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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与泪与河流：亚美尼亚的千年悲歌

作　　者：阮义忠

ISBN：9787510844195

品　　牌：磨铁数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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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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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场因音乐而起的旅行

卷一 伊斯坦布尔的呼愁

到土耳其求助

伊斯坦布尔之眼

加拉塔的老茶馆

有一种情绪叫呼愁

一杯咖啡的记忆

烘焙师的荣耀

土国的茶文化

大巴扎

鸽子的天堂

都怪伊斯坦布尔的太阳

诗歌中的要角

帕慕克的博斯普鲁斯

午后的奥塔科伊

友善慷慨的民族

托普卡匹博物馆

精密的古代供水系统与护城墙

十九世纪的老电车

共和国的国旗与国父

你实际上是哪里人

索非亚清真寺与征服者

新清真寺

柯米塔兹住持过的教堂

难忘的土耳其料理

回到未曾到过的家

卷二 想念亚美尼亚

千里迢迢为音乐

爸爸来过夜的那一天

柯米塔兹的原乡

飞越挪亚方舟停靠的山

在亚美尼亚的第一餐

让阳光照在墓地上

围着十字架打转的字母

悲苦心灵的抚慰者

踩在神秘的禁地上

先进的古老文明

我们的母亲被关起来了

高加索的一道伤口

前世因缘现世果

玫瑰为什么有刺？

每个人都在背自己的十字架

晨风中的灵魂

等待上帝之子

序：一场因音乐而起的旅行

阮义忠

十八年前，因为一首圣咏，我决定造访亚美尼亚。许多朋友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对这高加索山区小国闻所未闻，且它刚脱离苏联，要顺利入境十分困难。国际友人也无法给我太多建议，大家对此国都很陌生。有一天，一个名字闯入我的脑海——土耳其的国宝摄影家阿拉·古勒（Ara Guler）。

我和内人在伊斯坦布尔待了一周。阿拉·古勒不但慷慨招待，还特地请亚美尼亚摄影家波荷斯·波荷西扬（Poghos Poghosian）在当地照顾我们。没有这两位朋友，我不可能一偿造访亚美尼亚的夙愿。

直到现在，亚美尼亚与土耳其两国之间依然并不十分友好。然而，对我这个旅人而言，两国人民都让我深切领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慷慨与好客。

我在亚美尼亚几乎走遍各省份，但在土耳其只造访了伊斯坦布尔。两处各待一星期。在我的回忆当中，两地是无法分割的，就像任何一场旅行，没有起点，就不会有终点。

每次旅行都是离家与返乡的过程，其中最宝贵的经历都跟人有关。再陌生的地方，只要有朋友，就会发生一些难忘的事。在情感上，那个所在就像家，令人产生归属感。

我的旅行经验常跟音乐有关。在进入亚美尼亚之前，我尽可能收集这个民族的音乐，除了圣咏，还有民歌、舞曲以及各种器乐。亚美尼亚音乐先驱柯米塔兹（Komitas Vardapet，1869—1935）所作的弦乐四重奏，以及他生前亲自录唱的歌谣家里都有。

去之前就经常跟朋友说我要去亚美尼亚、我要去亚美尼亚，回来之后又经常讲那边发生的故事，许多朋友大概都听烦了！但直到写成文章、出书，我才觉得这场旅行终于结束了。每次旅行都有一位带路人，完成这本书，为的也是要向古勒与波荷西扬两位朋友致敬、感恩。

事隔这么多年，许多印象已淡。可喜的是，照片记录了一切细节。内人袁瑶瑶通过互联网对照影像，将照片上的场所背景一一搜出，在每篇文章的组织与润饰上也帮了大忙。卷一的文字部分，完全要归功于她。

谢谢老伴！

2015年9月2日于台北新店

卷一
伊斯坦布尔的呼愁

到土耳其求助

去亚美尼亚的念头压不住。我遇到国际友人便打听，得到的回答却一概是“没概念”！离开法国土鲁斯那天，水之堡摄影艺廊创办人尚·杜杰德（Jean Dieuzaide）载我们夫妻去机场，从老旧泛黄的公文包里掏出一本厚厚的图书：“这是《罗曼艺术全集》关于亚美尼亚的部分，抱歉不能送你，但你可以翻一下。”

办好登机手续，我迫不及待地在咖啡座里展开书页。老先生颔首微笑：“亚美尼亚的建筑、雕刻及绘画在西方宗教艺术上占的分量很重。”“还有音乐。”我热切地接腔，“他们的音乐太让我感动了，真想去看看那个地方、那些人！”

回台北没多久，《摄影家》杂志的英国编辑布莱恩·坎贝尔（Bryn Campbell）寄来一个沉甸甸的包裹。一拆我就心跳加快，赶紧叫老伴过来看——是一本《亚美尼亚2000年的艺术与建筑》，封皮里夹着布莱恩的短函：

