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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时忧世／资中筠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

（资中筠自选集）

ISBN 978-7-5495-0796-2

Ⅰ．①感…　Ⅱ．①资…　Ⅲ．①社会科学－文集　Ⅳ．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406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吴晓斌

字数：165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感时忧世　目录

自序

也谈“中国模式”

岁末杂感致友人

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三反”运动值得给予积极肯定吗？

千条万条，反腐败是第一条

公民社会离我们有多远？

叫停“形象工程”此其时矣！

可否慢一点奏凯歌？

我的困惑

灾后感言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问题关键在哪里？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

优生还是怪胎？

“小骂大帮忙”新解

什么人“经骂”，什么人“不经骂”

“非典”与“五四”精神

痛定思痛话“非典”：再反思

为实现“为民喉舌”的神圣职责而努力

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

我们的“文化”怎么啦？

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

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合格的公民

大学“评估”之弊

中国人还是应先学好中文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大学文科向何处去？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说起，兼及中国国情

人格与国格孰先？

一定要“团圆”到皇帝身边吗？

男子中心社会的“语境”

跨世纪中国人将何以自处？

有感于冯友兰先生的“反刍”

由宋朝汪藻文章想起大学生辩论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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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也谈“中国模式”

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为热门话题，而且是国际话题。主要起因于美欧国家经济危机，中国竟似安然度过，于是被认为有独特的“模式”，国人也津津乐道。当然也有不同看法，所以争论不断。“中国模式”之不可恃，不少经济界专家已对此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对我很有启发，不必再重复。不过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再加论述。

实际上，当前“中国模式”之说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自己的特色，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英国与美国就不同，德国与日本也不同。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其共同的规律。现代经济发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则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模式”。前者已为实践证明失败，中国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中，这个过程尚未结束，自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

如果拨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框架”和可疑的数字，直面六十年来中国发展的现实，根据五亿到十三亿（现在可能不止）的中国人的实际生存状况来分析，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看法。究竟后三十年的成就是前三十年的继续还是反其道而行的结果？

肯定“中国模式”者认为前三十年成就很大，后三十年只是在以前的基础上修补发展；反对者认为前三十年基本上是“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加高度集权，外加中国特殊的闭关锁国和自己创造的各种“运动”的折腾，即使在较好的年月也没有摆脱短缺经济的困扰，最后弄得国库空虚、全民皆穷，经济濒于崩溃。如果没有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弦更张，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这是包括本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亲历和感受。否则，就无所谓“改革开放”。

二、接下来的问题是后三十年来举世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是尚未改动的所谓“举国体制”以及国营垄断企业“优越性”的表现，还是打破枷锁逐步放开了民营经济，部分实行市场化，把受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走现代国家发展的共同道路的结果？若是前者，不但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反而应退守甚至强化旧的体制。实际上旧体制也回不去，于是成了巩固和加强当前有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奇迹”论者喜欢说中国以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道路，这是无视近代史的事实。我们开始走向现代化至少应该从鸦片战争算起，则已经走了一百七十年，不能无视超过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通过辛勤耕耘已经奠定的现代化基础和积累的成绩——不仅是物质领域而且包括制度、文化、思想领域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十年前的再起步绝不是紧接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在此以前可算古代），而是至少继承了整个20世纪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回首当年，如果我们从六十年前就遵循这条道路，现在理应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而且不必付出如此巨大的“赶超”代价。

建设与破坏交替循环的历史是中国的不幸。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中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大规模破坏、大踏步倒退。远的不说，八年抗战打断了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建设，紧接着三年内战，建设无从谈起。到国民政府溃败之时已是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退到谷底。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休养生息，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全国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走出谷底，到50年代中期经济恢复成效显著，有欣欣向荣之势。当时也有“奇迹”之称。紧接着又几经折腾，走了许多弯路，生产力遭到破坏，直至把全民拖入“文革”浩劫，经济再次跌到谷底。从“文革”后的最低基数出发，出现高增长率的数字，自不奇怪。以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再维持这样的百分比。

何况，这一次的改革与开放是分不开的。自三十年前国门大开以来，欣逢世界步入全球化，许多壁垒已被打破，先进的发明创造可以现成地为我所用，而省去了发明者艰苦探索的过程；繁荣的国际市场和高消费能力支撑了我们迄今为止出口导向的经济。这些因素，加上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的思想大解放导致生产力大解放，才是近三十年迅猛发展的动因。中国十三亿人，只要将原来被压抑的积极性释放出一部分，就可以产生可观的爆发力，取得显著的成绩，如果称之为“奇迹”或“起飞”，也不是中国特有的，许多后发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都有过这一现象，这是遵循常规的结果。

三、对现实国情的看法。是“形势一片大好”，还是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弊病也迅速滋生，腐败弥漫到各个领域，社会矛盾严重尖锐化，达到警戒线的边缘？我国至今将前后两个三十年都称为“社会主义”，可如果抛开意识形态偏见，正视社会实情，平心而论，无论是民主、民生、民权，还是社会正义、公平，比之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多了还是少了？

如果承认现实存在严重问题，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些弊病是改革和市场经济之过，还是改革不到位之过？政府应该继续退出市场还是进一步强化干预？是国进民退还是限制国家垄断资本，给民营企业以公平竞争的环境，给每个公民以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总之，是需要退守和加固现有的基本体制，还是做实质性的改变？

四、洋人为何赞扬“中国模式”？其实洋人有各种评论，并非都是赞扬，最极端的有“中国崩溃论”，还有相当多的平实而深刻的分析评判，而我国媒体选择性的宣扬往往给人以一边倒的错觉。不过，肯定“中国模式”之论的确在国际上也相当流行。这就要研究一下，“客之美我者”所为何来？

一般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意识很强，他们的思维习惯是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长，困难时期尤其如此。例如一战以后欧洲遭受巨大破坏，就有斯宾格勒名著《西方的没落》出现；上世纪50年代苏联卫星先上天，引起美国一片恐慌，“导弹差距”之说盛行，激励美国加紧发展航天事业；80年代末日本经济上升，特别是外贸竞争力骄人，“美国衰落论”流行一时。此说最早起因于长年在美国执教的英国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而最有危机感的是美国人自己。一时之间研究日本优越性之著作成为显学，其中突出的有著名东亚学家傅高义的畅销书《日本第一》。事实证明，“西方”既没有在一战后没落，美国实力也从未落后于苏联或日本。现在中国“崛起”之势令外界瞩目，而又适逢美欧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特别在意自己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感到挑战甚至威胁，于是夸大中国的力量，以激励本国人。奥巴马对美国教育不满，大讲中国教育如何优越，不久就要超过美国云云，试问家有在校生的中国家长有几人相信？

再者，外国人只重视中国当前经济的总量和竞争力，没有必要关心全体中国人的祸福，对中国的民间疾苦更无切肤之痛。笔者十年前就曾与一位大力推崇中国快速发展的美国学者有过如下对话。我说：“你不能只看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要忘了，中国还有经济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和上亿的贫困人口。”他说：“这是你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东部发达地区3000万至5000万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这部分快速发展的实力已足以造成我们不能忽视的竞争力量。”我对此次谈话印象深刻。站在外人的角度，他这样考虑问题无可厚非。我们自己呢？能置十三亿人的福祉和长远的民族前途于不顾？即使单纯谈GDP，外人重视的是总量，而我们必须考虑人均水平（何况分配还严重不均）。西方人重视人权，而且似乎常要对我国人权状况有所批评，但是他们关注的也只是精英层面的政治权利（当然这很重要），对于底层劳动者普遍的低人权状况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看不到，或者不关心。而正是这一状况部分地成就了中国暂时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为跨国资本赢得丰厚的利润。他们在国际气候会议上对中国施压，但是中国增长“模式”造成严重水土污染、资源枯竭之祸国殃民、贻害子孙，不在他们关注之列，从最近国际上对中国稀土出口的压力可见一斑。俗话说：“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作为中国人，我们能随着外人对“中国模式”的赞扬而飘飘然吗？

毋庸赘言，“外人”不可一概而论。还有不少国际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秉承自己的理念，不辞艰辛，为中国的环保、扶贫等问题默默做出可贵的贡献。这是另一回事，他们不会对“中国模式”唱赞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五、还有一种论点：中国中央集权正在变为地方分权，以后发展的动力在于以各地方行政区为单位的竞争，犹如大企业间的竞争，达到繁荣和优化，从而可望是一条中国独特的前进道路。此说也是来自海外，并为我国某些论者所认同。这是出于善良的愿望，可能受美国联邦制的启发，但是恰好忽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几个根本问题需要弄清楚：

首先，竞争的胜负标准是什么？裁判是谁？

企业的裁判是市场，最终是广大消费者，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必须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所以才有“消费者是上帝”之说；竞技场上裁判有绝对权威，但必须遵循严格而尽人皆知的游戏规则，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最终的裁判还是广大观众。反观我国各级政府，从体制上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其辖区内的“子民”对“长官”并无任免权，甚至不能公开评判，裁判是上一级长官，因此地方官需要竞相取悦的“上帝”首先不是本地老百姓，而是有奖惩、升降、任免权的上级领导，而且游戏规则不透明，只有“潜规则”，其运作不受当地居民监督。

其次，竞争的目标是什么？

追求名利是人之本性。只是地方官的名利或可与造福一方名垂青史联系起来，或可不顾“一路哭”，只求一己迁升、一家兴旺、鸡犬升天。在百姓有充分发言权和监督权，而且上下有通畅的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造福百姓与被上级认可的“政绩”也许可以一致起来，但是现在中国远不具备这种机制，所以“政绩”往往是与百姓的感受相脱离，甚至背道而驰的，也就是敢于为民请命，为百姓所拥戴的官员很可能正因此而失宠于上，仕途不利，甚至惹火烧身。

再次，持“地方竞争”论者还忽视了一个他们所称道的“中国模式”的特点：迥异于古代封建领地、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联邦制、20世纪初中国曾有人提倡而未能实现的“联省自治”，甚至军阀割据时的独立王国，那就是省级领导最终人事权在中央。不论现在地方长官有多大权力，中央对地方的作为可能难以控制，以至于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但各方诸侯的最终命运还在上面。特别是现在异地为官，任期都不长，对本地并无企业主或封建领主那种主人翁感和长远打算。他们成功的标准正在于快速升迁，如果持续多年留守一地（没有“动一动”），就是失败的表现。所以多数人只求短期的表面功绩，或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及时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而很少人愿埋头于长期方能见效的建设。因而只见大小城市高楼拔地起，而年久失修的地下管道系统鲜能得到修治。造成许多悲剧的“强拆”，也与在这种体制下的“竞赛”有关。即使有人下决心开启一项利民的长期事业，一旦工作调动，也往往人去政息。我无意指责今之地方官，这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因此，我看不出在现有体制下，地方竞争如何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

所有以上问题，归根结底涉及建国的目的是什么？若是单纯为了GDP，或为了外扬国威、炫耀一个光鲜辉煌的“盛世大国”，那么“举国体制”、“举省体制”乃至“举县体制”确实有效。其实这种利用集权，竭尽民力和财力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展示其辉煌的做法，最擅长的还不是我们这个“大国”，而是邻国“小兄弟”。那种在大型运动会或团体歌舞中集万众演员随号令排图案的壮观景象，我们最初还是从人家那里引进的，直到21世纪张艺谋策划奥运开幕式，还承认朝鲜在整齐划一方面的长处。场面上的表演者是不需要演技、表情的，即使面有饥色也看不见，因为“人”已不存在，只剩下几何图形的“点”、“线”、“面”了。

若是真正以人为本，承认人除了满足口腹之欲外，还有思想精神的追求；若是除了短期的GDP增长数字，还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的“文明崛起”，那么，应该承认，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早已到了拐点。健康的市场经济本能地就需要自由以释放出创造力，需要平等的权利以保证公平竞争，需要法治以规范和执行游戏规则，与之配套的制度自然是民主而不是专制。在专制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许可以在短期做出成绩，但必将制约长期发展。

另一方面，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在促进优胜劣汰的同时也造成弱肉强食，制造不平等。百余年来各种各样的改良理论和措施因此而生。一个好的体制既要保护优胜劣汰，又要遏制或弥补弱肉强食的弊病，这也是近百年来发达国家普遍追求的方向。他们已经意识到有些事物是不属于市场的，例如教育和医疗。当前我国体制既制约“优胜劣汰”又扩大“弱肉强食”，市场经济既受到不合理的压制，而本不该属于市场的公共服务却又被推向市场。要扭转这种状况已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就民生论民生。当前无论哪一个领域要向兴利除弊的方向走一步，都会遇到强大阻力，究其根源，阻力就来自强大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其难以动摇的地位与现有政治体制分不开。无可否认，首先需要改革的恰恰就是这“举国体制”——实际上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朝野日益高涨的“政改”呼声即由此而来。对这个道理，处庙堂之高的“当家人”显然比我辈处江湖之远的草民体会更深。说与不说，允许说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当然，更重要的不是“言”而是“行”。

十三亿鲜活生命要的是安居乐业，过“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即便是为了对外争国家荣誉，加强所谓“软实力”，耗用纳税人巨资办多少“奥运”、“世博”，建多少孔子学院，也掩盖不了中国特色的贪腐形象，洗不掉在政府廉洁度的国际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中国人以缺乏诚信名于世的耻辱。因此，与其高唱“中国模式”，不如低头寻找“中国道路”，因为中国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一处，只是要前进不要倒退。政体改革这一关是无法绕过的。

2011年

岁末杂感致友人

XX：

一年容易，又见寒鸦绕枯枝。前些时发表了一篇关于读书人与道统的文章，承蒙诸好友关注。本想歇息一阵，躲进斗室，效古人“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做雪飞”。但是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忧思不断。所忧何来？年来脑中常浮起贾谊《治安策》开头的一段话：

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我对“才调更无伦”的贾生并非特别崇拜，《治安策》所谈到的具体内容与今天也关系不大。但就其抽象意义而言，竟像是在说今天。贾谊所处的是汉文帝时，正当“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他忧的是什么呢？从皇朝的角度来说，西汉初期最大的问题是宗室诸王的坐大与争权，对大一统的帝国造成威胁。所以贾谊以及后来的晁错之辈都是力主削藩的。这是贾谊为汉室中央集权着想，为之痛哭的最大的隐患。但是当时朝臣或看不到这一点，或不敢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帝、景帝都不曾果断地采取措施。贾谊提出这篇上疏是在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到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就发生有名的吴楚“七国之乱”，相隔仅二十年。景帝急忙把晁错作为牺牲品，“衣朝衣，斩东市”，也未能起安抚作用，终于免不了一场流血杀戮，平定之后还是采用他们的意见而维持稳定。而此时贾谊已经英年早逝，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有很大的预见性。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刘氏一姓的天下当然完全不同，只是表面形势颇为相似。方今“盛世”之颂不绝于耳，在不少国家挣扎于经济低迷的阴影中时，似乎“风景这边独好”，连洋人都艳羡。倚仗“举国体制”无节制地耗国库，奥运之后是“六十大庆”，“大庆”之后是世博，世博之后是亚运。身处京、沪、穗这些大城市，只见一片流光溢彩，真个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然而在主流媒体一片颂歌之外，长太息之声绝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传与民间的感触反差之大，似乎说的不是一个社会。那么，是宣称“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则谀，还是我辈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贾谊年少气盛，恃才傲物，我不敢像他那样斥他人为“愚”或“谀”，特别是外国某些评论者未必都是低智商，更无理由讨好我们。我只能说，认为“已治已安”者，看的是表面和当下，而忧心忡忡者看的是本质和长远。这长远有多远？贾谊所担忧的乱局在他上书之后二十年发作。当前“盛世”之下的忧患能等二十年才发作吗？

首先是改革形势的倒退。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同时已经到了社会转型的拐点，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已经滞后，刻不容缓，也是普遍的认知。然而在经济上只见国进民退，国家垄断日益加强，权钱勾结日益加剧。在体制上，前一阵朝野皆言“政改”，公众翘首以待，不但没有盼到，却忽见权威喉舌重弹“姓资”“姓社”的老调，甚至有现行制度是“核心利益”之说，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当年因决策者明智地摒弃“姓资、姓社”之说而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从某些言论来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论调。言论不但没有放宽，反而“敏感”话题越来越多，难道这是“盛世”的气度？

然则，坚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国模式”是否可恃？

经济发展模式之不可持续早已有多位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予以充分论证，不必赘言。一般人只从常识观察：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低工资、低人权、上下交相追求的GDP中不但含水分泡沫，且含血量极高；社会财富总量越增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越严重……凡此种种，何以为继？还有为求城市表面光鲜而野蛮拆迁中之各种家破人亡悲剧。在人命关天面前，某执政官竟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骇人之论。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当前出现新的一轮财富与人才外流潮，普通人没有安全感，用脚投票。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富、权贵们在高歌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有几人不亟亟于把财富与子女送到国外？甚至孕妇出国生产以使后代取得外国国籍，以至于促成一种利润丰厚的畸形产业。人之趋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风景这边独好”？唱颂歌者自己相信吗？

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本该如此）；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弥漫性的腐败、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造成灾难频发，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面对国内人权状况遭外人批评，熟读外国文学的外交官竟抬出一百五十年前狄更斯小说中描述的社会来应对（！）。社会主义乎？资本主义乎？身处19世纪，还是21世纪？需要不需要改？

至于对外关系，话题更为“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记忆犹新，上个世纪我国曾经有一度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依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赖中美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十年开放改革之力，我国打开了融入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即使在1989年的风波之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公开表示，我们不以意识形态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国家关系不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大意）。这一明智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使我们的国际处境进一步恶化。我只能衷心希望，当前的对外关系理念至少能从中华民族利益的现实出发，守住这条线，而不倒退到上世纪60年代。

老夫（妇）耄矣，无能为矣！不论人们怎样津津乐道今日中国出现耄耋老人勇于直言的风景线，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所以我每见到好学深思的年轻人，读到有见地的文章著作，特别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有所坚守，不计利害、安危，执著地为百姓的权益鼓与呼，破谎言、求真理，为社会正义、民族振兴脚踏实地、见缝插针地做着有益的事，都感到欣慰，升起希望，乃至肃然起敬。而这样的人却往往不见容于权势，屡遭横逆迫害，令我扼腕。

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高。如此则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从远期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实情况正好相反：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即便当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业”，有善心做善事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也因行善而遭整肃。青年人入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做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和“被和谐”的民怨，一旦经济发生动荡，恐怕难有今日我们所讥笑的他国民众的承受力。则我辈衷心企盼的和平过渡恐怕又一次失去机会。比之于厝积薪而卧其上，岂不恰当？

何况，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封闭的老大帝国，身处21世纪，不可能自外于浩浩荡荡之世界潮流。现在流行的最简便的说辞是一切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我想借用《论语》的一句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个人温饱无虑，别无他求。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这一不可避免的门槛。正因为如此，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我宁愿不做贾谊式的预言家，我宁愿落杞忧之讥。

天寒望善自珍摄，幸勿为风露所欺！

2010年

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顾炎武的原意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责的。按《日知录》明明是这样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引语中间删节处是批评魏晋之士无父无君的话，这是顾炎武的儒家正统思想。姑存不论。他的本意很清楚，“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说这话的时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将亡之际，有一些士大夫已经纷纷降清，如钱谦益之流。顾对此十分愤慨，认为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政权给折腾完了，我们没有责任，但是“匹夫”应该坚守的是道义原则，不论谁入主中原，这一原则不能变，也就是“士”的气节。其实他所谓的“匹夫”还是指士大夫，只是暂时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是无法负起这种道义责任的。

从何时起“天下”变成了“国家”呢？我没有考证，估计大约在晚清时期，眼看列强环伺，清政府无力保国，民间仁人志士蜂起，不论是否喊出这一口号，心中都存此意，认为挽救国家已不能靠肉食者谋之，需要民众担起责任。那时的“国家”绝不是清廷，而是中国的疆土，实际上那已是西方的主权、民主、宪政等概念输入之后，这种“匹夫有责”的观念导向通过革命推翻朝廷来救国。

根据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流传最广的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个口号确实深入人心，而且覆盖到每一个人，包括贩夫走卒、农夫农妇，此时“天下”和“国家”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精神上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与现实的保卫主权和疆土是一致的。那是非常时期。然而在平时，细想起来，在专制制度下，“匹夫”对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责与权应该是相对应的，这是公民社会的观念，与顾炎武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过顾炎武也已认识到，国事只能由在位的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法负责的。至于道义上的担当，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天下”，似乎古今中外的“士”（略相当于知识分子）都是引以为己任的。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或道义原则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中外史籍都不乏例证。专制统治者一方面剥夺民间人士为“天下”负责的权利，遇到危机时却又要他们对“国家”负责，其得可乎？

还有，顾炎武所说“率兽食人”，当然不是真的有人领着野兽去吃人，而是出自《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可悲的是，这种现象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顾炎武如看到那些讲究的“宠物医院”，同时许多人看不上、看不起病，不知会作何感想。即便不是“率兽食人”，至少也由于“仁义充塞”之故，当属“天下”范畴，因此应在“匹夫”责任之内。但是，我辈“匹夫”怎样对此负责呢？

2010年

“三反”运动值得给予积极肯定吗？

《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刊载关于“三反”运动的文章，结尾称该运动“无论给以什么样的积极肯定，都是不过分的”。实在难以苟同。诚然，由于对当代史真相的屏蔽，一般民众只知当年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官被毛主席下令枪毙，感到无比痛快。由于法治不健全，中国老百姓仍未摆脱期盼“青天老爷”或“明君”为民除害的传统心理，出于对今日贪腐之痛恨，把那场运动理想化，也不足为怪。但是那篇文章前半部明明披露了许多“扩大化”的情节（当然远不足以反映其严重性），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令人不解。这里面的逻辑说明长年政治运动熏陶下的思维定式影响深远。

其一，只问结果，不问程序。如果说，最后“树立正气……树立共产党的威望”的结果值得肯定，那么在这过程中无数受冤屈、受伤害、人格被侮辱、精神受戕害、家破人亡，乃至自杀的人呢？最后“落实政策”，受罚、判刑的人数之如此“少”（姑不论其中尚有多少冤案），更说明原来蒙冤人数之多，他们所受的有形、无形的损失，以及直接、间接受其牵连的受害者，是无法统计，也无法弥补的，更不用说已经“迫害致死”的生命。为了“除恶”，必须以如此广大的善良人们的身家性命为代价吗？而且，这种损失是从来得不到赔偿的。

其二，“有罪推定论”。先把广大无辜者当作犯罪嫌疑人，“沙里淘金”地找真犯，实际上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翻版。对于这点，共产党高级领导中胡耀邦觉悟最彻底，他曾说，每次运动都说只打击5％，团结其余95％；一次次下来，终于发现95％都成了打击对象（大意）。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曾做出决定不再搞“运动”。不过实际上变相的大小“运动”又搞了几次，说明这种“传统”积习难改。

其三，以“运动”治国代替法治。那么多人，只因其工作涉及钱物，就被当作潜在的贪污犯，无端被剥夺人身自由，“审查”批斗的手段完全是逼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新政权建立伊始，就开了蔑视法律、任意侵犯人权的恶劣先例。以后历次“运动”都依此办理，施之于思想领域，就更加没有明确的边界，打击面一次比一次大，直到“文革”达于顶峰。“文革”号称“史无前例”，是就其“天下大乱”的规模和残酷、荒谬的程度而言，事实上在治国理念、思维模式上是有例可循的。

其四，以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无法无天，而所有执行者都无法有“天”，这“天”就是一个人在某时某刻的一句话。“三反”前期的大打“老虎”是因一个人的几句话，并下令限期做出“打虎预算”；刘、张是否罪当死，亦无法律依据，只因“树典型”需要，就成钦定要犯，各地照此办理，“死罪”只凭第一把手意志决定；后期同一个人又说要“实事求是”，批评“主观主义”，把造成如此大面积伤害的责任推给下面执行者的“主观主义”。这种驭下、驭民，收放自如之术，贯穿在历次政治运动之中。那使几十万大小知识分子上当的“阳谋”自不待言。接下来的“大跃进”，以一人的师心自用，造成饿殍遍野，又以彭德怀的冤案钳众人之口，忽然转而批评下面虚报、浮夸，下令“实事求是”。一人上下其手，永远英明正确，而在这过程中造成多少冤案、冤魂，在所不计。

其五，所谓树立“正气”，值得怀疑。从本质上讲，在全民范围内进行逼供，不是整人就是被整，鼓励互相揭发，造成杯弓蛇影互不信任，“正气”何在？事实上，正是从“三反”开始的（在此前的“镇反”已经开始，不过规模较小）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造成了一种“揭批”文化，把一时的“政治”任务置于一切人伦、道德之上，或被迫，或自愿告密成风，至亲人反目，友情疏离。中国传统士大夫重名节，“士可杀，不可辱”，在“三反”中无端被诬为贪污是最大的人格侮辱。所以王世襄老先生对各种人生坎坷、政治帽子都能泰然处之，唯独对于当年被诬陷贪污故宫文物这一点，至死耿耿于怀，一定要讨一个明确说法。自“三反”以降，历次“运动”中莫不对批斗对象采取人格侮辱的做法，使人人以最坏的设想加于他人，也加于自己。于是，善恶是非都被模糊、颠倒，似乎天下无“好人”，随便什么人，干什么坏事都是可以想象的。运动一来，高压之下，说假话成风，何来“正气”？“三反”运动实开其先河（这里只谈1949年之后，在此以前的，如延安“抢救运动”等，姑且不论），只是时间比较早，范围尚不如以后的“反右”那样大，但本质上是有共同之处的。

其六，“三反”与“五反”是分不开的，而且后者是重点，其对象是广大民族工商业者。就被打击的对象而言，“五反”与“三反”一样先扩大，后收缩，最后“落实政策”。但是其更加深远的影响是各阶层各党派代表共同制定的“共同纲领”不到两年，转身即遭废弃。从此时起，完全背离“新民主主义”道路，而企图跳跃进入“社会主义”。刚开始恢复元气的大小民族工商业遭到当头一棒，逐步被取消或收归国有。国民经济受到破坏，几十年不断向“左”的建设弯路从此开始。著名爱国企业家卢作孚在运动一开始就自杀，主要不是因为个人受迫害，而是敏锐地意识到前途绝望，颇具象征意义。

综上所述，“三反”、“五反”运动的负面影响深远。至于其一时间对经济贪腐起一定的震慑作用，远不足以抵消其付出的近期和远期的代价，而且这种“反贪”的手段是难以持续的。在痛恨今日之腐败之余，人们往往留恋50年代的政府“清廉”。诚然，在革命胜利初期，确实有一段政风比较清明的时期，这是承革命风暴之余威，还处于“其兴也勃”的阶段，任何朝代建立之初都是如此。再者，当时的分配制度中供给制还占一定的成分，钱财的用处不大，因而诱惑力还没有那么强。不过这种情况也未持续多久，随即悄悄地发生变化。那时不称“腐败”，而称“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在全民物质匮乏之时，不一定表现在货币上，例如各种票据（粮票、油票等）都可贪污；权无论大小都可以用来谋私，从农村大队长到京城高官，各自都可根据手中权力的范围谋取或交换某种私利。不过直到“文革”之前，还没有达到弥漫性的地步，还存在相当一部分净土。真正从观念到行为完全失控始于“文革”，此处暂不详述。

的确，毛泽东对进城之后革命队伍腐化的危险一直是戚戚于心的。从大力推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都足以说明。但是他首先把革命胜利者的腐化责任推给外人（即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而不认识到权力本身对掌权者的腐化作用，因此并未致力于建立监督权力的机制。在大家都已耳熟能详的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他也说找到了“民主”的新路，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但是他实际做的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运动”代替民主制度的建立，把至高的权力绝对化。也许他心目中的“民主”就是如此，就是以他一人指挥全国群众批斗他所认定的革命对象？这就是他“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而“政府”不包括他本人？而且实际上以这种方式被监督的并非各级政府，相反，更多是权力体制以外的人。何时本该被监督者不“让”监督了，“人民”就监督不成了，甚或监督有罪了。总之，自新政府建立以来，没有切实建立监督公权力的民主制度和程序，而是屡屡凭一人或少数人指挥群众运动处理问题。今天的腐败严重程度令国人扼腕，根本原因就在于公权力缺乏监督，民主被歪曲为当权者“为民做主”。直到现在，以“运动”代替严格依法行事的做法依然存在，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小范围的。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向往再来一次“运动”以扫荡当前的社会污泥浊水，足见这一传统之影响深远，而依法行事，特别是尊重“人”却十分艰难。本期黄宗江先生的文章提出“唯人主义”，可以想见作者对这种“目中无人”、“心中无人”的传统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有鉴于此，我认为时至今日，再重弹“某某运动尽管‘扩大化’，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一类老调实乃误我苍生！

2009年

千条万条，反腐败是第一条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问题多如牛毛。若问什么是当务之急，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得出各种不同看法。例如环保、医改、教育以及各种民生问题、日益尖锐化的社会矛盾等，难以尽述，都刻不容缓。而我认为在所有一切问题之上的问题是腐败。第一是腐败，第二是腐败，第三还是腐败。

一　腐败消解一切建设性的努力

这里所说的“腐败”有广义的和狭义的，非法的和合法的，个人的和集体的，“潜规则”和“明规则”，形成一张有形和无形的网，无所不在，无论从哪一个问题入手，都突不出这张网。实际上前面所举种种问题，早已有无数有识之士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提出切实中肯的改革方案。在信息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执政者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在深宫之内以莺歌燕舞自欺欺人。已经公布的大量法令、法规，以及领导人的政策声明也说明这一点。每年、每个领域都提出改革规划和方案，但是为什么积弊越来越深，问题越来越严重呢？

以环保为例，固然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先污染，后治理”之错误口号，导致严重后果，但是意识到问题之严重，提上治理日程，乃至专门成立环保部门已经有二十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针对性之一（至少是我的理解）就是牺牲环境片面追求GDP之弊。但是在现实中收效甚微。各种恶性事件——从几年前某省的一条大江为化学品污染造成恐慌到最近某地儿童血铅问题——层出不穷。而每一次，都不能以与事故严重性相当的力度公开问责，彻查原因，公示于众，吸取教训，而是轻描淡写，不了了之。阻力当然是既得利益，但是如果法制健全、公权力是“秉公”行事，自不难解决。问题何在？

再以教育为例，几年前终于出台九年义务教育制的法令，广大平民拍手欢迎，从此贫寒子弟至少可以享受基本教育权。但是欢呼之声刚一落下，在实践中就开始变味。原来教育资源稀缺的贫困农村尚未有切实措施保证落实，却反普及之道而行之，实行所谓“撤点并校”，其弊显而易见，此处不赘。而在大城市，本不缺校舍和师资，却因“择校”之风而造成教学质量急剧两极分化，就近入学成为家长最后的选择，因为“普通学校”日益自暴自弃，向低劣化转变。“重点”学校则尽量缩小凭考试分数的名额，而扩大“机动”名额，这“机动”的对象不外乎“权”与“钱”，学校领导游弋于二者之间，用尽心机，各显神通。甚至有些顶尖“重点”学校根本取消就近入学。直到最近，人们还在批评“应试教育”之弊，家长抱怨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然而“应试教育”纵有千般不是，至少还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仍是无钱无势的子弟唯一的相对公平的机会。曾几何时，“分数”的作用已开始下降，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关注点开始从课子（女）读书上转移，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上学不是考学生，而是考家长——有多少钱，多少“关系”。据说某些特别牛气的重点中学，择校生没有几百万休想进去，而这几百万如果没有门路，还难以交上去。到了这个地步，“普及教育”云乎哉！

环保、教育、计划生育，甚至公益慈善，等等，等等，都可以成为敛财的手段。政策尽管设想周到，法令尽管义正词严，到实践中遇到那张无所不在的腐败之网都被歪曲、改造、消解。凡政府有禁令处，反而成为执行者的财源。此病得不到基本整治，其他一切努力终归无效，或流于点缀。自古官场多腐败，贪官多于清官，似不足为奇。但是现在更严重的是，由于我国是一切官本位，腐败已蔓延至一切领域，特别是本应是净土的学界和其他精神领域，导致全民道德失范，价值观扭曲。一个六岁的小学生说将来最想当贪官，足以说明这种腐蚀力之可怕。公开说出来的是个别儿童，正说明其天真无邪，不知其中利害，还没有学会伪善。但这种想法从何而来？在成人中难道没有代表性？

过去有贪官，特别是高级贪官落马，受到法律惩处，公众拍手称快。现在已经引不起这种反应，公众只认为是背后权力争斗的失利者，与社会正义无关，即所谓“选择性执法”。说明公权力的公信力已很微弱。不言而喻，民心如此，是很难维持社会稳定的。

二　中国特色的腐败

权钱交易、权钱勾结是世界各国腐败的通例。不过中国更有其特色，与“特权”紧密相连。在指令性经济时代，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以“社会主义”命名的国家，在表面的“平等”下，等级、特权盛行，既患寡又患不均，越是物资短缺，特权就越可贵，中国自不例外，这已是尽人皆知却常被忘记之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正是赖向市场转型之力，取得前三十年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全社会的财富激增。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腐败也急剧膨胀蔓延，社会不公也日益严重。所谓“特色”，包括以下几点：

一、政府权力无处不在，市场不是依法治理，而是行政管理，实际上是长官意志，带有很大随意性。

二、本应超越利益集团、超越于市场之上的政府部门本身变成了市场中的一方。正常情况下员工的待遇不应取决于这个部门有多少收入。而我国现在政府部门行业之间的待遇差别非常之大，有一些部门是“肥缺”，有一些部门是“清水衙门”，政府变成了市场的一部分，这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完全扭曲了的权力与市场合而为一的结果。

三、资源分配高度特权化。这是过去的体制遗留下来的，在改革初期曾有逐渐向市场化改制之意，最终却背道而驰。其结果是住房、医疗、教育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资源高度向金字塔尖集中，掌握权力的权贵任意在“自己人”之间分配本应属于公众的财产，留下极少的资源供绝大多数人争夺。这是高度特权化与私有化相结合的一种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而这是合法的，不在治理之列。其所传递的信息就是有权就有一切，促使人们疯狂地追求权力。

三　“国有化”不能遏制腐败，反而加剧腐败

腐败愈演愈烈根源何在？有人归罪于市场经济，其理由是当初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没有那么多的腐败，国有企业改制结果是国有资产流失，少数人巧取豪夺，广大职工受害，因此不如回归国有。

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确实会加大贫富悬殊，因此需要用各种手段加以规范。社会主义思潮之产生，就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所以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公正。但是国有化并不必然走向公正，有时正好相反。对客观事实稍加审视，就会承认，我国民营企业是最有活力的部类，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腐败的原因并非来自私有化，而是市场不健康、法治不完备，归根结底是权力控制和扰乱市场之故。“国有化”与“社会主义”之间不能画等号。谁代表“国家”或“全民”掌管这些企业呢？是完全超脱于利益之上的“特殊材料构成的人”吗？我国那么多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有没有任何渠道接受最起码的公众监督？仅以高管的收入为例，美国大企业的CEO的超高收入已经为全社会所诟病，总统也为之震怒。但是美国的企业是私产，他们拿的钱与政府无关，只有在濒临破产需要政府救助时政府才能干预。而我国“国企”的高管收入是如何制定的呢？既然号称“国有”，政府对它是如何监管的？又一称号是“全民所有”，公众有知情权、监督权吗？再比如土地，很少国家像我国这样土地完全国有，既然如此，政府完全有权力可以进行支配，使其最有利于国计民生，达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最低理想。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片良田被售予开发商用于极少超级富豪享用的奢侈娱乐场地，或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城市房价在经济低迷时照样居高不下。显然，这绝不是市场经济之过，而是权力逆市场规律的滥用之过。所以“国有化”不但不能遏制腐败，其本身就是腐败源之一。最近新一轮的“国进民退”使民营企业人人自危，而掌握公权力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寻租，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治理腐败来说，都是改革的大倒退，其负面影响深远，令人担忧。

四　腐败随经济发展“自然消失”论是谬论

有一种说法，甚至是作为学术研究提出的，说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人均GDP到多少美元的时候，腐败最严重，接着发展下去到一定阶段腐败就逐步下降。似乎腐败是与发展与生俱来的，自有其消长的规律，不必担心，只要一味发展经济即可。此说如果不是有意为当前的腐败辩护，也是无知和违反逻辑。首先，一百年前的GDP，每人一千美元和现在每人一千美元价值完全不相等，无法类比，这是起码的常识。再说这“人均”如何分配，至为关键。在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侈谈“人均”，更为悖谬。腐败可以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消失之说，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成立的。这是对外国历史经验的误读。这里引用一句领袖语录，“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动跑掉”，只要有钱有权的地方，腐败就会滋生，不进行大力的斗争，既得利益不会自己放弃，腐败不会自然消失。一些发达的国家，在发达的过程里都有腐败的现象出现，而且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从现象看，两极分化严重的程度与腐败有一定关系，腐败越严重，分配越不公；而当贫富差距缩小时，腐败程度减轻，或者互为因果。不过这一现象不会自然发生，都经历了异常艰巨的反腐败斗争，其动力来自全社会。在一定的制度保障下，锲而不舍，进行了种种改革，出台了种种法律，才遏制到一定程度。“自然消失”云云只能是天方夜谭。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19至20世纪之交，有一个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期，同时腐败现象也很严重，是在它的制度特色下的钱权交易。20世纪初，美国有一次大规模的改良，史称“进步主义”运动，反腐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它依靠的是全社会的综合力量，包括底层劳工运动、知识界和文艺界的批判、开明政治家的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是舆论监督——发达的、独立的媒体锲而不舍地调查和揭露，把大财团的巧取豪夺、政客的借权敛财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在“扒粪文学”一词在我国已经不陌生，那是专门致力于揭丑的新闻和文学作品。使被揭露对象，无论是官还是商，都不得安生。选民越知情，就越难被政客操纵，然后廉洁奉公、力图革新的人物被选入各级的议会组织，逐步使议会得到净化，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一提起民主很容易就想起选举，但是光靠选举，选民没有知情权，是盲目的、表面的，不能真正行使民主权利。民主制度是完整的配套机制。民主国家尚且如此，没有选举、没有知情权的国家又当如何？

五　外部监督的必要性

别的国家丑闻不断，不等于大家彼此彼此、半斤八两。有很多国家的廉洁度是非常高的，多数是小国。一些大国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情况比较复杂，有滋生腐败的土壤，最近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华尔街的贪婪，说明只要放松监督和监管，腐败是随时滋生的，所以反腐不能一劳永逸，需要锲而不舍地揭露和斗争。好在美国一有事情全世界都知道，所以“丑事”很快成为“丑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出过一个公式：社会自我纠错能力＝丑闻/丑事×时间系数。也就是说：社会黑暗面被揭露出来的比例越高，越及时，就越有助于解决和纠正，社会进步就越有希望。这就是舆论监督作用，所以舆论可作为社会净化剂。如果有很多“丑事”，却没有“丑闻”，都被掩盖，讳疾忌医，慢慢就会在不见天日的情况下发酵，使机体腐烂掉。只要有钱、有权的地方，总会产生腐败。像发达国家这样大力地、锲而不舍地揭露和斗争，丑闻还是不断。可以想见，如果都捂起来，那就只能听其腐烂、蔓延、侵蚀健康细胞，直到病入膏肓，不可救治。所以腐败无害论，或者经济发展自然消灭腐败论，都是大谬论。

监督机制有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古今中外的政府设置中都有监督机制。中国皇朝时期，不但老百姓恨贪官，皇帝也恨，因为这危及国库和皇朝的巩固，所以各个朝代都有各种监督职位的设置，如御史、监察史以及皇帝派钦差大臣下去检查地方官，等等。朱元璋最恨贪官，捉起来剥皮揎草，不可谓不狠，但是收效甚微，明朝吏治最腐败。当前，我国中央也把反腐败当做重要任务，反腐机构叠床架屋，体制内手段不断升级。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何以故？因为腐败的孳生本身离不开权力，历史证明只靠权力机构的内部监督，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行不通的。即使像西方国家那样分权制衡的设置，还是不足以遏制政府内部的妥协、交易，何况集权制度？所以，全社会的、外部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腐败如癌细胞、如霉菌，若要遏制其疯狂的恶性蔓延，只有调动全社会健康的力量，进行艰苦的、持续的揭露和斗争。贪婪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其遏制和发作取决于环境和制度，当制度使得腐败的成本特别高，而廉洁守法的好处特别大时，遏制腐败就有效，否则反是。另外还要有刚性的法律，就是任何人没有特权能够逃过法律制裁，而且这个法律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制定和执行的，不是暗箱操作，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提高道德水平固然重要，不过道德也需要有制度保证，形成一种氛围。当一个社会做“好人”困难重重，而做“坏事”非常容易时，道德自然滑坡，如水之就下。

当前的悖论是，腐败既然是与权力相结合，既得利益者一定会动用其权力竭力阻止和打压健康力量和正义的声音。这就涉及施政透明、“言者无罪”，也就是基本的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独立的问题。以此推理，向着尊重人权、保护健康力量、放开言路、厉行法治的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这与所谓“西化”无关，是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必需。

2009年

公民社会离我们有多远？

5·12大地震之后，“公民意识觉醒”、“公民社会在望”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比较突出的有名作家张抗抗热情讴歌志愿者的讲话和文章，有资深公益人士徐永光提出的定今年为我国“公民社会元年”，还有比较审慎的提法是公民社会“曙光初现”。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其依据是在这次特大灾难中出现的——与以往历次救灾不同的——空前规模的民间参与。

一　灾难激发出来的公益热情

一般说来，一次非常的灾难，足以使全社会的悲悯之心都迸发出来，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全民赈灾也不是第一次。但是与以往相比（例如1998年的特大洪灾），今年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当然是震灾款物来源之广泛、数量和规模之巨大，以及捐赠人的热情和踊跃，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NGO和志愿者的参与构成一道引人瞩目的风景，而且从此这一观念进一步在公众中普及。从人性出发，公益慈善行为就是体现了一种自愿的、非功利的、助人为乐的精神，是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的发扬。因此，首先应强调自愿，而不是出于任何形式的强迫。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捐赠者都是志愿者。不过志愿者多数不一定是钱物的捐赠者，而是以各种方式为需要帮助的人贡献力量。通俗地说，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本质是对他人的关怀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记得这句口号曾盛行于抗日战争期间，那是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秋，人人感到匹夫有责。但是在平时，应该承认，我国内地的志愿服务精神尚未成风。不用与发达国家比，较之港、台，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汶川地震志愿者的空前活跃意义重大，值得大书而特书。

二　“企业责任”与志愿者的兴起

公益慈善〔1〕、企业责任（CSR）、志愿者、非政府组织（NGO），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我国，都是改革开放中兴起的新事物。它们之间既有重叠，又有区别，而且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公民社会”的观念过去只停留在少数研究者和知识精英中间，开始见诸媒体，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还是最近的事。公益慈善事业的发达和“志愿者”精神的普及当然代表公民意识的觉醒，但不能与公民社会等同起来，何况发达和普及的程度还有一定的限度。

在我国发展比较快的是公益慈善领域，对它的认识和自觉性也逐渐成熟。事实上慈善事业古已有之。即使现代意义的公益组织和基金会，也与现代民营企业一样，在我国已有百年的历史。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实业家兼慈善家。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曲折，现在又重新成为“新事物”。它的兴起和发展当然是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分不开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由最高决策开始，而后全面推开的，那么公益慈善事业却是顺应社会的客观需要，由民间蓬勃发展起来，然后引起执政者的关注，推动政策法规的改革。也可以说是“以民促官”。国际潮流和域外经验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在二十余年中这一新生事物是以加速度发展，每隔几年就进入一个“新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更为迅猛。尤其是2008年，以汶川地震为标志，达到了空前的高潮，说明它符合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潮流。

应该承认，在我国新时期，公益慈善捐赠的主力是民营经济，随着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确立和上升，“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观念也迅速加强。其原因部分来自企业界的自觉，部分来自社会压力——在贫富悬殊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公众对“富人”的期待。这种期待有时有偏颇之处，把公益视为均贫富的手段，以媒体宣传的捐赠多少来衡量企业或企业家的优劣，甚至以一次性捐赠数与资产的比例来衡量，或把处境完全不同的中国民营企业与美国企业家作简单类比。凡此种种，是对公益的一种误解，恰好违背自愿的原则，无助于发扬志愿精神。这说明我国公众对企业责任的认知还不成熟。

“志愿者”是伴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而逐渐普及的，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作为一种理想精神的表现，受到社会的嘉许。志愿者要进行有效的活动，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当地政府的支持与居民（服务对象）的配合，其基础是充分的理解。无论是平时，还是非常时期的成功案例都离不开这两个条件。可惜，就全社会而言，这种理解还相当欠缺。一般说来，地方政府欢迎钱和物，却不一定欢迎人及其活动。他们往往在意的是掌握对钱物的控制，不愿意“大权旁落”。而志愿者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福利，或是带有社会改良性质的项目，与地方政府所关心的“政绩”可能不符合——姑且不论更坏的、与腐败有关的原因。另外，志愿者都是外来者，他们的出现打破当地多少年形成的成规和潜规则，满腔热情为当地“做好事”，却不一定被接受，常会遇到各种尴尬局面。就志愿者本身来讲，也有不成熟、经验不足，主观愿望不切实际以及操作不规范等缺陷。最主要的是，这是一项新事物，遇到一系列问题时没有相适应的法规，得不到法律保障。于是与其他公益事业一样，“做好事”而可能陷入“不合法”。

三　NGO的困境

上述对志愿者的处境也适用于NGO。NGO可以说是有组织的志愿者。作为“非政府组织”，在我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NGO一词是舶来品，就广义而言，与传统的民间组织属性相同。各类传统民间组织在我国历史悠久，例如各种行业公会、同乡会、共济会、各色帮会等。它们事实上也从事不少公益慈善活动，其与现代NGO最大的区别是，后者虽然都各有自己的特定关注范围，例如环保、教育，等等，但总的是以全社会的福利为怀，与发起人和组织者本身的利害无关，而传统的组织则比较封闭，在特定人群中自行其是，代表比较狭隘的利益。其初始的本意可能于社会无害，但是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发展起来，就可能带有排他性，或牺牲其他人群的利益。在皇权专政，没有民权保障、没有结社自由的制度下，往往发展成与官府对抗的法外组织（姑不论这种对抗的正义性如何），从维权走向反社会，或成为揭竿而起的造反组织。所以历代统治者对民间组织以及有组织的民间集体活动都十分警惕，不时予以取缔和镇压。1949年以后，此类自发的民间团体基本绝迹。一切群众团体如工、青、妇、工商联以及文联等，都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之下，不再存在真正的“非政府组织”，有时某些组织以“非官方”出面，也只是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在国外便于进行民间国际交往，在国内作为共产党联系各界群体的桥梁，为贯彻党的政策和意图进行宣传教育。它们间或也向上反映本群体的困难和要求，但是一旦有“为民请命”之嫌，轻则受批判，重则犯“路线错误”。至于“慈善”，在私有制被彻底否定的年代，被批判为富人的“伪善”，是“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的手段”，在当时的“社会主义”理念中根本无立足之地。

重温这一段历史背景，是要说明我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是与欧美截然不同的，当前我国NGO所遇到的困境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尽管进入新时期，从执政理念到社会实际到公众心理，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公益慈善得到大力肯定，几年前正式进入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富人捐赠得到公众、政府和主流媒体的鼓励和表彰。但是另一方面，本该与之相适应的非政府组织的生存条件却仍受到种种羁绊。这种羁绊一方面与上述的历史背景有关——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总是存在疑虑；另一方面又加入新的国际因素——“冷战”时期，一些外国基金会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对不同制度的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近年来又与“颜色革命”联系起来。所以决策者一方面对公益慈善捐赠持欢迎态度——不论来自何方，包括境外资源；另一方面又担心失控，担心对现政权和现有体制形成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早已受到诟病、显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旧法规，特别是社会团体“双重登记”制度，虽经多年来各方人士呼吁改革，始终难以突破。作为公益活动主力的官办组织（GONGOs）虽然有许多优越条件，并得到政策的优惠倾斜，但是面对急剧增长、花样繁多的社会需求已日益显示出局限性。汶川地震中作为被指定的接受捐赠主要渠道“红十字会”所遇到的窘境和责难就是证明。而怀着满腔热情的民间志愿者和组织要“做好事”却困难重重，需要寻求各种变通之道，有人戏称之为“曲线救国”。通过“曲线救国”，多年来也有可观的成就，只是运作成本较高，既浪费资源，又不公平。于是出现一种吊诡现象：越是草根民间组织越难得到本土资源，近一二十年来站住脚且发展壮大，在社会上有一定声誉的组织，其资助来源往往以境外居多。事实上，GONGOs也欢迎境外捐赠。在这个领域内，我们还没有完整而权威的资料库。如果能以十年为期，对有组织的公益慈善活动的财源做一番统计，画出境内与境外来源的比例及其消长的曲线，将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项目。

除了各级当政者的态度外，还有公众的认知和接受程度的问题。《中国发展简报》最近发表了“公众对NGO参与救灾认知调查”〔2〕，证明这一认知度还是比较低的。此调查是在2008年6—8月进行的，亦即在NGO活动最集中、成绩最显著、媒体报道最多的时候，而且调查对象包括灾区的公众。那么可以想见，平时对其他领域的NGO的普遍认知度将更低。

四　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尚待时日

凡此种种，说明NGO和志愿者得以顺利发展，在全民中获得理解和普及，尚需时日。“公民社会”恐怕更加遥远。限于篇幅，此处无法展开对“公民社会”的讨论。简单说来，“公民”的观念与“臣民”是对立的。公民意识起于独立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充分认知，最重要的是对社会的主人翁感。在赈灾活动中涌现出大批的志愿者，其热情令人感佩，这种热情可以凝练为公民意识，但不能与之等量齐观；也可能只是一时的热情，未上升到自觉的领域。从外部而言，公民社会的要素不外乎健康的市场经济、完备的法治和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对“四大自由”的保障——与NGO相关联的，特别是结社自由。强大而繁荣的民营经济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此外还有青少年自幼从家庭、学校、社会获得的完整的公民教育。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已经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和积极推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内，还很难有一席之地。从根本上说，对何谓“公民”，恐怕多数教育行政长官和在校老师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心目中的“好学生”不一定能成为“好公民”。所以在青少年中推广公民教育尚难在近期内实现，现存的教育导向难以达到培养有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的目标。

如果略作展望，在可望的将来，除非经济出现重大问题，我国公益捐赠有望持续增长，公益慈善事业会有比较长足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将较快普及，各种类型的公益金会也将不断出现。与公益事业的前景相比较，志愿者和NGO的发展则相对滞后，需经历更多曲折和困难，因为它们涉及更加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在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中，它们将如鱼得水，而这一新生事物势不可挡的蓬勃成长，必然有助于公民意识的逐渐普及。不过这将是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我愿与有志之士、有识之士一道为之鼓与呼。

2008年

注　释

〔1〕严格说来，公益与慈善是有区别的，本人已在多处论述过，不过在我国习惯把二者混作一谈，本文主题不是要剖析公益慈善的内容，为叙述方便计，姑且不加区别。

〔2〕“公众对NGO参与救灾认知调查”，《社会组织赈灾行动》，经济日报出版社，第61页，网站：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

叫停“形象工程”此其时矣！

汶川地震后，见到政府公布决定财政拨款七百亿用于救灾，又见到每天公布国际支援的数字逐日上升，两周后达到三百多亿。我忽然想起另一个数字：三百亿。那是什么？是前一阵闹得沸沸扬扬的某市准备用于建立“文化标志城”，或称“文化副都”的初步预算！现在可以对这个数字有个概念了：差不多相当于政府救灾拨款的一半；略相当于迄今为止的国际援助数。

又想到这次地震中暴露出来的学校建筑质量问题。我一年前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似乎还很少见到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处于什么阶段），在同一个地方学校校舍的破败和办公大楼的豪华呈这样鲜明对比的”。当时我只想说明“官”与“公”是两回事，由“官”主导不能导致所谓“社会主义”公平，还没有考虑到更严重的“抗灾”问题。如今这种“官”制由一般的特权，导致了人命关天。《南方周末》5月29日载文“究竟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有几句话一语中的：“是不是企业和私人的住房有人操心，政府的房子不敢乱来，而教学楼既是公家的房子又没人真正操心，最好吃钱？”

那么那些“吃皇粮”的“公家人”平时在操心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形象工程”，这是“政绩”。校舍不在“政绩”之内。从“标志性建筑”到“标志城”，越搞越大，不惜工本。如今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帽子下，到处兴起“抢祖宗”之风，争相作某位先圣、先贤的故里，乃至神话传说的发源地。不惜斥巨资先进行“论证”（包括各种“公关”活动），再大兴土木，树雕像、建楼台、造假古董，发展到把整个城市树为所谓“文化副都”，强加于全国人民。与此相对照的是，四川安县那位可敬的叶志平校长，以精卫衔泥的精神不断修补那“公家不操心”的学校建筑，以有备无患的远见训练师生防灾，其功绩体现在几百个鲜活的生命上。“政绩”二字大概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事实上也轮不到他。

中国人是最重面子、重形象的。这次抗震救灾的副产品是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包括最挑剔的国际媒体的赞誉。这是由于全民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以及救援中各种可歌可泣的故事所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勇气、韧性和凝聚力，还有政府空前开放，一切以人为本的决策和得力的行动。与此同时，不必讳言，学校建筑的豆腐渣工程问题也进入了国际视野。如果全国各地每年浪费于“形象工程”的以百亿计的经费用于本乡本土的子弟教育，包括建造坚固可靠的校舍和善待教师，平时将惠及多少百姓，灾时将存活多少生灵？孔圣人地下有知当予以嘉许，而对于借自己之名挥霍民脂民膏的做法定当痛责。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这点无人否认。人们看重的是今天，中国对世界有何贡献，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还有未来，如何对待下一代，就是如何对待未来。停止以“文化”为名的各种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把人力物力转到为百姓做实事上来，此其时矣！不过积重难返，有些人已经痴迷成瘾，病入膏肓，恐怕地震也震不醒，何况不在他眼前。需要中央借此时机出台刚性的法令，然后通过适当程序调拨有关款项用于灾后重建。以后应逐步制定法律，规定各级政府办公建筑、“标志性”建筑与学校建筑的标准。总之，大力杜绝“形象工程”，既利国利民，也利于改善国家“形象”。

2008年

可否慢一点奏凯歌？

我国刚刚遭遇了据说是五十年未遇的大面积雪灾，又该是痛定思痛的时候了。

几年前在“非典”灾难刚刚过去之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痛定思痛话‘非典’”，表达了我对有关方面是否能认真吸取教训的担忧，因为“我国的宣传一向报喜不报忧，从来灾难过后不去追究造成灾难的原因，以为前车之鉴，而是大肆宣传领导事后如何重视、关怀，为‘战胜’灾难唱颂歌。中国人对于惨痛的经历却是相当善忘的，更确切地说，是容易被导向忘却的”。

我的担忧不幸而言中。两年以后，吉林省一家化工厂爆炸引起松花江水污染的特大事件震惊全国。作为远离受灾地区的人，也可以想象突遭如此灾难的居民的近期恐慌和痛苦以及长远的不安全感，岂止是断水几天的生活不便而已！然而，事故的原因远远没有查清，受灾范围没有公布（从常识判断也绝不止哈尔滨一市），全部受害百姓尚未得到善后安排，除了一位环保总局局长引咎辞职外，直接应为此事负责以及隐瞒不报的官员未见有所问责，已见媒体开始赞扬恢复供水之“功”。更有甚者，居然已经制作并上演一出歌功颂德的大型专题文艺节目“水之情”。转眼间，丧事变喜事，速度之快，热情之高，文过饰非能力之强，与对待人命关天的灾难之冷漠、拖延、暧昧成鲜明对比。真是“化腐朽为神奇”！令人始而惊叹，继而愤然，为之发指，为之……真不知说什么好！我又写了一篇文章谈此事，题为“丧事变喜事”。然而“吟罢低眉无写处”，所有媒体都奉命封杀这一话题。言犹未了，几天以后，同一个省，又发生重大煤矿爆炸，又是上百条人命……

在以后的岁月中，大大小小煤矿爆炸、大桥坍塌、大型火灾、湖水污染又不知凡几。其中不得不与公众见面的方式基本上大同小异。有关责任者本能的反应是控制舆论，定调子、限口径，对记者如临大敌。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就急忙大肆歌功颂德，而公众最关心的事故起因、各方责任、教训何在，以及如何“亡羊补牢”，却少见诸公开报道。

当前这场雪灾当然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但是这一天灾中暴露出多少人为的问题，是否应该认真调查、总结呢？实际上，灾难考验下，我国应急准备之薄弱，各级政府反应之迟钝、行动之滞后，某些有关部门和官员之漠视民瘼、怠惰、失职，以及工程设备之劣质、脆弱，已经无法掩盖，有些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全国人民捐献救灾的热情和踊跃是感人的，但是救灾物资的分发效率如何呢？我们看到温总理风尘仆仆亲莅灾区，还两下湖南督战，并且向人民鞠躬道歉，确实令人感动，也感到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的焦急和诚意。但是其他所有各级、各部门的责任人呢？如果每逢大灾都必须由少数党政最高领导亲自出马推动工作，不得不令人对我国行政机构之运转深感忧虑。

再者，政府的力量终究有限。发达国家在遇到灾情时，在第一时间、第一线组织自救的往往是民间组织。我国在需要时也呼唤和鼓励“志愿者”，但是现有政策却使民间志愿组织平时没有发展的空间，一旦有事，难连临时抱佛脚都难。草民习惯于——也只能——眼睛向上，等待官府救济。更有甚者，据了解，这次有些地方确有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愿尽一分力量，却不得其门而入，根本无法接近受灾人群，也就是想做好事而不得。

凡此种种，都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足以认真总结，以为后事之师。可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充斥于电视荧屏和主流媒体的，又是带有庆功性质的种种宣传。面对这么多问题，这么多未知或已知的隐患，哪些是天灾，哪些是人祸，尚未有科学的令人信服的估计，如何逐级严肃追究尸位素餐、玩忽职守以及过去的工程质量的责任，今后准备如何亡羊补牢，尚未见发动讨论，就急忙高唱“全民族战胜灾难的凯歌”是不是太早了？

往好里想，也许在对“外”歌舞升平的同时，“内部”也在查问题、行赏罚、总结经验，只是照例“内外有别”。这里的“外”是谁？不是外国人，因为国际舆论倒是瞒不过的，对于这次灾难所暴露出中国的弱点已有大量披露和分析。那么这“外”就是广大中国百姓了。对执政者来说，百姓是外人吗？既然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已经见诸正式文件，那么这次波及面如此广的灾难，让百姓行使一回这些权利，共同参与总结经验教训如何？难道这又是奢望？

（本文写于2008年元宵节后，《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11日刊发时，题目改为“总结经验教训不应内外有别”。）

我的困惑

相当长时间以来，何谓“资本主义”国家，何谓“社会主义”国家，日益令我困惑。余也愚钝，在理论上引经据典，推敲“提法”非所长，只能就自己经验、常识所及，就国内外实情，摆出问题以求教于识者。

据我理解，追根溯源，“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思潮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阶段，社会矛盾尖锐化之际，是关注弱势群体，向着平等方向的诉求。在这一旗号下，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又形成各种流派，总之是以资本为主导的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竞争的一个对立面，在实践中有导致改良的，有导致颠覆和革命的。这是我粗浅的概括，当然是不严谨、不全面的，不过足以引出我的困惑。自1949年以来，我们从“天天讲”的“政治学习”中学到的是：我们实行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比“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有“无比优越性”，也不同于其他形形色色的“虚伪”的“社会主义”，包括社会民主党“那一套”。优越性表现在：

一、用暴力革命推翻了旧政权，比任何改良都彻底。

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消灭了剥削。

三、实行计划经济，一切生产资料归“国有”（或曰“全民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劳动者享受劳保，生老病死都由“公家”包了，无后顾之忧，由于是为自己工作，因而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四、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构成的”，“拒腐蚀，永不沾”。所有职业都是平等的，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

五、一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唯利是图”，消灭了私有制，也就取消了利益驱动，以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从而造就摆脱了“低级趣味”的“社会主义新人”。及至“文革”后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物质刺激，取消“八级工资制”，连老技术工人的相对高工资都成为“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实行绝对平均主义。

六、国家就是专政机器。社会主义国家由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后来改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实际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只有资本家有自由，劳动人民只有失业的自由。到“文革”发展到“在一切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贯穿在日常生活之中。

七、从“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上世纪50年代前期）到“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历史上的教训”（1963—1964，《九评》之一），苏联的“榜样”从正面到反面。苏联“变修”表现在对内专政有所松动（解冻），许诺物质利益（土豆烧牛肉），对外与美国关系缓和，只有我们坚持“列宁主义”。据此掀起批判党内“三和一少”（“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少支持民族独立运动）路线，而提倡“三斗一多”。

那一段中共在国际共运中舌战群雄的历史，不是本文的主题，姑不赘言。总之，由“赶超”，到“放卫星”，到三年大饥荒，经过调整，刚开始缓过气来，又害怕由“富”变“修”（其实离“富”还远着呢），经过几年“理论准备”，终于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达到登峰造极，“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指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令全国乃至举世震惊。以后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穷”成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终至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隐性的特权和腐败（那时的委婉语为“不正之风”）丛生，在绝对平均的表面下，一切实际的机会和福利按权力等级分配。就以全民挨饿的那几年为例，传说领袖为之废肉食（多长时间不可考），黎民感动，但是在千万饿殍中有几个是“干部”？城乡比例多少？在城里得浮肿病的比例与级别成反比是事实，“穷”能实现平等吗？事实上出现的是权力成为变本加厉追逐的对象，因为生存状态从属于权力的大小，或赖权力的恩赐。国际上则大部分国家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包括共产党，都被列入“帝、修、反”之列，“朋友”只剩下亚洲的西哈努克亲王和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外加一系列自称“毛派”的革命小组织和政党。

现在重提这段历史，是追忆当年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样的“社会主义”走上了绝路。

俱往矣！那么今朝如何呢？我们的“社会主义”特征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有目共睹，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相对说来，思想政治环境也在曲折中走向一定程度的宽松。因开放而有了横向比较的条件：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以及被认为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前独联体成员外加东欧国家，都可以作为参照。

如果说资本主义片面追求效率，社会主义以“公平”自许，我国社会的“公平”特征如何表现呢？论结果的平等，不论是统计上的基尼系数和肉眼看得到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域差距、职业差距，等等，我们比哪个新、老“资本主义”国家差距更小？论机会平等，也就是“起跑线”问题，城里的民工子弟、乡村的“留守儿童”与那些从幼儿园就入各种高价“班”，或请私人家教的儿童，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吗？普及全民义务教育是造就机会平等的最基本的条件，我国的义务教育能比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优越呢（指事实，不是指写在纸上的政策口号）？

关于“人权”，我们一贯强调“生存权”。最振振有词的说法是：以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一说五分之一）的人口。撇开国家承认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不论，大批被拖欠工资的民工、矿难不断的矿区工人及其家属、被强占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农民、至今没有彻底查清的令人发指的黑砖窑事件中的奴隶工、因贫而以卖血为“致富”捷径从而感染艾滋病的群体及其遗孤……他们的生存权如何？有一次会上听到一位经常下基层调查的社会学家的发言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他说目前真正的不平等还是权利的不平等，超过财富的差距。我理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如果充分享受到现在也已经为我国领导人承认为普世性的“人权”，那么大多数人可以放手在规范的条件下凭劳动追求财富和幸福，而不受剥夺。其实这也适用于民营中小企业。

关于环保，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欧美和日本舆论大力关注环保问题，在经过筛选进入我国的有限信息中，这个问题占很大分量，我国媒体据此宣传资本主义之“腐朽没落”，领导人在见外宾时也谈这个问题。凡有洋人问及我国是否注意到污染问题，标准答案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不以牟利为先而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不会有污染问题。曾几何时，蓝天、绿水、青山、星空，对许多人来说已成追忆，无净水可用的危机已非杞人忧天。其实就在嘲笑他国污染的年代，我国自己的问题早已悄悄出现，记得上世纪70年代曾访问沈阳，向铁西区方向望去，天空一片黄锈色。只是当时“政治挂帅”，不肯承认那就是污染，同时又树立治污样板。那家“样板”工厂不知用什么办法，可使锅炉排白烟。这是供外宾参观的一个点。我对机械一窍不通，完全没有听懂技术工人所介绍的原理。外宾看过赞叹之余，不免要问，这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能推广到邻近那么多黑烟滚滚的工厂呢？国营的“优越性”就在于可以不受制于利润的追求，考虑较长远的利益，为什么不纳入计划呢？我当时也不明白。后来明白，其实那时污染问题根本不在视野之内。只是在尼克松访华后有限的开放形势下，为应付洋人，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而做一些样子。实际就是那一家工厂也未过关，冒白烟的锅炉需要暂停生产，外宾走后再恢复生产，照常冒黑烟。

诚然，污染是工业化的产物，始作俑者是那些先富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浪费自然资源、污染环境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但是后来觉悟了，主要是在一些先驱人物的呼唤下广大群众觉悟了，进行规模浩大锲而不舍的斗争，其中也有因触犯既得利益而流血牺牲，遂有后来的治污成绩。以前不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算起，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破坏环境的速度的比例，比“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呢？我国各级“社会主义”政府对关系百姓生存的严重污染问题的责任感和执法力度比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呢？

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有若干领域是不能完全推向市场，以利润为驱动的，例如：教育、医疗、学术、社会保障、文物保护等。而在我国这些领域，不论是明的还是暗的市场化的程度，不必与欧洲国家比，比最讲自由市场的美国也远远超过。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在经济政策上被攻击为“劫贫济富”，其2006年用于社会保险的联邦预算占GDP的7％，其中医疗保险5％（国防预算占GDP的4.5％）。需要说明的是，美国的医疗保险大部分是个人或所在公司向保险公司购买，以及各州政府补贴。联邦政府的拨款只是补其不足部分，特别是医疗救助这一块——即65岁以上老人全部免费医疗以及对低收入者（买不起保险）的补贴。那些“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国家，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府负担的部分就更大了。（至于现在出现过分平均、政府负担过大等问题，难以为继，也可以说是过度“社会主义化”，那是另一个问题。）

对于当前的种种问题的由来，有来自两方面的说法都不能令我信服：一说归罪于改革，认为过去实行“社会主义”时期，这些问题都没有。过去如何陷入绝境，已如前述。我感到持此类论点的如果是未及亲历那个年月的中青年，则是属于无知，少不更事，或受某些隔岸观火的洋人或境外华人的标新立异之说的影响，或者是只以当时信息极端封闭下的官方书面文字为凭，而无视事实。例如看到1958年“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文本就根据自己主观臆想大做文章，肯定“大跃进”。殊不知写在纸上的与实践的相去甚远，其实关于“大炼钢铁”、“放卫星”的恶果的资料也比比皆是，还有众所周知的彭德怀冤案，却都摒弃在这些人的立论依据之外。这些不顾事实的论调竟成一家言。盖因在我国的宣传和教育中对于刚过去的那一段真相始终讳莫如深，歌颂之至少比揭露之少犯禁，由无知导向偏见是很自然的。若是年龄足以成为过来人的老人，如此健忘，那么我不免猜测他们当时至少处于某种权势阶层，或者囿于某种僵化的教条，执著不化，无视活生生的现实。例如有人认为“国营”或“公有”就代表社会主义，现在的问题都源于“私有化”。这就回到了老问题：谁代表“国家”或“全民”拥有这些企业？他们是一群完全超脱于私利的，“特殊材料构成的人”？既然这种人是不存在的，作为一种机制，行政垄断与大财团垄断究竟有何区别？就以平头百姓深以为苦的房价来说，不都是掌握在“国家”手中么？现在常笼统说“房地产开发商”，暴力拆迁事件都是开发商之过。其实“房产”可以是私营，而“地产”是国有的，没有地，如何盖房？要知道我国是少数世界上土地完全国有的国家，掌握地产的政府或“公家”，为什么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解决民生问题呢？又如通信、能源的垄断权也是“公有”的，这方面近来已有许多精辟的分析文章，归根结底，部门、集团以及有关的个人的既得利益是实，“全民利益”是虚，除非取消垄断的权力，前者不会让位于后者。我们今天作为消费者如果还享受日常生活中一定的方便和丰裕，恰恰是由于在这些领域内民营经济发展，引入了竞争机制。

另一说法是“初级阶段”论：说是我们不能与发达国家比，因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待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一定阶段，许多问题就会解决。不少论者举出发达国家历史上人均收入达到某个数字时，腐败最厉害，以后逐步改善，人民福利也依此说，也就是“腐败无害论”（以前此说也用于污染，主张“先污染，后治理”，现在污染到了这个地步，这种公开的论调已难见天日了）。回到我的困惑：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必须与资本主义自发的原始积累阶段一样残酷吗？人家一百年或几百年的经验教训不足以为我们借鉴，必须从头再走一遍吗？再者，发达国家靠的是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强大的舆论监督、在结社自由基础上的劳工和各行各业有组织的长期斗争、精心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健全的法治体制下的立法和执法，经过全社会艰难的、锲而不舍的斗争，才遏制了权力和金钱的腐败。但也没有根治，至今还是在“魔”与“道”的消长斗争之中。如果这些都被冠以“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如何反腐？依靠一个党的集权，自上而下的打击难道更有效？腐败之源究竟是市场还是没有监督的权力？诸如黑砖窑奴隶劳动、频发惊人的矿难等，都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吗？或者说，都是由市场经济引发出来的，与政府、“公家”、体制无关？

再说教育、医疗。欧美国家义务教育基本上是各地方政府的责任。如果说我国“初级阶段”财政不敷，那么每一个县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钱（还不算在饭馆白吃不给钱的）有多少？自县政府以下公务小汽车和办公大楼是“初级阶段”水平吗？似乎还很少见到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处于什么阶段），在同一个地方学校校舍的破败和办公大楼的豪华呈这样鲜明对比的。关于医疗，我们的医疗资源有限，医疗质量和覆盖面当然不能与发达国家比。但是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高官、巨富与一般平民的比例，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像我们这样向权贵倾斜？“资本主义”乎？“社会主义”乎？

据说，“民主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性质，我们实行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民主”与“科学”不能相容，排除了“民主”的“科学”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里？上世纪80年代就听说有一位居高位的老革命访问英国后叹曰：我们想要做的，他们都做到了，只要换成共产党领导就差不多了。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主要在于是什么党领导？谁（who）做，比做什么（what）更重要？余惑之焉。所以，我对各种“提法”和口号只能听其言而观其行，从常识和现实出发，只对“问题”感兴趣，对“主义”只好敬谢不敏了。

2008年

灾后感言

汶川地震，举国震惊，伤亡惨重，全民哀悼。此时此刻，自己觉得特别无力、无奈，因而也无言。对于报刊的约稿我只有报以“余语无言”！既然除了捐一点钱之外什么都不能做，说什么都是空话，只能加强自己老朽无能之感。但是心有所系，心有所忧，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引发悲伤、焦急、鼓舞、敬佩、忧虑、愤慨、叹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从万千思绪中升起希望：这是否可能成为社会转型的拐点；改革途中的里程碑？

一　留住“民气”需要制度保证

在重大灾难降临时，人的悲悯之心容易被激发出来，凸显人性善良、崇高的一面，汇集起来，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力量，这次震灾中这一现象表现得特别充分。人们常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比较，那次因为完全封锁信息，宣传仍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邓”！），就在余震波及的北京，居民只经历了暂时在室外生活的不便，却没有激起对唐山受灾同胞感同身受的关怀，也无从关怀，根本谈不到全民救灾。差可比拟的却是同一年初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举国同哀。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段时期，人与人之间距离忽然拉近，感情似乎升华，社会秩序空前良好，经常发生的因挤车、排队、自行车相撞而吵架之类事一时绝迹，连大声叫嚷都少。有人刚要发作，旁人说一句“都什么时候了！”就可以立刻化解。似乎在这种时候吵架就是亵渎逝者，大家正面临共同的重大灾难，个人间的摩擦都微不足道。这种情绪固然由于周总理的人格力量，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人们多年压抑无告的痛苦、悲愤和对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都喷发出来，寄托在对周总理的哀思中。此事与当前的事件性质当然不同，只是说明“国殇”有时能化为一种民族凝聚力。

但是，这种感情，这种“民气”，无论多强烈，多高尚，如没有其他条件，总难以持久。灾难过后，一切恢复正常，各种矛盾，各种劣根性，各种陋习也随之恢复，也许还会引发出新的矛盾、新的恶行。温总理题词“多难兴邦”，是古训，也是有历史依据的经验，此时以此鼓舞民气十分恰当。但是在现实中“难”不会自然而然通向“兴”，从前者转到后者有许多条件，这条件需要人为地去创造，其艰巨的程度不亚于救灾，而所需要的胆识、智慧、韧性和毅力则过之。在当前我国特定的情况下，归根结底，就是要把在灾难中涌现出来的善心、善举以及各种创新成就用切实的措施、法律、制度给予保障，使之持续下去，使人的善意能有畅通的渠道尽情发挥，当然包括废除一些阻碍“兴邦”，甚至造成“多难”的旧制度、旧法规，乃至旧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来一次“除旧布新”。

二　为媒体松绑

这次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媒体的报道，至少有下面几点新意：

关注和展现了苦难　一场严重灾害的直接后果首先是相关人群受难，是公众最关注之事。但是直到不久前的雪灾，我国媒体对各种天灾人祸一贯的做法是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只让公众在事后看到已经解决的景象（有时实际并未解决），着重在各级领导如何重视，镜头上出现的多是受惠者的感激、满意的笑脸，而看不到受难者的不幸。甚至灾难尚未完全过去，就急忙奏凯歌，表彰功臣。这次则有所不同，从一开始，灾情的惨状、灾民的苦难得到了现场真实的展现；救援的手段、过程比较透明，既公布已有的成绩，也坦诚说明尚待解决的难题，对全国人民的关怀和疑虑有所交代，尽到了新闻媒体名副其实的职责。

新闻渠道多样化　除了指定的主流媒体外，许多报刊都及时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到第一线采访。实际上我国相当多的报纸和期刊已经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优秀记者、编辑和作者，这次得以一展身手。尽管电视现场采访权仍为中央电视台所专有，纸质媒体还是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第一手报道、精彩的摄影和多视角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无形中形成一种良性竞争。凡是有条件的报刊都不甘炒别人的冷饭，既然大家都报道同样的题材，就必须争取有自己的特色，挖掘自己的故事，发挥所长，表现出独到之处。以我经常收到的多种报纸、期刊来看，的确都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内容：或是本刊记者、评论员自己的稿件，或是外部作者的文章，有特别感人的纪实和抒情，有对关键人物的采访，也有视角独特的评论。此时能够发挥广泛的社会联系，约到好文章，也是报刊的一种功夫。总之，这一次的媒体（包括期刊）避免了千人一面，而是百花齐放。我读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为之唏嘘泪下，同时看到我国媒体人的高度敬业精神、胆识和专业能力，欣慰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这钦佩也包括对中央电视台在一线的记者）。只要有机会、有条件释放出来，我国新闻媒体的实力和才干是可以赶上国际水平的，可以说：“给点阳光就灿烂”。作为一名老人，我羡慕这些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同时看到民族的希望。

问责和揭短稍有突破　天灾固然非人力所能左右，但是伤亡的程度与人为因素的关系是公众心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往日的惯例，这些都是不可言说的“敏感话题”，是新闻的绝对禁区。这次则有所突破：例如震前预报问题、学校建筑质量问题、救灾物资和钱款的发放问题，等等。当然，公开见报的只是冰山一角，远非全貌，但是抓住个案不放，向纵深挖掘，已经触及带有普遍性问题的本质，足以引起警觉，增加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难度。

必须承认，这次新闻报道中所表现的新气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某些不合理的成规、禁令被冲破、被弃置不顾的结果。事实证明，在灾难来临时，透明度越大，越有助于消除疑虑，释放善意，从而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否则老百姓就只能依靠“出口转内销”，或小道消息满天飞，坏事成倍地放大，谣言不胫而走，只能造成人心惶惶。然而这样明显的道理“有司”不察。我国新闻管制的习惯路数是：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是统一口径、“编辑”、过滤，或封锁真相，设立各种禁区，束缚媒体手脚，最后想到（或根本不想到）的是老百姓的知情权。这一次，灾难太深重了，举世关注，中国媒体人的良知和责任感，还有难以控制的互联网的冲击，突破了预设的种种禁区，不可阻挡。这是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那么灾难的高潮过去后，这种“非常”能否就此持续下去变成“正常”，还是又退回原来的旧轨道？我希望前者，担心后者。最低的希望是不出现“秋后算账”的恶劣行径——例如现在暂时“法不责众”，危机过后，伺机以其他借口，选择一些对象进行报复。进一步希望是使这次的“非常”持续为“正常”。这单凭“良心发现”是不足恃的，需要一次实质性的改革，用法律固定下来。改革的方向应该变“内部”为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人民日报》4月30日文章标题）。与限制新闻报道相反，是限制新闻官和有关部门的权力。记得改革开放之初，“跑批件”、“买卖批件”成为经济领域的一大公害，是扰乱正常市场经济和腐败之源。解决之道无他，就是放开经济自由权，缩小审批范围，许多经济活动不需要“批件”了，市场本身的规律就可发挥作用，从而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诚然，在经济领域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权力过分介入的问题仍然存在，但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而宣传领域则至今未见有任何进展。这一次媒体的集体冲刺是一个难得的契机，放开管制，天下不会乱，这一事实应该为更多的执政者所认识，如果能乘势促成早已滞后的新闻改革，以新的思维建立新的法律制度，解放媒体，则国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以及媒体的“监督权”，可望落到实处。

三　进一步消除对民间社团和志愿者发展的障碍

众多志愿者活动在灾区，是这次的新事物，套用一句时下流行语：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据说人数有百万之多。他们是十万正规军队和近百万有组织的医护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巨大的补充。一次灾难过后，有无数可预料和想不到的需求，专业队伍终究力量有限，志愿者刚好见缝插针，不论在人力、物力和精神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大大增加了救援力量。但是其意义远不止此：对于受难者来说，得到了更多的温暖，体验到人与人之间不带功利色彩的关系，所谓“天灾无情人有情”；对于志愿者本人来说，也是一次极为宝贵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见识了深重的苦难，也体验了最美好的情操，自己得到了磨练，增长了才干和自信。正如许多报刊所说：“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作为志愿者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连父母都感到惊奇。对于全社会来说，在物欲横流、人们哀叹道德滑坡之中，志愿者的行动促成了一种集体道德的提升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其长远意义将在今后不断显示出来。

当然志愿者大多数不会是完全单个人的分散行动，而是有一定的组织。形形色色的民间团体，亦即NGO，是志愿行动的主体。这些组织五花八门，并不都是公益性质，有许多就是娱乐性的俱乐部，也踊跃参加到救援行列中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NGO开始进入国人的生活。进入21世纪，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是大势所趋，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人道主义的普及，公民责任感的加强。只是我国有关法规相对滞后，是沿袭改革以前的旧思维，防范多而鼓励少，严重妨碍其正常发展，使得“做好事”的渠道不畅通，反而得不到“合法性”。近年来虽然出台了一些新的法规，有一定的进步，但仍有许多限制，赶不上形势的需要。这次空前规模的志愿者活动是可喜的新现象，也意味着政策的开放。当然，志愿者在我国是新事物，在这次行动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同样的，林林总总的NGO也会有良莠不齐，甚至有犯罪诈骗的。但是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纯洁，不能因噎废食。同前面对新闻革新的希望一样，我也希望这次的开放不是出于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过后又滑到老路。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精神，应以新的眼光对待NGO，变防范为鼓励，从而研究和通过新的法规。NGO的发达，在近期，可调动社会积极因素，多一分化解社会矛盾的力量，成为政府部门有力的补充；在长远，对提升公民觉悟，促进社会进步有重大意义。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做好事的渠道畅通，而做坏事非常困难。总之，以积极的法规鼓励NGO健康发展，结果必然利国利民。

四　改革吏治为当务之急

从不久前的雪灾到当前的震灾，我们都见到温家宝总理风尘仆仆赶赴灾情最严重的第一线，慰问群众，指挥救灾。有时去同一地方不止一次，不畏艰险，不辞辛劳，赢得了公众的拥戴，也获得了国际赞誉，以至于有外国报刊文章说“中国总理不可复制”。我也心怀感佩。但是感佩之余，又不免想到，一国总理这样事必躬亲，恐怕有不得已处。中国政府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层机构；无论纵向比（历史），横向比（外国），当前我国的“公仆”与人口的比例数都是最多的。这种官吏古称“吃皇粮”，今称“纳税人供养”，还有一副有名的对联，上联曰“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下联是“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于是我想到一连串的假如：

假如这么多官吏都能各司其职，各级行政机构都运转无碍，还需要统领全局的总理这样辛苦地推动，亲自督战么？中央领导慰问灾民，亲自了解灾情和救援情况，都是必要的，是起精神的鼓舞作用，也建立亲民形象。但是在第一时间、第一线行动，具体部署救援措施的应是当地各级“父母官”。从省到乡，这一官吏群体克尽厥责了么？

假如他们平时都廉洁奉公，以本乡本土的子弟教育、福祉为念，以对“形象工程”、办公大楼的同样心力关心教育，包括校舍，会有这么多学校建筑坍塌吗？有多少学童可以幸免于难？

假如赈灾物资、钱款从来都能全部、有效地分发到最需要的灾民手中，而没有截留、挪用、贪污现象，可以有多少真正需要的人受到实惠？假如财务过程都能透明，捐助人还会那么不放心？例如著名演员慈善家李连杰提出他的“壹基金会”的捐款必须看到收款人按手印的收条，这样的捐赠者不止他一个。曾有慈善家专门雇人追踪他的捐款落到何处。这是平时。在当前的大灾面前如何呢？成都高级住宅区占用地震棚的事件，至今责任人和挪用渠道尚未查明，千百万人生命所系而又如此紧缺的物资，竟敢“走后门”，截留挪用，群众愤慨理所当然，如果发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也可以谅解，至少举报有功。但是据说“有司”不致力于惩罚真正的罪犯，却以扰乱秩序拘捕揭发举报者。这种颠倒是非又是惯性作用在作怪。

假如平时各级官吏无作威作福的习惯，有尊重百姓人权的观念，还会发生殴打志愿者的事件么？那一记耳光打得那么顺手，那么不假思索，足见已成为本能的条件反射。这次是在非常时期，打的又是救灾志愿者，所以引起舆论大哗，不得不道歉，还是辩解甚多，不是痛快情愿的。可以想见平时对待其治下的乡民是何态度。“顺手”打了老百姓，会有人问责，会道歉吗？

所有这些都指向“吏治”非整顿不可。当然，懈怠、渎职（姑不论贪污腐化）的只是一部分，即使平时表现不如人意，在这非常时期冲向第一线，尽心尽力、公而忘私的基层干部不在少数。这里讲“整顿”，一是制度层面的，不论如何整顿，方向总是从人治到法治，从对上级负责到对所辖范围的百姓负责，大力革新“政绩”的内容和标准，等等；二是思维和行为习惯，例如重形式、轻实效，官本位、等级观念（有一位建筑专家说得好，房子质量的等级要求不应按行政级别来定），对上虚报成绩，对下封锁信息（更直白地说，就是“欺上瞒下”），等等。这是一种集体痼疾，有时甚至很难责备具体的个人。这些问题众所周知，议论不断，来自朝野的各种改革的建议、方案已很充分，只是举步维艰。治本的机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能渐进，但不能长期踏步。现在机会难得，借强震之力，借民族凝聚力最大之时迈出一大步，应是阻力最小的。治标则包括对个案的处理，对人员的奖惩。越认真，越公正，越透明，越能安抚受伤的心灵，越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多难兴邦”，人所共祷。见到报刊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等各种提法，这是一种浪漫的夸张。这次灾情虽然严重，还是局部的，并非全民都“浴火”。我只希望这次能标志着一个新的拐点，提出以上几步，或许可以作为漫长的“兴邦”道路上的几蹬台阶。

2008年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自五四运动先驱们提出“德、赛”二先生，历史曲折地走来到今天，“民主是个好东西”终于公开见诸权威报刊，最高领导人公开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进而阐明：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不再冠以“资产阶级”，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公开讨论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民主是对专制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其核心一是公民参与，二是权力的监督。人类在文明进步中经过长期摸索，建立起一种机制，保证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公共事务，同时明确各类掌权者的权限，并受到各方监督，杜绝某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有“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这就是民主制度。我们一般想到民主，往往先想到议会和选举，于是又会联想到议会和选举的种种流弊和实施的困难。事实上，如果没有完善的配套机制，单纯的选举并不能真的体现民意，而且确实可以弊病百出，中外“贿选”、“黑金政治”例子举不胜举，不必赘言。实际上，民主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必要组成部分是法治和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指的是公开表达意见，不是私下议论。民众议于野，自古以来就存在，尽管专制君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甚至使出密探举报、鼓励互相揭发等手段，也很难杜绝街谈巷议。但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必须有公开发表、形成“舆论”的途径，那就是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因此，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分不开，而且必须受到法律保护。新闻自由至少有以下几层意义：

首先，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公民参与”必须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上。新闻媒体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传播真相，所谓“知情的公众”（informed public）才是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绝办不到。”消除无知，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发展新闻事业。毋庸赘言，愚民政策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如果公众参与政治，那么他们必须有机会了解与其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国家的主人——相称的信息。

舆论更主要是实行监督的功能。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已经没有争议。监督有两种：政府内部的互相监督和公众的监督，而后者更重要。因为，如果只有政府内部的监督，而不为广大公众所知，也无法参与，那么无论制度设计得多么精致严密，最终流于无效。中国历朝历代不乏“言官”的设置，“谏议大夫”、“御史”、“监察”，等等，也不乏直言敢谏尽责的官员，甚至以身殉，但总是正不压邪，无法挽救朝政的腐败乃至灭亡。即使在现代，如果设想西方国家的国会的争论都是在秘密中进行，公众不得与闻，媒体不得报道，或只许根据权威发布的内容报道，那么，难免形成暗箱交易，议员虽是民选，其作为选民代言人的资格就值得怀疑了。事实是，除了某些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议题外，欧美国家大部分讨论都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每个议员的立场、对议案投票的记录都是透明的，才能使各方权力和利益得到公众的监督。

在民主制度中，新闻自由的基石之一是自由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而对于在位者，运用手中的权力压制批评是一种很难抵挡的诱惑。所以，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独立前后，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也是在与政府干涉的反复斗争中实现的，而且同法律的完善过程相一致。美国独立之后，那些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的开国元勋成为执政者。他们如何对待反对自己的舆论，关系到美国向何处去的选择：是继续进行社会变革，把那些战斗口号付诸实施，还是地位一变，立场就变，转而压制言论自由？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宪法通过以后，紧接着通过的十条修正案，称《权利法案》，至关重要。因为它用明确无误的语言杜绝了任何侵犯信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法律的出台。同时，开国的执政者的决心也非常重要，特别是杰斐逊以坚定的信念维护新闻自由不遗余力。

在台下时倡导言论自由是一回事，对杰斐逊最大的考验是在他当选为总统之后，对待反对政府的舆论是否采取“叶公好龙”的态度。那时的反对言论并非温文尔雅的说理，而是包括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漫骂乃至人身攻击，并且对公众是有影响的。这种攻击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不过总的说来，他还是忍了下来，坚持做到不借助强制，光凭自由讨论来宣传和保护真理，来保持政府行动和观点的纯洁和正直，以此作为对民众判断力的信心的考验。对于那些真正的造谣污蔑如何处理？美国后来通过的有关诽谤罪的法律确立了“只有事实真相才可以用于诽谤诉讼辩护”的原则，而废除了旧的从英国继承来的政府可以以“煽动性诽谤”罪起诉公民的法律。这就是把政府与私人放在了完全平等的地位。从此，新闻界以及任何个人对政府以及上至总统的任何政要的揭露、批判，和对私人一样，是否构成“诽谤”，只看是否属实，与对方身份无关。也就是说，不能因为被批评的是政府官员就构成“煽动”或“危害社会”罪。在这种法律制度下，美国各届领导人经得起“骂”，也是一种基本功。

这种新闻自由对美国的社会改良，最终避免动乱保持稳定，起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和事件上，总是先有强大的舆论，然后有改革的法律、政策、措施。例如20世纪初期美国在急剧工业化过程中两极分化日益尖锐，权钱交易，政治腐化严重，此时美国新闻报刊重拳出击，对各种社会不公、丑恶现象、富商、高官痛揭痛批，出现了著名的“扒粪”文学，与其他社会进步力量共同促成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进步主义”改良运动，对美国一个世纪的长治久安有深远影响，新闻工作者获得了“人民斗士”的美誉。还有我们熟悉的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和民权运动等，平时无处不在的对时政和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批判不断，对社会起到净化作用，更不必赘言。

就在今天，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无时无刻不在舆论的监督批评之中。9·11以后一个短时期内美国人感到空前的危机，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新上任的小布什政府得到了不寻常的支持。大约从2002年下半年起，国内置疑布什政府政策取向的声音逐渐升起，包括反对攻打伊拉克。随着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的局势混乱，付出的生命和财政的代价日益高昂，更重要的是，以反恐为名，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反对的意见日益强烈。翻开《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大报，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批评政府内外政策的深度报道和社论。使美国在全世界蒙羞的虐俘事件，率先曝光的也是美国和英国的媒体，美国国防部长曾要求电视台晚一些发表那些照片，免得美国士兵在伊拉克处境更加不利，却遭到媒体拒绝。这种揭露，尽管一时间使美国政府处境尴尬，但是事实上促使政府采取措施使坏事得到控制，实质上当然对美国有利。

批判者的武器主要还是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而维护现政府政策的反批评者的武器则是“爱国”和“安全”，即指责批判者危害反恐斗争是不爱国行为。对此，批判者的回答是：他们保卫的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如果这一凝聚各族裔美国人的原则精神遭到破坏，美国就将变质，就不再是美国，也就无所谓“安全”。最激烈的言论是：美国不毁于恐怖主义，而将毁于决策集团中“新保守主义”之手。

可以设想，如果美国政府官员有权力压制新闻，对待逆耳之言或封报刊、或追究罪责，甚至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有关人士，他们未必不会这样做。事实上，当政者已经尽其所能缩小和掩盖真相，但是在美国的制度下他们无权封杀舆论，这就是美国的自我纠偏的机制，也是其希望所在。不但如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丹·拉瑟因为独家率先报道美军虐俘丑闻，获得在纽约颁发的64届“皮巴迪广播节目奖”，举报虐俘事件的美军士兵约瑟夫·达比也获得著名的“肯尼迪勇气奖”。报刊高调报道，说明媒体和公民自揭家丑的传统和勇气还是得到承认和鼓励。虐俘事件可能是一个契机，唤起美国的社会良知，促使思想精英重新全面审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和理念。

讲美国，只是举例说明一种普适性的内涵和民主的必要条件。当然，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施民主的形式和途径有所不同。说它不言而喻，因为纵观历史，横观世界，即使方今已经公认的欧美民主国家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形式也都是不同的。这点无人否认，所以根本不必担心全盘照搬某一个外国的制度，即使有人想照搬也搬不了。相反，过分强调“国情”却足以成为阻碍民主进程的借口。现在更需要强调的是民主普适性的内涵。

另外，思想、言论自由更深层次的意义是，有助于造就善于独立思考、心胸坦荡、富于正义感、诚实勇敢的高素质国民。一个众声喧哗的社会当然比“万马齐喑”的社会有活力。一国的国民如果长期思想禁锢，从小就培养察言观色，按一定“口径”发表言论，不敢讲真话，甚至已经不知独立见解为何物，长此以往，民族精神只能不断萎缩，靠虚骄的豪言壮语、煽动性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振兴不起来的。这样的精神状态而求其堪与世界竞争的创新能力，或出现世界级思想和学术“大师”，无乃缘木求鱼乎？

2007年

问题关键在哪里？

——也谈收容制

孙志刚惨案已经过去两年，由此而引发出几位法学家联名上书建议取消收容制，得到采纳，被认为当政者从善如流的一项善举。去年，由于钟南山院士遭抢，又引起如何对待城市无业游民以及收容制是否应该恢复之争。就所看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正反双方的意见，我总感到始终没有触及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滥刑杀人！

姑且不论收容制度的存与废的问题，最关键的事实是：孙志刚是被无端活活打死的。即使是已经判刑的监狱罪犯，生命也应受到保护，如果发生非正常死亡，难道不是监狱管理人员的重大责任事故？就孙志刚而言，他是到广州来培训的大学生，即使城管人员有权查问行人证件，对于无证者可带到特定地方询问，只要让他打一个电话，就可有单位证明，或者有朋友来接领，此事本来很简单，无论如何不能遭此暴行。哪一条收容条款是可以对收容对象施刑，或唆使、纵容他人施以暴力的呢？说穿了，这些人不是在执法（姑不论此“法”是否合理），而是敲诈勒索。在孙志刚之前不知有多少无辜、无告的底层百姓有类似的遭遇，有的生死无人过问，多数交钱免灾或赎命。这与绑架何异？估计孙志刚之所以遭此毒手，大约他有文化，认为可以为自己辩护，不服敲诈。他死后，碰巧有亲友为他奔走呼吁，碰巧有本着新闻良知的媒体冲破阻力予以报道，才引起了注意，成为一个“事件”。以前多少受害者（不一定是丢掉性命）没有这种机遇，也就无处讨回公道。而且，把账算在收容制上，违法滥刑、欺压平民之罪也就无人追究了。所以，我认为单纯反对收容制，没有击中要害。

取消收容制后，听到有一种说法：从此治安没法管了。也就是说，不让我滥施刑罚，我就消极怠工，治安恶化理所当然。依此类推，如果不许刑讯逼供，就无法破案；如果不许虐待犯人，就等于取消监狱；我就亲见过多次工商管理人员对小商贩不容分说，连赶带砸，没收吃饭家什的种种粗暴行径，小贩远远见到大沿帽望风而逃，行人戏称“鬼子进村了”！联想到前些时有城管人员被商贩杀害事件，“管”与“被管”的矛盾尖锐化到如此程度，是该引起警觉了。那么是否以后小商贩乱设摊、妨碍交通、污染环境乃至欺行霸市等，就可以听之任之，一概不管了？也许管理人员也有种种委屈和不得已的苦衷，也不是所有人都以老百姓为敌，他们自己也是底层百姓的一分子，只是暂时手中掌握了小小的权力，又要完成任务。所以从深层次讲，还是对权力运用的观念。归根结底是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所产生的“管理文化”（这是我临时造的词）：管人，就必须粗暴，无法与被管者平等相对；不让粗暴，就只能放弃职责，这是某些部门某些人的逻辑。至于所主管的领域同时也是谋利“创收”来源，这一潜规则也已是公开的秘密。还记得两年前四川有一位新上任的公安厅长锐意改革，要求公安人员都“吃皇粮”（保证全额发工资），不得“创收”，引起大批派出所所长辞职，因为断了财路。毋庸讳言，执法者“创收”，有相当成分的敲诈勒索，因此才需要改革。那位厅长的改革是否成功，他本人命运如何，未见后续报道，不得而知。

本文主要讲执法问题，因为中国的司法、执法比立法的问题更严重。特别是孙志刚事件所涉及的令人发指的滥施酷刑，也是此前与此后许多冤狱的来源，却没有成为注意的焦点。至于对于大批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口应如何对待，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细致的问题。各国历史上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同步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必然带来很多新问题，需要根据不同的国情，因地制宜，妥善解决。原来那种收容所固然弊端极大，但并不是任何收容类的机构都绝对不足取。例如有些欧洲国家曾有慈善性质的养老院、孤儿院，为完全丧失劳动力的残疾人以及暂时找不到工作露宿街头的流浪者而设的临时栖息所，等等。收容之后，区别对待，学龄儿童强制入学，有劳动力的人组织某种劳动，或介绍工作，但有别于监狱式的劳改工场。中国的特点是人口众多，农民有流动的自由是一大进步，但是源源不断流入的新人口超过城市的承受力，必然有相当多的人找不到住处与工作而流落街头，如何对待，需要有关当局和专家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研究解决。不论出台什么法律、法规，基本人权和人格必须得到尊重，执法者的暴行必须严格禁止，宗旨应该是缓解矛盾而不是促使矛盾尖锐化。

我对钟南山院士一向怀有敬意，但是对他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论实在不敢苟同：“以人为本是以好人为本”，这句话有原则性、常识性错误。人就是人，每一个个体都享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极而言之，死刑犯在未执行前如生病，也应得到治疗，这已是公认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以什么标准来确定“好人”、“坏人”，由谁来确定？按照钟院士的说法，街头流浪的外来人口犯罪的可能性最大，是否在他们还没有犯罪前就应以潜在嫌疑犯对待之，采取拘留措施呢？把孙志刚不容分说抓起来的那些人就是依据这种逻辑，或者就是以此为借口的。日常生活中的好人、坏人是一个道德伦理概念，不属于公权力管辖范围。公权力涉及的好人、坏人，只能以法律为唯一的准绳。可以理解，由于遭劫而气愤，一时不择言而说错话，谁都难免。但是此类似是而非的观念在我们这样法治观念薄弱的社会有一定代表性，而且以钟院士的地位公开说出来，其影响自不同于愚夫愚妇，所以有必要加以廓清。

其实院士如果真的关心本市的治安，更应该问的是，为什么自己遭劫十天就能破案，而且还连带破了积案，而在此之前那么多同类案件为什么破不了？显然，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与收容制的存废无关。

2007年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们国家近二十多年来，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有些领域进展迅猛，有些领域相对滞后。当然，走在最前面的是物质层面的经济发展。在这里面，民营企业的发展势不可挡，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增长迅速，而相对说来，其地位的确立却是经历了缓慢曲折的过程，最近几年发生了质的变化。曾几何时，提“私有”尚属“敏感问题”，而现在经过多年的争论，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终于写入宪法。一方面是企业的权利和地位得到保障，用通俗的话说，可以放手赚钱；另一方面，财富分配不均、严重的两极分化为朝野所关注。另外，除了传统的弱势群体的需求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的社会需求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公民”及其与公益事业的关系提上日程，适逢其时，出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CSR）这样的新名词。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几个层次：首先，当然是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同样是赚钱，对社会和民众的利益有大有小，有的行业本身甚至危害社会；其次，合法经营、合法纳税；再次，保障本单位职工的权益，也就是首先对本单位职工负责，至少应满足现有的劳动法规的要求。以上几条我认为是对企业最起码的要求，对民营、国营都适用。反过来说，就是不搞假冒伪劣、不欺骗坑害消费者、不偷税漏税、不行贿受贿、不经营有害行业（如赌博、有害青少年身心的网吧等）、不肆意污染环境、不拖欠工资、不虐待员工、不违反安全生产规则，等等。就我国的现实而言，要做到这些已经不容易，我无法统计，完全尽到这些起码的责任的企业占多大比例。

但是，现在讲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停留在这些最起码的要求上，而主要是指企业在实现自身的经营和利润以外，关注社会需求，为社会公益做出自己的贡献。本来，每一个公民都对社会负有责任，单单把企业突出出来，首先，当然是因为大量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集中在企业手中，他们处于强势，责任与能力应相适应。其次，如何使用财富，对社会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包括社会稳定、普通百姓的生活，乃至社会风气。

试以近百年前的美国为例：当时在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情况下，社会财富总量急剧增加，而且大量财富向少数财团聚集，出现了举国侧目的富豪家族，同时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尖锐化。于是对待财富就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富人一掷千金，穷奢极侈，以炫富为荣，无视底层百姓的呻吟。当时像芝加哥、纽约等先发达城市，豪门盛宴是一种时尚，奇装异服的化妆舞会规模达几百人，一夜消费额相当于一个工人一生的劳动。一时之间，这些富豪也颇为风光，成为记者追捧的对象；另一种富人，以卡耐基、塞奇夫人等为代表，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看到就在同一城市，那些居住在污秽破烂的贫民窟中的劳动者，全家人在条件恶劣的血汗工厂里日夜苦干，难求温饱，意识到这样的社会难以为继，自己既然有幸成功致富，就对改变这种情况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也是一掷千金，不过是用在公益事业上。这种捐赠不是盲目的、零散的，而是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可以取得最佳社会效果的领域，并且以自己经营企业的知识和经验，或聘用具备这类能力的精英来管理公益机构。

对美国说来幸运的是，后一种富豪的行为压倒了浮华之风，引领了百年的社会风气。从卡耐基到比尔·盖茨一脉相承，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公益捐赠文化”。并没有法律规定什么人或什么规模的企业必须作公益捐赠，但是美国成功的企业，或有点名气的企业家如果不做公益捐赠，自己都会感到说不过去，更不用说富豪榜上有名的了。如今，全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价值观，掌握财富的人固然有权过常人望尘莫及的奢华生活，但是为他们赢得尊敬和荣誉的，也是他们自己从中得到真正满足的，绝不是超常的高消费，而是对社会公益的贡献，而且其贡献一般与其财富相适应。

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企业，并非单纯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进行捐献，而是具备在各种社会需求中做出明智的判断的眼光，选择覆盖面广、现实需求与社会长远发展相结合的那些领域进行捐赠。所以，教育和医疗健康领域几乎是各国公益捐赠普遍的重点。其长远意义不言自明。另外，掌握巨大财富的企业和企业家引领社会风气，公益捐赠固然是很重要的途径，还会在企业内部自觉倡导某种伦理观念。例如美国大卫与露西·帕卡德基金会提出一套要求领导阶层与员工共同遵守的守则：

正直（对周围同事和捐赠对象都开诚布公）、尊重一切人、相信个人的创意、讲求效率（善于抓住难得的足以做出突出成绩的机会，以长远的目光来选择支持的领域）、有宏大思考的能力（能够下决心对独一无二的、足以产生长远影响的项目进行大笔捐资）。

硅谷社区基金会提出的“硅谷文化”若干条，其中有：

我们相信将所得返回社区至关重要；

我们像社区的投资者一样思想和行动〔1〕；

我们在做出付出的决定时有极强的独立性；

我们的联系超越硅谷以外……

我们的潜力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还有不少大公司，先从在本单位进行人性化管理做起，善待员工，在企业内部倡导某种伦理和行为准则，同时鼓励员工在其所居住的区域进行志愿活动和公益性捐赠。总之，有了CSR这个概念，就可以创造出许多途径，以财富的力量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

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求生存，缺乏平等竞争的条件。在20世纪前半期发展起来的民营工商业、金融业，尽管力量薄弱、处境艰难，但还是涌现出了一批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企业和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对倡导现代理念，对促进科技、文化、教育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也带有中国特色，与反帝反封建联系起来。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宗旨，发展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外御列强的压迫，内促中国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对赈灾、扶贫，特别是对教育进行捐赠也是自认为义不容辞的经常任务。一旦国家有难，出现不少毁家纾难的感人事例。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在抗战爆发后，国府南迁之际，停止了公司的业务，把全部船只无偿提供国民政府运军队和物资到大后方，在关键时刻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一般说来，这部分被统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及其代表人物（包括书业、报业等文化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也是反对奢侈浮华，主张勤俭创业，推崇知识，鼓励子弟自立自强，不做纨绔子弟。公益理念也可以从企业内部做起。例如笔者少时直接有过接触的天津东亚毛纺厂，其创办人是著名企业家宋棐卿，不但生产了当时最优质的国产毛线，堪与英国的进口毛线一争高下，而且在经济极不景气、民不聊生的40年代末，带头在厂内实行合理的工时工资、职工福利、培训等制度，并建立职工子弟小学，本单位职工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同时也对外招生。由于其师资力量强，教学制度先进，外面的学生也踊跃报名，我的两个妹妹就上过那家小学。

不论是外国的企业家还是过去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家，对社会的责任感都出自主人翁感，认识到自己的事业是与全社会的稳定和兴旺息息相关的。社会如果发生大动荡，或是崩溃，企业自然无法生存。在社会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时，无非是两条路：或者底层百姓揭竿而起，或者掌握主动的阶层自觉进行改革，实行渐变。在极“左”的年代，一切改良的措施，包括公益、慈善事业，都被批判为“麻痹工人斗志”的“欺骗手段”。记得“文革”中，上述东亚毛纺厂善待职工的做法曾专门作为资本家的“伪善”加以批判，称该企业为“文明监狱”。

在这方面经过了历史的反复和断裂，时至今日，在又一轮财富的积累、新的社会矛盾呈尖锐化的形势下，显然我们只能尽可能选择和平改良而避免暴力动乱。处于矛盾一端的先富起来的群体，自然对缓解矛盾，进一步推动社会健康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自己，也为他人。毋庸讳言，在方今中国的国情中，无论是缓解社会矛盾、保障平民的生活福利，还是制定政策法规以促进公益慈善事业，主要责任仍在政府。中国企业与企业家的处境不能与美国相比，其能力和责任自不相同。但是本文主题是企业的责任，政府方面不在讨论范围，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企业家作过分的苛求。

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自觉地提出CSR这一概念，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本着这一理念在做着真正的公益事业，是足以令人欣慰的。此处用“真正的”字样，是区别于一些笔者认为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公益事业，至少其出发的理念与CSR有一定的距离。最常见的误区是把公益捐赠与软性广告混为一谈，捐赠者的目的是为自己的企业和产品打知名度，甚至公开提出交换条件。其条件五花八门，归根结底是有利于推销企业。即使就一时一事而言，客观结果对捐赠对象有利，也不足为训。如果成为一种模式，不但无助于发扬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反足以腐蚀真正的公益事业和公益理念。当前在我国，此类做法之所以流行，并且不以为怪，除了“资产者”方面的问题外，与现行体制、不健全的法规分不开。目前，自愿捐赠的渠道并不畅通。绝大多数有公募资格的公益基金会还是“官办”或脱胎于“官办”的，它们在全国或各地向企业集资，操作公益项目，取得不少成绩，但由于是“官办”，就免不了权力带来的种种弊病。就全社会而言，总是求大于供，有时捐赠方就可能不纯粹出于自愿，而集资方急于完成任务，免不了凭借某种权势和许诺一定的条件。这样，公益捐赠中包含着某种胁迫和利诱的成分，也成为一种权钱交易。也许在目前的过渡时期，这是权宜之计，但是为了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应该在较短的时间内逐步扭转这种方向。我们期待出现的局面是：一方面，企业界的CSR意识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体制和法规进一步完善，方便任何有志者进行自愿、独立的捐赠，这样反过来又促进CSR的普及，可望出现集思广益、百花齐放的公益事业，满足形形色色的社会需求。

有鉴于我国的特定条件，有志于公益捐赠的企业和企业家还不可能像国外那样，随时自己成立独立的各类规模和主题的基金会，同时也还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进行管理和操作。比较方便的办法是，与自己信得过的现存的公益组织合作。“全国企业社会责任网络”（NGOCB-CSRN）的建立刚好可以在供需双方之间建立起桥梁。这种合作既可以满足捐赠者“自愿”、“独立”的原则，还可以对接受方雪中送炭，同时保证专业、规范的操作。在目前我国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我乐观其成，故欣然应约命笔，略抒己见。

2006年

注　释

〔1〕这句话意思是指，无偿的捐赠与有偿的投资要一样积极、认真。

优生还是怪胎？

近年来关于中国改革的道路（或模式）的争论不断，特别是2005年经济学界的一场激烈争论。近来又听说有法律教授大反拟议中的“物权法”，以法律专家的身份，在私有财产问题上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令人眼花缭乱。我对经济、法律都是外行，许多事也不了解内情，不过根据一个过来人的常识，还是忍不住要发些议论。

近世以来，国人对所谓“传统”与“西化”问题已经争论了百年，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论战。在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就有中西文化之争，本人曾为文谈到：“全盘西化”或回到传统都是既不可能又不可取。如果二者的精华结合，就可以产生宁馨儿，但是取精华难，取糟粕易，最怕的是二者糟粕结合产生怪胎（大意）。不幸多年过去了，我们在许多领域看到的恰恰是这种怪胎。

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以新闻、出版为例，当前为人所诟病的是为“吸引眼球”而媚俗，甚至到诲淫诲盗的边缘，让广告商牵着鼻子走；大量生产品位低下的垃圾，浪费纸张，等等。对此，业内有一句流行的自嘲，叫做“逼良为娼”。谁逼的？似乎是改制后的市场化逼的，因为利润率、广告收入、“码洋”等是硬指标。曲高则和寡，自然只能媚俗或哗众取宠。但是深究起来，这一领域全是国有，并未真正放到市场，竞争机制是极不完全的。且不说人事不能自主，就是产品也并不是完全由市场选择的，因为“导向”是有权威机构在监督着的。如果放手让反映大众关心的题材、切中时弊的尖锐而深刻的作品、振聋发聩的呼声和独到之见、能震撼心灵的艺术创作都进入市场，真正的百家争鸣，由公众选择，未必竞争不过那些喧嚣一时的低俗之作。事实已经证明，每出现少量此类优秀作品或节目时，都经受了公众和市场的考验。但是恰恰这一头是受到管制的，那些佳作往往是漏网之鱼，很快就被捉回，而对另一头（垃圾）是放手的。诚然，西方的媒体和出版业也有过度商业化造成的弊病，但是其精华是舆论监督的功能，这是建立在言论出版自由基础上的。而这一点，我们却没有引进，所以，一面取消了经济上的保障，不能使敬业者无后顾之忧；一面又不放松管制，虽然名义上是市场选择，却没有平等竞争的条件，无法造成优胜劣汰，是两种机制最坏的结合。

关于学术界（这里只限于社科人文领域），也是方今诟病甚多的领域。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听到美国学术界有所谓“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便灭亡）之说，觉得很新鲜。对比那时我国大锅饭体制下，作家可以“一本书主义”，享誉一辈子，知名学者大多长年无著作（当然主要不是他们自己之过），感受到美国的竞争机制深入各个领域。如今我国学术界早已是“publish or perish”，而且变本加厉，在反对大锅饭的名义下，到了将精神产品实行计件工资的地步，却没有工厂的质量检验。连在校硕士生、博士生都是“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毕不了业），而且还要在一定“级别”的刊物上，然而粥（杂志）少僧（需要发表者）多，结果就引出种种腐败现象，“学术垃圾”因而大量产生。我不知道这种体制的制定者是否是受西方的启发，抑或是土产。不论如何，在貌似相同的情况下，至少有两点本质性的前提没有引进：一是学术独立于权力，而且必须创新，没有新意的作品一般难以得到发表；二是多年来在各个专业领域内已经形成学术权威和严肃的学术评论，对低质量的乃至假冒伪劣产品有较大的约束力，形成自然淘汰机制。再者，学问的追求到一定的境界，自己欲罢不能，“不用扬鞭自奋蹄”，只需要一定的保障。所以西方有教授终身制，我国早期的硕学大儒做学问也是内在需要，许多传世之作并非出于市场的激励。如果有淘汰，是在“士林”的公论中自然淘汰。如今则传统的或外来的好的一头都没有传承或引进，却把精神领域推向了极端的市场。

在经济领域，我国当前的种种弊病，包括两极分化，与市场化固然有关，但其恶性膨胀却不是市场之过，而是市场不健全、旧体制的权力未退出市场之过。在目前的中国，所谓“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其实在许多情况下是个伪命题，因为低效率正是由不公平产生的，而不公平的根源是国家垄断、行政干预。我国土地、资源、能源的浪费和低效率众所周知，这些都是国家垄断的领域。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危害国家利益、坑害老百姓之事，都与“市场化”、“私有化”无关，而是相反。如果打破垄断推向市场，公平竞争，效率自会提高。这更不是私有财产之过。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企业的代表人物就是政府官员，只需服从指令，按级别领待遇，个人极少有敛财的需要和可能，那种隐性特权下实际存在的巨大差距是无法以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而今国有垄断依旧，这些行业的“老总”们却是官与商一身而二任，一只脚踏进市场，有强烈的利益驱动；另一只脚在体制内，拥有以“国家”为后盾的权力，而国法对他们的约束却十分微弱。这里所产生的种种弊病已经超越通常的行贿受贿、权钱勾结的腐化，而是权与钱集于一身，又是最坏的结合。我不了解种种MBO内情，用老百姓的常识来看，所有的“改制”失败的问题就在于“官”的权力太大，没有公平可言。若再退回到这样的“国有”，不知其可也。

至于政府部门本身的“市场化”就更加荒谬。政府各部门各显神通，依据自己的职务权力行霸权、搞创收、谋福利，其结果造成的政府部门之间贫富不均，恐怕是我国的独特创造，既非市场经济，又非计划经济，无关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旧官僚体制的借尸还魂，借“公有”之名、之权，谋最大私利，却不担私有企业的风险。

人往往是善忘的，遇到当前的问题，容易怀念“往昔美好的时光”，而忘记了当初逼到非改不可的情势。现在许多人以农民和进城的民工的处境为词，说明今不如昔，似乎在改革前的年代农民是获利者。这是无视起码的历史事实，忘记了“大跃进”时饿殍遍野——主要是农民；城里人虽挨饿而饿死的不多，而且供应是按“级别”的。也忘记了仅仅二十多年前，带头实行包产到户的小岗村农民需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像秘密起义那样按手印发誓言。他们有起码的生存权吗？如果按以前的方式能生活下去，何必冒死求变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绝不是否认现在出现的新问题之严重，触目惊心。我只想说，当前我国的许多问题都非改革之过，主要也非市场之过，而是新旧、中西、左右最坏的结合所产生的畸形儿。借用安德鲁·卡耐基《财富的福音》中的话：“所谓‘往昔的美好时光’其实并非美好时光……如果回落到过去的状况，主人和仆人（可读作富人和穷人）都要遭殃。”

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扬弃旧体制的糟粕，达到优化的结合，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2006年

“小骂大帮忙”新解

近一个时期读到多篇关于《大公报》的文章，得益匪浅，对《大公报》的宗旨：“不党、不私、不盲、不卖”尤为心仪。想起本人在对新闻事业完全无知的情况下，最早听到关于《大公报》的说法是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这当然完全是贬义，而且随着政治运动的升级，简直就是罪名。改革开放以后，为《大公报》辩诬、正名，自然要摘掉“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近年来本人在研究美国社会的自我调节、自我改正的机制中新闻媒体的作用时，忽然有一个新的体会：实际上所有的舆论监督对现政权而言，所起的客观作用都是“小骂大帮忙”！

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滥用和腐化的因子，只要有财富的集中，就会产生不平等和不同形式的权钱交易。如果听其发展，必至社会黑暗无可救药，矛盾尖锐化到无法妥协，直到被压迫者忍无可忍，揭竿而起，以暴力推翻现政权而后已。这已为古今中外历史所证实。纵观美国立国以来的历史，舆论界的“骂声”不断，有“小骂”，也不乏“大骂”，尖酸刻薄、无情揭丑，矛头都是针对权势和财富，特别是现政府和现行政策。而美国的政治和社会也在这骂声中不断进步、改良，社会得以维持稳定，国家赖以富强。究其根源，端赖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群众和平请愿的自由，只要不诉诸暴力，就不能镇压。另外，还有一套机制，包括选举和三权分立，使得执政者不能无顾忌地采取“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态度，不得人心就下台。这样，对个人而言，当然没有“终身”掌权的保证，而对国体、政体则保证了长治久安。不仅美国如此，西欧经过革命、战乱，至少在二战以后也是在骂声中保持稳定，基本可以杜绝群众揭竿而起的暴力革命。

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及其极端保守主义的僚属以国家安全为名，出现了侵犯美国人所珍视的基本权利之事，美国人被恐怖主义一闷棍打得晕头转向，暂时予以容忍。但是伊拉克战争后，似乎美国舆论已缓过气来，骂声又起，从各个方面揭露和批判现政府的书刊、文章达到空前的程度。包括令美国政府在全世界处境尴尬的虐俘事件也首先是英国和美国的记者揭露的，而且穷追不舍。我们常见西方世界“丑闻”不断。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丑事”是免不了的，丑事越能“闻”于世，这个社会就越健康。如果丑事都捂起来，不见天日，任其发酵，则社会总有一天溃烂不治。美国的“骂声”是其希望所在，不过是否达到“大帮忙”的效果，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再者，西方媒体的职责，最主要是提供信息，披露事实真相，实施公众的知情权，并没有责任帮谁的忙，“帮忙”只是其客观结果。

回到《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之所以为贬词，是站在共产党决心以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立场。那时国共两党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容不得中立、独立、改良。固然在“统一战线”中也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但是以“站在革命一边”为前提，国民党既然已是“反革命”，就不容许在二者之间保持独立和中立。对国民党的批评也不可以有违背“革命”需要的“口径”。任何改良的主张是被认为麻痹人们斗志的。

事实上，对任何执政者而言，一切批评的意见只要不是号召群众以暴力推翻现政权，都属于“小骂”，都在促进改良。假如执政者不论是出于本身的明智，幡然悔悟，或是迫于压力不得已而改正错误，这种“骂”在客观上就起了“帮忙”的作用。假设当年蒋介石不是只在表面上对《大公报》的负责人礼遇优渥，而是认真听取其批评；假设当时执政者能广开言路，对各种独立的报刊不采取从开天窗到封报馆，乃至暗杀、打砸的手段，而是容忍各种“骂”，甚至择善而从，那么其命运可能是另一样。当然历史不容假设。这里只是说，媒体的天职就是通过“骂”，揭露时弊。是否达到“帮忙”的效果，则在于当政者的态度。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革命”与“改良”的讨论。如果能通过改良缓解社会矛盾，调节各方利益，避免大动荡、大破坏，当然有利于社会繁荣。但是这一选择取决于当政者，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揭竿而起”，都是专制政权逼出来的。中国的不幸是，历代体制中都容不下“小骂”，当政者也就得不到“大帮忙”。

2004年

什么人“经骂”，什么人“不经骂”

偶见上海《文汇报》载“经骂与不经骂”一文，谈及两个被骂的例子：一是我国某部长秘书经常被粗暴辱骂，承受力特别强；另一个是一名德国士官挨了施罗德总理外交顾问酒后之骂，认为无理，立即上告到申诉部门，结果迫使这名顾问辞职。文章分析中国人“经骂”和洋人“不经骂”，联系到维权意识、人格尊严和政治文明，颇为精辟。这使我联想起经常感受到与此相对应的另一面：西方有一种人特别经骂，那就是政要，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翻开西方报纸，对正在台上的政要批评、讽刺、揭露不断。有政策层面的，也有个人言论、作风、道德，乃至私生活方面的。较近的，尽人皆知的是克林顿总统的绯闻闹得全世界沸沸扬扬，以常人来看，他真是处境尴尬，忍人之所不能忍，以至于进入了中国的春节相声：“孙不孙，看看人家克林顿。”有一个情节可能国人较少注意到：在他先抵赖后承认并道歉之后，有一次白宫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问他：你认为你这一事件对美国青少年会有什么影响？这是当面令他难堪的问题。他答复说（大意）：使他们知道，人不能说谎，就是总统也不行。这可以算自嘲，也不失为坦荡。

对在位的最高领导揭短、挖苦，哪壶不开提哪壶，是西方媒体的强项，此类事不胜枚举，其中有的颇见才气。随便举几个给我印象较深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声名赫赫，国际瞩目，对振兴英国经济也颇有建树。当时美国是里根执政。碰巧两人在政治理念、政策思想上都属于一派，同时在国际上也互有需要，那个时期英美关系特别融洽。英国国内当然总有反对派，对首相过于亲美有不少批评。报纸杂志经常出现对这位女首相颇为不敬的漫画。有一本杂志的封面用了一幅著名的《乱世佳人》电影广告，即男主角白瑞德将女主角郝思嘉横抱在手上（好像是婚礼后的场景），画面下方有一行字：“她发誓要追随他到天尽头”，也是原来电影广告上有的。不过这幅影像被施加了换头术，那男女主角的头各自变成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而且拼得天衣无缝，真令人拍案叫绝！我在忍俊不禁之余，不免要想撒切尔夫人看了会作何反应？恐怕也只能一笑置之。就是勃然大怒，又能如何呢？

至于里根，在位之时更没有少挨骂。政策方面的姑且不论——他的保守派经济政策被冠以“逆向罗宾汉”之名，即反侠盗劫富济贫之道而行之，实行劫贫济富（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加在小布什的税收政策头上）。笔者还曾见到一本连环漫画册，以一个个假想的小故事，专门讽刺里根的不学无术。另外，此公因是演员出身，不太严谨，经常失言，偏离政策口径。特别是在外交敏感问题上，不止一次需要白宫发言人或国务院官员出来澄清，说这话不是总统原意，我们政策没有变云云。有时干脆否认，说媒体误解了，错引了。这些常常引起一片舆论哗然。记得有一次电视直播总统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当面提到前一天他说错的话，请总统解释（具体问题恕我记不得了）。里根予以否认，说美国一贯政策是如何如何，本人未有他议。当时电视屏幕上立即出现前次里根发言的回放，人与声音清晰无误，证据确凿，不容抵赖。不过电视是面对观众的，有没有当着总统面放，不得而知。不论如何，这样毫不留情地当场向公众揭底，要能吞得下去，还真需要一点雅量。很多人大约记得，里根上台不久曾经遇刺，虽然大难不死，却也伤得不轻。刺客被抓获，但是最后医生证明此人精神不正常，是由于痴迷某女明星，追星不成而试图做一件引起轰动效应的事。最后当地法院竟以没有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为由判其无罪，送进了精神病院。据说里根对此判决极为不满，私下破口大骂，但只能私下骂，不能以总统身份公开骂，更不能干预司法（最近消息此人已经病情好转，可以在没有陪护下出院探亲）。被刺尚且如此，挨骂就更不在话下了。

基辛格无论在朝在野，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同时也没少挨骂。其中最集中、最厉害的是8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书，题为《权力的代价》，历数他为了取得权势地位所采取的各种不光彩的行为和手段，包括卖友求荣、脚踏两只船、连他的国务卿之职都是乘尼克松之危以要挟手段取得的，还有貌似辉煌成就的外交举措其实包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失误等，不一而足。此书作者西摩·赫什是新闻界“大腕”，得过多次普利策奖以及其他新闻大奖。自称为写此书采访了一千名知道内情的政要和学者（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拒绝采访），书中材料言之凿凿，出版时基辛格的权势如日中天，自然列入畅销排行榜。据说基辛格十分恼火，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冷处理，没有以诽谤罪起诉作者。此举果然明智，现在他老人家依然风头甚健，而这本书已经很少人知道了。笔者当时正巧买了一本，故而还记得。

最幸运的是小布什。他本来当选就岌岌可危，靠法院裁定某次数票有效，因此有“数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总统”之讥。按常规，他即位后最容易受攻击，加以美国经济又处于低谷，他的对策明显地劫贫济富，都是挨骂的由头。但是9·11一劫，使美国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非常时期大家同仇敌忾，团结在总统周围，此时如有人，包括政敌在内，再对总统说三道四，简直就是叛国，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当年11月美国开始攻打阿富汗时正巧笔者在美访问，电视上竟然出现吹捧总统的专题节目，由几位嘉宾评论小布什在应付这一特殊劫难中的表现，主持人与嘉宾交口称赞，说是本来以为他不过尔尔，在这一非常形势下才考验出他的领导才能和魄力云，甚至出现了“伟大领袖”的提法。尽管这一频道是代表右派的，但这样赤裸裸地为在位总统唱赞歌而没遭到其他倾向的媒体非议，在美国还是少有的。不过看来“好景”不常，在打伊拉克时就没有那么舆论一律了。现在战争结束，伊拉克善后工作不顺利，国内又开始为下届大选做准备，美国国内对布什及其亲信又骂声四起。最近新出一本畅销书公然称他们为“撒谎者”，并把小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的头像放在封面上。看来小布什也难逃“经骂”的考验。

西方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议员在当选过程中必须经过被揭个底朝天的炼狱，都有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所以“经骂”是基本功。而在百姓这边，不平则鸣，“骂”是基本权利。这里“骂”，是指公开的、堂而皇之通过媒体和公开出版物的言论，甚至当面责问，而不仅是街谈巷议、茶余饭后闲谈，或保证不会打小报告的亲朋至交之间的密谈，也不是网上匿名的攻击。对媒体而言，报忧不报喜是常规，是基本职责。这里面的逻辑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在位者尽职尽力不出差错应是本分；做错了事才值得大书特书，严加批评。1989年笔者在英国，偶然打开电视，见到某杂志纪念创刊二百周年，屏幕上排队出现二百年来历届首相的图像，直到当时在任的撒切尔夫人，每一个头像都是笑眯眯出现，然后眉头越锁越紧淡出。旁白的大意是，这份杂志存在的二百年中曾令每一届首相头痛，这是它最大的光荣。

政要挨骂中当然少不了来自政敌的兴风作浪，但政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监督机制，使在位者有所顾忌。当然“骂”的内容很重要，只要不是致命的，挨骂多的不一定不受多数拥戴，只不过拥戴者没有歌功颂德的习惯。因此一般领导人，尽可以表现自信和大度。但是到一定程度，就真的要被骂倒了。例如美国约翰逊总统因越战遭声势浩大的反对，被迫“主动”放弃竞选连任；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使出浑身解数求自保，终于敌不过两名记者锲而不舍地调查揭露，只得辞职以免遭弹劾。不过不论是否被“骂倒”，一名总统或一名高官被轰下台，绝对动摇不了政权的根基，不会影响社会安定。其实，有人“经骂”，有人“不经骂”，正好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毋宁说，西方民主社会正是建立在公众有权“骂”，在朝者“经骂”的基础上的。“经骂”是义务，无关个人修养，即使“龙颜”大怒，或恨得牙根痒痒，也无能为力。一旦这一契约遭到破坏，那才会动摇根基。

2004年

“非典”与“五四”精神

今年春天对国人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春天。一样的风和日丽，一样的百花盛开，人们却没有闲情逸致作游春的赏心乐事，大家笼罩在突然袭来的被起名为SARS病毒的恐惧之中。5月在中国近代史上本是多事之月，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四周年。在这“非常时期”当然不会有往年的各种研讨会，人们的注意力也不在此。不过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的“Dialogue”（对话）栏目还是就此题目对我进行专访，主要谈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主持人杨锐先生提的诸多问题之一是，我国政府处理SARS的经验教训与“五四”精神有何关联。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的确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在电台节目有限的时间内难以畅所欲言，于是事后进一步把思路整理成文，希望与更多的中文读者探讨。我觉得，正是在这“非常时期”，“五四”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试看这次SARS的突然袭击，以至泛滥成灾，而后得到遏制，我国有关当局如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一开始到转变过程与“五四”的两大主题——科学与民主——处处有密切的关联：

首先是科学。当然医学是科学，不过这里科学的含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指科学知识或技术水平。科学精神就是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追求真理。把“真实”放在一切其他的考虑之上，例如政治影响、“国家形象”、领导“面子”、部门利益、经济收入、个人仕途等。在我国，“真实”常常要服从于上述种种考虑，特别是所谓“政治影响”。这是长期以来的政治生活培养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从基层到高层各级官员都习以为常，几乎成为本能。一发生天灾人祸，首先考虑对外“口径”如何掌握，而不是穷追真相。已经下台的卫生部长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所表现的基本态度很典型。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医生，似乎很懂科学，但给人的感觉却像是外交部发言人，其基本任务是按口径把记者的问题挡回去，凡刨根问底者皆以故意刁难加以顶回，似乎主要对手不是那凶险的病毒，而是想了解真相的外国记者。我提到这次记者招待会绝不是落井下石，因为此人已下台。相反，我绝不认为是个人的责任。现在追究究竟是下级对上级掩盖真相，还是上级给下级规定公布口径，或是真相停留在哪一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长期的“泛政治化”思维腐蚀了科学精神。最近几次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态度有所转变，因而可信程度增加，但是积重难返，仍免不了政治宣传的痕迹。实质内容之前总要加一些套话，至少浪费许多时间。什么时候我们的各级官员能完全以科学的态度单刀直入地回答问题呢？

关于民主，基本要素之一就是“知情的公众”（informed public）。愚民政策显然与民主不相容。特别是在一个需要每一个公民自觉地与政府合作的疫病危机中，把公众蒙在鼓里，如何行得通？这一态度既不科学也不民主，已经造成了惨痛的后果，而且事与愿违，国家形象、政治影响、政府的可信度恰好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在政府终于开始说真话之后，群众却自动把疫情夸大几倍，造成谣言满天飞。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对于坏事总是宁肯信小道而不愿信政府公开发表的消息。这是一种“狼来了”的心理状态，追根溯源，怪不得老百姓。唯一的治疗之道，只有坚持不懈地说真话，假以时日，必见成效。

照理说，医生应该是最讲科学的。医生的首要职责是对病人负责，在流行病面前的首要职责是控制其蔓延。这既是医生的责任，也是权利。但是我们的医生被剥夺了科学对待疾病的权利，他们被要求遵守“宣传纪律”，似乎他们首先是对上级行政领导负责。科学和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服从于这一“纪律”。第一个冲破这荒唐的“纪律”讲真话的医生蒋彦永，如今在民众心目中成为英雄，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他的勇气的确值得钦佩；但是人们不禁要想，怎么就他一个人呢？如果是在一个把科学和人道放在第一位的氛围中，医生说出疫情需要冒这样的风险，以至于只有有非凡勇气的人才做得到吗？但愿今后出现类似的情况会有更多的医生无视这种“纪律”，大声疾呼。当然医生们一定有苦难言。那位蒋医生德高望重，且已经退休；而那些正在岗位上的医生若犯一次这种“政治错误”就可能影响前途，治好多少病人也弥补不了。这一次，领导已明确要求如实报告，说真话了，说是隐瞒不报才会受处罚。以后呢？怎样才能鼓励凭良心说真话，造成风气呢？

在疫情蔓延的过程中，群众中出现了许多非理性的、反科学的乃至非常自私的举动，例如有病不肯就医、明知自己染上此病仍逃避隔离，传染家人以及大面积传染他人在所不惜：或者走到另一个极端，草木皆兵，无事惊扰，还有种种不讲卫生的陋习难改，等等。于是人们慨叹，中国老百姓素质太低！但是几十年来对老百姓“宣传教育”从未中断过，各级党政部门的“宣传部”是必不可少的。为何“素质”总是提不高呢？主要还在于宣传教育的内容。须知我国老百姓几乎没有受过基本的公民教育：明确知道自己有什么基本权利，通过什么合法的途径予以维护；自己对社会对他人有什么义务，如何尊重他人的权利，包括在随地吐痰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习惯的是每一个时期配合政治形势的口号和高调，与身边事无关。遇有天灾人祸，除了指望上面的大恩大德，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不知道，对于外出打工的广大民工，对于穷困地区的农民，对他们大讲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荣传统和伟大的民族凝聚力，对提高素质，哪怕是培养最起码的卫生习惯有多大成效。

中国被认为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反对政治“多元化”；但是在这次危机中所暴露的却是政出多门，比自称“多元化”的国家还多元，该集中的无法集中，连信息都不能汇总。在许多事情上似乎最容易集中的就是“宣传口径”；中国自称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市场经济还步履蹒跚，远未完善；但是在任何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是政府负责的事，例如公共卫生，却推向了市场，无利可图就不办，“医院大门向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这次危机所暴露的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之低，医疗系统之脆弱，令人惊骇。我们年年为GDP的增长率唱赞歌，眼见一座座摩天大厦拔地而起，怎么就不能拔一毛而利苍生呢？几年来，各方人士为教育投入不足一直在大声疾呼，尽管收效甚微，至少还引起一些关注；但是对于医疗卫生的状况所引起的注意是远远不够的。医疗和教育恰恰是不该归市场管的事，特别是公共卫生的保障当然是政府的责任，然后是社会公益捐助。这一次，我国政府为防治“非典”已经大力拨款，社会也有大批捐助。但是长期的卫生事业不能只靠一次性的突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观念和机制。

最后，与历史上历次瘟疫不同，这一次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这既造成了疫情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又提供了全球通力合作围剿病毒的空前有利条件。对于我国说来，应该庆幸处于与国际接轨的时代，也庆幸现领导有足够的明智，终于不把国际的关注、批评与压力当作“干涉内政”，不把“与国际全面积极合作”作为一种外交姿态，而是作为与我国人民生死攸关的任务。应该承认，就是在隔离传染病这一问题上，西方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在瘟疫流行时采取强制隔离手段古已有之。必要时医疗机构可以有警察的权力。与检疫有关的“隔离”一词在西方语言中为“quarantine”，这个词原为意大利文“quaranta”，即四十。其起源是1374年有一条船在威尼斯港靠岸，船上发生瘟疫，全体人员被禁止上岸，在船上隔离四十天，期间有的病死，有的恢复。从此这个词连同这一做法就流传下来。直到19世纪，对待传染病一直是以隔离为主，几乎不考虑救治。美国现行的隔离法是1873年通过的，最近布什政府只需在该法的适用范围加上SARS就可以了。纽约是历史上外来移民首先上岸的港口，对检疫隔离也特别严格。1892年霍乱流行时，当时的纽约卫生专员告诉国会，如果“我们”认为必要，就可以征用市政大楼作传染病医院。曾有一个时期纽约港口有三个小岛是专门用来隔离传染病人的。后来医疗水平提高，特别是抗生素发明之后，传染病的可怕程度降低，对待传染病人的态度从单纯隔离发展到努力救治。例如，结核病有了空气新鲜的疗养院，并辅以药物治疗，有了复原的希望。不过至今结核病人仍属于隔离的范畴，一般都是自觉的。但是，直到1990年纽约爆发新一轮肺结核，有些抗药性强的病人拒绝治疗，还曾被强制隔离到罗斯福岛。至今在原则上、法律上，医疗机构对传染病人还拥有自14世纪以来的强制隔离权。但是实际上由于公众的知识和自觉性提高，多数情况下都是用说服的手段。另外，根据经验，隔离也要掌握一定的度和方式方法，如果引起恐怖，就会造成病人对病情隐瞒不报，反而对社会造成更大威胁。当然，更重要的是，病人在隔离以后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和积极的治疗，这是现代与古代大不相同的。

以上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笔者2001年9·11之后刚好在美国，当时有一度“炭疽病”引起恐慌。其实自始至终一共发生了十几例，死亡五人。但是当时全国的防疫和宣传系统都调动起来。笔者所在的研究单位位于远离是非之地的俄亥俄州，也传达到每一个人：要大家注意不明来历的信不要随便拆，并指定专人接受可疑信件，负责转交有关部门。当时华盛顿有一位国会议员收到炭疽信件，国会立刻休会，整个大楼清空消毒。此事却引起新泽西州一个小镇邮局的职工游行抗议，因为他们的小邮局也发现过炭疽信件，却未及时采取措施，难道普通职工的命不如国会议员珍贵？接着当地政府立即封了那个邮局，并采取必要防疫措施。我当时深感美国公共卫生发达，美国人维权意识强之余，还觉得他们似乎有点神经过敏。现在方知是自己思想落后，如果我国有关方面在开始意识到“非典”是一种新的传染病时就这样“小题大做”，其结果会是与现在大不相同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亡羊补牢，也不是一蹴可及。但愿这次危机真能引起决策者举一反三的深思，从根本上在中土大地促进科学和民主，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深层次改革，则祸兮福之所倚，百姓幸甚，民族幸甚！

2003年

痛定思痛话“非典”：再反思

不寻常的春天，一场不寻常的瘟疫过去了，城市恢复了常态，带着原有的活力、熙攘、嘈杂和陋习，不久前的灾难似乎已经了无痕迹。原来在情况最严重时，人们在欢迎一种新的作风出现之余，曾经殷切期待这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变化的开端，是“坏事变好事”。现在却有理由令人担忧。

当时最重要的扭转被动局面、举世瞩目的变化就是从信息不公开到公开。人们所期待的也正是这意味着一种真正的觉悟，是通向进一步改革的突破，而不是被动的权宜之计。但是现实情况似乎不能乐观，因为始终没有见到正面的、痛快的说法。最重要的标志，首先是对最早促使真相公开化的那位医生的态度。事实上，对这一行为的功过是非，官方和民间的态度反差极大，是对鼓励还是忌讳说真话的试金石，也是有没有决心改弦易辙、承认公民知情权的试金石。也许有些人仍认为此风不可长，甚至在某些习惯于把“国家机密”无限扩大化的人的眼里是“违纪”。那么，4月下旬以后的疫情公开，只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特殊措施。

其次，中国老百姓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关官员因此事而被免职，但是至今却没有任何官方的说法正面予以承认。本来，某一个领域出了大问题，有关负责人引咎辞职是全世界的惯例，这正是吴敬琏先生所呼吁的“可问责的政府”。我国很少有这种做法。官员被贬黜常常是政治原因而不是因为失职，也就是主要是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这次有人被免职，是大好事，是向“可问责”方向推进一步，适足以提高政府的威信，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要遮遮掩掩？这样做的结果，一是令民众对他的后任会纠正哪些错误，是否新瓶装旧酒不放心；二是引起种种谣言和猜测，这对当政者有什么好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是否对于官员任免还是要坚持“内外有别”，百姓不得过问，因此这一次的原因尽管尽人皆知，也不能由官方开先例捅破这层纸？

不能公开承认原负责人失职，或许与不承认前期曾有人有意隐瞒疫情有关。我注意到，在所有的公开讲话和答记者问中，从来都否认这一点，只承认是由于没有经验，最多提到卫生情报系统有缺陷。最巧妙的一次回答是新任代理市长说，至少从我上任以来没有隐瞒过，这样避免了公开说假话。其实，前期的故意隐瞒，以及为了掩盖真相而采取的种种荒唐措施早已众所周知。时至今日，何必掩耳盗铃？有关负责人固然难逃其责，但这是现行体制中培养出来的习惯思维，不是换人就可以解决的。此类思维方式积重难返，一般情况下很难改变。原指望这样一次严重的危机也许能引起震动，激发出一种新的、科学的、正视现实的思维方式。第一步当然是要明确旧的是错的。但是如果对于曾经隐瞒这一事实本身都加以隐瞒，对于率先打破这种隐瞒的人不能公开肯定，如何能够除旧布新，如何取信于民呢？

从4月下旬以来，在最高领导层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之后，的确全力以赴，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病情，扭转了局势，在国际上也洗刷了形象。于是有人说，还是这样的体制好，可以雷厉风行，调动全国力量为中央决策者所用。哪个国家能在七天内建成一座设备齐全的特殊传染病医院？诚然，这个体制能在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过去也曾在物质匮乏，几乎全民枵腹之时把两弹一星送上天。但是，非常手段是不得已的，人民的正常福祉靠的是能够长治久安之计。这一次后期采取的非常手段有些是本来早该采取的正常手段，有些是不得已的救火行为。如果原来有一个健全的“可问责”的政府，一贯尊重公民知情权，实行信息公开；如果体制本身使各级官员经常需要“讨好”的是所辖范围的公众而不是顶头上司；如果流行于各级政府中的注意力不是在“形象”而是在百姓的真正疾苦；如果普通百姓具备与现代国民相称的公民意识和维权途径，那么当灾难袭来时，应对的机制会及时有效得多，至少不必发展到这样“非常”的程度，再采取非常措施。那个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官越是每句话不离“党中央、国务院”如何重视，就越令人不放心。因为，许多具体的、常识性的事本来是每一个有关人员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的职责范围，如果事事都要诉诸最高领导，再英明的领导也没有三头六臂，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的其他人岂非都是尸位素餐？何况，这种非常手段即使在现体制下也是行之不远的。在首都郊区的小汤山可以强制划地建成一座医院，而与此同时，在外地，基层政府拨用隔离疑似病人的建筑，遭当地群众抗拒而被迫作罢之事却屡有所闻，尽管政府的措施是必要的、合理的，对群众的安全丝毫没有威胁。此时责怪老百姓愚昧、非理性已没有意义。本来认为有效的、最能集中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公信力和公权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归根结底，群众的理解和自觉配合对推行各种措施还是最根本的保证，但这种基于信任的配合又不是靠临时抱佛脚能催生出来的。

我国的宣传一向报喜不报忧，缺乏忧患意识。从来灾难过后不去追究造成灾难的原因，以为前车之鉴，而是大肆宣传领导事后如何重视、关怀，为“战胜”灾难唱颂歌。现在充满荧屏的回顾“非典”的宣传节目都是讴歌医护人员，有时到煽情的地步。当然在疫病流行时医护人员总是主角，他们的贡献和牺牲都最大，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敬业精神应该大力发扬。但是这不能代替对这场灾难的全部反思，更不能以此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应该花大力气做的是对每一个环节进行详细回顾，穷追不舍，查清问题出在哪里，什么是在当时条件下可以避免的，什么是不可抗拒的“天灾”。对于以身殉职的医护人员来说，这也是最好的纪念。实际上，我国政府后期抗SARS取得成功还是由于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其中包括把对人的生命的考虑放在其他传统的考虑之上、主动与国际合作、信息公开化，等等。人们有理由期望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更期望能举一反三，运用于其他严重性不亚于SARS的疫病——例如艾滋病，姑不论推广至其他领域。但是人们也有理由像担心疫情“反弹”一样，担心旧的一套的“反弹”。尽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经常被引用的成语，中国人对于惨痛的经历却是相当善忘的，更确切地说，是容易被导向忘却的。

2003年

为实现“为民喉舌”的神圣职责而努力

——作为受众对我国新闻媒体的企盼

中国的传统中没有“大众传媒”，新闻成为一个行业是舶来品，是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从西方引进的先进事物之一。这的确是先进事物，因为几千年来，中国统治者实行的是愚民政策，老百姓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知情权”。有人把古代的《邸报》作为中国早期的报纸，这完全是两回事。因为《邸报》只是单向向百姓颁布朝廷的敕令，并不反映民情，更谈不到舆论监督朝政。

一　民众知情是民主的基础

杰斐逊名言：“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绝办不到。”这主要是指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适用于新闻事业，所谓“知情的公众”（informed public）才是使行民主权的前提。

杰斐逊另一句名言：“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新闻业的出现源于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所以西方早期的办报人多为印刷商。造纸和印刷术都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对世界的贡献，但是新闻报纸的发展，中国却大大落后。显然，印刷术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足条件，更重要的是印什么，给谁看。以公众阅读为对象的新闻报刊与公众参与的需要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早期的改良家也从开启民智做起。严复是主张最力的。“民智之不开，何以共和为？”是他的名言。王韬对引进新闻事业起了开创作用，像康、梁等都办报纸。所以报纸第一个作用是开启民智。让老百姓了解情况才能参与和监督。

中外历史证明，新闻业的发达对普及（广义的）教育、开启民智起着重要的作用。报界的力量并不在于以意见劝服他人，而在于传播信息以及唤起人们对问题的关注。美国早期拓荒者经常处于远离文明的边远地区，他们每到一处首先建立的一是教堂、二是学校、三是邮局。报纸就是通过邮局送到每一个拓荒者手中的，而且价格低廉，使穷人都读得起。印刷品的邮费低于信件，这一制度的创始者是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主要就是在当时居民极为分散的条件下，便于互通信息，这是美国立国初期建立全国凝聚力的有效手段。

二　充分的言论自由是舆论监督的保障

笔者曾在不止一处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舆论真正能起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是公开的，受到宪法保障的，适用于每一个公民，任何人不得压制。可以说，在这一前提下的舆论监督对充满了血污的资本主义社会起净化剂作用，使之不至于滑向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或腐烂下去。不过这种不受压制的监督权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也不是自然而然得到的，而是经过长期斗争获得的。美国的媒体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其传统也还是来自欧洲（关于欧美争取新闻自由的历史详见作者“实现舆论监督的奋斗史——《美国新闻史》读后”一文）。

总之，对统治者，媒体的天职是报忧不报喜，是批评而不是歌颂。任何一个社会，腐败现象总是免不了的，权力、财富都足以导致腐败。我们常有印象，西方国家“丑闻”不断，其实有“闻”就有希望，因为“丑事”是免不了的，掩盖起来不等于不存在。怕的是没有丑“闻”。我想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个公式：

社会自我调节程度＝丑闻×时间系数÷丑事

也就是社会黑暗面被揭露出来的比例越高，就越有助于解决和杜绝，社会就越有希望。当然时间系数很重要。前提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揭露。等到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再曝光就是另一回事，只能起历史借鉴作用了。这就是舆论监督作用，所以称之为社会净化剂。

三　西方媒体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

远的不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有很大进步。主要表现在观念的更新，有了舆论监督的概念，也初步出现了这种报刊版面和电视栏目；信息量大大增加；真话率有所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也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这绝不是贬低老新闻工作者，而是形势不同，过去没有“抢新闻”的观念，抢了也没用，只能按一个来源、一种说法发新闻。例如“焦点访谈”这样的栏目过去是不能想象的。还有一些专为弱势群体讲话的报纸和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明察暗访，担着个人的种种风险，很令人感动。当然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还顽强地存在，众所周知。

如一开始所说，现代新闻事业原来就引自西方，凡“拿来”的，必有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欧美媒体的独立和言论自由是其精华，但我们要引进困难重重。西方媒体有时也屈从于权势和财富，受到过度商业化的侵蚀。对我们说来，权势问题姑存不论，这不是舶来品，而过度商业化却有青出于蓝之势。广告成为左右媒体取向的重要力量，特别是电视，“收视率”的考虑已经本末倒置，观众成为广告的附属，广告又培养低俗趣味的观众，形成恶性循环。现在有两个极端，一是一有权力介入，强调“教育意义”就大多是令人生厌的节目，同以前的教条主义一脉相承，“收视率”必然降低；另一头是高度商业化，只问收视率，也就是广告率，迎合低俗品味的节目。由于广告占据各种节目的比例越来越高，连天气预报都不能幸免，有喧宾夺主的趋势，对亿万人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我国国情与西方不同，因为教育不普及，又长期闭塞，开启民智的任务较重；而连农村不上学的儿童也能看到电视，所以视觉媒体的责任更为重大。我们有一个严重的任务是反封建。向什么方向引导，建立什么样的观念，我感到有些电视文艺节目在这方面问题很大，如有意无意宣扬封建思想。对那些辫子戏、宫廷戏的批评意见已经很多，就是现代题材，甚至自以为是宣扬主旋律的，也是事实上贯穿封建、落后、专制的观念。例如一切寄希望于第一把手的“清官”，例如妇女的角色和地位，例如最近“热播”，被作为革命题材大肆炒作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实际上宣扬大男子主义和封建家长制。当然媒体的自我吹嘘并不能全面反映观众的意见。本来报纸、电视是天下之公器，不应用来炒作自己。

另外一个我国媒体特有的处境是不公平竞争。如果说媒体逐步推向市场不吃皇粮是方向，那么应该有公平的竞争。如果完全放开的话，健康的、高品位的内容不见得没有读者、观众和市场，如美国在“黄色”小报开始流行时，《纽约时报》等严肃报纸以独家新闻和大众关心的题材的独到见解、尖锐的评论立足，赢得读者。但是，我们严肃的一头是受控制的，另一头是放松的。既在经济上推向市场，又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就使媒体更不得不趋向媚俗，难以健康发展。

最后，我也不主张休克疗法，一下子什么都揭发出来，也像西方媒体那样只报忧不报喜。因为国情不同，社会的承受力不同，老百姓也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如果一天醒来一看新闻，到处都是凶杀、黑幕以及领导人的丑闻，可能真的会人心混乱。就像80年代放宽物价一样，我国人民几十年来都没有经历过物价波动，老一辈有国民党垮台前夕的物价飞涨的经历，所以稍微动一下就引起抢购风，后来慢慢过渡，现在对物价波动的承受力就大得多了。所以舆论放开也需要逐步实现，但是方向是明确的，“丑闻”对丑事的比例必须逐步扩大，不能以此为借口停滞不前，社会才有希望。这既需要上面的开明政策，也需要从业人员的敬业和勇气。

（本文是2003年4月《南方周末》1000期在成都举行的庆祝会的讲话稿，其中部分内容与其他文章重复，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

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

人们经常谈论我国的“后发优势”，最近更有大报以整版篇幅刊登经济学家谈我国的后发优势，我想从另一角度谈“后发”问题。

在进入主题之前先谈一下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态度和思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生于忧患，长于国难，经历了很多，做梦都希望国家、民族能够兴旺发达，可是总是看到问题很多，所以应该叫做忧患的一代。越多研究外国的事，对国内的关注就越强烈。这样，多年来在中西之间走来走去，得出这样几点感想：

一、中国的盛衰成败取决于中国人自己，不是外国如何对待我们。国人最习惯的思维，就是五千年辉煌文明，一百五十年民族屈辱，现在很多困难、问题都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后果。这在历史上某一个阶段可以这么说，但是时至今日，不论是整个世界大局还是中国自己都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再有问题该怪自己，不能再怪别人了。国际的环境是客观存在，比如说有超强的美国存在，很霸道。还有其他发达的国家，有各种各样的态度和政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但是我们自己的道路怎么走，取决于我们自己。只要没有直接的外国侵略，我们的问题大多数是自己造成的。

二、我国现代化过程艰难曲折。谁也不否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一提经济增长率，都很自豪，但是应该看到堆积起来的问题已经很多，今后还会越来越多。对待这个问题，各种人的态度不同：在位者喜欢讲乐观的话；我们国家的传媒是党的喉舌，也必须多谈成绩，多谈优点，鼓舞士气；而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的天职是挑毛病，是要看问题在什么地方，并且找出根源所在。如果连问题都不承认，更谈不到出路了。

三、我经常记得孟子所说：“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也就是说看到别人此你强，比你行，甚至于还欺负你，你别怨，应该回头来看看自己有什么弱点。这是一个正确的、有出息的态度。个人如此，一个民族尤其如此。整天埋怨别人，我看就不大有出息。要做一个有出息的民族，就得首先“反求诸己”。还有一句古话叫“爱之深而虑之远”，对一个人是这样，对祖国更加是这样。既然热爱它，希望它兴旺发达，你就要看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把困难、把弱点想得多一点。现在国际上对中国有好多议论，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夸大中国的强盛、经济发展速度，甚至于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个我们特别爱听，传媒也喜欢传这样的话。这话千万不要相信，没那么回事，还差得远。外国人说这样的话，或者是认识上的表面和片面，或者是不怀好意，为“中国威胁论”找论据。另外一种极端就说中国快要垮台了，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一起，一看就不得了了，一点出路没有。这个当然也不对，我相信中国是不会崩溃的。中华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韧性特别大，经得起苦难，总能够生存下去。对于这种论调也不必火冒三丈，急于严加驳斥。中国垮不垮也不取决于人家怎么说。冷静地看一看有些说法是否值得参考和警惕，也许会有帮助，所以对毁誉都应保持理性。这是我的态度。

现在言归正传，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首先，这个“后发”从什么时候算起？是从改革开放，还是1949年，还是辛亥革命，还是戊戌政变？这样一算就发现我们走了许多弯路，实际上已经“发”了好多次，“落后”了好多次，错过好多次机遇。粗略看来，我认为至少有四次（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说法，不是史学界的定论）：

第一次，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亦即从鸦片战争以后那些先进分子开始寻求变革之道到戊戌政变，这次现代化的努力以戊戌政变的失败而告终，中国失去了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机会（洋务运动的得失此处不论）。我们现在习惯于认为君主一定比共和反动，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关键在于立宪”，不在于国体形式。现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是有国王的，包括英国、丹麦等北欧那么多国家都是非常民主非常先进的国家，但他们是虚君，包括国王在内都得按宪法办事，这才是主要的。表面上共和了，但是假的，照样专制，没有民主，那还不如君主立宪呢。中国为什么没有条件君主立宪，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不能说一点事情没有做。从洋务运动开工厂，张之洞、李鸿章、曾国藩这批人都曾经做出过贡献，至于说思想上，那成绩就更大了，从魏源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在近代思想史上功不可没。

第二次，辛亥革命成立民国，那应该算是向现代化方向走了一大步，到抗日战争之前这个时期，政治、经济、教育、金融、新闻等，都初具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但很不幸的是内忧外患不断，先有军阀混战，北伐后蒋介石政府站稳脚跟，又走向独裁。当然最大的外患就是日本侵略，这一事件整个打断了我们现代化的进程，对我们民族伤害最大。战后紧接着又打内战，无暇建设。从1937年到1949年又落后了一个历史阶段。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教育文化事业在这个时期，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奇迹般的不退反进。

第三次，1949年以后。可以这样说，这个时期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打下了重工业的基础，在很短的时期内连原子弹都能造了；但一方面又扼杀了最主要的生产力，就是人的创造性。在思想高度禁锢、一浪高一浪的政治运动中，人的创造力受到很大摧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有好多资料提到6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同国际水平差距还没有那么大，等到80年代初再开放一看，“当惊世界殊”！差距拉大了。因为在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恰好世界进行了与产业革命同样重要的一次革命，现在我们称之为信息革命。而我们整个期间都在关起门来搞“与人奋斗”，造成了第三次落后。这一次，由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民族元气大伤，恶果深远，难以估量。

第四次，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到现在二十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应该说我们再开放的时候，又错过了一个时期。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四小龙”的经验是被推崇的。就是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这里面三个都是华人社会。但是它们的机遇，我们又失去了，因为它们是在冷战的夹缝里充分利用了美国这个最大的市场，而且美国为了冷战的需要给它们以很多优惠政策，同时那时美国自己的经济也处于绝对优势，可以用暂时的经济利益换战略利益，非常慷慨地开放市场。日本是得利最多的。那时候“四小龙”正好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补充了正在转型的发达国家的不足。等到我们再开始开放的时候，这个机遇已经接近尾声，顶多赶上一个尾巴。美国保护主义大大抬头，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他们自己遇到了困难，而我们就碰到了这样的现实。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总之，即使与“四小龙”比，我们的“后发”也失去了它们的机遇。

以上四次是我的分法，不太严谨。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现代化不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晚清以来一百多年的成绩不能抹杀。但是我们已经“后发”了。我们常常很自豪地说，我们只用了几十年就走完了人家几百年的道路。可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地方。有一位亚洲国家领导人（好像是李光耀）说过：西方在几百年中陆续出现的问题，亚洲在几十年里集中出现了。就是说，人家在几百年中循序渐进，出现一点问题解决一点，而我们问题一下子全拥在一块了。就因为我们要赶时间，来不及消化，所以每一道都是夹生饭。客观原因是人家赶着跑，世界已经到了数字经济，你不能说我从你18世纪工业化的过程开始再走一遍；主观原因是决策错误，其中之一就是欲速则不达，总想一蹴而就，做超越阶段的事，犯了很多常识性的、违反发展规律的错误，“大跃进”的荒唐岁月和灾难性后果众所周知，不必多讲。现在我就想举几个大的、比较严重的方面，来看一看我们因为后发而遇到的问题。

——人口问题：多年前有一位人口专家的谈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发达国家的死亡率逐步减少，人口平均寿命逐步延长，是在一个很长的过程里完成的，是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因此等到老龄社会的时候，经济也已经发达到能够适应的水平了。同时他们的出生率也降低了，因为出生率是同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成反比的，这个我们从城市和农村的人口状况可以看得很清楚，不必多讲。欧洲国家在人口增长开始成为问题时，就有先知先觉者提出来了。早在1700年，第一个提出人口爆炸问题的是意大利的一位神父。又过了近百年，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论》首次发表。他们刚刚提出节制生育的时候也是被认为异端邪说，是不道德的，教会和社会保守势力对他们进行了很多打击，宣传节制生育的文章被归入色情文学一类，但是当时也有开明人士支持他们。经过一百年的思想斗争，人口需要控制这一观念逐步树立起来，英国比较走在前头，然后通过了一些法律。到1910年代，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山额夫人（Margaret H. Sanger），最早在实践中大规模地提倡节制生育运动，而且建立了机构。因为她是护士，亲眼看到穷苦老百姓，特别是妇女，受多生育之苦，因此发起了这个运动。她在宣传节育时也曾以扰乱治安罪被抓进过监狱。总之，在欧美国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斗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计划生育、避孕才为社会所接受。

以前中国是靠天灾、流行病和战争大量淘汰人口，1949年以后，有了几十年的和平环境，加上基本的生活保障，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平均寿命从不到四十岁到现在的七十岁，这当然是很大的成绩。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又重复了人家二百多年以前的过程——批判控制人口的主张。只不过我国是从政治的角度，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批判。欧洲国家在开始把计划生育提上日程时，出生率远没有我们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所以说，在人口问题上我们的后发劣势特别明显。等觉悟过来时，采取不得已的严厉政策，已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其实贫穷地区还在不断超生，管都管不住。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人口素质的问题。生出来的孩子受不到教育，何况还有很多由于近亲结婚等原因造成的残疾、低能。

另一方面是优质人口的流失。我的师长辈以及他们的师长，庚款留学和以后的知识分子，学成回国后为现代教育、科学、思想等各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大学中许多学科是他们建设起来的。直到40年代末出去留学的人，多数也还是准备要回来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如朝鲜战争、国内政治运动等，留在外面。这与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当前是一个人才国际化的社会，许多出去的人，只要能留在外头就不回来。全球化的过程中人才国际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过去是外国为我们培养人才，回到国内来做贡献。现在中国在很多小孩失学的情况下，那些父母为之倾家荡产、老师呕心沥血培养的最好的重点中小学的学生，那些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的得奖生，最终都会出去，很少是回来的。这里不讨论道德取向、价值观念等问题，客观现实是，我们闭关锁国几十年，开放以后却赶上为发达国家输送人才，不能不是讽刺。从人口比例上看，会不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这是令人担忧的。

——环境问题：我们现在经常讲破坏环境的责任在发达国家，因为他们在发展过程中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浪费自然资源。直到现在，美国还是浪费最大的国家，这是事实。但还要看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环保意识，污染过程什么时候开始逆转？以毁林为例，它生长的速度和毁坏的比例怎么样？我国老百姓过去向来是靠山吃山的，就是说所有的燃料都是伐木而来，可是因为过去生产力水平不高，靠一把斧头，几个樵夫上山砍柴，他可能砍的速度赶不上树木生长的速度，这个我没做过调查，经济史专家应有发言权。但是现在伐木的工具大大先进了，可以尽量地毁林，使它没有机会长起来。现在破坏环境的手段和对象有很多，如污染水、空气等。但是保护环境的意识和手段远远赶不上。在先发达的国家，从20世纪初开始已经有保护环境的意识了，从保护国土资源和森林开始。到60年代，环保成为群众运动，媒体大声疾呼揭发污染。那时我们的报纸就是根据这些报道宣传资本主义国家的污染问题，证明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说我们没有污染问题，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正因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才大力揭露的，同时大规模着手治理污染，而且有一个很大的民间运动。大家都听说过欧洲的绿党，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势力了，开始时完全是一些志愿者、先进人士，涌现出一些比较有名的环保专家，虽然不坐牢，但也碰到很大的困难，冒很大风险，因为要侵害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尖锐的社会问题，所以他们也是用群众运动来解决的，不是政府发动群众，而是一些积极分子自己掀起舆论和群众运动，迫使政府不得不立法。这也是一个慢慢形成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环保意识逐渐普及，深入人心。所以到80年代我国刚开放时，到国外去一看，他们空气很干净，本来听说伦敦的人穿一天白衬衫都变黑的情况没有了，这些问题就是在这几十年里，在我们宣传资本主义没落、社会主义不会有污染的时期中解决的。而我国则在“政治挂帅”中自欺欺人。一直到后来，发现污染问题已经十分严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在发展中加速度污染环境，触目惊心。再要回过头来治理，又同各种既得利益、发展的速度、成本等发生很大的矛盾。这些尖锐问题的解决，人家至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的时候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现在还在继续争论解决中。固然以前是发达国家破坏环境，但是这片天地是我们自己的，听其污染是中国人自己倒霉，而且贻害子孙。你不能去跟外国人说：“你看你早就污染了，你占了便宜，现在该轮到我们了。”好像谁污染环境谁占便宜，不能采取这个态度。现在在政策上、理论上已经把可持续发展以及环保问题提上日程，但是实践中阻力重重，最重要的是没有像刚才讲的那样一个几十年的公民自我教育，深入人心的过程。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老百姓对除了三尺庭院以外的家园没有主人翁感，那些疯狂地砍伐森林的村民，一方面是愚昧和短视，一方面并不感觉到是在自毁家园，而以为是在同政府争利。

以上举两个比较明显而严重的例子，一个人口、一个环境，都是联合国已经提上日程的问题。本来，如果我们及早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并利用他们治理的成果，在还没有形成时就及时避免问题严重化，是可以成为“后发优势”的。但是事实相反，陷入了尾大不掉的后发困境。

下面讲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讲中国现代化，就不得不同欧美的现代化的历史作比较。我们一向以四大发明自豪，先从这里说起。以造纸和印刷为例。蔡伦造纸是在东汉，公元105年，距离现在近两千年；到毕昇发明活字印刷，那是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又是一千年。在此以后的近千年中中国就没有产生过有划时代意义的，也就是足以推动世界生产力和文明进步的科学发明或思想。所以我一向喜欢说我们民族是早熟、早慧。早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在那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大的突破性的贡献了。那么反观欧洲，11世纪初（相当于北宋），欧洲处于中世纪，后来称雄一时的那些国家还都在形成之中，边界都还没有固定，分分合合，打来打去。当时的罗马教廷是欧洲统治的中心。但是从那时起已经在酝酿转变了，大约三百年后，以14世纪但丁的《神曲》为标志，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复兴，打破教廷的统治，倡导人本主义，解放个性。然后是16世纪的宗教革命，17世纪的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再加上政治革命。欧洲移民到北美大陆，带去了启蒙运动以后的新思想。1776年美国独立，1789年法国革命，这一连串的从思想到科学、到工业、到政治制度，几百年一直就这么过来。这个过程大约相当于我们明、清两朝。这几百年中，中国虽然曾经有经济繁荣的时期，但是思想、政治制度、科学技术都停滞不前，一直在吃老本。我们最辉煌的思想创造都是在先秦时期，所以到现在我们还在说儒家传统。欧洲每隔一百年就变一变，然后欧洲人到美国，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到美洲的移民带去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生产力、整个观念和社会制度。美国从欧洲手里接过接力棒，又没有欧洲的历史包袱，它才可以称得起有“后发优势”。从文明史的角度看，美国其实是源远流长。

欧美的发展历史说明什么呢？就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是有过程的。从神权到人本位，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到确立自由权利，以及科学革命、工业革命，都是一步一步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等于是沉睡了一千年，像是龟兔赛跑，中国起跑比较早，后来睡着了，人家就赶上了（当然，把欧洲说成是乌龟也不恰当，因为它早期的古希腊罗马，也是一个古老的文明，而且跑得不慢）。中国忽然被大炮轰开、惊醒，一着急就赶快追着跑。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赶上人家一千年的发展过程，于是产生种种问题：

问题之一，由于大门是大炮轰开的，所以中国人最痛切感到的一点是武器不如人家，于是最早开始就是要造武器，建兵工厂、练水师。但人家的武器发达，是有经济基础的，这个经济基础和市场经济分不开，市场经济又是和专制体制不相容的，所以这就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像张之洞这样当时有雄心壮志的先进分子，他也只能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不敢动这个“体”，就是那个制度和道统，所以最后也没能够成功。

再举近一点的例子，1949年以后，在我们工业水平还很落后的时候，人家已经有了原子弹，于是我们就倾全国之力追赶，造原子弹，而且成功了。对那些为造原子弹献出了心血，做出了巨大牺牲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我自己是由衷地钦佩，他们的精神和劳动彪炳千秋。我现在要讲的不是要抹杀这一点。但是从全国的发展而言，这不是建立在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的。美国有原子弹，德国也有可能造出来，它是水到渠成的，而我们是一种完全不平衡的发展。我记得“文革”时下放到农村，由老农带领我们种地，那个播种方式恰好同我不久前参观的汉唐壁画上的一模一样：一头牛在前头犁出一条道，后面有一个斗，人就在后头走，把种子放在斗里。我下放在河南，那里有一种“太平车”，20世纪70年代还在用，大概可以堆上千斤的麦子，然后由好几十个人在前头拉。据说当年曹操在许昌用的就是这种车子，而且有的车子还是木头轮子，只有一部分加上了胶皮轮胎。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造了原子弹、氢弹，后来卫星又上天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要我们下放干部去敲锣打鼓，向老乡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当时是宣传不过夜的。要向他们说清楚人造卫星是怎么回事，可以想见有多困难，因为他们一半是文盲（坦率地说，我下放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青壮年文盲那么多，很吃惊，因为我一直相信关于我国扫盲和教育成绩的宣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卫星上天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发展是不得已的，也是很不平衡的。如果可以自然发展的话，我们就应该先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部类，比如说农产品加工、基础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教育，所有这些都来不及做，必须要参加军备竞赛，这是一个特点。

问题之二，我们已经走了一大段弯路之后补市场经济的课。可是市场经济有它自己的规律。它一开始是非常残酷的剥削，无情的淘汰，所谓森林法则，弱肉强食，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逐步实现改良，照顾弱势群体，在经济平等这个方面要做很多工作，出现福利国家。在西方大约开始于19世纪中叶，就是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在他之前还有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都是在两极分化尖锐到一定地步，为弱势群体呼吁，强调平等方面的。从那时到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没有出现像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然后建立一个全新的平等社会。欧洲国家和美国情况不大一样，但是相对说来都有了一套政策法律，比如医疗保险、各种福利救济以及其他社会保险。我们是倒过来，先由国家全包社会保险，否定市场规律，造成一个绝对平均的假象。说“假象”，因为实际上那时有形无形的特权是很厉害的。现在再回过头来实行原始的市场经济，两极分化急剧拉大。有的领导说一定时期的贫富差距是发展所必要的代价，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够希望完全消灭这个差距。但是，这个差距真的促使社会进步要有几个条件：

第一，集中起来的财富——不论是集中在私人或是“公家”手里——大部分应该用在扩大再生产，这样全社会才有发展。假如是用一些很不正常的手段集中财富，又都挥霍在不正当的地方，特别是流到国外去挥霍，连“拉动内需”的作用都没有起，那这个贫富悬殊的代价就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都这样，确实现在在国内也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在为社会财富做出贡献，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经济增长率了。不过，以非正当手段敛财用于非正当的目的的现象在我国是很严重的。

第二，这个差距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大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所以现在有所谓警戒线，超过了，社会就要发生动乱。

第三，弱势群体应该有依法维护自己权利的机制，太不公平了，他可以据理、依法抗争。如果没有合法的途径，那么最后他只好用非法的手段来进行斗争。

第四，在不同时代对不平等的忍受度是不同的。过去关起门来，有些情况可以认了，我就该受穷吧，反正就这样了。但是现在，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还有横向比较，这样，不平等感就会更加强烈。这又是我们后发国家的一个特点，不叫劣势，也不叫优势，只是不能回避，必须正视。

——价值观和制度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被推翻，而是用渐进的改良演变到现在？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它的“四大自由”，其中言论、出版自由很重要。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伴随着对自身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你看19世纪、18世纪欧洲文学大部分是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把他们的议员、政客和财主的种种恶行、丑事以及官场、商场的黑暗面都揭露出来。在美国也是这样，大财团的巧取豪夺、政客与他们的勾结，种种黑幕都被报刊或文学作品揭露出来。主要是言论自由有宪法保证，被骂者恨得牙根痒痒也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想办法改良。所以欧美先后出台一系列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立法和措施，包括医疗改革、福利制度、遗产税、累进税制等。制度的改革和工业化、贫富悬殊的出现都是配套的，这是他们为什么能够不引起动乱的原因。当然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现在还是很不平等，但基本上保持在警戒线之内。顺便说一句，各国国情不同，对不平等的底线忍受的程度不同。例如美国的贫富悬殊超过主要欧洲国家，欧洲人不能忍受的，美国人可以忍受。我们近二十年的改革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和制度、政策的不相适应形成了尖锐的不平衡。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形成一种悖论：以保持社会稳定为由一再推迟必要的制度改革，而停滞不前则实际酝酿动乱。改革的快慢到什么程度会影响稳定，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这还只是就客观而言，至于既得利益势力竭力阻挠改革，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学习西方的问题。尽管“反对西化”的口号经常出现，实际上我们各个领域都在大力引进西方的东西。百年来我们仁人志士在谋救国之道的过程中都不得不以西方为参照系。包括大学教育制度，四年制、分科这些全都是从欧美来的。这里就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你到底学习什么东西？现在我们常常说怕全盘西化，其实想全盘都全盘不了。中国有这么深的传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绝对全盘化不了，问题在于你要学什么东西。我觉得，在几次现代化的过程中，晚清民初，从戊戌诸君子到“五四”健将们，他们拿来的大多是精华。其原因是作为载体的这些人，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自己原来的文化修养就比较高，对于传统文化的优良部分他们继承了，而对于应该扬弃的、束缚中国现代化的部分他们体会非常深刻。我最近读梁启超的《新民说》，许多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那里头都有，我自以为有一些新的体会，一看人家一百年前就讲过了，而且非常精辟，我很惭愧，以前没有好好学习。以五四运动为高潮，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这两样恰好就是西方文明的精华。有人说还应该加自由和个性解放，我认为民主的概念就包括自由在内，反正不管你说自由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所有这几样东西确实是精华。后来我们又睡了一觉，窝里斗。到80年代大门再次打开的时候，汹涌而来的西方东西泥沙俱下，很多是糟粕。为什么我们就急忙地接受这个糟粕？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西方发展到这一步，自己有许多没落的东西。比如像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跟今天的文化、教育、风气是不一样的，美国老一辈的人也感叹世风日下。而现在中国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西方就是美国，甚至外国就是美国，没别的国家了。即使现在，美国精神中原来的精华并没有完全失去，只是我们没有引进。另一方面，恕我直言，从中国方面看，接受外来影响的载体跟那时候大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经过了文化的断裂。从总体而言，缺乏足够的文化修养，因而缺乏选择的能力。

举两个具体的例子，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新闻。西方的通才教育我觉得是它的精华，这是欧洲的传统，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过几次关于教育思想的大辩论。当然杜威的教育思想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但认为杜威的教育思想纯粹是实用主义，也是误解。杜威非常讲自由精神，带有相当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主张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但是前提是思想要绝对自由。他是很乐观的，认为只要给人思想自由，它必然产生好的结果。当然实际上不一定这样。总之，他主张为社会造就有用的人才是不拘一格的，并不反对通才教育。美国后来发展出两个极端，一是高度实用主义，处处与市场和现实政治结合；一是完全脱离现实，写那种只有五十个人看得懂的文章，自以为高深。我们现在两种极端都引进了，就是没有引进自由精神、通才教育的精华。片面的高度实用主义教育也不完全是从美国来的，50年代初大专院校调整就是从苏联学来的。文化跟学历有时不完全一致。现在博士、教授满天飞，不一定代表高文化。大约十年以前，我从报刊上读到台湾地区一位文化官员向海外回来的博士生讲话，批评他们为“功能性文盲”，就是说，除了自己的狭隘的专业知识之外，其他的一概不知道，就跟文盲差不多。我最近恰好又碰到这位先生，他已经下台，我问他是不是还这么看，他说现在更严重了。不管这个词用得恰当不恰当，可见这是现在的通病。经常有一个辩论就是大学是培养思想者还是培养匠人——高级工匠。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理工学院，就是社会、人文科学现在也变成了一种工具，变成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甚至就是为领导意图服务，早已失去司马迁所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样一种胸怀。特别是中国教育还不普及，好容易有机会用有限的资源培养出来的都变成商品和工具，那对于民族的前途说起来是很悲哀的。这个问题又跟我们的“后发”有一些关系，为什么？我们觉得赶不上，我们要赶快造出什么东西来，经济、武器要赶上去，一些“远水救不了近火”的事情就顾不上了。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没有时间磨刀。为什么有“书香门第”的说法？指的是文化的传承和熏陶，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是百年树人。一个民族也有一个书香熏陶的问题。我们是成为书香的民族，还是退化为一个没文化的民族？从短期看大家都可以不去理它，从长远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新闻。西方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的批判，代表社会良心。刚才我说美国在20世纪初期腐化情况相当严重，之所以没有腐化下去，新闻的监督、揭发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后来，比如尼克松下台就是两个记者锲而不舍地追究真相，把他给搞下了台。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所能用的手段他都用了，又销毁证据，又说谎，以及逼别人替他说谎等，他都干了，但他没办法扼杀新闻自由。而且那时的新闻界有一批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从业者，是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现在西方的新闻是不是还有这种作用，我觉得还有。但是在商业化的推动下，新闻也正在堕落中。就是说媒体受广告商的左右，特别是电视，什么东西收视率高广告就多，必须迎合广告商，就要媚俗，就要迎合一些低级趣味。我们现在学西方，新闻的监督功能和社会良心的功能难以实现，原因姑存不论，可是新闻的高度商业化、媚俗这一面却变本加厉地拿过来了。培养大众的低级趣味，然后再迎合这种趣味的选择，形成恶性循环。这种东西是从西方来的，中国过去没这个传统，一开门学得快极了，如水之就下。难的是那个监督作用，不是一点没有，相对说来要弱得多。

——最后，说一点市场经济问题。市场经济必须要与严格的法治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所产生的问题多数不在于市场经济本身，而是由于市场不充分不规范，缺乏法治，不能怪在市场的头上。但市场的作用是有一定范围的，有些事情是不应该市场化的，比如说艺术、教育就不应该市场化。我认为“教育产业化”是个错误的口号，教育面向国家建设可以，面向社会进步可以，但把学校变成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标，是把教育引入歧途，并且开脱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我们国家失学的贫困子弟那么多，更是如此。至少基础教育应属于基本公民权利。其他还有应该超越于市场的领域有：新闻、法律、医疗等，因为这些都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市场有它自己的规律，有它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企业生产应该归市场。市场最发达的美国有识之士早已看到“过度市场化”、“过度资本化”的弊病，不仅是偏左的知识界，而且包括政治家和腰缠万贯的大资本家，从20世纪初的老罗斯福总统（“过度资本化”一词就是他提出的）到当前的索罗斯、比尔·盖茨等大亨，他们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与这种弊病斗争，而我们作为后发国家，市场还没有发展成熟，却正在把弊病全盘承受过来。

说了这么多，就是要提醒大家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而不是陶醉在生产数字里头，只看到我们国家每年GDP增长数字。要看到另一面。有一句歌词，“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你们出去都要做社会栋梁，所谓社会栋梁不是指当官或者当大老板，只要认真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都可成为栋梁。那么就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不利条件，如何在各自领域里予以克服，趋利避害。我不想用这些困难把大家吓倒，而是说无论干哪一行，他必然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对社会就有一份责任。即便你将来在国外定居了，你的命运跟我们民族的命运也还不能完全脱离。比如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它那里每一个族群的地位跟它自己原来祖国的地位有很大关系，为什么国外华人现在地位开始提高一点？就跟我们国家现在的地位有关系，与几十年前不一样。现在虽然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但在相当的时期内，至少在你们这一辈子里，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单位还不会改变。国界的消除是非常遥远的事。不管你做什么事，民族和国家的前途还是跟大家息息相关，所以这些问题是不能不考虑的。

（本文为2002年5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和南京东南大学的讲话稿。）

我们的“文化”怎么啦？

近年来，弘扬中华文化之声不绝于耳。从官方到民间，从学界到商界，从幼儿到大学，种种举措：以“国学”命名的“中心”、“研究所（院）”、读经班、“孟母堂”、各种规模的祭孔，甚至于让小学生着“唐装”站在太阳地里诵《三字经》，等等，不一而足。在全球化的今天，更要“走出去”，于是政府拨巨资在世界各国建立上百所“孔子学院”，派出教师教外国人学中文。据说我们经济、军事已经足够强大，就差文化这一“软实力”了。所以需要运用经济实力，不惜工本在全世界扩大中国的文化影响。

忽然又传来新闻：“大”上海几家名牌大学自主招生，决定今年理工科免考语文（即中文），却必考外文！据说免考语文是为减轻学生负担，而必考外文是学好外文才有前程。也就是说，中文程度与前程无关，而对教外国人学中文却如此热心，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文化”怎么啦？

关于弘扬“国学”，加强“软实力”之类的大题目本文姑且不论。此处只谈母语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语言除了是交流的工具外，更主要的是思想的依托、文化的载体，这点大概不会有人反对。而思想文化有简单与复杂、原始与发达之别，这就是书写文字的作用。否则，既然中国人生而会说中国话，何必再识字读书受教育？我多年前曾写过一文题为“中国人还是应先学好中文”，就是有感于大张旗鼓地宣传全民学外语而发（那是为了迎奥运）。其中提到“一个人的文化底蕴，首先在本国文字的修养，因为文字是和历史文化分不开的”。人总是用母语来思考的，外语无法替代。显然，一个文盲（特殊天才例外）能达到的抽象思维与复杂思维的程度是有局限的。特别是中文与拼音文字不同，其独特处在于书写文字不能自然而然学会，对于外国人来说等于要学两次，而对中国人来说，中文读写程度的差别更加显著。我们动不动就以“五千年文明”自诩，有文字的历史大概三千年，这辉煌的文化如何体现如何传承，当然在绵延不断的文字中。设若有一天，中国人都变成了文盲或半文盲（在鼓励“白卷英雄”的时代是有此趋势和可能的），那不论是三千年还是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也就只能断裂了。

辩者会说，取消语文考试的只是少数学校，而且只是理工科。但是，这里所体现的主导思想和释放的信息不可小看。对于做出这样决定的人来说，心目中要培养的只是高级工匠，且不说普遍的人文修养，即使为了实用，写论文、写较为复杂的设计方案，也需要语言表达，是否指望这些学科的所有学术论文都只用外文发表，而不再需要中文文本？何况“理科”不同于工科，从来自然科学是与哲学相通的，需要抽象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思维用什么语言来承载来表达？再者，我国现在教育完全是应试导向，恐怕一时改变不了，只能从应试的内容上去引导。重点大学理工科不考语文，虽然只是少数，其影响所及，可以使本来文化含量已经日益稀释的语文教学进一步边缘化，对中小学教育的方向无形中产生示范作用。还有一层可能是教育官员们没有考虑到的：基层和农村的学校和学生由于环境和师资的差异，在外文上处于先天不利的竞争地位，而中文却可以努力一搏。把外文放在中文之上，不但不合理，而且会加大教育机会的不公平。

这样说，无关民族主义、爱国宏旨。假设中国大学生只要学了某种外文（现在实际上指的就是英语）就能用外文思考，达到与该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样的深度和高度，在文化上变成英国人或美国人，直接传承欧美文化，具备一样的文化底蕴，或变成世界公民，达到国际标准，我也不反对。问题是变得了吗？

弃中文而重外文，还反映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低估了掌握一种与母语完全不同语系的外文的难度。每一种成熟的文字都承载着某一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要深入其中，精通其义，运用自如，绝非易事。方今多少“托福”考得高分的学子，往往连一封用词、格式都正确得体的英文信都写不好；常见号称外文已“过关”的青年学子听外国学者做报告，如是自己熟悉的专业，能略懂大意就不错了。人家说一些幽默机智的话，会心而笑的就很少，甚至把意思听反了。试想，如果这些人听中文报告，演讲者略为含蓄一些、或用一些影射典故、表达一点雅谑，也都听不懂，该笑时笑不出来，岂不悲哀？结果就是邯郸学步（不知现在中学语文教不教这个成语典故？），别人的优雅步法没有学来，自己都不会走路了。根据本人的切身经验：从小学就开始学英文，大学的专业是“西方语言文学”，长年的工作是与洋人、洋文打交道，但是至今不敢说“精通”（我学的是英文和法文）。读尚可，写与说的能力无法与中文相比。无论是辩理还是抒情，能够调动自如的资源还是从小熏出来的中文库藏，外文可以作为补充，但绝不能取代。自问资质至少及于中人，不算太愚钝，因此这一经验应该有普遍性。至于欧洲人掌握多种欧洲语言，那又当别论，因为他们大体上属于同一语系，同一文明体系、文化背景。即便如此，要达到精深的程度也非一蹴可及。现在英语几乎成为世界语，是国际场合通用交流工具，但是据我所见，那些黄发碧眼儿一开口，多数还是分得出是否来自英语国家。

其实，一部分学校的考试科目取消中文只是表象，中文之不受重视由来已久。别的不说，从充斥于电视荧屏的、不堪入目的错别字就可见一斑。如此重视“导向”的宣传部门对此毁我文化的现象却听之任之。究其因，起初是泛政治化，一切服从政治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几千年来的美文都以“人民性”为尺度加以取舍。又因有了“中国文化都是地主文化”这句权威语，够得上“人民性”，或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就不多了。往昔读书人在诵读、吟哦中为优美的文字所熏陶、浸润，成为自己修养的一部分；而当代学子的所学却被强制纳入一种模子中加以分析、“批判”，只求“政治正确”，“文”是次要的；及至改革开放之后，又为商业大潮所冲击，迎合市场需求，高度实用主义。原来的政治化与新的拜金主义共同夹击，中文的文化内涵、人文意义就所剩无几了。更深层次的是，我国当前教育不是以培养有独立思想、完整人格的人才为目标，而是为“我”所用，这个“我”无非是政权或企业。当然，现存学术机构如汗牛充栋，然而归根结底，通过各种“课题”，学术大部分还是为前二者所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文科，中文最多也就是一种工具，能做“文秘”，为首长起草文稿、为老总起草合同、为公司写广告词足矣！“中文”之用仅止于此，那深邃的哲思、丰富的历史、优雅的审美、独特的表意、人格和情操的熏陶……都不见了。就是想要批判其阻碍民族前进的负面的影响，也找不到节点。如此这般，今日为学，明日为师，不出几代，民族文化就向野蛮化、粗鄙化退化，此非危言耸听。

现在，建立“文化大国”与加强“软实力”联系在一起，成为流行的关键词之一。从一些举措来看，似乎其含义等同于加强对外宣传主流话语，在某些人那里，又与抵制“西化”相联系。这使我回想起“文革”后期（可能是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有一度干校忽然提倡学外文，并且树立典型，据说某工农兵学员以毛泽东思想为动力，突击八个月就掌握了英语。其教材是小红书英文本。因为学外文的目的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至于人家说的话是否听得懂不重要，语录以外的话也不必多说。现在当然与那时不一样，不过，急于输出“文化”的心理有类似之处。那么输出什么呢？马克思是西方人，这是无论如何变不了的事实。尽管“西学中源”说由来已久，据说从《易经》中也可以找出市场经济，但是要说马克思主义我们“古已有之”，实在找不出根据。于是只好又请出两千年前的孔夫子来。实际上，四书五经以及诸多古典著作早已译成外文，且有多个版本，外国有志于汉学者也一直在研读，只不过从来不普及，也不可能普及。那么我们今天输出什么文化呢？

现在中国人在国外已经一扫“穷酸”相，转而一掷千金成为奢侈品的疯狂购买者，以至于不少商店专设会中文的导购员，这倒是推广中文的一个途径。不过这些商店老板在殷勤接待，大赚一笔之后，背后免不了窃笑中国人“冤大头”，引不起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向往。过去，美国人一向被国人以及一些欧洲文化古国讥为“暴发户”，缺少文化根底，现在却轮到美国人说中国“经济繁荣，精神空白”，甚至“堕落”了。这绝非“境外敌对势力”的攻击污蔑，笔者所听到、读到的此类议论多出自长年对中国友好，对中国改革抱有很大希望，甚至曾经做出贡献的人。有的外国人因向往中国文化而学汉语，但是到中国来之后，大失所望。须知世界上有的事物是金钱买不到，也无法用钱堆出来，“文化影响”便是。中国有过无比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瑰丽的文学艺术，这是世界上无人否认，并且受到尊重的。这一点无须我们自己宣传。问题是近代与现代，我们拿得出什么来？即使是古代文明，看得见的物质遗产已经为不肖子孙拆解、破坏得差不多了，现在似乎在靠挖祖坟显示“祖上从前曾经阔过”了。孔夫子他老人家也真是劳碌命，两千年后还要周游世界，苦苦为“炎黄子孙”支撑“软实力”！

再回到开头的学中文，我绝非反对学外文，也绝非“国粹”派，而是“不薄洋文爱中文”。鉴于目前我国文化贫穷的状况，少唱一点文化高调，拿出教洋人学中文的一半人力、财力扎扎实实地在国内普及和提高语文教学，作为基础文化建设的第一步；再花点力气，净化电视荧屏，免得错别字、错成语连篇误人子弟（电视的影响大于教科书），这才是当务之急。任何一种古老文化都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之精华，有一个革新的过程，方能进入现代。实际上，从19世纪中叶晚清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无数先贤在这方面做出了艰巨的努力，为建设新文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而且成绩斐然。如果沿着那条道路走下去，今天可能是另一种景象，可惜后来不幸中断。我们现在要建设新文化，这一百年的历史遗产是不可忽视，也不能跳过的。

依我愚见，当前最好把文化建设与“软实力”以及“大国崛起”之类观念脱钩。因为如上所说，我国文化受政治化、实用化之害非浅。“软实力”一词本是舶来品，而且是美国人为确立超级大国地位而提出的。我们接过来就有在国际上争雄之意。以此来建设文化是本末倒置，又要落入为政治加外交需要的实用主义陷阱，而且急功近利，以与他国竞争为目标，实际上还是被牵着鼻子走，把外文放在中文之上的主导思想也与此有关。我深知此话十分不合时宜。但确实是我思考所得，如有识者能理解而共鸣，则幸甚。

2010年

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

近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文，题为“真正的美国梦之队”，说的是美国真正的竞争力在于人才，与笔者多年前发表的意见不谋而合。

弗里德曼文章开头说他出席了一场隆重的晚宴，紧接着列举了一连串出席嘉宾的名单，从姓氏看，一望而知大多数是华人或印度人名。文章接着说，读者不要猜错，这不是中印友好协会的聚会，而是2010年“英特尔科学杰出人才奖”进入决赛的四十名中学生参加的颁奖晚宴。从这些中学生中挑选十名上台讲述他们的发明方案和成长的小故事。然后再选出冠军，奖金10万美元。这些多半属于亚裔的才华横溢的中学生谈起他们的科学创意时眼睛发光，意气风发，尽管外行的听者不见得能听得懂，但受到感染，被深深打动。弗里德曼自称是“狂热的移民支持者”。他认为美国保持领先于中国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合法移民源源不断流入本国，因为所有这些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才与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魔法效应”。因此他敦促美国改进移民政策，以便“在世界汲取智力精英的竞赛中总能保留第一轮的优先选择地位”。他说：

今天最重要的经济竞赛已经不在于国家或公司之间，而在于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间。因为你的孩子个人想象出的东西能够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更快、更便宜的方式付诸实施。今天，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发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如果我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创意，我可以在台湾找到设计者设计出方案，在中国找到工厂制造模型，然后到越南批量生产，用Amazon网站订货，还可以通过freelancer网站招聘人员为我做网页和后台管理。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做到。只有一样东西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成为商品，那就是思想的火花。而我出席的英特尔晚宴，就是我们最优秀的思想火花迸发者。

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只要美国保持大门打开，美国就能无往而不胜，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梦之队”。

此文令我想起我在将近二十年前一篇文章中的话，那是针对80年代后期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问世后掀起的“美国衰落”说而发的。当时此说颇为盛行，其依据是美国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比战后最高水平下降，同时日本经济正蓬勃发展，特别是出口旺盛，于是有日本将取代美国之说。喊声最响的是美国人自己，确有危机感，还有知名东亚专家写出《日本第一》一书，风靡一时，犹如今之“G2”之说。本人当时颇不以为然，特别是认为日本绝对不可能取代美国。其他论点此处不赘，只引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拙著《战后美国外交史》“绪论”中的一段话（由于这本书已经绝版，所以不妨在此多引一些）：

……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的优势仍将是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进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有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制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是孤立的，它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已经走上了衰落之路。

以上这段话与弗里德曼的文章相隔近二十年，寓意大致相同。现在时过境迁，美国又经历了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之说又起，这回与之相对应的国家不是日本而是“崛起”的中国。我仍然坚持，从长远看，衡量发展走向的主要标准还是人才流向。不过与我二十年前所依据的形势已有一些变化。我当时鉴于80年代出国潮中，“文革”后第一批脱颖而出的大学生、青年学者赴美一去不返，为之痛心疾首，所以认为各国（特别是中国）为美国付基础教育学费，美国“白捡”优秀人才。以现在的情况看来，尚未切中要害。如果说，当年像杨振宁、李政道他们是在中国小学到大学打下基础，到美国进一步深造的话，现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已无法提供那样的基础教育。问题不是中国培养出优秀的种子到美国开花结果，而是同样智力的儿童在中国的学制下“学傻了”，创造力、想象力尚未发芽就被扼杀，而在美国的学校中却可以培养出像弗里德曼文章中所描述的那种“眼睛发光”的中学生。中国家长有一个常用说法：“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那些在美国得奖的华裔学生大约已是移民的第二代，他们的父母不论是何职业，猜想多半都很重视子女教育，不过在美国教育子女是适应美国的教育方法，与在中国适应围绕升学率的制度自然不同。写到这里，又碰巧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报道：被誉为“高中诺贝尔奖”的“全美西门子科学竞赛”2009年度竞赛获奖名单中逾半数为华裔。这一奖项与弗里德曼说的不是一件事，美国大公司设的此类奖项大概不止一个，而这一个名单，碰巧又是华裔学生领先。如果承认“书香门第”有一定的文化传承的话，中国近代史上名人的后代遍布新大陆，不知有没有人做过统计，有多少书香之家、名门后裔百年来为美国的智力资源做出多少贡献？当前举家向国外移民潮方兴未艾，目标国家也很分散，但是从总的趋势看，高层次的科学、文化人才主要还是流向美国，或者较易在美国立足。

诚然，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把吸引“海归”作为一项国策，而且近年来各高等院校以及企业、政府中也的确有不少“海归”。特别是最近美国经济发生问题，就业率下降，也促使一些人，甚至包括美国人，到中国来求职。国内可以给出的薪酬，已经与上世纪不可同日而语，某些职位的待遇在国际上已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这种现象被媒体大大夸大，有不少人其实是为跨国公司或国际机构派到中国任职的。从总体上讲，中国人才的流动还是大大出超的，特别是精英人才。即便是目前的小股“回流”能否持续也待观察。更重要的是吸引创新人才主要不在薪酬，而在于是否提供“创新”的条件。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也就是还处在为他人的创意加工的低端，离自己出思想找别人加工还差得远。现在中国政府财大气粗，似乎什么都可以用钱堆出来，包括所谓“软实力”。但是如弗里德曼所说，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按照他的说法，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同人才相结合就能产生奇迹。所以高薪聘请“海归”是否就意味着能创新？除了要看聘请来的是否是真正的“人才”外，还取决于是否具备有所作为的环境和条件。

我忽发奇想，国人寄希望于“海归”的，首先不应该是立即有所发明创造，而应该是为改造环境和条件做出贡献，使之适宜于创新和培养能迸发思想火花的人才。“海归”如能为向这方面推动做些事，则功莫大焉。怕的是正好相反，一旦归来，以适应本土条件为名，与种种陈规陋习“潜规则”同流合污，甚或为之唱赞歌，则不论表面的“人才”流向如何，中国在深层次的创新思想竞争中要扭转颓势恐怕还很遥远。

2001年

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合格的公民

一　教育的目的

教育为了什么？究其原因，社会归根结底是由人组成的。要改善或者推翻社会都是靠人来完成，而且必须是有思想的人。社会进步实际上是人的进步，主要是人的思想的进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就是育人，把人从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把原始人向文明的方向推进。简而言之，教育就是培养文明的人，主要不仅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我记得当年考大学时曾经遇到这样一个作文题目《试论“立国必先育人，育人必先立德”》，几十年过去了，对这个题目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教育思想家怀特海曾说：“现代生活的条件是有绝对规律的。凡是不注重训练智力的种族，都是注定失败的。所有你们（统治者）的英雄主义、社会魅力和机智，所有你们在陆上还是海上的胜利，都不能挽回命运的指向。”一百年前梁启超也讲过：“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争也。”“国之见重于人也，亦不视其国土之大小，人口之众寡，而视其国民之品格。”教育和育人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二　培育什么样的人？

培养什么样的人，在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目标。公民这个概念和公民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受教育是贵族、僧侣，奴隶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并不认为奴隶需要受教育。也有例外：古希腊斯巴达征服雅典后，把雅典的公民变成了奴隶，然后请奴隶来教贵族哲学，柏拉图就是奴隶。中国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教育读书的目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做合格的官员，能为皇朝服务。教育机构主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私塾，但是科举考试比早期的推荐制还是要进了一步。理论上所有的人都可以读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实际上大量的田舍郎从经济和环境的角度来讲是不大可能真的读书的。在这种社会中，读书的目的不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而是做人上人，做一个官员，也可以说是皇帝一人的奴隶——“臣”字的原意就是奴隶。这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在中国经历的时间太长了。教育普及到全民，只是近代社会的事。

欧洲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经过启蒙和宗教革命后，教徒可以直接和上帝对话，不需要通过各级教士牧师，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要求劳动力有文化，这样教育就开始普及，有了平等的概念。每个人有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即“天赋人权”，便开始有了公民的概念，这是自然而然慢慢产生的。在社会上无论你做哪一行，首先你是一个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一个合格的公民，这个观念是随着社会的推进而来的，并非从一开始就有的。

欧洲的公民社会是历史形成的。我国的历史过程不同，所以公民意识要靠教育、灌输、培养、潜移默化，而不是自发形成的。因此，教育制度和内容起决定性作用。

三　什么是公民？公民的权利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不要把“国民”、“公民”、“人民”混为一谈，这是几个不同的概念。

什么是公民呢？首先有别于“臣民”。我的理解是，在皇权专制下，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这个字本来就是奴隶的意思。再引一句梁启超的话：“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尚独立。此奴隶与国民之别也。”在现代社会，公民是有独立人格的社会的主人。所以过去说县官是父母官，这是不平等的。到现在我们还经常听到“你要为我做主啊”！这种观念就不是公民社会的观念。

今天中国人是否还有奴性？以去年引起群情愤慨的一位山东作协副主席之地震词为例，那是典型的“颂圣文化”的产物，即奴性的产物。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能登上那样的位置，那样的所谓“词”能公开发表在省报，那就不是个人的问题。不过就事后一片批判之声的反应来看，说明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已经有一定的觉悟，这与“文革”时期已经大不相同了。

公民首先是有独立的人格，以个人为单位，不是笼统的、群体的“人民”。过去以抽象的“人民”的名义牺牲和损害个人的基本权益的情况太普遍了。公民是社会的主人，是一切方面的生活的参与者。公民是生而平等的。这平等不是说大家都要住一百平方米的房子，而是说大家拥有平等的权利。至于包含哪些权利，这也是在自然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基本权利就是信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生存权—财产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同样依法维权的途径。

约翰·S. 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里谈到人为什么要有信仰，信什么不信什么是无法强迫的；信了以后要表达，就要有言论自由；希望多一点人知道，就有了出版自由；志同道合的人希望在一块，按照某种理念传播某种思想，推动社会进步，这就有了结社自由。这四大自由是来源于社会实践，从中世纪到现在经过几百年的斗争争取来的，是理论家、哲学家总结出来的。发展到现代社会，又提出了生存权的问题。我们常说人民有生存权，生存权是跟财产权联系在一起的，财产被剥夺了就没法生存了，小生产者的工具被剥夺了就没法谋生，农民没有土地也无法生存。所以要保障生存，必须先保证财产。美国第32届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史称小罗斯福）把“四大自由”改造成“新四大自由”的时候，加了一个“免于匮乏之虞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包括内部权势压迫和外来侵略的恐惧，国家有责任给予保证，这都是作为公民应该享受到的权利。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受基本教育也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予以保证的。欧洲基本教育最开始是小学六年，后来发展到九年，到现在是十二年。再后来，就是医疗等基本福利保障。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健康的受过基本教育的人才能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竞争。所以公民的权利也是逐步发展的。

