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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文明，还是中国本位？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眼中的中国特色

这八个怪理由让我爱上北京

什么是中国的文化特色?

留下来的贵气

普世文明，还是中国本位？

文/许纪霖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

而且要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政治实体

更要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实体

共和国已走过了六十年历史路程。比较共和国成立之初，今日的中国已经深刻地卷入到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之中。全球化给各个民族与国家带来了世俗化的变迁，同时也建立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性。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其中最深刻的问题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

对于这个问题，思想界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普世价值论和中国本位论。普世价值论认为：现代性是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也不例外，历史已经终结，中国应该走与西方同样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本位论则强调：太阳不是一个，而是有多个，现代性是多元的，中国应该也可以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近三十年中国的崛起，证明了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成功，需要的仅仅是打破西方对现代性话语的垄断，作出中国自身的理论阐释。

这两种理论背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预设。普世价值论承认现代性可以有欧洲的模式、美国的模式、日本的模式、中国的模式，它们都是特殊的现代性，但特殊之中有普遍，多元现代性之间有一些彼此可以通约的普世价值。而中国本位论则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认为不同民族与国家的现代性都是特殊的，不可比较的，没有一个可通约的普遍标准，如果有的话，背后就是潜伏的、隐蔽的西方中心主义。

这两种对现代性的理解，体现了启蒙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紧张关系。启蒙主义是普世的，从普遍的人性和正义提出问题。而历史主义反对启蒙的普世价值，一切都只能在民族与文化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才能获得意义，而不同历史语境的文化是难以通约的。历史主义有其睿智，可以解决文化认同的问题，但也有其危险性，有可能消解现代性本身，把现代性本身解构为一个空洞的符号，导致后现代的价值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而价值虚无主义又恰恰是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温床。从历史主义到价值虚无主义，再到反现代的另类现代性，这一下行路线有其深渊所在。

传统的启蒙主义有一个弊端，即导致僵化的，独断的一元论现代性。特别是六十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把现代化解释为以美国为标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统模式。帕森斯将现代化归纳为三条铁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非西方国家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如何从传统（本土）走向现代（西方）。这种赤裸裸的西方中心论如今已经被普遍地唾弃。到了二十一世纪，全球的现代性方案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仔细考察，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用帕森斯的三条铁律来衡量，无法解释。以本质主义的思维理解现代性，已经面临着不可逾越的内在障碍。

要超越这一困境，解开现代性的普世与多元内在紧张的死结，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理论会给我们一条新的路径。维特根斯坦在研究各种词的意义的时候，发现其意义是不确定的，只有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一个词才能获得确切的意义，但不同语境下的同一个词的意义又是相似的，他将之称为“家族类似”。也就是说，一个家族的成员，他们的容貌都有相似之处，但并没有共同的本质，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为家族所有成员全体分享的，但总是有一些最基本的特征为大部分成员所共同拥有。维特根斯坦“家族类似”理论对我们理解现代性的普世价值，在不确定的历史语境之下获得现代性的确定意义非常有启发。它提示我们，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僵硬的本质或确定不移的目的，不是帕森斯式的三条铁律。现代性意味着一组价值，包括自由、权利、民主、平等、博爱、富强、幸福等等。都是现代性的价值。这些价值按照以赛亚•柏林的说法，彼此之间很难和谐，相互之间经常有冲突。于是对于不同的现代性价值需要选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在哪种价值具有优先性的问题上理解是不一样的。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有不同的现代性，乃是它们对何种价值优先的理解和处理不同。比如，英美比较注重自由与法治，法国突出民主，东亚注重发展和富强。不同的现代性，隐含了价值优先性的差异。普世的现代性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也并非一成不变，内部充满了紧张与冲突，不同的现代性方案是不同价值的组合。不过，如果说它们都是现代性的话，一定具备了现代性这组价值中的大部分，具有“家族类似”的特征。不同的现代性既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可比性，现代性有品质高下之分，有好的与不好的区别。当一个国家的现代性过于偏重某个价值，比如只注重国家富强，公民缺乏基本的人权保障，或者民主制度有了，却没有相应的法治秩序，贪污贿选成风；或者社会实现了平等，却在普遍的贫穷中挣扎……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判定不是一种好的现代性。当我们以这样一种新的思维重新理解现代性的话，一方面可以避免本质主义的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性方案，哪怕它以各种伪装的形式出现，另外一面也可以与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划清界限，坚守现代性的普世价值。

