位置。说穿来，还是为的“做官”“发财”，没有机会。要没有机会怎么办呢？我首先“落水”给你看。“落水”便身价百倍，遂“由渝汇款来沪”。那真叫人非“落水”不可了？

国家政事，据先哲的话，是贵在养民，而不在养官。现在则应是急于救民，而不在救“官”。然而不然，还得“养官”，还得“救官”。官官相护，何中国官僚之如此其多？看来还是所谓潘公展者玩的把戏，政府是决不会要这种软骨虫的。“官”而养“僚”，培植一己势力，“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倒真是中国抗战的“症结所在”了。

有友自内地来，谓平江新四军办事处主任徐某，有被杨森派兵逮捕枪杀之事。而平江人民对此抗日青年之被枪杀，颇为惋惜。中央对这事也正在澈查。然而，我们可以说，政府内部多一个官僚，多一个两面派，中国抗战便多一份危险。平江之事，无疑是“汪老爷”的内线玩的把戏，而徐“氏”，又安知非“汪老爷”所派的“特使”呢！

我们抗议！

载《鲁迅风》第18期（1939年8月20日出版）

血祭——纪念“三·一八”惨案十三周年

／周木斋(1)／

在抗战已过二十个月的现在，“三·一八”惨案的十三周年纪念日，又即将到临了。我们所藉以纪念这个惨案的，正如纪念其他惨案一样，是抗战！抗战向日本帝国主义——各个惨案的标本刽子手，索还一切血债，也是民族解放过程中的礼物。

“三·一八”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卵翼奉系、直系、安福系军阀的勾结，攻击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实行直接帮凶，开炮轰击国民军，再通过段棋瑞的执政政府，对民众的屠杀。在三月十二日，日舰炮轰国民军以后，就在次日——十三日，竟又还对中国提出无理的抗议，才有十六日的英、美、法、日、意、荷、比、西八国公使，假借“辛丑条约”向中国提出严重通牒，禁止国民军开战，这么一回事。这可见日本是最狰狞的罪魁祸首。但北京学生及各界也不甘示弱，而举行了国民大会，数千余人，游行示威，展开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虽然惨遭屠杀，却成为革命的火种，而在隔了一年以后，国民革命军终于收复了北京，踏上血路，并使东三省也易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使中国得到了第一次的统一。现在，北平虽已沦陷了一年多，但“三·一八”的碧血是不干的。可不是么，北平内外，就时常发生英勇的战斗与突击！

奉系、直系、安福系军阀的首领张作霖、吴佩孚、段棋瑞，过去，张作霖受革命的影响，觉悟出关，被日本人阴谋炸死了，于此暴露日本的狠毒，而也显出张作霖对于日本的态度为如何。积久受日本利用的军阀尚且那样，何况反日帝国主义、反封建的爱国民众！段棋瑞因抗战的呼声，脱出乌烟瘴气的天津而南下了，也是积久受日本利用的军阀尚且那样，又何况民众！最近，日本即使屡次企图利用吴佩孚，但吴佩孚却尚不愿做它的傀儡。这些，都可以从没落者的犹知挣扎，愈加显出提高的民众之同仇敌忾的精神，而“三·一八”的精神也作为了一个基础。

然而，张作霖虽然是殉了挣扎，但毕竟已脱出于没落的深渊了，段棋瑞也从挣扎而脱出于没落的深渊了，对国家，对民族，都相当的赎罪了。现在，只有一个吴佩孚还在没落的深渊中，虽然尚在挣扎，但是尚未脱出，而且还在谈“和平”，谈“反共”，很有陷入深渊之底的污泥坑中的危险。脱出深渊之与陷入泥坑，赎罪之与加罪，进出是很大的，关键全在于吴佩孚的是否断然挣扎。

载《鲁迅风》第9期（1939年3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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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辨微”。

由悲痛至振奋
——纪念“一·二八”七周年

／金性尧(1)／

在血泊中，我们的国魂在重生，在壮大！

七年前，我们也曾在这一块的土地上演出了如火如茶的壮剧。生命，财产，我们也庄严地交给了这个神圣的战斗。没有留恋，没有哀惜，没有彷徨，有的只是郁积在四万万颗铁似的心中不得一泄的悲愤。是的，对于血的偿付，我们从来没有悭吝过，而且也没有浪掷过，所以到了今天，我们才不失为地球上最值得骄傲的民族之一，才可以这样坚强地屹立在东亚的前哨。然而，“且将协定告忠魂”的痛讯，终于又使我们抬不起这颗沉重的头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乏下来了。

“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这千古哲人的金言，这响澈云霄的呼声，震撼了全中国的每个角落，感动了一切理智清明的人士。而今，我们是真正的实现了这伟大圣洁的精神了。

以殉教者的热忱，我们有的是惨烈的牺牲；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决心，我们有的是英勇的搏斗。仗了这牺牲与搏斗，我们才始把这积叠多年的血账、耻辱，洗雪在一个至大至刚的目标上了。

我们不再被人家讥为“文字之国”的国民——以为无论到了怎样悲痛或喜悦的纪念日，只有用笔墨来点缀一下。在今天，我们已经在江南，在塞北，在冷落了的村镇、城市，在广漠的高空、原野，展开了庄严而光荣的战斗。以笔为枪，以墨代血，这岂是历史上所常有的纪念的仪式！

载《鲁迅风》第3期（1939年1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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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康荪”。

出版说明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对于所选的原文中一些并不符合当下汉语使用习惯和规范的用字、标点符号等未作改动，旨在尽量保留作品的原貌。但对于某些明显的文字和逻辑悖误，做了必要的修改。另有个别文字删节，恳请谅解。

本书收录文章的原著作权基本完成，因各种原因个别作者未能联系到，请著作权所有人及时与北京华文经典图书有限公司联系，敬奉样书及薄酬。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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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Chapter 1　雅记流韵
梅窗散纪　／英子／

山人辩　／玄娶／
为一个外国刊物写的自传　／胡风／
关于《客途秋恨》（附歌曲全文）　／方霞光／
郭嵩焘与中国外交　／余长河／
关于瞿秋白　／黄鲁珍／
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　／老舍／
沈鸿英的孽账　／柳兴西／
无穷的追求　／林语堂／
我和言论界的因缘　／柳亚子／

Chapter 2　游目骋怀
湖畔夜饮　／丰子恺／

渔村　／许幸之／
与林语堂游苏记　／张海平／
重游玉皇山小记　／许钦文／
钱江看潮记　／丰子恺／
采石矶半日游　／黄朝仪／
皋亭山　／郁达夫／
烂柯山和仙霞岭　／姜馥森／
家在陶然亭　／盛成／
由杨树浦到济物浦　／姜馥森／
癸酉南归日记　／俞平伯／
试猎记　／李金发／

Chapter 3　追忆斯人
忆鲁迅先生　／陈秋帆／

追念许地山先生　／胡愈之／
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　／赵景深／
林语堂与翻译　／陶亢德／
怀念马叙伦先生　／千家驹／
琐忆鲁迅　／杨雯云／
升钉——一九四一年纪念鲁迅先生　／尚钺／
阮玲玉的死　／夏丐尊／
袁世凯纪略　／萧寿昌／
元庆去世七周纪念文　／许钦文／
信徒·先知·救世主　／何家槐／
记吴检斋（承仕）先生　／孟超／
墨索里尼这个人　／巴金／

Chapter 4　名人轶事
行云流水一孤僧　／唐蕴玉／

清雅真纯——徐志摩印象　／温源宁／
一代艺师吴昌硕　／陆丹林／
画人张善子大千兄弟　／陆丹林／
再述柯劭忞轶事　／徐一士／
齐白石杂谭　／陆丹林／
王文显　／温源宁／
胡适之　／温源宁／
潘达微　／陆丹林／
中国画的文人画　／傅抱石／
谈严范孙　／徐一士／
王国维　／何鹏／
吴宓：学者而兼绅士　／温源宁／
周作人：铁与温雅　／温源宁／
袁宏毅先生希涛　／白蕉／
曼殊逸事　／温一如／
曼殊零墨　／陆丹林／
徐凌霄　／阿苏／
“说书”　／叶圣陶／
书生的一周间　／赵景深／
明年又是什么年呢？　／陈望道／
《南堂诗钞》的禁诗　／周作人／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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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窗散纪

／英子／

为了生性懒放，对于花卉就从来不曾有过多大的爱好；沉在无绪的宽闲里，虽然有时不免是因此而觉着周遭空气的荒寂，但就此少费一点心思和手续，于自己毕竟是可以少耗一部分的精神的。

近几天，接连下了几日雨，一些时来走动的足迹都为风雨滞迟了。这才使我感到些许的不安起来：

“门无过客窗无纸，炉有寒灰席有霜……”

诵着真歇大师底偈语的时节，才知道安闲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平庸的人，有了情志，空惘的寂寞感总是难以克服的。于是，为了想排除这种种扰乱自己心神的无聊感，便借端把抛置半年的蠹蚀书画搬出来整齐一番，如果有惬意的，也想把来和几张停尘多时的调换一下悬在壁间了。

结果是选择了一幅钟石砜的隶联：

“香气扑尊花索酒，清光照观月寻诗。”

记得买它的时候，是为了欢喜这联句所表现的意境的幽清，现在重复读到它，想着是应该供点花来点缀点缀这清寂的岁月了。

如此想着，便踅向花家去选购了两树盆梅。

花是绿萼的，我喜欢这种韵致清寂的花：从一种哀切切的情思中兼有贞静的意味。究竟为了什么，事到如今就此难以记忆了，大概总是这种微哀的感情于我有过不易磨灭的迹象罢，所以在色调上我偏嗜了素淡的一面，因为那是能够润饰人底深远幽邈的情绪以忧郁的冥思的。

整天的时间都在淅沥的雨声中过去了，盆梅是在楼窗外的露台上开着。晚上，才听着奔窜的檐溜逐渐低沉下去，慢慢地，窗帷上映出澄净的光辉，并且横着短短的萧疏的瘦影。

莫非是雨霁月出了么？

推开窗，寒空轻快地飞着白色的浮云，天宇是泼靛似地蔚蓝了，一钩淡月隐在朦胧的云影里烘托出沉逸的幽光，风吹过，便流漾出梅花的淡淡的香味……

这使我记起杭州二月的孤山和云峰，繁蕊、寒树和逐花的蜜蜂；七年的湖上居住，不曾留意到它的好处，现在想起来，该是不胜其依依之情的。穿过了柳覆的长堤，穿过了蒙茸的细径，更像蝴蝶似的穿过了繁衍的花枝，在那里，虽埋藏了我无数年轻隐逸的梦，而现在却是了无留痕了呵。

目对着这暗香浮动的月下盆梅，正不知可以勾动若干如许温情的旧梦——猛回头，望屋里仅映出昏濛的灯影，妹妹们咿唔的书声不知何时停歇，夜已深沉了。

“欢喜得了不得呢。”

珍重地移进盆梅，做我室中底小点缀，我把今日的情怀写下，寄给我亲爱的友人马和唐，请凭此一轮悬空的新月，愿你们寄给我以湖上的梅讯。

二·二一，夜雨声中

载《文饭小品》第2期（1935年3月出版）

山人辩

／玄晏／

因为公安竟陵派诗文的时髦，连带的使许多明末的文人也时髦起来。陈眉公、王百穀这些在当时自称为或被称为“山人”的作品，也颇有人扒梳着去研究了。但是不幸“山人”这个名称，在目今主张积极和战斗的青年人看起来，总似乎是消极和逃避者的头衔，觉得总不能满意。所以明末的“山人”，在当时既被同时代的文坛正宗所视为异端，在清代还被一般在朝的达官贵人狠狠的讥讽了一顿，而直到此刻现在，还同样的有人在对于这些被冤屈的在野文人肆意奚落，这真不能不算是“山人”的不幸。

我们考查陈眉公、王百穀的历史，他们都曾经有过许多机会可以做官得势，然而他们始终没有去做官，可见他们并没有仕进之心。虽然不想做官，但喜欢谈文学，结交文友，通声气，足见对于文章之事，还是名心不死，并不是消极的人了。

这些在文艺上非但并不消极，而且是非常积极的青年，一方面不求仕进，一方面又野心勃勃地想从正统的庙堂文学势力中挣扎出一种独立自由的新文学来，而他们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却是很艰难的。他们不能不自己标榜一个口号，不能不把自己的旗帜打出来，于是“山人”这两个字遂成为这些反抗正统文学的青年的称谓了。“山人”者，原来只是“在野者”的意思，并不一定提倡到山里去隐居，不闻世事。在那时候，第一个称“山人”者，恐怕是徐文长。他曾自署为“青藤山人”。他为什么自称“山人”呢？原来当时执掌文坛的霸主王元美、李于鳞等组织“七子社”，互相标榜，而诗写得最好的谢榛却以布衣被摈，不得入社。徐文长看了这种情形，又想想自己也不过是个诸生，对于这种“以轩冕压韦布”的气焰生了很大的反感，立誓终生不入王李之党，因而在文坛上自成了一派。虽然他的名字终其生不出于越，但后来公安竟陵这派人的诗文却受了他很多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见明末的所谓“山人”，实在只是一群在野的文人。他们要把纯文学从一般仕宦手里夺回来，要创造发抒性灵的新文学。虽然在当时未必有多大势力，但在后世却并不是没有影响的。从徐文长到王百穀，这一流人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纯文学的孤忠的祭司。至于另外有一些以“山人”之名，而为图仕宦之捷径者，当然也未始没有，这只能说是“山人”的流弊，而不能连真的“山人”都抹杀的。

至于像铅山蒋士铨那样的讥讽陈眉公，说是“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我以为适足自见其鄙俗。盖眉公心目中未尝有宰相衙，而太史心目中却有宰相衙也。绝不做官，则宰相衙，亦犹之夫寒士白屋也。再如有人问“山人何不到山里去”，亦只是一时口头快语，与今之人问“革命文学家何不去革命”者类似。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出版）

为一个外国刊物写的自传[1]

／胡风／

一九〇四年冬天，我生在湖北省东部一个穷苦的滨湖的乡村。听说原来是一个富有的“世家”，但到了早死的祖父的前一代就已经衰落了。孤儿的父亲和母亲——一个穷苦的农民底女儿结婚的时候，当天就得向邻舍借米。那以后是夫妻二人长年间的做豆腐手艺的劳动。但到了我能够有记忆的时候，两个哥哥都成年了的家境，已经稍稍宽裕了。大哥是一个能干的做面的手艺人，二哥是一个勤劳的佃农。父亲性情刚直，治家非常严厉，母亲是一个心肠慈善而多感的女人，对于穷苦的邻居和亲戚，总是偷偷地给与帮助；由于长年的艰苦的劳动和营养不良，害了贫血病，常常忽然间陷入了意识迷糊的状态。

因为劳动的人手不够，在童年时代我做着牧牛、看守稻子一类的事情，到十一岁或十二岁的时候才被送进了一个村学。因为看到我底性情迟笨，父亲底计划是让我读过两三年以后就送到城里的店子里去当学徒，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不必忍受剧烈的劳动痛苦而又能够谋生的最便当的道路。但当我在村学里读了一两年的时候，却意外地得到了教师和同族的几个长者底称赞，一向受着绅士们底威胁的父亲和哥哥也就决意让我做一个“读书人”了。

在村学里读了几年艰深的古书以后，由于和一个同伴的偶然计议，就考进了城里新式的公立小学。住了一年，得不到满足，又到武昌去考进了一个名誉不好的中学。这时候是一九二一年，新文艺作品大量地出现了，我狂热地像发现了奇迹似地接受了它们。但因为“五四”运动退潮期的低徊忧郁的情调这时候在文艺里面强烈地出现了，也因为母亲底死亡留给我的深沉的悲哀，我陷进了近于悲观的忧郁心情。我把这写在诗的形式里面。

住满两年，终于忍受不了，就单身地奔向了南京，因为那里的一个大学底附属中学，当时是以它底新精神在全国驰名的。进去以后，大学里的和中学里的几个友人，在人格上和思想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里面，我也是当地的奔走在街头和工厂里面的青年学生中间的一人。

就在这一年的暑期，我考进了“五四”以来被全国青年看成了文化圣地的北京大学。得不到满足，第二年转入了以新鲜健康的精神驰名的清华大学；更得不到满足，南方的革命斗争又正在怒潮似地发展，于是就离开那里南下了。

然而，在革命的环境中间，我还一面在写着忧郁的诗。接着就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两年后我到了日本。

那时候，日本底革命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地向上发展，我也走进了它底阵营。从那里我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对于文艺的新的理解和新的感受。这时候我才解除了社会观和文艺观的矛盾，从忧郁的文艺情调里面跳了出来。

这中间，我开始用论文参加了国内的文艺斗争。

到一九三三年春间，我受到了日本警察底逮捕和拷打，被监禁了三个月以后就被押解出境了。

回到上海，我参加了鲁迅所领导的艰苦的文艺运动，而且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一直到这次的战争底爆发，我没有离开那里。

战争爆发后，创刊了文艺杂志《七月》，一直到现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我担负了总会研究部底工作责任，也一直到现在。

著作有三本论文集，两本诗集，一些翻译，和尚未收集成书的战争以来的批评论文。

一九四一年二月廿四日，棘源村之落荒土屋

载2卷第5、6期合刊（1941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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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标题为《野草》编者聂绀弩所加。

关于《客途秋恨》（附歌曲全文）

／方霞光／

《客途秋恨》在广州俗文学上之地位

《客途秋恨》这一首南音歌曲，几乎是凡广州人都知道了的，正如北方人之能哼几句“我好比南来雁”一样，凡广州人也都晓得“凉风有信”之下，一定是“秋月无边”。

近年来广东时髦的歌者是薛觉先与月儿之流，民间文学如木鱼书南音之类是极少新编撰著的了；《越讴》虽然仍在有些报纸上占一角小小几行的地位，但却不能普遍地被歌唱，仅为文人抒写牢愁之一种文体而已。

广东东江一带地域的客人善唱山歌，即非客人亦善唱山歌，南路如钦廉、西江，及北江各地乡间，大约也有许多歌谣俗曲，抒写着朴质的情绪的；而在广州，便只是招子庸的《越讴》及缪莲仙的《客途秋恨》算为民间文学的代表作。

《越讴》为招子庸所作，写的多是珠江艇上的蛋户女儿底那种爱情的玩意儿，颇能动心荡魄，已为吾人所知，即国内之研究俗文学者亦大抵都知道这招子庸底《越讴》。独是这被当为南音中的白眉——《客途秋恨》——系何人所作，则大抵连我们广州人自己也多习焉不察，外省的学者们便更无处查考了。

《客途秋恨》作者考

其实《客途秋恨》底作者在曲文上已经明白地告诉了我们，他就是“小生缪艮莲仙字”的那位先生。近来坊刻那种南音《客途秋恨》，有些把这句改为“小生缪姓莲仙字”，实在是有点不通的，大约是因为艮字难懂的缘故罢。

且待我来替他写一篇新传

缪艮字兼山，因慕李青莲，故又号莲仙。生于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正月十三日，杭州仁和县人。有二兄，一妹早殇。八岁就塾，十三岁出学堂，十四岁学贾。未久，与兄赴京投奔姑丈沈古堂太守，再学文章，这时是他底一生学问之始。在京六年，回杭州乡试，第二次才得入学，那时已经二十三岁了。

廿五岁结婚，有了许多儿女（四男二女），生计渐渐困难，考试又考不上了，于是便以处馆度日。二十八岁那年，父母都死了。他底足迹到过北京，到过福建，到过扬州等等地方。他在广东住了至少有十二年之久，曾到南雄、惠州、澳门、广宁等地。

他自四十五岁来广州后，四十七至四十九岁均在南雄，五十一岁在永安县，其后似曾回杭一次。五十三岁五十四岁在广宁，一八一九年秋返广州，当在此时遇麦大安。次年又再至广宁。一八二一年尚在广宁。此时已五十六岁了。

他底作品可真不少，可不知道都印行了没有。作品有《涂说》（已印）、《赠言心佩》、《集千家诗》、《南楼梦话》（已印）、《集闺秀词》、《破涕新谈》、《藕花盒诗集》、《一螺吟草》、《文章游戏》一至五集（已印）、《莲仙尺牍偶存》（已印）等等，大约他在当时也是一个颇为自负而有能文之名的才子。我所见到的他底作品只有《涂说》、《文章游戏》及《莲仙尺牍》三种。

他这个人，据我匆匆地看了他底作品以后所觉到的：他是一个中国式的落拓文人，他以游幕处馆维持生活，平时替东主写些公牍信札一类的东西，教导那些蒙童们念几句书本；所交游的无非是和他一样的名士；闲来也以文章为游戏，写些牢骚的词章；无聊之际便到秦楼楚馆里去消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客途秋恨》事实及麦秋娟考

《客途秋恨》系一书生缪艮字莲仙者自述在客途、孤舟、秋晚忆念妓女麦秋娟而作。他说是曾在中秋之夜访遇麦氏，共同拜月，恩爱备至，此后共处将有两月之久，缪要归去，遂尔分别。别后贼乱，于是不免挂忆。而麦氏者，特别多情，缪既无金钱，而偏蒙青眼，所以不得不感激。麦氏又知书明理，因缪告以胭脂井事，遂得论陈后主之为人，情真一片，独不应不顾兴亡，委弃江山。全文就写这一类怀才不遇的牢骚及爱情幻灭的悲哀。文字颇为绮丽凄切，所以非常动人。

我以为麦秋娟即麦大安。据《文章游戏》上说：“麦大安喜风雅士”。而作者正是风雅之士也。有《赠麦大安师师令词》云：

翠眉双锁，又泪珠交堕。此时心事有谁知？低首向妆台斜坐。甚闲愁，难贴妥，到这般慵惰？可怜弱体娇无那，又似风吹花朵。了无情绪病恹恹，怎得个相思医可？燕子楼头人独卧，坐闷怀如我。

一八二一年春，有张某自广宁返珠江，缪托其带一封信回去给麦大安，信意颇为缠绵。与《客途秋恨》可谓同工异曲。所以我假定她即是秋娟。作者自广宁返广州之后，一八一九年重阳，曾访麦大安。次年又至广宁。《客途秋恨》当在此时作。然一八二一年作者尚有书致其“安卿”，可知《客途秋恨》中之嗟叹设想，终究都没有成为事实。

《客途秋恨》之评价

《客途秋恨》在纯文学上，情感未深刻描画，但他是出自名士之手，词句较佳，所以雅俗共赏，流行最广罢了。我很相信，《客途秋恨》必非南音之始祖，最初的南音恐怕只是由无名作者顺口唱成，并不写成文字的，即如现在的客人山歌，便是如此。

《客途秋恨》不能帮助土俗学或文化学的研究，因为它不过是文士落拓思念美人的白作多情的文章罢了。在这个观点上看，《青兰附荐》似乎比之《客途秋恨》底价值就大得多了。

久欲为《客途秋恨》作一详细之考证文章，但人事匆匆，因循未果。今春偶与某君谈及，谓缪艮实有其人，而彼等皆似疑余言之不确者，因写此示之。自度今后更无余力作此等绣花针的小巧的考据矣。兴味虽浓，其奈世变日亟，难免为同志们所讥诮也。

霞光附志

附：

客途秋恨

孤舟岑寂晚凉天，斜倚蓬窗思悄然。
耳畔听得、秋声桐叶落，又只见、平桥衰柳锁寒烟。
亏我呢种情绪悲秋同宋玉，况且客途抱恨呀、你话对得乜谁言。
正系旧约难如潮有信，新愁阔似海无边。
第一系触景更添情懊恼，亏我怀人空对月华圆。
小生缪艮莲仙字，幼年曾习古人篇。
因为功名蹇滞图生计，作幕依人暂顾目前。
点想在勾栏得遇一位多情女，佰风流体态貌如仙。
面比春桃添艳色，才如锦绣可人怜。
本是世家名宦女，所以风尘堕落尚矢松柏坚。
共你相逢、一见如胶漆，个阵好似、渔人荡入武陵源。
娇呀记得青楼邂逅中秋夜，共你并肩携手拜婵娟。
我亦记不尽许多情与义，总系缠绵相爱复相怜。
共你肝胆情投将有两月，点想同群催趱整归鞭。
几回眷恋难分舍，都只为缘悭两字要拆离鸾。
个阵泪洒西风红豆树，情牵古道白榆天。
娇呀你杯酒临期同我饯别，在个处望江楼上设离筵。
你重牵衣致嘱个段衷情话，叫我要全终始两心坚。
今日言犹在耳诚虚负，屈指如今又隔年。
只估话、好事多磨从古语，半由人力半由天。
是以风尘阅历崎岖苦，鸡群混迹暂且从权。
恨我请缨未遂终军志，就系试马难扬祖逖鞭。
只学得龟年歌调唐宫谱，游戏文章贱卖钱。
只望裴航玉杵谐心愿，蓝桥践约去访神仙。
个阵广寒宫殿无关锁，何愁好月不团圆？
点想沧溟鼎沸鲸鲵变，个的妖氛漫海动烽烟。
是以关山咫尺成千里，纵有雁札鱼书总渺然。
又听得个日羽书驰牒报，都话干戈撩乱扰江村。
个的昆山玉石也遭焚毁，好似避秦男女入桃源。
娇呀你红颜薄命哙招天妒，重怕贼星来犯月中仙。
娇花若被狂风损，玉容无主倩谁怜？
又恐你幽兰不受污泥染，一定拼丧香魂玉化烟。
若然艳质遭凶暴，我愿同埋荒冢伴姐妆前。
或者死后得成连理树，好过生前常在奈何天。
重望慈悲法力行方便，把杨枝甘露救出火坑莲。
等但劫难逢凶俱化吉，个的灾星魔瘴两不相牵。
亏我心似辘轳千百转、空眷恋。
娇呀但得你平安愿，我亦任得你天边明月向别人圆。

闻击柝，夜三更，个的江枫渔火照住愁人。
几度徘徊思往事，我都怨娇呀何苦咁痴心。
风流不少怜香客，罗绮还多惜玉人。
古道烟花谁不贪豪富，做乜偏把痴情向小生？
况且穷途作客囊如洗，就系掷锦缠头愧未能。
记得填词偶写胭脂井，你重含情相伴对住银灯。
细问我曲中何故事，我把陈后主个段风情讲过你闻。
讲到兵困景阳家国破，歌残玉树后庭春。
携住二妃藏井底，死生难舍意中人。
娇呀你听得此言深叹惜，重话风流天子更情真。
总系唔该享尽奢华福，故把锦绣山河委路尘。
你系女流尚晓兴亡事，不枉梅花为骨雪为心。
重话我珠玑满腹原无价，知你怜才情重更不嫌贫。
惭非玉树蒹葭倚，正系茑萝丝附木瓜身。
洗尽铅华甘谢客，只望平康早日脱风尘。
恨我樊笼无计开金锁，好似鹦鹉羁留困姐身。
况且孤掌难鸣为远客，有心无力几咁闲文。
欲效药师红拂事，改妆夤夜共私奔。
又怕相逢不是虬髯汉，陌路欺人起祸根。
龙潭虎穴非轻易，个阵恩爱翻成误姐玉人。
思量衔石填东海，精卫虚劳一片心。
亏我胸中枉有千条策，做乜并无一计脱钗裙。
前情尽付东流水，好似春残花蝶两相分。
正系神女有心空解珮，襄王无梦再行云。
重怕一别永成千古恨，蚕丝未尽枉偷生。
男儿短尽英雄志，纵使得成富贵亦是闲文。
今日飘零书剑为孤客，扁舟长夜叹寒更。
只话放开怀抱思前事，越思越想越觉伤神。
风送夜潮寒彻骨，又听得隔林山寺报钟音。
声声似解相思劫，独惜心猿飘荡哪方寻。
既话苦海济人登彼岸，做也世间留我种情根。
风流五百年前债，结成宿恨在红尘。
又见秋水远连天上月，团圆偏照别离身。
水月镜花成幻想，茫茫空色两无凭。
恩爱自怜同一梦，情缘谁为证三生？
今日意中人远天涯近，空抱限。
琵琶休再问，惹起我呢青衫红泪越更销魂。

载第36期（1937年8月20日出版）

郭嵩焘与中国外交

／余长河／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因马格里（Margary）案件，遵照《烟台条约》，派郭嵩焘赴英通好，惋惜滇案，并为驻英公使，其时国书无充当公使之文，至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始补发。中国之遣使驻外，以郭氏为第一人也。

初关于遣派使臣，各国公使迭以为请，咸丰八年（一八五八），美使列卫廉（William．B．Reed）曾建议于直督谭廷襄，以中国富庶无求于侨民拒之。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总税务司赫德所呈递总署之《局外旁观论》，亦以派遣驻外公使为请。同治五年英使阿礼国递交威妥玛（Thomas Francis）所著《新议论略》，亦言及之。清廷下其议于各疆吏，至同治六年，总署为预筹修约事宜计，列遣使为应筹议之一项，其重视可知。当时奏覆者，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丁实桢、沈葆桢、崇厚等虽皆认为可行，而或虑人才之缺乏，或虑用费之繁多，或虑无事可办，或虑语言不通，盖都因外人强逼之成分多，本意情愿之成分少也。清廷得奏后，亦未遣使，然当时因事实之需要，有变相行之者。如斌椿之游历，蒲安臣之Anson Burlingame出使，皆派使驻外之先声也。

一八六六（同治五年）赫德告假回英，劝说奕诉派同文馆学生随之游历欧洲各国，以长见闻，许之。派斌椿广英学生凤仪等随之游历，经安南、暹罗、印度、法、英、荷兰、丹麦、瑞士、俄等处。至六年九月归国，此为中国官吏正式游历西方各国之始。同治六年美使蒲安臣回国，奕诉因赫德之劝说，请聘为办理各国交涉事务大臣，以聘于各国，其奏折曰：“……原奏内遣使一节，本系必应举行之，止因一时乏人堪膺此选。且中外交际，不无为难之处，以明知必应举行，而不敢竟请举行，尚待各处公商，以期事臻妥协。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此臣等所耿耿于心，而无时或释者也。……”是可知遣使，在当时确为时势之需要，遣使驻外，仅为时间上之问题。

郭嵩焘（一八一八——一八九一）湖南湘阴人，一虚心求知、实事求是、目光犀利、胆识深远之人也。咸丰十年（一八六〇）于僧格林沁幕中，曾从事于英法联军交涉，是为其从事外交之始。后李鸿章以见在通达夷务治体，荐于奕䜣，至光绪元年，任为礼部侍郎，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至光绪二年奉命为驻英公使。

当时因士大夫之无识及无知者随声附和，对于办理外交者，无不诽谤攻击，故阎敬铭谓：“焉有正士，而屑为此者。”董恂时有洋务谤薮之叹。而刘仲良遗书李鸿章，谓其喜闻谈洋务之言，以致冒险负谤。以德高望重之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天津人士犹戏作讣闻，加以讽刺。而湖南人毁之尤甚。当其寿诞时，并作诗以讽之曰：“笙歌嘹亮寿筵开，丞相登场亦快哉。知否黑龙江上路，满天风雪逐臣来？”故郭嵩焘发表为驻英公使后，谤侮尤甚，京师作联以讥之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王壬秋于日记中记之曰：“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余云：众好众恶，圣人不能违。”又曰：“春阶闻其子为筠仙写夷务书，戒其不谨。余曰，此小事，何用虑之！春阶云，此立身大节，何谓小事！”而激烈者，竟谓其不修高洁之行，蒙耻受辱，周旋洋人，至欲毁其家室。其受谤情形，可见一斑。其所以至此者，一部分以为堂堂皇帝子孙，竟周旋洋人，以为深耻；一部分则如李慈铭所谓“……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使其驱使，随其嚬笑，徒重辱国而已”。而最大原因，则因请将岑毓英交部议处，及请六部堂官与洋人周旋，已为一时诟毁所集，出使一事，增其指摘之资料而已。

光绪元年（一八七五）马嘉理抵滇迎英副将柏郎（Browns），云南巡抚岑毓英遣将李珍国，杀马嘉理及其从者，威妥玛向总理衙门交涉，清廷因岑毓英为清议所归，不欲议处，后交涉日趋严重，几濒破裂。至光绪二年订立《烟台条约》，始告结束。时郭氏在京，力请将岑毓英交部议处，以明其未事豫防之咎，其用意诚如所谓“……体察滇案情形，但一议处岑毓英，则诸事皆可据理折之，不至过为要挟。臣所以敢犯一时诟摘而不辞者，自度捐弃一身无谓之声名，以求解朝廷之隐忧，于事实确有把握也”。不意国人不察，横加訾毁，反蒙晚节不佳之毁。至于谓六部堂官与外人周旋，亦属当时考察外情，推求事要之善举，而士大夫辈，反诟骂之，当时人之知识鄙陋，胶执偏见，诚令人失笑也。

郭氏头脑冷静，目光深刻，常以明悉洋务底蕴，及应付方法自负，其议论见解，确有过人处，在时人中固特出也。其论当时外交失败之原因曰：“……历考三十余事，亦由不能尽知洋务底蕴，往往以平易可了之事，积而为艰难生衅之端，致使挟其狡强之气乘隙思逞，嫉愤愈深，即其构衅亦愈烈。”又曰：“西洋之人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而五十年来办理洋务，日趋歧左，正坐一二贤者，高视阔论，专习南宋以后嚣张之习……是以其局愈蹙，其势亦愈穷……。”又曰：“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诸公懵然莫测其所由，先无以然处，主战愈力，自处愈穷，一将之能，而偃然恃以为安；一战之胜，而戛然据以为喜。以当小敌不足，况若西洋之气方盛，而势方强者乎！彼固无求倾中国之心，何为激之使狂也！……”其论不知国家实力，侈言主战者曰：“唐宋之言官虽嚣，尚无敢及兵政。南渡以后，张复仇之议，推陈兵事，自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风，持兵事之短长尤急。末流之世无知道，君子正其议而息其辩，覆辙相寻，终以不悟。西夷之专求实用，由中国虚文无实相推相激以赞成之，岂非天哉！”又曰：“古人有言曰：目短于自见，故以镜鉴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今时士大夫无知道者，循声附影，希望朝廷意旨，以求诡合，顽然自托于敢言，日趋其迷惑而不知悟，度其用心，岂果有见今日兵力之强，足资一战而必不可不一示威外人乎？希时道腴而已！尝记宋儒刘元甫之言：仕有三耻，相时而为道，希俗而为功，饰义而为名。古之君子以为耻，今之君子矜张自肆，泰然任之，学术之不明，人才风俗之媮，天下之敝所由基也。”其论教案发生之原因，及大臣处置之错误曰：“……国家办理夷务二十余年，大抵始以欺谩，而终受其陵践，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籍籍，皆为气愤，皆出南宋后议论，历汉唐千余年以及南宋事实，无能一加考求，此其弊也！传曰：惟礼可以已乱。奈何自处于无礼，以长乱而助之披猖也！至于寇乱之生，由一二奸顽煽诱，愚民无知，相聚以逞，遂至不可禁制，所欲拆毁教堂者，无识之儒生耳；其附和以逞，则愚民乘势抄掠为利，民数聚则气嚣，气嚣则法废，造意不同，而其足以致乱一也。君子不屑徇愚民之情以誉，故法常伸而民气以肃。”

郭氏出使时，年近六十矣，初虽有使臣驻外可暂缓之请，然其意固认为目前重要之举，故欣然就道，不稍延迟。李鸿章与沈葆桢函曰：“筠老三万里之行，似尚慷慨”，盖纪实也。光绪二年十二月抵英后，不数月又因写日记寄呈总署，更遭人士诟骂，参奏者四起。何金寿竟谓为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查月呈日记于总署，以明外国之情况，及应付之方略，实属觇国之要义，不意其中有一二言及中国不能不和之理，及主战者之非，竟遭反对，使中国日趋虚浮无实，致将来中国外交上之失败，皆无识士大夫狂妄言论所造成，其罪过岂胜言哉！

不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郭刘两使交恶事件又起矣。刘锡鸿之为人，李鸿章谓其横戾巧诈，性情诡变，盖一不学无术小人也。其初郭嵩焘以不明其性情，荐为随员，而总署以副使界之，以公使无副使例，又改为驻德公使。不意出洋后，屡屡加以攻击。李鸿章函沈葆桢曰“筠仙心肠，尚是忠爱一路。惟素性褊急，自出洋以来，为刘云生所窘苦，势难并立”，其情形可见。而郭氏性格又系“赋性褊迫，少所容纳，一言忤意，抵脰求胜，一事乖方，椎心自激；又嫉恶太深，立言太快”者，故愤恨不已，卒以此去位。观其与黎庶昌书曰：“……于开端奉使西洋，颇谓朝廷用人为不虚，区区才力，尚能堪之，而于其时力举一刘锡鸿充当随员，枢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傅会京师议论，以嵩焘为的，自负能攘斥夷狄，深文周内，以相龁，不独区区一生愿力无所施用，又使仰天欷歔，发愤呕血，志气为之销磨，才智聪明为之过塞”，其愤懑不平可见，然此事总署固有不能辞其咎者。以当时刘锡鸿行动之乖谬，李凤苞、刘学翊皆言之啧啧，李鸿章亦曾函总署曰：“……云生在德，若如李监督所云于大局既无裨益，且与筠仙积怨成衅，咫尺相望，而声息不通，徒为外人所窃笑，似属非宜，望高明必有以处之。”而总署不一加谴责，故其与曾国荃书：“……使刘锡鸿之凶悖，译署稍能裁之以正，不过借假，嵩焘老病余生，捐弃海外，亦不至乞归。”虽愤激语，亦伤心语也。

郭氏自光绪二年出使，四年兼任驻法公使，四年九月辞职归国，计任职三年，其间虽经种种挫折，而条陈甚多，故李鸿章谓“闻枢译友人均嫌尊处条陈过多”，那拉氏亦曰：“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挨骂也挨够了。”

当时怵于欧美之船坚炮利，明达之士，力求模仿西法，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曾国藩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五年左宗棠请设轮船制造局于马尾。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派选学生赴美留学，并设轮船局等等，然彼辈皆以为有开花大炮及轮船即可战胜外人，故李鸿章曰：“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曾国藩见华衡芳、徐寿演试所制轮船，有“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之叹。而郭氏独具只眼，以为中国不知日本模仿西法之方针正确。于光绪三年致书李鸿章曰：“……日本在英国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有之，……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行之，而学兵法者绝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后又劝扩大模仿西法范围，李氏不许，李氏识见，固远不及之也。又观其与姚彦嘉书曰：“阁下相从海外，日见吾所辩争，而幸为当者，何尝稍有假借，以不得申其志。而从未敢怀轻视之心，以吾心实见其不可轻，而考览其学校，益懊然内自怀愧。”呜呼，郭氏固当时之卓卓者也！

最后试录其数语，以明其苦心深虑，及为国牺牲之精神，以为今日办外交者告：

曩在京都，吴江相国相戒不谈洋务，而鄙人之谈如故；至于谤刺讥，遍于士大夫，汹汹然不可向迩，鄙人之谈如故。诚见洋祸已成，与中国交接往来，遂为一定之局，冀幸多得一人通晓洋务，即少一衅端。

蹇蹇老臣，常有取于张江陵之言，愿身化为藁荐，任人溲溺其上，终教人凭以安寝而已。

载第31期（1937年6月5日出版）

关于瞿秋白[1]

／黄鲁珍／

《逸经》周年纪念特大号内，有雪华先生录出的瞿秋白遗著《多余的话》，我真个欢喜极了！因为我在民国廿四年瞿氏毕命的时候，就知道他有此遗著，但快睹无缘，只有“心向往之”。今《逸经》以此贡献给吾人，除披瑶编而默识此一代风云人物之最后自述外，爰将不才所闻知关于瞿氏数事，录出以谂读者。

按秋白，原名霜，旋改为爽，秋白乃其笔名，后此二字传播渐远，外间得知原名者甚鲜。《多余的话》第一节“历史的误会”，开首言“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盖秋白先世，自明末历清朝二百余年，代代为官。其祖父在光绪年间为湖北藩台，曾一度署理巡抚；伯父历任浙江的萧山常山等县知事。但其生父则近于纨绔，吸鸦片，不事生产。鼎革后，祖及伯相继死，家计遂异常窘迫。父亲出外飘流，仅能糊其个人之口。乃母携秋白及弟妹四人，以典当度日，为贫穷所逼极，无法自缢死。是秋白之有生，未履人世之艰难，先遭家庭之悲剧，其际遇足令人唏嘘也。秋白妻杨之华女士，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委沈玄庐（定一）之媳，与其夫不合，离婚至上海读书。适秋白丧其前妻王氏，遂与杨恋爱，不久结婚。

夜思千重恋旧游，他生未卜此生休；
行人莫问当年事，海燕飞时独倚楼。

即为杨而发者。秋白自视为文人，所谓“结习未除”，虽届生命之结束，犹未改“拥鼻”故态。雪华先生所录出的刑前一首集句，据仆所知，原诗尚有短序如次：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呜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该诗首句用韦应物，次句用郎士元，三四句用杜子美、郎士元。）

除了上述两诗外，秋白狱中作品，我知道的，尚有《浣溪沙》词一阕，词云：

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梦回口占一绝句：

山城细雨乍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
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

音节凄楚，读之哀感动人。秋白在水口与项英妻张亮、梁柏台妻周月林同时被捕，曾化名为“林棋祥”。解至长汀，为一原在红军中当伙夫者指出，遂另辟闭室，优与待遇。尝接见新闻记者谈话，于胡适、鲁迅、郭沫若、成仿吾诸人，均曾臧否过，尤其对丁玲，他说：

我有一爱人与她甚要好，所以丁玲常在我家居住。丁玲是时尚未脱小孩脾气。她尝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的束缚，我是不愿意受的。”所以我们也未强她入党，此时仍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其作品甚为可读。

她与胡也频同居后，胡旋被杀，前年忽自动要求入党，作品虽愈普罗化，然似不如早期所写的好了。

足见秋白于此左翼女作家之关系，饶有一种意味。他既任过伪教育人民委员，据对往访记者谈，在赤区确做到若干成绩。如列宁小学之普遍设立，编订苏区教科书，识字班和流动识字班的推广，列宁师范、职业中学之计划。另有所谓郝西史小学，以极粗浅之学科，教授广多之工人。他亦嗜书籍版本，谓在瑞金时，觅获《瑞金县志》一部，系木版孤本，共六册，郑重保存于沙洲坝图书馆中，惜为人借去第五册一本，屡次索取未见还，致缺残一本。退出瑞金时，因不便携带，仍庋其五本于图书馆中，希望国军中有人取去，俾此残本不致绝版。黄昏已近，犹为所爱之孤版秘籍致殷勤也。

天津《大公报》当时载一汀州通讯《瞿秋白毕命纪》，叙述甚详，节录于后，以见秋白授命时之景象：

方提笔录诗，而毕命之令已下。……书毕，乃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止呻吟。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瓶，彼独坐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小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气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彼犹回首瞻视，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自请仰卧受刑……

载第28期（1937年4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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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瞿秋白烈士就义后，《逸经》上曾刊登数篇有关瞿秋白的文章，本文即其中之一。尽管作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存有偏见，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着曲解苏维埃政权之意，但是通过此文，读者也多少可以了解瞿秋白烈士牺牲前的心境，尤其是他临刑时的从容气度……

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

／老舍／

话说林语堂先生，头戴纱帽盔，上面二个大红丝线结子；遮目的是一对崂山水晶墨镜，完全接近自然，一点不合科学的制法。身上穿着一件宝蓝团龙老纱大衫，铜钮扣，没有领子——因为反对洋服的硬领，所以更进一步的爽性光着脖子。脚上一双青大缎千层底圆口皂鞋，脚脖儿上豆青的绸带扎住裤口。右手里一把斑竹八根架纸扇，一面画的是淡墨山水，一面自己写的一小段舒白香游山日记——写得非常的好，因为每个字旁都由林先生自己画了双圈。左手提着云南制的水烟袋，托子是珐琅的，非常的古艳。

林先生的身上自然还有别的东西，一一的说来未免有点繁絮；总而言之，他身上没有一件足以惹人怀疑是否国产的物品。这倒不全为提倡国货，每一件东西都是顶古雅精美的，顺手儿也宣传着东方文化。

林先生本打算雇一条带帆的渔船，或西湖上的游艇，在太平洋里一面钓着鱼，一面缓缓前进。这个办法既足以实证他的艺术生活，又足以使两个老渔夫或一对船娘能自食其力的挣口饭吃——后者恐怕是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不过，即使大家都不怕慢，走上三五个月满不在乎，可是小船——虽然是那么有画意——恐怕干不过海洋里的风浪。真要是把老渔夫或船娘都喂了海鱼，未免有悖于人道主义。算了吧，只好坐海船吧。

为减少轮船上的俗气与洋味，林先生带着个十岁的小书僮：头上梳着两个抓髻，系着鲜红的头绳。林先生坐在甲板上的藤椅上，书僮捧着瑶琴一旁侍立。琴上无弦，省得去弹；只是个“意思”而已。

一“海”无话，林先生吃得胖胖的，就到了美国。船一到码头，新闻记者如蜜蜂一般拥上前来，全是找林先生的。林先生命书僮点起檀香，提着景泰蓝香炉在前引路，徐徐的前进。新闻记者围上前来，林先生深感不快，乃曼声曰：“吾乃——《吾国吾民》之著者是也！没别的可说！”众畏其威，乃退。不过，林先生的像，在他没甚留神的时候，已被他们照了去；在当日的晚报就登印出来。

歇兵三日，林先生拟出宣传大纲：

一，男人应否怕老婆——阳刚不振为西方文化之大毛病，予之来所以使懦夫立也——林先生的文字是文言与白话两搀着的，特别是在草拟大纲的时候。公鸡打鸣，母鸡生蛋，天然有别，不可强易。男女平等，本是男的种田，女的纺线，各尽其职之谓。反之，像英美各国，男儿拚命挣钱，老婆不管洗衣作饭；哪道婚姻，什么平等！妇道不修，于是在恋爱之前已打听好怎样离婚，以便争取生活费，哀哉！中国古圣先贤都说夫为妻纲，已预知此害；西方无此种圣人，故大吃其亏。宜速迎东方活圣人一位，封为国师！

二，男人怎样可以不怕老婆——在今日的中国，怕老婆者穿洋服。与夫人同行，代她拿伞，抱孩子。洋服者，西洋之服，自古已然，怕老婆非一日矣！为今之计，西洋男子应马上改穿中服，以免万劫茫茫。中服威严，虽贾波林穿上亦无局促瘦窘之象。望而生畏，女人不敢大发雌威矣。中服舒服，男人知道求舒服，女人即知责任之所在；反之，自上锁镣，硬领皮鞋，以示甘受苦刑，则女人见景生情，必使跪着顶灯！猛醒吧，西洋男子！中服使人安详自在。气度安详，则威而不猛，增高身分。譬若老婆发了命令，穿大衫之丈夫可漫应之：“Yes，dear。”而许久不动，直至对方把命令改成央求，乃徐徐起立。穿西服之丈夫鲜能为此：洋服表示干净利落之精神，一闻令下，必须疾驱而前．显出敏捷脆快。“yes，dear！”未及说完，早已一道闪光而去，脸上笑容充满宇宙。久之，夫人并发令之劳且厌之，而眉指颐使，丈夫遂成了专看眼神的动物！这还了得，西洋男子必须革命！

三，中西文化及其苍蝇——东方人的闲适，使苍蝇也得到自由；西方人的固执，苍蝇大受压迫。世界大同，虽是个理想，但总有实现之一日。以苍蝇言，在大同主义之下，必有其东方的自由，而受过西方科学的洗礼：“明日”之苍蝇必为消毒的苍蝇，活泼泼的而不负传染恶疾的责任。此事虽小，足以喻大；明乎此，可与言东西文化之交映成辉矣。（此项下还有许多节目，如中西文化及其蜈蚣，中西文化及其青蛙等，即不备录。）

四，东西的艺术及其将来——西方的艺术大体上说来，总免不了表现肉感，裸体画与雕刻是最明显的例子。东方的艺术，反之，却表现着清涤肉感，而给现实生活一些云烟林水之气。由这一点上来看，西方的精神是斑斓猛虎，有它的猛勇、活跃、及直爽；东方的精神是淡远的秋林，有它的安闲、静恬、及含蓄。这样说来，仿佛各有所长，船多并不碍江。可是细那么一想，则东方的精神实在是西方文化的矫正，特别是在都市文化发达到出了毛病的时候——像今日。西方今日之需要静恬，就是没别的更好的办法，至少也须常常看到一种秋江夕照的图画（如林先生扇子上所画的那个）。常常听到一种平沙落雁的音乐，而把客厅里悬着的大光眼儿、二光眼儿，一律暂时收起。光屁股艺术有她的直爽与健康，但乐园的亚当与夏娃并非只以一丝不挂为荣，还有林花虫蝶之乐。况且假若他俩多注意些花鸟之趣，而一心无邪，恐怕到如今还住在那里——闲着画几幅山水儿什么的，给天使们鉴赏，岂不甚好？！

五，吾国与吾民——有书为证，顶好大家手执一册，焚香静读，你们多得些知识，我多收点版税，两有益的事儿。

六，幽默的意义与技巧——专为美国大学生讲；女生暂不招待，以使听完不懂得发笑，大杀风景。

七，中国今日的文艺——专为研究比较文学的讲演，听讲时须各携烟斗或香烟与洋火。讲题：（1）《论语》的创始与发展；（2）《人间世》的生灭；（3）《宇宙风》怎样刮风。

载第11期（1936年8月5日出版）

沈鸿英的孽账

／柳兴西／

尝忆余少时，每哭，母必甘言慰抚，弗止，则必曰：“沈马英来矣，胡尚哭耶？”闻言大骇，即趋附母怀，紧抱母，哭亦随止。又常见邻妪，亦以余母治余之法以治其子女，及今思之，当年幼稚之可笑。然处当时一闻“沈马英”三字即觉惊骇不胜。然沈马英者究为何物，竟有如是之可畏者？然一闻即觉其可畏，一若母氏之所谓虎，实则虎之为物，亦未曾睹，乃由家中所豢猫，类而推之（盖吾乡目虎为“大猫公”），并及于所谓“沈马英”，遂觉其可畏。及今思之，彼时愚痴之可笑，而当年“沈马英”之可畏，诚有其可畏处也。

所谓“沈马英”者，即余兹所述之沈鸿英。马英，沈氏为草寇时之名，受抚之后，易“马”为“鸿”耳。沈广西之雒容县人，少失怙恃，性顽劣，童时已有恶少之称。及长，辄与市井无赖游，尝流落于邻邑融县之长安镇。长安对河有地名东墟，墟有某氏豢牛甚多，马英思欲盗之，夜入其居，盗一牛出，以茶木力刺入牛下部，牛创痛甚力奔，比晓抵于柳城县之大埔墟，为程盖百有余里矣。即系牛郊外，而乞佣于一团总家（团总即该地之土豪），黄总某怜其贫，纳之。马英阴以其牛售于屠户。事发牛主控于有司，侦悉捕之，马英曰：牛主失牛为某夜，余佣于某氏家固为翌日之晓，牛固行甚缓者，安能以一夜间走百数十里耶？此固知余牛之非其牛也。有司直而释之，其计遂售。马英盗心之起自此始，其为盗亦自兹始。

清光绪末，政治紊然，群盗蜂起，时马英纠集同党窟居于融柳边境之李四洞，无以为食，乃四出劫掠，后乃创“绑票”新法，将融之一富农黄某架而去之，索价数千。黄老而胖，架时以轿至巢，黄忧伤勿食，马英日遣徒与之为叶子戏解其闷，食必饮以肥甘。价定，马英使徒带至融市，乃以金不足，愤而再絷之去。时融柳间盗虽蜂盛，惟只于劫掠财物，未闻有此“拉参”之举，故骤闻之，阎巷间人辄为之色变。且马英拥有匪徒数十，步枪十余，官警庸懦，莫如之何。乡间妇女，被其污者，不可数计，其妻何氏（前沈部师长何才杰姊），亦由“拉参”而来。而何氏之前，融之黄陵村有某氏女，色甚美，字于某家，将举婚而为马英掳去，宠之，后女以事归家，父母为之遣嫁，马英无如之何。及受抚，马英过融，招女谓之曰：“余爱汝甚，何舍余而别去者？”愿以金贷其夫，携之营中，女不可，马英无如之何，然思慕甚，常遣人以其劫掠所得贻之，女辄辞退。马英好色，妻妾多人，然所过处辄遣人搜罗城乡妇女，或以利诱，或以威逼，被其污者，遂不可胜计。

陆荣廷奉命招抚，马英从之，出为管带（约如今之营长），驻柳州。时革命先烈刘古香失败，匿居柳州，沈鸿英乃慰之曰：“有我在可无惧也。”居之于营，丰其饮食，刘以为幸，乃沈阴电陆氏，刘遂被害，沈遂以功升统领，陆更厚遇之。此后沈之屡得晋擢，以此始。沈得志，大兴土木，于其故里雒容，建居宅家祠，巍峨为一邑冠。题其家祠匾额者，乃为陆荣廷，今之过其居者犹见之也。民十孙总理令陈炯明率师入桂，时沈为桂林镇守使，见陆氏势失，率部入湘转赣，投于吴佩孚。时吴方欲用兵西南，夷革命势力，助以饷械，擢为援桂军总司令，加镇威上将军衔，使入桂。时桂人怵于战祸，求治之心甚切，而在桂之陈炯明部与刘震寰部有隙，桂局未奠，土匪骚然，闻沈归，以其兵众力厚，能重奠桂局，故桂林民众大喜，咸于户榜“万家生佛”四字以欢迎之。时陈炯明叛变，总理檄师援粤，沈应命与桂之刘震寰军，滇之杨希闵军，会师东下。及至粤，沈为陈所贿，反戈，为刘杨军所败，退入桂之平乐贺县。而桂局因刘杨等东下，空虚，陆部旧人如韩彩凤辈，电请陆氏返桂。陆自沪假道安南至邕，并赴桂林劳韩部。沈以图粤未逞，改而图桂，乃率兵攻桂林，与陆韩相持数月，城中粮尽，人民哀请陆韩离桂以息兵争，沈得入城。当沈之攻桂林时，以城坚未易攻下，乃喻部属曰：“愿诸君勉力，苟能克之者，准予‘发洋财’三日。”故沈部入城，大肆劫掠，妇女之受污者万余，至今桂人言其事者，犹为之色变也。

沈攻桂林之日，李宗仁、黄绍竑奉南方政府命组定桂军，乘虚入邕。而沈军因围攻数月，死亡甚众，而弹械亦渐竭，力遂弱，尝败于李黄部。及民国十四年，唐继尧遣其弟继虞率黔军入桂，集重兵于融县三江，沈与之合。乃黔军以气候不适多病，益以居民逃散一空，粮尽，退走宜山百色入滇。沈失利，率众横窜至平乐贺县，屡为黄绍竑军败，与其子荣光匿伏山岩中。得该地一土豪某导之，乘船自漓江下梧州。时缉捕甚力，沈化装为一堪舆家，手携罗盘，至梧，泊于梧州下之某处。将夜，沈假寐船中，闻舟子互语：“人之穷通实难说，今居舟之数客，焉知非来日之贵人。”沈闻言骇，阳谓闻此间有一佳城，颇欲相之，遂挈子及某登岸，逃而出桂境，绕道至广州，寓一旅舍中，伏居不出。一日，因结账以钱交掌柜，掌柜见而呼之为“督办”（盖沈曾任某某督办）。沈故作愕曰：“余商人也，汝何故呼吾为督办者？”掌柜曰：“余久居贺县之八步，固甚识督办也。”沈闻言惊，即挈子及某逃香港。

沈至香港，以其搜刮所得数十万，于港之新界建一“上将军第”，以为菟裘，并购田若干亩，收集其祖父下之族人同居，自此专务实业，野心遂息，日遣其妻妾率引族人耕耘田亩。居恒亦力从俭省，粗食布衣，客至始偶宰一鸡，且必留其半，为翌晨待客。尝谓客曰：“余获尝鸡肉，托君之福也。”人奇之，曰：“吾家人众，食必宰鸡十余头，否则余一人丰馔，亦殊不乐也。”其一反前时行为，有如此者。沈晚年佞佛，常至港之岑湾某寺顶礼。然好色，得血管爆裂病，虽治，亦旋愈旋病，前年乃入寺静养，终以病发死。死后，沈家报告遗产，计廿万，遗嘱以五万予伯叔后人，五万予兄弟，十万予其子，但多系不动产，且嘱不许变卖，留为后人教育抚养之需。又沈生前于宅旁购一大园，遍植果木，中为生圹，嘱死后葬其中，果值所入用为岁岁祭扫其墓。沈草莽出身，横行数省，殃民祸国，而晚年竟能一反其所为，有如此者，其所以较张宗昌辈得获善终，亦以此欤！

载第33期（1937年7月15日出版）

无穷的追求[1]

／林语堂／

有时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到异地探险的孩子，而我探险的路程，断是无穷期的。我四十生辰之日，曾作了一首自寿诗，长约四百字，结尾语有云：“一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论语》四九期）我仍是一个孩子，睁圆眼睛，注视这极奇异的世界。我的教育只完成了一半，因关于本国和外国仍有好多东西是要苦心求学的，而样样东西都是奇妙得很。我只得有一知半解的（直译：半煮熟的）中国教育和一知半解的西洋教育。例如：中国很寻常的花卉树木之名目我好些不晓得的，我看见它们还是初次相见，即如一个孩子。又如金鱼的习惯，植兰之技术，鹌鹑与鹏鸪之分别，及吃生虾之感觉，我都不会或不知。因此之故，中国对于我有特殊的摄力即如一个未经开发的大陆，而我随意之所之，自由无碍，有如一个小孩走入大丛林一般，时或停步仰望星月，俯看虫花。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而在这探险程序中也没有预定的目的地。没有预定的游程，不受规定的向导之限制。如此游历，自有价值，因为如果我要游荡，我便独自游荡。我可以每日行卅里，或随意停止，因为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欢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我已得到极大的开心乐事，即是发现好些个被人遗忘的著者而恢复其声誉。现在我心里想着精选三百首最好的诗，皆是中国戏剧和小说里人所遗忘和不垂意之作，而非由唐诗中选出。每天早晨，我一觉醒来，便感觉着有无限无疆的探险富地在我前头。大概是牛顿在身死之前曾说过，他自觉很像一个童子在海边嬉戏，而知识世界在他前头的有如大海之渺茫无垠。在八岁时，塾师尝批我的文章云：“大蛇过田陌。”他的意思以为我辞不达意。而我即对云：“小蚓度沙漠。”我就是那小蚓，到现在我仍然蠕蠕然在沙漠上爬动不已，但已进步到现在的程度也不禁沾沾自喜了。

我不知道这探险的路程将来直引我到哪里去。谁能逆料我将来结果不至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哲学家呢？然而我决不至流为一个共产主义的行动者。思想生活和行动生活是大相径庭的。有些人确能兼而为之，但两者精神上是相反的。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其一是处置观念的；其他是处置别人的：我常常钦羡我的同事们——行政和执行的奇才，他们会管别人的事而以管别人的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总不感到那有什么趣。是故，我永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人，因为行动之意义是要在团体内工作，而我则对于同人之尊敬心过甚至不能号令他们必要怎样做、怎样做也。我甚至不能用严厉的辞令和摆尊严的架子以威喝申斥我的仆人。我又怎能组织暴动，或指挥罢工，或运动正式的政治革命呢？我常赞扬一般革命者和官吏，以他们能造成几件关于别人行动的报告，及通过几许议案叫人民要做什么，或阻止人民做什么。他们又能够令从事搜讨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依时到实验室，每晨到时必要签名于簿子上，由此可令百分之七十五分三的效率增加到九十五分五。这种办法，我总觉得有点怪。为什么科学家每晨到办公室去必要签到呢？这样增高的“效率”将可以帮助他们呈出多些重要的发明吗？我以为在一个科学研究馆中实施科学的管理法实是一个笑话，是名辞上的矛盾。同样，我也鄙屑一般大学教授之答复来函过于快捷。个人的生命究竟对于我自己是最要不过的。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

现在我只有一种兴趣，即是要知道人生多些——已往的和现在此处的，兼要写人生——多半在脾气发作之时，或发奇痒、或觉有趣、或起愤怒、或有厌恶。我不为现在，甚至不为将来而忧虑，且确然没有什么大志愿，甚至不立志为著名的作者。其实，我怨恨成名，如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命之程序。我现在已是很快乐的了，不愿再为快乐些。我所要的只是些少现金致令我能够到处飘泊，多得自由、多买书籍、多到地方、多游名山——偕着几个好朋友去。

我自知自己的短处，而且短处甚多，一般批评我的人大可以不必多说了。在中国有许多很为厉害的、义务监察的批评家，这是虚夸的宋儒之遗裔而穿上现代衣服的。他们之批评人不是以不幸的有极的人为标准，而却以一个完善的圣人为标准。至少至少，我不是懒惰而向以忠诚处身立世的。

载第19期（1936年12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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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林语堂自传》一文中的第九节。原作为英文。由工爻翻译。

我和言论界的因缘

／柳亚子／

丹林兄替《逸经》拉稿子，要我写文章，而且出了一个题目，是《从事新闻界之经过》。我觉得这题目不甚高明，就给他改了一下，写成此篇。

公元一九〇三年（清光绪廿九年），我第一次到上海，进了爱国学社。这时候，和章太炎、邹威丹两位先生很接近。在阴历五月中旬，《新闻报》登了一篇《革命驳议》，太炎先生便写《驳革命驳议》，来反驳它，开了一个头，他不高兴写了，叫我续下去。我续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续了一段，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上去的。我的一段，是关于菲律宾独立的问题。大概是如此：《新闻报》主笔说，二十世纪，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时候菲律宾大总统阿圭拉度将军刚刚失败，他就拿来做一个例子。而我的驳论，是失败者成功之母，菲律宾虽然失败，将来一定会成功的。这篇文章在《苏报》上发表，这便是我和言论界第一次的因缘。

爱国学社解散以后，我还乡间住了半年，闲得不耐烦，就去同里自治学社念书。又搅了一年多，好像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吧，我们就发起了一个自治学社学生自治会，办成了一个《自治报》，是用钢笔蜡纸搅的，我们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分送，每一星期出版一次。后来，把《自治报》改成了《复报》。到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我脱离了自治学社，到上海健行公学教书，把学生自治会改做青年自治会，俨然是中国同盟会的预备军。一方面，把《复报》从钢笔版改成铅印，从周刊改成月刊，从单张改成单行本，在日本东京出版，居然成为了《民报》的小卫星呢！

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起，《复报》出到了十一期而停版了。我又在家中闲住，一住便是五年。直到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秋天，再来上海。经过了武昌革命和上海光复，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去南京大总统府当了三天的秘书，抱病而还。这时候，我是无聊极了，就有南社老友邹亚云、陈布雷介绍我进《天铎报》，笔名青兕，论文是犀利无前。反对南北议和，反对袁世凯，和《民立报》、《大共和报》都曾大开笔战过。后来，从《天铎》转到《民声》，又从《民声》转到《太平洋》。在《民声》时做随笔式的文章，叫“上天下地”栏，还不免使酒骂座的习气。在《太平洋》专编文艺，替冯春航捧扬，一面和曼殊、楚伦大吃其花酒。曼殊常叫的倌人是花雪南，楚伧是杨兰春，我却是张娟娟。记得有一首绝句道“花底妆成张丽华，相逢沦落各天涯。妇人醇酒寻常事，谁把钧天醉赵家？”颇有英雄末路的感慨。到这一年的暑天，浩然有归志，从此可说是实际上脱离了言论界了。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八月，齐卢战争，我又来上海避难。邵力子主编《民国日报》，时常请我代做批评，好像是票友客串，却未下海。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春夏之交，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在上海办党报，定名《国民日报》，委任张静江先生做总经理，张廷灏副之；我做总编辑，沈雁冰副之。结果，静江先生在广州不来，我又灰心国事，躲在乡下，而《国民日报》在法租界的照会，公董局始终不肯发出，成了僵局。直到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上海一部分同志盘下了《神州日报》馆的机器，《国民日报》始正式成立，好像总编辑还是用我的名义，而我却始终未曾出山。结果，《国民日报》出版不到几天，清党事起，全局推翻，我的总编辑头衔也从此取消了。

自此以后，我除了零星投稿以外，再也没有和言论界发生整个的关系过，所供是实。

完了。

一九三六·一·三〇夜，上海

载第1期（1936年3月5日出版）

湖畔夜饮

／丰子恺／

前天晚上，四位来西湖游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里饮酒。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水如镜，花影满堤。我送客出门，舍不得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荫下一条石凳，空着等我去坐。我就座了，想起小时在学校里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欢喜相。每当灯火中，团团清辉上。人月交相庆，花月并生光。有酒不得饮，举杯献高堂。”觉得这歌词温柔敦厚，可爱得很！又念现在的小学生，唱的歌粗浅俚鄙，没有福分唱这样的好歌，可惜得很！回味那歌的最后两句，觉得我高堂俱亡，虽有美酒，无处可献，又感伤得很！三个“得很”逼得我立起身来，缓步回家。不然，恐怕把老泪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花灵所笑了。

回进家门，家中人说，我送客出门之后，有一上海客人来访，其人名叫CT，住在葛岭饭店。家中人告诉他，我在湖畔看月，他就向湖畔去找我了。这是半小时以前的事，此刻时钟已指十时半。我想，CT找我不到，一定已经回旅馆去歇息了。当夜我就不去找他，管自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我到葛岭饭店去找他，他已经出门，茶役正在打扫他的房间。我留了一张名片，请他正午或晚上来我家共饮。正午，他没有来。晚上，他又没有来。料想他这上海人难得到杭州来，一见西湖，就整日寻花问柳，不回旅馆，没有看见我留在旅馆里的名片。我就独酌，照例倾尽一斤。

黄昏八点钟，我正在酩酊之余，CT来了。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反而胖了，反而年轻了。他说我也还是老样子，不过头发白些。“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这诗句虽好，我们可以不唱。略略几句寒暄之后，我问他吃夜饭没有。他说，他是在湖滨吃了夜饭，——也饮一斤酒——不回旅馆，一直来看我的。我留在他旅馆里名片，他根本没有看到。我肚里的一斤酒，在这位青年时代共我在上海豪酒的老朋友面前，立刻消解得干干净净，清清醒醒。我说，“我们再吃酒！”他说，“好，不要什么菜蔬。”窗外有些微雨，月色朦胧。西湖不像昨夜的开颜发艳，却有另一种轻颦浅笑、温润静穆的姿态。昨夜宜于到湖边步月，今夜宜于在灯前和老友共饮。“夜雨剪春韭”，多么动人的诗句！可惜我没有家园，不曾种韭。即使我有园种韭，这晚上也不想去剪来和CT下酒。因为实际的韭菜，远不及诗中的韭菜的好吃。照诗句实行，是多么愚笨的事呀！

女仆端了一壶酒和四支盆子出来，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放在收音机旁的方桌上。我和CT就对坐饮酒。收音机上面的墙上，正好贴着一首我手写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有了这诗，酒味特别的好。我觉得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而数学家的诗句，滋味尤为纯正。因为我又觉得，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诗也做得好。倘说做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笑？因此，有些“专家”的诗，我不爱读。因为他们往往爱用古典，蹈袭传统；咬文嚼字，卖弄玄虚：扭扭捏捏，装腔做势；甚至神经过敏，出神见鬼。而非专家的诗，倒是直直落落，明明白白，天真自然，纯正朴茂，可爱得很。樽前有了苏步青的诗，桌上的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蜡；唾弃不足惜了！

我和CT共饮，另外还有一种美味的酒肴！就是话旧。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沦陷在孤岛上，我奔走于万山中。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话，越谈越多。谈到酒酣耳热的时候，话声都变了呼号叫啸，把睡在隔壁房间里的人都惊醒。谈到二十余年前他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我在江湾立达学园教课时的事，他要看看我的子女阿宝、软软和瞻瞻——《子恺漫画》里的三个主角，幼时他都见过的。瞻瞻现在叫做丰华瞻，正在北平北大研究院，我叫不到；阿宝和软软现在叫做丰陈宝和丰宁馨，已经大学毕业而在中学教课了，此刻正在厢房里和他们的弟妹们练习平剧！我就喊她们来“参见”。CT用手在桌子旁边的地上比比，说：“我在江湾看见你们时，只有这么高。”她们笑了，我们也笑了。这种笑的滋味，半甜半苦，半喜半悲。所谓“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可以浓烈地尝到。CT叫阿宝“大小姐”，叫软软“三小姐”。我说：“花生米不满足、瞻瞻新官人，软软新娘子，宝姊姊做媒人、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画，都是你从我的墙壁上揭去，铸了锌板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你这老前辈对她们小孩子又有什么客气？依旧叫‘阿宝’、‘软软’好了。”大家都笑。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又浓烈地尝到了。我们就默默地干了两杯。我见CT的豪饮，不减二十余年前。我回忆起了二十余年前的一件旧事。有一天，我在日升楼走，遇见CT。他拉住我的手说：“子恺，我们吃西菜去。”我说“好的”。他就同我向西走，走到新世界对面的晋隆西菜馆楼上，点了两客公司菜，外加一瓶白兰地。吃完之后，仆欧送账单来。CT对我说：“你身上有钱吗？”我说：“有！”摸出一张五元钞票来，把账付了。于是一同下楼，各自回家——他回到闸北，我回到江湾。过了一天，CT到江湾来看我，摸出一张拾元钞票来，说：“前天要你付账，今天我还你。”我惊奇而又发笑，说：“账回过算了，何必还我？更何必加倍还我呢？”我定要把拾元钞票塞进他的西装袋里去，他定要拒绝。坐在旁边的立达同事刘薰宇，就过来抢了这张钞票去，说：“不要客气，拿到新江湾小店里去吃酒吧！”大家赞成。于是号召了七八个人，夏丐尊先生、匡互生、方光焘都在内，到新江湾的小酒店里去吃酒。吃完这张拾元钞票时，大家都已烂醉了。此情此景，憬然在目。如今夏先生和匡互生均已作古，刘薰宇远在贵阳，方光焘不知又在何处。只有CT仍旧在这里和我共饮。这岂非人世难得之事！我们又浮两大白。

夜阑饮散，春雨绵绵。我留CT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馆。我给他一把伞，看他的高大的身子在湖畔柳荫下的细雨中渐渐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两把伞来还我！”

三十七年三月廿八日夜于湖畔小屋

载第151期（1948年4月16日出版）

渔村

／许幸之／

苏州真是东方的最幽美的水乡。

当我们的篷船走过山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两岸的屋宇，都是用石基建筑在水上；从石基缝中伸出层层的石坡，有许多妇女们在那儿洗浣衣纱。篷船由穹窿形的桥洞中穿过竹竿碰在桥石上，发出寂寞的音响。两岸间，那些复杂的角楼里有时送出些歌女的歌声，还有搭着路栅的酒肆问堆满着酒坛，更令人憧憬着中世纪的威尼斯的往事。

篷船穿过了密如蛛网的桥梁，便渐渐地离开城市了，经过十二里的水路，远远地看见一丛树林和村落，俯视着静僻的湖面。村上立着许多农家的夫妇和孩子，都在举手望我们的篷船欢呼，船夫摇慢了他的橹，把船靠紧了岸边，放好跳板，并且跑来告诉我：

“先生，这就是渔村北庄基了。”

我们由村童的引导，得游览了这渔村的全部。全部的面积共有五十亩的陆地，其余都是环绕村庄的河流。全村共有三百零八家，连婴儿在内共有一千五百多人口，并且各人都有着自己的职业。村上没有警队，但也不听见有什么恐怖的案件发生。因为村上的人口有限，所以各人的姓名和家族关系都互相熟识。虽然离开城市只有十二里的路程，但是乡民的风俗人性却很简朴，对岸有十数家村落互相凝视，两岸的村民隔河可以谈心。他们真和世外的桃源一般，过着那单纯而原始的牧歌的生活。

虽然乡下人总不免有些粗野，但他们却受着良好的教育，村上的学者们给他们创办了贫民夜校，通俗演讲所，民众阅报社，和民众图书馆的设备，这是普及一般年长者的教育机关。此外，还有一个素朴的小学校，可以容纳全村的儿童在那儿读书，虽然房屋不很宽大，可是教师和学生都充满着活泼的精神。一时上课铃响了，小学生们都麇集在那较大的课堂里，凝听着那位先生教授“常识”。一位小学教师带着滑稽的面孔提出许多极浅近的问题，小学生们举起他污秽的小手争相答复。有时一些白须齐胸的农父，搀着他们的孙儿走进小学校来，带着他们和霭而健康的笑颜和那年青的教师们攀谈。学校成了他们的家庭，渔村是一个安静的和平的世界。

在村里，我们还看到农父们坐在茶馆饮茶、谈心，有的架着眼镜在看城里的报纸。据说，这简陋的茶馆，也就是全村村民的俱乐部。村妇们有些抱着孩子们倚在门前，有些坐在树荫下刺绣或纺纱，常常听到她们在闲谈别村的趣事。当然我们穿过村巷的时候，鸡鸭和鹅群往往从脚边绕过，村犬并不咬人，耕牛伏在稻场上打盹。在稻场上我们还看见许多船底向天的渔船和渔网摊在阳光下曝露，因此我带着好奇心地发问了：

“孩子，这些渔船都是村上居民的吗？”

“是格，”那年轻的向导用苏州的土白回答我：“这村上的人大半的靠养鱼过活格。”

“难道一年四季都靠养鱼过活吗？”

“不，一年有三季打鱼，冬季就可以马马虎虎过活了。”

原来捕鱼的工作只有从春暮到深秋，严冬和初春之间，因为小鱼还没有长大，不能捕捉，所以大家都在空闲着。有些年轻的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出外经商去，或是临时出外帮工。一到了春夏之交，大家都回来，全村的渔夫便开始动员了。他们为了生活，早晨天明就下鱼池，年轻的渔妇们为了帮助他们丈夫的工作，不得不把孩子交给她们的翁姑，没有翁姑的，便交给小犬为他们看照。等到鱼尾装满了渔船时，渔夫便把他们的妻子送回村上，然后满载着船负摇向城里去。

直到傍晚或是明月初升时，渔夫们摇着空船，沿路高谈着市价，或是互唱着调情的山歌归来，渔船停在灯火如萤的村前，渔夫们由船舱里取出从城市里沽来的老酒，扣好船索，缓步穿过村巷，走进矮小的瓦屋。有时妻子们立门前鹄候着，接过丈夫的酒瓶，走进绿光如豆的火油灯前，渔夫在朦胧地饮着老酒，妻子立在桌边剥着花生，听他的丈夫高谈着从城市听来的闲事。

后来，向导又把我们引到村后名三角洲的湖面去游览，那儿和蛛网一般密的鱼池，布满在三角湖的周围。池边插着无数的白杨，湖水被风吹起了微波，中午的太阳正射在那儿远山之上。这时，我们又在湖岸的白杨丛中，发见了一所孤零无靠的茅屋，茅屋的周遭长着深深的草，生满了许多野花，湖水里反射着茅屋的倒影，但是那茅屋的门是静静地锁着。

“这是什么人家呢？”我禁不住地发问，“这样孤零无靠的住在这里。”

“这是一个外乡人陈大力的住屋，”那年轻的向导告诉我：“因为他白天给人家帮工，所以门总是牢牢地锁着。”

然而，我心里正在怀疑，难道这渔村里对于外乡人就应该如此待遇吗？这时那向导好像知道我的心理似的，便开始说那陈大力的身世了。

原来，那茅屋的主人是安徽桐城县人，年轻的时候是个非常强壮的壮汉，他一个人能担负两三个人的工作，所以人便给他起了一个插号叫陈大力。他本来在城厢里一家徐姓的富豪家里种菜园，后来那家主人因为奸情的关系暗杀了一个美好的丫头，私下把那丫头的尸体埋在自家的园里。两年后，陈大力因为锄地，在榆树根下发见了那丫头的尸骨。可是，当这丫头未死以前，早就和陈大力发生过情爱的，大力便带着尸骨到官厅呼冤，但他不知道当时的县官，就是他主人的未来的女婿。县官当时便把大力押起，一方面拿这案件要挟他的主人，主人畏罪，答应县官的条件，便把这不白的冤案推在大力的身上，以杀人罪判处了他无期徒刑。可是大力因得了外援和内应，便越狱脱逃了。一直流落到这里来求他的朋友帮助，可是他的朋友已经死去多年。初来这里正是工忙的时候，人家看他力大，便找他临时帮工，后来他很勇敢地打退了一个偷鱼的恶汉，于是村人发起捐给他那所茅屋，托他看管全村的渔池。他已经来到这儿二十八年，现在已经衰老，头发已经斑白，并且已经帮工不动，有时自家在公共的湖里钓些鱼，自做自食罢了。

“好了，”那年轻的向导继续着说，“老头子也没有孩子望他要饭吃，先生，这样多不好呢？”

当我们的篷船离开岸边不到半里的路程，远远地看见那边堤上走来一个衰老的渔父，他背着鱼篓和竹竿，蹒跚地向那锁闭着的茅屋走去，向导的孩童顽皮地望他打着招呼：

“大力伯伯，你又钓得几头鱼哪？”

“五六头，”那老者远远地回答道：“好孩子，你又带人来游湖吗？”

这隔水谈话的喉音不久就在湖上消失了，向导的孩童虽然没有向我说明那个老人是谁，但我已经明白，这大概就是那锁闭着的茅屋的主人吧！

载《现代》第4卷第5期（1934年3月出版）

与林语堂游苏记

／张海平[1]／

原来秋天最宜于旅行，不知曾否有怎么斯基说过此话，我却因第十六期航空公路奖券不中，又愤乎国事之蜩螗，乃应语堂先生之约，作姑苏之行，以消来沪三月胸中所积洋楼臭气。语堂先生正从事为《天下》月刊译《浮生六记》，深喜芸娘，我亦颇爱三白，于是以寻求三白夫妇之遗迹为此行之副业。恐抵苏后，途径不熟，遂先函黎庵先生约在花园饭店相候。上北火车站，阳光四射，畅如也。

饭店不知是谁的别墅，虽改为旅馆，犹有园林味。其中有池塘、有垂柳、有菊、有盘松，壁上且有扇面画屏，扇面中有一张仕女图，画一女子，斜抱梧桐，全身重要部分均压在树干上，其下一足微翘，眼神痴痴地，有不胜其情之概，这些，在别处却不易得见。大致苏人确能风雅，连一饭店，亦不肯示弱，随意摆设，便能使人着迷。以此能产生三白等人，不声不响，即可留下杰作几部。我闻才子之名甚久，今天幸而到了盛产才子之区，别的不管，我倒要留心看看这才子区的环境究竟如何。

由语堂先生拟定游程，决议先去虎丘。

虎丘在苏州阊门外，离城几里？位于何方？那是徐霞客或苏州指南编者的事，与我无干。我只说我们坐上黄包车，从饭店出发，一路尽是奇怪曲折高低不平的羊肠小径，也不知哪里来这么多的河，房舍街道都在河边。桥亦不少，好像到虎丘寺前，还经过一道。入山门，来一卖花女郎，迎头兜售，大有非买不可之势，你站着，她也站着，你看鸳鸯冢，她跟在你后面，你要上山，她走在你的前面，你说话不及她说得多，你要听她说则只是要你买两朵玉兰花。这样，我们才放了心，迈步登山。但黎庵穿得比我漂亮，人也比我高，她似乎更乐于走在他的后面，一直尾随到了二山门。三不知斜刺里忽然钻过来一位卖柑子的，他把语堂先生当着刘基，一定要谈话，所幸谈的是蓝青官话，尤幸谈的是虎丘掌故，虽说他的掌故与经传大有出入，而于我这初来游人，也不无好处。于是他代替了卖花女郎，凭三寸不烂之舌，随定了我们走到剑池。剑池前有两块石碑，一大书“虎丘”，一大书“剑池”，因无上下款识，卖柑者一定要说“剑池”二字为颜鲁公真迹，“虎丘”是后人假造的，细看也有几分道理。语堂先生近来又去研究书法，亦以“剑池”二字写得不错，于是卖柑者更振振有词。走到剑池便一口咬定，这池有一丈八尺深，说本来有三丈六，因吴王炼剑之后，有干将、莫邪二剑飞天而去，不知怎么一来，就只有一丈八了。连他也不甚明白当年经过细则，我们只好望着池上的小桥兴叹。原来此处却有些奇怪，一边是千人石，很大一块石崖，一边平敞，一边高峻，而这一面却有数丈高的石壁与千人石的高峻处相对峙，其下却留出低洼，横可五尺，长约二丈，便算是池了。池窄且狭，又积满崖水，哪里可以炼剑？但崖上之桥，偏有两孔“替二剑飞天时，冲出后所留之余迹”作证。卖柑者还申明乾隆帝三下江南，曾在这里用御眼看过，因此那两个剑孔名曰眼井。但当我们亦正用眼从桥上看下去时，遇着另外一群游人，也有一位卖水果者作他们的指导，据那一位的宣传为西施娘娘梳妆之处。西施娘娘去桥上梳妆，未免过于危险，以此，我们不敢再听那一位的下文，随着卖柑者上了望苏台，一刹那间卖柑者的脸上表现了“胜利的光辉”。

望苏台上，我们先望清楚虎丘的塔。这塔是经过太平军兵燹的残余，塔上粉色惨红似地映着斜阳，还有当年余迹。大致太平军当初亦甚反对风雅，故意处处毁坏与风雅有关之地，以示革命，后来不知如何被几位文人打得不亦乐乎，而能与文人对抗者，偏偏只有会做诗的石达开与李秀成。可见真能风雅的人，打起仗来，有时也许特别好玩，如轻裘缓带的羊祜，填满江红词的岳武穆，谁也不敢骂他玩物丧志，有误民族；不过据说飞机大炮发明以后，谈风雅亦有亡国的危险，所以一切救国文人，只落得关在租界洋楼，大创作其三角恋爱的长篇小说了。

可惜受时间的限制，当前古迹名胜太多，未能一一领略。我们忙得紧，卖柑者亦随着跑得飞快，什么二仙亭、冷香阁都未走到，而望苏台上一望，苏州已经“烟火”万家了。此处四方凌空，极目均达数十里外，在暮霭苍茫中，看“狮子回头望虎丘”，煞有神气。据卖柑者言，早晨登虎丘，还可看出狮子山的两只眼睛来。似乎风景一到他口里，总要活灵活现，令人想起哪里见过游尼罗河逛金字塔，亦能遇着此种导游者。你要是不以他的瞎撰为烦，仅可得些美妙的故事，Irving的杂记不是这样写下来的么？

疑三白所谓千顷云者，即是此处，然卖柑者不知三白，只知唐伯虎，并谓拥翠山庄门首墙上，分刻龙虎熊豹四字，为唐伯虎与祝枝山所合书。看他念念有辞，似尚能追述当年唐寅与秋香恋爱之三部曲，可见唐才子入人之深。然唐寅亦似乎有些学问，虽未学过俄文日文，而他的字画诗文，都不是抄录捃摭而来，所以能深入民间，流露于贩夫走卒辈之粗口。设今日以西洋为了不得者，亦能使黄包车夫懂得其奥妙，而国家亦或从此得救，吾故曰：久矣夫中国的推车卖浆者流不知道有人在替他们呐喊了。再说三白因少年不得志，亦不津津自炫，经商时老实经商，卖画时悄悄住在仓米巷，故能老老实实写出《浮生六记》，单看他写芸娘前齿微露，便不像“苹果般的面庞”那样美丽，而文章到底可以看看，可以翻译，可以千秋了。

这时，一轮圆月已经冉冉升起，远山如七子灵岩，只能看出黑默默的轮廓，历历如围棋名家安排的黑棋子，有呼应，有照顾，而不拥挤杂沓，非似我家故乡，山尽管多，然往往重重叠叠不甚通气。我们边看边下，重新经过生公说法处、白莲池，我还去试一试那点头石，却摇不动，“点头”二字，刻得甚新，疑是好事者为之。再下，又看看吴王试剑石，一石中分，开缝处，俨然剑劈，可看出剑尖剑把，不过分口大而深，不像人手假剑所能劈破。卖柑者于此亦缺乏考据，遂引我们直趋憨憨泉。到那里，他的神话又多，而初入山门时所遇之卖花女郎忽于泉井旁出现。首由黎庵掏包付给卖柑者，语堂先生又略为润色，才算打发了他；但这一来她便一直护送我辈上车，拼命以四朵玉兰花换两毛大洋而去。

载第11期（1936年8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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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作者署名“海戈”。

重游玉皇山小记

／许钦文／

交出了考卷和分数单，一个学期总算又告结束。疲倦和郁闷充满着身子，很想透一口气。要隔一小时才有一辆的四路车刚过去，呆立着等候不耐烦，就沿着马路踱步。西子湖畔，吴山之麓，风景委实不错。往常忙碌，虽屡次经过，并未感到兴趣。一经闲空，就觉处处可观。山林醒目，景物诱人；信步欣赏，不久到了望仙亭，知道是上玉皇山的口子。一向苦于人事，缺少游玩自然风景机会的我，以前在杭州连住十几年，连南北高峰龙井天竺都没有到过。玉皇山倒曾经游过，廿五六年，李青崖氏来杭，由郁达夫氏邀同去玩，七星缸、八卦田，还都留下着印象。山路的宽阔使我记起来了福州的鼓山；石级打扫得干净，又使得我联想到四川嘉定的鸟尤山。