四　公民的义务

很多时候，我们强调公民的自由权利时往往忽略了公民的义务，即保证不侵害其他人的公民权利，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方说随地吐痰，这就危害了公共卫生，危害了其他人的健康权利。作为公民最基本的义务，一个是守法，一个是纳税。穆勒的《论自由》一书，经由严复的翻译以《群己权界论》为名，这一书名道出自由权限的精髓。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其界限就是不能侵害他人的公民权。每个行业也有具体的义务和行规，每个特定的群体要遵守一定的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而为大家公认的。比方说教师有师德，医生有医德。在汶川大地震中“范跑跑”，作为教师也是公民的一分子，首先在灾难来的时候，要维护未成年人的权利，他说自己先跑是维护生存权的自由，这是对自由的片面理解，他忘记了作为教师对学生负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假如是在医院里面，无论在哪个国家，医护人员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当然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帮助他们脱险，而不能只顾自己先跑。各行各业都有其职业道德，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义务的问题。例如企业家也有社会责任，不能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危害社会，所谓“伤天害理”，就是越过社会公认的底线。最重要的是，掌权者不能越过权限范围去侵害公众的权益。越是掌权者越要特别小心不要滥用手中的权力。民主制度就是想方设法限制掌权者的权力，就算是最高领袖也不能个人说了算，要遵守一定的决策程序，接受制衡和监督。一个公民从就受到了关于权利和义务以及对待老师同学、考试态度的规范训练和熏陶以后，进入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反之，如果受到的熏陶是高年级欺负低年级学生，身强力壮的欺负瘦弱的，甚至类似黑社会雏形的“潜规则”，或者只要讨好老师就是好学生，那这些学生毕业以后进入社会就不会履行公民的义务，要么逆来顺受，要么恃强凌弱，乃至暴力抗法，也就是由臣民、顺民到刁民、暴民。

欧洲现在还有很多形式上的王国，如瑞典、英国等，这些国家的王室有一些生活上的特权，但还是要履行公民的义务，必须为社会尽一份力，这也是一个传统。为什么去年英国的查尔斯王子一定要去伊拉克服兵役？他不是为了做秀，不是为了竞选。英国的贵族有根深蒂固的为社会做贡献的观念。二战期间，王室的人都参加军队的工作，现在的伊丽莎白女王在二战期间还是公主时都开过军用卡车。而现在我们中国有很多暴发户花很多钱把孩子送进所谓的贵族学校，模仿英国贵族的方式学习骑马、打马球等，为的是培养“贵族”。但是他们忘了一点，英国贵族最能体现其贵族精神的是为社会服务的思想，所以我国很多人学了很多皮毛，但仍是举止粗鄙的纨绔子弟，因为他们以为自己高高在上，就能随便对待地位低的人。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在哪个国家都够不上合格的公民。

美国的第一代富人也出现生活奢靡的暴发户，但是占主流的一批大富翁捐钱创造了公益基金会这样的事物，使捐赠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能够把大量的财富回馈社会的人一定有一个思想前提，就是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需要用自己的财富改善社会的不足，保证自己所认可的社会模式能持续发展。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主人，所以不想让社会崩溃，不想自己高处不胜寒，不愿意社会两极分化太严重。

培养合格的公民要从细节做起，如果没有落实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如在家里自己叠被子，对人要有礼貌，要考虑别人等，这些都是从小训练出来的，要真正落实到行为规范上。在这个基础上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养成探索的习惯，之后才谈得上创新。

五　公民教育与民主、法治

这些权利与义务由谁来保障呢？——法律。政府就是执行法律的机构。宪法是根本大法，主要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且规定政府的职责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经济法、民事法、刑法等各种具体的法律，但都不能违背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每个人要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官员。每个公民都应该明白通过什么途径用法律来维持自己的权利。法治不能说是绝对的公正，但基本上能维持社会正义，一个社会如果有了公正的法治机制，而不是受权势或者金钱左右，那就是稳定的。

公民教育对于社会的稳定非常重要。除了遵守法律以外还要懂得容忍不同的意见，而不是排斥“异端”。人的群体非常复杂，家庭背景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如果只允许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由谁来统一呢？老师要以自己的学识和人格来博得学生的尊重，要允许学生的质疑，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学生如果没有培养是非观念，不会追求真理，进入社会以后就是服从权威，谁官大听谁的，这样就不能造就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

民主精神的要素之一就是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使其得到公平的表达。这种精神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举个例子，美国到底民主不民主？民主法治包括承认社会契约、游戏规则。体现美国民主精神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竞选后落选总统的态度。他们在竞选时使出浑身解数，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但是一旦投票结束，每一个落选总统都识大体，顾大局。他们发表的落选演说都很漂亮，而且也真的不捣乱。但是在亚洲一些国家就经常出现在野党采取各种措施捣乱，通过武力和军队再翻身，那至少是不完整、不成熟的民主。民主精神真正体现在输得起，在公民教育里面应该包括这一点。“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和公民的权利义务是完全违背的。

在公民教育中，法治观念非常重要。民主制度本身就是靠一整套法律来维系的。没有法治的自由就是“无法无天”，其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最后通向法西斯。

即便是法治社会也不可能达到完全和谐，但是从小培养这种观念，以后不至于发展到不可遏制。欧洲在中世纪之前有很多农民暴动，1648年日耳曼帝国法庭成立，规定农民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法庭解决，这以后就很少农民起义了。最著名的案例，德国波茨坦的一个农民，他家的磨房风车被国王威廉二世的宫殿挡住了风，不再转动，于是控告国王侵权，最后法庭判国王败诉。这个故事具体情节有不同的版本，不论如何，说明从那个时候起，农民与国王在法律面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地方去投诉，就不会造反。在17世纪之后，欧洲就很少有造反和农民革命，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六　教育的核心是合格的教师

合格公民的内涵包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探索真理的习惯。在这方面教科书与教学法都重要，而最重要的是教师。

教师的职责是：

1．本身是好公民，有明确的公民意识——现在我国许多教师心目中的“好学生”不一定是好公民，因为教师本身就缺少公民意识。

2．“有精神上的独立感，满腔热情，渴望传授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知识，而不是上级认为有用的信仰和偏见。”（罗素语）

3．师道尊严建立在以身作则，以精神自然感染学生的基础上。既然要培养青少年客观探索的习惯、独立思考的精神，就要允许学生对自己质疑，不但做到“解惑”，而且可以“存惑”——不一定立即找到一种答案。

4．不要说假话，这点特别重要。考不及格没关系，但是绝对不能作弊。教师如果说假话，隐瞒社会真实情况，甚至鼓励学生说假话（只按迎合某种需要的“口径”讲话，不说真心话），其结果会使学生进入社会之后愤世嫉俗，什么都不信。我们现在社会风气最危险的就是觉得说假话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现在社会上就出现了很多产品参假造假的诚信危机。

学校完全按理想办下去是很困难的，但是有没有这个理念会很不一样。现在我们经常说大学里要培养创新型人才，这在我们现行教育体制下是缘木求鱼。创新精神不是到了大学才培养的，等到大学再开始就已经太晚了。

七　与中国传统道德的关系

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因为这是真正牵涉民族前途的问题。社会进入现代化之后，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包括义务教育这个概念也是从欧美传过来的。那么中国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能不能和公民教育接轨？我认为有一部分不能，如臣民和等级森严这些观念是不能的；有一部分能，就是个人修养那部分，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道德抽象继承。在古训里面有很多，最精华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耶？”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我们的先辈是用“义”来对待朋友的。与普遍的道德观的共同点是为了照顾他人而克制自己私利。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有一个界限，要想到别人的利益，克制自己的欲望。全社会有一个共识就有了一个约束，单方面完全依靠法律的约束还是不够的，总要有一个全社会的共识，共同的荣辱观，就是要在教师队伍中，在知识分子里树立一个标准和共识，例如过去有读书人道德败坏“为士林所不齿”。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我们拿什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呢？拿什么为这个社会树立一个标准呢？

当前强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绝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当前我国的教育体制和内容恰于此背道而驰：培养考试机器；使青少年丧失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鼓励说假话；扼杀创新精神；崇拜权力，嫌贫爱富；等等。

我在学生时代熟悉的一首歌，有两句歌词：“今天桃李芬芳，明天要做国家的栋梁。”那么我们现在这样会培养出什么样的“栋梁”呢？所以实行公民教育从消极方面讲，关系到拯救我们民族精神的萎缩、退化、劣质化。从积极方面讲，是为向公民社会转型做准备。已经刻不容缓了，即使现在大力推行，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效，实际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9年

大学“评估”之弊

由于一家大学领导对一位教育部考察组的秘书敬礼有加，并与之合影，惹得网上又热闹一阵，甚至出现“合影门”事件之说。文章做在“美女秘书”上，以至于那位无辜的女生名字无端被与一件不光彩的事联系在一起，频频曝光。首先我对这种动不动就拿“美女”说事儿之风十分反感。似乎这件事忽然引起注意，就因为有这样一位没有官位的年轻人随考察组工作，碰巧又是女性，碰巧又面容姣好，大学领导居然对她如此恭敬，就被赋予不寻常、不正常的性质，甚至加以种种轻浮的挖苦。那么如果考察组都是清一色男性，而且都是中年人，而且都其貌不扬，或者有点“级别”，校领导们待以上宾，躬身协肩就很正常了？

大学“评估”之事非自今日始，教育部的“钦差大臣”无关年龄、无关性别、无关妍媸，甚至也无关个人的级别，有关的是制度和权势。我虽然不在教育界工作，但学界有不少朋友，而且工作也常有来往，情况略知一二。大约十年以前，在外地一家名牌大学住了几天，赶上“迎评”“211”，感受了一下那种犹如大观园准备迎接元春省亲的气氛，整个校园张满了鼓动性的红布标语，全体学生动员大扫除、修草坪，校门外原来十分繁闹的各种小摊贩忽然都不见了，四周清清爽爽（不知动用了什么关系和权力能做到这一点），学生们首先感到的是吃早饭成问题了。这是我初次接触到这种“迎评”。当时十分纳闷，到底评什么？校园外观有那么重要吗？据说“第一印象”还是很重要的。至于实质性的内容如何准备，作为局外人，我就不知其详了。后来听到的逐渐越来越多：还有什么“915”、博士点、重点学科基地、国家重点项目等，不一而足，每一样都是激烈的竞争，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校领导、院领导、系领导、学科带头人，以及各种与之相关的教师都为之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尽管如此，绝不能掉以轻心，一遇评比，其他事都靠边站，因为评比的名次是要物化为实实在在的钞票的，包括教育经费拨款、各种含金量丰厚的课题、高级职称名额，等等。

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功课最后都要落实到教育部（或教育厅）钦差大臣的朱笔打分上。这些“考察组”成员就掌握“予夺”之权（还好，不包括“生杀”之权），哪个校领导敢怠慢？那心情与老百姓每年祭灶差不多，目的只为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既然名额有一定限制，有评上的，就有评不上的，竞争激烈。于是讨好、争取钦差大臣的手段也花样百出，不断升级。接待的规格越来越高，既包括食宿待遇，也包括“陪吃”的级别。其实考察组的成员级别一般不会太高，不过是科长、处长。但是校方必须校领导亲自出马，除了几家比较“牛”的大学外，都得第一把手出面宴请。我亲耳听说某省一家也算重点大学接待一位教育部“下来”的干部，由于正校长脱不开身，由副校长出面宴请，校内有关部门负责人坐满了一桌，那位干部面有不悦之色。主人频频敬酒如仪，轮到一位办公室女主任向他敬酒，他竟然当面拒绝，表示她不够资格云。以下的故事就带有戏剧性了：后来那位女同志碰巧也调到教育部工作，而且由于年资较深，碰巧成为那位小干部的顶头上司，他们以后的关系如何，那女同志有没有伺机“报一箭之仇”，讲故事人没有讲。这是一则教育官场的怪现象。教育部门对大学的威力于此可见一斑。

宴请、陪同、照相等还是面子工程。另外一个层次就是物化成利益了。从小礼品、“纪念品”、土特产发展到含金量越来越高的各种物件，也包括各种名义的现金，数目越来越大，受者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这种馈赠当然得有技巧，于是各大学专门负责此事的人员发挥聪明才智，各显神通，在实惠和得体上做文章，据说还有用崭新的笔记本电脑上报资料，其余种种奥妙，深不可测，皆不足为外人道。

另外一项公开的秘密就是上报资料造假：从示范讲课到档案资料，包括过去学生的成绩，乃至没有开过的课也能造出开过的记录来……不一而足。最恶劣的是，这些事还由老师动员学生一起做。学生还没有走出校门就先学会造假，而且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相比之下，课堂考试作弊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师道如此，尊严何在？即使直接参加造假的学生是少数，但其他同学都看在眼里，久之见怪不怪，再讲什么“荣耻观”、“诚信”社会，等于又上一堂“伪善”的示范课。以后的教育史学家如查档案，也得不到历史真面目了。

以上所说，不是什么新鲜事，教育界人士比我知道的多得多，感触也深得多。填表已成为学校一大公害，多少人力物力、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但是既然为众所诟病，能不能抵制呢？为什么每遇评比，学校那么多有识之士都上下一心，铆足了劲，志在必得呢？可以不可以超脱一点呢？据说是不能的。因为兹事体大，事关全校员工的切身利益。一得一失之间有天壤之别。例如一个“博士点”关系教授名额，也就是许多饭碗。如果某项“工程”名落孙山，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学校就要“降级”，沦为二流或三流，连锁反应，影响深远。所以，据说到这个节骨眼上，即使最“清高”的教授，也不能反对，不能超然。除非像陈丹青教授那样辞职而去。但是有多少教员能像陈丹青那样不需要教职养家糊口？再说，如果发生大面积的教授为反对评估而辞职（或罢教）事件，岂不是犯了大忌，在我国，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只是假设，以我对当前“士林”的了解，此类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我见到不少文章都对此类评估之弊有所批评，但是大多是原则上肯定评估的必要性，只是认为需要改良。我则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应该根本取消这种由政府行政部门进行的评估，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无法改良，弊大于利。从根本上讲，大学的优劣、名声，不是由政府评出来的。我国一些已经有百年校史的名牌大学，培养出了众多学界泰斗、国家栋梁，是哪一届政府哪一个部门评出来的？即使是评某一个学科都很困难。多年前，我被列为国务院学位办评估某一学科博士点的“专家”，根据我所收到那些大学关于这一学科的书面资料，不足以做出公允的判断，难以投负责任的一票。所以我知难而退，婉辞了。对于我本来比较熟悉的一个学科尚且如此，遑论在各家上万人的大学间作全面评比，尽管有所谓“专家组”，最终还是由行政官员主导。我们现在很会拿“国际”说事，据说“国际”上也是有评比的。那么先切实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评比（如果有的话）是由谁、如何操作的？至少，评比的结果只供公众参考，而不造成有关大学的实际损益。如果大学领导办学的积极性是靠评比激励出来的，没有评比就不作为，甚至连下水道也不修了（有报道如此说），那大学校长水平不是和小学生差不多了吗？总之，目前的评估体制不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改善，却足以转移教育者着力的方向，劳民伤财，多一条腐蚀干部、败坏世风、（至少在德育上）误人子弟的渠道。

当年冯友兰先生代表西南联大教授上书教育部长陈立夫，反对教育部干涉大学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的方法，认为“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须知西南联大为国立大学，教育经费要靠政府拨款，而且当时学校财政之拮据，教授生活之艰苦与今日有天壤之别。但是校方并不因此放弃教育独立之原则，而且居然维权成功。这则佳话以及冯先生的妙文近来被频频提到。那个时代、那种风骨已经远去，当然那样的文章再也无人写得出来了。现在大学校长要对“部里”“下来”的任何一名小科员躬身迎送，岂非正应了大学“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之说？我对再现七十年前的士林风貌绝不存幻想，我的最低希望只是取消一些“逼良为娼”的机制，解放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智慧、时间和良心。不过这样一来，可能又要触犯某一部分人的权与利，那就非我所计了。

2008年

中国人还是应先学好中文

当前北京为迎奥运、上海为迎世博，正在掀起全民学外文“运动”。打开电视，在记者的诱导下，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更有甚者，把这与“首都的形象”联系起来，非如此不足以成为“国际大都市”。如今时尚，学英语日益低龄化，继幼儿英语之后，出现了婴儿听英语的DVD，让孩子还不会说话就熟悉英语发音，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么中文放在什么地位呢？

事实上，学好一门外语并非易事，真正学到能讲正确的外语的人并不多。结果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两代青少年如邯郸学步，中文不通，外文也不地道，满口洋泾浜，泱泱中华，何以为继？这不是杞人忧天。须知我国是经过文化断裂的国家，“文化大革命”对“文化”之荼毒绝不止影响一代人。它使全民族从文明向野蛮蜕变。1979年，我第一次访美，遇到不少旅美华人，从40年代末来自中国内地的到60、70年代来自台湾的都有。他们的英语当然已很流利，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的谈吐所表现的中文和中国文化修养。老一辈的不足奇，而当时三十岁左右的70年代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的，包括学理工的，谈吐也比较儒雅，出口成章，而且应对进退，包括对人的称谓，也比较得体，使我有一种“礼失求诸野”的感觉。至少到那时为止，在台湾的中国文化还没有断裂。特别是中小学的国文教学要求较严。至于现在陈水扁的“去中国化”，当然是倒行逆施，已引起台湾知识界的批判和抵制，最终是否能得逞，将产生怎样的文化灾难，尚难逆料。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自己这里的情况。由于文化的断裂，在国门重新打开时，面对光怪陆离的外来文化，我们失去了承载的主体和吞吐选择的判断力。这与从晚清西学东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开风气之先带头向西方学习的人物，以至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都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有了这个“底”才有承受外来文化的载体，也才对外来文化知所取舍。白话文一方面来自民间，一方面也有古典传承，并不等同于现成的俚语，更不是没有规范，可以随便乱说乱写。每一种成熟的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魅力。我非语言学家，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感到中文有两大特点：一是口语与书面的差异，这是汉语对外国人来说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这也是扫盲在我国之所以成为长期的重要任务。但是既然是中国人，说已经不成问题，“学文化”就是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另一特点是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中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何况术业有专攻，对文字工作者和其他行业的要求当然不一样。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对文化基础的要求应该有一定的规定。依我设想，一所合格的高小，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错别字，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典故而不出错。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包括外文，那是个人的选择了。

以上说的是“合格”的学校，至少我过去上过的中小学是如此。现在的中小学如何，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但是比学校影响更大的是媒体，特别是电视，对祖国语言摧残最甚的也是它。如今电视字幕的错别字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还有电视剧演员以及主持人读错音、台词错用成语、乱用称谓（例如“我的令妹”、“你的家兄”之类）比比皆是。以至于《新华字典》接到读者来信，中学生根据电视的读音，指责字典错了，其流毒可想而知。至于广告仗着财大气粗，明目张胆地篡改成语、糟蹋祖国语言，行其霸权，令人发指。我们的宣传部门如此重视“导向”，而对这种日复一日谬种流传、误人子弟、摧残祖国文化、破坏国家形象的现象竟然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令人不解。

报刊虽然没有电视那样进入千家万户，但是承载着更高层次的文化传播功能。编辑的水平和取向能决定一本杂志、一份报纸的品格、文风。文章最高境界是深入浅出，而流弊在于浅入深出——以洋化、晦涩掩盖中文基础薄弱，却能“唬人”。中文的确博大精深，不同教育背景的人知识面自然不相同。例如我前面顺手写了“术业有专攻”，这是韩愈《师说》里的一句话，在我这辈人是成语，可能年轻的编辑就会以为写错了，擅自改成“事业”。“不以为意”是不在乎的意思，“不以为然”是不认为是对的，即不同意，但是现在后者几乎已经代替了前者，我就曾遇到编辑把我的文章中“不以为意”擅自改为“不以为然”。还有“差强人意”、“空穴来风”，等等，现在与原意相反的错误用法几乎已经普遍化。又如“致仕”一词就是辞官退休的意思，绝无他解，对于读过点古文的人这是常识。也许不一定要求凡识字者都知道，但是作家写错了经人指出，就该虚心改正。我本人至今还断不了发现有的字原来一直是读错的，查查字典，翻翻《咬文嚼字》也总能有所收获。其实名作家也不见得永远不出错，编辑就有改正或提醒的责任。这对于文字编辑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资深编辑之可贵在此。如此优美、丰富的语言文字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应该对它怀有敬畏之心，活到老，学到老。

我绝对无意反对学外文。只是要强调，一个人的文化底蕴，首先在本国文字的修养，因为文字是和历史文化分不开的。在今日之中国，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

2005年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也谈学术腐败

从有一位知名学者抄袭之事引发出关于学术腐败的讨论，已经进行不短的时间了。在这期间有一句庄子的名言一直在我脑中回荡：“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首先我必须声明，想起这句话绝不是为抄袭行为开脱，此风是绝对不可长的，而且早已相当猖獗，公之于众的只是少数，不断大声疾呼，引起学界警惕非常必要。但是个人抄袭，构不成整个行业的“腐败”，腐败的形成要和一定的权力相结合，而且在方今之世，权力大小与“含金量”往往相适应。所以，我想就积压胸中已久的所见所闻，略抒己见。

一　在他人劳动成果上署名

例如，掌握某种财权，以赞助出版换取署名。有一次，一位某省研究哲学的专家送给我一本他的著作，是非常专业的理论性问题，我与哲学是隔行的，只能承认不大读得懂。吸引我注意的是书的署名：这位哲学研究者的名字前面还有一人，据该书勒口的作者简介中说，此人是某个行政单位的主任，而这个单位的名字与哲学或任何学术都毫无关系。后来据那位真正的作者说，那书是靠这位主任的单位批给赞助费才得以出版的，所以就理所当然地署上了负责人的大名，结果独著变成了合著。这是小事一桩，属于低层次的。还有更高一点的，领导掌握允许出版的审批权，不论是明示还是暗示，在批准的同时，大名也就挂上了，而且往往列在真作者的前面。其实这类书读者大多为本专业人士，谁是真作者大家心里有数，挂名者不见得因此提高学术名声，但是可以点缀履历，或许有助于升迁，大家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另外一种是做空头主持人。“主持”自己并没有研究的“项目”、“课题”，基本上不花费任何劳动和心血，最后在别人的劳动成果上堂而皇之挂上自己的名字。至少是“主编”，也有成为自己“专著”的。过去，在“知识私有”被认为反动的年月，有“一技之长”的“笔杆子”奉命写文章，根本不敢想署名问题，不过此类文章大多谈不到学术性，成书的较少。但是，在知识产权、著作权已经明晰的今天，出现在正经八百的“学术界”，性质就不一样。这种做法连花力气抄都不需要，轻易就把别人的劳动据为己有。当然劳动者也并不是纯粹受剥削，因为现在的“课题”都是有经费的，参加者总可以分得一杯羹，至于多少，是否公平，是自愿还是被迫，那就不好说了。问题是这样出来的著作，代表谁的学术水平？如果有特殊创意，发明权属于谁？如有谬误，甚或有侵权问题，由谁负责？

这里需要与两种情况区别开来：一是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领导，或至少是达到一定水平的专家，凭着自己的识见，提出有价值的课题，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组织多人进行，并亲自指导，或参与部分写作，最后成果是集体的劳动，但主要代表主持人的思想和体现他所付出的心血，而且参加的后学通过这一实践学术上能有所提高，这是“主持课题”的本义。另一种情况就是为首长写必要的发言稿、起草文电等，国家领导人或有关的权威部门的领导势必不可能以作文为业，这是常识问题，无需多讲。这种文电、讲话稿有它自己的价值标准，有的重要性超过学术著作，但完全是两回事，与学术无关。问题在于，行政领导的权力滥用到学术领域，就变了质。

二　课题泛滥

近年来“课题”成为时尚，课题的“含金量”（真正的货币）也与日俱增，“课题费”变成各种人争夺的肥肉，以至于与“学术”日益“课题化”的同时，“课题”却日益非学术化。在市场经济导入学术之前，在某些学术单位，沿“政治领导业务”之传统，非专业人员（不一定是政治工作者）往往有优越感，对从事专业课题的人员或服务、支持，或“管、卡、压”，但并不参与课题研究。自从课题费的数目成为垂涎的对象后，不知从何时起，非专业人员和部门申请学术课题成风，行政领导与学术带头人混为一谈。这样的课题及其参加者的资格不知如何论证，最后成果又如何鉴定，实在难以深究。抑有甚者，大学教师评职称、晋级，有一项考核是争得多少课题费——请注意，不仅是列出从事何课题，而且要列出多少钱，其潜台词是争取课题费的能力必然与学术水平成正比。所以有的教师以拉赞助代替教课的课时。这样，教师或学术带头人都被迫把精力花在“找钱”上，各显神通，甚至有的自己在外面兼做生意，把一部分自家公司的钱转入自己的课题费下，既可以借此充晋级资格的“分数”，又可以在公司那边减去应付税款部分，一举两得，不亦快哉！

从制度上讲，此弊病的根源在于“课题制”。前人治学本无“课题”之说。读而思，思而有得，形诸笔墨，遂成著述。这里思想是自己的，题目是自选的，时间没有特殊规定，短则一两年，长则十数年，甚至以毕生之力成就一部传世之作。这当然是理想境界，现在学人不可能享受此奢侈，总要接受某些“任务”。对于一些实证性较强的学科，需要调研经费，还有需要举行一些研讨会以便集思广益，因此而有“课题”和“课题”经费，这是正常的。但现在走向极端，把所有研究工作都“课题化”，而且课题费变成了生活补贴，其比例甚至高于正常收入。而根据目前的工资制度，教研人员经常性的收入还是相当低的，“课题”多少就直接关系到生活水平，差别甚大。而且，若不组织在某个“课题”中，除非是已经名望较高的资深学者，个人研究著述几乎寸步难行，评职称不被承认，发表、出版都成问题。据说这种制度是为了杜绝滥竽充数，采取多劳多得，便于“监督管理”。这等于是实行计件工资制，把精神的创造混同于简单体力劳动了。还有一个谁掌握评定标准和经费、谁来“监督管理”的问题，最终免不了外行领导内行，长官意志决定，至少客观上使本来可以极为丰富的创新思想受制于“五斗米”。国外所以有“终身”教职的制度，就是为了使达到一定水平的教授无后顾之忧，放手进行自己的创造。“滥竽充数”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避免，但可以用每一级晋升中的严格考核、淘汰来解决。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恰恰主要是个人的创造性劳动。精神创造的特点是，在一个领域中钻得越深，就越是欲罢不能，古今中外大学者都不是鞭打或利诱出来的。而如今的课题制下，学术研究的程序本末倒置，变成了为经费而设题，结果人与著作滥竽充数的问题更为严重。此中内情，倘深究下去，盘根错节，非本文所能尽述。

这里并非一概否定“课题”与适当的课题经费。问题在于在人文领域内一个学者的收入以何为主。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是说“士”能超越眼前的个人利益，追求一个坚定的目标。但是那个时候“士”其实是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以一份稳定的、保障相当的生活水平的收入作为基础，才能使人潜心治学，才能真正按照自己的心得和思路，十年磨一剑，产生有价值的成果。“课题制”其实一部分也是舶来品，而且有不少课题的经费来自境外，需要按照出资单位的意图立项、结项、报账，等等。但是据我了解，国外学界的制度固然五花八门，但其学者，特别是资深学者的主要收入绝不是靠“计件工资”而来。例如，欧洲有的大学有一种制度：在教授的工资中包括一小部分科研经费，每四年（或更长）一评定，如果在此期间没有一定的成果，则下一个四年取消这一小部分，这样，也算一种鼓励或监督机制。但是一则此部分占比例较小，二则四年为期不算太短，三则，也是最重要的，在此期间著书的题目是自选的，不受制于掌握财权的人，而评定成果有权威的学术机制。我认为比较合理。试问，如果基本工资较低，主要依靠“课题”，每年都被赶着写申请，自己，或者归自己负责的青年学人的切身利益都系于此，“学科带头人”成为作坊主，成果以量计，在这种压力和引导下，学术研究当然只能是短期行为，哪里容得下“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探索精神！同一领域也不可能年年有新思想，抄袭和变相抄袭应运而生。如此而侈谈纠正学术界浮躁之风，无异缘木求鱼。

三　学位泛滥

我国告别了以“大老粗”为荣的年月不多时，忽然跳到另一极端，对“学位”的追求和重视达到畸形的地步。不论是用人单位还是社交场合，学历、学位都成为必不可少的招牌。但是，十载寒窗修成正果，并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中国人对于谋求捷径特别有办法。街头兜售假文凭，那是最等而下之的，而且总要冒抓住法办的风险。堂而皇之的名目是各种培训班、收费生、委培生、在职学习等。短短几年内，就像变戏法一样，“终身教育”变成了论价“卖学位”。如果只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旧时称作“野鸡大学”的学校在做此类事，倒也罢了，严重的是国内一流知名学府也不能幸免。听说有一位知名学府的博士（在他80年代获取学位时确实是经过数载苦读，几考几榜而后通过，现在在本专业已卓有成就）有一次到一个县去考察，不料各级干部中钻出来几十个他的“校友”，一直到乡镇一级干部，多半有“学位”，都是从该校“研究生班”得来，这种“教育”之“普及”，令人咋舌。

除了金钱外，当然还有权势、关系等因素介入，“学位”于是由膨胀而贬值。前几年人们见到“博士”，顿生敬意，还有“傻得像博士”之说，这个“傻”字实际是有几分同情和赞赏，起码承认其对学问的执著。如今见到博士，先考虑他是怎么得来的。前一阵某名校因几个博士生考核，被通过的恰好是高官而未通过的恰好是平民，引起士林哗然。也许被通过的官员确有真才实学，是冤枉的，我不了解，无法判断。但引起这种反应说明以权、钱谋学位之风已成公愤。本来，在职官员或者企业老总进修学习，不断充电，是值得大力提倡的。高校利用雄厚的师资办各种讲习班，是好事。以此创收，也无可厚非。关键问题在于，目的是“学位”还是“学问”。“学位”之创立在于它标志着一定的专业水平。一名正规的“博士”，第一，要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第二，至少要修满一定的课程，通过考试才有资格作论文；第三，在写论文过程中应该对与本题目有关的国内外著作、已达到的水平和各种观点有所了解，然后再提出自己在前人已有的贡献上还能做出什么新的贡献。这样，不论天赋如何，没有几年时间是达不到的。我国博士生规定为三年，已经是比较短的。所以，我认为，无论怎样精力过人，一个在职人员，特别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脱离学校几年后要通过平等的入学考试不容易。在日理万机的同时，靠“业余”完成符合要求的博士学业，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博士的专业与他本科的专业相去较远，就更难。于是校方就只有降格以求，偷工减料。秘书或他人代劳写论文的情况，也时有所闻。所以，在职人员如果一定想要学位，那就脱产学习，老老实实做几年学生，没有任何特殊，这是国际通例。其实多年实际工作经验以及由此而来的识见、政策水平等，本身就很宝贵。参加一些讲习班，或听听课，缺什么补什么，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混”一个“学位”呢？这就与人事制度重形式、不重实绩，社会重虚名有关，更重要的是各级领导以自己手下有多少名“博士”、“硕士”为政绩。所以出现这样的笑话：某省出上百万元年薪招聘“院士”，也不问专业，也不提工作性质和研究条件，只要是有“院士”头衔的即可为本省增光。好在院士们大都还自重自尊，无一人应聘，而且已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院士不是花瓶”！清朝也有花钱“捐”功名之说。不过“捐”来的不论什么头衔，即使凭这补上了几品官，与三榜考出来的进士还是泾渭分明的。大家都知道底细，真进士还可以不屑为伍。如今鱼目混珠，真假难分，我为那些真正苦读出身的硕士、博士叫屈！

四　还能守住学术界这片净土吗？

所有上述这些问题，大约多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自然科学可能有自己另外的问题（最近见到一篇讨论为什么我们现在出不了大数学家的文章，看来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自然科学“外行”和“内行”界限容易分。即使很简单的公式，外行人看来就如天书一般，无法充内行，乱指挥。而社会科学似乎人人可以发几句言，不论原来知识多少，到了一定的官位或社会地位，似乎就有了发言权，也似乎出言就有水平了——当然也是不可深究的。大学本科学理工的可以轻易拿一个经济管理或政治学博士，或长篇大论侈谈国际关系，反过来就不行。所以社会科学领域长官意志、命题作文难以杜绝，鱼目混珠也比较容易。甚至把学术与政治宣传混为一谈。话说回来，如果人文、社会科学真的就是那么容易“普及”，何必还要设“专业”、高级学位，还弄那么多研究课题呢？归根结底，核心问题还是对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尊重问题——是看作“有一技之长”的工具，还是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学人？把所有的人都组织到各种“课题”中，而“课题”的决定又最终与权与钱相联系，于是“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这是更深一层的问题了。

抄袭是个人行为，一旦曝光，名誉受损，严重的还可绳之以法，而上述种种现象却是堂而皇之地合法存在。“堂而皇之”才是严重性所在，才可以称为“腐败”，有的不一定能以“腐败”概括，至少有很大的腐蚀性，促使一种精神的堕落。与其他领域内的腐败一样，是结构性的。但是，其危害却比商品造假、官场腐败要深远得多，因为百年树人，它涉及我们民族的精神命脉。

学术界应是最后一片净土，如果连这一片净土都守不住了，还剩下什么呢？目前尚有“迂阔”之士为之忧心忡忡，为之痛心疾首，为净化学界而鼓与呼，再过一代或数代后，还有这种呼声吗？

2003年

大学文科向何处去？

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十周年（2003年12月19日），有幸应邀得与盛会，到会场后方知被列入来宾致词名单。仓促无备，只得硬着头皮信口开河。但是河口既开，随之流淌出来的都是我平时对人文教育的看法，在那种场合有些不合时宜。当时限于时间，而且毕竟是庆典，有些言犹未尽，本文在讲话基础上略有补充。

我很荣幸应邀参加盛会，首先表示祝贺。来到会场后，忽然李伯重教授要我讲话，盛情难却，只得信口开河，杂乱无章请大家原谅。刚才讲话的诸位都是各方面的代表。我谁也不代表，只是一名老校友，如果有一点特点，就是1951年毕业，是清华文学院倒数第二届文科毕业生。1952年最后一届毕业后，院系调整，清华文、法、理学院都没有了，1953年毕业的文学院同学变成了北大毕业生，直到十年前重建人文社会科学院，中间隔了四十年。

前几位讲话中多次提到当年清华人文荟萃，提到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还有朱自清、闻一多等，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我现在不免怀旧一番，想起当年我在校时亲历的情景。那时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法学院院长是陈岱孙（文科与社会科学是分开的，社会科学属于法学院）。现在看到写陈岱孙先生的文章多形容他是温和长者，而当时他是以厉害出名的，据说他给学生59分，再怎么求情，绝不加一分使其及格。此说也许是传闻夸大，但是老清华严进严出不止一个系。有些系到毕业时只“刷”剩三分之一。图书馆馆长是潘光旦教授兼任，当时图书馆馆长多为名教授，但他绝不是挂名，连什么书出借最多他都去查，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

我是1948年大二从燕京转入清华的，只上了本科，不像诸位有硕士、博士学位。但是回想起来，当时给本科生开课的多为名教授。我上的是外文系，必修的公共课“世界通史”是雷海宗教，“西洋哲学史”是邓以蛰教。这两位先生现在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但都是本界的权威。雷先生应该算史学界一代宗师，只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史学观点与主流不合，还有种种历史原因，没有等到反右就落难。院系调整后他不能到北大，去了天津南开大学。结果南开历史系获益匪浅，成为南开文科中一强项，在全国大学历史系中也名列前茅。至今南开的老教师还提到雷先生为学科建设打下的基础。他去世较早，没有赶上改革开放，所以名声不显。近年来他的著作得以出版，南开举行了纪念他的研讨会，关于他的文章也见诸刊物，说明史学界没有忘记他。我上他的课印象最深的是，他记性特别好，一上来先在黑板上写几个本堂课要讲的重大事件的年代，同时再写上相当于中国历史上什么年代。他讲的具体情节我忘记了，但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对我影响很深，就是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考虑，每当提到外国历史事件时，本能地就想到当时中国是怎样的状况。邓以蛰先生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学权威，与朱光潜齐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未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发挥。可能他的儿子更知名，即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邓稼先。我着重提这两位是因为他们现在不大知名，在座的可能知道他们的就不多。

另外我的专业课“西洋文学史”是钱锺书教，“英国小说”是杨绛教，这两位先生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钱先生讲课更是信手拈来，中西贯通，受他的影响，我的毕业论文选了比较文学类的题目，导师也是钱先生。教莎士比亚、英诗和英国散文的是美国人温德，他从30年代来华，一生都在中国教学：清华—西南联大—清华—北大，最后以百岁之寿在北大去世。其他的老师因时间关系就不多介绍了。这些教授上课的共同点，就是没有讲义，全是源源不断从脑子里流淌出来，听课完全是享受，不会想逃课。而且也不能逃，因为考试全凭自己的笔记以及从专心听课中启发出来的悟性。现在听说有点资历的教授都不愿意开本科生的课，回头来看，我当时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视为当然，不以为意。

我还要提到梅贻琦校长。现在蔡元培的地位已经确立了，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梅校长主持清华时间最长，并且历经抗战迁校和战后复校的艰难时期，对清华的贡献功不可没。他的办学理念其实与蔡元培是一致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光是这句话的精神，现在就很难贯彻。但是他还有一些话，人们不太知道：学校的主体就是老师和学生，其他人员，包括校长，都是为“教”与“学”服务的，比如上课需要教室、桌椅板凳、图书仪器等，就需要有人为其服务。其实校长所管的当然不止这些，单以请这么多好老师一项，就体现了何等眼力和气度！的确，梅校长在学校一直低姿态，很少出面做指导性报告。我们只记得某某教授讲过什么，却不记得梅校长讲过什么话，可以说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清华40年代末学生运动高涨，中共地下党很活跃，左派思想占上风，因此有“解放区”之称。梅校长在保护学生不受国民党军警迫害方面也默默地出了不少力。他曾经坚拒包围学校的军警进校抓人。尤为难得的是，他当然知道这些进步学生的政治背景，与他本人的政治信仰是不同的。但是他信奉思想自由，维护校园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以保护学生为己任，仅此三条，他够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

关于清华的文科，现在多提国学研究院及“四大导师”，但较少提文学院。事实上，文学院存在的年头要长得多，是清华文科的主体。学科建设、延聘或成就名教授、培养人才，主要在文学院存在期间。冯友兰先生执长文学院时间最长，从战前到西南联大时期，到复员，直到解放，功不可没。前面提到梅校长的眼力和气度，冯先生也同样施之于文学院，而且更加直接。因此提到清华的人文学科，不能不提冯先生。

这样的阵容，这样的传统，到1952年一下子就把文科（包括法学院）给砍掉了。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否则清华何至于到2003年才纪念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十周年？当然，砍掉的不止是清华的文科，那些年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遭遇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说。如今清华经过多少有识之士的努力，又重建了这个学院，而且不断壮大发展，十载于今，当然是大好事，值得庆贺。

现在清华把人文与社会科学放在一起。其实，二者有所不同。后者更加紧密联系现实，如经济、社会、法律、政治，比较能直接为当前现实服务。而人文则不那么实用，而且不应该那么实用。现在一提到某个学科或某项研究课题，最常出现的问题是“有什么用”？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这次会上不断提到的那些清华引以为骄傲的大师们所做的学问，或赖以成名的著作，都经不起一问。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钱锺书的《管锥编》既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也不能对领导人决策提供参考，如果现在申请课题大半得不到批准，何况这些都是毕生积累的成果，不可能限期完成，限期“结项”。还有许多大师并不著作等身。以现在的量化标准，他们有些人可能评不上高级职称。当然，更重要的是谁来评他们？现在文科已经没有了学术权威，就只好用行政手段，由行政官员订规则。对他们而言，可以摸得着的只有表面的、形式的、可以量化的东西。所以要真正发展人文学科，不能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对于有用无用的问题，恐怕需要从更为长远的、精神层面的、全民族的，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考虑。

刚才有位先生提到方今最高领导，有多少位政治局委员都是清华毕业生。他并为他们都是工科出身而不满足，希望文科将来也出这样的大人物。清华出高官，似乎是近年来为人瞩目的一个现象，也是不少清华人引以为自豪之事，我就听到过清华的老师向外人历数出自清华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多少部级以上官员，说明清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云云。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官大多是理工科出生，主要还是工科，这有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姑且不论。但是如果高等学府把办学目标定位在出高官，恐怕是本末倒置。那除了高官还有大款呢！不知有没有统计，我想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富出自清华的大约也不在少数。名牌大学之为“名牌”是靠出高官巨富呢，还是靠学术水平？刚才那位同学说目前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校生一千三百人，当高官的只能是少数，那其他人怎么办？如果一位教师课堂上所有的学生都以此为“高山仰止”的目标，“虽不能至，亦当望之”，也就是人人都心中奔升官发财，那课还能上得下去吗？这是极而言之。不过近年来清华正巧出现这一特殊现象，给师生造成一种导向也是事实，恐怕不一定有助于学术繁荣。社会需要各种人才，优秀的大学培养各类优秀人才，其中也可能有人做了高官，有人经商致富，但其他的道路还宽广得很。特别是文科，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出“大儒”。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恰巧需要有抵挡名利诱惑的定力，在方今之世是很难做到的。惟其难，才需要下大力气提倡。有幸进入这一殿堂的莘莘学子，一进来就听到这么多大师、硕儒的名字，我想总会有人以他们为“高山仰止”的目标的。我祝清华人文学院继承老清华的人文传统，多出几位大儒。

最后，谈一点国际交流。清华最初是留美预备学校，与美国的渊源较深。改革开放以后是国际学术交流重镇之一，除了历史原因，还有现实原因，自然与美国交流最多。当然美国经费来源最充足，科技也最先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文科而言，西方文化的源头还在欧洲，底蕴最厚，美国的人文学科也来自欧洲。就是在今天，文、史、哲方面的前沿也不在美国。所以我认为还应多关注一些不那么热闹的欧洲学术界，多开发一些与欧洲的交流。另外，前面所提到的高度实用主义、急功近利都是美国的特点，他们战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学术政治化。以至于我国一提起人文社会科学就与“思想库”等同起来，这与美国的影响有关。但是美国的“思想库”涉及领域甚广，其成果多面对公众，不一定面对政府，而且不同派别和观点争鸣不断，此消彼长，这又是我国学不来的。所以学美国“思想库”，也仅能得其末。在人文方面的学术交流中，不是只盯着美国，而把目光放宽一些，收获会更大。

（谈到出大官与出大儒一段时，台下报以笑声和掌声，可见还是有人认同的。最近又见报刊炒作耶鲁大学出了多少位总统以及总统候选人。真是推己及人，把读书做官论推广到了外国大学。这样的导向，不知要把高等教育引向何方？）

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说起，兼及中国国情

过去，本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给予过关注，首次在著作中涉及这个问题是在2000年出版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一书中，谈到影响美国20世纪初发展的思潮部分。我在书中表达的意思概括起来是：19世纪中叶发源于欧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的土壤；但是

如果完全按照斯宾塞的理论听任社会沿着弱肉强食的道路发展下去，美国就不会有今天，或许早已引起革命，或许在某个时候经济崩溃。事实上，另一条线，对于不平等的批判和主张政府抑强扶弱的理论一直存在。它也是植根于美国的思想传统之中，也就是自由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和强调平等这一面。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盛行的同时，在经济、哲学、政治领域都有其对立面，不过在特定的时期哪一派成为“显学”，视情况而定。〔1〕

在详细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改良思潮和批判运动以后，本书又引了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的一段话：

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大约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出色的生产和分配制度……单是看一下税收制度的历史，就可以提示我们，在把社会开支让那些最能承受的人去负担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传统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2〕

那本书里，我的着眼点在于说明：促使一个社会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平等的关系。显然，在有着最适宜其生长的土壤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都不能成为唯一的主导原则，遑论其他国家！

本文不是要介绍这部著作，或讨论美国的发展道路，而是阐明我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之所以想到要就这个问题阐明我的观点，一个主要原因是近来读到和听到一些对当前国情的描述和观点，实在不能苟同，感到有话要说；又由于在有些人那里，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比较混乱，最近还听说海外有人把国内的“自由主义派”与“里根主义”等同起来。另外还有人把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加于我的头上，也正好借此阐明观点，立此存照。

我所指的不能赞同的那类观点就是现在被称为“富人经济学”的种种说法，其内容包括夸大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缩小贫富悬殊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侈谈正在进入小康社会、强调贫富悬殊是发展必要的代价，甚至腐败和专制都是现代化必要的代价等。关于贫富悬殊问题，我原则上不反对一段时期的贫富差距是发展的必要代价，我们是在短缺经济下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穷过渡”之后进行补课。但是这种差距能促进发展得有几个条件：一、财富的集中基本上是通过合法途径，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二、集中起来的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挥霍掉或流失海外（特指以不正当的手段转移，不是指投资）；三、贫富差距有一定限度，不能超出无法忍受的地步，也就是所谓“警戒线”，而且有积极的缓解和制约机制；四、弱势群体有依法维护自己权利的渠道。揆诸我国现状，这些条件都十分欠缺，而且在有些方面向相反方向的恶性循环还在变本加厉，看不见转向良性循环的趋势。所以今天的中国既患寡又患不均，社会的不公正正在制约发展。

至于说腐败也是必要的代价，我更不能认同。80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过腐败无害论，并举国外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与腐败的比例关系加以论证，当时我就不能接受，因为中国国情不同，孳生腐败的土壤实在太肥沃，现存体制又难以遏制。时至今日，有目共睹的是无孔不入、弥漫性的腐败已经不但腐蚀社会的肌体，而且在咬噬内脏，触目惊心。我仍然坚信，不受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那种为了保护发展所需要的“安定”，宁愿付出腐败的代价也要维持专制的说法。

另一方面，与另外一些论者不同的是，我认为所有这些严重问题主要来自阴魂不散的“前现代”因素，而不是已经完成“现代化”之后的弊病（至少主要不是）。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和深圳等特区的繁荣不能代表全国，是显而易见的。有些问题与一些熟透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问题表面看来相似，成因却是不同的。即使有一些是从外面传染来的，也是由于自己的痼疾太深，对外来的影响只能取其糟粕而无力吸收其精华。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谈不到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文不是要在学理上全面评价斯宾塞所提出的学说。这里只就通常一般的理解而论，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遵循自然界发展的规律，只要放手让每个人各显所能，通过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社会自然会达于美好。但是事实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不同的，这种规律的运用至少有很大的局限性。关键在于它的大前提：机会平等、规则一致。在自然界，客观条件对所有的物种都是一样的：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以及各种天灾，大家都同样经受，于是有的被淘汰，有的顽强地存续下来，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是在人类社会，至少在进入“文明”之后，很难有完全平等的条件。

就以美国为例，假如说第一代移民白手起家，相对说来机会平等的话（其种族歧视问题此处姑且不论），到第二代就不可能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因为家庭背景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机遇已经出现差别。正如接力赛，第一棒在同一时间同一起跑线上，优秀者跑在前面，而第二棒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以到达终点的时间来衡量最后一个接棒人的优劣显然不公平。这是最简单化的比喻，社会的发展当然要比这复杂得多，如果听其自然，历史越悠久就越不平等。60年代美国终于通过种族平权的《选举权法》后，为保证其实施又通过特别照顾少数族裔的《确保行动》法令。约翰逊总统针对以“机会均等”的名义反对这一法令的意见说过一段话：“你不能把一个因常年带镣而跛脚的人放在起跑线上，对他说，现在你可以自由地同别人竞赛了”，正说明同样的道理。所以即使完全铲除了世袭贵族的资本主义国家，仅仅靠宪法规定给予一切人以平等的权利是不够的，尽管这是必要条件，还需要一系列照顾弱势群体的政策和措施。于是，不论是被迫还是主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现在形形色色的福利制度。

至于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机会均等、权利平等，现在离相对的机会平等也还差得远。最明显，天天可以看到的，北京城里几百万“外地”打工仔、打工妹，就不享受与北京市民完全同等的权利。占全国人口起码三分之二的农民在有形的经济、社会福利上，或是无形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同城里人也远远没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也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唯一的还算公平竞赛的全国高考（舞弊的不算），大批失学儿童和少年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出局了。在法制不健全，权力的作用处处可见的今天，就是进入市场经济，也不见得享受到平等机会，达到真正优胜劣汰的机率还是很小的。再深一步说，姑且承认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规则，这“强”与“弱”、“优”与“劣”的标准是什么？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上强者就是体魄健康加聪明加勤奋，弱者不是太笨就是太懒，或者体弱、病、残。但是在一个贿赂公行、腐败成风的地方，一个既聪明又勤奋的人如果坚持正直廉洁，奉公守法，就生存不下去，这种例子比比皆是。问题是由这样的环境来“选择”“适者”，社会能进步，民族能优化吗？

过去在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我用“所谓”，是因为我不认为那是我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大锅饭”、“铁饭碗”的绝对平均主义并不体现机会均等，在本质上是不公正的，而且它掩盖了实际上的各种金字塔式的特权。在短缺经济下，极少数人所享受的各方面的特权与广大无权无告的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同今天的贫富差距哪个更大，很难比较。不同的是，那时是静止、僵化、隐蔽的，今天是显性的、流动的，希望就在流动和全社会关注之中。事实上，今天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有许多并非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而仍然是旧制度改头换面，以各种形式阻挠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老的大锅饭的残余造成庸才压制英才、扼杀创造性的现象与新的两极分化，使弱势群体处于无权、无助的状况，两种现象在现阶段是并存的。要达到健康的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毕竟社会在动荡中前进，不是死水一潭，这就是希望所在。

关于今天中国贫富悬殊的严重性，特别是农民的生存困境，已经有许多文章讨论，此处不赘。本文只是想简要说明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因而不可能得出“中国缺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论。

另外，关于“自由主义”，我一向不把自己归属于哪一派，而只是就问题论问题。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我与一些人的观点相同，在另一些问题上也许正好与另一些人巧合。不过我从不讳言，在大的取向方面，我认为源于欧洲的关于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以及为保障这些权利的法制、民主的一系列原则是有普适性的。就广大中国公民而言，自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由于种种挫折，这个启蒙过程尚未完成。“自由主义”当然包括平等，没有平等，就谈不到每个人的自由权利。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也证明自由竞争与平等二者不可偏废。在实践中往往产生矛盾，太侧重平等，则导致削弱竞争意识，不利于发挥创造性，今天有些欧洲国家已经感到这个问题；反之，则两极分化难以遏制，到一定程度也会妨碍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动乱。欧美国家根据自己各自的国情，在总的“自由主义”框架下不断左右摆动，调整政策。欧洲称作“左”派和“右”派的，与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内涵和外延就不尽相同。里根主义对当时的美国功过究竟如何，至今美国人争论不休。中国国情如此不同，任何比附只能是牵强附会。在今天，我国既不能以发展为借口而牺牲广大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也不能因当前的弊病而否定改革，主张倒退，更不能重新肯定那腥风血雨、导致千百万人家破人亡、几乎切断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文化大革命”。

下面顺便说一下前面提到我被误加以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事：国外有一份称作《新左派评论》的英文杂志2000年第6期刊载了一篇访谈录，由汪晖先生概述中国知识界的各派观点，其中涉及本人的一段译出如下：

几年来，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场关于两极分化的大辩论，有许多关于这个题目的报刊文章和书籍。一些年轻一代的思想者把目前的潮流描述为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老一代的自由主义学者如李慎之和资中筠回答说，不幸的是中国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的却是其对立面——社会主义，即不适者生存。

有人把此文原文印给我看，使我大为惊奇，这是根据何来呢？上述《冷眼向洋》一书的出版先于此文的发表，本文开头所引内容是我唯一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述，而且只联系美国，从未涉及过中国。这篇访谈录中还用了“大辩论”和“回答”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辩论，本人没有参加过，更从未与汪先生讨论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实在百思不得其解。文中没有直接引号，也没有任何出处。我曾问过李慎之先生，他也大惑不解，说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自然不曾说过这话。当然本文只代表我个人。究竟汪先生为什么要这样无中生有，就不好妄加猜测了。既然我见到了此文，通常的做法是，立即致函该杂志予以正误。我当时没有那样做，因为正在全力写另一部专著，实在懒得为这种无聊的事分心。另外，我潜意识里还有一种“传统”的想法，不愿把中国人之间的分歧拿到洋人那里去评理。而且本人白纸黑字的著述都在，一篇“访谈”也没有那么大影响。我的工作尽管一直在“国际”领域，经常与洋人打交道，自己明确的定位却是主要为中国读者而著述，除参加国际讨论会必须提交外文论文外，我的写作绝大多数是用中文写给中国人看的。我在意的是中国读者的反应，重视的是与中国学者交流思想，因为我念兹在兹的是本民族的兴衰，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特别关心和担忧的是“士林”的状况。说实在的，如果不是有热心友人告诉我，传给我看，我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份杂志和这篇英文稿。不过这倒真促使我开始注意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议论，作进一步的思考，现在那本书已写完，可以抽出时间来整理一下自己关于这方面的看法。那登在外国杂志上的说法说不定哪天出口转内销，在国内谬种流传开来，我也可有此存照。

最后，还想说一点学风问题。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抄袭、剽窃进行了很多揭发批评。把别人的思想、写作据为己有当然很不道德；但是，反过来，把自己的杜撰公然加到别人头上，如西人俗语“把话放到别人嘴里”，这应该算什么呢？去年，我碰巧也在国外被要求就中国当前知识界的思想作一演讲。我首先表示，我没有能力做这样大的题目，因为对每一位学者来说，如果没有认真读过他（她）的至少部分的著作，对其观点作概括是不严肃也是不公平的；至于全面的评论，只有作为专题，认真、系统地大量阅读、分析研究之后才有资格作，现实中很难有人能做到。我能做的，只是就我的阅读和交谈范围所及，谈一点我注意到的对当前共同关心的若干问题存在着哪些不同的看法。我没有举任何具体的人名，因为手头没有可资引用的文本。我想这样做比较谨慎妥当。

我精力、时间有限，只想以有生之年就自己“思”与“学”的一得之愚写一些想写的东西，对于见诸报刊的争论，即使是本人感兴趣的问题，甚或涉及本人的，我一般不参与笔战。到这把年纪，所遇到的多属晚辈，甚至隔代人。关于他们，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自己治学的遗憾后说：“晚生于我的学子，少年时有一段失学，基础较差，但是机会来时仍然风华正茂，有志者还来得及补课，施展的天地也要（比我的时代）广阔得多，当然又须经得起新的‘世风’的诱惑和考验。我仰慕前辈的学养和积累，自叹望尘莫及；又羡慕后辈的精力和机会，感慨时不我予。”这是真心话。我只希望风华正茂的学人们珍惜大好机遇，以“修辞立其诚”的态度善用自己的才华和精力，则士林幸甚，民族幸甚。

2002年

注　释

〔1〕《冷眼向洋》，三联书店，2000年，第41页。

〔2〕同上，第89—90页。

人格与国格孰先？

记得过去曾看到一则消息，某地有一家工厂的外国老板不知何故被触怒，竟然罚全体员工（多为外地民工）下跪，只有一人宁愿被开除也不肯下跪（大意如此，细节记不清了）。于是报纸纷纷报道，文章大多做在赞扬这位工人维护了“国格”上，说明中国人是不可侮的。我当时首先冒出来的想法是：假如那老板是中国同胞呢？那工人的行为是不是意义就不那么重大了？媒体还会给予这样的关注吗？这件事并非孤立的，媒体处理的方式也颇有代表性，引发出许多思考，当时没有整理成章，现在仍感到有许多话如鲠在喉，一吐为快。

问题之一：这种逼人下跪的事与国籍有什么关系？如果是中国老板，就可以容忍吗？就不用反抗了吗？那民工拒绝了，是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但是他被开除了，因此他的劳动权仍然受到了侵犯，老板还是得逞了。当一个民工只能牺牲劳动权来维护自己的起码的人格（不论老板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时，实在看不出“国格”得到了怎样的维护和伸张。

问题之二：这位民工的行为值得大书而特书，是因为只有他一人拒绝，其余的人全屈服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是“爱国”觉悟不够高吗？按照维护“国格”的逻辑，他们应该认识到，那是与洋人打交道，一举一动代表国家尊严，所以尽管背井离乡出来谋生，也应为了国格而牺牲饭碗。他们可能这样思维吗？另一方面，国家有《劳动法》，他们原来是有权既拒绝受辱又保住饭碗的，他们知道吗？即使听说过，实际上在受害之后，可以向哪里去告，又由谁来为他们伸张公道，维护权利，他们心中有数吗？感到有依靠吗？就是那名因拒绝下跪而被开除的工人，后来还是别处向他伸出同情之手，雇用了他。原来的老板并没有被迫改正错误，重新接受他，也没听说受到了什么惩罚，至少没有追踪报道。

问题之三：那为数众多的民工原来在家乡是在怎样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在家长、村长以及一切比自己有权威的人面前是否习惯于人格得到尊重？还是经常被打骂、侮辱，不以为怪？他们是否接受过基本的公民教育，是否意识到每个人拥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也有应该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以此要求自己也要求他人？从目前广大农村的情况看，恐怕个人尊严得到尊重，个人权利有以维护的境界还不是普遍的。那么，出门打工，受气、受辱，也许并不如我们坐在书斋中感到的那么反常而不可容忍。“士可杀，不可辱”，那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对于食不果腹、“天高皇帝远”的黎民百姓来说，是一种精神奢侈。他们被迫鬻妻卖女时，如果遵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礼教，怕只有饿死或自杀了。这也可算是“礼不下庶人”（当然，在君主专制下士大夫也未必能免于受辱，“失节”云云也是精神奴役的枷锁，那是另一范畴的问题）。现在，解放了，当然与封建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广大老百姓离真正的精神解放还有相当长的路。在相当多的百姓日常生活中，人格没有受尊重的习惯之前，要求他们维护“国格”，既不现实，也不公平。

从媒体透露出来的星星点点消息来看，外出的民工也好，留在本乡的农民也好，权利受到这样那样侵犯、人格受到程度不同侮辱的还不是个别情况。加害者多为同胞而非洋人。宣传的角度似乎只是以简单的揭露为主，很少像上面这个案例那样从鼓励受害者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出发。是不是只要不是受洋人的气，人格就不重要了呢？

记得还看过一个相当不错的禁毒题材的电视剧，但其中有一场我认为是败笔的情节：一位正直、有理想的归国博士致力于一种反毒药品的实验，却不幸受骗上当，其成果竟被贩毒集团利用来研制冰毒。在发现这一事实后，他痛心疾首之余，没有逃往国外，而是毅然决然去自首并检举，使公安部门得以一举破获毒品集团，而他自己也入狱服刑。到此为止本来已经很圆满了，但是剧作者画蛇添足地安排了一幕这位博士在走向牢房的途中邂逅被押解的毒枭的一次对话。那毒枭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这位博士在西方留过学还这么理想主义，引发出后者长篇激昂慷慨的自白。我原以为作者给他一个机会痛斥毒品之危害人类，贩毒之伤天害理。岂知不然，却只见他诉说自己初到国外时如何受洋人歧视、蔑视，因而下决心一定要为中国人争口气云云。姑不论两名罪犯相遇进行长篇对话本身违反司法管理规则，难道一个正直、有良心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国外受过洋人的气，才能激发出动力来检举贩毒集团吗？如果他碰巧留学生活顺利，遇到好导师、好同学，在国外经历很愉快（这种情况在留学生中也不鲜见），是否就削弱了自首、检举的决心，有可能溜到国外呢？无端赋予他这样一种“爱国”觉悟，不但牵强，而且实际降低了作为纯粹的“人”的良知和品格。特别是与毒品作斗争已是国际合作的主题之一，那博士果真逃到国外，按情理应作为国际刑警的通缉犯，迟早要给逮捕引渡回来的，那就怪不得人家“歧视”了。

此类论调在宣传报道和文艺作品中比比皆是，似乎也有些公式化了。国人有一种习惯的思维（至少宣传的主调是这样），一切动力都来自反抗外来压迫，否则就失去了“崇高”的依据。其实有些问题与“国格”有关，大量的却是无关的。须知真正一举一动都应该代表“国格”的是外交官，那也只是在职位上的时候。对于普通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提高“人格”觉悟，理直气壮地呼唤“人”的良知，知道什么是人人平等拥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懂得维护自己的并且尊重他人的。果真做到这一点，中国人总体“人格”提高了，在世人眼里“国格”自然也提高一步。

我爱我家，我爱我国，不但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而且因为它是保护我的人格和权利的最后依靠。每个人都有心为除恶扬善、把家园建设得更美好而贡献一分力量，这是民心正常的表现，本来不需要靠洋人压出来的。

2000年

一定要“团圆”到皇帝身边吗？

最近看了一个关于纪晓岚的电视剧。本来，这类号称“古装戏”的电视剧不必认真对待，因为“戏说”已经成风，明知许多都是胡编乱造。有些观赏性，有些悬念，作为休闲，能看得下去就看看，否则就转掉，没有想过要花时间去评论什么。但是这一次看到最后，触发了我相当强烈的反应，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得不吐。

在这个剧尚未播完时，听到一些朋友的好评，我也同意。特别是有些对话，对贪官的“逻辑理论”、心理分析，对皇帝之不得不用贪官，以及在官场中立身之道等，揭露得确实入木三分，相当精彩，见到了作者的匠心。从语言来看，剧作者也还是读过一些书的，所以能吸引我看下去。但是越到后来，“胡编”就越来越离谱，情节越来越荒唐，结尾更是一大败笔，与前半的调子大不相同。

我可以理解编者需要迎合中国观众喜欢大团圆结局的心理，但是一定要让一个本来是叱咤风云、为民除害的女侠进宫加入皇帝嫔妃的行列才算圆满结局吗？何况她与朝廷本有杀夫之仇（尽管是未婚夫）。就算她要把贪官以及地方恶势力与皇帝区别开来（关于“贪官可恶，吾皇圣明”的套路此处姑存不论），也不必非要以身相许不可。更有甚者，连另一位桀骜不驯的侠女杜小月也被皇帝收为义女，当上“格格”，那状元也就与大贪官和珅的儿子一起成了“驸马”，天下英雄尽入宫中，连女骗子媒婆也圆了皇亲国戚的梦，大家各得其所，不亦圆满哉！这就是作者的幸福观？或者以为大多数观众认同的“大团圆”？笔者当然不能代表大多数观众，但是看到最后，实在气不打一处来，果真21世纪的中国观众还认同这样的幸福观，那就太悲哀了。

再者，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从雍正到乾隆是文字狱大兴之时，不但当时造成无数冤狱，而且流毒深远。却很少有历史剧提到这一点，有的甚至为之辩护。《纪》剧中提到了，但是一笔带过，而那个因父亲无端冤死一心想报仇的“四姑娘”却基本上被置于反面地位，正面的角色都在保护皇帝免遭她之害。最后她无望自杀，纪晓岚和他的女伴们护驾成功，皆大欢喜。君王依然圣明，文字冤狱，小事一桩！

对“戏说”这样认真似乎有点煞风景，或者不值。但是这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时下一种相当流行的倾向：把宫廷生活描写得那么美妙，似乎“皇妃”是少女值得向往的身份，“格格”就更加幸福无比；金榜题名外加与皇家结亲是男儿可以谋求到的最高尊荣富贵。不然，一样是发挥想象力编造，何不让莫愁最终归隐江湖不知所终，那被废除的状元也得不到“改正”，照样以卖风筝为生，甚至“行行出状元”，成为风筝名家，也可成全杜小月之爱情纯洁、人格完满。皇帝坚持错误比改正错误本来更符合历史的常规。

其实用不着有什么现代民主思想，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皇宫禁苑中女子的悲惨境遇不在少数，远一些的如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生动地描绘了宫女们每日精心打扮，在“缦立远视而望幸”中虚耗青春的悲凉孤寂。近的，信手拈来，最现成的例子就是《红楼梦》里的元春省亲，那极尽荣华富贵的场景之中何尝有半点欢乐气氛？让人感到的是亲情的压抑、人性的扭曲，还有元春“忍悲强笑”的一句话：“当日既送我到那见不得人的地方……”这才是大手笔，具体人物情节的虚构不妨碍历史的真实。古往今来的文学名著还很少有把帝王后宫生活写得那么活泼、自由、无忧无虑，同皇帝平等谈恋爱，嬉戏打闹，幸福无比的，这也可算是当代的“创造”。

尤其是一个可以称得起智勇双全、豪气满怀，与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势不两立的奇女子，最后被“招安”，直到上了“龙床”，生出“龙子”，得到太后欢心，心满意足地坐在皇帝身边，这究竟是“高升”，还是堕落？这使我想起半个多世纪以前看《儿女英雄传》的心情。那时我十来岁，上小学五六年级，正是乱翻书的时候，不论什么书拿来就看，一律生吞活剥狼吞虎咽，不可能去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但是我至今记得看《儿女英雄传》到最后的满腔不平的憋屈感。那的确是一本很好看的书，情节引人入胜，特别是塑造了十三妹那么一个性格鲜明、一身武功的女英雄。但是最后却让她下嫁给那么一个窝囊的安公子，还是两人同时嫁一人，而且安心做起贤惠儿媳，管起豆腐账来。记得当时听到亲戚中祖母辈女眷议论（由于有荀慧生演的京戏，这个故事尽人皆知，不一定看过书），率多欣赏其结局，认为总算有一个好的归宿。而我等小辈则大不以为然，都为十三妹抱屈，认为作者岂有此理。我们那时候哪里来的这种“反封建”觉悟呢？我本人在那互相传看闲书的同伴中年龄最小，当然是受了大孩子的影响（他们中最大的也就是高中生）。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时在青少年中还有更为流行的书，就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如今的“畅销书”还未见像这几部书那么持久不衰，使一茬又一茬青年学子那样全身心地投入，那样认同的。书中的人物成为日常的话题，似乎已是我们生活中的熟人了。甚至各自对号入座，比较自己与其中哪个性格接近。最后大家都要做觉民、觉慧、琴表姐，谁也不肯做觉新。现在想来，激流三部曲应该算是我反封建思想的启蒙著作，尽管没有人布置、指导或作理论分析。当然这三部书不是孤立的，当时还有其他的新文学作品和翻译著作。我有幸在家庭、学校耳濡目染的，大半也都是反封建、向往自由平等的观念。在少年思想形成时期，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难以磨灭的。

现在的青少年课外看什么书，我不清楚。不过影视文化进入千家万户，其冲击力和无形、有形的影响要比看小说大得多。因此我才感到这种“戏说”所散发的价值观、历史观值得忧虑，特别是已经形成一种倾向，并非个别现象。拙劣的、品味低俗的不足论矣，严肃一点的、有点文化含量的如《纪》剧，也未能免于这样泥沙俱下，这就值得深思。我曾偶然从一篇笔记杂文中读到，说那《儿女英雄传》的作者“燕北闲人”是一落第秀才，屡试不中，一生潦倒，妻不贤，子不孝，儿媳凶悍，所以他写一部小说过瘾：自己处于“安员外”的地位，妻贤子孝，儿子还科场高中，儿媳不但美貌贤惠，而且一文一武来一双，以此画饼充饥满足自己一生得不到的向往。从心理学上说，这倒可以理解。作为封建时代的小知识分子，所能想象的“幸福”也就是如此了。那么，当代的编剧又要满足什么理想，过什么瘾呢？或者说他们自以为观众想看到的就是这个？今天的青少年可能对《家》、《春》、《秋》不感兴趣，认为已经过时，但是今天城市里知书识字的人的某些社会观念究竟比半个多世纪以前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我一向不主张赋予文艺作品太多的教化责任。但是同类倾向的作品数量达到“充斥”某个领域的程度，其客观上“教化”或反教化的影响绝不可低估。在一切商业化，听从市场律令的机制下，对观众口味“引导”和“迎合”有点像鸡和蛋的关系，是一种因果说不清的循环。而恶性循环的趋势远远强于良性循环，中外皆然。如今流风所及，从古装戏中的以做皇帝的妃子为荣，到现代戏的女秘书必然与老板有暧昧关系（正面反面角色都如此），乃至商业广告都要借助皇家魅力，本质上一脉相承，恐怕“引导”与“迎合”的恶性循环已经形成，可胜浩叹！

顺便提一下，《纪》剧的字幕错别字之多实在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不止此一剧，如今荧屏字幕错别字之风愈演愈烈，不仅糟蹋汉字而且误人子弟。那片尾长长的名单中不知哪个职务是该为字幕负责的。说普通话的戏需要打字幕，大约是准备给港澳或海外华人看的，难道真的忍心听任我们的文化界这样出丑下去？

2000年

男子中心社会的“语境”

几年前，在国外一家中餐馆一次华洋杂处、男女同席的宴会上，话题由中国菜美味说起，有一位美国男士讲起那个老掉牙的流传说法：住美国房子、吃中国菜、娶日本老婆乃人生最大享受。他问我，中国人是否也有此一说？我说：我倒想知道哪国的丈夫被公认为最好。一言既出，在座女士们为之鼓掌喝彩，说是刺中了“男子沙文主义”的本质。我当然不会有想要“满世界”挑丈夫之嫌，这句话只不过出于我的平等观的本能。关于理想的房子、菜肴和妻子这一说法我自少年到老年多次听说，任他“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一“幸福观”却没有变，内容完全一样，不分新社会、旧社会，国民党、共产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东方、西方，竟然有如此的“普世性”，如此长盛不衰，令人惊叹。这不是男子中心社会的产物又是什么？首先，连主词都没有，不言而喻，这人生的享受当然属于男人。妻子与房子并列，同是被享用的物件。为什么日本妻子最理想？谁都知道，日本妇女地位低，伺候丈夫最周到、最温顺。所幸这种情况也正在起变化，也许若干时后，这一流行说法会自然消亡。当然，对美国房子、中国菜的评价还是公允的，不过向往这种享受的主词应该包括男女双方。

什么是和美的夫妻关系？中国人都知道“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之说。此话我自幼就从小说中知道，在想象中总是梁鸿与孟光两个人对坐，吃饭前先把杯盘举起来让一让（至于“案”是什么，当时没有深究）。后见鲁迅的《幸福的家庭》中的描述：两人对着一盘“龙虎斗”，“笑迷迷的你看我，我看你……‘My dear，please.’‘Please you eat first，my dear.’‘Oh no, please you!’”心想，这大概是中西合璧现代版本的“举案齐眉”了。及至读到《后汉书·逸民列传》关于梁鸿的记载，方知这一“佳话”的原委与我原来想象的大不相同：梁鸿隐居于吴时，给一大家当长工，“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原来如此！是孟光每天端了盛满饭菜的小方案跪在丈夫面前，由于不敢抬头，才把“案”举过了眉。敬则敬矣，可完全是单方面的，“相”从何来？谁又是“宾”？书里没有提那梁鸿是如何“接过了孟光案”的（大约连个“谢”字都没有），只说那主人见一个打工仔能得妻子如此尊敬，定非凡人，就把他的住处从廊下迁到了屋内。所以妻子单方面卑躬屈膝的“敬”，只起了对丈夫人格的陪衬作用。当然，孟光因此跟着搬进了室内住，免遭风露之欺，也算是沾了光。也许梁鸿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的妻子愿意这样侍奉他，与他人无关。但是硬把这说成是“相敬如宾”，作为佳话流传千古，蒙骗后人，不得不怀疑始作俑者的动机。梁鸿是由于不愿出仕王莽的新朝，决心隐逸，才赢得了志同道合的孟光的敬重，这一层情节早已无人提起，只有妻子这样每天毕恭毕敬地伺候着，大约才是宣扬这一典故的男人们（肯定是男人）所衷心羡慕的。

还有“怕老婆”的故事，也是贯穿古今中外，为男士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新文化运动的主帅胡适博士竟也对此加以推崇，令我对他的“新”打了一个折扣。从本质上说，这“怕老婆”的故事只能产生于男子中心社会，首先也是连主词都省略了，当然是男人。再者，之所以有那么多肉麻当有趣的故事编出来，正因为此事新鲜，和“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同属一理。过去，女子在家中受压迫受虐待是常规，不足为奇，所以没有“怕老公”的故事。直到现在，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妻子从属于丈夫的家庭仍占多数，不仅东方国家如此，像美国这样被认为女权高涨的国家，直到90年代的社会调查，女子受男性伴侣的暴力虐待比例还相当高，而且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上层家庭。当然这种严肃的问题就不适合拿来讲故事了。

仔细分析那些所谓的“怕”，有各种标准：一种实际是比较平等和互相尊重，但丈夫在同伴中被讥为“怕老婆”，例如我认识一对年轻夫妇，女方要考博士，一段时期中不理家务，暂时由男方主炊，男方的职业在商界，为此经常遭那一圈内人的讽刺，最后反馈到家中，引起夫妻感情破裂。又如赵树理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某村所有男子都打老婆，习以为常，竟有一人不打，同村人就讥以“怕老婆”。这是某种圈子中特有的舆论压力。一般说来，文明程度较高的家庭和圈子，这类说法就少些。另一种“怕”是丈夫充分实行男主外、女主内，自己对家事不闻不问，妻子从管家到会计到出纳到厨娘到秘书……一概全包，自己回家坐享清福，妻子如有怨气唠叨几句，为图清静，不与计较，或作顺从状，对外声称“怕老婆”，不亦潇洒乎！还有的人在外面做了对不起妻子的事，理亏心虚，在家或唯唯诺诺，或下一点廉价的“哄”的功夫，落一个“怕”名。至于古代所谓悍妇、妒妇，包括那位创造了“吃醋”典故的皇后，无非是要求享有专一的夫妻之情而已，因而不见容于一夫多妻制的时代，被拥有特权的男子们夸大编排出许多故事来。当然也有女方的心态问题，有的妻子自以为大权在握，对丈夫管得紧、叮得紧，外出行程、花钱去向乃至通信都要过问。在我看，这还是本质上的不平等所造成：一是自己缺乏安全感，似乎丈夫随时会离去；二是自寻烦恼，试想，如果不是准备以后离婚分家，既然财产是共同的，何必斤斤计较，把会计兼出纳的沉重负担都集于一身？三是双方在心目中的地位不平等，这是最普遍，最主要的——对女方来说，丈夫和家庭是全部寄托；而对男方来说，事业第一，家庭第二，或至少二者并重。这在妇女经济不独立，处于依附地位时当然如此，但是现在绝大多数女同胞都有自己的工作，只能怪自己想不开了。

以上所讲的大多是过去的，或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观念，改变需要时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多领域都有长足的进步，唯独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却反而倒退。姑且不说那些社会丑恶现象，堂而皇之经常出现在电视中的新名词，如“小妞”、“小秘”之类，含义带有侮辱性，自不待言，秘书、公关，本是正当职业，男女都有，为什么要加上“女秘书”、“公关小姐”？“白领”本是外来语，泛指一切非体力劳动的职员，当然男女都有。到了我们这里偏要对女职员加上“丽人”的称号，貌似恭维，实际充分体现了男子中心。这“丽人”是从谁的视角看的？绝不会是女职员们自己互相欣赏想出来的。再者，除了演员、模特等职业需要以貌取人外（男女皆然），在办公室大家做同样的工作，凭本事吃饭，与相貌何干？为什么没有“白领俊男”之说呢？现在充斥于电视广告和某些描写现代生活的电视剧，关于“女人”的角色安排，说到底，主要是取悦或服侍男人，化妆品属前者，洗衣机、清洁剂等属后者。有一则广告宣传“双喜临门”，说妹妹结婚，姐夫中状元。为什么不能是姐姐中状元，刚好是姐妹双喜，而一定要拐一个弯到“外姓人”那里呢？很明显，在广告策划人的心目中，“中状元”之事不属于女性的角色。诸如此类观念的倒退，可能与当前畸形发展的商业文化有关。且不说农村，在我国大城市中，商界与学界对两性关系的观念大不相同，许多庸俗乃至粗俗的风气和语言从商界兴起，凭借金钱的力量扩散到社会。如在大学校园一类的地方，从观念到实践，男女平等的程度高于其他圈子。但是在青年一代男性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似乎观念反而比上一代旧些，他们在择偶中多半不喜欢高学历或“事业型”的女子。究其因，还是希望回家享受被“伺候”的特权。如果说外来影响的话，大约不能怪到西方发达国家头上。据我了解，美国有法律禁止在招聘职工的条件中公开提出外貌的要求，因为这带有潜在的“性骚扰”心态。这是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争取到的成果之一。

其实，男女平等的含义很简单，就是把女人首先作为独立的“人”来对待，处以平常心，不必处处突出一个“女”字。去年新一届政府成立时，电视播放新任部长的访谈录，一位女部长在回答记者问中表示反对“女强人”之说，甚得我心。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女强人”一词的前提是女人的常态是弱者，所以“强”才作为特例提出。固然，许多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至少在观念上有一个向什么方向推动的问题。我国如此注意“导向”的传媒，特别是影响面最宽的电视，是否也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对营造“语境”也存在导向问题呢？

1999年

跨世纪中国人将何以自处？

对巴尔干的持续轰炸是一次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充分表演，特别是我国驻南使馆被炸更引起了我国人民强烈愤慨和谴责，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喉舌”传媒所发出的信息和论调，还有不知哪里忽然冒出来的一些“战略家”占据舆论要津，头头是道地“分析”，给人的感觉似乎又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新清算自开放改革以来的（至少是）外交路线。由于涉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势必也涉及国内建设的路线。令人大惑不解，也令人担忧。

冷静地、理性地思考，实际上世界局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的问题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利益、需求、力量对比等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为什么竟会发生如此大的震动，好像对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对世界形势的看法都要“重新认识”呢？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十三亿人民的长远福祉究竟何在？

战争与和平　这是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政策的出发点。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一向以“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战争（不是局部战争）就不可避免”为理论基础，因此有“深挖洞、广积粮”，“大三线、小三线”，“全民皆兵”，等等，一系列口号和政策。而且，总认为有人“亡我之心不死”，先是“帝”，后是“修”，挺身而出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结果几乎与世界所有强国富国为敌，也没有拯救弱国穷国，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和时间，自己却濒于经济崩溃。好不容易到80年代初，邓小平和一批高层有识之士经过深思熟虑，排除阻力，得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改革开放的路线才得以推行。因为“开放”的实质就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包括与之相联系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实际上毛泽东主席乒乓外交的战略决策已经打下基础。如果认为对方不可避免地要发动世界大战，而且主要是以我为对象，如何能够开门揖盗？那正是闭关锁国的依据。

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非自今日始，特别是干涉别国内政是它的外交常规，当初我国领导人在得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时并未忽视这一事实，自从与美国建交以来，对它这方面的批评和斗争也从未断过。但是霸权主义不一定等于战争，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还是两回事，引起局部战争的动因也不一定是帝国主义（例如两伊战争）。美国并没有变，是我国宣传的调子经常变化。所谓美国的炸弹使我们“清醒”之说，如果指的是美国国际行为的霸权主义，难道原来我国的外交决策和实践就是建立在糊涂的基础上？要么是提出此论者自己原来不清醒？如果又回到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说，如有的文章说现在只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间歇，而且历史把中国推到下次大战的最前线，那么这种论调不但依据不足，而且十分危险。以在战场上吸引火力，高呼“向我开炮！”的“英雄”姿态用之于国家民族的安危，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所幸对决策尚未产生影响，否则适足以祸国殃民。但是这种论调连篇累牍地在本该是“喉舌”的传媒上宣扬，对国内外舆论都起误导作用。

霸权与民主　美国和西欧各国对内实行民主和对外行强权政治是客观事实，一贯如此，可以并行不悖。民主是一种制度，不是一种道德标准。国人的逻辑往往是：行民主者应该是“好人”，好人就不该欺侮别人，如果竟然欺侮别人，就说明你不是好人，那么民主也是假的。其实，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其精髓就是权力的制衡，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个人或寡头专制。其保证是一整套法制程序、游戏规则，外加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舆论监督，不论在实践中有多少缺陷和“异化”，至今还在起作用，没有人能超越于这套规则之上。但是在国际上尚无这样有约束力的机制。强权政治还在起主要作用，尽管二战后有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规则，小国的发言权也大大增加，但是对霸权的约束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靠力量均势。冷战结束后，很明显，对美国外部的制约力量削弱，内部又由于武器先进可以避免人员伤亡而大大减少了本国人民的制约（如越战），使美国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野心和可能都有所增长。最近的事态更加证明“多极化”只是一种愿望和离现实尚远的目标。但是必须把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国内的民主制度分开，不能据此反证其在国内实行的就不是民主，甚至进而认为“民主”、“自由”从根本上就不可取。毋宁说正好相反，欧美国家之发达和强大的原因之一正是得力于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这才使它有条件在国际上称霸。他们不平等对待弱小国家，但其本国人民至少相对来说比任何其他制度的国家都享有更平等的权利。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把自己应走的道路系于有关国家对自己的态度，因而总是走不出那个怪圈。对于“老师为什么老是打学生”这个问题应该换一个思路：他有什么本事，有什么秘诀老能占上风？我能否学到手？过去由于对西方的失望，转而以俄为师，结果不也是受欺侮吗？如果苏联的道路真能使我强大，也不能因为它对我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不学。这个道理其实不深奥，从晚清到如今一个半世纪以来不乏有识之士对此做出过精辟论析，但是民主的呼声总是为民族主义所淹没，或者说反民主的力量总能利用国人本能的、带有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情绪抵制向现代化方向的改革。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行为正好提供机会和动因，客观上互相配合，吃亏的是中国人自己，被牺牲的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今天好像又走进了这一怪圈，从有些论调看，似乎一些原来反对开放改革的力量和言论乘机都冒了出来，实际上又是一次不点名的“批邓”，或者断章取义利用邓的某些话反对其开放改革的路线和方向。不仅如此，似乎一百年前放眼看世界的先知者早已“启蒙”的现在又恢复“蒙昧”，他们都已扬弃的现在又拣了回来。

军事、经济和智力　这次北约利用其先进武器对难以有还手之力的南斯拉夫持续轰炸，给人以深刻印象，说明军事力量在国际斗争中还是最后的依靠。这点没有疑问。所以美国对于保持其军力和尖端技术遥遥领先的地位才那么重视和敏感，所谓“中国核间谍案”之喧嚣除政治原因外，正代表了这种心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西方之军事力量无不建立在雄厚发达的经济力量的基础上，因为这关系到更加根本的民心问题，绝不是牺牲黄油要大炮（如苏联）。今后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的较量，经济因素的分量日益重要，而经济力量靠的是智力和人尽其才的机制。“知识经济”或“智能经济”是大趋势。这一历史趋势也不会因为科索沃一仗而改变。因此，从长远和实质上讲，21世纪的争夺还是智力和人才之争。美国最大的优势仍在于它对人才的吸引力。事实上它的尖端技术实验室华人比例极大，据说有一年的物理学会年会上90％的代表是黑头发，其中90％是华裔，可能并不夸大。所以它在大搞所谓“间谍案”的同时又急忙安抚华人，国会通过决议、政府各级官员不断发表讲话，就是因为华人对它的高科技贡献太大，实际上是离不开的。这一批智力资源即使有十分之一能在国内发挥作用，我国的发展速度将不可以道里计。何况现在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失。以我的母校清华大学为例，不知有没有做过统计，近二十年的毕业生有多少留在国外，人在国内的有多少是在为外企工作，再剩下的又有多少真在用其所长，做出应有的贡献？这里的关键是营造一种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而不是单纯鼓励回国。良好的环境涉及一系列的机制、政治改革和观念的更新，也不仅是对个别人个别项目慷慨拨款能解决问题的。一句话，只有加速深化改革才能逐步扭转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的流向。一百多年前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列强的优势绝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而现在忽然武器决定论又冒了出来。有人竟公开说只有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军事现代化当然是题中之义。第一，现代的军事不再以人力取胜而是以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第二，美国这种国家的高额军事开支一方面是其称霸世界的需要，一方面与国内各种利益集团争夺有关，为此需要制造各种“威胁论”，各部门争相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并且反映到国会各派的辩论中。因此其军费浪费的成分相当大，也就是超过其即使为确立霸权的实际需要。它能浪费得起，我们浪费不起。果真如有些报刊文章所鼓吹那样，一个炸弹事件就要促使我国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放慢已经滞后的政治改革，而且牺牲尚未兑现的“科教兴国”，把有限的资源去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那将是自杀的行为，至少是杀鸡取卵。苏联的教训是前车之鉴。当然这并不是国策，但是这类“精英舆论”所造成的压力却也不可小看。

主权与人权　美国的外交思想中从来不大承认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其干涉范围随实力的增长而扩大。即使在19世纪初的“门罗主义”时期，已经视拉美为其势力范围，不许欧洲国家染指，而自己则有权干涉。二战后，无论是冷战中还是冷战后，美国更加明确地以推行其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为干涉的依据。对于美国以人权的名义任意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应该进行抵制和斗争，并揭露其对不同国家的多重标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承认“人权”有其普遍的原则，这一观念虽源于欧洲，却非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自近代以来前赴后继的革命中，当然包括争平等的人权的目的，其中既有反对本国专制政权的压迫，也有反对洋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与中国人不平等的特权。自从联合国有了“人权宣言”之后，人权就不再是纯属一国范围之事，所以对于南非的种族隔离才能有国际社会长期的制裁。因此，认为只要是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发生的任何惨无人道的暴行，他国均不得干涉，作为原则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将越来越如此。只不过严重到什么程度，属于什么性质，以何种手段进行干涉，需要国际社会慎重讨论，得出共识，不能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也不能轻易动用武力。果真今天再出现希特勒大规模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屠杀那样的事，而还没有发动对外的侵略战争，我们恐怕不能以纯属内政为由反对国际干涉。当年保卫西班牙民主政权，苏联以及国际进步人士都参加了战斗，而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干涉主义导致佛朗哥政权稳固，是受到谴责的。又如类似印尼发生的对华人的暴行，如果是更大规模的、长期持续的，并且明显受到政府支持，以把华人赶出印尼为目的，造成大批难民流到我国（这是假设的场景，所幸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我们大约会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主权过时论”固然不能接受，但也应该看到在今天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也是逆潮流而行，难以作为普遍的原则“占住理”的。主权之重要在于保护本国人民的集体人权不受外力伤害。假如代表主权的政府是专事镇压人民的反动政府呢？从孙中山到共产党，在进行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中不是都以争取人民的权利为口号，不是都强调国际支援的重要性吗？如果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那就等于否认世界上还存在压迫，否认受本国反动政府压迫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或者说，这种革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得到国际的同情和支援。这是从以倡导世界革命为己任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鼓吹维持现状了。

所以，对科索沃问题，文章做在人道主义上比做在“主权”上更有说服力。因为北约的持续轰炸所造成的对人的伤害和无穷的后患，比它宣称要反对的更加不人道。另一方面，南联盟的种族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塞族恃强欺人应负主要责任也是事实，只是其性质和规模不能与希特勒灭犹相提并论。我们的立场应是反对将复杂的民族矛盾任意扩大无限上纲，并偏袒一方，特别反对殃及无辜平民的狂轰滥炸。总之，对于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应多研究一些历史案例，做出有说服力的论断。搞政治、搞外交，也许可以实用主义，一个时期强调某一方面；理论工作却必须考虑到长远的普遍的适用性。何况，今天在国际上，即使是强权也必须找理论上的借口，不能再像19世纪的殖民帝国那样，以赤裸裸的种族优越论为依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开始决定对科索沃武力干涉时所采用的“理由”是得到国内外多数舆论认可的，从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的情况可以看出。只是在其恶果日益明显时，批评的意见才渐渐多起来。从长远看，占住理还是重要的。

今天，由于北约惨无人道的轰炸，南斯拉夫是受害者，我们似乎难以公开批评米洛舍维奇，但是对于他原来的所作所为应该心中有数，绝不能把自己放在与他同仇敌忾的地位上。我们有少数民族问题，也有西方不断干涉的西藏问题等，但是我们的民族矛盾情况与巴尔干非常不同，我国政府在民族问题上可能有过错误，但从未采取过那种有计划的“种族清洗”政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实际利益上都应与之划清界限，而不能认同。对于他国的种族冲突我们应坚守中立，而现在的舆论完全偏袒塞族。国际舆论认为我们是兔死狐悲，对此说法绝不能默认。再说，巴尔干问题本是欧洲问题，斗争和妥协都是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我们是外人，既无实际利害关系，也无能为力。俄罗斯在传统上就是外交强手，从沙俄到斯大林到目前哪怕是处于困境的现政府，在外交上都是十分老练、高明，而又现实，进退有据，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现实可能与西方周旋，我们是被撇在一边的，大可不必自作多情。

毋庸讳言，我们与美国将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第一，实力悬殊不可以道里计（这是全面的，迄今还看不到差距缩小的趋势）；第二，双方互有需求，但是需求的程度显然是不平衡的；第三，尽管美国实行霸权主义，在国际上常遭到批评，但是相比之下，它并不孤立。原因之一，它的霸权包括“顺我者昌”和“逆我者亡”两个方面，而老帝国主义和苏联不愿做或做不到前者。冷战时期的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以及扶植日本的政策等都做到了“顺我者昌”，东亚“四小龙”中起码台湾和韩国与它的扶植直接有关。它做不到“逆我者亡”，却能使“逆我者”衰，或者至少增加发展的困难。原因之二，它的对立面并不都是无辜的、正义的代表，不像过去的南越解放阵线那样得到国际同情；另外，更重要的是，它高举的“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不论自己在实践中如何多重标准，如何为其霸权服务，甚至伪善，就其核心思想而言是代表了世界进步的潮流，不仅是在道义上而且是在实践上。这次经历了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痛定思痛，并不是更加强调“亚洲价值观”，而是相反，进一步认识到统治者利用这一口号反对民主、保护腐化的实质，因而客观上在观念上更向西方靠拢。60年代，我国高举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帜，不论在实际政策上有多少错误，这一口号确实代表当时的进步潮流，至少在道义上站得住。今天，世界各国的主要需求是发展经济和民主改革，并且跟上全球化的潮流。我国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时仍需要反对美国的霸道行径，但是作为一项总的口号，不可能建立反美或反霸“统一战线”，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上，不论我们认为多么没有道理，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更害怕“中国威胁”，而宁愿谋求美国的“保护”。

我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取得了空前速度的发展，举世瞩目。百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国际地位，这足以使我们自豪，更应珍惜改革的成果。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积累的问题已经成堆，今后将步入改革以来最艰难的阶段。国际环境对我国并不利，“得道”不一定多助，而“失道”则肯定孤立，甚至带来危险。中国正处于过渡阶段，“崛起”的趋势足以引起他国警惕，视为威胁，而实际力量又不足以确立使国际作为既成事实来承认的强国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切实体会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的智慧和深远用意。实际上，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不争气，是国内弥漫性的腐化和种种严重的弊端。当务之急，是切实加强内功，兴利除弊，即邓小平所说“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对于青年一代的教育尤其是艰苦的任务。绝不能承认烧领馆、砸使馆的行动是爱国义愤，所谓“民气可用”。一个世纪以前，还有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这样有胆有识、敢以死谏之士，在国家危难之际坚决反对围攻外国使馆，而被进退失据的慈禧太后杀头。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的高潮中，周恩来总理曾挺身而出，正面批评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并对当时狂热中的红卫兵耐心进行解释教育。谁能说这些前辈的爱国立场不坚定？将要跨进21世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如果再一味鼓励以廉价的空洞口号代替脚踏实地的点滴工作，以排外的民族情绪的发泄来代替切实的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自重自强，以虚骄的姿态掩盖骨子里的崇洋，甚至培养两面派和机会主义者，听任民族劣根性驱赶民族优良传统，野蛮淹没文明，我们的民族将要退化，这是怪不得任何外人的。

今天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率多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做梦都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但是又见证了太多的内耗和时机的丧失。现在外部世界一日千里，我们再经不起在那个怪圈中循环了。

这篇文章写于今年6月，原不打算发表，到7月底因偶然的机会印出来给一些朋友看看，无非是茶余饭后发发感慨而已，竟得到发表的鼓励。现在有些事已经时过境迁，不过文中思考的问题却是长期存在，今公之于众，实话实说，不求委婉，立此存照而已。

1999年

有感于冯友兰先生的“反刍”

冯友兰先生晚年失明，在那种情况下，完全以口授的方式“吐”出其所学，继续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他自己戏称为“反刍”。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是很多年前，在他家里听冯先生自己说的。他那时还有一些听力和视力，不过阅读已有困难。在我致问候时，他半自嘲地说，现在成“反刍动物”了，不再能进，只能把过去吃的一点点翻出来，慢慢咀嚼。我回去琢磨这句话，忽然想：如果我现在双目失明，不能再阅读，肚里能有多少东西供反刍呢？不觉为之憬然、竦然，不胜惶然，因为我觉得真是腹中空空，真正属于自己的学问太少了。离开了那些随时翻阅的大厚本书册，大量的资料文件，可以烂熟于心，源源不断如蚕吐丝般贡献出来的东西能有多少呢？不久，因病动手术，在被推进手术室的过程中又胡思乱想，其中想到：如果我这次真的不起，有什么未竟的事业使我不能瞑目，或需要别人继续完成呢？竟然想不出来！也就是说连在悼词中写上“赍志以没”的资格都没有。这本身就使我感到真的死不瞑目。也许由于这两件事的刺激，我在病愈后坚决发愤以读书著述为业。惜乎为时已晚，忝列学林，难有大成。不过至少总有想不完的问题，写不完的文稿，算是有未竟之业了。

于是想到先辈学人与今之不同。陈寅恪也是在长期失明的情况下成其力作的。当然他们都有助手，帮助查查资料，或读一些东西，但是这只能作为补充，主要还是靠原来的存货。这种例子还有一些。当然不是说非要以失明来考验学问。例如康有为，不以诗名，但据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称，他能背诵全杜集，一字不遗，所以写诗虽然不一定刻意学杜，却几可乱真。这在康有为是末技，他的主要业绩和学问绝不在此，只是于此学问可见一斑。而梁启超本人对康有为的诗就能“记诵百余首”，这更是其末技中之末了。又如钱锺书先生之博闻强记是尽人皆知的。与很多学问家不同，他没有藏书癖，万卷书不藏于家中书橱，而藏于心中。古今中外的文学，无论提到什么人、什么作品，乃至极生辟的典故，似乎都是他的“家珍”，随时从脑海中取出来，旁征博引，娓娓而谈，指点出处大多不差。这是一种什么境界？更重要的是他们所读之书触类旁通，提供灵感，化为妙语高见，否则就只是活字典，虽也难得，终是略逊一筹了。此大师之所以为大师，非常人所能及。

今之学者（包括我自己），为了符合“学术规范”，注释、参考书目几与正文同等篇幅，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学识渊博。我绝不是走到另一极端，反对学术规范。言必有据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最起码的要求，这是毋庸赘言的。只是寻章摘句与融会贯通之间，为写而读与读有心得而后写之间，厚积薄发与现买现卖之间，是大有区别的。昔之学者学而思，思而学，一朝豁然有所悟，行诸文字，成其著述。有的著作等身，有的思考了几十年才结晶为不多的供发表的文字，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以量来衡量。方今为学的次序是颠倒过来的：有一“带头人”先设法争取到一“课题”（或称“项目”，首先是需要“争”的，因为经费随之而来），然后物色和组织人员，然后再找资料，然后限期完工。有时一个领域内稍有实力的青壮年被拉入好几个互不相通的“课题”，穷于应付。有的甚至尚未动笔之前就先定为“精品”，不知以什么为标准。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大潮的产物，但是仔细想来，这又更像计划经济。总之大学问家好像很难以这种方式制造出来。

刚刚逝去的和已是风烛残年的一批真正称得起学贯中西的学问家，奠定学术基础时都在青壮年。他们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在被迫或半自觉地否定自己、批判自己前半生的思想和成就中度过，更谈不上授业传道。所以后来供“反刍”的大部分还是早年的积累，足见其功底之深厚。假设他们一直有一个正常的环境，能够继续不断地积累、发挥、授业，不但自己硕果累累，且桃李满天下，代代传承，中国的学术思想会是怎样的境界？社会、人文科学难道也仍须总在人家的“新思潮”后面紧追慢赶，忙不迭地生吞活剥么？

大学问家不是圣人、完人，与常人一样都有七情六欲。不可能要求所有平时嬉笑怒骂都字字珠玑，句句真理。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大学者的名字被炒得火热，不是讨论他们的学问和治学之道，却多是生活琐事、个人恩怨、查无实据的“公案”等，简直把大学者当影星歌星来对待了。至于挑拨离间，造谣生事，粗暴地侵犯隐私权，置亲属的感情与合法权利于不顾，更是为道德和法律所不容。既然有人无端受到公开伤害，当然有权公开澄清和辩护，这样炒起来也许正是肇始者所希望的？当然中国之大，趣味不高的好事者，靠捧或骂名人以牟私利者总是有的，问题在于这类东西为什么能得到这样广泛的传播？恐怕严肃的出版物和出版社在这类问题上需要三思、自重，知所选择，珍惜自己有限的资源，并维护自己的品位。须知，对歌星明星生活中的是是非非感兴趣的有“追星族”，他们甚至可能连这些学者的名字都不知道；而关心这些学者的主要在知识界，据我所接触到的，大多对于这种做法感到无聊、厌烦甚至愤慨。

如果真对钱锺书有兴趣，为什么不花点力气好好研究研究代表钱先生博学神思的《管锥编》呢？像冯友兰的皇皇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内地尚未获出版）这样的著作，至今有没有第二部呢？多一些有志者把注意力放在学习、研究探讨这些著作上多好！报纸杂志多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哪怕是针锋相对的争论，也有助于繁荣学术。如果后来者能在前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或拾遗补缺，或提出不同的见解，乃至另成体系，当然是学界之幸，而且进步之道理应是后来居上的。那一代学人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制高点，他们各有学术传承和治学之道，内容一定丰富多彩，各有特色，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笔财富。如果多挖掘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发表出来，给有志于学的后辈以启迪，对扭转浮嚣的学风有所帮助，则功莫大焉。

1998年

由宋朝汪藻文章想起大学生辩论竞赛

病中闲翻钱基博著《中国文学史》，见宋朝有一汪藻（字彦章），是四六骈文大家。文章上承苏、欧，集宋人四六体之大成，书中称他“属对精整，擅绝一时”，“感激顿挫，意到笔随”。他不但擅长骈文，古文也写得好。此公历仕徽、钦、高宗三朝，都是专职“笔杆子”，绝大多数作品是为皇帝或主政者代拟的制诏，往往一文既出，天下传诵。现代人很难想象这类为首长代写的发言稿、声明、文电、训令能变出什么花样，写出什么文采来，竟能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而汪藻的这类文章写得实在精彩，读之不得不叹服。不过他之为人，包括文德，却是“为士论所薄”，何以故？且看他的生花妙笔。

金人陷汴京后立张邦昌为楚帝，张迫于时论，不敢称帝，请出孟太后垂帘听政，并迎立康王。汪藻奉命为太后“草诏”，实际是秉张之意。文章洋洋洒洒，先说：“众恐中原之无统，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迫于危而非权莫济。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抒邻国见逼之威；遂成九庙之安，坐免一城之酷。”这是为张邦昌辩护，曲尽委婉。又说：“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这是劝进康王（因为康王曾“力辞”），比之晋文公、汉光武，用典也煞费苦心。及康王即位为高宗，决心治张邦昌罪，又要汪藻草制。于是藻写道：“以死偿节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圣人所嫉……方宗社有非常之变，乃人臣思自尽之时；而不能抗虎狼强暴之威，徒欲为鼠雀偷生之计，陷于大恶，所不忍言……宜大正于典刑，用肃清于名分。”多么义正词严！张邦昌是死罪难逃了。但是高宗暂时还不想杀张，怎么办？文章到此笔锋一转：“尚以本由于迫胁，恻然姑示于衿容，出授散官，窜投荒服。其体好生之德，毋忘自讼之心。”真是体会上意，天衣无缝！

又如一贯主战的抗金名相李纲，初因朝廷屈从金人压力而罢相，士民上书请愿，宋钦宗乃二度起用为尚书右丞。于是汪藻投启祝贺，引经据典，推崇至极，总之是千古一人，张良、谢安、李晟、郭子仪都各有缺陷，只有李纲是“永惟元勋，夐绝前古”，“将万世维持之是赖，何一时康济之足言”！本人高攀不上，不能追随左右“陪宾客之后尘”，“岂不能大书特书，续山林之野史”！吹拍至此，算是到顶了。到高宗时，李纲仍坚持抗金立场，并直陈时弊，终不见容，罢相，贬鄂州。又是汪藻为高宗草制，罗织罪状，同一个李纲变成了“空疏而不学，凶愎而寡谋”，当初士民为他请愿是众望所归，“非雅望孰为之师表”？皇帝让他复出是“帝从民望”；现在变成了“信狂喜佞，为一时群小之宗”，“朋奸罔上”，“欺世盗名”。真是有笔如刀，生死操之寸管！如果单看一篇，似乎都无懈可击，文章不可谓不高明，然而作者心中的是非究竟何在呢？

于是不由得想起大学生辩论竞赛。我得首先声明，我并不反对举办此类竞赛：不但锻炼口才，更可以培养思辨能力和逻辑的严谨，而且辩论的题目常是社会热点问题，也可使学生关心和思考书斋以外的大世界。问题出在“正方”、“反方”是抽签决定的。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每当从电视上看到那些才思敏捷、词锋犀利的青年学子唇枪舌剑咄咄逼人时，我总是要想，他们的真实主张究竟是什么？因为，雄辩的力量在于坚定的信仰，大至哲学思想，小到解决一个问题的具体方案，总是认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才值得竭尽全力为它鼓与呼；抽掉了这点“自以为是”，等于抽掉了辩论的灵魂。雄辩之才并非自今日始，是一门极为古老的艺术，差不多与人类的思辨能力同时发展起来，而且中外皆然。试看多少流传千古的名篇巨著都是为自己所坚信的真理而辩。中国最早、最发达的时期当然是春秋战国，所谓“争鸣”，就是辩论。实际上，从两汉至晚清，多少名篇也是辩论的产物。有时裁判和辩论的对象都是皇帝。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辩输了，轻则遭贬黜，重则掉脑袋。中国士大夫有许多缺点，但是有一个极宝贵的优良传统，就是讲气节，“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而且有高度的责任感。就在那伴君如伴虎的时代，仍有不少人敢于面折廷争，为自己坚信是利国利民的主张而穷尽其理，不惜以身殉。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策论文章（有些就是奏折），或说理缜密，或气势磅礴，主要是有作者的灵魂在里面。

外国也一样，从苏格拉底到19世纪法国德莱弗斯一案中的左拉，再到近世法庭上的革命者，其演说词都是掷地作金石声，盖源出于坚定的信念。后来西方言论自由多了，很少以言获罪，而且有意识地培养口才，大学都设专业。却发展出了一种政客式的辩论术，称作“demagogy”，我们一般译作“哗众取宠”倒也贴切。那是目的只在于要把政敌辩倒，维护什么反对什么倒是次要的，为此可以昨是今非，面不改色心不跳。其演说词以机智见长。若以此为“现代化”的典范而大力“引进”，那是莫大的不幸。

其实，当代中国也有自己的特产。有一个委婉用语，非从政治运动过来人难以体会，那就是“说过一些违心的话”。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几乎人人有份（包括笔者自己）。既然是“历史造成的”，也就心安理得了。然而，惊回首，中国知识分子那一点骨气、正气、傲气从而销蚀殆尽。而今，又有商业大潮带来的高度实用主义。我们不愁没有能言善辩的年轻人，我们需要大力挽救的是一份真诚、执著、追求真理的勇气，乃至傻气。我不会天真到以为而今而后再也无人需要说“违心”的话了。但是退一步，非不得已（是不得已）而说时，总该心里感到痛苦、勉强，不那么积极主动，口若悬河吧！？再退一步，至少知道自己“心”在哪里，而意识到是“违”了，那还有点希望。时至今日，对下一代精英首先培养真诚，其意义想必超过商品的“打假”。

或曰，大学生辩论不过是练习，题目又不涉及大是大非，以追求真理来要求，陈义未免过高。可如果培养辩才也是总体教育的一部分，那目标就不能是单纯的舌辩之士，至少要和认真的独立思考能力结合起来。首先得弄清楚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而不是别人要什么我有什么，翻过来掉过去都有一套说词，先有结论，再找论据，连思辨的程序都颠倒过来了。青少年的可塑性很强，这种辩论会又很有吸引力，不论是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不可低估其对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影响。所以，辩论会不论组织程序如何，应以自愿选择某一“方”为原则。甚至选拔到最后，各方的人数也不必一定相等。设若有一方只剩下一人，坚信自己正确，以“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舌战群儒，未尝不能获得优胜。

文章做到像汪藻那样，真也非常人可及，而终为士林所不齿，况等而下之乎！？

1996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士人风骨／资中筠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

（资中筠自选集）

ISBN 978-7-5495-0794-8

Ⅰ．①士…　Ⅱ．①资…　Ⅲ．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Ⅳ．①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407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吴晓斌

字数：131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士人风骨　目录

自序

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关于我的履历

一代风骨今何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争论

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

从“苦难美学”说开去

重建精神的家园

“平戎策”与“种树书”

爱国的坐标

君王杀人知多少？

孔子之用，大矣哉！

兵马俑前的沉思

方孝孺和布鲁诺

五四运动与《列女传》的联想

关键在于立宪

老问题新视角

自序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

本文试图将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演变，从一个角度理出一条脉络，探求出路。文章重点在思想文化，不可能涵盖一切，当然也不可能孤立于大的历史发展背景。

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所以凭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都在文化和制度上被汉化。又由于地理的特点，可以长期封闭，“六合之外，姑存不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是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古国，原因在此。所以，笔者常说中华民族早熟、早慧。

一般欧洲史家把15世纪中叶算做欧洲近代史的开端，因为那时开始出现与中古告别的文艺复兴、宗教改良以及各种新思潮，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提供资源。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9世纪中叶，从那时起，极端封闭的社会被打开了一个口子，从此“以夏化夷”的途径逆转，西学开始东渐。所以，中国的“近代”比西欧晚了四百年。以发展道路论，至少从明朝开始，中国与西欧就拉开了差距。这种分法不是主观随意，或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根据文明发展的客观标准。

一　源于古代的传统

中国古代产生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西方的哲学重理性、逻辑，通向自然科学，造成以后的科学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通向道德伦理和政治，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传统的读书人都致力于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中国人际关系之道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而自然科学、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难以发展。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是独立自由的。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均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绝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所以绝不放弃自己的学说来迎合在位者。“乡愿”被夫子斥为“德之贼也”。孟子的言论就更加鲜明，与“王”谈话是教训的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能可贵。他以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不愿意也做不到的。难怪到了朱元璋那里，他感到难以忍受，就大力删《孟子》，几乎把今天看来闪光之处全部删掉〔1〕，甚至一度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一般都把“春秋”与“战国”相提并论，实际上到战国后期，司马迁所推崇的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已经大减，变得功利和实用，以《战国策》为代表，一批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能是“谋士”而不是“帝王师”。所以总是准备几套方案“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其目标是助王称霸，而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而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自此以后，中国的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也仅仅被当作治国的工具。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如果秦皇朝得以巩固，也许可能正式以“法家”治国，但是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树立自己的道统。到汉武帝从董仲舒独尊儒家之后，在道统上儒家学说统治了两千年。董仲舒的原意可能是想用儒学对皇帝有所约束，但是儒家所主张的以德治国、行仁义、“内圣外王”那一套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并杂以黄老之术。如毛泽东从柳宗元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只是柳着重的是肯定郡县反对封建（分封宗室）制，而毛着重的是肯定专政否定仁政。不过对读书人来说，还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治国的理想，都是从孔孟书中汲取资源。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从政，特别是隋唐行科举之后，更是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

这样的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一、“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其依据的现实条件是“学而优则仕”。能有资格“忧国”的，大小都做过官。即使暂时不“居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还是有官职，而不是“庶人”。“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有一定的“位”，不是草根百姓。尽管皇朝是一家的天下，在朝的大臣还是视同己有，因为舍此无以安身立命。

二、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顾炎武在明朝败亡之际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意把“天下”和“国家”分开，他明确说“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那是因为朝代更迭他无能为力，只能努力维护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体系。当然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

在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但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士”一旦入朝，成为“大夫”，潜意识的还是继承了为帝王师的想法，以“致君尧舜”为己任，还是努力企图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他们心目中有“明君”和“昏君”的评判标准，历代官史也尊崇“直臣”，蔑视“佞臣”，不少当红的宠臣位高权重，却为同僚士林所不齿。文天祥在殉难前想到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不是宋太祖或其他什么皇帝的训诫。鲠直之士“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因为自以为真理在握，有这份自信。所以，尽管有杀头、灭族的危险，面折廷争、冒死直谏之士代代不绝。另外，君臣都重视身后名，对“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很在乎。这一点也是坚持原则的动力之一。

在学术层面，由于有一定的独立性，较少受皇权的干扰，即使在“注六经”中也还能形成不同的学派，特别在唐中叶以后，书院兴起，至北宋蔚为大观。无论在朝在野，学者和书院对道统的传承和丰富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还能发展出疑孔、非孔之学。另外还有一条隐逸之路，在“邦无道”或自己想远离“帝力”时，还可以归隐田园，保持一定的精神独立，并创作出无比丰富的、灿烂瑰丽的文学艺术珍宝。“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千古名言，深入人心，不论是否能做到，却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向往。

三、与以上二者并行的还有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出自韩愈《幽拘操》。韩愈是最正统的儒家道统维护者，也应算是直言敢谏之士，明知皇帝好佛，偏要上《论佛骨表》，遭贬黜在所不辞，“肯将衰朽惜残年”！他以同样的忠诚作《幽拘操》，想象当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时的心情，写出了这句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周文王代表了儒家所向往的最理想的天子，他坐牢时也有《歌》传下来，注家有不同解释，此处不论。可韩愈觉得他应该抱这样的态度。这种发自内心的绝对服从，其伦理的依据就是儒家的“三纲”，现实的基础则是人身依附。因为在那种制度下，读书人除了“报效朝廷”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用其学。冒死直谏，犯颜上书，都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哪朝哪代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连“腹诽”也是罪。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二　西学东渐以后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业文明，无法再照老路对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此开始，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

这一探索持续百年。由于面临的问题与以前完全不同，“亡国”不再是朝代更迭，而是与“灭种”联系起来，那时所谓“灭种”，不是真的如希特勒对犹太人那种“种族灭绝”，而是指整个华夏文明的存续问题。所以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在精神上，传统因素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上述忧国忧民的担当与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在谭嗣同、秋瑾等烈士乃至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不过他们不是为维护原来的“道统”，而是力图打破它，朝廷和国家已不是一回事，而是为救国必须推翻朝廷，至少要彻底改造之。这种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三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从严复的“开启民智”〔2〕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传统的，而所承载的观念和思想是新的，从外面引进的。这是一场持续的启蒙。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现在常为人们所称道的西南联大那些人和事可以为代表，当然不止西南联大，还有“中研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和学人都有可歌可泣的表现。那时政府也是专制，也有高压，甚至还有暗杀，但是总体上，知识精英还是保持了气节和一种价值共识。张奚若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就拂袖而去，下次开会可以退回差旅费，拒绝参加；马寅初公开揭露孔祥熙，把他骂下台；直到1947年已是内战方酣之时，傅斯年公开发表文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半个月后宋子文就被撤职。1940年冯友兰受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最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精神的结合。那件事起因是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先生起草回绝函。信是典雅的古文，套用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语气，内容是据理批驳教育部的指令文件，通篇贯穿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掷地有声。信中特别指出，如果按此规定办理，大学将等同于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大学教授在学生心目中将不如科员，受到轻视。结果教育部的指令就此被顶回，学校保持了独立。这里讲的是一种精神。至于个人在多事之秋各自信奉不同的学说，在国家分裂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是另一回事。

讲“新文化”还应包括另一个群体，就是抱着实业救国理想的一批实业家和他们成就的事业。从张謇到卢作孚到陈光甫，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后来他们被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不同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一般企业家，因为他们身上也承载了中国传统加外来先进文化，办实业和金融带有浓厚的“救国”目的。近年来从国外引进并自21世纪开始时兴的“企业社会责任”（CSR）之说，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企业界是普遍默认的一种价值观。“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背信弃义”都是为业界所不齿，一旦犯此恶行，难以在本行业立足。特别是在日寇压境时，不少人毁家纾难，不当汉奸是区别良莠的底线。现在“儒商”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某些新富所追求的装饰。而在那个时期，不少企业家、金融家本身就是读书人，他们的传承与修养以及本身的优点与弱点同“士林”是相通的，而且以他们的经济实力支持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这里不谈他们对民族经济所作的贡献，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应该也是“启蒙”的一部分。

这一百年“启蒙”并非持续不断，而是常为内忧外患所打乱。当时的环境是列强环伺，内政混乱，启蒙和反帝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启蒙需要向西方学习，反帝的对象则是西方列强，从这里引发出难以化解的矛盾。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似还不够准确。最初启蒙就是为了救亡，毋宁说是日本侵略打断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最后是革命压倒了启蒙。

三　1949年以后的“政教合一”与颂圣文化的新发展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领袖。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3〕。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4〕。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四　改革开放以后的曲折道路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取缔“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方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政治思想却未同步。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2010年

注　释

〔1〕邵燕祥曾为文详细摘录朱元璋所删《孟子》的章节。

〔2〕严复晚年的转向遭人诟病，但他前期对启蒙的贡献和精辟言论不可抹杀。

〔3〕详见《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第2期，第113页。

〔4〕详见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第十一章“真理的终结”。

关于我的履历

不知从何时起，我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有时还要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我还不以为意，后来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有机会就要说明：我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重头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间或也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但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专门的翻译，只是有关部门掌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各种语种的翻译名单，以便随时需要，临时召唤。在1959年至“文革”之前一段时期，看来我被列入了这个名单，所以不时应召接受任务，平时就在本单位工作。如此而已。另外，既然做对外交流工作，接触的人中包括外国名人、要人，这也不足为奇。

最近做客“人民网”，关于我的介绍中又突出这一点。“天涯网”的介绍干脆把这作为我唯一的身份。我更感到有必要郑重说明，以免被误以为曾经是“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前几年有一本颇有影响的畅销书，作者在特殊年代曾任毛主席的翻译兼英语教师，在特殊的政治风云中曾红极一时，书中的自述情节对不明就里的公众说来颇“吸引眼球”，可能给不熟悉当代历史的人们一个错觉，以为曾担任高层翻译，就必然关系密切，或地位特殊。因是之故，我更觉得有必要予以澄清，说明我不属于那一类人，也算是爱惜羽毛吧。在我所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最多说明在业务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认可，但也不一定是最高水平，因为外文水平更高的，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何况此类工作只不过“用其一技之长”，不会因此显赫起来。

另外还有一层，我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那时“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选的。后来越来越感到厌倦，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旁人看来也许以为值得羡慕，我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刚可以有一点选择权，要求调工作不再算大逆不道，我就赶忙申请调到研究单位，以读、写为业。不论如何，总算有一点独立性，从此告别整天重复别人的话之苦。（至于笔译我自己选择的、自己欣赏的古典名著，或有意思的美文，那是一种“再创作”和自娱，又当别论。）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过为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特别是后半生虽然碌碌无大成就，但也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所以，对此类介绍产生逆反心理。为什么外界偏偏注意这一点呢？也许是出于误解，以为说明一种地位，算是恭维；或是迎俗，大人物总是“吸引眼球”的。我本可以不去理会，但是近来遇到此类介绍越来越多，这一身份越来越突出，使我感到非表明态度不可，以免人们以为是我自己喜欢以此炫耀。我不能否认，也无需讳言我曾有此工作经历。幸好，本人在“文革”开始后入了另册，与红墙之内绝缘，于是在我的翻译经历中没有“四人帮”成员以及当时任何一位新贵，这是值得庆幸的。在那个特殊年代，为“首长翻译”确实只限于极少数特殊人物了。但是假设（只是假设）我当时竟然也被召去执行为某人翻译的任务，当然是无法拒绝的，那么今天“曾为……翻译”该如何介绍呢？

所以，我今天对“独立”二字弥觉珍贵，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也希望世人以此知我、罪我。

（近有各种版本关于我的简历介绍，常有错误和不确处。以下附上我认可的简历，事实以此为准，详略可自行摘取。）

资中筠简历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接待工作，以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70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研究员、所长。专业为国际政治与美国研究，旁涉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改革开放后多次访美，从事学术交流。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及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任研究员各一学年。

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以上在思想上较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以及收入《斗室》和《读书人》的一些文章。）

译著：（法）巴尔扎克《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英）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等。

一代风骨今何在？

——读《民国那些人》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人们惯于以“动荡不安”来形容：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党争、内战、列强瓜分、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民生凋敝……近一二十年以来，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了新的视角，对民国史的研究逐渐采取比较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史学界有识之士的努力，那个时代的真面目连同其积极的建树逐渐现出轮廓。其中最重要的、对后人深有启发的，是在各个领域内的“文化人”或“知识人”所代表的精神。那个时代、那些人，其实离我们不远，有一些还与我们共同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的风雨。但是其风骨、学养、识见似乎又离我们的时代很远，我们看到的是逝去的背影，面貌已经模糊。近年来，经过一些有心人的钩沉探秘，以及某些同辈或后辈的回忆录，一些被否定的人物得到公允的评价，被遗忘的名字逐渐浮出水面，被屏蔽或歪曲的史实得以返真。现在，关于那一代文化名人的个案或集体的研究方兴未艾，应该说是在一片功利和浮躁的风气中，学术文化出版界的一个亮点。

我手头这本《民国那些人》又另有特色。那是《中国青年报》“冰点”版2004—2006年一个栏目的专稿，每周一篇，每篇写一人，约1600字，集结成书凡80人。他们率多出生于晚清民初，卒于20世纪后半，最早出生在1840年（马相伯），最晚逝去在2006年（林庚），遍布教育、学术、文化、实业、新闻、政治各个领域。其中有些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字，我个人有幸亲睹风采，曾沐春风的师长有梅贻琦、冯友兰、叶企荪、梁思成、罗念生、李赋宁、潘光旦、雷海宗、马约翰、金岳霖等人，其中雷先生、罗先生的课是正式上过的，李赋宁的课则是旁听，而且还有一次特殊的关联——李先生1950年刚从国外回来，在工字厅举行婚礼，我有幸应邀为他们（钢琴）奏婚礼进行曲，那恐怕是那个年代校园中最后的这种形式的婚礼了。潘先生作为清华图书馆长，我听过他精彩的报告，至今还有印象，而且潘师母与我母亲是同学，曾邀我到他们家过节。至于马约翰，只要赶上他执教时段的清华学生都上过他的体育课，也都忘不了他对体育的独特见解和别具特色、中英夹杂的训话。以上提到的其余诸先生在不同的场合都有过一些接触。所以读这本书有特别的亲切感。但是书中还有一些连我都不曾听说的人物，遑论当代青年！其名已湮没而其事却值得大书特书。例如我自以为对历届清华校长都略知一二，但读了这本书才知道还有一位周诒春校长曾对清华有开创之功，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他任内确立的，著名的早期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是他亲自规划的。我此前竟然毫无所知，感到汗颜。实际上我当年执意要上清华，那图书馆和大礼堂的吸引力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书中这类被遗忘的人绝不止这一例，只此一端，就可见本书作者“钩沉”之力。

“那些人”背景各异，或生于世家，或起于贫寒，经历极其丰富曲折，思想倾向不同，性格作风也各有鲜明的特色。如刘文典之狂傲，赵元任之洒脱，傅斯年、马寅初之刚正，梅贻琦之涵养和包容，曾昭抡之不修边幅，叶公超之风度翩翩，蒙文通治经史、理学，赵紫宸精通基督教神学……千姿百态，在短短的一千多字中也只能撷其片段逸事。但是放在一起，通读之下，惊异于贯穿其中的精神的一致性。古有“建安风骨”，讲的是“文”，而“那些人”的“风骨”不论冠以什么名称，讲的是“人”，是一种“魂”。

这一以贯之的“魂”是什么？本书的“序言”题目一语中的：“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中国“士”的精神内涵又是什么？可能理解不一。我自幼承庭训，读一点论、孟，印象最深的几句话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等。这些话，总的精神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坚持真理，坚持独立的人格”。而另一方面，不满足于消极的洁身自好，而是对国家、民族有高度的责任感。有时退而“独善其身”是不得已的，内心的抱负都在“兼济天下”。这种精神包含了中国读书人最看重的“骨气”和“担待”两个方面。保持人格独立，如果没有外界压力，十分容易做到，也就无所谓坚持了。而在中国几千年的特定条件下，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甚至以命相争才能守住的。压力不言而喻，首先来自权势，所以“坚持”的另一面就是不畏权势，从孟夫子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我得志弗为也”，到魏晋名士的特立独行，都有藐视王侯、不畏权势的特点。来自另一面的压力是“俗”，要“坚持”就必须不随俗、不媚俗，不与“潜规则”同流合污。在上下左右的夹缝或夹击中坚守自己的“志”，保持人格完整，心灵自由，方显其风骨之可贵。

这种“风骨”是千百年锤炼出来的中国的“士”的精髓，但是在“那些人”身上又有其时代特色，那就是中国人已经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放眼看世界之后。自马相伯出生的1840年起，中国就身不由己地置身于世界潮流的沉浮、博弈之中，再也无法闭关自大。从那时起，西学东渐，有志之士就以变革图强为己任，到“民国那些人”活跃于历史舞台时，已经得到一代或两代先驱之传承。他们的言行、事业都已注入现代化的因素，或径直以中国现代化为目标。他们是新文化继往开来的一代人，有传承，有创造。其中绝大多数都“留过洋”，不但在本专业学贯中西，而且立身处世也融中国“士”的坚守和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于一身，不过在各自身上中西成分的比例有所不同罢了。他们还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考验。在民族存亡之秋，于艰苦卓绝之中，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现代知识人的献身精神高度融合，无意中写就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近来关于继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常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其实本书所写的“那些人”就是中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优秀典范。他们已经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初步探索出以中国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道路。他们的存在反过来证明“新文化运动”（并不一定从“五四”开始，但以“五四”为标志）绝没有使中国文化断裂，相反，使其获得新生。如果有“断裂”，那是以后的事。

“那些人”的命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中多数人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曾被要求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对自己前半生的功过是非重新评价，甚至颠倒过来。还有一个令人感慨的现象：其中“幸而”早逝者得全身而退，少遭劫难；多寿则辱；而再长寿一些，则又得以再现余晖。本书对每一个人都摘出能表现其学术或事业亮点和人格魅力的片段，同时也对整个一生的浮沉有所关照。作者本人的爱憎和感慨随时流露于字里行间，尽管着墨不多，而且相当含蓄。此类例子不胜枚举，限于篇幅只举一例以见一斑。

我认为写得最精彩的篇什之一，是关于冯友兰先生的那一篇。冯先生学问博大精深，以及对教育的贡献，自不待言。而作为“两朝”学界耆宿，后半生在自我否定前半生中委曲求全，至今遭到不少求全之毁。幸亏先生高寿，赶上在最后十几年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得遂宿志，并为后世留下珍贵的遗产。后人学中国哲学史绕不过冯先生，而欲知冯先生，亦有皇皇巨著为凭。本书写冯先生的精彩处在于，于浩如烟海的著述中单单选出两篇非学术性的文章：一是代表西南联大教务会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抗辩函，反对教育部核定课程、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的新规定；另一篇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这两篇文章无论是在教育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再高评价也不为过。更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都集中体现了上面所说的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士”之精神。一篇是对最高权威的抗争（谁都知道，陈立夫绝非一般的教育部部长而已），以“同仁不敏，有所未喻”开始，然后是“未喻者一也……二也……”软中带硬，自是诸葛亮“后出师表”之遗风。另一篇是骈体文。它写了西南联大的精神，特别提到“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写了冯先生始终一贯的对国家的希望：“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更写出了抗战胜利的喜悦、深沉的历史感和家国之思，有几句特别精彩的话，书中没有引：“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用典之当，对仗之工，情景之合，含义之深，令人击节三叹。以古文写今事到这个水平，前或有人，后无来者是肯定的。这是冯先生自己最得意之作，也浓缩了那一代学人的学养、在强权面前的坚守，以及对这片土地的刻骨铭心的爱。但是后来呢？本书作者的眼光不但表现在选这两篇文章，而且表现在标题、开篇和结尾。标题是：“两束雄文，一抹背影”——以“雄文”始，以“背影”终。开篇第一句话，画龙点睛：“曾有那么一个时代，大学教授们矜持而有尊严。”中间写三十年后，冯先生自己重读这两篇文章的自我评价：“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作者说“冯氏的感慨岂止是敝帚自珍，分明是沉重的历史慨叹”，因为“当见识和感情受到羁绊，难以发为雄文，于是便只留下了一抹颓唐的背影”。一语道破，起冯先生于地下，当引为隔代知己。结尾是金岳霖和冯友兰两位大教授竟为检讨难以过关而抱头痛哭。读罢能不令人掩卷深思！

我举出有关冯友兰一篇加以剖析，是因为我对冯先生比较熟悉，对所举的两束雄文特别钦仰、激赏，而本篇又极为精当地概括了一种精神由盛到衰的各种元素。事实上，这样的文章书中绝不止这一篇。例如在“东京审判”中壮怀激烈为中华民族讨得正义和公道而名垂青史的大法官梅汝璈，晚年孤寂，“文革”检讨中说自己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词典”。“巍巍乎南开大校长”张伯苓，曾为创办南开付出一生心血，愈挫愈奋，自称“不倒翁”，易代时选择了留在大陆，却欲返校小住而不获准，校庆日不得进礼堂，自叹见弃于新社会，伤心以终。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最大的魄力倾自己的船运公司之力，完成号称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卢作孚，竟以自杀终。其余如叶企荪、陶孟和、潘光旦，等等，等等，都有过闪亮的功业，而晚境凄凉，下场悲惨。身后再获公道，以其精神嘉惠后世，但是斯人已逝，时光不能倒流，说“告慰于九泉之下”，还是为了活人取得安心，“九泉之下”是不会有知的。

最后，不能不提及本书作者徐百柯。我与这位年轻人素昧平生，读到这本书，看到作者介绍，才惊异地发现作者竟是“七〇后”！他写此专栏时年龄不满三十，出校门不久，可以算是“初出茅庐”，而书中所表现的识见、用心、沧桑感和文字修养却大异于当代同龄人。一般写长篇易，写短篇难。难得的是作者在选人、选材和谋篇布局中所表现的心有灵犀，在两年的时间里把握住前文所说的一以贯之的精神。当然此栏目已经得奖，无需我锦上添花。我只是作为一名读者，在回味无穷之余对作者生出赞赏；而作为一名老人，又对后生可畏感到欣喜。费孝通已经感到自己与乃师潘光旦有了差距（不仅是指学问），我自己也深感与书中所写的前辈师长之间不可追补的差距。但至少还曾经沧海，虽不能至，尚知何处望之。再下来呢？存亡继绝依靠谁？所以我在一片浮华喧嚣中每当见到好学深思、有所守望的年轻人，总是感到欣慰，升起一缕希望。

欣慰之余，又有另一种感想：这些文章还有一个特点是作者颇能拿捏分寸，一些话相当含蓄，点到为止，尽在不言中。这可能是在今日媒体的处境中练出来的功夫。一方面说明作者的聪明和文字能力；另一方面我略感遗憾，在这个年龄本该锋芒更露的。书中所写“那些人”在这个年龄时大多有过书生意气、放言无忌的表现，而当代青年可能一出手就遇到“见识和感情受到羁绊，难以发为雄文”。联想到“冰点”曾有的遭遇，能连续发表这一系列文章实属不易。我期盼着一个见识和感情不再受到羁绊的环境早日出现，庶几当代有才、有识、有志的青年在锋芒未磨圆之前得以俯仰自如，尽情发挥。

2008年春节后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争论

明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年年谈“五四”，话题常新。只此一点就说明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对于“五四”精神有两种侧重点，一是“爱国”运动，一是“新文化”运动。本文要讲的是“新文化”运动。其实新文化本身就是从爱国而来，其目的是变革图强，振兴中华民族。

“新文化”运动不是从1919年5月4日开始的。狭义而言，是从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有一些人大力倡导新文化，并且与守旧派展开论战。广义而言，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在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中，有一些人意识到西方的先进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而是全面的制度、文化，如郭松焘、王韬、严复，以及稍后的梁启超等人。远在1919年“五四”之前，废科举、倡新学就已经开始了。“五四”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高潮，而且争论也达到高潮，各种观点表达得最充分，所以后人讨论中西、新旧文化就以“五四”为符号。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过几次关于中西文化之争，包括当前尊孔读经之风又起。其实今天弘扬传统文化所持的观点，差不多没有超越1915年开始的那场争论。只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可能在文化上危机感更强烈。

我从不讳言自己一向是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捍卫者。现在不想重复历来关于“西化”与“传统”之争，只想就当前来自两方面的否定“五四”精神的论点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其一，认为五四运动反传统过分，甚至把当时的非孔与“文革”的“批林批孔”相提并论，把“文革”浩劫后的文化断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此说主要发源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年来也颇盛行于内地。

其二，认为“五四”受法国革命影响太大，而没有引进英美模式的渐近改良，使激进思想占上风，终于导向追随苏俄十月革命的暴力模式，以致我们现在还承其弊。这一派还认为文化改造并非中国的关键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五四”健将们致力文化革新是重点错了。照此逻辑，等于是把后来妨碍我国走向民主宪政之障碍归咎于五四运动。

当前影响较大的观点是第一种，所以本文也着重讨论第一种。

一　绝不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

由于“五四”期间有人提出过“打倒孔家店”，流传至今，把这句话概括为新文化运动的“口号”，这本已是极端简单化的以偏概全，又与五十多年后的“批林批孔”运动相附会，人云亦云，似乎“五四”应为后来的“文革”负责的罪名就成立了。其实这是经不起认真分析的。

第一，主要力量。“五四”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身受传统文化的浸淫，有很深的旧文化底蕴的饱学之士，绝非盲目的批判和扬弃。在这个高度上，他们对外来文化就有判断力，知道如何取其精华。另外，他们是一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无权无势，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智慧、良知和对民族社会的责任感。而他们的对立面是强大的政治、军事权力和全社会的顽固习惯势力，因此需要大声疾呼，有一些语言比较激烈也不足怪。

第二，方向。五四运动反传统的方向是向前进的。当时为什么要反传统？因为顽固的旧礼教、僵化的思想和习惯势力如果不打破的话，新思想进不来，制度改革无从谈起，民族无法新生。今天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来研究儒学，可以有各种诠释和理解。但是不应忘记，几千年的皇权专制是以孔孟之道为说辞的，种种罪恶假此以行。前面提到，晚清的仁人志士已经意识到文化革新的必要性，“五四”只是代表一个高潮，成为“新文化”的符号，其方向是向科学和民主推进。

第三，客观效果。如果尊重客观事实的话，应该承认，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并没有断裂，而且无论是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在各个领域的建设中都有中西优势互补的成果。我国现代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实业，包括前几年举行百年校庆的许多著名中学和名牌大学，都奠基于那个时期。近年来关于20世纪上半年的文化、人物的研究和介绍方兴未艾，是大好事。那一代人所体现的人格、精神和学养，以及他们对中华民族振兴的贡献，是存亡继绝而不是断裂，特别是那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受了抗日战争的考验。以西南联大为代表（当然绝不止西南联大），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天下兴旺，匹夫有责”。从相当优越的生活条件跌到最底层，贫病交加，依然弦歌不辍，在艰苦卓绝之中坚持下来了，而且那个时候最出成果、最出人才，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同时又体现了新的民主、科学精神。他们这一代或两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五四”的洗礼，应该就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和继承者。文化断裂了吗？如果在文化上沿着那样一条道路走下去，我们也许不至于陷入今天的困境。

第四，追求真理的言论空间。“五四”前后的思想辩论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可以说是在春秋战国之后最大范围的百家争鸣，没有外力的压制，也没有什么权威来“定于一尊”。它所起的作用就是打破迷信，解放思想，使其他选择都成为可以想象的。所以上世纪20—40年代复古与疑古、尊孔与非孔并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思潮都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发出过声音，各有代表人物，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影响深远。

所以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启蒙运动，其对象是上面的专制主义和下面的奴隶主义，作用是解放思想。“五四”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振兴我中华。

反观“文革”的“批林批孔”，在上述几个方面都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主要力量。是最高掌权者发动，服务于高层的权力斗争，是政治斗争甚至是政治阴谋的工具。全民被迫盲目追随，谁也不知道孔子和林彪有何关联，更少人体会暗中影射又是批周恩来。除了都叫“周公”，愚夫愚妇更少人知道其实那个古代的“周公”不姓周而姓姬。这是一场悲剧和闹剧，与“五四”的反传统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方向。是进一步走向专制。“文革”本身一头是高度集权，另一头是被剥去理性的群氓，上下结合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批儒扬法”，树立的是秦始皇，宣扬“百代都行秦法制”。有一则我亲历的故事，类似“黑色幽默”：“批林批孔”初期，张良是被认为“反动”的，因为他代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曾企图刺杀代表“先进的法家”的秦始皇。我一位同事因工作于此时出国，过了八个月他回国后发现在统一的宣传口径中张良变成了“好人”，因为他辅佐刘邦有功，而刘邦，当然还有吕后，是被肯定的“先进势力”。他惑然不解，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在你出国期间张良的思想改造好了！总之，那场荒谬的运动不是解放思想而是高度禁锢，反科学而归愚昧，反民主而强化专制，而且“在一切领域内实行专政”，与“五四”精神百分之百背道而驰。

第三，客观效果。那才是真正的文化断裂，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不论中国的、西洋的、苏东的、古今中外所有新旧文化都被否定，只剩下一部“红宝书”、“八个样板戏”。一代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已经学到的文化则进行“去文化化”的清洗。历史完全被隔断。但是也不是完全“断裂”，继承的是皇权专制中最黑暗、最残酷的糟粕，国民性中最恶的劣根性得到张扬。“文革”使一代人受害，而“五四”使几代人受益。我们今天如果还有不绝如缕的新文化一线传承，还是受益于“五四”前后的那几代人。“上山下乡”之后有幸重新上大学的一代人，赶上了受业于劫后余生、硕果仅存的老先生们，应该体会最深。

第四，追求真理的言论空间。与“五四”时代的百家争鸣相反，“文革”时期思想专制和文字狱达到空前的程度（希望是“绝后”），一言丧命，屡见不鲜。这是许多人记忆犹新的，不必赘言。如果没有70年代末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我国后来的三十年改革将无法启动，所以那场辩论应该可以算一次“再启蒙”。

因此，“五四”的反传统与“文革”的批林批孔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反的，根本不可相提并论。

二　“五四”与激进的暴力革命的关系

以导向暴力革命责备“五四”者，当然是见到暴力革命的负面后果，主张渐进的改良。原则上，笔者并不反对。但是改良还是革命，取决于客观形势多种因素，并非少数人的思想倾向能决定的。

陈独秀在1915年时确实非常推崇法国革命以及整个法兰西对现代文明的贡献，可能有点偏爱，有点夸大，但总的没有错。毕竟，“人权宣言”是法国革命的宣言。“法兰西”对陈独秀的吸引力主要是“自由、平等、博爱”。后来他和李大钊等人又曾高度赞扬美国威尔逊总统，因为威尔逊主张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尊重弱小民族的权利。但是，1919年巴黎和会，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没有主持公道，反而支持日本，令他们非常失望。而此时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他们就转而接受了这方面的影响。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思想禁区，为各种思潮——包括最激进的暴力革命——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条件，但“五四”精神本身并不等同于暴力革命，更不通向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是和平改良还是暴力革命，取决于统治者的态度和特定的形势，包括国际形势。这是另一个问题，非本文的主题。至少“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倡导集权和专制，而是相反。事实上那个时期已经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先经过专制主义再实行民主，已为胡适等人所批驳。当时的骨干们后来在政治上走了不同的道路。对每个人不同时期的言行可以做出不同的历史评价，但是把后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负面的事物，从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到“文革”的根源，都算在“五四”头上是不公平的。

三　把力量用在革新文化上是否着力点错了？

关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本人已另有文章详述（见“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此处主要谈与“五四”有关的问题。

文化保守主义者持所谓“文化决定论”，也就是“国情例外论”，主要就是以“民族特色”来否定“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普世性及与之相配的制度，认为“五四”批判传统实际是主张“西化”，而我华夏几千年辉煌文明自己另成系统，只需要继续发扬光大。实际上这些论点在民国初期的辩论中都已提过。现在又兴起，只不过多一些新的名词，包括从海外引进的话语。按这种逻辑，似乎在遭遇海外列强之前，中国以“三纲五常”为经、皇朝专制为纬的社会，本是和谐天堂，如今需要的不是进一步改革，而是回到“五四”以来被贬低的文化传统。所以，否定“五四”精神，说穿了，就是拒绝政治和社会向着现代民主、宪政方向转型。

另一方面的论点则认为“五四”健将们把重点放在革新文化，而不是放在改变政治制度，是凌空蹈虚，着力点错了。文化是虚的，制度才是实在的。

实际上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一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有很强的韧性，在刚性的制度变革之后还会长期存在。制度的变革和实施总是靠人来做的，既是人就有思想。从晚清到民国致力于变革图强的仁人志士，在改革制度方面没有少努力，并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到处碰壁，即使通过武装起义，建立了共和，仍然新瓶装旧酒，深感存在于国民中的旧势力、旧思想之顽强，所以才倡导新文化运动。今日之青年对那段历史已经陌生。不了解这种旧文化之顽固和由此生发出的种种反人性的罪恶，也就无法理解那一批原来受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又有机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打破枷锁、冲出牢笼的强烈要求。

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和《北京人》、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等大批文艺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因为它们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旧式宗族的腐朽、没落、无望，旧道德之伪善，旧礼教之摧残人性，以及开始觉醒的青年冲破牢笼的挣扎和奋斗，这是“五四”精神在文艺作品中的体现。这些作品对一代人的启蒙作用影响深远，是怎样强调也不为过的。所谓“启蒙”，其对立面是“蒙昧”，就是让理性之光照亮为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旦拨开迷雾，承认客观事实，顺应人性，用常识判断，人人得以接近真理。“启蒙”有时表现为轰轰烈烈的“运动”，但其成效却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因此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就会认为它“远水救不了近火”。事实上思想的启蒙与制度的变革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没有千百万人的思想变化，很多制度变革只能停留在表面形式，终至流于失败；反过来，一种新制度的实施也有助于大众思想的革新。

当然，“五四”那一代人也有其局限性，他们不可能预见到半个世纪以后中国可能发生的种种曲折和劫难，以及今天在全球化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例如现在有人认为当年只强调了“民主”、“科学”，而没有强调“自由”、“人权”；有人认为过分强调理性，而忽视宗教的积极作用；有人认为对欧美民主制度的得失利弊探讨不够；另外，一种主张成为“口号”，就容易流于简单化，真理向前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例如倡导“科学精神”不能等同于如今为人诟病的“科学主义”。我理解的“五四”精神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的。那一群代表人物自己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其后来的轨迹也有所不同，例如陈独秀晚年的反思近来也见诸报刊。

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极为丰富，可供有志者不断深入发掘。在我国进入艰难的社会转型时期，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仍是题中之意。我们可以不满足于当年的口号，但是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如果在某些方面走出了蒙昧，“五四”先贤们功不可没。而他们所遇到的阻力和挫折今天并未完全消失，因此他们所发出的呐喊、所倡导的精神，仍值得大力发扬。

2008年

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谈论的“文化”是指与一个民族的振兴和发展道路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基本价值观等，特别是政治文化，也可以称“大文化”。与此关系不大的如歌舞、艺术、饮食、节日、民俗、服装、时尚、礼仪等，不在讨论范围。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改革中，“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各持一端由来已久。国人一般喜欢讲“主义”，再加一个“唯”字：“唯……主义”，或“唯……论”，就把事情绝对化了。我首先不赞成“决定论”，也不认为文化与制度是对立的，不过这样就可能落入“折中主义”之讥。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略抒己见。

所谓“文化决定论”，也就是“国情例外论”，主要就是以“民族特色”来否定“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普适性及与之相配的制度，冠以“西方”或“资产阶级”，理所当然地拒斥之。或者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在“但是”后面做文章。更有甚者，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基因和传统，本来就与西方截然不同，不适合，也不需要民主、法治、宪政“这一套”，只能实行“威权主义”（这个名词实际是舶来品），还是应该回到儒家的“仁政”，实行人治和划分等级的“礼制”，几千年就这样过来的，没有什么不好。还见到一种说法，竟把明朝皇帝昏庸软弱，大权旁落于权臣或宦官之手与欧洲的君主立宪——虚君制相提并论，算是已经有了“宪政”。这是出于无知、偏见，或对“西化”的痛恨，走到了极端，虽未公开主张恢复皇权专制，亦不远矣。这种“精英”的思潮与大众娱乐相结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充斥于屏幕的宫廷戏——秦皇、汉武、大唐、大明、康、雍、乾“盛世”，一片“主子”、“奴才”，“吾皇万岁，万万岁”！似乎在遭遇海外列强之前，中国以“三纲五常”为经、皇朝专制为纬的社会，本是和谐天堂，如今需要的不是进一步改革，而是回到“法先王”，再现“五千年辉煌”，以此引领世界，医治西方社会的痼疾！当然持此论者并不拒绝享用西方物质文明中的科技、器物。一下子时光隧道倒退一百年，又回到了张之洞的“体用”那里。

正是出于对上述以“文化”、“特色”为依据否定制度改革之必要的论调深恶痛绝，有些倡导自由、民主、宪政的论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一个民族发展道路上的文化因素，也就否定任何文化批判和革新之合理性和必要性。于是从晚清以来呼吁开启民智（如严复）、塑造“新民”（如梁启超）、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如鲁迅）、倡导“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等等都被否定，认为方向错了，错在没有集中致力于制度的改革。进而认为，既然“民主、自由、人权”是普适性的，那就存在于一切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不存在对思想、文化进行革新的问题，也没有开启民智、教育民众的必要。极而言之，文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原封不动，只需要改变制度，人民自然享受自由平等权利。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靠谁来改革制度？无论靠谁，总是靠人，既是人就有思想。为什么在遭遇外来列强之前，皇权专制能维持几千年，朝野都谈“仁政”而事实上暴政多于“仁政”，却常能行其道？为什么每次被压迫者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推翻暴政，结果却只能遵行成王败寇的规律，成而为王者也只能以暴易暴，往复循环同一制度？在邂逅西方列强之后，百年来这么多关于制度改革，要求宪政、民主的呼声不绝于耳，不断于书，为什么这样举步维艰？为什么现代的革命运动以民主口号始，以专政极权终，却也能在相当时期内畅行无阻？

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是在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不能回避。本文开头所定义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有很强的韧性，在刚性的制度变革之后还会长期存在，所以同一种制度机制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表现各异。同样的非正义甚至非人道的现象，在有些国民看来不可容忍，在另外一些国民却长期忍受。同样的议会、选举、政党、立法、司法等制度，在有些后发的亚洲国家至今难以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效果，乱象丛生，法律、制度在那里显得软弱无力，“枪杆子”还有相当的操控局面的力量。其原因就是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必然是某种文化的载体。又如方今的恐怖主义，是文化还是制度的产物？

从中外历史发展看，制度与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孰先孰后真很难说，所以称之为“鸡与蛋的关系”。个人的专断独裁，乃至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是建立在从精英到民众的认同基础上的。无“人”顶礼膜拜，也就不成其为“神”。中国的老百姓宗教情怀不那么强烈，但是奉现世的皇帝为神明的传统和心理却根深蒂固；中国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寄托在“明君”身上，贬到“江湖之远”还念念不忘“忧其君”；中国历来最高统治者一旦地位确立，自然认为自己“奉天承运”，掌握终极生杀予夺之权。这三方面相辅相成，不论公开宣布的、写在纸上的制度和法律如何，在实践中“一不小心”就滑向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习惯的“传统”皇朝模式。大至一国，小至县、市、乡、镇，莫不如此，于是出现各级土皇帝。这种陈年旧酒可以装在花样翻新的新瓶中，甚至逐渐使那“新瓶”变形。如晏子所说，橘过了江就变为枳。

自辛亥革命以来，经过各种新思潮和新文化的冲击，代表专制制度的旧思想、旧文化已经破了不少，革命胜利之前革命者也以反专制、要民主为口号。但是时过境迁，朝野易位，旧的东西又在新的“革命”的“专政”理论下借尸还魂。说是新瓶装旧酒，又不完全是旧酒，还加了许多新成分，因而其性更烈。新的成分最重要的是把“法统”与“道统”合而为一。古之皇帝掌握至高无上的生杀之权，但是不兼理论家。即使是定于一尊，独尊儒术（注意：是“术”不是“学”），其解释权不在皇帝，而在博学鸿儒。所以直言敢谏之士还可以引经据典进谏，指出皇帝某一项言行不合圣人之教。尽管“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是“王”不代表绝对真理，不是思想领袖，所以还有所畏惧：畏圣人之言，畏冥冥之中的“天”。而当法统与道统合一之后，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可以“无发（法）无天”。不论宣布以何种理论为准则，对这种理论的解释权却不在最高学府，而在最高官府，而且是领袖一人。“最高指示”等同于“主义”。在这种背景下，每次集会开头唱“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闭会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几十年中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能够这样安然共处，竟无人感觉有何不妥。事实上，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国际歌》所宣扬的理念是虚，《东方红》是实，符合千百年来寄希望于“真命天子”、“明君”、“清官”的习惯心理。直到近年来，有人写文章指出这两首歌的矛盾。一经点破，就如俗语所云“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怎么现在才发现呢？应该说，上世纪70年代末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标志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功不可没。那是在新的条件下，在我国发生的一次“再启蒙”（第一次“启蒙”当在20世纪10—30年代）。

有些主张民主自由者对“启蒙”特别反感，令人不解。“启蒙”何罪？所谓“启蒙”，就是打破迷信，回归理性，回归常识，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旦拨开迷雾，承认客观事实，顺应人性，用常识判断，人人得以接近真理。但是拨开迷雾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人而异。如孙中山所说，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还有不知不觉。就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而言，在此以前，如顾准者，身陷囹圄中已经想清楚了一些问题，应该算是“先知先觉”。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如顾准那样的“先觉”无法起带动作用。只有后来打破“两个凡是”，国人的思想遭受一次大冲击，“后觉”的人们于朦胧中逐渐从有所“疑”到有所“悟”，痛定思痛，才体会到顾准辈的“先觉”之难能可贵。应该说，没有那次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阻力；而没有决策者相对的言论开放政策，真理标准的讨论也不可能进行。所以还是“文化”与制度（或政策）互相推动，但却远非一劳永逸。在那以后的曲折甚至倒退，也是有目共睹。“不知不觉者”，乃至自觉顽强地坚守旧观念，想要把历史车轮往回拉者也大有人在。只依靠一时的“政策”，而没有形成“制度”，那么，倒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试以一事为例：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要求领袖有“雅量”多给他一点发言的时间而遭拒绝和痛骂之事，众所周知。今天各种不同的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仍有所不同。比较普遍的是钦佩梁的骨气，对领袖缺乏“雅量”不以为然；在现代民主意识比较明确的人看来，则此事根本不是什么“雅量”问题，政协委员本来有发言权，谁也无权剥夺，竟然被剥夺了，是制度的缺失。但是迟至上世纪90年代，我还读到另一种反应：一位曾任最高领袖身边卫士的回忆录（或访谈录？），提到此事，却说梁漱溟尽管如此顶撞，“也没有拿他怎么样”，足见领袖心胸宽大。这说明在他心目中仍然认为梁的行为是犯上，是大逆不道，对他本该严惩，竟然“没拿他怎么样”（例如他后来居然没有被打成“右派”），是皇恩浩荡。以上截然对立的是非观，在今天我国不同人群中仍同时存在。前两种是“启蒙”的成绩，但还不一定在全社会占主流，说明启蒙尚未完成，仍需努力。

中国先秦时期确实有过“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人类文明的宝库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至今我们足以自豪的也就是靠这“老本”。现在经常有人举《孟子》君轻民贵的思想说明中国古代就有民本思想。全面探讨孟子的思想，不是本文的任务。姑且假设从孟子的民本思想出发，有可能发展出另一条历史轨迹，先于欧洲，或差不多同步，走向现代，建立中国式的民主、宪政制度。但这已无法证明。不论是偶然还是必然，历史事实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设置了皇权专制的制度。尽管秦朝本身二世而亡，其制度却延续了两千年。历代都根据前朝的经验教训有所增补、完善，以巩固皇朝统治，从儒、法学说中各取所需，但万变不离其宗，皇权专制的核心日益坚硬（直到20世纪70年代，革命领袖还以赞赏的口气肯定“百代都行秦法制”）。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干脆把《孟子》中所有他认为碍眼的，亦即包含民本思想的言论都给删掉了。古礼“刑不上大夫”还为士大夫留一点脸面，到“大明王朝”实行“廷杖”，大臣可以随时被“揪出来”，当场按倒在地打板子，从此“士”不复有任何尊严（顺便提到：明太祖登基于1368年，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走出中世纪之始）。及至清朝，大兴文字狱，流毒绵长。这样的“文化”，从哪里孕育出保障人权的民主制度？

这一皇朝专制连同与之配套的政治文化在农耕社会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欠发达的游牧民族以武力征服中原后，都被融化、同化。惟其设计周到、精致而坚韧，也就更难突破。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在外来力量的残酷冲击下，才出现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才撕开了裂口，现代的平等自由思想、宪政、民主制度就是通过这个裂口从外面传进来的，这一事实毋庸讳言，也无需讳言。既然承认其原则的普适性，那就是“闻道有先后”而已。在这点上用不着耻于向外人学习。老革命们常挂在嘴边的“老祖宗”马克思难道不是欧洲人？

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为代表的“五四”以后的新文艺是晚清民初开动的“启蒙”的结果，反过来，也构成“启蒙”的重要部分。《家》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由于其普遍的典型意义。那种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今天的年轻人很难体会了。《家》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其中所描绘的伪善和非人道，那一个个为旧礼教所摧残乃至夺去生命的青年男女的故事，都有普遍的现实依据，是同代人的共同命运。不理解这种旧文化之顽固和由此生发出的种种反人性的罪恶，也就无法理解那一批原来受过深厚的传统文化熏陶而又有机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打破枷锁、冲出牢笼的强烈要求。因此，说旧礼教“吃人”并不为过。而宣扬和维护这旧礼教的顽固势力卫道士都是以“孔孟之道”、“祖宗之法”为说辞的。在这种背景下，激愤而喊出“打倒孔家店”也是顺理成章的。不止是巴金的作品，那个时代多数文艺作品，如曹禺的戏剧，甚至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其总的方向都是反旧礼教、反当权的恶势力、同情弱者，间接或直接倡导人权的，更不用说鲁迅了。

本人并非鲁迅的盲目崇拜者，也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我始终认为，鲁迅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著作中对国民性的深入骨髓的剖析和批判，还有他的高度概括“做稳了奴隶与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是他最伟大、最精彩之处。这些都是他在其所生长的故土和同胞中切肤之痛的感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悲愤极致，心头滴血之作。揆诸今日之现状，仍未过时，而且并不仅适用于农民。有人说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是受了西方传教士或日本人的影响，如果不是偏见，也是对那个时代的无知。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思想先驱们都是从外抗强权的诉求中，觉悟到必须内图变革。在谋求变革的过程中，感受到阻力之大，既来自权势集团的高压，也来自传统文化的习惯势力，以及长期在这种制度和文化统治下的民众的种种弱点。因而发出改造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呼声，应是题中之意（这与后来我们熟悉的另一种“思想改造”绝不能相提并论）。他们绝不是以国民性和文化为借口，不要改变制度的“文化决定论”者。相反，他们的矛头都指向旧制度和统治者。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诉说沦为异族奴隶之苦时，千万不要得出还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好”的结论。在鲁迅之前，梁启超有感于国民之种种弱点和衰败的暮气，提出“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即《新民说》，也是同一思路。他明确指出国民是由个人组成的，造成民弱、民贫、民无耻的根源在于作为个人的民权无保障。国民求自由的锐气“一锄之，三锄四锄之，渐萎废，渐衰颓，渐销铄，久之而猛烈沉浓之权利思想，愈制而愈驯，愈冲而愈淡，乃至回复之望绝，而受羁受轭，以为固然……”，造成这种情况，“政府之罪，又乌可逭也”？这就说得很清楚了，使国民精神萎靡的主要责任在于执政者一再打击和铲除民族的锐气。因而他大声疾呼倡导民权思想：“国民无权利思想者以之当外患，则槁木遇风雨之类也。”要强国必先强民，而强民之道在于倡导和维护民权，这种思想成为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结，无论是面向知识群体的新文艺、新文化运动还是直接面向草根的平民教育、乡村改良运动，目的都是一个：在普及教育中普及新思想。新思想的方向是争取平等权利、争取民主自由，而不是如何“做稳奴隶”。

以上种种都是说明制度与文化的革新不可分割，思想、制度、生产力的革新同时或交替进行，在欧洲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斗争。后发国家就没有那么从容的时间，一般都是在外力冲击下匆匆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物质生产、文化与制度的改变不可能配合得那么适时，因此在转型期表现出混乱、反复和痛苦，但是并不能以此为借口得出专制比民主更适合于这些国家的结论。相反，这说明更需要大力进行思想文化的革新。

所谓不成熟的民众不应享有自由权利之说，19世纪的西方人早有此说法。例如自由主义大师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在《论自由》（即严复初译为《群己权界论》一书）中对“四大自由”的内在逻辑做了精辟透彻的论述后，又说，这些自由只适合于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心智已经成熟的“成年人”，儿童当然不合适，还有“那些落后的国家社会，其种族可以视为未成年的，也排除在我们的考虑之外”。他所指的当然是当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民族，不知道他心目中有没有包括中国（此书于1859年出版，已是鸦片战争之后）。那么我们今天是否承认广大中国人还处于穆勒所说的“未成熟”状态，没有资格当家作主，不能行使洋人早已有的自由权利呢？

回头看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尽管历尽艰险，而且走了不少弯路，甚至倒退，但是不容否认，我们在文化与制度的革新、相互促进的道路上已经走了相当长的路。今天的中国人普遍的思想观念比之晚清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民主、人权的诉求也更加自觉，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要归功百年前敢于偷天火的先行者。我们都是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的受惠者，应有一份感激和尊重。今天我们重复讨论的问题，甚至自以为的新见解，其实他们早已思考过，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对于先辈的贡献我们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凡有志于探讨今日中国之道路者，首先应该了解一百七十年的近代史，都应虚心、潜心读一些近代思想先驱的著述，包括他们之间早已进行过的争议。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谈得到进一步的创新。

正如“先富起来”的人有责任以其财富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一样，先成为“知识分子”，并有机会看世界的幸运儿理应有责任对传播知识、传播思想做出贡献。古今中外总有一些担负社会良知的、有一定理念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恰恰在于超越一己的和某种狭隘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关怀自由、人权、社会正义、全民族的长远命运。在全球化的今天，还要考虑全人类的命运（如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等）。有了某种思想，发表为言论，自然是为了要有听众和读者，也自然会产生影响，这点无需讳言，也不必矫情。否则，媒体、舆论、报刊、书籍以及今天的网络文化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一己之见，当然会有缺陷，只要所思所想是出于与斯土斯民血肉相连，设身处地从实情出发，而不是高高在上，或隔岸观火，指手画脚，既不媚上，也不媚俗，就总会有可取之处。我期盼着再出现一次“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庶几形成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或“再启蒙”，从而为千呼万唤的制度转型起催生作用。

2008年

从“苦难美学”说开去

读《随笔》载“荒谬的苦难美学”一文，批国人赞美苦难之风，痛快淋漓，很多我有同感。特别是多年来，我国宣传机器每颂扬一名英雄模范人物时，必然要渲染他（她）如何带病工作，或有病不肯就医，或如何不顾家，家属也因此受苦受累，等等。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开始为“臭老九”恢复名誉时，报端表扬了几位知识分子，但无例外的，都是在几乎是非人的艰苦条件下做出成绩，有病不就医，或医生开了假条揣在口袋里继续带病工作，直至累死、病死（如蒋筑英），或虽然在世，健康也受到摧残，以致后来英年早逝（如陈景润）。直到现在，宣传模范人物中仍沿用此套路，似乎正常的生活条件培养不出杰出的人物，或者如不渲染苦难，就引不起公众的尊敬。从《孟子》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脉相承，都让人信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不过，掩卷深思，感到这个问题似乎需要话分两头，因为涉及两个完全不同范畴的问题。

一种是人为地制造苦难，然后又加以颂扬。在我国特定的环境中，如此颂扬苦难，其作用是让人逆来顺受，不去追问造成苦难的原因，不为扭转这种条件而进行抗争。因为许多苦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例如蒋筑英的成就是在十年浩劫中苦苦挣扎得来，如果环境好一点，他付出同样的劳动肯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他不就医的主要原因是看一次病实在太麻烦，要浪费许多时间。那么为什么不设法改善医疗条件呢？还有那些在他身后悼念、惋惜的领导、师友，生前为什么不能多关心、多帮助一些呢？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艺术领域，如果得到正常、宽松的环境，会释放出多少创造力，给人间增添多少美！

更有甚者，实际上制造苦难与宣传苦难的“积极作用”出自同一来源。例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那一段名言，因毛泽东的引用而得以空前普及。究其背景，那是1962年“反右倾”运动中，一批干部因说真话而获罪下放，毛用以开导这些实际上是被冤枉的人，用他特有的辩证法：坏事变好事，即使处理错了，也乘此机会深入群众、了解下情、得到锻炼，说不定以后时来运转可当“大任”，遂引司马迁的话为证。这段话经此一用，威力大增，后来在各种场合，直到“文革”，凡遭贬黜、批斗、劳改乃至囚禁，率多以这段话自慰、自勉。不过这只能用于得以生还而且长寿的人，无数被“迫害致死”的就没有机会收“锻炼”的效果了。

在上世纪50年代那场“阳谋”的初期，还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是专制皇朝时代农民造反的口号，被用来鼓励人们“鸣放”。当时傻乎乎相应号召，率尔直言的人大概都以为这只是一种浪漫的、夸张的手笔，不会真的产生那样的后果，而且也绝对没有人想把“皇帝”拉下马。而不幸，这些后果都发生了。当然“剐”刑是不能再用了，代之以其他刑罚。到60年代初，又有“不怕开除党籍、坐牢、杀头、老婆离婚”之说，也是用以号召直言，还将《后汉书》的“李固传”和“黄琼传”，抽印成大字本，分发高级干部学习。用意大概是要高级干部继承“文死谏”的传统（李固以直言敢谏，得罪权贵，终于遭陷害被诛，被他竭力动员出来做官的黄琼也救不了他）。不知当时有没有人想过，既然如此希望听到意见，掌握生杀大权的人为什么不能效古之明君，事先“恕你无罪”，承诺不会因言获罪、杀头、坐牢……呢？余也愚钝，后知后觉，这个问题是很多年后从迷茫中醒过来才想起来的，方悟出所谓“阳谋”的真意：勿谓言之不预也。这些预先警告的后果在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中都得到应验，如果不是在本次运动中立即兑现，那是“时候未到”，等下次运动再报，到“文革”来一次算总账。于是产生了彭德怀、张志新、顾准、林昭等无比惨烈而壮丽的悲剧英雄，成为后人缅怀、叹息、颂扬的对象。这是在没有敌国外患的情况下，中国特有的条件下产生的“苦难美学”。

现在再谈另一种：纵观人类历史，苦难与美学有密切关联却是事实，体现在古今中外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文学艺术以及精神的升华上。艰苦的条件，早年的不幸，的确能磨练心志，锻造毅力和能力，许多杰出的人才由此脱颖而出，中外皆然。外国文学以此为题材的也不少。因为人，不论是个人还是族群，生而要遭受各种苦难是客观存在，各种宗教都是从这一前提出发，设法指出解脱之道。中国人说“文章憎命达”，西人说“愤怒出诗人”，恐怕都有一定的根据。我不知道左丘明如果不失明是否会写《国语》，但是可以肯定，屈原如果得宠于楚怀王，其计得用，肯定不会有《离骚》；司马迁如果不遭此奇冤和奇耻大辱，他作为正常的史官写出的历史不会有那样独特的角度，在汉朝正当“盛世”之时竟然有那样的洞察力，能跳出成王败寇的老套去写各色人等，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不朽杰作。还可以举出杜甫、辛弃疾、陆游……一连串的名字。中国博大瑰丽的文学，大多成于作者遭贬黜或经历离乱之际，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假设这些旷世才子都遇到知人善任的明主，得以一展经国济世的抱负，使太白叩开了九重阊阖，使稼轩得拥十万貔貅，他们一个个都成贤相，成良将，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我们还有这样的文学遗产么？人类文化的宝库中还有这样瑰丽的奇珍么？”还有，曹雪芹如果没有簪缨世家盛极而衰的亲身经历，怕是写不出《石头记》来的。

不仅中国如此。我珍藏有一盒美国黑人低音歌王保罗·罗伯逊的一次演唱会录音带，其中有美国黑人名曲《老人河》和俄罗斯的《伏尔加船夫曲》。那两首歌虽然曲调、风格各异，却给人的感觉十分相似，罗伯逊的浑厚低音唱出了几代人的苦难和对哺育自己的母亲河的深深的爱，美国黑人和俄罗斯船夫在这点上是相通的。这种美带有普世的感染力。我百听不厌，每次都为之深深打动，甚至落泪。而在少年不识愁滋味时初听此曲，就没有现在这样深的体验。还有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西西弗、拉奥孔，都是悲剧英雄，是伟大艺术的题材。特别是那拉奥孔父子被蛇缠身的著名希腊雕像，那种悲愤、痛苦、挣扎、抗争的表情有巨大的震撼力量，所以成为不朽的美学经典，是治美学史和美学理论者绕不过的研究对象。中国的爱情名著都是悲剧，因为没有恋爱自由；西方有自由，但是伟大的爱情作品也往往来自失恋或单相思，例如《少年维特之烦恼》，或是法国浪漫派的“湖畔诗歌”。虽说不上苦难，但至少是感情上的痛苦，如果像童话的结尾：王子娶了心爱的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接下去也就没有文章可做了。

本人因工作关系与美国人接触较多，也很有几位私交不错的朋友。我觉得美国人作为个人是比较好交的，开朗，大度，城府不深，最好的是不同意见可以直率地辩论而不伤和气。但是作为中国人，总觉得到一定程度，就很难成真正的知交。我认为我理解他们易，他们理解我们难，即使是所谓“中国通”，往往也失之简单和肤浅。有一位美国朋友曾对我说，根本原因是美国人没有经历过中国人的苦难，因此从总体上难以理解那种深沉和复杂，我觉得这是贴切之论。和美国人打交道常感到，好像一个饱经坎坷沧桑的老人遇到一个生于安乐的富家青年，尽管对方不乏聪明、善良和同情，但缺的是深度，因而在压抑中曲折表达的某种感情和含蓄的美，甚至苦涩的幽默，他们难以体会和欣赏。这里仅就审美而言，而且也只是我一己的感受，无关内政外交宏旨。

从苦难和美谈开去，可能扯远了。总之苦难和美确有某种关联，但苦难不一定产生美，也产生丑。有人在与苦难抗争中升华而成就大智慧、英雄业绩和艺术奇葩；有人却沉沦入泥淖，暴露了人性的种种卑琐和丑恶。当然也不能得出幸福的境遇创造不出美的结论，更不能为了深沉的美就刻意追求和歌颂苦难。我没有研究过艺术史，不敢断言苦难与幸福何者贡献更大。至于苦难的制造者以颂扬苦难来使自己的暴行合理化，其实已经与美学无关了。

2006年

重建精神的家园

——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

2001年被联合国定为“不同文明间对话年”。似乎伊朗是这一活动的主角之一，是“对话年”的发起国。在2000年9月的“文明对话会议”上伊朗总统哈塔米做主要发言，有一句话颇有警世的味道：“一个彻头彻尾为政治、军事、经济条件所控制的世界最终不可避免地要破坏环境，摧毁一切精神和艺术的家园……使人的心灵无所依归。”这一倡议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意义，以及伊朗领导人的意图，不是本文的关注点。它引发我深思的是：欧美人认同基督教文明，西亚北非许多民族以伊斯兰文明为旗帜，作为世界公认的几大文明体系之一的中华文明，今天究竟如何定义？真的，今天我国在世界上能自称代表什么样的精神文明呢？

方今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举世瞩目，军事也列入核大国。精神却遇到了危机，民族自性（national identity）成了问题。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倾向，重器物轻精神之风达到高峰。从历史上看，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圈：古代中国只重文。风光一时，名传青史的率多是不治生计的文人，那些为建设物质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被列入工匠，除个别例外，其名与学都不传。后来在西方的“奇技淫巧”前吃了大亏，先进人士大力提倡学习声、光、化、电，在船坚炮利方面急起直追，在这追赶过程中，全社会重理工轻人文之风逐渐形成。1949年以后，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这一趋势更走向极端。高校院系调整明显地发展工科，压缩文科（为方便计，本文提到“文科”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文革”中，在大学几乎停办的关键时刻有最高指示曰：“大学还是要办的，我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文科如何，就不言而喻了。

今天，知识及其“分子”理论上得到重视，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地位不可同日语。我们告别了反对一切“物质刺激”，单凭对一个人一种思想的忠诚枵腹从公的年月，却跳到了登峰造极的“物质主义”，一切都纳入商品经济，包括本属于精神领域的事物，只有赚钱的功能才被承认。因此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文科表面上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被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有一位史学教授朋友曾告诉笔者：他参加了一次文科教学会议，主持会议的一位教育界负责人指示：“人文要为科技发展服务，没有用的东西少教点！”他只有苦笑。那位负责人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人文有什么用？”是最常听到的问话。而所谓“有用”又是最急功近利的短期物质或政治效应之用。以此衡量，大半文史哲的内容都该取消，或作牵强附会的改造。如今，国人对于器物方面的发展，瞄准“国际”，紧追慢赶，全民投入，义无反顾；而在精神上却空前迷茫，无所适从，仍然徘徊于自大与自卑之间，反对“西化”仍是重要口号。但是经历了大张旗鼓的“与一切传统彻底决裂”的中国文化和一代新人，用什么去抵挡“西化”（姑不论其含义是什么），又用什么载体去承载、挑选和吸收外来文化？

与此并存的是另一极端：动辄以“五千年文明”自诩。既认为文史哲无用，又以文明古国自豪，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实际上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辉煌文明主要就是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那时王权还没有完备到能够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历史上真正不受拘束的思想自由时期。斯时也，真是群星灿烂，思想活跃而丰富，千载之下仍感到那智慧的光芒。不过，今天某些方面人士把“五千年文明”放在口边，还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用以抵制“西化”，或在老一套思想政治工作失效后，作为一种替代。偶然在电视新闻中看到，我国一位外交官在挫败了西方国家提出的有贬损我国政府内容的“人权”决议案后，得意地对记者说，我们五千年就这么走过来的，我们还要走下去，你们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五千年”在这里是最典型、最方便的用法。对此，我第一个闪过的想法是，那么，你把近一百五十年来仁人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事业置于何地？特别是涉及人权，能沿着五千年的道路走下去吗？当然，外交官的即兴发言不必深究，举此例只是说明一种对待历史文明的实用态度。

自20世纪90年代起，尊孔之风在我国盛行一时，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反对“西化”是其政治层面。更多的善良人士是有感于人欲横流，见利忘义，世风日下，想从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夫子遗训中找出路。诚然，载入经典的学说和伦理道德规范支撑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也曾经造就足为全民风范的盛德君子。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孔夫子理想中的实施教化的程序：先由“君子”以身作则，然后对老百姓产生无形的影响，就像风过处草向一个方向低头一样。其实这种教化的程序——由社会精英倡导某种思想和价值观，然后传播开来——是文明传播的普遍规律，中外皆然。不过在中国不太成功。一是中国太大，教育又从未普及，而且历朝历代实行愚民政策，从未让老百姓知其所以然；二是圣人之教到底不是宗教，缺乏超现实的强制力量；三是在中国君主专制、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知识和道德行为都是有等级的，所谓“礼不下庶人”。类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礼教，对经常被迫卖儿鬻女典妻的贫苦百姓来说是一种奢侈，如果遵守之，只有饿死或自杀。所以作为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从来不曾如想象中那样为一般草民所实施。更重要的是，孔老夫子心目中的“君子”，是道德文章和权位合二为一的。他的理想境界是掌握治国之权的在位者同时也是载道的君子，不但以身作则，而且致力于对子民“齐之以德”。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多数情况下权势与道德是分裂的，而且坚守道德规范的真君子只能一世清贫，往往还要受权势的压制、迫害直至身首异处。能使小人随之而“偃”的“风”常与圣人之道相背。对绝大多数为文盲的中国农民来说，约束他们的行为的一是信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二是官府的强制和各种因果报应之说（可能佛教的小乘更有影响）；三是以各种欺骗手段应付官府，连神也可以贿赂。在特别暴虐的统治下忍无可忍时，则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若成而为王，改朝换代，统治与“教化”脱节的情况依然如故。

深究起来，当前流行的许多对东西文化特征的说法是经不起事实验证的。例如说“西方主纵欲，东方主禁欲”，“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西方重争斗，东方重和谐”，“西方对自然是征服，因而破坏环境，东方有‘天人合一’思想，因而顺应和保护自然”等。揆诸历史和现实，这些都值得质疑。（实际上融为一体的，足以与今天统称为“西方文化”相对的“东方文化”并不存在，所谓“儒家文化圈”连整个东亚也无法涵盖，所以这里“东方”只指中国。）应该说，对人的原始“兽性”和物欲进行一定的克制，形成道德自律的准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并非哪个民族的特色。强制过分，则扭曲人性；纵欲无度，则社会失序。在这方面中国在两个极端之间看不出比西方社会处理得更加成功。追求享受和纵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绝不亚于任何国家，只是一则比较隐蔽，没有西方人那么坦率；二则不平等，一方有无限权利，另一方需尽无限义务。例如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绝无平等可言。在两性关系中，单方面要求女子保持贞操；而男子，特别是特权阶级的男子，却可以纵情声色，还传为佳话。古诗词中的名篇名句，相当多的是描写和美化嫖娼。“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千古传诵；宋代大词人晏殊的“珠玉词”几乎全部都是咏宿娼生活的。同性恋也非舶来品，只不过在中国又是以不平等为特点，有一方并非自愿，而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这种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其内涵和外延也是模糊的，因势而异，因人而异，其实带有很大的虚伪性。所以历代“奸臣”往往得逞而“忠臣”并没有保障，率多下场不妙。历代都宣扬“清官”，正因为物以稀为贵。事实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是常规。总之，今天的世风日下，怪不得外人，也不是现代化的产物，至少一部分是固有的霉菌病毒在新的气候条件下的肆虐。只要正视一下中国历代连绵不断的以各种名义进行的战争、杀戮、惨不忍睹的酷刑和凶残的民俗、青山绿水变秃岭黄沙的历史，以及今天在世界各国大力保护环境、保护古迹文物之时，我国每天都在发生的法律禁令为之束手的、成批量的自毁家园、消灭历史的行动，就很难自我陶醉于一片田园诗般的以“和谐”为特征的“东方文化”之中。当然，“文革”时期达到高潮的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以极为狭隘实用的“政治”划线代替一切是非善恶标准，以及与现实背道而驰的极端虚伪的说教，更对全民的道德素养和精神依托起了致命的摧毁作用，以至后来一旦失控，出现的是大规模无节制的不择手段地满足一己的贪欲。今天举目望一望握有左右社会之“风”手段的各色“君子”，再看看应受教化的基层“草民”的现状，而欲从“克己复礼”中求精神文明，可乎？

百余年来议论不休的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西方的冲击和影响。从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基本是一致的。“西学”当然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源远流长的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且只能产生在欧洲。在这过程中，中国人对西方或主动学习，或被动接受影响，同时也不断予以抵制，只不过不同的社会群体所迎、所拒的方面有所不同。回首前尘，走了长长的一条弯路。无数仁人志士、睿智先贤，以其真知灼见把认识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直到“五四”一代新人倡导建立“新文化”，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一针见血地刺到了中国精神文明的要害和西方文明的精华，从旧文化脱胎到新文化似乎找到了方向，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扬弃和吸收的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在“五四”以后中国的多难而曲折的现实中，真是“道路阻且长”！今天，中国最缺什么，最需要什么，推什么陈，出什么新？笔者思前想后，不怕重复老生常谈，方今欲重建我中华民族精神的家园，还是得回过头来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

关于“五四”精神，八十年来海内海外已有无数论著掰开揉碎，翻来覆去讨论，然而至今话题常新，因为一联系实践就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要强调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也是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在发展到烂熟以后特别缺乏的部分。鉴于时下较多见的对科学和民主的皮相理解，我有时想，是否“五四”还缺一个“人”字头的口号——“人本”、“人道”或“人文”？这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精髓。细想之下，又觉得这是多余的。因为如果正确地、全面地实施科学和民主，人文精神必然贯彻其中。问题恰恰在于理解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最常见的一种是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科技”已经约定俗成，导致今日的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知的渴望，是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至于民主，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程序，但重要的也是一种精神，贯穿于全民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二者都是“人本”的产物，植根于每个人平等的自由意志和对这种意志的尊重，因此“个性解放”也是“五四”时期所大力倡导的内容。由此反观中国历史，表面上，古之“士”与今之“商”易位，从只重文的极端跳到只见利的极端。但究其实质，两个极端所缺的是同样的东西：即超越急功近利的目标的求知求真精神，以及鼓励这种精神使思想得以尽情驰骋的社会氛围。古之“士”之所以地位高，端在于与“仕”相通，所以科场失意的白头童生学问再大也是没有地位的，而且也真的无所用其学。“学问”的价值就在于“经世致用”，实际是给皇帝出谋划策，得到采纳了才会有用。古来的大知识分子一生中从未做过官的极少，如《后汉书·逸民传》中那些刻意避世的隐逸之士是特例，所以才专门为之立传，他们保持了自己一小方精神独立的天地，也就真的“没有用”了，对当代和后世都无贡献。而一旦做官，则尽入彀中，当然不可能再有自己的探索和追求。在中国传统的“士”那里，好像独立和有用是矛盾的。幸亏古之“士”多数宦途不顺，失意的时候居多，我们才有了这样灿烂的文学艺术遗产。

我们至今为四大发明而自豪，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中国人数学也不落后，中国人如果钻研科学，其能力绝不亚于西方人，现在仍然如此，这已无需证实。但是近古之后，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科学不发达也是无需证实的事实。在几千年历史的长河中，当然可以找出闪烁的发明火花。但是没有成气候，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古代中国的哲人不能说没有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和探索，只不过在百家争鸣中能成为显学的还是与政治文化有关的学说，主要是儒与法两家（汉武帝以后虽然号称独尊儒家，事实上历代统治者在实践中都是儒法兼用的）。不用等到秦汉，就在战国后期，先哲那种“究天人之际”的气度已经为高度实用的“纵横学”所掩盖。当时走红的知识精英是苏秦、张仪之流。他们与同时代的策士们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在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他们已经没有理想、真理的追求，而是像兜售货物那样备有几套方案，王道不售就来霸道，还总有“上、中、下”三策供选择。古希腊人的“特洛伊木马计”比起《孙子兵法》和战国的纵横学只能算小儿科。至今在西方词典中作为权术同义词的“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其代表作《君主论》要到1513年才出现，那已是明正德年间了（当然《君主论》的意义绝不止于权术）。他们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有相同之处。与我国战国时期差不多同时（前5世纪—前3世纪），古希腊数学家辈出。其意义不仅在于数学的发达，而是形成一代风气，对求知的迷恋。笔者从明朝方孝孺和意大利布鲁诺的惨死中得到很大启发，并曾以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有天壤之别，为文述中西历史不同的轨迹（详见“方孝孺和布鲁诺”一文）。

再进一步说，今天中国的网络英雄辈出，在短短几年中也可以与西方试比高。但是计算机、网络、软件业、“数字经济”这种带有里程碑性质的新事物、新观念为什么不首先产生于中国？为什么总是在人家先发明之后，我们再急起直追？以后人家说不定又出什么新花样，我们又只得紧追下去。为什么？实际缺乏的还是一种看似抽象的精神。比尔·盖茨今天在中国青年中是英雄、偶像，但是人们在钦羡其积累财富的能力时是否想到他当初首先是出于对电脑的着迷，是一种执著的探索兴趣，发财只是其结果。这种纯粹出于兴趣的探索精神与阿基米德对数学物理的着迷是一脉相承的。原创性的科学发明和理论的创造，依赖的是这种精神。以这种精神而有所发明的人可称为天才，他们创造出某种新的理念（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然后在实用层面分为两支，一用于改造自然，一用于改造社会，亦即技术与实用型的社会科学。如果舍去作为源头的精神而只追求后面的分支，则我们不免永远被动地追赶他人的脚印。

华夏文明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相当成熟，而且的确博大辉煌。但是过早地失去了天真和童趣，结果多的是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政治文化，少的是超越功利的探索。我们以五千年光辉的文明自豪，其实有原创力的思想就在先秦诸子，由于他们享有后世所没有的思想和行动自由，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却都被后世统治者取其所需“活学活用”。一代一代的大儒在注“六经”中殚思竭虑，而先秦其他诸子却一直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理解和发挥。所以如果吃老本，我们的思想资源也还远没有用尽。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的断裂从五四运动开始，今日的文化危机应归罪于当时对传统的批判过于激烈，并以之与后来的一浪高一浪的思想批判乃至“文革”时达到高潮的“与传统彻底决裂”相提并论。此说大谬。“五四”的论争中，每一个人的言论都可能有过激或欠严谨之处，但是这里谈的是一种笼统的精神，它与后来的政治运动中的“批判”实难相提并论。这不是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而是本质不同，方向相反。事实上，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痛加挞伐的鲁迅等人，都是国学修养极深，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的饱学之士。他们绝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正因为是从传统文化的熏陶中走出来的，更加深知其弊。他们要挣脱的是已经被推向极致的达到荒谬程度的“道统”，是在孔孟之教的名义下所实行的摧残人性、禁锢思想的礼教和伪善的伦理纲常。由于这种“道统”是熔化在政治文化中，与权势相结合，具有极大的顽固性，而他们这批学人则既无权势又手无寸铁，所以需要以鲜明的、激进的姿态对旧势力予以冲击，以振聋发聩的口号唤起处于麻木状态的民众，“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由此而来（这个口号并非如流传那样出自胡适之口，而是名吴虞者）。他们并不是吊在半空中，而是立足于深厚的文化沃土上，因而对外来文化能直入核心，撷其精华，消化、吐纳。对于长期在专制统治下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民众，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立足于启蒙教育，是开启民智。无论如何，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否则连我们今天这点思想现代化都达不到。这种精神经受住了中国近代特有的曲折多难的历史考验，其中最严峻的是抗日战争。在那民族危亡之秋，于极度险恶和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新旧文化结合最优秀的品格显出了它的力量和韧性，绝大多数知识精英保持了民族气节，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得以在高水平上延续，至今我们仍受其惠。而作为这一事业的骨干的大批教授学者直接间接率多受过“五四”精神的洗礼。

后之所谓“与一切传统彻底决裂”，则在每一个方面都与此相反：那是先把古今中外一切文化遗产扫荡干净，以便实行在“一切领域内全面专政”。所有口号都是凭权势的力量自上而下贯彻的，实际上都为当时的高层政治斗争服务，与文化无关。例如众所周知的“批林批孔”的闹剧就是其一。对于民众则是实行愚民政策，保持或回到蒙昧状态，听凭一个人或极少数人代替几亿人读书和思想，令无知者教育改造有知者。顺着这一方向走下去，而欲达科学、民主，文明进步，毋乃缘木求鱼乎！这一切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实则绝非马克思之过，却适足以贬损马克思学说的威望。正因为经历了后一个“反传统”——其中也包括“五四”的传统——遂导致全民精神贫乏，失去依托。这种“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是从未扫清的封建传统的变相复活，在国门再次打开时面对光怪陆离的外来文化或者饥不择食，失去选择和吐纳的能力，或者在人家那里本来是良种，如淮南之橘，过了江，很快变成淮北之枳。

更有甚者，今天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所谓西方就是当代美国。美国人当年继承了欧洲文明的精华，结合新大陆的特点，发扬光大，推陈出新，成就其繁荣富强。今天，不能说美国人的优良精神已经丧失殆尽，否则无法保持其如此旺盛的创新能力，并在如此多元化的社会中维持和而不同；但是如今汹涌而来势不可当的美国文化影响，却率多是为美国人自己和世人所诟病的商业文化堕落和腐朽的一面。且不说那铺天盖地而来的演艺娱乐模式，种种低俗到近于粗野的“审美”情趣，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以及“市场专政”带来的拜金主义，就是学术、教育模式传入我国的也不是其自由活泼的特点和通才教育的传统，而是纳入市场供需，高度实用主义，听凭市场选择，服从市场律令的那一面。“精神”云云所剩无几。再从高层次上讲，开放以来美国的“思想库”体制对我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影响甚大。这刚好与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合拍，即使不直接做官，也只有向当政者出谋献策而被采纳的学问才算“有用”。有些大学的领导人就是这样理解文科建设的意义的，“没有用的少教点”，由此而来。

美国的“思想库”的作用如何，以及美国实用与通才教育的消长利弊，笔者另有著述论之，不在本文范围。至少有一点，他们的实用研究也是建立在充分言论自由、多家争鸣的基础上的，方面很广，学派林立，与现行政策相左的论述也可以广为传播，今天不用，明天可能证明其正确。这一条件在我国尚不存在，所以即便在实用层面，“思想库”的作用也变质为与注“六经”差不多。不过在这一风气下，也吸引不少士子入彀，正好符合“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给独立的人文探索留下的空间就更窄偪了。实际上在反西化的口号下，国人每天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西化，只不过所“化”率多是皮毛或糟粕，把精华拒之门外，在精神层面恰恰就是“五四”先驱们所拥抱的饱含人文精神的德、赛二先生。本文提出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正因为当年贤哲们所吸收的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源头，是以己之精华接纳彼之精华，否则，只能接纳彼之末流。

本文所说“五四”精神和“五四”先驱可以理解为一种符号，从广义而言涵盖了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上半期的思想者及其探索和成就。这是一笔极大的精神财富。即使当时不同派别，貌似势不两立的论战，其内核也有相通之处，并且体现了思想活跃、言论自由，在总体上有助于学术文化繁荣进步。如果舍弃了这一思想资源，我们的“五千年”与现代就真的失去了连接的纽带。这里是作为一种笼统的精神而言，具体到每个人的思想学说，当然是非优劣都可有不同的评判。正因为我们曾有过他国所罕见的特殊的文化断裂和扭曲，所以更需要强调这一笔精神财富。就以前面提到的外交官口中的“人权”与“五千年”为例，一百年前梁任公早已把几千年统治者对人民的“鞭挞”和“戮辱”批得痛快淋漓，他说：“……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婪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夫安知乎虐政所从入之门，乃即外寇所从入门也？”“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新民说》，“论权利思想”）又说：“……故夫自尊与不自尊，实天民奴隶之绝大关头也。”“为国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资格，则断未有能自尊其一国之资格焉者也。”（“论自尊”）（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这几段句句精彩，充满警句，可惜限于篇幅不能多引。其民本民权思想何等鲜明，何等透彻，对于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人格之受摧残何等悲愤！今天我们重新讨论的许多话题，在《新民说》的二十篇中几乎都有精辟之见。梁任公所论述的民权最重要的是平等的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民意识、权利和义务观、法治精神，等等。这应该属于现代社会的“普适性”的价值观，东方与西方只有发展先后之分，不是“民族特色”问题。常见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语被引用来说明中国自古就有民主思想，其实这与现代的民为国本的思想是有本质的不同的。那个时候所谓“民”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不是作为个人。孟子的主导思想还是维护三纲五常，特别反对杨朱的个人主义，斥之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此处不是要全面讨论孟子思想，只是要说明过去帝王及其谋士都讲“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为自己的“天下”服务的。“爱民如子”、“为民做主”，与民是主人、民有权利在观念上是主次颠倒的。源于西方启蒙运动的民权平等思想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种平等的观念不但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封建社会也没有，这正是启蒙思想的产物。所以，从梁启超上述议论出发，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要反帝必先反封建。可惜中国历史的发展未能如愿。事实上，就在“五四”时期，思想和社会的革新已受到内忧外患的干扰。在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中，反帝一直压倒反封建，那时开始的“启蒙”始终没有完成，而且还时有倒退。对于“科学”和“民主”当时就有偏于仅仅从实用层面诠释的倾向，本应贯彻其中的人文精神未及充分发挥，后来就更加得不到注意。这在当时是客观形势所迫，越到后来则主观因素越重要，因为反帝是对外，而反封建则是“革自己的命”。直至今日，深层次的，特别是思想上的反封建仍是任重而道远。

西方所谓基督教文明如果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就无法直接从中世纪走到现代，也无法继承发扬古希腊文明的光华。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从晚清到“五四”以及以后的种种探索也是一种改革和复兴的过程。在此之前，我们没有选择，泥沙糟粕一齐继承下来，包袱沉重，步履蹒跚。没有这一革新，中华古文明再光辉灿烂也无法与现代文明接轨。经过改造以后，丰富的精神遗产就可以再现民族特色。到那时，五千年博大精深的底蕴、华夏文明特有的宏伟气度、无与伦比的精致的审美观才得以复见于新的民族精神之中。以伦理道德为例，窃以为冯友兰先生早已提出的并曾受到批判的“抽象继承法”基本上为我们找到了出路。作为完善人性的追求，在抽象的领域内古今中外是相通的。例如诚实、勤奋、慷慨、仁爱、勇敢、忠诚……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是美德，与之相对的例如欺诈、懒惰、残暴，等等，则是恶行。而通向这崇高的境界的道路，则各式各样，每个民族有其特色。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时代填入不同的具体内容。例如前面提到的方孝孺的气节，本是中国士大夫最宝贵的美德。把愚忠的内容换成新的原则，依然是值得大大发扬的正气和可贵的“傻气”。如果没有了这种“气”，只剩下高度实用，见风使舵，唯利是图，左右逢源，其殆矣哉！梁启超写《新民说》已经过去百年了，而今日当务之急仍在挽救世道人心，在铸新民。从学术文化角度看近代建设新的精神文明的探索，从魏源到鲁迅乃至当代梁漱溟、冯友兰，等等，都应该本着求知求真的精神，站在超越当时与现在的实用政治的高度加以总结、消化，然后接着走下去。庶几古今中西得以打通，假以时日，或者有望重建起新的、民族的精神家园。

回过头来，再借用一百年前严复反复强调的观点：中国之患“尤以愈愚为最急”，“开启民智”是实现变革的根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而不单纯是识字、学习技能。觉悟到什么呢？最主要的是觉悟到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维护这一权利的手段以及应尽的义务。这种公民思想观念绝不是“自在的”，而是需要从外部大力灌输和启发的。远的不说，就以近年的天灾为例，什么时候我们的媒体宣传重点放在群众如何组织自救、互救，创造了多少值得推广的经验，以及群策群力战胜灾害的智慧和信心，而不是让他们一个个对着镜头向尽了（或其实未尽）起码职责的政府和领导痛哭流涕、感恩戴德，那么梁启超和严复心目中经过脱愚的“新民”庶几能够成长起来。这样的民众将自觉地保护家园，而不是毫无顾忌地毁坏他们并无主人感的家园。

21世纪世界将如何发展，实难预料，绝不能指望物质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进步和人的精神的提高。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这里“科技”是一体的）如脱缰之马以加速度向前疾驰不知伊于胡底的情况下，不论是就世界范围还是一国范围而言，人的自知之明和自律的能力是否超过征服自然的能力，人类心灵是否还能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决定人类将造福还是嫁祸于自己。21世纪以文明间对话开头，说明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眼光的政治家也正在意识到这一点。本文开头所引伊朗哈塔米的警世之语并不是危言耸听。其实对话也是一种竞争。各大文明体系各自都有不同的危机感，也都有人在呐喊、探索。我国在一片喧嚣浮躁之中，也不乏有识有志的中青年做着甘于寂寞的可贵努力。只不过声音微弱，犹如优雅的丝竹管弦淹没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噪音之中。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明与野蛮的竞赛尚属胜负未定之秋。

2000年岁末

“平戎策”与“种树书”

——中国读书人的入世与出世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中国士大夫率多以清高自诩，或相推许，有许多隐逸、放达的佳话。从诗词来看，好像很多人都向往出世；但是细细一看，却不尽然。这清高大多是逼出来的。有人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得意时信孔孟，失意时信老庄，可谓高度概括。

最典型的放达，当属魏晋南朝的名士。其产生的独特背景，当然是长期的乱世。那三百多年里，政权更递频繁，一个人一生可以经历几个朝代，在哪一朝出仕都有危险。每一朝，宗室夺权都很激烈，只要出仕，一不小心就会“站错队”。儒家的忠君思想、士大夫的气节失去了依托，该把忠诚给谁？谁是值得为之拼命的君主？那改朝换代于国于民何干？对士大夫来说，从老庄学说中找出路比较顺理成章，玄学、清谈于焉成风。有所谓“更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渡江名士”，等等，但是事实上他们大多数并非出世的隐士，大小都做过官。就以最有名的“竹林七贤”而言：其中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的山涛，先仕魏，后仕晋，官至吏部尚书；嵇康与曹家有亲，在魏是做过官的，不过拒绝仕晋；刘伶原也在朝，因倡导“清静无为”，与晋武帝主张不合而被罢官；那王戎则不但做了高官，而且是出名的守财奴。所以这些名士确实有反传统的处世哲学，以为世所瞩目的怪诞言行表达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情，但是并不是真的淡泊名利。所谓“大隐隐于朝市”，他们多半是“隐于朝”，也就是一面做着官，实际不做事，照样游山逛水，纵酒清谈，身在官场，心在山林，所以有“清谈误国”之讥。如果不在位，如何误得了国？这种情况只有在魏晋南北朝之世才行得通，因为高官的职务为几大家族所垄断，只有世家子弟有此特权，同时也只有出身名门，才能成为名士，一句俏皮话、一种怪癖都有人传颂，还有人记录，流传后世。若是一介寒士，谁来注意呢？以那个长醉装疯“能为青白眼”的阮籍为例，时下已被用滥了的“青睐”一词即典出于他。主要因为他是名士，时人在乎他的看法，被他用黑眼珠一瞧便备感荣幸，这才成为典故。若是普通老百姓整天翻白眼，就可能被认为有眼疾，谁理他呢？还有那先于现代西方一千八百年提倡裸体的刘伶（这倒可以为“西学东源论”做一旁证），一丝不挂在家接待客人，还说是“以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若是穷措大为此，大约是要以有伤风化捉将官里去的。所以放诞和名士互为因果，因放诞而成其名士，也只有名士行为放诞才有意义。不过，同为“竹林七贤”，人品各不相同，阮籍、嵇康是才、智、识超常之人，而且独具风骨，惟其如此，才能把世态看得那样透，那样不屑同流合污。嵇康可以说是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的《咏怀诗》所表现的那种深刻的悲愤和绝望，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极高境界。这批名士的行径带有个性解放的倾向，但只能是消极的而不是奋进的。

处乱世暂隐以待机而出，是有抱负的读书人常取的道路，自秦汉以来每当末代都不乏这样的人，诸葛亮是先处后出的典型。在那种情况下，“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可能是真心话，但是他绝不甘心就此无所作为，否则见了刘备怎能有那样现成的“隆中对”？也有下决心避世不出的如东汉严光（子陵），他是汉光武刘秀的“老同学”，无论汉光武如何敦请、礼遇，终于不受官而隐于富春山。后人讥严子陵矫情，说他“一着羊裘便有情”，因为他披着羊皮袄在江边钓鱼，被刘秀派去的人发现，若是和渔夫一样穿蓑衣，就根本无处寻，也就无人知。不论此说确否，隐士而知名总有各种途径。在那个时期越不肯出，名望越高。这种风气东汉已有，李固与黄琼书中提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就是黄琼屡征不应，李固劝他该见好就收了，免得越晚出来，人们的期望就越高，落盗虚名之讥。那前提是终究要出的。这个过程在晋朝称为“养望”。“养望”最成功，“隐”与“出”都达到最高境界的是东晋谢安。他隐居东山近二十年，享尽诗酒山水之乐，自己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谢家子弟个个如芝兰玉树，才华出众，在朝在野都表现不凡。他的家族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他家人的一言一行都被广为传颂，而且争相效仿，有点“领导新潮流”的味道。那“隐居”是一点也不寂寞的。他不惜激怒朝廷，坚决不应召而名望更高，以至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呼声。到了晋穆帝时，他觉得时机已到，居然应召出仕了，在位大约也是二十几年。一旦进入官场，他的老庄之学，化为极其高明圆滑以静制动的政治手腕，卒至取代桓氏掌握了至高的权力。在他主持朝政时，内举不避亲，重任侄子谢玄，立下了淝水之战大败苻坚的不世之功，谢安本人由风流名士成为一代风流名相，谢氏家族的显赫也如日中天。但是他深知功高见疑、功成身退之古训，已经开始准备退路，只是还来不及再归隐东山就死于任上。终谢安一生可谓“隐”与“仕”都极尽辉煌，死也恰得其时，令后世读书人羡慕不已。不过这是特例，几乎绝无仅有。他的子孙就没有那么幸运，或隐或仕既没有那么潇洒、自由，也没有那么辉煌、显赫。在皇权更迭的腥风血雨中，每一代都有人不得善终，包括以山水诗闻名的谢灵运和谢朓都未得免。其中有人是自己进退失据而招祸，但有的祸避也避不了。套用一句现代名言：“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

所以兴于东汉（再早期的暂时不论）、盛于魏晋南北朝的隐逸之风，是“士”为保身而逼出来的，是不得已的。东汉有那么多“高士”、“逸民”，与王莽夺权而未能长久、东汉朝政清明的时候又不多有关。而朝廷方面却有以“举逸民”为德政的风气，下至一方太守，上至皇帝，高士而不能用，面子上总不大好看，总要下工夫软硬兼施地去请，甚至去逼，隐逸之士才得以成其名。但是已经在朝的忠臣却常不见用，甚至身遭刑戮。就说李固，他忠心耿耿为朝廷求才，终于说动并举荐黄琼出来做官，自己却因直言得罪了外戚梁冀而遭灭门之祸，只有一个小儿子逃脱，连黄琼也保不了他。能不令旁观者寒心？因此，才会出现一批真心诚意坚决不仕、终老山林的“逸民”。他们与魏晋的世家不同，是真的甘当布衣百姓，藐视王侯，宁愿以放猪、采药，甚至当长工为生，如蓬萌、梁鸿者流。

与“隐于朝”的魏晋名士不同，看得更透、隐得彻底的是陶渊明。从全部陶诗来看，他不是一个没有济世抱负的人，诗中提到“猛志”的不止鲁迅所引的一处。但是无论如何，“金刚怒目”绝不是他的主流。他不论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还是从前人的遭遇，都看透了政治之险恶，对历代良士之不遇感触极深，不存可以有所作为的幻想；而且物以群分，自己生性高洁，与那名利场就是格格不入。“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最好地概括了他的旨趣。他不生于王、谢之类的世家，既没有那样的机遇，也没有那样的麻烦。他与黎民百姓同感离乱之苦，才幻想出一个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来。他是真淡泊、真隐逸，归于田园并非“养望”，只是想逃到皇权统治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享受“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天地，虽然也离不开酒，却不必故作怪诞引人注目之举。那个乱世造就了不朽的田园诗、山水诗，也开创了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独特的保持独立人格的方式。

