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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薇露

荷珠露

百花香水

泰西药露

蒸露法

桂花露

米露、鸡露、果露酒

花露油

蔷薇露

图01 清陈崇光《柳下晓妆图》

如今一提到“香水”，大家立刻会想到商场里各式精美玻璃瓶中的品牌货，都是些成分复杂的人工合成物，用来喷在身上或者熏香房间。于是，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香水是从“现代化的西方”输入中国的东西，是百年来才有的新事物。

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对于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以来，有关传统的记忆断裂是惊人的巨大。比如，大家都以为“香水”是晚清以来传入中国的“洋货”之一。在此之前，中国人与“花露”曾经的上千年的结缘，被忘得干干净净，以致所有人都武断地以为这一段缘分从来不曾发生。

在中国的历史上，鲜花蒸馏而成的香水最通行的名称是“花露”。中国人对于花露的认识，则是以阿拉伯玫瑰香水——蔷薇露为起点。

公元9世纪晚期，以穆罕默德·伊本·扎卡利亚·阿尔拉齐（Mohammad Ibn Zakariya al-Razi，在西方以Rhazes一名著称）为领军的穆斯林科学家们将蒸馏技术加以完善，获得最终成功，用玫瑰花蒸馏出来的香水随即在伊斯兰世界面世。蒸馏技术以及相应的香水制造术随之逐渐向其他文化传播。并不意外的是，这一技术进入中国的途径分南北两条线路，即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

据中国史料记载，在五代时，天然玫瑰香水的成品就被带到中国，至宋代，形成规模有限但稳定的进口，称为蔷薇露、大食蔷薇水、大食水。也是在北宋时，香水蒸馏技术传到广州（时称“番禺”），并在这里发展出非常重要的本土香水制造业，还很快扩散到闽浙。当时，伊斯兰世界特产的玫瑰花并没有引种到中国，所以广州只能以同样是原产波斯的素馨花、茉莉花代替，闽浙则以本地盛产的柑花、桂花作为原料。扬之水先生《琉璃瓶与蔷薇水》（《古诗文名物考证》，126～135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一文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精彩而重要的钩沉。

图02 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西耳室壁画，在成套的女性梳妆用具中，出现一只瓶颈细长的鼓腹瓶，正是典型的蔷薇水瓶的造型。

图03 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内的壁画，一个侍女手捧蔷薇水瓶恭立，伺候女主人梳妆。

于是宋词中便有这样的慵散时刻：

不雨不晴秋气味。酒病秋怀，不做醒忪地。初换夹衣围翠被。蔷薇水润衙香腻。（宋人毛滂《蝶恋花》“欹枕”）

词人由于宿醉而情绪低落，因此拥被倚枕，半坐半卧，虽然无聊，却也闲在。在暧昧的深秋天气中，房中一缕炉烟静袅，“蔷薇水润衙香腻”。“衙香”是宋代很流行的一种高档合成香品，有多种不同的制法，出现在这一首词里的衙香在配制过程中使用了蔷薇水，因此烟缕中透着丝丝腻润。

图04 宋徽宗题、画院画家所绘《听琴图》，表现宋徽宗于松下抚琴操曲，宠臣蔡京与另一位臣子侍坐静听。琴台之畔，高几上一座小白玉炉内焚香袅袅。

图05 《听琴图》中静爇名香的白玉小香炉。

实际上，蔷薇露是宋代合香业中最为重要也最为珍贵的原料之一，在制造高档香品的时候，往往将蔷薇露作为调和剂，由此形成复合的、层次丰厚的香氛。

也是在这个时代，蔷薇露开始用于女性化妆：

美人晓镜玉妆台，仙掌承来傅粉腮。莹彻琉璃瓶外影，闻香不待蜡封开。（虞俦《广东漕王侨卿寄蔷薇露因用韵》二首之一）

“仙掌承来傅粉腮”之“仙掌”，实际是借用“仙人承露”的典故，形容蔷薇露仿佛如天降的甘露一般神奇。因此，这个句子的意思恰恰是说，一位美丽女性在早晨梳妆的时候，将神奇的蔷薇露涂覆在粉腮上。

在宋代文献中所显示的情况颇让人迷惑，一方面，当时真正从海外进口的蔷薇露在数量上颇为有限；一方面，宋人生活中对于蔷薇露的使用却相当广泛。看来供给与需求二者之间的巨大“缺口”，就靠本地发明的各种仿制品来弥补：

蔷薇水，大食国花露也。五代时，番使蒲诃散以十五瓶效贡，厥后罕有至者。今多采花浸水，蒸取其液以代焉。其水多伪杂，以琉璃瓶试之，翻揺数四，其泡周上下者为真。其花与中国蔷薇不同。（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志物”之“蔷薇水”）

宋人所能见到的“蔷薇水”，以“伪杂”的假货居多。用来制作仿品的最流行方法之一，是采摘香气浓郁的花朵，先用水浸泡，然后放在密封的容器中加热，用这样的方法，使得花中的香精释放到水中。

不过，非常独特的一点是，这种制造“仿蔷薇露”的方法，在宋代，被移花接木，与当时流行的“蒸香”结合在了一起。

宋人对于焚香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相应地，香料制造业也极其发达，对于某些珍贵香料如沉香，一定要先经过“蒸”的加工程序，才算得到了可以入炉的成品。可能是出于对伊斯兰蒸馏技术的误会，这一“蒸香”的加工，居然与“蒸花露”的工艺嫁接到一起：

永嘉之柑为天下冠，有一种名“朱栾”，花比柑橘，其香绝胜。以栈香或降真香作片，锡为小甑，实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于香，窍甑之傍，以泄汗液，以器贮之。毕，则撤甑去花，以液渍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易花。暴干，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南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

“锡为小甑，……窍甑之傍，以泄汗液，以器贮之”，明明是最初步的蒸馏器的形制。但是，南宋时期的中国人给这种“蒸馏器”赋予了一种奇特的功能，就是把香料与香花一起密封在其中，层层铺满，然后把锡甑放在热水锅上加热，水蒸气从甑底的孔眼冲入甑内，释放出香花中的香精，所得到的混合香水——花的“汗液”，一部分当即浸润了栈香、降真香的薄片，一部分则通过甑旁的小“窍”，流出甑外，落到承接的容器中。接下来的一步，是把蒸过的香料薄片放在那从甑中流出的花液——也就是香水——当中浸泡，让花香更充分地浸入香料之中。这两个步骤要重复三四次，最后把香料薄片晒干，再密封收藏，就是最佳的焚香之品。（可参见作者另文《帐中香》，《花间十六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次次蒸出的芳香花液在浸过香料之后，也就形成了这一工艺的另一项产品，实际上，这就是宋人所制造的“花露”：

炉烟浥浥。花露蒸沉液。不用宝钗翻炷，闲窗下、袅轻碧。醉拍。罗袖惜。春风偷染得。占取风流声价，韩郎是、旧相识。（宋人高观国《霜天晓角》）

此一首词正是专门献给蒸过沉香之后的“花露”。在词中，香炉中所爇薰的香品，并非沉香片或者合成香丸、香球等，而是一小碟“花露蒸沉液”，也就是蒸香过程中产生的花露。

液态的“香料”，置于香炉中低燃的炭火上，所升起的细烟自然也润润带着湿意。更妙的是，固体的香片、香丸之类，熏烤一阵，受火一面就有烤焦的危险，因此，需要美人不时地拔下头上的宝钗，用钗尖翻拨香料，花露却免去了这一道麻烦。温润的香烟在室内徘徊，悄悄氤氲了美人的歌袖，似曾相识的气息扰动着有情心灵的记忆。

实际上，于香炉中熏爇花露，在宋人生活中是颇为时髦的做法，如虞俦以《广东漕王侨卿寄蔷薇露因用韵》为题而成的两首诗，一首咏赞花露用于化妆之妙，另一首便是写其入香炉之时：

薰炉斗帐自温温，露挹蔷薇岭外村。气韵更如沉水润，风流不带海岚昏。

那远来自岭南的芬芳四溢的蔷薇露，在此，是被特意地置于床帐内的狮子或者鸭形的小熏炉里，良宵由此而愈加旖旎。“露挹蔷薇岭外村”显示，作者很清楚，朋友送来的是广东生产的“山寨货”，原料采用当地种植的鲜花，因此“风流不带海岚昏”，并不是海上运输而来的异域产品；“气韵更如沉水润”，则见出这一“蔷薇露”是在蒸、浸沉香的过程中诞生，因此也微微染了沉香的韵调。

描写梳妆的一首中有道是“莹彻琉璃瓶外影，闻香不待蜡封开”，由此看来，当年在制作仿品时那也是相当认真、到位，连包装都一如西亚香水，将香水灌在——自然也是本土仿烧的——透明玻璃瓶里，并且用蜡加以密封。

图06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刻花琉璃瓶，为中国本土产品，但采用了与西亚蔷薇水瓶完全一致的造型。

需要强调的是，宋人仿制的“蔷薇露”，原料当中甚至根本没有“蔷薇”即西亚特产的玫瑰花，而是采用在广东本土所具有的植物泡花（朱栾花）以及茉莉、素馨：

至五羊效外国造香，则不能得蔷薇，第取素馨、茉莉为之，亦足袭人鼻观，但视大食真蔷薇水，犹奴尔。（蔡条《铁围山丛谈》卷五）

宋代，西亚的玫瑰品种尚未被引植到中国，当时新兴的时髦鲜花香料是素馨与茉莉，于是，这两样香花就被用于制作“蔷薇露”。必须指出的是，素馨与茉莉也并非本土原生的植物，而是从波斯引植而来的重要花种，是自汉代以来长期的、广泛的植物引种试验的硕果。于是，宋代女性梳妆时所使用的花露，便大多是广东地方利用“半截子技术”制作的这种仿货。

荷珠露

想来，七百多年前，在勾栏瓦舍的演出中，当珠帘秀们唱到《谢天香》（即《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关于化妆的一段唱词，必伴着一个个优美的、程式化的然而确实提炼自现实生活的动作，对这些凭空的比比画画，观众一定心领神会：

送的那水护衣为头，先使了熬麸浆细香澡豆，暖的那温泔清手面轻揉；打底干南定粉，把蔷薇露和就。破开那苏合香油，我嫌棘针梢燎的来油臭。哪里敢深蘸着指头搽，我则索轻将绵絮纽。（元杂剧《谢天香》）