“亲爱的义忠、瑶瑶：看到这本书我无法不买。文章不是那么好读，但插图与照片应能让你们更了解此国此民。希望你们喜欢。1997年3月28日”

欲望被两位好友烧得更旺，我却不敢轻举妄动。亚美尼亚位于高加索山区，被包在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伊朗之间，去一趟可不像到巴黎、伦敦那么方便。再加上言语不通，就是入了境恐怕也寸步难行。

旅行社根本帮不了忙，还以为亚美尼亚是南美的一个小乡村。有天突然灵光乍现：杂志不是在1994年6月号介绍过土耳其摄影家阿拉·古勒？这可是最接近亚美尼亚的地方了！当下便传真一封请教信，回音来得也快：“你先办手续，到伊斯坦布尔来再说！”

打定主意，一个多月后，我和老伴趁去巴黎时，兜着朋友帮忙打听到的亚国驻法大使馆地址，忐忑不安地登门碰运气。

办手续的小姐板着脸，用英文问：“为何想去我的国家？”“贵国的音乐与建筑深深吸引了我们。”短短一句回答，却让她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笑容灿烂地拿起戳印，在两本旅行证件上重重盖下：“你们是第一对去我国的亚洲人！”

不仅如此，她还特地离开座位，拿来几份关于亚美尼亚的介绍，殷殷叮咛：“要先到伊斯坦布尔，再从那儿搭机去埃里温（Yerevan）。”

1997年5月27日，我们在亮晃晃的大白天抵达伊斯坦布尔。阿拉·古勒帮我们订的酒店叫“理查蒙德”（Richmond），位于独立街（Istiklal）。柜台小姐递上一张纸条，说阿拉·古勒先生打过电话，稍后再联络。

时间刚够打开行李，冲个澡。不久之后，我们便被接到加拉塔老城区（Galatasaray）一栋古色古香的楼房。门上的玻璃彩绘简单明了地勾出大大的“古勒公寓”，跟楼主一样平稳沉厚、不花不俏。

001　位于伊斯坦布尔加拉塔老城区的阿拉·古勒工作室很好认，一楼门口就绘着“古勒公寓”。当代的许多摄影大师都曾来此求教于他。

伊斯坦布尔之眼

阿拉·古勒的工作室楼高四层，二楼专门会客。世界各地的摄影家、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来伊斯坦布尔都会到他这儿坐坐，求教有关土耳其的大事小事。受过他款待的摄影家包括布列松、马克·吕布、伊涅兹·哈斯、约瑟夫·寇德卡、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

逗留伊斯坦布尔期间，我和老伴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古勒的热情与慷慨。除了安排我们认识当地文化，他还推荐在该国摄影圈相当活跃的安馨·乌赞德斯（Engin Ozendes）女士帮《摄影家》杂志的《土耳其专号》组稿。更重要的是，没有他的引荐，我根本造访不了魂牵梦萦的亚美尼亚。

出生于1928年的古勒先生在他的国家地位崇高、人尽皆知，是土耳其少数具国际知名度的摄影家，为马格兰图片社的成员，被尊称为“伊斯坦布尔之眼”，早在1962年已是“徕卡大师奖”得主，之后获颁的荣誉包括土耳其的“世纪摄影师”、“文化艺术大奖”、法国的“国家荣誉勋章”以及美国的“露西终身成就奖”。

诺贝尔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自传《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翻译），书中插图大部分都是古勒的照片。2009年出版的《阿拉·古勒的伊斯坦布尔——40年的照片》（Ara Guler's Istanbul：40 Years of Photographs），书中还有帕慕克写的介绍文。

古勒自称“视觉历史学家”，自始至终拥抱“报道摄影师”这个身份，认为摄影只能反映现实，在艺术追求方面的价值不高。“我摄影作品最重要的元素便是‘人的存在’，提供有关‘人’的记忆，特别是他们的生活及遭遇。”

房间里堆满了书籍、相纸盒以及他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纪念品。有一面墙挂着他拍的世界名人。放眼望去，唯一认不出来的只有毕加索旁边的那位。

“这是谢尔盖·帕拉杰诺夫（Sergei Parajanov），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人们都以为他是苏联人，其实，他的父母都是亚美尼亚族。”

002　阿拉·古勒拍过许多世界名人，毕加索旁边的那位是苏联导演帕拉杰诺夫，而他正是亚美尼亚人。

加拉塔的老茶馆

独立大街位于历史悠久的贝伊奥卢区（Beyoglu），是君士坦丁堡鼎盛时期的时尚中心。十九世纪不但可见华贵的马车、先进的电车，商家还时兴用法文做广告。如今依然满街书店、艺廊、戏院、餐厅、精品店、咖啡馆以及经营了数代的糕饼店。