那么处盛世当如何？李白是一种典型。我少时读了那么几首《三百首》里选的李白诗，一方面慑于那海阔天空的气势，一方面惑于“诗仙”之名，把他想成一个真的志在“散发弄扁舟”或入山游仙的人，所以读《与韩荆州书》觉得大煞风景，文章是漂亮，可那吹和拍也真够肉麻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实际“识韩荆州”就是为了“封万户侯”，因为“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还露骨地要求“收名定价于君侯”。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诗仙”怎么能那么庸俗？这是少不更事之见，殊不知李白是功名心极重的。他做梦都想上“天子堂”。他确实也有山水之好，但前提是先要建功立业，情之所系在长安。谢安的道路是他最高理想，效仿的楷模，羡慕之情溢于诗文之中。但是时代和门第都不允许李白效谢安那样“养望”待出，而他自负才高，又不屑于考科举，犹今之不愿一级一级评职称，而求破格，一鸣惊人。于是他选择了“干谒”的途径，也就是奔走于公卿府第，以诗文自荐，企图遇到慧眼识英才，一举登上天子堂，然后大展宏图，得成大业。这是李白的如意算盘，像《与韩荆州书》那样的信和诗文，他给不同的人写过多封，而且一直到晚年还写。但是对于官场政治，他实在是山野村夫，哪有世代公卿的谢安那种天生的意识和手腕？他把官场晋升想得太简单、太公平了，真以为“天生我才必有用”，何愁不遇？结果他二十几岁离家周游全国近二十年，历尽坎坷、冷落、屈辱和辛酸，这条通向天子堂之路比考科举还长。并不是没有人赏识他的才华，他也敲开过一些朱门，成为座上客。但是说穿了，只不过扮演了“清客”的角色，以他的风采、谈吐、诗才点缀高朋满座的华堂，为酒筵增色，为主人增光，最后得一笔盘缠继续走路。况才高只有遭嫉，遑论推荐！与此同时他创作如泉涌，诗名满天下，而政治才能却始终得不到承认。他终于见召进京时已是四十二岁，接诏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份得意和兴奋就别提了。不过，不久他就梦想破灭。他被放在翰林院“待诏”三年，曾有过皇帝赐食“亲为调羹”的殊荣，却根本没有献上治国安邦之策的机会。唐玄宗所需要于他的，只不过是陪着寻欢作乐，赋诗凑趣，本质上与优伶差不多。使他获宠也使他邀谤的著名的三首《清平调》，作为诗，美则美矣，而想到那写作的背景是唐明皇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紧急奉诏写出来给李龟年唱的，真为李白难堪。他的“倚马才”用来体会上意，写出“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这样的句子。同是写贵妃得宠的题材，杜甫刺杨家权势炙手可热的《丽人行》与之相比，其境界高下立见（这里无意对李、杜诗作全面比较）。当年汉文帝召见贾长沙“不问苍生问鬼神”，也还比这尊重些。这三年是他一生中唯一上天子堂的机会，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以李白狂傲不羁的本性不可能长期委曲，皇帝一时兴起的优容也是有限度的，终于“赐金还山”了。遭此挫折，他似乎对仕途险恶有所悟，曾一度有入山当道士之意，但是实际做不到。直到安史之乱后，错误估计形势，做了皇家宗室夺权的牺牲品，落得身陷囹圄，长流夜郎。但是他侥幸遇赦后还是不放弃干谒求进，至死不悟。李白生性恃才傲物，然而实际上一生都在曲意求进；他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但是他在干谒途中的那些诗文，那一次次的叩门，非此而何？“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简直到了碰得头破血流的地步！他到晚年哀叹：“何意百炼钢，竟成绕指柔！”实在有椎心泣血之痛，关键就在于他太入世了。他是死在最后的希望（或幻想）中——投奔李光弼的路上。执著如此，令人掷笔三叹：呜呼谪仙，执迷俗缘，蒙尘忍辱，长歌当哭，情可悯兮为君惜，何其痴兮不可及！

有点才识的人，在朝廷为官而没有被贬过的大约不多。先有屈原，后有贾谊，是想不开的典型。其实贾谊是真正的少年得志，二十几岁就得汉文帝亲自赏识，擢拔至中散大夫，司马迁也说他“不可谓不遇”。对于那点暂时的挫折那么经不起，表现出心胸狭隘，尽管才气过人，恐怕是难当大任的，与屈原的处境不能相提并论。想得开的，因而形成另一种豁达、豪爽的典型而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的是苏东坡。他也是“聪明天成”的不世之才，成名、出仕都很早，深得宋仁宗赏识。神宗时因反对新法而遭贬，其政见的是非姑且不论，他的态度是坚持自以为正确的意见，自知“满肚皮不合时宜”，既不妥协也不牢骚满腹没完没了。每贬到一处，总为当地百姓做些好事，同时寄情翰墨，出入于庄、释，旁参孔孟、名法，清风明月都能助其参悟人生，宠辱不惊，出处自如，达到真正的博大和超脱，而诗、文、书、画都卓然成大家。

在文学史上苏、辛是并提的，但是从本文主题的角度来看，二人的“出”“处”情况有所不同，最主要是苏东坡没有辛弃疾的国土沦丧之痛，也就没有那样强烈的悲剧色彩。凭我的寡闻浅尝，一直特别心仪辛弃疾——人品、胸襟、才略、辞章都有一种特别的震撼心灵的力量。他本不是文人而是“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武将，同时是战略家，主要的抗金复国的韬略都陈述在《美芹十论》和《九议》中。我觉得他不当宰相也是兵部尚书的材料，结果却成了光照文学史的一代词宗，真是命运的讽刺，也再次证明才智达到一定高度可以在多方面表现出来。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那功业就是北复中原，与陆游一样，这是他最执著的梦想。然而他只做过几任地方官，正当壮年就被迫赋闲，未告老而还乡（还不是真的故乡）达二十余年，其痛苦可想而知。与许多文人不同的是，他不故作潇洒以风月自娱，就是醉了也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他词中不止一处表示他不要效张季鹰那样，想起家乡莼菜鲈鱼就弃官而归，也耻于求田问舍，于苟安中享清福。他做了几任地方官，不嫌大材小用，认真造福百姓，所到之处政绩斐然，而且对治理地方也提出了许多高明的见解。但是他事实上归隐田园二十多年，当然要设法求精神的解脱，否则是活不下去的。在这方面从他的文化积淀中还只能想到庄子，能调动的先例还不外乎“陶县令”、“阮籍”、“谢东山”，还有那个梅妻鹤子的林和靖等，能做的也还是以酒浇愁，以诗（词）言志，尽量在自然中求超脱。从量来说，稼轩词中写这种意境的相当多，而且回归自然确实达到“入化”的境界。“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简直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然而他真正萦绕于怀、无法排遣的悲哀在于，眼睁睁看着北伐无望，国事日非，空怀良策而无所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才是他发自肺腑的长叹，也道出了千古报国无门的爱国志士的共同悲愤和无奈，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

从屈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君王都有一种单恋情结。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心之所系、情之所钟还是魏阙之上那个君主，简直是朝思暮想，生死以之。《离骚》中“香草美人”之喻不是凭空想出来的，那心情与失恋差不多。李白有诗为证：“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够直露的了。贾谊先见宠，后见疏，到了长沙整天痛哭流涕，情同弃妇。杜牧的《阿房宫赋》所描述的情景：“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说的是宫女望幸，用之于历代怀才不遇的士子渴望见召的心情也很恰当，宫女们是致力于“一肌一容，尽态极妍”，读书人则致力于策论辞章，其企盼得到垂青的对象都是一个人：当朝皇帝。除少数幸运者外，其命运也常是从青春到白头，空望帝京而不见者几十年，光景也真堪怜。

这样说似乎过于尖刻，太不堪了。但我无意揶揄或唐突古人，毋宁是充满同情。中国才识较高的传统知识分子有两大特点：一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二是多少有点傲骨，有点傻气，甚至有几分狂。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报国之途是极其狭窄的，唯一的职业是做官，唯一的机遇是“得君”，就是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国”和“君”是一回事。辛弃疾要收复失土是为了“好都取山河献君王”，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才“赢得生前身后名”。不像西方知识分子，可以独立研究许多与政治无关的事，对人类做出贡献，“遇”与“不遇”的观念如果有，也要宽泛得多，不必总是盯着那个中央朝廷。康德可以说出“国王与哲学家各有分工，不能互相代替也应该互不相扰”（大意）这样的话，中国士大夫说得出来么？敢这么想么？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特点促使他们热衷于求仕进，企盼皇恩；第二个特点又使他们很难适应复杂黑暗的官场政治斗争。何况天意高难测，即使能受重用于一时，也极少能持久到足够完成一项自己的救国或建国宏图。好容易有了机会，他们凭着自负和责任感急于“力陈”的政见大半不会是歌功颂德而是直指时弊，不中听的，不遭贬黜者鲜矣。这就造成了中国一大批有济世之才的士大夫，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矛盾和痛苦。况乱世多，盛世少，“你才唱罢我登场”，处于夹缝中的“士”为避祸保身计，也只有隐逸之一途了。魏晋之风提供了一条退路，一种解脱，在无可奈何之中保持一片心灵的净土、人格的尊严。在经世致用之外，出现了优游林下、寄情烟霞泉石、以诗酒自娱的另一种活法，也提供了另一种为士林认可的价值观。否则永远想不开，只有效屈原投江或贾谊忧伤而死，没有活路了。这样，读书人根据各自不同的处境、气质和旨趣，在“出世”与“入世”这两极之间，在不同层次上以不同方式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地，代代相传，直到晚清接受了西方思想的那一批改革家，若还能保全性命的话，结果也是或入佛，或入道，或耽酒颓唐，这种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其实不仅是老庄，在儒家那里也还是留有退路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这“愚”就是装傻，比装疯含蓄一点），“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类意思在《论语》中多处可见。有意思的是，19世纪美国的著名隐逸思想家梭罗竟引《论语》中的这些话作为他倡导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参照。从这里倒回头去想，这种“隐”的确含有某种消极抵制、不合作的内核。

既然不能见用于朝廷，满腹才学就都化作诗、词、书、画，于是出了那么多伟大的文学家、书画家，却都是业余的，而且作品多半是不得志之作，所以出世情怀成了主流，其比例超过真实的思想情况。这里还得有两个条件：其一，他们回归乡里似乎都不需要为稻粱谋，即使清贫也不必多考虑“吃饭问题”这样的俗事。我没有研究过古代文人的经济生活，猜想大约多少总有几亩田、几间房。陶公显然是有片田园作后盾才能赋“归去来”，虽然诗中也出现“饥来驱我去”之句，大概总不至于真的挨饿。没听说过中国古代大文学家以卖文为生的。其二，清朝以前文字狱还未兴起，好事之徒寻章摘句告密以邀宠的风气也未形成。只要不是直接议论朝政，言论有相对的自由。因此那些怀才不遇之士可以从文学艺术中尽情抒发，也有所用其才华。这样的作品既不必考虑市场而媚俗，又不必自我思想禁锢而欲言又止。写作的动机就是为抒胸中块垒不能自已，摆脱了功利的目的，因而能见真性情，想象力得以恣意驰骋。至于有多少读者，并不在乎，重要的是在高品位的圈子中得到知音，互相推许，互相欣赏，这才值得为之推敲琢磨，精益求精，于是产生了光耀千秋的文学、书画。其瑰丽、其多姿、其博大、其深邃、其精致、其宏伟，从内容到形式创造力之丰富，达到了人类艺术创造的高峰。但是假设（当然只能是假设）这些旷世才子都遇到知人善任的明主，得以一展经国济世的抱负，使太白扣开了九重阊阖，使稼轩得拥十万貔貅，他们一个个都成贤相、成良将，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我们还有这样的文学遗产么？人类文化的宝库中还有这样瑰丽的奇珍么？对我中华民族来说，这祸福得失该怎么算？噫嘻！？

1997年

爱国的坐标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提倡爱国，但是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近代中国那样以之为最高道德标准，尤其对知识分子说来“民族大义”高过一切。中国古代主要是“天下”的概念，“国家”的含义随时代而异，“爱国”和“忠君”紧密相连。应该说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鸦片战争之后被列强的炮舰激发出来的，所以爱国也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面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何以自处、何以自救。在这一时代命题的召唤下，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半个世纪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从事各种革新探索的思想家，学术讨论终于跳出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圈子，也可以说是自春秋战国以还第一次出现了接近于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于这一批人物，站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国人又经历了一次灾难性的闭关锁国之痛，再次带着复杂的心情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谁个进步谁个反动、谁个爱国谁个卖国，也就是把坐标放在哪里给他们定位？如果说“以史为鉴，可知得失”，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了。相当一个时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沉浮于我脑海中，近读《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一书颇受启发，史学非我专，不敢妄写书评，只是借此抒发一些久积于胸中之见。

抵抗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这是每一个爱国者的本能。但是当时严酷的现实是败局已定，中国已无可否认地落后了，唯有反躬自省、奋发图强才能自救，而图强之道又恰恰需要向给自己造成了这么多痛苦的西方列强学习。19世纪下半叶的有识之士，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的不同遭遇正在于这“不同程度”：中国究竟落后在哪里？在当时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如何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对自己最有利？如何全面、客观地认识西方国家？学什么、改什么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推动历史前进，这是衡量每个人的言行主张的坐标。一系列的人物：魏源、林则徐、郭嵩焘、徐继畬、王韬、郑观应、洪秀全、洪仁玕、曾国藩、李鸿章等，都要以这个坐标重新定位。

《晚清》一书从林则徐与郭嵩焘的荣辱对比开端，层层深入。林则徐是伟大爱国者，也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史有定论。他除一度遭贬抑外，身前身后备受尊荣。但是比他晚二十年走上历史舞台的同样也是坚决主张禁烟并积极参加两次反侵略战争的郭嵩焘，命运却大不相同。他生前遭到朝野的非议，戴着“媚外投降”的恶名郁郁以终，直到今天，某些历史著作对他仍有贬词。二人差别究竟何在？事实上，正是由于郭嵩焘晚了二十年，对中国的根本弱点认识更加深刻，主张向西方学习方面更为彻底，走得更远。作为第一任驻英国公使，他有机会亲眼考察西方国家，最终痛苦地得出了中国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教养上全面落后的结论。他彻底改变了几千年的夷夏观念，甚至说西方“视中国亦犹三代之视夷狄也”。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怎么能被接受？他还认定，英国之强在于其立国之本是议会民主制加民选市长制，这是它的“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二者相辅相成以成其富强，而造船、制器等又是“其末中之一节”。凡此种种，不但主政者听不进，也远超过传统士大夫所能接受的观念。所以他报送朝廷如实纪录他所见所闻的出使日记，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反而在大臣中痛遭诋毁，竟至政府下令毁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在郭嵩焘之前，与林则徐同代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已经批判了华夏中心论，已经认识到朝政的腐败不在于明主还是昏君，而是制度问题，并对西方民主有了模糊的向往，不过当时他的言论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也就免去了因此获罪的可能。与郭嵩焘差不多同时的王韬、郑观应、冯桂芬、薛福成以及第一个留美归国的容闳，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相同的思想。他们在向西方学习问题上的主张，归纳起来就是说，西方的长处并不止于物质文明，同时也在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中国要改革应学其根本，包括改革政治制度。不过他们本身是传统的士大夫，而且为了能让当世所接受，都煞费苦心尽量从传统文化中找依据。王韬提出了东西方“圣人之道”相通的理论，而且说“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受欺凌之后能够看出对方所恃之强正是实现人类共同进步的条件，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何等的眼光和识见！当然，他不可能与差不多同时代生于欧洲的马克思那样，提出人类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

另一个不断遇到的问题是主战与主和之争。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郭嵩焘、王韬、徐继畬等人，都是基本上主张对列强以和为主的方针，避免主动挑衅。其所根据的第一个前提是敌强我弱的态势，要奋发图强也需要时间，这是和的必要性；第二个前提是对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目标的估计，他们的基本看法是认为西方国家确有“囊括四海”的野心，但是其手段是通过贸易，对中国的基本要求在于通商求利，而不是灭亡和占领。从这一估计出发，中国“迎其机而导之，即祸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转而为我用”，这是和的可能性。再进一步是与外国交往中占不占理的问题。侵略与被侵略者之间有没有理可讲？郭氏仔细研究酿成“夷祸”，一辱再辱的惨痛经验教训，发现清政府处理失当，站不住理之处甚多：“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这几句话掷地有声，生动地概括了清王朝外交的昏庸和进退失据，《晚清》用了“泣血自省”字样，确实道出了郭氏深切痛苦的心情。

这里涉及一个具体问题：对于已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该不该遵守？中国过去盛时所提倡的示天下以“信”的立国之道是否还适用？揣情度理，既然不平等条约是战败后被迫签订的，那么这一条约也就是当时力量对比的纪录。更何况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军事强弱之势，而是全面的、深刻的差距，改变之道在于先自图强。同时，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今天签字明天推翻，既足以招祸又必然进一步失去尊严。例如僧格林沁诱击根据《天津条约》而来的英国船之役，一时“天下称快”，结果招致1860年第二次英法联军，造成更加惨重的破坏，最后续订更加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对于僧氏之举，从郭嵩焘到曾国藩都曾强烈反对，曾国藩甚至认为他闯下这么大祸“义当杀身以谢天下”。但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僧格林沁气不忿打了洋人都被认为是爱国义举，虽败犹荣，而郭、曾的见解则有提倡媚外降敌之嫌。问题在于审时度势，靠这种突然袭击，甚至辱其使臣的做法能否扭转局势推翻刚刚签订的条约？谁的主张更能保护人民的利益，避免更大的损失？如果不从意气出发而以理智的负责态度考虑，答案应该是清楚的。

由此派生出的问题是：群众性的排外行动与同仇敌忾的民族正气如何区分？英明的统治者应善于区分不同情况，正确引导，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进行政策教育”。再进一步则是把“民气”引导到励志革新图强，以取得真正与外国平等的资格，如以明治维新为开端的日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昏聩而怯懦的清政府完成不了这一任务。它的做法正好相反：自己无能保护国家人民的权益，也不敢真正发动和依靠群众抗击侵略，却幻想个别、零星、自发的反抗，甚或是乌合之众的盲目行动可以推翻自己订的城下之盟，始而鼓励群众以卵击石作无谓的牺牲，失败招祸之后又屈从于外国的压力翻手加以镇压。慈禧对待义和团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典型例子。《晚清》一书所举道光三十年（1850）福州神光寺事件，虽是小事一桩，却也颇说明问题：两名并未见劣迹的普通英国人在福州城里租屋半年，却引起轩然大波，以告老在家的林则徐为首的一派主张立即强行驱逐其出城，并且摆出不惜为此一战的姿态；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畬则出于“不敢启衅边隅”的考虑，主张采取缓和手段挤得他们最多住到租约期满就离去。就是这一缓急的分歧在当时却惊动了朝廷，徐氏等人被皇帝斥为“抑民奉夷”，屡次降旨追查。半年后两个英国人被迫离去，实际上是按照刘、徐的方针平息的风波，但二人旋即被免官。今天看来如此小题大做，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在徐、林之间，显然徐的主张较稳妥而负责任。当时皇帝不察，处理不公，这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也不足为奇。问题是至今在有些历史著作中对这一事件仍以强硬主张为是，以徐继畬为对外妥协投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长期以来我国无论是在写历史中或是在现实的宣传中，有一种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的习惯，进而在意见上也变成绝对正确，这种不客观的态度比比皆是，岂独对林则徐一人为然！其实，林则徐在这一件小事上意见不当，绝无损于他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形象，而在思想上，到19世纪中下叶不少人物已经比他更为前进、更加开阔，这也是事实。不过徐继畬等蒙冤，更本质的原因还在于在是非判断中一个最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把排外与爱国混为一谈。因此自鸦片战争之后，几乎所有中国人驱赶和打击洋人的举动不论情节如何都受到讴歌，包括上述僧格林沁大沽口之役。

当然，进、退、和、战都只能审时度势，个案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暂时忍让与一味退让以求苟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一套利用争取来的和平环境励精图治的方略以及付诸实施的决心。这也正是这一批改革者与腐败的清廷的根本区别，自不能以“主战”还是“主和”划线。

同样，撇开传统的定论，从思想史的角度，以是否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思想发展提供新的内容为尺度评论洪秀全与曾国藩的思想和言行，就很难得出曾国藩一定反动、洪秀全一定进步的结论。洪氏所设计的和部分实施的“天国”蓝图在政治上是中央集权而等级森严的专制王朝，在经济上是小农经济和企图消灭私产的空想平均主义，高度集中，一切官办，适足以限制生产力发展，却不足以限制特权的膨胀。他以基督教为旗帜，吸收的并非它的现代精神而是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实质上也就是篝火狐鸣的翻版。按照洪秀全的理想，如果成功地取代了清王朝，不可能推动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他的思想实际上落后于前面提到的一批知识分子。太平天国有一个洪仁玕，提出了代表当时先进思想的建国方案《资政新篇》，但是他到南京时已是“天京事变”之后，这个政权已经腐朽，洪秀全虽然在短期内曾让他总理朝政，却不可能也无力采纳他的改革方案。所以洪仁玕的思想不能代表太平天国的主流。

从这里，联想到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看法。如果从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有助于还是有碍于人的解放和文明进步这个标准来衡量，就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意义的结论。试看历史上各种聚众造反的农民领袖哪一个提出过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思想，或有别于建立君主专制王朝的政治理想呢？中国历代农民运动由于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导，所以都归于失败，这已是共识。既然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导，如何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如果成功了又当如何？《水浒传》作为文学作品确是不朽名著，但是试设想，这批梁山好汉如果真的坐了天下，会有比宋王朝更利民的治国方针吗？当然文学作品不能当历史教科书来读，过去赋予它这样的角色是不正常的。诚然，反抗总是由压迫而来，是“官逼民反”，百姓总是愿意安居乐业，忍无可忍才会揭竿而起，因此“造反”可能有一定的“理”，并且值得同情，但造反不等于一定具有进步性，不能以唯成分论对待之。相反，这种造反的手段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规模越大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破坏越严重。农民运动固然有迫使地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的作用，例如轻徭役、减赋税，但是并不能改变生产关系，无法打破压迫—反抗—改朝换代—新的压迫—新的反抗的循环模式，而正是这种模式使几千年中国的生产力发展缓慢，政治上更跳不出君主专制的体制。马克思说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马克思：《中国纪事》）。这段话，过去一向为我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回避。不过话又说回来，太平天国确有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运动不同的历史作用，那就是它所冲击的是中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的王朝。如果说彼时的中国只有彻底推翻这种王朝统治才有出路，那么太平天国在破坏生产力的同时，给了本该灭亡的清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客观上为以后的种种改良和革命扫除了一定的障碍。也就是它的作用恰恰在于“破”，而不在于“立”。当然，不可能要求马克思预见到此后中国发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

至于曾国藩，对这个复杂的人物已有许多雄文巨著予以评说，近年来渐趋公允平实。就以与本文主题有关的那部分而言，曾氏所提出的改革主张以及一整套思想显然更切中时弊，更富建设性。他以吸引和培养人才著称，许多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包括第一批科学家都曾是他的幕府。他所创始的洋务运动尽管有种种缺点，发展工业总比太平天国的小农经济进步，从中国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论，多少向前推动了一步。但是曾国藩致命之处在于，没有摆脱爱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他的政治主张及其实施结果都是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最后连他自己都只有急流勇退以避祸。正因为处于这个悖论之中，功之、罪之，令史家争论不休。撇开政绩不谈，曾国藩至少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晚清这一批改革派所见所识，不论自己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存在了三千年的社会秩序，甚至触及许多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这种思潮之能够形成，而且居然能成一定的气候，是与外来的威胁分不开的。不管国门打开的过程是多么痛苦多么屈辱，在此之前，在封闭的自我循环的封建社会中，即使偶有足以引发根本性改革的新思想，如魏源在1820年代的某些识见超前的言论，只能停留在思想的火花，没有成长的土壤，形不成思潮。到了外来威胁使朝廷时时刻刻有危机感的时候，执政者多少也意识到需要某种程度的“变”，所以对改革论者才能容忍于一时。但是这种容忍是极其有限的，一切应变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皇权以图苟安，而不是从根本上强国富民，只有在二者暂时吻合之处才采纳一些积极的建议。无知、颟顸加偏见和私利，这个政权已彻底腐败，注定了不可能完成自我革新的历史任务。

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无论有什么真知灼见，只能借助掌握政权和军权者来实现。王韬的曲折经历最能说明这一点：出自传统士大夫的本能，他先也曾走向统治者建言的道路，以冀自己强国克敌的主张见用于当朝，在太平军席卷江南时还曾为“平叛”上条陈；但是在回了一次太平军占领的家乡见到洪仁玕之后，又对太平天国产生希望，化名为之出谋划策，为此以“附逆”罪被迫逃亡香港；他在去世前三年还曾见到孙中山，为他润色上李鸿章的意见书。从传统的道德观来看，他是变节动摇、不能始终的投机分子；从以农民运动为革命正统的观点看，他有“反动”历史；从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看，他先在上海租界受雇于洋人，后又在英帝国主义庇护下苟活，堪称“洋奴”。但是从怎样才能救中国这个标准看，那么王韬处大动乱之世，来往于当时中国仅有的两大政权之间，向在位者推行自己的救国主张，与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在本质上并无大区别；流亡香港非其所愿，但恰恰是在此期间他建树最大，为开创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所以，无论在朝在野，这一批以救国为己任的饱学深思之士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熠熠闪光的篇章，其中许多思想直到今天仍未过时，而改革的实绩却不大。尽管他们所承袭的是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是非常入世的，他们也的确曾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主张鼓与呼，但最后，罢官的罢官，退隐的退隐。两个旷世奇才：魏源最后皈依佛门，王韬晚年耽于酒色甚至吸毒。著名的《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到后来迷信道教到了荒唐的地步。《晚清》的作者在热情赞赏他们的远见卓识之余，责其“思想敏锐而行动怯懦”，“甘当配角”。当然就个人而言，每个人都有其弱点，但是就总体而言，与其苛责于前人，毋宁说这是时代的悲剧。在19世纪下半叶他们只能提供一些思想，却不能提供中国所需要的改变政体的革命。至于自己到前台唱主角，独树一帜，直接唤起民众，以先进的思想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那是下一个世纪的事了。不过作为思想家，他们所起的开拓作用功在民族，不可磨灭。

围绕着爱国问题的争论，归根结底是国门打开以后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外部世界之争。每个爱国者心目中都有一个问题：什么是救国利民之道？犹如天下父母莫不爱子女，但是，有的溺爱护短，有的爱之深而虑之远而责之切；父母多有望子成龙之心，而如何培养子女成才，取决于父母自己的眼界和世界观。重要的还是本文一开始提出的衡量爱国和卖国的坐标放在哪里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仍需要一再提出，是因为无论是在对待历史和对待现实中并未完全解决。有意思的是，《晚清》的作者自己还认为有必要在卷首表明：“本书严厉谴责了列强的侵略和压榨”，只是由于旨在本着孟子“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的古训进行探索，因而没有把大量篇幅放在分析众所周知的事实上。这一申明看来似乎多余——本来每一本书都有特定的主题，不可能面面俱到——其实并非多余，正说明我国特有的国情。时至今日写这样一本书还需要做这样一个说明，是发人深省的。

爱国本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如同爱家、爱亲人一样发自内心，不是别人强加的，当然也和爱家和亲人一样包含着道义和责任，乃至牺牲。但是外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爱得这么痛苦，“虽九死其犹未悔”；为爱国而要在本国忍受那么多误解、屈辱，甚至累及身前身后名。近邻日本是民族主义极为强烈的民族，但更多表现在处于弱势时“反求诸己”的能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知识界、政论家以及文艺作品对时弊的深刻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而发展起来；近年来“美国衰落说”在国际上颇为流行，其中讨论得最起劲、危机感最强的可能倒是美国人自己，当然也有相反的意见，但是根本不能想象在两派辩论中会涉及爱国与否的问题。衰落论者也不必先表白这是出于爱美国之心，并无灭自己威风之意。同样，他国持美国衰落论者也不会被认为是对美不友好。为什么国人在爱国问题上有那么多复杂的心态呢？辉煌的古代史与屈辱的近代史造成了种种扭曲心理，把盲目排外与民族气节、一味封闭与抵御外侮、正常交往与卑躬屈膝、学他国之所长与崇洋媚外、审时度势维持对己有利的和局与卖国投降混为一谈。深层次的是自卑和缺乏自信，尽管有时表现出来的是虚骄之气。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有一段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强于我的国家处于敌对关系的经历，新仇加旧恨，正当的民族自尊心与历史遗留下来的扭曲心态交杂在一起。在一切服从现实政治需要下，学术界对待历史也只能遵守划一的教条主义的标准。特定的政治环境发展到登峰造极时，竟至在20世纪60年代还发生了火烧英代办处那种与义和团如出一辙的群众“革命”行动。现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开放的历史时期，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关系空前紧密而复杂的世界中何以自处，仍是不断向每一个中国人提出的问题。爱国主义仍然是当前倡导精神文明中的主旋律。如何理性地从中华民族的根本需要出发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想，20世纪末，乃至“跨世纪”的在位与在野的思想精英们，理应比19世纪中叶的先辈心胸更为宽广。什么时候中国人能真正不卑不亢地以平常心对待世界一切强于我或弱于我的国家，既充满民族自信又虚心学习他人长处，既懂得保持民族精华，又能以开阔的胸怀对外来思想和文化，吞吐自如，那就是我们民族真正在精神上健康成熟的时候。

1996年

注　释

〔1〕袁伟时著，海天出版社，1992年。

君王杀人知多少？

——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历史

我最近一次重读汉史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心情极度郁闷之时，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是两汉大臣得善终的不多。现在《汉武大帝》电视剧“热播”，此剧与号称“正剧”的刻意美化暴君、掩盖暴政的《雍正王朝》相比，符合史实的比例高一些。于是又勾起我十几年前的想法，下决心梳理一遍汉史，拉一个清单，看看究竟有多少大臣死于君王一怒之下。当然诛杀大臣贯穿于整个中国王朝历史，非独汉朝为然，不然，何来“伴君如伴虎”之说！不过汉朝是中国统一以后第一个为后人称道的“盛世”，各方面都带有奠基作用。

本文讲君王杀人，基本上只限于有名有姓的大臣，即所谓朝廷命官，不见经传的小官以及普通百姓不在其内。那个时代，百姓真是命如蝼蚁，每年死于天灾、人祸、暴政、强梁，不知多少。更不用说内外争战，处于负方则遭敌人屠戮，处于胜方则“一将功成万骨枯”。还有为实现某种战略意图的强迫移民，死于流离失所的又是成千上万。更有甚者，皇帝为自己的陵墓保密，成批地活埋建筑工程师和工人，又不知增添多少冤魂、白骨。这些在史书上往往一笔带过。要分门别类地审视研究，非我力所能及。另外，宗室争权、后宫诛杀也不在本文范围。今人愤慨于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现实，往往用“刑不上大夫”来形容当官的受包庇。其实这既非《礼记》中这句话的原意，也不符合两千年的史实。限于时间和篇幅，本文只讲西汉，基本上以《资治通鉴》为本，所以也还是不完全的统计。

一　流水账

汉高帝刘邦（前206—前195年在位）：开国之初，天下未定，需要用人，总要先忍一忍。即位第十一年开杀戒（以下为方便计，以公元为序，省去年号）。

公元前196年：诱捕淮阴侯韩信，斩于未央宫。同年，夷梁王彭越三族，“醢其肉以赐诸侯”。

前195年：英布谋反，高帝亲征，杀之。

（幸好刘邦在位只有十二年，否则以此趋势，杀人当更多，去世前不久差一点把相国萧何也杀了。）

惠帝刘盈（前194—前188年在位）是个傀儡，由吕后专政，他死后吕后立了一位少帝，不久又“幽杀之”。所以惠帝的七年与高后（前187—前180年在位）的八年可以合起来算。

在这期间，主要是吕氏杀刘姓皇族以及吕后在后宫残暴施虐。最后，绛侯周勃扫灭诸吕，又代刘氏杀吕氏，“无少长皆斩之”。刘吕两家争权不知死了多少人。宗室内部之事不在本文范围，不过，大量株连被杀者并不限于这两家，多数还是依附于他们的各级官员及其家族。

文帝刘恒（前179—前157年在位）：是历史上有名的仁慈之君，除不得已迫令将军薄昭（薄太后之弟）自杀外，没有直接诛杀有名有姓的大臣。不过并不等于没有杀人，或不想杀人。其事后面再说。

景帝刘启（前156—前141年在位）：也是以宽仁简政载诸史册的。他在位十五年主要杀了三名大臣，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前154年：晁错“衣朝衣斩东市”，“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这就是有名的“七国之乱”、“清君侧”的故事）。

前149年：杀中尉郅都。

前143年：名将周亚夫下廷尉，不食五日，呕血死。

武帝刘彻（前140—前87年在位）。

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狱自杀。

前133年：屯将军王恢下廷尉，自杀。

前132年：族灌夫，魏其侯窦婴弃市。

前127年：族主父偃。

前122年：侍中庄助弃市。淮南、衡山二王谋反事件牵连列侯、二千石以上官员以及豪杰等，死者数万人。

前119年：名将李广获罪，不愿受与“吏”对簿之辱，自杀。

前118年：丞相李蔡获罪当下吏，自杀。右内史南阳太守义纵弃市。

前117年：诛大农令颜异、御史中丞李文。同年11月，张汤有罪自杀（诬告李文案发，皇帝追究）。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去年刚任命）。三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诛。这一年杀了七位大臣。

前113—前112年：武帝到处“巡幸”，一年中死了三位太守：河东守、陇西守都因大队人马来得突然，准备不及，自杀。北地太守则因皇帝来打猎，亭徼（歇脚的地方）没有修好，自他以下官员都被诛。同年，丞相赵周下狱自杀（在位不到三年）。五利将军栾大（方士）、乐成侯丁义弃市。

前111年：诛杀屯边汉使大农张成和故山州侯刘齿（“畏懦”罪）。

前108年：出兵朝鲜之役，杀了三名大臣：将军卫山、济南太守公孙遂、左将军荀彘。

前104年：中尉王温舒以“奸利”罪当族，自杀；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过去“族”是指三族，这次开五族的先例。

前99年：司马迁为李陵说情当诛，宽减一等为腐刑。

前98年：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杀。雁门太守弃市（“畏懦”罪）。

前97年：族灭李陵全家。

前96年：因杅将军公孙敖腰斩。

前91年：丞相公孙贺父子死狱中，族灭全家。

前91—前90年：太子刘据被逼起兵讨江充，凡太子宾客都被诛，随太子发兵者灭族。太守任安、田仁腰斩。御史大夫暴胜之自杀，卫皇后自杀。丞相刘屈牦腰斩，妻子枭首，大将军李广利族灭，本人降匈奴。

前88年：族灭已经被腰斩的任安。御史大夫商丘成获罪自杀。侍中仆射马何罗谋反被诛。族灭江充，焚宦官苏文。

昭帝刘弗陵（前86—前74年在位）：即位时八岁，霍光受武帝之托辅政。弗陵二十岁去世，在位十二年，实际是霍光专政，生杀之令多出自霍光。

前83年：廷尉李种弃市。

前80年：太仆上官杰、上官安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灭族，燕王刘旦及长公主盖主自杀。桑弘羊的儿子桑弘迁逃亡两年后被捕，伏诛。少府徐仁自杀，廷尉王平与左冯翊贾胜胡腰斩。

前78年：符节令眭弘伏诛。

前74年：昭帝崩，霍光等先立昌邑王刘贺，见他不成器，不久废之，找到流落民间的武帝曾孙刘询立为皇帝。在这一过程中诛杀昌邑王手下群臣二百余人。

宣帝刘询（前73—前49年在位）：前期霍光专权，霍光死后刘询亲政。

前73年：大司农田延年有罪自杀（主要是在议立刘询时表现犹豫）。

前66年（霍光死后两年）：霍光之妻及三子、女婿等谋反，或自杀，或腰斩、株连十数家都族灭。

前65年：京兆尹赵广汉腰斩。

前60年：中郎将卬下吏自杀。司隶校尉盖宽饶获罪下吏，当廷自杀。

前58年：河南太守严延年弃市。

前57年：左冯翊韩延寿弃市。

前54年：原光录勋平通侯杨恽腰斩。

元帝刘奭（前48—前33年在位）：中书令石显专权。

前47年：前将军、太傅萧望之饮鸩自杀。

前43年：贾捐之（贾谊曾孙）弃市。

前41年：太中大夫、给事中张猛奉命自杀于公车。

前37年：魏郡太守京房下狱，弃市。

成帝刘骜（前32—前7年在位）：外戚大将军王凤专权。

前29年：御史大夫尹忠自杀。

前24年：京兆尹王章下狱，死狱中。妻子徙合浦（发配到南方边境）。

前8年：侍中淳于长下狱，罪至大逆，死狱中。妻子徙合浦。

哀帝刘欣（前6—前1年在位）：董贤以美色得宠（作为好男色的委婉语“断袖之癖”典出于此）。

前6年：冯太后自杀，相坐者死十七人，或自杀，或伏法。

前5年：黄门待诏夏贺良下狱，伏诛。丞相朱博自杀。王嘉为丞相。

前3年：尚书仆射郑崇死狱中。

前2年：丞相王嘉下狱，二十余日，不食，呕血而死。

前1年：帝崩。王莽应太后诏入宫，收董贤大司马印绶，董贤与妻皆自杀。王莽专权，罪杀一批官员。

平帝刘衎（公元1—5年在位）：王莽开始专权。先把皇帝的母亲卫氏及家族封于中山，不得至京师。

3年：王莽因自己的长子王宇与卫氏暗中联络，将其送狱，饮药死，儿媳怀孕，让她在狱中生产后杀掉，儿子的老师吴章腰斩，碎尸东门。尽灭卫氏支属，唯留卫氏一人。

5年：琅琊太守公孙闳下狱，诛。王莽毒死元帝。

8年：王莽正式称帝，国号“新”。

为不使读者疲劳，杀人流水账暂时到此为止。东汉的公卿大夫的命运，并不比西汉的好。有兴趣读者，查查《后汉书》、《资治通鉴》便可知其详。

二　事由

皇帝有强有弱。强的皇帝，大权在握，直接下令诛杀的居多，最突出的当然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粗算起来，他在位五十四年中，见诸经传的文臣武将几乎平均每年杀一个（包括自杀），有一年杀了七个。弱的皇帝，大权旁落到外戚、权臣乃至宠臣手中，间接杀人也不少。被杀的大臣有“忠良之士”（根据当时标准）因直言犯颜，也有佞臣、宠臣因故失宠。获罪缘由难以尽述。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

（一）宗室争权的牺牲品

汉朝前期有一个特点是，宗室藩王争权，中央集权不稳固。诸王常有“谋反”事件，有的是真反，有的是被猜疑。不论何种原因，作为外姓的大臣就有“站队”的问题，但并不一定由自己选择。在各藩王手下供职的，一旦有谋反事当然都被诛杀；但是维护中央集权而立大功的，下场也很惨。景帝时的晁错、武帝时的主父偃是突出的例子。两人都对削藩出谋划策，而都遭灭族。这里有亲疏远近问题。汉室是刘家天下，一旦皇帝地位稳固，需要安抚宗室，他们就是牺牲品。晁错的父亲见晁错对削藩这样积极，劝阻不听，料到全家都会被祸，先行自杀了。后来证实了他的预言。主父偃以平民上书，令武帝“大喜”，破格提拔，一年之中连升四级，他的分国之策对消除藩王势力对中央的威胁，带有根本、长远的意义。武帝用其计而杀其人，第二年就找个借口杀掉（公开理由是把他派去为齐王丞相，齐王“惧而自杀”，这完全是借口）。景帝时郅都之死也与此有关，缘由是临江王刘荣获罪，由郅都审讯，刘荣自杀，窦太后心疼刘荣，迁怒郅都，找个罪名就把他杀了。

太子刘据起兵伐江充事件，武帝更是滥杀到了极致。此事原是因他自己宠信方士江充擅权，大兴巫蛊而引发的。当初他为培养刘据，特为他开一扇门，鼓励他广交名士。但是事发后，太子的宾客不论是否参与行动，一律牵连被诛。两位被腰斩的太守，任安是因为闭城门拒绝追随太子，田仁是因为开城门放走了太子；御史大夫暴胜之被逼自杀是因为丞相要杀放走太子的田仁，被他劝阻。待到武帝忽然明白太子是冤枉的，已经腰斩任安还不解气，又族灭他的全家。丞相刘屈牦与将军李广利获罪是由于建议立昌邑王（李广利之妹李夫人之子）为太子。所以不论站队站在哪一边，都没有好下场。

在宗室谋反中，有时刘姓首恶可以赦免，而随从必杀。例如文帝时的淮南王刘长谋反，因兄弟之谊，免于一死，而随从人员则诛杀无论。待到刘长在发送外地的路上绝食而死，文帝后悔自己的决定，却把奉命传送刘长的侍者都给杀了。

（二）大臣谋反，或被怀疑谋反

宗室以外的大臣真正因觊觎王位而谋反的不多，多数是被诬告，或是感到已经被皇帝猜疑，处境危险，被迫自卫。特别是拥兵在外的武将容易遭疑。例如韩信，即使有点不驯服，也还没有决心反刘，否则就不会被骗入朝。英布之反，也是互相猜疑的结果。及至皇帝年幼，大臣摄政，就诱发出野心。霍光权倾两朝，他的亲家、女婿上官杰、上官安父子伙同桑弘羊、丁外人勾结燕王刘旦及长公主盖主谋反。霍光大义灭亲，四人皆灭族，株连无数。但是后来他的妻子为了把女儿嫁给宣帝，买通女医，毒死皇后，霍光事后知道却加以包庇，并且把女儿嫁给了皇帝做皇后，种下以后祸根。待霍光死后，皇帝开始逐步削弱霍氏家族的权势，霍氏谋反，族灭，还牵连十几家。霍氏至此灭。王莽专权，篡位成功，就胜者为王了，而在实现自己野心的过程中又不知因“站队”问题，诛杀多少。

（三）“怨谤”罪，就是背后非议朝政，或有怨言

武帝时的颜异，宣帝时的杨恽、严延年，都是因这一罪名丢掉性命。颜异的罪名是“腹诽”，就是别人私下批评朝政，他没有表态，等于在肚子里诽谤。“腹诽”之罪从此开始。不说话也是罪名。

杨恽已经以“怨望”罪，废为庶人。他回老家后治产业，“以财自娱”。友人和侄子规劝他振作起来，复出还有希望。他不以为然，发了几句牢骚，大意是做官没有好下场。刚好遇上日食，有人告发他骄奢不悔过，把日食的灾异归咎于他。皇帝一生气，抓起来下廷尉，以“大逆无道”罪腰斩。妻子发配到酒泉。侄子废为庶人。与杨恽关系好的都罢官。所以，即便罢官回家做老百姓，还是逃不掉。

应该指出，凡是“怨谤”罪，一定有人告发。告密者或挟私报复，或邀功求赏。在君主专制下，皇帝缺乏正当的信息来源，这种行为受到鼓励是必然的。不过，汉朝的告密比起后来武则天，乃至雍正时期严密的特务机构还是小巫见大巫。这种对官员进行特务侦察的制度如何发展、“完备”起来的，值得设专题研究。

（四）酷吏与酷刑

汉朝的“廷尉”十分厉害，其职务是逮捕和审讯获罪的大臣。皇帝下令交廷尉审讯，理论上尚未定罪，但事实上凡下狱的，都免不了严刑拷打，不问成死罪也很少能生还。所以大臣为免受辱，自杀的很多。有两人得幸免。一是萧何，他因建议把猎苑的空地改为田地让老百姓耕种惹怒刘邦，被下廷尉，“械系之”（戴枷）。幸亏有人为他说情，得赦免。另一位是周勃，尽管他助刘家除诸吕，但文帝刘询刚一坐稳帝位就罢相，回封邑后有人告他谋反，交廷尉审讯。周勃以千金贿赂狱吏，才得以免遭酷刑，狱吏还暗示他可以通过公主疏通，公主就是周勃的儿媳，薄太后之女。最后薄太后亲自说情，得免。周勃出狱后感慨地说，我身经百战，却不知道“吏”的厉害！实际上主要还因为他是皇亲国戚，没有这层关系，“吏”也不会出这个主意，文帝也不会手下留情。后来“下廷尉”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武帝专用酷吏，有时皇帝做“好人”，认为可以免死，廷尉却坚持“按律当斩”，替皇帝做恶人。张汤就是有名的“酷吏”，而他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在他以后，一个比一个更残酷，以至于人们倒怀念起张汤来，认为他虽严酷，还有法度，越到后来，越发残酷无边。

也有不肯自杀的，如哀帝时的丞相王嘉，因为封还皇帝为宠臣董贤加封的诏书，“帝怒”，令廷尉捕他入狱。他的手下准备了毒药，哭着求他自杀，连廷尉都劝他自杀，他偏不肯。自己去公堂对簿，认为可以自白，结果“帝大怒”。在这种情况下，廷尉即使明知他无罪，也不可能做出公正的判决。最后他还是自己找出罪名：“身为丞相，不能进贤、退不肖，罪当死”，绝食二十天，呕血而死。

（五）武将获罪多因战败或杀敌不力

此类事例，多发生在武帝时。如几名守边的太守或因匈奴入侵，或因南越王反，战败，以“畏懦”罪被诛。

名将李广之死是最大的悲剧。他立功无数，却不得封侯，最后因迷路失期，当“下吏”，他受不了这种屈辱，自杀了（这又是一个被审讯之前先自杀的例子）。关于李广的悲剧，《史记》“李将军列传”写得非常精彩，司马迁对他寄予无限同情，以曲笔为其鸣不平。本人多年前曾有文章论及。不知为什么电视剧要把他处理成战死疆场，从本质上改变了整个事件的内涵。

至于在战争中投降，留在后方的家族必遭族灭。李陵之降匈奴，连武帝自己也心里明白是兵力众寡太悬殊，并暗中有后悔自己调度不当之意，因此派公孙敖深入匈奴争取李陵回来。公孙敖没有完成任务，却根据错误情报告李陵教匈奴为兵以备汉军。武帝一怒而族灭其全家。后来才知道弄错了人，那是另一名降将李续，并非李陵。但李陵从此断了归路，几代名将世家从此败落。

（六）其他

皇帝喜怒无常。今天被重用，明天获罪是常有的事。例如武帝特别迷信方士，宠信一段时期，发现不灵验，就杀掉，然后再找一个。在这过程中，反对方士者先被诛，逢迎、依附方士者后被杀。例如丁义因推荐方士栾大而封侯，不到一年，发现栾大所言不实，与栾大一起被腰斩。江充更是被宠信到酿成大祸，然后族灭之，与他勾结的宦官苏文则当众烧死。弱的皇帝受制于权臣，有时也想借不肯依附权臣的刚直之士改变处境，顶不住权臣的压力，出尔反尔，反过来诛杀这些忠贞之士。元帝时的张猛、京房，宣帝时的王章都是这种命运。不过多数权臣、宠臣最后也没有好下场。

有一个常见的说法：“上切责之”，即受到皇帝严厉批评，这一批评，就足以使人自杀。例如宣帝时的尹忠，因提出的方略“疏阔”，“上切责其不忧职”（即批评他不够敬业），就这么点事，自杀了。平帝末年，公孙闳被杀是因为王莽已决定篡位，逢迎者都献祥瑞，唯独他言灾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这种情况下，在朝为官要保全性命只有练就揣摩上意的高超本事，但这是十分困难的学问，因为“从来天意高难测”！

三　帝王的“人才观”

“武帝求贤诏”，一共不到一百字，是古文简练的典范。“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我少时读时，就给人留下汉武帝“求贤若渴”的印象，并且以为这是武帝刚即位时下的诏。后来才知道，那是在晚期，“以名臣文武欲尽”（差不多被他杀光了），才下此诏。而且还责成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都要推荐人才，否则就是失职（说不定某个人又要因没有推荐人才而获罪）。武帝后期，诛杀日益频繁，他巡游无度，走到哪里，哪里的太守就遭殃。丞相一个接一个地获罪，有的任职不到一年。及至公孙贺被任命为相，吓得不敢接受，“顿首涕泣不肯起”，最后被迫接受，出门说：“我从是殆矣！”他在位居然维持了十三年，结果还是因儿子犯事，父子同死于狱中，而且又是灭族。

在此之前，汲黯就曾劝过武帝，大意谓，你下很大工夫求贤，却没有尽其用就杀掉了，“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还有谁与你共治天下？他言辞剀切，而且很激动。汉武帝付之一笑，说了一段绝妙之词：“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才？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他为自己的“慧眼”而得意：不怕没有人才，就怕不识货，既然不能尽为我用，就等于无才，不杀又怎的？杀了再去招就是了。一般人读“求贤诏”不大注意其中一句话：“泛驾之马，跅异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把这与武帝回答汲黯的话联系起来看，再清楚不过：所谓人才不过是供驱使的马而已，而英明伟大的帝王就是什么马都能驾驭的御者，一不顺手，杀掉自不足惜。汲黯是唯一长期在皇帝左右的直言之士而竟然能全身善终的，连武帝自己都觉得难得。不过最后还是把他从身边支走，派他到外地当官。汲黯还不情愿走，说这样皇帝身边就只剩下阿谀逢迎之士了。殊不知，武帝对他的容忍大约已经达到极限，从身边支走是出于对他的爱护，免于有朝一日撞到自己刀口上。汉武帝有充分自信，能把话说得如此透彻，他高度概括了历代帝王的人才观。而在“士”这边，也就真的把自己当作马，甘当驯服工具了。

四　对人命麻木的历史观

中国历史书上充满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一类词，已经不大引起注意。一个“族”字当动词用，意味着至少几百口人糊里糊涂被夺去生命，连婴儿都不能幸免。动不动就株连十几家，那就是以千计了。腰斩、凌迟、杖毙……对于受之者是怎样的惨痛，读史者也很少停下来想象一下。大臣一旦获罪大多是死罪，很少有期徒刑。最轻的是“废为庶人”，或出钱“赎为庶人”。但是如前所述，回家当老百姓也往往不得善终，遇到有人告发，还不免一死。死刑以下有流放，或者肉刑，即砍掉肢体和器官：如黥、劓、髡、刖、笞等。文帝有一项“仁政”，就是部分地采纳贾谊的建议，废止肉刑。贾谊认为公卿大夫既然被任命管理百姓，就应该有尊严，即便获罪，也要待之以礼，可以罢官、赐死，甚至灭族，但要存体面，不能动不动就割鼻子、砍脚，一个小吏也能对他进行人身侮辱，或“弃市”（在闹市当众砍头），否则上下都不知廉耻，也不利于获罪者以后改过。这其实就是“刑不上大夫”的原意。这“刑”是指侮辱人格的肉刑。文帝只是废除了一部分肉刑，而剃光头、打板子与“弃市”还是保存下来。打板子却变本加厉，例如该削鼻子的打三百，该削左脚的打五百，等等。但是真的挨了这么多鞭子的人很少能活下来，所以人称文帝此举“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到景帝时再发一次慈悲，减笞五百为三百，减笞三百为二百。这种刑罚不但肉体痛苦，而且侮辱人格。“士可杀，不可辱”，所以大臣自杀的多。也因此才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解释自己何以受腐刑之大辱还没有自杀。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任少卿（任安）自己还来不及自杀，就给腰斩了。

还有一项是吃人。撇开灾年百姓“人相食”的惨状不谈，汉高祖刘邦的刑罚之一就是“烹”。彭越被煮熟后剁成肉酱，还分给诸大臣吃。蒯彻、栾布因各自与韩信和彭越有旧，也差点被“烹”，汤锅都煮开了，幸亏两人都善言辞，危急中凭三寸不烂之舌自辩，从沸汤锅边拣了一条命。项羽要“烹”刘邦的父亲，刘邦耍无赖，表示可以吃他父亲做的肉羹，更是尽人皆知。至于敌人，根本不必以“人”对待之，汉朝武将评功是以敌人头颅数目计的，杀人不够数目，不论战功的意义多大，都不能封爵。对敌人“食肉、寝皮”从来都被认为正当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传唱至今。所以对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不仅作象征意义上封建礼教杀人的理解，实实在在的吃人是堂而皇之载入史册的。

对有些人说来，这些都是“支流”“末节”，并不妨碍“盛世”帝王的文治武功，噫欤休哉！诚然，历史就是从野蛮一步一步发展到文明社会的。革命导师说过，奴隶社会无论怎样残酷，也比田园诗般的原始公社要进步。我们自不必苛责于古人。而且事实上君与臣、杀人和被杀，与个人品质关系不大。“明君”与“昏君”都杀人，“忠臣”与“奸臣”都被杀。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该怎样看待这一血腥的“支流”“末节”呢？是否能够视而不见，一味歌颂那“雄才大略”？或者仍然以“自古以来”就是“和为贵”自诩，并认为可以以此拯救未来的世界？历史观和现实世界观是分不开的。我们需要继承什么样的传统？作为现代人，应以什么标准衡量治国的成败，歌颂什么样的“盛世”？

转到“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世界观，任重而道远！

2005年

孔子之用，大矣哉！

——曲阜之游的遐想

最近蒙山东师大王玮教授的周到安排，我得以生平第一次到曲阜，遍游孔庙、孔府、孔林，更加亲身体会到这位圣之时也者惊人的影响力。实际上，成千上万的人都来过此处，我之有所感慨，可能是自己少见多怪，一路听着导游的滔滔不绝的解说，一路胡思乱想开去。

孔子之尊荣是在两千年中逐渐上升的。尽管“定于一尊”始于汉武帝，但那时还没有显赫的封号，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思想活跃，佛老均有一席之地，孔子尚未享受至高无上的地位。自隋唐统一中国后又开始尊孔，据说“圣人”之称始于唐代，并且开始扩建孔庙，此后孔子地位一路攀升，封号也越来越了不得。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两个异族统治的王朝尊孔达到顶峰：在唐朝的封号是“文宣王”，到了元朝才加码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今天的孔庙犹如小一号的故宫，其基础奠定于明朝，到了清朝，进一步把大成殿琉璃瓦的颜色由绿变成黄色，从此上升到帝王规格。康熙尊孔至于极点，在位几十年，每隔几年就有一次祭孔活动，或派官员去，或亲自去，行三跪九叩或一跪三叩礼，发了许多大力崇拜孔子的谕告。他表示自己尊孔要超过前朝任何皇帝，说孔子“至圣至德与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广大”，“万世帝王咸所师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简直无法用语言赞颂，特地隶书“万世师表”四字高挂殿中。又有多次赞颂孔子的诗文刻录成碑，如今孔庙内康熙、雍正、乾隆的题字碑刻很多。

元朝如此轻蔑儒生，“九儒、十丐”，接近乞丐，是为“臭老九”之来源；清朝的文字狱始于康熙，盛于雍乾，残酷至于极点，令天下士子“避席”，为什么独独把中国读书人的祖师爷孔夫子抬得那么高呢？导游倒背如流的解说词说是“统治者为了拉拢读书人”，这听来熟悉，是“批林批孔”时的语言。（顺便说一句，导游的解说词内容生动，知识丰富，史实与胡编并行，今古逻辑混杂，忽而批孔，忽而尊孔，还不时联系当代实际，煞是有趣。）我忽然想起自己读书时的一段经历。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天津，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势力进一步侵入租界，强迫各学校改用伪教育局审定的课程和课本，当然有抗日内容的都删去，但也很少明目张胆地亲日。奇怪的是，除正常的“国文”课之外，增加了每星期一堂“经训”课。这是过去没有的，过去只在国文课本中选进一些片断，如“孟子见梁惠王”、“郑伯克段于鄢”之类。而自大约1941年起，我赶上了读经：自初一至高一，依次为《孟子》、《大学》、《礼记》、《诗经》、《左传》。我上的学校是完整的小学与中学联在一起的。高小一年级读《孝经》、二年级读《论语》，我没赶上。更有甚者，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民”课被日伪当局改成了“修身”，讲的都是中国古人忠、孝、节、义的故事。到我上高中二年级时日本投降，课程又改回来，记得“经训”课变成了“中国文学史”。抗战胜利，迁至大后方的学校和师生陆续回来，询诸他们学校是否读经，他们都说没有，并以鄙夷的口气说这是日寇为瓦解沦陷区人民斗志，变相奴化教育的一部分。这倒与历代异族统治者尊孔似乎接上了线。但是，有的时候读经、尊孔又是弘扬民族文化、强化爱国主义的手段。这两个极端如何调和，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叹曰：孔子之用，大矣哉！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读经使我多了一些国学知识，可谓歪打正着。至于因此而对日寇铁蹄统治少一些反抗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这真是有意识的“曲线”奴化教育，肯定是失败的。

孔子生前本不阔气，全家只有三间草房。今天巍巍乎气势惊人的豪宅也是后世帝王所赐。唐朝封孔子后代为“文宣公”，宋仁宗改为“衍圣公”，“世袭罔替”，并正式建造了衍圣公府（孔府），从此开始延续了三十一代，历时近千年。连金人陷汴京的短暂期内，还要匆忙在曲阜封一个衍圣公。以后金人被忽必烈打败，蒙古大军占领开封，也设了个衍圣公，再加上逃到临安的南宋在浙江封了一个衍圣公，出现了同时有三个衍圣公的局面，足见加封孔子后代被放在如何重要的地位。

如今的孔府规模与孔庙一样奠基于明朝。按规矩，唯嫡系长子有资格住在这里，其他子孙成家后都搬出去。如果长房无子（女儿不算），则从其他房过继一个。衍圣公的职责主要是祭孔子、衍子孙，而且曲阜知县由孔家世袭，据导游说：“享受四品俸禄，相当于现在的地厅级。”不过，孔子后代中官位比这高的还有的是。明清以来，皇帝赐给孔府的田地有一百多万亩。从生活规模来看，已接近宫廷。第一进的院内两旁，是各种专为孔府供应服务人员的住处，其中还包括供各种礼仪祭祀的专用乐队。与皇家的供奉一样，孔府日常生活所需的供应者都是专业户世代相传。所以孔府周围的百姓或农或百业，形成一个世袭小社会依附于孔家。最后一位衍圣公孔德成，于1920年出生于此宅，1937年为避日寇侵略，随国民政府至重庆，后来到了台湾。他在十岁时率领族人在孔庙行大礼，开始第四次大规模修家谱，存留至今。孔氏两千四百八十八年七十八代的家谱现存于曲阜博物馆，也是世界一绝。据称，最近又有修家谱之议，不知当由何人主持。

衍圣公结婚当然是大事，对象多为名门望族，最显贵的媳妇是乾隆皇帝的女儿。婚礼规格之隆重，自不待言。有意思的是，末代衍圣公孔德成于1936年成婚，蒋介石原定出席，不料发生了西安事变，不克亲临。但即使在那种形势下还不敢怠慢，改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前来贺喜。连美国公使也送了一套西式沙发，与古色古香的家具摆放在一起。

孔府大院中间有两扇孤立的黑漆大门，颇有气派，但是虚设，并无用处，人们都从两旁绕行。据导游说，这是专为皇帝准备的，过去只有皇帝来孔府时才打开大门，象征性地从这里进去。最近一次开这扇门是那年江总书记来，从这里走进去。接着导游懂事地冲我们一笑说：也许他本人并没有要求，但是当地的官儿们认为他该走这扇门。我没有问，林森当年来时是否走这扇门，想必他不知道。

出了孔府再到孔林——孔子及其后代安葬的园林，那里柏树森森，望不到边。如果靠步行转一圈大约要好几小时。好在这是旅游点，里面有为游人预备的车，坐汽车转虽然有点杀风景，但也只得采取实用态度了。第一个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刻有“子贡守灵庐”的碑。据说孔子逝世时子贡在外地赶不回来，后来就在孔子墓前结庐守丧，把规定的三年延长为六年，以补未及奔丧之过。我不禁私心又发出对圣贤不敬的胡思乱想：他六年不出庐，何以为生呢？想起子贡是孔门弟子中唯一经商的，想必赚了些钱，有积蓄，足够坐吃六年的。执这种奢侈的“弟子礼”，看来也要有一定的本钱。一般说来，儒家传统是轻商的。记得儿时经过一家旧式商店，门口有一副对联，当时觉得有趣，竟然过目不忘，至今仍记得：“越国大夫曾货殖，孔门弟子亦生涯。”上联显然指范蠡，下联就是指子贡了。看来那位老板有点心虚，怕别人看不起他，要拉两位古代贤人来撑腰。今天，商人地位当然大不相同，财大自然气粗，令人侧目，谁敢轻视？恰好在我到达向往已久的齐鲁故国——孔孟之乡——的当天，山东临沂发生骇人听闻的事件：一位著名“企业家”、人大代表在机场殴打航空服务员，被乘警扣住后，其公子随后率打手砸碎安全门冲进飞机毒打乘警。后来见报道，由于他在当地的财与势，此事查处遇到重重阻力，至今未有结果云。呜呼！圣人余荫及于子孙陵墓，而圣人遗教何以为继？

孔林倒是不分长幼，不分门第，只要姓孔的一律纳入。当然还是遵守男子中心的传统，容媳不容女，外姓人当然不行。据称，现在已有十万多座坟墓。究竟此园能容多少坟墓，单是曲阜附近现在就有十万姓孔的，将来有一天，会不会坟满为患呢？导游说不会，因为立碑的很少，都是土坟，而且现在是火葬，骨灰盒占地不多。少数子孙兴旺的，还来扫墓，大多数过一两代就无人过问。坟头渐渐平了，上面还可以接着埋。我在园里转，感到空气无比清新，阵阵柏树清香袭来，令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常在这种地方一定长寿。孔门后代是有福了！可惜死后才能进来。这里的工作人员至少可以享受这取之不竭的空气。问及工作人员由谁付工资，得知新中国成立以后，孔林先归文物局管，后来移交园林局，负责维修、打扫、安全等事宜。政府为一个家族守护坟地，也是一奇。我们临出门时，好像是“巧遇”一位中年妇女。导游介绍说是“孔门之后”来扫墓的，有能相面言休咎之特殊功能，竭力怂恿我们听她说说，显然她们是事先勾结的。我等唯物主义者岂能信此？但她不容分说，拉住王老师就云山雾罩地说起来。明知是假，王老师被他纠缠不过，给了十块钱赶忙脱身。“孔门后人”的头衔还能有此一用！不禁哑然。

冬天不是旅游旺季，未见游人如织的盛况。不过附近不少宾馆、饭店，到处是“孔府佳肴”、“孔膳房”等牌子。可见，圣人“食不厌精”的遗训为后世带来无限商机。

从曲阜回济南，一路上浮想联翩：古往今来，多少阊阖宫阙、王公府第，“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楼塌了”，而唯有孔庙、孔府岿然不动，完整无缺。从来“君宠”不久长，说什么“世袭罔替”，道什么钦赐“铁券”，“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往长里说，其实到不了五世。同一个君王，一怒而翻脸不认人，亲密战友杀无赦，还少吗？不出两代，抄家、灭族并不鲜见。唯我孔子，历经朝代更迭、战乱兵燹，不论明主昏君、汉人异族，不论革命、共和，不论学说、主义，而尊荣不衰。近来，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备受指责，其实再怎么激烈，只不过是民间行为。从当时的北洋军阀到后来南京政府蒋介石都是尊孔的，都以孔孟之道抵挡外来“自由平等”的“异端邪说”。尽管蒋介石自称基督徒，尽管“新生活运动”不能提倡读经，但是为抵挡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打出“礼义廉耻、信义和平”的口号，以说明社会主义不适宜“中国特色”，尊孔不少懈。

中国领导者中，唯有毛泽东敢公开藐视孔子，称之为“秕糠”，坦言偏爱秦始皇，并且一语点穿：历代标榜尊孔的皇帝实际实行的都是“秦政法”，晚年更发起大规模批孔运动，被执行者推到荒唐的地步。古之帝王虽然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但是不代表道统。“定于一尊”是定于孔孟之道，而不是“汉武帝思想”或“唐太宗学说”。因此贵为天子尚有所敬畏，有所顾忌。唯自毛泽东始，开法统与道统集于一身之先河，彻底无所畏惧，可以宣布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气魄盖世，亘古一人。不过孔庙、孔府在“文革”中却居然逃过了红卫兵之劫，因为正好是当地解放军驻扎地。大约也是赖圣人余荫保佑吧。

然而孔圣人的余泽是斩不断的。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西潮汹涌，以此“西”（马克思主义）对彼“西”（“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似乎效力不足，因为毕竟人家还是自有传承的，于是尊孔之风逐步升起，而且西学中源说又盛行起来。“批孔”的因素已被从毛泽东思想中剔除，上加于陈独秀、胡适之，下加于“四人帮”。多年没有实行的“祭孔”又开始恢复，起初是以民间团体的名义。今年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由官方主办。据报道，公祭仪式由曲阜市副市长主持，曲阜市市长在大成殿前诵读祭文。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曲阜师大、孔子研究院，以及市直辖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依次敬献花篮并祭拜如仪。站在“孔氏后裔”队首的，是此次回来祭孔的孔氏嫡系中最长辈者孔令和（美籍华人）。仪式尽量依旧制，钟鼓礼乐，八佾舞于庭，十分隆重热闹。美、日、韩、东南亚等地都有人来，韩国还带来一台仿古舞蹈，形成万方来朝之势（是朝拜孔子，不是中国，这点必须说清，否则将犯大国沙文主义错误）。

他们穿什么服装呢？新华社报道说“身穿汉代文士服装的学生，昨天按照汉朝礼仪祭拜孔子”，但又说“有三百多名身着古装的表演者，再现了清朝乾隆年间祭孔的场面”。究竟复的是哪个朝代的“古”？本人没有躬逢其盛的荣幸，好在网上有照片，一看之下，忍俊不禁。只见韩国和东南亚的代表峨冠博带，是古汉服。而我国官员却是清朝官服。有没有装辫子，是几品顶戴，看不出来。为什么偏选清朝？相当时期以来，我感到主流媒体似乎对清朝情有独钟。如果一个不大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天天看中国电视的话，他准会得出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紧接着清朝的，而且那些皇帝乃至太后个个英明伟大，只有慈禧太后不争气，最后让洋人给打败了。如今为弘扬民族文化而祭孔，选择清朝服装，再现乾隆朝的场景，是否也出自这种“恋清”、“崇清”情结呢？不知设计者的初衷，难以理解，只有存疑。

出于好奇，回来到网上在“祭孔”项下搜寻一番，谁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全国各地祭孔之举绝不止曲阜一处，也绝非从今年始。只是今年借孔子诞生两千五百五十五年之机，规模更大而已。例如浙江衢州的“南宗孔庙”、南京夫子庙、湖北新洲、四川德阳、云南红河建水，等等，都于近年来恢复了历史悠久的祭孔活动，而且以各自理解的方式恢复古礼、古貌，还考证“太牢”、“少牢”用的祭品，“和乐而舞，依令而蹈”，等等。不过，多数活动尽管得到官方大力支持，仍为民间团体主持，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文艺表演，与发展旅游业相联系，许多消息都发在旅游网站上与旅游广告放在一起。看来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圣人仍不寂寞。

不过，今年天津的祭孔却是官方主持，非同小可：天津正逢大举庆祝建市六百周年，与孔子诞生两千五百五十五周年巧合，祭孔列入其中一项重要活动。本来天津文庙在解放以前一直有祭孔活动，抗战爆发后停止。今年是六十六年来首届举行祭孔大典，由天津市文化（文物）局、天津市旅游局、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主办，在文庙大办三天，有社会各界和孔子后裔五百多人参加公祭，事前进行过详细考证，尽量仿照古代祀孔大典。据报道有：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等仪式（我想还是简化了的），然后进行“祀孔乐舞”主题表演。以后，连续两天每天上午都有由舞生、乐生、歌生共同完成的这一主题表演。舞生的每个舞步都代表一个字，与歌、乐相配合，“形象生动地演绎出孔子的思想及参与者对孔子的缅怀和崇敬”云。

此外，据报道，台北市也在孔庙举行了祭孔大典。台北现在的孔庙重建于1927年，光复后每年都祭孔，已有五十年。今年由马英九主持，孔子后人孔德成担任奉祀官。适逢中秋节，全台湾放假一天。祭祀之后，马英九分别用中、英文向民众说明祭孔的意义，还有小学生争相比赛谁能背出更多《论语》里的句子的活动。美国北加州祭孔，今年已是第十九届，由“旧金山湾区齐鲁会馆”等组织与“台北驻旧金山经济文化办事处”共同主办。而“南加州齐鲁会馆”则派出代表团参加曲阜举行的祭孔，行前由北京驻旧金山总领事授予五星红旗。同一孔子，两岸同祭，规格相似，都尽量仿古、复古。只不过台北和北加州都用中、英双语，美国的祭孔更强调“多元文化”的主题。有意思的是，最后还用了汽车大王福特的一句话：“‘Coming together is a beginning；keeping together is progress；working together is success’（来此相聚是开始，聚而不散是进步，共同努力得成功），让我们一起携手为海外传承中华文化而努力。”可谓洋为中用。总之，海外华人团体不论亲台、亲大陆，对孔子的崇敬则一。看来孔子除了其他现实功能外，至少还可以协助子孙对民族团结统一做些贡献。

另外有几则消息则令人喷饭，而且啼笑皆非了：

新加坡于2003年第一次在韭菜芭城隍庙三清宫举行祭孔仪式，今年更加热闹，吸引了超过两千名学生前往，诚心祈求能够在考场“金榜题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和安定门街道签订共建协议，启动了国学文化社区建设项目，内容之一就是在孔庙内竖立历届高考状元碑，即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历年省级状元的名字将被刻成碑，和国子监孔庙的进士碑立在一起。据说此举与其他计划中的设施一样，主要是为吸引游客。因为相对于雍和宫来说，国子监孔庙平时的客流量很少，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游客是外国人。因此，出此对策，是想以状元文化来吸引游客，是一种经济运作方式。

更有甚者：北京启动“孔子文化月”，一百八十对夫妻举行婚礼，集体面对孔子画像宣誓永不离婚（！）。媒体还就孔子长相重新定位而开展讨论，称其是个相貌堂堂的美男子（！！）。

今天的中国人真是实用主义者，绝不甘于在书斋中皓首穷经，深研夫子之道。一个孔夫子能派这么多用场。夫子地下（天上？）有知，不知是喜是惧？

乱曰：大哉孔子，福泽绵长。荫及子孙，覆盖八荒。共和、专制，领袖、帝王，借术牧民，显赫荣光。一身多用，千载无双。圣之时者，百世永昌！

2004年

兵马俑前的沉思

前不久，因参加一个会议到了西安，兵马俑当然是会后参观的“必修课”。我以前曾去过，但那是十几年前，刚刚发掘不久，如今早已经过扩大整理，无论如何这样的世界奇迹是值得一再重访，温故知新的。果然，尽管以前已经对那奇妙和恢弘留下深刻印象，这次一进去，还是不由得感到一种无法言传的震撼力。站在墓穴的边沿下望那一排排身披盔甲的武士，还有精致而复杂的战车、刀戟弩箭，遥想两千年前的秦王威武，难免又想到“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阿房宫，能不令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过，“涕下”不是为秦王惜。

感谢这次参观的组织者，由于考虑到来的多数是与历史专业有关的学者，专门请了一位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为我们讲解，讲得细致而生动，使我们注意到了许多不经指点自己不会注意的地方，增加了不少历史知识，当然也更加惊叹当时工艺之精湛和战术兵法所达到的高度。例如“俑”的队伍的排列，哪一排着盔甲哪一排不穿，跪姿、站姿等，都与实战时一样，有一定的讲究，符合实战需要。讲解者告诉我们，旁边一个洞穴中的部队，装备姿势与主洞穴的不同，那是随时待命，一有情况就以最快速度出击，他称之为“最早的快速反应部队”。武士的铠甲由金属片制成，本不足奇，但是那鱼鳞般一片压一片的排列也有讲究：躯干部分是上片压下片，胳膊部分却是倒过来，下片压上片，为的抬手方便，这是何等细致的匠心，又是多么科学！他还提醒我们注意那举弓引而不发的“俑”，双足分开的距离、弯腿的角度，以及身体微倾的方向，都符合射击的用力需要，据说我国射击世界冠军来看过，认为确实是最佳角度。还有当时的先进武器“弩机”，利用机械原理射箭，难得的是所有箭与插座的尺寸都一样，随便拔出哪根箭放在另一架弩的插座中都能无衣无缝，误差不到一毫米。因此可以说，现代国际通行的“标准化”的发明权在中国。据说，有一位英国参观者不信，说你们中国人总爱说什么都是你们最早发明的。结果当场随机拔箭试验，果然插在哪个座里都配套，这位英国人不得不服。凡此种种，难以尽述。哪个中国人能不为此自豪呢？要知道，那是公元前200多年啊！至今我华夏子民，可以在精神上以此睥睨洋人，在物质上靠此墓穴为旅游资源，不知一年收入多少外汇，祖宗余荫惠及子孙真可谓绵远流长！

但是再介绍下去，就令人笑不起来了。讲解者指着略远处尚未深挖的一片洞穴说，这里开掘出来大约就会看到许多白骨，甚至会有挣扎逃命状的骷髅。因为在这一段陵墓完成后，有一万名不生育的嫔妃和三千名造墓的工匠全部被活埋于此（！）。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宫中的妇女基本上不算人，只是取乐和繁殖后代的工具而已，这点姑存不论。“人道主义”之类的观念也暂且撇在一边。单从冷冰冰的生产力论，这三千名工匠当然包括设计师、工程师以及技术工人，而且大约都是全国最高级的。前面提到的种种令今人叹服的精巧匠心体现了多少智慧、知识和经验！以秦始皇之威，又把造墓之事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可以想见天下能工巧匠都集中于此，迨无孑遗。这样强大的生产力长年累月用于为死尸营造墓穴之严重浪费，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见怪不怪，不必多提了。连造墓人真的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也已成为源远流长的传统。北京的明陵不也是墓成之后大门巧妙地紧闭，里面的工匠一个也跑不出来吗？后人对此也已麻木，如果天天看兵书落泪，替古人担忧，恐怕泪早已干枯了。我国古代，的确有过高度发达的技术，不论那些设计者和施工者是否意识到，那工艺绝对符合现代物理学、力学以及种种科学原理。然而，再伟大辉煌的智慧，经得起这样几千年一贯有意识地予以扼杀、使其失传吗？“焚书坑儒”之举尽人皆知。就算所坑之“儒”都是些只会发空议论的人文知识分子，不但百无一用，而且常出逆耳之言“添乱”，在君主眼里死不足惜，那么那些为他生前死后设计制造了这么宏伟的宫殿、陵墓和精巧器物的有高度实用价值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呢？我们这样伟大智慧的民族何以科学落后，是几代人殚思竭虑研究的课题；或者干脆否认这一事实，以什么都是“古已有之”或“中国最早”满足民族虚荣心。只要看一看这延绵几千年的墓葬传统及其所体现的统治思想：生前以天下奉一人，死后在地下继续享用；这还不够，还要保证这一切连同其创造者都只为一人服务，以千万生命殉这“最高机密”，难道还指望知识能积累、传播，科技能向前发展吗？

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教训是中国史家研究的永恒主题，也令千古文人墨客低回叹息，无限感慨。贾谊的《过秦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的名句传诵千古。到了当代，曾有肯定焚书坑儒为进步的权威论断，在史无前例的“批儒评法”高潮中甚至有坑儒坑得不彻底，留下“儒学”祸根之说。不论持何观点，总之率多为秦始皇总结经验教训。就在这次参观中，面对如此高超而设想周到的战术和武器，自然有人发出议论：这仍未能阻止秦朝二世而亡！立即有一位当地人接茬道：“他（秦始皇）没有教育好后代。”我为之愕然。“他”能以什么思想教育后代？如果教育“好”了，该是什么样？假设秦朝多延续几百年，黎民百姓命运会好一些，中国历史会改观吗？秦祚虽短，却基业流长，实际上奠定了以后两千年国体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始皇帝”是名副其实的。

长安，长安！这里的地下还埋藏着多少宝藏，凝聚着多少华夏民族的智慧、劳作！就是地上残存不多的古建筑，其高度、气派和无与伦比的古朴之美，也令北京的故宫和明陵相形见绌，那才是真正的“九天阊阖”！北京的故宫相比之下，就显得小气、艳俗了。记得70年代有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一个来中国旅游的日本女学生在西安跳楼自杀了，留下遗书说是自幼读中国历史、文学，对长安无限向往，在这里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归宿。足见古长安有多大的魅力！我国人一想到那五千年（其实最多三千年）的辉煌和百余年的屈辱，常为之欷歔不已，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思至此，忽发奇想，试设想一下处于“六王毕，四海一”的大秦盛世，作为一个具体的中国人，除了秦始皇本人外，我愿意当什么人呢？丞相李斯的功勋和权势也许值得羡慕，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结局：饱受酷刑，屈打成招，而后“夷三族”；那聪明绝顶、技术精湛，为修陵墓贡献一生，最后遭活埋的工程师、工人？是常年为沉重徭役所苦的农民，还是摄于“偶语者弃市”的律令而整天噤若寒蝉地活着的普通人？实在想不出来。我们想到历史，习惯于把全体汉民族当作一体，笼统地看，而且不知不觉地从帝王的角度看，一分解还原到人本的血肉之躯，就是另一种景象。此时，萦绕耳际的是从历史深处发出的浩叹：“一将功成万骨枯！”往者已矣！如果从“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当会有另一种更加丰富的启示。

2001年

方孝孺和布鲁诺

闲来胡思乱想，常引发一些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想，由方孝孺想到布鲁诺即其一。他们两个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在脑子里把他们联起来的纽带：一是他们各自所受的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凌迟处死，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二是他们两人的事迹在我中学时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惨烈。但是，现在细想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是什么，引起我对中国和西方文明巨大差异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称“汉中教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四十五岁）。建文四年（1402），朱元璋的另一个儿子，即建文帝的叔叔燕王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乐帝，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有死保旧皇帝的，后者当然都被杀或自杀，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灭族”的不计其数。到那时为止，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关于“十族”的来由，流传较广的故事是：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坚拒，投笔于地，又哭又骂，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奈我何？”于是他的门生多人也被“收斩”。不过一般正史不采此说，而是说方表示宁愿立刻死，不草诏书，朱棣说：哪得遽死（意思是太便宜你了），当灭十族。那么“灭十族”是皇帝的发明，而不是方孝孺一句话让他学生遭殃的。不论采何说，总之株连“扩大化”及于学生是从那时开始的。当然，后世的学生如及时划清界限，揭发批判老师，则可幸免。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者达数百人。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方孝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由衷敬佩。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难时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欧洲正在迈进蓬勃发展的近代史。思想、人文、科学、艺术大放光彩，人才辈出，以科学和民主推动人类文明，独领风骚五百年。15世纪的开头，1401年，德国人库萨的尼古拉（Nicolás de Cusa）或（Nicholas of Cusa）诞生，他的职业是主教，同时也是科学家和哲学家，是挑战传统、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的先驱。一百多年后，波兰哥白尼“日心说”问世（1543）。哥白尼死后，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布鲁诺的一生既坎坷又丰富，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善于独立思考，是典型的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库萨的尼古拉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宇宙无限论。他的哲学思想对17世纪的斯宾诺莎有重要影响，因此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新教。他周游北部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凡十年，到处讲学，到处与人辩论，同时找机会出版他的著作，最后在哪里都难容身，终至回到意大利惨遭刑戮。

布鲁诺早年在那不勒斯求学，当过多米尼克教会的修士，研究神学，不久就涉嫌思想异端，为逃避当地教会的审判，逃离那不勒斯。先到罗马，又被诬陷杀人，面临逐出教门的审判，于是逃亡瑞士。在那里，他放弃多米尼克教，皈依新教加尔文派，但是令他失望的是，加尔文派也排斥异端，他又因思想罪而遭逮捕、逐出教门，获释后到法国。当时的欧洲虽然保守是主流，但并非铁板一块，学术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留有一定的空间。法王亨利三世的朝廷是开明天主教派占上风，布鲁诺得到庇护，被任命为王家讲师，得以暂时在巴黎栖身，并发表他的著作。其间，他作为法国驻英大使的客人到过英国，也曾为伊丽莎白女王宫廷的座上客，但是他的学说不见容于权威的牛津学派，于是又回到巴黎。但是此时的巴黎政治气氛已非昔比，亨利三世废除了容忍新教的法令，而布鲁诺却不稍敛锋芒，更加公开地与权贵论战，并公开批判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布鲁诺至此在巴黎无法容身，跑到德国，在那里游荡于各大学之间，继续讲学、发表著作，不但宣传他的宇宙观，而且主张各教派和平共处、自由争论，其辩论的对象既有教会又有学术界权威。结果又被新教路德教会开除出教，德国也呆不下去了。此时刚好有一名威尼斯贵族“诚聘”他回到意大利任他的私人导师。威尼斯在当时比较开明，而且布鲁诺得知那里的帕多瓦大学数学系主任一职正好空缺，他遂于1591年束装回威尼斯，直奔帕多瓦大学。不过他没有得到那个教职（一年后任命了伽利略），就住在那位贵族家中，任他的私人教师。与方孝孺株连学生相反，布鲁诺是被他的学生出卖的。不久，这位学生就对老师产生种种不满，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遂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他为自己辩护的说辞一直是坚持自己的理论只涉及哲学，与神学、教义无关（和伽利略一样，他主张对《圣经》只遵循其道德说教部分，而不包括其宇宙观）。在威尼斯他也许还有希望得到开脱，但是不幸他受到严厉得多的罗马教廷的注意，把他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七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终于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欧洲好像没有“族灭”之刑律）。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二百年中，欧洲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在天体物理领域，哥白尼开始的宇宙观的革命经伽利略到开普勒基本完成，最后到17世纪中叶由牛顿集大成，他关于万有引力的发现解决了“日心说”的最后一个疑点，并开启了现代物理的新时代。布鲁诺是这场持续的科学革命过程中的一位烈士，实际上此时的宗教裁判已是强弩之末。以后，科学受到教会以及社会保守势力的非难和压制还时有发生，但不论是教会还是君主，再也不拥有对思想信仰的生杀之权了。布鲁诺个人的结局虽然惨烈，但是，实际上他生前还是有相当的活动空间，已经有机会到处传播他的学说，并发表著作。那时的欧洲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局面。

反观这二百多年的中国，无论生产方式、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边患频仍、统治面积日益缩小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1600年是万历二十八年，当时的形势是皇室、官府层层横征暴敛，内部民变蜂起，外部边疆告急。这一年的大事：一是发动几路大军镇压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一是宫廷之内宠妃专权，威胁太子的地位，又有一位“忠贞之士”关心帝王家事，为维护太子而上书直谏，触怒皇帝，遭到“下狱”、“廷杖”、“除名”。此人名叫王德完，官职给事中，如果没有这件事大约是根本名不见经传的。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清军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又一轮生灵涂炭加道德危机。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尽管是另外一个民族，还是延续着大同小异的君主专制政体，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明主”继以“昏君”，皇朝由盛而衰，士大夫的追求和价值观依然如故，大臣或“忠”或“奸”，端看从哪个皇帝或潜在的皇位继承人的角度出发。只不过这是最后一个皇朝，以后的历史轨迹却被欧洲人打乱了，从此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来也巧，清顺治元年（1644），欧洲适逢英国克伦威尔议会革命成功，五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件事与建文帝的“不知所终”和崇祯之死意义大不相同，因为它导致了君主制度的结束。尽管以后还有反复和曲折，对克伦威尔其人其事史家也有争议，但他发动的这场革命为二十年后“光荣革命”的先声，最后导致英国宪政民主的确立，对18世纪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变革都有深远影响。而且，欧洲文明加炮舰从此一路扩张开去，直到轰开中国的大门。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除非再有更高明的科学家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推翻这一结论。这就是科学。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哥白尼摄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利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以身殉。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并且载诸书册。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人是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另一个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就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我的思古之幽情再退后到公元前二三百年间。那时的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埋头研究、发明一条一条的几何定律。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是，国王叫他辨别工匠制作的金王冠的真假，他在洗澡时偶然发现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声“尤里卡！”贯穿时空，成为不朽的天籁。不论这一传说是否真有其事，阿基米德对数学和力学的贡献以及他个人对此的着迷是事实。方其时也，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做什么关心什么呢？那正是战国后期，当时热门的新学是“纵横学”，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他们与同时代的策士们正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留下的不朽著作是《战国策》。在那雄辩的辞章中，充满着纵横捭阖、权谋计术，极尽坑蒙拐骗、挑拨离间、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之能事。其心计之深、思路之复杂，令现代人望尘莫及。如今，“博弈论”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颇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津津乐道，其实战国策士们那种像下棋般一步一步揣摩对方的反应，决定对策的“弯弯绕”，现代的博弈专家跟着转起来恐怕也很吃力。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战国时天下未定，思想还没有定于一尊，苏、张之流不必像汉以后的士大夫那样对一位君主从一而终，也就无气节可言。不过华夏文明到那时已相当成熟，纵横家的计谋与儒家的忠孝节义，同样是留给后世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还有祖冲之推算出圆周率早于西方人一千年，等等。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志”是什么。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超越于“经世致用”的客观存在——的“傻劲”。中国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不过惟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力时，中国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尽入彀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其结果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涉及政治斗争，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钩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学得文武术，售与帝王家”，如果帝王不买，“经世致用”就完全落空。

还常见有文章强调，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业比欧洲先进，说明中国本来可以从那时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甚至有人假设，如果郑和再走远一点，到达了美洲，今天在那里的就是黄种人了，整个历史就要改写。姑不论这种假设如何想入非非，有一个基本问题是，郑和出海的目的是什么？派他出海的正是那位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他即位不久急急忙忙派人出海，而且满朝文臣武将都不用，单派贴身太监，绝不是有向海外扩张的雄心，其初始目的是搜寻那位“不知所终”的建文帝。因为关于建文的下落传说很多，流落海外是其中之一。只要旧皇帝还有出现的可能，永乐的皇位就存在潜在的威胁，这才是他为之寝食不安、戚戚于怀的头等大事，所以才要“七下”西洋。其次当然还有向“化外”的岛民宣扬我中华神威之意。所以，不论船只如何先进，郑和本人的才能如何了不起，这与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出于商业需要，推动航海业的动力是截然不同的。再说，本人未考证过郑和的船比同时代欧洲最先进的船究竟如何。但是，倾全国的国力和能工巧匠为皇家造一条或几条船，与能代表社会生产力的造船“业”的发达是有区别的。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之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这一历史轨迹到了晚清终于给打乱了，中国近代史于焉开始。

2001年

五四运动与《列女传》的联想

近年来，否定五四运动之说一度风行，似乎主要来自海外。其根据是把“文革”否定一切的账也算到“五四”头上，归咎于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过激，还有人对“科学”、“民主”的口号提出异议。这些笔者都不敢苟同。近日欣见有不少文章力辩把五四运动与“文革”等同之非，说明二者截然相反，所反的“传统”也绝不是一回事，有许多精辟之见，我十分赞同。别的不说，单从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五四运动划时代的贡献也是不可抹杀的。因此想起十八年前读《后汉书·列女传》的感想。

那一年我因动手术住院，忽然想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想当然地认为《后汉书》中一定有《蔡琰传》，并且一定附《十八拍》，就让外子回家去找。待到他下次来探视，说有一件事不敢告诉你，怕气坏了身体，然后在我催促下，故作嗫嚅状说：《后汉书·列女传》中没有“蔡琰”篇，只有“董祀妻”篇，岂不是太岂有此理？而且没有附《十八拍》。我为之哑然，这是他对我维护男女平等的立场时不时地总要“幽上一默”。这一来，倒引起我对《列女传》的兴趣，出院后就翻出来一读。不读犹可，一读之下真的气不打一处来。主要还不是因为蔡文姬作为董祀妻出现，那是统一规格，除了个别未嫁女子外，各传开篇一律都是“××妻”（有一人是“××母”），这且不必计较。主要是那传主的事迹和入选标准实在是置女子于死地而后已。两汉四百余年，中选入传者统共只有十七人，倒有十人受表彰的主要事迹是自杀或变相送死。且看其死因：

以著名的“曹娥碑”为例，曹娥的父亲是“巫祝”（大约相当于现在某些乡下“跳大绳的”），在一次“溯涛婆娑迎神”中溺水而死。年方十四（虚岁）的女儿沿江哀号“旬有七日”；最后投江而死，县长为之立碑，是为“曹娥碑”。一个未成年的孤女顿然失怙，其绝望无靠可以想象，哀号“旬有七日”而未见有人去劝慰或伸出援助之手（即使有，也未入作传者的视野），“父母官”不但见死不救，还要树碑表彰，鼓励大家都照着做，真不知是何居心。“曹娥碑”之所以出名，还因为有名人题诔的曲折故事，这种残酷的风雅“佳话”就不去说它了。

有若干例是夫死坚决不改嫁而自杀的，情况各异，有的是娘家逼嫁，但也有人尚未遭到逼迫，作预防性自杀的。有一人没有自杀，先把自己耳朵割下以示守寡决心，真是鲜血淋淋，触目惊心。还有一位贤惠儿媳因婆婆好饮江水，每天到离家六七里的江边去打水，有一次遇风，未能及时回家，渴了婆婆，就被丈夫赶出家门。她寄居邻家，还锲而不舍地靠昼夜纺绩给婆婆送珍馐，终于感动婆婆，被召回，继续为满足老人家喝江水而奋斗。她自己虽然没有以身殉，她的儿子却因被派去“远汲”，不幸淹死了。两口子还向老人隐瞒，说孙子到外地求学去了。这种悖乎人情的行为与“郭巨埋儿”倒是异曲同工。

给我印象最深最荒唐的“模范事迹”，是关于一位“少习仪训，闲于妇道”的贤女子，嫁了一个“骄淫轻躁，多行无礼”的丈夫。她的公公责备她没有尽到“匡夫”的责任，说儿子不改恶行是“新妇之过”。按说“养不教，父之过”，诿过于新媳妇，就够不讲理的了。那贤媳怎么办呢？她想，自己若是规劝丈夫不成功，公公一定责怪自己不奉教令，“则罪在我矣”；设若丈夫居然听了自己的话改邪归正，那他就成了“违父而从妇”，也就是媳妇的话比父亲的灵，“其罪在彼”。这一下子就把自己推进了一个进退维谷的悖论之中。读者诸君试替她设身处地想想，如何走出这两难困境呢？出路很简单，三个字：“乃自杀！”这种伦理价值观和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实在是让人只有死路一条！而这个少妇就凭这一件事“名垂青史”了。

《列女传》中真正以自己的才学见长，算得上人物的只有蔡文姬和班昭二人。班昭即曹大家，以“曹世叔妻”入传。她占的篇幅最多，显然作者对她也最重视。但是读过传之后却使我对自幼就心仪的这位亘古大才女失去好感。班昭继其兄班固续成《汉书》，这一业绩名垂千古，众所周知。传中关于此事却叙述简略，只有两三行。篇幅长，在于全文登录了她所作的七篇《女诫》，这是她病重时留给女儿的遗训。她在序言中称，诸女正当出嫁的年龄，却还没有教育好，担心其以后行为有失，“取耻宗室”，所以特意作《女诫》七篇，让女儿们各写一通，以此为训。结果，不但她的女儿，实际上近两千年全中国的女子都受其诫。所以值得了解一下这“七诫”的内容：

第一“卑弱”：开宗明义说明女人就是“下人”，所以“古礼”生女三日就“卧之床下”，并且“弄之瓦砖”，象征操劳。为体现“卑弱”，就得“忍辱含垢，常若畏惧”。

第二“夫妇”：明确夫妇关系是夫“御妇”，妇“事夫”，前者显示“威仪”，后者属于“义理”。

第三“敬慎”：讲“阳刚阴柔”、“男强女弱”之道，既然对方是强者，就只有顺着他，所以“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

第四“妇行”：提出妇女的“四德”——德、言、容、功。（千百年来的“三从四德”，原来至少有一半的始作俑者就是曹大家！）

第五“专心”：反复说明夫可以再娶，妇不能再嫁，“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

第六“曲从”：简言之就是对公婆绝对服从，说得对，“固宜从令”；说得不对，“犹宜顺命”。

第七“和叔妹”：这一段很有意思，不像前六段那么道貌岸然，而是教女儿如何从策略上讨好小叔、小姑，因为人总不能无过，关系搞好了有过错也可在公婆面前代为遮掩，否则相反，所以与“叔妹”关系处好至关重要，而“求叔妹之心”，还得靠“谦顺”。

总之，生为女儿身，只有低头，低头，再低头。实际上曹大家是承前启后，总结了本来已在实行的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把它进一步规范化，以她的身份和声望，影响不可低估。两千年来中国妇女基本上是被束缚在这种规范之中的，而从汉朝以后总的趋势是日见其紧。当然这不是曹大家一人之过，不过她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我没有遍查二十四史，不敢肯定《后汉书》以后其他史书中是否还有像这样集中的女子列传（印象中似乎没有），至少汉之前没有。所以《列女传》是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标准，试观其人物故事不都是《七诫》的实践吗？它也证明，越是认真、忠实地实行这些训条，就越没有活路，宜乎其一半以上都以自杀告终。鼓励这种做法的男子必然残酷，女子则人性扭曲。所以当时我曾想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我们会是怎么样？如今想到“五四”，又想起了当年读《列女传》时的心境。

五四运动内容非常丰富，它倡导的个性解放是全面的，不仅限于妇女。当然，这一新思潮不是突然爆发的，实际上从19世纪末伴随着西学东渐，各方面风气渐开，在思想、人才、理论、实践等方面为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高潮的到来做准备。不过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没有这样一批饱学深思而又坚决彻底反封建的勇士，以如椽之笔冲锋陷阵，没有这样一个群众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对几千年的封建观念、习俗和顽固势力给予致命的冲击，那坚固深厚的堡垒是很难动摇其根基的（至于彻底摧毁，现在还很难说）。

笔者从自己的家庭来说，也有切身体会。先母是世纪同龄人，有幸生长于得风气之先的江、浙沿海地区，她的父母就比较开通，使她幼年（辛亥革命之前）免于缠足，能跟着兄长一起读家塾，青年刚好赶上“五四”前后，能上“新学堂”，学习现代科学知识，而且婚姻自主。尽管她最终为家庭而牺牲了自己的事业，但是那个时代关于妇女独立、男女平等（还有民主、科学）的观念在她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贯穿在日常言行和对人对事的态度中，使我们姐妹无形中身受其益。我常觉得，在某些基本观念上，她在九十高龄时比当代有些青年人还要“新”。例如如果晚辈女孩子中有“做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思想，她一定本能地认为这孩子“没出息”；对于男青年择偶不愿要学历高的，她也颇不以为然。女孩子应该和男孩子一样读书、立业，对她说来是天经地义的。不仅是她个人，我儿时所接触到的长辈中“知书达理”的妇女，即使自己没有机会上学，大多认同这样的观点，或至少有这样的向往。对照上述“女诫”中所宣扬的伦理观，再对照当前在市场经济新的条件下，妇女观念上又沉渣泛起，以新的形式宣扬或实行种种倒退、腐朽观念的现象（几年前笔者曾就此问题发表过文章，此处不重复），更令人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所代表的精神之可贵，其反封建、反传统，功不可没，而在很多方面要实现“五四”先驱们为之大声疾呼的理想，还是“同志仍须努力”的。

本人无意做整个五四运动的大文章。只是从妇女恢复“人”的地位这一点上，可以肯定，无“五四”，无以有今天！

1998年，写于“五四”前夕

关键在于立宪

——从袁世凯的洋顾问主张君主制的公案引发的思考

我国有关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正史与野史中，多提到袁的美国顾问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主张中国实行君主制一事，并多把此事说成对袁及“筹安会”起了重大影响，有的甚至说严复等人是受了古氏的影响。其根据就是这位教授应袁世凯之请提交了一份比较各国政治制度的《备忘录》，译成中文后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发表在1915年8月3日的《亚细亚报》上，被“筹安会”作为拥袁称帝的有力依据，在其8月16日的正式宣言中指名道姓地提到，说是“世界共和之先达”美国的“大政治家古德诺博士”也认为“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这样，美国顾问主张中国复辟君主制几成定论，推论下去，似乎这也代表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笔者偶然从美国档案中见到此事的原委和古《备忘录》的原文，感到需要将有关各方的态度作一番实事求是的分析。

一　问题提出的背景与经过

这件事在《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1915年卷中有详细叙述。根据当时的美国驻华代办马慕瑞（John Van A. MacMurry）发回国内有关“筹安会”情况的报告称：时任袁世凯顾问的古德诺于7月中旬从美国回到中国，下车伊始，袁世凯即要求他提交一份比较各国政治制度，并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备忘录》供他本人参考，当时古氏对袁有称帝的意图全然不知，只根据自己的认识写了一份理论探讨的文件，实际上是一篇学术论文。“筹安会”的声明一出，古氏大呼冤枉，立即致函美国驻华公使馆详细说明情况，并附上他为袁世凯写的《备忘录》全文，同时在报上发表声明，禁止把他的名字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这样的话连在一起，并重复了他在《备忘录》中与中国有关的一段说法，说明他从未主张中国现在恢复帝制。

关于列强对此事的态度，在马慕瑞发回国内的报告中也有所表述：马氏首先对自己过去对“筹安会”的活动估计不足，未给予应有的注意作了检讨，说是现在看来此事声势相当大，已得到多数内阁成员和最有势力的军事领袖的支持，甚至一些一向与共和运动关系密切的留过洋的少壮军官也在不同程度上同情恢复君主制；另一方面反对者似乎只是学理上的，看不出强有力的抵制行动。中外观察家大体上都认为现政府牢牢掌握着局势，任何反对的运动除非得到日本的支持大约都成不了全国性的气候。广大老百姓只要政府的管制和税收不太苛刻，对于政府体制是漠不关心的。至于外国，总的态度是：如果中国人认为有可能恢复他们传统的政体而不引起革命或破产或外国干涉，那就好。但是对于能否做到这一点，各国估计不一。这就是当时列强对复辟运动的估计和态度。当然，关键人物是袁世凯，事实上，当时列强在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的确看好前者，认为他是能够维持稳定局面，从而保护外人在华利益的“强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还没有像今天那样热心向中国推行民主制度。袁当总统或当皇帝对他们都不重要，中国人民享受什么权利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但是他们的确高估了袁世凯的地位和势力，低估了反复辟的力量。〔1〕以后事实的发展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二　《备忘录》内容提要

那么古德诺的《备忘录》全文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今以美国外交档案中的英文本为依据，作一客观的介绍和分析。〔2〕

《备忘录》实际是一篇学术论文，相当长，分六大段，概述如下（小标题是原来的，着重号是本文作者所加）：

一、“君主制源起于个人”。文章开宗明义说，一个国家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并非取决于人民自觉的选择，而是实际生活的需要、历史传统、人民习惯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力量。所有君主制归根结底都源于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如果此人统治英明，又很好地解决了继承问题，就可能建立一个王朝，否则生前身后都会发生因争王位而引起的混乱，乃至内战。继承人应通过得到公认的一种制度产生，而不是由在位君主指定，否则仍免不了因王位继承问题而宫廷阴谋迭出。在这方面，英国的长子继承制最好。

二、“欧洲诸共和国”。这一段把美国也包括进去，比较了英、美、法建立共和国成败的历史：英国克伦威尔死后王朝复辟的原因之一，是克伦威尔没有解决好继承问题。美国建立共和制是最成功的，最主要的因素一是乔治·华盛顿本人坚信共和；二是实际上北美大陆继承了英国的宪政和议会制的原则，在独立之前已经实行了一百年了；三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产生国家领导人的制度，为全体人民所熟悉，杜绝了因争继承权而引起的混乱。法国原来没有任何实行宪政或议会制的传统，一向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人民没有自治的训练，因此法国大革命后几次王朝复辟，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动乱才确立了现在的共和国制。现在的法国和美国的共同点是：都解决了继承问题，亦即建立了一套全民确认的选举制度；教育普及，人民知识水平高，都有了长期自治和参政的训练与经验。

三、“各拉丁共和国”。这里指的是拉丁美洲国家。中南美洲前西班牙殖民地诸国，独立之后大多仿效美国和法国的共和制，但基本不成功，出现长期动乱。其原因一是在争取独立的曲折斗争中形成的各种政治派别争权不已；一是人民教育水平太低，习惯于君主专制而无自治能力。这些国家曾有过短暂的稳定期，都是在强有力的军人专政下出现的，但是这种稳定正孕育着动乱。到目前为止，共和制稳定时期较长的是智利、阿根廷和巴西，它们的共同点是在建立宪政方面相对来说进步比较显著，已经经过了相当长期的混乱，在此过程中人民有了一定的参政经验。

四、共和国的经验教训。文中反复强调共和制的成功取决于两点：一是人民的教育程度和在宪政制度下参政的经验；二是继承制度的解决。而在一个人民教育程度很低，又无宪政经验的国家要通过共和制来产生继承人（即选举总统）很难成功，其结果往往是出现最坏的军人独裁政府，最好也不过是在各派力量争权中混乱与相对安定的局面交替出现。

五、列强不允许乱。当前欧洲列强将不允许与它们利益有关的国家长期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因为它总是伴随着动乱。列强可能并不关心别国实行什么制度，但它们要求这些国家局势稳定以保护它们的投资利益，如果因政局动荡而损害其利益，它们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干涉，直到破坏有关国家的独立，甚至直接接管该国政府。“在现代条件下，各国都必须制定某种能够维持安定的治理方法，否则就得置于外国控制之下。”

六、对中国的需要的思考。以上述理论和条件衡诸中国：人民教育程度既低，又一向习惯君主专制，从无参政经验，顺理成章的结论显然是不适宜实行共和。“君主制比共和制更适宜于中国，这是不容置疑的。”中国要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维持下去，实施宪政势在必行，这应是渐变的过程而不是突变。根据中国的历史、社会、经济条件及其与列强的关系，作为一个君主国比作为一个共和国来完成这一渐变要容易得多。可惜清朝末年未能完成已经开始的制宪就被推翻，否则按照一个指定的委员会的设计有步骤、有秩序地实行立宪，情况会好得多。有一个公认的皇族，也较易解决继承问题。辛亥革命四年来，实际上继承问题（即下一个总统如何产生）并未解决。但是中国人民对清朝的异族统治积怨太深，早就想推翻它，不可能让它维持下去，而在当时的形势下，推翻王朝后除了建立共和国之外别无选择。

那么既然已经建立了共和国，是否应该恢复君主制呢？这才是当时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古氏恰恰回避了正面作答，只说要十分慎重，提出了由共和变君主制的几个必要条件：1．不会遇到国内人民及外国的反对，以至引起动乱，维持目前安定的局面至关重要；2．一定要解决好继承问题，使国人对此没有疑问，因为君主制比共和制最重要的优越之处就在于较易确定继承人，但是尽管皇帝比总统在老百姓心目中权威更大，也不能由君主本人单独指定继承人，而是要建立一个得到承认的制度和程序；3．必须对在君主制下实行宪政的方式做出规定。中国如果要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必须在人民中间激发起更大的爱国精神，国家要抵御外侮则必须有更强有力的政府，强有力的政府来源于人民的支持。无论是为激发爱国精神或是为取得人民的支持，都必须让人民更广泛地参政，有较强的参与感，同时使人民感到政府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对政府的行为能有某种程度的控制。

最后，古德诺说，如果以上三个条件具备，则恢复君主制显然有好处，但是这几个条件是否能实现，只有了解中国并对它的前途负责的人才能做出判断。

在8月18日对报界发表的声明中，古氏基本上扼要重复了《备忘录》中的观点。他特别声明，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情况下君主制都优于共和制，而是认为视国情而异。中国的国情一般说来更适宜君主制，但是现在要从共和回到君主制，就需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记者追问他是否认为中国具备这些条件，他仍然拒不作答，重复了《备忘录》最后的几句话。

三　关键在于立宪

《备忘录》作为一篇学术论文，从学理上应该说是言之有据，立论相当严谨的，其对英、法、美制度的比较也与方今学术界一般的共识大体上差不多。对拉美各国的看法也是符合实情的。关于中国，有一点往往为论者所忽视的是，全文有一个重要的大前提是“立宪”。在论述共和与君主的优劣时，其出发点始终是如何对实行宪政更有利，绝不是指恢复旧式的君主专制。英国是君主立宪的典型，文中没有多加论述，因为这一前提是不言而喻的。他反复强调的两点——继承问题和人民的教育程度及参政经验——证之于近百年的中国政治史的确都很重要。如果一般地说君主立宪比直接实行共和更适合某国的民情，也无可非议，因为问题不在名义上是什么国体，而是实质上人民有多少发言权。至今英国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都还是“王国”，其实质上的民主和法治的程度远远高于许多号称“共和国”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

问题在于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特定情况应该怎样看。对于中国是否回到君主制，古氏坚决不表态，而是提出上述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实质上都与宪政有关。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学家，他注重的是建立一个为国民（people）普遍接受而大家（包括君主）都要遵守的制度。归根结底还是必须立宪。他用的“people”一字大约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人民大众，实际是指各种可能对政治起作用的社会力量。重要的是，这些力量不发起足以引起动乱的反对行动。换言之，如果袁世凯真能做到力压群雄，一时无人反对，也还不够，还必须做到身后也不会因争继承权而引起动乱。袁要传子也可以，只要传子的制度通过立法得到确认（按：这最后一点是笔者的发挥，古德诺并未明说，但是对恢复帝制最热心的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显然这些条件在当时是不存在的。“洪宪”朝廷在全国讨袁声中八十三天而亡，印证了古氏的第一个条件就不具备，其他两个就更不用说了。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戊戌变法已经失败，而且是以人头为代价，证明在中国要在君主制度下“有秩序地”逐步实行宪政是行不通的。在这点上，古德诺的诊断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他把辛亥革命的原因归于中国人反对异族统治，那可能是由孙中山最初“驱逐鞑虏”的口号得出的印象。事实上辛亥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王朝不可能自觉地完成立宪的任务，与其民族属性无关。清朝入关后在主要的典章制度上早已汉化，清朝盛时汉人也早已臣服。晚清之所以政治动荡，各种改革和革命蜂起，主要不是满汉之争，这无须赘言。这位美国学者看到了人民教育程度和参政能力对实行共和的重要性，却没有看到在君主这方面顽固的传统和缺乏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对实行宪政的不可逾越的阻力。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根深蒂固，最高统治者从来是超越一切法律制度之上的，而“立宪”的实质恰恰是要把宪法置于君主之上，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要君主自觉地自上而下来实施等于缘木求鱼。诚然，在晚清所处的那种特定的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不用说光绪，即使慈禧本人也被迫接受了某些变革，还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但是这离真正的立宪差得很远，而且随时可以翻过来；另外，这种变革只有在王朝面临危急存亡的时候才被迫实行，此时君主已没有古德诺所说的在人民中享有威望的优越条件；而如果王朝强盛，还有威望，就不会感到有变革的需要，这是在中国国情下的悖论。这一国情与查理二世的英国，与拿破仑称帝后的法国相去十万八千里。清朝末年的中国也出不了彼得大帝。这里不详细讨论。所以古德诺为清王朝未能完成宪政即被推翻而惋惜，说明他确实不了解中国国情。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错。中国在号称建立共和制之后真共和了吗？共和以来哪一部宪法能约束得了最高掌权者？对最高统治者的位置的继承或接班之争，长时期没有正常的机制，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反复、内乱、各派势力的争夺和外国的干涉乃至公开侵略，人民真正的参政如此难产，不都让古氏不幸而言中吗？

值得注意的是古德诺对列强的态度所作的坦率表述，即上文第五点，同时提出了中国为自救而必须激发人民爱国精神和加强政府力量之道，也算尽了言路。能不能做到，那就看中国人自己了。列强的这一态度，在上述马慕瑞的报告中已得到证实。

四　梁启超的评论

古德诺的观点与梁启超不谋而合。1915年八九月间梁启超发表的文章和答记者问对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旁证。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是反对建立共和国，主张君主立宪的。而在1915年却坚决反对复辟君主制。在袁世凯假惺惺一再表示自己不称帝时，梁多次上书对他表扬，对“筹安会”诸公的论点进行尖锐的批判。实质上，他的主张前后并不矛盾。8月20日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大意是：共和或君主是国体，宪政是政体。国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体。他当年反对共和是认为在现行国体下群策群力进行政治改革可能还有希望，而国体一经破坏，人民对新国体尚不适应，骤然蜕变，“其危险痛苦将不可思议”。自辛亥以来数年间的事实已证实了当初的估计。现在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起，实在不理解也不能同意。有意思的是，梁启超还有一段话，他说，古氏所作各国政体的比较，以及抽象地论君主、共和之得失等诸论点其实很浅近，本人早已有大量论述，可以说古德诺是“无意中与我十年间旧论同其牙慧”，但是现在这么浅近的道理“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独惜吾睛不蓝、吾髯不赤，故吾之论宜不为国人所倾听耳”。君主、共和的利弊问题应该讨论的是辛亥革命之初，那个时候“诸公安在”？现在时机已过，主要是“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用大白话说就是“经不起折腾了”。关键还在于是否实行宪政：“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3〕这是他的意见的实质所在，因此先反对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称帝并非前后不一致。古德诺的主张实质上也差不多，不过他没有明确反对回到帝制，而是提了一些条件。他是外国人，这样做也有其分寸。梁启超对于“筹安会”所说古氏主张恢复君主制表示一定的保留，在文中加了一个注：“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并未尝有此主张。”在9月4日答英文《京报》记者问中，梁又提到古氏的论调自己早已说得“焦唇蔽舌，而国人莫余听”，现在这位外国博士所述只得其半，而“臭腐忽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可见得梁氏对当时重洋轻华之风是十分愤慨的。（顺便说一句题外的话，笔者不敢攀附先贤，但对学术界此风却至今屡有同叹。）看来那时梁已读过古氏《备忘录》的全文，他对于复辟三条件中的第一条：不遇到强有力的反对，认为到了国体必须变更之时已无反对之余地，只有“乘机徼利借口生事之乱党”才会昌言反对〔4〕。因此他比较悲观，以为复辟能够实现，然后又要引起一片混乱。事实证明这点他又估计错了，最后连他自己也加入到了讨袁的行列中。

五　“筹安会”与古氏的关系

古德诺在提交《备忘录》之前是否已经知道袁有称帝意图，已不可考。因为直到那时为止，袁世凯的公开表态还是坚决不当皇帝的。但是从古氏《备忘录》的内容来分析，不见得毫无所知，至少有一股主张恢复君主制的势力他是知道的，否则“从共和回到君主”的命题从何说起呢？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窃以为，古德诺不见得看不出来，以当时中国之乱，派别林立，他所提出的条件很难做到，袁世凯作为大总统办不到的事——不论是统一中国还是立宪——难道一当上皇帝就能办到？如果他有意鼓励袁称帝，就不必气急败坏地大张旗鼓地加以澄清。因为他的澄清是在“筹安会”声明一发表之后立即进行的，是在当时列强估计袁有可能成功之时，不是在讨袁运动兴起之后。不过，他的《备忘录》是在那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应袁世凯之请提出的，明确提出君主制更适宜于中国，尽管是做理论上的阐述，不可能不被袁所利用，这点除非他真的是书呆子，本应估计到。

严复、杨度诸君子都是饱学有识之士，他们的爱国热忱不容人怀疑，在他们探求救中国之道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在这件事上证明是错了。但是，在当时他们各自一定是经过一番思考的，有其自成逻辑的思路，不可能是受了洋人一篇文章的蛊惑。其中严复最德高望重，对西学研究最透，主张变革最力。他的一贯思想比较清楚。与这件事有关的主张，简言之就是：中国之患在于愚、贫、弱，而三者之中“尤以瘉愚为最急”，所以根本在于发展教育，开启民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5〕，这是他的名言。对于西学，他认为首先应学习科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然后再实行政治变革，否则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6〕。他在思想上引进西学，比康、梁更激进，而在政体变革上却主张缓行。他明确主张君主立宪，但谴责康、梁戊戌变法的做法是“卤莽灭裂，轻易猖狂”，结果是“幽其君而杀其友”，自己倒逍遥海外。依了严复，西太后天年易尽，到那时光绪政权独揽，徐起更张，就能顺理成章地变法成功。对于辛亥革命，他当然反对，理由这里不再详述。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反对把矛头指向满族，认为这必然引起民族分裂，而中国之败，汉人也不能辞其咎。这点，孙中山后来也改正了。到“筹安会”成立时，根据严复自称，他是被杨度强拉进去的。严表示自己是赞同君主立宪，但是谁来当这个君主，绝对是个难题。显然他并不拥戴袁世凯，对此事尚有所犹疑。但是杨度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第二天就把他的名字列入了公布的名单。帝制失败后，严复说，他当时没有断然发表声明表示否认，以后也就不好再辞其责。但是他仍认为“弃共和而就君宪尚未大差”，错在有人自矜手腕，想做到一致赞成，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是非常失策的。他还认为袁之失败不在于他称帝，而是在此以前已经有一系列过失，因而不得人心。但是当时的中国，舍袁无旁人可以领导，因此他也不肯参加劝袁退位的行列，反而认为如果袁世凯还有良心就该毅然负起收拾局面的责任来〔7〕。可见严复主张君主制立宪是一贯的，在先后有关这一事件的种种论述中，未见他提到过古德诺的名字。

逝者已矣。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仁人志士纷纷探求救国之道，各自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思路，其中都有合理的成分。很难简单地说主张君主立宪就一定反动，主张立即实现共和制就一定进步。如梁启超、严复等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激进”，在那个问题上又显得“保守”，有他们自己的思想逻辑，并不那么不可理解。不论国体如何，关键在于立宪，而要实行政治改革，开启民智先于一切，这在原则上都没有错。问题在于，当时的形势不允许按部就班、好整以暇地进行改良，理由已如前述。这是中国人民的不幸。无论如何，开启民智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孙中山先生提出在建立共和国后有一个“训政”期。问题不在这“训政”期有多长，而在于如何“训”。可惜的是，中国在“共和”的名义下，掌权的人物绝少向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去“训导”人民，更多的是相反，生怕民众被外来思想启发出要自由要民主的觉悟，而实行愚民政策，至使“开启民智”一直是任重道远，实行民主的条件迟迟不够成熟，这是怪不得洋顾问的。事实是，在古氏《备忘录》之前，“筹安会”诸公基本主意已定，在梁启超为之痛心疾首的崇洋风气之下，抬出洋博士来可以多一个说服国人的有力依据，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毋宁说古德诺是被利用的，不过至少严复与他无关。

1998年

注　释

〔1〕见《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1915年，第48—61页。

〔2〕本文完成前未见古德诺于1915年8月3日发表在《亚细亚报》上的中文本。感谢杨天石先生在我遍寻无着时提供了这份珍贵的文件（载1915年出版的《君宪纪实》）。经与FRUS的英文本核对后，内容完全一致，唯一区别是中文无小标题。中译文为文言，忠实而流畅，似出自高手。今有两种文本互相印证，更为可靠。为方便今之读者计，在转述及引用古德诺文章时仍用笔者的译文，不另录过去的文言文本。

〔3〕《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66—679页，所引语见第669页。

〔4〕前引书，第681—683页。

〔5〕“与张元济书”，《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三册，第539页。

〔6〕此语见“救亡决论”，前引书，第一册，第48页。

〔7〕这一段内容见“与熊纯如书”廿九、三十、三十一，前引书，第629—635页。关于辛亥革命的议论见“与张元济书”，前引书，第556页。

老问题新视角

——美国学者写义和团

1987年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出版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以下简称《起源》），颇得中外学术界重视，并获费正清东亚历史研究奖。今年又有另一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写义和团的书问世，题为《用三种基调看历史——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以下简称《基调》）〔2〕。两位作者在中国学术界都不陌生，《起源》的中译本1992年已出版，柯文也已有两种著作译成中文。这两本关于义和团的书出版相隔十年，角度也不相同，可以说前者是以史带论，后者是以论带史。但是二者在一起，还是可以看出西方学者的治学特点，对我们有所借鉴。

义和团运动是中外关系史上一个难以平复的创伤，也是中外历史学界争议极大的事件。在中国历史著作中对其评价在“反帝爱国运动”与“封建迷信落后”两端之间摆动，取中则定位在“一分为二”。在西方基本上视之为恐怖团体，对其定性一是仇外，一是反基督教。如柯文所说，根据他每年在选修中国历史课的新生中测试的结果，对太平天国这样持续久而重大得多的历史事件有相当多的人一无所知，而对义和团差不多都听说过一点。他指出：义和团“多年来成为西方人心目中有关中国最可恶和最可怕的象征……甚至进而成为对一切非西方人的负面的概括”〔3〕，此说相当深刻。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美国学者，撇开一切先入之见，以客观、严谨的态度和敏锐的眼光钩沉史实，探究因果，对这个问题写出有独创之见的学术著作，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起源》，雷颐先生的“社会结构与民间文化”一文〔4〕已作详细而中肯的述评，此处不赘，只想提几点最突出的印象：首先是搜集材料之详，考证之细，可谓不厌其烦。例如仅仅为了证实地方士绅的强弱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作者详细查阅地方志，对山东各有关区、县1400至1900年间的举人数字及其与人口的比例、盗贼消长等的相应变数详细列表，只此一端便可见作者所下的功夫。据周氏自述，他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题目在1979年，那年他有幸成为中美首批交流学者之一在山东大学做一年研究，得到山大历史系很大的帮助，还得以到义和团的发源地作考察。此书的独到之处在于不仅从历史学而且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义和团产生和壮大的内部根源。书最后出版于1987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帝国主义”这一章在书中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作为中国读者却对这一章印象深刻。与一般西方人单纯强调义和团反教、仇外不同，作者依据各方资料互为印证，对历次重大教案的起因、经过和每一轮冲突的互动作了过细的跟踪叙述，从中看出当时外国教会之骄横跋扈、欺压村民有令人难以忍受者。而来到山东的特定教会又正是德国天主教会中最保守的教派“圣言会”。当时的德国政府对中国正野心勃勃，乘机利用教案冲突小题大做，以强凌弱，大肆扩张。在这里，教会与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紧密相关互相利用，脉络十分清楚。外国势力步步进逼，发展到干预中国地方官的任免，干涉当地司法，偏袒教徒，以至教会成了不法之徒和地方恶霸的庇护所。始作俑者是德国天主教，后来其他国家乃至美国新教教会也起而效尤。这种情况激起民愤，而且矛头所向不仅是外国教会也包括中国教徒，就不难理解了。另外，既然官府孱弱，不能为民做主，民众就只能起而自卫，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当然愤怒的民众一旦起来，就难以控制在理智范围内，但是这里有一个刺激—反应—刺激的恶性循环过程，至少“野蛮”和“疯狂”地排外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中国拳民的本性之中。

关于清政府方面，本书在详述其决策的混乱、前后矛盾、进退失据的同时，对客观形势、各方的考虑及其变化作了不简单化的深入的分析，对人物也避免简单分类，冠以“保守派”、“强硬派”、“温和派”等帽子。如一开始，在官兵力量不足的地方借助民团维持治安本来是传统的做法，“大刀会”就起过这个作用。那么在自己无力抗拒洋人，敢怒不敢言的情况下，对于群众自发的反抗认为可以借力而予以默许，也在情理之中。即使对毓贤这个中外史书中都列为支持义和团的顽固保守人物，也有一定的分析：他在处理纠纷中依据的原则是中国人与洋人、教徒与非教徒应该一体对待，即同罪同罚，这无可非议。而外国传教士“根本不认为‘异教徒’的中国人的生命有任何价值，遑论平等价值”〔5〕！后来到了局面不可收拾时朝廷对待义和团的分歧中有一部分是传统的“剿”与“抚”之争，这也是统治者对待群众运动经常遇到的两难抉择，并不一定反应根本的政策分歧。当然作者绝非同情义和团或为清政府辩护，而是对这一牵动感情的复杂事件作了客观冷静的分析。

《基调》一书则是从另一个角度，着眼于论史学方法，义和团事件被用来作为个案研究以论证作者关于史学的观点，意在说明对同一件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书名原文是History in Three Keys。作者自称：“Key”一词既可作乐曲的定调解，又可作钥匙解，书名用这个词是一语双关，这就为中文出了难题，只能暂取其一义。总之，本书要说明对同一历史事件，可以站在一定的距离以外，作为记叙历史；也可以根据亲身经历谈见闻感受；而后世历史学家在不同形势下又可以凭己意赋予它各种意义，把它“神话化”。这种立论似有“史无信史”之意。不过事实上书中对义和团运动本身的前因后果还是有相当详细的叙述，不可避免地也表达了作者本人的看法。

《基调》的第一、二部分取材及叙述与《起源》大同小异，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者。二者的观点也大致相同。不过《基调》把持续大旱的因素提高到决定性的地位，理由是，旱灾的特殊性在于：一没有明确的起始和可望结束的时间，二没有可指责的责任人（例如洪水可以责备地方官治水不力），因而更易归于天意，联系起来，正好说明是上天对基督教猖獗的惩罚，成为当时中国老百姓中潜伏的仇视外国教会的情绪得以迸发出来的契机，因此如果在事态扩大之前下一场透雨，旱情解除，农民都回去种地，就可能避免这样一场运动。作者还把关键时刻定在1900年5月中旬，认为在此之前只有极个别杀害外国传教士之事发生，因此除及时下雨外，清廷如下决心镇压，很可能义和团只是小事一桩，历史就会是另一样。总之，与《起源》相比较，《基调》更倾向于强调历史的偶然性。

两本书对“降神附体”的仪式在山东的民俗根源作考证的同时，都参照了其他民族的类似风俗，说明这种祈望神助来战胜强大的压迫者或自然灾害的幻想普遍存在。例如差不多同时期的印第安人有反对白人迫害的“鬼舞”运动；又如《圣经》上也有把降雨与否与上帝的奖惩相联系之说，就在1988年美国杰克逊竞选总统时，还曾在艾奥瓦州久旱的玉米地为求雨而祈祷。当年的记载中传教士自以为是上帝所遣而指义和团为魔鬼，二者正好相对；不少洋人认为圣母像可起保护作用，把对自己有利的风向（指义和团放火时）或援兵的到来看作是上帝的意志，等等。这些都是在某种情况下常会出现的心理，迷信并非独属于义和团。《基调》更加着力于心理因素的分析：例如，降神仪式的“热闹”表演对群众的吸引力；社会下层的人一入义和团立即改变地位并与传奇中的英雄认同而得到的心理满足；一旦运动起来后谣言盛行，双方都以最残暴的行为想象对方，以及人人离死亡很近，造成心理失常等等。这些既带有某种人类的共性，当然也有中国，乃至山东的特性。设身处地从亲历者的角度看，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并非那么荒唐、不可理解。不过义和团把个人求消灾的目的和救中国（扶清灭洋）结合起来了。

第三部分，神话化的历史。实际上这是全书的重点，也是写得比较精彩的部分。“义和团”作为一种象征在不同时期被用来为现实目的服务，其形象可以从英雄到恶魔千变万化，这对于作者要阐明的史无信史的论点正好具有典型意义。

在西方的主流论述中义和团一贯是反面形象，已如前述。而且以后二三十年代中国带有反帝性质的事件，诸如北伐、教育国有化，特别是五卅运动等在西方人心目中都唤起义和团的联想。当时以美国《民族》周刊为代表的少数自由派和某些开明的教会人士对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持同情的态度，反对借与义和团作类比来诋毁当时中国人反抗外侮的民族主义，但对义和团本身并无肯定之意。事实上，《基调》和《起源》二书也只是对义和团行为的逻辑性做客观分析，对称其性质为“反帝爱国”之说都持保留态度。

对义和团评价的巨大差异更多存在于中国方面，而且主要是知识界。有时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下言论迥异。大体有以下几种观点：

基本否定。随时代的发展各类人出发点不同：

当时士大夫的正统派，视之为“邪教”，为“煽惑”民众“作乱”之“拳匪”，或从大局利害出发力谏慈禧不可支持义和团乱杀洋人以招祸，如袁昶等大臣因而被诛。

世纪之交的改良派如梁济（梁漱溟之父）、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同道，强烈批判义和团行动之危害中国的根本利益，进而指出这一事件暴露出中国民众的愚昧、落后，有必要大力进行开启民智的工作。这部分人一方面视义和团为中国改良之阻力；一方面也视之为对传统儒家文化和正常社会秩序的威胁。

稍后的激进派，以邹容的《革命军》为先导，完全摆脱传统视角，把义和团式的“野蛮革命”与他们倡导的以民主、自由、平等、独立为目标的“文明革命”区别开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如胡适、蔡元培、鲁迅和早期的陈独秀等人从根本上把义和团作为中国的落后文化的代表，是科学、理性、民主和一切现代文明的对立面，没有任何可取之处。陈独秀曾多次为文予以系统批判，讽刺挖苦。他们并坚决反对把民国时期的反帝运动与之相提并论，当时还有留学生撰文指责五卅惨案中镇压群众的英国军警为义和团行为。总之，在这里，义和团基本上是反面形象，必须把反帝爱国运动与之区别开来。

二、有分析地肯定。如严复、孙中山都认为义和团中不乏爱国者，孙在1903年曾为文肯定义和团的勇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气。大约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随着反帝斗争的高涨，赞扬义和团的言论逐步在进步运动中占主导，如李大钊、瞿秋白等。瞿秋白曾发表文章驳斥贬低义和团的种种言论，认为是为与帝国主义妥协张本，因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没有义和团运动他们也必然要找借口侵略中国，因此义和团是矛头指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反抗精神值得推崇。另一方面，他从阶级观点出发，对义和团的弱点做了分析批判，归根结底是缺乏有组织的先进阶级和进步思想为主导。这是在左派知识界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全面评价。

三、肯定和赞扬。辜鸿铭从保守的立场出发为义和团唱赞歌，说义和团向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开战正是保护欧洲文明免遭毁灭，因此真正维护欧洲文明者应把义和团看作朋友。不过这种奇特的逻辑没有多少附和者。最强有力的积极评价来自左派。突出的例子是陈独秀的转变。他一反“五四”时的论调，在1924年的文章中推崇义和团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的民众起义，其意义不亚于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对于他过去批判其“野蛮”、“反动”、“迷信”等等也作了解释，大意谓整个时代都处于野蛮阶段，资本主义更加野蛮反动，基督教也迷信，又何苛责于义和团？当时蔡和森、彭述之等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

四、到20世纪60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对义和团的神化也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作为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副产品，义和团从此成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崇高地位的反帝爱国英雄。任何对它的微词，甚至拔得不够高的评论都有“卖国”之嫌，并由此派生出来一系列的舞台艺术如“红灯照”、“小刀会”等。国人对此都是熟悉的，不必赘言。柯文分析这个时期对义和团的推崇与二三十年代之不同在于：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更加直接而鲜明，而且主要不是反帝而是为国内政治斗争服务；完全由官方权威统一舆论，作为在思想领域内全面专政的一部分，不像二三十年代还有讨论的余地；当时的红卫兵已与义和团、红灯照等认同，成为“造反有理”的象征；特别把在实际历史上极不重要的“红灯照”抬出来更是与当时江青大力强调女权有很大关系。到后来许多加于义和团的事迹已与历史事实无关，这是历史被神话化而失去本来面目的极端典型。

五、到80年代批判“文革”中的极“左”思潮，中国知识界对义和团的评价又有反复，基本上在肯定其反帝和否定其迷信、落后和盲目排外之间。但是柯文认为许多重新评价的文章仍然不是着力于历史本来面目，而是为当时新的现实需要服务，其对材料的取舍和强调点视政治需要而定，因此也属于“神话化”的范畴。

这两本书作为西方人写义和团，应算得是比较深入而客观的著作。其共同之处首先是收集材料之丰富，在这点上《起源》尤其突出，已如前述。一般说来，美国学术界有实证主义传统，旁征博引，以注释和参考书目多取胜，不足为奇。不过写关于中国的书，不少作者或因受中文程度的影响，或因重视不够，对中文资料的涉猎就往往有局限性，即使罗列许多书目也未必都消化。而且西方学者对中国资料多重视原始档案文献而较少认真对待中国学者的成果和观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书的作者都能直接阅读中文；同时他们不但重视原始档案，也下工夫阅读中国同行在这一领域的著作，对中国几代人有关义和团的研究、评论以及间接的、一鳞半爪的说法都在注意搜索之列，并加以解读。大体说来，误解不多。此外，两人都力图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采取更加超脱、客观的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努力为当时当地中国人设身处地考虑。这两点在西方治中国史的学者中是难能可贵的。

从史学的角度看，这两位作者的取向和方法显然与中国史学传统不同。例如二者都着力于探求义和团的民俗根源，区分各类降神仪式的特点，等等。《起源》在美国学术界得到较高评价主要在于这方面研究的独到之处。而中国的主流史学界一般会认为这无关宏旨。对中国学者说来，“宏旨”是什么？就是中国百年来对外关系的经验教训。中国的传统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总是摆脱不了经世致用的目的。同时还有春秋笔法作道德判断的传统。特别是对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更无法采取纯客观的超脱态度。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中国的先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向往西方民主自由，而同时又都反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这实际上代表了全民族的要求，高度概括的提法就是‘反帝反封建’。在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方面学习西方；在维护民族独立、民族利益方面反对西方，形成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改革者的矛盾心态。”（“百年思想的冲击和撞击”柯文在分析中国知识界对义和团的不同评价，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前后矛盾的原因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这种（对义和团历史的）神话化来自确定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的两种最强有力的话语：一种是围绕着对科学和理性无条件的信仰——即科学主义；另一种则强调民族主权和克服一切破坏它的力量——首先是帝国主义。”（第287页）

柯文认为正是这一文化政治使命感妨碍了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真正客观地探究这一事件的历史本来面目。简单地把民间宗教斥为“封建迷信”而采取敌视态度，在提倡新文化运动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妨碍了进一步对这些信仰及其操作对义和团的思想感情世界作深层次的评估。同样的，冠以“反帝爱国”的标签也是过分简单化，严重阻碍了对产生这一运动的种种复杂因素的分析，帝国主义因素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而且义和团所采取的针对帝国主义的行动，其出发点却不一定是反帝爱国。

这恰好说明了中、西学者对学术研究的不同取向。记得另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讲过一个故事：他曾与台湾的历史系学生交谈，说自己学历史乃至中国史纯粹出于个人兴趣，问他们为什么选学历史。对方说，为兴趣而学对我们是奢侈，我们学历史是为寻求救中国之道。他后来以同样的问题问大陆的学者，得到的回答却惊人地相同。这一故事说明，不论“救中国”的含义是什么，这种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悠久传统在海峡两岸的知识界却都是一脉相承的。（按：那位美国教授与台湾学生的对话距今已有二十多年，现今台湾学生会如何回答不得而知，听说当前台湾在某些人的分裂主义思想指导下正策划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以台湾史取代中国史，而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史”范畴，这也是一种为某种现实政治服务的实用态度，不过这已超出本文主题。）

诚然，学问之道应该客观、冷静，以感情代替科学为学者之大忌。但是即使撇开感情因素，学者的视角、取向很难脱离本身所处的文化土壤和全民族的历史记忆。对待近代史尤其如此。中国人民，特别是其最敏感的知识界，在本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希望、追求、奋斗、挫折、胜利，不可避免地铸就了上面所提到的两种使命感。对待这一段历史很难做到超脱于以对中华民族的得失为准绳的判断。所以，在追求现代化以及反思对外斗争的教训时，必然认为义和团不足为训；而另一方面，反对外来压迫的课题一天不从日程上消失，对义和团的抗争及其悲剧至少难以从精神上全盘否定。于是，如比赛评奖中经常出现的：“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比较多的中国历史学者就把对义和团的评价定位在“一分为二”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学者的思维方式还长期受区分“纲”与“目”、“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现象”和“本质”的熏陶，并着眼于“古为今用”。从这个角度看，民间宗教的存在无论有多少合理性，总不能改变义和团以此为斗争手段的愚昧、无效。对于心理因素分析，现在也许不至于简单斥为“唯心主义历史观”，但似乎都不属于事物的“本质”和“主要矛盾”。也许旱情早一些缓解义和团运动就起不来；但是这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与帝国主义的冲突，改变清朝的腐朽乃至崩溃吗？即使没有八国联军，能避免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侵略吗？这是中国学者惯于问的问题，与此无关的，就摆在“次要矛盾”。从这里派生出来的另一个区别是对细节的态度。在为了兴趣而做学问时，许多细节都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魅力无穷。美国的实证主义有时会流于繁琐，对树木和枝叶的注意超过森林。或者说森林早已有许多人谈论过，某一棵特定的树及其枝叶才是自己的特色（这里是讲一般思维方法的区别，并非说这两本书见树不见林）。

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事实上中国的史学并非没有考证的传统，例如乾嘉学派，比美国的实证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的考据学可能二者的影响都有，只不过这一传统因失之繁琐、纠缠枝节而受到部分学术界的批判。后来又走向另一极端，把一切学术问题高度政治化，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迫历史为不断变化的现实服务，严重妨碍了客观的重史料的研究。近十几年来情况有极大改变。当年傅斯年所提倡的，史学就是史料之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现在又受到推崇。所以柯文认为80年代之后中国学术界对义和团的论著仍未脱离“神话化”，也就是完全从价值判断来研究历史，至少是有失全面。姑不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史界在各方面的大量著述，就以对义和团的研究而言，“探源”也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的课题。周锡瑞屡屡提到对他帮助很大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就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如两本书里都经常引用的《山东义和团资料选编》就是这种重考据、重实证的艰苦努力的结果。周也提到，在他研究此课题之前出版的中国学者的专著已强调从区域研究开始，做“多层次多方面的考察”，在探源方面取得成果，与他的结论有同也有异。周、柯的两部著作中，大量中文参考书目也说明这一点。令人遗憾的是这类扎扎实实的工作和成果在中外都往往寂寂无闻，不如另一种作品容易“红火”。中国学术著作不但为外国同行所忽视，在本国同行中也往往不如外国著作被引用得多；同样，出版社对翻译外国作品的兴趣也超过对本国同类学术著作的兴趣，这当然还是与读者市场有关。提到这一点是有相当的体验和根据的，并非出于“学术民族主义”。顺带提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中译本把所有原著的参考书目和索引都舍去了，确是美中不足。除显而易见的学术上的损失外，也使海外学者所依据的我国学者的成果少一个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机会。

总之，美国学者的这两部力作得益于中国的有关学术成果，反过来也可对中国的学术界起他山之石的作用。“学术交流”这个词现在已用得太泛，往往“交流”多而“学术”少。其实不一定非开会不可，同行互相认真阅读高水平的专著，从而得到启发和借鉴，应属正宗的学术交流。

1998年

注　释

〔1〕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Joseph W. Esheric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8.（中译本《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本文依据的是原著）

〔2〕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lence, and Myth, Paul A. Cohe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7.

〔3〕《基调》，第15页。

〔4〕载《读书》1993年第5期。

〔5〕英文本，第193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坐观天下／资中筠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

（资中筠自选集）

ISBN 978-7-5495-0795-5

Ⅰ．①坐…　Ⅱ．①资…　Ⅲ．①国际问题－研究②中外关系－研究　Ⅳ．①D50②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4075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吴晓斌

字数：253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坐观天下　目录

自序

从历史的角度看最近一轮美国金融危机

另一种主流的声音

说不尽的大国兴衰

旧话重提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从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看美国内政外交的演变

实现舆论监督的奋斗史

日本为什么认罪这么难？

百年风云启示录

美国强盛之道

讲和也需要英雄

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信念

20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一份鲜为人知的建议书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世界观

缓慢的解冻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

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

美国研究之我见

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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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从历史的角度看最近一轮美国金融危机

自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举世瞩目，议论蜂起。本人对金融、经济纯属门外汉。不过从我国各种媒体评论中感到有不少说法容易误导公众，今根据对美国历史的了解，就以下几个问题作一点澄清：

一　金融泡沫和经济危机历史悠久

（一）建国之前就有金融危机

美国有两样事物是先于美利坚合众国立国就存在的：一是大学，二是证券交易以及股市泡沫、金融危机。人们经常谈到的1929年大萧条绝不是第一次。早在英国人占领纽约之前，荷兰人大约于1620年最早来到纽约，所以纽约原来称“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荷兰人把他们发明的股份制和证券交易也一起带来，而且经历了股市危机，即有名的“郁金香泡沫”。华尔街（Wall Street，墙街）之命名即来自荷兰人为防英国人自北面进攻而筑起的墙。但是英国人不从北方来，而是于1664年从南方海上进攻，占领了该市，改名新约克（New York），即纽约。那道墙于1698年拆除，留下一条街，称为“墙街”。所以华尔街连同“证券交易”都是荷兰人的遗产。在美国独立之前的一百年间，在这里已经经历过多次投机—繁荣—泡沫—危机—整顿复苏—繁荣的循环。独立战争中纽约几乎完全被毁。后来又重新恢复，逐步取代费城，成为金融中心。

（二）建国后一百年间发生的周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

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到1789年华盛顿宣誓就任第一届总统，这几年是一个经济蒸蒸日上的时期，然后经历了几次大小危机的周期，重要的有：1792、1825、1836（这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萧条，延至1843年）、1857年。1861—1865年打了一场南北战争，实施战时经济，其间既有萧条，也有繁荣。战后1873年再一次股市崩溃。19世纪最后一次危机是1893年。

（三）从混乱走向有序

在建国前后近二百年中，华尔街就像一个大赌场，每次繁荣—衰退的周期都是在混乱无序、恶性竞争、坑蒙拐骗乃至权钱交易的腐败中完成。政府的政策法令有时能起一些作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被大投机家所裹挟。但是就在这乱象丛生的发展中，渐渐走向规范，逐步有了一套游戏规则，大多是竞争对手们到某一个阶段意识到需要避免两败俱伤，自己在一起讨论制定的。例如建立“清算中心”、引进会计制度、及时发布指数（道琼斯指数），等等。政府有关法律的出台是在其后，或只是承认既成事实。到19世纪末为止，政府面对华尔街的确是处于弱势。一些叱咤风云的大老板身边大多有一两个为自己服务的国会议员或法官。总统遇事也得求大老板帮忙。

如同中国历史的“治”“乱”周而复始，美国的市场经济亦如此，但是除了南北战争之外，它的“治”与“乱”不是在打打杀杀中而是在市场博弈中进行，斗智斗勇，是文斗不是武斗。“天下大乱达到大治。”乱世出枭雄，或奸雄，或英雄。华尔街出了许多骗子、恶棍，同时也出了许多有眼光的金融家、企业家，或者集各种人物于一身的人。其中一位最重要的跨世纪人物是摩根（J. P. Morgan）。他的产业包括铁路、钢铁、银行，后来又收购了卡耐基的钢铁公司，成为最大的垄断集团。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改变了观念，把“诚信”带进华尔街，使其发生根本变化。他说过金钱、权势都不如品德重要，这是财富买不到的。果然，他用他自身的信誉解救了许多危机，克利夫兰总统、老罗斯福总统都曾借重于他。1893年美国因黄金白银之间的投机引起的危机，使欧洲大量抛售美国债券，美国黄金如水泻般流向伦敦，财政部束手无策。摩根说服克利夫兰总统听从他的意见，并凭他个人的市场信誉在华尔街和伦敦之间运作，使黄金回流，拯救了美元，实现了他对总统的承诺。

二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从危机周期的历史来看，新发明、新产业与股市投机和泡沫是交叉进行的：每一次新发明或新兴产业引起一轮投资狂热，于是产生市场繁荣，同时孕育股市投机和泡沫，下一轮复苏和繁荣又靠下一个新兴产业带动。而华尔街的股市交易又为实体经济的发展筹集资金，这样才造成美国经济在危机周期中螺旋上升的图景。如果没有实体经济不断进步的支撑，华尔街只剩下无根的泡沫，是不可能单独生存的。

最早是船运业（著名大船王Stephen Girard），1820年代伊利运河建成，促进水运业和造船业大发展。

1830年代发明铁路，开始火车运输。

1830—1850年代发明并普及电报（1844年摩尔斯电码成功发报）。

1847年轮转式印刷机的发明使出版事业发生彻底变革。

在这期间，实现农业机械化，割草机、打麦机和收麦机代替了人力和畜力，还有土地面积增加，使得农产品大幅度增产。

1848年开始加州淘金热。其后，又发现新的金矿，举国疯狂。美元走强，吸引了大批外资购买美国债券。同时，美国负债的规模也达到历史新高。

每一次新发明都会引起股市投机热，同时产生两种人：“××实业大王”和股市投机家，有时二者合而为一，各领风骚几年到几十年。

铁路的发明使船王退居次要地位，而代之以钢铁和铁路运输大王。铁路和电报的发明是革命性的，“市场大小永远也不可能超过通讯所能覆盖的范围”（今天互联网与全球化的关系再清楚不过）。在19世纪中叶，这些发明使纽约证券交易市场信息传递和交易方式大大改观。

除此之外，1846—1848年美墨战争，美国获得新的领土，国土面积大幅增加：新墨西哥、得克萨斯、加州、亚利桑那、犹他、内华达以及科罗拉多的一部分。

20世纪的经济周期仍然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从世纪初的石油、汽车、飞机、化学、电话……到世纪末的IT业，从工业化时代到信息化、数字经济时代，都促发了繁荣→投机→泡沫→危机→复苏的周期，同时也促进了整个国力和社会的进步。

三　政府干预经济的历史

政府干预并非从富兰克林·罗斯福（简称小罗斯福）“新政”开始。

（一）早期历史：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美国建国伊始，就有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两种思想争斗始终。汉密尔顿是第一届财政部长，主张政府建立中央银行调控无序的金融市场，限制恶性投机，等等。而杰斐逊则一概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经济。但是与今天的理解相反，今天反对干预的主要代表大资本家不愿受约束；而杰斐逊是代表农场主和中小企业利益，反对大工业企业。他的理想是自由农的理想，从根本上反对发纸币，认为银行集团对国家的危险大于军队，特别反对股市、证券投机这一套，认为股票经纪人和投机家是“人性最卑下的形式”，就该让他们彻底破产。

汉密尔顿在“大陆会议”（1774—1789，为宪法通过前的十三州联邦立法机构）期间就主张：1．建立完善的联邦税收体系；2．以美国政府的信用作担保发行新的债券以偿还旧债（美国独立战争时欠了许多债）；3．按照英格兰模式建立中央银行。最后他的主张得以通过。在首届华盛顿政府期间，基本上汉密尔顿的思想占上风。于是1784年汉密尔顿在纽约成立第一家银行Bank of New York。1791年汉密尔顿由国会授权，第一家中央银行合众国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在费城成立。1792年美国立国后的第一次股市危机，就是由财政部出手收购股票救市解决。这可以算是第一次政府干预成功。

但是1795年汉密尔顿辞去财政部长职务之后，杰斐逊主义在国会占了上风。1811年国会拒绝续签合众国银行许可证（按，合众国银行的授权只有二十年，到期需再续），由费城大船王吉拉德（Stephen Girard）接管，变成了私人银行，摧毁了汉密尔顿建立的体系，其结果是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华尔街处于缺少政府监管的状态。作为金融市场，比世界任何国家的市场都要自由得多，但也更不稳定。

1812年美国与英国作战，又使美国政府向私人银行借款，欠了许多债。于是1816年又成立第二合众国银行。二十年到期后，在杰克逊总统任内又被否决继续。从此以后，直到1913年美联储建立，美国基本上没有职能类似中央银行的机构。

没有中央银行并不等于这期间不存在政府干预。杰克逊总统（1829—1837）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平民主义总统。他反对加强联邦政府而倾向于加强州政府的权力，而且比杰斐逊还要痛恨股市投机和投机家。他不喜欢欠债，一举偿还了政府欠的国债（政府是否应该举债也是当年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分歧之一），并签署《铸币流通令》，就是买卖土地必须用铸币，不能用纸币。一方面有效地遏制了华尔街投机，打击了金融财团，却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萧条（至1843年开始复苏）。对杰克逊经济政策一直存在争议，不在本文讨论范围。这里只是说明，从另一方向的政府干预是存在的。

（二）20世纪进步主义运动和老罗斯福政府时期的改革措施

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改变政府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浪潮，它是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简称老罗斯福）为标志的政府干预，连同其他多方面的社会改革，史称进步主义运动。

19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有很大的转变：1．工业化（1860年修建铁路的钢材多数进口，到1890年已自给，产量超过英国）；2．城市化（城市人口达40％）；3．华尔街逐步走入正轨，由无序走向有序；4．劳工、妇女、黑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的斗争兴起，开始对政治产生影响；5．政府的作用开始加强。与此同时，贫富悬殊、财团垄断、权钱交易或勾结、政治腐败、城市环境恶化等弊端丛生，社会矛盾尖锐化，此时的危机不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全面的社会危机。新的形势呼唤新的、全面的、深刻的改革。

20世纪初的经济繁荣又引发投机，造成19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还是靠J.P.摩根个人之力挽救了美国市场，没有崩溃。摩根的实力有多大？他于1901年组建合众国钢铁公司后收购了卡耐基钢铁公司的全部股票，组成辛迪加，总价值达14亿，而那一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总支出是5.25亿，整个美国制造业的价值是90亿，其中还包括摩根的GE公司等。不过他去世时个人名下资产只有6000万，以当时标准还不算巨富。

到这个时候，执政者痛切感到每遇到危机，政府都无能为力，需求助资本巨头来挽救，这种情况必须有所扭转。于是政府干预问题又提上日程。这一次与以前不同，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动力不仅是政府政策的考虑，而首先来自全社会，包括：劳工运动、公众舆论（独立媒体）、学者精英（新理论）、开明政治家和有远见的资本家。

2．在理论上经过学术界的大辩论，解决了政府干预的合法性。这些理论以充足的论据和逻辑论证政府干预不违宪，不违背自由市场原则，相反，是促进公平的自由竞争，加强健康的市场经济。从此，争论只在干预多少，如何干预，而不再有纯粹的“放任自流”经济。在这场争论中，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得以建立并发展为显学。

3．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突显，出现载入史册的专门揭丑的“扒粪文学”。一方面是当时改革的强有力的促进力量，另一方面也为日后美国媒体的社会批判角色奠定基础。

4．政府立法措施涉及面广：有反垄断的，有规范企业行为的（如食品、医药卫生），有保护劳工权益的（如生产安全、工伤赔偿、缩短工时等）。特别是政府首次成为劳资争议的仲裁者，发挥抑富扶贫的作用。后来又进一步改革税制，逐步实行累进税。

5．反腐败、政治改革、吏治改革同时进行，实现了联邦参议员直选的修宪。

6．改革金融。针对1907年的金融恐慌，感到有必要成立类似中央银行的机构进行调控，稳定货币。经过长期酝酿后，于1913年通过《联邦储备法》建立联邦储备制，今称“美联储”。这是一种美国独有的机构，其主体是包括纽约在内的全美主要城市的十二家私人银行，并吸收其他银行自愿参加为成员，条件是购买储备银行一定数额的不可转换的股票。参加的银行各自还是独立的，有自己的董事会，而总的董事会设在华盛顿，董事与董事长（即美联储主席）都由总统任命。美联储成立的本意是要对金融起调控作用，不让华尔街如脱缰之马，为所欲为。但它未能阻止1929年的大恐慌、大萧条，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它就是造成那次大萧条的罪魁祸首。最近这次危机又表现出美联储处理不当。格林斯潘轻描淡写的一句“对人性贪婪估计不足”的“检讨”不足以服众。不少论者再次质疑和抨击这一机构本身的性质。最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样一个不受国会和政府约束——也就是脱离人民的监督——而又权力无边的机构，其产生之初就只能代表华尔街的利益，不可能顾及全民利益，是美国经济的病源而不是医生。

对美联储的争议姑存不论。总的说来，20世纪初的这一轮改革与以前的小规模政府干预不同，带有里程碑性质。最主要的意义有两点：一、对资本的运作有所规范，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二、从弱势政府向强势政府方向迈进一大步。从此，国民经济出了问题，政府既有责任也有权力介入，不再是华尔街大老板之间的“私事”了。

7．建立公共预算制：从1906年纽约市政研究局开始到1921年国会最终通过预算议案修订版，由总统签署生效。美国完成了预算改革，把所有政府各部门开支都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每项开支都需说明理由，由国会通过，没有列入的，政府不得开支。整个预算内容和讨论的经过都完全透明。这是美国延续至今的预算制度。这是知识精英与政治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由著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发起，并研究设计，得到从老罗斯福到威尔逊总统政府中诸多政治家的支持。有论者认为，直到这项预算改革完成之前，民主是不完整的。另一方面，根据这一制度，最终的控制权在总统，总统通过其代理机构“预算局”来领导和控制各行政部门的预算收支。

（三）1929年大萧条：小罗斯福“新政”

1907年的危机过去后有将近二十年的大发展、大繁荣，得力于科技创新、新产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出现1929年的大萧条。

小罗斯福上台以后就开始以非常大的力度进行政府干预，这段时期后来被叫作“百日新政”。在这一百天里，他大刀阔斧地通过很多法律进行改革。关于小罗斯福“新政”的具体措施，已有许多论述，此处不一一列举，只就本人的理解，提出几点值得强调的问题。

1．与有些流传的误解不同，“新政”并未实行“国有化”。实际上政府只是临时出资控股了几千家银行，使其免于倒闭，日后情况好转，那些银行和企业又重新出售给私人。

2．国人津津乐道的“以工代赈”，即政府主持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在我国是常规，在小罗斯福政府只是临时措施。由于美国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此项政府拨款进行大项目建设的临时措施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短期内，创造就业机会挽救了危机；从长期看，培训了熟练工人，并完成了一些非当务之急但有长远意义的基础建设，此类项目因财政支出巨大平时较难得到国会通过。但是这种做法在美国只是临时一用，而我国由于本来大部分重大项目都是国有经济，面临经济萎缩或萧条时用这一招是起不了同样作用的。

3．“新政”有长远的、重大意义的内容往往被忽视，或强调不够，那就是进一步推动社会公平，向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倾斜。通过了一系列保障劳工权利的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体谈判权”，把劳资争议纳入了法律的轨道，有组织的工人也成为参加博弈的利益集团之一；“公平就业法”对失业人员进行培训和帮助再就业；规定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等。此外，第一次立法保护债务人，使还不起房贷的人不至于一夜之间流离失所；储户在银行破产时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存款偿还；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增加政府各种福利补贴；等等。

从理论上，小罗斯福提出“新四大自由”的口号，即在原有的自由权利之外加上“无匮乏之虞”和“无恐惧”的自由。其主要意义在于，从此政府要对人民的经济安全负责。对美国说来，这是政府职能的一大转变。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救济、劳工福利，以及企业必须受到各种规则的约束等原则都有了依据，政府干预的机制基本完成。以后历届政府只是在这基础上做调整，最右的保守派也不能否认政府这一职责，更不可能再回到放任自流经济。

大萧条之后又经过几轮大小周期，政府政策在刺激投资与刺激需求之间左右摇摆。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福利达到顶峰，黑人权力也有里程碑式的进步。今天奥巴马得以当选是民权运动长期斗争和政府渐进改革的结果。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理念是反凯恩斯主义。但是1987年出现危机恐慌，还是由政府悄悄借钱给几家大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来解救。那时刚上台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市场上大量购买政府债券，同时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恢复资金流动，市场恐慌很快就结束了。所以政府干预视实际需要而定，更多的是实际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

四　改革必须与反腐败相结合

政府干预成功要有先决条件：执政者是超越利益集团的，不谋私利。小罗斯福的“新政”能够推行，得力于“进步主义”时期的反腐败成果。

（一）美国式的腐败

前面提到，早期美国政府处于弱势，华尔街处于强势。华尔街投机家一般都有为他们所胁迫或买通的议员或法官，按他们的需要推动政策法令。有时采取欺骗手段，连总统也被玩弄于股掌之上。

到南北战争之后，工业化突飞猛进，经济繁荣，浮华成风，出现所谓“镀金时代”，腐败更加严重。此时除华尔街的投机外，在实体经济领域各种形式的权钱交易和勾结盛行，例如大财团通过游说集团利诱国会议员，市政建设中的官商勾结（通过公用事业承包制）、州政府行使批地权时谋取私利（当时正是铁路大发展，铁路开发商需要从州政府手中购买公有土地），等等。另一项具有美国特色的腐败是操纵议会选举。南北战争后各州议会选举发展成两大党把持，大资本家与两大党的权势人物幕后交易，共同操纵，成为权钱勾结的一大领域。由于联邦参议员是由各州议会选举的，大财团也就可以间接操纵联邦参议院的选举，常常把自己中意的代理人，或干脆就把老板本人选进参议院，因此参议院有“百万富翁俱乐部”之称。

（二）反腐败成功之道

在美国的制度下，现有的民主框架还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改革派喊出“还政于民”的口号，其所依靠的力量还是民众，但不是乌合之众。前面第三部分提到组成改革动力的诸多因素，同时也是反腐败的动力。实际上到这个时候，公众对腐败现象已经深恶痛绝，可以说全社会人人口诛笔伐，大财主、国会议员在文学作品中大多是反面人物，所以才有“揭丑”（或“扒粪”）媒体之出现。借助印刷术的更新，报刊和出版业空前发达，成为反映和影响舆论的重要力量。政客凡经揭露，就名誉扫地，知情的选民自然不会选他。经过这样的良性循环，通过选举，逐步改变各级议会的成分，把廉洁的改革派人士选进立法机构和地方长官的位置。他们再运用自己的职权实行改革。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先从各个地方开始，步调参差不齐，然后遍及全国。

促成这一改革的是各阶层的综合力量，包括：各界公众通过各种各样社团表达其意见、媒体的监督、有组织的劳工、知识分子、社会工作者、各行各业的民间组织，还有开明行政长官和议会议员。老罗斯福本人励精图治，在从政过程中的一项目标，就是要进行吏治改革。他当选总统后依靠改革派的力量，在这方面大力推动。

改革参议员选举制度是一项重大措施。有鉴于原来联邦参议员由各州参议员选出的弊病，要求改成参议员直接选举——一人一票——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要改变选举制度，必须先通过宪法修正案，而修宪又必须由联邦参议院多数通过，等于“自己革自己的命”，可以想见其斗争艰苦而曲折。实际过程是一个州一个州地陆续进行。由于这是大势所趋，尽管阻力大，还是逐步向前推动。到1912年，国会终于通过第十七修正案，规定各州两名参议员由各州选民直选，于1913年得到3/4以上州批准，得以生效。这对净化联邦参议院有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加强非选举产生的行政部门的权力，同时实行公务员考试制，这样，政府就超脱于党派斗争和利益集团，改变任人唯亲和“分赃制”的任命陋习。现在美国国会议员还是各自代表自己的选区选民、党派或利益集团，进行公开的博弈，而行政部门则没有自己的利益，这一点对拥有执法权的部门来说十分重要。

（三）反腐败只有依靠公众力量才能成功

20世纪初的二十年中，美国在反腐败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总统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是没有全社会的大力推动不可能成功。更重要的是有基本制度保障，使这些力量能不受压制地发出呼声，发挥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还有不断完善的选举制度，使靠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得以不断净化。这是一场持续的、艰巨的斗争，为以后美国在物质生产极大丰富的同时奠定健康社会的基础。但是腐败既不会随着生产发展而自然消退，也不能靠一个时期集中斗争一劳永逸地解决，即使在美国这样精心设计的分权制衡的制度下，腐败还是会通过各种途径滋生，需要公众随时警惕、监督，锲而不舍地揭露、斗争，才能遏制在一定程度内，只靠政府机构内部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

五　当前的金融危机

从历史角度看，当前这场危机也就是另一个轮回。靠信息、数字产业维持的“新经济”已经走到头。这方面的股市投机产生的泡沫与以前的大同小异。政府出巨资挽救一些濒于破产的大财团和金融集团也不是新事物。复苏之道还是要靠新科技、新产业。可以预见下一轮新经济将是清洁能源，美国在这方面又占据优势。

以上是言其同，是与以前的周期性危机相同的方面，说明美国不会因这一次经济危机就一蹶不振。另一方面，此次危机是在一个新的时期、新的背景下产生，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1．“虚拟经济”空前发达。金融“创新”、“衍生品”等，与实体经济之间距离越来越远，关系复杂。市场供求关系规律的调节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位美国教授戏言，现在的问题就出在掌握华尔街的那批人都是优秀生，过去是名牌大学淘汰下来的庸才去证券交易所任职，弄不出那么多花样。现在都是哈佛商学院之类的高材生。他们才华横溢，不甘寂寞，挖空心思制造出所谓“衍生品”，玩得普通人眼花缭乱。此话虽是讥讽，却有一定道理。撇开是否“高材生”的问题，当前“虚拟经济”之发达，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所谓“次贷危机”，归根结底是金融家们违反常规，玩弄手法，“忽悠”普通人的结果。

2．财政高赤字前所未有。整个20世纪，每当出现危机，政府都出手救市，并以税收政策进行调控。此次亦然。与前不同的是，奥巴马所继承的是严重的负债经济，空前的财政赤字。直到小罗斯福时期，和平年代的财政赤字还被认为是不正常之事，政府对此小心翼翼，所以凯恩斯曾专程去说服小罗斯福，有点赤字没关系。现在这种情况，使政府不论是提高普通人的福利从而提高购买力，还是援助资本，刺激投资，还是推动实施清洁能源新经济的宏伟计划，都受到财政的掣肘。增税与增加赤字的余地都已经很小。这样高负债、高赤字的经济本身就蕴藏着危机，何时爆发，难以逆料。

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也与前有所不同。到二战为止，美国参与国际事务都是净得利方。冷战中美国有得有失，但总体仍处于优势——对内，它兼顾大炮和黄油，在扩充军备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福利；对外称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半不一定做到，关键是做到了“顺我者昌”，凡其盟国及追随者都受益——西欧、日本最为显著，第三世界某些国家亦如此。“冷战”结束后，美国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带头走和平道路的机会，却选择了以确立一家独霸为宗旨的对外路线，造成今天的局面。现在美国仍以“领导世界”为己任，全球无处不在，但是日益被动，对其自身而言，负债大于收益，既不能使逆我者亡（反恐），又不能使“顺我者昌”，实际上已经没有几个真正“顺我者”。当然，美国仍有能力也有途径设法将危机与困难转嫁给他人，但遇到的抗拒力量也不小，以邻为壑，不能随心所欲。

4．政府与华尔街的博弈中未见占上风。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在与大财团博弈中政府最终能占上风。每次的结果是出台一系列法规，对疯狂的资本有所约束，总体上促进了社会改良。这一次危机表现出华尔街的巧取豪夺不可谓不疯狂。奥巴马政府对此表示愤慨，但是迄今为止，尚未见强有力的约束大财团的措施。濒于破产的财团接受了救援，缓过气来以后，逐步把钱退还政府，但未见有改弦更张之意。从主观愿望上，奥巴马对需要改革的认识与改革的愿望未必不如小罗斯福，他押上自己的政治资本，倾全力推行医疗改革足以为证。但是他面对资本权势集团似乎仍处于弱势。如果说1929年那次危机是以急性发作的形式出现，因而用猛药的阻力较小，那么这一次的发作还不够急剧，而美国的痼疾却更加深刻，奥巴马政府在内外压力中能否促成类似当年两位罗斯福总统任内的改革，尚需拭目以待。

以上是说明当前美国的危机与政府干预的形势与以前不同之处，美国要在世界上维持一家独霸的局面有困难，但并不等于说美国本身将从此衰落。

5．从根本上说，大约到上个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传统的生产方式正在转变，危机的根源既有历史渊源，也有新的成分。处于最前沿的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而它在国际上使用的手段大部分还是传统的强权政治。这是问题关键所在。

关于下一轮新经济，奥巴马上台伊始就与副总统拜顿共同制定了关于新能源的远景规划。根据这一规划的设想，如果得以实现，不但可以解决经济萧条问题，还可以大量削减赤字。更重要的是，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和竞赛中美国又占先机，可以制定新的国际游戏规则。而且可能改变国际格局（例如中东的战略地位将大大降低，美国不必为此付出这么大力量）。应该说，这是一份很有远见的规划，并顺应人类发展的潮流。美国以其科技成果的储备和优越的创新机制是有希望实现的。但理想和远见是一回事，现实的、短期的国家利益以及国内强大的利益集团的考虑又是一回事，美国至今不肯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就是证明。

六　几点启示

1．美国经济危机与复苏的周期从立国以前一百年就开始，并不新鲜。只不过此次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世界各国都有影响，因此受到特别关注。政府干预经济也非自今日始。方今世界不存在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干预不是国有化，更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万能。其目的应该是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措施不当，越干预越坏。格林斯潘的错误不是缺少监管，而是监管不当。

2．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之本。每一轮复苏和繁荣都与创新分不开。只盯着股市和金融产品是舍本逐末。

3．政府干预经济的前提是执政者的廉洁和公信力。腐败的政府干预越多，对市场破坏力越大。腐败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也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消退。美国的改革是与反腐败相结合的。反腐败是艰巨复杂的工程，“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动跑掉”。最有力的扫帚是公众监督，靠政府内部的监督，无论设计多周到也是不够的。

4．改革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劳动者和社会最广泛阶层的权益得到提升，而不单纯是GDP的增长。否则不能称之为“进步”。即便单纯从经济效益论，经济总量增长而不能减少失业，是不能算成功解救危机的。

5．任何政府的改革措施一定要通过法律来进行，依法办事。美国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它每一项改革都通过立法。否则，临时的政策指令或许能强制推行于一时，也难以为继。

美国二百年来已经经历许多政治和经济危机，总的是渐变的改革，在左右摇摆中前进。这种自我调节、自我纠偏的机制所依赖的基础，归根结底是《宪法》保障的公民自由权利。政府干预与改革之促进社会进步，在于对掌握资本和权力的人性贪婪予以遏制，根本方向是增进社会正义与公平。这是有普遍意义的共性。

美国的经验对中国有可资借鉴的，但也有无法比较的，主要看如何取舍。例如政府干预问题，中国改革的轨迹是与美国截然相反的。美国是从弱政府到强政府，从过于放任到有适当的监控。中国则是从政府包揽一切的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现在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市场并不完善，权力还没有完全退出市场，法治仍然缺失。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强调政府干预和“国有化”，而是改善政府的监控机制，乃至放松不必要的干涉。

中国与美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还未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但是已经身不由己地被推向与后工业化的“国际”“接轨”。跳过一些阶段，“迎头赶上”势在必行。问题是达到兴利除弊还是相反。现实情况是，我们需要大力迎头赶上的，往往强调国情特殊予以拒斥；而有些方面却趋之若鹜，迅速“接轨”。

有些阶段应该是可以跳过的，例如残酷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无论是自称“社会主义”，或是以“崛起”的大国自诩，都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再重复那血迹斑斑的过程。但是时至今日，还有人以“原始积累”为频发的矿难以及种种惨不忍睹的血汗工厂、人道灾难（开胸验肺、大头娃娃等）辩护，这些问题发达国家至少在一百年前已经基本得到控制。难道我们还要等一百年？又如在工业化过程中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原本也有足够的正反面经验可以吸取，并非不可避免。而由于无知＋暴利＋体制造成今日之严重局面。现在低碳问题成为应付国际压力的问题，然而国际压力不到之处——例如严重的水污染、土壤遭毒害等与千百万草民生死攸关之事——何时得到切实的治理与关注，何时能与国际标准接轨？

先是欧洲，后是美国，几百年来促成实体经济大步发展的创新动力、市场机制和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尚未学到，却迅速地“拿来”了各种造成“泡沫”的金融新发明，虚拟经济呈暴发之势，而且立即形成了与此有关的利益集团；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机会公平没有接轨，而CEO的天价收入已理直气壮地接轨了。更有甚者，美国的大企业是私营的，自己如何分配本来与政府无关，只有出了大问题政府才介入。一二百年来美国政府与华尔街的博弈，制定种种法规，就是要给这匹野马加上笼头，减少其肆虐造成的破坏；而我国的大企业多为国企，政府与企业利益相关，裁判员与运动员合而为一，号称“全民所有”，实际“民”只有纳税之义务却无过问之权利。“接轨”云乎哉！

在此情况下侈谈G2，而且被媒体发展成“中美共治”世界，甚至进而由中国“拯救”世界，只能是自欺欺人。国际形势、美国金融危机固然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但中国深层的问题是本身的结构问题，与美国的问题不在一个层面上，不能以此为借口掩盖自身的问题。因此，对我国说来，更需要目光向内，目光向下。当前在一切之上的要务是反腐败，否则一切良好的设想和政策规划等都会在实践中付诸东流，甚或走向反面。

2009年

另一种主流的声音

——评吉米·卡特《美国的道德危机》

我一向认为，二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中吉米·卡特是最诚实的，最少政客味道，真诚地信奉人权、平等、和平的政治家。就以总统就职演说而言，自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多数总统表达的是美国的力量和信心，充满豪言壮语，有时咄咄逼人。而卡特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谦卑”、“怜悯”的原则，并且明确表示“绝不能恃强欺弱”。他强调精神价值，“不是靠武器，而是凭借反映最珍贵的价值观的国际政策，建立永久的和平”。在实践中，他的“人权外交”相对说来，较少双重标准——当然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可惜，在残酷的国内、国际政治斗争中，个人道德和理想不一定是取胜的筹码，他执政期间并不如意，政绩平平，恰恰是因为道德价值观在其心地中占有太多的比重。当然他也做成了几件事：和中国建交、签订巴拿马协议；放宽对古巴的封锁，改善与古巴关系；促进阿以和平。最后因伊朗人质事件而输掉连任的选举，黯然离职。

但是卸任以后，他却更加持久而积极地坚持他的一贯信仰，在各种重大事件中发出呼声，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达四分之一世纪而不少衰。这在“前总统”中也是很少见的。他创立了“卡特中心”，以此为平台，推行他的理想，对内倡导平等，为弱势群体谋福利，身体力行，甚至亲自参加为穷人盖房的劳动（不是象征意义的做秀）；对外主张和平，几次公开反对美国对外用兵，热心进行和平斡旋。近年来，他先主张取消对伊拉克制裁，9·11以后，他是少有的公开反对出兵阿富汗的。在当时的气氛下，可能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才得以在电视上发表他的观点。毋庸赘言，美国打伊拉克他是坚决反对的。对内，他坚持平等的原则，一贯对美国的贫富分化现象持批判态度。并且反对右派指责穷人是因为自身太懒、不求上进之说，认为任何人，不管天赋如何，生活环境如何，只要给他们以平等的机会，都能获得生活上的成功。所以他的思想与新老保守主义都是对立的。卡特作为一个特殊的美国公民，将基督教精神和社会生活融合成一种新的改变美国的动力，并在美国社会中持续发挥着他的影响。

在美国政治思潮的光谱上，卡特属于自由主义偏左翼，他从这个角度批判美国政府当前政策，与目前美国正在掀起的批判方向相一致。但他对小布什的批判远不是美国社会中最尖锐的。这本书也并不是唯一一本批评美国时政的书籍，在此之前美国出版过大批书籍，各大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不少观点更加尖锐、激烈。新保守主义现在已经走下坡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原来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福山的反思。他在《新保守主义之后：十字路口的美国》一书中说，美国利用冷战之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机会，试图一鼓作气把全球都变成民主国家，因此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在伊拉克，美国再次面临无法将战争进行下去的局面。他也提出美国的权力在世界上无与伦比，正因为如此，必须要谦卑。卡特的这本书顺应并推动了这一反战和批判布什政策的潮流的发展。

不过这本书不仅是反对现政府的政策，也不单纯是反对“新保守主义”，更非大选即将到来之际的一种党派斗争的宣传。而正是如书名所表达的，代表了一种深刻的道德危机感。卡特是从美国根本的价值观——基督教最基本的理想来反观美国现在的行为究竟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有多远。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美国人在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上回复到基督教最基本的观念和信仰上。他认为衡量成功的依据不在于人在追求财富、资产、影响及名誉方面所具有的竞争力，而在于是否坚持上帝关于真理、谦卑、奉献、同情、宽恕和仁爱的准则。他在书中处处强调他的基督教信仰，以及在这种坚定信仰之下对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和美国现行政治生活和政策的全面反思和批判。

另一方面，对其他宗教，他真诚拥护信仰自由。他说：“作为世界上种族最具多样性、人民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我们认识到，为公民提供准确信息、尊重不同的意见和信仰、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容许自由而公开的辩论，是十分可贵的价值准则。”因此，他反对当前对美国保守派政治影响很大的极右派宗教思潮，意味深长地称之为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这点更加证明他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自由主义的精髓是宽容。

在当前美国社会物欲横流，对外不可一世的形势下，卡特似乎有点特立独行，似乎是偏离主流的异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他代表的也是美国的主流思想。事实上在美国社会中这样的批评和反思是很常见的现象，是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因为当权者总是很有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当错误越来越严重时，来自各方的反思和声讨声也就越来越强烈，纠错机制就会发挥作用。这是源于美国人一直不相信仅靠政府的权威就可以正确引导他们的国家走向正道，其制度设计也是基于这一前提。每当执政者的错误积累到一定程度，国家出现重大偏离时，就有一种强有力的反省力量将其拉回正常的轨道。这也是美国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的希望所在。美国的政治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逻辑，因此面对美国社会的反对声音和浪潮时，不必大惊小怪，当各方面大声疾呼“危机”时，也许正是“转机”。对前总统卡特的书，也应作如是观。

不过道德滑坡没有政策偏差那么容易扭转，这是一个全球现象。不论原来属于什么道德体系的民族，都有一种“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慨叹。面对商业化、消费主义、拜物主义大潮，似乎一切传统美德都在被腐蚀、冲垮，似乎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与精神文明成反比。这里只谈美国，其实从马克·吐温称为“镀金时代”的时候，已经发生这种现象。20世纪初期有过一次重大的改革运动。到上个世纪60年代，从反越战和争取民权为主题的学生运动开始的社会运动是国人比较熟悉的。更宽一点理解，那也是一场充满理想主义的运动，其主体是出身中产阶层、衣食无忧的青年学生，感到美国如此丰裕的社会却存在这样的不平等现象，包括种族的和阶级的，还有对外以强欺弱，穷兵黩武，乃至环境污染等，于是发起运动，以消除不合理、非正义现象为目标，得到上层精英的响应，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应该说又是一次对社会纠偏和净化运动。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运动骨干的“学生争取民主组织”的领袖汤姆·海顿就是天主教徒，属天主教左派。参加这一运动的，也有左翼基督教福音派。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从左边冲击美国保守势力，以更好地实现自由平等等理想的运动，却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年轻人不再笃信宗教，传统道德规范被打破，出现了“放任的一代”，“反文化”、“嬉皮士”、家庭观念和责任感淡薄、吸毒、性放纵，以及变本加厉的消费主义，等等。于是，70年代又有反弹。右派出来批判，指责60年代的群众运动是造成行为放荡、道德滑坡的罪魁祸首。他们也以基督教为依据，认为美国当初开国元勋如杰斐逊等主张自由主义时心目中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基督教的道德律令，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在这一律令约束下讲人的自由权利。但是现在青年一代宗教信仰淡薄了，自由主义失去约束，就变成了为所欲为。所以要倡导道德重建，因此以南方为基地的一个右翼宗教派别叫“道德重建”派，从那时急剧壮大，其信徒成为不可忽视的选民力量。9·11之后，这些右派宗教势力常发出反伊斯兰的言论或有歧视阿拉伯裔美国人的行为，所以卡特称之为“原教旨主义”。现在，卡特又从另一方面以基督教为依据，企图力挽道德堕落的狂澜。

可以看出，在精神和道德层面，美国的核心依托还是基督教，左派、右派都以此为据。也许幸亏有这样一个精神支柱，这个民族才不至于为强大的权欲和物欲所淹没。

（本文为吉米·卡特著《美国的道德危机》中译本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2007年）

说不尽的大国兴衰

最近中央电视台二套经济频道连续放映十二集系列片，题为“大国崛起”（以下简称“纪录片”），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因而一再重播，可谓“热播”。两年前，几位主创人员向陈乐民和我就这一创意征求意见。坦率地说，我们在对他们的雄心壮志表示钦佩的同时，不无保留和担心。首先对“崛起”一词有异议，更主要是担心是否会重复“船坚炮利”、“开疆拓土”的传统诠释思路，或者单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而对当前把“崛起”挂在嘴边的国人产生误导。如今这部片子终于问世。值得欣喜的是，总体而言，历史的主线在其中得到相对客观的、综合的表述，脉络清晰，对“软实力”的重要性也给予一定的关照，在我国媒体目前的处境下，已属难能可贵。有许多珍贵的镜头，精彩的表述，无法一一列举。遗憾和缺陷当然是有的，估计大半不是由于创作者的不知和不能，而是形格势禁，只能有所不为。

大国兴衰是一个说不完的题目。本文不是对这部纪录片的评论，而是借此由头抒发一些感想。人类从蛮荒进入文明——有文字记载不过几千年，而进入“现代化”的历程就是这些大国相继兴起的五百年。这几个国家各领风骚或长或短，其所以有资格作为“大国”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不在于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事实上所谓“大国”，不少是小国），而在其有所创新，成就大事业，对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贡献，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每个国家兴起的过程各有自己的特色，但也有共性，要之，都不是事先设计好，而是顺应发展需要自然形成的。

一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

以荷兰为例：荷兰应算蕞尔小国，而且地势低于海拔，并不算得天独厚，其有利条件就是有海港，所以只能以贸易求生存。它的始发优势在于自由、平等、开放，特别是务实精神，最少虚荣的包袱。它是当时欧洲思想最自由、对各种宗教信仰最宽容的国家，因而吸引了各方人才。它从实际出发，顺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不经意中创造高度发达的商业文化，有诸多对后世发生深远影响的创新。例如别出心裁地发起全民集资办企业，是为股份制之滥觞；为代替分红发行证券，出现证券交易所，早于纽约一百年；又因势利导建立信贷业，为银行的雏形，早于英国一百年；它先有村民和社区自治，后有统一的王国，因而有最成熟的市民社会，最少森严的等级。证据之一是，作为其艺术特长的油画，不画神、不画王公贵族，而多画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这一点即使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也属少见。我们看到那个时期的欧洲油画多半是拟人化的神，或是宫廷贵族肖像，而荷兰画以自然风景见长，人物则健壮的农夫、农妇、胖乎乎的厨娘都是主角。当然作为航海国家，造船业也有独到之处，其独特的造型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为了多装快跑。总之，荷兰之强盛，似乎是无心插柳，水到渠成，并非是先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做出英明的规划和决策，然后成其霸业。

英国的历史就更加丰富。人皆知其曾为“日不落帝国”，实际上这一巅峰期只存在了不到一百年，而奠定现代英国的基础的《大宪章》，远在13世纪就已制定，贯穿其中的原则精神引领英国八百年，直到今天。毋庸赘言，它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那位跨越16—17世纪，领导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奠定英帝国霸业基础的伊丽莎白一世，正是由于恪守《大宪章》“王在议会中”、“王在法下”的原则，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使英国得以在稳定、宽松的环境中繁荣昌盛。再传至查理一世，也正是由于反其道而行，企图越过宪章，扩大君权，实行专制，结果招来动荡和革命，把自己送上断头台。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以暴易暴，掌权后更加独裁，结果也被推翻。直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又回到《大宪章》的轨道，确立了几百年国内的长治久安。这段历史说明君权民授和法治精神已深入英国人心，形式上有一个国王，实质上绝不能容忍任何专制。于是在这片国土上适时地产生了培根、洛克、牛顿、瓦特、亚当·斯密、凯恩斯……一连串光照世界文明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

17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思想家辈出，宗教革命、启蒙、理性、逻辑学、辩证法，法国大革命，响彻世界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权宣言》……这些耀眼的珍珠缀成的链条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闪光。作为国家的盛衰，法国和德国各有其曲折道路。路易十四的法国与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差不多同时臻于鼎盛，但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没有留下一种类似《大宪章》那样限制君权的机制，还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几经反复，才确立法兰西共和制度，以《拿破仑法典》为保证。不过法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从路易十四时期就已达到高峰。法语在历史上的持久影响力无与伦比，几百年中，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都以法语流利为文化修养的标志，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法语一直是国际活动中的主要语言，以后才逐渐为英语（美语）所代替。纪录片最后一集给巴黎“先贤祠”以特写镜头，是画龙点睛之笔。“先贤祠”的正门上铭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形象地表现了法国以文化傲世的特点。

德国作为后来者，纪录片点出它的教育兴国，是抓住了核心。德国的高等教育有诸多创新，曾为世界的榜样，对美国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都有影响。而其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造就了素质极高的国民。除了众所周知的知识精英在哲学、思想、文学、音乐方面的贡献外，普通公民的敬业自律、劳动者的技术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也为世界之首，因此“德国制造”本身曾一度成为工业品的世界品牌。

事实上，欧洲文明国家不论大小，都有尊重思想文化的特点，代表国家骄傲的多是文化人而不是王公大臣：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丹麦的安徒生、挪威的易卜生和格里格……更不用说意大利、奥地利的人文荟萃了。纪录片最后一集有一段旁白可圈可点：

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也许这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愿望，但是人们可以在无尽的岁月中无限地接近它。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近代欧洲发轫于13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但丁的《神曲》为标志，之后一段时期群星灿烂。这套纪录片没有给意大利一席之地是不小的缺失。从文明史的角度，如果有一集把欧洲作为整体而不是国别来叙述，应该从意大利开始，可能弥此不足。

二　社会福利的创新

这一历史时期“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和成熟的过程。《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兴起中的革命作用和资本的威力有非常精彩的描述。资本主义以空前的效率促进科技进步，创建丰裕社会，同时必然造成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宣言》指出，这种社会矛盾终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而且马克思还曾预言这一革命将在英国发生。但是历史没有实现这一预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欧美国家都及时进行了改良，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现在的新名词叫“社会创新”。

英国是社会创新的先驱，早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1601年颁布了统称《伊丽莎白法规》的济贫法，是为政府用法律调剂贫富之始（事实上英国第一部《济贫法》出台是在1388年，不过范围甚小，此处暂不论）。到工业革命之后，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特别表现在城市条件恶化，英国最严重，同时又是城市改革的先驱。1845年恩格斯发表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伦敦工人的恶劣生活条件，到1892年恩格斯为此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就承认：从那时以来，城市触目惊心的恶劣条件已得到改善，原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这一变化发生的半个世纪正是英国处于“日不落帝国”的全盛时期。在恩格斯的名著首发近百年后，就在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1942—1943年间，英国又出现了全面社会保障的“贝弗利奇计划”。这一计划尚未经国会通过就在国内发行50万份，大受欢迎，宣传部门印成小册子发给前线士兵，以鼓舞士气，让他们知道是在为怎样的生活而战。战争结束后，各政党都以这一计划为竞选的号召。1945年工党当选执政，第一批措施就是根据这一计划，通过一系列有关法律，付诸实施，延续至今。也就是说，英国不论在帝国盛时，还是在危急存亡之秋，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条件的努力一直延续不断。

其他国家或先或后都建立了缓和矛盾、照顾弱势群体的各种制度，并根据各国国情百花齐放，逐步完善。事实上，人民福利也是各大国互相竞争的一个领域。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各项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法国强调民间互济，政府为辅。英国在半个世纪的改善福利过程中，一直以德国为竞争对象。美国发现自己在“人道主义”方面落后于欧洲，以德、英为榜样急起直追，到罗斯福“新政”时确立了美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才停止向欧洲学习。如果从中找出共性来，那就是，“大国”之为“大国”，其国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条件也须得到保障，并一般优于同时期的他国。当然，这种社会创新并非都出自统治集团的自觉，劳动者有组织的斗争、大众媒体的批判和监督、各种改良和革命理论——费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形成推动改革的综合力量。思想界的百花齐放从人文、哲学走向更实际的社会科学也是时代的需要。没有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全民的最低福利保障，作为现代化的“大国”是难以为继的。

至于高水平的福利又带来新问题，也难以为继，这是另一课题，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三　何必讳言民主自由？

见到本片的主创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中竭力表白主要不是民主的问题。《南方周末》的采访稿特意把“主要不是民主”作为小标题。这令我有点滑稽感。民主何罪，民主何害？为什么要这样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些国家强盛之路难道与民主无关，还是专制独裁的产物？诚然，民主绝非充足条件，不是灵丹妙药，但是从英国《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到美国制宪会议到法国大革命，难道不是确立民主的过程？欧洲从中世纪走向现代，是从神权走向人权，从专制走向民主（君主立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等级特权走向平等法治的历史。这一切不仅是少数精英的觉悟，而且成为全体公民的共识，也就是全民从蒙昧走向启蒙的过程。这是一段渐进的、漫长的历史，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各国的发展道路千差万别，民族特色十分鲜明，但又有其不可逾越的普遍规律，以及作为现代人的普适价值。当然不是只要有了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就万事大吉。德国希特勒被选上台常被那些贬抑民主选举制者作为反面例证。诚然，希特勒是通过选举执政的，但是一旦上台，他和他的纳粹党就把法治民主撇在一边，奉行极端的集权独裁，以残酷手段压制各种理性的呼声，煽动极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之作为灾难的象征，难道不是对内残酷的集权专制？德意志民族的悲剧总不能算在民主头上吧？本片中有一个镜头重复两次，即著名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奥斯威辛犹太人墓前历史性的一跪，旁白是：“勃兰特总理跪下去，德意志民族站起来。”一个能够这样彻底反省的民族，正说明它还有从宗教革命以来与欧洲文明发展轨迹相吻合的传统，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信，因而也是有前途的。

再以俄罗斯彼得一世为例，这是在俄罗斯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大帝。他目光如炬，为了俄罗斯的现代化，义无反顾地向西欧学习，不惜微服游学，亲自以学徒身份从工匠做起，这样的胸襟和虚怀可谓亘古一人，对俄罗斯的强盛功不可没。但是他唯独没有学来的是宪政、法治和民主的精髓。他求胜心切，企图借助绝对君权，用专制高压手段，以一己之力把俄罗斯强行推入现代社会，既不设法从其他王公大臣中取得部分支持，也没有触动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他的先进思想并没有成为俄国人的共识。表面上似乎效率很高，结果欲速则不达，连自己的儿子都未能说服。在其身后，许多措施人亡政息，俄罗斯又走了一大段弯路。从沙俄到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版图几经变化，仍不失为横跨欧亚大陆的真正“大国”。但是其现代化的道路崎岖多难，少渐变而多突变。彼得大帝未能着手改变的专制基因，成为俄国前进道路上沉重的包袱，历经多次历史变革，乃至天翻地覆的暴力革命，仍难触动。

窃以为，纪录片以荷兰和英国三集最为精彩，其他各集也各有所长。相对而言，俄罗斯下集有关苏联部分有诸多败笔，甚至具有误导性。首先把美国罗斯福“新政”与苏联计划经济相提并论，大谬而不然，二者本质上不同，这里不再赘言。片中提到20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人们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一个极短时期内确有此现象。但是紧接着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使以自由平等为理想的进步人士希望幻灭。对此，我国通常的称谓是“肃反扩大化”，那是委婉语。实际上绝不是“扩大”问题，而是方向问题、制度的本质问题。所“肃”者极少是真“反革命”，而是革命元老、知识精英、民族精华，而且此后高压和清洗成为经常性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断地摧残民族元气。诚然，最后战胜了法西斯侵略，是苏联人民的光荣业绩，这是以千百万红军的英勇牺牲和百姓的苦难为代价的。如果当初苏共大批精英以及包括图哈切夫元帅在内的大批优秀将领都未遭清洗，如果至少领导层还有正常议事的民主生活，苏联人民是否一定会遭此浩劫，反侵略战争开始时是否会那么被动，牺牲是否必须那么惨重？这段极具警世意义的历史在纪录片中完全不见。除了这一重要的缺失外，还给人这样印象：似乎严密的计划经济、以残酷手段镇压和剥夺农民、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重工业，都是不得已的，要大炮只能不要黄油，甚至这些都是后来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条件。当然“误导”不会是编者的主观意图，只是重点的取舍，客观上就会造成某种印象。

我不知道，是否点出了斯大林的“大清洗”，片子就会遭到“枪毙”。作为旁观者，不体会其中甘苦，可能落“站着说话不腰疼”之讥。其实我能够理解主创者的苦衷，从一开始就兢兢然、惴惴然，唯恐通不过审查，一再“自律”。例如关于英国的两集中有关洛克的内容、美国独立的口号“没有代表就不纳税”、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十项权利法案的产生过程……诸如此类精彩片断都割爱了。为了争取播出，其情可悯，其境可叹，不应加以苛求。

四　“兴”与“衰”的标准

这些大国都有殖民扩张的历史，以种种巧取豪夺占有他国财富充实自己的国库。它们在国际上奉行强权政治，善待本国人，却虐待他国人，其依据是“种族优劣论”。所以一方面在国内高举自由、平等、人权大旗，另一方面可以心安理得地剥夺他国人的权利。不仅统治者如此，许多真诚信奉人道主义的进步人士也认为“劣等民族”（或种族）不配享受“文明”国人所享受的权利。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政策，种族主义达到登峰造极，却也因此随着纳粹主义的灭亡而臭名昭著。二战结束后，种族平等、民族平等的观念确立为国际准则，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到20世纪60年代殖民地纷纷独立。从此，不论个人潜意识还有多少残余，公开宣扬种族主义在文明世界已无法立足。今日的世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是在新的平台上以另一种游戏规则进行。

大国消长如月之盈亏，是人间正道。从这些大国的历史来看，以竭尽本国人力、物力，剥夺本国人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穷兵黩武进行侵略扩张，尽管“船坚炮利”，只可得逞于一时，最终必一败涂地；而凡能继续立足的，本国人在国内基本上得到善待是必要条件。如荷兰和英国，迫于历史潮流，退出殖民地，版图大大缩水。从“霸业”角度看是“衰落”，但降为“二等”国，退居本土，照样繁荣发达，仍不失为乐土。现在欧洲国家创立了“欧盟”这样一种国家关系的新形式，是否能够成功，又成为一种推动历史的制度创新，还言之过早，但至少是历史发展到某种阶段的新尝试。美国现在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正自以为“替天行道”，牛气冲天。能否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收缩，退居正常国家，尚待今后美国人的智慧。总之，从以人为本出发，以广大人民的福祉为标尺，“大国”排行榜的名次只能表现暂时的兴衰。例如北欧诸小国，廉政、福利都居世界前茅，小小芬兰教育高度发达，且国家全包，这不也是一种排行法？

五　是兴奋剂还是清醒剂？

此片一出，在国内外都引起某种躁动，普遍认为，这是中国为自己“崛起”为下一个“大国”做准备。《纽约时报》有一篇专稿，题为“腼腆的巨人不再故作谦虚”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说现在中国不再否认企图很快成为这样的“大国”了，要放弃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策略了——“韬光养晦”的英译文再翻回中文就是“藏起野心，掩饰利爪”（！）。通篇文章内容无甚新意，无非是列举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一些举措，暗示或明示“中国威胁论”。外人愿意如何评论，是他们的事；国人的心态和反应才是重要的。我没有做过调查，无法做出科学的评估。只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隐约感到在某些人中有一股虚骄之气，与国外不论出于何种动机的夸大偏颇之论相呼应，似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中心的大国已经在望。在这种背景下，当前这部片子可能起两种作用，一是作为兴奋剂加强了这种躁动的心态；一是作为清醒剂，启发国人深思文明发展的规律，从而客观地认识到我国前面的道路崎岖而修远。我希望是后者。

我更希望的是，本片的观众先别忙着联系自己。多年前，在本人主持《美国研究》时就曾一再强调，以客观、全面、深入弄清楚美国为宗旨，切莫轻言与中国“比较研究”，因为这种比较只能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而且一联系自己，就容易主观，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国情进行取舍。例如前面提到有些关键内容因怕触犯我国当前“敏感”话题而回避。其实自己想不想要是一回事，不能因此不承认人家有此传家宝。且慢联系自己，不是永远不要反思，而是避免急功近利。中国人需要了解外国，特别是世界发展的历史，过去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这点再强调也不为过。尽管有关世界历史的书籍，包括国别史，林林总总，但是耐心仔细阅读者日少。通用的教科书往往观点陈旧，取材偏颇，而且常有不少误导，亟待改进。这部纪录片，借助大众视觉传媒来表现15世纪以来先后在世界上称雄的九个国家兴盛的历史。跨越五百年，覆盖两半球，可谓波澜壮阔，的是壮举，也是创举。本文前面虽有一些求全之责，总体上还是认为值得大力肯定。它提供了新的视角，至少比传统的教科书有许多突破，单是普及知识就起到书籍所不能起的作用。如果进而启发出一批历史爱好者，以此为契机，就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作进一步学习探讨，那就功劳更大。再要强加于它过于沉重、似是而非的使命，就是多余的了。

2007年1月

旧话重提

——伊拉克战争前的思考

作者按：这是美国扬言要攻打伊拉克而尚未付诸行动之前本人的一份思考要点。当时我国和全世界一样出现“拥战”和“反战”两种意见。简单说来，拥战者把它视为民主对暴政，反战者则视为美国霸权主义对主权国家。我本人未参与公开争论，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没有深入研究伊拉克的真实现状和民情。就当时已知的各种因素权衡的结果，我总的倾向是反对美国发动这场战争，但是理由又与多数反战者不同。当时记下了自己思考的要点，除摘要以电邮发给个别朋友外，从未发表过。现在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三年，从电脑中调出这篇要点又看了一遍，我不敢自诩先见之明，但大部分思考仍未过时。今照录如下（除个别语句不通、不好懂处略加调整外，未作修改），也算立此存照，并提供另一种思考的角度。

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和依归应是伊拉克大众、美国大众以及世界和平与秩序。

一　伊拉克方面的问题

萨达姆是暴君，在他领导下的政权给伊拉克人带来深重苦难，因此推翻不足惜。

1．应由谁来推翻？显然应该由伊拉克人自己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通过暴力革命、政变还是和平手段。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这种情况。现在伊内部是否有健康的、足够成为核心的反对力量？如果有，无论斗争多艰苦，都不需要这样残酷的外来战争。没有战争不等于不能接受外援。如果内部没有足够的核心力量，即使靠外力推翻萨达姆，也很难完全靠外力扶植一个政权而不引起内乱。

2．谁了解伊拉克人的心态？民族主义比民主诉求哪个更强烈？美国以“解放者”自居，设想美军所到之处，伊拉克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可能发生在少数地区，如萨达姆曾对之用过生化武器的库尔德族。而在总体上更可能出现的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或者完全分裂。在有东方专制传统的国家，美国人一向低估民族主义情绪，高估广大民众的民主要求，错把少数经过启蒙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当作普遍的思想。尽管以中国作类比不恰当，但反观中国，百年来多少次都是反帝压倒反封建，而且统治者从来都能利用“爱国”口号镇压民主的诉求。至今，甚至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中，近乎义和团情绪的民族主义仍然一触即发。更何况阿拉伯民族还有如此强烈的宗教传统，如此复杂的与基督教文明的宿怨，还有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造成的局面现实。

3．战争的“短痛”是否强于在暴君统治下的“长痛”？问题是这一“短痛”非同小可，是具有超强杀伤力和破坏力的先进武器的倾泻。若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伊拉克居民设身处地想，是否愿意几代人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自己以及亲人大批被炸死、渴死、饿死、病死，然后再在环境污染不堪的一片废墟上完全靠美国和国际援助建立起民主乐土？那漫长的恢复过程难道不是长痛？回到第一个问题：依靠谁来重整家园和建立新秩序？美国能否扶植起一个能控制如此复杂局面的领导人和政权是值得怀疑的。何况伊拉克地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其稀世古迹文物毁于一旦，谁是千古罪人？（最后这一点，当时有朋友讥我以“不问苍生问鬼神”。）

二　美国方面的问题

1．姑不论其动机，美国有没有能力驾驭战后的局面，收拾残局？有没有诚意帮助伊拉克人重建家园，一帮到底？远的不说，从最近阿富汗的例子来看，就很可怀疑。打完仗，扶植了一个比较中意的人物上台，但本·拉登至今没有抓到，反政府的游击战此起彼伏，阿富汗的政权始终没有稳固，政治、经济困难重重，阿富汗人远远没有安居乐业。而美国又放下这边，去打伊拉克了。其最直接的后果是阿富汗的反政府的恐怖和游击活动明显增加。很可能本·拉登正在偷着乐。阿富汗人忍受了美国为反恐除害的战争，所得到的帮助与其付出的牺牲是不相称的。

何况伊拉克比阿富汗要复杂得多，从经济到文化，从人道主义到环境灾难，美国收拾得了，驾驭得了吗？美国纳税人负担得起吗？

2．国内钟摆是否还摆得回来？美国现在以小布什为首的一批当政者，是代表美国对内“劫贫济富”的（如税收政策、福利政策等）极右派，以及对外认为“美国无所不能”的强硬派。美国民主的活力在于国内总有不同的声音，反映在政治上钟摆来回摆动，取得平衡，并在摆动中不断调整，达到渐进的改良。但是9·11之后，美国人的心态有很大变化，理智的、忠于自由平等理念的当然还大有人在，但是被另一种由恐惧而逆反的情绪所压制。实际上自9·11以来，美国的基本公民权利已经不断受到侵犯，平时美国人不能容忍之事，在缺乏安全感的情绪笼罩下，以反恐的名义也都予以容忍了，所以布什政府得以一意孤行。已经有论者称本届政府在国内也实行“单边主义”。国内实际上潜在的种族矛盾已经上升，经济上受害者还是穷人。民意测验支持打伊拉克的总体上还占多数，但是《纽约时报》做过统计，把黑人和白人分开计算，显然黑人占比例要小得多，这很说明问题。按常规，到这个地步，钟摆就该往回摆了，但是由于这种“非常时期”，美国人的失常心态，一时摆不回来。今后如何，何时能摆回来，将决定美国作为民主社会的活力是否能够重振，还是从此一蹶不振。

3．国际上空前孤立。现在的执政者形成了按自己的意图建立罗马帝国式的帝国的理想。为此，它援引二战以后占领德国和日本战后改造其政权的先例，硬指定一个类似当年法西斯轴心的“罪恶轴心”，作为自己行动的理由，其牵强附会十分明显。但是这说明它不会满足于伊拉克，原来就设想以伊拉克为据点向阿拉伯推行民主制度，顺理成章下一个就该是伊朗了。所以阿拉伯国家人人自危。战争拖的时间越长，原来的恶魔成为民族英雄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阿以问题已经弄得美国心劳日拙，即使不出现整个阿拉伯世界联合反美的局面，此起彼伏的麻烦，以及支持美国的高要价（如土耳其、菲律宾等），美国应付得了吗？

4．冷战时期美国的对手是明确的，而且是理性的，所以才以核武器互相威慑避免热战。现在的对手是非理性的，无处不在，并带有宗教狂热。高科技超强武器很难见效。现在美国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很可能激起更多的恐怖主义报复行动，使美国今后安全的代价日益昂贵，永无宁日。正是因为美国人境遇太好，没有经历过其他多数国家所经历过的苦难，其神经相当脆弱。再来几次类似9·11事件，引起心理上的连锁反应，美国的经济就很难恢复。不仅是前线的士气，就是国内民众的士气也会低落，是否会以此为契机，像历史上一切称雄一时的帝国那样就此走下坡路呢？

5．另一种设想，美国挟其各方面的优势，这一次的战略意图基本实现，以伊拉克为据点成功地控制中东，既占有了石油资源，又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小布什政府现在已经开始把战后重建的一些项目承包给美国公司。假设连战后的重建，美国也可以绕过联合国框架，那么单边主义必将进一步大行其道，并得到美国民众认可。这样一个美国必然更加无视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意见。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更加“霸道”。因为民主制度的精髓是权力的制衡，国际上没有足以制衡美国的硬力量，任何国家，不论其本国制度如何，必然会权力膨胀。

本来，以美国立国的自由民主精神，向良性方向发展，可以因自信而更加宽容。但是现在的发展趋势是，或者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衰落而缺乏自信，因而神经过敏，反应过分；或者由于强大而过分自信，因而更加唯我独尊，都很难适应世界的多元化。

最后，沿用“革命不能输出”的老话，民主制度也是不能输出的。这里“输出”是指靠武力强加于一个国家，不是指思想的传播。我从来都认为，民主代替专制、基本人权的实现，是普世性的目标。不同的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在蜕变过程中外力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决定性的因素只能是内部的发展。揠苗助长适得其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领导人对待别国的思维方式与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有类似之处：1．美国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利益；2．以解放全人类之名推行狭隘的国家利益；3．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行高度实用主义（例如本·拉登、萨达姆以及诺列加、皮诺切特等在某个时期都是美国所扶植的）；4．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在所有这一切之上，是美国掌握的超强武器足以使以任何理由发动战争都对地球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这是与历史上任何时期不同的。这种毁灭性的非正义手段可能盖过任何正义的目标。