中国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是一个古老的轴心文明，作为普世文明，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提供了普世性价值。任何重要的人类文明，无论是东西方文明，都是普世文明，内涵有着普遍的人性。正因为这些轴心文明是普世的，对人类的普遍命运、人性的一般问题有着共同的关切和思考，因此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才是可能的。文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国大思想家莫兰指出：“文明同野蛮相对，文化同自然相对，文明和文化形成两极：文化一词代表独特性、主观性、个体性，与之相对的文明一词代表可传播性、客观性、普遍性。”任何文明的普世性都是通过其特殊性表现的，特殊性之中内涵有着普遍性。不同文明之间所发生的碰撞、冲突乃至交融，并非特殊性之间的冲突，特殊性各有所归，缺乏冲突的理由和依据，而特殊性内中所包含的普遍性冲突，是对人类命运和人类未来不同的理解和选择所发生的冲突。不同的普遍性是可以比较的，普遍人性即是其比较的基础。中国人正在寻求的中华新文明，绝不是一种只适应于中国的特殊文明，而是对整个人类有普世意义的文明。新的中华文明不应游离于以“家族类似”形式体现出来的普世文明之外。

共和国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仅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民族国家，一个国富民强的经济强国，更是一个对人类普世价值有所贡献的文明国家。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这是中国崛起的必经之路。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而且要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政治实体，更要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实体。这是共和国历史的期待，是十三亿中国人的自我期待，也是全人类对伟大的中华文明的期待。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眼中的中国特色

文/柯伟林

柯伟林（W.C.Kirby），哈佛大学历史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学者之一

经济飞速发展、巨大的工程抱负与共产主义力量的完美结合

对外开放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寻求一种全民共同的价值观

维护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疆界

这些都是现代中国所表现出的与众不同的特色

充满活力的经济

如果我们归纳今天中国的特色，无疑，首先意识到的一定是它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地方—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活力变得更为富有和发达。

不可否认，这种在短时间内的迅猛发展，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归因于中国的活力在过去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在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以及那个时代的苦难，随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又蒙受了巨大灾难。在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却停滞不前。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中国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变化不过是以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发展活力重新开放了自己。在整个后帝国时期，我们见证了中国成长与发展的大体连续性。今天，我们只是正在经历一段赶超时期。

二十世纪的一、二、三十年代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的中国位居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社会之列。中国银行在整个中华民国的每个主要城市提供储蓄业务。随着国民党的崛起 —其强大足以终止这种趋势—才出现对国有企业的偏爱，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得以扎根。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两个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时至今日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特色。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远远越过了国家计划时代，来到了一个或可称之为“指导性计划”的时代。在“指导性计划”时代，私营企业的空间非常巨大。当前，这种空间比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末期都要大得多。到了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两个领域的合作与紧张关系仍然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因为国有企业能维持下来并继续发展，在世界上除中国之外，似乎别无他处。

实体改变的政治意愿

或许中国最有特色的另一个地方，就是它通过大规模高速公路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整个国家改天换地方面所获得的成功。一方面，这是一项最新的成就。但它也是中国领导人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最早拥有这一梦想的中国领导人是孙中山。他于1921年撰写了《实业计划》一书，书中谈到了要在中国修建十万英里公路，让每个中国人都拥有一辆廉价汽车。这些目标至今尚未达到，但是中国在朝这些方向前进。二十世纪中国政府的发展实质表明了国民党在大陆的雄心。国民党创造了一种被共产党后来继承下来的官僚经济。这种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去了台湾，并谋求台湾的发展。在现代中国，这是一个或可称之为“工程抱负”的胜利。某种意义上，现代中国属于一个工程国家。像早先的九名常委一样，今天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务委员全部都是工程师出身。毫无疑问，这绝非偶然。

正是工程抱负与共产主义力量的密切结合使得中国成就了任何国家都成就不了的事。你也许不赞成每一项工程。但是只有在中国，三峡大坝才能通过财政资源、工程才华及能力、政治意愿的结合得以修建。只有在中国，你才能在每个城市都看到目前的基础设施水平，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它甚至超越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战后雄心。在当时的美国，修建国家公路系统可以不用太过担忧律师以及特殊利益集团。而在今天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关于现代中国应当有怎样的面貌，是孙中山做了最初的设想，而非其他任何中国领导人。孙中山认为，现代中国不应该只是在统治方式上现代化，它还应该是一个从外观上改变了的中国，而且还应该在科技上现代化。除毛泽东以外，从孙中山一直到胡锦涛主席，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同怀这一梦想。我们环顾四周，成果无所不在。这一领域的成功是引人注目而且显而易见的，也令世界为之钦羡。我们能在大学领域就看到这一点。举例而言，哈佛大学拥有一座十年前购买的新校园，园中一直寸土未兴；而如此之多的中国大学却已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修建了全新的校园。

国际主义倾向

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国有一个特色是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的。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是在1978年之后才向世界开放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真正闭关锁国的年月很短很少，除了1960年至1972年。