小区热闹得很，古勒的步调却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慢悠悠。徕卡相机不像一般摄影人那样挂在脖子、肩膀上，而是用掌心握着，相机带缠在手腕上。双臂放松地在背后交叉，看起来就像个漫步的沉思者，只有拍照的人明白，他其实随时都在准备捕捉画面。

那天下午经过一家老茶馆，我们跟着拐进去，剎那之间有如踏入百年前的时空。坐在门口的茶馆主人美髯花白，毡帽下的双眸炯炯有神，活脱脱一位奥斯曼帝国的角色。

没开灯，大理石小方桌在黝黯的室内一张挨着一张，有的缺角，伴着暮气沉沉的靠背木椅，吞吐着时不我与的幽光。所有墙面都挂满了相框，框与框之间又钉着、贴着、悬着各式各样的剪报、资料。如果这还不叫泛滥成灾，是因为没把那些泛黄的插画、照片、证书、旗帜、奖状，以及整本、整张朝墙上钉的杂志、报纸加进去。

老板跟古勒闲聊，红茶一杯接一杯地喝，座位周遭也堆满了书报、文件。可惜不懂土耳其文，弄不清墙上挂的对象在讲什么。肖像感觉以政坛人物居多，整个环境沉闷得有如近代史陈列馆。

只能猜测，这家古勒口中的“加拉塔最老”茶馆，绝对有独特的历史意义。搞不好，当年的革命元老正是在此共商建国大计。老茶馆提供的绝不仅是饮料，还有那个令人振奋、缅怀的时代氛围。

003　加拉塔老茶馆主人，活脱脱一位奥斯曼帝国的角色。

004　老茶馆墙面挂满肖像、资料、剪报，有如土耳其近代史陈列馆。

有一种情绪叫呼愁

土耳其的传统茶馆不接待女客。几位老汉各自分散在不同角落，似乎都有专属空间。可以想象，来这儿聊天、打牌、抽烟、发呆的主顾，在熟悉的人事物环绕之下，感觉多么温暖、安全、舒适。

两位年纪不小的男士坐在窗旁的两头，彼此靠得那么近，神情却是那么远。偶尔阳光也会不小心闯进来，将斑驳的墙角蒸出阵阵难以形容的气息。

在伊斯坦布尔，有一种情绪叫“呼愁”，难道这就是？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书中用了几乎一整章讲这个词儿：“‘呼愁’起源于和忧伤一样的‘黑色激情’，其辞源归因于亚里士多德时代最早提及的基本体液（黑胆质）……‘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

这本书是2003年出版、2007年翻译成中文的。1997年用相机定格的这个画面，让我在18年后的今天有了新体会。

当时拍的另一张照片也透露了同样的情绪。有天走在喧闹的市集中，突然发现这个角落异常冷清。年轻人的前方座椅、后方店面均笼罩在阴影里。阳光从屋檐与遮阳篷之间的细缝钻入，唯独打在他身上。

喧嚣褪尽，就是本真出现时。然而，强烈的明暗对比让人感觉特别不实，仿佛是剧场中的一景。一个人面对的阴影，成了整条街的忧郁象征。弥漫在空气中的哀伤，难道也是“呼愁”？

005　在伊斯坦布尔，有一种情绪叫“呼愁”，难道这就是？

006　喧闹的市集中，有个角落异常冷清。阳光从遮阳篷间的细缝钻入，唯独打在这位年轻人身上。

一杯咖啡的记忆

逛到大巴扎（Grand Bazar）附近，不由自主地便朝那股浓郁的咖啡味儿靠过去。人龙在两条巷弄的交叉口聚集。三角店面里的红色大机器呲呲不休，把一锅又一锅烘好的咖啡豆磨成细粉。

临窗一条工作台，着咖啡色罩衫的帅小伙们正麻利地过秤、封口、收钱。容量从50克到1000克都有，淡褐色的油纸袋捧过来还是热乎乎的。我和老伴站着看，人们买的大多是半磅装，估计是全家两三天的用量，喝完再来买新鲜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按时到杂货店里打米酒、花生油，只不过他们打的是咖啡粉。

冲着商标设计异趣横生，我们也买了两包放在旅馆房间闻香。回到家已不好喝了，干脆摆着当装饰，直到发出霉味才扔掉。好些年后又看到这个商标，才明白艾芬迪咖啡赫赫有名，是传了三四代的百年老店。

“一杯咖啡的记忆可以延续40年。”这儿的人们如此说。在从前，烧咖啡是妇德之一。每位准新娘在入门前都要向新郎的亲族展现技能。若是未来的公婆当着她的父母宣布“我们乐意喝你煮的咖啡”，就表示女子得到了认可。