基于以上各种因素，“和平主义”可能是人类最明智的选择。

2002年3月

后　记

今天，伊拉克的局势仍然没有画上句号。所不同的是，美国国内指责小布什之声日益高涨。其实追究伊拉克有核武器的错误情报责任在谁早就不重要，本来就是借口，美国要打，方针是早已定的，今天政客中的反对派，当时也是投票赞成的。问题在于效果如何。以上“要点”中提出的问题大部没有答案。伊拉克民主前途如何，可能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反恐越反越多，效果适得其反。另外，美国自私的战略目标也许部分地达到了，但是捅了阿拉伯世界的马蜂窝，不知如何收场……还可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在这期间，我常想到八年前我亲自听到方今总统之父老布什的一段讲话，那是1998年老布什在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的典礼上，对南大师生发表演讲后关于海湾战争问题的答问，我躬逢其盛。现照抄校方的记录以飨读者，父子二人对同一问题的态度两向对照，耐人寻味。

问：你现在是不是认为美国当初最好还是保持地面战争直到完全占领伊拉克，像二战后盟国对日本那样建立起一个民主政府，而不让萨达姆在近几年给美国带来这么多麻烦？

答：不。今天我也不会改变做法。问题牵涉那场战争应该怎样结束。我们接受了一项任务，是我，美国总统，和联合国安理会确定的任务，那就是终止侵略（按：指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任务并没有说要杀死萨达姆·侯赛因，也没有任何话提到要占领伊拉克，只说终止侵略。我们曾经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达到此目的，通过外交途径，还有联合国一项又一项决议。如果他肯和平退出，全世界都会欢呼，但是他没有。所以我们被迫作战，我们是在联合国批准的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战争，同时也是在一个历史性的联盟之内作战。当然美国在其中承担重头。柯林·鲍威尔来见我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与所谓以五万条运尸袋为代价的预言相反，战争结束时双方牺牲人数都相对较少。我说的是“相对”，因为每一条人命都是宝贵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悄悄扩大任务，说“我们的任务不是终止侵略，我们的任务已经改变了，是要杀死萨达姆，是要作为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占领国”。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绝对不会有我和戈尔巴乔夫共同召开的马德里会议——那绝不可能实现。那你们就会看到联盟立即四分五裂，美国就会像萨达姆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占领国。而我，作为总司令，要对自愿参加战争的男女士兵说：“你们去为寻找近代历史上最安全的暴君而牺牲生命吧。”我能要求谁家的子弟到那里去做这样一件根本没有把握成功的事呢？

我们的确48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巴格达。我们已经掌握了制空权，我们有第82空降师。我们有力量，在那里有50万美国军队。要进入巴格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要向那些历史修正派问的是：“然后呢？然后你怎么办？”我们无法保证不陷入一场游击战。我们在越南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并不遥远。我认为那一次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超越所接受的使命。如果有过那样的念头，也得先找到刚才那些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我的理由。我能理解一些国内外人士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萨达姆还坐在那里对他的人民施暴，但是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不愿做一个在阿拉伯国家占领国的总统，然后为盟国所离弃。

（以上摘自1998年南京大学印行的有关那次活动的记录。）

2006年2月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美国总统的个人作用

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选举不但是美国的大事，而且举世瞩目，成为全世界媒体追踪报道、分析、猜测的热点题目。谁当美国总统真的关系那么重大？总统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一些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总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回顾美国43位总统的历史，总的来说，应该是“时势造英雄”。美国的制度决定了个人的权力和作用有限。所以不止一位总统遭暗杀或猝死在任上，或被迫辞职，由缺乏经验和准备的副总统仓促接任，并没有对政策发生重大影响。威尔逊总统学识、思想不凡，并有世界眼光，但因时机未成熟，“国联”得不到美国多数人的支持；他的继任哈定，就个人而言，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的总统之一，却成功举办了对美国、对国际关系都有重大意义的华盛顿九国会议。就以当前的小布什而言，更是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9·11，他第一次当选的合法性都会有争议，更不可能有足以连任的支持率。

美国历史上有几位起里程碑作用的总统。根据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的说法，“华盛顿的任务是创立和熔铸一个国家；林肯是维护这个国家，使它避免从内部发生分裂”；而他自己的任务则是“挽救这个国家及其制度，使它避免因外部因素而瓦解”。就客观的历史事实而言，确如他所说。但是进一步分析个人的作用，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造时势”的是乔治·华盛顿。他不但是美国历史上，而且是世界历史上不平凡的伟大人物。华盛顿的个人思想和品德对奠定美国建国和发展的模式的确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作为一位政治领袖人物，其不寻常之处在于：

一、对权位的淡泊。这是发自内心的，既不像后世美国和西方政治人物那样公开争位，也不像东方传统政治家那样以退为进，或暗中较劲。他要求归隐田园是真心喜爱这种生活，而不是失意的选择。这不是说他“大公无私”，毫无私欲，只是他的个人欲望是从田园生活中得到满足，而不是从权位中得到满足。

二、真诚。这是从波云诡谲的政治斗争中，或是血腥的暴力厮杀中产生的领袖人物极罕见的品格。少年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流传甚广，不论是事实还是附会，至少华盛顿本人的诚实为人所公认。例如这种故事绝不会被附会到尼克松或其他后世的美国总统身上。他的就职演说因此朴实、真诚、可信。政治领导人在公开演说中进行道德说教，把政治主张涂上道德的色彩，这是司空见惯之事。不过华盛顿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美德与幸福、责任与利益、诚实宽厚的政策与社会繁荣人民幸福都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让人信服，感受到他的诚恳。包括他虔诚的宗教信仰都是真诚的，不是用来取悦老百姓的。

三、除去个人品格外，最核心的是他的政治信仰。许多美国历史学家说，以他当时的威望，产生个人崇拜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真诚地信仰民主政治，把宪法视为至高无上，从而避免了集权（哪怕是相对的）的诱惑。他当然有充分的自信，但并没有“舍我其谁”的想法，而是真诚地相信别人一样能把美国治理好。这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国家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最高领袖。

由于以上特点，华盛顿两次当总统都没有对手，整个过程没有需要击败任何政敌。他的连任是迫于大家一致的挽留。而他坚决功成身退，毫不恋权，彻底不再干政，也为美国政治打下极好的基础。如果说，美国独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应该说，有华盛顿这样的开国元勋是美国人的幸运。

一般说来，开国之初，尚未完全定型，总统个人的取向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继华盛顿之后，以个人的坚定信念发挥了深远影响的是另一位开国元勋杰斐逊，那就是坚持新闻自由。尽管有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但是具体实施到什么程度，当时并无定规，在执政者中对新闻自由也有不同态度。杰斐逊在许多著述中倡导新闻自由不遗余力，并把它视为民主的基石。对他的信仰的严峻考验是他上台伊始，面临政敌利用报纸对他大肆攻击和诽谤，包括人身攻击的时候。他的工作备受干扰，精神很痛苦。但是他决心坚持通过不倚仗权势的自由讨论来传播和捍卫真理，让新闻界只受制于真理和理性而不需要其他法律约束。杰斐逊作为总统，在被新闻界的诽谤攻击困扰中坚持住了新闻自由的原则，没有落入“叶公好龙”，非常难能可贵。处于杰斐逊的地位，对法律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利用权力对新闻进行某种程度的压制或限制，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他和许多政治人物一样，在台下和台上立场不一，抵挡不住权力的诱惑，那么美国新闻自由的根基可能没有这样坚实，至少实现的道路将会更加曲折。作为美国立国初期的奠基者之一，他坚持新闻自由的意义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它对美国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而且，正如他所说，对这个世界来说也有意义。

林肯总统当然也是美国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如马克思所说，“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但是他更多是“时势造英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精彩的评论：

林肯不是人民革命的产儿。是那种没有意识到本身应当解决何等伟大任务的普选制的寻常把戏把他——一个从石匠上升到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平民，一个缺乏智慧的光辉、缺乏特殊的性格力量、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的人，一个善良的常人——送上最高位置的。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这一次更大的胜利，这证明，由于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1〕

林肯以解放黑奴载入史册，但是他和几届前任一样，主要关心的是国家不分裂，而对奴隶制有诸多妥协。是形势把他推向了南北战争，而后发表那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所以他说，战争的结果把战争的根源——奴隶制消灭了，这是天意。战后他威望极高，但是在连任不到一年，局势未稳，百废待兴时突遭暗杀，这一震惊全国的事故却没有妨碍国家沿着既定道路重建，反过来也说明时势胜于个人，同时说明美国的制度是法治，不是人治。

小罗斯福自己认为堪与华盛顿与林肯并列，他的举措也的确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在他身上，可以说是“时势”与“英雄”的辩证关系。在内政方面，罗斯福本人的思想、政策以及手腕起的作用更大。不过大部分改革的理念不是他首创的，至少从20世纪初老罗斯福已经启动，历经几届政府的推进，到他手里集大成。而且，只有在那样危机的形势下，他才能有这么大的权力和机会，足以克服阻力，完成重大的转折；不过他本人平等、公正的政治理念，善于集思广益兼收并蓄的作风，以及高超的政治运作策略还是有不同寻常之处，并非任何人在他的位子上都能成就这样重大的改革。在对外关系上，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世界性的使命已“历史地”落到美国身上。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巨头频繁的外交谈判记录看，后两位的才具、眼光、外交手腕绝不亚于罗斯福，甚至还要鲜明、果敢。但是由于美国此时的超强实力，战后安排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美国，英、苏对此也无异议，美国总统不论外交才能如何，天生处于优越地位。以后历届总统更是如此，与个人才具关系较少。

个人的道德品质与政绩不一定成正比。例如杰米·卡特，在美国总统中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对平等、人权、和平、道德都真诚地信奉。他强调精神价值，“不是靠武器，而是凭借反映最珍贵的价值观的国际政策，建立永久的和平”。作为美国总统，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在就职演说中提出“谦卑”、“怜悯”的原则的，并且明确表示“绝不能恃强欺弱”。在实践中，他的“人权外交”相对说来，较少双重标准。正因为如此，他在伊朗问题上坚持自由主义原则，不肯支持亲美的巴列维国王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结果更反动而仇美的霍梅尼上台，使美国在中东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据点，当然是他始料未及的。他最后败于伊朗人质问题。也有美国人批评他不适当地把解救人质作为高于一切的中心任务，而忽视了其他重要问题。这在政治上也许不一定明智，却是出于真诚的人道主义。他卸任以后几次公开反对美国对外用兵，热心进行和平斡旋，更加证明这一点。但是“时势”不在他那一边。

当政的总统及其政治幕僚代表哪一派思潮，至少在其任内对政局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美国经常“自由派”与“保守派”轮流执政，政策也随之左右摆动。但是，把代表某一派的候选人选上台，一般情况下反映了当时美国的政治气氛某一种思潮占上风，或是客观形势需要，如当前的小布什。这，还是时势造英雄。

2005年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86—587页。

从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看美国内政外交的演变

美国总统从第一任华盛顿开始，发表就职演说已成惯例。当然，与一切政治家的宣言一样，其中免不了虚词浮藻和自我吹嘘，但是大体上还是表达了当时的主要关注点和政策取向。把美国有史以来43位总统的就职演讲集结成书，从头读去，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轨迹就逐步浮现出来。其中既可以看出贯穿始终的作为美国立国的原则和精神，也可以看出每一个阶段的政治演变。

一　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

美国建国的独特之处是先有相对独立的各州，然后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联邦。维系一个统一国家的纽带全靠一部宪法。这就确立了宪法在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立国之本，也是国家存续的命脉。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各方争论激烈，而一旦通过，就神圣不可侵犯。华盛顿的就职演说要言不烦，中心就是要按宪法行事。他坚信这部经过充分讨论、精心制定的宪法能保证维护刚刚建立的自由政府。他预言这样的政府不但会赢得美国人民的拥戴，而且将受到全世界尊敬。他所要求于国会的，也是自己许诺执行的，就是根据宪法“坚定不移地”加强“对自由人特有权利的尊重”和促进“对社会和谐的关注”。这两点就是他理解的政府职责。华盛顿第二任讲话更加简短，只有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有违法行为，甘愿受惩处和谴责。他的讲话为历届总统奠定了基础。二百多年来，无论是哪一任总统，不论其具体政策如何，首先都要强调忠于宪法。

二　保证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

在宪法框架下施政的侧重点在不同形势之下有所不同，而永恒不变的是保证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每位总统都以不同的语言表达这一原则，其中针对性较强，意义比较重大的有以下几人的讲话。

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是美国开国元勋中的思想家，对丰富和发扬美国的民主自由理论有很大贡献。他的两次就职演说都对自由的原则有较详细的阐述，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新闻自由。杰斐逊是新闻自由的坚决倡导者和捍卫者。他在第一任就职演说中面对政敌利用报纸对他大肆攻击和诽谤，仍然坚持“公平而充分地进行实验……不倚仗权势的自由讨论是否就不足以传播和捍卫真理”？在他第一任内进行了这一实验，也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各种攻击，不动用现存的法律进行任何压制。在第二任内，他宣称这一实验已经做过，结果证明“真理与理性已经守住阵地以对抗错误的意见和事实，那么受制于真理的新闻界也就不需要其他法律约束”。作为制度的奠基者之一，杰斐逊这两次讲话的精神及其实施对美国有深远的影响。

哈里森总统（1841）是到那时为止最具改革思想的总统。他在位时间最短（只有32天），而就职演说是最长的之一。这篇演说对美国宪法和民主制度作了最详尽的阐释，也是针对时弊的一个总结，其中有不少警句。他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保护个人的自由权，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他也提出“新闻自由是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堡垒”，“控制新闻舆论是最卑鄙的手段”。在限制政府权力方面，他详细而具体地规定了分立的三个部门各自的权限，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一是反对总统连任，因为“最容易孳生权欲的，莫过于长期身居高位的人”；二是不允许行政官员成为总统的驯服工具；三是总统不应有财权，主张财政部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针对当时党派斗争的弊病，提出“不宽容的党派主义是自由精神之大敌”。他认为只有制度不够，还要大力培养自由精神，指出历史上充满了以民主之名窃取权力的例子。此外，他注意到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现象，提出改革金属货币制度。

可惜他壮志未酬身先死，死因正是由于他在寒风中坚持发表长篇演说而得了肺炎。他的许多主张都未能付诸实施。在他以后，美国经过了许多改革，但是他所提出的一些根本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对照当前美国的现状，颇能发人深省。这篇演讲不大为人注意，但确实是至今还值得一读的重要文献。

在前期谈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只是正面谈，潜在的对立面可能是英国的王权。到二战后冷战期间，从杜鲁门开始，讲自由、民主就是针对“共产主义”，到小布什，则针对地球上一切“专制”政权。重点从内向转为外向。

三　维护联邦，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由于美国建国的特点，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权限、利益的分割和调整是一个重要问题。从华盛顿、亚当斯直到林肯，强调联邦的重要，反对地方分裂始终是总统讲话的重点之一。每一个时期有不同的针对性。在最初阶段，各州还不习惯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华盛顿诉诸代表们的高尚品质，相信：“任何地方偏见和地方感情，任何意见分歧或党派对立，都不会使我们偏离全局观点和公平观点。”随着逐步拓展新边疆，和新的移民不断增加，新加入的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新移民的教育和融入问题，以及新加入州的蓄奴问题与南方各州的矛盾都日益突出，所以仍然需要不断重复美国的基本信仰和自由制度，强调联邦的重要性。

到后来，蓄奴问题日益尖锐，潜伏着分裂的危机。在这个问题上几任总统都是强调维持联邦的重要性而对奴隶制采取妥协的态度，直到南北战争前夕的布坎南总统仍然反对取消奴隶制，保证维护蓄奴州的权利。

林肯的名字是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解放黑奴载入史册的。其实，林肯一开始只关心维护国家完整，避免内战。他在第一次演讲中反复说明的就是反对分裂，并保证政府不首先使用武力。在奴隶问题上他不但承认南方蓄奴州保持奴隶制的权利，还支持引渡逃亡奴隶，并认为这是合乎宪法的。他甚至表示接受国会通过的修宪，“联邦政府永远不得干涉各州的内部制度，包括对应服劳役者规定的制度”（也就是不得干涉奴隶制），不反对其成为永久的不可撤销的规定。

所以，内战是南方分裂主义者挑起的。他们不但要维护在该地区已经存在的奴隶制，而且要加以扩大。另一方面，支持黑奴解放和反对奴隶制的舆论与运动也日益强大。林肯夹在这两股势力中间，妥协不成，被迫接受内战，解放黑奴的宣言是在战争爆发后第二年发表的。在林肯的第二任演说中，他说谁也没有预料冲突的根源（奴隶制）会随着冲突本身而消除，甚至提前消除，这是天意。

南北战争以后，联邦已经巩固，这个问题不再是总统讲话的议题，最多只涉及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财政、福利、税收等具体分工负担上的调整。

四　以不断的调整和改革维护美国制度

坚信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贯穿于历届总统的演说中。如最后一位开国元勋门罗总统把一切成就都归功于美国代议制的优越性，是“一个足以达到社会契约所规定的任何目标的政府”。

不过，在门罗声称美国已具有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的规模与能力的同时，欧洲国家所有的矛盾和弊病也在美国显现出来。社会的稳定、和谐不能自动永久保持下去。改革开始提上日程。杰克逊总统（1829—1836）首任演讲中承认“公众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并许诺将政治改革明确列入行政任务表。所以通常美国史家谈到改革时，把杰克逊列为第一位改革总统。其后1837年美国爆发第一次严重的经济大萧条，社会矛盾尖锐化而发生动乱，美国的制度经受考验。前面提到威廉·哈里森总统的长篇讲话，就是针对这种形势而提出的初步改革设想。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已经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前列，社会不公正、两极分化、劳资冲突、政治腐化日益严重，也都反映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政府开始对资本采取适当的限制，导致在本杰明·哈里森（1888—1891）任内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最重要的改革是在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之间的四十年间完成的。在世纪之交，美国刚好走到十字路口。西奥多·罗斯福（史称老罗斯福）于1901年上任，他的就职演说最典型地表达了美国对自己繁荣强大的信心，和对面临的挑战的深刻认识。他把问题概括为“与工业中心巨大财富积累密不可分的烦恼与焦虑”，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实验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幸福，而且关系到人类的幸福，倘若我们失败了，全世界自由自治政府的基础就会动摇。”本着这一理念，他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他的演说最短，实施的改革却影响深远，开始了政府介入劳资冲突的仲裁，而且大胆地抑富助贫，把自己的政策汇入当时的“进步主义”潮流。从他开始，政府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提上日程，通过一系列的法案，遏制资本的恶性膨胀，保护劳工的权益，实际上逐步超越政府对经济的“不干涉主义”的传统，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的“新政”作了铺垫。

继任的塔夫脱和威尔逊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威尔逊的讲话中充满理想主义，谴责工业化过程中各种谋私利和不公正现象，称之为“恶”，强调“公正、只有公正，才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他提出了多方面的改革措施，开始涉及资源保护、环境卫生、食品卫生等领域。

小罗斯福在20世纪最大的一次资本主义危机中就任，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首先需要打气，所以他第一任的讲话特别强调精神的力量，有很多名言，例如：“我们唯一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他也强调社会公正，不能满足于对旧制度进行修补，而是“要用社会公正的新材料在原有基础上建立更持久的结构”；“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是否为富裕者锦上添花，而是看我们是否使贫困者丰衣足食”。但是他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不同，而是巧妙地把道德与利益结合起来，说自私自利不仅不道德，而且不利于经济效益。以后，他又在另一次重要讲话中修正了传统的“自由权利”的含义，把“无匮乏之虞”列入了“新四大自由”，加重了平等的砝码——包括劳资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平等。这就意味着从此人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属于政府的责任，从而改变了政府的职责范围。这既是继承几届前任改革的方向，又完成了带有里程碑性质的转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罗斯福政府挽救了美国资本主义，从而也挽救了世界资本主义。他执政期间建立了一种美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欧洲各种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以后沿着这个方向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开战”达到顶峰。

在这期间也有向保守方向的摆动，例如克利夫兰总统（1893—1897）强烈主张维护企业家利益，反对向劳工让步。继威尔逊之后，哈定、柯立芝和胡佛批评政府干预过多，强调“企业活动是物质生活的根本保障”，“不容许发生推翻现有秩序的革命”。

里根上台后有一次大幅度的右摆，里根所代表的保守派实际是要对罗斯福“新政”以来的政策进行反攻倒算，他第一任讲话中提出改革税制，减少政府的作用，特别是缩减联邦机构的规模和权力。他的警句是：“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就是问题所在。”第二任讲话总结改革的成绩，肯定把联邦政府的权交回州政府，使经济摆脱政府控制的做法，并进一步冻结明年政府开支计划，主张“把联邦政府寅吃卯粮的行为定为违宪”。

克林顿的就职演说反其道而行之，列举不平等现象和社会问题，强调“变革”，提出要“结束这个僵持停顿、放任自流的时代”，并明确继承罗斯福的精神，要把美国成为罗斯福称之为进行“大胆而持久试验”的地方。在第二任演讲中更进一步针对里根关于政府的提法说：“政府不是问题，也不是答案，人民才是答案。”“政府不企图解决所有问题，但应足够强大，能赋予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政府应该多做事，而不是少做事。”

但是在实践中，二者在政策上的不同并不如言辞的差别那么大。里根不可能从实质上改变已经形成的政府对福利的责任，实际上经过多年的演变，他任内的政府所承担的福利已经远远超过罗斯福政府。主张政府多做事的克林顿却取得了里根未能做到的消灭财政赤字的成就，而他一开始就提出的医疗改革，尽管作了许多妥协，终其两任，还是没有实现。

总的说来，到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为止，向平等方向的改革是主流。其后钟摆来回摆动，贫富悬殊又有扩大的趋势。当前小布什政府的税制改革秉承的是保守派的理念。但是他第二任的就职演说除了反恐问题，最重要的重点还是社会保障问题。一切争论都是围绕着具体政策如何最有效，覆盖面最广，对哪些人有利，而政府对公民社会保障不可推卸责任的原则是不容置疑的。

五　全球超级大国的确立

华盛顿告诫美国人不可卷入旧大陆的纠纷的告别演说，以及号称“孤立主义”的门罗讲话已是众所周知。其实，从华盛顿到门罗，已经有所变化。在那期间，美国大体上完成了西进运动，而转向美洲其他地区。门罗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再次强调在他国纷争中保持中立，但同时开始把国防提到日程，其任务是保护美国海上贸易，因此重点在发展海军和民兵。哈里森召开了第一届泛美会议，成立泛美联盟。麦金莱开始向美洲以外扩张，提出要“抓住任何机会去扩大自由的领域”，在他任内进行了西班牙战争，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势力开始达到亚洲。威尔逊政府被迫参加了一战，第一次提出美国不能对战争置身局外，并且首次提出“世界公民”的概念。他本人是“国际主义”者，但国内孤立主义还占上风，这是他设计的“国际联盟”没有在国会通过，也没有得到公众认可的最本质的原因。直到胡佛总统上任，还重申“没有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控制他国的人民的欲望”，“美国的制度是对帝国主义的否定”，并重新肯定不参加国际联盟及类似组织，以免提前做出承诺。

本文不是讨论美国的扩张史。只是要指出，美国的扩张——包括领土和势力范围——是与国力的增长相配合，循序渐进，步步为营。

小罗斯福总统不但完成了内政的转折，而且也完成了外交的转折。从说服美国人参加二战开始，水到渠成地在理论上彻底摆脱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在实践中成为全球无处不在的力量。罗斯福最后一任就职时二战方酣，胜利在望。他总结以高昂的代价换取的教训是：“已经学会做世界公民”，认识到“我们不可能独享和平”，“必须作为人类而生活，而不是作为鸵鸟，或是圈养的狗”。他吸取威尔逊“国联”失败的教训，成功地发起、设计并伙同盟国实现了联合国。罗斯福当时对战后的设想是与苏联和英国合作领导世界，并与苏联划分了势力范围，还没有以苏为敌。可以说到那时为止，美国没有明确的敌人。

杜鲁门执政时，冷战开始，并愈演愈烈。从此美国自觉地承当起“自由世界”领导的“天命”，也是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敌人，那就是“共产主义”，具体体现就是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杜鲁门的就职演说以很大篇幅把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作对比，说这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威胁到自由国家为世界复兴和持久和平所作的努力。于是反共、保卫自由、保卫和平和保卫美国安全都联系在一起。此后差不多每一任总统的演说中都要谴责共产主义。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关系到美国的“战略利益”，“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民的命运都与美国有关，美国有责任帮助他们”（艾森豪威尔）。总之就美国而言，不可能再恢复“小政府”，“与世无争”的姿态也一去不复返。

不过，在实践中还是现实主义占上风。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就职演讲中首先提出：“科学似乎在准备赐给我们一个最后的礼物——从这个星球上消灭全人类的力量。”这是指核武器。这一认识始终约束着美苏双方的领导人，认识到核战争没有赢家，却足以毁灭人类，所以整个冷战期间，在军备竞赛的同时，裁军谈判不断，美国打了几场局部战争，但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没有发展到热战。

还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总统的第二任演讲及其所代表的对外政策转变。撇开那些华丽辞藻的豪言壮语，有几段特别重要的话是体现其实质性的政策和成就的：他提到出访北京和莫斯科，“为世界各国建立一种新颖的、更加持久的关系模式奠定了基础”。“1972年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走向世界持久和平的坦途上取得最巨大进展的年头，而为人民永志铭记。”这是尼克松最得意之笔，也的确是他带有突破性的成就。与此相关联的是他强调美国作用的“局限性”，提出“尊重各国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力”，同时承认“各国保卫自己的未来的责任”，并明确表示，“各国政府体制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世界人民却可以成为朋友”。这几句话貌似平常，实际代表了他的一个重大的决定：实现战略收缩，不再到处干涉，并愿意接受不同制度和平共处。不论尼克松本人品格如何，在关键时刻能毅然决然做出这种收缩的战略决策，是显示了一定的魄力和眼光的。

比尔·克林顿上任时刚好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所谓“后冷战时期”的开始。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从美国的内政外交而言，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原来人们期待的和平时期没有出现，美国的对外负担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减少。他在第二任内提出，20世纪已经是美国世纪，21世纪美国必须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力军，“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将领导一个全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这种豪言壮语并不新鲜，而在实践中，对外干涉和用兵尚未突破以前的模式。

六　9·11之后的小布什是否会进入一个新阶段？

小布什第一任的演说还没有超出二战以后历届总统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任的讲话，实际是对他在第一任期间的实践的追认。大意是：9·11使美国看出自己不堪一击，其根源是世界各地的仇恨和专政，“我们这片土地的自由能否延续，取决于自由在别的土地上的胜利”，“美国的利益和我们的基本信仰现在合而为一”。过去，这只是传播信念，现在则是“国家安全的迫切要求和时代的召唤”。为此，“美国的政策就是……以终结全世界的暴政为终极目标”，并且在必要时用武力。这篇讲话最大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把推行民主和保卫美国的安全直接联系起来，以消灭专制制度为政策目标，而且可以使用武力。

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自由和民主并不新鲜，但是以前，这是作为一种理想，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提出的。在冷战时期，言行都有一定分寸。杜鲁门也谈到保卫自由与安全联系在一起，但是其含义是守势的，是认为对方要发动世界革命。出兵朝鲜和越南，从美国角度论，都是一种防守，是对方先突破防线（即有条约划定或默认的势力范围分界线）；越南停战的结果是北越统一南越，美国也只好接受。克林顿任内的科索沃战争第一次绕过联合国，不过还是以“北约”的名义，与以前几次干涉一样，是当地各方先打起来，美国才进去，打的旗号是“人道主义”，“拯救种族灭绝”，而不是保卫美国。

根据小布什及其新保守主义的逻辑，保卫美国安全＝反恐＝反专制制度＝改变其他国家的制度。使用武力、“干涉内政”根本不是障碍，因为他国的内政与美国的安全密切攸关。按此逻辑就不存在不同制度和平共处的问题。当然，宣布一种原则是一回事，实际上能走多远又是一回事。内外都有各种牵制的力量，不能完全为所欲为。关于与欧洲的分歧，小布什讲话中有一句话值得玩味：“离间自由国家是自由的敌人们的主要目标。自由国家共同努力推动民主，将是战胜敌人的序曲。”这充分体现了以制度划线，与欧洲国家是“内部矛盾”，内外有别。

美国政治的常规是钟摆左右摆动，到一定程度，还会摆回来。但是发生了9·11之后，美国一般人的心态也有所改变，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本土的不安全。反过来，这种对外部威胁的恐惧和决策者的进攻态势，是否有可能使美国内部的民主传统和自由精神发生变化，以至钟摆难以再摆回来？果真如此，小布什可能代表美国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美国本身将伊于胡底，把世界引向何方？这一切，现在还言之过早。

2005年6月

实现舆论监督的奋斗史

——《美国新闻史》〔1〕读后

在美国，新闻媒体已被公认为堪与“三权”并列的“第四权”。笔者在论述美国20世纪的渐进改良时，曾把社会批判运动列为这种改良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其中报刊媒体又是社会批判的主要载体。如今喜读《美国新闻史》第八版的中译本，使我有更深一步的启发。美国从殖民时代以来的新闻发展史充分证实了拙著《冷眼向洋》中的一段话：

舆论真正能起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是公开的，受到宪法保障的，适用于每一个公民，任何人不得压制。这与某些意见只许“内部”说，说给皇帝一个人听，或只供决策者参考，听不听在他，有本质的区别。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这个世上，每一个毛孔中都带着血污，那么，言论自由就是其净化剂。可以说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伴随着对它的批判而成长……这一源于欧洲的传统自19世纪末以来在美国得到充分发挥。这种批判形成一种拉力，使美国不至于滑向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2〕

一　印什么，给谁看

新闻业的出现源于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所以早期的办报人多为印刷商。造纸和印刷都是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对世界的贡献，书中也提到活字板印刷是马可波罗传到欧洲去的（尽管此说不一定可靠）。但是新闻报纸的发展，中国却大大落后。显然，印刷术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足条件，更重要的是印什么，给谁看。以公众阅读为对象的新闻报刊与公众参与的需要是分不开的。早期欧洲报业曲折的发展史正是与反对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进程同步。权力集中的专制王朝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出版和公众舆论严加控制。王室的原则是：要确保“安定”就必须对异见人士进行镇压。从1534年英国亨利八世首创“许可证”制，即印刷商在开张营业前必须先获得皇家的许可，到1702年出现了第一张具有现代报纸要素的英文报纸《每日新闻》（Daily Courant），中间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战争、宗教革命、贵族造反、王权削弱，政治分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兴起，出现公民社会，经过许多先进人士的呐喊和不屈不挠的努力，包括许多报业人士因“煽动罪”而坐牢，新闻报刊得以在日益扩大的夹缝中冲破障碍，发展壮大。其间诗人密尔顿的“论新闻自由”成为新闻史上的不朽篇章。《美国新闻史》的作者关于这段历史作了精辟的总结：

新闻出版自由的发展史告诉人们：新闻出版事业是属于统治者的。假如权力集中于一个君主或者一个精英集团之手，那么对于公众来说，就根本没有必要去了解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信息和观点。的确，提供消息（新闻）给公众，事实上会酿成对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威胁。因而在这种制度下，新闻报道必须严格限于消遣娱乐，或是不痛不痒的评论。另一方面，如果公众参与政治，那么他们必须有机会了解与其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相称的信息。

从这段历史中还可吸取另一条教训，那就是：一个政府越是巩固，它就越不怕别人挖它的墙脚，它给予新闻报道的自由就越多。直到目前为止，情况依然如此。〔3〕

二　不自由，毋宁死

人们有理由认为，既然在英国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那么，对那些为争取信仰自由而到北美大陆的殖民者说来，新闻自由理应不成问题。事实却不然。从17世纪后半的殖民时代到美国独立之后的一百年间，新大陆的出版和新闻业不断受到权力的干涉和压制。因为，“新闻自由的基石之一是自由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4〕，而对于在位者，运用手中的权力予以压制是很难抵挡的诱惑。当然，与王权专制政府不同，还得有法律依据。在早期的美国，政府运用的武器还是来自英国的“煽动罪”和“毁谤罪”。因此，美国现代新闻报刊也是在与政府干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而且同法律的完善过程相一致。

在反抗英国争取独立过程中，革命的舆论应运而生，出现了一批报纸和小册子，以自由的名义宣扬独立的主张，其中最著名的是潘恩撰写的《危机》和《常识》。独立之后，那些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的开国元勋们成为执政者。他们如何对待反对自己的舆论，关系到美国向何处去的选择：是继续进行社会变革，把那些战斗口号付诸实施，还是把财产权作为最根本的考虑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美国的宪法是二者妥协的产物。但是紧接着保守派做出的一个重要让步——《权利法案》（即第一修正案）的通过——至关重要，因为它保障了言论出版自由。没有它，就没有以后如此发达的新闻业。尽管如此，在实践中还是经过曲折斗争的。以汉密尔顿和亚当斯为首的联邦党人与民主派杰斐逊对待新闻自由从一开始就代表了两种理念。联邦党人控制的政府于1798年通过《外侨法》和《煽动法》，以此来限制对他们的批评言论。这一政策遭到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派的抨击。杰斐逊的名言是：“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5〕

轮到杰斐逊当选为总统之后，他对待反对政府的舆论是否“叶公好龙”，才是对民主理想的真正考验。须知那时的反对言论并非温文尔雅的说理，而是包括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谩骂乃至人身攻击，并且对公众是有影响的。这种攻击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总的说来，他还是忍了下来，坚持“保护他们撒谎和毁谤的权利”作为对民众判断力的信心的考验，“看一看不借助强制，光凭自由讨论，是否不足以宣传和保护真理，是否不足以使政府在行动和观点方面保持纯洁和正直”。当然，百分之百做到这一点也不大可能。特别是过去的法律还没有废除，在忍无可忍时，杰斐逊也曾援用有关法律把一名记者以“诽谤罪”告到法庭，并且胜诉。有意思的是，为这名记者辩护的律师却是汉密尔顿。尽管最后败诉，但汉密尔顿在辩护中提出的原则：报界“有权利本着善良的动机，为了正当的目的，发表事实真相而不受惩罚”，几年以后成为法律，确立了“只有事实真相才可以用于诽谤诉讼辩护”的原则。1812年最高法院宣布联邦政府不得依据旧的法律对新闻界提出起诉，至此，英国习惯法中关于“煽动性毁谤”的影响完全退出了美国。这是向前进了一大步，把政府与私人放在了完全平等的地位。从此新闻界对政府以及上至总统的任何政要的揭露、批判，和对任何平民百姓一样，只看是否属实，不存在“煽动”或危害社会的问题。

南北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之后，林肯总统也面临类似的考验：主要问题一是对战事的报道是否实行检查；二是如何对待一切有利于“敌方”（特别是分离主义）的言论。那时新闻业已很发达，在国内政见分歧极为尖锐的情况下，报界对林肯及北方军的攻击十分激烈。就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尽管北方获胜，舆论并不利于林肯一方。在军队坚持下，内战期间是实行了新闻检查，不过林肯还是坚持了他对言论自由的信仰，多次取消对被军队处罚的报纸的禁令。事实上，南北战争中对战地记者的限制是所有战争中最少的，划定的唯一界限是不向敌人泄漏正在进行的作战部署的机密。事实证明，记者基本上能够自律，没有发生过泄密的情况，而许多载诸史册的优秀战地报道由此脱颖而出。书中没有提到的是，到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时，约翰逊总统又面临同样的抉择：对于强大的反越战的媒体攻势和群众运动是否加以压制。那时可以动用的是《危害国家安全法》，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据他后来自己说，不是没有人建议过，但是他对麦卡锡主义记忆犹新，不愿出现那种歇斯底里的气氛。所以，前线在打仗，而国内反战的言论还照样公开发表。

三　促公正，开民智

美国一直是两党制，社会思潮也在偏右的保守派与偏左的自由派之间摇摆，新闻界自然也反映各种不同的派别取向，早期的报刊政党色彩更加鲜明。不过总的说来，新闻界的主流率多为自由派，宣扬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观，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自有新闻工作以来就有社会改革精神。“在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当需要唤起公众舆论来保证经济、政治的进步和一种更公正的社会模式时，新闻和文学起到了它们的作用，并从中产生了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例如：独立前的呐喊、最早的废奴主义言论和长期对种族歧视的揭露和抨击、20世纪初期的“扒粪”新闻和文学、60年代的反越战和民权运动中的“五角大楼文件”的揭露以及两名新闻记者顶着各种压力锲而不舍，把他们认为破坏了基本民主规程的尼克松总统拉下马，等等。其中特别是20世纪初期，新闻界同文学家、政治家、劳工领袖、改革家、鼓动家、教授、牧师以及社会慈善工作者一道，对“净化”日益走向腐败的美国政治和制止两极分化的恶性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进步主义”时期，新闻工作者获得了“人民斗士”的美誉。

除此之外，新闻业的发达对普及（广义的）教育、开启民智起着重要的作用。欧洲人认为美国能如此迅速地在全国范围提高启蒙水平是有魔法相助，这一“魔法”就是印行报纸。报界的力量并不在于以意见劝服他人，而在于传播信息以及唤起人们对或深刻或肤浅的问题的兴趣。美国早期拓荒者经常处于远离文明的边远地区，他们每到一处首先建立的一是教堂，二是学校，三是邮局。报纸就是通过邮局送到了每一个拓荒者的手中，而且价格低廉，穷人都读得起。今天，印刷品的邮费低于信件已成惯例，殊不知它的创始者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任邮局总长时制定一项政策：报纸编辑可以在邮局免费交换各自的报纸，报纸的邮费低于成本，并使邮局定期为报刊服务。这样，分散的人群可以互通消息，这是在美国立国初期把分散而脆弱的民族团结起来的几乎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四　商业化，致堕落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美国的新闻媒体一贯坚持真理、主持公道，那也不符合事实。反面的因素有多种，就对抗权势而言，固然有法律的保障，但是无形的社会压力和个人或报纸的利害的考虑总是存在。在某种政治形势下，多少人由于恐惧而不敢自由地发表言论；或者在利诱之下，转而与本应反抗的对象合作，这两种情况时起时落，只是在多数情况下是无形的。不过，促使媒体堕落的最大的内在拉力还是商业化因素。北美大陆的报纸从一开始就是为传播和交流商品信息而出现的，也就是后来的广告。在它的发展和普及过程中从未离开过广告商的支持。这与发行量当然相辅相成。争取读者有两种取向，一是靠提供鲜为人知的与大众利益攸关的事实真相，并作为公众的喉舌发表犀利的社论和评论；一是迎合低俗的趣味，靠暴力、煽情、揭人隐私以及言过其实的商业广告，所谓“黄色新闻”由此而来（这里“黄色”不一定是色情，但包括色情），后来发展到追星的“狗仔队”等等。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报纸开始平民化时，后一种倾向就日益发展。不过有时与前者合二而一，达到同样的效果。例如“扒粪”新闻一方面出于主持正义，同时也迎合小市民对富人政要的秘闻隐私的兴趣。只要是符合事实的，都无可厚非。当然，美国新闻界也存在对黄色新闻的批判，称这类报馆为“把青年训练成永远遭人唾骂的人”的“地狱”。《纽约时报》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异军突起，开辟了另一种模式：不靠煽情、噱头迎合大众，而要用一种简明动人的方式，“用文明社会中慎重有礼的语言”来提供所有的新闻，并且使报纸的各栏成为探讨一切与公众有关的重大问题的论坛。目前一些全国性的严肃的大报和一些摈弃广告的纯新闻或教育文化性质的电视台就代表了在这条道路上的努力。

问题是：在新闻界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为营利而不择手段、不顾事实、不问社会效果、丧失新闻道德原则的现象难以遏制，特别是在电视出现之后，受众不是通过阅读而是视觉形象接受信息，低俗化和节目让广告商牵着鼻子走的情况就变本加厉。媒体培养公众口味，反过来又需要加以迎合，这种恶性循环有可能把社会净化剂的角色变成社会腐蚀剂。还有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媒体由个人或家族决策变为公司决策，其本身也是产业权势的一部分，这样，利益的考虑更加容易压倒从业者的个人操守和传统原则。

五　对外国，欠客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形势是美国成为实力遥遥领先的超级大国，其影响无处不在。掌有绝对财力、物力、技术优势的美国媒体也走向国际化。《新闻史》最后提到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信息垄断和交流严重不平等的不满，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此处不赘。作为美国以外的人，特别是中国人，笔者看美国媒体，对它另一个弱点有更深切的感受，那就是与对待国内事务的报道相比，对美国的国际行为的视角往往缺乏客观公正。除了越战后期外，对于美国对外的征战以及我们称之为“霸权”的行径，主流媒体的态度往往是附和或推波助澜。20世纪初在美国开始向外扩张时，美国媒体是“显然天命”论的鼓吹者；20年代的“恐赤病”与50年代的冷战，涉及反共主义，很少有冷静客观的报道。例如对中国的报道在尼克松访华前几乎一边倒全是负面，尼克松访华后，对华舆论转变又比较明显；“另类”刊物当然也有，例如《民族》周刊一直特立独行，还有一些左派刊物，但是处于绝对劣势。又以当前为例：对于以“安然事件”开头的美国公司腐败问题，美国媒体甚为关注，有许多对布什政府尖锐的批评；但是对于美军轰炸阿富汗平民的婚礼这样严重的事件，以及事后军方傲慢的态度，很少见到义愤和公正的批评。又如“李文和事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流媒体一马当先大肆炒作，美国公众几乎家喻户晓，而等到判定是冤案之后，却悄然无声，也很少媒体置疑这种做法违反民主原则。诸如此类例子很多，不能一一。美国新闻业虽然已经居于世界顶峰，美国的影响在全球无处不在，但是美国一般公众从美国媒体中却难以得到关于外部世界客观、完整的信息。究其原因，新闻从业者本身的意识形态和利害关系兼而有之。因篇幅关系这里不予展开。

六　新权势，谁监督？

当前，从美国揭露的公司腐败的冰山一角来看，从小布什政府对内政策全面右转、对外空前的一意孤行（即所谓“单边主义”）来看，从美国社会问题严重、两极分化有增无减来看，似乎美国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需要再来一次“进步主义”运动的冲击、净化，达到改革。美国媒体是否还能发挥当年的作用，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还有足够的活力自我完善，都面临考验。再说，新闻媒体现在自己已经是一方权势，而且是产业集团，那么也就会遵循权力造成腐化的规律，其自身也有一个净化问题，谁是监督它的有效力量呢？

2001年

注　释

〔1〕《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The Press and Americ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Mass Media，第八版），迈克尔·埃默里（Michael Emery）、埃德温·埃默里（Edwin Emery）著，新华出版社，2001年。

〔2〕《冷眼向洋》，三联书店2000/2001年，上册，第14页。

〔3〕同前，第18—19页。

〔4〕同前，第85页。

〔5〕同前，第91页。

日本为什么认罪这么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在人类历史上这次战争规模最大，造成的灾难最为惨痛，同时是非也最为鲜明。还没有哪一次战争的施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这样明确，得到这样广泛的举世公认。按理说，这一代日本人，不论是居高位者还是平民，本不必对侵略战争负责，和军国主义罪行划清界限，自己脱掉干系，另起炉灶，吸取历史教训，建立新型的对外国际关系，共同面对未来，应该是最明智的选择。德国人基本上这样做了。为什么日本人至今连历史事实都不能痛痛快快地承认，而且总是有一股企图颠倒是非翻历史定案的强大势力不时冒出来发出刺耳的声音呢？这里说“日本人”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当然，在一亿多日本人中，总是有对这个问题头脑清楚、主持正义的人。但是我这里有意不循惯例，把“一小撮”和“大多数”区别开，是为了要作为一种总体政治文化现象来探讨。何况，我真的不知道，“大多数”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究竟抱什么想法。今天，日本号称是民主的国家，有四大自由，有议会制度，日本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官方政策，经常示威游行，并非处于完全无知无权状态。石原慎太郎当上东京都知事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史东郎一再败诉，却引不起日本舆论的强烈反响，原因何在？

关于德国人——首先是其主流政治家和主流舆论——与日本人对待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罪行的态度的鲜明区别，已经有许多论述。对于其原因，笔者所见到的大体上有以下一些说法：德国文化中有基督教忏悔的基因，而日本正好相反，日本武士道精神以认错为耻；美国战后出于冷战需要，姑息并利用了日本军国主义残余；日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遭受原子弹的国家，把自己看成受害者，而忘记了战争的起因，等等。这些笔者大多同意，不过意犹未尽，还想作进一步探讨。

一　历史文化根源

首先从历史文化看，日本与德国迥然不同。德国地处欧洲中心，除了自身的独特性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欧洲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且在科学、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做出过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贡献。信手拈来，就可以举出一连串世界文明史上金光闪耀的名字：马丁·路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歌德、席勒、贝多芬……爱因斯坦，以及大批后来在美国定居的顶尖科学家，也是从德国的土壤中培养出来的。特别是16世纪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革命，上承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下启兴盛于法兰西的启蒙运动，其对西方近代文明的里程碑的作用史有定论。所以，尽管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优越感和传统政治中的专制主义成分滋生了法西斯主义，但是更为源远流长的是和欧洲文明相一致的自由、理性、科学精神。这是否定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强有力的武器，也是德国人足以引为自豪的光荣传统。他们可以把希特勒的德国当作历史的岔道，曾经拥戴他，或者未能阻止他上台，是德国人犯的严重错误，也是耻辱，承认了错误，洗刷了耻辱，回到正道上来，历史照样辉煌；汇入欧洲共同发展的潮流，前途大有希望。

日本则不然。对于世界文明来说，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日本是后来者。明治维新之后，全力学习西方，成绩卓著，国力突飞猛进，令中国人扼腕、慨叹，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讨论的无穷尽的题目。但是，日本真正学到手的还主要是器物和实用的层面，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面日本也曾大力引进，并产生了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而且还曾起到西学流入中土的桥梁作用。但是自由民主思想始终是“外来”的，在精神上没有融入日本文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力初步强盛时，政治上的开明派被军国主义派所压倒，日本终止了刚刚开始的可能走向民主化的进程，全力发展军事强国，从此日本在世界上的“业绩”与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日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都是胜利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在战胜国一方坐享其成。日本源远流长的是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荣辱观系于战争胜负。应该承认，战后日本被迫放弃军备，其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来赢得国际地位。但是从心理上，如果彻底否定侵华战争，就要否定19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征服的“业绩”。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视世界的传统是什么呢？研究日本非笔者所专，定有方家，或者日本有识之士对此能找出答案。我只是认为，敢于坦荡地认错，除了人性的良知外，还需要勇气和“瑕不掩瑜”的自信，日本人正是在这方面缺乏自信，才不肯彻底否定过去的罪行。

还有一层，德国法西斯的理论基础是推向极致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列强实行的殖民主义原也以白种人至上的种族优劣论为其“合理性”的依据。战后，随着声势浩大的反帝、反殖、反种族歧视运动的高涨和胜利，种族主义在理论上和国际公认的道义上已彻底破产。日本军国主义固然也包含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信奉弱肉强食的原则，但是它没有殖民地，没有在思想上受到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从历史上，日本民族作为黄种人的心态就是：一方面傲视其他亚洲人，一方面致力于“脱亚入欧”，以跻身于白人为主的西方世界为荣。站在日本的立场看，这一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以今天的客观形势，没有必要加以否定。

二　国际社会的认识和态度

国际环境也是重要因素，有时候可能更为重要。很明显，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对待德、日的侵略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而且很不公平。试设想，假设德国出现任何对反犹“大屠杀”的罪行置疑的说法，假如德国教科书里竟然出现美化纳粹、为德国侵略辩护的内容，会在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和声讨？能逃得过去吗？昔日的纳粹分子哪怕隐姓埋名几十年，躲到天涯海角，一旦暴露，即使行将就木也难逃审判。最近奥地利极右派自由党参加政府，整个欧美世界的反应何等敏锐、何等强烈，而且联合抵制和干预毫不留情。对比之下，日本右派、政客，甚至在职高官，一再发出对日本侵华的奇谈怪论，甚至公然在大阪的和平大厦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抗议的只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战时的反法西斯“盟友”竟然都作壁上观，一向好事的西方传媒对此事却漠不关心，或一笔带过，或干脆保持沉默。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笔者曾有一次亲身体验：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偶然举例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和反犹大屠杀。有一位法国学者在会外专门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表示他不能接受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因为日本侵华与德国反犹是性质不同的。我为之愕然。他本人是犹太人，号称汉学家，懂中文，太太是中国（台湾）人，我原以为本应对中国人的遭遇更加理解和同情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德国对犹太人是种族灭绝，日本对华是殖民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例如日本占领“满洲”就使东北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我问他是否知道“三光”政策等，他说当然知道，而且还能用中国话说这个词，他说这可以称作“暴行”，在战争中常见，而且中国人自相残杀、历届中国统治者对本国人的压迫和杀戮也不为不残酷。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太太也经常争论，现在在家避免这一话题，以免吵架。但是他仍坚持他的观点。这个观点简单概括就是以社会发展的“先进”和“落后”划线，在西方有相当的代表性。换言之，德国法西斯打碎的是欧洲民主、自由、繁荣的天堂，而中国人本来就生活在地狱之中（这点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宣传有共同之处，下面还要提到）。可以扣一个帽子说，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和殖民主义观点。这样固然很痛快，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感谢这位先生的坦率，他启发了我对这个问题进一步的思考。

有一点是事实：德国侵略的对象包括苏联在内，都是发达国家，战后恢复很快，而且据世界舆论要津，从实力和声势都足以对任何法西斯残余形成威慑。特别是受害最深的犹太人，战后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表现出类拔萃，不论散居世界何处，对讨回历史公道都意志坚决，对任何法西斯残余高度警惕，抱着除恶务尽的态度，丝毫不含糊。而且他们除了建立了小而强的以色列国家外，已经汇入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在政治、经济、舆论界都拥有强大势力。对比之下，日本的直接侵略对象是亚洲不发达国家或西方殖民地，战后情况复杂，自顾不暇，而日本却在美国扶植下，不到二十年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睥睨亚洲。日本人一向尊崇实力，欺软怕硬。对于弱于自己的国家，自难低头认罪。有些日本人只后悔当初不该打珍珠港（这也只是一部分人），致使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否则是可以征服中国的。

当然美国的政策在战后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战后美国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麦克阿瑟将军是名副其实的“太上皇”，一切是可以说了算的。当时盟军司令部的任务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把日本引向和平发展的道路。靠日本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很难产生民主制度。在彻底战败的废墟上，借外力另起炉灶，未始不是一个“坏事变好事”的机遇。应该说，在初期，美国的确朝这方向做了努力。日本的和平宪法和今天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度以及新闻自由等还是占领初期确立的。但是到了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美国对日政策就产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把遏止右派变成了遏止左派，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具体政策都直接或间接姑息、纵容了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包括至关重要的教育领域。这样，日本改造得很不彻底，却成为美国在亚洲的重点扶植和依靠的对象，进而成为“盟国”，而且是“遏止”中国的锁链中的一环。执重整战后秩序牛耳的美国表现得如此“大度”，不计前嫌，日本何必向中国认罪呢？战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气氛下受的教育，再加以右派势力的有意掩盖和歪曲历史，作为一种全民意识，日本人对二战的看法自然与今天德国人不同。

三　中国人反躬自问

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的不争气，外加对待这个问题的原则不一贯，进退无序。战前的中国造成日本侵略者得逞之历史原因姑存不论，只说战后：二战刚一结束，中国即陷入内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为了强占地盘，不惜利用战败的日伪军队抵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令其不但不要就近缴械，还要作“有效的防卫，以待国军接收”。从此时起，国民政府就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所谓“以德报怨”政策，放弃赔偿要求、赦免战犯等，再无心思为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而斗争。及至到了台湾之后，更加与日本同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如果说，当时蒋氏统治台湾时，至少对中国的领土范围、对日本侵华历史两岸还有共识的话，那么今天的李登辉却对日本的认同大于对中国的认同，一心只想勾结日本右派，根本谈不到在这个问题上主持民族大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日本的政策是以民促官，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友好工作，确实卓有成效。不过当时与中国交往的多为进步友好人士，代表日本人中的反战势力。他们倒是一见中国人就先表示道歉，以未能阻止军国主义而内疚。中国方面则总是说，不该由他们负责，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严格地把广大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这在原则上固然正确，但是可能形成一种错觉，过高估计了和平友好人士的人数和影响，而对上述植根于日本民众中的那种复杂心理的顽固性估计不足。诚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灾难，中国政府在与日本政府交涉中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坚持日本应该明确悔过的立场。但是在国内有关近代史的宣传教育上，以民族划线还是以阶级划线，常不一贯。曾有一度，在强调阶级斗争时，把日本侵略以前的中国描绘得一团漆黑。有一次我在与洋人闲谈中随便提到，日据时期我们在沦陷区吃“杂和面”的经历时，就有洋人问，日本侵略前，中国人不也是挨饿吗？这与前面那个法国人的思路是一致的，有没有日本侵略，中国老百姓一样受苦受难。

在对外政策与策略上，对日本常采取实用主义。五六十年代的大背景是一切围绕建立反美统一战线，把所有问题上的斗争矛头都引向美国，这大体上没有错，但是联系到反对核武器运动，刚好与日本人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不是受本国军国主义之害，而是在国际上受害）的态度合拍。60年代初，中国经常派非官方代表团参加一年一度在东京或广岛、长崎举行的反对原子弹大会，笔者也曾与焉。中国代表团的方针就是反对单纯反核武器的“和平主义”观点，而是要把日本人受原子弹之苦的悲愤之情引导到认识罪魁祸首是美帝国主义，从而反对现政府追随美国的政策。至于美军轰炸日本的起源、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责，在那种场合就顾不上了。又如有关苏联与日本北方四岛之争，在与苏“牢不可破”时期支持苏联，在70年代苏联成为主要敌人时，偏向日本。在中美建交之后，当与美国摩擦严重时，往往幻想利用美日矛盾，联日反美。还有在文化上认同日本为“儒家”文化，纳入“亚洲价值观”的范畴的说法也在我国颇为盛行，企图以此来抵制“西化”。这个问题此处无法详论，这是把政治文化与一般的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混为一谈了。据我了解，真正对日本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专家鲜有同意这种观点的。相比之下，韩国虽小，与日本在文化上更接近、国家关系也不错，但是在历史问题上不受当前政治因素的左右，寸步不让，官民齐上，锲而不舍，终于迫使日本认错，并在慰安妇问题上给予赔偿。

毋庸赘言，假设几十年来两国发展形势易地而处，中国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走那么多弯路，在政治、经济、教育、国民素质等各方面都优于日本，打破国际孤立也早于日本，今天是日本需要中国的贷款、投资和技术而不是相反，可以断言，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必有所不同，翻历史案的逆流不会这样嚣张。当然这是假设，却是甲午战争以来摆在国人面前的老问题。往者已矣，来者如何，国人其好自为之！

2000年

百年风云启示录

——《冷眼向洋》书系总绪论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人们纷纷回顾这百年来的曲折里程。犹如从加长的万花筒旋转镜头中观看五彩缤纷的世界。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纪动画，企图作一番深入的反思，从中找出规律性的启示来，洵非易事。本书系想探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另一个问题是明显加快步伐的全球化大趋势及其种种悖论，特别是当前民族矛盾突显的现实，应该怎样理解？再进一步说：为什么20世纪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腐朽、灭亡，反而又有了新的发展，继续显示其生命力？为什么曾经令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雀跃欢呼、无限向往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曾经是一时之雄的超级大国，竟在70年后訇然解体，幡然易帜，作为一种制度在这一大片欧亚大陆上受到严重挫败？“全球化”这个词可能不见于马恩经典著作，但是“工人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命题已经包含这层意思。今天，我们却看到各国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传统意义的各国无产者没有团结起来的迹象，而资产者却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经常萦绕于几乎所有稍微关心世界形势的人的心中，谜面很简单，谜底却极为复杂，而且仍然存在多个探讨的角度。实际上这两大问题既是不同的问题，在深层次又有内在联系。我们尽量透过科技、经济、政策、制度等外层的硬壳深入到问题的软核心来探讨，大体上形成了本书的思路。

一　对发展与平等的追求

综观20世纪的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有两大动力，一是求发展，一是求平等。前者导致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突飞猛进，后者导致改良和革命。当然社会发展的进程从几千年前就已开始，但是那种激烈竞争、不进则退、速度就是生命、扩张为本能的发展方式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有精辟的阐述。这种方式当然不始于20世纪，却是在20世纪达到最大的覆盖面，把所有独立的国家都卷入其中。至于平等的要求，则并非“自古以来”就有的。人总是向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心目中幸福的标准不同。在旧王朝制度下，以血缘为基础把人分为等级因而权利也按等级分配，被视为天经地义，平等并不列入基本的幸福观。直到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亦即每个人都生而具有一些相同的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这才把追求平等提到日程上，并且成为革命的动力。到了20世纪，这种思想向东传播，导致中国和俄国两个大国最后王朝的崩溃。此后在主要的文明大国中，不论还有多少王权和贵族制度的残余，“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反对各种不平等的表现成为正当的权利。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一个社会内部而言，“发展和平等”成为20世纪的两大追求。但是这二者又充满了悖论。在科学技术、物质生产以空前的加速度前进的同时，社会矛盾也空前尖锐化。各种企图解决矛盾的学说和模式仍然不外乎在这两大追求之间寻求侧重点。无数思想家、政治家和实践者提出各种理论和方案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即使成功也是相对的，新的矛盾又在新的水平上出现，如此往复，人类文明得以进步。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谓成功与失败主要不在于政权在谁手中，或是疆土的扩大和缩小，也不是单纯的增长数字，而是要看相对来说哪个能更好地满足人类的这两大诉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进展，从而达到真正的兴旺发达，否则反是。事实上，对20世纪的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思潮在19世纪中期已经形成，不过在20世纪得到最大规模的实施。可以说，整个20世纪给各种思潮提供了登台表演的历史大舞台。

二　自由与平等的相悖与相成

毋庸赘言，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使人得到全面解放，释放出来空前的创造力。接下来欧洲独领风骚几百年，令人惊叹的科学发明层出不穷，艺术文化绚丽多彩，同时思想家辈出，各种主义、学说纷纷登场，百家争鸣，形成灿烂辉煌的思想史，物质和精神文明都达到前人无法想象的高度。总括起来，在实际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广义的自由主义。其基本出发点是：通过个人的才智和力量在创造财富中得到充分发挥以达到全社会进步，这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也是其结果。它的理想的程序是：先从各个不同的个人和群体所追求的特殊目标和价值出发，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创造，然后转化为人类普遍的进步和繁荣。问题是，在现实中并非全社会所有人群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同步共同富裕。自由市场的本性是追求最大的利润，其中必然包括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每一个人为达目的，都不惜牺牲他人，不断制造“受苦受难”的人群，于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平等正好成反比的现象，受益者和受害者日益壁垒分明，对后者说来，日益不堪忍受。于是而有各种从受害者出发的学说和解决方案。从费边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各显身手。这些主张都关心弱势群体，而手段不同。总的说来，一种是在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改良，一种是彻底推翻旧制度重建新的发展模式的革命。在实践中改良还是革命，往往不是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取决于客观形势，实际上取决于统治者有没有足够的意愿进行适时的、顺应发展需要的改良，也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惯的行为模式。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无数次民众起来推翻现政权的暴力革命，绝大多数都符合列宁的名言：“统治者不能按旧的方式统治下去，人民不能再按旧的方式生活下去。”换言之，也就是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本书的主题不是讨论革命和改良的历史条件，而是试图总结20世纪的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两大发展模式的实践经验。

这里首先要把一些概念交代清楚：有些论者往往把自由与平等对立起来，似乎自由主义是不要平等的。这是误解，是把经济上的“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与整个自由主义等同起来，或者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代替了自由主义的全部。另外，美国自福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之后，出现了新的语义上的变化，“自由主义”成为关注平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加强福利政策这一派的思潮，或称为“新自由主义”；而“保守主义”则是指强调自由竞争、偏于放任主义，在政策上向投资者倾斜这一派。这是美国政治特色的产物，不能就此成为“自由主义”完整的定义。本书提到的“自由主义”如果不加说明，主要指从16世纪的英伦肇始，经过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充实、丰富起来的经典意义上的理性自由主义，它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因为人生而平等本来是自由主义最基本的信仰。

洛克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其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就是：“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早期美国的思想先驱们也是自由与平等不分家的。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说得明白：“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平等现象日益尖锐，于是出现了不同的支派，其中一派影响较大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上不承认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经济压迫，认为既然大家都在同样的规则中竞争，那么失败者主要是自己无能。他们要争取的是取消种种导致不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包括政治特权、对四大自由的限制等。但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兴起的同时，在自由主义者内部已经有各种改良的主张和理论，其关注点都是社会弱势群体，致力于缓解不平等现象，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能说这些人就不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都信奉基本的天赋人权。社会主义则与自由主义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前者先集体后个人，后者反是。不过社会民主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并存，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专政学说与二者不相容，但是其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的创造力，以及最终目的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思想却是继承和发扬了欧洲的古典理论。

三　各种理论在欧洲与美国的实验

以上这些学说都兴起于或完善于19世纪中期，但是在20世纪得到最大规模的实践或实验。欧洲仍是首当其冲的花色品种最全的实验场：除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根深叶茂外，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马克思主义在欧亚大陆加东欧，乃至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占领过舞台，对千百万人的命运产生过影响。其中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是纯粹的灾难，并已彻底失败。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存，基本上站住了脚，至今仍在不断适应、磨合、改革中。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实践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受到了挫败，但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失去了生命力，它仍是世界公认的经典学派，并且是不断地研究、诠释和发展的对象。

20世纪最大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实验场是美国。从精神资源而言，美国的一切都来自欧洲，是欧洲文明的继承者，又是其变种。在源于欧洲的种种学说中，经过美国土壤的选择，得以生根开花的是自由主义。由于先天没有封建制度的历史包袱，自由市场经济在这里得到最无制约的充分发展。南北战争之后，亦即从19世纪最后的30年起，美国可以说是张开翅膀高速向前飞。在这过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财富高度集中。此时刚好斯宾塞的理论传到美国，为美国当时的实践找到理论根据，立即受到热烈欢迎。社会达尔文主义诞生于欧洲，但是在那里生不逢时，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差不多同时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想对它更为适合。这样，自由主义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支派始终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潮之一，也是其社会发展的主要经线。但是如果只有这一条线，发展下去必然使美国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大丛林，使矛盾激化到无法缓解的地步，难免引起社会动乱乃至革命。美国自南北战争以后，历经经济和社会危机而得以平稳发展，是因为还存在另一条线——改良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倾向平等、主张政府调节经济、实行福利政策的思潮。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不断在进行渐进的改良，这是美国一大特色，也是一大强项。在这过程中，政策在上述两端之间摆动、微调，而大的趋势是二者都向中间靠拢。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网，同时自由市场经济仍然高度发达。如果说，欧洲的福利制度更多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话，美国则主要是“新自由主义”。也可以说，欧洲自由与平等并重，而美国始终是先自由后平等。如果以“左”“右”来划分，则美国的社会思潮重心比欧洲更靠右些。

20世纪西欧主要国家和美国都没有发生革命，只有群众运动和政府改良，也正因为有了及时的改良才避免了革命，这是其共同点（这是指一国内部，至于欧洲的两次大战和国家间的冲突，以及殖民地的独立斗争则是另一范畴的问题）。并非是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天生比较明智，而要归功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批判的动力是知识阶层的责任感，其保障是充分的言论自由。因此，“不平则鸣”得到充分的发挥，任何社会不公和黑暗现象都得到不断的揭露和批判，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即使是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互相揭短、攻击，客观上也起监督和制衡作用。由于政府领导是民选的，他们既不能压制舆论，又不能置之不理，这就促成了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过来，这种改良和妥协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所以既得利益阶层也有进行这种改良的动力。在这方面，得天独厚而又远离战场的美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收到最好的效果。又由于它始终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线，较之欧洲尾大不掉的高福利制度，政府负担不那么沉重，平等与效率的矛盾也不那么突出。当然在美国，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令历届政府头痛。于是在世纪末，英国布莱尔和美国克林顿同时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之说。这一提法不出自保守派而刚好出自工党和民主党之口，究其实质是从原来的立场向右靠拢，而不是相反。从目前来看，这在思路上未始不是一种新的探索，但在实践中仍然属于微调，是否能成为渐变的改良的一个新阶段，尚未可知。

关于平等，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机会均等，也就是在起跑线上平等；一种是结果平等，也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自由主义宣扬的是机会平等，但是初始机会的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欧洲资本主义是脱胎于封建社会，许多贵族转变为资本家，并非同属赤贫的人在完全同等的机会下竞赛。相对来说，美国在开发初期机会比较平等，第一代来自欧洲的移民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在广阔天地各显神通。但是到美利坚合众国建国时有产者和无产者之分已经很明显，尽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先来者有权制定对自己有利的立法要后来者遵守。发展到20世纪，片面强调起跑线上的平等的虚伪性日益明显，而结果的不平等日益尖锐。单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对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都不是灵丹妙药。正因为如此，才有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乃至马克思主义出现，其理想都是通过某种制度达到一个公平的社会，使人人都享有幸福。

四　沙俄→苏联→俄罗斯

毋庸赘言，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良，无论是机会还是结果的平等都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一点早已为实践所证实，马克思主义又在理论上作了最完整的论述，不但提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科学的必然规律的论断，而且进而提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取消了私有财产的制度，才能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从而达到真正平等、民主的理想社会。马克思设想这一革命应该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最发达最成熟的欧洲国家，如英国。但是历史的实践，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的暴力革命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横跨欧亚大陆的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幅员辽阔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优秀民族，19世纪的俄罗斯人才辈出，其文化与西欧相比有其独特的风韵。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思想极为活跃，也是百家争鸣，学说蜂起，并且贡献出了“intelligentsia”这样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词来概括有独立思想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但是与幸运的美国人不同，俄罗斯民族是在苦难中成长的，底层是农奴制，顶上是专制的沙皇统治，不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俄罗斯分册”的作者冯绍雷以“东西方文明结合部”来概括俄罗斯的特点，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既然实行渐进的改良还是暴力革命，取决于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习惯两个方面，那么，俄罗斯在这两个方面改良的条件都不具备，暴力革命终究有其必然性。凡是通过暴力革命确立的政权，开头必然要有镇压反抗力量的过程。何况，十月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剥夺一切资产者的革命，其理论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更何况，当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极度恐慌，联合进行武装干涉，声称要将其扼杀在摇篮里。由于列宁逝世较早，论者惯于把苏联的专制镇压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排除异己的党内清洗都归罪于斯大林的偏执狂。斯氏个人的因素固然有很大作用，但是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是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什么人成为最高领导，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全党全民都能接受他或帮助他的高压统治。

考察苏联七十年的业绩，最大的成就是实现了相当高度的工业化、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普及教育。这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对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贡献，并在战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一时的超级大国的基础。但是，取得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从长远看难以为继。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与原来理论上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

首先看平等，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对劳动者最有吸引力之处，也是在理论上彻底革命优越于形形色色的改良之处。但是，众所周知，在苏联最初物资匮乏的几年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就逐步形成实际上的特权阶层，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为突出。这种特权渗透于政治权利、职业选择、经济生活，乃至日常消费品的享有等各个方面。既无机会平等，也就谈不到竞赛规则的平等，因而不能刺激人的生产积极性。西方社会的贫富不均状况尚留有一条个人通过奋斗向上爬的道路，在这过程中同时有所创新，为提高社会生产率做出贡献。而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个人改善境遇之道在于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个社会领域中沿着阶梯向上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却较少与创造性的劳动相关，甚至相反。对广大的底层劳动者而言，难以有爬入上层的机会。结果，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广大的劳动者和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的上层官僚新的畸形的金字塔。

再看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基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从根本上讲是难以持续的，其浪费和无效，弊病百出，已为大家耳熟能详，不必赘述。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解放和创造力的发挥。俄罗斯的劳动者素质并不低：俄罗斯到20世纪初已经有高度发达的文化，拥有大批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直到今天，原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普遍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在发达国家中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和分配制度无法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高压下的思想禁锢磨损了知识精英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很难想象大批有思想有头脑有学识的精英长期处于动辄得咎，被迫说假话，连生命的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一个民族能够兴旺发达。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情况在苏联或者没有实现，或者发生了异化。原设想，工人革命第一步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个无产阶级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在苏联的实践中，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做到了；但是上面标识着重号的内容却没有出现，实际上生产工具掌握在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一切的特权阶层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沦为机器的奴隶的工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原来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后将享有更加高度的民主，但是相当长时间中对民主的理解与欲求要么化为无政府主义的“民众崇拜”，要么形成高度集权下的“愚民暴政”。苏联当政者口中“民主”一词用得不比西方少，却更加虚伪。平等既没有实现，“自由”更成为禁区。结果，“自由”、“民主”的专利权送给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与《共产党宣言》理想中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更是背道而驰。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被异化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和苏联式革命的恐惧推动了美国和西欧各国的改良；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国家中不满足于改良，向往更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士来说，苏联实际榜样的出现反而使理想破灭，使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转而与现制度中的改良妥协。对于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若干解释，都言之成理。本人又加上两说：一是“反面榜样”说，即上述苏联实践的负面效应；二是“时间差”说，即欧洲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到难以为继，为社会主义思潮提供土壤时，美国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土壤。等美国感受到危机时，渐变的改良已经开动，为“新自由主义”打下基础。美国的强盛又挽救和支持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

五　东西方的较量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自一诞生起，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仇视和包围之中，这种情况造成了国民的凝聚力，和对国内各种物质的与精神的艰苦条件的耐受力，成为一种刺激团结奋斗的力量；同时又使统治者有不实行民主、进行高压的借口。斯大林时期被清洗、遭迫害的对象，大多数的罪名中都有“帝国主义间谍”，就很说明问题。二战后的“冷战”促使苏联进行昂贵的军备竞赛，导致国民经济畸形发展，消费品长期紧缺，牺牲人民的生活质量。这种情况又形成悖论：军备竞赛使国家经济不堪其负担，而维持国内的凝聚力又需要外部的紧张局势。事实上，苏联的制度是经不起缓和、松动，经不起“和平竞赛”的。一旦与西方正常来往，不再处于敌对的状态，人民就有所比较，就失去必须忍受原来的条件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解冻”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都对苏联的解体起了催化作用，也不无道理。而这正说明苏联的凝聚力实际上已经相当脆弱。

在我国，认为苏联解体是西方“和平演变”的成功之说颇为盛行，由此推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有限的开放就都是开门揖盗，是罪魁祸首。那么反过来，在外部世界突飞猛进、进入信息时代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联邦，照旧经济上国家垄断，政治上全面专政，对内实行思想禁锢和信息封锁，对外保持紧张关系，抵制思想文化渗入，加紧控制东欧各国，严守柏林墙，能长期继续下去吗？更重要的是能给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内的各国人民带来繁荣昌盛、幸福生活吗？诚然，在冷战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促变”是既定方针，是美国向全世界推行民主制度的大战略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其对外政策的“终极关怀”。这是公开宣布的“阳谋”，同时也不排除使用阴谋手段，不过主要是阳谋。所以在东西方谈判中，西方力争的是文化交流和信息相通的自由，苏联方面力拒的也是这一点。1975年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达成的最后文件是妥协的产物：苏联得到的是西方终于承认欧洲各国的边界“不可侵犯性”，特别是承认奥得—尼斯河为德波边界线；而西方得到的是苏联同意把“尊重人权”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人员自由来往的条款写入文件。前者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苏联占领的领土问题，实际等于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利害关系很好理解；而文化、人员交流本是平等的互相的，为什么西方力争而苏联力拒呢？为什么苏联同意了就是给了西方便宜呢？因为苏联正确地看出西方意图以思想文化渗透促“和平演变”。那么，再进一步，既然是相互交流，为什么苏联不能对西方进行“演变”呢？不应忘记，共产主义从理论上就公开宣布以推翻一切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在实践中，十月革命后各国纷纷成立共产党，都听命于“共产国际”，也就是听命于苏共中央。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号下，各国共产党的忠诚首先是对“国际”，其次才是对本国。因此，西方国家的统治者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继丘吉尔喊出要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之后，美国掀起过两次反共高潮，一是20年代的“恐赤潮”，二是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都是以“共产主义威胁”的名义矛头指向本国一部分人。说明当时西方统治阶级缺乏自信，感到一种威胁。但是后来在思想上攻守之势易位，害怕“演变”的就不是西方了。为什么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顶住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却在发展成掌握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之后害怕在对等基础上的和平的思想交流？事实上，在冷战期间苏联“文攻武卫”齐上，阳谋阴谋并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特别是新兴的亚非拉国家，也是不遗余力的。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革命政党接受苏联的资助也是公开的秘密。所以问题不在于在互挖墙脚中哪一方的策略更高明，关键还在于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国人的创造力，满足本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因此，本书系重点讨论几大体系的内部发展上。

那么，俄罗斯有没有走“和平演变”的道路的可能？例如第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否必然要发生，克伦斯基政府是否有可能站住脚？若然，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沿着议会民主道路发展资本主义？其结果会如何？第二次，到了80年代末，苏联是否还存在渐变的可能？联邦的解体是否是历史的必然？在经济改革上，人们对“休克疗法”议论纷纷，但是到了这个地步，是否存在像中国那样渐进的改革条件？当然，对已经发生的历史是很难假设的，不过在探讨问题时也不妨作一些假设。“俄罗斯分册”的作者冯绍雷倾向于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东西结合部的文明造就了俄罗斯的特点，发展到本世纪初，社会结构中没有中间阶层，各种矛盾激化的程度使得客观上议会改良难有成功的余地。到戈尔巴乔夫时，一切已经太迟，戈氏实际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回天乏术；叶利钦及其谋士们也绝不是无能之辈，不能认为他们就是无视本国条件盲目追随美国经济学家的指导。局外人很难体会在那种积重难返的经济体制中决策者所面临的艰难选择，也许俄罗斯人民命中注定要经历大起大落。当然这是从既成事实向后推理，但是设身处地很难想出另外的道路。

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易帜之时，西方伸出双手欢迎，一方面一个劲敌消失了，一方面欧亚大陆这一大片将纳入“民主化”进程。相当多的俄罗斯人也这样看，以为从此可以与西方共享民主、自由和繁荣。然而事实绝不那么简单。外援远远少于期望，如杯水车薪；内部改制步履维艰。原来与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又逐渐恢复，而此时抗衡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西方国家一方面必须维持俄罗斯不能垮台，一方面乘人之危，把北约的边界东扩到了它的脚下，而且肆无忌惮地用兵于东欧仅存的尚属俄势力范围的南联盟，俄罗斯周围再没有传统的缓冲地带。俄罗斯手中仍然握有仅次于美国的强大的核武器，却已形不成足够的威慑力量。如果说，命运特别眷顾美利坚，总是给予有利的历史机遇的话，那么这个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创造过灿烂文明的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却是命途多舛，20世纪的历程更是悲剧性的。下个世纪能否摆脱新旧包袱，终于走出困境获得新生，尚在未定之秋。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俄罗斯在何处定位，扮演什么角色，也难以逆料。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个以欧亚大陆文明结合部背景为制约的俄罗斯既不可能复归原来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被“全盘西化”。

六　新时期的特点

历史阶段并不一定是按世纪划分的，国家内部的历史阶段也不一定与国际关系的阶段相一致。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还是19世纪国际政治的延续，新时期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开始。其标志如下：

一、欧洲的“两化”：“边缘化”和“一体化”　这是“欧洲分册”作者陈乐民的观点。“边缘化”是指从19世纪的中心地位移至“侧翼”；“一体化”则是把“欧洲统一”的古老观念落到了实处。尽管困难重重，却是本世纪的一大创举，并与全球化的大趋势相一致。一种跨国界的主权国家的联合体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将是欧洲对未来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二、德国问题的解决　德国既对欧洲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又是两次世界大战之源。德国法西斯的兴起和灭亡使德国，从而使欧洲，进入一个新阶段。法西斯主义兴起在德国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和思想根源。而德国法西斯的最终失败先使西部德国最终纳入了西欧的民主进程，在制度上一致起来，使德国不再是欧洲的“问题”。至于冷战中的德国分裂而造成的“德国问题”性质与以前的不同，这一问题以柏林墙的倒塌而结束。法西斯德国的失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权的垮台，而是一种思潮的终结，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到极点之后的消亡，从此德国与西欧民主国家步调一致，理顺了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19世纪的西欧格局。如果没有德国的这一变化，西欧一体化的进程就没有可能。

三、“第三世界”的出现　殖民体系瓦解，出现了一大批新独立国家，构成“第三世界”。这一名词有多重含义：最初指中立于西方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一批中立国家；现在则泛指欧美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不论其定义如何，这无疑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新现象，它使世界地图必须重画，国际力量的消长有所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平等的国际机制有实现的可能。还有一项深刻的影响是在国际关系中置种族主义于非法。最后一点对人类思想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的弱肉强食还常常是以赤裸裸的“种族优劣论”为理论基础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固然如此，欧美民主国家对待“非我族类”也是如此。美国的种族主义实际上也带有世界性。所以二战之后种族平等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原则，应看作不但是国际关系史上而且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深刻革命。

四、核武器的发明　这是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划时代的飞跃产物。核武器既是毁灭人类的威胁，又是制止世界大战的因素。整个下半世纪各大国都在为对付这一自己创造出来的怪物而伤脑筋，核军备竞赛与核军备控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题。

五、“信息时代”　这是计算机的发明、完善和普及的结果。以后又发展到“网络时代”。“后工业化”这一名词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但是“后”以后是什么，当时还不明确，现在基本上达成的共识是称之为“信息时代”。这也是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与前一发展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席卷全球的，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有些国家能够长期处于工业化进程之外。这一变化带有划时代性质，深刻地改变着国家关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犯罪模式。但是并不等于说各国和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可以缩小，相反，信息本身成为一种财富和权力，它一方面迫使世界各国趋同，一方面又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扩大先进与落后、贫富悬殊的新动因，这也是一个悖论。

六、国际合作解决问题体制化　这首先是指联合国的出现，还有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及其规则的确立。这一机制建立在二战后新的国际关系和新的观念基础上，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和平不可分割、市场一体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对人类休戚相关的承认。这与美国霸权既矛盾又一致。联合国及一系列的国际经济组织实际上都是美国发起，并在美国“领导”下制定规则，然后由成员国讨论通过的。但是一旦通过，就属于所有参加者。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和平、调节争端、监督国际协议的执行，解决难民、贫困、卫生等遍及全球的问题方面做出了无可代替的贡献。美国一方面在其贡献中占最大份额，同时也利用这些国际组织实施自己的霸权，甚至在不能操纵时撇开它行事。一个有强制力的世界政府尚属不可企及，但是目前的国际机制不论有多少局限性，还是能对强权政治有一定的制约，随着国际相互依赖日益紧密，这种机制只能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而不会倒退到无序状态。

七、美国霸权　现在有多种提法：“美国领导”、“美国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霸权主义”、“超级大国强权政治”，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美国在20世纪崛起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后又成为唯一超级大国。

七　民主与霸道

在有关美国的对外行为中，作者用了一个提法，就是美国“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这就是要强调，源于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内部的民主制度和渐进的改良精神与它的国际行为并无必然的联系。美国任何当政者在国内必须受制于一整套制衡机制，在国际上却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包括它自己参与制定的规则。它凭借超强的实力软硬兼施，迫使他国服从其战略利益，甚至不惜大规模动武，这就是“对外行霸道”。

在我国相当普遍的认识是，一个倡导自由、奉行民主制度的国家理应在国际上也遵守和平和公理，否则就说明所谓的民主自由都不足取，或者说都是假的。甚至于把我国应走什么道路，提倡什么原则与有关国家如何待我联系在一起。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这个问题上有难以分解的情结，导致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道路。对这种心情最生动的概括是：怎么先生老打学生？于是决定转而以俄为师。但是结果如何呢？姑不论俄国的榜样如何，这位老师难道就不欺侮学生了吗？平等待我了吗？时至今日，应该可以对这个问题作理性的、客观的分析。一方面，自由民主是一种思想理念，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代表文明发展到某种程度时人的共同的追求。它虽然肇始于欧洲，却非哪个国家所专。这种理想付诸实践要有一定的条件，需要长期的发展过程。各国所处环境不同，当然过程各异，难以强求一律。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国际事务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占主导地位，也就是为强权所主导。不过20世纪毕竟与19世纪有所不同，前面诸点已经提到。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是强权政治的实行者。与其说这反证了民主自由之不足取，毋宁说正因为这些国家对内有一套足以使其富强的思想和制度，才有资格在国际上称霸。这里是讲客观事实，并非提倡凡国家强大必然行霸道。但是如不富强则不论称霸还是主持正义抵制霸道都没有力量。我们的祖先一个半世纪之前已经承认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优越性，但是对于深层的探索，似乎始终走不出作茧自缚的怪圈。历史包袱太重固然是原因之一，而在认识上总是把我们自己的追求与国际关系的起伏连在一起，有很大关系。

八　关于全球化

“全球化”的进程非自今日始，有的论者认为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已经开始了。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必然带来全球的扩张。但是这一提法成为全世界的流行语却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事。二战以后贸易、投资、生产、金融的国际化与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全球化成为新的现实，而冷战的结束最后打破了人为的壁垒，同时高科技的发达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使每一个国家都不能自外于它。在许多方面，人类真的到了休戚相关的地步，对他人的苦难既不能坐视，更不能幸灾乐祸。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对此最好的注解。毋庸赘言，全球化的动力来自高科技发展本身的趋同力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扩张。它所到之处带来巨大的发展，也带来巨大的问题和矛盾。其中至少有以下三个突出的问题。

一、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调查结果，全世界最富有的三个亿万富翁的财产加起来已经超过了最不发达国家中六亿多人口所拥有的财产。而这种荒唐的不平等现象正是时间缩短、空间缩小和边界消失的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国内的问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进行改良，而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可比的机制。在所谓“赢家通吃”的规律下，一些国家和民族可能境遇更加悲惨，有些国家被淘汰出局，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二、民族主义的突起　冷战结束后被意识形态掩盖的民族主义突显出来，纷争不已。应该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感情政治化的表现，是与民族的诞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因此往往不是很理性的。民族国家起源于欧洲。欧洲国家经过了几百年的争战、磨合，各民族的要求得到充分的释放，民族利益大体上达到平衡和满足，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并大体相同，才有今天联合的可能。但是仍有少部分民族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各自的历史愿望并未得到满足，因而还在继续争斗不已。冷战时期暂时被更加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分野人为地压制下去，或加以掩盖，一旦这个盖子揭开，原有的纷争就变本加厉地爆发出来，甚至恶性膨胀。苏联的解体也与此有关。至于欧洲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其民族愿望长期受压制，刚刚有机会得到伸张，发展极不平衡，历史遗留的矛盾和问题极为复杂，自然就要顽强地表现出来。更何况大多数情况还有大国强国的利益和野心卷入其中，使问题更加复杂。

三、霸权主义的伸张　在对峙的一方失去抗衡力量后另一方更加肆无忌惮。在世纪末到来时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同时集中体现在巴尔干地区的烽火中。

关于全球化，当然离不开美国。毋庸讳言，美国以其科技、经济和制度的领先地位“领导世界新潮流”，也就是在全球化中起主导作用，这是客观现实，不以哪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或“智能经济”中，美国比在工业经济中更占优势。全世界在不知不觉中追随美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影响。这是一种无形中的“美国化”，连欧洲也不例外。理论上各国有主动权，迎之拒之操之在己，不少国家也制定了许多保护民族“特色”的政策。但是实际上在市场一体化的潮流中，在相当程度上是身不由己的。特别是后进国家，面临两难抉择：盲目追随当然不足取，而过分强调民族特色则可能保护落后，自外于世界潮流。这种“领导”对世界是祸福相倚，不可一概而论。几百年来，美国对人类并非没有做出过积极贡献，今后也仍然应该而且能够对人类共同的问题担负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但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也可以起极大的破坏作用。

它所领导的“新潮流”不等于“好潮流”。全世界身不由己地追随的榜样未必是好榜样。一种情况是西方文明的诸多优秀传统本身正在发生异化；一种情况是本来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任何一种文明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对外人来说，吸收精华需要进行艰苦的努力和具备吐纳的能力，而以不可抗拒之势弥漫于世界的却往往是糟粕部分居多。近年来，所谓世界“多极化”之说甚为流行。但是客观地审时度势，这最多是代表一种主观愿望，或者一种未来可能的趋势，目前还不能算是既成事实。试看哪一种力量可以称为一“极”？欧洲、日本、俄罗斯各自都可能与美国有矛盾，但不足以与之抗衡，更不可能联合抗美，而是相反，在他们之间有矛盾时，有可能各自借助美国的力量，引来美国的干涉。在外部没有足够强大的制约力量、内部人民的制约力量也在削弱的情况下，美国的干涉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将进一步发展。这是值得世人严重关切的。

九　新课题呼唤新思维

20世纪的确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和大灾难，诞生于19世纪甚至更早的重要思潮各自占领舞台大显了一番身手，在解决人类对发展和平等这两大追求中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是问题依然严重地存在。老问题以新的形式出现，同时又出现新的问题。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进程，不是哪个国家的主观意愿的产物。但是这一过程是否能给世界广大人民带来和平和福利，则取决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蛮横的霸权主义这两种力量能否得到有效的抑制，也取决于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和平等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此外，人类如何以自律的精神驾驭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也是重大课题。就以环境污染来说，这可能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超过迄今为止的战争和平、贸易摩擦等带来的影响。不但地球上的水和空气被污染，连天空、太空也正在以危险的速度被人类所污染。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个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生死存亡问题将是自己亲手造成的生存环境的破坏，这是不分国界的。明智的选择应是联合起来共同拯救和改善环境。但是发展的不平衡和环境的暂时差异，造成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和全局之间的矛盾。决策者不见得都那么明智，即使是明智的决策也不见得能在盲目的群众中贯彻。到那时真正的英雄可能不再是战场上的军人，或是以其他方式保卫某一个国家的狭隘利益的人，而是对保卫环境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人。如1998年戈德曼环境奖获得者之一，以部族集体自杀相威胁来阻止西方石油公司在哥伦比亚雨林中开采石油的领袖，其英勇悲壮也可以入史诗。这只是例子之一。

总之，进入下一个千年，人类面临的是如何使自己的高度智慧和创造力造福而不是加祸甚至毁灭自己。20世纪最后十年的发展可能预示着一种质的变化。在思考世界面临的问题时，也需要目光超越传统的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的观念。新课题呼唤着新的眼光和新的理论。本书系意在鉴往知来，希望能得出一些启示。尽管着眼于世界，却总忘不了我国在这世界大潮中何以自处，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有题为“中国与全球化”一文，作者陈乐民的结论是：“至于我们中国自身，则改革和开放是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的。今天如此，明天如此，以后仍如此。可以说是我们的‘永恒主题’。”

这句话不是官腔，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本书系作者们审世界之时，度我国之势，得出的深切感受。

2000年

美国强盛之道

作者按：此文是作者专著《20世纪的美国》（《冷眼向洋》书系之一）中主要观点的浓缩。这本书出版后应各界要求，有许多浓缩本和讲稿，发表在不同的刊物和论坛，这是其中最短的一篇。

作者一向认为美国之为美国，既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又有其自成体系的独特发展道路。所以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研究美国，就应超出功利性的政策研究而作为一种文明来研究。当然做起来十分艰巨。《20世纪的美国》是上世纪末本人进行这方面尝试的结果，也只是从一个侧面进行探讨。

题目既是探究美国强盛之道，前提就是承认其强盛。整个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国力和地位一路上升，“超级大国”之名由此而来，到世纪末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执左右世界的力量之牛耳，是不争的事实。本文的主题就是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回头来究其所以然，回答美国“何以兴”这个问题。如果前提是美国衰落，或者貌似强大，其实中空，那就是另外一篇文章，这不是笔者的观点。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主要着眼于美国的强点和优势，无意求全。

讲美国强盛是谈论一个客观事实，不牵涉价值判断，无所谓“好坏”。关于美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人自己在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论对其评价如何，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崛起和发展为超级大国——不仅其结果而且包括其过程——是对20世纪全球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一，其全方位的影响远超过当年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这种情况对世界是祸是福，不以我们的好恶为转移。

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有两条主线：一是包括科技、经济、军力等比较物质和表层的，姑统称之为“硬件”；一是包括精神、思想、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习俗等比较内在而抽象的，姑统称之谓“软件”。美国在这两方面都有其“特色”，而二者相互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关联，既相辅相成又有矛盾。本文着眼于探讨人文的、精神的方面，即人的智慧和力量的表现，从它的人文条件和独特的发展道路的侧面来探索其“何以故”，并尽量从“特殊”中找出一般规律。毋庸赘言，本文论述的依据止于20世纪末。

2011年1月

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诉求是发展和平等，一种制度、一个国家的兴衰取决于这两个问题解决的成功程度。整个20世纪，美国正是在相对成功地解决这对矛盾中走向强盛。从消极的治理社会弊病、克服危机方面说，它靠的是渐进主义，以改良避免暴力革命；从积极发展的动力方面说，它靠的是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这两方面的根源都在于植根于美国历史文化中的精神资源。

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进入了迅猛的工业化时期，从此一路领先于欧洲。此时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大财团开始形成。同时，资本主义恶性膨胀，到世纪之交，工业社会和官僚政府的种种典型的弊病已经相当尖锐和突出，外加美国特有的种族矛盾的顽症。欧洲许多国家在这样的形势下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动乱和革命。美国却得以避免。列宁指出，爆发革命的条件是人民不能在原来的条件下生活下去，统治阶级不能按原有的方式统治下去。美国的独特处恰恰是统治者及时地改变了统治方式，从而也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条件。这种改变是渐进的，当然也是不彻底的，但足以实现在稳定的局势中使国家发展强盛。这种改良的力量在于三方面力量的结合，即：政府的政策措施、公众批判和群众抗议运动，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私人公益事业。并非所有国家都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美国有它特有的历史文化条件。

一　思想精神资源

通常人们对美国有两种看法：一是历史很短，没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二是暴发户，因而只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贫乏。这是一种误解。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最“老”的共和国，美国文明是源于欧洲的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因而源远流长。不过欧洲的思想传到美国之后，在“新大陆”的土壤中进行了选种、变种，就带有了“美国特色”。

美国的精神传统和思想资源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新教精神和自由主义思想。基督教精神对美国人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竞争中赖以自律，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倡导集体合作，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宣扬平等，是物欲横流的浊浪中的净化剂。自由主义的前提是人生而平等，拥有某些与生俱来的不可转让的权利。这种包含个人自由和公平两个方面的自由主义在美国深入人心，成为美国人的共同理想，甚至是普遍信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族裔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假如可以称作美利坚民族的话）的胶合剂，是在最大的差异中的共同标准，也是一切改良的动力和指针。

除了文化思想外，还有设计周到、有宪法保证的政治制度。美国的政治体制，从立国开始就摈弃了“人治”——亦即依靠领袖魅力的治理——而坚决选择了“法治”。在这一点上，华盛顿总统厥功甚伟，史有定评。华盛顿只利用他的威望促进符合法治原则的宪法和政府体制的建立，然后功成身退，再不干政，从而建立了健全的领导人更替制度，从一开始就为整个美国民主制度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美国的民主不是民粹主义的，从宪法和机制的建立开始，就十分注意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而且，民主权利的普及也是渐进的，这点与法国的传统不同，较少街头民主和群氓政治的可能，这为美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总的说来，美国社会实践的主线还是自由竞争，直到现在，相对而言，美国因平等而妨碍效率的程度比欧洲国家要轻得多，而不平等的情况则比西欧严重。美国思想界的重心比多数欧洲国家要靠右。其政治思潮犹如钟摆，每隔一段时期就向一方摆动一次，而总的趋势是向中间靠拢。这个框架弹性较大，不脱自由主义的范畴。右边界是法西斯主义，左边界是共产主义，在这个框架内左右摆动，不断调整，是美国的改良特色之一。

二　三结合的渐进改良

（一）政府改良

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一大创新就是福利国家的形成。美国逐步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刚好就是从老罗斯福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年在任）到小罗斯福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年在任）。这一转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开始干预经济生活，二是政府成为调节各种矛盾，特别是劳资矛盾的中介。老罗斯福的改良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合法性从理论到实践奠定了基础，并开创了政府仲裁劳资纠纷的先例。而小罗斯福的“新政”可称承前启后，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划时代的影响。其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点：

1．政府职能大转变：从小政府到大政府，从尽量少管事到多管事，在三权分立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总统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加大。

2．提出了新“四大自由”，把原来的四大自由概括成两项，加上“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实际上增加的核心就是“免于匮乏”，第一次在基本人权中加入了“经济正义”的因素。这是对旧自由主义的一大修正。从这一观念出发，一系列的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法令不但有了依据，而且是政府和社会强势集团义不容辞的责任。“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的观念和机制从此逐步确立。

3．劳工权益从法律上得到保证。制定一系列保护劳工的法规，如最高工时、最低工资、失业救济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首次立法规定工人有“集体谈判权”，亦即工人用罢工或其他手段提出要求，资方必须与他们谈判。这样，不但规范了资方的行为，而且工会不再是一种反社会的激进势力，而变成参加体制内博弈的一个利益集团，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运动的性质，从而取得了社会的稳定。

“新政”是美国不断改良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以后历届政府都在福利制度上添枝加叶，尤以约翰逊政府的“向贫困开战”、“伟大社会计划”达到美国福利社会的顶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另一点带有里程碑意义的措施是推动通过了《民权法》和《选举权法》以及“确保行动计划”，把黑人的政治权利切实落到实处，黑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显著的提高。应该说，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公平和种族平等方面，美国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以后共和党上台，政府政策又向保守方向逆转，不过大的框架和安全网已经形成。总的说来，美国的政治主流，基本倾向是向中间靠拢，社会批评家和政客竞选可以慷慨激昂，言词激烈，但在实践中，最保守的不能打破现有的福利制度框架，最激进的也不会损害大企业的根本利益。

（二）劳工运动和在言论自由保障下的公众批判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黑暗面，金钱的罪恶、权力的腐化作用对任何种族、任何国家的人都不例外。而且既得利益者都难以自动放弃特权，因而古今中外国家制度的设计中都包括某种揭露、批评和防止腐败的机制，但是事实证明，只靠政府内部的监督机制，无论怎样严刑峻法，效果都有限。社会改良最基本的动力是公民争取权利的各种行动，包括声势浩大的劳工运动，以及公众监督和批判。美国19—20世纪之交罢工频仍，规模越来越大，并且常有流血事件。实际上推动了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的一系列立法措施，最终使矛盾得以化解。

公众舆论真正能起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是公开的，受到宪法保障的，适用于每一个公民，任何人不得压制。美国公众每隔一段时候就要掀起全国性的自我反思的浪潮，这也正是社会的生命力所在。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大约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言论自由发表需要载体，那就是独立的新闻媒体。美国在20世纪初到一战的“进步主义”时期，新闻媒体有一个大发展。与其他文学作品形成社会批判的高潮。由于对当时腐败相当严重的美国政治和大财团的巧取豪夺的无情揭露，被称作“扒粪文学”，客观上为老罗斯福厉行吏治改革和一系列改良措施提供了舆论基础。如果没有世纪初的政治净化斗争和吏制革新，以后小罗斯福以加强政府干预为方向的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一改革是加大政府的权力，其前提是公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如果没有廉洁奉公的大批执法者，改革就会弊病百出，失去公信力，最终效果适得其反。这种悲剧在中外改革历史上并不鲜见。

美国的自我批判精神和通过公开讨论解决问题的信心，是美国改良机制的灵魂，也是其活力所在。反过来，也可以设想，在这样锲而不舍的大声疾呼、公开“家丑外扬”的制度下，尚且腐败丑闻不断出现，如果加以遮掩，压制批判，听任脓疮在暗室中发酵、发霉，其后果又将如何？

（三）中介势力：基金会及其他私人公益事业

在美国的渐进改良中，还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力量就是私人公益事业。国人所熟悉的各种“基金会”是其中一种形式。这种公益事业非美国所独有，但是在美国最发达，其达到的规模和所起的作用任何国家无法比拟。它兴起于20世纪初，与进步主义同步发展，可以说是20世纪美国一大特产。它有两大特点：一、有别于一般的慈善组织，强调“授人以渔”、解决贫困的根源，因此多以传播知识、促进文化教育事业为宗旨，这对美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贡献无可估量，而且其影响早已超越国界；二、出资者完全出于自愿，但是一旦成立，就成为独立的、根据基金会的章程和有关法律运转的机构，其资产真正属于公众，不以出资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造成资本家“自愿”把一部分财产归还给社会的原因很多，不能简单地以“沽名钓誉”或争取免税来解释，尽管不排除这种因素。更深层次的还要从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重教育的传统和美国政治的妥协模式中去探究。老卡耐基发表的题为“财富的福音”的文章，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信仰，如今已成为公益事业的经典。老洛克菲勒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思想，他的名言是：“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他们相信巨大财富留给子孙是祸不是福，甚至对社会将产生不良影响。同时又反对单纯的“济贫”，认为这是培养懒汉，适足以害之，而主张要科学地进行慈善捐赠，使花的钱产生最大社会效益，这是建立基金会之由来。可以说是创立了一种“捐赠文化”。直到今天的巴菲特、比尔·盖茨等都遵循这一“发了财就捐赠”的传统。在20世纪前半叶，私人公益事业在帮助美国社会克服危机、平稳过渡方面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自“新政”之后，政府担负起社会福利事业的责任，在实际开支上占大头，私人公益捐赠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它所具有的灵活性和优越性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发挥的作用仍是政府所不能替代的，不能单纯以拨款数量来衡量。

三　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

80年代中期，以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为契机，“美国衰落论”曾在美国和世界风行一时，笔者一直不以为然，曾为文阐述美国的潜力远未发挥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才优势，指出全世界优秀人才的自然流向如果仍是美国，美国就不可能走上衰落之路。现在看来，这一论断已为近年来的事实成倍地证实。特别是在新的“信息时代”中，美国的人才优势更为突出。

（一）先天的人口优势与人尽其用的环境相结合

美国在“人”的因素上得天独厚，在于移民国家的特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几百年来总能博采各民族之精华为己所用，而且这一情况还在继续下去。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民族大迁徙，许多国家今天的一部分人口的祖先也来自其他地方。但是美国情况不同：1．美国的移民是陆续迁至，一批一批而不是一次涌来，甚至相当多的移民是精力旺盛的青壮年，免去抚育的成本；2．最早的移民来自当时世界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带来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思想观念；3．从“五月花公约”到“独立宣言”的一百年中，形成了一套核心价值观，成为以后无论来自何方的移民认同的中心，产生独特的凝聚力。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而且证明有很强的黏附力。至少直到二战之前，美国一直源源不断从欧洲吸取精华，包括思想、人才、体制、科学发明，等等。许多新理论和新发明首创于欧洲而最后完成和实践在美国。欧洲的精华移植到美国得到新生。二战以后又扩大到全世界，特别是亚洲。

在美国的市场机制中，科技发明的成果变成生产力的途径最短、程序最简便。美国企业除了善于吸收人才外，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舍得在培训人才上花本钱。发达的高等教育和优良的学习条件，是对准优秀人才的一大吸引力；反过来，高智能青年的流入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质量。美国教育家们都承认外国留学生对维持和提高高等院校水平的重要性，其中亚洲学生又占重要地位，学成后至少有一半留在美国，或在海外为美国企业服务。这从另一方面造成美国教育与人口的良性循环。

（二）重教育的传统和实践

人口素质当然和教育分不开。重视教育是美国从欧洲继承过来的最优良的精神遗产之一。首先，最早的移民中的骨干，教育程度就比较高，他们自然以普及教育为己任。从17世纪中叶开始，远在美国独立之前，在新英格兰各州就完成了普及义务教育的立法，并建立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弗吉尼亚等名牌大学。开国元勋们都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在他们的思想中绝无“愚民政策”的痕迹，因为这与“民治”的国家是绝对不相容的，民众普遍有知识、具备起码的判断能力是民主国家的根本。正是教育构成美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支柱。

美国的高等教育主要靠私人，只有州立大学而无国立大学。学校独立于政治，州政府也无权过问州立大学以外的高校。这样既保持了校园学术思想的自由，又维持了学术建树的延续性。正因为如此，大学一直保持了创造新思想、新流派的源头地位，历经独立战争、内战、世界大战、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政府危机而巍然屹立。另一方面，它虽然独立于政治，但是实际上对校外的政治最敏感。20世纪对社会有影响的思潮，从进步主义到“新政”的谋士，到60年代的激进批判运动，乃至当前不论是“左”或“右”的思潮都以大学为基地。当然各种思潮实际的社会影响差别很大。

四　美国与世界

在今天各国相互依赖日深的世界上，一个大国的影响绝不会限于其国土之内，美国就更不必说。百年来，美国高度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带动了全球的进步，美国以雄厚的实力对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恢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又直接帮助或间接促进了一批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哪个国家善于学习的话，美国从治国到企业管理到解决社会问题到文化教育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今天，在有关全人类福祉的问题如环境保护、自然灾害控制、公共健康以及反毒品、反国际恐怖主义等斗争中，美国还能发挥带头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有四十年是美苏对峙的冷战时期。在这期间，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美国在“顺我者昌”和“逆我者亡”两方面都尽情发挥。根据前者，使一批国家受其帮助和扶植得以发展，这是与其争霸的前苏联所做不到的；根据后者，则对另一批国家从封锁、包围到颠覆到武装干涉无所不为，不过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战略目标的核心是防止任何国家挑战它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整个地球是它在上面进行部署的大棋盘。

关于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者有两点独创的观点：

（一）对内行民主，对外施霸权可以并行不悖

论者往往有两种倾向：或以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否定其本身的民主制度；或肯定其民主制度，从而把它在推行民主的口号下的国际政策和行为合理化。因为一般的传统观念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对外侵略与对内压迫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不一定如此。对内民主与对外霸权可以并行不悖。因为民主是一种制度，其核心是权力的制衡。美国的政治制度就是遵行权力制衡的原则，有宪法保证对内不能实行压迫，相对来说，美国人民享有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是比较充分的。所以才有渐进的妥协、改良，才有今天的昌盛。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必须遵守一定的民主程序和规则。但是在国际社会中，还没有这种硬性的制度，虽然有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原则上大国小国一律平等，但无硬性的约束力。实际上还是基本以强权政治为主导。美国从不把自己看成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而是奉行“美国例外论”。美国拥有世界最大最先进的武器库，最雄厚的经济实力，却常指认别国对自己构成“威胁”，这“威胁”归根结底，就是指对左右世事的霸权（或如美国自称的“领导权”）的挑战。这也是美国不断加强综合国力的动力。

（二）“隐性霸权”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以它不断在科技和生产方式上的创新“领导”了世界潮流，使世人身不由己地接受它的影响，跟着它跑。不知不觉间在器用、话语、生活方式乃至品味习俗都向“美国化”发展。今天所谓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其源头还是在美国。美国根据自身的规律和需要实现某种发展进程，而这种进程必然辐射到全世界，其他国家不论是否符合自身发展的阶段和模式，只有紧追，否则就被淘汰。这是另一种客观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的影响有积极的、有消极的。其消极面也为本国公众所诟病，并不隐讳。至于外人是取其精华还是取其糟粕，那是他国自己的事，而不是美国的问题了。

五　异化和悖论

（一）过度市场化

在进入21世纪时，美国依然充满着严重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有些是固有的矛盾，有些是新问题。贫富悬殊、种族矛盾、“世风日下”、暴力充斥、犯罪率高，等等，都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是人们经常谈到的话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收入差距又不断扩大。早期老罗斯福曾提出要制约美国的“过度资本化”，现在大金融家兼慈善家索罗斯又提出要改革美国“过度市场化”的弊病，就是把本不该属于市场的事物推向市场——如教育、法律、新闻、医疗，本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应由市场决定，现在却受市场的左右。

（二）移民问题

前面所说移民国家的优势也带来日益复杂的问题。美国号称“大熔炉”，其主流是欧洲裔的白人，也就是所谓的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所有后来的移民都有一个“美国化”的过程，也就是向先来的主流欧洲白人同化。这一做法基本上是自觉自愿的。二战以后，情况就逐渐复杂起来，有人提出“马赛克”或“大拼盘”之说取代“大熔炉”的形象，说明种族的融合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即使是拼盘，“WASP”仍然是占据中心的一大块，其他大大小小族裔处于层层边缘。60年代之后，少数族群的觉悟迅速提高，代表族群的要求就更为强烈，主要表现在对主流文化的挑战。许多美国学校已经实行英语与西班牙语双语教学。今天的种族问题不止是历史遗留的黑人问题，而是复杂得多的“美国人”的认同问题。此外，族裔矛盾可能更加复杂，不完全是在主流白人与其他族群之间，而可能在先来后到、不同处境的少数族群之间更加尖锐。如何妥善处理新老移民以及非法移民问题，日益困扰历届政府。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说的是国际，内心深处是对国内的担忧。

（三）“美国精神”能否延续

过去美国人赖以建国的基督教新教伦理的美德，诸如艰苦奋斗、勤俭自律、自立自强、坚忍不拔，以及有计划的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和诚实的遵守规则的处世态度，如今在总的追求“自我完成”的目标下变成了急功近利和享乐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赖以立国并维持了几个世纪的精神支柱——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现在正在发生异化；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禁欲苦行主义”正在为“贪婪攫取性”所侵蚀、取代；“宗教的冲动”为“经济的冲动”所淹没，最坏的可能结果是道德自律和创造精神两败俱伤。

此外，政治、司法中的金钱的作用，利益集团对内外政策的超常影响，等等，都是人们熟知的，它始终是使美国引以为自豪的民主制度走向异化的一种拉力。在这种情况下，原来调节社会的机制是否够用，促进美国发展最基本的活力中哪些因素还能继续起作用？三权分立、舆论监督、思想界的批判，这些美国的看家法宝能否继续有效地制衡金钱和市场专政的腐蚀力量？总之，“美国精神”是否还能健康地延续下去，这是美国进入21世纪的大课题。

2001年

讲和也需要英雄

——由拉宾之死想起的

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举世震惊。我在震惊之余却也不觉得太意外。因为最初在电视新闻中见到拉宾与阿拉法特签署初步和平协议，握手言和时，曾闪过一个念头，不知双方的极端分子会有何动作，曾走出中东和平第一步的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悲剧命运会不会落到他们之中一个的头上。后来两位领导人双双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不祥的念头又在脑海中出现。不知怎的，原来更多是为阿拉法特担心——我常觉得，他几十年来在这样的惊涛骇浪中奔走、斗争，至今安然无恙是一个奇迹。如今，这种担心不幸而成为事实，落到了拉宾头上。这倒不是以先见之明自诩，是因为无论是在历史上或是在当代，这类悲剧屡见不鲜，导致这类事件的心态似乎是带有普遍性的人类某种劣根性。因而想到，战固难，和亦难。自古沙场征战成就多少英雄，而在必要的时候能毅然决然各退一步化干戈为玉帛可能需要更大的胆识和勇气，唯大英雄能做到，却难得到承认。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充满了争斗和厮杀：家族、宗教、村落、帮派、政党、部落、民族、国家，乃至国家集团之间，古往今来不知发生了多少流血事件，小的称械斗，大的称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武器越来越先进。有研究说，作为真正推动重大科技发明的动力，改进武器的需要远超过减轻体力劳动、提高生活质量的欲望。本人对此没有研究，不过凭直觉认为大约是可信的。见某杂志载，有家博物馆用箭头标出：“此处陈列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动物”。走近一看，却是一面大镜子，照出的当然是“人”自己，这确是警世之作。争斗的原因多种多样，而一旦打起来就带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双方都认为自己绝对有理，不到造成惨重牺牲，最后见胜负，很难罢休。大体上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在弱肉强食的发展过程中强者不断征服弱者，征战只是少数野心家的欲望，广大群众只是被迫或盲目追随，“一将功成万骨枯”，成者为王败者寇，历史率多是胜利者写的，百姓并无发言权。也有失败的英雄如项羽，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太史公在前，梅兰芳大师在后，为之树立了英雄的基调；不过他的英雄业绩还是建立在流血中。坑秦降卒二十万、火烧咸阳、带出江东八千子弟兵无一生还……这些并不受到谴责，而有机会时不肯杀刘邦，拿下咸阳后又不肯乘胜追穷寇，是作为他的弱点载入史册的。我忽发奇想，假使刘邦或项羽当中的一个，在某个时候人道主义发作，产生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让步言和以保黎民苍生的身家性命，当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后世又该如何评说？当然这纯属奇想，历史没有假设，历史是属于战争英雄的。

二、在暴政下受压迫人民的武装反抗和暴力革命，或是在国土疆界已经大体划定的近代反抗外敌入侵的斗争。这里压迫与被压迫、侵略与被侵略泾渭分明，战争各方的正义与非正义性也有公论，那么抵抗的一方无论成败总是以战斗到底为荣，变节投降为耻。在这一方是英雄，在那一方则是暴君、战犯，最无争议的例子当属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三、最难解决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宿怨，各方都有一定的道理，是非要看从历史上哪年算起，或者当初是有是非可辩，却因时过境迁，各种条件都已变化，无法再讨回原来的公道。但是已成为有关双方（或数方）全体成员代代相传解不开的情结，达到极为强烈、非理性的程度。用俗话说“打红了眼”，每一次流血都进一步煽起复仇的欲望，“血债要用血来还”成为一种本能，也为荣誉所系。而双方又势均力敌，即使有胜负也不足以征服对方。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悲剧就来自古代家族之间的这种宿怨，近世主要见于民族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领导人推波助澜坚持斗争比企图扭转局势进行和解要容易得多。再掺入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争夺，政客们的哗众取宠，更加模糊了真正民族大义和全民的利益所在。历来在对外冲突中主战派总是比主和派显得英雄气壮，然而就在这冤冤相结的恶性循环中多少生灵涂炭，多少家庭流离失所，几代人的心血和劳动化为灰烬。此时如有高瞻远瞩的领导人站出来谋求和解，其艰和险是可想而知的。他所冒的风险如果不关系到肉体生命，至少也是政治生命。

出现这种化解敌意的历史转折需要若干主客观条件：首先是有关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见人之所未见，能把握时机；当然还需要勇气和魄力，敢于力排众议，对人民、对历史负责；还必须享有崇高的权威，深得自己人的信任，也为对手所尊重；这些条件必须是双方都具备，因为既然要和解就必须有妥协，需要各自从原来看来不可动摇的立场做出退让，这是最艰难的。我们国家现成的例子是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突破。在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只有毛泽东主席一人能做出这样的决策，走出这一步。他所具有的一呼百诺的条件没有第二人有。任何一个人，如敢率先提出此议，其本人后果都不堪设想，尽管我国国情不同，不一定以遇刺形式出现。不过像毛主席这样的绝对权威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例，当世绝无仅有。何况中东形势之复杂和冷战中的中美关系不可同日语。举这个例子，只是说明化解敌意讲和之难。

我相信，时至今日，阿拉伯、以色列的大多数普通百姓已深受战争和仇恨之苦，对和平进程是欢迎的，这是双方领导决策的真正基础。只是涉及妥协让步的具体内容时难以取得共识，两边都存在惯用恐怖主义手段的极端分子，不容和平进程顺利发展。以前的做法多是向对方挑衅制造流血事件，竭力煽动正在减弱的仇恨之火，生怕它熄灭，同时给两边领导出难题。最终，拉宾总理和萨达特总统一样，不死于异族的枪下而死于本民族的杀手。这的确是极大的悲剧。再往深一步想，这悲剧的造成，包括拉宾自己在内的以色列各届各派政治领导人未始没有责任。极端分子以及恐怖主义分子是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土壤中产生的。群众性的激情和行动往往是靠简单的口号而不是冷静的说理动员起来的，很容易达到非理性的狂热程度，到那时如脱缰之马，不再可以驾驭，不可能像有纪律的军队那样行、止、进、退服从指挥。民族主义（广义的也包括一个民族的对立派系）是政治家们最可利用也最易迎合的“民意”。但是点火容易灭火难，民族主义之火炼出了领袖人物，到头来又把他吞没。这也可以作“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一语的别解。这种规律未尝没有普遍意义。例如方今举世瞩目的另一热点波黑地区，即使各方存在着愿意息兵言和的政治家，如何克服本派的激烈情绪也将是个问题。中国民谚“冤家宜解不宜结”是经验和智慧的总结。这句话的另一面是“冤家易结不易解”，执政者可不慎乎？

但愿拉宾的血能唤醒两个民族的良知和理性，成为促进和平进程的动力，避免更多的流血，而不是相反，使举步维艰的和谈横生枝节，则中东人民幸甚，世界和平多一分保障。不论如何，盖棺论定，拉宾总理将以和平烈士载入史册，同时他也该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接下来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是，杀死他的凶手该算是什么呢？如果媚敌投降者是民族败类，那么从另一个极端破坏和平，延长民族灾难的人能比这好一点吗？

1995年

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信念

——论联合国的初始构想

方今，联合国已有185个会员国。不论大小强弱，在大会上一律一国一票。如果有谁公开主张各国权利不应平等，小国、弱国应享受较小的权利，一定会引起一场愤怒的抗议，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开宗明义就申明对于“大小国家平等权利的信念”，并且明文规定“联合国基于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

但是，以为当初联合国创始时所设想的原则与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平等原则是一回事，那是一种误会。回顾一下联合国从概念的形成到建立的全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主要体现的是大国意志，当年发起者的心目中主要是依靠大国保证和平，本不指望芸芸小国起多少作用，有多少发言权。事实上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性质、结构和工作程序都是美、英、苏三大国决定的。哪些国家有资格参加以及在什么阶段参加，也都由它们决定。中、法两国成为发起国有一个曲折的“被接纳”的过程，也还是美、英、苏三国协商妥协的结果：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大国地位是罗斯福力争得来，丘吉尔和斯大林原是反对的；而法国作为第五个大国是丘吉尔坚持的结果，罗斯福一向对戴高乐有成见，斯大林根本看不起法国，后来形势变化，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才承认戴高乐的抵抗力量。当然，从实质上讲，中国和法国的大国地位还是两国人民自己艰苦、英勇抗战争来的，否则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没有必要为之争。只是就联合国这个组织的建立而言，从1942年《华盛顿联合国家宣言》开始，历经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直到在1944年顿巴敦橡树园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草案，几乎所有的筹备工作，包括协商、争论、激烈的讨价还价直至妥协都是在三大国之间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时，苏联和西方的争夺渐趋明朗。这种争夺也反映在有关联合国问题的立场上。例如联合国的原则之一是普遍性（universality），但是关于哪些国家可以参加成立大会的讨论和决定实际是以划分势力范围为基础的——美、英、苏各自根据自己的势力范围争取或反对一些国家参加，最后作一些交易达成妥协。到旧金山成立大会时大局已定，只是酌情考虑广大中小国家的某些不满作些微调而已。

再进一步看，苏联也是后来者。要成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想法最初起意于罗斯福的头脑之中，一边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赫尔及其助手，一边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帮助他把这些想法具体化，当然丘吉尔也加进了自己的思想。起初，罗、丘二人强调的是“英语民主国家”携手确保世界和平。只是在苏联抗德战争显示出威力之后才决定把苏联拉进来。所以，从实质上看，整个联合国的成立过程可以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金字塔：塔尖是罗斯福，自上而下第二层是美国政府与英美联盟，第三层是“三大国”，第四层是“五大国”，第五层是11个安理会成员国，底层是51个《旧金山宣言》签字国。

罗斯福

美政府与英美联盟

美、英、苏三大国

美、英、苏、法、中五大国

安全理事会十一国成员

《旧金山宣言》五十一个签字国

现在对联合国这一想法的演变过程和这一组织的成形经过作一简单回顾。

一　《大西洋宪章》

《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来自《大西洋宪章》，这不必多加解释。而《大西洋宪章》的来历却与本文提出的金字塔模型有关。早在1941年，紧接着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苏联之后，罗斯福就酝酿一个想法。他向丘吉尔建议，借两国首脑举行大西洋会议之机发表一项声明，“制定某些足以把我们两国政策引向共同道路的广泛的原则”。罗斯福当时主要担心英国顶不住苏联的压力而对苏联对欧洲的领土要求做出过多让步，提出此建议的主导思想是“英语民主国家”（English-speaking democracies）要起特殊的作用〔1〕。这正是丘吉尔的一贯主张，而且比美国人更加坚持不懈，直到1946年的富尔敦演说中还持此说，此是后话。当时两人在这点上当然一拍即合。但是到讨论具体内容时，各自代表的不同利益就显示出来。例如美国主张在平等条款上的自由贸易，而英国势难放弃帝国优惠制；丘吉尔热切主张战后成立某种保证和平的国际体系，而罗斯福当时还得考虑国内残余的孤立主义势力可能的抵制，等等。那时苏联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因为美国对苏联的抗战能力还缺乏信心，同时美国国内舆论对苏偏见尚未消除。中国更不在考虑之列，这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当时美英都希望避免与日本在太平洋发生冲突。到9月间，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与纳粹德国作战的国家才正式加入美英发起的《大西洋宪章》。一般认为这就是建立联合国的序曲。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美国的发起和领导以及“英语民主国家”的优先地位。

二　“三大国”的分歧与合作：从《华盛顿宣言》到顿巴敦橡树园会议

珍珠港事变改变了战局，特别是美国的处境。美国的全面参战使国内孤立主义者失去依据，罗斯福遂得以放手去实现他的美国领导下的战后和平格局的理想。《华盛顿联合国家宣言》于是出台。这一宣言由美国国务卿赫尔起草，经罗斯福、丘吉尔与苏联驻美大使协商同意，先由此三人签署，再请中国驻美大使签署，次日其他与盟国协同作战的22国相继签署。这一过程中金字塔的层次昭然可辨。

从那以后，一个战后国际组织的原则、结构和工作程序逐渐在罗斯福的思想中和美国国务院的文件上成型。当然，大家心目中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失败的阴影。罗斯福认为“国联”失败的教训在于决策的责任太分散，需要满足太多国家的要求，并且缺少一支在必要时可以供调动来维持和平的“警察部队”。基于这一想法，他逐步形成了对日后联合国组织的蓝图：应有三个层次：一、全体会员国参加的大会，其作用只是讨论各种国际问题并向两个较小的决策和行动机构提出建议；二、咨询（或称执行）委员会，由几个大国加上三至八个其他国家组成，其任务是提出解决争端的建议方案，但不能强制执行；三、由美、英、苏、中（法国起初不在内，后来才加入）组成一个真正有权威的小机构，负责处理任何对和平的威胁并采取必要的行动。实际上迄今一直有效的联合国的组织和工作程序大体上就是脱胎于这一蓝图。罗斯福说得很坦率：“……最终，真正的决定要由美、英、苏、中做出，这几个大国将在今后的许多年内警卫这个世界。”〔2〕

美国当时具有毋庸置疑的超级实力，对战后的领导地位自然有舍我其谁的信心，同时又涉世不深，对国际事务之复杂尚未有充分体会，所以可以唱一些理想主义的高调，诸如“有原则的外交”、“要超利益的道义而不要强权政治”、反对“力量均势”和“势力范围”的观念，等等。莫斯科四国宣言中，关于未来国际组织应基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主权平等，并向所有此类国家，不论大小，开放的原则”〔3〕一语也是在美国建议下写入的。当时美国以小国的保护者和代言人自居，而斯大林和丘吉尔则基于各自的理由对此条有严重保留。所有这一切在现实中都成为空谈，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与美国实际执行的政策恰好与这些口号相反。

英国与美国的分歧在于，珍珠港事变之后，丘吉尔关心的是要“阻拦向太平洋的过分倾斜”〔4〕。他的重点当然在欧洲，而且对于把权力集中在一个大国组成的执行机构中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主张在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中设置欧、亚、美三个区域性的委员会，美国可以三个都参加，欧洲方面起领导作用的当然是英国。再者，丘吉尔此时对苏联的意图已怀有疑虑，想拉美国参加欧洲委员会以抵制苏联；而当时美国还没有准备在欧洲事务中卷入太深，主要关心的是争取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合作，罗斯福对苏联的战后意图也没有丘吉尔警惕性那么高。

英美之间的另一分歧是关于殖民地的独立和自决问题，下节将详述。

苏联自有自己对战后安排的想法。早在1941年9月，苏联驻美大使在发表签署《大西洋宪章》的声明时，一面表示支持各国“自决”的原则和“独立、领土完整的权利”，一面又补充说，苏联政府在支持《大西洋宪章》的同时，“考虑到这些原则在实际应用中必然会与特定的国家的情况、需要和历史特征相适应”〔5〕。这一貌似无害的补充实际是重要的保留，为以后苏联的领土要求埋下伏笔。随着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牺牲与胜利，它的发言权也越来越大，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它与美、英成为平起平坐的三大国之一的地位就确立了。美英一方面对苏联的疑虑日深，一方面又对红军在战场上的贡献依赖日增，到德黑兰会议时，按照苏联的要求重新划分边界已是既成事实，即将成为《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之一“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就这样算是解决了。

罗、丘、斯三位领导人尽管有种种分歧，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深信战后的世界和平有赖于他们三家的合作。在这点上斯大林比其他两人更坦率。他公开反对其他国家与三大国有平等的发言权，因为他认为只有这三国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最大。后来，他勉强接受“四大国”或“五大国”的概念后，又力主大国的“绝对否决权”，理由之一是不能让小国与大国之间开启争端从而引起大国之间的不和。这个问题在1944年顿巴敦橡树园会议上双方意见僵持不下，未能达成妥协。美、英尽管都反对“绝对否决权”，在本质上却也是主张保持大国一致的原则。早在1941年6月，罗斯福初次向莫洛托夫提及战后维护和平的机构的设想时，就曾表示有必要控制那些“过去曾扰乱和平的小国”，甚至包括法国〔6〕。

三　力量均势与势力范围：从顿巴敦橡树园到雅尔塔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确定战后世界格局，实际上是在三大国互相承认当时的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划定势力范围。涉及联合国，顿巴敦橡树园会议遗留下来三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否决权的范围，2．联合国的创始国，3．托管制。有关这三个问题的争论反映了三国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前两个问题的分歧在苏联和两个西方大国之间，第三个则主要是英国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症结是，当某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争端的一方时，它对这一问题是否还应使用否决权？苏联坚持否决权应是绝对的，理由是大国一致的原则应在一切问题上贯彻始终，而不应有任何例外。美、英反对，理由是这样就使有关的常任理国有特权从一开始就阻挠对某个问题进行任何调查，恐难为广大会员国接受。最后以苏联妥协告终。

第二个问题是斯大林援引苏联1942年通过的宪法，要求所有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都以独立身份参加联合国，一国一票，美、英当然不会同意。不过苏联并未坚持，很快就退到增加三个席位，最后以增加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席达成妥协。

从以上两个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苏联已预见到自己在未来的国际组织中的孤立地位，尽量设法在制度和组成上保护自己，同时也表现了对西方国家深刻的不信任。相反，美国已是稳操多数：除了九个追随美国参战，又追随美国参加《华盛顿联合国宣言》的拉美国家外，美国还建议吸收其他八个并未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作为发起国，其中六个是拉美国家。英国及其领地这一组的席位基本上也可算在美国一边，因为一般说来，美英之间的分歧大多可以在付诸投票前协商解决。此外，中国的一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可指望。有此成竹在胸，罗斯福可以居高临下地告诫斯大林和丘吉尔：“大国的领导不是仅仅建立在幅员、力量和资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道义的领导所拥有的持久的品质的基础上，这种道义的领导能够全面提高全世界的国际关系水平。”〔7〕这口气大有兴王道反霸道之概！另一方面，罗斯福深感无论是在当时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战场还是在战后，都需要苏联的合作，所以他表现出比丘吉尔更愿意同苏联妥协。

第三个问题的分歧主要在美英之间。罗斯福在他的关于战后国际组织的蓝图中，总是包括某种使当时的殖民地或附属国获得自治或独立的安排。这一方面是出于美国传统的对“自决”原则的信仰，同时也是顺应时代的潮流。他扮演了殖民地人民愿望的支持者的角色，把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实际利益结合在一起。而这刚好与英国，特别是丘吉尔的立场针锋相对。印度问题首当其冲。美国人民的同情当然是在甘地、尼赫鲁和他们所领导的独立运动一边。罗斯福第一次伺机向丘吉尔提出这个问题是在珍珠港事变之后，丘吉尔战时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期间。据说后者反应如此强烈，使罗斯福再不敢在他面前提此事。之后，1942年11月间，丘吉尔针对美国的态度发表了他的名言：“我不是为主持大英帝国的瓦解而出任国王的首相的。”这就使美国处于两难境地，它既不愿在印度和其他殖民地人民中担当支持英帝国主义的名声，又不愿得罪最重要的盟友，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它只好左右逢源：一方面在公开声明和讲话中宣称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结束，表示支持各民族争取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向英国政府保证绝不做任何损害它在帝国中的权威之事。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务院经罗斯福批准起草了一项题为“联合国关于民族独立宣言”的文件，其中提出“托管”的方案作为走向独立的过渡形式。这实际是对英国的让步，但是英国一意要维持帝国体系，拒绝接受任何“独立”的观念。几经磋商之后，美国进一步向英国让步，最后提交顿巴敦橡树园会议的文件题目中没有任何“民族独立”的字样，变成了“关于附属领土的管理的宣言草案”。但是美国代表并未在会上提出此文件，因为美国军方企图由美国独家控制从日本手中接收的领土，反对笼统的国际“托管”。所以这个问题又拖到了雅尔塔会议上。此文件一经提出，丘吉尔即大发雷霆，吓得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连忙解释，称这里指的是从敌国手中接收的附属领土，例如太平洋岛屿，不是指大英帝国。丘吉尔马上抓住这一解释，要求把这点明文载入文本。罗斯福对此始终保持沉默，因为他怕整个联合国计划因这个问题而搁浅。最后通过的文件只含混地说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将就在《宪章》中规定“托管”机制问题进行磋商，同时对适用的领土范围作一定的限定，其措辞含义能够满足丘吉尔的要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丘吉尔所体现的英国意志得胜，美国从原来的立场节节退让。但是美国这样做也并非十分违心，因为到雅尔塔会议时形势已有所变化，美国更担心的是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苏联在朝鲜半岛和可能在“满洲”的影响。另外，美国对自己独家托管日本占领的岛屿显然比对其他附属领土的前途更加关心。总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最后通过的文件措辞以及美国的立场已经与“支持各民族争取自由的权利”的崇高原则相去甚远。

四　中国与法国的作用：次等大国的角色

中、法两国绝非“三大国”平等的伙伴。事实上承认这两个国家的大国地位也还是三大国之间妥协的结果。在美国建议之下，中国是《华盛顿联合国家宣言》四个发起国之一。美国力主把中国包括进来目的很明显：鼓励中国这个除日本之外亚洲唯一独立的大国继续抗日；从长远看，美国当时已认定战后一个强大而对美友好的中国对美有利；另外，鉴于亚洲民族主义的高涨，美国要避免西方国家包揽一切的印象，把中国包括进国际组织的领导机构有助于达到此目的，何况在中国“对美友好”的前提下，美国可以指望得到中国的支持。

丘吉尔和斯大林都认为中国不配与三大国平起平坐，同时他们都是欧洲优先论者。丘吉尔认为中国在美国心目中的“特殊重要性”是“奇怪的比例失调”，他明告罗斯福绝不能接受把中国视为与大英帝国几乎是同等的作战国，或是把中国军队与俄国军队相提并论〔8〕。他私下还向艾登透露他担心中国将成为美国企图瓦解英国海外帝国中的一张永远和美国“捆在一起”的票〔9〕。在美国的坚持下，他才勉强默认了中国的地位。苏联反对中国更甚。除了与英国同样看不起中国外，苏联还与日本有中立条约。直到1943年莫斯科会议上赫尔向苏方暗示，假如中国被排除在外，美英可能要减少对苏援助而转向中国，莫洛托夫才不再坚持反对。事实上，中国虽然名义上忝列“四大国”，在整个筹备过程中却只处于边缘地位。例如，关于发起联合国的“四国宣言”刚一发表，就在苏联外长建议下作了非正式的三国协商安排，对拟议中的国际组织作初步商讨，这里面中国没有份。也是由于与日本的中立条约，苏联还避免与中国共同参加开罗会议，事后对《开罗宣言》不置可否。在德黑兰会议开始时苏联虽已同意在打败德国后参加对日战争，却仍然提出一些方案企图反对中国享有全球性大国的地位。后来可能是由于美国允诺中国将同意苏联使用大连不冻港，苏联才改变态度〔10〕。

1944年顿巴敦橡树园会议号称四国参加，事实上由于苏联仍坚持不与中国同会，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有苏联无中国，第二阶段有中国无苏联，但是两次会议不成比例。第一阶段会议正式从8月21日开始，9月27日才结束（美、英、苏三国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实际从8月2日起就已开始工作），在这一个多月中，中国代表团只能在会外耐心等待三大国就它们自己之间的分歧作旷日持久的讨论，美国代表不时向中国代表团团长顾维钧秘密透露三国讨论的问题和各自的立场，却要顾向自己的政府保密。第二阶段会议从9月29日开始，10月2日就结束了。中国代表团深知美、英同中国举行这样几天会议是给中国面子，并非真想听取中国的意见，三国已就重大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协议，不可能有大的改变。作为老外交家，顾维钧知趣地以“全力促成会议的成功”为基本态度，把“补充建议”缩减到最低限度。这一态度受到美国方面的赞赏。〔11〕

至于就联合国问题做出最后决定的雅尔塔会议，中国完全被排除在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法国比中国进入更晚，过程更复杂。对戴高乐的态度，是美英间的主要分歧。戴高乐战时流亡英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自不待言。丘吉尔支持戴高乐除了道义原因外，还有重要的政治与战略考虑。1943年5月，他与一群美国高级官员的谈话中说得明白：“重建一个强大的法兰西至关重要，因为在俄罗斯与英国之间的地图上没有一个强大国家这种远景不是好事。”〔12〕对戴高乐本人，丘吉尔同罗斯福、斯大林的看法也大不相同。尽管戴高乐有时也使他极为恼火，甚至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他还是对这位将军十分钦佩，把他视为法兰西精神的体现，不可征服的法国人的象征〔13〕。因此，英国从一开始总是想方设法把法国同拟议中的国际组织联系起来。而美、苏两家则一直反对戴高乐的“自由法兰西”参加，直到最后阶段才改变态度。二者都不信任戴高乐有能力团结法国人民进行有效的抗战，此外还有罗斯福对戴高乐的个人成见也是众所周知的。罗斯福不但不同意法国为发起国，他还曾明令赫尔不得把“自由法兰西”列入应邀参加签署《华盛顿联合国家宣言》的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名单。到1942年，鉴于团结在戴高乐周围的法国人民越来越多，罗斯福决定把“法国全国委员会”作为“笼统的法国反轴心国的象征”与之打交道，不过只涉及作战问题，刻意避免承认戴高乐领导的运动为法国临时政府。而这恰恰是戴高乐所亟亟以求的，他抓住这一机会要求参加《联合国家宣言》，未获成功。1943年6月，美国政府内部提出建议接纳当时法国各抵抗运动的统一组织“全国解放委员会”参加联合国，罗斯福仍以“不成熟”而予以否决。同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美国代表拗不过英国的力争，发明了一个方案：请法国人参加《联合国家宣言》的“原则”而不是宣言本身，为戴高乐断然拒绝。直到1944年10月23日巴黎解放之后，美国人亲眼看到戴高乐在法国人民中所享有的广泛支持，美国政府才决定承认在巴黎建立的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行政当局为法国临时政府。从此以后，美国对法国的态度彻底改变。

苏联对法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一直持蔑视态度。出于实用的考虑，苏联先于美国于1943年8月发表声明，决定承认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为法兰西国家利益的代表，并与之交换全权代表。但是在同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私下透露他根本不承认法国抵抗运动的存在，而认为与纳粹德国合作的贝当政府才是真正的法国，因此法国本应受到惩罚而不应分享和平的利益〔14〕。在顿巴敦橡树园会议将结束时，苏联改变了对法国的态度。法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家的成员是1945年1月1日，在苏法条约签订之后。

雅尔塔会议之后，美国代表团建议以五大国作为发起国的名义，正式发出邀请，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会议，中国立即接受，戴高乐却只同意与会，等于拒绝了作发起国，以表示对未被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不快。所以旧金山会议是以美、英、苏、中四国的名义发出邀请的。但是，戴高乐只是作一个姿态，并不妨碍法国从会议一开始就与四大国一道起领导作用，从而在旧金山会议上形成了五大国协商的机制。

五　旧金山会议与小国的作用

直到旧金山会议之前，小国对联合国组织的筹建没有任何发言权。1944年6月9日，荷、比、挪（威）三国向美、英、苏三大国提交一份备忘录，表示为数很多的被占领国要求参与解决德国问题的意愿。这是小国第一次对大国一手操纵这个问题正式表示异议。与此同时，一些拉美国家也对未来的国际组织是否会影响美洲国家体系的地位发出疑问。这种情绪也反应到美国国内舆论，迫使国务卿赫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此问题表态，强调美国政府的意图是要保持所有国家，特别是小国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罗斯福也在赫尔的建议下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但是声明解决不了实质问题，旧金山会议理所当然地成为小国发泄疑虑和不满的场合。意见最大的当属大国否决权的问题，无论怎样解释都难避免大国操纵的印象，最后这个问题无法用说服方式，只得以高压手段强行通过。不过小国的这一压力被美英用来迫使苏联最终放弃“绝对否决权”的主张。

关于会员国的争论更加体现了三大国之间的势力范围之争。阿根廷、波兰、苏联的几个加盟共和国以及英属领地，都是三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的主要基地是拉美，因此在多数拉美国家强烈要求邀请曾与纳粹德国合作的阿根廷时，杜鲁门改变了反对的初衷，予以支持，并为之力争。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为英属领地和英联邦国家争席位。为对付苏联，特意把这些地方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性质作了区分，把后者归入与美国五十个州同类。苏联此时的要求已由十六个退至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席位，但是又提出要邀请波兰的卢布林政府。它本来想把波兰问题与阿根廷相提并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为英美坚决拒绝，而把阿根廷与白俄罗斯、乌克兰同等对待。最后苏联让步，波兰问题根本没有提上会议日程。

会议主席之争也体现了苏联和西方国家日益表面化的矛盾。美国认为自己作为东道国理所当然应是会议主席，英国、中国支持。莫洛托夫则坚持四国在平等基础上轮流坐庄，会议从一开始就在此问题上陷入僵局。最后大家同意艾登提出的妥协方案：公开大会的主席由四国轮流担任，而由斯退丁纽斯任指导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综观以上所述联合国的成立经过和以后的运作，可以看出这一组织创立的实际主导思想是大国主宰世界事务。从中产生了美国战后“领导”世界的一种模式，就是通过制定体现自己意志和利益的游戏规则来对“国际社会”施加最大限度的影响。不仅联合国为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莫不如此。

假如说罗斯福的构想中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因素的话，很快也在现实中破灭。实际上，在旧金山会议召开之时，苏联与西方的互相对立和猜忌已经表面化。不久冷战即开始，联合国变成了两大集团互相指责的论坛。美国的确还能通过掌握表决机器保持它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许多年，但是当初大国合作确保和平的理想已为两个超级核大国以恐怖平衡保持的和平所取代。

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不断冲击着大国主宰的观念。丘吉尔能迫使美苏两大国都对他坚决维护大英帝国的立场妥协，却无法阻挡历史的潮流。大英帝国的解体恰恰是二战后国际局势中的一大新事物，而正是丘吉尔连名字都不许提的印度率先取得独立，并且以独立、中立的外交政策在冷战前期的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印度正式宣布独立在1947年8月，那时已是工党首相艾德礼执政。丘吉尔的确没有“主持”大英帝国的解体。60年代出现以非洲国家占多数的大批新独立国家，同时，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意识日益加强，这些国家在联合国形成不可忽视的力量，使大国主宰的观念，特别是美国的领导地位日益受到挑战。

另外，不同国家的力量对比和处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初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尽管实力悬殊，却实实在在是从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中产生的，而且有毋庸置疑的代表性。经过几十年的风云变化，即使大国的特殊作用这一命题有效，是否仍然是这几个国家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原来联合国所针对的两个国家——德国和日本——现在恰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强有力的向往者。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形势更加复杂。另一个历史的讽刺是，苏联当初曾企图争取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在联合国占有一席而不得，而今苏联不复存在，原来的那些加盟共和国真的成了独立国家，相继加入联合国，却不一定站在俄罗斯一边。

*　　*　　*

现在，联合国显然已到了需要全面反思的时刻了。仅就本文讨论的范围——“大国合作确保和平”这一命题而言，就有一系列问题：方今世界是否仍需要一个或几个大国起领导作用？笔者认为，从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由于综合实力、地理、历史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某个或某几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影响与发言权比其他国家更大仍是不可避免的，但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国家对维护和平，以及解决人类其他问题的责任也更大。问题是，目前哪些国家可以列入这样的有代表性的大国？通过怎样的途径起作用？美国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显然与成立伊始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如果沿用金字塔的形象，它仍在塔顶，不过这尖顶已由锐角变为钝角，变化更大而难以确定的是下面的几层。大小国家平等的原则如果是指主权而不是指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那么应该说比起联合国成立之初已有很大的进步，至少由少数强国、大国肆无忌惮地以他国的领土、主权和利益作为交易筹码的做法已难行得通。当然，完全克服强权政治还是遥远的事。

当前还有一个新的复杂现象：一方面是各国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人类共同的问题，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解决的问题，日益众多（亦可称为“全球化”倾向），导致旧的主权观念的适用范围不得不有所修正，西方已出现民族主权过时论，似乎传统的国际关系正在酝酿着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出现在冷战时期被两极斗争掩盖或压下的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甚至是恶性膨胀，民族宿怨一起爆发出来，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像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应该如何起维护和平的作用？“冷战”时期由于美苏的对立，罗斯福所设想的联合国“警察部队”难以实现。有过几次以联合国名义出兵干预之事，实质上是美国一手操纵的单方面的行动，如50年代的出兵朝鲜、60年代干涉刚果等，与原来联合国的宗旨相去甚远。冷战结束后，开始有可能派出正式经安理会通过的为国际舆论所承认的维和部队以解决地区性争端，不过迄今为止，收效甚微，这也是对联合国的机构和功能的考验。

总之，不论对联合国当初创立者的理想和实践如何评价，显然它是昨天的产物，在新的形势面前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需要改革，但是改革难度之大足以使任何高明的政治家望而生畏。单是今年五十大庆的庆典致词的安排就这样伤脑筋，遑论实质问题！这又应了罗斯福最初的考虑：决策责任太分散，需要满足太多国家的要求导致了“国联”的失败，正是这一思路导致了大国主宰的结构。如何处理大小国家平等的原则与实际上大小国家作用的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也是联合国改革面临的难题。

1995年

注　释

〔1〕Ruth B. Russell: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p.34.

〔2〕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p.717； quoted from Herbert Feis: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121.

〔3〕"Declaration of Four Nations on General Security", Appendix D. , Ruth Russell, 前引书，p.977.

〔4〕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V, The Hinge of Fate, Cassell & Co.Ltd, London, 1951, p.705.

〔5〕Ruth B. Russell, 前引书 p.44。

〔6〕Feis, 前引书 p.618。

〔7〕Feis，前引书，p.551。

〔8〕The Hinge of Fate, p.119.

〔9〕同上，p.504。

〔10〕Ruth B. Russell，前引书，p.134n.。

〔11〕《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第5卷，中华书局，第400—422页。

〔12〕The Hinge of Fate, p.717.

〔13〕同前，p.611。

〔14〕Feis，前引书，p.316。

20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1〕

1945年2月，雅尔塔，尤索波夫宫，斯大林为两位贵宾祝酒。

为丘吉尔：

……世界上最勇敢的首相，集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于一身。当整个欧洲都匍匐于希特勒脚下时，他说英国即使没有盟国，也要独力挺身而出与德国战斗……为这位百年难遇的人物，为这位英勇地高举大不列颠旗帜的人物干杯。〔2〕

为罗斯福：

他的国家并未受到入侵的严重威胁，但也许由于抱有更广泛的民族利益感，即使他的国家并未遭到直接的危害，他还是首先创议采取一种手段，使全世界都能动员起来去抗击希特勒。〔3〕

丘吉尔为斯大林祝酒：

当我说我们把斯大林元帅的健康视为我们大家的希望和心中最珍贵之物时，这丝毫没有夸大，也决非辞藻华丽的恭维。历史上有过许多征服者，但其中极少政治家，大多数都在战后的纷扰中丢掉了胜利果实……发现自己与这样一位不仅在苏联闻名而且誉满全世界的伟人保有友好和亲密的关系，使我走在这个世界上勇气和希望倍增。〔4〕

罗斯福言简意赅，他说，宴会的气氛如家人团聚，他愿意以此来形容三个盟国的关系。〔5〕

事隔一年，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城市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讲，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表明，“苏维埃制度比非苏维埃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更优越”。同一篇演说中还提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之说。西方有人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宣言”。〔6〕

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发表著名的富尔顿讲话，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他号召英语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或第五纵队”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和祸害”。

3月13日，斯大林对苏联《真理报》记者谈话说，“丘吉尔先生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的”，“非常像希特勒及其同伴”，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

再过一年，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杜鲁门在国会两院发表演说称，“由于事态的迅速发展，重大责任已落到我们肩上”，他宣布美国以支持“自由人民”反对“极权主义”为己任。

年光流转，1992年5月，已经不存在的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又到富尔顿，就在四十六年前丘吉尔讲话的威斯特敏斯特大学发表讲话，宣称“冷战”的结束是“常识、理智、民主和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的胜利”，过去四十多年的“冷战”是美苏双方都犯了错误，斯大林的错误在于把反法西斯的胜利与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等同起来；美国的错误则在于没有认识到苏联根本无力也无意发动一场新的战争，而把战争建立在苏联公开侵略西方的可能性上。《纽约时报》称这篇讲话为“埋葬冷战”的讲话，并说历史在富尔顿刚好满一圈。〔7〕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当代人就可看到自己制造的历史给自己开了这样一个大玩笑。按照戈氏的说法，四十多年来无数人力、财富、智慧、心血以及无辜人民的牺牲都建立在双方决策者的错误估计上。然而，在此以前，几十年来，恰恰是雅尔塔会议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战后大国合作的企望，特别是罗斯福对与苏联合作的乐观情绪，曾被不少美国人指为错误估计。孰是孰非，大约没有简单的答案，而近半个世纪的世事风云却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由后人评说。当然，《纽约时报》所谓“圆圈”之说，只能指地理上戏剧性的巧合，用以形容历史则欠科学，因为历史不可能走回头路。

一

本书（指作者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一书）所涵盖的时期：从杜鲁门到里根，即1945—1988年，刚好是“冷战”从开始到接近尾声。由于美国战后的特殊地位，所谓“美国战后外交史”实际也就是一部“冷战史”，因为美国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主线就是对抗苏联，其间时起时伏，有张有弛，攻守之势也常有变化，但是互为主要对手这一点是不变的。

从美国方面来说，形成战后向全球扩张的动力有以下一些主客观因素：第一是美国本身的力量。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无可否认地远远超过其他一切国家。它垄断原子弹达四年之久，又拥有任何国家都有求于它的金元和物资。这样，它对外“恩”“威”两手可以运用裕如。第二是经济需要。美国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加依赖国际的资源和市场。例如从1944年开始，由石油出口国变为进口国，进口比例与年俱增；在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化中，如何避免发生严重经济衰退是当时美国执政者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开拓国际市场成为至关重要之事。第三是意识形态因素。这里又有两层内涵：一层是美国自立国以来就有的天生优越感，它一向以集西方文明之大成自居，自认为是约翰·洛克思想的真正继承者，从而产生以自己的面貌改造全世界的“使命”感；一层是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反共意识。自布尔什维克执政到1933年罗斯福政府与苏联建交的十几年中，美国的“恐赤症”曾对美国政治生活和一般人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二次大战中同苏联暂时结盟，加以罗斯福对待国内左派较为开明的态度，“反共主义”有所减退，但远未消除。战争结束后，随着苏联的崛起，美国国内的“反共主义”又逐步抬头，此时其他西方国家都处于弱势，美国更加认为存亡继绝，保卫西方文明非己莫属了。

另一方面是外在因素：二战后，国际舞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直到一次大战前，美国得以置身于欧洲列强纵横捭阖之外，在“门罗主义”保护下，安然发展自己，不受干扰地在美洲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于后期一度卷入，但战后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思想被否决，孤立主义又占上风。二战结束时，欧洲列强无论战胜国或战败国都已千疮百孔。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中，苏联红军所到之处，这个地区就立即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毫不留情地把东欧各国逐一控制起来，推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英美虽然反对，但是他们知道要苏军退出已占领地区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无可奈何。这样，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成为东半球占压倒优势的超级大国，整个西欧加起来不足以与之抗衡。此外，还有在西方旧帝国主义体系中独立出来或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苏联的势力在支持革命的名义下很容易伸进。特别是中东一带在历史上就是英俄争夺之地，此消彼长是自然趋势。美国与沙俄的争夺，19世纪已见端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已有所预言。20世纪初美国对亚洲的“门户开放”政策，就其最直接的对象而言，是针对沙俄的。如果不是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败于日本，美俄争夺可能还要开始得更早。二次大战后，在新的形势下，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便是地缘政治与两大思想体系的对抗相结合。一方面，美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企图运用自己的影响，使全世界朝着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苏联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口号下，根据“苏联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逻辑，尽可能在全世界扩张苏联的势力，至少先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运动服从苏联当时利益的需要。

但是，这并不是说，双方都肆无忌惮地向外扩张。争夺虽然激烈，却是遵循一定的界线的，那就是雅尔塔会议所划定的势力范围。雅尔塔协议实际上是纪录了缔约方对二战结束时欧洲力量对比的既成事实的承认。它奠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同时也留下很多争端。欧洲由于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在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美苏争夺的战略重心。所谓雅尔塔格局的划线主要就是东西欧的分界线。美苏实际上都遵守这条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集团》成对峙之势，究其实质，双方都还是防守多于进攻。

战后国际关系中还有一个重大的、为任何历史时期所没有的新因素，就是核武器的出现，而且为美苏双方所掌握。核武器的杀伤力在广岛、长崎小试已使举世震惊，发展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现有贮备已足以毁灭全人类而有余，美苏领导人都认识到在一场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这就使核武器实际上成为一种威慑力量而不是实战的力量。因此，双方在激烈争夺的同时都小心翼翼，避免迎头相撞，每次危机都及边缘而返。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是离美苏战争边缘最近的一次，以后再没有过。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冷战”之所以为“冷”战。越是武装到牙齿的危机地区越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双方重兵对峙的欧洲，局势却是基本固定不变。争夺是在二战结束时划界不明确、动荡不定而又不至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广大中间地带进行。

在这样一种主客观背景之下，美国战后的外交具有不同于过去大国角逐的特点。

一、军事与外交紧密结合：克劳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已不足以概括美苏之间的直接关系。因为既然要力图避免直接交战，军事本身就揉进了外交之中。美国白宫安全委员会的设置就是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得失利弊，对战略、安全、外交作统一考虑。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相交替成为美苏外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历届政府都有与外交相配合的军事战略，特别是核战略。研究美国外交就必须了解美国同时期的军事战略。

二、由于美苏争夺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美国给自己的“安全”赋予了新的定义，即把本国的“安全”边界划到远离本土之外。世界任何地区都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有关，任何地方发生美国认为对它不利的革命、政变或某国政府的重大政策措施，美国均可能认为其威胁了自己的“安全”，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干涉。这就是“杜鲁门主义”发明的“间接侵略”一词的含义。因此，在美国心目中也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他国“内政”。不过，这种“安全”概念的边界基本上还是基于势力范围的观念，主要是阻止防线的突破。从支援希腊、土耳其政府到干涉中国革命，直至亲自出兵朝鲜、越南以及古巴，都是为此。而另一方面，苏联先后出兵匈牙利和捷克时，美国并未行动，柏林问题尽管几度紧张，美国的行动主要是以保住西柏林为度。直到里根时期，美国对苏尽管强硬，其政策的出发点还是承认苏联是全球性超级大国，尊重苏联的“合法安全利益”。

三、战后美国在全球的扩张不同于历史上的列强争夺或征服世界的模式。一则以武力征服领土、奴役人民，强占资源的形式已经过时；二则美国本身的条件不需要如此。它更多采取的是“借力”。遍布各大洲的各种军事集团、条约组织都是美国延伸其力量的支撑点，同时形成包围其对手的网络。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以罗马帝国的统治方式比附美国，他写道：

过去帝国的建立并不仅仅通过征服和吞并，事实上这并非常用的和最有效的手段。例如，当我们考虑当前美利坚帝国的结构和前景时，罗马帝国成长的历史是很有启发的。罗马在它的世界中建立其政治统治权的方法是通过把弱小邻国置于其卵翼之下，保护它们不受罗马的强邻或是这些国家的强邻的侵犯。罗马与这些保护国是条约关系。法律上，这些国家还保留其原有主权独立地位。在领土方面，罗马所要求于他们的至多是在某处让出一小块地方以建立罗马的城堡，保护罗马及其盟国的共同安全。〔8〕

这一比附只能说明部分形式上相似之处：第一，美国在全球的影响显然远非古罗马有限的范围可比；第二，它只是一个势力范围，并无确定的边界；第三，在此势力范围内的成员关系松散，独立性也比罗马帝国的成员大得多。另外，战后美国有一独特的做法，就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援助友好国家来推行外交政策。“马歇尔计划”是经济方面成功的典型，1949年通过的“共同防御计划”则确定了军事援助的国策。在和平时期把加强别国的防务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美国人自认为是历史上的创举。这种做法有时损人利己，有时客观上对受授国都有好处，有时又给美国自己带来无穷麻烦，视不同情况而定。

四、由于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占重要地位，对外文化宣传成为美国外交手段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作用并不亚于军事、经济。当然，每一个国家的对外工作中都有文化宣传，其目的不外乎树立本国的形象，宣传本国的成就和政策，促进与各国人民的了解，等等。美国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项工作之规模宏大、历史悠久以及在朝野受到的重视都远超过其他国家。战后美国新闻总署的成立及其在统一对外政策指导下的遍布全球的规模巨大的工作，以1948年的“富布赖特法案”为先河的各种推动对外交流的政府捐款，以及各大基金会、各种民间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或在政府鼓励下，或自觉不自觉地配合外交的对外交流活动，成为美国政府外交的得力助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第一，美国一向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不仅在本国，而且遍及其所到之处。许多基金会及学术机构的宗旨都是“在全人类中增进和传播知识”。第二，如前所述，美国自立国起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认为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民主制度都是最优越的，有向全世界推行的责任。这是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一种传教士狂热精神，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充分理解美国人的对外行为模式。第三，战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文化宣传工作为“冷战”服务。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作为“冷战”纲领的著名的NSC68号文件，把宣传工作与军事、经济、资源并列为“安全政策”的组成部分，对这一目标阐述得最为直接、露骨而详尽。第四，美国实力雄厚，这方面可以投入的人力物力，他国不能望其项背。

二

从杜鲁门到里根，这四十多年中世界形势已有很大变化，美苏争夺也并非始终贯穿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前，世界力量重心的分散迹象（即今所谓“多极化”，不过笔者认为这一提法不大科学，故尽量不用）已日益明显，冲击着两极格局。二战期间已经开始的民族解放浪潮到60年代达于高潮，亚洲、非洲出现一批新兴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迫切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一方面又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在美苏之间宁愿保持中立。“不结盟运动”、联合国77国集团都是这一潮流的产物。还有作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也在这一潮流中出现要求摆脱美国控制的革命运动，古巴革命为其高潮。这个统称为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仍是美苏（在一个时期内还有中国）角逐的场所，而事态的发展又日益脱离美苏的影响。例如从1980到1988年打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却是两个超级大国都无能为力的。在这里，美国的实力无论是用于“拉”或“压”都不起作用，美国的外交显得极为软弱，至今两伊都与美国为敌。

纵观这几十年中美国对外关系攻守之势的消长，很难作简单的概括。从一条线来说，“杜鲁门主义”给美国奠定了以反共为主导思想的对外干涉主义的基调；“艾森豪威尔主义”——亦即“力量真空说”——为美国进一步进入中东，填补英法退出的势力范围找到依据；肯尼迪就职演说中经常被引用的豪言壮语：为了确保“自由”的胜利，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标志着美国的气焰达于顶峰，导致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约翰逊主义”又来自授权轰炸东京湾的决议和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凡是这些贴有总统标签的“主义”和名言都是进行干涉和扩张的依据。唯独到了“尼克松主义”，其核心是承认美国力不从心，必须收缩战线，从此出现转折。在尼克松与卡特任内的一系列重要举措：诸如同苏联达成SALTI条约（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条约），打开中美关系并同中国建交，停止越战，美军完全撤出印支，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归还日本冲绳，签订巴拿马运河条约，等等，都是朝着收缩方向的。从尼克松到卡特，对苏都主要是缓和趋势。里根上台后，企图重振国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扭转收缩的势头，有反守为攻的迹象，这与当时苏联困难日深有关。但是终里根之任，美国并未恢复越战之前的荣光。此时，整个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美国本身经济实力相对下降，面临日本、欧洲共同体，甚至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挑战，昂贵的军备竞赛难以为继。而苏联则困难更大，老路已走不下去，致使戈尔巴乔夫提出大胆的改革计划和在外交上意味着大力收缩的“新思维”。尽管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几年后苏联解体那样的突变，但是戈氏确已做出了历届苏联政府不可能做出的让步。在这种形势下，出于双方的需要，美苏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缓和。因此，如果沿着这条线来描述美国战后的对外干涉势头，则是前期呈上升趋势，到越战为顶峰，以后逐步下降，到里根就任时为谷底，以后略有回升，然后基本上平稳。

但是，另外还有一条无形的线，其走向却与此相反，那就是美国的思想影响，或者是广义的文化影响。战后初期，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应该说是处于守势。当时世界许多国家革命形势高涨，马克思主义在被压迫民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都有相当的影响，被认为是“代表未来的思潮”。欧洲除了出现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外，法、意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为第一大党，即使交出武装后，还掌握着最大的组织最完善的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同时在议会中的席位也数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更加打破了雅尔塔秘密条款在远东划定的势力范围，对美国在东亚的势力是一沉重打击。中国革命更对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毋庸讳言，直到60年代，中国的确是以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为自己的国际义务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主要致力于守住资本主义阵地，所谓“遏制”政策、“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等口号都体现了守势。“麦卡锡主义”的出现更是表现了一种恐惧感，是对自己的人民缺乏信心的表现。直到1959年尼克松副总统访苏，在与赫鲁晓夫著名的“厨房辩论”中，是尼克松强调不干涉内政，不应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人，而赫鲁晓夫则表示对通过“和平竞赛”共产主义一定胜利充满信心，并说支持革命不算干涉内政。但是事实上，就从那时起，思想上的攻守之势已发生变化。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显然表明是东方处于守势。越战时期，美国的制度、价值观本身在国内外又受到一次冲击。当时全世界的反美情绪高涨，美国激进青年的“反文化”趋势至少有部分动力来自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化和误解。许多人自称为“毛主义者”，出于对本国社会的不满，把希望寄托在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尝试的中国，其后在现实中的幻灭是可以想见的。

60年代中期之后，在意识形态角逐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明显地日益占上风。原因很复杂：中苏公开对立，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竞赛”中相形见绌，苏联在国际上的霸权行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与现实脱节，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如果说在反帝、争取独立的革命浪潮中，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更有吸引力的话，那么进入新阶段之后，许多新兴国家面临的是经济建设的任务，而在以经济援助和经济建设模式为手段的争夺中，美国及西欧国家的优势日益明显。另外，如前所述，美国在对外文化宣传方面一直是进取姿态，不但不随着越战后的收缩方针而有所收敛，相反，其重要性更加突出。1972年开始的“欧安会”到1975年达成协议，西方力争的是人员来往和文化交流自由，即他们所强调的“赫尔辛基精神”，而东方集团则把同意这一点作为让步，以换取西方承认东西欧现有边界。就凭这一点，东西方在思想战线上的攻守之势是十分明显的。80年代之后，特别是到90年代，就全世界而言，反美情绪逐渐下降。仅以当年在思想上闭关自守、在政治上高举反美旗帜的中国为例，在开放、改革以及中美建交之后，政府明确宣布在外交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此同时，美国的思想、文化影响在占人类人口1/5以上的中国人中的急剧传播，不论对此作何评价，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所以，如果以战后美国的思想影响来画曲线的话，同前一条曲线大体上呈相反走向：在50年代平稳上升，而越战之后，特别是80年代急剧上升。从全面衡量，很难说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

三

布什总统任期四年，有三件值得一提的大事：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二是海湾战争；三是美国经济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日益严重，持续衰退，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终于导致布什谋求连任落选。这几件事都与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作用及其今后的外交有关。当前比较流行的有两个方向相反的问题：一是美国是否在衰落，二是美国是否会独霸世界。提出这两个问题都不无根据。关于美国“衰落”的论据主要是指经济上的：从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外贸赤字、财政赤字连年有增无减，在国际竞争中弱点暴露很多，连某些领域内的科技优势也正在为日本等国所取代，或差距在缩小，等等。在这方面美国人自己比别国人更敏感，“今不如昔”的牢骚比较普遍。克林顿总统以“复兴”美国为其口号，也正说明美国人感到自己的某种“衰”，因而需要“复兴”。关于美国“独霸”的根据是：几十年来美国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意识形态的角度全力以赴对付的劲敌突然不攻自破，全线崩溃，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陷于困境，自顾不暇。这样美国就成为在“冷战”中大获全胜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独霸全球为必然趋势；过去僵持不下的军备竞赛现在可以结束，美国可以乘俄罗斯之危逼其在裁减军备上做出大幅度的让步（已经这样做了），从而可以减轻自己的军备负担，调整经济，加强民用工业，以改变竞争力下降的趋势；海湾战争之役说明美国的军事优势仍然起作用，美国仍是唯一愿意而且可能在国外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国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模式还是从强权政治出发，经常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等等。

从简单的数字和逻辑推论，静止地看问题，以上两个方面都有道理。然而现实世界却没有那么简单，而且方今世界还在动荡、变化中，有许多难以预料的变数。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情况来看，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是否定的：第一，美国本身的综合国力远未步入“衰落”的进程（如当年大英帝国那样）；第二，美国左右世事的能力却在下降，并未因苏联解体而加强。如果说，“冷战”时期因为有另一支力量对峙而未能在全世界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那么，今后将更难实现。

关于美国本身综合国力的问题非本文要讨论的主题。自从1987年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问世以来，在美国内外触发了一场关于美国兴衰的辩论。各方论者已经把美国的主客观优势、劣势论证得很充分，结论之不同主要在于对这些因素消长的估计上面。此处不拟重复展开，只想强调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的优势仍将是他国所不能及的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种情况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又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制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是孤立的，它既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

这并不是无视美国自身固有的种种疑难问题。这里只是说，美国的发展趋势还没有到一蹶不振，从此走向衰落——哪怕是极缓慢地——的地步，其社会还有自我调节能力。目前，它的综合国力还是遥遥领先。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并非必然要为其他国家——例如日本，或国家集团——例如欧共体所取代。由于日本想要以自己为中心成立亚洲经济集团的障碍较大，相对说来，欧共体是对美国更为强有力的挑战。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的新著《21世纪的角斗——行将到来的美、日、欧经济战》一书中，预言欧洲将在未来的角逐中战胜美国。这里欧洲是指东西欧为一个整体（包括独联体欧洲部分）。不过他提出，要实现这点有两个条件：一是西欧的经济必须真正实现一体化，同时这个一体化还要迅速扩大到中欧和东欧；二是中欧、东欧尽快建立市场经济。这两个条件至少在短期内极难实现。而在这期间，美国如果决策得当，还有调整自己、急起直追的机会。另外，中欧和东欧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更多依靠美国还是西欧国家的支持和合作，也还是一个问题。

以上是说美国本身综合国力问题。现在再看它的国际关系这一面。战后美国日益捉襟见肘的难处恰好是从它的超级大国地位派生出来的。它的野心太大，在全世界承担义务太多，因而总是力不从心。这一情况并不因为另一超级大国的消失而改变，反而由于世界形势更复杂而更形突出。

以苏联解体为标志，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战争建立起来的力量均势不经过另一场战争而打破。这只能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无法解决，人心思变的结果，无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冷战”中施行过多少“促变”的手段，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因此，说美国和西方“打赢”了“冷战”是不确切的。这一均势打破之后，本来已开始出现的世界力量重心逐渐分散的现象发生了质的飞跃。“两极”格局不复存在，以前被意识形态之争所掩盖了的或被强压下去的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固有矛盾又弹跳而起，变得表面化、尖锐化，甚至发展为热战，如南斯拉夫的各民族之间打得一发不可收拾。面对这样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纷争此起彼落的世界，美国要以“世界领袖”的身份驾驭全局，推行自己的意志，影响事态的发展，要比以前困难得多。

以当前最令美国头痛的中东和海湾地区为例，本来是美苏角逐的战略要地，如今一方已退出角逐，而美国遇到的难题却似更大。海湾战争之役，美国速战速决，而且师出有名，惩罚侵略者，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颇风光了一阵。然而两年过去了，萨达姆气焰未减。再次动武，出师之名及其效果就不那么明显，国际社会，包括西欧国家，有较多保留。整个中东各种新老矛盾依然如故，连以色列都日益难以控制。美国要按照自己的战略设想安排中东的秩序难度极大。甚至从长远看，支持谁、压制谁对自己最有利，都很难决定。

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的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是西欧盟国，外加日本。这些集中美国以外的世界最先进生产力的国家，过去尽管也常常“闹独立”，与美国有种种摩擦，但总可以在共同抗苏的战略大框架下协调、缓解矛盾。如今这些国家不再需要美国的保护伞，美国的军事优势作用就大大减退。在国际事务中它们已不必事事唯美国马首是瞻，而经济竞争中的利害冲突却日益激烈。这样，过去最可靠的势力范围开始变得不确定，模糊起来。也就是说，对美国而言，本来后顾之忧较少的地区，现在需要花更多精力去应付。

东亚和南亚是美国在越战后主动收缩战线的地区，直至撤出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但是目前面临的是更严重的形势。这一地区经济增长呈蓬勃向上之势。首先当然是日本企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经济圈的野心。即使这一点一时难以实现，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竞争条件比美国还是有许多优势。另外还有一系列已经成功或正在兴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成为美国竞争的对手。近年来在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时，美国不少有识之士呼吁美国应明智地处理好对华关系，其理由之一是美国在亚洲遇到的困难已经很多，经不起被孤立于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西太平洋地区之外。说明他们是看到了这种危险性。

最后，东欧与独联体政权易帜，走向市场经济，当然符合美国的利益和愿望。但是这些国家在转型期面临极大困难，美国与西欧国家加在一起也无力再实施一个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来帮助它们走出困境。这些国家发展很不平衡，国情多不相同，美国日益需要区别对待，这就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俄罗斯现在固然倾向于西方，并以西方为师，大力争取美国援助。这对美国决策者又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如果俄罗斯的经济长期走不出困境，这将成为西方的包袱，也是政治上的失败；如果俄罗斯较快走出困境，其市场经济按照西方理论顺利发展，则以其原来雄厚的基础，如今再如虎添翼，又将成为美国必须认真对待的一支力量。

此外，未来的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将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这既包括激烈的竞争，又包括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损人并不见得利己的情况越来越多。而利用经济杠杆施加压力的效力有一定限度。如果运用过分，就会走向反面，同时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除特殊情况外，国际经济制裁大半收效甚微。

看来，美国主要可以凭借的还是军事优势，这在目前还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与之抗争，也无法取代其作用的。现在比过去少了一个与苏联发生冲突的危险，对外用武似乎也可少一层顾虑。但是过去经验表明，美国直接使用军事力量的成功率不高，往往杀鸡用牛刀，得不偿失，还未必达到预期的目的。美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对外用武，派兵容易撤兵难。就国内而言，失去了一个“冷战”时期“反对苏联威胁”的共识，更加难以找到说服舆论支持的理由。过去有一个单一的“敌人”，无所选择，现在敌友界线都不那么清楚，国内各派意见更难统一。在一些麻烦地区，能速战速决的情况极少，以目前美国国内的一般人的情绪，要为对外较长期的用武付出代价，是任何政治家都难以经受得起的。所以，不论美国的军事优势有多强，其能发挥的作用难以与其实力相称。

凡此种种，都是美国在新的形势下在对外关系中遇到的制约因素，因此说要“独霸”更加困难。

四

今后美国的外交走向如何？

首先，美国还是超级大国，仍以“世界领袖”自居，这是不变的。而且由于它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主观上这种领袖意识可能更为强烈，因为其范围已不限于“自由世界”。因此，无论在两党斗争中布什政府“重外轻内”的做法受到怎样的抨击，美国都不会退回到孤立主义，埋头致力于国内事务。克林顿总统在竞选时，一再强调他将首先关注国内经济问题，但是他上台伊始也不得不将相当的注意力花在一系列棘手的国际问题上。在世界各种力量动荡变化改组中，美国仍将力争运用自己的影响，使世界秩序尽可能沿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1992年2月18日，美国国防部提出一份全球防务计划草案，明确说美国必须保持全球性的军事优势，旨在“防止在欧洲、亚洲或前苏联出现一个对立的超级大国”，并要建立一种世界秩序，使先进工业国打消向美国的领导地位挑战的想法。文件详细分地区叙述，点了一系列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国家的名。此报告于3月份经报刊披露，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大哗，都认为反映了美国想称霸全球的思想。国内反对派认为行不通，外国则疑惧重重。于是4月份又出现了经过国防部长批准的第二稿，改变了第一稿咄咄逼人的语调，最主要的修改是更多强调与盟国和友好国家联合行动。〔9〕这一文件修改的过程反映了美国政府内部历来存在的不同倾向之争，过去这种争论曾被冠以“鹰派”和“鸽派”。实际上，这两稿的差异只是在程度上和策略上，美国要保持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一目标是不变的。在这一前提下，具体政策和做法可能有所改变和调整。

保持“领导”地位的基础仍是原来的盟国。尽管当初结盟所针对的对象现已起了很大变化，但对美国说来，保持这一同盟至关重要。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仍然必须维持，其他如“欧安会”、“七国首脑会议”等，都是进行协调的场合。在更广泛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美国仍然力图首先与西欧、日本盟国协调行动，形成无形的、松散的核心。迄今为止，出于互相需要，这一松散的联盟还能维持。不过如前所述，盟国已没有硬性约束非追随美国不可，所以美国在有所行动时必须更多与盟国协商，对它们的意见给予更多的尊重与考虑。布什所谓的“多边主义”以别于里根时期独断专行的“单边主义”，主要就是指与盟国的协调，其次也视不同情况包括一些其他国家。

在军事上，不会因为“冷战”结束而有大幅度的裁减。面对这个充满纷争和动荡的世界，美国仍须保持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军备，只不过竞争的对手不是那么单一，因此可能在武器品种和发展重点上有所调整。需要在热点地区有所军事行动时，将继续要求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分担更大的份额。美国一向反对核扩散，过去主要注意力放在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上，今后将把重点更多转移到防止核武器和其他尖端军事技术的扩散上，还将运用其影响和压力限制其他国家的武器销售，并要求这种销售配合其战略部署。

在经济上，美国朝野强烈意识到自己国际竞争力的削弱，因此今后将全力以赴调整政策，加强自身的经济力量。在原则上，美国仍主张自由经济，但是在自己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时，某些方面的保护主义将有所上升。面对国际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美国的目标仍是保持世界经济一体化，并将不放弃任何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与此同时，也需做另一种准备。“北美自由贸易区”，可以说是一种退可以守进可以攻的措施。从“进”的方面说，是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能力；而假设一旦排斥美国的地区经济集团真的成为主流，美国至少也有可以退守的地盘。不过，后一种前景的出现还言之过早，不能认为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已有退守美洲的打算。

当前，美国的强项，或者说它最有自信的一个方面，还是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它将继续处于攻势。加之民主党在传统上以重视“人权”自诩，今后一段时期，美国在主要推行务实外交的同时，将更多利用思想方面的优势，强调“人权”原则，推行其“自由”、“民主”价值观念。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原则的运用有一定限度，所以实际上对不同对象还将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美国以及整个西方文化今后遇到的主要对抗力量可能是伊斯兰宗教文化，美国在中东地区遇到的麻烦除其他原因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重要因素。在这一地区，美国的政策将表现出高度的实用主义，其“人权”外交将无所用其技。

总之，在世界格局出现巨大变化、多种力量重新组合的形势下，美国当然要不断调整、改变其战略部署和具体政策，但是它植根于历史传统的，以及战后作为超级大国形成的主导思想及其反映在外交上的决策依据、行动规律和行为模式，则延续性将大于可变性。

1993年

注　释

〔1〕此文为《美国战后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一书的绪论。

〔2〕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12,Triumph and Tragedy, Cassel & Company, London, 1964, p.29.

〔3〕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27页。

〔4〕Churchill, ibid, p.29.

〔5〕Herbert Feis, Churchill, Roos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557.

〔6〕Arthur Schleisinger,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Vol.II, p.191．转引自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4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4页。

〔7〕《纽约时报》1992年5月7日。

〔8〕Arnold Toynbee, America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29-30．转引自Ronald Steel, Pax Americana,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67, p.17。

〔9〕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1, 1992; ibid, May 24, 1992.

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一份鲜为人知的建议书

今年是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上海公报》发表三十五周年。关于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及尼克松破冰之旅的文章、书籍、回忆录以及“揭密”之类，林林总总，围绕着这一事件的花絮也传布甚广。1988年，笔者曾撰文“缓慢的解冻”（已收入本书），叙述尼克松访华前十年间美国对华政策松动的舆论准备，说明中美关系解冻在美国方面非一日之功，也非尼克松、基辛格二人的心血来潮。该文主要提到：

1．康伦报告（1959）；

2．纽约外交委员会主持的对华政策研究项目（1962—1967）及其成果，八本专著；

3．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演讲（1964）；

4．共和党参议员贾维茨演讲（1965）和他宣布退出“百万人委员会”（一个极端反华组织）；

5．“富布赖特听证会”（1966）。

不过这篇文章没有提到一份鲜为人知的重要建议书，那是后来笔者从当事人之一柯恩（Jerome Cohen）教授手中得到的，得到他允许公开发表。情况如下：

尼克松1968年当选总统。上任之前，有一批以哈佛大学教授为主的学者提出过一份有关对华政策的《致当选总统备忘录》，通过基辛格转交尼克松，其中有一些建议与后来实际执行的极为相似，但是这份意义相当重要的文件在美国很少有人注意到，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的回忆录更是只字不提。在我国当然更鲜为人知。这份文件的签署人都是当时一流中国问题专家：杰罗姆·柯恩（法律系教授，系主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夫·霍夫海兹（政治系助理教授）、德怀特·帕金斯（经济学教授）、赖肖尔（教授）、史华慈（历史学与政治学教授）、詹姆斯·汤姆逊（历史学助理教授）、傅高义（社会关系学教授）、鲍大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鲁恂（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除最后两人外，其余都来自哈佛，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主其事。《备忘录》的作者除个别外，自那时以来都在中国和东亚研究方面继续做出重要贡献。

从这份文件的内容和措辞可以看出几点：

一、到那个时候，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有所转变这一前提已经很少疑义，所以《备忘录》的重点不在于阐明应该转变的理由，而是就适当的时机、方式和美国可以做出的让步提出建议。

二、显然，美国人那时对中国情况的了解甚为模糊，对中方——也就是毛主席——的意图完全摸不着底，所以每提出主动采取的步骤，都准备被中方断然拒绝，但是认为即使这样也值得一试。

三、《备忘录》把希望寄托在毛以外的领导人或其继承者身上，说明即使是中国问题专家也对中国国情隔膜，殊不知当时正是毛主席本人在考虑打开中美之间的僵局，而且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也只有他本人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当时双方却似在捉迷藏。而且从那时起，直到实现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又继续了一年半的互相摸底。这说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确起步维艰。

四、最费踌躇的是如何走出第一步。正是关于这一点，《备忘录》中的一条建议特别有意思：“您应该认真探索以下可能性：安排一名您所信任的人员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秘密的——又能以说得过去的理由加以否认的——晤谈。”（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下同）这与后来基辛格秘密访华刚好相符。但那已是在“乒乓外交”之后，多少对中国方面的积极意向已经有所了解，而《备忘录》提出时却是对中方可能的反应完全心中无数的，因此更为难能可贵。

五、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备忘录》的主张还是“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并没有超出十年以前《康伦报告》的建议，也没有超出肯尼迪政府内部一直在探讨而未公开提出的设想（详见《缓慢的解冻》一文）。从这些人进言的小心翼翼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对中国摸不着底，对当时美国国内的接受程度也顾虑重重。因此，他们对必须打开对华关系僵局的态度虽然很积极，但在实质问题的建议上却比较保守。而尼克松访华达成的《上海公报》正是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中美关系才得以打破僵局，开始正常化的进程。这是由于中方态度坚定，以及双方通过各种渠道反复争论、磋商，互相了解对方的底线而获至的成果，也是1969年的《备忘录》作者所预见不到的。

六、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中国方面抨击“美苏勾结反华”。美国国内对于在中苏之间是联苏制华还是联华制苏也有不同看法。《备忘录》作者明确提出联苏反华不符合美国利益。这点与尼克松的意见完全吻合。尼克松曾说过联苏反华对美国是“自杀性”的。

七、中国加入联合国将早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这点，《备忘录》作者颇有预见性。

总之，这是一份高水平的、深思熟虑的文件。当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当时基本上把中国作为一支不可捉摸的、潜在的扰乱国际秩序的力量。主要是鉴于中国之大、可能成为强国的前景、中共领导的政权将长期存在的现实，美国的遏制与孤立政策行不通，才主张减少敌对、打开僵局，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以减少“危险性”。实质上就是“富布赖特听证会”上一些谋士们已经提出的“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

从《上海公报》发表到中美建交再到如今，两国关系经过几十年曲折的道路，美国官方对华政策定位的提法又出现不少新词，忽而“战略伙伴”，忽而“战略对手”，克林顿时期的“接触”（engagement），小布什政府先是“战略对手”，后是“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等等。惹得注家蜂起，众说纷纭。实质上基本态度还是一方面承认必须善处对华关系的现实，一方面对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起的作用充满疑虑，因此除了谋求改善关系的积极方面外，另一方面即使不是“遏制”，至少也是“限制”和“防范”。尽管中国与1969年处于“文革”高潮时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尽管两国之间的交往和信息沟通与那时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似乎美国对中国离真正的了解和信任还有相当的距离。在《备忘录》中已经充分否定的对华经济制裁政策，到1990年代又曾一再被提出来，即是证明。

另外一个变化是，在1968—1969年之际，美国一般舆论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走在政府前面，而今天，舆论往往起扯后腿的作用，执政者反而比较现实。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的决策是否与此《备忘录》的建议有关，现已无法证实。不过当时一位反对此举的右派议员认定，基辛格是受了这批哈佛学者的“绥靖”思想的影响。他在国会提出此事，并要求载入国会纪录，因而这份文件得以正式公开。可能这也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后来对此讳莫如深的原因之一。据柯恩教授称，这批作者绝大多数亲民主党，基辛格既然参加了共和党政府，自然就得和过去的这些校友、同事拉开距离。当然，也有“头功”属于谁的问题。政府官员采纳学者不公开的建议，据为己有，并不鲜见，其他美国学者也向我谈到过他们自己类似的经历。这一现象可能是中外的通例。

附　录

致当选总统尼克松关于对华关系的备忘录（1968年11月6日）

（为节省篇幅，只录与中国有关的部分，着重号是作者所加。）

我们作为研究东亚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政治研究所的主持下，就美国与东亚关系完成了为期一年的不公开的讨论后，今将我们对美国与中国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的想法以书面形式向阁下申述：

美国的目标

…………

共产党中国的幅员、意识形态、相对孤立状态、潜在的力量以及当前的国际动荡，增加了世界这一常年不稳定地区的危险性。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目标一直是，并应继续是避免与中国作战和尽量减少它对周围地区的扰乱。

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前几届政府大体上执行一种双重政策以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进行军事遏制以威慑其可能的扩张企图；一方面努力通过大使级会谈与大陆中国沟通，并不时提出进行非正式接触的建议。当然，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第一种政策占压倒优势，盖过了第二种政策的作用。我们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在这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的时候了，这样，在避免与中国作战而又使它不敢轻易对外进行干涉的同时，我们可以更加积极地走向中美关系缓和并最终达到和解。

为达到上述目标，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我们现在并不预期中国有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愿望，所以很可能我们所提出的建议中的任何一条乃至全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会被中国领导人当即拒绝。但是我们还是提出这些建议，是出于这样的信念：美国向中国提供一种明确的对外部世界较少敌意的政策选择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至少，这样可以使北京的决策过程复杂化，这一决策至今一直是简单地建立在美国敌视中国不可改变的理论基础上的。同时，我们还能以我们的言词和行动向那些对毛泽东关于世界的看法有所怀疑的现在或将来的其他中国领导人传话。除非我们采取更加平衡的做法，否则我们轻则可能失去一个使北京的行为温和一点的机会，重则可能为与中国打一场没有一方有希望“获胜”的战争打下基础。

建议：

A．与大陆中国关系

1．探索性会晤。您应该认真探索以下可能性：安排一名您所信任的人员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秘密的——又能以说得过去的理由加以否认的——晤谈。您的特使应传达这样的意思：新一届政府有兴趣倾听中国人对一系列广泛问题的看法，包括越南、裁军等问题，并在比华沙更加非正式的场合对建立正常关系的前景进行非官方性的试探。中国人很可能拒绝接受这样一位特使；但是做这样的努力，显示美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还是值得的。

2．越南谈判。……尽管中国目前对谈判解决持敌对态度，新政府应该敏锐地抓住机会以使北京以某种状态卷入越南谈判的进程……主要考虑是：应把越南谈判视为通向更广泛的亚洲问题解决的一个步骤，因而是可能使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

3．降低论战的调子。不论北京的言词如何敌对，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在评论中国时应避免挑衅性的说法，这是至关重要的……特别使中共反感的是美国表面上把台湾当作唯一的中国的态度。新政府应及早找到机会消弭这一言词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您或者您的国务卿找到某种场合，不事张扬地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给予北京“事实上”的承认已经有十五年了，而“法律上”的承认显然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需要进行讨论，这样做应当收益良多。

4．反弹道导弹（ABM）。……建立ABM的计划不但在军事上作为对北京的威慑是不必要的，而且很可能被中共视为美国有意进攻北京的证据。我们敦请重新考虑建立ABM体系的决定。

5．贸易。新政府应及早寻求机会改变对华贸易禁运政策，这项政策是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并没有剥夺任何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主要盟国都不支持，经常在我们与第三国关系中造成麻烦，剥夺了美国最起码的可能改变中国的经济杠杆，并阻止我们的商人分享中国的市场。在这方面，新政府应以其前任的试探性说法为基础，将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与苏联和东欧同等对待（非战略性物资）。

6．旅游与其他接触。新政府应该取消控制美国人访华政策的最后残余，同时应表示愿意接纳北京政府同意派来的任何中国人入境……在官方的接触之外，新政府应鼓励中美记者、教育工作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其他各界之间私人的和非官方的会晤。

B．与台湾关系

……与此同时，重组华盛顿与台湾的关系自不可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的宗旨仍应是消弭言词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华盛顿早已把他们（国民党）作为仅限于台澎的政府来对待，默认国民党不会重新征服大陆的事实。自从1951年以来，历届政府都明确表示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地位留待将来事态的发展。新政府现在应以这一现实为基础。它应重申保卫台澎的承诺，只要在台湾的人愿意保持与大陆中国分离的身份。但是应采取以下四点措施以预先防止国民党使华盛顿为难的潜在可能性：

（作者按：此四点措施概括为：向台湾当局说明美国对台政治考虑高于军事考虑；迫使国民党从金门、马祖及沿海岛屿撤退，并结束对大陆的挑衅性行动；与中国国民党人坦率讨论为美国逐步转变对北京的关系做准备；促使蒋介石及其继承人给台湾人和大陆籍人以更多的充分参政的机会。）

C．更广泛的问题

1．联合国。……我们还是坚信，政府不应该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席位，其明显的理由如下：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无疑会实现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前，而且很可能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美国决策者应该接受北京参加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而同时为台湾谋得联合国大会的席位，不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还是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这样的目标通过默认比通过华盛顿的积极活动更能达到；但是需要预先仔细准备。

2—4．（分别说明美国应就改变对华政策，向一贯追随美国孤立政策的中国的邻国、日本和其他第三国做工作，说明情况，改为鼓励他们与中国接触。略。）

5．华盛顿—莫斯科—北京。……我们敦促新政府在理所当然地关心超级大国双边关系的均势的同时，避免从莫斯科的观点来判断中国及其发展情况。苏美反华联盟可能符合俄国的利益，但并不会自动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好处。

…………

众议员卢斯洛的讲话（1971年8月6日，众议院）

议长先生：

最近我们官方对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大逆转使我至为关切。以下这份注明日期为1968年11月6日的《备忘录》首次发表在1969年2月20日《策略》上。它明确地勾划出与这个共产党独裁政权关系取得“平衡”所应采取的步骤。该《备忘录》是写给“当选总统尼克松”的，据我了解，是基辛格博士在尼克松先生于1968年当选之后亲自把它交给他的。

我敦请同事们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它对我们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已经产生的影响是令人吃惊的。基辛格博士的“谋划”同这份文件的立场如此相合，因此我再强调也不为过：每一位议员都必须意识到，早在1968年11月6日，正当我们还深深卷入越南的时候，今天所执行的对中共侵略者绥靖的计划已经提交给总统了。

2007年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

顾维钧（1888—1987），近世中国名闻遐迩的杰出外交家，和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十六岁赴美留学，19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我国早期极少数受过正规国际法教育的职业外交官之一。从辛亥革命第二年就在外交界任职，直到1956年辞去蒋政府“驻美大使”之职（1956—1966年，顾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这一段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将近半个世纪。

顾维钧在获得学位之前就已得到政府的招聘，在美国导师的支持下，赶忙通过论文，提前完成毕业手续，于1912年回国到民国政府外交部任职，时年二十四岁。当时孙中山刚让大总统之位于袁世凯，总理是唐绍仪，外交总长是陆徵祥，外交次长是曹汝霖。1916年，顾二十八岁时出任驻墨西哥公使，后任驻华盛顿兼古巴公使，可谓少年得志。他崭露头角是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作为资历最浅的代表，为中国收回山东领土表现了非凡的勇气、识见和才华，从此奠定他在外交界的声誉。应该说，他是近世中国罕见的外交高手，而又与有些暗于中国国情的“洋博士”不同，对内政处理圆熟，略无书生气，在派别斗争激烈、政府更替频仍以及人事关系复杂的中国政界能保持相对超脱的地位。历届执政者都要借助他的国际声誉和才干，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对他礼遇有加，委以重任。因此他作为外交官服务的政府之多，在职时间之长也是罕见的。他见证了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和北洋政府的频繁易手，经历了北伐、抗日和内战，还有两次世界大战。他在外交官生涯中与列强周旋，力保中国的合法权益，而且善于提出在当时客观条件下对我国最有利的方案，有时强硬，有时妥协，一般说来审时度势，进退有据。其特点是知己知彼，重实际而不凭意气，在内忧外患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可谓以其昭昭处其昏昏。他的自述《顾维钧回忆录》较之一般回忆录都客观、冷静而翔实。当然，整理者花了许多心血，功不可没。但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详记工作日记，或记忆如此清晰，对史实如数家珍，也不多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作风之严谨。这部《回忆录》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珍贵参考资料，自不待言。

顾维钧根据丰富的实践，总结出以下一些外交原则，在当时既有针对性，对后世也有普遍意义：

——必须非常敏锐，遇事绝不能想当然，不能仅看表面。必须非常谨慎，仔细观察，小心从事，并永远瞻前顾后，有进有退。（这一条针对的有关事例是，巴黎和会结束前正当中国代表竭力要求对山东问题保留，表示可能不签字时，代表团的第一、二把手应会议要求先交出了印章，造成准备签字的印象。）

——需要知己知彼。这是针对“中国大多数军人，尤其是军阀，只想了解其对手及可能的敌人，而不知道本身的弱点，结果造成毫无根据的希望和野心”。

——在外交上不能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的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那就无法达成协议……“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为口号，那是永远成功不了的。（指巴黎和会后国内群众运动的口号，以及后来华盛顿会议时黄郛提出立即收回山东铁路的主张。）

——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么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么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民国初期，不同的政治或军事派别依附某一外国势力来支撑其政治前程，就沦为某一外国的外交工具，难以向人民交代。“五四”以后，又以群众运动对外交代表团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后果。〔1〕

这些原则堪称深入浅出，貌似简单而内涵深厚，而且处处针对当时的中国国情和时弊，非时下一些故弄玄虚、空而无当的各种“理论”所能比。有这样的人才应是国家之幸。但是他身处的是一个动荡不安、支离破碎的中国，所奉职的政府大多腐败而软弱无能。作为后来的读者，回头看他的自述，大多数情况下事与愿违，往往客观上并不能起到真正维护中国人民利益的作用。他所遇到的困境，除了国力衰弱的大背景外，大体上有两种：一是后方政局动荡，内部矛盾重重，处处受到掣肘，无法放手对外；二是他所服务的政府及其政策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于是出现这样的悖论：他对外交涉越成功，客观上对中国越不利。顾维钧本人的爱国心、人品和忠于职守都是没有疑义的，若论个人名位和际遇，他没有中国多数知识分子常有的“怀才不遇”之叹，应算幸运；而以真正为国为民成就的事业计，他却生不逢时，才能和心计多半空抛，到最后为蒋政权服务的十年，也违背了上述最后一条原则，实属不幸，这是一个悲剧。

仅根据《顾维钧回忆录》所提供的事实，从“悲剧”的角度，可以理出三种情况：一、屈辱外交；二、内部掣肘；三、在分裂的中国，外交努力实际上服务于政治派别。

一　屈辱外交

顾维钧在袁世凯政府中最早接触的外交交涉是中英关于西藏和中俄关于蒙古的谈判，结果以中国向英国和俄国退让告终。紧接着是臭名昭著的与日本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

（一）二十一条

这是顾维钧在外交界奉职伊始参与了全过程的第一件重大交涉。1914年8月，袁世凯得知日本突然在龙口登陆的消息后，仓促召集议事，顾与伍朝枢作为国际法专家与会，二人都认为根据国际法绝对不能默认，应坚决抵抗。其他在场者都支吾其辞。袁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军队能抵抗多久，段曰四十八小时。袁叹气说，他明白法学家的意见是根据国际法来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办，但是没有力量。国际法是人定的，中国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定自己的国际法。于是决定援日俄战争之例，在自己的领土上给他国划出“交战区”。顾被指定为此项屈辱性的政府声明三个起草人之一，尽管他自己不同意其内容。以后他被迫执行他本人不同意的政策和起草文件尚有多次。

日本迅速占领了德国租借地之后，得寸进尺，控制了青岛至济南的铁路。紧接着于1915年1月提出二十一条。袁为取得英美等国的支持，把顾列入谈判代表团之内，而又屈从日方坚持的意见，只由两国外长带一名秘书面谈，把顾排斥在谈判之外，不过顾参加了全部幕后磋商。此时，顾的意见和当局一致，就是尽量利用美、英在华利益，争取其制约日本，他负责与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向他们透露情况，以打破日方保守秘密的要求。此一策略得到的结果是，在英美支持下拒绝日方提出的第五条。此时，顾因病住院，起草复文却非他莫属。他的原稿中拒绝第五条的口气坚决，最后被改成他所不赞成的“容后再议”。条约签字后，顾主张立即发表声明，说明谈判经过和拒绝第五条的原因，以给后世历史学家留下记录。这一声明的起草又落到他头上，当时他发高烧，在医院中向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口授英文稿，再译成中文。〔2〕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才奇缺，顾在业务上成为不可或缺之人，而意见却往往不见用，对于风华正茂、颇想在外交界一展抱负的青年才俊来说，难免有委屈之感。事实上，这件事差不多为顾维钧以后漫长的外交生涯定了调，那就是“委曲求全”，他的才华即使发挥作用，也只能用于修修补补，无法改变大局。

（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1944年，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举行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实际上是成立联合国和通过联合国宪章及重要规章制度的最后筹备会议。中国与美、英、苏并列为发起国之一，应邀参加。顾维钧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与会。照理，此时中国的地位与一战以后的巴黎和会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应是扬眉吐气的机会，为何本文把它列入“屈辱外交”项下呢？且看下面的经过：

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当然十分重视。在派代表团时，蒋介石对跃跃欲试的孔祥熙不予理会，并排除了其他人事排名的考虑，亲自任命顾为团长，明确表示就是倚重他的业务能力。同时，中国代表团阵容强大，如胡适和国际法专家周鲠生等都包括在内。当时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要借此难得的机会申述中国的立场，尽可能多争得一些权益。顾维钧已有参加“国联”工作的经验，重视国际组织或某种国际机制的作用也是他本人一贯的主张，是他外交思想的一部分。他自称是“中国政府中第一个敦促国家关注此问题的人”〔3〕。在接到任命后，确实很高兴，他于1944年8月28日抵达华埠，立即投入制订中国拟向会议提出方案的准备工作。

但是，中国要取得与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没有那么顺利。从预备会议开始就受到歧视。主要是苏联坚决不同意与中国一起开会，其理由是苏联与日本有中立条约，故不便同与日本作战的中国坐在一起。按此逻辑，美、英也在与日本作战，又当如何？实际是苏联始终不同意承认中国战后的大国地位，这点在1943年莫斯科外长会议上都已经表达过。按照斯大林的意见，中、法都没有资格，战后安排只应由美、英、苏三国决定。丘吉尔本也不同意要中国，但支持戴高乐的法国。只是美国坚持联合国发起国要包括中国，并以否则将减少对苏援助相威胁，莫洛托夫才不坚持反对，丘吉尔也勉强同意。但是关于发起联合国的“四国宣言”刚一发表，即在苏联建议下作了“非正式”的三国协商安排，还是把中国排除在实质问题的磋商之外。关于这段时期苏、美、英各自对中国的立场背景，笔者另有文章详述（见本书《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信念》一文）。总之，中国代表团到了敦巴顿，苏联坚持不与中国同席。会议东道主美国曾提出过妥协方案：同时开两个会，一个有苏联无中国，一个有中国无苏联，两个会议的会场在两间相连的房间，中间的门可以敞开。这个方案可谓煞费苦心，既迁就了苏联，又照顾了中国的面子。但是苏联仍坚持不同意，连两个会同时开都不行。结果两个会分两个阶段进行，但是在时间上简直不成比例。

第一阶段，美、英、苏三国会议已于8月21日（顾到达前一星期）开始（实际非正式磋商于8月2日就已开始），一直延长到9月27日，中国代表团在会外足足等了一个月，所以顾说是对“忍耐力”的考验。更有甚者，在此期间，会议情况向中国保密。只有美国与会代表以与顾维钧私交的关系，秘密“透露”一些情况，条件是顾必须承诺不向重庆政府报告，因为怕苏联知道后退出会议。这种荒唐而尴尬的局面足以说明中国当时的实际地位。美英当时如此迁就苏联，主要是因为要力促苏联对日开战。

“第二阶段”，9月29日开始，至10月2日就结束，实际上只开了三天，显然只是做做样子。前一个阶段之所以拖得这么长，是美英与苏联之间有一些分歧问题，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如果中国对他们好容易已经达成的协议提出任何异议，美英都要重新与苏联磋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方面也暗示，与中国一起开这样一个会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声望”，而不是听取中国的意见。说白了就是：已经给你面子了，该识相点下台阶了。深谙世事的顾维钧当然懂得这一点，所以尽管他有丰富的国际组织的经验和出自维护中国权益的考虑，率领代表团成员精心准备了七点意见，却只能转而说服自己的同事不要坚持讨论拖延时间，以“全力促成会议成功”为基本态度，仅象征性提了几点缩减到最低限度的“补充建议”（根据美国档案，这些建议都“不重要”，未纳入最后公报）〔4〕。此中的苦衷是由于苏、英都反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只有依靠美国支持，但美国更需要苏联，因此必须知趣，不使美国为难。这一态度受到美国的“赞赏”。

即便如此，到最后如何发表会议公报还发生了问题，关键还在于对两个阶段的会议如何处理。美方先答应顾发表两个公报，如实反映两个阶段的会议；后英国建议只发表第一阶段英美苏会谈结果，美国转而立即同意英国的方案。不过英国的草案中最后提到“四国政府达成协议……”，而苏联只同意提“三国政府”，显然仍排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僵局。最后还是顾维钧提议干脆去掉关于三国或四国的一段，公报才得以获得四国政府的批准，于10月9日在四国首都同时公布。最后文本中的提法是“有代表参加的各国政府……”〔5〕所以，表面上，中国号称为发起联合国的“五大国”之一，实际上只处于敲边鼓的地位。在整个过程中，顾维钧又是极尽委曲求全之能事。

（三）1950年台湾当局对日“和约”

毋庸赘言，台湾当局片面与日本谈判和签订“和约”是美国一手操纵的。整个过程和结果都是非法的，在中日建交之后就自动失效。这里只从顾维钧的角度谈他在谈判过程中的处境。

首先，顾虽然持反共立场，但对战后蒋介石把反共放在第一位而对日本侵略者宽大无边心中是有所保留的。他说：“对日本不进行报复的政策，在日本投降并解除武装后就开始了，并在决定支持日本完全重新武装时达到高潮。这原是蒋委员长的主意，并由他下达命令付诸实施的，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公众意见……委员长……用他在国内的权威地位和巨大影响，把这一政策强加给国家。实际上这是违反人民的意愿的。”〔6〕但是在就对日和约问题与美国谈判时，顾已经不反对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武装日本的原则，只是要求照顾中国人的情绪，不要“白纸黑字”太明显。

对日和约是冷战高潮中的产物，当时也正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美国对台湾政策举棋不定之时。结果，受日本侵略之害最深，对打败日本出力最大的中国却整个被排除在1951年9月有51个国家参加的旧金山对日和会以及所签订的对日和约之外。对于这一点，海峡两岸的愤慨是同样的。美国提出的方案是，在多边和约签订后，日本单独与中国缔约，并由日本自己决定“选择与哪一个中国缔约”。不言而喻，日本将听从美国旨意“选择”国民党当局。所以，予夺之权全在美国。蒋介石对于单独缔约本来就不同意，还要让战败国来“选择”，更认为是“奇耻大辱”。事实上，在整个和约筹备过程中，即使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从不主动向蒋方通报或征求意见。身为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只能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情况，并为争取与其他盟国同样的权利而苦苦与美方进行交涉。不算台美通过其他渠道的交涉，仅顾与杜勒斯（当时为国务院负责对日和约的顾问）谈话和辩论就有十几次。不过当时顾和他的属僚都意识到蒋“必须在干脆放弃对日和约和对美国的政策追随到底之间做出抉择”，而他们建议只能选择后一条路，在这个基础上再与美方交涉，讨价还价。〔7〕顾把与美方谈判的情况和这一“委曲求全”的建议报回，受到“外交部长”叶公超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被迫吞下了让日本“选择”为单独媾和对象这剂苦药，十分伤心，对一位美国议员说：“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8〕

但是，真正被迫吞下的更苦的药丸是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地位问题。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已经明文规定战后日本将台澎归还中国，这也是国民政府力争来的，而且已于1945年正式从日本占领者手中接收，建立了台湾省。况且此时蒋政权已在台湾“偏安”，自称代表全中国。美国却提出要把“台湾地位未定”的含义写入对日和约。事实上，自从中国大陆易手之后，“台湾地位未定论”一直是美国对台方案之一，只因蒋方力拒，才未能行。杜勒斯正是这一方案最热中的鼓吹者，而且进一步提出过“台湾中立化”的方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就是实施杜勒斯的方案。现在乘人之危，逼蒋接受“台湾地位未定论”。蒋如果同意，则自己在台湾立足的权利都成问题，因为脚下的土地不一定属于中国，他将变成“避难”；如不同意，美方动辄以其他国家主张中共参加缔约相威胁，而且今后自己的政治存亡都要依靠美国。如果说，过去顾维钧在主权问题上一般都是主张力争，政府的指示往往比他的主张软弱，他被迫照办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正好相反，他审时度势比蒋更早接受对美国的屈从。1950年10月20日顾与杜勒斯一次长谈，弄清了美国对台澎的意图是：在对日和约中规定“日本放弃”对这些岛屿的一切权利，而不提放弃后归谁，拖延时间以待国际局势发展再由联合国决定。随后，他向台湾当局做了报告，并提出建议称：

窃意我政府国际地位动摇，处境艰危，目前第一要著为：（一）保持我政府[在联合国]代表权；（二）保障我台岛安全，以待世界局势演变，转而利我。此二目的，后者亦为美之目的，前者有连带关系，我能实受其益。其他一切法律理论，实际与我有损无益，似可不必太重视。〔9〕（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这一态度，与他青年时期在日本的二十一条问题上力主根据国际法坚决抗拒的立场，恰成鲜明对比。

但是事关领土问题，国民党当局不能不重视，还想作一番抗争。11月间顾收到“外交部”根据“政府决议”整理的一份作为谈判依据的长篇“备忘录”，其中关于台澎问题称：

此（指美国的主张）与我方所持台湾澎湖已为我国领土之主张适相背驰。美方坚持此议……自非我方所能变更；然为维持我方民心士气起见，我于美方主张自亦未便竟于苟同。换言之，即惟有各持己见，而在其他方面另谋合作。〔10〕

这是代表国民党内部多数人的意见。但是，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美国态度已决，不“苟同”也无用。于是，国民党方面又退一步，要求把台澎与库叶岛、千岛群岛同样对待：如果前者不提日本放弃后的归属，那么后者也不提，否则就是对中国的歧视。但是这点面子也未能保住，在多边和约中还是明确规定后者归苏联，否则苏联是不会答应的，而对台澎则不提归属。蒋方原来还准备最后一着：在条约签字时发表声明，表示台澎属于中国，这是事实，不需要任何手续来加以确认。但是，美方连这一台阶也不给，又要顾维钧向台湾当局及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黼打招呼，不要公开反对美国立场。这样，蒋介石尽管极为“恼怒”和“愤慨”，连确认台澎属于中国的声明也不敢发，等于默认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件事从1950年4月杜勒斯与顾维钧谈话首次正式提出与日本单独签订和约问题起，到1952年4月27日蒋日“和约”正式签字，前后共两年。因系美国一手操办，其中一年半的时间是与美方谈，基本达成协议后才与日本谈。也就是美国先对台湾当局施加压力，然后再压日本接受美蒋已达成的原则。所以前期谈判大部分在华盛顿进行，顾维钧处在第一线。顾自从进入外交界，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对付日本的侵略野心，历尽艰辛，其主要策略思想之一是联美制日。然而此时他所面临的美国大政方针却是扶日反华（大陆），蒋政权已处于其战略边缘，随时可以抛弃。顾对这一点心中有数，又只能“委曲求全”。他向杜勒斯表明：“虽说中国人不会轻易忘记日本侵略和他们的财产所遭受的损失，他们接受日本作为共同反对共产主义斗争中的合作者。”〔11〕这就等于是只求能作为与日本缔约的对象，已没有可守的底线了。显然，此时他绝不能代表“中国人”说话了。大局如此，他与美方的交涉中备受压抑和屈辱是可以想见的。尽管他一直以美国为友，此时也体会到“连美国的政策也受到强权政治的支配，权宜之计压倒了道义原则和国际正义”。〔12〕

二　内部的掣肘

“弱国无外交”，这是中国人近代以来最深切的感受。但是一般把“强”、“弱”只理解为军事力量，所谓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即使处于军事优势的国家，要下决心打仗还是需要许多条件的，而且互相打交道的不止一个国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未始不可以利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弱国更需要外交，如果处理得当，不一定不能靠外交争取到在现有力量对比下，能够达到对自己有利的最大限度的协议，或者至少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以便蓄积力量。但是这里的必要条件是决策集团判断正确，思想一致，加以有高明的外交能手，前台后台同心协力。顾维钧之为“外交能手”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他遇到的难题往往“内交”不亚于外交。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之“弱”是全方位的。

（一）巴黎和会

顾维钧一举成名是在巴黎和会上。他在山东问题上为维护中国权益步步为营，据理力争，慷慨陈词，使在场者为之动容。最后公理终究敌不过强权，中国代表拒绝在决议上签字。这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是在劣势中维持了严正立场和国家尊严，顾的表现出色而悲壮。此事众所周知，不必赘述。这里要讲的是另一个侧面——“将在外”，后方是怎样一种令人扼腕的混乱情况。

顾从一开始就以其外交敏感性，意识到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正是绝好时机，我国应该准备好在会上向各国鸣不平，以恢复某些失去的权利，特别是反对日本强加于我的二十一条。为此，他在驻华盛顿公使馆内成立专门小组，收集、研究、汇报情况，列问题单子，向国内提建议等，不遗余力，可谓克尽厥职。但是以后每一步都遭到令人沮丧的挫折。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首先遇到的是组团问题。西方国家起初口头表示对中国将以大国相待，这意味着可与其他协约国主要成员一样，派五名全权代表。中国政府遂按此规格组团，团长外交总长陆徵祥已经非正式地分别通知了五位人选。但是到和会正式决定时，却把中国列为“三类”国家，只能派两名全权代表。中国驻巴黎使节虽向东道国力争，都无结果。这一来，致使内部人事处于尴尬境地。原定全体代表团成员只待都到达巴黎，到达后第一件事就是交涉席位问题。实际操纵会议的西方列强对全权代表名额坚不让步，只允许每次出席会议的人可以不一样，于是中国内部仍任命五位为全权代表，轮流参加。这一难题虽然解决，代表团又为内部排名问题大伤脑筋。因为团长陆徵祥已是老病之躯，连出席会议都不能保证，名列第二的代表实际上就要经常代团长出席表态、临场决策等。论能力，非顾维钧莫属，但是他的资历最浅。还有，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王正廷自以为代表南方，理应排在第二。陆排出的名单依次是：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深谙中国官场政治的顾维钧对此已感不安，要求排在第五；谁知随后接到国内电报由“大总统”任命，顾排在第二。果然此事引起其他代表的不快，使顾维钧的处境更加为难。

和会正式开幕是1919年1月18日，中国代表团于1月12日凌晨才到达巴黎，那是因为代表团人数众多，加以照例家眷及随从人员队伍庞大，以致同时买船票发生困难，最后只能绕道美国到欧洲，却因时间紧迫，不能乘便到华盛顿与美方从容磋商。在会前已经相当紧迫的时间内，别国代表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会议事宜，中国代表团却浪费在人事排名和内部摩擦上。第一次与中国有关的实质性会议是应邀参加1月28日的十人预备会。中国代表团仓促接到通知称，日本已先在预备会上讲了对山东的立场，中国可派代表陈述中方立场。这本是中国参加此会的主要目的，应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但来得突然，团内毫无准备，慌了手脚。团长陆徵祥竟称病放弃领导，让团员自己决定谁去。下午三时开会，到两点钟还在为论资排辈问题推来推去。最后只因别人都无准备，遂公推资历最浅的顾维钧去阐明中国观点。顾也的确早有准备，这次会上他果然不负众望。

在此之前还发生外交文件箱在运送途中遗失事件，使中国代表团应提交会议的文件重要附件文本不全；甚至连懂得如何包扎送各国代表团的文件的秘书都没有，由顾亲自指派人员购买包扎用品，等等，“后台”之混乱为其他国家所无。

在这期间，国内各派势力纷纷来巴黎观战，各怀不同目的，向代表团施加压力。代表团内部争权夺位日益激烈，由暗斗变成明争。更为荒唐的是，2月初，团长陆徵祥忽然临阵脱逃，去向不明，谁也打听不到其下落，代表团出现领导真空达一个月之久。3月上旬陆又返回，带着北京政府重新任命他为外交总长及代表团“总裁”的电报。显然，他是躲在欧洲某个角落与北京联系，要求加大其权力。但是这并不能减缓代表团内部矛盾，而且愈演愈烈。顾还曾被造谣与亲日派曹汝霖之女订婚，引起顾与王正廷公开反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巴黎和会的最后结果引起国内群情汹涌，中国代表团迫于形势拒绝在协议上签字。这原是顾一贯的主张，团长也同意。但就是这一拒签的决定还不是国内正式指示。陆徵祥向国内一再报告，要求改变原来签字的指示，重发拒签训令。国内始则要陆自行决定，继则不予答复。代表团拒绝出席和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举动，实际上是先斩后奏。待会议闭幕后忽然收到国内电报说早已发出过电谕，为何没有收到云，却仍未明确说明该电报是否指示拒签，只能理解为默认既成事实。顾维钧分析，这是北京的当权者受到内外压力，不愿在这个重大决策上负责，就这样含糊过去了。这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对待这样重大问题的态度。

总之，外有强权欺压，后方昏庸虚弱，内部矛盾重重，工作秩序混乱。在此情况下，保持表面上一致对外都很勉强。如果只是军事力量暂时处于弱势还可以弥补，而这种中国政治特有的弱点是根本性的，无论多高的外交才能也莫可奈何。

（二）1922年华盛顿会议

这次会议顾与施肇基、王宠惠三人被任命为全权代表，施肇基排在第一。中国代表团照例庞大无比，包括各部各党派代表，有一百三十人之多，外加若干比全权代表更加资深的高级顾问，其任务不是顾问外交事务，而是吸取巴黎会议的教训，在代表内部发生纠纷时进行调解（！），足见中国之“内交”何等重要。

对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山东问题，其中核心是从日本手中收回胶济铁路。日本的理由是它接管了德国的财政和经济利益，包括其给中国贷款的债权，也就是占有铁路的权利。中国的方案是偿还贷款（2500万银元）收回铁路。日本则坚持延长贷款期。顾在会上振振有词地说“任何国家坚持让别人接受不需要的贷款都是不合情理的”〔13〕，此语博得与会者的同情和赞赏。但是会后却发现国内拿不出这笔钱来还债。代表团收到国内许多来电都主张立即偿还贷款，并纷纷允诺捐款，实际上大部都不能兑现。结果还是只得同意接受日本以贷款方式占有铁路，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为期五年的协议。但是，代表团内外都有强烈的不妥协意见，要求“借款赎路”立即收回（实际借不到款），坚持铁路全体管理人员应为中国人，指责前线谈判代表的妥协为“卖国贼”。正当中国代表在华盛顿艰苦谈判，争取由中国人任车务长接近成功时，北京新总理梁士诒上台，他接见日本代办，公开说中国的新政策是“借款赎路”，结果日本态度重新转为强硬，中国最终不得不接受日本人任车务长。北京政局混乱，政令不一，在华盛顿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却消息闭塞，对北京的情况只能从美、英那里打听到。

军阀混战中的北洋政府，在国际上形象不佳是可以想见的。顾对于有政治野心的中国人总是想取得某一外国的支持感到“可悲和痛心”，而他作为外交总长必须粉饰太平。他在1922年就财政部长罗文干突然被捕一事质问黎元洪总统的信中，就说自己“力图使国际上认为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个法治国家”，发生这种事使他为难。〔14〕使他为难的当远不止此一端。

（三）九一八事变与李顿调查团

统一以后的南京政府又如何呢？北伐以后，顾辞职在野一段时期，很快又为南京政府所起用。第一个重要职务，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奉派任李顿调查团的中国顾问。在此期间，顾备受日方冷遇、歧视、排挤，直至生命威胁（收到炸弹邮包）。顾表示不惜以身殉职，坚持到底。顾在调查团中力陈中国受害事实，为争取调查团至少对事实真相和性质有相对客观的认识，煞费苦心。

1932—1941年，顾任驻法大使期间曾兼任日内瓦国际联盟行政院的中国代表，另外两名代表是颜惠庆和郭泰祺，颜排在第一位。国际联盟当时的首要任务是调停中日冲突。交涉的焦点还是李顿报告书。中国政府希望借助“国联”将问题公之于世，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同情，或者还能得到某些物质和政治利益。这本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自己不作抵抗，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斡旋上，是蒋介石政府的致命弱点。日本蛮横强硬，美欧态度犹豫暧昧。三位在前线的代表可谓齐心协力，为争取国际公道不遗余力，最后的国联报告书在当时情况下对我相当有利，在外交上应该算是成功的。然而于事无补。最令他们痛心的，还是中国内部的涣散和软弱。

当时国内的情况：四川刘湘和刘文辉叔侄内战，山东韩复榘与刘珍年军事对抗，北京有帝制复辟运动，还有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日本乘机大做文章。斋藤首相告诉新闻界，和中国谈判是比满洲问题更大的难题，不知道中国政府在哪里，谁是领导。日本的策略是竭力煽动和怂恿华北的军阀宣布独立，并煽动帝制复辟运动，挑起动乱，企图把华北分裂出去；同时散布中国各地内部纷争的消息，以及英国正在支持西藏独立、蒙古军队将进入包头等流言。其目的是要把国际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内部局势上来，以便在李顿报告交付讨论时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诡辩做准备。于是三位中国代表联名于1932年10月发回了以下电报：

……查十余年来，欧美列邦常感我国政局不定；中央无强固政府，内部纷乱，政令不行。九一八以还，日本即利用欧美此种观念，在国际间极力宣传。谓我国政治紊乱，组织不足，条约义务不能履行，以期引起各国反感。此次调查团东来，日方所提说帖，关于此点，尤复反复申述。而该团亦以我国中枢分散，洛宁沪汉，形势分歧，内部亦多未充实引以为憾……惠（颜惠卿）等日来在此历访各国代表，亦多以我国无强固政府，形势涣散为虑。调查团报告书认为，此种情形，足以危害东亚和平，并于第九章提出以国际合作协助中国改造之建议……恐日本仍将利用此点……以期延阻东案之解决。议席之上，自当因机应付，据理争辩；但恐徒恃空言，不易生效。

电报最后提了两点建议：一是加强团结，罗致全国人才，加强中央；二是不妨采纳外人协助中国改造之建议，楚材晋用，中原不乏先例，但要采取主动，先妥定方案，以避外人干涉内政之嫌。〔15〕

这份电文委婉恳切，如实反映了外界舆论，意见句句切中要害。可谓用心良苦。从今天的尺度来看，向位居中枢者提出这样坦率的意见，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但揣诸当时的局面，也有非指出不可的苦衷，因为他们在前方当然要据理辩争，但内政如此，“徒恃空言，不易生效”。到头来承担责任和受舆论抨击的还是外交官，这是顾在外交生涯中贯穿始终的无奈。至于最后两点建议当然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心而已。果然，在接到回电时，已是“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出面，原行政院长汪精卫因与蒋的矛盾称病出国就医。这更加引起各国对中国国内局势混乱的不满。

紧接着，根据外交部建议，驻外使节于1932年10月30日联名通电内战各方首领呼吁停战息争。基本精神与上述电报相同，措辞更为强烈，其中有“中国内哄不已，友我者叹息，忌我者讪笑”，“现三省沦亡已逾一载。国如垒卵，檐将压焉”，“国将不国，更何外交之可言？我不自爱重，而欲求人援助，必不可能”等语。〔16〕

由驻外使节联名呼吁国内团结，在历史上大概绝无仅有。姑且不论造成国内局势的责任在谁，这些话确实入情入理，反映了外交人员的切身感受。当然，这种呼吁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

颜、郭、顾三人在前方与国联和各西方国家交涉周旋，费尽心机和唇舌。顾又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发挥辩才，舌战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赢得好评。国际上也并非没有主持公道的力量。1933年1月16日，“人类权利同盟”在巴黎开会，与会的巴黎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致通过致法国驻会首席代表保罗－彭古的信，要求宣告日本是侵略者，要求法国政府在国联内领导各小国维护法律和中国的正义事业，援用国联盟约实施经济制裁。与此同时，代表们一再向国内反映日内瓦舆论：大家“希望中国能善自努力，出兵抵抗”，对中国还与日本驻华代表密谈、宴饮不理解，建议应在外交上对日本采取断然措施。2月24日，国联终于通过报告书，中国代表的艰苦斗争赢得了一定的成绩，最重要的是，报告的精神留下了可以对日实行制裁的余地。日本因此而退出国联。三人发回国内的汇报称：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总算“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我方以行动之自由”，“但如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17〕以后事态发展的结果，使他们不幸而言中。

报告书刚一通过，中国军队就在热河节节溃退，致使“朋友们”“看到中国军队这般软弱无能，与中国代表团在国联大会上辩论时所持的强硬态度适成强烈的对照感到迷惑不解”。三位代表连篇累牍发回电报，说明“有可能采取国际行动的先决条件是中国首先进行自助的意志和能力”，一再呼吁与日本断交和坚决抵抗。但是只见“国土一片接一片地沦于敌手，这样我们就只能更加招致世界的轻视，丧失友好国家的同情”。对于中国败北失地，军队叛变投敌的消息，外交部发给代表的电报一概予以否认。但是他们刚按照国内指示发布公报否认，包括承德在内的一连串城市失守的消息即被证实。这使他们的处境极为尴尬，顾说自己感到“颇像讲坛上的发言人，台上说得天花乱坠而台下发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18〕在这种情况下，颜、郭、顾三人联名申请辞职。他们的辞呈充满悲愤之情，略摘录如下：

……前年三省之陷，不战而走，世界为之骇异。此次热河之役，日人宣传谓我军并无抵抗诚意。松冈在国联且谓我军勇于内战，无意对外……战线屡缩，失地频闻。友我者对于我国是否真心抵抗，群来惶问；忌我者谓我本无自助决心，国联原可不必多事。惠等待罪海外，无法答辩。且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为转移。惠等心余力绌，应付乏术。应请准予开去代表职务，另委贤能接充……〔19〕

可以预料，这一辞职是不会获准的，国内来电纷纷“慰留”，外交部长罗文干电中说得更厉害：此时“若稍露分裂痕迹，正中日人之计”，而且军方会说外交官“撒娇”。蒋政府做出姿态，派要员赴东北鼓舞士气，做准备抵抗状。几位代表只好继续“鞠躬尽瘁”了。但是如他们辞呈中所提到的，日本已经看透中国政府“勇于内战，无意对外”，无所顾忌，卒至大举侵略。外交官们“鞠躬尽瘁”的一切成果付诸东流。

至于他最后一任驻美大使期间，所经历的一个走向垮台的政府内部的种种矛盾和牵扯，更是令他常有“一国三公”之叹。其间有宋美龄赴美求援不受美方欢迎却仍逗留不归，使他为难；蒋介石认为他争取美援不力，忽派孔祥熙为专谈美援的全权代表，以至于顾以一国不能有两个全权代表为由提出辞职（此事因美方不接受孔祥熙而作罢）；还有一段时期李宗仁“代总统”，而实权仍在蒋介石手中，使“大使”不知何去何从，等等。因篇幅关系，不再一一详述。

三　外交努力与中国进步潮流相悖

大半个世纪中，顾维钧在任上无不宵衣旰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不敢稍懈。但是有时其努力的程度与民族进步成反比。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一）1916年芝加哥借款

当时顾任驻华盛顿公使，负责与美国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谈判，成功地借得500万美元，并且经过他的努力，第一次摆脱了过去中国对外借款被迫接受的许多有损主权的政治性条件，为中国以后在海外筹款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这是他的得意之作。但是此时正值袁世凯称帝失败去世后，混乱不堪的黎元洪政府当政时期。借款成功，无异是为这一本该衰亡的腐朽政府打一剂强心针，遭到包括他岳父唐绍仪在内的南方国民党人的反对。

在此期间，顾力主中国参战，认为协约国必胜，这样战后就可以提高国际地位，并可解决山东问题。尽管后来山东问题没有解决，他对局势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客观上又帮助北洋政府取得美国支持，为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所反对。他在自述中说：“我对政府的建议完全是为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中一员的利益，而在两个对立党派之间，则变成了争夺最高权力的大赌注。”〔20〕

（二）1926年关税余额之争

顾自1922年回国，历经黎元洪、“摄政内阁”和曹锟政府，总理也换了几任，他一直任外交总长之职。1926年，在与南方政府争税款余额中，站在北方政府一边，把同情南方的海关总税务司长英国人安格联解职。这一次他对七国公使联合来访的质问采取了少有的强硬态度，指责他们干涉内政，拒绝做出解释。在政府中，他力排众议坚持不妥协，并把主张妥协的税务督办蔡廷干免职。最后斗争基本胜利，英国公使接受了中方的任命（易纨士）。这件事在局部是维护了主权尊严，加强了这样的信念：“只要中国立足于其合法权益的立场上，不管其行动在远东或在整个亚洲看来是如何引人注目或甚至令人震惊，也都将在海外得到充分的理解。”〔21〕但是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他在中国的大局中维护了北洋政府对抗孙中山的南方，也与以张嘉璈为首的银行界相对立；当时的英美等列强基本上是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南方，甚至为争税余而派军舰到广州湾，对孙中山政府进行威胁，以致孙中山发表“告美国人民书”表示对美国的失望。何况，在整个对外关系的大局中改变不了税务司长必须是英国人的规定，而且最终人选还得英国人同意。

（三）1946年以后为蒋介石争取美援

1946年6月底，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内战大规模爆发之时，蒋介石专门起用顾维钧任驻美大使，任务很明确，就是争取美援打内战。论学识、威望、与美国各界的关系，以及外交才能和经验，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能对美国政府或舆论产生任何影响的话，顾应该是最佳人选了，蒋介石应算是知人善任。顾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也的确尽了最大努力。这是他最后一任大使，在任共十年，从代表整个中国到代表跼居一岛的台湾当局。在美国方面，这一时期对援蒋也并非一贯，内部意见分歧，决策也经过几次动摇。作为大使，顾的任务就是争取美国持续援蒋，防止美国弃蒋。在这种形势下，他在美活动有一定的特殊性，特别要致力于团结坚决反共的右派，影响美国的决策。为此，争取舆论和“院外游说”成为重要的工作内容。

为争取公众舆论，他亲自出马，到美国各地、各团体、大学、俱乐部等发表演说，主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此类活动之频繁，为大使中所罕见。其宣传要点处处有的放矢：1．强调中国统一的重要性，并且以美国南北战争为例（这是在内战前期，到后期，则转而要求美国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守住地盘，“统一”就不提了）；2．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反苏与反对中共是一致的（这是针对美国把中共与苏联区别对待之论）；3．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这是针对美援以蒋政府“民主改革”为条件）；4．美国用中共的口号来判断中国事务是危险的（指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批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增加一项内容，就是反对承认北京政府。

更重要的活动是直接影响美国具体决策。为此，顾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对美国政治的运作和内部矛盾了解极深，在各有关方面都有关系不一般的朋友，既是了解内情的耳目，又是借以对决策施加影响的渠道。国防部与国务院的意见分歧、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对华政策的情况、国会秘密听政会上的情况、一个部门中几个领导人的不同态度，等等，都有人向他通风报信。甚至政府向少数国会议员散发供内部讨论用的有关中国的绝密文件，都有议员事先给他过目以便及时准备应答。有几件事足以说明这些活动的效果（当然国民党在美进行游说活动是多渠道的，绝不止大使一家）。

1．1947年11月，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动通过6000万美元紧急援蒋拨款。在此之前，顾向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提到如国会先提出建议这笔援助，希望国务院不反对。该司长说国会未经政府同意而主动拨款使政府为难，无此先例。实际上顾大使已经对国会的议程成竹在胸，国务院还蒙在鼓里。众议院果然主动提出援蒋提案。经过辩论，最后参众两院拨款委员会将此数减为1800万。而国务院的原意是根本不同意的。

2．《1948年援华法》的通过，顾大使更是差不多直接参与其事。在这项法案讨论期间，他的使馆就以此为中心工作。他本人天天亲自守在国会走廊。美国著名的退休大使、政治活动家威廉·蒲立德为国会内外的联络员，及时向他通报会议争论情况。最后通过的文本中有关军援和经援的两段关键的修正案竟是顾起草，由蒲立德交给国会中的“朋友”作为自己的意见提出的。甚至把援华条款附在《援欧法》做一揽子交易这种方式，也是顾建议的。在那几天中，美国报纸披露美国已经给国民党大量援助的事实，对通过进一步援助不利。顾当天就打电话给一位国会议员，提供不同的说法，供他在议会辩论中用。

3．7500万特殊拨款。1949年秋，杜鲁门政府已经开始“脱身”政策，不打算继续援蒋。此时国会讨论新的《对外军事援助法案》原来不包括中国。顾维钧事先得知此消息后，命令使馆工作人员周末加班，连夜赶出要求援助的详细清单，他本人亲自陪速记员工作到凌晨，终能赶在国会讨论前分送国务院、国防部等单位，同时将副本交给国会“中国帮”议员。接着他紧密关注会议辩论进程，甚至应一名众议员的要求，临时起草一份介绍中国形势的发言稿送给他，以为他争取援蒋的发言之用（！）。最后，国会经过激烈辩论，又通过7500万拨款，用于“泛指中国的地区”。顾维钧的努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顾维钧在十年驻美大使任上前期所做的一切，其客观效果一言以蔽之，是阻止美国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实际上延长内战。后期则客观上是为巩固分裂的局面服务。在他经手的几件大事中有缔结屈辱性的对日和约，默许“台湾地位未定论”，已如前述。他在过去历次执行外交任务中主要关心的是维护民族国家的权益，基本上超脱于国内政治派别斗争和人事矛盾，并为国内的不团结和种种陈规陋习痛心疾首；而这最后的十年中，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他为之效命奔走的是江河日下的国民党一边。背离了本文开头阐述的他自己规定的外交官行事原则。如果说有什么依据的话，那就是反共。这个时期正是冷战走向高潮，顾一反他一贯理智、持平的风格，以坚定的反共姿态出现，因而在美国的朋友也多为共和党右派。他甚至对麦卡锡发生好感，在不同场合与他接触过多次，1954年1月，麦卡锡再次当选为参议员之后，顾出席了一次专门为麦举行的冷餐会，并发表了对麦卡锡赞扬备至的讲话，说：“我们的人民是把他的名字和那些主义和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利他主义等等主义联在一起的。”〔22〕这说明他以反共事业为己任已经走得多远了。当年他在巴黎和会、李顿代表团、国联会议以及自1933年起任驻法大使十年的主要工作：一切都是围绕抗日的需要，尽量阻止法国屈从日本的要求而危害中国的利益；无论失败或成功，都体现了民族大义。而到最后，他为维护失败的蒋政权而在战败国日本面前忍受屈辱，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每一个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处百年动荡的中国而涉足政界的知识分子，更难掌握自己的命运，顾维钧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本文非是苛责于前人，毋宁说是感到惋惜。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也是中国踉踉跄跄走向世界的过程，其间的艰难曲折是不可避免的。总的说来，顾维钧在推动中国与世界接轨方面还是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2000年8月

注　释

〔1〕《顾维钧回忆录》（以下省略书名），第1卷，第395—400页。

〔2〕同前，第119—127页。

〔3〕第5卷，第391页。

〔4〕FRUS（美国外交文件集），1944，Pt. II，Ch. II，p. 510.