妙的是，这一段唱词大致完整地再现了化面妆的程序，即使七百年已经过去，进入了现代生活的女性们在化妆方式上其实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首先用去油垢的洗面用品仔细清洁皮肤，然后给面庞打底粉，再涂口红。

关汉卿写出了“打底干南定粉，把蔷薇露和就”这样的唱词，他在心目中一定假定，观众对这一化妆方式非常熟悉，所以一听就能懂。毕竟，元杂剧不同于明曲，不是以少数士大夫精英为设定的观剧对象。另一位元代作家汤舜民作有散曲《一枝花》“夏闺怨”，其中也有词为：

蔷薇露羞和腻粉，兰蕊膏倦揽琼酥。

乔梦符《越调·小桃红》以“晓妆”为题，则写道：

露冷蔷薇晓初试，淡匀脂。

在其所著杂剧《玉箫女两世姻缘》中，他再次提到蔷薇露用于上妆：“想着他和蔷薇花露清，点胭脂红蜡冷。”这些曲词应该是意味着，“蔷薇露”对于元人来说绝对不是很生僻的词汇，用蔷薇露来调和化妆粉，在当时是广为人们所知的一种化妆方法。

蔷薇露与香粉之结缘，是由于古代具体的化妆方式所致。化妆粉常有的状态之一是干粉末，直接向皮肤上扑，无法粘挂牢靠，所以得借助水或油等液体加以调湿。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云致秋行状》当中，曾经提到旧时戏班里用“粉彩”化妆的状况：

小时在科班里，化妆，哪儿给你准备蜜呀，用一大块冰糖，拿开水一沏，师父给你抹一脸冰糖水，就往上扑粉。

再如南宋人陈元靓所编著的《事林广记》中，记载有“东宫迎蝶粉”的使用方式，是将小米研成的“细粉”，“每水调少许，着器内”——随时拿出其中的一小部分，用水调成湿粉，放在专备的粉盒中，这样，一旦到化妆的时刻，就有现成的湿粉用来涂面。

此外，明人宋诩《竹屿山房杂部》“鸡子粉”方后有注云：“今熬熟鹅膏，和合香油，和粉匀面，发光泽而馨。”这里所介绍的方法，实际是用熟鹅膏与香油合成面脂，再用这油性的面脂来调妆粉。

实际上，东汉刘熙所著的《释名》一书中，关于胡粉，阐释道：“胡粉。胡，糊也，脂和以涂面也。”（《释首饰》）这本著作中的很多解释过于任意和武断，对此学者们早有定论。因此，说“胡粉”之“胡”合于“糊”意，大约是靠不住的望文生义。不过，刘熙如此的发挥却反映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动物脂油调和妆粉是最通行的上妆办法。

另外，为了保存和运输的方便，商品化的铅粉最常见的形式，是做成凝块状，如锭，如瓦，如小窝头。据王永滨先生《北京的商业街和老字号》一书介绍，粉锭在使用的时候，是凭借水、牛奶等液体将之浸泡成糊：

因此，锭粉俗称“窝头粉”。用水泻开，涂于脸上，既白又香，为旧时北京妇女化妆的佳品。清皇宫的妃嫔和有地位的贵夫人，是用奶调泻窝头粉，并加冰糖，这样擦在皮肤上，显得滋润和光彩。（240页）

文中所说“用水泻开”，应该意指用水泡窝头粉，让其慢慢被泡软，估计还需小杵之类的工具上阵，将泡酥的粉锭研细，变成水与粉充分匀和的湿粉。

由此可知，纯水；把冰糖沏在水中；把蜜与水相调；或者把冰糖化在牛奶中；油性的面脂等，都是传统生活中比较常用的调粉手段。使用冰糖、蜜，当然是因为这两样东西具有黏性，更容易帮助粉留挂在皮肤上，同时，冰糖、蜜具有滋润皮肤的保养效果，恐怕也是它们被选中的原因。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清人王初桐所编《奁史》卷七十四“脂粉门”中，引录一本唤作《佩环余韵》的著作中的理论：

匀粉，用蜜则近粘，且有光，不若蔷薇露或荷花露，略以蜜汁少许搅之。

这里所宣扬的观点为，调粉的时候，如果单纯用蜜，那么调出的粉过于黏腻，而且有亮光，化妆的效果不会理想。因此，不如采用蔷薇露或者荷花露，不过要向这花露中略微加入一点蜜汁，把露与蜜搅匀，然后再以之调粉。

从文献来看，在传统化妆方法当中，以蔷薇露为代表的花露，也就是鲜花蒸馏而成的香水，确实被看作最优雅但也比较奢侈的调粉方法。如康熙年间编辑的《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中，“蔷薇”一条便记道：

蔷薇露出大食国、占城国、爪哇国、回回国，番名阿剌吉。洒衣，经岁其香不歇。能疗人心疾，不独调粉为妇人面饰而已。

写明蔷薇露的重要通途之一是调粉上妆。

生活于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的顾禄在其所著《桐桥倚棹录》中记述，在他所置身的年代，虎丘仰苏楼、静月轩以出售僧人所制的花露驰名遐迩。在记述当中，顾禄录引了时人郭麟《咏花露·天香》一词，其中有句云：“谢娘理妆趁晓。面初匀，粉光融了。”随后又有尤维熊作和词一首，更细腻地涉及花露与化妆的关系：

试调井华新水。面才匀，扫眉还未。惯共粉奁脂簋，上伊纤指。向晚妆台一饷，又融入犀梳栊双髻。梦醒余香，绿鬟犹腻。

其中，“试调井华新水。面才匀，扫眉还未”，显然是指先用清晨新汲的井水稀释花露，再以之和粉匀面这一当时日常可见的化妆程序。

或许有必要顺便谈一下，明人秦兰征作于崇祯年间的《天启宫词》组诗中，记录了这样的传闻：

泻尽琼浆藕叶中，主腰梳洗日轮红。

诗后注云：“又宫眷泻荷叶中露珠，调粉饰面。梳洗时，以刺绣纱、绫阔幅束胸腹间，名‘主腰’。”在那个时期，民间一度流传说，明宫中，后妃们清晨梳妆之前，会有小太监提着小罐，趁日头未出赶到荷塘里，把荷叶的凹蒂里积存的夜露倾倒到罐中，这样一朵荷叶又一朵荷叶地收集到足够的露水，供各宫主位调粉上妆。啊，一声叹息……一位几乎不知名的文士，以寥寥的字句，就能把月落，日出，御苑荷池，六宫寝殿，皇妃，宫女，太监，宫门启键声，丝手巾投在金水盆上搅起的热汽，括尽其中。中国传统的文字世界中，最盛产的就是数不清的美至臻境、意蕴深涵的故事，与19世纪欧洲熏陶给我们的类型所不同的、另一种故事。

图07 明陈洪绶绘《荷花图》。

不管是否能证实这一传说的真伪——多半还是一种诗意的想象吧：在道家的观念中，对于天然露水确实非常推崇，而这样的观念对于传统中国人有着很微妙的影响。正是在如此观念的影响下，宋人一开始曾经误以为，大食产的蔷薇露就是当地蔷薇花上凝结的露水。即使这个误会不久——在蔡条《铁围山丛谈》中——就得到了澄清，但是，百花、百草上的露水之于美容的独特妙效，还是一直被想象着。《天启宫词》中关于“泻荷叶中露珠”以调粉匀面的传说显然正是这一传统观念的具体表现。

话说回人工制成的花露，无论进口的真货还是仿造品，一旦被引入梳妆，也并不仅于和粉傅腮，还会在洗过头发之后，或者在临睡前，用梳子沾着这种芳香的花液，当作“护发营养素”，在发丝上反复梳理：

枕霞红，钗燕坠。花露殢云髻。粉淡香残，犹带宿酲睡。画檐红日三竿，慵窥鸾鉴，长是倚、春风无力。（张元干《祝英台近》）

这里，又是那个文人百写不厌的老主题：一个女人早晨醒了之后赖床不起。具体的样子则是，由于卧垫瓷枕，脸腮印上了枕面的凹凸花纹；绾髻的燕头钗半滑脱了，但因为头天晚上用花露梳理过头发，发髻此刻仍微微含潮，比较涩腻，所以粘缠在一起并未松散。同时，头晚化的夜妆，粉掉落了不少，香味也淡了，并且宿醉的样子非常明显。就这个模样，还拖延着不肯梳洗。——在宋代男性词人的心目中，这个状态非常、非常性感！

此外，张元幹一首题明专咏“蔷薇水”的《浣溪沙》词，其中赞云：“沐出乌云多态度，晕成娥绿费工夫。归时分付与妆梳。”“沐出乌云”，看来当时还时兴滴若干滴花露到洗发水中，由此让头发在清洗过程中染上花香；“晕成娥绿”，则只能是指画眉的程序：宋时的“画眉丸”实际是做成圆球状的烟墨，化妆时要将其研磨成墨汁。词中显然是在提倡，让花露滴滴落到画眉砚中，然后耐心研磨。

图08 清朱本《对镜仕女图》。

对于蔷薇露在化妆中的这一多重性的辅助角色，元人也是了然的，于是便有着“汉宫妆淡洒蔷薇露”（无名氏《粉蝶儿》）这样的曲词。盛在伊斯兰式玻璃瓶里的澄莹香水，更始终是元代的梳妆奁里的娇客：

胭脂蜡红腻锦犀盒，蔷薇露滴注玻璃瓮。端详了艳质，出落着春工。（于伯渊《仙吕·点绛唇》）

百花香水

元人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中，三次提到“玫瑰水”。

卷一“聚珍异馔”部，“炙羊心”一款，是先用“玫瑰水一盏”浸泡羊心，然后涂盐，再在火上烤熟，最后涂番红花汁；“炙羊腰”则是用“玫瑰水一勺”浸泡羊腰，其余步骤与炙羊心相同。

卷二“诸般汤煎”，有“官桂渴忒饼儿”方，意在“生津、止寒嗽”，也就是一种治咳药，其配料为“官桂、渴忒、新罗参、白纳八”，制作的第一步骤便是“将渴忒用玫瑰水化成膏”。