钱塘江边，西子湖畔，有名的山上，大概有着寺院，如云栖、五云、龙井、虎跑、灵隐、天丝、韬光和北高峰等处，无非由和尚主持。黄龙洞和玉皇山却由道士主持，所以山上标着“黄老遗风”，那些黄墙壁的建筑物都是叫做观的。道士讲究炼丹成仙；还在山脚里，也就以“望仙”名亭了。究竟怎样炼丹，能否成仙且不说，山上的生活清静总是实在的。无怪爱好清静的人，入山惟恐不深。听着潺潺的溪流，颇有“鸟鸣山更幽”之概。以为到了这种山上，闻不到什么火药气味，可以不再嚷嚷，可是未及山腰，就见到一个壮年的道士在对老道士喘着气报告，一手握着粗竹竿，显得雄赳赳；说是好些部队里的人上来砍竹砍木头，讲了许多好话止不住刀斧，最后说到名胜古迹要保存，这才退下去。可见到了山上做道士，还得用力气斗争。本来道家崇尚返本，无非为着任其自然，并不在于保存什么古迹。如今这种山上的道士，所谓名胜古迹，直接间接，却总与其生活有关。“辟谷”之术未成，种些蔬菜以外，山上见不到什么直接生产的设备：饮食所需，恐怕也要像一般和尚的从“香火”设法，至少要能动人之心。宗教家动人之心的手段，于伟大、庄严和清静等美感以外，就是神秘，藉以激动人的好奇心。好奇固人情之常，神秘有助于信仰。西子湖畔和尚以神秘动人的有灵隐的一线天和净慈寺的运木古井。一线天无非是岩石中的一个空隙，细小得很，隐约难见。说是善心的人由此可以望见佛；有些人说确已望见了佛。其中奥妙，读过托尔斯泰所著空大鼓中皇帝的新衣的可以了然。运木古井是井底里有着一块木头，相传济颠和尚成佛以前曾从这口井里运出许多木头来造寺宇。大概因为木料长大，普通的方法不容易运输，就来了这神话般传说。和尚说得像煞有介事，听的人也似乎大半相信。一看要出蜡烛钱，这就成了运钱井。玉皇山上神秘的、固有的七星缸和八卦田以外，新有了紫来洞的布置。八卦田在山下，在平地看，只是几口田，登上玉皇山远望，才有点像八卦形。实在也只是有点像，并没有真正做到八卦的条件，连太极图都没有弄圆。七星缸虽然造起了七星亭，那七只起了锈的铁缸却仍然歪歪斜斜的乱放在露天下，新布置的紫来洞，附近一带都弄得很整齐；什么象伏地，什么狮啸天，把许多块岩石都新起了名称。紫来洞由紫东道士经营起来。“紫气东来”，确是道家的典故。《关令尹内传》：“关令登楼四望，见东极有紫气西迈，喜曰，应有圣人经过京邑，至期乃斋戒，其日果见老子”。不过洞口所题，牵连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意如何贯通，未能了然。又在近旁岩石上凿有“仁静智流”四大字，大概由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话。山是静的，水是长流的，固然不错。但这是儒家的见解，竟也做了“道山”的点缀。我国人在思想上，说得好听点是和平，说得不好听点是模糊，并无严密的区别。虽然和尚住寺院庙宇，道士住在观里，在丧家出殡，却可以吹打在一起。一般人对于有点哲理思想的事情，往往因觉神秘而盲目的信仰。自然这只是过去的事情。不过西子湖畔，寺院和观并立，和尚道士相安无事，也就不足怪了。

可是玉皇山，终究是有着点道家气味的，和尚寺院所在的，无论是五云山、北高峰、灵隐和天竺，都见不到头皮光光的小尼姑，在玉皇山上，将到福星观的地方我就碰着了小道姑，圆圆的头脸上梳着两个螳螂髻，额上养着刘海仙，脚上套着长统的白布袜，裤脚藏在袜统里。并不搽脂搽粉，皮肤白嫩嫩，脸颊红粉粉。这是自然的健康美，一跳一跃的跨着大步子，尤其显得生动活泼。而且，进了福星观，放大的紫东道士的照相，一望见就认得。固然前次来玩时蒙他招待过，“八·一三”的前夕，我跟达夫去福州，在上海碰着这位老道士，达夫托他带回杭州一大捆的木版书，是刚到上海买得的，请他吃中饭，我是同席的。如今达夫据说已去世，许多事还是无从说起，由这位老道士带归的书籍不知去向，大学路旁达夫家的房子是易主了。探问以后，知道紫东道士还健在，已有八十五岁。一时很想找他谈谈，终于因为觉得没有什么道话可说作罢。达夫比紫东道士年轻得多，老者依然，壮者已故。远涉重洋不如深居高山安稳，这或者就是所谓得道了。山上空气鲜新，阳光充足；尤其是玉皇山顶，左钱塘江，右西子湖，风景美丽，气势雄壮，足以爽神悦目。所谓修炼得道，原来处地优良，便于摄生养神就是了罢。不过福星观前固然种些蔬菜以外，见不到什么直接生产的机构，就是开凿岩洞，修屋筑路也未必由于道士的兼工匠。紫来洞口刻石所记，也是称“鸠工”的。那么同山下的社会不能“老死不相往来”；战争的火药气味也是会影响到的罢。

载第171期（1949年2月16日出版）

钱江看潮记

／丰子恺[1]／

在上海时，偶然与友人谈起看潮。问到好几位广东人、北平人、湖南人，都说看过海宁潮的。他们问到我，我是住在离海宁三四十里的石门湾的人，却没有看过，大家引为诧异。言下带可惜之意，仿佛我是暴殄了天物。我自己也一时想不出为什么始终没有到海宁看潮的理由。大概总是由于自己太忙太懒吧？但仔细一想，还有一个至理存在于其中：凡物必难得也，其价值始高。海宁潮名震四海。广东人、北平人、湖南人久慕大名，一到了离海宁不远的地方，自然要去看一看。不管潮水好看不好看，“看过海宁潮”这一句话就有价值了。至于我们住在海宁附近的人，因为近在咫尺，旦夕可至，不希罕它，因而藐视它。石门湾人谈起看潮，都说“没啥看头”；或者说“月月可去看得，何必在八月十八去买座位，嬲闹热呢？”因为月月可去看，就月月不去看，年年不去看了。我的没有看过海宁潮，一部分原因在此。

今年阴历八月十八，我寓居在杭州。这一天恰好是星期日，寓中来了二位亲友，和二个例假返寓的儿女。上午，天色阴而不雨，凉而不寒。有一个人说起今天是潮辰，大家兴致勃勃起来，提议到海宁看潮。但是我的左足趾上患着湿毒，行步维艰还在其次：鞋根拔不起来，拖了鞋子出门，违背新生活运动，将受警察干涉。但为此使众人扫兴，我也不愿意。于是大家商议，修改办法：借了一只大鞋子给我的左足穿了，又改变看潮的地点为钱塘江边，三廊庙。我们明知道钱塘江边潮水不及海宁的大，真是“没啥看头”的。但凡事轮到自己去做时，无论如何总要想出它一点好处来，一以鼓励勇气，一以安慰人心。就有人说：“今年潮水比往年大，钱塘江潮也很可观。”“今天的报上说，昨天江边车站的铁栏都被潮水冲去。二十几个人爬在铁栏上看潮，一时淹没，幸为房屋所阻，不致与波臣为伍，但有四人头破血淋。”听了这样的话，大家觉得江干不亚于海宁，此行一定不虚。我就伴了我的二位亲友，带了我的女儿和一个小孩子，一行六人，就于上午十时动身赴江边。我两脚穿了一大一小的鞋子跟在他们后面。

我们乘公共汽车到三廊庙，还只十一点钟。我们乘义渡过江，去看看杭江路的车站，果有乱石板木狼藉于地，说是昨日的潮水所致的。钱江两岸两个码头实在太长，加起来恐有一里路。回来的时候，我的脚吃不消，就坐了人力车。坐在车中看自己的两脚，好像是两个人的。倘照样画起来，见者一定要说是画错的。但一路也无人注意。只是我自己心虚，偶然逢到有人看我的脚，我便疑心他在笑我。碰着认识的人，谈话之中还要自己先把鞋的特殊的原因告诉他。他原来没有注意我的脚，听我的话却知道了。这仿佛善于为自己辩护的人，欲掩其短，往往反把短处暴露了。

我在江心的渡船中遥望北岸，看见码头近旁有一座楼，高而多窗，前无障碍。我选定这是看潮最好的地点。看它的模样，不是私人房屋，大约是茶馆酒店之类，可以容我们去坐的。为了脚痛，为了口渴，为了肚饥，又为了贪看潮的眼福，我遥望这座楼觉得异常玲珑，犹似仙境一般美丽。我们跳上码头，已是十二点光景。走尽了码头，果然看见这座楼上挂着茶楼的招牌，我们欣然登楼。走上扶梯，看见列着明窗净几，全部江景被收在窗中，果然一好去处。茶客寥寥，我们六人就占据了临窗的一排椅子。我回头喊堂官：“一红一绿！”堂官却空手走过来，笑嘻嘻地对我说：“先生，今天是买座位的，每位小洋四角。”我的亲友听了这话都立起身来，表示要走。但儿女们不闻不问，只管凭窗眺望江景，指东话西，有说有笑，正是得其所哉。我也留恋这地方，但我的亲友们以为座价太贵。同堂官讲价，结果三个小孩子“马马虎虎”，我们六个人一共出了一块钱。先付了钱，方才大家放心坐下。托堂官叫了六碗面，又买了些果子，权当午饭。大家正肚饥，吃得很快。吃饱之后，看见窗外的江景比前更美丽了。

我们来的太早。潮水要三点钟才到呢。到了一点半钟，我们才看见别人陆续上楼来。有的嫌座价贵，回了下去。有的望望江景，迟疑一下，坐下了。到了两点半钟，楼上的座位已满，嘈什异常，非复吃面时可比了。我们的座位幸而在窗口，背着嘈什面江而坐，仿佛身在泾渭界上，另有一种感觉。三点钟快到，楼上已无立锥之地。后来者无座位，不吃茶，亦不出钱。我们的背后挤了许多人。回头一看，只见观者如堵。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更有被抱着的孩子。有的坐在桌上，有的立在凳上，有的竟立在桌上。他们所看的，是照旧的一条钱塘江。久之，久之，眼睛看酸了，腿站得痛了，潮水还是不来。大家倦起来，有的垂头，有的坐下。忽然人群中一个尖锐的呼声：“来了！来了！”大家立刻把脖子伸长，但钱塘江还是照旧。原来是一个母亲因为孩子挤得哭了，在那里哄他。

这时候我觉得钱塘江可恶极了！大家越是引领等候，它的架子越是十足。这仿佛有的火车站里的卖票人，又仿佛有的邮政局里收挂号信的，窗栏外许多人等候他，他只管悠然地吸烟。

三点二十分光景，潮水真个来了！楼内的人万头攒动，像运动会中决胜点旁的观者。我也除去墨镜，向江口注视。但见一条同桌上的香烟一样粗细的白线，从江口慢慢向这方面延长来，延了好久，达到西兴方面，白线就模糊了。再过了好久，楼前的江水渐渐地涨起来，浸没了码头的脚。楼下的江岸上略起些波浪，有时打动了一块石头，有时淹没了一条沙堤。以后浪就平静起来，水也就渐渐退却。看潮就看好了。楼中的人，好像已经获得了什么，各自纷纷散去。我同我亲友也想带了孩子们下楼，但一个小孩子不肯走，惊异地责问我：“还要看潮哩！”大家笑着告诉他：“潮水已经看过了！”他不信，几乎哭了。多方劝慰，方才咕噜咕噜地下楼。

我实在十分同情于这个小孩子的话。我当离座时，也有“还要看潮哩！”似的感觉。似觉今天的目的尚未达到。我从未为看潮而看潮。今天特地为看潮而来，不意所见的潮如此而已，真觉大失所望。但又疑心自己的感觉不对。若果潮不足观，何以茶楼之中，江岸之上，观者动万，归途阻塞呢？以问我的亲友，一人云：“我们这些人不是为看潮来的，都是为潮神贺生辰来的呀！”这话有理，原来我们都是被“八月十八”这空名所召集的。怪不得潮水毫没看头。回想我在茶楼中所见，除旧有的一片江景外毫无可述的美景。只有一种光景不能忘却：当波浪淹没沙堤时，有一群人正站在沙堤上看潮。浪来时，大家仓皇奔回，半身浸入水中。举手大哭，幸有大人转身去救，未遭没顶。这光景大类一幅水灾图。看了这图，使人想起最近黄河长江流域各处的水灾，败兴而归。

载第73期（1935年10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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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子恺”。

采石矶半日游

／黄朝仪／

采石矶是在南京迤西扬子江边的一个饶有古迹的名胜地方。我们由南京乘车往游。到了采石矶，到站里坐了一会，问起采石的情形。据说，采石是一个比较闹热的镇市，属当涂县管。全镇约千余户，人口一万左右，泰半都是务农的。在若干年前，因乡民在山头掘得一座直径约一尺，高约五寸的香鼎，作黑紫色，上有红绿花纹，系天然生成，世代流传，奉为至宝，该镇遂因此得名。民十六七年问，曾为直鲁军阀搜去，不久仍索回，现珍藏于耆绅鲁涤文家，不肯轻易示人。采石矶头距车站约三华里，现辟为采石公园。说完，离了车站，雇人力车二辆，一同前往。

过采石镇时见新辟马路，颇宽阔整洁，毫无都市喧嚣之象。未几，过一木桥，见上书“锁云桥”三字，为当涂县长刘一公题。俯视小河中停泊民船甚多。越桥即为公园路，工人正填土铺石，修筑马路。两旁所植树，正值新绿之时，随风摇曳，倍增妩媚。途中伤兵三三两两，皆以木棍撑腋而行，想象彼辈当年效命疆场之英勇，不禁为之同情者再。

将抵江边，见右旁祠庙甚多，墙上大书“纪念先贤”四字。最后二祠，一为彭玉麟祠，一为李太白祠，建筑皆采古时庙宇形式，外表极为壮观。我们下车后，步行人内拾级而登。殿前有行政院长蒋中正亲题对联一副，上书：“胜迹画图中，莫辜负此日登临，依山枕渚；奇才诗酒老，曾记取当年狂放，动地惊天。”殿分三层，皆供有李太白像，两廊匾联，触目皆是，其中颇不乏精心之作，足征后人崇拜先贤的真挚。我们登楼顶眺望，但见含远山吞长江景物如画，不觉心旷神怡。二楼设有茶座多张。闻每届春末夏初之时，游人如织。堂中彭玉麟题联两副，颇能代表李氏当年狂放不羁的气概。“布鼓过雷门，问何人铁板铜琶，敢唱大江东去：挽经于电扫，仍往日珠梁玉栋，重看明月西来。”“击楫几登临，看白纻环来，生成画稿；推窗一凭眺，问青莲在否，同放诗怀。”

出殿后，沿山行登采石公园，至燃犀亭，俯视矶头峭壁千仞，近水处乱石重叠，洪涛汹涌不绝，令人心惊目眩。据传以前在此自杀者极众，乡人因迷信水中必有怪物，仿佛人至矶头，就会被拉下水去一般，都不敢站立矶头朝下俯视。后来经人燃犀牛之角，置于水底，怪物乃被药毙，自杀者遂亦减少。又水中有石一座，约方丈大小，突出水面，以前亦有一般无知妇女，立矶头以铜元掷之，谓如能掷中者，即可生育，今则渐无矣。

越采石公园至三元洞，有石阶十余级，盘旋而下，内有石室中供佛像。出山洞豁然开朗，有亭台一座，距水面仅丈余，备极清凉。稍憩，见天色垂暮，乃循原道返车站。

载第9期（1936年7月5日出版）

皋亭山

／郁达夫／

皋亭山俗称半山，以“半山娘娘庙”出名。地在杭城东北角，与城市相去大约有十五六里路之遥。上半山进香或试春游的人，可以从万安桥头下船，一直的遵水路向东北摇去。或从湖墅，拱宸桥以及城里其他各埠下船去都行。若从陆路去，最好是坐火车到笕桥下车，向北走去，到半山只有七里；倘由拱宸桥走去，怕要走十多里路了，而路又曲折容易走错。汽车路，不知通到了什么地方，因为航空学校在皋亭山下览桥之南三五里，大约汽车路一定是有的。

先说明了这一条路径，其次要说我去游皋亭的经验了，这中间，还可以插叙些历史上的传说进去。

自前年搬到了杭州来住后，去年今年总算已经过了两个春天。我所最爱的节季，在江南是秋是冬，以及春初的一二个月。以后天气一热，从春晚到夏末，我简直是一个病夫；晚上睡不着觉，日里头昏脑涨，不吃酒也像是个醉狂的人。去年春天，为防止这一种蛀夏——其实也可以说是蛀春——病的袭来，老早我就在防卫，想把身体练得好些，可以敌得过浓春的压迫，盛夏的熏蒸。故而到了春初，我就日日的游山玩水，跑路爬高，书也不读，文章也不写。有一天正在打算找出一处不曾去过的地方来，去游它一天，消磨那一日长闲的春昼。恰巧有一位多年不见的诗人何君来了，他是住在临平附近的人，对于那一边的地理，是很熟悉的。我问说：“临平山、超山、唐栖镇，都已经去过了，东面还有更可以玩的地方没有？”他垂头想了一想，就说：“半山你到过没有？”我说：“没有！”于是就决定了一道去游半山。

半山本名皋亭山，在清朝各诗人的集子里，记游皋亭看桃花的诗词杂文很多很多。我们去的那一天，桃花虽还没有开，但那一年春天来得较迟，梅花也许是还有的。皋亭虽不是出梅子的地方，可是野人篱落，一树半枝的古梅，倒也许比梅林更为有趣。何君从故乡来，说迟梅还正在盛开，而这一天的天气，也正适合于探梅野步。

我们去时，本打算上笕桥去下车，以后就走到皋亭山上庙里去吃午餐的。但一到车站，听说四等车已经开了，于是不得已只能坐火车到了拱宸桥。

在拱宸桥下车，遥望着皋亭的山色，向北向东，穿桑林，过小桥，一路的走去，那一种箫疏的野景，实在也满含着牧歌式的情趣。到了离皋亭山不远，人沿堤一处村子里的时候，梅花已经看了不少，说话也说尽了两三个钟头，而肚里也有点像贪狼似的饿了。

我们在堤上的一家茶馆里，烘着太阳，脱下衣服，先喝了两大碗土烧酒，吃了十几个茶叶蛋，和一大包花生米豆腐干。村里的人，看见我们食量的宏大，行动的奇特，在这早春的农闲期里，居然也聚集拢了许多农工织女，来和我们攀谈。中间有一位抱小孩子的二十二三的少妇，衣服穿得异常的整齐，相貌也生得非常之完满，默默微笑着坐在我们一丛人的边上，在听我们谈海天，说笑话，而时时还要加以一句两句的羞缩的问语。何诗人得意之至，酒喝完后，诗兴发了，即席就吟成了一首七言长句，后来就题上了半山娘娘庙的墙壁。他要我和，我只作成了一半，后一半却是在回来的路上作的，当然是出韵了，原诗已经记不出来，我现在先把我的和诗抄在下面：

春愁如水刀难断，村酿偏醇醉易狂。
笑指朱颜称白也，乱抛青眼到红妆。
上方钟定夫人庙，东阁诗咸水部郎。
看遍野梅三百树，皋亭山色暮苍苍。

因为我们在茶馆里所谈的，就是这一首诗里的故事。

他们说：“半山娘娘最有灵感，看蚕的人家，每年来这里烧香的，从二月到四月，总有几千几万。”

他们又说“半山娘娘，是小康王封的。金人追小康王到了这山的半腰，小康王无处躲了，幸亏这娘娘一把沙泥，撒瞎了追来的金人的眼睛。”

又有一个老农夫订正这一个传说说：“小康王逃入了半山的山洞，金人赶到了，幸亏娘娘把一篓细丝倒向了洞口，因而结成了蛛网。金人看见蛛网满洞，晓得小康王决不躲在洞里，所以又远追了开去。”

凡此种种，以及香灰疗病、娘娘托梦等最近的奇迹，他们都说得活灵活现，我们仿佛是身到了西方的佛国。故而何诗人做了诗，而不是诗人的我也放出了那么的一“臭”。其实呢，半山庙所祀的为倪夫人。据说，金人来侵，村民避难人山；向晚大家回村去宿，独倪夫人怕被奸污，留居山上。夜间为毒蛇咬死。人怜其贞，故立庙祀之。所谓撒沙，所谓倒丝筐，都是由这传说里滋生出来的枝节，而祠为宋敕，神为女神，却是实事。

我们饱吃了一顿，大笑了一场，就由这水边的村店里走出，沿堤又走了二三里路，就走上了皋亭脚下的一个有山门在的村子。这里人家更多，小店里的货色也比较得完备。但村民的新年习惯，到了阴历的二月还未除去，山门前的亭子里、茶店里，有许多人围着在赌牌九。何诗人与我，也挤了进去，押了几次，等四毛小洋输完后，只好转身入山门，上山去瞻仰半山娘娘的像了。

庙的确是在半山，庙里的匾额、签文以及香烛之类，果然堆叠得很多。但正殿三间，已经倾颓灰黑了，若再不修理怕将维持不下去。西面的厢房一排数间是厨房，也是管庙管山的人的宿舍，后面更有一个观音堂，却是新近修理粉刷过的。

因为半山庙的前后左右，也没有什么好看，桃树也并没有看见，梅花更加小了，我们就由倪夫人庙西面的一条山路走上了山顶，登高为望远，风景是总不会坏的，我们在皋亭山顶，自然也看见了杭州城里的烟树人家与钱塘江南岸的青山。

从山顶下来，时间已经不早了。何诗人将诗题上了西厢的粉壁后，两人就跑也似的走到了笕桥。

一年的岁月，过去得很快；今年新春刚过，又是饲蚕的时节了，前几天在万安桥头闲步，并且还看见了桥杆上张着黄旗的万安集半山超山进香的香船，因而便想起了去年的游迹，因而又发出了一“臭”：

半堤桃柳半堤烟，急景清明谷雨前。
相约皋亭山下去，沿河好看进香船。

三五年三月廿七日

载《文饭小品》第3期（1935年4月出版）

烂柯山和仙霞岭

／姜馥森／

生平所游过的名山大川，仿佛有如尝过山珍海味似的，脑子里常常憧憬着；只要外界有所刺激，就能联想起来。病友黄少敏君是浙赣交界地方——玉山——的人，饭余茶后与他谈起浙江西陲的名山，如烂柯山、仙霞岭、江郎山、方岩等胜地，很想做篇浙西游踪，以追记之，可是事隔二十年，印象已模糊。不过当时我曾写了两篇关于烂柯山和仙霞岭记游文章，隐约的还能把胜事追述下来：

一、烂柯山访仙

烂柯山的故事，民间传说很普遍。在民国初年我刚进小学堂时，第一天所临摹的红方格小字帖，便是王姓樵夫到烂柯山去的诗：

王子去求仙，丹成十九天。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这四行字很简洁，很容易临摹，并且老师给我们讲这首诗的来历，在我幼稚的心灵上深深地印上“洞天仙境”的幻影。后来负笈衢县。衢县又称柯城，就是烂柯山的所在地。我把行笈刚安顿好，就与一个本地同学访游烂柯山去了。

是一个盛暑的早晨，出衢县南门三十里，翠峰环抱，烂柯在望。先到山麓寺院喝茶止渴，承方丈好意，领我们一道到山上去。我们在巨石堆成的月洞桥下休息着。地甚平坦，有石凳可坐。桥如长虹，高三丈，长五丈。四面都是高山，浓荫密布，虽在暑天，凉风飒飒，犹有寒意。方丈对我们说：“以前有两位仙人就在这块地方弈棋，有个王姓樵夫在此旁观，刚看罢一局棋，柯斧已烂了，烂柯山因此得名。”仙家日月，如此局促，依我说不是件快乐的事。张以宁题烂柯山图的诗：“人说仙家日月迟，仙家日月总堪悲。谁将百岁人间事，只换山中一局棋？！”也是有所感而作也。

仰视桥上石隙中有苍劲松柏，古色古香。相传已千数百年，我为好奇心所驱使，慢慢爬到桥脊上去看个究竟。蟠枝虬曲，绿鬣舞空，昂然玉立，非人间凡品也。俯视深壑，危壁万仞，摇摇欲坠，不敢逼视。下来时，流了一身虚汗。

桥旁有深洞，相传为仙子寝卧之处，其中有石床，我急欲进去一看，方丈说：“且慢，里面深得很，进去容易，出来很难，好在我已带着火柴与束香，你们紧随着我进去，紧随着我出来。”说完话，他就点着香，预备进去，在洞口高大声嚷着：“里面有人出来没有？”历久无回答，我们方匍匐进去，因洞口甚狭，只容一人，假使有人出来，势必进退维谷，总得有一个人开倒车（倒爬），大感不便也。

进洞时，方丈第一，友人第二，我第三，洞中小且狭，蛇行前进，胸腹背骨，触着石壁与泥土，磨擦而进。每进一程，方丈插一炷香，以备出路时之遵循路线。约行二十分钟，其中豁然开朗，有曙光从岩隙中射入，名谓“一线天”，有类似石床石桌等器具，下垂钟乳，多蝙蝠，地甚潮湿，不能久留，设仙人在此居住也太受罪了。

出洞口，到寺院吃午餐，复上烂柯最高峰，倒很有意思。荒荆丛棘，几将迷途，山势极倾斜，初上时弯腰成三十角度，渐为六十度，后来几至九十度，有如爬行。山路坚滑如冰，登高峰，万山皆在脚下，不觉狂舞，饮山涧清泉，沁涤肺腑，精神为之一振。日暮时下山，衣履尽湿，遥顾山顶云气出没，方知身从此中来也。

是晚宿于僧合，方丈篝灯论茗，畅谈祈梦王子故事，兴味甚好。抬头见窗外明月鹊巢，又念我身置千里之外，默念宋人王积翁诗：“鹊鹡音断人千里，乌鹊巢寒月一枝。”爰有归思。

二、仙霞岭寻虎

仙霞岭跨浙赣闽三省，地势险要，明人徐霞客亦曾游历此地。昔年校中旅行队曾在仙霞岭附近驻扎一星期，我就与几个淘气同学深夜寻虎，大有幼犊不畏虎气概，现在回想起来也很可发笑的。

昔年浙赣铁路未落成时，仙霞岭为浙赣要道，尤为军事上必争之地。岭有五关，在浙境系一二关，岭上为三关，赣境系四五关，高度达千余尺，拾级以上，腰腿酸乏不堪。岭间供有杨二郎庙，遗有当年所用四十斤重铁刀一具。有古碑，碑上刻蛟螭，记述战绩颇详。昔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五关易破三关难”，今日飞机凌空而来，历史上的战迹，已不能存在了。

两旁高山峻岭，危崖削壁，苍松巨柏，丛菁蔽天，密不见人。风动时有如虎啸狼嚎，气象森严。我与游伴正在丛林中探胜，忽然发现虎迹，大如米升。心中好奇，赶忙去问庙中僧人，据说：“此山多虎，日落时即无行旅经过，庙中山门，夜间也关上，以防不测。”人说“谈虎色变”，而我们则大喜过望，预备夜间猎虎。

我们旅行队驻扎在山下十里远古庙中，深夜人静中，我们志同道合的八位同学，骑上预先向村人租来的马匹与土枪弓箭直奔仙霞岭而去。

上山时，在危崖中，我高诵石达开诗：“勒马渡崖关，挽弓射明月。头颅当酒杯，饮尽胡儿血。”另一位同学说，末一句应改为“饮尽虎儿血”，方为妥帖。他接着又说：“打虎我倒不怕，可是我忘了携带我的祖母给我的‘洪武通宝’大钱，我回去拿来作镇邪和压惊用。”大家信以为真，也知他一去不返，临阵脱逃了。

到了岭上，我们七员将布成一个半圆形的阵线，静阵以待，土枪与弓箭作预备放的姿势。好久没有响动，约莫到了子夜时分，隐约望见远山里两只牛形动物，从山腰跃出，继而怒吼起来，我们就对准一排枪一排弓箭，倏忽就不见了。大家轮流布岗，让一部人打瞌睡，一直到天明不见动静，清晨和尚开山门时，看到我们一群武装朋友笑眯眯的问：

“你们干什么啦？”

“我们要吃老虎肉，并且为师父们除害！”得啦，得啦。你们也能猎虎？你们希望见到老虎，可又怕见老虎。老虎也不好意思与你们会面哩！我说，你们是虚张声势吧！

因了和尚这句话，大家心里明白，没精打彩的归队去了。

载第25期（1937年3月5日出版）

家在陶然亭

／盛成／

由天桥到陶然亭，唯最是深秋芦花时节，那种述说不出的凄凉景象，这好像回家似地。这里是风月田园，又可说是埋香胜地。我本不预备再写这类的回忆，想一直跑进下层，描写他们的生活，可见到了天桥，不写赛金花，未免是遗憾；到了天桥，不到陶然亭，未免矫情！

陶然亭的艳史，也可说是伤心史，这是故都掌故中，特出的一部。那一对情侣，不曾到此地来过，那一对情侣，到了难解难分而受了社会上礼教的阻碍，谁又不想互抱而死，死后葬在此地呢？

“五四”之后，北平产生了不少恋爱新史，当时曾轰动一时，而今不过黄土两堆。除去我们这班不速之客，到了陶然亭，往事追怀，不堪凭吊，有许多对始爱终离的情侣，也很愿意他们都埋在此地，可供我们不时的追悼，并且可作爱情久远的象征。

我要谈高君宇与石评梅，君宇的坟上有碑，碑上有新诗一首，诗后有跋。文云：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速。

而跋云：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

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评梅的墓，距君宇的坟，约有数十步，墓石上题云：“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女教员石评梅先生之墓”。又文云：

春风青冢。

转角上坡，见有石，石上有铭：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耶非耶，化为蝴蝶。

这是一首最有名的《香冢铭》，早经脍炙人口，我正想评梅的墓铭“春风青冢”，或者就是这篇的缩影吧！殉情而死之佳人埋香陶然亭畔的佳城，昔人疑香冢有名无实，而今正名副其实了。

香冢旁有鹦鹉冢，坡下有醉郭墓，庚子联军，攻克北京，愤时骂世，扶醉佯狂而歌于市的醉郭，死了也葬在此地，好比西子湖滨，岳王墓、苏小坟、曼殊塔，情景杂遝；北地之荒草白杨比桃柳争辉当更缠绵悱恻。破井颓垣，凭吊不止一世。

陶然亭因白香山句“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而得名。亭筑在土丘之上，高过城堞数尺，为辽代慈悲院旧址。从前三海为禁地，中央公园仍是社稷坛的时代，春秋佳日，一般骚人墨客都到什刹海陶然亭来寻幽趣。陶然亭虽离嚣闹市不远，但已清净悠闲，如在世外；且芦苇深处，飞鸟满滩，登亭远眺，自然心旷神怡。

我最爱陶然亭，陶然亭好像是我的家，每次到了陶然亭，我都乐而忘返。北望瑶台，东瞰先农坛，西山莲花寺亦在望中，孤坟独墓，禾黍离离，荒烟环绕，偶听秋蝉，心中感想，极难细述其万一。以连年飘泊的我，在这个世界里，找不到一根支柱，眼望着黄土累累如母乳状，极思回家，还有儿时待我最好的老万妈妈，如今她也面对铜山，作长眠了。我到陶然亭，立刻想起过去这许多家中旧话，同我目前的心境，恰巧类似，我希望哪一天打回老家去！那我就无庸再写故都回首了。

载第100期（1936年11月16日出版）

由杨树浦到济物浦

／姜馥森／

到汉城工读去！在上海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购得了一张开往济物浦（仁川）的“平安丸”船票，踏上了征途。

斜风细雨中的一个下午，我坐了一辆马车到杨树浦船埠。因为有雨丝，急于把我的笨重的五件行李卸下来，叫马车夫搬到船上去。他有些为难意思，说是杨树浦码头与十六铺不同，给码头脚夫看见要被殴打的呢！

“怕什么呢？‘阿拉’宁波人不怕上海小瘪三。”我虚张声势的说着，随手递给他四角小费。

他看在银钱上面，于是一件件的给我搬上去。刚搬完第三件，两个戴鸭舌帽的码头脚夫——说他是脚夫，无宁是说他码头的流氓为妥帖——怒气冲冲的走来：

“先生阿是到仁川去发财？”

“唔！”我也搭着十足的架子，从鼻孔里哼出声音。我是知道流氓是不能表示柔弱的。

“先生是老上海，应该明白上海的规矩，譬如杨树浦东洋码头的行李，就该叫我们来拿，不应该叫车夫拿。”说着就靠近马车夫“拍搭”一个耳光：“猪头三！你赶快把船上的行李拿下来，大爷让你回去。否则，哼，哼……。”

“没有这个道理！拿上去的，还要拿下来。剩下的二件就叫你们拿吧。”我肝火也上来了。一面给马车夫车费连酒力一元四角，打发他走。他垂头丧气的接着银币，扬鞭直驰，一溜烟的走了。

那两位流氓各人措着一件行李到船上。露着一排镶金牙齿笑着说“先生！照虹口码头的定章，每件行李一元钱，五件行李得化五元钱。现在我们总算搬了两件，就给两元钱脚力吧了！”

“给脚力的多寡倒是小事，说到定章，那我与你同到虹口老头子李先生、李老板地方去评理。”

“先生阿认识李大老板？”

“刚才他还到旅馆里来看我呢。”我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说了这句谎话，好比诸葛亮摆空城计似的，解脱重围。——结果这两个流氓说了许多赔罪的话，拿着四角钱酒力走了。

我自己也觉好笑，对待流氓，原只能以其人之道，还之于其人，不能与他计价还价的。可是我的内心很悲哀，我为什么要用谎话吓吓他们？他们为什么肯轻信这套谎话呢？自骗骗人的世界呀！我今天虽然平静地过去了，但是眼前一片黑暗，好像有无数的魔鬼张牙舞爪的择肥而噬。杨树浦的码头流氓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焉。

我在“平安丸”甲板上低着头很烦躁的来回走着；忽然传来叫唤我名字的女郎声音。抬头看去，在邻旁一只“大连丸”甲板栏杆上靠着我的少年至友鸠影女士与她的妹妹。

——我不相信这是现实，我不相信像旧小说上所说的冤家狭路相逢，今天居然碰到了她，居然她还叫我的名字。

“呵，呵，有六七年不见了，往事如云烟，真不堪回首呢！”我的心头渐渐的沉下来。

“别提了，秀蕙姊才貌双全，也够有幸福的哩！哈哈……你说一辈子不与旁的女人结婚！男人的心是如何地不可捉摸哟！”

从她的语调与表情上看出来，她既羡慕我，又像恨我。

“听说你在哈尔滨已与一位铁路的站长结婚了，所以我才与秀蕙结婚的呢！昔年我们曾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角色自任，而今何如？”

“谁人造我的谣言？”她睁起两个圆眼。随后她的妹妹笑着说：

“没有的事！这番，才去举行结婚仪式呢！馥森哥！您也和我们一块儿去大连转哈尔滨吃喜酒好吗？”——我很感谢她报告我这个真实的消息，可是把她的姊姊闹哭了，匆匆的奔到房舱里去，随后“大连丸”放出汽笛起碇了，她再走上甲板，拿着一个手绢与我话别。不知道是风吹的关系抑是她故意遮住面庞变成“手抱琵琶半掩面”的姿态。一个带羞的妩媚的女郎的倩影随着轮机声渐渐的远去。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回到船舱去。我买的是普通船票，在一问宽大的房间中，四面都配着亮窗，铺着十二张洁净的席子。同船的人，日本和朝鲜的男性旅客各三人，还有三位日本女客，二位朝鲜女客，连我一共十二位。大家有说有笑，倒不寂寞；可是风浪太大，一出吴淞口，接连的二昼二夜，狂风暴雨，不能到舱面去，大家都蜷卧着。

第三天的早晨，青岛在望。——我以前北上求学时，好多次坐新铭新丰轮船，路过烟台、威海卫，而未曾经过青岛，这次到仁川去，无意中顺游青岛，欢喜非常，同时海中航程亦已走了四分之三，再有一昼夜就可到仁川了，真是喜上加喜。

青岛在近代外交史上，关系太重大了，旅游旅退，留下欧亚两大国争夺痕迹。当我们的船快驶港口时，最先映入我的眼帘的有无数的带着触角的两栖动物——友邦的避暑舰队——停泊着，飘扬着七星旗、大英旗、三色旗、太阳旗。而我们的军舰，好像人家的载煤的小汽轮似的陪衬着。我流着一身惭愧的汗，几乎惭愧得无地自容。

船身渐渐的靠近码头。船上的公告牌上写着“本日十九时出帆仁川”——下午七时才开船，在青岛差不多有一天的停留，于是我踏上了青岛。青岛的码头用巨大的石造成的，比沪甬津汉的码头都坚固耐用，原是德国人的工程。

坐上了人力车与车夫说好，三毛钱一点钟，周游全市。我好像无羁之马，左顾右盼，喜气洋溢。到中山路上的尽头看到青岛《民国日报》的招牌，猛然想起我的老友易水寒（萧觉先君的笔名）不是在这里当主笔吗？进去撞一撞，果然遇着了他。久别重逢，他为我设宴洗尘，谈了半天的话。后来同到海滨游泳场去喝茶，此时正是青岛的女人季节，各色各样的女人都有。

下午回到船上静息。船到傍晚还没有开，因为潮水浅，待到明展出帆。晚饭后在码头上遛跶。刚过八九点钟码头寂无人影，皓月东升，虫声四起，念蕙妻甚切。况且新婚后才二个多月，回想蜜月滋味，不禁感从中来，返室就寝，不能熟睡。于是在船头月光下写了一封家书，附诗一首：“皓月动乡念，辗转不成寐。遥知芳心碎，孤影入罗帷！”

写罢信，亲自送投附近邮筒，路过咖啡馆，进去喝杯牛奶。在灯红酒绿的酒吧间中，看到媚人的舞女、歌妓，伴着洋丘八狂歌酣舞，彩色纸带、轻气球、香水精，香槟酒随着爵士歌而动荡，手拿手，腰抱腰，真是纸迷金醉。闻说美兵的普通月薪美金八十元，合华币二百余元，故饱暖思淫欲，而我们的一部分女同胞——舞女与歌妓——乃得分润其利矣。返船时，在码头上有四五个渔翁在冰冷如水的月光下垂钓，静观许久，亦颇富诗意也。

船向朝鲜海峡前进，又遇暴风雨，风浪极大，除水手外差不多全都呕吐的不成样子。到了夜间舱内的气味混浊不堪，虽说我是过惯海上生活的人，亦要引起作呕，于是我跑到船头上去散发。看到万顷银涛，汹涌澎湃，说船在水上行走，毋宁说是在海水里穿阵。记得好多年前，我的乡友黄女士所领导的歌舞团到新嘉坡去演艺时，曾与我提起南洋风浪之大，船身上下都被海水所侵袭的景况，今于北洋中亲见之。——第一阵巨浪击上船舷时，早已把我们的衣衫湿透；到了后来，全身海水狂注，好比头上有一个冷水龙头喷射似的；凉快虽是凉快，看到眼前怒浪的雄伟与己身的渺小，真是说不出的惭愧。又想到这块地方正是昔年黄海大战、甲午败绩之地，我还有什么心绪痴看海浪呢！回到舱中，口占四句：“十丈银涛夜出航，孤舟击浪浪击船。狂风声里惊游客，早登彼岸释苦愁。”

离仁川十海哩，即有检疫处来检查身体，手续很慎重周到，我第一次感觉到日本人认真的办事精神。检疫后，驶进仁川内港，那是日本费了数千万代价筑成的海港，能容巨舶，交通便利，为朝鲜物品散集总汇。

仁川又名“济物浦”，与英国之“利物浦”居同样地位也。

船到埠时，适逢大雷雨，雨势弥漫，不辨东西。雨霁后，在晨曦中眺望月尾岛（朝鲜名胜之一）：瀑布突空，飞堕天矫，白练千丈，澎湃狂泻：山鹃竞发，芙蓉争研，五色披陈，灿如图绣。我为景物所醉，几把登岸一事忘去。因我由上海起程时，曾给汉城总领事张维城先生拍发一通电报，他就预先派了一位馆员来接我。这位馆员好容易接得了我，就叫码头工人将我的行李转移到仁川海关去，我方才跟他下来，船上的旅客只剩我最后一个人了。

步上了仁川码头，清洁整齐，有条不紊，脚夫也很和气。与神户、长崎码头相似，到底是经过一番设计与训练的。

船埠与海关甚近，我与馆员边谈边走，知道他姓黄，原籍山东，在汉城经商三十年，是个老华侨了。我本了“入国问禁”的意念去请教他，他也告诉我很多有趣的话，现在把它追记下来：

一，韩京已是日本的王道乐土了，日本内地人尽量往朝鲜迁移。韩民则迅速地往“东三省”奔波。又因为朝鲜资源充足而无东瀛地震的天灾，所以到朝鲜来的日人，都是抱了百年的大计。

二，我们华侨在朝鲜各地也有二三十万，其中以我们老乡（山东人）为多。因为烟台、威海卫、青岛……与仁川航程极近，兼我们有的是忍苦耐劳的精神，所以到那边去筑路的、做百工的、贩布的、开药铺的全有。咱们有一个北帮会馆，颇有魄力。其次你们贵乡（宁波）人也不少，大多开西服铺。另有一个南帮会馆。其次广东人，开料理店与糖果店的很多，有个广东会馆。这三个会馆，大家意见很深，各不相谋的。还有湖北人也不少，大多经营理发生涯，现在这门生意，渐渐的将淘汰了，因为要当个理发匠，必须向当地市政机关去考试，很不容易录取呢！——至于其他各业也渐形不支，现在侨民纷纷减退了。

三，汉城总领事馆占地三四十亩，有亭台楼阁之胜，在海外所有使领馆中，要推朝鲜的为第一。因为昔年袁世凯为驻韩大臣时，就驻在这地，他要随便圈购多少地就是多少地，可见当时的势力的膨胀了。现在呢，哼！……我们连说话都不自由了。您先生（指我）年富力壮，心直口快，希望您少说些话罢，免生是非也。——萍水相逢，承他告诉我这句真实话，我真感谢他。

因我穿了一套学生装，仁川海关检查员对我很注意，又因我五件行李中有三大网篮是文学丛书，他就愣了：

“看来阁下是研究文学的，究竟带了几本书呀？”

这句问话，可把我难住了。我想笑没有笑出声，我的态度反转镇定：

“先生！我没有藏书目录，不能说出实在的本数，费心您详细检查吧。但我自信绝无危险思想与违禁的物件。”真的，他就忍心耐气的开始详细检查了。一本一本的翻阅，约莫检查四五十分钟才完事。结果把高尔基、普式金、柴霍甫几位苏俄作家的新旧文学书籍，扣留十余本。最妙的，也可说最幽默的，竟把鲁迅的《呐喊》也扣留，因为是红封面的。《彷徨》倒没有扣留，因它衬着一层淡黄色的纸皮哩。我更庆幸我没有带《马氏文通》，要不然，他就说我是马克斯[1]的信徒，我可担当不起。

在京仁线（仁川到汉城）超特急快车中，我嚼着刚才黄君送我的一包大苹果，真大，比中国的苹果大二三倍，又清脆又多甜汁，一半是朝鲜土壤肥沃（出高丽参的地方），一半是经过日本科学接种的。

现在多年没有吃到这美味的苹果了，可是我憧憬着沫若先生《乐园外的苹果》一篇美妙的散文呢！

载第31期（1937年6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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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斯：即马克思。

癸酉南归日记

／俞平伯／

二十二年九月九日晨六时半，别父母启程。七时十五分开车。占两“上铺”，同室缪老先生，八十余岁，彼后移至邻室。过津后始来一客，乃津盛锡福帽庄派至上海赛会者，人颇朴实。车上遇半农、叔平。下午室内颇闷热，殊无聊。五时余抵德州，散步月台。晚餐甚饱。十一时余抵泰安。住铁路宾馆，出站即达。管事者李蕙如君，前年在秣陵曾一晤，故招待甚好。宾馆布置极完善，予及莹环、久儿均得快浴，一洗风尘之困，晚睡亦佳。

十日游泰山，雇篮舆三，七时半由宾馆东北行至岱宗坊，入登岳大道，岱宗坊者其名耳，只见标语，并无岱宗二字矣。玉皇阁关庙俱略勾留，关庙之古柏葱翠鲜明，荫覆庭院，压垣蔽街，宜曰柏棚，以配陶厂之“松”。为看柏，小坐始发，垣上有“汉柏第一”四字。自此以上，无甚耽搁。斗母宫徘徊即出，经石峪遥望而已。柏洞约长三里，步行片刻，有北平之中央公园及香山意味，名洞似尚不称，曰弄曰巷曰街始佳。山形渐高，天色阴阴，渐有寒意。润民眩晕不适。在中天门午食稍憩，前山坳有朱阙，似市场之顽意化，即南天门也。其下磴道如悬梯。上御帐坪，云步桥观瀑，更上为对松山，翠润姿幻，如入画图。雨点渐密，寒风振衣，直上南天门，有“紧十八慢十八”之说。磴道峻密，两压高耸，攀跻久之，始登天门，饮热水休息。叩碧霞宫，登玉皇顶。山固高寒，加以风雨，遂不可久留，在岱顶徘徊片刻，虽云气迷离，而群山拱揖，觉一览众山小已尽岱之神理矣。上山约六小时，而下山未及其半，于二时半动身，四时半已在坦途，仍小憩云步桥石亭中。从原路下山，如温书理曲，亦颇有味。穿岱宗坊，入泰安北门，至岱庙。庙有城垣谯楼，其地极大，据云方三里，现则市肆罗列，如北平之东西两庙矣。至天贶殿，柱作惨蓝色，见之太息。以不开门不得观壁画，攀棂一视而已。殿极巨大，如北平之太和殿，想见当年之伟。出观唐槐，虽大半已枯，仅一枝荣。返馆舍已逾五时，拟作日记，检点《泰山小史》而骇，即余顷在庙中以为汉柏者非也，急雇车重往，导游之车夫，犹知说“汉家”。晚霞正媚，畅观四株，以清时石刻较之不差，赞叹而去。汉柏谨严老当，唐槐魁梧奇伟，岱庙故物仅此耳。返寓晚食，午夜仍登三〇一次车南行，承泰安站长拍电定房故得占一室，亦旅中之快也。睡颇好。

十一日醒已抵徐州。下午三时余抵浦口，以新建轮渡未毕工，仍乘澄平轮渡江，直待至五时二十五分，车始东行。云意浓甚，窗外密雨。至无锡时，仍淙淙不止，冒雨下车，住无锡饭店，房价不昂而嘈杂颇甚，彻夜人声直接晓市，在他处所仅见也。天极闷热，赤膊卧席上，重入夏矣。睡不佳。

十二日晨起自至码头雇得舲风船，游太湖边。其舟用橹，略领水乡之趣。穿城河行，过蠡桥后，渐入清旷，出五里湖后，眼界顿宽。舟人指点蠡园、梅园、独山等处，径泊鼋头渚，时已近午。登岸游览苦热，亭台等等布置均佳。断崖插水，刻“包孕吴越”四大字。在舟中午饭。对渡小箕山，食未竟已到，广厅临湖，略堪凭眺。下午游梅园，以天热路不甚近，未入园纵览，拟赶乘六时余车赴苏。舟入城河后，河路拥挤，不得已在莲蓉桥下船，与环相失，寻觅良久，至返旅舍始遇而赶车已不及，无聊之至，饮冰吃饭，消磨时刻。过八时后赴站待车，又值大雨，冒雨过悬桥。此行辄遇雨，殊属不巧。抵苏十一时许，赴铁路饭店时，仍雷电交作，幸未雨耳。

十三日环不适，竟日闷居斗室中，至晚始勉强入城看三姊，晚饭后始返寓。环睡不佳，对付略得朦胧。是日心绪颇劣。

十四日晨九时在新雅仙吃虾仁饺子，赴车站接珣妹，才入站车便到，偕返寓。下午同入城先至老宅，予作引导，至三姊处畅谈，至晚始行。姊自治肴馔可口，亦新添本事。发杭京信各一，睡着颇迟。

十五日起亦早，乘马车偕游虎丘，后至西园观五百罗汉似较在灵隐者尤巨伟。留园池水浓碧，语润儿以绿净不可唾之谛。一亭临水，两老树荫之，景致绝佳。小坐始行，绕园中一匝。归已逾午，未午食，以晨在冷香阁吃面已饱。小睡醒来，珣已留条入城先去，将改寓焉。至观前转至姊家，在松鹤楼叫菜四色，至彼处晚饭。

十六日偕环至护龙街郑燕生医处诊视。郑年已六十余，前曾在马医科寓诊病，看得颇细，处方亦妥，吴下医家中之老辈矣。至幽兰巷谒二姨母，出，至金太史场。下午偕姊至老宅。吾辈游息此屋尚在十八年前，十八年中未曾同到矣。由后门出，至城隍庙前，今改名景德路矣。入郡庙瞻仰，予亦是初次。与环、珣同步观前，在屠鸿兴刻牙铺前与彼等分路。在良利堂打药一剂，至护龙街为珣挂号，郑医处求诊者多，须隔日挂号也。仍晚饭后返寓，拟后日赴沪。

十七日十时入城至姊处，宝积寺访旧，塔倪巷近在咫尺，僧无识我者矣。忆儿时所见金刚似大于今日，无语徘徊而出。下午约王款缑表叔、二姨母游怡园，三姊亦往一游。此园树石池沼均佳，结构谨严似尚胜寒碧。赏玩移时，始各散去。独登此寺塔，生长吴下十六年中未一往，今始酬愿。塔九级十八梯，登临一望，全郡在目。吴地人稠，故向南极目，唯见万瓦如鳞。西方则是虎丘塔及群山，北则田野，东则水光浮动，云系洋澄湖。下塔更至大殿一观三世佛，极巨伟，尚未毕工。此寺建自孙吴，云三吴首刹。晚饭后姊辗转觅得一吹笛人翁松龄来（富郎中巷廿三号），灯前小聚，所唱曲如下：《折柳》（平、环）、《思凡》（珣）、《学堂游园》（瑛、环）、《拾画》（平）。曲终人散，忘却天涯萍絮矣。实则重会之期，至近亦在来年，此夕固可思也。返舍已近十时，得娴致珣妹书。

十八日挈久儿赴幽兰巷祝二姨母寿，并晤麟兄，至姊处告别，约勾留一小时始行，门前登车有惜别意。至寓，饭后珣促行，即以马车二赴车站，待一小时车开。今日又雨甚，自发平后行辄遇雨，可异也。二时二十分抵上海北站，约有人来接而未见，冒雨雇汽车良久始得。抵娴寓，已三时半矣，派去相迓者并未接着也。雨甚兼风，彻夜不休。

十九日沪市有水，在日升楼一带，报亦未送来。雨渐止。下午访徐孟乾姊丈于外滩十八号稽核所，返寓五时半。娴约赴大光明观《凤求凰》，此院新开不久，设备殊佳，片则平平。又邀至麦瑞晚餐，街市“年红”触处皆是，较往年又多矣。晚治衣上墨水迹，十一时半睡。

廿日知许七有明日来之讯，环、珣去购物。下午访圣陶于兆丰路开明书店，并晤伯祥丐尊。在圣寓吃晚饭，座间有徐调孚、章锡琛诸君。饭后雇汽车返寓。

廿一日上午偕环在南京路购物，午后小眠，浴。以娴、珣昨均不适，五时半偕环至北站接许二妹、七弟，准点到，谈至十二时睡。

廿二日写三姊信，午后邀许七至大千世界仙霓社看《荆钗记》及《折柳》，做得不见佳。牙根肿颇剧，觅一医割之，良已，牙疾已逾一星期矣。本想请伯祥、圣陶在杏花楼吃晚饭，乃被伯祥作了东去，可笑也。同在马路上闲步吃冰，后在电车站分手。十一时半睡。

廿三日晨四妹属为其翁作贺联。许昂若兄来。今日天阴雨。下午环及七弟、久儿去听昆剧，余因昨日上了当未往，又去看牙，一搽药水而已。在福禄寿饮冰而归。环等尚未返。晚环患腹痛，早眠。十时睡。

廿四日拟明日赴杭，发陈葆珊快信。下午至大千世界看《偷诗》后，环等去理发，予返寓。二三四妹拟购物而尚未行，遂偕至永安。予先至福禄寿，环等已在。是晚予约小食，饭后偕环、珣、娴、久儿又往观昆剧，适值倾盆大雨，抵场楼会已过，看宋十回活捉致佳，陶深誉之。环、珣先归并未得见。

廿五日晨八时半起，环等改下午行，予仍早行，天又雨，此次出行盖无不遇雨也。九时十五分车开，车中只吸烟二支，闲坐而已。十一时三刻在嘉兴站下车，葆珊及其妇均来接，寓香花桥亚东旅店。与葆珊别五六年，欢然道故旧。渠年已六十，须发尚黑。天阴雨未出舍，而逆旅主人郑启澄君来，约在楼上唱曲。后雨略止，又约游鸳鸯湖，以小舟渡湖，至烟雨楼品茗。云水迷离，树石苍润，不愧此名。昏瞑始返。郑君待客殷至，约在全永泰酒家吃酒，酒后仍返合唱曲，散已逾九时。是日竟日未离曲与笛，亦旅游中一快。郑虽业商贾，却纯朴爽直，并于曲有深嗜，其遇葆珊亦甚善。客去后校《认子》工谱，自春间失去后心常不足，重温过书，殊可喜也。十时余睡，尚好。

廿六日七时起，葆珊来，仍在楼上拍曲，并有一蒋君。郑邀午食，饭后即行，待良久始开。葆珊送我车站。今日天又阴雨。近午车开，一时三刻抵杭城站。径赴昂若处，因竟日雨，不能出门，间与许七拍曲耳。住湖滨八弄许宅之邻屋，屋相毗连，来往尚便。晚睡颇早。

廿七日雨止，偕环至花牌楼访劳组云表弟，在湖滨小坐。下午天色转阴，偕环、珣、娴、润民雇船下湖，至湖楼，至广化寺访体圆和尚，已作住持矣。绕至法公埠，天又雨，至安巢，夕佳厂小坐，昔葬稚翠，小碣顷不存矣。归舟雨甚，抵寓已万家灯火。

廿八日晴，以汽车至灵隐，登北高峰，午搭公共车返，往返便捷，迥异往年。同游四人同昨日。下午小睡，晚外姑宴客，予在昂若室中坐谈。

廿九日在湖滨第六公园小坐，下午以肩舆至南山，谒外祖父舅父墓。舅氏墓在杨梅岭下，偕环小立，怅恻久之。旋敬展右台祖茔。在法相寺后樟亭暂息，挈润儿观樟树，其天矫奇伟之姿，不让泰安之唐槐而葱翠过之。归至大世界间壁王万兴晚饭，约珣来同吃，醉饱而归。是日许二妹伉俪来杭。

卅日下午至湖楼访申石伽未值，搭划子而归。在冠生园晚饭。理发。是日二姨母麟伯来杭，与麟伯谈。午夜许六夫妇来杭。睡甚迟。

十月一日午前偕麟伯散步湖边，以舟至葛荫山庄，在楼外楼吃醋鱼莼菜，其结果又麟伯作东。至湖楼访石伽并晤其友刘君，搭公共汽车至灵隐，憩韬光径，山色泉声，四遭竹树，固胜地也。以麟拟赶晚车行，故即返寓。晚刘厚丞、娴挈三小儿来杭。饭后昂约唱曲，俞振飞吹笛，予仅度折格寄生草一曲耳。

二日枕上闻雨声，中午雨止。午后三时偕许氏全家至葛荫山庄，为外姑寿，备有大世界之杂耍。山庄遍悬寿言，布置甚妥。晚缎丈徐章表弟来杭。月色清朗，未得玩赏，只偕丈在西陵小立俄顷耳。睡已午夜。

三日上午十一时至葛荫山庄，为外姑六秩寿。午后照相。下午又微雨，日戏以《群英会》为较佳。晚戏章叔三舅之《醉酒》颇有工夫，但亦尚生疏。俞振飞之《奇双会》自多昆小生味，惜配角不称耳。以《乌龙院》为劣，传为笑剧。散已晨二时半，归寓入睡，近四时矣。

四日癸酉年中秋节，天阴晦有雨，今日葛荫山庄宾客公祝。傍晚去，偕娴、厚吃冰，后雇车往，备有戏法。戏法，开场有杭音滑稽对话，颇有“狂言”味，持逊其朴雅耳，然仍富乡土风。入席时唱昆曲，悠扬可听。予歌《拾画》一支。饭后又唱曲，歌《惊梦》、《折柳》。是夜归寓略早，而入睡仍迟。

五日下午有游九溪者，予未往。天微雨，以人力车经白堤、苏堤而迄虎跑。沿途景色至佳，入虎跑后林泉，大苍蔚，在摘翠岩下品泉，池底四角各置一碗备游人以铜子抛掷，碗之四周皆铜元而中独空，盖颇不易中，亦寺中一种收入。予等掷皆不中，环一掷中之。归途沿南山，约略已绕湖一周，仍吃冰而归。晚李君约在王万兴饭，为与娴赌一东道而负故邀同人享之。菜甚丰，饱而归。是夜早睡。

六日环小不适。下午二姨母挈久游湖去，予访组云于其寓。并与其弟组安偕，游吴山，计不到此十余年矣。在四景园吃著名之蓑衣饼，坐对钱塘，望过江山色青翠层层，偶见帆船。窗前一桂方花，颇作流连。略参观庙宇，下大井巷而归。是日许氏姊妹兄弟至杨梅岭，顺游九溪，环未往，归逾八时。是日雨。

七日阴雨，以划子游三潭印月，予及许七未登岸，坐舟中以傍岸舟行。至月下老人祠，昔年所见题壁曾载《燕知草》者尚依稀可辨，惜已残缺。兹为补录，其已缺者空之。

胡蝶交飞江上春，花开缓缓唤归人。
至今越国如花女，荡桨南湖学拜神。

入门先见并头莲，池上鸳鸯不羡仙。
哪得仙翁唤明月？年年夜夜照人圆。

多情对月仙能醉，恰遇林逋放鹤□。
手种孤山梅百本，何如□□□□□？

西子含颦望五湖，苏台鹿迹混青芜。
香云一般随风去，为问当年事有无？
丁已仲秋。（题名漫漶）

相隔又十余年矣，同游者均求签，予则否，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在壁角题同游姓名一行。至自然居饭。至安巢，桂花正繁，登安吟楼，有怀舅氏，环怆然涕下。夕佳厂小坐即返。因昂兄夫妇约在寓吃餐，晚未出游。

八日外姑命观潮，同游者十五人又二小孩，分乘汽车二，由中国旅行社代办，每车价廿六元，近十时半出发。沿路竹林如弄，约十许里，道路平坦，过海宁城外而抵八堡，已将正午。在看台上大嚼携去之面包火腿。是日为八月十九，一时半潮始至，只数尺耳，唯形势似较昔岁在海宁所看者略好，以此地眼界较开阔耳。距杭一百有八里。看二潮到后，即就归途，在竹径下车，厚为摄影。返寓后又偕作湖上游，值密雨，望坚匏别墅未登，厚、娴自去。天色已暝，船篷渗漏，衣履沾濡，登放鹤亭避雨，藕粉稀薄难吃。至新新旅馆，待在坚匏别墅登岸者，久之始至，聚餐而返，易小舟为汽车矣，为雨故。拟明日公宴昂若。

九日以同人迟眠者多，致游事辄始于日哺。今日许六约作上午之游，同行者其小姨钱女士，过旅行社见有明日游富春江之举，即购票，价六元，本拟游江干云栖，因此变计，以人力车行。游招贤寺、岳王庙。玉泉观鱼并览珍珠细雨二泉，正值晴空，细雨弥佳。昔游清涟，未曾注意及之。绕栖灵山背至黄龙洞，路不甚好走，黄龙洞昔荒废，是以客圣湖六年未得一游，今则轮奂之美甲于北山矣。游黄龙洞（天龙洞欤？）、卧云洞，下坡向道士觅食，延入客堂，前有桂花，后有芭蕉喷水，极宏敞，款以肉丝面。是日逢戊，道家有戊不朝真之说，大殿上一牌示之。步游紫云洞金鼓洞。金鼓殊局促，亦聊补昔年之缺耳。循宝石山下返寓，同人正拟作晚游，环应劳宅之宴亦初返，即偕行，在坚匏别墅门口停车，呼厚丞夫妇，而娴独下，厚丞得行，遂至灵隐，此次盖三游矣。吃馄饨，未登大殿，更偕游江干，循六桥而南，江上暮色渐苍然矣，归途为四妹觅失去之帽，余等一车复折回灵隐，大殿上正作晚课，取帽及卷烟而返。晚公宴昂若夫妇于宴宾楼，主人十二。是日闻有求签于猗园者，谈言微中，洵不愧月老矣。

十日晨五时起，六时到旅行社，同游者仍如昨日，以公共汽车至三郎庙，码头极修整，不须踏长跳板矣。乘振川轮至桐庐，六元之票为普通位，亦甚整洁，然眺望不畅，后上舱面，眼界顿宽。七时开船，溯江而上，正午抵桐君山下，在此换民船，以小汽舟江平号拖带之，方舟而行。舱中黑而闷，船头多人拥挤，又值晴日当空，颇苦烦热。近七里泷始佳，行不久即泊钓台下，其台与西台对峙颇高峻。入严先生祠，许六登西台，予不能从也。及人返船，已逾三时，经转舵下水。七里泷之胜始于钓台，今由此转船，大有正看长卷快意忽被人夺却之憾，曰留不尽之兴为重来之券则亦未可必也。在船头顾盼江山，清雄如画，此地先曾祖昔年屡经，且有卜居之意，迄未果。今匆忙投帖，山灵笑人矣。抵桐庐已五时许，振川号尚未来。闲步街市，在李裕顺吃面，楼面临江，眼界亦好。桐君山下水有一处忽清绝，与江水异，想是别浦。六时后船开，以江黑无月，止可兀坐室中，喷烟吃零食而已。十时一刻抵码头，三刻返寓。此次时间经济均省，惟不甚畅。睡逾午夜。

十一日上午偕环至清河坊一带购物食于青年会，情形尚与前仿佛。四时三刻从二姨母至湖上，在俞楼晤石伽，刘君以一书见惠。舟出西泠而归。一时睡。雨。

十二日天阴，有时略透晴色，拟明日成行。上午申石伽、刘东明来访。下午在旅行社购票，平浦轮渡尚无确期。偕许氏姊妹访茹香，未值，晤其夫人，至商品陈列所购物。晚昂设宴同人，聚丰园菜，颇好。明日珣妹约作西溪之游，亦忙里偷闲矣。十二时睡。

十三日九时余游西溪，先至松木场搬两舟行，芦荻尚紫，柿实已丹，沿溪有清旷致。至茭芦厂，重省旧题，有己未年舅氏题名及一九二一年予偕佩弦题名，兹为重题而去。食于秋雪庵，食物是带去的。更拟游花坞，以时促，匆匆返舟，四时余返寓。六时至城站，珣及厚均送至站，许六七赴南京亦同行，车中颇不寂寞。十一时抵上海北站，以行李须转票，又忙碌一番始定。上京沪车，各得一座，有时尚可假眠。苏州、无锡等处均朦胧过之。

十四日醒来抵镇江。许六七去下关，予等八时渡江至浦口待车，二小时始来，得一室颇舒适。十一时车北行，午食后即小眠，补偿昨日之困。晚八时余抵徐州，即睡，睡颇好，稍觉凉耳。

十五日七时抵济南而起，下午四时半抵津总站，下车闲步街市，在新陆春吃饭。复进站待车，车到只一分钟即行，以未脱车为幸。晚八时四十八分抵前门，两亲饬人来迓，抵寓安吉。北方终较南方气候较凉。

载第9期（1936年7月5日出版）

试猎记

／李金爱／

几个朋友加入了游猎会，屡次劝我加入去玩玩，自己想，打猎我没有经验，杀生又是我不喜的，试想把生生动动的飞禽走兽，一枪打过去，便倒下来，身体动弹一会就送了生命，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据喜猎的人说，当一枪开过去，生物应声而倒的一刹那，是最开心不过的，迨死禽兽拿到手的时候，便索然无味。我相信喜欢杀人的，也定有同样的感觉，所以久杀不厌。

但杀禽兽的还可以给执照奖励，杀人的则有的视为残忍，犯罪，有的视为建功立业，全在各人的看法如何。到了春季则不宜猎打禽兽，也不过假仁慈的作用，因为这样可以俟其子嗣长大，以作第二年的猎取。有一个人还说凡是背朝天的，都是给人食的，这又不知是什么哲学。

我决意跟他们去学残忍，我因为太仁慈太有同情心，在生活上吃了亏不止一次。

他们每星期日出猎一次，两次我都预备去参加，恰巧都是微雨霏霏（但他们仍是去的）。第三星期我决意去了，他们都说我体重一百五十余磅，一定走不了这许多路，平日又不是行惯马路的，若在半途走不动怎样办呢？起初有点胆怯，但终以毅力下了决心要去。

约定集合的地点，是在下关过江的渡头，目的地是在浦口过去的浦镇，猎野鸡野兔。我破例的五点多钟起来，穿着平日见人不得的服装：工人帽，羊毛衣，布裤，八毛钱的橡皮鞋，袜子还罩在裤子之上，恨不得有一条考而夫裤，可以美观些，或者可以像我们的少帅。

到了江边不见有同志在，站一会，看着无数匆忙渡江的旅客，心头有感。看到黄色汹涌的江水，想到许多穷途末路的人类之归宿，凄然久之，心头一想，不要站得太久，以免警察以为我神色颓丧，行动堪疑。回头一看，有提着桶子卖热水给人洗面的女人，忽然一想，今天中饭是不会有着落的，虽然在家食了四个煎蛋，不如往对面小馆子去再吃一些东西，以免途中气力不足。平日最怕的龌龊的馆子现在也居然进去了，拿来一盘子烧卖，食之不甚可口，尽其四，那边的茶是比我家里还好的。开账来，只花十三铜元，还客气的给四个铜元小账——看见对面一个人这样把的。

一会儿全部人马到来了，全是衣服鲁莽，荷枪在背，布包在腰的，有的是兵工厂的，有的是军政部的，有的是内政部的，给朋友一一介绍之后，就像熟人了。除两条狗之外——一中一西——一共是十七个人，有四五位是老枪手，百发百中的云。

我们开始长征了，向浦镇行去，铁路旁是贫民的茅屋，无数獐头鼠脑的江北人在日光下取暖，人畜同居，尿粪熏人，是何等景象呀！

路旁一个小溪里，有两个野鸭在游泳，给老猎者看见了，鸭子亦许看见一群人，知事不妙，展翅而飞，谁知，枪射去，它便坠下在水上，还拨了一阵翅子，不动了。狗不敢涉水，人又不能特别过河去取一个小鸟儿，就随它浮尸在水中。它清晨起来，也不曾梦想到这样结局呀！

路上一个同志提议去学吴稚晖屙野屎，我没有附和，迨他回来，我们已远离半里路了。江北人是无需WC．的，他们纵在多人来往的道旁，亦旁若无人的蹲在那里办公，远望去，像初出锅的大馒头，是何等的太古遗风呀！

约五里路到了目的地，于是老猎者吩咐大家散队，有左翼，有右翼，成一弧形，向前包抄，方不致打伤人，俨如打仗一样。我与胡君共一枪，交把他先去打，他的布袋可给了我，背起来十足像一个难民，里面有面包，有萝卜，有小刀，有绳子，重量亦不可侮的。初看见山，有些胆怯，但走了一会，也就不觉困难。上到山腰，仍不见有禽或兽走出来。砰然一声，一个张君打到一个斑鸠，血淋淋塞在布袋里，我初次感到杀的悲哀。再走半个钟头，仍无所见，据他们说冬天情形不对，一定成绩不好的。不一会，一个同伴发现一个野鸡在那里飞起，然后落在草丛中，于是几个人向前包围，扑的一声，野鸡向空飞着逃命，三枪齐发，但第一枪打时，它已从空中坠下，他们客气地将猎获物归打第一枪的人。

经过韩信点兵台，又爬过一旧城，然后缘着津浦路行了一会，除姓颜的在乱坟中打了一野兔之外，什么都没有——野兔还不曾死，他们就把它塞在布袋里，这是残酷的死法了。——大家都不高兴，我举枪伏在泥磊上，向树间的喜鹊发一枪，可幸没有中，它从容地飞走了。

近中午的时候了，大家提议到镇上去找饭食。镇上只有一条街，除了茶寮之外，一个可食饭的小馆子亦没有，马路是高低不平，骡子在门口横站着。我很惊讶，有两个形似俄国人的站在纸烟店里，和中国人在谈天。偶回头一看，对面是一间福音堂，私心钦佩他们的牺牲精神。

没有上等食物，除了馒头包子花生米之外，号称素菜包子，我食了一个，就不能下咽，其味有如喂猪的青菜。但同伴都狼吞虎咽似的，吃一顿饱，还带着很多烧饼、油条在布袋里；我花了五个铜元，买三根萝卜，放在袋儿，后来亦在山上口干的时候，分食了。食完了，我们又开始工作，向劳山迸发，一望苍翠的是津浦路的林场，初望去像是小丘，迨走了一阵，汗流浃背，羊毛衣也不能穿，将其脱下来，挂在背上，将两袖结在一起，悬在胸前。天空一片厚云，阳光也没有热力发出，恰好不冷不热，给我们爬山的便利。但汗从额上直流，眼镜也戴不住了，卸下放在袋里，近视地穿着松林爬着石壁，足并不觉得怎样疲倦，只是脚底因磨擦过度，起了两个水泡，小足趾甲，也擦破了，里边充满液体，行动起来开始作痛。大家仍是左翼右翼地分开来猎，但遇见的野兽，实在太少，大概因为松林中的茅草，给人割得很光，还有不少的乡人，在那儿樵采，当然不是禽兽愿意勾留的场所。除见了两个獐子，不曾猎得外，只打着五六个野兔、黄鼠狼、山鸡之类。

做梦也想不到我能继续跑五个钟头的路，走起来一鼓作气好像着了魔似的，全是意志使然罢。过了一山又一山，不知不觉到了山巅，四头一望，渺茫的一片，都是我们两足行过的。崎岖的冈岭，真不禁打一个寒噤！十年前也许不算一回事，然而在现今，真是一个奇迹。到了高峰，发觉我们的左翼人马，不知去向，把打了的枪弹壳作口箫，拼命的吹作信号，都不见有回音，张君还学野人一样高声呼叫，亦不见一点回声。虽不着急，但总觉得不高兴，我们继续向长江的方向走，以为至少可以到花旗营乘火车回去。

不久，听见山后深坑里，有一响枪声，继之以口箫，知道他们亦以我们失踪为念。

在一山凹里我们全队又集合了。有四个人从别路回花旗营搭车走了，一条狗（国狗）不幸从岩上跌下，重伤喙部，满胶着血，不料竟日的功臣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从高山上向下爬，不顾怎样崎岖，但见满望红叶，或铁紫色的干枫叶，被北风一拂，柯柯作响，如万颗金铃在远处齐鸣，此情此景，引我回想起童年的故乡，一群不为人疼爱的农村孩子，各领着一条牛，到崇山中去放，大家出去凑集一点干木或干草，便烧起烽火来驱寒，没有时间的观念，只知道肚子饿时，便赶着牲畜向家蹒跚而去。

山中有一二泥屋，低小污秽，比穴居稍胜一筹而已，在夜深人静、万籁无声时，不怕鬼魅扑人吗？

步行到浦镇，足上的水泡使我不能行动，独自坐人力车到码头渡江，迨到家，已如一病人，只好预备骨酸三日了。下次约好的到大胜关打山鸡，我还是决意去。

载第30期（1935年6月20日出版）

忆鲁迅先生

／陈秋帆[1]／

我没有正式会见过鲁迅先生，没有跟他说过话。但是，我认识他！我从许多书本上认识他，倾听过他的说话。

那一次，大约在他死前两年，我在内山书店里，忽然，旁边的朋友轻轻一撞我的手臂说：

“你看，鲁迅先生坐在那里！”

是的，他坐在那里。就在卖台尽头的一把藤椅子上。可是他的样子呀，多么枯瘦又多么苍老！——和我所看见过的照片很不相同。

“唉，他的血，他的精力都让工作挤干了。”

当时，我的心里这样地感叹着。同时还怀着像小孩子看见亲人一样的心情，很想过去叫他一声。可是又缺乏介绍自己的勇气，终于没有叫出来。只在旁边向他注视了一会，才恋恋地走出内山书店的门口。

我，也正像别的许多青年一样，敬他爱他。更喜欢常常看见他的文章。

从十多年前起，自己无论住在什么地方，每到书店去，总是先找找看，有没有鲁迅先生新出版的书，或新刊的文章。只要发见了，一定想法子买了来。买到手就一口气把它读完。虽然有些场合，不敢说是能够完全了解他；可是他的东西里面，总好像有一股气力，有一点希望，那是使我激动，使我不能够轻易撇开的。

直到现在，还常常在书店里翻看他的东西。然而一想起他已经不在人间，再也不能看到他的新写的什么了，那些精警、泼辣的文章再不会继续出来了。这一来，心头便被压上忧伤和迷惘的大石头。

他并不很老，怎么就死去了？因为他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他的工作又太多了，他是被工作压倒的。

有一回，我在另一个地方看见周作人氏。那是刚好和鲁迅先生相反的，一个面圆圆、腹便便的富态样儿。看着那红润肥圆的脸相，我立刻就忆起另一个枯瘦的须发参参的黄脸来。和这位富态的先生相对越久，我越加苦苦地追忆到那一个被工作榨干了的人的样子来。而且，逐渐地由心底里兴起一种不平的感觉，一种愤怒。仿佛觉得哥哥的枯瘦原因就在弟弟的肥满。而那样的瘦和肥都像是不应该的。

那时曾经在日记上这样写过：

“他尽量地把自己养得那么舒适、丰满，而他的哥哥却把自己的血，自己的精力尽量绞榨出来，拿来供养大多数的人。关于他们两位，将来在历史上会得到怎样的评判呢？”

其实呢，肉体肥满的，灵魂也许枯瘦、丑恶。而身体枯瘦的，灵魂却是丰润、美丽的。冷静些想起来，我当时的气愤不平，未免有点儿孩子气。到今天，谁丑谁美，事实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了我们么？

载三卷二期（1941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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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小秋。

追念许地山先生

／胡愈之[1]／

我对南洋第一次发生了兴味，是要感谢许地山先生的。这是在十六七年以前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正开始激荡。在当时的青年作家群中，许地山先生是以“南洋作家”的动人姿态出现的。不但是“命之鸟”以及署名落华生的小品，使我领略到热带地方的风光，和迷人的南国的浪漫斯，而且在一个暑假中间，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都和爱说爱笑的地山在一起。他的天真，他的热情，他的率直，他的对人生的热爱，是和生长在古老的国度的一些青年们，显然不同。我回忆着，由于当时和许地山先生的接触，南洋——这一个谜的地方——曾经有一时成为我的青年时代的憧憬之地。

现在我已来到了南洋，来到了现实的南洋，而不是憧憬的南洋。在星期一的下午，我偶然去商务印书馆闲逛，出门的时候程雪门先生送给我一本新书，说：“这是有你的序文在里面的。”这才使我记起一年以前，路过香港的时候，去看许地山先生，他给我看一本刚才写完的稿——扶箕迷信的研究——要我写一篇序文。序文我不会写，但当时刚从内地到香港，感慨倒是有一些，所以就写了几句送给地山，不是程雪门先生送给我这本书，这件事也差不多完全忘了。回到寓所，我把地山的新著在重读的时候，我深悔那篇序文，不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时间的安排，竟像是有意捉弄人。就在这一晚上，我在想念许地山先生的时候，香港的专电却报道了地山去世的消息，使我木呆了半晌。“命之鸟”是多么飘忽无常呢！

不用说，对于祖国的文化界学术界，这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但是从地山自己来说，虽然死得太早了，却死得并无遗憾。他是尽了时代所给予的任务了。他一生忠实地为他的时代服务，他帮忙时代前进，而没有阻挡过时代的进程。

“五四的英雄”，现在已不再是一个十分光彩的名称了。有的出卖了灵魂肉体，有的成为煊赫一时的显宦，有的变为尊经卫道的遗少，五四所产生的儿子，始终不背叛五四的只有是极少数，但是许地山先生却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

在“五四”时代，德先生和赛先生是被捧得何等样高。但是到后来，才明白他们拿德先生和赛先生当作耍把戏的傀儡的。科学到了中国，也就和八股制艺一样，变成了一块敲门砖，进了“权威”先生的大门以后，就得把这敲门砖抛在门外。

许地山先生可不是这样，他到底还带着“南洋伯”的憨气与热情，他没有一天背叛过德先生和赛先生，他是研究宗教学与印度哲学的，但他是用病理学家研究血毒的方法去研究的。他读了很多的线装书，却教青年不要学他，他是远东最最古色古香的古老大学的汉文学教授，但是他却主张废弃汉文，而且自己用全力提倡新文字运动，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许地山先生对中国的文字改革，都尽了极大的努力。

记得五六年前，我经过香港去看他的时候，我问他汉文学院有多少学生，他说：“现在有六个，这一期毕业以后也许只剩两个。”我很为他着急，但是他说：“如果一个都没有，不更好吗？”

美髯和长褂子不能代表地山，代表地山的是那种“否定”精神。在他的最后著作《国粹与国学》中，可以充分看出他的否定精神，而否定精神也就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最大特点。

在现在，虽已不是“五四”时代，但是“五四”的时代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即使是起码的清道工作都还做得十分不够，我们要开来，我们也要继往。所以许地山先生的治学方法与精神，依然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师法的。

许地山先生逝去了，让憧憬的南洋永远逝去罢，现实的南洋向着民主科学的大道迈进！许地山先生也一定是这样相信着的。

四一·八·六，新加坡

载第3卷第5期（1942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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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愈之。

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

／赵景深／

好几年不曾看见子恺了，偶然看见《人间世》和《良友》的他的照片，不禁为之莞然；他竟留了很长的胡子，像一个庄严而又和蔼的释家。

记得我与他相识，是在一九二五年，那时我在充满了艺术空气的立达学园里教书，他就是这个学园的创办人。当时的同事，如朱光潜、白采、方光焘、夏丐尊、刘熏宇……都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不过当时我与白采往还最多，子恺和别的同事们，都很少拜访和聚首。

一直到一九二八年，我才为了我自己的《中国文学小史》，《童话概要》和《童话论集》请他画封面，专程去拜访了他几次。我知道他是最喜欢田园和小孩子的，便买了一本描写田园和小孩子最多而作风也最平和的米勒（Milet）的画集送他，还送了一盒巧格力糖给他的孩子们；这盒糖也经过我的选择，挑了一盒玻璃纸印着有一个美丽女孩的肖像的。当时我与他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经不能省忆；但知他的态度潇洒，好像随意舒展的秋云。

后来有一次，子恺到开明书店来玩，使我很诧异的，竟完全变过一个子恺了。他坐在藤椅上，腰身笔一样的直，不像以前那样的衔着纸烟随意斜坐；两手也垂直的俯在膝上，不像以前那样的用手指拍着椅子如拍音乐的节奏；眼睛则俯下眼皮，仿佛入定的老僧，不像以前那样用含情的眸子望看来客；说起话来，也有问必答，不问不答，答时声音极低，不像以前那样的声音之有高下疾徐。是的，我也常听丐尊说：“这一晌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照子恺的说法，以上的叙列就是我与他的“缘”。

李叔同是丰子恺的老师，无论在艺术上或是思想上，都是影响他最深的人。他的《缘》和《佛法因缘》都是专写李叔同的。李叔同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过他的木炭画，后来出家：子恺曾特地替他绘过护生画集。《两个“？”》更明白的承认他“被它们引诱入佛教中”。我们一听说佛教或基督教，就会联想到迷信上去：其实，倘若除去了那些不科学的成分，这对于人世间的悲悯，恐怕是任何社会主义者思想的发动力和种子吧？

我觉得子恺的随笔，好多地方都可以与叶绍钧的《隔膜》作比较观。在描写人间的隔膜和儿童的天真这两点上，这两个作家是一样的可爱。其实这两点也只是一物的两面，愈是觉得人间的隔膜，便愈觉得儿童的天真。卢骚曾喊过“返于自然”，子恺恐怕要喊一声“返于儿童”。

子恺是怎样的写人间的隔膜呢？试看《东京某晚的事》，老太婆要求一个陌生人替她搬东西，陌生人不愿意，接连回报她两声“不高兴”，因为他是带了轻松愉快的心情出来散步的。子恺见了这事，心里就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爱，互相助，共乐其生活，那时候陌路都变成家人。像某晚这老太婆的态度，并不唐突了。这是何等可憧憬的世界？”再看《楼板》，楼上的房东与楼下的房客只有授受房租的关系，此外都可以老死不通往来，直是所谓“隔重楼板隔重山”。而这“楼板”，也就是《邻人》篇中那“把很大的铁条制的扇骨”。像“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那样的诗意，是久矣夫不可复见的了。《随笔五则》里的第四则写人们用下棋法谈话，最为警辟：“人们谈话的时候，往往言来语去，顾虑周至，防卫严密，用意深刻，同下棋一样。我觉得太紧张，太可怕了，只得默默不语。安得几个朋友，不用下棋法来谈话，而各舒展其心灵相示，像开在太阳光中的花一样！”

或人都是互相隔着一堵墙，如叶绍钧所说。把墙撤去的，只有儿童。子恺在《随笔五则》之三里也说：“我似乎看见，人的心都有包皮。这包皮的质料与重数，依各人而不同。有的人的心似乎是用单层的纱布包的，略略遮蔽一点，然真而赤的心的玲珑的姿态隐约可见。有的人的心用纸包，骤见虽看不到，细细捆起来也可以摸得出。且有时纸要破，露出绯红的一点来。有的人的心用铁皮包，甚至用到八重九重，那是无论如何摸不出，不会破，而真的心的姿态无论如何不会显露了。我家的三岁的瞻瞻的心，连一层纱布都不包，我看见常是赤裸裸而鲜红的”。

子恺是怎样的写儿童的天真呢？你瞧，元草要买鸡，他就哭着要；不像大人那样明明是想买，却假装着不想买的样子（《作父亲》）。阿宝和软软都说他们自己好；不像大人那样，明明是想说自己好，也假装着谦让不说出来（《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子恺又因为思想近于佛教，所以有无常、世网、护生等观念。

他觉得人世是无常的，短暂的，所以人一天天走近死之国而毫未觉得者，只是由于把生活岁月仔细的划分，年分为日，日分为时，时分为分，分分为秒，便觉得生活是一条无穷而且有趣的路子（《渐》）。这意见，后来屡次提到。《阿难》云：“在浩劫中，人生原只是一跳。”《大账簿》云：“宇宙之大，世界之广，物类之繁，事变之多，我所经验的真不啻恒河中的一粒粒细沙。”《新年》与《渐》同意，也讲到时间划分愈细，则人也愈感到快乐。

他又觉得金钱常限制了兴趣，这或者可以说是世网。第一本随笔集的第一篇，就是《翦网》，大意说大娘舅觉得大世界样样有趣，惟一想到金钱就无趣。《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则赞美孩子“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华瞻的日记》说华瞻看见先施公司的小汽车就一定要买，他不知道爸爸不曾带钱或钱不够就不能买。

他又最爱生物，尤其是渺小的生物，可见他的仁爱之是无微不至的。《蝌蚪》写孩子们用清水养蝌蚪，子恺恐怕蝌蚪营养不足而死，便叫孩子们倒许多泥土到水盆里去，后来还叫他们掘一个小池。《随感十三则》中有两则是怜悯被屠杀的牛和羊的。《忆儿时》对于蟹苍蝇的残杀也认为不应该做，尤其是文人所咏叹的“秋深蟹正肥”，他们以为风雅，“倘质诸初心，杀蟹而持其螯，见蟹肥而起杀心，有什么美而值得在诗文中赞咏呢”？

照这样说来，子恺的小品里既是包含着人间隔膜和儿童天真的对照，又常有佛教的观念，似乎，他的小品文尽都是抽象的，枯燥的哲理了。然而不然，我想这许就是他的小品的长处。他哪怕是极端的说理，讲“多样”和“统一”（《自然》和《艺术三昧》），这一类的美学原理，也带着抒情的意味，使人读来不觉其头痛。他不把文字故意写得很艰深，以掩饰他那实际内容的空虚。他只是平易的写去，自然就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以前我对于朱自清的小品非常喜爱，现在我的偏嗜又加上丰子恺。聊记数页，以表示我的喜悦。

载第30期（1935年6月20日出版）

林语堂与翻译

／陶亢德[1]／

大概是前年了，有一次我去看语堂先生，忘记了谈到了什么，他给我看一封鲁迅先生给他的信。这封信是一个老朋友写给老朋友的信，恳切、真挚，绝不是叙寒暄，致钦佩的。信的大意是劝语堂先生不必为办杂志多费气力，以他的英文造诣，翻译翻译西洋名著，不特有益于现在中国，即在将来也是有用的。复信我没有看到，据语堂先生说是表谢意之外，还告诉鲁迅先生说这翻译事业还要在老年再做。事情隔了一年多，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篇大文章，提到此事，说语堂先生的复信意思有点讥笑鲁迅先生的老大，鲁迅先生很生了气。这篇大文，语堂先生也曾看到，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笑笑说：“迹近挑拨吧。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中年的我另有把中文译成英文的工作。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现在我说四十翻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里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看样子，现在的语堂先生对于翻译外国作品是不很热心的，此中原因也许很多，但我走我的路的脾气或亦是其一吧。这脾气是好是坏自然难说，但说一定是坏怕也未免过苛。天下的事情不止一端，各做各的似乎正是分工合作，当然像救国这种事是要一致的，不能够来一个你们救国我偏卖国。翻译大约不必如此。有人把西洋名作介绍进来，给我们这种不能读洋书的人读读，使我们也有“世界文坛不朽的宝库”，自然是求之不得。同样把中国的思想生活所寄的有些中国书译成洋文，让一脑子中国人是乞丐盗匪的洋人看看，似乎也不是无益之事。而且眼前译外国作品成中文的能手甚多，译中国作品为洋文的人较少。

不过他对于译外国作品的心目前并不很热，对于怎样翻译的问题却在闲谈中常可以听到（写成文章发表的有《翻译论》，载开明版《语言学论丛》）。他似乎不赞成直译。他说我不大明白直译的直是什么意思，假如说是照字或照句直译呢，那末这译文一定难于下咽。Thank you直译谢谢你是对的，但How are you怎样直译法呢？不赞成直译就赞成意译了。所谓意译，自然包含信与达，决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这种意译。又十一期《宇宙风》上的那篇《猫与文学》似可代表他的译法。

说句私话，我是欢迎他译外国作品甚于译中国作品的，因为前者我可以读到，而后者只好俟诸异日。可是这只是句私话而已。

载第11期（1936年8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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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亢德”。

怀念马叙伦先生

／千蒙驹／

最近有一个朋友从上海来，带给我一张马夷初先生送我的墨宝，题有马先生自己的诗（卅五年除夕作）。

爆竹惊残岁，金尊绕百忧。
平生唯白发，检点尚淌流。
兵火黏天急，饥寒匝地愁。
长歌先砍地，更上一层楼。
岂有刑天志，能无百姓情。
独夫犹肆虐，举国欲同盟。
白浪将漂杵，哀声是胜兵。
吾侪须努力，前路目光明。