〔5〕同前，第509页。

〔6〕第9卷，第48页。

〔7〕同前，第137页。

〔8〕同前，第236页。

〔9〕同前，第31页。

〔10〕同前，第35页。

〔11〕第9卷，第19页。

〔12〕同前，第241页。

〔13〕第1卷，第228页。

〔14〕第1卷，第252页。

〔15〕第2卷，第59页。

〔16〕同前，第74页。

〔17〕同前，第2卷，第178—182页。

〔18〕同前，第189—192页。

〔19〕同前，第192页。

〔20〕《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153页。

〔21〕同前，第313页。

〔22〕同上，第529页。

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世界观

——兼论“中国例外说”

西方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和美国对世界的看法有共同之处，就是把自己看作例外，即所谓“中国例外”说。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尽然。提到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概念，必须分清古今，不能笼统而言。当然传统观念必然对现在仍发生影响，形成某种特色。这里古今的划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线。不言而喻，那条线是指一个缓慢的转变过程的开始，绝非两种观念的分水岭。

一、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国家观念，因此也谈不到“国际关系”。古人只有“天下”的观念，“华夏”居中，“夷狄”居边。“华夏”主要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至于“四海”之外是什么，只存在于丰富的想象中，成为神话故事的题材。在这片广阔的陆地上各种政治力量、封建王侯以及族群之间进行过无数次流血的争斗与和平谈判。有过多次边疆少数民族征服汉人入主中原，但是不久在文化上就被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同化。所以说：“只闻以夏变夷，不闻以夷变夏。”有时中国皇朝也发动“拓边”之举，征服边疆少数民族。但是其目的只是要他们向“天朝”称臣纳贡，只有象征意义，没有或极少经济利益。这就是西方人所熟悉的“中央王国”观念。

二、鸦片战争之后起了剧烈的变化。事实上“民族国家”的观念乃至后来发展出来的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被西方列强和日本刺激出来的。“中央王国”的梦幻在眼看着自己的国力和地位一落千丈中破灭。这一过程极端屈辱而痛苦：中国最早派驻欧洲的大臣发现了一个更加先进的文明，而且欧洲人看中国如古代中国人视“夷狄”。此后在一次又一次与列强相遇中总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从那时起，民族屈辱感成为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因而摆脱列强强加于身的民族屈辱也就成为中国人最长期、最基本的共同诉求。这种诉求已经与“中央王国”的观念相去甚远。事实上，强国雪耻是任何一个遭受失败的民族都有的愿望，中国并不例外。只不过中国有着几千年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使这种愿望更加锥心刺骨。因此，以下诸点也许可以视为“中国式的民族主义”的特色。

——“爱国主义”取代了过去的忠君思想，成为中国人超过一切的最高道德标准。个人权利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包括科学家和企业家的优劣都要以这一尺度来衡量。最受尊重的政治领导人是那些在外国压力面前表现英勇不屈的人，甚至历史人物也以此标准划分忠奸。

——特别强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这固然是由于众所周知的过去被列强瓜分为势力范围的惨痛经验，同时也由于直到现在，反对中央政府的分裂势力总是得到外国的支持和同情。

——尽管“中央王国”的观念已成过去，“面子”在对外事务中仍居重要地位。中国人遇到与外国的摩擦很容易与“民族尊严”联系起来，往往超过实际利益的考虑。在外交来往中对“礼遇”规格特别重视：个别中国人在国外或在外国人面前的行为不当为国人所诟病，首先是因为“丢中国人的脸”；另一方面，个别中国人，甚至华裔外籍人的成就都被视为“为祖国争光”。

——一个半世纪以来，对西方的影响始终存在一种矛盾心理：为谋求中国的现代化和繁荣富强，无数仁人志士热切地向西方学习，包括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自由思想；同时，在捍卫民族独立反对外国压迫中又反对“西化”，亦即拒斥西方影响，并且很容易把与西方关系较为密切的中国人视为“洋奴”。这两方面组成中国改良与革命的基本特点，从正面概括就是“反帝反封建”，从反面讲是“盲目崇洋”和闭关自守两个极端。纵观迄今为止的近现代史的实践，反帝总是压倒反封建。历届中国的统治者率多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持抗拒态度，视之为对自己权威的威胁，同时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行为又无意中帮助中国统治者诉诸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强大的冲击力，也担心失去文化的民族自性，因而疑虑重重。日本在走向现代化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心态就大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背景，中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受伤害的大国，从这一立场出发，在国际事务中强调以下道义原则：争取平等、反对强权（现在更多提“霸权”）；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国干涉和支持国内分裂势力；主权高于人权。

中国在对外事务中的上述特点在不同时期各有消长，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不过核心至今未变。

三、1949年以后的情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毛泽东时期：毛泽东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是几种极端的混合：既激进又保守，既理想主义又现实主义；彻底否定传统，又延续传统的诸多特点。首先，毛泽东诉诸民族主义，高举彻底反帝旗帜。事实上，共产党在革命中赢得中国近代史上任何政治力量所无法企及的最广泛阶层的支持，其秘诀正在于此。因为它满足了几代中国人对民族自豪感的诉求，而其他政治力量都做不到。其次，毛泽东又倡导国际主义，实行支持各国革命的政策。这一立场推向极至，就带有“中央王国”的回响，出现的形式是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再次，毛泽东以反对和挑战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孤立政策始，却以自我孤立终。在他的晚年曾决心蔑视一切现行的国际法与国际规则，不再谋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倡导联合世界“真正的革命力量”成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例外论”。但是在实践中，毛泽东又是十分谨慎、现实，在国际事务中不是冒险主义者。这一务实的方面导致了影响深远的打开中美关系的“乒乓外交”。

——邓小平开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努力争取融入国际社会，完全放弃了毛泽东外交中支持“世界革命”这一面。从逻辑上讲，这是“中国例外论”的反命题，但是在明显的变化中仍能分辨出传统特点的延续。

变化的一面：

1．从理论上放弃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论断，以及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

2．放弃闭关锁国，承认全球化为大势所趋，明确与国际社会主流接轨的目标；

3．不再想做世界革命领袖，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目标的中心，从而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务实的态度和低姿态。

延续的一面：

1．对西方影响的矛盾心理如故。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实践中大规模努力学西方的同时，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影响仍采取抗拒态度。官方文件中一再出现反对“西化”和“和平演变”，作为一种原则目标；

2．国际强权政治的受害者的意识仍使广大中国人耿耿于怀，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如驻南使馆被炸），这种强烈的民族情绪还会达到爆炸性的地步；

3．尽管确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涉及领土主权这样更高的原则时（例如台湾问题），并非不可以牺牲这一目标。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变化的轨迹几乎重复了20世纪头二十年的循环。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即1980年代，大多数思考的中国人都向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之为各个领域现代化的榜样。下一个十年中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几乎是百年来范式的重复。在多数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民族主义情绪再次升起，对美国对华高压政策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公平待遇强烈反感。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最惠国待遇问题、WTO问题、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乃至西方对待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罪行持明显的不同态度，等等。尽管各种中国人有不同的理由对政府有所不满，但是多数人对主权的关注还是在人权之上。这种情况对政府当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利用民族情绪抵制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影响，从而推迟政治改革；又会把自己置于非理性的压力之下，使出自实际需要的较为稳健的对外政策遭到非难，造成被动。

这是当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处境，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有当代的特点。实际上这种对外政策受本民族文化历史和内部公众压力的影响并非是中国独有的。不过各国的矛盾内容各不相同，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互相深入了解民族心理的特点，有助于更妥善地处理国家间的关系。

2000年

缓慢的解冻

——尼克松访华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其义而用之，也可以说“化三尺之冰，非一日之功”。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前前后后，现在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掌故。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行，带着“历史性的”、“戏剧性的”、“重大的突破”等形容词而载入史册。尼克松的这一举动成为包括其政敌在内举世公认的远见卓识。这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有一方面的事实往往为人所忽视，那就是这样一个“突破”，绝不是个别美国政治家一夜之间大彻大悟做出的决定，而是在国内经过长期的思想准备和酝酿，舆论条件逐步成熟，水到渠成的结果。这十几年中，美国国内讨论对华政策的情况，也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侧面。站在今天中美关系的现状，回头来看那个时候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是怎样一个形象，美国人如何开始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从什么角度开始考虑对中国关系松动，是饶有兴味的。了解这一情况，也有助于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政府行政部门与其他各有关方面以及舆论界的相互作用，从而认识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方面。当然，一项如此重大的突破，即使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也还需要决策者有一定的权威、判断力和魄力，才能在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毅然决然付诸行动，因此尼克松总统的功劳是不能抹煞的。

这里的“美国人”“舆论”，泛指政府行政部门以外各方面的意见，不是指一般老百姓及其呼声。在任何一个国家，通常情况下，关心外交事务并足以对外交决策直接发生影响的总是少数人，美国也是如此。在美国的政治词汇中有“精英舆论”（elite opinion）与“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之分。本文所述及的舆论主要是指前者，也就是新闻报刊、专家学者以及有关的压力集团等等，同时也包括在国会反映出来的意见。但是在对中国的态度上，多年来，在相当多的美国人中间存在一种非理智的对“共产党中国”的敌对情绪，朝鲜战争后尤其如此。这种情绪是官方和“精英舆论”煽起来的，反过来又作用于上层决策圈子，以至于成为议员要当选，政府要有所举措，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舆论”又可以包括较广泛的“公众舆论”，当然是在有限的程度上。

显然，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全球战略格局、美国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等等，国内政治的因素只是其中之一。尼克松当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主要是由于整个国际局势已今非昔比，美苏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迫切需要摆脱越战困境，等等。本文所探讨的只是当时国内舆论这一个因素，而这一个因素实际上又是同整个大格局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分不开的。

一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麦卡锡主义达到高潮，其影响持续到麦卡锡本人消失之后。这股狂热的反共思潮影响下，加上美国曾在朝鲜战场上同中国打过仗，相当一个时期内美国一般人心目中视中国为敌。中国问题成为禁区，更谈不到重新审议对华政策的问题。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杜鲁门政府后期就已经开始受到迫害和排挤，到艾森豪威尔上台、杜勒斯任国务卿后，就被清洗殆尽。政府以外的一批过去经常被咨询的造诣较深，并且有丰富切身经历的远东和中国问题专家被打入冷宫，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朝鲜战争结束后两个月，出现了一个叫做“百万人委员会”的团体。那是1940年代末“院外援华（蒋）集团”的继续，以反对美国承认新中国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任何方式进入联合国为宗旨。其成员实际人数极少，但争取到国会两院两党中许多议员和社会上的头面人物署名为其“赞助人”，或在其反华声明上签名。它的主要活动内容就是不时推动国会通过反华决议，并密切注视舆论界或国会，一旦有任何主张松动对华关系的苗头，就急忙跳出来反对。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保守组织和人士，加上国民党方面出钱雇的代理机构等，造成一定的声势，形成一股压力，任何人敢于对现行政策提出质疑，就有“亲共”之嫌，就是“不爱国”，所以相当一个时期在对华政策上除了和政府唱一个调子之外，极少人敢于或愿意捅这个马蜂窝。

当时也有一些自由派组织和人士在不同程度上不同意这种僵化的对华政策。例如以已故罗斯福总统夫人为首的、主要以民主党自由派及其拥护者组成的“争取民主行动”（ADA），某些教会组织，特别是“桂格”派，还有坐落于西海岸的商会和个别民间团体等。但它们的活动限于偶然开会通过一项宣言和决议，其呼声比右派要微弱得多，形不成足以制衡的压力。至于真正同情中国革命的左派组织和人士则早已被麦卡锡主义压下去，根本没有发言权。这种情况大约持续到1950年代末，刚好同杜勒斯国务卿的任期大致吻合。

1959年以后对华政策所以被提上日程，主要有以下几点背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杜勒斯坚不承认中国的著名根据之一：共产主义“是一个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现象”〔1〕，因而美国应该促其垮台，显然已经破产；

2．中苏分歧日益明显，对杜勒斯的另一重要论据“共产主义集团铁板一块”，又是一个打击；

3．中国开始研制核武器，在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前，美国已经对此有所预测；

4．众多的新独立国家参加联合国。同时，美国的盟国对中国的态度与美国距离越来越大，使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不但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而且难以为继。联大一年一度有关中国席位问题的讨论和表决票数的对比越来越不利于美国，使美国政界普遍意识到大势所趋，不论美国如何阻挠，新中国参加联合国是迟早的事。

凡此种种，再加上1958年中国炮轰金门、马祖，引起所谓“海峡危机”，提醒美国，长期无视人类四分之一的存在是行不通的。

那时，美国人中间与其说是对新中国产生好感，不如说是对新中国的日益强大有一种恐惧心理。在中国不但掌握了原子弹而且掌握了氢弹之后，有人把中国形容成“一只孤独的狼，氢弹在握，仇恨在心”〔2〕，典型地说明了这种心理。这种情况造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加强了美国反华分子的论点，从而增加美国改变政策的阻力；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人正是从这点出发，认为美国不能逼中国太甚，而应改变一味排斥和孤立中国的政策，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中来，与中国达成某些谅解和妥协。

二

姑且以1959年到1969年尼克松就职的十年为期，看美国舆论界关于对华政策论调的变化，可以从纷纭众说中看出，沿着一条线朝着一个方向演变的过程。这期间有几次影响较大的事件。

（一）《康伦报告》及其他

1959年，一个以其负责人理查·康伦命名的美国民间学术团体“康伦协会”（Conlon Association），应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之请，提出了一份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其中关于亚洲部分由著名的东亚与中国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执笔。报告于9月初公布，第一次比较详尽地提出与当时美国现行政策不同的对华政策方案及其具体实行步骤。此后各方人士多次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建议，但都没有脱出《康伦报告》的构想。报告建议的内容是：

1．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

2．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

3．建立“台湾共和国”；

4．提议中国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台湾为联大普通成员；

5．重申美国协防台湾条约的义务不变；

6．要求台湾军队撤出金门、马祖，当地居民的去留由他们自己决定；

7．“台湾国”成立后，在台湾的“大陆难民”如果愿意离开台湾，美国应予协助解决；

8．与中国订立贸易条约，并予以“事实上”的承认。

报告还提出了分阶段实施以上政策的方案，并建议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印度和日本的地位，设法让印、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授意“康伦协会”提出这样一份报告，原来是打算就此举行一系列的听证会，就对华政策展开讨论。美国国务院表示不能派官员出席作证，此议遂作罢。显然，当时的美国政治气氛，对中国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时机还不成熟。《纽约时报》于11月报道了这个报告的内容，引起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响，最后由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国务院出小册子，申明政府不同意该报告的建议了事。〔3〕

《康伦报告》首次公开提出“一中一台”的方案。它阐述的思想系统，概括了当时美国某些“自由派”人士的想法，到1960年美国总统竞选时，成为争论的题目之一。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与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曾就美国是否应支持国民党守金门、马祖问题展开公开辩论。肯尼迪竞选班子中的外交顾问，后来出任副国务卿的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在1960年4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重新考虑中国问题》的文章，其精神与《康伦报告》一致，主张美国逼国民党放弃金门、马祖，成立“中国—福摩萨国家”，等等。〔4〕

此外，1959年12月，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表一项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报告〔5〕，提出应重新估价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

（二）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主持的研究项目

1962年，美国最有权威的外交政策机构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主持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研究中国的项目。

事情经过如下：1962年4月，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通过一项文件，认为60年代美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重组西欧与北美之间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一是“共产党中国对整个自由世界在亚洲地位的不祥挑战”。对美国说来，二者有连带关系，因此决定同时就这两个项目开展深入集中的研究工作。为此，分别成立了专门工作班子，订出规划和题目，经费全部由福特基金会提供，两个项目的预算都是46.5万美元，只此一点，也足见其对中国问题的重视。

关于中国的项目主持人是前亚洲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布卢姆（Robert Blum），他于1965年中途去世，继由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卢西安·派伊（Lucian Pye）完成未竟工作。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是：这个项目的“指导委员会”，聘请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即前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之弟）做主席。他表示没有异议，只是担心由于他过去的职务，可以想见此事一发表，中国方面一定会攻击他，从而攻击整个项目，因此建议慎重考虑。“对外关系理事会”答称，这一点已反复考虑过，但仍然认为他合适。艾伦·杜勒斯遂应聘当主席，后来还亲自为该项目出版的书写序。〔6〕

作为这项研究的成果，出版了一套总题目为“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丛书，共八本，到1967年陆续出齐。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世界各国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一般人对中国的反应等，最后落脚点都联系到美国的对华政策。〔7〕

八本书的写法、内容和观点各不相同，但有几个共同点：

1．体现了一个精神，即“重新审议”中国情况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得失，不受到那时为止的既定政策的限制。尽管有的作者还没有摆脱对中国的偏见，但至少态度力求客观，心平气和。如艾伦·杜勒斯在罗伯特·布卢姆所著《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的序言中所说，作者“努力开拓一种对美国在这一多事地区的政策的新的理解”〔8〕。“努力开拓新的理解”，正是这套丛书的共同目的和精神。

2．尽当时条件所能收集资料。以阿奇包德·斯蒂尔（Archbald T. Steel）所著《美国人民与中国》一书为例，作者在1963年至1965年的两年多时间里走了14个城市，在保证为对方保密的情况下采访了二百多名各种职业与阶层的代表性人物，积累了10万字的原始材料。另外又通过密歇根大学的统计中心，对全国1501人进行了抽样调查，把这些资料同历史的情况作纵向比较，分析研究后写成此书。

亚伯拉罕·哈尔本编的《各种对华政策——六大洲的观点》一书，把欧、亚、非、南北美各国的对华政策分成16种类型，每一种成一章，由该国（或地区）的专家详细论述本国与中国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全书旨在探讨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否并在何种程度上能与美国的政策一致。

3．每本书的作者都是某一个领域内的权威。如阿奇包德·斯蒂尔是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记者，曾到延安采访过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答美国记者斯蒂尔问》）；亚历山大·艾克斯坦是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教授，是当时公认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塞缪尔·格里菲思是退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北洋政府时即在美国驻华使馆任翻译官，战时及战后曾任美国驻太平洋及中国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员，翻译过毛泽东的《论游击战》。肯尼思·杨是美国驻泰国大使，多年在国务院任职，曾参加过板门店、日内瓦和华沙的谈判，写《与中国共产党人谈判：美国的经验　1953—1967》一书时，任美国亚洲协会主席。

除了上述丛书之外，还有供政府决策者参考的一些较短的备忘录以及该委员会的刊物《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从1962年到1966年丛书即将出齐的数年中，美国的政治气氛又已有不少变化。到1966年时，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应重新考虑”，已经不再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了，尽管要在实际上采取行动还有很大阻力。因此这套丛书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几家大报刊予以报道；一些权威性的报刊，如《纽约时报》、《星期六评论》、《芝加哥论坛》等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三）富布赖特演讲和“富布赖特听证会”

1964年3月25日，美国参院外委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发表了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著名长篇演说。全面抨击了美国现行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指出美国的政策建立在陈腐的观念和过时的“神话”基础上，与变化了的现实脱节。他没有就对华政策提出具体主张，但提出，国际关系史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化敌为友不乏先例，因此，不排除一段时期后，美国和中国的敌对关系有所转变，即使不是形成友好关系，至少可以“竞争共处”。美国对华政策中应该注入灵活的成分，以便在机会到来时有执行灵活政策的能力。

在这篇演说中，富布赖特还指出，关于中国的现实，“最重要的是，实际上并没有‘两个中国’，而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陆中国，它是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并且很可能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9〕。这是到那时为止，乃至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人最明确的“一个中国”的表态。这在当时美国政界可谓凤毛麟角。

1966年3月，富布赖特主持的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听证会。先是在一二月间，美国参、众两院外委会都举行了有关越南问题的听证会。到场作证的人士，包括国务卿腊斯克在内，大都谈到越南战争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以及越战扩大可能带来的美国再次与中国兵戎相见的危险。此后，富布赖特认为，长期以来被当作禁区的中国问题，现在终于成为可以讨论的“体面”的题目了，专门就对华政策进行公开辩论，此其时矣。于是，他在参院外委会其他成员支持下举行了这次听证会。根据他的说法，这一讨论首先是“教育”性质的，意指用当时已为专家学者所认识到的事实和见解来教育当政者及群众，而“其最终目标还是政治性的，为的是要避免一场战争”〔10〕。

这次听证会从3月8日至30日的三星期中举行了12次会议（半天算一次）。应邀出席作证的有持各种观点的中国问题或国际问题专家，包括若干前述丛书的作者。其中有力主改变政策的人物，也有著名的顽固派，当年的“中国帮”成员。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John Fairbanks）出席的意义，因为费正清是在麦卡锡主义下受排挤和迫害的一批“老中国通”中的“元老”，他的复出必然带有一定的政治含义。两年以前，即1964年1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lsman）曾请费正清到华盛顿来提供咨询，那是费正清自1950年以来第一次以这样的身份重返华盛顿。希尔斯曼此举也是作为一种姿态，其象征意义多于实质内容。但是当时的气氛还不允许在国务院大楼或其他政府办公室内接待这样一位人物，以至于那次会见不得不借约翰·洛克菲勒的私宅举行。〔11〕所以，现在费正清堂而皇之地被请到国会山，就敏感的中国问题公开发表他的意见，对他本人来说，可以算是一次彻底的“平反”，更重要的是说明了美国政治气氛新的变化。

这一系列听证会主要就美国现行对华政策——遏制与孤立——的几个主要依据展开辩论。主要命题有：中国的政权是否稳固；中国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中苏分歧的背景以及美国应如何对待；美中关系与越南战争的关系；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利弊得失。这种听证会本来也不是要达成一致意见，得出结论。与会者观点各有不同。但是除了周以德（Walter Judd）等少数人仍坚持几十年来一贯的与中国为敌到底的主张外，多数人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原来的政策依据，主张美国政策应有所变化。〔12〕

（四）其他

除上述几项大的活动外，自1960年代初以来在政界、舆论界主张松动对华关系的言论此起彼伏。如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摩尔斯（Wayne Morse）等民主党议员，企业界巨头如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前驻苏大使、美国“遏制”理论的创始人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等，都发表讲话或文章，美国商会也通过决议要求放宽与中国大陆接触的限制。

1965年，普林斯顿大学以“美国与共产党中国”作为它的第69届大学学术会议的议题。参加者有著名大学教授、前政府高级官员、基金会代表和企业界人士，其中有艾伦·杜勒斯、乔治·凯南，以及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关于中国研究项目的前后主持人布卢姆和派伊等。会议共开了两天，堪称盛举。会议主持者之一，普大教授洛克伍德（Lockwood）说，“在美国公众生活中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对（中国的）现实做出清醒估计，并有所创新”〔13〕，这就是会议的宗旨。会后，出版了论文集。

此外，像《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全国影响的报纸在这几年中不时发表主张松动对华关系的文章和社论。

这些人物和言论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都指出美国不能继续无视中国的存在，必须重新审议现行政策。

另一方面，作为这一潮流对立面的“百万人委员会”则声势明显下降。其中最突出的是该组织主要赞助人之一，共和党参议员贾维茨（Jacob Javits）的转变。1965年，贾维茨在一次广播讲话答记者问中主张“设法打开中美之间的大门”，引起舆论界注意。1966年12月，他宣布正式退出“百万人委员会”，在写给该组织的长信中说，这个组织宣布的反对与北京任何妥协的政策太“绝对”，需要重新估价。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核国家”，是一个“世界大国”，美国必须承认这一现实，并设法在某些领域中与之达成妥协。贾维茨的这一举动既受当时潮流的影响，又转而推动了这一潮流。《纽约时报》对此事发表了详细报道，并称，还有许多国会议员也在想同“百万人委员会”脱离关系，只是不愿采取公开行动而已。〔14〕

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而美国则在越战中越陷越深。就两国政府而言，暂时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也需要对中国大陆上发生的令人迷惑的现象作一番仔细观察和研究。但是此时在美国，要求转变对华政策却日益成为广大公众的呼声。特别是随着反对越战的群众运动的发展，美国知识界、舆论界兴起了对美国战后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反思。历史“修正学派”和“新左派”思潮崛起。美国对华政策在这股思潮和群众运动中是主要检讨的对象之一。这一潮流中的学术成果多数发表于1970年代，不过在1960年代后期已形成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

三

概括起来，重新审议对华政策的主要议题和论点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是否稳固？对这个问题，几乎已无人能否定，无论美国愿意还是不愿意，“共产党中国就在那里，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在政治上，除了像极个别的死硬派还念念不忘从内部颠覆新中国政权外，绝大多数论者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有人还举出1962年中国在福建抓获大批国民党特务一事为例，指出，特务这么快就被抓获，说明国民党一贯宣传的一旦他们反攻大陆就会得到大陆人民里应外合之说不确。〔15〕

在经济上，艾克斯坦关于中国经济的书，写于“大跃进”、三年困难和苏联撤走专家之后。他详细研究、分析了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成败得失，发展的动力和模式，每次变化起伏的根源，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情况等，得出的结论是：总的说来，中国已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足以保证高生产、高收入和高消费，却足以维持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保持能在亚洲推行其“野心”的军事力量。总之，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要“垮台”之说。其余论及中国经济的，对困难的程度尽管估计有所不同，但结论基本相同。到1966年富布赖特听证会时，中国已经在经济恢复中取得可观的成绩，结论就更明显了。在军事上，中国已经有核武器，而且正在发展导弹。中国当时的立场是坚决反对美苏垄断核武器的企图，拒绝参加裁军谈判。两个超级大国对此都无可奈何。那时论者大体的估计是，中国可以发展相对说来比它经济上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如果一旦同中国打仗，至少会像当年日本那样陷进去而不能自拔。

总之，从各方面讲，“中国对世界事务的重要影响这一主要因素是美国无法逃避的”〔16〕。

2．中国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即对所谓“扩张”、“侵略”、“好战”之说重新评价）？美国一贯称中国有“扩张”野心的几个论据是：朝鲜战争、西藏平叛、中印边界冲突和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持。对于这些问题，在有关的辩论中都进行了冷静分析。新的论点是：朝鲜战争不是中国发动，如果“联合国军”没有打到鸭绿江边，中国大概不会出兵，因此是防御性的；西藏则国共双方都认为是中国的领土，美国也从未承认过西藏是独立国，因此问题只是在于美国赞不赞成中国对西藏的做法，却谈不到“扩张”；关于中印边界，美国人的同情本能地在印度一边，但是认为世界各国之间边界冲突很多，是一个各说各有理的问题，而且麦克马洪线是国共一致都不承认的，所以也不能算“共产党扩张”；关于中国对东南亚政策，认为中国确实想影响东南亚国家走中国革命的道路，但主要是通过政治影响，而不是通过军事颠覆。

1965年9月，中国报刊以林彪名义发表的《革命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讨论很多，特别是其中关于在世界范围内以亚非拉为农村包围西方帝国主义（城市）的论点，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中国企图“征服”世界的“野心”的集中表现。但是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却持不同意见，认为这只是一篇表明中共信仰的宣言，而不是行动的蓝图，它不但不说明中国想要输出革命，而是相反，是在中国自己遇到一系列挫折后表明自己仍然坚持革命信仰，并且向亚非拉人民强调，革命只能靠他们自力更生去进行，中国只是在原则上向他们指明道路。

不少人认为，对中国宣传世界革命的高调要听其言、观其行。从实践看，中国宣传的言词虽然激烈，但是建国以来的行动一直是谨慎的。有人进而指出，中国的强硬姿态从远处说是百年来受列强欺压所造成的心理状态，从近处说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也起了一定的反作用，如果设身处地地去想，中国认为自己受包围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像费正清、鲍大可这样了解中国历史的学者，在著作中和听证会上，都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的背景论述当前中国的立场，指出中国人民的民族要求是百年来的民族要求的继续。因此，就中国对外立场而言，民族主义的因素大于意识形态的因素。

3．对中苏分歧如何估计，并如何利用？自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开始发生分歧以来，美国对此反应迟缓，而且一直将信将疑。1958年有人问杜勒斯如何看待当时出现的中苏分裂的迹象，杜认为五十年之内不会成气候。〔17〕直到1962年初，美国国务院内部讨论中苏分裂问题，才开始意识到这一分歧可能是深刻的、长久的。这也是促使官方至少是鼓励“对外关系理事会”进行对华政策研究的主要原因。〔18〕此后，中苏论战日益公开化，社会主义阵营“坚如磐石”之说早已为现实所打破，美国朝野对此已不予置疑。但是由于美苏之间正在走向缓和，而中苏论争的内容之一是中国批评苏联反美不坚定，美国国内对如何利用中苏分歧存在不同看法。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政策是把对苏缓和放在对华关系之上，甚至企图通过苏联压中国改变对美政策，并且担心松动对华关系会得罪苏联。到1966年的富布赖特听证会上，与会者进一步分析了中苏分歧的根源和背景，肯定了美国对华关系松动不会影响美苏缓和，同时否定了建立“美苏反华轴心”的构想。也就是说，中国当时不无理由地担心会出现的“美苏勾结起来反华”的战略格局为这次听证会的与会者所否定。这一思想逐步在决策集团中占上风。尼克松自上台后，明确表示“联苏反华”从长远来看对美国是“自杀性”的〔19〕，这样逐渐形成了自尼克松以来美国以苏联为主要对手，而认为与中国有“并行不悖”的利益的战略。

4．美国公众舆论的态度。斯蒂尔所写的《美国人民与中国》一书，致力于美国一般公众对中国的反应进行调查，并做出估计。作者根据调查的结果，大体上概括出几点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看法。

首先是美国人对中国极端无知，在被调查的人中有1/4根本不知道中国大陆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所统治。而在知道这一事实的人中间，则普遍对“共产党中国”存在恐惧心理，甚至相信中国会进攻美国也不乏其人。但是绝大多数人在提到中国时就是指“共产党中国”。也就是说，在了解新中国存在的美国人心目中，多数已经不把国民党政权当作中国的代表，根本不认为国民党重返大陆有现实可能性。对于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绝大多数人主张美中之间开展某种对话与交流，特别是放宽贸易禁运。但是，主张承认中国或投票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仍是少数。

斯蒂尔注意到，很多地区在中国问题上的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因此，顽固敌视中国的意见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这方面的活动也可放手进行；而主张改变对华政策的人则顾虑重重，不能畅所欲言。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政策辩论，一般说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也就沉默不语。〔20〕这些都说明潜在的、拥护改变现行政策的意见，比公开表达出来而形成的“舆论”要强大。

这本书总的结论是：国会和行政部门在对待中国问题上落后于公众情绪，就中国问题展开客观的、冷静的反思和公开辩论的时机已经成熟。由于一般人对自由表达意见还有顾虑，这场辩论应由总统本人发动，并可以指望一定会得到公众的拥护。过去，肯尼迪曾表示过赞成向中国打开窗户，却因受到种种牵制，未能做到。现在，约翰逊总统的处境比肯尼迪有利，他如果愿意，是可以采取行动的。〔21〕当然，这一结论是作者根据美国公众舆论的情况做出的，没有考虑越南战争等因素。

5．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得失与“遏制而不孤立”政策的提出。大多数论者认为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基本失败，认为禁运完全失效，几乎是一致的意见。艾克斯坦以大量数字证明，没有一个主要的外贸国家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美国的禁运政策其实对中国起不了很大作用，却引起美国与盟国间的摩擦，这项政策究竟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损害更大，很难说。〔22〕

在外交上，到1966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42个。1964年法国戴高乐政府不顾美国压力，毅然与台湾方面断交，与中国建立完全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在美国引起很大震动。哈尔本在其主编的《各种对华政策——六大洲的观点》一书的结论中指出，美国的亚洲盟国要无限期追随美国政策是很可怀疑的。“多数国家是由于重视对美关系，才没有（对中国）采取在他们看来本来是正常而自然的步骤”，他们深感自己“屈从了美国的意志”。〔23〕

所以，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孤立中国政策显然没有成功。在这方面意见比较强烈的是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anthau）。他说：“孤立（中国）政策显然是彻底失败了。就接纳中国进入正常的外交、政治和贸易关系而言，被孤立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24〕

另一方面，相当多的人认为“孤立”政策固然失败，“遏制”政策却是成功的，还应继续下去，理由是美国对东南亚的强硬立场起了抵消“中国共产主义”影响的作用，否则，有些国家可能“顺从”中国，甚至导致左派革命成功。另外，他们还认为美国维持台湾现状是成功的。据此，他们提出了“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建议。这一提法是在1966年富布赖特听证会上明确形成的。其主要倡导者是鲍大可。用他的话来说，这一政策的含义是：

要求总统发表一项重大的有关中国的讲话，在讲话中变换一下姿态，表明我们不放弃遏制政策的同时，承认在大陆的政权就是共产党政权（这是我们迄今没有做过的），并且要尽可能探索把它纳入国际社会的途径，而不是设法把它排斥在外。〔25〕

他们所建议的具体做法，不外乎放宽贸易、促进人员交流、保持台湾现状，在联合国内保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席位，实际上与1959年《康伦报告》提出的构想差不多。实质含义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势力“遏制”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然后设法与之打交道。

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12月贾维茨在退出“百万人委员会”的信中，也提到了“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并把它说成是美国政府的新政策。〔26〕当时美国政府尚未正式制定这样一项政策。但是贾维茨作为有影响的共和党参议员也表示拥护这一提法，说明到1966年底时对中国“遏制而不孤立”的构想至少已为两党共同接受，并且已经在政府一部分人中进行酝酿。

四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到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时，美国国内从“精英舆论”到“公众舆论”，经过将近十年的酝酿，气氛已有很大变化，转变对华政策已经呼之欲出。尼克松作为精明的政治家显然懂得，他走出这一步绝不是逆潮流，而是为自己增加人望、赢得政治资本的一大举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对尼克松其人及其政绩的评价，美国国内分歧很大，但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这一点，无人否定其功绩。而在1950年代，这种舆论条件是不存在的。

但是所谓“舆论”，既不是像有些人认为那样，是为美国统治集团一手操纵，也不是像有些美国人自诩那样完全是独立的、自发的。最初，美国一般人并不反对中国革命，舆论界的反共反华狂热是同美国政府战后的“冷战”政策分不开的。杜鲁门关于“杜鲁门主义”的讲话就是故意危言耸听，大谈共产主义威胁，为的是“把全国吓得要死”〔27〕。杜勒斯煽动这方面的舆论更是举世闻名。麦卡锡主义之猖獗一时，是不能脱离这一背景的。美国政府不能控制新闻媒介，但是各大报刊的一些著名编辑和记者与权势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府的主要倾向有着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关系。翻开1950年代美国各大报纸杂志上数量不多的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评论，无不充满歪曲与敌意。斯蒂尔在《美国人民与中国》一书中专有一章分析这种情况。他指出，大众媒介不把中国的真相告诉公众，而且对仅有的关于中国的消息又往往歪曲处理，政府在中国问题上也没有尽到帮助公众了解情况的责任，这是造成美国一般人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的主要原因。他说：

一张报纸的编辑方向——不论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自由派的还是保守派的，国际主义的还是孤立主义的——也是决定如何处理关于中国的新闻的主要因素。甚至可以说，美国公众之所以普遍对中国持保守的态度，受这方面的影响比其他任何方面都大。〔28〕

这段话说明：一、公众的看法主要受报纸的影响；二、美国报纸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性实际上反映了权势集团中各派的倾向性，而并非完全超然。

同样的，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的变化，也与权势集团的意愿有关。当时美国政府虽然还没有准备改变对华政策，但是至少认为必须认真对待中国这一现实，所以早在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专门拨款开展“不寻常的语言”的教学，其中主要的语言之一就是中文。与此同时，一些主要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等基金会为研究中国的项目慷慨解囊。在政治上，像“对外关系理事会”本身已有相当的权威，还找了艾伦·杜勒斯作为研究中国项目的总后台。但是还不止此。有一种说法是，这项工作最初起源于当时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授意。1962年1月，国务院内部一次工作会议上讨论中苏分歧问题，这是美国高层人士对中苏分歧深刻性认识的开始。在这个会上，腊斯克突然作为问题提出，是否可以请“对外关系理事会”对“共产党中国”进行一次广泛的研究，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对腊斯克提出这一问题的意图说法不一。有人则认为这恰好是由于他不愿采取行动，用“研究研究”来敷衍那些要求重新审查对华政策的呼声，以拖延时日。不论腊斯克本人意图如何，也不论“对外关系理事会”这一计划是为腊斯克所授意，还是不谋而合，至少说明这项工作当政者并不反对。〔29〕

有了经济来源，同时有了一定的政治气氛，长期被打入冷宫的一批“中国通”才有条件开始活跃起来，初则小心翼翼，继而逐渐大胆地发表意见。一些名牌大学在基金会的资助下开设中文课程或者建立中国研究中心，老的研究机构也重新活跃起来。有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加强了研究中国的项目。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又进一步影响和推动了较广泛的舆论对中国发生兴趣和发表看法，再反馈到决策集团内部。同时，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成长起来了。现在美国一批知名的为中国学者所熟悉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是那个时期、在那种条件下培养出来的，他们对1970年代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不同程度上起着一定的影响。因此，1960年代就美国而言，是对中美关系日后发展的一个重要准备时期。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学者和所谓“思想库”的作用及局限性。美国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库，但是学者们并不都经常有机会直接出谋划策影响决策。不过，“思想库”这个名词倒也确乎名副其实。许多意见平时可以储存起来，当形势发展，某种意见正好符合需要时，就可能成为决策的依据。更重要的毋宁还是平时著书立说，传播知识和观点，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对社会舆论发生作用，从而间接对决策产生影响。

一般说来，美国学者著书立说，发表与现行政策不同的意见，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实际上存在种种复杂而微妙的因素，其中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并不是所有的言论都得以发表，传播的机会也并不都真的均等。例如美国罗斯·凯恩所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一书，初版于1960年，但是出版商受到政治压力，刚一出来就销毁了4000余册，已经流传的不到800册，又有许多被右翼集团从图书馆里窃走，幸存者被一些大学图书馆锁在珍本库中〔30〕，直到1974年，中美关系气氛转变之后，才得以重新出版。至于一贯同情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支持新中国的言论，如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三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的作品、少数左派刊物，其中如现在已鲜为人知的陆茂德（Maud Russel）女士独立出版的《远东评论》（Far Eastern Review）等，当时在整个美国社会中更是空谷足音。1950年代初期，这部分言论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有些人被迫移居国外，当然谈不到对广大公众或政府决策发生影响了。但是他们的先驱作用不可抹煞。后来，在情况发生变化之后，像斯诺等人的著作又列入研究现代中国的学生必读书单中。

在中国方面，情况有所不同。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在公开舆论中一直对美国持批判和揭露态度。美国辩论松动对华政策的过程没有在中国引起积极反应，有以下几个原因。

1．首先是台湾问题。十多年的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在中美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台湾问题上，没有出现任何新意。从《康伦报告》开始，到“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所设想的各种方案都不外乎“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几乎没有人提出台湾应与大陆统一，或中断美国对台湾的协防“义务”。“开明派”如富布赖特，在猛烈抨击美国现行政策，明确指出“只有一个中国”之后，紧接着说，美国与中国发展正常关系的“当然的”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即使不明确表示，也要默认放弃征服和吞并台湾的意图”〔31〕。在那个时期，美国保守派多主张“一个中国”，即只承认国民党政权代表中国，而坚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由派则主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至少以某种方式把台湾与大陆隔开。这就又回到了杜鲁门—艾奇逊政府在1948—1949年期间处心积虑设计过而没有成功的方案。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也未尝没有考虑过这种方案。1954年、1958年中国炮轰金门、马祖时，艾森豪威尔政府确曾压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放弃金、马。早在1953年，杜勒斯就曾设想过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代表权。所以，在“松动”对华政策的讨论中所提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方案都不是什么新东西，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内部都曾考虑过，只是由于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实行。

正因为如此，美国所发生的舆论变化，在中国或者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或者立即遭到迎头痛斥。从中国的立场看，美国这个派、那个派，其为割裂中国领土出谋划策则一。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变化，其余的“松动”不但不足道，而且只能看作是诱使中国默许美国割裂台湾的阴谋。

当时美国参加这场讨论的有影响人物中，只有汉斯·摩根索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遏制”政策也应取消，否则其他松动根本行不通，他说：

记住，第七舰队自从1950年可以称作是永久介入中国内战以来，一直在保护一个在台湾的反革命政权，不让北平的中国政府染指。这是中国政府在华沙谈判中以及其他场合一再向我们强调的、构成与我们关系中主要障碍的基本事实。我觉得一方面要维持这一立场，一方面又想通过派一些新闻记者、教授、医务人员到大陆去和中国改善关系，简直是荒唐古怪，匪夷所思。〔32〕

尼克松在1972年比他的前人多走的关键性一步，就是《上海公报》中的一句话：“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是比到那时为止的“精英舆论”进了一大步。没有这一步，美国再作多少和解的姿态，进行多少舆论的酝酿，提出多少种方案，也不可能有中美关系的突破和后来的发展。

2．美国的“开明派”论点之一是，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可能会“成熟”起来，态度会有所变化。不论其确切含义如何，这同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反对“和平演变”的主题刚好针锋相对。美国这类言论经常被中国方面引用来唤醒人们提高警惕，防止帝国主义“软化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例如1963年12月，美国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讲话时提到，未来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改变态度，美国应对这种变化“打开大门”，而不要把门关死。希尔斯曼是当时在美国政府官员中极个别坚持改变对华政策的“开明派”。据称，这篇讲话有关中国的提法是他把原稿送审时钻了一个空子才得以发表的。〔33〕而中国方面则把这篇文章作为“反面教材”，对其关于中国部分详细摘发。《人民日报》的标题是：《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哀鸣：美国陷在反华死胡同里走投无路，居然想玩弄两面手法挽救失败》〔34〕。1966年春，针对美国当时日益增多的关于松动对华政策的舆论，《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文章，题为《老调子，新阴谋》，除批判美国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外，特别提到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并未死心，把希望寄托在“新一代人”身上，妄图通过某些“缓和”和“松动”来促成这种演变，“软化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这简直是白日做梦”〔35〕。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比较典型的调子。

3．另一个主张放弃“孤立”中国的主要论点是，由于中国正在发展核武器，应该设法把中国包括到裁军谈判中来。这又刚好同当时中国政府的立场相悖。中国当时主张首先应由美苏两家裁军，被压迫民族不但不应裁军，还应加强自卫武装。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主张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完全禁止一切核武器的试验、生产和使用。在这一目标未实现之前，中国坚持发展自卫的、独立的核武装的权利。1963年美英苏三国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国拒绝参加，并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明显是保护大国核垄断地位。当时裁军问题是中苏论战的内容之一，中国认为美苏裁军谈判是“麻痹世界人民斗志”以实现“美苏主宰世界”的构想。所以，来自美国的种种主张设法让中国参加到裁军中来的言论，只能被看作是一种要套住中国的“阴谋”。

4．在世界范围内，毛泽东主席在理论上是以倡导和支持世界革命为己任，谋求建立全世界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后来发展为反对帝、修、反，主要把苏联包括进去）。他认为苏联已经背叛革命，这个使命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头上。“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尽管实际上陷入国内斗争，但是在对外宣传上，“世界革命”的调子却日益拔高。在那种气氛下，不可能缓和对美国的指责。

所以，就“舆论”而言，美国在1960年代所发生的对中国缓慢解冻的过程和气氛的变化，在中国并没有相应地出现。而且根据上述几点理由，美国“自由派”（或称“开明派”）被认为更危险。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最高决策者，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和考虑过中美关系松动的可能性。据说，1967年尼克松在当选总统前，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越南之后的亚洲》一文中提到：“从长远观点看，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各国的大家庭之外……”〔36〕这一段话，当时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因此，尼克松上台之后做出的试探被认为是认真的。于是而有1970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其中表示愿意与尼克松谈话，“谈得拢也行，谈不拢也行”。而且还谈到，“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这都是向尼克松传递的信息，也是后来的“乒乓外交”的伏笔。这篇讲话的精神当时异乎寻常地在中国层层传达，一直到农村大队党支部。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舆论准备。不过当时人们注意力大多集中到这篇讲话的有关“文革”部分，例如说“四个伟大讨嫌”之类。对于有关美国的提法，极少有人注意到，更不会敏感地意识到对美政策将有变化。对大多数人，包括当时在“干校”劳动的有外交经验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一段话的含义也是以后回想，并证之于事态的发展，才理解其深意的。因此，在中国方面的程序是，先以毛主席的权威做出了决定，才有舆论的变化，大家再学习、跟上。在中国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除了毛之外，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权威，做出这样大的政策转变而不被怀疑批判为“右倾”。而一旦人们知道是毛主席做出的决定，公众意识倒不难很快转变。

这就是196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出自各自不同的国情，朝着打开两国关系大门所经历的不同途径。当然现在中国的情况已有很大变化，可以说也已形成了一种关心国家外交政策的“精英舆论”，尽管其起作用的方式和程度是与美国不同的。不过，这已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了。

1988年

注　释

〔1〕1957年3月，杜勒斯在“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上说，现在看来，共产主义在亚洲是一个“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现象”；同年6月在旧金山一次集会上作外交政策报告中又重复这一提法，并据此重申反对承认中国和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纪事年鉴》（Facts on File），1957年，79DI，209G3—210A1。

〔2〕《纽约时报》1966年5月15日第E15页，转引自肯尼思·杨（Kenneth Young）：《与中国共产党人谈判》（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第404页。

〔3〕《纽约时报》1959年11月1日，《一个研究单位敦促执行新对华政策——提交参议员们的报告建议成立台湾共和国和北平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一报告的详细内容及台湾方面的反应等情况，见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台湾中华日报，第187—192页。

〔4〕《要实现的诺言》（Promise to Keep: My Years in Public Life 1941-1969），第31章《重新看中国》，第391—403页。

〔5〕《美国的前景》，洛克菲勒专题小组报告之一，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1961，纽约：达布戴书局出版。

〔6〕艾伦·杜勒斯档案（Allen Dulles Papers），第101、111、122、149、158匣，“外交委员会”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默德图书馆藏。

〔7〕这套丛书的作者和书名如下：罗伯特·布卢姆（Robert Blum）：《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阿奇包德·斯蒂尔（Archbald T. Steel）：《美国人民与中国》（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亚伯拉罕·哈尔本（A.M. Halpern）编：《各种对华政策——六大洲的观点》（Policies Toward China—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美国政策的含义》（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塞缪尔·格里菲思（Samuel Griffith）：《中国人民解放军》（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肯尼思·杨（Kenneth Young）：《与中国共产党人谈判：美国的经验1953—1967》（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U.S. Experience 1953-1967）；李·威廉斯：《海外华侨的前途》（The Future of Oversea Chinese）；福莱德·格林：《美国政策与亚洲安全》（The U.S. Policy and Asian Security）。该丛书由美国麦克劳—希尔书局出版。

〔8〕《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第viii页。

〔9〕《中国与美国远东政策，1945—1966》（China and U.S. Far East Policy: 1945-1966），Congressional Quarterly Service，1967年，第273—278页。

〔10〕《纽约时报》1966年3月7日，转引自入江昭（Akira Irye）编辑：《美国对华政策——1966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证词选》（U.S. Policy Towards China—Testimony Taken From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earings, 1966），立德尔—布朗书局，1968，序言，第xiv页。

〔11〕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1961—1969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On the Making of U.S. China Policy, 1961-69: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972年6月，第232页。

〔12〕富布赖特听证会全文见U.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China, Hearings,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1966，U.S. Government Print Office，Washington D.C.，1966。本文主要根据前引入江昭所编一书摘要。

〔13〕威廉·洛克伍德（William Lockwood）主编：《普林斯顿大学第69届年会论文集，1965年2月25—26日》（Papers Dilivered at the Sixty-ninth Meeting of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Conference, Feb.25-26, 1965）前言，哈斯金出版社。

〔14〕《纽约时报》1966年12月8日；贾维茨退出“百万人委员会”信见马文·李伯曼档案（Marvin Liebman Collection）第21匣，美国胡佛研究所藏。

〔15〕入江昭（Akira Irye）编辑：《美国对华政策——1966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证词选》（U.S. Policy Towards China—Testimony Taken From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earings, 1966），立德尔—布朗书局，1968，第51—57页。

〔16〕肯尼思·杨（Kenneth Young）：《与中国共产党人谈判》（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第403—404页。

〔17〕关于杜勒斯的口述历史，罗伯特·多诺万（Robert Donovan）谈话，普林斯顿大学默德图书馆藏。

〔18〕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1961—1969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On the Making of U.S. China Policy, 1961-69: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972年6月，第226页。

〔19〕威廉·赛法耶（William Safire）：《倒台之前》（Before the Fall），1975，纽约：达布戴书局，第369页。

〔20〕斯蒂尔：《美国人民与中国》，第180页。

〔21〕同前，第248—250页。

〔22〕艾克斯坦：《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最后一章《结论》。

〔23〕哈尔本主编：《各种对华政策——六大洲的观点》，第492页。

〔24〕入江昭（Akira Irye）编辑：《美国对华政策——1966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证词选》（U.S. Policy Towards China—Testimony Taken From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earings, 1966），立德尔—布朗书局，1968，第162页。

〔25〕同上，第130页。

〔26〕《纽约时报》1966年12月8日；贾维茨退出“百万人委员会”信见马文·李伯曼档案（Marvin Liebman Collection）第21匣，美国胡佛研究所藏。

〔27〕这句话是当时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向杜鲁门建议的。见威廉·海德（William P. Head）：《美国与中国相处的日子》（America's China Sojourn），1983，美国大学出版社，第232页。

〔28〕斯蒂尔：《美国人民与中国》，第166页。

〔29〕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1961—1969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On the Making of U.S. China Policy, 1961-69: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972年6月，第226—227页。

〔30〕罗斯·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理查德·卡根导言，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页。

〔31〕《中国与美国远东政策，1945—1966》（China and U.S. Far East Policy, 1945-1966），Congressional Quarterly Service，1967年，第277页。

〔32〕《纽约时报》1966年12月8日；贾维茨退出“百万人委员会”信见马文·李伯曼档案（Marvin Liebman Collection）第21匣，美国胡佛研究所藏，第186页。

〔33〕希尔斯曼（Roger Hillsman）：《一个国家的运行》（The Moving of a Nation），1967，达布戴书局，第350—357页。

〔34〕《人民日报》1963年12月15日。

〔35〕《人民日报》1966年3月29日。

〔36〕《外交》1967年10月，第121页。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我国知名度甚高。事实上和大多数美国的基金会一样，洛氏基金会的钱绝大部分花在国内，不过其遍及全球的事业也很庞大，在其海外投资中，中国独占鳌头。从开始成立到1949年退出中国大陆，洛氏基金会对中国的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给予了锲而不舍的广泛关注和捐款，几乎每一个重要领域都留下了印记。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半个世纪中，洛氏基金会的影响难以估量。这一现象本身以及贯穿其中的主导思想和客观效果都很值得研究。深入探讨这一课题，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理解近代中美关系和美国对中国的所谓“情结”。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老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Sr.）于1913年创立的，创办资金1亿美元。后来，1928年劳拉·斯培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Laura Spel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 Fund，创立于1918年）合并过来，再加上老洛克菲勒新的捐赠，共242222560美元价值的股票，到1951年本金已增值至345397663美元。〔1〕成立后即以非营利团体在纽约州正式注册立案，董事会三年改选一次，领导班子包括会长、副会长、各部门主任，由董事会任命。会长任期不限，是真正有职有权，对决策起决定性影响的人。第一任会长就是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Jr.），四年以后他接替老父为董事长达二十三年。基金会的工作方向和主导方针以及重大决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意志，特别是在早期。不过有不止一个人对洛氏父子的思想以及基金会的主导思想有过重要影响，下面第三部分将提到。基金会的宗旨只有一句简单的话：“在全世界造福人类。”最早选定的重点是发展医学、公共卫生和农业，自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开始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海外工作中国都是重点。在人文学科领域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又分两部分：一是直接资助在华工作；二是促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

一　在华工作概况

（一）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

众所周知，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最大、最著名，也是它最得意的一项事业。1913年基金会组建会议甫一开过，首批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调查中国在医药卫生方面的需要，1914年先后派了两个“中国医药调查小组”来华，加上1909年派往中国的“伯顿（Burton）小组”共三个调查组。在这几个调查组的详细报告的基础上，决定成立“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开始了以医学为中心的对华工作。北京协和医学院从1915年起开始筹建，1916年选址动工，1921年举行落成典礼并正式命名。洛氏基金会决心把协和医学院办成合乎美国标准的一流医科大学，在美国医学泰斗韦尔希（William H. Welch）的主持下，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范本，一切标准向它看齐。这是它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项目。太平洋战争后，协和医院遭日军占领，受到严重破坏，1947年重新恢复开张。根据1947年的年度报告，自1916至1947的三十二年间，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这所“远东独一无二”的医科大学的拨款总数达44652490美元。〔2〕

中华医学基金会除协和医学院外，还资助一部分美国其他组织在华建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如山东的齐鲁医科大学、湖南的湘雅医学院等。

（二）自然科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洛氏基金会对我国自然科学一些学科的创建和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资助。最初是由医学派生出来，主要集中于与医学有关的生物、化学、物理学科，全国各地有十来家大学都得到过资助，其中最大的资助对象是燕京大学，于1929年一次性拨款25万美元，后来发展为医预系，成为协和医学院的预科。其次是帮助清华大学成立生物系，1929年清华大学建造生物馆的一半经费（41250美元）来自洛氏。

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的挖掘和考古工作，洛氏基金会从一开始即参与其事，从1927年起陆续拨款，供中国地质勘探部与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合作进行挖掘和研究。1929—1932年又向中国地质勘探部捐款8万美元成立“新生代研究所”。这些资助对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中国机构有足够的财力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野地勘探工作。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杨中健就是在此项目资助下卓有成就的。〔3〕

20年代初，在洛氏基金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下，中国开始建立遗传学，主要在燕京、南京和东吴诸大学，特别是燕大先后同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建立联系，不断输送师生参加摩根的遗传学研究项目，把摩根学说及研究方法引进我国。另一重大项目是南京大学自1925年开始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建立联系，进行农作物品种改良的研究，卓有成效。从1925年到1945年，几乎所有遗传学方面的研究生和学者都在其工作的关键时期接受过这两个基金会的资助，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遗传学的先驱，如陈桢、谈家桢、陈子英、吴经甫等，农业方面有李先闻、王绶等。〔4〕

此外在植物学方面，由于植物分类的研究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采集标本，洛氏的贡献是资助美国一批著名植物学家于1920年代来中国，与留美归国的中国同行合作，在南京、广州、北京三地建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心，与此有关的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有陈焕镛、胡先骕、钟心煊等。〔5〕

（三）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

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个项目，也是洛氏基金会继协和医学院之后在华的重点项目。1930年代初中国一些有志之士发起各种农村改良运动，其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计划比较出名，并得到政府支持，带有半官方性质。洛氏基金会抓住这一机会，自始至终给予资助并参与计划，认为这是基金会的工作从医学到公共卫生之后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在此项下受到资助最大宗的是“平民教育运动”。基金会的做法是定向资助现有大学的有关学系、专业或训练班，为此培养人才，如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燕京大学法学院建立社会学系，开设训练乡村管理人才的专业，在南开大学生物系和化学系开设面向农村的课程等。有关的政府机构也在资助之列，此外还设立了特别奖学金，在协和医学院培训从事乡村公共卫生的护士。抗日战争爆发后，基金会协助有关人员，连同河北定县的试点迁往内地。从1934年到1939年，基金会已为该项计划出资150万美元〔6〕，在1941年以后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基金会继续给予资助，使部分工作得以因地制宜地进行下去，并取得一定成效。

（四）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

——社会学（在我国包括人类学）：最早在燕京大学法学院设立社会学专业，不仅为平民教育运动培养了人才，而且产生了最初的社会学家。后来又通过资助西方著名人类学家，如布朗（Redcliff Brown）、帕克（Robert Park）、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i）等来华讲学，以及帮助中国社会学者及研究生赴英美学习并与他们建立联系，把西方人类学引进中国。例如吴文藻最初在美国会见马林诺夫斯基是由洛氏基金会安排的。随后吴到伦敦在马氏指导下做研究两年，于1938年回国后应聘于云南大学，开办社会学系，该学系由中英庚款出资，而野地考察站则由洛氏基金会资助。费孝通在云南的考察工作也得到过基金会资助。1943年由美国国务院出面，部分由洛氏基金会出资邀请访美的中国教授中有费孝通，他在美完成并出版了影响重大的名著《乡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

——经济学：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1931年开始对成立于1927年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资助，第一笔捐款7.5万美元，抗战时期迁至内地继续资助，到1946年为止已超过20万美元，占洛氏基金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内对一个单位拨款的最大宗。〔7〕基金会专款资助的研究项目都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如抗战时期的项目，有中日战争的社会经济史、战时中国的通货膨胀、中国农业经济问题、战后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构想等。

1943年至1944年间，鉴于在内地的一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条件极端艰苦而工作不懈，基金会接受费正清（当时在美国使馆文化处工作）和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的建议，以一批有成就的著名学者教授（限人文社会科学）为援助对象，通过特殊援助款项6万美元，与中方共同商定名单，提供美国几家大学从中选择邀请讲学。为避免误解和照顾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要求邀请单位不提基金会的名。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出面邀请几位教授讲学一年，实际也由基金会出钱。在此两项下应邀赴美的有：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

自洛氏基金会成立起，对于美国教会在华创办的几所主要的大学和中学都一直给予资助，特别是在日寇侵华之后，基金会每年都通过“中华基督教教育联合会”给予九所教会大学以“紧急援助”款，自1938年至1945年总数42.5万美元。1946年又为这些学校迁校、复校拨款50万美元。

其他，还有对中国的英语教学和语言学研究、全国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学的创建、图书管理人员的培养和图书资料的捐赠以及个人研究项目等都有过关键性的帮助。个人项目中，比较著名的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翻译工作和赵元任在耶鲁大学的研究和教学等。

二　建立和发展美国的中国学

西方的“汉学”始于欧洲，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美国起步较晚，而且最初也是从欧洲传去。学术界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意识到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大约始于1920年代末。洛氏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事，并积极支持推动。

1928年12月1日，美国“首届促进中国学会议”在纽约哈佛俱乐部举行〔8〕，发起者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资助者是洛氏基金会。出席会议的有ACLS的负责人、美国东方学会会长著名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Hummel，Sr.当时任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等一批早期汉学家，并专门请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指导，说明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尚属起步。与会者一致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十分无知，强调建立“中国学”的重要性。会议通过了几点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包括在ACLS下设促进“中国学”的常设委员会（即后来的“远东委员会”），编一部世界汉学家人名录，设立培养青年汉学家奖学金，举办以远东学为主的讨论会等。〔9〕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从此“中国学”正式进入了美国学术研究领域，在以后的年代里得到迅速发展。洛氏基金会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的贡献。二战结束前，在它的推动和资助下，美国十来家名牌大学建立起了以研究中国为中心的远东学图书馆，后来发展壮大，至今享有盛誉。

1947年的年度报告称，美国大约有十家高等院校保持至少三名以上教授远东课程的全职教师，在过去十五年中几乎全都得到过本基金会不同程度的资助，其价值在二战中充分显示出来。这些大学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等。其中华盛顿州立大学开始最早，得款最多。其次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西海岸的几家大学后来居上，由于战争和战后的需要得到的资助也不少，其中有斯坦福、波摩那、加州大学等。这些大学各有特色，例如华大早期侧重历史，战后重点研究东北亚，以华北为中心；哥大主要是历史文化哲学，后来通过其国际关系研究所把对中国的研究与社会科学各科系结合起来；在语文教学方面芝大重文言，耶鲁重白话，加大重口语。

对图书馆的资助主要有：国会图书馆东亚藏书部分、普林斯顿大学盖斯特中文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图书馆书目卡）等。

除大学外，基金会在远东学方面的主要资助对象还有两大学术团体：ACLS的“远东委员会”和成立于1925年的“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资助的方式一种是对上述院校团体总预算的经常性拨款，一种是对它认为意义重大的重点项目拨款。后者包括：

——会议和讲习班。从ACLS第一次会议后就有计划地每年轮流与哈佛、哥大、密歇根、加州等大学合作，举行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暑期讲习班达十年之久。其目的是引起学术界对远东的注意和兴趣，帮助美国大学文科教师与研究生了解他们不熟悉的东方文化，以开阔眼界和培养这方面的师资。

——编写教科书。重点在两所大学：耶鲁和芝加哥。二者各有特色。耶鲁的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教授主持的“基本中文”教科书以中国的成人扫盲课本为基础做教学试验，然后编成供外国人学习的课本加以推广。1936年，他从中国购置了中文铅字，在东方学系开办了当时最完善的中文印刷所，在二战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至今耶鲁仍是教授中文的重要中心。芝加哥大学主持这项工作的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汉学家克里尔（H. G. Creel）。他的特点是把读历史与学语文结合起来，创造出一套使学生能同时学会读文言和白话的教学法，并编写有详细注释的中国经典著作选读，陆续出版的有《孝经》、《论语》、《孟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基金会还资助“美国教育理事会”重新审定和编写供中学和大学本科用的关于远东的教材。此外，“太平洋关系学会”关于向英语学生讲授中文的教学法的研究，是基金会对该学会最大宗的支持项目之一。

——中国历史文化的翻译和出版。基金会出资最多的是汉学家魏特夫（K. A. Wittfogel）主持的中国历史选译，自1939年至1947年共出资18.7万美元。原计划选译秦、汉、辽、金、清史，实际最后只完成了《辽史》。相对而言，这是收效最小的。出资不多，但影响较大的是卜德（Derk Bodde）与冯友兰合作出的英文版《中国哲学史》，还有包括胡适的《中国思想史》在内的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恒慕义撰写的《清代名人传略》〔10〕，此书为作者在任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期间十多年功夫的力作，一直得到基金会的资助。现已有中文译本。

三　主导思想

从以上不完全的概述可以看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推动美国了解中国的工作，的确规模巨大，而且都带有开创性。它为什么对此投下这么多心血和财力？又为什么成为在美国发展东亚研究的先驱？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其决策人的理想和信念。这里指的不是某一个个人，而是一批人代代相传无形中形成的理想和信念。为方便计，姑且把“基金会”拟人化加以叙述。

1．建立基金会的本意：19世纪末老约翰·洛克菲勒因缘际会，成为美国，其实也是世界第一名10亿富翁，而且财源还不断滚滚而来。如何花钱成了问题。他是虔诚的浸礼教徒，相信有钱而得到愉快来自“能做一些使自己以外的某些人满意的事”。〔11〕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和团体向他要求帮助，到19世纪90年代他每年捐献已超过百万元。他意识到，即使散尽家财也不足以消除世上所有受难者的苦难，于是决定把钱集中使用于“向造成苦难的根源开战”。在他看来，教育是根本，遂以教育事业作为他捐助的中心。第一件创举就是捐助建立芝加哥大学。但是这还不足以应付纷至沓来的要求捐款的呼吁。后来，他求助于他所钦佩的一位好友盖茨（Frederick T. Gates）牧师，这位浸礼会教育社秘书长警告他说，如此不断向上翻滚的财富，必须散得比积得快，否则将压垮子孙。他建议在洛氏父子还活着的时候，“为了人类的利益，以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的形式将巨大财富作最后处置”。“这笔财富应当大得能吸引整个文明世界的注意，它们的经管机构成为全世界最明智批评的对象。”〔12〕洛氏父子采纳了他的意见，认真付诸实施，这就是设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由来，如本文开头所述，其宗旨就是“在全世界造福人类”。

2．医、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思路。除教育外，或者作为教育的内容，洛氏早期的捐款以医学为重点，这也与盖茨的影响有关。在他建议下，1901年洛氏捐款成立了美国第一所医疗研究所——洛克菲勒医疗研究所，几年之内，对治疗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狂犬病和梅毒等疾病做出了突破性的成绩，把美国乃至世界的医疗向前推进一大步，这极大地鼓舞了创办人。小约翰·洛克菲勒继承父业后，把这家研究所视为他慈善事业中第一重大事业。所以洛氏基金会成立后把医学作为重点也就不奇怪了。特别是在海外，鉴于广大的贫穷地区饥馑和疾病给人民造成巨大的苦难，就以医药和农业作为“造福人类”的主要途径，兼及与此有关的自然科学。

到1920年代末，这一主导思想有所改变，觉悟到发展医学和自然科学解决不了社会领域内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1920年代后期美、欧各发达国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几乎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垮台的经济危机说明高度发达的工业、丰富的物质力量并不一定造福人类，反而产生许多新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社会科学开始蓬勃发展，其中也有洛氏家族的捐献，1918年设立的劳拉·斯培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就是以资助社会科学为主，1928年并入洛氏基金会，后者把这部分工作接管过来，正好与它开始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方针相吻合。

在社会科学领域，基金会的重点在三个方面：经济（包括金融）、行政管理、国际关系。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太平洋关系学会等研究机构以及欧洲许多国家的著名研究所从30年代初起，都得到了大量的资助从事有关课题的研究，包括现实的和有长远意义的基础理论两个方面。资助天津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就是出自这一主导思想。

把国际关系作为重点之一的主要理由，认为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互通情况和互相了解或可有助于避免人类灾祸的到来，这“灾祸”显然指的是战争。发展“远东学”（Far Eastern Studies）与此有关，这一观念当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远东”的重点是中国和日本。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不是放在“国际关系”领域内，而是作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其宗旨是促进两大文明的相互沟通，尤其认为美国了解东方人的传统文化是当务之急，并特意申明，主要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思想的交流，美国学生应该学会同中国和日本人民进行商业和政治以外的友好合作。〔13〕

对洛氏基金会重视社会科学影响较大，而有一套理论的人物，是1936—1948年的会长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他是律师出身，在会长中任期最长，对洛氏父子和洛氏基金会都有深厚感情。福斯迪克在工作报告中一再表达这样的忧思：自然科学本身并不对使用其成果的人的智慧和能力负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而社会的适应能力远远落后于这一发展，使人类面临空前的凶险命运。他引用名人警句称：“在人类还没有学会控制自己之前却已掌握了对自然的控制权。”〔14〕

这种忧思因“二战”的爆发而更加深入，更加自觉。1938年到1946年的报告中充满了危机感——源于对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退步之间形成的反差，到处可见这样的语句：“我们可支配的物质力量和我们能加以善用的能力之间严重失衡”，“我们的政治机构基本上还是植根于18世纪的，而我们技术的突飞猛进却是20世纪的现象”，“我们的社会正在日益危险地倾斜，智力发展的不平衡日益严重，已不容忽视”〔15〕……他还大声疾呼人类面临文化解体，亟需对塑造未来的诸多社会力量有明智的理解，并以抢救足以担当战后领导的“头脑”为己任，并且以促进民族间的思想交流作为培养世界性的“杰出的领袖人才”的一种手段。〔16〕鉴于一战后的经验教训，人力物力都被用于为战争服务，牺牲了艺术家、科学家、学者等创造性的人才的培养，因此基金会提出一项计划，专门帮助不得其所的青年才俊回归专业，以便为战后储备和培养学术界领袖人才，保持文化学术水平不滑坡。〔17〕

战争的破坏力和法西斯主义得以横行于一时，特别是原子弹的出现，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和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的深刻反思。因为大部分直接、间接对制造原子弹做出贡献的著名原子能专家，以及与制造原子弹直接有关的回旋加速器的研制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得到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这是非功过到底应该怎么算呢？经过反复思辨、论证之后，结论是自然科学家不能为其发明成果的使用后果负责，也不能因为有被滥用的可能而有意限制某项科研的进展。“人类的大敌不是技术而是非理性，不是科学而是战争”，因此主要是要创造制止战争，建立和平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人类过早掌握了毁灭的手段而教育、智慧、良知、创造性的思想都跟不上，二者竞赛，谁领先，可决定科学发达对人类是祸是福，能否防止人类文明倾覆。但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本身的性质决定其研究必然是复杂而缓慢的，对社会的弊病不可能发明一种像盘尼西林这样的特效药，也不可能制造出什么精神原子弹来对付足以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只有依靠各个领域的思想先驱共同努力，以紧迫感和极大的魄力推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要为引起全民的重视而奔走呼号。〔18〕

战争刚一结束，正当世人注意力集中在世界格局的调整和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问题时，福斯迪克有一篇别具只眼的报告，标题是“沉默的隔绝”。大意谓战争不仅造成破坏，更大的悲剧是失去了跨国界的思想和文化交流，各国同行失去了互相丰富的机会，隔绝带来智力的停顿，这才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他认为，战后当务之急是重建被战争中断了的跨国界的智识交流。为此，1946年基金会就派出了考察团周游欧洲各国，在疮痍满目之中见到了智识、思想的复兴，同时慨叹美国只是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得到承认，而在思想领域却很少有人承认，更加证明美国应大力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19〕

这样，无论从哪个角度，条条思路通向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据此，基金会的拨款重点逐步向这方面转移，战后尤为明显，且特别重视国际关系和沟通东西文化的研究，以此为防止战争之道。这就是洛氏基金会领导人的思路：为了造福人类，由医、农，而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而人文。这使人想起鲁迅的先学医后从文，乃至孙中山从学医转为以“唤起民众”为己任，其思路可说是同源而异途。

3．为什么选择中国？上述洛氏基金会的宗旨、其负责人的理想、抱负和思想发展过程本身足以或者说至少部分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就中国本身而言，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一）蜕变中的文明古国的吸引力

从广义来说，基金会与教会有相通之处，事实上许多工作也是相通的，特别是“中华医学基金会”本是洛氏基金会与教会合作的事业。它的宗旨基本上带有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的色彩。但是又不止于此，基金会要实现一番大事业，需要一片广阔的天地。对此，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具备最适合实验它的特点：一、大；二、穷；三、唯一仍独立存在的文明古国；四、处在深刻的全面变革之中，正在向西方开放，不断吸收新事物；五、有一批极优秀的知识分子，既代表东方文化，又能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具备第一、二特点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重要的是后三点是中国特有的，使之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位在北京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的前身）任教的美国人约翰斯通（Ernest Johnstone）写给纽约差会负责人的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值得多引一些：

……现在我们帮助中国的时机已到，因为她已认识到她的需要，她的青年渴望学习西医。当前我们可做的绝不仅仅是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奠定医学基础，机会远比这要大得多：我们可以塑造未来中国医生的品性。我们要他们成为为基督理想所感召的人……这里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中。几年以前，我们是在一个满族皇朝统治之下，忽然发现我们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国。然后，没过多久，孙中山悄悄地“没有啦”……袁世凯是大总统了。过不久又有了代议制国会和表面的民主机构。然后，几乎一瞬间，议会“没有啦”……接着又听说制定了新宪法，一部适合独裁者的宪法，那么那部民主宪法又“没有啦”……这几天我们随时等待听到袁世凯加冕称帝的消息……那么共和国也“没有啦”……中国需要和平与秩序以便发展她那么渴望发展的一切：学校、医院、铁路、商店、工厂。让我们希望并争取真正的上帝——基督和教会连同这一切——一起来到，假如教会还是真的维护正义的工具的话。

过了半年，他又写道：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前途很光明。这些人既能干又独立，除了绝对必要外，在外国人教练下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让我们一开始就把他们引上正道。一个老师有极好的机会影响学童，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到二十岁，他就会有一段时期变得固执，自以为什么都懂，不愿接受别人影响。我一向认为，一个年轻人要靠他的早期训练来度过他自以为什么都懂的时期（大约二十年）。这也适用于中国。中国现在如饥似渴地吸收我们能给予的一切。有很多迹象表明，年轻的中国不会总这么愿意向外国人学习，她将骄傲而独立地管起自己的事情来……清华学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学堂现已由中国人自己管起来……从去年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完全摆脱外国人，全部用中国教员。我们对此感到遗憾，因为我们觉得这来得太早了，他们用了一些根本不称职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独立性，而且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就是目前还是我们可以影响中国的时机，趁着在许多领域内中国还愿意听我们的话，受我们的影响，并在我们所教授的理论指导下行事。〔20〕

以上这两段话有很强的代表性，它生动地表达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涌向中国的以传教士为先导的各种文化教育使者的思想动机。他们对中国的贫穷、苦难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从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动荡局势中看到希望——既是中国新生的希望，又是美国人可以施加影响的希望；他们对中国基本上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同时又感受到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强烈的独立愿望，对此给予一定尊重。不论是在教还是在俗，他们都是热切地要以基督精神（广义的）来改造中国，塑造一代新人。和早期来中国纯粹传教的教会不同的是，他们的对象不是无知百姓，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青年，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文化阶层，他们才认为值得一做，可以在这里一显身手。

（二）通过医学科学改造中国

事实上，洛氏家族对中国的兴趣始于基金会成立之前。早在1908年就在芝加哥大学发起下，由洛氏赞助成立了“东方教育考察组”到中国考察。当时芝大校长贾森（Harry P. Judson）和考察组负责人芝大教授伯顿都力主以教育改造中国，认为如在中国办一所类似芝大这样的大学几乎可以在中国引起“一场社会革命”。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教会学校，而是陈义更高，要通过高等教育向中国注入“新的个人与社会道德标准”和“关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新观念”。考察组得出结论：“西方大学所体现的科学理性可以解中国现代化成功之谜。”〔21〕但是办一所像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综合大学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行不通，于是转向医学。医学正好是科学与教育、改造社会与改造思想的结合点，又是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特别是在政局动荡不安的中国，医学最没有争议。所以洛氏基金会成立伊始，立即向中国派出医学考察团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在此基础上创办的协和医学院自然充分体现了上述以科学改造中国的意图，成为洛氏基金会在亚洲事业的中心。首先就专业水准而言，它有别于以前一切教会办的医学院，起点很高，代表了当时刚刚经过医学教育改革之后的美国最先进的标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以下简称“霍医”）就是这一改革的产物。协和医学院的主要规划者韦尔希，与另外一些美国人殚思竭力把“霍医”“移植”到了中国，使中国第一次有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医院和医学院。当然这绝不是唯一的目的，协和医学院的建立，集中体现了“改造”和“影响”中国的几种途径：卫生健康、传播科学、教育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上层精英来影响民众，以别于过去直接深入基层的传教士。

协和的选址和建筑具有象征意义，它体现了洛氏基金会和小约翰·洛克菲勒本人的雄心：不惜工本造成精致的中国宫殿式建筑，与故宫遥遥相对，其用意是要向中国人表明，“这所建筑所象征的医学院的宗旨与中国的最高理想和愿望并非异体，而是一种可以融入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文明的机体”〔22〕。一方面是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尊重，一方面下决心要按美国方式改造它。美国学者布洛克说这种做法颇似17世纪耶稣会教士到中国来穿儒服学儒学，以获取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尊敬。所不同者，当时的欧洲传教士确实对中国文化怀有敬意，而此时的美国人更多是居高临下的心态。〔23〕事实上，对于当时第一次听到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这个名字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它首先是财富的象征，所以当时协和的这两座建筑被称为“油王府”。

（三）适应中国国情的努力

从建立“协和”开始就存在着如何与中国的现实需要相结合的争议，因为中国广大百姓缺医少药的情况太严重了，这样一所医学院似乎脱离群众太远，但是主流思想还是“提高派”，不过也不是完全不考虑中国实际。韦尔希在协和医学院成立典礼上的报告中强调，协和的研究课题应围绕中国面临的特殊问题，在实践中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其中著名的如药理系对中药的研究和麻黄素的研制成功、中国常见寄生虫病和黑热病的研究、斑疹伤寒的研究等，都是中外专家合作的成果。在协和影响下，一样得到洛氏基金会资助的齐鲁、湘雅、华西等医学院，也进行了当地流行病的研究和疫苗接种的推广，成绩斐然。

随着在中国越来越深的卷入，基金会的有关负责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日深，而且感情和同情也日深。1931年与1934年基金会的副会长戈恩（Seskar Gunn）提出了两份在中国的考察报告，一方面强调尽管中国局势动荡，基金会在华工作应继续进行；同时指出，目前的工作太脱离中国实际，必须改弦更张，面向绝大多数人口的卫生和教育。这是基金会在华工作的转折点。〔24〕如果说协和医学院是“提高”的典型，那么支持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就是它在中国事业的“普及”的一面。关于这样做的动机，1936年的会长总结说得清楚：

但是中国除医学教育外，还有其他的需求。中国在向现代化的国家演变过程中受到一些传统的障碍，而它当前的生活和组织机构都具有可塑性，这正是诱人的挑战，引人去提供某种积极的帮助。〔25〕

（四）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同情和尊敬

1936年的会长总结还称中国处于“文艺复兴的开端”，中国政府“正力图用现代知识来战胜一个中世纪社会”。〔26〕这种看法当时在西方有代表性，很多人在1936年时对中国的现代化抱有很高的希望，基金会对自己的参与和贡献充满自豪。“可塑性”这个字眼在它的文件中经常出现，形象地表现出那种贯彻始终的要以他们的理想来塑造一个新的中国的热忱。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暂时打破了这一理想，基金会在华工作遭到很大破坏。在短暂的沮丧和彷徨之后，1938年4月董事会通过的特别决议称：1938—1939年度将继续为在华工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是迁往内地的乡村建设的项目。1939年的会长报告中对基金会得以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与中方合作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表示惊喜和自豪，认为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这一领域的工作必将对中国的未来起重要作用。〔27〕

基金会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给予很高评价，对在苦难中的坚忍寄予同情和钦佩，这是他们在整个抗战期间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继续提供帮助的主要动力。这种同情当时在西方也有普遍性。1939年“美国智识合作全国委员会”主席肖特韦尔（James T.Shotwell）致函洛氏基金会的负责人称：“中国青年正在进行的争取他们的国家复兴的英勇斗争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鼓舞的悲壮事件之一”，认为在这最需要的时刻，中国的国家教育机构竟得不到美国的帮助是“令人痛苦的”。〔28〕到1944年，会长总结中对中国有这样的话：

战争正在把中国推到世界民族之前列。一个历史悠久而杰出的文明和一个伟大的人民终于即将在世界领导力量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在这次战争中的英勇贡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激和钦仰。他们受诸本土的伟大的才能和对人友善的本性定将对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凭这一点，他们在今后艰苦的岁月中有资格得到一切关注。〔29〕

（五）超越中国内争的理念

直到1947年内战方酣时，基金会仍一如既往抱乐观态度。1947年的会长总结中说：

中国此刻正处于悲剧中，内争似乎不可调和。不过从长远看，前景不一定那么黑暗。时间总是在中国一边。她的历史文化上溯几千年，其中有许多时期因内战和纷争而四分五裂。中国人的身心都有一种活力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再生能力。他们学会了如何克服灾难，如何在道德沦丧的混乱的压力下保持他们的社会和审美的价值观。中国人民有超常的天赋，除非我们大家都毁于一场全球浩劫，他们注定要对人类的生活做出善果不可估量的贡献。此时此刻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30〕

这里所说的帮助就是继续拨款资助一批大学的复校工作。

到1949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在望时，基金会采取犹豫观望的态度。3月间有关负责人的通信中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基金会的某些工作必须通过所在国的政府进行，但不等于支持这个政府的政策。现在国民党显然已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因此基金会已经把人员和财产撤离中国大陆以待事态发展，希望能在任何一个新政府之下建立更好的工作计划。即将成立的新的中国政府大约会是以共产党为主导，但也不一定不可以打交道。任何体制的国家都需要发展医药卫生和教育……〔31〕看来，假设解放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真能留在中国，它可能会再从医药卫生开始以避免意识形态问题。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事实已证明在那种形势下是不可能的。

四　冷战的影响

基金会的负责人动辄以“全人类”为坐标，如此强调思想沟通，兼容并包，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他们是持何态度，怎样度过的呢？这有一个演变过程，有轨迹可循。

（一）一般原则

冷战初期，他们本着一贯的主张和自信，仍以为能够在以意识形态划分为两种类型的国家——美、苏——之间找到“在共同事业中合作的基础”。为此目标，1945年拨25万美元巨资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俄国研究所，并引中国名言“知难行易”为依据，说是要实行合作先得加深了解。〔32〕到1946年，基金会的报告仍提出：在分裂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的鸿沟之上架起桥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认为和西方相对立的不仅是苏联体系，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东方文明，如中国、印度等。还说要设法找到一种基础，足以使“与我们”不同的政治愿望和与“我们的”文化理想相冲突的文明在互谅中共存。本着这一想法，再次肯定了基金会自1930年代以来支持人文学科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工作，并继续按此方针慷慨拨款。〔33〕到1950、1951年间调子开始发生变化。面临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和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斗争，当初在精神领域内实现世界大同的雄心壮志看来只是幻想。抑有甚者，“思想自由”、“精神文明无国界”、“造福全人类”等原则常和“冷战”中的美国“国家安全”的要求相冲突。何去何从呢？此时还没有见到明确的答案，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是惶惑和不安。自1952年起，在麦卡锡主义影响下，基金会遭到了一次“亲共”嫌疑的审查，态度又有进一步的变化。

（二）关于“非美活动”的指控和审查事件

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国会根据某几个国会议员的提案，对几大基金会的“非美和颠覆性活动”进行审查，首当其冲的组织之一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经过如下〔34〕。

1951年8月，众议员科克斯（E. E. Cox）提出一项决议案：“成立专门委员会对某些教育与慈善基金会以及其他类似组织进行充分、全面的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非美和颠覆性活动，或违背美国利益与传统的目的”。主要是针对那些“从事社会改革和国际关系”的组织。具体到洛氏基金会，科克斯罗列的罪名有关国内活动的，大致是它过去资助过的知识分子中有人思想左倾，写过亵渎宗教、肯定马克思的文章，或本人有共产党嫌疑等；关于国际工作，除资助翻译大量有关苏联的书籍资料被说成是为苏联张目外，重点就是它的在华工作，其说法颇为耸人听闻：该基金会三十二年来在中国花了几千万美元，绝大部分是资助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而革命一来，这些人纷纷倒向共产党，所以是洛氏基金会的钱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依此推理上纲，说是当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美国青年部分应归罪于该基金会的所作所为鼓励了中国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倾向中共的潮流（！）云云。1952年，美国众议院正式通过科克斯再次提出的决议案，成立了一个七人组成的“科克斯委员会”对基金会进行“全面彻底调查”。这一轮调查的结论对基金会的工作基本肯定，只有一些“小的判断错误”。

但是1953年共和党上台，同时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加以麦卡锡主义正当高潮，此议又起。在众议员里斯（Carroll Reece）的推动下，再次通过决议成立调查委员会，称“里斯委员会”，并为此拨款5万美元。这回罪名进一步升级：指控基金会是一项旨在在美国推行社会主义的“恶毒阴谋”的一部分。1954年底提出了调查报告，称“里斯—沃尔考特报告”。该报告也是重点攻击其社会科学方面的活动，指责其“明显地倾向于左派的政治观点”（据基金会方面的辩护词说，当时的美国人根本不理解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还有人把它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太平洋关系学会”当时正被认为是亲共的“颠覆性的组织”，基金会与它关系密切当然是一大罪状。连基金会资助过的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教育理事会以及外交关系委员会都在攻击之列；甚至诸如两性关系的研究项目都说成是破坏美国的传统观念和原则，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活动”。由于这一报告立论过于极端，打击面过宽，且调查手段违反了国会正当的程序，“里斯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歧，有几名成员另外提出一份“少数派报告”，指责委员会的做法违犯了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权利，并坚决反对再继续此项调查。此案于1955年以指控不成立而结束。

这一事件是美国反共高潮中麦卡锡主义的产物，现在回头看是一场大闹剧，有点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味道。基金会的长达数百页打字纸的辩护书中说：当初基金会刚成立时，一般人对它的主要担心是怕它成为财富、特权和反动势力的工具，而今反过来指责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敌人，实际上二者都不是。事实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绝不是在美国无权无势，只能被动挨打，这是与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美国的其他受害者大不相同的。此调查案一出，美国立即舆论大哗。就在当时的气氛下，美国主要报刊如《纽约时报》等都站在基金会一边公开对这种做法进行抨击，各高等院校以及知识界人士纷纷写信或发表声明表示支援。所以尽管指控的调子很高，来势汹汹，其实未能对洛氏基金会有丝毫损害，反而为它赢得更多的同情和声誉。基金会不靠国会拨款，也是反对它的政客们奈何它不得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它的辩护书中也小心翼翼，绝不承认“对共产主义警惕不够”的指责，也就是说，基金会的领导是认同反共的价值标准的。

那么他们是如何把反共原则同他们一贯标榜的兼容并包、有教无类的原则协调起来的呢？其自圆其说的逻辑是：决定某人为资助对象的前提是肯定此人一定会“用健全的、学术性的和科学的手段，客观地解释他的研究成果……并能不加限制地与‘学术自由’的世界交流其成果”，而效忠于共产主义的学者和科学家“不能被信赖会满足这些基本要求”，因此，只要坚持这一标准，自然就把共产党人排除在外了。这倒不是新发明。自从有了苏联以来，美国的自由主义历来分两派，一派姑称之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认为思想信仰自由应该包括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自由，“我坚决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保卫你发表意见的自由”的信条理应对谁都同样适用。另一派则认为共产主义（在这里往往等同于斯大林主义）排斥和压制一切其他学说，从而构成对思想自由的威胁，因此，要维护思想自由的原则就得剥夺它的自由。在冷战高潮时，美国的主流社会后一种类似二律悖反的逻辑占上风，基金会及其领导人在此时应属于美国的主流社会。

五　几点思考

近半个世纪中，洛氏基金会的确对中国注入了巨大的财力、人力和心血。在实践中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效果如何，应作一客观分析。

1．基金会在华最成功的例子，也是它在华最大的事业，当属协和医学院。无可否认，协和在医疗、护理、教学、研究等方面都创立了中国医学史上的最高水准；它培养了数以百计的各科名医。1924—1943年毕业生318名〔35〕，尽管人数不多，其影响之深远无法估计，无论是解放以前还是解放以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医务界的骨干和医疗行政单位负责人很多都是协和毕业生，特别是担任医学院院长的人必然把协和的制度、经验和标准加以推广。所以，就医学而言，通过精英扩大影响确实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协和的创始者当初力排众议坚持高标准，把最先进的医学引进中国，奠定了我国西医的高起点，功不可没。这点应该没有争议。

协和医学院的影响的确也不止于医学界。通过医学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把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的目的，部分地实现了，基金会在华各项事业，包括协和及其他，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是无形的，无法量化，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处于困难中的中国文化、科学、教育给予支持，从而培养出各种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人才，其所起的作用不是微不足道的。这从本文第一部分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另外，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学科的开创、许多著名学者的成才以及他们的关键性的工作，也曾受益于基金会。

所以，应该肯定，总的说来，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洛氏基金会起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起的积极作用。〔36〕

2．洛氏基金会在华创业的动力是那个历史时期在美国精英阶层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加西方中心论。

寻根溯源，这种理想主义来自两个传统，一是加尔文教，一是17世纪的启蒙运动，二者都来自欧洲，而在美国生根、发展，具有了美国特色。如美国著名宗教史学家马蒂（Martin E. Marti）所概括的，前者造成美国人的特质是相信改造地理环境的力量和与上帝的契约观念，也就是作为尘世的子民，有义务辛勤劳动以配得上上帝的选拔（美国人都是以上帝的选民自居的），由此产生的民族特性更明显地具有捐赠观念——“它应该从事发明创造，不断地收获、节约和捐赠，表现出一种获得上帝认可的意义与价值模式。”〔37〕启蒙运动对美国开国的思想家们影响更为明显。其核心是以科学和理性取代宗教信条，但是又不反宗教，而是强调所有有思想的人都可领会神的意志。这两种传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人类的同一性。在形形色色关于人类发展的理论中，粗浅地可分作两大派：一派强调同一性，认为各民族发展有普遍的规律，只有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方式也可能各有特色，但最终必然殊途同归，基本价值观念也应该是一致的；另一派强调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不同特点，不同的要求，不能强求一致。基金会的主导思想显然属于前者，也可称作“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在他们那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科学和理性，这是一种世界观，是对待宇宙万物的态度，在方法论上是归纳法，这些都来源于西方。在他们看来，与此相对的东方思想是神秘主义，不求甚解，依靠经验和传统，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演绎法。简单化地说，应该以前者改造后者，中国才能获得新生。

他们不但是西方中心，而且是美国中心论。20世纪初期的美国正处于上升时期，朝气蓬勃，物质上迅速富裕起来，精神上充满自信。那时盛行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即人类文明始于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一路西行由欧入美，现在顺理成章该由美国再传到它的发源地来完成这个圆圈。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背靠着大西洋彼岸信心动摇、自叹没落的欧洲旧大陆，隔太平洋遥望贫穷落后而又充满新生希望的古老而辽阔的中国，“上帝的选民”的历史使命感油然而生，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新的文明的代表，是“西方文明的先锋”，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理应所向披靡。〔38〕对他们说来，基督教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而理性与科学则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客观地、历史地看，在那个时候，科学和理性也正符合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在中国所发生的不仅是政治变革或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基金会在中国所扶植的事业，所倡导的精神，基本上顺应了当时中国进步的潮流。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相比，那时的精英离启蒙思想的传统更近一些，较少受各种霸权政治的、庸俗实用主义的以及意识形态偏见的腐蚀，因此可以说，那时传到中国的西方影响比之后来，精华对糟粕的比例更大一些。

3．这种美国中心论和强烈的优越感与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自然格格不入。洛氏基金会的某些负责人也意识到中美之间的巨大差距，努力使自己做法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的一些工作。但是，它认为思想的传播就能触发深刻的社会革命，使中国完成摆脱封建进入现代社会的任务，显然是不现实的。它所大力热情支持的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是杯水车薪。作为一个基本上属于慈善事业范围的美国基金会，不可能看到中国武装革命的形势。

基金会在原则上强调自己只起“触媒”作用，目的是在激发起中国内在的改革力量，在华各项事业最终应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但是，实际上“中国化”的过程阻力重重。协和医学院是典型的例子。开办之初，它的董事会和主要行政负责人、教学人员都是美国人，而且一切听命于在纽约的洛氏基金会总部，也就是听命于小洛克菲勒本人，因为他对协和医学院情有独钟。后来，教学人员中中国人陆续增加，而管理权仍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北伐之后，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的民族愿望促使国民政府实施教育中国化政策，据此协和的领导班子被迫进行了改组，由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刘恒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美国人格林（Roger Green）任副院长，协和的董事会也根据中国教育部的规定改组为中国人占多数。但是格林本人和基金会纽约总部的人都认为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条件还不成熟；刘恒同时也是卫生部副部长，实际的负责人仍为格林，而格林还得听命于纽约总部。由于协和的财源完全依赖纽约的决策，董事会的中国成员也不去争实权。后来格林得罪了洛克菲勒二世和三世，被撤去协和医学院和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两个职务，尽管协和医学院董事会一致通过决议挽留，尽管中华医学基金会名义上已独立于洛氏基金会，也无济于事。这说明洛氏家族直到战前对协和一直不放手。〔39〕不过，无论如何，“中国化”是大势所趋，到1940年，协和医学院的教职员中外比例已达109比10，而且副教授以上的中国人数也超过西方人。〔40〕二战后，基金会捐赠了最后一笔款之后，就决定完全交给中国人管。基金会资助的其他领域的中国化则比协和阻力小得多。

4．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背景看，洛氏基金会来中国是在门户开放政策、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以及中国抵制美货运动之后，与美国决定以庚款余额在华办学的时间差不多，显然与这一潮流是一致的。但是它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它于辛亥革命之后不久来华，在近半个世纪中历经各种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基本上持超脱的态度，从未追随美国政府支持或反对过任何派别。它只关心它所从事的事业，设法适应变化中的中国国情以求存在和发展，与当时的执政者打交道，只是为了工作方便。因此，洛氏基金会在见到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时，努力同它拉开距离，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有留下与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打交道的打算。洛氏基金会自以为是超政治的，它在华的事业符合在任何政权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它从西方中心论出发，以教化中国为己任，是主观主义，一厢情愿，但是与后来美国政府把文化宣传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尚有所不同。

还应该看到，当时中国与西方各方面水平悬殊，绝无成为竞争对手之虞，帮助中国现代化绝不会造成对自己的威胁。这又是与今天大不相同的。

5．基金会在促进中美文化关系方面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如前所述，它在协助发展美国的中国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贡献。其着眼点是帮助美国人了解另外一个伟大的文明以改变闭塞的状况，从长远看是为人类和平服务，并且申明主要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诸如福斯迪克这类人对思想交流怀着一种虔诚的信仰，把它视为人类文明存续的要素。这是一种源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到了冷战高潮中这种原版自由主义就陷入了困境，而汇入了主流的反共思想。

6．最后，“基金会”这一事物本身在美国社会中是一种特殊力量。与洛氏齐名的还有卡内基、福特、卢斯等一大批基金会，在国内外都各有成就。基金会这种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有一些。但是规模、影响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占地位，不能望美国之项背。美国的基金会与美国特有的民间财力、政治文化以及人文的传统密切有关。当然这样蓬勃发展与政府政策的鼓励分不开。不过诸如卡内基、洛氏等开始进行各种捐款和成立教育、文化基金的行动是在政府制定免税政策之先，所以也不能以“为了免税”概括其动机，毋宁是先有了这一事物才推动政府制定政策予以鼓励的。〔41〕

基金会的负责人掌握着不属于他们却由他们支配的雄厚财力，有一句笼统的“在全世界造福人类”的宗旨为依据，尽可放手推行并验证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同时，他们又可保持超然的身份，因为钱用于何处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无关。粗浅地看来，基金会可以为政府之所不能为，其优越性至少有三：其一，处于在野地位，能容下更多的原则和远见，这也是从一个方面印证“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句话；其二，少官僚层次，少左顾右盼，更少政治和人事关系的牵扯，决策程序单纯，从决策到拨款到出成果、见成效过程短，效率高；其三，有意思的是，基金会为财团所设，却反能摆脱财团利益的考虑，不像政府那样处处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国外除特殊情况外较少受国家关系和外交政策的束缚。当然，所有这一切优越性取决于一个前提，就是用人得当，也就是董事会任命什么样才识的人来掌管这笔财富非常重要。

各大家族聚财的过程大约免不了残酷剥削，但是通过基金会这种机制散财的效果却的确会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这与我国历代仗义疏财的乡绅地主修桥铺路、兴义学、开义仓等又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个人的、短期的、有限的行为，一切以出资者的意愿为转移，一方百姓都要对他的“大恩大德”感激涕零；而“基金会”是一种机制，一旦成立就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受一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管辖，“后台老板”的权威和影响假如有的话也只能存在于创立初期，以后就逐步脱钩。它与资助对象也不是恩赐关系，申请资助者大可理直气壮，因为这是基金会的本职工作，更无人会对洛氏家族感恩戴德。

关于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在原则上、制度上是完全独立的，不受政府干预；但是一些有名的大基金会与政府有着间接的、无形的联系。其董事会成员和主要负责人都来自美国上流社会，不论倾向如何，都代表美国的主流思想，许多人还出入于政府部门，亦官亦民，他们的思路不可能与政府的目标脱离太远，不在于一时一事的具体政策而是长远的取向。反过来，它们对政府的政策也能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也是无形多于有形。总之，由私人创办的、财力雄厚、管理得法，而又享有充分决策和行动自由的大小基金会，对内不仅是政府的补充而且是稳定社会的因素，实际上对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外影响及于全世界，又是美国“国际主义”外交的一部分。同时，它的确又是贯彻某种理想原则，不能简单视之为政府的实用主义的工具。这是一种微妙而复杂的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

1996年

注　释

〔1〕Archives, RF，RG3.2，S.900，Box14, F.89.

〔2〕关于洛氏基金会创办PUMC的情况已有不少著述，其中比较详尽的有Mary E. Ferguson,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UMC (New York, 1973); Mary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feller Foundatio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C. Berkely Press, 1980)；王宁：《协和医学院，洛氏基金会对中国医学进步的贡献》，《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71—300页；等等。

〔3〕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Research and Education, ed. John Z. Bowers, J. William Hess, Nathan Sivin ed.,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pp.81-82.

〔4〕Ibid, pp.3-29.

〔5〕Ibid, pp.31-50.

〔6〕Annal Report, 1939, pp.70-73.

〔7〕Archives, RF, RG1. 1, S.600, Box51.F.429.

〔8〕这里“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泛指广义的对中国的研究，有别于传统的“汉学”（sinology）。

〔9〕Archives, RF, RG1.1, S.200, Box 190. F.2288.

〔10〕Arthur W. Hummel, Sr.: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1944), 2vols, Repr. 1967，1976；汉译本《清代名人传略》（三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11〕阿尔文·莫斯考著：《洛克菲勒家史》（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64页。

〔12〕同前，第178页。

〔13〕Archives, RG.3, S.911, Box4, F.31.

〔14〕“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1936，pp.32—36。

〔15〕“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1946。

〔16〕Annual Report，1936，pp.53-55.

〔17〕“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1944，pp.19—24。

〔18〕“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1945。

〔19〕“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1946。

〔20〕Archives, RG 4,S1, Box11, F.50.

〔21〕Frank Ninkovich: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China and Cultural Change, "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March 1984, p. 801.

〔22〕RF Annual Report 1917, p.224, 转引自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p.8。

〔23〕Ibid，p.8.

〔24〕Archives, RF, RG1.1, S.601, Box 12, F129.

〔25〕“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 p.50。

〔26〕Ibid.，pp. 57-58.

〔27〕Ibid., 1939，pp.70-73.

〔28〕Archives, RF, RG1.1, S.601, Box47, F.389.

〔29〕Annaul Report, 1944，pp.16-17.

〔30〕Annaul Report, 1947，pp.40-41.

〔31〕Archives, RF，RG1.1, S.611, Box 50, F.416.

〔32〕“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1945，pp.6-15。

〔33〕“会长总结”，Annual Report，1946, pp.37-38。

〔34〕以下情况来源为Archives, RF, 3.2, S.900，Box14, F.85-89。

〔35〕名单见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Appendix A,B, pp.233—240。

〔36〕正当美国国会以“亲共”罪名审查洛氏等基金会时，中国的“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协和医学院及医院首当其冲，许多医生都是批判对象。过了半个多世纪，2008年协和医学院在大堂中专门为老洛克菲勒树立雕像，并为此举行隆重仪式和报告会，洛氏后代多人作为贵宾应邀参加。至此，洛氏基金会对协和的贡献正式得到承认。——作者2011年补注

〔37〕卢瑟·利德基主编：《美国特性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

〔38〕对于这种心理状态，美国汤姆逊所著《自作多情的帝国主义》（James Thomson Jr., 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N.Y. Harper Row Publishers, 1981]）一书，“美国人心目中的东亚”一章中有深刻的描述，本文直接引语见第14页。

〔39〕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pp.48-65.

〔40〕Ibid.，p.90.

〔41〕美国最初通过包括对非盈利性慈善组织免税的税法是1894年，到1913年才正式通过永久性的“收入法”，确定免税的范围，而洛氏捐赠成立芝加哥大学是188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时因国会通不过，未能在联邦政府注册，而在纽约州政府注册为非盈利性机构。

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

中美两国开始直接、正面打交道，应从19世纪末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算起。在两国关系中除了实际利害的考虑外，各自的传统思想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影响。百年来中美关系的文化层面比之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有其独特之处，并有规律可寻，值得作一番探讨。

一　两国外交思想的历史遗产

（一）美国方面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韩德（Michael Hunt）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概括美国进入20世纪时有三种传统思想对它的外交政策起主要作用，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简述，就是大国意识、种族的等级观念和害怕革命。〔1〕

这一概括十分精辟，而且与中国的思想传统及其在20世纪的演变相对应，也很能说明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所以关于美国与中国交往中的思想就姑且借用这几条线为纲进行探讨，不过对它的阐述和发挥是作者本人的。

1．大国意识，也可直接称之为“大国主义”。这可以说是美国与生俱来的意识。它植根于美国独立的思想先驱中，早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由于美国的立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方式，它的大国意识也有与其他大国不同的特点，并不单纯是由于它大而富强（事实上它立国之初既不大，也算不得富强）。

首先，它一开始就与思想扩张相联系。以潘恩（Thomas Paine）为代表的为美国独立提供理论根据的一批思想家都来自欧洲，同时继承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运动和加尔文教派思想。他们认为欧洲正在没落，无法实现其理想，于是漂洋过海到这新大陆来付诸实现。对于大批劳动者来说，这里是垦荒、淘金、筚路蓝缕、发家致富的新天地；而对于其思想精英来说，这正是按照他们从旧大陆继承下来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乃至道德标准建立理想国的场地。由于这片北美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由于这些移民幸运的历史机遇，二者都进展得很顺利，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相得益彰。这样，“美国人”自其诞生以来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是被挑选来在地上实现某种天定的使命的，这也正是加尔文教义的精髓。

其次，这种大国梦是循序渐进地随着国力的增长逐步推进的。从1776年北美十三州《独立宣言》开始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在大陆的扩张，确立了本土四十八州的统一联邦（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于1959年正式成为第四十九与第五十州），然后逐步向海外延伸。除对菲律宾外，主要不是领土的占领，而是经济利益与思想影响或交替或同步的扩张。在这一过程中，需求与能力适时地配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并不费很大力气。

再次，从美国独立到19世纪末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它的确代表了当时最富朝气的先进制度和迅速发展的先进生产力。这一点，当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欧洲思想家都是承认的。于是，充满自信的美国人环顾全球，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历史任务，舍我其谁？原来的自命天之骄子和以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进一步找到了现实的依据。

2．种族等级观念。笼统地说，就是有色人种感受至深的“白人至上主义”。不过在美国，这还不够，而是盎格鲁—撒克逊至上。其他的民族，依次分等。早期的自由战士们尽管倡导天赋人权，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同种族应享有的人权却远不是平等的，因此才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印地安人赶尽杀绝，把黑人当作奴隶。即使在白人中，拉丁裔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人在早期也是比盎格鲁—撒克逊次一等，犹太人又次之，再下来就是黄种的亚洲人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排华运动（稍后也包括日裔移民）有经济原因，而更深层的还是种族歧视。在本国如此，同样的观念必然也渗透在对外关系中。这当然不是美国所特有，还是从欧洲，特别是从英国继承来的。约翰·穆勒在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中对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作了精辟的阐述，不过他在绪言中特别说明，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智能已经成熟，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未成年人不在此例。基于同样理由，“那些落后的国家社会，其种族可以视为未成年的，也排除在我们的考虑之外”。他进而明确说：“对待野蛮人，专制制度是一种正当的统治方式，只要其目的是改进他们的境遇。”〔2〕

欧洲列强掠夺和征服殖民地都是以种族的优劣论为依据的。美国与欧洲国家不同之处是除了武力征服外，更强调思想影响，改造和教化落后民族是它的“天命”的一部分。中国和日本在它心目中略高于其他有色人种，是因为有希望加以改造。到19世纪末，日本向西方学习最有成绩，被认为是“好学生”，而中国则是“可教育好的”民族。

这种观念随着历史的推移当然有所变化，但是仍时隐时显地存在。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罗斯福和丘吉尔就设想过建立以“英语民主国家”（也就是英、美）为核心的保卫和平的体制。直到今天，美国尽管以多种族、多元化自诩，却还有所谓“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美国人的中坚之说，他们仍代表美国的主流文化。在观念上，现在犹太人和其他欧洲裔人已汇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其他族裔理论上都享有平等地位，实际情况就比较复杂。

3．对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的保留。人们常有疑惑，美国既然是以独立战争起家，又以推行民主自由为己任，那么为什么对于别国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的的革命总是采取保守的态度呢？美国建国之后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法国革命。中国传统历史学界习惯于把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并提为“资产阶级革命”。诚然，就其启蒙思想和最后建立的共和制度而言，是有共同之处，但是革命的过程是大不相同的：美国可以说是道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产者领导的，与英国之争主要是贸易、税收之争。新大陆的殖民者所要求的是摆脱母国所加予的经济负担，放手发展自己的家业。当时，在本土尚无明显的阶级分野。而法国革命已有“第三等级”，包括“无套裤汉”参加，在反对王朝专政的同时也包括社会改革、经济平等的要求。所以尽管思想体系相同，而且美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得到过法国人的大力帮助，他们在一开始对法国人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表示支持后，随即被那急风骤雨的形式、自下而上的群氓街头暴力吓住了，这远远超过了美国人能接受的程度（这里只谈思想层面的问题，不涉及诸如对英、法两国外交的考虑，以及麦迪逊和杰弗逊之间的差异，等等）。19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多处对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国情的不同作过详细的对比。其中说到，“法兰西的民主在前进中或是阻力重重，或是缺乏支持，因此所到之处障碍都被推翻，不能摧毁的也加以动摇……不断行进在混乱和激烈斗争中”，而美国革命则好像是自然发生的，简单而顺利，“甚至可以说这个国家没有经过革命就实现了我们经过民主革命得到的成果”。“没经过斗争、没经过艰苦的考验，通过默契，通过某种普遍的共识，在美洲就有了这样一个共和国。”〔3〕

到19世纪中叶，欧洲发生几次革命浪潮，而且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直到马克思主义。此时的美国形势却大不相同：上层的主要需求是巩固并发展现有秩序；对于下层人民，虽然贫富悬殊日益明显，但是有“新边疆”可以不断开拓，地域的和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都很大。假如说欧洲的小资产阶级常感到有沦为无产者的危险，那么美国的无产者却还有上升为有产者的希望，因此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美洲没有成长的土壤。南北战争之后，本土的统一和开发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阶级矛盾也日益明显，特别是经过19世纪90年代第一次经济危机，国内矛盾尖锐化，主导社会的精英就更倾向于改良而害怕国外的革命影响到本国的稳定和秩序。同时，美国已开始有了海外利益。在这一背景下，当别国发生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运动时，到“动真格的”，特别是暴力革命时，美国就本能地持消极或反对态度了。

（二）中国方面

1．天朝大国思想。中国本来就是大国。不惟如此，几千年来原只有一统天下的概念，华夏中心，四方夷狄，在此之外还有什么就很模糊了。文化优越感更是无与伦比，只闻以夏化夷，从不闻以夷化夏。在这点上与美国异曲同工。但是这一大国意识遭受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命运，其发展的轨迹也就迥然不同。最本质的是美国是在国力不断上升中实现其大国梦，而中国是在国力一落千丈中体验了大国梦的破灭，而且这破灭来得这样突然，这样猛烈，这样惨痛。在几度挣扎和失败之后，到19、20世纪之交，有思想的中国人已放弃了恢复旧日皇朝辉煌的梦想，而是从革旧布新，急起直追中找出路。心情是复杂的：怀旧与图变，自尊与自卑，对西方的钦羡与抵制交织在一起，承认贫弱落后而又不甘心。当然，在不同的人、不同阶层中情况各异，因而出现了各种思潮派别。不过总的说来，在对外交往中主要的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事实上，从那时以来，在与大国、强国打交道中，对方是否以平等待我，实际上包含着是否以大国待我，始终是中国人非常敏感的问题。

2．种族优越感和自卑感。这是与大国意识一脉相承的。中国人以汉族为中心的种族优越感从历史上说，比盎格鲁—撒克逊在美国有过之无不及。而且其特点更侧重文化方面。多少次，“夷狄”能以武力征服汉民族，乃至入主中原，但是终于在文化上为汉民族所同化，满清也不例外。于是，最初与“红毛”外夷相遇，以为也不过如此，谁知碰了大钉子。在文化上也颠倒过来了，郭嵩焘到了欧洲，发现“巴尔比里安”（babarian，野蛮人）一字“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而此时欧人“视中国亦犹（中国）三代盛时之夷狄也”〔4〕，这个冲击非同小可。其后一段时间里，汉满之争曾一度突显，太平天国就是以排满为口号，孙中山初期也提出过“驱逐鞑虏”，好像中国就是让满人给搞糟了，不过很快觉悟过来，改为“五族共和”，“打倒列强”。总的说来，中国人反帝是与反白人至上、反种族歧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黄种人的种族意识与民族主义在以白人为主的列强冲击下一起被激发出来。这种意识在不同时候，不同人中间有时表现为自卑感，恨不生为白皮肤，甚至审美观念都受影响；有时又表现为强烈的逆反心理，对被歧视特别敏感。对其他有色人种则心情复杂，既同情，又傲视，生怕沦为同他们一样的殖民地和奴隶。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的觉悟（孙中山只提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直至今天，在有的爱国歌曲中还要把“黄皮肤、黑眼睛”突出出来，正是这种复杂心理的表现。

3．改革与革命的要求。与美国正好相反，从19世纪后半叶起，中国经历了空前的大动荡、大变革，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其特点：一是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思想影响；二是在形式上往往是急风骤雨的暴力斗争，即便是改良也免不了抛头颅、洒热血。在这点上中国的革命运动与法国革命倒更加接近。这是当时中国的处境决定的：在外部，列强逼迫之甚，国力差距之大，容不得好整以暇、按部就班地进行改革；在内部，社会矛盾之尖锐，保守势力之顽固，皇权统治之专制、昏庸，没有和平渐进的条件。这与美国的条件有天壤之别。当时中国的先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向往西方民主自由，而同时又都反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这实际上代表了全民族的要求，高度概括的提法就是“反帝反封建”。在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方面学习西方；在维护民族独立、民族利益方面反对西方，形成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改革者的矛盾的心态。历届统治者的态度常常与此相反，他们在咄咄逼人的列强面前软弱无力，甚至屈膝投降，而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却视为洪水猛兽，百般抵制，因为他们认为由此而激发起的民众的改革要求威胁自己的统治。美国既积极致力于在中国扩大思想文化影响，又要维护在华既得利益，并且本能地不支持激进的革命运动，于是在行动上往往与它推行民主自由的原则相矛盾。从19、20世纪之交开始，当中美两国进一步直接、正面交往的时候，作用于双方交往中的思想就构成了这样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二　在实践中的互相希望与失望

从19世纪中叶起，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当然最早是从欧洲开始，不过美国人来得也不晚，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一个世纪的中美交往中，比起其他的国家之间更多思想的撞击，更多感情色彩，充满了相互的希望与失望。在对美国的期望上，历届中国政府与改革派或革命派又有所不同：后者希望美国支持其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和行动；前者则主要希望利用美国牵制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敌人。本文主题是思想层面的问题，外交问题不在讨论范围。

1．从20世纪初到北伐成功：美国对华主要起作用的是三种人：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另外还有难以归类的教育家、文化人、新闻记者、慈善家等等。他们各自立场和目标当然不尽相同，但是不论是出于实际考虑，还是理想信念，都有意无意地致力于改变或改造中国，以文化思想影响代替武力征服。在这方面最积极的当然是教会。到世纪之交，他们已经做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从1830年稗治文（Eliia J. Bridgman）和雅稗礼（David Abeel）开始，美国传教士陆续来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又为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从此美国教会积极进入中国。单纯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转而以办教育为重点。以后又有退还庚款余额办学之举。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赴美和美国在华以各种形式办教育，像滚雪球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其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关于美国在华教育事业已有多种著述，此处不再详述。〔5〕

此时美国的经济实力虽已发展到需要向太平洋方向扩张，但是还不足以与先来中国的列强对抗，从它们手中抢夺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政策原则上反对，实际上承认列强已经划定的势力范围，只不过要求不受歧视，仍是“利益均沾”的原则。但是就是这一原则，在日俄战争之后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美国并不能坚持，而是节节退让。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优势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与前面阐述的美国思想传统完全符合，变化中的中国正好提供了施加影响的机会。在中国方面，这是政局最动荡的时期，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瞬息万变。各种势力都曾对美国寄予希望，但是美国的态度总是令民主派失望。

在北伐以前中国南北政权对立时期，一方面，美国政府承认比较保守的北洋政府；另一方面，各种教会、基金会、民间组织在中国积极开展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兴旺发达，再加上日益增加的归国留学生的作用，西方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由此进一步激发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觉悟，形诸行动，却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反对甚至镇压。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外思想中实际利益与理想原则的矛盾，以及美国对中国的主观意图与中国的现实的矛盾。兹举重大事件为例如下。

——辛亥革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结束皇朝的民主革命，无可否认地受到美国的制度和思想的影响。1901年由留日中国学生办的刊物《国民报》就曾全文译载美国《独立宣言》。〔6〕孙中山1904年用英文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明确要以美国革命为楷模，他写道：

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人民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我们希望能在你们中间找到许多的辣斐德。〔7〕

但是美国却持消极甚至反对的态度。首先，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湖广铁路反对美资的护路运动，侵犯美国人利益。美国原本希望清政府镇压，只因清政府已摇摇欲坠，才表面中立，要求南北议和，实际是维持清王朝。在清王朝覆灭后，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美国选择后者。一则是美国不了解、不信任孙中山，在华美国人少有说孙好话的；其次，美国需要能稳定局势的“强人”保住其在华利益。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1915年6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Dr. Frank J. Goodnow）曾应袁之要求写过一份比较各国政体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到根据中国的国情或许更适宜君主立宪制，同时列出实行君主立宪的必要条件，认为中国不一定具备这些条件。这份报告被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利用，在其宣言中说美国大政治学家古博士也认为中国实行君主制比共和制好云云。古德诺为此专门公开辟谣，指责“筹安会”断章取义，并全文发表了他的报告。应该说，据此认定美国曾支持袁世凯称帝，是有欠公允的；但是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向国内的报告中确实过高估计了拥护帝制复辟的势力，认为袁政府能控制局面，反对他的运动成不了气候，广大人民对政府体制漠不关心，而各外国使领馆普遍的态度是：只要不引起侵犯外国利益的革命动乱，“中国若能恢复其传统政府形式，那更好”。〔8〕

在孙中山主持广州政府时，在“税余”问题上与北洋政府发生争执，美国竟派军舰威胁南方政府，使孙中山极为伤心。1923年孙又发表《告美国人民书》，大意说：我们在中国建立共和国之时，就以美国为鼓舞者和榜样，本来盼望有一位美国的拉法叶特同我们一起战斗，然而来到的却是一个美国舰队司令率领军舰驶入我国领海，妄图消灭中国的共和国。〔9〕孙中山晚年的联俄，除了其他诸多原因外，对美国的失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巴黎和会：威尔逊总统当选之后，以他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言论对当时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以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的姿态出现。他提出的国际联盟的原则在美国虽然没有通过，在中国却深得人心。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激进知识分子都对威尔逊总统十分推崇。陈在1918年12月《每周评论》发刊词中说：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大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紧要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10〕

一周后陈又发表题为“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和要求”一文，进一步以威尔逊关于“国联”的十四条和主张各国平等的演说为依据，提出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东洋各国代表应联合起来争取通过“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议案，反对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包括排斥移民。对内则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在这方面也以美国的制度为榜样。〔11〕

这种想法在当时中国朝野，不仅是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定代表性。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最主要的要求是洗雪《民四条约》（即二十一条）之辱和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山东的主权。他们以为美国本着它所公开倡导的原则一定会予以支持，于是对美国的希望又油然而生。而结果，在巴黎和会上恰恰是威尔逊亲自指示美国代表团出卖了中国的权益。这对中国当然是沉重打击，从而触发了五四运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再一次在中国人，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幻灭。这对促使大批青年思想左倾，放弃以西方民主为楷模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25年的五卅惨案中，美国的立场是和镇压群众的列强保持一致，并派出对付中国群众的登陆部队，其舰只数和军队人数都居第一。美国驻沪总领事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竟称中国学生被杀有理，国务院还予以发表，激起中国在美国留学生强烈反响。〔12〕

在这一事件中，美国不但是作为外国侵犯了他国主权，而且在原则上违背它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这可以用两个理由来解释：（1）在实际利益和道义原则之间总是依前者而决策；（2）种族等级的思想——美国人民应享受的权利不适用于中国人民。多数美国教会学校的行政当局也没有表现出对学生的民主和宽容，其中圣约翰大学卜舫济校长态度最强硬，以至发生了著名的部分师生被迫离校另外组建光华大学的事件。

五卅运动是在中国广大人民反帝高潮中产生的，美国的态度更加强了当时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加了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动力，并且使传入中国不久的马克思主义所指责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更有说服力。

2．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时期。1926年的北伐运动是一场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的急风骤雨的革命风暴，在高潮中革命军对外国人有一些过激行动，引起恐惧，不过旋即得到纠正。美国先是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北京政府，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甚至考虑过派兵保护自己的利益。在看到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的情况下，尽量争取这场革命最少触动美国在华利益，设法在各派中寻找可以合作的“温和派”。此时，蒋介石很快掌握了南京政府的领导权，并决心以联美为主要外交政策。美国终于确定了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方针，而把蒋介石看作是它一直期待的“铁腕人物”，认为他既能统一中国，又能提供条件，使美国把推进在华思想影响和实际利益统一起来。可以说，自19、20世纪之交以来，美国在中国各种派别间犹豫不定，种种自相矛盾的政策至此告一段落，开始了以后二十年以支蒋为主线的政策。从思想层面上讲，这一政策基本符合上面阐述的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思路：在当时高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蒋介石代表了温和的一派，可缓解美国对革命的疑虑；自从出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反共主义成为美利坚思想的一部分，对蒋介石镇压中国共产党当然是欢迎的；中华民国的基本建国理论和宣称的原则是以西方制度为蓝本，加以蒋与宋氏联姻和皈依基督教，更使美国产生可以按美国面貌改造中国的希望。尽管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但因有“训政”期之说，仍留下“可教育好”的余地。直到1946年司徒雷登任大使时，还设想过以美国的“训政”来代替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并要对国民党进行“教练”（coach）。〔13〕当然美蒋之间有矛盾、有斗争，美国支蒋的动机和程度也因形势而易。国民党人，包括蒋本人，原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美国有时给予了一定的尊重或妥协。例如1920年代末的“教育中国化”政策，在华所有的美资学校，不论是否情愿，都做出了顺应潮流的改变；大约到1936年左右蒋介石实行“新生活运动”时，是美国对中国期望最高的时候。至今不少美国人认为，如果不是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可望发展成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

抗日战争期间，尽管美国政府前期持观望态度，广大舆论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并对推动美国支持中国抗日起一定作用。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政府为了需要中国顶住日本，除物质上的援助外，于1943年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以取代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包括废除领事裁判权；大力支持中国战后恢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的正当要求；以及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主张中国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与道义原则相一致的时期。

到解放战争时期，蒋政权对美依赖日深，关系就日益不平等。美国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专制也日益不满，一方面支蒋打内战，一方面不断压蒋实行民主改革，蒋则一贯强调中国国情不同，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这种关系延续到1949年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从广义来说可以算到尼克松访华。蒋逃到台湾之后，实际上成了美国的保护地，关系就更不平等。在这期间蒋顶住了美国，保持民族主义原则立场，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分离台湾；同时以反共需要为名没有进行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改革。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的保守派更同情蒋，而自由派对蒋多所批评，实际倾向于台独势力。这种关系从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有所改变。从总体而言，在对华关系中美国支持蒋政府时间最长，最为一贯，也最符合它的外交思想。至今，美国仍把台湾的经济发展看作接受美援成功“毕业”的典范，把现在台湾的政治制度看作是在美国影响下“民主化”的成果。因此，撇开其他左右中美关系的因素不谈，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人的同情自然倾向于台湾方面，这点比在蒋家统治时期有过之无不及。

注　释

〔1〕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John S. Mill, On Liberty, Elizabeth Rapaport, ed.,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Indianapolis, Indiana,1978, pp.9-10.

〔3〕Alexisde Tocqueville, De la Democratie en Amerique, S.A., Paris: Robert Laffont, 1986, pp.47,49,365.

〔4〕《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9页。

〔5〕有关情况可参考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中译本），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顾学稼、林蔚、伍宗华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资中筠：《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已收入本书。

〔6〕《美国独立檄文》，载《国民报》，1901年5月10日。

〔7〕《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第1卷，第69页。“辣斐德”今译拉法叶特。

〔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GPO, 1915, pp.48-60.

〔9〕《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21—522页。

〔10〕《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8页。

〔11〕《独秀文存》，第389—391页。

〔12〕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05—106页。

〔13〕FRUS, 1946, Vol. X, pp.593-594.

三　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从意识形态上讲，美国的主流思想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在国共之争中，美国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支蒋反共，这点毋庸赘言。不过细分析起来也不完全如此，在此期间也有过几次转折，而且美国政府政策与一般美国人的看法有时相符，有时相异。就广大的美国人而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中国就知之甚少，不用说对中国共产党了。二三十年代有少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知识分子、记者到过解放区，对中共产生好感。他们写了一些报道，不过对广大美国公众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其中著名的当属斯诺的《西行漫记》。但是事实上，这本书对美国人产生影响是以后的事，在当时远不如其中译本对国统区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大。美国人对中共有所注意，并影响到决策层面，还是从抗日战争开始。〔1〕

1．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不满意蒋介石一是抗日不力，二是腐败无能；在这两点上中共提供了对立面。许多记者在重庆接触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并与美军延安观察团一道到解放区与共产党领导人交谈，看到了新气象，他们的报道形成一种舆论，认为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应该国共双方都给，并对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实力反共多所指责。有的进而认为国民党太腐败，中国将来的希望在共产党。持这种意见的在政府方面如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谢伟思（John Service），记者如白修德（Theodore White）等有代表性。谢伟思还曾持中共是“土改分子”之说（意即不一定实行苏式“共产主义”）。〔2〕罗斯福本人虽然最终迁就了蒋介石，但他并不强烈反共，对待国内左派人士也比较开明，其政府成员中也有美共或亲共人士。这当然与美、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是盟国这一大形势分不开，但是大批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也起了一定作用。

中共方面对罗斯福也有好感，并且对美国国内的“民主派”能发挥影响曾一度寄予希望，主要在两点上：战时，美援也给予中共的抗日部队；战后，阻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并影响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使共产党合法参政。所以在马歇尔调停开始时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欢迎，到后期则反是。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共当时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并不急于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1946年1月底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曾向马歇尔传达毛泽东如下的话：

……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要走美国的道路。因为中国今天没有社会主义化的条件，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但在今天不打算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施。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得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以达成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国家。

周恩来接着加了一段插曲：“外面有谣言说毛主席要去莫斯科，毛主席听到后，觉得很好笑。他说笑地说，他现在身体既不顶好，倒宁愿到美国去休养，在那里还有许多东西要学。”〔3〕

也许毛主席当时说这话有策略的成分，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他完全言不由衷，因为在《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中都提到中国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至于“美国式的民主”意味着什么，没有依据揣测毛泽东当时是如何理解的，说此话时认真到什么程度，但至少没有像以后表现出那种强烈的反感。凡此种种，再加以中国革命明显的独立于苏联的道路，美国决策圈中有一部分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一直寄希望于中苏分裂，经常研究中共到底是“中”的成分多还是“共”的成分多。但是这只停留在内部研究，并没有表现在政策行动上。在实践中，中共所感受到的是自马歇尔调停后期开始，美国支蒋反共政策日益明确。可以说，中共对美国彻底失望是在马歇尔调停失败之时。从那以后，中共的对外宣传中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给予否定和批判。

2．冷战中的思想对峙。美国则在毛泽东宣布“一边倒”之后，对在政策上能影响新中国暂时放弃了希望，但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仍未放弃。艾奇逊在《中国白皮书》卷首的呈总统函中还提到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的再显身手”。这句话引起中共方面极大的注意和强烈反响，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批判文章中在“民主个人主义”后面加了“拥护者”或“分子”字样，这就意味着艾奇逊心目中有一批具体的人是美国的希望所在，《毛选》中称之为“社会基础”。这使得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得不纷纷表态，强烈批判艾奇逊的说法。〔4〕紧接着，或者就是以此为契机，在高等院校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运动”。

1950年代双方互为敌人，尖锐对立，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松动余地。美国1950年的NSC68系列文件提出全面冷战的纲领，把思想领域中的斗争作为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遏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对外“宣传教育”是冷战的工具，为之制订了详细的政策目标和操作内容，提出要“进行公开的心理战，以鼓励群众性的对苏联忠诚的叛变”，“在选定的有战略意义的卫星国中进行隐蔽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战以鼓动和鼓励动乱和造反”。〔5〕还说“在苏联统治下的各国人民是潜在的盟友，应该培育他们最终获得解放的希望”。〔6〕美国这一名副其实的“思想颠覆”政策对东欧国家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例如“自由欧洲”电台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中的活动等等。而中国的情况则别具特色。中共领导不一定具体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但是对于美国有“心理战”之说是知道的，并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这种形势足以推动中共在思想领域的政策更向左转，增加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表现出来。

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分歧逐步公开化。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站在苏联的左边，指责苏联不再坚持马列主义，反帝不力，不支持革命，终至认为苏联已走上“修正主义”道路。1957年杜勒斯在答记者问时谈到了苏联发生的变化，说预期苏联将要发生的变化是“演进性的”（evolutionary），而不是“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还说“如果他（赫鲁晓夫）继续有孩子，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7〕

这段话在中国被概括为美帝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反复在宣传中出现，几乎家喻户晓。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发表“九评”公开全面批评苏共，并提出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二十五条”行动纲领。对内则强调阶级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提出在思想领域内实行全面专政，达到登峰造极。

美国在1960年代对中国的反应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当时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方面，对苏联在思想领域中出现的“解冻”以及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当然欢迎，同时认为中国更为僵化，更为危险。但是在民间，特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由反越战、反种族歧视的公民权利运动发展出反对美国现有社会秩序的思潮，除了在政策上主张美国应改变对亚洲以及对华政策外，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开始发生兴趣并产生好感，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由误读而加以理想化。当然随着对真相的进一步了解，以及后来中国自己对“文革”的否定，这种向往幻灭了。但是从那时开始的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热潮，对后来推动美国与中国建交，以及此后的中美关系的进展，都继续起思想舆论作用。

3．1970年代至1980年代尼克松决定打开与中国关系主要是从战略角度，也就是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的，暂时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但是自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否定了过去许多极左的说法、做法，确实在思想领域内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而当时的苏联比中国要僵化得多，于是中、苏易位，轮到苏联批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变化一片欢欣鼓舞，按照美国的理想来影响和改造中国的想法重又升起，有些人还对此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中国方面，在备尝闭关锁国之害之后，又一次发现自己落后许多，痛感需要急起直追，学习西方不再是大逆不道的事，美国又成为现代化最重要的参照对象。在人际关系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源远流长，断绝了几十年后很快又都接上了——家庭、亲友、师生，以及几代留学生的桥梁等等，美国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影响确实迅速扩大。对待这一现象的态度，在中国人中产生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十分向往，并且经常以对中国现状的不满与之相对照；一部分老革命与传统思想较浓的知识分子则对此感到不适应，抵制西方思想侵蚀的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于是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思想教育的一个内容，主要针对的就是西方思想影响。撇开政治以及其他因素不谈，就思想领域而言：美国要影响中国的欲望、中国一部分人对美国的钦羡，同中国官方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思想侵蚀的疑虑和抵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到1989年表现为意想不到的激烈冲突。

4．1990年代：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之后，在思想层面上，中美关系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美国人原以为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了（最反共的里根总统在1984年访华后的一次演讲中称中国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以示区别于苏联，作为他采取对华较友好的态度的依据，是很说明问题的），这回大失所望，广大舆论反应空前激烈，中国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发生180度大转变。加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许多西方人的心目中都当作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从那时起，中国和俄罗斯再次易位，中国在美国公众和传媒报道中总是负面角色。美国的“人权外交”就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以及西方舆论对中国又有变化，从预期中国现政权即将垮台转而夸大中国国力的增长，并对中国的意图产生疑虑，于是出现了“中国威胁论”。

在中国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在外交上一直强调淡化意识形态，就在1989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仍多次表明国家关系不受政治制度异同的影响。但是在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攻势下，对于“冷战”时期美国在战略上孤立、遏制中国，在思想上企图进行“和平演变”的疑虑重又燃起。这必然反映到国内的思想文化政策上。但与1980年代不同的是，政府与一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差距没有那么大。中国青年对美国的心态与1980年代已大不相同。对当前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过分夸大是不客观、不科学的，但是在知识精英中对美国的钦羡减少，批评意见增加则是事实。尽管许多人对本国情况并不满意，但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向往美国。一方面，这是由于了解多了，能做出客观冷静的判断，正是健康、正常的表现；另一方面，无可否认地与近年来两国经常发生摩擦有关。中国人有一种不公平感，在观念上与美国人距离很大。中国人自己的感觉是刚刚开始直起一点腰来，压抑了一百多年的民族愿望尚待实现，美国以及其他西方人已经在担心中国长得太高了；中国人在认识到全球化的趋势的同时，认为保卫主权仍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而美国和西方已在谈论“主权过时论”。尽管与前期相比，中国青年一代可能较多实际利益的追求而较少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而言，国家富强仍是共同的、深切的愿望。这种愿望对中国人说来刚刚有希望实现但是离目标还远，而美国的舆论已经在谈论“中国威胁”以及如何限制中国。在这方面，在中美矛盾中中国人肯定认同本国政府。可能令美国人不解的是，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过去几年来美国人以在中国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名义在诸多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结果。

当然，以上的概述只是作者的观察和感受，没有，也不可能就此事进行广泛的、合乎社会学规范的调查。

纵观百年来的历史，美国外交中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一贯的，可能因现实利益的考虑而暂时淡化，但是不可能放弃。美国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声明中一贯包含在其国界以外推行民主、人权原则的内容，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主要受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表现出来的是对不同的国家双重或多重标准，有时往往与极为专制的政权结好。在诸多与西方思想体系不同或对立的思想理论中，共产主义是最大对立面，也就是在美国外交中完全抹去反共因素不大可能。美国也不可能放弃干涉别国事务。百年来，美国人在与中国打交道中总是有一种要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的冲动，也就总免不了在期望与失望之间摇摆。中国方面百年来尽管政权性质有极大变化，但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思想影响的态度也有一贯之处：对爱国知识分子来说，它的民主制度以及较为先进的社会组织等等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更不用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了；而它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和强权政治又有伤民族自尊心，有时包括危害实际的民族利益，引起反感；在政府方面，有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以及实际的经济建设中对美国有一定的需要，但是往往把美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视为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威胁，特别是美国从意识形态偏见出发的舆论和干涉内政的种种举措更引起警惕和防范，有时影响到正常的文化交流。所以在中美关系中除去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外，在思想层面上有许多外加的复杂问题，为其他国家之间所少见。另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是极不平衡的：可以说美国总是出超而中国总是入超，或者说，美国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下去。

1996年

附记：此文最初发表于1996年。现在已过去十二年，国际形势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中美关系也注入许多新的因素。就本文的主题——思想文化层面的互动而言，某些方面可能有所消长，例如中国青年一代中民族主义情绪有所加强，而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增加疑虑。但是这些都是“量”的变化，本文所描述的总的态势和矛盾没有发生本质上变化。此次重新发表，除个别文字、标点外，不作任何修改和增删。——2008年作者识

注　释

〔1〕Kenneth E. Shewmak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1927—1945:A Persuading Encounter（Cornell Univ.Press, London,1971）一书专门论述早期美国人对中共的印象；另外可参看Stephen Mackinnon & Oris Frieshen, ed.,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U.C. Berkeley Press,1987）；Peter Rand,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5）。

〔2〕可参看J.W. Esherick, ed., Lost Chance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1974; Theodore White & Annalee Jacobe: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Inc.,1946.

〔3〕1946年1月31日周恩来同马歇尔谈话，《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92—93页；FRUS，1946，Vol.9，pp.151—152。

〔4〕毛泽东连续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白皮书》的文章，除《“友谊”还是侵略》一篇外，其余四篇每篇都有对艾奇逊关于“民主个人主义”的话的强烈批判。《人民日报》在《白皮书》发表后的一个多月内几乎每天都登载批判和表态的言论。

〔5〕FRUS, 1950, Vol.1, p.285.

〔6〕FRUS, 1950, Vol.1, p.454.

〔7〕Secretary Dulles' News Conference of July 2,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uly 22, 1957, p.144.

美国研究之我见

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发展美国研究的意义何在？目前流行的说法是“为四化服务”，或作“智囊”。当然，这种说法适用于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于美国研究为然。如果不是作狭隘的、短视的、急功近利的理解的话，当然没有错。但是这仍不能完全概括。我认为，美国研究的意义可以分几个层次：

1．在中国全面开放的今天，对全世界都应加深了解，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美国这样一个大国，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过去或为敌，或为友，与中国有过特殊的关系，今后还要长期打交道。这中间可能有愉快的合作，也可能有痛苦的摩擦。互相了解愈深，则愈能妥善处理双方的关系。无论是外交、贸易、文化交流莫不如此，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在研究目的中最浅近的一个层次。

2．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对世界局势有独特的影响。方今世界上作为单独的国家只有美、苏能左右战争与和平，地球上几乎每个地区都可能感觉到它们的影响。离开了对美国的力量、意愿、战略、策略以及短期或长期利益所在的估计，就无以观察整个国际局势。对美国肤浅的、简单片面的了解往往会导致对整个国际局势的错误估计。而要真正了解美国的对外关系，又必须了解造成这种关系的诸多内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必要对美国作全面的、深入的研究。

3．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其历史背景、地理条件、发展道路以及价值观念等，无不与中国成鲜明对照。在中国今天探索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系。美国已经证明流弊很多的经验固不可取，即使在美国是成功的、行之有效的，多数也未必能照搬到中国。但是有没有这个参考系，有没有这个借鉴，对中国人了解自己，提高对世界的认识，研究各种选择的利弊得失，却是大不相同的。中华民族要振兴，必须打开胸怀，吸收新鲜的养料。“坐井观天”当然不行；像林鍼那个时代那样“以蠡测海”，也已远远不够了。现在有必要，也有充分的条件寻根究底，观其全豹。至于必须知所取舍、善于消化，这是当然的，但这个命题也只有通过深入的而不是一知半解的研究来得到解决。

4．美国之为美国，既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部分，又有其自成体系的独特发展道路。对于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美国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值得研究的典型。这对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都适用；而这又使“美国研究”本身足以成为一门综合学科。这种研究在中国是新的，有许多问题待解决，在理解上也很不相同。但是作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学问的一部分，是大有可为的。

以上是个人浅见。如能成立，那么对研究的意义就不宜作“立竿见影”的要求。不必一篇文章提出一项具体建议为决策者所采纳才算起了“智囊”作用;美国的某项经验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才算是“为四化服务”。一般说来，学术研究最终能够发生社会效用的周期长短不一，或十年，或百年，“立竿见影”的情况是有的，但不是通例。归根结底是面对全社会，起开发民智的作用。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如果说作“智囊”，应该是作全民族的“智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美国研究也许可以从根本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走向现代化作出一些贡献。这应当不算陈义过高。

1987年

题注：此文是1987年《美国研究》创刊号的第一篇《中国的美国研究》最后一部分。那篇文章是代发刊词，前面几节概述了自19世纪中国人最初知道美国开始，到本文发表为止，各个历史阶段中国人对美国的观察和研究的情况。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可能有些冗杂，故略去。但最后一段作者对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的观点，本人认为现在仍有意义，在急功近利的学术空气中也许作为另一种视角，仍有参考价值。——2011年作者识

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由来

——1945—1950年美国对台政策的起伏

根据1943年12月《开罗宣言》、1945年7月26日英美苏《波茨坦公告》，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包括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等，都归还中国。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台湾受降主官陈仪在受降后，广播讲话宣布：“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台湾在被日本侵占50年之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但是战后中国发生内战，结果是共产党在大陆全面胜利，国民党政权逃至台湾，从此又呈分裂状态。本属中国内部问题的台湾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主要症结，这是怎么形成的？作者喜见美方最新的解密档案〔1〕，遂根据这些档案资料，就1945年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段期间美国对台政策演变做一梳理。

注　释

〔1〕根据美国30年后解密档案的制度，作者在1981年看到图书馆收到的最新解密的《美国外交》（FRUS）到1950年。

一　罗斯福政府积极主张台、澎归还中国

美国罗斯福政府是台、澎战后归还中国的积极主张者。早在《开罗宣言》之前，1943年3月间，罗斯福在与英国外交部长艾登和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的一次会见中就向他们谈到，美国主张把“满洲”和台湾归还中国。英国方面对此没有表示异议。《开罗宣言》也是在罗斯福积极推动下，支持蒋介石的要求，取得英、苏同意的。〔1〕

当时美国力主战后将日本侵占的领土归还中国，有几方面的原因：战时能促蒋抗日；战后有助于以华制日，还可以华制苏。美国设想，战后中国将是东亚最重要的盟国，战略重点在于防止日本作为军事强国东山再起。《开罗宣言》的实质精神是瓦解日本帝国，把日本的领土恢复到本土四岛。台、澎归还中国符合这一目标。罗斯福的亲信哈里·霍普金斯曾说过，由于战后日本可能重新成为美国的敌人，美国需要在菲律宾、台湾以及“任何我们愿意的地方”建立军事基地。〔2〕同时，这又符合道义原则，体现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必能赢得全体中国人民的拥护。在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前，美国一直维持这一战略思想。

注　释

〔1〕赫伯特·费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他们进行的战争与谋求的和平》（以下简称《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普林斯顿，1966年，第247—254页。

〔2〕约翰·戴维斯：《抓住龙尾——美、英、日、俄与中国以及相互之间的遭遇战》，纽约，1972年，第279—280页。

二　“台湾地位未定论”初步酝酿，遭中方强烈反对而搁置

（一）国民党在台统治不稳，引起美国考虑干预

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不久，其统治即引起当地人民极度失望和不满，种种复杂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台独”分子乘机活动。当时美国官方的态度是不介入矛盾，但是从那时起有关官员已感到台湾局势不稳，怀疑蒋政权统治台湾的能力，开始主张美国干预。

1947年3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向华盛顿建议，以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为由，用联合国名义进行直接干涉，同时向中国保证，待有了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中国。这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方案的先声。不过这份建议书肯定台湾人民“强烈愿意有中国公民的地位”，他们反抗的只是现政府。〔1〕

5月1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巴特沃思致函国务卿，认为台湾人民与他们的国民党“解放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对美国“潜在的”利害关系极大。〔2〕5月26日，刚卸任的驻台副领事乔治·克尔向国务院远东司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首次提出应付“台湾可能为共产党所控制”的问题。为了阻止中共控制台湾丰富的资源和轻工业潜力，台湾必须置于联合国或美国监督之下。〔3〕同年8月，魏德迈使华过程中到台湾进行了详细调查，向马歇尔报告称，台湾物产丰富，能源充足，铁路、公路良好，人民教育水平高，与大陆成鲜明对比。他还说，台湾人民曾热切盼望从日本枷锁下得到解放，但是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了敌对情绪，现在“有迹象表明台湾人对美国监护或联合国托管是会接受的”。〔4〕（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持此见者，不仅是魏德迈一个人。

（二）中方的强烈反对使此论暂时作罢

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国舆论界的注意。台湾刚刚归还祖国，又要被分割出去，中国朝野无论哪一派都不可能接受。11月27日，上海《新民晚报》刊载文章，揭露美国报纸鼓吹“台湾托管”的言论，美国在台湾建立空军基地，用台湾的工厂制造飞机配件等情况，并引用美联社的报道称，美国“野心分子”正利用目前中国的危机，积极争取台湾上层人士，推动台湾“托管”。〔5〕

蒋介石还有自己的打算。1946年10月，大规模内战开始时，蒋介石偕宋美龄“巡视”台湾后在日记中写道：“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又说：“巡视台湾之收获，较诸巡视东北之收获尤大，得知全国民心之所向。”〔6〕当时蒋介石大约不会料到三年之后会被从大陆赶到台湾，但是他看到台湾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企图以之作为进行内战的后盾的想法已经形成。他决不肯同意放弃台湾。

在这一背景下，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于1947年12月发表长篇讲话，以强烈的措辞驳斥分离台湾的企图。他说，谣传台湾人民希望脱离祖国而愿受外国的统治，这一说法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的侮辱，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他回顾了台湾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以及归还中国的经过，然后说，在战后可能远东有一些遗留的问题有待对日和会解决，但是台湾问题早已决定，《开罗宣言》已明确指出台湾应归还中国。失物应归还失主是合乎逻辑的。最后他表示坚决反对在对日和会上讨论台湾问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六百万台湾人民和四万万五千万大陆的中国人民将不惜为之流血斗争。〔7〕

与此同时，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茨赶忙举行记者招待会，对《新民晚报》的报道进行辟谣。嗣后，国民党当局采取措施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此议告一段落。〔8〕

尽管当时分离台湾尚未成为美国政府的最高决策，美国官方对外也一再声称不介入台湾事务。但是根据上述种种蛛丝马迹，再证之于一年多以后美国决策集团对台湾提出的各种方案，美国对台湾的构想此时已略见端倪。

三　分离台湾的决策

1947年春，美苏“冷战”态势已成，中国内战胜负未卜。美国主张台湾归还中国，是以整个中国留在美国势力范围内为前提的。如果这一大前提起了变化，整个形势相应发生变化，如果大陆不保，也要千方百计保住对台湾的影响，这就是“分离政策”之由来。

1948年秋冬之际，美国政府对蒋政权已经失望，在酝酿从中国内战中“脱身”的同时，开始认真考虑把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开处理。

（一）“阻止台澎落入共产党之手”的政策目标

1948年11月，国务院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估计：一旦台湾及其附近岛屿置于“可能受克里姆林宫指使的”共产党政府管辖之下，美国的安全可能受到何种战略上的影响？同时指示奉调回国的驻菲律宾参赞经过日本时就此问题征询麦克阿瑟的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的意见大致相同，都认为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在中国大陆易手之后，台、澎地位更加重要，必要时可以用作战略空军行动的基地，并据以控制邻近航道；（2）如果该地区为“不友好的”力量所控制，一旦发生战争，“敌人”就可以利用它控制马来亚地区到日本的航道，并进而控制琉球及菲律宾；（3）目前台湾是日本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主要来源地，如果切断这一供应来源，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负担而不是资产。基于以上考虑，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出结论：“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从而保证其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麦克阿瑟进一步发挥说，苏联当时只有西伯利亚一条运输线，如果利用其现有港口，50年内不可能向美国远东防线发动两栖攻势。但是随着“满洲落入苏联手中”，中国大陆又为共产党所控制，形势逐渐对苏联有利。如果台湾为其所利用，会使美国在远东的整个防线被打断。他并不建议美国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让该岛为苏联所利用。

那位驻菲律宾参赞在报告了麦克阿瑟的意见之后，提出一个问题：“现在我们都醉心于这样一种假设，就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政府自然就会请苏联把它的领土作为从事军事活动的基地，这是否是必然的结果呢？”他这个问题提得一针见血，但是未得到答复。而美国政府从干涉中国内战到做分离台湾的文章，的确就是以这一假设为出发点的。〔9〕

当时，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还不是迫在眉睫之事，但是台湾岛内局势很不稳。美国政府担心中共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控制台湾：（1）利用台湾人对国民党的不满，从内部发动反抗，推翻国民党政权；（2）南京政府在打不下去时，与中共达成妥协，成立实际上由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由这一政府来接管台湾。

1949年1月李宗仁任代总统时，美国这种担心尤甚。15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致驻台总领事克伦茨一封绝密信中说：

……倘若意料之外的事果真发生了——而中国人是有办法妥协的——如果你接到指示要你说服台湾当局同大陆的任何安排脱离关系，维持一个分离的政权，请不要感到惊奇。不过我们希望在给他们帮助的同时避免太明显的联系。〔10〕

信中所说“意料之外的事”是指李宗仁可能与中共达成妥协。

与发出此信同时，国务院向总统提出了一份全面对台政策的报告，几经补充，到3月初正式由总统批准，成为美国对台基本政策，直到1949年底，大体按此政策办事。该基本政策目标是：“不让台、澎落入共产党手中”，“为达此目标，最切实的手段就是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分离开”，而美国则要避免“公开地、单方面地为它负责”。〔11〕这是美国首次明文确定以割裂中国领土为政策目标。

（二）军事手段不可行

关于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国务院曾要求军方回答一个问题：如果美国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不足以阻挡中共的力量到台湾来，是否可以考虑军事手段？参谋长联席会议经过研究后，于1949年2月提出报告称：“目前在台湾承担任何的军事义务都是不明智的。”因为美国在全世界承担的军事义务已与其实力不相称，特别是假设在台湾其他手段都失败而必须使用军事手段时，那需要投入的兵力将是大量的，这就会使美国无力应付其他地方的紧急情况。另外，台湾对美国在战略上固然有其重要性，但还没有像诸如冰岛等地区那样与美国的切身安全有关。但是，军方又建议，鉴于台湾的重要性，可用少量军事力量，支持政治行动。例如在台湾的一个或数个港口停泊少量舰队，辅以为维修、士兵娱乐以及空中通讯等所必要的有限的岸上设施。〔12〕

这一意见遭到国务院强烈反对，认为美国既然最后不打算大规模用兵，此时任何显示武力的做法都有害无益，对阻挠共产党扩大影响起相反的效果。艾奇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阐明对台政策的一次发言中对这一思想作了明白的阐述，他说：

我们企图发展台湾分离主义，就必然会碰到正在席卷广袤的中国大陆的潜在的要求收复失地的威胁。正当我们谋求利用苏联在满洲和新疆制造出来的收复失地的真问题时，我们特别希望避免冒出一个美国制造的收复失地的怪影。公开表示美国在台湾有利可图，从而破坏美国在中国正在出现的新地位，这代价是我们付不起的。在我们思想中的一个主要之点是：如果想要使我们当前政策在台湾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必须小心掩盖我们想使该岛脱离大陆控制的愿望。

艾奇逊为此竭力反对美国在台湾显示哪怕是少量的武力，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对分离台湾这一敏感的行动进行“遵守纪律的合作”，要大家牢记，必须“克制对台湾表现出热心”〔13〕。

最后经总统决策，采纳了国务院的意见，暂时排除使用军事手段（包括使用少量军力），而定为“通过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不让共产党取得台湾”。出于同样的考虑，决定美国从青岛撤出的海军暂不进驻台湾。

但是，军事手段并非就此不考虑了。艾奇逊又要求军方在思想中不排除将来可能需要与其他“友好力量”共同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他的设想是，到那时可以以满足当地人“自决”的“合法要求”为名，通过联合国，集合其他有同样想法的国家进行武装干涉。

到1949年8月，在各种手段都行不通之后，国务院感到有可能出现需要使用武力的局面，再次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美国用军事力量实现以下两种任务的能力：（1）在未取得国民党同意下强行占领台湾；（2）与目前台湾当局取得协议占领台湾，同时负起维持内部治安及对外保卫该岛的责任。对此，军方的回答与以前一样：一言以蔽之，依然是力不从心。〔14〕

四　种种分离台湾的方案

当时美国对蒋介石严重不信任，总的打算是弃蒋另图，为此曾提出过以下各种方案：

（一）阻止蒋介石来台湾

1948年秋，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涌向台湾时，美国驻台总领事克伦茨一再向国务院发出警告称，“委员长”及其政府的主要部分如果迁台，必将危及台湾的“和平和安全”。他甚至考虑到在发生动乱时美国人员撤退问题。美国国务院也认为“委员长”一旦来到台湾，会把大陆的混乱带来，实际上也守不住台湾。司徒雷登还提醒美国，为了争取台湾人的好感，决不能表现出协助国民党政府迁台。因此，美国当时的做法是尽可能阻止蒋介石以台湾为最后据点。〔15〕

1948年11月，克伦茨与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秘密接触，事后向华盛顿报告称，魏表示在取得美国1000万美元的贷款作为“心理上”的支持的条件下，他可以实现台湾“自治”，并说服蒋不来台湾。显然此时魏道明的立场与前一年发表激昂慷慨的维护国土主权的讲话时已发生很大变化。〔16〕据李宗仁告诉美方，在蒋介石新年“引退”时，魏道明曾向克伦茨透露蒋去台湾的打算，克伦茨“顺便”提到，由于对日和约尚未签订，台湾在“法律上”还不是中国领土，当时蒋决定去奉化而未立即去台湾与美国这一态度有关。〔17〕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打消以台湾为最后据点的初衷。他把巨额黄金、外汇、军火先运到台湾，并且于1949年1月撤换了魏道明，改派其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尽管美方意识到，“陈诚是会对委员长紧跟到底的少数将领之一”，却还是希望能争取陈诚按美国的意图办事。陈为争取美援，也曾向美方做了一些迎合的姿态。最后还是表示，自己追随“委员长”二十年，不可能拒绝其来台。美国遂决心不同他谈经济援助事。〔18〕

1949年5月26日蒋介石终于到达台湾，美国阻蒋来台的企图宣告失败。

（二）在台湾培植取代蒋的势力

同在大陆时一样，美国在敦促执政者进行“改革”的同时，物色代理人以取代蒋的嫡系势力。其对象主要是两种人，一是国民党内部的“开明派”，一是反共的台独分子。

在国民党内部，在蒋抵台之前，美国属意孙立人，希望他取代陈诚为台湾省主席。李宗仁也向美方表示，准备任命孙。但是李名为代总统，人事权却仍在蒋手中，李自己不便向蒋提出，希望美方提。美政府指示司徒雷登相机谨慎表态，同时又指示其驻台代表在台湾不要公开卷入，以免陈诚如换不掉，以后不好相处。陈诚得知后，以攻为守，主动表示愿意让位于孙，反要美方向蒋打招呼要他不要阻挠。蒋也在溪口召见孙，请他回台湾好好训练军队，使孙感到蒋态度“特别亲切”。〔19〕但是蒋的实际做法是，将台湾军政大权都集中于陈诚，大力加强陈的地位。到1949年6月，孙立人见到美国人时“情绪低落”，责怪李宗仁和美国人未及早行事。〔20〕

美国属意的另一人是吴国桢。吴原为上海市长，上海解放前夕到台湾。吴也是美国留学生，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比较开明、干练，有别于国民党老派官僚。〔21〕吴到台北后，起初扮演美国与陈诚之间中间人的角色；在蒋介石到台湾后，又以一面促蒋改革、一面争取美援为其主要活动。美国当时认为理想的人选是吴任台湾省主席，孙立人掌军权。

蒋介石本来对美国所属意的人都不信任，但是到1949年12月，美国“脱身”政策已很明显，蒋为拉住美国，遂同意让吴国桢当省主席，起初只让他当“代主席”，限他一个月之内得到美援，然后再正式任省主席，后来勉强给予正式任命。〔22〕在此以前不久，蒋以孙立人代彭孟缉为“台湾防卫司令”，这都是投美国之所好以争取美援。美国已看出这一点，但此时不再给蒋以新的军援的政策已定。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意图是要把台湾与大陆分隔开，由吴国桢等人主持分离政权；而蒋介石的目的是要美国支持他以台湾为据点“反攻大陆”。二者意图相左。最后，吴、孙二人都不能见容于蒋，吴被迫于1955年辞职，流亡美国，帮助吴出国的王世杰等也受株连被撤职。孙立人于1955年以“匪谍”同谋嫌疑被长期软禁。

所以美国在人事上与蒋介石斗法，也以失败告终。

至于“台独”分子，在那一段时期中，美国驻上海、广州、香港的使领馆与各种自称反共的、名目不一的“台独”分子保持联系。这些人向美国讲述他们的“运动”和计划，从完全独立、托管、由麦克阿瑟接管，直到恢复日本统治，不一而足。而所有这些，都以取得美国公开支持，给予物质支援，甚至出兵为先决条件。还有人写信呼吁美国立即出兵占领台湾。美国尽管一直以很大的兴趣注意这方面的活动，并设法物色可以扶植的人选，但结论是：“没有新的证据表明当地主张独立的团体在人数、组织、武装和领导方面足以击败（在台湾的）驻军而建立反共、亲美的台湾当地人的政府。”所接触的人都是“自封的”革命运动代言人，所言不实，“完全缺乏现实感，没有任何武装和群众基础，完全指靠美国来替他们实现其目标，还要养活他们终身”。〔23〕美国支蒋反共已经力不从心，要支持这些毫无根基的人来既对抗国民党又对抗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当然更办不到。所以美国虽然同情“台独”，却无法依靠这方面力量实现其政策。

（三）公开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

1949年4月15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德莫特发表谈话称：“台湾地位在战时与库页岛完全一样，其最后地位将由一项和约决定。”〔24〕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在此以前，只是暗中酝酿，作初步试探，已引起强烈反应。1949年3月，由刚去职的前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台湾发表公开讲话，针锋相对地提出：台湾是“收复失地”，不是“军事占领区”，中国对该岛的内政外交有绝对主权。自1941年中国对日正式宣战以来，《马关条约》已经失效，自那时起台湾在法律上就已归还中国，到战争结束时再从日军手中实际收回。他并要大家对“帝国主义实现直接或间接控制台湾的企图”〔25〕提高警惕。

麦克德莫特公开讲话后，在台湾引起议论纷纷，或说是对王世杰讲话的回应，或说是美国准备向分离台湾采取“积极”态度的第一步。一个月之后，艾奇逊致电美国驻广州代办克拉克，告以上述新闻发言人讲话确实代表美国观点，并说从王世杰此前讲话及中国舆论的反应来看，说明中方早已知道美国这一观点。艾奇逊还指示克拉克告驻台公使不必再“顺便”与陈诚提此事。〔26〕这样，美蒋双方都了解了对方的意图。美国放出此风，是为以后有机会时进一步行动留下伏笔；国民党方面也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关于“台湾地位未定论”暂时到此为止。

（四）对华经济援助重点转移至台湾，同时加强对台控制

1949年美国关于对台政策的文件中还有一条是继续通过“经济合作署”给台湾以经济援助，帮助其建立能“自立”的经济。但是要向目前的台湾当局提出几点要求，促其改进工作，作为援助的条件。同时决定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到台湾，向台湾省主席提出美国的条件，得到他同意后，再允予援助。〔27〕

1949年3月，美国政府在向国会提出延长《1948年援华法》的提案同时，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其中主要是所谓“灵活条款”，授权总统决定援助对象。在讨论过程中有议员问负责解释该议案的巴特沃思：修正案措辞的意图是不是允许给那些“既不在共产党又不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的岛屿”以援助，巴特沃思作了肯定的回答。〔28〕这位议员的表述方式道出了美国当时对台湾的设想，即援助不一定通过国民党政府。在实践中，自1949年起，在国务院建议下，美国的对华经济援助已经大幅度增加给台湾的比例。上海解放前夕，原准备运往上海的货船奉命转向香港时，艾奇逊曾表示，以后这些物资都可运向台湾。但由于美国当时对陈诚不满意，对台的经援拖了一个时期。〔29〕

美国一方面为加强对台控制，感到有必要派高级官员驻台；另一方面，又不愿把驻台机构升级，克伦茨于2月调回国后，只留一名二等秘书衔的领事埃德加主管领事馆。于是，采取了迂回的手法：1949年2月，派原驻华公使默钱特到台“监督”美在台各项工作，艾奇逊嘱其避免给人以正式调台工作的印象，可在台湾与南京之间经常来往，实际上在台时间居多。这样，可以避免表现出美国特别重视台湾。〔30〕

美国此时的做法是狡兔三窟：司徒大使留在南京，一面与李宗仁周旋，一面等待与中共打交道；克拉克代办随孙科政府到广州，一面继续维持与蒋的关系，一面与反蒋分子进行接触；默钱特到台湾，为分离台湾做准备。

（五）为实现台湾“托管”争取国际支持

利用联合国名义，行美国控制之实，本来是国务院一批人最属意的方案。特别是1949年6月以后，靠以上种种方式实行分离台湾似乎都无望成功，于是依靠国际力量之说又起。国务院又提出一份政策建议书，重点是立即向联合国提出台湾问题，要求召开特别联大，由美国发表声明，说明《开罗宣言》发表时所预见到的与台湾有关的战后形势没有成为现实，同时中国政府在台湾“治理不当”已使其丧失在台湾行使主权的权力，因此台湾人民有权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云云。〔31〕7月间，政策设计司司长凯南进一步提出要立即推翻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实现大陆与台湾分离，最好说服菲律宾、澳大利亚等远东国家发起国际行动，美国要使这些国家相信这是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并答应对其安全给予必要的保护。如果不成，美国可以宣布单方面对台控制。根据这项计划，要通知孙立人，争取其支持；并且告诉蒋介石，他如还想留在岛上，只能作为政治避难。〔32〕

问题是，首先需要有关国家同意采取行动，最重要的是英国的态度。当时英国政府已在积极考虑承认中国即将成立的新政权。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向美方表示，西方国家肯定不应该容许共产党接管台湾，但是英国决不准备为此采取行动。9月份，英国外交部向美国正式表明英国对台湾的四点意见：1．估计中国国共两党都将对台湾提出主权要求；2．没有四大国协议无法改变目前台湾的法律地位；3．不大可能将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这样做害多于益；4．谁控制台湾要看国共斗争的结果，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的可能性很大，很难阻止，只有希望共产党占领该岛时不引起太大的破坏。〔33〕至此，英国的态度已很明朗，决不愿做任何事帮美国实现其对台意图，特别是不赞成将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更不用说替美国出头了。

其后，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英国一再向美国正式交涉，对美国继续向台运送军火物资表示“关切”，因为如果共产党接管台湾，取得这些武器，就可能加强对香港的进攻能力。英国特别要求不要运坦克和B-25轰炸机。〔34〕

英国态度如此，英联邦国家更不会单独为美效劳。

法国态度与英国差不多，法国在台湾更少利害关系，而且在对付印支人民的独立斗争中自顾不暇，更不会为美国出头。11月巴黎外长会议时，法国外长舒曼曾就美国继续向台湾运军火事向艾奇逊表示了与英国同样的“关切”，因为怕共产党用这些武器进攻印度支那。〔35〕

由美国自己出面在联合国提出，则违反艾奇逊一再强调的必须“掩盖”美国真实意图的原则，何况主要盟国不同意，未必通得过。

在蒋介石方面，没有迹象表明可能同意这一项计划。蒋一心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好趁机在美国支持下“反攻”大陆。即使可能作为权宜之计，接受所谓联合国“托管”，也一定要以美国支持其将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为前提。这与美国的意图根本相悖。〔36〕

更重要的是，即使通过某种途径，这一方案竟然在联合国得以通过，要付诸实施仍需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因为蒋集团既可能予以抵制，共产党更可能根本不予承认，照样进攻。而美国已排除对台湾用武力的可能。又回到了原点。

所以，诉诸国际力量的如意算盘实际行不通。

五　回到有条件的支蒋

以上种种方案都行不通，蒋介石于1949年5月底到达台北，尽管名义上没有复出，实际上大权在握，美国人只得仍同他打交道。

1949年10月6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又通过一个文件，决定仍旧按3月批准的方针执行。落实的措施就是继续援助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通过“经济合作署”给予经济援助，“农村复兴计划”继续进行。关于军事援助，原来已经通过将《1948年援华法》延长至1950年2月，所以尚未用完的军援款项仍继续向蒋提供以购军火，但不再给予新的援助。〔37〕

但是根据1949年3月的政策文件，援助是有条件的，需向台湾当局说明：美国对国民党“治理台湾不当”很不满意，美国的态度取决于台湾改革的情况。目前已批准的援助还将继续，但要台湾当政者明确保证，制止大陆人员大量流台，在岛上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然后再予实施。今后是否还提供新的援助，要看对方表现。以上这番话，原来是准备由美方代表同陈诚谈的，后来因美国对陈不满，希望撤换他，遂拖了下来。到10月间，美国政府已确认蒋介石是“台湾的最终真正权威所在”〔38〕，所以指示其驻台总领事麦克唐纳专门找蒋介石谈这一番话。比3月的说帖多加的一个要点是：“美国无意承诺以任何武装力量保卫该岛。”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的原草案中有“美国对台湾没有企图，也不谋求在该岛建立军事基地或任何特权”字样，在定稿中被删掉了。而这句话后来出现在1950年1月杜鲁门的声明中。可见在1949年10月时，美国政府内部对这一点还有不同意见，没有下决心。另一方面，麦克唐纳建议向蒋提出一些有关改革的具体要求，为艾奇逊所否决，理由是美国目前不宜承担做中国政府顾问的义务，以免越卷越深。〔39〕这一点也证明，美国确是在为与蒋拉开距离做准备。

11月1日，由麦克唐纳将事先准备的说帖向蒋介石本人逐字宣读。据称，蒋虽然对批评他“治理不当”流露不悦，但对于美国决定直接同他打交道这一点还是十分满意。一星期后，蒋亲自召见麦克唐纳，递交了答复美方意见的“备忘录”。该“备忘录”对台湾的改革作了许多许诺，表示愿意接受美国有关这方面的任何建议，最后落脚点还是要求美国给予军事援助。蒋并指示陈诚于11月9日发表“关于台湾形势的声明”，呼吁美国加强军事援助，具体要求美国派军事顾问团。〔40〕

从1948年底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反复研究，做了许多文章，特别是想弃蒋另图。结果绕了一圈还是回到在大陆已经失败的“有条件援蒋”的政策。美国面临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仍然不能辞干涉中国内政之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反帝的矛头不可避免地集中在美国身上。所以这项政策的提出者自己也说：“这并不是在满意与不满意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几害相权取其轻。”〔41〕

注　释

〔1〕FRUS，1947VII，第433页。

〔2〕沃伦·柯恩：《艾奇逊及其谋士与中国》，载《未定之秋》，第25页。

〔3〕FRUS，1947VII，第467页。

〔4〕FRUS，1947VII，第725页。

〔5〕FRUS，1947VII，第471—474页。

〔6〕《蒋总统秘录》，第14册，10月26日，“本周反省”；10月31日，“本月反省”。

〔7〕FRUS，1947VII，第477—479页。

〔8〕同上，第475—476页。

〔9〕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NSC37、FRUS、1948VIII，第261—262页；前驻菲律宾参赞弗莱克塞报告，同上，第263—265页。

〔10〕美国国家档案馆文件，RG59，第16箱，Lot，第56D151号。

〔11〕FRUS，1949IX，第265—267页；NSC37/1，同上，第270—275页；NSC37/5，同上，第290—291页。

〔12〕NSC37/3，FRUS，1949IX，第284—286页。

〔13〕同上，第294—296页。

〔14〕FRUS，1949IX，第369—371、377—378页。

〔15〕NSC37/2，FRUS，1949IX，第268、272页。

〔16〕FRUS，1948VII，第601—602页。

〔17〕FRUS，1949VIII，第288页。

〔18〕同上，第308、333、338页。

〔19〕FRUS，1949IX，第298—300、306、312页。

〔20〕同上，第352页。

〔21〕FRUS，1949VIII，第91页。

〔22〕同上，第441、445页。

〔23〕FRUS，1949VIII，第276—278、280、303、323、324—326、334、383—384、386—388页。两段引语分别见第303页及FRUS，1950VI，第257页。

〔24〕FRUS，1949IX，第328页（注）。

〔25〕同上，第304—305页。

〔26〕同上，第332、336页。

〔27〕FRUS，1949IX，第290—292页。

〔28〕《美国参院外委会关于国际关系行政听证会，1943—1950》，VIII，第1卷，第375—376页。

〔29〕同上，第333—341页；FRUS，1949IX，第607、635、638页；《划线》，第44、47页。

〔30〕FRUS，1949IX，第287页。

〔31〕同上，第346—350页。

〔32〕同上，第356—364页。

〔33〕FRUS，1949IX，第341—343、390页。

〔34〕同上，第425、435、442页；FRUS，1950VI，第256页。

〔35〕FRUS，1949IX，第269、436页。

〔36〕1949年11月，蒋介石派郑介民到美国争取美援，见到司徒雷登，提到台湾以某种方式由联合国托管问题。司徒向他指出，如果交联合国托管，就不可能同时又是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和“反攻大陆”的基地。据说说服郑介民相信这一点“十分费劲”。FRUS，1949IX，第580页。

〔37〕FRUS，1949IX，第392—397页。

〔38〕同上，第404页。

〔39〕FRUS，1949IX，第402页（注），第403、405页。

〔40〕同上，第406—407、415—418页。

〔41〕同上，第274页。

六　决心放弃台湾

1949年10月15日，广州解放。11月30日，重庆解放。在此之前，“代总统”李宗仁已逃到香港，不久赴美就医。12月8日，国民党政府正式迁台。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如无美国军事占领或控制，台湾“大约将于1950年底置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1〕

到这时候，美国实际上面临要么出动军队冒与解放军直接冲突的危险，要么做出放弃台湾的抉择，而且形势逼人，必须很快做出决定。

（一）酝酿、争论和杜鲁门的裁决

1949年11月2日，艾奇逊与他聘请的“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共同制定了一份有关远东政策的决定，其中有关台湾问题否定了美国用武力或通过托管取得对台控制的方案。12月1日，默钱特提出一项备忘录，题目是“如果台湾陷落”，提出了三点关于台湾易手之后美国善后工作的建议：1．做好宣传解释工作，解释美国为什么未能防止此事发生；2．以台湾局势威胁和平为由向联合国提出提案，但不是为了挑起军事行动，只是为了让共产党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3．准备加强与菲律宾、日本及其他太平洋国家的防务联系。〔2〕这个建议完全是以美国不再插手台湾为前提，只是还要在政治上同中共捣捣乱，挽回美国一点面子而已。

其后，根据艾奇逊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驻台领事馆报告描述台湾情况是：权力集中在“无头衔的蒋委员长”、陈诚和秘密警察手中；国民党内部不团结、政治混乱、经济六个月至九个月后有崩溃的危险，认为只要给一点面子，国民党政府在目前情况下可以同意任何方案。〔3〕

以国务院为一方，主张完全放弃台湾；以军事部门为一方，主张以少量军援助蒋拖一个时期。各自的论据依旧，二者共同一致的前提是美国不能出动军队为“保卫”台湾而战，这点没有变。

艾奇逊阐述了更加深远的考虑，他说：台湾问题要从整个背景看，并且要看得长远些。即使采取了军方的意见，把台湾的“陷落”推迟一年，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太大：首先使美国再次卷入一场举世瞩目的失败之斗，从而丧失威信；更重要的是把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目标吸引到美国身上；使苏联有机会在安理会控告美国；美国在全体亚洲人民心目中成为腐败、威信扫地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者。此外，还没有人认为台湾在战略上重要到如果一旦丧失，真的会打断美国的防线，所以不值得为它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艾奇逊还否定了以台湾为秘密支持大陆的反共游击活动的基地的意见。〔4〕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两种意见同时上报。最后杜鲁门裁决：基于政治的理由，同意国务院的意见。国防部长约翰逊事后说，他在1949年12月间与杜鲁门一次谈话中发现自己的斗争已经失败了。〔5〕

可以说，到1949年底，美国政府基本上承认“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分离台湾”的努力已经失败，决定面对台湾可能为中共所统一的现实，准备从中国内战中完全“脱身”。

（二）为“放弃”作舆论准备

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出一份内部文件，题为“宣传政策文件——台湾”，供政府有关机构掌握关于台湾问题的宣传口径。该文件开宗明义点明，本文件要解决的问题是：“制定一项宣传政策，以便在台湾可能为中国共产党军队攻陷时，尽量减少对美国威信和其他国家士气的损害。”宣传要点主要是：强调台湾从历史上、地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纯属中国的责任范围，与美国无关，消除认为共产党占领该岛对美国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美国有责任“拯救”台湾等“错误印象”。特别提到避免把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提，并且不再提台湾地位要等对日和约再定。〔6〕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艾奇逊在国会为这项文件辩护时说，可能美国的政策并不真的认为台湾对美国军事上不重要，但是在遇到失败时，只能强调它没有什么了不起，才能鼓舞士气继续前进，这是宣传中的常情，当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减少对美国威信损害的目的。〔7〕

（三）杜鲁门声明与艾奇逊讲话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正式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该声明确认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2月8日通过的决议所重申的对中国的原则：尊重中国领土完整；要求一切国家避免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由外力控制的政权，或谋求特权，并称上述原则“在目前局势下对台湾特别适用”。声明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明确表示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声言：“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局势”；“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中的途径”。声明还特别表示，“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8〕

这是美国在将近一年对台湾的暧昧态度之后，最明确地表明遵守历次有关台湾问题的国际协议，决定不干涉台湾的一项政策声明，也是“脱身”政策的最后一个步骤。

这项声明中有一个钉子，就是“目前”二字。关于这一点，下文当再述及。无论如何，在1950年1月，美国是决定完全退出中国内战了。

同日，艾奇逊举行记者招待会，解释杜鲁门的声明。这篇讲话与以后的行动形成鲜明对照，值得多引几句。

中国人治理台湾已有四年。美国和任何一个盟国都没有对这一占领的权威性提出疑问。当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省的时候，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律师的疑问。这是被认为符合过去的承诺的。

现在，在有些人心目中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现在控制中国大陆的力量是对我们不友好的，因此，我们要说，“那我们要等一项和约”。我们在朝鲜并没有等待一项和约。我们在库页岛并没有等待一项和约。对于我们负责托管的那些岛屿，我们也没有等一项和约。

不论法律问题如何，美国不能用律师的语言来含混自己严正的立场……这关系到美国的基本正直性，关系到使世人相信，一旦美国采取一种立场，它将坚持下去，而不会因权宜之计或自己得利而改变。全世界必须相信，我们是坚持原则的，我们是尊严、体面的人民，我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说话只是为了进行利己的宣传，而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使我们坚持这一立场有困难时，就立即予以推翻。〔9〕

艾奇逊又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美国国务院称之为“美国基本立场”的著名讲话。这篇讲话详细分析了战后亚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摆脱贫困的基本要求和历史背景，并明确承认，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是这一潮流的一部分，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美国的援助只能起有限的作用，不能向别国人民提供“决心”、“意志”和“对政府的忠诚”。他重复强调，美国决不要干一些蠢事来取代俄国“不令人羡慕的地位”，而要坚持“谁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就是美国的敌人”的立场。

