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Contents

推荐序

引言

第一部分　战争不可避免

第一章　准备战斗

第二章　打响金融战争：演习开始

第二部分　货币战争

第三章　反思黄金时代

第四章　第一次货币战争（1921～1936）

第五章　第二次货币战争（1967～1987）

第六章　第三次货币战争（2010～　）

第七章　二十国集团方案

第三部分　下一轮全球危机

第八章　全球化和国家资本

第九章　经济学的滥用

第十章　美元的崩溃？

第十一章　结局——纸币、黄金，还是混乱？

结论

致谢

谁将主导世界货币？

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全球危机

［美］詹姆斯·里卡兹｜著

常世光｜译

CURRENCY WARS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将主导世界货币？／（美）里卡兹著；常世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7

书名原文：Currency Wars: The Making of the Next Global Crisis

ISBN 978-7-5086-3354-1

I．谁…　II．①里…　②常…　III．货币－国际经济关系－研究　IV．F82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5951号

Currency Wars by James Rickards

Copyrights Ⓒ 2011 by James Rickard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rtfolio,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本书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谁将主导世界货币？

SHEI JIANG ZHUDAO SHIJIE HUOBI？

著　　者：［美］詹姆斯·里卡兹

译　　者：常世光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05千字

版　　次：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1-6905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3354-1/F·2632

定　　价：3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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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满怀爱与感激地献给安、斯科特、阿里、威尔和莎莉

并以此纪念我的父亲理查德·H·里卡兹，

以及曾战斗在佩莱利乌岛、冲绳岛和中国的老兵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要死在你面前呢？

《创世记》（47∶15，詹姆士国王版本）

推荐序

大概是月前，在美国华盛顿居住的朋友James Huan来电说，美国出了本名为“Currency Wars：The Making of the Next Global Crisis”的书，热情的他盛情邀请我与他合作翻译出版这本书，并真诚而又急切地表示，这本书对中国太有帮助了，他都急不可耐动笔了。当时，我则不以为然。

在此之前，“货币战争”这个词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宋鸿兵先生编著的《货币战争》让中国人民回顾了国际金融发展的历史，甚至连中央电视台也卓有成效地在短短时间内通过编辑和图像向全中国传播。不久，肖波先生编著的《货币战争批判》也应运而生。然而，中国的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几乎都在品评、评判或者说在批判中国版的《货币战争》。那本《货币战争》好像在告诉读者，自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的300年间，几乎每一场世界重大变故背后，都能看到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身影。这股势力通过左右一国的经济命脉而掌握着该国的政治命运，通过煽动政治事件、诱发经济危机而控制着世界财富的流向和分配。中国版的《货币战争》似乎在向读者阐述一部谋求主宰人类财富的金融阴谋史。批判者肖波先生则认为：宋鸿兵先生编著的《货币战争》的内容充满谬误！他以历史事实批评了这本《货币战争》所存在的错误，他要“戳穿墨写的谎言，揭示历史的真相，从正面引导人们认识金融史，正确看待中国金融改革”。

乍一接到英文原版《Currency Wars》一书时，我以为美国作者也许没有什么新颖的观点。孰料，细读之后感受却大相径庭，我越读越觉得James说得对。于是，我就急忙联系出版社。感谢海洋出版社编辑的及时提醒，他要求我联系美国出版社取得翻译授权。没想到美国出版社早已将中文版权授予了中国中信出版社。遗憾之余又感到十分可喜，我不仅看到了中国在吸取国外信息和理念时的快捷和敏感，还看到中信出版社聘请的译者能够又好又快地完成翻译稿。承蒙中信出版社迅速回复并诚邀我写中文序言，不胜荣幸！

本书虽谈及历史但没有太多的自我评判，虽有战争气息却尽显战略之重要。作者在书中甚至不惜笔墨，以模拟战争和模拟制定战略方案的描述方法，让读者时时陷入“居安思危”的思考。当然，美国目前的现实也并非“居安”状态。但是“思危”在前，并形成战略重点，则不难看出美国的制度安排，以及国家安全考虑之细致。这无疑对中国金融界，乃至中国的安全机构在考虑非传统安全——金融安全的防范时大有裨益。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常常会导致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而且最终采用传统的军事参与解决利益冲突，由此造成国际间或地区的战争。

本书作者还认为：货币战争由某个国家通过使其货币针对其他货币进行竞争性贬值而发生，是国际经济中最具破坏性和令人恐惧的产物之一。如今，中国的金融状态却是因人民币对美元的竞争性升值压力下的通货膨胀，这似乎也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以借鉴，需要中国的金融学家能够站在更高的战略维度去智慧地思考应对的策略，甚至可以通过虚拟的“游戏”来分析出对策整合中的软肋。

当然，本序笔者最为欣赏的是该书作者的一个高度概括的观点：“货币贬值作为增加出口的一种途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可能导致更高的成本投入、竞争性贬值、关税、禁运以及更早而不是更晚发生的全球性经济衰退。鉴于这些不良结局和意想不到的后果，人们不明白货币战争究竟为什么会开始。战争会造成相互破坏，而且最后也不可能获胜。”因此，只有和平和进步的金融理念才能真正促进共赢的国际间合作，才能真正促进全球和睦共处，构筑起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

本书似乎也没有所谓的学究气，但是它揭示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需求的意义却是非常强烈的。笔者从经济、法律的实践领域步入中国的学术界，常常看到那些为了完成来自行政部门的学术研究成果要求而没有创意的无病呻吟。从本书的阅读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借鉴：战略思考和战略理论的研究虽然各有不同要求，但是富于想象力、善于思考和勇于创新永远是学者和政治家推动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动力。

请读者来比较和认识何为货币战争，本书也许会给你一个新视野。

是为序！

夏善晨　教授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市留学人员联合会副会长

2012年3月25日于上海

引　言

1971年8月15日，一个安静的周日晚上，尼克松总统占用美国黄金电视节目时段，宣布了他的经济新政。政府开始实施全国性价格管制，对进口征收高额的附加税，并禁止把美元兑换成黄金。一场正在进行的货币战争摧毁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美国陷入随之而来的危机当中，因此尼克松总统确信有必要采取极端措施。

今天美国被卷入了一场新的货币战争，而且另一场美元信心危机即将到来。这一次的后果将比尼克松曾经面对的要恶劣得多。全球化、金融衍生品以及杠杠投机在过去40年间的发展，使金融恐慌及其蔓延几乎不可遏制。

新的危机可能会从货币市场开始，并迅速蔓延到股票、债券和商品市场。当美元崩溃时，以美元计价的市场也会崩溃。恐慌会迅速席卷世界。

因此，另一位美国总统，可能是奥巴马总统，将会行使现今法律所赋予的权利，通过电视和网络宣布一项激进的干预计划，来避免美元的彻底崩溃。这项新计划甚或包含重返金本位。如果是这样，由于可动用的黄金数量是固定的，金价将势必高企以支撑膨胀的货币供应。那些早期投资于黄金的美国人获得的新财富将在公平的名义下被征收90％的“不劳而获税”。欧洲和日本目前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将被没收，以服务于新美元政策（New Dollar Policy）。毫无疑问，欧洲和日本将得到收条，可以在更高的新价格上将黄金兑换成新美元。

或者，美国总统可以避开回归金本位的做法，使用一系列资本管制和全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创造手法来缓和并稳定局势。此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性援助将不再是老旧的不可转换的美元，而是一种新印刷的名为“特别提款权”的全球性货币。生活仍将继续，国际货币体系却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这不是牵强附会的猜测。这一切以前都曾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纸币崩溃、资产被冻结、黄金被没收、资本被管制。美国并非不受这些事件的影响，事实上从18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历经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经济大萧条、卡特政府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美国一直都是美元贬值的主要倡导者。如果货币崩溃没有在某代人身上发生，只能暗示下一次崩溃已经蓄势已久。这并不是猜测，所有先决条件均已就位。

现今的美联储在主席本·伯南克的带领下，正在进行金融史上最大的赌博。从2007年开始，美联储通过削减短期利率和允许自由借贷抵御经济崩溃。利率最终降至零点，美联储似乎已经无计可施。

然后，美联储在2008年找到了一个新办法：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虽然美联储将其描述为通过降低长期利率来缓和财政状况，但实质却是通过印钞票来刺激经济增长。

美联储正试图抬高资产价格、商品价格和零售价格，以抵消崩溃之后的自然通货紧缩。总的来说，美联储正在与通货紧缩进行一场拔河比赛，而通货紧缩经常伴随着萧条。如同一场常见的拔河游戏，一开始没有太多看点。两队势均力敌，有一段时间双方都没有移动，只是绳子承受了很大的拉力。最终，游戏的一方将会崩溃，另一方将失败者拖拽过线并宣告胜利。这就是美联储正在进行的赌博的本质。它必须在通货紧缩胜出之前造成通货膨胀，它必须赢得这场拔河比赛。

在拔河中，绳子是传递压力的途径。本书讲的就是这根绳子。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较量中，美元就是拔河中的绳子。美元承受了两股反向压力，并将压力传递给全世界。美元的价值则可以用来说明谁将赢得拔河比赛。这场特殊的拔河比赛实际上是一场全面的货币战争，它其实并不是一场游戏，而是对全世界每只股票、债券和每件商品的价值发起的攻击。

在美联储面对的世界中，最好的情形是资产价值得到支撑，银行更加健康，政府债务消失于无形并且似乎无人对此加以注意。然而，美联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印钞票，伯南克已经成为21世纪的潘葛洛斯①：抱最好的希望，作最坏的打算。

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就是美联储印钞很可能突然带来恶性通货膨胀。即使通货膨胀不影响消费价格，也会体现在资产价格中，导致股票、商品、土地和其他硬资产产生泡沫，这些泡沫很容易像2000年的股市泡沫和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那样破灭。美联储声称拥有避免这些后果所必需的工具，但这些工具从未在类似情况或如此大的规模之下得到过验证。高利率和紧缩银根作为美联储的补救措施，有可能直接导致美联储从一开始就设法避免的经济萧条。美国经济正处在萧条和恶性通货膨胀之间的刀锋上。至于美联储能够将这把刀的平衡保持多久，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企业主和雇员充满疑问。

更糟糕的是，这一切并非发生在真空中。如果美联储的政策操纵仅限于美国经济，则另当别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印钞票的影响是全球性的。通过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实际上已在全世界发动了货币战争。美联储在美国实施的政策产生的许多令人忧虑的影响已波及海外。在美国印美元意味着中国更高的通货膨胀、埃及的粮食价格上涨以及巴西的股市泡沫，意味着美国债务的贬值，外国债权人因此将得到贬值的美元作为偿付。贬值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更高的失业率，因为它们的出口品对美国人而言变得更贵。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也意味着美国需要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铜、玉米、石油和小麦进口价格的提高。其他国家已经开始通过补贴、关税和资本控制反击美国造成的通货膨胀，货币战争正在快速蔓延。

虽然美联储以万亿美元的规模印钞票或许前所未有，货币战争却不是新事物。它之前就发生过，仅20世纪就发生过两次，而且后果严重。在最好的情况下，货币战争会造成一些国家从贸易伙伴身上窃取发展的悲哀场景；在最坏的情况下，对资源的争夺会导致侵略和战争，货币战争蜕变为通货膨胀、大萧条、报复和真正暴力的连续发作。历史先例已足够发人深省，但今天的危险更为巨大，将由于全世界金融联系的规模和复杂性而呈指数增长。

令许多观察家困惑的是，经济学家在预测或预防近年经济灾难上一败涂地。他们的理论不仅未能防止灾难，反而雪上加霜。经济学家们最新的解决方案，例如称为特别提款权的全球货币，不仅没有解决任何现有困境，反而带来了新的隐患。

新的危险不仅威胁美国的经济健康，还影响其国家安全。随着国家安全专家对传统上留给财政部去解决的货币问题进行审查，新的威胁不断成为关注焦点，从中国的黄金购买到主权财富基金的幕后动机。超越任何单一威胁的是美元本身的崩溃所带来的根本性危害。高级军事和情报官员现在认识到，美国独一无二的军事优势地位只能由同样独特和占优势地位的美元来维系。如果美元失势，美国的国家安全将随之坍塌。

虽然当前货币战争的结果尚不能确定，但如果美国和世界经济领袖未能从他们前辈的错误中学习，一些最坏情况几乎无法避免。本书透过经济政策、国家安全和历史先例的镜头来审视当前的货币战争。它梳理了由失败的框架、痴心妄想和推动目前公共政策的傲慢所构成的乱局，并指出一条更为明智有效的前进道路。最后，读者将会明白为什么新的货币战争是当今世界最具意义的斗争——其结果将决定所有其他斗争的结果。

注释

①　潘葛洛斯，伏尔泰的小说《赣第德》中的人物，性格过度乐观，坚持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世界。——编者注

｜第一部分｜

战争不可避免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

1971年对外国财政部长们的讲话

第一章

准备战斗

应用物理实验室位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之间曾是农田的400英亩土地上，是美国众多绝密的高科技应用物理和武器研究机构体系皇冠上的宝石。它的运作与美国国防部密切协调，其专长包括先进武器研发和深空探测。实验室工作人员会自豪地告诉来访者，月球和太阳系中每个星球都有应用物理实验室开发的某个设备位于其表面或从旁经过。

应用物理实验室1942年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仓促成立，旨在使用应用科学解决改善武器装备的问题。美军在“二战”初期使用的大部分武器要么过时，要么效率低下。该实验室最初位于马里兰州银泉市的佐治亚大道，房子曾属于二手车经销商，后被美国陆军部征用。实验室从一开始就秘密运作，尽管这个秘密地点早期仅由几名武装警卫来保护，没有今天使用的设计精良的传感器和多重外围安保系统。应用物理实验室的首个任务是开发可变时间（VT）近炸引信，这是一种防空引信，用于保卫海军舰艇免遭空袭。后来，该技术与原子弹和雷达被认为是对美国取得“二战”胜利贡献最大的三项技术。基于这一初步成功，应用物理实验室的计划、预算和设施从此开始扩大。“战斧”巡航导弹、“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独一无二的航天器，都是应用物理实验室近几十年为美国国防部和宇航局开发的众多先进武器和空间系统的一部分。

除武器开发和太空探索之外，情报和战略在应用物理实验室为军方所做的事情当中一直占有极大分量。在这些更为抽象的职能中，最为突出的是战争分析实验室，它是美国国内进行军事演习和战略规划的主要场所之一。邻近华盛顿特区的便利使其成为作战模拟的优选地，在过去数十年中这里主办了多场此类演习。正是为了进行五角大楼主办的一次军事演习，大约60名来自军方、情报机构和学术团体的专家在2009年深冬一个飘雨的早晨抵达应用物理实验室。这场军事演习将不同于军方以往进行的任何一次演习。交战规则禁止使用军事上所谓的动力学法，即能够射击或爆炸的东西；将不会有两栖进犯，没有特种部队，没有装甲侧翼机动。唯一允许使用的武器将是金融，包括货币、股票、债券和衍生工具。五角大楼将利用货币和资本市场发动一场全球金融战争，而不动用舰艇和飞机。

在21世纪初期，美国在传统武器和先进的高科技武器系统，以及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以及情报方面的军事优势变得非常强大，没有哪个对手国家敢于与之对抗。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不可能发生，某个“无赖国家”或许会将某个事件不顾后果地升级为一场重大袭击。如果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影响，美国或许会卷入一场涉及伊朗和以色列等国的战争。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之外，鉴于美国遏制并最终消灭对方的能力，别国与美国进行传统的军事对峙似乎不大可能。因此，对手国家正越来越多地开发非常规战争的能力，包括网络战、生化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是金融武器，这是个最为出人意料的新玩意儿。这次金融战争演习是五角大楼首次观察一场真实的金融战争将如何演变，以及可以从中获得何种经验。

此次军事演习经历了数月的酝酿，我参加了演习之前的部分战略会议和演习设计。尽管一场精心设计的军事演习将尽力获得超预期的结果，并模拟真正战争中的迷雾，它仍然需要一些出发点和一系列的规则来避免陷入混乱。应用物理实验室的演习设计团队在这方面是世界上的佼佼者，但是一场金融演习需要一些全新的方法，包括借助于华尔街的专长，而这是典型的物理学家或军事策划者所不具备的。我的角色就是弥补这个不足。

我跟该实验室的联系始于2006年12月，那时我正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参加美国战略司令部主办的一个战略论坛。我提交了一篇关于市场情报这门新学科的论文，市场情报涉及分析资本市场以收集关于市场参与者意图的可用情报。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多年来一直在使用这些方法，以便在收购和调整政府政策转变方面获得信息优势。现在我跟我的合作伙伴克里斯·雷和兰迪·陶斯开发了一种在国家安全领域使用这些技术的新方法，来提前确定潜在的恐怖袭击和获得美元被攻击的预警信号。克里斯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期权交易员和风险经理，兰迪则刚从工作了35年的中情局退休不久。应用物理实验室的战争分析实验室多位成员都曾出席奥马哈的那次活动，后来他们跟我联系并讨论可能的合作方式，从而把市场情报概念与他们自己的研究进行整合。

因此当我在2008年夏天接到电话，受邀参加一个由国防部发起、应用物理实验室主持的全球金融研讨会时，我并不很意外。研讨会定在9月份举行，声明其目的是“研究全球性金融活动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影响”。这是国防部计划在当年夏末和秋季举行的系列研讨会之一，作为金融战争演习的一种准备。国防部想知道如果这样的一次演习是有意义的，它到底能否实施。他们需要考虑恰当的“对手”。它们应该是国家、主权财富基金、银行，还是某种形式的组合？他们还需要考虑遥远但却合理的场景，供参与者进入角色。他们需要开列一份与会专家名单，并且或许需要招募一些之前并未参加过战争演习的专家。最后，还要为实际演习设定规则。

为了保护实验室内进行的绝密工作，针对访客的安检程序与任何国防或情报机构同样严格，首先就是访客要有高级授权并接受背景审查。访客在抵达后被迅速分成“无须陪同”和“需要陪同”两类，反映在不同颜色的胸卡上。这种做法的实际意义主要体现在前往咖啡机的途中，但这里隐含的意思是那些配有“无须陪同”胸卡的人从他们的总部主管或政府承包商那里获得了通行的安全许可。黑莓手机、苹果手机以及其他数字设备必须存放在安检台，在离开时取回。X射线扫描仪、金属探测器、多重外围保安系统和武装警卫更是家常便饭。一旦入内，你将置身于军事情报综合设施的防窃听环境之中。

9月份的会议大约共有40人参加，包括一些杰出的学者、智库专家、情报官员和身穿制服的军人。我是那天被要求作正式演讲的五人之一，我的演讲主题是主权财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是政府成立的巨型投资组织，使用超额储备金进行投资，很多资产规模都在千亿美元或者更多。储备金基本上都是政府通过出口自然资源或制成品获得的硬通货盈余，主要是美元。挪威或阿拉伯国家等石油生产国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制造业出口重地持有规模最大的储备金。传统上，这些储备金由各国的中央银行以高度保守的方式进行管理，投资仅限于美国国库券等低风险的流动性工具。这种策略提供了流动性，但并没有提供很多收益，而且易于将大笔的投资组合集中在某一种投资上。这实际上相当于贸易顺差国家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而且回报不高。由于储备金的规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增长，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全球化的结果，贸易顺差国家开始寻找回报率更高的投资方式。中央银行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缺乏挑选股票、商品、私募、房地产和对冲基金所需的投资团队和投资组合经理，而这是实现更高回报的关键。因此主权财富基金应运而生，来更好地管理这些投资。最早的主权财富基金在几十年前成立，但多数是在过去10年中成立的。这些基金的政府管理者从中央银行的储备金中提取大额资金，委托基金在世界各地建立多元化的投资组合。

就其基本形式而言，主权财富基金的确具有经济意义。大部分资产以专业方式进行投资，没有隐蔽的政治目的，但也不尽然。一些收购是形象工程，例如中东对迈凯轮、阿斯顿·马丁和法拉利一级方程式赛车队的投资，而其他投资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则要重要得多。在2007年开始的萧条的初期阶段，主权财富基金是救市资金的主要来源。2007年末和2008年初，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超过580亿美元来支撑花旗集团、美林、瑞银和摩根士丹利。中国在2008年初考虑对贝尔斯登公司进行10亿美元的额外投资，直到该公司在当年3月接近崩溃时才作罢。当这些投资在2008年的恐慌中锐减时，美国政府不得不动用纳税人的钱继续进行救助。主权财富基金在这些早期投资中损失了大量财富，但由此产生的股票仓位和影响依然存在。

我的演讲侧重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阴暗的一面，介绍这些基金如何利用情报分析专家所谓的中间人或挂牌公司，比如信托、托管账户、瑞士私有银行和对冲基金进行运作。当这些挂牌公司准备就绪之后，主权财富基金可被用来对目标公司造成有害影响，从而窃取技术、破坏新项目、扼杀竞争、参与串通投标、招聘代理或操控市场。我并没有宣称这种活动是常见的，也没提及其规模，而是认为这些活动有可能发生，而且美国需要更加强有力的监控来保护其国家安全利益。在这些明确的威胁之外，我还指出了一个更大的威胁：一场对西方资本市场的全面进攻，借以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引擎。我的演讲提供了用于监督主权财富基金的指标和系统定义，来找出幕后的恶意行为，发现金融的必经之路——相当于信息时代的苏伊士运河或霍尔木兹海峡——对其进行监控，防止或抵御未来的金融攻击。

在为期两天的活动结束前，与会的国防部官员似乎很满意，因为实验室形成了由专家、主题和威胁分析构成的坚实核心，可以借此把战争演习推进到下一阶段。

核心专家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再度会面，进一步落实金融战争演习。除了应用物理实验室的主持者和国防部的主办方，与会者还有商务部和能源部等政府部门、包括海军战争学院在内的多所重点大学、彼得森研究所和兰德公司等智库、包括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内的多所物理实验室，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军官。

此时我注意到，没有哪位代表具备资本市场的实际经验。我是房间里唯一在华尔街拥有漫长职业生涯的人，曾就职于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交易所。如果要进行一场金融战争，我们需要有人懂得如何使用金融武器，比如扒头交易、内幕、传闻、通过误导性报价粉饰行情、轧空头以及华尔街赖以繁荣的其他招数。用传奇银行家约翰·古特弗罗因德的名言来说，我们需要有人在交易货币、股票和衍生品时作好“咬掉熊屁股”的准备。房间里身穿制服的军人或特工并不缺少男性荷尔蒙，但是他们对通过信用违约掉期来摧毁一个国家的了解，跟一名普通股票交易者对洲际弹道导弹点火顺序的了解一样少。这个项目要想成功，我必须说服国防部让我吸收我的一些同事，使这个演习更加真实，对国防部也更具价值。

在10月的会议上，我对期货和衍生品作了介绍，解释这些杠杆工具可以如何被用于操纵实体的市场，这些市场涉及石油、铀、铜和黄金等战略商品。我还指出参议员菲尔·格拉姆领导立法、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签署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取消了对衍生品的监管，为这些工具的快速增长和多样化打开方便之门，让其隐藏于各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外，几乎不可能进行监管。我以一张图片作为结尾，展示中间人、主权财富基金和衍生品杠杆可以如何被结合起来，发动一场金融上的珍珠港事件，而美国对此毫无准备。一系列的战前研讨会开始实现其目的，军事、情报以及外交专家现在与金融专家达成了共识：金融战争的威胁越来越清晰。

我们的第三次小组计划会议在11月中旬举行，这次有了一些新面孔，包括来自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我们不再考虑金融战争演习的可行性，到现在演习已经确定要实施，我们把重点明确地放在演习设计上。我介绍了金融战争的详细场景，并说明由于资本市场的复杂动态，演习的设计应该包含令攻守双方都感到意外的未知结果。到结束时，国防部和应用物理实验室的演习设计团队从专家那里获得了足够的意见来完成最终设计，剩下的就是挑选参与者、设定日期并开始演习。

在政府换届期间经历了一些拖延和不确定之后，奥巴马政府允许演习按计划进行。2009年1月末，应用物理实验室发出了正式邀请。这次战争演习将在3月17日和18日进行，地点是应用物理实验室战争分析实验室令人印象深刻的作战室，过去曾在这里进行过多次模拟。

所有的军事演习都有一些共同点，都涉及两支或两支以上的团队或编队，通常使用有关国家的名字或颜色来区分。尽管有些演习会有多方参与，一场典型的演习通常会包括代表坏家伙的红色编队来对阵代表好人的蓝色编队。一个重要的编队是白色编队，由演习总指挥和裁判组成。白色编队决定某次演习行动是否被允许，以及在演习的每个回合中哪一方获得胜利。通常，演习的设计者为每支编队设定明确的目标或目的，此后各编队应该采取行动，合乎逻辑地向着既定目标前进。演习设计小组还通过政治学家、军事战略家和其他分析家来描述影响所有编队的初始条件——实际上，他们决定了起跑线。最后，他们会设计出一个能力评估系统，从而在演习之初确定每支编队的相对力量，就像任何一场战争开始时，总有某些军队的实力超过其他军队，或者某些经济体拥有更大的工业潜力。

演习一旦开始，演习人员将指挥各自编队的行动，白色编队则对每次行动的成败作出评估，为每支编队加减分数。其他的设计内容包括指定演习进行的天数，以及每天的行动次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约束，因为很多外部专家发现很难连续离开各自的专业职责超过两三天。

我不是一名战争演习专家，但我是被指定的华尔街专家，因此我与演习设计人员并肩战斗，把我所认识的世界放进他们的参数所包含的类别、时间表、规则和预算当中去。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确保演习设计允许不合常规的场景。我知道一场真正的金融攻击不会涉及任何类似在公开市场上倾销国债这样明显的事情，因为总统拥有近乎独裁的权力来冻结任何企图以这种方式扰乱市场的账户。攻击将几乎肯定会使用难以识别的中间人和难以跟踪的衍生品。最重要的是，一场金融攻击几乎肯定会涉及美元本身。摧毁对美元的信心将比倾销任何以美元计价的票据更为有效。如果美元崩溃，所有以美元计价的市场将会随之崩溃，总统冻结账户的权力将变得毫无意义。我想确保根据这场演习的设计可以进行一场真正的货币战争，而不仅仅是一场股票、债券和商品的战争。

最后的拼图也逐一就位。设计团队决定我们将肯定会有一支美国编队、一支俄罗斯编队和一支中国大陆编队，此外，或许还有一支泛太平洋编队，其中将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越南。这并不是很理想，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作为不同实体，会根据所涉及的问题采取极为不同的立场。但是为了控制预算并让演习启动，这种妥协是必要的。演习中还将有一支灰色编队，代表世界其他国家。（我不知道当真正的欧洲人了解到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编队，而不得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冲基金和开曼群岛共同组队时，会有多么不高兴。）最后，当然还有拥有无上权力的白色编队，指导演习过程并在演习结束时行使裁决权。

演习将在两天内进行三个回合。第一天进行两个回合，第二天进行另一个回合，结束时留有报告时间。每支编队将有秘密工具作为决定每次行动的资本，并将在作战室举行全体会议，各支编队可以在此采取行动，他们的对手则会作出反应。白色编队将主持全体会议，并为每支编队的“国家实力指数”加减实力点数。在每个回合中，编队可在指定地点与其他编队举行双边峰会或磋商。

更有意思的是，每支编队都有一套万能牌，允许做出每个回合开始时给出的系列场景之外的行动和反应。尽管这是首次举行金融战争演习而且预算紧张，演习结果在开始时还远未明朗，峰会与万能牌的组合已足以暗示，我们将为五角大楼展示一场真正的非常规的金融战争。

在我们完成总体评估之后，我再次指出我们在军事、情报和智库方面人才济济，但是除我之外却没有任何人来自华尔街。我知道如果使用老套路，将得到完全可以预测的攻防行动。这些人在宏观经济学和战略方面非常杰出，但没有人真正懂得资本市场在实战中是如何运作的。我告诉他们，我想请一些投资银行家和对冲基金人士加入进来。他们告诉我预算还可以接受两个人，我可以自己去挑。

我首先找的是史蒂夫·哈利韦尔，一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和私募基金投资人。史蒂夫穿着整齐、短小精悍且富有活力，粗框眼镜和光头让他很容易被辨认。他是典型的俄罗斯通，在1963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时期作为交换学生首次访问俄罗斯，那时候他还是卫斯理大学的本科生。后来他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此后在花旗银行工作了很长时间，参与了花旗银行莫斯科分行的创办，并在20世纪90年代发起了早期的美俄投资基金之一。史蒂夫的俄罗斯奇闻逸事总是用之不竭，每次他都用十足的幽默感进行生动描述。他的俄语说得像俄罗斯人一样好，他在俄罗斯从事的银行业务和投资活动使他在该国拥有密集的关系网。史蒂夫和我在2008年的冬天共处了一周，为我的一些对冲基金客户作市场调查。红场雪夜的美景以及与俄罗斯东道主一起畅饮伏特加和品尝鱼子酱，让这趟旅行非常难忘。我知道他是在五角大楼的金融演习中扮演俄罗斯一方的绝佳人选。他欣然加入。

现在我还得再找一个人。由于史蒂夫是一位私募基金投资人，更大程度上是一位长线投资者，我还想找一个更贴近市场日常活动的人，这个人理解所谓的“技术”，也就是短期的供需不平衡使股价偏离其基本价值，致使所谓的理性投资者放松警惕。我希望这个人擅长处理能够左右市场并强力摧毁毫无戒备的投资者的巨额订单。我给一个在这个领域打拼了30多年的朋友打了电话。

我认识比尔·奥唐奈几十年了，这要追溯到我们在政府债券的主要承销商格林尼治资本公司共事的日子。比尔是我身边最聪明的销售，经常面带笑容，除非他正在为某个客户的订单绞尽脑汁。他从来都不会心情很差，并且从不发脾气，这在交易大厅非常少见。斑白的运动型波浪短发，学院风格的着装，随和的举止，使比尔成为债券业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他喜欢这个行业，见证了从1982年开始的牛市直到2002年开始的房地产泡沫。我在2009年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正在银行巨头瑞银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的北美总部担任利率策略主管。

跟我为国家安全项目找来帮忙的其他华尔街专家一样，他迅速掌握了情况并迫不及待地自愿加入。跟瑞银的老板讨论之后，他很快给我回了电话。“算我一个，”他说，“告诉我应该去哪儿就行。跟军官和情报人员混在一起简直太棒了，我都等不及了。”事情就这么定了。

史蒂夫被毫无疑问地分到俄罗斯编队。比尔被分到灰色编队，代表对冲基金和瑞士银行，这个安排也很妥帖。我被分派到中国编队，同队的还有一位哈佛大学的知名学者、一位高度理性的兰德公司分析师，以及另外两位其他领域的专家。

距离金融战争演习仅剩几周的时间，是设置一些陷阱的时候了，这在军事上称为“设定战场条件”。我知道俄罗斯在演习开始时拥有的国家实力将远远低于美国，甚至还不如中国。事实上，国家实力评估表明，俄罗斯仅拥有美国国家实力的2/3，而中国则介于两者之间。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俄罗斯必须打得更加聪明和卖力，通过一些非常规的做法让美国大吃一惊。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关注美国目前经济发展道路以及美国在金融攻击面前的脆弱性，我希望美国在演习环境中遭遇一些震惊或挫折。这似乎是我们能为美国而工作的最好方式，这样在一场严重挫败发生在真实世界以前，国防部和情报部门的某些人才能警醒起来。史蒂夫、比尔和我加入非美国编队，让我们可以带来一次冲击。我们以较弱的国力开始，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加富有创意，行动也要更隐秘。

“1020里程标”是一家广受欢迎的小酒馆，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达里恩，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距离史蒂夫在纽约州威彻斯特县的家也不远。它还成了附近斯坦福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和瑞银投资银行家的聚会场所。红木吧台、黄铜灯具、玻璃吊灯和白色桌布，这个小酒馆给人以地道的经典法式酒馆的印象。我跟史蒂夫提议在演习开始前一周到那儿吃晚饭，制订出一个让美国陷于防御状态的方案。

就着牡蛎、白葡萄酒和伏特加，在为健康干杯以后，我们回忆了一会儿在莫斯科的经历，然后谈到正题。我递给史蒂夫一份来自俄罗斯央行的模拟新闻稿，这是我早前写的，并曾在一些文章和讲稿中用过。新闻稿称，俄罗斯正在把黄金转移到瑞士，并将在伦敦新开一家银行。这家银行将发行一种由黄金担保的新型货币，由存放在瑞士金库的黄金支撑。最初俄罗斯将拥有所有的新货币，但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存储黄金并获得同样的货币。新闻稿还提到让这个计划变得可行的其他技术特征，比如贷款和结算机构。这里的要点在于，从现在开始，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任何出口都将被要求使用这种新型货币进行支付，而美元不再受欢迎。

“吉姆，我有点儿担心你了，你开始像俄罗斯人一样思考了。”史蒂夫说。

“你这么说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我答道。

“你为什么选择瑞士和伦敦？”

“没有人相信俄罗斯人不会去偷那些黄金，”我说，“但是他们信任瑞士人和英国人。因此只要你在他们的法律体系内行事，人们就不会害怕去存黄金。”

“是的，多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寻找脱离美元体系的方法。他们试着按我们的规则出牌，每次都得不到好结果。”史蒂夫说，“而你的想法对他们堪称完美。”

“我想这样，”我把身子靠向史蒂夫，“如果你为俄罗斯编队走出这一步，我就让中国编队随后加入。如果你不能让俄罗斯编队这么做，我就自己在中国编队提出这个想法。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能把它带到演习中去，并试着让美元走弱。这对美国将是个震动。五角大楼花钱是想从这里头学点儿什么，我们就让他们物有所值。”

史蒂夫拿过那份模拟新闻稿，叠起来放进夹克口袋，准备带回家研究细节。我们喝完了伏特加，离开时已经准备好对美元发起偷袭。

现在史蒂夫、比尔跟我们剩下的其他人都已准备好开始演习。在那两天中，这场演习将迅速真实生动起来，让很多人认识到市场如何运作，以及各国在金融方面实际上是如何脆弱。

美国近期的主要安全威胁是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地缘政治影响……事实上，政策……比如竞争性货币贬值……有激起一波毁灭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热潮的风险。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丹尼斯·布莱尔

2009年2月

第二章

打响金融战争：演习开始

第一日

当我们在那个3月飘雨的早晨为了战争演习抵达实验室的时候，我在停车场首先注意到的是成排的高性能摩托车，比如川崎、铃木等，可见从事武器设计的物理学家也有他们野性的一面。我们前往26号楼，这是我们的新地点。我们在大楼附近停好车，走到正门。一进门我们就接受安检并拿到胸卡，交出手机然后上楼。在研讨室和办公室进行了数月的会议之后，我们被允许进入战争分析实验室的作战室。目光所及没有令人失望。我成长于冷战时期，脑海里时常浮现出《奇爱博士》和《核战爆发令》这些经典电影中作为核战争作战室的场景。现在我们来到的正是一个这样的地方，但这次用来作战的不是B–52轰炸机，而是货币。

应用物理实验室的作战室很大，有电子化作战岗位，以及可容纳大约100名参与者和观察者的观察位。长方形房间的前面装有四个大屏幕，旁边的两侧墙壁上装有几排小一点的50英寸等离子显示屏，用来临时接入远程参与者或者播放另外的图片。座位围绕一张梯形桌子阶梯式分层排列，其中12个座位的位置最低，也距离屏幕墙最近。梯形桌子的两侧是四列长桌，每侧两列，在稍高的地方围绕这个中心呈V形排开。在后面更高的位置上，是一排排附加的观察位，可以俯视下面的主桌。最后，在房间后面正对着大屏幕的是有色玻璃窗，一个有五个额外作战岗位的独立房间和一些仅供人站立的观察室隐藏其后。我后来发现这个独立房间是供那些想观看演习，又不愿意让其他参与者知情的高级军事观察员使用的。

大屏幕的右前方有一个讲台和麦克风，各队代表可以在那里宣布他们的行动，以及对其他编队的行动作出反应。每个作战岗位都配有连接至群组软件的笔记本电脑，让每个成员可以对演习进展作出无声的连续评论，即便当其他人在描述各自的行动和动机时也可以作评论。与作战室相邻的是一间技术支持室，控制屏幕投影并监控对实况评论提供支持的群组软件。

从作战室沿着走廊过去是几间独立的大型会议室，现在被装备成参战各国的“首都”。每个房间都配有一个大屏幕墙以及仅在每支编队内部使用的独立的群组软件，小组成员只有通过额外配备的电脑才能访问。其他房间则为首脑会议和双边协商预留，供各编队在作战室之外举行私下会议时使用。所有的房间，包括作战室、首都和首脑会议室，都为实验室人员配备了工作站，他们担任协助者、分析员和行动的中立观察员。虽然我们是自主的行为者，但是从应用物理实验室更大使命的角度来看，我们同时也是实验室小白鼠，这种感觉总是挥之不去。

在实验室提供的自助早餐上，我们有机会结识了其他成员。然后我们进入作战室，各就各位。作为裁判的白色编队坐在中间的梯形大桌子旁。五支作战队伍——俄罗斯编队、美国编队、泛太平洋编队、中国编队和灰色编队（“所有其他”小组）——以及一些来自五角大楼和情报部门的观察员呈V形排列坐在白色编队周围。

我们事先都拿到了厚厚的介绍手册，这要感谢战争分析实验室代号“海象”的安全网站。内容之一是演习概述，提供了每个编队相对的“国家实力”以及背后的详细理由。概述包括这样一条指令：“各编队可以从演习项目中选择行动或者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创新”。我就是冲着创新来的。

我们还收到了“背景”简报，描述了经济世界在2012年的情况，我们将在此基础上进行演习。此外还有一本“技术”手册，基本上是一本规则手册。我回忆起小时候跟兄弟们玩《大战役》游戏时，经常把规则手册从游戏盒中翻出来解决纷争。现在我们有了一本战争演习的规则手册，但这次会完全不同。我想尽可能多地打破规则，帮助五角大楼认识到在这样一个人人贪婪、监管松懈的时代，资本市场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华尔街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就像狂野的美国西部，但随着全球化和对那些大到不能倒的企业的政府救援，情况愈加脱离控制。

经过几个小时的指导、熟悉以及对群组软件的临时培训，我们分散到各自的首都去研究第一步行动。这主要包括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一项长期贸易协定，该协定将减少俄罗斯对世界其他地方供应的石油和天然气。第一步行动的关键是俄罗斯将利用其自然资源来改善它的外汇储备地位。当然，实验室的场景跟史蒂夫和我私下准备使用的万能牌之间没有经过协调，但结果却完美契合。俄罗斯可以让日本从黄金货币交易中脱身，并邀请中国加入其对美元进行边缘化的计划，从而对中国进行安抚。我坐在模拟中国首都的会议室里，听着来自哈佛和兰德公司的队友讨论如何对日本偏离“华盛顿共识”形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作出惩罚，但我的思绪却在其他地方，准确地说是在等电话响起。几分钟后，我们实验室的观察员通知我们，俄罗斯要求召开首脑会议。这是个好消息，说明史蒂夫已经说服了他的队友让他打出那张黄金万能牌。

为了让我的队友领会这个消息，我提议：“嘿，伙计们，我的朋友史蒂夫·哈利韦尔在俄罗斯编队，我猜是他作出了这个安排。能让我作为代表去参加这次峰会吗？”

他们很快就同意了。我沿着走廊来到一处指定的首脑会议室，史蒂夫正在那儿等着。有一位实验室的协调员在那里，所以我不得不装腔作势，尽管我知道史蒂夫将要提出怎样的建议。

“吉姆，我们预计美国将推迟我们跟日本的交易。坦白地说，我们厌倦了美国利用他们在美元计价的交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来发号施令。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们当中任何一方的货币都没有准备好替代美元，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黄金一直是不错的货币，世界回到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只是时间问题。这里有巨大的先发优势。第一个向黄金靠拢的国家将会拥有任何人都想要的唯一货币。这就是我们的提议。”

史蒂夫递给我一份模拟新闻稿的复印件，该稿在我一周前在达里恩的小酒馆交给他的新闻稿基础上作了修改。该有的都有了：一种新型金本位货币、一家负责发行的伦敦银行、通过储蓄黄金扩大新币供应的能力、英国和瑞士的法规、结算和清算系统，以及一个真实的市场价格。俄罗斯将会要求今后出口的自然资源使用新币结算，美元将被抛到一边。

“我们可以自己干，”史蒂夫继续说，“但是跟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合作会好得多。越多的国家加入我们，美国就越难进行反击。你们可以使用你们的工业品，就像我们使用石油和天然气一样。跟我们一起干吗？”

“这样吧，让我先回中国，然后我会给你答复。”我说，“我没有被授权答应任何事情，我只是来这儿拿到信息。我们会对此进行讨论，然后我打电话告诉你我们的答案。”

回到中国首都，我的队友正在努力就我们所面临的场景作出反应。大家的感觉是什么也不做。俄日自然资源的交易不仅影响这两个国家，对欧洲也会有影响，或许会导致俄罗斯缩减天然气供应。美国将不得不对这一反应作出调整，因为它处在对日本施加压力的最佳位置。中国的态度是保持低调，让其他国家来解决。

然后我对队友简述了史蒂夫的建议，展示了俄罗斯的万能牌。

要形容他们的反应很难，“不知所措”大概是最合适的词。他们很难处理任何有“黄金”字眼的经济场景。

“这很荒唐，”我们的哈佛先生说，“这与给我们设定的场景无关，而且没有任何意义。黄金与贸易和国际货币政策无关。这只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是在浪费时间。”

来自兰德公司的队友有一点儿感兴趣，问了几个问题，但是很显然并没有打算跟俄罗斯保持步调一致。我强烈要求我的队友跟俄罗斯一起冒这个险，给美国一个打击，但是没能说服他们。很快他们又开始就原来的问题继续起草他们不置可否的公报。

“好吧，”我说，“我得给俄罗斯回个信儿。我能召开一个首脑会议来给出我们的答复吗？”

“当然，你去吧。”哈佛的队友说，“我们将继续在这个场景下工作。”

很快，史蒂夫和我回到了举行首脑峰会的会议室。

“你看，史蒂夫，我不能说服我们队加入。我会在接下来的几轮中继续努力，但是现在你得靠你自己了。如果你现在停下来，我也不能怪你。当初我真的认为中国会看到这里边的好处，而且我们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

“这没什么，”他说，“俄罗斯编队很喜欢这个主意。我们认为是时候有人站出来证明美元体系是怎样的一个骗局了。很可惜你不能加入我们，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瞧瞧会发生什么。”

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团队已经起草好了代表我们在这一轮中行动的声明。它可以归结为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这是一个完美的学院派方案，什么也没有传授给五角大楼。现在我们要回到作战室与其他编队一起宣布我们的行动了。

作战室会议是全体会议，五角大楼把会议内容叫做“指令陈述”，所有编队和观察员都要出席。每支编队将有一名队员走上演讲台，阐述所在编队的政策反应以及这么做的理由，回答来自其他编队的问题，然后将讲台交给下一编队。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协助每支编队即时制作了包含地图、重点条目以及插图的幻灯片，投放到屏幕墙上。群组软件的聊天功能全速运转，有20组甚至更多的讨论在同步进行，这当中仅有少数是对其他人作出的回应，所有的讨论都在每个队员面前的屏幕上滚动显示。它就像没有头像和虚拟壁纸的推特（Twitter）。如果你觉得有人做出了一项明智或可笑的行动，或者想提个问题，你就说出来。每个队员可以根据喜好参与其中，所有数字化的意识流都被保存起来，供五角大楼日后分析之用。

由于我们团队的倾向，以及我未能成功地引起他们对由黄金支撑的货币的兴趣，中国的陈述跟预想的一样乏味。我们温顺地接受了现场给出的俄日能源交易，仅在增加能源多样化方面加快中国的行动作了一些评论。

俄罗斯下一个登场。陈述以继续跟中国在一项合资渠道上进行合作的轻松话题开场，但随后转而宣布未来的能源交易要求使用由黄金支撑的货币。很久以后，一份关于此次战争演习的官方总结称，这次行动是“侵略性的”和“有威胁的”，但是当时引起的反应更多的是奇爱博士的荒谬风格。俄罗斯的陈述结束之后，白色编队马上要求召开核心会议。在他们位于房间中心的位置上，他们裁定俄罗斯的货币行动是“非法的”，必须从演习记录中去除。史蒂夫跟我简直难以置信，史蒂夫那些赞同这个主意的俄罗斯队友也是如此。

“你说‘非法的’，是什么意思？”史蒂夫分辩说，“这是战争！怎么会有什么是非法的！”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不仅队员的选择不鼓励创新思维，甚至当我们可以引入一项非常规的行动时，我们也会被判出界。我觉得有必要对史蒂夫进行声援，尽管我跟他隶属不同的编队。

“你瞧，”我从我所在中国编队的位子上站起来说，“这里好像并不存在一个《日内瓦公约》。俄罗斯的举动并不牵强。美国直到1971年还是金本位，在场的许多人都记得。俄罗斯是在挑衅，但他们从来就是这个样子。让我们继续下去，看看它如何收场。”

白色编队似乎有点儿被刺痛了。史蒂夫就像一个击球手，在一场难分胜负的比赛中一垒被判出局，我则像是一垒的教练，试图保护自己的球员不被驱逐。数字聊天室中类似“杀掉裁判”的发言一下子爆发了。白色编队请求进行第二场核心会议来考虑他们的裁定。终于白色编队的队长拿过话筒。此时我有点儿期望听到“经过进一步审查……”，但是他用恰当而乏味的官僚语言认定俄罗斯的行动是被允许的。白色编队进行了澄清，认为这步行动并不“非法”，但却“欠考虑”。我知道这是用一种礼貌的方式说俄罗斯做了一件蠢事，但这没什么。黄金货币现在进入演习了，我们将看到它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如何演变。

其余编队在良好的多边模式下宣布了各自的行动。美国发出强制性公告，支持自由贸易，认为需要考虑替代性环保能源。泛太平洋编队宣布，日本将向任何在能源价格方面遭遇短期困难的亚洲国家提供援助，同时也承诺寻求替代性能源。代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灰色编队宣布，对任何受俄日交易影响的前苏联国家提供财政支持。没有哪个团队对出现的新货币提出只言片语。它就在那儿，一个新出生的重达800磅的大猩猩坐在作战室中，等待着有人加以注意。

在第一轮行动结束时，白色编队给出了分数。美国编队失去少量的实力，因为似乎日本有点儿偏离了美国的轨道，而且美国没有作出有效反应。中国获得了少许实力，基本上是因为无所作为。俄罗斯被重罚，以明确表示白色编队认为俄罗斯的行动缺乏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并且得不到直接回报。史蒂夫和我的联手，在第一轮结束时总体上消耗了我们团队一部分国家实力。然而，我们在玩一种被俄罗斯棋手称为深度博弈的游戏。后面还有更多的行动。

现在到了第二轮行动。这个基准场景跟我关于货币战争的看法以及第一次行动中的场景并不一致。这次行动必须与朝鲜的经济崩溃以及全球反应相关，努力将地缘政治与人道主义动机结合起来。这是一个貌似可信的场景，但是对于一场金融战争演习而言是一个奇怪的选择。朝鲜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脱节已经是一个国家所能达到的极致，一开始很难看到如何把黄金与货币的着眼点引入朝鲜场景。

我坐在我们的中国首都，听着我的队友们热烈地讨论美国是否应该拒绝援助朝鲜，从而让局势恶化，作为朝鲜半岛统一的一个前奏。因为这是一个规避风险的团队，我们选定了一个人道主义援助计划，并与一些表明中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以不对抗条款支持朝鲜半岛统一的迹象联系在一起。

在讨论期间一个合适的间隙，我转过身面对哈佛兄说：“你看，我们再回到这个黄金货币已经太晚了。我们可以宣布对俄罗斯的倡议提供一些支持，表明对此进行研究并在未来或许会加入的意愿。”

此时哈佛兄开始失去耐心，他明显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历史，可以被放心地忽略了。如果中国加入俄罗斯体系，它将会用美元储备兑换真实的黄金来支持新币。在其他的反对理由当中，哈佛兄认为俄罗斯人把价格定得太高。“你看，”他反驳说，“整件事情毫无意义。黄金不是货币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无论俄罗斯人做什么，它都不会再回来了。俄罗斯人孤立无援。你想用硬通货以通胀的价格购买黄金，我却宁愿留着美元，它们有价值得多。现在让我们回到朝鲜的问题上吧。”

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亚洲专家，哈佛兄显然希望把握机会继续深挖复杂的东亚双边关系问题，而不是进行他认为毫无意义的关于货币与黄金的对话。我从法学院开始就接受训练，可以不失时机地就某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进行辩论，因此我快速地把他的话题扔回去，以便让这个讨论继续下去。

“你认为我们将会为黄金付出太多？”我问道。

“是的，”他说，“太多了。”

“那么为什么不把我们的黄金卖给俄罗斯？”

这不仅是律师的直觉，也是交易员的直觉。在每个市场中，当有人愿意买时你就可以成为卖方，而有人愿意卖时你就可以成为买方。作价买卖是一门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价格发现的艺术。某人或许一开始是买方，但是当某物的价格标价过高时，此人就会马上转变为卖家。这种不带感情的冷血心理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交易员的典型特质。我正在揭开哈佛队友的老底。如果价格高得买不起，那么我们就应该卖。我等着看他是否上钩。