现代中国是通过国际交往，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愿意接受国际影响并得到了发展。它已经像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派一样采用了它认为有益的各种形式，从商业组织形式到政治组织形式。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义的全盛时期会被指控为孤立主义者，但是在大部分的历史上，它都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政党。毕竟，它的成立是国际运动的一部分，是与苏联合作的产物。事实上，没有苏联就没有共产党，没有苏联就没有新中国，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着难以磨灭的苏联基因。这是一种国际的影响力，并不是强加在中国身上的，而是中国领导人主动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商业组织形式及大学的性质亦是如此。国际关系并没有阻碍中国，相反，正是因为这些国际关系的存在中国才得到了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宽泛地讲，一直以来中国在这方面并非存有戒心，而是一直在迫切地寻求。不幸的是，毛泽东主义时代从1960至1972年与世隔绝。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期间，中国深陷于与苏联阵营的关系之中。那时，中国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后来，毛泽东不仅退出了冷战的两个国际阵营，将中国带入一个无比危险的孤立境地，而且他还做了一件早期国际主义政府不曾做过的事情：那就是，诋毁在毛时代之前的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我认为当代中国既非常对外开放，同时又为自己的历史、文化根源而自豪，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是非常可能的。今天在中国，这些六十年间无人问津的历史文化根源又在被人们津津乐道地研究。

注重文官制度

中华文明的伟绩之一就是将宋朝的考试制度带入了二十世纪。它是一种根据学识选拔人才为国家服务的工具，也是一种文官制度形式。所谓文官制度只是一个表面的说法，并不是说文官独立于君主进行统治，而是说它深深植根于社会、在社会底层中具有合理性。文官制度之所以“文”，是因为文官们受教于文明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传遍整个东亚的价值观念。要弄清是什么价值观念将这个社会聚合在一起是当今的一个巨大挑战。还是马列主义吗？还是古典教育吗？我的感觉是，中国学生对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特别精通。

将中华文明凝聚在一起如此之久的，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眼下人们正对此有所寻求。从胡主席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望可反映出这种寻求的渴望。我们可以说，和谐社会这一词组不存在于任何经典文本，而是一个委员会的成果。也就是说，它出自于一个非常现代的政治程序。

我认为，对价值观念的寻求和还政于民的制度（或者是这种政治制度的某种形式）的寻求是相容并存的。“人民应该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句话邓小平说过，胡锦涛主席重述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然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似乎并没有清晰的途径。如果缺乏对社会权威的更大制约，就需要通过更加独立的司法制度或新闻界，乃至其他力量（如选举）的手段得以实现。如果做不到这些，良好、诚实地治理这个国家就会面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实际上，治理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似乎是相当困难、费力的。我钦佩并体谅肩负重任的中国领导人，他们比治理一个只需在基层做出大量决策的国家要艰难得多，因为他们要负责一切。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中苏货贸易合作时期，周恩来不得不每年决定大豆的价格。考虑到他所担负的诸多其他职责，这很令人惊异。一种让治理中国更加容易的政治改革是符合所有各方利益的。

军队的重要性及维护领土完整的能力

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显著特色即是职业军人—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国家的统治。尽管拥有政党机制，但这个国家仍然不能摆脱军人统治，也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夺取政权者的统治。过去，毫无疑问，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被认为是天意的化身。在一个强大的文官官僚体制下，兵役被认为是比文官制度低得多的制度。然而从1927年至今，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一直是军委主席。不论他们是否拥有别的什么头衔，军委主席这一头衔才是最重要的。在国民党时期，最重要的头衔是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毋庸置疑，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每一个主要转折点中，军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回想一百年前，那时，我们的世界主要是由一些帝国组成的：罗曼诺夫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英法殖民帝国以及大清帝国。今天，除了现今化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清帝国，那些帝国中都一一瓦解。也就是说，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功地大体上—并非完全、但是总体上—维护了清帝国的疆界，保卫了一个中国人领导的多民族国家的疆界。我认为，在1911年，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保住这个辽阔的“国家”帝国。在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这个国家以极大的外交技巧做到了这一点。没有任何地方比中国外交部拥有更多的专业文职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它这样做是出于其保卫疆界的决心：民族主义者与日本作战收回满洲，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妥协。不论是台湾、新疆或是西藏，也无论人们认为它是好是坏，全世界对中国主权的认可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的确也成为当今现代中国的特色之一。

这八个怪理由让我爱上北京

文/伯德孟（Bert de Muynck）

伯德孟（Bert de Muynck），建筑师，作家。他和莫尼卡（Mónica Carriço）一起为MovingCities（www.movingcities.org）工作，也是这个组织的总监。2006年，他们在北京定居和工作