这篇讲话还提出美国在西太平洋必须保卫的安全防线，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到菲律宾，未提台湾。他明确说，美国对北太平洋（到朝鲜为止）与对南太平洋不一样，南太平洋地区除菲律宾外，主要应由当地人民自己负责。他分别列举美国对该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只字未提台湾。〔10〕

美国政府决定此时将内部决策公开发表，有以下一些背景：

1．应付国内斗争。

尽管杜鲁门做出裁决，国内的反对派并不因此罢休。

1950年新年伊始，上述宣传要点的内部指示，以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台湾决策的文件内容都被透露了出去，引起轩然大波。共和党亲蒋议员们向政府提出质问，要求政府公布文件全文，进一步要求对台湾采取更加“进攻性”的政策，等等。有一名共和党议员向顾维钧透露，共和党将就此发动进攻，中期选举有赖于此。〔11〕

在这种情况下，艾奇逊认为政府方面有必要明确表态，进行还击。国会中期选举在即，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可能不在公众中进行辩论。因此，决定及早公之于众，以便公开为之辩护。

2．配合整个亚洲政策。

美国在考虑从中国“脱身”的同时，调整了整个亚洲政策，决心大力争取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抵制“共产主义蔓延”。为此，必须对该地区人民摆脱外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表示同情。艾奇逊、巴特沃思等人认识到，美国一方面保证表示尊重亚洲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一方面又见机就把能到手的财产据为己有，将在亚洲丧失人心。〔12〕1950年1月杜鲁门声明发表后，艾奇逊在参议院外委会内部听证会上回答议员的质询，也阐明了这层意思。前面提到的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话，既是向美国公众解释政府政策，又是说给亚洲人听的。其中对亚洲人民的民族运动给予充分肯定，用了许多亚洲的“黎明”、“新生”一类的辞藻，并大力宣称美国是“亚洲人的朋友”。

3．再作一次努力争取中共疏远苏联。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代表团正式访问苏联，最初一个阶段在莫斯科受到冷落，谈判不顺利，美国感到还有一线希望可以在分化中苏上做些文章。中国有些民主人士一再向当时还留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美国外交官指出，如果美国阻挠解放台湾，它将失去全体中国人的好感，从而丧失在全中国的地位。1月2日，“美国之音”广播了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关于美国不准备用武力帮助蒋介石“保卫”台湾的讲话，驻上海总领事卡波特报告称：在上海的美国人听了都感到“如释重负”，他们本来“难以理解，台湾的战略价值有这么大，竟然压倒美国的长远利益，即利用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好感和正在增长的反苏情绪”。在中苏条约签订之后，卡波特还认为：“如果（美国）处理得巧妙，可以使北平与苏联的联盟即便不成为对苏联的负担也是可疑的资产。但是在大家都在谈论美国援助‘委员长’的情况下，很难达到这一目标。”〔13〕

此外，究竟如何对待新中国，美国政府还在举棋不定之中。

基于以上种种考虑，既然美国已认识到无法阻止台湾解放，不如抓紧时机公布美国的态度，可以取得主动。

七　走向重新干涉

到1950年初，似乎出现了中美关系的转机。但是此后不久，事态就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首先，杜鲁门的决策并不干脆，留下了一个尾巴。在1月5日声明发表之前，杜鲁门征求军方意见，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的建议，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句之前加上“目前”字样，并删去这句话中原有的无意“使台湾脱离中国”几个字。杜鲁门接受这一修改十分重要。事实上他本人在此以前已经把国务院起草的原稿中“美国无意”一词由将来式改为现在式，现在再加上“目前”字样，意思就更加明确。这正好说明杜鲁门政府当时决定放弃台湾十分勉强，是迫于形势不得已的，在措辞上已经为以后反复留下伏笔。〔14〕

艾奇逊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解释“目前”的含义时说，这就是说，如果美国在远东的力量遭到袭击，它有完全的自由，“在任何地方采取任何行动”以保卫其“安全”，不过艾奇逊当时重点放在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上。〔15〕由此可见，这一决策带有权宜之计的性质，与美国一再声明的“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原则无关。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反对放弃台湾的压力在1950年上半年迅速抬头。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为方便计，姑称之为“保台”派。

（一）军方

1950年1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做出决定：过去制定的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时不让苏联“得到”台湾的“紧急应战计划”有效期延至1951年底。〔16〕4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东南亚的战略形势提出看法，其中对中国在美国的亚洲战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比以前加强了，鼓吹美国采取“果断的”、“持续的”措施以“减少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压力”，并且说：“有证据说明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有所振兴并增强了效能。”〔17〕

在国防部内部，从4月到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连续多次提出建议书，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主张推翻杜鲁门1月5日声明的政策，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苏联已经接管了共产党中国”（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建议书提出：美国的短期目标是维持台岛的抵抗力量，能多久就多久（最好超过18个月，以争取时间加强菲律宾和印尼的防务）；长期目标是“永久”不让共产党得到台湾，为此要采取有深远意义的步骤，把一个“非共产党统治的台湾”与它的“非共产党的邻国”联合起来，最后达到一个“非苏维埃的中国”。建议提出了一系列短期和长期的具体步骤，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仍然包括“设法让蒋介石下台而支持其后继者，然后承认一个事实上的‘台湾民主政府’”。〔18〕

这段时期，国民党方面一直与国防部长约翰逊以及国防部其他一些人保持联系，争取支持。宋美龄曾于5月间致函约翰逊，请他本人，或派国防部人员访台，为艾奇逊所反对。〔19〕

还有一名有影响的“保台”人物是麦克阿瑟。他一向是重视太平洋地区战略思想的代表人物。1950年2月，他在东京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举行会谈后，表示完全同意他们对台湾的意见〔20〕他于5月29日和6月14日连续提出两份内容相似的备忘录，关于台湾对美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的提法比以前加强，声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台湾就好比一艘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极为理想，同时还可以把美国在冲绳或菲律宾的部队的反攻行动完全将死。”这就是流传甚广的把台湾比作“不沉的航空母舰”的由来，不过原意是说如果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就会被苏联利用，而不是美国把它当作航空母舰。结论是：台湾归还中国之说现在应重新考虑，“台湾最终的命运无疑取决于美国”，美国应该在这里“划线”，制止共产主义“扩张”。〔21〕

另外，美国海军对在台湾海域驻扎舰队一直很感兴趣。前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查尔斯·柯克一直是坚决支蒋派。此时他作为退役军人，以“私人”身份经常往来于台北、东京之间，成为蒋介石与麦克阿瑟的联络员。蒋介石通过他绕过国务院争取麦克阿瑟的支持。柯克常向麦克阿瑟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游说，危言耸听地说：“如果台湾落于共产党之手，就意味着落入俄国人之手，就意味着俄国人在台湾建立一支喷气式飞机部队，这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22〕当时还有美国记者发现，柯克及其他退役军人正在台湾帮助蒋介石制定作战计划，其中有在一年之内进攻大陆的设想，国民党当局并在征集另一支“飞虎队”。〔23〕

由此可见，在实际行动中，军方已经在实质上违背杜鲁门的“裁决”和声明行事，也并未受到制止。

（二）国会

1950年初，国会中的“中国帮”正是十分活跃之时，到2月份麦卡锡主义出笼，互相结合起来，导致对美国民主党政府自战时以来一系列对华政策的抨击。具体到台湾问题，杜鲁门声明和艾奇逊讲话的发表非但没有平息反对派的攻击，反而引起更高一浪的反对。“保台”的意见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主张继续加强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一类主张朝着撇开蒋介石，以某种方式造成台湾独立的方向进行。其中有两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有代表性的方案。

一是前总统塔夫脱。他主张美国派海军驻台湾海峡，不主张动用美国军队，或占领台湾，但是只要美国舰队驻在台湾海峡，美国政府声明不允许共产党占领台湾，就足以阻吓中共。他认为苏联决不会为台湾而与美国作战，中共如无苏联帮助也不会与美国直接打一仗。〔24〕

另一人是亚历山大·史密斯。他于1949年冬访问了远东，包括台湾，在1月9日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提出详细的关于对台政策的方案。他着重批驳了艾奇逊对记者声明中关于美国不能向他国人民提供斗争的意志和斗争目标之说，认为美国恰恰应该首先向他国人民提供斗争的“动机和冲动”，然后物质援助才能起作用。他提出的具体建议没有新意，仍属意于吴国桢，多了一项措辞是“在美国帮助下把台湾建成中国民主的试验场和橱窗”。〔25〕

这一轮辩论党派斗争色彩仍很浓厚。原来作为保持“两党一致”对外政策的支柱的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这回也反对杜鲁门声明。他从根本上否定《开罗宣言》，说：“我无法克服这样一种感觉，在台湾的600万人民的最后命运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开罗‘牧羊人’旅馆的阳台上永远地决定了。”〔26〕民主党参议员则于1月17日集会，表示一致支持杜鲁门政府的对台政策。〔27〕反对党的压力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已经延长至1950年2月的《1948年援华法》再延长至1951年6月30日；新的法案规定，1949年通过的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国务院的原意是主要用于中国以外的东南亚地区）用于中国本身的不少于4000万美元，实际上主要是用于台湾。〔28〕

（三）国务院内部

没有迹象表明艾奇逊、巴特沃思等人此时态度有所转变，但是另一派的意见正在抬头，代表人物是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腊斯克后来一度成为反华强硬派，他的“名言”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根本不是中国而是一个斯拉夫满洲国”。1950年时他在国务院资历还不长，或是由于他必须遵守口径一致，也曾附和过艾奇逊的说法。〔29〕但是在内部，在台湾问题上，他比较接近“保台”派意见。

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国务院对日和约问题顾问杜勒斯。他是共和党人，与范登堡关系密切，他对台湾的意见与史密斯相仿。顾维钧也常设法通过他影响国务院。杜勒斯反对艾奇逊在道德上“唱高调”的讲话。〔30〕在国务院内部他提出了一份台湾“中立化”的方案，对日后的政策颇有影响。5月30日和6月9日，腊斯克向艾奇逊提交了两份建议书，有关台湾部分基本上重复了杜勒斯的意见。建议书主要精神是要美国必须向亚洲人民表现自己是在“胜利的一边”，否则，亚洲人民就会认为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连美国在它面前也只好退却，于是就会倒向那一边。因此，美国必须在亚洲某个成败未定的地点采取“戏剧性的”、“强硬的”立场，以显示“决心和信心”，台湾在这样的地点中具有最优越的条件。

总之，自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以来，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各方面朝着相反方向推动对台政策的压力逐步加强。从他们的角度看，有几点重新考虑对台政策的新因素：一是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以及随之而来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包括军事方面），这使艾奇逊以分化中苏为基础的政策看来希望不大；二是中共政府接管了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馆址，使主张停止支蒋以便在新中国保持据点的论点更失去依据；三是美国情报部门对解放军何时打台湾有了新的估计，认为很可能1950年夏来不及采取行动，到了秋天以后，台湾海峡的气候条件将不利于行动，这样至少要拖到次年春天以后。如果美国大力支蒋，特别是维持蒋军士气顶住三个月，就可以争取一年的时间，从长部署“永久”拒中共于台湾之外的方略。〔31〕各方人士所提出的“保台”方案，实际上大同小异，还是1949年已经考虑过并已认为行不通的。比以前更明确的具体措施就是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所以，杜鲁门1月声明的政策还没有付诸实施，美国政府内部就已酝酿予以推翻。只是杜鲁门尚未表态。〔32〕

这些都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的事。

八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行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晚，杜鲁门召开紧急晚餐会议。会上布莱德雷宣读了麦克阿瑟6月14日的备忘录。艾奇逊首先建议总统下令将第七舰队驶向台湾以阻止共产党从大陆进攻台湾，同时也阻止国民党从台湾进攻大陆。他还说美国不应与“委员长”拴在一起，台湾地位应由联合国决定。他的意见得到杜鲁门及军方和国会代表的支持。杜鲁门只补充说，台湾地位也可由对日和约决定。于是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该声明宣称“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同时监督“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攻击”，并正式提出“台湾未定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33〕

这实际上是酝酿已久的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为根据的“中立化”方案。可以说，朝鲜战争的爆发提供了这一方案付诸行动的时机。这件事使蒋介石方面和美国的“保台”派都喜出望外。史密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台湾得救实乃天意。”〔34〕顾维钧在日记中将此事比作珍珠港事件对中国的“拯救”，并对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十分满意。〔35〕当然对“台湾地位未定论”，蒋介石是不同意的，以后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还有交涉，但此时这不是主要的。在美国方面，则终于未能从中国内战“脱身”，而从此开始了二十多年以武力威胁分割中国领土的历史。同时，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杜鲁门政府正好陷入了他本来力图避免的境地——和蒋介石政权拴在一起了。”〔36〕

1982年

注　释

〔1〕FRUS，1949IX，第393页。

〔2〕同上，第431—433页。

〔3〕FRUS，1949IX，第446、451—455页。

〔4〕FRUS，1949IX，第460—467页。

〔5〕《远东军事形势》，第2578页。

〔6〕《纽约时报》，1951年6月2日，国内版，第4页。

〔7〕《远东军事形势》，第1673—1674页。

〔8〕《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哈里·杜鲁门》，1950年，第11—12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汇编》，1950—1955年，第2448页。该声明中提到的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2月8日通过的决议见《1948—1949联合国年鉴》，第298页。本书第六章第三节提到蒋介石要在联大提出控告苏联案，为美国所反对，并提出另外一项决议案，基本内容即此项决议。

〔9〕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1月16日，XXII，第81页。

〔10〕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1月23日，XXII，第111—118页。

〔11〕《划线》，第179页；《顾维钧档案》，“使馆内部卷”，1950年1月4日。

〔12〕FRUS，1949IX，第461页。

〔13〕FRUS，1950VI，第268页。

〔14〕《划线》，第180—181页。

〔15〕《划线》艾奇逊记者招待会讲话，见美国《国务院公报》，1950年1月23日。

〔16〕约翰·路易斯·盖第斯：《“环球防线”观念》，载《未定之秋》，第85—86页。

〔17〕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RG59，793.00/5—350。

〔18〕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RG330，CD6—4—6。

〔19〕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RG59，793.00/6—850。

〔20〕《未定之秋》，第86页。

〔21〕FRUS，1950VII，第16l—165页，引语见第162页。

〔22〕《未定之秋》，第88页。

〔23〕1950年6月21日威廉·麦休斯致杜勒斯函，《杜勒斯档案》第47匣。

〔24〕《纽约时报》，1950年1月12日，第1页；《国会记录》，第八十一届二次会议（1950年1月），第96卷，第298页。

〔25〕《国会记录》，第96卷，第150—160页。

〔26〕《1949—1950远东形势回顾》，第184—185页。

〔27〕《国会记录》，第96卷，第474页。

〔28〕同上，第7520、7526页。

〔29〕《顾维钧回忆录》，第VI卷，J-211。

〔30〕1950年1月13日杜勒斯复第比伏依斯言；1月6日杜勒斯致范登堡信，《杜勒斯档案》，第47匣。

〔31〕6月14日腊斯克与“经济合作署”的负责人会谈，要求他们加强对台湾的经济援助时曾谈到这一点。这次会谈纪要见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RG286，第32匣，ECA53A405。

〔32〕《顾维钧回忆录》，VI，J-460。

〔33〕FRUS,1950VII,第157—161页；杜鲁门声明全文《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哈里·杜鲁门》，1950，第492页。

〔34〕《史密斯日记》，1950年6月28日，第282匣；《未定之秋》，第90页。

〔35〕《顾维钧档案》，第217匣。

〔36〕盖第斯语，《未定之秋》，第93页。

后记

今天重温60年前的这段历史饶有兴味。撇开台湾问题本身，站在更超脱的角度看，有几点新的体会：

1．这是美国外交决策的一个典型案例。最后虽然没有达到当初的目标，但是其酝酿和讨论过程堪称周到，政府各部门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意见，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都设想到了。从中可以看出以艾奇逊为代表的老一代现实主义外交家的思路缜密和手腕成熟，后来基辛格也差可相比。他们还对外界反应、美国的国际威望很重视，这点不同于后来那些以为美国可以为所欲为的鹰派。

2．整个过程也是蒋介石与美国博弈的过程。美国一心想摆脱蒋，蒋必须拉住美以自保。应该说，这场博弈基本上蒋介石是赢家。作为败军之主，不得不依赖美援生存，而有此结果，确实也需要高明手腕。孙立人之获罪，与其说是“通匪”嫌疑，不如说是“通美”。美国的底线是不能支持蒋“反攻大陆”，这是第七舰队的双重功能之一，在这点上蒋未能如愿。但反对台湾独立也是他的底线，客观上把台湾留在了中国。

3．当时美国整个战略的依据是在“冷战”格局下，中国将成为苏联的附庸，台湾落在中共手中无异于落在苏联手中。这个大前提就错了。实际上，与美国决不支蒋反攻大陆一样，不以军援支持中共武力攻台，也是苏联的底线。美苏双方共同的底线是不能迎头相撞。

当然还不止这些，对近代外交史有兴趣者，从这一案例中可以找到许多有意思的看点。

作者识于2011年3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情记美／资中筠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

（资中筠自选集）

ISBN 978-7-5495-0792-4

Ⅰ．①闲…　Ⅱ．①资…　Ⅲ．①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407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吴晓斌

字数：133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闲情记美　目录

自序

《旅美小事》序

关于巴金《家》的随想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深入浅出为文章之上乘

信、望、美的追求

黄遵宪的《新别离》诗

热潮退后话《廊桥》

诺贝尔文学奖有世界意义吗？

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

巴尔扎克笔下的官僚体制

无韵之离骚

访旧得旧的惊喜

体验“音乐之都”

在国外“吃请”记

信誉能否靠良心来保证？

总统早祷

从玩具钢琴启蒙

个人演奏会

清华园的弦歌雅乐

钢琴与政治

复苏

过瘾记

弹不好有感

“台后流泪，台前显贵”

留得天籁在人间

在美国弹琴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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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旅美小事》序

这是一本很好看的小书〔1〕，都是作者在美国亲历的小事，完全是朴实的白描，作者自称“用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的视角来观察和记录的”。既然感到值得写下来，总是有所触动。多数“小事”在美国人看来视为当然，天天视而不见，而在中国人眼中就有其新奇之处，通篇串起来，就显出了“美国特色”，也就是美国人行事处世与中国人不一样的地方。看得出来，作者是有心人，他所捕捉的表象大多说明了某些本质的东西，而且反衬出某些与此相对应的“中国特色”。

书中一件件小事多是在生活中与普通美国人交往所得，串起来得到的总的印象是普通美国人善良、大度、热心、开朗、务实，城府浅而少心计，最后一点与中国人恰成对比，所以常会使中国人觉得“傻”。作者在一件事上自嘲说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人”了。这个总的印象与我多年与美国人打交道中的感受相吻合。中国人从自身经验总结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防人之心不可无”、“逢人只说三分话”之类，不存在于美国人的处世哲学。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国人所缺的那点“傻气”，成就了美国人的大业。

作者八岁的女儿在学校的一些事最说明问题。她参加一个“帮助俱乐部”，是小学生自发发起的组织，像模像样地制定几条“章程”，其中有一句话：“帮助别人是我们融入社会的开始……”一学期下来，记录了许多帮助别人的“好事”；她还参加为非洲饥饿中的孩子募捐，做法是挨家挨户推销一种巧克力，卖价比市场高，高出的部分就是买者捐出的钱。她有板有眼地按程序去做，居然做得很成功，手中的巧克力都卖掉了。试设想，如果有一位中国老师忽发奇想，在学校发起这样的活动，会遇到什么样的反应？首先家长就不会答应：哪个家长会放心让一个八岁孩子独自挨家敲门推销？十有八九是会碰钉子的，那孩子该多委屈！说不定还有人身安全问题；为遥远的非洲人募捐更是不可思议，我们自己这么多灾难还顾不过来呢；再者，被募捐的家，忽然一名孩子没有大人陪伴，没有“有关部门”证明，敲门推销高于市价的巧克力，谁会相信他（她）？后面有什么背景和陷阱？还有，谁保证募来的款项都到了非洲饥民那里，如何证明？这些问题在中国都难得到解答，所以这种好事难以行得通，而在美国似乎不成问题。在操作上有行之有效的一套规范；人与人之间有基本的信任。而且这种事习以为常，时时、处处都有某种为世界上某类人群的募捐活动。是否捐赠，大家凭自愿，“事行乎此心所安”。事实上总是有人愿意捐。所以我曾说“捐赠文化”也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成为美国社会的一种特色。这是从小熏陶出来的，作者女儿的经历足以为证，而且不是特例。作者认为培养从小关心他人，是美国式的素质教育。我们从媒体上经常读到的是美国哪个校园发生暴力事件，因为那是新闻，而上面提到的这类事是常事，毫不新奇，所以不会有媒体报道。

美国人择业观念也与中国不同。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事，共同竞争职位，作者和一名中国同事当上了助理教授，而美国人希拉克当了实验员，希拉克很高兴，因为实验员工作轻松，收入还高，感谢他们两位让给他这个职位。中国人却觉得好歹助理教授也是教授，如果当个实验员，跟国内的家人说起来多没面子！还有一位在本专业中顶尖的名教授的双胞胎哥哥自愿经营垃圾处理，弟弟颇引以为自豪，而且说退休后就要加入哥哥的垃圾处理公司，因为可以为环保做出贡献。一位名牌大学教授自愿转到中学当老师。一位木匠师傅是业余摄影家，他的摄影达到与《国家地理》杂志签约供稿的水平，但是他坚持木工为本职，收入不低，足够经常旅游摄影，而摄影只是业余兴趣。他在作者家里做木工活时一丝不苟，完全是个普通工人。还有一位哈佛毕业生，因父亲是油漆匠，从小耳濡目染对油漆产生爱好，尽管父亲希望他不要再在油漆气味中生活，他最终还是凭兴趣选择油漆为业，不过是通过说服他在职的公司老板成立了油漆部来实现。油漆部由他负责，并培训工人……诸如此类故事都说明美国人对不同的职业没有中国人那样森严的等级观念，他们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在别人眼中的虚名而工作。首先是凭爱好、兴趣，而且相信行行出状元，油漆匠也大有发展前途。我想起多年前认识一名美国青年，他对研究哲学感兴趣，就特意找一个纯体力活谋生，以便节省脑力，业余时间专注于哲学研究。有时职业与兴趣是统一的，有时谋生手段可以与兴趣分开。

对待学历问题，中国人常以为美国人特别重学历，也是误解，应该说是重视而不迷信。作者说：“在美国，只要你能够勤劳、诚实，认认真真地把事情做好，就有立足之地，这比什么文凭都重要。”在美国只有决心从事大学教育或科学研究的才读博士。他们不能理解中国官员中忽然博士那么多。有人说：“既然有了博士学位，你为什么要做市长而不去搞研究呢。再说，你为了得到博士学位要花费不少时间，这就比从二十几岁就在社会上工作的人少掉了不少锻炼和对社会了解的机会，有先天不足啊！”他们不知道，官员得博士学位不一定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此中奥妙也是中国特色。

书中还提到姚明得到美国人的喜欢，改变了美国人从张艺谋电影中得到的中国人的形象：不是病态的、阴暗的、充满仇恨的，而是健康的、阳光的、友善的。作者说：“其实姚明在美国更多的也是更重要的是文化力量。李小龙曾经在美国给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健康的、正义的形象。可今天的姚明树立的是一个更真实、更亲切、积极向上的高大的中国人形象，这一点可能比多少块奥运金牌要珍贵得多。”作者不止一次提到张艺谋的电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深有同感。

除了日常生活外，书中有一章提到美国的税收制度如何鼓励创业，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于操作细节中见本质，很值得一读。从政策的设计中看到政府的理念是不与民争小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利，最终企业壮大了，政府也收获大利，达到双赢。但是同样的政策，让华人一钻空子，结果就不一样，华人自以为得计，结果却永远成不了气候。国人这种占小便宜吃大亏的例子，书中不止一处提到，如99美分的瑞士军刀、对森林开放的态度，等等，看来作者对这种短视的精明之弊深有体会。作者本人是有所成就的企业家，想必是自觉地摆脱了这种习性之故。

还有许多助人为乐的感人故事，读者可以自己去读，就不列举了。当然此类事不止美国有，哪个国家包括中国都有。所不同者，发生在美国小人物身上的这些小故事都是出于平常心，本乎自然，没有道德优越感，也不会有记者去宣传，而在中国，可能有些事就会成为“感动中国”的人物而上电视。

这些都是与最普通的美国人打交道的感受。我本人也有同感，反观“中国特色”常有苦涩的会心之处。不过这也不是美国人的全部。我因工作之故，也结识一些上层精英，特别是与政策有关的“思想库”专家，就没有那么朴实了。尽管在学术争论、思想碰撞中美国人还是比较坦率，可以据理交锋而不伤和气，这是其可爱之处。但是一涉及政治、外交，其潜在的听众就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权势人物——不论是本国还是外国的。要在这一界立足，就不能只靠率性和真诚。在这个领域，我也体会过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甚至到了势利的地步。至于美国政界、职场的博弈，乃至华尔街的巧取豪夺，就更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有人说，有两个美国：华盛顿和纽约不能代表全体美国。实际上华盛顿郊区小镇的居民，待人接物就与市中心不一样，更接近本书所写到的那些普通人。普通老百姓还是占绝大多数，所以本书的故事是有代表性的。

作者说得好：“美国人接受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物经常是不分国界的，只要你有实力，只要你有个性，只要你符合文明的价值观，他们就能接受你，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和属于什么民族。当然，接受一件事情不分国界可能被称赞为博大的国际胸怀。但是，如果处理一件国际事务或地区冲突而不分国界，就会被指责为霸权主义了。”多年前，我曾提出一个观点，现在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那就是美国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权，可以并行不悖。这也造成了美国“国民性”的双重人格。

如果说这本小书有什么微言大义，作者自己表述得最确切：“不管别人如何对待美国，我以为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最重要的是，冷静地分析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方法与付出的代价。这些都要从客观了解美国开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旅美小事”。

2010年

注　释

〔1〕《旅美小事》，聂圣哲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版。

关于巴金《家》的随想

现在北京四台正在播放新版《家》的电视剧，引起我一些杂感。

我最早读到《家》，并知道巴金这个名字是在1939—1940年，在上海读高小时期，也就是今之小学五六年级。那时因避天津水灾，随家人到上海，住在舅舅家。我自己的家是新式小家庭，只有父母和两个妹妹，而舅舅家是大家庭的核心，舅妈生了两男四女，最大的表姐是高中生，最小的表妹还不到学龄，外加常住的（无依靠的）和暂住的（如避难的我们）亲戚，还有几个保姆，一栋上海典型的石库门楼满满当当。再遇逢年过节，或有人过整寿之类，更是住在上海的远近亲戚聚会之地，好不热闹！我们小孩子自动与年龄相仿的做伴，间或进行“跨年龄”的游戏，或表演节目，其乐融融。所以我在那里乐不思蜀。天津水退之后，父母自然要回家，我大不情愿，于是在表姐妹们一致挽留下，我在家人先回去之后，又赖了一年多，读完高小才回天津。

舅舅家阁楼上有个壁橱，里面堆着许许多多的藏书，大概好久没有整理，从古到今，从雅到俗，什么都有。躲在阁楼上乱翻书也是我一大乐趣。不过《家》不是从那里翻出来的，而是从长我两岁已经上初中的表姐手中拿到的。记得当时如获至宝，看得如痴如醉，也是一段时间里我和表姐们谈论的话题。在那以前我已经看过《红楼梦》，囫囵吞枣，似懂非懂。直觉地感到《家》与《红楼梦》有相似之处，但是离我们更近，更好懂。我家在天津没有什么亲戚，生活方式从简、从新，许多繁文缛节，包括过年祭祖之类都已取消。而舅舅家还保留着某些礼仪，特别围绕着旧历年的一套做法，祭祖、守夜、初一早晨晚辈给长辈拜年如仪（不过已改磕头为鞠躬），等等，然后就是“玩儿”了，大人搓麻将，小孩子自己扎堆想出各种玩法来。所以我对那些礼仪一点不讨厌，反而觉得好玩，因为都是我自己家里没有的。

再回到巴金的《家》，我说舅舅家的大家庭生活有些相像，也就是“形似”，保留了一些外部的习俗，但是从本质上，早已“新化”，绝对没有那些封建礼教的束缚。舅舅是日本留学生，学的纺织工业，一心致力于实业救国，思想开明，对待子女一视同仁，当然不会有反对女孩子上学或包办婚姻之事。不但是子女，就是他的妹妹们（即我母亲和姨妈）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得风气之先上了新学堂。所以我们那时读《家》，对那里面暴虐的家长制和残酷的旧礼教深恶痛绝，对诸如梅表姐、瑞珏、鸣凤、淑贞等一个个被摧残致死的女性无比同情，无比愤慨。总是想她们怎么就不反抗呢，为什么不跑呢？（“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是我上中学以后才读到的，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我们共同的心情。那时我也就十来岁，有幸出生在“新式”家庭，可以说反封建礼教，特别是男女平等的思想是与生俱来的，而在读了《家》以后，又上升到更加自觉的境界。我和表姐妹们的出生是在北伐和“五四”之后，而且是在沿海城市，已经和《家》所描写的时代大不相同了。但是那个社会离我们并不远，当时耳闻目睹有些守旧的亲友家庭，仍有类似的故事，特别是包办婚姻造成的悲剧时有所闻。像《家》里的高克定那样的纨绔子弟败家子，在远亲中也有。还听母亲说过一个使我至今难忘的悲惨故事：一家远房亲戚家的媳妇是远近闻名的美人，但是遇人不淑，丈夫花天酒地还瞒着她抽鸦片，把她的首饰都偷去卖掉了。一次婆婆做大寿，指定要她把某一副婆婆送给她的特别珍贵的首饰戴出来，她翻箱倒柜找不到，却发现了丈夫藏的鸦片，明白了一切，感到此生无靠，完全绝望，又无颜见婆婆，立刻就吞鸦片自杀了。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写作的，乃发愤之作。那个《家》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与他同时代的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或自己所熟悉的人物的影子。正由于这种高度、深刻的典型意义，才成为经典之作。这部著作对知识青年的影响不止一代，远超过今天任何外国的或中国的、俗的或雅的畅销书，而且其影响不是时尚性质的，而是真正震撼心灵、激励行动的。例如，书中那位衰年还要娶小妾，逼死花季少女鸣凤的伪道学冯乐山，是当地权势人物，其身份之一是“孔教会会长”。这不是巴金故意编的。实际上当时地方上形形色色以孔子命名的类似社团，就是此类顽固分子据以维护旧礼教、抵制新思想的堡垒。高府上那些鲜活的、年轻的生命所受的压制、迫害，都是以孔门礼教以及“祖宗之法”进行的。军阀、官僚镇压学生对新思想的传播和爱国行动，也是以犯上作乱、反对礼教为说辞的。所以，像觉慧这样的新青年一声怒吼，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顺理成章的。在当时“孔家店”是一切压抑人性、阻碍改革、抵制新思潮的象征。不理解、不体会那个时代打着“孔孟之道”的旧礼教之顽固、坚韧和残酷，就不能理解这一口号之所由来。这与今天我们好整以暇地从容讨论“儒学”与“西学”，完全是两种背景、两种语境。我们之有今天的从容，还要感谢那时的“激进”青年。所以我一再坚决反对把民国初年的“打倒孔家店”与“文革”的“批林批孔”相提并论。最近又见《中华读书报》载于丹为一本书写的序言中有此提法，而且不知是无知还是有意，把“打倒”改成了“砸烂”，以便与“文革”语言一致起来。这样轻巧地大笔一扫，固然可以在某些读者中起煽情作用，但是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那一代仁人志士的不尊重。实际上，不仅是巴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作品，包括戏剧、电影，例如曹禺的《雷雨》、《北京人》，甚至张恨水的言情小说，都是矛头针对旧势力、旧礼教，为人权和自由呐喊的，更不用说鲁迅了。

今天再次把《家》搬上荧屏是大好事。尽管演员还不尽如人意，总的说来失之浅露和张扬，特别是主要人物觉新差得较远。这也难怪，要今天的年轻演员去体会那种令人窒息的专制暴虐而表面上又知书达理的家教下形成的内敛、压抑、矛盾、复杂的性格，以及作为孝子贤孙必须维持的举止，也太难为他们了。不过总的说来，到目前为止，此剧还是忠于原著的精神的，有助于当代人了解旧礼教如何“吃人”，在那些歌颂暴君、颂扬专制、美化“三宫六院”的各种“戏说”历史剧中是一股清新的风。

2008年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我读《丁庄梦》

近年来很少看小说，最多也是作为消遣随便翻一翻。最近下决心用了两个下午读罢阎连科的《丁庄梦》，久久不能平静。始则愤然，拍案而起，继则无奈，欲哭无泪。想写点什么，又有“余欲无言”之感。“哀民生之多艰”？不足以表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庶几近之。这句话确实在阅读过程中时时从脑海中跳出来，可能也是作者的一种取向，尽管仍不足以概括作者和读者深层次的感受。

书的腰封上的字样是：“触目惊心，警世感人”；“关爱生命，关注艾滋病，真挚表达对人类窘境的人道关怀和博大爱心”；“一部饱蘸血泪的长篇力作，冷峻展示艾滋病村的灵魂之舞”，“中国版的《鼠疫》、《大疫年纪事》”。“饱蘸血泪”、“灵魂之舞”，都很中肯。看来出版社的拟稿人也深为本书所打动，若只为促销，是编不出来这些词的。

丁庄的原型是许许多多中国北方农村中的一座村子，贫穷，但也不是赤贫，不遇凶年，尚可聊以卒岁，只是几番挣扎，找不到脱贫致富之道。终于在“上面”一再动员之下，开始卖血，从此一村人以卖血为业，迅速富起来，盖起了一排排新房，修起了柏油路，大家认为找到了快速致富之路，竞相卖血。然后，“热病”（即艾滋病）蔓延，灾难降临，噩梦开始，转眼间，农田荒芜，新房败落，柏油路也不再走车，泥土堆积的厚度已经够种庄稼。整个村子“万户萧瑟鬼唱歌”。十年之内一个轮回，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个活生生的男女老少，从希望到绝望，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展现其最本色的人性。

出版社把这本书与加缪的《鼠疫》并提。刚好我家有法文版的La Peste，取来读了一遍，没有了翻译的隔阂，可以体会原汁原味的文字。从写灾难和灾难中的众生相的细腻描述来讲，两书有可比处。但是我读罢《鼠疫》只感到文学的享受，却没有像《丁庄梦》那样心灵的震撼。也许因为我是中国人，后者讲的是吾土吾民，而且是现在进行式，而前者是外国，过去式，时空上拉开了距离。但这不是主要原因。《鼠疫》作者的笔触要冷静得多。20世纪40年代欧洲并未发生鼠疫，而发生了法西斯肆虐。作者作为反法西斯斗争的亲历者，以鼠疫暗喻法西斯浩劫。而《丁庄梦》是写实，一切都是今天正在发生的实实在在的灾难。作者是全身心投入，可谓“字字血，声声泪”。正因为是现在进行式，阎连科与他长期蹲点的村庄已建立起了扯不断的感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与他描述的人物联系起来，眼看着一个个活人走向死亡而爱莫能助，感到无比的痛苦。

更重要的区别是《鼠疫》尽管是假托，书中所描述的是真正的天灾。那个再平凡不过的小城的市民原来大都有正常的生计，可以说是“天降”无妄之灾。那些老鼠是不知怎么钻出来的，没有人应为此负责。当地官员和医生都克尽厥责，调动了当时医疗水平所能达到的条件。他们为之伤脑筋的是，何时承认这就是一场瘟疫，向公众宣布；何时实施必要的隔离手段。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细致而生动的心理描述，写出了人在灾难中的非常而又正常的表现，一切都是在情理之中。而丁庄所遇到的却是人祸大于天灾。卖血是上面的号召，原来村长抵制，村民也不愿意。但这影响县里官员的“政绩”，再不完成“任务”，就要丢乌纱帽，所以不论用威胁或利诱的手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接着，抵制卖血的村长被撤职，由本无职务却在村里最有威望的一个学校敲钟老人丁家“爷爷”，带领大家参观因卖血而致富的邻村。穷怕了的村民经此诱惑，也出于对丁爷爷的信任，思想转变，同意卖血。在愚昧的群体中头脑“活络”的丁辉就脱颖而出，成了血头。有了他的组织、吆喝，卖血渠道畅通，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卖血卖疯了”，谁家卖得多，谁家就富得快。那个原来坚决抵制的村长也经不住老婆天天骂他没出息，“不是男人”，也开始卖了，终于也染上了“热病”。

卖血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热病”。但可以想见，这样的血站，这样的血头，这样的只顾升官不问百姓死活的领导，不可能准备严格的消毒制度和设施，感染也就是必然的了。血头采血的情景触目惊心，除了从中克扣补偿费外（这是当然的），还把500毫升的血袋撑成600、700毫升，欺骗无知农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吸血鬼”！最后，大半个村都感染了，人们在绝望中把仇恨集中到血头身上，他们能够用的、最惯常的复仇手段，就是给他家的猪下毒，最后把他十三岁的儿子也毒死了。小说开头就是从这个孩子被毒死讲起。以后的故事都是假托这个在阴间的孩子叙述，人物关系都是以这个孩子为主体，那位威望较高，没有卖过血也没有染病，无形中代行村长职务的老头是他“爷爷”，而血头丁辉，却是他“爸爸”，老头的长子。这使良知未泯的丁爷爷有挥之不去的对村民的负疚感。他对儿子最大的要求就是给村民磕一个头，道个歉，连这也实现不了，他只有希望他儿子一死以谢村民。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丁辉并不满足于从抽活人的血中牟利，而且随着死人日益增加，先是做起了棺材生意，后又办“冥婚”，配阴亲，把死者家属领到的那一点救济款也搜刮殆尽。而那些对他怀着仇恨的村民，却又争先恐后地去买棺材，或为死去的家人，或为已经染病的自己。村里的树砍光了，就砍自家的桌椅橱柜，换来最后的家具——一口棺材。接下来，又心甘情愿地把仅有的活命钱掏出来，为自己死去的儿女找合适的“对象”。棺材和死人都有不同“档次”，按“条件”论价，认真地讨价还价。丁辉做得心安理得，毫无愧疚，还自称是在“行善”。他也许真的这样认为，因为他也为自己的儿子（就是被村民毒死的那个十三岁少年）订了一门阴亲，为“高攀”了县长夭折的女儿而得意非凡，尽管那女孩子是瘸子，而且比男孩子大好几岁。这件事使他与老父丁爷爷的冲突达到白热化。他们对“冥婚”的信仰是一致的，所以爷爷才那么认真地为孙子受委屈而愤怒，他看重的是“孙媳妇”本人（鬼）的条件，而儿子看重的是官府的关系。那县长此刻正官运亨通，赖以升迁的政绩之一就是当初完成收购血浆任务有功。书中还有画龙点睛的一笔：即便是“冥婚”的收入，丁辉说他只是“领工资”，是在替政府为百姓做“好事”。也就是说，这买卖也是官办的。就凭这“工资”，丁辉在县城盖起了令老父炫目的考究的房子，请老父在餐馆中吃饭，一盘菜的价钱值一口棺材！当然，那在阴间的儿子将要高攀的县官家的住房就更加气派无比了。

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在丁辉为儿子“成婚”，把儿子的骸骨从丁庄的坟地中起走，装入“豪华”棺材，风风光光抬走时，丁爷爷终于忍无可忍，一闷棍把儿子打死了，为了他的孙子，也为了却他对村民的良心债。

除了最后一个情节，故事的人和事，包括细节，处处都有实据。与高耀洁医生科学、客观的纪实——《中国艾滋病调查》——参照看，相比之下，就事实而言，小说所描述的还只是这本《调查》的一小部分。看得出来，作者笔下是非常克制的，做到“哀而不伤”可能太难，却是努力做到了“怒而不怨”。许多令人发指的情节完全以白描之笔叙述，未加发挥。有的只是点到为止。例如采血的过程、卫生条件，只一笔带过。作者亲眼目睹的环境之污浊，惨不忍睹，他没敢正面描述。我猜想，作者创造了丁爷爷这样一个贯穿始终代表正直、善良、良知未泯的人物，让他把自己儿子打死，还是出于为人性留下一线亮光，留下希望吧！

如果说文学的核心是写人，写人性，那么《鼠疫》和《丁庄梦》正是展现了人性的深处，在生死关头的本能、爱、恨、欲望、善与恶的混杂。但是内容有很大的不同。相比之下，《鼠疫》中展现的人性是自然的，写人的求生欲与死神的搏斗，惊心动魄，撕肝裂肺；写被隔离在疫区的人的“放逐”感，千方百计要逃出去的欲望、痛苦和绝望。最后或陷于麻木，或是在集体互助中找到寄托和力量；还有对宗教的置疑，人生哲理的探讨，等等。作者在后记中亮明身份就是自始至终坚持在疫区救助病人的医生。他不是出于“英雄主义”而是出于“诚实”，也就是忠于职守，非这么做不可。把他与灾难中的市民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超越于痛苦之上的力量和无辜”。一场灾难过去了，下一场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来，但是他从生死搏斗中见证了“人性中可钦佩的多于可鄙视的”，这促使他下决心把这故事写下来。这是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群。这本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丁庄梦》写的特定时代和人群是21世纪初的中国农民。作者对他所熟悉的中国农民及其一切弱点有刻骨铭心的了解和同情，哀其不幸之情跃于纸上；而面对强大的外部环境，连“怒其不争”都很难表达，也许只能以“无可奈何”来概括。禁不住联想起鲁迅时代的农民，又找来萧红的《生死场》一读。令人无限感慨的是，经过了几个“朝代”，中国大地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中国农民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却如此相似，如此顽强地代代相传。“谁实为之？孰令致之？”作者在本书后记中说他写完此书，泪如雨下，“人如被抽去了筋骨般软弱无力”，那种“被孤独和无望强烈压迫的无奈”，相信任何一个读罢全书的人都能体会作者的这种苦痛。因为这本书不是一般的“虚构文学”，是作者用“心”写成。所有这一切，法国人加缪不可能经历。我想到过去在另一个题目下写过，西方人不论如何同情和理解中国，总是有一种“隔”，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民族所承受的那种深重苦难。

刚刚从丁庄的噩梦中醒来，那情景历历在目。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到处是“崛起”、与国际接轨、“五百年未有之盛世”。放眼繁华都市，高楼大厦，金碧辉煌（其实不必大都市，丁庄所属的县城就已做到）。那大大小小的“丁庄”以及那些百姓呢，对某些人来说，最好不要冒出来煞风景，眼不见为净。这就足以解释这本书以及高耀洁老人的曲折、痛苦的遭遇。丁庄的苦难因某些人的“政绩”而产生，又因“政绩”而不得见天日。政绩！政绩！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其实河南人是幸运的，先有高耀洁，后有阎连科这样的儿女，对哺育他们的家园，对父老乡亲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这样执著地关怀他们的苦难。由于有了高耀洁，河南的艾滋病得以为外界所知，相对说来，也就早得到一些关注和帮助。而其他地方同样的灾难就没有那么幸运，不知多少人群、村庄还在黑暗之中，在因贫卖血，饮鸩止渴，在愚昧、无告、无助中走向宿命的终点。问题是病毒不解人意，通过一管一管的血液不断地复制、传播，任何权势喝令不止，奈何？

我还是愿意相信如加缪所说：“人性中可钦佩的多于可鄙视的”，有某种超越痛苦之上的力量能够战胜灾难。至少，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至少，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媒体可以谈论这个问题。可敬的高耀洁医生终因一位中央领导的接见和肯定而出现在公众面前，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3年感动中国的人物。我们也看到温家宝总理走访艾滋病人，在讲话中一再提到艾滋病问题。高医生尽管仍然处境艰难，她的呼声无形中不断得到回响，她的努力和奉献绝不会虚掷。我期待，这本饱蘸血泪的小说也终将产生应有的影响，得到公允的评价。至少，可以作为久已被斥为老生常谈的“作家的社会良知”、“作家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的一个范例。

2006年岁末

深入浅出为文章之上乘

——《哲学的慰藉》译序

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我一般不接受翻译的稿约。当译文出版社的朋友们约我译阿兰·德波顿的作品时，我本能地推辞。但是《哲学的慰藉》一书送到我手上后，翻阅之下，立刻就被吸引住了。首先是文字，后来才是内容。说来惭愧，我也算是主修英国文学出身，在大学上的基本课程是从莎士比亚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但是一出校门，我的工作就与文学绝缘，也做了不少翻译工作，却多为政治性的文献、资料以及口译，少有文采可言。近二十多年专业是国际政治研究，所读书刊文章很少在文字上有特点，而且大量是美国人的著作。在这个领域内我所读到的真正上乘的英文是丘吉尔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虽不是文学作品，却在遣词用字上有不可言传之妙。当然，丘吉尔除了政治家的身份外，作为写作家的英文是享有盛名的，不必我赘言。

这一次，这本小书的文字使我有久违之感。那种特别英国式的散文风格，简洁而优雅，机智而含蓄，能用小字眼就不用大字眼，惯以轻描淡写代替浓墨重彩，给读者留有无限回味的余地，这些都深得英国古典散文的传承。我一向认为，一种优美的文字首先是本土的，不是洋腔洋调的，中文如此，其他国家文字也如此。例如纯粹英国英文与带点法国味或德国味（指文风，不是口音）的英文就不一样，哪怕后者非常流畅而正确（现在国内流传的美国式英文又当别论，其实美国真正的大作家也有文字不俗的）。因为每一个有悠久文明的民族的语言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形成自己特殊的审美和表达方式。每一种文字本身又有文、质、雅、俗之分。凡精美的文字，大多读来明白晓畅，看来朴素无华，修辞却极有讲究，越是如此，要精确传神地译成别国文字就越加难乎其难。正是这本小书的这一特点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对自己的中文形成一种挑战，使我跃跃欲试，于是就知难而上了。

当然，本书的吸引力与难译之处不仅在于文字，更在于内容。这是一本以介绍几位哲学家及其思想的非学术书，既像写自己读书心得的随笔，又像普及知识的“科普”作品。人物的挑选、切入的角度和对思想的诠释都凭作者个人兴趣和理解。对某位哲学家的言论是否引用得当，诠释是否到位，专家们可以提出各种批评和质疑。但是如果不以学术著作来要求（本来就不是），我觉得本书绝不是“戏说”，表达方式虽然活泼俏皮，作者的态度却是相当严肃的。可以相信，他对所涉及的哲学著作是认真读过，经过自己思考的。

在作者看来，哲学最大的功能就是以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痛苦。这痛苦有主观自找的，例如名缰利锁、欲壑难填；有外界强加的，例如天灾人祸、种种不公平的遭遇。但是在哲学家那里都可以找到解脱之道：苏格拉底以通过理性思辨掌握真理的自信直面压倒优势的世俗偏见，虽百死而不悔。塞尼卡参透人事无常，对命运作最坏的设想，因而对任何飞来横祸都能处变不惊。伊壁鸠鲁认为人生以追求快乐为目的，但是他对快乐有自己的理解：摈弃世俗的奢华，远离发号施令的上级，布衣简食，良朋为伴，林下泉边，优哉游哉！蒙田（姑从德波顿，把他也列入哲学家）自己大半生在藏书楼中度过，却贬低书本知识，因厌恶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而走向了另一极端——让饮食男女的原始本能登大雅之堂；他痛恨当时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引经据典之风，提倡用百姓自己的话代替“亚里士多德如是说”，这样，因能力、知识不足而自卑者可以从中得到慰藉。天下伤心人可以从叔本华的极端悲观主义，放弃对此生的一切期待中得到慰藉；而另一个极端，尼采对超人的意志和力量的绝对自信又可帮助人在一切艰难险阻面前永不放弃。

作者并没有透露他对任何一种哲学的倾向性，对其中有一些也以调侃的笔法透露了一点质疑。但是从作者的角度看，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虽然相距甚远，甚至相对立，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共同点，那就是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意“爱智慧”，而且用这种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种种悲苦。这也是本书的切入点，因此以此为题。下面这段话最好地概括了作者自己的旨趣和写这本书的真意。

广而言之，以这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为最高象征的主题似乎在召唤我们担负起一项既深刻又可笑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哲学求得智慧。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作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他们如果聚集在一场大型酒会上，不但互相话不投机，而且很可能几杯酒下肚就老拳相向），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意——“爱智慧”。人以群分，把这一小群人归在一起的共同爱好，在于就人生最大的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我愿从斯人游！

不论哲学家的主张如何，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随俗、不从众、不畏权势，通过独立的深思熟虑而得出自成体系的对宇宙、对人生的看法。一旦形成，就身体力行，以大无畏的精神捍卫、宣扬之。本书以苏格拉底之死开篇，开宗明义用这种精神统领全书：

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匹夫之勇，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植根于哲学的源泉。哲学给苏格拉底以坚定的信仰，使他面对千夫所指能够保持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

这种思想的独立性给我以启迪和激励。它向我展示了一种力量，可以抗衡在行动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习性。在苏格拉底的生死之间包含着一种召唤，唤起人聪慧的怀疑精神。

这一贯穿全书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独立人格，也许这正是作者要与读者分享与共勉的启迪。

其实，这种精神在东西方的哲人那里是相通的。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自反而缩〔1〕，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都是指的只要自信真理在我，就坚持到底，无所畏惧。压力可能来自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统治者，也可能来自世俗的无知和成见，还可能来自自己本身对名利的欲望，这些同样都是压制理性探索的死敌。中国春秋时代的先哲主张各异，同时也都拥有那份自信，那依靠自己的智慧独立思考的精神，因此才有光耀千秋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从伊壁鸠鲁对待权势财富的态度来看，也能找到中国读书人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田园，崇尚淡泊宁静、归真返朴的影子，还有魏晋名士特立独行的风骨。书中所描绘的尼采对人生必须经过苦难的看法，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作为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在各民族的智者那里是相通的。

作者阿兰·德波顿近年来在欧洲已经崭露头角，但是在我国还没有进入读者的视野。我本人也是在接手本书的翻译后才对他略作了解。首先使我意外的是他的年轻——生于1969年，写此书时才三十出头，而书中所显示的学养、识见和开阔的视野给我的第一印象似乎应在中年以上。继而一想，也不奇怪，我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名的作家、思想家、学问家也不过这个年龄，而这些前辈在深厚的国学功底之外还有西学。实际上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应该在二十岁左右，甚至更早，就已奠基。德波顿生于瑞士，由于其父母特别喜欢英国，八岁就被送到伦敦上寄宿学校，四年后全家人移居伦敦。他最早学的是法语，现在写作以英语为主，同时通晓法文、德文。从这本书来看大约至少能读拉丁文〔2〕。十八岁入剑桥大学，正式学历为剑桥大学历史系毕业。他自称大学时代只有两样追求：爱情和创作。前者很不成功，促成了后者的成功，因而他深信失恋与文学是并行的。对学校的课程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好在学业比较宽松，他有足够的时间随心所欲地博览群书，自学成才。整个大学期间他主要依靠大学图书馆和附近一家书店，在那里他父母给他开了一个账户，随他自由买书（后来他买书之多令他父母后悔当初的慷慨）。他读书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为寻找一种表达方式，为此徜徉于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心理分析之间，上下古今求索，从中邂逅知音，产生共鸣，在跨越千年的著作家那里欣然找到先得我心之感，逐步接近了自己的目标。这样，上大学不是为求学位，只不过提供他一个读书的氛围；而读书不是为了日后求职，只是帮他找到自己独特的创作模式。所以，他不愿把他的写作归入任何一类：小说、历史、哲学……最多能称之为“随笔”，以个人的声音谈人生的重大题材。

德波顿在各种报纸杂志发表的文章很多，二十三岁开始出版第一部作品，是小说体裁，以后两部也是小说。但是正如前面讲的，他写小说力求打破讲故事和表现情景的传统模式，而是探索情景背后的所以然，要弄明白各种人际关系后面的动力是什么。如果说他的小说是寓哲学探索于文学创作之中，那么这本《哲学的慰藉》则是用文学笔法写哲学。为什么在漫长的哲学史上偏取这几个人？作者说，就因为这几个人他能读懂，令他喜欢，岂有他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他认为哲学家的伟大不在于高深莫测，而在于能与常人对话。他以自己驾驭文字的才华把通常是枯燥晦涩的哲学思想写得生动活泼而通俗易懂，目的就是要把哲学从高头讲章拉下来，进入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哲学家之口告诉人们思想的重要，人生道路上遇到种种问题，不假思索凭本能做出反应，与通过思考，理性地对待，结果是大不相同的。他认为在世俗的世界里只有哲学能解人生痛苦之谜。但是哲学著作又多艰深难懂，令普通人望而生畏。而在他看来，哲学如龙虾，外面有一层硬壳，还有应该剔除的污垢，但是里面的肉却是美味而营养丰富。《慰藉》一书的作用就如给龙虾剥壳的钳子和掏肉的长钩。他思接千载，驰骋跳跃于古今之间，把古人的思维展示在现代人物和时髦的生活方式之中，不由人不得出结论：人性在某些方面是永恒的，因而有些哲理也是永恒的。

从作者自述的意图来看，他应算是成功的。能把这门艰深的学问写成这样有趣，引人入胜，实属难得，可以称得上是深入浅出之作——我一向认为“深入浅出”是有学术含量的文章的高难境界。不研究哲学的人读了这本书可以增加知识，得到启发，甚至进一步对人生有所感悟。年轻人也许会从此爱上哲学，决心进一步登堂入室。至少，也可以作为优美的文学随笔来读。当然，作者对这些哲学家的理解程度可能深浅不一，有的概括比较准确，而有的可能有失偏颇。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读者自可做出批判，得出自己的看法。

这本书的确很难归类，无以名之，名之曰才子书。欧洲知识分子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浸润在有深厚历史积淀、丰富多彩、和而不同的文化之中。他们通晓几种欧洲语言是寻常事，不少人自幼就有机会在这片古老而现代的大地上遍游名胜古迹。欧洲的教育制度虽然也受现代专业化的影响，但在人文领域内的通才教育传统和氛围，还是比高度功利化、市场化的美国教育制度多一些文化底蕴。德波顿正是从这种文化土壤中生长的幸运儿。他自称早年受的是严格而规范的教育（大概这是父母决心送他到英国上学的原因），上大学之前到法国游历了一年，爱上了法国文化的浪漫主义气质，因此到了大学，力图摆脱英国式传统的束缚，寻求自由创作。事实上，惟其他有了严格规范的底子，才能在十八岁之后这样自由自在地思而学、学而思，有能力钻进那龙虾的硬壳，尽情地吸收欧洲文明的营养，并与他人分享。他力求简洁的文字也是这种锤炼的结果。有人说他思想接近“前卫”、“后现代”，他特别表示不能认同那种佶屈聱牙的文风。他在书中还借蒙田之口要读者不要被那些晦涩难懂的书唬住，那多半是作者缺乏清楚表达的能力之故。这一点也令我感到古今中外相通，切中时弊。看得出德波顿活泼、晓畅的文风也正是得力于早先的规范训练。总之，天赋的灵气加适宜的土壤再加机遇，成就了这位才子型人物。

2005年

注　释

〔1〕“缩”，直也，“自反而缩”就是自信理在我。

〔2〕我原以为他也懂希腊文，后来见面问及，他说不懂，书中引希腊文是抄上去为点缀的。

信、望、美的追求

——《啊，拓荒者！》重版序

今年是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逝世五十周年。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位非常值得介绍给我国读者的美国作家，无论是从文学、美学的角度，还是从深入了解美国，乃至我们自己“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都是如此。而于凯瑟的众多著作中，我又对《啊，拓荒者！》〔1〕情有独钟，初次翻译出版是1983年。部分感受过去已经写过〔2〕。这次在重新修订译文时，我还是不断地为书中丰富的内蕴和诗意的美所打动，觉得前文意犹未尽，再作一些补充。

自始至终弥漫于全书的是一股蓬勃朝气，向上、向善，充满希望。这希望来自劳动，来自创造，来自人的自信。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人、马、草、木、庄稼，乃至野鸭、秋虫都是健康的，生机勃勃。对于大自然的严酷和人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生存条件，作者尽情描写，毫不留情，但是，看不见任何潦倒相。要么咬紧牙关坚持奋斗，直到战胜自然；要么对土地失望，远走他乡，另谋出路。却没有那种懒懒散散，“凑合着”活下去，以无病呻吟、怨天尤人打发日子的景象。柏格森太太，一个最平凡不过的家庭妇女，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保持一个整洁的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得这个家没有在精神上解体，就体现了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故事是从柏格森先生之死开始的。他在这土地上奋斗了十一年，到头来还清债务后等于还得从零开始，而他已耗尽生命，永远倒下了。即便如此，他还没有对这土地失去信心，在他向儿女留遗言的病床边气氛是沉重的，但是没有眼泪，有的是对家业的托付和承诺。这个故事写了许多生离死别的场面，也写了极度的痛苦和悲哀，有的甚至惊心动魄，但是没有悲悲切切的哭泣和哀鸣，唯一的一次正面写到哭的是柏格森太太表示决不离开“分界线”——他们的家园所在地。

这种精神体现了新大陆的移民特质：他们毅然决然背井离乡来到这天涯地角，就是准备冒风险、披荆斩棘、白手创业的。因循守旧，甘于苟活下去的人就不会来了。这种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之一是宗教信仰。薇拉·凯瑟本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本书中的人物信奉不同的教派，但是都能和睦相处。宗教对他们说来是精神的支柱，是感情的最终寄托，可以使受苦的心灵得到慰藉，可以使尘世的情欲得到升华，甚至可以打破生与死的界限，这是共同的。对此最精彩的描写是阿梅代葬礼那一章：一个鲜龙活跳的小伙子，一年前刚和心爱的姑娘举行了热闹的婚礼，摇篮里有一个新生的娃娃，地里有一架新买的收割机，麦田里丰收在望，在这样令人艳羡的美满幸福之中竟意外地死了。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对年轻的妻子又是怎样沉重的打击！但是作者的笔墨没有放在亲人呼天抢地的哭声和乡亲们沉重的哀悼上，而是别出心裁地把葬礼安排在为适龄少年举行的“坚信礼”的次日。主教把自己的时间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平分，而重点在生者，因为，如本章开头第一句话所说：“教会一向主张，生活是为生者而存在的。”于是同一村的乡亲们在为阿梅代的葬礼准备黑纱的同时，也为那些少年们准备白衣衫、白面纱。“坚信礼”是每个少年正式为教会接纳的第一个门槛，也是每一家的大事，几乎倾镇出动。尽管参加者中有穿丧服的阿梅代的亲戚，但是在“万福，玛丽亚”的动人心弦的歌声中，列队而入的白衣少年一张张清秀、虔诚的脸庞毕竟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希望。阿梅代的生前好友们在教堂前，带着深切的怀念诉说关于他的种种，他们坚信“那只看不见的手臂现在还在阿梅代身边；他通过尘世间的教堂到达了千百年来‘信’和‘望’的最终目标——凯旋堂”。年轻的骑士们热情奔放地齐步策马迎接主教并低头接受主教祝福那令人心醉的一幕，完美地表现了薇拉·凯瑟心目中宗教的圣洁与现世的青春活力相结合。此情此景令人心醉：

一声令下，年轻人都骑上马缓步走出村庄；但是一旦出了村子，来到晨光普照的麦地，他们都收不不住自己的马，也控制不住自己火样的青春热情奔放。他们渴望做一次耶路撒冷朝圣之行……他们迎上了主教，他坐在敞篷马车里，由两名传教士陪伴。小伙子们像一个人一样一齐用一个大幅度的动作脱帽致敬，并低下头来，让这端庄的老人举起两个手指，施以主教的祝福。骑士们像卫队一样向马车靠拢……当队伍经过离村半里地的墓穴时……老比埃·塞甘已经拿着镐和铁锹在那里掘阿梅代的墓葬穴了。主教经过他时，他脱帽下跪。小伙子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离开老比埃，转向山上的红色教堂，金色的十字架在尖顶上发出火焰一般的光芒。

书中的主人公，成功的女农场主亚历山德拉自己更是不止一次从宗教中求得安慰：坚强如她，总也有心力交瘁，渴望有所依靠的时候。每当此时，经常有一只强有力的臂膀在她似梦非梦之中出现，把她托起而行直到疲劳尽消。最后在她因最钟爱的小弟艾米之死不堪打击大病一场时，终于悟出这臂膀属于谁。书中含蓄地暗示，在她感到举目无亲、心灵极度孤寂时，曾有过把自己托付给那个梦中出现的“最全能的爱人”之想。但是，当她的童年挚友卡尔终于回到她身边之后，她就不再做那个梦了。所以，不论是对法国教堂周围的年轻人还是对亚历山德拉而言，宗教只是缓解剂、净化剂，它为在为生存的斗争中身心俱疲、伤痕累累的人们提供一个休憩和愈合创伤的场所，而不是吸引人们去逃避现实。它绝不能代替尘世绚丽多彩的生活和对现世幸福的追求。总之，它给予的启示是入世的，而不是避世的，否则就没有拓荒精神了。

不少中外论者认为，薇拉·凯瑟的作品代表了在美国迅速走向工业化和大城市急剧发展的时代对农业社会的怀恋，和在人的性灵被物质文明所壅塞中对精神美的呼唤和维护。的确是如此，但是这绝不同于中国式的向往世外桃源的隐逸情怀。作者以大量篇幅正面写了亚历山德拉——实际也是作者自己——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尽管如此，外面的大世界对生活在农场的人们还是有强烈的吸引力。亚历山德拉本人不会离开土地，但是对于作为她的骄傲、她的希望的小弟艾米，她的目标却是要他脱离土地去闯天下，去过新的生活。有一段看来轻描淡写的同卡尔的谈话是意味深长的：亚历山德拉说，“我宁愿要你的自由而不要我的土地”，卡尔的体验则是“自由意味着哪里都不需要你”，在他描述了纽约那种城市中“人”如何丧失个性、迷失自我及人际关系的冷酷之后，亚历山德拉说：

可是我还是宁愿让艾米像你那样成长起来，也不要像他两个哥哥那样……在这里，我们变得越来越粗笨、沉重。我们不能像你一样轻便地行动，我的思想也逐渐僵化。如果世界不比我的玉米地更广阔，如果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别的，我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为之操劳的了。不行，我宁愿让艾米像你一样也别像他们一样……

为加强她的意思，亚历山德拉又讲了她的一个长工的妹妹的故事：那个女孩子在没有到过玉米地以外的世界之前，生活的单调使她苦闷得企图自杀，但是在家人把她送到别的州逛了一趟之后，再回到原处，情绪就变了样，说是生活在这样广大、这样有趣的世界上就心满意足了。亚历山德拉说自己也是由于知道了外边广大世界的情况才安于自己的生活的。

这一段话篇幅不多，却很重要，使得这本书不是反对工业化的重农主义。农民的心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工业化城市居民有很大差别，这点甚至在今天的美国仍然相当明显地存在。但是像亚历山德拉对土地的眷恋，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世世代代困守一隅，闭塞、保守落后的农民是大不相同的。美国农业的发展几乎与工业同步，而且农村很快享受到工业化的好处，不出一代人，“分界线”就大变样，许多人家装上了电话，阿梅代用上了收割机，甚至纽约、华盛顿的政党政治也已影响到这里，像罗·柏格森那种刚刚“脱贫”没几年的青年农民就已经有了党派倾向，以西部代言人自居，对参政跃跃欲试了。这就是美国。这批拓荒者是美国的中坚，他们的故事是美国发展史一个侧面的缩影。洋溢于字里行间的青春活力给人以“满园春色关不住”之感，但是出墙来的并不是一枝红杏，而是像火焰般怒放的红色野玫瑰。作者着意要写的就是这火一样的青春，它浓缩在卷首的诗篇中：

这一切啊衬托出青春

像火红野玫瑰般怒放，

像云雀在田野上空歌唱，

像明星在薄暮中闪光。

柔情恼人的青春，

饥渴难耐的青春，

激情奔放的青春……

最后，文学之为“文”学，自然与文字分不开。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的要素之一，就是要在文字上见功力。单纯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堪称美文，在英语创作中实属上乘。首先是朴实、凝练，从每一个场景到全书，都是以简短的文字表达极为丰富的内涵，使之非常耐读，每读一遍都能有新的发现和收获。更具特色的是，作者特别善于用文字作画，从开卷内布拉斯加高原上狂风怒号中挣扎的汉努威小镇起，就把读者带进一幅幅风景画中，而且寓情于景，与人物的心境协调一致。前面举的法国教堂前青年骑士迎接主教的画面是一例。这种情景交融的画面随处可见：卡尔在万道金光腾细浪的草地上对着火红的曙光怀旧，麦丽在萤火虫与点点星光交相辉映的夜空下游荡，艾米在午后耀眼的阳光下，在弥漫着熟透了的麦子香气的空气中骑马狂奔，把生命沿途倾泻……作者似乎对写光的色彩有偏爱，例如在麦丽的果园中，通过卡尔的眼光所看到的雪肤白衫的亚历山德拉和棕色的麦丽，在强烈的阳光下构成对比的美丽图画就是很典型的。还有艾米最后一次走进麦丽金光荡漾的果园，此时的景色与自觉感情已经升华的人物心境相一致，光成了主体，“光才是现实世界，而树木不过是用来反映和折射光线的间隔物”。这些画面都使人想起印象派大师勒诺阿的作品。

薇拉·凯瑟以这本小书给了我们极大的美的享受。毋庸赘言，这不是美国拓荒者故事的全部。除了这令人神往的田园诗般的境界之外，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还有充满血污的弱肉强食的一面。从美国西部的牛仔电影中也可见一斑。那里的主人公并不都是个个敬畏上帝、以清教徒的道德传统自律的典范。尽管如此，这本书仍是写实之作，它所挖掘的仍然是在这片新大陆上留下自己业绩的拓荒者们的精神本质。没有这种精神，美国不可能成为今天的美国。

1997年

注　释

〔1〕《啊，拓荒者！》，薇拉·凯瑟著，资中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重版。

〔2〕见“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美国研究》1988年第4期。

黄遵宪的《新别离》诗

爱情和死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此说来自西洋，也已为我国文学界所认同。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还有一个独特的永恒主题，就是伤别离，所谓“黯然神伤者唯别而已”。从《诗经》到《楚辞》，到古乐府，到汉赋，到魏晋骈文和五言诗，到唐诗、宋词、元曲，写离愁别恨、相思之苦的名篇名句，信手拈来，比比皆是，而且涉及的关系和场景极广：有生离、死别，有游子思乡、慈母盼儿、挚友惜别、夫妻遥相挂念，有情人咫尺天涯，还有专写良人远征的“闺怨”诗，专写亡妻的“悼亡”诗，等等，等等。两千年的离人泪似乎已尽收于那数不清的摧人心肝的瑰丽辞章中，似乎无论哪一种相思的心情古人都已表达过了。然则到了晚清，谁还能写出什么新意来呢？此人就是黄遵宪（公度）。

黄遵宪是晚清著名的维新派，曾出使日本、美国、英国及新加坡，著有许多倡导宪政、民主，反对专制的书和文章。同时有大量诗作，收入《人境庐诗草》，梁启超对他的诗推崇备至，许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称“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又说他“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饮冰室诗话》中收入多首黄的诗，大多气势磅礴，如万马奔腾，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悲愤之情，而又眼界开阔，囊括全球。其中有一首写印度的两千余言的长诗，梁启超比之于荷马史诗。然而在所有这些诗中最精彩的当属四章《新别离》，是写夫妻眷恋之情，与其他的风格迥异，充满柔情蜜意，可谓一奇。此诗被当时人公推为“千年绝作”。梁启超先见过片断，未得全文前“愤恨无任”，得了全文后“距跃三百”，“亟为流通之于人间世”，而自己希望以此因缘，以此功德能进入“诗界天国”，其评价之高可见一斑。本人读后确与梁任公有同感，亟于与读者分享。

诗分四章，每章一韵，二十六句，读来朗朗上口，非常容易记诵，而又完全是古诗风格，有点像古乐府。从内容看，显然是写黄本人出使美国之事，口气却是代拟留在家中的妻子的，婉转情深，十分动人。原诗每章本无题目，为叙述方便，姑妄揣其意给每一章点题。

第一章“送别”。开头四句：“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接下来一连串的抱怨现代交通工具之无情：“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舟车。舟车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看来离人是乘轮船走的。钟声一响，即刻开船。不像旧时，陆路可以多送一程；水路则至少可以要船慢些解缆，或可再同饮一杯送别酒。尽管明知送君千里终须别，但总不像现代的轮船那样冷酷，毫无商量余地。去时唯恐其速，当然归时唯恐其迟，最后笔锋一转：“所愿君归时，快乘氢气球。”科技发达，还有比轮船更快的可以为我所用呢！多情而又俏皮，跃然纸上。

第二章“接电报”。“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迅如电，云是君所寄。”一天之中，早晚传书，多么殷勤体贴！本该有慰远念，而问题就出在这“云”字上，“据说”是你寄来的，可是“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电报不是手迹，而且没有亲笔签字，怎么看怎么不像。“寻常并坐语，未遽达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斑斑墨，类似临行泪。”这现代化的通讯太冷冰冰了，没有一点个性，平时并坐谈心尚且不一定能完全达意，就电报中的寥寥数语如何能尽诉衷肠？（当然，我们都知道，电报本不是用来谈心的，黄公如能用上今之电子信箱不知还有何说，一笑。）何况一天通两次信息也不够：“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见闻，使我容颜瘁。”恨不得每时每刻接连不断地收信才好。最后两句又一转：“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关于电的新知识就这样巧妙地融入诗境了。

第三章“见小照”。“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镜奁来，入妾怀袖中。”这是见照片后的惊喜。接着描写仔细端详照片中人的形象，情景交融：“自别思见君，情如春酒浓，今日见君面，仍觉心忡忡。”然后找出自己的照片回赠，“开箧持赠君，如与君相逢”。旋即又不满足了，照片怎能代替真相逢？“虽则长相从，别恨终无穷，对面不解语，若隔万山重。”好个“对面不解语”！一语点出照片的局限。科技无论怎样发达，终归与血肉之躯有所区别。那时还没有录音录像，如今又近了一步，但是能代替面对面的交流吗？最后两句是：“自非梦来往，密意何由通？”唯一的通话途径只能求诸梦中了，因而引出下一章。

第四章“梦寻”。这是全诗的高潮，也是最精彩的一章。“汝魂将何之，欲与君追随，飘然渡沧海，不畏风波危。”梦魂真的漂洋过海去寻所思了。但是仍不能如愿：“昨夕入君室，举手牵君帷，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梦里相寻也见不着，人不在帐中，原来是时差在作祟！这边“明月方入扉”，那边“侵晓刚披衣”，不论你来我往，都见不着，相隔实在太远了：“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眠起不同时，梦魂难相依。”由此可见黄公度是到了美国，有了时差相距昼夜的经历。现在到过大洋彼岸的人不少，可有这种与亲人“眠起不同时，梦魂难相依”的体验？最后是诗人发自肺腑的呼喊：“地长不能缩，翼短不能飞，只有恋君心，海枯终不移。海水深复深，难以量相思！”是怎样的无奈，怎样的情深意切，又是怎样的苦苦相思！

题为《新别离》，这“新”字可以有两解：一是指时间，刚分离不久，因而感情更加强烈，更加难以自遣；二是指时代和内容：乘轮船、收电报、寄照片，还到了昼夜相颠倒的西半球，都是新鲜事物。同样是离愁，其独特的感受却为前人所未有。而唯有诗人的敏感和丰富的想象力才能产生这样的联想，同时也只有黄公度才能把这些新内容这样天衣无缝地融入古体诗。梁启超说，“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信然。读罢这首诗，再读黄的其他气吞山河的诗篇，特别是其二十四首《出军歌》，读来如闻战鼓咚咚，始则很难想象是出于一人，继而更加感于其心灵之美与人格之丰满。本来，如鲁迅言：“无情未必真豪杰。”如黄公度者，可谓真性情中人。

1997年

热潮退后话《廊桥》

大约四年前，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应出版社之约翻译了《廊桥遗梦》（直译书名应为《麦迪逊县之桥》）。不意这本小书一下子变成了热门畅销书，一时间大有“满城争道”之势。译事本是我的余事，而且是业余之余。在正业学术研究之余，有时心血来潮写点杂感、散文一类，然后行有余力，作为一种调剂，做些翻译。这“余力”就很有限了，所以我翻译的原则是以自娱为主，作品一般远离“正业”；同时须得我认为真正有价值，值得介绍的。80年代翻译了巴尔扎克和薇拉·凯瑟的作品就是根据这一原则。当然当时选择巴尔扎克还有不使自己法文荒疏的目的。但是《廊桥遗梦》却非我的选择。时值盛暑，我主持的社科基金项目《战后美国外交史》80万字的稿件正集中在我手里，处于最后统稿杀青阶段，凡是有从事学术著述体验者都可以想见这个阶段之艰辛，挥汗如雨，苦不堪言，不必尽述。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来问，有一本美国畅销小说希望我能承担翻译，并且要尽快完成。我听到“畅销书”，就本能地心怀警惕，要求先看了再说。读过之后虽未有所打动，但至少品位不低，还有某种美感，觉得在为那本大书苦斗之余，可以当作一种消遣，如同吃冰淇淋一样，于是就接受下来。原文文字流畅，译起来毫不费力，速度和抄书差不多，中文共8万字，每天休息时间弄一点，两个月交稿，果然起了休闲作用，与此同时，那80万字定稿也接近完成了。我非作家，没有笔名，但是这一次却不想署真名，胡乱起了个名字，因为觉得这在我纯粹是发了个岔，至今在我的履历表中从不把这本书列入著译作。

不料无心插柳却引起了“轰动效应”。在《廊桥》热的高潮中有的读者开始对译者产生好奇，不断地叫阵。后来终于纸包不住火，真名被曝光了。于是有一阵，电视台记者来访，家里电话不断，各种报纸约稿、提问，等等，我的平静生活忽然因此热闹了一阵。对于这一切，我都以不变应万变，坚决不以任何方式因《廊桥》而公开露面。越是炒得热闹，此意越坚，以至有时在电话中对素不相识、锲而不舍的记者（或自称记者）发了点脾气。现在应该交代一下我当时的心态，那是一种逆反心理：在我所有的工作中，这是付出劳动最少、在价值上也是最轻量级的，尽管这不是一本坏书，我也没有如有的记者报道那样说过根本不值一顾这样的话。只是我认为我的任何作品都比这值得关注。1994年我在南京讲学，适值《战后美国外交史》出版，有学生告诉我他已经在书店中买到，等我跑去看，已经不见，问店家，说是这类书进数很少，售完为止，与此同时，我恰好见到书架上插有我译的巴尔扎克（已再版过），而在显著位置的桌上以及架上平摊着放的却都是《廊桥遗梦》。那《外交史》是凝聚了包括我在内的多名学者积三四年之久的艰苦劳动之作，与《廊桥》的命运成鲜明对比，就本人而言，三种作品的劳动与遭遇正好“倒挂”，当时就令我感慨系之，自己跟自己比，心理不平衡。再者，我本非名人，也无意求名，不论如何总不该以这本小书出名，让人一看到某人的名字就先和《廊桥》挂钩。这叫什么事儿？这就是我坚决拒绝在热潮中露面之故。我为巴尔扎克和薇拉·凯瑟都写过书评，对这本书既不写书评，也不参加有关的讨论，也是为的不愿凑热闹。现在热潮已退，却有一些由这本小书引发的想法要一吐为快。

我所见到的评论大多着眼于爱情与家庭以及与之有关的价值观。电影我始终没看过，据说更加强调家庭伦理道德这一面。似乎很少人注意到书中所表达的另一层思想，就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逆反。（根据不可轻易言无的原则，我不敢肯定一定没有，因为我并未到处收集评论，看到的大多是热心朋友剪寄的。）男主人公罗伯特·金凯就是这一逆反的化身。他的一切言论、行为都是竭力挣脱市场化了的世俗枷锁，追求归真返朴。作者借金凯之口有一段简练而精彩的关于市场扼杀艺术的讲话，里面有许多警句。他摄影所追求的是反映他自己独特的精神、风格的东西，要设法从形象中找到诗，但是这不合编辑的口味，因为编辑想到的是大多数读者，是市场。下面一段话十分精辟：

这就是通过一种艺术形式谋生所产生的问题。人总得跟市场打交道，而市场——大众市场——是按平均口味设计的。数字摆在那里，我想这就是现实。但是正如我所说的，这可能变得非常束缚人……以后我准备写一篇文章题为“业余爱好的优点”，专写给那些想以艺术谋生的人看。市场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扼杀艺术的激情（着重号是本文作者所加）。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一个以安全为重的世界。他们要安全，杂志和制造商给他们以安全，给他们以同一性，给他们以熟悉、舒适的东西，不要人家对他们提出异议。利润、订数以及其他这类玩意儿统治着艺术。我们都被鞭赶着进入那千篇一律的大轮子。做买卖的人总是把一种叫做“消费者”的东西挂在嘴上。这东西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个矮胖子穿着皱巴巴的百慕大短裤、一件夏威夷衬衫……手里攥着大把钞票。（译本第54—55页）

在另一处，金凯提到了现代科技和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使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退化。在“旧世界”里，人强壮而敏捷，敢做敢为，吃苦耐劳，勇敢无畏。而今电脑和机器人终将统治一切。人类操纵机器，但不需要勇气和力量，也不需要上述那些品质。“事实上，人已经过时，无用了。”连性爱都可以用科学来代替。组织起来的社会、矫饰感情、效率、效益等使人失去自由驰骋的天地。更有甚者，人类通过对大自然的破坏和发明自相残杀的新武器正在毁灭自己。

我认为这是在那个爱情故事背后贯穿全书的思想。罗伯特·金凯其人也是按这样一种理想塑造出来的。这种思想推向极致，就产生了“从零度空间落下”这篇近乎荒诞派的文章，把自己想象成还原到原始人，进而一直蜕化到生命起源之前。其实，艺术与谋生的矛盾，市场扼杀艺术激情，这差不多已是共识，中外皆然。而且这种哀叹非自今日始，不过于今为烈。任何生活在现代的人只要打开收音机、电视机，或者到商场走一圈自然有体会。每当我参观中外艺术博物馆时都有这种想法：而今而后，人类还会创作出这么美、这么精致的艺术么？主观上还有这个耐心，客观上还允许这样从容么？

近两年有机会相继参观了两次新建的上海博物馆，那神妙的三千年前的青铜器使我心灵战栗，而在玉器馆中我更进一步发现，真正产生震撼力的美不可言的艺术都产生于商周时代！过去每见到这类古代文物总不免肃然起敬，惊叹我中华民族之早慧，但是没有那样突出地感到早期艺术之不同于后代。也许要归功于上博的灯光精巧和陈列得法，使观众能尽情细细欣赏每一件陈列品，同时也就突出地觉察到时代的差异。在那里，处于20世纪末的我，特别为公元前20世纪的艺术家（那时有这称号么？）的那种永不可再的纯真、朴实而又充满想象力的艺术激情所震动。与方今由西方传入的那种故作粗拙以示返朴的风格不同，那是在工艺上也相当精致的。后世艺术家提倡师法造化，我想那时的人就生活其中，与大自然浑然一体，那种本能的感受自非今人可比。到汉以后，特别是东汉以后，就渐趋雕琢、繁琐，离自然越来越远，到清朝的叠床架屋、刻意雕琢就匠气十足了。这里的区别在于，创作的动力是自发的创作欲还是为满足别人的需要，即使不是面向广大的市场也是为了取悦宫廷贵族。这是指手工艺品。至于书法绘画，一直到近古多半还是文人自娱之作，既不是为出售谋生，也不是为献给王侯，所以情况又有所不同。这里不是要讨论艺术史，我也没有这个资格。我要说的只是在上博，特别是玉器馆的感受。这感受与《廊桥》中金凯的议论和追求是一致的。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中国这样一部辉煌的文学史（不包括现当代），特别是诗词部分，大多是读书人官场失意的业余之作，而且绝不是卖文为生的，才见真性情。罗伯特·金凯没有中国士大夫那样的条件，他为追求自己的创作自由，把生活降到贫困线以下，最后潦倒以终。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只能如此。

另一个问题是科技高度发达是否会，或者已经造成人的异化和退化。一切用机器人、电脑来做，人将不人。不但失去了个性、激情和艺术创造力，而且体魄弱化，智力也被扭曲、退化。可能有极少数的天才不断发明出各种代替人力、人脑的新玩意儿，而操作这些玩意儿的绝大多数芸芸众生所需要的智力却越来越简单、低下。“傻瓜”照相机之命名十分说明问题。就是那少数发明者的智慧也日益狭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跟着一个大轮子转，越转越快，身不由己。沿着命定的轨道不断发明创新本身就是目的，对人类是祸是福或者来不及想，或者想也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古代先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邃智慧和拥抱自然的博大胸怀还能再有吗？今世能出现比尔·盖茨，但还会产生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的先秦诸子吗？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和人的道德智慧都高度发达，因此人只需要花很少的时间谋生而有充分的自由和时间来从心所欲地从事艺术创造。也许目前这个阶段是人类通向那个美好境界所必经的炼狱。但愿在这过程中人没有异化成非人，人类以及地球上其他族类的生存条件没有被人类自己破坏掉。当然这种杞人忧天不论是否有根据都是无能为力的。人类还是会争先恐后地不断发明征服自然和征服自己的手段，跟着那个大轮子转，像《红舞鞋》里的舞人一样一直转下去，无法停下来。不论儿童是多么纯真可爱，童年是多么值得留恋，人总是要长大乃至衰老，这是无法抗拒的。因此金凯这样的典型只能是“正在消失的物种”。

书中的爱情故事如果单从弗朗西丝卡的角度看，不算新鲜：一个嫁到边远小镇本性有点浪漫气质的少妇，丈夫善良而不解风情，生活平静而乏味，因某种机遇被激发起了潜藏的激情，圆了少女时代的梦。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辛格莱·路易斯的《大街》等异曲同工。但是从罗伯特·金凯的角度看，就有其独特之处，是与上述的思路相一致的。那是一种摆脱一切世俗观念，还原到人的最初本性，纯而又纯，甚至带有原始野性的激情。天上人间只此一遭，如宇宙中两颗粒子相撞，如果失之交臂，就亿万斯年永不再遇。作者调动了一切想象力塑造出这样一个“最后的牛仔”，与这高度组织化的市场社会格格不入，处处要反其道而行，包括对爱情。这样一种爱情注定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即使撇开弗朗西丝卡的家庭责任感不谈，能够想象她跟着金凯私奔，然后两个人一起过日子白头偕老么？那金凯还成其为金凯么？这就像林黛玉与贾宝玉终成眷属，子孙满堂一样无法想象。每个故事有它自己的意境和规律，甚至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

我想如果这本小书有一定的魅力的话，就在于作者以独特的手法通过金凯其人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逆反心理和一种追求归真返朴的情怀。我能理解为什么这本书在美国畅销，但是此书对中国读者的吸引力究竟何在，我还是不太明白。

1997年

诺贝尔文学奖有世界意义吗？

我一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性抱怀疑态度，并认为我国的优秀作家大可不必对此桂冠钦羡向往。这倒不是替我国作家抱酸葡萄心态，而是我实在想不出来那些不懂中文，对中国历史文化、国风民情如此隔阂的评委会衮衮诸公能够依据什么来对丰富多彩、中国人自己都眼花缭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做出判断？文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与经济学也不同，首先是靠语言来表达的，好的作家必然有独到的运用语言的能力，而且形成自己的风格，好的翻译也难以完全传神。京戏拿到国外去演，常看报道说是“引起轰动”云云，就算是真的，那剧目也限于《三岔口》、《雁荡山》、《盗仙草》之类的以武打为主的戏，无论如何精彩，代表不了京剧的全貌，更不用说以词见长的昆曲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以及《宝刀记》开头林冲那八句定场诗，即使有高手译成最相近的西方语言，如何让洋人体会其中的意境，从而懂得文字的妙处？当然，文学的价值主要还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其内涵。作为其本质的内涵，归根结底，源泉在于生活，脱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欧美文化属于同一个大系统，尽管各民族特色千变万化，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相通要比与中国（姑不用“东方”这样大的字眼）文化相通要容易得多。我见过不少欧洲知识分子，通晓好几国文字是家常便饭，熟练如母语，但大多数是欧洲语言，最多包括俄语。他们之间开玩笑、用典故，极易心领神会。而通（是“通”，不是会几句）中文则是专门汉学家的事，即使汉学家，多数研究范围也很狭窄，研究文学而有能力博览群书者尚不多见。听说这次得奖的日本作家得力于他的作品极好的英译本，因而偕翻译一同领奖。我不禁想，其他未被译成西方语文的日本作品呢？

中国文学写的当然是中国的人和事。仅举一例：鲁迅的《阿Q正传》之为不朽的经典著作已为国人所共识，其深远意义远超出中国农民，应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但是在西方以写中国农民出名的赛珍珠却得了诺贝尔奖，鲁迅及其作品可能根本未入评委们的视野。就以现在在世的我国几代新老文学写作家（包括各种文体的）而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与从四万万到十二万万的同胞同甘苦、共沉浮，经历了、见证了多少惊涛骇浪、苦难、忧患、风雨、坎坷、荒唐与辉煌、屈辱与荣光、崇高与卑劣……这些感于心而流诸笔端，不论其风格属什么“主义”和“流派”，或黄钟大吕，或淡雅纤巧，或忧愤泣血，或嬉笑怒骂，或讽，或怨，或实，或虚，多少优秀作品在中国几代读者中引起心灵的震撼、强烈的共鸣、会心的微笑，甚至影响有些青年一生的道路，这一切，浸润在西方文化中的文学“权威”们接触到了多少，能理解多少，又何从做出筛选和判断？基于本人多年来与大量的相当有世界眼光的洋人交往的经验，深知其难。不用说文学，就是比较容易有共同标准，在理解、交流上并无困难的社会科学，中西学者对对方成果的互相关心、追踪、绍介和了解也是极不平衡的。这里一则是语言问题，一则是心态问题：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动态没有那种“一事不知，以为深耻”的求知欲，实际上他们注意到的主要是用英文写作的旅外学人和留学生的著作，据此得出的对中国学术界的评估片面性是免不了的。相对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要虚心（或心虚）得多。

何况文学，审美口味占很重要地位，即使在一国之内也很难一致。去年某文学界人士定出当代中国文学十位大师引起好一阵争论，就是例子。不过大家都理解其为一家之言，也就无所谓。当然西方欣赏中国艺术的不乏其人，但欣赏是一回事，做出权威性的判断又是一回事，那就得真正的懂行，有修养、有研究。我绝不是否定文学的世界性，相反，我曾在一本巴尔扎克译著的序言中说过，不朽的作品之所以不朽在于它能跨越时间和空间，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受到启示和感染，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这样不朽的文学大师以其不朽的作品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他们是属于全世界的。但是这样的大师却不是哪个评委会封的，而是经过历史的考验，为广大读者所承认。如董鼎山先生文中所历数的文学大师都没有得诺贝尔奖，还不说明问题吗？即便真正的世界级大师，要走出本国、本洲，还得靠一定的传播渠道。西方文学进入国人的视野是通过近百年来几代翻译家、评论家锲而不舍的辛勤劳动。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已蔚然成为一学，出现了许多造诣很高的翻译家；而相反方向的译述、介绍，无论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无法相比。中国文学的宝库要为“国际社会”（借用一时髦词儿）充分认识，还任重而道远，得有多少个杨宪益！

再何况，从赛珍珠的《大地》在西方获盛名，到当代张艺谋的特种题材的电影几乎成为国际得奖（或提名）的专业户，反映出西方人始终摆脱不了的对他们心目中的“异域文化”的独特的（姑且用一个中性字眼）欣赏口味。（必须申明，我无意贬低这位美国作家和中国导演，我认为他们还是有才华有一定的水平的。）再何况，在方今的现实世界中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干扰不可避免。总之，自然科学成果没有民族性，可以有世界性的绝对标准和公认的权威，而文学，特别是当代的，要定于一尊难矣哉！诺贝尔文学奖基本是西方中心的产物，作为一家之论，有它存在的价值，若视之为世界最高权威、最高荣誉，怕是该打破迷信了。我甚至担心，哪年它出于某种考虑，选了一名中国人，可能会出现令中国文学界啼笑皆非的局面。

以上这些平时在茶余饭后经常发表的议论，原没想到要形诸文字。读董鼎山先生深知内情的文章〔1〕，有了印证，遂产生了写出来的欲望。

注　释

〔1〕《读书》1996年第1期。

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

——《啊，拓荒者！》中美的启示

多年以前，偶然得到一本小书——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啊，拓荒者！》（O, Pioneers!），一下子被它那特有的魅力吸引住了，不忍释手，一口气读完，感到一种不寻常的美的享受。后来又因偶然的机缘，应外国文学出版社之约，把这本小书译出来，以飨中国读者。现在听说这本小书又要再版作为供青年阅读的佳作选，我想是十分值得的。

本书的扉页献词——

纪念萨拉·奥恩·朱厄特

在她的精致劳作之中，蕴含着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

可以概括作者在书中的追求，以及这件精致的作品所达到的那种美的精神境界。如果把朱厄特的名字换作作者本人，或是书中的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柏格森，那也十分恰当。

这是一个人类发展史上不断重复的故事，古老而常新，平凡而惊心动魄：一群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少，背井离乡来到一片原始的荒野，筚路蓝缕，创业维艰。有的人壮志未酬，中途倒下；有的人知难而退。胜利终于属于那些坚忍不拔，信心、毅力和智慧都超群的人。于是那野性的大自然烈马般的反抗被驯服了，昔日荒山野岭变成千里沃野。人终于用双手建立起美好的家园和丰衣足食的生活，人也从这求生存的搏斗中得到自我完成。

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谈《啊，拓荒者！》：例如，从中了解美国边疆开拓史；研究美国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中田园诗般的人际关系的解体；邻里、家庭、两性关系的嬗变；还有宗教在那一代人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但是作为传世的文学作品，这本小书独特的魅力，在于它处处洋溢着一种纯朴、含蓄而动人心弦的美。这种美来自对土地深沉的爱。可以说从扉页题词到最后一行字，都溶进了作者心灵深处与土地相关联的那种炽热的激情、执著的追求、刻骨铭心的依恋、希望与失望、痛苦与欢乐、美好的向往、无私的奉献……这一切织成了一部交响诗。的确，这是一本可以当作诗来读的小说。

对土地的特殊感情来自征服土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初，

这土地不愿有人来干扰它，它要保持它固有的凶猛的力量、野性的美和连绵不断的哀愁。〔1〕

头几年的辛勤劳动似乎白费了：

犁耙几乎没有在地上留下什么痕迹，像是史前期的动物在石头上留下几道浅浅的爪印，太模糊不清，使人觉得很可能是冰川的遗迹，而不是人类奋斗的记录。〔2〕

土地最后一次向敢于进犯的犁耙发起反抗，来一个连续三年大旱，颗粒不收。逼得多少人再一次举家迁徙，流落他乡。但是对于像亚历山德拉·柏格森那样坚持下来又懂得怎样对待它的人，它终于

忽然一下子自己工作起来了。它从沉睡中觉醒，舒展开来，真大、真富。〔3〕

且看那令人心旷神怡的春耕景象：

那散发着这样茁壮、洁净的芳香，孕育着这样强大的生机和繁殖力的褐色土地，俯首听命于犁耙。犁头到处，泥土发出轻柔的、幸福的叹息，乖乖滚到一旁，连犁刀的光泽都丝毫无损。〔4〕

那土地“毫无怨色、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那变化多端的四季”〔5〕，以至于自己曾经毫无保留地为它奉献了全部青春年华的亚历山德拉竟感到是在坐享其成！而自幼酷爱作画的卡尔，十几年后归来看到的是一幅他无论如何也画不出来的最美的图画，画布是那广阔无垠的土地，画家就是亚历山德拉！

书中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正是这种与土地息息相关的、坚实的、内在的美和智慧的化身。她几乎没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没有尽情欢乐、谈情说爱的青春。她没有时间在衣着上下工夫，同她朝夕相处的人也很少有人注意她美不美。但是书中处处都使人感到她是美的。对她的外表，书中着墨不多，只知道她身材健壮，皮肤晶莹如雪，眼睛是湛蓝的，有一头火一般的浓密头发，却经常梳两条粗辫子盘在头上。有几段对她最精彩的描写都是把土地、劳动、景色和她心中美好的感情融为一体，情景交融，美不胜收。

那个被卡尔永远铭刻在记忆中的瑞典姑娘：

裙子用别针别起，头上什么也没有戴，一手拎一只锃亮的桶，全身沐浴着乳白的晨曦……当他看见她自由自在地走来，看见她那昂起的头和安详的肩膀时，经常觉得她好像就是从晨光中走出来的。〔6〕

在那逼得乡亲们卖地出走的大旱之年，亚历山德拉到邻村考察后却信心倍增，在归来的路上，她是那样容光焕发，使她最亲密的小弟弟都感到惊奇：

自从这块土地从地质纪元前的洪水中涌现出来以来，也许是第一次有一张人脸带着爱和渴望面向着它。她觉得这土地太美了，富饶，茁壮，光辉灿烂。她的眼睛如痴如醉地饱览这广阔无垠的土地，直到泪水模糊了视线。〔7〕

当天晚上，她仰望星空，思索大自然运行的规律，感到同她的乡土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

她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乡土对她多重要。那长草深处的啾啾虫鸣就是最优美的音乐。她觉得好像她的心也埋在那里，同鹌鹑、鸟以及一切在阳光下低吟、长鸣的野生动物在一起。她感觉到未来正在那蜿蜒的、粗野的土岗下躁动着。〔8〕

亚历山德拉的智慧，也不属于聪明外露、才思敏捷那种类型。她是农家的典型：踏实、厚重，有时甚至有些迟缓。但是她比她的两个弟弟，比周围的邻居多一些头脑，多一些追求，能吸收新鲜事物，敢于冒一定风险。这种素质把她同那些闭塞守旧的乡亲区别开来，决定了她总是比别人先走一步。这是创业者、经营者的素质。世界各国第一代白手起家的企业家都具备这种素质。但是正因为她内在的聪明智慧，使她虽然锋芒不露，却显得鹤立鸡群。所以她缺乏真正的知音。尽管她以自己的成功创业和慷慨待人赢得了邻里的尊敬和爱戴，她内心是寂寞的。人们习惯从她那里得到帮助和关心，却没有人想到她也需要理解和关怀。唯一真正赏识她的美、理解她的是卡尔·林斯特仑姆。

亚历山德拉同卡尔的友谊、爱情和最终结合也是同她的性格和全书的基调一致的。他们两人一起度过了黯淡的童年和青少年，在患难中互相安慰、互相支持。艰难的岁月迫使他们在精神上过早地长大，但是爱情却来得那样的迟。他们从没有过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有的只是互相深切的理解和信任。唯有他们两人能互相挖掘出常人见不到的内在的美好品质；唯有卡尔真正理解土地对亚历山德拉意味着什么；唯有卡尔能充分赏识她在经营农场中显示出来的非凡才华；唯有卡尔注意到她是多么的美，从那个拎着奶桶的小姑娘到成功的中年女农场主，始终是一样的美。反过来，也唯有亚历山德拉能在世俗的轻蔑、偏见、怀疑和非议之中始终保持对卡尔的无限信赖，不论他是否“成气候”，她只要他精神上的支持。这真是难得的知己啊！巴尔扎克说过，“没有友谊的爱情只能是调情”。而卡尔和亚历山德拉的迟发的爱情，恰恰是建立在几十年历尽沧桑、坚贞不渝的纯真的友谊之上。时间是太长了些，带有那个时代和农业社会的特点。但是这种爱情确实不同于那一见钟情的爱慕和追求，它如金子般闪光，如金刚钻般坚固。

今天，当人们想起美国时，往往想到的是“硅谷”，是“月球人”，是那高消费的社会和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还有被曲解和夸大了的放任自由。谁还想到，不到一百年前，在那寒风呼啸望不到边的旷野荒郊，那些开垦处女地的移民们是怎样洒尽汗水，怎样搏斗过来的。也许连多数美国人也很少去想它了。书中主人公是瑞典移民，不过这故事除了某些细节外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移民。美国本来是以移民立国的，整个美国的“民族”（姑且用这个词）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所组成，只不过有先有后。这些移民开发和建设这块新大陆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今天，高度工业化之后的美国人（不论是哪国人的后裔）的性格和道德观念似乎已经同书中的人物相距很远，但是仔细挖掘起来，那种创业精神仍然是构成作为整体的美国人品质的精华。每个民族之所以兴，所以衰，除了其他外在的原因外，总有其作为民族特点的内在原因。而体现在亚历山德拉身上那种既踏实苦干又敢于创新，既善于用手又善于用脑，充满自信、勇往直前的精神，也许就是生活在这新大陆上的各民族后裔共同带给它的珍贵的贡献。美国之所以兴，与此有关。

这本小书所包含的美是摆脱了一切浮华和矫饰的，健康、充实、高尚、持久的美，是同真和善相联系的美。也许惯见五颜六色的廉价假宝石之后，发现一块洁白无瑕的璞玉的那种清新和惊喜之感，可以同读这本书时的感受相比拟。

1988年

注　释

〔1〕Willa Cather: O Pioneers! , Houghton Miffin Company, Boston, Sentry Paperbound Edition, 1941, p.15.

〔2〕Ibid, p.19.

〔3〕Ibid, p.116.

〔4〕Ibid, p.76.

〔5〕Ibid, p.76.

〔6〕Ibid, p.126.

〔7〕Ibid, p.65.

〔8〕Ibid, p.71.

巴尔扎克笔下的官僚体制

不朽的著作之所以为不朽，在于它能超越时间和空间，保持经久的魅力，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受到启示和感染，从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巴尔扎克的《公务员》可以称得起是这样一部著作。它以官僚体制这个长期折磨着人类文明社会的怪物作为剖析的对象；单凭这一主题，就已显示出作者作为现实主义大师独到的眼力。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政府部门因司长病逝而位子出缺，两位处长围绕着谁来补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夺。通过这场角逐，把法国查理十世复辟王朝时期官僚政治的种种弊端揭露得痛快淋漓。它既是一幅19世纪巴黎社会的风俗画，也是一部辛辣无情的官场现形记。

在本书中，巴尔扎克以他特有的夹叙夹议的犀利笔法，揭示出一个庞大、臃肿、“为庸人所创造，取悦于庸人”的官僚体制。在那里，有的是卖官鬻爵、尔虞我诈、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以及种种腐败的习俗。“只有懒汉、低能儿或小人才有立足之地”，正直的人很难摧眉折腰忍受下去。这种地方，一部分人才高位卑，一部分人尸位素餐，浪费和摧残了多少才华，“逼得聪明人玩世不恭，天才走向绝望，勇敢的人心灰意懒”。甚至看门的杂役都劝告新来的年轻人不要那么卖力气，“那是绝对爬不上去的”。“这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像一块沉重的幕布横在要做的事和能够下令去做的人中间。”一份促进生产的兴修水利计划可以在卷宗里躺上七年；“报告尽管写得漂亮，法国却濒于破产了！”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使“权与能分家”，“一个国家似乎不会由于一个有才华的公务员让位于庸才而立即受到亡国的威胁……但长此以往，国家会逐步衰亡”。

但是，自上到下已经有这么多庸人的切身利害同这官僚体制联系在一起。他们从部长到小公务员都是这个制度的寄生虫：一个部长“经过十多年的议会斗争，在过筛子一样反复审查政策的过程中受尽折磨之后”，终于被封为部长时，已经是近六十的人了，早就在进退浮沉之中弄得身心交瘁。他每天要调和各种利害关系，应付各种阴谋诡计，于是练就了一套遇到困难就搪塞过去的本领，“习惯于龂龂诡辩，而不是明辨是非”。下面的各级公务员则不论原来是诗人、画家，或是行政干才，也不论当初有过多大的抱负，一旦卷进这官僚机器，渐渐地，热情、意志和希望就统统被磨掉了。他们终于成为一群“侏儒”，胸无大志的井底之蛙，每天在死气沉沉的小天地里苟苟营营，为保住自己的饭碗，或者为在有可能时再挤上一层台阶而挣扎。所有这些人共同形成一股因循守旧、反对一切改革的力量。如果有一位有识之士敢于指出弊病之所在，想要进行改革，“首先是不为人所理解，而且威胁着一些人的存在”，也就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本书的主人公拉布丹的悲剧就在于此。

在手法上，本书是通过塑造人物来织出故事情节，道出作者的意图。整个《人间喜剧》本是巴尔扎克塑造人物的伟大创举。而在《公务员》中，这位大师刻画人物的非凡天才更有独到的发挥。主线是拉布丹和包杜阿耶两对夫妇的对比。作者正面白描和侧面烘托并用，写出拉布丹正直、能干、胸襟开阔、待人宽厚、一心为国效劳，而又深孚众望，是同事们心目中当然的司长人选。但是他错就错在具备了与公务员的卑微地位不相称的胆识，草拟了改革行政机构的方案，结果为小人所中伤，弄得身败名裂，被迫辞职。而另一个处长包杜阿耶不学无术、心胸狭隘、昏庸无能、无所作为，是大家公认的“蠢才”，最后却被提升为司长，并得到勋章。这两个人的优劣愈是昭然若揭，他们的结局也就愈显示出官场的不平。作者还借一名玩世不恭、惯于冷嘲热讽的公务员皮克西沃之口说明这不是偶然现象。皮克西沃正是因为透彻地了解到这两个人的人品高下，才把宝押在包杜阿耶身上，而且证明是押对了。英才总是要让位于庸才，改革者总是要败于守旧势力，这是官僚体制带有规律性的特点。

另一对形成鲜明对照的人物是拉布丹夫人塞勒斯丁和包杜阿耶夫人伊莎贝尔。拉布丹夫人是本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倾注了大量笔墨和感情的（本篇初稿原名《高超的女人》就是指拉布丹夫人）。她聪明，美丽，才华出众，受过完备的名门闺秀的教育，具备做贵夫人的一切条件。她渴望厕身于社会最上层，甚至出入宫廷，然而时运不济，偏偏嫁给了除去区区处长职务之外一无所有的拉布丹，于是想尽办法为改变自己的地位——通过改变丈夫的地位——而奋斗，就成为她全部活动的宗旨。作者对这个人物用的是工笔画的笔触。首先刻意渲染她家的布置和排场，为她的出场作铺垫，取得美丽的女主角在布景优美的舞台上出台亮相的效果。接着，在不同场合对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以至服饰、发型作了极为细腻的描写，使人感到作者自己也为这位美丽的夫人而倾倒。但是对于裹在这超凡脱俗的仪表下面的最庸俗的虚荣心，作者也毫不留情，同样细致入微地写出这女人灵魂深处的强烈的、很不高雅的欲望。她的全部聪明才智都用于为丈夫争得升官发财，为达此目的，不惜卖弄风骚同那品行卑劣、面目可憎的秘书长台·吕卜克斯调情，还进而设法勾引部长！巴尔扎克对这个人物既充满欣赏和同情，又无情地予以剖析；他对她的怀才不遇无限惋惜，同时毫不手软地让她在现实生活中一败涂地。更重要的是，他使读者意识到，拉布丹夫人的行为不是个别现象，是在当时法国上流社会中司空见惯的，她比别的女人还清白一点。再说，那些男人也不见得更高尚些，她对他们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这样，小说像剥笋一样，层层剥开了法国政界冠冕堂皇的外衣，揭示出它寡廉鲜耻的内幕。

包杜阿耶的妻子伊莎贝尔处处同拉布丹夫人是两个极端：她是典型的小市民女人，形容猥琐，从小担负着繁重的家务，既没有受过像样的教育，也没有见过世面。她持家的寒酸、吝啬，也同拉布丹夫人的阔绰、豪华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真正的力量和智慧却在她那边。两个女人都为替丈夫抢到司长位子而使出浑身解数，都在那掌握他们命运的关键人物台·吕卜克斯身上下功夫。塞勒斯丁用的是自己的美貌、魅力和交际手腕；伊莎贝尔用的则是冷冰冰计算出来的利害关系和金钱的力量，利用对方的债务和想当议员的野心，通过高利贷者把他抓在手里。结果，拉布丹夫人机关算尽，自以为胜利在望，却败在一个她从未谋面也不屑一顾的女人手里。这两个女人斗法的胜负是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的。高利贷者羊腿子一语道破了那个社会的真谛：“和往常一样，胜利总是属于金币的。”

除了主要人物之外，本书还写了人数众多的公务员的群像。笔法或繁或简，或浓或淡，都能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些人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其衣着举止，性格作风，连两个略微相似的都找不出来，却又都一望而知是公务员。这种艺术手法有点像我国历史名城中的罗汉堂：庙里几百尊罗汉塑像千姿百态，没有两个重样的，但又都是同一传统想象中的罗汉，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不过巴尔扎克笔下的是一群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社会一个侧面。这样的大手笔是非有极深的功力所不能至的。巴尔扎克自称充当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的书记官”，但是他的作品的意义远不止此。诚然，他所写的官僚体制和公务员是19世纪法国所特有的，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民族特点。例如，这些公务员同契诃夫或果戈里笔下沙俄政府的小吏就有显然不同的气质，那官场世态也各有千秋。但是，从衙门里腐朽的习俗、无聊懒散的气氛、上面的昏庸和下面的怠惰以及一群庸庸碌碌小人物的精神状态中，却可以看到某种共性。推而广之，凡有官僚体制之处，总有某种现象、某种弊病、某种性格，使人感到似曾相识。信手举一个例子：书中以不多的笔墨对部长的专职秘书作了一番描述。那种在部里优越于其他公务员的地位，那种工作效率极高而又不表露任何创见的独特才能，那种只为一个人服务，必须承受一切而不允许稍露头角的处境，不能不使人钦佩作者深刻的观察力和惊人的概括力。巴尔扎克以生动的形象所揭示的官僚机构，恰好可以同马克思从理论上的概述互相印证：

于是，国家的现实目的对官僚机构来说就成了反国家的目的。……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的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

……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个人的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1〕

那么，这谁也奈何不得的官僚体制是何时开始，于何时为烈，是何种政治制度的产物，又如何才能消灭呢？政治学家们尽可以去探讨、争论。巴尔扎克则认定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议会制度的产物。在他看来，过去那种国王大权独揽的君主专制制度要简便得多，因而也优越得多。这就是后世批评家经常指出的，巴尔扎克伟大的现实主义和保王派立场的矛盾。他痛感拿破仑失败后法国的衰败，“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成为泡影，留下的是庞大的赤字、沉重的赋税和尾大不掉的官僚机构，因而也时时流露出在当时法国人民中很普遍的对拿破仑的追念，但是他更缅怀的还是路易十三、十四时期的封建王朝。他看透了资产阶级的残酷、虚伪和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他对那个社会中金钱威力的描述简直可以为《共产党宣言》作插图和注脚；可是他对自己所未曾经历过的王朝却罩上了一层玫瑰色，一味向往那灿烂辉煌的气派、人才辈出的盛世，而忽视了它的反动、黑暗的一面。他对查理十世的统治失望之余，却归罪于王室权力太小，因而处处受议会的掣肘。他一方面为社会的种种不平而愤慨，另一方面又对一个门房的儿子同贵族后裔平起平坐大加非议。所以他发了许多切中时弊的精辟议论，却开不出像样的药方。他的政见常是混乱而自相矛盾的。尽管如此，归根结底，他的现实主义还是战胜了他的偏见，他没有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安排书中人物的命运，而是听任他们按照社会的客观规律而浮沉。正如马克思所说：“伟大的作家是能够具有驾凌于他们自觉信念和态度之上的见识的。”〔2〕

最后，应当说明，这部作品绝不是供消遣之作。它不是以引人入胜的情节使人爱不忍释。小孩子看小说（其实大人也在所不免）往往急于知道情节的发展，遇到大段的议论或描写就跳过去。如果对巴尔扎克的作品也照此办理，那就是“买椟还珠”，所得无几了。读这类作品绝不像吃冰淇淋那样清凉快意，毋宁像是嚼橄榄，初尝多嫌苦涩，仔细品去，自会感受到其味无穷。它也不是那秀丽明媚的青山绿水，使人置身其中顿觉心旷神怡，却更像怪石嶙峋、道路崎岖的山岗，如果你不怕艰难，肯去攀缘，就会领略到峰峦叠秀、风光无限。再下功夫去挖掘，还会采撷到奇珍异宝。诚然，读这类书不会使人轻松愉快，却每每发人深思。巴尔扎克把《人间喜剧》各篇都称为“研究”，意在邀请读者同他一起去研究，去思考。一遍一遍地读下去，你不仅会为作者对世态、对人的灵魂挖掘之深而心折，而且还会惊奇地发现：一百五十年的距离是多么地短，人类，毕竟还年轻得很！

1981年

注　释

〔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02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2〕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中译本，第429页。

无韵之离骚

——太史公笔法小议

从小听说太史公久历名山大川而为文有奇气，颇心向往之。但是过去读《史记》常觉得不过瘾，找不到我想象中的“奇气”。那时总以为只有庄子的汪洋恣肆、一泻千里，战国纵横家的辩才和词锋，苏东坡的豪放潇洒，再不然就是六朝文章的华丽铺陈，才称得起文“气”。后来稍谙世事，从同情司马迁的遭遇出发，逐步体会到他的笔调之深沉、隽永，不同凡响。然而，还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那种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怀着压抑无告、欲哭无泪的心情，通读了《史记》，才真正感受到那强压在字里行间的满腔悲愤之情，对司马迁自称修《史记》是为了“意有所郁结”，“以舒其愤”，更加理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终于找到了太史公文章之“奇气”所在。

这“奇”，不仅在于以极其简洁、凝练的文字囊括了广袤的空间和绵远的时间——纵横万里，上下千年；也不仅在于生动地刻画了数以百计的文臣、武将、帝王、游侠、骚人、处士，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尤其在于以克制、含蓄的笔法，表达了深沉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通篇没有雕琢的形容词，也极少激昂慷慨的议论，而在那貌似平淡的叙事之中，却蕴藏着极大的感染力。千载之下，仍然能使读者不知不觉跟着作者去爱、去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李将军（李广）列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谁都知道，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说了几句话而获罪，遭受了宫刑。他对汉家天子的刻薄寡恩有切肤之痛，对李陵始终抱着惋惜和同情。但是他既不能作不平之鸣，也不能发怨谤之声，只好把种种复杂的感情通过为李陵的祖父一代名将李广立传抒发出来。

《李将军列传》全文不过三千字。从李广的祖先写到他的孙子，也就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历经一百余年：写了李广身经百战、屡立奇功的英雄业绩；写了他一生坎坷、凄凉悲惨的下场；写了他多少次化险为夷、惊人的大智大勇；写了他廉洁、朴实，身先士卒的品德。还从文帝的赞叹、士兵的爱戴、匈奴的畏惧和百姓的怀念，多侧面地反映出他的可敬可爱。这里面有千军万马鏖战方酣的古战场情景，也有单枪匹马深入敌阵的惊险场面。如果不是太史公特有的笔法，恐怕再加一倍笔墨，也不足以充分表达这一切。更主要的是，作者通过精心选择的事例，刻画出李广的鲜明性格；而且处处使他的英雄事迹和他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自然形成对比，在人物形象一步步完整和深化的同时，李广一生的悲剧也一步步推向高潮。试举几段为例：

第一次，李广从周亚夫伐吴楚军，把对方的帅旗夺了过来，“显功名昌邑下”。这时是一个初露头角、猛冲猛打的青年英雄形象。但这一次的结果是，“还，赏不行”。

再一次，李广以百骑深入敌人阵地数十里，消灭了对汉军威胁很大、占据了要害地势的射雕手。他归途中遇到了匈奴的数千骑，不退反进，从容不迫，使匈奴疑有伏兵，一夜不敢动，最后他得与大军会合。这里的李广，已是成熟的、智勇双全的将军了。但当时他是上郡太守，战绩作为守边份内之事，也没有记功。

还有一次，为了执行他本来不同意的上级命令，使他又处于众寡极为悬殊的境地，以至受伤被俘。李广以伤病之躯，夺得敌人好马，边射边跑，一连数百里，终于进入塞内，敌人竟奈何他不得。当读者怀着紧张的心情，屏息读到这里时，谁都会对这位将军非凡的谋略和英雄气概无限钦佩，期待着他得到应有的荣誉。然而，结果如何呢？文章至此，笔锋一转，出现了这么几个字：

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这短短的、冷冷的二十几个字，吐露了多少冤枉和不平！还需要再多说些什么呢？

写李广最后结局的一段，是全文的高潮：那时李广已经老了。在他自己再三申请下，随卫青大将军出战匈奴。这次是有机会活捉单于的。他恳切陈辞，请求打前战，但是那位与皇帝亲上加亲的国舅卫青要把立头功的机会留给自己的亲信公孙敖，硬是派李广走那明明是迂回而难走的东道，限期与前战会合，结果迷了路，误了限期。卫青自己把单于放跑了，还要问李广失道之罪，再次叫他去与“吏”对质。李广最后说：

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于是，广“引刀自刭”了。

这短短的一段话，概括了李广一生的悲剧。对于一个毕生以征战为业的武将来说，还有什么比生擒敌酋更大的满足呢？但是眼看到手的机会，偏偏被无理剥夺了。而这样一位力能射虎、曾统帅千军万马、使敌人闻风丧胆的“飞将军”，到白发苍苍的晚年还要交到为虎作伥的刀笔吏手里去挨整，最后逼得只好自杀。读到这里，谁能不为之扼腕、太息，拍案愤起！在对李广无限惋惜、无限同情之余，总不能不想一想，这悲剧是谁造成的，是谁之过？我们自然会想到汉朝赏罚制度多么不合理，对待功臣多么不公平，刀笔吏又多么可恨（顺便说一句，司马迁本人也是“下吏”治罪的，所以他对刀笔吏有特殊的恶感）。这样，作者的目的达到了，虽然他自己一句评论也没有。

文章到此，没有结束，而是以平常续家谱的方式轻轻带过李陵，笔法依然是那平淡的客观叙述。但是惜墨如金的太史公在三千字的李广传里给了李陵三百多字的篇幅，这本身已见其偏爱，而对其为人和遭遇的每一个细节的描述，处处都使人联想到他的祖父，不禁叹息：“何其相似乃尔！”通过这，作者顽强地坚持了他的观点：李陵也是杰出的将才，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他降匈奴是不得已的。并且以单于对他的器重，进一步反衬出汉朝统治者的不知爱惜人才和残酷无情。

全文最后的结尾是：“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这就不仅是李广一个人的悲惨命运，而是进一步作为武将世家李氏门第的败落。再回过头来看文章的开头，李广的祖先就是当年逐得燕太子丹的秦时名将李信。首尾呼应，两相对照，在重门阀的封建时代，使整个悲剧的意义更加深刻，更加典型。

人们有理由以为，作者如此克制自己的感情，写完本文之后，在篇后的“太史公曰”里面，总该发一点感慨和议论吧！——还是没有。“太史公曰”只正面称道李广的为人，无一字涉及他的遭遇。最后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结。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何尝不正是太史公文章本身的写照！

堪与《李将军列传》相表里的另一篇，是《孝武本纪》（即汉武帝刘彻）。（此文一说非司马迁所作，但我认为还是能反映他的观点的。）这是一篇很奇特的帝王传记。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也算是盛世之君，特别是以开拓边疆著称，但是他的传记中丝毫没有反映。文章开宗名义就说：“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从此，通篇都是求神、炼丹、封禅、怪异之事。给人的感觉，似乎一个汉武帝一生没干过别的。而且他还常常为方士所骗，发现之后，就杀掉一个，接着又去上另一个的当。尽管司马迁自己也崇尚黄老，尽管在那个时代这类事还不像科学发达的今天看来那么荒诞无稽，但无论如何，一个英明有为的皇帝总不能以求神炼丹为其一生的主要活动。所以，太史公笔下的汉武帝是相当不堪的。与《汉书》中所写的“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比较，简直判若两人。好在《史记》不是编年史，那个时期的重要史实都记载于当时的文臣、武将，甚至匈奴、大宛、南越的列传中。例如拓边之事主要在《卫将军（卫青）骠骑（霍去病）列传》中，后人是不能责怪太史公不忠于历史的。

如果说，在《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是通过正面的叙述，以弦外之音暗示他对李氏祖孙的同情和不平，那么，在《孝武本纪》中，他是以独特的省略来表达他对汉武帝的怨怼。这省略，这沉默，远胜过一篇洋洋洒洒的檄文，可以收“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效。这，又是太史公文章“奇”之所在。

当然，为项羽立“本纪”，把当朝开国皇帝手下败将写成悲壮的英雄，这也是太史公一大奇笔，关于这点，论者已经很多。可惜，后世修官史的再无此襟怀。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人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司马迁的观点。但是，至少，他虽身遭刑戮，却丝毫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那种精神状态。他不加回避地写了大量本朝历史，始终坚持对刘家天下的独立见解。

正统观念比较强的班彪对《史记》颇有微词，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殊不知太史公以刑余之身，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用他的笔写出了自己的心声，这是班氏父子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也正是一部《史记》千百年来，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文学史上始终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原因所在。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算得千古知音之谈。

1980年

访旧得旧的惊喜

——重游维也纳之一

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因工作关系在维也纳住了三年，自1959年回国后再无缘重访。最近到巴黎探访女儿一家，蒙他们为满足我怀旧之情，安排了维也纳之行。过了半个世纪旧地重游，最大的惊喜是访旧得旧。

国人已经习惯于“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城市面貌总是以“变”为主调。隔几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外国人总是惊叹简直认不得了，作为对主人的恭维，于是主人也以此自豪。与此同时，各大小城市争相“与国际接轨”，千篇一律、杂乱无章的高楼林立，结果使人不知身在何处。这次一到维也纳令我惊叹的却是面目依旧，宛如昨日。那一条条小石块铺路的小街，那一排排高不过五六层，蓝、白、黄色粉墙，红瓦屋顶的民宅，还有大街中心的有轨电车，都依然如故，既没有刷新，也不显破旧。不过电车的车厢看来大部更新过，座位比较宽敞舒适。说半个世纪不变，其实不准确。维也纳城市建设过程我没有仔细研究，至少可以说，我半个世纪以前到来时城市基本规模和面貌已经存在一百多年了。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特别是二战最后苏军的轰炸，战后重建基本上按原样修复。唯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战后初期为应急而匆忙建起来的民宅，虽然形式还是沿袭原来的式样，没有高层建筑，红瓦盖顶，只是外墙全是水泥色，多少年也没有粉刷，使人一望而知是战后50年代的产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不盖“现代化”的高楼，不过都集中在原来属于郊外的另一个区，称“联合国城”，是国际中心。在市内我只见到过一幢大约有二十几层高的玻璃盒子形的高楼，是世界许多城市都有的“国际饭店”，这“鹤立鸡群”的建筑给人的感觉是把一条街“破了相”。据说当地人也认为这是失误，从那以后再不允许在市内建这种楼。偶然也见到无处不在的麦当劳快餐店，但也是藏在与那些咖啡馆一样的古色古香的门面内，那个“M”字母也收敛得小一些，不那么张扬。当然，和许多欧洲历史名城城一样，作为城市标志的建筑是几座著名的教堂、宫殿、国家剧院，还有那使陌生人误以为教堂的蔚为壮观的市府大楼。但是，形成一座城市整体风貌还要靠无数民宅和店铺。我非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说不出多少理论，只是凭直觉。试设想，那些精美无比的教堂被遮蔽在摩天大楼的森林中，那还是维也纳吗？市内还到处可见成群的百年以上老树。几百年高龄的老树，在我国也不鲜见，但多在庙宇、皇宫、特定的园林内，作为文物保护对象，少见于城市沿街。此无他故，人家不干砍树建楼之事。

安顿住宿后，第二天首先是访故居。我当年工作的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简称“世和”），在冷战时期属于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战后，根据协议，维也纳像西柏林一样由四国占领，“世和”的秘书处就设在维也纳的苏占区。我奉派到那里是在1955年奥地利国家条约（或称《中立条约》）签订后一年，占领区已经撤销，各国军队也已撤退。但是在当时“冷战”的形势下，我们还是有不成文的纪律，不能擅自到处走动，所以活动范围还是基本上在前苏占区和中立区。所幸这个区内颇有一些著名的建筑，例如《中立条约》签字的地点——有“小凡尔赛”之称的美景台（Belvedere）、玛丽·黛蕾丝女王时代建起的著名的美泉宫（Shunbrunn）以及著名的州立公园。我首先想要寻找的，是当年常去散步的州立公园和那里的施特劳斯雕像，没想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军纪念碑（或称“塔”，以其高故）。那是一座气度恢宏的建筑：碑本身已高耸入云，尖顶上又立一名高举红旗的战士，有刺破青天之势。底座由黑色大理石奠基，上面四扇硕大的凹面深红大理石镌刻着俄、德两种文字的金色铭文，开阔的广场周围圆柱游廊环抱，正面是一大片草地，不是平地而是徐徐向中间凹陷，像一个绿茵覆盖的大盆，别有情致。这原是当地一景，确实气象非凡。在我访旧的目标中竟没有想起它，见到后略感意外。尽管苏联和东欧经历了剧变，维也纳人并没有拆毁这座纪念塔，他们尊重历史。不过幸好那上面是一名士兵，如果是领袖像，那就难免遭殃了。依稀记得当年布拉格的山坡上刻有包括斯大林在内的领袖浮雕头像，从艺术上看，远远望去也是一幅雄伟而别致的美景。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就被炸掉了。维也纳到处矗立的名人雕像是城市景色的组成部分，这红军纪念塔也融入其中，成为景色的一部分。

我继续前行，找到了雕满天使的拱形门下站着拉小提琴的施特劳斯像，依然那么潇洒，只是不知何时给镀上了一层金，远不如原来的石头本色来得亲切、朴实，维也纳人也未能免俗，令人遗憾。州立公园中，除施特劳斯像外，还有舒伯特和布鲁克纳两位作曲家、爱米尔·辛德勒（贝多芬的挚友，第一个为他写传的）、19世纪著名奥地利画家阿默灵和另一位不太著名的画家加农以及对维也纳市奠基有功的市长泽林卡的像。维也纳不愧为文化名城，仅从名人故居和雕像之多、保存之好，就可见一斑。当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匈帝国曾盛极一时，当然少不了帝王的遗迹和雕像，如玛丽·黛蕾丝、佛朗索瓦·约瑟夫一世等。但是更多的是科学、艺术、学术、音乐大师的遗迹，诉说着几个世纪人文荟萃的辉煌。不言而喻，在此地住过并留下事迹的音乐家之多，是举世无双的。

贝多芬的雕像也在此不远，地址就称贝多芬广场，人像是坐姿，底座一边雕着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另一边是许多带翅膀的小天使，二者象征着悲壮的奋斗和飞翔的音乐，可谓匠心独具。莫扎特更是这个城市的宠儿，他的故居、博物馆以及雕像所在的公园都在同一区内。在一座旧王府内有纪念他的费加罗室，附近的小店还有以莫扎特命名的巧克力、饮料等。此外还有海顿、勃拉姆斯纪念馆。这里只举我们熟悉的名人，当然远不止这些。奥地利的君主有重视和延揽人才的传统，使维也纳成为18、19世纪欧洲学术文化重镇，除音乐、美术外，经济学、哲学都有维也纳学派。不论原籍哪国，凡在此地生活过一段时期，进行过学术和创作活动的，维也纳都予以认同，纳入自己的宽广的怀抱，以不同方式留下他们的痕迹。所以许多雕像、故居、纪念馆不一定是奥地利名人，来自欧洲各国的都有，只不过标明此人某年到某年在此居住或工作。他山之石都是维也纳的骄傲。

我的旧居离州立公园不远，我本来就不认路，事隔多年更说不上哪条街模样熟悉，因为“春来遍是桃花水”，到处是窄窄的石板路小街、路边几家小巧玲珑的咖啡馆、门外花草簇拥的护栏围起几张露天雅座，都似曾相识。不能跟着感觉走，只能拿着地图根据确切的地址按图索骥，还问了几个行人。忽见一块路牌赫然写着“Möllwaldplatze”，眼睛为之一亮，终于找到了！所谓“platze”是中东欧城市常见的结构，即街边凹进一块方地，三面房舍呈马蹄形，可大可小。在我们这里就称广场了，人家并无夸大为“广”的意思。当年“世和”把这三面的楼都包了下来，一面做办公室，另外两面做各国员工宿舍。中国和苏联一样，有政府的力量，比较阔气，自己买下了当中一栋的二、三层楼连同阁楼（当地的叫法：一楼称底层，二楼另有名称，三楼称二楼，所以这栋房子连同阁楼实际有五层，我们占上面三层），作为工作人员宿舍兼会客室。3号门牌、老式厚重镶玻璃的大门，一切依旧。当然，今日此门中已经物是人非。可惜大门紧闭，不见任何人出入。否则，奥地利人比较热情友好，如能见到主人，说明情况，也说不定能允许进去看一眼。我只能在门前摄影留念，算是了却一桩心愿。

由于我们只有一周的时间，只参观了贝多芬、莫扎特和弗洛伊德的故居兼博物馆。这些故居就在普通民宅之中，占一套公寓，其余各层都住着普通人家，关起门来互不干扰。故居门口挂着不太醒目的标志，也像是一家人家，有的开着门，有的需要按铃进去。不过一进门就景象不同，当门有售票的柜台，有各种说明书、小册子，弗洛伊德的故居还有一小间书架，出售他的以及有关他的学术著作。面积虽然不大，陈列品却很丰富，房屋大小可以看出当年主人的生活状况，就这点而言，贝多芬的最窄小，莫氏和弗氏都有十几间房间。两位音乐家故居进门第一间屋，都有一台特殊的音响设施，摆了几副耳机，有一个键盘，带上耳机随便按一个键盘就可以听到一首曲子，好像有九种选择。这大概已经是各种音乐博物馆的必备设施。如果观众愿意，可以一直听下去，无人干涉。不过，大约很少人专门到此地来听音乐的。弗洛伊德故居除了有关文物事迹外，还有一间屋子，有一台电脑和大屏幕，根据说明，可以进入电脑程序，依照弗氏学说自己进行心理测试，或咨询一些问题。看起来很复杂，我没有试，也没有看到他人试用。在弗氏故居除了一般的参观者外，还遇到一群学生，围一圈席地而坐，有一位大概是老师在那里讲解。

除了正式的博物馆之外，这种规模不大而内容丰富的故居兼博物馆，在维也纳不知凡几，散落于寻常百姓家，同时得到很好的维护和管理，日复一日地向一代一代普通人传播知识，延续着一脉书香。我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名著《昨日的欧洲》，描述直到第一次欧战爆发之前这座令人神往的人文之都：扫房女仆因一位著名歌剧女高音去世而泪流满面；一个学童有幸被勃拉姆斯摸了一下头而得意非凡，令所有同学都羡慕不已。那是怎样一个全民尊重和欣赏文化知识的时代！茨威格经历过这样时代的欧洲，又亲见其两次被残酷地摧毁，黄钟委地，瓦釜雷鸣，自己也一起受难，被迫流落美洲，我似乎对他最终自杀有了更多的理解，同时无端想起了王国维的“文化神州丧一身”（陈寅恪挽诗）。茨威格如能见到今天维也纳所延续的文化气息会略感欣慰呢，还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仍不免失落？

与文化气息浓厚相对的印象是商业气息比较淡。西方许多国家的首都，都不是热闹的工商业城市，例如瑞士的伯尔尼、荷兰的海牙等，很难比较。我是从北京去，所以只是相对于已经习惯的北京的环境而言。首先，广告要少得多。大街小巷很少见到那种刺目的、无法躲避的大广告牌。既然没有大高楼，也就没有那种像头顶疮疤一般的屋顶广告。公共汽车和电车外壳干干净净，未见刷广告的。我此次没有坐地铁，不知地铁下面如何。维也纳街市的特点是小店多，大店少，除了散于居民点卖日常食用品的连锁超市外，率多是小专卖点，例如鞋子、男服、女服、儿童服装、外衣、内衣，都是分开的，几乎没有见到大百货公司。当然我没有去联合国城，不知那个现代化的市区情况如何。这样对购物确有不方便处，要多跑不少路。

市内有一条著名的“走街”，不能通车，比上海的南京路和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都要窄而长，并且是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店铺，但是仍然未使人感到浓厚的商业气，因为每一家小店的橱窗布置各有特色，浑似艺术展览。卖瓷器、玩具、珠宝等店铺的橱窗固然可以精心布置，争奇斗艳，就是日常用品锅碗瓢盆的橱窗也十分雅致。如一切商店一样，打折销售的标牌随处可见，但大多放在适当的地位，不破坏橱窗的美感。只是偶然看看标价，却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在这里逛商业街权当是游画廊，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是一次精神的享受。这条街上原来还有一棵有名的“诗树”，任何人写了诗都可贴在上面，路人读了，喜欢哪一首，就可以把纸条揭下来收藏。如果纸上有作者名字和联络方式，还可以就此以诗会友。至少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老伴来访时还曾见到这棵贴满纸条的树，但是这一次我却没有找到。行色匆匆，也未及细访，不知这一可爱的习俗是否还在继续。

另一点令人愉快的是，维也纳汽车比较少，还未遇到过堵车。公交十分便捷。电车轨道在马路中间，刚好隔开汽车上下道，除了大道的十字路口由红绿灯控制外，从小街驶出的汽车都自动让电车和行人。电车到站时，两旁汽车也自动暂停，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穿马路上车。我基本上没有见到可以招手停下的出租车，在闹市地区有集中的出租车站。

说面貌依旧，那是外壳。无论是民宅还是公共建筑，内部的设施一直在更新改造过程中：如卫生设备、供水、供暖系统、厨房设施、下水道等，至今“现代化”工程大约只完成了全市居民住宅的一半。有不少住宅没有自用浴室，甚至几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中央供暖更待普及。历届市政府的工作计划中都有继续改造内部设施的预算和任务。有一项“旧貌”令我惊讶的是电线都暴露在外，从房屋内引出的电话线密密麻麻如蛛网一般，不但影响美观而且危险，没有想到在这点上，维也纳竟是如此落后，而北京差不多十年以前就开始把电线埋入地下。

我无意拿北京做比较。尽人皆知的过去的失误已经无法回头，也不能要求北京像历经数百年发展成熟的维也纳那样维持“不变”。况且早已有不少人指出，欧洲古建筑是石结构较多，框架既易于保存，内部也容易改造，这是比中国的老房子的优越性之所在。当然还有一个基本条件是城市人口密度不大，试想在北京或上海，汽车如在公交车站旁暂停一分钟，会出现怎样的堵车长龙？维也纳人口自第一次欧战以来减少很多，1910年有210万，现在已不到150万，而且下降趋势尚未停止，因此解决老龄人口的需求是市政中一个重点问题。奥地利未来发展如何，不属于我这他乡游客操心之事，我只是感受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典雅的氛围。这点，老北京原来不缺而现在已破坏殆尽。至少维也纳人提供了一种在炫富比阔、开私车、穿名牌、大嚼生猛海鲜以外的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2004年

体验“音乐之都”

——重游维也纳之二

尽人皆知维也纳为音乐之都，国家歌剧院的金色大厅更是我国传媒的宠儿。但是正如城市风貌离不开民宅，真正能表现其骨子里的音乐传统的，还在于它的高水平的普及性。我过去曾在文章中形容维也纳“谁家窗口不飘乐，何处小楼无琴声”，即使街头吹拉乐器要小钱的也够专业水平。今夏重访维也纳参观了三个节目，更使我深深赞叹维也纳的音乐之魂。

室内音乐会

维也纳老城中心有一座巴菲宫（Palffy Palace），1500年时曾为首相府第，后来为一般贵族之家。1762年莫扎特在其中的一间屋内第一次演奏《费加罗的婚礼》的部分乐曲，后人即将这间房间命名为费加罗室（Figaro Haus）。有一支以希腊音乐之神奥普斯（Opheus）命名的小乐队，专门在这里演出，在网上公布曲目并售票。我与女儿一起去听了一次。我们原以为费加罗室是一座正式的音乐厅，奥普斯乐队也是一支管弦乐队，循地址找了半天，正在困惑中，广场上一名男子见状跑过来问是否来听音乐的，随即引我们进入一座古宅，登堂入室，才发现原来费加罗室就是一座古建筑楼上的一间房间。大约组织者知道难找，那名男子就是带座的。那是一间古色古香的房间，墙上挂着当年王公贵族的画像，未及细看。里面摆了大约十来排椅子，粗算下来听众不到一百人。前面一座窄窄的木板台，只够放一排六把椅子，一架三角钢琴挤在台旁的屋角，观众看不见弹琴的人。设备可谓因陋就简。音乐会开始，上场六人，乐器为：钢琴、小提琴、中音提琴、大提琴、双簧管、长笛。这是一支扩大了的室内乐队，还有一名女高音、一名男中音、一对男女芭蕾舞演员。根据说明书介绍，这支乐队的曲目仅限于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勃拉姆斯和施特劳斯的作品。大约适逢旅游季节，那天的曲目大多是一般人比较熟悉的选段。

从形式看，这场音乐会更像单位里的联欢会，也可以遥想当年在这间客厅里宾客满座、衣香鬓影中的即兴表演。但是这种表演事实上要求更高：建筑是普通的房间，没有音乐厅的音响效果，不设扩音器，整个房间灯火通明，没有特殊的舞台灯光。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在观众明察秋毫之中，不能有任何“偷手”。而且观众对曲目越是熟悉，就越挑剔，各有自己的期待。事实证明，那的确是一场原汁原味高水平的演出。乐队演员十分投入，感情充沛，似有无限乐趣，更像是自娱而不是刻意表演。演出没有任何破绽而韵味十足。乐队是坐定不动的，歌、舞演员的上下场就是从房门口跑出跑进，在台下近距离面对观众。如果像有些歌唱演员那样在舞台上龇牙咧嘴、作卯足丹田之气状，一定令人十分难受。而两位歌者发声都很自然，对观众亲切友好，表情活泼而不做作。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长笛手和那位男中音。一般说来，在交响乐中我不大注意欣赏管乐，但是那天特别为笛声所吸引，长笛手是一位女士，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插进一段以笛声为主的主题，清纯、悠扬，令人神清气爽。男中音身材瘦小，黑发浅棕肤，是南欧人的模样。他每次入场都跑跳着进来，对观众像老朋友一样致礼。而一开口，声音之浑厚、嘹亮，绝不像出自这样瘦小个子的胸腔。他唱得十分自然，既自得其乐，又与观众同乐，毫不费力地使歌声飞出来充满整个房间，真个是余音绕梁。芭蕾舞水平也不低，只是距离终究太近，舞者一抬腿几乎可以踢到第一排观众。不过在没有任何“追光”之类的帮助，毫发毕现的情况下，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要相当的技巧和修养。

我不知道这支小乐队在奥地利属于什么档次，在排行榜上地位如何——假如有这种排行榜的话。而我的确得到了一次不寻常的音乐享受，有一种还音乐以本来面目的感觉。正襟危坐的正式音乐会到处都有，而敢于举办这种室内音乐，这样以本色面对观众，至少要有“艺高人胆大”的自信，再加以这间引人发思古之幽情的沙龙，应算是“维也纳特色”。

面向儿童的音乐博物馆

星期日上午，我们参观了一间名叫音乐馆（Musik Haus）的博物馆。这是维也纳爱乐乐团协会创办的音乐博物馆，对象是四岁到十二岁的儿童及其家长，有专人讲解。进去之后，使我大开眼界，真可谓科学与艺术相结合，并以高科技手段为艺术服务，同时寓教于娱。

一进门，第一间展厅中间地上，扣着一个半透明的浅半球，里面蜷伏着一个胎儿的身影，原来这球盖就象征母腹。讲解员让孩子们把耳朵贴到球面上，可以听到里面一阵一阵的仿羊水声。这就是胎儿尚未出生时就听到的声音。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这就是最原始的乐声，是一切音乐之源。接下来一条长廊式展厅，演示音波在空中传递的情况，以及如何层层经过耳膜达到大脑的哪一部分。有耳朵和脑子各部分的解剖模型和详细说明，而且还有电脑操纵的设施，孩子们可以带上耳机，一边听讲解员的解释，一边按动各种按钮体验声音在自己耳中的传导。

走出长廊，进入另一展厅，介绍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历史及其历届著名指挥，还有爱乐协会的组成和创建本博物馆的情况。然后是音乐家的展室，每人一间，依次为：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勋伯格、勃拉姆斯、马勒。踏入一位音乐家的展室，自然听到这位作曲家的乐曲，可以在听着背景音乐下观看展品。展室虽然是按次序连续的，但设计很巧妙，并非是普通的相连的房间，而是弯弯曲曲拐来拐去圆筒状的隔段，墙壁不厚但隔音效果很好，听不到另一室内的声音。观众还可以向工作人员借一副耳机，在各展室内按动特定的按钮选择要听的乐曲。每一室内的布置并不相同，与各位作曲家的风格相称。例如施特劳斯馆中间竖着一大玻璃柱，上有各种舞姿的映像，为其他馆所无。我的三岁半的小外孙女仰望圆柱上的舞者，忽然随着圆舞曲的音乐学着那舞姿手舞足蹈起来，并且围着圆柱大转其圈，煞是好玩。说明这种布置的确对儿童有感染力，能启发儿童的乐感。其实每一室很小，展品也不多，但足以说明各作曲家的生平和特色，图文并茂。我听不懂德文，时间也不允许慢慢跟着大队听讲解。但从讲解员的声调、表情和小朋友的专心和不时发出笑声来看，他的讲解孩子能听得懂，并能引起兴趣。要做到这样深入浅出，很不简单。

最后进入一间空旷的大厅，还有两个节目，一是让孩子们自己作曲：在一串按钮上随便按几个，屏幕上就出现一行五线谱的音符，同时响起音乐，乐谱上的光标随着音乐前进，覆盖相关的小节。实际上这些都是预先输入的名曲片段，据说有几十种，主要是吸引孩子的兴趣，并学习听乐读谱。另一个节目是体验指挥，一大屏幕上显示一个大乐队在一位指挥下演奏，曲目也有几种供挑选，我们看到的是莫扎特的小夜曲。屏幕前有一座小指挥台，孩子可以站上去，拿着指挥棒指挥乐队。指挥棒也是电子操纵，与屏幕相感应，乐队果然随指挥棒的节拍演奏，连抑扬顿挫也可以随外面的指挥操纵，屏幕里那位指挥跟随外面的节奏挥动指挥棒。不过快慢有一定限度。如果外面的指挥太快或太慢，或者乱来，那乐队就会忽然停下来，有一位队员站出来，指责指挥说，你这样乱指挥我们没法演奏了，队员也骚动起来，作各种不满的表情，于是整个乐队停下罢演。我看到大一点的孩子会按节拍动作，小的大多瞎比划一气，就常引起这种指责，惹得大家笑声不断。如果兴犹未尽，还可以上顶楼的大厅，那里有许多古今打击乐器，有的见所未见。孩子们可以尽情敲打着玩。每件乐器旁都有名称和简单说明。

这间博物馆是维也纳博物馆区（简称MQ）的一部分。MQ位于市中心，占地六万平方米，包括四十余所各种类型的文化艺术博物馆，号称世界十大博物馆建筑群之一，其中有几处专为儿童的，除音乐馆外，还有美术、戏剧等，我们没有去。从这间音乐馆出来，只有叹服的份儿。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还没见到哪个国家有这样复杂、完备的面向少儿的音乐博物馆，从听娘胎里的天籁开始更是别出心裁。这样熏陶出来的民族，宜乎其音乐修养溶化在血液里！

露天电影音乐会

每年7月初至9月初是露天电影节，连续两个月，天天免费放电影。我们去了一次，得逢其盛。地点在市府广场，时间在每晚天黑之后。广场就在如教堂般巍峨的市府大楼前，也是一座公园。一排排木椅是临时摆上的，粗略数去大约有两千个座位。后面是大排档式的临时餐饮棚，东西方各国快餐任挑选，当然中餐总有一席之地。从傍晚开始热闹起来。游人选了食物自找桌椅就餐，餐桌相当拥挤，来晚了就难找到座位。等大家就餐毕，天渐渐暗上来，排挡开始撤，只留下少数饮料棚，人们到前面找座位就座，这里天黑晚，要到九点半左右才能放电影。在这之前，先放一段唱片音乐，或有流行音乐现场演出作为过渡，也让观众逐渐安静下来。这电影节原来是放各种电影的，并不限于音乐会的纪录片。但是放了几次之后，观众更欢迎的是纯粹音乐会的电影，于是就变成了电影音乐会，除现场纪录片外有相当多是DVD录像。

我们拿到7月份的节目单，真是琳琅满目，都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2003年的名家、名曲的音乐会，包括歌剧和芭蕾舞，不过以管弦乐为主，所以目录主要标明作曲家和指挥的名字，只有少数标出独奏者。我们原来选中那晚曲目是德沃夏克的第9交响乐和莫索斯基的动物画面，卡拉扬指挥。但是那晚刮风，时有小雨，没有想到7月的气温如此低，晚餐后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没有带厚衣服实在太冷，坚持不住，只得放弃。但是还有不少人坚持在那里，他们大约是当地人，衣服有充分准备。又隔了两天在离开维也纳的前夕再去，那晚的节目是普罗科菲也夫的古典交响乐和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也是卡拉扬指挥，那是1988年他指挥的最后一场音乐会。钢琴独奏是俄罗斯著名钢琴家吉辛，那年只有十七岁，一老一少相得益彰。那天在正式放映前等天黑期间放的唱片是施特劳斯的舞曲和小队爵士音乐现场演出几个短节目。从节目单上看，80年代曲目中卡拉扬指挥的占较大比例。据称他对推广CD和DVD录制古典音乐曾出过力。因为CD技术开始时许多音乐界人士持保留态度，认为不如传统的慢转唱片更能保留声音的原味。卡拉扬力排众议，带头录制，加以推广，所以他的片子居多。有人说这里表现的与其说是卡拉扬的艺术眼光，不如说是商业眼光。不过在家里电视机上放DVD与在广场大屏幕上看电影的效果、气氛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有那么多人到这里来。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观众。举目环顾，虽然不是满座，至少有七八成。这种群众娱乐性的晚会，古典音乐居然比电影故事片吸引力更大，连续两个月不衰，维也纳人古典音乐的普及程度可见一斑。不知道我们当年京剧全盛时期如果有这种机会，是否能有此局面。现在大约只有流行歌星有此号召力。观众中老、中、青都有，有不少装束很前卫的年轻人，也有全家来的。我们前面有两个座位早早地就放了两个垫子，是两位半老太太，看来她们常来，很有经验。这样大而没有围墙的场子，两边通向街道，出入完全随便，竟能始终保持安静，秩序井然。我对人家全民性的文明程度感佩之余，想到自己同胞的状况，总不免无限感慨。

我觉得西方古典音乐达到顶峰时的艺术成就略相当于我们的昆曲，不过二者后来的命运大不相同。这里原因很复杂，需要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轨迹联系起来综合探究，非这篇小文所能容纳。不过就我粗浅的直觉，如一切文教领域，我们的力气花在顶尖，而人家重视的是普及。从历史纵向而言，人家虽历经战乱，但没有经历过文化断裂。我国现在把高雅、古典与通俗截然分开，并把前者与“贵族”相联系，而所谓“贵族”，其实就是昂贵的价格，为少数钱包鼓胀的人所享用，并不等同于文化意义上的“贵族”。西方精致的文化开始也在宫廷和王公贵族的沙龙中传播，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日益普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精致高雅的文化也就渗入百姓中。新富阶层的附庸风雅常受到哂笑，但是客观上对传播和传承文化有利，总比因仇视贵族而连文化这个孩子与脏水一并泼掉好。当然这与全民文化教育的普及情况有极大关系，“雅”对“俗”的渗透过程是无形的，“润物细无声”，几代以后就成为全民族的一种修养。

2004年

在国外“吃请”记

近见报载国人在国外旅游，其吃喝之排场、浪费和席间的喧哗令外人咋舌。中国人之吃喝已是老话题了，以至于70年代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以此为题写过一本专著，题目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由此想到多年来在国外“吃请”的情况，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各国民俗、民情。

与国人的“请客吃饭”成鲜明对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次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前驻日大使的曼斯菲尔德请我吃饭。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背景：1972年尼克松访华，发表历史性的《上海公报》之后，为表示两党一致支持这一重大决策，紧接着，美国参众两院先后组织两党国会党团领袖访华。当时，曼斯菲尔德以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身份与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共同率团，于1972年4月访华。照例，多数党领袖为团长。我参加了接待工作，为团长翻译，从北京到各地全程陪同，因而建立了友好关系。曼斯菲尔德是美国可以载入史册的德高望重的资深政治家，他从40年代起从政，以正直敢言，忠于美国民主价值而又能平等对待其他国家而受到尊重。自40年代末，他就态度鲜明地反对美国卷入中国内战，以后又一贯主张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作为民主党人，能够超越党派之争，带头无保留地公开支持尼克松的戏剧性的转变，非他莫属，在当时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现在言归正传讲“吃饭”。二十年后，我于1992年在美国华盛顿做访问学者，适逢已退休的曼斯菲尔德来华盛顿小住（他家乡是蒙大拿州）。一位知情的热心朋友将我在华盛顿的消息告诉了他。过了几天，曼斯菲尔德办公室就打来电话，说是“参议员”（这是终身称呼）要约一个方便的时间，请我共进午餐，并约定派他的专车来接我。到约会的前一天，我意外地又接到他的秘书来电话，说是为了订明天参议员的午餐，希望知道我选择哪种三明治（他报了几种名字：无非是火腿、火鸡、奶酪、牛肉……），语气十分郑重而客气。次日，参议员的司机如约来接我。那司机也是老派绅士风度，满头白发，态度和蔼，礼貌周到，令人想起英国管家。到达后，秘书已在门口迎接，我是唯一的客人，陪客就是他的几位助手和一位秘书。曼斯菲尔德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仍然腰杆笔挺，思路清晰，对二十年前访华之行还记得不少花絮。那正是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就“最惠国待遇”对中国施压的时期，席间曼斯菲尔德站起来讲话，除对我表示欢迎外，还发表了一通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贯主张，认为美国应该改变态度，改善对华关系。这多少使我有些意外，因为我只是一介书生，没有任何官方身份。总之，这顿午餐庄严而隆重，我确实荣幸地受到了贵宾待遇。不过，吃的内容真的就是一盘三明治和少数几样供选择的软饮料。那位秘书按名单指挥服务员准确无误地分发各人预点的三明治。事后我知道，生活简单朴素、饮食节制，也是这位参议员一贯坚持的原则，回想起他的访华之行，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样应付那各地无穷无尽的丰盛筵席的。

多年来因工作关系，与美国人交往较多。一般说来，美国人对请客吃饭比较随便。约会交谈常常约在共进午餐，因为这样比较节省时间。地点大多在本单位食堂，丰俭不一，大体适中。不过我的熟人有不少是中国通，大概受了点中国的影响，比较好客，有时也在名餐馆（中、西多有）请我。

有一年，连续访问英、法各一个月，由于对比鲜明，在吃饭问题上留下深刻印象。我那次访问，一半是到档案馆查资料，一半与有关学者交流。先到英国。接待单位按我事先提出的名单，约定时间，一般每次谈话一小时。大多数的约会都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我起初以为和美国一样是共进午餐，后来知道英国人的午餐时间是一点钟，谈完后就告别，从无请吃饭之说。英国的学术单位和大学所在地往往离闹市较远，一条街看不见一家餐馆。其地铁虽然方便，但是两站之间特别长。所以我在英国期间，常有饥肠辘辘奔走在马路上找地铁站或餐馆的经历。后来有了经验，在赴约前先填饱肚子。

最令我难忘的一次，是访问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时间约在下午四时，从伦敦坐火车去大约一小时。我本来打算谈完后乘火车回去，大约六点半左右可到住处。但是到剑桥后，那位教授说，他正好要主持一场报告会，与我的专题有关，是一位苏联（那时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时期）学者、一位欧洲大陆学者谈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关系，报告会临时提前了，因此如在会前与我谈话时间太短，我如愿意，可以参加报告会，以后再同他讨论。我对这个机会当然有兴趣，因为我当时正在编写《战后美国外交史》。会后，那位剑桥教授又说，他按计划要请那两位报告人吃饭，但我不在预算内，所以不能请我参加，是否可以等他们吃完饭他再同我谈（他甚至没有提到我可以到哪里去吃饭）？如此不近人情，实属仅见，我当即告别，乘车返伦敦了。这是在英国遇到的最极端的例子。在伦敦唯一请我吃饭的是一位老中国通，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的资深教授，他有一家常去的中国餐馆，凡有中国朋友来访大多请到那里。他一进去宾至如归，用广东话点菜，果然菜肴相当地道。不过离开英格兰，到了苏格兰和威尔士，访问对象也是大学教授，情况就大不相同，不但被请吃饭，而且颇为丰盛。在威尔士，甚至还被邀请在一位教授家过夜。那位教授曾在美国留学，说是受了美国人的开朗热情的感染，决心要改变英国人的矜持的作风。应该承认，我正式在英国做学术访问只有那一次，所约见的人都是第一次见面，据说与英国人深交和浅交是大不相同的。以上经验不一定全面。也不能据此说明英格兰人与其他两岛人的区别，这里只讲吃饭，不涉及其他。

从英国到法国，情况大不相同。同样是初次见面，谈话几乎都是在饭桌上进行。法国的食文化是与中国齐名的，文人之于美食也与中国同。巴黎每一条街都餐馆林立，大多不大，但门面装潢各有特色。那些教授几乎每人都有附近自己经常光顾的餐馆，而且每人都是点菜行家，知道各家餐馆的拿手特色。就这样，我吃了不少不同档次、不同规模的餐馆（不过没有太豪华的），菜几乎没有重样的，都精致而可口。有时谈得投机，意犹未尽，接着再到另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又是一番情调。或者约我过几天再聚谈一次，又换一家餐馆。他们自己说，实际上就是随时找借口下馆子。我在巴黎去过不多几家中国餐馆，感觉比多数美国的中国餐馆味道好。很明显，这是巴黎食客比较讲究，没有美国佬“好对付”之故。

上个世纪50年代访问苏联，印象深刻的是盘子和菜肴的量都大得惊人，就饭量一道，对“老大哥”就得甘拜下风。服务员（当时多为老大妈）还在一旁热情地劝你多吃。不过到60年代，盘子就大大缩小了，甚至我国代表团的小伙子有吃不饱之说，不知是由于供应问题还是两国关系恶化之故。以后我再没去过，不知现在盘中是何光景。

日本料理，现在国人已很熟悉，特别是寿司、生鱼片、已经进入中餐的菜谱。日本人有东方的习惯，访问日本“吃请”的机会较多。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随一个规格较高的代表团访日，受到热情隆重的接待。有一次在一家据说是最高档的日本餐馆宴会。顺便说一句，我很怕参加日本式的宴会，因为都得席地而坐。按规矩，男士盘腿，女士跪着。如今为照顾没有经过基本功训练的外国女士，食案旁设有带靠背的坐垫，可以坐在地上把腿伸到桌底下不算失礼。即便是这样，不终席而腰酸腿麻在所难免。我和代表团另一位女同事称这种宴会为“受东洋罪”。好在日本式宴会多用于最隆重的规格，平时受到这种招待的机会不多。却说那一次，宴会厅是窄长方形，宾主各在两长条案边，相对席地而坐，中间的过道是服务员上菜的通道。一进大厅，只见房间尽头有一条硕大无比的鱼被固定在金属架子上。我起初以为是装饰品，忽见那鳍和嘴一动一动，原来是一条活鱼！席间，大师傅进来向大家鞠躬，然后操刀，当众把那活鱼一片一片切下来，放入准备好的调料，由服务员分给每一位客人。整个过程时间不长，显然厨师技术高超，如庖丁解牛，十分熟练，服务员流水作业配合极好。我本来对生鱼片已能欣赏，但面对如此“鲜活”的美味，却不敢举箸了，大概是君子远庖厨吧。以后还有一道菜就更加难以言述了。只见服务员给每人前面放一小巧精致的锡制高脚炉，有点像旧式焐酒的高脚杯，不过顶部略浅，作盘状。上面放一活鲍鱼（我不知道那圆圆的鲍鱼应该称一块还是一条），我已记不得炉里燃料是什么，如何点火的，只记得那鲍鱼在火烫的盘中辗转伸缩、挣扎，令人不忍卒看。不一会儿算是火候到了，立即夹到特殊佐料的盘中食用。我连看的勇气都没有，先把我那一份让给旁边一位“日本通”男同胞，他一边吃得津津有味，一边笑我外行。其实，这也不足奇，我国文雅清秀的江浙人吃“醉虾”，不就是把活生生的虾肉挤入口中么？好在鱼虾都是不会叫的，对待会叫的动物就不敢这样了。

各国都有不同的饮食文化。但无论如何，对“请吃”、“吃请”赋予如此多的含义，其密集和规模、其精细和野蛮、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奢华和浪费，恐怕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足以望中国之项背。

2002年

信誉能否靠良心来保证？

——美国大学中的“信誉规则”制

“诚”与“信”在中外的传统道德中都占据重要地位，无论是华夏古之君子，还是洋骑士、绅士，都把守信誉、重然诺视为体现人格的至高品质，甚至比生命更宝贵。这种人格的保证不是靠法律，而是靠良心，是一种自觉的操守。只是到了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真个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社会成了弱肉强食的原始大森林，“良心”与利益相比，在天平上还占多少分量？只好诉诸强大的外力，于是严密、琐细的合同法应运而生。老人们慨叹人心浇薄，世风日下，也是中外皆然。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这个问题更形突出，在某些圈子中，“傻帽”成了诚实守信的代名词，不少父母担心自己的孩子太“傻”，将来要“吃亏”。在这种情况下，诉诸人的“良心”的最基本的传统道德教育对下一代青年是否还有效？与此问题有关，因偶然的机会了解到美国大学中的信誉规则制度，发人深省。

金秋时节因事赴美，应邀顺道到南方名城亚特兰大一游。东道主是当地一家颇有名气的女子大学阿格尼丝·斯各特学院（Agnes Scott College）的校长，近水楼台，自然要对这所学院作一番观察，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该校实行的信誉规则制度（Honor Code）：学生考试完全没有监考，甚至在一定的日期内每个学生可以自行决定各门课的考期，把考卷拿到宿舍去做，学生只需在考卷上签名保证没有以任何方式得到不应有的帮助——意即作弊——即可。这使我感到简直不可思议，为此专门向学生部主任哈特女士作了一番深入了解，才发现是我孤陋寡闻，这是美国名牌大学早已有的一种传统制度，非该校所专有，只不过坚持的程度各校不同。

哈特女士年五十上下，在本校任职已十六年，她以对育人事业的满腔热忱回答了我的一连串问题。据她介绍，这一制度在本校已有八十多年历史，差不多与建校同步，只是具体条款随时代有所变化。做法是：每一届新生入学时，先上一堂专门讲述这一制度的大课，然后每人在一项题为“信誉规则”的文件上签名，以个人信誉承诺绝对遵守这些规则，包括不偷窃、不作弊、不剽窃、不吸毒，等等。校方告诉新生：不论你以前行为如何，一入本校，我们就把你看作是有信誉的人，你也要尊重自己人格，并有责任监督维护这一制度。另外，还为新生入学举行信誉聚餐会，邀请家长，用意是让家长也参与保证。事实上，在学生报考时，校方就已向其本人及家长说明这一制度。原则上强调学生自己管自己，有一个由各年级学生代表加毕业返校生组成的学生委员会负责审理犯规事件，并提出处罚意见。遇有问题，或被处罚的学生不服时，交由校长主持、教师及学生代表参加的仲裁委员会裁决。处罚视情节轻重，最重是永远开除。迄今为止，这一制度行之有效，每年有关学习方面的犯规大约平均三四起，主要是剽窃。本校老师对剽窃问题看得较重，因为这涉及学生以后一生立身处世的准则，不过对一年级学生处分宽些，因为她们往往出于无知。“宿舍犯规”略多些，如一年级学生留男友住宿（关于这点下文将专门论及）、吸大麻等。偷窃财物几近绝迹。

根据信誉规则，除自己遵守外，还有责任揭发犯规者。这一条最难做到，因为在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中诚实无欺固然受尊重，而告密者是最遭恨的，特别是揭发自己的同伴。在这个问题上要划分正义和非正义的界限，以及区别是爱护还是伤害同伴，比较复杂。所以应该承认，这一条不能完全做到，也就是犯规不能百分之百被发现。不过这一制度的主要精神是正面教育，不是靠揭露与处罚。其本质是唤起人的自尊心、荣誉感，自觉地不辜负所受到的信任。迄今为止，这是有效的。

教员的诚实、正直、以身作则是关键。每个教员心目中都把这当一回事，经常在课堂上强调，严格执行，是有力的保证。我注意到，在学生活动的主要大厅的墙壁显著地位挂着几大版各届在校生签署的信誉规则的放大影印件，哈特女士说这也是保证措施之一，为了经常提醒，形成一种精神激励。（她一再强调不断提醒的重要性，使我想起“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过内容有本质区别。）她承认本学院有一些特殊条件：规模小而生源整齐，多数学生都来自有正当职业的良好家庭，有些家几代人都有本校毕业生，形成一种传统；家长对女孩子的期待与对男孩子不尽相同，使得同年龄的女青年比较单纯，易受约束等。但是她强调，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不是本质的，不能说这一制度只适用于小型女校。事实上据她了解，至今一直实行这一制度的除威尔斯理等女校外，至少还有西点军校、普林斯顿、耶鲁、斯坦福等大学，不过他们对犯规者惩罚更严，不像本校比较宽些，允许改过者重新入学。她不同意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下诚实者吃亏的说法，认为正好相反，重信誉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已是美国企业界的共识，还没有遇到过家长抱怨自己的孩子太诚实的。特别是80年代美国政界、企业界丑闻频仍，引起全社会反思，现在有一种道德回归趋势，更加强调信誉、人格的教育。

尽管这位主任言之成理，这一制度究竟有多大普遍意义，在我脑中还是问号。美国的女子大学确有其特殊性，如史密斯、韦尔斯利等已是国际知名，早期进入这些大学的大多出身上流社会，到学校除读书外，还要受礼仪、社交的训练，所以有淑女教育之称，当然现在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男女混校的普遍化，这一特点已不明显，不过这些学校还带有贵族学校的痕迹，校规也比一般的要严些。带着这个问题，正巧不久又有机会相继遇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和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教授，证实了这两所学校都仍在实行这一制度。做法大同小异，只不过不能把考卷拿到宿舍去做，而是在教室内无老师监考下集体答卷。老师发完考卷后即离开教室，以示对学生的信任。同样的，每个考生必须在考卷末签名保证没有作弊（具体措辞各异），否则考卷作废。根据他们各自从学生和老师角度的切身体验，都认为这一制度是可行的，普林斯顿大学有人监考和无人监考都实行过，从实践看，还是信誉制对煞住作弊风更有效。道理相同：诉诸人的自尊心和建立一种风气和氛围。那位普大的学生说，把考卷拿到宿舍去，犯规的诱惑太大了，特别对难度大、淘汰率高的课程，怕经不住考验。不过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论，有一派认为，学生将来进入社会后会遇到的对人品的挑战要严峻得多，需要坚强的意志才能抵挡，在宿舍考试遇到的诱惑正是锻炼这种自律意志的机会；话虽如此，多数学校还不敢这样放手。另外，要学生揭发他人最难做到，也是普遍问题。

无意中，我得到了不同类型大学的行政当局、学生、教授三方面对这一制度的共同肯定。这些随机、一鳞半爪所得，当然代替不了普遍调查、定量分析，所以仍然无法知道这一制度在美国大学中有多大的典型意义，但是有几点可以肯定：一、这一制度虽然仍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不是个别教育家的试验，而是已经形成过传统的教育制度，在当前至少在一定范围内仍行之有效。二、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诚实仍然是为全社会尊重和提倡的美德。三、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有良心、良知。启发和唤起这种良知，特别是对年轻人，是可以做到的。出发点把对象作为讲信誉的人而给予信任，比假设人人都可能作弊而严加防范效果更好。这也是大禹治水中疏导与堵截的关系。四、这种教育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植根于传统道德的土壤之中。我隐约感觉到，美国大学的这一制度与基督教传统不无关联；同时，学校不是世外桃源，也不能脱离当前全社会的风气。下述例子可以从反面说明这一点：

阿格尼丝·斯各特学院的校规中有一条使我愕然，即除一年级学生外，二年级以上学生可以留宿男友，只不过限制在周末，并在校方专为此另辟的区域内，以免干扰别的同学。据说，对这个问题放宽尺度是出于对学生安全的考虑，因为如果学校坚决不允许，那么学生很可能干脆整夜不归，更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此事难以纳入信誉规则，因为其他学校都无此规定，如果本校执意要在这方面从严，可能会影响生源，许多合格的学生将转入他校。那位主任无奈地承认，这是对社会风气的让步。一所以校规严格著称的女校，可以做到让学生在宿舍单独考试而不作弊，却做不到禁止在校留宿男友，无疑是承认未婚同居合法化，看来似乎奇怪，实际就是全社会的观念使然。因为欺骗行为，包括剽窃他人思想，为社会所不齿，而未婚同居已为社会所接受，许多父母、师长尽管摇头，还只得迁就。再次证明，校园不能与社会隔绝。但是相对说来，校园毕竟还应该是一方净土，“性相近，习相远”，对于未来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在其还是“孺子可教”时多一些“诚”与“信”的熏陶，培养坚强的自律精神，增加对各色污染的抵抗力，对社会、对民族前途善莫大焉。当然采取何种方式，还得看国风民情，本文绝无意提倡邯郸学步。

1997年

总统早祷

——旅美通信

XX：

昨天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总统早餐祈祷会，颇开眼界。

这种仪式最初起源于1942年，时值二战方酣，一些参议院的资深议员在一起吃早餐议事，同时做祈祷，后来逐渐扩大到国会两院的少数人物，正式定名为全国早餐祈祷会。1953年艾森豪威尔是第一位参加这项活动的总统，说是去求助的。自此以后，每年总统都参加，成为惯例，所以又称为总统早餐祈祷会。主持者是参众两院议员，总统和副总统都作为贵宾参加。1992年邀请了一百四十个国家的三千名来宾。同一天，全国各州举行州议会或州长主持的同类形式的祈祷会。前总统里根在1986年的早餐会上说，这一活动纯属私人性质，不公开发表，也绝不用来做政治宣传，政敌或有宿怨的国家代表都可在基督精神感召下，在和平与博爱气氛中相会在这里，说说心里话，云云。但是事实上，至少我参加的这次给我的印象绝非私人性质，而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极浓，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而且极富煽动性。

早餐会在华盛顿希尔顿大饭店（也就是里根总统遇刺的那家饭店）一间大厅举行，除主宾席是长条桌外，来宾十人一圆桌共三百桌。那情景与我国人民大会堂盛大宴会时的摆法差不多，不过这厅要小得多，摆三百张桌子就挤得走不开人了。组织工作井然有序，来宾要求七点半以前入场，八点准时开始，九点半结束，一分不差。

主持人是一位参议员。在宣布布什总统和奎尔副总统夫妇入场时，全场起立鼓掌，经久不息，并夹以欢呼声。我忽然感到此情此景似曾相识。别看美国报刊电视对领导人尖酸刻薄、冷嘲热讽，在这种场合所表现出来的——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是尊重几近崇拜，虽不狂热亦不远矣。活动的内容是读经、演讲（布道）、唱歌（诗）相穿插。正副总统都讲了话，所有内容当然都与上帝与教义相关联，中间还有要来宾一起照发下来的歌词同唱之举。那些讲话的详细内容都记不清了，但有一点印象深刻，就是宗教与现世的紧密结合，而且是那样地情理交融、激动人心。

1992年祈祷的主题很明显，一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二是海湾战争。一开始有一位女士带领早餐前的祈祷。祷词大意是：感谢主的恩典，终于让俄国和东欧人民从极权主义专制下获得自由，大家为他们祈祷，愿上帝保佑他们进一步繁荣昌盛等。与此相联系应邀讲话的贵宾，是早年逃到美国的苏联著名乐队指挥拉斯特罗波维奇，他现任美国国家交响乐队指挥，讲一口浓重俄国口音的英语，讲得很动感情，表示现在准备回去为刚获得自由的祖国同胞演奏云云。

与另一主题——海湾战争——相联系的贵宾，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偕夫人），这位军装笔挺、挂满勋章绶带的非洲裔将军被介绍给来宾时又引起一阵对英雄的狂热欢呼和持久的掌声。介绍者对他的说法是：他秉承上帝旨意惩罚了恶人，给地上带来和平。看来他本人十分感动，特别是他那位体态丰硕的夫人颇有热泪盈眶之状。更有意思的是，唱诗班是西点军校的合唱团，一色灰军装，个头高矮都差不多，远远望去像一切军队仪仗队一样挺拔、精神。宗教仪式用军校合唱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两位正副总统的讲话大意是说，上帝恩泽广施于众，不分总统、平民，去年一年蒙主保佑，美国取得辉煌胜利，美国民主愈见其光彩，依靠上帝的力量，你们、我们共同努力，定能进一步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等。这是让我给大大简化了。人家原话可是充满灵光，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圣经》），绝不是这么干巴巴的。我还对奎尔副总统的口才印象深刻。这有点使我意外，因为美国人谈起他来都缺乏敬意，似乎是个无能之辈。但这次听他讲话，声音洪亮，字正腔圆，俨然是受过话剧演员或节目主持人训练的。我看不见他是背稿子还是读稿子还是凭腹稿，不论何者，那一字不打咯噔的功夫也不简单呢。当然美国政客必须有当众演讲的训练，这是基本功。不过各人的口才、台风还是有很大差别。这位副总统不论治国能力如何，那天的表演确实很出色。

说点音乐：教堂音乐的特点是，和声优美、和谐，无半点杂音。记得我少时学和声学，入门就是用赞美诗的四部合唱作范本，因为那乐曲的和声是最规范的。这次穿插在祈祷和演说中间的歌唱也十分优美，与时下中外流行的吵吵闹闹、哼哼唧唧的“音乐”大异其趣。不必分辩歌词只需聆听那和谐庄重的乐声，就使人有一种忘却尘世邪恶、心灵得到净化的感觉，特别是一位黑人女歌手的独唱实在惊心动魄。据说她很有名，是1991年选出的“美国母亲”。她的歌喉略带些许沙哑，是黑人特有的那种浑厚宽阔的音质。歌声感情充沛，发自肺腑，在整个大厅中回荡，真个是余音绕梁，可使神人共为之动容。我觉得如果主席台上这批人中只有一个人是从内心深处全心全意把自己托付给上帝的话，无疑就是这位黑人女歌手了。所以后来讲话，那位牧师说她是用“心”在歌唱。

最精彩是结尾。结束祷词是由美国最德高望重的牧师比尔·格雷厄姆做的。他已有八旬高龄，早年曾来中国传过教，中国名字叫葛培理。他在西点军校合唱团低吟《啊，美丽的亚美利加》旋律的背景音乐中开始布道。我又惊异于这位老人音色之雄浑、洪亮、铿锵有力。他以抑扬适度的声调，毫不费力地把字字句句送到大厅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耳中，使全场自然而然屏息聆听。我暗自赞叹真不愧为“牧师之王”（有人这样称呼他）。他讲了一个改恶从善的故事，结论是现在世上还有许多邪恶，但是只要坚定信仰，战胜邪恶的力量就在你我心中。这当然是最普通的基督教说教，不过也还是紧扣主题——上帝保佑美国的民主自由，并要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你看我真不可救药，这一概括又只剩下干巴巴几句话，白辜负了这位大牧师的杰出口才。我的注意力主要在那气氛和场景上。他的整个布道是在歌声伴奏下进行的，临近结尾时歌声渐强，到牧师带领大家一声“阿门”，合唱声陡然升起，放声唱出歌词。不知是谁带的头，各桌来宾纷纷起立，一齐引吭高歌这首在美国家喻户晓、被称为第二国歌的《啊，美丽的亚美利加》。我亲见不止一个美国人眼中闪着泪花。到最后一句在情绪激昂中结束，正好九点半。

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大厅里一片神圣、仁爱、祥和之气。政见分歧、贫富悬殊、激烈竞争、社会危机……都暂时隐去，总统与老百姓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而这上帝似乎就是对“亚美利加”特别眷顾：美国的制度、美国的人民，特别是过去一年中布什政府的政策举措都得到了主的祝福，身为美国人理当充满自豪，而且天降大任，每个人都应感到自己负有使命把上帝的恩泽推广到世界一切尚处于“化外”之地、之人。最后一点，也许也是这活动邀请各国人士参加的用意之一。

这就是这场总统早餐祈祷会要带给人们的信息——至少它给我这样的感觉。在这里，神用来为人服务发挥到了极致。此岸与彼岸，天国与尘世是这样相通，以至于各项政策、国际重大事件均可从《圣经》中找到“语录”作依据，借用一句北京小青年的常用语：“真够神的！”而且，那精心导演的结尾，是多么强烈的爱国主义感召！我过去自以为对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是有一定了解的，但这一次使我进入了更深、更高的层次。统治者需要它，平民百姓也需要它。基督教文明造就了欧美的历史、政治、文化，但这一精彩的场景却带有浓郁的美国特色。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物质文明，是最讲求实际、孜孜追求现世幸福的人民；另一方面，从总统就职宣誓到愚夫愚妇生老病死，宗教无处不在，人人离不开《圣经》。这是怎样一种奇妙的结合！宗教在美国，是平衡社会的杠杆，是统治者依靠的道义基础，是普通人的精神寄托，同时也赋予美国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动力。这最后一点对世人是祸是福，姑存不论。

事实上，这一组活动共有三天的节目，除早餐会外，还有各种组合的午餐会、讨论会等，我都没去参加。据过去参加过的中国同胞说，此类讨论会对照《圣经》章节就现实问题谈感想，酷似我们过去熟悉的“活学活用”“讲用会”。有一场我本来有兴趣参加的，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社会学教授主持的“好社会”讨论会。这位教授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写过影响很大的有关心理、文化的著作。“好社会”是他正在研究的课题，想必很有意思。但是讨论会在晚间举行，我一向人打听去会场的交通路线，人人都力劝我别去，说那里不安全，天黑之后一个人去太冒险，遂作罢。虽然会场在“基督学院”，地点并不偏远，看来上帝的恩惠尚未泽及那里。

事后，我向一位美国的“中国通”朋友谈及这次经历和感想。他说这是一次表演，其性质与古代中国皇帝祭天差不多。所不同者，中国皇帝的一套是对“天”说的，百姓不得与闻；而美国总统表面上是对上帝祈祷，实际是说给群众听的。中国皇帝特别需要向臣民表明他是受命于天，与众不同；而美国总统此时此刻却需要竭力表明他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在上帝面前与大家完全平等，这是因为美国总统受命于民。这番话颇有见地，发人深省。

你我都是无神论者，你对此作何感想呢？我有一点想法：统治者总是需要借助神力来支持自己的权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平民百姓似也需要一种超自然的灵光作为一种寄托、一种约束，甚至一种道德的依归。如果不是宗教，也得有一种别的代替品。也许有一天人类会进入完全理性的境界——我是指全人类，不是指少数寂寞的先知——那恐怕是在遥不可及的将来了。

1992年

从玩具钢琴启蒙

我的父母都不懂音乐，只是有些喜欢。父亲在留学时曾学过小提琴，据母亲说我在襁褓中时，他有时还在我床头拉过简单的曲子，逗得我眼睛随着乐声转。但是等我记事以后，只见到家里有一个布满灰尘的提琴盒，却从未见父亲取出来拉过。母亲学过一点风琴，好像她那个时代当过教师的都学过风琴，仅此而已。所以我并不算从家庭受到音乐熏陶，父母也没有像方今许多家长那样对孩子学乐器刻意追求。他们心目中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我的识字、背古文要抓得早、抓得紧得多。我与钢琴结缘是由一架玩具琴启蒙的。

我从记事起直到上小学只有两件心爱的玩具，玩了许多年，都是父亲从国外带来的。一是一个躺下会闭眼睛，坐起来会哭一声的娃娃；还有一件就是一架放在桌上的玩具钢琴。那是真的按音阶能弹出调子来的，尽管大约全长不到两个八度，而且黑键是画上去的。它伴随我从幼儿到少儿，百玩不厌。渐渐地把学会的或者听来的儿歌在上面试着弹出来，居然能成调。特别是上幼儿园（那时叫“幼稚园”）之后，学会了“do、re、mi……”，更加入门，简单的儿童歌曲，只要会唱，就能在那玩具琴上大致弹出来，觉得非常好玩，乐此不疲。说是“大致”弹出来，是因为那琴没有黑键，我也完全不懂钢琴的音阶，本能地就把“F”键当作“do”，也就是所有曲子都一律“F”调。所以凡是遇到简谱里的“fa”时（应弹降B黑键），音调就不对头了，我一直惑然不解，就这么凑合着弹，直到后来学了五线谱，与真钢琴对上号，才恍然大悟，记得那感觉真如喊出“尤里卡”一样。

没想到，在玩具琴上练出来的“才能”竟引出了真钢琴：在我小学二年级时，有一次，父亲带我到他一位姓王的朋友家去玩，看来他比父亲年长，我称他为“王伯伯”。他的孩子都比我大，家有一架钢琴，是我第一次摸得着的真钢琴，兴奋之极，顾不上客气礼貌，就上去弹我会的歌。一开始没想到琴键是那么重，与玩具琴的感觉大不相同，使好大劲才按出声来。不过好歹能把我熟悉的歌弹出调来。那位王伯伯是音乐爱好者，对我这一“才能”大为赞赏。现在想来实在算不上什么，方今七八岁的孩子已经学过几年琴、会弹不少名曲、技巧相当娴熟的并不鲜见。不过我是第一次摸到真琴，有些稀罕。那时父亲工作没几年，积蓄不多，买钢琴对我家说来还是一种奢侈，学琴也不是当务之急。只见王伯伯力促父亲买琴，让我立即开始学，说是否则就耽误了，并自告奋勇愿当导购。父亲只是笑而不语，看来是敷衍他，并未被说动。谁知过了几天，忽然有几个工人抬了一架钢琴到我家，母亲骇然，说我们并未买琴，是不是弄错了。工人说没错，是“王××老爷”让送来的，定钱已付。母亲只好留下等父亲下班回来再问明白。原来是那位热心的王伯伯给挑了一架他认为物美价廉的琴——并不是送我的礼物，而是强迫我父亲买，把账单送到他办公室去了。这样我父亲就被迫提前给我买琴了。有友如此热心，又如此“强加于人”，实在难得。我是真正受惠者。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王伯伯举家迁内地，后来再无消息，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天津沦陷，打乱了平静的生活，我延师学琴之事就拖了下来。又过了一年多，天津遭水灾，我家暂时迁到上海避难，住在舅舅家，我在那里上完高小才回天津上中学。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正式拜师学琴，离王伯伯强迫购琴已经过去四年，我那年十一岁，如果立志以钢琴为业，稍嫌太迟。好在父母和我自己从来不作此想，也没有太大的遗憾。

不过在正式拜师时，我也不是从零开始。我在天津的小学很重视全面发展，音乐、美术课都很认真。小学三年级的音乐课就教五线谱。也许是得力于玩具钢琴，一般同学视为十分复杂的“蛤蟆骨朵”和那几条线的关系，我在脑海中与琴键一对号，立刻就明白了，恍然大悟之感由此产生。后来在上海上高小时，音乐老师课余开钢琴启蒙课，一星期两次，我也去上过，大约学了一册“拜尔”。不过那位老师本人不是专业出身，教的指法不正规，后来我正式学时，被从头重新纠正了一遍。

写到这里，似乎要给人印象，我从小颇有音乐天赋，如果早开始训练，是可以成才的。我得赶紧声明绝非如此，我绝不属于那种有特殊音乐细胞的人，这一点很早就有自知之明。最重要是我没有特殊的“音乐耳”，只能辨认简单的旋律，也就是凭听力只能用单音弹出一支曲子，遇到复合的和弦就难以分辨，不能准确地在琴上重复。这固然能够通过学习和训练达到一定的程度，但是比起那些生来就有一对好耳朵的孩子来差别是很明显的。我家的朋友中有一个男孩，叫袁效先，就是这种天才。他在识谱之前全靠平时听唱片就会弹奏不少中等难度的钢琴曲，当然基本指法是他母亲教的。他后来专业学钢琴，曾达到入选参加国际比赛的水平，可惜健康出了问题，否则是可以卓然成家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天赋，非常人所及。我见到过的幼年刘诗昆也有这个本事，后面还要谈到。

我在钢琴学到较深的程度时，老师加了和声学的课，其中有一项练习就是听写，即老师在琴上弹出各种旋律与和弦，我们在五线谱上记录。此时，我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不但复杂的和弦记不下来，就是变调很多的单一旋律也常跟不上，那是因为我受简谱“do、re、mi……”的影响太深，要学“视唱”就得彻底去掉这一观念，我始终没能完成这一步，也就没能更上一层楼，达到更高境界。再有一点，从爱好上说，我只能说喜欢音乐，喜欢弹琴，但并不像有些人那样着迷。在中学时代，我本能地最容易心领神会的是文学作品，如诗词、文章，乃至对联，往往能深深地打动我，使我过目不忘，回味无穷。有时做数学题也能着迷到废寝忘餐的地步（曾经有一度我迷上了证三角恒等式）。与前二者相比，钢琴属于第三位。我识谱能力较强，对于没有见过的新谱子比较容易弹下来；参加合唱团时，一首新歌第一次就能看着谱子唱歌词，不必先练歌谱。但我感到这与音乐关系较少，而与我看书一目数行，以及学中文和外文的能力属于同一智能的范畴。总之，我学音乐只有一般的悟性，先天并没有特殊的天赋，后天也没有苦练技巧，所以最终只能作为业余自娱。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那王伯伯的热心，加以后来又遇到一位好老师，音乐毕竟成为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乃至交游圈子，给了我无穷的乐趣，如果没有那几年的正规训练，那就连自娱也达不到了。

另外，我觉得识谱弹琴的训练可能对我后来学外文、做口译，特别是同声传译无形中有不少帮助。一则是辨别发音的能力，我似乎对不同国家的语言，以及不同方言细微的差别分辨和模仿能力较强，这一点是否与音乐训练有关不能肯定。但是同声传译，则肯定有些关系。我一出大学门，最早的工作之一就是做口译，稍后做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这需要反应特别快。当时同事中谁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而我好像比许多新手困难要少得多。因为看着一种文字的稿子，或听着一种语言，立即在脑子里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并用口说出来，这过程与看着乐谱立即由大脑下命令到手指的原理是一样的，何况乐谱比文稿要复杂得多。所以当时许多实际外文程度比我强的同事苦于速度跟不上，我却困难不大，在同辈中以反应快著称，这也可算是学琴的副产品吧。

个人演奏会

如同文科毕业生要交毕业论文，工科要做毕业设计，音乐系演奏专业的毕业形式之一是举行汇报演出，英文称recital，不同于正式的音乐会（concert）。我不知道以后的音乐学院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据刘金定先生称，燕京音乐系的惯例是毕业生举行个人汇报演出。于是她对学生中她认为够程度的也实行这种做法，把它放在高中毕业之时，因为在这以后，学生不论是否继续学音乐，在她那里学习即将告一段落，也算是“毕业”。她在天津教学这几年，始终一贯由她教出来的，号称三大弟子：一位刘培荫，1945年毕业；一位朱起芸（与我一同学乐理的），1946年毕业；另一个就是我，1947年毕业。连续三年相继举行个人演奏会的就是我们三人。刘和朱都上了燕京音乐系，刘还是当时公认的“大美人”，在燕园因此而颇有名气。她们二人后来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而且都是优秀教师。只有我没有走这条路，那一场个人演奏会就算是音乐生活中的一个制高点了。

要举行这种演奏会，至少要集中准备一年以上，所以刘先生一年多以前就提出来了。已经有了前两位学长的榜样，对我已不太神秘，似乎也不那么高不可攀。只是母亲并不十分赞成，原因是我当时身体十分瘦弱，同时面临考大学的激烈竞争。抗战胜利后，各名牌大学相继复员，自1946年起恢复全国招生，考生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倍，而各大学喘息未定，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名额，可以想见竞争之激烈，特别是西南联大三校仍联合考试，按志愿分别接收。一则由于其名气，二则由于国立大学不收学费，所以北大、清华门槛特别高，那几年录取率在千分之几。加之我们华北沦陷区的学生英语程度远不如上海，也不如内地如联大附中、南开中学等的学生，必须在最后一年中加紧补课，迎头赶上。母亲是一个重实际甚于虚荣的人，她怕我顾此失彼，或身体吃不消。但是刘先生十分坚持，在最后一年的教课中就按音乐会的需要，一样一样布置练习，母亲也就不反对了。我自己大约是倾向于试一试的，不过也无强烈的欲望。反正老师十分认真，我就按照她的要求练下去。那一年中每日的练琴时间肯定超过一小时，同时补习高考的功课也比平时时间多得多，所以那是我学习最紧张的一年。但是好像较之现在的中学生还是小巫见大巫，因为我还是从不开夜车，还有时间看许多“闲书”和“玩儿”。

那种独奏会的曲目有严格的一定之规：开头一定是巴赫，休息之前的最后一个是奏鸣曲，最后压轴是协奏曲，这是“必修课”。在上半场的中间有一组短篇或中篇，多为浪漫主义时期作品（这不是硬性规定），而且至少有一首练习曲。下半场在协奏曲之前可以有几首较为轻松的或接近现代的曲子。那时德彪西、麦克道威尔（美国）就算最“现代”了。我的节目单在解放以后已经付之一炬，其中有些现在仍记得，而且还在弹；有些则已惘然，任凭苦苦搜索记忆，无法百分之百地恢复原貌。记得清的有以下曲目：

巴赫：半音阶幻想曲与赋格，d小调

肖邦：即兴幻想曲，作品66

摇篮曲，作品57

黑键练习曲，作品10第5号

贝多芬：奏鸣曲，c小调，作品13（悲怆）

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组曲之一

拉赫马尼诺夫：小丑

门德尔松：谐谑曲

舒曼：钢琴协奏曲，a小调，作品54

记得还有一首完全用左手弹奏的“序曲”，好像是帕德罗夫斯基的，记不清了。另外有一首“八音琴”（Music Box），作者不记得了。有一首美国麦克道威尔的《女巫舞曲》是我唯一会弹的美国作曲家的曲子，也在那一年的练习之中，最后是否列入了表演的节目，现在无法肯定。按常规，协奏曲应该由管弦乐队协奏，但是当时没有请乐队的条件，就由刘先生用第二钢琴代替，我的两位师姐的音乐会也是如此，已成惯例。

以上的曲目中有些我后来恢复弹琴后又拣了起来，如巴赫、贝多芬、肖邦那几首，特别是“即兴幻想曲”和“摇篮曲”成为我常年“保留节目”至今不衰。至于钢琴协奏曲，我后来熟悉的是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那是因为上清华后曾练过之故。舒曼的那首，一别几十年，忘得干干净净，及至与乐谱再相逢，只有开头和一段主旋律还能唤起记忆，勉强弹下来，再往后就到处都是拦路虎，一个乐章都难以敷衍至终。我简直不能想象当年三个乐章都曾熟练地背下来，包括与协奏的配合。“好汉不提当年勇。”信矣，岁月无情！

正当我在写这段回忆时，旅行至沪，适逢上海音乐节，去听了意大利钢琴家康帕涅洛的独奏会。他第一次翻场弹的就是门德尔松的谐谑曲，令我惊喜不已，如老友相逢。但是在欣赏之余，我又忍不住煞风景地想：我当年难道真能按这个速度弹下来？

个人独奏会在我十七岁的年华，当然是空前的大事，对我家和老师也是如此。时间定在暑假，大约是六七月，总之是高考之前。本来，音乐会一般都在晚上，但是那时华北解放战争的战场实际已经日益逼近天津，国民党当局动不动就实行宵禁，晚上没有保证，就定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当时对政治全然无知，只感到白天的气氛与晚上不一样，有些遗憾。这一“遗憾”之情后来成为我思想改造中检讨的一项内容。

“正日子”到来之前相当一段时间，全家和关系较近的亲友就已动员起来开始筹备，简直像办喜事一样。租礼堂之事由父亲托人办理，那大厅大约可摆下四五百座位，有一个不小的舞台。请柬由刘先生出面，上写×月×日为学生××举行独奏会，敬请光临指教等。请柬和节目单的样式是刘先生请她的朋友设计的，像贺年卡一样，折叠式的，里面一边中文，一边英文，英文是花体字，颜色却是我挑的，是天蓝的底色，银色凸花字。那时的中学女学生常常选一种颜色作为自己的代表色，我在那一段时间内酷爱淡蓝色，认为它代表我所追求的智慧和淡雅，体现“林下之风”，把少女一切美好的梦都织进淡蓝色之中，认定它是自己的“本色”。记得节目单印出来之后，我觉得美极了，真是爱不忍释，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五年之后我会亲手把它销毁。发请柬的名单由刘先生和我家各自开列，其中还包括我的要好同学和老师。到那天居然座无虚席，而且还有亲友送不少花篮，我父母的好友黄家小姐妹负责献花，颇有一番热闹。黄家姐妹就是蓓莹和媚莹，后来她们也都成为音乐学院的优秀钢琴教授。黄媚莹的先生就是著名男低音吴天球。

接下来是我的服装问题。我当时上的中学校风简朴，女生一律短发齐耳，不许烫发。我家也以勤、朴为家教，母亲平时就很少涂脂抹粉，更不用说孩子了。但是要上台演出总得特殊对待，好事的亲友同学七嘴八舌争相出谋划策，从西式长裙到特殊样式的盖脚面长旗袍都有，颜色也众说纷纭。我长到十七岁，从未穿过鲜艳的“花衣服”，偶一试之就感到十分尴尬，手足无措，不敢出门。我想如果打扮成那样，我大概会窘得把曲子都忘了。结果还是母亲、老师和我达成协议：衣、鞋、饰物一律白色，衣服样式就是当时流行的普通短旗袍，不过质料考究些。饰物只有衣领上一只蝴蝶型水钻别针，其余一概免去。我坚决不肯穿高跟鞋，穿了不会走路，于是定做了一双看起来像高跟的坡跟鞋。至于头发，当天早晨被拉到理发馆去烫发，师傅说我头发太短，在他建议下，下面加了一圈假发，倒也天衣无缝。最后，开幕之前，师姐兼挚友朱起芸到后台来给我鼓气，一看我脸色苍白，口红极淡，说是这样不行，人又是细细一条，穿一身白，从台下看简直像个幽灵，不由分说，拉过去在我脸上涂抹一番，直到她满意为止。我没有照镜子，也不知被她涂成什么样，就这样粉墨登场了。这样一化装的效果之一是，看起来年龄比实际大，不少人以为我已经有二十岁了。朱起芸还专为这次音乐会送了我一支蓝色水钻胸针，当时没能戴，我一直保留至今，成为对她永久的纪念。

万事皆备，只欠东风。就看我的演奏了。事先刘先生已经传授无数遍如何放松之道，并叮嘱种种“切忌”之事，其中之一就是切忌在出场前默诵乐谱，因为不在琴上弹出声，往往会到某个环节背不下去，以为自己忘记了，徒增紧张。我恰恰就在开场前不由自主地犯了这一忌讳，默默地动着手指背诵第一曲目巴赫。那是最容易卡壳的，偏偏必须放在最开头。谁知默弹到当中果然卡壳了，怎么也接不下去，只是不断地循环。离开场只有几分钟了，急得我手心出冷汗，求老师再让我看一眼谱子。老师严词拒绝，我从来没见过她那么严厉。她命令我立即停止想那巴赫，到台上坐到琴边再进入状态，自然会出来的。时间一到，她几乎是把我推出台的。多年以后我看卓别林的电影《舞台生涯》，那芭蕾舞演员有一次临上台前心理病复发，双腿不听使唤了，被卓别林一巴掌打出幕布，她就跟着音乐转起圈来，不由得联想起那一天刘先生和我的情景。

一坐到琴边，果然心就静下来，开始进入角色。巴赫顺利终曲，担心的事都没有发生。以后就信心越来越足，越来越放开，借用如今体育比赛的说法，整个演奏会“发挥正常”，没有出现失误和意外事故。我想欣慰之情刘先生更胜于我。至于演奏水平究竟如何，已经无从考察，那时没有录音，一切烟消云散。这本来是私人活动，观众都是请来捧场的，当然只说好话，不会认真评点。我听到的唯一坦率的意见出自一个中学同学，至今记忆犹新。她说：最后的《协奏曲》由老师伴奏对你不利，她第二钢琴把你比下去了，整个演奏中主演明显比伴奏弱。她用的词概括而准确：“劲儿不够，嫩多了。”

刘先生还专门请来了一位业余摄影家给照相，他是天津一家医院的院长雷爱德大夫，现在也早已作古。他的照相技术很专业，为我留下了珍贵的纪念。《锦瑟无端》选的音乐会照片都是他照的。

当时外国驻津领事馆的人员和家属中有一批音乐爱好者，刘先生给其中有的人发了请柬。记得我演奏会结束后，到台上来祝贺、握手的人之中有一位法国驻天津总领事的夫人。她会弹竖琴，举行过个人竖琴演奏会。这里特别提到她，是因为后来成为我的“保留节目”的《阳关三叠》，作者张肖虎先生最初是改编为竖琴曲想请她弹的，后因她随丈夫撤离回国，未及弹成。那时中国人弹竖琴的很少，张先生就把它改编成钢琴曲了。还有一位女“记者”，是燕京新闻系的实习生，大约也是刘先生的关系请来的，她来“采访”了我一通，第二天居然在一家报纸的一个角落登了这位记者写的报道。

这是我音乐生活中的高潮，也可以算一次小小的“辉煌”，从此不再。我的淡蓝色的少女时代能以这样的方式“曲终奏雅”，如一部乐曲结尾的华彩终曲，也是幸事。还有一抹余晖在一年后的清华音乐生活中发出过短暂的光芒，再以后，生活的色调就完全不同了。

清华园的弦歌雅乐

不知是否与开独奏会有关，我考清华落第，大学一年级上的是燕京。当时综合大学有正规音乐系，而且达到这样高水平和声誉的还不多见。但是我在燕京的一年中却几乎中断了练琴，也没有参加任何音乐团体。根据燕京学制，除主修外还允许自愿选择“副修”科，刘先生给当时的音乐系主任美国人斯托尔小姐写了信，希望她给我一个考入副修的机会。我如约去见了斯托尔小姐，她兼女生部学监，以严厉著称。她一开始就表示学音乐不是容易的事，对于“副修”的想法就不以为然。然后就当场叫我弹一曲试试，不算正式考试。我自从音乐会之后，就集中高考、入学等事宜，疏于练琴，仓促上阵又心情紧张，其效果可以想见。于是连考试资格都没有取得，“副修”之说遂告吹。正由于学校有正规的音乐系，琴房剩给外系人练琴的时间就很少了，于是在燕京一年竟不大有机会弹琴。

一年后，我转学清华如愿以偿。清华没有音乐系，校园音乐生活却十分活跃。这首先要归功于张肖虎先生。那时他已离开天津到清华主办“音乐室”，完全是为业余爱好音乐的师生而设的。在我入学时已经办得有声有色：聘有教钢琴、提琴和声乐的老师，学生交极为低廉的学费就可以自由选学；有合唱团，还有一支颇具规模的管弦乐队，尽管成员的水平参差不齐，练习却很认真、很正规。还有一个音乐爱好者自愿结合的“音乐联谊会”。这些都是跨系、跨年级甚至跨师生的。从我1948年入学到1950年抗美援朝之前的近一年半中，清华园的弦歌雅乐充实了我几乎全部正课以外的生活，使我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留下了回味无穷的华年绮梦，还建立了一个持久的“乐友”的圈子，到老年恢复聚会，兴味盎然。

秋季开学后不久，我的兴奋和新鲜感尚未消失之时，有一天，静斋一位外文系的女同学来找我，向我介绍“音乐联谊会”，我欣然同意参加。不久，清华管弦乐队的指挥茅沅又吸收我参加了乐队。碰巧，茅沅和张肖虎先生一样，都是学土木工程，因热爱音乐而以之为终身职业的。茅家大约有音乐细胞，他的姐姐茅爱立是女高音独唱家，我中学未毕业时已经听过她在天津举行的个人独唱会，也通过刘金定先生的关系见过面，所以第一次见到茅沅并不特别生疏。他就成为我进入清华音乐圈的引荐人，其他乐友率多是通过他结识的。茅沅会的乐器是钢琴，偶然引吭高歌嗓音也很雄厚，他毕业后自己选择到中央歌剧院从事作曲。著名的《瑶族舞曲》管弦乐的配器就是他的杰作。他的作品中还有一首小提琴曲《新春乐》，1979年著名小提琴大师斯特恩访华，茅沅作为中国作曲家与他见面时曾把这一乐谱赠他留念。后来斯特恩在里根总统招待中国总理赵紫阳的晚会上演奏了这首曲子，但是没有报作曲者的名字，茅沅本人是偶然在广播中听到有关消息报道时才发现。这种“殊荣”在时下善于炒作者一定会大做文章，但茅沅只托人要来了录音自己保留，始终无人知晓，我是多年后与他闲聊中才偶然得知的，也算一段佳话，书以志之。

当时清华音乐室的活动中心在生物楼旁边的“灰楼”，那里有几间练琴房，房子和钢琴都很旧。还有一间大教室，合唱团、管弦乐队的练习都在那里，小型联欢音乐会也在那里举行过。乐队每星期练一个晚上，大家都很认真，很少缺席迟到，开练之前各自练习或调音，咿呀之声闻于楼外。指挥面前有一张放谱子的小讲台，在练习当中动不动就用指挥棒当当当地敲讲台，要大家停下来，指出问题，重来。我对这点印象很深，觉得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乐队成员绝大多数是工学院同学，而且几乎清一色的男性。除我之外只有一位女同学吹长笛的，她叫李天使，到下学期就离开了。我对这点有印象是因为那时校园相当荒凉，每次练习完从灰楼回静斋的路上阒无一人，我先与她结伴同行，后来剩下我一个女生，每次总有男同学护送到宿舍。

我加入时乐队正在练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这也就是我参加清华管弦乐队的第一支乐曲，因是之故，至今每当《未完成》的旋律在我耳边响起时，总会唤起一种说不出的亲切而又莫名的惆怅感。实际上交响乐是没有钢琴的份儿的，茅沅给我一份从总谱改编的钢琴谱，坦率地对我说，要我参加这支曲子的练习是因为乐队的音调和节奏都太不稳，练习时用钢琴托着点儿有助于大家找到感觉，等习惯了，练好了，正式上台演出时就不要钢琴了。原来我是“陪练”，起的是小孩学步时的扶手作用！未免暗中有点泄气。不过参加练习的乐趣和学到的东西远远压倒那一点失望。等下学期，乐队练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我一跃而为主角，大过其瘾，此是后话。那学期的练习是有目的的，就是在12月间到燕京大学去表演。燕京有的是专业音乐人才，不过没有这样规模的乐队，我们这支非专业乐队得到一次表演的机会。我当然只能在台下欣赏自己“陪练”的成果。那次音乐会还有什么其他节目，甚至我有没有表演钢琴，现在在记忆中都已雾水茫茫。这可能是因为紧接着另一更鲜明的图像盖过了这一记忆。

我们到燕京去表演的那晚，实际是解放军包围北平城的前夕。我们一行来回都是步行穿小路出入于清华西校门和燕京东门。去时觉得这寒冷、寂静的夜色中的村野荒郊别有情趣，一路欢声笑语不断。回来的路上却遇到一群群的国民党军队匆匆走过，顿时气氛异样。进了清华校门迎面而来大批人马（真的有马，是骑兵）穿过校园出西门而去，当时不明就里，只觉得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和李天使紧紧挽着胳臂快步走回宿舍。第二天知道，解放军已经抵达清华附近，开始围城，过两天清华一带就先于北平解放了。所以我们见到的想必是仓皇撤退的国民党军队。