“好吧，”他说，“让我们都卖掉，把所有的黄金卖给俄罗斯，换回美元和欧元，并多样化我们的外币头寸。”

他这么说或许只是想让我闭嘴，但这没什么，我们刚刚勒紧了套在美元脖子上的绳套。团队里的其他人很快达成一致，我立即跟俄罗斯召开首脑会议，把我们的提议告诉他们。史蒂夫跟我第三次碰面，跟我预料的一样，俄罗斯同意以外汇储备购买中国所有的黄金，大概1000吨。这个交易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非常理想，因为这笔巨额交易仅会产生很小的市场影响。在正常的黄金交易中，一笔仅有10吨黄金的大宗交易也不得不在极端隐蔽的情况下进行，以防止使市场价格冲高。但是现在，俄罗斯在对市场不立即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情况下进行了史上最大的单笔黄金交易。我遗憾地看到中国在这场黄金游戏中出局，但也很高兴地看到俄罗斯正把这场游戏进行下去。

现在我们回到作战室进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我们环屋而坐，每个编队的发言人就各自编队对朝鲜场景的反应作出发言。跟预期的一样，美国和泛太平洋编队承诺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也持这个立场，同时由于朝鲜政权明显已摇摇欲坠，中国就潜在的朝鲜半岛统一作出了进一步调停。俄罗斯也加入了人道主义援助，但却封闭了俄朝边境。然后，几乎非常快速地，俄罗斯宣布其收购了中国所有的黄金，并将这些黄金加入到现有储备中，以支持新的由黄金支撑的货币。

白色编队明显变得不安了。俄罗斯在按它自己的规则玩它自己的游戏。就像史蒂夫和我所了解的那样，俄罗斯自行其是已经有1000多年了，因此这正是俄罗斯典型的行事风格。在这一刻，重达800磅的大猩猩再也不能被忽略了，而且判决很快出炉。第二轮结束后，中国、美国和泛太平洋编队的国家实力仅有很小的变化。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尽管朝鲜危险而且反复无常，但它是孤立的，它想捣乱时没有人因此获利或受损。但是白色编队接下来羞怯地宣布：“看起来俄罗斯采取了实际行动来启动一个新的替代品，在国际交易中取代美元。尽管未来非常不明朗，我们还是决定针对俄罗斯在货币方面的行动作出额外奖励。”史蒂夫跟我在作战室两头遥视。这样做或许不对，但我们的确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第一天结束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演习进展不错，但是这一天太累了。我们决定在附近找个餐馆喝几杯，吃点儿东西，然后早点儿回到宾馆去看看新闻，并为第二天的演习作好准备。在一个秘密场所内工作的问题之一是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有人或许在情报分析中枢或者武器研发部门工作，但是由于很少使用手机和新闻软件，他或许是最后一个知道股市正在崩溃的人。作为市场参与者和对新闻上瘾的人，我们对信息如同对水和食物一样饥渴。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推荐了附近一家不那么奇怪的餐馆，得知路线以后我往马里兰州福特米德堡的大概方位行驶，史蒂夫和比尔则一边交谈一边使用他们的黑莓手机。没怎么费事我们就找到地方了，却很惊讶地发现停车场已经爆满，人们在星期二下午的5点半拥挤在餐馆外面的通道内。

“呀，”比尔用爱尔兰口音说，“今天是圣帕特里克节①，这地方没准儿从中午就满座了。”

在试图动摇世界金融系统的根基时，我们完全忘掉了圣帕特里克节。我有一部分爱尔兰血统。基于这层关系，比尔跟我授予史蒂夫名誉爱尔兰人的称号。我们走上楼梯，通过拥挤的过道，挤过同样拥挤的餐厅，找到一张靠窗的可以欣赏马里兰乡村景色的桌子。我们坐下来，点了三杯吉尼斯黑啤酒和一些菜，开始了我们自己的“指令陈述”——五角大楼会这么说的。

“你知道这个演习有什么问题吗？”比尔问道。

“什么问题？”我说。

“没有市场。我的意思是白色编队可以告诉我们是输还是赢，但是没有一个价格体系来衡量我们采取的做法有何影响。”

比尔是正确的。一个交易员可以拥有最好的交易理念，但是在一场交易中赔钱是告诉你某个地方出岔子的自然方法。最好的交易员经常从一桩赔钱的交易中抽身而出，止损并静候下一个好机会。它终究会来的。差的交易员则会为他们的损失找理由，认为市场还不理解他们是多么聪明。他们会投入更多的资本，实际上是加倍下注，而且通常会继续亏钱直到某位资深的风险经理强制他们出仓。不管策略是什么，价格信号会让交易员保持诚实，并给出市场反馈来验证他们的理论。

尽管如此，也不能为我们没有的东西过于沮丧。这是国防部第一次进行金融战争演习，而且他们是抵制了一些内部反对意见才这么做的。我很高兴国防部在尽最大能力来做这件事情。至少他们愿意移樽就教，比某些文职机构强多了。当我就对手发起金融战争的危险性警告其他政府官员时，典型的回答类似于：“哦，他们永远不会那么做，那会让他们花钱，还会伤到自己。”他们这么说就好像军队不花钱，航空母舰是免费的一样。这些官员没有把握住实质，那就是他国发动一场金融战争的成本或许远远小于一场军备竞赛的成本，而对美国实力的损伤要远超一场军事对峙。五角大楼值得加分，因为他们在尽可能把这件事情进行下去。

我们又要了一些吉尼斯黑啤酒，吃完饭，然后返回我们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住所。这是相当漫长的一天，第二天早上7点演习将继续。我们说好早上在大堂碰面，就各自回房了。

第二日

我在早上6点半醒来，昨晚的吉尼斯黑啤酒让我觉得有点儿头晕，但两杯咖啡就搞定了。我飞快地准备完毕，决定在把笔记本电脑收起来之前先上网看看新闻。没时间去浏览那些每天早上等待查看的成堆电子邮件了，我决定只是快速地浏览一遍“德拉吉报道”（Drudge Report）②的标题。由于昨天被剥夺了看新闻的权利，今天也将如此，这是一个跟上世界脚步的快捷方法。

我点击德拉吉的书签，几秒钟后就因我所看到的东西而目瞪口呆。典型的德拉吉风格会用大量的个人图片占据页面的中心位置。今天早上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下面的通栏标题声称，俄罗斯提议终结美元并寻找一种替代性储备货币，或许用包括黄金在内的大宗货物来支撑这种货币。

这种标题在2010年很常见，但在2009年3月它还是一个新理念，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人们很容易认为普京是一个沙文主义者或新闻人物，但是我知道美元的替代品已经在欧洲、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过讨论。普京只是站到人前，对美国强加给世界的、建立在美元基础之上的霸权表达俄罗斯的不满——跟我和史蒂夫一周前讨论的完全一样。如果我们自己写了这篇报道，那就是对我们演习行动最好的支持了。

我把笔记本电脑扔到公文包里，飞跑下楼的同时把这篇报道显示在我的黑莓手机上。史蒂夫和比尔正在等我。

“嗨，伙计们，早上看德拉吉报道了吗？”我隔着老远就喊了出来，“难以置信！”

我把黑莓手机递给史蒂夫，他仔细看了看，然后递给比尔。

“帅呆了，”史蒂夫说，“实验室那些家伙会认为我们策划了整件事情，好像我们有内幕消息一样。我们要让他们看看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我们抵达实验室，尽可能快地通过安检，跑上26号楼的作战室。

人们正在喝着咖啡，轻声谈论着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我很确定身边这些严肃的军事和学院人员在每天早上有远比阅读德拉吉报道更为重要的事情，因此我们的斩获暂时还是个秘密。我来到与主作战室相邻的技术支持室。这间屋子也有一面屏幕墙，用来预览作战室情况或查找故障。我问了一下视频技术员，看他能否让大屏幕联网，然后给了他德拉吉的网址。数秒之内我们的朋友普京就上了大屏幕，比本人还大，正在给美元霸权制造麻烦。数次点击控制面板之后，德拉吉的通栏报道出现在了作战室的大屏幕上，同时实验室人员帮忙把标题下的报道打印出来，确保每个作战编队的规则手册和场景介绍中都有一份拷贝。

哈佛兄没被逗笑。他曾经认为我跟史蒂夫很可笑，现在他很有可能认为普京也很可笑。但是多数参与者都非常友善，赞扬我们在该大事件发生以前就把演习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关于普京的议论逐渐停止之后，议题回到战争演习和第三回合，也就是演习的最后一局。这个场景包括在中国台湾地区选举一位支持独立的候选人，并扭转台湾与大陆日益加强的经济一体化。这时在黄金货币的阵地已经没有什么作为了。俄罗斯拿出了行动，中国拒绝参与，而美国则表现得漠不关心。这看上去很奇怪，因为在真实世界中，俄罗斯采取的与黄金有关的任何行动都将遭遇美国更为严厉的反应。美国编队完全由学院教授、智库和穿制服的军人组成，没有一点儿市场经验，因此我认为他们没有理解对美元发动的攻击。跟那些我曾经与之交谈的多数专家一样，他们或许假设美元将一直保持主导地位，而对其他可能没有考虑太多。

我们开始就手头的问题准备我们的对策。中国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并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支持台湾独立。日本试着推进亚洲自由贸易区，欢迎中国大陆和台湾加入，从而消除两者的分歧。美国强调了与台湾的军事合作，但是声明这种合作在未来将视台湾在消除对立立场上的努力而定。只有俄罗斯继续打出替代货币的万能牌，恳求灰色编队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加入它的黄金计划，并向中国建议，如果中国支持新的货币，俄罗斯将在台湾问题上更多地站在中国这边。我不得不赞扬史蒂夫和他的队员，他们充分使用了手中的牌，即便没有其他人对此给予格外关注。

就在我们认为演习将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时，比尔打出了一张好牌。他代表灰色编队发言，宣布日本海上保安厅查获大批几近完美的伪造百元美钞，被美国称为超级美元。超级美元是朝鲜不为人所知的39局印制的，这个机构由金正日成立于1974年，用于洗钱、造假、走私毒品和其他通常是犯罪集团才会进行的活动，来为当局募集硬通货。比尔的行动跟历史有很好的契合，有些国家曾经通过仿造敌对国家的货币来发动金融战争，让敌对国家内部充满假币，造成人们对法定货币的不信任，进而促成一场经济崩溃。在美国内战期间，一个名为塞缪尔·阿珀姆的人出于对北方联邦的同情，印刷了超过1500万美元的南方邦联货币，这大概是所有流通货币的3％。很多这种假币通过联邦战士带到了南方，的确破坏了对南方邦联真正货币的信心。比尔的假币发现是与货币战争这段早期故事的遥相呼应。

比尔还报告说，瑞士的银行由于接受了这些假币的存款而被欺骗，看上去这种假币来自世界各地。瑞士银行蒙受了损失，而且这些被查获的假币数量之大，足以令人对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的价值产生怀疑，假币多数是面额100的美元大钞。据报道，美元在黑市以低于国际货币市场面值的价格进行交易。与大量以电子形式存储在银行的美元相比，现金的比例相对要小很多，因此超级美元的大量生产并不是灾难性的。尽管如此，这也是对美元的又一次打击。

终于，白色编队似乎被俄罗斯在替代性货币上的锲而不舍，尤其是被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提议打动了，奖励给俄罗斯额外的国家实力点数。这跟第一天的风向完全不同，那时俄罗斯的行动遭到嘲笑。中国得到了更多的点数，主要由于其不作为。这是在一场零和游戏中，在别人不断犯错的时候，如何仅仅保持低调就能取胜的一个案例。美国失去部分国家实力，部分是由于俄罗斯对美元的攻击，还因为东亚似乎在中日集团的周围联合起来，这将最终包括该地区的大部分，并将美国从其贸易和资本流通的关键决策中排除。最后，中国做得最少却收获最大，俄罗斯和东亚实力有少量提升，而美国是最大的输家。

会议的剩余部分是听取汇报。由于前期的准备工作，这两天的收获非常令人着迷。有如此之多持有各种观点的专家聚集到一起交换意见，并为军方提供理解潜在威胁的新方式，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是大有裨益的。财政部和美联储在进行场景假定时，通常会考虑泡沫破裂或市场崩溃，而不会考虑由国家发动的金融战争。前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喜欢说美联储在阻止泡沫产生方面没有经验，而在清理泡沫破裂产生的混乱时其资源可以得到更好利用。那位格林斯潘把工作仅仅视为处理某种程度的混乱。对于那些真正大的混乱，那些涉及内乱、粮食暴动、抢掠、难民和整体性崩溃的混乱，美联储没有答案，而社会必然转向军方寻求解决之道。因此军方相当有必要理解潜在的经济灾难，我们至少为五角大楼提供了对经济突袭进行思考的框架。我希望他们不会需要它，但我担心他们将会用到它。

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金融演习依然历历在目，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一场真正的货币战争已经爆发，世界各地的战斗正在艰难地进行。在2009年3月，美国很少有人使用“货币战争”这个词，那是之后的事情了，但是货币战争的所有迹象都已出现。美联储的首个量化宽松计划在2008年11月开始，其弱化外汇市场上美元的目标并不隐蔽。美联储的廉价美元政策正在实现预期效果。

在战争演习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股票和黄金的涨幅都超过了85％。一些分析师最初对股票和黄金的正相关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他们认识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933年4月，那时罗斯福在大萧条“以邻为壑”的货币战争中让美元对英镑疯狂贬值。股票和黄金的价格在1933年和2010年的大幅上涨仅是美元遭到破坏的另一后果——并不是本质上资产增值，而仅是因为美元已经贬值，需要更多的美元来购买这些资产而已。

在作战室之外的世界，摧毁美元很简单。困难在于，当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出口商试图通过提高价格或避免使用美元票据资产来保护其利益时，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时货币战争才会真正升温，而从2009年战争演习的角度来看，这仍然是属于未来的事情。

战争演习给五角大楼带来的启示之一是，即使美元完全坍塌，美国仍然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可以依靠。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美国几乎所有的黄金储备不是放置在民间银行的金库，而是放在军事基地——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和哈得孙河岸边的纽约西点。这说明了国家财富和国家安全之间的某种联系。

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贬值迅速导致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和德国对欧洲的攻击，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贬值迅速导致了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通胀。美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金融危险期，跟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相同。五角大楼的金融战争演习领先于其时代，但也只是领先一点点，而且看上去好像是为将来更加悲惨的日子所作的准备——这更像一个充满金融威胁的新世界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注释

①　圣帕特里克节，每年的3月17日，起源于爱尔兰，以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编者注

②　德拉吉报道，美国新闻聚合网站，由马特·德拉吉（Matt Drudge）创办和运营。全美顶尖新闻网站7％的流量必须仰仗于“德拉吉报道”的链接转向，该网站产生的新闻转链流量超过Facebook（脸谱网）和Twitter（推特）。——编者注

｜第二部分｜

货币战争

我们正身处一场国际性货币战争之中。

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

2010年9月27日

我不喜欢“货币战争”这个说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2010年11月18日

第三章

反思黄金时代

货币战争由某个国家通过让其货币针对其他货币进行竞争性贬值而进行，是国际经济中最具破坏性和令人恐惧的事件之一。它唤醒了大萧条的幽灵，那时各个国家进行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并征收令世界贸易崩溃的关税。它勾起了我们对20世纪70年代的回忆，那时由于美国通过与黄金脱钩而让美元走弱，使石油的美元价格翻了两番。最后，它让人想起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以及其他的混乱。无论是旷日持久还是急剧而短暂，这些以及其他的货币危机都与停滞、通货膨胀、紧缩、金融恐慌和其他令人痛苦的经济后果相关联。货币战争从未产生任何积极结果。

因此，当听到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在2010年9月下旬断然宣布一场新的货币战争已然开始时，全球金融精英深感震惊和不安。当然，那些促使曼特加作出上述声明的事件或压力对这些精英而言并不陌生。汇率政策以及相关的利率和财政政策的国际紧张局势，甚至在2007年底的萧条之前就已经开始累积。中国由于将人民币控制在低水平，并在此期间积累美国国债的超额储备，多次受到其主要贸易伙伴的指责。然而，2008年的恐慌为汇率纠纷带来一个新视角。突然之间，经济蛋糕不再扩大，而是开始收缩，那些此前对各自在一个不断变大的经济蛋糕中的份额感到满意的国家开始为面包屑而争夺。

尽管到2010年全球金融压力日益增大，在美国精英阶层中提到“货币战争”仍然被认为是一个禁忌。相反，国际货币专家使用“再平衡”和“调整”等术语，来描述他们重调汇率以实现被一部分人认为是理想结果的努力。但是，使用委婉的说法并不能缓解金融体系的紧张局势。

在每一场货币战争的核心都有一个悖论。虽然货币战争是在国际上进行的，但却被国内困境驱动。货币战争通常在内需增长不足的氛围中开始。那些开始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国家往往发现自己失业率高，增长较低或出现衰退，银行部门薄弱，公共财政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通过纯粹的内部手段来刺激增长，通过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则成为促进增长的最后手段。要了解原因，回忆一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四个基本要素是有帮助的。这些要素是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以及出口（X）减去进口（M）得到的净出口。用公式表达即：

国内生产总值＝C＋I＋G＋（X－M）

一个处于困境的经济体会发现其消费（C）停滞或下降，原因是失业或过多的债务负担，或两者兼有。对企业工厂、设备和住房的投资（I）虽然独立于消费来进行度量，但却与消费密切相关。一个企业将不会扩大生产能力，除非它预计消费者会立即或在不久的将来购买它的产出。因此，在消费衰退时，企业投资也倾向于滞后。当消费和投资疲软时，政府支出（G）可独立扩大。事实上，这正是凯恩斯式的经济建议，以便在个人和企业都靠边站时维持经济的增长。问题是政府在经济衰退时依靠税收或借款增加支出，而选民往往不愿意在税负已经很高和民众正在勒紧裤腰带的情况下对此进行支持。在民主国家，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增加支出的权力有着严格的政治性限制，即使有些经济学家就是这么建议的。

在个人消费和企业生产都不会扩大，而政府支出受限的经济体中，唯一剩下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增加净出口（X–M），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快、最简单的方法是让本国货币贬值。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假设一部德国汽车标价3万欧元，进一步假设1欧元等于1.4美元，这意味着这部德国汽车的美元价格为4.2万（3万欧元×1.4美元／欧元=4.2万美元）。接下来假设欧元跌至1欧元折合1.1美元。现在同样标价3万欧元的德国汽车，美元标价将仅为3.3万美元（3万欧元×1.1美元／欧元=3.3万美元）。美元价格从4.2万降至3.3万，意味着这部汽车对美国买家将更具吸引力，从而带来更高的销量。在两个例子中，对德国制造商而言，每部车3万欧元的价格没有变；通过欧元贬值，德国汽车公司可以在汽车欧元单价没有下降的情况下在美国售出更多的汽车，这将增加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在德国创造就业机会，以满足美国对新汽车的需求。

设想一下这个变化不仅发生在德国，还发生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其他使用欧元的国家。这将不仅影响汽车，还会影响法国葡萄酒、意大利服饰和比利时巧克力；不仅涉及有形产品，还包括计算机软件和咨询服务等无形产品。最后，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出口的货物，还影响到旅游和旅行。欧元的美元价值从1.4美元下降至1.1美元，可以把价值100欧元的巴黎晚餐从140美元降至110美元，这对美国游客来说更加实惠。把欧元对美元价值此种程度的下降推而广之，应用到整个欧洲大陆所有的有形和无形的贸易商品、服务以及旅游，那么你将开始看到货币贬值作为经济增长、创造工作机会和提升赢利能力的引擎有多强大。在困难的经济环境中，货币贬值的诱惑似乎不可抗拒。

但是，这些行动的问题和预想不到的后果几乎立即浮现。首先，商品很少自始至终地在一个国家生产。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某件产品在到达巴西消费者手中时，之前或许使用了美国的技术、意大利的设计、澳大利亚的原材料、中国大陆的组装与台湾的组件和总部位于瑞士的全球分销体系。这条供应链和创新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将基于其对整体的贡献而获得整体利润的一部分。问题是，全球业务的汇率问题不仅涉及最终销售时使用的货币，还涉及所有的中间投入和供应链交易所使用的货币。对其货币进行贬值的国家或许会让最后的销售价格在国外看起来更便宜，但这会伤及自身，因为需要更多的廉价货币来完成各种采购。如果一个国家不仅拥有大量的外贸出口销售，还需要从海外大量采购以获取生产出口产品所需的原材料和组件，那么与人力成本、低税率和良好基础设施的贡献相比，其汇率几乎与净出口无关。

较高的投入成本并不是货币贬值的唯一缺点，一个更大的直接问题会是与之针锋相对的竞争性贬值。考虑一下前面3万欧元汽车的例子，当欧元从1.4美元贬值至1.1美元时，汽车的美元价格从4.2万降至3.3万。德国的制造商对欧元保持在1.1美元的低点有多少信心呢？美国或许会通过针对欧元的贬值来保护国内的汽车业，推动欧元从1.1美元回升，甚至回到1.4美元。美国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来做到这一点——让美元对国际投资者而言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或者印刷钞票来让美元贬值。最后，美国可以直接干预货币市场，通过抛售美元、买入欧元来操纵欧元回到理想的水平。总之，尽管欧元贬值会带来某些直接和短期利益，但如果一个类似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决定让自己的货币贬值，这种策略可被迅速扭转。

有时竞争性贬值是非决定性的，每一方都会获得暂时的优势，但没有哪一方会放弃长久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本地生产者会寻求更为直接的措施来保护自己。这个措施就是保护主义，其形式包括关税、贸易禁运以及其他对自由贸易设置的障碍。还是使用上面的汽车例子，美国可以简单地对从德国进口的汽车每辆征收9000美元的税，这将让汽车的美元价格从3.3万回升至4.2万，尽管欧元仍保持在1.1美元的低位。实际上，美国可以通过征收相应的关税来抵消由于欧元贬值而为德国带来的好处，从而抵消欧元在美国市场的优势。从一位美国汽车工人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最好的结果，因为这在保护美国汽车产业的同时，能允许汽车工人享受一个负担得起的欧洲假日。

保护主义不仅限于征收关税，还可以是更为严厉的贸易制裁，包括禁运。近期一个显著的案例是，中日进行的一场小规模冲突已升级为货币战争。中国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稀土供应，这种稀有而难以开采的矿物对于电子制造、混合动力汽车和其他高科技和环保应用来说至关重要。尽管稀土来自中国，但有很多都用于日本制造的电子产品和汽车。2010年7月，中国宣布减少72％的稀土出口，这妨碍了日本以及其他依赖中国稀土供应的国家的生产。

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国拖网渔船与一艘日本巡逻艇在东海一个偏远的岛屿相撞，中日双方都对该岛宣布拥有主权。渔船的船长被日本巡逻艇羁押，中国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立即释放船长并正式道歉。当释放和道歉并没有立即发生时，中国在7月份减少稀土出口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完全停止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钳制了日本的制造商。2010年9月14日，日本通过在国际货币市场让日元突然贬值而进行反击，三天内日元对人民币贬值了3％。与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国家相比，日元的持续贬值会损害中国的对日出口。

中国通过禁运攻击了日本，日本则通过货币贬值进行反击，而双方都是为了一堆无人居住的偏远的礁石和一位被羁押的船长的命运。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局势稳定了下来，船长被释放，日本发布了一份形式上的道歉，日元开始重新走强，稀土恢复流通。一个更为糟糕的结局得以避免，但双方都从中得到了教训，匕首已为下一次战斗而打磨锋利。

未来的货币斗士往往面临无法预料的后果。假设欧洲的一场货币贬值成功地实现预定目标，其结果是欧洲的货物对世界而言更加便宜，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这对欧洲或许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有可能因为丢失市场而蒙受损失，导致工厂关闭、破产和经济衰退。更大的经济衰退也可能导致欧洲销售额的下降，不是因为汇率，而是因为即便价格更低，国外的工人却再也买不起欧洲出口的货物了。货币战争造成的这种令人沮丧的全球性影响或许在更长时间内才能形成，但也许是最为致命的。

因此，货币贬值作为增加出口的一种途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可能导致更高的成本投入、竞争性贬值、关税、禁运，以及更早而不是更晚发生的全球性经济衰退。鉴于这些不良结局和意想不到的后果，人们不明白货币战争究竟为什么会开始。战争会造成相互破坏，而且最后谁也不可能获胜。

对于任何政策性挑战而言，某些历史是有启发意义的。20世纪见证了两场大规模的货币战争。第一次货币战争发生在1921～1936年，几乎横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包括大萧条。第二次货币战争发生在1967～1985年，最终通过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得以解决，没有演变为军事冲突。

跟其他多数战争一样，货币战争具有可以识别的前因。第一次货币战争三个最为有力的前因是1870～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1907～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以及1914～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对这三段时期的简要概括有助于理解之后的经济冲突。

古典金本位（1870～1914）

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王国的克洛伊索斯国王统治时期开始，黄金就充当国际货币，这个王国位于今天的土耳其。更近一些，英国在1717年发行了一种由黄金支撑的纸币，采用固定汇率，尽管战时遭到阶段性的禁用，却一直以各种方式继续存在至1931年。这些和其他的货币制度都可以归结为“金本位”，然而这个术语却不存在一致的定义。金本位可以包含各种形式，从实际使用金币到使用不同含金量的纸币。历史上纸币的含金量从20％到100％不等，少数情况下还会更高，此时官方黄金的价值大于供应的货币。

1870～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在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通货膨胀的年代——事实上，作为科技创新的结果，更为发达的经济体盛行良性的通胀紧缩，使生产力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失业率并没有增加。这一时期可以被理解为全球化的第一纪，它跟1989年伴随着冷战结束而开始的全球化第二纪有很多共同特点。

全球化第一纪的特点是通信和运输的技术性改善，因此纽约的银行家可以跟他们在伦敦的合作伙伴通过电话交谈，这两个金融中心之间的旅行时间缩短至7天。这些改善或许不普遍，但是的确促进了全球贸易和金融。债券在阿根廷发行，在伦敦认购，在纽约购买，这形成了今天银行家所熟知的资产和债务相互关联的密集网络。在这个国际性发展和贸易的背后，就是黄金。

古典金本位制不像它在20世纪的继任者那样，通过一场国际性会议来设计，也不是通过一个多边组织自上而下强加的，它更像一个成员国家可以自愿加入的俱乐部。一旦加入俱乐部，这些成员就要根据清晰的游戏规则行事，尽管没有书面的规则手册。并不是所有的大国都加入了，但的确有很多，而且这些成员国之间资本账户是开放的，自由市场的力量占了上风，政府干预降至最低，彼此之间的货币汇率是稳定的。

有一些国家使用金本位的年份远远早于1870年，包括1717年的英国和1818年的荷兰，但是只有在1870年以后才有大批国家蜂拥加入金本位俱乐部，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些新成员包括1871年加入的德国和日本、1876年加入的法国和西班牙、1879年加入的澳大利亚、1881年加入的阿根廷、1893年加入的俄国和1898年加入的意大利。尽管美国在1832年就事实上采用金本位，并铸造了当时价值20美元的1盎司金币，但它并没有针对纸币兑换在法律上采用金本位，直至1900年的《金本位法》通过，这让美国成为最后一个加入古典金本位体系的大国。

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认同这一时期取得的有益的经济成果。古典金本位时期主要的理论家和经济史学家朱利奥·M·加拉罗蒂在《国际货币体制解剖》（The Anatomy of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gime）一书中，对其简要总结如下：

在那些19世纪后期最终被吸引加入金本位体系（也就是黄金俱乐部）的国家中，资本异常流动（也就是热钱流动）很少见，竞争性的汇率操纵也非常罕见，国际贸易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收支平衡问题很少，资本流动性很高（其他生产要素和人的流动性也是如此），国家很少暂停兑换（在少数暂停的国家中，主要国家又恢复了），汇率保持在各自的黄金点数（即极其稳定），国家之间少有政策冲突，投机趋于稳定（即投资行为倾向于在波动后让货币恢复平衡），调整迅速，流动性充足，公共领域和私人对国际货币体系充满信心，国家经历了长期的价格稳定（可预见性）和低水平的通胀，工业生产的长期趋势和收入增长令人欣喜，失业率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

加拉罗蒂的这一高度正面评价，得到了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一项研究的共鸣，该研究得出结论：“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在古典金本位时期要比随后的信托资金管理时期表现好得多。”1870～1914年是一个无通胀增长的黄金时期，财富以及生产力在工业化和商品生产世界随之增长。

古典金本位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的简单。虽然央行可能发挥某些职能，但并不要求一定要有中央银行；美国在整个古典金本位时期都没有中央银行。加入金本位俱乐部的国家只需宣布该国纸币的含金量，然后就可以以该价格买入或卖出黄金，来换取其他成员国一定数量的货币。在目标价位附近买卖黄金以维持价格稳定的过程在今天被称为公开市场运作。这可以通过中央银行来进行，但不是绝对必要的，政府可以直接运作，或通过银行或者交易商等代理来间接进行。每个授权交易商都要求拥有合理的黄金供应，并要求在恐慌时期可以轻易获得更多的黄金。尽管涉及政府干预，但这一行动可以透明地进行，因此被视为稳定价格而不是操纵。

这个体系对国际金融的好处是，当两种货币紧钉黄金的一个标准权重时，它们也变得彼此挂靠。这种形式的挂靠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二十国集团等机构的协助。在古典金本位时期，整个世界都受益于货币和价格的稳定性，而不存在多边监督和央行规划所带来的成本。

古典金本位的另一个好处是自我平衡的特性，不仅在公开市场的日常运作中如此，在发生黄金开采生产波动等较大事件时也是如此。如果黄金供应的增长快于生产力的增长——这会偶尔发生，比如1886～1896年在南非、澳大利亚和育空地区发现惊人的黄金矿藏时——商品价格将暂时上扬。然而，这会导致黄金生产者的成本上升，最终将减少黄金生产，并重建价格稳定的长期趋势。反之，如果经济生产力由于技术进步而提升，价格水平会暂时下降，这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将上升。这会促使黄金首饰的所有者进行出售，开采金矿的投入会增加，最终导致黄金供应的增加和价格恢复稳定。在这两种情况下，临时性的黄金供给冲击导致了行为的改变，并恢复了长期价格的稳定。

在国际贸易中，这些供需因素以同样的方式得以平衡。某项贸易条件改善（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比率的上升）的国家将会获得贸易顺差。与某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对应的是另一个贸易条件不利的国家的贸易逆差。逆差国家将使用黄金与顺差国家进行结算，这造成了逆差国家货币供给的收缩和顺差国家货币供给的扩大。顺差国家由于货币供给扩大而经历通货膨胀，而逆差国家由于货币供给减少而出现通货紧缩。贸易伙伴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将很快逆转最初的贸易条件。原来顺差国家的出口产品将开始变得更为昂贵，而原来逆差国家的出口产品则开始变得便宜。最终顺差国家将变成逆差国家，而原来的逆差国家则成为顺差国家。现在黄金将流回最初失去它的国家，经济学家把这称为价格实物流动机制（也被称为价格黄金流动机制）。

这个再平衡自发工作，无须央行的干预。在考虑到汇率、货币的时间价值、运输成本以及金银精炼成本时，套利者会从一个国家购买廉价的黄金，而在另一个国家高价出售，这就促进了再平衡。这是按照游戏规则进行的，规则包括易于理解的基于互利、共识和套利利润等的惯例。

并不是所有的付款都必须通过黄金立即结算。当买方收到进口货物并进行转售以获取现金时，多数国际贸易通过自偿性的短期贸易汇票和信用证提供资金，不涉及黄金交割。黄金储备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锚或基础，而不是交换的唯一介质。但它是一个有效的锚，因为这避免了货币对冲，从而让商家对其交易的终极价值有更大的确定性。

古典金本位是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繁荣时期的一个缩影。许多人认为，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的不良金汇兑本位制，是回归平静的战前时期的一次努力。然而，由于大量的债务和政策失误，在20年代尝试使用战前黄金价格的结局早已注定，让金汇兑本位演变成了一次通货紧缩冲击。1914年以后，这个世界就再也看不到纯粹的金本位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了。

美联储的建立（1907～1913）

货币战争的第二个前因是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那个故事有它自己的前因，为此我们要回溯得更远，直到1907年的大恐慌。这场恐慌始于包括最大银行之一的尼克伯克信托公司（Knickerbocker）在内的几家纽约银行试图垄断铜市场的一次失败尝试。当尼克伯克被曝参与了该计划之后，一场典型的银行挤兑开始了。如果对尼克伯克行为的揭露发生在一个更为平静的市场中，或许不会引发如此恐慌的反应，但是市场早已由于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造成的巨额损失而人心惶惶。

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失败仅是更为普遍的投资者信心丧失的开始，而投资者的信心丧失导致了另一次股票市场的崩溃，甚至更多的银行挤兑，最终引发全面的流动性危机并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直至当时的主要银行采取集体行动，在J·P·摩根组织的一场私人经济援助下，这场危机才得以终结。在美国金融史上这个最为著名的传奇故事中，摩根把金融家召集到位于曼哈顿默里山庄他自己的家里，直到他们达成一项援助计划才准离开，计划包括每个人为了稳定市场而作出的明确的财务许诺。这个计划奏效了，但造成了巨大的金融损失，而混乱则一直持续下去。

1907年恐慌的直接结果是，参与援助的银行家认为美国需要一家中央银行——一家政府建立的、能够在需要时发行新基金来救助私有银行系统的银行。银行家需要一家政府主办的机构，它可以基于范围广泛的抵押品无限量地借给他们现金。银行家们意识到，J·P·摩根不会永远充当领袖，而且未来的某场恐慌所需的解决方案会超出伟大的摩根所能调用的人力物力。一家提供无限量借款的中央银行作为私有银行的最后手段，需要在下一次恐慌到来之前建立起来。

美国对中央银行的反感由来已久。在1913年以前，美国曾经两次尝试成立类似的中央银行。第一次尝试是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1791年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敦促下由美国国会特许，但是该行的执照在1811年詹姆斯·麦迪逊总统执政时过期，并因一票之差而未能延续。5年之后，麦迪逊通过国会促成了第二美国银行成立。但是第二次的执照只有20年的有效期，需要在1836年进行展期。

当执照到期需展期时，第二银行在国会和白宫都遭遇了抵制。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在1832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就部分建立于取消这家银行的基础之上。在一次有争议的全国辩论之后——辩论包括杰克逊总统把美国财政部的存款从第二美国银行转存至州立银行——执照展期在国会得以通过。但杰克逊总统进行了否决，执照最终没有得到展期。

对国家银行的两次政治性反对，根源在于对金融权力的集中普遍存在的不信任，以及认为国家纸币的发行加剧了银行宽松信贷造成的资产泡沫。从1836年到1913年，几乎长达80年前所未有的繁荣、创新和强劲的经济增长时期，美国没有中央银行。

现在，确切地说，是在1906年旧金山地震的废墟和1907年大恐慌的金融废墟之上，人们开始齐心协力地建立一个新的中央银行。迫于对中央银行概念的普遍不信任，由J·P·摩根、小约翰·洛克菲勒、华尔街库恩–洛布公司的雅各布·希夫的代表所领导的银行主办方，知道需要教育民众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他们的政治靠山，来自罗得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那时是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在1908年提议立法成立国家货币委员会。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国家货币委员会成为不计其数的研究、赞助活动和演讲的平台，并与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协会建立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推动一个强大的中央银行的想法。

1909年9月，威廉·塔夫脱总统公开支持成立中央银行。同月，《华尔街日报》以“中央银行问题”为题推出一系列支持中央银行的社论。次年夏天，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已经奠定，接下来是为新银行制订一个具体计划。随后发生的是金融史上最为怪异的一幕。参议员奥尔德里奇将是立法设立银行的主要发起人，但该立法必须与一个能满足纽约银行家愿望的计划保持一致，而这些银行家还在为1907年的恐慌忧心不已，还在寻求一个终极贷款人，以便在下一次危机来临时向其求助。因此，需要有一个银行家委员会来为中央银行起草计划。

1910年10月，奥尔德里奇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者包括他本人、多位华尔街银行家和新近任命的财政部副部长艾布拉姆·皮亚特·安德鲁。银行家包括库恩–洛布公司的保罗·沃伯格，由洛克菲勒控制的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的弗兰克·A·范德利普，由摩根控制的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查尔斯·诺顿，以及J·P·摩根公司除摩根本人之外最为资深和最有权势的合伙人亨利·P·戴维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安德鲁将出任这个小心平衡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团利益的小组的技术顾问。

奥尔德里奇指示他的代表团在黑夜的掩护下，在新泽西州霍博肯一处偏僻的铁路支线会合，有一列私人火车等在那里。他们被要求单独前往，不惜一切代价避开记者。登上火车以后，他们略去姓氏只提名字，因此搬运工在他们离开火车以后无法向朋友或记者确认他们的身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使用代称作为一个额外的安全防护。在两天的旅行之后，他们抵达了佐治亚州的不伦瑞克，这里地处大西洋沿岸，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萨凡纳和杰克逊维尔之间。从那里他们登上汽艇前往杰基尔岛，进入限制入内的杰基尔岛俱乐部，该俱乐部部分由J·P·摩根所有。这个小组工作了整整一周，敲定了奥尔德里奇法案，这将成为联邦储备系统的蓝图。

让《联邦储备法案》获得通过仍然花去了三年的时间，这是赋予基于杰基尔岛计划的奥尔德里奇法案的正式名称。《联邦储备法案》最终在1913年12月23日以绝对多数通过，并在1914年11月生效。

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包含了奥尔德里奇和沃伯格设计的许多要素，用以克服对美国中央银行的传统抗拒。这个新的实体将不会被叫做中央银行，而是叫做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是地区性储备银行的联合，地区性储备银行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进行指导，委员会成员将不会由银行家进行选择，而是由总统进行选择并提交参议院确认。

总体而言，该机构貌似分散并处于民选官员的控制之下，然而在计划内部，它是一个更加符合杰基尔岛奥尔德里奇聚会意图的事实机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推行的实际货币政策将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导，因为纽约是美联储与之生意往来的各大银行和经纪商的所在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由股东而不是政治家选择的董事会和行长掌管，而纽约大型银行在股东中处于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形成“美联储内的美联储”，由纽约的银行掌管，服从于其目标，包括实施救助所需要的宽松信贷。

其中的一些特征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的立法中进行了改变，把权力集中到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还是如此。近年委员会不仅曾被银行家主宰，也被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和律师主宰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似乎比银行家更欢迎宽松货币政策和救助。不过，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美联储处在纽约储备银行首位行长本杰明·斯特朗的强权之下。本杰明·斯特朗从1914年掌管这家银行直至1918年去世。斯特朗是摩根公司合伙人亨利·P·戴维森和J·P·摩根本人的门徒。这样，摩根对美国新的中央银行的影响圈就此建立。

历史总在重演。在杰基尔岛会议数十年之后，弗兰克·范德利普的国民城市银行和查尔斯·诺顿的第一国民银行合并成为纽约第一国民城市银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后来将名字缩写为花旗银行（Citibank）。2008年，花旗银行是美联储历史上最大一笔救助的接受者。由范德利普和诺顿及其同伴1910年在杰基尔岛奠定的基础被证明经得起考验，在几乎100年后如其所愿地救助了他们各自的银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1914～1919）

第一次货币战争最后一个前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

“一战”并不是以战败方投降结束的，而是以休战协议结束的。通过停战，双方都期望停止敌对行动，允许双方就和平条约进行谈判，但在某些情况下，谈判破裂而战事再起。1919年巴黎和会的目的是协商促成持久的和平。英国和法国清楚地意识到是时候提交战争账单了，他们把巴黎和会视为把这些调整成本强加给战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好机会。

然而，在巴黎进行一次成功的会谈绝不是一个可预知的结局。虽然德国的陆军和海军在1918年11月被彻底打败，但到1919年春天仍未达成任何和平协议，而且协约国越来越不愿意，也没有能力继续作战，因此赔偿谈判也就只是谈判而已。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就赔偿进行谈判时，协约国左右条款的能力已经萎缩，而现在德国却不必听命于协约国并接受他们制订的计划了。

德国赔偿多少、赔什么是巴黎和谈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一方面，德国将被要求割让一些领土，削弱其工业能力。另一方面，德国放弃的越多，就越没有能力偿还赔款。法国觊觎德国的黄金，德国的黄金在1915年总计超过876吨，在全世界排第四位，位列美国、俄国和法国之后。

虽然这些赔偿通常只认为与德国能付给协约国多少有关，但情形比这复杂得多，因为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深陷债务之中。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她的《巴黎1919》一书中写道，英国和法国向俄国提供了大量贷款，但是俄国大革命的爆发拖欠了这些借款。意大利等其他债务国无力偿还。但是英国欠美国47亿美元，法国欠美国40亿美元，还欠英国30亿美元。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债务国有能力偿还，信用和贸易机制完全被冻结。

这个问题不仅是德国对协约国的赔偿，还涉及协约国内部错综复杂的借款。这就需要某种东西来提供动力，让信贷、商业和贸易再次流动起来。最佳做法是拥有最强大金融实力的美国在已有的贷款之上，通过新的贷款和担保来启动这个过程。以此提供的新的流动性，加上自由贸易区，或许会支持经济获得应对债务负担所需要的增长。另一种方法也有很多人推荐，就是免除所有债务并重新开始。尽管对法国来说免除德国的债务或许很困难，但是被美国免除债务对法国则是一个解脱：对法国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因为美国作为债权人比德国作为债务人要更为可靠。事实上，这些都没有发生。相反，以英国和法国为首的强大的一方说服了以德国为首的较弱的一方，以现金、实物和黄金支付惩罚性赔偿。

对赔款的计算和支付机制达成协议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法国、比利时和英国想基于实际战争损失计算赔偿，而美国则更倾向于考虑德国的支付能力。然而德国的统计数据糟糕透顶，不能对他们的支付能力作出可靠计算。对损失的评估短期内也不可能完成，很多方面几乎无法评估，更不用说对所需的重建作出经得起检验的估计了。

协约国内部的争论跟它与德国的争论一样多，这关乎是应该将赔偿限定于实际损失（这将有利于法国和比利时），还是应该把纯粹的财务费用包括在内，比如养老金和士兵的薪水（这将有利于英国）。最后，《凡尔赛和约》没有指定确切的赔偿金额，因为技术上不可能得出一个数字，政治上也不会同意某个数字。任何在英国和法国国内可以获批的高额数字都不会得到德国的同意，反之亦然。美国提出的适度和务实的警告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国内政治战胜了国际经济的需要。取代具体数字的是一个专家小组，该小组被授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并得出具体的调查结果，这将构成实际赔偿的基础。这一做法赢得了时间，但是关于赔偿的难题被搁置一旁，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金汇兑本位和重启国际货币体系的努力而变得混乱。赔偿金在接下来的15年中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沉重负担。

结论

到了1921年，第一场现代货币战争已蓄势待发。古典金本位充当了指南针和北极星的作用，为20世纪20年代需要何种货币体系来重新开始国际资本流动和世界贸易的讨论提供了框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引入了大规模、互相锁定却无法偿还的主权债务，这个新元素在金本位时代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对稳定资本流通形成了巨大障碍。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和纽约储备银行的角色，尤其预示了美国作为主导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进入了国际金融市场。美联储通过印钞来恢复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可能性开始逐渐明朗。到20世纪早期，对战前古典金本位的怀旧情结、无法偿还的赔款引发的不安以及对美联储金融权力的不确定性，都决定了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和第一次货币战争的爆发。

在美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隐蔽的私人目的和利益一直在掌控着美国政府。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第四章

第一次货币战争（1921～193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第一次货币战争在1921年波澜壮阔地开始，并在1936年逐渐趋向一个不确定的结局。这场战争在五大洲经历了数次战斗，对20世纪产生了极大影响。德国在1921年通过一场恶性通货膨胀首先发难，这原本是为了提高竞争力，却演变到荒谬的程度，结果摧毁了被战争赔款的负担所拖累的经济。法国在1925年第二个采取行动，在回归金本位之前将法郎贬值，以此获得对英美等国的出口优势，这些国家后来都恢复了战前的金本位水平。英国在1931年脱离黄金，重新获得了在1925年输给法国的优势。1931年，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延缓德国支付战争赔款，德国从而取得改善。这次延期由于1932年的洛桑会议而永久性终止。1933年之后，随着希特勒的崛起，德国越来越特立独行并退出世界贸易，尽管存在与奥地利和东欧的联系，德国已成为一个更加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美国在1933年采取行动，也对黄金贬值，在出口价格上重新获得了1931年输给英国的部分竞争优势。最后又轮到了法国和英国再次贬值。法国在1936年脱离黄金，成为最后一个摆脱大萧条恶劣影响的大国。而英国再次贬值，重新获得了由于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对美元贬值之后所失去的部分优势。

在一轮接一轮的贬值和违约中，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同时造成了巨大的贸易中断、产能受损和财富蒸发。在此期间，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和自毁长城的特性，使得第一次货币战争成为今天的终极警世故事，因为世界再次面临大量债务无法偿还的挑战。

第一次货币战争1921年开始于德国魏玛时期，德国的中央银行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通过大规模印钞和恶意通货膨胀，开始着手摧毁德国马克的价值。在普鲁士律师出身的银行家、德国国家银行行长鲁道夫·冯·哈芬施泰因博士的主持下，这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形式是德国国家银行从德国政府购买票据，为政府提供弥补预算赤字和政府开支所需的资金。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发生过的货币贬值中，这是最具破坏性和影响最广的一次。一个传言从那时流传至今，认为德国摧毁其货币是为了从英国和法国根据《凡尔赛和约》而索要的繁重的战争赔偿中脱身。事实上，这些赔偿与“金马克”挂钩，后者被定义成固定数量的黄金或非德国货币的等价物，而随后的条约协议基于德国出口的百分比签订，与纸币的价值无关。这些与黄金和出口相关联的细则是不能被通胀消除的。然而，德国国家银行的确看到了一个增加德国出口的机会，即通过货币贬值让德国的货物对于外国人来说更能承受——贬值的典型理由之一——以及促进旅游业和国外投资。这些方法可以在没有直接减少赔偿金额的情况下，提供支付赔偿所需的外汇。

当通货膨胀在1921年下半年缓慢开始时，并没有立即被视为一种威胁。德国民众明白物价正在上涨，但是这种理解并没有自动转化为货币正在崩溃的认识。德国银行的负债几乎与资产相等，基本对冲。很多企业拥有土地、厂房、设备和存货等硬资产，这些资产在货币崩溃时获得了名义价值，因此也是对冲的。这当中有些公司所欠的债务也蒸发了，因为所欠金额变得毫无价值。由于被免除了债务，这些公司变得富有了。作为今天全球巨头的前身，很多德国大型企业在德国以外经营着业务，以此赚取硬通货，进一步保护了其母公司免受马克崩溃所带来的最为恶劣的影响。

资本外逃是对货币崩溃的一个传统反应。那些能够把马克兑换成瑞士法郎、黄金或其他价值存储的人都进行了兑换，把自己的积蓄转移到了国外。即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立即警觉起来，因为他们在货币价值上的损失通过股市的收益得到了弥补。这些收益以马克定价，而马克很快将一文不值的事实并不广为人知。最终，那些为工会和政府工作的人们也得到了对冲，因为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与通胀相当的工资涨幅。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一份政府或工会的工作、股票投资组合、硬资产或海外业务来为其提供屏障。受灾最严重的是中产阶级的退休人员，他们没有资格加薪，其中不包括那些把钱存在银行而不是投资于股市的储蓄者。这些德国人在经济上完全破产了。很多人被迫出售家具来换取几个马克，以购买食物并让生活继续下去。对钢琴的需求尤其旺盛，钢琴本身成为一种货币。很多储蓄尽失的老年夫妇走进厨房，手拉着手，把头放在炉子上，打开煤气，以一种令人心酸的方式自杀。财产犯罪变得猖獗，骚乱和抢劫在后期成为家常便饭。

1922年，随着德国国家银行放弃对局势的控制，疯狂印钞来满足工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需求，通货膨胀变成恶性的。1美元变得如此贵重，以至于美国游客根本花不出去，因为商家没有数百万的马克来找零。食客要求提前支付餐费，因为当他们吃完时，价格又会高了许多。对纸币的需求如此之大，德国国家银行雇用了众多的私人印刷企业，使用专门的物流团队来获得足够的纸张和油墨，以保持印钞机的运转。到1923年，纸币仅印刷一面以节约油墨。

随着经济混乱愈演愈烈，法国和比利时在1923年入侵德国鲁尔工业区，以保全他们在战争赔偿中的利益。这次侵略让占领者可以运走制成品和煤炭，以实物支付的方式获得赔款。鲁尔的德国工人以怠工、罢工和破坏进行回应。德国国家银行印刷更多的钞票来提高工资和失业救济金，用于奖励工人并鼓励他们的抵抗。

德国终于在1923年11月试图通过创建一个替代货币来制止恶性通货膨胀，这种货币被称为地租马克（rentenmark），最初与纸币马克同时流通。地租马克由抵押和对其所代表的财产进行征税的资格来支撑。其发行和流通由新任命的货币专员、一位经验丰富的私人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精心管理，他很快取代冯·哈芬施泰因成为德国国家银行行长。德国马克在地租马克推出后随即发生了一次终极崩溃，此时1地租马克大约等于1万亿马克。地租马克是一个权宜之计，很快被一种由黄金直接支撑的新马克所取代。到1924年，恶性通胀的旧时纸币马克被扫到了垃圾箱、下水道和污水管中。