马先生赠给我的墨宝，我真视同拱璧，这不仅是因为马先生是国内闻名的书家，而且因为马先生是民主运动的健将，是我们青年一代的导师。在前辈中，如马先生这样的老当益壮、健斗如昔者，真如鲁灵光殿，巍然独存。马先生是我的同乡前辈（浙江人），但我与他并无一日之雅。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北京政府的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北伐成功之后，当民十七八年间，他又做过浙江省的民政厅长。待蒋梦麟先生返长北京大学，夷老又回到北大来教书（他本来是北大的老教授）。但可惜我当时没有亲夷老的教诲，因为我学的是经济学，夷老所教的是中国哲学系的功课，所以在北平几年，我竟没有接近夷老的机会，这是我平生所引为遗憾的。当我在北大读书时，我是一个被学校当局所视为“捣乱分子”的，胡适之教授甚至取笑我是北大“捣乱的头儿”。大概那时的教授们，除少数的例外，对我这个捣乱学生的印象都非常恶劣。我对北大的名教授，即鲁迅先生所谓的“正人君子”，也不大怀什么敬意。至于马先生，因为他所教的课与我如“风马牛之不相及”，所以我对马先生的印象，也和对朱希祖、马幼渔、钱玄同诸氏差不多，换句话说，不过一位“老夫子”而已。廿四年冬，北大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时我早经毕业而在一个研究机关任事，同时还兼了北大几点钟功课。在那次运动中，马先生站在正义的立场，做了北平学运的掩护者，我开始对马先生有了新的认识。当时南北两马，同为青年所爱戴：南方的马即马湘伯老先生，北马即马夷老是！廿五年我随研究机关迁到南京，开始参加救国会工作。是年冬有七君子之狱，我也被迫而南走广西，在广西教了半年书。暑假中返京接眷，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记得有一次北平有几位学生代表南下，在我家里报告北平抗日运动的情形，马夷老悄然枉驾，静听报告，于是我对马夷老的印象再一变。但我与马夷老始终无私人的接触。抗战发生，我一直在西南，夷老留居敌后，音讯阻隔，但时于友人口中知夷老不受敌伪威胁利诱（听说陈公博曾好几次访问先生，执弟子之礼，并拟馈赠巨金，先生严辞拒绝，陈逆惶恐而退），高风亮节，大义凛然，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闻之尤令人肃然起敬，这更增加了我对夷老的敬仰。

胜利以后，在《民主》周刊上每期均有夷老的大文，每读辄写击节。夷老的文章老练流畅，自不必说，而且观察精到，入木三分，理多于情，言人之所不敢言，言人之所欲言，真令我每读为之想往。夷老不但写得多，而且写得快，每当时局有重要的发展时，便立刻可以在报纸或刊物上看到夷老的文字。例如：当警管区制在上海刚要推行，第一篇反对的文章便是夷老写的。夷老的政论无形中做了上海民主运动的指针。我对夷老的论文几乎每文必读，不但佩服他写得好，而且惊佩他写得快。自然，以夷老政治与文学的涵养之深，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本在我意料之中，但以他这样的高年，笔勤目健，却令我自己不能不惭愧我们青年人的疏懒！我也是一个好弄文墨的人，自然我的文章绝不能与马夷老相比，那真有如侏儒之与巨无霸，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但我总是多年来以写作为职业的所谓“文化人”之一，在朋辈中我算是下笔较快的，因此每当团体要发表什么文件或通讯之类，我当有被推为起草人的机会。然而，我总是存着得懒且懒的心理，能够推辞掉我总尽可能推辞；真无法推辞时，才勉强答应下来。香港言论相当自由，我也随时有发表文章的机会，在民主报纸或刊物上我如有文章送去，大概可以登出来的。但由于这种偷懒苟安的心理，我写的文章实在太少，看到夷老那执健笔奋斗的精神，真使我内心感到无限惭愧！

马夷老不仅是民主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同时，又是一个实践家。他是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领袖，去年为了民主和平而在下关车站遭反动派特务的痛殴。以他这样的高年硕德，反动派特务竟出这种毒手，这一方面说明了反动派的无耻，另方面也适足证明马先生人格的崇高与伟大。

我常常说：美国有个马歇尔（好在这“马”字是译音），是中国人民倒霉的，郭沫若先生甚至有“骗”字从“马”的妙喻。但中国有马夷初与马寅初两位先生，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使我们青年人可以唯马首之是瞻。我和两位马先生都无亲近的机会，夷老仅仅有一面之缘，寅老则尚未识荆（仅通过信），虽然我们是同行。但总觉得二马是我行进中的灯塔，我自然不敢谬托两位马先生的知己，但却有杜工部诗“天涯若比邻”之感，因为在争取民主的运动中，我们的心弦是共鸣的呢！

载新四号（1947年7月出版）

琐忆鲁迅

／杨雯云／

噩耗传来，巨星陨落，鲁迅先生竟于十九日晨五时廿五分继高尔基而溘然长逝了！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界一个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不，是中国民族革命战斗进行中的一个重大损失，同时也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我在二十日晨的《常州商报》看到了这个极简短的噩耗电讯，立刻愕然发呆，一块重铅将心压沉了下去，茫茫然无所之，空虚到堕入了无思想的深渊中。适又病剧，不克亲自到上海去临棺吊唁，作最后的一晤，真是此恨绵绵，百身莫赎。

近日屡次想动笔写一些哀悼文字，一举笔却又掷下了；一则神绪彷徨不宁，二则他在《死》的一文中亲自拟定的遗嘱三四两条是：“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以他三十年来始终不懈，老而愈壮为民族，为人类奋斗、牺牲的精神，只要除了自愿做“内奸”和“奴才”的两类人以外，谁都感动到情愿做“糊涂虫”，拿他的遗训深刻地刊镌在心上，以他救人类的心为心，以他和丑恶环境奋斗的精神为精神；依着他生前战斗的步伐，更勇猛的向前进攻。

最使我栗然不敢动笔的是忆起他的《忆韦素园君》文中的几句话：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街，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洁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这几句在编印《集外集》的时候，我也曾引在“编者引言”中，可是在印成书的时候，却连内中九篇最重要的文章一起给检查委员抽去了。——删去骨头而仅剩空虚架子，在当时检查者赫赫戒严下，这中内幕是读者受了损失后，还是不知道的，所以《集外集》出版以后，施蛰存既说“不值得付印”在前，宋云彬又说“不是佳作”于后。（宋云彬后曾写公开信称自己决无《集外集》不值得印的意思。）——现在虽死了仅几天，我想不久的将来，除纯诚纪念哀悼的文章，必定有鲁迅先生各种“谬托知己”文字在各式不同的刊物上出现。当他以为值得悲哀的事加到自己身上，却固因死的掩护而不知的了。在我一个槛外旁观者，却未免有些悲哀的愤怒。忿愤社会恶势力的人已死，而社会上仍充满了一部分无聊和无耻者群。

我现在可仍然要“谬托知己”般来写一点记忆他的文字。但必须先声明者：我不是他的“知交”或“老朋友”。不过由爱读他的作品，敬仰他的人格，和他有时见见面或通通信，我视他是一位尊师的关系而已。

今天翻展一回他的书简，觉得内中颇有几段论及他自己早年文学生活的历史，这是外间很少有人知道的。盖棺论定，在研究死者全部生平的作品或思想专著的人，或有一知的必要吧！所以写一点出来作纪念，间或述写个人间小事，则为述者欲藉此文字发泄，假此或可稍舒哀思。——虽后一种的动机是不十分光明的。

我和鲁迅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二年晚的几位私人聚餐间。那次李僬也在其中，他还因在《涛声》写了：“那天见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了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这都是使司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早变心了魏延”的几句话而引起杨邨人的公开信，这信和鲁迅的答信后都收入《南腔北调集》中。那时因是初次会面，大家谈话未免有些拘束。他谈起早年的历史说：“我也曾学过海军，现在知道的人是很少了，一般人都以为我仅学过医学，校名雷电，实习时却只能在内舱机器间中，后来知道只有福建人才可在舱面甲板上工作，外省人一律只好管理机器间。照这样下去，等到船沉了还钻在里面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不干了。”后来又谈了一会白莽、柔石的死事。这次鲁迅给我的印象，是两颗绍兴人所特有光亮闪烁的眼睛，充分射着热烈和诚恳。谈锋在严肃中时杂以诙谐——这才是真正的幽默吧！我还记得他说：“中国人喜欢捧，所以对黄河也是不用挖而用捧的手段去筑堤坝来对付，哪知河道是不喜欢捧的，结果河底高于城墙，一旦水势猛烈，尽成泽国。”——那时华北正闹水灾——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后来第二次在内山书店晤面，方才看清他一如某作者所记的足穿陈嘉庚黑色橡皮鞋，吸的是品海牌纸烟，就同到书店对面一家外国咖啡馆小坐。他说：“这店主人在上海的很少，是位希腊人。我在‘一·二八’战争时，就由闸北迁移住在这个店的楼上。”又谈及“邻邦捉到左翼犯人，是给他们穿一种胸部特别狭小的衣服，令其渐渐自然死亡”。

其后因编《集外集》事，常常讨论到他早年文学生活情形，现尚存许多珍贵的资料，保留在信简中。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的信中说：

我的不收在集子里的文章，大约不多，其中有些是遗漏的，有些是故意删掉的，因为自己觉得无甚可取。《浙江潮》中所用笔名，连自己也忘记了，只记得所作的东西，一篇是《说象钼》——后来译为《雷锭》——一篇是《斯巴达之魂》（？）；还有《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索士”，但也没有完。

三十年前，弄文学的人极少，没有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情形，后有恽铁樵的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那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又曾译过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张资平式的文贩，其实是三十年前就有的，并不是现在的新花样。攻击我的人物如杨邨人者，也一向就有，只因他的文章，随生随灭，所以令人觉得今之叭儿，远不如昔了，但我看也差不多。

又同年同月十五日信：

《小说林》中的旧文章，恐怕是很难找到的了。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介绍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

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我看有些不同，张只为利，吕却为名。名和利当然分不开，但吕氏是为名的成分多一点。近来如哈同之印艺术丛编和佛经，刘翰怡之刻古书，养遗老，是近于吕不韦式的。而张式气味，却还要恶劣。

我因为恽铁樵却没有编过《小说林》，疑心他的第一篇小说揭载的是《小说月报》，就写信去问他，廿日的回信说：

未印的拙作，竟有如此之多，殊出意外，但以别种化名，发表于《语丝》、《新青年》、《晨报副刊》而后来删去未印者，恐怕还不少。记得《语丝》第一年的头几期中，有一篇仿徐志摩诗而骂之的文章，也是我作，此后志摩便怒而不再投稿，盖亦为他人所不知。又，在香港有一篇演说：《老调子已经唱完》，因为失去了稿子，也未收入，但报上是登载过的。

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之处，恐怕不是《小说月报》，倘恽铁樵未曾办过《小说林》，则批评的老师，也许是包天笑之类。这一个社，曾出过一本《侠女奴》——《天方夜谈》中之小段——及《黄金虫》——A．Poe作，其实是周作人所译，那时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做学生，我那一篇也由他寄去的，时候盖在宣统初，现商务印书馆的书，没有《侠女奴》，则这社大半该是《小说林》社了。

后来我知道《小说林》是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出版，凡行十二期，黄摩西编辑的。时期相合，他的文章大概载在其中，我所有的《小说林》既不全，一时又无从借取。故《集外集》中没有收入。《语丝》中关于志摩的文章是《音乐》却找到的。《老调子已经唱完》是一篇极重要的文章，我从《鲁迅在广东》书上撕下寄给他改正，因过长未重抄一过，原稿送检查会审定时却给抽去没收了，现在想来真可惜得很。其余被抽禁的，有《今春的两种感想》、《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北平五讲中的三讲改正稿，送去被抽禁没收的均系抄录副稿。在去年一二月间致我的信中：

……三月以后，拟编去年一年中杂文，自行付印，而将《集外集》之被删者附之，并作后记，略开玩笑，点缀升平耳。

又另一信云：

……“启事”“及来信”，自己可以检得，但“革命文学……”改正稿，希于便中寄下。近又在《新潮》上发见通信一则，此外当还有，拟索性在印杂文时补入。

……俟此文（指《文学》上载的《病后杂谈》，云注）发表及《集外集》出版后，资料已足，我就可以作杂文后记了。

又：

再：先生所作《集外集》引言，如有稿，乞录奇，因印《集外集》（此非真名，真名未定。）时拟补入也，又及。

所以几篇改正原稿我都寄给他的了。我望最近的将来能有印出的机会，这几篇文字是积了无数青年的血写的，对于青年极有用处，我以为。

这次死讯传来，殊出意外，我也几有不敢相信的模样。因为夏间虽知道他病重的消息，可给已告痊愈的音讯取消尽了，哪里会料到突然发生得这样变故呢！他近几年来身体的不大健康，时时多病，我早疑心他有胃肠病或肺病。有一次在谈话中乘间问他的酒量何如？因我以为绍兴产酒，绍兴人的酒量大致都很不差，胃病和多饮又颇有关系。他似乎有些觉得我的用意，就笑说：“我不大吃酒，我的胃病并非因酒而起。说来年代长远了，还是从前初次离开绍兴到南京进水师学堂的时候，冬天气候冷，没有衣服穿，于是不得不多吃辣椒以御寒，可就拿胃吃坏了。”我当时听了为之一凛，想不到先生幼年的生涯竟如此凄惨！后来在信件来往中，我时常提起他的康健问题。他于去年二月中信上说：

上海天气已冷，我亦时有小病，此年纪关系，亦无奈何，但小病而已，无大害也。医言心肺脑俱强，此差足以慰锦注者也。

他还说肺强。直到今年夏天大病后，掩饰不掉了，在八月廿七的信上方承认说：

我这次所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间发过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回，是为了年龄关系，没有先前那样的容易制止和恢复了，又加以肋膜病，遂至缠绵了三个多月，还不能停止服药。但也许可停止了罢。

那时我想到上海去探视他一下，他在信上说：

再：现医师不许我见客和多谈，倘略愈，则拟转地疗养数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约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了。

谁知竟成谶语，在十月中竟长逝而一瞑不视了呢！痛矣。

至于他在文坛上的功绩，对青年巨大的影响，摧毁旧环境的勇猛，操守的坚贞，谈的人已很多，将来也自会有人作有系统专门的研究，姑置不论。至其愈老愈迈进的精神，在中国也无第二人，只看一九二八年顷一批自称革命文艺的青年，骂他们是“有闲阶级”，“醉眼朦胧”的人目前都退降阴消到哪里去了。孤军奋斗，荷戈呐喊至死了还仅有他一个“老人”。我们青年除愧死外，并应悬作永远的典范。

他的杂文除一贯前进的思想外，其凝练字句，深刻的嘲讽，诙谐的风趣，无往而不流露着、活跃着。最好的形容词，我很同意某君的：“如铁笔画在岩壁上，生硬以外，还夹着丝丝尖利的声音，使人牙根发酸，或头顶发火”的几句话。在将来整理鲁迅全部著作的人，我却有一个建议，就是将历来骂他诬蔑他的文字，一律收集附入有关系的文章后，或另印一编作附录。《三闲集》序言中说：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

《“题未定”草》第八节中说：

而且一任鬼蜮的伎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隐逸之作不必论，倘使这作者是身在人间，带些战斗性的，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确在放暗箭，一经指出，这才改为明枪，但又说这是因为被诬为“假想敌”的报复。所用的伎俩，也是决不肯任其流传的，不但事后要它消灭，就是临时也在躲闪；而编集子的人又不屑收录。于是到得后来，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无可对比，当时的抗战之作，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棱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几分懵懂的。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魍魉的形状的禹鼎相同。

他在致我的信上也曾说过：

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

可知这事他“遗嘱”虽未曾提及，他的“遗志”确是要这样做的。这是明知范围过大，关系复杂，牵涉过多，要得罪也不少；然而这一些文人和文字的障碍都打不破，难道还说得到解放民族等大问题吗？我们要学鲁迅，要学他那种百折不回的勇气，嫉恶如仇的精神。

廿五年十月廿五日

载第19期（1936年12月5日出版）

升钉——一九四一年纪念鲁迅先生

／尚钺／

人死了，一种“盖棺”的仪式是必须的。因为这仪式活人不仅可以用作为分肥的合法根据，也可以用来作为对死者的公开咒骂。虽然这“分肥”者和“咒骂”者所作的盖棺论，并不一定就是“论定”。

这仪式用今日流行的名词来说，叫作“开追悼大会”；到了死者“一杯之土”已干的时候，如果觉着还有必要：如觉盖棺的时候或今日以前未利用得尽致，或觉未骂得痛快，就不妨改为“纪念大会”再来一次，二次，三次。但在云南，就一般落后的老百姓所知道的，这仪式却还仅仅是“升钉”。至于升钉以后，那是不在他们的仪式之中的。如果有必要，也只在口头上说一说，或保留在记忆之中，决不大举了。就是有仪式，也不过今年和去年一样，由死者的家族写在祭祀表中，每年来个老一套。至于死者愿意不愿意，能不能享受，那是不管的。所以，说来还不失于忠厚，颇合符我们中国的古礼：“一刀之罪”的原则。

至于那盖棺的仪式——升钉，却不能与日后的祭祀日子那样简单。因为这是多少带着是非因素的。男人死了，升钉的人物必须是他的家长和族长之类的权威。女人因为本身即是财产的一种，所以升钉的人物就必需是她娘家的有权威的重要分子，这与登报声明“遗失”或“作废”差不多。不然，不仅棺不能盖，死者也不能马上享受“入土为安”的幸福。因此，每当一个人死下去，尤其是有相当家产的人死下去，有被选举为升钉先生地位的人，总是要以轻轻的三下钉锤，敲去孝子的三匹红布，或三匹红绸子，甚至还有红缎子的，那是要看死者的家产来决定的。自然，此外还必须有一份证明死者是“寿终正寝”的厚礼。假如死者无嗣而又有家产的话，那升钉先生和孝子就多了。某位升钉先生愿否为某个孝子来证明死者是“寿终正寝”，就要看这个孝子送的礼物是否相称，或能否满足他的欲望而定。不过，这位升钉先生愿意了，也许别位有同等权威，或有相当沾亲带故的关系的先生，又烦言啧啧起来。于是盖棺问题，还得这位孝子去送礼。同时这位孝子把各方面的升钉先生对付好了，也许另外又有孝子出来说话了。总之，弄得死者很长时间不能享受“入土为安”的幸福。

不过这都是落后的地方的落后办法。至于文化人那就要忍受文化界流行的待遇了。只要把“民族文学家”的帽子一放在死者头上，不管死者有嗣无嗣，就把这升钉仪式改成追悼大会和纪念大会。同时，不管是张三、李四，或者是“第三种人”、“奴才”和“刽子手”，如果觉着有必要，就立刻摇身一变，或毛遂自荐来充升钉先生和孝子了。好在一跳到什么大会的演讲台上，就不是主席，也是名誉主席。上台以后，曲解死者的意见可以，修改死者的意见也可以，抹杀死者的主张可以，为死者捏造离奇的见解也可以，反正有听者就强迫你们听。总之，把开会的时间占去大部分，让能代死者说两句公道话的人没有时间插嘴，才是最妥当的。按着“公道自在人心”的原则，如果有人想在报纸杂志上说几句公道话吧？那也难得很，因为肯说公道话、能说公道话的报章杂志也不见得多。好在人死者不能复生，决不致再来写《论第三种人》、《奴才》、《刽子手》，自然也不能再来揭露这些“升钉先生”和“孝子”的“别有用心了”。

在许多官绅先生的赞扬和恭维声中，我想，鲁迅先生的“赶快埋掉拉倒”还不失为对付他们的好办法。因为他的真实灵魂已在广大的真实生命中成长着，并发展起来。但却在这些升钉式的追悼大会和纪念大会以外。

载第3卷第2期（1941年10月出版）

阮玲玉的死

／夏丐尊／

电影女伶阮玲玉的死，叫大众非常轰动。这一星期以来，报纸上连续用大幅记载着她的事，街谈巷语都以她为话题。据说：跑到殡仪馆去瞻观遗体的有几万人，其中有些人是特从远地赶来的。出殡的时候沿途有几万人看。甚至还有两个女子因她的死而自杀。轰动的范围之广为从来所未有。她死后的荣哀，老实说，超过于任何阔人，任何名流。至于那些死后要大发讣闻号召吊客，出材时要靠许多叫化子来绷场面的大丧事，更谈不上了。

一个电影女伶的死竟会如此轰动大众，这原因说起来原不简单。第一，她的死是自杀的，自杀比生病死自然更易动人；第二，她的死是为了恋爱的纠纷，桃色事件照例是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的；第三，她是一个电影伶人，大众虽和她无往来，但在银幕上对她有相当的认识，抱有相当的好感。这三种原因合在一起遂使她的死如此轰动大众。

如果把这三种原因分析比较起来，我以为第三个原因是主要的，第一第二并不是主要的原因。现今社会上自杀的人差不多日日都有，桃色事件更不计其数，因桃色事件而自杀的男女也不知有过多少，何以不曾如此轰动大众呢？阮玲玉的死所以如此使大众轰动，主要原因就在大众对她有认识，有好感，换句话说，她十年来体会大众的心理，在某程度上是曾能满足大众要求的。同是电影女伶，同是自杀的一年以前有过一个艾霞，社会人士虽也曾为之惋惜，却没有如此轰动，那是因她上银幕未久，作品不多，功力尚未能深入人心的缘故。

不论音乐绘画文学或是什么，凡是真正的艺术，照理都该以大众为对象，努力和大众发生交涉的。艺术家的任务就在用了他的天分体会大众的心情，用了他的技巧满足大众的要求。好的艺术家，必和大众接近，同时为大众所认识所爱戴。普式庚出殡时啜泣而送的有几万人，陀思妥夫斯基的死，有许多人为之号哭，农民画家米莱的行事和作品到今还在多数人心里活着不死。他们一向不忘记大众，一切作为都把大众放在心目中，所以大众也不忘记他，把他们放在心目中。这情形原不但艺术上如此，政治上、道德上、事业上、学问上都一样。凡是心目中没有大众的，任凭他议论怎样巧，地位怎样高，声势怎样盛，大众也不会把他放在心目中。

现在单就艺术来说，在各种艺术之中，最易有和大众接触的机会的要算戏剧和文学。因为戏剧天然有许多观众，文学靠了印刷的传布，随时随地可得到读者。

同是戏剧，电影比一向的京剧昆剧接近大众得多。这只要看京剧昆剧已观客渐少而电影院到处林立的现象，就可知道。在今日，旧剧的名伶——假定是梅兰芳氏吧，有一天如果死了，死因无论怎样，轰动大众的程度，决不及这次的阮玲玉，这是可预言的。电影伶人卓别林将来死时，必将大大地有一番轰动，这也是可预言的。因为电影在性质上比歌剧接近着大众，它的艺术材料及演出方法，在对大众接触一点上有着种种旧剧所没有的便利。阮玲玉的表演技术原不能说已了不得，已好到了绝顶，她在电影上的功力，和从来名伶在旧剧上的功力，两相比较起来，也许不及。她的所以能因了相当的成就，收得较大的效果，可以说因为她是电影伶人的缘故。如果她以同样的功力投身在旧剧中，也许只是一个平常的女伶而已。这完全是艺术材料和方法进步不进步的关系。

同样的情形也可应用到文学上。文学是用文字做的艺术，它的和大众接近，本来就没有像电影的容易。电影只要有眼睛的就能看，文学却须以识得懂得文字为条件，文学对于文盲，其无交涉等于电影之对于瞎子。国内瞎子不多，文盲却自古以来占着大多数，到现在还是占着大多数。文学在中国根本是和大众绝缘的东西。救济的方法，一方面固然须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一方面还得像旧剧改进到电影的样子，把文学的艺术材料和演出方法改进，使容易和大众接近，世间各种新文学运动，用意不外乎此。新文学运动，离成功尚远，并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阻力在加以障碍。例如到现在还居然有人主张作古文读经。中国自古有过许多杰出的文人，现世也有不少好的文人，可是大众之中认识他们，爱戴他们的人有多少呢？长此下去，中国文人心口中没有大众的不必说了，即使心目中想有大众，也无法有大众吧。中国文人死的时候，像阮玲玉似地能使大众轰动的，过去固然不曾有过，最近的将来也决不会有吧。这是可使我们做文人的愧杀的。

载第2卷第2期（1935年4月5日出版）

袁世凯纪略[1]

／萧寿昌／

伪皇帝洪宪姓袁，讳世凯，字慰廷，河南项城县人也。父甲三，由侍郎升云贵总督。母程，知书。凯前四代皆居官清廉，功勋卓著，建坊城南。凯以袭荫列道员，十八入泮，睥睨一乡，人成不齿。尝将铜易父金，为母调知。三十丧父，服阕热中，母力阻之，切诫不听。勖以数世清德，若履仕途，必先承志。凯违母训，思握大权。

适吴长庆为高丽驻兵大臣，庆由凯父保举，凯即谒庆求事，委凯镇摄总兵，随抵高丽，渐娴兵法。值高丽游学生朴咏孝、徐光弼、徐载范等回国，王召谋变政，致新旧纷争焚阙，为乱王匿庆所，凯不谙约章，妄主援救，未经照会日本，（高丽向属中国，因日本侵压，要中国订约，认为两国保护，该国有事，必会商援救，不得独往。）致酿甲午一役，割地赔款。（割台湾一省，赔英金二百兆，赎还辽东。）特命李鸿章议和，与日相伊藤博文订约马关，凯赂其左右关说，得卸罪咎。

旋随庆回国，驻天津，以慈禧太后内侄荣禄权大势重，因拜禄腹心，候补道张景崇门夤缘进身。时新练津兵五万，崇荐凯隶禄部下，统带新军，袁世凯三字遂现于津镇矣。袁族某，为天津道，尝告鸿章，言凯狡黠，必误苍生，鸿章晒之，无九龄知禄山之明，愧津道多矣。

戊戌变政，康有为、梁启超见用，凯附和之，而城府深密，阴泄康梁谋诛荣禄事，倾轧图升。禄与进颐和园直奏，太后大惊，命闭五城，饬步军统领拿办康党，康梁先遁，牵戮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康广仁六人。凯遂为禄所信，密白太后，补凯直隶臬司，超迁侍郎。

岁庚子拳匪煽乱，凯阴主以图功，复忍诛以邀奖。迨大难削平，两宫回銮，凯率兵迎驾。太后谕以母子性命，付于卿手，凯内愧无言，唯唯而已。

联军扰山东，巡抚李秉恒阵亡，太后命凯补授，其谢折末云：“伏维皇太后圣鉴”，不言皇上，希阿荦媚杨妃之心，存崔浩贬魏主之笔，致京津上海港澳各日报，同登此折，大书逆臣云。

先是联军蹂躏京师时，文华殿大学士兼北洋大臣首相李鸿章，在粤督任内，两后回銮，召还病故，以鸿章系破格超用，按诸故事，首相无用汉人者，乃以禄补授所遗直督一缺，禄请补凯，并加太子少保北洋大臣衔，兼统四镇兵权，自此凯之权势，不可复遏矣。凯又请以山东巡抚一缺，使藩臣周馥护理，凯为巡抚时，与馥结儿女亲，故力荐之。太后即允行，由李相遗折保凯与馥故也。凯任直督，三品以下，皆趋附。未几，凯登内艰，懿旨赏假百日，回籍治丧。时初行新政直隶先行试办，凯奏请在日本定造海容、海圻两大战舰，统握四镇兵权，扩张势力，皆得旨允行。

禄殁后，城社失凭，遂迭被参劾，适改兵部为海军、陆军二部，凯乘此以兵权隶陆军部，不隶海军，以陆军统辖，铁良兼陆军部尚书，当权故也。凯又致书铁良，用段芝贵，贵由兵弁出身，特与凯同乡，故凯毁凤山以总统四镇之权与贵，而又私具折本，用贵为天津巡警总局坐办。

丙午岁，东三省经日俄兵燹后，奉天将军赵尔巽，奏请派员襄办交涉招安、屯垦、善后各大政，特命徐世昌、振贝子出关。事毕返津，凯使贵设宴欢迎，凯工逢迎，固不足责，两钦使未行缴旨，而擅预私宴，不独失体，抑且罔上，宜弄出歌妓杨翠喜一事也。

乙未，凯因粤东风潮，禁止直隶商人抵制美货媚外手段，阴而且狠。天津《大公报》著论痛诋，凯衔刺骨，欲封报馆，碍难措词，乃施鬼蜮伎俩，饬邮局火车不准收寄该报，并禁入购阅。旋有洋人恨凯不合公理，代为分寄。又有一奇男子，亦因此事愤入督署刺凯不中，被擒直认，凯恚不敢杀，心服其义，亦不忍杀，遂杖而释之。

当是时财政困难，宜设法筹措，然必国与民两利，乃为善策。凯藉试办新政为名，私将长芦盐运抵借英债六百万，设局如林，差缺繁多，除正项开销外，縻费甚钜，上自道府，下及洋务局坐办书记等，约一百三十余员，总计每月开支约百余万，且多挂名领薪水者。后凯入军机荐杨士骧继任。按凯入军机时，度支部尚书泽贝子，奏请清查各省财政，凯对直隶，无庸诛凯而安社稷。（按诏斥袁罪极详，经联军扰官禁后，仅百余字可辨，字字血泪，不忍卒读。陕甘总督升允奏凯负伊霍名，怀莽操志，宜加诛戮，以警将来，太后以为过激。帝泣请退位，十年之中，频受压制，幸帝无失德，故未被废，遗诏云云，为大局计，非修私怨者可比也。）

摄政王既监国，后及妃必泣述遗嘱，示以遗诏，王宜首先诛凯，以慰先帝，及放蛟鳄于河海，使其养晦蓄锐，夷国废祚，君民悉受其毒，天数使然耳，岂人力所能挽回哉！

世有非常之奸雄，然后行非常之诈术。清逆臣袁世凯，受命征革党，而反为革党之首酋，千古未有其人也。凯之拨乱反正，而反为乱世之渠魁，千古未有其事。然一用其奸谋，而双方俱堕其术，使清廷同殿称臣之卿相俯首听命，疏请清帝禅祚，东南革命诸巨子，甘受其饵，弃甲来归，其权谋诈术，诚足冠古今而造特别之历史。

辛亥武汉事起，凯贿通卖国之奕勖，致死灰复燃，得握全国命脉。遣其党首攻汉阳，振其军威，使海内畏服。伍廷芳恐事失机，从中调和，一则义举凯为总统，逢迎意旨，一则推倒满清，以达共和目的。凯乃按兵不攻，一面使心腹爪牙恐吓逊位，一面使芳要挟革党，取消孙总统，公推己为临时总统。清帝与孙总统，俱退让。（按溥仪与孙文均拱手逊位，以民为重，以位为轻，其道德为世钦佩。）足知凯之才略智谋，驾乎魏武之上矣。观其排满推孙，不数月双方倾败，改孙文纪黄帝二千四百零六年为民国元年，分用阴阳历日，南北咸归统一，惟升允早识其奸谋，遁迹蒙古，组织独立脱离关系。而无识之革党，反发生征蒙问题，以结欢心。或有藉此练军，以伐袁氏者。而老奸巨猾之凯，虑及升允倡义，率兵直捣幽燕，又恐联络清臣倒戈北向，若稍失宜，必致功业俱败，故坚忍不为所动，遂用柔软手段，对待蒙古，以牢笼团结军心，俟羽翼丰满，谅自取消。无知巨子自夸功高，咸有总统之希望，如抱火卧积薪之上，而鼾醉不醒。惟宋教仁窥其意，漏其言。凯恐发其隐情，故先发而谋刺之，激南五省独立。分遣骁党焚掠其城而攻取之，遽为袁氏所有。奈玉石不分，解散议院，（众议院陈家鼎因宋案不平，独力质问袁氏之书约千余言，不畏权势，真所谓侠胆义肠，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所不能为者，袁氏因而解散议院，以塞言路。）尽撤天下民军，更换北军，加孙黄诸君煽乱之名，放逐于海外；计卸黎蔡兵权调京，予以嘉名，实则监督幽囚，举措不得自由，手段之辣，居心之险，概可想见。凯于是措置裕如，渐袭清制，以公仆而祭天地，俨若皇帝，难免列国贻笑。私将三权并归，用官分三等，易简用日任命，易保荐日荐任：考取知事，分发各省；易选补日委任，取消初级法权，归下级行政；改内阁总理为国务卿，改御史为肃政史；予京内各官长，加有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威武将军振武将军各名色，予外省官长加有上将军陆军上将中将少将嘉禾文虎各徽章职衔。文武分治，改都督为将军，统握全省兵权，改军务司为军事厅，改各镇司令为镇守使，改长江水师总司令为巡阅使，改民政长为巡按使，总揽行政，监督法权，改内务司为政务厅，改司法司为高等（审判检察）两厅，仍设道尹为中级行政，分辖所属，改盐政处为榷运局，改水师营为水警察，取消教育实业两司归上级行政，设合署办公，所信用北洋派统握兵权，分布各省，为乱世残民之枭，将任用前清封疆为巡按使及各部总长，为恢复帝制之引线，改参众两议院为参政院，征聘名士及清名吏，劳乃宣误会其意，上共和正解劝退之书，由国务卿贰臣徐世昌转呈，凯笑置度外。肃政史夏寿康妒忌之，以乱党弹劾，请命诛戮，凯弗听。（康因凯留中不发，加之宣素为凯钦佩，是年甲寅春，征聘宣为参政院参政，不肯就职，康窥其上书时，徐世昌等一班清臣，均已赞成，恐凯悔误遵行，故勾通段祺瑞捕杀之，冀斩草除根，以警效尤。夏寿康为袁氏者无以复加焉。）而段祺瑞助纣为虐，饬兵捕拿，幸先逃脱，仅获其党宋育仁，欲行枪毙，凯恐激成内变。况育仁系前清翰林，为王湘绮门下士，如加杀戮，尤恐失天下人心，姑含容之，诬以徉狂，用兵护送回籍，实行递解，交地方官严加约束。凯通机变，善改复辟之事，识新旧两党，以匹夫之勇，书生之见，无能为矣。故俯视天下，莫能与之争雄并行。（李燮和附从袁党，杨度组织帝制时，和胞弟见共和世代，不宜再易专制，有碍国体，致起五族群鼓攻之，恐祸及身家，故上书国务卿转达袁氏，与和脱离骨肉关系，直陈利害，可与凯弟世彤上荣相亲供，并垂不朽矣。）不料段冯乘滇黔反抗推败袁氏，欲效司马师袭魏故事，暗勾羽党，促迫取消帝制，凯至此方悟心腹，悉成仇敌，抱忿而亡。嗟乎，天不佑凯！任其权谋诈术，诡计百出，数终难逃，可为当今权奸者戒。

载第25期（1937年3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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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载于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注》附录中。作者萧寿昌为湘中老儒，民国六年（1917年）发表此文，行文为文言。文中个别史实、论点未必准确，仅资参考。

元庆去世七周纪念文

／许钦文／

元庆死去已经整整的七年了，其间我曾两度入狱，上法庭廿多回；西走蜀，陷入火线，东漂海，数遇飓风；死了父亲又死母亲，所受祸思不能算不多，刺激不能算不大，但都没有元庆死时那样使我紧张。当思瑾与刘梦莹演成杀人悲剧，我首先发见时，两个血人歪斜的躺在院子里，情形是够吓人的。我并不慌张失措，一方面报告警察，一方面招呼医生，把思瑾送进医院，还用毯子盖在刘梦莹的尸体上。元庆死时我竟连一个电话都打不好——站不住，坐；坐了仍然不能连续发音。直到第二天的傍午，还是有目无光。

会得这样，并非全然由于友谊的情感，我对于父母的感情何尝不厚！因为元庆的病状是突然变重的，当初他不许我把他的病情随便告诉人，连家里都不许通知，病势一重，就来不及招人帮助。我是喜欢他的图画，重视他的艺术的，一想到挽救他的生命的责任负在我的身上，就不觉手忙脚乱起来。

虽然为他集款做坟造成元庆园，大半由于感情作用；为着保存遗作而筑纪念室，实在为着艺术。更其因为我明白他对于他自己作品的重视，往常在房间里，他宁可自己睡不安稳，不肯把作品随便乱放。虽在车上船中，总也要处置好了图画才坐得定，往往弄得汗流浃背。他自认他的作品，是他精神的结晶；“这是一口口吐出来的鲜血”，他时常这样说。他委实是把他的作品当作第一生命看待的了。

我是这样的感动，照味回在由《人间世》发表的文字：“陶先生死后，许先生最担心的是陶先生那些遗画。……那时他住在校里，那些画当然也放在那儿，他时时刻刻担心校舍会着火，简直变得有些神经质的。每次我们到他房间里去，他总是这么说：‘假使一起火，你们都得来帮个忙，把这些画救出去。’他又想把那些画带到德国去复制出来。”但我当时，并不存心怎么样，有点莫名其妙。

可是元庆，无论究竟是为着他的人，还是他的艺术，总之受他感动的人很多：且不说在他生前，很有几位青年，从台州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杭州，一直跟着他学画。在造元庆园时，会有不曾认识的人，两块三块的寄钱来，说是多买几块砖头，以表敬仰之意。在元庆园里，固然常有人去献花，也有人去割草，都是单方面出于自动的。最近我从厦门回来，有位生长在南洋的青年，在当午的烈日下，拼命的跑了三四里路到码头来送我行，一半也因为佩服元庆的画，特地向我表敬意。“在那烧剩的应天塔上用的颜色，多么伟大！”临别还是这样的说个不了。前个月里，林培庐氏出版《潮州七贤故事集》，开面就是：

谨将此书纪念陶元庆先生。

照思瑾的日记，她会得整天的到元庆园里去静坐着，也会深夜到那里去默念她的大哥。她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九日的日记上是这样写着的：“今天学校里行开学式了，呀！我的心是怎样的感动呵！我望着一般新来的男女同学，都是这样的喜悦，……唉！惟有我的心是这样的苦恼呵！天呵！我的泪不住的滚下来了。唉！哥哥哟，我又记起了你，你建设的屋今天已洋洋地峰立在我们的面前了，多么的美丽和庄雄呵！然而你为什么独自去了呢？唉！哥哥哟，这便是你留给我们作纪念的呵！”

这里所谓“建设”，只是设计；是已经生了病，元庆还是勉强坐着车子去察看过的。当时思瑾还小，虽然有着词不达意的地方。可是这种情形，还有许多她的同学也多感着，同我当面说过。

刘梦莹在哀悼元庆的文中，有着这样的话：

唉！陶先生呀！我们真不相信你竟离我们去了呵！

先生！请念着一般可怜的孤儿，以你的神灵来护佑我们吧！

你虽永远离我们去了，你的精神同月光一般永系我侪。

黯淡的灯光射在小楼的一角，同学聚集在一张深漆的食桌边谈论着，她们的脸上都罩上了一层愁云，眼泪盈盈的饱含着……“哪个会相信我们的先生是真实地离弃我们去了呢？”……当静姊告诉我陶先生病的消息的时候，我的眼泪堕到饭碗里送到肚子里去……好像不测之祸已降到我们先生的身上了。……见了思瑾，我的泪也随即垂到腮上，但是我又怕引起她的难过来，偷偷的揩着。……他的死对于自己是光荣的，然而对于他的亲友弟子们是永远不能遗忘的悲哀呵！假若他再赐教我们几年，对于我们的前途，与中国艺术界的赐与和贡献，是胜过现在这轰动全世界的死还要荣耀。

元庆还能够这样的影响青年，当他在前艺术院做教授时，许多不曾受过他的课的人，画出来的一幅幅的都好像是他的作品，一时成为元庆派；不消说是表面摹仿的。但由他担任着教导的几班学生，开起展览会来，并没有什么元庆派的情形。原来他自己作画，尽量的运用他久练的技巧，一味的新创方式；对于学生，仍然着重基本练习，是使得按部就班进行的。

无妻成累，五年以来，我弄得几乎连自己的性命都不保。元庆的图画，只是千百般困难中勉强维护。如今元庆园里的墙壁虽然已有点破，花木多被偷去了；纪念室里的地板，因为漆刘梦莹的棺材的时候弄脏，东一块黑，西一块黄，在刘庆荇来化经佛的时候几乎烧穿。可是图画，又已挂起在墙上，还看不出什么损毁来，是可慰的了。

受了四五年磨难，我的生活是更觉得孤寂的了。在沉默中，我静观这些久别了的画面，比前更感兴趣，也愈加以为值得保存；不但足供画家参考，从事文学的人看看，实在也很有益——吸收美感以外，从大胆构图的气概，还能使得心境开展。像《巅上舞》，空白居然占到幅面四分之三以上，并不照中国画的附题字句，是实实在在留了空白的，真是个勇敢的表现：可是别有一境界，而且形成个动态。——明显的表现着动的，《巅上舞》以外还有《处处闻啼鸟》、《若有其事》、《一瞥》、《水上戏》和《车窗外》等幅。元庆后来很注意于动的表现，可是《车窗外》画得很早，当时还没有采用“未来派”的条件，这动的表现，是全凭直觉而非理论的。

像《湖滨》，虽然西子湖畔实在并没有这样一处地方，可是一目了然，这确是西湖边上的情形。筏子篷架上的木条明明是直的，他却画得弯弯曲曲，并排三只一律如此，然而看到的人，都会认定筏子。他的题材是“印象”的“神似”的，固然不求“像”，而且有时故意避开。

不但不以“像”为目的，而且物体的状态总是歪歪斜斜的，如《卖轻气球者》的花盆，《汽笛声中》的房屋，《瓶》和《落红》等。

元庆的画，大概合着美育的原则，注意于“调和”、“平衡”和“统一”等条件，可是力求“变化”，“对照”强烈，刺激性大。《大红袍》、《苦闷》、《白鹭》和《孔雀》固然使人吃惊，《彷徨》和《坟》等，构图的紧严，也都不凡。

《书和杯》虽然因为颜色有点变坏，元庆自己早就作废。但这是个很明显的“装饰的”的表现——因为要红，才放上一本洋装书，要绿，才添画一颗梅子。而且颜色是大块的，也是充分的表现着“单纯化”的。常见初学作画的人，见了树就画大块的绿，见了花就画大块的红，为对象所拘束，给实物做当差，结果至多有点“像”罢了。看了这一幅，对于艺术的重要条件当有所领悟。

虽然颜色很多是大块的，可是物性，表现得透达：《卖轻气球者》的轻气球是飘飘然的，《新妇》的衣服一见可知是丝棉，《村》的房屋，的确是砖和石。

无论是油画水彩画，元庆作品中的笔触，也很值得注意。色彩整块的地方用大笔触，零碎的地方用小笔触，固然分得很清楚；而且方位、轻重和形态，都弄得很自然。《湖滨》、《鲁迅肖像》和《若有其事》，都只淡淡的几笔，好像原是随便“大笔挥挥”的。但他画的时候很仔细，考虑和修改的时间都是很长的。有几幅画得很细很方正，如《村》和《薄日下》等。

《庙》、《车窗外》和《夏之午》这三幅水彩画的笔触都显得很饱满，好像是作中国画写兰写梅的晕墨的。——元庆本来擅长中国画。

元庆在作品上面，更能充分的表现情调：《苦闷》固然是苦闷的象征，《一瞥》非常流畅，《夏之午》热烈，《上海斜桥墓地》和《坟》同样凄凉，《鼻涕阿二》活跃，《新妇》天真烂漫，《大红袍》是傲着起劲，《胡蝶》好玩弄，《父亲负米回来的时候》暗淡，《处处闻啼鸟》虽然不见一花一木，却明明是个春景。

虽然将死的几年元庆忙于功课，作这些画的时候还早。可是已经有了《父亲负米回来的时候》，是描写劳苦工人的家庭状况的。初期出品的《新妇》，也是农家的妇女。

最使得我感动的是《监狱》，连坐了两次牢监，我才深层的感到意义；元庆不曾入狱，能够这样了解囚徒的心理，足见他的敏感。

技巧顺熟，表达得透物性。为“装饰”而集合题材。——“人生是寂寞的路，艺术者要在这寂寞的路上播下些花卉。”元庆时常这样说；——把握得住，干脆单纯，所以他的画是“表现”的。他做人的态度表面上似乎够冷淡，凡事总以轻微的一笑了之；但他有他盛大的苦闷，他对于无告的人怀着热烈的同情，许多青年信仰他，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可是他并不乱表他的热情，也不随便直接诉苦。“播下”了这许多“花卉”——图画，不必再以他的苦闷为遗恨了罢！

元庆死时不过三十七岁，年纪不能算大。但我觉得，他的寿命，可以说是已经很长：这不但因为他的遗作来得丰富，更其因为创造力的强大。他的正式的图画，每一幅都特具一种表现的方式。在他勇猛迈进的创造过程中，许多古板的信条和规律，都被他毫不留情的踏碎了。鲁迅先生说他的画没有“桎梏”，就是为着这个罢。——他的画采用了西洋的表现方式，却仍然保持着东方的情调。

保存图画，最怕受潮湿，因此我把陈列室的地基造得很高；不料杀人案发生，刘庆荇的“帮闲”认为“藏垢纳污”之所，旅杭湘人呈国府主席的文中，且指作“淫窟”。法官问我刘梦莹怎么会在我里，我回答以她原是元庆的学生，而我造这房屋的目的首在保存图画，同一般的寓所有点两样。我这样说，只是解释她在我里的来由，并非想藉此卸却屋主的责任。因为不曾立案正式算作文化机关，就连事实都不承认了。

现在无妻之累已从官司了结演到使我失业了；负足了债的我，失业自然是可怕的。但我不敢因随便去托人介绍职位。经验告诉我，有些人会得因此造我的谣言，藉以表示，并非不肯给我设法，实在因为我有着不好的事情。谣言是会得愈传愈多的，恐非个中的过来人不能明了。虽然四年的讼累，一半因为“无妻”，犯了“瓜李之嫌”；可是杀人，“窝藏”，总都由于纪念室的场所。如果不是为着保存这些图画造房子，那就连“寄寓”也没有。但我并不懊悔，“不了解”原在意中。要是元庆的图画早为社会所认识，那就根本用不着我个人特地造房子了。借债买地，押地造屋，押屋还账，元庆纪念室原是这样来的呀！

我也无须懊悔，我已做了我认为应做的事，结果怎样原是无从计较的。即使日后负债到了破产，眼看得这房屋上的砖头一块块的被拆去拍卖，把元庆的汗血的结晶向着垃圾桶里乱抛，我也是不妨认作快举的。

四年讼累，两度进监所，不无天翻地覆之概。但一回忆着七年前的今日，觉得好像无非做了个梦。只是想到了在栊子里挨闷的情形，以为不曾拖牢洞，还能够这样写起七周纪念文来，实在已是很难得的了。

对于元庆的图画，保存并非惟一的目的，我原想印刷起来，以便广给人看。因为国内没有相当的印刷，姑且造屋保存就是。知道印刷很不容易，我也曾打算，把每一幅的特色、背景和画成时各种有关的事情统统记下来，而且实行开始写了些，以无妻之累发生中止。现在觉得印成功帖子是更难的了，只好退求其次，就是重行一幅幅的把有关的事实记载起来，并且加以说明。但这须先找到相当发表的刊物，因为失业中的我，时间更是非卖点现钱不可的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于西湖

载第14期（1936年9月20日出版）

信徒·先知·救世主

／何家槐／

闲坐无聊，忽然想起一些关于信徒们的琐事。

首先我想起“托尔斯泰主义者”。

大家知道，虽则托尔斯泰是一个出身贵族和笃信基督教义的痴汉，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物，虽则他那不抵抗主义的说教，对革命非常有害，可是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却是无可否认的。

但自称或被称为“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一些人物，却大都是贫弱空虚，庸俗无聊，懦怯而且自私，愚蠢而且自大，特别善于矫揉造作，沽名钓誉，简直是些最无人格的骗子。高尔基曾经描绘过他们的嘴脸：

这是奇妙的，看见莱翁。尼古拉维奇在所谓“托尔斯泰派”的中间。这仿佛是耸立着一座庄严的钟楼，钟声不倦地震响着全世界，而它的周围，却奔窜着一群纤弱的胆怯的狗，向着钟狂吠，而且互相怀疑地怒目横视，好像说：究竟“是谁吠得最好呀？”……这班“托尔斯泰的信徒”，和飘流在俄国各个角落里，把随身携带的狗骨当作圣骨，出卖“埃及的黑暗”和“圣母的眼泪”的托钵僧，颇有其相似之处……

就是托尔斯泰自己也很明白这些人的价值。有一次，在一个所谓“信徒”也者的人当面恭维的时候，他就屈身向高尔基的耳边轻声的说：

这流氓是时常说谎的，他不过用这些话来取悦我而已。

当然，这些托尔斯泰的信徒，经不起时代巨轮的碾压，已在无声无息中慢慢绝迹了，真正继承托氏遗产的，倒是并非“信徒”的苏联公民。

可是，在我们中国，我却直到如今还看得见托尔斯泰主义信徒们的化身，这些人的特征也是狡猾、懦怯、虚伪、卑鄙，阿谀奉迎，钻营吹拍，尽管是满口仁义道德，却不妨满腹男盗女娼。旧俄的托钵僧不过只能把狗骨当作圣骨，把假药当成真药，而我们目见耳闻的信徒们，却更其巧妙，他们只消弄到一张特许的护照，就可以到处横冲直撞，不但是阴暗的角落里和穷乡僻壤中，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和通都大邑，他们也可以用利诱，用威胁，用命令，用布告，用传单，用标语，使人家相信他所贩卖的假货就是真货，毒药就是仙药，自己的狗骨就是什么圣骨。

最使人吃惊和叹服的，还是此辈的顽固专横，这决非托尔斯泰主义者所能企及。如果允许我穿凿附会，那末也许古代自称为犹太教正统的法利赛人，或者差可比拟于万一。其实他们的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排斥异己，妄自尊大，就是那些上帝特选的子民怕也望尘莫及，而不得不叹为“飞跃的进步”。

犹太教创立之初，本来是很单纯的。崇奉者虽则原始，却大都一往情深，礼仪亦至为简朴，摩西十诫中并且禁止雕刻偶像。可是后来献祭越来越多，仪式越来越繁，固有的宗教精神和宗教热情，荡然无存，教义也变成了教条，了无生气。自称忠实的信徒们只知死守律法，互相欺诈，尤其是法利赛人，竟以为只有他们才能赎罪，只有他们才可以进天国。因此个个都是把上帝当作自己的背景、自己的靠山，把传教当作自己的法宝、自己的专利，真可谓气焰万丈，盛势凌人。但上帝也颇有“良知”，托尔斯泰称自己的信徒为骗子，同样的，耶和华也憎恶自己信徒的伪善与无赖。例如在《以赛亚书》中，他就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说过如下的一段话：

尔守节期，又复为恶，故我不悦，——尔曹杀人，虽举手祷告弗辍，我心不俯闻，而遐弃尔……

可见宗教的真精神也是在实践，在言行一致，决不是挂了一块金字招牌或者戴了一顶老虎帽子，就可以随便吆喝，擅作威福，百无禁忌。其实，把教义当作教条，当成符咒，当成法宝，当成工具，当成万灵药膏和无可抗拒的金钢箍，或者捧一个伟人，视同偶像，视同傀儡，视同菩萨，视同大成至圣和无攻不克的“坦克车”，都是最愚蠢的事。

只有经得起一再的试验，才能称为真正的信徒，光靠欺诈的法术和威迫的手段，纵然能得志于一时，却总有一天会被拆穿西洋镜，看透纸老虎，露出真面目，显出原形来。

因此，在说过法利赛的保守与专横以后，请再听我讲一个可尊敬的信徒——所谓弥赛亚（即基督）的故事。

原来在十六七世纪，犹太人正在水深火热中过活，不是受压迫，受裁判，受侮辱，就是被驱逐，被流放，甚至被强制着佩带特别的证章，以便恶棍们的嘲弄侮辱，因此连走路上街也会成为众矢之的，没有一点生命和自由的保障，甚至躲在自己家里的地窖中也会祸从天来，随时都有横遭抄没财产和被殴辱的危险。所以他们日夜梦想总会有一天见到光明，会再度见到弥赛亚的降临。

于是大大小小的骗子就出现了。他们自称为圣子，为先知，为上帝的代表，为惟一的真正的弥赛亚。这些巫师们大都是来去无踪，神秘莫测，他们到处念符咒，玩魔术，耍把戏，谈魔鬼，算命运，总之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哄骗犹太人。其中有一个名叫萨巴泰的犹太青年，尤其特别，他装出十足古怪的狂态，在大众面前鞭打自己故意饿瘦了的身体，高声的唱歌，口中不断的念念有词，一面散发着荒谬的传单，一面宣讲着他自己的福音。

犹太人盲目的信仰他，崇拜他，仿佛大家都着了迷似的。到处说着萨巴泰，到处写着萨巴泰，到处歌颂着萨巴泰。在他们的心目中，萨巴泰就是救世主。可是，在这时候竟有另一个弥赛亚出来争风夺霸了，于是他被告密而且立刻给带到土耳其王的面前受审，因此，纸糊灯笼一下子戳破了，一切的真象都给揭穿了，这位自称耶和华惟一和真正的信徒的萨巴泰，为着保全自己的狗命，竟摇身一变而为同教徒，若无所事的除去犹太人的头巾，带上了土耳其的包头。

这一消息开始竟使全体犹太人大为震骇，有的惊惶失措得无所适从，有的因为发现自己的受愚而羞愤以死，有的却还执迷不悟，以为萨巴泰改教只是一种奋斗的特殊方法，仍然是上帝的意志，至多也不过是这位救世主一时的挫折。可是在事实证明他只是一个最无耻的骗子，只是一个最卑劣最无赖的俗物以后，人们终于纷纷的掉头不顾，不再受他的欺骗了。

自称再生的萨巴泰，而结果也和萨巴泰一样无耻地变节的佛兰克，也是如此。

其他不计其数的所谓弥赛亚，也莫不如此。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类似萨巴泰和佛兰克的政治骗子呢？

有的，而且还多着。

已经叛变了的汪精卫，便是典型。

这种人手段是很“高妙”的，技巧是很灵活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他生有一双铁腕，一对贼眼，两副嘴脸，两种心肝，在某种时候，这里开一张支票，那里许一个大愿，奔走，呼号，宣誓，演讲，通电，广播，他有的是甜头，有的是幌子；慷慨激昂的时候他也会痛哭失声，英武奋发的时候他也会欢呼叱咤，因此很容易赢得一个什么英雄的美名，所以汪精卫在未叛变以前，居然也受人家的颂扬、崇拜、拥戴，青年们当然更其热狂，几乎视之若神明，尊之如父兄，个个都是趋之惟恐之及，满望在他的领导下有所报效，有所贡献，有所牺牲。

不幸这一切都是骗局。

因为，托尔斯泰所说这一类“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的苦行者”，当然是只顾自己超升的，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为着扫清一切自己飞黄腾达的障碍，这些英雄或好汉也会马上放下笑脸，举起屠刀，给你实地的“教训”。

被欺的人们和青年，开始时也许会和犹太人一样惊惶失措，一样的失望苦闷，一样的悲观动摇，一样的彷徨迷乱，可是这只是一时的困惑，不会长此的混沌下去。

枷锁尚且可以粉碎，何况教条？上帝尚且可以捣毁，何况偶像？……

托尔斯泰主义者如今在哪里呢？法利赛人又在哪里呢？还有自称救世主的弥赛亚们又在哪里呢？汪精卫固然不必说了，就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们的前途，又在哪里呢？

继承托尔斯泰的并不是他的信徒，而是苏联的公民，真正能够发扬犹太教精神（如果承认这种精神真个是伟大的爱）和指出建造地上乐园之路的，也不是法利赛人和真假的弥赛亚们，却是并不以什么先知和信徒自命的卡尔，至于汪精卫们，却不但不能保家卫民，反而堕落到叛党卖国，摇身而一变再变，终于变成狗彘不如的虫豸。

这正是历史的悲剧。

载第2卷第4期（1941年6月1日出版）

记吴检斋（承仕）先生

／孟超／

虽然只有两次的会面，可是我对于这一代的朴学大师，有着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在报纸上读到他老先生在天津被日寇杀害的消息，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感，鲁迅先生逝世之后，使我这样感到悲哀的，这还是第一次。

他老先生因为一向留在北方的关系，在南方文化圈子里的人们，对他比较陌生些；其实他在北方，领导青年，推进文化运动，而与侵略的封建的势力作殊死战，那种老当益壮的精神和魄力，实不亚于坐镇沪上的鲁迅先生。

当我从上海初到北平，就时常的听到许多青年朋友们，极口称颂他老先生，对于他大约有两种感想：第一，是亲切热爱，觉到他是青年队中的一个老青年；第二，是对他的崇敬，不止仰望如泰山北斗，几乎觉到他是文化运动中的一个主帅。那时，正是《何梅协定》之后，他执教中国大学，公开的斥责当时一般的误国的卖国的欺骗青年压迫青年的名流学者；同时，更孜孜于学术的发扬，对于中国社会史和文字学都以新的治学方法，物观的眼光，不断的有新的创见发表。可是，在当时，一般的自命京派的御用学者，已经开始对他嘲笑、中伤、排挤、攻讦了，但青年是不盲目的，围绕在他的左右，他是永远有他的群众的。其初，我听到许多人都讲“吴老头子”，还以为是指的吴稚老，后来方知道这几乎成了青年们对他的一个普遍的称呼。

我第一次会见他，大约是在西长安街一带马路遇着的，和我同行的是孙席珍兄，那时他正协助吴老先生编辑《文史》，匆匆谈了几句，大概是关于稿件方面的话；虽然话只有几句，但那种蔼然可亲的态度，和对事业一丝不苟的精神，的确使我感到在北平一般学者们那种悠闲淡远的气态中间，他是有着另一种风格的。

第二次，是郁达夫到北平时候，他在西单忠信堂宴他，座中除达夫和他夫人王映霞女士外，有王余杞、许澎岛，客都是席珍代约的。他谈到了太炎先生，谈到了北平文化界的情形，谈到北平的习俗，更谈到他对于《文史》编辑上的许多意见。在这中间，还记得他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特别称许吕振羽和陈伯达二君。还记得在点菜的时候他点了一盘炒鳝丝，并且特别招呼茶房说：“要某一个大师傅掌灶！”我很奇怪，便问：“怎末能够知道确是某一个大师傅作的呢？”他笑哈哈的说：“那是作风的不同呵，是从京派悠闲的生活中体会出来的；北平的生活是悠闲的，北平的文化也是悠闲的，我在这里住过了十九年了，虽然还住着，可是早已厌弃它。”从这又引申的讲到了许多清末轶事，他慨然的说：“北平的颓靡，无生气，正因为已是几百年的帝都，封建势力的根太深了！”这话讲了以后，他马上又似乎抱了很大的希望说：“不过现在青年们都渐渐的耐不住这种沉闷，封建势力也快到末日了！”

果然，不久双十二的事件发生；在那时，他老先生也在示威的学生队伍里；而且，据说也挨过宪兵的枪把的。

他老先生对于北方刊物的扶植，据我所知道的，除了《文史》之外，在天津出版由余杞编辑的《当代文艺》，和中国大学出版的《盍旦》。在编辑上，或者在经费上，他都尽过力，而且非常爱护的。

曾听见伯萧兄讲过他老先生一段故事：说他有看篮球的瘾。在北平师大任课的时候，每次北平篮球五虎将到天津赛球，他总是要在学校告假随往的。有一次，正在考期，学校当局要求他不去，他便提出了反要求说“赛球如果王玉增不出场，我当然就不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迷于看球，他说：“打球虽然是体育，但这中间存在着一种动的规律性。在静的北平，是需要动的激刺的！”

他老先生还喜欢下围棋，常常一个人跑到西城某小围棋摊上，整天整晚不离开，和他相熟的人，找他不到的时候，在那里准找得出来。他围棋下得并不很高明，但把围棋当做学问研究，他说：“在围棋里，发现了辩证法的定律。”去年我读《论持久战》时，深以毛先生之以围棋做眼，喻游击战，和吴老先生的话都是新的见解；虽然，毛先生以为围棋还是形式逻辑，他们两位并不一定彼此意见相同，但这两者，都是给我们对围棋的了解上，有着相互发明之处。

他老先生离开师大，是受了京派学者排挤出去的。可是京派学者，倒没有想到他到中国大学后，给北平的青年文化运动撒下了种子，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堡垒。那些所谓京派学者之流，在阻碍中国文化前进上真不比日本帝国主义来的澈底，我想他们当时最低限度也应该懊悔为什么不借着政治势力，把讨厌的“吴老头子”驱逐出境。

有一次我见到清华大学某名教授，不知为什么偶尔谈到了他老先生，那教授似讪笑似惋惜的说道：“检斋吗？他老老实实的玩他的旧学好了；何必呢？跟着一些年轻的人，弄什么唯物史观哩，辩证法哩！闹的不伦不类，乌烟瘴气”，再重复一句：“何必呢？”我默然了多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京派学者对他的态度了。

“七七”以后，每次从华北来的朋友，我总打听他老先生的情况，却得不到确实消息；今年才知道他一直没离开北方。北平失陷，就跑到天津，曾办过宣传小报，秘密的在主持着敌后的文化工作。谁知不久便又得到了他的噩耗！

记他老先生，不禁使我想到了另一方向的京派学者的领班岂明老人。吴老先生所谓“安于悠闲”和“唾弃悠闲”只这一点，便已决定一个文化汉奸和一个身殉民族解放运动的学者的分野了！

载创刊号（1940年8月出版）

墨索里尼这个人

／巴金／

近来偶尔读到一本叫做《墨索里尼》的小书，觉得非常不舒服。在《大众文库》这一类的丛书里列入给墨索里尼捧场的宣传小册，在我总觉得是不行的。自然在一部分中国人的眼睛里墨索里尼已经成了一个盖世的英雄，但我总不佩服这个人，我总高兴说几句这个人的坏话。

有人说过墨索里尼“不是一个凯撒，是一个犹大”，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墨索里尼的确是善变的。他起初是一个革命的社会党，现在却是反社会党；起初是无神论者，如今却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起初是共和党，现在是保皇党；起初是反国家主义者，现在是国家主义者。欧战发生时，他在他编辑的《前进报》上反对参战，极力攻击那些主战的党人；然而两个月以后他自己就改变面目，做了一个主战论者。这种改变恰恰可以用法国律师亨利托列士的一段话来解释：“欧战初起时，意大利社会党一致反对参战。法国政府担心着这事情，在阁议里曾商量过。他们决定设法收买几个社会党人出来主张参战。当时提出了墨索里尼的名字，第一次付了一万五千法郎。后来每月付他一万法郎。交款人是盖德的秘书狄马。”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靠了它波洛米尼在巴黎刺杀某法西斯党人的案子才在赛勒省刑事法庭里打赢了官司。但那位写墨索里尼的传记的人却不曾知道的。

“进兵罗马”，也是墨索里尼的一件快意事。他当时不过团结了一般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向革命的工人进攻而已。军火是由陆军的参谋部供给的，银行家供给他们大批的金钱，法庭保证他们无罪，政府袒护他们。他们拿了手枪炸弹扫荡意大利的工业区域，摧毁了工人的组织。墨索里尼的口号是：“我们准备杀人，被杀！”然而他们的敌人大都是赤手空拳的，所以结果被杀的总是别人。

墨索里尼进兵罗马的十周纪念在去年庆祝过了。意大利成了一个极端专制的国家。在那里工人整天听着复兴罗马帝国的光荣的演说，为了这光荣的原故他们就得着全欧洲最低的工资。

这就是所谓怪杰墨索里尼的真面目了！

关于这，去年出版的两本书：Ten Years of Tyranny inltaly（伦敦）和Mussolini on Chemise（巴黎）就记载得很详细。前书著者P·Nenni是墨索里尼的战前的同事，后书著者A·Borghi是意大利工团主义联盟的总书记。

载《现代》第3卷第6期（1933年10月出版）

行云流水一孤僧[1]

／唐蕴玉／

他，他已经长眠于西子湖畔幽林杂翠间了，当代的诗画，有没有曼殊大师的地位，他是不向你们要的；然而他遗下来的著作和丹青，既彀供我们不倦的鉴赏；他“遭逢难言之恫”的身世，令我们也在暗地里得流着同情之泪。他待人接物处处莫不是一往情深，称为情之圣者，大师当之，想非过誉之词。他浪漫的生活，为什么比甚都要好之所以然者？不外性情的率真，这一点很有风趣的，现在我把将对他的学问、行为、性情等等的见解，拉杂的写出来。

曼殊大师着实具有绝世的天才，比较西方的拜伦，实在过无不及。他虽然老是过着“行云流水一孤僧”的飘泊诗僧的生活，但诗文、小说、笔记、信札、画，创作的丰富，在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当中，的确世绝无其匹，而且所通晓的中、日、英、梵各种的文字，造诣亦深。他能彀指出各国文字中的组织，谁优谁劣的区别，这也就可想见他治学心得的一斑了。

复次不论他所有的著作对于造句上的工整，使人们读着，好像吟咏诗章一样，并且在“五四”运动以前，曾经写过白话文（如“呜呼广东人”），假定他犹然生在这个时候，我想他对于文字上的运用，不管我们所盛行的文言、白话，或者甚至古文，总不能去拘束他的，至于他所创作的小说、绝诗，的确文笔之秀逸可观。

他的浪漫行为，谈起来，其所以会使我们的七情在脑海里作祟，为的是他富有至高的性灵，所观察的事物，绝不肯被恶劣的社会环境所熔化；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是出于自然的性情，又绝不是矫揉造作，装饰浪漫的行为的，藉以博得文人多浪漫的所谓文人的美名者可比。他与生俱来，就那样的豪放和任性，玩世不恭的态度，思想超凡的。

他一副温纯文雅的脸孔和满肚皮丰富的情感，怪不得到处总被多少妙龄的娘儿们，缠个不休，不是视他为将来的如意郎君，就是认为他日的佳婿，没奈他是一位“证法身久”的和尚，这是叫她们多失望的一回事呢？！这桩所谓人们终身的大事，他对之这般的冷淡，丽人又是这般的殷勤去款待他，和尚怎样无动于中呢？或者我们要将这一点去说他薄情，其实这正是他的多情处。每一位未出阁的丽人尽情的爱上他，自然他也是深深地的爱她，不过他若是将所有爱他其中的一位女子，真的实行结婚，那是要叫多情如曼殊大师，也许会觉得左右为人难。因为结婚呢，仅有单位的可能，其余以前的所谓爱情，便非真实的爱了，于是我们也就可以明了曼殊大师对于爱他的女人，个个都是心心相印的，诚实的爱着的。无条件的爱着的，像这种的爱，是再神圣可贵不过的，除非是多情如曼殊大师，任谁也都做不到，请念出他两句的遗诗吧：“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他常得饿着肚皮；他垂涎着雪茄烟；他贫病交加的卧在医院里；他也曾匿在西子湖边的破庙里。他——如此这般的经过，心里头怎么的抑郁，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气概，穷困得怎么利害，写信向友人告贷或者有薪可领在干了职业的当中，应该要把黄白物看重些才对哩！不，绝对不！这些身外物，委实打动不着诗僧的心坎。肚子里虽然饿，钱到手了，袈裟和雪茄是不能不要的，而且一买便要花得一干二净；雪茄无着哩，就是连金牙也可以拔下来去掉换香烟，好来打几回烟圈；贫病交加得卧在病榻里，没钱也就罢了，有了钱哩？新出品的德国玩具，非买来玩玩是不行；也可以在西湖的破庙里，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眉宇间悲壮之气迫人”，也可以穿着笔直的西装，在上海吃花酒：难道他碰着穷苦的时候不会感觉着痛苦吗？不！在比较得快乐的时候，没有忆及飘泊的艰难吗？不！在曼殊大师看来，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当他主讲华[2]的时候，一个月得一百二十五盾的薪金，累时整月的代价，便不惜在几十小时内花完，于是，我们可就明白了这位不识好歹的和尚，别去可怜他吧，别去原谅他吧！

复次，他第二次到华，刚教了半年的书，一心决意地的要回中国来，幸得他的好友水淇同样的待遇他，才赠金三百做旅费，但是，船资还未付，钱却丢掉了。啊！曼殊大师对于铜臭物，倒是多么写意呢。还有白布树胶鞋穿脏了；即丢在屋角，再买新的用；他尝病得一塌糊涂，还是一口气地吃着大量的可可糖；还有，“一日饮冰五六斤——人以为死”了，隔天犹然蛮干地得又饮着冰。类似这般的行为，教我们举不胜举，这可不是消极的自杀是什么？有的说他成性怕死，那可就大大的错误了，我们且读他的《秋瑾遗诗序》，首端的两句是：“生即是死，死即是生。”那是何等的大澈大悟呢？这样看来，怕他究竟死不？

载第13期（1936年9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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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作《和尚漫话》，是《班时代之苏曼殊及其他》文中的一节。

2 华：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的中华学校。

清雅真纯——徐志摩印象[1]

／温源宁／

雪莱一生的恋爱事迹是尽人皆知的。在维多利亚时代人的心目中，这些事没一桩不是岂有此理。马修·亚诺德评论起文学来，无论对与不对，总是那么逸趣横生，谈到雪莱跟女人的关系时，便做了一个大大的傻瓜。然而时间已经给雪莱辩白了，替他洗去了浑身烂泥，还把他脱胎换骨变成了邀游八表的爱俪儿——一只穿花的蝴蝶，一个弱不禁风的小东西，轻飘飘的永不着地，又俊美，又天真。雪莱的埃辟卜席契底恩（Epipsychidion）是一个假托的情人的哀歌，他爱的不是这个或那个女人，凡是异性，无论手上、脸上，或声音里给他看到有一个“理想美人”的影子的，都是他的恋人。

说起来，志摩跟女人的关系正与雪莱如出一辙。任哪个女人也别妄想志摩爱过她他只爱过他自己心中的“理想美人”的幻象。即使一个女人，身上只有那个理想的一点毛影儿，志摩也爱。他的见庙烧香并不是不忠，反之倒正是他对他“理想”的精忠。像一个明朗的夏日里那云影的飘忽明灭一样，志摩从这个女朋友飞到那个女朋友；然而因为云影虽多，毕竟同出于一个太阳，所以志摩的爱也只是出于一件东西——他的“理想美人”的幻象。对于这，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信徒，不仅在他和女人的关系上是如此，就是在他的作品里，在他和男朋友的交谊上，乃至在他那乍看仿佛只是一团糟糕的、短促而悲壮的一生中的种种妄念妄动里，亦莫不如此。

志摩之为人，比志摩之为诗人伟大远甚。我们有好多人欢喜他的诗，完全因为那是他写的。我不敢说是否有人因为欢喜他的诗而欢喜他。他的个性就是他的天才，因此，在他所做的事或所说的话里，他的成分愈多，我们就愈觉有不可思议的魅力。就因为这个，所以他的散文远胜于他的诗：那里面他的成分比在韵文里多。读了他的散文，我们马上就看到他个性的妖艳与神彩：他的面貌，他说话的调子，他言谈的神韵——它的活泼，一会儿转弯抹角岔到一些不相干的趣事上去，一会儿又得意扬扬的回到闲谈的主题上来，那么犀利，那么热烈，仿佛除了为闲谈而闲谈什么别的都不要紧——凡这一切全在他的散文里。说到他的诗，可就跟他的个性隔着一层了。看上去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那不是他的血肉，而可说是他撒出来的排泄物。它所享的盛名，压根儿是叨他个性的光。随着岁月的消逝，志摩的身影在人心里渐渐褪色，他的诗恐怕也要失去一些现在所有的光芒的：我不敢说，这会儿他死了才两年，它不已经有点黯淡下去了。

志摩个性的秘密在哪里呢？在身体上吗？也许有一点儿。但是身体比志摩更俊更美的人不知有多少，却没一个有他十分之一的魅力。他的鼻子太大，眉毛太不成名堂，嘴稍嫌太阔，下颚也有点蠢像，总之都说不上漂亮。不，他的魔力的秘密另有所有。这我想应当求之于他的气质，和他的心性。他那份气质和心性根本是一个活泼伶俐的孩子，永远不会衰老，对于周遭的事物有着无厌的好奇心，分不清醒的世界与梦的世界，永不能恨人，也从不想到人会厌恶他。生活经验从他身边擦过去，却不能改变他。他像小孩搬弄玩具似的玩玩这样，玩玩那样。观念，相对论，强德拉·波司（Chandra Bose）在植物学上的新发见、爱尔兰文艺复兴、泰戈尔、梁启超、赛尚（Cezanne）的素描、辟卡梭（Picasso）的油画、梅兰芳、克赖斯勒（Kreisler）——这些都曾给他无穷的快乐。他的生活就是不断的串门儿看朋友。他住的地方只能算是他朋友来往的走廊。谁也猜不透他怎么有工夫写出那么些作品。有些事旁人会认为是讨厌的打岔，他看起来正是可喜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一个孩子便是生活。

当然，志摩的生活中也有种种的悲哀：剧烈而且锐利，像一个孩子的悲哀一样；可是都和朝露差不多，一会儿便什么也没有了。他常常把痛苦给他的朋友受，但这痛苦却失去了一半的锋芒，因为放它出来的那只手是纯洁天真的。像一个孩子弄死鸟儿或扯去苍蝇的翅膀，志摩有时也能对人残忍无情，自己并不知道。心地纯洁而全凭感情用事，志摩是把摔茶杯、扯花瓣儿、以及在荆棘丛里跳跃嬉笑当做每天的娱乐节目的。

有人说在志摩的最后几年看到了好多成熟的征兆。果尔，他死的倒是正得其时了。而且是何等富有童味意外的死法呵！死在飞机的砰然一响中，又是撞在一座高山上！死为诗人，生为赤子，天之厚人还有过于此的么？

倪受民译，载第8期（1936年6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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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题为编选者所拟，原题作《徐志摩——一个大孩子》。

一代艺师吴昌硕

／陆丹林／

纯乎金石气，发于笔墨间；得之者仙，学之者死。
相对辄忘言，久别又苦忆；世重其画，我重其人。

这是方药雨（若）挽缶老的联。缶老的诗书画金石，有特殊的作风，表现着他崇高伟大力的存在。虽然他有许多弟子，升堂入室的造诣很深，可是无论怎样，一望便知；因为他可以说是特有的天才，独拓千古。方药雨挽他的联子，可谓描写最切当最深刻的了。

缶老是浙江省安吉县人，少年遭逢世变，经历了许多艰苦，从他的高足王个移所撰《贞逸先生轶事》，便知道他当年的流离苦况。摘录数则于下：

先师十余岁，即好弄石。读书之余，奏刀砉砉。偶为塾师所察，严止勿许，然辄隐牖下无人处为之。太翁辛田先生知其癖好，说之曰：“金石之学，难言也，诚能致力，亦有所事矣。”先师固善治印，宗汉铜而风趣略类文河。先师尝以一二示贤，泫然曰：“庚辛劫后存者益寡，不复能衰为帙矣。”

庚辛之劫，先师族人三千余就歼，乱定存三十人，母万太夫人既殉难，仓卒断楼木为棺，不能尽礼。每值忌辰，先师必端坐沉思，戚容悲叹。而聘室章夫人以岁饥来食于家，死瘗桂树。厥后发之不获。先师尝于印石之侧，刻背面像，印文则曰“明月前身”也。

寇始至，村大饥，先师不得食，曾一至其佃舍，为佃看包米。数月匪至，复遁去，辗转值其宋母。母曰：“我家绝粒亦百日于兹，滕有南瓜，来共啖之。”既而曰：“速去，吾儿且归，归必嫉汝。”言讫，挈师之田陟，摘一小瓜，大如拳遗之。当是时，饿莩盈野，同食必争。其奄奄欲绝者，道左墙根，往往而见。师言状至凄侧，弥眼微息，疲骨黎颜，投之食仍能咀嚼云。

乱中先师与太翁亡走穷谷，榛莽多蛇蝎，翁命师企足鸠行，佩斤从鞘中作丁丁声，可惊辟毒虺。一日过小溪，脱屣褐而渡，既济，问屣所在，师指所负裹而言曰：“杀在外。”翁叱曰：“毋妄言，此何时邪！”盖惧成谶语也。

既先师与翁走失所，行穷谷中一日闻盗至，隐伏洞下，侧身屏息，藉草而寐。晨起见啮余牲腥遍地，取而啖之，察其迹，乃野彘窟也，足战遁去。

先师尝倦卧溪畔，有老人唤之苏，告以盗且至，不可久留，遂负师过溪，且言树下有米，汝其往搜。从之，果获一瓿，纳米于袜，回顾老人，已不复见。又一日，涂遇数人，同行至古屋，见壁上悬牛革一，宰割入浴釜，（安吉俗家有浴釜，釜大可合抱，汤温跃入。）煎一昼夜，聚而大嚼，视为珍羞，初不以无盐醯之味为难入口也。盖先师避难数载，日剥树皮草根果腹，食无见粟，几及三稔。先师尝云百卉皆可食，唯青草有芒刺，不堪咽耳。

吴昌硕先生治印

缶老生当胡清末年，诗值同光闽赣派汹涌之时，画当山阴鸳湖风靡一世之际，书后安吴仪徵，刻印后西泠八家（见谢玉岑撰《吴昌老之创造精神》）。他则一无所染，绝不受他们的束缚，而能独辟蹊径。“其篆刻本秦汉印玺，敛纵尽其变劙鑱造化，机趣洋溢。书摹猎碣，运以铁钩锁法。为诗至老弥勤苦，抒摅胸臆，出入唐宋间健者。画则宗青藤白阳，参之石田大涤雪个”（见陈散原撰《安吉吴先生墓志铭》）。冯君木所撰《安吉吴先生墓表》于他的艺术，则说是“夙耽文艺，兼擅治印，盘盂鼎碣，沉浸追琢。恢恢游刃，冥合秦汉。孤文小石，获者矜异，等于璆璧。先生之书，出入方圆，肃若栗若，籀篆隶草，靡不赅赡。先生之画，浑噩諔诡，独辟隅奥，千紾万变，无迹可蹑”。可见他的书画金石，皆具有古人所未有之境界意味，而自成一宗派，能学能变，切合今之所谓创造真谛的了。

上面所引的，是客观的好评，我今把他主观的话，略引几句，合拢来看，那就对于一代宗匠吴缶老艺术的究竟，不啻探骊得珠，赤裸裸的表露了。他所论画的诗，有说：“墨气脱手推碑同，蝌蚪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邕”！又说：“谓是篆籀非丹青”。又说：“癞竵匾幻作枝连蜷”。那么，他是主张和实行用篆笔来绘画的。他论刻印有说：“赝古之病不可药，纷纷陈邓追遗踪。摩挲朝夕若有得，陈邓外古仍无功。天下几人学秦汉，但索形似成疲癃。……不知何者为正变，是我作古空群雄。……兴来湖海不可遏，冥搜万象游洪濛。信刀所至意无必，恢恢游刃殊从容”。又说“铁书直许秦丞相，陈邓藩篱摆脱来”。可见得他不特写石鼓文是要略变原形，就是治印也要“自我作古”，而力空依傍了。

他论诗有说：“吾诗自道性情，不知为异，不知为同。”他的朋友施旭臣（浴升）叙述他的诗，是“初为诗学王维，深入奥窣，既乃浩瀚恣肆，荡除畦畛。兴至擩笔，抒写胸臆，雷激雷震，倏忽晦明。皓月在天，秋江千里，至忱深思，跃然简编。呜呼世之学者，誉合毁离，喜甘恶辛，其于仓硕诗刺于目而棘于口，方摈抑之不妨遑，而仓硕独于荒江墟市之间，抱膝长吟，悄乎以思，旷乎以放，时而几傲，时而愁悲。凡以自达其性情不苟合于今，亦不强希于古，所谓克自树立者，其庶几乎！”记得董其昌论书法有说：“其始必与古人合，其后必与古人离。”合是探求古人的矩矱，离呢，是表现自己的精神；缶老的诗画刻印，从他的白白，我们把黄山谷所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两句话，很贴切的做了他的文艺绝对相对的注释。

他有《缶庐诗》七古一首，是记述他在光绪八年四月，金俯将（杰）赠他古缶一颗，说是从古墓里得来，没有文字，但很古朴，所以把缶庐做了室名，同时也别署老缶，诗云：“以缶为庐庐即缶，庐中岁月缶为寿。俯将持赠情独厚，时维壬午四月九。雷文斑驳类蝌蚪，眇无文字镌俗手。既虚其中守缺口，十石五石颇能受。……吾庐风雨漂摇久，暂顿家具从吾苟。折钗还酿三升酒，同我妇子奉我母。……”缶庐得名的由来，于此可知了。

无疑的，缶老的文艺，“艺术大师”他是当之而无愧，国人固已非常的钦佩珍视，而日本的人们，更狂热的爱慕他的作品。他在晚年的时候，每天的写字绘画，差不多十之六七都是从日人方面所来求的。日本的书画收藏家，和中等以上嗜好艺术的人物，他们家里多有缶老的作品，若果得不着的，也要多方设法请画请让或公开征求的罗致。不特缶老本人的书画日人高兴搜罗，就是他的公子和学生们的作品，日本人也是同样的重视。日本人对于缶老的艺术，可说是独具只眼了。他们因为崇拜缶老的艺术，曾集资替缶老铸个铜像，藏在杭州的西泠印社，表示永远诚恳的崇拜。缶老自己撰有赞语，是这样子说的：“非昌黎诗，赞木居士。非敦煌碑，呼石人子。铸吾以良金，而吾苦铁耳。重吾以越蠡，而吾无补于国耻。吾何道而遂东，滋吾作而曷已。辛酉秋日，海东士夫，范金貌余，赍达沪上，环堵之室，与我周旋。歌鸣鼓缶，得此同调。有如梁会稽王所云，喜荷交并矣。沧江岁晚，故我依然，抑又不能无感。书此并识岁月，非敢为东方自赞也”。艺人妙语，湖山生色不少了。

缶老绘画，渊茂姿衍，劲实奇瑰，超以象外，真是可以推倒百世的豪杰，开拓万古的心胸了。在未专心致志从事艺术之前，在家读书，补诸生，因为贫困，出就江苏的小官，不久，晋直隶州知州，署安东县，只有一个月的时候，便即辞职。后来刻有“一月安东令”的图章，常常钤在书画上。辞官以后，隐居苏州，和杨见山、任伯年等切磋尤多。晚年住在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与朱疆邨、陈散原、诸贞壮、程子大、周梦坡、沈子培、冯君木、王一亭等相与往还。年老病聋，因别署“大聋”，但有宾友到谈，上下古今，恣谈不倦。有一天和位朋友闲谈，友人说市上的鉴赏择取，是把耳当眼的居其多数；他闻着就说，要是他们都是善用眼的，那我们就要饿死了。这虽是幽默话，也可以见得他绝不自护其能来矜夸自己的所长了。

他的题画，也常常借题发挥，别有风趣，况惠风曾请他画荔枝屏幅，谐音“为利是图”，他画就并题云：“夔笙属作是图，以玩世之滑稽，寓伤心之怀抱，可为知者道耳。为设色荔枝，以取荔利谐声立意。”替王一亭题盲趣画云：“眼无天日耳犹听，听到天河洗甲兵。天意斯文留一线，其间著个左丘明。心地光明我佛同，男争足赤女头蓬。诗成今日凭谁赏？编入盲词擘阮中。蜗牛满地作跏趺，中有穷涂识字夫。病足与予同调否？出门一样倩人扶。”借画讽世，谑而不虐。

从他的《癸亥元旦》诗，便知是他八十年的诗史，不啻一篇自传。诗云：“癸亥之岁寿八十，忆前癸亥陷粤氛。搜山翦径贼长技，青天难上跳无门。北风雨雩供咀嚼，祖母叔伯母弟昆。室非高明瞰多鬼，车隆隆处嗥成群。甲子上元贼势靡，父归鄂皖苍颜温。走收白骨辟灌莽，托命仅尔长鑱存。未精帖括捉入汼，一字不识卧碑扪。父言读书缓未可，父复见背愁只身。佣书润州佐淮榷，钱不工数以摈贫。继走江南作俗吏，安东一月惭吾民。辛亥大变惨目睹，身未死国人陈人。学佛未敢剩枯坐，发以晞吟何如髡。福寿天赐告宗祜，铿钟伐鼓陈彝尊。竭来人心大发见，道行其道臣称臣。香风作邻梅吐萼，沧海变酒杯耽醇。鼎铸罔两文驱鳄，豺虎化作驺虞仁。”他的逝世，是在民国十六年的冬天，享寿八卜四岁。死后，他的弟子们私谥他为“贞逸先生”。到了民国廿一年的冬天，才安葬在杭州附近唐栖的超山。会葬的一天，我曾写了五十六个字，表示个人的景仰与哀思，今把它记出，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仓老安葬超山感赋

宋梅古树屈蟠间，缶老风流一再攀。
却与逋仙同返鹤，塘栖风景比孤山。

孤山石象试重描，诸老题诗兴尚饶。
傥有诗魂来月夜，万梅花里百杯浇。

廿五·八·三一，上海红树室

载第15期（1936年10月5日出版）

画人张善子大千兄弟

／陆丹林／

最近二十年来，我国画界兄弟齐名的，在华南有高剑父、奇峰兄弟，在华东有张善子（泽）、大千（爱）兄弟，（张氏原籍四川内江，但他二十年来住在上海的时候较多。）这是稍为留心当代画人的，都已知道。高氏兄弟，不久以前，已有许多人绍介过，用不着赘说，我今所写的是张氏兄弟。

善子在胡清末年从事排满，民初，反对袁世凯窃国，做过很多革命工作。癸丑之役，曾被抄家，亡命江海。过了不久，才在西北军及总统府做事。因为亲老而辞职，奉母移居上海。“闲来画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两句诗，不啻替他写照。后来虽然各方的旧同志常常请他出来从事政治军事工作，他都推辞了。他觉得艺术是他的第二生命，天天在那古画中、实物上（他家里豢养了许多鱼鸟走兽，及种植许多名花）、山水名胜古迹里，找寻他绘画的对象。他是深于世故，通达人情，和各方面的朋友交际，都异常周到。守信约，重然诺，答应亲友所托的事，没有不努力去干，要是他自己干不了，也要辗转托人代办，务必办妥，才肯罢休。而且事必躬亲，负责任，人家的事，看做自己的事，和“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相比，是绝对相反的，所以朋友间都说他是“够得上的朋友”，乐意和他交游。