音乐联谊会还有一项活动，就是周末到美国教授温德家去听唱片。温德其人在清华和北大是很知名的。他自20年代来华，从此终生执教于中国，主要在清华。在大半个世纪中与中国师生同甘共苦，抗日时期一起撤到昆明西南联大，胜利后一起复员，院系调整后与文学院一起合并到北大，“文革”时和许多中国教授一起受冲击，一度被扫地出门住到一间他称之为“门房”的小屋，最终以接近百岁的高龄在北大逝世。他执教是在外文系。我上过他的莎士比亚和英诗课。大约是与他的音乐修养和爱好有关，他非常强调诗歌的节奏，每选一诗都用很多时间讲节奏，犹如中国旧诗讲平仄。至今他敲着桌子念“tedum、tetedum……”之声仍似在耳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说英语适于写诗，有乐感，举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士》剧中一句台词为例：“murder！murder！”（谋杀！）他用深厚的男低音，拉长声反复读这个字，确实给人以恐怖感。然后他与法文比较，“谋杀”在法文是assasiner，发音急促。他压扁了嗓子重复读这个词，那神秘而恐怖的味道一点也没有了。我想这是他一家之言，法国人大概不会同意法文不适于写诗之说。他终身未婚，养了一只猫，爱抚备至，坐拥数不清的唱片，是极有鉴赏力的音乐评论家。我们到他家听唱片，宾主都各得其所。我们当然大饱耳福，谁家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好唱片，而且听他发表意见总是很有启发的。对他来说，有这样的座上客和听众也是一乐。他虽是美国人，对音乐的见解却是绝对的欧洲古典派。浪漫主义时期以后的作品就不大入他的耳，使我想起我国古文学中的“文不下秦汉”派。我最记得他不喜欢柴可夫斯基，一边放他的作品，一边说“cheap”（廉价），他认为柴太过于多愁善感。我是很喜欢柴可夫斯基的，恰恰就在于比较容易听得懂，容易被打动。听到温德尖刻的评论吃了一惊，还曾暗自惭愧，好像是自己浅薄，但是我还是觉得柴翁的作品好听，至今不改。

1949年春再开学时，整个北平城已经解放，校园气氛大变样，到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课外文娱活动丰富多彩，内容也有所改变，我还参加了女生腰鼓队。不过直到抗美援朝之前，我们原来的音乐活动，包括管弦乐队的练习，还能继续进行。也就是从那个学期开始，乐队练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是我钢琴生涯中的另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高潮。自从个人独奏会以来，我一直梦想有一天能同真的乐队合奏，现在梦想成真，太过瘾了！何况贝多芬的这首协奏曲是我最喜欢的，远超过在独奏会上弹的舒曼的那首。说实在的，以我和乐队当时的水平，这种大曲不用说演奏，就是练习也有些勉强。但是当时大家都是初生之犊，什么都敢上，一点一点抠，到学期终了时第一乐章居然啃得差不多了。我自以为进度比乐队快些，而且如果不是迁就乐队，弹奏速度还可以略提高一些（完全达到标准是不可能的）。我最高兴的时候，是指挥说：现在从头走一遍，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中断。这样，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弹一遍了，可惜这种时候不多。所谓“一遍”就是第一乐章，下面两章始终没有机会继续练，这一页就翻过去了。不论如何，这一短暂的经历给了我莫大的乐趣，而且至今是我自娱的保留节目之一，心中一边默想乐队的声部一边弹，还能背下半个乐章来。与管弦乐队合奏的机会一生一世也就那一个学期了。

茅沅毕业后，乐队继任指挥是原任首席小提琴程不时。他是航空系的，在当时同学中小提琴拉得最出色，其特点是音色酣畅饱满，极少杂音，优美动听，这在半路出家的业余提琴手中是很难得的。我不清楚乐队指挥是怎样产生的，好像既没有选举也没有“任命”，自然而然就由他来“执棒”了，而且大家都很服从。据我了解，他学提琴的时间并不太长，也非音乐世家出身，更不知他什么时候学会看总谱，能驾驭这么多乐器。我算是正式学过和声学的，但是对于看总谱总认为需要特殊训练，所以对这种多才多艺的工学院同学常怀有钦羡之情。程不时的确称得上多才多艺，除了音乐外，还会画画，并且爱好文学。他曾说过，平生三大志向：设计出新型飞机、写一部交响乐、写一部长篇小说。像多数才华出众、锋芒外露的青年一样，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历颇为坎坷，听说这三大志向也是屡遭批判的罪状之一。他终于成为成绩卓越的飞机设计师，第一志愿应该至少是部分实现了的；他也的确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只是交响乐好像没听说写出来，不过小提琴还是伴随终身。80年代中他当过一任人大代表，有一天在“两会”开会期间，电视中有一幕联欢会上人大代表登台献艺，忽然发现他拉《梁祝》，音色依旧。他继任指挥后不久，乐队就终止了《第五钢琴协奏曲》的排练，如何决定的，还练了些什么，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次程不时在工作总结中说乐队有些好高骛远，举例就是练《第五钢琴协奏曲》。

不论怎样，到1950年，在灰楼里练西洋古典音乐与整个清华园的气氛日益显得不协调，许多队员的思想感情也随时代而转变，有的离校参加工作，有的忙于学生会和团委会组织的各种活动，这种“象牙之塔”的音乐生活难以为继，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就无疾而终了。不过我和程不时私下的合作却继续到毕业，一般钢琴与小提琴合作总是钢琴处于伴奏的地位，我给他伴奏了许多好听的曲子。其中最过瘾、最难，也是最动人心弦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后来弄到一本莫扎特的钢琴与提琴奏鸣曲集，我就脱离了伴奏地位，与提琴平起平坐了。其中有几首奏鸣曲也成为我至今的保留节目，可惜再无缘与他合奏。如今那一段在音乐室的琴房中流连忘返的日子早已“去似朝云无觅处”。

钢琴与政治

把钢琴与政治连在一起是很煞风景的。但是在那个年月，政治无处不在，逃避不了。正应了那句话：“你不找它，它会来找你。”有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人写过一本书，题目就是《钢琴与政治在中国》。那是一本颇为独到的关于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历史，其中叙述了许多著名中国音乐家和钢琴家的沉浮、兴衰——从冼星海、贺绿汀到马思聪、傅聪、刘诗昆、殷承宗乃至“文革”中全家集体自杀的顾圣婴，莫不与政治相联系。我非钢琴家，也没有因音乐而受迫害，但是政治仍然介入了我的音乐生活，而且来得很早，远在“文革”之前。

我于195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起初还曾希望能有机会继续练练琴，不求有所长进，至少不致完全荒疏。刚好我住的文化部宿舍大楼礼堂有一架久未调音的旧琴，我央求管事的人允许我星期天进去弹，居然获准。那一年本单位的国庆联欢会上我还出了一个节目，记得弹的是门德尔松的“谐谑曲”。但是这种与过去的延续是极为短暂的。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我父亲受到冲击，帽子大得吓人，登上了《天津日报》头版头条。正在意气风发、一心追求进步的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浪潮打得晕头转向。从解放前夕到昨天，他一直是与党亲密合作的“进步民主人士”，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里通外国”的“大奸商”了呢？在那种情况下，我在本单位当然被要求“划清界限”，揭发问题。我对父亲的业务工作毫无所知，但以他平日的言行、为人，怎么也和“奸”字联不起来。于是我就被列为运动中重点“帮助”对象。核心内容是要我把“屁股”移到无产阶级一边来，重新认识家庭和自己从出生起二十一年来所受的教育和熏陶。经过大会、小会、个别谈心，还有工农出身的同志的忆苦思甜，我确实如醍醐灌顶，大梦初觉，心服口服地认识到自己就是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与音乐无关的且不去说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学钢琴一事。

这也不难理解，在旧社会，工农子弟有几个能有机会从小就学钢琴呢？一般人心目中钢琴就属于“资产阶级”。不仅是学习的机会，还有全部西洋音乐的内容以及随之而来的欣赏这些音乐的生活情调，当然都不是无产阶级的。特别是我居然还在解放战争的高潮中举办个人演奏会！试想：一方面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劳动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般盼解放，还有英勇的解放军在浴血奋战；一方面是我和我家以及周围那个脱离劳动人民的小圈子在歌舞升平，而且我还为不能在晚上而在白天举行演奏会感到遗憾，这是什么感情！总之，经过这一场风波，钢琴成了我“原罪”的一部分，也是我“背叛”家庭出身，与过去决裂，必须扬弃的一部分。不久，父亲的问题做了结论——完全没有问题（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没有为以后的运动留下尾巴），仍然是统战对象、政协委员，并且工作安排到北京。从此全家迁居北京，我又可以周末经常回家了。他们迁居时把家里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捐给了“公家”，包括大批的线装书捐给了天津图书馆。唯独那架钢琴还是搬了过来，大约还希望我们姐妹能时常回去弹。但是，经过这一场冲击，我自觉不自觉地和家里疏远了。尽管到下一场运动到来之前，还有一个短暂的相对宽松的时期，尽管父亲的身份还算是一位受尊重的民主人士，享受一定的待遇，尽管我不时还回家小住，母亲不管我的态度如何始终不渝地关怀备至，但是那永远完不成的“脱胎换骨”的使命一直伴随着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一家人亲密无间了。甚至发现自己亲情“复发”时，立即加以克制。钢琴摆在那里，有时手痒，也弹一忽儿，暂时忘掉“思想改造”。但那也只是“一忽儿”。母亲在旁，也不敢表示注意到我在弹琴。那种在音乐声中的天伦之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在那期间我做了一件愚不可及的事，就是把我个人演奏会的纪念册连同全部照片统统付之一炬。平心而论，那是完全自觉的，没有人要我那么做。那时也还没有抄家的威胁，“在思想领域内全面专政”的口号还没有提出，对钢琴以及西洋古典音乐并未全面否定。傅聪、刘诗昆、李名强等许多钢琴家在国际上得奖还被作为为国争光大肆宣传。也许这与“苏联老大哥”对古典艺术的态度有关。直到“文革”以前，西洋音乐一直还算是百花中之一花，可以公开登堂入室的。记得1959年，在刚落成的人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国庆十周年晚会上，郭淑珍穿着西式长裙唱《哈利路亚》，与郭兰英穿着带胸兜的裤袄唱《南泥湾》相映成趣。1964年，顾圣婴还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参加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大奖赛。这种“专政”的“不彻底性”，到“文革”才“彻底消灭”。那么我怎么竟然如此“超前”，何苦如此决绝呢？从逻辑上说，根据我当时被启发出来的认识，同样欣赏音乐，解放以前和以后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以前是少数人的特权，现在是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以后共同享受。无论如何，我那个人独奏会是脱不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签的。更重要的是我个人的心情。“三反”、“五反”运动是生平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冲击，尽管比起后来历次运动直至“文革”的阵势，简直是微不足道，绝对是和风细雨，但是对于从未“经风雨见世面”、“在温室里长大”的我来说，连续几个月在一个单位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典型，已经十分难堪，何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我忽然发现在一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我竟有与“没落阶级”一起被淘汰的危险，但是又有一条光明的前途，就是彻底与过去决裂，“背叛”自己的出身。自己当时以追求真理、向往进步自许，每天都处在“觉今是而昨非”的心态中，是非美丑都要换一个角度看（还没有像后来“文革”那样完全颠倒过来），只想早日完成脱胎换骨的蜕变，还有什么不可抛弃的呢？那钢琴独奏会成了我一块心病。的确，同事中没有人知道我有那么一本纪念册，更没有人要我销毁它。而我抱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决心，义无反顾，而且还出于“慎独”的道德准则，虽然无人监督，自己这样做了比较安心。事后也没有向别人说起过。以后我在“思想改造”过程中还有一些完全不必要的傻事，也是出于“慎独”。而这种道德观念却是来源于自幼受的“修、齐、治、平”中的“修身”教育，与革命无关。

我烧掉的纪念册中有我自己精心设计的独奏会节目单、以老师的名义发出的印得非常精致的请柬、记者采访的消息剪报、师友的题词以及全部照片。那时没有录音录像，否则也会让我给销毁的。母亲在一旁看着，不敢阻拦，只是叹气。直到80年代末，我在上海遇到过去我家里的保姆的女儿，她也已年逾古稀，居然还保留一张我在音乐会上的照片，把它还给了我，就是印在《锦瑟无端》里的那张坐在三角琴前的独影。那几张合影是80年代初我在美国见到刘金定老师时她给我的。这是我现在保有的那次独奏会仅有的痕迹，其他都已灰飞烟灭。

但是，纪念册可以烧掉，从心中彻底抹去音乐却不那么容易，可以说“音魂不散”。机缘凑巧，1956年我奉调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工作。那是一个“谁家窗口不飘乐，何处楼内无琴声”的城市，连沿街卖艺要小钱的都够专业水平。我的领导是李一氓同志，他是一派风流才子作风，与我遇到的“老干部”完全不同，绝不会做那种批判“封、资”（那时还没有“修”）文化艺术的煞风景的事。他自己还收集了许多古典音乐的唱片。在那种大环境和小环境下，音乐对于我无形中合法化了，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欣赏、追求了。不久一氓同志奉调回国。由于局势出现一些变化，新领导拖了一段时期没有来，工作相当清闲。此时我偶然发现维也纳的旧琴行中有钢琴出租，租金低得出奇，就租了一架，于是又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每天弹琴的日子，好不快活！在此期间，我还买了许多乐谱，都是过去想望已久的。我在中学学琴时，乐谱不大好买，倒不如解放后影印的那么方便。我学的许多乐谱都是老师借给我的，那时没有复印技术，特别需要保留的就自己抄，所以我学会了抄谱子。有少数是托人在国外买的。现在到了维也纳的书店中，琳琅满目，如入宝库，那些熟悉的人名、曲名、集名和版本赫然在目，令我兴奋不已。尽阮囊所能，陆陆续续买了不少。这是我生平采集到的最多最好的乐谱。不过到“文革”时，它们的归宿也和纪念册一样灰飞烟灭！

在维也纳的一年，与钢琴为伴的生活可称为回光返照，从那以后直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我再没有机会摸琴——真是钢琴与政治气候紧密相随！我于1959年“大跃进”高潮中奉调回国，紧接着，三年困难，食不果腹，再接着，阶级斗争天天讲……可以想象，等不到“文革”，我在维也纳租钢琴之事，又是批判和检讨的题目了。

回国以后，我的琴谱都放在父母家中，这只是因为当时我住集体宿舍，根本没有地方放随身必要衣物以外的东西。琴谱当然是在束之高阁之列。“文革”一开始，红卫兵“破四旧”来势凶猛。父母家住西城区，正是以“老子英雄儿好汉”为口号的“西纠”显威风的范围。打、砸之风甚炽，一时之间气氛很恐怖。家人每天战战兢兢，等待抄家。这时轮到母亲焚书了。她根据自己的判断，把足以罹祸的“反动文物”都付之一炬。其实那时已经家无长物，并没有古董字画之类。最主要的，也是最宝贵的是将近半个世纪的老照片，其中有父亲留学时期在日美欧各地名胜古迹前照的、有与中外师友的合影、有母系亲戚和她的同学同事、还有一部分父母结婚后我们小家庭的照片。这些照片之所以犯忌，主要大约一是与外国有关，二是有些人物说不定被定为反动派了，无法说清楚。母亲当时已是六十多岁，体弱多病，极怕皮肉受苦。可以想见，若不是在非常的恐惧下，她无论如何不会忍心烧掉这半个世纪珍贵的纪念的。我那本独奏会的纪念册即使过去没有烧掉，也必然难逃此劫。我的全部琴谱就是在那一次一同化成灰的，这损失比起那些永不再现的珍贵照片来实在不足道了。

还有那架钢琴，是在随后不久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来抄家时连同一些箱笼一起搬走的。据说那一拨红卫兵还算文明，认为我家人态度还好，居然给打了收条。至此，我的音乐彻底从生活中消失，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80年代初，落实政策，我父亲的单位非常认真，居然把抄去的大部分箱笼找回来了。关于钢琴，我们已忘记是什么牌子，单位还曾派人派车接了我妹妹华筠和老保姆到几个还存有无主的钢琴的地方去认，终于没有找回，有关部门象征性地赔偿了四百元。

此时，我又萌发弹琴的欲望。我的琴缘随政治运动而断，又随政治形势的转变而续，钢琴与政治两个风马牛不相干的事物就这样联系起来了。

复苏

70年代末，随着神州大地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有一种万物更始的感觉，似乎人性、良知、真善美的追求都在复苏。我心中的音乐之魂也在不知不觉间苏醒过来，真个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逐渐地，我就有了自己买琴的欲望，不过囿于居住空间、经济等种种条件，难以实现。1979年有两件事激发起我的音乐情，也坚定了我买琴的决心：一是我因病动手术，阔别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故人程君出差来京，从老同学处得知后忽来探望，促膝话旧，勾起对清华故园弦歌雅乐的回忆；二是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来华演出，这在当时不论对音乐界还是对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我有幸得到票，听了一场。久矣夫！没有这种美妙的享受了。更巧的是，那一场的曲目中有我过去与程君常练的，我最欣赏的莫扎特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那次音乐会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引发我对一切与音乐有关的往事深深的怀旧，浮想联翩，不能自已。那种心潮澎湃的感觉，岂止是复苏，简直是亢奋。钢琴是非买不可了。刚好不久以后住房得到一些改善，可以挤下一架琴，于是辗转托人，终于于1981年买到了一架在当时条件下算是不错的星海牌钢琴（十年以后，我又不满足，换了一架音色更好的“诺地斯卡”）。如果从清华毕业算起，隔了三十年，如果从维也纳租琴结束算起，也至少有二十二年与钢琴绝缘了。当时我的感觉犹如“睡美人”童话中的场景，熟睡、停顿了三十年的人随着仙棒的点播，纷纷起舞，生活又延续下去。不过童话中的人青春常在，世界跟着他们沉睡，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我等凡人却历尽沧桑，似水流年永不复返。我的琴艺要恢复“历史最高水平”，难矣哉！

刚买来新琴，既兴奋又沮丧，开始时好像什么都记不起来，手指都不听使唤了。彼时唯一的一本琴谱是从妹妹处借来的《肖邦钢琴选》第一集。我就用这本谱子开始恢复。第一个阶段比预料的容易，好像打开闸门以后，活水自然流淌出来，以前熟悉的曲子比较快地恢复了感觉。这一集肖邦中没有那首我熟悉的《即兴幻想曲》，我试着从记忆中搜寻它，居然背着弹下来了，使我欣喜不已。大约这就像儿时背诗词一样，凭本能不知不觉就背出来了。不过凡遇高难度技巧处，就只能偷工减料、蒙混过关，后来慢慢重点练习才逐渐克服，但也只能到一定程度。至今我弹任何“大”曲，总有几处是只能“混过去”的，技止于此，无可救药了。

不久，有机会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我练琴刚感到渐入佳境，不愿再中断，正好普大有音乐学院，在一座小楼里有许多练琴室，即使非本系的人，只要有普大的身份证，交五美元钥匙的押金，就可以登记每天一小时的时间，在指定的琴室自由出入了。琴都很旧，却是斯坦威三角琴。这是我所能企盼到的最好条件，使我喜出望外。就这样，在普林斯顿的一年中，我除了在办公室和图书馆做研究外，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练琴，除非有特殊活动，几乎风雨无阻，真似回到清华园的教室→图书馆→音乐室的生活了。这一年过得很愉快，各方面都很有收获，回来写成了一部专著，琴艺也大有长进。这两件事却是完全不相关的。

在美国期间还有一件喜事，是与老师刘金定重逢。杨富森先生在匹兹堡大学任教，他们就在匹兹堡安家。这么多年音讯不通，一旦联系上，大家都很兴奋。她请我圣诞节到她家里小住，十分热情地款待我。她家虽有一架钢琴，但久已不弹。她说刚到美国时十分艰苦，根本不可能以音乐谋生，于是又上大学学了图书馆管理，我到她家时她刚好从工作多年的图书馆退休，同事们给她开了欢送会。我在她的琴上弹了几次，还居然发现一本她曾经借给过我的旧谱子，许多页已经脱落破碎，我用透明胶条一一仔细粘好，她很高兴，说她自己总想做这件事，但没有那么大耐心。由于是圣诞节假期，他们有许多朋友来往聚会的活动。我发现，来往的都是华人，说中国话，没有文化意义上的美国人。他们过节也很有意思，美国当然不在中国春节放假，就把春节挪到了圣诞节来合着过，既唱赞美诗，又给小孩红包压岁钱。我觉得春节的成分更多些，聚餐都是中国菜，主要娱乐是打麻将，而且很投入，这使我颇为惊奇。

后来他们二位回国几次。第一次曾专程到家里探望我年逾八旬的父母，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在家准备了一大桌饭菜请他们。他们完全按中国规矩，执晚辈礼甚恭。刘先生还照老规矩，临别时留下给保姆的钱。还有一次，几个能找得到的过去的学生联合在四川饭店请他们二位聚会，我的两位师姐之一刘培荫来了，而朱起芸却已去世，没能再与刘先生见面。那一次是到的人最多的，张肖虎先生也来了。以后不记得刘先生是否还来过，但已不可能再聚起这么多人了。

1992年秋我在美国加州小住，离第一次在美国重逢刚好十年。那时杨先生也已退休，他们已经移居洛杉矶。碰巧杨先生正应邀在加州一座名叫“万佛城”的佛教中心讲学。他们约我到那里住了一天。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牌楼、庙宇、矗立的佛像，与国内的佛教圣地无异，进入庙中更是香烟缭绕，还见身披袈裟、经过剃度的和尚来回走动。他们请我在这“城”里的饭馆吃午饭，只有素食，和国内“功德林”之类的差不多，不过味道不算上乘。那里还有一栋栋平房住宅，是给外来的客人住的，刘先生夫妇就住在其中。住宅十分幽静，屋外篱笆环绕着一片相当大的园子，园中花木繁盛，又野趣盎然。刘先生说每天清晨都可在园中拣拾树上掉下来的核桃，进得屋里却是电气化、自动化设施一应俱全，比任何大城市毫不逊色。我笑说，住在这里面不成佛也成仙了。他们也有同感，可惜不能久居，讲学期满就得离去。那一次我把自己新录的保留节目的盒带送给了刘先生，作为学生的成绩汇报，也作为纪念。她迫不及待地放来仔细听，并且叫杨先生不要说话。看得出来，她真的很高兴。

1991年，以清华大学八十周年校庆为契机，当年老乐友又相聚了。此时清华已经有一支相当有水平的管弦乐队，校庆前夕举行了正式的音乐会，张肖虎先生和茅沅都参加了，茅沅还以老指挥的身份指挥了他配器的瑶族舞曲。第二天“正日子”，又在音乐室举行了一场非正式的老乐友联欢会，我参加的是这一场。虽说非正式，却也是事先排好节目，一个个轮流上去表演的，报幕人是建筑系教授虞锦文，他是当年乐队的小提琴手之一。全赖他和其他几位老校友的积极张罗，这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开得十分亲切、热烈，弹、唱、吹、拉都有，尽管都是业余水平。

我那天出的节目是肖邦的《摇篮曲》和张肖虎的《阳关三叠》。前面提到，这本是张肖虎先生为竖琴谱的曲，后来改为钢琴曲，我在清华时有幸最先奉张先生之命“试弹”。乐曲的结构就是主旋律和三段变奏，十分好听。张先生希望我练好以后灌唱片，终于未实现，一搁就是四十年。到80年代再见到张先生，向他要这首曲子的谱子，他很快寄来手抄本的影印件，而我居然很快又能背下了。清华校庆那天，张先生因头天晚上已出席正式的音乐会，本不想再来，听说我将要弹《阳关三叠》，特地为此而来，而且讲了话，谈他写此曲的立意，结局不是悲伤的，而是怀有企盼的。我弹完后他就中途退场了，我追出去问他意见，他表示满意，只说第二段变奏可放慢些。这是四十年来他第一次听我再弹，也是最后一次。两年前他已作古。我在广播中常听到《阳关三叠》的合唱曲，却从来没有听到过这首钢琴曲，也未在音乐会的演奏节目中见到过。从张先生给我的谱子是手抄本来看，好像没有正式出版过。难道这么好听，改编得这么漂亮的一首钢琴曲就我一个演奏者，听众只有清华老校友？但愿是我孤陋寡闻，无论如何总不该就此埋没的。

联欢会的最后，有一位看来比我们班次高许多的老大姐自动站出来，以美声女高音唱那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我们年轻时的一天》），那是40年代风靡一时的美国电影《翠堤春晓》中被安在剧中人约瑟夫·施特劳斯头上的一首歌。奥地利人对那部好莱坞电影颇不以为然，从来不承认那就是他们的施特劳斯，那首歌当然也非他所作。不过歌还是十分好听，打动了几代青年学生。那位老大姐刚唱第一句，下面就和歌四起，大家唱得都很投入，很动情。只见一个个头发花白的老头高唱“you told me，you loved me”（你曾告诉我，你爱我），场景既动人又有趣，也许每人心中都有一段故事。音乐的确能使人在怀旧中不知老之已至。

从那时以来，北京的老乐友，每年都至少聚会一次。起初在茅沅家，后来几年都是趁校庆返校时到住在清华园的童诗白教授家。他比我们年长，我们是学生时，他已是老师了，现在我们都称他为“童大师”。这种聚会前几年还以音乐为主，后来就越来越以聊天为主，弹奏次之。随着大家年事日增，体力或眼力衰退，坚持练琴也日益困难。不过虞、童二君尽管眼睛看谱子有困难，竟然一个把贝多芬的《春天》，一个把莫扎特的降B大调小提琴钢琴奏鸣曲背下来了，其毅力可佩。这仍然是我们每次聚会的保留节目。这种聚会已经是联系我和母校的唯一纽带，而且参加的人数也有减无增。“人生白发故人稀”，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1992年，我又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这回不是在学校，而是一个研究中心，没有钢琴，我就援维也纳旧例租了一架，基本上能坚持“天天练”。在租琴中遇到知音，为练琴又遭邻居抗议，差点和我打官司。这些逸事我已写入“旅美书简”，收入《学海岸边》文集中，这里不再重复。有趣的是，我在华盛顿卜居在一幢公寓楼里，却发现茅沅的旅美学法律的长女就住在同一所楼里。这种公寓楼华盛顿不知有多少，偏这么巧！后来我去访问耶鲁大学，又经她介绍见到了张肖虎先生的儿子和儿媳，虽是第一次见面，却十分亲切，他们在家里热情地招待了我。令人惊叹世界真小！

我的“正业”与音乐完全无关，但以此之故，在美国期间无意中又结一音乐缘，而且产生了一盘录音带。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美国有一位有名的中国通，也是我多年的朋友，就是今年刚去世的鲍大可。通过鲍大可我认识了他的长兄罗伯特·巴奈特，那时他已有八十岁，不过精神很好，现在也已作古。他们兄弟是传教士之后，都生在中国。罗伯特是老外交官，约翰逊政府时期曾任助理国务卿。与音乐有关的是，他拉大提琴。于是我们一见如故，成忘年交。他请我到他家去与他合过几次，因为缺乏练习，不太成功。我们戏称：“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就是成功。”他说他的大提琴是1930年代在上海学的，从那时起就“爱上了中国，同时也爱上了音乐”，始终不渝。我觉得他对此二者有一种怀旧感，无意中把我当作了象征，夫妇二人对我特别热情。我一个人练琴时觉得总该有一个目标，于是就定了一个节目单，觉得练得差不多时自己录了一盘录音带。为感谢这位新相识的“老”朋友的款待，无以为报，就把复制一盘“个人独奏”录音带送给他，也算是“秀才人情纸半张”吧。我没有什么录音设备，用的就是平时做研究工作记录与人谈话的、老式随身收录机和最便宜的盒带。谁知这位老先生竟认真起来。有一天他来电话说：“你弹得很好（他要求不高），但是录音带质量太差，录音机简直糟透了，你赶快去买最好的录音带，到我家来，用我的音响设备重新录一次，不然太可惜了。”并告诉我几个他方便的时间由我选。其口气是不容商量的，我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于是约好一天下午到他家，他把设备开好，向我交代清楚，告诉我可以不受干扰地爱录多久就录多久，然后就与夫人上楼去看电视了。他家的钢琴是立式“雅马哈”，也有年头了，不过音色还是不错。我在他家录了整整一下午（包括错了重来），终于录成一盘效果比原来大有改进的带子，大约一个半钟头。那时天色已晚。他自告奋勇要我把带子留下来，按照我的要求为我复制了两盘，他留下一盘，把原件和另一盘还给我。这一切他都非常认真地做，令我感动。我送给刘金定先生的就是那另一盘。内容如下：

1）巴赫：半音阶幻想曲和赋格

2）莫扎特：主题与变奏（选自A大调奏鸣曲）

3）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第一乐章）

4）肖邦：摇篮曲、即兴幻想曲

5）柴可夫斯基：十一月（选自《四季》）

6）李斯特：安慰

7）鲁宾斯坦：奥斯特罗·沃梅尼

8）麦克道威尔：女巫舞曲

9）德彪西：月光

10）贺绿汀：牧童短笛

11）张肖虎：阳关三叠

这里面只有巴赫和肖邦的即兴幻想曲是与过去的独奏音乐会重叠的，其余都不一样，而且除两首外多数都是看谱子的，所以中间还免不了有翻页声。这里没有练习曲，没有协奏曲，连奏鸣曲也只有一个乐章（这倒是背下的）。再弄出一台完整的音乐会已是“盛筵难再”。就是这一盘，自己再听时不是速度太慢就是错误太多，不忍卒听。不过这是目前唯一的一盘保留节目。自那时以来，有几首似乎有些长进，以后是否还有勇气和兴致再录一套，自己都无法预料。

过瘾记

在我年逾花甲之后，又一次童心发作，在上海电视台过了一次与高水平的提琴家合奏的瘾，在平静的水流中激起一阵浪花，给平淡的生活添了一笔色彩。

1994年应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之请，履行客座教授的职责，到那里讲一学期的课。我向校方提出一个不情之请，希望解决我练琴的问题。南大没有音乐系，也无可练之琴。承蒙中心的负责人不惮其烦，经过一番努力，居然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钢琴系主任，慨然允许我在她下课以后用她办公室的琴，并借给我一把钥匙。南师大就在中心的步行距离之内。这样，我在南京教课期间又重温每天下午五点提着琴谱仆仆奔走于去练琴房路上的生活。

在南京可以收看到上海的电视节目。偶然发现上海东方台的“欢乐大世界”栏目中有一个称作“过把瘾”的节目。观众可以申请过某一种职业生活的瘾，如获接受，电视台就负责做必要的联系和安排。我看到的节目有临时记者在市民中采访一整天，像真的一样；有一业余摄影爱好者在寒冬季节到已经封山的黄山拍雪景；还有一中学生要求过一番空姐的瘾，电视台真的取得国际航空公司的同意，安排她从地面训练开始，直到随一架国际航班上天，与空姐们一起服务，电视拍了全过程。使我动心的一个节目是，一位业余爱唱京戏的女士要求与职业演员配一段戏，果然如愿以偿，一位专业老生（名字忘了）与她像正式演出一样全副装扮，演了《四郎探母》中的一小段。我正好不久将有上海之行，于是心血来潮，给电视台写了一封信，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告诉他们到沪日期，要求与一位专业提琴家合奏一首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并列出三首曲目，请他们任择其一。

据了解，他们一天要收到上千封要求过各式各样瘾的信，我也是姑妄一试，不抱太大希望。却不意居然收到回信，被选中了。我猜大约我的年龄和身份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这种事原本是年轻人的花样，这把年纪而发此童心，算是有点特殊性吧。他们办事雷厉风行，我到上海当晚，那节目的导演和摄影就来宾馆，三言两语就敲定了，不过那一次来不及安排，他们将负责找一位高水平的提琴家，另约时间，安排我专程为此来沪一次。第二天晚上，忽然又来了一位女士，她自我介绍是电视台的音乐编辑，向我直言：“我们导演是对你这个人感兴趣，而我要为音乐负责，所以需要一位钢琴教授听听你弹。”我明白这意思是要考我一考，免得我自不量力，差得太远，到时候他们被动。这完全是合理的，说明他们节目的质量有一定标准，我欣然同意。她把我带到上海音乐学院退休钢琴教授盛茵家。她年龄看来与我差不多，而我在她面前完全像小学生那样被考了一次。

我提出候选曲目是莫扎特的C大调、降B大调和贝多芬的F大调（即《春天》）奏鸣曲。盛教授就让我先弹了一遍莫扎特C大调的第一乐章。她态度非常客气、和蔼，听过后表示要直率指出我的问题，请不要介意。我多年来无人指点，有此机会求之不得，哪会介意呢。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首先指出我用踏板太多，特别是莫扎特，应该是非常清爽、清秀的，基本上不需要用踏板。另外还有一些有关抑扬顿挫的细节，都一一指点纠正。我本来以为差不多的，经她轻轻一点，自己也忽然感到处处是毛病，暴露无遗。实际上我养成多用踏板的坏习惯也是有意无意为掩盖错误和弱点的，却欲盖弥彰。在她这位经验丰富的教师眼里，我当然是不入流的。我按照她的指点又弹一遍，似乎有所改进。接着她让我弹贝多芬第一乐章，又进行了一番指点。我自己认为莫扎特的C大调是练得最熟，错误最少的，但是她认为还是选贝多芬的《春天》为好。她说业余的弹莫扎特太难，像这种娱乐性的电视节目也不容易讨好观众。另一首莫扎特，她认为不必试了。她又听了一遍贝多芬，最后笑着说，好吧，去过瘾去吧！就算通过了。我体会到她是认定我弹不好莫扎特的。我开头向她简单介绍我的弹琴经历，她对我因政治原因而中断了这么长时间颇为感慨。后来婉转地对我说，你过去可能达到过一定水平，但是荒疏了这么久，就与原来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了。这意思我心领神会，其实这点自知之明我是有的，从恢复弹琴以来，力不从心之感始终伴随着我。

回南京后过了几星期，果然接到通知，约定时间到上海，一切都安排妥当。他们已经请来上海音乐学院的提琴教授、同时也是上海管弦乐队和上海青年管弦乐队的首席小提琴何弦先生与我合奏，定在次日下午录像录音。我本以为事先还应该找个时间合练一下，并且也希望能得到一些指点，但是何先生太忙，只有在录音之前练几遍了。不过当天下午我有机会试一试明天要弹的那架三角琴。第二天如约见到何弦先生。他是一位中年人，很谦和，与我这业余的合作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神气。我们只需要奏第一乐章。一开始合，出乎意料的顺利。大约是因为我与清华乐友已合过多次，问题只在双方的技巧不逮，合作的默契倒是已经掌握的。《春天》本来在技巧方面并没有多少高难度，现在与高手合作，开始两小节钢琴之后，提琴一进来，与平时自娱的感觉立刻大不相同，精神为之一振，很快被带入境界，其间在关键的地方他对强弱、速度给予一些指点和纠正，只练了一遍半就开始录像了。录了完整的两遍，然后再从中选一遍比较好的。这不是音乐节目，重在参与，前面有一些铺垫，包括练习的情景，后面还有简短的采访，剩给正式演奏的时间就不多了，实际还不到一个完整的乐章，编辑巧妙地剪掉了中间一段，外行看不出来。何先生还是很认真，他带了演奏服来，在与我练习时穿便服，到正式演奏时换上正式演奏服，放映出来就像是两次不同的时间。我却无此准备，好在女士服装无一定之规，过得去就行了。这倒更显出他是专业，我不过是业余的。

演奏结束后，还有一段简单的采访。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过瘾不？我说真的很过瘾，与这样高水平的提琴家合奏机会对我说来，是绝无仅有的。我还说感谢何先生的宽容，我知道一个这样的专业音乐家听我这种人弹，一定处处都是毛病，挺难受的，能这样迁就，令我感激，同时我也获益良多。另外我说进一步体会到专业与业余的距离，这是难以逾越的。这些都是我真心的感受，没有半字虚言。轮到何弦谈感受时，他说今天的合作出乎他意料之外地好，他原认为一个国际问题专家（这是电视台介绍我的头衔）不会有那么多时间练琴，没想到合得那么顺利。他还说我弹得十分投入，把他也带到了音乐中去云云。看来他说的也不完全是客套话。可惜电视台播放这一节目时我已离开南京，北京收不到上海台，效果如何我不得而知。只是电视台应我的要求为我复制了一盘可在家庭录像机上放映的带子留作纪念，现在成为我款待有兴趣的客人的保留节目。

弹不好有感

——不算乐评

尽管钢琴给了我这么大的乐趣，丰富了我的生活，说到底，我对音乐基本上还是门外汉，尤其不是鉴赏家。至今，听一场音乐会的享受还是多半凭直觉。达到同样高度的指挥或演奏家，可以以其不同的风格给我同样的享受，同样使我感动，当然有时我对它有特殊期待的曲目则例外。所以我不能写乐评。在近年来读过的谈音乐欣赏的文章中，我最欣赏也最钦佩辛丰年和肖复兴的。我觉得他们才是深得乐中三昧，是用心去感受的。这种文章常能引起我共鸣，又总能对我有所启迪，诱发我去听那些曲子的欲望。对于当前伴随着高科技而发展起来的在“发烧友”中流行的版本学，对我说来始终是另一门学问，离我欣赏音乐的角度很远。

我对一首乐曲比较深的理解还是从自己弹奏，更确切地说是从弹不好的切身体会而来。上海盛茵教授讲弹奏莫扎特的要求，短短几句话对我启发很大，特别是她说业余的不适合弹（指表演）莫扎特，更使我深思。回家后把我自以为弹熟了的几首莫扎特都认真练起来，果真发现处处是坎，无论如何达不到那种境界，弹了几十年忽然有所悟。于是写“留得天籁在人间——弹不好莫扎特有感”一文，集中了我对莫扎特的感受。有一位钢琴家读到后许为“都是内行话”。这几乎是我唯一一篇完整的关于音乐的文章。这篇文章引来了不少爱乐者的反响，也引来许多稿约，我却没有这个心思和灵感了。现在写这本小书（《锦瑟无端》）时暂时进入角色，想起一些平时的杂感，不成其为乐评，就写在这里。

首先从“弹不好”说起。我岂止是莫扎特弹不好，其实什么也弹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基本功，对一首乐曲体会再到位也是力不从心。我觉得尽管技巧不能代替乐感，但是只有完全摆脱了技巧负担，乐感才出得来，这似乎是常识问题，然而非个中人不一定有此体会。对于这一点，我在“复苏”后感受最深，因为此时对乐曲本身的理解远比年轻时深，而技艺却已退化，表达时的力不从心就更为突出。近年来，我国少年儿童学钢琴和提琴之风劲吹，涌现出许多可以登台的非常出色的小演奏者，而且年龄越来越小。在听他们演奏时，惊叹这些孩子技巧娴熟、无懈可击之余，往往感到一种不满足，有时私心窃想，我如有这样的技巧，这里、那里会比他（她）表达得充分些。但是我知道再怎么练也不会达到这些小孩子的程度，因而连他们能表达的我也表达不出来。意识到这点常使我怅然若失。不仅是难度较大的乐曲是如此，就是那轻松愉快的圆舞曲，我能流畅地弹下来的就很少。单是貌似简单的左手三拍，没有一定的功夫，要按标准速度一按一个准就很难。记得当年学琴时遇到左手问题想混过去，刘先生就布置功课，要我在一星期内只练一支华尔兹的左手，每天一百遍，然后才许练其他，这才把那看似简单的舞曲拿下来。在“轻松愉快”的背后是看不见的长期枯燥的重复。所以我每当赞叹那些在技巧王国中早已取得自由的大师们的演出时，常会想到他们为达到这一境界当初经历过怎样的艰辛，每念及此，敬意倍增。即便是自娱，所能得到的乐趣也是与基本功成正比的。我的怅然来自基本功的缺乏；而我现在还能享受到的一份自得其乐，也还要感谢当年刘先生训练的这点“童子功”的残余。

每当有人笼统地问我在自己弹过的作品中最喜欢哪一个作曲家时，我总是回答“贝多芬”。肖邦当然也令我神往，但是我还是认为贝多芬是无可替代的集大成者。自巴赫以降，几个世纪中群星灿烂（这里只限于钢琴曲），各放异彩，而我认为贝多芬还是其中最大、最亮、照耀最远的一颗星。如果比之于风景，有的风格如静止庄严的教堂，有的如明媚的湖光山色，有的如清澈的幽咽流泉，有的如粗犷的原始森林，还有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些在贝多芬那里也都可以找到，而贝多芬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大海，那种包容一切、深不可测，那种汹涌澎湃、奔腾咆哮、震撼天地的气势，旷世无二。那三首我戏称之为“老三篇”的奏鸣曲：《月光》、《悲怆》、《热情》可以为代表。《月光》的第三乐章，还有《热情》的第一乐章的结尾部分、《皇帝》协奏曲的开头华彩部分，等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喷发出非凡的雷霆万钧之力，真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同时，其强弱、缓急的对比度极大，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旋律又是非常优美，和声都规范、和谐，绝不以怪异突兀取胜。我在谈莫扎特一文中说莫扎特那含蓄典雅、玲珑剔透，特别要求分寸适度，添一分嫌肥，减一分嫌瘦，修养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万难掌握。而弹贝多芬，我首先感到的是力气不够。恰恰是那种气势怎么也表达不出来，总是显得自己内涵贫乏，苍白渺小。记得有一次弹《热情》第一乐章，自己也动了真格的，越弹越激动，到结束时竟至心率异常，感到一颗心几乎要跳出膛，幸好我还没有心脏病，否则真会发生危险。其他作曲家从未引起我这样的激动。

当然不是说贝多芬的唯一特点就是大气磅礴。他也可以非常沉静，非常抒情，甚至非常俏皮。还以“老三篇”为例，《悲怆》的第二乐章可以独立成章，有点像“折子戏”常在非正式场合单独演奏。它不但雅俗共赏，而且东西咸宜，因为那“如歌的”主旋律也很合东方人的口味。它是那样抒情而引人入胜，但是绝不流于肤浅的多愁善感，如温德这样的古典派绝不会以贬柴可夫斯基的词来形容它的。《月光》的第二乐章则极尽其调皮之能事。一般对这一乐章的诠释以及老师的引导总是让人想象月光下小精灵跳舞，我也受这种先入为主的影响，经常联想起一幅带翅膀的小仙子在月光下、花丛中跳来跳去的图画，活泼、调皮，超越世俗的忧患。贝多芬不止一次用错拍、跳跃的手法表现这种境界。例如，《春天》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也是用钢琴与小提琴错拍的手法，使这一短乐章十分活泼而不安分，充满青春的生机。在弹这两章时，我很难和经常见到的贝多芬的愤怒而心事重重的标准头像联系起来。就静谧、优雅而言，当然要数人所共知的《月光》第一乐章，关于这一乐章下面还要提到。还有《皇帝》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作为从辉煌雄伟的第一乐章到风急雨骤的第三乐章的过渡，它是那样闲适、恬静、柔美，远离喧嚣的尘世，使疲惫的身心在这里得到片刻憩息，放松到几乎坠入梦乡，然后又为急促的战鼓唤醒，重新踏上马不停蹄的征途。这就是贝多芬。他把对比度的运用发挥到极致，表达其无比的深邃、无比的博大、无比的丰富、无穷的力量。对于我这个业余者来说，只有望洋兴叹、高山仰止了。

提到这“老三篇”都有标题，其实标题是后加的。由于有了标题就把人的想象引入某种定式。记得70年代刚刚开始与西方有一些文化交流时，江青忽然带头大批特批“无标题音乐”。我至今弄不明白，即便按他们的标准，为什么无标题就比有标题更反动。其实用乐器演奏的音乐，除了切实模仿某种声音，例如流水、鸟鸣等，不论加以什么标题，本质上都是表达一种情绪和境界，给听者留有很大的凭主观诠释的余地。根据古典音乐的传统，有标题音乐比无标题似乎低一等，大约是“一说便俗”，音乐应该是“忘言”的。以被冠以《月光》的奏鸣曲为例，那个贝多芬夜遇盲女在月光下弹琴的美丽故事流传甚广，我在小学课本里就读到，自然深受影响，从此这首乐曲在我心目中总摆脱不了月夜的氛围。特别是第一乐章舒缓、开阔，翘首云天，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意境简直吻合得天衣无缝。直到有一次，一部苏联电影打破了我这想当然的联想。那是50年代初在我国很出名的电影《夏伯阳》中的一个场景：一名白军的老勤务兵因其弟弟（也在同一军中服役）犯军纪被长官下令处死，他一向极为驯服，此事唤起了他的仇恨，起了杀机。银幕上，那位军官在弹钢琴，弹的就是《月光》第一乐章，老兵在他身后用脚擦地板，跟着音乐节奏动作，手握匕首，犹豫不决，那军官的琴声就成为他心潮起伏的伴奏，到他的杀心达于最高潮时，电影响起了管弦乐，配合钢琴用一浪高一浪的渐强音奏出同样的旋律，取得惊心动魄的效果。这使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月光》可以和杀人联系起来，而且照样合拍，能有这样创意的俄国艺术家必定才气过人。反过来也说明从音乐中得到的体验有很大的主观性，很难用标题来限定人的想象。这一幕电影使我铭刻于心，终身难忘。

说到《月光》，相隔一百年之后还有另一首以此命名的著名钢琴曲，就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月光》。德彪西的创作生涯处于世纪之交，在音乐史上的地位是现代派的开山鼻祖，他从法国的印象派绘画那里汲取了灵感，开创了新的音乐语言，成为音乐的印象派，以乐状物、以乐状景。所以每一首曲必然是有标题的，而且是标题先行。因此，他的《月光》就是写月光，不容作他想，这是与古典浪漫派不同的。但同样引起美感，有独特的魅力，与当代充满噪音而无旋律的音乐很不相同。这可能是我能欣赏的最“现代”的音乐了。《月光》的确很美，那月亮不是从海上冉冉升起，而是洒在寂寞庭院的寒光，或者是如镜的湖面中映出的倒影，静极，纯极。特别是中间稍快、活泼起来的一段，左手流畅的琶音总是使我想起“今夜月华如水”。东西、古今，以声、以词表达同样的意境竟都如此贴切，人类的智慧和审美如此相通，使我因敬畏而震颤。可是煞风景的是，我恰恰就是这段琶音弹不流畅，总有窒碍，那“如水”的境界就大打折扣，徒呼奈何！

我的弹不好有感，还可以絮絮叨叨说下去，例如巴赫、肖邦、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都令我动心也令我苦恼。不过此时恐怕茶已淡如白水，茗边的读者对这种老话已兴味索然，就此打住吧。

2000年

“台后流泪，台前显贵”

标题的这句话，是“东方时空”节目中有位京剧教师称赞他的一个学生的刻苦精神时说的。我听到过“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之说，不过这句梨园行话更加简洁、生动。

在我的心目中，任何能上得台面的表演艺术，其演员无不需要经过极为艰苦的、长期的基本功训练。尤其是京剧，它所要求的唱、做、念、打全面训练之艰苦乃至痛苦是众所周知的。就是那跑龙套的小猴子翻跟头的本事，就绝不是没有特殊训练的顽童能做到的。我看京戏最爱看的角色之一是马童，如《昭君出塞》以及许多关公戏，主角出场前都先有马童翻爬滚打的精彩表演，真是漂亮极了，总是令我赞叹不已。单是这点功夫，就体现京剧的特色，隔行的做不到。而马童不过是个小角色，挑大梁的演员所要经历的艰辛更不必说了。

话剧演员的全面基本功训练，也非局外人所能体会。说话声音都与众不同，讲究的是在台上说悄悄话也要让最后一排观众都听得见（不靠麦克风）。我最佩服北京“人艺”的老演员，如于是之、朱琳等，那种全面的文化修养和炉火纯青的表演无法一一列举。记得几年前看过《哗变》，那是个翻译过来的外国戏，绝大部分是法庭辩论，充满美国法律程式和术语，而且不断重复，在表演上不允许有什么花招。如果不是朱旭、任保贤那样的真功夫，观众非睡着了不可。但是当时我以及全场观众，都被那大段大段的台词深深吸引住，至今想起来，那几个人物在脑海中的形象还栩栩如生。这样的演员不是人人能当的，单是这台词的功夫，也绝非一朝一夕练就。

唱歌似乎靠天赋更多一些。首先得有天生一付好嗓子，但是要达到一定的水平，能以此为业，还是得经过刻苦的练功，中外皆然。正规学院的声乐训练，自不必言。以郭兰英为例，她出身贫苦，没有机会进学校，听说当年练嗓子，寒冬腊月对着一块冰，每天练到呵气把冰呵出一个凹洞为止，多少年如一日，只此一项，就非常人所及。她那长盛不衰的魅力全靠声音本身。在她以后，我也听过不少女声民歌演唱，有的水平也不低，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再也没有听到过像郭兰英那样纯朴、不依靠任何矫饰而动人心弦的音质。

再举一个“洋嗓子”的例子——著名黑人女低音玛丽安·安德森。我在学生时代，就听说过她的歌声能穿越广场。她的确是歌喉天赐，遇好心人赏识和帮助，克服重重阻力得以入正规音乐学院学习成才，这在当时的美国黑人中，是破天荒的。1930年代她在欧洲成名之后回到美国，仍受到种族主义者的压制。不过当时的罗斯福政府反对种族歧视，由内政部长特意安排她在林肯纪念像前，面对广场演唱。据说有七万五千听众聚集在那里，鸦雀无声，都为她的歌声所震慑，“歌声穿越广场”的佳话也由此传遍世界。我无缘直接欣赏她的演唱，直到90年代在一次悼念她逝世的会上，才第一次看到她演唱的录像带，果然名不虚传。她的特点是，风度从容端庄，身体完全不动，面部表情也十分含蓄，全凭歌声的丰富内涵和跌宕变化与听众心灵交流。那声音没有半点杂质，如天鹅绒般光滑厚润，又如清泉流淌，悠远流畅。无论是响彻云霄还是细如游丝，都是那么自然，毫不费劲。不论她有怎样的天赋，这种在台上似乎毫不费力的境界，如没有台下费大力气的苦练，是绝对达不到的。

人的确是万物之灵，贵在能给自己定出追求尽善尽美的目标，甘愿为之自苦，不断把智慧和体能的极限推向新的高度，从中得到最大的满足和乐趣，人类文明从而不断进步昌盛。艺术、学术、体育运动乃至各种工艺莫不如此。我对时下某些所谓“通俗歌曲”的表演实在难以承认其为一种艺术，自问不是出于对“通俗”的偏见。仔细想来，撇开许多歌词的空虚无聊不谈，主要是看不出演唱的基本功何在，脱去了光怪陆离的包装之后，与一般联欢会上互相起哄拉歌唱有何不同。许多音域不出十度，离开扩音器就出不了声的“歌星”充斥舞台、电台、音响市场，惹得梦想成“星”的少男少女不想下任何功夫，只想时来运转能遇上一个肯为自己包装的制作商，一举成名，而且这“名”的含金量又特别高，因而也特别有吸引力。如今唱歌的靠电化器材，靠灯光烟雾，靠手舞足蹈，就是不靠嗓子（且不提用录音带假唱欺骗观众，那已是艺术以外的道德问题了）；演戏的发展到可以连本国话都说不好，理直气壮地靠别人配音。那还有什么是真的呢？如果这也叫专业艺术，还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呢？劳动与回报的反差如此之大，不必流泪，就能显贵，它对青年人追求成功的启示又是什么呢？但愿此风不至无限地长下去——但愿！

留得天籁在人间

——弹不好莫扎特有感

弹钢琴是我的唯一业余爱好。从十岁开始断断续续弹了半个世纪。所谓“断”，中间一断就是二十多年，连琴也丢失了；这“续”，和我国一切事物一样，还得归功于改革开放，才有条件和兴致重新买琴，像童话《睡美人》里停了几十年重新摆动的时钟一样，续上了音乐的发条，对此道的爱好却是老而弥笃。也就是在我的音乐生活进入晚境时，对莫扎特的感情日深，尽管许多曲子都是青少年时弹过的，似乎到现在才解其中味。无独有偶，1991年12月莫扎特逝世二百周年，几个清华老同学、老乐友也相约凑热闹，在我家聚会，几把小提琴加一架钢琴，轮流合奏彼此平时练得较多的莫扎特的几首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自得其乐。某君感叹道，人到渐入老境时适宜弹（拉）莫扎特，似乎这时才品出点味道来，话一出口就引起大家共鸣。但是又都觉得对于业余者来说，莫扎特太难了，不在于技巧，恰恰就在于这味道难以表达。

莫扎特英年早逝，自己从未老过，他的作品又都是那么明朗、清澈，绝无老气横秋或迟暮之思——至少那几首奏鸣曲是如此。那么这种不约而同的感觉是从何而来呢？要把这难以言喻的感觉形诸文字，并不比演奏出他作品的味道来得更容易。难以掌握的是那既含蓄、典雅又玲珑剔透的风格——主旋律都是最简单的，随口可以哼得出来，和声是最古典规范的，似乎没有什么令人望而生畏的高难度的技巧要求，但是每一个音符都水清见底，容不得半点含混。我弹莫扎特时，常感到像与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对话，他对你无限信赖，把心事向你娓娓道来，期待你的全部理解和同情，因此弹错一个音符就有欺骗了孩子、辜负了他的信任之感；又像是面对一片洁白晶莹的冰雪，每弹错一点如同滴上一个污点，玷污了这无瑕的圣洁。很少有大起大落的强弱对比，却差不多每一句都有渐强渐弱的曲线，而且连音、跳音、副点、休止……要求极为细腻、考究，不能蒙混过关；很少有可以炫耀技巧、博得采声的华彩乐章，却要求演奏如行云，如流水，无丝毫滞碍。作曲家给人的感觉不是在“作”曲，而是心声的自然流淌，那么演奏者也应该不是有意识地在弹奏，而是摆脱了任何技巧负担和技术性的考虑，凭感觉让音乐自然流出来。但是这又是建筑在严格的规范和分寸感之上的，缓、急、轻、重，抑、扬、顿、挫，处处要求适度，略一夸张就嫌媚俗，稍有不及则又平淡无味，简直是添一分嫌肥、减一分嫌瘦。少不更事、血气方刚时，无法体会其微妙之处；及至有了一点体会，技巧修养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势难掌握，凭这点业余的功力如何办得到？

莫扎特短暂的一生曾享受过辉煌的荣光，但更多的是坎坷和忧患。他以旷世之才、病弱之身，不得不经常仆仆于德、奥、意、法之间，觅食于王公、主教之门，却知音难逢，常遭白眼甚至凌辱，也饱受同行的妒忌和排挤，历尽世态炎凉和不公，最后在贫病交加中耗尽心力。他逝世前一年，给他妻子的信中曾写道：“如果人们能看透我的心，我几乎要感到羞耻——一切都是冷的，冰冰凉。”他告别世界的那个天寒地冻的风雪之夜，大概正象征着他所感受的这个世界的冷酷。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带进他的音乐。论者说莫扎特性格充满矛盾：“既宽厚又尖刻，既天真又世故，时而兴致盎然，时而陷入深深的忧郁。”我觉得他的音乐所表现的更多是这几对矛盾的前者而不是后者，大约因为前者是他的本性，后者是后来的生活强加给他的。我们听到的是惠风和畅、清泉汩汩，绝少哀怨凄苦之音。在那里是一片纯真，与浑浊的俗世无缘，似乎作曲家心中充满对生命的热爱和期待，有那么多美妙绝伦的旋律，那么多变化多端的和声，容不下人世间的种种邪恶和争斗。跟着他进入这美妙的境界，也就可以忘俗，可以忘忧，甚至可以忘年。

莫扎特的父亲曾批评他好走极端，“总是非过即不及，从不取中间”，这大概是指处事，他的音乐风格又正好相反：虽说是天真无邪，却又淡雅、蕴藉，所以不能浅尝。他没有贝多芬的满腔悲愤的怒吼，或是热情奔放，一泻千里的气势；也不大有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那种多愁善感，如泣如诉的抒情篇章。也许是历尽人间愁苦，不再“为赋新词强说愁”，那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优雅、从容却与东方的审美观有相通之处。

曾听一位长者说过，他端详弘一法师的书法有时会感动得落泪。我不懂书法，看弘一法师的字时只觉得端庄清癯，与时下已经用滥了的“龙飞凤舞”，“遒劲”、“潇洒”之类的词不相干，在扑面而来的书卷气之中是淡泊、宁静、安详，用心看去可以消除杂念，但是如何能让人感动落泪呢？及至有一天我在弹莫扎特的降Ｂ大调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时忽有所悟。这是我情有独钟，十几年来经常弹而又总也弹不好的一首曲子。我对此曲的偏爱固然有主观因素，因为大学时代就弹过，常引起锦瑟华年之思；但是客观地说，这首奏鸣曲的确美不胜收，三个乐章都臻于完美境界，各有极优美的主旋律，标准规范的结构和节奏，却又通篇浑然一体，功力贯穿到最后一个音符，使我每次不到终曲不罢手。（我觉得，即使是乐圣之作，并不一定每一首奏鸣曲所有的乐章都同样精彩，往往后面的乐章实现不了第一乐章所诱发的期待，使人有虎头蛇尾之感，所以有些著名的奏鸣曲脍炙人口的也就是一两个乐章。）这与弘一法师的书法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为何有此联想，我也说不清。倒还不是因为出家前的李叔同在他多方面的才华之中也以音乐家名，而且还写了至今传唱的动人心弦的歌曲。这位稀世的才子在俗时又曾是激情满怀的革新家，由于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对生活、对自己奉行的原则极度认真而常有惊世骇俗之举。最后遁入空门的真正原因，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甚明了，但总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吧。我隐约觉得，这是和他超常的天赋和极为强烈而无处寄托的精神追求相一致的。我从莫扎特这首奏鸣曲中所感受到的，正是那深藏于端庄、宁静、安详之中的至情至性。特别是第二乐章，那回肠荡气的主旋律在钢琴和小提琴对答中浅吟低唱，包含着多少对爱的追求、对美的向往！同时又是那样不露锋芒，留有余地。风格还是莫扎特特有的澄澈晶莹，顺乎天然，略无斧凿痕、烟火气。当然莫扎特与弘一法师没有可比性，我所悟到的是，这种恬淡到极致的激情有时确有催人泪下的力量。

那音乐又常使人想起中欧一带明媚秀丽的湖光山色。一方风土养一方人物，也养一方艺术。中国的烟霞泉石、奇峰险崖、苍松翠竹，产生了国之瑰宝——神韵独具的水墨山水画。欧洲，特别是中欧的旖旎风光，却孕育出了人类文化中的一枝奇葩——西洋古典音乐。我有幸在音乐之都维也纳住过几年，也游历了周围一些国土如德、匈、瑞士、捷克等，深感那一带的风光有它独特的和谐，妩媚。春、夏、秋、冬，四时分明，而又少酷暑、严寒；到处是绿草如茵，青山绿水，也有常年积雪的山巅，却少怪石嶙峋的崇山峻岭，更无穷山恶水，或粗犷辽阔的草原、沙漠。乡间的欧式小桥、流水、人家与我国的风格迥异，那掩映于绿树丛中的精致农舍常使人想起格林童话。莫扎特的故乡萨尔斯堡就是一处风景胜地，其实那山水林木并无奇特之处，但是错落有致，有一种说不出的清新之美，令人心旷神怡，既得幽谷之趣又不是远离人间的旷野荒郊。不知怎的，遨游其中，心中就会响起那些熟悉的曲调，觉得与大自然如此和谐一致。降生于此，钟天地之灵秀而为神童也是很自然的。

关于莫扎特的电影已有不少，近年来一部美国电影Amadeus是比较有名的。一开始出场的少年莫扎特，是一个不时粗声狂笑、疯闹着追女孩子搞恶作剧的顽童，而且常在大庭广众之中失态，离我心目中那个天真烂漫、清秀优雅的形象远矣，实在难以接受。但是再看下去，却感到这部电影表现莫扎特的超凡天才确有独到之处。天才往往带点神经质，不能以常人视之。电影的精彩处在于，表现莫扎特一坐到钢琴前立即与琴连成一体的神态，乐曲自然而然从手指间流淌出来，平凡的素材经他略一加工就点石成金。对于这个音乐神童来说，作曲就相当于普通儿童玩心爱的游戏，从中得到无限乐趣，一旦投入，忘乎所以；又像是他生来，心中就孕育着无数美好的乐曲，等待着破壳而出。他完全是听从心声而弹，而写。电影中那个一心想置莫扎特于死地的宫廷乐师，本也是个相当杰出的音乐家，但是他一见莫扎特就敏感地意识到，在这耀眼的天才光芒照射下自己只能永远黯然无光。这说明他有眼力，也可谓知音，只不过这慧眼引向了邪恶的妒火中烧……不论这故事的生活依据如何，电影成功地表现了莫扎特后期在种种世俗的压力下，心力交瘁而谱曲不懈，实际上是把生命一点一滴化作音乐，“春蚕到死丝方尽”，留得天籁在人间。

中国和希腊神话中都有“谪仙”之说——某位神仙触怒了天帝，被谪到人间受苦，待劫数满后再召回。天上若果真曾有乐仙被谪到下界，莫扎特其庶几欤？

1994年

在美国弹琴的遭遇

XX：

你知道，近十年来，每天弹一会儿琴已成为我必不可少的自娱。此番孤身远涉重洋，要长住九十个月，更感到不可无此君。于是便想到租琴。我记得1950年代长驻音乐之都维也纳时，就曾租过琴弹。那时，那里有专门出租旧琴的琴行，租金极为低廉。来美后，我问及美国友人，都不知华埠是否有此业务，后来从电话簿上居然被我找到，那琴行在特区之外的弗吉尼亚州，幸得热心的中国朋友驱车陪我前往。到后只见大厅里大大小小摆满了各色钢琴，以卖为主，标价出租的只有几架旧琴，看来此间这种业务至少不如当年的维也纳发达。一位中年女士负责接待。她正和一对先我而来的夫妇洽谈业务，知我来意后，就让我在几架出租的琴上先试弹挑选。

我就肆无忌惮地在那几架琴上轮流弹来弹去，忽然瞥见另一头放着一架超长三角琴，是名牌史坦威，就是音乐会钢琴独奏用的那种琴，原来这琴行还向音乐会出租这种演小琴。我这业余爱好者，平时绝无机会在这样高级的琴上弹奏，忽然心中痒痒，就大着胆子问那女士可否让我在那琴上弹弹？本以为会遭婉拒，谁知竟获恩准，大喜过望之余，就尽情弹起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第一乐章。那是我最欣赏的曲子之一，居然至今能完整地背下来。尽管我的技巧不逮，总要出错，但每次弹都激动不已。这次在这么好的琴上弹，又是声音回荡的大厅，别提多过瘾了，多少年没有那样的享受，有点旁若无人，忘乎所以。

一曲未终，那女士已送走先前那对夫妇过来接待我了。我已选定一架莫里森，另有一架雅马哈音色要好得多，但租金也贵些。我本是业余消遣，又是匆匆过客，在一般同胞看来租琴已是奢侈，因此不想为此多花钱，过得去就算了。那女士问了一句：“你真的选定了？”然后为我开票，办手续。我刚填了一半单子，她忽然对我说，我看你是一位认真的弹琴人，这架莫里森不会使你满意的。那边屋里还有一架未标价的雅马哈，你何不去试试，如满意，我和老板说说，就以与莫里森同样价钱租给你如何？我去一试，果然音色好得多，当然求之不得，于是签约成交。本来在美国购物开个人支票一般都得出示两种证件，何况我住在特区，是外埠。但是那女士竟连我的证件也不要看，就接受了我的支票。她说，我感觉得出来，你不会有问题的。她自我介绍说，她除在琴行工作外还兼职教钢琴，所以听得出来。音乐沟通之力大矣哉！同去的朋友说，美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才能的承认和欣赏，你把她“震”了一下，她就认你了。这一经历是钢琴带来的“喜”，主要不在于用低价租了好琴，而是他乡遇“知音”，心里暖烘烘的。

但是紧接着，大煞风景的事就发生了，也是完全出乎意外的。

钢琴送到我的住所是一个星期六中午。我已离家一个月，也就是一个月没摸琴了，现在有老友重逢之感，一高兴，下午弹了一个半小时。第二天星期日，我不敢开始太早，憋到近十点钟又开始弹。谁知我正陶醉在《牧童短笛》的优美旋律中时，忽听连珠炮似的砸门声。（这里要插一句，我住的是一幢相当不错的公寓楼，房租中等偏高。我主要考虑是安全第一，此楼在安全区，门厅安全措施、值班制度较完备，住户多为“体面”的文明人士。）我赶忙搭好门链，开一条门缝。只见外面站着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金发碧眼小伙子，怒不可遏地向我挥拳大叫，说他在我隔壁，从昨天到今天钢琴声使他不得安宁，如果我再弹一个音，他就要把我赶出去。我看他衣冠不整，穿着背心裤衩，大约刚起床，意识到星期日早晨十点钟对美国年轻人说来可能正是好梦方酣之时。于是不管他态度多粗暴，还想同他好好谈谈，商定一个对双方都方便的时间。谁知他根本拒绝对话，挥拳威胁后就扬长而去。我试着不理他继续弹，他就继续砸门，绝不妥协。星期日大楼负责人不在，只有不管事的值班员。我无计可施，决定试试书面交涉。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邻居：

我搬进此楼时与经理言明我将搬来一架琴，经理表示此楼无不准弹琴的规定，只要不在半夜弹即可，因此你无权禁止我弹琴。但是鉴于隔音较差，为了对你的照顾，我可自我约束在一定的时间内。现在我决定每天下午四至八时之间弹，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弹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绝不会放弃，并且决心坚持维护我的权利。睦邻关系需要互谅互让，我已尽了最大的克制，并保证遵守诺言，也请你保证今后不再干扰我的安宁。

当晚，他从门底下塞进一封信：

亲爱的××女士（他大约从信箱上查到我的名字）：

你的弹琴已构成对我的妨害（nuisance）。它使我无法工作、无法睡觉，也无法思想。明天我将同经理谈判以取得对你的立即驱逐（immediate eviction）。如不成，我将向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提出对你起诉，要求裁决你立即中止（injunction）弹琴，并对给我造成的情绪痛苦（emotional sufferings）给予金钱赔偿（monetary damages）。

括弧中的英文字全是法律术语。接到这样一封信，我实在啼笑皆非。自问对美国和美国人不算陌生，但是为弹钢琴而竟至有可能上法院可是闻所未闻。这封信充满法律术语，像真的似的。这么荒唐的事，他真会做吗？法院会受理吗？可这个处处讲“法治”的国家，真也难说。记得过去旁听过民事诉讼案，确也有邻居为猫狗吵架之类的小破事。果真为此事上法院，即便最后胜诉，这精力时间谁耗得起？而且岂不太滑稽？于是赶忙打电话向这里学法律的留学生朋友咨询，他们也说不准法院是否一定会受理，但说弹琴不是打大鼓，是在“合理”（reasonable）行为范围，是站得住理的。关键是房东的态度。我虽然住进来时就与住房经理言明我将弹琴，但是我是短期住户，这位青年已住了好几年，在住房业不景气的今天，房东会不会为了生意而牺牲我这外国人的利益？如此，则我就将被迫或者搬家，再一次劳民伤财；或者放弃弹琴，白辜负那知音女士一片好心，还要蒙受经济损失。那是一个“长周末”，星期一也放假，经理要星期二才上班。我那几天为此心绪不宁，七上八下。如果说造成“情绪痛苦”，我才是受害者，该得到赔偿呢。

朋友们还给我出主意说，这里人欺软怕硬，必须坚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摆出要打官司奉陪到底的架势，他们认为我立即自动限制弹琴时间已经让步太快。假如经理竟然站在他一边，则应提出要房东赔偿搬家带来的一切损失。

于是，我又给大楼经理寄了一封信，调动了办外交的训练，软中带硬，有理有节。先对此楼服务表示满意，说当初选中此楼一是因为经理保证这里住的都是文明体面人士，二是可以弹琴。今遇此事，这年轻人的行为已构成对我的“骚扰”，请他保护我过平静生活的权利（签租合约中有这样一条，是房东和房客要共同遵守的）。我又说，我虽是外国人，但是是专门研究美国的，懂得美国法律（其实不见得），有许多美国朋友，其中有著名律师（这是真的），果真要诉诸法律，我将坚决维护我的合法权利。但是弹琴居然得通过法庭，这个国家岂不太不可思议（这经理是德国人，故云）？希望他能运用智慧，妥善解决此事。同时附去我与那小伙子通信原件。

又过了一天（这三天内我只好停止弹琴，免遭砸门之扰），经理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话，说已经请示过房东，认为此楼本不禁弹琴，有琴的不止我一人，不能歧视。他将找那青年谈话，如果他再来捣乱，可以立即打电话告诉门房，必要时还可找警卫。他还告诉我这个年轻人是法律系学生，现在正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这种考试竞争激烈，他自己把握不大，因此这些日子精神极度紧张，好像天要塌下来了。这小伙子平时表现还好，他要让他为自己的无礼而向我道歉云云。经理还把那两封信复印下来存档。

这样，我的“护权”斗争以胜利而告终。你觉得好笑吗？当时可一点笑不出来。真是“焚琴煮鹤”，煞风景莫过于此。

事后，我向我的名律师朋友谈起此事，并给他看那封充满法律名词的信。他看后大笑说，他当学生时也写过这种炫耀法律术语的信去唬人。他还说，你如跟他提起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和我的名字就可以震他一下。

这场风波就此平息，以后我弹琴再未受干扰，不过那小伙子也未向我道歉。还有一点小小的余波：有一次在大厅中遇到一位黑人妇女，她主动上来打招呼，说就住在我的房间楼下。那小伙子曾经去联络她一同抗议我弹琴（搞统一战线！），被她拒绝。她表示自己喜爱古典音乐，我弹琴时刚好是她喝下午茶时，每听得上面琴声悠扬，就坐下来喝一杯茶，享受一番。以后我们每次见面都互致问候，十分友好。有时我因故或外出一连几天不弹，她还会注意到并问起。另一次，也是在大厅里，有一老头迎面走来问道，你就是在×××号房间弹琴的女士吗？我心里犯嘀咕，以为又是抗议的。谁知他说，你弹得真好，我起初还以为是唱片呢，后来才听说有人对你大叫大嚷的事。为表示对我的支持和同情，他说他屋里有一架三角琴也是雅马哈，欢迎我去弹。他是建筑系教授，自己不弹钢琴，业余拉小提琴，我们还说几时合奏一下，但终因时间凑不到一起，未果，看来知音总是多于煞风景者。

今天，我对那年轻人已无什么特殊恶感，不过通过这件事，无意中对美国人的性格和美国社会的特点又有了深一步的体验。首先是法律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威望。我想如果在中国，邻居间发生同样的矛盾，或找上门来有礼貌地提醒，或砸门破口大骂，视教养程度而定，但大约不会以到法院控告相威胁。而我注意到，在我向朋友们以及我工作单位的同事咨询此事时，他们虽然同情都在我一边，却也没有对那年轻人的做法嗤之以鼻，叫我别去理他，而是教我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中心的同事，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中心的法律顾问办公室的电话，要我遇到麻烦去找他们。那大楼经理为这事还得请示老板，处理意见的依据还是在大楼规章制度面前房客一律平等。最后还有叫门卫叫警察的保障。这里，权利、义务比较清楚，也有维护权利的正当手段。联想起我认识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讲的一件小事：一次他去加油站为汽车加油，那加油站孤零零在公路边，四周无人，操作工人可能欺生，有意敲竹杠多要钱，这留学生情急之下，对他说：“我可是法律系学生，请你们头儿出来。”那工人立即软下来，殷勤服务，再没敢多要钱。“法律”之威力可想而知。

回想起我同那小伙子的笔战，无意中代表了两种文化，两种职业：我是东方型的而且是从办外交的角度，有坚持、有妥协，强调“互谅互让”；而他却完全硬来，非此即彼，毫不妥协，大有你死我活之态，思之不禁哑然。

另外，区区我这点业余爱好引起这么多反响，不论是知音还是烦恼，说明在美国一般人中弹琴并不很普及（至于第一流的专业音乐家云集美国又是另一回事）。例如在维也纳，“谁家窗口不飘乐，何处小楼无琴声”，连街头拉提琴要小钱的都有相当水平。像我这种一天随便弹个把小时，根本引不起注意。

1992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尽之思／资中筠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

（资中筠自选集）

ISBN 978-7-5495-0793-1

Ⅰ．①不…　Ⅱ．①资…　Ⅲ．①资中筠－回忆录　Ⅳ.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4077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吴晓斌

字数：157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不尽之思　目录

自序

春蚕到死丝未尽

我所知道的冀朝鼎

忆杨朔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关于阿瑟·米勒的点滴回忆

高山流水半世谊

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发明家凯特林的故事及其启示

我国现代图书馆的先驱

恩师刘金定

本杰明·斯波克医生访华逸事

中美之间一座特殊的桥梁

忆海伦·斯诺

1950年代初识印度

记饿

特殊年代的童趣几则

在胡志明家做客

与保尔·罗伯逊同台演出

与师友同游水木清华

清华园里曾读书

何谓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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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春蚕到死丝未尽

这大半年来我一直在逃避。不少杂志报纸来约稿，似乎我最应该写些什么，但是我写不出来，也不愿去想。现在这本书画集（《一脉文心——书画中的陈乐民》）要出版了，我不能再逃避，于自己，于编者，于读者，都应该有所交代。只是开过几个头，每一进入境界，就悲从中来，不能自已。

先从本文题目说起。乐民去后，我和女儿一同整理他的遗物、遗稿，发现竟有那么多未发表的文稿、笔记，还有那么多书画，大大小小随便卷起的宣纸算来起码有几百幅，外加扇面和几本织锦面的册页。书桌上随便放着一页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把一切麻烦之事都摆到理性的天平上，忍耐、坚持、抗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回不是毛笔而是圆珠笔写的，而且显然笔已经拿不稳了。这是他最后进医院之前留下的字迹，那时他已经身心衰竭，大约自己有所预感，所以写下这几行字，代表最后的自勉。我脑中突然冒出来：蜡炬已成灰，春蚕丝未尽！作为“未亡人”，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将这些未尽之丝留存人间，不让它灰飞烟灭。

他自己未及看到的遗著首先是《对话欧洲》，他看到了校样，却来不及见到成书。下一本是《启蒙札记》，以过去近两年来连续在《万象》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为主，连同其他同一题材的文字集结出书。还有一本他自己初步整理的随笔，自题为“碎石集”，也在进一步归纳、编辑，可出一文集。另外那几十本读书笔记，欧洲所已“立项”，由几位生前同事先仔细阅读一遍，以便决定是否或如何整理成可供发表的作品。

乐民的习惯是，凡读书有所得，就随手记下，起初并不想到发表。第一本《书巢漫笔》是在一位青年学者帮他整理文件时发现后建议下才结集出版的。此后学者随笔散文蔚然成风，“需求”日盛，他也就经常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到一定时候集结成册，陆续出版了几本集子。不过他的读书笔记还是远超过已经发表的。他留下的几十本笔记本大小、规格不一，每本分类却很清楚，如“康德”、“莱布尼茨”、“黑格尔”、“伏尔泰”、“老子”等。里面密密麻麻一段一段地抄录原文，有中文、有外文，段后有“乐民识”就是自己的评论和心得。其中少部分已纳入文章著作，而大部分只是素材，是准备日后写作的基础。其实这是老派学者的传统，先有给自己看的或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笔记，然后才考虑发表给别人看。曾在《文汇报》见到一篇关于钱基博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以其读书笔记为基础的，并留有大量待整理的笔记，惜全部毁于“文革”，我想乐民就是承续了这一传统。这里只是讲这种读书写作的方式，当然不敢与先贤相比拟。他始终坚持那一代读书人的传统，可以当“厚积薄发”而无愧。

至于书画，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发表，甚至很少示人，纯粹是自己的寄托。堆到一定时候，自己粗粗整理、卷起，找个架子存放。以至于我直到他去后仔细展阅，才意识到作品量之大，而且倾注了如许心力，包含多少深意。于是在家里有限的条件下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展示（不能称“展览”），主要请“三联”的朋友们来做一番评估，是否可以选出一部分印刷出版。我认为，如果要做这件事，非“三联”莫属。因为乐民不是专业书画家，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名气，如果不是与其人、其情、其学、其“气”联系起来，就意义不大了。而“三联”的传统具备这种综合的文化底蕴，还有与我们有多年交往的几位资深编辑能对此人、此事有足够的理解。果然，他们来看了之后，不用我多说，对于应该做、如何做，很快达成共识。事后，出版社的领导立即做出决定列入计划，立即按部就班地着手进行起来。这一切都令我感动——为乐民身后未尽之丝，也为出版界延续未断的文脉。

选入本集的只是大量帙卷中的一小部分。就入选的比例而言，画可能是三分之一，而字大约只占总量的七八分之一。我们这一代人的沉浮、哀乐，包括闲情，都离不开政治大背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钢琴与政治”，是说我少习钢琴，到“革命”的年代放弃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环境开始宽松，又恢复弹琴。乐民的写字作画大体上也如此，始于少年，中断于那“革命”年代，上世纪80年代又再捡起。不过书法与弹钢琴不同，并未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情调，大约与革命领袖喜好书法有关。“字写得好”总算是一长处，有时还有一定的用处，例如被叫去写一些宣传标语、丧事的挽联、花圈飘带之类。我曾以《祢衡骂曹》中的戏词揶揄他：“荀彧、荀攸，可使吊丧问奠。”他就接过来常以此自嘲。这种红白之事，他直到80年代还为慎之先生做过。一次是一位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荣休，所在的大学为他举办一次隆重的会议，请老李参加。老李无以相赠，决定送一幅字，词是他自拟的，但他与我有同一遗憾，就是自认为毛笔字拿不出手，于是让乐民写，而且以他特有的坦率说，这回你得做无名英雄，我不会告诉美国人是你写的。另一回是1992年钱锺书先生报病危，老李准备好一副挽联，让乐民写。但是后来钱先生出现转机，拜现代医学之力，又延续了几年寿命。待钱先生去世，已时过境迁，老李没有再提起这副挽联。经由老李后人提供，得以收入本集，即“万流失依倚，百代仰宗师”。至于“石蕴玉以山秀，水含珠而川媚”这对条幅题的是“书李慎之词”，从何而来，已无法考证。乐民大概比较喜欢这两句词，写过不止一幅，并以词意作画。

他还有一桩“光荣”事迹：1955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齐白石“国际和平奖”，那奖状上面的中文文字是他写的，当然是奉命之作。说明当时他的字在本单位已经得到公认。本书责编杨乐女士居然从网上找到了这一奖状的影印件，令人惊喜。奖状另一边就是毕加索画的著名的和平鸽。

上世纪50年代我们在维也纳时，大约因当时的领导氓公（李一氓）的喜好，竟备有文房四宝。乐民间或写写毛笔字，有时给领导写汇报也用毛笔。他还用毛笔写过他喜欢的鲍照的诗句：“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这使我隐约感到他有些怀才不遇之意，当然在那个年代这种思想是不能公开表达的。最近他的老同学、挚友蔡鸿滨君给我的信中提到他们中学毕业时，乐民赠他两句诗，正巧就是这两句，可见他自少年即对这两句情有独钟，也算得上是“少怀大志”。还记得在维也纳时他用墨笔画过一幅松树，自己很不满意，题字曰：“此树以画柳之笔画松，故败。”我对此印象较深，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他还会画国画。有一次出游遇雨，雨景甚美，他回来写过一首诗，我只记得两句：“缥缈米癫意，苍茫大痴笔”，并给我讲他如何欣赏米氏父子。那是在领导暂时回国，我们单独留守国外的短暂期间。在兢兢业业恪守纪律的同时，相对说来工作比较轻松，心情也比较宽松，还容得下一些闲情逸致。我那时在政治上一直在“没有改造好”的紧箍咒中，而另一方面私心却还有一点自负，唯一有自知之明的弱点是写不好毛笔字，始终是我的遗憾，所以对他的一笔好字不由得有所心仪。这可能是后来被“争取”过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后来我们就奉调回国，接着又“运动”不断，他不可能再有那闲情逸致了。

他重拾笔墨，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初只是写字，90年代以后才想起作画。那时分配到了一套共二十四平方米的房子，是我们第一次有了独门独户的居室。除必要床具等之外，只摆得下一张三屉桌，两人共用（女儿已经上大学，周末和假期回来住），颇受限制。偶然写写，也没有想到保留。

本集选的1983年1月自撰的那首诗有一点来历：我们搬进那套新居后不久，总是闻到一股臭味，盖因居室壁橱的墙毗连楼梯口的垃圾室，墙有缝，所以飘臭。时间长了，如入鲍鱼之肆，我以阿Q精神戏曰：“斯是臭室，唯吾德馨。”乐民就写了“唯吾德馨”四个大字钉在墙上，不久就脱落，不知去向，那首诗总算保留下来。

1987年搬入东总布胡同新居，条件有所改善，各自有了专用的书桌。他的字画也多起来。需要说明的是，本集中那幅写滇池大观园长对联的字，自题称“自陋室迁至漏室第一砚”，日期“1989年”当是1987年之误。“漏室”云云，是因为喜迁新居后，发现因建筑质量问题常常漏水，不仅下雨漏，晴天亦然。漏、陋谐音，从此就以“陋室”名我们的住处，直到迁至芳古园仍沿用此名。

从本集所选入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于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创作最多，显然那个时期创作灵感特别旺盛，腕力也还可以。辍笔多年，他在重练基本功上下了不少工夫，废稿三千可能夸大，但确实丢弃了不少。留下来的部分，大量纯粹是潜心研习之作，所以各种字体、画法都有。就画而言，算起来他除了少年时学画外，后来重新练手一共只画了十年。这里选入的临王石谷长卷，也可算是重拾画笔之初的练笔。因为他不是“家”，所以编辑和我们都同意，选择的标准不一定着重技艺，而主要看内容能表现其人的气质、精神和情怀。所以有几张显然腕力不济，歪歪斜斜的字也选入，以见最后的心境。他多数是借古人词抒己怀，少数几首自己写的诗。有时题款、日期，都有深意。从这些书画可见其复杂的心境于一斑。他自己写一条幅：“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这是一种表达，但不足以概括全貌。我觉得还有内省与外向、知命与抗争、失望与希望、悲情与乐观之起伏。重拾笔墨这二十多年，与他伴随的是“不可逆转”的病与老。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乐天知命，却并不甘心，写了许多自勉的话，直到最后一次进医院的前夕，已经处于浑身无一处不痛，只能在轮椅上生活的境地，唯有大脑是健全、清楚的，自知离“蜡炬成灰”不远了，仍留下“忍耐、坚持、抗争”字样，为自己鼓气，始终不放弃。

他最重复写与画的是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用得比较多的是“云无心以出岫”那枚闲章，这是他对“误落尘网中”一生的自叹。但是他并非真正的退隐山林，脱离尘世，只是极端厌恶官场政治，不愿意“以心为形役”，要回归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心灵，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进入“帝力与我何有哉”的境界。这对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本是寻常事，而对于中国的“士”说起来，如果不走“仕途”，就只有归隐。即使现代，仍须作为“毛”依附于某张“皮”，“帝力”无时不在。求独立、自由，谈何容易！需要相当的定力与对威胁利诱的抗拒力，古人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借用。这是外人以及习惯于在“帝力”笼罩中而不自觉的当代学人所难以理解的。乐民何尝对人间事有须臾释怀？否则何必“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孜孜以求“启蒙”之道？最明显的是1989年6月的那幅扇面，写《阿房宫赋》尾与贾谊《治安策》头。1994年追画1989年旅欧时的景色，还要记上某月某日某某去世。这些都是伤心人别有怀抱。1991年应赵宝喣教授索字写的那几首诗是80年代初作的，当时心情特别舒畅，到1991年就不会写出那样的诗了。

他喜欢倪云林，有时效仿其风格，但也不都是清瘦淡雅。例如1993年册页上的“风疾、云快、松狂”，那在狂风中的松树就令人感到心潮澎湃，有一股必欲一吐之气。他有悲愤、有深刻的失望，却从无颓唐之气，所以他对叶圣陶那首诗有所会心：“居然臻老境，差幸未颓唐……”，抄录过好几遍，连字体都模仿叶老的。大约1987年，我们同赴江西参加一个会，得游庐山和朱熹的白鹿书院，他从中得到不少书画的灵感，特别是白鹿书院的那一方水池和朱熹的那首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成为他重复写和画的主题。这与那枯树干上几朵红花的寓意有相通之处，象征着一派生机。1998年他开始血透，初不适应，曾晕过去不省人事，过两天恢复后，作诗画，仍满怀信心云“桑榆何云晚，芳草正满园”，那画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

有一首词，他写过不止一遍，也以之入画，就是宋朝无名氏的“水调歌头”。这首词有一段来历：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赵复三先生1989年赴欧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后选择了留在国外。据说此间当局曾设法动员其回来，详情如何非我所知。有一次有人出国，已从高位退下的胡乔木与赵有旧交，写了一幅字托人转给他，写的就是这首词。这幅字送出去之前我碰巧见过，回来与乐民提及。我们猜不透送字人是正巧想起这首词，随便写的，还是借古人之词寄托深意。乐民原来对这首词颇欣赏，由此契机重新翻出来，就此成为其书画的题材之一，那倒真没有什么题外之意。

平心而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居住条件陆续有所改善，一个一个台阶上，因而写作的环境也略得宽裕。但是与此同时，乐民的健康却开始出问题，一个一个台阶下。何方兄的纪念文章中提到，1987年访美之行乐民不愿出门，宁愿在旅馆看书。实际上，除其他原因外，也因身体不适。那一次在回国的飞机上他就病倒了，回来后到医院没有查出所以然，随便用些药又似乎没事了，也就不再理会。直到1992年大发作，医院才做彻底检查，确诊为慢性肾衰竭，已经是中期，不可逆转，只能尽量延缓其发展。病的起因与开始的时间未能查出。大约至少从1987年那次出国开始，病魔已经悄悄上身。还有一则外人想不到的，就是两年后那场变故对他身心打击之大。他是忧心很重的人，那时又处于一个单位的领导地位，其心理的煎熬旁人难以想象，唯我深知，因为我们处境和心境完全相同。不过我前期不在国内，少一点直接刺激，而且身体没有病，回来后见他形神俱疲，只有相对无言。从那以后，他身体下了一个台阶，但思想却上了一个台阶，精神上彻底摆脱了三十年的“尘网”，回归本真，顿有所悟，自此进一步对个人、对民族、对人类进行深刻的反思，这反思实际上还没有结束，也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春蚕到死丝未尽”。

他最挥之不去的情结是在中西之间。他对欧洲的探索，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对中国文化传统缺陷以及现代化道路之判断，不管被扣多少“西方中心论”的帽子，衷心不改，老而弥坚。而另一方面，他于中国文化浸润之深，感情上的迷恋，也是我们同代知识分子中所少有，应属于上一代。他对中国画从艺术上评价极高，但是仍认为缺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那样一种朝气，那种向过去告别、面向未来的气度。另外，他的治学取向在一个“通”字，与当代学术分科日细的倾向，特别是盛行的“课题制”格格不入。他专业归属是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常自叹入错了行，那是极为实用主义和功利的学科。他游弋于文、史、哲之间，而文、史、哲界都“不认”他。当然，所谓“国学”更没有他的份，而他对“国学”的提法本身就不以为然。加之他的文风简约、含蓄，如他一幅字写的“藏锋敛态，寓工于拙”，在这阅读快餐化的时代更少人能静下心来细品其中意。宜乎其常有知音难逢的寂寞感，说他的书没人看。其实，他并非没有读者，《欧洲文明十五讲》最近已第九次重印，就是证明。不过总的说来，他的读者大多在“专业圈”以外，老、中、青都有，而老年多于青年，可能有一定的阅历才解其中味。湖南朱尚同兄就可算一位晚年知音。本集的文章可以为证。

朱尚同兄许乐民为“中国欧洲学的奠基人”，是否当得起，而且中国有没有那种打通了的“欧洲学”，应由同行去评说。不过“中国的欧洲学家”（法语为eurologue）却是欧洲人首先称呼他的。那是1992年他最后一次访问欧洲，先是作为任务，率社科院学者团到法国作学术交流，以后应邀到日内瓦大学作演讲，题目是“对欧洲统一的看法”。那时欧洲一体化在欧洲人中间正是众说纷纭的话题，以中国人谈这个话题，还能说到点上，引起欧洲人很大的兴趣。会后许多欧洲人纷纷前来握手，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的“欧洲学家”，并有人建议以后继续联系，讨论建立欧洲学的问题。可惜那一次他是带病勉力而去，回国后就被宣判病情，从此再也没有跨出国门，无法做这方面的交流了。不过那次回来他还是对日内瓦之行很满意，向我讲述被称为“欧洲学家”的情景，虽无夸耀之意，也是极少有的自得的表露。假设他不得这样的病，后来的十年赶上中欧交流长足的发展，他在这方面应大有可为。当然，这只是“假设”。他最后在中西之间又有新的感悟，有所升华。如他最后的日记中所说，他致力于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找到打通的渠道，而视康德为桥梁。这层思考刚刚开头，只能有待来者了。

一般说“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不一定对，可以举出许多反证来。但是乐民这些书画确实是与人的气质是一致的。不论从专业角度如何评价，凡见过他的字的朋友第一个反应，不约而同都说是“文人字”，他自己也认同这一提法。他从来对自己的著作、文字、书画都不大满意，而从审美的角度，对别人也相当苛刻。有几位当代炙手可热的中年名人字画，他就是看不上，评价不是“俗”，就是缺“根底”。他始终认为，写字首先是读书人的本分，不是“表演艺术”。不读书而单练“书法”，那只能是工匠。解放以前，学校作文、机关文书都是用毛笔写的，而且机关用人的考核内容之一就是写字，所以毛笔字整齐熟练的人不在少数。而其中雅俗的区别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有些被认为写得不错的，他评为“账房先生字”，另一种是“师爷字”，规矩而没有个性。每当我为自己字写不好遗憾时，他安慰我说，至少你写的不是儿童体，也不是账房先生字。这是最低要求了。上世纪90年代我们逛书店，惊喜地发现中华书局出的一本《现代名人书信手迹》，连忙买回，这是为纪念中华书局成立八十周年（1912—1992）而出，其中收集了一百三十位近现代文化名人在1949年之前与中华书局的通信，最早的信是茅盾写于1913年，最早的人是梁启超，其中少数人在此集出版时还健在，而今健在的好像只有黄裳先生了。这是极为珍贵的墨迹，所有的信都是毛笔竖写，因为是普通事务性来往（谈版权、稿酬之类），都很随便，有的整齐些，有的字迹潦草，涂涂抹抹，字体也各有千秋，不过多为读书人的字，很少“账房先生字”，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放在现在，可以作为“书法”来欣赏。令人惊奇的是刊于篇头的一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致新城先生（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的亲笔信，内容是感谢赠稿费三十元，请捐给东北义勇军。虽是武人，那笔字却也相当拿得出手。这更说明在那一代人，写毛笔字是日常之事，而真要成为“书法家”，那是十分困难的。古来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学问家。乐民最喜欢讲的典故是沈尹默开始小有名气后将自己的字送给陈独秀看，陈独秀批曰：“其俗在骨。”沈尹默受此刺激，发愤换笔，从头苦练，尽脱俗气，终成大家。

乐民书画称不上“家”，但也不是随便涂鸦，是经过正规训练，有些幼功的，而且少时曾入迷此道，做过书画家的梦。虽然此梦未成，还是读了不少名家碑帖，用心揣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惜以前的作品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总的说来，他的风格属于清雅一类，画以写意为主（他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写意，在朦胧，这是西洋画无论如何达不到的）。字则瘦骨嶙峋，一如其人。他说幼时奉母命，先从临赵字开始，但是他认为赵字弄得不好就会失之柔媚，所以后来很注意多临欧、柳。他认为初学最佳入门应该是欧阳询的“九成宫”。有了这个垫底，以后再从其他名家得灵感，就不会流于浮滑。当然更应该临魏碑，可惜他自己在魏碑上没有下工夫。在常见的领导人的字中，他对周恩来的评价最高，周字显然是有魏碑的底子的。

他的审美重含蓄，在各种艺术部类中他之所好不约而同地都属于古典派，标准也比较苛刻。例如他对京剧老生各派中独推崇余叔岩及其弟子孟小冬而不喜欢人气旺得多的马连良。特别是认为号称“马派传人”者，没有发扬马的长处而多强化了他俗媚、夸张的一面，结果把群英会中的诸葛亮演成了“妖道”。（这是转述他的话，艺术欣赏各有所好，我无意对京剧流派进行褒贬。）冯绍雷君有同好，专门给他录下了全套余叔岩过去灌的唱片（所谓“十八张半”），还有孟小冬仅有的录音，共三盒录音带，他十分高兴，暇时常放一放。昆曲则喜俞振飞的书卷气。他于画，后来日益喜欢倪云林，而把余叔岩与倪云林相比，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此外，他屡屡称道程砚秋的《锁麟囊》和《荒山泪》、《春闺梦》，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远高出其他京戏剧本一头，一般京剧没有那种悲剧意识。《春闺梦》在1949年前后两朝治下都曾犯忌禁演，以其不合时宜地宣扬和平反战。《锁麟囊》则在1949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沉浮中曾几度被禁又开禁，程砚秋的一个心愿是将此剧录制电影，最终以剧本“鼓吹阶级调和”而未果。乐民每言及此都叹息不已。他也不是一味维护“传统”。例如他对《大登殿》十分反感，认为内容腐朽、艺术上也无足取，应属淘汰之糟粕。不过近年来在“弘扬京剧”的名义下，出现了许多所谓“创新”，以影视手法改造传统剧目，满台光怪陆离，把京剧“糟蹋”成这样子，令他愤慨不已、痛苦不堪。

他对西洋音乐是外行，也喜欢听听古典音乐，在他开始重听之后，更喜欢在读书写作时放交响乐以为背景音乐，用一种愉悦的乐音填充那寂静。一般说来，非专业人士，特别是非欧洲人，都容易欣赏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而不容易接受巴赫，以其旋律单调故。但是乐民独喜巴赫，这可能与他审美的古典和含蓄的品味是一致的，与爱好余叔岩如出一辙。

从审美的角度，他不喜欢美国。1991年他曾有机会到美国作一个月访问学者，接待单位当然少不了安排他参观了白宫和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圣彼得、圣约翰大教堂，这两项建筑都是欧洲人设计的。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欧洲人在他们自己的本土再不肯盖这样粗糙的东西”，这话也够尖刻的。在学术上，他也认为美国人太实用主义、太政治化，非“左”即“右”，总要分“派”，最后常落实在如何影响现实政治或政府决策，难以作超脱的、形而上的探讨，这点与当下中国社科学术界相同。（以我多年与美国学术界打交道的感受，也有同感。）再者，美国人把欧洲和加拿大都当作自家事，不列入“国际”研究范畴，更少有兴趣与亚洲人谈论欧洲。如果谈欧洲，他们关心的还是中欧关系一类的话题。所以他那次访美印象不佳。不过从理智上，他看好美国的新、朝气与活力，就全球化的趋势而言，他断言是欧洲向美国靠拢，而不是相反。令我意外的是，他偶然看过一两集卡通片《米老鼠与唐老鸭》竟很赞赏，说从中感受到一种没有什么不敢想、不敢做的完全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无边想象力，这样熏陶出来孩子才能出发明家。

他晚年越来越痴迷弘一法师的书法，可能与心境有关。我家有一本《弘一大师遗墨》，他在扉页钤上了“云无心以出岫”和“万物皆一”两枚闲章，时常披阅。这点与慎之先生有相通之处。记得慎之说过他看弘一法师的字有时感动落泪。我向乐民提起此事，说我能看书、听音乐感动落泪，但是不大能想象如何看书法能落泪。他说他能体会，弘一法师的字的确有此感染力。我慧根浅，单是盯着那字看，不会动情，但是想到李叔同其人的一生，想到当年落马湖畔那些人：丰子恺、夏丏尊……那种风骨、情操和才华，永远消逝，难以再现，不禁为之怅然、凄然，而今乐民也随他们而去，永远唤不回了。

他作书、作画纯粹是自娱、寄情，没有任何自命风雅之意。对文房四宝极不讲究，这大概也是限于条件，如果有条件考究，他还是很懂行的。他常为买不着好笔而苦恼，即便专门到琉璃厂荣宝斋去挑，用起来也不尽如人意。他很怀念儿时几毛钱一支的“七紫三羊毫”，如今很难觅得了。他常用的一张砚台是1957年我们结婚时我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我还记得当时在琉璃厂以十五元购得。他说虽非古董，但还是上品。他用纸也随便，买到什么是什么，也不必上好宣纸。早年夏天飞机上发扇子，他就拿来画或写扇面，所以不少扇面上有“中国民航”字样。本集中“残墨、废纸、秃笔”那幅字就是在一张很不规整的破纸上，塞在角落里，我和女儿发现以后给裁齐铺平，感到字与词都有代表性，值得保留，就收在这里了。用女儿的话来说，“他特别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凡人找他要字，他几乎有求必应。亲朋好友自不必言，有时是主动相送。1999年的一幅山水画上的题跋称有两位同窗一下子就选取了十几幅，“不知彼等如何处置”。现在其中一位已经过世，另一位也久未联系，既是他们自己选的，当是比较可入眼的，这次也没有收回。有素不相识者自称好此道，写信来求字，他也基本满足。有一次装修房子，那包工头看他在写字，说自己也喜欢写写毛笔字，求老先生给写一张，他也随手给了他一张写好的篆字，还应他的要求，题了名款。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应该效仿某作家，他的字可不如你，但在门上贴出不菲的润格价钱。他笑笑说，我没那么大名气，字不值钱的。

2009年10月间我到上海，见到《文汇报》“笔会”版主编刘绪源君，提到出书画集事，他说他有一幅乐民应他之请送给他的字。他曾问他有没有见到用古体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佳作。乐民就抄录了胡适用楚辞体翻译的拜伦《哀希腊》送给他。刘君将已经裱好的送到旅社给我过目，竟是两米多长的一幅长卷，中楷行书共十六段，我大为惊喜，请他拍摄下来，补充在本集中。与此同时，乐民还为此译文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先贤可畏”，发表在“笔会”，现也一并收入。这是意外的收获。还有几位朋友在知道此事后主动送回几幅，尚能及时收入，多有题款。其余我不知道的、散落各处的尚不知有多少。

一般说来，享年七十八岁，算是“年逾古稀”。但是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黄金年龄大多被浪费掉，端赖寿长，或可做些自己想做的事。乐民的重要著作、大量的书画是最后二十年带病运作中完成的，却略无病态。自从1992年确诊为“不可逆转”之后，开始了漫长的与医药为伴的日子。前十年保守疗法，需要对饮食起居严加控制，遂经常营养不良、日见虚弱；后十年血液透析，饮食可以放开一些，却从此拴在机器上，行动受限制。每周三次，疲惫不堪。他说自己的“有效生命”去掉了一半。不过第二天又精神如常，那一半生命发挥最大限度的效力。事实上，另外一半也非完全失效，在初步适应了透析之后，他每次都带一本书去医院，大量的经典就是在这四小时中读的。这样读的书必须小而轻，单手可以举得动。因此，他特别痛恨当下出书开本越做越大、无关的装饰日益花哨，说那是为了装点书架，而不是给人读的，好在他要读的旧书多、新书少（指出版时间不是内容）。另外他还有一个本事，是我从青年时期就发现的，就是能打腹稿，先想好了，提笔一挥而就，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闭目养神时还可以酝酿文稿。这是他效率高的秘诀之一。

生老病死，多非人力所能左右。他的病确诊后，我只有长叹“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医生连病因都无法查出，我们也就不作“当初原该如何如何”的无谓“总结”。只是他有一项不幸中之大不幸，就是做血透的“瘘管”原该做在左臂上，却因医生手术失误，左臂一根血管报废，只好再换做在右臂上。否则，他的右手一直运用自如，生活质量将大不相同，至少后十年能从心所欲地写字画画，可能更有所精进，会留下更多精品。但是再追究医生的责任已无济于事，只得算了。朋友们都知道他一直坚持用毛笔写文稿，不用电脑。殊不知到最后，右手肿胀日甚一日，他自觉可能坚持不了多久，曾试着练习左手写字，而且要我教他电脑。他竟不得不想学电脑，令我心酸。我也的确教会了他简单录入。不过这离他最后辍笔已经不远了，终于没有用上。最后几篇文章是口述，请一位助手听写打印的。他平生梦想有一张如儿时家中那样的中式大书桌，而且可以不必贴墙放，以便作书画时大幅的纸张可以两边垂下。我们始终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赖女儿的努力，终于换得现在比较宽敞的住房，可以放下大书桌了。他十分高兴，勉力扶杖与我一同去家具店，亲自看中了几张，自己量好尺寸，准备搬家后就去选购。孰意搬进新居后不久，他就体力衰竭，只能坐轮椅了。他自知从此不可能再坐到书桌旁，就嘱我不要再买书桌，而是设法定制一张像医院病床用的那种活动折叠小案板，以便他在轮椅上读书写字——直到那时他还在做写作的“长远打算”！不过轮椅也只坐了几天，就紧急住院，从此不起。大书桌、小案板，都成空！他也一直渴望有一张过去家中堂屋摆放的那种条案。承蒙阎连科君在我们乔迁时专门定制一张，但是送来时他已入院，也终于没有看见。

他生活俭朴，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例如对美食颇有所好。少时家道中落之前也曾有过家厨，他讲起那位大师傅的拿手菜，总是不厌其详，津津有味。只是我们自己都不善烹调，所以家中伙食从简。80年代结识“三联”的沈公，每招饮辄欣然前往，倒不是全为口腹，而是那种文人雅集，饭桌上的品味不低的天南地北的闲扯，也是一乐。可惜，这一乐也由于他后来耳聋日益加剧而被剥夺。耳聋对他真是雪上加霜，失去了许多与人交流的乐趣，加深了心境的沉寂。不过也许另一方面能使他不受干扰，潜心学问，提高了效率。他对美景、名胜都兴趣盎然。近十多年来，我们每年都有江南之游，先是莺飞草长的春天，后来改为秋天。因透析条件的限制，只能游走于沪、杭、宁三地。那里有不少熟悉的朋友，他对这一年一度的旅行都很期待，不惮旅途劳顿，“秋尽江南草未凋”，良辰、美景、良朋、美食，是老病中之一乐。

21世纪元年，我们有了一个外孙女，小名丫丫，从半岁开始，每年都回来与我们至少同住一两个月，成为我们晚年生活的亮点，更是乐民的“提神剂”，每当丫丫来时，精神为之一振，似乎病也减轻些。“丫丫一点一点长大”（这是她在四岁时自己发现的），兴趣越来越广，其中一项就是画画，随心所欲地涂抹，不讲比例，却讲故事，丰富多彩。于是祖孙二人可以共同作画为游戏。本集中有两张是给丫丫的，其中一张是爷爷在猪年画给孙女的贺年片，饱含童趣和幽默。最后一次相聚是2008年春，丫丫七岁。一共只有七个年头的断续相聚，小小的心灵中却已充满爱和眷恋。听女儿说他们不得不把噩耗告诉她时，她始而表现得很理智，甚至说些有哲理的话，但到晚上伤心痛哭，无法接受再也见不到爷爷的事实。今夏再来，她只见到遗像和骨灰盒。她以各种形式表现对爷爷的思念，包括画他的头像，捏许多小动物放在他的遗像前，等等。她不断地要求我讲有关爷爷的各种逸事，从如何生病到年轻时的情况，问得很细，我都认真地如实回答。但有的问题我回答不出来，例如她问：你们互相送过什么生日礼物？还有一次忽然问：你和爷爷是谁先说“我爱你”的？我为之语塞。我说奶奶这一代中国人不这样说话，我们也没有互相送过生日礼物。她颇为不解，这与她熟悉的公主和王子的故事以及当下见到的、经历的生活很不一样。

丫丫天真的追问引起我回顾半个世纪的相携相处，可以用“精神的”和“默契”两个词来概括。多少事，尽在不言中。我们的确从来不过生日，没有互送过礼物，包括结婚也无所谓定情的“信物”，唯一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我母亲知道他喜欢写毛笔字，送过一块砚台。那个年代，一切风花雪月、诗情画意都为“革命”所扫荡，送花之类更谈不上。除了时代背景外，与个性也有关。我们都特别怕繁文缛节、怕柴米油盐，直到70年代从干校回京，才勉强安家。多少年在一起出入各种场合，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穿什么衣服，当然也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任何衣物。“文革”初期，在“一锅端”下乡之前，我们单位先在京郊建立了临时“干校”，我属于第一批下放，他则暂时“留守”机关。天气开始转冷时，有同事回机关办事，难得乐民想到托她给我带寒衣，我打开包裹一看，竟是八岁女儿的小棉袄！此事传为笑柄，成为同事间的一个“段子”。我戏说：他是九方皋相马，完全不注意外在特征，不辨颜色，不分大小，只要不像九方皋那样连牝牡都不分就行了。其实，在他生病前我也几乎没有为他买过衣物，80年代初我第一次赴美做访问学者期间，他穿着已经露棉絮的破棉袄上班，单位的女同事看不过，拉他去做了一件新棉袄。我回国后，她们和我开玩笑说：“老陈活到五十五，衣服破了没人补。”我反唇相讥说：我们同病相怜。这是我的“平等观”。他对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就是对这“平等观”的尊重。是由衷的，不是迁就和被动，是出自他自己男女平等的理念，也贯穿在他对其他事物的态度中。他从来不要求我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我对他的评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大男子主义低级趣味的人。”我们虽然在同一“界”，甚至在同一单位工作，只是长年奔忙于各自的领域，从维也纳回国后，出差都从无机会同行，所以也常是离多聚少。本集中的欧阳修“夜夜曲”，就是他在我1992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写的，以此寄托思念之情。这就是他的表达方式。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知道我在关注什么问题时，常常会忽然拿一本书走到我书桌旁，指给我看某一段话可能对我有用。我在电脑上看到他可能感兴趣的材料也常打印出来给他。实际上我的打印机基本上是为他而设，而今几乎闲置了。短短的午晚餐和喝下午茶的时间是我们交换心得的时候。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有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那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放下手头的工作，一杯红茶、几块小饼，融精神与物质享受于一体，似乎人生到此别无他求。当然有时免不了争论，以后各自再找论据。他有很深的幽默感，总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趣事，或者于一些普通的人事、话语中看到荒诞可笑之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充实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直到他被宣判为病人，我才开始关注起家里的起居饮食。尽管如此，他仍然尽量一切自理，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如他最后写的那样，理性地、科学地对待自己的病。一切遵照医嘱，自律、自爱，堪称模范病人，实际上也减少了自己的痛苦。血液透析是现代医学的一大成就，同时也有很大局限性，是对身体内在机能的慢性消耗，导致失调，需要尽量做弥补，在各种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中维持脆弱的平衡。因此他日常用的药物品种繁多而服法复杂。这些药他都自己摆放得井然有序，按时、按量服用，从不需要别人提醒。我一向不赞成有些妻子把丈夫当孩子，无微不至地严加监管，不是限制饮食，就是整天追在后面给吃各种药。而我在长达二十年的与病人为伴中，没有陷入那种妻子的境地，是乐民对我最大的体谅和帮助。当然，我也与他一道“久病知医”，时或共同对他病情作科学的探讨，对最佳的生活安排达成共识。而同时，我的生活、事业基本不受影响，甚至还能短期出国。他基本上不把自己当病人，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压抑感，而是有许多正常的享受。

不需要鲜花，不需要礼物。几十年来从“误落尘网中”到祛魅、到解惑、到有所悟，我们几乎是同步走过来，很难说谁受谁的影响。在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历程中，这“同步”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最大的幸福。2007年7月碰巧有电视台到家中采访，记者得知那一年那一月适逢我们金婚纪念，要他当场给我写几个字。他写下了“志同道合，相互提携”几个字，并题为“金婚纪念”，落款陈乐民。这是他送我的最后礼物。这八个字包含了我们相伴一生的丰富内容，现在连同那幅欧阳修的“夜夜曲”永远挂在我的卧室。夫复何求？

2009年11月

附：

悼亡诗

寒鸦又见绕枯枝，长隔幽明两不知。

宿草庭园人踽踽，空房永昼日迟迟。

苏子还乡肠断处，微之闲坐自悲时。

千古人情同一恨，鼓盆庄子万难齐。

误落尘网同破网，归来书巢天地广。

中西徜徉求会通，古今游弋任俯仰。

奇文疑义每相争，趣事逸闻同抚掌。

斯人斯疾奈天何，君去我留独怅惘。

风雨同行五十年，死生参透似非难。

诚知此事终须有，剩得琴书不自怜。

再遇妙文谁共赏？更临胜景忍流连。

几番梦破疑君在，孤影昏灯一泫然。

思接千载视万里，丘壑在胸笔底流。

泼墨唯求抒怀抱，著书不为稻粱谋。

身虽多病犹寻乐，心系斯民难解忧。

老死春蚕丝未尽，文心一脉思悠悠。

我所知道的冀朝鼎

中央电视台曾播出关于阎宝航地下工作事迹的电视剧《英雄无名》，使我想起另一位相类似的人物冀朝鼎来，他也是长期做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他的事迹的戏剧性比阎宝航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拍成电视剧一定很好看。现在的年轻人中可能知道他弟弟冀朝铸的人更多些。其实冀朝鼎应该是中共党史乃至当代史上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其人其事传奇性极强。我的印象中他是资格老而比较“洋”的老干部。论革命资历，他参加过五四运动，被捕过，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出席过共产国际“六大”，任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论“洋”，他十几岁就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二十一岁赴美留学，先后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将近二十年，是正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论“国民党”关系，他当过孔祥熙机要秘书、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长等要职，北平解放前夕还在傅作义手下任“华北剿总”经济处长。解放以后，他的主要职务是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以其资格论，级别不算高，但是解放初期在打破封锁禁运以及其他国际经济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远超过他的表面官职。我得以有幸认识他是因为他常参加我供职的单位“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组织的代表团，出席国际和平会议，更多是亚非团结会议。

不知为什么，在经常出国的人物中，冀老与我接触较多，谈得也较多，虽然无论资历、级别、年龄，我都与他差距很大，而且他根本不需要翻译，我没有理由到处跟着他。开始比较接近是1956年冀老率领贸促会代表团到维也纳参加国际博览会，我和陈乐民正在维也纳“世和”书记处工作。其时中奥尚未建交，没有大使馆，我们成为唯一在那里常驻的中国办公处。所以国内来人，我们都有义务接待，提供力所能及的后勤服务，做向导，等等。我们孤身在外，也特别欢迎国内来人。那次我临时被借调到贸促会代表团工作。大约冀老对我的工作还满意，博览会结束后，我以为没事了，就自己回到住处。谁知晚上忽然冀老气呼呼自己跑到我们住处来，对我不参加代表团内的工作总结会议很不高兴，因为他要我执笔写报告。后来根据他的授意我写了一份内部报告的初稿。另外又在他授意下写了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奉命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公开文章，过去如果写此类文章，都是为领导代笔，以领导名义发表。现在想来，就这一点，也是冀老开明（或“洋”）之处。他要我写这样一篇文章是因为他的确很看重这次中国到西欧国家参加博览会，希望能借此扩大影响，以便有后续。文章内容我现在全忘了，只记得自己有些得意之笔是最后引了冀老在告别宴会上的讲话，大意谓：中国和奥地利的友好关系好比一本书，现在刚刚打开第一页，以后还会继续读下去，读出更丰富的内容。另外，他还专门指示我在文章中写一段介绍某些西方国家展出的先进仪器（好像是医疗器材），使我感到很新鲜。后来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登出，我注意到，关于外国先进仪器那一段还是被删掉了。

自那次以后，冀老就对我比较亲切。他参加过几次和平运动的和亚非团结组织的会议。在出国开会期间，有空闲时，就愿意找我聊天，实际上所谓“聊天”，就是他说我听，这对他可能是一种放松。一些他打入国民党内部做地下工作的有趣故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可惜我当时少不更事，没有体会到他的经历之宝贵，没有想到，也不敢提问。如果有像今天李辉、谢泳等人的觉悟，就可以挖掘出许多丰富的史料来。那时也没有追记笔记的习惯（按纪律不允许），甚至不敢同别人讲。如果不是现在写回忆想起来，恐怕要烂在肚子里了。现在也只能凭记忆，可能忘掉不少，也难免有不准确处，不过最生动的部分印象深刻，大体不会错的。

冀老说他老早就认识我的父亲资耀华，他们两人同是陈光甫所赏识的人才。陈光甫是很重才的。资耀华被陈延揽到他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而冀朝鼎则任陈光甫的秘书，而且以他的经济长才和英文，在一系列重要国际经济活动中为陈的得力助手。例如中美关系史上著名的1938年“桐油贷款”，是陈光甫主谈成功，为抗战中的中国立的一大功劳，冀老作为他的助手全程参加，并是英文文件的起草人；抗战期间中美英“平准基金会”，陈是主任，冀是秘书长。事实上冀老认识陈光甫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组织上希望他能以山西老乡的身份接近孔祥熙，陈光甫与宋家、孔家都比较熟，也曾在孔面前称赞过冀的才干。以后冀就逐步转入孔祥熙的班子。孔的家乡观念是比较深的，再加上冀的出身背景（他父亲冀贡泉曾任山西省司法厅和教育厅厅长），也算世交，遂顺利地得到孔祥熙的重用，任孔祥熙的机要秘书之职，成为孔的亲信。与此同时，有一段时间仍保持与陈光甫的工作关系，直到他离开平准基金会到中央银行任职。据称陈对孔祥熙这样的官僚实际上是看不上的，对冀逐步接近孔而疏远他有所不满，他当然不知道冀的特殊任务。孔任财政部长期间，对冀十分倚重，冀几乎陪伴孔参与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包括出席布列敦森林会议。

冀老在重庆的秘密工作直接受周恩来领导，这一关系绝对保密，重庆“周公馆”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汇报的方式就是乘汽车到一处偏僻的地方与周见面（很像现在许多电视剧中的情景）。从抗战后期，蒋政府重点由抗日转到反共，到抗战结束，内战一触即发，美国的政策也日益偏向扶蒋反共这段时期中，他的工作之一是设法阻止美国援蒋。他的公开职务需要与当时任美国驻华使馆财政专员的艾德勒经常接触，而实际上他们在一起就是研究以种种理由阻止美国已承诺的对蒋的援助兑现。二战期间，罗斯福在用人方面的确比较开明，如后来定居中国的美国友人柯弗兰（Frank Coe）和艾德勒（Sol Adler原籍英国）都曾在财政部任职，柯弗兰先为摩根韬副手，后当过财政部长。柯、艾二人是否共产党员，我不能肯定，但他们属于左派、亲共是肯定的。1949年以后全家一直定居在北京。上世纪80年代我写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时，翻阅《摩根韬日记》关于中国部分，在1945年5—6月间，讨论宋子文要求美方加速运黄金一事的日记中果然见到柯弗兰和艾德勒等的名字。那是1943年间美国答应给蒋政府一笔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贷款，作为稳定货币之用，但是在实行中是小量、分批运送。由于船运困难，到1945年只运了小部分。中方要求其余部分速运，而此时发生了宋子文黄金投机丑闻，柯弗兰等以此为由，企图说服摩根韬拖延运送，并为他准备了说辞。从这段记录中看不出冀老与这件事的直接关系，但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冀老与我闲聊中讲的情况。《摩根韬日记》的其他部分也多次提到冀朝鼎的名字。

冀老还说，那时重庆官场的风气已经相当腐败，以他的身份而洁身自好，一尘不染，会引起怀疑，但他又不能真的生活腐化。为此曾请示过组织，组织决定还是不要贪污受贿（哪怕是假装的），以免陷入麻烦，可以用别的方式作掩护。他当然不能嫖妓、养外室（如今之“包二奶”）之类，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公开“捧女戏子”。当时重庆有一位当红的京戏坤伶（他没说是谁），他就很张扬地以他的名义每天包几排最好的位子，到处送人戏票，圈里人都知道冀某人在捧“×老板”，这样就不显得异类了。其实他与那女演员并无任何瓜葛。后来冀老去世后的悼文中有一句“出污泥而不染”，是为这段生活的概括。（走笔至此，想到那时身在官场而廉洁自律会被怀疑是共产党，与今之“党情”、“国情”相对比，真令人有隔世之叹！）

冀老在国民党那里受到重用还有一个原因是孔夫人宋霭龄赏识他，她曾当着冀的面对孔祥熙说：“这个人的英文没有山西口音，不像你。”宋霭龄的确对他眷顾有加，有意提拔他。有一次，她说知道冀对家乡菜有特别爱好（冀老说这是事实，虽然在外国多年，走遍天下，但山西口味不改），重庆没有真正的山西菜馆，她家有山西厨师，要好好款待他一下。于是请他到家里，备下一桌精美的山西菜（冀老说确实很地道），摆在庭院里，却只有他们两人相对而坐。这顿饭时间比较长，夫人似乎谈兴很浓，没有散席的意思。夜渐深，忽然她说有点冷，起身示意冀跟她进屋去。冀老只好装傻，赶紧乘机告辞，说打搅太多了，夫人该休息了，就此脱身。夫人显然不快，但还是送客如仪。大概这一次令孔夫人扫兴，影响了“提拔”。后来夫人对他说：原本想让你到中央银行任某职（具体我不记得了，显然是比较高的职位），看来你还是个读书人，就做研究工作吧。这样，冀老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主任。他说这也是塞翁失马，幸亏他没有提拔到那个要职，后来任此职的那位仁兄在蒋经国“打老虎”中做了牺牲品，被枪毙了。

那位赫赫有名的“孔二小姐”（孔令伟）的行为乖张和霸道，他也亲自领教过。有一次，孔二小姐一身男装忽然闯到他办公室，站在门口，拍拍自己的两肋说：“你过来，敢不敢摸摸我这里？”冀老说他吓了一跳，她虽然总是扮男装，但毕竟是位女士，我怎么可以过去摸她那里？她见冀老不动身，忽然双手插入两肋，啪一下抽出两支手枪来瞄着他。当然只是开开玩笑，后来有人进来岔开，她哈哈大笑走了。由此可见有关她种种怪异行径的故事并非都是谣传。

他说，后来，国民党内有些人也开始怀疑他与共产党有关系，但没有抓到证据，而且他得到孔祥熙的庇护。在有一次宴会上，时在行政院任职的蒋廷黻忽然向他举杯祝酒，说“为了共产主义”，这分明是试探，冀机敏地把它当作一句玩笑，举杯称：“为了法西斯主义！”哈哈一笑就过去了。他向我解释说，此语一语双关，因为在当时国民党圈内是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相提并论的，而共产党也把国民党看成法西斯。他这话既可站在国民党立场理解为把蒋廷黻所说“共产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也可站在共产党立场以“法西斯”回敬蒋。

据说，1949年初，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中统”已查明他的身份，决定抓捕，但那时他在傅作义处任职，因这一层关系，得以脱险。但这一情况在国民党那里也是绝密，大多数与他交往的高层人士还是不知道。因此，解放之初，为照顾有些留在大陆的国民党要人的面子，周恩来总理决定暂不公开冀老共产党员的身份，而让他以“民主人士”出现了一段时期。连宋庆龄也不知内情，曾向周说，此人不可信任，是孔祥熙的人。足见他隐蔽得多成功了。

现在回头想，他的确是个不平凡的人。学识和才干都非常人所及。就以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而言，1936年就已在美国出版，上世纪末才在国内翻译出版，仍获得学术界较高评价，那是从经济地理学和水利建设的角度论中国历史的兴衰和分合，自成一家言。有一位与他一起在美国多年，也参加左派活动的朋友，后来在国内某大学任教。这位教授读了十几年博士，始终没有获得学位。我问冀老何以故。他说那时经济学博士有一道难关是对高等数学要求较高，在资格考试中如果数学不及格，就取消资格。那位先生数学不好，没有信心，年复一年不敢去考，就这样拖下来了。冀老当时一边忙于各种政治活动，包括任美共《工人日报》主编等，一边读书，还不耽误考学位，看来确实“艺高人胆大”。

英文好，应该算是冀老的末技，不过也不是一般的好。他曾是《毛选》翻译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我们出国代表团只要有他在，英文稿最后一定要他审阅。50年代初，中国在经济上受到封锁禁运，“贸促会”就是为打破这种封锁而建立的。冀老以他的活动能力和广泛的联系，在这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仅我所知，1951年他应邀到英国剑桥讲学，是最早到西方国家讲学的新中国学者。他为打破封锁禁运做了大量工作，与英国经济学界和企业界建立了广泛联系。英国有一个专门促进对华贸易的“四十八家集团”，就是冀老的工作成绩之一。

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某些观点难免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例如在梅汝璈被打成右派等问题上，他一直认为他本来就是右派，那是因为在学生时代他们就政见各异。又如在“大跃进”时期，我们出国代表团的发言稿中有十五年超英的内容，他说十五年太长了，英国现在已经破落，走下坡路了。不过总的说来，他的思想在当时属于开明务实，甚至超前的。今天，“招商引资”已经成为乡镇干部的口头禅，而早在上世纪50年代，冀老不但主张引进先进科技，还曾大胆建议过利用外资。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是无法实现的，他没有因此获罪已属万幸。

从我认识冀老开始，就知道他患比较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经常口渴难耐，所以永远随身带着一把宜兴茶壶，到哪里都需要开水泡茶，成为他的特殊习惯。据说他的两种病在饮食上是矛盾的，因此在国外饮食也非常注意。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大家已经习惯于称他“冀老”。他看起来的确比实际年龄老，大约与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有关。不过平时总是精神抖擞，不显病态。还有一则趣闻：当时他父亲还在，有人打电话到家里找“冀老”，他父亲接的电话，说我就是，后来方知人家找的是他儿子。那“冀老”回家后，他大怒说：你现在就称“冀老”，把我置于何地？可惜他1963年就突然脑溢血去世了，享年仅六十岁，在现在应算英年早逝。他的祭礼规格极高，不同寻常，一反共产党严格遵照级别的惯例，是周总理亲自指示安排的：在首都剧场举行了一千人的“公祭”，“主祭人”以周恩来为首共十五人，包括陈毅、李先念、康生、廖承志、南汉宸、郭沫若、陈叔通、傅作义、叶季壮、刘宁一、张奚若、楚图南、柯弗兰（美国）、爱德勒（英国）。还有以邓颖超为首的十五位“陪祭人”，其中也有外国人，如日本西园寺公一等。廖承志宣读的祭文，文字简短而评价甚高，其中“在秘密工作中出污泥而不染”一句是周总理亲自加上的，言简意赅，内容极丰富，点出了冀老的特色。不久后，在英国，在李约瑟主持之下，也举行了一次外国友人参加的追悼会，参加人中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波艾德·奥尔勋爵（营养学家，致力于以改善人类生活促进和平，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主任）。

那是1963年秋，三年困难之后开始“调整”期，阶级斗争“天天讲……”尚未全面落实与“四清”之前，是国内经济和政治相对宽松的一个难得的空隙，冀老在此时去世，得以享此哀荣。从这不寻常的祭礼也可以想见他不寻常的贡献，而且是国际性的。我想如果天假以年，他活到改革开放之后，一定是坚定的改革派，而且可以大显身手。我的印象，他作风干脆，讲求效率，讨厌繁文缛节和套话（这也是一种“洋”的表现）。他常讲到他们机关一些行政干部缺乏知识，作风官僚拖沓，十分不满。想必他平时得罪不少人，能逃过历次政治运动与周总理的保护分不开。他的顶头上司贸促会主任南汉宸也是地下工作出身，对他当能理解。但是南汉宸尽管一贯老成持重，涵养极好，还是未能免于难，“文革”初期就被逼自杀了。因此我又觉得冀老在“文革”前去世，未始不是幸事，得以全身而终，并享哀荣。否则，以他秘密工作的经历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以他超前的见解和被认为“洋”的作风，很难过“文革”这一关，十之八九是会“迫害致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是死得其时。

可惜我所知道的只有花絮，而少实质性的内容。见过几篇关于冀老的传记文章，包括对他本人生前的采访，最详尽的传记是美国一位学者以冀朝鼎传为专题的博士论文，作者尽其所能在中国和美国搜集资料，甚至查阅了当年美国联邦调查局跟踪冀朝鼎的档案，还有对一切可能见到的与他有关的人的采访。但是在所有这些资料中，都有一个关键部分付阙如，就是在各种风光的公开职务和活动之下，他到底为中共做了哪些秘密工作，立下了什么关键性的功劳（如果要写剧本，这应是核心情节）。可以猜测的是，共产党通过他掌握了国民党方面的经济、金融情况以及与美国的关系，也可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双方政策施加一些影响。例如前面所说的阻止美援（不过那一笔黄金，后来孔祥熙下台，宋子文接任后，还是说服摩根韬启运了）。除此之外，具体情况就无从查考。那些事，他的家人是不会知道的，而且有一段时期家人对他还有所误解。也许同为老革命的夫人罗静宜略知一些，但她早已作古。他原配美国妻子因不愿长留中国而离异，两个儿子也都随母亲在美国长大，更不会知道他们父亲的特殊工作内容。知情人本来就不多，现在难望有健在者。大约真正了解冀老贡献的只有周恩来，听说在商议冀老的丧礼时，有人对规格之高有疑问，周总理大声说，他的贡献比在座不少人都大。

近见陈立夫回忆录中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提到导致丧尽人心的两项政策，一是在沦陷区接收时伪币换法币的比价令老百姓大吃亏；另一项就是导致最后崩溃的金圆券，他都归罪于共产党的“阴谋”，说是宋子文误信了冀朝鼎的主意。这一说法是他的臆测，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而且揣情度理，殊难采信。有关金圆券出台的经过是有文献可查的，是蒋介石为了改革币制专门于1948年6月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研究提出此方案。原财政部长俞鸿钧本来是不同意另发新币的，遂改任中央银行总裁的。最后王云五起草的方案由蒋主持在领导层通过。宋子文及其主管的中国银行根本未参与其事，与冀朝鼎就更加无关了。但陈立夫回忆录在网上流传甚广，这一说法也为不少不了解金融史的人所采信。故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史实。这与对冀朝鼎个人的评价无关。

除非以后有关档案开放，与冀朝鼎有关的宝贵历史以及诸多传奇性的情节恐怕只能随逝者长眠地下了。

2008年

忆杨朔

最近忽然接到电话，一名南方的记者向我了解杨朔的情况，我惊讶之余，略感欣慰，至少他还没有完全被遗忘。由此勾起我一些尚能回忆起的亲历片段，赶忙录下，以免再被时间磨洗掉。国华君殷勤约稿，以此文聊以塞责，作为野史旧闻，亦可为今日之青年增加一些对那个时代的认识。

杨朔是老革命、知名作家。我开始知道这个名字是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那个时期这本书堪称“家喻户晓”，方今畅销书很少能与之相比。因为它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起政治辅导教材作用。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对于我这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只有仰慕的份。没想到，几年后就因工作之故，与杨朔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大约1957年之后，杨朔开始参加“和大”（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的简称，与中国亚非团结委员是同一机构）的工作。他主要工作在作协，同时兼任“和大”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一度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后来成立了亚非作家协会，他是亚非作协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我与他接触就是在这一范围内的各种国际会议的场合。

他很早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当过战地记者，到过延安，革命经历丰富，又是名作家，在那个时候我们后生小辈是只能仰视的。不过在我印象中他完全是白面书生，既无大作家的傲气，也无老革命首长的架子，而且还没有文人浪漫不羁的作风。他对工作很认真，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在代表团内遵守纪律，服从领导。与其他领导干部不同的是，发言稿都是他自己动笔，如果经团长审查有什么意见，他一般不坚持己见。他与我们这些小青年都能平等相处，态度谦和。一般来说，代表团出国以后，不像在国内那么等级森严，气氛比较放松，在廖承志、刘宁一两位喜欢开玩笑的领导带头之下，谈笑风生，笑话不断。有不少才气横溢的人物如李一氓、夏衍、冀朝鼎、唐明照、张香山等，还有驻埃及大使陈家康也是有名的才子，都妙语如珠，互相之间经常有善意的取笑。而杨朔虽是文人，却很少参加这种玩笑。人家取笑他，他也只是一笑，很少反击。他一直是独身，这也是别人开玩笑的一个话题。廖公常逗他说，某某女士看上他了，要他抓紧机会。他也只是笑而不语。对于他终身不娶，有各种说法，一说是他原来有一位感情很深的妻子（或未婚妻？）在战争中牺牲了，他曾经沧海难为水，不再作他想。还有说他并非有意独身，只是知己难逢，没有遇到合适的。以我对他的认识，这两种说法都可信。他是非常老实而认真的人，工作如此，对个人感情大约也是如此。

杨朔英文也很流利，平时与人交往、开会发言一般不需要翻译。只是同他的中国话一样，英语也有浓重的胶东口音，听起来有点费劲。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地名、人名，不知道原文的就直接用中文译名发音，例如“he comes from加拿大（读如Jia Na Da）”，“I went to东京（读如Dong Jing）”，令人忍俊不禁。陈家康大使开玩笑说，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到了伦敦，讲的就是杨朔式的英文。进入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在亚非团结运动中常常“吵架”。杨朔也用他的胶东口音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我没有随他常驻过开罗书记处。陈乐民大约在1964—1965年间随他一起在开罗工作，讲过两件趣事：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照例与苏联书记争吵起来，苏联人竟骂杨朔“stupid”（愚蠢），杨朔应声答曰：“Stupid returns to you！”（你才愚蠢），结果大家都笑了。还有每次会议之后，文秘处（都是埃及工作人员）整理出会议纪要（英、法文），发给各位书记。有一次，杨朔批评他们没有忠实记录他的发言，遗漏了重要的话（顺便提到，在中苏分歧公开之后，埃方的态度是依违于二者之间，而埃方工作人员，特别是两位英法文十分流畅的资深翻译，对中国人不大“友好”），于是下一次，翻译记录故意整他，交来一份记录稿，把所有破句、错字、语病，以及“嗯嗯、啊啊”多余的口头语都照样录上，使人无法卒读，气得杨朔够呛。这些只是花絮。总之，杨朔一直忠于职守，工作无可挑剔。与此同时，他很勤奋，笔耕不辍，在这期间又写了许多散文，大多与非洲风光和独立斗争有关。

我曾于1962年8月随团参加日本广岛一年一度的反对原子弹氢弹大会。代表团长是巴金，杨朔是团员之一。那时，国际和平运动中在反对核武器问题上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本身，包括强调核爆炸微尘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另一种是强调武器在谁手中是不一样的，反对就事论事，必须指出罪魁祸首，把矛头指向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我国当然属于第二种立场，所以在日本，对日本原子弹受害者表示同情的同时，竭力把日本人民的怨恨引向美国。（我多年后在“日本人为何认罪这么难？”一文中提到：我们对日政策不一贯，曾经一度为了集中反美，就淡化日本的战争罪责。例如在原子弹问题上，那个时期就不大提及太平洋战争的责任问题。）巴金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大会发言，自己写了发言稿，征求杨朔意见。其中有一句（看到原子弹受害者的苦难）“我的心在流泪”。杨朔看后，提笔就把“流泪”二字改成“燃烧”。我在一旁，私心对杨朔钦佩之极，觉得到底是老革命，就是高明：“流泪”只是同情，而“燃烧”是怒火中烧，立即有了战斗精神，一词之差，境界迥异。这是我当时的想法，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回过头看“我的心在流泪”倒也很符合巴老宅心仁厚的特点。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作为领导干部——所谓“当权派”，少不得要挨批斗。杨朔本来属于作协，并不在“和大”上班，何时正式调到“和大”，为何在“和大”“参加运动”，我就不清楚了。现在记忆模糊，对“批斗”杨朔的会印象不深，好像开他的会比较少，而是有几个造反派专门“研究”他的作品，鸡蛋里挑骨头，找出“反动”思想，写出大字报。我有一点印象的是，说他的《三千里江山》中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之所以对这点留下印象，是因为我最早看《三千里江山》时恰好感到他把那个知识分子写得很不堪，完全站在批判的角度，而且作者对此人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这还算是“美化”，是否知识分子就不该有任何出路了？杨朔的散文文笔优美，但内容是与时俱进地配合政治形势的，所以对他作品从政治上挑剔，作各种反面的解释，实在是牵强附会。我记得一次会上，杨朔曾企图为他的作品辩解，被主持人打断。另外他真诚检讨过买房子一事。他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被认为是“变修”的证据之一。他对这点诚恳地接受，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有房产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此外，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好像他在“和大”并不是主要批判对象，因为他并不负责“和大”的日常工作，许多人也不认识他。直到1968年，军代表进驻，造成了他的悲剧。

“文革”开始后，特别是批判“反动路线”之后，原来的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和大”的“造反派”以1966年毕业刚分来的大学生为主，他们就是“革命小将”，当仁不让。一切都按当时社会上的潮流而动：破四旧、贴大字报、揪“走资派”、成立战斗组，等等。不过平心而论，相对说来，还算温和，没有“关牛棚”、打人、武斗。只是“批斗会”上喊口号，大字报上无限上纲。被选出的造反派头头（称“勤务员”）是外语学院毕业的一名业务拔尖的高材生，他比较“讲政策”，多次制止动武，并且反对“扩大打击面”。另外一些人（例如勤杂工、打字员等）就不大满意，觉得不过瘾，有人贴大字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实际上那时单位里还没有统一的权威领导，逍遥派还不少。军代表来了之后，接过了运动领导权，有了权威，气氛更加紧张起来。他们“依靠”的对象“阶级路线”也甚鲜明，经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不久就宣布说“和大”的运动右倾，对走资派太宽容，阶级界限也不清，这些人整天出国与帝修反打交道，怎么可能没有更严重的问题？他们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把批斗对象都隔离起来。大约有六七人，多为原“和大”的领导干部，杨朔也在其中，还有一位比较年轻的姚某，虽非“当权派”，但据说有反动社会关系，并且解放后还有联系，也被隔离审查。他们被集中到一间大会议室，食宿都在其中，不能回家，白天写检查交代。同时在军代表领导下给每人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内查外调”审查。在军代表讲话之后，有一个经常把“光屁股长大”挂在嘴边，自诩“根正苗红”的勤杂工得风气之先，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到隔离室之前经过那里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以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大约他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去之后，就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我听说军代表说先冷他一下，给他点压力，让他好好交代问题。谁知杨朔就绝望自杀了。

我碰巧成为这一不幸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当时的情况是：几位隔离对象（都是男的）集中睡在一间大会议室，会议室是两扇玻璃门，从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门并不上锁，日夜有人轮流在外面“值班”。凡没有任务的（例如参加专案组之类）闲散人员都要轮到，日夜各两人。所谓“值班”，就是在会议室门外有一把椅子，一张小桌子，坐在那里守着。里面的人除了盥洗、如厕，一般不出来，其实他们也绝不会逃走。那天晚上正好轮到我与一位男同事值班。那是盛暑，里面的人都是赤膊，只穿一条短裤。我一个女的，觉得很别扭，就尽量“非礼勿视”，目光不向玻璃门看。大约九十点钟，他们陆续拿着脸盆出来到走廊尽头的盥洗室洗漱，然后回房睡觉。我见到杨朔也在其中，并无异样。到了半夜，我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忽听里面那位比较年轻的姚某喊人，我仍然不愿进去，就在门外问怎么回事，姚出来说杨朔好像出了问题，不省人事了。姚的床大约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我赶紧打电话叫办公室负责人，不久来了好几个管事的，可能军代表也在其中。他们把杨朔抬了出来，那姚某是懂一些医学的，他还掰开杨朔的眼睛看瞳孔。杨朔被紧急送往医院，以后的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记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军代表宣布杨朔抢救无效，已经去世。据说发现他床头有安眠药瓶，医院诊断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大家都知道杨朔一直有严重的失眠症，离不开安眠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有机会储备了足够致命的量。

刚开始隔离审查，就有人自杀了，这在当时也应算是运动领导的失误（例如怎么会允许他身上带这么多安眠药？抢救是否及时？）。但是军代表当然不会认错，反而开大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而且还罗列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其中又提到自购私宅，生活奢侈，“冬有冬宫，夏有夏宫”云云。并分批组织大家去“参观”他的住宅。我发现他所谓的“豪华住宅”就是一进小四合院的半边，沿着游廊拐过来，不记得有几间屋，好像也不多，并未超过当时与他同级别的领导干部的规格，只不过别人是“公家”分配，他是私宅，不占公家的，反而成了罪状。所谓“冬宫”、“夏宫”云者，就是他在不同季节选择睡在不同朝向的房间而已，那时没有空调，冬天还可以节约点煤。印象中还见到他有一个养女，当时大约只有十来岁，我还曾闪过一个念头，她不知会有什么反应，以后将如何生活。但是以我当时的处境，这些都不属于我可以过问的事。

后来我和一些熟悉他的同事分析，杨朔当时在“和大”并不是受冲击最大的，也没有说不清的“历史问题”，为什么在军代表刚刚进驻之后要匆匆走上这条绝路呢？我们都认为还是由于他太老实，太相信党，也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对他的批判，他还可以认为是“小将”胡来，运动后期总是会有正确结论，会“落实政策”的。但是军代表被认为是毛主席派来的，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指示，有至高的权威。杨朔大约真诚相信他们的话就代表最高领袖，那么，在他们进驻后，他的帽子反而升级，变成敌我矛盾性质。（看来他也真的认为那地上的几个大字就是秉承军代表的意思，而军代表就是奉旨给他定性。）他于是要求谈话，急于表白自己，而又被拒绝。这样，他就绝望了。这是我们的分析。君子可欺以其方！杨朔本人最后究竟怎样想的，已无法知道。记得他过去在闲谈中曾提到过杨刚（共产党内著名才女、名记者，50年代自杀）和杨枣（杨刚之兄，名记者，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逮捕秘密杀害于狱中），说他们兄妹都是极有才华的，结局那么惨，真可惜。呜呼！岂料杨朔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以他的学养、才华、文字的锤炼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真挚的感情，如果在另一种无拘无束的氛围中得到自由发挥，是可以留下更多、更有个性、更精彩的有永久价值的作品的。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忆廖公

近来我在回忆往事中经常出现一个人的声音笑貌，那就是廖公（承志）。翻翻资料，发现今年正是他诞辰一百周年，却未见有什么纪念的动静，谨录此残留于记忆中的片断，作为对他的百年祭。

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传奇人物。关于他的显赫生平、杰出的贡献和一生行藏，已有多种传记和无数文章，还有他自己的文集在，轮不到我来赘言。只是因为他的诸多职务中，也包括“和平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与他接触较多，有幸多次随他出国开会，而且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还见过几次，所以有一些近距离的体验。他是我所接触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丰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称性情中人。本文所叙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花絮”，入不了“正史”。

我初见廖公约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那时在我工作的圈子里，不论老少都已称他为“廖公”（其实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只有周恩来总理称他为“小廖”。我的印象，他与“道貌岸然”绝对无缘，大多数时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下级向他汇报工作，他也常常没正经话，有时拿腔拿调地学着他（她）的口吻说话，而且常给人起绰号，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学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腔调叫他“梁兄”，从不叫名字。开会时他似乎在笔记本上记录，实际是在画人物漫画，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几笔勾勒，惟妙惟肖。他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是真的流利，不是像现在动辄说某领导人外语如何如何，实际苦不甚高），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过重要谈话他还是愿意通过翻译。他是急性子，而我年轻时以反应快见长，所以我跟着他的时候居多。他对内对外从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词汇，在争论时谈锋犀利，没有虚词和教条，而又幽默风趣。一些西方人既怕他，又喜欢他。哪一次会议“Mr. Liao”没有来，他们都会有点失落。

英国“和运”的一位领导人蒙塔古（Ivor Montagu），是贵族世家蒙塔古之后，又是英共党员，还曾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他长得人高马大，肚子尤为突出，与廖公比较熟，也是廖最喜爱画的对象，侧面、正面像都十分传神。在中苏分歧已经难以弥合而尚未公开化之时，英共是站在苏共一边的，蒙氏常为苏方做说客。有一次小组会上，蒙塔古站起来发言，滔滔不绝，廖公刚好坐在他对面，低头在本子上画，等蒙塔古讲完一落座，廖公站起来，人家以为他要发言，他把手中刚画的蒙塔古画像举起示众，惹起哄堂大笑，就此化解了蒙塔古的发言，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表态、争论。

还有一次，休息期间，蒙塔古来找廖公谈问题，廖公先送给他一张他的漫画像，大肚皮很夸张，相与哈哈大笑，接下来谈很严肃的话题。廖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过比蒙塔古矮一头，小一圈，他就一边听对方讲，一边轮番抚摸自己的和对方的肚子，似听非听。蒙塔古偶然说漏嘴。用错一个词（我不记得是什么词，大体是在当时进步圈子里“政治不正确”的用语），廖马上抓住，重复一遍，大笑说：“哈哈！我们的蒙塔古同志竟这样说！”弄得对方很尴尬，急忙辩解、更正。一忽儿，休息结束，重新开会，廖公向他顽皮地摆摆手，回到座位上。结果一场严肃的谈话不得要领而罢。蒙塔古是苏方授意来就与会议有关的某个问题说项，要中方配合，不要反对。中方既不能同意，又还没有到公开反对苏联的时候，廖公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骂中把他给打发了。诸如此类的事，不一而足。但是他开玩笑也是有分寸的，只对英、法等西方国家人士，而且是比较熟悉的。对第三世界的代表，态度就不一样，人家来谈，大多是要求支持或援助，他就不会玩笑对待之，不论是否能满足对方要求，总是以诚恳、平等的姿态对待，耐心解释。

廖公在掌握政策上是总是趋向于灵活、务实，在总的气氛向左时，他交代工作时率多强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常说不要顾虑别人说你“右”倾。对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文革”以前，在他主持对日工作时，严格把日本极右派与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区别开来，依靠几员“知日派”得力干将，对日本人做了广泛的团结工作。有一次“和大”某个活动原来应该有廖参加，但是他因接待一批重要的日本客人，没有来，刘宁一开玩笑说：日本人一来，廖公就“万般皆下品”了！足见他对对日工作的重视。那时虽然中日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与日本的民间友好往来以及经济关系从来没有断过，在日本有许多真挚的朋友。这为以后形势转变时顺利建交打下基础。所以中日关系是“以民促官”的典范。这当然与当时中央的决策和周总理亲自掌握有关，而廖公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在中苏交恶后的“反修”斗争中，对待苏联，他是当仁不让的。我感觉他对苏联早有意见，在“牢不可破”时期，我见到过私下流露对苏联的微词的，只有他和李一氓。他们都不满意“老大哥”的颐指气使，而且对有些政策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我听廖公说过，过去在延安时，“我们”追随苏联的政策，做过不少错事。例如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苏联诬馅为“国际间谍”，驱逐出境后曾想来延安（她第一次访延安后，曾写过盛赞延安和中共的文章，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个隐蔽的因由），遭拒绝。她回到美国，当然为主流社会所排斥，而美国左派也追随莫斯科，不接纳她，使她处境十分孤立、极端困难。当时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牵连，也被打成“特务”，中共根据苏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狱。廖当时是新华社负责人，亲自经手办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国妻子也只好离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时，说自己干了一桩“缺德事”。我猜想以他的经历，对于中共与苏共的历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开批评苏联，他不大需要“转弯子”。

他尽管开会时总似不大专注，但是在关键时刻，反应很快，做决定、下指示都是当机立断，很少犹豫。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退场以抗议苏联代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讲话，标志着中苏在“和运”中公开决裂，就是他带的头。我当时从后面的翻译箱中望见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只见廖公忽然摘下耳机，往桌上一甩，站起来就走，整个代表团连忙跟着都起身走出了会场。这是先斩后奏，“退场”并不在出国前的“预案”之中，不过中苏争论已经公开。后来那位苏联代表那次讲话被当作苏联“污蔑民族独立运动”的例证写入了中苏公开论战的《九评》之一（今天如何看待那些具体问题的是非，又当别论）。事后他和刘宁一（代表团另一位领导）一起，半开玩笑地告诫中国团员说：“退场可不能轻易退，你们以后可别开会开腻了就退场，好回旅馆打桥牌，那可不行！”我体会，这里进退的掌握，也是一种艺术。

他一生经历无数惊涛骇浪，听他闲聊是一大享受。但是他很少讲革命经历、战斗故事。只自称是“国际坐牢专家”：外国的、中国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监狱共坐过七次：日本三次，荷兰一次，国民党两次，长征路上做张国焘囚犯一次（后来“文革”期间为周恩来特殊保护软禁五年，他自称算“半次”），几番九死一生。记得他讲过在张国焘那里当囚犯，本属于被杀之列，是他的画画才能救了他，张需要他画宣传画，才暂时留他一命，铐着手铐走长征路。后来周恩来到张国焘那里，巧妙地把他救了下来。

他阅人无数，许多名人逸事信手拈来，都是趣闻。说到讲日语，他说日本男、女以及不同身份的人用语都不一样，特别是敬语和语尾，一听就听出来讲话人的身份。例如一位女同志（当时也已是领导干部）原来在解放区做日本战俘工作，结果学了一口流利的“丘八话”，改不过来了，现在每当接待日本代表团，说话就露馅，他（廖）也不能制止她讲日文，毫无办法。还有过去在日本留学时，有个中国同学日语很差。忽然有一段时间不露面，同学都不知他哪里去了。过了几个月再出现时日语大有进步，但是一个大男人讲了一口特别谦恭的“下女”（即女招待）话，同学就都知道他这段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混了。还有一些当时已进入老年的名人，年轻时在国外留学的逸事，他也讲过一些，例如某男士追求某女士，拿出“程门立雪”的功夫，真的在大冬天在门外站了一夜，等等。他还讲他过去恶作剧的事，最得意的是趁人睡着之时把他两只脚的大拇指捆在一起，等他起身下地一定摔倒。诸如此类，当时如果记下来，可以编成“新笑林”。他自己讲完就哧哧笑，很开心。

他对自己的“胖”不以为意，还常常自嘲。常爱讲的一桩逸事是，裁缝为他量衣服，发现腰围比裤长要长，起先不相信，量了好几次才相信。说到这里他也开心大笑。他饭量极大，食欲旺盛，典型的广东人什么怪东西都吃，在国内只要夫人经普椿在场，总要受到约束，但是一出国就放开肚皮吃。一次在瑞士山区一个小镇上一家以蜗牛著称的餐馆，每份蜗牛一大盘，别人都吃不完，他一人吃了双份。南亚特产榴莲，许多中国人闻之掩鼻，飞机、酒店，都不许带进去，但是他视为美味。有一次，我们代表团经过仰光。李一氓时任驻缅甸大使，一见代表团就说，见到名单中有廖公，知道就是冲榴莲而来，所以早已备下。打开榴莲时，我和几个女同事都躲得远远的，他笑我们“太没文化”，自己大快朵颐。还听陈乐民说，一次在加纳开会期间乘汽车在公路上走，忽见一大田鼠从车前跑过，廖公大为兴奋，立刻叫停车，让同行的小伙子去追，居然给追上了。当晚中国使馆的大师傅剥皮红烧，他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乘飞机，我坐在他旁边，见一份外国杂志上有一则关于减肥的报道：某人原重三百多磅，减肥成功后减了差不多一半体重，其秘诀就是吃一种降低食欲的药，使食量大减。我介绍他看那篇文章作参考。他看完后说：“那样人生有何乐趣哉？不干！”

我那时很瘦，食量极小，坐在他旁边吃饭成鲜明对比，他总觉得不可思议，说吃这点能活吗？简直是吃猫食！于是给我起绰号叫“小猫”，在他画的众多漫画中有画我的猫头人身像，穿着旗袍，头大身体小，猫脸上还戴一副眼镜，居然还真像。他送给过我一张，可惜我没有保留下来，不知何时丢失了。直到“文革”后再见面，他还当众叫我“小猫”。不过他对比我年长许多的干部也叫绰号，有的已是老太太，他还叫她“小姑娘”，我也就无所谓了。

他在两个人面前决不敢顽皮，一位是他的母亲何香凝老人。他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照顾备至，执礼甚恭。一位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他特别严格，真像对晚辈一样，随时耳提面命。我亲自见到1966年，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会，尽管“文革”已经开始，那次大会还是很隆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前在一间贵宾休息室内，坐满了与孙中山有关的故旧和海外来的亲属。周恩来总理进门环视一周，立刻回头问：“小廖，何老太呢？”廖说在另一间休息室。周说，赶快把她请来。于是廖连忙出去，过一忽儿，自己推着何老太的轮椅进来了，并站在她身旁，俯首介绍前来问候的客人。

有一次为斯特朗祝寿的宴席上（赫鲁晓夫为斯特朗平反后，1958年斯特朗来中国定居直到去世，由我所在的“和大”接待，每年都为她举办生日宴会，而周总理每次都亲自参加），周总理在谈话中提到当天从《参考资料》上刚刚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转身问“小廖”，看过没有。廖答称还没有来得及看。周立即不悦，严厉地说，这样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时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哨哨的外国杂志？接着转向经普椿说，以后你注意给他床头放点正经的材料，把那些杂志拿走。经普椿说，我管不了这个。周说：你怎么能不管这个，难道只管生活？廖只有恭恭敬敬地听着。我觉得周总理对廖特别严，正是对他特别信任和看重，爱之深而责之切。廖在周面前像小学生，挨批评以后，回头向别人吐吐舌头。

还有一位与廖关系非同一般，廖对她绝对尊重的人是宋庆龄。我没有亲见过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情景，但听说只有廖是能随时登门见宋的，宋待他如子侄，也最信任他。后来，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大概廖成为宋唯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间廖公也被“打倒”批斗，对宋是一大打击，据说从此她闭门不见任何人。

廖公的确喜欢广为阅读外国报刊书籍，出国时常让人“弄”些来看。我第一次知道《洛丽塔》这本书，竟是从他与旁人谈话中听到的。那时他们谈起来神秘兮兮的，我虽不知内容，但听得出是禁书。多年以后，此书正式传入中国，想起刚出版时廖公就已看到，才体会到他是如何“开放”。

“文革”开始以后，我再次见到廖公是在1973年，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妻子）访华之时。那个时机正是“林彪事件”之后，“批林批孔”之前，是一段短暂的批“极左”的喘息期，气氛略松动一些。周总理乘机抓紧落实政策，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廖也在其中。他是海伦点名要见的人之一，安排与她吃了一顿饭。多年不见，我感到廖公老了，比较憔悴。但是一开口说话，神情依旧。海伦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真好！”他哈哈大笑。后来还向别人说，这位夫人有个特别的问候方式，就是“啊，你还没死”！那次只叙旧，不谈时事，海伦很兴奋，话比较多。她见他活着就满意了，却没有问他这几年的遭遇，这样，廖也就避免了对“文革”讲违心的话（当时对海伦·斯诺的接待方针之一，就是要让她“理解”“文革”）。

从中日建交到改革开放，当然是廖公大显身手的机会。另外侨务工作，也是廖公有特殊优势的领域。我记得他说过，他收到许多访问香港的邀请，但是他不敢去，因为廖、何两家在香港远近亲戚至少有四百人以上，他如何应付得过来！当然还有散见于海外各国的也不在少数。正因为如此，侨务工作的领导非他莫属。

1982—1983年，我第一次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是中美开展学术交流之初，双方都很重视。那时我国在对外关系中还有许多不合时宜的框框和僵化的教条，我自己其实思想也不大解放，但是过去至少有一些“看世界”的基础，这次有机会在美国获得感性知识，并比官方派出的人员行动自由一些，接触面更广泛，了解实情更多一些。不免对中美关系乃至我国整个对外关系有一些新的认识，对我国的惯常思路和做法有一些反思。我只不过是一介布衣，人微言轻，如果有什么“建言”，通过正常途径，是很难冲破层层关卡上达的。我当时能想到的、够得着的，而又估计能听得进我的意见的，就是廖公了。当然廖公当时又已担任各种要职，是大忙人，并不专负责对美工作，与我也不属于一个系统。但是不知怎的，我相信，我如果求见，他会见我，以他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和敏感是会有兴趣听我谈的。所以，我暗中决定，在1983年夏结束访问后回国，就设法求见他一次，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不料，就在我回国前，顺访加州，住在中国问题专家何里汉（Harry Harding）教授家，有一天早晨，他告诉我“廖承志先生去世了”。我感到十分突然，黯然神伤久之。我失去了一个再见他的机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样的人物是特殊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有来者，他才七十五岁，不能算老，在中国刚刚开放的关键时刻失去这样一位人物，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2008年

关于阿瑟·米勒的点滴回忆

见报载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逝世的消息，勾起我上个世纪70年代与他短暂接触的一段回忆。

大约是1978年春，阿瑟·米勒夫妇作为对外友协的客人访华，我当时在友协，负责他的接待工作，并且陪同他在北京期间的大部分活动，有机会近距离交流。那是“文革”结束不久，人们刚刚从极度闭塞之中开始如梦初醒，许多观念还来不及转变；而米勒是第一次来中国，一方面充满好奇，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全然无知。双方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是知名剧作家，我们特意请一位作家全程陪同，记得是乔羽先生，是友协还是作协决定的人选，我已不记得。乔羽主要不是剧作家，选择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刚好写了一个关于杨开慧的剧本，同时，那时已“解放”出来可以被批准陪外宾的作家还不多。乔羽完全不懂外文，全部需要翻译。当时劫后余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与现在肯定是大不相同的。我的印象，乔羽十分谦虚，经常承认自己对外部世界知之不多；而米勒则十分自信，尽管他对中国也知之不多，却并不以为意，有点居高临下的样子。他因为对中国完全不了解，谈话常常限于问答式，由他提问，我们作答。而回答他的问题又常常是一言难尽，他却只希望要简单的答案，不习惯中国人的表达方式。

应该说，当时包括我在内，对米勒在文学上的地位和价值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对外友协邀请他还是政治标准第一。他被定位为“美国进步作家”，因为他在麦卡锡时期曾受传讯并坚决抵制，60年代他积极参与反越战运动，签名反对核武器等，一直活跃在美国左翼自由派作家圈子中。他的作品如《推销员之死》也被认为是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性之作，与后来在中国上演时评论者多从个人悲剧的角度的理解截然不同。那次访华，报刊几乎没有报道。一次，他对我说，中国作家知识太贫乏，他向乔羽先生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乔羽却似乎茫然没有反应。首先我不相信乔羽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是在翻译沟通上有所误解。另外，以我那时的思想状态，对他居高临下的态度心中常有所不平，总想有机会婉转地点他一下。

我下决心约他共进午餐，作较长的交谈。我在准备接待他的过程中的确把能够找到的他的作品都读了一遍。有了这个资本，就足以使他在谈话中也倾听我的意见，而不是完全由他主导话题。我先谈了对他的作品的印象，然后问他对中国戏剧有什么了解，喜欢哪个作家。他回答不上来。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汤显祖，他当然没听说过。我说汤与莎士比亚差不多同时代，其成就也不亚于莎士比亚（这是我当时的说法，至于能否成立，我没有研究）。接着我就给他讲昆曲是怎么回事。他开始有兴趣。然后我又问他，有没有听说过关汉卿（那时关于关汉卿的电影正受热议），当然他更没有听说过。我告诉他那更早了，是在13世纪，早于但丁。于是他承认他确实对中国文学很陌生，因为他不懂中文。我又问他知不知道曹禺和他的作品，他是当代人，还活着。我说知道曹禺的中国人大约绝不少于知道阿瑟·米勒的美国人。他还是不知道。我说曹禺的《日出》、《原野》等都已翻译成英文。这样，他就不能以不懂中文为由了。不过我也坦率地说，由于受到“文革”的破坏和多年的闭关锁国，中国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的新发展了解很少（那时否定“文革”和批判闭关锁国政策已经属于被允许的“口径”）。

午餐结束告别时他态度很热情，诚恳地说，看来我们双方都需要加强交流和了解。米勒到外地参观我没有陪去。据陪同他的翻译说，后来他的态度比刚来时谦和多了。后来，米勒回国后写的访华观感中记述了不少对中国人思想禁锢和闭塞的批评，但最后加了一段，提到了与我的谈话（没有点名，大约他记不住我的名字），大意说，我们反躬自问对那个世界又了解多少呢？我当时私心颇得意了一番。

现在回头来看，自己的心态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狭隘性。对洋人的态度十分敏感，处处要“杀杀他的气焰”。平心而论，米勒并不是盛气凌人。作为他那样享盛名的作家，有点傲气也不足怪。后来英若诚学长翻译并上演了《推销员之死》，米勒也多次访华，并见到了曹禺。他在中国开始出名。他第一次来华时，中国除专业研究当代美国戏剧之外，极少人听说过他，每走访一处，需要向接待单位的主人从头介绍，强调他如何有名，而且如何“进步”。近二十多年来西方人对中国和亚洲逐步增进了了解，交流日益频繁，昆曲也被联合国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1992年，我在美国还看到了《原野》改编的歌剧在肯尼迪大厅上演，座无虚席。但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时，在美国了解中国还是少数专家的事，而且专家也各有所专，未必都知道汤显祖和曹禺。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处境是很可怜的，刚刚从一场不堪回首的浩劫中走出来，应该说离思想解放还远得很。所以我那时为这场谈话而得意也是比较幼稚的。

当时在华常住或经常访华的外国朋友如路易·艾黎、路易丝·斯诺夫人（埃德加·斯诺的第二任妻子），以及已经入中国籍的马海德医生等对米勒情况比较了解，特别是斯诺生前与米勒是有交往的，因此路易丝对他比较熟悉。我也有机会听到他们的议论。以他们的观点看，米勒在美国原来是反体制的，后来因地位的改变，已经融入体制了（此说可能有待商榷。根据我现在的了解，其实许多欧美人“反体制”和“融入体制”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与米勒一同访华的夫人是一位摄影家，原籍瑞典，完全是新型的职业妇女。提起米勒夫人，人们免不了会谈到他曾经与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的短暂婚姻。据路易丝说，她见过生活中便装的梦露，比在银幕上还要美丽，让人在人群中第一眼就看见她，简直令人目眩（她用的词是“glamorous”），大约是中文所谓“惊艳”吧。梦露出身很苦，是街头流浪儿，所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非常聪明，有非凡的戏剧天赋。她本是极优秀的演员，由于好莱坞的商业需要，被定位为“性感明星”是不公平的，也把她毁了。米勒与她结合就是欣赏她的才华，还在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中专门安排了她的角色。但是他们的婚姻肯定是个错误，因为他们绝不是一路人。他们婚后，梦露与米勒的圈子完全格格不入，无论她如何努力也进不去。米勒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的高谈阔论她听不懂，更插不上嘴，很痛苦。最后大家互相都受不了。梦露始终摆脱不了她的圈子和命运。路易丝本人是话剧演员出身，并且学过戏剧专业，所以她对梦露的赞赏不是泛泛的，叙述中充满了对梦露身世的同情，我至今印象犹深。这应该算是米勒和梦露的一位知友的第一手材料，书以志之。

2007年

高山流水半世谊

——宗璞与我

想写这篇文章已有十多年，但沉吟至今，皆因俗念未消：宗璞是著名作家，我怕有附骥之嫌——“我的朋友×××”之类；如实写知交之由，又怕落互相标榜之讥。现在彼此都已步入晚年，她以病弱之躯，还在如蚕吐丝，勉力完成她的鸿篇巨制。近见茅盾奖榜上有名，还有不少评论文章，说明曲高未必和寡，欣喜之余又勾起我心中酝酿已久的话，有不得不吐者。

我一直连名带姓唤她本名“冯钟璞”，不过现在她以“宗璞”闻于世，我写文章时也只得效冯老先生，“吾从众”了。我们相识是在1948年，我转学入清华外文系二年级，与她同班。那时女同学都住在唯一的女生宿舍静斋。我刚好与梅贻琦校长的女儿梅祖芬分在同房间。宗璞与她不但是世交，而且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所以经常来我们宿舍找她。记不起何月何日，宗璞来宿舍，只有我一个人在，我们就天南地北地聊起来，大半都是谈读过的书，古今中外，各抒己见：从中国古典诗文、小说到外国文学，把自以为独特的感受和见解都尽情倾吐。如今所谈的内容已经模糊，只记得古人中她最喜欢苏东坡，达到神交的地步，诗则欣赏李义山，认为有“空灵之美”，这些都深得我心。我则向往魏晋名士风流，《世说新语》都是我们所爱。外国文学谈到了《战争与和平》、勃朗特姐妹、哈代，等等。她独喜哈代，为那种苍凉、宿命的悲剧意境低回赞叹。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红楼梦》，我们都不喜欢林黛玉，不约而同地喜欢探春。她说父亲（冯友兰先生）一贯教育他们，不但要能作文，还要能做事，探春既有文才又有干才，不但有才，还有识。我则受母亲影响，喜欢性格干脆，不喜欢哭哭啼啼、唉声叹气的人。记得我还说过，我认为《红楼梦》中真正第一薄命人是薛宝钗，因为黛玉至少得到了真爱情，而宝钗费尽心机，最后还得顶黛玉之名嫁给已经失魂的宝玉，情何以堪？至于贾宝玉就更加不可爱了，那么多女子为他痴情真不值。那种议论纯粹是凭直觉，不会去考虑什么社会背景、微言大义、心理分析，乃至阶级感情之类。只是想象如果在我们身旁出现那些人，我们会喜欢谁。应该说，我们两个的家庭背景都是和谐而开明，少年不识愁滋味，还体会不到那种压抑无告的感情和大家庭的钩心斗角。后来年事渐长，阅世、读书渐多，对《红楼梦》自然另有理解，此是后话。

总之我们越谈越投机，相知恨晚，那年我十八岁，她二十岁，是为订交之始。

到大二下学期，1949年初，北平解放，大批同学南下参加工作。我们班由几十人剩下了十二三人，而且女同学占压倒多数。宿舍又基本上是按系级分的，所以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游乐，女同学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也很融洽。宗璞为“联系群众”也搬到宿舍来住，不过与别系同学同房间。我与她似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互相已经形成习惯，凡是读到什么好书，有什么心得，或者“忽发奇想”，第一个想告诉的就是对方。记得我向她介绍过雨果的《笑面人》，那是我刚好在假期中以我的初级法文程度抱着字典“硬读”的第一本法文小说，由于情节动人，人物鲜明，竟然从头到尾读完了，一开学就急着讲给她听。

冯家住在乙所，与静斋隔着一片草地和一条小溪，旁边还有一片树林，称“阿木林”。每当春来，草地上开遍二月兰，宗璞对这种野花情有独钟，不止一次写入她的作品。多少次，我从静斋门前的土坡跑下去，穿过小径，快到那所平房时就开始喊“冯钟璞！”，她会出现在门口，然后或者让我进去，或者出来一同到阿木林或工字厅后的荷塘边散步。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眼光总是投向无边的苍穹。夏夜常常一同仰望星空，诉说各种遐想。她说她经常想象自己站在水上，随波而去（那是一种飘飘欲仙乘风归去的感觉，不同于“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豪言壮语）。我在中学时曾填过一首《鹧鸪天》，其他都忘了，唯中间一联自己很得意，说给她听：“云开我欲攀新月，雨霁谁曾跨彩虹？”她说她有两句同样意境的诗：“有朝直上古峰顶（借唐人句），双手劈云星满襟。”好一个“双手劈云星满襟”！与“攀新月”、“跨彩虹”高下立见。从此于文事一道，我在她面前总是自惭形秽。她在中学就已经发表过文章，这在我当时看来是遥不可及之事。记得她给我看过一篇她在联大附中时的作文，是写雪的，有李广田老师的批语，极尽赞赏，我只记得批语最后一句是：“可以写诗了。”她的散文的确有诗意，晶莹、清丽。即使老师的命题作文也总能写出新意，有自己的风格。她以写作为乐，文思敏捷，令我望尘莫及。与她相比我总是觉得自己笔头涩滞，文字芜杂，一旦开头又往往不知所止，泛滥无所归，不像她那样洁净、简练、含蓄。但是宗璞却许我以“汪洋恣肆”，以此鼓励和安慰我。

不过我也有令她“佩服”的地方，我外文，特别是口语比她强些。她也学钢琴，但我程度高些，高中毕业时还开过钢琴独奏会。我在中学时对数学特别感兴趣，曾经想以数学为专业，并且先考入燕京大学数学系，后来遵母命转的系。那时离中学时代不远，数学还没有忘光，我与她大谈我对解析几何坐标、曲线的体会。宗璞为人厚道，我这一通海吹，使她对我油然产生敬意，竟脱口而出说：“你是静斋第一人！”其实，那时清华女生中文理兼备、多才多艺的也不少。我第一年考清华就没敢考理科，因为除数学外，我理、化都平平，而那点数学在全国如云高手中也没有什么特殊优势，只有拿来唬唬好友了。但是文科也还是没有考上，才上的燕京。发奋一年，第二年转学上清华二年级。（顺便提一下，抗战胜利，西南联大三校各自复归原校后，仍联合考试招生，一下子，全国考生都慕名而来，而名额并未扩大，所以录取比例极小，比现在的重点大学录取百分比要低得多。而通过联大的分数线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分数线又不一样。宗璞因分数不够清华，先分到南开上了两年，后来转清华，因体弱不能太紧张，重上了二年级，所以与我同班。梅祖芬也因分数差一点，上了一年清华先修班，才入本科。一个是文学院长之女，一个是校长之女，分数差一点都不通融，足见那时名校的风气之正。）我选了邓以蛰先生的西洋哲学史。每学期只需要交一篇对一位自选哲学家的心得。我写的是对柏格森“直觉主义”的体会。现在早已忘记胡乱写了些什么。只记得拿给宗璞看，又得她赞赏，大概那是第一次获“汪洋恣肆”的评语。

我还有一位中学同学徐谦，一同考入燕京，又一同转到清华。她上的是化工系，后来自愿到新疆最艰苦的地方开发油田，为我国石油工业做出杰出贡献，改革开放后历任全国有名的大油田和炼油厂的总工程师，并当选过人大代表。她年轻时爱好古典文学，能诗能文，通过我认识了宗璞。有一次我们三人效古人夜游，买了海淀莲花白，淡粉色的，在生物馆前夜饮。此事后来宗璞写入了散文“方便面和酒”。读过此文的人误以为我能喝酒，实际我完全无酒量，只不过少年狂、好奇兼附庸风雅而已。

大学的最后两年是校园中热火朝天的年代。我们稚嫩之心所感受的是新中国如朝阳升起，百年屈辱一扫而光。莘莘学子都摩拳擦掌准备为建设祖国大干一场。1950年秋，我们进入毕业班，大家都在图书馆埋头于毕业论文。外文系可以选择以足够字数的翻译代论文。绝大多数同学都做翻译，只有我和宗璞做论文。我受钱锺书先生影响，选了关于中西小说比较的题目，宗璞写关于哈代的诗。可能还有一位女同学写关于勃朗宁的诗，记不清了。此时忽然发生了抗美援朝，校园里又“放不下一张书桌”了。我的毕业论文开头架子搭得很大，后来草草收场，虎头蛇尾。学校进行反帝爱国教育，动员参军，每天大会小会热闹非凡。除了组织动员、各系级表态的大会外，还有围绕着这一题材的各种文艺活动，有歌剧、音乐会、漫画、壁报等，好像一下子，大学生里蕴藏着的才华都迸发出来了，工学院也是藏龙卧虎，有那么多文艺天才。同学们都各自克服各种障碍（有自己思想上的，更多是家庭的）报名参军。最后据说全校报名参军率达到90％。最后，清华三四年级学生被批准参军的很少，上面说是已经培养的专业人才“国家建设需要”，这又令我们自豪一阵子。

1950年寒假，清华学生会利用农闲时节，组织同学下乡宣传抗美援朝，都是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敲锣打鼓动员老乡来看演出。起初我和宗璞分在“创作组”。我们住在老乡家，天气的寒冷与我们的热情成对比。宗璞当仁不让是创作组的主力。一般是晚上创作，第二天清早赶着排练，白天演出。她有过敏性鼻炎，披着一件粗蓝布棉“列宁装”，以她的深度近视眼，在如豆的油灯下，一面不断打着喷嚏，一面奋笔疾书，一晚上可以赶出一个活报剧来。有人物、有情节，切合主题，就是类似抗战时《放下你的鞭子》那种短剧。而我憋了半天，也就能弄出几段快板来，还有给“小放牛”改词之类（即用“小放牛”的问答形式唱抗美援朝的意义）。今天如果再看那些内容一定十分可笑，宗璞这位大才女也真是大材小用。但那个晚上我又对她的才思敏捷着实钦羡了一番。不久我就被调到“说唱组”去打凤阳花鼓了（当然花鼓词也改成了抗美援朝内容）。

转眼到了毕业。我们这一届毕业生是首次全国统一分配，不能自选职业。各大专院校集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服从祖国需要”的学习。在我发起下，我们班全体女同学在一个清早，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之时，爬到楼顶，在五星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誓词就是宗璞和我两人起草的。记得我特意在“把一切……”之后加上“智慧”二字，说明当时初生牛犊的心态，真的自以为祖国需要我们的智慧！我还代表外文系毕业班在大礼堂全校大会上上台表态，坚决服从分配。那时我们觉得自己的前途与祖国同样灿烂辉煌。我们班自己开毕业联欢会，自编自演节目。记得我演了一个英文剧的片段，并且扮男角。压台节目还是宗璞为此专门编的短剧，内容大概是个性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方式各述己志，只记得最后大家排着队唱着“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歌下场。

作为毕业纪念，我母亲送给我俩各一枚象牙名章，篆刻非常精致。难得的是，历尽劫波，这两枚图章我们各自竟然还保留着，宗璞说她那一枚还在用。

宣读毕业分配名单时，我刚好与宗璞分在同一单位：对外文化联络局，但是到它的上级单位文教委员会报到时，又一同被扣下，留在了文委直属的“宗教事务处”，原因是那里有一批外文报纸没有人看。文联局对此有意见，我们也更愿去那里，但是文委是领导机关，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无可奈何。事实上，那批外文报纸摘译完后，就再没有外文的材料。我们是“见习员”，做一些抄抄写写，会议记录以及其他打杂之事，与原来志愿相去甚远，都不太安心。不过服从分配是天经地义，有任何想法都是“个人主义”，也不敢多讲。好在两人在一起，同办公，同宿舍，就更加形影不离了。文委机关新分配的大学生较少，我们两人成了文娱活动的骨干。刚到不久，参与组织了国庆节晚会的一台节目。现在的熟人大约很难想象那时我们两人领着一群相对年轻的同事跳新疆舞吧，我记得其中之一是“掀起你的盖头来”，宗璞的舞姿我至今还有印象。记得我们在清华时，有一次我妹妹华筠来玩，她那年十四岁，在中央戏剧学院学舞蹈。我带她到冯家嬉戏，宗璞跳“阿拉木罕怎么样”，华筠说“冯姐姐跳舞真好看”。华筠后来成为著名舞蹈家，可以开玩笑说：宗璞跳舞曾得名家肯定。她还唱歌，正式跟音乐室的老师上课学过，我弹（钢琴）她唱也是我们当年同游乐的内容。

我们这种关系自然在单位中显得很特殊，被批评为“搞小圈子”。不过时间不长，半年以后，她和我先后分别“借调”到不同的单位，后来又正式调离原单位，结束了朝夕相处的岁月。她到文化部门，我到外事部门，工作性质渐行渐远，来往日疏。我曾奉调出国三年，那时私信也不能邮寄，要通过信使，所以与她书信来往也不多。不过互相总是惦记着。她曾托人带给我一部《宋六十名家词选》，是线装小开本，版本很精致，有十几本。可惜我有一次临时被召回国，除随身衣物外都留在那里，后来国际形势变化，不再回去，东西遗失不少，那部书便是其中之一，不知落入何人之手。

五六十年代她开始在文学创作中崭露头角，正式成为作家；我则还是小公务员，以“一技之长”为各级大小领导起草报告、发言稿，做翻译之类。即使有公开的应景文章，也是奉命以他人名义发表。不过工作非常繁忙，几乎没有节假日，开夜车是家常便饭，极少可能有闲情逸致与友人游。我记忆中有一次与宗璞的畅游，就是相约到龙潭湖划船，那时的龙潭湖还是处于比较荒凉的郊区，在我们就算郊游了。还有挨饿时期曾到她在城里迺兹府的临时住宅，她留饭，请我吃炒白菜，我觉得美味无比。后来一次，大约是1963年供应开始好转时，她约我吃螃蟹、赏菊（是家里的盆菊），可能还有酒，风雅了一番。这大约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次。以后就人事全非了。

我们这一代人不论涉及公事、私谊，都不可能绕过政治运动。在清华园里的思想改造等各种运动姑且不论。涉及我们二人关系的第一个运动是“三反”、“五反”。我们参加工作不到半年，我因父亲在运动中受冲击而突然成为本单位重点“帮助”对象（这一情节在另文中已谈及，不再详述）。宗璞与我不但同一办公室，而且同一个团小组，关系又如此密切，不可能逃过“表态”。首先她本人被告诫必须站稳立场，在感情上克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这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关系亲近的人之间必须过的关。宗璞一向温厚，从无疾言厉色，也不大习惯于用流行的政治术语批判人。说实在的，我几乎想不起来她在“帮助”我的小组会上是如何发言的。我唯一记得的是她说我们（包括她自己）都是家庭观念太重，应该改一改。大概这是她对“与家庭划清界限”的一种表达方式。私下，我们当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形影不离，都自觉地拉开了距离，而且在那种时候，单独相处时实在不知说什么好。不过无言中的关切，我还是感受得到的。在那次运动中她的处境比我好，因为我属于“剥削阶级”家庭，而她的出身还是“高级知识分子”，还不需要划清界限。

“文革”初起，她就受到冲击，冯老先生和她本人都一度列入“牛鬼蛇神”，我听说她曾站到台上挨批斗。而我虽然也被打入另册，但是既非“当权派”，也非“成名成家”，仍忝列“革命群众”，不是揪斗对象。这回我的处境比她好一些。尽管我们已多年疏于过从，但是对她“审查”的外调必然不会漏掉我。于是我就面临对她的“态度”问题。我没有直接见过她的外调人员，却收到过运动领导小组转给我的，要求揭发冯钟璞的函件。应该承认，以我那时的思想状态，从未想过可以拒绝，还是认认真真地回想她与我的谈话中有什么可以成为问题的。我能想起来的是：她欣赏李商隐；还有在“文革”前一年我生病住了较长时间的医院，她来看我时带给我两本书，一本是讲赛金花的《孽海花》、一本是卡夫卡的小说。这些都代表“封、资、修”，当然说明她“感情不健康”，就成为我“揭发”的内容。这些有没有成为“炮弹”，增加对她的伤害，我不得而知。“文革”后期，我虽非揪斗对象，但属于改造重点，需要在一定范围内“斗私批修”“狠触灵魂”才能过关。我最后过关的稿子中有一段就是检讨与宗璞的关系，用的语录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明我与她的关系是“臭味相投”，感情基础就是封资修（大意）。这些，宗璞当时当然不会知晓，多年以后我们再恢复交往，已是时过境迁，没有再提起。

宗璞于1957年发表了《红豆》，不久即被列入“毒草”，受到批判，当时我在国外工作，后来才听说。这篇小说是写解放前后大变局中一对大学生恋人，男的在解放以后随家庭出国，要女方与她同行，而女方坚决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小说的开头是多年后女主人公翻出当年那位男生送给她的红豆，引起一段回忆，特别是艰难分手的情景，以宗璞特有的笔调写得情真意切，美丽动人。这篇小说被批判的理由是说那男生仇视革命、背离祖国，应予唾弃，而小说中却以温情感伤的笔调描述这段往事，说明作者立场没有转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气势汹汹地问道：“作者的血管里究竟流的是哪个阶级的血？”我回国后见到她时，宗璞专门指给我看这句话，苦笑着说：“你看，他竟这么说……”她告诉我那个笔名就是曾经受过毛主席亲自表扬的、当红青年文艺评论家。最后还是作协一位领导说了几句话，给她做的结论是：思想前进而感情还没有跟上，属于需要继续学习、改造的问题，于是幸免于戴“右派”帽子。

进入新时期之后，有一批曾被打成“毒草”的作品结集出版，题为《重放的鲜花》，《红豆》也在其中。这本选集影响很大。宗璞收到许多读者来信。那时正兴起出国潮，与三十年前的批判相反，许多读者不理解那女生为什么不同她的恋人一起出国，说她太傻者有之，为之惋惜者有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于这一时代的讽刺，宗璞还是只好苦笑。大约是回应这类意见，她写了《热土》，写对祖国的深深的眷恋——热土难离啊！

冯家是一个极为和睦、温馨的家庭。冯师母（我一直称她为冯伯母）是清华园几位有名的贤惠、能干而热心助人的教授夫人之一。冯家的饭菜也略有名气，尤其是面食，连煮饺子点水都有特殊的讲究，美味无比，我都有幸尝过。我在宿舍生病时，享受过她家给我送的“病号饭”。宗璞兄弟姐妹四人，在我们上大学时哥哥已出国，姐姐已出嫁，家中只有小弟冯钟越，那时还是中学生，后来成为杰出的航空工程师。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不幸英年早逝。宗璞为之写下“哭小弟”，令我想起袁枚的“祭妹文”。我读到《人民日报》载“哭小弟”时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访问学者，在自己的单人办公室内，独自一人读得涕泗滂沱，读到“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句，竟然痛哭失声。这可能是我成年以后唯一的一次这样大哭。当然冯小弟是我所熟悉的，我为他早逝而痛惜。但这篇文章不仅是因哭小弟一人而打动我。它勾起我感时伤世，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压抑和坎坷涌上心头。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几乎麻木了的心灵开始苏醒，也许因此而特别脆弱敏感。那时开始提倡重视知识分子，报刊宣传的模范知识分子如蒋筑英等都是历尽坎坷，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强度都达到生理极限，积劳成疾，不去就医，直至不治而死。然后师友惋惜，领导表扬，宣传机器树为典范。还在世的，如陈景润，健康也已备受摧残。我想起了我的小妹资民筠，当时正动了腰椎结核的手术，穿着铁背心躺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年）。她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文革”前被认为是文理兼长的“业务尖子”。她结婚后长年住筒子楼十平方米的小屋，许多计算、论文就是坐在小板凳上以床为桌写出来的。好容易到改革开放，她有机会应邀到德国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做研究，颇得国外同行好评。一年后发现腰椎结核，从德国的医院抬上飞机，到北京后从机场直接送医院，立即动手术，幸免于瘫痪。究其病因，大约是在“文革”中下放到潮湿的江西鲤鱼洲“战天斗地”，常与男同事一道扛一二百斤的大包，使腰椎受了损伤。她经常腰痛，不认真就医也是那时的风气，因而酿成重病。幸亏德国医生认真，强制住院检查确诊，为不幸中之大幸。“迟开而早谢”，多么精辟的概括！我被这句话触动而为中国知识分子一大恸，尽情释放了一次。

十年浩劫中我们完全断了来往，音讯隔绝。我全家下放干校。宗璞在此期间大病一场，动大手术，后来结婚，我都是之后才听说的。我在干校时与自己的父母都没有联系。宗璞结婚这样的大事我还是在恢复探望父母后首先从母亲那里得知的。母亲说，有一天宗璞忽然来访，向她报告这一喜讯。我记不清劫后第一次与宗璞重逢是何情景。好像也没有特别激动，非常自然地续上了过去的交往，相隔十年，宛如昨日。她也没有多谈“文革”中的苦难，只告诉我生病的经过：那时当然谈不到定期体检，等她自己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已需要立刻住院动手术。但是她的存款都被冻结，只发少量生活费。她孑然一身，为交住院押金，自己骑着自行车到已被造反派控制的财务科跑了多次，遭到各种冷遇和推诿，拖延时日，最后她“气得忍不住骂人了”。我想不出来宗璞骂人怎么骂法，就好奇地问她。她说：“我说你们简直是草菅人命！”我不禁哑然，他们听得懂吗？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动这样大的手术，肉体和精神要经受怎样的痛楚！宗璞在温雅的表面下有着顽强的意志，有非凡的抗病痛能力。从我认识她起，她就多病。一般人动一次手术就算是大事，而她从十几岁起就不断动手术，从五官到内脏，大大小小手术，依我的估算不下十来次，医院也不知跑了多少，也曾在病床拥挤时，躺在走廊里。我们后来在电话中的问候语常是：“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我有时怨恨外科大夫，好端端的人，动不动这里切开、那里摘除，破坏了浑然天体；但又要感激他们，全赖这手术刀，保全和延续了生命和智慧。宗璞就在这手术刀之间顽强地生活、写作。如今目力不济，已经“告别阅读”（她的一篇文章名），依靠“听读”，笔耕换成口授，仍然创作不辍。

她只长我两岁，在同班同学中并不是年龄最大的。但是从学生时代起，她就比较稳重，有长姐之风。她的家教是不在背后议论人是非，所以那时女同学之间唧唧喳喳的闲话她基本不参与，一些同学间的小龃龉、小矛盾也很少有她的份。她对人一般采取隐恶扬善，但是实际上好恶还是很分明，有自己的标准，还很执著，只是对不喜欢的人敬而远之罢了。她成名后在文艺圈内也是比较超脱于各种人事矛盾，在她的“风庐”中做着自己的事。

近见一篇文章称，如果选当代第一大孝女，应属宗璞，我十分赞成。宗璞在母亲去世，自己也进入老年之后，有限的时间精力主要奉献给了老父。里里外外一手打理，照顾得无微不至。冯先生不是一般的老人，她那个家也不是一般的小家庭，我过去就知道宗璞比我对柴米之事懂得多些，但是在冯伯母去世后她理家举重若轻的本领还是出我意外。当然夫君蔡仲德的半子之劳也功不可没。套用一句李密的《陈情表》，可以说冯先生无宗璞无以终余年，更无以完成那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为此，她牺牲了自己的创作，从《南渡记》到《东藏记》用了十五年，与此有关。冯先生对此也有所感，所以送给她的对联中称她为“守护神”，并提醒：“莫将新编代双城”（她正在写的《野葫芦引》原名《双城鸿雪记》）。但是冯先生的事业并不会及身而终。人去后，宗璞还忙着料理他的出版、纪念、塑像、接待有关的采访等事宜，总也完不了。她还为冯先生作为教育家，多年掌清华文学院的功绩没有得到足够的肯定而不平。现在提到老清华的文科就只提国学研究所，而清华文学院存在时间要长得多，文科学科的建树也要大得多，延聘了众多名教授，而且经历了抗战、迁校、复校的艰难历程，冯先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现在知者甚少。在这点上，我完全同意她的意见。我只是觉得她所剩无多的精力时间应该集中在写完后两卷《野葫芦引》，容不得再浪费了。几年前蔡仲德还健在时，我曾要他也帮我一起劝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抗战时期中国高等院校的艰苦历程、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所经历的炼狱的考验、所体现的民族魂和难以再现的独特的风骨，本身就是一部史诗。能有这样的亲历、这样的视角，还有这样的妙笔，以小说表现出来，方今健在者中不作第二人想，她无论如何应该放下一切来完成它。而且，我觉得，她的写作也有发展过程，写到这部书时更加成熟，达到新的境界，更应该完成。不幸，小她九岁、比她健壮并对她照顾有加的仲德竟患绝症，终于不治。她又有两年在希望与绝望交替中拖着自己的病体，为他求医问药而奔忙。仲德本人是很有思想的学者，过早去世是士林一大损失。宗璞更是再次以坚强的意志面对这人生至痛。所幸冯家是保留着传统亲情的大家庭，不乏亲戚照顾。读者的承认和奖励也给了她不少鼓舞。她终于从悲痛中走出来，决定恢复口授早已构思好的《西征记》了。我衷心祈祷她能完成这部巨作。

近二十年，我与宗璞虽然又“接上了关系”，但是各自属于不同的“界”，工作上从无交汇的机会，连在社科院大楼里都从未巧遇过。她住城之西，我住城之东，共居北京城，难得一聚首。后来宗璞体力日衰，“互访”就成单向访问了。不过音讯与精神总是相通的。现在主要靠电话交谈。自从1952年各奔东西以来，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真正促膝谈心，可能一年平均不到一次，而且很少物质上的相互馈赠，我到医院去探病常是空手去的，可以称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在有一点上我们之间是不平等的：她的作品我几乎都看，而且常发表意见；我的主要专业著作她基本不看。在我较多地写随笔文章时，她目力已不济，先少量浏览，后靠听读，就更难多读了。读了也不大发表意见，只是加以抽象的鼓励，还说“你本事比我大”。这是我引以为戒的。

回首在神州大陆上所发生的风云、劫难，自己在其中经历的精神迷失和扭曲，见证了多少亲人、朋友的误解和反目，我庆幸没有和宗璞共同在一个单位经历这一切，得以保持这淡如水——而且是未经污染的清水——之交，留下的只有高山流水的回响。

2005年

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

《博览群书》2003年第7期刊登了一组回忆雷海宗先生的文章，捧读之下，对这位一代史学大师的博大精深和创见更增加了了解和景仰。同时想起与先生有关的两件事：

我的专业不是历史，没有荣幸成为雷先生的亲炙弟子，只是1948年下半年在清华时选修过雷先生的西洋通史，得睹先生风范。事实上，真正上课一学期都不到，因为到12月，解放军就围城，北平于1949年1月和平解放，再开学时，一切都变了样，许多课名存实亡，我甚至不记得西洋通史是如何考试的。课堂上教的内容，我大部已经忘记了，只依稀记得他讲古希腊部分比较详细，大约只讲到古代史，连中世纪都没有讲到。所以不能说我现在微薄的历史知识得自那堂课。但是对雷先生讲课的风格印象很深，后来见到王敦书先生的回忆欣然有同感：“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透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记忆力极强，走上课堂，只拿几支粉笔……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1〕

有一点特别对我有影响的是，每堂课开始，先生一上讲台首先在黑板上写下本堂课要讲的几个年代：纪元前××年，相当于鲁×公××年……也就是每讲到西方发生的大事时，同时提醒大家此时中国处于什么年代，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中国在差不多时候发生的历史事件。我首先对雷先生记性如此好，十分钦佩，因为在当时一般学生心目中记年代就是死记硬背，既枯燥又困难的事。后来发现，经雷先生这样一“相当于”，年代就活起来，也不难记住了。更重要的是，他启发我们随时把中外历史贯通起来考虑，这一点对我后来治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较早就养成一种习惯，甚至癖好，每涉及历史事件，总是喜欢把中国和外国同时发生的事，或时代特点放在一起联想、比较。对于专门治史的人来说，我郑重其事提到这一点可能落“野叟献曝”之讥。历史终究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修养有限，更谈不到什么比较历史。但是这样一种把中外历史联系起来考虑的兴趣大有助于我开阔眼界，对我在其他领域的研究，甚至“世界观”都有影响。追根溯源，这方面启蒙的应是雷先生的教学法。而在当时，我自己是绝没有意识到的。“润物细无声”，此之谓欤！

解放以后不久，校园内就展开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先老师，后学生，以后运动一个接一个。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分为“左、中、右”（当然，有幸被承认为“左”的是极少数，而且也维持不了多久）。我离开学校后听说雷先生不但被归入“右”类（那是远在“反右”之前），而且是被认为思想“反动”的。后来我再没有听到他的名字。待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许多遭受厄运的知识分子平反昭雪复出时，雷先生早已归道山，我不在史学界，不知道他是否以及何时又被提起过。后来听南开大学历史系老师说，雷先生被挤出北京，调到天津南开，为南开历史学科的建设打下很好的基础，至今南大历史学是一有特色的强项。然则，雷先生之不幸，却是南开大学之“福”。

我则因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又见到他的名字。

199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曾到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案。我忽然发现几份饶有兴味的文件：1944年间，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联名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信，大意谓，中国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教授现在生活陷于极端困境，连温饱和健康都难以保证（其中提到闻一多罹肺病等），为抢救这批对中国的复兴极为宝贵的知识精英，建议洛氏基金会有选择地分批资助一些教授赴美讲学，既可以对他们改善生活不无小补，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尊心很强，直接由基金会出面，他们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议由美国国务院出面与中国政府谈，作为两国文化交流项目，中美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名单，再由洛氏基金会拨款给美国有兴趣的大学，由他们出面聘请对等学科的教授。这一方案果然付诸实施，名单分A、B两批，A是被认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创造力的学者，雷海宗在这一名单上。其他有闻一多、费孝通、冯友兰、梁思成、罗常培等十几位教授。多数都在一两年后应邀成行，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例如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英文原名Earthbound China），冯友兰先生协助卜德把《中国哲学简史》译成英文，都是利用这一赴美的机会完成大部分工作。雷海宗先生却婉拒不就，理由是现在正是学校最困难时期，西南联大需要他，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动员他接受邀请，但是他留意已决，终于没有去。这一情节见于基金会在华工作人员向总会汇报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务性地一笔带过，未加任何评论。而这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灵震撼。特别是80年代开放以后正是出国潮高涨时，我当时主持的研究所有机会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等各种来源的资助，每年派送几名学者到美国或进修，或做研究一至两年，以便回国加强本所的学科建设。这是单位和美方之间的协议，属于公派，相关人员有义务回本所用其所学。但是被派出去的青年人如约回国者寥寥无几，大多一去不回头。无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信是东风唤不回”。有人为争取出去的机会，信誓旦旦表示“以人格担保”一定回来，却照样如泥牛入海，不久就断了音讯。当然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人才外流也不是一个单位的事，不必深责个人。只是在这一背景下见到这份材料，我强烈地感到了今昔对比，对本来不太熟悉的雷先生更加肃然起敬。在档案馆里掩卷沉思，想到他的人格和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之间的反差，又联想到整个一代知识精英的学识、风骨和以后类似的遭遇。外人懂得为中国复兴而珍惜国之瑰宝，而中国人自己呢？现在终于在雷先生百年祭之际，他的门墙桃李为恩师整理出版著作，撰文彰显他的道德文章，是大好事，对后学青年应该教益匪浅。用俗话说，可以告慰于泉下。但是事实上，在泉下是无知的。而且那原本可以继续发扬其学与识，为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年月已经永远流逝了，又岂独雷先生为然？嗟乎，欲语无言！

2003年

注　释

〔1〕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导读”，第6页。

发明家凯特林的故事及其启示

如今的汽车从少年到老人都能驾驶，用钥匙一开，踩油门启动，视为当然。人们已经忘记，早年的汽车是在车外用手摇曲柄发动的，既费力又危险。不解决这个问题，汽车永远只能是一种富人雇司机开动的时髦豪华玩意儿，无法普及。所以自动启动器的发明导致了汽车工业的革命，从而造成了汽车的普及，使之成为公认的带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之一。这个自动启动器的发明者就是查尔斯·凯特林（Charles Frankline Kettering，1876—1958）。我开始知道这一名字是因为美国有一家凯特林基金会，与本人所供职的研究所有着十几年的合作关系，而且我是参与建立这一关系的人之一，十几年中差不多每年都合作举办研讨会。但是说来惭愧，我从未过问过基金会的创始人是何许人。直到我去年应邀在凯特林的故乡——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凯特林基金会的总部，做了一段研究，才“发现”这位早已载入史册的大发明家。代顿市有以他命名的社区、医院，有他的故居和最初的实验室，博物馆中有专馆介绍他的事迹，还有不止一本他的传记。

实际上，凯特林的重大发明绝不止于汽车工业，他在20世纪前半叶是同爱迪生齐名的发明家，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许多生活必需品，如电冰箱、家用空调等，都与凯特林的发明有关。他一生拥有或与人共同拥有一百四十多项专利（一说二百项）和三十多家大学的荣誉博士头衔。他的发明往往貌似平常，却在关键时刻解决关键问题，将生产力大大推动一步。他的出身、个性和创业的道路在当时的美国是有代表性的，也正是他们这样的一代人造成了美国的高速工业化，在我国却其名不彰，所以值得特别介绍。

百折不挠的成功之路

查尔斯·凯特林，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路登维尔的一个普通农家。与那个时期美国许多后来发迹的人物一样，少年时期经历了艰苦的岁月。兄弟姊妹五人，都是边上学，边帮助家里做农活。他靠着自己的意志和劳动，成为家里唯一离乡上大学的。他因童年得过猩红热造成严重弱视，加上经济拮据，几度辍学，到1904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电机系毕业已是二十八岁。在学校推荐之下，进入了“全国现金记账机公司”（简称NCR）工作。这是他辉煌一生的起点。现金记账机是当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业主为了杜绝商店售货员私扣售货款而发明的，开始并未受到注意，后来一位独具只眼的商人帕特森（John H. Patterson）看中了它，把这项发明买过来，开办了NCR，将这种机器不断改进，迅速在全国推广。帕特森是载入史册的企业家，为现代营销方法的先驱。他以记账机为中心成立了一个发明研究部，广揽创新人才，研究部的负责人迪兹（Edward Deeds）后来也是著名的企业家。凯特林就是迪兹延聘来的。两人一拍即合，迪兹的商业才能和凯特林的发明精神相结合，从此成为长期合作的伙伴。此外凯特林还幸运地得到一名理想的助手，能够不厌其烦地把他的活跃的思想付诸实施。这样，一边有人管营销和财政事务，一边有人在工程上落实他层出不穷的点子，他可以专心致志于研究思考，这真可谓天作之合。

凯特林在NCR完成的第一项重要发明就是在记账机上装电动机，以代替麻烦的手摇装置。这看似简单，却极不容易，需要突破许多难关：既要体积小到能附在记账机上，又要有足够的马力能一按电钮把抽屉弹出来，还要及时自动断电、自动充电，并保证计算准确无误，最后，造价必须低廉以便推广。凯特林以破纪录的短时间研制出了符合上述条件的廉价、简便电动记账机。一投放市场立即大行其时，迅速推广到全世界。不久以后，他根据银行的要求加以改进，又研制出更为复杂的银行出纳机。直到被电脑取代之前，几十年间这两种机器几乎独霸全世界的商店和银行——包括中国在内。直到20世纪80年代，NCR一直是俄亥俄州的几大支柱企业之一。凯特林在NCR的五年中成就了四项重大发明和无数小创新，成为他发明生涯的开端，所以他称NCR为“我的研究生院”。

1909年，凯特林决定辞职，与迪兹合作正式开办“迪兹工程实验公司”（Deeds Engineering Laboratory Company，简称 DELCO），全力从事汽车研究。在DELCO期间完成了两项重大发明：先是改造汽车的点火装置，然后就是划时代的汽车自动启动器。用电动发动机代替手摇的想法在凯特林脑中已存在很久，但是提不上日程，因为马力足够大而又体积小到足以装入汽车引擎内的电动机被认为根本没有现实可能性。一个意外事故成为契机：卡迪拉克汽车公司的老板勒兰德的好友，在摇老式汽车的发动手柄时不幸被手柄反弹击伤致死。凯特林先已发明的点火器就是首先装在卡迪拉克汽车上的，他乘此机会向勒兰德提出用电机代替手摇发动的创意。也许是丧友之痛促使勒兰德打破成见，他立即表示支持，说如果能及时研制出来，就用于明年的新型卡迪拉克汽车。就这样，DELCO在凯特林带领下在最后限期之前一星期，1911年2月17日这一天正式向卡迪拉克汽车公司交出第一台货，通过了在所有卡迪拉克汽车上试用，宣告这一发明成功。勒兰德亲自驾驶感觉良好，立即提出1200台订货，用于卡迪拉克1912年全部新产品。后来凯特林说，在试验最艰难的时刻勒兰德始终不渝的信任是对他宝贵的精神支持。