在这部元代食谱中提到的“玫瑰水”，可能是指蒸馏而成的玫瑰香水，另外，也可能是指用玫瑰花浸泡在水中而得到的花水。不过，编写于元代或明朝初年的《回回药方》中，出现有“可蓝卜”，乃是波斯词语“玫瑰花水”——golāb的音译。（《回回药方考释》，宋岘考释，143页，中华书局，2000年）。在该书中，“哈必法而非荣方”一方，是将几种阿拉伯药物用“可蓝卜水调为丸”，这与“官桂渴忒饼儿”中对玫瑰水的使用似乎呈现着一致的思路，即，以玫瑰花做成的香液作为调和药料的一种媒介。或许，《饮膳正要》中提到的玫瑰水就是以蒸馏工艺制作成的玫瑰香水“可蓝卜”。

《饮膳正要》与《回回药方》显示，玫瑰香水之于元人实在并不陌生。宋人对于“蔷薇露”的了解，仅仅限于熏衣洒衣、合香与化妆，而与前代不同，元时的“玫瑰水”“可蓝卜”是随着伊斯兰医学与清真饮食一起，更深入地对中国人的生活领域发生影响。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具体的蒸馏技术与设备通过西北陆路与东南海路，从两个方向分别抵达中国。在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到相关的点点痕迹。

如元人编著《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酒麴部”的珍贵记录：

南番烧酒法（番名阿里乞）：

右件不拘酸、甜、淡、薄一切味不正之酒，装八分一瓮。上斜放一空瓮，二口相对。先于空瓮边穴一窍，安以竹管作嘴，下再安一空瓮，其口盛住上竹嘴子。向二瓮口边，以白瓷碗、碟片，遮掩令密。或瓦片亦可。以纸筋捣石灰，厚封四指。入新大缸内坐定，以纸灰实满。灰内埋烧熟硬木炭火二三斤许，下于瓮边。令瓮内酒沸，其汗腾上空瓮中，就空瓮中竹管内却溜下所盛空瓮内，其色甚白，与清水无异。酸者味辛，甜淡者味甘，可得三分之一好酒。此法，腊煮等酒皆可烧。

这里介绍了一种非常奇异的、任何农家都可以自制的蒸馏器：

先用一只大陶瓮，把质量不好的酒倾灌到八分满的程度，然后，在其上以侧歪的角度地倒盖上另一只空瓮，两只瓮的瓮口尽量对合；

倒覆空瓮的最低处在事先要开好一个圆窍，插入一只中空的竹管并加以固定；

在这根向下斜伸而出的竹管端头，要再摆放一只空罐，准备收接蒸馏出的酒液。

两只对覆陶缸的接口处还要用弧形的碎碗片、瓦片加以覆盖，外面用掺有碎草纸的泥厚厚封糊，以免漏气。

最后，把这一对合覆的瓮安置在一只新造的大陶缸当中，用纸灰填满缸与瓮之间的空间，再把二三斤烧熟的火红木炭紧贴着下面这一只陶瓮的外壁，埋到纸灰当中。

在炭火的炙烤之下，下瓮内的酒水化作蒸汽，上升，在上面空瓮倒覆的底壁上重新凝结成液体，很自然地，会顺着倾斜的瓮壁向低处流，于是就会汇集到竹管处，通过竹管下滴到承接瓦罐中。如此，烧酒就做成了。据文中介绍说，最终收集到的蒸馏酒，会相当于下缸中酒水的三分之一的分量。

标题旁特意注明：“番名阿里乞。”显示当时人们完全清楚，这里是在制造一种工艺传自异域的、音译为“阿里乞”的新品种酒。

据研究，阿里乞，为阿拉伯语‘araq的对音，作为一个外来词汇的音译词，最早是出现在元人文献中，也写成“阿剌吉”“轧赖机”等，并且，元代的作者们一致明言，此词所意涵的是“用好酒（或者坏酒）蒸熬成露”所成的酒品。明代学者则一致认为，阿剌吉即烧酒的工艺最早是在元代传入中国。（详见孙机《我国谷物酒和蒸馏酒的起源》，《寻常的精致》，第182～19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图9、图10 河北承德出土的元代青铜蒸馏器及结构图。

非常有意思的是，《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所介绍的蒸馏酒器，看来十分简陋、朴拙。可是，实际上，近年在河北承德出土的一件元代青铜蒸馏器在构造上非常完备，另外，元人朱德棣《轧赖机酒赋》中所描写的蒸馏酒器也是一具非常精巧、完整的专制设备，并且与出土元代蒸馏器实物在内部结构上相吻合。将《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的描述与这一发达、“先进”的蒸馏器实物相对照，可以感到，《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所提供设备的貌似粗简，恰恰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它完全利用农家最基本的生活用具，如陶瓮、陶缸、竹管、泥巴之类，甚至加热的方式，也是中国人长期使用的木炭火。它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其实并不需要特殊的设备，临到制作烧酒之前，由任何一个村落里都会有的那么一两个巧手之人，利用现成的、廉价的瓮与缸之类马上制作出一个蒸馏器，做酒的日子过去之后，这套设备会立即拆掉，瓮与缸还可以恢复其他的日常用场，盛水、腌咸菜……

因此，所谓“南番烧酒法”，是在充分掌握、领会了外来技术之后，按照普通农家所能承受的条件，在长期实际中逐渐积累经验，将学来的工艺向低端一点点改造而成的结果。这恰恰说明，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成书的时代，烧酒工艺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已经深入普通农家的生活当中，已经发展出一套即使农村人家也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便捷的简单工具。

一般认为，《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是成书于元代，从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可知，这个时代对于当时构造最先进、最专业的蒸馏器也同样十分熟悉，可见，元时，伊斯兰世界的蒸馏技术连同设备已经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全面开花结果。

无独有偶，明人周嘉胄《香乘》引《墨娥小录·香谱》，记录了“取百花香水”之法：

采百花头，满甑装之，上以盆合盖，周回络。以竹筒半破，就取蒸下倒流香水，贮用，谓之花香。此广南真法，极妙。

文中所介绍的方法，同样是利用日常器具因陋就简地制造了一个蒸馏器，不同的是，这一设备并非用于蒸馏烧酒，而是蒸馏香水。

据研究，《墨娥小录》成书于元末明初，如此说来，成熟的香水蒸馏工艺确实已经为元人所掌握。惹人兴趣之处在于，这里介绍的蒸馏设备与“南番烧酒法”又不太一样，大约因为蒸香水毕竟不如做烧酒那样量大，所以，采用的手段甚至更为简单，就用蒸饭的甑：

甑中装满香气浓烈的鲜花，上面倒扣一只盆，把甑盖严，并且设法将盆与甑的接缝处加以密封，使得甑筒内形成一个封闭性的空间；

将甑坐在水锅之上，由于甑底布满孔眼，一旦大火猛蒸，锅中热水产生的蒸汽会通过甑底的孔眼上升到甑筒中，带着百花遇热分解出来的香精，一直升到倒覆的盆底上，并在盆底面上凝结成水，然后，再沿着倒扣盆的穹面四下滴流。

与“南番烧酒法”相同，也要事先在倒扣之盆的一侧开一个圆孔，将一节竹管插入，作为导流管。顺着盆内壁流下的露液正是由这根竹管导出甑外，汇入置于竹管口下的容器。

一个必须注意的细节是，《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标明其所介绍的制作“阿里乞”之工艺为“南番烧酒法”，而《墨娥小录》则强调“取百花香水之法”“此广南真法，极妙”。无疑，这两条资料披露出，阿拉伯-波斯世界的蒸馏酒工艺与蒸馏香水工艺，在元代，曾随着海上贸易的路线不断传播，跨洋越海，在广州登陆。同样的信息也见于《广东新语》“酒”一节，文中先记：“又一种大饼烧，以锡甑炊蒸糟粕，沥其汁液而成。”这种广东所产的“大饼烧酒”，正与元代制造烧酒的独特工艺相一致，是把质量差的酒加以蒸馏而成。书中又记录道：

按烧酒之法自元始，有暹罗人，以烧酒复烧，入异香，至三二年，人饮数盏即醉，谓之阿剌吉酒，元盖得法于番夷云。

说“暹罗人”也善于制作精品“阿剌吉酒”即烧酒，这一信息无疑是披露了蒸馏酒技术经过东南亚一路辗转而来的进程。

阿剌吉工艺存在着从西北陆路而来的一线路径，这在元人文献中得到更为明确的记载。如许有壬《咏酒露次解恕斋韵·序》中说道：“其法出西域，由尚方达贵家，今汗漫天下矣。”按他的说法，西亚蒸馏酒工艺是从西域传入，首先为宫廷掌握，然后其方法流出宫廷，进入贵族之家，再由贵族阶层向其他阶层传布。然而，在同时，其实还存在一条南来的、海上的路线，以从民间到民间的方式任意散播。

蒸馏香水的工艺，同样有着陆路与海路、北线与南线的两条路径。明代永乐年间，陈诚作为明朝派往西域的使者，亲眼见证了西域之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一地的蔷薇（玫瑰）种植业与花露生产的具体情况：

予于丁酉夏四月初复至哈烈，值蔷薇盛开，富家巨室植皆塞道，花色鲜红，香气甚重。采置几席，其香稍衰，则收拾砖炉甑间，如作烧酒之制，蒸出花汁，滴下成水，以瓷瓯贮之，故可多得。

很可能是沿袭元代宫廷的作风，明初洪武、永乐两朝，伊斯兰玫瑰香水还曾经以“古剌水”的名目，在明代的宫廷内短暂地显影。

波斯语中，“花”尤其是“玫瑰花”一词的发音为“gol”，约略接近“古勒”。波斯语中玫瑰香水一词的发音则为“golāb”，是个组合词，由gol（玫瑰花）与āb（水）合成。所以，“古剌水”一词乃是波斯词语“golāb”的半音半译，其意正是指“玫瑰香水”。

从文献记录来看，永乐皇帝本人非常喜欢“古剌水”这种香水，其在位期间，内廷始终在大量制造。不过，似乎在永乐去世之后，古剌水的制作就停止了，一部分在他生前制造出来的罐装古剌水陆续流入民间，人们不知这种名称神秘的液体其实就是蒸馏花露，结果对于古剌水的来历及用途越传越神（见清人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水部”之“古剌水”条）。