1871年，穆罕默德·艾芬迪继承了父祖兼卖咖啡生豆的香料小铺。在那个年代，喝咖啡有如搞仪式，程序烦琐费事。生豆买来，得先用慢火烘烤，等色泽、香味均理想后放置一旁冷却，再用石臼、石杵粒粒砸碎、细细研磨才能上炉烹煮。

年纪轻轻的艾芬迪改变了这一切，聪明地将咖啡豆烘好、磨好再卖给顾客。产品甫推出便大受欢迎，于是，人们尊称他为“卖烘焙研磨咖啡的穆罕默德·艾芬迪”（Kurukahveci Mehmet Efendi），简称“咖啡先生”。

从那时起，伊斯坦布尔的家家户户都能在几分钟内端出热腾腾的好咖啡。

007　艾芬迪咖啡店是传了三四代的百年老店，已成为伊斯坦布尔的地标。

烘焙师的荣耀

艾芬迪店面旁有间开放式的小屋，一位师傅神情专注地守着一架巨大的咖啡烘豆机。整个空间打理得一尘不染，黄铜机器擦得闪闪发亮。一看就知道他很以自己的工作为荣，干净利落的模样不像食品业者，倒像钟表师。从某方面来说，烘咖啡豆也的确要像修理手表那么精准，差一点都不行。

打从我自己烘焙咖啡，家里每星期总有一回窜满咖啡香。小烘焙机放在厨房、洗衣房之间的过道上。咖啡豆的第一爆响起，通常都是在烘到20分钟后，原来的清香渐浓，缕缕白烟开始冒出。这可是唤醒咖啡生命的关键时刻，成败就在几十秒之间。太早下豆，果酸稍强，会有涩味；迟些下豆，苦味压过一切，香气也为之逊色。

透过小小的耐热玻璃窗察看豆色，色泽褐到什么程度、噼啪炸响的间隔都得留神。用鼻子深深吸，靠气味浓淡来判断口感会是润还是燥，眼、耳、鼻要同时发挥作用。顾不来会慌，但烘久了就能轻松地把三种感官聚焦，在决定性的瞬间下豆。那撒在金属盘上的哗啦声，在我听起来就像珠落玉盘。

金属盘下送出凉风，一根顺时针转动的杆子搅动着咖啡豆让它冷却。经过近200摄氏度烘焙后，咖啡豆愈快冷却愈好。如此，香气才不至于流失。急冷将所有精华锁在烘熟的果核里，于磨碎、烹煮的当下透彻释放。

在整个过程中，烘焙环节所需时间最短，成败责任却最大。稍一疏忽，时间、金钱以及数百人在咖啡田里的辛劳都会付诸流水。咖啡生豆无香无味，经过烘焙才能释放其深藏的、据称高达900种的香气。

然而，不是所有品种都能以相同方式烘焙。好的咖啡烘焙师明白每一种咖啡的潜力和局限，若无经验累积、知识培养及频繁操作，绝对没法胜任。

直到今天，伊斯坦布尔给我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那位烘焙师。见我竖大拇指，他扶着漂亮的看家装备，笑得好不得意！

008　艾芬迪的咖啡烘焙师，十分以自己的工作为荣。

土国的茶文化

本以为土耳其人最爱喝咖啡，其实他们更离不开茶。大街小巷的茶室多过咖啡馆，而且咖啡馆也多半喝得到茶。对当地人来说，无论白天、黑夜、独处、聚会，随时随地都适合来杯浓烈芳香的红茶，还必须是滚烫的，只加方糖不加奶。

土国的国民饮料之前确实是咖啡，喝茶习惯是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培养的，而且与革命成功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原本产咖啡的阿拉伯地区脱离土耳其独立。咖啡一夕之间变成进口商品，既昂贵又不易取得。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决定扭转劣势，鼓励百姓喝茶。在探得黑海东南岸地区的土壤适合种茶后，随即拟定奖励政策，鼓励种茶。至于茶叶的采购、销售及加工则由国家垄断打理。如今土耳其已是世界上有名的产茶大国，但大部分茶叶都只供国内消费。

“外送茶”肯定是土耳其最发达的行业之一。无论大街小巷、任何时候都可看到送茶员托着、提着摆有一杯杯红茶的金属大盘，轻松自如地在车阵、人群中穿梭。送茶的有大人也有小孩，但都是男性。

对当地人来说，茶是瘾头、消遣，也是表达欢迎、打开话匣子、寻求工作突破的方式，更是三餐伴侣。一天喝上15到20杯的大有人在，他们说：“随时随地来杯茶，才能充分掌握这一天。”甚至不必自己煮，因为茶铺总在不远处。

每条街的每个角落都有送茶服务。店面小小的，除了煮茶设备和茶杯、茶匙、茶盘，墙上还挂着成排的电话和对讲机。熟客按下对讲机，报上杯数，几分钟内，热腾腾的红茶就会出现在眼前。有时连电话都不必打，在对街“咻”地来一声嘹亮的口哨，用手指头比个数儿就成。