经济史学家习惯上把1921～1924年魏玛共和国的恶性通胀与1931～1936年以邻为壑的全球竞争性货币贬值区别看待，但这忽略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竞争性贬值的连续性。魏玛共和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实际上达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目的，这一事实对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有影响。恶性通货膨胀让德国人团结起来反对“外国投机者”，并迫使法国占领鲁尔谷，为德国重整军备创造了口实。恶性通货膨胀也唤起了英国和美国的某些同情，缓和了《凡尔赛和约》对赔款的苛刻要求。尽管德国马克的崩溃与赔偿的价值并没有直接联系，德国至少可以辩称它的经济由于恶性通胀而崩溃，有正当的理由要求某种形式的赔偿减免。与那些完全依靠金融资产的企业家相比，货币崩溃加强了那些拥有硬资产的德国实业家的实力。这些实业家在恶性通胀以后变得更为强大，因为他们能够在国外囤积硬通货，并在国内廉价购买倒闭企业的大量资产。

最后，恶性通胀表明国家在纸币上其实可以玩火，因为当条件成熟时，可以简单地借助金本位或土地等有形资产来恢复秩序，正如德国所做的那样。这并不是说德国1922年的恶性通胀是一个精心安排的计划，只是说明恶性通胀可被用做一个政策杠杆。恶性通胀能制造出可以明确预见的赢家和输家，激起必然的行为，因此可以进行政治性利用，来重新安排债务人、债权人、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关系，而黄金处于随时可用的状态，在必要时可用来收拾残局。

当然，恶性通胀的成本是巨大的。人民对德国政府机构的信任消失，生活饱受摧残。然而这个事件表明，一个拥有自然资源、劳动力、硬资产和黄金来保全财富的大国，可以相对完好地从恶性通胀中挣脱出来。从1924年到1929年，在恶性通胀之后，德国的工业生产超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主要经济体，快速进行扩张。此前，各国只在战争时期脱离金本位，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随后的时期暂停兑换黄金。现在，德国在和平时期脱离了与黄金的联系，尽管《凡尔赛和约》的和平来之不易。德国国家银行已经证明在现代经济中，与黄金没有任何联系的某种货币可以为了追求纯粹的政治目的而贬值，并且这些目的可以实现。这个经验也适用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

就在魏玛共和国恶性通胀失去控制的同时，主要工业国家派遣代表在1922年春前往意大利的热那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考虑回归金本位。在1914年以前，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有一个真正的金本位，纸币通过与黄金的固定联系而存在，因此纸币和金币同时流通，彼此可以自由兑换。然而，这些金本位大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被置于一旁，因为印刷纸币来支持战争变得更为重要。现在到了1922年，《凡尔赛和约》已经签署，战争赔款也已确定，尽管是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之上，世界再一次期待金本位的支撑。

然而，自古典金本位制的鼎盛时期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美国在1913年创建了一个新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系统，它在调节利率和货币供给方面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黄金存货和美联储货币的互动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仍然只是一个实验对象。各国也已习惯了在1914～1918年的战争年代根据需要发行纸币的便利，而民众在金币退出流通后，同样习惯了纸币。热那亚会议与会大国的目的，是在更灵活的基础上重新引入黄金，由各国央行更加密切地控制。

热那亚会议推出了新的金汇兑本位制，它与之前的古典金本位制有显著不同。与会各国同意央行储备不仅能用黄金持有，也可以通过其他国家的货币进行持有。“金汇兑本位”中“汇兑”一词仅意味着某些外汇结余出于储备的目的，将被视为黄金。这把金本位的负担转嫁给了美国等持有大量黄金的国家。美国将负责维持黄金的美元价格在每盎司20.67美元，而其他国家将持有美元作为黄金替代品。根据这一新标准，国际账户仍将使用黄金结算，但一个国家在赎回金条之前需积累大量的外汇结余。

此外，金币和金条不再像战前一样自由流通。各国仍然允许将纸币兑换为黄金，但通常只以大额的最低数量提供，比如400盎司的金条，每块价值8268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1万美元还要多。这意味着金条将只能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富人使用，而其他人将使用受政府维持黄金等值的承诺所支撑的纸币。纸币将仍然“跟黄金一样好”，但黄金本身将消失在央行的金库中。英国把这些安排写进1925年的《金本位法案》，旨在促进新的金汇兑本位。

尽管回到了一个改良后的金本位，货币战争继续进行并获得上升势头。1923年法郎崩溃，虽然没有像几年前马克那样严重。这场崩溃为移居巴黎的美国人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黄金时期铺平了道路，这其中包括斯科特和塞尔达·菲茨杰拉德夫妇以及欧内斯特·海明威，他们在《多伦多星报》上报道了法郎崩溃带来的日常影响。美国人可以把国内的美元兑换成新近贬值的法郎，在巴黎过上舒适的生活。

金汇兑本位的严重缺陷在它被采纳之日起就开始显现。最显著的是顺差国家积累大量外汇所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逆差国家对黄金的额外需求。此外，将成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缺乏足够的黄金来支撑足够的货币供给，从而促进经济恢复增长所需的国际贸易。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以该计划的主要设计师、美国银行家和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的查尔斯·道威斯命名——是补救这个不足的一次尝试。道威斯计划受到一个国际货币委员会的拥护，该委员会是为了处理《凡尔赛和约》悬而未决的赔偿问题而成立的。道威斯计划部分地减少了德国的赔偿，并向德国提供新的贷款，使其能够获得支持其经济所需的黄金和硬通货储备。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1923年新的稳定的地租马克与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终于合力稳定了德国金融，并让德国的工业和农业基础以非通货膨胀的方式发展。

1925～1931年就位的固定汇率体系，意味着至少在当时，货币战争将通过黄金账户和利率而不是汇率来进行。金汇兑本位在此期间的顺利运作取决于所谓的“游戏规则”。这些正在经历大量黄金流入的国家被期望一定程度上通过降低利率来放松银根，让他们的经济规模扩大，而那些经历黄金流出的国家将收紧银根，提高利率，导致经济收缩。这些收缩的经济体最终会发现价格和工资已经够低，可以让他们的产品更便宜、更具国际竞争力，而那些此前不断扩张的经济体则将经历相反的过程。此时黄金的流向将反转，此前黄金流出的国家将吸引黄金流入，因为这些国家基于更廉价的商品拥有了贸易盈余，而那些此前扩张的经济体将开始拥有贸易赤字并经历黄金流出。

金汇兑本位是一个自平衡系统，有一个严重缺点。在纯粹的金本位制中，黄金供应是基础货币，促使经济扩张或收缩，然而在金汇兑本位下，货币储备也在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央行能够把利率和其他涉及货币储备的货币政策作为调整过程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些政策导向的调整，而不是黄金本身的运作，这个体系终于开始瓦解。

纸币的特性之一是，它在作为持有方的资产的同时，还是发行银行的负债。而另一方面，黄金通常只是一种资产，除了在少数的例子中——这在20世纪20年代非常罕见——黄金会被一家银行借贷到另一家银行。黄金的调整交易通常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黄金从英国转移到法国，英国的货币供给会减少，而法国的货币供给根据黄金的数量而相应增加。

只要法国愿意在贸易中接受英镑，并把英镑再次存到英国银行，以帮助维持英镑的货币供给，该系统就可以运作得不错。然而，如果法国央行突然收回这些存款，并要求英国央行兑换成黄金，英国的货币供给将急剧收缩。与古典金本位制下通常发生的顺利而平缓的调整不同，新系统易于发生急剧波动，并可能会迅速转化为恐慌。

在金汇兑本位下拥有逆差的国家，会发现自己就像一个房客，房东可能一整年不收租，然后突然要求房客立即支付过去12个月所拖欠的房租。有些房客会为了无法逃避的困难时期存一些钱，但许多人会无法抵制宽松的信贷政策的诱惑，最终发现自己缺少资金并面临驱逐。当贸易伙伴赎回外汇时，缺少黄金的国家也会同样尴尬。金汇兑本位的目的是把黄金和纸币体系最好的特性结合起来，但实际上却结合了一些最糟糕的特性，尤其是由于意想不到的黄金赎回所造成的内在不稳定性。

到1927年，法国正在稳步积累黄金和外汇，而英国则大量流出。根据游戏规则，英国这时应该提高利率并强迫收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使其经济更加具有竞争力。但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拒绝提高利率，部分原因是他预见到这会引起一场政治风波，还因为他觉得法国黄金的流入是由于法郎被不公平地低估。法国拒绝重新估值，但提出他们在未来或许会这么做，这就进一步制造了不确定性，助长了对英镑和法郎两者的投机。

此外，美国在1927年降息后，在1928年开始了一系列的加息，这促成了极大的紧缩。基于美国在黄金上的统治地位和持续的黄金流入，这些加息与美国在游戏规则下应该做出的行为恰恰相反。然而，正如国内的政治考虑促使英国在1927年拒绝提高利率一样，美联储次年在应该降低利率时却提高利率的决定也是由于国内的顾虑，特别是受到对美国股市价格资产泡沫的恐惧的驱使。总之，金汇兑本位的成员国把国内意见置于游戏规则之上，因此扰乱了金汇兑本位本身的顺利运作。

在金汇兑本位中，除了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央行缺乏协作，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缺陷。这个缺陷与黄金价格钉住美元，以此为新标准提供支撑有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印制了巨额纸币来为战争债务提供资金，而黄金供应则增加很少。此外，现有的黄金没有保持静止，而是越来越多地流入美国，留在欧洲的相对很少。让战后的纸币—黄金比率与战前的黄金价格相协调，成为1919年之后的一大难题。选择之一是针对战前的黄金价格收缩纸币供给。为了恢复战前的黄金价格，这将是高度的通货紧缩，会导致价格总水平急剧下降。另一个选择是对黄金向上重新估值，在纸币供给扩大的情况下支持新的价格水平。提高黄金价格意味着货币的永久贬值。选择是：要么通缩，要么贬值。

由于创新、规模或其他方面的效率，价格随时间下降是一回事。这或许被认为是“好”的通缩，经历了电脑或宽屏电视的价格年复一年下降的现代消费者对此非常熟悉。但是当价格由于不必要的货币紧缩、信贷约束、去杠杆化、企业倒闭或破产及大规模失业而被迫下降，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可以被认为是“坏”的通货紧缩，这种坏的通货紧缩恰恰是让最重要的货币恢复战前黄金平价所需要的。

要美国作出这个选择并不困难，因为美国尽管在“一战”期间扩大了货币供给，但它同时还拥有贸易顺差，并因此大大增加了黄金储备。纸币与黄金的比率跟战前平价相比，并不像英国和法国那样严重不一致。

到1923年，法国和德国都面临战时通货膨胀的问题，并且都对本国货币进行了贬值。在欧洲三个强国中，只有英国采取了必要步骤来收缩纸币供给，以恢复金本位的战前水平。这是在时任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坚持下进行的。丘吉尔认为恢复战前黄金平价关乎名誉，也是对英国财政状况的健康检查。但这对英国国内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价格水平大规模下降50％以上，企业倒闭的比例颇高，数百万人失业。丘吉尔后来写道，恢复战前黄金平价的政策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当大规模的通缩和失业在1930年袭击美国时，英国在此前1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早已处于这种状况了。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的一个繁荣时期，法国和德国的经济也在这10年的中期部分取得了强劲增长，只有英国落后了。如果英国在1928年战胜了失业和通货紧缩，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或许可以实现一种在“一战”开始之前就未再现过的可持续的全球性经济增长。事实却是全球金融市场急剧恶化。

大萧条的开始日期习惯上被经济学家定在1929年10月28日，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单日下跌12.8％。然而，德国在一年之前就已陷入衰退，英国还远未从1920～1921年的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黑色星期一代表了美国极为突出的资产泡沫的爆裂，此时世界正在通货紧缩带来的影响中挣扎。

在1929年之后数年内，就失业率、生产衰退、企业倒闭和民众遭受的苦难而言，美国股市的崩盘是灾难性的。然而，从全球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最危险的阶段发生在1931年春季和夏季。那一年的金融恐慌近乎于一场全球性银行挤兑，5月份随着维也纳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发布亏损公告而爆发，该银行的损失实际上耗尽了它的资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银行恐慌笼罩欧洲，奥地利、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都宣布银行停业。德国暂停支付外债，并实行资本管制。这实际上等同于新的金汇兑本位的结束，因为外国债权人再也不能把他们拥有的德国银行债券转换为黄金，尽管德国官方仍然声称要维持地租马克的价值与黄金的固定联系。

恐慌很快蔓延到英国，大量的黄金外流在1931年7月开始了。主要的英国银行通过短期负债对非流动性资产进行了大量的杠杆化投资，这与2008年摧毁雷曼兄弟的投资种类完全一样。在这些债务到期时，外国债权人把英镑兑换成黄金，很快离开英国，前往美国、法国或其他尚未受到危机全面影响的黄金强国。随着黄金外流越来越严重，银行挤兑的压力即将摧毁伦敦各大银行，英国在1931年9月21日脱离金本位。英镑对美元几乎立即大幅下跌并持续下降，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下跌了30％。很多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和英联邦的成员也都脱离了金本位，并获得了货币贬值的短期收益。这些收益建立在法国法郎和黄金集团其他国家的损失之上，其中包括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意大利等继续保持金汇兑本位的国家。

欧洲银行恐慌在英国脱离金本位之后有所减弱，然而接下来焦点转向了美国。尽管美国经济自1929年以来已经收缩，1931年英镑和其他货币对美元的贬值把全球通缩和萧条的负担更加直接地施加于美国。事实上，1932年是美国大萧条时期最糟糕的一年。失业率达到20％，与收缩开始时相比，投资、生产和价格水平都下降了两位数。

1932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取代了赫伯特·胡佛，胡佛的整个任期被股市泡沫、崩溃和大萧条所充斥。然而罗斯福直到1933年3月才会宣誓就任总统，在当选到宣誓就职之间的4个月时间里，局势急剧恶化，伴随着大范围的美国银行倒闭和银行挤兑。数百万美国人从银行提取现金，塞到抽屉或床垫里，而那些没有及时采取行动的人则失去了毕生的积蓄。到罗斯福举行就职典礼时，美国人对众多机构丧失了信心，残存的一点儿希望看起来在于罗斯福本人。

1933年3月6日，在就职典礼两天后，罗斯福动用应急权力，宣布让美国所有的银行歇业。第一道指令持续到3月9日，随后被延长。罗斯福宣布在歇业期间将对银行进行审查，只有健康的银行才会被允许恢复营业。银行歇业在3月13日结束，部分银行重新开业，其余的则继续关闭。在整个事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信心重建，而不是健康的银行业务，因为事实上政府并没有在银行被关闭的8天里对美国所有的银行进行审查。

1933年3月9日通过的《紧急银行法》在重建对银行的信心方面，意义要远大于银行审查。该法案允许美联储按照银行持有的政府证券票面价值的100％，以及支票或其他短期票据票面价值的90％向银行提供贷款。美联储还向其成员银行提供无抵押贷款。实际上，这意味着银行可以获得应对银行挤兑所需的所有现金。这并不是存款保险制度——该制度要在当年晚些时候推出——但在效用上是一样的，因为现在储户不必担心银行会真的耗尽现金。

有趣的是，罗斯福最初在3月份实行银行歇业的法定效力是基于1917年的《对敌贸易法》，该法在“一战”期间通过，授予总统充分的经济权力以保护国家安全。如果法院在后来对总统根据这个1917年的战时法规宣布银行歇业而表示怀疑的话，1933年的《紧急银行法》则在事后批准了这次银行歇业，并给予总统明确而不是隐晦的关闭银行的权力。

当银行在1933年3月13日重新开业时，储户们在很多地方排起了长队，不是取钱，而是把藏在咖啡罐和床垫中的钱存入银行，它们在前几个月的恐慌中已经囤积了一阵子。虽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银行歇业期间进行内部审查的表象与美联储提供新的紧急贷款的权力，使民众对银行的信心得以恢复。有了这个支持，罗斯福现在面对一个比银行挤兑更为致命的问题，即通货紧缩的问题，当时它正从世界各地经过汇率的渠道涌入美国。工人国际委员会已经抵达白宫门前的台阶。

当英国和其他国家在1931年脱离金本位时，其出口成本相对于其他对手国家下降。这意味着对手国家不得不寻找途径来降低各自的成本，从而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有时这种成本削减以减薪或裁员的方式进行，这使失业问题更为恶化。实际上，通过放弃黄金而进行贬值的国家正向世界各地输出通货紧缩，加剧了全球通货紧缩的趋势。

通货膨胀是通货紧缩显而易见的一剂解药，但问题在于当支出下降、债务负担更高、失业率更高、货币囤积以及支出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发生时，如何实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在经济影响方面实质上是一样的：都降低了国内的成本结构，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使进口更加昂贵，出口更为廉价，从而有助于创造国内的就业机会。英国、英联邦国家和日本在1931年采用了这个策略，并取得了一定成功。美国如果也选择这条路，只需让美元对英镑和其他货币贬值，但是这可能导致其他货币针对美元的进一步贬值，从而无法获得净收益。继续进行针锋相对的纸币战争似乎并没有提供一个永久性解决方案。罗斯福没有针对其他货币贬值，而是选择对终极货币——黄金——进行贬值。

但黄金在美国形成了一个特殊问题。除了联邦储备银行的官方持有，黄金还以金币的形式作为法定货币在私人领域流通，还有金币或金条被保存在保险箱或其他安全的地点。这些黄金可以被视为货币，但它是被囤积的货币，不会被花掉或流通。美元相对黄金贬值最简单的方式是提高黄金的美元价格，罗斯福通过他的战时紧急经济特权就可以这么做。罗斯福可以宣布黄金现在以每盎司25美元或30美元的价格进行兑换，而不是每盎司20.67美元的金本位价格。问题是，金价上升带来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将流入黄金的私人囤积者，无助于释放囤积或让其流通。实际上，由于对金价进一步上涨的预期，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把美元纸币兑换成金条，而那些囤积的黄金会出于同样的原因纹丝不动。罗斯福需要确保重估黄金所带来的收益落在政府而不是囤积者手中，而民众除了纸币以外将没有其他形式的货币。如果黄金能从私人手中拿走，而且如果民众能被迫预期他们手中的纸币会进一步贬值，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开始把钱花掉，而不是紧紧抓住贬值的资产不放。

禁止囤积或藏有黄金，对于让美元相对黄金贬值并让人们再次开始消费的计划，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背景下，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4月5日颁布6102号总统令，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行政命令之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签名之上的直率用词可以说明一切：

我，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宣布（一场）国家紧急状况仍将继续……因此禁止美国的个人和企业囤积金币、金条和金券……特此要求所有人在1933年5月1日之前，向联邦储备银行……或任何联邦储备系统的成员机构上交现在拥有的所有金币、金条和金券……凡故意违反这一行政命令的任何人……将被处以1万美元以内的罚款，或……10年以下的监禁。

美国民众被命令向政府上交他们的黄金，以每盎司20.67美元的价格获得纸币。一些少数的例外是牙医、珠宝商和其他在行业或艺术中“合法和按照惯例”使用黄金的人员或机构。民众被允许保留价值100美元的黄金，用1933年的价格计算这大约是5盎司，以及罕见硬币上的黄金。1933年，对那些违反总统命令、继续囤积黄金的人处以1万美元的罚款，相当于今天的16.5万美元，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法定罚金。

罗斯福继之以一系列的附加命令，包括1933年4月20日的6111号总统令，除非得到财政部的批准，否则禁止美国出口黄金。1933年8月29日的6261号总统令要求美国金矿把产品出售给美国财政部，价格由财政部随后决定，这实际上把金矿国有化了。

通过一系列的快速行动，罗斯福巧妙地没收私人黄金，禁止其出口海外，并攫取了黄金开采业。结果是罗斯福大大增加了美国官方的黄金囤积，当时的估计是，民众在1933年向财政部上交的黄金超过500吨。诺克斯堡的金库建于1937年，专门用于存放从美国民众没收的黄金。财政部的地下室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了。

今天很难想象这种场景的发生，虽然总统攫取黄金的法定权力仍然存在。之所以难以想象，不是因为不可能发生类似危机，而是在一个充斥着谈话节目、社会媒体、直言不讳的有线频道主播，而且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大大降低的年代，这将无疑引发政治风波。在这些因素中，信任的丧失是影响最大的。要知道罗斯福也有电台谈话节目的对手，最为知名的有查尔斯·库格林神甫，他在20世纪30年代拥有的观众估计比今天拉什·林堡的观众还要多。虽然没有推特或脸谱网，却并不缺乏社交媒体，这包括报纸以及家庭、教会、社交俱乐部和民族集会形成的口口相传。罗斯福没收黄金很容易引发巨大的谴责，但却没有。民众处于绝望之中，相信罗斯福会做正确的事来解决经济问题。如果结束黄金囤积似乎是有必要的，那么当被命令这么做时，人们愿意上交他们的金币、金条和金券。

虽然今天的电子化社会媒体对民意有一个强大的放大作用，但仍然是情绪在起作用。对美国领导者和经济政策残留的信任在21世纪初已丧失殆尽。其实不难想象未来美元的某种崩溃将迫使政府控制黄金，只是难以想象美国民众会乐于像1933年那样配合。

罗斯福的黄金没收并没有回答出于国际贸易与结算的目的，美元相对于黄金具有何种新价值的问题。在以每盎司20.67美元的官方价格没收了美国民众的黄金之后，罗斯福在1933年10月开始在开放市场购买更多的黄金，推动价格缓慢上涨，从而让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艾伦·梅尔泽介绍了罗斯福有一次是如何穿着睡衣躺在床上，选择黄金的价格的，他指示财政部把价格抬高21％，因为这是他的幸运数字7的3倍。这个故事描述的是对美国民众的一场偷窃行为：黄金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利益现在属于财政部，而不是那些之前拥有这些黄金的民众。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罗斯福逐渐把黄金的价格推升到每盎司35美元，此时罗斯福决定稳定价格。从开始到结束，美元以黄金度量大约贬值70％。

作为致命一击，美国国会通过了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批准了新的黄金价格为每盎司35美元，并废除了合同中所谓的黄金条款。黄金条款是一项契约，用来保护合同双方，避免通胀或通缩的不确定性。一个典型的条文会规定，在黄金的美元价格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该合同下的任何美元支付都将作出调整，以固定数量的黄金来衡量时，新的美元债务等同于原来的美元债务。罗斯福对黄金条款的解除极具争议，并在1935年诺曼诉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案子中被上诉到最高法院，最终以5∶4非常接近的投票结果支持废除黄金条款，多数书面意见是由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出具的。直到1977年，美国国会才再次允许在合同中使用黄金条款。

最后，1934年的《黄金储备法》还成立了财政部的外汇平准基金，用没收黄金获得的利润提供资金，财政部可以据此任意对货币市场汇率进行干预，或进行其他的公开市场操作。外汇平准基金有时被称为财政部的行贿基金，因为这些钱不需要经过国会的预算过程进行划拨。对该基金最为知名的一次使用，是1994年12月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比索崩溃以后稳定墨西哥货币市场。外汇平准基金从1934年到1994年很少使用，甚至在华盛顿政策圈内也鲜为人知。在1934年对《黄金储备法》投票的国会议员很难想到他们会在60年后救助墨西哥。

1931年英国脱离黄金以及1933年美元对黄金贬值都实现了预期影响。英国和美国的经济都显现出贬值带来的直接好处，包括价格停止下跌、货币供给增加、信贷开始扩张、工业生产增长和失业率下降。但是大萧条还远未结束，这些进展的迹象非常微弱，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仍然巨大。然而，至少对那些针对黄金和其他国家的货币进行贬值的国家来说，一道难关已经渡过。

得益于20世纪20年代第一波货币贬值的黄金集团国家，现在开始吸收美国和英国产生的通货紧缩。这最终导致了1936年的《三方货币稳定协议》，它是1919年始于凡尔赛、看似没有终点的一系列国际货币会议和协议的延续。《三方货币稳定协议》是英国、美国和法国之间达成的非正式协议，代表了与会各国与黄金集团的利益。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在1936年9月25日公布的美国官方版本称，其目的是“培养维护和平的环境并最好地促进国际经济关系恢复秩序”。协议的核心是允许法国货币略有贬值。当谈到法国货币的贬值时，美国称“美国政府……宣布有意继续使用适当的可用资源，目的是避免……拟议的调整所引发的对国际汇率基础的任何干扰”。这是美国“不会反击”的一个保证，是货币战争正在结束的另一个迹象。

三方都承诺将在新的一致同意的水平上维护自身货币相对于黄金以及彼此之间的价值，除非为了实现必要的国内增长。基于国内增长的例外是高度政治化的，也是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货币战争或许是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的，但都被国内的政治考虑所驱动。在这一点上，摩根索的声明指出：“当然，美国政府必须在国际货币关系相关政策中充分考虑国内繁荣的要求。”该协议的英国和法国版本分别发表，包含了大致相同的语句。这个“国内繁荣”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三个国家仍然在大萧条带来的影响中挣扎。如果通货紧缩或高失业率再次发生，以至于需要通过汇率机制或相对于黄金再次贬值来提供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可以预期各国将轻易地背弃这份协议。这份三方协议最终是没有根基的，因为国内增长的需求总会压过国际因素，但它的确标志着货币战争的一次停战。

在法国作出表率之后，瑞士、荷兰和比利时也签署了该协议。这就完成了竞争性贬值的循环，它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于德国、法国和黄金集团的其他国家，继而是1931年的英国，1933年在美国到达高潮，绕了一圈以后在1936年又回到了黄金集团国家。货币贬值作为临时解药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就像一把水壶在口渴的士兵之间传递。为了促进商品价格通胀和避免通缩，货币相对于黄金贬值作为一个更为持久的补救方法现在被所有的国家所使用。

法国的货币贬值和三方协议对汇率稳定性的新承诺，其积极结果之一是恢复了贸易国之间的国际黄金出货。黄金出口暂停和央行囤积黄金的时代逐渐结束。三方协议签署后不到三个星期，美国财政部在另一份公告中说：“财政部长声明……美国也将向一些国家的汇率平准或稳定基金直接出口黄金，或向其指定账户出售黄金，这些国家的基金同样也向美国出售黄金。”美国愿意向那些将作出回报的国家取消黄金出口的禁令。国际交易中黄金的新价格被定为每盎司35美元，这个价格后来保持到了1971年。

最后一轮贬值、维持新平价的承诺与恢复黄金销售相结合，或许可以启动一个基于黄金的货币稳定新时代。但是这些做法还不够，也太晚了。凡尔赛赔款和魏玛共和国恶性通胀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导致了德国种族主义纳粹党的兴起。在日本，一个坚持武士道封建礼教的军事集团控制了日本政府，发动了一系列横扫东亚的入侵和征服。到1942年，世界大部分地区处于协约国和轴心国之间的生存斗争中。针对“一战”遗留下来的债务和赔偿的贬值及斗争被遗忘了。下一次国际货币问题被重新关注是在1944年，世界将会完全不同。

最后，1925年金汇兑本位和美国从1928年到1931年货币政策的缺陷，超过了全球货币体系的承受能力。法国和德国等货币贬值的国家相对那些没有贬值的国家获得了优势。英国等试图恢复战前金本位的国家遭受了大规模的失业和通货紧缩，而美国等拥有大量黄金流入的国家，在应该放松信贷的时候却实际上紧缩了信贷，没能承担他们的国际责任。

这些不平衡和误导政策在何种程度上促成了大萧条，人们一直争论不休。金汇兑本位的失败无疑让今天的很多经济学家普遍怀疑黄金在国际金融中的使用。然而问一下问题到底出在黄金本身还是黄金的价格，似乎至少是公平的。这个价格源于对战前价格的留恋，再加上低估的货币和误导性利率政策，让金汇兑本位的失败事实上成为必然。或许设立一种更为纯粹的金本位，而不是混合的金汇兑本位，以及一个更为现实的黄金价格——在1925年相当于每盎司50美元——通货紧缩就不会如此产生，这一体系也会更持久。结果我们永远都不得而知。1936年之后不是货币战争的继续，而是历史上最为血腥的真正战争的开始。

我才不在乎什么该死的里拉。

美国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

1972年

第五章

第二次货币战争（1967～198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盟军中以美英为首的经济强国计划建立一个世界货币新秩序，从而避免凡尔赛体系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犯的一些错误。这些计划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最终成形，形成了一套规则、规范和机构，塑造了其后30年的国际货币体系。

1944～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尽管多次被经济衰退打断，但总体上是一个货币稳定、低通胀、低失业、高增长、实际收入上升的时期。几乎从所有方面来看，这个时期都是1921～1936年第一次货币战争的反面。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贸易伙伴能以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把美元自由兑换成黄金，其他货币通过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而间接紧钉黄金，国际货币体系因此获得了黄金的支撑。针对个别国家贸易逆差的短期贷款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各国只有在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对本国货币进行贬值，而这通常只在持续的贸易逆差伴随着高通胀时才会发生。虽然以一个宏大的国际协议的形式进行构建，布雷顿森林结构几乎由美国一手制定。那时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上无出其右，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但第二次货币战争的种子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种下了。第二次货币战争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67年，其源头则是1964年林登·约翰逊以“大炮加黄油”政策的压倒性获选。大炮指的是越南战争，而黄油指的是“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计划，包括对贫穷开战。

虽然美国自1950年以来一直在越南驻军，作战部队的第一次大规模部署则发生在1965年，这提高了战争的成本。民主党在1964年总统大选的压倒性胜利，产生了1965年1月召集的新一届国会，约翰逊在当月发表的国情咨文标志着“伟大社会”议程非正式地全面启动。

越南战争成本的增加，再加上1965年早期的“伟大社会”计划，标志着对美国战后成功经济政策的真正偏离。不过这些成本将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凸显出来。美国建立起的储存国内经济实力和国外良好政治意图的水库，现在开始慢慢干涸。

起初，美国似乎能够同时承担大炮和黄油。1963年约翰·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后不久，肯尼迪的减税计划由约翰逊总统签署，推动了经济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在减税的第一年增长超过5％，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平均每年增长4.8％。但在约翰逊政策造成的预算和贸易的双重赤字下，通货膨胀几乎从一开始就加速发展了。

通货膨胀与上年同期相比几乎翻了一番，从1965年尚可接受的1.9％发展为1966年更具威胁的3.5％。通胀此后失控了20年，直到1986年才回到1％多一点儿的水平。在1977～1981年令人难以置信的5年中，通胀累计超过50％，美元的价值被削减了一半。

美国民众在这一时期所犯的分析错误，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公民在1921年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他们最初的感觉是价格在走高，而真正发生的是货币在崩溃。更高的价格是货币崩溃的症状，不是原因。第二次货币战争的弧线，实际上就是通货膨胀和美元衰落的弧线。

尽管美国的政策和通货膨胀在第二次货币战争的进程中处于中心位置，首战却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英国打响的。英镑的危机自1964年就开始酝酿，在1967年随着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的首次主要货币贬值而达到顶点。英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重要性虽然显著低于美元，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储备和贸易货币。1945年，英镑在所有央行持有的全球货币储备中的份额要超过美元。英镑份额不断下降，到1965年全球储备中只剩下26％的英镑。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就一直在恶化，但在1964年后期变成严峻的负数。

英镑之所以发生不稳定，不仅仅因为短期的贸易不平衡，还因为其他国家持有的英镑储备与英国可以用来赎回这些外部结余的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全球性不平衡。在60年代中期，其他国家的英镑债权是英国储备的4倍之多。这种情况极不稳定，如果英镑持有者试图集体将英镑兑换为美元或黄金，英国银行很容易发生挤兑。各种技术手段都被用来对英镑进行支持，以维持英镑平衡，这包括国际信贷、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信用互换、英国紧缩方案和突发性市场干预，但问题依然存在。

三场小规模的英镑危机发生在1964年和1966年之间，但最终被制服。1967年中期的第四次英镑危机却被证明对英镑平价构成了致命伤害。许多因素促成了这次时机，包括1967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六日战争造成苏伊士运河封闭，以及英国可能需要英镑贬值来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预期。通货膨胀在英国不断升温，就像美国曾经历过的那样。在英国，通胀对于遏制失业率上升是合理且必要的，但对货币价值的影响则是毁灭性的。在尝试击退持续的英镑抛售压力失败以后，英镑在1967年11月18日对美元正式贬值，从每英镑兑换2.80美元调整为2.40美元，贬值14.3％。

在成功保持固定汇率和价格稳定长达20年之后，布雷顿森林外墙的第一个显著裂纹出现了。如果英国可以让货币贬值，别的国家也可以。美国官员曾努力阻止英镑贬值，担心美元是下一个处于压力之下的货币。他们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美国正在经历的贸易逆差和通货膨胀，跟扰乱英镑的因素相同，但存在一个关键区别。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元的价值不与其他货币挂钩，而是与黄金挂钩，因此美元贬值意味着黄金的美元价格向上重新估价。如果预期美元贬值，购买黄金是合乎逻辑的交易，因此投机者把注意力转向了伦敦黄金市场。

自1961年以来，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强国操纵着伦敦黄金市场，这实际上是一种固定价格的公开市场操纵，参与者把自己的黄金和美元储备资源集合起来，将黄金的市场价格维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平价的每盎司35美元。这个黄金市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美国提供50％的资源，其余的由其他7个成员提供。这个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1960年爆发的黄金恐慌性购买作出的反应，那次恐慌把黄金的市场价格暂时上推到每盎司40美元。黄金市场既是买家也是卖家，在价格骤降时买入，并将其出售给成员国，以维持35美元的价格。但到了1965年，这个市场中几乎全是买家。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占据主导地位并与黄金挂钩。对这种体系的公开攻击甚至在1967年英镑贬值之前就开始了。1965年2月，法国总统戴高乐发表了一次煽动性讲话，他声称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为主要货币的角色已经结束。他呼吁回归古典金本位制，这被他表述成“一个没有争议的货币基础，而且不带有任何国家的标志。的确，除了黄金之外实在不知道如何才能真正地拥有一个标准”。法国用行动支持了这些言论。1965年1月，法国把1.5亿美元储备换成黄金，并宣布不久将兑换另外1.5亿美元的计划。西班牙跟随法国的脚步，将西班牙的6000万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以2011年6月的黄金价格而不是1965年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计算，法国赎回的价值约为128亿美元，西班牙约为26亿美元，这在当时意味着显著降低了美国的黄金储备。戴高乐还愿意派法国海军到美国，把这些黄金运送回法国。

这些美元换黄金的赎回发生时，正值美国企业以严重高估的美元在欧洲收购企业和扩张业务，这被戴高乐称为“掠夺”。戴高乐认为，如果美国必须使用黄金而不是纸币进行收购，这种掠夺行为将被迫停止。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存在对纯粹金本位的强烈抵制——跟20世纪30年代一样，这会迫使美元和其他货币相对黄金贬值。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的上涨，最大的受益者将是主要的黄金生产国，包括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权。这些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打压了对新版古典金本位的热情。

尽管有法国的严厉批评，美国在国际黄金市场拥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德国。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德国有持续的贸易盈余，并且正在积累黄金。作为支撑英镑操纵的一部分，德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黄金，同时德国本身就是黄金市场偶尔的买主。如果德国突然要求把美元储备结余兑换成黄金，将会引发一场比英镑危机更严重的美元危机。然而，德国向美国秘密地保证不会抛售美元来换取黄金，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布莱森在1967年3月30日写给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一封信揭示了这一点，这封“祝福信”摘录如下：

亲爱的马丁先生：

偶尔有人担忧……认为……美国在德国驻军的开支会导致美国损失黄金……

您当然很清楚，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中，德意志银行还没有把任何……美元……换成黄金……

请您放心，德国央行计划在未来坚持这项政策，在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上充分发挥作用。

有了德国的秘密保证，美国欣慰至极。作为回报，美国将继续承担保卫德国的费用，对抗苏联驻扎在柏林周围的树林中和遍布整个东欧的军队和坦克。

然而德国不是唯一对美元存在潜在黄金债权的国家，而且在1967年英镑贬值之后，美国不得不以人为的低价卖掉800吨黄金，来维持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平价。1967年6月，在退出北约军事指挥部后仅一年，法国退出了国际黄金市场。其他成员继续在其中运作，但它是一个失败的事业：海外美元持有者兑换黄金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到1968年3月，黄金市场的黄金以每小时30吨的速度流出。

伦敦黄金市场在1968年3月15日暂时关闭以停止黄金外流，这次关闭持续了两个星期，跟1933年美国银行歇业如出一辙。市场关闭几天之后，美国国会废除了以黄金储备支撑美元的要求，这让美国的黄金供应在需要时可以以35美元的价格出售。这一切都是徒劳。1968年3月底，伦敦黄金市场已经崩溃。此后，黄金被认为进入了一个双重体系，存在伦敦决定的一个市场价格，以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每盎司35美元的国际支付价格。由此造成的“黄金窗口”指各个国家能够以35美元的价格把美元兑换为黄金，然后在公开市场上以40美元或更高的价格出售。

双重体系造成的投机压力被引向开放市场，35美元的价格只适用于中央银行。然而美国的盟国达成一个新的非正式协议，不以较低的官方价格获取黄金来利用这个黄金窗口。黄金储备市场的结束、双重体系的建立以及美国和英国采取的一些短期紧缩措施，在1968年后期和1969年有助于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局已清晰可见。

1968年11月29日，在伦敦黄金市场崩溃之后不久，《时代》周刊报道说，货币体系的问题是“世界贸易量的增长远远快于全球黄金供应”。类似的说法表现出对黄金角色的一个最大误解。认为没有足够的黄金来支撑世界贸易是错误的，因为数量从来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价格。如果黄金在每盎司35美元时不够使用，相同数量的黄金在每盎司100美元或更高价格时将会很容易地支撑世界贸易。《时代》周刊其实是在暗示每盎司35美元的金价是被人为压低的，在这一点上该杂志是正确的。如果金价太低，问题不在于黄金的短缺，而是纸币相对于黄金是过剩的。这些多余的货币反映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上。

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纳了“黄金短缺”的说法，创建了一种称为特别提款权（SDR）的新形式的国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凭空创造出来，没有任何有形商品进行支撑，在成员国之间按各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配额进行分配。它很快被称为“纸黄金”，因为它代表的资产可以像黄金或储备货币一样，用来抵消国际收支赤字。

特别提款权的创造在当时是一项不为人熟知的创新，1970～1972年曾有几次小规模的发行，1981年为了应对石油价格冲击和全球通货膨胀再次发行。此后，特别提款权的发行暂停了将近30年。直到2009年，在2007年开始的大萧条的深渊中，另一批数额大得多的特别提款权被印制出来，向成员国进行发放。尽管如此，特别提款权在1970年的首次发行还是反映了纸币供应与黄金相比是如何不平衡，以及美国和其他坚持每盎司35美元黄金平价的国家在这个价格变得不可行之后很长时间内是如何绝望。

整个1967～1971年间最突出的特点，是国际金融事务中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尽管英镑的不稳定性多年以前就被央行行长们诊断出来，1967年的英镑贬值多少还是一种冲击。但接下来的几年，接连发生了贬值、升值、通货膨胀、特别提款权、黄金储备市场的崩溃、货币互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双重黄金价格和其他的临时方案。同时，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在经历学生骚乱、劳工抗议、反战抗议、性革命、布拉格之春、“文化大革命”和持续升温的反主流文化所带来的内部压力。所有这一切都被堆叠到以计算机的普遍使用所代表的技术快速变革、对核战争的恐惧，以及对人类登月的彻底敬畏之上。整个世界似乎一下子处在一个倾斜的基础上，这一切或许从1938年以后就未曾经历过。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有一件事似乎是可靠的。美元的价值固定在1/35盎司纯金之上，而美国似乎准备捍卫这个价值，尽管美元供给大量增加，而且兑换被限定在遵守一项君子协定（不对兑换施加太多压力）的少数几个外国央行之间。然后，这最后的依靠也被突然抽走了。

1971年8月15日是一个周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占用美国最为流行的节目《大淘金》的播出时间，进行了一场电视直播，宣布他所谓的经济新政，包括对工资和价格立即进行控制，对进口征收10％的附加税并关闭黄金窗口。此后美元将不能被外国中央银行兑换成黄金，而其他持有人的兑换特权几年前已经结束。尼克松给他的行动披上了美国国旗，甚至宣称，“我决心不让美元再次成为国际投机者手中的人质”。当然，是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货币宽松政策，而不是投机者，把美元带到了这个关口，但是跟罗斯福一样，尼克松没有因为这些事实而打消念头。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本位，以及1922年热那亚会议的金汇兑本位最后的遗迹也荡然无存了。

尼克松的经济新政广受欢迎。新闻报道极其有利，在演讲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获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单日涨幅。这项公告自此被称为尼克松冲击。这项政策被秘密构思，在没有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他主要成员进行商议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政策本身的实质内容应该不会让美国的贸易伙伴感到震惊——作为经济新政的主要内容，美元对黄金进行事实贬值的时机已经成熟，美元的压力在尼克松讲话之前的几周已经加速发展。瑞士迟至1971年7月才赎回了价值40吨黄金的美元纸币。法国用美元换取黄金，让法国成为一个黄金大国，排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今天仍然如此。

在经济新政中，令欧洲和日本感到最为震惊的不是美元贬值，而是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摒弃金本位本身并不会立即改变货币的相对价值——英镑、法郎和日元都与美元建立了平价，而德国马克和加拿大元在尼克松发表演讲时就已经采用浮动汇率。但尼克松真正想要的是美元对所有主要货币的立即贬值，从此一路下降则更好，使美元在外汇市场不断贬值。然而，这需要时间和谈判，尼克松却不想等待。征收10％的附加税与10％的贬值具有相同的直接经济影响。附加税就像抵在美国贸易伙伴头上的一把手枪。一旦尼克松得到他所寻求的贬值，就会撤销这个附加税，而对这些贬值进行谈判的任务落在了爱出风头的财政部长、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约翰·康纳利身上。

国际社会对1971年尼克松精心策划的行动很快作出了反应。8月下旬，日本宣布将允许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自由浮动。毫不意外，日元对美元立即上涨了7％。加上10％的附加税，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以美元计价上涨了17％，这对美国的汽车和钢铁生产商是一个好消息。瑞士则创建了“负利率”，以对瑞士法郎的银行存款收费的形式阻止资本流入，帮助支撑美元。

9月下旬，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理事会举行会议，研究美国的进口附加税是否违反了自由贸易准则。这项附加税没有任何理由，美国没有尝试去辩解，而是提出当美国的收支改善时，这项附加税将被取消。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它有理由对此进行报复。然而，美国的贸易伙伴没有兴趣进行一场贸易战。各国对20世纪30年代还记忆犹新，美国作为制约苏联的一个超级大国，以及作为日本和西欧的军事保护者的角色太重要了，不能冒险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贸易对抗。日本和西欧不得不忍受一个疲软的美元，问题是程度如何，谁来承担成本。

所谓的十国集团（G10）9月下旬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它们都是世界上当时最富有的国家，重要的是包括了瑞士，即使它在此时还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康纳利的表现无愧于他的得克萨斯血统。他告诉与会代表，美国要求使贸易平衡发生130亿美元的即时转变，从50亿美元的赤字变为80亿美元的盈余，而且这个要求是不能商量的。然后他拒绝参与讨论如何实现这一要求，他告诉与会代表由他们来制订计划，他审查之后将告诉这些国家计划是否可行。十国集团的其他成员一方面对康纳利的傲慢颇有微词，另一方面开始考虑他们愿意接受美国贸易平衡的何种变化。

两周以后，关键成员10月初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度会议上再次开会。伦敦会议之后几乎没有取得进展，但尼克松10％附加税的影响已开始显现。加拿大贸易部长让–吕克·丕平估计，附加税在第一年将让加拿大损失9万个工作岗位。一定程度的美元贬值已在外汇市场发生，更多的国家开始让其货币对美元浮动，美元相对各种货币已经取得了3％～9％的直接收益。但是尼克松和康纳利在寻求12％～15％的更大幅的整体贬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保证这些贬值能得以保持，不会被市场反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以研究为主，顺理成章地开始审查很多技术解决方案。这包括更大范围的交易“波段”，货币在要求正式贬值之前可在此区间内波动，并有可能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并创建一家世界央行。这些讨论与康纳利无关。他期望对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立即作出回应，并将使用生硬的附加税工具来施加压力，直至问题解决为止。然而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上确实稍微软化了态度，表示如果美国的贸易平衡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即使其最终目标尚未实现，附加税也可能会被取消。

在另外一个问题上，美国似乎愿意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而欧洲则对此非常关注。虽然美国已经宣布不再用黄金兑换美元，但并没有正式改变美元的黄金平价，仍然把美元视为价值1盎司黄金的1/35，即使处在黄金不可兑换的状态。金价的上升将等同于美元的贬值，也等同于其他货币的升值。这对欧洲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欧洲将此视为美国在货币战争中的一场失败，尽管美国对此漠不关心。德国和法国也将受益，因为他们持有大量的黄金囤积，黄金美元价格的上升意味着他们黄金储备的美元价值的上升。

尼克松和康纳利似乎的确并不在乎；关闭黄金窗口之后，金价似乎有点儿无关紧要，而且通过任何方法贬值都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结束时，似乎外汇市场上大多数货币对美元持续升值，美国在减少贸易赤字的时机上的某些灵活性，以及美国愿意明确提高黄金的美元价格，这三者的某种组合可能会形成与尼克松目标相一致的、持久的货币调整的基础。

12月上旬，在罗马装修华丽的科西尼宫召开的另一次十国集团会议上，决战开始。这一次，康纳利准备做交易了。他提出，外国货币平均升值11％，美元对黄金贬值10％。这两者合在一起，相当于外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美元价格实际增长20％以上。作为交换，美国将放弃10％的附加税。

欧洲人和日本人震惊了：12％～15％的总幅度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下子调整20％实在太多了。此外，十国集团的成员开始把彼此置于对抗的立场。如果所有国家同时对美元升值20％也就算了，但是假如英国仅升值15％，而德国实实在在地升值20％，那么德国除了对美国，还将对英国处于不利的地位。法国希望限制美元对黄金贬值的幅度，更多的调整将促使德国重新估值，而法国不会完全参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谈判现在几乎无休无止。罗马会议几天后，尼克松总统在亚速尔群岛单独会晤了法国总统蓬皮杜，蓬皮杜提出以黄金的美元价格上涨作为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尼克松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进行了这次谈判，因为他几乎彻夜未眠地观看一场华盛顿红人队的橄榄球比赛。最终，尼克松同意了法国的要求，而蓬皮杜因为在美元与黄金的微妙问题上挫了美国的锐气，像英雄一般返回了法国。不过，尼克松并没有空手而归，蓬皮杜同意推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大幅削减对美国进口征收的苛刻关税。

两周以后，在毗邻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的史密森学会历史悠久的红色城堡中召开的十国集团会议上，在科西尼宫和亚速尔群岛达成的初步协议得到批准。这次协商的结果因会议的召开地被称为《史密森协定》。美元对黄金贬值约9％，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3％～8％——根据不同货币，调整总量介于11％到17％之间。英国和法国是重要的例外，这两个国家没有重新估值，但由于黄金的贬值，其货币对美元仍升值大约9％。日本承受了最大的调整幅度，为17％，甚至超过德国，但他们几乎没有得到康纳利的同情，因为日本每年的经济增长超过5％。签约国同意在上下2.25％的浮动交易区间内——总区间为4.5％——维持这些新的平价，而美国同意取消10％的歧视性进口附加税，这个附加税达到了它的目的。协议没有作出恢复可兑换金本位的规定，虽然技术上黄金并未被放弃。正如一位作家所指出的，“美国财政部不是拒绝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出售黄金，而是干脆拒绝以每盎司38美元的价格出售。”

《史密森协定》跟数月之前的尼克松冲击一样，在美国广受欢迎，并促成了股票的大幅走高，这是因为投资者认为钢铁、汽车、飞机、电影和其他产业将受益于出口的增加或进口的减少，或二者兼而有之，从而获得更高的美元利润。尼克松的助手彼得·G·彼得森估计，这次美元贬值将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至少创造5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不幸的是，这些乐观的期待很快就破灭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伴随着国内生产总值下滑、失业率飞升、石油危机、股市崩溃以及通胀失控。一个国家不能通过贬值来实现繁荣，这个教训在1971年后期打击了尼克松、康纳利、彼得森和股市，如同大萧条时期的情形一样。这看上去是个难以吸取的教训。

跟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那些宏大的国际货币会议一样，《史密森协定》带来的好处被证明是短命的。英镑在1972年6月23日再次贬值，这次采取的是浮动汇率的形式，而不是与史密森平价进行挂钩。英镑立即下跌6％，到1972年底降幅达到10％。英镑贬值对意大利里拉带来的关联影响引发了极大关注。尼克松的办公厅主任就这场新的欧洲货币危机作了简报。尼克松的答复被录了下来，他说：“我不关心。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才不在乎什么该死的里拉。”

1972年6月29日，德国为了制止马克的恐慌性购买而实施了资本管制。到了7月3日，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也采用了浮动汇率。最初的英镑贬值演变为美元的溃败，因为投资者们追求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具有的相对安全。1972年7月，约翰·康纳利辞去财政部长一职，新上任的乔治·P·舒尔茨几乎在履新之初就立即被抛到了这场正在发展的美元危机当中。在财政部的保罗·沃克尔和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的帮助下，舒尔茨在美联储和欧洲各家央行之间建立了信用互换，这基本上是一种短期的货币借贷机制，并开始干预市场来制服美元恐慌。现在，所有的“汇率浮动区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爬行钉住汇率制”等被发明出来，借以维持布林顿森林体系某种假象的工具都已失败。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所有的主要货币只得加入浮动汇率体系。终于在197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布林顿森林体系结束，正式终止了黄金在国际金融当中的角色，让货币价值以政府或市场所期望的水平彼此进行浮动。一个货币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而货币战争还远未结束。