在发展的核心当中，似乎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必然

建造和毁坏，它们两者纠缠、混合、互相加强

盘旋、抖动、扭曲、翻转、跳跃、下降

并且释放和扩散着工作的机遇

这个过程让大众的呼吸变得急促，加速了诗人的想象

在建筑群中发现理性

好吧我得承认，我一踏上北京这座城市就爱上它了。我对它的爱随着我逐步深入这座城市而与日俱增。北京有着我无法抗拒的力量。我在2005年9月第一次邂逅了北京，就在我坐火车离开莫斯科十天之后。当时我正在一列跨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参加会议。同行的还有40位学者、艺术家和研究人员。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去中国，北京。我以前去过莫斯科，所以当我把这座城市甩在后面时并不感到十分难受，尽管和冬天比起来，我更喜欢夏末的莫斯科。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爱有时候取决于当他踏上这座城市时所处的季节。凛冽的寒风在北京肆虐，冲击着裸露的城市，让你骨头发麻。和这比起来，能使你出汗的温暖的夏风，在露天或开着空调的饭馆里进餐也别有一番城市风味。列车逐渐穿越俄罗斯，我也愈发紧张起来，开始期待着这座以巨大的包容性而闻名的城市。出于一个奇怪的原因，我是参加会议的人中唯一的一名建筑师，这使我感到被赋予了特权，因为我身为建筑师的特殊能力能让我更好地去爱一座城市。这些能力能让我读懂人流，在各异的建筑群中发现理性，对文明的创造进行思考，更让我明白城市意义的在于人们如何讨论它，而不是如何建造它。作为建筑师，我们应确信建筑是会说话的。它们对人的眼睛说，对人的心灵说，对人们对未来的感觉说。作为建筑师，我们给未知的未来描绘出了形状。

“你应该去一趟，你就知道了”

要理解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爱，就去观察他来到城市的方式。一些人在城市中出生和长大，所以城市就好像是他们人格的自然延伸。如果人们改变，城市也就跟着改变。如果他们取得成功，那么在城市中成功的角落里将发现他们的身影。如果他们感到挫折，那么即使是最美的建筑和公园也无法让他们释怀。如果人们长途跋涉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定居，那么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爱只会慢慢积累。当人们从城市的一个角落跋涉到另一个角落，在出租车或地铁上坐上几个小时，当人们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不同的人们进进出出时，城市便被慢慢地发掘、暴露出来。人们对城市可能更加热爱，也可能对城市感到失望。如果人们在一个城市只待上几天，那么时差可能是影响他们感觉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他们在机场、宾馆、饭店、会议之间穿梭，那么城市提供给他们的商业和旅游机会将极大影响他们对城市的爱。经常有这样的人对我耍阴谋，无论他们是商人还是游客。因为他们总是故弄玄虚地表达对一座千里之外城市的热爱，却很少能说出具体是为什么。他们向朋友展示城市的照片并试着说明，但他们能说的也只是“你应该去一趟，然后你就知道了。自己去体验一下。”

几秒钟之内漂浮在两种感觉之间

穿过了一座沙漠之后才来到城市。来到北京的前一天整天都在穿越蒙古沙漠。那是一个广阔、空旷的大沙盘，视野之内几乎没有人类活动和建筑物。感觉就好像是在穿越虚无，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虚无，这种感觉随着火车在铁轨上持续的颤动愈发强烈。在一列运动中的火车上，人们感觉不到平衡，大地在不断地移动，在你的脑中只有地平线是参照物，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在运动。所以当我穿越这空旷的沙漠，这广阔、空旷的大自然时，脚下还伴随着连接莫斯科的铁轨，能感觉到北京的建筑微风般扑面而来。经过了这宽广的虚无之后，北京的巨大也显得没有多大区别。我一直试着将这种震撼和其他东西进行对比，但可能只有桑拿的感觉能与其相提并论。将身上加热，然后跳入冰冷的水中，在几秒钟之内人漂浮在两种感觉之间，不知道应当感觉冷还是热。带着这种区别一旦居住在北京，这种不上不下的感觉将每天伴随。

我不懂这里的语言

我初次到北京两年之后，也是我决定定居在此一年之后，一本荷兰建筑杂志邀请我写一篇“北京来信”。到最后写成了一封情书。在信里我努力、仔细且富有诗意地表达着对一座城市的敬畏与期待。通过写作和建设，我们试图找寻一些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充分认识，但我们愿意与之奋战，愿意冒险，为之投入精力。我对这座城市的爱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我几乎不会说这儿的语言。所以街上、建筑工地周围、地铁里、出租车后面等地方的公告栏或告示，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抽象的语言。对其他人来说可能觉得习以为常，而我却能从中发现美。我将我对此的感觉与荷兰著名画家Mondrian在1940年参观纽约时代广场时的感觉进行对比：“在1940年，当Mondrian面对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广告牌和氖气霓虹灯时，他惊呼‘多美啊，还好我不懂英语。’我不懂北京的语言，但它确实很美，只要我懂建筑和都市生活。”