喝的必定是红茶，必定用郁金香玻璃杯。八分满，扔两颗方糖，小匙一搅，拇指和食指捏起不太烫的杯缘，边喝边欣赏如红宝石般迷人的茶色。至于苹果茶什么的，只有观光客会喝。

家中有客，必定要让他们喝茶喝到满意、过瘾。永远永远、绝对绝对不能说：“抱歉，我们家的茶喝完了！”而且，无论宾客已喝了多少杯，慷慨的主人都一定要坚持再来一杯。

此乃传统，拒绝是不礼貌的。但身为客人的你，也可在几杯下肚后，把茶匙横在杯口。这也是传统，意思是：“我真的真的真的没法再喝了……”

009“外送茶”是土耳其最发达的行业之一。无论大街小巷都可看到送茶员托着、提着金属大盘，轻松自如地在车阵、人群中穿梭。

大巴扎

人人都说大巴扎最能展现老伊斯坦布尔的风情，可我们夫妻在里面不到半个钟头便头昏脑涨。珠宝、瓷器、皮革、服饰、地毯、金银铜铁器皿金灿炫目、各自成区。才逛一小段路就有无法消化之感，一切都太多太多了，无论店面、商品、色彩、气味或人。问题是根本走不出去，仿佛陷入永无止境的迷宫！

看过资料，你就会明白这当今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有顶市集有多惊人！面积31000平方米，店面涵盖61条街、超过4000家，平均每天吸引游客30万。

货品种类多如天上繁星，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直到十九世纪末，任何家庭成员在此逛个一天，就可从家具、器皿、棉被、地毯到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全家人的穿戴、打扮的各种所需一并采办完满。其中包括男主人的弓弩、长矛、盾牌、弯刀。

有群男人围在通道里，闹哄哄地又喊又叫。在边上观察了一会儿，才明白他们不是在吵架、打架，而是讨价还价、标售商品。细看，几乎人手一部仿如黑砖头的通话设备。在那个年头，这可是最高端的手机。

伊斯坦布尔是传统丝路的最后一站，在早年，亚洲各国的货品均由此转进欧洲。奥斯曼帝国征服此城后不久，于1461年盖了两个木造大仓库作为纺织品贸易中心，后来演变成商场。接下来的500年，历经地震、火灾的大巴扎经过改建、扩充，成为现在这样的砖石、拱门、铁梁结构。

商店不断加入，街区随之扩张，并加盖顶篷跟原有的市集互相连接。到十七世纪初，几乎所有地中海的商家都会来此交易。工匠和买卖人聚集在以商品命名的街道，代代相传，备受尊敬与信任。

整个市场有如一座室内小镇，除了17家旅馆、4个喷泉、10口水井、2座清真寺，还有土耳其浴场、银行、警察局、茶室、餐厅。两万人在此就业，但从前制造棉被、拖鞋、头巾、毡帽的作坊已不复可见。

翻看照片档案，数以千计的店面，我竟然只拍了一家！搞不懂为何如此，细看画面才恍然大悟——这儿除了纪念品特别，还卖土耳其传统乐器！悬在半空中等待知音的那一伙，脖子较短、形如琵琶的是乌德琴；肚子圆圆、脖子较长、有七根弦的叫“萨”（Saz）。奥斯曼时代，土耳其人带着萨四处征战，使这种乐器在中亚、近东以及地中海一带广为流传。现今演唱会常用的伴奏乐器“巴格拉马”，就是萨的演化。

英俊的店主正在吹奏一管短笛，既打发时间，又能吸引顾客。肯定是吹得特别动听，才会让当时的我忍不住按下快门。

010　一群男人闹哄哄地围在大巴扎内，原来是在讨价还价、标售商品。

011　大巴扎数以千计的店面，我只拍了这一家，因为有土耳其传统乐器。

鸽子的天堂

老人们静坐在广场角落，身前的小木桌远看似乎摆满芝麻饼，近看才知是一碟碟褐色的麦粒。附近的鸽子好像跟他们有默契，从不去啄食还没卖出的鸽粮。

从“千鸽清真寺”的别称就可知道，在新清真寺（Yeni Camii）附近出没的鸽子多到吓人。整个地方有如一座剧场。清静的时候，鸟儿绕着人们翩翩飞舞，场景就像浪漫电影。一旦有不明状况的观光客加入，可就变成惊悚片了。

兴奋的他们大把大把地乱撒鸟食，掀起一拨拨喂鸽大混战。数不清的鸽子唰唰唰地鼓动着翅膀，黑压压的一大片，从这头迅速扑往那头。冷不防转向自己的那瞬间，真能吓到心脏都要跳出来！