我们今天唯一可以推测的是，大概曾经有伊斯兰世界的医生或香水匠人来到明朝宫廷，专为永乐皇帝制造古剌水。永乐皇帝死去以后，那一位或那数位在中国的宫廷中执役长达二十年的熟谙玫瑰香水的穆斯林，后来是怎样的下落？他们带来的技术，是否在宫廷中继承了下来，并且流传到民间？抑或随着穆斯林们的离去，他们的技术并没有留下痕迹？也许，只有小说家能够为他们勾画出其来与其去的飘萍踪迹沧桑心情吧！

图11 明仇英绘《汉宫春晓图》局部。

泰西药露

清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彙考》卷四“严氏书品册叶目”一条中，记载严嵩被抄家时的财宝清单，其中就有“古剌水、薔薇露十三罐”，同时，还有“朱砂计六百四十余觔，沉、檀、竒南计五千余觔”。

“沉、檀、竒南”这类在今天变得珍贵无比的香料，严嵩居然囤积了五千多觔，但古剌水、蔷薇露却只有十三罐。这一线索或许透露出，自元代直至明代的前中期，“蔷薇露”始终是一种比较少见、但又声名遐迩的高档奢侈品，并不是很普遍的东西。

从文献来看，先是西亚、后是欧洲所产的“蔷薇露”，在明代，一如宋元时期，是海上贸易输送到中国的、对于中国人比较具有魅力的奢侈品之一。如刊成于明代崇祯年间（辛巳）的《香乘》中，“酴醿香露”一条，作者小字注：“即薔薇露。”然后引《华夷续考》：

酴醿，海国所产为胜，出大西洋国者，花如中州之牡丹。蛮中遇天气凄寒，零露凝结著地，草木乃冰澌，木稼殊无香韵。惟酴醿花上琼瑶晶莹，芳芬袭人，若甘露焉。夷女以泽体发，腻香经月不灭，国人贮以铅瓶，行贩他国。暹罗尤特爱重，竞买略不论值。随舶至广，价亦腾贵，大抵用资香奁之饰耳。五代时与猛火油俱充贡，谓蔷薇水云。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欧洲产的香水开始进入明朝人的视野。经过海上的长途跋涉，有时还要经过东南亚国家的转手贸易，遥远异域的产品到达广州海岸的时候，价格也一波波地翻涌着攀升。

至于本土的花露制造，虽然在宋代就已经开始，虽然在元代就出现了成熟的技术，但是，文献中，相关的记录却相当薄弱。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显得对于花露蒸馏工艺基本不了解；相反，对于蒸馏酒的技术，这位医学家却非常清楚。

如何理解烧酒与花露在中国文化中的步调不一致呢？这是个很让人好奇的问题。

更难以理解的是，情况在明代晚期忽然发生了变化，从这一时期到清代前期，“花露”以及相应的蒸馏技术忽然流行开来，备受重视，备得青睐。这一颇似突兀的转化，似乎很难解释。

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教士熊三拔与徐光启合著而成《泰西水法》一书。书之卷四介绍“以水疗病之法”，其中“第二药露”一节，讲述了欧洲利用蒸馏法制药露的基本情况，并且极力推荐药露治疗的好处。长篇宏论发表在节首，对于以蒸馏方法制药品的好处，阐述了一整套的理论：

凡诸药系草木果蓏谷菜诸部、具有水性者，皆用新鲜物料，依法蒸馏得水，名之为露。今所用蔷薇露则以蔷薇花作之，其他药所作，皆此类也。凡此诸露以之为药，胜诸药物，何者？诸药既干既久，或失本性。如用陈米作酒，酒多无力……若以诸药煎为汤饮，味故不全，间有因煎失其本性者；若作丸散，并其查滓下之，亦恐未善。……今用诸水，皆诸药之精华，不待胃化、脾传，已成微妙，裁下于咽，即能流通宣越，沁入筋脉，禆益弘多。又蒸馏所得，既于诸物体中最为上分，复得初力，则气厚势大焉，不见烧酒之味浓于他酒乎？

可惊的是，清代中期名医王士雄在所作《随息居饮食谱》中，于“诸露”一条几乎完全重述了《泰西水法》中的这一长段理论文字，可见，进入清代以后，如王士雄这样博闻广识的医家，不仅对《泰西水法》关于“药露”的观点非常熟悉，并且完全地接受和认同。如果没有读过《泰西水法》的相应原文，仅仅浏览《随息居饮食谱》中的一段论述，读者甚至会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印象，即该套说法完全是中医体系当中自己生发出来的理论。换句话说，到了清代中期，《泰西水法》所提倡的关于药露的理论，已经顺利地被中医体系消化、吸收，入水无痕地融会在中医的机体当中。

在《泰西水法》与《随息居饮食谱》之间，则有着《物理小识》，生活于明清之交的方以智在这本著作中专门列出“蒸露法”一节，并且点明：“服一切药，欲取精液，皆可以是蒸之。”似乎是在呼应或者传播《泰西水法》对于“药露”的宣扬。在该书的《自序》，作者特别谈道：

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儒者守宰理而已……智何人斯，敢曰通知！顾自小而好此，因虚舟师物理，所随闻随决，随时录之，以俟后日之会通云耳。

对于万历朝西洋传教士所带来的欧洲学术——“远西学”，方以智不仅有所了解，而且非常重视，由于语言的隔阂，这套新鲜的知识并没有完全地翻译过来，这让他感到遗憾。同时，他以很谦虚的态度声明，《物理小识》的内容，都是他出于天生兴趣，将读到、听到的各种知识，随时加以记录。“服一切药，欲取精液，皆可以是蒸之”，也就是用水蒸馏的方法提取药物中的有效成分，这样的观点，在《泰西水法》问世之前，应该说，在中医的理论体系中并不存在。显然，方以智是通过某种渠道了解到这种理论，并且欣然地以之为真理。

进一步来看，“蒸露法”予人的印象是，到了明末，蒸馏花露、药露的方法已经变得非常流行、非常发达，绝不是稀罕的事情。

在清乾隆年间成书的《本草纲目拾遗》里也列有“药露”一节，这也是在《泰西水法》出现之前所没有的体例，作者更论述：

凡物之有质者，皆可取露。露乃物质之精华。其法始于大西洋，传入中国。大则用甑，小则用壶，皆可蒸取。其露即所蒸物之气水，物虽有五色不齐，其所取之露无不白，只以气别，不能以色别也。时医多有用药露者，取其清冽之气，可以疏瀹灵府，不似汤剂之腻滞肠膈也。名品甚多，今列其常为日用知其主治者数则于左，余俟续考以补其全。

明清学者、医学家们都非常清楚，蒸露成药，是欧洲传入的技术——更准确地说，传入的其实是观念。到了赵学敏的时代，中医医生当中，用药露来为病人治病，一度是非常流行的方法，其理论基础则在于，医生们普遍相信药露比传统汤剂有更明显的药效。在这个时代，经医生们实践、总结而确定出的药露“名品”居然名目繁多，致使赵学敏要声明自己并未能全部掌握。

同样生活于清代前期的曹庭栋（1699—？）在《养生随笔》“饮食”中也专门谈到“蒸露法”：

蒸露法同烧酒，诸物皆可蒸，堪为饮食之助。盖物之精液，全在气味，其质尽糟粕耳。犹之饮食入胃，精气上输于肺，宣布诸脏，糟粕归于大肠，与蒸露等。故蒸露之性虽随物而异，能升腾清阳之气，其取益一也。如稻米露，发舒胃阳，可代汤饮，病后尤益。他如藿香、薄荷之类，俱益蒸取露用。《泰西水法》曰：“西国药肆中，大半是药露，持方诣肆，和露付之。”则方药亦可蒸露也，须预办蒸器，随物蒸用。（81页）

曹庭栋不仅引用了《泰西水法》中的文字，而且，“犹之饮食入胃，精气上输于肺，宣布诸脏，糟粕归于大肠，与蒸露等”这一观点，同样受益于《泰西水法》“药露”中的理论。熊三拔的相关论述实际介绍了欧洲医学对于人体内脏消化功能的科学认识，不过，辗转到曹庭栋、赵学敏等中国学者这里，却被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而误会性地加以理解。

值得重视的一点是，与赵学敏不一样，曹庭栋的观念是把蒸露视作“饮食之助”，即补养型的饮料。以蒸露方式制作药物，在《养生随笔》中并没有真正地被认同。究其原因，“则方药亦可蒸露也，须预办蒸器，随物蒸用”一句大约透露了可能的解释——中医的处方都异常灵活，往往不使用固定不变的药剂，病人的家人把处方拿到药铺配好药，然后回家自己煎成药汤。曹庭栋的意思是，如果用蒸露的方法制作中药汤，那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病人家庭必须预先备好蒸馏器。这个前提条件在普及方面确实是不大容易实现。

清宫所藏的医籍之一、佚名清代医家所著《卫生汇录》（海南出版社，2002年）一书，在专列的“煎药”一条，恰恰很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余曾同西洋人谈论，言彼国治病之药，不煎不熬，俱用锡甑蒸取露汁，即如中国香铺内蒸花露法，以此治病，最有功效。予谓：此法虽妙，但甚繁难。今只要老诚人细心看守，不可炭多火急而沸出，亦不可过煎而药枯，火候得宜，则药之气味不损，自得速效矣。（188页）

中医承认蒸馏制药的效果，但这对一般人家来说实现起来有困难，因此，就是用传统的熬药法，只要认真仔细，也能取得很好的药效。

看起来，《泰西水法》中的“药露”理论自问世以后，迅速地在中医学当中激起了很活跃的反响。明代晚期以来的中医实践者们不仅依据自己的知识体系融会（歪解）了熊三拔提供的欧洲科学知识，而且，对于如何在具体的医疗当中运用这一新形式，展开了积极的思考与实验。于是，一如赵学敏所介绍的，中医体系就此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药品类型——“成品”的药露，而且“名品甚多”，品种非常丰富。

早在蔷薇露登陆中国之初，宋人就了解到，这种香水可以“洒衣”，洒在衣上，让衣服生香。元代作家乔吉作有《水仙子》“吴姬”一曲，其中吟曰：“罣罳分月小藤床，茉莉堆云懶髻妆，蔷薇洒水轻绡上……道今夜微涼。”词曲之意在于展示一位江南艺伎夏夜乘凉时的迷人形象，她坐在小小的藤床上，松挽的发髻畔插满茉莉花，薄纱衣上洒了蔷薇水。重要的线索恰恰埋伏在这首小令当中，在元时，把玫瑰香水洒到衣服上的做法也传入了中国，为人们所熟悉和施行。