开始于1973年的浮动汇率时代以及美元和黄金之间联系的终结，使得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领域纷乱的贬值闹剧暂时画上了句号。央行的银行家和财政部长们不必再为了打破平价或废弃黄金而感到苦恼了，现在市场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让货币每天上下浮动。政府的确会在他们认为是过分或混乱的情况下对市场偶尔进行干预，但这通常只会产生有限和临时的影响。

美元王者归来

作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消亡的回应，主要西欧国家开始了一场历时30年的货币收敛的冒险旅程，最终随着1999年欧盟成立和欧元诞生而达到顶点。在欧洲磕磕碰碰地走向货币稳定时，作为世界货币体系曾经的双锚，美元和黄金却远没有稳定下来。尽管有着对美元贬值带来经济增长和高就业率的期望，美国1973～1981年经历了三次衰退。总体来看，美元的购买力1977～1981年下降了50％。石油价格在1973～1975年翻了两番，1979年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再次翻番。黄金的年均价从1971年每盎司40.80美元，上升到1980年每盎司612.56美元，包括1980年1月一度达到每盎司850美元的高峰。

在许多人眼中，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新名词“滞胀”被用来形容美国发生的高通胀和增长停滞前所未有的结合。1973～1981年的经济噩梦完全与通过美元贬值来实现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希望相反，贬值的倡议者们错得无以复加。

随着对美元的信心逼近临界点，人们迫切需要新的领导班子和新的政策。总统吉米·卡特在1979年8月任命保罗·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11月的大选中当选美国总统，于是美国满足了这两项要求。

沃克尔1969～1974年曾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并深度参与了1971～1973年让美元脱离黄金并采用浮动汇率的决策。他现在正在承受那些决策的后果，但他的经验让他作好了充分准备，通过使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和互换额度等杠杆来扭转美元危机，就像他和阿瑟·伯恩斯在1972年对付英镑危机时那样。

沃克尔对通货膨胀使用了止血带并用力扎紧。他在1981年6月将联邦基金利率调至20％的高点，这个休克疗法起作用了。一定程度上由于沃克尔的做法，年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2.5％迅速下降到1986年的1.1％。黄金也如法炮制，从1980年612.56美元的均价下降到1985年的317.26美元。通货膨胀被击败，黄金被制服，美元王者归来。

虽然沃克尔的努力充满了英雄色彩，但他并不是促成通胀下降和美元走强的唯一原因。同样的荣誉应该授予罗纳德·里根的低税收和放松管制的政策。这位新总统在1981年1月入主白宫，由于尼克松和卡特时期的衰退、通货膨胀和石油危机，此时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已经破灭。尽管美联储独立于白宫，但里根和沃克尔联手构建了一个强势美元，所实施的低税政策被证明是美国经济的一剂良药，把美国推到了历史上增长最为强劲的时期。沃克尔的高利率政策与里根的减税政策相结合，帮助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983～1985年的三年时间内累计实现增长16.6％。美国经济此后还没有在任何三年期内经历如此幅度的增长。

强势美元非但没有妨碍增长，当与其他促进增长的政策相结合时，还会鼓励经济增长。然而三次经济衰退在1982年结束之后，失业率仍多年居高不下。强势美元让美国人有能力购买德国汽车、日本电子产品以及其他商品，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贸易逆差则持续增长。

1985年早期，美国产业针对进口寻求保护与美国人寻找工作相结合，引发了工会和工业化各州的政治家惯常的呼吁，他们要求通过美元贬值来促进出口并抑制进口。这种政策在1973年的巨大失败并没能阻止拥护美元走弱的人们。快速修复正在衰退以及结构性不足的行业，其吸引力在政治上是不可抗拒的。因此，在约翰·康纳利的伟大继任者、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另一位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的指引下，美国再一次要求世界接受廉价的美元。

这一次货币贬值的方法有所不同。没有任何固定汇率或黄金兑换比率可以被打破。货币彼此自由买卖，汇率由主要包括大型国际银行及其企业客户在内的外汇市场定价。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实力，部分源于外国投资者因为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而需要美元来投资美国。强势美元是对美国的信任票，而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国内政治为美元选择了另一种命运，一个在货币战争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由于市场在推高美元，如果美元要贬值，需要政府大规模地干预外汇市场。这种大规模干预需要所涉及的大国政府之间签订协议及进行合作。

西欧和日本对美元贬值没有兴趣，然而对尼克松冲击的记忆依然清晰，没有人能确定贝克不会像康纳利在1971年那样征收进口附加税。此外，西欧和日本的国防和国家安全跟20世纪70年代一样，依靠美国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整体而言，跟美国就美元贬值进行谈判看上去要好于再次措手不及。

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是这场推动美元下跌的多边努力的高潮。联邦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的财政部长与美国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会面，制订了一个美元贬值的计划，主要针对日元和马克。各国央行对执行这一计划承诺投入100多亿美元，这在接下来的数年中逐一兑现。1985～1988年，美元对法郎贬值超过40％，对日元贬值50％，对德国马克贬值20％。

如果仅从实现货币贬值的角度来衡量，《广场协议》是成功的，但经济结果却令人失望。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在1986年为7％，同时经济增长放缓，在1987年只有3.2％。贬值作为权宜之计再一次被证明只是痴心妄想，而且再一次以通货膨胀的形式付出了高昂代价。通货膨胀在《广场协议》之后有一个停滞，然后快速上升，在1990年回升到6.1％。贬值和货币战争从来没有产生政府所承诺的经济增长或工作岗位，却无一例外地产生了通货膨胀。

《广场协议》被参与各方认为过于成功，以至于最后一次调整是1985年为美元的飞速贬值踩下刹车。《广场协议》各方加上加拿大和意大利所组成的七国集团，1987年初在法国巴黎卢浮宫举行会晤，签署了《卢浮宫协议》，意在把美元稳定在新的更低水平。伴随着《卢浮宫协议》的签署，第二次货币战争结束了，因为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们认为，20年的动荡已经受够了。

到1987年，黄金从国际金融中消失，美元已经贬值，日元和马克方兴未艾，英镑已经衰落，欧元还在期待之中，中国尚未在这个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现在国际货币事务中存在着相对的和平，而这种和平仅建立在对美元的信心之上，而不是某些更实质性的东西。这些信心来源于美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让美元成为一种价值的储藏品，以及美联储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些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早期是有效的，尽管其间经历了两次温和的衰退。出现的货币危机与美元无关，比如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与俄罗斯金融危机。这些危机没有威胁到美元，事实上当这些危机发生时，美元通常是安全的避风港。似乎只有美国经济增长的溃败或者另一个竞争性经济强国的崛起，或是两者一道，才会威胁到美元的统治地位。当这些因素在2010年的确发生时，其结果将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次海啸。

目的……并不是打压美元。这不应被视为货币战争中的某个章节。

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

2010年11月16日对量化宽松政策发表的评论

量化宽松也通过汇率发挥作用……美联储可以进行更为积极的量化宽松……从而进一步贬低……美元。

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

2011年2月27日对量化宽松政策发表的评论

第六章

第三次货币战争（2010～　）

世界上三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欧盟和中国发行的三种超级货币美元、欧元和人民币，是一场新的货币战争中的超级力量。开始于2010年的第三次货币战争是2007年大萧条的后果，其规模和影响现在才开始变得清晰。

没有人会否认其他主要货币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的重要性，这包括日本的日元、英国的英镑、瑞士的法郎，以及金砖五国其他成员的货币：巴西的雷亚尔、俄罗斯的卢布、印度的卢比以及南非的兰特。这些货币的重要性来自发行国的经济规模，以及这些国家所从事的贸易和金融交易的成交量。从这个层面来说，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发行的本地货币，以及挪威克朗、韩国的韩元和阿联酋的迪拉姆，都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几乎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0％——创建了一个重心，其他的经济体和货币在某种程度上都变得次要了。

每一场战争都有主战场和戏剧化且经常鲜血淋漓的小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军事冲突。美国在“二战”中整齐地划分为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而日本的战线则围绕其帝国展开，从缅甸到不自量力地攻击珍珠港。英国看起来似乎在各地同时开战。

货币战争也是如此。主战场是横跨太平洋的美元—人民币战场，横跨大西洋的美元—欧元战场，以及欧亚大陆上的欧元—人民币战场。这些战斗是真实的，但地理划分却是一种比喻。事实上，货币战争在全球所有主要的金融中心，由银行家、商人、政治家和自动化系统每天24小时同时进行，而这些经济体及其受此影响的民众的命运则系于战争的天平。

今天货币战争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各个国家的央行和货币发行机构，而是延伸至多边和全球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和联合国，以及对冲基金、全球企业和超级富豪的私人家庭办公室等私人实体。无论是作为投机者、套期保值者还是操纵者，这些私人机构对货币命运的影响跟货币发行国一样大。要想看清战线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局限在国家之间，只需考虑一下索罗斯经营的对冲基金在1992年一场大规模货币对赌中“击垮英格兰银行”这个老生常谈的故事。今天对冲基金的数量及其能够调动的数万亿美元，都是索罗斯在20年前所不能想象的。

第三次货币战争中的太平洋、大西洋和欧亚大陆战区的战斗穿插着巴西、俄罗斯、中东和亚洲各地重要的小事件。第三次货币战争不会为雷亚尔或卢布的命运而战，而是为了欧元、美元和人民币的相对价值而战，这将影响发行这些货币的国家及其贸易伙伴的命运。

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世界正在经历第三次货币战争。这场战争会像第一次货币战争那样悲剧性结束，还是像第二次货币战争那样实现软着陆，尚有待观察。可以确定的是——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经济、印钞以及通过衍生品进行杠杆化的发展——这场货币战争将真正是全球性的，战争规模将超越以往任何时期。第三次货币战争将包括官方和私人参与者，这种在规模、地域和参与上的扩大，将使崩溃的风险呈指数级增加。今天的风险不仅仅是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贬值或黄金价格的上涨，而是货币体系本身的崩溃——对纸币丧失信心并大量涌向硬资产。基于这些灾难性失败的风险，第三次货币战争也许是最后一次货币战争，或者借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话来说，是一场终结所有货币战争的战争。

太平洋战场

中美之间以及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斗争，是今天全球金融的核心和第三次货币战争的主要战役。中国从持续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隔离、社会动荡和改革开放之后，这场斗争就开始演进了。

现代中国的经济奇迹随着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75年1月宣布四个现代化的计划而开始，这涉及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但是该计划的实施由于周总理在1976年1月的去世，和随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同年9月的去世，以及一个月后“四人帮”被打倒所造成的混乱而被延迟。

1979年，中国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在特区内提供有利的工作制度、旨在吸引外国投资的宽松监管和税收优惠，尤其是在制造、装配、纺织等行业。这些是1984年推出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区规划的先导，后者覆盖了中国东部沿海的多数大城市。虽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发展以百分比计算非常迅速，但它的起点低，无论其货币还是与美、德等主要国家的双边贸易都引不起重视。

今天货币战争的特征是所谓人民币被低估，但是直到1983年，人民币都是被大幅高估的，为2.8元人民币兑1美元。然而，出口在此时仅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更关注用来发展基础设施的廉价进口。随着出口产业的增长，中国在10年间进行了6次贬值，因此到1993年人民币被贬值到5.32元兑1美元的水平。然后，在1994年1月1日，中国宣布了改革后的外汇制度，把人民币大规模贬值至8.7元兑1美元。那场震动促使美国根据1988年的《贸易法》把中国认定为一个货币“操纵者”，该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筛选出那些利用汇率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不公平优势的国家。那是美国财政部最后一次对中国冠以操纵者的名号，尽管此后一直隐晦地威胁要这样做。中国的回应是一系列温和的重新估值，所以到1997年，人民币兑美元紧钉在8.28，直至2004年几乎没有变过。

80年代后期，中国经历了一次通货膨胀的大爆发。中国经济在1989年以后有一个减速，部分是由于抑制通胀的努力，然而这种停顿被证明是暂时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终于打破了“铁饭碗”，逐渐放弃一些以增长缓慢和效率低下为代价、在此之前保障中国人民温饱和某些社会服务的福利政策。类似市场经济的模式开始出现，意味着中国的劳动者有机会为自己谋求更多利益，但是如果失败就没有保障。这种新型社会契约的关键，在于为新的求职者稳定地创建数百万工作岗位。鉴于对一个多世纪的混乱的记忆，中国领导人知道社会稳定有赖于工作岗位的创建，中国的其他政策都要服从这一目标。快速创造大量工作岗位的可靠方法是成为一个出口大国，货币紧钉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对中国来说，人民币紧钉美元是保持社会稳定的经济防波堤。

1992年，邓小平进行南方视察，对包括上海在内的主要工业城市进行访问，为继续发展经济提供了支持。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腾飞，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1992年到2000年增长一倍以上。然而90年代这种壮观的经济增长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被美国的经济制裁以及美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冷却掩盖了。包括1999年北约巡航导弹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在内的一系列事件，使局势变得更加紧张，2001年的美中撞机事件让两国的经济关系处在敌对状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地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以及中国随后对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的坚定支持，终于打破了僵局，并将中美关系带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尽管中国从1976年之后的25年间取得了显著的经济进步，直到2002年美中双边贸易和投资互赖才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2002年也标志着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持续超低利率实验的开始。在高科技泡沫破灭之后，格林斯潘在2000年的夏天已经开始削减利率。从2000年7月至2002年7月，美联储基金利率下降超过4.75％，可以看做是为了帮助经济走出困境而采取的正常的周期性宽松。接下来是超过两年的非常时期，在此期间联邦基金利率从没有超过1.8％，在2003年12月降至1％以下。直至2004年10月，联邦基金实际利率是1.76％，几乎与2002年7月的水平完全一样。

为了应对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1年经济衰退、“9·11”事件带来的挑战和格林斯潘对通货紧缩的恐惧，这种低利率政策最初是合理的。然而主要出于对通货紧缩的担忧，格林斯潘维持低利率的时间远长于一次温和的衰退所需要的。中国现在把通货紧缩出口到世界，这部分是通过廉价劳动力的稳定供给来实现的。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抵消中国通货紧缩对美国的影响，却播下了10年内出现的大规模货币战争的种子。

格林斯潘的低利率不仅是应对潜在通货紧缩的一项政策，也是华尔街的一种静脉注射毒品。设定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主体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像华尔街上过度兴奋的交易瘾君子的冰毒实验室。低利率意味着各种没有把握或者有风险的交易开始变得有吸引力，因为边际借款人表面上能够负担融资成本。低利率也掀起机构投资者针对收益的一场搜寻，这些投资者需要获得高于无风险的政府债券或高评级债券所能提供的回报。由于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次级住宅贷款市场和商业房地产市场在贷款发放、交易流程、证券化和相关资产价格方面都取得了爆炸性发展。2002年到2007年，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开始形成。

2002年9月，就在低利率政策启动的时候，格林斯潘获得了一个盟友，他就是被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新理事的本·伯南克。伯南克对通货紧缩深埋的忧虑甚至超过了格林斯潘。在宣誓就任美联储理事后仅仅两个月，伯南克在华盛顿特区向全美经济学家俱乐部发表了一篇演讲，来尽快建立自己向通货紧缩开战的依据。这次演讲题为“通货膨胀：确保它不会在美国发生”，由于参考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必要时用直升机抛撒刚刚印刷的货币来防止通货紧缩的想法，在当时获得了广泛注意，并为伯南克赢得了“直升机‘本’”的绰号。

伯南克的2002年演讲是2008年救市和2009年量化宽松政策的蓝图。伯南克清楚地阐明了美联储如何印刷钞票把政府的赤字货币化，无论这些赤字是通过减税还是增加开支而产生的。他说：

一次普遍性减税……再加上一个公开市场购买计划……几乎肯定会有效地刺激消费……受到货币支持的减税，其本质上相当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名的“直升机撒钱”论……

当然……政府可以……甚至购买现有的不动产和金融资产。如果……美联储用新创造的货币购买同等数量的美国国债，与对私人资产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相比，整个行动在经济上是等效的。

伯南克这是在解释财政部可以如何通过发行债券来购买私人股票，以及美联储可以如何通过印刷钞票来对这些债券进行财政支持。在本质上，这与美国财政部接管美国国际集团、通用汽车和花旗银行，并救助高盛等公司时采取的办法是相同的。这一切都被伯南克在多年以前就清楚地阐明了。

随着伯南克加入理事会，格林斯潘在他反对通货膨胀的十字军中有了完美的灵魂伴侣，以及后来完美的继任者。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对通货紧缩的担心在整个2002～2011年间未曾减轻。在他们看来，通货紧缩就是敌人，而中国由于低工资和低生产成本，是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拥有经济奇迹，中国对世界的贸易逆差一直持续到2004年。这在发展中经济的早期阶段并不罕见，出口的成功一定会被推动出口所需的基础元件、工业设备、原材料和技术的进口需求所缓和。中国的确存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然而这最初并没有引起关注。199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低于500亿美元。随后逆差稳步增长，在2003～2006年的三年时间内，从1240亿美元飙升至2340亿美元。开始于2003年的这个时期，标志着美中双边贸易关系和美元—人民币汇率在这种关系中的作用得到了更密切的关注。2006年，纽约州联邦参议员查尔斯·E·舒默把美国贸易逆差称为“美国经济正在缓慢流血的手腕”，并指出中国是主要责任者。

中国国内的通货紧缩通过汇率出口到美国，并在美国造成危险的通货紧缩。这始于中国人民币紧钉美元的汇率政策决定。人民币并不像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其他可兑换货币一样，能够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自由交易，在结算中使用人民币受到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严格控制。

当中国出口商把货物卖到海外并赚取美元或欧元时，必须把这些外币上交到中国人民银行，以银行规定的固定汇率换取人民币。当出口商需要一些美元或欧元用于购买外国材料或其他进口货物时，它可以获得这些外币，但中国人民银行只提供恰好足够用于支付进口的美元或欧元，其余的由银行保管。

吸收所有进入中国经济的美元盈余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别是在2002年以后。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民银行并不只是拿走美元盈余，而是用新发行的人民币进行购买。这意味着当美联储印制美元时，这些美元由于用来购买商品而来到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印制人民币来消化这些盈余。实际上，中国把它的货币政策外包给了美联储，而且当美联储印制更多美元时，中国人民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紧钉必须印制更多的人民币。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新获得的美元。中国人民银行需要把它的储备进行投资，并赚取合理的回报。传统上，中央银行的投资策略是极为保守的，中国人民银行也不例外，选择了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高流动性政府债券。其结果是，随着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持续和增长，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到2011年早期，路透社估计中国所有货币的外汇总储备约为2.85万亿美元，其中约有9500亿美元投资于某种美国国债。美中两国被1万亿美元的金融交集锁定，这其实是一个火药桶，如果货币战争失控，任何一方都能引爆它。

美国拼命敦促中国对人民币升值，以减少美国对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并放缓中国人民银行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的大量累积。这些呼吁的成效非常有限。从2004年到2005年中期，人民币兑美元继续紧钉在8.28，从1997年开始就维持在这个水平。突然，在2005年7月下旬的两天之内，人民币兑美元从8.28升至8.11，几乎增长了3％。从那次突然的升值开始，人民币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进行了长期的逐步升值，最终在2008年7月中旬达到了6.82元兑1美元的水平。

然后中国人民银行再次踩下刹车，在随后两年把汇率稳定在6.83的水平。2010年6月，第二轮价值重估开始，到2011年8月缓慢但稳步地把人民币带到6.40元兑1美元的水平上。人民币的美元价值的上升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从2004年至2011年，尽管存在包括伊朗和朝鲜问题在内的其他重要的双边问题，美中两国在汇率问题上的口舌之争和政治斗争主宰了美中经济关系。

考虑一下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和中国积累的大量的美国政府债券，以及诸如此类的不平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会如何得以解决，是耐人寻味的。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囤积会以同样的方式开始，而且出于多样化和流动性管理方面的原因，总会产生持有一定数量的美国国债的要求。但在某些时候，中国会要求将其持有的部分美国国债变现为美国储备的黄金，而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是被允许的。一笔相对较小的赎回，比如1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2008年初执行——那时黄金约为每盎司1000美元——这相当于1亿盎司黄金，大约2840吨，相当于整个美国官方黄金储备的35％。的确，中国对其持有的所有美国政府债券的赎回将把美国的黄金储备消耗一空，结果是美国没有一丁点儿黄金，而中国是9000多吨黄金的骄傲的拥有者。人们可以想象中国军舰抵达纽约港，一队全副武装的美国陆军车队从西点军校向南行进到帕利塞兹州际公路，到那里与中国军舰会合，把黄金装上船，运送到在上海新建造的地下金库里。毫无疑问，这样的场面会让美国人震惊不已，但这个想象中的震惊证明了更为关键的一点：在旧的游戏规则下，美国的贸易逆差事实上已经大到可以完全耗尽它的黄金储备。但是，金本位的概念不是要耗尽国家的黄金，而是迫使国家在黄金远未消失之前让财务状况回到正常状态。由于缺乏金本位及其带来的实时调整，美国民众似乎不知道美国的财政状况实际上恶化到了何种地步。

虽然这个例子看似极端，但世界货币体系在40年以前的多数时间内正是这样运作的。1950年，美国拥有超过两万吨的官方黄金储备。由于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那时是与欧洲和日本而不是中国，美国黄金储备在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时，已下降到9000吨多一点。在1950～1971年21年的时间内，减少的11000吨黄金储备主要流入了少数几个出口大国。在同一时期，德国的黄金储备从零上升到超过3600吨，意大利的黄金储备从227吨增至2500吨，法国从588吨增加到超过3100吨。另一个黄金储备上升的国家荷兰，从280吨上升到近1700吨。并非所有这些扩大的黄金储备都来自于美国。另一个黄金大国英国，其黄金储备从1950年的超过2500吨下降到1971年仅有的690吨。但总体而言，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所预期的自动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国的黄金从美国流向了它的贸易伙伴。

中国取得出口大国地位，并没有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而是主要发生在21世纪初期，此时债权主要通过纸面借据或电子借据进行清算。这意味着中国没有因为出口的成功而获得任何官方黄金储备，也意味着对美国的印钞、借贷并持续透支的能力缺乏有效检查。这种借贷和消费热潮受到格林斯潘和伯南克超低利率政策的鼓励。由于缺乏金本位或其他货币约束的制动，中国和美国全速冲入第三次货币战争，没有指南针和地图来操纵规模空前的票据债权。

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指责曾在新闻中被反复讨论，但从1994年以来，白宫从未就此作出正式指控，那就是中国控制汇率，让中国的出口对外国买家维持低价。但中国的出口机器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中国政策的真实目的为所有的政治家所熟识——工作岗位。中国的沿海工厂、组装厂和交通枢纽是中国中部和南部农业省份劳动力洪流的接收者，这带来了数千万的年轻工人，他们在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其薪水只是美国类似工作的1/10。

当然，美国也关心创造就业机会。从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的统计来看，2001年的经济衰退是温和的，但是美国失业人口数量急剧上升，从2000年底的560万上升到2001年底的820万。尽管2002年有一次技术性复苏，失业人口仍持续增长，在2002年底达到了860万人。从那以后，失业人口数量非常缓慢地下降，到2005年底仍有720万人失业。当2007年的经济衰退开始时，美国还在努力清理这个庞大的失业基数，到2009年10月失业总人数暴涨至1560万人以上。包括那些有兼职工作但在寻求更长工作时间的人，以及那些没有正式失业但渴望一份工作的人在内，2009年底失业和半失业的美国人口总数为2500万。这2500万人当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张脸、一个名字和一个家庭。在我们这个统计时代，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百分比来描述这些现象，比如2002年的年终失业率为6％，2009年为9％，但是再看一看实际受到影响的人数——超过2500万——可以帮助人们深刻认识失业问题的严重性。美国迫切需要创造就业机会。

有一段时期，这场人类悲剧被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其引发的刷卡消费、房价上涨、股价上涨和为所有人提供的大笔无首付抵押贷款所带来的幸福感暂时掩盖了。尽管在2004年和2005年，有一些针对中国控制货币以及美国丧失就业机会的抱怨，但这些抱怨被宽松货币所造成的具有高度可见性但最终却无法持续的繁荣消音了。当音乐在2007年戛然而止、美国滑入2008年大恐慌时，美国人的矛头对准了中国的决策者。

现在美国的政客们在叫嚷得最为厉害的参议员查尔斯·舒默的带领下，公开攻击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挂钩政策，并因美国失去的就业机会而指责中国。包括舒默在内的一个两党参议员群体，在2008年致信布什领导的白宫，称“低估的中国货币让中国企业拥有了不公平的价格优势，迫使许多美国公司宣布破产甚至歇业，这损害了我们的工人、家庭和中产阶级”。对于缺乏充分证据来支持就业和汇率之间联系的事实，舒默之流毫无惧色。北卡罗来纳州典型的家具制造工人不大可能愿意为了他们中国同行每月挣的118美元而工作。即使人民币的价值成倍增长，中国制造家具的工人也将仅获得相当于每月236美元的收入，仍不足以让他们的美国同行具有竞争力。这些对于美元的政治煽动家并不重要，在他们看来，中国货币显然要受到谴责，而且中国现在必须对他们的重估要求作出回应。

布什政府很清楚这些抱怨，但也完全了解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与中国维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是伊朗石油出口的最大买家，因此可以对伊朗在发展核武器上跟美国对抗施加影响。中国与朝鲜有着共同的国界，对于封闭得密不透风的朝鲜政权的经济命脉而言不可或缺，因此可以帮助美国在朝鲜半岛实现其战略目标。美国大型企业对中国市场羡慕不已，指望通过扩张、收购或与中国合作伙伴成立合资企业直接进入这个市场，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国政府批准。中国在2005年碰了壁，那时美国众议院投票398对15，要求布什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总部设在美国的优尼科石油公司的交易进行审查，中国因此退出了收购。这种拒绝很容易导致美国在中国的收购遭到以牙还牙的拒绝。总之，与中国任何的对抗，美国都将得失参半，而继续进行高层次的专家对话似乎是一个更富成果的做法。

为了控制美中货币的紧张局势，布什总统在2006年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奥巴马政府继续开展这些会议并将形式扩大，更名为战略与经济对话，来反映负责外交政策的美国国务卿和中国国务委员的加入。让外交政策官员参与经济官员的工作，是对21世纪地缘政治和国家金融政策关联性的清晰确认。

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多个双边和多边论坛之一，这些论坛被用来应对新的货币战争的来临。它有助于避免货币操纵指控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在消除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作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之间也召开了一系列的双边首脑会议，但无论是战略与经济对话还是双边首脑会议，都未能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现在选择二十国集团作为推动中国货币升值的主要舞台，一方面是因为可以吸收同盟者的加入，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更尊重全球舆论，而不是美国的单方面意见。近期在人民币升值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不是发生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间，而是在举行二十国集团会议之前。例如人民币以细微但仍值得注意的升值，从2010年6月15日的6.83升至6月25日的6.79，正好发生在多伦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前。另一次，人民币从2010年11月1日的6.69升值至11月11日的6.62，恰逢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首尔的峰会。这表明中国对二十国集团的关注不同于其他论坛。

到了2011年春天，货币战争中的美中太平洋战区很平静，然而核心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和美国都面临就业压力，意味着紧张局势随时都可能爆发。2012年中国领导人的换届和同年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让国内政治势力的幽灵成为下阶段国际对抗的催化剂。

大西洋战区

在大西洋战区，美元和欧元之间的关系更应被理解成一种互赖而不是对抗。这是因为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其规模和程度都远超世界上其他金融关系。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之后的日子里，得到了最为生动的展示。虽然在美国财政部领导的救助失败以后，雷曼兄弟的破产是在美国联邦法院提出的，一些最大的金融受害者和受影响最严重的机构却是那些欧洲的对冲基金，它们进行场外互换业务，或在雷曼兄弟的伦敦分支机构持有清算账户。大西洋彼岸的这次惨败在当时有大量报道，并在2010年12月得到了进一步的详述，此时美联储应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要求，公布了2008年大恐慌期间美联储对欧洲提供紧急贷款和救助行动的大量具体细节。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在2011年初几乎跟2007年的水平是一样的。1欧元在2007年1月初价值1.30美元，在随后的四年里一直在1.30美元左右交易，但是这个相等不应被误认为是稳定。事实上，欧元与美元的关系一直极不稳定，欧元汇率在2008年的高点为1.59美元，而2010年6月的低点则为1.10美元。

欧元和美元最好被理解为一条船上的两名乘客。在任何时候，某位乘客都可能在一个更高的甲板上，另一位则在较低的甲板上。他们可以自由地改变位置，并移动到相对更高或更低的位置，但在一天结束时，他们都在同一艘船上，以相同的速度驶向同一个目的地。日常波动反映了技术因素、短期供给与需求、对违约或欧元解体的恐惧，随后由于最新的援救或救助计划而快速释放。在发生这一切之后，欧元与美元继续结伴旅行，彼此的距离从未超出他们所搭乘的船的尺寸。

但是美国仍然忙于货币战争的大西洋战场，不是试图过度强化欧元，而是确保欧元不会完全解体。欧元本身是现代货币创造的一个奇迹，经过30年的讨论和10年密集的技术研究和计划，被欧盟成员国发明出来。这是“二战”之后启动的一项旨在维护和平的欧洲项目的顶峰。

在16世纪中叶、欧洲文艺复兴的末期，欧洲已被战争折磨了400多年，这包括宗教改革运动、反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英国革命、七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铁幕”的落下以及冷战的核恐怖。到了20世纪后期，欧洲对于民族主义主张和获得军事优势的可能性持强烈怀疑的态度。旧有的民族、国家和宗教的分歧仍然存在，需要一种凝聚力，把经济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即使不能完全消除战争，至少也要让战争变得不那么容易发生。

1951年，在六国煤钢共同体的基础上，欧洲通过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和货币体系而取得进展。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谈判和签约的所在地荷兰的一座城市命名，形成了欧盟这个政治实体，并最终在1999年创立了欧元，将由新的欧洲央行发行。到2011年，有17个成员国在使用欧元。

然而从一开始分析人士就警告说，单一央行所支持的单一货币与采用欧元的成员国各不相同的财政政策相抵触。那些历来挥霍和拖欠债务或对本国货币贬值的国家，比如希腊或西班牙，在一个包括了德国等财政上非常谨慎的国家的联盟中，将是难于应付的合作伙伴。

10年时间里，这一宏伟体制的所有缺陷充分暴露了出来。腐败的政府部长、打了就跑的华尔街衍生品骗局专家和故意装瞎的欧盟官员的有毒组合，在布鲁塞尔允许希腊等国以远超《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限制的水平使用赤字和借贷，而把真实成本埋藏在计算之外的年份和表外合同中。同时，投资者兴高采烈地从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和其他欧元区成员国抢购数十亿欧元的主权债务，利率仅略高于德国等国的政府债券。这一切都是基于不称职的评级机构给出的极高评级、政府部门令人误解的财务报表，以及投资者一相情愿地认为一个欧元主权永远不会违约。

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是源于银行、借款人和官僚之间的一种新的协定。银行购买欧洲主权债券，认为由此产生的利润是安全的，相信没有政府会被允许破产。政府则高兴地发行债券，用来支持不可持续的开支，而公共部门受益良多。参与布鲁塞尔会议的官员的利益或许是最为隐蔽的。如果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自行解决，每个人都会赞扬欧元项目的成功。如果某个欧洲主权债务国破产，官僚们的解决办法会更多而不是更少，会从布鲁塞尔施加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监控。通过对这种鲁莽的熟视无睹，布鲁塞尔的官员们创建了一种必赢的局面。如果欧元成功，他们会获得好评；如果欧元受到压力，他们会获得权力。压力很快就来了。

欧洲银行不仅大量吞下欧元主权债券，还包括房利美发行的债券，以及华尔街各种各样的欺诈性结构化产品，如债务抵押债券（CDO）。这些债务源自美国各地缺乏经验的地方银行，在它们破产之前由雷曼兄弟或类似公司以数十亿美元的规模重新打包。欧洲银行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是真正薄弱的一环，甚至比花旗集团、高盛和美国财政部曾经援助过的其他公司还要薄弱。

到2010年，欧洲主权财政是一个由交叉持有的债券组成的复杂网络。在2360亿美元的希腊债务中，150亿为英国实体持有，750亿被法国实体持有， 450亿由德国实体持有。在8670亿美元的爱尔兰债务中，600亿被法国实体持有，1880亿被英国实体持有，1840亿被德国实体持有。西班牙1.1万亿美元的债务，1140亿由英国实体持有，2200亿由法国实体持有，2380亿被德国实体持有。同样的模式普遍存在于意大利、葡萄牙和其他债务重重的欧元系统成员中。欧洲所有内部债务的源头是意大利欠法国的5110亿美元。

虽然这个主权债务拖欠了各种机构，包括养老基金和保险，但大多数都是欠其他国家的银行。这就是美联储为什么在2008年秘密救助欧洲，以及美联储为什么如此竭力地对所有细节保密，直至部分内容因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而被强制公开。这就是为什么房利美和房地美在2008年被美国纳税人救出困境时，这些公司的债券持有人从来没有遭受任何损失。这就是为什么欧元主权债务危机在2010年发展到一个关键阶段时，德国和法国等主要国家迅速联合起来，支撑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外围主权借贷国。上述三次救助行动背后的动力是欧洲银行体系无力偿债。相对于避免整个腐朽大楼的倒塌，资助希腊的养老金领取者和爱尔兰银行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

然而，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欧洲并不是孤军奋战。美国和中国都出于不同的自身利益而参与对欧洲的援助，欧洲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一个强势的欧元可以维持欧洲对美国机器、飞机、药品、农产品、教育和美国提供的各种货物和服务的需求。欧元的崩溃意味着全球两大产出巨头之间贸易的崩溃。欧洲主权崩溃会拖累欧洲银行和欧元，因为投资者会立即对欧元计价的债务产生反感，并逃离欧洲银行。欧洲主权债务违约的影响对于美国向欧洲出口的公司而言会过于巨大，这是一个大到不能倒的大陆。美国的援助、互换额度和支持房利美等债券发行者，都是美国多年、多方面地支撑欧元价值的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对支撑欧元也有兴趣，但其努力是与政治目的绑定的。欧洲对中国和美国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利益与美国相同。但是中国的银行没有像美国银行那样与欧洲银行纠缠不清，这使中国在决定如何以及何时提供帮助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度。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向中国提供了对自身储备和投资组合实行多样化的机会，使其可以远离美元并走向欧元，掌握美国拒绝给予的先进的技术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可以把技术大规模转移回中国的平台。

德国对美国和中国救助欧元表示欢迎。作为出口大国，德国或许被认为偏爱一个走弱的欧元，其原因跟美国希望美元疲软和中国主张人民币走弱一样：通过便宜的货币促进出口，在货币战争中获得优势。然而德国不仅对外出口，在欧盟内部也是一个出口者。对于那些欧元区的出口，由于出口方和进口方都使用欧元，比如德国和西班牙，因此没有货币方面的考虑。如果欧元行将崩溃，或成员国从欧元剥离并以贬值以后的价值水平重新使用他们的旧货币，这些市场可能会丢失。

传统观点认为，德国由于对希腊和爱尔兰以及欧元链条上的其他薄弱环节进行支持而痛苦万分。事实是，德国没有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欧元崩溃的成本远远超过区域性救助的成本。德国实际上受惠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元的继续存在让德国在欧洲内部占据主导地位，而稍微贬值的欧元在国际上帮助德国在世界各地获取市场份额。德国的甜蜜地带是欧元弱到足以促进对美国和中国出口，但又不至于崩溃。德国在2010年成功地发现了这一甜蜜地带，尽管此时欧元正被困于狂风暴雨之中。

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中国和德国都指向同一方向，现在就不存在关于欧元生存的任何疑问了。银行充斥烂账，外围国家运行着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人们面临紧缩，以保证西雅图和上海的装配线能够正常运转，这些都可以留待以后解决。现在，把握重点。

欧亚战场

如果欧元和美元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互相依赖，那么欧元与人民币的关系就只剩下依赖了。由于愿意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购买主权债券，中国正在迅速成为某些欧洲外围国家，比如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潜在的救星。然而，中国对欧洲和欧元的意图是出于自我利益和冷静的计算。

中国对于一个强势欧元存在切身利益，欧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欧洲的动荡导致希腊或爱尔兰等国脱离欧元，这些国家将重新使用以前的货币，这些货币已针对人民币大幅贬值，这将严重损害中国对欧洲部分地区的出口。中国对于支持欧元的兴趣，跟它维持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的兴趣一样大，甚至更大。

中国对欧洲的动机包括使用更多的欧元来多样化储备头寸，通过直接购买债券赢得欧盟国家的尊重或友谊，以及获得与这些购买行为相关的补偿。这种补偿可以有很多形式，包括对港口和电厂等敏感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获取欧洲的敏感技术、购买先前仅供北约盟国或以色列等友邦购买的先进武器系统。中国支持欧元的利益与德国的相关利益并不是敌对的，尽管两国在世界各地的出口业务上竞争激烈。

中国通过购买欧洲外围国家的主权债券，支撑欧元，帮助德国承担了救援欧洲的费用，使其免受欧元崩溃所带来的损失，包括对德国银行的灾难性破坏。这对于中国是一个必赢的局面，在跟美国正面交战的同时确保了欧亚侧翼。中国在货币战争中的主战线是美国，迄今为止它避免了欧亚战线的大规模战争。这一方面是由于欧洲的疲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的巧妙处理。

美国同样支持欧元，原因与中国相同：欧元的灾难性崩溃将会使其针对美元贬值，损害美国在中东、拉丁美洲和亚洲南部市场与欧洲的出口竞争。中国和美国不仅希望欧元生存，还希望看到它相对于美元和人民币走强，从而帮助自身的出口。欧洲、中国和美国在避免欧元崩溃上的努力是一致的，尽管动机不一，而且在其他领域存在对抗。

这个非常一致的目的可能意味着，尽管存在潜在的债券重组和紧缩计划，欧元将能应付目前的危机，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完整。这种平衡行为是否可以持续，中国在欧洲的魅力攻势是否可以保持，尚有待观察。如果欧元真的崩溃，中国会因为其债券仓位、人民币重新估值和失去对欧洲的所有出口而蒙受巨大损失。中国或许会在某些问题上与欧洲对抗，但这条西部战线目前仍然非常平静。

全球冲突

除了货币战争的三大战场——太平洋战场（美元对人民币）、大西洋战场（欧元对美元）和欧亚战场（欧元对人民币）——世界各地还有许多战线、小事件和冲突。在这场货币战争中，最为突出的外围行动是巴西。

1994年之前，巴西一直维持其货币雷亚尔的汇率与美元挂钩。然而，1994年12月墨西哥“龙舌兰酒危机”的全球性蔓延给雷亚尔带来压力，迫使巴西为捍卫本国货币，通过雷亚尔计划进行了雷亚尔对美元的一系列贬值。从1995年至1997年，雷亚尔大约贬值30％。

把雷亚尔的美元价值成功地降到更可持续的水平之后，巴西再次成为金融传染病的牺牲品。这一次的危机并没有出现在拉丁美洲，而是来自于东亚。这场新的金融危机爆发于1997年，从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蔓延至世界各地，最终到达巴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那里通过应急资金设置了货币防火墙，美联储疯狂地削减美国利率以提供所需的全球流动性。在那场金融风暴以后的岁月里，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督促下，巴西采取了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和更加开放的资本账户，但它仍然经历了周期性的收支平衡危机，并在2002年再次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巴西的命运随着卢拉·达席尔瓦在2002年当选总统而取得了决定性好转。在他的领导下，2003～2010年，巴西的自然资源出口能力有了大幅提升，技术与制造基地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国的安博威飞机成为世界一流，并使巴西跃居世界第三大飞机制造商的地位。其庞大的内部市场也成为寻求更高回报的全球资本的磁石，尤其是2008年大恐慌之后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收益暴跌。

在2009年和2010年之间，雷亚尔对美元的汇率以2.4∶1回升到1.69∶1。在短短两年里对美元升值40％，这对巴西的出口业务而言极为痛苦。巴西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同期从150亿美元的顺差，发展为60亿美元的逆差。这种与美国贸易顺差的崩溃促使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在2010年9月下旬宣布，一场全球性货币战争已经开始。

由于中国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雷亚尔对美元40％的升值也意味着对人民币40％的升值。巴西出口不仅在高端受制于美国技术，在低端还受到中国组装和纺织品的打击，于是它通过央行的货币干预、提高本地任何持有短期美元仓位的银行的储备金要求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本管制来进行还击。

2010年底，卢拉的总统接班人迪尔玛·罗塞夫发誓要推动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规则，找出货币操纵者——大概指中国和美国——以减轻雷亚尔的升值压力。巴西抑制雷亚尔升值的努力在2010年后期取得了短期成功，但随即引发另一个问题——通货膨胀。由于在美联储大量印刷美元时试图保持雷亚尔对美元的稳定性，巴西正在从美国输入通货膨胀。

巴西现在遇到了与中国相同的困境，必须在通胀和升值之间作出选择。当美国印刷纸币，而其他国家试图让其货币与美元挂钩时，该国必须印刷本地货币以维持这个挂钩，这将导致本地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是，世界各地追逐高回报的投资者，也就是所谓的热钱，从美国涌入巴西。局势是如此之恶劣，以至于野村证券全球经济研究部门在2011年初的一份报告中，宣称巴西是货币战争最大的输家。鉴于雷亚尔的升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到2011年4月，用《华尔街日报》一篇分析文章的话说，巴西“在货币战争中举了白旗”。在货币控制、对外商投资征税以及其他措施未能阻止雷亚尔升值之后，巴西似乎屈从于雷亚尔的一个更高价值。

由于缺乏中国所拥有的储备和盈余，巴西不能通过简单地购买所有进入巴西国内的美元来维持汇率挂钩。在货币升值和通胀之间，巴西进退维谷。与美国和欧洲的情况一样，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但巴西越来越期望二十国集团能在货币战争中提供帮助。

由于其地理、人口和经济规模，巴西是一个重要的案例，但它不是陷入货币战争，处于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的交叉火力之下的唯一国家。其他实施或正在考虑实施资本管制来抑制热钱，主要是美元的流入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非、中国台湾和泰国。在每个案例中，其担忧都是由于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在世界各地游荡、寻求高回报和更快增长的美元的流入，促使本国货币被高估，出口受损。

各国央行以及负责实施的财政部门根据各自的偏好，以各种形式进行着资本管制。2010年，印尼和中国台湾取消了短期投资票据的发行，迫使热钱投资者进行更为长期的投资。韩国和泰国对政府向外国投资者支付的政府债券利息代扣所得税，借以阻止此类投资，并减轻各自货币的升值压力。泰国的情况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泰国是1997～1998年金融恐慌开始的地方。在那场恐慌中，投资者试图让他们的钱逃离泰国，而泰国试图支撑其货币；2011年，投资者试图让他们的钱进入泰国，泰国则正在试图压低本国货币。没有比这个例子能更为清晰地说明，金融权力在过去的10年中已从泰国等新兴市场转向美国等发达市场。

这些试图压低其货币价值的外围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没有谁是被广泛接受的储备货币的发行者。在通过直接市场干预进行货币战争方面，也不具备美国、中国或欧元区的绝对经济规模。这些国家也需要一个多边平台，以此缓解第三次货币战争造成的压力。虽然传统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充当着这个平台的角色，但现在所有的大型贸易经济体，不管是否是二十国集团的成员，都越来越多地从二十国集团寻求指导或者新的游戏规则，以避免货币战争升级，对自身和世界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让我说得简单点儿……金融世界的利益和政治世界的利益之间有可能存在一个矛盾……我们没办法总是向我们的选民和公民们解释，为什么纳税人，而不是那些因为这些风险而赚了很多钱的人，应该承担某些风险成本。

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

2010年11月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讲话

第七章

二十国集团方案

二十国集团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强大组织，在正式的世界政府缺位的情况下，为了满足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需求而出现。二十国集团的名字代表了它的二十个成员国，包括世界上七个曾经最大的被称为七国集团的经济体——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以及一些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中国、韩国、墨西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其他国家更多是由于其自然资源或地缘政治，而非自身经济的活力被列入其中，像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还有的国家由于地域平衡而被加入，包括澳大利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欧盟也受到了极力邀请，虽然它不是一个国家，但欧洲央行发行了世界性储备货币之一。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体，比如西班牙、荷兰和挪威被排除在外，但因为其经济上的重要性，它们有时会应邀出席二十国集团会议。因此“二十国集团和它的朋友们”可能是一个更贴切的称谓。

二十国集团的运作是多层次的。财长和央行行长每年举行数次会议，讨论技术问题，并力争就具体目标及其实施情况达成共识。然而，最重要的会议是领导人峰会，由总统、总理和国王出席，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全球金融问题，重点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和控制货币战争的必要性。正是在这些领导人峰会上，无论是正式会议还是套房内的非正式会议，促成了塑造全球金融体系的实际交易。在这些会议中穿插于总统和总理之间的是被称为夏尔巴人①的特殊的国际官员，他们是国际金融技术专家，协助领导人协调会议日程，研究并起草会谈之后晦涩难懂的公报。所有能够解决日益逼近的货币战争的方案都指向二十国集团，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论坛。

二十国集团非常适合让中国参与进来。中国经常在双边会谈中拒绝妥协，把作出让步的要求视为受欺负和丢脸。这在二十国集团不大会成为问题，因为有多个议程同时进行。规模较小的参与者珍惜在二十国集团中发声的机会，因为他们缺乏独自推动市场的能力。美国受益于盟友的参与，并且避免因单方面行动而受到指责。所以二十国集团对各方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让二十国集团从1999年的财长级会议发展到2008年之后的领导人会议，美国总统布什和法国总统萨科齐起到了帮助作用。在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2008年9月倒闭之后，世界将注意力转向了此前计划在11月份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2008年大恐慌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灾难，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和救援资金的一个潜在来源，其作用不容否认。当时七国集团是进行经济协调的主要论坛，但中国不在七国集团之列。实际上萨科齐和布什再现了电影《大白鲨》中的场景，在片中，罗伊·谢德第一次看到鲨鱼后对罗伯特·肖说：“我们需要一艘大点儿的船。”从政治和金融的角度来说，二十国集团是一艘比七国集团更大的船。

2008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召开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所有成员国的总统、首相、总理或国王全部出席。二十国集团立即从一个财长级技术性会议演变为世界上最具权势的领导人的峰会。不同于各种地区性领导人会议，全球每个角落都有代表出席；也不同于联合国大会，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会场里。

基于金融危机的紧迫性和二十国集团在2008年11月制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领导人峰会在2009年和2010年又召开了四届。2011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决定11月在法国戛纳举行会议。这一系列的领导人峰会是全球董事会前所未有的紧密合作，而且看起来会持续下去。

二十国集团跟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的做法完全契合，这被他称为“召集力”。戴维·罗斯科普夫在他的《超级精英》（Superclass）一书中，披露了他对盖特纳进行的访谈，把这一有关全球权力精英习惯的概念揭示出来。当2006年盖特纳还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时，他告诉罗斯科普夫：

在这里我们拥有一个召集力，它与我们机构的正式权力是分开的……我认为向前推进的前提是，你必须有一个无国界的协作过程。这并不意味着它必须是普遍适用的……它只需要达到临界规模的合适参与者。这是一个更为集中的世界。如果你专注于10～20个数量有限、有一定全球影响力的大型机构，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盖特纳关于召集力的概念说明，在一场危机中，合适的行动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召集起来应对问题。他们设定议程，分配任务，使用人员，并在合适的时间间隔后再次碰面。根据形势的紧迫程度，这个间隔可以是一天或一个月。在会上汇报进度并设定新的目标，所有这一些都不同于现有官僚机构或僵硬治理的传统做法。

这个方法是盖特纳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深渊中学到的。他在1998年再次看到这种方法被成功地应用于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助上。在那次危机中，当时的主要银行“十四家族”的头脑聚到一起，他们或许除了1907年的恐慌之外无例可循，在72小时之后筹集了36亿美元的援助资金，让资本市场免于崩溃。美国政府在2008年3～7月通过特别的补救措施来解决贝尔斯登、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破产时，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盖特纳再次看到了召集力的运用。当2008年大恐慌在9月份全力袭来时，所有主要的行为者都在运用召集力。二十国集团在2008年9月召开的首次领导人会议，可以被视为盖特纳召集力理论的增强版。

就在二十国集团大会上，盖特纳以“再平衡”的名义提出了美国关于一种全球大交易的设想。要理解为什么再平衡对于美国经济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只需回忆一下国内生产总值的组成。对于美国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在2011年初增长到大约14.9万亿美元，其中，消费占71％，投资占12％，政府支出占20％，净出口为负的3％。这略高于美国经济在2007年衰退之前的水平。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足以降低2009年初达到很高水平的失业率。

美国对抗疲软经济的传统做法一直是消费。政府支出和商业投资或许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70％甚至更大比例的美国消费者一直是复苏的关键。低利率、更宽松的抵押贷款条款、股市上扬带来的财富效应和信用卡消费的某种组合，总是能让消费者走出恐惧，让经济再次向前发展。