鸽子伴居人类已久，考古学家发现的首幅鸽子图来自于公元前3000年。那个地方叫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据说鸽子记忆力超强，特别恋家，还是“一夫一妻”制，一到生疏的地方便不安心，无时无刻不想回家。这就是为何古今中外都利用鸽子传信，唐朝宰相张九龄还管它们叫“飞奴”。

有些地方认为鸽子是和平、美好、幸福的象征，有些区域则视它们为文明大敌，因其粪便、羽毛会侵蚀古迹、阻塞排水管、散播细菌。各国用五花八门的方法防止鸽子栖息，其中包括捕杀、驱赶、禁止喂食，甚至诱食避孕药。相较之下，伊斯坦布尔真可谓鸽子的天堂。

感觉上，这里的鸽子好像从早吃到晚，也不知一天要吃几顿。这位先生西装革履，大概是趁上班空当出来溜达。还没来得及撒出谷粒，鸽子已迫不及待地飞上了他的手掌。

012　这位先生还没来得及撒出谷粒，鸽子已迫不及待地飞上了他的手掌。

013　新清真寺有“千鸽清真寺”之称，鸽子多到吓人。

都怪伊斯坦布尔的太阳

造访伊斯坦布尔的当儿，土耳其里拉已贬值得相当厉害。外汇受欢迎，到处都有换钱的店面。走在街上也常有人挨过来，低声询问：“换美金吗？”

那是1997年，钞票面值很大，一万、五万、十万都算小钱，五十万、一百万乃至五百万、一千万的都有。每次要用钱都有点紧张，因为要数钞票上有几个零，搞得人头昏眼花！

旧里拉在2001年兑美元的汇率达165万比1。现在的土耳其钱是2005年1月1日开始流通的“新里拉”，与旧里拉的比值为1比100万。

总之，使用旧里拉极为不便，还让我们不小心上过当。出门在外，吃亏上当难免，这回之所以值得一记，是因为整个过程简直就像一场荒诞剧。老伴糊涂得离谱，而我也毫无警觉。

那天在大太阳下走了几个钟头，看景也看人，拍了一位在商场钻进钻出的邮差。筋疲力尽后，拦了辆出租车回酒店。光线太强，我们整天戴着墨镜，付钱时也没摘下来。若非如此，就能认出钞票的颜色了。当然，一切也跟晒得头昏脑涨有关，酒店到了只想赶快冲上去洗澡歇息。

负责管钱的老伴掏出三张百万钞票给司机，司机收下，转身、回头，用英文抱怨：“不够不够，三张都是十万的！”接过他手上的钞票，数一数上面的圈圈——哎呀，怎么少给了一个0！

老伴赶紧从皮夹又掏出一千万的大钞给他找，没想到司机转身、回头，又说不够！凑近一看，还是十万里拉。到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没想到遇上了骗子。发现皮夹里只剩几张小钞，傻在座位上直说抱歉。

“请等一下，我进旅馆换钱。”听老伴这么说，司机突然大发慈悲：“你们远道而来，是敝国的贵客，就不跟你们计较了。身上剩多少全给我就行了！”

受宠若惊的我们，不但连最后一个铜板都奉上了，还感激地跟他握手致谢，彼此相视而笑：“这位司机真好！”

回到房间，冷气一吹，老伴回过神来，想起早上才在旅馆柜台换过钱。找出收据，确定出门时皮夹里有一千万、五百万和好几张百万元的钞票。在外面就只吃了顿中饭，剩下的钱，怎么也不可能不够付车资啊！

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打从一开始就没给错钱！司机一转身就把钞票换成面额小的，再转身又把钞票换成面额小的。手法也未免太高超了，简直像变魔术！

直到今天也不明白，两个上了四十岁的人，平时算机灵，还经常旅行，怎么就那么容易上当？损失不算多，但居然还猛跟人道谢，就实在是太那个了！真是应了那句俗话：“被人卖了还帮忙数钞票。”

总之，都怪伊斯坦布尔的太阳！

014　伊斯坦布尔的邮差在商区钻来钻去，递送邮件。

015　我们造访伊斯坦布尔时，土耳其里拉已贬值严重。外汇受欢迎，到处都有换钱的店面。

诗歌中的要角

加拉塔大桥（Galata）横跨金角湾（Haliç），连接欧洲伊斯坦布尔的部分旧城与新城。当年我们来的时候，桥下还没有栉比鳞次的餐馆。一艘艘小船靠在岸边，有点饿又不太饿时，就可去买个芝麻圈饼、一包烤栗子或一条烤玉米。最美味的就是烤鱼三明治，一个长面包夹一尾油滋滋的现烤青花鱼，撒点海盐、柠檬汁，再加上生菜、洋葱、西红柿。

这座长484米、宽42米的大桥，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人通过。两边向道都各有三条通车、一条人行，中间段还可打开让大船经过。但在当地百姓的心目中，加拉塔大桥不仅仅是两岸间的通道，还有精神方面的象征意义。