图12 清杨晋《山水人物图》中，传统仕女夏日在水亭上消暑的场景。

如前所述，元代，玫瑰水还被运用于调制药物、泡腌食材。对于洪武、永乐两朝制造的古剌水，明人也模糊地了解到其可以兑为饮料、可以滴入洗澡水洗浴身体等用途。不过，所有这些信息，都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正激起灵感。

在很长的时期，蔷薇露虽然美好和迷人，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生活来说，除了用于“合香”，另外一个用途，则是“大抵用资香奁之饰耳”，作为化妆当中的辅助用品。问题是，传统的化妆品又是非常的发达，为身体生香的手段种种色色，并不一定非依赖香水不可。也因此，一直到明代中期以前，香水始终是一种零星现影的、比较微弱的存在。

很可能是《泰西水法》的理论让中国人忽然意识到一种前所未闻的途径：

第一，蒸馏露液能够将物质的营养成分最大限度地萃取出来，“露乃物质之精华”。

第二，蒸馏露液进入人体之后，有着最佳的影响力——熊三拔的原意是，露液更容易被内脏器官所吸收，但中医却完全按照道家理论另做了一番理解，“清冽之气，可以疏瀹灵府，不似汤剂之腻滞肠膈也 ”云云（实际上，明清人能够“理解”并接受《泰西水法》关于“蒸露”的理论，与道家长期以来对于“蒸”——也就是通过密封加热来萃取物质“精华”的、非常发达的传统有关。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在“蒸露”上有某种契合点，才能让明代人如此迅速地拥抱了新来的启发。道家的蒸馏提炼实践与世界其他文明蒸馏工艺之间复杂的关系，应该也是科学史家所关注的重大题目吧）。

花草蒸馏的香水，顿时对于传统生活有了重要的、全新的意味。

在学习了《泰西水法》的理论之后，明清人却是按照中医的观念体系与实际操作的需要，按照道家思想影响之下的养生观念，把“蒸露”这一活动改造成了很有本土特色的事物。

《泰西水法》中在介绍过“药露”之后也提到：

凡为香，以其花草作之，如蔷薇、木樨、茉莉、梅、莲之属；凡为味，以其花草作之，如薄荷、茶、茴香、紫苏之属，诸香与味，用其水，皆胜其物。

很明显，在这里，把“薄荷、茶、茴香、紫苏”的蒸露归为“味”，也就是饮料；“蔷薇、木樨、茉莉、梅、莲之属”，也就是各种芳香鲜花的蒸露，只是“香”，也就是欧洲人使用的香水，依《泰西水法》作者的观念，并不认为这些鲜花香水是用来入口的。

但是，在中医古老的药物理论体系的指导之下，明清人却在几乎所有的花草蒸露中都发现了不同性能的治病、养生功能。

更有意思的是，不难观察到，在明清的文献中，“药露”这一称呼并未广泛流行开来，而是代之以“花露”“香露”的叫法。相应的制品，也都是某一味单纯的花、草蒸馏而成的香液。由明入清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之《乳酪》一篇中谈到，他喜欢将新鲜牛奶“用鹤觞花露入甑蒸之，以热妙”，将鹤觞花露加入牛奶之中，然后上火蒸制中国传统的“奶酪”。李渔《闲情偶寄》中更是显得对“花露”非常熟悉，将之视为锻造风雅生活不可或缺的奢侈享受。

“药露”的概念被“花露”“香露”所取代，实际是中国传统科学史中应该研究的一个并非没有意义的现象。

图13 清陈枚绘《月曼清游图册》之一。

蒸露法

在《泰西水法》“药露”一节，也介绍了熊三拔所了解的欧洲蒸馏器：

其制法，先造铜锅，平底直口，下稍广，上稍敛，不论大小，皆高四五寸。次造锡兜牟——用铅或银尤胜也——制如兜牟，上为提梁，下口适合铜锅之口，罩在其外。锡口内，去口一寸许，周遭作一锡槽，槽底欲平，无令积水，锡口外，去口一寸许，安一锡管，管通于槽，其势斜下。管之底平于槽之底，宁下无高，以利水之出也。次造灶，与常灶同法。安锅之处，用大砖盖之，四旁砖甃成一窝，涂之黏土，以铜锅底为模。铜锅底入于灶窝深二寸，窝底大砖并泥厚二寸。欲作诸露，以物料治净，长大者剉碎之，花则去蒂与心，置铜锅中——不须按实，按实，气不上行也。——置铜锅入灶窝内，兜牟盖之，文火烧之。砖热则锅底热，热气升于兜牟，即化为水，沿兜牟而下，入于沟，出于管，以器承之。兜牟之上，以布盖之，恒用冷水湿之，气升，遇冷，即化水。物料既干而易之。所得之水，以银石、瓷器贮之，日晒之，令减其半，则水气尽，能久不坏。玻瓈尤胜，透日易耗故也。

文末并且附上了欧洲蒸馏药露的各种器具，给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蒸馏器的图像资料，非常珍贵。

图14 《泰西水法》中的“蒸馏器”插图。

从文字介绍来看，“铜锅”与“锡兜鍪”组成的蒸馏器，与河北承德出土的元代青铜蒸馏器非常接近，同样地，是直接从伊斯兰文化那里学来的成果。不过，“锡兜牟”上居然没有冷却器，起冷却作用的办法，只是“兜牟之上以布盖之，恒用冷水湿之，气升遇冷即化水”，在盔形锅盖上搭块湿毛巾，不断地往毛巾上泼冷水，就靠这个来冷却锅盖内部的蒸汽。

相比之下，元代青铜蒸馏器实物配备上已经有完整的冷却器，器旁甚至装有排水嘴，可以把冷却器中渐渐熏热的水排出，这样，就可以不断地排放热水，再从器口加添冷水。

另外，关于蒸馏工艺的讲述中，“铜锅”中也不加水，直接通过蒸发锅中原料的水分来获得成品。熊三拔如此介绍蒸馏器，是他对于这一技术的认识不够，绍述有误，还是徐光启在译介过程中未能完全把握熊三拔的语意，抑或当时欧洲的蒸馏器确实就是这个样子？

方以智《物理小识》“蒸露法”，也异常详细地介绍了三种具体设备，第一种为：

铜锅，平底，墙高三寸，离底一寸作隔花，钻之使通气。外以锡作馏盖盖之，其状如盔，其顶圩，使盛冷水。其边为通槽，而以一咮流出其馏露也。作灶，以砖二层，上凿孔以安铜锅，其深寸。锅底置砂，砂在砖之上，薪火在砖之下。其花置隔上，故下不用水而花露自出。凡蔷薇、茉莉、柚花皆可蒸取之，收入磁瓶，蜡封而日中暴之，干其三之一，露乃不坏。服一切药，欲取精液，皆可以是蒸之。

这一款设备，形制与河北承德出土的元代青铜蒸馏器接近，当然，与《泰西水法》所介绍的蒸馏器也有一致之处。其下釜为一只铜锅，锅中距底一寸处作一层铜隔架，铜隔架中央布满孔眼，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箅子”，恰恰是这个箅子为元代青铜蒸馏器所无，《泰西水法》蒸馏器上亦不见，而是中国自古以来蒸饭锅上的要件，也是道家使用的蒸馏器上往往设置的部件，《墨娥小录》“取百花香水”之法同样是采用带箅子的“甑”，因此，这个细节其实意味深长。

除此之外，其他构造则与元代青铜蒸馏器、《泰西水法》蒸馏器相同。如果追究细节的话，那么，它的锡制盔形盖上带有冷却器（“其顶圩，使盛冷水”——中央要做成下凹的形状，以便盛冷水），这与元代青铜蒸馏器一致；不过，收集蒸馏液的环槽及其导流管不是安设在下釜的口沿，而是装在锡盖上，则又与《泰西水法》蒸馏器一致。

蒸馏时，鲜花被安置在铜箅子上，锡盖与下釜扣合，架锅在特制的灶上，燃火加热。如《泰西水法》所介绍的蒸馏方法一样，锅中不加水，仅靠花朵中的水分携带香精一起释出，形成蒸汽，冲升到锡盖上。锡盖中心下凹的部分要倒满冷水，作用如同蒸馏器中的冷凝室。蒸汽冲到锡盖的底面，经冷水冷却，形成凝露，然后，沿着穹状的盖顶四面流下，汇入一圈浅槽，再从流嘴流出，进入收集容器。火候的控制也颇讲究，要在锅与灶眼之间铺上砂石，以降低火烧的温度。

随即，书中又介绍了第二种设备：

近法以砖上砌臼，置沙石厚一二寸，铺花其上，而以锡盔盖之，但以盐泥泥其外缝。

这是一种巧妙的、简化式的改良：直接在砖灶上砌一个石或陶的臼盆，在盆底铺上一至二寸厚的沙石，然后把鲜花直接铺在沙石上。反正那个锡盖上已经安设了蒸馏所需的全部必要构件——冷却器、收集蒸馏液的环槽、引流管，所以下釜简化成臼盆，箅子用砂石代替，然后把锡盖扣在臼盆上，接缝处用泥密封。加热之后，照样可以得到芳香的花露。

然后，方以智之子方中履又以补注的形式，介绍了进一步的精简措施：

中履曰：“锡甑顶作中低，滴露甑中，石子上置一罐接之。验顶上冷水暖，则起盖，取，中其花露尽矣。须白石圆径五分者铺底，热则易之。”

在锡盖的构造上也动起了脑子。首先，把盔形的锡盖做成筒壁直上直下的甑，然后安装一个倒穹形、由周围向中心下垂的顶，形制一如元代青铜蒸馏器的顶盖。其妙处在于，将冷却器与收集蒸馏所必需的弧形盖顶合二为一，具体的方法，是在甑中正对着甑盖最低处放置一只空罐。也就是说，灶上置臼，臼底铺满“圆径五分”的整齐、干净的白石子，石子上，正对着锡甑垂盖最低点，放置一只空罐，在罐周围铺满香花。然后，将锡甑扣合在臼口，糊泥密封。向下凹的顶盖里倒满冷水，慢火加热，花中的香精释放，蒸汽冲上甑顶，沿着顶盖的倒穹形弧面向中心最低处汇流，滴落到立在鲜花当中的空罐里。这样，连锡盖上的环槽与导流管都可以一齐免掉了！