现在这个标准做法已经不起作用了，消费者过度杠杆化并被过度征税。房屋净值蒸发，实际上许多美国人拖欠的抵押贷款比他们房子本身的价值还要高。消费者因高失业率、逼近的退休和孩子们即将到期的大学账单而经济拮据。消费者似乎将在多年内继续捉襟见肘。

从理论上讲，企业投资可以自我扩大，但如果没有消费者去购买产品和服务，超过某一点，对工厂和设备进行投资将是没有意义的。此外，美国高昂的企业税导致许多企业把它们的赢利保留在海外，因此它们很多的新投资发生在美国以外，没有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作出贡献。只要消费者仍处于休眠状态，投资就会继续委靡下去。

随着消费者失去作用和投资走弱，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中的凯恩斯主义者转向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然而，从2008年至2010年的四轮经济刺激计划没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引发了对更多支出的反感，而茶党运动、评级机构降低美国信誉评级带来的威胁以及共和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压倒性获胜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反感。很明显，美国人希望有人盖上山姆大叔饼干罐的盖子。虽然还不清楚会削减多少开支，但是大规模增加政府开支显然已不在考虑之内。

因此，奥巴马政府会看到在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都行不通的情况下，唯一能让经济运转起来的方法就是增加净出口，没有别的选择了。在2010年1月27日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宣布了国家出口倡议，计划在五年内让美国的出口增加一倍。实现这一目标会产生深远影响。出口增加一倍，可能会让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3％，使增长率从苍白无力的2.6％变为更为强劲的3.9％甚至更高，这可能足以加速失业率的下降。如果能够实现，出口翻番将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是能够实现吗？如果能够实现，美国的贸易伙伴和世界各地增长的微妙平衡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美国的经济政策这时一头扎进货币战争。增加出口的传统和最快的方式一直是货币贬值，这正是蒙塔古·诺曼1931年在英国、理查德·尼克松1971年在美国的做法。美国和全世界之前就曾尝试过这种做法，由此带来的全球性影响是灾难性的。廉价美元再次成为首选政策，世界则再次看到了正在酝酿中的一场灾难。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在某些方面与美国正相反。与消费在美国占70％的巨大份额不同，消费在中国经济中只占38％。相反，拖累美国经济的3％的净出口，实际上为中国经济总体增加了3.6％。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由投资带动，这部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48％，而美国只占12％。基于两个经济体这些互补的特征，一个简单的再平衡似乎是适宜的。如果中国可以通过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包括软件、视频游戏和好莱坞电影来增加消费，那么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都能增长。需要改变的仅是消费和出口结构。中国可以增加消费、降低净出口，美国则相反。这些对中国增加的出口将在美国创造足够的新工作。仅通过汇率是不能做到这些的，但盖特纳一再表示，人民币升值是整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没有更多地消费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因此个人为自己的退休和医疗保健过度储蓄。影响中国人消费的另一个因素，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文化不鼓励炫富。然而美国的决策者并不是要寻求一场文化变革，某些温和的变化就足够了。中国消费只要让美国出口上升微微几个百分点，就能让美国开始一场能够自我维持的复苏。

这将是一种奇怪的再平衡：增加中国消费和美国净出口的成本将完全由中国承担。中国将被迫作出全面调整，包括货币、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拥有2500年历史的儒家文化，而美国却什么也不做，坐享向中国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增加净出口所带来的好处。这对美国而言是尤为轻松的一个选择——美国不需要作出切实的努力，不需要通过降低企业税和放松监管来改善商业环境，也不需要提供稳健的货币或促进储蓄和投资。美国的某些期望或许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即使中国会觉得这样一项首先符合美国利益的计划是对中国的不公，也没有人会为此指责中国。用二十国集团的说法，“再平衡”成了按美国意愿行事的代名词。

不用等到2010年1月的国情咨文，国际金融专家就已经能够看到美国正在把它的再平衡计划带往何处。2009年9月在匹兹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增加美国出口和重估人民币的想法就已经被提了出来。在华盛顿和伦敦举行的前两轮二十国集团峰会，一直致力于对2008年的大恐慌采取立即措施，以及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建新的流动性来源。这些早期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也忙于控制银行及其以贪婪为基础的薪酬结构，这种薪酬结构为短期收益提供荒诞的奖励，但却造成了全球财富数万亿美元的长期损失。在2009年底的匹兹堡峰会上，领导人们觉得尽管脆弱性依然存在，但是已经恢复了一定的稳定性，他们可以超越眼前的危机，开始考虑让全球经济再次运转起来的各种方法了。匹兹堡峰会是2010年美国国情咨文发表之前的最后一次二十国集团峰会。如果美国打算为其出口导向的再平衡方案赢得支持，现在是时候了。

在匹兹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盖特纳所期望的增长再平衡方面产生了一个突破性计划。这个计划包含在名为“稳健、可持续与平衡增长框架”的官方领导人声明中，尚不清楚这种再平衡将如何实现。就像所有这类大型多边机构的技术性声明一样，它是用全球精英的语言写成的，首先牺牲的就是语言的通俗易懂。然而在这个框架的第二十条中，隐藏着这样一段话：

我们应对危机的集体反应表明……需要一个更加合法和有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基金必须在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再平衡中发挥关键作用。

毫无疑问，对于部分与会者而言，再平衡就是指中国增加消费和美国增加出口。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二十国集团指定为代表，作为巡警来确保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国家履行与此有关的义务。匹兹堡会议借此为奥巴马总统在两个月之后宣布国家出口倡议奠定了国际基础。

二十国集团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外包的秘书处、研究部门、统计机构和政策裁判来使用，这对双方都很合适。二十国集团得以使用大量专家，而无须自己创建一支专家团队。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言，这更像是一次缓刑。直到2006年，很多国际货币专家严重质疑该组织继续存在的目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曾为遭受暂时性收支平衡困难的国家提供过渡贷款，让各国保持本国货币紧钉美元。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以采取保护外国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的紧缩措施为条件，救助遭受外汇危机的发展中经济体。然而随着黄金的退出、浮动汇率的出现和发展中国家积累的巨额盈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入21世纪之后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使命。突然之间，二十国集团把它定义为某种二十国集团银行或世界央行的原型，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了新的活力。当时雄心勃勃的领导者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高兴得无以复加，急切地开始为二十国集团设定的任何方针充当全球裁判。

尽管成员国对全球再平衡和奥巴马总统的个人认同有着令人兴奋的开始，但在2010年召开了两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各成员国对匹兹堡领导人会议目标的承诺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相互评估”之名对每一个国家的做法进行了广泛评估，二十国集团的公报也对这一框架给予了持续拥护，然而再平衡的宏伟目标基本上被忽略了，尤其是被中国忽略了。

盖特纳在批评中国不允许人民币的更大升值上直言不讳。当2010年9月被《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问到中国做得够不够时，他说：“当然不够……他们做得很少，非常少。”美国的出口在2010年确实改善了，但这主要是因为新兴市场相对较高的增长以及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需求，而不是汇率的变化。中国的确让人民币轻微升值，主要是为了防止被美国财政部贴上货币操纵者的标签，从而招致美国国会的贸易制裁，但是所有的这些进展距离盖特纳的要求还差很远。即便是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1月举行的、被称为两国集团（G2）的双边领导人会议，产生的只不过是亲切的言论和面带微笑的照片。看起来如果美国希望拥有一个廉价美元，它必须靠自己来实现了。世界对二十国集团的信赖迄今已证明是死路一条。

然而到了2011年6月，美国开始作为货币战争的赢家出现。就像历史上许多战争的获胜者一样，美国拥有一个秘密武器。这个金融武器有一个笨拙的名字——“量化宽松政策”（QE），主要包括通过增加货币供给让资产价格膨胀。跟1971年一样，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通过通胀来削弱美元。量化宽松政策是美国在2009年丢向全球经济的一个炸弹，而被称为QE2的后继政策在2010年底被投掷下来。这对世界货币体系的影响是迅速而有效的。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在国外产生通胀，同时增加了几乎所有主要出口国家和世界上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的成本。

量化宽松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印钞票。为了凭空创造货币，美联储从一组经过挑选、被称为主要交易商的银行购买国债。主要交易商拥有全球客户基础，从主权财富基金、各国央行、养老基金和机构投资者到拥有高额净值的个人。这些交易商认购财政部发行的新国债并用现有国债制造兴旺气氛，以此充当美联储和市场的中介。

当美联储要减少货币供给时，他们把债券卖给主要交易商。交易商获得债券，付给美联储的钱则消失了。反之，当美联储要增加货币供给时，他们从交易商处购买债券。美联储得到债券，用刚印刷的钱支付交易商。这些钱进入交易商的银行账户，然后通过银行系统创造更多的货币。美联储和主要交易商之间的这种债券买卖是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形式。公开市场操作通常的目的是控制短期利率，美联储往往通过买卖最快到期的国债来实现这一目的——如30日内到期的短期国库券。但是，如果最短期限债券的利率已经是零，而美联储希望提供额外的货币宽松时，又会发生什么？这时美联储可以购买5年、7年或10年期的国库券，而不是马上到期的国库券。10年期国库券是对抵押贷款和公司债务进行定价的基准。通过购买中期债务，美联储可以为购房者和企业借款人提供更低的利率，希望以此刺激更多的经济活动。至少，传统理论是这样的。

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汇率就像一个水滑梯，把利率的影响飞速地传播开去。通过使用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不仅可以宽松美国的财政状况，还可以作用于中国。这是一个完美的货币战争武器，美联储清楚这一点。量化宽松政策起作用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民银行维持了人民币紧钉美元。美联储通过其量化宽松计划印制了更多的货币，这当中很大一部分通过贸易顺差，或寻求高于在美国能够获得的利润的热钱形式流入中国。一旦这些美元进入中国，它们就被央行吸收，用来换取新印制的人民币。美联储印制的美元越多，中国就必须印制更多的人民币来维持汇率。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政策是基于错误的观念和错误的希望，希望美联储不会滥用印钞特权，而现在美联储却在拼命地印钞。

美国和中国存在一个重要区别：美国疲弱的经济在短期内发生通胀的可能性不大。中国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体，从2008年大恐慌中漂亮地反弹。在不造成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国吸收新资金的富余容量较少。中国的印钞迅速导致中国的物价增长。通过汇率紧钉，中国在向美国出口通缩之后，现在正以同样的方式从美国进口通胀。

虽然人民币升值在2010年底和2011年初进展缓慢，通胀却在中国飞速启动，很快超过了每年5％。在拒绝升值的同时，中国却无法拒绝通胀。美国对任何一种方式都很满意，因为无论是升值还是通胀都会增加中国的出口成本，使美国更具竞争力。从2010年6月到2011年1月，人民币年升值率为4％，而年通胀率为5％，因此中国成本结构的总增加值是人民币升值和通胀的总和9％。据此对今后几年进行预测，这意味着在出口价格方面美元对人民币将下降20％。这正是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美国其他的批评家所要求的。中国现在没有很好的选择。如果中国维持汇率紧钉，美联储将继续印钞，中国的通胀将失控；如果人民币升值，或许会抑制通胀，但中国以其他货币计算的成本结构将上升。无论哪种方式，美联储和美国都将获胜。

虽然对于增加成本而言，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在经济上是等值的，但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人民币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因为即使美联储在总体方向上施加压力，中国也可以调控固定汇率每次变化的时机。而另一方面，通胀基本上不受控制。它可以出现在某个产业，如食物或燃料，然后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沿着供应链迅速蔓延。通胀可能有巨大的行为性影响，当商家和批发商由于预期其他人会上调价格而提高价格时，通胀在一个自我实现的循环中开始滋生。

保守的中国人寄希望于人民币与美元的稳定关系，以及中国持有的大规模美国国债具有稳定的价值，跟欧洲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的情形完全一样。现在他们被背叛了——美联储正在强迫他们出牌。在无法预测后果的通胀失控与人民币的可控升值之间，中国从2010年6月开始沿着升值的方向稳步移动，并在2011年中期大幅加速。

美国和中国就像在进行一场重量级拳击比赛，一场约定有15局的搏斗。这两个拳手依然屹立，美国通过点数而不是击倒对方赢得了首轮。美联储躲在美国的角落里，就像一个拳赛助手，准备修复拳手的任何损伤。中国在角落里也有他的支持者——全世界量化宽松政策的受害者。钟声会很快敲响，开始第二轮比赛。

在任何一场战争中，当主要参战方动用武器时，非战斗人员很快会受到牵连，货币战争也是如此。美国的通货膨胀不仅对中国造成了影响，对所有新兴市场都产生了普遍影响。贸易顺差和寻求更高投资回报的热钱相结合，美国印钞造成的通胀很快传播到韩国、巴西、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和其他地方。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漠然地采用了“谴责受害者”的方法，称这些国家只能怪自己，因为它们拒绝让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从而降低它们的贸易顺差和减缓热钱流入。伯南克使用了央行行长的安慰式语言，称：

新兴市场的决策者拥有一系列强大的……工具，可以用来调控经济，防止经济过热，这些工具包括汇率调整……新兴市场的需求复苏对于近期全球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扬影响极大。更广义地说，某些国家维护本国被低估的货币，造成了一个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全球支出模式。

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些国家的居民购买的许多商品，例如小麦、玉米、油料、大豆、木材、咖啡和糖，它们的价格不是在本地市场而是在全球市场进行定价。当特定市场的消费者由于美联储的印钞行为而抬高物价时，价格会产生全球性上涨，而不仅限于这些地区性市场。

不仅东亚和拉美相对成功的新兴市场很快感觉到了美联储印钞的影响，非洲和中东极为贫困的地区也受到了影响。对于一个每年靠12000美元生活的工人，食品价格上涨只是一个麻烦；而对于一个每年靠3000美元生活的农民，上涨的食品价格是吃饭和挨饿之间的区别，是生与死的差异。2011年初在突尼斯爆发的内乱、暴动和起义迅速蔓延到埃及、约旦、也门、摩洛哥、利比亚和更多地区，在反对独裁和呼唤民主的同时，也是对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生活标准下降的一种反抗。中东国家为了缓和此次通胀的恶果，通过紧缩财政来补贴面包等基本食品。这就把通胀问题转化为财政问题，特别是在埃及，税收征管陷入混乱，旅游带来的收入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之后的日子里变得干涸。局势变得如此悲惨，八国集团于2011年5月在法国多维尔紧急开会，匆忙地承诺援助埃及和突尼斯200亿美元。伯南克已经脱离了普通美国民众，现在他与世界的联系也日益脱离。

二十国集团是否可以改变美国失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尚有待观察，这些政策导致世界充斥着美元，并造成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对美国来说，美国在二十国集团内部找到了法国和巴西等盟友，向中国施压，促使人民币升值。美国的观点是，如果中国对人民币进行升值并增加国内消费，欧洲、北美和拉美都将获得出口和经济的增长。这在理论上或许正确，但美国让世界充满美元的战略似乎同时正在对世界造成极大的伤害。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全球性的懦夫博弈，中国坚持其出口模式，而美国试图夸大中国出口的成本优势。但通胀没有局限在中国，整个世界都为由此造成的伤害而变得焦虑。二十国集团理应提供一个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平台，但它逐渐变得更像是一个角力场，两个强势者逼迫其他所有人作出选择。

在2010年11月在首尔举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准备阶段，盖特纳通过一个百分比测试，从全球的角度来衡量贸易顺差何时可被认为是过度和不可持续的，试图以此把中国逼入困境。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国家的全年贸易顺差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就会被认为该国的货币需要重新估值，以便把贸易条件从该国向美国等逆差国家倾斜。这在传统金本位下会自动发生，但现在需要央行进行货币操纵。

盖特纳的想法最后不了了之。他想针对中国，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论点让德国也成为一个目标，因为德国的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几乎跟中国一样大。根据盖特纳自己的指标，德国的货币欧元也需要升值。考虑到其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银行体系的结构性脆弱以及德国出口对欧洲就业形势的重要性，这是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绝对不希望看到的。盖特纳没有在欧洲和亚洲寻求到支持，只能悄悄地放弃了这个念头。

首尔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没有为判断贸易顺差是否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制定明确目标，而是提出了“指导性原则”。这些原则的确切内容留给了随后召开的金融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来制定。部长和行长们2011年2月在巴黎举行会议，原则性同意了把何种因素列入“指标”，但他们没有就每个指标在指导性原则下可被允许的水平达成一致。量化过程留给了在4月召开的后续会议，而整个过程需要提交给2011年11月在戛纳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年度会议进行最后审批。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二十国集团的监管者继续快速前进。在2011年3月由专家和经济学家出席的南京会议上，二十国集团主席萨科齐说，在国际收支平衡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进一步监管看起来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说二十国集团的进度慢得像蜗牛或许是善意的嘲讽，鉴于20位主权领导人和许多不同的意图，还不知道是否有别的方法来达成一项全球性解决方案。这是盖特纳召集力理论的缺点。如果参与者志同道合，或者一方有能力强迫他人，就像美联储在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时面对十四家族一样，缺乏管理可以是有效的。当召集的各方拥有广泛而不同的目标，以及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有着不同意见时，领导力的缺失就意味着只能期望细微的渐进变化。到2011年，变化看起来是如此之细微和缓慢，几近于无。

二十国集团作为一个机构，距离完美还差得很远。七国集团模式看起来已经结束，而联合国没有拿出任何具有可比性的东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良好的技术分析能力，对于任何在二十国集团能够达成一致的政策，它作为裁判是有帮助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很大程度上基于北美、日本和西欧这种老的多边模式，其影响为中国、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大国所厌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有用的，然而它也需要变化来适应新的全球现实情况。

二十国集团在2008年底和2009年初能够有效地协调政策，是因为各成员国被恐惧联合了起来。资本市场、国际贸易、工业产值和就业率的崩溃如此之悲惨，迫使各个国家对救助、刺激和新形式的银行监管达成一致。

到了2011年，暴风雨似乎过去了，二十国集团成员回到其各自的日程——中国和德国继续保持大量顺差，美国继续努力通过削弱美元来扭转这些顺差并帮助美国的出口。但是再也没有人像理查德·尼克松那样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也没有人像约翰·康纳利那样让别人屈服。美国失去了影响力，它将利用另一场危机促使二十国集团统一行动。鉴于美国的印钞政策和在世界各地造成的通胀副作用，下一次危机的到来看起来不会等得太久。

这一次危机随着2011年3月11日下午日本仙台附近的一次地震而到来。一场9.0级地震以及紧随其后高达10米的海啸摧毁了日本的东北海岸线，数千人死亡，城镇和村庄被整个淹没，各种基础设施悉数被摧毁——港口、捕鱼船、农场、桥梁、道路和通信设施。几天之内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最为严重的核灾难在仙台附近的核电厂出现，多个反应堆中的放射性燃料棒熔化，释放的辐射流影响了广大市民。就在世界全力应对善后工作时，货币战争出现了一片新的阵地。日元对美元突然飙升至历史新高，这是由于预期日本投资者将收回大笔日元以支持日本重建而造成的。日本在国外，主要是美国，持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产，以及超过8500亿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这当中的一部分将以美元出售，转换成日元，运送回日本为重建提供资金。这种大规模卖出美元、买入日元的动能促成了日元飙升。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日元对美元升值似乎非常契合美国的目标，然而日本的希望恰恰相反。日本经济正面临灾难，廉价日元将有助于促进日本的出口，让日本经济重新站立起来。日本的灾难实在过于巨大——美国目前的廉价美元政策只能让位于对廉价日元的需求。

日本需要兑现其美元资产以资助重建的紧迫性无可否认，这是推动日元走高的力量。只有央行协调干预的力量才足够强大，能抵御日元回流日本的洪流。日元与美元的关系对于二十国集团采取行动而言过于具体，而且也没有计划马上召开二十国集团会议。美国、日本和欧洲央行这三巨头要自行解决问题。

打着七国集团的名号，法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2011年3月17日致电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启动对日元的联合进攻。在负责实际干预的央行首脑进行了磋商以及向奥巴马总统进行简报之后，2011年3月18日早晨日本开市时针对日元的攻击开始了。这场攻击包括各国央行大量抛出日元，并相应地购买美元、欧元、瑞士法郎和其他货币。当欧洲和纽约市场开业时，这场攻击在世界各地跨时区进行。这次央行干预是成功的，到3月18日晚间日元已被推离高点，日元对美元重新回到一个更为正常的交易范围之内。拉加德在2008年大恐慌和2010年欧元主权债务危机第一阶段的出色表现为她赢得了危机管理方面的良好声誉，而这次对日元干预的灵活处理更是为她加分不少。她几乎是在2011年6月取代灰头土脸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而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公认选择。

如果二十国集团像一支庞大的军队，七国集团则表明它可以充当特种部队的角色，迅速行动并暗地里实现较小范围的目标。七国集团至少暂时改变了日元贬值的趋势。然而，日元返回日本的本质力量并没有消失，参与并从中获利的投机者依然存在。有一段时间就像是回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糟糕的旧时光，一小群央行抵御投机者和货币固有的升值力量的攻击。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日本需要日元走弱对于美国希望美元走弱是同样的阻碍。传统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货币贬值问题换上了一副新面孔。现在，除了中国以外，美国和欧洲都希望削弱本国货币，历来愿意与美国共进退的日本希望日元走强，却发现自己也身处廉价货币的阵营。不可能所有货币同时走弱，目标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在世界为货币困局寻求全球性解决方案时，二十国集团的议程在美元与人民币的斗争之外，最终还会加上美元与日元的斗争。

注释

①　Sherpa，本义为喜马拉雅山上帮助登山者登顶的当地人，后指外交事务中国际峰会的幕后筹备人。——译者注

｜第三部分｜

下一轮全球危机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孙子兵法》，公元前5世纪末

第八章

全球化和国家资本

历史上的货币战争牵涉了国家之间的竞争性贬值，以此降低自身成本，增加出口，创造就业机会，以贸易伙伴的损失为代价来推动本国经济。但这不是货币战争发生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在一个更为阴险的场景中，货币可以被用做武器。这不是比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器，它会给对手造成经济上的伤害。仅仅是威胁要造成伤害，就足以迫使对手在地缘政治的斗争中作出让步。

发动这些攻击的不仅有国家，还包括恐怖分子、犯罪团伙以及其他的不良行为者，他们使用的手段包括主权财富基金、特种部队、情报资产、网络攻击和秘密行动。这些金融操纵跟二十国集团会议上斯文讨论的主题完全不同。

一个国家的货币价值是其致命弱点，如果货币崩溃，一切都将随之而去。虽然今天各种市场通过复杂的交易策略相关联，但在一定程度上，大多数市场仍然是离散的。股市可能崩溃，但债券市场在同期或许会得以恢复。债券市场可能会由于利率上升而崩溃，但包括黄金和石油在内的其他商品市场或许会因此而创下新高。当一个市场大跌时，总有另一个市场让人赚到钱。然而，股票、债券、商品、衍生工具及其他投资都使用这个国家的货币进行定价。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被摧毁，该国所有的市场和这个国家本身也就被摧毁了。这就是为什么货币在任何金融战争中都是终极目标。

不幸的是，这些威胁在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比尔·葛兹在《华盛顿时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官员和外界分析称，五角大楼、财政部和美国情报机构没有积极地研究经济战争和金融恐怖主义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没有人想做这件事。’一位官员说。”

对全球化和国家资本主义当中各种力量的一个概述，有助于理解当今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严重危险。国家资本主义是17世纪重商主义的新版本，企业是国家权力的延伸。金融战争的威胁只有在今天金融世界的背景下才能加以把握，这个世界是由全球化的胜利、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持续存在的恐怖所定义的。金融战争是一种超限战，是那些拥有劣质武器但是更为狡猾的组织的首选。

全球化

全球化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但直至柏林墙倒塌后不久的20世纪90年代才被命名并得到广泛承认。跨国公司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新的全球性公司与之不同。跨国公司的根源和主要业务位于某个国家，通过分支机构和分部进行广泛的海外运营。它可能在许多国家都开展业务，但无论在哪里运营，它都倾向于保持其特有的国家身份。

新的全球性公司就只剩下了全球性。它尽可能地消除了国家身份，创建了一个没有国家区分的新身份。关于工厂和配送中心的位置以及使用各种货币发行债券或股票的决定，都是基于成本、物流和利润的考虑，而不是对名义祖国的感情。

全球化的出现不是由于新政策的启动，而是由于很多旧政策的消亡。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世界不仅曾被铁幕分割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被资本主义国家自己设置的限制所分割。这些限制包括让跨国自由投资变得困难的资本管制，并对投资的跨境支付进行征税；股市仅允许本地公司进入，大多数银行禁止外国持股；法院和政治家把竞争环境向有利于本地企业的方向倾斜，知识产权保护至少已开始实施。世界对于那些具有国际野心的公司来说是高度分散、歧视和昂贵的。

到90年代末，这些成本和障碍多数被移除了。税收通过条约得以减少或消除。资本控制放松，资金进出特定市场变得更加容易。劳动力的流动性得到改善，合法权利的履行拥有更大的可预见性。证券交易所放松管制并进行跨国合并，产生了全球巨头。欧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扩张创造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无关税市场，而欧元的推出消除了无数的货币兑换和相关成本。俄罗斯和中国急于采取他们看到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新的全球规范。经济和政治的壁垒倒塌，同时技术促进了沟通的便利性并提高了生产效率。从金融的角度来看，世界现在是无国界的，并迅速走向传奇银行家沃尔特·里斯顿所预言的国家主权的黄昏。

无国界世界中的无限风险是新的金融环境，全球化让金融的规模和相互联系超越以往。虽然传统的债券发行受限于借款人对所得收益的使用，衍生工具却没有这样的天然限制。仅以所依据的标的证券作为参照，就可以创造不限金额的衍生品。把内华达州的次级抵押贷款捆绑、分割、再次打包并用毫无意义的AAA评级包装之后就可以卖给德国的地区银行，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奇迹。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旧东西再次时兴。第一个全球化阶段发生在1880～1914年，与古典金本位大致处于同一时期，而1989～2007年算得上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在第一次全球化中，奇迹并不是互联网或喷气式飞机，而是收音机、电话和轮船。大英帝国经营着跟欧盟一样大的内部市场和单一货币区。1900年，中国向贸易和投资开放，尽管是通过胁迫性条约实现的，俄国终于开始摆脱后封建时期，对其工业和农业实行现代化，统一的德国正在成为工业巨人。

这些发展对金融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与21世纪初期几乎相同。债券可以由阿根廷发行，在伦敦分销，在纽约购买。石油可以在加利福尼亚州提炼，通过上海的银行提供的信贷运往日本。新发明的证券报价机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把几乎实时的信息传到电子化经纪公司位于萨斯城和丹佛的经纪办事处。具有全球影响的金融危机以某种频率发生，特别是1890年的恐慌，这涉及南美的拖欠和对伦敦主要银行巴林银行的救援。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是繁荣、创新、贸易扩大和金融一体化的时代。

1914年8月，这一切都崩溃了。那年初夏，一位伦敦银行家从他的城市俱乐部的窗口望着窗外，抱怨着他那个时代进步的步伐，或许没有想到悲剧将在随后的75年纷至沓来。两次世界大战、两次货币战争、帝国的衰落、大萧条、大屠杀和冷战将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开始之前发生。到了2011年，全球化金融无处不在，而且还不清楚是否会就此止步。历史表明，文明和全球化随时都会被混乱的锯齿绞碎。

国家资本主义

全球化并不是20世纪后期得以发展的唯一的地缘政治现象，国家资本主义是另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是新版重商主义的时髦名称，重商主义从17世纪到19世纪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重商主义是全球化的对立面，它的倡导者依赖封闭的市场和封闭的资本账户，以他人的代价来实现积聚财富的目标。

古典重商主义所依赖的一系列原则从现代角度来看似乎很奇怪。财富的主要形式是有形的，体现为土地、大宗商品和黄金。财富的获取是一种零和游戏，一个国家获得的财富建立在其他国家的代价之上。国际经济行为包括对国内产业给予优惠，对外国商品征收关税。一国与友邦进行贸易，排斥竞争对手。补贴和歧视是实现经济目标的合法工具。在其最为简洁的形式中，重商主义者认为贸易就是战争。对于重商主义而言，成功是以黄金的积累来衡量的。

虽然重商主义萌芽于14世纪和15世纪的百年战争，却随着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形成而发展到新的高度。虽然这些公司作为民营股份制企业进行经营，却被赋予了广泛的垄断特权，从而可以招募军队、谈判条约和铸币，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建立殖民地并在这些交易中以政府的名义行动。学者们一直关注这些公司的私有特征，比如股票所有权、股息和董事会。然而鉴于其半独立的权力，它们更应该被理解为国家主权通过私营业主和管理者而进行的扩张。这种安排类似于美国的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它们是私有的，但却作为政府的一个财政部门进行运作。

直到18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出现了一种以私有制和银行为特征的、更为现代的放任资本主义。然而在整个20世纪，尽管民营企业取得了成功，国有控股企业在许多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

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私人资本主义的金融范式、自由企业和创业精神，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和大多数地方都是例外。民营企业对效率和财富创造或许有着最大的诉求，但这些并不是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资本主义声称在未来将主宰全球贸易、金融和技术的主张，似乎并没有比其他体系在各自时代的主张拥有更为强大的历史基础。

那些貌似民营、身后却有几乎无限国家资源的公司能够竞标自然资源、收购竞争对手和进行设备投资，而不用考虑短期的财务影响。它们能以低于成本的售价获得市场份额，也不必担心在经济困难时期无法获得资本。如果行贿独裁者及其属下来保护它们的利益，这些实体就无须担心被自己的政府调查。这种新重商主义是把国家能力包裹在现代企业的外衣之下：新瓶装旧酒。

这种新型企业的样本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国有石油公司和其他国有企业，这些实体在很多新兴市场大量存在。西欧也有自己的国有特大企业。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EADS）是欧洲的飞机、防务与航天巨头，它公开交易股票，但主要由法国和西班牙的政府控股公司、俄罗斯国有控股银行和迪拜控股组成的财团所持有。另一个例子是意大利石油公司埃尼公司，它30％为意大利政府所有。这些只是众多例子当中的几例。美国人很想往这些国有实体扔石头，把它们叫做不公平竞争，但需要提醒的是，2008年美国政府救助了花旗银行、通用电气和高盛。美国自己也有受到国家资助的企业，实在没有什么不同。

要了解全球化和国家资本主义，需要一个不同的、非美国的观点。情报分析家们必须避免“镜像”，即人们倾向于假设其他人像自己一样看待世界。在尝试领悟对手的意图时，镜像将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威胁分析要求分析人员用俄罗斯人、中国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不仅是语言、文化和历史方面的差异，还包括动机和意图的差异。当俄罗斯领导人考虑天然气时，他们看到的不仅是出口收入，也是对欧洲工业经济的一个束缚。当中国的战略家考虑他们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时，他们明白这是一件武器，可以摧毁美国经济或让美国栽跟头。当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向现代化前进时，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正在把自己置身于能够摧毁自身的保守主义和宗教的老虎钳下。一场途经迪拜、莫斯科和北京的21世纪大巡游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十亿的阿拉伯人、亚洲人和俄罗斯人看待美国的方式，并将理解美元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迪拜

如果《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在今天拍摄，它将被叫做《迪拜》。这部经典电影围绕里克的咖啡馆展开，在这里亨弗莱·鲍嘉饰演的老板提供饮料、音乐和赌博，还有暗地里进行的阴谋。影片展现的异国情调是“二战”期间的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特点是它的中立，在这里对手之间可以放心地打成一片。纳粹、难民和军火走私者可以相邻而坐，喝着香槟酒，唱着《任时光流逝》的曲子。

迪拜也是这样，它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岛屿，被阿富汗和利比亚的战争、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不稳定、突尼斯和埃及的过渡以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仇视所包围。这是最坏的周边环境。对应于里克的夜总会，这里有亚特兰蒂斯酒店，一个位于棕榈岛高过云端的度假胜地，棕榈岛为人工建成，像手掌一样展开，大到可以从太空看到。亚特兰蒂斯有镇上最好的餐馆，在这里以色列特工、伊朗破坏分子、俄罗斯职业打手、沙特军火交易商和当地的走私犯可以并肩坐着，在沙漠里看上去格格不入的高挑长腿白肤金发碧眼的女人侍奉左右。

人们在迪拜找到的，跟里克的顾客在卡萨布兰卡找到的一样——一片中立之地，在这里人们可以会面、征募和彼此背叛，而无须害怕被逮捕。迪拜很适合进行国际阴谋。从10月到次年3月，这里天气一直很好。迪拜位于一个危险区域的中央，被孟买、拉合尔、德黑兰、伊斯坦布尔、开罗、喀土穆和索马里的海盗窝点所包围。它通过出色的航空和电信与世界连接。它以过度建设而闻名——它炫耀着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和大量的后现代浮华，让那些来自相对传统和压抑的社会的游客目眩神迷。

所有这些魅力和阴谋也伴随着一些好莱坞式的暴力。2009年3月，一名俄罗斯军阀被枪杀在高档码头区，码头区靠近迪拜一些最好的海滩和酒店。两名犯罪嫌疑人——一名塔吉克斯坦人和一名伊朗人——被逮捕，并供述俄罗斯杜马的一名成员牵连其中，执行车臣强人拉姆赞·卡德罗夫的指令。跟伊恩·弗莱明的《金枪人》如出一辙，被害人被一名俄罗斯外交官走私的一把镀金手枪射杀。

更为惊人的谋杀发生在2010年1月，以色列的特工和打手——他们分组工作，使用假护照旅行，身着伪装和使用高度加密的手机——在迪拜酒店房间内暗杀了哈马斯高官马哈茂德·马巴胡赫，那时他正等着与伊朗的供应商完成一笔军火交易。迪拜的犯罪率很低，但是一旦牵涉到恐怖分子，连沙漠也是不安全的。

历史上迪拜有两项活动蓬勃发展：潜水采集珍珠和走私。如今，潜水采集珍珠只是一个小生意，是吸引游客的手段之一。走私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迪拜河的长码头是迪拜的老区，堆满了要运往伊朗的电子设备、家电、配件和其他商品。谁也说不清这些标着索尼或惠普标识的盒子值多少黄金。码头旁边是巴尼亚斯路，路对面是伊朗银行，在这里可以当场获得信用证，为这些货物的运输提供经费——无须考虑美国的贸易制裁。迪拜河上是单桅三角帆船——船身宽大，船首高昂的木制帆船有着巨大的三角帆，准备穿越波斯湾到阿巴斯港和伊朗海岸的其他港口。在迪拜，走私甚至不带有丝毫的贬义，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迪拜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和避税天堂，它的大街小巷挤满了国际银行。迪拜是伊朗主要的离岸银行中心。这里的大银行作为伊朗银行的代理银行，帮助伊朗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支付和外汇交易，包括伊朗把储备兑换成欧元和黄金，并缓慢卖出美元。迪拜还充当索马里海盗交易的银行中心。当海盗、人质和军舰在阿拉伯海僵持时，海盗的代理人在迪拜四处走动，就赎金进行谈判，并为最终付款发出电汇指示。

在有形财富方面，这里的黄金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首饰、金币、金条和金锭等各种样式的黄金在这里出售，然后再次出口到世界各地的私人地窖里，没有人会过问。迪拜拥有一个商品中心，是数栋独立的、有着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其名称在阿拉伯语中是金、银和钻石的意思。在这些大楼下面是世界上最大、最安全的金库之一，由布林克公司管理。当瑞士的银行保密制度饱受批评，而俄罗斯的寡头遭遇困扰时，把财富兑换成不可跟踪的黄金并存放在沙漠中，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策略。

在市场上换手的黄金只是过境迪拜的大规模财富的冰山一角。纸币持续移动，从印钞机到央行再到客户，大部分在发行国之外进行流通。迪拜是世界上最大的纸币转运点。在迪拜机场附近的安全地点，大量的钞票被储存起来，等待回到它们的发行银行。

在世界的十字路口，间谍、暗杀、黄金、货币和国际行动者的组合让迪拜拥有了新卡萨布兰卡的地位。迪拜跟卡萨布兰卡一样，只是它所处的时代和位置的一面镜子。要不是外面世界的腐败和功能障碍，迪拜不会有顾客。每一场战争都需要中立区，在货币战争中，迪拜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任何地方的货币在迪拜都会受到欢迎——只要价格合适。

莫斯科

到莫斯科的游客很快就熟悉了被称为“七姐妹”的风景：一组灰色的苏联时期的摩天大楼，大约150米，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一种新哥特式的极权主义风格建造，拥有官僚们钟爱的对称以及直抵天空的巨大尖塔。它们在莫斯科周围环形散开，在任何方向上都有其中的一座主宰着地平线。尽管细节有所不同，它们的外形大体相似，营造出一种让人似曾相识的感觉。离开其中一座建筑，比如莫斯科国立大学，穿越整个城市之后只会发现另一座类似的建筑，比如以前的列宁格勒饭店。

还有新来的第八个姐妹，坐落在纳米特基纳大街一个巨大而开阔的地方，位于围绕着莫斯科市中心的最内圈环路的外面。它的大小、高度跟原来的七座建筑相似，类似金字塔的屋顶，令人联想起七姐妹的尖塔，但相似之处也仅限于此。这个在1995年完工的新姐妹，拥有蓝色玻璃、钢筋和混凝土构成的闪闪发光的后现代外观。为了跟这个新潮形象相匹配，它有一项新潮的功能：它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总部，该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企业、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公司和俄罗斯建立在自然资源之上的经济的中流砥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俄罗斯政府在开采天然气方面是一体的——人们把天然气称为“蓝色燃料”，意指它的蓝色火焰所揭示的洁净燃烧的属性。

即使是在政府对整个行业进行援助的年代，西方人还是难以把握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业务范围及其与俄罗斯政府的联系。它就像埃克森美孚公司、J·P·摩根和时代华纳组成的单一公司，比尔·克林顿是它的首席执行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收入约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10％。该公司生产的天然气占俄罗斯产量的85％以上，在全球供应中的份额超过20％。它几乎控制了全球近20％的天然气储备，占俄罗斯天然气储备的60％。它是完全垂直整合的公司，包括勘探、生产、运输、加工、营销和分销。在能源之外，它的主要兴趣是传媒、银行和保险，同时还经营着一家内部投资公司。

2008年当选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曾两度担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董事长。现任董事长维克托·祖布科夫是俄罗斯的副总理，也就是总理普京的左膀右臂。首席执行官阿列克谢·米勒是普京20世纪90年代在圣彼得堡的密友。虽然该公司的股票在多家交易所进行交易，它仍然是由俄罗斯政府控制的。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长期计划更像一项军事战略研究，而不是企业战略。它提到了中国路线、开发亚马尔半岛和在北极建立基地。这里的军事比拟远不只是一个比喻。2007年，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可以组建自己的安全部队，拥有远远超出正常安保公司的权力——实际上更像是重商主义时代贸易公司部署的企业军队。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有一个它决心要摧毁的战略敌人，这个敌人的名字叫纳布科。

纳布科是一个新的天然气管道财团，有欧盟成员和美国的支持，将使欧洲在获取天然气方面脱离对俄罗斯的依赖。途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管道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近乎垄断的地位。纳布科试图让这些管道既不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也不经过俄罗斯的领土。纳布科最初将从阿塞拜疆获得天然气，然后是哈萨克斯坦和伊拉克。在前往欧洲的途中，它将经过土耳其。

在纳布科更大的计划中，关键环节之一是途经格鲁吉亚的南高加索管道。在2008年8月对格鲁吉亚的入侵中，俄罗斯派装甲部队来威胁纳布科，并支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主导地位。这次入侵是在美国对房利美的援助到达顶峰时发生的，而俄罗斯当时是房利美债券最大的持有国之一。通过救助房利美，布什政府用美国纳税人的钱保护了俄罗斯的金融利益，即使俄罗斯威胁了美国在能源方面的利益。这就是正在进行的货币战争所处的地缘政治关系。

俄罗斯不仅试图破坏纳布科，还提供了两条把天然气从中亚输送到欧洲的替代管道，但都是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控制并过境俄罗斯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目标是让中亚供应的天然气在流向欧洲之前保持在俄罗斯的管道内。欧洲的能源供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的人质，而俄罗斯无意放手。

俄罗斯把天然气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武器的运用远不止于口头威胁，而是已经多次付诸行动。在2006年新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不仅是乌克兰，整个欧洲都感觉到了这次行动的影响。对外宣称的原因是一场计费纠纷。乌克兰同意向俄罗斯支付乌克兰消耗的天然气，俄罗斯也同意为了过境乌克兰向欧洲其余地区供气而付费。俄罗斯可以用实物支付过境费，也就是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消耗的部分天然气实行免费。所有的这些支付都不是按照市场价格计算的，而是经过了私下谈判，此外据称还有中间人把款项转移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的海外账户。这种私下谈判、中间人、实物支付和场外交易造成的混乱，导致各方总是在谁欠谁什么的问题上纠缠不清。

乌克兰利用这种混乱对其硬通货长期短缺和延期付款进行遮掩。最后，俄罗斯认识到它可以利用同样的模糊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它与乌克兰的纠纷停止对欧洲的出口，同时归罪于乌克兰。俄罗斯可以在向欧洲暗示其能源依赖的同时，通过扮演愤愤不平的债权人而占据有利地位。

俄罗斯在2009年新年再次停止对乌克兰的供应。这一次的后果更加严重，东欧大片工厂停工，很多家庭在隆冬没有暖气。天然气之战在1月7日升级，并直接导致对乌克兰供应减少到零。随后乌克兰对过境的天然气进行分流，供自己使用，短缺蔓延至整个东欧，严重影响了匈牙利、波兰和其他国家。俄罗斯把乌克兰当做人质，而乌克兰把整个欧洲当做人质来保护自己——俄罗斯或许早已预见到这种结果。最后，1月18日，普京和当时的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举行了整晚的首脑会议，制订了新的价格计划，俄罗斯恢复了供应。

天然气战争似乎不大可能结束。最近，普京建议欧洲其他国家应该帮助乌克兰应对现金短缺的问题，从而避免未来天然气供应中断所带来的影响。这就把问题地区化了，显示出俄罗斯如何积极地综合使用天然气武器和货币武器。

俄罗斯最近公布了《2020年以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官方文件，这是一份对全球战略机遇和俄罗斯所面临的挑战的综述。除了对武器系统和盟友的常规分析，该战略还把能源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并考虑了全球金融危机、货币战争、供应链中断以及对包括淡水在内其他自然资源的争夺。该战略不排除使用武力解决这当中发生的任何与金融或资源相关的争端。

俄罗斯对蓝色燃料武器的完美运用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中，这让俄罗斯拥有了自己的力量倍增器——能让攻击力超出正常值。俄罗斯停止供应天然气，即便在最好的时代也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伴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下一次停止供应天然气将产生灾难性后果。

当然，蓝色燃料战争的受害者有一个补救的方法。它们可以抛弃北约、欧元、美元和西方世界，重新加入俄罗斯的影响范围以换取安全、可靠和价格合理的能源。俄罗斯不需要新的附庸施行前苏联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它只要求它们在地缘政治方面是可靠的盟友，并加入卢布的区域性货币集团，同时维持表面的民主，就像俄罗斯自己那样。

俄罗斯也公开宣传废除美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虽然俄罗斯卢布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国际储备中取代美元，但它可以成为一个地区性储备货币，以及俄罗斯、中亚天然气供应商和东欧天然气客户的贸易货币，至少把美元挤出这个圈子。至今为止，可以认为俄罗斯已经对将要来临的蓝色燃料战争向世界发出了口头和行动上的警告。能源是形成一个区域经济集团的核心，该集团拥有一个区域性储备货币——卢布。美元将被遗忘在寒风中。

北京

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在数千年的岁月中如何频繁并快速地从有序转为混乱。尽管中国今天表现出了经济活力，但完全有可能因为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民族关系紧张或房地产泡沫破裂而突然崩溃。与较发达的经济体相比，长期和广泛的失业在中国可能会引起更大的不稳定，数千万民众失去进取心时更是如此。

除了通常的人口压力，中国正坐在一个人口学的炸药桶上，表现为2400万的“剩男”。他们当中很多人现在20岁刚出头。单身、20岁出头的失业男子往往与各种反社会行为联系起来，包括团伙、谋杀、毒品和酒精，这实在令人感到忧虑。

单身男性过剩人口造成的社会内部不稳定与粮食价格上涨和大规模失业，在中国执政者的眼中是比美国军队更大的威胁。这种不稳定性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机会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中国依赖其外汇储备对此进行支持。美国通过通货膨胀对这些储备进行贬值时会发生什么？尽管通货膨胀可能对美国的决策者有意义，但由此发生的从中国到美国的财富转移被中国视为一个现实存在的威胁。维持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是中国维护社会内部控制的关键之一。中国警告美国不会容忍美元通胀，并将采取对策防止财富的损失。美中货币战争才刚刚开始，完全可以说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打响了第一枪。

关于中国对金融战争的思考最为清晰的论述，是一篇题为“战神的面孔模糊了”的文章，收录在解放军上校乔良和王湘穗在1999年写的《超限战》一书中。有段话尤其值得详细引用：

作为虽不导致流血但同样具有巨大破坏力的非军事战争形态，金融战正式登上了曾被军人和武器、流血和死亡一统天下数千年的战争舞台。相信用不了多久，它就会成为正式的军事术语理所当然地进入各类军事词典，并且在下个世纪初叶人们编订的20世纪战争史中，成为极为醒目的章节……在核武器已成为吓人的摆设日渐丧失实战价值的今天，金融战正以其动作隐蔽、操控灵便、破坏性强的特点，成为举世瞩目的超级战略武器。

对类似军事学说的考虑，表明地缘政治的未来或许不是达沃斯温和的多边商讨的做法，而是一个充斥着资源匮乏、基础设施崩溃、重商主义和违约的更为黑暗和反乌托邦的世界。中国关于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号召通常被正统的全球精英驳回，但是如果他们对中国金融战争的战略跟凯恩斯理论一样熟悉，或许会更为认真地对此加以考虑。

中国与全球金融体系的主要联系是通过美国政府债券市场实现的。中国可能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和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但在华尔街它更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顾客。当中国需要为其储备购买或出售美国国债时，它通过一级交易商的网络来进行。像中国这样的大客户选择与一级交易商进行交易，因为后者与美联储的特权关系让其能够获得有关市场状况的最佳信息。关系是了解市场真正动态的关键，而中国打入了这些关系当中。

当中国联系一家银行承销商时，电话从来不会被接入语音信箱。中国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安装了连接瑞银、J·P·摩根、高盛和其他各大银行舞台般大小的交易大厅的直线。一个销售人员在拿起电话之前就已经知道中国在线上。交谈使用代号，因此销售人员和交易员可以进行关于市场决策的谈话而无须顾虑被窃听。当中国希望交易美国债券时，它通常会联系多个承销商，让承销商为这项业务进行竞争。由于其提供的巨额生意，中国期望并能得到最好的报价。

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的数字难以确定，因为中国对其持有是不透明的。并不是每只以美元计价的债券都是由美国政府发行的，而且并不是每个州政府的证券都是由美国财政部发行的。许多美国政府债券由房利美、房地美和其他机构发行，此外中国还持有一些银行和其他不属于美国政府的机构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当然，中国持有的大部分债券无疑都是美国财政部的债券、纸币和票据。美国官方数字认为，中国持有的财政部债券超过1万亿美元，但是如果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政府机构债券也纳入考虑，以美元计价的政府债券总额要高得多。

中国的巨大恐惧在于美国将通过通货膨胀对其货币进行贬值，摧毁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价值。已有很多猜测认为中国为了报复美国的通胀，会用一个非常明显的减价出售甩卖它的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这将导致美国利率飞涨、美元在外汇市场崩溃、更高的抵押贷款成本和较低的房屋价格，以及其他重大的金融混乱。令人担心的是，中国还可以利用这一金融杠杆来影响美国在台湾地区、朝鲜和量化宽松方面的政策。

大多数观察家摒弃了这些担心。他们说中国永远不会倾销美国国债，因为中国持有的数量太多了。国债市场很深，但是没有那么深，美国国债的价格在中国持有的债券售出一小部分之后就会崩溃。由此造成的损失大部分会落在中国人自己身上。实际上，倾销美国国债对中国意味着经济自杀。

这个简单的逻辑忽略了中国可以采取的、能对美国造成同样破坏的其他做法，而这些做法对中国而言成本更低。美国国债以多种到期日进行出售，从30天到30多年不等。中国可以把其持有的国债组合从长期变成短期，无须出售任何债券或减少持有总量。随着每笔长期国债到期，中国可以重新投资于为期3个月的工具，而不用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投资总量。这些期限更短的债券更不易波动，意味着中国将较少受到市场的冲击。这种转变也将使中国的投资组合具有更好的流动性，大大有利于中国从美国国债的完全退出。中国不会倾销任何东西，仅是等待6个月左右的时间，让新的票据到期，其效果就像是缩短导火索的引爆时间。

此外，中国正在积极地多样化其现金储备头寸，远离任何形式的以美元计价的工具。同样，这并不涉及中国的倾销和再投资，而仅仅是把新的储备沿着新的方向进行部署。中国每年从贸易顺差中赚取数千亿美元。在他们已有的储备之外，这是一笔金额巨大、需要进行投资的新钱。虽然现有储备或许大部分会继续保持为美国国债，新的储备可通过任何对中国有意义的方式进行使用。

在其他货币上的投资选择是有限的。中国政府可以购买美国以外的政府和银行发行的日元、欧元和英镑债券，但选择很少，数量根本不够。这些市场没有哪个拥有美国国债的深度和质量。但中国的选择并不局限于债券。另一种主要的投资——中国现在很喜欢——是大宗商品。