十九世纪，它还为木造时，便是诗歌中的要角。近代的土耳其文学家，几乎无人不在作品中提到这座桥。桥的一头是皇宫、清真寺，另一头是非伊斯兰教徒的商人、外交人士。通过此桥，就仿佛从一个文明抵达了另一个文明。

1502年，有一位教皇的军事工程师给奥斯曼苏丹贝雅兹特二世写了封信：“我，您谦卑的仆人，听说您计划建一座连接伊斯坦布尔与加拉塔的桥梁，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您谦卑的仆人，可以为您执行。”

遗憾的是，苏丹不相信那座跨距达240米、宽8米、高24米的石拱桥能建得出来，不予理会。当时那位工程师正值50岁英年，名叫列奥纳多·达·芬奇。那封信如今由托普卡帕（Topkapi）皇宫博物馆保存，桥梁设计图的草稿则在法兰西学院图书馆。

我在桥上看风景，被一位挑着草篮的汉子吸引，尾随他走了一大段，猜想他挑着蒜头、坚果是要去卖呢，还是刚从市集办好货，正在回家的路上。为了构图，我花了好大功夫避开密密麻麻的钓客，唯有画面左边现出一点他们的影子。

这座桥几乎任何时间都有人钓鱼。两边铁栏杆倚着长排持竿人的景象，据说已存在上百年。老手们钓竿上的鱼钩特别多，从海里一拉就是一长串。相信大部分的鱼都被送去了附近的烤鱼摊。

下桥后，桥墩旁的一位男子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两手互叠，可能是想点烟，却让人觉得他好像在祈祷。影子孤单单的，在庞大的桥下更显渺小。

话说，达·芬奇精心设计却未被青睐的那座桥，经瑞典斯德哥尔摩科技大学研究，证实其规格与结构力学完全适合现代通用。2001年，一群专家以达·芬奇五百年前的设计为基础，建造了一座联结挪威首都奥斯陆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桥，名字就叫达·芬奇的桥。建在公路上的此桥规模较小，专供脚踏车与行人使用。

2006年5月17日，土耳其政府声明，将依照达·芬奇的设计建造一座横跨金角湾的桥，但计划至今尚未实现。

016　桥墩旁有位男子双手互叠，让人觉得他好像在祈祷。孤单单的，在庞大的桥下更显渺小。

017　我在加拉塔大桥看风景，被一位挑着草篮的汉子吸引，尾随他走了一大段。

帕慕克的博斯普鲁斯

那个年头没互联网、旅游书不多，非热门旅游国家出版社也没兴趣。我和老伴到过的许多地方都是朋友带或自己闯，有何来头也不甚清楚，反正都是头一遭，哪儿都好。倒是如今翻着照片档案依图搜索，才明白自己去过哪里哪里。

在伊斯坦布尔也是跟着阿拉·古勒转，可他很少解说，只让我们自己观察、感受。就拿这张在皮耶·罗逖（Pierre Loti）餐厅阳台上拍的照片来说吧。当时只觉得角度特别好，看过帕慕克的书后，脑中便会出现他童年趴在窗前的画面，仿佛看见他专心地数着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经过的轮船。

作家认为，伊斯坦布尔的力量来自于博斯普鲁斯海。这座伟大的城市历史悠久、孤独凄凉，却能让人在游走时感受到大海的自由。“假使这城市诉说的是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博斯普鲁斯则是歌咏生命、欢乐和幸福。”

作家描述童年与母亲租小船游博斯普鲁斯的经验，让人读来津津有味，仿佛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小男孩，跟他同乘大海里的那一叶扁舟：

“我们沿海边走一段路后，跟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等候我们的船夫碰面，爬上他的小船。我们在划艇之间，在游船和往城里去的渡船之间，在船身结了一层贻贝的驳船和灯塔之间轻快滑行，离开别别喀湾的平静水流，迎接博斯普鲁斯的湍流，在船通过时掀起的尾波中左右摇晃，此时的我总会祈祷这些郊游能持续到永远。”

皮耶·罗逖（1850—1923）是法国作家朱利恩·维欧德（Julien Viaud）的笔名，代表作有《冰岛渔夫》《拉曼邱的恋爱》《菊夫人》等。身为海军军官的他常有机会到外国旅行，富有异国情调的作品在当时颇受欢迎。

军官恋上了伊斯坦布尔的一位少女，两人经常造访山丘顶的咖啡馆，彼此依偎着俯瞰金角湾。可惜得不到女方家长认可，军官虽回到法国，却始终无法忘怀这段情。十年后再回伊斯坦布尔，却发现心上人已离开人世。