不能不说，《物理小识》所介绍的三种蒸馏设备都非常有趣，它们与《泰西水法》中的蒸馏器并不一样，而是暗示着另外的传统。那么，方以智父子所熟悉的蒸馏器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脉络当中发展起来的？这是很引人兴趣的问题。

随便引一个今天的例子来作为参照，《以食为天》（潘鲁生主编，山东美术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介绍山东地区一直流传到今天的土法烧酒工艺——“莱州曲家”做酒法，恰恰采取的是方中履所介绍的构造：

把一口无底的大陶缸立在灶上，其上放置一口铁锅做盖。蒸馏过程中，不断往铁锅中放冰块，这铁锅正好成了冷却器。在缸内，蒸馏酒液则会沿着锅底向中心汇集，滴落在事先吊在缸内的“酒井子”上，由于出酒量大，所以“酒井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罐子，而是接有导流管从缸壁上延伸到缸外，将酒液引到承接器中。（详细情况见该书《酒中品味》，162～164页）

在现藏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的清代广州外销画中，有表现“蒸酒”题材的作品，从画上可以看出，清代普遍使用的烧酒工具，正是采用着与“莱州曲家”蒸馏设备相同的构造。（《18—19世纪羊城风物——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广州外销画》，1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图15 清代广州外销画《蒸酒图》。

这种构造上的改良，应该说是又便捷又实用，非常合理。也许，《物理小识》所介绍的诸般蒸馏器，本是民间制造烧酒过程中不断改良设备的结果，一旦蒸花露的风气兴起，就很自然地借用了烧酒的成果。

另外，也许恰恰是最重要的，但《物理小识》中一笔带过的，介绍了第四种设备：

陈则梁曰：“以重汤蒸锡甑取露，更无焦气。”

这一句话所透露的蒸馏器，实际是分为两部分，上部分为甑，下部分为水锅，甑底布满孔眼，直接与水锅扣合。鲜花堆放在甑中，水锅架在火上，加热中，水锅中的蒸汽冲过甑底的孔眼，上升到甑中，携带着鲜花释放的香精，形成凝露。

方以智介绍的蒸露法，是把花放到锅里干蒸，“下不用水而花露自出”。与之不同，“陈则梁曰”之法，更充分地发挥了水蒸气的萃取作用，所产的花露没有“焦气”，效果要明显好于“下不用水”的蒸取法。从记载来看，正是这一种蒸馏方法连同相应的设备，在清代运用得最为普遍，如清人顾仲《养小录》中介绍制作“诸花露”的方法：“仿烧酒锡甑、木桶减小样，制一具，蒸诸香露。”既然是锡甑、木桶的两件套，说明是将锡甑置于木桶之上或其内，而木桶下部则用以盛水。

《调鼎集》“米露”一条则有更为清楚的交代：

用锡打就如取烧酒甑式。将香稻米或晚米、糯米一斗淘湿，分三分入甑中，下用河水，上用冷井，不时倾换。每次可得露一中碗。

洗练的文字说明，涉及蒸馏时所谈的“甑”，不是普通的蒸饭甑，而是按照烧酒所用的蒸馏器制作，其上装有“冷井”即冷却器，蒸馏过程中，通过不断更换其中变热的水来加强冷凝效果，因此，清代蒸露的器具在结构上非常完备。“下用河水”一句则点出，清人所习惯的蒸露方式，是甑下有水锅，其中盛水，通过对水加热产生蒸汽而进行提萃。

桂花露

当这四件小罐被重新发现的时候，专家是惊喜的——惊喜于终于找到了清宫档案中所记载的瓷胎漆器。然而，罐盖上金彩楷书的“桂花露”三字，昭示着这一组小罐还不仅仅拥有着工艺史上的意义。

图16a、图16b：清雍正瓷胎彩漆“桂花露”小罐。

“桂花露”，不就是“木樨清露”的同义词吗：

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笺上写着“木樨清露”，那一个写着“玫瑰清露”。袭人笑道：“好尊贵东西！这么个小瓶儿，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进上的，你没看见鹅黄笺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别糟蹋了。”（《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木樨清露是一种“香露”。《养小录》中介绍制作“诸花露”的方法，其文云：“仿烧酒锡甑、木桶减小样，制一具，蒸诸香露。”又进一步说明：“凡诸花及诸叶香者，俱可蒸露。”香露以香浓的花、叶蒸馏而成，就是蒸馏香水呀。

《红楼梦》中，“木樨香露”是装在“玻璃小瓶”里，还配有“螺丝银盖”，其包装明显采用了西洋形式。《钦定大清一统志》卷四百三十二记“西洋”的“土产”中，“康熙九年入贡”品中有“花露”；“雍正五年入贡”中则有“玻璃瓶贮各品药露”。显然，对于西洋所产的花露，对于用玻璃瓶盛花露的异域形式，清代上层社会都不陌生。

然而，与小说描写形成对照的是，标有“桂花露”的四件小罐却是采用了最传统的中国工艺形式——漆与瓷。

以瓷为胎、外罩彩漆描金，据史料记载，是雍正朝试验成功的工艺品种之一。（《十八孤品》，王健华著，《紫禁城》2006年第1期，46～47页）卒于咸丰二年（1852）的姚元之所著《竹叶亭杂记》卷一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记载：

武英殿有“露房”，即殿之东稍间，盖旧贮西洋药物及花露之所。甲戌夏，查验此房，瓶贮甚伙，皆丁香、豆蔻、肉桂油等类。油已成膏，匙匕取之不动。……旧传西洋堂归武英殿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药。此次交造办处而露房遂空，旧档册悉焚。于是露房之称始改矣。

存贮西洋药物的地方被称为“露房”，可见西洋药露给予清人的印象之深刻。

那么，明标“桂花露”字样的四件小罐，是否与武英殿“露房”有关呢？传教士受雍正之命以西洋方法蒸馏的花露，其制品是否就被盛装在造办处特制的这类小罐里？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相关记录中说得清楚，甲戌年间“查检”露房，当时其中仍然“瓶贮甚伙”，其中就有“花露”，查检后的处理方案则是“监造列单，上分赐诸臣，余交造办处”，露房的存货除一部分赏赐大臣之外，剩下的仍交造办处收藏。这四件“桂花露”小罐是否就是那次查检之后留下来的幸存品？

从文献来看，清代前期，皇室对于西洋所产的“药露”与“花露”颇为看重。康熙四十六年医案中，有西洋大夫为康熙制作“除咳去痰”的“肺胸舒丸”，就是用四种药料与“西洋大夫所带之温密德喇葛刚地之花露”“拌于甘草露中”而成。（《清宫医案研究》，28页）

故宫博物院至今保存着清代来自西洋的蒸馏器，如时代为清中期的铜蒸馏器与白铁蒸馏器，以专配的酒精炉加热，流嘴装上水龙头等等，非常精巧、合理，只是仍然没有冷却装置。不过，这两件蒸馏器似乎更像是聊以满足皇帝好奇心理的玩物。总之，西洋蒸馏技术在康雍两朝宫廷中可能扮演过的角色，似乎能够成为一个有待展开的话题。

与此同时，毫无疑问的是，到了清初，花露这一种人工的造物在传统生活及观念之中获得全面的展开，落实为一种彻底褪去神秘光环的日常用品。

《随息居饮食谱》引用清中期人汪曰桢的观点说：

诸露生津解热，诚为妙品。但肆中贪多，而蒸之过久，以致味薄，或羼他物以取香。如枇杷叶露，亦羼香料，正与嗽症相反。故必自蒸为佳。

这句话说明了两点历史事实：其一，到清代中期，出于商业目的而制作药露、花露并加以出售，是非常普遍的情况——至于这一状况是否得益于《泰西水法》，是否经由该书而得以借鉴欧洲国家的医疗体制，似乎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二，由于担心为商业谋利而制的花露质量不可靠，所以，当时有一种看法，就是花露一定要自制才保险。

《桐桥倚棹录》中记述，在清代后期，虎丘仰苏楼、静月轩的花露产品驰名遐迩，并录引时人尤维熊所和“咏花露”之《天香》词，其中有句云：

候火安炉，量沙布甑，蒸成芳液盈盈。凉沁荷筒，冷淘槐叶，输与山僧佳制。

“候火安炉，量沙布甑”，显然就是《物理小识》中所记“作灶，以砖二层，上凿孔以安铜锅，其深寸。锅底置砂，砂在砖之上，薪火在砖之下”之法。书中又说：“花露以沙（砂）甑蒸者为贵，吴市多以锡甑。”可见，在彼时的江南，用类似方法对于花露加以商品化生产，是相当活跃的一桩生意，这与《随息居饮食谱》所言的“肆中”之产相吻合。

另外，《卫生汇录》中更明确谈道：

予曾会西洋人谈论，言彼国治病之药，不煎不熬，俱用锡甑蒸取露汁，即如中国香铺内蒸花露法，以此治病，最有功效。

这条资料说明，香铺当中蒸制花露出售，也是普遍的现象。

《桐桥倚棹录》还介绍道，“仰苏楼自僧祖印创卖四时各种花露，获利颇丰”，“虎丘仰苏楼、静月轩，多释氏制卖，驰名四远”，苏州仰苏楼、静月轩以花露出名，却是由僧人制作并出售，因此词中感叹“输与山僧佳制”。仰苏楼、静月轩两家的产品特别出名，成了一时的“名牌”，制造了这两大品牌的，偏偏是和尚。

花露的制与售，在清代究竟都表现为哪些形式，似乎也值得探究一番。

在商业化生产兴旺的同时，“肆中贪多，而蒸之过久，以致味薄，或羼他物以取香……故必自蒸为佳”的观点甚为流行，因此，清代的富贵阶层始终讲究私家蒸馏花露。如清初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三十二有《院长惠家制金银花露一瓶，赋谢二十韵》，诗中“但闻兼叶晒，宁解带花蒸。方法谁边得，园林手种曽……制乘香未散，候视气先腾。倒挽河车水，徐收井甃绳。夜窗珠滴沥，晨旭露鲜澄。淡比初融雪，清于乍释冰。恍疑仙掌露，直向玉盘凝。出火经三日，浮瓶贮半升”等描写，说得非常清楚，是用蒸馏法制造金银花露，并且是“家制”而成。