“爱”和“Eye”很接近

我掌握了足够的中文让我理解“Wo Ai Beijing”（我爱北京）这句话。奇怪的是，我总觉得中文的“爱”和英语单词“Eye”很接近。作为一名建筑师、作家和moving cities的主管，一名在为现代城市整形过程中探寻着建筑和都市生活角色的思考者，“eye”是很重要的研究工具。当体验、居住、工作在北京这样时刻变迁的环境下，人们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自认为通过精心的策划、精确的执行、对未来的理解就可以获取一切。在发展的核心当中，似乎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必然。建造和毁坏，它们两者纠缠、混合、互相加强，盘旋、抖动、扭曲、翻转、跳跃、下降，并且释放和扩散着工作的机遇。这个过程让大众的呼吸变得急促，加速了诗人的想象。它放大了开发者的野心，放大了评论家心中的混乱。它锻造了建筑师的热情，锤炼了个人的生活。它在对我们的眼睛说话。

热爱未来总是充满心险

一些人喜欢北京是因为它的过去，而不是因为它的现在或正在发生的改变。在每一个爱的纽带中，总有美丽包含其中，有你和你所爱的人所共同经历的冒险。这正是爱或即将来到的更多的爱的基础。但对于城市，状况有所不同。尽管它看上去很容易表达：“我爱这座城市的历史”，但要理解在现实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则比较困难。爱和回忆经常玩捉迷藏。回忆经常被人们理解为快乐，它包括了我们的过去，所经历的，所遭遇的，所以我们可以控制它，赋予它意义，突出我们喜欢的，忘记我们不喜欢的。快乐是可以根据需要被创造的。对回忆进行改造，像尼采（Nietzsche）看到的那样，就相当于文化道德的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见证了这样一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回忆已经变成了活跃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一种对逝去时间的追忆，对失去天堂的追思。热爱未来总是充满了风险，因为你必须要去相信它，必须参与它，为它贡献。人类似乎有种奇怪的习惯，将过去和快乐联系在一起，而将未来和失败联系在一起。这不会仅仅是我自己的感觉吧。难道我热爱北京是因为在这儿我感觉到未来能够和快乐联系在一起？

现实是正在发生的想象

潘石屹曾在2002年说过“现在是正在发生的未来。”今天，我要说：“现实是正在发生的想象。”

我们为不知答案而感到高兴。

我们对城市的爱从来就不是理性的。没有魔法公式能够解释建筑物、建设、毁坏、文化和都市生活对我们的吸引力。但今天建筑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能创造性地从不相干的人手中获取资源。我们可以将建筑师、商人、艺术家、投资者、建筑工人从一地带到另一地，可以一天盖一层，也可以一天为这座城市增加上千辆汽车，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着城市的变迁。我们可以离开城市几个月，然后再回来感受变化。隐藏在城市变迁的下方的是前进的潮流——建筑时代的潮流。“我爱纽约”这句话有着历史意义。这这句话在20世纪早期使人们相信建筑那多变的力量，最后引向了雷姆•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中所诠释的“拥塞的文化”。今天，北京不仅仅要应对全新的拥塞文化，更要处理建筑文化。那么，这种建筑时代的文化会将我们带向何方呢？我们应当为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而感到高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处理这个问题。出于一个奇怪的原因当拆毁这城市的一部分时出现了一批人并自封为“老北京之友”，令我感到奇怪和不解的是这新的建筑时代并没有造就一批“新北京之友”。我知道，和未来做朋友是困难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建筑师、开发者、作家来说，似乎别无选择。如果我们打算为未来描绘蓝图，如果我们打算奋斗在现在和未来之间，我们最好爱它。

什么是中国的文化特色?

文/朱其

朱其，1966年生于上海，独立策展人、艺术批评家。现生活和工作于北京

这个传统的特点是

在科举制以及政治、文化和经济地位

集于一身的士大夫体系之外

民间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几乎难有缝隙

通过正统方式向上崛起

而只能采取超常规、违背游戏规则

以及反道德的方式

“中国特色”一词几乎成为改革三十年的同义语，尤其是在近二十年邓小平所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口号。

关于中国特色的讨论在清末民初就已开始，那是在西方化的强势扩张背景下产生的。近二十年的中国特色尽管是在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不完全是指欧美背景，但基本上是以欧洲开辟的现代性和美国主导的后现代性作为一个西方社会现代文化为主脉的。