商品不仅包括像黄金、石油和铜这样有形的东西，还包括拥有大宗商品的矿业公司的股票——一种拥有商品本身的间接方式——以及可用于种植小麦、玉米、糖和咖啡等商品的农业用地，还包括最有价值的商品——水。中国正安排专项资金来购买巴塔哥尼亚深水湖泊和冰川的淡水专有权。中国可以投资这些基金或干脆购买淡水资源。

这些商品的投资计划正在顺利进行。最突出的是，中国在2004～2009年秘密地把官方持有的黄金翻了一番。中国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从来自世界各地的经销商秘密购买黄金，该局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之一。由于外管局不同于中国央行，这些购买从央行的角度来看是在账目之外进行的。在2009年的一笔交易中，外管局将其所有的500吨黄金通过一个记账科目转移到央行，此后这笔交易向世界公开。中国认为，保密是为了避免当市场上有一个单一的大买家时，对市场造成的不利影响将推动黄金价格上涨。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各个国家通常通过宣布长期购买计划，把何时购买的机动性留给自己来应对这个问题，市场因此不能因为唯一买家而获得不恰当的优势。在这个例子中，中国比灵活的购买时机走得更远，并进行了秘密操作。

当前中国还在秘密进行其他何种金融业务？当中国在多方面推进时，美国却继续认为其美元霸权是理所当然的。当中国的外汇储备更为多元化时，中国对美元的姿态有可能变得更具侵略性。中国的硬资产局面对美元是一颗定时炸弹。

美元的险境

对金融热点进行走马观花的浏览之后，再来考虑什么将是最大的风险会令人沮丧。这就是相关性。就像全球金融战争的场景那样，相关性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来自国外的威胁或许可以同时造成不利冲击，不论是因为协作还是因为一种因素充当了其他因素的催化剂。如果俄罗斯想通过切断天然气供应来发动一场针对西方的自然资源攻击，中国或许会借机加快实现从票据资产到硬资产的多样化，因为俄罗斯的行动预计将促使价格高企。反之，如果中国准备宣布一个由大宗商品支持的替代性储备货币，俄罗斯可以借机宣布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中不再接受使用美元支付，除非美元对新货币的汇率大幅降低。

从一个更为恶意的角度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可能会发现暗中协调他们的商品和货币攻击的时机对自身有利，从而进行自我强化。他们可以在行动之前通过杠杆和衍生品积累大量的仓位。这将不仅是一场金融攻击，还会涉及从他们各自行动中获利的提前内幕交易。能够动用迪拜银行的伊朗人观察到这些事态的发展，或许会决定发动与沙特阿拉伯的战争或一场恐怖袭击，不是因为他们与俄罗斯或中国有着必然的交流，而是因为一场攻击所产生的金融力量倍增器将更为强大。

如果俄罗斯的资源攻击、中国的货币攻击和伊朗的军事攻击同时加诸美国利益，将在一触即发的资本市场产生可想而知的后果。市场将经历类似于中风的金融冲击，不仅会崩溃，而且可能完全停止运作。

上述威胁正快速到来。它们并不是极端的最坏情况，而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情的高潮。考虑以下几点：

·2008年10月28日，文传电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建议中国总理温家宝放弃使用美元作为一种交易和储备货币。

·2008年11月15日，美联社报道，伊朗已将其财政储备转换成黄金。

·2008年11月19日，道琼斯公司报道称，中国考虑以4万吨官方黄金储备作为其目标，用来分散持有美元的风险。

·2009年2月9日，《金融时报》报道，金条交易创下历史新高。

·2009年3月18日，路透社报道，联合国支持放弃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呼吁。

·2009年3月30日，法新社报道，俄罗斯与中国正在合作创建一种新的全球货币。

·2009年3月31日，《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和阿根廷已经进入货币互换，允许阿根廷使用人民币代替美元。

·2009年4月26日，法新社报道，中国呼吁改革世界货币体系，并取代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

·2009年5月18日，《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和巴西同意探讨开展不使用美元的双边贸易。

·2009年6月16日，路透社报道，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金砖四国峰会中，呼吁一个“更加多元化、稳定和可预见的货币体系”。

·2009年11月3日，彭博社报道，印度已经购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价值67亿美元的黄金，用于资产多样化和远离疲软的美元。

·2010年11月7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声称二十国集团应该“考虑使用黄金作为市场对通胀、通缩和未来货币价值预期的国际参考点”。

·2010年12月13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呼吁考虑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更为广泛的作用。

·2010年12月15日，《商业周刊》报道，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呼吁减少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作用，并推出了人民币—卢布的贸易货币结算机制。

这仅是许多报道的一部分，这些报道表明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其他国家正在寻求美元的替代品。大宗商品作为新货币的基础是另一项呼吁。

这些都是令美国气馁的趋势，并带来了艰难的抉择。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就不能不了解全球资本市场的动态。美国依赖传统对手为其债务提供支持，不仅约束了美国的财政政策，还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军事选择。地缘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在巴基斯坦、索马里、泰国、冰岛、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约旦等地已经倒下，更大的多米诺骨牌正在东欧、西班牙、墨西哥、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待着被推倒。随着美元的走弱，对美国强权的挑战越来越强大。

然后再来说说地缘政治的三巨头——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其中，美国对外国的金融攻击而言是最安全的，但似乎有意通过贬低美元来自毁根基。俄罗斯明显较弱，但它的弱点也是它的长处——在历史上它曾与世界为敌，依靠自给自足而生存。中国表现出弹性，然而纵观历史，也是最脆弱的，在5000年的时间里在统一和分裂之间摇摆。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可能是动摇中国的一个催化剂。伺机而动的是伊朗，它把美国的经济疲软视为终极力量倍增器，当它决定打击中东邻国时，这能让它具有更大的杀伤力。美国开始坠入一个旋涡。放任的全球资本和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的迷局是一只野兽，开始露出它的利爪。

人类影响未来的决定……不能依赖精确的数学，因为进行这种计算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与生俱来渴望行动的欲望让社会的车轮转动起来，我们理性的选择……却往往回退到依赖幻想、情绪或侥幸。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35年

第九章

经济学的滥用

20世纪40年代末，经济学脱离了与政治学、哲学和法律的旧日联盟，寻求与应用数学和物理学这些硬科学的新联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与讲求因果关系的经典物理学的结盟，恰恰跟物理学家们接受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是同一个时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69年设立——比诺贝尔物理学奖晚了74年——这一学科的价值得到承认。经济学成为大量人类活动，包括财富创造、工作、储蓄和投资的新的大主教，方程、模型和计算机为其履行主教的职能提供了良好的装备。

自由不羁的资本主义出现之后，经济体系没有片刻完全脱离混乱。泡沫、恐慌、崩溃和萧条去了又来，像洪水和飓风一样时有发生。这并不奇怪，因为经济学背后的动态性植根于人性，一刻也未曾停息。但是经济学家承诺，通过微调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贸易条款，以及通过衍生品分散风险，市场波动将得以缓和，增长曲线将超越以往的任何可能。经济学家还承诺，通过抛弃金本位，他们可以提供支撑增长所需的货币，而且衍生工具将把风险放到那些最能承受风险的人们的手中。

然而，2008年的大恐慌表明经济帝王们并没有穿衣服。只有借助包括银行资本金、银行间拆借、货币市场担保、抵押担保、存款保险和许多其他应急手段的大规模政府干预，资本市场和经济的整体坍塌才被阻止。除了少数例外，主要的宏观经济学家、决策者和风险管理人员均未能预见这场崩溃，并且无力去阻止它，除了动用无限自由货币这个笨重的大家伙。

要解释其原因，把保罗·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的1947年看成经济学的社会科学时代与自然科学时代的一个主观分界线，将是有启发意义的。这条分界线揭示了之前和之后市场行为的相似性。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1998年的崩溃跟尼克伯克信托的崩溃和1907年的恐慌，在蔓延态势以及遭受损失最大的银行之间的私下解决上非常相似。股票市场在1987年10月19日崩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单日下跌22.61％，令人联想起1929年10月28日和29日的两日下跌23.05％。2011年的失业率堪比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这两个时期都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对待沮丧的工人。简而言之，1947年之后被称为硬经济学的时期，没有什么能够表明它在缓和繁荣和萧条的经典问题上有任何成功之处。事实上却有很多证据表明，当考虑到政府的支出赤字、债务负担、收入不平等加剧和长期失业的大军，现代经济学的实践让社会处于更为恶劣的境地。

近期的失败让经济学家不再拥有免于接受普通民众严格审查的资格。当4400万美国人靠食品券度日时，经济学中什么有效或者无效不再只是一个学术争论。经济理论家宣称的乘数、理性、效率、相关性和风险的正态分布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这些主张已经成为国家福利的威胁。美联储的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货币主义和金融经济学当中出现了经济学的显著失败，理解这些失败，将使我们领会为什么增长会停滞，以及为什么货币战争日益迫近。

美联储

美联储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中央银行，也是当今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美联储经常被描述为拥有双重任务，即稳定价格和降低失业率。美联储也被寄望在经济恐慌中承担最后借款人的角色，并被要求对银行进行监管，尤其是对那些被认为“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此外，美联储还在二十国集团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多边央行会议中代表美国，动用财政部的黄金储备进行交易。美联储还由于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而被赋予了新的任务，“双重”任务现在更像是一只多头怪兽。

从1913年成立开始，美联储最重要的任务一直是维持美元的购买力，然而自1913年以来，美元丧失了超过自身95％的价值。换句话说，1913年花1美元买到的东西，今天需要20美元。想象一位损失了客户95％资本的投资经理，就会理解美联储在执行其首要任务上的成果如何。

美联储在稳定美元价格方面的成绩应向罗马共和国的成绩看齐，后者的银币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完全保持了最初的购买力，直至奥古斯都皇帝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开始对其进行贬值。拜占庭帝国的苏勒德斯金币的记录则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在超过500年的时间（从公元498年的货币改革直至1030年开始的另一场贬值）里基本维持了货币的购买力。

美联储的辩护者指出，尽管美元可能已经失去了95％的购买力，工资却增加了20倍，因此增加的工资抵消了购买力的降低。这种认为价格和工资做无害同步运动的观点，被称为货币中性。然而这个理论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工资和物价一起上涨，但对各个群体的影响并不一致。这个过程产生了不该产生的赢家和输家。输家往往是那些谨慎的储蓄者，以及那些靠养老金生活的美国人，他们的固定回报被通货膨胀所贬值。赢家往往是那些使用杠杆，以及那些更好地理解了通货膨胀，用黄金、土地和精美艺术品等硬资产进行抵御的人。产生这些不该产生的赢家和输家的后果是扭曲了投资决策，导致资本配置不当，创造了资产泡沫并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效率低下和不公平是未能维持价格稳定的真正代价。

美联储的另一项任务是充当最后借款人的角色。在19世纪的经济作家沃尔特·白芝浩的经典表述里，这意味着在一场金融恐慌中，当所有的银行储户都希望立即拿到自己的钱时，一家中央银行应该以高额利息大量借钱给拥有良好抵押品的银行，让银行可以履行自己对储户的义务。这种贷款通常不能解释为救市，而是在没有其他市场准备接手这些资产时，作为一种把良好资产变现的手段。一旦恐慌消退、信心恢复正常，贷款可以还给央行，抵押品则退还给私人银行。

在大萧条的深渊中，当最需要这个最后借款人时，美联储彻底地失败了。在美国有超过1万家银行被关闭或接管，银行系统的资产缩水了近30％。货币如此短缺，以至于很多美国人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有些时候用鸡蛋交换糖或咖啡。这是木币流行的时代，它是一种自制的象征性货币，当地商人可用它来为顾客找零，之后又被其他邻近的商家接受，用来换取商品和服务。

最后借款人的功能再一次像在大萧条中那样重要，是在2008年的恐慌中。美联储在2008年的行动就好像一场流动性危机开始了，而其实却是一场偿付能力和信用的危机。短期贷款作为一种过渡性融资，可以帮助缓解流动性危机，但是当抵押品永久受损时，它不能解决偿付能力的危机。偿付能力危机的解决之道是使用已有的应急能力，关闭不能偿付的银行或对其国有化，把不良资产置于政府控制之下，通过向新股东公开发行股票让新的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恢复运营。新银行这时就有能力发放新的贷款了。把不良资产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的好处，在于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提供资金，同时没有资本或按市值计价的会计损失。破产银行的股东和债券持有人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险基金将承担不良资产造成的损失，纳税人将只负责承担超额损失。

美联储再一次误读了情况。美联储和财政部不是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而是使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基金和其他手法对这些银行进行援救，使得债券持有人和银行管理者可以用纳税人的钱继续榨取利息、利润和奖金。这与美联储在杰基尔岛确立的真正使命是一致的——拯救银行家自己。美联储几乎完全忽略了白芝浩的核心原则。它的确像白芝浩所建议的那样发放了大量借款，但美联储拿走的是无力的抵押品，它们当中有很多依然躺在美联储的账上。美联储几乎没有收取利息，不像通常做法那样向处于困境的借贷者收取高额利息。美联储给资不抵债的银行，而不是那些值得拯救的能够偿付的银行提供贷款。这对经济的影响是，即使到现在那些不良资产仍然保留在系统中，银行贷款由于重建资本的需求而极为有限，经济重返自给增长仍有很大困难。

在最需要履行最后借款人功能的时候，美联储已经搞砸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929～1933年，那时候美联储应该提供流动性却没有那么做。然后在2007～2009年，美联储本应该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却提供了流动性。令人奇怪的是，这两次事件显示出美联储对银行业的传统做法知之甚少。

卡特总统在1978年签署的《汉弗莱—霍金斯法案》，把对失业的管理加到了美联储的任务列表中。这个法案明确支持凯恩斯经济学，授权美联储与行政机构合作，以实现充分就业、发展、物价稳定和预算平衡。该法案设定了到1983年失业率为3％的具体目标，而且在此之后要维持。事实上，失业率随后在1983年达到了10.4％的周期性高峰，1992年为7.8％，2003年为6.3％，2009年为10.1％。尽管美联储官员在国会作证时还口头赞成这个想法，但期望美联储一下子实现《汉弗莱—霍金斯法案》的组合目标是不现实的。实际上，美联储没有完成实现充分就业的任务。2011年，美联储自己估计，实现传统定义的充分就业还需要5年的时间。

在稳定价格、充当最后借款人以及控制失业率的失败之外，美联储还存在最大的失败：银行监管。国会在2009年成立的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对美国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成因进行调查，询问了700多名证人，研究了数百万页的文件，并举行了广泛的听证会，目的是为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责任得出结论。委员会的结论认为监管失败是危机的首要原因，这就把失败归咎于美联储本身。这份官方报告写道：

我们的结论是，这场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危机是人们作为和不作为的结果……最主要的例子是美联储在阻止有害抵押贷款流通上的关键失败，而这原本可以通过设定审慎的抵押贷款标准来实现。美联储作为被授权这样做的一个实体，却没有这么做……我们断定，金融调控和监管的普遍失败，对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是毁灭性的打击。哨兵不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不接受监管者没有能力来保护金融体系的观点。他们在许多方面有足够的能力，但他们选择不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监管机构本可以对花旗银行无节制地滑入危机进行强行压制。他们没有这么做……一次又一次，监管者们继续把他们所管理的机构评为安全和健康的，甚至在面对接踵而至的麻烦时也是如此。

这份报告还用了500多页来详尽无遗地说明美联储的监管失误。如同上面摘录中所提到的，美联储的失败都是可以避免的。

对美联储能力的最后一项测试，是美联储对其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处理。美联储或许是一家央行，但它仍然是一家拥有资产负债表和净值的银行。资产负债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资产，即银行拥有的东西；二是负债，也就是银行欠别人的东西。净值，也被称为资本，等于资产减去负债。美联储的资产大多是它购买的政府债券，它的负债则主要是为了购买这些债券而印发的钞票。

截至2011年4月，美联储拥有的净值约为60亿美元，资产则接近3万亿美元。如果美联储的资产价值下降2％，这在动荡的市场中是相当不起眼的事情。把2％的下跌应用于3万亿美元的资产上，就会得到600亿美元的亏损，足以彻底消灭美联储的资本，美联储将会破产。会吗？这其实已经发生了，但是美联储没有对此进行报告，因为它没有被要求用市场价值对其资产进行重新估价。当美联储通过出售债券来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时，这种局势将到达紧要关头。美联储或许可以短期忽略按市值计价的损失，但是当它出售债券时，这些损失将不得不出现在报表上。

美联储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8年，美联储派出官员与国会讨论通过发行美联储自己的债券来支撑美联储财务报表的可能性，就像美国财政部现在的做法。2009年，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珍妮特·耶伦在纽约的一次讲话中公开了这个要求。对于发行美联储新债券的权力，耶伦说“我更乐于现在就拥有它”，并且“拥有这一权力绝对是一件好事情”。耶伦似乎很希望开始这个计划，而且理由充分。美联储走向破产的困境越发明显，因为它在自己的资本金上累积了更多的杠杆。通过从国会取得发售新债券的许可，美联储可以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而无须出售报表上现有的债券。美联储新债券的发行将会取代出售老的国债，以减少货币供给。通过这种替换，老的国债上的损失将得以继续隐藏。

这个债券骗局被击落在国会山。失败以后，美联储马上需要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在量化宽松政策需要得到扭转之前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这个解决方案是美联储和财政部之间的一笔交易，这笔交易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

美联储因为持有国债而获取利息，每年都获得巨额利润，美联储通常都把这些利润偿还给财政部。2010年，财政部同意美联储可以无限期地暂停还款。美联储保留这笔现金，它通常会付给财政部的相应金额被设为一个负债账户，基本上是一张白条。这是史无前例的，也说明了情况变得如何绝望。

现在随着未来债券出售的亏损上升，美联储没有像通常那样降低资本。相反，美联储增加了向财政部出具的借据的金额。实际上美联储是在向财政部发放私人白条，并使用现金来避免出现资不抵债。只要美联储可以继续发行这些白条，它的资本就不会被债券头寸的损失击垮。从纸面上看，美联储的资本问题解决了，但在现实中，美联储正在增加它的杠杆，并把损失寄存在财政部。那些玩过这类会计游戏的企业高层将会被送进监狱。应该看到财政部是一个公共机构，美联储是多家银行拥有的一家私人机构，因此这个会计骗局又是一个因为银行的利益而剥夺纳税人资金的例子。

美国现在有一个系统，财政部得以在其中经营着不可持续的赤字，出售债券以避免走向破产。美联储印刷钞票来购买这些债券，并且由于持有这些债券而蒙受损失。然后财政部从美联储获得白条，来避免美联储破产。这很大程度上就像是在高空走钢丝，看上去令人提心吊胆。财政部和美联储如同两个醉鬼相互依靠，使两者都不会倒下。今天，由于50∶1的杠杆以及对不稳定的中期债券的投资，美联储看起来更像一家经营不善的对冲基金，而不是一家央行。

埃德·科克是20世纪80年代广受欢迎的纽约市长，他经常在纽约市内走动，并用他与众不同的纽约口音问路人“我干得怎么样”，以此作为一种对他的管理获取反馈的方式。如果美联储问“我干得怎么样”，回答将是从1913年成立以来，它没能保持价格稳定，没能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没能保持充分就业，没能履行银行监管机构的角色，没能维护其资产负债表的完整性。美联储一个显著的成功是在它的保管下，财政部的黄金囤积从1971年尼克松冲击时期的110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超过4000亿美元。当然，这种黄金价值的增加仅是美联储破坏美元的另一方面。总体而言，很难找到另一个政府部门能比美联储在关键使命上更失败的了。

货币主义

货币主义是一项经济理论，与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联系最为紧密。其基本宗旨是，货币供给的变化是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最重要原因。这些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用美元衡量时可以分成两部分：产生实际收益的“真实”部分，以及虚幻的“通胀”部分。以美元总值来计算，真实部分加上通胀部分与名义上的增加相等。

弗里德曼的贡献是表明了增加货币供给来促进产出仅在某种程度上有效，除此之外，名义收益会引起通货膨胀，而且是不真实的。实际上，美联储可以印刷钞票来获得名义增长，但由此带来的实际增长是有限的。弗里德曼还推测，增加货币供给带来的通胀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因此印钞在短期内或许会增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但将随后产生通胀并抵消初始收益。

弗里德曼的理念体现在货币数量论的方程中。变量M代表货币供给，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价格水平，y代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方程表达为：MV = Py。

这可以表述为：货币供给（M）乘以速度（V）等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后者可以被分解成价格变动（P）和实际增长（y）这两个组成部分。

货币供给（M）由美联储控制。美联储通过印刷钞票购买政府债券来增加货币供给，通过出售债券而获得货币（这些货币随后消失）来减少货币供给。速度（V）只是测量货币的流通有多快。如果某人花了1美元，而得到这1美元的人又把它花掉，这1美元的流通速度就是2，因为它被用了两次。反之，如果这1美元被放在银行，那么这1美元的流通速度就是零，因为它从来没有被使用过。在等式的另一边，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其真实的部分（y）和通胀的部分（P）。

几十年来，这个方程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在通胀发生以前，经济的真实发展有没有一个数量上的固有极限？经济的实际增长是受劳动力数量和生产率的限制的。美国的人口增长约为每年1.5％。生产率的增长会变化，但是每年2％～2.5％的增长是一个合理的估计。把劳动力与生产率相结合，意味着美国经济每年实际上可以增长3.5％～4％。这就是实际产出的长期增长的上限，即公式当中的y。

一个试图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进行微调的货币主义者或许会说，如果y只能增长4％，那么一个理想的政策将是货币供给以4％的速度增长，速度不变，价格水平也不变。这将是一个接近最大实际增长并且近乎零通胀的世界。

如果只需适度增加货币供给，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工作。事实上，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建议，一台经过正确编程的计算机可以调整货币供给，而不需要美联储。首先对经济天生的真实增长速率进行良好估计，对货币供给采用同样的目标速率，然后经济就会在没有通胀的情况下增长。由于时间上的滞后，以及由于生产力而对增长估计的变化，可能需要作出一点儿调整，但只要货币速度是恒定的，一切都相当简单。

但是，如果货币速度不是恒定的呢？

事实证明，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没有人可以控制的因素，一个无法被微调的变量。速度是心理上的：取决于个人对自身经济前景的感觉，以及消费者的整体感觉。速度不能被美联储的印钞机或生产力的进步控制，它是一种行为现象，一种强大的现象。

把经济看做一辆变速自行车，货币供给是齿轮，货币流通速度是刹车，而消费者就是骑自行车的人。通过来回换挡，美联储可以帮助车手加速或爬坡。然而如果车手刹车够紧，这辆自行车就会慢下来，无论是在什么挡位上。如果自行车的速度太快，车手又刹车过猛，自行车就会打滑或摔倒。

简而言之，这就是在10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经济表现出的动态特点。在1997年到达2.12的峰值之后，货币流通速度急剧下降。由于2008年的恐慌，货币流通速度加速下降，从2008年的1.80下降至2009年的1.67，一年之内下降了7％。这是一个消费者猛踩刹车的例子。更近一些，货币流通速度在2010年稳定在1.71。当消费者偿付债务并增加储蓄而不是支出时，货币流通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一同下降，除非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因此，美联储一直拼命印钞，只是为了在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时维持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在货币流通速度的不易控制和行为特性之外，美联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美联储通过印钞所控制的货币供给，也就是所谓的货币基础，只是货币供给总量中很小的一部分，根据最新的数据约为20％。另外的80％是银行通过提供贷款或支持其他形式的资产创造时产生的，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和商业票据。虽然货币基础从2008年1月至2011年1月增加了242％，但更为广义的货币供给只增长了34％。这是因为银行不愿意提供新的贷款，仍在为报表上的问题贷款而伤脑筋。此外消费者和企业都不敢从银行借款，因为他们或者开始时就过度杠杆化了，或者出于对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对自身偿还能力的顾虑。从基础货币到货币供给总量的传递机制已经瓦解。

MV = Py的方程式对于理解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力量至关重要。如果银行不放贷，导致货币（M）的扩张机制被破坏，而且货币流通速度（V）由于消费者的担忧是持平或者下降的，就很难看到经济（Py）能如何发展。

这让我们看到了症结所在。美联储可以控制的因素，比如基础货币，其效率不足以振兴经济并减少失业。美联储需要加速的因素是银行贷款和货币流通速度，这将带来更多的消费和投资。然而消费是由贷款人、借款人及消费者的心态所驱动的，本质上是一种行为现象。因此要振兴经济，美联储需要改变民众的行为，这不可避免地涉及欺骗、操纵和宣传的技巧。

为了提高货币流通速度，美联储必须对公众灌输财富效应带来的愉悦或对通胀的担忧。财富效应是指人们如果感觉更为繁荣，就会更加慷慨地消费。实现财富效应最受欢迎的方法是提升资产价值。为此，美联储首选的资产类别是股票价格和房屋价格，因为它们广为人知并受到密切关注。从2006年中期的峰值急剧下降之后，美国房屋价格在2009年末得以稳定，并在2010年初略有上升，这是由于对首次购房者进行税收抵免的政策干预。2010年末，这项方案被中断，房屋价格开始再次下滑。到2011年初，全美住房价格回落到2003年中期的水平，而且似乎会进一步下跌。似乎这一次房屋价格调整没有带来任何财富效应。

美联储在扶持股票市场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2009年3月至2011年4月上升了近90％。如果投资者期望大于零的回报，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让他们除了股市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然而股市反弹也没能带来所期待的财富效应。有些投资者赚了钱，但是更多的人对股票市场敬而远之，因为他们在2008年之后就对股市失去了信心。

面对在制造财富效应上的无能为力，美联储转向它唯一的另一项行为工具——在消费者中灌输对通胀的恐惧。为了以此增加借贷和货币流通速度，美联储需要同时操纵三样东西：名义利率、真实利率和通胀预期。这里的理念是保持低的名义利率和高的通胀预期，目的是创造负的实际利率——名义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例如，如果通胀预期是4％，名义利率是2％，那么实际利率就是–2％。当实际利率为负时，借贷变得有吸引力，而消费和投资都会增长。根据货币主义者的公式，更多的借贷扩大货币供给，增加的消费提高货币流通速度，这两者的有力结合将推动经济发展。这种制造负的实际利率和让民众担心通货膨胀的政策，是美联储实现自我维持的复苏最后和最好的希望。

负利率造成一种局面，美元被借出，随后因为通胀而可以用更便宜的美元偿还。这就像租了一辆加满油的汽车，归还汽车时油箱只剩下一半的汽油，并且不对使用者收取任何费用。消费者和企业觉得这难以拒绝。

美联储的计划是通过负利率鼓励借贷，通过对通胀的担忧而鼓励消费。由此带来的杠杆和通胀预期的组合或许可以增加货币供给和流通速度，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这或许会奏效，但是用什么来提高通胀预期呢？

对日本在“失去的十年”中类似的情形，本·伯南克和保罗·克鲁格曼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经济学家拉尔斯·斯文森在2003年对这项研究作了一个权威性的总结。斯文森那时是伯南克和克鲁格曼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后来在瑞典成为一名重要银行家。斯文森的论文是货币战争的罗塞塔石碑①，因为它揭示了作为牺牲其他国家来刺激经济的一种方式，货币贬值和负利率之间的关联。

斯文森讨论了货币战争的好处：

即便……利率是零，货币贬值也能提供一种刺激经济的强大方式……货币贬值将通过促进出口产业来直接刺激经济。更为重要的是……货币贬值以及贬值后的汇率挂钩，形成了对未来更高价格水平的明显预期。

斯文森还介绍了在推行这些政策当中操纵公众的困难：

如果央行能够操纵私营部门的信念，使私营部门相信未来的通货膨胀，真实利率将下降，经济也将很快摆脱经济衰退……问题是私营部门的信念不容易受到影响。

这就是伯南克的整个剧本——保持零利率，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元进行贬值，操纵舆论创造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伯南克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为通胀提供了燃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伯南克最尖锐的批评正在通过不断拉响通胀的警报而为他提供帮助，这些批评家使用没有哪一位美联储主席自己会使用的字眼来煽动对通胀的担忧。

这就是摘掉面具的央行，并不是无私的经济学家冷静、理性和科学的追求端坐在美联储位于华盛顿的大理石神庙中。相反，这是欺骗并期望最好结局的一次练习。当石油、白银、黄金和其他商品的价格在2011年开始急剧上升时，伯南克在公开场合怡然自若，并明确表示实际利率将继续保持低位。事实上，世界各地报道的不断增加的通胀忧虑与持续低利率的结合正是伯南克、克鲁格曼和斯文森这些理论家所期待的。美国已经成为一场盛大的货币实验当中的豚鼠，在普林斯顿经济系的培养皿中被构思出来。

伯南克–克鲁格曼–斯文森理论清楚地表明，美联储让货币政策远离货币战争的公开努力是虚伪的。低息货币和美元贬值是硬币的两面，货币战争则是计划的一部分。低息货币和美元贬值被设计来协同工作，以引发实际通胀并提升通胀预期，同时维持低利率，让借贷和消费机器重新开始工作。中国、阿拉伯和其他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对此非常清楚，曾经大声抱怨美联储对美元的调控。问题在于美元的崩溃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从根本上讲，货币主义之所以不足以作为一项政策工具，不是因为使用了错误的参数，而是因为参数太难于控制。货币流通速度是消费者信心或担忧的一面镜子，会大幅波动。从基础货币到银行贷款的货币供给传输机制，会因为贷款人和借款人缺乏确定性和信心而瓦解。危险在于美联储不接受这些行为限制，试图通过带有欺骗和宣传色彩的沟通对它们加以控制。更糟糕的是，当公众认识到被欺骗时将形成一个反馈回路，在这当中信任被破坏，甚至即便找到了真理也不再有人相信。美国正在走向这种危险。

凯恩斯主义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46年去世，所以没能活着看到世界以他的名义犯下的错误。他的去世距离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一书的出版仅一年，该书为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凯恩斯本人在他的著作中很少使用方程式，而是以清晰的笔调提供广泛的分析。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很多今天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关的模型和图表才得以形成。这就是借凯恩斯主义之名而发展出来的概念错误的存身之所，人们想知道凯恩斯如果活着的话，会怎样看待这些错误。

在生命接近终点时，凯恩斯支持一种被他称为“班柯尔”（Bancor）的新货币，这种货币与包括黄金在内的一篮子商品进行价值绑定。当然，他是一位对20世纪20年代金汇兑本位的尖锐批评者，但是他足够现实，认识到货币必须固定在某个东西上，为此他选择了一个全球性的商品本位制，而不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产生的美元—黄金本位制。

在此，我们不是要详尽地回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是专注于跟货币战争最为相关的缺陷。对货币主义而言，其缺陷在于用消费者的选择来表示的货币流通速度的波动性。对凯恩斯主义而言，其缺陷是著名的“乘数”。

凯恩斯乘数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那就是当所有的次级效果被考虑进来时，每1美元的政府赤字开支产生的经济总产出将大于1美元。乘数理论是经济学的巨人脚印——很多人都假定存在，但却几乎没有人见过。凯恩斯主义公共政策的基础被称为总需求，也就是不包括库存在内的国内经济所有的支出与投资。例如，如果一个工人被解雇，他不仅失去了他的收入，还通过停止支出的方式让其他人也失去收入。失去的收入和开支导致总需求的降低，这种降低会自我滋生，引发更多企业解雇更多的员工，然后开支更少，以此类推，导致恶性循环。凯恩斯理论称政府可以介入，在个人不能或不愿意开支时进行开支，从而增加总需求。政府支出可以扭转滑坡，为恢复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这个政府支出促进总需求的理论，其问题在于政府一开始并没有属于自己的钱。政府不得不印钞票，以税收的形式把钱拿进来，或者向民众或外国借钱。印钞可以产生名义增长，但它也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增长保持不变。税收和借款可能让政府支出更多，但这意味着私营部门所能投资或支出的数量减少，因此并不清楚总需求会如何增加。这就是乘数声称发挥作用的地方。乘数的概念是政府支出的1美元可以刺激其他人产生更多支出，其结果是总产出的增长超过1美元，这也是把钱从私营部门拿出来的理由。

1美元的政府支出产生了多少产出？换句话说，乘数的大小如何？在奥巴马总统执政前夕所撰写的一份知名研究中，奥巴马的两位顾问克里斯蒂娜·罗默和贾里德·伯恩斯坦，结合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对乘数进行了考虑。罗默和伯恩斯坦估计，一旦新的支出开始实施，乘数约为1.54。这意味着在奥巴马的支出计划中每1000亿美元，罗默和伯恩斯坦期望产出会增加1540亿美元。由于奥巴马的整个计划总共需要7870亿美元，仅这项刺激计划的额外产出就达4250亿美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免费午餐。这项刺激计划的目的是抵消2007年后期开始的大萧条并保住工作岗位。

奥巴马政府使美国的年度财政赤字在2009年超过1.4万亿美元，2010年为1.2万亿美元。该政府预计2011年的赤字为1.6万亿美元，2012年为1.1万亿美元——仅仅四年其总额就达到惊人的5.4万亿美元。为了证明2009年7870亿美元的额外刺激方案配得上此等规模的赤字，至关重要的是表明如果没有这些开支美国的局势将会更糟。凯恩斯乘数的证据必须坚如磐石。

证据很快出现。在罗默和伯恩斯坦的研究发表一个月以后，斯坦福大学的约翰·B·泰勒和约翰·F·科根以及他们的同事进行了另一项针对同一支出计划更为严格的研究。泰勒和科根所展示的结果，重点在于所有的乘数都小于1，这意味着对于用于刺激支出的每一块钱，私营部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都下降了。泰勒和科根使用了一个更新的乘数模型，该模型在经济学家中间赢得了更为广泛的支持，对利率的发展方向以及消费者在面临未来更高税收负担时的期望，该模型都使用了更为现实的假设。泰勒和科根的研究在一开始把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乘数设为0.96，但模型显示这个乘数急速下降为2009年底的0.67和2010年底的0.48。他们的研究表明，到2011年刺激经济所花费的每一块钱，私营经济的产出将下降几乎60％。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正在伤害私营部门，限制了私营部门创造工作岗位的能力。

泰勒和科根的研究并不是唯一得出凯恩斯乘数小于1、刺激计划摧毁私营部门产出的研究。约翰·泰勒在1993年的另一次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结论。多项独立研究对凯恩斯乘数在一定条件下小于1的实证支持进行了阐述，这当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库姆等。一项对经济文献的研究表明，罗默和伯恩斯坦用来支持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方法位于主流经济思想之外，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很难对此进行解释。

凯恩斯关于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的理论，被证明仅在有限的条件下起作用，因此成为一种特殊理论，而不是凯恩斯所宣称的一般性理论。经济刺激计划的短期效果要好于长期。刺激在流动性危机中要比在偿付能力危机中作用更好，在温和的衰退中要比在严重的衰退中作用更好，在那些进入衰退时拥有相对较低债务水平的经济中作用更好。卡尔·F·克赖斯特从20世纪60年代起富有创意却并未得到正确评价的经济计量工作，把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工具在拥有平衡预算的经济中最为有效进行了理论化。克赖斯特第一个发现了被他称为“政府预算约束”的概念，这在此期间似乎被遗忘了。“结果有力表明，极端的财政主张和极端的货币主张都是错误的：财政变量强烈地影响货币存量给定变化的结果，公开市场操作强烈地影响着政府的支出和税收给定变化的结果。”克赖斯特认为，凯恩斯主义刺激的影响无法独立于刺激开始时的赤字而进行评估。

美国在2009年早期没有任何有利于凯恩斯主义刺激的条件。这个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运行着巨额赤字，并且正饱受一场看起来会持续多年的严重的偿付能力危机的折磨——恰恰是使用凯恩斯刺激的错误环境。刺激支出将增加赤字并浪费宝贵的资源，但效果有限。

在罗默和伯恩斯坦的研究公布两年之后，经济结果得以披露，这对他们的论点是毁灭性的。罗默和伯恩斯坦估计总就业人数到2010年底将超过1.37亿，实际数字仅有大约1.3亿。他们曾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到2010年后期将增加3.7％，然而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没有增长。他们还估计衰退造成的失业率最高为8％，不幸的是2009年10月的峰值达到了10.1％。从任何一项测量来看，经济都要比罗默和伯恩斯坦使用他们自己的凯恩斯乘数所预期的要糟糕得多。从一开始，奥巴马的刺激计划就仅仅是有倾向性的计划和披上了学术外衣的凯恩斯主义拥护者的愿望清单。

罗默和伯恩斯坦的计划几乎肯定在成立了工会的政府部门保住了一些工作岗位。然而，几乎没有人说这些刺激不会产生工作岗位，只不过隐性成本太高了。赤字开支、银根松动和银行救助计划的结合在短期内推动了经济发展。问题在于，经济复苏是人为且不能自我维持的，因为这是被政府开支和低息货币，而不是私营部门的消费和投资引发的。这导致了一场反对进一步赤字开支和量化宽松的政治抗争。

失败的凯恩斯主义刺激增加的债务，成为货币战争一个广为人知的原因。这些战争主要涉及对某个国家的货币进行贬值，这是一种违约。当一个国家的债券突然通过货币贬值而变得低于以前的价值，这个国家就对它的外国债权人违约了。国家通过通胀和进口商品的更高价格对本国民众违约。由于外国投资者手中的债权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贬值带来的国际影响更大，货币战争也因而更加激烈。

因为当前债务和赤字的规模如此巨大，美国耗尽了所有的资源。如果美国遭受另一场金融危机，或类似卡特里娜飓风那样甚至更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袭击，美国运用赤字开支的能力将被损害。如果美国在中东或东亚地区面临一场重大战争，它将缺乏必要的资金来支持它像在“二战”那样参与战争。美国已经变得易于受到外国债权人的损害。如果面临上述任何一场危机——金融危机、自然灾害或战争——美国将被迫采取紧急措施，就像罗斯福在1933年和尼克松在1971年的做法。银行倒闭、黄金没收、进口关税和资本管制会摆上台面。美国对凯恩斯主义幻想的迷恋导致了美国的力量目前成为一个错觉，美国只能寄希望于不会发生坏事情。然而根据世界上事物的发展轨迹，这只是一相情愿的异想天开。

金融经济学

大约在保罗·萨缪尔森等人发展他们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同时，另一组经济学家正在发展一个资本市场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哈里·马科维茨、默顿·米勒、威廉·夏普和詹姆斯·托宾等人发表了一系列经过仔细推敲的学术论文，认为投资者不能持续战胜市场，一个总体上跟踪市场的多样化组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最好的结果。10年之后，年青一代的学者，包括迈伦·斯科尔斯、罗伯特·C·默顿（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的儿子）和费希尔·布莱克提出了一系列期权定价的新理论，自此为金融期货和其他衍生工具合约的爆炸性增长打开了大门。这些学者和其他学者的工作积累了50多年，今天仍在继续，构成了被称为金融经济学的经济学分支。

大学里研究传染性病毒的生物学家用密闭设施确保他们的研究对象不会从实验室逃逸出去，贻害大众。不幸的是，经济部门没有实施这样的保护。每项杰出的见地都存在一些危险的误解，它们感染了世界的金融血液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在这当中，没有比金融经济学的双重毒素造成的危害更大的了，它们被称为“有效市场”和“风险正态分布”。

有效市场背后的想法是，投资者仅对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财富感兴趣，他们将以理性的方式对价格信号和新信息作出回应。这个理论假设重要的新信息被获知后将立即反映在价格上，因此基于这个消息，价格会从某个价格水平平稳过渡到另一个价格水平。由于市场对所有的新信息迅速地进行定价，除了纯粹的运气以外，任何投资者都不能战胜市场，因为一个投资者可能会用来作出一项投资决定的任何信息都已经反映在市场价格中。由于不能提前预知下一阶段的新信息，未来的价格走势是不可预测和随机的。

风险正态分布的意思是，既然未来的价格走势是随机的，价格波动的程度和频率也将是随机的，就像抛硬币或掷骰子。温和事件频繁发生，极端事件则很少发生。当频繁的温和事件和罕见的严重事件被放到一张图上时，它呈现出著名的钟形曲线。大部分结果位于低严重性的区域，而高严重性区域的事件则少得多。因为曲线的尾部过陡，极端事件如此罕见，以至于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下面的图1中，曲线的高度表示事件发生的频率，曲线的长度则表示这些事件的严重程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以0为中心的区域描述了那些经常发生的温和事件。看一看那些位于–3和+3之外的曲线区域。这片区域代表了严重性大得多的事件，比如股市崩溃或房地产泡沫破灭。然而根据这个钟形曲线，这些事件几乎从未发生。这反映在曲线几乎触及水平基线的事实中，意味着那些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图1　风险正态分布钟形曲线

这些基于钟形曲线、获得诺贝尔奖的诸多理论的问题在于，经验证据表明它们与市场和人类行为的真实世界并不一致。大量的统计和社会学研究清楚地表明市场不是有效的，价格变动不是随机的，风险也不是正态分布的。

对这些金融经济学的原则的学术反击来自两个方向。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领域的大批研究表明，投资者根本就不是理性的，至少在财富最大化方面不是。反传统的数学天才伯努瓦·曼德勃罗提出一项见解，表明未来的价格并非与过去无关——市场拥有某种“记忆”，让市场作出反应或以破坏性的方式反应过度，让繁荣和萧条交替发生。

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同事埃姆斯·特沃斯基在一系列简单但出色的模拟实验中证明，个人充满了非理性的偏见。他们实验中的受试者相比于实现收益，更关注避免损失，哪怕经济学家会说这两种结果拥有完全相同的价值。这种特质被称为风险规避，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投资者在恐慌中会抛售股票，而当市场一旦好转时则缓慢地进入市场。

当经济学家们开始搜寻市场数据，寻找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展示的那种非理性时，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发现的反常现象包括趋势，一旦趋势开始运动，它更有可能继续下去而不是反转，这就是动量指标投资的基础。它还显示小盘股的表现好于大盘股。其他人则确定了所谓的1月效应，表明股市在1月份的表现要好于其他月份。这些发现没有哪个与有效市场或价格随机运动相一致。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关键事实，有效市场的理论家与社会学家之间的辩论将只是另一场晦涩难懂的学术斗争。有效市场的理论及其价格随机运动的推论，以及风险的钟形曲线分布，从实验室逃逸出来，感染了华尔街所有的交易设备和现代银行制度。这些有缺陷的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资本市场活动，促成了1987年的股灾、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以及最大的灾难——2008年的大恐慌。传播金融经济学疾病的一个传染性病毒被称为风险价值（VaR）。

风险价值是华尔街在走向2008年大恐慌的10年中所使用的用来管理风险的方法，今天仍然在广泛使用。它用来衡量整体投资组合中的风险——某个风险仓位对另一个仓位进行抵消来降低风险，而风险价值宣称对这种抵消进行度量。例如，一只10年期国债的长期仓位可能通过一只5年期国债的短期仓位进行抵消，从而根据风险价值，其净风险要比这两笔国债单独的风险要小得多。对于可以构建多少复杂的抵消篮子没有限制。计算很快变得令人生畏，因为同一债券的多头和空头等明确关系让位于对冲篮子中许多项目的多重关系。

风险价值是金融经济学50年中数学方面的集大成者。重要的是，它假定价格之间未来的关系将与过去相类似。风险价值假定价格波动是随机的，风险存在于净头寸——多头减去空头——而不是总头寸。风险价值把有效市场和正态分布的思维包袱带入了风险管理的世界。

风险价值对促成2008年恐慌的作用是巨大的，但从来没有人对此进行过深入探讨。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几乎不考虑交易的风险模型，而抵押贷款经纪人、投资银行家和评级机构高度冲突和充满欺骗的角色已经被广泛研究过了。然而风险价值的角色仍在隐藏当中。在很多方面，风险价值是那根贯穿导致崩溃的所有过激行为的无形的线。是什么让银行、评级机构和投资者认为他们的头寸是安全的？是什么给美联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带来安慰，认为银行和经纪公司拥有充足的资本？为什么银行的风险管理人员不断向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保证一切尽在控制之中？这些答案围绕着风险价值和与其相关的模型。风险价值模型为更高的杠杆和资产负债表之外的大规模风险解除了警报。

由于监管机构对风险价值的了解不像银行那么多，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来质疑风险评估。监管机构允许银行在风险和杠杆问题上自我约束。这就像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允许核电厂的建设者制定自己的安全规范，而不进行独立的审查。

许多学者和从业人员已经了解了风险价值的缺陷和局限性。事实上这些缺陷广为人知，而且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学术界和华尔街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银行之所以继续使用风险价值，不是因为它起作用，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幌子，让银行可以使用过高的杠杆并赚取更大的利润，而发生问题时则由纳税人扛着。使用风险价值管理风险就像以时速100英里驾驶一部汽车，而时速表被设定在安全的每小时50英里。坐在汽车后座的监管者扫了一眼时速表，看到了50这个数字，然后就继续睡觉了。而汽车此时已严重倾斜，就像《疯狂麦克斯》当中的某个场景。

伴随着关于随机性、效率和正态风险分布的错误假设，很难对金融经济学造成的破坏进行量化，但2008年大恐慌之后的数月里，60万亿美元的财富损失是一个不错的估计。衍生工具合约并没有把风险转移到有实力的一方，反倒是衍生产品把风险集中到那些大到不能倒的机构手中。风险价值没有衡量风险，它把风险埋藏在一个方程式做成的墙体的后面，这吓住了那些监管者，而他们本应对此有更好的了解。人类的本性和所有的怪癖被银行和监管机构故意忽略了。当金融经济被摧毁，而对商业开展救援的能力被真正地彻底破坏时，增长引擎进入低挡位，并从此一直待在那里。

华盛顿和华尔街——欺骗的双子塔

新的货币战争在2010年开始的时候，中央银行的业务并不是基于健全货币的原则，而是央行行长们对公众就他们的真正意图进行误导的能力。货币主义建立在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上，使它成为一种无效的政策手段。凯恩斯主义基于一个虚构的乘数被肆意运用，这个乘数被假定会创造收入，但实际上却在摧毁收入。金融经济学是建立在有效市场和正态风险分布流沙之上的摩天大楼，与资本市场的真正表现没有任何关系。整个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银行和风险管理充满腐败和欺诈，而这些缺陷持续到了今天。

最近出现了新的和更好的经济范式。然而华盛顿和华尔街都从过去有缺陷的模型中获得了既得利益。对于华盛顿而言，凯恩斯主义是扩大支出的一个借口，货币主义则是把权力集中在美联储手中的借口。对于华尔街，金融经济学的理论为高杠杆和表外衍生品的欺骗性销售提供了遮掩。在华尔街，利润第一，正直的科学排第二位。如果某个理论，无论有多大缺陷、多么过时，只要拥有正确的学术起源并能为冒险提供一个依据，那就行了。如果政治家和监管机构在学习曲线上落在华尔街后面，那也不错。只要利润在华尔街得以持续，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就不会有人提出，更遑论回答了。

困难不在于接受新思想，而在于摆脱旧思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35年

第十章

美元的崩溃？

尽管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和货币主义者的定量方法存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缺陷，当经济增长停滞时，这些仍然是公共政策所使用的首要范式。只要看看奥巴马的刺激措施和伯南克的量化宽松计划，就可以看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之手在努力工作。由于公共债务的增加，旧学派的这种持久性也是新的货币战争的诱因之一。这种债务只能在通货膨胀和贬值的帮助下才能偿还。当经济增长放慢时，通过货币贬值依靠其他国家获得增长是不可抗拒的。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案。

幸运的是，经济学并未完全止步。一个新的范式在过去的20年间从多个学派中呈现出来，这当中包括行为经济学和复杂性理论等。这种新思维伴随着一种有益的谦逊——实践者们在许多情况下承认手头工具的局限性。新学派避免了凯恩斯所宣称的“通用理论”，以及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在金融上是“永远存在和无所不在的”。

最有前途的新学派是复杂性理论。尽管名字里有“复杂”这个字眼，该理论却建立在简单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复杂系统不是自上而下设计的，而是通过演进或者各独立部分的互动而自我设计的。第二，复杂系统具有涌现性，这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一种技术性表达——不能通过对部分的观察而推断出整个系统的行为方式。第三，复杂系统的运行需要以指数方式增加的能量。这种能量可以有很多形式，重点是如果10倍地增加系统的规模，所需的能量则以千倍增加，依此类推。第四，复杂系统容易出现灾难性崩溃。第三点和第四点是相关的。当系统达到一定规模后，由于规模与投入之间的指数关系耗尽了可用资源，能源投入就会枯竭。总而言之，复杂系统自发产生，行为不可预知，可能耗尽资源并灾难性崩溃。把这个范式应用在金融上，你会开始认识到货币战争正在走向何处。

复杂性理论具有强大的经验基础，并广泛应用于各种自然和人造环境，包括气候、地震学和互联网。复杂性在资本和货币市场的应用也已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当把人类行为和市场动态的相互作用考虑进来时，一个巨大的挑战产生了。人性的复杂性就像市场复杂性的涡轮增压器。人性、市场和更为广泛的文明都是复杂系统，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彼此嵌套。行为经济学的引入将架起一座桥梁，可以更广泛地考虑复杂性理论，以及底层的复杂性会如何决定美元的命运和货币战争的结局。

行为经济学和复杂性

当代的行为经济学源于20世纪中叶的社会科学。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和罗伯特·K·默顿等社会学先驱进行了广泛的实验，通过分析数据发展出对人类行为的新见解。