《红楼梦》中多次涉及花露，也就并非偶然。实际上，曹寅在诗作中不止一次地谈到制作花露一事，可见曹家对花露这东西一向熟悉。如曹寅在其《瓶中月季戏题（时西轩寒甚欲雪）》诗中有云：“一自亚西传露法，遍山刮尽野蔷薇。”（《楝亭诗钞》卷七，见于《楝亭集笺注》，33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涉及蒸馏花露之法来自西方的历史。另外，《菊露和酒》一诗更具体地咏及蒸露的工具和工艺：

重铅以为郭，鼎器通玄关。蒸芼得物理，采掇良非艰。日出筐筥香，夕火闻潺湲。泊然结为露，侧注归弯环。（《楝亭诗钞》卷二，81页）

根据《物理小识》中所记“蒸露法”不难明白，“铅郭”“鼎器”是指蒸馏设备，诗中恰是描写了蒸馏菊花以制“菊露”的过程。

从诗中的意思判断，这里也是在谈论家中自制花露的情形。有意思的是，从“泊然结为露，侧注归弯环”一句来看，诗中所咏的蒸馏器，采用的却是元代青铜蒸馏器、《泰西水法》所介绍的蒸馏器的构造，是在器壁上装设一圈环形的收集槽，与清代以来民间普遍使用的蒸馏器构造不同。因此，明清时代蒸馏器在器型上的多变，似乎也是一个有待解释的现象。

出现在《红楼梦》中的两瓶香露，本来目的在于“进上”，却被贾家这样的权要家族沾了光，成了这些家族之间勾连往来的小小道具之一。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1697年夏天就曾经向康熙皇帝进献过玫瑰露八罐。（《木樨玫瑰两清露》，见《红楼梦饮食谱》，秦一民著，1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而在康熙三十七年李煦的请安奏折里，也附有一份单子，其中列有：

桂花露（计一箱）、玫瑰露（计一箱）、蔷薇露（计一箱）

可见，大臣以高质量的香露进贡皇上，在清代前中期并不少见，而且，李煦这一次的进献，数量还相当不小。

刊印于乾隆年间的顾瑶光《虎丘竹枝词》，其中有一首为：

玉指纤纤撮早黄，满衣抛散不知香。要量百斛蒸花露，飞骑明朝进上方。（《历代竹枝词》，917页）

恰恰写及民间受命赶蒸花露进奉宫中的事件。

从“撮早黄”来看，似乎所蒸的是金银花露或菊花露，而且一次要使用上百斛的新花，显然意在制成相当数量的贡品。因为役期很急，所以很多女孩子被找来匆忙摘花，搞得一身辛劳。她们必须尽快采得上百斛鲜蕊，再由蒸露匠人连夜蒸出花露，第二天就要把成品由轻骑快运进京。

可惜诗文过于写意，没有明确给出细节，比如这一次或这一类差役是由谁人派下？是天子从京城传来的旨令，还是地方大员为拍马屁而生事？拿优质的花露贡奉给皇帝，顺便也分送当道得势的权贵，在清代，是个很讨俏的做法，这倒是可以肯定的事实。同时，顾瑶光的这首《虎丘竹枝词》还表明，早在清代前期，虎丘就以特产优质花露而驰名了。

有意思的是，《红楼梦》中，两种香露是装在带螺丝银盖的玻璃瓶里。如清代文献所记，西洋药露、花露确实是装在玻璃瓶里抵达中国。曹公这一笔用意何在？也是如“俄罗斯国”的“雀金呢”一样，借用洋货的名头来赋予小说中物品以玄幻神奇的身份？抑或是小说中没提姓名的那位权贵大臣巴巴地去特意寻到乘海船远来的西洋产花露，以之取媚于皇上，顺便笼络同党？不会又是小说中几次提到的“粤海将军邬家”的手笔吧？

图17 清代佚名画家绘《汉宫春晓图》局部。

图18 清冷枚《十宫词图》之一。

米露、鸡露、果露酒

《红楼梦》中，玫瑰清露、木樨清露并不是作为化妆香水，却是被看作口感良美、调理身心的饮料，“一碗水里只用挑上一茶匙，就香得了不得呢”，稍后更描写道，五儿的一位表哥得了“热病”，用井里的凉水兑和玫瑰露，喝下半碗之后，“心中一畅，头目清凉”。

实际上，《调鼎集》“百沸水”条有这样的观点：

晨起，饮百沸水一杯，能舒胸隔，清上部火气……凡服药，亦宜先饮百沸水一二口。或盐花、或洋糖、或香露，冲汤，皆可。（251页）

从养生的观点出发，应该每天晨起之后都喝一杯充分煮熟的开水。如果嫌白水无味，那么，可以兑成盐水、糖水，也可以在热水中加入香露，以形成适口的滋味。从这一主张来看，对于清代的富贵阶层，花露全然是日常饮品的一种而已。

应该意识到，在清代，中国人对于花露在饮食性能上的开发，表现出了惊人的拓展能力。《随息居饮食谱》不仅重述了《泰西水法》关于药露的观点，在具体介绍各种花的用途时，还注明桂花、玫瑰花、茉莉花、甜菊花、野蔷薇、金银花、薄荷叶适于“蒸露”“造露”。此外，《养小录》列出可蒸露之香花、叶、果多达三十四种；《调鼎集》“花露”则说，除茉莉花与珍珠兰根不适合蒸露之外，“（其）他如梅、兰、桂、菊、莲、玫瑰、蔷薇之类，并南枣、圆眼，皆可蒸露”；《桐桥倚棹录》开具的花露名色更多，并且还将每种花露治病与保健的性能一一著录清楚。

这些花露的角色绝不仅限于“药露”，不是人们生病之后才想起来吃的“药”，而是带有药性的调味品、饮料，“入汤代茶，种种益人；入酒增味；调汁制饵，无所不宜”（《养小录》）。在日常饮食中恰当地运用花露，不仅满足唇齿的享受，同时还达到治病、调理、保健、养生的效果，可说是中国传统对于天然蒸馏香水的独特理解之道。

除了“入汤代茶”作为日常饮料之外，“入酒增味”，制作花露酒，也是当时人热衷的一种享受。曹寅《菊露和酒》一诗便具体涉及了“入酒增味”的实践：

还念高阳旧，苦辣摧肺肝。搅和久有法，解热需清寒。连瓶倾一杯，新意众已欢。固缄比大药，执守有小鬟。何辞倒渴乌，用是光餐盘。逍遥北楼上，压饭当阳山。

按照诗中所说，菊露有“解热”的妙效，以其和酒，也有着特别的方法。在曹寅的眼中，这种酒简直就像灵丹妙药一般金贵，因此不仅要密封收藏，还指定女婢专人负责。在招待朋友的时候将菊露酒端出，让大家都非常高兴，为此，曹寅也就不怕当初蒸馏（“倒渴乌”）过程的麻烦了。

实际上，《调鼎集》中明确介绍：

露酒：每酒一斤，入玫瑰露或蔷薇露少许。

各露倾入酒中，另有种香味。

用任意一种花露入酒，即成“露酒”，在当时显然并不稀奇。清初人周亮工《闽小记》有记载云∶“海澄人蒸梅及蔷薇露，取如烧酒法。酒一壶，滴少许便芳香。”杨万树作于道光年间的《六必酒经》中，“桂花露”酒的制法，步骤之一，也是“采浥露半开桂花升许，蒸令气上，承取滴露，和入酒中”。因此，曹寅制菊露酒并以之待客的举动，正是有清一代崇尚的风雅。

《调鼎集》还有这样的内容：

荸荠酒：荸荠蒸露，入酒甚香。诸果皆可仿制。

在清朝，还用荸荠之类的水果蒸馏香露，兑入酒中，制造果香酒呢。

不过，让今天的人会觉得全然陌生而不可思议的是，这部食谱中还列有“米露”：

用锡打就如取烧酒甑式。将香稻米或晚米、糯米一斗淘湿，分三分，入甑中，下用河水，上用冷井，不时倾换，每次可得露一中碗。炖热饮之，有人参之功。取下多露，存贮瓷瓶，久亦不坏。谷芽、麦芽、诸果品同糯米。取露后，其饭加入酒药罨之，并可蒸酒。各露倾入酒中，另有种香味。

无论是稻米还是糯米，都先浸湿，然后，以一斗米分蒸三次的量，放入家用小型简便蒸馏器中进行蒸馏。此外，谷芽、麦芽、各种果子也都可以采用同一方法蒸馏谷芽露、麦芽露、果子露，所有这些蒸露也都可以兑入酒中，制成酒味独特的露酒。

关于米露，按清人的看法，如果一次制作了很多，那么可以保存很久不变质腐坏；时时热饮一碗，有着与人参一样的滋补功能；蒸过露之后的米饭，拌入酒曲，还可以再次入甑蒸馏，制作烧酒。《本草纲目拾遗》中同样推荐了“米露”，说它“色白气清，如莲花者”，而且“大补脾胃亏损”。在这部医典中，还记录有“姜露”“椒露”，对于清人来说，真是一切材料都可以用于蒸馏啊。

如果说用米、姜、花椒蒸馏做饮品，对我们今天来说已经很新奇，那么，用鸡蒸露，就更是显得匪夷所思了：

鸡露——《道听集》云：鸡露能大补元气，与人参同功。男用雌鸡，女用雄鸡，一年内者，名童子鸡，可用。若两年者，肉老质枯，不可蒸露，入药须选童子鸡。以绳缢死，竹刀破腹，醇酒洗去毛及腹中秽物，勿见水。蒸取露饮之，气清色白，望之如有油。气味甘，消痰益血，助脾长力，生津明目，为五损虚劳神药。（《本草纲目拾遗》）