从郎世宁的中西合璧的清宫绘画，到马礼逊编第一本中英字典，中西文化开始融合。从清代中期至今，中国几乎接近吸收了西方所有体系化的现代性文明，在文史哲和艺术领域还吸收了古典文化。近现代中国吸收的最核心的现代性文明主要是五四前后，包括强调唯意志论的主观能动的作用，如尼采、马克思等人的哲学；强调历史的主体性以及人的个性价值。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化是以自然天道为哲学基础，强调“弱意志化”的顺其自然以及人的社会性，在美学上倾向自然灵性和气韵生动，在艺术上侧重泛神论的山水、花鸟的自然题材和佛道人物的神似观。

唯意志论、历史的主体性以及个性价值，这是中国思想传统所缺失的，但是由西方社会率先树现代精神标杆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并不能因为是西方人先喊出来我们就不接受。奥运会之后，中国社会表面的现代性特征似乎满目都是西方化、全球化的拿来主义，但中国社会在政治、哲学、美学和处世方式的深层结构并没有根本变化。

中国的政治统治依然保持着中央集权的类似晚清以前的士大夫文官体制，尽管这些年有不少贪污腐败，但政治精英层依然秉持有治国平天下社稷为民的基础观念。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是马克思主义，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思想和话语的深层结构中，依然具有从禅宗的直观到王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的传统哲学特征；中国的基层社会尽管已遍布西方化的市场经济和前苏联东欧化的基层党组织，但在深层组织结构中，依然能发现中国传统的家族、帮会和江湖的运行方式。

尽管西方的现代艺术和美国的后现代文化在过去一个世纪长驱直入中国，但中国人的视觉观念依然是传统的意象美学，所谓意象美学，即中国艺术传统中强调视觉形式“形似”自然。近十年由西方建筑史设计的十大建筑中，中国公众并不喜欢继承西方现代艺术的抽象艺术和构成主义语言脉络的建筑形式，如库哈斯的抽象几何的央视大楼，而是偏向于像“鸟巢”的奥运主会场，像“水滴”的国家大剧院。中国人在潜意识深处还是喜欢能在自然中找到形似对象的视觉形象，并在形似自然形式的基础上，进行意境和气韵的表现。

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化代表人物的鲁迅，他的小说、杂文及其政治和文艺思想先后吸收过尼采、拜伦、克尔凯郭尔等欧洲十九世纪的现代性思想，包括尼采的唯意志论的超人哲学，拜伦的抵抗者文化，叔本华主义的精神苦闷的文艺论，俄罗斯的民粹主义思想、象征主义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艺论。但鲁迅的骨子里，在深层精神结构和美学上，实际上偏爱中国传统的目连戏，汉代碑帖、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他的宗教意识甚至更偏向于以古越绍兴为核心的中国早期的祭祀文化。

晚清民初实际上展开过一场汉宗寻根运动，比如沿袭乾嘉学派直至康有为、章太炎、鲁迅，认为中国真正的汉字书法、文学是在汉魏以前。章太炎认为，中国的文字原不是只与字形有关的，而是以声韵为核心，至魏晋时期达至顶峰，其时汉语诗词一经写出，即可吟唱。如文人不通《说文解字》，就无法真正深入汉魏时期的汉语在声韵上美妙。但章太炎最终成为绝响，再无后世学者能真正超越他。

胡兰成尽管在民国政治中是个失败者，但他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非常精深的理解。在他的《山河岁月》一书中，他认为中国上层的政治是“礼乐政治”，将政治融化在礼乐文化中，官员没有一手好书法，他奏折中的治国方案再好，皇帝也不会多看几眼。中国的文官体系一向标榜自己为“士”，而不是西方近现代意义的“官”。何谓“士”，即这个官员是有道义和美学鉴赏力的，他首先是一个道德境界极高的文人，受过文史哲的通才教育以及艺术训练，他的工作并不完全是为自己活着。这种传统甚至一直延续到李鸿章。胡兰成认为，整个中上阶层的皇族和文官系统跟人民的关系，又是一种亲族伦理的关系，强调一种血缘家族的亲情，因此比西方文化更具人性。所以，他认为中国传统要优于西方工业社会以后的“产业文化”，主张在政治和基层社会恢复中国西周以后的传统。

但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及其中国革命，以及近十五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义下的西方式的市场经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及其邓小平的市场经济，在对传统社会的改造方法上都吸取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理念，但中国传统的深层特征仍然蛰伏其中，并从不间断地发挥根本作用。毛泽东前半生一直崇尚鲁迅，从鲁迅到毛泽东，他们从拜伦、尼采、列宁等人身上吸收了西方近代思想中的唯意志论、民众主义和民主共和的观念，表面上似乎是中国以礼乐政治和礼教文化为主流传统的反叛者，并仿效了西方近现代的革命抵抗者和现代批判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但实际上他们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