善子和大千，都是“美髯公”般的大胡子，有些人常常把他们兄弟俩辨别不清；因为胡子一样长，面貌既相似，阔袍布袜又相同（他们一年四季，都穿家制的布袜），行动举止也相像，无怪陌生的人认不清楚。其实善子在他兄弟辈是行二，大千是行八，善子今年五十六岁，大千年方三十九，年纪相差有十多年。若果我们和他们兄弟相处稍久，即知道他们的个性生活有很大分际。虽然他们兄弟个性有点不同，但是爱好艺术却是一致，而且他们真是算得“兄弟和翕”、“兄友弟恭”、“兄弟怡怡”、“兄弟如手足”，这几句成语，都可以表示他们兄弟的友爱。老实说，在我许多亲戚朋友之中，还没有见着别人的兄弟们有比得上张氏兄弟那般的亲切友爱，（容许有之，但我没有见着。）他们家内的事和在外的一切，没有不开诚布公的互相谈论，兄的事等于弟的事，弟的事等于兄的事同样的关切。善子与大千的中间，现在还有两位兄弟，他们都是一样的友爱。第三（业农的）第四（业商的）的两位兄弟，不因所业的不同、居处各异而有些疏阔。记得去年五月的时候，大千生日，他的四哥恰从重庆赶到，一入门两兄弟见面，就相对鞠躬作揖，端茶递巾，客气之中，饱含着雍穆和洽的气象。我十五岁时，我的小弟就失踪了，见着他们兄弟如此友爱，抚怀身世，钦羡之余，不禁有点黯然了。

他们不特在兄弟间是这样的彬彬有礼，他们对于师弟间更是重礼。他的老师李梅庵（瑞清）、曾农髯（熙）在生时，他们每到李曾公馆，执弟子的礼甚恭，非得师赐坐不敢坐；三伏天气，非得师说脱长衫不敢脱。逢着年节和生日，必肃整衣冠前去叩头请安。李曾死时，穿了孝服去送殡，痛哭尽哀。李曾逝世之后，对于师母还是一样的行礼，逢着李曾的忌辰，设奠叩头致祭。他兄弟俩所收的许多学生，拜师时也要行拜跪礼，说这是尊重师道的表现。

善子五十岁那年，作了自寿诗两首，不啻是他的诗史和人生观的自白，诗云：“五十飞腾过，艰艰憩海滨。青山如可卖，白屋未妨贫！老去神犹王，诗成句渐醇。魏塘鱼茨足，卜筑奉慈亲。（注云：八弟大千，奉家慈居嘉善，拟长此卜居，朝夕尽莱舞之乐。）匹马怜予壮，纵横关塞间。拂衣猿可学，入画虎能闲。东渡留残藁，西行忆故山。虚名愧相误，浪墨几时删！”

善子绘画，山水、人物、走兽，无所不能，尤其是画虎最有名。有十二金钗图，拈《西厢记》语来画虎十二帧。又和大千合作“山君真相”。曾农髯题词有说：“……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一日持善子所为十二金钗图乞题。髯曰：‘向不喜为闺阁绮丽之辞。’爰曰：‘虎耳。’大惊，展示，果十二虎，踞者，立者，渴饮者，怒者，媚者，极数变态，皆奇想天开。嗟夫，善子其善以画讽世者欤？去岁来沪，携其平日所画虎，大者丈余，小或数尺，或写群虎争食，喻当道贤者；或写犬而蒙以虎皮，喻贤者中之又贤者。嗟夫，张生何讽世之深耶？然予观古来画虎者，每多类犬，写生家又但能传其皮相，不能得虎之天性，君操何术至此？善孖曰：‘予因画虎，遂豢虎有年矣。虎性贪利得肉，予每日以肥豚大方饲之，待其饱，然后弛其铁绳，纵之大壑，须臾风生，若怒若醉，长啸奔舞，山谷异势；及其饥，复置肥豚柙中，虎且摇尾而前，若敬主人者。’髯曰：‘虎得肉足耳，且知有主人耶？’……”去年夏天，有位朋友，从贵州得了一个乳虎送他做画虎的“模特儿”。他本为卧病在苏州的网师园，闻着老虎运到汉口，马上精神奕奕亲自到汉口去迎虎，“虎痴”真是名副其实呢。

大千呢？天姿奇逸，聪慧绝伦。读史读经，过目成诵：作诗作画，到手即精。能挥霍，心之所好，千金一掷没有吝色。袋里一文或无存贮，但是遇着名画，虽值万千金，也必先行留下，再行设法筹款交易，故他十余年来，所得名画富而且精。估客因他精鉴别而牲豪爽，能出高价，得着名迹，必先送他欣赏购置。因此，大风堂藏着精品很多。他对于饮食，极为讲究，最推重川粤菜。精于烹饪，每遇嘉宾莅止，常常脱下长衫，跑入厨房弄菜奉客。好吃冰淇淋，一年四季，随时一口气吃完十几杯。往往为要吃几角钱的冰淇淋，而化去一两元的汽车费往来，满不在乎。平时不饮酒，要是碰着好友良会高谈阔论的时候，一碗一碗的连饮几斤，绝没有一点醉容。每逢旅行，舟车旅馆，必择头等而乘用，衣服虽极朴素，但享用则极奢侈。戚友因急需有所求，莫不尽力饮助，遇差手头紧，则立即伸纸写画给人换钱。有时为着朋友求借甚急，或其数很钜，则将所藏名画押去取钱付友，这种急人之急，是很难得的。他作画润例，取销了七八年，平时外间求他绘画，若没有因缘，虽送钜金，不肯下笔，就是有人绍介，他常常搁置一年半载，也不肯挥毫，但是他若在高兴的时候，往往只须几个钟头，便可以一气绘成十多张画，尤其是宾客尽欢酒酣耳热的场会，口讲手挥，山水花卉，仕女人物，随兴即画，画好即题，真有“手挥五指[弦]目送飞鸿”之概。要是他的好友，则随时可以请他作画，而送给朋友的，又是精品的居多。朋友中得他画最多的，要推亡友谢玉岑。我得他的画，大小也有数十帧。有一次，他画好一张仕女，标价三百元，预备即交展览会陈列，刚要送出的时候，我恰到大风堂谈天，对这张画说了几句话，他就把画送给我。原来他所画的仕女面貌，酷似亡友心丹女士。华阳林山腴（思进）游沪，题诗有说：“云阶月地寻常过，雾鬓风鬟想象难。不是当时人似画，如今谁作画中看？”又有一次，柏林中国绘画展请他出品三张，他画好一张荷花大堂幅，我见着表示爱好，他也送给我，而出品呢，只交去两张。他常说：“最好的是友情，尤其是认识得他的书画的友人，金钱有什么宝贵呢？若果金钱是可宝贵，现在也可以拥着几十万做富翁了。”是的，金钱在他的手中放出去，前前后后，真有数十万元之多呢！

大千行动，是很率真洒脱，也是很有风趣。他是基督教徒，但他少年时为着恋爱的关系，一度在松江禅定寺做过几个月的和尚。他好游览名山古迹，要是他的念头一转，不论何时，想着立即动身，往往在起程前几个钟头，他的家人还没有知道。这种独往独来即知即行的行动，确是艺人妙事。他的经济，常常在难困之中，同时他对于用钱，又毫不吝啬，大有“千金散尽还复来”之概。

大千的画风，我在《大千画集·序》（在中华书局出版）里曾经说过：“大千绘画之成功，固然因他生在四川，环境的山水奇险而雄壮，日相狎接，蕴在胸襟；又富于艺术的天纵才思，兼以不断地用功，才能够有今日的成就。他的大风堂里，珍藏着历代名画千余件，纵览百家，不拘一体一格和什么派别，都下过一番苦功，尤其是尽得石涛、八大、石溪、渐江、大风、冬心、新罗各家的奥秘，融会贯通，撷取古人的精华，去掉他的糟粕，一笔一画，无不意在笔先，神与古会。用笔纵横，浑厚苍润的气韵，熔合南北宗于一炉，自成蹊径，这是已达到神化的最高峰，绝没有一点拘牵迹象的了。加以二卜年来，游历国内外名山大川，……游踪所到，莫不在那穷山荒谷的断压绝壁古刹长松的地方，领略风雨晴晦的真趣，采取大自然的材料，来做画材，如石涛说‘搜尽奇峰打草藁’。所以他的画一切布局设色，无不匠心独运，简直以造化为师，来自写他胸中的宇宙境界。又如恽南田的《瓯香馆画跋》所说：‘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灵想所独辟’了。……”

大千临橅古画的功夫，真是腕中有鬼，所临的青藤、白阳、石涛、八大、石溪、老莲、冬心、新罗等家，确能乱真，尤其是仿作石涛，最负盛名，不特画的笔墨神韵，和石涛真迹一样，题字图章，印泥纸质，也无一不弄到丝毫逼肖，天衣无缝。但是他当作是游戏的工作，在好友前，绝没有一点隐讳。故一般艺人画商和藏家好古的，得石涛画纸本稍精，莫不诧叹惊讶“这是大千所作的”的疑问。然而大千所作的石涛，固已散遍世界，颠倒国内外的鉴赏家了。本来以赝乱真，是文艺家的狡狯手段，朋好谈笑，也可以取乐一时，是不足为训的。但是中国学画必先临古，临古必求他的维肖维妙，可以乱真，这是学画必经的途径，不可忽视，所谓温故而知新。可是近年“大千好梦”，“人间乞食”，（这两句话戏借他所用的印文。）厌倦橅古，而归于自然，在艺术过程说，他是屏绝依傍而独立的了。这些制作古画，在他的生命史上，只是游戏人间不可磨灭的一页罢了。

大千跌宕风流，语多幽默，略写一二，便知其余。数年前他游高丽，恋着韩女春红，红袖添香，雅人艳事。曾绘画册纪念，册尾题跋云：“客舍无俚，春娘日来侍几砚，意有未达，以画询之，会心处辄相与哑然笑，因缀截句于画末，亦客中一段因缘也。”赠春娘诗云：“夷蔡蛮荒语未工，那堪异国诉孤哀！最难猜透寻常话，笔底轻描意已通。”再赠春红云：“新来上国语初谙，欲笑佯羞亦太憨。砚角眉纹微蓄愠，厌他俗客乱清谈。”另有一册，每页题着自作子夜歌一首，诗画皆艳绝，如题红莲云：“欢如芙蓉花，生长湖心里。移湖安依屋，牵郎伴侬宿。”最后一帧是画晒衣架挂着新洗红素雨衣，坫边蹲一个女子，停杵凝眸，思念远人似的，题云：“欢如洗红裳，洗红日日浅。依心似洗素，洗素素不澹。”当大千把两画册给我欣赏时，我问他这宗艳事，嫂夫人知道吗？她的玉照怎样？他就出示与春娘的合照，一个是雪肤花貌的美人，一个是长髯宽颐的画师，是情伴。照片上他还写着寄给凝素夫人的诗两首：“触讳踌躇怕寄书，异乡花草合欢图。不逢薄怒还应笑，我见犹怜况老奴！依依惜别痴儿女，写入图中未是狂。欲向天孙问消息，银河可许小星藏？”“是真名士自风流”，也许就是这样！

有一次在故都的中南海，几位朋友聚着谈天，相约各说一胡子笑话，上下古今，把留胡子的讥讽得谑而又虐。大千闻着，态度安闲的说：“我也来讲一个胡子笑话：从前读《三国演义》，见关兴、张苞随刘玄德兴师伐吴，替乃父关云长、张翼德复仇，兴和苞争做先锋，刘呢，无法决定，乃说你们试各说你父亲的战功，多的当先锋。张苞年长于兴，因先说我父当年喝断当阳桥，夜战马超，义释严颜，历历如数家珍。关兴口吃，气得无话可说，良久才大声疾呼：“我父须长数尺，人多称他美髯公，先锋一席，应由我任。”这时关云长英灵立在空中听着，气得凤眼圆睁，大骂“你这不肖的小子，你父在日，过五关，斩六将，暂颜良，诛文丑，以及水淹七军，单刀赴会，威镇华夏，这些都是千秋功业，你全不记得，为什么单单只说老子这一口胡子呢？”各友闻着，都佩服大千的急才和幽默，相与大笑而散。”

廿六年一月二日写于红树室

载第22期（1937年1月20日出版）

再述柯劭忞轶事

／徐一士／

关于柯凤荪氏（劭忞），前略有所述，载于《逸经》第二十五期。近与其老友章丘张曼石先生（景延，曾为汉军旗籍，复籍章丘）晤谈，于其轶事更有所知，爰绩为叙述，以作前稿之补充。

柯氏之大父易堂，曾与曼石之大父荣堂同官于闽，罢官后，曼石之父梦兰受业其门，其后梦兰又延柯父佩韦课子，为曼石之师。柯氏自少年即与曼石相善，曼石挽联谓“通家三代”，以此。梦兰官于豫，历知安阳、遂平、鹿邑诸县，柯氏每随侍其父于县署，力学攻苦，异常勤奋，见者咸加叹异。

当柯氏在籍进学后省父于安阳县署也，其父挈之谒居停暨各幕友。翌日，柯氏如厕，值厕所有修葺之处，账房幕友某往视，柯见之，不忆昨已见过，且施礼矣，复向之作揖致敬。某方与工人语，未之措意。柯乃大恚，其父睹其愤愤之态，异而询其故，具以状对，于被人看不起之辱，言之有余怒焉。父笑曰：“本来是尔多事。昨日尔已对彼作过揖矣，今日何必又作揖？尔不过一后生小子，被人看不起，亦甚寻常；使尔能中举中进士者，何人敢看尔不起乎！”柯聆训大为感动，誓努力前程，以雪此耻，故孜孜矻矻，几有废寝忘餐之势。有志者事竟成，卒掇巍科，入词林，为读书人吐气。其父欣然谓之曰：“尔当深谢某氏；非由彼之一激，尔未必能成名也！”

以用功太过之故，柯氏少年多病，在鹿邑县署时，尝身兼咯血、梦遗、关格、怔忡四大症，甚为憔悴，识者多忧其不寿，而晚年身体康强，享八十余之高龄，为当日所料不到者。柯氏兼通医理，亦即由少年多病而留意歧黄之故。又闻其父一日晨起，入其室，见烟气弥漫，盖时当冬令，柯氏坐近炉火、衣袖误被燃着，而柯方执卷讽诵，神与古会，毫不知觉也。其父于其勤学，甚嘉之，而亦未尝不以书呆戒之云。（柯氏书淫之癖，据闻实颇有父风，其父固亦酷嗜书卷而因之若有几分呆气者。）

前稿述柯氏与李季侯（丰纶）由京至豫，途中遇险，李氏淹毙一节，引陈恒庆“归里清谭”所载。兹闻曼翁所谈，于情事尤详。李氏字吉侯，为柯之母舅，其外舅宫子猷时官河南禹州（今禹县）知州，李以娇客管账房事务。入京会试，与柯同下第，作伴回豫，柯送李到禹县后，再自回遂平。当行至新郑打尖，旅店主人谓曰：“天色骤变，将有大雨，前途有深沟，遇雨恐遭大险，今日宜宿此，明日看天色再行为妥。”李不听，而又不急行，以有芙蓉之癖，过瘾既毕，始从容就道。行至两面皆山之深沟，大雨倾盆而至，山水齐下，遂罹祸难。李柯同乘一车，当此危急之际，柯闻李惊呼曰：“有性命之忧矣！”（按此数字即当时李出诸口者，盖平日作惯文字，临危犹于无意中掉文也。）迨柯顾视，即失李所在，盖已作波臣矣。时车已入水，水且挟车而行，柯升踞车盖之上，得免冲入水中。幸雨止，附近村庄有土人李长年者，十余龄之少年也，闻呼救之声而至，率人从崖二缒救，柯乃获庆更生。其车夫人等均得救，骡马亦均尚未毙，独李吉侯无踪。禹州署得讯后，所遣之人翌日始得其尸于数里外之某处。此次祸难，死者仅李吉侯一人。使李从旅店主人之言，可不死；立时速行，亦可不死；其卒与祸会，以陨其生，知其事者或谓盖属前定焉。又，当李氏由旅店登程，车甫行数步，李忽作应答之声，柯讶而问之，李曰：“适闻有人呼我也。”其实当时并无人相呼。事后柯氏与人谈及，亦以为异。此皆曼石亲闻诸柯氏者。（李长年为柯之救命恩人，知柯为名孝廉，甚为钦敬，因拜为义父，此亦患难中一段佳话。）

柯氏既脱险，归至遂平，叩见其父后，见案头有某书一部，亟取而阅览，于遭险之事，一语不遑提及也。其父检点其行装等，睹水渍之痕，询之，而柯氏方聚精会神以阅书，其味醰醰然，未暇即对。其父旋于其携回之书箱中，见有《萝月山房诗集》一册，李吉侯所作也，因问及李氏，柯对曰：“死矣。”而仍手不释卷，神不他属。父怒，夺其书而掷诸地，诃之曰：“尔舅身故，是何等事，乃竟不一言，书呆子之呆，一至于此耶！”复询其详，始备言途中遇祸之经过焉。柯氏沉酣典籍，近于入魔，其事固多可笑，而后来之克为有名学者，未尝不得力于此种书淫之精神耳。“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其是之谓欤。

此次险事而外，柯氏又尝遇一险。在鹿邑时，侍父并偕曼石兄弟三人（均柯父门人）由县署往张老庄看牡丹，分乘骡车三辆，（柯父与曼石一辆，柯氏与曼石之弟一辆，曼石之兄暨仆人一辆。）路经涡河寨，（其地为鹿邑名胜之一，所谓“涡水风帆”也。）出寨门即下坡而过桥，地势峻陡，柯氏所乘车，以车夫指挥失宜，车忽由坡斜下，不当桥而当河，河水颇深，下必无幸，以地势关系，骡行迅疾，车夫不能止之，其危险可想。当斯之时，突见一人，奔至骡前，以手控衔，骡立止，柯与曼石之弟遂得无恙。（此人为一挑粪者，不受谢，匆匆即去。）涡河寨之险与新郑道上之险，情事虽有小大之不同，而性命亦在呼吸之间矣。

曼石之父梦兰交卸鹿邑篆务赴省垣，眷属侨寓商丘，柯父以年老辞馆休养，梦兰即欲以柯氏为曼石兄弟之师，柯父以累世通家之谊：辈行早定，不可忽改，遂使柯氏仍以平交之称谓，与曼石兄弟共治课业，切磋而兼指导，并为批改文字，此曼石挽联所以云“兄事略同师事”也。

时柯氏兼治算学，系由“知不足斋丛书”中检出旧算学书数种，加以研习，亦时与曼石等讲论，并仿制古算学仪器，盖致力甚勤也。初尝以不解天元（即今之代数）之术，恒示闷闷，而钻研弗懈；一日晨起，语曼石曰：“吾将通天元矣，昨晚梦梅定九相访也。”午餐之际，忽喜跃而起，高声曰：“我懂得了！”因即为曼石等言天元之术，如何如何，口讲指画，兴高采烈。其事颇类所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斯亦足见其治学挚之一斑矣。

柯氏晚年在旧都，与曼石时相遇从，每自叹衰老，而精神固尚矍铄，步履亦尚清健也。民国二十二年春间相晤，柯氏与纵谈旧事，感慨系之，并劝其将平生所为诗，整理编次，付诸欹劂，而以作序自任。曼石欣然诺之，会因事赴豫，即携稿以行，在豫编次就绪。比归旧都，惊闻柯氏卒三日矣。人琴之痛，不同泛泛，故挽联有“远客半年，悔不早归数日，一自下车闻耗，惊心弥复伤心”等语也。是年夏，柯氏以胃部旧病复发，入德国医院调养粗痊，归寓后，以幼子吕汾赴曲阜孔氏就姻，携新妇归来，在报子街聚贤堂开贺宴宾，柯以病后精神犹不佳，未亲往，令子辈招待而已。宴后，其友多人复至其太仆寺街寓所当面道喜，柯氏不得不亲与周旋，竟缘过劳复病，再入医院，诊治无效，遂以不起云。

其大父易堂之轶事，亦有可述，兹附志之。易堂道咸间宦于闽，以才调自意，疏狂傲物。夏间出门，赤足乘轿，行至街衢，加两足于扶手板上。值某官之轿，迎面而来；某官素短视，见其足之高拱，以为向己拱手为礼也，亟拱手答礼。此事传为笑柄，某官深憾之。未几，易堂在噶吗兰同知任被参夺职，据闻即与此事有关。其被参之考语，有“诗酒风流”字样同折被参者中，有一人之考语曰“烟霞痼疾”云云，以系瘾君子也。二人之考语，并传于时。易堂罢官后，在闽课徒自给，落寞以终。弥留之日，赋诗告诀，云：

魂将离处著精神，生死关头认得真。
此去定知无后悔，再来应不昧前因。
可怜到底为穷鬼，却喜从今见故人。
闻道昭明犹孽报，愿临阿鼻与相亲！

襟怀若揭，情致卓然，才人吐属，如见其人矣。梦兰有《哭业师柯易堂夫子八律》，亦情文交至之作，警句如：“挂冠归去惜余年，诗酒生涯即散仙。傲骨更谁怜白发！豪情直欲问青天。”“老去江湖犹作客，年来心事半书空。满天风雨人何在？千里家山梦未通。（夫子罢官后，屡欲还乡，不果。）”均挚切动人。

载第28期（1937年4月20日出版）

齐白石杂谭

／陆丹林／

齐白石画人的言行，很有风趣，金息侯（梁）在《瓜圃述异》补篇，把他和吴佩孚、赛金花，列入燕山三怪之中，说“近世风日下，高逸之士，已不可睹，仅流俗所称三数人耳”。所述齐白石如下：

白石名璜，老木工也。自称受知王湘绮。余阅《湘绮日记》有云：“齐璜以诗来见，哼哼调也，一字足千古矣。”白石自不讳为木工，初至故京，习画刻印，无一人知。陈师曾卖画东瀛，携数幅，故为代定高值，竟得售，名大噪。樊山怜其老而不遇，又为诗张之。于是众震其名，争欲得一纸一石以炫人。齐大有所获，足温饱矣，乃闭门谢客，有求者故不应，自谓世无能识其画者。乃至其诗其文，皆无人能识，举世无一可与谈者，其狂遂至不可一世。余尝见其自序诗草云：“时值炎夏，浃背汗流，绿蚁苍蝇，共食野狐，穴鼠为邻。集中所存，大半直抒胸臆，何暇下笔千言，苦心锤炼，学作獭祭鱼！”云云。真奇文也。又见悼诗绝句云：“对酒高歌乞题赠，绿林豪杰又何人？”真奇诗也。如此者甚多，惜不暇详摘，与世人共赏。其画猪诗注云：“现传燕京有一人，常画猪，年久，面上生毛，两眼外不见脸肉，毛愈深密，性愈蠢恶”云云，奇人奇想，余益想见其人。辄忆昔见其小影，貂冠反裘，何高雅乃尔，先生何不自写照耶！然亦有过于自谦者，如焚稿诗云：“识字无多要作诗”。闭门诗注云：自谓画笔如天师画符。可以见此老之雅量矣。又尝自画西城三怪图，序谓“同光间，德砚香赵协叔诸人，为西城八怪，今吾与雪厂、白厂，亦西城三怪”云云。今余复合吴佩孚、赛金花，称之为燕山三怪，正用此老图意也。或谓樊陈诗画多奖词，而公独出以游戏，何也？余曰：“樊陈仍以木工视之，故多奖勉；余独视若士大夫，不免责备贤者，余之重白石，过樊陈远矣。”

金氏此文，夹叙夹议，简洁可爱，然而白石的个性和奇文奇诗奇想奇史，也赤裸裸地表露了。

杨重子（钧）在《草堂之灵》，说到齐白石云：“吾邑有四异人焉，曰张乌石、曰寄禅、曰沈山人、曰齐白石。四子者，皆余至交，故其事迹，特能详焉。夫有异禀者，必有奇功，稽之古人，逾明其意。此四子者，乌石无子，贫苦以终。寄禅孤独，披衲而逝。沈以老农，其名不称。白石抛斧执笔，名动公卿：然驰驱南北，仅能自给，其筋骨已劳，体肤已饿，……”这是把他列入湘潭四异人传中。

杨氏对于白石的刻印，也有评述，如说“齐白石力量有余，若再加书卷味，则为完全无缺之人，然为之继，亦非易事。……故刻印者，能尽石之长，彰石之美，不强其性，不塞其能，方可谓之高手。白石时有之，他人不多见也。白石刻印，其刀直下，长可一寸，深可半米，石不坚硬，立时崩裂，风驰电掣，俄顷而成，石不转方，自左连切而极于右，亦刻印之奇观也”。又论及白石的刻印绘画：“……子如（白石之子）少未失学，文字清顺，刻印成章，折枝虫鸟，已不能辨其为父为子：余令其力学以去浊，求细以去粗，跨灶之喜可得也。……余每思世人之不能精一艺，及不能兼通之故，殊不可得。至于刻印小技，究金石者，当然能之，不待苦学。白石未究金石，故费力数十年之多，然其手力之强，已超过常人数倍。只求如吴让之、赵协叔辈之学识，已足睥睨一世，若再高深，更能千古独立。但白石为少年失学之人，又当置之例外，所谓有恭维无诋诽者也。子如言乃翁画极为日人所赏，日入千金。有客在旁，喟然叹曰 ‘气死古人’”。我国画家，日入百金的，已是万中无一，而所谓“日入千金”，恐是形容过甚之词罢。

不久以前，大风堂主人招饮，谈天说地，宾客尽欢。某君说齐白石有学生某，将东渡求学，到齐宅辞行，并向齐说，吾师之画，日人佩服，生此次东渡，乞师赏赐佳作一幅，来壮行色。齐嘱他明天到取。及期某前往，齐说，你此次到日本去，得了老师的画，你心安吗？某闻着，有些惶恐，不知怎样应对才好，只得说不特异常感谢，而且万分安慰。说话未完，有两个小孩子从内室走出，向齐索钱买物。齐说，你们为什么不向客人行礼，他即日要到日本去了，请他买点东西给你们玩罢。某闻着知道他命意的所在，即从袋里掏出二十元给小孩。齐笑着说，这真是好了，你得了我的画，你心既安，他们得了你的钱，我心也安，大家都心安了。于此可见他的居家生活的一般。

白石的门户很严。除星期日外不会客，前后门常锁着，钥匙归他带在身边。有客来访，先在门上小窗窥探应否接见，然后开门，家人及佣仆们是绝对不能随便开门放容进屋的。白石有这样的怪癖，对于外间的酬应，也多拒绝了。他画了一幅“却饮图”，来切实表示。图中写了两人，一人右手拿著一个酒壶，左手提起向站在左旁的老翁招请，而站在左旁的老翁，右手拿了一枝笔，左手则向右方之人摇著，头向左方望，表示不肯饮的样子。并题数语在画上云：“凡我好友，最怜爱我者，不在饮食，请以心爱，吾亦心领。孔子云，老者安之。苏子云，每出劳人，不如闭门之有味也。吾年老神倦，不能冒暑热，伤夜寒，作无益奔走，画此图谨申鄙意，以免见招不应之罪。”他还写了“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镶在镜框上挂着，来拒绝无谓的应酬。

白石的画，有他个性的表现，水族中的虾蟹，比较画得神化。刻章呢，力量很大，钤在吴佩孚、华世奎、铁禅和尚等所写的字幅上，真是“二难并”，如钤在溥心畲、吴湖马风、冯超然等的画幅，似觉不调和了。总之无论怎样说法，白石从一个木工出身，而有今日的成就，说他是燕山三怪也好，奇文奇诗也好（金息侯语），名动公卿也好（杨重子语），甚至他本人也自说是“西城三怪”之一。艺人的行动脾气，本来多是与众不同。白石的奇怪，自然也不能例外。但白石的工作，在他本人已是成功，至若全部的评价，那就只好留待将来的论列了。

载第18期（1936年11月20日出版）

王文显

／温源宁／

清华在人事上，在宗旨上，都经过了好几度的变迁。从一所养成留美学童的中学校，它变成了一所中国国立大学。从一个专门教男孩子说道地美国话以及穿漂亮洋服的机关，它变成了一爿造就男女化学家、工程师等等的工厂。然而在这些变迁之中，清华却有一个人始终不曾变：此人非他，王文显先生是也。他是那个学校里的一个“固定装置”，没有他，清华便不成其为清华。有了他，清华尽管变来变去，将依然是清华，正如带着围嘴的张三将依然是长着胡子的那个张三。

王先生先后做过清华学校的教员、主任、副校长和代理校长。自清华升格为大学之后，王先生便做了外国语文系的主任。经过这些个“狂飚怒涛”的年头，他的系里从不曾有过什么风潮，他的能力和威信可想而知。无论你对王先生的教书意见如何，这一点你总得承认：逢到开会，他乃是一位十全十美的主席。没有无谓的纷扰，没有剌剌不休的节外生枝。一切讨论皆被驱使着集中于某种决议。待到会散时，你心里总觉着这个会没有白糟蹋时光。

说到教书，王先生不是一个能令学生对他发生亲爱或信仰的教师。他所博得的乃是他们景慕与尊敬。从没有学生单为着谈天去找过王先生：学生只有了不得已的事才去看他。事办好了，便完了账。决没有留恋，没有意思把秒分延长成小时。学生带着轻松之感而去，同时，我敢说，王先生也因为罪受完了，难关也过了，而觉得如释重负。

王先生是我平生所见最真挚最热诚的人之一。但他这真挚热诚的一面，在教室里从不显出来。在教室里，他只是敷衍，冷淡淡几乎令人以为是个老和尚在做佛事。叫人感到一种疲惫的挣扎和单调的强制。到了下课钟一响，王先生欢欢喜喜的走出教室，同时他的学生们，我想，当也与他有同感。

王先生的容貌和举止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我们笑他的话，那是因为他是那样的正常，那样的循规蹈矩。老实说，他正常得叫人冒火，无论就身体或品行而言，他都是清洁卫生。他是一个无可非难的丈夫，他是一个端良方正的教师，他是一个守职不苟的清华高级职员。他爱种花，他拍得一手好网球，他打得一手好枪，他喜欢踢足球。他夏天穿西装，冬天着长袍。他抽烟斗。他家里没有一点与人不同的地方。他的一切都本本分分。然而，他的朋友背地里老是拿他开心，却是为什么呢？这答案我以为该向他的戏剧里去找。

几年前，王先生的一本戏剧《委曲求全》，在北平公演。这本戏的插科漂亮，技巧完美，演得也好，全剧自始至终没有刻不有趣。它整个的是一部灿烂的成功作品。凡是苦功、学力和机巧所能尽力使剧本叫座的，《委曲求全》是应有尽有了。然而，到了彩声停歇，灯火熄灭，我们回到外面街上，跑来跑去找黄包车或汽车的时候，为什么好多人心里对作者泛起一种愤慨之感呢？这不是因为王先生在《委曲求全》里什么都给了我们，独独缺少了那唯一不可少的东西——一点人情么？是的，我们寻不着这个；寻不着这个，所以我们不满意于王先生。成功敬礼，景仰，也许他当之无愧；可是只要他一天缺少那点人情，我们总不免有时要用笑来回报他的。

倪受民译，载第33期（1937年7月15日出版）

胡适之

／温源宁／

在少数人心目中，胡博士不是善敌，便是良友。其他的人则把他当做一位“老大哥”。大家都承认他温柔迷人——连跟他顶反对的敌人也这么说。举凡风流人物所有的温雅豪爽，他全懂得，而他本人却并不是个风流人物。对于一切使一个人能博得社会的，而尤其是太太小姐们欢心的那些少不了的小“枪花”，胡博士无不在行。他有的是那种巧妙的法术，能叫任何人跟他在一起都觉得舒服。骄傲的人因他的殷勤而得意；蠢汉则因他的平等相待而自觉不凡。一点也不假，胡博士是一个道地的平民主义者：他没丝毫社交上或智识上的势利。

逢到星期日，胡博士就大开方便之门。那时任谁都可以跑进他家里。不管你是学生也好，共产党也好，生意人也好，土匪也好，他一概耐着心听你说话，耐着心向你说话。穷困的，他资助。找事的，他给写介绍信。在学术问题上需要启发的，他尽力设法叫他们满足。还有那些跑去只是说声“您好”的，他也找些鸡零狗碎的新闻来款待着。从他大门出来的人，没一个觉着工夫是白化了的。

四十开外一点年纪，胡博士看去也不过三十刚出头。脸儿刮得光光的，衣服穿得俏俏的，他就是整洁的化身。头发全乌黝黝，没有一丝灰意，凸出的“寿星式”的额，配上一双坦白的大眼睛，两片活泼溜动一望而知是滔滔善辩的嘴唇，一副愉快的面容，胡博士的面上既看不出学者的“恬淡深思”，也看不出俗人的“酒肉声色”。个儿不高不矮，身段不粗不细，举止活泼率真，胡博士的样子与其说是一个变成学者的俗人，不如说是一个变成了俗人的学者。

胡博士的学问是很淹博的。无论什么他都晓得一些，下至春药的制方，上至最奥妙的佛法。他的书读得极多：柴霍甫，他曾译过他几篇小说；中国诗词，他编过一部词选；中国古代哲学，他写过一本书；佛教哲学，我们不时看到他的零星论文；中国小说与西洋小说；诸如此类，以至于无穷。他写文章谈论种种极不相同的题目——政治、社会问题、历史、进化论、文学考证，等等。我们只要打开他的文存一看，就可想见他的心灵的博大与善变。这以外再加上他那常是增人见识，而从不乱掉书袋的，活泼轻快的言谈，便可以给我们一幅他的心灵的“全身”写照。

世间尽有许多人有才干窖藏起来不使，胡博士可不是这样，他有什么就显什么。他的为人全在那儿——在他的著作里，在他的言谈里，在他的癖性里，他不赞成人有东西藏了起来。他身上是找不着神秘的：一切都是阳光，没有阴影。他的心仿佛是一片浩淼通明的湖泊，那里面没有浪漫的深坑，没有未来世界的回响。对于这个湖，我们所觉得有趣的不是它的深处，而是它的表面，那上面反映着一切事物，并且能给我们许多简洁的、清晰的、有条理的“宇宙”的图画。在这种图画里，Nuance[1]、灵魂和宗教皆没有地位。

一般人多佩服胡博士文体的澄澈，这是对的。布风说：“文如其人”。我们想到赫克尔（Haeckel）文体的澄澈，马上脑海里便涌现出一幅可以用物质、力量与后天特性之遗传等观念等来说明的宇宙简图；我们想到赫胥黎文体的澄澈，马上“人”就变成了很容易了解的简单动物；我们想到小弥尔的文体的澄澈，马上便看见思想的程序自动排列在种种论式与命题之下。赫克尔、赫胥黎和小弥尔对于胡博士文体的澄澈可佩，以及对于他的“信条”的尤其澄澈可佩，不多少都曾有点关系么？

胡博士因为在国立北京大学教过多年哲学，所以人管他叫哲学家。当然，他是“哲学家”；然而无疑的，“哲学家”这名辞还没有表现出他全部的活动。因为他常在杂志上写文章讨论一些通常趣味的问题，人又管他叫杂文家。是的，他是“杂文家”；然而如有人以为他具有杂文家的投机主义和居心，那可是血口喷人。因为他从不摈斥世俗的荣乐，胡博士又被称为俗人。不错，他也是“俗人”；然而这种印象只有那仅仅在酒席上见过他的人才会有。如果要找这么一个词儿来形容出胡博士的为人的话，最合适的我想恐怕就是十八世纪所谓的Philosophe了。福耳特耳、达朗贝耳（D'Alembert）、霍尔巴赫（Holbach）、爱尔法修（Helvetius）、狄德罗（Diderot）、杰尼米·边沁（Jeremy Benthem），都是Philosophes。他们都有几分之几是俗人，几分之几是学者，几分之几是事业家，还有几分之几是哲学家。他们对宇宙的组织具有精确的观察；而且他们都是抱着事业家的乐观态度与信心，运用一种亦沉着亦澄澈的文体，从事论述日光下的一切问题。对不对且不管，总之他们有胆量拿出自己的见解。在这一伙Philosophes里，胡博士不是一个无名小辈。而在中国，我更不敢说他不是当代一人。

倪受民译，载第14期（1936年9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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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uance，音调、色彩、意味、感情等之纤微的差别。

潘达微

／陆丹林／

潘达微是怎样的人呢？已故广州名记者，康仲荦说他是：“好察社会疾苦凄切之事，不作膏粱文绣之身。其发论，甚超脱，其容貌，枯槁如也”。只就辛亥那年的春间收拾七十二烈士遗体埋葬于黄花冈一事，已经是侠骨义行，煜耀千秋了。过了半年，武汉举义，广东反正，旧有同志，无不在军政界中，显赫一时，做了新官儿。可是他呢，耿介自守，不慕荣利，而从事社会事业，编演《声声泪》新剧来讽世。他在《声声泪》剧本序文，说明此剧，是“以积极精神，传消极主义”。南中报界闻人陈耿夫说其“言行恒涉玄杳，至于不可思议”，可谓贴切极矣。他假托答客问，来阐明所以粉墨登场演戏的原因，含有无限的哲理，他说：“善恶无定形，是非无定理，美丑无定例，孰为善？孰为不善？焉知为乎！曰：浑浑噩噩，空冥浑疆，无定者也；无定，毁之也可，誉之也可，歌之也可，哭之也可。人之生，亦浑浑噩噩而已。我之躯壳足贵耶？精神足贵耶？睡中所得者，是梦耶？抑日间所得者，亦梦耶？抑何者谓之事？何者谓之梦耶？日为主体，夜为客体耶？抑否耶？醒为主体，梦为客体耶？抑非耶？不得而知也。何也？因同为人也。同为人，则谁主谁客？谁善谁恶？谁是谁非？谁美谁丑？焉得知之，彼亦焉得而自知之！一言以蔽，不外幻象”。幻象，等于无定，无定要是强而为有定，那天下就此多事了，真一针见血之语。

他又接续自白他所以演剧的真相，说：“戏者，推著书之心以为心也，所以分别善恶是非美丑也，其实世界无所谓善恶是非美丑也，所以表示于外者，假而已矣。知其假而必强谓为真，不亦蠢乎！不亦妄乎！彼原假也，则从而假之而已。假则变，变则通，通则化，演剧而至于化境，斯演剧之能事毕，亦又何求！如以为非假，则吾且执一问题以相质：汝以为善，果善矣乎？汝以为是，果是矣乎？汝以为美，果美矣乎？不敢决也。则假之一字，更无疑也。……则所谓戏者，无假而非真，无真而非假也。如是，则人世间，无人非戏子，无地非戏场，有用无用，更非所知也。”他的人生观怎样，也可知了。

他有一次想着澈底体念社会实际的人情世味，就不声不响，换了破烂的衣服，不带一文半厘，扮着叫化子，度那沿门托钵的生活，残羹冷炙，席天幕地，和那些鹑衣百结讨饭乞儿，在一块儿厮混了几天，人世间的辛酸苦辣滋味，他深深的亲尝了。他对于社会，更加了解，同时更加惹起他要努力社会的下层工作。过了不久，他任孤儿院长，数百无父母伶仃孤苦的苦儿，都靠他做唯一的保护教育者了。幼吾幼，以幼及人之幼，切合他理想中的工作。

他在民六的时候，约了几位同志，发刊《天荒》画集，他在原起，说明他当时的心境，是——

阿景嗜哀，复媾难，镇日恒不宁，调脂抹粉之余，无在非悲哀之境。第以百忧丛矢，万愁压石，层层纫结，既纷且固。奈何天地，虱然一身，似醉似狂，度日如岁。……语及故旧，益用凄其，落叶飘零，天涯惆怅。间有相讯，音哀以思。吾生如是，吾友复如是，为之咽梗不已。然忧与生俱，众生当亦复如是，业力升沉，畴不如我，畴不如吾友，言念及此，更不寒而颤。

他内心的抑郁愤恨，和一般同志的哀鸣，也在此段宣泄出来。他再说明《天荒》的旨趣及希望，是“取天荒地老之义，写往古来今之情，香草美人，幽兰空谷，闻足音而蛩然喜，窥色相使意也消。丁兹世道晦盲否塞之际，正使读者如服清凉散，超以象外，其快为何如哉！顾此恨海愁城中，同意谅不乏人，投文投画，当共欣赏。而吾侪万点之泪墨，一枝之哀毫，其庶庆得所乎！……”那么，《天荒》的编刊，和《声声泪》的出演，事虽不同，但旨趣似乎没有什么分别。

他本是热血奔腾的志士，见着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如友人王秋湄序《声声泪》所说：“朱门酒肉，遍野哀溺，华屋笙歌，四郊多垒”。放开冷眼，来透视社会，神经并未麻木，感慨自然万端。从他《编天荒志成书感》七绝两首看来，也可以知道他的孤愤感想了。诗云：

人事苍茫百感哀，拚将心力付蒿莱。
余情漫道无归宿，断幅零缣费剪裁。
一回检拾一辛酸，恨草啼花半泪痕。
愿向情天重抖擞，纵罹忧患不须论！

悲天悯人，如闻其声。

达微慧根夙具，性嗜哀冷，致力社会事业的余暇，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惟寄情于艺术。绘画摄影，都有独到的工夫；山水花卉，楚楚有致，雅逸清秀，恰如其人。但很自矜，不轻易写作，且没有润例，如果是他的同道友好，则乐意挥毫，否则虽致千金，也不肯下笔。故一般朋友，得着他的画，都异常珍宝。当他最后一次（民十七夏）由香港到上海，返香港的一天，我们几位朋友，在秋斋茶话。这一天他高兴极了，一起画了几张画，我得了三张，第一张是松竹梅折枝，画题“岁寒”，易大厂题云：“珍重绿衣人，添君意外春。要知朋友意，都在冷中新。又值冷残上人于最可畏之沪上，而竟为丹林写得此帧，亦奇闻也。”柳亚子题诗云：“师画骑鹤出红尘，画笔长留太古春。莫话黄花冈上事，几人能葆岁寒身！”他与大厂合作的秋山红树册页，大厂题云：“天涯何处无红树，辛苦家江不忍归！飘影空濛渺无际，滩声憔悴病谁依！燕支要写离人泪，茧纸宁甘居士诗。幸侍冷公尊者坐，一勾一笔爱如丝。秋斋画约，丹林要与冷残合成，离怀如海，不觉在言，大厂并记。”还有一张，是仿米元章的溪山春霁。这是他游沪最后的作品了。他的摄影，配光取景，都可以说是成功。有一次，日本举行写真展览会，出品全属世界名家，中国人的出品，只有两帧，都是他的作品，得着国际间的好评。他摄影署名，是用“冷道人”的别号。

晚年耽于禅理，持斋念佛，布衲芒鞋，在九华山受戒，不知的以为他思想落伍，意志颓唐，其实在这个吹牛拍马奔竞钻营的社会，争权夺利贪爱痴嗔的环境中，益足证明他的愤世嫉俗与人格纯洁罢了。虽然因着友人的邀请，一度投身卷菸业，和充任广州市公益局长，可是环境的关系，使他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也不过多一模糊痕迹而已。

达微从事革命，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又有丰富精明的才干。他的患难同志，多是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党国要人，如果要向政治上讨生活，何求而不得！可是他名利的心，异常薄弱，只知向他所认定的目标——艺术和社会事业——努力去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像这样子的人，真是放得下，撇得开，如古人所说的“大丈夫”。民国十八年秋天，他在香港逝世的时候，国府明令褒扬，当时有许多人都不知他的履历，因为他是素来不出风头，就是有些文艺作品，也是用了许多笔名，如铁苍、阿景、影吾、觉、冷道人等的别署。那么，“志洁行芳”四个字，他是当之而无愧的。

载第1期（1936年3月5日出版）

中国画的文人画[1]

／傅抱石／

中国的艺术思想，还是受着几千年前的儒家道家思想的支配，直至今日，或亦不能说有了多大的变化。虽然洋风已吹了若干年，但大多数，还只是表面，只是某种极小限度的表面，对于传统的一切，可谓依然故我，维护得相当周密的。所以中国画的历史，只有技法上的歧异，表现的最明显，因此就把所以歧异的内在原因遮没了。此外只是些画人的传记，和画坛的故事，此外便没有什么。这种情形，在民国计六年六月以前，决无例外。

中国画两条不同的道路，南宗北宗，作家画文人画，作不得已的进展。因为如此，到了南宗的时候，便大家都感着疲倦、乏味、牵强……，而同时又想不出超越死范围的办法。于是南宗也好，北宗也好，自然的形成了一种“流派”而流派化。自元代以后，固然稍稍换了换面目，但不过是文人画——假定南宗——更合乎传统的思想，把院体——假定北宗——打倒了而已。明代的文沈唐仇，清代的四王恽吴，谁又不是文人画流派化后的小流派化？缩短一点说，二百年来的中国画，都被流派化的文人画所支配。这种势力，说起来怪可怕。日本足利时代起，也被它征服得利害，虽然日本人善变，然我们不能说不是十三世纪日本刊刻《论语》等经书的原因吧？

客观的看看，文人画的确是代表中国的绘画。它的源远流长，简直非后起的欧洲绘画可比！因为它抓住了中国人的心，任何反动的势力，都不能有所摇动，有所改变。它具备某种程度的固定样式，只要你见着它，便会起一种“神游于古画”的共鸣。大多数画人，无非是这些“样式”的复制。再严格的说，自南宗以来，文人画家只有技巧的熟与不熟的问题，没有新样式的创造。只有“公式”的练习，没有自我的抒写。一部分人虽提“笔墨”、“性灵”等口号，试问躲在斗室之中，下笔即为古人所囿，有什么“笔墨”、“性灵”呢？

基于上面的论述，中国画是“求心状”的，从外向内面钻。钻的太久，自然会头碰头。所以中国画人的相对，惟有来一个会心的微笑，彼此心照不宣。

中国画便在这种状态中，反复的咀嚼古代的残余。

作文入画，要有必需的几个条件。清代的画论，讨论这条件的很多。陈师曾作《中国文人画之价值》一文（见《中国文人画之研究》）说文人画家，第一是要有“人品”，第二是要有“天才”，第三是要有“学问”。再看扬子云说的“画，心画也”，和邓椿说的“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的话，可见陈师曾的画法，并不是没有理由和根据。因为中国自元以后，已把绘画看做画家一切的寄托，是画家人格思想的再现，是纯粹的艺术。所以绘画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

现在的一切，只要将五十年前的一切来比较，任何部门，都起了急剧的变动。处在今日，耳目所接，当非从前那种形象，甚至因了生活方式的转易，每个人的感受，也自不同。根据文化的历史，中国在这时候，需要一种适合现实的新艺术，自无问题。然而我们放眼看看，现在的中国绘画，和“现代性”有关系么？许多批评中国画不合现实的理论，姑不管它。就中国画的本身而论，它的缺陷实在太多。不过这里所谓缺陷，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是说画的本身早已僵化了，布局、运笔、设色……等技法的动作，也成了牢不可破的定程。我们很明了，若是画家的脑子没有死守着传统的方法的话，恐怕谁都有极度的烦闷，谁都有想改革的念头。然而结果似乎太惨，虽千年来的潜势力，还整个笼罩了画家的心，束缚得使你动也不能动。中国画的不进步，说明了又没有多大希奇。

就取材上说，文人画是“消极”的，“颓废”的，“老”的，“无”的，“隐逸”的，“悲观”的。它是中国士大夫狭义的人生观，譬如在政治上玩得腻了，看看——或者画画——这种东西刺激刺激，博一个风雅的名儿。我们想想，今日的中国，是什么时代？是什么环境？若把艺术从“伦理”“道德”上看，这种制作，是否有继续发扬的必要？况且这种大理石似的公式，许多年来没有人打得破，发扬也终究是一句似是而非的空话。

中国绘画，无论如何是有改进的急迫需要。

载第34期（1937年7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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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傅抱石《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一文中的第一节。

谈严范孙

／徐一士／

“少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向道青春难便老，岂知白发急催人！两番失马翻徼悻，甘载悬车得隐沦。从此长辞复何恨，九原相待几交亲！”此天津严范孙（修）自挽诗也。严氏卒于己巳正月（民国十八年），寿七十，遗命不发讣，不收礼。玩味此诗，亦可相见其天怀澹定情致卓越矣。

严氏壬午（光绪八年）领乡荐，时年二十三，翌年癸未连捷成进士，入翰林。甲午（光绪二十年）以翰林院编修督学贵州，课士有声，任满回京，值戊戌政变，乞假归里。致力兴学，绩著誉隆。袁世凯督直隶，举新政，稔其学识，深相引重，癸卯（光绪三十年）以“经术湛深，通达时事”奏保，赏五品卿衔。翌年甲辰，奏准充学校司总办，于直隶教育事宜，多所擘画，世凯益钦重之。翌年乙巳，中央设学部，为全国教育行政最高机关，以荣庆为尚书，熙瑛为左侍郎，赏严氏三品京堂，命署右侍郎。其得此峻擢，亦由世凯论荐，政府兼采物望也。（后真除，并署左侍郎。沈祖宪、吴闿生为世凯所编《容庵弟子记》，于光绪三十二年内云：“是岁改学务大臣为学部，行省皆设提学使，专筦学务。公既荐举京堂严修入为学部侍郎，因胪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按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虽三十二年丙午四月事，而学部之设，既严氏之简署学部侍郎，则三十一年乙巳十一月事也。）在部以勤敏笃实称，为当时卿贰中之表表者。戊申（光绪三十四年），两宫殂逝，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罢斥世凯（时官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严氏旋亦引疾辞职返津，仍以办学为事，孜孜罔懈，于开通民智，造就人才，瘁心力以赴之，不更置身政界，而以教育家终。其事业如南开大学等，长为国人所称道。（卒后，天津学界开追悼会，陈宝泉报告其苦心兴学之历史时，当场有痛哭者。）

世凯与严氏善，累加保荐，其戊申突被放逐，几遭不测，一时朝士大为震怖，向日以宫保厚我相夸者，率避亲袁之嫌，送行者寥寥。严氏送至车站，申倦倦之意，并抗疏论罢袁之非，继遂引退，具见对世凯之风义，而因之世亦颇以袁党目之。然辛亥革命军起，清廷复起用世凯，使入京组阁，授以魁柄，袁阁阁员发表，度支大臣一席属之严氏，严坚辞不就。迨国体变更，世凯以大总统当国，屡邀相助，授参政院参政，并劝任教育总长，亦概予谢却，介然自持，胸有成竹，世凯无如之何，是岂能以袁党论哉？立身自有本末，圊非势位所能转移也。

戊戌维新，诏举经济特科，从上年丁酉严氏在贵州学政任所奏请也。会政变而停止。（郭则淫《旧德述闻》卷五，述其父曾炘事有云：“戊戌新政举经济特科，值政变而罢。庚子后，东朝欲以新政收人望，严范孙督黔学，后以为请，乃命京官三品以上，外官督抚学政，各举所知，以应廷试。文安公时以裁缺通政使权少司空，疏举五人，严范孙修、杨子勤钟羲、张坚白鸣岐、叶揆初景揆、林畏庐纾也。范孙时官编修，旋超擢侍郎。……”叙次稍失。严氏请举特科，实丁酉年在黔将任满时所奏，戊戌正月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议复获允。至庚子后，严氏早已任满离黔，在籍办学，并未“复以为请”也。曾炘曾于经济特科旧事重提时举严，亦征荐贤之雅，至严之超擢，自以世凯之力为多。此次特科，系于癸卯举行考试，严未应考。）大学士徐桐壬午顺天乡试、癸未会试均以礼部尚书充正考官，两为严氏座师，时方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守旧派领袖，以严氏建议经济特科，且讲新学，经李端棻荐举，大恶之，摒诸门墙之外。严氏之乞假归里，盖亦所以避其锋也。自挽诗“两番失马翻徼俸”句，一盖指以忤桐去官而不罹庚子之祸，其一则似指解侍郎职而得洁身于清末自亡之局也。

癸未会试，张之万以刑部尚书为副考官，严卷其所取定也。之万在闱中，忽文兴大发，就首题“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自撰一篇，甚得意，欲广其传，而京闱（会试及顺天乡试）闱墨素无刊载考官拟作之例，乃将严氏此篇易以己作刊布之。此为张二陵君所谈，谓闻诸座师定成（壬寅河南乡试正考官，亦癸未进士）者。

江庸《趋庭随笔》有云：“清季……王大臣中亦多喜延揽新进，惟严范生师之爱士，出于至诚，然事权不属，不能尽如其意。”又有述及严氏者二则如下：

民国元年，天津初设审判厅，某民事案件，传严范生[孙]师作证人，推事书记官皆来自田间，不知师为何许人。师至审判厅，证人室已无隙地，师鹄立廊下二小时。嗣厅长至，见师，亟肃入客室。师不入，曰：“吾来作证人，非拜客也。”或谓师不必赴厅作证人，师曰：“作证人乃国民义务，审判厅初设，吾不可不为之倡也。”

余光绪三十二年归国，三十四年始应学部留学生考试，汉文题为“巫臣使吴教吴乘车战阵遂通吴于上国”，……此次国文卷中，亦有至可笑者。某君文中有“古之所谓车者，非今日之人力车马车欤”二句，场中资为谈助，为严范生[孙]师所闻。写榜时，范师适过其处，问专门司司长王君九：“人力车马车卷及第否？”答曰：“列优等。”师曰：“不可，不可！”言毕而去。于是专门师互商严侍郎以为不可者。或谓：“置诸优等不可耳，如核减其分数，降至中等，当无异言。”君九力持不可，谓：“主试襄校已出场，专门司无核减分数之权。”其论甚正，无以难之，而又别无解决之法，于是去其文凭分数，专以试题各门所得分数平均之。不料核算结果，某君竞至下第。盖是年考试，学部内定以文凭分数与各门平均分数以二除之为及格分数，某君在外国某私立大学毕业，其文凭分数为百分，平均分数只四十余分即优等，去其文凭分数，故不能及格也。范师后曾语余：当时云“不可，不可”，并无深意，不过闻其竟列优等，不免惊讶耳；而某君竟因此落第，深为歉仄。

第一则可见严氏平民之风度，守法之精神，雅量高致，洵堪矜式群伦。第二则所云，其过在学部专门司，因误会堂官之一语，而使例可及格之考生落第，严氏本无所容心也。（八十分以上为最优等，七十分以上为优等，六十分以上为中等，犹今之言甲、乙、丙等也。不及六十分，便为不及格。所谓文凭分数，系按其肄业原校而定其次第，于西洋定分较多，某君既百分，当是西洋留学生。）

周桂笙《新庵随笔》卷上有云：

严侍郎某，未达时，本一介寒唆，既而成进士，入词林，然翰苑清苦，冰衔虽贵，究不足为温饱需也。未几，乞假归里，无所聊赖，乃构一书舍，招集旧时生徒，以为讲习之所。旋闻政府有奖励学堂之举，乃乘机以开办学堂当自乡里蒙学为始基之说进，且以自立之小学附陈于当道焉。其办学之费，初仅津钱五十千文；京津故事以制钱五百为一千，故核其实数，仅得二十五千文而已。禀既上，门稿见之，疑其有误，以为此区区者胡足以办一学堂，遽援笔为之增一撇于“十”字之上，改为五千千文。豪奴眼光，固百倍寒唆。时直督方亟亟谋办学堂，而以款无所出为虑，阅禀大喜，以为绅之能为己助也，遽为专折入告，得旨赏四品京堂，于是人咸知其为通达学务之人矣。旋得补某部堂官，未几遂擢升斯职。故知其事者皆目之为一撇侍郎云。

此严侍郎某，所指自无他人，实想入非非之奇怪传闻也。费额竟可由门稿改五十千为五千千，儿戏之谈，可以喷饭。严氏亦未尝赏四品京堂。各部于侍郎之下，不知更有何堂官。（“京津故事以制钱五百文为一千”，亦未谛。此种以一为二之钱数，虽称曰京钱，而北京实以一百文为一千，乃以一为十也。）斯固无足深论，录供噱助而已。

沃丘仲子（费行简）《当代名人小传》传严氏于“教育家”之首，文云：

字范孙，天津人，清丙戌进士，授编修，甲午简任贵州学政，屡上疏请废制艺，复蕲开经济特科，定天算舆地诸艺学岁举法。德宗嘉之。戊戌政变，乞休去。辛丑至日本考察学务，归国，袁世凯延主直隶学务。其时北洋大学及诸专门学，皆所经始，以绩晋五品卿衔，复私立中小各学，称南开学校。已，学部成立，以世凯援引，超授学部右侍郎。宣统初乞病退，仍主持顺直教育。辛亥世凯组织内阁，授学部大臣，不起，为议和代表之一。入民国，曾被推为财政总长，亦辞弗出。袁氏促之力，乃藉辞赴欧美各国考察以避之。既还，伏处乡郡，不入京师。袁氏诸子，若克定、克文，皆其弟子，世凯亦视为畏友。其组织天津自治，修赞助力为多。以澹于荣利，故屡辞簪绂，然亦未尝自标高尚。居今之世，犹艾丛之芝兰矣。

品评甚为允当；所叙事实，亦足资参证。（间有失考处，如谓系丙戌进士及辛亥世凯组阁授学部大臣。）

范老与吾家有旧。民十六年于报端见吾兄凌霄汉阁主人笔记，以为系先艺甫兄所撰，即作函寄王小隐君转致，有“三十年阔别，亟思一接清光，敢请以尊址开示。如在津门，便拟即日上谒；或在都下，亦得时修笺札，藉领教言。公其许之乎？不胜企望之至”等语。凌霄与书相告，得其复书谓：“前因凌霄汉阁笔墨与艺甫兄相类，证诸友人王仁安，尤以为然。仁安亦艺兄旧交，且曾在大梁共事者也。弟识艺兄在戊戌政变以前，虽相聚不久，而情意相浃。今隔三十年，忽复得见其近著，不禁欣喜欲狂，而不虞竟有误也。读来札，知艺兄作古已将十年，使人怅惘。贵昆玉中，砚甫兄、莹甫兄皆吾同馆，莹兄又同官学部，而先后下世，今闻艺兄亦已仙去，何以为怀！犹喜群季惠连，尚有人在也。……倘念旧，许我纳交，则前者误寄之函，即作为进见之贽可也”云云，肫怀可见。以后更有书札往还。翌年，范老曾至北京，与凌霄晤谈甚欢。卒前一星期，犹自津以《庚子西狩丛谈》（刘煜笔述吴永谈话）一部相赠，盖病中见此书，以其可供纪述旧事之参考，遂即致送也。深情尤可念已。（先二伯父子静公，戊戌在礼部侍郎任以赞新政罹党祸下狱，庚子被释后，隐于杭州。范老官学部侍郎时，先莹甫兄以翰林院编修充学部学制调查局局长，范老语及拟与顺直京官合词请起用，先莹兄以父意婉辞而止。事虽作罢，其意良厚也。）

上稿付邮后，更考之，张之洞丁未（光绪三十三年）以大学士内召，直枢廷，兼管学部事务，在部与严氏相引重。己酉（宣统元年）八月，之洞卒，严氏（已补左侍郎）慨其时朝政之不可为，教育措施亦益难，旋乃引疾解职，差距袁世凯之去，将一年矣，非与世凯同退也。（于罢袁时，虽尝上疏论之，见地非由阿私，界限固自分明。）其挽之洞腾云：“重任似陈文恭，好古似阮文达，爱才如命似胡文忠，若言通变宜民，闳识尤超前哲上；使蜀有輶轩语，督鄂有劝学篇，余事作诗有广雅集，尚冀读书论世，后贤善体我公心。”

载第35期（1937年8月5日出版）

王国维

／何鹏／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生于清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十月二十九日，浙江海宁人。追源溯本的说，却是从河南开封迁去的。因为北宋时，他的先祖王圭、王光祖、王禀，三世皆死国难。到了宋室南渡的时候，禀的儿子王荀、王薿二人，都扈从高宗南下，于是王氏一族便长久的迁居在海宁了。他的高曾祖及祖父，都是清朝的国学生，父亲乃誉是绘画的，能仿钱叔美的作品。后值洪杨之乱，乃从事商业了。四岁时，母亲即死，靠祖姑母范氏抚育。以他的读书环境看来，实不能算怎么好，他的所有成就，完全是靠自己努力的。儿时便好学，据《三十自序》里说：

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之书，晚自垫归，每泛览焉。

这时他仅有十一岁（赵万里考证），真令我们要惊异了。自序又说：

十六岁时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

这时他已考取了秀才，很热心科名，对于读书仍可以说是盲目的。

十七岁这一年，正是清光绪二十年，有名的中日战争爆发了，在政治方面，固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学术界也有一个转变，便是“新学”产生了。一班人多从古书堆里惊醒，知道要救那封（建）残余的社会，非接受西洋文明不可。他也是这种倾向的人中之一。但是家里的经济困难，不能到外方去读书。其后又两次应乡试，皆不中，未免“居恒怏怏”（自序）了。

当他二十二岁的时候，钱塘汪康年正设《时务报》于上海，同学许默斋便荐他去做书记。第二年，恰巧罗振玉在上海办农学社，造译东西各国农学书报。以乏译才，乃以私资创立东方文学社。他便在每天午后三时往学社听讲，因为有一次在同学的扇头上，写下了“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的诗句，被罗氏看了，大加赏识。昔在《人间世》三十九期看到龙峨精灵写的《观堂别传》，其中关于他的受知于罗氏也有一段话说及，然而完全错误了，现在抄在这里：

先生早年即负文名，……家境甚寒，三十几岁时，罗雪堂先生在上海办农报馆，先生同乡许某荐他去当校对，进馆以后许某又嫉才抑制他。一天雪堂到馆极早，听见有人在读《庄子》，音节苍凉，大奇。一看原来是这位校对先生，于是和先生谈了一会，先生又献其平日所为文章，雪堂先生大加赏识，静安从此遂受业为罗门弟子。

这简直是“乱扯一天星”[1]了。

在一九〇一年，八国联军之役告平，报馆已倒闭，罗氏方做南洋公学监督，便劝他出国深造，在南洋公学东文班官费留学生中补了他的名字。他于是入了东京物理学校，因为数学不好转入宏文书院。后来为了害脚气病，便在第二年夏回国了。回国后，即在南洋公学做事，身体常不健，人生问题，终朝盘旋在他那忧郁的脑海中，便渐渐的向哲学中求慰藉了。但他有的是锐利的判断力，灵敏的感受性，和丰富的情感，所以叔本华、尼采是他的知友，系统的哲学并不是他的擅长。这也就是使他四次读康德才读得下的原故。

三十一岁时，这一年他最不幸，继母死了，夫人也死了：而时局又呈现一种不安的态度，于是他对于哲学已渐感厌倦，而移其情趣于文学方面了。自序里说：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爱。余知其理，而余又爱其误谬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三年中最大之烦闷也。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因为是中国人，当然不忘情于中国的东西，他所致力的便是中国的词曲。于是有名的《人间词话》便在这时产生了。其中如论“境界”一义，实出前人之所未发。他说：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他如气象自然之论，皆甚精彩也。

笛卡儿的第三道德规则：“是常常征服我自己，不要征服命运。要改变我们的欲望，不是改变世界的秩序，并且大概要使我相信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没有一件东西能在我们的范围以内。”某一种天才的意志活动，便是对于政治和社会动乱的退避。于是辛亥革命使他从文学的感情活动，走向经史的理智活动了。“他在少年时厌恶的儒家学说和思想，现在又妥协了。他在少年时倾慕的西洋文化，壮年时致力的哲学文学，也完全焚弃，闭口不谈了”。[2]试看他送日人狩野的诗说：

我亦半生若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
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

当时他研究的经史范围很大，凡甲骨文、经书的注疏、古代的典章文物、元代的史学和西北的地理等，皆无一不精。所作《殷周制度论》及《流沙坠简考释》诸书，义据精深，实近世经史学的名著。在这时期中，他冀求的是安定，他想压伏他的内心的冲突。然而在民国十五年中国又起了第二次革命，并且这次革命的光景与辛亥大不相同，辛亥不过是资产阶级之要求民主意义的革命，这次革命却是农工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他们的主张是相同的，他们的口号是相同的，凡是社会上复杂的意识都要排除，尤其是一班所谓“遗老”者也，虽不敢反抗革命，至少是不赞成革命，更为他们所深恶的。所以革命军一到长沙，叶德辉是被杀了，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他是震恐的不得了，以为祸难若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便在十六年五月初三这一天，在北京颐和园自沉了。留下了这几句遗嘱：“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那种着重于制伏自己的倔强之态，依然跃于纸上。

载第31期（1937年6月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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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徽俗语，其说乱如天星之意。

2 李长之：《长之文学论集》。

吴宓：学者而兼绅士

／温源宁／

吴先生跟世上什么人都不像：一次见面，一世也忘不了。有些人总得介绍一百回，而到了一百零一回上，还得要介绍。他们的面孔，是那么平凡；没有风度，没有“那个”，不过是平常的张三李四。但吴先生的面孔却是千金不易，简直奇特到了漫画的地步。一个脑袋像颗炸弹，而且也像炸弹有爆发可能，颜色苍白憔悴，头毛发颇有蔓延全脸之势，但因每早大刮一次，所以总还很守范围。配着高耸的颧骨和瘪下去的腮巴，外加一双瞪着人像两颗熊熊的煤球的眼睛——这一切安在一条比别人长出一半的颈脖上；底下是一个瘦削的身躯，结实僵硬得有如一根铁棒。

脑袋老是昂起，脊梁挺得像印模，吴先生简直是威严的化身。他很以自己的学问为得意，他的朋友则因在他身上发见了一位不多见的性情中人，同样的以为得意。从不卑鄙，总是渴望对一切人都有利，老是受着朋友和敌人两下的误解。对别人的品格与能力有点过于轻信，而对于外界对他个人的批评又太敏感，吴先生无论跟自己或者跟世界皆从没有和解的时候：虽不精神错乱，却是发狂似的苦干着。尽管极其崇拜歌德，他可决不会达到“Ohne Hast Ohne Rast”（不急不休）的境界，正如那说“Io fei giubbetto adelle mie case”（我给自己将自己的屋子变成绞台——但丁语）的人永不会达到温雅的境界。

世上有许多人从不知道什么叫年轻，吴先生便是一个。实际不满四十，（编者按：他今年已四十多了。）他看上去却像在三十岁至一百岁之间。他批评别人总是很宽和，对自己则铁面无私。身为“圣门之徒”的他，不折不扣的暗示了我们什么样才是一个“儒者”。庄重，把人生看得认真而且有点过于严肃，态度亦“方正”亦刚直，他却是最不难交接的一个人。

吴先生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此外截至今年（民二十三）为止，他又是《学衡》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主编者。

凡教书人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吴先生一应俱备，就是少了一样激发的劲儿。他守时有如一只钟，跨进讲堂就老牛拉磨似的讲起来。遇着要引证的时候，别人多半打开原文照念一通，他可不管那原文多长，都给记熟。无论解释什么一个问题，他无不像一位教练官那样有头有尾，“第一点什么”，“第二点什么”。乏味，也许是；然而从不空洞。有的教师什么都说到，但没有自己的话，他不是那一伙。他说的话里面总有点儿意思：那也许是错的，但至少不是胡吹。他对于任何问题从不瞻前顾后，老是嘭的一脚就踩上去。换句话说，他从不怕委身于某一种见解。论到事实，尤其是该向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籍里去寻查的事实，吴先生是无懈可击的。你只能在鉴赏或解释等问题上使劲挑他的眼儿。在这些方面，吴先生就现出了他的弱点但这种弱点并非由于糊涂，或缺少真诚：这种天然附着在他见地上的弱点，乃是人文主义者——而且是白璧德人文主义者——的短处。像吴先生这样的人，竟让自己上了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圈套，实在是一件憾事。就因为这个，所以他的见解全给染上了它的色彩。伦理跟艺术可怜闹得分不开家。往往你弄得莫名其妙，捞不清他是在谈一个文学问题呢，还是道德问题。

在编辑人的立场上，凡胡适博士反对的东西，吴先生全都赞成。他在几年前所发起创办的《学衡》，目的即在反抗白话运动，极力主张做古文。那回的仗是打输了，但那股劲儿却够悲壮。还有一事，其悲壮也不亚于此，就是吴先生在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竭力要使中国文学界对西洋文学的“史实”发生兴趣，而撇掉它的架势和行头。是的，除去极少的特例而外，所有中国的青年作家大都决意挑取西洋文学的架势和行头，而把史实抛开了不管。史实、年代、学问：这些东西是那么寡味，那么费劲。如今人所需要的乃是随波逐流，过着水面上飘着什么就拾起什么——道孙（Dowson）、波特莱耳（Baudelaire）、梵乐希（Valéry）、薇姬上亚·乌尔芙（Virginia Woolf）、阿尔德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等，以至于无穷。在现代中国文坛上，傻头傻脑的，像吴先生那样，倡言荷马、味吉耳、但丁和密尔顿值得研究，是只有自讨没趣的。

一个悲剧的而且寂寞的人物！还有使吴先生的情形更为悲剧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全盘误解。他自认是一个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兼古典主义者：然而论其气质，他却澈头澈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吴先生自己是那么正直，那么诚笃，别人个个都看到这一点，他自己却莫名其妙！他的景仰拜伦是尽人皆知。他还模仿郤尔德·霍洛德（Childe Harold）的体裁写过一首很长的中国诗。这是一宗矛盾，然而这矛盾苦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

无论什么时候想到吴先生，我总想到他那苦笑，他在清华的那几间整齐、干净、朴素的屋子，还有那挂着窗幔的窗户外的一片秾丽的野色。这也许只是我的幻想，可是我常常以为他的生活中一定可以少一点烦恼，他的笑颜里少一点苦味，如果他肯把窗户上的幔子一齐除下，多看一点屋子外面的东西，或者更进一步，把自己投到屋外那秾丽的野色里去。

倪受民译，载第21期（1937年2月20日出版）

周作人：铁与温雅

／温源宁／

举止沉静得像一只耗子，说话老是低声小气，走起路来几乎像个老太婆，周先生同时却有一种超然不群的气度——是冷酷呢，还是有礼貌的轻视？——把人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津津然以旁观者的态度去看他们。他在应对仪节上的那份谦和，正是拦阻人跟他过份亲热的一道屏障。他笑时，或者不如说他现出有声的笑容时，那枪弹形的脑袋的上下点动，是招呼你向他推心置腹，但不可以随意胡闹。我们想像不出能有谁敢对他摆架子。第一次跟他见面时总归是肃然起敬：在敌人方面，这敬意变为畏惧；在朋友方面，则产生一种亲切，亦友爱亦温和，然而诚恳——可决不！

周先生读书见客的那间书房，正是他本人一个丝毫不爽的写照。停停当当，每件东西都放得挺合适，任哪儿看不着一粒灰尘。墙壁和地板显着一种日本风的纤巧。一派饶有风致的精纯，桌、椅或陈设无不恰到好处。这儿那儿刚好有这么几个坐垫，给屋子里添上一种闲适的情味。再呢，就是书！多整齐的藏在玻璃橱子里，而且是多精贵的一锅“杂脍”呵——从论性心理的书到论希腊宗教的书，中文的、日文的、英文的、希腊文的，弥漫在满屋子里的是一团静穆好学的空气，强烈的暗示着消磨于读书以及谈论人物书籍上的优游岁月。

周先生的住宅远在北平繁华中心之外，因此过访者不甚踊跃，然而真的过访的几个人，主人总是欢迎的：他们不是老朋友，就是常来找他想在写作上得一点特殊指示，或只是随意谈谈的几个热诚的景仰者。十有八回，开口的是客人，听着的是周先生。话是用幽幽然的调子说着。没有议论，所以就没有雄辩。话头左一弯右一弯，说到这说到那——只是软软的撩一下，便荡开去落在别的上：任什么也不许独占春光，以至于变成争论的对象。热情是没有地位的，所有的只是对于一切事物的清明无私的好奇的烛照。

世界在周先生的眼中是何等平凡渺小呵！在他的文章里，那些使人类互相成为生死冤家的大问题他是敬而远之的。他爱读的都是小事情，使我对这罗刹世界发生亲切之感的“琐细，无名，想不起的事儿”。从这里便产出了他那种温柔可爱的小品文手法——不是带着公开法庭味的、语势铿锵的麦考莱型，而是含着不经意所以动人的唯我论的、情调幽静的伊利亚型。周先生的小品文最像朋友间的闲谈，给洗炼得入了化境。他有那宗绝技，能将一个人生活中的无聊琐事化作淡奇的闲话，他是由“腐臭”而臻“神奇”。在他那极人间味的园地里，瓢儿菜的魔力比蔷薇花大。读了他的文章，我们几乎确信苍蝇的有趣有时真能超过思索什么天道、先知、意志与命运——固定的命运，自由的意志，绝对的先知。

周先生还有一面我们不可忘记。他身体里有多量的铁。那毛刷式的胡子下的两片紧咬着的嘴唇，便暗示着果断。他不大高兴管闲事，可是一旦高了兴，谁拦了他的路该谁倒霉！但看他对付北平女子学院院长经利彬吧，那劲儿够多利落，漂亮！周先生在一切实际事业上的成功秘诀，恐怕是在于他明了自己所要的是什么，并且——更要紧的——晓得自己能力的限度。逢到开什么会议，他说话很少，但他说的全到家——这是因为一切事都先盘算好，而且没有游移。从不大惊小怪，总是没事人一般。他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人你听他潇洒自在他固然开心，但前面有了风暴的时候他也照样开心。

风暴！提起这两个字我们就想到海，提起海就想到船。命运的播弄真是奇巧，小品文家的周先生从前竟是一个海军学校学生！但实在讲起来，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还有什么比一艘乘风破浪的铁甲舰更温雅的呢？是的，周先生在这一点上正像一艘铁甲舰：他有铁的温雅！

倪受民译，载第17期（1936年11月5日出版）

袁宏毅先生希涛

／白蕉／

平生风义兼师友，温饱无求独数君。
破帽敝裘勤一世，惟知损己利人群。
津门携手方倾盖，燕市推襟各履冰。
一线生机兴教育，清流党祸弭甘陵。
卅年奔走空皮骨，桑梓安危未息肩。
禹墨骈胝儒澹泊，祗赢两字谥乡贤。
环球阅遍尽师资，一病弥留不及私。
今日盖棺方论定，九京可作更谁归！

上面所录是吴门张仲老（一麟）挽袁观澜先生的诗。所谓“清流党祸”云云，是说袁观老长教次时适逢筹安之变，教育界无请愿，亦无被陷者，为士论所推服的一回事。

袁老先生是于民国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作古的，至今将跨着七个年头。他的一生事业，都在教育文化方面。关于那种材料，自有许多记载，足资参考，举目如下：《袁观澜先生事略》；《宝山袁观澜先生墓表》（张一麟撰）；《袁宏毅墓志铭》（沈恩孚撰）；《袁观澜先生像赞》（黄炎培撰有略传）；《宝山袁观澜先生赴告》；《袁观澜先生研究材料》（江苏省地方教育第八区指导分区辅导丛刊第三种，上海中学实验小学编印）；《中国评论》（China Critic）第三卷第四十七期，潘光旦先生的《The late Mr．Yuan chi-Tao》；其他各报记载关于他的事件约三四十篇。

“破帽敝裘勤一世，惟知损己利人群。……禹墨胼胝儒澹泊”，张仲老的这三句诗，真是够写出一个袁先生的。

袁观老先生在我的记忆中可算是最难忘记的一个。不但是我，以最小的范围讲，至今在鸿英图书馆（即从前的人文图书馆）的老同事方面，对他老先生的印象都很深刻：不时要说起他，并且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他亲切的回忆，与表示万分的敬爱。

果然，他老先生年纪虽大——六十多岁，但精神矍铄，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在现代青年人壮年人里几乎难能去找到的。他主持人文图书馆，一天工作到晚，不见他有一些倦容。

在我走进人文图书馆之先，由黄任老（炎培）的介绍，初次和他老先生会面。他的形貌很魁梧，性情很温和，尤其是健谈。——但他高大的声音中带一点“雌音”。那一个晚上一点多钟的谈话，我便好像读了一本也有文学批评、也有历史考据、非常有趣的书。

他根本是一个有趣味的人。花白的胡须，是长得长长的，非常之美。他绝不是“道学先生”那样使人讨厌，正相反的使人敬爱。他也没有一般人做过什么的一种“身分”的恶俗气味。他办事并不笃责人家，但人家都很勤勉。

“歇歇罢！……你太辛苦了！……休息休息！……动动！”当他自己休息的时候，他常对旁人如此说。

“以身作则”、“人格感化”，这是他老先生的办事精神与其效果所在。

记得有一次在中华职业学校的职工教育馆听胡适之先生的演讲，在求学的题目中论到精博两个字，他讲出专务博而不务精的弊，和精而不博的缺点；最后，他喊出做学问的西洋老口号：“为学欲如金字塔，欲能广大欲能高！”袁老先生的学问，真是广博，而且是“高”的。这或者说是不可能的，但是看吧，某次，有一位什么专家来看他，他老先生谈话一起劲，又滔滔不绝起来，对那种学问，有质对的话，有发表个人意见的话；可是那位什么专家也者，好像一个不胜任的数学教授，在黑板上非常迟钝地算着他的公式。——当然啰，我不敢唐突那位专家，也许他的口才是欠缺的。

他老先生是那样健谈，所以我便爱不时去请教他，甚至故意借着一些因头去发问：因为虽然我的问题是在这一点，而他一开了话匣子，除把那一点交代得清清楚楚之外，在那问题的四面八方，可以听到许多许多。

讲到旅行的事，他老先生是高兴不过的。因为说起“白相”是最喜欢的事。随着他便讲起他游历五岳的故事了，指手画脚，豪兴还“不可一世”。到头来，他感喟地说：“现在是不成功了，可是还可以爬爬小山。”他笑着捋捋胡须继续说：“我白相五岳，都曾经‘登峰造极’，并且都测量过，也还都考查过地质，各种化石也曾带回了几箱，那时寄存在龙门师范，后来我去拿回，好的都失掉了，现在我家里还有几块呢。”他顿了一顿又说：“唔，游山独怕落雨。不过有时也很有趣，在高山上往往看见半山以下正在下着雨，半山上正太阳灿烂。山岭上的云，也非常有趣，一次我在山上古庙歇着，天色似乎有些不好，云跟着风，常常在大殿里跑出跑进，好像很忙。”

下一天，他便拿来了五岳游记给我看，我很感到趣味地读了一遍。在那游记里有载着衡山的一处石洞里佛牙的话；因此，在奉还那本书的时候，我就即问他：“游记里面你目睹的佛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他笑着说：“哪里是佛牙，那是古代巨兽的牙，我看是象牙啦！（我记得他这样说。）这不待是个生物学家便知道的。那些烧香磕头的人们也真可好笑，他们不想想佛也是人，要是佛嘴里长着那样大的象牙，还不骇死人！”他讲得我们都笑了。

不知为了什么，偶然谈起了拍照。过了几日，他老先生欣欣然拿来了三本摄影集和一个显微镜给我们看。那里一张一张都拍得很好，谁料也是他老先生一手照的呢！

摄影集里许多是国外的照片——那是他老先生任教育次长时期内到外国去考察教育时摄的，他跑过十八国。——我们看的时候，他站在我们的后面也看。有些没有注明的是什么地方的照片，我便问他这是哪里，这又是哪里，他便详为指点，这是剑桥大学的园里，这是巴黎的什么名胜地方。接着又讲了欧美各大学里的校风，老同学捉弄新同学的陋习等等，交关有趣。后来看了一张云岗石窟的照片，他说：“呵！这里的石刻真不得了，这里像胡蜂窠一样的小洞洞里，是无千无万的佛像呵！看得见么？非拿显微镜来照怕不行吧？”他又接下说：“可惜我们东方的伟大的雕刻艺术，我们古代的佛教艺术，政府不知保存，以致土人常常偷佛头去卖给东西洋人，现在已损坏了许多。壮严慈悲的佛爷，谁知到了现在也要杀头！”

文墨应酬，他老先生自然是免不了，但大都是请人家代的。“我的早年很喜欢弄诗古文，后来便放弃了。字是写不来的。人家要我做，我总请别人，最后常请某君，后来某君也常代我的，现在请你了。”他有一次要我题一位篆刻家的印谱，他这样说着，又交代了这个人如何如何，是某某的学生，接下去说：“你是内家，两首绝诗好了，算是我做的。”自然我无从推辞，而且正好趁此请教。记得有一次写对，他交代馆工磨好了墨，对我说：“白蕉先生，又要请你写副对。”因为马上要送出，所以立刻就写，他看着我写。那时候我不大写对，尤其是怕写裱好的对。那天写了四个字，就出乱子，原来是中间丢掉了一个字。我不由得“啊呀”了一声，他老先生说：“不要紧，不要紧，有法子想，你顿一顿。”他捋了一会胡须，把句子更动一下，总算写成了。那时我的心里真急，因为那家喜事人家，在一小时以后就要举行婚礼的，再去买一副也来不及了。这都是七年以前的事。

观老的心地非常仁厚，当然，这也不待一个精相术的人而后知道的。他每晚回家的时候，命馆工去叫人力车，他总是先说好，到哪里，几个钱；可是有时馆工把车叫来了，对他说明车钱，原来比他所说的要少，他笑嘻嘻说：“你们倒给我做人家呀，哈哈哈。”实际，他坐人力车，下车时，总还是多给几个钱的。

他时常还喜欢走路，走得很快，不望野眼，一直向前一冲一冲的。所以在路上，我们看见他，他不大会看见我们。他多呛，那是“老毛病”，但于健康好像并无关系。每天早上到社，在门外就可听见他的呛声。“袁老先生来了！”同事们不约而同的大家会这样说。

他大概不知道世间有“享用”两个字，无论是于衣食住行的哪一方面，都是俭朴之至，但对于告贷的人，总是尽力帮助。虽然他并不是有钱的人。

在他去世的一年，在暑期中他去了徐公桥回来，说是在那边走路，一只脚蹴在一块石子上面，不知什么一蹩，走起路来就有些不便；果然，不多几天，脚上便发起湿病来，不能到社。在一个星期日，我去看他，一直走到楼上他的卧室。他一只脚用布扎着，卧在一张藤榻上。他跷着脚给我看，说现在已经好得多了。随着我们开始闲谈起来。他指着他的一张大床说：“这张床是四十多岁了，还是我那年结婚的时候备的。你不会猜得着价钱的，那付床架子只有三千六百文，那张棕垫只有三元大洋，一共在当时也不到十块钱；可是到现在一些也没有毛病，那棕垫至今也还绷绷硬的。——虽然中间我有几年出门不用。现在讲起来，自然很不时髦，几百块钱的铜床，当然要漂亮得多。并且拿现在‘阔太太’的一双袜子来说，我的大床还只够抵他的两只袜底呢！”他老先生又精神很好地讲下去说：“我嫁小女只化去二百块钱，娶媳的时候在北京，当时连来回路费总共四百块钱零一些。……”

袁老先生的死，闻者都很哀悼，照他素来强健的身体和矍铄的精神，大家都说还可活十几年。当时报上载着他老先生“身后萧条”，耳朵里也好像听到有人说他老先生当时“官”做得很大，为什么身后竟会“萧条”起来。这一点，也只好怪他老先生“谋己不工”，不会在做“大官”的时候好好弄点钱来涨些家当，为子孙万世之业；至少也可以住住洋房，坐坐汽车，以娱晚年了，何至于“身后萧条”得令人奇怪。上文所记，只是我的零零碎碎的回忆。至于他的一身事业和道德文章，自有专传，如上所举。

载第36期（1937年8月20日出版）

曼殊逸事

／温一如／

予昨访杨邠斋先生，谈曼殊逸史甚详，殊隽永有味，今拉杂记之。先生谓柳亚子为曼殊出专集，考定其为东瀛产，最真实。盖曼殊之母为日人，再醮苏某（粤人），曼殊则所谓“油瓶儿”也。顾曼殊虽出自日，而深恶日，居常非迫不得已，不作日语，其习尚，其学问，一一皆从吾国。唯然，故不知者，皆信为吾国种而不加疑也。曼殊虽亦善属诗文，要以作画为生平绝艺，着黑不多，清逸淡远，有倪云林之致。从不轻易落笔，虽极贫乏，只有鬻小说而未鬻画。据知友之推测，欲求之者，须资助其遨游名山大川，并伴以美人，始可着手。其代价固非世之鬻画者可比。在沪时，叶楚伧曾强其作画，后有同贵为部长之某君见猎心喜，邀之晚餐，席间求之，推却再四，而固嬲焉。曼殊不得已展纸而画，初绘枯木数株，继复画月，某君乐不可支。不料其后竟画巨绳一，绕月重重，令某君沮丧不置。其惜画不可屈，且滑稽突梯，有如此者。曼殊天资绝高，而极富情感，尤复天真烂漫，不知人间有欺诈事。癸丑后寄居民报社，党员中佯言孙总理，将有派其行刺之使命。曼殊戚然忧之，谓吾将何以任此？彷徨绕室，不知所可。继，人谓戏言耳，始为释然。又清季曾在沪寓刘申叔（光汉）家中。申叔一学者，而好作革命诗文，初触清廷之忌，端方网罗之，因有侦探嫌疑。党人在其隔墙凿洞开枪狙击，虽复未中，时曼殊在侧，固不知人之行刺也。其后又使人纵火烧屋，曼殊懵懵，犹复胼手胝足，搬运事物，泰然绝不为意。卜余年后，人告之始复恍然。（曼殊因文字与申叔亲，遂有诋毁之者；章太炎曾为文辩之，谓曼殊可诬，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袁世凯殁后，尝与同游西湖毕，曼殊以待友故须暂留杭，先生以英语问其囊中存钱几许？答云：“温打拉。”（一元）其窘可笑。及去时，曼殊送车，汽笛一声，其颜色立变；真所谓黯然销魂者也。又尝在东京寓于居觉生家，觉生以其长于英语，曾掌教于安徽中学，因令其女公子从之学。有一次因在友人处饱啖疾困，女公子央其教读，曼殊性至柔，不予深拒；睡眼朦胧中，但悄谓吾惫矣，无能教也。其女公子坚请，不获已强起教之，书不终篇，而泪涔涔下。盖伤心人，别有怀抱，每枨触即发，匪一次而已。觉生察其隐，乃不复强。曼殊倜傥不羁，孙总理亦厚视之。一次廖仲恺发党员费用，拟吝不予；以谓曼殊尝学陆军，胡不与戎事，而颓废若此。嗣为总理所闻，卒令与之。又曼殊言动，不假矫揉，自然诙诡；每令人捧腹解颐，有东方淳于之风。性嗜雪茄，初抵东京时，一日囊空，至敲落金齿，付质以买吸之。每于批欧美小说中，有雪茄者，辄批云：“雪茄！又是雪茄！”若有余羡者。尝见先生之公子，不修边幅，和服反衽，笑其为名士派。曾不白知其名士派，国度越寻常也。偶有所蓄，便谓若炸弹在囊，必速去之始快。某次有由沪寄到稿费三百元，乃大请其客，往往请及先生，则已成尾声矣。但偶观其日记账中，则又记数明晰，不遗锱铢，真谓贤者不可测也。曼殊性虽浪漫，好作挟邪游，但见人之眷属，则又正襟危坐，谨愿一如道学先生。有新婚夫妇，邀同访友，乃竟羞涩，甚于新妇，见者皆为匿笑。又其人言行均极忠厚。但评露漱格兰传，则特尖酸刻薄，有金圣叹之风，迥不类其为人。其行径奇突，往往有如此出人意表者。曼殊每至沪，出必御最华丽而马雄骏之车。一日同赴酒肆就餐，问其马车，日价若干？曰：八元。先生谓吾人雇车，日仅三元，君胡此昂？则曰：非此类也。盖以华贵为乐也。件好着西服，并甚讲究。尝在天蟾舞台看戏，隔座为前清财阀某眷属，艳装盛服，备极豪奢。吸水烟，吹灰屑落于曼殊外衣上，乃夷然置之，任其延烧，盖以为不宜拂美人之意也。又不知何处得一女郎邮片，乃故夸扬，作一《碧迦女郎小传》，并乞友题诗张之，俨若有其事者。不如其实一空中楼阁，了无踪影也。（此稿底仍存先生处。）先生原存有其遗札二三十事，惜不知藏庋何处，迄未寻得，大抵多属清逸之作。如其西湖来札云：“此时满湖烟雨，正思足下也。”又一函云：“状美人得密发虚鬟，亭亭玉立八字”，以为极难。所为书，虽素未临池，但好作绝细蝇头小字，亦颇娟秀有书卷气。曼殊素患胃病，其致死之因，固为失恋，亦半由于伤心过度，不重调摄，见物辄食，致成慢性自杀。常见其饱食一餐，便卧病数日，友好劝之，终不能禁，洵可惜也。先生言已，并出示曼殊小照，旁题蝇头小字：“三月二十六日栾弘造幻影以寄邝十一惠州”，系用钢笔所写，姿态柔活，如毛笔书。复自以钢笔在目上加画一眼镜框，并连以脚，细逾丝发，真妙人妙笔也。