从点火装置到自动启动器，说来容易，其研制过程却是万分曲折艰难，到处是险滩。特别是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必须限期完成，凯特林和他的同伴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几乎达到了生理的极限。他们的实验室是借用迪兹家农场的谷仓（那时的代顿实际是个小市镇，周围大部是农村）。凯特林用自己的全部积蓄1500美元，买了一辆卡迪拉克轿车以及必要的零件和工具。试验车停在仓库楼下，工具室在二层阁楼，夏天闷热难忍，楼梯陡而窄。凯特林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天无数次奔走于上下楼之间，拆装那辆汽车，试验他研制的新装置。在初始阶段，他的助手也是业余自愿的，后来由一名助手发展到由十几名全职或半业余的各类专长的人员组成的小组，他们都亲切地称凯特林为“凯老板”，从此这一绰号伴随他终身。每一项新创造都要经过无数次试验、失败、改进。即使在实验室试验成功，在加工和使用过程中也经常会出现技术上意想不到的难题。不论白天黑夜，一个电报，凯特林就得赶最近的一班火车到现场，把有毛病的零件拿回来，苦苦思索问题所在，改进加工后坐下一班火车送回去。在相当一段时期，奔波于代顿（实验室）——芝加哥（配件加工厂）——底特律（卡迪拉克汽车公司）之间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他戏称自己的地址是“236号车厢，下铺4号”，检票员都认识他，偶然忘了带车票也可放行。有时他也自己开汽车来回，还发生过在大雨滂沱中翻车造成骨折，以及仅有的一辆装有全套新启动器的汽车因车库失火而被烧坏等灾难性的事故。这些困难都被凯特林和他的同事们以超人的毅力一一克服，就这样，汽车工业革命就在那简陋的仓库中诞生了。

凯特林一直坚持DELCO应保持科学试验室的性质，不愿变成加工厂。但是如果说新型点火装置还能找到加工厂的话，那种史无前例的电动启动器在当时没有一家工厂有现成的技术条件，也没有制造商敢于接手1200台这样规模的订货。事实上，当时电机界对这一新产品的疑虑还很顽强，许多专家都认为这已超越公认的电机原理的界限。于是他们只能化整为零，分别找几家工厂加工零部件，而主要部分非自己生产不可，成立加工部势在必行。凯特林和迪兹尽其所有，把房产、人寿保险单乃至专利权，甚至与卡迪拉克的合同等等都作了抵押，向银行贷得一笔启动资金，以十二名员工和一间租来的小厂房起家，开始生产。这是以身家性命作孤注一掷，试验成功与大规模生产毕竟不是一回事，有许多未知数，如果不能如期交货，后果不堪设想。在不到一年中，又经历了许多技术上的险情，这一关总算过去，以后就渐入坦途。继卡迪拉克之后，许多汽车都开始用自动启动器，欧洲也发来订单。其结果是汽车的需求陡增，从第一台启动器出台后的五年内，美国汽车的销售和生产增加了七倍，从此开始了汽车工业持久发展的时代。DELCO也搬出了谷仓，建立了工厂和实验室相结合的颇具规模的企业。仍由迪兹实际负责一切行政和经营事务，他和凯特林各自的特长互补，相得益彰。

1916年，通用汽车公司开始组建，DELCO应邀以900万美元的估价完整地加入该公司，凯特林和迪兹继续负责这一部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用汽车公司在DELCO的基础上成立研究部，请凯特林任主任，后来兼任副总裁，并参加董事会，他就在那里工作直到1947年退休。对凯特林说来，只要让他专注于研究、创造，在哪里都是一样。他日后回忆，还是认为“谷仓时代”是黄金时代，因为在那里他经历了最艰辛的日子，迎战了最大的挑战，也尝到了创业的欢欣。现在“迪兹谷仓”（Deeds Barn）那所房子仍在代顿市，成为供人参观的历史遗迹。

在以后的岁月里，凯特林对改进汽车的新发明不断，其中重要的有快速干燥喷漆，把等待喷漆干燥时间由两星期缩短到几小时，解决了生产瓶颈问题，同时也使汽车告别单一的黑色，有了各种漂亮颜色。其余如轴承、排挡、阀门启动装置、风扇皮带、金属结构以及各种零件的耐疲劳程度等，无不在凯特林的领导下一个一个解决难题，得到不断的改进。20世纪上半期现代汽车工业的每一步发展都有他的印记。

多方面的创新

凯特林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总能从日常生活中看到新发明的契机。由于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列举，这里只能略举几件汽车以外的发明以见一斑：

——可移动小型发电机，使美国广大农村早在1913年，远在中央发电厂的电网覆盖之前就用上电，把农业生产和生活现代化的进程提前了好几年。

——改良汽油，找到了适宜的添加成分——四乙基铅（tetraethyl lead），生产出乙基汽油（ethyl gasoline），解决了抗爆问题。在此基础上研制出了最早的飞机综合燃料，并不断改进，使飞机引擎的动力提高一大步。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美国空军战斗力的提高起很大作用。

——对航空工业的贡献：除上述燃料油外，航空的地空之间无线电通讯、飞机用仪表操纵以及无线电控制航线等新事物的初创，都有凯特林的参与。一战结束后他还研制成功了第一架悬臂式平翼机（all-cantilever wing），也是美国第一架有自动起落架的飞机，现在这架飞机陈列于密歇根州的爱迪生博物馆。一战期间他还成功研制了无人驾驶轰炸机，绰号“空中鱼雷”，在电子技术出现之前解决定向操纵问题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不过，在1919年终于试制成功时，刚好停战签约，这项发明就此搁置起来。

——柴油发动机，1934年第一辆柴油机火车在俄亥俄的柏林顿铁路线运行。

——氟利昂用于制冷，替代当时使用的易燃的二氧化硫和有毒的甲基氯化物（methyl chloride），从而使家用电冰箱得以普及，空调机也进入家庭。凯特林在代顿市的住房是美国第一家安装家用空调的房子。

——医学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发热治疗仪”，其原理是以安全的物理方法，人为地使病人发高烧来杀死侵入神经系统的梅毒菌。自20年代末到40年代青霉素出现之前，这种人工发热仪几乎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晚期性病的手段。另外对诸如霍烈拉等恶性传染病以及风湿性炎症等都有疗效。青霉素推广后，这一仪器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它对社会乃至在二战中提高军队战斗力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为后人所遗忘。

刨根问底的天性和实证精神

凯特林的每一项貌似简单的发明，其意义率多在克服最关键的难关，无不经过千百次实验失败而后达到成功。在此过程中要冒极大的风险。单凭功利的考虑而没有内在的动力是不可能坚持的。

如果杰出的发明家可以称为“天才”的话，这“天才”首先来源于天赋的好奇心，这大概是发明家的共性。凯特林自幼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好奇心。六岁的小查理第一件“淘气”的事，就是把父亲送给母亲的珍贵礼物——当时刚出现的新事物——缝纫机，悄悄地全部拆卸了。不过在他母亲对他施行体罚之前，他实现了在半天内再装好的承诺，而且机器更加好用。在他十四岁时为邻家农场收麦子挣得第一笔工资14美元（1890年时的14美元对孩子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父亲破例允许他全权支配这笔钱以示奖励。结果大出全家意外，他傾其所有买了一部电话机。那时电话也是新事物，整个镇上只有邮局有电话，各户根本不通电话线，电话机纯属浪费。但他买来不是为用的，而是为拆的。与儿时的缝纫机一样，他能拆开，也能装好，在这过程中懂得了通话的原理，验证了刚刚在学校课堂上学来的磁铁吸力。从这种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开始了查尔斯的发明生涯。以后拆装各种机器成为他一生的癖好，就是为研究其原理，予以改进。

他对大家视为当然的事总要问一个为什么，对书本知识也一向抱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而更重视自己动手实验的结果。中学毕业后，为了攒钱上大学，他在本乡的小学任教，其教学法一反常规，处处启发孩子们问一个为什么，包括五九为什么一定是四十五而不是四十四、四十三，也要学生设法证实。那时这个村子种玉米都在月明之夜，视为天经地义，查尔斯要学生想一想为什么非如此不可，并要他们回家做实验，不在月夜而在白天播种，看看结果有什么区别。这种教学法受到学生欢迎，最调皮捣蛋的班也能安静听课，却惹起家长的集体抗议。又有一次，加州到附近的市镇来举行农产品推销展览，为吸引观众，带来了一台德国人伦琴新发明的X光摄像机。查尔斯立即带着学生到那里去，主要是看那神妙的“能看到人的骨头的机器”。这回在乡里引起更大的风波，教会带头抗议，认为那个带学生去看那“魔鬼的眼睛”的年轻人是“不适合教我们的孩子”的。不过支持他的也大有人在，最后开明战胜了保守，风波平息下来，到年终时，查尔斯已成为公认的本乡最好和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

许多问题，他从书本、老师乃至权威专家那里都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例如：为什么隔着玻璃能看到外面？通常的答案是：因为玻璃是透明的。但是字典上“透明”的解释就是眼睛能够看穿，这是同义反复，等于没有回答。他必须循着自己的思路另找答案。他对植物的生长充满好奇：为什么一颗玉米种子能长出结这么多玉米棒的高株？草为什么绿？……“草为什么绿”的问题缠绕了他终身，促使他日后一有条件就出资成立植物研究所研究光合作用问题。他认为一切成规定论都可以打破，任何事物都有改进余地。凡是落到他手头的东西，他第一个冲动总是要看看有什么缺陷可以改善，也可以说已经成瘾。他曾说过，他到手后唯一不想研究改进的只有他的妻子（他从中学时代就对她一见钟情，夫妻终身为伴，情好甚笃）。因此，他的发明被超过、被淘汰，他都不难过，认为这是自然规律。如果他活到今天，一定会全力支持用绿色产品取代他发明的加铅汽油和氟利昂制冷剂。

他每有新思想要付诸实施总得同保守思想作斗争。在通用汽车公司期间，他的新创意常常被评审委员会否决，所以他最讨厌“委员会”这一事物，曾说，要想扼杀一项新事物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一个“委员会”。另一方面，他也练就了善于说服别人的本领，口才很好，退休以后到处演讲，深受欢迎（我在博物馆听过他的演讲录音，确实很吸引人）。他深信通过集体合作努力能够产生新思想，并将这种信念在广泛领域中付诸实践。他的朋友说他最大的贡献是启发人思考，然后给人以勇气去克服困难实现其理想。他坚信勤奋加聪明加科技进步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一信念被称为“凯特林主义”。他留下了许多为人传诵的名言。例如：

摧毁一种理论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理论只是垫脚石。伟大的发明更多是出于在那块石头上绊了一跤，而不是来自科学理论……一盎司试验可以值一磅理论。

一个问题不是在实验室解决的，而是在某个人的脑子里解决的。所有的仪器的作用只是使他能转过头来，从正确的角度看清楚那个东西。

一个人必须具备足够的“聪明的无知”（intelligent ignorance），才能与时共进。

“研究”是令许多人望而生畏的高深字眼，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很简单，“研究”的本质是一种思想状态，是对待变革的一种友善、欢迎的态度。

我们阅读过去的唯一理由是研究未来，因为未来才是我们要度过余生之处。

…………

这些话较真起来总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可以代表当时在美国流行的思潮：一重创新，二重实证。

造福社会的愿望

凯特林在发明生涯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超常毅力，除了源于天生的探索精神外，另一动力是对人和社会的责任感。例如发明小型发电机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母亲的孝心，立志要让她摆脱那微弱的煤油灯光和沉重的手工劳动。从汽车启动器到汽车的每一个零件的改进，用他的话来说都是为了“使开车人更容易，坐车人更愉快，汽车麻烦减少而寿命延长、更加价廉物美”。他对医学的兴趣，包括人工发热仪的发明，更是直接为了减轻人的病痛。有些社会效应是他没有想到的，例如汽车的改良和普及的一项重要副产品是解放妇女。因为从此妇女也能开车，增加了许多就业和社交的机会。有人说电动启动器对妇女解放的作用甚至超过二三十年代女权主义领袖的努力。不论此说确否，这是生产力的进步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典型例子。

所以，一旦凯特林有了余财，立即投入公益事业。1927年成立了凯特林基金会，后来日益发展，至今成为美国重要基金会之一，使凯特林公益家的名声不亚于发明家。基金会最开始的主要宗旨还是推动科学研究，办了几家实验室和研究所：其中首先是上面提到的“凯特林植物研究实验室”，后来发展为“光合作用研究所”，目的是最终找到到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捷径。他认为如能找到“草为什么绿”的答案，就可以根本解决人类的饥饿问题。他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一代人解决不了，因此曾经对实验室的年轻人说，要他们多生孩子，子子孙孙继续研究，真可谓“愚公移山”精神！尽管这个问题没有最终达到凯特林理想的结果，但是这一研究开启了利用太阳能的探索。

另一重要领域是癌症研究。起初以基金会名义成立了几家癌症研究所。后来凯特林在退休前，于1945年与通用汽车公司老板阿尔弗莱德·斯隆（Alfred Sloan）共同在纽约创办了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该研究所是美国最早成立，至今为美国成就和影响最大的癌症研究所之一。此外还支持其他的研究机构，包括一些大学的有关科系和项目研究，侧重在理科，主要是生、化、物理。1958年凯特林去世之后，基金会的方向逐渐改变，不再以科研为中心。但是凯特林所留下的精神和物质遗产仍然起着长远的影响。

英雄与时势互为因果

这不仅是一个发明家的故事，而是一个时代的故事。查尔斯·凯特林固然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发明天才，但是那个时代绝不止他一个发明家。就在美国中部俄亥俄和邻近的伊里诺伊州、密歇根州方圆几百英里内，出现了我国家喻户晓的爱迪生、飞机发明者莱特兄弟，以及稍后的发明喷气飞机和U-2飞机的航空发明家约翰逊等人。约翰逊比凯特林晚一辈，是凯特林的崇拜者，直接受他的精神影响。除了发明家之外，还有一批支持发明的企业家。最初记账机的发明人现已湮没无闻，但是独具慧眼，投资予以普及的大企业家帕特森功不可没，没有他就没有后来凯特林的电动装置，也许汽车自动启动机还得推迟几年。美国的发展从东海岸向西推进，到20世纪初，刚好这一带是新兴工业的基地，领了几十年风骚。所以凯特林现象绝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凯特林的家庭是那个时代美国最普通的农家。但是美国的第一代农村尽管艰苦，从来不是那种祖祖辈辈在赤贫中挣扎、闭塞、愚昧、无望的景象。首先，有村落的地方就有学校，孩子起码都能上小学。通过劳动，生活也不断有所改善，可以看到希望。农民的思想尽管保守，但像查尔斯·凯特林这样的与众不同的孩子还是有成长的空间。他的好奇和发明冲动固然超出父母的理解，但也未受到压制。在他六岁时拆开缝纫机又装好之后，母亲还能为先前错怪了他对他太凶而向他道歉。这种平等和理性、自幼得到人格的尊重、个性得以发展的环境，是同时代的东方家庭所不能想象的。他上大学完全靠自己，家里负担不起；但既未受到阻拦，也未受到全家牺牲供他一人那种“望子成龙”的压力。他克服种种困难完成大学学业的动力完全来自求知欲，而不是怕“对不起”家人或在乡里“丢脸”之类。

凯特林成长的过程，也是美国教育普及和发展的过程。他上学时，村里只有一间小学，是当时典型的农村学校，只有一大间屋子，各班级集体上课，条件虽然简陋，从图片上看，还是一所相当像样的房子，还有烟囱，说明冬天还有大铁炉取暖。当时镇政府的办公室也不会比这好多少。重要的是学龄儿童必须上学。孩子在成长，学校也在发展，几年中，这所学校变为两层楼房，高低年级分开上课。查尔斯上中学必须爬一个小山坡到四英里以外的另一个村子去，每天来回走，一年走破一双大头皮鞋。他的父母最多也就能负担每个孩子一年一双这种鞋，但是毕竟他还是上到了高中毕业。而且那所中学的校长兼物理教员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优秀教师，对启发查尔斯的求知欲有很大影响。早期对他产生影响的还有村里杂货店的店主，也是一个实验迷，允许他每天下课后在他的店里运用拆电话得来的知识做简单的电学和化学实验；还有一个好奇心很强的马车匠，同他一起躺在车子底下研究机械原理；等等。那个偏僻农村其实并不太闭塞，欧洲新发明的X光几个月内就让这里的居民见到了，尽管普及运用是以后的事。查尔斯的确思想比周围的人超前一步，因而常在保守势力那里遇到阻力，但是也总还有开明之士支持他，不用太久，保守的观念也随着现实的变化而逐渐变化。例如一战期间，他改进航空燃料的方案起初遭到当时的化学权威，战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巴克兰（Leo H. Baekeland）博士的坚决反对，认为不切实际。但是在实验成功之后，巴克兰痛快地接受了这一成果，并且表示“谦卑地向事实低头，尽管它看来不符合我所钟爱的理论”。正是这种“向事实低头”的胸怀，与自由主义的精髓“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但坚决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的精神相结合，构成了科学创新、人才辈出的生态环境。

谁是历史的主角

凯特林的发明是与生产紧密相连的，因此离不开资金，如果不遇到有眼光的企业家肯于和敢于投资，他也做不成。他有幸遇到了这样的企业家，得到一个长期稳定的实验天地。先是卡迪拉克的老板勒兰德，后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不止一位负责人。凯特林提出做研究部主任的条件：不负行政责任、不要权、经费不报账，特别是最后一条，董事会都接受了。这是需要一些知人之明和魄力的。对他个人来说，能够有人操心行政管理事务，支持自己专心于研究，的确是莫大的幸运。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从那些老板和管理人员那里所得到的尊重。我国同胞熟悉的“伯乐和千里马”的比喻在这里不恰当，因为主次颠倒。“千里马”再受重视也是被动的工具，而那时的美国老板是有求于专业人才（即使在成名成家之前）的，至少是互有需要，关系是平等的，而且科技人才是主角，不是“用其一技之长”的工具。这点很重要。我国的历史博物馆是按王朝排列，各个朝代的器物无论多精美，是没有作者的；美国的历史博物馆是按科技、工业的发展排列，每一个阶段都有杰出的发明家的事迹。这就是谁是历史的主角的观念。凯特林所处的时代在美国称为“进步主义”时代，是科技、工业、政治、社会思潮同时并进的时代，充满乐观向上的信心，朝气蓬勃。凯特林只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特点都带有时代的印记。他对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社会也给了他物质和精神的回报。只有这种公正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

当然，“凯特林主义”所代表的科技至上的思想是有缺陷的。不久人们就发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是科技和高效的物质生产能解决的，所以二三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开始蓬勃发展。凯特林基金会后来的负责人也正是认为世界上的饥馑问题不是由于粮食产量不够之故，才把工作重点从资助“光合研究所”转向改善美国的民主制度。

总之，发明家凯特林的出现和成长有一定的土壤。他的好奇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对自然的探索，他的怀疑精神至少可以上溯到17世纪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这一精神流淌在一种文明的血脉里，成为一种传统。天才有幸与不幸，在成功之前大多有过艰苦的历程。但是在凯特林所处的环境里，一般不至于潦倒终身，郁郁以终，甚至作为大逆不道的异端被扼杀在摇篮里。大多数特异人才苦尽甘来得到应有的回报。他们又立即把财富捐赠社会，同时凭借自己的声望进一步推动科学和社会进步，形成良性循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人在广阔天地驰骋，群星灿烂，发明家辈出，成就国家的繁荣富强。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相辅相成。凯特林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它引发我们太多的感慨和深思。

2002年

我国现代图书馆的先驱

——袁同礼

对我来说，人生最大的乐事莫过于坐图书馆，从少到老也坐过国内外不少有名的或无名的图书馆。一到里面，总是可以忘忧，可以忘俗，到老来还可以忘年。第一个给我以启蒙享受的就是旧北平图书馆。那是1948年夏，我刚在燕京上完大一，想转入清华，为准备转学考试，在北平图书馆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暑假。首先，图书馆是完全开放的，谁都可以进去借阅，只是一般不能把书拿出去。不过借书极方便，座位宽敞舒适，光线充足，工作人员轻声细语，态度和蔼，业务熟悉（这些我当时并不感到特别，只是几十年后在规模大大扩大的新北图处处得到相反的感受，才回想起那时的鲜明对比）。我每天一早到那里，基本上占用同一个座位，上午看应付考试的书；下午自娱，从心所欲地借阅听说过的古今中外名著；中午在附近小卖部买一个烧饼夹肉，那时没有什么罐装饮料，图书馆的走廊里设有自动喷水的饮水机（称“沙滤水”），清冽可口。还可以在背静处的长椅上略事午休，也没有人干涉。那时没有空调，图书馆的建筑却十分隔热，进去后溽暑全消。那一个暑假就这样过来，其乐也融融。而且收获甚大，终身受用。我虽已是大学生，但这样一种无拘无束的读书享受对我也可算“寓教于娱”。当时馆长是谁这类问题不在我注意之内。凑巧我下学期考入清华后，因偶然机会，得识袁同礼的长子，历史系同学袁澄，方知原来他的父亲就是惠我良多的北图的馆长，而且也因他之故，得以到袁府，拜见过袁先生。只是少不更事，只隐隐约约知道袁同礼是文化名人，却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位恂恂长者是何等不寻常的人物。

不久，北平解放前夕，袁氏举家离去，记得是与梅贻琦校长同一飞机，从东单临时机场起飞的。他们先到南京，后去美国。以后几十年，在内地不再见提及，不过也没有像胡适和其他一些人那样受到批判，基本上被遗忘了。我再次想到袁同礼是在开放之后，一则因研究工作涉及中美文化交流领域，二则对国内外图书馆服务之差距有切身感受，袁同礼其人逐渐进入我的视野。90年代初，在美做访问学者期间，通过哈佛燕京学社吴文津先生，又与在波士顿执教的袁澄学长联系上，感慨话旧之余，他送我一本袁同礼先生逝世后各方人士追忆文章的汇编，题名《思忆录》。这些文章述袁先生一生行藏和功业内容极为丰富，同时也可看出中国公共图书馆现代化的历史，使我原来对袁先生大致的模糊印象具体化了，更觉得其事可感，其人可佩。袁澄君表示希望此书能在大陆出版。我私心认为确有出版的价值，但是袁先生去世时（1965）中美尚未建交，两岸也无来往，书中文章的作者多在美国和台湾，由于作者的立场，遣词用语难免有违碍之处。我坦率说明因此之故可能公开出版有些困难，他说这类内容占比例极小，个别地方还可作些处理，何必因噎废食，共产党当有此雅量。此事一直是袁君的一个心愿，前几年，他来北京访问，我辗转介绍他与新北图有关负责人洽谈出版事，事后据他的感觉似乎有些希望，但是至今未有下文，看来我原来的判断还是对的。

事有凑巧，前年在南京中美文化交流史研讨会上惊喜地遇到袁同礼先生的幼子，在美国俄亥俄州赖特大学执教的袁清教授，他递交了关于袁同礼与中美文化交流的文章。现在那次会议的文集即将出版，这篇文章也收在内，当能引起学术界一些注意。

袁同礼这个名字是不应该被湮没的。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关键时期，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尽管政局动荡，教育、学术、文化却建树甚丰，思想活跃，可以称得起人文荟萃，群星灿烂，极一时之盛。今天回过头来看，不得不承认，当代中国文化教育许多重要领域都是在那时奠定基础的。近年来，在打破人为的政治障碍后，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物的事迹经常见诸报刊，得到关注，恢复了应有的历史地位。而袁同礼却鲜为人知，今天的中青年读书人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去年举行图书馆节，报刊登载了大批名人写图书馆的文章，似乎也未见有提及。其实袁同礼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只不过他的业绩为图书馆本身的性质所决定，著述不可谓不丰，但多为典籍版本目录之学，不同于文学作品或思想家的呐喊那样引人注目，而是默默地为这些著作家、思想家提供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他不像教育家那样桃李满天下，却以其锲而不舍的图书事业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嘉惠无数学子。实际上他在图书馆学方面也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人才，早期国内各大学图书馆的重要骨干和现在美国一些著名的东亚图书馆的负责人不少出自他的门下。既然纪念册不能出，这里根据个人体会，并综合纪念文章所述，对他的事迹略介绍一二，以飨士林。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祖籍河北徐水，本人出生在北京。一如许多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幼承家学，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后沐欧风美雨，接受现代思潮。袁之独特处在于一开始邂逅西学就逢美国传教士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在武汉创办文华大学“公书林”，发起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因受其影响，立志专攻图书目录学，遂与图书馆事业结终身之缘。他是我国最早受过完整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人士之一：1916年北大预科毕业后即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考部工作，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两年，获历史学学士，旋即转到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接着赴欧考察各国图书馆及博物馆，并在伦敦历史研究院从事研究，1924年归国，任广东大学图书馆馆长，翌年回北京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及目录学教授。由此可见，袁于图书馆学可谓地道的“科班出身”，这在我国当时知识界实属凤毛麟角，所以创建北平图书馆的专业人才自然非他莫属了。

北图是我国第一家大规模现代化公立图书馆，其前身是1926年由中华教育基金会建立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当时正副馆长为梁启超和李四光，袁为图书部主任。1929年正式创建国立北平图书馆，蔡元培任馆长，袁为副馆长。梁、李、蔡诸公都是以名望而任此位，他们的主要职务都不在图书馆，可以想见，实际担当创业重任的自然是袁。当时的大背景是中国处于两股大潮之中，一是从“五四”延续下来的文化现代化运动；一是北伐以后掀起的教育国有化运动。一批教会大学实现“中国化”，以及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造为正规国立大学，都是在那个时期。北图的创建正是这两股大潮交汇中的一环，确实有重大历史意义。袁同礼先生以代理馆长名义主持一切创建事务，从建筑设计思想到规划方案，到管理制度，到图书收集以及人才培养，都灌注了他的心血。就以位于北海“三座门”（今文津街）的老北图的建筑来说，设计师虽是洋人，其主导思想却体现了袁先生的“古代建筑，现代设备”的精神。凡到过那里的人都能感受到泱泱大国的文化气派扑面而来，那庄严堂皇的建筑与古都风貌和谐一致，内里的设施却很现代化，非常方便实用，布局科学合理，是博采各国图书馆之长的结果，就这一点而言，也可算是中西文化以各自的精华相结合的典范。袁先生自创办至1948年底全部精力尽瘁于斯，筚路蓝缕，厥功甚伟。举凡建立编目系统、出版各类目录索引、建立馆际互借、国际刊物交换等制度，都是看似貌不惊人的基础工作，却是开创性的，在当时也属国际前沿的，非真正的内行和有远大的眼光者莫办。新中国所接收的旧北图本身就是最好的“物证”，不必赘述。他的著述和实绩难以尽述，这里只举最打动我的几件事：

其一是善本书的收集和保存，特别是在日寇眼皮底下抢救其中精华运美之经过，带有传奇色彩。北图成立之始所继承的古籍来源依次上溯为：京师图书馆（北洋政府）→内阁大库（清）→文渊阁（明），实际是宋、金、元、明、清遗留下来当时中国所存的古籍之精华。袁先生又在此基础上在国内外广为收集，历年来孜孜以求，得不少珍本秘籍，还有敦煌写经近万卷以及金石碑帖等，许多都是袁先生一点一滴收集而来，所以北图所藏善本书为全国之冠。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后，蒋介石政府即做华北不保的准备，决定将故宫国宝南迁，其中也包括北图的一部分藏书，分别寄放在上海的租界里和南京，于是北图就有了非正式的上海分馆和南京分馆。卢沟桥事变后，袁率北图与北大、清华等大学一道南迁，同时急派其得力助手钱存训到上海主持分馆业务。但是紧接着上海也沦陷了，租界号称孤岛，日本特务密布，也很不安全。袁即与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取得与美国政府和国会图书馆同意，将一批善本书运美保管，并说好待和平恢复后即物归原主。但是这么多书籍不可能全运。袁先生为此于1940年冒险从内地秘密到沪，亲自挑选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计二千七百余种，三万余册，精心组织，装成一百零二箱，都有防水处理。但是如何运走却是一大难题。当时上海海关已为日军占领，检查甚严，这么大批货物要绕过检查几乎不可能。袁及其部下与美国驻华使馆共同策划，设计了好几个方案，甚至包括美国派军舰来接，实际都行不通。最后，在绝望中竟因偶然的机会，得以通过钱存训夫人的间接关系，由一位在海关负责检查的张先生帮忙，在他值班时秘密运送，交一张假的发货单，由他签字放行。这样，那一百多箱书化整为零，分十批交运，每当得知张先生值班时便送一批，为期两个月，最后一批是1941年12月5日运走，而两天后珍珠港事变即爆发，日军立即进驻租界。这简直像惊险小说一样。

剩下的部分秘密分藏于上海英、法租界。1942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就中国善本书抵达华盛顿发了消息，引起日伪方面注意。当时在沦陷区的北图改名为北京图书馆，馆长为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兼任。他曾派实际负责馆务的秘书到上海查访这批书，由于早已分散保管，只找到一部分运到北平。解放以后，想必其余部分都已回到北图（这是想当然，实情不得而知）。存放于美国的一百零二箱书，于日本投降后即有归还之议，后因中国内战爆发，拖延下来。一拖就是二十年，于1965年始由美国运往台湾，那一年正是袁先生在美国病故，终于未及亲见，确是终天之恨。那批书至今保存在台湾“中央图书馆”，以上经过，当事人之一钱存训先生在纪念袁先生的文章中述之甚详。

1933年初日军逼近榆关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训令各大学不得提前放假，“妄自惊扰”，一方面开始运文物出京。鲁迅曾有杂文和诗讽刺这件事：“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传诵至今。呜呼！国家多难，政府无能御敌。作为一介书生，无能为力，用袁先生自己的话说，“报国有心，请缨无力”。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保存国宝不落于侵略者之手，为此也算呕心沥血，克尽厥职。今天回头来看，当时他当机立断，没有因循延拓，抢救工作得以“险胜”，确实表现了相当的胆识和高度的责任感。以后又国土分裂，致使国宝分散。至少这批无价之宝如今总算完好地留在中华大地，海峡两岸都应记他一功。据说那一百多箱善本书在台湾仍作为北图的财产另行存放，希望终有一天得归故土与其他部分团圆。

上面提到了周作人的名字。以民族大义论，在这件事中，袁同礼和周作人刚好处于正反两方。使我想到近年来周的名字在我国文坛颇为热闹，他的附逆并不妨碍他的文学成就得到肯定，甚至宣扬。而袁同礼却湮然无闻。世事之不公也如此。

与保存善本书的旨趣一致的是，袁先生极重视流失海外的文物典籍的调查和集录。今天《永乐大典》的去向又成为热门话题。而早在二十年代，袁就留意《永乐大典》的佚本，曾经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寻访，于1924年在《学衡》发表过《永乐大典考》，以后从1925年到1939年间陆续发表有关《永乐大典》现存卷目、文献和考据文章，计有十多篇。我于此道为门外汉，不敢妄评其价值，但就他连续追踪十几年，直至抗战时到了后方仍然不舍的情况来看，想必有独到的内容，专家们当早已留意，无须我野叟献曝。不过袁先生所刻意搜寻流落海外的绝不止《永乐大典》，也包括其他古籍和艺术珍品。他晚年最后一部未完成的心血结晶是《海外中国艺术珍品目录》，是他多年苦苦探访所得，可惜最后一次在欧洲调查未竟，癌症发作返美，终于不治，赍志以没。关于袁先生对这件事的良苦用心，其长子袁澄在纪念文章中曾有叙述：袁在留美读书时见到英国人斯坦因在《千佛》一书中自鸣得意地叙述其掠取我敦煌文物的经过，深受刺激，再加以在遍访各国博物馆过程中目睹我国无数珍品散落在国外的情况，感触更深。明知国势如此，暂时难有收回之望，但是如果再不注意，这笔文化的损失就永远无法算清，遂以为我国文化保存一点记录为己任，“终生默默地从事典籍调查工作”。调查海外《永乐大典》佚本、收集和组织敦煌抄卷以及编纂海外艺术珍品目录等，都是出于这一用心。这也同在日寇铁蹄下抢救善本书一样，在对大局无可奈何之中，以一人之力鞠躬尽瘁，我在肃然起敬之余未免感到一丝悲剧色彩。

抗战开始后，袁率领部分北图人员南迁，先后与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合办后方大学图书馆，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不但使大学师生不致断粮，而且还把图书事业向前推进。他以自己的国际名望和关系，用“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的名义发起向国外征求图书运动，主要通过美、英两国的图书馆协会做这件事，引起广泛的同情和热烈响应。美国图书馆协会1938年的年会上还宣读了袁同礼的信，并成立了国际征书委员会。结果在太平洋战争前的三年中收到英美赠书数万册，以及赠款和图书仪器、缩微胶片等，从香港经滇缅公路运进内地，再通过一定程序，根据需要分给后方各大学。笔者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查阅与中国有关的档案中，就意外地发现抗战时期袁同礼与美国图书馆协会以及洛氏基金会大量通信，都是关于支持中国图书的项目的建议，赖先生之力，争取到洛氏基金会资助中国选派人员出国学习图书馆专业和邀请国外专家来讲学、购买急需的图书、编印书目、出版北图书目的英文版和年度工作报告等。特别是在胜利在望的1944年，袁就开始为恢复全国各地的图书馆，补偿战时的损失而做准备，为此积极呼吁国际援助，也卓有成效。

此外，袁还利用后方的特殊条件，广为收集中日战时史料和西南地方文献，使这方面资料之丰富也成为胜利复员后的北图馆藏一大特色。

在抗战颠沛流离的情况下，能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将这些工作坚持下来，可以想见需要怎样的毅力，没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是难以支撑的。这种精神非袁先生所独有，而是整个大后方高等院校师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的一部分。在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之中，大批知识精英恪守教育和学术领地，耕耘不辍，使文化得以赓续，保存了民族精华，靠的就是这种可以称之为“民族魂”的精神。

袁同礼1949年赴美后，除曾短期在斯坦福大学任职外，一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直到1965去世。以他在国内的地位和在国际图书馆界的名望，仅担任东亚图书部的一名普通编目员。80年代笔者在美国遇到知情者谈起，都为袁先生流落异国受此委屈表示感慨和不平，同时又都盛赞袁先生为人的淡泊和勤奋。他对于职位问题处之泰然，反能利用这一岗位的有利条件尽其所长，成就了后半生的业绩。他除了对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书目整理做出贡献外，完成出版了多种有价值的目录集，其中价值最高，耗费心血最多的是《西文文献中之中国（1921—1957）》（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书为16开本，802页，洵是煌煌巨册，收集了那个时期内发表的英、法、德文有关汉学和中国问题的著作和论文共18000种，其分类和索引体现了编者的匠心，查阅极为方便。难得的是凡涉及中国人名和书名都注中文原文，内行人当知道，只此一项就极为复杂艰巨。美国著名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Hummel）为之序，称编者为此书曾遍访美国各地及欧洲各国的著名东亚图书馆，几乎对每部书目及原著都一一核对以辨真伪，因而所收作品比任何一家图书馆的目录都全，都准确。这里面所耗费的心血和时间，所需要的学识和精神非同一般。在此以前仅有的同类著作是19世纪法国汉学家考狄埃（Henri Cordier）所著《汉学书目》（Bibliothca Sinica），于1887年初版，最后修订版是1924年。袁氏所编有意与之衔接。1992年我在美国研究的课题涉及美国的中国学，知道此书后，特别希望能长期拥有一册，但当时早已绝版。蒙袁澄君大力相助，搜寻到一本相赠，盛情可感。此书的材料截止到1957年。此后四十年间西方有关中国的著作又不知凡几，如果继续编纂这样一本目录可能还要厚得多，分类也复杂得多。现在有了电脑、光盘等检索工具，而当时却完全是手工操作。不过，不论手段怎样发达，在浩繁的秩卷中去伪存真，对分类归属做出准确的判断，注明中西文对照等，所需的学养和工夫绝非电脑所能代替。至少至今我还没有见到可以作为这本书续集的综合性工具书。除此之外，袁先生在美期间还编纂了多种学术价值极高的分类目录集和丛刊等，都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有关，为学术界所推崇，袁清教授的文章中叙述较详，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袁先生的著述、业绩当然远不止这些。纵观他的一生，可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逝世之后中美两国生前友好、长辈、后辈都纷纷撰文追忆其人其事，其中颇多知名之士。文章对他的人品、德行、功业评价甚高，而绝非溢美。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写道：“袁先生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以他的才力、精力及想象力，为学术努力。他不仅在他自己国内工作，也时时关怀到中西关系。只要他任官或居商，以他的才华，不难富敌陶朱。然而，袁先生把他自己奉献给文化学术的进步。”一个美国人能对中国国情如此了解，从而对袁的为人做出这样的评价，也可谓异国知己了。《思忆录》由顾维钧为之序，称“此编不独为追念守和先生之作品，亦是我国近年学术文化之一页”，洵是至言。袁先生后半生客居异域，名位不显，而从去世后受到的纪念和评价来说，也可以算得死后哀荣了。

袁同礼夫人袁慧熙为名门之后，她的祖父为晚清名臣袁昶，义和团运动及联军进逼初期因力谏围攻外国使馆，反对宣战，而与许景澄、徐用仪同为慈禧所杀。《思忆录》有她的亲笔手书“前言”，文与字俱佳。据袁澄君称，她和袁先生一样，都有“不以物喜，不以己忧”的修养，住广宇华屋和蓬户瓮牖都安之若素，在抗战后方生活极度艰难，她亲操井臼，维持全家生计，毫无怨言。而我上大学时见到的金鱼胡同一号的袁府却另是一番气象，单是那前厅之宽敞就有王府气派。据说袁先生有两好，一好古董，一好广厦。后者不是为了摆阔而是为了陈列那些古董，随时欣赏。以他的鉴赏力当然收集珍品不少，在他离开北平时势必不可能带走，就托给一位朋友。解放后，那位朋友都交给了政府。90年代袁澄见到我后，托我打听这批古董的下落，因为他听说这边落实政策，许多充公的财产都物归原主了。我回来留意此事，辗转探询，真的打听到确有其事，当事人当然早已作古，这批古董就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但是因为其中有些属于国家保护的一级文物，博物馆无权处置。我体会袁君也不是一定要收回这批文物，只是要确认一下，讨个说法，或作一些适当的安排而已。不过要得到所需的层层批示的手续之复杂，很难隔洋操作。我只得复信劝他以“楚人失弓，楚人得之”的态度豁达处之算了。他以后也未再提起。这件事和出版《思忆录》事，我一件也未能帮成忙，为之歉然、憾然，但也无可奈何。

图书馆工作本身比之其他文化事业是寂寞的后台工作，却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标志。民国以来对我国图书馆现代化默默做出贡献的还有相当一批人，名声都不显赫。袁同礼先生无疑是这一领域的泰斗和先驱，功不可没。

2000年

恩师刘金定

小学毕业升初中一年级的暑假，我刚好满十一岁，父母下决心送我正式从师学琴。那时天津私人教钢琴的洋人居多，当然学费比较贵。我们经朋友介绍，找到了一位中国教师，就是一直教了我六年的刘金定先生。我非常庆幸我父母不迷信洋人，让我遇到这样一位好老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既是带领我进入音乐之门的真正“启蒙”老师，又是进一步使我得窥堂室之奥的导师。我有限的音乐修养，以及后来从音乐中得到的无穷乐趣，都得力于她，可以说泽被终生。

刘金定的母亲是美国老华侨，父亲是老留美生，1940年代时任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在华北的代理。刘金定是长女，生于美国长于中国，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钢琴专业。她下面还有四个弟妹，两个大弟弟都上燕大，最小的弟妹是一对双胞胎，和我中学同班同学。我见到她时她大约二十五六岁，风华正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眼睛很大，挺漂亮的，而又和蔼可亲。与现在通常对“归国侨胞”的印象不同，她家一点也不“洋气”，父亲是个瘦老头，母亲是个胖老太，两人都是典型的普通广东人，生活方式是中国式，家里说广东话，老太太夏天经常穿着一袭半旧黑香云纱的旗袍，家务事全家动手，不用保姆，是一个勤劳、朴实、和睦的家庭。

我开始从刘先生（我们都这样称呼她）学琴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她家靠刘老先生收入，生活还不错。刘先生教琴大约一方面是为自立，一方面好像是为积一些钱，准备到美国深造。但是半年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接管租界，中国的沦陷区与美国断绝了交通，刘老先生等于突然失业，断了经济来源，于是刘家的全家生活重担就落到了长女和长子肩上，刘金定的钢琴课成了她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从此她以授课为业，逐渐以独具特色的教学赢得声誉，不愁没有学生。我只记得她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从早到晚，一个没有下课，下一个已经在外面等着。就这样，年复一年，她几乎没有休息和游乐的时间，也没有时间交男友、谈恋爱，可以说为家庭牺牲了至少是一部分青春年华。在这几年中，她凭自己的才能和劳动与她的大弟共同维持了七口之家朴素而不失体面的生活，负担一个弟弟上完大学，一对弟妹上完中学考上大学，为老父送终，继续奉养老母。1945年战争结束时，由于刘老先生已经病故，她的担子未能立即放下，直到1948年才同一位燕京大学历史系的老校友杨富森先生结婚，两人双双到美国，在美国又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才立足、定居。杨先生后来在匹兹堡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化，刘先生则放弃了音乐，改行学图书馆，并以此为业，直到退休。可以想见，作为大姐，她在家中威望极高，而她对父母、弟妹都极为关心照顾，对自己的牺牲也无怨言。尽管她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是“洋”的，对家庭的态度却完全合乎中国传统的孝悌之道。这一点，在当时不论“新派”还是“旧派”的学生家长中普遍博得好评和同情，遇事都诚心诚意地愿意帮助她。所以她与学生及其家人的关系不仅是职业的，大多建立了深浅不一的友情。

我所感受到的刘先生的教学特点，是严格的规范和启发兴趣相结合，循循善诱，循序渐进。我见到有的小朋友在外国老师那里学琴，强调苦练基本功，开头一段时间只许反复练各种基本音阶和枯燥的练习曲，技巧到了一定程度才许弹“好听”的曲子。这当然对打下扎实的基本功有利，但是容易使人失去兴趣，特别是孩子更容易视练琴为苦事。刘先生则比较早地让学生在练基本功的同时弹一些“好听”的曲子。每星期上课留下的功课中除必有的音阶练习外，一部分是练手指的练习曲，一部分是与程度相适应的小曲子，包括简单的舞曲、小奏鸣曲等。这样就使我有一种渐入佳境的感觉，觉得学好了琴可以弹这么好听的曲子，因而产生动力。同时也激发起练基本功的意愿，因为好听的乐曲如基本功达不到，只能弹个大概齐，真正的“好听”处是出不来的。当然我无意在这里对各种教学法做出评价，特别是我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以钢琴为专业，每天也只练琴一小时，兴趣对我很重要。那些以成为钢琴家为目标的孩子，大约就应该先过咬牙苦练手指的关。不过刘先生也很重视规范，所以一开始就把我自以为在上海学过一册拜尔的“底子”给否了，先从摆正手指训练起。她基本上是欧洲古典派，特别强调除了手指外，身体、手臂、手腕都不许动，一切力量都在手指上。她告诫我千万别看着那些演奏家摇头晃身的样子就跟着学，人家是在手指功运用自如的基础上出神入化，才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习惯，还有一些演奏家干脆就是坏毛病已经养成，尽管成了名，这一毛病也不足取。后来我在音乐会上注意观察，发现确实有两种演奏风格，有的演奏家身体摇晃得特别厉害，不知是流派不同，还是“坏毛病”。不论如何，我因刘先生之故，手指的姿势是比较规范的，很久以后，偶然的机会，有一位专业人士看见我弹琴，他对我的琴艺当然不会恭维，却说从我的手指姿势来看，一定是受过正规训练的。

就这样，我随刘先生不间断地整整学了六年琴，也颇为认真和有规律，每天放学回家先练一小时琴，然后做学校的功课（那时学校留作业没有现在那么多，一般也只需一小时）。每星期到老师家里回一次琴，再领来新的作业。常年如此，风雨无阻。母亲虽无意培养我成为音乐家，但是她本着一贯的信念：既然学了，就要认真学好。特别是买钢琴、聘老师，都是付出代价的，如果不当回事，随便玩玩，就是“纨绔子弟”，那是她最痛恨的。所以她对我练琴和其他功课一样都严加督促。事实上，在我家的熟人中大多数家里都买琴，子弟学琴多数就是随便玩玩，很少能坚持到一定程度。母亲自己在每天隔着楼梯听我练琴的“熏陶”之下也渐渐入门，越来越喜欢，甚至有时能分辨出作曲家的风格，偶尔点一首要我弹，记得她最喜欢的曲子之一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后来我妹妹也开始学琴，母亲闲来听我们弹琴是天伦之乐的一部分（父亲很少有这种空闲）。

在其他方面，母亲也是力戒“纨绔子弟”作风。这点留给我很深的影响，以至于后来我的女儿上中学时忽然兴起想学手风琴，正好我小妹当时在德国当访问学者，应她的要求，真的给买了一架手风琴回来送给她。过了一阵女儿终于没有学下去。我对她这种任性和浪费颇不以为然，就脱口而出，骂她“纨绔子弟”作风，使她十分伤心——至少她还是接受了以简朴为荣、奢侈为耻的教育，所以这顶帽子对她是很重的。

现在想来，刘金定和另一位老师张肖虎（后来任北师大音乐系主任），当时在天津是开中国人私人授钢琴课的风气之先，在几年中树立了自己的风格，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同时以学生为纽带，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音乐爱好者的圈子，互相熟悉起来，其中有些家庭也变成了朋友。刘先生每年都要举行一至两次学生演奏会，听众就是学生家长和亲友，地点有时借住房比较宽敞的学生家的客厅，有时好像通过关系在某个俱乐部借一间房间。记得还有过一两次与张肖虎先生联合举办学生演奏会，那规模就比较大了，是在天津法租界的教堂维斯礼堂，有正式的舞台，听众也比较多，但不卖票。学生的年龄和程度当然参差不齐，从学龄前到高中，从最简单的儿童乐曲到能上正式音乐会的难度相当大的世界名曲都有。那时没有业余“考级”之说，这种演奏会对提高兴趣、互相切磋、激励认真练习乃至锻炼见场面都有很好的作用。记得我第一次出场，紧张得忘了一大段，事后遗憾不已，以后就不再紧张了。就在那种演奏会上，我见到了天才儿童刘诗昆。

那时刘诗昆大约不超过四岁，是让人抱上琴凳的。他坐好之后，回头问：“姑姑（他这样称呼刘先生），我弹什么呀？”刘先生说了一个曲名，他就很投入地弹起来，可惜我没记下他弹的是什么，印象中虽然不很深，但也不是最简单的儿童曲。一曲未终，他忽然回头说“姑姑，下面我忘了”，接着自己就溜下了凳子。刘先生向大家介绍说他尚未识谱，全凭听，记得多少弹多少，他的耳朵好得惊人。于是当场表演，把他放在门口，有人在琴上弹一个和弦，他过去在琴上试了几下就正确地按出来了，大家为之鼓掌赞叹。我也是从那时起更加确信自己不是当专业音乐家的材料。刘诗昆在刘金定那里开始学琴，不论时间长短，刘先生应该算是他最早的启蒙老师。刘诗昆的父母是音乐欣赏家，的确是从一开始就刻意要培养出一个钢琴家来的。他家里有许多唱片，在他父亲慨然同意下，我们由刘先生带领，不定期地到他家听唱片，提高欣赏能力。刘诗昆的父亲亲自给放唱片、报曲名，有时还介绍一下演奏家。

那时天津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中音乐生活相当活跃，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两三年中，经常有各种音乐会，我因刘先生的关系常去听。正式的演奏会当然是卖票的，不过票价相对物价而言并不昂贵，不像现在那样令一般人望而却步。一种是每年圣诞节前后在维斯礼堂举行的音乐会，以合唱为主，表演者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业余的也基本上达到专业水平。刘先生有时就参加伴奏，当时天津工商学院有一支管弦乐队，也参加过演出。另一种是个人独奏或独唱会，天津的和外面来的都有，其中不乏名家或后来成为名家的人物，例如沈湘、张权、吴乐懿、郎毓秀等，我在中学时就都有幸欣赏过，其中沈湘和吴乐懿给我的印象最深。沈湘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是《思乡曲》。“月儿高挂在天上……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想起了我的故乡……”我觉得他的音域之广、音色之美、演唱的感情之催人泪下，是在此之前以及以后好久没有听到过的。解放以后，还听他唱过，但是不久他就背上了政治罪名，从此销声匿迹几十年。他出事的时间比较早，还没有等到“反右”，所以表演的机会更少，等到新时期再复出，已垂垂老矣。至于吴乐懿，我至今还记得她弹李斯特改编的威尔第的歌剧《弄臣》（Riggoletto）钢琴曲，简直精彩极了。在我少年的心目中，她的手好像很大，飞快的八度和弦毫不费劲（我一辈子也没有过这一关），把乐曲的华丽辉煌和幽默风趣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时欣赏、赞叹和钦佩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这又使我体会到，音乐演奏中丰富的感情是建立在坚实的基本功基础上的。可惜这种体会并没有使我决心加紧苦练技巧，却与见到幼年刘诗昆的天才一样，更加强了我的“自知之明”，进一步打消了成为钢琴家的想法。所以就弹钢琴而言，我是不大有出息的，没有“见贤思齐”之志，却是相反，“见贤”就泄气。不过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暗中的自卑感还是产生于一定的向往，如果只是一般的听众，根本不会有这种自反的复杂心情。也许正因为有这点向往，使我“虽不能至，亦当望之”，还是老老实实地练了几年。

我们都希望并怂恿刘先生自己举办一场个人演奏会，当时少不更事，以为挺简单的，殊不知这牵涉种种因素，绝不像她为学生举行演出，请家长当听众那么简单。直到大约1947年，她终于与一位拉小提琴的方先生联合举行了一次两个人的演奏会，有各自的独奏，也有合奏。我们学生和家长们都很兴奋，踊跃参加，她收到的花篮大约比别的演奏家都多。

刘先生对她认为有希望的学生是全面培养的。到高中二年级时，她建议我学点作曲，和另一名同学朱起芸一起上课，也就是每星期除一小时回琴外，再加一小时乐理课。朱起芸与我同一中学，比我高一班，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本是好朋友，现在在一起学乐理，关系就更密切了。她身材高我一头，因而手也大，这一先天条件就比我好。后来她果然上了音乐系，毕业后在中央音乐学院教钢琴，80年代初万物复苏时我们又见了面，但是不幸她不久就得癌症去世，刚刚评上副教授。

我学了大约一年半的乐理，以一本《和声学》为课本，同时用教堂的赞美诗中的四部和声为范例。尽管我学的时间不长，程度很浅，但学与不学还是大不相同，它使我知道了许多“所以然”，懂了许多规律，训练了耳朵，也帮助我提高了背谱子的能力。前面提到，我辨析复合音弦的能力较差，刘先生教给我一锻炼之法，就是凡参加合唱时不要唱高声部，而选择低声部，听合唱时也不要只听主调，而注意其他声部，我依法实行，果然逐渐有效。但是在单音旋律的听写中，她叫我彻底摆脱“do、re、mi……”的观念，我始终没能做到。朱起芸的“视唱”能力就比我强。“和声学”的第一课开宗明义就讲“乐音”（music）和“噪音”（noise）的区别，说明哪些音符组合在一起能成为和声，而为什么手掌任意在琴上一按必出噪音。我因而明白为什么教堂的风琴和唱诗总是那样和谐，也明白为什么刘先生用赞美诗作范本，因为那四部是最规范的和声。根据这个标准，后来的一些“现代派”音乐以及某些歌舞厅音乐都属于“噪音”。我对这种“音乐”无论如何难以接受，并非出自有意识的偏见，而是耳朵经过此基本常识的训练已形成一种迎拒的本能。

本杰明·斯波克医生访华逸事

斯波克医生（Dr. Benjamin Spock，1903—1996）是世界闻名的儿科专家和教育家，他的育儿法理论（包括“育”与“教”）风靡全世界，其专著译成几十种文字，几乎成为初为人母者必读之书，近见《文汇报》载文提到他，并知我国也已有他著作的译本，不由得想起他70年代初他访华的一些趣事。

大约是1972年或1973年，斯波克医生偕夫人应对外友协之请来华访问。我负责安排他们的日程并全程陪同，那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有所松动，美国人来访的人数和圈子相应扩大，但是仍以左派居多。斯波克医生名气很大，而在我国更加知名的是他的反越战和反核武器“和平战士”的身份。我的印象，他当时自己最自豪的也是这一点，胜过他的名医身份，特别是他还有过“坐牢”的经历（其实就是在拘留所呆了几天），在中国到处讲。

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围绕反越南战争和争取种族平等两大主题，群众运动高涨，对美国的主流社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举世瞩目。在这场运动中，青年学生一马当先，后来一些社会名流，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在不同焦点上参加进来。斯波克医生的学术思想本来就是反传统的，他的育儿法的核心精神就是顺应天性，让孩子自然发展，尽量少加以各种约束。60年代末的青年学生正是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也正是斯波克育儿法大行其道的时期。所以当时的保守势力就怪罪于斯波克医生，说现在这些无法无天的青年都是他主张放纵的育儿法的产物，他要为惯坏整整一代美国人从而造成社会混乱负责。斯波克医生对此当然不屑一顾，索性自己也参加到运动的行列中，不满足于发表声明、签名请愿，而与青年一起静坐、示威、游行。在一次与警察的冲突中，他被拖入警车，关了几天。他对我说：我本来是属于“体面社会”的，被警察抓捕是过去无法想象的事，这次的经历使我彻底放下架子，把自己看作普通群众中的一分子，有一种解脱感。他在中国的表现也的确十分平易近人，毫无名医的架子。对于各地接待单位来说，如果不是出于斯波克医生有参加反战运动的经历，被列入知名的“进步友好人士”，像他这样总想突破主人的安排、直接接近群众的人，轻则会被认为“不友好”，重则会被怀疑有其他目的，别有用心！足见观念相去之远。不过，斯波克医生还是到处受到热情接待，最多说他有些“老天真”。

还有一次学术活动，也颇反映出这种距离。由于斯波克是儿科医生，我们在北京安排他作一次学术报告，听众都是各医院、医科大学和研究单位的儿科专业人士，其中有不少是有相当水平的专家。他们都很认真，准备了不少专业性的问题，诚心诚意要向他讨教。他们想问的问题都属于有关儿科常见病的防治，以及儿童营养学之类。由于我们的粗心大意，事先没有了解他要讲的主题，想当然地以为儿科大夫之间总能对上话，谁知他一开讲，题目是“婴儿断奶和自己坐盆的年龄对其心理成长和一生个性的影响”。他基本上是弗洛伊德学派，重视婴儿早期的经历对他（她）的心理影响。他详细讲了他做的各种实验和调查，例如母亲是否亲自喂奶和喂多长时间造成的不同影响，从几岁开始训练孩子自觉地在指定的马桶中大小便最为合适。按照他的“听其自然”的理念，这一训练如果开始早了，就对孩子过早造成心理压力，不利其个性成长。还有不同年龄的孩子一天得到母亲多少次亲吻，等等，都很重要。所以他参观幼儿园总要问保育员是否在孩子睡觉前代他们的妈妈亲亲他们，保育员们大多瞠目不知所对。我不熟悉医学科学界情况，也许现在我国已有对于类似问题的研究，至少不以为怪。在当时，台下听众对此可是毫无准备，这些问题绝对不在他们关注的范围，而且在我国似乎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结果他报告结束，台下鼓掌如仪之后就鸦雀无声，所有精心准备的问题都文不对题，提不出来了。他一再要求大家提问，却无响应，后来主持人说了几句客套话就收场了。事后他对我说，看来我所研究的问题在中国完全没有用。我无法解释，因为国情距离太大，使我想起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在那年月里，我和用心善良的美国人打交道，曾不止一次想到这一典故。记得有一次，有个美国民间团体发起和中国交换友好旅游团，为了互相体验生活，增进了解，要求不住旅馆而互相接待在家里住，而且还表示体谅中国人住房紧张的难处，说睡沙发就可以了。天晓得当时中国家庭几世同堂，有几家摆得下沙发这样的奢侈品！我当时也想起“何不食肉糜”之讥。斯波克医生毕竟开明，只有好奇而无不快之意。有一天在公园里忽见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穿开裆裤，蹲下就地方便。他恍然大悟说，原来我研究了多年的问题在中国是这样解决的，多简单！这一新发现使他那天情绪特别高，要求买一条开裆裤回去做纪念。但这一愿望也未实现，因为那时开裆裤都是家里自己缝制的，店里买不着。曾几何时，我国城市中不但开裆裤已绝迹，而且“一次性”尿布、“尿不湿”等普及率已相当高，只此一端，二十年来和“国际接轨”跨越的距离也够大的。

与斯波克医生相处近一个月，过得很愉快。他当时已是古稀之年，却很有童心，有时显得善良而天真。尽管他的自由平等理念与我国国情相去甚远，有些想法常常碰壁，但是他主观上是抱着对中国的好感而来的，遇事总是往好里解释，又处于自己努力向“平民化”转变之中，绝不表现出西方人的优越感。当时与他同来的是结婚四十年的结发老妻，看起来情好甚笃。老太太常向我讲他们当年新婚时家无长物、因陋就简的情景，似乎有无限温馨的回忆。有一次，夫人因感冒，没有与先生一道去外地访问，其实只分开了一天，我们回来的汽车刚开进旅馆的大院，她就迫不及待地在窗口又是喊，又是飞吻，那情景真如一别三秋。谁知他们回去不久，两个人都分别给我写来长信，诉说他们之间的矛盾。我受此信任，不知如何反应。再不久，他们真的离婚了。看来主动在斯波克医生，在中国时夫人所表现的感情外露，正是已经感觉到了危机，我后来才想起，这种热情只是单方面的。很快，斯波克医生就与一位小他三十岁的女护士结婚，此事也在传媒中热闹一阵。在他去世前几年，我在一本美国杂志上看到有关他的报道，说他得到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同时也得对她言听计从，还登载了他与像是女儿的妻子在私人游艇上度假的照片，亲昵而欢乐，想必晚年过得很幸福。60年代的群众运动不知在他生活中是否还留下了一丝痕迹？激进的年代过去后，平民和名医大约还是各归其位。但不知那第一位斯波克夫人最后的岁月是如何度过的。

中美之间一座特殊的桥梁

——鲍大可

1999年3月，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溘然长逝。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在一次招待会上专诚向应邀出席的鲍大可夫人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对鲍大可为促进中美关系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使夫人和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动。

鲍大可（A. Doak Barnett）的确是位值得纪念的人物。无论是在学术意义上发展美国的中国研究〔1〕，还是在一般意义上增进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在政治意义上促进中美关系，他半个世纪以来都做出了极为丰富的贡献，其地位应该不亚于在我国知名度甚高的费正清。我国国际研究界对鲍大可的名字是熟悉的，但是圈外可能知之不多，至今我国还没有对他的系统介绍。他是笔者因工作关系有所交往，进而建立私人友谊的美国学者之一，多年前我就想写一些专门介绍，为此对他进行过专门的晤谈，他也慨然提供了许多个人资料，但是因种种主客观原因拖了下来，只在几年前一篇介绍美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的文章中简单提到他。不曾想，这一我们双方的心愿竟未能在他生前完成，只有到死后弥补，实在遗憾。

鲍大可1921年生于上海。许多他那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身世都有类似之处：父母是上个世纪末或本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在中国度过童年和少年，然后回美国升学。难得的是，鲍氏全家两代及其配偶都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老鲍乃德（Eugene E. Barnett）1910年来华从事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三子一女都生在中国，鲍大可最小。其长兄罗勃特·巴奈特（Robert Barnett）与笔者也有交往，他在约翰逊政府时曾任助理国务卿，也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贯促进派，直到1997年去世，一直对中国怀着深情。他能拉大提琴，是在上海学的，曾告诉我，从30年代起他同时爱上了中国和音乐，终生不渝。他先后两位夫人的工作都与亚洲和中国有关；姐姐和姐夫是二战前在北平工作时认识而结合的，姐夫后来在美国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三兄嫂是教会人士，被派到亚洲从事和平与民间友好工作，有一度常驻香港，我国开放后也常来内地。鲍大可夫人是唯一原来不属于“中国圈”的，但是与鲍氏结缡四十五年来早已经融入了鲍氏家族的“中国聚焦”，自己为此感到庆幸。

鲍大可于1936年随父母一道回国升学，1942年获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学士学位，后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舰队服役，复员后回耶鲁继续学习，1947年获硕士学位，同时得到耶鲁东亚语言研究所的毕业证书。他毕业以后的工作经历很丰富：记者、教授、研究机构或“思想库”的研究员、政府或私人机构顾问等，但都离不开国际关系和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中国是他终身的关怀——不仅是事业的中心，而且是个人感情的寄托。他一生都锲而不舍地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据《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说，在他临终前几天，他的学生，现在白宫任职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一译肯·李伯瑟）去医院探望他，当时正是所谓“李文和核间谍案”闹得沸沸扬扬，中美关系又一轮滑坡之时，鲍大可想谈的话题只有中国。他对李侃如说，美国政府必须以长远的目光来对待美中关系，他始终坚信两国共同的利益大于矛盾。等李侃如起身告别时，他说：“我要向你说，肯，我（对中美关系）还是抱审慎的乐观态度。”这是他最后对这个问题的遗言，也象征着他毕生的追求。

鲍大可第一个正式职业是《芝加哥日报》驻中国和东南亚记者，因此他从1947年到1950年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目睹了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全过程。北平解放他也是目击者，写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其中为当时许多其他报纸所共用。这些文章直到1963年才汇集出版，题为《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可以说是在麦卡锡主义退潮之后的美国出版的第一部比较客观地反映那个时期中国的书。由于在中国命运的转折关头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在以后中美隔绝的漫长岁月中，他能比一般美国人持较为客观的态度；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在中国本身和中美关系的种种波折之中，他总是不丧失信心，保持“审慎的乐观”，这与他解放前在中国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西方的“汉学”由来已久，主要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很少涉及近现代。美国的汉学起步较晚，19世纪的传教士做了一些译介工作，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作为一门专业发展起来，主要从欧洲传入，属人文学科，大多放在历史系，或另设中文课。其倡导者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眼界开阔、对世界文明有全面了解的知识精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中国一个是敌人，一个是盟友，对美国来说突然重要起来。美国人发现自己对这两个国家全然无知，才开始重视对近现代的东亚现实的研究，其中主要是中国和日本，并与国际关系学挂钩。这一过渡时期的中国学的奠基人是费正清。他把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纯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结合起来（他本人战时曾在美国驻华机构任职），并且创建了带有他印记的中国学学科，培养了整整一代（或两代）中国问题专家，所以在美国有“中国学之父”之称。

鲍大可比费正清晚出生十几年，因缘际会，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带头人之一。在学术方面，费正清在大学属于历史系，鲍大可属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在政策咨询方面，费氏虽然对美国对华政策提出过许多见解，但是他生不逢时，是麦卡锡主义受害者之一，整个50年代受到美国政界的排斥，60年代又受到激进学生运动的抨击，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他年事已高，难有大作为。鲍大可则比较幸运，他活跃的时候正是50年代末，美国政府开始重视对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同时又是60年代初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开始考虑对华政策松动之时，所以在教学、出版和政策咨询多方面都有发挥的机会。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改革开放，他有机会经常来中国，与中国学术界交流频繁，与各界广泛接触，并能见到中国领导人，当然用武之地就更多了。这是说客观条件，更主要是他自己的学识、执著和勤奋，能在教学、著述、行政、政策咨询和社会活动各个方面都成绩卓著，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美关系学术和政策领域中一位不能绕过的人物。

鲍大可于1961—1969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与政治学系，讲授有关当代中国的政治、外交、工业化发展等课程，也讲授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包括日本）。他自己没有得过博士学位而为名牌大学教授，并为博士生导师，这在美国是很少见的。他在哥大期间共指导过六十名当代中国的博士和硕士生，据他自己说是当时在所有大学的当代中国专业中人数最多的。他的学生中不少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例如中国人所熟悉的奥克森伯格和李侃如都当过他的学生，他们也像他一样教学、著述与政策咨询兼顾，并且都先后任职于白宫。奥氏和鲍大可其他学生都向笔者谈到过，鲍大可一贯主张不能仅为兴趣而研究，而是要学以致用，对中美关系做出贡献，他们选择走政策研究的道路多少与他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鲍大可又主张研究中国要全身心地投入、全面地了解，不是只注意狭隘的政治问题。李侃如曾不止一次讲过一件有趣的逸事：在他刚开始做鲍大可的学生时，有一次，老师请他到中国餐馆吃饭，他表示对中国菜吃不惯。鲍大可正色对他说，你要想好了，如果打算以研究中国为专业，你就必须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并对它有深厚的兴趣，连中国饭都不接受，遑论其他！待笔者认识李侃如时，他对中国饭即使不算美食家，其欣赏水平已不亚于一般中国人了。

除了直接的教学育人之外，鲍氏的贡献还在学科建设和研究项目的组织。如前所述，美国近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是费正清。但是与当代现实更加紧密联系的中国研究，并在全国各大学普遍开花，鲍大可有开创之功。1958年，美国受到苏联卫星首先上天的刺激，感到有必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由国防部拨巨款资助各大学开展对包括中文在内的“关键语言”的教学，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研究。与此同时，当时美国最大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也把国际关系作为其资助重点之一。鲍大可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自1959至1961年应聘在其“国际培训和研究项目”任职。福特有关中国项目的基本设想和政策就是他起草，经董事会通过的。在这两年中，他起的作用是帮助福特基金会与哈佛、哥伦比亚、伯克莱（加州）、华盛顿（州）、密歇根等一批名牌大学合作，资助其发展中国研究项目，这些大学的著名中国研究中心就是从那时建立起来的。同时，又与其他一些中国问题学者共同策划建立加强中国研究的全国性组织，例如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等，后来这些组织在中国开放以后在学术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到东京、韩国、印度和台湾地区帮助福特基金会建立或推动当代中国大陆研究。1961年以后，他不再在福特正式任职，但仍然经常顾问福特有关中国的项目。

不过鲍大可最突出的成就还是在政策研究和咨询方面，他的主要著作也大多与此相关。这类工作通过在著名的“思想库”担任长期或短期研究员（如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承担重要的政策研究项目、为有关机构的中国问题顾问、应邀到国会有关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作证以及直接在政府所属部门任职（为期很短）进行。挂名虚衔的不算，他担任过实质性职务，或经常参加其重要活动的美国著名全国性学术团体、政策咨询机构、有关国际关系或东亚研究的权威性杂志（如《外交》、《亚洲概览》等）就不下几十种，很难一一列举。大体上，自50年代末，美国对华决策开始考虑松动以来，在每一个转折点的重要政策讨论中都有鲍大可的印记。他的同行们都认为他对美国对华政策无形中所起的影响远超过他有形的职务。

如本人十多年前在“缓慢的解冻”〔2〕一文中提到，至少在尼克松访华前十年，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在精英舆论界做转变对华政策的准备。鲍大可是推动这一舆论的先驱者之一。他于1958—1959年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任全职研究员时写了《共产党与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一书，于1960年出版，引起了轰动效应，被《纽约时报》列为1961年250本最佳图书之一，100本推荐的暑期读物之一。该书一再重版，到1977年已销10万册，居“外交委员会”有史以来发行的图书之首。这样一本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关注，是因为它刚好在美国朝野都朦胧地感到有必要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之时，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有说服力的论据。这是在麦卡锡主义刚刚退去，中国的话题开始走出禁区而仍步履蹒跚，重审对华政策呼之欲出之际，是得风气之先，同时又起了引导风气的作用。

紧接着就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主持，福特基金会资助46.5万美元的一个大项目：“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那是到那时为止有关中国问题规模最大、最全面深入的研究项目，实际上得到美国政府的赞许。从1962至1967年，为期四年，共出版了八本书，涉及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还有美国舆论对中国的看法等。这些书的内容和基调都空前地客观，落脚点都是美国应该重新审议对华政策，无论从主观或客观，都是为美国松动对华关系做准备。鲍大可是这一项目的指导委员会成员，后来委员会的主席布卢姆中途去世，鲍就成为项目的实际协调人。丛书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大，一些权威性的报刊都给予肯定性的报道，从此，“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已经不是大逆不道的命题了。

再接下来的是著名的1966年“富布赖特听证会”。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是最有威望的开明派，当时在主张美国承认新中国方面是走在最前面的。1966年，他主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了历时三星期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听证会，其中心议题是就美国现行对华政策——遏制与孤立——展开辩论。多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原来的政策依据，主张正视中国现实，改变政策。鲍大可在这次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建议，随后以此为题公开发表文章。这种提法今天我国读者看起来不大舒服，但在当时是对原有政策的否定，前进了一大步。因此受到右派的攻击，称他为“红色中国的游说士”，是“鼓吹安抚红色中国的最多产的作家”。鲍的建议代表了当时美国政界能够接受的上限，实际上在一段时期内成为美国在走向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政策取向。

以上是在中美关系松动之前，酝酿期间，几桩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事，鲍大可都参与并起了主要作用。以后仍然如此，在每一个中美关系的转折点都能看到他的意见和作用。略举几个例子：

1966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鲍大可是创始人之一。这一组织现在我们不少人都很熟悉，不论是在中美建交之前还是之后，在两国交流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咨询方面都是重要的促进派，特别是在中美建交之前，这个委员会所起的介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作用无可替代。它的第一项重大活动是1969年一场学者与各界人士混合的大型讨论会，两党关心中国问题的参议员也在与会者之中，鲍大可时任该委员会的理事长，实主其事。这次会上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总的倾向是不能无视“共产党中国”的存在。会后鲍与赖肖尔共同主编了《今后十年的美国与中国》，于1970年出版，刚好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一年。是否有意配合不得而知，至少在客观上起了为这一行动做舆论准备的作用。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主要是由于两国各自的国内原因，最初的发展势头没有如人们预期那样继续下去，正式建交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如何打破僵局，是这个时期的中心问题。鲍大可在此期间除多次应邀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发表意见外，写了两本重要的著作，都是1977年出版的：《中国与主要大国在东亚》和《对华政策——老问题与新挑战》。前者是分析美国与中、日、苏在东亚的相互关系，是从战略角度谈美国应该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以利于在东亚的战略平衡；后者是提醒美国政府，中美关系夜长梦多，不进则退，退则对美、对整个局势都不利，敦促美国政府抓紧时机进行正常化。这本书重点有二：一是论证“在最近几年中改善美中关系是必要的、有益的、可行的”——应该说，这一大前提不仅是在当时，而是常年贯穿始终于鲍大可的对华论述中；二是在分析双方利害得失、可能性和灵活的限度的基础上提出具体政策和操作步骤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中所提出的建议与两年后卡特政府与中方建交时所达成的协议几乎完全吻合。特别是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中的两个难点：一、中国的原则立场是，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能承诺排除非和平手段，美方则坚持必须和平解决；二、美国不肯承诺停止售台武器，中方认为这是干涉内政。对第一点，书中建议的方案是各自发表声明表明立场，但取得默契互不驳斥；对第二点，书中建议只有挂起来留待以后再谈，并且预言，这一做法日后会带来麻烦，但是与其让这个问题无限期妨碍建交，不如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如此。这本书出版时还是福特总统当政，笔者曾经当面问过鲍本人：卡特或参与中美建交谈判的决策圈中人有没有受他这本书的影响，他只微笑着说，也许是不谋而合呢，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但我想他曾为卡特总统竞选班子中外交政策组亚洲组成员，为卡特起草有关政策口径和讲话稿，总该会发生一定影响的。其实鲍大可与实际决策的这种“说不清楚”的“不谋而合”绝不止这一回，只不过这回特别突出，在细节上都这样一致，至少可见他的预见性。

1981—1982年，中美为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开始艰难的谈判，果如鲍大可所言，这是当初不得已而留下的麻烦，这个麻烦至今仍未了结。当时有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台湾急切要求购买FX战斗机，中方坚决反对，认为这意味着实质上的升级，美国内部则意见分歧。此时正在布鲁金斯学会任研究员的鲍大可出了一本小书，题为《FX决策：美、中、台关系的另一关键时刻》，指出：这一问题看来小而具体，关系却十分重大，论述了在这一问题上三方的利害和立场，结论是美国不应售台FX，但可变通，为台湾已有的F5E进行技术改进。最后里根政府决定不售台FX，使中美在这个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

1989年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受到建交以来最大的一次挫折。加以当时的国际大背景，美国再次掀起了重新审议对华政策的辩论，而这次是向相反的方向，迫使美国对华政策倒退的压力一时之间异常强大。与以往历次中美关系的转折阶段一样，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义不容辞，举行了各种大小联席会议，讨论如何看待中国，美中关系向何处去。在这些会议上，鲍大可当然是不可少的人物。如果说，以前几十年中多数中国问题学者是对华关系的促进派，一般走在政府前头的话，那么此时在学者中却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对布什政府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的政策不满，批评他对中国“太软”的也大有人在。鲍大可的态度一如既往，没有动摇，他与一部分学者在主张批评中国政府，表示美国人民的愤慨（在这点上是大家意见一致没有例外的）的同时，坚持以下几点：中国政权是稳固的，不会像苏联、东欧那样垮台；一个得到有效治理而不是被孤立以至于不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和广大国际社会的利益；贸易关系、文化交流应当继续；美国不应被拉入中国内部政治斗争。在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情绪最激烈时，这部分人主张有条件地保持与中国关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避免采取以后难以转弯的行动。从一开始，鲍大可等人就反对取消最惠国待遇。他们开始属于少数，受到一部分知识界和舆论界的攻击，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些意见逐渐成为中国研究界多数的共识。在1989年下半年举行的这类讨论会产生了几篇有分量的报告。其中鲍大可执笔一篇题为《美中关系：一份代表政策共识的报告》，由他当时任职的约翰·霍普金斯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发行。

以上只是举其大者。事实上，在漫长的几十年中，鲍大可几乎每年都或长或短对中国本身或中美关系发表意见。在著述方面，他是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称得起著作等身。可以不夸张地说，从1950年到他去世前不久，除个别年份外，每年都有著作出版或再版（他的书再版率相当高，有些译成中文、日文、朝文出版）。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任职十三年后于1982年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国际问题研究院任讲座教授，直到1989年退休。该讲座是专门为中国学设立的，鲍大可是第一任教授，同时也是该研究院的中国项目创建人和负责人。实际上从退休直到去世，他从未停止过写作和其他各种活动。在他周围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沙龙，每星期轮流在各家漫谈。

在这期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力作《中国的边远西部：四十年的变迁》，1993年在美国初版，1995年在台湾再版（英文），尚未见大陆翻译出版。这是一部688页的皇皇巨著，写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四川甘孜（藏族地区）和云南。作者在1948年任《芝加哥日报》记者期间曾到过这些地方，1988年旧地重访。那是一个正式的考察项目，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他先在北京就当时中国改革的形势和政策进行采访和调研，以此为背景，分两个阶段赴上述各地考察，前后共五个月，行程17500英里。这本巨著就是根据考察所得的材料并与四十年前的情况对比，写出了四十年的变迁。作者在最后一章的“反思”中将他所见与四十年前军阀割据的情况作了对比，提出几点他自认“深信不疑”的看法，大意谓：这些边远地区已经完全与内地统一起来，是完整的中国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并且事实上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1949年以前军阀割据下的统治者不愿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几乎看不到解放军，说明西方人一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靠军事统治的印象不符合事实；他预言中央政府将对这些地区采取温和而不是高压的政策，但是有一点也可以肯定，假设有任何危及主权完整的分离活动，镇压也将毫不留情；他认为今后这些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当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但大部分问题与内地相关联，也就是说这些地区人民的命运是和全中国改革的成败联系在一起的。

以上的概括不一定完整，书中不乏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做法的批评，对当地存在的严重问题也多有表述。这里不可能对这样一本巨著做全面的介绍，但是可以说，迄今为止，西方人写当代中国边疆地区，很少有这样深入客观，对它作为统一的中国的一部分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这样肯定和同情的。西方比较普遍的偏见是，把边疆少数民族看作至今还在受压迫的民族，总是同情分离势力，无视当地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有些人实际上是从根本上不愿看到这些地区现代化，而要保留供他们观察的原始社会的活标本，和供欣赏的异国情调的“文化动物园”。鲍大可的取向与他们是大相径庭的。

鲍大可身兼如此多任而都有实绩（不是挂名），特别是在一般人看来难以兼顾的，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的同时而著述之丰，令人惊叹。在政策咨询方面，他有一个特点：几十年来锲而不舍地向积极方向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具体政策建议上总是比后来实现的先走一步，而又距离不太远。这是一种很高超的艺术，运用圆熟，非一般人所能及。

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是基于他的信念。他首先是美国人，忠于美国，认同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并且是标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他属于学以致用紧密联系现实那一类，所学又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他的主张都是从他所判断的美国最高利益出发。他从不回避或讳言为美国政府机构工作，为美国政府着想。他本人的倾向是民主党，不过作为专家学者，他又是超党派的，两党政府都借重于他的学识和见解。从50年代末到90年代，他多次担任国务院有关东亚、亚太或中国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咨询小组成员，涵盖了七届两党政府。他深信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必须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一点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动摇过。他的政策建议之所以接近现实，是由于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而且知之甚深，所以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双方必争的是什么，可以让步的底线是什么。

对于中国的了解，他比一般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更加深刻之处，在于他深厚的历史感——不是来自书本知识而是来自切身经历。在《西部》一书的长篇序言中，他解释写这本书的动机时，竟把整个中国的近代史理了一遍。他说他在二三十年代见到的中国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尽管那时少不更事，还不能充分理解其意义，但是：“这些年代给我留下的对中国基本的、最持久的印象，就是一个在日益进逼的日本威胁面前为生存而挣扎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在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面前为现代化而苦斗的国家。”这句话道出了他对中国的理性认识和感情的基础。正因为他见证了旧中国的混乱、落后、贫穷和苦难，因而对中国人最深切的需要和向往，为实现现代化不屈不挠的奋斗给予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并且希望他们成功。由于他见过中国在最艰苦的境遇中挣扎的岁月，对以后中国遭受任何挫折时总是抱有信心。因此，在两国关系长期敌对、隔绝的时期，他没有放弃过对中国的关注和希望；在关系好转，来往比较频繁的时候，他也没有抱太多幻想，期待中国变得“更像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和做法，他不可能赞同，有时也有公开批评，但从不是那种居高临下或深恶痛绝的态度。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无论中国发生什么样的曲折，他对中国的改革始终抱有信心。他的一位学生曾对我说：鲍大可对中国人民最基本的坚忍不拔的内在力量有一种深刻的信念，因此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对中国的前途始终乐观，这是我们这些人自愧不如的。

作为学者和政策分析家，他的结论都基于冷静的观察和分析。但是他从不讳言，他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他热爱并崇敬中国传统文化。他家的客厅除去一套舒适的沙发外，家具、摆饰、字画全部都是中国的，而且都是好东西，表现了较高的鉴赏力。这种客厅在如今的中国如果有，也必定是凤毛麟角。不过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和景仰是汇入前面所讲的，对中国现代化的关心和促进之中的，这与有些西方人单纯欣赏中国古董截然不同。他曾告诉我在那中美隔绝的年代，他经常围着中国周边转，东南西北都到过，就是进不去大陆，特别是在香港隔海引颈而望，那滋味真难受，就像对一个心爱的人，可望而不可即。所以1972年他第一次重返中国，那心情之激动可以想见；但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况，他的失望和伤心也可以想见。后来，中国又生机勃勃起来，他为之兴奋不已。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以近古稀之年，不辞辛劳，到中国物质条件最差的边远地区长途跋涉，而且用几年的时间写出这样一部大书来。他说多年来收集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一本书是写不下的，原计划写三本书，分为：最发达的沿海地区、中原内地、边远西部。考虑再三，决定先写人们知之甚少的边远西部。可惜后来健康开始恶化，那两部没有来得及写，赍志以没。我认为他的优先选择是对的，关于西部，能够既从相隔四十年的亲眼目睹，又以连续四十年对中国追踪研究的背景知识来写成这样一本书的，在今天的美国恐怕没有第二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97年一个气候宜人的秋日，他们夫妇请我到家里午餐，又在那古色古香中国风味的客厅里度过了一个亲切愉快的下午。那时他已检查出肺癌，好像腰也有毛病，不过他还是很乐观，精神很好。听说我来了那么多次华盛顿竟没有去过他最喜欢的瀑布公园，夫妇二人一定要陪我去一次，先生坚持自己开车。瀑布公园果然野趣盎然，令人心旷神怡。没想到，那次同游竟成永诀。去年我又收到他一本谈中美关系的小册子，说明他在病中仍然写作不辍，执著之情可感。今年新年收到他一张贺卡，上面照例密密麻麻写满了难读的“鲍体”字——他给朋友写信始终坚持手写，从不打字——最后说还有许多话要说，准备给我写一封长信。我没有等来他的长信，却等来了他逝世的消息。更遗憾的是，我5月有美国之行，正喜有机会去探望他，翘首以待，却迟了一步。

今天，美国的中国研究还在继续发展，分科日细，新人辈出，其中也有一些人在孜孜不倦地做着推动中美关系的工作。不过像鲍大可这样一位在特定的历史和特定文化背景下起过独特桥梁作用的学者，是无可替代的。鲍大可一生的业绩，对中美关系的贡献，当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尽述。作为他在太平洋此岸的一个朋友，并作为对美国的中国学有所关注的研究者，写到此处长吁一口气，终于完成了自己一桩长期的心愿，不仅为了追思，更希望能使尽量多的中国人了解他、记得他。

1999年

注　释

〔1〕这里“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主要是指对近现代中国的现实情况的研究，以别于传统的着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汉学”（sinology）。

〔2〕载《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

忆海伦·斯诺

看到海伦·斯诺逝世的消息，不禁黯然，忆起了二十多年前有缘与她结识并朝夕相处的一段时期。一些已经尘封的往事，特别是她独特的鲜明性格，渐渐从尘雾中浮现出来，久久萦绕于怀，致夜不能寐，晨起捉笔书之，聊作纪念。

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小名佩姬（Peggy），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大约于40年代末离异。她本人于30年代初来中国，先任职于美国领事馆，不久辞去，成了自由撰稿人。这一职业的选择可能与她桀骜不驯的性格有关。与斯诺结婚以前，她在当时上海已是崭露头角的颇有才华的女记者，以笔名尼姆·威尔斯发表文章、诗作。与斯诺结婚后移居北京，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她都与进步知识界有密切联系。在北京时与燕京、清华的学生运动骨干如黄华、陆璀、龚普生、俞启威（即黄敬）等都有密切交往，而且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鼓动者。1935年埃德加·斯诺作了历史性的保安和延安之行后，海伦为斯诺带回的材料和讲述的传奇般的人物和故事所吸引，竭力鼓励和帮助斯诺尽快写成书；同时出于她好强、追求新事物的性格，不甘落后，非要自己也亲自去采访不可。于是不顾艰险辗转来到延安，其过程浪漫而惊险，很符合她的性格。在延安她真的采访了除毛泽东以外的许多党的领导人，不久出版了《红色中国内幕》（Inside Red China）一书，中译本书名是《续西行漫记》。她的手稿很多，出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余生也晚，关于她前期的事迹率多后来听说，自有人更有资格去写。我与她结识是1972年底。那是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两国关系开始解冻的初潮中，民间来往亦随之开展。战后几乎过着隐居生活的海伦这时与她的老朋友，当时驻联合国大使黄华接上了关系，当然受到热情的邀请，终于实现了重返中国之梦。我当时在对外友协工作，有幸被指派负责她的接待事宜和全程陪同，就这样，我成了她几十年后旧地重游结识的第一个新朋友，而且真的建立了不一般的友谊。她是在不寻常的历史时期访问我国的一位不寻常的客人，受到非同寻常的待遇，也有一些不寻常的表现。

海伦那次在中国访问多久，我已记不清，大约有两个月。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诚实率真、朴实无华和坚守独立人格的本性。我说朴实无华是指作风，不是指不修边幅。相反，她很重仪表穿着。她年轻时的美貌是出名的，我见过照片，真像30年代的电影明星。等我见她本人时，当然已今非昔比，但是仍很有风度，身材高大，腰杆笔挺，给人以“硕人颀颀”之感。她一到就向我宣布：她是要涂口红的，好像是下马威，因为那时中国妇女都是素面布衣，打扮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作风，她是知道的。她还告诉我，她在延安时也照样不撤口红，好像这对她很重要。她还专为这次访问买了一套考究的驼毛套装和大衣，穿着很得意，并向我展示其质料。这显然超过她的经济条件，由此亦可见其性格于一斑。来华前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旅费问题。像她这样一位交情特殊的老朋友，我国方面理所当然地表示她作为贵宾，由我们负担一切费用，包括来回机票，谁知她坚持机票自理。她后来向我说的理由很有意思：现在中美关系是在好起来，但是谁知道什么时候就变了呢。假如再遇类似麦卡锡主义之类的政治气候，国会如果要我去作证，问我有没有接受过中共的资助，我必须说实话，那可能就会惹来麻烦。她一再向我强调：在那种情况下她必须说真话，因为是宣过誓的，而她是基督徒，而且继承了清教徒的传统。至于在中国期间接受招待，那是另一回事，基辛格访华期间不也是中方招待吗？她还认为，自付旅费可以对中国保持独立，说话也硬一些。她坦率地说，外面对新中国传说很多，她要自己亲自看，独立思考。我们只得尊重她的意见。结果听说她是卖了过去从中国带回去的几件旧红木家具而筹得旅费的。

事实上，她几十年来的境遇相当惨。她二十三岁去国，作为记者和作家，战时主要在中国和亚洲采访，在美国没有什么社会基础；又由于同中国共产党那一段历史渊源，在冷战高潮中回国无法在美国找到职业；作为自由撰稿人，文章很难有地方发表；她收集的那么宝贵的关于中国革命者和解放区的第一手资料，在当时却是不能出版的；又由于她从未在美国正式就业，也就没有资格领失业救济金。她同斯诺离婚时，斯诺正受麦卡锡主义之害，自身难保，只得移居瑞士，所以也得不到多少离婚赡养费。几十年来她究竟何以为生，我没有深问过，只知道她在康涅狄格州故乡有一所祖传小木屋可供栖身，还出租一间，有些微薄收入。有一段时期她对家谱学发生兴趣，在当地市政府帮人查家谱，大概也有些报酬。到她来华访问时刚好满六十五岁，她不无欣喜地告诉我，可以享受各种老年公民的待遇了，最重要是全部医疗保险。我感到她身受麦卡锡主义之害，心有余悸；而印象更深的是她对迫害她的人（尽管是假设）还坚持必须说真话。后来处久了，进一步体会到她虽然处境不佳，却是非常爱美国，并且对于做一个守法公民有一种几近信仰的自觉性。这在我当时的思想状态觉得很新鲜，因为我们习惯的是“敌友”分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就一定反对美国政府。当然，现在看来非常可笑，而且离事实太远。当时黄华等一些老同志同情她的境遇，确实很想有所帮助，却不知通过什么方式。后来得知她还保留一些过去在延安摄的历史性照片，想买一套下来。谁知她把版权让给了纽约博物馆，如出售，她自己只能得收入的一半。我们那时说她太傻，这么宝贵的资料还不奇货可居！但是她有她的道理，因为她的住房是木结构，怕万一着火，因此还有一些手稿存放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足见她把这批资料看得重于财产。不过据我了解，我国有关部门还是决定收购了一套她的照片，此事在她回国以后办成。

最能体现她的个性和无功利之心的一件逸事却与江青有关：海伦对她当年在延安和在白区结识的“老战士”（她称之为“老卫兵”[old guards]，与“红卫兵”[red guards]相对）有深厚的感情，一到北京，就开了一张要见的人的名单，自毛主席以下一连串的老一代领导人都在名单上，只是很体谅地说，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太忙，不一定非见，她很关心他们的健康状况，请他们一定多保重。她也提到过江青，只是出于好奇，第一次提到时就说：外面对江青的传说很多，都不是好话，她到底是怎样的人？当时在场的人对这样没遮拦的议论都吓得不敢搭腔。她带了一些小纪念品来分送给老友，那是名副其实的纪念品，大多是她当年从中国带去的小玩意儿，一枚钱币、一块石头之类，还有几张很珍贵的照片。出于礼貌，她也送了一份给江青，记得好像是一副用某种石头穿起来的手镯。下一轮就是收礼人纷纷传来对她的感谢。只有江青那里特别，除表示感谢外，还有“问她好”，并要求立即汇报“外宾”对“首长”问候的反应。问题是她毫无反应，我们也编不出来，只得不报。此事却还有下文。

过了几天，按计划到湖南，访问韶山，刚好在那里过除夕和新年。临行前“上面”传来指示说，到那里后随时待命，接通知后立即坐专机回来，可能“首长”要接见。我们一到长沙，当地的领导也已接到这一指示。看样子江青想见她，希望能启发她主动要求见，即可顺水推舟。谁知她仍不理会。在湖南的一次宴会席上，不知怎的提到江青，海伦竟摆起老资格说，我到延安时还没她呢。接着就问贺子珍现在哪里，这个名字在当时是属于“不可说”的范围，主人的尴尬可以想见，赶忙顾左右而言他。更有意思的是，除夕夜在韶山，大约近十二点时我忽然接到北京紧急电话，内容是江青向海伦·斯诺祝贺新年，要我立即转达，并立即汇报她的“反应”。那几天海伦患感冒，早已服药睡下，哪有半夜把人敲醒只为转达新年祝贺之理？我预料她只会大怒，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来，于是请求明晨再转达，居然获准。次日一早七点钟，北京又来电话催问反应。我挨到九点才去敲门，她已醒来但仍未起床，听了祝贺之后，并无兴奋状，只说了一句：“谢谢她的好意。”过了一会儿又说：“听说她脾气挺坏，很难处，是吗？”大约她念念不忘所听到的那些传闻，如果对江青有一点兴趣的话，只想核实一下此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当然在那时的中国是得不到答案的。但是江青所希望的那种“反应”却怎么也启发不出来。我当时十分犯踌躇，但终于还是把两句话都如实汇报了。好在并非“江办”与我直接联系，还隔着一层外交部，他们有关人员再向上转时有没有经过加工和“过滤”，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从那以后这一特殊的“关怀”就戛然而止。当时我并未觉察这一系列举动的用意。以为还是那位“首长”的习惯表演之一：“××同志问你（们）好！”只是这一回没有出现受宠若惊的预期效果。直到不久以后江青做出惊人之举，用专机把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女学者威特克（也是对外友协接待的）接到南方休养地，向她连续几天大谈“身世”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江青原意是要想让海伦·斯诺给她树碑立传。对于正想当女皇的膨胀野心来说，这位斯诺的元配夫人太理想了，果真成了“江青传”的作者，岂不是可与当年斯诺为毛泽东写传并提，成为传世“佳话”？只是海伦眼里没有这位女皇，浑然不觉，使她如意算盘落空。后来访华的威特克适逢其时，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纯属偶然。江青抓住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给予这样的“殊荣”，恐怕也是实在想要立传心切。这一位倒是真的受宠若惊，一再问，为什么偏偏找上自己。

这就是海伦，本色而率真，毫无趋炎附势之心，用俗话说就是一点儿也不会“来事儿”。她对当时炙手可热的新贵一概不感兴趣，要求见许多老同志纯粹是怀旧和关心老友的处境，因为“文革”期间许多人被“打倒”，外面传说很多。例如她一见廖公（承志）第一句话就是：“呀，你还活着！”和许多人见面都是以类似这样的“寒暄”开始的。她对我说，一听说又可以来中国了，我跟自己说，得赶快，怕迟了好多人见不着了。她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很少用委婉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对老朋友的真挚感情和关怀。例如有一次在南京，她因腰痛，当地主人给她找来了按摩大夫，效果很好，她像新发现一样，郑重对我说，你一定要转达我的建议，让那些“老战士”多做按摩。我当时想起“野叟献曝”的典故，同时为其真情所感动。又如，她最反对用化学药品处理农作物，提倡“自然食品”，也就是现在的“绿色食品”。她自己吃菜是在院子里种的。在中国各地参观时她到处宣传这一主张。当时我国还没有这一观念，化肥、农药还是许多生产队短缺而急需的“先进科技”。所以凡到农村参观，对她的这种激烈的宣传，当地人往往茫然不知所对。后来她发现“吾道不行”，很难使人理解，于是对我说，他们现在不懂，没办法，不过你告诉他们，反正给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除毛主席外，她对所有人一律直呼其名）他们的食物一律不要用化学药物。

她的确见到了朱德、邓颖超、康克清以及许多老同志。记得朱老总见她后还设便宴招待，邓、康二位也在座。后来两位大姐又一起约见她，谈了很长时间。邓大姐对她特别关心，不时派人送一些小食物、小礼品，还曾专门把我召到家里当面详细询问她的情况。可惜的是周总理终于没能见着，由邓大姐带给她总理的亲切问候，并且告诉她：这次想呆多久就呆多久，以后什么时候想来都可以来，愿意长住中国也可以。不过海伦坦率表示，她是非常“美国式的”，在中国怕过不惯，不愿像斯特朗那样终老于异国他乡。总理有一封信给她，记得其中说到：假如你下次来时我还在的话，一定见你。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此时总理已经自知患了绝症了。1978年海伦再度访华，总理真的已经不在，遂成终天之恨。她带来一本以前写的书（因手头没有只能凭记忆），是关于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十位妇女，希望在中国翻译出版。记得有慈禧太后、秋瑾、宋氏三姐妹、蔡畅、邓颖超等，把革命的与反动的都放在一起了，用当时的标准看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邓大姐找我去谈的问题之一，就是有关这本书的内容，不是简单拒斥的态度，而是从尽可能地对她有所帮助的考虑出发。但是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无法出版。后来向她作了解释，她好像没有被说服，不过也没有坚持。

她与老同志欢聚，对他们的地位、职务基本不问，他们对她也不是以“领导接见”的姿态出现，完全以老友相待，对她那种心直口快的提问和发表意见（有时常涉及“敏感”问题或触动忌讳）给予充分谅解，或做一些耐心的解释。有时当场发生争论，不过气氛总是很友好。就当时我国对待外国人而言，这是很不一般的。所以我每到一地，都要向地方的有关领导大力强调她与我“中央领导同志”的历史关系以及他们是怎样对待她的，以免海伦海阔天空发表惊人之论时他们认为必须“站稳立场，据理驳斥”，引起不愉快的场面。还好，这样的事一次也没有发生。这与埃德加·斯诺在我国家喻户晓是有关系的。同时那个时机正是林彪事件之后，“批林批孔”之前，好像是一段短暂的反“极左”的喘息期，气氛略松动一些。在周总理主持下抓紧落实政策，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所以海伦还能见到一些她想见的人。由于她的特殊身份，有些不明不白“挂起来”的人竟因为她要见而不明不白地复出了（许不许见外宾是一条重要的政治杠杠）。但是这些人出来见她，还得为“文革”辩护。事实上她整个访华期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她“消除疑虑”，认识当时的“大好形势”。我自己就忠实地贯彻这一精神，而且还相当的“成功”，海伦的确疑虑越来越少，最后带着美好的印象回国。应该说，其中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她多少年来印象中保留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旧中国，还有畸形的上海租界生活。这回首先看到北京大街小巷都十分干净，长安街的雄伟宽阔今非昔比，像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是“文革”所破坏不了的；特别是在上海，当时有一些接待外宾的保留节目：介绍人民政府如何改造旧上海，其中消灭吸毒和取缔妓院、改造妓女最打动人心，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这样彻底。身为清教徒，又对旧上海有那样深刻的记忆，海伦当然为之激动不已。还有在严冬季节再看不到存在于她的记忆中的路边冻尸骨。这些情况到当时为止也基本上是真实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她在各地得到非同寻常的特殊待遇，除了在北京根据她怀旧的要求住北京饭店老楼外，在外地的住处差不多是国宾待遇，服务绝对周到，而又顺应她的脾气摆脱繁文缛节、大小筵席（要说服地方上做到最后一点洵非易事！）。她由于孤身独居，特别怕生病，对“细菌”有一种恐惧感，而她的印象中中国很不卫生，处处是“细菌”，所以带了许多消毒纸来。开始时食具都要自己擦一擦，不久就发现这完全是多余的，她的一切用具都是一尘不染，包括一路乘火车旅行，都无比舒适、洁净。她亲身体验了“无蝇之国”的传说，以后逢人就讲，成了中国卫生的义务宣传员。那时外国人极少，只要是“政治任务”，集中力量什么都可以做到的。在韶山，她住进了专为1959年毛主席重返故园而盖的住房。那是一个幽静的中式庭院中的一排正房，一头是毛主席的卧室，另一端是为江青准备的卧室，中间两间是两人各自的书房。据当地同志说，那一次江青到了长沙，由于毛主席坚决不同意，湖南省委书记说情也不行，终于没能来韶山，所以为她准备的那间房子没住过。房间的布置陈设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也算不得特别高级，更谈不到豪华，只是与各自的卧室相连的两间浴室都很大，设备比较讲究。主席的床照例是硬木板上挂一袭蚊帐；为江青准备的是软床。主人征求海伦意见，她当然选择毛主席的卧室，尽管她对硬板床极不习惯。她为此兴奋不已，事后经常向人说：“我在毛睡过的床上睡了。”在湖南，还根据她的要求访问了当时从未对外开放的浏阳，参观了当年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集结出发地点——里仁小学的操场，和当地朴实、憨厚而热情的干部群众交谈，当然引起了几乎倾城出动的围观。在那里，她听到了“浏阳河，九十九道湾……”这首歌，特别喜欢，请人一遍一遍地唱，并要求把歌词翻译记录下来，后来一路上不断哼唱，差不多唱会了。每当这种时候她就像小孩子一样开心。

凡此种种，使海伦第一次访问她的延安老朋友们所创立和领导的新中国之旅无比愉快，留下了供她余生不断回味的美好记忆。但是毋庸讳言，她并没有看到另一面严酷的现实，留下的印象并不完全真实。她本是目光犀利的记者，特别富于独立思考精神，经过几十年闭塞的生活，虽然无复当年，但仍然思路清晰，不时闪烁出一些锋芒。但是，一则由于她浸沉在怀旧的思绪中，主观意志一心希望看到中国好；更重要的是那种接待和安排使她无法不留下好印象，从而打消种种疑虑。回想起来，平心而论，从她的高层“老朋友”到我这个朝夕相处的新交，都没有存心想欺骗她，也没有人向她宣传“‘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类。那时各地和各参观单位见外宾不管谈什么问题都得先照当时的宣传口径“穿靴戴帽”，讲千篇一律的套话，把一切成绩都归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令人十分生厌。我到处都以“中央领导谈话”为榜样，要求他们省去这些套话，并与一起陪她的翻译同志相约，遇到这类话就略去不翻译。也许正因为如此，反而减少了一个足以引起对“文革”反感的因素。她要见的老友有的刚从“牛棚”放出来，但是见她时精神面貌都很好，略无愁苦状，当然不会提挨斗、受审讯等事。他们不必对“文革”作任何评论，只要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对海伦说来，外间的传说就“不攻自破”了。她逢人就问红卫兵运动，但是被问者都以一种大人对小孩子宽容的姿态对待，好像不过是年轻人自发的幼稚过激行为，我们谁年轻时没干过蠢事呢？就这样，残酷的、家破人亡、鲜血淋淋的现实，一场民族浩劫被轻描淡写，甚至幽默地带过了。我个人陪她一路，主要是听她谈。她当然也问我的情况，知道我曾上过燕京，毕业于清华，而且对她说什么都能理会（不仅是指英文），就本能地对我产生信任，无话不谈。我感到，这些年来她太寂寞，太需要倾诉了，现在终于有了对象。我那时从干校回来不久，谈起干校的经历，我讲的是自己学习种庄稼以及与贫下中农结合的体会，这些都是真诚的，许多小故事都是事实；我当时的确对自己这种人需要到农村去改造是完全接受的，同她谈并不勉强。至于在下面搞运动以及种种违反人道、违反常情的情况则理所当然地略去了。这倒使她想起当年在延安的经历，居然产生了共鸣。

她回国后相当一段时期经常给我写信，还是那种没头没尾，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风格，每页纸都不留天地头和左右边界，密密麻麻不留任何空隙，加上她的古旧的打字机有的字母已残缺，读起来很费劲。内容有点像日记，从水管子漏了到随感到时事述评都有。但是最多还是谈她的作品难以出版。根据当时的纪律，所有信件都作为公文存档，如今“侯门一入深似海”，无从查考了。

“四人帮”打倒后，1978年春她又来过一次，经我国有关部门批准带了一个摄制组来拍纪录片，创意是沿着她过去在中国走过的道路拍，以她的叙述为主，兼采访当年的老人和现在的新人，体现历史的发展和新旧对比。那次是别人负责接待，我有别的工作，只短暂地见了她一两次，感到她比前一次老了许多，只是精神依旧，谈话仍滔滔不绝。听接待她的同志说，那一次，她已露出拮据潦倒的光景了。后来听说那电影片终于因缺乏资金而没有完成。

在怀念海伦之余，回想在那特殊的年代自己起的这样一种特殊的作用，心情十分复杂。我们上上下下全力以赴，周到、热情地给予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以当时所能做到的最好的接待，使她带回去一个在本质上不符合当时中国现实的形象。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当时在主观上也是真诚的。我到各地尽我所能反对掉一些“极左”的、荒唐的做法，客观上却起了粉饰太平的作用。无以名之，名之曰真诚的谎言。这种状况不是过来人很难体会，而对于过来人这并不足为奇，当时不这样又能怎样？但是我想起她的率真和对我无保留的信任，总有一丝歉疚。斯人已矣，随之而去的是一片不可能再现的历史插页。想当年海伦以其浪漫主义的理想、热情和才华创造过自己的辉煌，只是短暂如流星。中年以后孑然一身，消失在被遗忘的角落。她身后萧然，无后。毕竟，她享有过最高层的、跨越国界、跨越时代——更难得的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友谊，也不负她与中国革命一段传奇般的因缘了。

1997年

1950年代初识印度

1953年我正式调到“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工作，分在“国际联络部”，顾名思义，那是对外工作的部门。那个时期，与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很少，所以以人民团体出面的“民间外交”是一个重要方面。“和大”就是这样一个机构。我工作的内容：一方面，做一些文秘方面的翻译以及对外交往的口译工作；另一方面，按地区国家分工，负责收集资料和调研，我被指派分管印度。所以我从事国际工作伊始，第一个接触的国家就是印度。那时印度是我国对外关系中除苏联以外的第一重点国家，也是“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最大“友好”国家。“和大”主要联络对象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简称“世和”），主要不以地区和国家分工，却把印度单独列为工作重点之一，足见其重要性。

我是学外国文学出身，平时对国际政治没有兴趣，知识极为贫乏。从中学到大学上历史课，不止一次上“中国史”和“西洋史”（那时不叫“世界史”）。那“西洋史”是名副其实的欧洲中心，连美洲都较少涉及（在大学，“美国史”是单开的课程）。至于亚、非地区，大部分还是附属于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更少予以注意。我对印度的了解只有甘地是早就知道，并且很崇拜的，其余还知道尼赫鲁、泰戈尔、吉卜林几个名字，以及它原来是英国殖民地，1945年独立，其余就知之甚少了。记得在大学二年级（1948年），有一次美国教授温德在“英诗”的课堂上不知如何话题扯到印度，问大家谁知道印度首都的名字，竟无人回答得出。他直叹气说：“Oh my God”，然后在黑板上写上New Dehli，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新德里”这个名字。

不过初出茅庐，我对学习新鲜事物总是比较积极，所以接受分工后很快进入角色，而且兴趣越来越浓，逐渐对印度产生了感情。当时国外信息的主要来源是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即《大参考》），那是内部机密刊物，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看，还有就是专业工作需要的人员。我属于后者，每天阅读并剪贴《大参考》中有关印度、巴基斯坦的新闻报道和其他材料，加以分类。既然是重点国家，在《大参考》中占的分量也比较大。后来还经特批订了一份印度英语报纸。这样日积月累，外加其他的书刊、听报告等，我就对印度的一般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其作用就是在领导问起有关情况时能回答得出，至少知道哪里去查。

因“亚洲团结运动”初访印度

我第一次有机会访问印度是在1955年，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可惜没有保存任何文字记录。但是当时很兴奋，至今回忆起来，有些片段的印象还是宛如昨日。

访问的由头是“亚洲团结委员会”的建立。这一活动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运动”有一定关联。前一年召开“和平大会”期间，在苏联推动下，亚洲代表单独开会，决定成立“亚洲团结运动”，公推印度为发起国。经过一番筹备运作，1955年4月6—10日在新德里举行“亚洲国家会议”，会上通过成立“亚洲团结委员会”的决议。是为“亚洲团结运动”之始（以后发展为“亚非团结运动”）。我就是作为翻译随中国代表团赴印度参加会议。

到那时为止，中苏尚处于“牢不可破”阶段，中印关系也是最好的时期。印度是首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当时印度的对外政策是在两大阵营之间保持中立和独立。这一政策得到中、苏的支持，认为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其逻辑是：印度本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它的“中立”就是从帝国主义阵营“中立”出来，而且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领导有较强的民族独立意识，这些因素都可以使其作为反帝的同盟军，或者至少是“与国”（这一词原出于《左传》，我不止一次听周恩来总理用过，以别于“盟国”）。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就西藏问题达成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印共同提出的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以后成为中国处理所有国际关系的准则，到1972年还写入了中美《上海公报》中）。“五项原则”的印地文读音为“潘查希拉”，在“亚洲团结运动”中这个词成为专门名词，而不常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英译文，以示尊重印度的共同发明权。这是大背景之一。另外，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又正好在历史性的万隆亚非会议（4月18—23日）前夕，不可能没有关联。

在这一形势下，有关各方都十分重视。中国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四十人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副团长楚图南，实际政治领导是廖承志，团员除中国“和大”的领导干部李一氓、刘贯一、唐明照、郑森禹、朱子奇外，我有印象的著名人士有丁西林（中印友好协会会长）、巴金、谢冰心、黄佐临、张瑞芳、汤晓丹、华罗庚、陈翰笙、张明养、倪斐君（红十字会）、曹孟君（妇女界代表）、施如璋（基督教青年会）、季羡林等，还有一名农民代表，可谓集一时人物之盛。

此类国际会议照例通过一大批决议。除了最重要的成立“亚洲团结委员会”的决议外，与国际局势有关的照例有：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军事条约和外国军事基地、种族歧视等议题。体现本次会议特色的决议有：关于殖民地与干涉内政、阿拉伯人民的自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问题，还有致（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书、告北非人民书、告亚洲人民书等。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是呼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要求亚洲国家邦交正常化”的决议。所谓“邦交正常化”主要就是与中国的邦交，因为当时许多亚洲国家都未与中国建交。可以想见，印度在这些决议中起了不小作用。其他还有关于文化、科学、经济、社会、宗教等广泛题目，都是各方代表根据各自的需求提出通过的。

印方出面的主要人物是尼赫鲁总理的嫂子，拉米希瓦里·尼赫鲁夫人。她本人是社会活动家，在印度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亚洲团结委员会”主席位子由印度占领，是早已有默契的，她理所当然地当选为主席，其他各国都为副主席，中方副主席是廖承志。当时大家都心知尼赫鲁是有雄心抱负的政治家，印度作为亚洲大国和中立国，有其特殊有利的条件。他有意借这个机制在亚洲扩大影响，成为一方盟主，所以十分支持亚洲团结运动。中国是“冷战”的一方，在大多数亚洲国家追随美国的情况下绝无此条件，不便打头阵，也乐意支持印度。所以那次会议各方都很和谐、愉快。郭老别出心裁，称拉·尼赫鲁夫人为“嫂嫂”，大约是随尼赫鲁认亲戚之意。那时属于国际共运内部的当然互称“同志”，而在亚非人民中间为表示亲切，常互称“兄弟”、“姐妹”，在英文就是“Brother ××”或“Sister ××”，但是“嫂嫂”，在英语不是一个称谓，只是表明关系。我们研究半天，如果仍译“Sister”就没有了郭老的特色，最后决定硬译“Sister-in-law”，于是郭老讲话开头就是：“Sister-in-law Rameshwari Nehru”，叫惯了，也就不觉得别扭了。印度方面接待是高规格的。我们住的是最高级的旅馆，参加盛大的花园招待会，还游览了神奇的泰姬陵和红堡等名胜。

“Hindi Chini Baibai”

那时不但中苏是“兄弟”，和印度也称兄道弟。印度一位诗人查托帕迪亚专门写了一首歌，并谱成曲，题为“Hindi Chini Baibai”（“印度中国是兄弟”，或称“印中友好之歌”）。我和两位一同参会的女翻译赵凤风和吕宛如在出国前拿到了歌谱，学会并背下了印地文的歌词。这次会议期间（大约是闭幕会上）由我们三人上台用印地文演唱此歌，台下和着节拍击掌，一片“Hindi Chini Baibai”之和声，形成一个小小的高潮。我们根本不懂印地文，完全是按拼音死记硬背下来的。那时年轻，就有这个本事，不管内容懂不懂，可以按音节背下来，像真的似的。我们三人中吕宛如天生一副好嗓子，本来就爱唱歌，是机关晚会上不可少的音乐积极分子，也常帮我们排练合唱。我们的表演主要靠她的声音撑场面，我是五音不全的，只能滥竽充数，但是我特能记歌词，也能起点作用。

好像在说英文

那次会议对我的英文是一个考验。会场没有同声翻译箱，中国代表团自己带了一些同声翻译耳机设备，供少数不懂英语的团员听。中国代表发言时，会英语的自己直接讲，讲中文就只能一句一句翻译。郭老在大会的主题发言是在台上读稿子，为节省时间，讲话人只读头尾，大部分都由我直接读英文稿。英语朗诵是我的强项，从中学起就上过台。我受的英语训练是纯英国发音，在大学时还有从牛津来的英国老师，一口牛津音（最近几十年由于经常与美国人打交道，不知不觉间我的口音也变杂了，成了“英腔美调”）。印度知识分子、上层人士当然英语娴熟，等同母语，并且多数用英语写作。但是他们发音总脱不了本土口音，所以我的“英国腔”引起他们特别的赞赏和羡慕，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会下不止一人特意跑来对我的“王家英文”（King's English）表示“祝贺”，问我英文在哪里学的，我从未去过英语国家令他们更为惊讶。反过来，我听他们的英语却十分吃力。在会议期间听印度人语速很快而辞藻华丽的长篇发言，还要同声传译，实在令我头痛，“偷工减料”是免不了的。

印度本身的语言非常复杂，来自不同“语言邦”的人的英语口音又不同。有一次有趣的经历：我们代表团应邀参观印度议会辩论，我们在楼上旁听席，只见一个个发言人起来，大声说话如连珠炮，还伴以大幅度的手势，辩论似乎很激烈。中国团员都很着急，不断催问我他们在说什么。可怜我无论怎样竖起耳朵，实在一个字也听不懂。最后忽然似乎听出几个字，脱口而出说：“好像在说英文！”大家都笑了。好在代表团中不少英文好的，也照样听不懂，所以对我都能谅解。“好像在说英文”成为代表团内的一句玩笑话。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耳朵逐渐训练成能听“八国英语”，还有“非洲法语”，此是后话。

顺便解释一下：印度独立后，曾想在语言上也脱离对英语的依赖，定印地文为官方语言，因为说印地文的人数最多。但还有信奉穆斯林的人口说乌尔都文。所以有一度官方文件以印地和乌尔都两种文字为主，同时附英文稿。但是印度语言太复杂，其他还有十几种语言怎么办？每个语言邦都争平等权，只有英语是共同的，所以全国议会辩论还是只得用英语。至今，各邦的印度人之间还是用英语交流。

两重天地

初到印度，直觉印象最深的是贫富悬殊特别鲜明。其豪华处的特点是印度王公与英国贵族的生活方式相结合。新德里最讲究的街道是国会和政府机关所在，红土地，白房子，高大的热带树木林阴夹道，特别是暑气散去后，晚风中在那里走过，一路不知什么花飘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但是刚一拐弯，景色大异，满街脏兮兮，烟雾腾腾，排满了各种营生的小贩，包括玩蛇的、耍杂技的。到处都是乞丐，尾追不舍。还有地上躺着只围一块腰布的骨瘦如柴的人，一动不动，使人不知道他是否还有生命。马路当中游荡着瘦骨嶙峋的牛，那就是所谓“神牛”，行人和车辆都得让路。它们到年老干不动活时就被放出来这样自由游荡，直到自然死去。咫尺之间反差这么大，但当地人似乎习以为常。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印度政府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中国那么把“面子”看得那么重。中国政府在外国人面前处处想到“国家形象”，不愿意让外宾看到“落后面”，所以那时接待外宾总是规定路线，有什么“不体面”的事都事先掩盖起来，陪同人员在这方面小心翼翼，如有差错就要挨批评。当然乞丐是早已不允许出现在首都的通衢大道了（改革开放以后控制稍松）。而陪同我们参观的印度主人似乎并不在乎，显得很自然。

我们住的旅馆是西式的，内部装饰却是印度特色，墙上是印度壁画，金碧辉煌。餐厅很大，有一个舞台，经常有印度乐人盘坐在上弹唱印度歌曲。但是晚餐却要遵守英国高级饭馆或俱乐部的规矩，男士不打领带不穿上衣不许进餐厅（穿中山装亦可）。第一晚就餐，一些男同胞就被服务员拦了回来，回去重新着装。要知道新德里4月已是炎热的夏季，那时还没有空调，只靠天花板上的大吊扇不停地转，男同胞们一顿饭下来大汗淋漓，发牢骚说到这里“受洋罪”，比英国还英国。早晨尚未起床，服务员就敲门送早茶，那也是英国贵族旧习惯，其实英国旅馆已经废除，除非旅客专门要求。没刷牙就先喝茶，这不符合我们的卫生习惯。最令人恼火的是，会议期间大家工作都很辛苦，睡得很晚，却大清早被叫醒。服务员送完茶还不肯退出，在那里等着，言语又不通。后来才知道那是要小费，天天如此。我们只得在床头准备好零钱。正因为如此，这项服务想取消也不行。旅馆里服务员奇多，分等级：上等的管铺床，中等的管扫地，最下一等是打扫卫生间，那是“贱民”（或称“不可接触”种姓）干的活。这类人都是退着走出去，不可背对客人。麻烦的是，每做完一件事都要小费。最后我们离开时，一大群服务员争相来提行李，然后在门口站作一排，表示都是曾为我们效劳的。我们代表团负责总务的同事挨个分发小费，好像总也到不了头，原来那排头的拿到钱后又跑到排尾去了。后来听说，这里服务员根本没有工资，旅馆允许他们进来就不容易，他们全靠挣小费为生，总比流落街头好多了。

会议期间东道主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招待会，使我对印度式的豪华大开眼界。招待会在尼赫鲁家族某位成员的一家花园中举行（具体属于谁记不清了）。花园很大，除了自然的树木、花草外，许多树上结满了各式各样的橘子、苹果以及其他种种不知名的果子，实际都是电灯泡。招待会开始时夕阳尚未完全隐去。不久，到了华灯初上时刻，树上的果子一起发光，五彩缤纷，蔚为奇观。园中摆了一些长桌，精美的餐具中摆着印度式的食品。当然还免不了众多训练有素的服务员托着盘子穿梭于宾客中。对于食物，我没有多少印象，而且我天生不喜欢南亚食物中的一种香料味道。但有一点，至今留下印象的是，许多糕点外面都涂有金色和银色，闪闪发光。当然那金银都是可以食用的（不知按照现在的食品安全标准是否还能保留），代表团成员后来常开玩笑说到印度去吃金、吃银。还有惹人注目的是女宾们的纱丽，美不胜收。当时中国女同胞在正式场合就穿旗袍，无论怎样讲究，在那飘飘欲仙的纱丽面前就相形见绌了。那纱丽令人想起白居易的诗句：“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在众多女宾中有一位女士身着白色纱丽，一头乌云上戴茉莉花环，风姿绰约，我初见之下，惊若天人。她举止也特别得体，操流利英语，游走于宾客之中，无需人介绍，似乎与不同的人总有话题可谈。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是新德里有名的交际花，或称“名媛”，是这种高级社交场合少不了的人物，有一两位这样的“嘉宾”，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在这种场合的印度人，不论宾主，大多属于婆罗门种姓，身材高大，肤色偏白，与街头巷尾见到的不大相同。再想到白天街头所见，恍如两重天地。

泰姬陵与红堡

那一次除新德里外，也到了外地，最南到了马德拉斯。一路饱览热带风光，那山水树木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但是现在印象已经模糊，只记得马德拉斯的面貌与新德里大不相同，那里的人肤色要黑得多，身材也矮小，似乎不属于同一种族。旅途中既有坐火车也有坐飞机的经历。去印度前就听说英国在印度造了很长的铁路线，四通八达，比当时我国要发达得多。但是上车后发现车厢十分简陋，是对面两排长椅，很硬，不像我们接待外宾一定有舒适的软席。好像站点也不那么严格，像公交车一样随时有人上下。我们与大家一起挤挤攘攘上下车。还乘过一次国内航线的小飞机。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带领我们上飞机后，发现少一个座位。主人就走到前排一位印度年轻女子那里，叫她起来，她不太高兴地起来，把位子让给了我们的人。我大为惊讶，难道飞机也不对号入座？这位女士随即进入了驾驶舱。飞机摇摇晃晃地起飞后，驾驶舱门还半开着。只见她在里面和飞行员一路上不停地打情骂俏，原来她是飞行员的女友，来蹭飞机坐的。我们都很不安，但已经交给飞行员也只有听天由命了。今天的读者大概觉得不可思议。这类小飞机我还在非洲坐过，从哪里到哪里已经忘记了，也是很不正规，晃晃悠悠，大家只能幽默处之，提心吊胆也没用，我居然还能在上面睡着觉。

我们时间短，不及多访印度的名胜古迹，但泰姬陵和红堡是必去的。今天，国人对泰姬陵及其掌故已不陌生，其图片在很多杂志上都能见到。我当时初见泰姬陵，毫不夸张地说，是一种震撼的感觉，太美、太神奇了。中国的园林、庙宇，欧洲的教堂、古堡，我也见过不少，但泰姬陵迥然不同，通体白得耀眼，走到里面，如入东方神话境界，引起无限遐想。可惜当时除了一张代表团全体合影外，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自己也没有记下片言只字。事隔半个世纪，只有这一点主观的记忆了。

红堡当然也是蔚为壮观的建筑，并有丰富的历史。不过我现在印象深的竟是另一件事：城楼甚高，下有一道护城河，如有恐高症的人下望河水会腿发软的。有一个旅游项目就是游客把硬币扔到河中，有人从高高的城楼跳入水中，潜入水下，找到硬币，再钻出来向上面的游客合掌致意，当然硬币就归他了。（据资料称，城墙最低处16米，最高36米，我不知道跳楼人从几米跳下，反正不是最低处，因为望下去人脸已看不清。）主人给我们硬币，要我们也往下扔试试，但是我们终于不忍心，没有扔。后来大家议论纷纷，觉得那些人太可怜了，这种娱乐项目太残酷、太危险。但是又有人说，其实他们都习惯了，风险不大。如果取消，又会多一些人失去生计。不知道现在这一项目是否还存在。

中国使馆的宴会

国内来了高级代表团，照例驻在国的中国大使要招待一番。第一任驻印大使是袁仲贤将军。第一批我国驻外大使多是将军出身。袁大使曾是著名的英国“紫石英号”事件中出面与英方谈判的代表。一天晚上，全体代表团到中国驻印使馆吃晚餐，好久没有吃到这么美味丰盛的中餐，大家就像回家一样，精神放松，互相说笑，开玩笑，气氛十分热闹。我们也没有翻译任务了，可以自己自由扎堆，不过还是“长幼有序”，不敢太放肆，多数时间是饶有兴味地看热闹。记得郭老那一次特别兴奋，开怀畅饮，大声说笑，趁着酒兴，一个劲给一位越南女士祝酒，还单腿下跪，说“我平生最崇拜女性”！“和大”秘书长刘贯一在旁边直说：“郭老醉了，郭老醉了”，示意工作人员把他扶开。

还记得有一幕是，申健参赞夫人带头会同其他几位外交官夫人一起走过来，向廖公祝酒，然后“请愿”，请求调回国内工作。她们抱怨说，在这里当“夫人”，每天梳妆打扮，参加各种宴会、交际活动，那叫什么工作？脱离国内的政治生活，也没有什么学习，时间长了，就要落伍了。在这里学什么？穿旗袍、穿高跟鞋倒是学会了！我的印象，袁大使夫人比较憨厚，少言寡语，这几位夫人很会讲话，大约原来工作也是独当一面的，在这里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一位夫人还开玩笑说，再不让我回去，我就要申请离婚了。廖公对她们“教育”安抚一番，大意是交际也是工作，梳妆打扮就像演戏，演好这台戏也是重要的，还有熟悉印度情况也是学习，云云。那时女干部出国担任独立的外交官很少，即使领导干部也是负责馆内工作，对外还是以“夫人”面貌出现，而且一秘以上的外交官才有资格带夫人。女翻译不少，但翻译没有外交官身份，多是年轻的大学生。那个时期妇女独立的意识比较强，被人称为“××夫人”很不舒服，是普遍现象。后来有些人就越来越习惯，再后来，夫贵妻荣，“夫人”越做越有滋味（不是单指外交界）。社会进步，这方面却倒退了。

接待印度文化代表团

“亚洲国家会议”以后不久，印度文化代表团访华，由我们单位接待。那是音乐歌舞表演性质的团，人数众多，规格很高，由印度外交部副部长钱达亲自带队，好几位主要演员都是国内享有盛誉的艺术家。6月8日到达北京，在国内各地演出两个月，8月7日由广州出境。节目包括器乐、声乐、舞蹈，而且还有印度南北不同风格的剧种。这是中国观众第一次看到这么高水平而内容丰富的印度艺术表演，我一路随团到各地，不但得以大饱眼福，也确实对印度的文化艺术增加了许多知识，体会到印度之为文化古国有其特殊的底蕴。代表团的人员身份高，我们接待当然也是高规格的。到机场迎接的就有好几十各界人士（不是一般手持鲜花喊“欢迎”的群众）。他们在北京下榻和平宾馆。那是1949年以后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家新式宾馆，专为1952年在北京举行“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赶造的。设计者是与梁思成齐名的建筑家杨廷宝先生。除楼房外，还有保留并改造了一个中式小院附属于宾馆。建筑史家认为这是50年代初受苏联影响之前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现代建筑之一，可惜已经被拆掉，现在还在原地的“和平宾馆”已是完全新盖的了。

在工作中有一件事铭记至今，就是因我的自作主张而挨过一次批评。我主要负责照顾一位著名舞蹈演员。她很有明星派头，对化妆室及舞台设备等有一定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她还有一项特殊习惯，就是每天必须用大量新鲜的茉莉花，从头上花环到全身装饰，一天一换，由花房专送。我知道在印度，茉莉花不算名贵，很容易生长，而在北京就很少，与江南也不一样。我感到天天如此，花销太大了。于是自作主张，自以为“婉转”地“暗示”她说，我很羡慕印度四季鲜花盛开，而北京就不是如此，例如茉莉花就很稀少昂贵云云。她一听马上懂得了这一“暗示”。第二天就提出来不要新鲜茉莉花了。我向领导汇报了这件事，还自以为得意。谁知挨了严厉的批评：第一，违反纪律，因为我未经请示，无权进行这样的谈话，对接待规格擅自改变；第二，因小失大，这些都是在印度社会影响很大的人物，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花了这么多钱争取他们访问愉快，满意而归，何在乎这点茉莉花钱？实在是头脑里没有政治。我才恍然大悟。最后的工作总结中专为此事谈体会，作检讨。当然，茉莉花继续天天送。从此更加注意，一路上无论到哪里，先嘱咐当地接待单位，这位小姐的茉莉花要绝对保证。

“我叫周恩来”

在北京为欢迎代表团举行的正式盛大酒会就在和平宾馆举行，周恩来总理也出席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今天回忆起来，其场面极为随便，恐怕当代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周总理如何入场的，我毫无印象，肯定不是像现在那样奏乐，全体注目鼓掌。不知何时，他悄悄地就进来了。我相信警卫总是有的，但隐而不见。那是冷餐会，人数很多，大家走来走去，比较拥挤。我重点照顾的那位著名舞蹈演员，自己正与其他人在谈话，我也轻松一下，与几个中国同事准备到桌旁取食物，忽然抬头看见周总理拿着酒杯就在面前。他冲我们笑笑，说：“认识我吗？我叫周恩来。”我们赶忙说：“认识！”他随便问了几句，知道我们都是“和大”的工作人员，就走开去招呼别人了。这就是我初见周总理。当时的确没有感到特别紧张或兴奋，什么时候也淡忘了。那时，使我紧张的是工作，演出团与一般访问团不同，细节很多，生怕出错，这件事基本上没有放在心上。严格说来，这不是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第一次是1951年大学毕业时，北京几家大学的毕业生集中学习，进行服从祖国统一分配的教育，听了一系列报告。第一个报告就是周总理做的，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只是远远望见。在和平宾馆是第一次面对面，所以他也有理由认为我们可能不认识他。其实在50年初期，国家领导人多数不是那么凛然不可侵犯，见面交谈也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总之，上世纪50年代前期是中印关系最热的时期。除了官方关系外，民间友好往来频繁。最早是1951年9月“印度亲善访华团”访华。以后从1953至1956年，中印友协和印中友协之间有多次互访，规格高、人数多、时间长。双方都是一流的知名人士。印方尼赫鲁家族成员不止一人参加印中友好活动。我们在印度演唱的《印中友好之歌》的作者，著名诗人查托帕迪雅就曾于1953年访华，在中印友协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自编自唱这首歌。还有文化、电影代表团互访，互相举办电影节。记得1955年，中国二十个大城市同时举行印度电影周，播放《流浪者》、《大篷车》等电影，观众达三百万人次，掀起了一股“印度热”，一时之间满城争唱“拉兹之歌”。印度文化代表团在中国演出期间，中国也派了演员随团学习印度歌舞，我只记得有崔美善。后来才知道，这也是周总理的指示。在那之后，印度音乐舞蹈也纳入了中国的演出歌舞节目，应算是若干年后成立“东方歌舞团”的最初基础。此外，1956年还有赵朴初与一位藏族法师访印讨论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年的筹备工作，等等。我本人有幸赶上了那一段热潮。1956年我被派往维也纳“世和”书记处工作，从此工作重点转移，远离印度。再后来，中印交恶。我最后一次访问印度是1963年，参加一次和平会议，气氛已经完全不同了。

现在中印关系又在新的形势下回温。印度以自己的发展和进步受到世界关注，也频繁出现在中国媒体和书刊上。回想起半个世纪前我与印度一段情缘，别是一番滋味。今天的印度一定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对这个国家又陌生起来。事隔多年，个人的记忆只是一鳞半爪，定有不准确之处，只能作为怀旧，不能据以为史。

2008年

记饿

——“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1956—1959年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逸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我在维也纳，随中国代表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一个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组织），只从定期收到的《人民日报》上得知国内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景象。加以同事间互传国内来信中描述的神奇数字和预期的远景，以及工、农、兵、学、机关干部全体动员大炼钢铁、除“四害”、搞“超声波”试验等，令我们兴奋不已，觉得身在万里外，不能亲历其盛，实在遗憾。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向外国人宣传“大跃进”的成绩。在这段时期一切对外活动中，中国人只要发言，都宣传“大跃进”。外国人如果对此有质疑，一律认为“不友好”。记得那一年有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的发言中当然也是大段宣传“大跃进”，提到“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一位长期在美国的老革命领导在审阅英文稿时说：英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十年超英的目标太低了。但因为这是上面定的口号，他不能改。此一例足以说明当时全民头脑发热的情况，连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也不例外。

到1959年夏，就陆续传来国内供应紧张的消息，而且急剧恶化，特别是基本食品供应发生问题，开始削减每月粮食定量。我们对“自然灾害”之说当然毫不怀疑。只感到国内物资匮乏，而我们还在国外“养尊处优”，都于心不安，十分内疚。于是我和陈乐民以及另一位年轻同事一再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调回国内“与全民共甘苦”，并经受艰苦的“考验”。对于我们这种和平年代才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是经常被敲打的弱点，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所以有了“艰苦”的机会，不问情由都不肯放过。

1959年8月我和陈乐民果然奉调回国，倒不是领导同意我们与人民“同甘苦”的要求，而是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对这个和平机构的方针有所改变，准备逐步撤出。此是另一个大题目，暂且不表。且说我们回国兴奋劲头过去之后，开始感到物资匮乏的现实，首先是每人登记粮食定量，按月领粮票。我们都自觉把粮食定量按低标准报。我一向饭量较小，以为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足够了，还没有意识到在一切其他“油水”都没有的情况下，饭量会大得自己都吃惊。机关食堂每人限买半个菜。用不了多久就明显感到食堂的肉菜稀少，日益清汤寡水。早餐偶然有鸡蛋卖，每人限一个，稍晚就轮不到了。再后来鸡蛋就绝迹了。刚回国时我还有一次尴尬的经历：我们夫妇二人与朋友夫妇相约到附近一家熟悉的小餐馆去“打牙祭”。饭后我抢着付账，却不意那价钱高出我出国前许多倍，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阮囊羞涩。朋友笑笑说还是我来吧！经他解释才知道那是当时的一项特殊政策，开一些高价饭馆，在特定的商店卖一些高价糕点，以便货币回笼。以我们当时的工资，那种高价餐馆也是很难问津的。

以后匮乏的形势日益严重，偏巧我开始怀孕。应该说，我从未有过一般孕妇的反应——呕吐、挑食，等等。我对怀孕的记忆只有饥饿感，胃口出奇的好，空前的“馋”。平时不吃肥肉、不吃羊肉、怕油腻、怕膻气的种种娇气一扫而光，可以说见“油”开眼。我自工作以后一直住集体宿舍，吃机关食堂，婚后依然如此，不过两人在集体宿舍楼中分到一间房而已，其他仍与“单身汉”一样，是集体户口，全部粮票、油票都交到食堂。这样就更加没有丝毫自主的机动性。家中连面包屑的储备都没有，一旦错过了食堂开饭时间，就只有枵腹待天明了。而那些独立安家自己开伙的同事就灵活一些，各显神通做一些调剂。有一段时候还有人在家门前试着养鸡，居然真的有了鸡蛋。有一个冬天，我与一位男同事C君一起到另一单位去开会，回来晚了，食堂早已关门。我回到冷冰冰的宿舍空空如也，可谓饥寒交迫。C君就把我拉到他家去（那时有家的都住在机关大院后面一排平房中），他的夫人是理家能手，自己养了鸡，给我们端出来热气腾腾的二米粥和烙饼摊鸡蛋。我简直觉得美味无比，吃罢周身暖和。此一饭终身难忘。在那种食物匮乏的情况下，这样待客实属慷慨。于是我在一段时期内逢人便说C君家有贤妻，真是福气。以至于一位女同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可别老这样说了，不然好像你恨不得也找一位“贤妻”！稍后，在机关大院中个人养鸡也不允许了。

我的女儿是1960年5月出生的，那正是全民挨饿进入高潮之时。当时“孩子他爸”正在农村下放劳动（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人回来都需要下去锻炼，我如不是有此特殊情况，也会下去的）。我们都认为这是宝贵的锻炼机会，决不想要他为我生产而请假回京。我全靠父母家作后盾，在家坐月子。他们几个月前就把全家的票据和蛋、糖等副食品配额集中存起来，做好准备。但是肉票是过月作废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肉。家里的老保姆为此费尽心机，在算准的预产期前夕，以全家的肉票早起排队买了一支蹄髈炖汤。偏偏我实际生产的日子比预产期晚了十多天，那时又没有冰箱，急得老保姆直掉眼泪，只有每天煮一开，保证它不变质，到我产后吃到时已经只剩汤了。反正“肉烂在锅里”，并未损失，营养保留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产妇最需要的鸡蛋，靠全家的配额也是不够的。母亲托一位亲戚从农村弄来一篮鸡蛋。那时报上正在大力批判农村自由市场，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云云。我就认定那鸡蛋一定是从自由市场来的，拿出“耻食周粟”的精神，坚决拒吃，真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左”，其愚也不可及，而且是诚心诚意，即使外人无从知晓，也要“慎独”。事实上，我还是享受了某种特殊条件的，因为父亲的级别属于“糖豆干部”，有一些特殊供应，尽管有限。父母的年龄超过六十岁，可以订到牛奶。我产假没有满就被单位一个电话召回，随代表团出国，孩子完全丢给家里靠牛奶喂养。她能够健康成长，我也没有因产后营养不良而落下后遗症，都是仰赖父母加上老保姆省吃俭用的支持和精心护理。

关于孩子的名字也与当时的背景有关。人们以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总会起一个有点书香气的名字。至今还有人问，女儿“陈丰”的名字有何出处。实际上就和饥荒有关。当时陈乐民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劳动、同挨饿（口粮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的没有去皮的“毛粮”），热情的老乡听说他添了孩子，纷纷给起名出主意，最多提到的是“满仓”或“满屯”，这代表了最朴素的向往。他就真的写信回来建议以“满仓”为参考取名。父母和我商量的结果就用了一个“丰”字，取盼丰收之意。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和女儿开玩笑说她差点叫“陈满仓”。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接待的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那时不用美元），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闹笑话，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也有过一次经历，曾在另一篇文章“在胡志明家做客”中提到，说的是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我只检讨而没有受处分。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还有一次与面子有关的趣事，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消除疲劳，勉强起床。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陈乐民下放一年后回来更加严重，他本来很瘦，回来变成了大肚子。据说他在下面有一次看水堤时因腿软站不住滚到了水沟里，幸亏被人看见及时救起，没有淹死。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我在那段时间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被召去做翻译，大多在中南海，而且大多在半夜。安排此事的是国务院外办，每有任务，由他们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办公室通知我待命，那我就不能睡觉了。当时廖公（承志）是外办负责人，又主管我们单位的工作，我们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经常是他主要负责，所以对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肿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就以此为例，并以我工作特殊为由，乘机向廖公呼吁，申请补助。刚好此时又发生陈乐民在工作中晕倒抢救之事。于是在廖公授意下，我们单位以我们夫妇健康恶化为例，打报告为本单位职工申请营养补助，由廖公特批若干数量的牛奶。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每天上午十时，工间操时间，大家到一个地方去喝牛奶，鱼贯而入，有人掌勺，从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牛奶中每人发一碗。虽然供应人数不少，但也不可能全体职工人人有份，名单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必然有人感到不平。当时喝到的同事开玩笑说沾了我们两人的光。但是到“文革”开始，此事反过来成为本单位领导和我们本人的一条罪状，特别是廖公靠边站后，此事更成为批判内容。尽管有此照顾，我的健康还是严重透支，到1964年虽然形势已经好转，我却积劳成疾，全面垮台，大病一场，足足休养了两年才恢复正常。此是后话。

总之，关于“大跃进”，不想则已，回忆起来贯穿始终的是“吃”的问题，其余“大事”都隐退为背景。“民以食为天”，信然。

平心而论，相对说来我的处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可以说间接地享受了某种特权。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一个家里八口人饿死了四口，一个九口人饿死八口，只剩她一人，因为在外面当保姆。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都说，这事在当时太普遍了，家家户户都饿死人，整个村剩不了几个人。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她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比起农村的饿殍遍野，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2008年

特殊年代的童趣几则

我曾写“钢琴与政治”一文，略述自己几十年来与钢琴分分合合的经历莫不与政治形势有关，说明在那个年代“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找你”之信然。又想起出生于1960年之小女幼时一些憨态和趣闻，后来常作为家中茶余饭后之笑料，也都与“政治大背景”有关，今录几则以供读者一笑或一叹：

“没本儿没票！”

小女出生于全民饥馑、物资最匮乏的年代。她在两岁上幼儿园之前住在我父母家，由我母亲和老保姆共同照看。那时购买日常食品是一件头等大事，样样都需要票证或购货本。从她蹒跚学步之时保姆就常带着她上街购物，往往看到需要的东西，票证或本上的配额已用完，只能望洋兴叹。所以孩子在牙牙学语时听到最多的话之一就是“没票！”或“没本儿了”！这两个词自然而然进入了她最初的语汇中。以至于形成条件反射，一带她进商店，她就说：“没本儿！没票！”惹得售货员说：“这孩子真懂事。”后来发展到大人教她叫人，或说简单的话语之后，她常常要自动加上“没本儿！没票”！大概这是她无师自通的词，说得最流利、响亮。今天的人想象力再丰富，大约想不到两岁以前的幼儿常用语竟是这两个词。

“给批判了”

“文革”初起，到处是高音喇叭，大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幼儿园的阿姨们也免不了轮班学习搞大批判，对孩子自然起耳濡目染的作用。那时我们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周末一帮孩子从幼儿园接回就在食堂吃饭，不免是许多叔叔阿姨们逗乐的对象。特别是一些单身汉乐此不疲，常常问一些刁钻的问题。一日，一叔叔问她：人是从哪里来的？她应声答曰：“猴子变的呗！”——“唯物史观”从娃娃抓起，果然取得立竿见影的成绩！那位叔叔还不罢休，接着问：“那为什么现在动物园的猴子不变人了？”她吧眨眼睛略作思考说：“给批判了。”众皆捧腹。她对“批判”直觉的理解就是禁止。

“想不通”

一日，从幼儿园回来，问道：“共产党和毛主席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俩老在一起？”我们尽量用她能听得懂的语言解释说：“毛主席是一个人，共产党是许多人，都跟着毛主席走。”她恍然大悟说：“噢，我知道了，就像幼儿园阿姨领着我们大家走。”接着，她做沉思状片刻，忽然说：“我真想不通。”我问何事想不通，她说：“幼儿园阿姨说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我想不通他是亲密战友，为什么要反毛主席，我都那么热爱毛主席！”我无言。这回轮到我想不通，她知道她为什么那么热爱毛主席吗？

语录的威力与限度

那时我们的机关和宿舍都在东城台基厂，而大多数职工的幼儿都送到复兴门外木樨地上级机关的幼儿园，相隔有十多公里。在“文革”期间一切秩序失常，公交车起初是拥挤到像前几年春运中的火车一样，到站后大人可以硬挤出去，孩子却挤不出去，靠乘客发挥集体互助精神把孩子举起，从头上接力传递到门口。每次都是一场战斗。后来就干脆没有车了，有也挤不上去。周末接孩子成为一大难关。于是主要成为爸爸们的任务，至少体力强一些，实在不行时还可背着走一段。一日，孩子她爸去接幼儿园，有一位同事碰巧家里有事，托他把他们的孩子也一起接来。就这样领着两个孩子开始艰巨的长途跋涉。以冰棍糖果为诱饵，好不容易走到约三分之一处，两个孩子看见一幢与我们机关大楼相似的大楼，赶忙跑过去，一看不是，就此泄气，坐在台阶上再也不肯起来了。一人也无法背两个，眼看天黑下来，情急生智，想起了“一句顶一万句”，就领着她们念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鼓舞下，果然起了神奇的作用。两个孩子居然站起来跟着走了。就此一路上不断地有节奏地念这几句话，作为前进的口令，走了一大段。不过越念声音越小，终于失去效应，两个孩子又坐在地上，这回念什么语录都不管用了。好在此时已离家不远，最后连哄带骂，生拉硬拽，也不知怎么总算到家。大人孩子都筋疲力尽，倒头便睡。语录表现了它的神奇威力，终归也有其限度。

“无私”教育的失败

我们这辈读过点书的人自参加“革命工作”后就有原罪感，深为割不断的“个人主义尾巴”而苦。终于有了下一代，下决心从“一张白纸”开始，培养她成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无私的人。于是忽发奇想，在她身上做一番实验，让她从懂事起就没有私有观念，也就是没有“你的”、“我的”之分。鼓励她把玩具糖果等都与小朋友分享，她的小朋友到我家来，宾至如归，什么都可以随便拿。后来发展到她把小朋友带回来，抽屉、柜子随便翻。好在那时家无长物，我们只把特别要紧的东西藏起来，也不敢要她制止小朋友翻我家东西，以免破坏“无私”教育的实验。直到有一天，我们带她到别人家去串门，她老实不客气打开人家的抽屉就翻起来。我赶忙制止说：“人家的东西不许乱动。”她一脸茫然，望着我们说：“为什么呀？”其潜台词是：为什么小朋友可以翻我家东西，我就不能翻人家东西，再说，什么是“我家”的和“人家”的呀？从那时起，我们的“无私”教育实验宣告失败，总不能教育出一个到别人家里乱翻抽屉的孩子来不是？

选语录专家

机关里又要“讲用”了，人人过关，概莫能外，而且还要交书面的。我们在家对纸发愁，不知说什么好。家里的二年级小学生见状想对我们有所帮助，问道：你们是要写做好事的，还是检讨错误的？如果讲做好事的，就用“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或者“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果是检讨错误的，可以用“要斗私批修”，“无数革命先烈为了革命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或者“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要是讲运动的，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是要讲大好形势的，有“五洲四海红旗飘”（她说明这不是毛主席语录，但一样可用）……她讲了一串，如数家珍，十分自信，恕我不是好学生，现在连复述也记不全了。只记得我们的心情始则愕然，继而啼笑皆非，但是对挤出一篇“讲演稿”来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缺的不是语录而是内容。

与小猪同受优待

原来我们干校在京郊。林彪“一号通知”后，限期离京，举家随机关到河南郸城县干校。有一度，为了更加直接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们一家三口住到附近老乡家里。那是一家成分绝对纯正，而因劳动力多一些相对说来生活还过得去的人家，有一间空房借给我们。当然我们三餐都还在干校农场的食堂吃。小女也受到严格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很自觉地绝对不吃房东任何东西——热情的房东可以拿出来待客的也就是一个煮鸡蛋，她非常懂事地掉头就跑，没有接受。这家全部副业就靠养一头老母猪，每年可卖几头小猪换一年的花销。我们在的期间碰巧母猪生了一窝小猪。这本是一件大喜事。但是不久乐极生悲，一日母猪出去觅食，破坏了邻近生产队的庄稼地，竟被村人（队员）打死。那时邻队之间这类事是经常发生的。那窝小猪还在哺乳期间，顿时失母，就有养不活之虞，这意味着一年的收入就此成泡影，对这一家实在打击太大，全家人如丧考妣痛哭了几天几夜。但是小猪还得喂。当地人常吃的食粮是白薯干磨成粉做的窝头，又黑又酸，远不如玉米面的窝头。白面只有在麦收之后才分得一些，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只有喜庆、节日和走亲戚才蒸“大馍”。用白面加开水调制成糨糊状的“糊糊”就是当地最细的细粮，通常用于病号饭和婴儿的代乳品。房东就用它来喂失乳的小猪。那几天刚好小女生病发烧躺在“家”里，我们却还得下地，只能等中午从食堂打饭给她送来。一天，回去一看，她已分享了小猪的“糊糊”。原来房东大娘心疼孩子，给小猪喂糊糊的同时，也给她一碗，她虽然坚决拒绝了鸡蛋，却无法拒绝这碗糊糊。遂与小猪同受特殊优待，也算漂母一饭之恩吧。但是最终，白面糊糊还是没有救活那一窝小猪。

“首都阶级斗争真复杂！”

1972年，托中美关系解冻后工作需要之福，奉调回北京，第一次正式安家（下干校之前虽已成家，却一直住集体宿舍），分得房一间，与杨君一家同住一套公寓。他家刚好有女与小女差不多大，也从干校回来不久，都上小学四年级。从此两人同吃、同玩、同学习，形影不离。虽然来自不同的干校，但是在农村的生活和所受教育基本相同，所形成的“好人”、“坏人”的观念也相同。一日我们下班回家，两个孩子争相告诉我们当日的“历险记”，说是“吓死我们了”。原来她两到附近一片比较僻静的小树林去玩耍，忽见一对男女拥抱在一起，认为一定是遇见坏人了，“吓得我们拔腿就跑回来了”！叙述完毕后，小女慨叹曰：“首都阶级斗争真复杂啊！”怎么会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呢？想必是那年月“地、富、反、坏、右”之说连小孩子都耳熟能详，而其中“坏分子”往往与男女关系有关，莫非是这种议论给她们留下了印象？

阶级敌人破坏？

转眼1976年夏，小女已上高中。班上有一名十分革命、左得可爱的班长，一切走在前面，带领她们学工、学农、学雷锋，事事不落后。那年春，她们班在班长带领下集体到郊区“学农”——并非校方组织，纯属自愿，校方不便阻拦，也无老师一起去。大家骑自行车去（是哪个县我记不清了），住在老乡给分配的仓库或其他空屋中。那时郊区农民对于下乡的学生都有义务好好接待，妥善安排生活和劳动，也是“政治任务”。无形中，当地的干部对她们就有保护之责。实际上就是给人家添麻烦。那还是唐山地震之前，但关于地震的预报不断传出，也有过几次虚惊。北京及其附近的居民已经听过有关地震的知识和应急之道的传达，各级领导被要求提高警惕。因此，有一夜，村里有人似乎有所感觉，发出了可能地震的警报，村民全都从家里跑出来，当然也有人赶忙把这批女学生叫醒，动员她们出来。但是那位班长第一个反应是，这可能是阶级敌人造谣破坏，要同学们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后来证明是虚惊，不是地震。那班长更加自信。小女回来叙述此事，此时似乎已经对那位班长不那么信服了。

不久以后，女儿又风风火火地整天跟同学往外跑，这回却是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献花圈、抄诗。眼看风声紧张，我们提心吊胆地等她回家，幸好她在“民兵”包围的最后一个缺口下钻了出来。过不久，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大家都住地震棚。又不久，“四人帮”垮台，政治形势剧变。再以后，那位最革命的班长因有亲戚在美国，第一个出国定居，寄回照片来，长发披肩，与任何旅美的华人女孩无异，当年梳两个小揪的革命英姿已了无痕迹。女儿则忙着考大学，要背的内容很多，但已不是语录。不出几年，那些从娃娃抓起的各种“教育”和“熏陶”，那些耳濡目染而形成的观念在她身上已不见踪影，剩下的只有一些作为家庭笑料的遥远记忆了。

2003年

在胡志明家做客

最近翻阅尘封已久的相册，见到几张旧照片，勾起一段往事。

1960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南北统一后更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十五周年国庆，同时召开越南劳动党代表大会，邀请各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代表列席，中国派出了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团员叶剑英、廖承志，我国驻越大使是当然成员。代表团随员有：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和中联部主管这一地区的局长、一名摄影记者、一名新闻纪录片的摄影记者，文字记者由新华社驻河内分社承担，还有李富春的秘书和叶剑英的警卫员，廖公未带随员，我作为英、法文翻译随团，其实只是备而不用。正式的语言当然在中文和越南文之间，由我国驻越使馆和越方提供翻译；各国来宾语言五花八门，势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带多种语言翻译。不过大体上通过英语或法语都能沟通，我碰巧二者都懂，带我去可节约一人。实际上，与各国代表交流很少，我的工作极轻松，大部分时间跟着参观游览。我是随行人员中最年轻、资历最浅的，因此得到不少照顾，实质的活动内容印象模糊，留下的都是花絮和愉快的记忆。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亲见胡志明主席的风貌。

胡志明本人曾经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战斗，与叶剑英还有特殊关系，所以对中国代表团接待既隆重又亲切。代表团到达不久，他就接见。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极其朴素、平易近人的老者。他自始至终一直说中国话，他的普通话略带广东口音。以后他经常在不同场合与我们团在一起，总是穿他那一袭白夏布衣衫，身边有一名女服务员照顾，没有大批前呼后拥的警卫和随员，以我国的习惯来看好像安全保卫相当松。我们被安排在原来的法国总督府，那时算是河内最好的房子，同时也是越南主席府。但是胡志明住不惯洋楼，专门在大院的后面造了一座竹楼，自己居住。这洋楼就成为国宾馆。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钓鱼台，当然没有那么多栋楼。团里唯一的另一位女同志就是摄影记者牛畏予，于是整个访问期间我们两个人就住在一起，活动也多在一起。不过她要比我辛苦得多，那时器材还没有那么先进，她个子不高，整天扛着十几斤重的照相器材爬上爬下抢镜头，令我很佩服。

我们在宾馆进餐，“工作人员”和正式代表是分开的。主要是中餐，十分可口，特别是那米有特殊的香气。老远就能闻到，颇助食欲。一天我们正吃午饭，胡主席忽然一个人飘然而至，事先没有任何通报，我们慌不迭地站起来，他示意要我们坐下接着吃，自己也随便拉一把椅子坐下。他向我们询寒问暖之后，并问饭菜是否吃得惯。有几句话印象很深，他说：你们趁着年轻，胃口好，应该多吃点。我年轻的时候胃口很好，但是没得什么吃，早晨豆芽炒青菜，晚上青菜炒豆芽。现在想吃什么都有了，却年纪大了，吃不下了。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多吃点。我进入老年食量越来越小，每当面对美食常想起他的话来。

有一天，胡主席说要邀请中国朋友到住处做客，本来随行人员是不在邀请之列的，不过他忽然看看我说：这个女孩子也一起来吧。于是我就有了到胡主席家做客的殊荣。那“家”是在总督府大院的后面，中间经过一片绿树掩映的小桥流水，池边有一块地方垒起几方石头。那是钓鱼的地方，胡主席请客人在这里钓鱼，说这是“胡公钓鱼台”。在这里流连片刻后，来到一座架在空中的小楼，样式与傣族的吊脚竹楼差不多，不过我不记得是竹制的还是木制的。由几根柱子搭起，柱子之间八面通风，放一张长桌和几把椅子，大约是非正式的议事之处。沿简单的楼梯拾级而上，四面是带栏杆的回廊，中间只有两间房间，大家脱鞋进去，地板光洁，一尘不染。卧室只有一张带蚊帐的床，一书桌、一椅；另一间算起坐间，我的印象中根本没有家具，大家席地而坐，欢谈甚洽（当然我是不敢插嘴的）。胡志明提起与叶帅当年一起战斗之事，说你是我的老上级，叶帅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他还用广东话说：“我们说广东话，他们听不懂。”其实就是李富春听不懂，廖承志也是广东人。临告别时，叶帅开玩笑说：“胡主席啊，这个地方真好，可惜还缺一个人。”胡主席会意，笑着说：“我在等文成公主呢！”

9月1日越南劳动党代表大会，除两名记者有自己的任务外，我们随行人员都不参加，我在会场外走廊和休息室待命，以便休息期间可能我国代表需要与其他国家代表交谈时随时应命，实际多为寒暄，并没有多少实质性谈话。我体会，那一次为了不使主人难堪，我代表团有意低调，不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带到哪怕是会场外。9月2日国庆日，白天游行、阅兵，我们都应邀上观礼台。晚上国宴和游园，都在公园里，宴会也在露天。宴会时间较短，随后就由越南主人陪着游园，整个园子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气氛。与我们的节日游园活动一样，到处搭台，进行着丰富多彩的表演，每一处都围着一圈观众。胡主席有许多别的客人要招呼，但还是陪我们走了相当一段路。

宴席间有一趣事：越南的9月初天气还是很炎热的，入晚也不凉快。对于这种隆重的场合，中国代表照例穿正式的中山装，叶帅还穿了元帅服。胡主席却还是一如既往，穿着他的白夏布衣衫，而且在席间提出来请大家宽衣，说是这么热天不必拘礼。于是大家如释重负，纷纷脱去上衣。唯有最胖、最怕热的廖承志就是不肯脱去那白色茧丝的中山装，胡主席一再点名让他别客气，他只是笑而不答。原来他正是由于怕热，里面什么也没有穿，光身穿了这件上装，自然没法脱了。散席后，李、叶二位都以此事取笑他，他大呼失策不已。

在那次访问期间还参观了一些中国援建的工厂，记得其中有牙膏厂，我第一次见识原来牙膏是这样制造的，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还有印象。还游了下龙湾，其地质结构和景色与桂林相似，期间叶帅即兴写了几首诗，我曾保留过其中一首的手迹，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下干校等，与其他的书籍、文件等一起都散失了。不过后来见到出版的叶剑英诗集中这几首诗都在内。几年后美国侵越战争起，我才知道挨炸的东京湾就是我游过的下龙湾，不胜惋惜。

总之，那次访问是在“同志加兄弟”的气氛中，十分融洽、愉快。我只是处于边缘，没有参加正式会谈。不过当时政治形势的背景还是知道的，从非正式活动的一鳞半爪中也能感觉出来。当时中苏已交恶，越南夹在两大之中，两边都要争取它，而胡志明则一心要当和事老，希望两边和好，保持国际共运的团结。中国代表时不时地借机要表示对苏联的微词，记得李富春在拜访竹楼之后说，胡主席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令人钦佩，我们都应该学习，不像有些人忘了本，生活奢侈，还提倡什么物质刺激，同帝国主义和平竞赛，搞半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是那时中共给苏共加的帽子，还留有余地，后来把“半”字去掉，再后来就变成“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了）。李富春讲“半修正主义”的浓重湖南口音（“半”读如“bu'en”）我至今犹有印象。每当此时，胡志明则顾左右而言他。记得那一次他接着说，越南现在也在培植小球藻，凡中国有的，我们也要弄一点（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内提出各种各样粮食代用食品，“小球藻”是一种菌类，据说富含蛋白质，可补充营养，故一段时期号召培养小球藻），把话岔开了。

提到国内的“三年困难”，又想起那次访问期间，我个人出了一个与此有关的差错。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短缺经济，于是就有专门供应外宾的友谊商店，在里面可以买到外面买不着的东西。又由于个人不能持有外汇，出国代表团每人发少量外币（真的是极少量）作为零用钱，而接待规格较高的代表团，则由东道主“发”给客人零用钱，并安排到友谊商店购物，这也是一个节目。这钱只能在当地花完，带回去没用，也不允许。我们访越期间，照例也有这样一个日程。我当时初为人母，孩子才三个月，以我的工作性质当然只能喂牛奶，牛奶的供应已经把我父母的份额都占了勉强维持，而所需白糖，当时也是限量分配，完全不够的。我在河内的友谊商店经过食品柜台，忽见白花花的白糖，为之心动，就不假思索地买起来。出国而不买当地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却买白糖，自己觉得不大好意思，就向陪同的越南同志解释，因我有一三个月的孩子云云。当时我认为，中国现在供应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兄弟”邻邦，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谁知当天晚上，住处有人敲门，出去一看，一位越南同志送来一个大纸盒，说是里面全是白糖，送给那三个月的“小娃娃”的。我大吃一惊，知道事情不妙，显然我买糖事已被汇报到越方有关领导，才有此善意的馈赠。我如收下，是违反纪律的，遂执意推辞。他却与我一样坚决，看来他若不完成任务也是不好向领导交账的。我只得暂时收下。他一离去，我立即拿起盒子去找领导——即外交部的亚洲司长，他负责团内工作人员的思想纪律——说明原委，检讨自己行为不慎，并把“礼物”上交。他表情严肃，显然很不快，但因我是临时借调不是他的直接下属，没有严厉批评，只说，事已至此，以后吸取教训吧，东西留下我们研究后再说。后来在回国前，他们把那盒子又发还给我，说是既不能退还，也无法处理（若不是食物就可上交仓库）。我当时确实心中很难过，回国后又如实向本单位组织汇报，写了一份检讨。

事实上，在那个困难时期，出国人员在国外买食品已相当普遍，随着匮乏越来越严重，此风日盛，包括级别相当高的领导都如此，以致传出把黄油放在箱子里到家化了弄脏衣服的笑话。于是，大约在1961—1962年间，上面（不知哪一级）规定一条纪律，临时出国人员在国外不得购买食物，以免造成“不良国际影响”，大约是饿死事小，面子事大吧。我这件事发生在宣布纪律之前，所以还不算太严重，只批评，没有处分。

2003年

与保尔·罗伯逊同台演出

青年时期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到过一些特殊的人物、一些特殊的事。当年少不更事不以为意，阅历多一些后回头来看却发现原来与某些重大的历史背景都有关联。还有一些花絮，属于趣事逸闻，有时茶余饭后与朋友闲聊以资谈助，也没有想到值得一写。但是听者认为非常有意思，敦促我写下来。与美国黑人歌王保尔·罗伯逊“同台演出”云云，就是其中之一。写下来也是供读者茶余饭后一笑。

我何人，怎么会有资格与罗伯逊同台演出呢？这还得先交代一下不算太有趣的历史背景：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美苏双方都高举和平旗帜，把制造紧张局势的责任推给对方，在这个问题上打宣传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发起组织“世界和平运动”，成立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以下简称“世和”），还有常设机构，开始时总部设在布拉格，后来为了更靠近西方，搬到了还在四国占领下的维也纳苏占区。这“和平运动”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不定期地举行国际会议，根据当时国际的热点问题通过决议，制造舆论，简单地说，就是建立亲苏反美统一战线。所以当时西方知名人士常应邀与会。欧洲知识分子左倾是二战后的潮流，例如著名的毕加索的和平鸽就是为一次和平运动的活动而画的。“世和”的主席是法国人，著名原子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即居里夫人的女婿）。是为国际背景。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当然积极参加，是这一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直到中苏交恶之前每会必到，发挥了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二”地位相称的作用。不过中国的主动积极，倒不全是为了配合“老大哥”，而是把这当作一个打破孤立、扩大影响的渠道。如众所周知，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很少，政府外交受很大限制，于是开展“人民外交”，广交朋友就成为一项国策。和平运动是一个可以接触到共产党以外西方人士的极好机会，成为当时我国国际活动中一大重点，所以派去的代表团规格总是很高，而且充分体现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精神，曾派出过由宋庆龄任团长的代表团，其重视可见一斑。说到统一战线，那是毛泽东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强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政治活动家在各种场合如花团锦簇，极一时之盛。报上一登名单，长长一大串，蔚为大观。参加和平运动的代表团也体现了这一繁荣景象。每次代表团中都能包括一些令外人瞩目和肃然起敬的各界杰出人士，这是苏联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仅我本人接触到的，就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人录来。是为国内背景。

现在言归正传。1955年5月，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一次盛大的和平大会。这种大会主要不是为讨论问题，而是显示力量，造声势。所以主办者尽可能邀请各国最广泛的人士参加，各路英雄济济一堂，十分热闹。当时正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朝鲜战争已经停止，国际局势有一个短暂的缓和时期，有关国家国内气氛也相对宽松一些，一些本来受到限制不能出来的人也出现了，记得其中就有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保尔·罗伯逊的出席更属难得。这里要说明一下：与“世和”有关的会有不少西欧人士参加，但是基本上没有美国人。当时美国比欧洲反共气氛要浓得多，左派没有立足之地，即使能出来，参加了这种活动回去也要被吊销护照。罗伯逊就是因“亲共”而多年没有护照不能出国。后来“麦卡锡主义”退潮，1955年他终于能出来参会，是一大胜利。他出现在会场时受到的热烈欢迎景象可以想见。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茅盾，郭沫若是作为“世和”副主席参加。团员阵容十分强大，我印象深的有马寅初、爱新觉罗·溥杰等，还有一位真正过午不食、只能打坐休息不躺下睡觉的高僧能海法师。团内还有一位女高音歌唱家管喻宜萱（人称管夫人），与本文主题有关。今天许多年轻人可能不大知道喻宜萱，她在40年代可是赫赫有名，在台上也是可以引起轰动效应的。她思想进步，是在正规的歌唱家中较早演唱民歌的，一曲《小黄鹂鸟》唱得大江南北的女学生都会哼。她以歌喉嘹亮、音色厚见长。我听说过她在40年代末支持学生运动，曾到上海交大学生集会上唱：“天啊，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可能上海老辈的人记得详情。

由于各国代表中艺术家不少，不知谁发起的，大会最后一天举行晚会，由各国艺术家登台献技，以志其盛。中国代表团自然是管夫人出场，她为没有伴奏而感到遗憾。说来也巧，我们住的旅馆有一间小客厅里放着一架钢琴。我自从出校门后就很少有机会弹琴，在国外见到琴，手痒起来，就趁代表休息时偷偷去弹。此事总会有人发现，传了出去。应该说，那还是气氛比较宽松的时期，不至于因此挨批评，再过几年我就不敢这样放肆了。因此却引来管夫人，问我可否在晚会上给她伴奏。我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那么多顾虑，竟一口答应，只说要看谱子难不难，而私心窃以为过去伴奏还有些经验，对自己的识谱能力颇有点自信，却忘了我已有好几年没有摸琴，已非“当年勇”了。及至拿到伴奏谱，有的还可以，其中有一首却比较难（好像是《我骑着马儿过草原》），不经过练习，速度跟不上，当然不可能有时间练。但这是管夫人拿手的重头曲目，非上不可。最后她同意我采取“偷工减料”的办法把最难的地方混过去。就这样，不那么“闪亮”地登场了。那是相当正式的演出，不是联欢性质，是在一间大厅里有正式的舞台，台下黑压压一片，大概除了与大会有关的人士外，东道国还请了一些听众来捧场。好在大家注意的主要是歌者，不大会去注意伴奏，演唱很成功，掌声热烈，这个节目总算对付过去了。事后有人不识相，当我面问管夫人我弹得如何，她犹疑一下说：“她大概独奏比伴奏擅长”，以这么婉转的方式表达不满意，也令我终生难忘。

如果我的不自量力仅止于此，那也还罢了。却还生出下文：朝鲜代表团中也有一位女歌唱家出节目，排在管夫人后面。她的声音是属于甜美柔细的那种，排练时慑于管夫人洪亮的嗓音，觉得自己跟在后面反差太大，就来央求管夫人换成她先唱。不知为什么，管夫人坚决不肯。那位朝鲜女士看来缺乏自信，又见管夫人有伴奏，她更处于劣势了，于是跑来和我商量是否也肯给她伴奏，那时离晚会开幕的时间已经没多久了。我照例要求先看谱，还真的不难，匆匆合了半遍，觉得还可以，就这样定了。问题就出在这只合过“半遍”上。原以为后半部基本上是重复前面，只有结尾花哨些。谁知到了台上，中间有一段脱离伴奏的花腔表演。只见她没完没了地“啊……”，我却找不到应该从什么地方跟进了。如果是中国歌还好办，对上歌词就可以找到了，可这是我完全不懂的朝鲜文，而且调子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坐在台上毫无办法，只好让那位可怜的女士从后半起无伴奏清唱到底。我只紧盯着最后几小节，到结尾高潮处适时跟进，总算“有始有终”。最后谢幕握手如仪，台上台下好像什么事故也没发生。我也不记得到后台如何向她道歉的。也许因为受这件事的干扰，我没有能好好欣赏全部节目。现在留在记忆中的只有聂鲁达朗诵他自己的诗和罗伯逊的唱歌了。

罗伯逊的演唱当然是整个晚会的高潮，翻场多次，掌声如雷。记得他唱了《老人河》等许多脍炙人口的黑人名曲，又用中文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似乎整个大厅都充满了他的歌声，那低音深不可测，如无底洞。还记得他唱歌时有一个动作，一只手放在耳朵背后，像是在倾听什么远方的声音——也许是他自己歌声的回响？总之实在精彩极了，令人终身难忘。70年代末我偶然见到罗伯逊的儿子和儿媳，谈起这段因缘，他们随即送了我一盘极为珍贵的录音带，是非卖品。当时没有问是何时录制的，从里面的掌声和罗伯逊自己的讲话来看，大约是他从国外流亡回到美国后，一次演唱会的现场录音。除黑人民歌外，还有苏格兰民歌、非洲土语歌和中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凤阳花鼓》和《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有俄罗斯的《伏尔加船夫曲》，与美国《老人河》异曲同工。有的歌他边唱边作讲解。令人惊讶的是，他的中文发音相当正确，而且还为听众讲解其意。那录制的音乐会上他除了演唱外，还讲自己对各国歌曲发音的体会，把中国歌和有些中国字的声音与尼日利亚的某些话语作比较，据说有相似之处。这盘录音带我珍藏至今。

多么有趣的故事！可惜总是脱离不了政治。从上述情节可以看出罗伯逊十分热爱中国，也一直有访华的心愿，可是直到1963年去世终未如愿。前期当然是美国阻挠，后来他移居他国，应该不成问题，却又受了中苏分歧的影响。据说他的夫人与苏联关系比较好，苏联从中作梗。最后几乎成行，健康已不允许，天不假以年，对他本人和中国人民都是憾事。

现在回头来看，1955年应算得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盛时期，以后就四分五裂。而我国的“统一战线”到那时也应算是顶峰。不久，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我所说的那个长长的名单迅速缩短，我有幸陪同出过国的人一个个倒下，到“文革”时就无一幸免了。那时中苏已经决裂，也不再参加这种大会，即使要参加，何从去凑这样的“统一战线”阵势呢？

1998年

与师友同游水木清华

——《世纪清华》序

本书编辑田苗女士嘱我写一篇序。出于对母校的热爱，并为田女士的至诚所感动，我不假思索一口应承下来。及至真的动笔时，却不胜惶恐起来。那“世纪清华”所包含的业绩是何等丰富，何等恢宏！就是这一篇篇文稿的作者，以及文章所回忆的人，其中有许多名气也大得吓人，好多是世界级的：从国学、史学、哲学大师到不朽名著的作者，从中国“两弹之父”到诺贝尔奖得主，还有多多少少在某一个领域内做出里程碑式的贡献的杰出人物，何况还有季羡林先生华章在前……这样想下去就只有打退堂鼓了。但是我终于没有，最主要的是因为在翻阅这些文章中深深为那些朴实无华而感情真挚的文字所打动，同时也使我换了一个思路：权当是老校友聚会谈心。

我常觉得老校友聚会是最放松、最平等、最率真的场合，可以忘俗，可以忘年。“忘俗”是忘记各自的身份、地位、境遇、名望等，唯一的身份是校友，共同的关系是同学，大家在一起，超越世俗的、人为的界线，坦诚相待，畅所欲言；“忘年”是越过岁月的风尘，回到青少年时代，有时还激发出童心，争相追叙那锦绣华年、老师的音容笑貌、同学的趣闻逸事，还有校园里的一草一木，相互钩沉，相互感染，有说不完的故事，引起对母校的无限思念和眷恋，真的是春风化雨，终身难忘！这正是我读本书的文章的感觉，正如几代校友的一次大聚会，各抒胸臆，表达对母校的真挚的感念，又如与许多不论是否谋面，却神交已久的师友同游水木清华。此时此情，使我蓦然想起一段往事。

1970年代末，有一位阔别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清华故人不期而至，探望正在病中的我。那时大家都是劫后余生，但又余勇可贾，在新时期的曙光中期待着再有一番作为。在共叙往事之中，那清华园的岁月显得格外的灿烂、鲜亮。事后情不能已，在日记上写下了以下的文字：

……锦瑟华年，恍如隔世，而往事历历，宛如昨日。惊流光之飞逝，觉此生之须臾，叹人事之沧桑，恨聚散之无常，感故人之不我忘，惜来去何太匆忙。又喜历尽坎坷而赤子之心未泯，昔日豪情犹存，而今而后，庶几可以有所为矣！……思绪万端，不能自已，捉笔填词，词不达意，聊以遣怀于万一耳。

清华园内少年游

锦绣岁月稠

挥洒书生意气

花落不知愁

阳关唱，管弦休，水东流

今夕何夕，共此灯光，别梦从头

东风何事催白头

壮志今须酬

妩媚不让春色

芳菊傲霜秋

重试手，展风流，与谁俦

夕阳无限，肝胆依旧，心照神州

（调寄《诉衷情》）

实际上当时我们还属中年，说“夕阳”有些夸张。从那时起，又过去了近二十年，真的是“夕阳”了。今天从尘封中翻出这篇“私语”来，皆由于本书的篇章所引起的强烈共鸣，感到以上的文字似乎有普遍意义。各篇作者除了少数外，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而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却是“赤子之心未泯，昔日豪情犹存”，想见他们的精神风貌，当是“妩媚不让春色，芳菊傲霜秋”。常有人问：什么是“清华精神”？很难用几个字来概括，但是我想，这种在心灵上永远年轻，壮志豪情永不衰退，总是有所作为的特点应该算得是“清华精神”的一部分。和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清华师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经历过各种苦难和艰险，即使在抗战迁校那样艰苦卓绝之中还能治学不辍，成绩斐然。个人遭遇尽管坎坷，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就如一首歌词所唱：“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远的不说，在我国“史无前例”的浩劫之后，进入新时期的近二十年来，清华老学人“重试手，展风流”，又做出多少新的业绩，而一代新的清华学子也已脱颖而出，正跻身于世界潮流中大显身手。

处中西文化之交汇点，不断求知、求新，是清华一大历史传统。中西文化“联姻”的甘苦成败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本书徐葆耕文有独到的叙述。无论如何，正如徐文中所举的，从梁启超、王国维到冯友兰、钱书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通人曾在清华园中孜孜以求，在催生现代中国文化的艰苦努力中厥功甚伟。清华园曾经拥有在这方面这样为数众多的大师不是偶然的，也是清华历史上光辉的一页。至于理工科方面群星灿烂，赶超世界新潮流，更是清华的强项，始终保持前沿地位，这是毋庸赘言的。

对于大学的功能应该是什么，有种种说法，我比较赞同的提法是：一则培养有独立批判精神的思想者，一则培养各行各业的专家。后者所有大学都应而且都能做到，前一种功能则很难说，而清华大学原来是具备这两种功能的，只要把本书的文章作为总体来读，就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在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积极汇入世界前进大潮的今天，衷心祝愿站在时代前沿的母校能继续不负众望，恢复和发扬这两种功能不偏废的传统。

费孝通先生一篇文章中提到马约翰先生所提倡的“sportsmanship”和“teamwork”，也可以算是清华特色之一。凡是老清华都对马约翰先生的体育课印象深刻。当时大约中国的大学中没有哪个这样重视体育，强迫锻炼的，也没有哪个体育教师对体育赋以这样丰富的含义和崇高的精神使命。其用意显然是要一扫“文弱书生”的形象，转变传统的重智轻体的教育思想。同时这两个英文单词加在一起所代表的一种精神，我体会就是现在常说的“团队精神”，这是与“一盘散沙”相对立的，也和懒散、颓唐、陈腐无缘，而是朝气蓬勃，团结向上。这是我当年在校时就有的感受，这也是清华精神常新的表现之一。

清华精神当然不止这些，有许多可意会而难以言传。这种精神及于海外。我初次访美时就惊奇地发现美国竟有那么会员众多而积极活动的清华同学会。80年代初，我在纽约参加过一次颇为盛大的同学聚会，那时我国驻美大使章文晋和公使冀朝铸刚好都是清华校友，成为会上的嘉宾。与会者从1910年代到1970年代毕业生都有，大家齐唱清华校歌，人人为之动容。最老的学长之一顾毓琇先生作主要发言，大讲清华个性，他强调的是不畏艰难、勇往直前、争取成功的精神，给我印象很深。

本书的文章看似驳杂、随意，内容却极为丰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许多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如果从布罗代尔年鉴派史学的角度看，也可以当作本世纪的一个历史侧面来读。也许有的读者会觉得作者多半是老人，为什么不在年龄上有所兼顾呢？原来起意编这样一本文集并非是为了某个特殊的纪念日，而纯粹是出自田苗女士的兴趣和一片热忱。收入的文章也不是专门约来的，而是编者不辞辛劳从校刊和其他刊物上一篇篇收集起来的。文章的作者正好老人居多，是客观现实。我想这也是自然的。记得有一次清华返校节上听人说，最热心返校的有两种人，一是刚毕业的一两届，因为热乎劲还没过去；一是接近或已经退休的老校友，到了怀旧的年龄，加倍珍惜老友相聚的机会，也更容易有追忆逝水年华的心情。而正当盛年的中间一大批则散见于五湖四海，各自投身于自己的事业，自然很难有这种时间和心情。我想，写怀念文章也同此理。除此之外，香远愈清，陈酒更醇，经过历史的沉淀，隔开一定的距离，许多深层的底奥、内在的美，可能体会更深，这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时所无法理解的。总之，这些文章绝不是应景之作，都是有所感而发，是最自然的真情流露，反映出一片赤子之心。这正是这本集子最可贵之处。

当然，清华园里并不全是像这本书里所反映的那样只有桃李芬芳人文荟萃。人们在回忆往事中总愿意叙述美好的篇章，而把创痛深深埋起，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有一些重大历史是不应被遗忘的，例如在十年浩劫中清华之被蹂躏、被破坏和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这是应作为“校耻”来纪念的。在这里提到这一点似乎有点煞风景，但是这段历史我们无权忘记，因为它不属于一校，而与整个国家民族息息相关。

最后，我愿以书中深深打动我的一位学长的短文中的两句话作结：“为学在严，为人要正。”这就不仅是清华人，而应是所有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了。

1998年

清华园里曾读书

也许是由于几十年前曾有幸在清华园里读过书，《清华园里可读书》〔1〕一文引起我特殊的共鸣，读罢掩卷长思，无限感慨，浮想联翩，有不得不一吐者。

首先浮现在眼前的是那所风格独特的图书馆。记得当年考大学，发愤非入清华不可，主要吸引我的除了学术地位之外，实实在在的就是那图书馆了。清华的老图书馆当时在高等院校中是颇有名气的，除了藏书之外，那建筑本身与大礼堂同为清华园的象征。单是阅览室的地板是用贵重的软木铺就以免走路出声这一点，就可见设计之考究。那时，大图书馆的常客一般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座位。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借书手续简便，不存在管理员态度问题，以至于我根本不记得书是怎样借出来的，似乎到图书馆总可以读到自己想读的书，一切都那么自然。我那时除上课和参加音乐室的活动外，差不多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和心灵净化的感觉。我并不都是在老老实实地读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或是与课程有关的书。在那个年龄（现在时髦话称为“花季”），对知识世界充满好奇，求知欲旺盛，脑子像海绵一样，吸收力也强，听到过的中外名著恨不得都浏览一番，与古人、洋人神交，其乐无穷。这些大杂烩究竟对我起了什么作用，实在也说不清，那时还不懂得用某一个标准和理论来批判、选择，大约是未免泥沙俱下的。不过，养成对书特别是对图书馆的特殊感情是真的。每晚坐到闭馆（大约九点或十点钟），然后恋恋不舍地回宿舍。宿舍十点钟熄灯，绝不通融，许多同学都备有油灯，一灯如豆继续读书，到夏夜灯罩上布满扑灯自焚的小虫，看书看累了数数虫子也是一趣。那种“开夜车”纯属自觉，绝非为应付作业或考试。平心而论，文学院的功课比起理工科来是比较松的，或者说弹性很大，考试不难应付。主要是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在课堂上信手拈来，旁征博引，随时提到种种名人、名言、佳作、警句，乃至历史公案，像是打开一扇扇小天窗，起了吊胃口的作用，激发起强烈的好奇心，都想进去看个究竟，读到胜处不忍释手，只好挑灯夜读。（也许我有幸遇到的都是好老师，自小学开始，享受到的读书乐远远超过读书苦，似乎很少有时下学生负担过重、叫苦不迭的体验。）

到了四年级，因为要写毕业论文，开始享受可以入书库的特权。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淡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自以为是登堂入室了（现在想来当然是不知天高地厚）。同时又有一种挫折感：这一片浩渺的书海何时能窥其万一？不由得心中默诵“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惊叹两千年前先哲的睿智。从此以后经常发此感慨。但是说实在的，那种感慨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之作，明知“殆而已矣”，却不妨碍我孜孜于“以有涯随无涯”，乐此不疲。那时图书馆的地位是很高的，馆长多为名教授担任。例如胡适之、李大钊曾主管北大图书馆，这一事实之为众所周知，恐怕同中国革命的历史伟人与之发生联系有关。而潘光旦曾任清华图书馆馆长，大约现在很少人知道或记得了。我对此事印象深刻，是因为有一次，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潘先生在学生集会上讲话，其中说到他抽查了一下图书借出情况，发现最多的是“中文、白话、小说”（他说时每个词都顿一下，加重语气），说明现在学生有多懒，光看小说不说，连文言、外文的都不看，怎么得了。他讲这段话时很激动。我没想到，潘先生管图书馆一直管到同学借书。直到多年之后，从回忆他的文章中读到他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那次讲话陡然浮现在脑海中，似乎感受到了当时没有体会到的深切忧思。他忧的是学生不读书，不读要动脑筋的书——怎么得了！当然他没有想到以后种种。

彼时的清华园，绝不是田园诗般的读书胜地。我在校的年代刚好跨越解放前后，前期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然后迎接解放，后期思想改造运动、镇反、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土改……整个期间经常听到被引用的，是一二九运动时蒋南翔的名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在那敌寇压境、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这句话曾唤起多少热血青年投笔而起，走出书斋，走向街头，奔赴战场！而从那时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总是处于动荡多事之秋，校园内的书桌似乎从未放稳过，投笔从戎者、投笔从政者陆续不断，《可读书》一文说到清华多出大官恐怕也与此有关。余也不才，总是眷恋那读书的生活，但是并非没有受到时代的冲击。记得在抗美援朝运动高潮中，我正从钱锺书先生做毕业论文，题目属于比较文学领域，我是班上唯一选此类题目的，能得钱先生亲自指导当然是毕生的幸运。但是当时气氛绝不容我安坐图书馆，埋首故纸堆。我也着实痛下决心放弃这一切，坚决报名参军。尽管未被批准，我的论文计划和校园内轰轰烈烈的气氛已很不协调，一位同学在图书馆见我翻阅那些书，责备说，你还看得下这样的书！令我汗颜不止。按照原来的框架做不下去了，只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至今想来愧对老师，但是当时老师还是很体谅，宽厚地给了一个高分数。

那一年我还带头干了一件“掀书桌”的事，即作为班长（那时称“总干事”）代表全班向系主任吴达元先生请愿，要求干脆取消毕业论文，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各种社会活动，结果被训了一顿，碰钉子而回。事实上我们是文科最后一年做毕业论文的，下一年就取消了，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不但文学院、法学院，连理学院也分出去了，变成了纯工科大学。这项措施之为一大失误，而且已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大约已成共识。从根本上说，“大学”（university）的本义，以其多学科，包罗广也。学固有专长，但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应是全面发展的。何况清华本来有极强的文科（这里作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统称，下同），曾经群星灿烂，名家硕儒辈出。且不说《可读书》一文提到的国学大师王国维，随便扳起手指，数一数就可数出一系列熟悉的名字来：闻一多、陈寅恪、朱自清、张奚若、金岳霖、潘光旦、费孝通、沈有鼎……我在校时的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先生，法学院院长是陈岱荪先生，各系都有一些名教授，当时钱锺书和杨绛先生刚从国外回来，风华正茂，双双执教于外文系，到院系调整，实际在清华时间很短，我有幸赶上，得沐春风。过去清华还出一套《清华丛书》，文、理、工都有，例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最初就是作为《清华丛书》之一出版的。就文科而言，北京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如清华、北大、师大、燕京等各有其传统和风格，有竞争，有互补，有交流，有切磋。即使单从培养工科人才出发（当时清华已有“工程师的摇篮”之称），过去清华工学院的学生有的是机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旁听文科的课和讲座，与文科同学共同参加各种课外活动，颇不乏多才多艺的人才。如果要培养“师”，而不是“匠”，单有狭隘的专业知识和兴趣是不够的，此专科学校（或学院）之与大学不同之处。

当然，各国都有若干在某一方面出类拔萃甚至闻名世界的专科院校。清华作为工科最高学府现在也仍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但是，原来有着优良传统的综合大学，把基础雄厚的文科就这样一刀砍掉，岂不可惜？也许辩者会讥为“门户之见”，因为昔日清华的文科已并入北大，不能算“砍掉”，名教授们也各有其位，在哪里发挥作用不是一样，何必非清华不可？这里且不说文科的名教授们后半生的时间多半是在批判其前半生的学术成果中度过，一个不容讳言的事实是，院系调整之后文科大大压缩，而且萎缩了，不仅是北京的院校为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有传统有实力的综合性大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开始，经过几代学人艰苦努力，惨淡经营，成为第一流的综合性国立大学，又历经抗战迁校、复校以及解放前几年那种艰苦卓绝的物质条件和政治环境而能保持那样的规模，保存了学术元气，洵非易事，所以我为清华文科惜，主要不是出于个人感情。至于时下各种学院改名“大学”成风，有几家是名实相副的，没有作调查不敢妄评，不过学术水平绝不会因改名就自然提高，则是不争的事实。

院系调整的主导思想：大约一是照搬苏联经验，或者说要努力改造过去承袭欧美学制的传统；二是从建设需要出发，大力发展实用的学科，文科不但要压缩，而且由于被纳入了阶级斗争范围，许多内容乃至整个学科岂止认为无用，实是有害，只能加以批判、扬弃，直至取消。所以，如果说理、工、医、农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有较大的发展，而只是在“文革”中受到摧残的话，那么，文法学科的破坏就不是自“文革”始了。有的是有形的，例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干脆被取消了；有的是无形的。到“文革”中，这种主导思想又有了飞跃，因而有“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的最高指示。从口气来揣摩，大约是本来是想过大学干脆不要办了，后来想想理工科还是需要的。文科呢，另外还有一条指示：文科应以社会为大学，这就很明白了。与此相关联的更深层的主导思想是，始终把知识分子看作仅仅是拥有“一技之长”的工具。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实用效果的知识和学问自难得到理解和承认，遑论尊重和扶植！

从历史传统看，我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是只学文的，西方的实用科学技术刚传入时被视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后来吃了大亏，经先进的仁人志士大力倡导，才开始重视科学技术。不知从何时起，又走到了另一极端。其中原因十分复杂，难以尽述。有一点切身感受是，属于理工科的知识都是专门的，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对于没学过的人就如天书一般，只能承认自己是外行；而且容易受实践检验，一个数据错了可能人命关天，非要专家不可。而文科的知识说出来往往像是常识，无神秘感。例如只要能看报，就可以对世界大事发一通议论，何必要国际问题专家？人人都能就家庭、婚姻、医疗保险等发表意见，何必要社会学家？当然也有许多外行不掌握的知识，看不懂听不懂的深奥道理，但大多不能立即转化为物质，饥不能果腹，寒不能当衣。有的对民族甚至对人类前途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学问，并不一定能立即解决令当政者头痛的问题，因此其价值很难得到承认。这是就一般人的心态而言。至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即使是常识也可以变成异端邪说，到了“史无前例”登峰造极之时，以几条文盲或半文盲都能背诵的高度简化的教条代替天下一切真理，连自然科学也不能幸免，这又当别论了。

在文科中，被认为有用的“一技之长”是外文：一则因为它和化学方程式一样，没学过硬是没法自以为懂；二则——这点很重要——斯大林有过权威的论断：语言没有阶级性！记得50年代初期，一些西方语文专业的同学纷纷要求转到俄语专业，把这也当作一种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转变，后来党团组织布置学习斯大林论语言的文章，“从理论上”打通思想，说服那些同学安心留在原专业学习。这里语言只是作为一种符号，完全抽去了文化内容，纯粹作为一种工具。掌握这种工具的人就被认为有“一技之长”，也成为一种工具，其用处在于帮助掌握政策的人听懂或看懂他不懂的语言文字。这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过分狭隘，是和压缩与取消文科的主导思想一脉相承的。

记得我进入清华外文系上第一堂“散文”课，老师当场出一作文题：“我为什么选择外文系”。我写的是心里话，大意谓：我认为每一种文字都像一把金钥匙，可以打开一扇扇通向无尽的知识宝库之门；我又深感我国的文化无比光辉灿烂，却不为世人所知，这金钥匙（多数）也可以使中国文化通向世界。那时只有这模模糊糊的向往和志趣，还不会说“促进文化交流”之类的话，而且初生之犊，雄心不小，自以为将来一定要通好几国文字的。此文颇得老师赞赏，头一炮就得了最高分。但是进入毕业班就听到了外文系主要是培养翻译之说，而且重点不是指翻译世界名著，而是为外交服务的口译或笔译。有一次，一位教授被借去随一个规格相当高的中国代表团参加国际会议当翻译，受了启发，归来后在课堂上大讲外文系应着重培养翻译人才，特别是口译。当时许多教授不以为然，“外文系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标”成了一句讥讽的话。我当时也曾私心窃以为离我之初衷远矣！谁知毕业后恰恰就做了十几年这种翻译。直到“文革”中下放劳动，在“念念不忘老本行”被列入重点批判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却要求“外文干部”不要丢掉外文，后期军代表还组织复习。后来我和其他一些同志提前从“干校”调回北京也还是由于这“一技之长”。而当时其他文科的用处也就剩下写批判稿了——批别人或批自己。

忆清华，引起许多杂感，绝无意贬低任何行业。出“大官”，说明造就了许多栋梁才，我愿意相信多数都是好官，当然是社稷之福，母校之荣；清华也无愧于“工程师的摇篮”之誉，几十年来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为民族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文科出身的一介书生，我是由衷钦佩，自愧不如的。学外文的当翻译也是题中之意，当一个好翻译也真不容易。况人各有志，本人以知命之年终于遇到提倡人才流动、要求调工作不再是大逆不道的时期。于是像童话里“森林的召唤”一样，又被可以坐图书馆的地方吸引过去，做起了可以称之为以读书为业的研究工作，已难有大成，得赋遂初，自得其乐而已，深知这绝不是，也不应该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我只是想，作为一所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学，除了出各行各业实际工作人才之外，总还应该出一些名家大儒，并且在学科的建树和学派的开创方面有所贡献。这样的人不可能大批产生，但不应断代，每一代都应该有佼佼者担负起存亡继绝、继往开来的使命。大学的校园应该是读书气氛最浓的地方，有幸进入这一园地的天之骄子们，不论将来准备做什么，在这里恐怕首要的还是读书，培养读书的兴趣、读书的习惯，尽情享受这读书的氛围，这里可能积累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或是日后回忆中最纯洁美妙的亮点。功利的考虑出了学校门有的是时间，大约到那时想躲也躲不开的。

这绝非提倡大学应成为象牙之塔，学生都应两耳不闻窗外事。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经国济世的传统。记得幼承母训，作为座右铭的就是一副曾文正公的对联：“学求其于世有济，事行乎此心所安。”到大学毕业前夕，正是大力号召服从祖国分配之时。我们几个女同学相约在初升的阳光中爬到一栋楼顶上，在国旗下宣誓，要把自己的一切，自己的智慧，献给亲爱的祖国。这“智慧”是我特意加上的。现在看来似乎幼稚可笑，但当时确实自以为既然身为大学生，多读了些书，总该多献出点什么，那多的是什么呢？就大言不惭地称之为“智慧”了。“书越读越蠢”是当时绝对想不到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在漫长的无尽头的思想改造中，自以为产生“智慧”之泉恰好成了错误之源，在渴望被承认“改造好了”而不可得之余，深感为读书所累，常有“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之叹，以致曾一度走向另一极端，真心诚意地接受了“读书无用论”。如今，读书本身至少不再有罪，再没有“拔白旗”、“批白专”之类的运动，知识分子也不需要无休止地为“脱胎换骨”而自我否定。清华园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老图书馆依然在，又有了更加巍峨壮观的新图书馆大楼。继前几年设立社会科学系之后，近又成立人文学院，说明有关领导也已意识到少了这一部分的缺陷。欣见《清华丛书》又开始出了，但愿能继续下去。不过“破”易“立”难，百年树人谈何容易，再要形成一个人文荟萃的局面怕不是一代人的努力所能及。如果锲而不舍，努力下去，假以时日或能达到。现在，应该说是既无内乱又无外患的清平世界。然而新的海潮正汹涌而来：虽然再没有自上而下的“书越读越蠢”的宣教，但是“蠢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之类说法又自发地在民间流传开来。唯其自发，冲力更大，在这冲浪之下，能剩下多少空间放书桌，放稳书桌？是的，清华园里曾读书。祝愿清华园里仍读书！

1995年

注　释

〔1〕《读书》1994年第7期。

何谓素质教育？

——回忆母校天津耀华学校

近年来，讨论“素质教育”成为热门话题。的确，在应试教育下出现的种种现象，实在令人对这样培养出来的下一代“社会栋梁”不能不担忧。当然责任不在孩子，而在家长、学校和全社会。但是学校在“升学率”的压力下也有一大堆苦衷，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我不是教育专家，无法解答。只是自己有幸在“好学校”受过几年教育。每当想到、见到有关教育的问题时，我就常忆起我的启蒙摇篮——天津耀华学校。它是我名副其实的母校，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除了两年高小在上海外，我都是在耀华上的。她所给予我的一切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再比之于现在的教育中的问题，觉得有许多值得一写之处。

想起耀华，首先想起赵君达校长。赵校长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回国后先为北洋大学教授。但他一直有志于基础教育。适逢耀华学校创立，他就下决心辞职应聘为校长，按自己的理念办一所完整的中、小学，这本身就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和理想主义。耀华最初是英租界当局，即所谓“工部局”出资创办的。在极“左”思潮中此类学校一律被批判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实际正好相反，这所学校之创建是出于中国人的意思。20年代，居住在天津英租界的一批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国当局提出，他们向中国人征了这么多税，理应做一些有益公众的事，兴办教育是首选。这也正与当时西方国家在华办学之风一致，遂有此校。它的建筑十分讲究，红砖、白窗框，典型的英国式。但是学制、课程完全是面向中国人的中国学校。开始属英工部局管，不久，在20年代末“教育中国化”的浪潮中就由华人接管，成立华人组成的董事会，校名“耀华”，顾名思义也说明主办者的意图。

首先是校风。校训是“勤、朴、忠、诚”，办学原则是德、智、体、群、美并重。赵校长治校极严，对校训身体力行。抗战前的耀华有“贵族学校”之名，一则因为它校舍、设备、师资等条件在当地首屈一指，其他学校望尘莫及。还因为那时下台政客多在天津租界建屋做寓公，因而学生中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后代甚多，往往一家甚至两代人都上耀华。某同学是袁世凯、曹汝霖、徐世昌的后代以及哪个当政的显贵和大富商的子弟，时有所闻。但是他们在学校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特殊化，绝不敢摆阔，这只会引来同学讥笑。学费可能比一般略高一些，但并不过分，因为家境贫寒的学生也不少。绝对没有“分数不够钞票补”之说。进校门一律穿校服，很简单，不需要什么“设计”，冬天深蓝布袍子（天津称“大褂”）罩棉袍，夏天浅蓝布袍，上体育课白衣白裤，男女生都一样，只不过夏天女生的旗袍可以短袖。女生要求短发齐耳。这样，至少在校园内保证“不把双眉斗短长”。在那种环境中，学习成绩面前人人平等，名门后裔功课不及格而留级也没有任何通融；学习出众者不论家境如何，都受到老师赞赏，同学尊敬。在纪律方面也很严格。赵校长在世时每天早晨都在大门口迎接师生，八点钟一打上课铃就关校门。迟到者只好在大门外站到第一堂下课再放行，那是很丢面子的，所以迟到者不多。听说有一次校长自己迟到，他也坚持不让门房开门，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这当然只是一个象征，纪律还表现在各个方面。后来八点关校门的制度没能坚持下去，但是朴素而纪律严格的校风一直到我毕业还能维持。

提倡德、智、体、群、美育全面发展，也是一大特点。例如体育是全市闻名的，每年全市运动会冠军拿得最多，全校性的运动会也常举行。除“主课”外，从小学到中学都有音乐、美术、劳作课。记得我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音乐课上学会识五线谱的。课外活动很多：歌咏团、各种球队、班级壁报……还有年终“恳亲会”，各班学生表演节目给家长看。高年级还有课外生物、化学等小组。这些都是自愿报名，在老师指导下进行。还记得有一个志在学医的同学参加生物组，向我津津有味地讲初次解剖青蛙的兴奋情绪，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医学院。当然，耀华有它特殊优厚的物质条件：堪与大学媲美的体育场、室内体育馆、实验室、大礼堂等，不是一般学校都有的，但是那全面发展的办学指导思想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值得推崇的。只是在天津沦陷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师生都想方设法躲避日伪当局分派的校内外活动，校园生活就谈不到了。抗战胜利后各项活动又活跃起来。

更重要的当然是主课的教学质量。耀华文理并重。它的数、理、化是全市有名的，并在高考中显示威力；同时国文（即今之语文课），特别是古文也是强项。记得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做文言文。比较特殊的是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一年级在国文课之外加每周一堂“经训”课，从低年到高年依次为：《论语》、《孟子》、《大学》和《礼记》、《诗经》、《左传》。高中二、三年级则改为中国文学史。当然只能浅尝辄止，使学生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概念，不可能真的像旧时那样读经。但是有没有这个概念还是大不相同的。英文程度在抗战前比较高，不亚于教会学校，聘有外籍教师。不过到我上初中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都被迫改学日文，大家不约而同消极抵制，结果既没学好英文也没学会日文。抗战胜利后，与华北其他学校一样，英文变成一大弱点。眼看高考竞争不过南方的同学，校方特别加强英文教学，除加强师资力量外，要求其他课有条件的也用英文教，我的“范氏大代数”和解析几何，老师就是用的英文课本，用英文讲课的，果然无形中对我们提高英语很有帮助。

这些都离不开高水平的师资，这又和赵校长的创业思想和奠定的基础分不开。这一优势在赵校长身后，虽经国难，基本得以维持下来。那时中学各门课的教师绝大部分都是大学本专业的毕业生，而且经过严格挑选。他们有些人的学识丰富、循循善诱和敬业精神至今记忆犹新。例如我高中的数学老师就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她讲得那样清楚而有吸引力，使我对数学发生浓厚兴趣，并且一旦学校要求用英文讲课，她似无难色，结果等于同时还要教数学英语。还有一位教三角和立体几何的老师，更加风趣，把许多定律、公式都编成了顺口溜，使这门令人望而生畏的课变成了很“好玩”的课。其他各科的老师都各有千秋，无法一一详述。在抗战以前，高水平的教师可以说是校长高薪聘来的。但是抗战爆发后，教师生活每况愈下，到解放战争后期物价飞涨时，那微薄的薪金简直难以糊口。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病了，我和同学去她家里探望，真的是陋室一间，四壁萧然，令人鼻酸。她付不起医药费，就这样挺过去，略好些就来上课。有的老师兼做一些家庭教师，在课堂上间或也发发牢骚，但是教学照样认真，对学生照样严格要求，一丝不苟。那时绝没有学生或家长向老师请客送礼之事，也不允许。我当时少不更事，一切视为当然，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那时没有评模范之说，以今日的标准视之，大部分老师都够得上模范教师。

在这样的春风化雨之中，做人之道和学识的长进都来得自然而然。在我记忆中除了高中三年级准备考大学比较紧张外，从来没有感觉到家庭作业的负担，也从未因考试而开过夜车。高三的紧张也多半在自己，学校并未加班加点，或进行模拟考试之类。事实上，抗战胜利，迁居后方的名牌大学复员之后，入学竞争之激烈，绝不亚于现在（由于不是全国统一高考，不同档次的大学入学之难易差别很大），甚至录取比例比现在更小。如以名牌大学录取率计，耀华在天津名列前茅是不成问题的。这是整体教学质量的结果，似乎没有刻意追求“升学率”这一概念。那时听家长们议论学校好坏，首先是讲师资、校风如何，很少听到“升学率”之说。

本文几次提到的赵君达校长，是一位特别值得纪念的人物。他是遭日本特务暗杀的。尽管他牺牲时我只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已永远留在我记忆之中。那是1938年夏天，天津已沦陷一年，耀华因地处英租界，日寇势力不能公开直接横行，但是气氛已很紧张。赵校长做了两件冒犯日本侵略者的事：一是接纳南开中学的学生，因南开大学迁往内地，中学不能同行，校址在“中国地”界，已为日寇占领。为使大批学生不致失学，赵校长克服种种阻力和实际困难，用耀华的校舍为他们开办了特别夜校。我们下课以后，他们来上课。日本占领当局借口学生中有“抗日分子”，勒令停办，赵校长不从。二是拒绝按日伪的旨意更换教科书。就这样，为侵略者所不容。曾在信封中寄去子弹威胁警告，赵校长置之不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势力不能公然进入租界，只好采取暗杀手段。我家刚好与他家住同一条胡同。他每天清晨有散步的习惯，我们从窗口可以望见。大约特务也摸到了这一规律。那天早晨他照例出去，没走多远就遭暗算，家里大人说是听到了枪声。我按时到学校，校园中特别肃静，课堂上大家鸦雀无声。老师进来后哽咽不成语，她说了什么我已记不得，但记得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忘了这一天”。这的确是我终身难忘的一课，与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的一课》一起铭刻于心，每次总是二者一起联想起来。

我这一代人是在国难中长大，在民族气节的教育中熏陶出来的。而赵校长之以身殉职、殉国，对我幼小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力是无法估量的。后来涉世越深，就越觉得当年在耀华所受的全面教育之可贵，也同时感到赵君达校长的爱国热忱、忠诚教育事业的精神值得大书特书，发扬光大。今天时代、条件都已大不相同，但是那办学方针和经验是否能提供某些启示呢？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