罗伯特·K·默顿最著名的贡献是对自我实现预言的理念进行了形式化。这个理念是指当提出一个论断时，即使最初是假的，如果通过改变行为去证实那些假的前提，该论断本身就能变成真的。有趣的是，为了验证他的观点，默顿使用了在实行存款保险之前发生的银行挤兑的例子。某家银行在某天开始的时候业务良好，资金充裕。有传言说这家银行靠不住，虽然这是假的，却可以引发储户们一窝蜂地去取现。即便是最好的银行也不会在手上持有全部现金，因此一场真正的挤兑可以让银行由于储户的取现要求而关门。这家银行在这天结束时倒闭了，这就证实了谣言，尽管这个谣言一开始是假的。谣言、由此产生的行为和银行的最终倒闭之间的互动，就是信息和行为之间正向反馈循环的一个例证。

默顿与其他时代主要的社会学家并不是经济学家。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最终是对货物稀缺的情况下人们所作决定的研究。社会学家为更好地理解这些决策过程带来了希望。贝尔斯登前首席执行官艾伦·施瓦茨可以证实默顿的自我实现预言的力量。2008年3月12日，施瓦茨告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我们在流动性上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更别说什么流动性危机。”被吓坏了的华尔街银行收回了数十亿美元的信贷额度，48小时后贝尔斯登走向了破产。对贝尔斯登公司来说，这是默顿思维实验的一个现实版本。

社会心理学对经济学的突破性影响来自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保罗·斯洛维奇和其他一些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在最为著名的系列实验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表明，在就两种金钱的结果进行选择时，被测试人将会选择具有更大确定性的那个，尽管它并不具有最高的预期回报。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向被测试人提供如下选择来赢钱：A. 4000元钱，赢钱概率为80％；B. 3000元钱，概率为100％。对于有效市场理论的支持者来说，这几乎不是问题。以80％的概率赢得4000元，其预期收益为3200元（4000×0.8）。因为3200元大于另一个选择3000元，一个期望财富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人会选择A。然而在这样的实验中，有80％的参与者选择了B。显然，参与者偏好“确定的东西”，尽管其预期收益较低。在某些方面，这只是老话“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一个正式的统计学版本，然而其结果却是革命性的，是对金融经济学基石的直接攻击。

通过其他一系列设计严谨和具有欺骗性的简单实验，卡尼曼和他的同事说明了在提供选项的情况下，测试对象对有把握的选择具有明确的偏好，尽管另一种选择会产生完全相同的结果。这些实验向经济学引入了全新的词汇，包括确定性（避免损失的愿望，也称为风险规避）、锚定效应（早期结果对后续结果的不必要影响）、孤立效应（相对于共有部分，对特殊属性给予过多权重）、框架效应（相对于实质，对事情的展现方式给予过多权重）以及启发法（经验法则）。整个成果被命名为“前景理论”，形成了对金融经济学家的效用理论的有力批判。

不过，在对社会学家的卓越智慧持有怀疑的基础上，行为经济学被决策者用来操纵而不是解释行为。伯南克在保持低利率的同时印刷钞票和贬值美元引发通胀“预期”，就是这种操纵最为大胆的当代版本，在此之外还有别的。精心策划的宣传活动包括企业高管与商业记者的非正式会议，要求记者们对商业新闻采用更为友善的语调。这些操纵的企图有其可笑的一面，2009年春天“经济复苏”这个字眼被有线电视的拉拉队长们重复到令人作呕的地步，而同一时期美国正在失去数百万的工作。盖特纳在2010年自我宣称的“复苏之夏”是另外一个例子——夏天来了又走了，对那些靠食品券度日的4500万人来说没有一丁点儿的复苏。这些都是卡尼曼称为对问题进行定格，并且偏向于某个必然结果的例子。

伯南克、盖特纳等行为学家在政策主张上没有看到默顿可能很容易就把握住的东西——未进行实质上的框架限定所产生的正反馈效应。如果经济事实上运行得很好，这些消息就不需要进行框架限定，事实将证明一切，虽然有一些滞后。反之，当现实是货币崩溃、银行倒闭、主权国家无法偿债时，空谈经济复苏充其量只会产生有限和暂时的效果，长期影响则是完全丧失公众的信任。一旦框架效应的做法被多次使用且不产生结果时，公众将会很自然地不相信政府对于经济增长发表的一切言论，甚至当情况真正好转时也会保持谨慎。这并不代表行为经济学的失败，更多的是决策者的滥用。

尽管偶被误用，行为经济学拥有强大的工具，可以提供非凡的见解。当被用来回答问题而不是产生结果时，它的作用最能被发挥。对凯恩斯主义悖论的探索是行为经济学研究或许会产生成果的领域之一，并有可能缓和货币战争。凯恩斯主义部分地被用于解决节约悖论。凯恩斯指出，在经济困难时期个体会减少开支并增加储蓄。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危机会变得更严重，因为总体需求被破坏，从而导致企业关闭和失业增加。凯恩斯式的政府支出被认为是补充私人消费。今天政府开支增长到如此大的规模，主权债务的负担如此之重，人们有理由预期需要以通货膨胀、更高的税收和违约相结合，与可用的支付手段一起调节这些债务负担。政府支出远未能刺激更多的消费，实际上使得债务负担变得更糟，并有可能增加私人储蓄的倾向。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行为经济学家进行探索的难题。其结果可能是发现政府开支的短期紧缩能通过提升信心和促进消费倾向，为长期的经济前景带来亮色。

复杂性理论

我们对复杂系统的定义包括自组织性、不可预测性、需要呈指数增长的能量输入以及潜在的灾难性崩溃。理解复杂性的另一种方法，是与某个仅仅是复杂的东西相比较。一块瑞士手表或许是复杂的，但不具备复杂性。各种齿轮、弹簧、钻石、柄轴和外壳的数量和尺寸让手表变得复杂，然而这些部件彼此之间并不进行交流。它们互相接触，但不会互相影响。一个齿轮不会仅仅因为其他齿轮认为变大是个好主意，就让自己变得更大。弹簧不会自发地自组织为液态金属。手表是复杂的，然而复杂性不只是复杂。

复杂系统首先拥有称为自主主体的个体组件，它们在系统中作出决策并产生结果。这些主体可以是海洋食物链中的海洋物种，也可以是货币市场中的个体投资者，其动态性是相同的。要想变复杂，系统首先需要在主体的种类上具有多样性。如果主体彼此相似，就不会发生很有趣的事情。如果它们是多种多样的，对各种输入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就会产生更多的不同结果。

第二个要素是连通性，这是指各主体通过某种渠道彼此连接。这可以是电网中的电线，或者社交网络中的微博同步，总之主体之间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连接起来。

第三个要素是相互依赖性，这意味着主体彼此影响。如果某人不知道外边的天气有多冷，他从窗户里望出去，发现人们都穿着大衣，他或许也会穿一件。这个决定不是必然的——他可以选择只穿一件毛衣——但在这个例子中，穿上一件温暖的大衣的决定部分依赖于他人的决定。

最后一个要素是适应性。在复杂系统中，适应不仅意味着变化，更多地意味着学习。那些由于华尔街宣称的“买入并持有”策略而反复蒙受损失的投资者，或许总有一天会认识到他们需要考虑其他的投资策略。这些经验可以被快速分享，无须每个主体都亲身经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学习是集体性的。多元、连接、彼此依赖和具备适应性的主体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基础。

要了解一个复杂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必须考虑这四项要素的强弱。设想每项要素都有一个刻度盘，可以从0到10进行设置。当值被设置成1时，这个系统会索然无味。它或许拥有复杂性的要素，但仅此而已。多样性不足，连通性和互相依赖很弱，几乎不会发生学习或适应行为。当值被设置为10时，系统是混乱的。主体从太多的信息源收到了太多信息，不一致和过多的信号妨碍了它们作出决定。

复杂性的迷人之处在于密歇根大学的斯科特·佩奇所谓的“有趣的中间地带”，是指刻度盘被设定为3和7之间的某个数值，而且每个刻度盘的数值彼此不同。这让信息、交互和学习在多样化主体之间良好地流动，但不会多到令系统陷入混乱。这就是复杂性的核心——一个不断产生令人惊讶的结果却不会崩溃的系统。

复杂系统的两个深层次特点对于我们把复杂性应用于货币市场和美元至关重要。它们是涌现性和相变。

认为某个系统具有涌现性，是指系统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品尝美味又热乎的苹果派，要比看着用来做派的面团、糖、苹果和黄油要有食欲得多。当系统高度复杂时，涌现性表现得更为强大和出乎意料。天气是人类所有曾经研究过的系统当中最为复杂的系统之一。对天气建模极为困难，可靠的天气预报只能提前4天作出。飓风是天气的涌现性。它的成因，比如低气压、温暖的水汽以及对流等等，都很容易观测，但是飓风将要出现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却无法预测。我们只有在看到时才知道它的存在。

涌现性最好的例子或许是人类的意识。人体由氧、碳和氢组成，仔细测量还会发现铜和锌的痕迹。如果把这些成分放到大桶里仔细搅拌，甚至用电动工具进行搅动，什么也不会发生。然而同样的成分通过DNA（脱氧核糖核酸）编码结合起来，却产生了人类。碳分子中没有什么能启发思想，氧分子中也没有什么可以启发言论或文字。然而复杂性的力量使用完全相同的成分却创造出了这些功能。思想以复杂和动态的方式在人的头脑中产生，跟飓风天气的形成方式一样。

相变是对复杂系统改变状态时所发生的情况的一种描述方式。当一座火山喷发时，其状态从休眠变为活动。当股市单日下跌20％时，其状态从表现良好变为无序。如果黄金价格在一周内翻番，美元的状态将从稳定变为自由下落。这些都是复杂系统相变的例子。

并不是每个复杂系统都为相变作好了准备，系统本身必须处在一个“临界状态”。这表示系统中主体的组织方式允许某个主体的行为触发另一个主体的行为，直至整个系统发生急剧的变化。处于临界状态的系统发生相变的绝好例子是雪崩。一片平地上的积雪是相当稳定的，然而位于陡坡上同等数量的积雪却可能处在临界状态。新的雪花会继续飘落，最终会有一片雪花扰乱其他一些雪花。这些雪花会扰乱更多的与之相邻的雪花，直到开始一场卷入更多雪花的小规模滑坡，滑坡的规模越来越大直至整个山坡的积雪开始松动。人们可以责怪这片雪花，但是更应该归咎于山坡积雪的不稳定状态。这片积雪处于临界状态，它迟早会崩塌，引发崩塌的雪花不是这一片，就是下一片。

一场股市暴跌也会发生同样的过程。买卖订单就像落在山坡上的雪花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对市场形成影响。买家和卖家有时以极不稳定的方式进行排列，某个卖单激发了更多的卖单，然后交易所对此进行了报道，引发了紧张的投资者更多的卖单。这个级联效应很快脱离控制，更多预先设置的卖单由于价格到达止损位被自动执行。这一过程自我进行。有时这个过程会消失，毕竟下雪时很多小的扰动几乎不产生什么危害；有时这个过程呈指数增长，直到系统外部对其进行干预。干预可以是暂停交易、通过集团购买来扭转颓势，甚至关闭交易所。一旦级联效应停止，复杂系统会恢复到稳定的非临界状态，直至下一个临界状态的来临。

最近日本仙台附近的多起灾难很好地解释了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相变是如何发生的，并且当所有系统都处在临界状态时，崩溃如何从一个系统蔓延到其他系统。构造板块、海洋、铀和股票市场都是彼此分离的复杂系统，然而，它们能通过某种元系统的崩溃进行互动。在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海岸太平洋构造板块的移动造成一场极为猛烈的里氏9级地震。海底的挤压把压力从地壳这个系统传递到另一个系统海洋中，造成了高达10米的海啸。海啸冲击了多个核反应堆，再一次进行能量传递并导致了另一场灾难，这一次是反应堆使用的铀和钚燃料棒的局部熔化。最后，反应堆熔化引起的恐慌导致了东京股市的灾难，两天之内暴跌20％。地震和海啸是自然生态系统，反应堆是天然铀和人工设计的混合品，而证券交易所完全是人造系统。然而，它们都在复杂系统所固有的相同的临界状态动力学下运作。

重要的是，相变可以由于很小的诱因而产生灾难性后果——一片雪花可以让一个村庄被雪崩摧毁。这是隐藏在所谓的“黑天鹅效应”背后的一个秘密。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他写的《黑天鹅》②一书中推广了“黑天鹅”这个术语。在那本书中，塔勒布正确地推翻了钟形曲线的正态分布作为理解风险的一种方式。问题是他推翻了一种范式，却没有提出另一种范式来取而代之。塔勒布对数学建模总体上表示出某种轻蔑，倾向于披上哲学家的外衣。他把所有难以置信的灾难性事件称为“黑天鹅”，就像是说“事情发生了”，然后就置之不理了。这个术语被分析家和决策者广泛使用，他们理解“事情发生了”这部分，却没有理解背后的临界动力学和复杂性。然而，与其放弃努力，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雷电引起的森林大火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例子。不管大火烧毁的是一棵树还是100万亩林地，它都是由一次闪电引发的。简单的直觉或许会认为大的闪电引发大火灾，小的闪电引发小火灾，但这是不正确的。同样的闪电可能不会引起火灾，或者会引起一场灾难性的大火，这取决于临界状态。这就是为什么黑天鹅会让我们吃惊的一个原因。它被称做极端事件，但是把它称为日常事件的极端后果或许会更为准确。极端后果会以某种频率发生，日常事件触发了它，我们之所以没有准确地看到它的来临，是因为它太普通了。对系统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日常事件是如何变身为黑天鹅的。在雪崩的例子中，真正重要的不是雪花，而是雪堆。

要完成我们对复杂性理论的理解，还需要另外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复杂系统中极端事件相对于温和事件的发生频率，被称为度分布。第二个是规模的概念。

金融经济学中使用的钟形曲线度分布认为温和事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而极端事件几乎永远不会发生。然而钟形曲线只是很多种度分布当中的一种。描述复杂系统中很多事件的度分布被称为幂次法则。图2展示的是一条符合幂次法则的曲线。

图2　幂次法则度分布曲线

在这个度分布中，纵轴表示事件的发生频率，横轴表示事件的严重程度。跟钟形曲线一样，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低于温和事件，这就是为什么当曲线向右延伸（更为极端的事件）时，曲线向下倾斜（不太频繁的事件）。但是幂次法则和钟形曲线之间存在一些关键差异。其一是钟形曲线（见图1）在靠近纵轴的地方更“胖”，这意味着在钟形曲线分布中温和事件发生得更为频繁，而幂次法则中发生的频率较低。更重要的是，这种幂次法则曲线永远不会像钟形曲线那样靠近横轴。曲线的“尾巴”向右延长了很长一段距离，并且始终与横轴保持分离。这就是著名的“肥尾效应”，与钟形曲线的尾部对比，它看起来不会与横轴交叉。这意味着极端事件在幂次法则分布中会更为频繁地发生。

电视和博客中充斥着对肥尾的讨论，尽管这些往往是陈词滥调，而不是专业的理解。人们对规模的作用更加不甚了解。为了方便起见，图2所示的曲线结束于某个点，然而理论上它可以向右永远持续下去，而不会跟横轴交叉。这种持续性将把可能发生的灾难的影响扩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就像10级地震这样从来没有过记录的事件。

尾部的长度是否存在极限呢？是的，在某点上这个肥尾会垂直下降并与横轴交叉。这个截断标志着系统的极限。某个系统中灾难的最大规模受限于系统本身的规模。一个例子是某个偏远岛屿上的一座活火山。火山和小岛构成了一个处在临界状态的复杂动态系统。火山或许会在几百年内持续喷发，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最终火山完全爆发，小岛沉入大海，什么也没有留下。这个事件相当极端，但是受限于系统的规模——一个小岛。灾难的影响不能大于它所在的系统。

这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人造系统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电网越来越大，也更加连通，道路系统也得到了发展，互联网增加了节点和交换机。更糟糕的消息是灾难的风险和规模呈指数关系。这意味着如果系统的规模加倍，风险将不只是加倍，而是增加十倍；如果系统的规模再次加倍，风险则增加百倍；再次加倍则风险呈千倍增加，依此类推。

金融市场是无可匹敌的复杂系统，数百万的交易者、投资者和投机者是自主的主体。这些主体在各自的资源、倾向和风险偏好方面具有多样性，他们构成了牛市和熊市、多头和空头。一些人会拿数十亿美元去冒风险，而其他人可能只有几百块。这些主体紧密相连。他们在交易所、经纪人、自动执行系统和信息流构成的网络中进行交易和投资。

相互依赖也是市场的特点之一。当次贷危机在2007年8月初袭来时，东京股市急剧下跌。日本的一些分析家们最初很疑惑为什么美国抵押贷款危机会影响日本股市。原因在于日本股市具有流动性，可以通过出售来筹集资金，应对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仓位追加保证金的要求。这种金融蔓延是报复性的相互依赖。

最后，交易商和投资者必须具备适应性。他们观察交易流向和群体反应，通过信息服务、电视、市场价格、聊天室、社会媒体和面谈持续进行了解，从而作出反应。

资本和货币市场表现出复杂系统的其他特征。涌现性可在技术分析专家所钟爱的反复出现的价格模式中看到。波峰和波谷、“双顶”、“头肩”和其他技术图表模式是整个复杂系统涌现性的例子。相变——快速极端的变化——市场泡沫和崩溃的形式呈现。

把资本市场当做复杂系统进行研究的大量工作还只是理论上的。然而存在较强的经验性证据，首先由伯努瓦·曼德勃罗提出，表明某个市场的价格幅度和频率表现出幂次法则的度分布。曼德勃罗表明，这些价格移动的时间序列图形展现出他所谓的“分形维数”。一个分形维数是一个大于1而小于2的维度，用1^1/2这样的分数表示；“分形”仅是“分数”的简称。一条直线有一个维度（长度），一个正方形有两个维度（长度和宽度），而1^1/2的分形维数介于其间。

一个熟悉的例子是报纸和财经网站上无处不在的股市图表。图表本身不止一条线（它有数以百计的小线条），但却比一个完整正方形要少（线段之间有很多未填充的空间）。因此它具有介于1和2之间的分形维数。股价起伏的不规则模式是一种涌现性，而一场暴跌则是一个相变。

不管图表是否被放大来包含几小时、几天、几个月还是几年的数据，类似的分形模式总会出现，而且在观察货币、债券及衍生产品市场的其他图表时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这些图表显示了价格走势，也就是风险，按照幂次法则分布，而且各种图表模式的分形维数远大于1.0。这些特点与普通的风险分布不符，而与复杂系统中事件的幂次法则分布相一致。尽管需要在这个领域进行更多的工作，迄今为止把资本市场理解为符合幂次法则度分布的复杂系统的做法令人注目。这就把分析带回规模的问题。

货币和资本市场的规模如何，并且将如何影响风险？如果灾难性崩溃是规模的指数函数，那么规模的每次增加都将导致风险更大规模的增加。资本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就是黑天鹅的数量和强度不断增加的原因。

考虑资本市场今天的规模，就像在英尺、码或米被发明以前尝试测量一块地的尺寸。还没有普遍承认的度量标准可以用来通过复杂性和临界状态动力学计算市场风险。这种缺失并非没有先例。地震在整个历史上都广为人知，然而用来测量地震强度和频率的里氏震级到1935年才被发明出来。地震是复杂的构造板块系统的相变，它们经由里氏测量仪测量得出的强度和频度也与幂次法则保持一致。股市图表与地震仪读数（图3）的相似性不是巧合。

图3　一个地震仪读数的例子

实证工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跟上这一领域的理论工作。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在等待那些发现了最佳规模度量和精确计算幂次曲线斜率的人。但是从这项理论中得出合理结论，并不需要等待这些工作的完成。即使在发明里氏震级之前，把建筑建造在一个已知断层上也是个坏主意。在资本市场忽略复杂性和幂次法则也是个坏主意——即使经验上并不完善——资本主义的大厦可能在此期间倒塌。

即便现在也可以对资本和货币市场的风险统计特性作出有价值的推论。毫无疑问，无论被如何良好地度量，这些市场的规模在过去10年间都有大幅增加。一系列的交易所合并创造了全球性巨型交易所。放松管制允许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采取联合行动。表外活动和分离的管道投资工具创建了与可见系统一样大的影子银行体系。2000年6月至2007年6月，在市场开始崩溃的前夕，场外外汇交易衍生品从15.7万亿美元增加到57.6万亿美元，增加了367％。同期场外利率衍生品从64.7万亿美元升至381.4万亿美元，增加了589％。场外股权衍生品在同样的7年之间从1.9万亿美元升至9.5万亿美元，增长了503％。

在华尔街一贯的风险评估方法中，这些增加并不令人担忧。因为它们包括多头头寸和空头头寸，在风险价值方法中这些金额彼此估算净值。对于华尔街来说，风险总是存在于净头寸。如果某个证券有10亿美元的多头，而另一只高度相似的证券有10亿美元的空头，风险价值方法就会把空头从多头中减去，从而推断出风险相当低，有时近乎为零。

使用复杂性分析，看法会完全不同。在复杂系统分析中，空头不会从多头减去，而是相加。每一美元的名义价值都代表了系统内主体之间的某种联系，都创建了某种相互依赖。如果合约方违约，某家银行起初的净头寸马上变成总头寸，因为“对冲”已经消失了。从根本上说，风险存在于总头寸，而不是净头寸。当总头寸增加500％时，由于系统规模和灾难性事件的规模之间的指数关系，理论风险会增加5000％甚至更多。

这就是为什么金融体系在2008年崩溃得如此壮观。次级贷款就像引发雪崩的雪花。实际的次贷损失仍低于3000亿美元，与恐慌所带来的整体损失相比要小得多。不过当雪崩开始时，系统被横扫，整个银行系统处在风险之中。把衍生品和其他票据计算在内，总损失超过6万亿美元，比抵押贷款蒙受的实际损失高出一个数量级。没能对临界状态动力学和规模度量加以考虑，解释了监管机构为什么“没有看到它的到来”，以及银行家为什么不断地惊讶于问题的严重性。监管者和银行家那时使用了错误的工具和错误的度量。不幸的是，他们现在依然如此。

当一个自然系统达到临界点，并通过相变而崩溃时，它会经历一个精简的过程，结果是大大降低系统规模，也减少了发生另一场极端事件的风险。所有的人造复杂系统却不是这样。以救援和印钞等形式进行的政府干预，可以暂时阻止失败的扩散，然而并不能让风险消失。风险潜伏在系统中，等待下一个带来不稳定的事件。

要解决系统成长到极大规模而带来的风险，方案之一是让系统变小，这被称为缩小比例。这就是为什么山坡滑雪巡逻队在当天的滑雪开始前向不稳定的斜坡上投掷炸药，这是通过减少积雪的数量来减少雪崩的危险。今天的全球金融正在发生相反的情况——央行的金融巡逻队正往山上堆积更多的雪。当前的金融体系比2007年市场崩溃的前夕规模更大，也更为集中。

除了缩减全球金融的规模，复杂性风险的另一个解决方案是维持系统现有规模，通过禁止任何部分过分成长来让这个系统更加健壮。对银行业来说就是拥有更多规模较小的银行，系统总资产保持不变。现在的摩根大通几年以前还以四家独立的银行存在：J·P·摩根、大通银行、汉华银行和化学银行。今天如果实行分拆，金融体系会更加强健。然而，与2008年相比现在美国的银行规模更大，其衍生品业务也更为庞大。这让一场比2008年的崩溃规模更大的崩溃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是一个必然。然而，下一次将会真的不同。基于理论上的规模度量，下一场崩溃不会因为政府干预而止步，因为它的规模远超政府。5米高的海堤将会面临高达10米的海啸，堤坝将会崩溃。

复杂性、能量和金钱

如果不能很快阻止印钞和债务增加，那么同时使用行为理论和复杂性理论的工具则会让人清楚地看到货币战争将如何演变。货币战争的进程将包括美元的一系列胜利，以及之后的一次决定性溃败。这些胜利，至少美联储认为是胜利，将通过银根松动带来的通货膨胀促使其他国家对各自货币进行重新估值而实现。其结果将是美元极大贬值，这恰恰是美联储所期望的。而取代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全球性政治共识，以及共同放弃美元的个人共识，则终将导致美元的崩溃。

当美元的崩溃来临时，它将采取两种方式：首先是逐步的，然后是突然的。这个模式由于被海明威用来描述一个人如何破产而广为人知，是对复杂系统中临界状态动性的恰当描述。渐进的部分是干扰一个小雪堆的雪花，而突然的部分则是雪崩。哪一片雪花引发雪崩是随机的，但雪崩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掌握，难以掌握的是发生随机事件的系统的临界状态。

就货币战争而言，这个系统是主要基于美元的国际金融体系。所有其他市场——股票、债券和衍生品——都建立在这个市场的基础之上，因为它规定了这些资产本身的美元价值。因此当美元最终崩溃时，所有的金融活动将随之崩溃。

如果美国民众能够保持对美元的信心，外国投资者或许仍会对美元抱有信心。另一方面，美国民众对美元信心的丧失会招致全球性信心的丧失。一个简单的模型将说明对美元信心的些微丧失，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都能导致信心的彻底崩溃。

首先把美国的人口看做一个系统。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的人口数量设定为311001000人，非常接近实际值。人口按照个人临界值进行划分，在这个模型中被称为T值。系统中个人的关键临界值T代表了必须有这么多的人对美元失去信心，才能让这个人失去信心。这个T值是一个度量，考察个体是对变化的第一个潜在信号作出反应，还是等到一个进程处于极晚期之后才进行响应。这是一个个体临界点，不同的行为者会拥有不同的临界点。这就像是在问必须有多少个人从一个拥挤的剧院里逃跑出来，才能促使下一个人决定开始逃跑。有些人会在看到麻烦的首个迹象后就开跑。其他人会紧张地坐着，直到大部分观众已经跑起来才开始行动。还有人会最后一个离开剧院。系统中有多少个行为者，就会有多少临界阈值。

T值被分成五个区间，来显示一组对另一组的潜在影响。在第一种情况下，如下面的表一所示，区间按临界阈值从低到高分组如下：

表1　美国民众拒绝接受美元的假想阀值（T）

在我们的例子中，首先考虑一下如果有100个人突然拒绝接受美元，会发生什么事情。拒绝接受表示个人拒绝美元作为交换介质、价值存储、定价的可靠方式等传统职能以及执行其他的计算功能。这100人将不愿意持有美元，并会把获得的任何美元不断地转换为硬资产，比如贵金属、土地、建筑和艺术品。他们不指望在未来把这些硬资产再兑换成美元，只关注这些资产的内在价值。他们会回避美元计价的纸面资产，例如股票、债券和银行存款。

在这个例子中，100人拒绝接受美元的后果是什么也不会发生。这是因为系统中任何一组人群的最低临界阀值是T=500，这意味着只有当500或更多的人拒绝接受美元时，才能让第一组也拒绝接受美元。在我们假设的例子中，由于只有100人拒绝接受美元，最敏感分组的阀值T=500没有被触及，该分组作为整体并不受这100人行为的影响。由于其他分组的T值高于500，他们的行为也不会受到影响。没有临界阀值被触发。这是一个随机事件在系统中逐渐消失的例子。最初发生了一些事情，然而没有因此而引发别的事情。如果最初拒绝接受美元的最大群体人数被固定在100，这个系统被认为是次临界的，表示不容易受到拒绝接受美元的连锁反应的冲击。

考虑第二种假设情况，如表2所示。每组人数与表1相同。这个临界阀值系统与表1相同，只有两个小的差别。在这个临界阀值系统中，第一组的临界阀值从T = 500人调整为T = 100人。第二组的临界阀值从T = 10000人改为T = 1000人，其他三组的T值均不变。换句话说，我们改变了0.3％人口的喜好，而维持99.7％人口的喜好不变。表2是新的阀值表，黑体数字表示上述两个小小的变化。

表2　美国民众拒绝接受美元的假想阀值（T）

跟第一种情况一样，当同样的100名民众拒绝接受美元时，现在会发生什么？在第二种情况下，100人拒绝接受美元会触发千人分组的临界阀值，这1000人现在也拒绝接受美元——这就像有更多的人从电影院跑了出来。现在这1000人对美元新的排斥触发了下一个百万人群的临界阀值，他们也拒绝接受美元了。现在有100万人拒绝美元，下一个10万人阀值被轻松跨过，又有1000万人拒绝美元了。崩溃此时已势不可当。当1000万人拒绝接受美元时，另外1亿人又加入进来，此后不久剩下的两亿人也一起拒绝接受美元——整个美国民众对美元的排斥业已完成。美元作为货币单位在国内外都已崩溃。这第二个系统被称为超临界系统，已经灾难性地崩溃了。

这里有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这些阀值都是假设的，T的实际值是未知的，而且可能是不可知的。T值被分成五组是为了方便起见。在现实世界中，将有数百万的独立临界阀值，因此现实情况比这里显示的要复杂得多。崩溃过程或许不会从一个阀值立即跳到另一个阀值，而是由于信息的缓慢传播以及各不相同的反应时间，随着时间逐步触发。

然而这些注意事项并未有损于主要观点，那就是初始条件的细微变化可以导致灾难性的不同后果。在第一种情况下，对于最初100人拒绝接受美元没有产生任何反应，而在第二个例子中整个系统崩溃了。然而催化剂是一样的，那就是99.7％人口的喜好。占总人口0.3％的人群偏好的小改变，就足以让结果从平安无事变为彻底崩溃。在几乎没有发生系统性变化的情况下，这个系统从次临界状态变成超临界状态。

对于央行行长和赤字拥护者来说，这发人深省。在决策者所使用的模型中，往往假设政策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不会发生未知的非线性崩溃。印钞和通货膨胀被认为是应对总需求不足的方法。赤字被认为是一项可以接受的政策工具，通过刺激公共部门的支出来增加总需求。年复一年的运用印钞和赤字开支，就好像系统永远是次临界的，更多同样的东西不会带来任何极端的影响。模型显示，事实未必如此。从稳定到崩溃的相变会以不可察觉的方式，在个体偏好发生细微变化的基础上开始，而个体无法实时察觉这种变化。这些弱点在系统实际崩溃以前无法被发现，等到发现时已经太晚了。

有了这个复杂系统如何运作，以及美元面对信心缺失将会如何脆弱的例子，我们现在可以转向货币战争的前线，看看这些理论构建如何体现在真实世界中。

第一次和第二次货币战争的历史表明，货币战争是针对更大规模的宏观经济问题的最后一搏。在过去的100年中，这些问题包括无法偿还的超额债务。今天，债务负担在21世纪内第三次压制增长并煽动货币战争，而且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欧洲的主权借款人和银行的状况比美国同行更为糟糕。爱尔兰、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房地产繁荣跟美国一样不计后果。即便是近年拥有相对强劲的增长和大量贸易盈余的中国，也存在省级部门过度杠杆化的影子银行系统、大规模扩张的货币供给以及随时都会爆裂的房地产泡沫。

2010年之后，世界可能会在许多方面与20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有所不同，但大量无法偿还、不可持续的债务令私营部门的去杠杆化和通货紧缩被政府的通货膨胀和贬值所抵消，从而产生同样的动态性。这些通货膨胀和贬值的政策曾在过去导致经济灾难，而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它们被再次使用。

避免这些不良后果的前景如何？如何减少全球债务负担才能鼓励经济增长？一些分析家断定针对政府支出的政治斗争只是故作姿态，一旦事情变得紧急，以及关键选举结束以后，清醒的头脑会开始研究并做正确的事。其他人则指望对增长、利率、失业和其他关键因素极富争议的预测，把赤字引入通往可持续性的下降通道。完全有理由用怀疑甚至悲观的观点看待这些预测，原因与社会本身的动态性有关。如同货币战争和资本市场是复杂系统一样，这些系统本身也是它们与之交互的规模更大的复杂系统的一部分。这些更大系统的结构和动态性是一样的，除了规模更大，更有可能崩溃。

复杂性理论家埃里克· J·蔡森和约瑟夫· A·泰恩特提供了必要的工具，来理解为什么增加开支可能会失败，以及为什么货币战争和美元的崩溃可能会随之而来。蔡森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和复杂性演变方面主要的理论家。泰恩特是一位人类学家，也是一位与文明崩溃有关的复杂性方面主要的理论家。他们的理论结合到一起并应用于受到现代政治影响的资本市场，应该能让我们为之深思。

蔡森考虑了所有的复杂系统，从宇宙到亚原子，尤其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以及人类，这两个迄今发现的最为复杂的系统。在他的《宇宙演化》一书中，他认为能量需求与不断增加的复杂性有关，尤其是系统的“能量密度”，这涉及能量、时间、复杂性和规模。

蔡森断言，对宇宙最好的理解，是把它看做辐射与物质之间持续的能量流动。这个流动的动态性所创造的能量高出转换所需的能量，提供了支持复杂性所需的“自由能量”。蔡森的贡献是从经验上把复杂性定义为自由能量流与系统密度的比率。简单地说，一个系统越复杂，就需要越多的自由能量维持其规模和空间。蔡森的理论得到了很好的支持，从最初的热力学定律到最近对宇宙不断增加的有序性和复杂性的局部观察。

太阳消耗的能量比一个人的大脑所消耗的能量要多得多，这很好理解。然而太阳比大脑要大得多。当把这些质量上的区别加以考虑时，使用蔡森标准单位进行度量的结果是大脑消耗的能量是太阳所消耗的7.5万倍。蔡森还识别出一个复杂性远超大脑的实体：文明形态的社会本身。这并不奇怪，毕竟一个由聪明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应该产生某些比个体本身更为复杂的东西。这与复杂性理论完全一致，文明只是单个主体的涌现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蔡森的关键发现是经过密度调整之后，文明消耗的能量是太阳所消耗的能量的25万倍，是银河系消耗的能量的100万倍。

要看到这对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含义，首先需要理解货币是能量的存储。货币的传统定义包括了“价值储藏”的说法，但储藏的到底是什么价值呢？价值往往是劳动和资本的产出，这两者都是能量密集的。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一个面包师使用原料、设备和自己的劳动生产面包，而这一切都使用了能量，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能量的产出。当面包师售出面包得到钱时，货币就代表了制作面包时存储的能量。当面包师购买一些产品或粉刷房屋等服务时，这些能量就通过支付油漆匠被解除了锁定。货币当中的能量就以油漆匠的时间、精力、设备和材料的形式释放出来。货币就像电池一样工作。电池可以充电，存储一段时间，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把能量释放出来。货币也以同样的方式储存能量。

把蔡森的研究应用于市场和社会的实际运作，需要这种从能量到货币的转换。蔡森通过估算人类社会的总质量、密度和能量流，从最高的宏观层面进行了论述。在社会内部个体经济互动的层面上，需要有一个单位来衡量蔡森所谓的自由能量流。货币是这方面最方便和可计量的单位。

另一位人类学家约瑟夫· A·泰恩特对此进行了延伸，提出了一个相关但更为精妙的投入-产出流分析，也使用了复杂性理论。“货币即能量”模型也有助于理解泰恩特的理论。

泰恩特的专长是研究文明的崩溃。自从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记录了古代波斯的沉浮之后，这一直是历史学家和学生喜爱的一个主题。在他最为宏大的著作《复杂社会的崩溃》一书中，泰恩特分析了4500年间27个独立文明的崩溃，从缅甸高地名不见经传的克钦文明到广为人知的罗马帝国和古埃及的案例。他考虑了大量可能造成崩溃的因素，包括资源枯竭、自然灾害、侵略、经济窘迫、社会功能紊乱、宗教和官僚的无能。他的著作对文明崩溃的原因和过程进行了推想，是历史的杰出之作。

泰恩特通过说明社会是复杂系统，重点探讨了一些跟蔡森相同的主题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复杂性理论。他指出，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加，维系社会所需的投入呈指数增加，这跟蔡森后来对一般复杂性的量化完全一致。泰恩特所谓的投入并不像蔡森那样使用能量单位，而是指各种可被存储的能量值，比如劳动、灌溉、农作物和商品，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兑换成货币，通常是出于交易的目的。但是泰恩特把这个分析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不仅投入随着文明的规模而呈指数增长，当对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度量时，文明和政府每单位投入的产出也在下降。

这里是微观经济学第一学期的学生都熟悉的一个现象——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实际中，社会要求其成员缴纳日益增多的税金，而成员所获得的政府服务却日益减少。边际收益的弧线最初快速上升，然后变平，继而下降。在这个主题中，为人所熟知的边际收益曲线反映了文明的上升、下降和没落。

泰恩特的主要观点是，人与社会之间在利益和负担方面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显著变化。对于政府是好还是坏、税收是高还是低的辩论，最好把社会放在回报曲线上进行衡量。在文明的开始阶段，对于复杂性的投资通常以政府的形式进行，回报往往很高。对灌溉项目相对较小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可以在人均粮食产出上产生巨大的回报。由全民共同承担的短期兵役可以在和平与安全方面产生巨大收益。一个相对精干的官僚机构在组织灌溉、国防以及类似工作上，比临时监督相比要有效率得多。

在文明之初，用来发明火的研究预算是零，但火带来的好处是不可估量的。与下一代波音飞机的巨额开发成本相比，后者仅是对空中旅行的细微改进。这种动态性对于超出某个较低的基数来增加政府开支所能带来的假想利益有着巨大的暗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复杂性的增加，社会的投资回报开始趋平，并最终转为负数。一旦容易的灌溉项目完成后，社会逐渐开始一些规模更大的项目，沟渠更长，而提供的水量却日益减少。官僚机构从最初的高效组织变成妨碍改善的低效障碍，更为关注自身的延续，而不是服务于社会。管理社会机构的精英们慢慢地更加关注自身在不断缩小的大饼当中的份额，而不是社会的整体福利。社会精英阶层的职能从领导变为榨取。精英的行为就像社会这个宿主体内的寄生虫，从事经济学家称为“寻租”的活动，也就是通过非生产性手段积累财富。后现代金融就是一个例子。

到2011年，有足够证据表明美国正沿着回报曲线向下发展，更多的人所作的更多努力为社会带来的产出更少，而精英们获得了大部分收入和利润增长。有报道称，2010年25位对冲基金经理为他们自己赚取了超过220亿美元，而4400万美国人靠食品券度日。首席执行官在2010年的薪酬比2009年增加了27％，而同一时期有超过2000万美国人被解雇或失业，仅仅想有份工作。对于那些有工作的美国人，为政府工作的人数超过了在建筑、农业、渔业、林业、制造业、矿业和公用事业工作的人数总和。

衡量一个停滞经济中精英和公民的寻租关系的最佳方法之一是基尼系数，这是一项针对收入不均的度量：系数越高，表明收入越不平等。在本次衰退开始之前的2006年，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史上最高的47，与38.6的最低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发生在受到黄金支撑的稳定货币持续了20年之后的1968年。基尼系数在2007年走低，但在2009年再次达到并超越历史最高点。美国的基尼系数现正接近墨西哥，后者是一个典型的收入不均和财富聚集在精英手中的寡头社会。

对精英寻租的另一项度量是美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总收入与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总收入的比例。这个比例从1968年7.7∶1的低点，上升至2010年的14.5∶1的高位。美国的基尼系数和贫富收入比例当中所反映的趋势，与泰恩特在接近崩溃的文明当中的发现相一致。当社会相对于投入向民众提供负收益时，民众选择退出社会，并最终打破民众和精英的平衡关系。

在这个收益递减的理论中，泰恩特发现了文明崩溃的解释变量。很多传统历史学家把原因归结于地震、干旱或蛮夷入侵，但泰恩特指出被蛮夷击垮的文明，之前曾多次击退蛮夷，而被地震破坏的文明，之前曾多次从地震的废墟中重建。最终起作用的不是入侵或地震，而是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那些没有被过度征税或承受过重负担的社会，可以对危机作出有力反应，并在灾难之后重建，而那些过度征税或负担过重的社会或许会干脆放弃。当野蛮人最终占领罗马帝国时，他们没有遇到农民的抵抗，反而受到了欢迎。农民在几个世纪里都饱受罗马的货币贬值政策和几乎没有回报的重税的折磨，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野蛮人不可能比罗马帝国更差。事实上，由于野蛮人的社会在比罗马帝国低得多的复杂度水平上运行，他们能够以相当低的成本为农民提供基本的保护。

泰恩特提出的另一个观点与21世纪社会尤其相关。文明的崩溃与文明中个别社会或国家的崩溃存在一个差异。罗马帝国的崩溃是一个文明的崩溃，因为没有独立的社会取而代之。相反，欧洲文明在公元6世纪之后就再也没有崩溃过，因为每个国家的倒塌都有另一个国家准备填补这个空缺。西班牙和威尼斯衰落之后有英国或荷兰的崛起。从复杂性理论的角度来看，今天高度集成、网络化和全球化的世界，相对于中世纪的自治国家和现代欧洲，更为接近罗马帝国的自治联邦。用泰恩特的观点来说：“崩溃如果再次发生，将是全球性的。再也不会有任何个别国家的崩溃。世界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将随之瓦解。”

总之，蔡森展示了文明等高度复杂的系统如何需要以指数增加的能量投入来增长，而泰恩特展示了由于这些投入，文明如何开始产生负产出并最终崩溃。货币作为一个投入产出的度量能够应用于蔡森的模型，因为货币是能量的一种储备形式。资本和货币市场是强大的复杂系统，嵌套在泰恩特更大的文明模式之内。社会在变得更加复杂的同时，需要以指数增加的货币的支持。在某一点上，生产力和税收再也不能维持社会，精英们企图通过信贷、杠杆、货币贬值以及其他形式的假冒货币对生产进行寻租来掩盖投入过程。这些方法仅在短期内有效，但债务带来的虚假增长会被财富损失和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这一现实所取代。

到那时，社会有三种选择：简化、征服或崩溃。简化是降低社会规模的自愿尝试，把投入产出比恢复到一个更可持续和富有成效的水平。当代系统性简化的例子之一是在一个重新注入活力的联邦制度下，把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从华盛顿下放到50个州。征服是通过武力从邻国攫取资源，来提供新的投入。货币战争就是尝试不使用暴力的征服。崩溃是一种突然、非自愿和混乱的简化。

华盛顿会是下一个罗马吗？华盛顿和其他政权是否已经沿着高税收、更多监管、更为官僚和自利行为的道路走得太远，以至于社会投入产生了负收益？某些商业、金融和机构的精英与政府的密切联系，让他们共同分享了负的社会效用产生的巨额利益？所谓的市场由于操纵、干预和救援变得如此扭曲，以至于市场不再为资源分配提供可靠的价格信号？那些要为价格信号扭曲负主要责任的当事人，是否也是那些得到配置不当的资源的人？当野蛮人再次到来的时候，不管其形式如何，与任其崩溃并让精英们自生自灭相比，普通民众进行抵抗的回报如何？

历史和复杂性理论表明，这些问题都不是空想。相反，它们是分析型问题，其相关性来源于文明在5000多年的时间里获得的经验，以及对自然界在几十亿年的时间里不断积累的复杂性研究。科学和历史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使用能量、货币和复杂性去理解货币战争中美元崩溃的风险。

最为重要的是那些问题迫在眉睫的系统——货币、资本市场和衍生品——都是社会的发明，因此可以通过社会来改变。最坏情况下的动态性令人沮丧，但并非不可避免。从崩溃的边缘退步，在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中恢复一定的安全边际为时未晚。不过，那些控制着这些系统的精英们的解决方案四处充斥，违反常识并助长了复杂性。边际收益的减少对社会而言是件坏事，对于那些因为这些投入而获益的人来说却感觉不错——至少在投入枯竭以前是这样的。今天，金融资源正从社会中被榨取出来，以税收、救助费用、抵押贷款诈骗、高昂的消费利率和费用、欺骗性衍生工具和奖金的形式被引导流向精英阶层。民众在这种抽租行为的压榨下被压垮，崩溃的可能性变得更大。金融必须回归其作为商业促进者的正确角色，而不是成为怪诞结局本身。复杂性理论通过简化和缩小机构的规模指出了通往安全的道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财政部的盖特纳和白宫正在积极促成规模更大、更集中的银行业，包括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央行的原型。这当中取得的任何成功都只会加速美元的收场。

我希望向每一个人明确，我们的政策在过去和将来都是……一个强势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而且我们永远也不会采用货币贬值、以贸易伙伴的代价来获得经济优势的策略。

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

2011年4月26日

不，他们不能判我私造货币的罪，我就是国王。

《李尔王》，莎士比亚

第十一章

结局——纸币、黄金，还是混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央行的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很少会赞成上一章提出的基于复杂性的“金钱即能量”的模型。虽然物理科学和行为科学已经充分发展，主流经济学家对跨学科的方法并不是很热心。在央行行长的模型中，不存在美元的突然崩溃。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和央行同样都充分了解美元的缺点，以及新的货币战争对国际货币稳定性带来的风险。纵观从传统到时髦的所有观点，我们可以预见美元的四种结局，可以把它们称为美元启示录的四骑士。按破坏潜力从小到大排列，它们是：多种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黄金和混乱。

多种储备货币

一个国家的货币储备跟个人的储蓄账户很相似。个人可以从工作获得经常性收入，拥有各种形式的债务，同时为日后之用或困难时期保持一定的储蓄。这些储蓄可以投资于股票和期货，或者只是放在银行里。一个国家对其外汇储备有着同样的选择。国家可以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于股票或其他资产类别，或者把一部分储备以流动性票据或黄金的形式保存。流动性票据可以包含以若干不同货币计价的债券，每一种货币都被称为储备货币，因为各个国家使用这些货币对其储备进行投资和多样化。

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元至今仍是主要的储备货币，但从未成为单一储备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持着一个全球资料库，显示了官方储备的构成，这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瑞士法郎。近期数据显示，在已经确定的储备当中，美元的比例刚刚超过61％，而欧元作为第二大储备货币的比重仅稍高于2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说，美元的比例在过去的10年中缓慢但稳步地下降，2000年美元在所有已知储备中的份额为71％。这种储备地位的下降是有序的，并不躁进，与欧亚之间以及亚洲内部的贸易扩大是一致的。

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储备结余中继续朝着弱势地位发展的趋势，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当美元不再占主导地位，而仅是众多储备货币当中的一种时，会发生什么？美元主宰地位的临界点是什么？是占总货币储备的49％，还是与排名第二的储备货币（或许是欧元）的比例相同之时？

巴里·艾肯格林是这方面一位出类拔萃的学者，也是世界即将进入多种储备货币时代的主要支持者。在一系列学术论文和最近的著作和文章中，艾肯格林跟他的合著者表明，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并不是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果在1944年突然出现的，而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形成。他还表明，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在美元和英镑之间进行转移，英镑在20世纪20年代失去领先地位，而在1933年罗斯福对美元贬值后重拾这一角色。更广泛地说，有证据表明一个拥有多种储备货币的世界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在第一次货币战争中早已发生。

这项研究促使艾肯格林得出可信和相当公正的结论，即世界有可能再次拥有多种货币储备，而不存在单一主导货币，这次美元跟欧元取代了美元和英镑来分享聚光灯。这种观点也允许随着时间而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中国的人民币最终将加入美元和欧元行列，成为共同的领导者。

艾肯格林的乐观解释中缺少一个系统性的锚，比如美元或黄金。美元和英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地位互换时，至少总有一种货币挂靠于黄金。由于美元和英镑同时等价于黄金，两者实际上是可以互相替代的。贬值的确发生了，但在每一次贬值之后，这个锚重新进行了定位。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这个锚由美元和黄金构成，自1971年以后这个锚由美元和主要储备货币共同组成。但是战后的世界一直存在着一个参考点，此前从未在缺少一个单一锚的情况下使用多种储备纸币。因此，艾肯格林所设想的世界是一个储备货币漂流的世界。跟美联储等单一央行滥用特权所不同的是，多家央行将受邀而同时滥用特权，这成为一个解禁期。在这种情况下将不存在储备货币的避风港，市场将愈加不稳定和不安全。

艾肯格林的乐观远景中一个令人不安的变数在于区域性货币集团，由美元、欧元和日元分别主宰，或许在俄罗斯具有影响力的东欧和中亚地区还有卢布。根据广为人知的复杂系统的自组织模型，这些集团会自发出现。区域性货币集团可以快速沦落为区域性贸易集团，并减少世界贸易，这无疑是包括艾肯格林的远景在内的多种储备货币拥护者的对立面。

艾肯格林期待在多种储备货币之间进行他所谓的良性竞争。他忽视了不良竞争和功能紊乱的模型，经济学家称之为“逐次”，当主导央行通过网络效应锁定区域性主导权，并通过印钞来滥用其储备货币地位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多种储备货币模式的拥护者最好的建议是“慎重期待”。这是一个未经考验和测试的模式，没有黄金或某种单一货币充当锚的角色。这个锚的缺失就是美元为何尽管困难重重，仍然继续主导的原因。

特别提款权

对于普罗大众而言，国际货币体系中没有什么功能比特别提款权更深地笼罩在神秘和困惑之中。事情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特别提款权是一个简单的工具。特别提款权是世界货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没有支撑且随意印刷。一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了一笔特别提款权，它就跟其他储备货币一样，舒服地待在接受国的储备账户上。在国际金融中，特别提款权捕捉到了恐怖海峡乐队1985年的流行歌曲《飞来横财》的心境。