民国计五年六月廿六日稿

载第12期（1936年8月20日出版）

曼殊零墨

／陆丹林／

苏曼殊雅言逸行，海内传诵；而其绘画，别树一格，哀冷绝伦，益为友好所珍玩。丁未（民国纪元前五年），何震为曼殊编印画谱，其母河合氏撰序，文首冠以七绝一首云：

月离中天云逐风，雁影凄凉落照中；（吾儿画此景独多）
我望东海寄归信，儿到灵山第几重？（儿尝作灵山振衲图）

并谓“吾儿少不聪明，兼多疾病，性癖爱画，且好远游……”云云。章太炎（炳麟）亦有序文，末段则云：“今者曼殊上人善作山水，其弟子何震，集其画稿，付之印人。余愿上人他日证无生果，亦如舍利、目连二师，则是画亦一缘起已。”

何震，别号志剑，为刘申叔（师培）之夫人。从曼殊画谱自序，可知其对于国画之见解，序云：

曼殊遗画

……及至今人，多忽略于形象，故画焉而不解为何物，或专事临摹，苟且自安，而诩诩自矜者有焉。明李流芳曰：“余画无师承，又不喜规摹古人，虽或仿之，然求其似，了不可得。”夫学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谓也。子久、仲圭学董、巨，元镇学荆、关，彦敬学二米，亦成其为元镇、子久、仲圭、彦敬而已，何必如今之临摹古人者哉？衲三至扶桑，一省慈母，山河秀丽，寂相盈眸。尔时何震搜衲画，将付梨枣。顾衲经钵飘零，尘劳行脚，所绘十不一存，但此残山水若干帧，属衲序之。嗟夫！汉画之衰久矣，今何子留意于斯，迹彼心情，别有怀抱。然而亡国留痕，夫孰过而问者？

民六七之交，蔡哲夫（守）搜集曼殊画件若干，由李印泉（根源）斥资刊行。不久，即已绝版。后则萧纫秋（萱）编印《曼殊遗迹》一册，举凡画稿、杂记、签名、名刺、戏墨，以及袈裟、戒牒、遗物，纷然杂陈。纫秋与曼殊投分颇深，曼殊遗画，亦以纫秋所藏为最多，乃集曼殊画稿，装潢成卷，时相把玩。章太炎为之题跋云：

元瑛画，已有为付印者（按即指李印泉），此又其平时粉本也。笔墨精妙，虽草草者亦见之。其间亦有不可解者。至画叶尔羌城，素所未到，不知何自得之，殆亦乾闼婆之类欤！

杨沧白（庶堪）亦有题跋一则如下：

曼殊与余交亟亲，风迹微疏。其于纫秋，则相与××于晨夕者：曼殊为人若嫛婗，纫秋则犹其慈姆；若处子，纫秋则犹其保阿。曼殊尝举纫秋告余，以为温柔敦厚，余笑颔之。以是两人，益相依为命。曼殊能诗善属文，通英梵文字，即绘事妙天下，牛鼠鸡鹜之橅，皆天机盎然。其山水乃超轶绝尘，萧寥有世外致。居平不屑为人役，虽搞饿不以片缣求鬻，世尤以此矜视之。曼殊死，搜其遗藁略无一存，其游故尝举以为深惜大嗛。越年而纫秋皆得之，若天哀怜此两人交谊，而特聚于其所好者。纫秋以余视曼殊不恶，贻两纸，皆精妙，绝等伦，余则稽以装池自秘玩。此轴殆其都辑也。曼殊行信和天研，其遗墨长留人间。言挽近画僧者必归之。纫秋亦曰：曼殊盖世之伤心人也，独其画不类。观其出离尘壒之表，翛然脱而不滞郁灵气，荡清氛，而未始有测其端压，此亦天地之至逸也。

纫秋与曼殊之友爱狎习，及曼殊之画风，亦可于此跋见之矣。

杨沧白、柳亚子（弃疾）虽与曼殊相善，所存曼殊墨迹，以书翰为多，绘画尚付阙如。纫秋即检山水人物三帧，赠与沧白，花卉山水各一帧赠与亚子，亦红粉赠佳人，宝剑赠烈士之意，宜乎得者珍重供养矣。

纫秋送画与沧白，每帧均附跋语，其一云：

庚中秋，沧白来海上，余出曼殊画稿相示，沧白欲得其一二。沧白，曼殊之友。沧白平生之待曼殊，与曼殊之视沧白，余非不知之，余又何可以辞！因以此轴，并曼殊造象归之沧白，于是曼殊长逝已三年矣。

其二云：

故人曼殊，自幼为沙门，善绘事，而时喜绘沙门，此其粉本也，为余所得六之一。余既以曼殊青峰江上图归沧白，今益以此，沧白莫恨曼殊不可复作，以此时用展对，自恍若与曼殊相见如平生。孔北海虎贲同座，莫能如是亲切也。又曼殊此种绘事，犹之司马相如、扬子云自为传，后之揽者，亦可于图画意趣中识曼殊耳。

沧白得画，睹物思人，万感交集，并将旧作挽曼殊诗两首书于画幅之上，“以志感于无穷”。

亚子得纫秋所贻曼殊遗画两帧，装成手卷，卷首有刘季平（三）题“曼殊零墨”四字。廖梦醒女士（仲恺之女）为之跋云：

民三四年间，梦醒侍父母居日本东京，屡见曼殊大师于居觉生先生处，大师每出囊中糖果见畀，时梦醒尚在髫龄也。忽忽二十年，大师墓有宿草，先父亦殉国已久。梦醒遭逢诧傺，国仇家难，尤有难言之恫。顷亚子先生出大师遗墨见示，重话旧缘，为之唏嘘不置，爰志数语于后。

汪精卫（兆铭）先生题跋云：

两三年前，余于坊间购得亚子我兄所纂《曼殊全集》，浏览再三，深叹亚子能殚其精力，以传死友。世之欲知曼殊真相者，舍此书莫属也。今更得观此零缣断简，手泽宛然，为之神往不已。

曩年曼殊怛化沪上，身后萧条，无以为殓，得汪氏佽助，始得安葬于西湖孤山。而《曼殊全集》，则由亚子广勤搜求，整理审订，前后卜余年，务期详尽，不忘死友，风义炳然，宜汪氏题辞，辄为述及也。

余以亚子之嘱，曾题二十字于卷末云：“曼殊虽怛化，遗墨存天然。亚子宝其画，岂徒在流连。”信手写来，聊以志个人之倾佩云耳。

载第13期（1936年9月5日出版）

徐凌霄

／阿苏／

在北平来今雨轩的一个婚典中，我遇着凌霄汉阁主，他那顶破而且旧的毡帽，布满汗渍油泥。恐怕在参与婚礼中任何一顶帽子，找不出比它更旧、或者相似的一顶了。似乎这些油渍，可以代表他生活史上的创痕，而且互相辉映。我向他挤挤眼，他也向我挤挤眼，我俩作会心一笑。

他投身记者生涯二十年，因此，他是具有记者风度，和蔼而严肃，敏捷而冷静。况在北平居甚久，已深具北平性质。那“京腔”才说的流利呢！

本来北平人喜欢从平淡里求奇趣，这种通个性，北平人谓之“够味儿”。阁主的生活便很够味儿。他每逢庙会，总喜欢到护国寺溜溜。沿着太平仓至护国寺街的甬道旁，有许多小骨董商，阁主即是这里的主顾。他虽好骨董，却不讲求什么周鼎夏彝汉瓦唐砖之类，却是佛品为多。他有次买了一方贵州教育厅木印，于是报界得知登载出来，其后经阁主考据所得，起而辟谣，此印乃因作假文凭而讹刻，实属赝品。他亦深感兴趣。

他虽是老记者，文章亦作的甚多，但他没有什么集子出版，最近管翼贤才劝他整理，他允许给《实报》写点东西，以便将来另行刊印。《实报》虽是小型报纸，在北平报里销路最畅，如周知堂、沈从文、许兴凯、陶希圣等，均有专稿。阁主文章，也如其人，看来虽似平淡无奇，但细细咀嚼，却有晚明风韵。诗亦一派清丽，很少堆砌痕迹。但他谈诗，却推重散原老人，而微词于樊（樊山）易（实甫）。

阁主能戏曲，且对于曲律有许多辩正，近代研究中国戏剧史者，颇不乏人，可惜多不精腔调，仅作纸上功夫。阁主好处，即在自己可以奏唱。

他不特有一顶破帽子，还有，还有一件破大氅，袖口子已经磨破了，那绒质的毛头已然没有，露出一缕一缕的麻包质，阁主穿之怡然。招待外宾的盛大宴会中，阁主尝穿此衣列席，但他却是风头最健而且发言甚多的一位，因他具有机警辩才，与敏捷的思想，不失为记者的身份。

他能利用黑眼镜掩去他的眼光，那奕奕的眼神，带出精明、敏捷与严肃——不过，他能利用黑眼镜掩去他的眼光表情，不易测到他眼神的尖锐，至少会觉得阁主是慈祥极了。

他健谈，但不及时事，他的谈料，却是一些不关要紧的闲话，且以戏剧为多。阁主说话甚慢，这许是北平味口罢。他有时要想想才肯答复，正因他是个记者，而且是个老记者。他是一个饱尝世味的人了，他经过许多的辛苦与艰难，现在月入稿费虽丰，但家累亦甚重，文墨究竟是潦倒生涯啊！

他有点饮食不时，起居无节，喜昼眠，他是过惯了记者生活，写稿常在夜里。有时也藉文字来消遣，因此，他的作风，无意中带了幽默意味。他笔名很多，有时用“凌”，有时用“霄”，又有时用“老汉”，但因“老汉”这笔名引起一幕趣剧，他的老友老太婆提出质问了，他说：“老太婆守寡十年，何来野汉子，敢称老汉？”于是阁主向之要求同居。他过着枯槁的文字生活，不得不在这里求调剂，他便以幽默对之了。

他面貌清瘦，不似老太婆之丰满，更没有半点麻子，在《国闻周报》的凌霄一士随笔，乃是与他弟弟徐一士合撰，一士的文风，比他又有不同。他是记者的遗老了，远生、飘萍、白水、公振，死的七零八落，我们的徐凌霄，还是依然，啊！一位记者的遗老啊！

老太婆：即许兴凯，主北平《晨报》妇女园地时，用此笔名。

载第34期（1937年7月20日出版）

“说书”

／叶圣陶[1]／

因为我是苏州人，望道先生要我谈谈苏州的“说书”。我从七八岁的时候起，私塾里放了学，常常跟着父亲去“听书”。到十三岁进了学校才间断，这几年间听的“书”真不少。“小书”像《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像《三国志》、《金台传》、《水浒英烈》，都不止听了一遍，最多的到三遍四遍。但是现在差不多忘记干净了，不要说“书”里的情节，就是几个主要人物的姓名也说不齐全了。

“小书”说的是才子佳人，“大书”说的是江湖好汉跟历史故事，这是大概的区别。“小书”在表白里夹着唱词，唱的时候说书人弹着三弦；如果是两个人，另有一个人就弹琵琶或者打铜丝琴。“大书”没有唱词，完全是表白。说“大书”的那把黑纸扇比较说“小书”的更为有用，几乎是一切“道具”的代替品，李逵手里的板斧、赵子龙手里的长枪、胡大海手托的千斤石、诸葛亮不离手的鹅毛扇，都是那把黑纸扇。

说“小书”的唱唱词据说依“中州韵”的，实际上十之八九是方音，往往ㄣㄥ不分，“真”“庚”同韵。唱的调子有两派：一派叫做“马调”，一派叫做“俞调”。“马调”质朴，“俞调”宛转；“马调”容易听清楚，“俞调”抑扬太多，唱得不好，把字音变了，就听不明白。“俞调”又比较是女性的，说书的如果是中年以上的人，勉强逼紧了喉咙，发出撕裂似的声音来，真叫人坐立不安，满身肉麻。

“小书”要说得细腻。《珍珠塔》里的陈翠娥私自把珍珠塔赠给方卿，不便明言，只说是干点心。她从闺房里取了珍珠塔走到楼梯边，心思不定，下了几级又回上去，上去了又跨下来，这样上下有好多回；后来把珍珠塔交到方卿手里了，再三叮嘱，叫他在路上要当心这干点心。这些情节在名手都有好几天可以说。于是听从异常兴奋，互相提示说，“看今天陈小姐下不下楼梯，”或者说，“看今天叮嘱完了没有”。

“大书”比较“小书”尤其着重表演。说书人坐在椅子上，前面是一张半桌，偶然站起来，也不很容易回旋，可是同戏子上了戏台一样，交战，打擂台，都要把双方的姿势做给人家看。据内行家的意见，这些动作要做得沉着老到，一丝不乱，才是真工夫。说到这等情节自然很吃力，所以这等情节也就是“大书”的关子。譬如听水浒，前十天半个月就传说“明天该是景阳冈打虎了”，但是过了十天半个月，还只说到武松醉醺醺跑上冈子去。

说“大书”的又有一声“咆头”，算是了不得的“力作”。那是非常之长的喊叫，舌头打着滚，声音从宏大转到尖锐，又从尖锐转到奔放，有本领的喊起来，大概占到一两分钟的时间：算是勇夫发威时候的吼声。张飞喝断灞陵桥就是这么一声“咆头”，听众听到了“咆头”，散出书场去还觉得津津有味。

无论“小书”和“大书”，说起来都有“表”跟“白”的分别。“表”是用说书人的口气叙述；“白”是说书人代书中人说话。所以“表”的部分只是说书人自己的声口，而“白”的部分必须起角色，生旦净丑男女老少，各如书中人的身分。起角色的时候，大概贴旦丑角之类仍旧用苏白，正角色就得说“中州韵”，那就是“苏州人说官话”了。

说书并不专说书中的事，往往在可以旁生枝节的地方加入许多“穿插”。“穿插”的来源无非《笑林广记》之类，能够自出心裁编排一两个“穿插”的自然是能手了。关于性的笑话最受听众欢迎，所以这类的“穿插”差不多每回可以听到。最后的警句说了出来之后，满堂听众个个哈哈大笑，一时阖不拢嘴来。

书场设在茶馆里。除了苏州城里，各乡镇的茶馆也有书场。也不止苏州一地，大概整个吴方言区全是这种说书人的说教地。这直到如今还是如此。听众是所谓士绅以及商人，以及小部分的工人、农人。从前女人不上茶馆听书，现在可不同了。他们在书场里欣赏说书人的艺术，同时得到种种的人生经验：公子小姐的恋爱方式，何用式的阴谋诡诈，君师主义的社会观，因果报应的伦理观，江湖好汉的大块分金，大碗吃肉，超自然力的宰制人间，无法抵抗……也说不尽这许多，总之，那些人生经验是非现代的。

现在，书场又设到无线电播音室里去了。听众不用上茶馆，只要旋转那“开关”，就可以听到叮叮咚咚的弦索声或者海瑞华大师等人的一声长嗽。非现代的人生经验却利用了现代的利器来传播，这真是时代的讽刺。

载第1卷第2期（1934年10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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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署名“圣陶”。

书生的一周间

／赵景深／

蛰存来访，以《夏之一周间》这个题目来征之予喜欢写写文章的人之中的一个我。我想，平时糊里糊涂的过着刻板忙碌、空虚的生活，现在要我记下来，可真有些感到惭愧了。《一周间》，李白金斯基以这个题目写了夺回县城的大举。我在这一周间能够做些什么事呢？说老实话，大约也只有到了时候就办公，有了间暇就译书了。转来转去，总脱不出书斋。圣陶也常叹息，文学有什么用呢？这些问题且不去想它，书生总归是书生，且在这谈话会中插几句嘴吧！

七月十四日

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热，与前两天差不多，人好像是被投在火炉里似的，虽是有一点风，这风也很热。上午只译了一首史梯文生的《海盗的故事》，这是《儿童的诗园》里的一篇，我预备在最近把这本书用韵文译完，供给中国的孩子们阅览。

午后我正在校阅冰心的《姑姑》（《黄皮小丛书》之一，内收冰心最近的小说《姑姑》、《第一次宴会》、《三年》和《分》这四篇），蛰存就来了。他一来，我的精神就振作起来；差不多每次如此。他扬着浓眉，大声的说着，（大声拜嘉，浓眉奉壁——编者戏注）随时都像是演说似的——你可以说他写过《追》，绝想不到他会写《上元灯》。他那说话的爽快，所含有饱满的生命力，常使我羡慕不置。不看别的，只看他所编的《现代》，排列的新颖，真是一点也不含糊！图书印到边端，每面旁边的粗黑线，都是别致而又美观的地方。他要我写这正在写着的文章。我说：“今天是星期四，到下星期五恰好过了一周，我就从今天起，每天记一点，到时候再奉上吧。”

他走后我再校冰心《姑姑》的样稿。《姑姑》写儿童的初恋，柔和而又妩媚，在这一集中我最爱这一篇。《分》的含义，颇似安徒生的《There is a Differen's》以初生的小儿（大约就是最近《良友》上所登的）为主人公，假设他所看见的医院里的不平等。以写实主义的尺来量，这篇是不合理的，没有真实性的；若说冰心作风的改变，大约这一篇算是最明显了；粗一点说，可以说是“从写实的到象征的”。《第一次宴会》虽被人认为是风格的转变，我则以为写恋爱并不怎样浓重，基调仍是母亲的爱，大约可以算作《南归》的姊妹篇吧！

看《大公报》上《文学副刊》内冯文炳的悼秋心。按，秋心即梁遇春。他在我所主编的《现代文学》（一九三〇）上常写文章，可惜我至今还不曾与他通信，留下一个宝贵的笔迹和友谊，我结婚时他送我的照片银架，倒仍放在我的妻子的梳妆台上，里面插了我们俩合照的照片，但他竟以二十七岁的年纪罹猩红热死了。

晚间又译了一首史绨文生。

七月十五日

上午和晚间译完格林的《三条细绿枝》和《猫鼠同居》。

午后看穆时英的《油布》，备编《青年界》二卷四号之用。这篇写的是搪瓷的工人，极为逼真，文字亦极流利。大约写工人至少有两种型：一种是沉郁的，宛转于自己的命运而不能自己，终至于怏怏而死；一种是愉快的，竭力的作光明的奋斗，轰轰烈烈的而死。穆先生的这一篇，是介乎二者之间的。再者这篇若给舒月先生看见，也许要说作者是受了《水浒》中杨志押解生辰纲这一段的影响了。在我看来，只就这篇《油布》而言，则作者也许受了一点柴霍甫的影响。

七月十六日

译格林的《剪边萝》并写《后记》一篇，完成《格林童话全集》第七集《鹅女》；全部共约二十集。

晚间与妻子以及小峰夫妇等游兆丰公园。兆丰公园我曾去过几次，但夜游却还是第一次。因为今晚的月亮将圆，又是星期六，所以才动了我们的游兴。我们在一个池边的楼上坐了许久，又在草地的椅子上坐了一会。草地对面的两株黑魃魃的大树好像两个人的侧面剪影，正在那里鼻子对鼻子的谈天。月亮底下的云好像一个穿山甲，可惜这穿山甲是白色的。草地旁的一排树作倾斜势，这也许是由于Perspective View之故了。月亮旁的云稀疏如扯松的棉，星也很疏。林兰说：“明天要更加热了，星这样的少！”

七月十七日

与小峰应大杰约去看他。书呆子见了书就爱，我观览了他的一橱精装的英文和日文书。差不多著名作家的英译如屠格涅甫、托尔斯泰、高尔基、柴霍甫、刘易士等，他都藏了不少，日文的要籍为《近代剧大系》。

大杰、小峰、周宪文和我打了十二圈麻将。午餐时大杰杀鸡以飨，大快朵颐。午后虽热不可当，但大杰夫妇的殷勤招待是极可感的。大杰的大儿子五岁，我的长生六岁，看起来他的儿子却比长生要结实壮健些，也大些似的。

七月十八日

天气热极了，头昏脑涨，除了规定时间的办公以外，只是吃西瓜，谈闲天，没有什么可记的。

七月十九日

陈子展抱了一堆《疆邨丛书》和《宋六十名家词》还来，我知道他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已经写完宋词的部分了。

译格林的《一只眼两只眼与三只眼》，只成四页。我是在忆念着幼时的读的孙毓修的童话《三姊妹》的心情中译下来的。

七月二十日

胡云翼从长沙到上海来，这半年他想在上海从事著述。拟编的有《中国文学家评传》和《中国词史大纲》，前者拟著录纯文学家七八十人，文章家亦在屏弃之列，惟兼能诗文如韩柳等者则亦录之。

妻中暑，发热。我在家中陪她，除校阅书局中稿件外，还译了几首《儿童的诗园》。这以前我曾全译过，后来我拿给徐志摩师看，他觉得没有韵不大好。现在我就用韵文来重译，已成三十余首，可是志摩师已不及见了。我用韵都根据赵元任的《国音新诗韵》，我的诗集《荷花》最后一些首也有完全根据这本书的韵的。

载《现代》1卷5期（1932年9月出版）

明年又是什么年呢？

／陈望道[1]／

有人统计，今年新出版的定期刊，大约有四百多种——即新增了十倍左右，于是所谓“杂志年”，当真名不虚传。

然而“杂志年”尚未过完——还差一个月方始“功行圆满”的当儿，就听得纷纷传说，明年将见大批杂志停刊。似乎“杂志年”这一名儿本身上就不大吉利似的，先就“预言”了杂志的兴旺不过一“年”。如果传言而成事实，无论如何是出版界的不幸罢？

将要停刊的，是些什么性质的“杂志”呢？虽则人言藉藉，有凭有据似的，此时倒也不好“有闻必录”。只知道其中有文艺性的，也有一般的读物。为什么要停刊呢？据说是：“不景气”，“难办”。本来在“杂志年”这一名儿刚刚出现的当儿，就有人以为“杂志”之所以风行，倒并不是为的读者骤然加多，而是要办杂志的人骤然加多；这又有许多“原因”，而其中之一是书店老板见得出书难，只好将资本运用到定期刊物方面。为什么“出书难”呢？当然“原因”又很多的，其中之一据说是读者的钱袋不像从前那样饱满了——这一句话，应当加以补充，就是读者的钱袋不饱满，读者的求知欲却比前发达，读者对于从“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种种方面的疑问也比从前多得多了，因而读者想以少许的代价换取多量的各方面的知识，希望他脑袋中的无量数的问号在一本刊物里就得到若干答案，于是觉得“杂志”是较合于他们的条件。

这一个解释如果还算对，那么，“杂志年”之所以造成，无论由出版家方面看，或者由读者方面看，都可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而这中间的原因现在可得而说的，就是“不景气”。这是出版界——或者“杂志年”的一个矛盾。因有这矛盾，也许“杂志年”终于只能成为“一年的热度”了。但看最近新出版的努力想以“低级趣味”吸收一些读者，我们不妨说“杂志年”已到了“强弩之末”，大有撕破了“发扬文化”那冠冕堂皇的招牌的神气了。

其实今年一年的出版界也可以说是“古书翻印年”或“预约年”。我们看：《古今图书集成》、《二十五史》、《二十六史》、各省《通志》、《佩文韵府》、《十通》、《洋装四部备要》——莫非同时是古书而又预约。预约书最多的书店，一家就有七八种。翻印古书，未有像今年之盛者。所以然的“原因”照例是不少的；归根一句话，“出书难”而不出书又开什么书店，于是只好逃到古书里混一下。仍旧是为的市场“不景气”罢了。这句话说出来是要叫提倡“复古”的先生们扫兴的，但实际情形却如此。

“不景气”是因为多数读者的钱袋瘦瘪了，并不是穷了就不想读书；反之，因为愈穷愈加感到问题多，愈加要求解答。古书不能给他们答案，“杂志”也不能。精神上饥渴的人们需要新鲜活泼的食粮。出版家何尝见不及此，何尝不想做这一票生意，可是出书难的现在，生意难做极了。没有把握的生意，谁也不敢轻于尝试；此所以今年又是“古书年”，又是“预约年”。

明年又是什么年呢？没有人能够预言。所可预言者，知识饥荒的人们还是不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而出版家还是觉得无法打开“不景气”——那么明年也不妨说是“尴尬年”！

载第1卷第7期（1934年12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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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署名“一介”。

《南堂诗钞》的禁诗

／周作人／

偶然得到两本清初的诗集。我说偶然，因为诗我是不大懂的，平常诗集除了搜集同乡著作之外就不买，所以这两本的确可以说是偶然得来的，虽然亦自各有其因缘。其一是吴景旭的《南山堂自订诗》四卷。吴景旭字旦生，著有《历代诗话》八十卷，刻入嘉业堂的“吴兴先哲遗[丛]书”中，是我所喜欢的一种书，这回看见他的诗也想拿来一读。书无序跋，目录也撕去了一半，疑心它不全。查诗话刘承斡跋只云“有南山自订诗”，也不说卷数，到后来拆开重订，乃见后书面的里边有字两行，左云：“《南山堂白订诗》，下册六卷至十卷佚阙。”右云：“旦生公遗著，裔孙永敬识。”盖估人作弊，将书面反折改装，假充完全，却不知即使是残本不佞也会要也。但此册实止四卷，或者下册当是五至十，亦未可知。集中所收诗自顺治己丑至康熙甲辰，凡十六年，卷四有《五十二偶作》，时为壬寅，案当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刘跋亦称其为明诸生，其诗却极少遗老气。辛丑有《喜光儿得赐探花》一诗可知，唯时有放恣，或平易处亦觉得可喜。卷一《䈒泥行》上半云：

一溪小雨直如发，尖头艓子长竿揭；
凭将两腕翕复张，形模蛤蚧相箝镊。
载归取次壅桑间，平铺滑汰孩子跣。

卷三有诗题云：“己亥闻警，雉侯下令荷戈戍城上，家贫无兵械，因销一花小锄为刃，作长句伤之。”诗并不佳，故不录，但只此一题也就够有意思了。

其二是方贞观的《南堂诗钞》六卷。这诗集是全的，前有李可淳序，又乾隆戊午汪廷璋序，盖即是刻书的那一年。方贞观是方苞的从弟，方苞的诗极恶劣，谢枚如在赌棋山庄笔记中曾大加以贬斥。贞观所作却大不相同，如李序所说，宛转沉痛，言短意长，及后更益造平淡近自然。各卷卷首皆题“方贞观诗集”，唯卷三则日“方贞观卷葹集”，有小引云：

癸巳之岁，建亥之月，奉诏隶归旗籍。官牒夕至，行人朝发，仓卒北向，吏役驱逐，转徙流离，别入版籍。瞻望乡国，莫知所处，先陇弃遣，亲知永隔，行动羁，存没异乡。呜呼哀哉，岂复有言！而景物关会，时序往复，每不能自已。始乎去国，迄于京华，其呜咽不成声者去之，存若干首，命曰《卷葹集》，庾信所谓其心实伤者也。后之君子尚其读而悲之。康熙五十八年四月望，贞观记。

案方望溪集后附苏惇元编年谱，在雍正元年癸卯条下有记事云：

先是滇游纪闻案，先生近支族人皆隶汉军，至是肆赦，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细。

自癸巳至癸卯，贞观盖隶旗籍者满十年，《卷葹集》一卷即此十年中所作，所云宛转沉痛的诗多在此中，殆哀而至于伤矣。这是我们说他哀伤，若是从上头说来何尝不是怨怼，那么就情罪甚重了。如卷三第一首《别故山》有云：

衰门自多故，怀璧究何人！

《出宗阳》云：

生逢击壤世，不得守耕桑。

《泊牛渚》云：

生男愿有室，生女愿有家。
缅彼尧舜心，岂曰此念奢。
我亦忝蒸黎，何至成浮槎。

《欲暮》云：

岂有声名如郭解，自知肥白愧张苍。

《望见京城》云：

独有覆盆盆下客，无缘举目见青天。

《寄家书》云：

余生不作大刀梦，到死难明破镜由。

但是最重要的还应该举出那第三首《登舟感怀》来，其词云：

山林食人有豺虎，江湖射影多含沙。
未闻十年不出户，咄嗟腐蠹成修蛇。
吾宗秉道十七世，雕虫奚足矜搜爬。
岂知道旁自得罪，城门殃火来无涯。
破巢自昔少完卵，焚林岂辨根与芽。
举族驱作北飞鸟，弃捐陇墓如浮苴。
日暮登舟别亲故，长风飒飒吹芦花。
语音渐异故乡远，回头止见江天霞。
呜呼赋命合漂泊，磐砧变化成虚槎。
杀身只在南山豆，伏机顷刻铏坑瓜。
古今祸福非意料，文网何须说永嘉。
君不见，乌衣巷里屠沽宅，原是当时王谢家。

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二《秋笳集》下批语有云：

特其自知罪重谴轻，甘心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怨怼君上之意，犹为可谅。

今贞观诗怨甚矣，不但坚称冤枉，以杨恽自拟，还拿了秦始皇坑儒来比，岂不是肆口诽谤乎？我取出禁书总目来一查，“我找着了”！《南堂诗钞》的的确确收在里边。我很高兴我的眼力不差，假如去做一名检查官大可胜任愉快也。

卷六有一篇诗题云：“乾隆戊午冬中三日，余马齿六十矣”，可以知道方贞观是生于康熙十八年己未，三十五岁隶旗籍，四十五岁放免，五十八岁被征博学鸿词，谢老病不赴。关于这件事有一首妙诗，题云：

部牒复至，备见敦迫，终不能赴，再寄孙公。
纁币与安车，吾闻其语矣，书传半真伪，窃恐未必尔。
今者符檄来，汹汹吏如鬼，幸不见执缚，几为敦迫死。
家无应门童，我病杖乃起，老妇惊逾垣，问祸来所以。
敢希稽古荣，奚至捕盗比，寄言谢故人，铭心佩知己。
世不乏应刘，樗标何足齿，偃蹇负弓旌，免蹈虚声耻。

这里有意思的事，第一是博学鸿词敦迫的情形，大有锁拿沈石田的样子。其次是方君仍旧的那样大不敬，他描写吏如鬼之汹汹，还说窃恐未必尔的古代安车之类，真可以说幽默得很。

卷一《乡大水》一篇末云：

官家积谷如山丘，立法本为苍生谋。
便宜行事汲都尉，流亡愧俸韦苏州。
古来书传半真伪，两人未识诚有否？
杀人不问梃刃政，屠伯何须在录囚。

这书传半真伪的话可见早已用了，虽然是苏东坡恐本无杨雄的故典之转化，却用得很有力量。同一篇中又有云：

小民赋命本饿殍，熟亦不活奚灾伤！

这也比孟子的乐岁终身苦的话更说得辛辣，其区别盖因一是正言而一是逆说，此正是幽默之力也。

方君少年时盖颇有许行之徒的倾向，其《耕织词》云：

贫女不上机，宫中皆草衣；农夫不耕耔，侯王都饿死。
鸡鸣向田间，采桑朝露新；望望红日高，照见安眠人。

又《题古战图》云：

岂不畏锋镝，将军骄欲行。威尊身命贱，法重死生轻。
力尽□偏狡，天寒虏益横。谁非人子骨，千载暴边城。

（第五句第三字原缺。）即此诸诗可以见作者思想之一斑。在清朝，桐城派虽有名，不佞以为方氏之荣誉当不在苞而在贞观耳。

诗我都不大懂，上面所谈只是就诗中所有的意思，随意臧否，也不敢自以为是，并不真是谈诗。或恐有朋友疑心我谈诗破例，顺便说明一声。

廿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北平苦住庵

补记：《南山堂自订诗》十卷，现在知道嘉业堂有新刻本，在“吴兴先哲丛书”内，但在北平无从买得，不及补谈，只说明一声而已。四月廿七日记。

载第30期（1937年5月20日出版）

出版说明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对于所选的原文中一些并不符合当下汉语使用习惯和规范的用字、标点符号等未作改动，旨在尽量保留作品的原貌。但对于某些明显的文字和逻辑悖误，做了必要的修改。另有个别文字删节，恳请谅解。

本书收录文章的原著作权基本完成，因各种原因个别作者未能联系到，请著作权所有人及时与北京华文经典图书有限公司联系，敬奉样书及薄酬。

目录
chapter 1　大小文章
小品文和大品文　杨邨人

科学小品　周作人
大小文章　韩侍桁
读书与读人　刘大杰
“举一个例”　胡风
“京派”和“海派”　鲁迅
八股文　施蛰存
说本色之美　林语堂
广播之类　王任叔
批评与作家　韩侍桁
作家欲　林希隽
历史和历史　郭沫若

chapter 2　品书心得
关于批评　唐明

关于翻译　鲁迅
谈选文　纯上
关于文字狱史　周黎庵
谈读旧书　陈鍊青
论读报　周黎庵
论读书与谈话　陈辣青
小品文的危机　鲁迅
谈诗　郁达夫
谈杂文　聂绀弩
警句　徐懋庸
热与冷　茅盾
“幽默”的危险　徐荫祥

chapter 3　读书心得
论乌鸦　聂绀弩

旧诗新话　陈迩冬
毁去“人肉筵席”　吴琛
隔海问答　郭沫若
谈“阿金”像——鲁迅作品研外篇　孟超
“灰色人”——夜读偶记　邵荃麟
感慨前后　周木斋
“读史”偶感　一知
“可贵的一笔”补遗　周而复
颂朽　周木斋
文人与装鳖——又名《读〈论语〉》　姚雪垠
谈“本色的美”　江寄萍

chapter 4　杂论作品
关于《大明英烈传》　柳亚子

与又文先生论《逸经》　林语堂
复刊私语　夏衍
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　聂绀弩
宿草颂　夏衍
我的忏悔　阿英
胜利吉普和追车的人们——题画　秦似
一个人的受难　阿英
祝《野草》　林花
“彼可取而代也”　施蛰存
疯子种种　黄谷柳
望舒诗论　戴望舒

chapter 5　我的自辩
我的自辩　巴金

大水中　曹聚仁
在热波里喘息　郁达夫
一九三五——六　夏振黄
腌肉与不朽之作　杨藻章
不敢求甚解　杜宣
当心拆台　林默涵
食在广州　秦似
时代的束缚　韩侍桁
父亲奖　秦似
强奸妈妈之说　秦似

chapter 6　书刊寄语
发行人言　施蛰存

创刊释名　康嗣群
创刊宣言　施蛰存
有不为斋丛书序　林语堂
秋心遗著序　废名
《杨柳风》序　李长之
《三槐》序　俞平伯
《浮生六记》英译自序　林语堂
自序《屐痕处处》　郁达夫
野草（代发刊语）　秦似
《不惊人集》前记　徐懋庸

chapter 7　书店轶事
书店　蒲絫

巴黎的旧书摊　陆侃如
东京的旧书铺和旧书摊
红葫芦随笔（节录）　毕树棠
北平旧书肆　商鸿逵
藏书票之话　叶灵凤
北平的说书　闻国新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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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和大品文

／杨邨人／

以前有人将文学分为软性文学与硬性文学，现在既有小品文又有大品文，新文学运动的进展一日千里由此可知。有一位书店老板喟然而叹地说，现在生意不行啦！文学书就好比叫人吃点心，人们饭都没有得吃，哪里有钱去买点心？他又说，将文学书譬喻做点心还好，有人说那是装饰品，人们饭都没有得吃，装饰品更没人要哟。——书店老板虽然是在谈他的生意经而感慨言之，可是文学书竟至于变成装饰品也实在是近来的一种堕落的趋势，这且不在话下。文学书至于譬喻成为点心，可见已是食品之类，这于文学是精神上的食粮的话相近，那末由点心进一步作为充饥的大饼不是于人生更为有益？这样说来，所谓大品文就叫它大饼文也未始不可。但是小品文呢，就叫它——什么？真是难以作个譬喻了。小品文如果也叫它大饼，在实际上小品文重于轻描淡写，意在言外，比方幽默讽刺的文章，那是给人从发发松当中得到会心之妙，如果以食品譬喻起来就好比劳动以后上茶馆喝碗茶解解口渴，吃点糖食如胡豆糖糕之类伴着茶将疲劳舒服一下差不多。如果我这譬喻还不差远，那么，卖大饼的和卖茶的两家的生意并不冲突，而且乡下的茶馆也很多兼卖大饼的呢。

现在提倡小品文的作家似乎在和大品文开火，而对于小品文的非难者又似乎也在向小品文进攻，这种情势我个人看来都似乎有点近于——“那个”。就好比开茶馆的忘记了他也可以卖大饼，卖大饼的忘记了他亦可以手提一个茶罐兼卖茶给人解渴，在是乎两家的生意原不冲突而却相逢的时候发指眦裂彼此不能谅解。其实吃大饼的人固然很多，喝茶吃糖食的人也不能算少，如果认为开茶馆的人他的茶叶是发霉了的，他的糖食是隔夜发酸的，于顾客的卫生上有害的话，那么你一面卖大饼一面也卖好茶好胡豆就得了。顾客是有见识的，一定虽然一回受骗两回也就不愿领教了，又何必散布谰言打破人家的饭碗呢？再不然，好意地劝劝那茶馆老板注意顾客的卫生，他为了他的生意前途也一定会恍然大悟地接受了善人之言。

然而，话又得说回来，现在的小品文趋势所之一日千丈，已经大有重上象牙之塔钻入牛角尖的危机，小品文作家也大有山林隐士烟茶自娱的神气，这对于文化运动已经是漠不相关的堕落现象了。

载《现代》5卷1期（1934年5月出版）

科学小品

／周作人[1]／

二月底的某日，我刚寄出明信片给书店，要英国大威尔士编著的《生命之科学》，去年改订为分册的丛书，已出三册，这天就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代郭君寄赠的一册大书，打开看时原来即是《生命之科学》汉译本，此为第一册，即包含前三册分也。这是一件偶然凑巧的事，却觉得很有意思。译者弁言之二有云：

译者对于作者之原旨，科学之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是想十分忠实地体贴着的，特别是在第三化。原著实可以称为科学的文艺作品。译者对于原作者在文学修辞上的苦心是尽力保存着的，译文自始至终都是逐字移译，尽力在保存原文之风貌。但译者也没有忘记，他是在用中国文译书，所以他的译文同时是照顾着要在中国文字上带有文艺的性格。

这里所说关于原书的文艺价值与译文的忠实态度都很明了，我们可以不履多赘。我看原书第二分册第四章七节有讲轮虫的一段文章很有趣味，今借用郭君的译文于下：

轮虫类又是一门，是微小而结构高级的动物，大抵居于池沼、沟渠、湿地等处，对于有显微镜的人是一项快乐之源泉。

假如我们能够保留着感觉和视觉，缩小成一个活的原子而潜下水去，我们会参加进一个怎样惊异的世界哟！我们会发现这座仙国有最奇异的一些生物栖息着，那些生物有毛以备浮泳，有璐玭色的眼睛在颈上灼灼，有望远镜式的脚可以纳入体中，可以伸出去比身体长过数倍。这儿有些是系着锚的，系在脚趾所纺出的细丝上，又有些穿着玻璃的铠甲，猬集着犀利的针刺或装饰着龟甲形和波形的浮雕，迅速地浮过，更有固着在绿色的梗上就像一朵牵牛花，由眼不能见的力量把一道不间断的牺牲之流吸引进那开着的杯里，用深藏在体中的钩颚把它们咬碎致死。（赫贞与戈斯二氏在有趣的图谱《轮虫类》The Roofer：1886中如是说。）

轮虫类对于人没有益处，也没有害处，它们的好处几乎全在这显微镜下的美观上。

这可以够得上称为科学小品了罢。所谓科学小品不知到底是什么东西，据我想这总该是内容说科学而有文章之美者，若本是写文章而用了自然史的题材或以科学的人生观写文章，那似乎还只是文章罢了，别的头衔可以不必加上也。《生命之科学》的原作者是大小威尔士与小赫胥黎，其科学文学两方面的优长既是无可疑的了，译者又是专门研究近代医学的人，对于文艺亦有很大的成就，所以这书的译出殆可以说是鬼拿铁棒了。但是可惜排印有误，还有一件便是本子大，定价高，假如能分作三册，每册卖一元之谱，不但便于翻阅，就是为读者购买力计也有方便处。像现在这样即不佞如不蒙寄赠亦大抵未必能够见到也。

我不是弄科学的，但当作文章看过的书里有些却也是很好的科学小品，略早的有英国怀德的《色耳彭自然史》，其次是法国法布耳的《昆虫记》。这两部书在现今都已成为古典了，在中国知道的人也已很多，虽然还不见有可靠的译本，大约这事真太不容易，《自然史》在日本也终于未曾译出，《昆虫记》则译本已有三种了。此外我个人觉得喜欢的还有英国新近去世的汤木生（J．A．Thomson教授，他是动物学专门的，著作很多，我只有他最普通的五六种，其中两种最有意思，即《动物生活的秘密》与《自然史研究》。这还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刊行，又都是美国版，价钱很贵，装订也不好，现在背上金字都变黑了，黑得很难看，可是我仍旧看重它，有时拿出来翻翻，有时还想怎样翻译一点出来也好，看看那暗黑难看的金字真悔不早点译出几篇来。可是这是徒然。我在这里并不谦虚地说因为关于自然史的知识不够，实在乃是由于文章写不好，往往翻看一阵只得望洋兴叹地放下了。《动物生活的秘密》中共有短文四十篇，自动物生态以至进化遗传诸问题都有讲到，每篇才七八页，而谈得很简要精美，卷中如《贝壳崇拜》、《乳香与没药》、《乡间的声响》等文，至今想起还觉得可爱。《自然史研究》亦四十篇而篇幅更短，副题日《从著者作品中辑集的文选》，大约是特别给青年们读的吧，《动物生活的秘密》中也有八九篇收入，却是文句都改得更为简短了。话虽如此，要想译这节本亦仍不可能，只好终于割爱了去找别的，第二十一篇即第三分的第一篇题日《秋天》，内分六节，今抄取其关于落叶的一节于下：

最足以代表秋天的无过于落叶的悉索声了，它们生时是慈祥的，因为植物所有的财产都是它们之赐，在死时它们亦是美丽的。在死之前，它们把一切还给植物，一切它们所仅存的而亦值得存的东西。它们正如空屋，住人已经跑走了，临走时把好些家具毁了烧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除了那灶里的灰。但是自然总是那么豪爽的肯用关的，垂死的叶故有那样一个如字的所谓死灰之美。

第二十五篇是专谈落叶的，觉得有可以互相说明的地方，再抄几节也好：

但在将死之先，叶子把一切值存留的它们工作的残余都还给那长着它们的树身。有糖分和其他贵重物质从垂死的叶慢慢地流到树干去，在冬天的气息吹来以前。

那树叶子在将死时也与活着时同样地有用，渐渐变成空虚，只余剩废物了，在那贵重物质都退回防冬的库房的时候，便要真预备落下了。在叶柄的底下，平常是很韧很结实的，现在从里边长出一层柔软多汁的细胞来，积极地增加扩大成为一个弹簧椅垫，这就把叶子挤掉，或是使叶与枝的附着很是微少，一阵风来便很容易把那系联生死的桥折断了。这是一种很精良的外科，在手术未行之先已把创痕治好了的。

的确到现在那叶子是死了，只是空屋，一切器用门窗都拆卸了，差不多剩下的只有灶里的灰了。但是那些灰——多么华丽呀！黄的和橙色的，红的和紫的，绯的和赤的，那些枯叶发出种种色彩。它们变形了，在这死的一刹那，在秋阳的微光里。黄色大抵由于所谓叶绿这色素的分解，更深的颜色则由于特种色素的存在，这都是叶子的紧张的生活里的副产物或废物。

末了，叶子轻轻地从树上落下了，或是在风中宛转挣扎悉索作声，好像是不愿意离开似的，终于被强暴地拉下来滚在地上了。但是虽然年年失掉叶子，却并不因此而受什么损失，因为叶子褪色了，枯了落了，被茵类所霉化了，于是被蚯蚓埋到地下去，又靠了微生物的帮助，使它变成植物性的土壤，这里边便保育着来年的种子。

文章实在译不好，可是没有法子。假如我有自然史的广博的知识，觉得还不若自己来写可以更自在一点，不过写的自在是一问题，而能否这样的写得好又是另一问题，像《秋天》里的那一节，寥寥五句，能够将科学与诗调和地写出，可以说是一篇《落叶赞》，却又不是四库的那一部文选所能找得出的，真是难能希有也。我们摇笔想写出此种文章来。正如画过几笔墨梅的文士要去临摹文艺复兴的名画还该免动尊手。莫怪灭自己的威风，我们如想有点科学小品看看，还得暂时往外国去借。说也奇怪，中国文人大都是信仰“文艺政策”的，最不高兴人家谈到苍蝇，以为无益于人心世道也，准此则落叶与蚯蚓与轮虫纵说得怎么好亦复何用，岂有人肯写或准写乎？中国在现今虽嚷嚷科学小品，其实终于只一名词，或一新招牌，如所谓卫生臭豆腐而已。

二十四年四月七日，北平

载《文饭小品》第4期（193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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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知堂”。

大小文章

／韩侍桁／

近来人们写文章，简直活像时髦女人穿衣服一样，时样翻新，千变万化。鲁迅先生说从前中国的文人不帮忙而帮闲，而我看现在的中国文人是既不帮忙也不帮闲，却在帮时髦了。如果是有心人的话，肯费剪报的工夫，就以三月五月为一期，出一本《时髦文学大全》，我想总不会缺乏材料的。

现在时髦的文章，是小文章；从三五百字到千八百字的，是到处欢迎。偶有一感，信笔写来，总可告成，这类文章，可以称为小品，称为随笔，称为漫感，称为素描，名目是多得很。

论理，我是不反对任何大大小小的文章的，因为写文章本来是和说话一样，有话多说，无话少说；没有话故意绕脖子固然不好，但有话非要咽下去一半不可，也究竟不是道理。但在事实上，现今写文章的人，写到恰到好处而便收笔的，确是少见，不绕则咽。

从前在小文章没有流行起来的时候，我时常有感于中国写文章的人的罗唆（啰唆），所以想写一篇《文章拉长法》来作为讽刺。文章而至罗唆（啰唆），虽然也许是因为写的人心中为了某种目的故意拉长的，但多半也许是因为那写的人根本就不是一个老手，不知剪裁，情有可原的。为了拯救这种缺点，而大家来提倡写小文章，或者也许是一种好的训练。但是事实又不然了，最近的小文章，无论是几百字的，也还是在那里绕脖子，起承转合翻来覆去地吃他的题目。从前被拉长的文章，虽然罗唆（啰唆），也还有点玩意儿，而现在的小文章，却连一点玩意儿也没有了，一看题目，便可了然，无需观看内容的。

但是，凡是流行的，后面总有理论跟着，于是我们的理论家们便大声疾呼：“小品文的时代到了！”当然，这理论中也有一套常人不可理解的思想在，但简而言之，那意思是说现代人的生活太忙碌了，没有工夫读长的东西。我想，若照这种理论与现今流行的小文章推论下去，也许再过几年，文人就不必写文章了，只要能写出一个题目就够，如果连看小题目就嫌费事的话，尽可装订几百页的白纸，想出一个很美丽很动人的书名，读者也就够过瘾的了。所以现在我是想提倡白纸无字的书。

载《现代》3卷3期（1933年7月出版）

读书与读人

／刘大杰／

萧伯讷说：现代教育的失败，只是教人读书（Reading books），可是最重要的，还是教人读人（Reading men）。这话极有意义。一天到晚在书本上弄来弄去，对于人生的体验完全忽视的时候，你在书本上得来的种种知识，会使你在实际的人生社会的路上落空的。现在多多少少的大学生，坐在课堂里，雄心地愉快地从明亮的玻璃窗望出去的人生社会，是一个多么光明的有望的世界。等你一出学校的门，踏进社会的门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你所接触的所经验的社会人生，同你往日所理想的完全是两样。往日理想的恋爱，理想的文化界，理想的政治，理想的一切，到现在都变成了黑暗卑鄙阴谋污浊的种种形状，伤了青年们的心，这种觉醒的悲哀，成了近代文艺的要素。佛劳贝尔的《波瓦利夫人》，莫泊桑的《一生》，就都是描写这种觉醒的悲哀的路径的。这都是只读书不读人的悲剧。《波瓦利夫人》在家里做姑娘的时候，一天到晚读浪漫的恋爱小说，把恋爱看作神圣，看作人生惟一的幸福，惟一的美丽的梦。因为她热情地对于恋爱的追求，所以迫不及待的嫁给一个俗不可耐的医生了。结婚以后，使她真实地认识了恋爱、人生与社会，她往日的美丽的梦，到这时候全醒了。她醒了以后的悲哀，是极其苦痛的。她流着泪地说：“恋爱的滋味，结婚的幸福，就是这样的吗？那我真是被那几本书骗了。”这几句话，是波瓦利夫人一生悲剧构成的原因。

做一个人，尤其是做一个文人，一方面要读书，同时更要读人。懂得书本不懂得人生的人，在社会上会处处碰壁，一筹莫展。那些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衮衮诸公，大半是不靠书本的。一个描写社会人生的作家，你如果只凭书本的知识，定要失败的。你不去深深地研究人生体验人生，永远不懂得人生是什么一回事。你描写出来的，多半是一个虚空的理想的世界。一个长躺在沙发椅上读书，靠着窗外的浮云落叶来引动自己的诗兴的文士们，能写出左拉、伦敦、高尔基他们那样的小说来吗？

其次，我想读书与读人，也可以解作比起读人的文章来，是较重读人的行径的。在今日的中国，做好一篇文章的人很多，做好一个人的人却不大多的。一些人在文章里，说什么意识说什么思想，说什么什么，文章做得极好极动人，读者看了，以为这位作者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其实，这只是文章上的煽动，他的行径完全是两样的。骂人颓废，自己更颓废；骂人浪漫，自己更浪漫；骂人赌钱，自己更赌钱；骂人不讲新生活，自己躺在床上抽大烟。然而，他们在文章里，确实是说得有条有理，娓娓动人。不久，他们便做了先知，做了易卜生所说的“社会的栋梁”了，青年们也就永远地受了骗。

我想，做好一篇文章容易，做好一个人是难的。比起做文来，还是做人要紧。一个伟大的人格对于人类的感化，我觉得要在一篇文章之下。有许多一生不写一个字的人，他的精神能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那完全是靠他的人格。如孔子、基督一类的人，并不是以文章传世的事，是谁也知道的吧。

人有品，文章也是有品的。我始终相信，人品与文品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无品的人，可以做出有品的文章来，我觉得总是一件难能的事。法国波封（Buffon）所说的“文体是人”（Le style c'est l'homme），亨特教授（W．Hunt）所说的“人是文体”（The man is the style），也都是说明人品与文品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再如法国美学者果地哀（Paul Gaultier）所说的“艺术的作品，依了那样式来教示我们的，第一是作者的人格”这句话，更是明显了。

在今日的中国，一些人都重视文章，把做人这件事体忽略了，这个是危险的。言论与行动，完全成了两件事，这如何可以呢？言论与行动一致的人，才是真实的人，才是可敬的人。他就不会写文章不会作诗，这不也是毫无关系的事吗？

周作人先生在《志摩纪念》里，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什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诗人、文人这些人，虽然与专做好吃的包子的厨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总之小德逾闲与否于其艺术没有多少关系，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过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这种检察的呢，这我不可得而知了……

伟大的说诳者呀！真实一点罢。

一月十三日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出版）

“举一个例”

／胡风／

曾经有一个时候，有人提出过“不是国防文学便是汉奸文学”的主张，但其实，那时候真正“汉奸文学”还是少见的。战争爆发以后，情形不同了，像张露薇、周作人、刘呐鸥、穆时英几位，都先后变成了“皇军”底宠臣。不过，文人虽然“投降”了，却并不一定就有作品，这里面，除了张露薇捷足先登，是靠“作品”进身的以外，其余三位都是“投笔从政”的，而且，刘、穆二位，由于还有不懂“东亚的和平”的中国“匪徒”，早已完成了不“和平”的“最后”，只好去魂游三岛，更没有用笔的机会了。

但当然，南京既然有在屠伯底刀斧旁边啃人骨头的“国民政府”在，汉奸文学就会有“作品”也有“理论”的。“理论”，我在奴才报纸底副刊上就看到过“和平文艺运动的干部问题”的大文。虽然连文法都大半欠“亨”，但我们依然得承认它是“理论”；要向这种“理论家”要求文字通顺，那就只好怪你自己发昏。至于“作品”，依照我们底批评家和编辑家底惯例，只把老作家底作品算是作品，只从老作家底作品里面去看文艺精神底主流，那也是可以找到的，我就在七月号的《改造》上找到了老诗人双照楼主，现在是“国民政府”主席的“汪先生”底“述思”。

述的是什么“思”呢？原来这位用叩头和卖身去向敌人追求“东亚和平”的中国志士被一些用劫略和屠杀来同我们实现“东亚和平”的日本志士从河内迎到日本船上，向上海驶去的时候，他不禁有感，吟起了诗来。前四句是咏景的，不去管它，这里抄下后面四句：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又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这第三句做的是“翻案文章”，因为，他那时和文天祥底“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心境不同；死固然是“报国”的最后一刹那，但如果报国只要一死就可以，那未免太简单了，所以应该考虑考虑，云云。

想一想罢，当千百万的中国人民忍受了残暴的敌人底屠杀和污辱，当千千万万的英勇的中国儿女为了民族底生存和气节，为了孩子底幸福和自由，正在用生命和民族敌人血战的时候，居然有人想偷偷地跑到敌人方面去，说他要比那些“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的英勇的已死者、愿死者、敢死者更要爱国；如果不是天下最最无耻的东西，是不能够说出口来的，把这种最最无耻的诡辩写在里面的“诗”，当是天下最最无耻的“作品”。“应该考虑考虑”，好的，考虑的结果是，乖乖地匍伏在敌人底脚下，大量地写些劝降的传单和宣言，和敌人底炸弹一起投向不肯屈服的中国人民和未被蹂躏的中国土地。好一个“生平未尽心”！

但在他自己，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幸运。“神州又见百年沉”，不如此就要同归于尽；“良友渐随千劫尽”，不如此就要成为“孤家寡人”。现在好了，不但在“皇军”底刺刀保护下面能够有一尺土的“立命安身”之地，而且还可以用黄土砌起一个有群偶朝拜的小朝廷。由河内到上海，就是这个幸运底开端。在受宠若惊的“真乎幻乎”的迷糊心境下面，当然难免有感而且吟诗了。——“待儿扶起娇无力，始是初承恩泽时！”

难怪那个输船底老板把那只输船底银制模型送给他的时候，他要恭敬地陈设在客厅里面。这是多么可怀念的“初夜”啊！

这就是这位“报国”的“志士”底“报国”的心怀，这就是这位“报国”的“诗人”底“报国”的“作品”。

“开卷有益”这句话实在是真理，连汉奸文学都能够使我们有了心得。

七月二十八日

载三卷一期（1941年9月出版）

“京派”和“海派”

／鲁迅[1]／

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但不多久，就完了。文滩上的风波，总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当。我也曾经略略的赶了一下热闹，在许多唇枪舌剑中，以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错了的。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但到得今年春末，不过一整年带点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说的并不圆满。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

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来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了一碗了。

到这里要附带一点声明：我是故意不举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来的。先前，曾经有人用过“某”字，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但后来该刊的一个作者在该刊上说，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为这是因为不替它来作广告。这真是聪明的好朋友，不愧为“熟悉商情”。由此启发，仔细一想，他的话实在千真万确：被称赞固然可以代广告，被骂也可以代广告，张扬了荣是广告，张扬了辱又何尝非广告。例如罢，甲乙决斗，甲赢，乙死了，人们固然要看杀人的凶手，但也一样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尸，如果用芦席围起来，两个铜板看一下，准可以发一点小财的。我这回的不说出这刊物的名目来，主意却正在不替它作广告，我有时很不讲阴德，简直要妨碍别人的借死尸敛钱。然而，请老实的看官不要立刻责备我刻薄。他们哪里肯放过这机会，他们自己会敲了锣来承认的。

声明太长了一点了。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

文豪，究竟是有真实本领的，法朗士做过一本《泰绮思》，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其中就透露着这样的消息。他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们，也给自己积无量功德。事情还算顺手，泰绮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毁坏了她在俗时候的衣饰。但是，奇怪得很，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独房里继续修行时，却再也静不下来了，见妖怪，见裸体的女人。他急遁，远行，然而仍然没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为其实爱上了泰绮思，所以神魂颠到了的，但一群愚民，却还是硬要当他圣僧，到处跟着他祈求，礼拜，拜得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终于决计自白，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

不过京海之争的目前的结局，却和这一本书的不同，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她也张开两条臂膊，叫道“来！”于是——团圆了。

《泰绮思》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倘有严正的批评家，以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实本领”，我也不想来争辩。但我觉得自己却真如那本书里所写的愚民一样，在没有听到“我爱你”和“来嚏”之前，总以为奚落单是奚落，鄙薄单是鄙薄，连现在已经出了气的弗洛伊特学说也想不到。

到这里又要附带一点声明：我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并非处心积虑要用妓女来比海派的文人。这种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妨随意改换的，即改作隐士、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类，都无不可。况且泰绮思其实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时是泼刺的活，出家后就刻苦的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辣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

至于为什么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来？”了呢？说起来，可又是事前的推测，对不对很难定了。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藉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载第2卷第4期（1935年5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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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署名“旅隼”。

八股文[1]

／施蛰存／

在蝉隐庐书庄看到了廖柴舟的《二十七松堂集》，才知此书早已有了铅印本，遂以银六元买了回来。此书一向只知道有廖柴舟自刻本及日本文久二年刻本，两者俱不易得，今无意中忽获此本，觉得非常高兴。此本表纸题有“廖景黎家藏”字样。想是柴舟后人的家印本了。卷首有“重刊《二十七松堂全集序》”一篇，张日麟撰，说是“取邑中千钧一发之抄本，暨日本绝无仅有之刊本，互相磨勘，录成全帙，再付检（？）版”的，则虽然是铅印本，似乎也不可小觑了它，其价值之为“千钧一发”，一定是“绝无仅有”的了。

序文虽然不高明，可是原作者的文章之妙，却实在当得起“绝无仅有”之评。至于究竟如何妙法，我不想在这里多说。我所要特别提出来谈谈，同时也是我认为是廖柴舟的卓见者，都是他对于八股文的一些议论。

廖柴舟作《明太祖论》，是明亡以后第一个对于八股文提出反对的论调。他说“治天下可愚不可智”：

故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故秦始皇以狙诈得天下，欲传之万世，以为乱天下者皆智谋之士，而欲愚之而不得其术，以为可以发其智谋者无如书，于是焚之以绝其源。其术未尝不善也，而不知所以用其术，不数年，天下已亡。天下皆咎其术之不善，不知非术之故也，且彼乌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诗书者，为聪明才辩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才辩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无不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明太祖是也。自汉唐宋历代以来，皆以文取士，而有善有不善，得其法者，惟明为然。明制取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成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焚书者，欲天下之愚，而人卒不愚，又得恶名；此不焚而人自不暇读，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皆志得意满，无复他及；不然，其不遇者亦已颓然就老矣，尚欲何为哉？故书不可焚，亦不必焚，彼汉高楚项所读何书，而行兵举事，俱可为万世法，诗书岂教人智者哉？亦人之智可为诗书耳。使人无所耗其聪明，虽无一字可读，而人心之诗书，原自不泯；且人之情，图史满前，则目饱而心足；而无书可读，则日事其智巧，故其为计更深而心中之诗书更简捷而易用也，秦之事可鉴也。故曰明巧而秦拙也……

这一段议论，真是既新颖而又精到。在我们今日读之，尤其可以得到现成的印证。现在世界上恰有两个国家，正在分头摹仿秦始皇与明太祖。一个是采取焚书政策的，虽然其民愚了没有不可知，但“恶名”却已传布了全世界；另外一个是用一种变相的制义来取士的，写文章的人只要能中了程式，就不惜用种种美名来荣宠他，或甚至用爵禄来羁縻他；虽然将来的成功如何不可知，但那些不在制义之列的文章，却实实在在早已被唾弃了。“秦拙而明巧”这个评断，我们是可以承认了。

不过说到这里，我觉得廖柴舟也有一点未能见到的地方。明太祖虽然以制义牢笼了文士，但亡明者却是不识字的流寇；廖柴舟明白了了汉高楚项未尝读书，亦足以亡明秦，而忘记了明太祖在对付不识字人这一方面，也还是失败的。所以，我以为，焚书也好、制义取士也好，只要是文士，总是容易对付的，无论用的是软功或硬功、威肋或利诱，总有法子使他造不起反。生问题的倒还在于那些虽不识字而“心中之诗更简捷而易用”的人们，这些人是从“愚”起的，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曾“智”过。秦始皇即使不焚书，他们也不会读书，明太祖即使提倡普及教育，他们也不见得有工夫来上钩。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生活，能使他们生活，皇帝也；不能使他们生活的，干脆就揭竿而起了。此事与八股文实在并无多大关系也。

载《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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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无相庵断残录》。

说本色之美

／林语堂／

文章，文章，二字害人不浅。我想中国诗文的地位与西洋正相反。在中国，诗词之深入吾人的生活较普遍，而文章二字反足使普通人却走；在西洋，文章并不如中国之玄妙，而韵文之鉴赏反限于少数文入。这是以东西相比言之，若单论本国，自然也是作文比作诗普遍，能文比能诗者多。然而就诗而论，中国不但取士用诗，楹联巧对也用诗，射覆酒令也用诗，墨盒刻字也用诗，画家题画也用诗，才女择婿也用诗，毛厕题字也用诗——这些种种是西方所无，所以说诗之深入吾人生活比在西洋普遍。况且中国文人全集一翻，总是五七律绝占了一半，更非西洋文集所有的现象。诗之好坏且勿论，然一人在花前月下占了两韵佳句，登临旅次，偶尔吟成一绝，总是怡养性情，是好不是坏。

至于文，便不然。以中国与西洋相比，中国文章已成为文人阶级之专有品。若非操笔墨生涯者，必不敢过问，也不肯过问。故中国银行家不撰文，悬壶行医者不撰文，实业大家不撰文，甚至连政治家也不撰文。一说撰文，便是秘书文牍之事。盖一则银行、实业、政治各界一闻文章二字，则顾而却走，哪敢动笔；二则文章实在太难，宣言有宣言文，书面有书面文，启事有启事文，议论有议论文，其中有笔法，有体裁，有古董，有典故，有声韵，外人切切不敢问津。所以做一总督，也得靠一位郝先生饭碗才保得住，圣眷才见日隆。这都是因为中国文言之难，及文学观念之误。但此刻原因且不讲，但讲结果，结果是这样的：

（一）外国实业大家也要著书，如福特便是，中国实业家就未尝梦想过著书。虽然福特著作未必是亲笔，然而也不见得非一半由自己口述，书记笔录，再加修饰的。所以外国出版界，内容比我们丰富。

（二）政治家常有著作，如伯兴大将、劳易、乔治、顾立治、托洛斯基，都有洋洋巨著，将政治生活，记录下来，有叙事，有议论，对于一时政治，有重要的剖析。中国政治家便不见有同类著作了。（此中原因，除视文学为畏途外，一方是因为懒，又一方因为中国社会尚面子，尚虚伪，大家没有恕道，怕得罪人，也实在容易得罪人。）

（三）杂志文在西洋，不定是文人撰著，很多是各界人士本其人生经验或职业经验说话：救火队长叙述救火方法，航空署长叙述航空危险性，书店编辑叙述书店黑幕。在中国，如有杂志编辑请航空署长赐文，则其文必交由能文的秘书代作无疑，而秘书所作又必是八股无疑，如“航空者，今日救国之第一要策也”云云。

最后而最坏的结果，是使文学脱离人生，虚而不实。宣言等文既有专家代庖，专家必做得篇篇“得体”，既然“得体”，便是“应说尽说”，便非“心头所要说”，便是“你未说我先知你要说”，故无一句老实话，无一句读得。倘使有人于此昌言，文章不必得体，只须说老实话，务必使文学去浮言，重实质，而接近人生。幕僚师爷之饭碗也许要敲碎，但吾人可多读实话，少听放屁，举凡车行药贩经理皆敢为文，而一般文字范围得以放宽，内容可以丰富，这是一种好的现象。现行西洋名著，多非文人所作，或流浪者（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或探险家（Trader Hom）或江湖豪杰（Revolt in The Desert）等所作，甚有文理不顺而文章魔力极人者。我是最恶文人包办文学的。须知文人对于书文以外，全是外行，故作文非抄书不行，况且书本范围以内，书读通的人也实寥如晨星。只许这班人为文，则文风尤趋于萎弱、模仿、浮泛、填塞。欲救此弊，非把文学范围放宽，而提倡本色美不可。

其实在纯文学立场看来，文学等到成为文人的专有品，都已不是好东西了。历朝文体，皆起于民间，一到文人手里，即失生气，失本色，而日趋迂腐萎靡。《国风》之诗，本非文人所作，所以甚好。好好的楚辞，也越久越不像样，而沦为赋。赋被文人弄坏，于是有乐府。以后诗词戏曲的兴灭隆替，都是如此。到了明末，像冯梦龙、袁中郎倒看得起一般民谣山歌，以为在文人所作诗文之上。就是最好的小说，如《水浒》之类，一半也是民间之创作，一半也是因为作者怀才不遇，愤而著者自遣，排弃一切古文章笔法，格调老套，隐名撰著，不当文学只当游戏而作的。

所以袁中郎、李卓吾、徐文长、金圣叹等皆提倡本色之美；其意若曰：若非出口成章便不是好诗，若非不加点窜，便不是好文。金圣叹谓诗者心头之一声而已；心头一声有文学价值（如“悠然见南山”，“举头见明月”，“衣沾不足惜”之类）念出便是天下第一妙文；心头一声本无文学价值，任汝如何润饰，皆无用也。

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近译《浮生六记》，尤感觉此点。沈复何尝有意为文？何尝顾到什么笔法被澜？只是依实情实事，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写下来，而结果其感人魔力，万非一般有意摹写者所能望其肩背。称之为化工，也未尝不可。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论语》平淡，孟子亦平淡，子路出，子贡入，有何文法可言？挟泰山以超北海，亦是孟子顺口瞎扯，何尝学什么人来？今人若没人讲过“挟泰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骤然以之人文，便自觉鄙陋，把他删掉，这种人还配谈文吗？

所以孟子说，辞达而已矣，就是意思叫你把心头话用最适当最达意方法表出。识破此理，一概作文讲话皆不必读。

要紧看你有话可讲否？有话可讲，何必饰他？无话可讲，何必说他？有话可讲，何必修他？无话可讲，何不丢他？说而不饰，丢而不修，是为天籁。

载《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日出版）

广播之类

／王任叔[1]／

好久以前听说报纸上是不准登载中央政府要人们的广播演说的。而且因此《译报》、《文汇报》、《中美报》和《大美报》被罚停刊，时间是两礼拜以上，为时就是登载了蒋委员长的生产会议的广播演说。

人们自然还可以原谅。是租界，是中立国的统治不，虽然翻遍中立国的公法、私法、民法、刑法，还有出版法和罗马法，确实没有载上这一条，但是红色的五月，警备、戒严、铁丝网、铁甲车、搜查、抄靶子，治安维持者忙得满头大汗。这一份紧急处置，我说，确是可以原谅的。不是吗？我们已经平安地度过了五月，已入七月的中旬了，我们叨了不少的光。

可惜的是《译报》《文汇报》竟因“冒险家”的出卖，送了终，一命呜呼了——呜呼！呜呼！天下太平，“小民”无不额手相庆！

然而不太平的日子，终于到来！皇皇的广告：“《中华日报》定已往宗旨准七月十日复版！”

这还无碍于中立国法律：言论自由。然而，终于出版了。第一天就登了汪精卫的“广播演说”，而且用四号字排，而且又当作社论登载，而且——而且什么呢？而且一点也没有遭到禁止。

但这还无碍于中立国立场。因为五月不比七月，而“强权即是公理”。——谁叫中国军队，两年前就从上海撤退！

这里自然还得加上个“呜呼”了。但我暂且收住！有人类的良心与正义感的人，总会校正这现象。等着吧！“小民”也只有仰望这云霓似的德政的到来！

载《鲁迅风》第17期（1939年7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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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阿Q”。

批评与作家

／韩侍桁[1]／

论批评的文章最近只我所看到的就不下十篇，都是说批评应当怎样写，或是批评者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我却很少看见人们讲到那被批评的作家对于批评应当怎样的，然而这在目前，我觉得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作家大体都是希望批评而同时又在厌恶批评的，希望的是所谓公正的是使得作家相当地首肯的批评，厌恶的是那不公正的完全和作家的意思相背反的批评。但事实上，批评家和作家很少能站在同一的立场或同一的观点上，所以批评家的话不能使作家满意的倒占多半。

可是批评家也和作家一样地不是专为某个人或某些人而也是为着广大的读者写作的，他的批评正确与否是和被批评的作家的满意与否毫无关系的。法郎士称批评为“灵魂的冒险”，话虽有味，但并不怎样正确，因为他太把作家看为批评的主要的对象了。

我们首先应当认清的是，批评和创作并没有很大的差别，批评也同样是创作之一。正如没有创作能为一切的人所欢迎，也没有批评可以使一切的人和他同意；批评者诚恳地说了他自己所要说的话，那就算尽了他的义务。

他虽批评，同时他也是处在被批评的地位，因为他的工作，自有广大的读者来估定他的价值，这正和创作家的创作在社会上所获得的声誉如何也是一样的。如果虽名为批评家，而实际上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他的凶恶的相貌大家看久了自然会起反感的，作家对他尽可不必发生恐怖。从这一点讲起来，批评和被批评的作品是处在互相竞争的地位的，作品的本身的价值有时可以淘汰了那批评，而坚实的批评有时也可以压倒了一部不良的作品。

所以创作家对于批评处在一种超然的地位是有益的，观者叫好也罢，恶骂也罢，他还是应当同样地创作下去。但这却不是说，一切的创作家对于理论都该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反之，最好的创作家是应该和批评家一样地要专心在理论上下功夫，即要不因为理论而妨害了他的创作，当他从现实中捉到了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尽可暂时把一切的理论丢开。

我会看见许多青年作家因为创作和理论的不调和，或是预感到将遭遇的批评的凶恶而在苦恼着，甚至因此不敢下笔，这是有害的事。一个在初学期中的青年作家，更有着充分的理由，不必多顾虑到理论家所将要讲到的话。

但作家养成一种宽大的、对于善意的批评尽可能地接受的气量，是必要的，一看见批评就发生敌意，甚至反口便骂，那他的创作前途是颇为危险的。然而如果作家遇到的是谩骂和侮辱呢？那……那也不必生气，不要作答，因为你若回答了这一次，你就会再受到第二次的侮辱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

载《现代》4卷4期（1934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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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侍桁”。

作家欲

／林希隽／

有一个时期，在出版市场上，非常盛行着《作家素描》、《作家印象记》以及《作家访问记》一类文章。写的人特别多，卖座亦佳。趋势所至，一时几有蔚成为时髦主义之慨。由这情形，不难间接地猜测到一般读者的心理趣味。而作家的生活行动差不多是被认为神秘的，更觉得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和趣味，看得如同对于某一件不易验经的事物一样珍重。缘于内心的向往，从而发生羡慕，以至企图之。

但这一现象，却亦不是全部由读者群起于单纯的心理崇拜所形成，如从别方面着眼，则又另有一种理由了。这即是说，大量的智识分子层，尤其是文科出身的大学生的一般出路问题的不易解决，受现实生活的压迫；同时，这一般人舍了弄弄笔杆儿以外，又是一无是处，在此情形之下，只得从事这较为轻便的文字生涯了。其间固有迫于无可如何，非出所愿，但亦有不少准备把一生的事业安排给文学，希冀能够成为名人，成为偶像，欲借文章为立身之道。

不问其有意识也好，非意识也好，总之，作家的念头是深深地植根于每人的心坎上。十分普遍地，一些有文学嗜好的青年，往往为了偶然的兴致的勃发，或由于瞬间性的情感的鼓动，遂“率尔操觚”地抓起笔来胡诌，发表几篇诗，写一二篇小说，便俨乎其然的自诩为诗人，为小说家，甚而至于摆着作家的架子，以耀己炫人。

不努力写作，不力求艺术上的修养和锻炼，连文学入门的起码智识尚付缺如，却急急想做作家，试问这是可能的吗？然而，事实确是如此，热中于作家的虚荣是极其迫切的。但做成一个作家并非绝无条件，简易地一蹴而得。埃及的金字塔不是一朝一夕建筑起来，同样地，作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成功。到作家之路是有分量的，非人人可得而为之，当然也不是人人不得以为之，乃是出自认真的不断的苦干再加以时间的培植的一个结晶。

作家决定非本人所得过问，而是社会所给予的一种必然的评价，侥幸和猎等总归是不应走的途径。纵使一时能因侥幸猎等而列于作者之林，究不外是昙花一现，瞬即消灭。爬得高，跌得重，浮薄的沙滩上无论如何是造不起一座大房子来。

毫无可疑，作家的愁念实际上仍在无限量的泛滥，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以为不必全都归罪于有这观念的人。太混乱的文坛和太缺乏严肃性的偏重情感作用的批评家们是要负相当的罪过的。因为，在目下，成一个作家确实是太轻易了。随便发表几篇作品的可以为作家，请人捉刀冒牌顶替的可以为作家，抄袭扒窃为业的也可以为作家。这人作家，那人作家，于是乎作家林立。对于此，我们不惟丝毫无异议，反而把之捧上云端，不惜大做文章赞扬之，推誉其为新进，使得大家都因此感到满足。既作家矣，万事顺遂，不必再用力创作，一直马虎下去了。

作家欲有如一种麻醉剂，很足以使将成为作家而未成作家或极有成为作家的希望的人，为作家欲所误，懈于精进，结果必至在文坛上现着多量的徒有其表而无其实的空壳子的作家。要求这些人著作优秀卓越的佳构是绝少可能性的事情。

载《现代》5卷2期（1934年6月出版）

历史和历史

／郭沫若[1]／

一九三四年这个年头大约是历史年。读者只消把日本报纸的第一面所登的书籍广告来一看，便可以知道这一个年头所出的关于历史一门的书籍是怎样的多。日本人是追随欧美的，欧美的情形也就可以想见。我们大中华民国呢，在这儿，要把声气放小一些。

人们在主张“读经救国”了，岂非“青出于蓝”吗？

凡是一种流行总有它的历史，这“历史”之所以流行，也正有它的历史。

自从黑格尔的叛逆的门徒辈发生了以来，“历史”这个名词有了奇怪的意义。譬如说社会有其历史的进展。这个历史却和我们黄帝子孙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的白话文有自唐代以来的白话文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历史”。

恰和牛顿的力学定律有了正动必有反动而同是一动的一样，有了前一历史也就有了后一历史，而同是用着“历史”或“历史的”这个文字。

总之我们知道有两种的“历史”或“历史的”。一种是说一切物象是动的、变的、相对的，有其发生、成长、消减、转化。而在这演进的途中顺其动向可以用外力来促进其发生、成长、消减、转化。反其动向在多少程度之内也可以阻止其演进。这是一种“历史”的意义。

而另一种是说当前的对象是不动的、固定的、绝对的，自几千年几万年来，就是这样。这是应该用全力来维系的，要维系到几千年几万年之后都永远这样。譬如日本人夸讲他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他们的国宪的第一条也就明载着维系这一个系统于万世不坠。这又是一种“历史”的意义。

更附带着说一句：这也是小小的名实问题之一例。完了。

一九三四·十一·九

载第1卷第6期（1934年12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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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署名“谷人”。

关于批评

／唐明／

批评是怎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不外乎是批评者个人的意见发表欲的产物。这种说法当然太消极了，也许什么都不能说的。要再积极点说，那么，批评便是文艺圈内的领导。它对读者，则帮助他们去理解作品；对作者，则和他们作取材方面题材处理方面的种种讨论，使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不过老实说，一个作者完全被一个批评者所左右的事，是实在少得很少得很的。所以我以为，批评的主要的职务，还是在于帮助读者理解作品。而从前有人说过“批评的本领与其在于指谪作品的短处，不如在于发扬作品的长处”，也许正是这个意思。

上面所说，当然全是理论方面的话。事实上在我们中国，批评却压根儿不是这回事。照道理说，文艺的未垦地的中国，是多么需要好的批评家来培植、诱掖啊！但是事实上，在中国出现的批评家，却根本不是文艺圈内的领导者，而是荒僻地带惯常遇见的暴徒！他们对文艺所做的，不是培植，而是压杀。一般人常非难批评家手里拿着一管尺去量作品，其实他们手里拿的果真是尺，倒也罢了，可怕的那不是仅仅的尺，而不是绝不留情的武器！他们简直把差不多的作者都认作仇人，把差不多的作品都认作仇人的裔儿的。

文学批评目前不多见，不能举例；电影批评是很流行的，我们看那些伟人的电影批评家是怎样对付着电影作品吧。内容重于形式，这当然是金科玉律。于是乎，这一部“内容空虚”，要不得；那一部“意识不正确”，要不得——都要不得！（市场上放映着的多美国片，他们对于这些美国片也一样要求着“正确的意识”。这种滑稽处，亏他们厚脸不觉得！所以，欺骗观众的是谁？“是那些电影批评家！”我敢说。因为那些影片的制作者也许反而说的是实话！）从一部分中国片的制作者之间，已经可以听到对那些批评家的从窒息中发出的怨言了；把那些暴徒踢入“冷牢”的日子，不久一定会来到吧？

建立健全的批评哟！——我要这样呐喊。

载《现代》4卷2期（1933年12月出版）

关于翻译

／鲁迅／

今年是“国货年”，除“关麦”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自作，应该一同提倡，绝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纵容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乐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动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下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者，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啊。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Karl Wittvogel）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

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

（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

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为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哪一边也不很明白。

（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栽）

八月二日

载《现代》3卷5期（1933年9月出版）

谈选文

／纯上／

近来坊间对于选集文章之风，又极为流行：有的从古今名家专集之中，撷英撮华，注释评点，汇成一编；有的张三李四，东采西取，附加作者史傅，文义考证等等，亦严然巨帙；等而下之，凑合拢来，不著点墨，不费心思，亦可成书，编者印者，美其名曰：便于初学。其实，这一套本领和菜饭厨师差不许多，菜馆里炸雏鸡块，叫炸八块；这些编辑名家，把别人文章，砍头去尾，判以凌迟，直可名之为炸八块编辑法。又或取前择后，挖去心脏，如厨师之以鱼头鱼尾煮汤相类，似又可名之为烧头尾的编辑法。其他，拼拼凑凑，摭摭拾拾，一集之中有五六人五六种之多，则简直是摆拼盘，炒杂烩了。然而，厨师们烧出来的，还要有调味的工夫，还要加油加盐，使其味道鲜腴，可以适口，可以养体；而我们这些选家们，大约从来就没有想到别人的口味，别人的营养，而只会拿厨师的工钱吧了。

自然这种现象，由于文化食粮缺乏，读者购买力窘涩，不能遍览群籍，于是引起投机取巧之徒，才把这种生意经当做了冠冕堂皇的招牌。因此煞有介事俨然自负为选家者，真如过江之鲫了；可是鲁鱼亥豕，贻误读者，大约总难免掉。流风所及，连书肆小伙，曾未读过一年半载的书，也居然选起文章来。这真不能不使人想到《儒林外史》上，那些选家们，处州马二先生，选文成家，纸贵洛阳；而开豆腐店的儿子匡超人，也就见猎心喜，一夜之间，可以批出三四十篇考卷。不过，那时候，所得的报酬只不过几个选金，几十本书，开笔四样小菜，发样出书，各请一次，初二十六吃点牙祭肉，茶水灯油，店里供给而已。而今天选书所得，就不但不止此数，且可大发一笔选书财了。

不过，老实说起来，选书如果一本正经的做，真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像《史记菁华录》，重文轻史，早为学者所诟病；就是最明显的小学生都读过的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其命意所在，全在一序，而历来古今选家，从萧统《文选》，到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一直到如今编学校教科书的先生们，一概都摒而弃之，也就不能不使渊明先生地下叫苦了。至于《湘灵鼓瑟诗》中之“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本是试帖诗，却无端被某教授拦腰砍下，释为空灵，亦早经鲁迅先生指为笑柄……这些都不过过去的例子，如今乱选妄评，曲加解释的选家们更不知造出多少罪恶来！

所以，我在这里不能不诚恳的奉劝青年读者们，宁少读一本“名作”，别相信这些选本。选家们是只图自己牟利，所谓“便于初学”，也不过是近代广告术而已。在这种香美的钓饵之下，狂选滥编，只要能钓得你的花花绿绿的钞票，心虽似“热”，但未必还“良”，你说这种乱点鸳鸯谱的选本，能可靠吗？

有人说，如今这些选家，完全唯利是图，所以才不顾自己的声名，这我也相信。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时至今日，好利而又好名，似乎也不为过，他们能从这上面想想，也许还能慎重一点。可是要说他完全不是为名，我也未敢相信。《儒林外史》上，蘧公孙要求马二先生在他选的墨卷上加上自己一个名字，马二先生正色的说：“这事不过是名利两字，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做趋利，假若把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数十年虚名岂不是你的了。”今天，自有书店、出版社，专承排印；谁出刻资，当然用不到洗刷；但为了要使自己的文章夹在名家之中，以博稿费而增名气的选家们，还不在少数，这就不在马二先生所论范围之外了。至于，袁子才刻《随园诗话》时，许多盐商巨贾，都花了花白银子，运动他选进一二断句，以充风雅，也成为过去的事，因为现在有花白银子的，他又何必握笔杆充风雅呢！但要是朋友成了选家，于是哀求他选上篇把，再捧场几句，以附名家之列，这情形恐怕今天还不免有的。这倒不是为利，而专是为名了。

所以选文这件事，过去是名利双收，如今是大多数为了利，少数是为利附带着为名，于是选家多，而读者更苦了！

载五卷一期（1942年12月出版）

关于文字狱史

／周黎庵[1]／

清代的文字狱，实为汉族受异族蹂躏最惨痛的史迹，但至今还未有人来勾稽整理，使成为一部有系统可以炯戒来兹的信史。孔另境先生曾有志编选“中国文网史”，惜仅见一例于他所著的《斧声集》编末，未有续作，这是异常惋惜的事。唐弢先生对此亦很有兴趣，数年前我曾希望他能来担任这桩工作，但唐先生工作太忙，恐怕也无暇埋头著作。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史事，虽然为期并不怎样长，不能算什么巨著大作，但材料搜求之困难，是较甚于任何一种史籍的。这或许就是孔唐两先生不能继续和贸然从事的主要原因。

清代文字狱的事迹能记载于专书者，以管见所及，仅有湖州庄廷《明史稿》一案，署题《大狱记》，未著撰者姓名，收入于王文濡所编之《说库》末卷，但全书除叙述事迹外，多叙因果报应，似专为此而演成一卷者，故无何种价值可言。其他狱案，虽于清代所著笔记中亦能略见一枝一节，但决不是编排的材料。

尝见鲁迅先生集龙定庵句书赠郁达夫先生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可见有清一代文人于“文字狱”三字，闻之胆寒，即使要信笔写些笔记之类，也拣些神鬼和有趣的来落笔，决不肯正视血淋淋的事实加以描写了。要编撰这样一部有价值的史书，唯一的材料，只好向官方的记载中去找文献，如《东华录》“上谕”、“朱批”之类。而这样相反的文献，必须多用一重工夫，才能把蒙在表面的一层皮剥去，显出汉族许多读书士子血腥腥的事迹来。

民国二十年五月，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把庋在各处的档案找出来，编成《清代文字狱档》，随编随出，至廿一年一月出到第五册，我所陆续购买的止于此，以后听说仍继续出版，但不久也停止了，并不会全部整理出来。

档案的编者的引言说：“第一狱之谕折，少者三五件，多则或至数十百件不等。其事件自发生至终结之经过年月，恒有历数年之久者，是以一案之文件，欲求其首尾完具，颇费搜讨之力，且有耗时甚久，仍未能搜讨齐备者。兹先将各案之比较完整者，陆续付印，以餍学者先睹为快之望……”云云。查清代之书，散处各处存档，文献馆庋藏者，为军机处档，宫中所存缴回朱批奏折和实录三种，卷帙浩繁，故宫工作人员，确不能责以时日完全整理竣工。但他们所编出来的文字狱档案，虽然支离破碎，已足够我们过屠门而大嚼，颇餍聊胜于无之望了。

那部档案虽然因为厄于人力时间，搜讨未甚齐备，往往看得有头无尾，但藉此也保存了原来的样子。故宫的文献馆工作者仅供给我们一种文献和材料，要勾稽整理而成为史籍者，是有待于旁人。例如兴文字狱最厉害的乾隆，在上谕里他还口口声声说明“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他的老子雍正甚至“御”撰了一部《大义觉迷录》，来和曾静之流的罪人驳辩，试想将来材料丰富的时候，有人来勾稽出一部《清代文字狱史》，是何等有兴味的事！