胡兰成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是一个帝国鼎盛时期的上层传统，即士大夫知识分子依附于一个绝对的帝国权力，他不需要再去参与如何建立帝国，只需要顺着礼乐政治的道路上行即可。而鲁迅、毛泽东成长所借助的中国传统则是一个帝国崩溃后的中下层传统，即他们是一群有野心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因为帝国的崩溃沦落底层，所以他们最终借助了中国底层崛起的民间社会的传统，鲁迅和毛泽东一生推崇的也是文人士大夫传统之外的民间社会的文化，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中国传统。鲁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只是儒家正统文化，还包括民间的宗教、文本和视觉文化，他一生也在致力于收集和梳理这一条文化脉络。

无论是中国革命的崛起，还是左翼文艺在上海的组织化，表面上是借鉴了从法国大革命到苏俄革命的模式，然而深层模式中具有中国民间社会中起事方式的江湖文化的影子。那么鲁迅和毛泽东的成功，这是否证明了胡兰成所理解的中国传统的礼乐政治就彻底失败了呢？

在清帝国崩溃后，民国的使命是如何在分崩离析的中国再度崛起。这个使命需要通过基层社会的民众动员来实现力量的重新聚集，从而再度建立强大的国家。胡兰成秉持的正统礼乐政治，只适用于一个强大的帝国体系的底层知识分子，这个文化尽管高雅而富于教养，但并不适合作为市井动员和江湖起义的精神哲学。胡兰成注定是一个高雅教养的政治失败者，作为一个自命为精谙中国士文化的现代政治家，他的一生也正如他所信奉的礼乐政治一样，永远只能寻求一个现成的帝国力量的支持，而不能自己到农村、矿区和街头发动民众，最终只能依赖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成功地发扬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底层起事文化，并形成一套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现代理论。这个传统的特点是：在科举制以及政治、文化和经济地位集于一身的士大夫体系之外，民间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几乎难有缝隙通过正统方式向上崛起，而只能采取超常规、违背游戏规则以及反道德的方式。这个传统有正负两面性：它帮助了中国革命及其正义的理想，也形成了改革三十年的新文化，即行事不走规范，强调游击队的“野狐禅”作风，但优点是随机应变、高效快速。

我在前不久总策划了2009首届798双年展，一个共事的德国策展人深有感触地说，他发现中国策展人策划展览通常都是从二个月前才开始，而欧洲要提前一年就定下来。但他神奇地发现中国人总能在最后一刻完成。这也许是值得欧洲学习的地方，如果欧洲继续以现在慢悠悠的效率，被中国追上是迟早的事。但是这种方式也有一种负面性，并极大影响了改革三十年来的市场经济文化，即守规则的底层民众、民间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员没有能够发财致富，而逾越规则者则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所幸的是，中国整体上已经崛起。作为一个崛起后的中国，实际上又到了应该恢复“礼乐政治”的时候。当然这不是指胡兰成的理想国，而是一个崛起后的中国在重新吸收传统后的新文化。

留下来的贵气

文/徐淑卿

徐淑卿，曾任台湾中国时报开卷版记者，现任职出版社，曾编《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

这些学者经历过这么多风波，往往身上已然风平浪静，不带丝毫火气

就像硕果仅存的“治贝子园”，屋瓦曾经倾颓，廊舍曾经推移

但是稍微清理之后，只要一点风，就能让满园清凉如许

北京是一个方位感很清楚的地方。初来乍到时，适应了一阵子才能将东南西北朗朗上口，而一旦习惯之后，觉得这比“左边右边”使用起来要精确多了。

而在实际生活中，东西南北的用法也无处不在。比如说，“找不着北”指的是摸不着头绪搞不清楚方向。又比如从明清时期就流行一种说法：“东富西贵”，虽然随着历史的演变，所谓的“东、西”具体是指什么地方，也许有不同定义，但至少可以看出不同城市区块的发展特色。

紫禁城的筒子河边，是我骑自行车经常穿行的一段，通常我会从东华门经过午门到西华门再折回。东华门边上有个下马碑石，这是清朝官员准备上朝时等候入宫的地方。还有一说是，清朝皇帝、皇后、皇太后去世后，梓宫都是由东华门运出，所以民间又称鬼门。而西华门感觉上就比较充满欢乐气氛，清朝皇帝后妃要到西郊园林游玩，都是从这门出入。乾隆皇帝的太后六十诞辰，和他自己八十岁寿诞，还从西华门、西直门一直到海淀，沿路张灯结彩大肆庆祝。西华门比较煞风景的一次是，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慈禧和光绪皇帝也是从这门狼狈西逃的。