选用幼嫩的童子鸡作为蒸馏的材料，这似乎还有些道理。但是，选材还要看饮用者的性别，为男人预备母鸡，为女人预备公鸡，对以科学观点武装了头脑的我们来说，就比较搞笑了。然而清人这样做时态度是很认真的，不仅选材严谨，而且制作过程也大有讲究，比如童子鸡不能采用杀死的办法，而是用绳子勒死；开膛时要用竹刀，不能用金属刀，避免接触到金属；用酒把鸡的内膛外皮都清洗干净，但不用水洗。用如此加工过的生鸡入甑蒸馏，所得的露液据说是“消痰益血，助脾长力，生津明目，为五损虚劳神药”，可谓十全大补的滋补良品。

总之，谈论蒸馏香水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如果一味依照西方的风俗，仅仅探察其在化妆、美容中的应用，那就完全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必须同时考虑医药史、营养史、饮食史当中对于花露的理解与开发，才有可能真正窥到，种种的鲜花、碧叶、翠果，在传统文化中成就了怎样的芳菲。

图19 清胡锡珪《仕女图册》之“秋窗小艳”。

图20 清代画家金廷标绘《仕女簪花图》中，一位女性晨妆已毕，正向髻畔簪花。她面前的镜旁，摆有香头油壶。

花露油

“惯共粉奁脂簋，上伊纤指”，花露曾经既是良补的滋养品，同时也是梳妆盒里的常驻民，频频地点染女性的指尖，为容颜焕发而效力。

大约在明代，还出现了类似今天人们使用香水的方式，即将花露直接拍到面上、身上，以之为人体生香。如《奁史》卷五十七“事为门”引《铁船杂志》云：“明宫人浴罢，以古剌水染体。”按照这一记载，在明代宫廷中有着浴后以玫瑰香水涂抹身体的做法。

更可靠的证据则是，清初人李渔在其《闲情偶寄》“声容部·熏陶”一节中，也大力提倡用香水擦脸、拍身：

富贵人家，则需花露……然用不须多，每于盥浴之后，挹取数匙入掌，拭面拍体而匀之，此香此味，妙在似花非花，是露非露，有其芬芳而无其气息，是以为佳。

假如可以参考野史，那么，明清时代，以花露“染体”，在生香之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作用是保养皮肤。

图21 清康涛《华清出浴图》以杨贵妃出浴后的一刻为题材，即虚构出“以花露润肤”的情节。图中，宫女手捧一碗花露，并将花露舀起，倾到贵妃掌中。

图22 《华清出浴图》局部，宫女手中的花露碗。

据清史专家朱家溍先生指出，曾为清宫女官的德龄所著《御香缥缈录》，纯为娱乐西洋读者而作，其中内容基本为虚构。不过，该书中涉及慈禧太后美容化妆的部分，读来半真半假，如果完全将之弃置一边不予考虑，似也不妥。其中就反复强调花露在美容、护肤上的格外被重视：

将安息前的半小时光景，太后既把那些鸡子清用香皂和清水洗去以后，接着便得另外搽上一种液汁……象我们所习用的香水精差不多，又因蒸煮它很费工夫，不能不预先积储若干，以便太后每晚敷用。这种液汁据说是富于收敛性的，它能使太后脸上方才已给鸡子清绷得很紧的一部分的皮肤重复宽弛起来，但又能使那些皱纹不再伸长或扩大，功效异常伟大；因此每晚太后在上床以前所做的最末的一件事，便是搽抹这种花液。……便是每天晚上伊脸上所搽的那种花液，伊手上也是一般要搽的，这项工作就由当晚轮到值班的女官担任。

按照书里说法，慈禧太后每天晚上，都要用鲜耐冬花蒸馏成的新鲜香水涂在脸上、手上，作为一种保养皮肤的措施。

无独有偶，《宫女谈往录》谈到慈禧太后洗澡后的保养：

然后，用香水——夏天多用耐冬花露，冬天则用玫瑰花露，需大量地用。用洁白的丝绵约巴掌大小的块，轻轻地在身上拍，拍得要均匀，要注意乳房下、骨头缝、脊梁沟……（130页）

与《御香缥缈录》一样，明确地提到，慈禧太后大量使用蒸馏香水——花露保养皮肤。依照这两本书的说法，慈禧太后每天晚上用花露擦在脸上和手上，洗澡之后，则用花露擦遍全身。

用花露保养头发，这一美容方法也一样地被沿袭下来。

尤维熊“咏花露”词特意点道：“向晚妆台一饷，又融入犀梳栊双髻。梦醒余香，绿鬟犹腻。”意思很清楚，晚上临睡前，在妆台前为一头乌发做“夜间修护”，让梳子上蘸满花露，然后长久地（“一饷”，即一顿饭的工夫）反复梳理头发，结果第二天醒来之后发丝仍余香不尽，并且因花露没有完全干掉而滑腻腻的。

再如清初诗人朱彝尊所作《鸳鸯湖棹歌》组诗，其中一首有句云：“白花满把蒸成露。”诗后有作者自注：

野蔷薇开白花，田家篱落间处处有之，蒸成香露，可以泽发。（《历代竹枝词》，608页）

这一组诗乃“爰忆土风”而成，意在反映嘉兴的风土人情，因此，不能忽视的是，作者在这里恰恰披露出，采集野蔷薇花以蒸制花露，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蔚然成风，而且，在那时，野蔷薇花蒸成的“香露”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泽发”。此处所说的以花露“泽发”，推测起来，应该也是指用梳子蘸上花露梳理头发的做法。

另外，《红楼梦》第五十八回中，芳官为洗头的事和干娘爆发了严重冲突，袭人为了平息事态，“取了一瓶花露油并些鸡蛋、香皂、头绳之类，叫了一个婆子来，送给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己洗，不许吵了”，从上下文推测，这里的“花露油”显然是头油。

成书于清初的小说《世无匹》中也提到“两瓶苏州露油，一匣搽面珠粉”（第十二回），说明用花露油在清代并非罕见，苏州由于盛产花露，相应地，花露油也成了该地的一样特产。传统女性对于头油特别重视，而在清代，对于花露的使用，也与头油的传统结合了起来。

从《红楼梦》中不难看到，除了头油之外，花露还用于制作其他种类的合成化妆用品，比如怡红院中的胭脂膏子，就是“配了花露蒸叠成的”。《御香缥缈录》里也提到，除了直接用花露擦脸、拍身之外，慈禧太后还使用一种掺有花露的滋养面脂：

在早上，只要伊老人家一走下床来，便有一个太监会捧着一盂特地熬就的脂油，恭恭敬敬地走近伊面前去……中间也有花露掺和着，所以是很香的；太后就用自己的手指在那盂内轻轻地挑起几许来，涂在掌上，让它渐渐溶化了，才涂到脸上去，简理是满脸全涂到，但伊并不胡乱的涂抹，总是非常小心的从事着。

这一种脂油涂上去的意思是要消除昨晚所涂的那一重花液，所以必须满脸全涂到，而且还得静静地等上十数分钟，才用一方最柔软的毛巾把油一起抹掉，接下去便是敷粉和涂胭脂了……伊的一双手一般也是要用脂油涂抹过的……

另外，《御香缥缈录》中介绍了据说是慈禧太后专用的蒸馏器：

……这种液汁也是太后自己所发明的，它的制法如下：

制造的手续是并不怎样繁复的，只是那一套用具却很特别。它的构造的意义大致和现代的蒸馏器相同，全部是铜制的，一排共是三个圆筒；第一个圆筒里面是安着少许的水和酒精，下面用不很猛烈的火焰蒸着，于是那酒精和水所蒸发成了的水汽便打一根很细的铜管里流往第二个圆筒里去，这第二个圆筒内是满装着许多的耐冬花，下面也燃着火，待第一个圆筒内流来的汽水，再合着这些耐冬花蒸上一会之后，自然又蒸发成一种水汽，这种水汽便打另外一支细铜管中流进了第三个圆筒中去；这时候所得的水汽，已是酒精，水和耐冬花三者所混合成的精液了，而且是充满着一股花香，象我们所习用的香水精差不多，又因蒸煮它很费工夫，不能不预先积储若干，以便太后每晚敷用。

这里所描写的一整套蒸馏器显然是从同时期的欧洲引进或仿造的、远远更为先进的仪器。当然，也或者是德龄在欧洲见到过如此的蒸馏器，却故意杜撰故事，以娱乐或迷惑欧洲读者。

总之，花露的蒸制与应用，在明清时代，实在是相当普遍的事情，也很为人们所重视。对于所谓“香水”，老祖宗们丝毫都不陌生，关于这一点，《红楼梦》以及四件瓷胎罩漆描金“桂花露”小罐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无疑地，香露这一几乎被忘记的珍贵遗产在等待着今人的重新发现。其实，最值得思索的倒是，在传统生活中被赋予多种功用、得到如此丰富开发的这样一种精华造物，怎么竟然在晚清以后被遗忘得如此迅速，遗忘得如此彻底、干干净净，以致我们不得不单纯地依靠梳理文献，而试图对往昔依稀有所掌握。

附：

《桐桥倚棹录》所录仰苏楼、静月轩诸品花露：

治肝、胃气，玫瑰花露；

祛惊害痰，野蔷薇露；

宽中噎膈，鲜佛手露；

气胀心痛，木香花露；

固精补虚，白莲须露；

散结消瘿，夏枯草露；

霍乱、辟邪，佩兰叶露；

悦颜利发，鞭蓉花露；

惊风鼻衄，马兰根露；

通鼻利窍，玉兰花露；

补阴凉血，侧柏叶露；

稀痘解毒，绿萼梅花露；

专消诸毒，金银花露；

清心止血，白荷花露；

消痰止嗽，枇杷叶露；

骨蒸内热，地骨皮露；

头眩眼错，杭菊花露；

清肝明目，霜桑叶露；

发散风寒，苏薄荷露；

搜风透骨，稀莶草露；

解闷除黄，海棠花露；

行瘀利血，益母草露；

吐衄烦渴，白茅根露；

顺气消痰，广橘红露；

清心降火，栀子花露；

痰嗽劳热，十大功劳露；

饱胀散闷，香椽露；

和中养胃，糯谷露；

鱼毒漆疮，橄榄露；

霍乱吐泻，藿香露；

凉血泻火，生地黄露；

解湿热，鲜生地露；

胸闷不舒，鲜金柑露；

盗汗久疟，青蒿露；

乳患、肺痈，橘叶露；

祛风头证，荷叶露；

和脾舒筋，木瓜露；

生津和胃，建兰叶露；

润肺生津，麦门冬露。

图23 清焦秉贞绘《仕女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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