一月八日

载《鲁迅风》第3期（1939年1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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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吉力”

谈读旧书

／陈鍊青／

欧洲有一句老话儿：“当你听到新书出版，同时读旧书。”我引用这句来谈读旧书，也自有一点意思。旧书，不一定是先秦的著作，荷马的史诗，也许明人的小品，清人的小说；也许伊里沙白朝的戏剧，维多利亚朝的创作，——只要没有这二十世纪热烘烘的气氛，皆可统称曰旧书。

我这里所要谈的旧书，鸿沟先分，是单指文艺一类的。

旧书经过时代淘汰，其能长久吐出光芒，遗留于人间而不会消灭者，自然有它难以消灭的成分在。你若问我：它不会消灭的原因在哪里？具体的答复我可答不来，仅能说，单在它能经得起人们一读，读了还想读，这一点想去，就足证明它有存在的价值。不像新出版的书，没有经过时代淘汰，好坏不一，盘根错节的充满于市场，教人眼花缭乱，不知要看哪一本好，看后是否虚费金钱与光阴，也够煞费一般读书人选择了。然而新书也并不一定尽坏，须知旧书在若干年以前也就是新书。目下的新书，过了若干年后，我敢肯定，平庸者的命运，决长埋于泥土中，没有人肯向它一顾；被时代的筛子一筛，便剩那些佳作，留传世间，长给人们拭摩与欣赏，永远读之不倦。这些新书，后我之人，披览之下，也称之曰旧书。

旧书的好处在不厌重读。对于心所爱好的旧书，不是仅读一二过便满意，有时需要读二三十过也不一定。有人说读沙士比亚的著作，年年读了，年年都有新的见解，次次都可以发见新的宝藏。这或者是真的，虽则我不是一个沙翁剧本的内行家。但我知道大杰作之所以伟大处，是在于百读不厌，非仅看了一过就能够透视其内心，常常要看了许多过，念了又念，读了再读，才能咀嚼出它的味道来。并且有时因学业和年龄的关系，同是一个人，同读一本书，往往前后会生出殊异的味品。读了一篇杰作，你大前年读后不觉得怎样，轻轻地把它放过去，没有深切的引起共鸣；而今年读了，却字里行间像有一种魔力，打动你的心弦，不由你不一读一击节。盖青春时代与中年晚年，环境之变迁，情绪之推移，学业之精进，在在不同，故赏鉴力也就显出高下之分。这仿佛记得小泉八云也曾说过：“大杰作不必就会感动青年，单在说话的表面，也不会就明白的。要到积聚了许多经验，再把这种读起来，才会生出新的趣味。十八岁所感到的趣味，和二十五岁所感到的趣味不同；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岁到了，愈读愈生新的趣味。沙士比亚、但丁、哥德的伟大，全在于这一点上……”我以为这话很不错。然而也有些旧书，有时青春时代读后以为了不得的杰作，到了中年就没有这样感觉，那也是有的。譬如我，在十八九岁时候读英译本大仲马的《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给书中的情节和许多漂亮的会话迷住了，读得津津有味，几乎连吃饭的时候也拿这部小说放在桌上，一边吃，一边看，一心一意，想要探究主人翁Dantes出狱得了宝藏后，到了巴黎如何痛快的复仇；那时的心理，确视是书为天地间许多好书之一部，够称为伟大的杰作，接连的读了二三过。但是隔了十年八年而后，现在偶尔把它从头至尾再翻看一遍，倒也不觉得如何伟大；虽然并不感到讨厌，但赏鉴之味品已异于畴昔了。可见少年时读书的评断，即以时代淘汰下来的名著论，也不甚可靠；赏鉴力之高低，往往会颠倒一部作品的评价了的。

所以读书，——这可不分新书或旧书，孩提之童有他感到趣味的童话，青年人多好那些热血奔腾的作品，中年而后，大概都喜欢读点隐逸而冲和的，胃口各自不同。不过读书操断作品之好坏，也要有高尚的味品，才能真正的谈到赏鉴上去。而高尚味品之获得，却由学识与经验修养而成。一本书爱读者之多，不一定那本书便是大杰作，这应看读者是哪样性质的人。如以读者之多寡就断定一本书的价值，那么市场上的武侠小说之类普遍于一般大众，其销路之广，决十倍于时下负盛名的新文艺作品，那可谓之为伟大的著作么？——不能的。大众虽则是占多数，但味品之低能，合其胃口即消化，伟大的作品，大众教育程度未高，学识修养未富，压根儿就难以领略。实际上，愈是大杰作，愈得不到多数之爱读。比方说，爱读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人，决较爱读司各德的传奇多；爱读司各德的传奇，决较爱读沙翁的乐府多。《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确是一部伟大的杰作，然而《楚辞》的爱读者毕竟有几人？真正能赏鉴其托辞寄意之妙处者也寥寥无几了。以故大杰作不能以读者多寡论。

有高尚的味品者，对于平庸的作品，只泛泛地看了一过便不想再看它，总不及大杰作之耐人寻味，百读不厌。一个新式的商人，或者是一个时髦的留学生，于业余之暇，一星期读完了几部Classics，就洋洋得意，以为他在研究文艺，那决不是善于读书者。譬如你，觉得迭更斯的小说好，文笔很幽默，打算一个月的光阴读完《迭更斯全集》，看后永远让它贮在玻璃橱内，摩洛哥皮订装着的外套，又年年依旧精美，这敢断定你对于迭更斯没有深刻的爱好；如其爱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欣赏文艺的人。昔年在新嘉坡时候，曾听说老舍君的身边老是带着一部《迭更斯全集》，不时翻阅，（那时他在新嘉坡作数月之勾留。）像他那样，才堪称为迭更斯的爱好者呢！无怪他写出来的文章，有意或无意地带多少迭更斯味。在我自己，觉得心爱的书籍，应常在身边，翻阅久了，册页封面必破而且旧，不是看了一下便齐整的摆在书架上，用以点缀你的书斋。读大杰作更加不能走马般的看去，须字字精读，读后又应常常回顾它，拭摩它；读完了一章，必须掩卷细细地咀嚼，吞到肚里，才会消化，有如培根所说一样。我们的《红楼梦》也算是一部好的旧书，然而它之伟大处，却在于二百余年间，经得起人们一读，再读，以至读了十几遍，隔了若干年后还不厌重读。读旧书往往有这种不厌重读的勇气。你读中国时下的创作有这种勇气么？单在我，勇气却鼓不出来。

有时读一本书，在某一种环境披读则适合，在另一种环境便不宜。于车上，马上，厕上看《影梅庵忆语》，岂不唐突了董小宛？但在书斋里，俗客不至，用宣窑的茶盏，喝杯奇种茶，遥看玻璃窗外江村雨后的景色，这种心绪，来披读一点明人的小品，是再好没有了。阑姆在他一篇读者杂记里，说他喜欢于冬夜读沙翁的《暴风雨》；我却喜欢在秋天桂花树下读雪莱或者是姜白石的小诗。冬夜，我觉得，最好窗户关起，卧于被窝里读一本传奇（比方说，司各德的），至不然就看一二册想入非非的《野叟曝言》，来引你到另一个境界去，突然忘却了北风的凛冽，殊不无趣味。若时下出版的新书，在你的书斋里，我以为无论什么时候都可读，因为只把眼睛一页一页地溜过便好了，委实无须选择时与地，反正书斋的环境每天都冷静得如古庙。

溷于乡村一个古旧的别墅里，时时听到新书出版的消息，偶尔也托人到汕头买些来看，有许多看后只搁在书架最后一排，让美丽的册面涂满尘秽，隔了一年半载，忽动“新生活”之兴，书房里来一次清洁运动时，始把这些一捆一捆的放在别的房子里，使它永不见天日。不如许多爱读的旧书，常常由书架拿下来，轮流放在我的枕边，书案头，沙发旁的小桌上，得到我的拭摩，把玩；破旧的册页，一页一页地满印着指痕，嗅之含些油味，与之相对，更觉有无穷的妙致。可是新书虽然多半不能使我满意，但我看后却不想悔，没有发过阑姆似的脾气，为这类“穿着书的外衣的东西”而气愤。无可消遣时，也常选些比较好的近人短篇小说和散文，命弟侄辈逐字逐句念出声来，我合眼躺于椅上谛听，也不感到厌倦；更没有像他那样对古代总怀着多么浓厚的憧憬，老是憎恶着新书，“听人念那些比较好的近代小说，也免不了觉得万分的不耐烦”。阑姆思古之幽情，也太怪癖了。新书我也想读，无聊时披览也是无妨，闲里光阴尽可看看消遣，其与旧书差异者，只不过仅看一遍便没兴致再看加一两过而已。

昼长无事，偶在报上看到新书又有一批出版时，复把心所爱好的旧书，随便拿一本躺在沙发上再精读一遍。

廿四年春天写于韩江堤畔

载第28期（1935年5月20日出版）

论读报

／周黎庵[1]／

看报纸，确乎也需要有力透纸背的眼光，不但要看得精细，而且要多看几种。只要一个人本身健全没有毛病，我是主张连汉奸报纸都可以看看的，虽然那办法对于糊涂蹒跚的人是不妥的。

例如要把友邦的领袖加上一个“独裁者”的恶谥，使大家对他有着另两个魔王的恶感，用自己的文字不行，就得鬼鬼祟祟说是译来的。但从什么地方译来和原著者的姓名却不肯宣布了。这办法是巧妙和恶劣得很的，用不着像汪精卫那么愚笨地喊出反共的口号，一个独裁者的恶谥施诸于友邦领袖的名字上，已很可以收相当的效果了。

读报者若没有精邃的眼光，真是受累不浅。

但最好的办法是多看，用比较的方法来显出短长，这在读者是必需的。例如一个汉奸被击丧命，真是新年以来“孤岛”上大快人心之举。不过倘使只看一种报纸的人，这个被殛的汉奸便会变成使人同情的人物，说是“今遭此不幸，至深悲切也”。而奋身一击为国去害的志士，也变成“瘦小男子”的“暴徒”，那个汉奸似乎很有出特辑开追悼会的必要了。

然而只要翻一翻另几种报纸，便会发见了大大不同的记载。那个汉奸的卖国历史，真是久矣乎得很，连《顺天时报》时代对华新闻侵略的孽绩，都也亲手干过的，何况沦陷后高坐堂皇的“老爷”职务以及主办无耻的小报，都是彰彰在人耳目。而报纸编辑摇笔即来的“身后萧条，情至悲切”那种滥调，也恰恰有了反证，因为一个当报馆记者职务的人，生前竟有钱至雇用“保镖”两人，可见造孽钱也确是不少的了。除了狐死兔悲之外，要是稍为有良心的人，实在不该摇那样的笔头来欺骗读者的。

一个有过光辉历史的报纸，在这样艰难奋斗的大时代中，倘使不肯用牺牲的精神来迈进它的事业，只想以虚伪欺诈的手法迷濛读者，势必一手掩住已往的业绩，一手建立未来的孽绩，为中国新闻界计，实是可惜异常的。

但读者们也得有精邃的选择眼光才行。否则，正合着中国的一句古语，可以借来说：尽信报，不如无报！

一月七日夜

载《鲁迅风》第6期（1939年2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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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吉力”。

论读书与谈话

／陈辣青／

书籍是一种怪物：它能使你越读越爱，越爱越和它接近，越接近越上瘾，如抽烟，如啜茗，如喝酒，一天总离不了它。到了上了瘾，无论你有何种忧愁，当你拿书静看时，刹那间便忘怀了一切，一心一意只在领略书中无穷的妙味。如其一拿书本就有了功利的成见，那不算对于书籍有深刻的爱好。真正的读书人，只是“行其所无事”的读，丝毫对于书籍没有功利的念头。古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话，原是以金钱和美人的磁石，来吸引人们走上读书之路，自己骗自己的讲下，与书籍毫没相干。看书上瘾的人，视书为娱悦心情之安慰品，除此之外，又当它是智识的宝库，并不想藉它来钓名，来取利，来博得美人的青睐。

人们常说，书籍是智识之宝库，里头藏着许多用不尽的好东西，需要智识的总要时时亲近它，保管不会受亏。不错，我也相当的承认。然而话虽这样讲，事实上，不是件件智识都由读书得来，得之于别的，如大自然的现象，现实社会的生活，也非常之多。但书籍之地位，仍不因此而失却其重要。譬如我们今日晓舞文弄墨，知道我们自己心眼中所谓真是与真非，而和非力斯丁（Philistine）甚异其趣，未始不是多半从它得来的结果。体认事理，虽然有脑筋供我们判断，可是不能件件都靠自己的经验，毕竟还须靠它来帮助我们的思考。所以书籍虽不是什么万能，然而它会直接帮助我们的心灵到广博的地方游历，间接又能帮助我们了解事理，洞悉人生。这是确实的话。我没有勇气敢否认这话。

历来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在良心上敢公然说他自己是顶厌恶书籍的。虽则曾听说斯宾塞尔是一个著名的憎恶书籍者，然而你能够承认那是他心里抒发出来的么？说不定当他嚷出憎恶书籍的呼声时，他的肚子里已经装满了一肚学问罢，因之就无妨随便讲讲。这好像我们的李太白，因为天才不可一世，胡乱拿起笔挥了一下，就有好诗由他的毫端吐出来，一朝碰着杜子美那个“平生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呆子，怎么不引起他的嘲笑哩！人总喜欢用自己的尺寸去量世间的一切，正如坐在青色的玻璃窗内玩看窗外的景色一样，望舒凝睇，无论什么东西都染着青色的色彩。我们站在公允的地方看，书籍是重要的，世界文明的进化总钜大的靠着它。并且我们可再进一步说，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在书堆里呼吸了长期的气息，而后能成就其伟大，倾吐其光芒的。

我是一个书籍的爱好者，——不过仅仅是爱好而已，并不敢说，我将要计划成就些什么，倾吐些什么。但是在生命的过程中，它是我精神上的伴侣，消磨我好多光阴，养成我现在一天不读书就感觉到不快的习惯。三年前从南洋抱病返来之后，朝夕溷于家乡的别墅里，闭门谢绝一切，像与尘世隔绝似的孤寂的生涯，就全仗了它做我灵魂的安慰。养病生活，种花喝茶之余，端坐萧斋中，对着心所爱好的书卷，自由披览，殊感到无穷的兴味。孔仲尼“学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我是拳拳服膺的。我藉读书来疗病，来消忧，不仅追求智识而已。几年寂寞的滋味也够受了，每当静穆之夜，凝对一灯如鹭，想到康德那种严肃而孤独的生活，完成纯理性批评那部名著，未曾不感到一个学者要研究一种学问，要探其究竟，测量其浅深，必须冷静地运用头脑，深沉地思索；又必须躲避无谓的应酬，勤于积蓄心智的宝藏，不要间断，每天总要积了多少。以故你不能量他的学识有若干深，喻其深处，有如海洋，几于看不见底。但同时，一方面又觉得孤独的读书研究，往往陷于偏颇，它的危险，势必成为心思之暴君。康德和黑格尔那种倒因为果的哲学，我以为，未始不是孤独读书研究的结果；卢骚思想在当时那样的偏激，或许多半由于孤独的生活造成的。我们翻《明儒学案》，细心研究当时学者思想之倾向，就很容易知道他们的偏蔽是从何而生：陈白沙悍然主张“观书博识不如静坐”之说，开阳明玄学之先河，而结果是流入于冥思与垄断，造成晚明心学之昌披。其弊端，不消说是肇于习静。所以孤独的研究学问，孤独的思索事理，有好处同时也有坏处。

于是，读书以外就非常需要谈话了。顾亭林与人书云：“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觉。”殊为有见之言。即如英国的学者，常常讲着“交际是人们最好的导师”这句话，也有同样的道理。然而这应该先下了一个解释，说此与酒食征逐等应酬，绝对不能混合为一。酒食征逐的交际，那是现社会上的忙人钓名取利的专业，读书人大多不屑为，为之则难免消磨一点蓬勃的朝气，岂止无益学问事业而已。好的交际，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学者，都承认它能帮助学识之苗滋长，又是扩大胸襟，润泽心情的滋补剂。你合眼想想，集合几个在书堆里住过的人，各打开心智之宝库，彼此均得到一种莫名的快感，不是最有趣而且最有益的事么？平常我们读书，虽然斗室中便能坐对世界上古往今来许多大人物心血写成的结晶，涉猎报章杂志，又能晓得目下世界热血怎样的流行；但是这些不如把他拿来和朋辈讨论一过，蕴在脑府中的学识，一定没有永久的储积弗漏，也许没多时便悄悄地跑到无影无踪了罢。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智识和学力原极有限，须有多人的交换、研究、拭磨，那才有丰富的贮藏。往日所不能贯通的道理，所未听闻的事物，一朝体喻，在有益的谈话里得来者，却往往有过。古人所谓“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确是一句有经验的话，确能洞悉谈话之真趣。

记起十八世纪约翰生博士（Dr. S. Johnson）曾集合了许多同志，组织了一个伦敦文学会，也专为谈话而设。这个文学会，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那是流动无定的：他们的集合，有时在会员的家里，有时在咖啡店中。谈话之际，把各人的心声赤条条地献出来。那班才人，既在书堆里饱餐着长久书香的气息，又孤独地躺在安乐椅上自由运动着脑筋。一朝倾吐谈锋，把不能移在纸上或将要在纸上的事理，借着一口嘴，展转的发泄，每次会逢作了几小时的交换，心境之欣娱岂俗人所能领略？虽则到现在隔了百余年，然而潇洒余韵，后人在书里读到这事，不禁对它生起憧憬。为此，便常引起我的梦想来。

我常常这样的想：如果有一所幽静的地方，每逢星期日便聚了几个思想和脾气颇为同调的朋友，在那里开一个谈话会，那是一桩非常愉快的事。人总离不开谈话，在学问的海里求寻者，更加需要谈话来调剂。闲谈也非“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意思，如其用得适当，正是能助长一切学术进境的源泉。

谈话会当略仿约翰生博士当时那样子，那是活的，有生态的，和正人君子们所开的会，根本就异其趣。我想要集合几个朋友，志趣大致相同，在一个厅子里，目中所见，并无生人，耳中所闻，并无俗调，各人随便穿什么衣服，随便坐或躺，不拘形迹，也不讲究规矩，或喝清茶，或抽香烟，性之所适，都无不可。清谈的材料，可没一定：自上天说到下地，自革命说到恋爱，自《皇清经解》说到《品花宝鉴》，自《原富》说到《金瓶梅》，范围随便他大与小，问题随便他正与偏，全由各人的自由，谁也没有预定。不过在这里，毕竟总要抱定宗旨，那就是：无论如何，绝对不容说违心之论的话。各人皆赤条条地把自己所经验的事说出，把最近所看的书讲出，把自己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态度与见解的情趣，忽而慷慨激昂，忽而低声细语，各人的态度，压根儿就没有一点拘束。如果有一个问题提出，各人的见解有不同时，无妨大声争论，纵问题如何重大，争论时也须间杂调笑，那才不致枯燥无味；假使一旦所争论的问题得到解决，大家都要一致哈哈大笑一阵，一不惯哈哈大笑的，播扬嘴角微笑着也是无妨。有时大家嚷着饥饿了，主人便弄一两样点心拿出来吃。老李可直接批评老赵的点心做得不好，夸自己的太太会做好点心，味道既佳，花样又巧；老赵不服，滔滔地争辩了。老张可参加意见，并提议下星期的集会，须到老李家里，目的是在尝尝李太太的点心弄得如何好吃，是不是老李“车大炮”，代他的太太吹牛。到了兴尽的当儿，各人随即自由散会，主人并不“鞠躬如也”立于门外送客，客人亦不临行向主人“九十度”，绅士的俗套根本就无须表演。一星期中得到这半天的消闲，然后各修“胜业”，我以为可真是忙碌于读书写作者之一种清纯舒畅的安慰。这种流动式的谈话会，比固定的为胜。此不特省钱租会址，并且交换智识在这样得来者居多，联络感情也以此为上法。然而人们为什么不？

另一方面讲，谈话之佳妙处，又是一种艺术；而此种艺术却从磨练中来。上面所讲的谈话会，就能够磨练谈话的艺术。徒有孤独的读书而缺乏谈话的磨练，不言其他，单在写作一方面，我相信其文决不能引人入胜，了无余味。清人许多朴学家，我读他们的文章几乎欲睡，非关题材干燥，实是他们不善于谈话的艺术，因之文字上之组织便不能动人。例如赫胥黎关于生物学上之著作，题材何曾不干燥，然而我们读之津津有味，其故便在于此。所以晋人善清谈，故其发言吐辞常有妙致；明人自中叶以后亦善清谈，故其零星小品往往多轻清可喜之作。我以为读书人平日研究有得，欲发挥某种学理上的文章，如先把该问题与良朋作口头上讨论一二过，然后着手写下，以谈话式的笔调出之，则必能独饶风趣，必能引起读者之注意。你以为何如？

载第13期（1934年10月5日出版）

小品文的危机

／鲁迅／

仿佛记得一两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见到记载着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说他是收集“小摆设”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记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摆设”了。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则只要不很破落，未将觉得没用的东西卖给旧货担，就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蛤蟆，这就是所谓“小摆设”。先前，它们陈列在旧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癞蛤蟆，应该称为“蟾蜍砚滴”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现在呢，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绝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像狂涛中的小艇似的。

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主要的物品。在方丈的象牙板上刻一篇《兰亭序》，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的脚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絮》，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

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是一蹋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了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

“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然而现在已经更没有了书桌；鸦片虽然已经公卖，烟具是禁止的，吸起来还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幻梦。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巷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蹙到马路上来了。

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分利”（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开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争斗之前的准备。

八月二十七日

载《现代》3卷6期（1933年10月出版）

谈诗

／郁达夫／

我不会做诗，尤其不会做新诗，所以新诗的能否成立，或将来的展望等，都谈不上。似闻周作人先生说，中国的新诗，成绩并不很好。但周先生的意思，不是说新诗可以不要，或竟教人家不要去做。以成绩来讲中国新文学的里面，自然新诗的成绩比较得差些。可是新的感情、新的对象、新的建设与事物，当然要新的人诗人才歌唱得出，如以五言八韵或七律七绝，来咏飞机汽车、大马路的集团和高楼、四马路的野鸡、机器房的火夫、失业的人群等，当然是不对的。不过新诗人的一种新的桎梏，如豆腐干体、十四行诗体、隔句对、隔句押韵体等，我却不敢赞成。因为既把中国古代的格律死则打破了之后，重新去弄些新的枷锁来带上，实无异于出了中国牢后，再去坐西牢；一样的是牢狱，我并不觉得西牢会比中国牢好些。

至于新诗的将来呢，我以为一定很有希望，但须向粗大的方面走，不要向纤丽的方向钻才对。亚伦坡的鬼气阴森的诗律，原是可爱的；但霍脱曼的大道之歌，对于新解放的民族，一定更能给与些鼓励与激刺。

中国的旧诗，限制虽则繁多，规律虽则严谨，历史是不会中断的。过去的成绩，就是所谓遗产，当然是大家所乐为接受的，可以不必再说；到了将来，只教中国的文字不改变，我想着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原因是因为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

当然，新诗里——就是散文里，也有一种自然的韵律，含有在那里的；但旧诗的韵律，唯其规则严了，所以排列得特别好。不识字的工人，也会说出一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来的道理，就在这里。王渔洋的声调神韵，可以风靡一代；民谣民歌，能够不胫而走的原因，一大半了就在这里。

除了声调韵律而外，若要讲到诗中所含之“义”，就是实体的内容，则旧诗远不如新诗之自在广博。清朝乾嘉时候有一位赵翼（瓯北），光绪年间有一位黄遵宪（公度），曾试以旧式古体诗来咏过新思想新事物，但结果终觉得是不能畅达，断没有现在的无韵新诗那么的自由自在。还有用新名词人旧诗，这两位原也试过，近代人如梁任公等，更加喜欢这一套玩意儿，可是半新不旧，即使勉强造成了五人字或七个字的爱皮西提，也终觉得碍眼触目，不大能使读者心服的。

旧诗的一种意境，就是古人说得很渺茫的所谓“香象渡河，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那一种弦外之音，新诗里比较得少些。唐司空表圣的二十四诗品，所赞扬的，大抵是在这一方面。如冲澹，如沉着，如典雅高古，如含蓄，如疏野清奇，如委曲、飘逸、流动之类的神趣，新诗里要少得多。这与形式工具格律，原有关系，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乎时代与意识之上。今人不能做陶韦的诗，犹之乎陶韦的不能做《离骚》一样，诗人的气禀原各不同，但时代与环境的影响，怎么也逃不出的。

近代人既没有那么的闲适，又没有那么的冲淡，自然作不出古人的诗来了；所以我觉得今人要做旧诗，只能在说理一方面，使词一方面，排韵炼句一方面，胜过前人，在意境这一方面，是怎么也追不上汉魏六朝的；唐诗之变而为宋诗，宋诗之变而为词曲，大半的原因，也许是为此。

旧诗各体之中，古诗要讲神韵意境，律诗要讲气魄对仗，近代人都不容易作好。唯有绝诗，字数既少，更可以出奇制胜，故而作者较多。今后中国的旧诗，我想绝句的成绩，总要比其他各体来得好些，亦犹之乎词中的小令，出色的比较的多，比较得普遍也。

做诗的秘诀，新诗方面，我不晓得，旧诗方面，于前人的许多摘句图、声调谱、诗话诗说之外，我觉得有两种法子，最为巧妙。其一，是辞断意连；其二，是粗细对称。近代诗人中，唯龚定庵，最善于用这秘法。如“终胜秋磷亡姓氏，沙涡门外五尚书”，“近来不信长安隘，城曲深藏此布衣”，“只今绝学真成绝，册府苍凉大幕孤”，“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梦断查湾一角青”，“自障纨扇过旗亭”，“苍茫六合此微官”之类，都是暗用此法，句子就觉得非常生动了。古人之中，杜工部就是用此法而成功的一个。我们试把他的《咏明妃村》的一首诗举出来一看，就可以知道。

咏怀古迹明妃村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头一句诗是何等的粗雄浩大，第二句却收小得只成一个村落。第三句又是紫台朔漠，广大无边，第四句的黄昏青冢，又细小纤丽，像大建筑物上的小雕刻。今年在北平，遇见新自欧洲回国的美学家邓叔存，谈到此诗，他倾佩到了极顶，我说此诗的好处，就在粗细的对称，辞断而意连，他也点头称然。还有杜工部的近体，细看起来，总没有一首不是如此的。譬如在夔州作的《登高》一首：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到新亭浊酒杯。

又何尝不然。总之，人的性情，是古今一样的，所用的几个字，也不过有多少之分，大抵也不到几千几万。而严沧浪所说的“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几微之处，就在诗人的能用诀窍，运古常新的一点。

一九三四年十月

载《现代》6卷1期（1934年11月出版）

谈杂文

／聂绀弩[1]／

《现代》九月号底“文艺独白”上有一篇反对杂文的文章。作者林希隽先生说：“杂文”底“蓬勃”是“畸形的发展”，“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社会的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随时随地都有着……更有意义的诸文学制作之丰富的题材……为什么不下点功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些那种零碎断片的杂文”？“要不是说明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严格地说，是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的破产，没有刻苦的艰辛的态度来埋首于一些繁重文学制作”。此外，林先生还说，写杂文，“应视是最可耻可卑的事”，“充其量只是一种浪费的生产罢了”。不用说，“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这现象……非特无丝毫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林先生底字典上，大约没有更多的辱骂了，不然，这篇“杂文”（对不起，在林先生把自己这篇大作明文规定为“小说”或“戏曲”以前，我只好不揣冒昧地称它为“杂文”），该不会一千多字就完卷的吧。

“杂文”是文章底一种体裁。它现在也许还没有成为定型。但文艺上的各种体裁，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杂文也跟小说戏曲一样，会由作者底努力，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何凝先生在《L. S．杂感选集》上说的“这种文体，将要因为L. S．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Feuilleton）的代名词”，正是这个意思。文章不从内容上去观察，不注意文章所演的任务，只注目于作为形式的条件之一的体裁，把某些体裁抬到三十三天，某些体裁打入十八层地狱，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偏见。至于由某种体裁来推断作者是可尊可敬或“可耻可卑”，这种智慧，恐怕只有为沙利文饼干公司服务的先知（？）“任道先生”才有的。

小说戏曲，不错，能够用具体的形象，把社会的现实指示给读者；它底任务的确不是杂文所能达到的。但杂文也自有它独特的任务，为小说戏曲所不及的地方。眼前就是例子，林先生底这篇杂文和杂文家，林先生“为什么不下点功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成零碎的断片的杂文”呢？也许林先生自己以为是“创作精神破产”，所以“甘自菲薄”，“投机取巧”；但依我看来，未必不是因为这篇文章底“题材”，再下多功夫，也不能写成小说或戏曲，所以不得不借重于自己所深恶痛绝的杂文的吧。依此说来，文章底体裁，各有各底用处；即使个人底偏见，看不起某种体裁，到了非用它不可的时候，可又不能不采用。甚么杂文“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

杂文底“蓬勃”，也许可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但这畸形底原形，决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是由于作家之“菲薄”，“投机”，“可卑”，畏难，等等个人底缺陷之类，倒是有它确凿的社会根据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现中国，固然“随时随地都有着丰富的题材”，可以“下点功夫”，“写成小说或戏剧”。但是能下而又肯下功夫的是谁呢？有闲的遗老遗壮遗少们，只是天字第一号的孱头。虽不一定积极地直接地成为剥削者，但在这动乱的社会，一面既怕旧东西底残害，一面又怕新的力量来夺去了现有的优势，于是在自己底周围起造一座墙，跟社会隔绝得水泄不通，好像某种动物，一遇险象，就先设法朦蔽自己底眼睛，或把整个身体都缩到某种地方去。纵有“丰富的题材”，也看不见，还谈什么“创作精神”？有些没落的“沉痛”，那只好“寄”之于“悠闲”，写点四平八稳从容恬淡的正宗小品，聊以排遣这死以前的岁月。不但小说戏曲写不出，就连散文也只能“小”而不敢“杂”！自然，有些聪明的遗少们，是会借“埋首”创作，来做逃避现实的口实的，可惜他们底视野既小如针尖，又不敢正眼凝视现实，“丰富的题材”，在他们面前，也变成贫乏。他们“写成的小说戏曲”，只能是经过了粉饰歪曲的画图。不过他们毕竟是聪明的，不但借“埋首”创作来逃避现实，并且借“埋首”创作来反对杂文了。此外，还有些无文无行的角色，小说戏曲不用说，能够写点通娘捣奶奶式的他们底所谓杂文，已经要算是他们底选手，根本就不该对他们存什么希望。不用说，把“丰富的题材”，“下点功夫”，写成作品的任务，只有在另一部分的作家底肩上。这另一部分的作家，“丰富的题材”是要采取的，小说戏曲以及任何文艺体裁是要运用的，他们写过不少的小说戏曲，现在还在写，而且将不断地写下去。不过他们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他们要最直接最迅速地反应出社会的日常事变，因此就较大量地产生了最直接最迅速地反应社会日常事变的杂文。由这种“畸形的”社会根据产生出来的杂文，不但丝毫不足以“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破产，没有刻苦艰辛的态度”，刚刚相反，它正是作家底“创作精神”，正是从刻苦艰辛中产生出来的创作。只有窥取光荣的杂文底形式来做反对杂文的杂文，像林先生底大作之类，才是这种杂文底例外。

现在再看社会上需不需要这种杂文。林先生为要说明“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看来……非特丝毫无需要之处”，故意把读者对杂文的欢迎及杂文在读者中的影响一字不提，这手法是很巧妙的，可惜马脚在不留心的时候又露出来了。林先生自己说，“而杂文之不胫而走，正是不足怪的事”。有这样的事么？杂文“丝毫无需要之处”，却又能“不胫而走”；“走”了，又“不足怪”。这道理恐怕只有林先生自己才懂得。“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杂文底“不胫而走”，我也说“正是不足怪的事”。历史转动了前进的车轮，使大众加强了文化的欲望；日常事变底千奇百怪，层出不穷，又使大众迫切地需要理解。正同需要物质的供应一样，他们也需要精神的粮食。“拿粮食来！”他们喊。可不一定限定作家只写小说戏曲或某种特定的体裁。不过“在目前，现时代”，他们不期然而然地多量地选择了这种最直接、最好迅速地反应日常事变，而又最浅显最容易消化的杂文。在这种场合，杂文绝不是什么“丝毫无需要之处”或“浪费的生产”，除了林先生自己底杂文。

九·二，一九三四，上海

载第1卷第2期（1934年10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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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署名“耳耶”。

警句

／徐懋庸／

许多作者作文喜用警句，许多读者读书喜看警句。学校教师在学生的习作中看到一二警句，便〇〇〇〇〇地圈下去，结果，连在一篇应用的说明文中，学生们也必硬添入许多不相宜的奇警的字句。

实则，作者喜用警句，是由于才力薄，读者喜看警句，是由于识力浅。才力薄，故不能创作充实完善的文章，徒藉警句以娱人，犹之肉体精神皆无足取的女人，着一九三四年式时装，勉学摩登，邀登徒子的一盼。识力浅，故不能理解一篇文章的全部内容及其每字每句所函的意义，徒摘警句以自欺，好像乡下老儿偶到上海，惊异于外滩房屋之高，马路上车子之速，归去逢人便说，只此二事，使不知者以为整个上海不过如此。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实”。这是因为“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这里所说的“深与浅”，即王静安所说的“隔与不隔”，“隔”与“不隔”之别，即“不自然”与“自然”之别。“池塘生春草”，是本来人人能道的平凡的句子，毫不奇警。至“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是警句矣，而善读者莫不以前者为优后者为劣。潘文正因为无处不善，故没有警句，（也可以说语语都是警句。）其尤佳者，亦只如锦上添花，极其自然，与全文相得益彰，并不独自出色。但在有的文章中，硬添警句，恰如在粗劣的土布上用金线绣花，太不相称，且所绣之花，决不能佳。现在有一类人作文几乎全篇用奇警之句凑成，使人如看万花筒，初看似乎莫测高深，一经拆穿，则不过一些五色的通草纸或者玻璃碎片乱凑而成，其实是毫无意思的。旧式的骈文，也是这种东西。

喜欢看警句的读者，若读一部伟大的作品，定会失望，因为在伟大的作品中，常常是没有特异的警句的。真能欣赏名花者，必至园地之上，阳光之下，微风之中，青枝绿叶之间，观其活泼的生机，自然的姿色及其与环境相掩映之态。在这样的境界中的花，无论其为大的小的，已开的，未开的，或者已经凋残的，各有其美，而且合枝叶风光而组织成一种全体的美。但伧俗之徒，只知折取一枝插诸瓶中，自以为已尽得此花之美，这实在是大煞风景的。读文章只知摘记警句者，亦此类也。

造句修辞，不过形式上的事，而文章首重内容。内容充实，则形式稍有瑕疵，尚且无妨，陀思妥益夫斯基因作小说过于匆忙，造句常有不合文法者，但总不失为世界有数的文豪。至于许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作者，则未尝都有伟大的成就。李长吉诗：“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泣秋雨”，其语亦似能使“石破天惊”，非常奇警，但细玩之究竟有何意味？

我前在《小说与随笔》一文中，曾说小说与随笔的区别，一在不求奇警，一在常求奇警。那是对现状而言，其实随笔也何尝应该以奇警见长。无论何种文体，总是以平常的言语说真实的事理者为上乘。或以为诗完全是警句的构成，也是不对的。三百篇，以及汉、魏、盛唐最佳之诗，何尝以奇警见长。现在有许多人爱读龚定庵诗，正以其造句奇警，然而定庵的诗究竟不是上品，是如朱光潜先生所谓“情浅”“才露”的东西。

世上的言语，本无所谓“奇警”与“平凡”。一句话所以成为奇警或成为平凡，视其与真实的内容相符与否而定。“广告”、“口号”、“标语”、“宣传”中最多警句，因为这类文章中所用字句，大抵与事实不符。如“新生活运动非揩油不可”一语，假如所言是实，即不成其为警句。男人写给女人的求爱的信中说：“我的整个的生命是属于你的……你若叫我赴汤蹈火，我决不作片刻的犹豫……地老天荒，我对你的爱是不渝的……”正唯其谎语，这些才成其为警句。北美合众国《独立宣言》中：“我们笃信人类都有平等的天赋的人权，谁也不能摧残！”这话在今日读来还是警句，因为在这国家里还有黑奴被迫害，还有劳动者被剥削，还有退伍兵不能生活。在中国，今日看到“驱除鞑虏”等话，已不觉其是警句了，倘说“打倒帝国主义”、“抗日”……则依然是警辟的。

去年以来的报章上，常常看到“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等字样，倘若说的是关于美国或日本和中国的则奇警得了不得，但若是关于苏俄的，那就平凡了，因为他们的第一次五年计划已经成功。

中国人读报纸上的通电和宣言，往往不理会其中所说的事情，只摘取若干警句以资谈助。郭松龄反奉时，沸腾于读者们之口的，倒是饶汉祥所撰的那几篇通电，我记得一个教师曾对我说，那里面的“赤化勃兴，苍生战栗”一联对得如何的好。

饶汉祥死了，用骈文的通电宣言今日已经没有，然而在今日的通电宣言中依旧充满了警句。一警句就是空话，用白话文写的空话也是警句。

载第7期（1934年7月5日出版）

热与冷

／茅盾／

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一首玩意儿的英文小诗：

As a rule a man's a fool，
When it's hot he wants it cool,
And when it's cool, he wants it hot,
Always wanting what is not.

一般地说来，诗的翻译几乎是不可能，但这首外国“打油诗”却不妨译出来，就是——

照例的人们是那么蠢，热的时候儿他要冷，
到冷的时候他又要热，总是要那些要不得。

冷或是热，人们都不喜欢；太冷或是太热，人们简直要“怨天”。在我，与其冷，毋宁热。每到了夏季，虽则“汗流浃背”，似乎精神还能振作；我向来是不怕热的。近来却不同了，即使还没十分怕热，可是懒洋洋地只想睡觉。

今年上海例外地早热，而且天天在九十六度以上，亦既有一周之久；每夜看看天空，一片云都没有，渐圆的月亮格外有精神，告诉我们明天又是一个热天。于是好像连日连夜苦战的兵士似的，我对于“热”的抵抗力就一天不如一天；最近简直连睡觉都不大酣甜。

想到预定的做小说计划，无端又受了挫折，我便转念到还是上什么山里去避避暑罢？郑振铎君每年要到莫干山住上两个月，而入山以后，天天闭门疾书，据说每天可以成书万言。我没有那样的“笔下快”，而且我又是离开了我所熟习的破书桌就觉得百不自在，简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所以到什么凉快地方去埋头做文章那样的事，我只好望着别人欣羡。我在九十几度的酷热下惟一的排遣法就是躺在床上读路德维喜的《拿破仑传》。

我也羡慕那些好本事的人，在毒太阳下出一身大汗。虽然我躺在床上读路德维喜也出一身大汗，但这是可笑的汗，我知道。我常常做一些可笑的事，我也知道。只是在流着可笑的汗时，使我不能无戚戚的，乃是自己现在竟连热都怕了，那就正像上面所引那首外国“打油诗”所说，我便成了一个十足的蠢才！

出一个题目，找许多人来作文，像杠栲栳似的扛起来，这在今年是顶流行的；何况“消夏”又是中国传统的雅事，只可惜我不是“诗人”，这样的文章做不来，勉强交卷，未免有僭，于是又一身大汗。

七月十六日，室内寒暑表一百度时

载《现代》1卷5期（1932年9月出版）

“幽默”的危险

／徐荫祥／

近来不论捧起哪一种报纸，或是杂志来看，大都总有几篇含着幽默性的文章，他们的笔法、性质等等，我们姑且不去谈他；只检出他们对于一切事物的影响、效力来谈谈。

大凡一件幽默的东西，不论他怎样的体裁，至少他总有一个对象，不管是普遍的还是专有的；那对象到底怎样，我自认学识太欠缺，不敢瞎说，可是我想一班人准会觉得失望，因为他的收成太小，懂得出的人太少。大半人未免要怀疑起来。

用那变态的攻击、谩骂，挖去许多作者的脑浆，造成了一篇篇小品式的文字，在报上和杂志上刊出来，总是希望一班他的对象会明白、了解，会给他感化，会像他所希望的觉悟、改善。谁知读者（不敢确定是多数和小数）呢，真个天晓得，起初很宝贵他，后来逐渐的厌倦这门老把戏，翻来带上厕所去当做消闲物看待，一忽儿也许用来包了污物，扔在粪坑里，如果那时给老人家看见了，或者也会引起他的一声“阿弥陀佛”。

不论一件什么东西，在一班人的脑子里认为凡是缺少的，须要的，总是价钱很大；多数人不须要的，总很便宜，从前所以会有玉石贵贱的分辨。现在在文艺上，也好像都看重了创作，唾笑那滥调，一切底一切，多是顺了这个格例，那“幽默”，怎会独异呢？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太多，实在也太复杂，真的讽刺不了，幽默不了，尤其是这个世界，讲都讲不明白的世界。那么率性不谈吧，不，倒又不可不谈，如果到率性不谈的时候，更糟了，因为现在虽然大多数人厌倦了这种老套，但是总不能说绝对没有人接受这种礼物，不过以后长久下去，用这种礼物送人，未免太觉得危险了。

“……要挣扎，只有亲自挣扎，运用你自己的健壮的身驱，大好的手脚，上前，挣扎出光明的前途……”

好像我在哪里看到这样一段，但自恨忘掉原文，只好借他的意思，同样的写几句。看来，他在唤醒人们，他觉悟“幽默”是不中用了，只有这样打出我们所希望的局面。

近来，像这样写着的书却也不少，可是他对于他的对象的影响，当然不好说没有，但究竟也极少；那么我们回头看看这些幽默的东西，更没力量了，太可怜，差不多给大半人们，像小脚的旧式姑娘一样的嫌弃，以后下去，难保他的效力，价值不完全失掉；我很替他可惜、忧愁、危险。

我惟一的大胆的希望在写幽默作品的作家，和在出版幽默作品的报张杂志的编辑者，教我些见识，幽默在将来，是否日趋危险？如果真的给我瞎摸到了柄端，可还有救星吗？

载《现代》4卷3期（1934年1月出版）

论乌鸦

／聂绀弩[1]／

上

二十多年前，胡适博士写过一首诗，题为《乌鸦》吧，有这样一些句子：

人家讨厌我，
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
讨人家欢喜！
整日里飞去飞回，
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让人家系在竿头，
赚一把黄小米！

其实，胡博士虽说“不能”或不屑“赚一把黄小米”，却并不怎样不“讨人家欢喜”。那时他的文章没有呢呢喃喃，讨某些“人家”欢喜，固是事实；但广大读者却是“欢喜”的。他也因此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没有几年，我们主将就不再是乌鸦了，在用青年们的“欢喜”垫高了地位之后，摇身一变，变成天使一样美丽的白鹦鹉，“呢呢喃喃，讨人家欢喜”，并且“赚一把黄小米”去了！

胡博士豹变后若干年，又有人引他的这首诗而自比乌鸦，那就是曹聚仁先生，当他办《涛声》的时候。那时候，他编印过一本书：《肉食者言》，是专记大人物们吐出来了又吞进去的各种唾沫的；《涛声》也确有些不满现状的言论。这当然不“讨人家欢喜”，也不能“赚一把黄小米”，于是就自比乌鸦了。

据说，唐时人到终南山当隐士，是做官的捷径；说不定今日自命乌鸦，就是变白鹦鹉的捷径。你大户“人家”呵，还不拿出你的“黄小米”来，瞧，我就要做乌鸦，使你时常感觉得“不吉利”了！“人家”为了避免“不吉利”，就只好拿出“黄小米”来。这并非苛论，胡博士豹变，已为陈迹，而曹先生现在就在上海经常发表皇皇大文，论吴满有，论青年党，论……

并且以罗素的“经典”做翻天［版］印来打击中国现在的新生力量。“呢呢喃喃”，大概很“讨人家欢喜”，同时也已“赚”得一把或若干把“黄小米”了！

十多年前，曹先生曾慨叹“五四”时代从事改革的青年后来都变成了达官贵人，并因之提起黄仲则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对智识分子是愤慨的。七八年前，谈到周作人时，说周是陶潜到蔡邕，也颇露鄙视之意。现在看来，那愤慨，那鄙视，在曹先生，都未免太早计了！

“百无一用是书生”，当作牢骚语或在某种特定的场合，原也不无意义的吧？但要把它当作一种理论，无限制地适用，就太危险。无例外地否定智识分子，而自己又正是智识分子。自己把自己否定了，要不成为自轻自贱的阿Q就很难：我算什么东西呢？我这样有什么关系呢？再进一步，放僻邪侈，无所不为。因为他既以为努力向上，守身砺行，于世无益；那么，无所不为，岂不也于人无损么？又何不胡作非为一下子，倒落得个下半世的享受呢？

人当年轻力壮，匹马单枪时，厕身今日社会，只要不聋不瞎，谁无大志？谁不想在改革运动中一显身手？于是浮躁凌厉，激昂慷慨，有时不免憨态可掬。不幸的是，孔子曰：“四五十而无闻焉，斯不足畏也已”。如果仅仅“无闻焉”，说不定自己也并不怎样“畏”；可怕的是“四十五十而无吃焉”！四十五十是大丈夫功成名就的时候，也正是儿女成行，婢美妾娇的时候。妻妾儿女，人之大欲存焉，但要是祖先不预先刮了一笔地皮存在那儿，就不免有一件最恼人心的事：要饭吃。社会真愈过愈狭窄，吃饭与激昂慷慨有时竟似势不两立；像编印《章太炎白话文》，《章太炎讲演录》，一面借章太炎的名字卖钱，一面又在那书上骂章太炎，以示自己的进步，那样两面讨好的事，未免太少了！自我否定于前，妻妾儿女啼饥号寒于后，面对着鱼与熊掌，究应何去何从，何取何舍？古往今来，原有许多“书生”之流发生过晚节问题的。如今只剩下一点小小的悲哀，即“改邪归正”之后，仍旧要以文章报国，有时就不免在读者面前，表演自己吞回吐出了的唾沫，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打架的趣剧。但是谁叫你是书生的呢？谁叫你从前那样激昂慷慨的呢？

但这只是就真有多少光荣史的人物立论，却并不十分吻合于曹先生。曹先生是一开始就以投机取巧的姿态出现的。《章太炎讲演录》的办法，已如上述；此外，还抢印过顾颉刚们的《古史讨论集》，而他自己并未参加讨论；又曾用“陈思”这名字编印过《散文甲选》、《小说甲选》，乃至《乙选》、《丙选》，总之什么书容易骗钱，只要能够抢到手，他总会捞一笔的。同时，纵然是浮躁凌厉的时代吧，也几乎没有一篇大作的意见或态度是可取的，大家总不会忘记把鲁迅的文章和杨邨人先生的文章编在一个刊物上的事吧，那编者就是曹先生！这种人，什么事会做不出来呢？观人于微，他今天的“呢呢喃喃”我们早在他自比乌鸦的时候就看出了。

下

写了上文之后，发见《文汇报》有一个新书广告：《鲁迅》，曹聚仁编，辑有鲁迅自传，张定璜、景宋等关于鲁迅的文章，同时也有曹聚仁先生自己写的。读过上文，见到这广告，应该会发出一种会心的微笑：“曹先生又在那里演他的拿手好戏了！”

鲁迅自己写自己的文章，有人要看的；别人写的鲁迅，也有人要看的，从储存的旧报旧刊物上一剪，一贴，一抄，排列一下，不费吹灰之力，就是厚厚的一本，定价几千元，百分之十五的版税或万元左右一千字的稿费，不在话下，都走进了大编者曹聚仁先生的腰包。上海，真是久违了，不知还有回力球场、轮盘赌、跑狗场没有，如果还有，一定有人发见曹先生在那里面逸兴遄飞的。编这种书，他已是轮老手，早编过章太炎的白话文和讲演集，顾颉刚们的古史讨论集以及小说散文甲乙丙丁选。世上真也有些傻瓜，像煞有介事地在那里研究，写作；“何许子之不惮烦！”人只要住在“听涛轩”，订几份报章杂志，准备一把并州快剪刀，那就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任你怎样的作家学者，都在为我效劳了。而且你们研究，写作，能使你们个个都变成了鲁迅、章太炎、顾颉刚么？当然不能。但我“听涛轩主”则永远第一流编者，我编出来的书，永远是第一流作者如鲁迅、章太炎、顾颉刚等所作，那就永远不胫而走，人手一编！有不曾瞻仰过曹先生的人么？《章太炎讲演录》，顾颉刚等所著《古史讨论集》，加上现在的《鲁迅》，就是他老先生的自画相！

假如只是把别人的血汗卖点钱，那也不过标点家许啸天、陶乐勤、朱太忙之流，充其量，市侩兼窃贼而已，曹先生怎会这么简单？瞧，在《章太炎讲演录》上，他骂章太炎反对白话，思想落伍；不言而喻，他自己是前进的，就是借别人的落伍来宣传他的前进。这回的《鲁迅》上又有他自己写的关于鲁迅的文章，足见他是鲁迅的朋友，是理解鲁迅、尊敬鲁迅的人；又借鲁迅来宣传他自己。如果他真是鲁迅朋友什么的，那也只好由他宣传的吧？但事实刚刚相反。他把鲁迅的文章和杨邨人的文章编在一起，即让鲁迅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的事已经说过；现在添讲一个故事：十一年前的一个年底年初，鲁迅和胡风、萧军、萧红等合办一个刊物：《海燕》。校对、排版以及别的杂事由我担任，对外算是我编，但不要我做发行人，发行人要有住址，大家不愿把我的地址公开。可是别的人却不容易找，不是人家不敢，就是我们不愿。一晚，我走到曹先生的住处附近。忽然想起他的住址本来是公开的：他自己就在办刊物，当一个文艺刊物的发行，在他理解刊物性质的人，该不会认为怎么危险。于是鬼使神差，立刻去拜访他。他答应了。并且谈得很相洽，我一面兴高采烈的通知鲁迅他们，一面就在刊物上印上“发行人曹聚仁”字样。谁知刊物送到书店之后，他来说他没有答应，叫书店把他的名字勾去。他又到巡捕房去告密，说这刊物是谁办的，谁编的，如何危险，以致我找到别人去声请发行，巡捕房也不准许了。他还在《申报》登广告，说我们怎样窃他的大名，又写信到鲁迅那里去剖白。《鲁迅书简》里有一封答他的信，就是和他谈这事的。总之，那刊物因此之故，只出了两期就寿终了；而这刊物的主持人，我告诉过他，是鲁迅。他就是这样尊敬鲁迅的！[2]

纵然不尊敬鲁迅或和鲁迅的私人关系很坏，若精神上真有一致的地方，一时利令智昏攀附鲁迅，借鲁迅的名字骗点钱，说不定也有值得同情处。曹先生是怎样呢？曾经说过，他正在用一切方法打击中国的新生力量；而鲁迅却是竭尽毕生之力反对一切旧势力的！两人之间有丝毫共同点么？骗钱也好，自我宣传也好，甚至一面“呢呢喃喃”“讨人家欢喜”，一面又天良发现，推崇推崇鲁迅也好，那还不过只显得他贪鄙、无聊和矛盾而已。如果用意并不在此，倒是藉此伪装一点“乌鸦”的神态，利用鲁迅的名字给那些充满了杀机，充满了毒素，也充满了无耻的名言说论保镖，让读者以为他和鲁迅有过交道，因为信任鲁迅，连带也认为他的高论有几分值得重视，那么，曹先生！你就未免太狠毒了！

鲁迅说过：“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自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伟大的预言者，竟不知道还有以死尸为糖衣的！他又表示过愿意把尸喂给鹰隼狮虎吃，哀哉，他又不知道吃他的竟是乌鸦，不，竟是呢喃的白鹦鹉——好一个“人家”笼子里的能言鸟啊！

一九四六·一一·一八

载新三号（194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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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绀弩。

2 编辑按：曹聚仁在其1961年出版的《鲁迅评传》引言中说“一九三四年冬天，为了群众书局出版《海燕》的事，我和Y君闹得不十分愉快。（Y君为了此事，一直在骂我，却不曾把真相说出来。）鲁迅先生写信给我，劝了我一阵”。并引了鲁迅表示不曾误会他的一封信。（该信全文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鲁迅书信集》第952页。）有关这一公案，各有各的说法，读者须留意。

旧诗新话

／陈途冬／

吴梅村晚年病中诗有云：“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又有：“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原来当清兵取得中国的时候，侯朝宗曾从南方寄信到北京，力劝他千万不要降敌。而吴梅村最初是感到“翘翘车乘，召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的，可是终于经不起硬刀软刀的胁诱，还是降了。及到晚年，生命快要告终，这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发出这样凄楚之声，纸面上铺满了忏悔的言词，也算得是“知惭愧”了。

可是以后劝告他的朋友也走上了他的道路，这位力劝吴梅村莫降敌人的侯公子也出而应试满清主子举办的“顺天乡试”。大概那时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这些遗民、清流、作家、隐士，东林后辈、复社台柱，簪缨子弟、前明少爷之类，也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既不能做伯夷叔齐，又不能做陈涉吴广，所以就出来敷衍敷衍，虽则不是烈士，你总不能说他是汉奸，深得庄子“处乎鸣与不鸣之间”的神髓，那时“儒家”之儒是采用了“道家”之道了。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原谅的，他没有参加过满汉更生文化座谈会，也没有受爱新觉罗王朝的招待去盛京旅行。

至于吴、侯之间，所差的尺度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若与阮圆海比，那还是相差千里的。

这些事情已经过了三个世纪，今天我们来衡量也许有些不准确。不过今天我们却看见了一个想超过“五十步百步”的吴、侯——周作人先生！

周作人是自号“知堂”的，是做过“思想界的前驱”的，是讥讽过“老人的胡闹”的，是以陶潜自况的，而又是常常使用着一颗“知惭愧”的图章的……

这是抗战以前的，且说抗战以后的——

周作人是矢志做苏武的，但苏武却没有在被匈奴俘去的汉人中教他们上学作顺民的；周作人是出席了“中日更生文化座谈会”的；周作人是四月十八日到敌京受招待欢迎的……

周作人是作过“我不认识核桃，错看他作梅子”的诗的这 么多年了，难道还是套用老调，说“我不认识侵略，错看他作亲善”，或者是“我不认识敌人，错看他作朋友么”？

周作人又有诗云：“镇日街头听谈鬼，终夜窗前学画蛇。”上句“谈鬼”，早已否定了他过去的“谈龙”“说虎”；下句“画蛇”，是预言了今日的添足，于是乎去国行矣！

借问出入“苦雨”之门，小品于“苦茶”之徒，“雨”后“茶”余，难道还是以“周公恐惧流言日”一句一唱三叹兼作解释吗？

载二卷三期（1941年5月出版）

毁去“人肉筵席”

／吴琛[1]／

大小无数的人肉的宴席，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揿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鲁迅：《灯下漫笔》（二）一九二五

鲁迅先生“呐喊”着“救救孩子”，在上段的话里他似乎又叫救救青年了，其实他救的是“人性”（Human Nature），是希望有“真的人”！

无疑的，“这人肉筵席现在还排着”，“筵席”中流行着一种“礼教”：“非礼勿言……”因此参加这“筵席”的人是“文明”人士，吃人也要礼让。

其实，在这些“吃人”的“筵席”中也有各种人：“聪明人”，“傻子”和“奴才”……同样都是“被吃”，只是有的做奴才，有的做“奴才的把总”，奴才是陪同“吃人”再来“被吃”……兔先生便是这样可悲的人物。

森林中间就是“人肉筵席”的所在，大亨们为了“吃”的动机，因此也不时召集“各党各派”的先生们来宴饯：东道是狮先生；来宾有象先生、熊先生、虎先生、豹先生、狼先生、狐先生、鹿先生、野猪先生……所有森林里的大亨乃至小百姓都一齐请到了。真所谓“济济一堂”，“集思广益”了。可是“法律”上规定：像兔先生这些小东西，只能在“筵宴”上“亲聆训诲”而已，即使有“发言权”，也限于“恭祝各位健康……”、“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因为这是“国民需知”和“青年守则”，否则，要是兔先生说“你们不对”，那么，“你说便是你错……”。当然，像兔先生这样微小的“大亨食品”迟早也要遭“吃掉”的，只是大亨们尚不肯直接下手，或者是当他们还肚饱的时候。有时大亨们也要召集兔先生之类来“商谈”的，说不定还请兔先生“发言”，“筵席”中大亨们多的是，你区区兔小子敢“不自量”来噜叨？但大亨们又必须兔先生发言，为了免除“独裁”的诽议，但“人到低檐下……”、“碰到猫头鹰，有理说不清”，这倒难为了兔先生，只得说：“我们没有没有话说，我不不曾说说话。”—敢怒不敢言，兔先生已经哭得眼红了，难道真的没话说？佛罗贝尔沉痛地写道：“为了我这样的生活，我只把所要说的话说出了四分之一……”兔先生是“君子知命，不立危墙”的，这点“默默给吃”的“涵养”是祖传的法宝，利用眼泪来掩没那一连串“被吃”的悲哀，连眼睛也哭红了……

因为“筵席”中有“礼”，因此兔先生多蒙不弃而“躬逢盛饯”，也何幸而得狮先生“请”“发言”，又何幸而得大亨鼓掌助兴，如果不以为兔先生乐而忘形的话，那兔先生自己简直受宠若惊，“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了。但兔先生也稍读过《法律大全》之类，如“第五百八十四条，第七千六百三十二条，第三篇八千六百二十六条”……等等，但每条的收尾两个字都是一样：“吃掉”。比如说，一个小动物像兔先生似的，偶然在森林里散步，不幸而遇见了虎先生，照小动物的习惯是（也是法律上的规定），站在路旁，恭恭敬敬请一个安，说声：“虎先生，你好哇！”这时候，虎先生如果高兴，那就是说它老人家肚子饱饱的，不想吃什么，昂头阔步地走过去……；却常常是不高兴的，或者说，常常是胃口很好的，“怎么，你问我好？我有什么不好？你敢讥讽我！”下文不必说，就是“呵门”一声，把兔先生吃掉。因为吃掉法上明明写着：“凡对大亨说‘你好’者，吃掉！”谁吃谁呢？当然是大亨吃掉小动物。历史照王安石的说法是“相砍”，谁砍谁呢？当然是大砍小的啰，猫儿捉住老鼠时，虽然故意放开它走几步，再去捉住，按一按，待这种“法律手续”做完之后，才把老鼠吃掉。“狂人”在“日记”里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里面歪歪斜斜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细细想了半夜，才从里面看出字来，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大意）。这是“文物之邦”的“仁义道德”之西洋镜！

终于兔先生说了话，虎先生跑到跟前一把抓住他说：“你怎样有这样好的口才？”那爪子几乎刺进肉里去了，兔先生感到像火烧一样肿痛，可是不敢叫唤。“我真爱你，我恨不得把你一口！”虎先生如此说，言外之意是：你真懂规矩，知奉承，好一个“公民”！

兔先生的“被吃”是“筵席”中的“文明”基础之一，只是一次他没有“被吃”，不幸得很，却在宴桌上见到热腾腾的兔腿，兔太太失了踪，这些兔腿中一定有一对是兔太太的，否则也一定是兔先生的家族们……“狂人”吃饭时见雪白的鱼眼，以为他的妹妹也已混在饭菜中给他吃了，这真是“吃的文化”，这真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吃”！

在“吃人”的“筵席”上，我们固然如鲁迅先生所说，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这不但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也是一切被压迫被欺骗与被屠杀——被吃的人的使命，只有一以牙还牙，“毁去，前进！”才对，否则，光若“求祷派”一样，“主张求祷天老爷把这些大亨们趁早赶回去”；或如“计划派”一样，“主张估计大亨们每年需吃掉多少匹兔子，由兔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计划地征集进献，却请大亨们不再在路上随意吃掉额外的兔类”；或者如“饥饿派”一样“主张绝食，饿死也不给大亨们吃，至少让自己自身永远养不胖，大亨们看见瘦骨嶙峋，就引不起食欲……”；又如“服毒派”，“主张每次出门，口里含一包毒药，一碰见大亨要吃掉自己，就是先把毒药吃下去，让那毒药到大亨肚里去发挥药性”。……这些都是自杀，必须如此才行：“敌人不投降，就扑灭它！”

毁去吃人的筵席！撕下“吃人”的教条！

一九四七·一·三，改作

载新四号（1947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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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孟浪。

隔海问答

／郭沫若／

一月八日《大公报》的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大约是近来王芸生的一篇得意文章，批评它的人已经不少了。我虽然落后，也从友人处借来看了一下，照例是那套烂熟的圆滑笔调，有心玩弄人，实在有点令我作呕。不过我对于文中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倒很感觉着兴趣：

试问如果一个政党突然掌握了中国首都……其疲劳的军队能否再远征中原及边疆未克复的各省？很可能若干地方军阀会玩其惯技，派员疏通，在两便情形下投诚效忠。试问问这政党是严词拒绝呢，还是勉强答应？依过去改编伪牌军队朝秦暮楚而言，我们的批断是勉强但一定答应。然而那么一来，这个有革命抱负的政党稳握政权后十年廿年，可有把握不走上腐化途径？而那时不满现状的人们能不再起而革命？于是革命不已，流血不已。这个连环套要到哪年为止呢？

这儿所假设的“一个政党”，明明白白地是指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出于假设，已经足以证明王芸生和他一群人的脑子里面已经在转着这样的念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要“突然掌握”着南京的。蒋朝必亡，在他们的心目中也已承认着是既定的局势了。但他们还没有灰心，忠心耿耿地还在图谋抢救。在他们意想情愿的希望里，自然最好是“这个有革命抱负的政党”能够妥协，不要等自己“疲劳”了，自己也“腐化”了，让别人又来革你的命。但这，可能吗？王芸生自己在《大公报》的另一篇社评里面早就说穿了。三月八日的《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里面有这样的话：“在腐败然而有限期的政府与健全而无限期的政府之间，我们是宁选前者的”。这儿的“健全而无限期的政府”所指的自然也就是中共“掌握了中国首都”之后的政府。但既“健全而无限期”，那还有什么“疲劳”与“腐化”的可能呢？人民能全体“疲劳”而“腐化”吗？因此，所谓“革命不已，流血不已”，也不过是骗人的话。本心呢？要今天的革命快已，流血快已，赶快抢救那“腐败而有限期的政府”而已。但是，如何抢救？

最妙的是，美国马歇尔的智囊裴斐教授赤裸裸地回答了王芸生所提出来的问题。答案是曾在一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星期刊《我们在中国所面对着的危险的选择》里面：

有一种可能性是确定的，即国共双方都可能打到一种筋疲力竭的状态。那种状态一经发生，美国人便可以起来调停，给那时的新政府以物质援助，那个政府是以不为国民党的贪污和共产党的暧昧所传染的中间路线者为主，但又是包含着各系各派的。

局势是已经确定了，一边已经“疲劳”，已经“筋疲力竭”，希望另一边也赶快“疲劳”，赶快“筋疲力竭”。那样便好在美帝国的“援助”之下让“中间路线者”组织“新政府”，这不就是“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吗？一个高鼻子，一个矮鼻子，隔着那么宽的太平洋，公然在从一个鼻孔里出气。走中间路线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们尽可以弹冠相庆了。无怪乎那些“者”们近来实在是非常起劲。请看“者”们的活跃吧。钱昌照、邵力子、萧乾等拿着豪门的钱，在北平组织了一个什么“研究会”，纠合了五十九个官僚，发表了三十二条主张，企图呈献出一套“新中国建设的蓝图”。这些工程师俨然就像是已经受了买主预订。特别起劲的是“过河卒子”，他更单独地在作裸体胡魔舞了。他有一封斥责周鲠生的公开信，尽力替美帝扶植德日辩护，骂苏联为比德日还要可怕的侵略国。他更公开表示，以前对日寇侵略也曾不惜力气主张过和平，但在今天对于中共和苏联却断乎无和平可讲。为了争取美帝的欢心，这位“卒子”表示得比光头佬还彻底，似乎在今天只有胡适才配做中国的希特拉了。因此，有人在这样揣测：胡适想代光头佬而做中国的大总统。甚至于有人在说：这是美帝的授意，美帝要准备换马再战了。“不为国民党的贪污所传染的中间路线者为主”，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

金陵戏班（新波画）

载新二号（1946年11月出版）

是的，我也有点相信：胡适或许在作那样的打算。胡适不是也说过：南京政府的官吏有百分之九十五是不贪污的么？这话很有意思：因为把四大家族加上政学系，刚好是百分之五。如此看来，胡适似乎确有意思，准备去“主”那除去了这百分之五的不贪污的政府官吏了。胡适是惯会“梦想”的。假如这一次他真在这样“想”，我敢于断定，他又在做“梦”。我们不要把裴斐、马歇尔之流看得太甜了，他们委实是有两手的。拿利用价值来讲吧，光头佬尽管自行预言快要当俘虏，但比起“过河卒子”来，究竟还要高一筹。诡计多端，廉耻丧尽，穷凶极恶，不学无能，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已空前，而且会绝后。这一个宝贝在美国反动派的心目中，正是“不为国民党的贪污所传染”的标本。我们请记起司徒雷登的一次演说吧。他叫中国青年要在这位“领袖”之下，恢复起五四精神再来“革命”咧！究竟矮鼻子没有高鼻子高明，比较老实的王芸生却早把秘密说破了。我又要把他的名言特别郑重地再引用一遍：

在腐败然而有限期的政府与健全而无限期的政府之间，我们是宁选前者的。

照这逻辑推论下去，岂不是最腐败而最有限期的政府，也就是最当“选”的了吗？这正合美国反动派的孤意。然而像这样的老实话，我相信裴斐教授之流就不会说。这毕竟是主子的主子和奴才的奴才之别。

三月十七日

载《野草文丛9·论白俄》（1948年4月出版）

谈“阿金”像——鲁迅作品研外篇

／孟超／

在鲁迅先生的笔底下，如果说阿Q是中国特有的农民型；那末，阿金便应该说是在半殖民地中国洋场中的西崽像了。

阿Q虽然十足的表现出中国人的劣根性，然而，他一方面受着赵太爷等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着假洋鬼子的新兴买办力量的白眼和欺负，倒底还值得人同情些；而阿金，她对她外国主子则婢膝奴颜，对中国人则假借洋势，骄气凌人，这样，就叫人只觉到她是多么无耻、可鄙，丝毫不值得可怜了！

有人说在广大的中国社会中，到处都看见阿Q的身影，其实，只要外国势力一到的地方，阿金又何尝会少呢！这类的人，自然不一定个个当娘姨，不一定被外国人叫惯了“阿妈”的才有这种贱骨头；大约受着外国人豢养的，受着外国人赏赉有加的，奴性一发，便会受宠若惊甘心替他洋主人帮闲、帮忙、帮腿、帮嘴，又哪一个不是露着阿金的嘴脸呢？

论起阿金的家系来，知道底细的人，谁也会晓得她是和阿Q有着血缘的，——也许还是阿Q的下几代的侄女孙女之类。然而，因为她已经卖身投靠，倚傍在洋势力的胯下，便似乎没有那样的土头土脑了，可是她那种不中不西，半洋半华的四不像样儿，别人正以为是更冲人的，而她自己却以为一登洋门而声价十倍哩。

自从有了阿金之后，中国就更加不安了。你看她站在她洋主子的门台（其实还是在中国地面）上那股子耀武扬威的劲儿，别人也跟着“阿金，阿金！”的大声叫着，这影响真也不小啦！可是像鲁迅先生所谓“她的主人的后门，斜对着我的前门”，这种波及，我以为还并不算严重，比如说吧，她如果进一步摹拟她主人的口吻说一声：“你们中国的战场，是我们的西线！”那鲁迅先生怕更受不了啦，因为打起土地边界的官司来，怕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就是开同乡会，打电报，也都没有用，——况且如今的年头儿，会也不是好开的，电报也不是容易打的。

可是你别看她在中国人面前发着那样大的威势，然而，一见了她的洋主子，却又换了一种姿态。她专会摇头摆尾，张口主子，闭口大人的，还加上一些“英明”的、“贤德”的肉麻的形容词，甚至于连她主子的姓名籍贯都不敢提一提。而她的主子，也会赏鉴她那种哈巴像，主人一高兴，还许更多喊两声乖，多赏赐一点吧。

但是，她也有出丑的时候。再比如说吧，她一看到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有时，不管张三李四，就乱喊起“主子”来，错认了人，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别人在对她嗤之以鼻，而她自己因为到底比阿Q小D之流聪明些，她有“有奶便是娘”的信条，便总会花言巧语解嘲的。

所以，你别以为她摆着“无私”的架子，煞有介事的指东论西，表面上也像是说的中国人的话，骨子里头，不但全部洋腔，而且总不外乎她那一套——“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的主张（只要是洋场，又不一定单指上海了）。

她为人的看家本领是“你这老×没有人要！”这是她的自诩，正如商店之有“张记”“王记”……标明是有了主子，东家的；同时，别人没人要，也说明了她是已经卖出去了的。不过，奴才的心理常常和普通人不同，普通人怕当奴才，而奴才却正怕当奴才当不稳哩；所以她无时不担着心事，怕在中国人面前替她主子扯不拢谎；或者，被她主子停了生活，一脚踢的出去；于是她便一天到晚彷徨忧虑，寝食不安了。但是等到她当奴才而真果当不成的时候，也就只有哑住喉咙了。比如咱们的教授策士之流，他会用着多么漂亮的词句，粉饰着他们的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等到中德绝交之后，他就不能不挢口结舌了。那时，我们的耳边自然可以暂时安静一下；但是，你千万别因此庆幸，“阿金”绝迹，一个“阿金”去了，也正是别个“阿金”登场的时候。

“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这里的所谓“平凡”，也正如奴才之与奴隶一样，是在耳目口鼻等器官上找不出什么不同来。然而奴隶到底是奴隶，而奴才总归是奴才，奴隶苦眉皱脸，可是他心里总有不甘做奴隶的想头，奴才可就无论如何也抹不了他那种胁肩谄笑的卑劣像的；所以如果要从阿金身上找出她的特点来，只看她的趾高气扬还不够，她那媚骨媚态总骗不了人的。可是阿金有的时候，也会装出苦相的，因为不这样便无法混进奴隶的群中，来替她外国主子宣扬“我皇圣德”哩！

有人说：中国人要在抗战中澈底扫除了阿Q的心理。阿Q固然是中国人心理上的病源，但我更以为如“阿金”之流，她不只是中国女性中某一种人——替外国做“阿妈”——的标本，而正担心她永不会洗刷干净了她那奴才根性呵！

三十年“九·一八”

载三卷二期（1941年10月出版）

“灰色人”——夜读偶记

／邵荃麟[1]／

病中看了高尔基的一篇短文，题目叫做《大仇人》。

这篇文章里说，世界上有个黑人和红人在作着殊死的战争，那黑人是古代传说里所称的住在山洞里的毒龙，而红人就是古代传说里的屠龙英雄圣乔治，从辽远的古代以来，他为了自由与美专杀那些恶的毒蛇。

黑人的武器是他那永远不死的野心。他的信条是：“一切都属于我！我是权威——所以我就是人生的意识和灵魂，我是一切人类的统治者，谁反对我就是反对人生——他就有罪！”

红人的实力，是他对于自由的理智的光荣的生活底热爱，他的信条是：“世界是我们一切人的世界！凡人都是平等的。人人心的深处，有美的世界存在：没有一个人应该失望而自愿为权威的奴隶，应该没有一个人是被奴役的。谁也不该征服谁——为要弄权的缘故而握权，是有罪的。”

这个战争包办了人世间的一切苦乐，一切佳境，一切惨遇，——它是世界上最可爱最丰富的一篇传说。

然而在红人与黑人之间，却有一个小小的灰色的人，像俳优似的跳跃着。

这个灰色的人是这样的：“他的唯一的嗜好，是一种温暖的、吃的很饱、住的很舒服的生活；而且因为要满足他这一点小欲望，他不惜作践自己的灵魂，正像一个饥饿的娼妓作践她干枯的身体，任何人的使唤，他都愿意接受，只要给他吃的很饱，住的舒服，且不必劳心。至于喂养他的主人乃何等样的人，他是不问的——野兽也好，人也好，白痴也好，天才也好。在他看来，所谓人生，不过是面镜子，在那里头，他只见有自己。他胶漆似的尽粘附着人生，因为他兼着各种生物所特具的才能。他的灵魂是微睡的蜥蜴之官，出名是‘卑琐’，他的心是灰色恐怖之家，他愿望是‘多享乐些’，然而又惮于动作，所以永远是屈辱以求苟安，简直没有一点刚气。他的职业永远是挑唆。”

“他只崇拜一句话：‘安分守己’，即使以全世界的精神死灭为代价，他还是崇拜‘安分守己’！”

他跳跃在红人与黑人的战斗之间，黑人占了一点上风，他趁火打劫向红人偷掷了几块石子，黑人有点疲劳了，他插在中间做做“调人”。他对黑人说：“给奴隶们多加上几条绳索吧，将来即使不得已减少几条，也仍等于不减，可是奴隶们却因此满足了。”他对红人说：“慢慢来吧，什么事情一下子是改革不了的。聪明的人应该慎重考虑，计划周到，能够谨慎地做去，人家一定会让步的。”无论哪一方胜利或失败一点，他终是从中取利，替自己划算一点温暖的、吃的很饱、住的很舒服的生活，他从不吃亏。

对于这个灰色的人，高尔基称之为“生活的大仇人”，他说：

“有了他在中间作祟，于是人生就失了鲜明的色彩，变成了秽污的呆钝的可厌的灰色。”

“这个灰色人横在进化长途的中间，简直拉住了已被时间宣告死刑的遗骸，阻止新人生的通过，所以他永远是一切光明的自由的美的生活的大仇人！”

高尔基写这篇文章，或许是对当时情势专有所指，可是这个灰色人，却确是典型地存在于我们历史中间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而且在近年的历史上，他还扮演过时髦的脚色——虽然他已扮演了悲剧的脚色，然而他仍然是从悲剧中间吮吸了受难者的幸福。

因为他是灰色的，所以没有红人或黑人那么色彩显明，在太阳底下，他也隐隐约约泛现一点红色，而在阴雨中间，他又和黑人差不多，这样颜色，恰恰适合于他的职业，而同时又适合于他的信条——“安分守己”。

因为他是灰色的，所以虽然有点呆钝可厌，却不教人害怕，也不教神经衰弱者战颤，并且温文而有礼貌，很方便于自由来去，而且温暖的，吃得很饱，住得很好的生活又是人们所欣羡的，于是他便走起运来，并且创立了他的教义。他的教义是很漂亮的：既不像红人的那么“偏激”，也没有黑人那么凶暴，不偏不颇，很有些近乎圣人所谓的中庸之道。他知道“执乎中”，因为他有两根舌头，常常立于两极端（红人与黑人）之间，他知道“庸者不易”，因为他永远从红人与黑人战争中间划算温饱舒适的生活，从来不变，他崇拜黑人的“力的哲学”，也赞成红人的“爱和自由”。他宣说，他是采双方之长，舍双方之短，集上下古今之大成，蔚然成为历史上最合理的教义。

他不仅建立了他的教义，并且也创造了他的生活艺术，他的生活艺术就是所谓二丑艺术，摆着绅士脑袋，装起学者嗓子，扭扭捏捏，往来于喂养者之间。有时也谈文学美术，论论海涅尼采，并且如高尔基所说，“他有时并不拿工钱，竟肯白做，因为他的目的在乎从中取利，并不单靠几个表面上的工钱”。

他确实有过一时的成功，那是在人民生活色彩比较黯淡的时候。

然而，悲哀的是“被时间宣告死刑的遗骸”终于拉不住，当人类战斗的色调更加显明的时候，当战斗更尖锐而使人们生活更丰富的时候，当阳光与黑夜更加分明的时候，灰色人渐渐是站不住了。不是太阳将消灭了它，便是黑夜将吞噬了它。

他的出现，是在红人与黑人的战争开始之后，他的死亡，也该是在这战争结束以前。

而现在这日子是近来了。

让人们战斗的色彩更鲜明罢，让人们生活的光辉更灿烂罢。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

载五卷四期（1943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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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荃麟。

感慨前后

／周木斋[1]／

曹禺先生的剧本《日出》的第二幕的开始，写××旅馆的茶房王福升不耐烦小工们建筑洋楼打地基的桩歌，做出许多恶赖样子：吐唾沫，塞耳朵，挑战地坐起来，索兴闭着眼睛静听起来；说出许多咒话骂语：“呸！呸！呸”！“他妈的”，“这帮死不了的”，“这帮混账，欠挨刀的小工子们”，“这帮饿不死的东西”……但在“讪笑”地说了“天生的那份穷骨头嘿。要不，一辈子就会跟人打夯，卖苦力，盖起洋楼给人家住嘿？”以后又在神气活现地说了“谁盖的，反正有钱的人盖的吧……”以后，接着却又“无聊”地说“有钱么”！而又阿Q式地“感慨系之”地说：“越有钱的越有钱嘿！”

这个“阿Q式地感慨系之”，是动作的注解。其实，王福升不耐烦小工们打地基的桩歌，诸凡由此而起的恶赖样子和咒骂话语，总之，是一切的嘴脸，已经都是阿Q相的了，而注出的“阿Q式地感慨系之”不过最为显露，这才特别加以注出的罢，而也最耐思索。

诌上慢下，以上压下，王福升盖兼而有之，这里则是背后以上骄下，便精神胜利了，背后感慨乎上，便悲天悯人了。

但这感慨是情绪的一闪烁，例如在感慨以前，就曾充分流露以上骄下的情绪，是不一贯的，矛盾的。如其在地位对等的场合，便是迁就强者，牺牲弱小。

落魄之时，是每多感慨的；地位低下，也每多感慨的。感慨因己而发，似乎发于真情，但这真情也只限于自己，因而感慨也只限于是为自己。感慨乎上，是表示自己徒唤奈何的意思，而有时也感慨乎下，则径直漫然徒唤奈何的意思了。爱莫能助的外貌下，隐藏了漠不关心的本质。于是感慨只是感慨而已。

感慨之是否真正发乎真情，须视前后的情绪是否一贯，是否为正义而努力，而也才能不仅限于感慨，发生实际的效力。此所谓为正义，自然为别人，同时也为自己。为自己才切实，为别人才真实。

捷克被吞灭了，张伯伦说：“凡强暴与不公道之行为，迟早自食其果。”诚慨乎其言之也；西门也说：“证诸史乘，凡以征服异族为事者，往往自食其报也。”亦诚慨乎其言之也。然而倘曾抵抗侵略，援助弱小，是可以这样感慨的，而抵抗侵略和援助弱小也就是致使侵略与自食其果报的力量。但在纵容侵略和牺牲弱小以后而还发这样的感慨，那是使人也要感慨这个感慨的。

自然，这里是以感慨以前的情绪来对照感慨，显出两者的不一贯、矛盾而说的；感慨以后的情绪呢，当然不在此例。倘不使感慨成为一时的感慨，而以感慨做出发点——现在，已经有一些端倪了，则后之视今，未必亦犹今之视昔的。房龙在《希特勒的收场》一文中说：“希特勒——墨索里尼亦然——不把尼维尔张伯伦放在心上的。但有一天，他将碰到克伦威尔的阴影，那时请他小心谨慎一下，因为克伦威尔的精神将击败他，一如他这三百年来的击败每一个单据表面情形不察本质来认识英国的人”。直截了当地说：“张伯伦无关重要的，克伦威尔罢了”。感慨以后，不管烟消云散或者发为力量，历史最后将证明着：不是张伯伦换上克伦威尔的阴影，就是张伯伦本身化为克伦威尔的阴影。

载《鲁迅风》第11期（1939年3月29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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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署名“辨微”。

“读史”偶感

／一知／

据《新史奇观》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曾写信劝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但吴三桂却决然拒绝了。在他回给他父亲的信内，有着下面这样的话：

……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嗟嗟凤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贱，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这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倘我们单就这封信看，称他是一个“大义灭亲”的忠臣，大约谁也不会反对吧。然而，事实上并不这样，全盘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他这时的不降李自成，只是为了个人的仇恨——为了陈圆圆，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求善价来出卖他的灵魂。这看他后来引清兵入关，甘做清室奴隶就可显然了。

历史，不论是个人的，或是社会的，都不能切断来看。它是一个整体，只有从整体上才能看清它的真正的面目，才能认识它的实际的意义。如果把片面当成定论，那便要受历史的欺骗；自己受骗不要紧，最怕的是再以这来骗别人，结果，黑白不清，是非混淆，让大家糊糊涂涂跌进历史的泥坑而不知自拔。

也就因为这样，现在才常常有人提起越王勾践来。

提起越王勾践的原意，自然是因为越王勾践的忍辱含垢，由忍辱含垢而挽救了自己的危亡。然而，这是不是实在的呢？不，这只有一半是实在的。

所谓一半是实在的，就是我们还相信有“困于会稽”那样的事，但从整个历史看，忍辱含垢，却决不是挽救危亡的主要原因。从小处说，如果越王只晓得“尝粪媚王”，而连“式蛙励士”的勇气也没有，也还只有终身做一个奴隶胚子。从大处说，越王的“卧薪尝胆”，如果不遇到吴王那样的糊涂，那样的荒淫，那也还不是白费了心血？

要了解越王勾践的故事，应该从他整个人格上去看，尤其应该从他与吴王的关系上去看。撇开吴王夫差而单提越王勾践，离开抵抗而单说忍辱，这不仅受了历史的欺骗，实际是欺骗了历史。

载第2卷第10期（1935年8月5日出版）

“可贵的一笔”补遗

／周而复／

大观园落成，贾政进入石洞，在一个亭子坐下题字，说：“依我拙裁：欧阳公句‘应于两峰之间’，竟用他这一个‘泻’字。”有一清客道：“是极！是极！竟是‘泻玉’二字妙。”但等到宝玉说“用‘泻玉’二字，则不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颖。”众清客都忙迎合，称赞宝玉才情不凡。

主子不论大小，放屁一律清香：“泻玉”固然佳妙，“沁芳”亦属不凡；倘有机会，必须捧场；这是清客的奴才相。

古之清客，毕竟老实，那副嘴脸，一看便知。今之清客，却进步多了。虽然也是以捧主子为业绩，但有时却也轻轻说主子两句坏话，表明他并非一味拍马，甚至还劝解双方，貌似“大公”，其实，还是为主子，如最近一家报纸的社评《少残杀少破坏》，便是今之清客的巧妙伎俩。

这社评中说：“近读永吉及小丰满国军转进消息，说撤退时仅将小丰满发电厂少数机件拆卸，水堰未加破坏。又说堆积于永吉车站仓库及民房中的弹药未予爆炸，以免强烈破坏”。“我们以为应在内战史上大书一笔，可贵的一笔，祥和的一笔”。

如果只看这一家报纸，而且只看这一家这一天的报纸，大抵上是可以蒙混一下读者的；不幸的是，香港还有其他报纸。远的且不说，且翻翻这几天的报纸来看。这家报纸二十日有条美联社电讯：“接近政府方面消息：政府B-24式飞机出动轰炸长春外围共军，并炸毁吉林附近的小丰满水电工程。”这是蒋府方面消息，不容抵赖。

再看看新华社二十一日电：“永吉蒋×逃窜时，将小丰满发电站加以破坏，拆走重要机件，使发电机器不能继续发电，以至堤内积水不能照常排泄，现民主政府正派得力员工，昼夜抢修……”

拆卸之不足，又派飞机轰炸，对小丰满发电厂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弹药未予爆炸”，外国新闻社早就道出了底蕴：如果爆炸，轰声四起，那就暴露了弃城潜逃的军事秘密；倘若能焚毁的呢，就焚毁，如新华社所说：“在我地方兵团的追击中，匪众一闻炮声，即陷于极度混乱，焚毁满载财物之汽车五十辆……侥幸逃入长春孤城……”

以杀人为道德，以破坏为高尚的国民党军队，岂止如是而已，连名胜古迹也要遭难的。新华社二十一日电：“洛阳古都名胜古迹在蒋×盘踞时多被破坏。城南廿里的龙门一地中有唐代北魏石佛以万计，与大同云岗石窟齐名，现已大部缺损。”

更妙的是广州《建国报》的宝安讯：

“龙华西墟乡长闻讯，即集合自卫班十余名，携备犀利武器，由童向导，会同陆军一连前往进剿。……结果伤一匪，毙七匪，掳一男匪及一妙龄女匪，大奏凯歌而回，并将匪首示众。至被擒女匪……在人山人海中，牵至班长忠骸之前，有队员厉声告之曰：‘我班长为匪所害，壮烈殉职，汝与其做泉下鸳鸯可乎？’女闻此言，面如土色，立即跪下，生祭之后，遂枪杀之，垫于班长尸下。至是英魂得慰，人都称快云。”

已经做了俘虏，就不应该残杀，这点起码的常识谁都知道。但国民党对她不仅“生祭”，而又“枪杀”，且“垫于班长尸下”，辱称为“泉下鸳鸯”。这倒真的“应在内战史上大书一笔，可贵的一笔，祥和的一笔”。

残杀破坏，是国民党的最高战争道德，凡是到过前方，或者除了看官方和准官方的报纸以外，也看看一些民间报纸的人，是都知道的。即连这位社论作者，如果除下有色眼镜，也可以看到的。那为什么会出现了这篇社评呢？这就是清客的嘴脸了：“泻玉固然佳妙，沁芳亦属不凡。”主子战胜时，便歌颂武功，强调统一；主子战败时，眼看江山不保，奴才难当，就高呼和平，“请双方少残杀少破坏”！

而真正残杀破坏的主子呢，清客就给他涂上一层脂粉，于是化“残杀”为“仁慈”，以“破坏”为“道德”，杀人魔王，因此摇身一变，成为“仁者”。“所谓仁者无敌，惟仁义之师，足以平天下”。“这种军队中间纵有挫折，终必全胜”。经过一段迂回曲折，文章写到这儿，柳暗花明，确实是“可贵的一笔”。虽然还不免扭扭捏捏，但这是“孤臣孽子”的苦心，也是今之清客的巧妙伎俩。表面上虽然是劝双方，其实是说：“我的主子虽然打败仗，但是不要紧，请诸位不要着急，最后一定胜利，而且足以平天下！”宰相家丁的口吻，不是活跃纸上，还须要再说吗？

阿门！

载《野草文丛9·论白俄》（1948年4月出版）

颂朽

／周木斋／

孔子居宋，看见桓魋制造石椁，三年不成，曾经愤慨地说：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为愈也！