专家们拒绝用“钱”这个字眼来描述特别提款权。毕竟，个人是无法得到它的，而且如果你走入一家酒馆，想用特别提款权为酒水埋单，很快就会吃到闭门羹。然而特别提款权在很多方面都符合对钱的传统定义。特别提款权是价值的一种储藏，因为众多国家通过特别提款权计价的资产持有部分储备。它是一种兑换媒介，因为拥有贸易赤字或盈余的国家可与其他国家通过特别提款权计价工具进行本地货币的贸易平衡。最后，特别提款权是一种记账单位，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特别提款权单位保存了相关的账簿和记录、资产和负债。特别提款权的特殊之处在于，个人和企业在私人交易中还不能使用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已有计划建立这样一个私人市场。

另一种拒绝把特别提款权视为货币的理由是基于特别提款权被定义为“一篮子”其他货币，例如美元和欧元。持这种观点的分析家称，特别提款权没有独立于一篮子货币的任何价值或目的，所以它不是一种货币的独立形式。这是不正确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特别提款权的发行量并不受篮子中基础货币数量上的限制。这些基础货币被用来计算价值，但不限制数量——特别提款权存在无限量发行的可能。这让特别提款权的总量并不与篮子中的货币进行绑定。第二个原因是篮子是可以改变的。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计划改变这个篮子，减少美元而增加人民币的作用。这两个要素——无限量发行和篮子的变化——让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中在任何时间都独立于篮子中的基础货币，具有货币的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的国际货币危机时期创建了特别提款权。反复出现的汇率危机、通货膨胀失控以及美元贬值，对全球流动性和很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储备头寸造成了压力。1969～1981年间发行了多笔特别提款权，但数额相对较小，按2011年4月的汇率计算约为338亿美元。此后在接下来的28年中没有再次发行特别提款权。有意思的是，1969年最初的一笔特别提款权是使用一定的含金量来定价的。黄金特别提款权在1973年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目前仍在使用的特别提款权纸币篮子。

2009年，由于在2008年大恐慌中所蒙受的损失，以及随后对金融机构和消费者资产负债表的减债，世界再次面临一场流动性的极度短缺。世界需要快速得到货币，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者从20世纪70年代的做法中寻求帮助。这次行动不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而是二十国集团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成了全球货币政策的一个工具。此次的数额巨大，按2011年4月的汇率相当于2890亿美元。这次全球性的紧急印钞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当时的金融新闻都被股票市场和房屋价格的崩溃所充斥。然而，它是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使用特别提款权作为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替代品的一场新的共同努力的开始。

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并不会从特别提款权这一新的全球货币制度中消失，它们仍然可以用在纯粹的国内交易中。美国人可以用美元购买牛奶或汽油，叙利亚人也可以同样地在当地使用叙利亚镑。然而在重要的全球性交易中，比如贸易发票、国际贷款集团、银行救助以及收支结算，特别提款权将是新的世界货币，而美元是其从属的一部分，根据二十国集团的指令服从于一篮子货币的周期性贬值和缩减。

除了直接发行特别提款权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特别提款权在危机之前的2500亿美元借贷容量增加了一倍还要多，2011年3月达到5800亿美元的新水平。这次扩大借款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完成的，后者发行特别提款权票据作为交换。这些借款的目的是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贷容量借给处于困境的成员国。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在了履行一个真正央行的两项关键职能的位置上，发行货币和充当最后贷款人，使用特别提款权作为其货币形式，处于二十国集团组成的事实上的理事会的指导之下。特别提款权的创造者在1969年的愿景现在以一个更加宏大的规模得以实现。全球性央行的这一天真正到来了。

即便扩大了发行和借款额度，特别提款权还远远不能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主导货币。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储备货币要想取得成功，其持有者将需要一个由不同期限的投资资产组成的流动池，从而可以对其储备余额进行投资，获取回报和保值。这需要一个拥有公共和私人票据的特别提款权债券市场，以及一级交易商和衍生工具构成的网络来提供流动性和杠杆。这样的市场会在较长时期内零星出现，但是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流动资金的其他来源正在枯竭。到2011年，美联储正无助地面临提供全球流动性的能力局限。中国的人民币还没有为承担储备货币的角色而作好准备。欧元有它自己的问题，来源于外围成员的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为特别提款权的出现提供快车道。这需要某种路线图。2011年1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这个路线图。

在一篇题为“加强国际金融的稳定性——特别提款权的职能之一？”的文章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创建特别提款权债券的流动性市场描绘了一幅蓝图，这将是用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前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篇文章确定了特别提款权债券的潜在发行人，包括世界银行和区域性开发银行，以及潜在的买家，这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和全球性公司。这项研究包含了推荐的期限结构和定价机制，以及此类债券清算、结算和融资的详细图表。它还建议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整特别提款权的篮子、降低美元的权重并增加人民币的权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对于实现这一目的的速度和隐蔽性持乐观态度。该文章称，“经验……表明这个过程会相当迅速，不需大面积的公众支持。”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设法掩饰它的企图，解释说：“这些债券可以成为全球货币的胚胎。”该文章还列出了一份特别提款权的发行时间表，认为每年新发行2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将为全球货币带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私人机构和学者也为这次讨论作出了贡献。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指导下，一批跨国经济学家和央行行长建议特别提款权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成员国发行，然后回存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以资助其贷款方案。这将加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全球央行角色的转变，甚至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所建议的还要快。在已经履行的货币发行者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之外再加上保管人的角色，将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真正成为全球央行，除了名称上的差别。全球央行和世界货币的崛起将让美元和美联储默认处于从属的地位。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宣称的荣耀中，可以看到全球权力精英对货币战争和美元潜在崩溃给出的答案。特里芬难题将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将承担提供全球流动性的重任。现在货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发行，不受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家贸易差额的影响。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度来看，最妙之处在于对其印钞行为不存在民主监督和问责。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全球特别提款权货币制订计划时，它还建议把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提高一倍以上，而降低法国、英国和荷兰等国的权重。有意思的是，这项新的投票安排的前二十名成员与二十国集团的名单更加相似。这两个二十国集团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正在快速趋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反民主的倾向上非常明显，美其名曰“政治考虑”。特别提款权的蓝图需要任命一个“知名专家咨询委员会”，对特别提款权新体系中货币的发行量给予指导。或许这些“知名专家”会从那些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在2008年走到毁灭边缘的同一批经济学家和央行行长中产生。无论如何，他们的当选不会经历民主社会的公众听证会和新闻审查，一旦任命就能开始秘密运作。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说过：“要推翻现有的社会基础，最巧妙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扰乱货币。这一过程使得经济法则中所有内含的力量都趋向于毁灭，而且上百万人之中也不会有一个能够对症下药。”如果上百万人当中也不会有一个人理解贬值，那么或许在上千万人中也不会有一个人能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运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用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的计划之前，我们能否对这些内部运作获得更全面的了解尚有待观察。

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蓝图文件中宣布的针对特别提款权的计划是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方案。它创建了一种新的不兑换货币来对抗不兑换货币制度迫在眉睫的相继失败。它用一种新的纸币来掩盖纸币的问题。

然而该计划有两个潜在的致命缺陷，可能会构成阻碍。首先是时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特别提款权方案可以在下一次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实施完成吗？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设想的新货币将需要至少5年或更长的时间。由于美国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欧洲悬而未决的主权债务危机以及中国的资产泡沫，世界可能在广泛使用特别提款权之前先经历一次货币体系的崩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第二个缺陷与美国在联合国的角色有关。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足够的投票权来阻止特别提款权方案的实施。特别提款权在2009年扩大发行和借贷是在美国的同意下完成的，与奥巴马政府在全球性问题上偏好多边而不是单边解决方案相一致。2012年的新一届政府或许会有不同观点，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元替代战略有可能成为2012年的美国大选议题。但就现在而言，特别提款权富有生机而且健康，是独占全球货币的游戏中一个强大的参与者。

回归金本位

在国际金融中，没有任何其他主题像黄金一样赢得如此之多充满激情的辩论，包括支持和反对。金本位的反对者会很轻易地引用凯恩斯的老话，认为黄金是“野蛮的遗迹”。传奇投资者沃伦·巴菲特指出，把世界上所有的黄金都放到同一个地方，将只是一大堆闪亮的金属，不会产生任何收入或所得。公众人物罗伯特·佐立克在2010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仅仅提到黄金这个字眼儿就令精英们昏厥，而他还远未达到呼吁金本位的地步。就精英们而言，拥护黄金被认为是悲观和痴呆者的一种物质，他们不懂得欣赏“灵活”和“扩大”的现代货币供给所带来的好处。

黄金拥护者把现代央行的行长看成无中生有地创造货币的巫师，来稀释劳动阶层的血汗钱。很难想象还有什么金融问题能让对立双方拥有的共同基础如此之少。

不过，拥护者和反对者的顽固立场阻碍了对黄金在21世纪的货币体系中如何发挥作用的新思考。人们不愿去探索如何把黄金表现出来的稳定性与货币供给管理中为了应对危机和纠正错误所需的某种程度的自由进行调和，这种不情愿根植于思想意识。一场调和已经期待许久。

黄金不是商品，不是投资品。黄金是出类拔萃的货币。它真正稀缺——历史上生产的所有黄金可以被放在一个边长20米的立方体中，大概是一座小型办公楼的大小。新开采的黄金以缓慢和可预见的速度增加，每年大约1.5％。这太慢了，不允许太多的通货膨胀。事实上在金本位下，一场温和持久的通货紧缩将是最有可能的结果。黄金的密度很高，相对于其他能够作为货币基础的金属而言，重要相等的黄金占用的空间更小。黄金还有统一的等级，具有固定的元素属性，在周期表中的原子序数为79。石油或小麦等可用于支撑货币供给的商品存在许多不同的等级，让它们的使用要复杂得多。黄金不易锈蚀，除非有特殊的强酸或爆炸物，否则几乎不能被销毁。它具有可塑性，因此很容易做成金币和金条。最后，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超过5000年，比任何替代品都要长，在不同情况下向很多文明和文化展示了它的效用。

鉴于稀缺性、耐用性、均质性以及其他属性，黄金用做货币的理由看上去很充分。然而现代的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并没有把黄金真正看做一种货币。原因还要回溯到第一次和第二次货币战争，回到大萧条的成因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大萧条时期的主要学者、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是把黄金作为一种货币标准的最为强大的反对者，要想把这场讨论向前推动，黄金的拥护者需要考虑并最终驳倒他的观点。

伯南克对黄金和大萧条的研究首先引发了对大萧条时期进行研究的主要学者彼得·泰明、巴里·艾肯格林和其他学者的大量著作，表明1924年至1936年间金汇兑本位的运作与世界经济整体之间的联系。伯南克把这项研究总结如下：

脱离黄金的国家能够对其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进行再膨胀，这是在经历了一些延迟后进行的；继续使用金本位的国家被迫进行进一步的通货紧缩。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脱离金本位的国家比那些继续使用金本位的国家更快地从大萧条中复苏。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在保持金本位的同时表现出显著的经济复苏。

证据证实了伯南克的结论，但是这个证据只说明了所有货币战争的中心存在以邻为壑的动态性。这就好像一个国家入侵并洗劫了另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将变得更为富有，而受害国变得更为贫穷，而这也没有说错。问题是，这是否是一个理想的经济模式。

如果法国跟英国在1931年的同一时间脱离金本位，英国相对于法国的优势将变得无效。事实上法国一直等到1936年才贬值，使英国在此期间能够从法国窃取增长。这个结果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实，这应该是预料之中的。

今天，在伯南克的指导下，美国试图重复英国在1931年的做法——货币贬值。在一个绝对的基础上，伯南克对美元的贬值是成功的，黄金价格的多年上扬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他让美元在相对的基础上针对其他货币贬值的努力则更大程度上被延缓。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上下波动，却没有明显且一致地对所有货币贬值，反倒是所有的主要货币一起对黄金贬值。其结果是全球商品的通货膨胀，以邻为壑被以世为壑所取代。

伯南克认为，黄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萧条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伯南克开发了一个有用的六因素模型，表明了央行创造的国家货币基础、银行体系创建的更大的货币供给、用数量和价格进行分解的黄金储备以及外币储备之间的关系。

伯南克的模型就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一部分黄金和外币位于底部，美联储创造的货币位于黄金之上，银行创造的更多货币又在此之上。这里的诀窍是拥有足够多的黄金，让这个倒置的金字塔不至于倒塌。直到1968年，美国的法律对金字塔底部拥有的黄金的最少数量进行了规定。在大萧条时期，以固定价格计算的黄金价值不能少于美联储货币量的40％，然而并没有最大比例的限制。这意味着即便在黄金供应增加时，美联储也可以收缩货币供给。当银行家们减小他们的杠杆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伯南克观察到：

金本位国家的货币供给——远不等于货币黄金的价值，对金本位的天真看法则认为两者相等——经常是黄金储备价值的数倍。货币黄金的总储备在20世纪30年代持续增长，因此，观察到的货币供给的急剧下降必须完全归结为货币黄金平均比例的收缩。

伯南克给出了即使在黄金充裕的情况下，货币供给收缩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涉及央行行长的政策选择，第二个原因涉及储户偏好和私人银行家对银行恐慌的反应。基于这些选择，伯南克总结出在金汇兑本位下存在两个货币供给的平衡。当信心高涨、杠杆比例扩大时存在一个平衡，当信心低迷、杠杆比例收缩时存在另一个。当信心不足、通过去杠杆化造成货币收缩时，这个过程会削弱信心，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进一步收缩和消费与投资的下降。伯南克总结说：“在自我确认预期这个弱点上，金本位非常像一个……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的银行体系。”这里又是一个默顿式自我实现的预言。

对于伯南克、克鲁格曼、艾肯格林以及那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自己观点的一代学者，这就是确凿的证据。黄金是货币供给的基础，因此当需要更多的货币而进行货币增发时，黄金成了限制因素。这里有分析证据和历史证据，受到艾肯格林的经验证据和伯南克的模型的支持，认为黄金是促成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证据显示黄金促成了大萧条，而那些首先放弃金本位的国家先一步复苏。黄金作为货币工具从此失去了信用。讨论结束。

尽管在这点上几乎全体一致，反对黄金的学术论据却有一个巨大缺陷。反对黄金的讨论与黄金无关，仅与政策有关。如果接受伯南克的模型并在大萧条的背景下考虑其他可能，人们就会认识到这一点。

例如，伯南克谈到基础货币与黄金和外汇储备总量的比例，这有时也被称为覆盖率。当黄金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流入美国时，美联储本可以把基础货币供给扩大到黄金价值的2.5倍。但美联储并没有这么做，而事实上减少了货币供给，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黄金流入所产生的通胀影响。因此这是美联储的一个政策选择。不管有没有黄金，都可以把货币供给缩减到低于原本可以达到的水平，这是一个独立于黄金供应的政策选择。把这种货币供给收缩归咎于黄金，从历史观点和分析来看都是不正确的。

伯南克指出，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银行恐慌与银行和储户的偏好降低了广义货币供给与货币基础的比例。反过来，银行家在其储备构成上显示出选择黄金而不是外汇的偏好。这两种观察从历史的角度而言都是正确的，却跟黄金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降低广义货币供给比例来缩减货币供给根本不需要黄金的参与，而且可以发生在任何时期——事实上在2008年大恐慌之后情形一直如此。央行用黄金取代外汇的行动牵涉了黄金，但仅代表了央行的另一次政策性选择。这些银行本可以很容易地表达出相反的偏好，并实际上增加储备。

除了对伯南克独特的历史分析进行反驳之外，各国央行在20世纪30年代还可以采取很多行动来缓解资金紧张，并且不受黄金的束缚。美联储本可以用新印刷的美元购买外汇，相当于现代央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从而扩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储备头寸，支持更多的货币创造。特别提款权在20世纪60年代被创建，正是为了解决20世纪30年代遇到的储备不足的问题。如果再次出现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全球性流动危机，可以通过发行特别提款权来提供外汇基础，从而可以像2009年那样让货币创造和贸易融资流动起来。这可以阻止世界贸易的一场全球性收缩和世界性萧条。没能这么做并不是黄金的失败，而是政策的失败。

各国央行行长，特别是美联储和法国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在金汇兑本位下尽可能扩大货币供给。这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但限制因素不是黄金，而是中央银行缺乏远见和想象力。

有人怀疑伯南克现在反对黄金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黄金在20世纪30年代曾是增加货币供给的实际约束，而是这一点在今天的某个时点有可能发生。大萧条时期银行家们拥有的全部货币创造能力并未能发挥到极致，但是这个能力从来都不是不受限制的。伯南克可能想保留央行创造无限量货币的能力，而这确实需要废弃黄金。从2009年开始，伯南克和美联储得以在现实世界中实验他们无限量货币创造的政策。

把大萧条归咎于黄金，就像把一场银行抢劫归咎于出纳员。当抢劫发生时出纳员或许在场，但她并没有参与犯罪。就大萧条而言，货币紧缩的罪行并不是黄金犯下的，而是那些犯下一系列原本可以避免的长期政策性错误的银行家们。在国际金融中，黄金不是一项政策，而是一种手段。把大萧条的悲剧强加给金本位，对于那些寻求无限印钞能力的央行行长来说再妙不过了。要为大萧条负责的是央行行长们，而不是黄金，而那些继续指责黄金的经济学家们只是在为法定货币没有约束寻找借口。

如果黄金可以从导致大萧条的指责中得以正名，它能在今天发挥建设性作用吗？21世纪的金本位会是什么样子的？

在无处不在的博客和论坛上，那些对金本位最为喧嚣的拥护者无法准确地解释金本位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货币应与某种有形的东西挂钩，中央银行不应该能够无限制地创造货币，这是很清楚的。把这种观点变成一种能够应对恐慌和不景气的周期性挑战的具体的货币制度，则要困难得多。

最简单的一种金本位，可称之为纯粹金本位，美元的含金量被明确定义，发行美元的机构拥有足够的黄金以指定的价格一对一地赎回未偿付的美元。在这种体系中，一张美元其实是一定数量黄金的提货单，替美元的持有者进行保管，并可随意赎回。在这种纯粹的金本位下，不通过新的开采或采购来增加黄金供应量，就不能扩大货币供给。这一体制将向经济注入些微的通货紧缩偏好，因为全球黄金供应量每年增加约1.5％，而实际经济在理想条件下可以取得3.5％的稳定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价格将每年下降2％，以便让1.5％的货币供给增长与3.5％的实际增长相平衡，而且这种通货紧缩可能会阻碍边际借贷。纯粹金本位将允许通过用货币交换票据来创造债权和债务，但不会允许货币创造超过储备的黄金数量。这种债务工具可以在经济中作为货币替代品或近似货币来使用，但不会是狭义上的货币。

所有其他形式的金本位都涉及对现有黄金储备某种形式的杠杆化，这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发行的货币超过黄金储备；第二种则在货币所依赖的黄金总库中使用黄金的替代品，例如外币或特别提款权。这两种形式的杠杆可以独自使用或协同使用。这种金本位称为灵活的金本位，需要考虑一些设计问题。货币供给中黄金的最低百分比是多少？20％够不够？还是需要40％来注入信心？历史上，美联储曾经维持大约40％的基础货币供给为黄金。2001年4月上旬，这个比例仍有大约17.5％。尽管美国早已脱离正式的金本位，一种影子金本位仍然存在于黄金与基础货币的比例中，即便在21世纪早期也是如此。

其他问题还包括为了计算货币与黄金比例而对货币进行定义。银行系统中存在对货币的不同定义，这依赖于参与统计的工具的可用性和流动性。所谓的基础货币，包括流通中的纸币和硬币加上银行存放在美联储的储备。一个更广泛的货币定义是M1，包括支票账户和旅行支票，但不包括银行储备。美联储还计算M2，它与M1相同，此外还包括储蓄账户和某些定期存款。国外央行也使用类似的定义。2011年4月，美国的M1约为1.9万亿美元，而M2约为8.9万亿美元。因为M2远远高于M1，对货币特定定义的选择在计算黄金与货币的比例时，将对黄金的隐含价格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决定流通中的黄金有多少时，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为此应该仅计算官方黄金，还是把私人持有的黄金也纳入计算？这个计算应该仅仅参考美国持有的黄金，还是应该使用所有主要经济体持有的黄金来建立这个标准？

还必须考虑到新的金本位将赖以执行的法律机制。一条法规或许足够了，但法规是可以改变的。一项美国宪法修正案或许更好，因为这更加难以改变，从而可以最大地激发信心。

在这个新标准下，黄金的美元价格应是怎样的呢？选择了错误的价格是20世纪20年代金汇兑本位的最大败笔。在1925年使用的每盎司20.67美元的价格水平是高度紧缩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欧洲在“一战”期间发生的大规模印钞。在1925年如果采取每盎司50美元或者更高的价格，或许可以产生些微的通货膨胀，能帮助避免大萧条某些最恶劣的后果。

把上述因素纳入考虑，产生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结果。下表并未表明存在任何特别“正确”的价格水平，仅仅表明在考虑了前面所指出的要素时得出的黄金价格：

为了对任何被选中的体系加以控制，可以允许以官方价格同时存在一个黄金自由市场。这样，央行就可以被要求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以维持黄金的市场价格达到或接近官方价格。

假设选择的覆盖率跟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使用的一样，那时美联储需要持有的黄金储备等于其基础货币供给的40％。使用2011年4月的数据，这一标准将导致黄金价格定在每盎司3337美元。美联储可以围绕这个价格建立一个狭窄区间，比如上下各2.5％。这意味着如果市场价格下跌达到2.5％，到达每盎司3254美元，美联储将被要求入市并购买黄金，直到价格再一次稳定在更加靠近每盎司3337美元的价位。相反，如果价格上涨2.5％，到每盎司3420美元，美联储将不得不作为卖方进入市场，直到价格回归3337美元每盎司的水平。倘若覆盖率得以维持，黄金在自由市场的价格稳定在官方价格或其附近，美联储可以保持其调节货币供给以及在认为恰当的时候提高或降低利率的自由。

最后要考虑的问题是，在经济紧急情况下允许央行行长偏离严格覆盖率的灵活程度。尽管罕见，但是有时出现一场真正的流动性危机或通货紧缩，需要快速创造出高于货币—黄金覆盖率的货币。这项特殊能力将直接解决伯南克在他对大萧条时期货币政策的研究中所提出的与黄金相关的问题。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政治问题，因为它归根结底是央行与其表面上所服务的公众之间的信任问题。在货币兑换黄金方面，央行的历史总体来说就是一个违背诺言的历史，而美国央行的历史则尤其以公众利益为代价，来提升银行的利益。鉴于这种历史以及央行和公众之间的对立关系，如何才能产生必需的信任呢？

前文已说过，在一个全新的受到黄金支撑的体系中建立信心需两个要素：一个强有力的法律体系和用以稳定价格的强制性公开市场操作。当具备这两要素时，我们可以考虑在何种情况下美联储能被允许创建纸币并超越覆盖率的上限。

方法之一是让美联储用一项公开声明主动地超越这个上限。假设美联储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这么做，比如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的紧缩。在这些情况下，公开市场操作将构成一种对美联储所作决定的全民投票。如果市场同意美联储对于紧缩的判断，那么就不应该发生黄金的购买——实际上美联储或许应该成为黄金的买家来维持价格。反之，如果市场质疑美联储的判断，继而导致急于把纸币兑换成黄金，这将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让美联储重返原来的货币—黄金比例。基于行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观察到的“群体智慧”在市场价格上的反映，相对于聚集在美联储会议室里的少数律师和经济学家的狭隘判断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更为可靠的指导。

另一种方法是美国总统与众议院议长联合发布一项关于金融紧急情况的善意公告，允许美联储超越黄金覆盖率的上限。这将杜绝美联储进行单方面的救助和货币实验，而把真正紧急的情况下是否需要扩大货币供给置于公共监督之下。这个程序相当于民主的双重监督，因为当选官员将宣布最初的紧急情况，市场参与者将通过是否用自己的钱来购买黄金，对美联储的判断进行投票。

新的金本位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也需要加以解决。第一次货币战争和第二货币战争的历史表明，国际金本位会存在下去，直至体系中的某个成员遭受足够的经济困扰，通常是因为过度负债，从而决定通过脱离金本位并对其货币进行贬值，谋求针对其贸易伙伴的单方面优势。针对这种单方面脱离，方案之一是创建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所建议的一种受黄金支撑的全球货币。或许可以沿用凯恩斯所建议的名字——班柯尔。班柯尔将不会像今天的特别提款权那样是一种可膨胀的法定货币，而是受黄金支撑的真实货币。班柯尔可被指定为国际贸易和解决收支平衡的唯一货币。国内货币可以紧钉班柯尔，用于国内交易，并只有在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的情况下才可对班柯尔贬值。这将让单方面或无序的贬值以及货币战争成为不可能。

重建具有足够灵活性以适应现代中央银行做法的金本位所涉及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而不应该轻视。由美国白宫和国会或者二十国集团成立的一个技术研究机构可以配备专家，负责开发一个可在5年时间内实施完成的可行的金本位。这个研究机构就是要解决上面提出的问题，并对适当的价格紧钉给予特别关注，以避免20世纪20年代的错误。

根据美国的货币供给和美国积聚的黄金数量，如果使用40％的覆盖率标准，得到的黄金价格将是大约3500美元每盎司。鉴于公众对央行失去信心，以及这些银行持续的贬值经历，似乎需要一个更广泛的货币供给定义以及更高的覆盖率来确保公众对新的金本位抱有信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将产生更高的黄金价格，因为中国等主要经济体拥有的货币供给远大于美国，而拥有的黄金则少得多。这需要进行广泛的研究，但是要想在全球范围内恢复信心，估计黄金的大概价格在7500美元每盎司左右。对于某些观察家而言，这看上去或许是美元价值的巨大改变。然而变化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只是这个变化没有被市场、央行或经济学家所承认。

仅是宣布这样的计划就有可能对全球经济立即产生有益和稳定的影响，因为市场将开始对未来的稳定性进行定价，就像欧元问世之前的几年市场对欧洲货币的趋同。一旦确定了适当的价格水平，就可以提前进行宣布，而公开市场操作可以立即把货币稳定在新的黄金等价物上。最后，这些货币本身可与黄金挂钩，或者推出由黄金支持的一种新型全球货币，其他货币对这种货币形成挂钩。到那时，世界的活力和创造力将从通过操纵法定货币进行剥削引导到技术、改善生产力和其他创新上来。全球性增长将通过创造真实而不是纸面上的财富得到推动。

混乱

或许货币战争和美元贬值最有可能的结局是投资者完全丧失信心，导致灾难性崩溃，各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以维护货币、贸易和投资体系还在继续运转的假象。这不是任何人的意图或计划，更像最后一片金融雪花落在一个不稳定的债务山坡上而导致的一场雪崩。

近年来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通过显著增加的多样性和市场参与者的互联性得以累积。内在风险通过极大扩张的国家衍生品合约和大到不能倒的银行的杠杆呈指数增长。所有市场参与者形成的一系列确切的临界值是未知的，但是整个系统由于已经详细讨论过的原因，绝对要比以前更加靠近临界值。引发崩溃所需的仅是一个触发最低临界值的适当的催化剂。这并不需要是一个重大事件。回想一下大小不同的火灾，它们几乎都是由同样大小的闪电造成的，而有助于快速燃烧的不是闪电，而是世界的状态。

可能这个催化剂本身就会引人关注，而催化剂和崩溃之间的联系或许不会立即变得一目了然。下面是发生连锁崩溃的场景之一。

触发事件发生在欧洲交易日开盘的时候。西班牙政府的一次债券拍卖意外流拍，尽管欧洲央行和中国都承诺对西班牙债券市场进行支持，但西班牙暂时无法对某些到期债务进行续期。法国和德国迅速形成了一个援助方案，但是事件极大地打击了市场信心。在同一天，一个不起眼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法国主要债券交易商申请破产保护。欧洲的麻烦对美元来说通常是好消息，但现在美元和欧元都遭到围攻。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双重坏消息足以让荷兰一些养老基金的美元中坚分子改变想法而选择黄金。虽然并不经常活跃于美元的往来交易中，荷兰按下了美元的“卖出”按钮，一些雪花开始滑落。在日内瓦，某只对冲基金的一个美元关键临界值被跨越，这只基金也按下了“卖出”按钮。滑坡变得明显，雪崩现已开始。

美元开始快速移动到之前的交易区间之外，而且相对于主要指数，开始达到新的低点。当美元跌破交易商预先设定的止损位时，交易商被迫卖出，而这种止损交易又加剧了美元下跌的势头。随着损失的累积，陷入市场错误一方的对冲基金开始抛售美国股票，以筹集现金支付保证金的要求。金、银、铂和石油的价格开始蹿升。巴西、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股市开始看起来就像避风港。

由于银行和对冲基金交易员感觉到一场大面积的美元崩溃已经开始，他们产生了另一个想法。如果某种底层债券以美元计价，而美元正在崩溃，那么这种债券的价值也正在崩溃。这时，外汇市场的压力将会迅速转移到基于美元的股票、债券和衍生品市场，就像一场地震演变成一场海啸。这个过程不再是理性的，不再经过考虑。没有时间了。“抛售”的喊声响彻整个交易大厅。美元市场和基于美元的债券不加区别地崩溃，而商品市场和非美国股市开始大幅飙升。倾销美元计价的债券还导致利率急升。这一切都发生在伦敦正午之前。

纽约交易商、银行家和监管者们被欧洲同事和同行的疯狂呼叫从睡梦中惊醒。他们在红色的海洋中醒来，急匆匆地去上班。平常可以在早上6点的郊区通勤车上打个盹儿，现在车里只剩下站的地方了。人们也已顾不上“在车上不打电话”的日常礼仪，列车看起来就像是车轮上的一个交易大厅，它现在的确算得上是一个交易大厅。当银行家们抵达曼哈顿和华尔街时，美元指数已经跌去20％，股票期货下滑1000点。随着投资者竞相寻找避风港来保存财富，黄金价格每盎司上升了200美元。逆向投资者和抄底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拒绝跳到一个已经失控的列车前面。一些债券已停止交易，因为没有任何出价。美元恐慌现在全面展开。

某些市场，特别是证券交易所，当损失超过一定数额时会自动休市。期货交易所等其他市场赋予了官员特别的权力来应对无序下跌，其中包括增加保证金或持仓限额。这些规则并不会自动地适用于货币或物理上的黄金。为了阻止恐慌，各国央行和政府必须直接介入，反击私人出售的浪潮。在刚才所描述的恐慌场景中，央行大量购买美元和美国政府债券是第一层防线。

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在纽约时间上午10点迅速组织了一次国际电话会议，讨论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协作购买。在会议之前，各国央行与各自的财政部和美国财政部进行协商，拿到所需的批准和数额。正式的购买行动在纽约时间下午两点开始，此时美联储把主要银行交易柜台堆满了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买入”订单，以及对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和瑞士法郎“卖出”的订单。在买入开始之前，美联储官方透露给他们所喜爱的记者一条新闻，称各国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美元，而且美联储的消息来源在描述各国央行的购买力时，刻意使用了“不惜一切代价”这个说法。消息很快登上新闻专线，在世界各地的每个交易大厅都能看到。

从历史上看，当政府开始进行干预时，私人市场参与者开始撤退。私人投资者的资源要少于政府，并清楚地理解“不要跟美联储对着干”这句箴言。在多数恐慌中，交易者们此时愉快地把他们获胜的仓位平仓，获取利润，然后回家。各国央行就可以用纳税人的钱来收拾残局，而交易者会择日再战。恐慌迅速完成了它的历程。

然而这一次是不同的。美联储买入债券被视为火上浇油，因为美联储在购买债券时的印钞正是市场之所以陷入困境的原因。此外，美联储在恐慌发生之前印刷了如此多的货币，并买入了如此多的债券，以至于市场首次怀疑美联储的后劲如何。这一次，恐慌的卖方力量超过了美联储的购买力。卖家并不害怕美联储，他们“拍板成交”，让美联储持有越来越多的债券。卖家立即用他们从债券销售得到的美元购买亚洲的股票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和韩国的货币。美元崩溃还在继续，而美元利息再创新高。在首日结束时，美联储向火上浇的不再是水，而是汽油。

第二个交易日在亚洲开始，而且局势没有缓解的迹象。即使在澳大利亚和中国这些原以为拥有强势货币的国家，股票市场也开始崩溃，因为投资者需要卖出赢利头寸来弥补损失，还因为其他投资者现在对所有的股票、债券和政府债务都失去了信心。相对于票据资产的抛售恐慌，对金、银、石油和农田的争夺演变为一场购买恐慌。黄金的价格一夜之间翻了一番。一个接一个的政府关闭了亚洲和欧洲的证券交易所，给市场一个冷静的机会，让投资者有时间重新估值，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投资者得出交易所可能永远不会重新开放的结论，他们持有的股票实际上已被转换为非流动的私人股本。若干银行关门，一些大型对冲基金暂停赎回。许多账户不能满足保证金要求而被经纪公司关闭，但这只是把不良资产转移到经纪公司账户，一些经纪公司现在自身也面临破产。当恐慌在第二日弥漫欧洲时，所有的目光慢慢转向白宫。美元的崩溃无异于对美国本身信心的丧失。美联储和财政部都已不堪重负，现在只有美国总统可以重振信心。

军事术语中夹杂着“核选择”和“末日机器”以及其他类似说法，它们具有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在国际金融中，总统拥有一项鲜为人知、拥有巨大威力的核选择。这个选择就是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在卡特当政时期作为《对敌贸易法》的升级版本而获得通过。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曾动用《对敌贸易法》关闭银行并没收黄金。现在一位新的总统，面对程度相似的危机，将使用那条法令的新版本采取同样的极端措施。

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需要两个前提。国家安全或美国经济必须面临威胁，而且这个威胁必须来自海外。事后国会将得到通知，但一般而言总统在应对国家危机时拥有近乎独裁的权力。当前的情况符合《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条件。总统跟他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顾问以及撰稿人进行会面，为自1971年尼克松冲击以来最为引人注目的经济演讲进行准备。纽约时间下午6点，全球美元恐慌第二日，总统向全世界焦急的听众进行了一次直播演讲，宣布包含下列行动的总统令，并立即生效：

·总统将任命一个由资本市场的资深人士和“杰出的经济学家”组成的跨党派委员会，对恐慌进行研究，并在30日内提出适当的建议。

·所有私人和他国拥有的、托管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或汇丰银行和丰业银行等其他托管处、位于纽约的黄金将转为由美国财政部拥有，并转移到位于西点军校的美国金库。之前的拥有人将获得适当补偿，具体金额留到以后决定。

·所有外国投资者在美联储维护的系统中以电子记账方式持有的美国国债立即暂停过户。持有人将按照约定得到利息和本金，但不允许出售或转让。

·各金融机构将以票面价值在其账目上记录美国国债，这些债券将被持有直至期满。

·金融机构和美联储将合力购买所有新发行的美国国债，从而保持美国赤字的平稳融资，以及任何未偿还债务的再融资或赎回。

·证券交易所将立即关闭，直至有进一步的通知。

·美国禁止所有的黄金出口。

这个临时计划通过原地冻结多数债券持有者以及命令银行进行后继购买，将阻止国债市场的立即崩溃。它不会提供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最多可以为设计更为持久的方案赢得几周的时间。

此时决策者将认识到美元纸币按照目前的理解已失去效用。由于完全缺乏信任和信心，美元是一种价值存储的说法已经崩溃，导致作为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的其他职能也已消失。现在需要一种新的货币。新货币与美元不能有太多的相同之处，因此，新的货币一定是受黄金支撑的。

现在，美国财政状况的隐藏实力将显露出来。通过在美国本土没收外国政府和私人持有的大部分黄金，财政部现在拥有超过1.7万吨的黄金，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官方黄金储备的57％。这将使美国处在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后不久所处的类似地位，那时美国控制着所有官方黄金的63％。这种囤积将使美国重复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做法——塑造新的全球金融体系。

美国可以宣布发行“新美元“，1美元等于原来的10美元。新美元可以通过1000美元每盎司的价格兑换成黄金，相当于旧的美元体系下的1万美元每盎司。用2011年4月的市场黄金价格计算，这意味着对美元进行85％的贬值，比罗斯福在1933年进行的对黄金70％的贬值略高，但还是同一个数量级。它远低于1971～1980年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执政期间以黄金计算美元95％的贬值。

由于受到黄金的支持，美国的新美元将是世界上唯一令人满意的货币——货币战争的最终胜利者。美联储将奉令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在上面提到的灵活金本位下维持黄金的新价格。所有因黄金升值而获得的私利将被征收90％的暴利税。美国将向欧洲和中国慷慨地承诺优惠贷款和拨款，帮助世界贸易提供流动性，跟美国在马歇尔计划中的做法类似。那些被没收黄金的组织，多数是欧洲国家，将逐渐地被允许通过新的更高价格回购他们的黄金。毫无疑问，他们会选择在今后把黄金放在欧洲。

信心会慢慢恢复，市场将重新开放，商品和服务的新价格将得以形成，生活将伴随着位于金融世界核心的新美元继续下去。

或者不是这样。这种像凤凰涅槃重生一般，混乱之后迅速产生一个黄金支持的新美元的场景，仅是可能性之一。其他可能的结局包括一场无法停止的金融崩溃，其后是社会秩序的广泛崩溃，最终是基础设施的崩溃。这些场景由于热门电影和小说而为人们所熟悉，就像科马克·麦卡锡的《路》，它们通常讲述遭遇战争、自然灾害或外来入侵者劫后余生的故事。大体上货币战争和美元崩溃对财富、储蓄、信任和信心造成的破坏，其灾难性并不亚于一场敌对的外族入侵。人们除了随身携带的东西变得一无所有。

另一种针对美元崩溃的可能反应将是政府干预，其形式远比《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所允许的行动措施和之前所描述的更为极端和强迫。这种强制将更有可能发生在亚洲和俄罗斯，可能涉及资本存量和知识产权的整体国有化，关闭边境，引导生产力满足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世界将倒退到一系列的封闭区域，世界贸易将会崩溃。其结果将是全球化的对立面。这便是没有人可以搭便车的《北京共识》，因为已经没有便车可搭了。

结　论

美元的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美元将无法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元将或者加入多种储备货币的群体，或者服从于特别提款权，或者通过黄金得以恢复活力，或者伴随赎回和终止的可能性而陷入混乱。在这四种结局中，使用多种储备货币看起来是最不可能的，因为这并不能解决任何债务和赤字问题，而是作为传统货币战争的延续，把这些问题在国家之间进行转移。提别提款权的方案是由一些全球精英们在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政套房里提出来的，仅是用一个全球性纸币简单地代替各国的本国纸币，却冒着被自己摒弃以及时间带来的不稳定性等风险。一场精心策划并娴熟实施的对金本位的回归，提供了获得稳定性的最佳机会，但这种做法获得的学术尊重如此之少，以至于在当前的辩论中已经出局。这让混乱具有了巨大的可能性。在混乱中仍有第二次转向金本位的机会，即使是通过突然和未经计划的方式。最后，剩下的只有混乱，接着是更为糟糕的局面。

美元的崩溃或许是自身灾难的一次特别尝试，或者作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文明崩溃的一部分而发生。它或许只是标志着对纸币过剩的远离，又或是通往一场极度混乱旅途中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切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从灾难性崩溃的边缘却步还为时不晚。复杂性开始时是朋友，结束时是敌人。在复杂性和大规模被视为危险时，解决之道在于降低规模、分拆和简化。这就是为什么跟只有一个大船舱的船相比，用隔板把船舱分开的船不易沉没。这就是为什么森林护林员使用防火带来分隔大片的林地。每个木匠都信奉“为正确的工作选择正确的工具”，而经济学家在选择正确的工具方面应该跟木匠一样用心。

跟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做法相同，对于银行业而言，正确的做法是打散大银行，并将其活动限制在存款、消费者和商业贷款、贸易融资、支付、信用证以及其他一些有用的服务上。应该禁止银行从事自营、承销和交易，这些业务只限于经纪人和对冲基金。需要大银行来做大交易的想法是无稽之谈。辛迪加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发明出来的，却易于传播风险。

除了标准化的拥有每日按金的场内期货和资本雄厚的票据交换所，衍生品应该被禁止。衍生品并不会扩散风险，而是把风险放大并集中到少数大到不能倒的玩家手中。衍生品不为顾客服务，而是通过高额收费和鲜为人知的条款服务于银行和经销商。用于管理衍生品风险的工具没有起作用，也永远不会起作用，因为它关注风险净值，而不是整体风险。

应该采用一个灵活的金本位来减少通货膨胀、利率和汇率的不稳定性。一旦企业和投资者获得更大的确定性和价格稳定性，他们就可以在新的投资中承担更大的风险。即使不算上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利率和汇率这些阻碍创新的因素，创业本身的不确定性已经够大了。在美国放弃金本位的40年里，美国经济在美联储的带领下经历了持续的资产泡沫、崩溃、恐慌、繁荣和萧条。是时候减少金融的戏份儿，并赋权于商业了。黄金提供了价格和资产价值中最大的价格稳定性，并因此为投资者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以提出者、经济学家约翰·B·泰勒命名的“泰勒规则”应该引导货币政策。这一规则通过在方程式中包含实际的通货膨胀，对主动反馈环加以利用，同时提供了简单和透明。它并不完美，但是用丘吉尔的话说，它比所有其他的都要好。泰勒规则跟一个灵活的金本位相结合，将使中央银行的工作变得乏味，而这恰恰是重点所在。中央银行的戏份儿越少，就越能为企业家提供更多的确定性，而这些企业家是工作岗位和财富创造的来源。

其他扭转复杂性所带来的影响的建议还包括取消企业所得税，简化个人所得税，以及削减政府开支。反对政府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并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仅是审慎起见。当崩溃的风险存在于规模本身时，政府规划的头等利益由无形的二级成本所主宰。规模越小越安全。

上述建议的共同点是都会缩小或简化金融系统，或者就黄金来说，应该建立抵御崩溃的隔板。批评者会说，这当中的许多建议是回退到政府规模较小和银行、财政及货币政策复杂性更低的时代。这些建议是正确的，这就是重点。当沿着复杂性的输入输出曲线进入负边际回报时，后退会是一件好事，因为社会将因此更有效率，也更能抵御灾难。

如果不采取补救措施，事情确实发展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五角大楼最终将被要求以财政部和美联储不能做到的方式来恢复秩序。五角大楼2009年金融战争演习中所设想的威胁正变得日益真实。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听取金融战争演习的简报时，说这次演习“是令人大开眼界的一次经历”，它“反映出部分政府部门在信息共享方面能力和意愿存在某些不足”。盖茨没有指明是美国财政部，但我的经验是，财政部和美联储需要与国家安全部门更加紧密地合作，帮助美国为今后作好准备。

正如我在开始时指出的那样，一本关于货币战争的书必然是一本关于美元及其命运的书。尽管有各种缺点和弱点，美元依然是整个全球货币、股票、债券、衍生品和所有投资体系的枢纽。按照定义，虽然所有的货币都代表一定价值的储藏，但美元有所不同。在一个道德观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国家，这是一种经济价值的储藏，因此对世界来说也是一线希望。美元的贬值离不开这些价值观和特殊性的消散。本书尝试对美国前方的危险提出客观的警告，并在绕开危险时充当指引者的角色。

社会和金融的崩溃已经发生了多次，但都被很轻易地忽略和遗忘。然而历史不会忘记，复杂系统也未对惯常的行为收手。复杂系统始于良好的组织准则，最终却在毁灭系统自身的同时吸收了所有可用的能量。资本和货币市场是复杂的系统，除非被打破、控制、隔离和缩小，否则终将崩溃。货币战争归根结底在于美元，但是由于衍生品、杠杆、货币增发和黄金被贬抑，今天的美元只是以前美元的翻版。拯救美元还为时不晚，但是，时间不多了。

致　谢

在此，我对那些在本书上帮助过我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先要感谢我的图书代理人梅利莎·福莱西曼，她在本书从构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提供了重要帮助。她的支持从来没有动摇过，在长达数月的研究和写作中，这对我一直是一个慰藉。

我要向企鹅集团Portfolio出版社的阿德里安·扎克海姆表示感谢和感激，他为这本书开了绿灯，并为一名首次出书的作者提供了一次机会。我们在2010年都意识到货币战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世界经济不幸的是，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的编辑考特尼·杨、助理编辑埃里克·迈耶斯和企鹅集团的其他团队成员对本书的出版作出了专业贡献。非常感谢我的文字编辑尼古拉斯·洛维基奥，其细致的审读增进了书稿的前后一致性和流畅性。感谢所有人的技巧和耐心。

非常感谢我在弗吉尼亚州麦克林恩的奥姆尼斯公司（Omnis）的合伙人，让我把华尔街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兰迪·陶斯、克里斯·雷、乔·派斯和查理·迪尔菲尔都是美国默默耕耘的无名英雄。与他们一起工作是一种荣幸。我们永远为已故的合伙人扎克·沃菲尔德祈祷。

感谢那些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同事，在此我无法提及他们的名字。你知道我说的是谁。美国或许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美国很幸运有他们的付出。

感谢应用物理实验室的领导允许我跳出条条框框。邓肯·布朗、特德·史密斯、罗恩·卢曼和佩吉·哈洛在威胁评估和应对方面的前瞻性思考永不止步。他们友善地让我参与他们的工作。

在这么多年里，我对我的法律顾问汤姆·普齐奥、菲尔·哈里斯、梅尔·伊莫加特、玛丽·惠伦和伊万·施拉格亏欠良多。即便是律师也需要律师，而他们是最棒的。

感谢我的经济学顾问约翰·马金、格雷格·霍金斯、小戴维·马林斯、迈伦·斯科尔斯和鲍勃·巴贝拉。考虑到我对他们的领域采取的非正统理论方法，我感谢他们的聆听，以及他们对自身想法和意见的分享。

还要感谢我的市场顾问泰德·尼兹格、比尔·莱纳、约翰·梅里韦瑟、吉姆·麦肯蒂、戈顿·艾伯斯、克里斯·惠伦、彼得·莫兰和戴夫·诺兰。戴夫和我在2005年房利美的股票每股45美元时卖空，当它升至65美元时我们亏了钱。今天它以39美分的价格进行交易。时机就是一切。

华盛顿特区现在成为世界的金融及政治中心，如果没有那些最接近这个权力中心的人们的支持和鼓励以及许多智力上的交锋，我就不可能写成这样一本书。感谢泰勒·格里芬、罗布·萨利特曼、布赖恩·雷思梅尔、托尼·弗拉托、蒂姆·伯格、泰迪·唐尼、迈克·艾伦、乔恩·沃德、胡安·萨拉特和埃蒙·贾维斯指引我穿过新罗马的灌木丛。

当需要一个军事观点时，最好的做法是求助于乔·谢弗准将和史蒂夫·贝克少将。谢谢他们。当我遇到谢弗准将时，他是现役将军中唯一拥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许可、可以买卖证券期货的人。这太有趣了。也要感谢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格雷格·伯吉斯，谢谢他的远见以及坚持举办构成本书第一章的金融战争演习。我非常感谢格雷格邀请我参与演习，并让我加入中国编队。当中国有了更多的黄金时，我们或许可以再搞一次演习。

要不是我所邀请的“华尔街杂牌军”在五角大楼设定的全球金融棋盘上的努力，本书战争演习的相关章节将不会存在。感谢史蒂夫·哈利韦尔和比尔·奥唐奈，谢谢他们的友谊、欣然参与以及允许我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在1020里程标餐馆再次碰面，那里是战争演习真正开始的地方。

感谢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罗莉·安·拉卢科、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阿曼达·朗和《王者世界新闻》（King World News）的埃里克·金邀请我到他们的节目讨论经济问题，这构成了本书的很多内容。没有什么能像拥有机智主持人的电视直播这样迫使你磨炼你的思想。

感谢那些在成书的不同阶段阅读手稿各个章节，并提出深刻的问题、批评和鼓励的人们。他们不是作为经济学家来读这本书的，他们是关注这个主题的民众，他们有抵押贷款、孩子和要支付的账单，并渴望弄清楚金融世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意见让这本书变得更好。感谢琼、格伦和黛安。

在跟你的另一半一起生活的同时写一本书，根本就没有办法不让她成为写作的很大一部分。你们会讨论、辩论、争论、活在其中并以此为生。谢谢安，她为我做了无数的小事，还有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者这件大事。安是我全部的爱。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金融经济学中心的乔恩·福斯特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极为慷慨地花时间阅读手稿并提出了专家意见。当然，本书观点是我本人的，并不一定是他们的。感谢二位。

这一次我的确把最好的留到了最后。我向我的研究助理和编辑助理威尔·里卡兹表示无尽的感谢和最高的专业尊重，他是科罗拉多大学和塔夫脱学院的骄傲。本书所有的清晰和连贯都源于他警觉和挑剔的双眼，遗留的任何错误则全部归咎于我个人。

注释

①　罗塞塔石碑，是一块同时刻有古埃及象形文、阿拉伯草书和古希腊文三种文本的玄武岩石碑，是解密古埃及文的钥匙，现常被用来暗喻解开一个谜题或困难的关键线索或工具。——编者注

②　《黑天鹅》一书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扉页

版权页

简介

推荐序

引言

｜第一部分｜　战争不可避免

第一章　准备战斗

第二章　打响金融战争：演习开始

｜第二部分｜　货币战争

第三章　反思黄金时代

第四章　第一次货币战争（1921～1936）

第五章　第二次货币战争（1967～1987）

第六章　第三次货币战争（2010～?）

第七章　二十国集团方案

｜第三部分｜　下一轮全球危机

第八章　全球化和国家资本

第九章　经济学的滥用

第十章　美元的崩溃？

第十一章　结局——纸币、黄金，还是混乱？

结论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