在北京，东西南北是如此清楚，以至于我觉得这也在人的心里形成一种界线。我一直生活在北京东边，每次要到城市西边，就宛如到另一个城市。有一次坐二号线地铁转十三号线城铁到五道口，从地下到空中，心里竟然浮现了川端康成《雪国》中的句子：“穿越县境长长的隧道，就是雪国了。”已经有一些建筑学者用“孤岛城市”来形容北京，城市边界不断扩大，交通网络越来越四通八达，但是人只需要生活在某个固定的区域，没有什么必要，东边的人不必到西边去。就像北京是一个几乎无法散步的城市，你很难想象自己可以在这里流动性的逛街，总是必须想好要去什么地方做什么，然后搭车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在我对西边所知不多的印象中，西直门是最让我叹为观止的地方。先不说被出租车司机咒骂不已的西直门立交桥设计，还有周边地区的混乱；仅仅是从西直门二号地铁通往十三号地铁那一段路就像迷宫一样。许多乘客都跟我有同样经历，从月台按照指示标志绕了一大圈之后，才发现只要从月台的另一边出去就可以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劳师动众，一定有个不得不然的原因，就像很多乘客经常在长安街上遇到封锁动弹不得几十分钟，也一定有个不得不然的原因。但是，每次在西直门地铁里不断上楼下楼气喘吁吁之际，我总不免再次被提醒，就跟北京道路之宽之广一样，这是一个不以“人”为刻度的城市。

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熟悉所以对许多事物视而不见，但也可能因为陌生，而充满不安与模糊的印象。过去北京的西边对我来说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到万圣书园买书以及和住在这附近的朋友会面。

前几天到北大拜访一位老师，参观了北大唯一保留皇家园林遗迹的“治贝子园”。坐在屋子里头窗外满园翠色遮不住，而后，在据说当天最高温达四十二度的近午时分，我们决定拿了竹椅在树下小坐，凉风习习，这让我想起了，曾经有一种生活是可以这么自然舒适。一门内外，仅存四个厢房、一个天井，不过是当年一个小院落的“治贝子园”竟然如此别有洞天。

我想起几年前，骑着自行车尾随一群学生进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而这个建筑群就是赫赫有名的恭王府。那时已接近黄昏，站在一个小院落里，感觉幽深宁谧，我想像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看着所谓的“月上柳梢头”是什么样子，也在一个厢房廊下看到恭亲王奕昕手书的碑石。那一个近晚几乎四下无人独游恭亲王府的遭遇，成为我日后不断想起的恍惚记忆。那时的恭亲王府，不像已经开放的恭王府花园那样游客如织，充满嘈杂与恶俗，但我不知道经过整治之后，如果哪一天开放了，我记忆中的宁静，是否依然成了绝响。

笼统一点说，北京西边现在高校林立，高科技产业与网络传媒也大多集中在此，也许可以说是另一种的“西贵”也说不定。不过当我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来到西边，最让我觉得兴奋的，往往是沾染另一种的“贵气”。那是一些学者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温柔敦厚气息，尤其在老一辈学者身上特别明显。这些学者经历过这么多风波，往往身上已然风平浪静，不带丝毫火气，就像硕果仅存的“治贝子园”，屋瓦曾经倾颓，廊舍曾经推移，但是稍微清理之后，只要一点风，就能让满园清凉如许。尤其是经过为了施工方便而规划得极为不合理的西直门地铁，感受到那种不以人为考虑的权宜之计后，这些长者的风范总让人感动，毕竟还是有一些属于“人”的东西是真的留下来了。

《德商张大中》 查建英

《大脚印儿》 关军

《祖父黄炎培》  口述：黄且圆 采访：丁东  邢晓群

《我在哪里等你呢》 午炎

《李玫瑾：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蒋明倬

《美剧启示录》 周黎明

《“南科”一梦：朱清时与南科大》

《何伟，再见涪陵》 刘晋锋

《正确先生白岩松》 张卓 林天宏

《无法回家的人》 杨磊

《“小升初”的秘密》

《再见乒乓》 关军

《杨箕村生死录》

《寻找香格里拉》

《我们留守，我们在家》

《我们的1978》 梁晓声等

《挺进美利坚》

《他们在岛屿生活》 房慧真

《人生有何意义》 胡适

《视若无睹的中国》 郭怡广(美)等

《新欧洲 旧欧洲》周宁

《诗人之死》 雪汗青

《在印度相遇》 曹可臻  李国卿

《农历》 司徒朔

《真实合伙人》 张伟、张悦、季艺、张卓

《大佬的夜宴：陈惠敏的“面子”人生》 陈光之 杨林

《地下人生》

《伤痕与荣耀——张培刚的戏剧人生》 杨猛

《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郑也夫 贾樟柯等

《周家往事》 口述者：周启博 采访者：丁东、邢小群

《胡正的反思》 口述者：胡正 采访者：陈为人

《范达人在“梁效”的经历》 口述者：范达人 采访者：郑实

《相亲记》 李天田

《太平轮一九四九》 张伟 赵涵漠

《中国故事》 周黎明

《英雄本色》 周黎明

《比死亡更久远》 张伟 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