——《礼记·檀弓》

温和中庸的孔子，竟也说出这种话，要算少见的了。所以他的那位“似夫子”、“似圣人”的高足有子，听到曾子传述孔子“死欲速朽”的话的时候，要一再地否认，而说：“是非君子之言也”。待等曾子说是和子游同听见的，这才承认，说：“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并且举出证据：“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不过，尽管怎样解释，“死欲速朽”的话，说总是说过的。由此可知虽在圣人，有时中庸也还是不容易。

但这还是题外的话，其实，“死欲速朽”，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一定要把它“朽”掉。而且，反对“死欲速朽”，意思是要“死欲迟朽”，这原是程度的不同，并不是本质的不同。否则我不信反对“死欲速朽”的反面义就是主张“死欲僵尸”。同样的朽，迟速终归于朽，快些倒也干净，何必慢呢？

这是就躯体说，无非想要“迟朽”而已。此外，在精神界，还有《左传》记载穆子所说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不止“迟”，竟是“不”。胡适认为这“三不朽”还有三层缺点，所以加以补足，又提出“社会的不朽论”来。这“社会的不朽”又称为“大我的不朽”。“社会的不朽论”和“三不朽说”有两点的不同：一、前者尤重“大我”，后者专顾“小我”。二、前者兼及好坏两面，后者单指好的一面。这第一点，在“不朽”的范围里说，“社会的不朽论”虽是一大进步，但第二点，虽然很对，却已失去“不朽”的原意，和“遗臭”混淆了。

要论“不朽说”的价值，那就只存在勉励生者的一点罢。但这样的勉励，对于生者，却在死后。生者是不及感受不朽的。然而死者是不会感受不朽的。前者说是对生者，已是对死者；后者说是对死者，又是对生者了。所以，一般的观念，必然地只能以已死者的不朽指对方生者。这，单说“不朽”，也还不失为勉励生者的一点。但“不朽”是抽象的。说到“不朽”，就一定要牵拉到已死者的“不朽”；说到已死者的“不朽”，就一定要牵拉到已死者所以不朽的事物，这事物，不管是“立德”的，“立功”的，“立言”的，或“社会的”。已死者的事物已不朽了，已有已死者的不朽的事物了。不是有无穷的“罐头食品”可供取用么？不是“现成”的么？不是常听到“古已有之”的话么？由已死者事物的不朽，形成了不朽的已死者。要说“小我”，那是死人的；要说“大我”，也是死群的。平时可以听到“行尸走肉”这类骂人的话，这里倒是“行尸”而不“走肉”，即走也只是“幽灵”罢了。所以，“不朽说”的必然的结果不是勉励生者，反是桎梏生者。

历来以“立言”的不朽当作盛业。但在十年前的现在出版的热风，作者在《题记》中却说：“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这也可作为反“不朽说”的又一义。

民国以来，时常有人对古旧遗存的事物，诅咒它的腐朽，那是诅咒错了。它并没有腐朽，反之，正是不朽而僵固呢。如朽，那就该颂，不该诅咒。

载第1卷第7期（1934年12月20日出版）

文人与装鳖——又名《读〈论语〉》

／姚雪垠[1]／

题目有点别扭，所以先来一个解题。

“文人”二字是无须乎注释的，但“装鳖”就有点费解了。这两个字是河南的俗语，它的含义，等于缄默，不做声。“不做声”是官话，“缄默”是文言，“装鳖”是河南的大众语。考查“装鳖”二字语源，也颇幽默有味。夫鳖之为物，大有忍耐沉默精神，一见锋头不顺，便马上把头和脖子一齐缩进肚里，任你怎么调弄，践踏，总是置之不理。有人说鳖是冷血动物，所以不知抵抗。不过这是属于生物学家及行为心理学家的研究范围，我们不必管它。我想鳖是会咬人的，俗说“鳖咬一口，入骨三分”，足见鳖嘴厉害，不过忍而不用罢了。大概它深知无论怎么咬，咬了之后，既不能跑向外国，又不能躲往租界，反自速斧铖之诛、鼎镬之刑；倒不如置之不理，或可幸免于罪。虽然只要它沦落人间，从来不曾幸免过；但也不能不作此希望，至少总可以多活一天半晌也说不定。这种忍耐沉默精神，便是鳖的特有德性。所以一个人遇见不平时偏能平心静气，一声不做，就叫作“装鳖”。举例说来：“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是装鳖。韩信受胯下之辱，是装鳖。张良给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头子纳履，是装鳖。张公九世同居，是一家人个个装鳖。耶稣说“有人打你这边脸，你把那边脸巴让给他打”，是装鳖。日本人夺去东北四省，我们一味镇静，是装鳖。历史上一些隐士们愤激世事而又不愿做声，把自己藏在深山里边，过着与红尘隔离的生活，是装鳖。古往今来一切大美德，大英雄行事，多半都是装鳖。于此可见装鳖对于处世之重要了。

然而文人毕竟不是英雄豪杰之士，遇事不能忍辱沉着。又不是麻木不仁，感触也较普通人分外的多。感而发之为文章，于是乎就不能装鳖了。文人这种东西，既无三头六臂，又无铜头铁额，却偏爱说话，偏爱发泄不平，偏爱谈些“干卿底事”的问题。有时弄得人们疾首痛心，大叫着“文学不死，大祸不止”，正如说“庆父不除，鲁难未已”一样。社会上本来不需要明眼人把把戏说穿，而文人偏爱说穿。社会上本来只许人装聋装哑，而文人不惟自己不装，反要把真聋真哑的人治好。所以社会上把文人当做臭嘴老鸹，当做鸱鸮，总之是不祥之物，该杀！试翻检一下历史，文人因不装鳖而被杀的，也真是不少。秦始皇坑儒生，一次就死了三四百人，为的他们“人则心非，出则巷议”，不肯装鳖。那时候因为印刷术还没发明，所以除坑人焚书之外，也就没有别的事情。倘在现代，不知又将怎样。这次被坑的虽非真正的文人，但除掉里边夹杂的方士之徒以外，儒生是可以认做广义的文人的，专业的文人在以前根本没有。惨杀文人，在中国史上，这或许就是最早的一页了。再往下从班固、蔡邕、祢衡、杨修、嵇康……一直数到清朝，总也有好几百人。其中纯因文字遭祸者，也十之六七。而两千年来杀害的无名文人，因无从稽考，更不知要多到若干倍。其余像屈原、贾谊、司马迁、杜甫、韩愈等等，虽未被杀，也都吃了大亏。古今来的文人，十之八九都是在社会上站不住脚步的人，原因正在不会装鳖。子路不会装鳖，故子路不得其死。孔夫子曾请教过世故老人李耳，又见过三缄其口的金人，所以懂得装鳖，活了七十三岁，寿终正寝，享祀千秋。至于像明太祖时徐一夔上表拍马，误遭杀身之祸，虽然死得冤屈，但拍马也就卑鄙，所以不在话下。

夫因文章蒙祸，既如前述，古已有之；且事实昭然，于今为烈。倘一不慎，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就不了！为写文而获罪于人，获罪于社会国家，倒大可不必。处在这末梢年头，无论对个人，对社会，都须学哑巴进庙，多磕头，少说话，才是正理；但文人到底不能，所以文人往往该杀。文人中固然也不乏“明哲”，知道如何“保身”写些“今天天气好呵”，或“狗比猫大，猫比狗小”一类的文章，不但写了百无禁忌，发行起来也是通行无阻。还有的以文学正统派自居，大骂鲁迅或林语堂之理合放逐，这样也有做官希望。还有的茶余饭罢骂一骂堕落文人，在野名流，虽未必升官发财，亦不会有所损失。可是，“明哲”的文人毕竟不是真正的文人，真正的文人是傻子，世上只有傻子爱讲良一己，好说实话，不会替丑事掩饰。

然而社会不许，社会要傻子装鳖。

于是傻子就笑起来了。我看见，笑里边含着眼泪呢。

有时我想到孔夫子毕竟比后人聪明，你看他既然深懂得装鳖哲学，自己却偏不肯死心塌地的装鳖。自己虽不装鳖，却不曾把老命送掉。《论语》一部书，包含了许多至理名言，也包含了不少胡扯八道，而据说只用半部便可以治天下。十六七岁时在家里读袁了凡《纲鉴》，再也不明白赵普怎么只用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道理。现在年事既长，便大彻大悟了，对孔夫子的聪明非常佩服。可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在今日如果你说的话是胡扯八道，说不定还有人奉为圭臬；如果你讲良心，说实话，那就糟了，不说你是该杀，便说你是无聊。况且自秦始皇坑儒而后，文人境遇就每况愈下起来。孔夫子不见杀于两千年前，倘在今世，谁敢保险？看他说过道不行将乘样浮于海的话，就有了不得已时出洋的意思。不过他到底没遇着大不得已的时候，所以也不曾跑向日本、美国，或者欧洲。现在乘桴浮于海的事情，固然非常方便；可是文人穷得要命，谁有这般力量？

在以前，我发明了在文人脖颈后写上“泰山石敢当”五个字以救砍头之祸，自喜为将活人无算，造无量功德。但后来听说杀人的方法还很多，就不禁惘然若失，喟然而叹起来。愁叹了许久之后，闷闷的拿起孔夫子的《论语》和今人的《论语》来对照一读，把后者又一连翻阅了两三本子，于是才恍然而悟。原来想不装鳖，少罹祸，勉强另有一法，便是苦笑，眼泪汪汪的傻笑苦笑！

中秋节后，于霖雨潇潇的北平

载第52期（1934年11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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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姚雪痕”。

谈“本色的美”

／江寄萍／

林语堂先生在《文饭小品》第六期中，有一篇文章谈到“本色的美”，我以为他的话总未说尽，所以在这里给补充一点，虽然也仅是一点点而已。

我以为文章一经称之为文章，便甚少好的作品，所以文人的集中便很难觅得出几篇令人满意的东西，这大概他们是有意作文的缘故。好的作品往往在不令人注意的地方发现了，我们费尽千方百计才找得了作者的姓名，这种事很多。那个作者作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传留给后世，所以里面偏多真实的事偏多本色语。一般人都以为名作家的文集中一定多有好文章，那是傻话，韩愈的文章我最厌看：“国子先生晨人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戏，行成于思毁于随。”文句凑得齐齐整整的，说起话来板着面孔，文绉绉的一脚踢不死的劲头，真有点教人难受。他的那些什么“含英咀华”、“刮垢磨光”的话，我以为反不如柳子厚的“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来得自然，虽然金朝的王滹南却极贬子厚而推崇韩愈，他说：“《捕蛇者说》云：‘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殊为不美，退之无此等也。”就因为退之无此等，所以他的文章才令人读了厌倦。韩愈的文章之坏，就坏在他自命是儒家正统的上面了。孟子也是儒家，为什么不像他那样，孟子说：“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说：“……月攘一鸡，以待来年何如？”这不过是说了一个无赖的男子，同一个偷鸡的事，如同乡下的老太婆说笑话一般，而这笑话之中，有的含着哲理，有的是讽刺政事的，一般人也许以为孟子这大儒说出这样不庄重的话来，是有失身分的，但孟轲自己倒不觉得怎样。我想他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是很随便的，一点做作气也没有的，只要这样的比喻可以表明这件事的道理，他便不假思索的说出，所以他说的话颇多本色的美。再看这：“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这是何等富有自然的美的文章，道学先生恐怕早已舌挢不下了。韩愈自命为承继儒家正统的学者，不知做梦曾梦到孟子的这种文章否？

作文章，作诗词都是一样，只在乎思想与性灵，性灵便是英文的“阴士匹里纯”，有性灵便有思想，有思想也便有性灵，两个是相辅而行的。东坡说他的文章是滔滔汨汨，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所谓滔滔汨汨，不择地而出，正是思想汹涌澎湃，如海水之一泻千里，恨不得振笔急书，一挥而就，哪里有工夫细细的雕琢字句。“常止于不可不止”，正是意见完了，没有思意，即可停笔，再写也是废话。诗词也是一样，没有意思便可不必作。唐诗人祖咏的《终南山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本当为八句，旁人问他为何不作了？他说“意尽”。这种道理作文章的人所应当知道的。

我以为只要性灵来叫你的门的时候，虽然不是什么大名家，作出来的东西，也一定是坏不了的，因有他有真挚的情感，虽然是很普通的话，也是动人的。该看三百篇中哪个是大名家，哪个有姓氏，然而好作品却多，差不多都富有本色的美。《郑风》中的这一首：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这是何等没有文藻的诗句，然而它是美的，它是动人的，这里充满真挚的情感。又如无名者之句之“唤船船不应，水应两三声”。这便是天籁，便是本色的美，辞藻美的诗句，是可以学得来的，唯有这本色美的句子，是学不来的。

我平时有个怪脾气，不大爱读正经文人的诗集，却喜欢读七零八碎的笔记中所载的题壁诗，或在旅店的题诗，大概在出游或旅店时，是最容易引起文人的性灵的时候，所以这种诗颇多有本色美的。《随园诗话》中有一段云：

壬申春余过良乡，见旅店题诗云：“满地榆钱莫疗贫，垂杨难系转篷身，离怀未饮常如醉，客邸无花不算春；欲语性情思骨肉，偶谈山水悔风尘，谋生消尽轮蹄铁，输与成都卖卜人。”末亦无姓氏，但书“篁村”二字。余和其诗，有“好叠花笺抄稿去，天涯沿路访斯人”之句。

这诗虽不能算十分好，然而颇多本色语。是心里要说的话，便把它说出，不管人家的批评，人家说好不必理他；说不好，也不管，只是我要有感慨、有意见便直截了当的说出，这时不求其美，而那种本色的美已经很能够动人了。

载第37期（1935年10月5日出版）

关于《大明英烈传》

／柳亚子／

中华民族虽然自诩为四千年文明古国，实际上却老是受着文化低落的塞外异族的蹂躏。从秦汉以来，五胡十六国，拓跋宇文的北朝，以及沙陀、契丹、女真之类，都曾经割据过大半个的中原。到了南宋末年，忽必烈称兵南下，因为权相贾似道的贪庸误国，索性连东南半壁也沦陷了。这样，鞑子的元朝，便统治了中国八十年。直到朱元璋起兵恢复，方才把鞑子赶了出去。

《大明英烈传》是叙述元末明初这一段史实的，可以算是历史剧，但剧中人除了刘伯温、常遇春以外，其他的人物，都不见于史传。所以于伶先生对我讲，这是一个假造的历史剧。不过苏姣姣、唐力行等，是否曾见于民间小说，抑完全为于伶先生理想中的人物，则可惜在见面时忘记问他一个明白了。

刘伯温是一个文人，但民间传说，老是把他神话化了，变做一个神秘的人物。《大明英烈传》却还他本来面目，说他造作民谣流布谶纬，只是一种宣传革命的方法吧了。这样，刘伯温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绝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星宿。这一点，我以为于伶先生是写得恰如其分的。和刘伯温有着公情和私爱关系的苏姣姣，她是一个汉奸的弃妇。她的丈夫张良弼，被鞑子拉夫拉去，结果却娶了鞑子大员的妹妹，便阔起来了。苏姣姣忍死抚儿，在长长的七年中，受尽了煎熬，而这小孩终于因病死去。姣姣在悲痛愤激之余，投江自尽，却给刘伯温以偶然的机会救了她。于是，苏姣姣新生了，她坚强起来，受着刘伯温的指导，愿为民族革命而努力。

唐力行和秀姑是一对猎人夫妇，他俩是中华民族的奇男子和好女儿。方小鹃呢，是一位镇长的小姐，父亲为结交刘伯温而牺牲，她却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和唐力行夫妇一起共事。这时候，朱元璋、常遇春在长江一带起义了，鞑子派大员带兵来围剿他们，张良弼便是这大员的妹婿。不幸，唐力行夫妇和方小鹃都被捕了。严刑拷打之下，小鹃是娇生惯养的小姐，吃不起痛苦，差一点几乎把刘伯温的秘密招供了出来，于是唐力行慨然自承，只有他知道刘伯温藏匿的地点，可以告诉张良弼，但代价是先要方小鹃的性命。方小鹃牺牲了，唐力行不是牺牲了她，而是解放了她的苦痛，同时也保存了刘伯温的秘密。在良弼受骗大怒的时候，鞑子的大员兄妹也来了，用炙肉香焚烧力行夫妇的肉体，他俩却咬牙忍受，不则一声。鞑子的大员又因军机紧急，带了他的妹妹同走；而苏姣姣恰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张良弼，在恫吓之下，把力行夫妇搭救了出来。

就在明天，民军都起来了。江边河口破庙中的灯塔，便是他们的总指挥部。刘伯温却把灯塔上的灯光作为指挥动作的号令，这个非常重大的责任他交给了苏姣姣。刘伯温和负伤的唐力行都出去指挥战斗去了，只有秀姑因受刑太重，动弹不得，在灯塔上伴着苏姣姣。结果，民军大胜，鞑子的大员给打死了，张良弼也被擒而死掉。苏姣姣呢，却因挥舞红旗，指挥动作的缘故，受了流矢而庄严地殉国了。成功和成仁，兼而有之，完成了这剧本悲壮沉雄的使命。

于伶先生这剧本是在沦陷后的上海写作的，也在上海公演过。他把新鲜的血汁，注射到古老的历史上的躯干里面去，显然得到很大的成功。

最近，军委会政治部演剧第四队在柳州公演此剧，要我写几句。对于元末明初的史实，我并非专家，而此剧也无需乎考证。盛情难却，涉笔成此，算是一个介绍吧。

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桂林

载五卷三期（1943年3月出版）

与又文先生论《逸经》

／林语堂／

又文兄：

你办《逸经》，我甚赞成。即使没有别的原因，单看目前《人间世》第四十二期出版个月我应得的几本尚未送到，而北四川路至愚园路并不很远——这就可以令人明白我何以主张办报非自己办不可。

《逸经》与《人间世》性质不同，而却有相同之点。中国人素来皆自认为前进，他人皆落后，自己是爱国，他人皆消闲，因此凡做一事，必有许多人起来任义务检查员，把你指出迷途，归入正路。大概态度以为这个国惟有他才可以救，政治家文学家皆是如此，何其不自量也？所以言幽默，便有人说这是笑林广记；言小品文，便有人说这是恢复古式的笔记；言“闲”适笔调，便有人说这是消“闲”；言明末文人反对摹仿文学，便有人说这是叫人摹仿明人。这一类高明的批评家，理论只能如此，你哪里去同他辩？现在你出来办《逸经》，高明的义务检查员看来自然又有话可说了，而可以批评《人间世》者批评《逸经》。“逸”字与“闲”字相近，而“闲”字与“消闲”相近，而“消闲”、“有闲阶级”又与“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相近，其弊与《文通》作者不应姓马，列子不应与列宁同姓相同，此其一。《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便是笔记，而《逸经》载野史轶闻亦便是恢复笔记，此其二，所以我想在这小品文与笔记用法上面说说几句话。

高明的批评家，似乎不曾查到笔记体裁可以别开生面，小品文范围用途也可以发展扩充，犹如高明的批评家梦想不到幽默也可于茶余酒后之外别有启迪灵知润饰文章助长思想之用途。《人间世》提倡小品文笔调，以谈话腔调入文，而能为此笔调者尚少。愚见以为西文所谓谈话（娓语）笔调可以发展而未发展之前途甚为远大，并且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中国文体必比今日通行文较近谈话意味，以此笔调可以写传记，述轶事，撰社论，作自传，此则专在当代散文家有此眼光者之努力。此种笔调甚平易而实亦甚难，非“健谈”者写来便薄弱，无气力，而“健谈”岂易事哉？芥兰菜炒牛肉片人人会炒，而炒得老嫩相宜耐人咀嚼，岂是易事？

兹本此义，姑以愚见以为可发展之几点说说。

（1）斯脱奇Lytton Strachey以小品间散[1]笔调作传记，在传记学中别开生面，似小说，似史实，于叙事之中加以幻想，于议论之中杂以轶闻，此有可采者一。中国人做传记太幼稚了：史论太道学，传记太枯燥，少能学太史公运用灵活之笔，百忙中带入轻笔，严重中出以空灵，所以中国传记技巧上极其幼稚。你想道学先生替人家做墓志铭，哪里懂得什么空灵细腻？今日读不到一本好的袁子才传、金圣叹传、苏东坡传、曾国藩袁世凯传——即使有也都是考证家戴玳瑁眼镜的玩意，哪里会有一点文学意味？今日可做的传记很多，若李鸿章，若曾国藩，若张宗昌，若徐树铮，何一不可运用生花之笔做一本极好传记？

（2）轶事等于西洋Anecdotes，扩充起来便是Episodes，而成为成段的描写。中国人记笔记的技［伎］俩，我最反对，一事仅仅一段十几行二三百字便完，这都是文言之束缚所致。我的意思是：除了不分类、不整理、无议论、无描写的零乱随笔以外，也应用白话写出较可读较生动的成段文字。段轶事至少可以写成一二千字成篇文章。你看此刻新闻记载，还不是“陈仓暗渡”、“珠胎暗结”的老套，哪有什么生动的描写？中国这种散文非弄得它灵活一点不可。大家少写史论，于千百年后评古人某者“自知不明”，某者“自信不笃”，替古人做训育主任；还不如用心理学的知识与文学的技巧把他写成一段体贴入微的心理素描。以体会代武断，以心理代道学。譬如骂秦桧骂严嵩者多矣，但是谁曾写出秦桧的心理来？古人鄙夷小说为稗官小道，今人既然承认小说是文学，何妨运用小说解剖心理之技术入于笔记？

（3）时评及时事记载今日都不见得有人用闲谈笔调写出。我不是说记载必不可严谨板重，然而于严谨板重之外，不妨别开生面，化板重为轻松，变严谨为幽默。最好的例，便是纽约的《泰晤周刊》（Time Magazine，非《泰晤士日报》）。此报数年前为大学毕业青年所创办，即以纯粹口语及闲谈笔调叙述国家大事及时闻。一用此笔调便有许多材料严重记载所以不能用者可以列入。同时持负责态度，求不失实，不似一般小报。《泰晤周报》风行一时，销路六十万，便是因为它的记载特别灵活，人家读得下去。细想今日一切文字所以如此板重枯燥，都因有鬼吓杀人也。写作方面，有学究鬼，有考证鬼；批评方面，有刻薄鬼，有道学鬼。左派言古代幽灵复活，我言古代幽灵向来就不曾死去也。吾甚愿见文笔轻巧而内容负责不失实的时事记载各地通信，《逸经》可勉于斯否？

载第1期（1936年3月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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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疑缺字。

复刊私语

／夏衍／

《野草》这本小小的杂志六年前在桂林发刊，那时候也正是光明和黑暗交错的时候，我们明白地看到和感知到了不远的光明，但是我们也无法闭上眼睛不看到眼前的黑暗。是这么一小群不甘沉默而又不肯阿谀的人，于是我们就在绵密的文网中钻寻一个小小的罅隙，曲折迂回，替苦难的人民传达出一些呻吟与诅咒。把自己的身分规定为自然生长的野草而不愿意做点缀沙龙的盆花，这一念就决定了这个小刊物的六年来的运命。春天是践踏，秋天是刘割，冬天又是一把野火，几年的岁月就在这种不断的摧残下面支持过来。一九四三以后，他们也居然做到了不让我们在地面上抽芽，可是现在，我们不又从瓦砾堆中透生一棵新芽了么？有苦痛就有呻吟，有暴虐就有诅咒，我们不相信暴君们的压制可以使中国人民永远无声。当然，这一次的发苗也不一定保证能够就在大地上滋长，毋宁说，我们预想着今后也随时可以遭受到摧残，但，能够有一个空隙就抽出一支芽来，这不也就表示我们还永远不放弃争斗，这不也就足以使那些“肃清狂”病者永远失望了么？

我们都是清醒的年轻人，所以我们从来就不以这一点微弱的抗拒为满足。有人说现在是原子能的时代了，掌握了这种能的人一举手就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绝灭千百万人口，那么你们这一点原始性的抗拒和傻劲，不是太可笑么？我们承认，我们的力量是微小而渺不足道的，可是，微小并不等于无，而这六年来的经历，却也使我们相信，这种微弱的抗拒也正在不断的扩大。我们相信人类永生，我们相信人的智慧也一定会支配原子能而决不会让原子能来毁灭整个人类。去年八月间有人预言今后七十年间广岛土地上将不可能再有一棵青草，不是七十年而是七个月之后，原子弹的废墟上不是又长出草来了么？求生的本能迫使最卑微的生物执拗，这执拗的表现就是争斗，而人类就在这种绝望的争斗中继续了生存。

载《野草》复刊号（1946年10月出版）

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

／聂绀弩[1]／

仿佛有人说过，波特来尔的恶之花是新的颤栗。我不懂波特来尔，恶之花又只看过几点断片，至今印象毫无，说不清与颤栗有关没有。但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却实在感到了颤栗的。

孔子曾盛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诗以悱恻缠绵，温柔敦厚为主；扩大开来，中国的思想，也都以中庸为主。不偏之谓中，不倚之为庸，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注脚。舍乎此，不是过火，就是不及，都属于偏激者流，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所不许的。鲁迅先生的思想本来是反传统的，而《野草》却最为特色，全部是乐而淫、哀而伤，毫无温柔敦厚、不偏不倚之气。《野草》中间所表示的绝望，是真实的绝望以上的绝望；表示的憎恨，是真实的憎恨以上的憎恨；而他所看见的黑暗，也是真实的黑暗以上的黑暗；所感到的寂寞，更是真实的寂寞以上的寂寞。

郭沫若曾有一首诗，题为《天狗》，大意是说天狗为热情所苦，无可奈何，把太阳也吃了，月亮也吃了，而且把自己也吃了。《野草》中也有如此情况，那是由于许多苦痛的经验教训所养成，觉得天下事无一可为，也不知如何为，而偏又不能不为。为则六面碰壁，扶得东来西又倒，甚至连自己也被淹埋在唾骂中；不为又目击一般“造物的良民们”，生不知如何生，死不知如何死，生不如醉，死不如梦，而人类的恶鬼则高踞在这些活的尸骨、死的生命上饕餮着人肉的筵席。而自己偏是这些良民中间的一个，而自己偏是这些良民中间的觉醒者！宛转呻吟，披发大叫，遍体搔抓，搥床顿足，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为什么，要什么。文艺是苦闷的象征，也许还有多少商讨余地，但在对鲁迅先生的《野草》的场合，却极为确切。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抉心身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墓碣文》

这就是《野草》的最好的自序。《野草》里的文章几乎每一个字，都是在这样一种心情之下写出的。

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希望》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我不愿住。

——《影的告别》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求乞者》

于是人生不过是走到坟去的“过客”，人世间到处都是“颓败线的颤动”，群众是鉴赏杀戮的路人（《复仇》），乃至钉死人之子的凶手（《复仇》其二），“好的故事”，不过是梦，而值得追怀的反而是“失掉的好地狱”！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么？

鲁迅先生虽有三十年的创作生活，但成为被注目的作者却是从“五四”时代开始。“五四”运动，有人比之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思想主潮，被称为人的觉醒，“五四”运动也正是这样。关于中国的人的觉醒的内容，我已在别的文章上谈到过，这里不再赘述。自然“五四”运动中的各个战将的思想，都离不开人的觉醒这一主潮，但就每个人的全部战绩全部历史看来，最足以作为代表的却只有鲁迅先生。

然而“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娜拉走后怎样》）。

最早的觉醒者或者说觉醒者的初期，往往只是寂寞的个人，“叫喊于生人之中，而生人并无反应……如置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呐喊》自序）。而自己又偏要对于尚未觉醒的同胞，“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复仇》），“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于是天下从此多事矣了。

《野草》的创作期间，是“五卅”、“三一八”前后，《淡淡的血痕中》，就是为纪念“三·一八”的死者而写的。这时候也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及大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北洋军伐的统治濒于崩溃，因之也更为残酷，官僚政客乃至所谓文入学者们的面孔也更为丑劣。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经过种种的改革，但每一种改革，几乎都是虚伪、欺骗，换汤不换药。如果不进一步觉悟到只有澈底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危亡，解除民生痛苦，则对于现实感到幻灭、绝望，是必然的。

有人说鲁迅先生的世界观，是由进化论转变为革命论，也有人觉得他的思想只有发展，无所谓转变。这样的严重问题，我一向不敢插嘴；现在重读《野草》，觉得他固然确有不变的东西，但也确有不妨称之为转变的东西。《野草》就是旧的世界观发展到极致，走到绝境，碰到现实的壁上所爆发出来的灿烂的火花。

什么是他的不变的东西呢？战斗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操。在《野草》里曾歌颂“这样的战士”，而《淡淡的血痕中》又说：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垒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的良民们！

绝望于应该绝望的，憎恨所应该憎恨的，以真实的黑暗为黑暗，以真实的寂寞为寂寞，毫不粉饰敷衍，欺人自欺，就正是“敢说，敢笑，敢哭骂，敢怒，敢打”，“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鲁迅先生的本来面目，也是使他的思想转变的重要因素。

《野草》是鲁迅先生为自己写，写自己的书，是理解他的锁钥，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全程中一个重要的枢纽；不过，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不能不向前迈进一大步的忠实的反映。

一九四〇·一〇·一五

载一卷三期（1940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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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绀弩。

宿草颂

／夏衍／

《野草》编辑部写信来告，说《野草》已经出到第三年了，你应该写点文章。我重新把零星收到的几本杂志拿出来，翻了一遍，茫然地望着每期印在封面上的那一棵小草。

看到这棵小草，我就奇妙地想起了山羊。这典故，举凡读过《华盖集续编》的人都知道，不需要多解释的。

野生的小草，似乎是注定了给山羊们做食料的。山羊们吃饱了野草，才能在“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铛，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领导那些“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的胡羊，“挨挨挤挤，浩浩荡荡”，“稳妥平静地走”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但，同时也似乎是注定了的讽刺：尽管有“畜牧家偶尔养几匹”山羊，“作为胡羊们的领导”而“并不杀掉他”，可是被养的仅仅“几匹”，加上年老力衰，不能领导了的时候，是否不被杀掉还是不能担保。而野生的小草呢，那是只要有土地，一定要生长，一定要蔓延的，山羊吃不完，野火烧不尽，在荒凉的沙漠里，不也会造成一个绿洲，来使旅行人随喜么？

山羊和野火尽管凶狠，这一棵野草却居然生存了两年了，不仅在谷草枯索的时候，我们在未曾死绝的大地上点缀了一点有生气的绿彩，对那些志得意满的山羊们作了一个“我们还活着”的抗议，在不留意间，我们也居然开出过几朵奇花，使旅人们感到欢欣，使山羊们感到不快。韩康药店的故事，不是脍炙人口，使大家认清了西门庆们的面目，而预示了他们的结局了么？

“经一事，长一智”，豢养山羊之风，一天天的进步，挂铃铛的山羊，也一匹匹的增加了，相克不可避，被吃也是不可免的，但是，野草是漫山遍野，生根在中国的大地上的，试问你有多少山羊，能吃尽全中国原野上的野草？

生存了两年的草，可以说是“宿草”了吧！白居易不是说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话吗？——而我们，可以自负是“冬莳”的草，我们是十一月出土，在风雪中萌长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载《野草》五卷一期（1942年12月出版）

我的忏悔[1]

／阿英／

在麦绥莱勒的四本木刻之中，其表现生活场面最繁复的，那是《我的忏悔》一册，主人公多方面的社会生活经验，他的复杂的生活方向的转换，画面分配的极其富有艺术性，都是其他的三册的不及的。郁达夫在序记里所说的：“是他的许许多多的画本中间的最高于个性的一本，在这画本里，他的遭遇，他的思想，他的对于时代的批判，都忠实简单地暴露得无余。”他又说：“这种复杂纷繁的身世起伏，与夫热情的变幻高潮，他真表得多么简单诚挚！”可说是很适当的关于这一册木刻的介绍。

这里我只想说一说这一册木刻的材料处理问题。我觉得这一本木刻，在材料处理上，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他能很精细的抓住其要处，在应该发展的地方大胆地、有力地、尽量地使它发展。如他写一个初到都会的青年，他不仅写他乘火车到都会完结，他更是写了他在下车后如何以惊奇的眼光看那火车轮，对各式各样的车子，各色各样的人群表示惊异，他注视那科学的起重机，工厂的高大的烟囱，马达的迅速飞转，商店样窗内的时装表演，艺术的展览会，他不惜用了多量的画面把一个憧憬着都会的青年的心理状态，描摩得巨细无遗。其次，就是看见了都会的男女，使他感到了异性的要求，而且获得了；要是一般的木刻家，也将就如此的结束这一节吧。但是他并不，他要把这青年人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以后的心理，完全的表现出来，他又不惜用了一幅一幅的画，写他次早走出那女人的家以后，如何的手舞足蹈，看见马他也要在它的头上抚慰一下，看见乞丐便给予一些施与，遇到货车从后面给它一臂之力，看见雀鸟也一样的抚慰一下，遇到小孩，他高兴，带着他们玩，把他们用两手高高的举起，翻蜻蜓给他们看，爬树给他们看，跳高跳远给他们看，和小孩子讲故事，领他们跑路，一共用了很多画面，来说明他内心的愉快，这些地方，是最足以看到木刻者的艺术的天才。又其次，就是在他所抚养的女郎死了之后，写他的心理转变过程，是不嫌重复的写，使读者获得深刻的印象。就说海上的部分吧，一幅是海上看日出，二幅是海滩上的闲游，三幅是日光浴，四幅是轻舟闲泛，五幅是海浴，六幅才是沉思，然后，七幅走上灯塔的路，八幅跑到塔路的最前的地方看海洋，于是，九幅他看到轮船，动了远游之念，十幅乃动身远行，十一幅舟在大海洋中，这心里一次转变，木刻者竟这样繁复的说明它，这不是浪费，这是一种力量，因为他应用的适当而不浪费。我觉得这一部木刻的读者，在这特殊的一点上，应加以极大的注意。

至于其他方面，如许多地方表现他在各时期的苦闷，生活的过程是无有不适当，不深刻的地方。即如他抚育女郎的一节，他对她的爱，随着他的年龄而转变，表现得就是非常聪明的。他失恋之后，拿着啤酒瓶到街灯下狂饮，及至遇到一个女人，他就扔下酒瓶随了她去；他爱一个女人，而女人别有所恋，他愤而打倒她，自己陷于苦闷，也都令人有哭笑不得之感。总之，这一部木刻，是很写实的表现了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发挥了作者的艺术天才，可说是成功了的作品。书名《我的忏悔》，意思是已经甚为明显，他对过去的这样的生活，在他的书成功时，是已经批判地否定了。但是，过去是否定了，往后又将往何处去呢？——看完《我的忏悔》，我想起了这一个问题。

载《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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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木刻四语》。

胜利吉普和追车的人们——题画

／秦似[1]／

这是一辆满载着救济面粉、军粮谷、金条、四强公司股票、孝经、美制机枪、大炮、玻璃袜子……的吉普车，车厢注着“独享”字样，另有“胜利”的大字招牌。

坐车的大肚子，阔嘴巴，身披四强制服，胸佩宪政勋章，腰围原子透明带，头上却是秦代始皇的古冠。

谁也不知道这辆车子要开向什么地方去；灰尘滚滚，风驰电掣，开得那么快，背后的人们喘着气狂追，也追不上。

——慕树　画

“这是贵公司发出的百元信用券，请给我们面粉！”为首的人们大概饿得难当了，边追边喊说。

后面，是失业的知识青年、军官和抬着发锈了的机器底实业家。

车上的怪物摆摆机关枪：

“笑话！你再追来，我就喊土匪了！”

载复刊号（1946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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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土根。

一个人的受难[1]

／阿英／

麦绥莱勒的木刻连环图画，良友翻印了四本，这对于中国的木刻运动，在意义是很重大的。四本之中，我最爱的，是《一个人的受难》，读的时候，我想起了安特列夫的戏剧《人之一生》。全图可分作四个段落来说，首先，是用了四幅图来说明这“一个人”的家世，以及他母亲改嫁使他成为流浪儿的原因。其次的十幅，则写这一个人在流浪时期的生活：他做过小木匠，因为力量不够被逐出来，做过面包贼，进过监狱，出来再做饥饿的失业的人，然后又成为石工。又次的五幅图，则写他的没落，遇到坏朋友，去闲游放荡，和女人过跳舞生活，可是，经过深深的思索，他觉悟了，走了开去。最后，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工人领袖，得到了很好的女伴，随后他被捕了，而且牺牲了，这过程所用的画面是七幅。这“一个人”的生活，是很繁复的，然而，在二十五个画面之中，却一点不遗漏，不模糊地被表现出来了。作者的处理题材之经济得当，于此又可想见。画面的线条很有力，很动情感，这“一个人”的思想情绪，在画面上我们都能看到。我特殊的爱从木匠店“被逐”出去的一幅，那比流浪儿更粗大的木匠老板的腿，那对面妇人的逐狗，处处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心。其次是“被捕”、“入狱”：巨大的人，狞恶的面孔，无力的被践踏，垂头丧气的走进监狱，在任何的一面，都使读者感动。同时也可在“入狱”一幅画面里，看到用全黑的背景在感情上的激刺，一个反证，在“出狱”的画面里，空气就没有那样的阴森悲惨了。此外，则为“忏悔”一幅，深深的传出了受难人的忏悔情绪。“走向刑场”与“在刑场”的两幅，特殊是前一幅，用黑白线所反映的悲壮的情景，使人非常的感动。这一个人就这样的受了难。卷首所附的序记，把每一幅画都很详细的记出来，这对于不习惯于阅读这样木刻连环图画故事的人，是更容易帮助画面获得效果的。

载《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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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木刻四话》。

祝《野草》

／林花／

一看到《野草》的复刊号，正仿佛在无意之间遇到了失踪经年的好朋友，“悲喜交集”是好收[1]的形容词。

在开头的一霎那，我真的不敢用手去摸。“是吗”？但我终于镇定住自己，并且用颤动着的手去揭那有千斤般沉重的封面了。

真的，我是感到万分沉重的。有几分钟，我立在那里，停止了思想，几乎也停止了呼吸。但过后便恢复过来。而且一页一页地，贪婪地读完了她。

我觉得有千万句话要向她说，正像她便是我日夜思念中的消息沉沉的知友，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一样。

但是，野草啊！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地方，——中国这样大，竟没有你立足的地方了——我又能向你说什么呢？！

然而我还得向你致我的诚挚的祝词。

《野草》的命运，我是知道的。夏衍先生说，“春天是践踏，秋天是刈割，冬天又是一把野火”。我想，如果再加上一句“夏天是暴风雨的袭击和炎炎的烈日的熏炙”，那就可把她的命运一言说尽了。统治者的黑手是如此的毒辣，又如此的无微不至，即使是一棵小小的野草，也不放心让她随意生长！——然而，统治者又是何等的卑怯，何等的恐慌啊！只要看它连见了离离的野草也不禁心惊胆战，不得不摧残而且存心毁灭她，就可以分明的看得出统治者的座椅是如何的在摇摇欲倒了。

并且，野草是摧残得掉，毁灭得光的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使是被封锁在冰霜的下面，她也执拗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在沙漠里尚且英勇地挺立，更何况在这肥沃的大地上？野草现在虽备受冰霜的摧打，但千万个读者将呵起气来，使冰霜消溶。

这决不是麻醉的安慰，如果真理不会死亡，事实将证明我的祝词并未言之过甚。让我们大家本着这样的信心来灌溉我们的“野草”。

一九四六·十·二十，上海

载《野草》新二号（1946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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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好收”疑为“极好”二字。

“彼可取而代也”

／施蛰存／

露醒先生曾在他的文章里把一些文艺上的野心家比之为秦始皇，于是水先生在他的那篇《说“需要”》中带出了一句“其酸不可向迩”的话：“至于秦始皇，在他倒应该是需要的，因为有了这个‘彼可取而代也’的目标，他总可以更加努力些。”

哎哟！这句话可又说到鄙人头上来了。水先生分明是在说鄙人办《文饭小品》大有以《文学》杂志为营业竞争之目标的野心，这却未免错怪了人。鄙人力、《文饭小品》，诚然应当“更加努力”下去，但这可绝不为了想取《文学》而代之。试在此说明理由，水先生就可以不用再提防“博浪锥”了。

第一，《文饭小品》是一个苦干的杂志，出版至今，实销只四千份，编辑人未取编辑费，撰稿人常常必须等文章登出后一个月才领得到稿费；鄙人当初固然雄心勃勃，想一过发行人之瘾，现在则非但没有赚钱，反而每期要亏本七八十元，以至筹刊单行本书的希望也只好付之一叹，在这种骑虎之势的僵局之下，正如水先生文章中所说的，恐怕“终究还是因不能多销而不力、”。即使鄙人自己决心把它撑持下去，但至多的希望也只是维持这四千销数，不使这四千位同情的读者再感到失望，若说想取《文学》而代之，鄙人实在自觉无此野心，除非鄙人背后也有一家“生活书店”。

第二，《文饭小品》虽非同人杂志，但编辑人康嗣群先生及作为发行人的鄙人对于撰稿人都取着一致的同人似的亲和态度。因为他能够和我们合调，我们才至诚地请他为《文饭小品》撰稿，而我们也真心地以为他的文章是可以值得奉献给《文饭小品》的读者的。我们不愿意学《文学》编者那样对于某一个作家始则讽刺他几句，看看他发怒了，要投笔而去了，便请人转圆、疏通、请吃饭。甚至磕头似的登道歉启事，求他回来。我们也绝不学《文学》编者那样对于某一二作家的作品一方面斥之为无聊，而一方面又竭力在读者面前为之推荐，说是“值得一读”的杰作。我们也绝不学《文学》编者那样将自己人的文章署一个新的笔名，向读者夸耀说是“提拔”出来的新进作家。在这种种方面，我们的态度是和《文学》不同的。我们会想取《文学》而代之吗？

第三，鄙人与康嗣群先生办《文饭小品》，原想能够摆脱一切束缚，在编辑上能有开径独行的自由，倘若一个《文饭小品》能够使我们的出版多余一点印书的资本，则在印行书籍方面也有一点自由的权利。虽然规模小一点，总是个可以自己做主的事业。若说鄙人想取《文学》而代之，则查《文学》未创刊之先，鄙人也早就可以“取”了过来，为诸公效驰驱之劳了。然而鄙人终于不欲“取”者，原来也是想保持一点自由意志，不让它被那位文艺狄克推多厌榨殆尽耳。

鄙人办《文饭小品》的态度与诸公办《文学》的态度既有如此之不同，而诸公还以为鄙人是以“彼可取而代也”为营业目标的，这其间真是隔膜得厉害。腐鼠鹓雏之喻，非我庄生，孰能为之？

载《文饭小品》第4期（1935年5月出版）

疯子种种

／黄谷柳／

偶然在一处旧杂志摊上翻到一张重庆《新民报晚刊》，是去年八月三十日的旧报，隔今天一年又三个多月了。心想，温故知新，倒也是消磨时光的好力、法，于是津津有味地看下去。

从第一版看起，对大标题“同盟国受降代表，今晨到达东京”及副题“尼美兹昨在东京登陆”瞥了一眼，再看电讯中心标题“英舰开抵香港，通告岛上日军投降”，我自己不禁好笑起来。因为我此刻在香港披读这份旧报，觉得这样“剪接”未免太快了。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英国人回香港几乎和美国人登陆东京湾一样快，我回到香港也出乎我意想的快，所不同的是：英国人的快是为了重占殖民地，我的快是为了逃灾，自然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且按下不表。

翻过第四版，中心花边新闻，横标题“裙带政治非非想，疯人称朕入囹圄”。从新闻最末两句看去：“……据供称系广东龙川溪边人，三十岁，暨南大学毕业，语无伦次，纯系一十足之疯汉。”此公竟系广东同乡，我倒非知道他怎样疯法不可：“本报讯，有朱仁明者，屡向中央要人致函，自谓系明太祖后代正统嫡系，并自用‘朕’‘天子’‘御笔’‘敕诏’等荒谬字样，渠白定国号为‘英明’，以‘丽天明月’为国旗，并谓将赴某强国与某公主结婚，以便将来为该国国王，且以此种方式与各国公主结婚而统制全世界，异日还都中国，希望党国诸公届时俱应迎驾。此人业经警察局侦缉捕获……”

这家伙好大狗胆，原来想以自己的“御笔”自定国号，自封为王，他竟不明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岂能容他瞎闹，实属罪大恶极。关进监牢，算他好运气了。不过毕竟乡里情重，我倒希望有哪位律师能义务替他辩护开脱，最好是无罪释放，再不然就下一个“以家法看管”的特殊处分，千万别送进疯人院去。（听说各地疯人院早已额满见遗。）再则，他是否真疯，还不能确定。如果有当帝皇的思想和企图就算是疯子，揆之我国国情，似有未合。袁世凯盖世英雄，想自立称帝，谁曾说过他是疯子？希特拉想独裁天下，人家只笑他狂妄，并不说他发疯。他比戈林赫斯之流还要清醒。所以疯子一说，实未足以入人罪。况且他仅是“致书党国要人”，要他们“届时俱应迎驾”，不过是一种未实现的企图，迎不迎由你，并无强迫威胁干犯他人人身自由之行为。证诸别国公主尚未公开招亲，即使出国还须向外交部请领护照，所谓“还都中国”，尚属言之过早，迎驾之事，更无从说起了。可见侵犯他人之罪，根本不能成立。

再说，历史告诉我们，先知者往往被人误认为疯子，我的大同乡朱仁明如果竟是先知者，这实在是我们的荣幸。国家将兴，必有贞祥。朱仁明其人其事，正是中华一统，万邦协和的征兆。我现在完全放心了，朱仁明一定早已行动自由，不必替他叫屈了。

谁敢把朱仁明和跟他有同样思想的人看作是妖孽呢？说他们是先知者，或者是真命天子的化身，似乎比较可靠些。

如果说是妖孽，那是国家破碎灭亡之前的产物，（有那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的老话为证。）这还成什么话？今天中国万万不该出产妖孽这种不祥的怪东西。

旧报看完，感想如上。顺手打开一张十一月二十七日的香港《华商报》，破栏特载“张道藩发疯前后”的大标题吓了我一跳。张道藩者，党国要人也，他该接到过“先知者”或“疯子”朱仁明的信，他现在又学到了朱仁明的一套，向主席呈上“敬呈者：道藩为发扬尊师重道精神……”的怪信，我有点不相信我的眼睛。党国要人也疯话连篇，可知“疯症”流行之广，传染之速。再翻开第一版国大大会的新闻，副标题是“大吵大闹会场骚然，于胡子压不住台，蒋主席出面镇压”，我放下报纸走开了。我一路想：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类的疯子，有想做帝王想得发了疯，有想当部长市长想得发了疯，有开会争主席争得发了疯，更有些是：看见上述的疯人太多而发疯的。我，有一天可能归属于最后的这一类。

载新三号（1947年1月出版）

望舒诗论

／戴望舒／

（一）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

（二）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

（三）单是美的字眼的组合不是诗的特点。

（四）象征派的人们说：“大自然是被淫过一千次的娼妇。”但是新的娼妇安知不会被淫过一万次。被淫的次数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要有新的淫具，新的淫法。

（五）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

（六）新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

（七）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

（八）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

（九）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所谓形式，绝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绝非新的字眼的堆积。

（十）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

（十一）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

（十二）不应该有只是炫奇的装饰癖，那是不永存的。

（十三）诗应该有自己的Originalité，但你须使它有Cosmopolité性，两者不能缺一。

（十四）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十五）诗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诗本身就像是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

（十六）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这种笔触又须是活的，千变万化的。

（十七）只在用某一种文字写来，某一国人读了感到好的诗，实际上不是诗，那最多是文字的魔术。真的诗的好处不就是文字的长处。

载《现代》2卷1期（1932年11月出版）

我的自辩

／巴金／

最近在《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这题目下我的两篇作品被列在“第三种人”的创作之林而身受了左翼批评家的解剖刀。

对于这个，我并不愤怒，因为那解剖者似乎没有恶意，而且他并不像别的一些批评家那样从一篇作品里面引出了几句对话就拿来代表作者的思想而加以攻击。

但这样我也并不能够承认这批评就是正当的。因为这批评是来自一个政党的立场，而我的政治主张和这政党的主张就不是一致。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当然可以得着“用政治上的术语讲是错误，用艺术上的术语讲是失败”这个罪名，而且被加上“人道主义、安那其主义”这头衔。

对于这个，我也不抱怨，但可惜的是那批评者没有指出我的作品中　“所发挥的人道主义、安那其主义的观点”是什么。诚然我不必否认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虽然我觉得我还不配，）可是我的作品的立场常常不一定就与安那其主义相合，《海底梦》里的确只表现了“对于自由、正义以及一切的合理的东西的渴望”。《罪与罚》里暴露了司法制度下面的种种丑态，根本给法律一个致命的打击。这自然不能说是纯正安那其主义的立场，并且在表现方面我常常无意地流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这是我的缺点，我觉得是应该克服的。但这克服却和左翼批评家所说的不同，因为我并不相信辩证法的唯物论。

谷非先生将人道主义与安那其主义并列，把二者同时加在我的作品上，而且还有一些左翼批评家以及拾他们的唾余来写读后感者之流，也拿人道主义、虚无主义、安那其主义来解释我的作品。然而他却没有说明这人道主义究竟是十九世纪社会运动中的Humanitarisme（十九世纪中西欧许多卓越的社会主义者都常被人称为人道主义者），抑或是近年来左翼理论家笔下的人道主义；如是后者则它与安那其主义或我的作品都无关系。（同样虚无主义无论是巧尔里雪夫斯基、毕沙列夫所提倡的虚无主义，或司恃普尼克所实行的恐怖主义，也都与左翼批评家所加于我的虚无主义不同。）他们因为断定人道主义（他们所解释的）、虚无主义（他们所解释的）和安那其主义是同样的东西，同时又从别的地方知道（或者猜想）一个作者是安那其主义者，于是就把这作者的一切作品冠上那三个头衔，就如他们先拿出一个政治纲领的模子，然后把一切被批评的作品拿来试放在这模子里面，看是否相合。全合的自然就是全好，合一部分或不合的就该遭他们摈弃，对于构成一个作品的艺术上的诸条件，他们是一点也不曾顾念到的，这是他们的一贯的态度。

这样，谷非先生就把我的两篇作品放在那个模子里面了。结果当然是不合，因为他已经预先断定了我的政治主张是不同于他们的。不合的作品当然应该摈弃。于是在批评《罪与罚》时他就说我“向刑事法庭要求公道”。

事实上我的忠实的读者会知道我根本反对在“公道”的假面下的阶级的裁判。《罪与罚》这题目是很明显的，并且那事实的确是一件“铁一般的事实”，这“一个片断的现象”，就可以暗示出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存在。而谷非先生却完全主观地说它是“……心理描写”，又说作者多少受了主观的歪曲。

《海底梦》是一个寓言，写的时候正是我的心情陷于绝望的时期，所以带了深的忧郁性，但是结尾却被一个明显的希望掩盖了。我自己当时的挣扎也是很苦痛的。

“没有悲哀没有回忆，我只有快乐，我只有希望。”

“过去的阴影死了，一切的苦难都跟着死了。我还活着，活着来翻开我的生活的新的一页，来达到那最后的胜利！”

这是沉闷的悲观情调么？

自然在《海底梦》里我也犯了一些错误。譬如谷非先生说我“把女主人公写成了一个救苦救难的基督，把她的杨写成了一个基督的基督”，这虽然是他“过甚其辞”，但我也得承认一半。这原因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是我在表现方面常常无意地流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这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克服，当然是必要的，但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我常常会为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所限制。这一点我不否认。

最后谷非先生劝我“和新兴阶级的主观能够有比现在较好的接近”，这好意的劝告似乎是应该接受的，但是我也应该问一句：这所谓新兴阶级是单指在一党独裁制（或者如他们所说一阶级独裁制）下面卓绝地完成了五年计划的苏联的工农阶级呢，抑还是并指在C．N．T．指导下面与玛西亚专制勇敢地斗争的西班牙一百三十多万的无产阶级和在F．O．R．A．指导下面与白色恐怖艰苦地战斗的阿根廷无产阶级。后者和前者所要求的政治纲领似乎是两样的。如果谷非先生是单指前者而摈弃后者，那么对于他的好意的劝告，我就只得恭敬地壁谢了。因为我不妨明显地说我的政治纲领是和后者的一致的。

载《现代》2卷5期（1933年3月出版）

大水中

／曹聚仁／

民国二十年八月间，汉口的大水够惊人了；那恫心怵目的灾情占每张报纸的大篇幅，洪水纪初民给泛滥巨波所磨难的情况，重复现在我们的眼前。在那样情况中，我收到友人一封来信，说：“此间的水是天满野地涨来，风浪并不怎样大；天一晴明，白茫茫一片，颇有诗意；在月明星稀之下，尤其是动人。波浪上几只小船划来了，管弦之声，微风吹送过来，还夹些男女的哗笑声和猜拳的声音，几乎每天每晚都有这种船往来着；据说其中都是些有身分的人以及卖笑的娼妇”。近月又满纸都是汉口大水的记载，我偶从《大公报》的一角，看见另一段通信：“……武汉这许多天堤防危急的关头，每天只见江边成千成万看水的群众。住家公司，努力的只在大批买进煤米菜蔬油盐；每家的门前窗口，各用麻袋黄土水泥堵住，大家都打算的是别人全淹没了，我自己如何能舒适地过活着；因此几处险工，都凑不齐人去做。因为私家以高价购买麻袋黄土，把公用的防救必需品价格都提高了，甚至像麻袋几乎缺货，想起来真痛心。至于有钱的有闲的依旧打牌听戏，上电影院，无忧无虑，照样的快乐”。

从这两段通信，我们可以看出危难关头所表见的二种国民性。在洪波巨浪上可以有赏月喝酒的闲情，这别致的风雅，值得我们吟味。古来本有“隔岸观火”的说法，相间了一段距离，别人家破人亡，全不关自己的痛痒；火焰愈大，愈值得美丽，愈值得鉴赏。“白茫茫”这境况，平日也难得遇到；似乎不好辜负这良辰美景，乃伴着美人及时遨游，做第一等雅事。这些保持相间的一段距离的人们，社会有什么事故，国家有什么急难，和他们全不相干；他们看待一切，等于看待洪波巨浪，尽有享乐的余裕。明朝末年，流寇转徒于陕豫川鄂之间，千里为墟，江南一带，庭院间小型的昆曲班，非常流行。许多才子，如阮大铖，就自己写戏，叫自己的歌伎演奏。清兵破了扬州，淮泗一带完全失守，明福王在南京正征歌选舞，过佚乐的生活。“家国具亡谁管得，满街都说叫天儿”原是“国家将亡”的一种特征。

明代沿海一带，被倭寇扰乱了百多年。所谓倭寇，其实可笑得很，有时不过一二百人，有时不过八九十人。可是流转焚掠屠杀，动辄千万人，牵连了几省几州。那时，十个倭寇中，三个是外来的，七个是汉奸。而逢府逢县，倭寇所过，大家都挂起顺民的旗子来。由倭寇派人管理各家的土地财产，女儿媳妇的嫁娶也要听于倭寇所指派的汉奸。我从史籍上，第一次看见明代老百姓对倭寇称顺民，其后满洲人入关，英人陷定海，英法联军攻天津，八国进北京，“顺民旗”成为国难期中应有的点缀，不足为怪了。顺民哲学，就是努力自己买进煤米菜蔬油盐，用麻袋堵住自己的窗口，打算别人全淹没，而自己能舒适地过活着。虽说麻袋不用以堵张公堤的决口，单堵自己的窗口是没有用的，但汉口市民都这么做，岂非国家将亡的另一特征？

洪水　刘岘作
（载第1卷第10期）

大水，在某一点看来是天灾，在另一点看来正是人祸。明代自万历以来，历经八十多年的水旱饥馑，至李自成兵逼北京，崇祯王自缢煤山告一大团圆。而吕坤在万历年间，对神宗皇帝预言过：“今天下之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昌；今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者也”。果然在崇祯即位那年，便照预言实现了。“大水”以周期出现，若当作“天祸中国”，以无可奈何的态度忽略过去，这情形是可虑的。崇祯也是一心一意想把天下弄好的，可是他已经太迟了；魏忠贤所种的到他手里来开花结果了。

自然在“乘浪赏月”、“家门窗口填麻袋”以外，也还有写《无家别》、《石壕吏》一类的杜甫，只不知哓哓之音，听的能够不头痛吗？

载第2卷第10期（1935年8月5日出版）

在热波里喘息

／郁达夫／

因为还有许多未完的稿子想做，所以在一个月前，就定下了独身北上的计划。但一直到六月底止，上海的天气真也凉爽得可爱，因此一捱两捱，就捱到了七月。直至七月中旬将到，而忽然一变，上海竟变成了天天在百度以上的灼热地狱了。在这样的热波里浸着，便吐一口气都觉得累赘，还哪里有心想上车雇马，放心旅行呢？所以这几日来，只在小小的寄寓里，脱光了衣服，醉酒酣卧和看书。

第一部看的，是谷崎润一郎的《食蓼之虫》。三数年来，和谷崎的笔墨，疏远得也很长久了。这一次得到了春阳堂发行的这一册小本小说，真使我寝食俱忘，很快乐地消磨了一个午后和半夜的炎热的时季。文笔的浑圆纯熟，本就是这一位作家的特技，而心理的刻画、周围环境的描摹、老人趣味和江户末期文化心理的分析，则自我认识谷崎，读他的作品以来，从没有见到比这一部《食蓼之虫》更完美的结晶品过。这一部书，以我看来，非但是谷崎一生的杰作，大约在日本的全部文学作品里，总也可以列入到十名以内的地位中去的。我很希望中国的爱读谷崎氏的作品者，马上能够把它翻译出来，来丰富丰富我们中国的翻译文学。

至于这书的内容背景，当然是和他的让妻给友，有点关系的。可是这些实感，并不是使这书所以成为伟大的中心点，即使离开了关于个人的生活关系和趣味来看，它也必然地是日本文学中的一篇美丽谐整的宝石样的东西。

第二部看的，是柳无忌、无非、无垢兄妹三人合作的《菩提珠》小品集，作者们都还不过是二十岁内外的妙龄儿郎，文笔的幼稚，一看就可以看出。可是这幼稚，却是《随园诗话》里所说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诗人的幼稚，读到了她们的话，则自以为阅世较深、年事稍长的我们，也不禁会张口微笑起来，笑纳她们的同小孩子似的憨态。譬如看见了日本人的厚重的木屐，便想教他们走得轻些，免得生活在地球这面的她哥哥的头上，会感到木屐的践踏，这岂不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诗人的幼稚么？

第三部看的，是《现代》杂志的编者，施蛰存君的《将军的头》。以史实来写小说，是我在十几年前就想做而未成的工作，现在看到了这四篇东西，我觉得我的理想，却终于被施君来实践了。曾读过我的那篇《历史小说论》的人，或者会记得我之所以想以史实来写小说的原因，历史小说的优点，就在可以以自己的思想，移植到古代的人的脑里去。施君的四篇东西，都是很巧妙地运用着这一个特点的。尤其是《将军的头》的神话似的结束，和《石秀》的变态地感到性欲满足的两处地方，使我感到了意外的喜悦。

天时若再热一点起来，说不定看书会更看得多一点，也说不定会勉强出发，上北国去过它一个残夏和初秋。但这一周间，我的唯一的消暑的方法，却只在睡觉和读书，而读过的那三部书的意见，已约略说出在上面了。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九日

载《现代》1卷5期（1932年9月出版）

一九三五——六

／夏振黄／

新年号的文章实在还是旧年写的，所以并无“新”话，只谈“旧”事。

却说旧年十二月十四日驻防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当然是演习“巷战”啦。据报载，出动士兵共约三千，铁甲车坦克车二十余台，“防线”一直伸张到苏州河以南，大马路也在哨兵战以内了，至于北四川路一带，当然更是紧张，街车转角处都有“机关枪阵地”，拿了步枪和手提机关枪的士兵摆著“预备放”的姿势，目不旁瞬，正好像“敌人”就在前面。

本来日本军演习是常有的事。但平常都在夜间“演习”，独此次却在上午六时至十一时，因而不知就里的市民分外觉得骇然而已。当天的《大美晚报》的记载就有了“宛然昔年战时惨象”的话语。这一句话，倒也老实。可是十五日的日文《上海日报》就跳起来说《大美晚报》这种话是“煽动中伤”。

在下蜷伏沪西，即使“北头”炮声隆隆，要不是东北风，老实也听不见，何况乎“演习”？虽然当晚看见了《大美晚报》的记载，却因一则未尝目睹“昔年战时惨象”，二则知道“演习”已经完毕，所以一眼瞥过，心里却想著此时“霓红光”下，北四川路大概依然是“神秘之街”。

这年头儿，神经麻木，“火烧眉毛顾眼前”的主儿，想来决不止区区一个，犯不著“神经过敏”呀！

然而“神经过敏”“深谋远虑”的，却也大有人在。一位住在闸北区的朋友就匆匆忙忙跑来找我，要我代他留意西区有没有相当的住宅了。

“哈哈，人家演习，你何必三年前蛇咬了一口，于今见条草绳还怕？”在下满不在乎地对他说。

不料这位朋友立刻眉毛打了百十个结，没口叫道：“你，你，你忘了再过半个月就是一九三五年么？这，这，一九三五，是世界危机爆发的一年！”

在下一听这话，就知道这位朋友的“书呆子”脾气发作了，不好跟他多说。要是一说下去，开了他的话门子，他那“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疯疯颠颠”的话儿，在下也不能抄出来跟读者见面，没的倒耽误了我交稿的时期。于是“嗯嗯”地就散了。

可是经他这么一“缠”，在下猛可地想起了三个月前读过的一篇“理想的预言式”的小说来了。登在什么刊物上，在下已经忘了。只记得是那时新出第一期的一种图画与文字的刊物。是哪一位作家的手笔呢？这倒记得，因为这一位作家是文武全才。他写过一厚本的《大上海的毁灭》。这是他在“昔年战后”写的。当时为的在下也还“神经过敏”，一见书名——《大上海的毁灭》，心头就是砰的一跳，立刻买了来三天工夫读完。然而——然而——真真万分抱歉，后来在下就以为这位作家不该“黑嘴老鸦”似的，尽说些扫兴的话。事隔两年，我们不是依然“安居乐业”？并且后来又有人告诉在下：即使大上海真真“毁灭”了，照那位作家的身份地位说，也得“人为的”地“乐观”。这样的“批评”，在下不想妄赞一词。可是我倒又怪爱这位作家的“Naivety”起来了。我觉得他常常在笔尖“流露出他的衷心话”来。不是他以前也有过两篇著作很说了些由衷的老实话么？

“Naivety”（译了出来吧，省得人家不懂，又疑心我是在骂人了；这字就是“天真爽直”的意义）无论是何人的，总可爱。因此在下偶然在报摊上看见什么新刊上有他的大作，我就买了回来。这偶然的结果，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篇“理想的预言式”的小说，记得题目是《一九三六年——上海》。

可也作怪，这位作家忒也“黑嘴老鸦”似的！好像为的“昔年之战”没有把“大上海”真个“毁灭”了似的，他这里又在“预言”“一九三六年”“上海”之必灭了！他说，不，他这样假想著：“果然，震动世界的一九三六年是来到了！”（这一句，在下老是忘记不了。）日俄在北满大战的结果，日方伤亡数十万，一个重师团在海拉尔全灭，俄方的重爆击机轰炸旅顺，日本军部中广播出来的狮子吼是“非常时到来了！”而同时，又知道美国海军主力艇集中檀香岛，英国巡洋艇队通过苏彝士运河向香港新加坡来。美英俄联合攻打日本了。东京国防会议上，就决定了陆军从前线退却——由大兴安岭前线退守吉林边境，而海军立即开始其“出如脱兔”的行动——占领上海。这上海的大激战，首尾约四星期，日海空军以全力猛扑；最初是英美军死守苏州河，后来是“三日三夜”的黄浦江中海战，英美海军全灭，空军全灭；日军的毒瓦斯弹就同毒龙喷焰似的，最毒的芥气——黄十字雾在静安寺路一带滚滚而来，于是终于英美的上海驻防军在巨量牺牲以后惨败了。日本军完成了上海占领。然而上海市也变成了一堆瓦砾。苏州河上几座大桥是在开战的时候就由英美军炸断以阻敌军前进的；公共租界大建筑都被飞机掷炸弹轰倒，大火烧尽了民房，甚至于宝山全县照耀如同白画。于是日本军就控制了长江一带的资源地，（自然也控制了华北，）并据此资源准备与英美俄联军再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正式启幕了！

读者，可不要认真，这是“理想”（在下真不知道应该用“理想”二字呢，或是用“假想”，总之，不是真的就算了），是一种“预言”。上海现在还是好好的，长江以及华北自然也都是好好的。旧年十二月十四日不过是“演习”！

至于这篇“预言”小说，灵不灵呢？那不但抄书人的区区未便代负责任，就是原作者也不好叫他负责。要是准灵的话，在下一定背起包裹，犯不着赖在这里受惊吓。所以“神经过敏”的朋友请尽管放心罢！

不过即使只是“小说家言”，在下总觉得那位作家太“黑嘴老鸦”似的，一开口就讨人惹厌。你看他说成了世界第二次大战还只来个“序幕”，倒先教我们中国去了一大半，真是“不祥之言”。何况人家又是“喧宾夺主”，又是“如人无人之境”，真真太扫兴了，即使命定不得不如此，这当儿做小说也极不该这么说，（这么没有人为的乐观）可不是么？

因此，在下先前虽然很爱他那么一点Naivety，（说起来，他这最近的假想小说也还是一百二十分的Naivety)可是现在倒当真有点怀疑他患著“老鸦病”，一开口就是不吉利！难道是什么叫得震天响的“一九三五，一九三六的危机”把他弄昏了么？幸而在下的朋友——托我找西区房子的朋友，不大看什么刊物的，不然，岂不害他愁得只想变成了乌龟么？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当它《山海经》读，原也不碍事。在下为此抄了大意来给大家欣赏。倘使有人看了后在“新年”里做恶梦，请千万莫怪！

载第1卷第8期（1935年1月5日出版）

腌肉与不朽之作

／杨藻章／

中国旧文人的思想，一向是被儒教所统治着，儒教中人以立功、立德、立言为人生三不朽之盛事。著作是属于立言一类的。所以自来从事著作者，都以“垂不朽”为目的，无论作一文一诗，都希望能保存永久，给千秋万世的人读，像腌肉一样，经久而可吃。

可是，腌肉之所以会不朽者，因为是浸透了盐质之故，所以著作要不朽，也须浸透了儒教的思想。一文一诗，都须不背乎儒教的教义——古圣先王之道，然后始能久传，否则如杨墨之流，虽有著作，而因不合儒教教义，被孟子指为“邪说异端”，大骂了一通，便不得传世，或虽传也如无盐之生肉，不能与腌肉争久的。汉武帝崇儒术，黜百家，便是因百家立言不合儒教，自取速朽，活该！

所以“最高学府”中国文学系的老教授（其实应该称为国学或国粹大师）们，常常训诫诸生，不可将作品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因为这些刊物上的文字，大都是邪说异端，浅薄鄙俗，如春花秋叶，随生随落，毫无价值的东西。他们主张文学不可染胡适之的时髦病，（因为他们仅知道胡适之是提倡新文学的）须以古人的经、史、子、集为模范。人必闭户读史，皓首穷经，到得学邃功深，然后发为文章，形诸吟咏；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典雅纯正，有物有则，虽千金不能易一字，然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才算得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云。这真是制造腌肉文学的古传秘法，没有程度考进最高学府的青年们，是无亲聆这种雅教的福气。

不过，经验告诉我们，能经久藏的腌肉固然可吃，不能经久的生肉也是可吃的。新鲜的生肉烹制起来，往往比腌肉来得甘美而有滋养身体之功；奸商将死牛烂马的肉加盐制成腌肉出卖，倒反害人的卫生。况且腌肉的不朽，仅是在一定时间内的事，陈年的“道地云南火腿”也会生蛆发臭的。同样，古人的不朽之著作也不会永远不朽。譬如两千多年来儒家的《圣经贤传》，到今日便已不合时代的需要，使人读之思想腐化，像吃了蛆臭时腌肉要生病一样了。

由此可见著作之有价值与否，须视其是否合于时代的需要，朽不朽倒没有什么关系。报纸杂志上的一切文字，人们每每随看随弃，自是一种速朽之作了。但它们能使人们认识时代，汲取新知，（自然，那些“谨遵功令”，借新文体以宣传旧思想的刊物不在此例，）虽然不能传世不朽，而其对于人类社会仍是有价值的。所以这些刊物，被视为现代社会一种启迪民智、传播文化、推进时代的利器，虽然速朽，功用却大。设使现代的作家，尽要以著作垂不朽，那便没有谁肯干这种文化工作了。时代是不停的转变，文化是不断地进化的，今年所谓新的理论，也许明年便旧了，如果一切刊物上的文字都能不朽，万古长新，那么人类的发展岂不就停滞了吗？因为中国的文化老是落伍在时代的后面，遂使儒家的著作能不朽两千多年，这便是一个明证。

古人不轻易发表著作，我想是与印刷术不发达，出版困难这件事有关系的。在印刷术日趋于简捷的现代，欧美各文明国家的学者文人，都尽量的发表作品，每一国中，每天都有很多的新书出版，但每书再版一次，往往都有修改，在本月万人传诵的新书，也许到次月便成旧书了。因为各种学术思想，日新月异，一本书也不过是代表一人一时的研究所得，以贡献于社会，供大众的讨论，聊尽推进文化的力而已，朽与不朽，全由时代文化行程去决定作品的命运，作者本身是无自主权的。若果一个人，希望他的著作一出，便成“千古定论”，那无异是希望社会永无进步，人类都永远愚蠢，只有他一人永远聪明，这是“汪二麻子起不下良之心”，该打屁股！

十八世纪牛顿发明三大定律，他的《物理学》可谓不朽之作了，但至现代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后，牛顿的书便有点朽了。卢梭的《民约论》曾经激起法国人的革命思想，可谓不朽之作了，但至现代的政治学，社会科学发达后，《民约论》也渐渐的朽起来。达尔文《物种原始》中有一部分的理论，已被现代的生物学所摇动了。这些原被称为不朽的著作，在现代我们固然还能见其原书，但恐怕在以后的某世纪，人们只能从历史书上见其“存目”了，也许有个“存目”都被人忘却了的时代。

我记得曾在欧阳修的文集里见着一段关于宋朝皇家藏书的记载。大意说，他有一次检秘阁的藏书，见有几万卷霉烂的书籍，其书名与作者的名字都是不经闻见的，伸手去翻看，纸页触指而坏。这些能藏在秘阁的书，可知原是不朽之作，但竟然连博学的欧公都不曾读过，可见世界上原无不朽之作，不过朽的时间有早迟罢了。古来名山中，正不知朽了多少著作！

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文化已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蟠据最高学府的“皋比”的冬烘大师们，还在教青年们为不朽之古典文学，做几篇骈体文，凑几首“选体诗”，还要自视如鸿宝，不屑于发表，（其实便是发表出来也没有人要领教）而要留下来同古人的经、史、子、集同垂不朽。不知所谓占的也者，早已成了生蛆的腌肉，将要完全被抛在新时代的潮流中卷去了。儒教已变成一口“老古板棺材”，连冬烘大师们本身都已被装进去一同腐朽了。至于腐化青年作的“假古董”文学，则是死牛烂马肚里的心肝五脏，还没有拿出来便已朽成一团，还希望什么不朽？

世界上仿佛没有不朽的东西。顽铁在空气里要因氧化而朽，顽石在空气里要因风化而朽，若要勉强指出不朽的东西，怕只有冬烘大师们的顽固的精神吧！

载《现代》3卷4期（1933年8月出版）

不敢求甚解

／杜宣／

读书有时往往使人愈读愈糊涂，难怪陶渊明要说“读书不求甚解”，我深觉这话大有道理。不过陶先生究竟是晋朝的人，将这话拿到现在来用似乎还嫌不够，若是在“求”字上面加一个“敢”字，改成“读书不敢求甚解”，则倒是当今的至理名言了，每个人都可以引为座右铭。因为现在读书，都不能求解，有的因一求解，反更不得其解，有的因一求解，倒遭灾祸了。譬如读报吧，翻开来一看，在用头号字标题的消息上，就常常记载着某巨名匪首在某地被某军生擒，甚至于登出一张面目模糊的照片在消息后面，这谁不相信是真的照片呢。但不打自招，稍待一二日又可在同一报纸的同一地位上看到有这刚被生擒的匪首率领匪众若干人图陷某城的消息。不特此也，再过一些时又可看到这匪首阵亡的捷报，再过一些时这阵亡的匪首又率领匪众他窜了。这时而“生擒”，时而“图陷”，时而“阵亡”，时而“他窜”，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假若要“求甚解”的话，那或许就一辈子也解不通，即使一旦豁然贯通了，知道匪首并非可以拔出汗毛吹成许多化身的孙悟空，然而这还是只有装作不解的好。因为现在正是一个不能让人们面着真实和说着真实的时代。所以许多聪明的人都“不敢求甚解”了。但在有些人的心中却是雪亮的，故意要使他不解的事情倒反特别解得很通，于是这解与不解便没有什么问题，而只剩下一个以后的“敢”字了。

载《杂文》第3号（1935年9月20日出版）

当心拆台

／林默涵[1]／

旧戏园子的戏台两旁，往往挂着这样一副对子：“戏场小天地，人生大舞台。”这是说：人世间的一切，都无非一出戏而已，犯不着那么认真，倒不如看看戏，嗑嗑南瓜子，今朝有酒今朝醉。但当老爷太太们从戏园子出来，和黄包车夫还起价钱来，却是锱铢必计，多给一个铜板也舍不得，可见真把人生当作戏的人其实是少得很的。

朱光潜先生最近发表一篇文章《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文学杂志》第二卷第二期），看题目就知道，朱先生也是把人生当作戏的，不过他把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演戏的，一类是看戏的。他说：“生来爱看戏底以看为人生归宿，生来爱演戏底以演为人生归宿。双方各有乐趣，各有人生的实现……”哪一种是看戏的人，哪一种是演戏的人呢？照他说，像耶稣、陶渊明……这类人便是看戏人，像秦始皇、拿破仑、希特勒……这类人便是演戏人。

把世事人生都当作戏，这是那些以旷达自许的名士们常常这样表示的。这种观点对不对，且不去管它，实在说来，这也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幌子而已。他们何尝不知道，真的生活并不是戏，所以，遇到跟他们的实际利益相关的事情时，算盘就打得比谁都精了。我所怀疑的，是世界上果真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一种是专门演戏，一种是专门看戏的吗？戏园子里的看客，可以说是专门看戏的罢，但假如说戏剧是人生的镜子，那末，戏台上的人物，有许多怕正是台下看客的影子。为了宣扬他的理想，耶稣终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何尝是一个旁观的看戏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仿佛真是一个默玩人生的看戏者了，但要能这样“悠然自得”，至少得每天无须上餐愁下餐，因此必须有点官俸的积蓄或地租的收入。他既然做过官，或者向佃户收过租，就显然是和人间的纷争有着纠葛，不是什么纯粹的观戏者了。

然而，朱光潜先生更重要的意思，是在告诉人们，人生来有演戏的和看戏的之别，而他所谓的演戏人，显然主要的是指那些当权得势的“治人者”，如古之秦始皇和今之希特勒之流。那么，好吧，就让他们去演戏吧，反正他们生来是演戏给人看的；至于我们呢？就静静的站在一旁看戏吧，反正我们生来是看人家演戏的。朱先生举了一个亚历山大皇帝访问犬儒派哲学家达阿杰尼斯（Diogenes）的例子来证明这两种人是天生的“分工”，是“各有乐趣”的。当亚历山大见到静坐在木桶里默想的达阿杰尼斯，就说道：“我是亚历山大帝，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忙吗？”达阿杰尼斯回答：“只请你走开些，不要挡着太阳光。”亚历山大觉得这犬儒很可羡慕，向人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很愿做达阿杰尼斯。”朱光潜先生大赞亚历山大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他见到做达阿杰尼斯的好处。但其实，这不过是亚历山大的一句空话而已，他依然住在他的豪华的宫殿里，决不坐到木桶里去。而契诃夫不是在一篇小说里嘲笑达阿杰尼斯吗？说他幸好是住在暖和的希腊，假如他到寒冷的俄国去，他就要在木桶里呆不住了。

让演戏的人专演戏，让看戏的人只看戏，互不相犯，各得其乐，这样就自然“天下太平”了。显然的，看戏的人永远只能坐在台下看，决不能跳上台去“越俎代庖”，据朱先生说，“这是一件前生注定丝毫不能改动的事”。既然如此，一切变革的企图和活动，不全是多事吗？治国平天下，原是那些帝王将相们的伟业，我们只有张着嘴巴坐在台下看的份儿，几曾见看戏的人跳到台上去演戏呢？这就是了！朱先生的真意原来在这里。

至于朱先生自己呢？他很谦虚，自认也是一个袖手旁观的人。但我们记得，不久以前他才“荣升”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监察委员”，袍笏登场，走马上任，那末，即使不是戏中的主角，也该不是扛旗子跑龙套的脚色吧，自然更不是看戏人。我们且来看看朱老板的“演艺”吧。可是，要知道，时代到底不同了，即使老百姓真是“看客”吧，他们的眼光也已经提得很高，“台上群玉班，台下全走散”，是恐怕没有这么客气了，被你们的丑剧激怒了的“看客”，说不定还要把你们的台板都掀掉呢！老实说，我真替朱老板捏一把汗。

十一月七日

载《野草丛刊6·能言鹦鹉毒于蛇》（1947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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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默涵。

食在广州

／秦似[1]／

据近期《自由》的内幕新闻载：张发奎交代之后，居家闷闷不乐，有人问他将否出洋，他说什么地方也不去，服侍老婆大人最好。言下似乎不胜牢骚云。

按广州“复员”之时，曾有一首民谣流行，末两句日：“烧错了爆仗，迎错了老张。”老张早知如此，也该叹“搭错了牌楼，迎错了国舅”了。

“服侍”别人的下场如此，怪不得恍然大悟，“最好还是服侍老婆大人”。

但“什么地方都不去”，恐怕最少还有一个原因——舍不得中国菜。如果要像民国二十三年在伦敦时一样，不吃面包，和太太合作买菜烧饭，也未尝不可，但欧洲的鱼肉，对于下野的阔人，比中国究竟要吝啬得多了。

“食在广州”，此间乐，老张不走矣！

载《野草丛刊7·天下大变》（194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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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水味。

时代的束缚

／韩侍桁[1]／

超时代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因为根本没有作家是能够超时代的。但我们时常却说某一个作家，他的思想是远远地超越其时代，这，我们的意思只是，在这一个作家的思想中，是存在着一种较其时代更为前进的思想的成分，而在大体上他的思想还是严格地属于他的时代的。而且我们也时常说，某一种文艺品，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在任何时代之下都不失掉它的光辉，而事实上也的确是有着更伟大的作品，经过了几许时代的淘汰，却还在享受着人类的热烈欢迎。不过，这种作品的长存，并非因为它是有着怎样超时代的要素，反之，那是由强烈的时代的精神和艺术的完整之适当地调和而成。

自然，在文学史上常有那曾经风行于某一个时代的时髦的作品，一经时代的变迁，便渐渐减低着它的价值，而至被湮没了。无需远求，在我们的新文学史中也便有着这样的例子：那在十年前曾以强调的感伤主义深刻地感动了多数的青年的郁达夫先生的《沉沦》，试问现今尚有哪个青年读着它而受感动？然而，《沉沦》无论是显示出怎样艺术的幼稚，它是有价值的，在历史上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既在某一个时代上发生了作用，那时代的意义便赋与了它的艺术的价值。

时代的教训是伟大的，它在每一个作家的心上深深地打着一个烙印，它在不知不觉之间，便完全领导了你，支配了你。它成为一种伟大的力，使你不敢反抗它，背叛了它。你将看见一个整个的时代的人心的厌弃。它束缚着你的情感，它驾驭着你的思想，而且它甚至给你预备好你的创作的外形。

然而，一个时代的思潮总是复杂的，包有多面性，你越是生活在其间，越是感着难于把握住它的中心的精神。但时代之声，像是凶狂的海潮似地，将时时地响在你的耳边，告诉对于作为一个作家的你，这时代是在要求什么，这时代的最大多数的人们在要求什么。如果你不是一个关在象牙塔里的艺术游戏者，如果你不是思想顽固的传统的保守者，那么你作为一个作家，你就应该听一听你的时代的要求。

的确的，这要求是一种束缚，每当你一拿起笔来，它对于你便成为一种威吓。你想发泄你自己的情感，可是它叫你抑制，你想放纵你自己空虚的幻想，可是它把铁一般的现实摆在你的面前；虽然笔是握在你自己的手里，而你会感到在冥冥中有一种更大的力支配着你。倘若你固执地反抗这种冥冥的力，完全信任着自我的发展，马上在你的周围，就有无数的群众愤怒地狂叫着：“放下你的笔，放下你的笔吧，我们不需要你！”

在历史上，我们看见无数曾经一时流行的作家，是被这种海潮似的声音叫倒了，而且在现今也有无数的作家是为这叫声所包围，请不要相信他们在表面上的平静与不关心，他们在内心里是在感到可耻的侮辱的，他们就在目前将被这凶暴的怒吼所消灭。

作为一个忠实的作家，是无所惧于这种时代的声籁，反之是应当把这看成如一个小舟的舵。虽然它在我们的发展上给以苛刻的束缚，而这束缚是有益的，它教给我们怎样站在群众的先头，而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

载《现代》5卷2期（1934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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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桁本文发表时署名“侍桁”。

父亲奖

／秦似[1]／

“父亲节”有人赠摄“合家欢”，并且征求儿女最多的父亲，合格者有奖。

据说爸爸们应征颇踊跃，“奖品”也发表了——免费赠阅某报一年云云。这，就不易明白：儿女多奖份报给他有什么用？除非那份报等于面包或米，但若是面包或米，恐怕连赏给“儿女最少”的爸爸也殊属难办了。

我毫无非难这家报纸的意思，不过由此可见，“父亲节”之类题目，即使做做广告也会弄到牛头不对马嘴的，它顶多是“极富东方色彩”的愚蠢笑料而已。

载复刊号（1946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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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署名土根。

强奸妈妈之说

／秦似／

昆明学生的血迹，渐渐淡下来了，但一拿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就仍然仿佛置身在鲜秋的血泊中，至少我有这感觉。

翻翻这书，使人知道当时虐杀学生，某些教授也帮了点手脚的，栽赃诬陷，百出不穷，最妙是其中一位迫学生去参加反苏巡行，在众人前痛哭流涕打譬喻说：“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妈妈，苏联侵占东北，就是强奸我们妈妈，做儿子的能不反抗么？妈妈被强奸，我不能够说下去了，否则我要滴下眼泪来！”

这位儿子，不消说是伟大的，可惜“苏联占领东北”只在反苏行列叫嚣里持续了几分钟，另一种外兵却在北平天津长住久居下来，这些自命为儿子的，想不到竟不但缄默，还把来“奸”的认做“干爸”，忙着铺床叠被去了。

说起“干爸”。又叫我们想起不久之前，这一派教授的宣扬“大地政治学”，名噪天下，罗森堡虽然上了绞架，他在中国的应声虫却入京做官了。尽管容仪表表，口讲洋文，搬这弄那，这种人学问道德，都不怎么值钱。倒是那些萃萃学子十分厚道，他们还把指挥刀下的英雄尊之为“吾师”而“爱”之，这还不够有礼吗？Gentllemen！[1]

载新二号（1946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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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ntlemen：先生们，绅士们。

发行人言

／施蛰存／

从来杂志创刊，只有编辑致辞，略说发刊旨趣及刊物性质，若发行人也要弁言卷首，似乎向无此例。然而向无此例也不妨，自我作古如何？

朋友们听说我将自己发行一个小品文刊物，都觉得诧异。难道施某将借此赚钱？或许他有什么社会上的派系作背景，办个杂志来有所企图？本刊在未出版之前，早就有了这种疑问，故在付印之时，我觉得有一点说明本刊产生之因果的必要，庶几为这些朋友们解惑。

事情是很简单的，在三四个月之前，康嗣群兄来《现代》杂志社玩儿。闲谈之间，他说起想办一个散文杂志，问我有什么书店能出版。当时我也很高兴，便替他问了几家书店。大概书店老板，因为目的纯然是赚钱的原故，对于发刊一个杂志总有种种打算。他们的打算的结果，便是对于编者的种种条件，以及关于出版上的种种考虑。结果是虽然有书店肯担任出版，我们却为免得麻烦起见，反而搁下来了。

《现代》杂志停刊之后，我脱离了现代书局的职务，生活便闲了下来。一天，在上海杂志公司碰到嗣群，我问他：“怎么样？还想办杂志吗？”他说：“要办便自己出版，可以任性。”当时那个以“负无限责任”为营业标语的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先生适在旁边，他说：“很好，你们自己办杂志，可以不受拘束，我来代理发行事务，可以免掉许多事务上的麻烦。”于是我也不免兴奋起来，“老康，你去编起第一期稿子来，我来发行。”我说。我做《文饭小品》的发行人，便是这么一个故事。

因此，我这个发行人是与普通的杂志发行人不同的。既无本钱，亦不想赚钱，更没有什么背景。原来我们这个刊物之出版，并没有雄厚的资本来维持的。印刷是欠账的，纸是赊来的，稿费是要等书卖出了才分送的，第一期就已如此，倘若没有读者踊跃惠顾，说不定出了几期便会废刊的。但是废刊尽管废刊，已出的几期总是舒舒服服的任意的出了。至于第二点，不想赚钱，这个却应当说明，乃是不想自身发财的意思。从这个刊物上，连带的企图将来能印一点为一般书铺子所不愿意印的书籍出来，因此索性指定了一个“脉望社出版部”的名义。倘若在这个小小的散文月刊上，能赚出一些印书的本钱来，我们这个出版部的第一本书就可以问世了。这种梦想，虽然有点类似叫化子拾着鸡蛋，但也未始全无实现的可能性，姑妄言之，以觇将来。

现在，我这铺子总算已经开张，先卖《文饭小品》一种。列位买主看了，如果以为并不上当，以后还请多多光顾。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出版）

创刊释名

／康嗣群／

这一二年来，小品文似乎在文坛上抬了头。因为抬了头，于是招了许多诽谤。有的说小品文是清谈，而清谈是足以亡国的。有的说小品文是小摆设，而小摆设是玩物丧志的东西。有的说小品文不是伟大的作品，而我们这个时代却需要伟大的作品。这种种的诽谤，其实都不是小品文本身招来的，而是“小品”这个名字招来的。倘若当初不把这种文字称为“小品”，而称之为散文或随笔，我想一定不至于受到这许多似是而非的攻击的。因为品不品倒没有关系，人们要的是“伟大”，当伟大狂盛行之年，而有人来拾出“小品文”这个名称，又从而提倡之，这当然幽默得要使一些伟大的人物感到不自然了。

话休烦絮，言归正传，且说我们这个《文饭小品》。这个名字，乃是袭用了明季文人王思任的文集的名字，虽然我们并不详细地知道他当初如何解释这个书名。我们是，因为办刊物最难的是题名字，像娶媳妇挑好日子一样的难，俗话说的好，“拣日不如撞日”，所以随便抓了人有的书名来用了。

既然用了之后，似乎应当有一点解释（或曰附会），那么就从字面上来解释一下罢。查“文饭”二字联用，虽然于古无考，于今却有例可援。夫普天下之人莫不要吃饭，吃饭而要一点本领，则又为凡要吃饭及已吃饭之人所共喻，故官吏则日吃衙门饭的，商人则有吃洋行饭的，工人则日吃手艺饭的。然则我们这群搦笔管的朋友，既无其他本领以谋饭，而饭又不会自己来，无已，其吃文饭乎？这是一个解释。

此外，我们仿佛还有一点感想：觉得人生除了吃饭之外，似乎还该有点事做。量力而为，于是决定写文章。文章之好坏，不能以饭之吃得饱否为标准，各尽其能，所以本刊毕竟不计其赚钱与亏本而问世也。这是又一个解释。

说了半天，只说了“文饭”两字，不免有人要问，这“小品”两字又如何说法。答曰：我开头就说了。也许是清谈，但不负亡国之责；也许是摆设，但你如果因此丧志，与我无涉；“小品”云何哉，干脆的说，一切并不“伟大”的文艺“作品”而已。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出版）

创刊宣言

／施蛰存／

本志是文学杂志，凡文学的领域，即本志的领域。

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

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

因为本志在创刊之始，就由我主编，故觉得有写这样一点宣言的必要。虽然很简单，我却以为已经尽够了。但当本志由别人继承了我而主编的时候，或许这个宣言将要不适用的。所以，这虽然说是本志的创刊宣言，但或许还要加上“我的”两字为更适当些。

二十一年五月一日

载《现代》1卷1期（1932年5月出版）

有不为斋丛书序

／林语堂[1]／

但是，你说，干么又要出丛书？这话似有来由，所以也得答个清楚，省得教人捉摸不定，弄不灵清。

原是朋友当中有几部我心中很喜欢的书稿，若不给发表，殊为可惜，故此早就想向书局接洽，给他印行，又见这些书稿目前都不约而同，有些相类，若分途印行，同好收买，也有种种不便，所以不如并在一起罢了，不但读者购买便利，并且体式装潢也可一律一点，每次出书，又无须重行接洽条件。刻书本是好事，市上所出正合下怀的书又寥寥无几，既然有心里很喜欢的书稿可出，可巧又有书局肯拿钱印行，三言两语，一说则合，所以就大胆出了。早晨在床上肚里盘算，眼前就有七八种，若仍旧用工下去，自然还有别种可出，一则可以借此鼓励自己，专心著作，二则亲朋好友，同道文人，或者有这个便利，鼓起兴趣，多多著述，或写作，或翻译，或编纂，络绎而来，也把不定。原来想起个丛书名目，叫做性灵丛书，以表所好，后来转想，人心不同如其面，天下事物，有好之者，恶之者必有甚焉。虽说一人做人须竖起脊梁，不可像蜗牛一样，逢人见面，只愿把头缩到壳里去，蛰做一团，然而在此世事纷扰的会儿，多一种名目，总是多惹一层是非，不如来一空空洞洞的名目，见头不见尾，旁人抓不到把柄，同味儿的人自会里中去寻出乐处，含沙射影口沫喷人的人，也就不甚碍目，索性当做无事过去了。我也落得个清净。

可是要想清净，也自知是做梦吧？东家是个普罗，西家是个法西，洒家则看不上这些玩意儿，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是想做人罢。做人并不容易，先要近情，可是情字就不容易讲。人情是怎么一回事，人又是什么动物，有谁晓得？苏格拉底言“自知”，一人自知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偏不倚，能得中和，又能用点精神分析工夫，断了出来我何以有这些成见、主张、立场、偏好，一百人中怕也没有一两人说得开交。况且今日口沫喷人之徒，就不容人近情，拈个花，采个草，也都“碍道”。这样个世界，人还活得下去吗？总是见地不广，执之过激所致。孔夫子尚许点也浴乎沂风乎舞雩，让今日东家西家弟兄听见，还不把孔老夫子喷个满脸口沫吗？其实孔夫子哪里曾说过，儒者终身只好浴乎沂风乎舞雩，国家的事全可不管了？也不过孔夫子知道人情，必使近情，然后得共常情之乐；得共常情之乐，然后活得下去；人既活得下去，天下乃可太平。不然冉有公西华欲辅君行政，夫子又何必晒之呢？向来儒家明明有夫子昭训在前，尚且常落了“矫”字“伪”字之弊。今日之人不读圣贤书，又只懂得西洋文化皮毛，难怪其矫情更甚。其实中西文化哪里有像现在中国人这样不近情呢？即使列国时代墨家，比较是认真主义的人，有门人问墨子行义救国哪样为要，墨子尚且不肯强人，叫能筑版墙的筑版墙，能搬砖瓦的搬砖瓦罢了。使墨子处于今日亦当说周作人鲁迅学水师，却不能以水师救中国，便是这个道理。墨家尚且如此，何况是以中庸为本之儒家，又何况是西洋几个名哲？大凡今日中国社会变乱，思想凌夷，难免有人目觇时艰，救国心切，出为浅薄井见之论，也不必见怪，只要大家保存一个“诚”字，保存一个公道，不要自己陷了轻薄滑头，将来总有造出近情容忍的文化之一天。若说国势阽危，哪容许你有闲情别致，认识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又非确论。难道国势阽危，就可不吃饭撒尿吗？难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喷人始见得出来志士仁人之面目吗？恐怕人不是这样一个动物吧！人之神经总是一张一弛，不许撒尿，膀胱终必爆裂；不许抽烟，肝气终要郁结；不许讽刺，神经总要麻木。难道以郁结的藏府及麻木的神经，抗日尚抗得来吗？况且孔子之时，世风也不胜于今日，孔子尚且有闻人歌而乐必和之之闲情别致，你能说孔子亡周吗？

所以这部丛书也就放胆出了。原来范围无定，或者曲从时势之要求，多出几本西洋名著的译本，也不一定。但是目前几种，却是显然专抒性灵之作，而且都是明末清初的作品，或翻印，或编选，不然便是关于明文小品之谈话。你何以要谈明人小品呢？这是必有的疑问，不然明天太阳不从东边上来了。在我方面，只是认为文字佳作，认为有性灵文字，必好而乐之。在向他人说来，也有几种道理。一则，清初以来，袁中郎倒霉，这些文字沉没下去，大家又去做正宗文章，翻印出来叫大家容易看得到，替袁中郎出出气；二则，这些文章，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谓“那样底旧而又是这样底新”。原来新就是摩登，然而在外国摩登二字，又不似现在中文用法，仅用于女子之烫头法及高跟鞋而已。摩登是指现代，最有名的英文丛书，名为摩登丛书，然你试一查书目，不但这样的新的作品如托斯托斯基之《穷人》有，《圣路易之桥》有，即十八、十七、十六世纪以至西历纪元前三五世纪之希腊戏剧也有，可见摩登二字全不是这样解法。亚里斯多德、柏拉图死二千年，然而这些文章才有生命哩，才新的希奇。柏拉图《共和国》那章讲优生学，才新的教你诧异。所谓摩登丛书，也不过以现代人为本位，凡摩登人可读之书皆可列入；三则，文化是有源流的，不溯其源，无从知其流。古书西洋人也主张读的。现代中国人只肯读一九三四年的西洋书，不肯读柏拉图，哪里会懂得西洋文化之底蕴？又不肯读古书，又何能知中国文化之底蕴？四则，中国人说古的都是坏的，西洋人虽然自由激进，时时另求新路进展下去，却没有说这句话。如此看来，现代中国人实在过于摩登了，不然便是错摩登；五则，文学与科学不同，西洋读医学的人不必读希腊的Hippocrates，摩登医生，我也主张大可不看《素问》、《灵枢》、《洗冤录》。但是如果是研究文学，我却主张应读《离骚》或是无名氏《十九首》。原因是古今人同是圆胪方趾，悲欢离合之际，大同小异也。所以那样的旧仍然可以这样的新，原因是你虽摩登，有飞机可坐，有无线电可听，未必便是变成方胪圆趾动物，仍然躲不出悲欢离合之情也。况且中国人虽重读史，乃因史者鉴也，有许多地方可以借鉴，因今推古，设身处地，你不但可了解前人，也可借此了解自己，而合于苏格拉底“自知”之义。鲁迅读史有得，始能深刻批评中国文化，若学一般留学生，单看辛克微之，鲁迅当不知中国文化为何物，又哪里去戳穿中国人之魂灵呢？况且古人看月发愁，闻鸟思家，听蝉醉喜，踏雪吟诗，月也，鸟也，蝉也，声也，雪景也，古今并无二样，你也未必不堕回情之泪，独据飞机头上，厌月憎鸟恶蝉鄙雪，而能沾沾自得也。不能沾沾自得，古书便仍可读。

廿三年八月五日龙溪林语堂序于牯岭

载第16期（1934年11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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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署名“语堂”。

秋心遗著序

／废名／

秋心之死，第一回给我丧友的经验。以前听得长者说，写得出的文章大只都是可有可无的，我们所可以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今日我始有感于此言。在恋爱上头我不觉如此，一向自己也是兴会多佳，那大概都是作诗，现在我要来在亡友的遗著前面写一点文章，屡次提起笔来又搁起，自审有所道不出。人世最平常的大概是友情，最有意思我想也是友情，友情也最难言罢，这里是一篇散文，技巧俱已疏忽，人生至此，没有少年的意气，没有情人的欢乐，剩下的倒是几句真情实话，说又如何说得真切。不说也没有什么不可，那么说得自己觉得空虚、可有可无的几句话，又何所惆怅呢，惟吾友在大之灵最共叹息。古人词多有伤春的佳句，致慨于春去之无可奈何。我们读了为之爱好，但那到底是诗人的善感，过了春天就有秋天，花开便要花落，原是一定的事。在日常过日子上，若说有美趣都是美趣，我们可以“随时爱景光”，这就是说我是不大有伤感的人。秋心这位朋友，正好比一个春光，绿暗红嫣，什么都在那里拼命。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总是燕语呢喃，风度翩翩，而却又一口气要把世上的话说尽的样子，我就不免于想到辛稼轩的一句词“催谁唤流莺声住”，我说不出所以然来暗地叹息。我爱惜如此人才。世上的春天无可悼惜，只有人才之间，这样的一个春天，那才是一去不复返，能不感到摧残。是可怜，这一个春的怀抱，洪水要来淹没他，他一定还把着生命的桨，更做一个春的挣扎，因为他知道他的美丽，他确确切切有他的怀抱，到了最后一刻，他自然也最是慷慨，这叫做“无可奈何花落去”。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对于一个闻道之友，只有表示一个敬意，同时大概还喜欢把他的生平当作谈天的资料，会怎么讲就怎么讲，能够说到他是怎样完成了他，便好像自己做了一件得意的工作。秋心今年才二十七岁，他是“赍志以殁”，若何可言，哀矣。

若从秋心在散文方面的发展来讲，我好像很有话可说。等到话要说时，实在又没有几句。他并没有多大的成绩，他的成绩不大看得见，只有几个相知者知道他酝酿了一个好气势而已。但是，即此一册小书，读者多少也可以接触此君的才华罢。近三年来，我同秋心常常见面，差不多总是我催他作文，我知道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然而没有一个线索，稍纵即逝，他不能同一面镜子一样，把什么都收藏得起来。他有所作，也必让我先睹为快，我捧着他的文章，不由得起一种欢欣，我想我们新的散文在我的这位朋友手下将有一树好花开。据我的私见，我们的新文学、散文方面的发达，有应有尽有的可能，过去，文学许多长处，都可在这里收纳，同时又是别开生面的，当前问题完全在人才二字，这个好时代倒是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虽然也最得耐勤劳、安寂寞。我说秋心的散文是我们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我们所欣羡不来学不来的。在他写给朋友的书简里，或者更见他的特色，玲珑多态，繁华足媚，其芜杂亦相当，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秋心年龄尚轻，所以容易有喜巧之处，幼稚亦自所不免，如今都只是为我们对他的英灵被以光辉。他死后两周，我们大家开会追悼，我有挽他一联，文曰：“此人只好彩笔成梦，为君应是昙花招魂”，即今思之尚不失为我所献于秋心之死一份美丽的礼物，我不能画花，不然我可以将这一册小小的遗著为我的朋友画一幅美丽的封面，那画题却好像是潦草的坟这一个意思而已。

二十一年十二月八日

载《现代》2卷5期（1933年3月出版）

《杨柳风》序

／李长之／

关于《杨柳风》这书的价值，我想知堂先生知道得最清楚，他从前有过文章，现在又有序文，总是很详尽的吧，所以我不必在这方面多什么嘴了；然而我想到一点题外的话了，于是答应了写出来，也算作本书的序文。

这点题外的话就是，译者炳圻兄的孩子气，我是敢推荐给读者的。不过在我初认识他时，却还以为他是颇世故的，那时候是学校中由爱国的志士们发起，自动地加了军训。为实行军营生活起见，我们的吃饭，便由随便而加以纪律，真确的情形我已经模糊，但记得好像仍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却依然可以点一点菜，至于每一桌上同餐的人，则似乎是指定的，这时在我吃饭的桌上。就有一位短小而略胖的武装同志，当我同他商量吃什么的时候，他便谦而有礼地客气着说：“我是什么都行”，随着还有一种极熟悉于交际的人所惯有的吃吃的笑声，那是在商讨事情时所必需的，这人就是炳折。随后同他攀谈起来，他在措词上的稳重与含蓄，也处处让我印证了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可是后来慢慢不同起来，首先是，我看他常不上课，这无疑是我的同调了，我就觉得他越发可爱起来。不爱上课，先就是孩子气的表现，这是“逃学”，在大人先生的眼光中看起来，就是“胡闹”，世故的人是得使人人满意的，竟赚了胡闹，所以就终于见出他的不世故来了。

他不上课，是忙什么呢？原来是忙《儿童周报》，又是孩子的事了。说起《儿童周报》来，却给我一个非常满意的回忆。这不是报纸上的一张副页，却是成册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乃是应了儿童的多方面的需要而编辑着的。他原来的计划很大．也不只是刊物，大都是打算到儿童的福利的事。后来为什么停顿，我是不清楚了。为儿童的福利，竟把课业牺牲起来，多么孩子气！

我和炳圻同样是关心儿童的，可是我总是说空话的时候多，并且充其量，我不过做了儿童的保护人，凡迫害儿童者，我必痛击之；至于为儿童本身的福利，有什么积极的建设，却还没有尽过力，虽然“心”是有的。炳圻却就进一步了，看了儿童没有好的杂志，就办出一个好的周报来，看了儿童没有好的读物，这回就又译出一部可爱的《杨柳风》来，这点是顶使我歆羡，又颇愧作的。

在炳圻译《杨柳风》的时候，同时我的友人李广田也着了笔，他们兴趣的惹起，都得说源于知堂。他们起初是都不晓得的，我晓得他们彼此在泽，却也没有传什么消息。我的用意很简单，站在读者的立场，正盼望凡是名著最好是多有几种译本。这似乎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吸取能力；然而广田终于知道已有人在译了，于是自己辍了笔。我在欣喜炳圻的译本完成之际，也不禁想起广田的译本未就的怅惘，这也算本书的一点小掌故吧，所以附记在这里。

原书是没有问题的好。炳圻能用地道的北京话译出，译诗又遵照了新诗韵，我觉得中国的读者颇为幸福。不过炳圻殷殷以序文相托，我却是怀疑的，因为文坛上的大将小卒是正向我施以攻击和迫害的时候，说不定这本书的销路，会因我的序文而有了窒碍的，炳圻此举，岂不更证明是孩子气了么？

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序于北平西郊

载《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月出版）

《三槐》序

／俞平伯／

舍下无槐，（洋槐不算）而今三之。曰古槐书屋，自昔勿槐，今无书。屋固有之，然弃而不居者又五年，值归省，乍一顾其尘封耳。庭中有树，居其半，荫及门；而宜近远之见，本胡同人呼以“大山”，不知其为榆也，亦不知其为俞也。大树密阴，差堪享受，则知堂师之言尔。榆也，谓之槐，其理由是不说。长忆垂发读《左传》至“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而为之一吓，直不暇替古人担忧，盖自己先不得了也。然则今日触槐而招笑，非独事理之宜，抑近许矣。榆则有钱，槐有钱乎？固未之前闻也。是菽麦难而槐榆易也，是不辨菽麦者不必不辨槐榆也，而竟若终不能辨，则其中乌得无天！又谁知畴昔之戏言，点点花飞在眼，而又过之耶！此譬如大英阿丽思小姐之本不想为媚步儿而忽然变为猪小儿也。“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疑其兄平居之言而周子述之也，不然，记人之失也。且夫三槐者，高门积善之征也，小生不姓王，彼三槐出何典哉？大槐者，梦邻也，日“古榆梦遇”“榆屋梦寻”则不词矣。不典不词，其为世所晒将弥甚于今也，其为凡猥不又将下于此日万万也。与其为猪，无宁为媚步，此固不必伫待通人之教者也。何况伦敦之酒不日榆痕，则吾人解嘲之具，且方兴而未有艾，绰绰乎其有容也，泛泛乎未有所止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已。且稍容与而序吾书。夫《三槐》个别之义既各有说矣，不书不槐不古之屋而师友同说之，彬矣郁矣，难复请矣，而《三槐》之所以为三槐者，惟虚耳，于是乎序。

二十三年除夕前三日

载《文饭小品》第3期（1935年4月出版）

《浮生六记》英译自序

／林语堂／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只是在我们朋友家中有时遇见有风韵的丽人，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我们只觉得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只愿认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来和她夫妇吃中饭，或者当她与她丈夫促膝畅谈书画文学乳腐卤瓜之时，你打磕睡，她可以来放一条毛毯把你的脚腿盖上？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不过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之宽，或者同她到万年桥去赏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谁不愿意陪她去参观伦敦博物院，看她狂喜坠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抄本？因此，我说她是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因为确有其人）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并非故甚其辞。

她的一生，“事如春梦了无痕”，如东坡所云。要不是这书得偶然保存，我们今日还不知有这样一个女人生在世上，饱尝过闺房之乐与坎坷之愁。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不过因为这故事应该叫世界知道：一方面以流传她的芳名，又一方面，因为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的生活中，看她们追求美丽，看她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狡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爱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他们太驯良了，所以不会成功，因为他们两位胸怀旷达，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而他们的遭父母放逐，也不能算她们的错，反而值得我们的同情。这悲剧之原因，不过因为芸知书识字，因为她太爱美至于不懂得爱美有什么罪过。因她是识字的媳妇，所以她得替她的婆婆写信给在外想要娶妾的公公，而且她见了一位歌伎简直发痴，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为篷室，后来为强者所夺，因而生起大病。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她的爱美的天性与这现实的冲突——一种根本的，虽然是出于天真的冲突。这冲突在她于神诞之夜，化扮男装，赴会观“花照”，也可看出。一个女人打扮男装或是倾心于一个歌伎是不道德吗？如果是，她全不晓得。她只思慕要看见、要知道人生世上的美丽景物，那些中国古代守礼的妇人向来所看不到的景物。也是由于这艺术上本无罪而道德上犯礼的衷怀，使她想要游遍天下名山——那些年青守礼妇女不便访游而她愿意留待“鬓斑”之时去访游的名山。但是这些山她没看到，因为她已经看见一位风流蕴藉的歌伎，而这已十分犯礼，足使她的公公认为她是情痴少妇，把她驱出家庭，而她从此半生须颠倒于穷困之中，没有清闲也没有钱可以享游山之乐了。

是否沈复，她的丈夫，把她描写过实？我觉得不然。读者读本书后必与我同意。他不曾存意粉饰芸或他自己的缺点。我们看见这书的作者自身也表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那中国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我不免暗想，这位平常的寒士是怎样一个人，能引起他太太这样纯洁的爱，而且能不负此爱，把他写成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细腻闺房之乐的记载。三白，三白，魂无恙否？他的祖坟在苏州郊外福寿山；倘使我们有幸，或者尚可找到。果能如愿，我想备点香花鲜果，供奉跪拜祷祝于这两位清魂之前，也没什么罪过。在他们坟前，我要低吟Maurice Rvael的“Pavane”哀思凄楚，缠绵悱恻，而归于和美静娴，或是长啸Massenet的“Melodie”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悠扬而不流于激越。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退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在我翻阅重读这本小册之时，每每不期然而然想到这安乐的问题。在未得安乐的人，求之而不得，在已得安乐之人，又不知其来之所自。读了沈复的书每使我感到这安乐的奥妙，远超乎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苦痛——这安乐，我想，很像一个无罪下狱的人心地之泰然，也就是托尔斯泰在《复活》所微妙表出的一种，是心灵已战胜肉身了。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这对伉俪的生活是最悲惨而同时是最活泼快乐的生活——那种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

这本书的原名是《浮生六记》（英译《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其中只存四记。（典出李白“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句。）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现存的四记本系杨引传在冷摊上所发现，于一八七七年首先刊行。依书中自述，作者生于一七六三年，而第四记之写作必在一八。八年之后。杨的妹婿王韬（弢园），颇具文名，曾于幼时看见这书，所以这书在一八零十至一八三十年间当流行于姑苏。由管贻萼的诗及现存回目，我们知道第五章是记他在台湾的经历，而第六章是记作者对养生之道的感想。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倘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

廿四年五月廿四日龙溪林语堂序于上海

上序于《天下》英文月刊本年八月创刊号发表后，正在托旧书铺在苏州常熟访求全本（闻虞山素有世代书香之风，私人藏书者甚多）。过两星期得黎厂由甬来札，谓全本已为苏人王均卿老先生（文濡，即《说库》编者）所得，而王又适于二月前归道山。过数日，又见《新园林》郑逸梅先生记均卿先生发现全本事。访之，谓亲闻于王，于去年发现。此书或已付印，或在遗稿中，不甚了了。又访王之家族，闻均卿先生遗物现在封闭，一时无从问津。到底如何，未见稿本，无从鉴别。惟个人以为苏州家藏沿袭三代以上者不难发现此书全本。尚望留心文献，不以此为好事者，留心访求，报我好音，不胜感祷。又王弢园（天南遁叟，有《弢园文集》、《弢园尺牍》、《艳史杂钞》等）、石硺堂（韫玉，袁文笺正者）及其他文人集中有发现关于三白生平文字者，亦祈示知。英译四记已陆续登《天下》月刊第一、二、三、四期。廿四年十一月六晚附记。

顷阅世界书局新刊行“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内王均卿所“发现”《浮生六记》“全本”，文笔既然不同，议论全是抄书，作假功夫幼稚，决非沈复所作，闲当为文辩之。十一月十六日又记。

载第40期（1935年11月20日出版）

自序《屐痕处处》

／郁达夫／

身体强健，有闲而又有钱的人，出去游山玩水，当然是一件极快乐的事情。每见古人记游或序人记游，头上总要说一句“余性好游”的开唱白，读了往往想哄笑出来，因为我想，狗尚且好游，人岂有不好游的道理？

孙文定公，在《南游记》的头上，历说了些游的作用：“游亦多术矣。昔禹乘四载，刊山通道以治水；孔子孟子，周流列国以行其道；太史公览四海名山大川，以奇其文；他如好大之君，东封西狩以荡心；山人羽客，穷幽极远以行怪；士人京宦之贫而无事者，投刺四方以射财”，以表明他自己的出游，是为了“以写我忧”。然而我的每次出游，大抵连孙文定公那样清高的目的都没有的，一大半完全是偶然的结果；因而写下来的游记，也乱七八糟，并无系统。

近年来，四海升平，交通大便，像我这样的一垛粪土之墙，也居然成了一个做做游记的专家——最近的沪杭各新闻纸上，曾有过游记作家这一个名称——于是乎去年秋天，就有了浙东之行，今年春天，又有了浙西安徽之役。然而黄山绝顶，一度也不曾登；雁宕天台，梦里也未曾到；况且此外还有昆仑五岳，万国九洲。算将起来，区区的游迹，只好说是从卧房到了厨下，或从门房到了大厅的一点点路，说游真正还说不上。不过室内旅行，也可作记，少文晚岁，欲卧而游；那么，我的游记，自然也不妨收集起来，作一次对徐霞客的东施之效；更何况印行权——并非版权——一行出卖，还有几百块钱的黄白物好收呢！

将稿子收集好了以后，就想造出一个好听一点的书名来，以骗读者：叫作“达夫游记”哩，似乎太僭；叫作“山水游踪”哩，又似乎太雅。考虑了几天，更换了几次，最后我才决定了一个既不僭，又不雅，但也不俗的名字，叫作“屐痕处处”。

末后的一篇《黄山札要》，是这一次想去黄山时的夹带；然而带而不用，弃之可惜，所以一并收入了；附录的一篇黄秋宜的《黄山纪游》全文，只好算是大夹带之中的小夹带而已。

一九三四年五月

载第5期（1934年6月5日出版）

野草（代发刊语）

／秦似[1]／

Ⅰ·鲁波尔在他论及高尔基的一篇短文里面，对自从十八世纪新的“生活主人”上台之后的文学，作着这样的说明：“在文学里，产生了人的变形，有一种人的脸变成‘资本主义的兽脸’，另一种的脸在苦难中变得畸形了。”

这也真说着了一些文明国家的进步作者。赛珍珠比喻中国的抗战作禽兽放弃巢穴而避免危难于先，佛烈达渥地利比喻苏联之国家“占有”土地与德意志之国家“统治”土地为一丘之貉于后，而木户幸一更早在“中国事变”后不到一年，就苦心孤诣地证明了大和民族的文学最初而且最精彩的是所谓国风，即和歌，开头一篇就是《官庭篇》。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又正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其文学本质正如政治本质一样，是远离着样些[2]文明国家的。我们的抗日现实主义作家，在他们的主题与形象里面都创造了“人”，歌唱了“人”，改变着一大群苦难者的“畸形”的相貌，要使他们从俯伏着的奴隶地位站起来。无论成就如何，已经在这道路上进军，总是的确的。

然而我们虽然自称善于憧憬光明，却同时也善于忘怀灾难。前线和敌占区正在一枪一弹搏击敌人，在后方倒有人穷奢极乐，豪华郁丽，坐汽车上馆子，运私货发大财，口里说的是抗战建国，心里想的甚至手里做的却可以是抗战建家。（这样的“抗”作动词、“战”作名词解。）对于这些人，他们只感兴致于“叫我如何不想她”或“山在虚无飘渺间”之类的女声独奏，文学当然是多余的。如果也看看，那就正是把兽脸涂上化妆粉，使奴隶戴了隐身符或者涂白了鼻子的一类。为了这些杰出的人们，和他们公子哥儿、帮闲们和帮忙们的兴趣，这一类读物真是鸿运高升，方兴未艾，而由其销数之多，装帧之美，自视之高，又足征有钱且有闲的欣赏者层正在方兴未艾。爱伦堡曾将这类精于鉴赏者们比喻作精于食事的食客，他们爱好的是一盘腐臭的野鸡。林语堂先生最近又在“生活的享受”上面给我们指点：中国人的精美食谱，同时就是良药。他还给我们考证出来，中国人素来对于病都是“先以食疗，不瘥，然后给药”的。所以即使同是野鸡吧，于外国那些杰出的英雄们不过贪奇嗜野，而于中国的这些们则还有养身息生的功效——一剂极度温和的镇静剂。

在这样的时势下面，我们却办了小小的《野草》。

命名《野草》，用意所在，并非全然因袭，也说明着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并不高瞻远瞩，自己先给它一个卑之无甚高论的名号。野草虽然孕育于残冬，但茁长和拓殖却必须在春天的。如果严冬再来的话，它自然还得消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固然说明草莽之类的顽强，然而也同时是自然界的机械循环的悲剧。这种机械的循环，于人类倒不能类推的。大抵人间的春天到来，严冬自己就必先宣告死灭。不过这正是野草身外的事。在目前它只是芜杂丛生，荆莽交错，既无花果之望，亦无枝叶之阴，亦非大树，因之也没有什么什么风了，不能供若干者们的乘凉，是显然的。它只希望给受伤的战斗者以一个歇息的处所，让他们退到野草里，拭干伤口的血痕，再躺一会。如果因疲劳而至于饥饿，则掘几把草菇，也聊胜于无。虽然没有维他命，更不能同时做药，倒是可以恢复一些元气，再作战斗的。至于原本就很康健的人们，自然也可以到这原野上来呼吸一些苍葱的气息。呼吸固不如吃大菜同时吃下良药一样方便和简单，它即不甘香，也还须用力，但若果肺部不健全，却正需要一些野气息，餐必肥甘补品，仍不足以保证深在内脏的溃烂面不扩大起来的。

这里不是锋镝所在，不是作战的前线，然而却划了一道“人”与“兽”的分界。如果畸形的受难者们正立起来的时候，兽脸就将被刷清或者自己藏起来。

我们知道，今年十一月十二日便是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开会期间，将决定民国的前途和国民的命运，而在这之前，大不列颠帝国限日本于十月十八日以前结束中国事变！弄一点笔墨，比起正在用血去淤塞侵略者的枪口，用生命去争取民族的自由的一大群青年人，正如倍·柯根所说，是“以花边去比喻枪炮了”。然而“英伦的雾”以至“美国人的狗”一类的东西正大量地在印，这事实又教育了我们，即使同是花边，也还有硬软好坏的分别，有的只准备给太太们做裙带，有的却可以替战旗做镶嵌。加以上面所说的种种，就印了《野草》。

一九四〇·七

载《野草》创刊号（1940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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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时未署名。

2 “些”字疑为“板”字之误。

《不惊人集》前记

／徐懋庸／

去年六月，因为知道妻的分娩期近，我从上海回到乡间去。乡间，又是夏日，本来太多闲暇，专心期待孩子的诞生，她复一天天地捱延着，似乎已经畏见这人世之光。于是我感到十分无聊。为消遣这无聊起见，于书寝之余，我常常把一份《申报》从头至尾，每一个字都读完，其中的《自由谈》，则每日总要读到十来遍。

有一天，也是读着《自由谈》，我忽然想到，这样的短文章，也许我也写得出罢？想罢就动手，立刻成了两篇。既然写了，就试着寄到《自由谈》去，但并不希望定被录用。在文坛上，我从不曾露过名，又没有人介绍，我倒是料想黎烈文先生未必会瞧一瞧这两篇东西的。

隔了七八天，这两篇短文，居然接连地登出来了，在我，这是非常欢喜的。我记得那次的欢喜，比后来孩子落地时所感到的还要大。后者是意中的，前者，则完全“出乎意表之外”。在意外的欢喜中，我又写了一篇，又寄去，后来又登出来了，于是又一篇……这样的，我便在《自由谈》上常常投稿。我所在的乡间离上海有相当的远，我的稿子寄到申报馆需三四天，《申报》出版后寄到我处，也需同样的时日。所以，每次写了一篇文章，寄出之后，我便开始期待七八天后的《申报》。从此我增多了一种事情和一种希望，渐渐地不觉得无聊了。

我的第一篇短文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一天，是六月十八日，过二十二天，到七月十日，我的女孩就诞生了。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我觉得很有点意思。这个孩子，是我婚后第一次的收获，而我的投稿，也以那一次为第一次。随着孩子的生长，我的短文也愈写愈多。二者之间，似乎有些因缘，而且对于我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向来不大注意他人的儿童，所以并不知道儿童有怎样可爱，自从自己有了孩子之后，这才明白世间的父母为什么情愿为儿童而牺牲的道理。而且，我也和世间的父母一样，发生一种偏心，总觉得自己的孩子特别可爱，比他人的孩子好。但对于文章，则并不如此。我读过的文章还算多，能够近于客观地判别文章的优劣，看自己所写的，则常常愧不如人。当写得愈多的时候，愈感到自己之不长进。所以，虽然常有阿私所好的友人们劝我编集印行，我总是惶恐地辞谢。我觉得我的文章并无较久地存留的价值，仅在报纸上一度糟蹋点篇幅，已经是过分的了。

不料，最近有一家书店，竟也托人来说，愿意印行我的散文集。我照例辞谢过一番，结果却终于应允下来。现在编排已竣，已在这里写前记了。

世上有许多人是患在无自知之明。我是有自知之明的，然而仍然意志薄弱地做出这样的事来，这可见一个人是虽有自知之明也还不够的。例如我，第一，是抵抗不了朋友们的怂恿，还有，第二，生活上的需要，也常常使我胆大。这一回，我之决心编这集子，大半其实是为了我的孩子。自她给我做了女儿之后，我从不曾替她庆祝过一次，我常常觉得歉然，现在她快要满一岁了，总得为了她请几个朋友吃一次茶点，热闹热闹。那么，做一件无论怎样的事，弄一点钱，是必要的了。同时，我和文字发生因缘，也快满一年了，藉此也好一并作个纪念。

倘若命运这东西是有的，那么它一定是残酷的，它非照预定的计划支配一个人的生活不可。我的命运，似乎总要叫我做文人。我生在一个没有人识字的家庭里，但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便大有做文人之意，喜欢在本县的刊物上写点短评，郁郁乎的有好几年，其间曾经闯过几回祸。直到十八岁的那一年，几乎因一封信送了命，逃到上海，进一个学校读书。在这学校里，我悟得文人之无用，便立志要做些切实的事情，从此几乎绝对不写文章者有五六年，先前的郁郁乎的态度，也改掉了不少。然而，是那命运罢，它使我在去年又写起文章来，同时它又使我失去了一种职业。于是我不得不又成为文人。在最近一年中，我简直完全靠文章来养活我自己和我的妻女。

纵然这样，我现在还要挣扎，总不愿永远做文人下去。其实，我即使想做，也是做不下去的。我写文章的态度先是不好，只因为心里常觉气闷，就写一点东西来疏通一下。写出了，就算了，我决不管文章的好坏。草稿既成，自己也不再看，马上寄出去。凡是收过我的稿子的编辑先生，一定是对着我的原稿皱过眉的，因为那实在太糊涂。我说出这事来，并不是自夸“一挥而就”的聪明，乃是告白我的态度的粗疏。这样地写出来的文章，形式当然是不会完美，而且无进步之望的。

至于我的思想，则因年青之故，常不免浮躁凌厉。有时也隔靴搔痒地批评时事，有时也蜉蝣撼树地唐突名流，自以为很多孩子气。但是有许多没有见过我的面的人，看了我的文章，却猜我是个老人，这实在很好笑的。我有时也瞎七瞎八地谈谈文艺，有一回，竟至和一位批评家冲突了起来，动了几次所谓“笔战”，但我马上退却了，按照谁做最后一篇文章谁就胜利的规矩，我让那个批评家奏了凯旋。事后我还写信给某先生，请他判断我的意见的是非。我的文章中虽多肯定的语气，但只是写的时候是这样，其实我并不是师心自用的。法国Montaigne以散文批评一切，而对于自己，也说ques sais-je？（我懂得什么？）这态度是我所服膺的。

今人常把“杂感家”、“小品文作家”作为不含好意的名词而轻薄写短文的人。倘若没有充实的生活，健全的意识，正直的态度，单是贪图容易专写短文聊以自娱或赖以生存的人们，实在也应该被轻薄。而现在的文人，是极易流于这一类的，我也怕自己会流于这一类，所以尚想挣扎。我不愿继续做卖文为活的“文人”。

我现在编集起来的短文，大部分是《自由谈》上发表过的，余者则曾散见于《涛声》《社会与教育》《中学生》《申报月刊》《文学》等刊物，时间则止于本年四月。自去年六月至是，我所写的文字本不止这些，有许多因为我自己不喜欢而删掉了。附录的《草巷随笔》，则是前五六年中仅有的作品。

编好之后，想不出一个书名，偶尔记得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句子，对于文人的苦心，颇觉悲悯。因为自己不拟做这样的文人，所以随便用了“不惊人集”四字。照例是想出就算，不管它的好坏了。

五月十四日

载第6期（1934年6月20日出版）

书店

／蒲絫／

一

书店，有人认为是推行文化的先锋，也有人以为只是牟利的奸商的一种。平心而论，虽是两极端的批评，却都可以算得中肯。孔云亭《桃花扇传奇》第廿九出借书商蔡益所口里唱的曲子道：

堂名二酉，万卷牙签求售；何物充栋汗牛？混了书香、铜臭、贾儒、商秀。怕遇着秦皇大搜。（《凤凰阁》）

书和铜，香和臭，贾和儒，商和秀，把这几种不能混合的成分，混合在一起，这就是所谓书店。

然而，在许多旧式的书店里面，上自老板，下至擦水烟筒、倒尿瓶的学生，简直有辨不出书之为香，铜之为臭的，他们对于书，只知道哪种好销，可以赚钱，哪种不销，不能赚钱，和绸缎店倌的对于绸缎，咸鲞店倌的对于碱鲞，毫无异致。在新式书店里面，这一类的人也还不少。我曾听得某书店老板说：“书无所谓好坏。好销的便是好书，不好销的便是坏书。”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书店老板曾对他的伙计们说：“只要在白纸上印了黑字，我都有方法推销出去。”在他的鼻孔里，当然更无所谓香臭了！

二

今年是“不景气”的年头，什么事都到了“尖锐化”，书店“尖锐化”的表现，无过于一折书的大倾销。定价一元的书，只卖一角，硬绷一点的买客，还可再打一个九折或八折。据说，批发价已经跌到一折六扣了。倘使你从腰包里掏出一张五元的钞票，就可以得到这么一大捆，非雇了黄包车不能带回家去。“便宜呀，便宜呀！”买书的人都这样嚷着。有人想，书价这样便宜，几乎连买纸张还不够，做老板的岂不蚀杀老本？然而听熟于此道的人说起，虽然卖的这样便宜，书店老板还可以得到三分钱的厚利。所以现在有一位大老板，已经豫备二十万资本，专门做这项一折书的生意。在闸北买了大块地皮，造起不少房子，再添上许多印书机，预备打倒一切的旧书店。

更有许多人想，一折书卖的这样便宜，还可以赚钱，大家都竞争着做，那些实价发售的书店，岂不是要大发其财么？为什么还有许多书店天天喊着亏本，甚至于要接二连三的关门呢？这叫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否则，卖五香豆为什么也要内行呢？

三

从前中国的书店，卖的都是木版书。书的来源，有些是宋元明旧椠，有些向人家租了家藏版来印。资本较大的，自己也刻几幅小说戏曲一类的木版，互相交换贩卖。到了石印法和洋纸输入中国，印刷便利，成本减轻，许多书店，都利用了新法来印，于是时文课艺，医卜星相，小说戏曲，经史子集，多变成了石印的本子。起初还注意到校对的仔细，字迹的清楚，纸墨的精良，定价也比较的贵。到后来为的专门注重在“铜臭”，便“江河日下”，把成本竭力的减轻。到了现在，一提起石印书，在我们的观念中，好像只是一些黄黄的油光纸，错误讹夺连篇的文字，模糊细小的字迹，松松的一捏就散的装订那种册子。无论哪一个人都觉得要头痛的。

但是，成本虽然减低，定价却还是照旧。一部六本或八本的《三国演义》，不过角数钱的成本，他的定价可以八九角或一块多。有些自以为懂的一点的买客，问他有多少折扣，他可以告诉你九折或八折。再三的论价，用七折或六折，买定了，以为是大大的便宜。其实还不止对折转弯的赚头。如果这些书统从印的店家门口卖出去，钱固然赚的很多，生意却不会很大。生意的推广，完全靠一班客帮，就是内地各处的贩卖商人。因为内地很少印刷机关，所以这些书都要到上海来批发。所以旧式书店老板的唯一本领，就是熟悉客帮。客帮的走水先生到了上海，大概都住有一定的客栈。你要贩书，用不着跑上书店的门去，只要一落客栈，就会被许多书店的跑街伙计攒住，或者从茶会上找到你。那时这位走水先生便非常之忙，今天某家请你吃饭，明天某家请你听戏，后天又是某家请你上堂子，弄的你花天酒地，应接不暇。等到你吃也吃腻了，玩也玩厌了才问起你这回要配些什么货。你如果觉得吃的他太多，把配货单送给他，他就如获至宝般带回去，明天便整大捆整大包送上门来。里边有你所要的书，也有你所不要的书。问他折扣，四折三折随你去做，说明钱带的不多，要挂一点账，节边年底也随你的便。只要你肯把书带回去便是“婆婆万福”了。

四

这种石印的旧书，都是无所谓版权的，无论哪一家都可以印。但在同业里面，也有一种不成文的行规，就是这一家印了这部书，别家便不作行再印，要印也须得到人家的允许，否则就要受同业的排挤。所以各家所印的书，大多数是各不相同。倘使需要别家的书的时候，也不必用钱去买，可以用同价值的书互相交换。书店的大小，就是用版子的多少来分别。

书店里面，用不着什么编辑员，只有几个缮写员和贩卖的伙计，薪水也都很小。但里面却有一种极好的调剂法。就是几个小伙计，可以拼起股子来印一两本旧书。本钱挂在账上，赚来的钱大家分派。所以旧式书店的伙计，正薪虽少，外快却是很多。

五

从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有新式的书店发生。买了新的书稿，或聘请了专员编成新书，别家不准翻印，这是比较新近的事情。到了版权法颁布，新书店有了一重法律的保障，便一天一天的加。新书店的成本当然不及从前的低，定价却也不能过高，但折扣却不像旧式书店的滥。因为只有独门出入，所以对于客帮，也不必像旧式书店那样的迁就。可是，一本新书的销售，决不会从出版的书店直接便到读者的手里，不能不经过那贩卖人的手。一般的读者，便从这里吃了大大的亏。

普通新书的定价，大体为成本的四倍；就是成本二角五分的一本书，那定价总在一元左右。倘使每本书都从书店直接卖给读者，书店的赢利，当然很可观。但因为有贩卖人的存在，便发生了问题。普通对于贩卖人的折扣，大约从八折到六折，也有对折以下的，完全依了书店做生意手腕和看了贩卖人生意的大小而定。倘使平均作七折计算，定价一元的书，出版家所得到的还有七角。可是中国的幅员太阔了，一家上海书店的书，可以北至蒙古东三省，西至新疆西藏，南至南洋诸岛，无论哪一家大书店，都不能在这样广大的区域内，于各城市镇遍设分店，势不得不靠贩卖人给你去推销。贩卖人除了从折扣里取的利益外，最重要的条件是赊账。因为他们决没有这么大的资本，用现钞向你买了书去，搁在店中，再一本一本的卖出去。现在书的种类又多，销行不销行全不一定，万一用现钞买了来卖不出去，岂不大蚀其本？所以书店的放账，是不能避免的。一年做五十万元生意的书店，大概总有三十万元以上的放账。最好的年岁，这放账至多到年底可以收回一半，像近一两年能够收起两三成，已经算是很好，甚至于不到一成的也有。因此放了账几乎等于送脱，不放账便没有生意可做。现在，让我们把新书店的利益来计算一下：

假定有定价一元的书一千本，成本为贰百五十元，其中一成，直接卖给读者，收回一百元。还有九成，用七折批发出去，本来可收得六百三十元，如果作为对折收进，可得三百十五元，共收回四百十五元。除著作人版税一百五十元，净得二百六十五元。那么，本店对于这部书的纯利，便只有十五元。这一千本书全数达到读者的手里，那读者所出的钱，总数却是一千元。如果一部书只销一版，书店怕只有蚀本的份儿。

有人想，这样看来，贩卖人的赚钱，不是比出版家的来得大吗？其实也不尽然。他们虽然享有了三成或四成的折扣，但里面有水脚运费，有汇水，有利息，有开销，有时也须打一点折扣卖出甚至也仍然有放账，所赚的纯利，也不过和出版家相仿。至于欠账，也不一定卖出了不还，实实在在也还有许多存货卖不出去，叫他们怎么还起？何况也有放账呢？

六

新书店最大的生产，要算教科书。别的书买不买随读者的自由，教科书却是由学校强迫着读者去买的。所以，教科书生意，为一般新书店竞争的目标。但是，在近来，教育衰颓，学生减少，生意已经不及从前，竞争却反比从前剧烈。小学书六折，中学书八折，已成为公开的折扣。批发价再是五折六折，另加回佣，这样，利益不会再厚。放账方面，却比普通书更大。这欠账的人，不一定是直接的贩卖人，却往往是采用教科书的学校。近来几乎无论哪一省的教育官厅，没有不欠官立学校的教育经费。内地有许多官立学校，往往要靠了书店才能开学。就是学校对于学生，在学费中带收教科图书费，而一面却向书店欠账。书店为贪图生意，不能不放。有时候校长撤换了，书店便放了倒账。

教科书最怕的，便是教育部变更新学制。学制一变，从前印成几千万几百万本的旧书，立刻变成废纸，只能切碎去包花生米。听说去年有某大书店，受了这学制变更的影响，几乎弄得关门。所以非有大资本的书店，都不敢冒这编印教科书的危险。

七

照目前的情势，书店几乎已经到了末路。旧式书店，在从前固然很赚钱。但一到折扣日低，放账日多，便也没有办法。从这里想谋出路的，便是一折书。但这种生意，非有大资本不可。他们的纸张，一定便是一两千吨，每种书的印数，起码总是几万。一方面凭藉市面不景气的赐与，排版印刷装订的工价都减到了极度，所以虽只一折，还可赚钱。而且因为折扣太低的缘故，可以少放账。然而油光纸石印的旧式书店，却因此受了极大的影响，因为这些一折书比起那些旧式石印书来，便印刷清楚，纸张好看，定价又是低廉，脱手来得容易，贩卖商人自然趋之若鹜。

一折书的盛行，对于从前那些油光纸石印的读者，是很有利益的。倘使某大老板的计划成功，把那些石印书店完全打倒，而一折的成例，可以永久维持下去，并且使买书的人个个都知道这一类的书都是照定价一折，不上那些贩卖的人高抬折扣的当，未始不是中国读书界的一大革命。然而，谁也不敢这样乐观。

八

一折书不但影响全部的石印旧式书店，连新书店也受了大大的打击。新书的定价实在太贵，虽是爱读新书的人，因为“囊中少有钱”，随便买一本一折书，也不妨过一过瘾。而且那势力也会逐渐侵入到新书里去。侵入的路大约也有三条：第一是完全的翻版。不管你的著作权有没有注册，他们翻印了再说。好在中国的法律，是不会有极重大的威严的，无论怎样打官司，被翻印的花了许多钱，费了许多事，结果翻印人也不至于吃怎么大亏。所以翻印的自然乐得翻印。第二是变相的翻版。对于新出的集子，可以来一个选集，近来什么短篇小说选、小品文选、日记文选等等，已经非常流行，将来都会变成一折书。这样，在读者方面固然得到便宜，著作人方面却未免要吃大亏。第三就是印售一折书的店家，从一些倒闭的新书店收买了若干种陈旧或低级的新书版权，也一样作一折书来卖。

九

在现在，新书业的挣扎，不出两条路：一条便是极力吸收函购客户，使读书的人直接向出版家购买，这只要看近来各书店函购广告的竞登，就可以参透那里面的消息。倘使读者都养成了函购的习惯，将来也许会使书价减低。但这事也所谓有利必有弊。最重大的，就是许多滑头的书店，把一本毫无价值的书，取一个漂亮的书名再登一个天花乱坠的广告，一买到手里，却是一个大大的失望。甚至于收到了钱，不把书寄给你，一封信两封信去催，永远如石沉大海，也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各书店的吸收函购政策，近来虽然比较发展，却决不能因此消灭中间贩卖人。新近交通部举办各地邮局免汇购书法，也可以算得一个进步。但此举也不见得会十分发达。第一，因为邮局经手的折扣还要八折，而买客却须十足付出还要加邮汇费，比直接函购更贵。第二，邮局里只备一本书目，不能把书目里所有的书都备一本在邮局里任人翻阅。如果能把这两点改良，我想贩卖书店或者会被邮局打倒，减轻书价便利读者的希望也不难达到。

十

新书业的还有一条出路，便是发售预约。这也是直接买卖的一种，而且在书店方面预先收到钱，不会有欠账的危险，在读者方面也可以得到便宜，可说是两利。但这事必须有信用的大书店才可作，而且只限于价值较大的书。

向来没有知名度的书店，发售预约，老练一点的人，决不会理他，否则也往往会使你上当。至于一二元或数角的书，既不能登广告，送样书，使读者先明白书里面的内容，自然不会有人来预约。

这几年来，各大书店都有几部几百元或数十元的预约书，往往第一部的预约才截止，接着便来第二部的预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中国的文化大大的发展，骨子里却实在只是暴露着书业的不景气，竭力在吸收现款。有些大书店，听说欠出的预约书款，有一百几十万元之多，要把第一次的预约书印出去，还清欠款，势不能不再发售第二种预约。所以起初是为了吸收现款而发售预约，现在却为了要还清欠款而发售预约，欠款永没有还清的日子，预约便也永没有断绝的日子。把大书店建筑在预约上，这是何等的可怕！

然而，预约却是决不能永远发售下去的。第一是大部书会得有出完的日子；大部的旧书只是有数的几种，大部的新书又不是一年半载可以杂凑而成。所以有的只能把印过的书，变换了方式一印再印，有的把出版了十年的零星旧书，集起来作为丛书，甚至有的已经在登报征求出版计划了。这都是预约发售不下去的预告！第二是预约的购买者也会得财穷力竭，不会得一批一批的继续买你的预约，替你拨还债款的。

现在的预约户大约不外几种：一种是图书馆或学校，提出一二百元的经费，买部把本数很多的书来装装场面。第二种是民脂民膏刮得较多的军人大官僚和那从前交易所里投机发迹的商人，本来并不会看书，懂得什么书籍的好坏，不过为了要假充斯文，装饰他们新造的客厅或书房，便拿出几百块几买几部新印的古书来摆样子，其实等于“皇帝的新衣”，即使里面都是白纸，只要把书根印得好，也是一样的。至于真正想读的穷酸，即使偶尔看到广告，也不过讨一本样本去当作屠门的大嚼罢了。

第一种预约书的顾客，本来只有一点有限的经费，决不会永久光顾；至于第二种的顾客，有了几部作装饰品也已经很够，决不会像书呆子的对书发生兴味。即使新顾客不无产生，也不会很多。所以预约书纵使可以川流不息的出下去，预约的客户也要逐渐的减少，何况不能川流不息的呢？

十一

这样说来，中国的书店，不是已走到绝路，不必等到“秦皇大搜”，早可以关门大吉了吗？“盛极必衰，剥极必复”，这是中国人认为必然的定理，也许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会得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来的。但据我的意见，一定要低折扣，滥放账的书业旧方法消灭，书店才能存立，一定要有真能决定书籍内容好坏，肯替读者谋利益的人来经营书业，书店才能繁荣。如果专从吮吸读者的鲜血着眼，是决不能站脚的。

载第19期（1935年1月5日出版）

巴黎的旧书摊

／陆侃如／

了一写信来，问我可曾享过巴黎的艳福。不错，巴黎是个以风流浪漫著称的都市；而且正如凤举先生所说，那些香艳地方的主顾，大都是法国以外的人。可惜我对此向来是外行，虽然夜深归寓时，从所谓Numero rouge旁边经过，耳畔也常飘来一声轻软的Viens，joli garconl可是我也只有加紧往前走，没有T．C．那么大胆的去问津。大概是“他生未卜此生休”了。

然而巴黎也自有它可留恋处。使我留恋的，既不是徐志摩所谓“鲜艳的肉”，也不是叔存先生所赏识的自Notre-Dame以至Champs-Eysees一带的景色，而是拉丁区的书铺。

所谓拉丁区者，是指Seine河南岸，St．Michel大街两旁，现在的第五第六两区。这一带学校林立，而书铺也集中在此。有规模较大的Hachette与Larousse，有专卖科学书的Masson，有专卖社会科学书的Alcan，有专卖左倾书Edition S．I，还有以八折九折来专拉中国学生做主雇的Sicard和Rodstein，以及专卖巴黎大学讲义的……或专卖裸体照片的……书铺，形形色色，无一不有。

我所最喜欢走的，还不是这些书铺，而是旧书摊。拉le街旁安搭彩棚，棚内是一切杂耍，而临时的旧书摊占其半。“书节”并没杂耍，但各书店不论新旧照例对于买满二十法郎的雇客加送赠品。这些时候，大概是拉丁区中最热闹的时间。

旧书摊中所卖的，大都是文学史学方面的书，科学书较少，也有带卖旧邮票或古钱者。旧书较新书自然便宜得多，例如一部Balzac的全集，新者至少须一千法郎，但我买的一部旧的却不到二百法郎。便宜的程度各家并不一致。Guizot的《法国史》，价自五十法郎至一百五十法郎不等。我却偶然遇到一部只值二三十法郎，装订还是很讲究的。有时新书一经转卖，也可便宜许多，如Larousse六厚册的《二十世纪字典》，那是现存法文字典中之最佳者。去年年底才出齐，自然难在旧书摊上找。但是价实在太贵了（几乎等于一部毛边纸《四部丛刊》的预约价），我便托几家熟铺子去尝试找找看。不到几星期，居然找到一个人愿意出售，卖价只有原来的一半。

我乱买旧书的结果，不但自己手头常常弄的很拮据，而且还贻害别人。第一受累的是房东。他原来给我一架四层的书橱，后来他又给我添了一架八层的。然而还是不够，我也不好意思再破费他了，便检一部分放在床底下。因此又妨害了茶房，每天他来收拾房子时感到非常的不方便。最后还有沅君。每逢她在家煮菜，派我上街买面包时，我一溜烟又拐到旧书摊里去了，恨得沅君直叫：Abas Las bouguins！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日，于巴黎

载第10期（1934年8月20日出版）

东京的旧书铺和旧书摊

／／

看过了第十期《人间世》陆侃如先生的《巴黎的旧书摊》，我不禁有感，所以也想来饶舌，把东京的旧书事业，只限于我所见到的来写一写。

许多人共认为东京是个极神秘的都市，这话的确说得不错。大正十二年它也曾显过威风，地震后不知损失了若干，坍塌了多少地方，到现在仅仅十几年而又安然的建设起来，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如今的东京已非其真面目，较之从前又繁华得许多了，仍然是世界三大都市之一，而今人口已增加到五百万余人了。在这伟大的东京里不知包括了多少浪漫的地方，如跳舞场、咖啡店等。可惜我未曾涉足到那些地方，颇觉遗憾，可是旧书铺却是我的好友。

东京的旧书事业也很发达，书铺和书摊的设立颇也不少，旧书铺以神田本乡两区为最多，盖因学校之多所致也。譬如神田之明治大学、专修大学，和本乡之帝国大学、第一高等（自然还有很多，这只是举例而已）。因此很能影响于旧书铺，到现在已有一惊人的数目了。所谓Second hand书以此地为最多。

人各有嗜好，也是因为人的性情不同之故也，我的嗜好却是逛书铺，每日饭宁可不吃，而书铺却不可不逛。一年来如一日，可谓逛书铺成癖者也。不过逛时不见得准买，而不逛便又觉得不好过。

东京之中国人以神田区为最多，颇似美国之唐人街无一时没有不看见中国人的，本乡区的中国人却也不见得少。这两区的旧书铺特别的发达，在东京手屈一指，颇似北平之琉璃厂，上海之城隍庙等地。逛书铺者并非我一人，志同道合者不在少数，无论是飞着雪花或是下雨的日子，总是有逛书铺者的足迹。日本学生尤甚，有些时不见他们上学，而在旧书铺里却时常看见他们。

逛旧书铺为的找便宜书固然也是一理，不过有的却是希冀着在书铺中发现点什么绝版的书籍，或是新书铺不能找到的也许会在旧书铺中找到。人们普通都怀着这两种心理，拥挤在书铺里争先恐后的在翻阅着书，唯恐被别人捷足先登抢去似的。其中有一特点，就是老板能忍耐的把每本书都标上价格，普通是标在书外，不过书内有时也许会有的。此点甚佳，给一些穷购书者一大方便，大概是穷人都有这种心理，手中若没有充足的钱就不敢爽然的闯进书铺，但是有些人既没钱而想过过买书瘾，看看书的钱价，这来却是绝穷朋友们增加了不少的勇气。

各书铺都拥有很多的书，无论是世界各国的旧书都有点，有的卖教科书，有的卖文学书，有的卖史地书，有的卖工业书……英文书、法文书、日文书、俄文书……形形色色一无不有，有时还能找到刚出版不久的新书，书虽新而当旧书卖了，不可不谓奇迹，因此便宜了一些购者。逛书铺也得凭个人的运气好坏，若不幸却能一无所获，不过大致都能满意，至少也能过一过瘾。我逛书铺的方法是一家连一家的，把一条街逛完为止。这样的不知消磨了我多少的功夫。有时也能买到很便宜，或是理想中的书。据我所知道便宜的书有：《哈代（Thomas Hardv全集》皮本的八十元，《托尔斯泰英译全集》十五元，《屠格涅夫英译全集》十元，旧版《韦勃斯特大字典》四元……日本古版书也很多，专有几家卖中国四书五经，《杜甫诗大全》，《李白诗大全》之类的书，版本虽佳，而讨价过昂。我不敢领教。

老板大半都有付笑脸，任凭你翻阅，不买也没关系，绝对没有我国老板施行那种加以白眼法，来对待看而不买的顾客；这地方的老板大概都是很客气的招待顾客，并且还能给顾客一种任意阅览的权利。还有是不讨虚价，决不像那令人胆寒的神田洋服店，那样讨虚价法。的确是购者的幸福。

每逢新年光临的时候，东京各地方特别的热闹起来，就是各旧书铺也同时举行大减价，有些铺子是摆出来一堆减价的书，而且家家都贴着“岁末大卖出”，“四割引大安卖”等的字样，还有是在“图书祭”时也减价，也有“福引大安卖”，既便宜而又能抽签得奖。便宜两字都印在各人的心上，于是都想点买书而得奖。大概有许多人都期待这种减价的时期吧！平常的时候，各书铺前也有极便宜的书，一堆一堆地摆在前面。或是标的“十钱均一”的字样。

夜市在东京很流行的，当着太阳落下去，渐渐的沉入黑的境地，一些书贩子便沿街摆起摊子了。这些都是旧书摊，无论神田区、银座、日本桥、浅草等地，无一处没有，全都是按着一定的次序，沿着街道摆摊，大约每天由下午五点钟起到十二点为止。因为书摊太多的关系，也发生不景气的现象，各摊上差不多都标着：“大安卖”，“十钱均一”，“廿钱均一”的字样，有些书较比旧书铺还便宜，所以招来不少的顾客，在严寒的晚上仍有许多人缩着头徘徊在这街上，也有些人站在书摊前翻着书，都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获得贵重的书籍。希望在各人的心中，像是寻找黄金似的。

给我一个极深刻的印象，就是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善于藏书，许多人是爱买新书，只过过手，看看便转卖出去了。这样便宜了一些穷购书者，他们都省点钱，买同样的书，只是时间关系罢了。若要有忍耐的心无论什么刚出版的新书，大半总会在旧书铺或旧书摊中获得的。

普通的日本人看书只为看书而已，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企图，更不见得看书是为做文学家或是得名望。学生看书也许是有些奢望，不过下女（女仆）等，她们却不一定有过分的要求吧！总是忙里偷闲的在看书，看书者既多而书业便也特别的发达起来了，因此旧书事业也随着发达了吧！

总之无论是旧书铺或旧书摊里，逛的人很多，大家像是怀着一颗神秘的心，静悄的注意在书上，有时翻上瘾来，简直不肯走去，几乎要把书看完为止；而老板们却安然若无其事的，也不加以阻拦，更不加以白眼，像这种景况岂不都变成公共图书馆了么？没钱买书逛书铺或书摊也好，能够天天站在那儿偷偷的看点，日久了或者能在揩油中得点真实的学问；并且又能消磨时间，免得把钱花到不相干的事上。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载第37期（1935年10月5日出版）

红葫芦随笔（节录）

／毕树棠／

《思庵闲笔》，常熟严虞惇撰，述明末南北世乱之际教坊奇骗故事三篇，皆以罗二娘、罗小凤二妓主之，文情极趣，而尤以第三篇记蒋老一事为特妙。此等文言白描之笔，后世小说作者都学不到，今日白话而至欧化，笔调别兴，去此尤远矣。此文初收入缪荃荪所辑之《烟画东堂小品》，后转载于有正书局出版之《小说时报》，及录入“香艳丛书”第二集及“说库”，则改名《艳囮》。

《醒名花》，题：《墨憨斋新编绣像醒名花》，有墨憨斋主人序，应为明人之作，惟文中有云：“这事在明末年间”字样，则是清人口吻，孙楷第所辑之《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定为清人伪托之作，当无疑义。全书十六回，文字清浅，故事极无意味，余读一回，即废然置之。唯是书流传似很少，刻板尚佳，而墨印不精，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可添此一种，亦或可贵欤。

松江雷，别号颠公，缪荃荪之门人也。著《小说丛谈》，载于二十年前扫叶山坊出版之《文艺杂志》，体例与蒋瑞藻氏之《小说考证》相同，且有为蒋氏所未采及者，其博览可知。而近人之言小说史者，皆不及雷氏，亦奇矣。又著有《蓉城闲话》若干则，将鸦片之掌故，搜罗殆尽，《懒窝笔记》辑近代书林之琐史，皆极有参考价值。且好为滑稽文字，闻曾办一滑稽杂志，惜未之见，盖亦今日所谓“幽默”之流欤。

有常燕生者，著《故都赋》，登载于三年前之《大公报》，内有句云：“横一榻之乌烟，聚八圈之雀技，哼一马西凉之调，斗五经魁首之杯。”其笔颇趣。此言昔日故都之繁华，其实今之边城，情景亦复如是，燕雀处堂，正不知祸之将至也。

《孽海花》第十九回，写大刀王二在京津道上劫去长江万里图，就店壁上留下字道：“王二王二，杀人如儿戏。空际纵横一把刀，专削人间不平气。有图曰长江，王二挟之飞出窗。还之孤儿寡妇手，看彼笑脸开双双。笑脸双开，王二快哉！回鞭直指长安道，半壁街上秋风哀。”全书里的诗很多，我却只爱这一个歌。后文第二十五回，王二又到龚府送鹤求书，盗徒倒真个有些风雅了。在其他小说书中，如此笔墨，尚属罕见，宋江之反诗，不足称也。

民国十六年阴历五月初三日，海宁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十七日在全浙会馆开追悼会，吊者甚众，挽词多不得体，惟梁启超一联云：“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疑鹓雏。”语最中肯。罗振玉联云：“故人慷慨多奇节；书卷消磨绝可怜。”亦可谓知言。盖王氏一生博学深思，情理透彻，决非一般无聊遗老之所怀抱，如柯劭忞联云：“臣义不再辱；天鉴此孤忠。”真相去远矣。

王国维著《两浙古刊本考》序，将《京本通俗小说》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列入元椠本中，鲁迅《拾零集》中引证其说，刘文典著《三余记》又考证《宣和遗事》为元人所作，然此三书固久已定为宋人之作矣。余独有疑者，即向来作考证者，皆泥守成法，就官衔帝讳及书铺等做依据，而不能成铁证，如鲁迅与刘文典二氏之所反拨者，已甚明矣。王国维言，此数书体例略同，余就文章之风格言之，则大有不同，且或可觇其产生之先后也。此类平话是用语体，初用描写，盖甚粗简，如取经诗话当为最古，其次《五代平话》与《宣和遗事》等讲史犹多与文体相杂，今日读之，其语多不通顺，而《京本通俗小说》则宛然与明代之平话相通矣，故余独疑《京本通俗小说》非宋人之作。其次，除“拗相公”一篇外，其余皆高宗南渡以后之故事，此点颇可注意。宋朝江山半路上被金人占去一半，偏安的后半局又为元人所收拾，被异族一剪二灭，亡国之恨，隐于民间。试读元人曲文，个个有一股牢骚之气，便是明证。民间作品，“我宋”字样本存于心，袭称官衔，无非怀旧耳。惟叶印“金虏海陵王荒淫”一篇，则确为南宋之作，不单有“我朝端平皇帝”字样，即文章格调，亦与《宣和遗事》相通。然此篇之作，已在南宋之末，端平到亡国只有四十余年，此篇写成，已离元朝不远。其余诸篇，产生或更晚，或意为元时之作，亦未可知。况缪氏跋语，只证为影元人写本，则宋本之有无，正是疑问也。

载第25期（1937年3月5日出版）

北平旧书肆

／商鸿逵／

我记得在《人间世》某期上读过一篇《书店》，觉得写的很好，很在行，只是所写多偏于上海新式书店，这截止到现在还不失为中国旧文化中心的北平城里那些“旧书肆”，却也蕴藏有不少“奥妙”，趁今日闲暇也写它一写。

北平的旧书肆区，在老年，就我所知，有一厂二寺，厂即琉璃厂，它是具有几百年历史的，迄今未衰，“厂肆”二字在中国藏书史上至少是免不了要提提的一个名词吧。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今名报国寺，在宣武门外）在清初颇兴旺，顺康间人笔记中常见述及，如今却是连一些书影儿也没有的了；隆福寺起初只是些书摊，每逢会期，赶来摊卖，现在发展的也不下二十家店肆了，其中还有几家规模够大的。记得去年南方某书店来北平采购旧书，先到隆福寺，进入一家，骤睹琳琅满目，便拣选了些。又进一家，又买了些，顷刻用去数千元，后来又到琉璃厂，见藏书之多且十倍于隆福寺，未见大买，囊资已尽，遂赞叹叫绝而返。

过去书中谈及厂肆等地方的很多，专记的有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后记》，叶德辉《买书行》等，以繁不引，只叶氏《书林清话》上有几句话：“吾官京曹时，士大夫犹有乾嘉余韵，每于退值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多挟数破帙驱车而归。”这种余韵，今日犹有，什么考究版本的鉴赏家，爱往旧书堆里钻的大学教授，附庸风雅的买书者，侨居我邦，研究所谓“汉学”的洋人等等，都算是厂肆的长期主顾。

书肆主人，以往都是江西金溪籍，兼有江浙籍，盖皆南人也。到现在却多换了别地方人了。这里面怎样一个衍递，不甚了了，或谓，在先之南人，多为进京会试、名落孙山的举子，赧颜归里，便思作生意，旁的生意不会作，只好卖书，念书人卖书算最接近的一行了。可是，虽然作生意，究系“由儒而贾”，难免要带点“酸狂气”，对于奉承，自然差忒。偏巧一般买书的达官贵人又好“奉承”这个调调，纯生意人于是便大得手了，主顾一到，装烟倒茶，躬出揖人，一味周旋，再加上他们的“负苦耐劳”精神，渐渐便夺去江西人之席。就我所知，某书肆主人背包袱时，每串大宅第，常当人面从袋中取食黄梁窝，询以故，则诉曰：“卖书能有多大赚头？不得不吃这个！”如是，人怜其苦，便不与他争值了。这套把戏，酸狂举子，怎么能扮得来！

说到作生意方法，旧书肆与新书出版家又大不相同。新书是要拉些有名作家作后台，旧书却全靠采访所得。大一些的书肆，差不多常年要派人到各省各县去收买，性质颇近古董商，有时虽一无所得，有时可获利无算，像那部哄传一时的《金瓶梅词话》，在山西买来时才数十元，一转手便卖了数百元，再转到购主便千数百元了。

近年的刻版书价总都算涨，原刻或刻得精一点的都贵的了不得，宋元版不谈，即小说戏曲之类，一部《贯华堂水浒》就要五六十元，《清晖阁牡丹亭还魂记》非百元莫办。去冬我见着一部《十二律昆腔谱及京腔谱》想买，开口便索价四百，近年更有人搜罗淫词小说，两本《旧刊肉蒲团》也值二十元了。

书价的涨落也看风头，胡适之先生谈了谈“传记文学”谈到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梦痕录》立刻涨价，林语堂先生表表袁中郎，《中郎集》又涨起。

县志近年价也大涨，大概是先有某国欲考索中国风土地理而采买，随着我们也感觉这个重要而争买，一部偏僻不经见的县志，论本头也须一二十元。前天一书贾向我说，要有一部《香河县志》（属河北）能卖八十元。

“禁书”也了不得，载在禁书目录的书，不消说是卖大价了，即现在还在禁的那部《清史稿》，原定价百元，现售至四五百元，书是不管好坏，一禁便贵。

传钞作假，更是旧书肆的拿手活，遇到罕见的书，不管刻本抄本，他们能用染制好了的旧样丝栏纸誊写上几部，有时会当“传抄未刻本”卖，一捆子烂卷残稿，他们能描改挖补，装帧什袭，杜撰个名目，充“稿本”去骗卖。前年有书贾持一旧纸影印《玉台新咏》，冒称明刊到某图书馆求售，结果，居然被欺，用重价收下。

卖书还须有一种手腕，是攀交名流，要名流作甚呢，名流能替介绍主顾，凭他一言，书既可留，价且多给，名流也乐得接近他们，一来能借着多见些好书，长长见识，二来，高明些的书贾，他那点“横通”工夫，却真也“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章实斋语）。原来旧书主顾，尤其好讲究点“版片”的，常离不开这些：规模大些的图书馆，中或外，或中外组织的学术团体，少数有力的收藏家，这些，非是名流在那儿主持，也和他有关连有友谊。

这般书贾的记忆力也特好，谁已有何书，谁尚阙何书，谁欲觅何书，谁不收何书，胸中都有个大概，他在收买时固早在留意，拿来时你也定会十九中肯。

截至今日止，旧书肆生意，总算不恶，不过，今而后，便不敢说了，图书馆以连续的收买，普通些的都有了，外邦人因金价跌落，搜罗之勇，也大不似从前，私人收藏家又越来越少，——最欢迎的自然是私人收藏，因私人资财的持久无把握，子弟的优劣无把握，无论到哪个无把握时，书便会“流通”出来。图书馆藏书却是“一人侯门深似海”，永远不得再与“市”见，图书馆拍卖藏书，机会总少吧！这么一来，所谓“珍籍”，能经过书肆人之手者日稀，生意也便日稀了。

一般新出版家的影印旧书，也给打击非小，有了影印精版的，谁还肯买劣刻的，商务印书馆印了各省通志，通志只好落价，中华书局印了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谁还肯化五百元买那集成局两羼纸的匾字本？

以我看来，旧书肆今后若想发展，还须另寻途径。

载第29期（1935年6月5日出版）

藏书票之话

／叶灵凤／

一　所谓藏书票

翻开中国的线装书，在第一页上，大都总盖着一颗图章，一般的是平日所用的私章，考究一点的便要作“某某藏书”或“某某珍藏”。所谓藏书票，在西洋，便等于中国的这种藏书印。

藏书票Book-plate，也可称作Ex Libris，是一张小小的纸片，印着图案花纹以及姓名，用来贴在书籍的里页，表明物主的所有权，这本书是属于谁的。藏书票上通常所用的文字，大都是上面用拉丁文（Ex Libris，某人所藏书籍之一之意），下面便印自己的名字或名字的缩写，但也有不用Ex Libris，而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写着His Book或Her Book的。不过大都总是用Ex Libris，所以Ex Libris这字到现在已经衍成了藏书票的专用词。

因为有了藏书印作着很好的说明的例子，我想，对于西洋这种同一意义的藏书票，是无须乎再要怎样解说的。除非是对于书籍根本就厌恶的人，否则对于自己所有的书籍，总是想好好的保存，不愿意失散的。虽然钤了一颗图章，贴了一张藏书票，未能定然的保证这册书的不失散，但是至少可以使拿去这册书的人不时想起这究竟是属于谁的。此外，藏书票的本身，正和印章的镌刻一样，另有着它自身的艺术上的趣味。书籍的珍爱者，对于这种能增加他宝藏的光辉的装饰物，难怪要以同样的心情去珍视着。

二　藏书票小史

在欧洲，藏书票的应用，差不多同印本书籍是同时出现的。在这以前，流行的大半是抄本或原稿，抄写极精，而装饰也极美丽，仅有王室僧院或贵族世家才有能力收藏这种珍贵的稿本。收藏者用着极瑰丽精致的绘工，在封面上绘着自己家系的纹章和爵位。

这种在抄本上绘着自己的家系纹章和爵位的风气，实在就是藏书票的滥觞。

藏书票的发源是在欧洲，而欧洲各国发现藏书票最早的是德国。根据研究藏书票的权威，柏林的华涅克（Friedrich Wamecke）的著述所载，世界最古的一张藏书票，是一幅木刻，刻着一位天使捧了一块盾牌，盾牌上刻着代表某一国世胄的花纹。这张藏书票是发现在一位叫做伯兰顿保（Hildebranh Brandenburg）的人，捐给伯克斯恒地方某一个僧院的书籍上的。根据这僧院所藏的文件的记载，书籍是于一四八零年所捐，所以这张藏书票的制作年月至迟也不会后于一四八零年。

虽然在更早的时候，欧洲已经有了使用藏书票的记载，但是正式的，能揭下来的单张藏书票实物的发现，到目前为止，最古的却只好扔推这一张。

其他各国，法国现存最古的一张藏书票是一五二九年，多尔布朗希（Jean　Bertaud de la Tour－Bolanche）的。英国是一五七四年，培根（Sir Nicdolas Bacon）捐给剑桥大学的书籍上所贴的一张。其次，荷兰有一张藏书票是一五九七年，意大利有一张是一六二二年。美国所发现的最古藏书票则是一六七九年，威廉氏（Jahn Williams）的一张。

叙述藏书票的历史，无论从哪一方面，总应该从德国开始。这不仅因为世界最古藏书票的发现是在德国，更因为在欧洲其他各国尚未流行的时候，德国的藏书家已经大大的在使用着藏书票，而且从装饰艺术上讲，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峰。德国的木刻艺术大师丢勒（Albrecht Dorer 1471-1528），据可靠的记载，在当时至少曾动手刻过六张藏书票，此外更供给了不少的藏书票的构图。其他的艺术家，如克莱纳琪（Lucas Cranach）荷尔宾（Huns Holbein）以及所谓Little Masters的一群，都有很精美的制作流传到现在。德国藏书票画家的浓重的装饰风格，不仅在他本国继续的被保持着，而且还影响了其他各国藏书票的作风。虽然有一时期，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年，意大利和法兰西风的Rococo式的藏书票曾风靡一时，现代自由主义的构图也侵入了藏书票的画面，可是德国的严肃装饰风的藏书票仍在流行着。

藏书票在法国的藏书界中，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才开始流行。在这以前，法国的藏书家喜欢将个人的私章很华丽的烫在藏书的封面上，因此藏书票完全等于多余的了；一直到十七世纪过了一半，藏书票才活跃的流行起来，而且制作都极精致。此外，也是从这时候起，Ex Libris这字才从法国开始，第一次被用作藏书票的替代词。

在英国，藏书票的兴替是完全受着邻邦法国支配的。除了培根的那一张外，正式的英国藏书票，一直到十七世纪末年，发现的都极有限；而且构图也简单，丝毫没有德国藏书票那一种繁复的作风。一直到十九世纪，英国的藏书票差不多总流行着一种平稳的单纯的风格。花纹是对称的，构图总是四周是涡卷形的橡树或葡萄叶，当中一面盾牌，上面绘着家世的纹章，顶上一件胄甲盔帽，在反覆的飘带中写着物主的姓名和Motto。这风气，一直到晚近才渐渐的变动了。现在所流行的是整齐的书籍的行列，或者是书斋的缩影，在其中写着藏书者姓名的缩写。

藏书票在美国是流行得很晚的。虽然在十七世纪也有一两张发现，但是那仅是一张纸上印着藏书者的姓名而已。简陋之极，说不上装饰艺术的趣味。一直到十八世纪开始，美国才有正式的藏书票出现，不过那些仍仅是追随于英国风格之后的作品而已。那时的藏书票制作家，用着同一的构图，仅仅加以细小的更动，或者完全不更动，便供给另一个藏书票家的需要。所以现在所发现的十八世纪的美国藏书票，时常会有姓名不同而构图完全相同的事。美国藏书票风格的变动，是在独立战争以后。激于爱国的热忱，国旗和象征的鹰，以及代表十三州的星形，都开始应用到藏书票上。留传到现在的一张华盛顿的藏书票，便是在一顶王冠之上雄立看一只“美国鹰”。

美国藏书票的应用虽然落后，但是因着金元的势力，目前的美国藏书票在艺术上虽然还不能并美法国和德国，但是在普及和数量上，美国已经超过了她的先进诸国。

在其他的欧洲各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过去的藏书票差不多总受着邻邦法德的支配，没有独特的风格。不过最近，因着木刻艺术的复兴，北欧诸国已经产生了许多强劲的藏书票画家，只是沉重的德国装饰风格，仍旧没有完全摆脱而已。

藏书票流传到日本，那还是明治初年的事。日本第一张纯西洋风的藏书票应用，是明治五年东京书籍馆（现在的上野图书馆）的一张，铜版蚀雕，两旁英日文并列，上面用了一句英文的Motto：“The pen mightier than the Sword。”不过，正式的将藏书票介绍给日本藏书家的，那还是明治三十三年十月份的诗歌杂志《明星》创刊号上，有一篇详细的关于藏书票说明和使用的文字。从那时候起，日本好奇的藏书家也舍弃了过去的藏书印不用，在自己所收藏的洋书上开始贴起藏书票来。最初还是纯粹模仿西洋的风格，逐渐的，利用着日本固有的木刻技术，印刷色的专长，棉质的纸张，目前的日本藏书票已经开辟了一个纯然和西洋异趣的独特的东洋风格了。

三　藏书票的制作

藏书票的发达是和个人藏书热同时并进的。根本对于书籍没有爱恋的人，是无须乎所谓藏书票的。反之，珍爱着自己所藏的每一本书的爱书者，对于这能表扬收藏者的个性而守护着他的宝藏的小小的装饰物，是不肯忽视的。在这里，对于中国的爱书家，我以同嗜的资格，很乐意的将它介绍给他们。

所谓藏书票，普通的纸形大部是二寸多阔，三寸多长的长方形，但也有用圆的正方的或三角形，如邮票之不一定是长方形的一样。制版大都用铜版或锌版，从前是用蚀雕，但我觉得最适宜的是用木刻。一般是白纸黑印，但也可用彩色纸或套印二三度色的。纸质要比较和软，以便贴到书上不致脱落。

和印章一样，一颗名手镌刻的印章，用着精良的印泥，钤到书上能在纸上活跃，能增加书的身分；同样，一张图案高雅的藏书票贴到书页上也能显出相衬的光辉。反之，一张构图庸俗，印刷恶劣的藏书票不仅使一册干净的书籍有西子蒙不洁之感，而且更暴露了主人对于艺术趣味的低级。因此，一张藏书票的图案，色彩和姓名的配置，是整个藏书票的灵魂所系。

在从前，藏书票的应用，与其说是装饰书籍或守护书籍，不如说是用来夸耀自己的门阀。爵位的纹章，家系的图谱，顽固的贵族藏书家对于藏书票的制作，仅是注意在怎样表现自己的华贵而已。但是这不是藏书票真正的意义。一张典型的藏书票应该在明显的地方写出藏书者的名姓，图案的运用也要能代表主人的性格、嗜好和环境，同时，更不能忽视装饰的意味。

一般的藏书票所用的图案大都是时计、灯火、枭鸟、女生人体、骷髅等，或表示智慧和时间的种种象征的图像，但也有将自己的画像，或者自己所爱的作家的书名，或者书斋的景像，以及自己所特别爱好的物件，构作图案来应用的。至于最近，藏书票图案材料的运用正和他构图的发展一格，已经到了极端自由发展的地步。一切新奇的构图，一切新的物件如飞机、大炮等等也都运用来了。

一位优秀的藏书票构图家，不仅要注意自己艺术和装饰趣味充分的运用，同时更应注意到怎样表现委托者的人格和个性。

对于中国的藏书家，藏书票的制作应该注意到东方趣味的保持，固有的古代图案的运用，如汉画石刻或各种铜器上的花纹，都不妨利用，能独创的发扬自己的个性当然更好。文字不妨纯用中文，写着：“某某藏书”或“某某所藏”等等。

当然，中国的藏书家假使在他的藏书票上，和过去的已有许多藏书印一样，要写出“某氏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或“传家一卷帝王书”等等的名句，那当然也是各人的自由。

藏书票的贴付位置，大都是贴在封面的里页正中，但也有贴在角上的。

日本藏书票 | 18世纪法国藏书票
英国藏书票 | 本文八者叶灵风藏书票

四　余话

最后，我要讲到关于藏书票的搜集了。这样一张小小的纸片，也会有人发狂一样的忘去了他原来的作用，搜集起来作为一样独立的收藏品。关于这种嗜好的解释，我想，凡是知道有人用着怎样的精神和财力在收集着渺小的邮票，对于藏书票的收集，我想可以是不用解释的了。我们不必说藏书票的收集，对于印刷术的进退，藏书的兴替，装饰艺术的沿革，甚而至于整个文化史都有相当的联系。仅仅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而加以鉴赏，纵然不是一种相当有益的事，但是至少也是一种很有趣味的嗜好。

由于这样的一种搜集热，在欧美，甚至在日本，都有一种藏书票协会的组织，用来为藏书家制作藏书票，或者作会员交换收集藏书票的机关，而且有各种专门的杂志在发行着。

所谓藏书家或爱书家，当然不一定要坐拥万卷；仅是有一种书，仅是有一卷书，而这一种一卷书，能使他对于你精神上发生联系，作为一种人生中的静默的伴侣，那你已经是一位很富有的藏书家了。

关于藏书票的介绍，这大约是第一篇文字。我并不是想在现在的这样时代，来提倡这种书物方面的小趣味，只是因为自己素来爱好书，更爱好这种装饰风的点缀，便信笔这样的写了。不过，读者中假如也有人见猎心喜的，我当然也不拒绝一点帮助。

一九三三·十一月

载《现代》4卷2期（1933年12月出版）

北平的说书

／闻国新／

前在《太白》读到叶圣陶先生的《说书》那一刹那间自己好像又退回了二十年的时光，仿佛是紧紧地依傍在父亲的肩头，迎着冬夜里虎虎的狂风，向门口挂着洋灯、玻璃上写着红色的“灯下开书”四个字的书馆走去的情景。

那时候的北平的确没有现在这么繁华，全城没有一条中国人自制的洋灰马路，汽车的总数不足一百辆。最厉害是夜间的黑暗世界，只有壁墙上每隔数十步悬挂着一个的四角玻璃灯，火焰摇摇不定，这里那里颤动着忽长忽短的行人的影子。从这样的环境走进那明灯亮烛的书馆中，扑面是温暖的空气，比较起来真是雪地冰天之间的一所避寒的胜地呢。

我还记得我们常去听书的那家书馆，字号是四路居。

我曾经听过许多种的“大书”和“小书”，但以《聊斋》一种给我的印象最深。说书人的姿态，快要到“卖关子”时候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神气，这些都永久存留在我的脑膜上。连有些故事的内容如《田七郎》、《云萝公主》等等，如今大略还都想得起来。

说书的规矩是无论大书小书，都说三个月，按旧历算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有的书馆是白天晚晌两场，说书的人不同，所说的书也不一样，目的当然为的是多一点吸收听众。白天的我始终没有正式听过，至于路过那里偶而一驻足却是常有的事。晚上的都是从下午七点钟开始十点钟截止。但若遇见一个有名的说书人，或是所说的是书中最精彩最热闹的一段时，你还得早去。否则便没有你的座位，瘾大的只能站在玻璃窗外遥遥领略而已。

书场中代卖清茶，也和听京戏一样，是一边品着旗枪的滋味，一边品着说书的滋味的。据说，最初原是以吃茶为主，听书为副。但现在没附设书场的茶馆，生意是颇称萧条的了。

说书人所占的位置大半是在壁墙的前面，长桌头里匀出一块见方丈把的地方，只一只小桌，桌上有给说书人预备润嗓音的茗碗，和一块长方形木橛，仿佛是从前衙门里审问官司的“惊堂木”一样。这是“卖关子”时不可缺少的工具。还有一只小凳，是给说书人说到一个节目时休息用的。

所谓“卖关子”便是一回书说到惊险处，引起听众急于想知道下文是怎么回事的心理，却忽然顿住了不说的意思。譬如：《儿女英雄传》，叙十三妹弹打恶僧，说到“三儿将刀只一划，便听哎哟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完了，“惊堂木”一响，说书人脸上带着昂然的表情坐下来喝茶了。究竟安公子死了不曾？这逼迫你非听下去不可。

在这时候，茶馆中另外有一个专管敛钱的伙计提着小藤菠落沿着听众的行列进行，他把小菠落递到你的面前，这必须要投进几个铜板去才行。这种钱名为“书钱”，一晚上照卖关子的回数的多寡约可敛上十几次。至于茶钱，有限得很，临走时搁在桌上就可以了。

谈到说书人本身，他们也自有一个团体，团结得非常坚固，外来人是很难插入的。他们也讲“辈数”，而且一个师傅自有一个传授。照目下的情形可分为两派，一派以“文”字排行最老，海文泉便是这一派的首领，他的拿手是《永庆升平》，手眼身法步，无一不佳。看他讲到二马争功的时节，拳打脚踢中，字字清脆，似乎真有柳麻子说《水浒》到武松打店，觉堂中酒瓮都振振有声的样子。一派以“杰”字最占势力，如王杰魁、李杰恩都是此中佼佼者。另外还有一个独树一帜的品正三，以《说唐》说得最好。据说他对于这种本领完全是自纂出来的。他在清季还是个正三品的头衔。民国成立，混得没落子了，才隐去了真名实姓的。

在中国过去第一流的小说除了《红楼梦》和《金瓶梅》两书之外，其余都被装入这一班说书人的嘴里，有枝添叶，更生龙活虎地传布到一般下层社会的民众里去，使他们得到不少人生的经验。他们的势力远在许多处公家设立的民众讲演所之上！

十一月廿三日，于北平

载第1卷第7期（1934年12月20日出版）

出版说明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对于所选的原文中一些并不符合当下汉语使用习惯和规范的用字、标点符号等未作改动，旨在尽量保留作品的原貌。但对于某些明显的文字和逻辑悖误，做了必要的修改。另有个别文字删节，恳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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