当年的小咖啡馆简单质朴，只有几把凳子、一具煮咖啡的小炉，如今却是观光客必访的热门景点。室内装潢古色古香，室外清风徐徐，树荫下雅座广置。至于那座咖啡馆及小山丘自何时起改名为皮耶·罗逖，就不得而知了。

时代变了，很多东西也已消失。然而，对帕慕克和他的童年玩伴来说，博斯普鲁斯依旧是他们心中的健康之泉、百病之药、良善之源，支撑着这座城市以及城里的所有居民。

“生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随时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沿海。”

018　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轮船终年不断。

019　皮耶·罗逖咖啡馆以《冰岛渔夫》作者为名。他是法国军官，当年常与一位伊斯坦布尔女子在此相会。

午后的奥塔科伊

对生长在大都市的人来说，奥塔科伊（Ortakoy）这座滨海小镇大概是所有迷人事物的体现。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古建筑化身为时髦的精品店、餐厅、咖啡馆、酒吧与艺廊。在温暖的夜晚常有露天演奏会与街头艺人表演，水池与海面映出人们享用美酒、大啖美食的欢快身影。

奥塔科伊的意思是“中间的村落”，因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中间，地属欧洲。在帝国时代它只是个小渔村，由于权贵们爱来度假，逐渐成为热门休闲区。镇上的伊斯兰清真寺、希腊东正教教堂、亚美尼亚教堂和犹太会堂，说明此地自古以来除了土耳其人，还有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与犹太人的小区。

以精巧华丽著称的奥塔科伊清真寺就立在海边，是一对亚美尼亚父子Balyan所设计，纳入新巴洛克风格。规模跟其他著名的清真寺相比可谓袖珍，但又宽又高的窗户能将海峡不断变化的光影反射至殿内。同时，清真寺的美丽倒影又会清晰地映在海面上。风大的时候，阵阵浪花直扑寺院广场。

奥塔科伊的码头广场就在博斯普鲁斯大吊桥下。这座举世闻名的海峡大桥于1973年10月30日完工，是首座连接欧、亚大陆的跨海大桥，长1560米，宽33米，桥面可并排行驶六辆汽车。人们从亚洲大陆驱车，穿越大桥，沿着宽阔的高速公路而行，便可直达欧洲各国。

午后，人们悠闲地坐在岸边，或是闭眼晒太阳，或是懒洋洋地看海。近处有渔船、小艇，远处是游轮、货轮。每艘巨船的速度都那样缓慢，仿佛舍不得离开漫天飞舞的海鸥。

020　对生长在大都市的人来说，奥塔科伊这座滨海小镇大概是所有迷人事物的体现。

友善慷慨的民族

遮阳棚下黑压压的都是人，四个一桌，难道是在打麻将？凑近了解，才知那长得像麻将的牌叫奥凯（Okey），四边斜台上堆的也不是东西南北风，而是数字。玩的多半是年轻人，好像以聊天、交谊为主，输赢不是太重要。见我拍照也不排斥，还友善地点头、微笑。

这种土耳其传统游戏非常流行，许多当地人爱去的茶馆、咖啡馆，除了躺椅、水烟还必备奥凯牌。空间是宽敞的，牌桌一摆就是几十张。三五好友租张桌子、点杯饮料，爱混多久就混多久。聪明的以色列人将之冠上“拉密牌”（Rummikub）的名儿，规则稍加变动，经营成该国的第一大外销游戏，有“以色列麻将”之称。

生活在欧、亚要道的伊斯坦布尔人，自古以来看着无以计数的海外商贾、世界旅行者来来去去，很能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旅游书上强调，土耳其人大多爱交朋友，家庭关系紧密，亲族朋友之间会尽量彼此帮忙。

他们基本上很以自己的国家为荣，而且乐意让所有来访的人逗留愉快，通常会热情协助外国人，而且认为，只要来到家里，无论是什么宗教，来自何处、说哪种语言，都是老天派来的客人。当主人的必须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待客，真诚地为他安排最舒适的座位，并将家中最好的食物奉上。

我们没去过土耳其人的家，但光是从阿拉·古勒身上，就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当地人的慷慨与好客。

021　这种长得像麻将的牌叫奥凯，是土耳其传统游戏，非常流行。

托普卡匹博物馆

有关伊斯坦布尔的缘起，当然也不外乎谁来屯垦、谁来筑墙，谁又打败了谁、赶走谁……若无心研究历史，这些资料还真是会让人打瞌睡。看希腊神话就有趣多了，引人入胜，令人遐想，还不容易忘。

众神之首宙斯风流成性，怕醋坛子老婆赫拉发现，把情人伊娥伪装成母牛，藏在海峡的另一头。博斯普鲁斯海峡因而得名，因为原意是“母牛通道”。伊娥的女儿凯瑞欧莎在金角湾岸上诞生后，因受海仙子照料，长大后嫁给了海神波塞冬。拜占斯（Byzas），城市的创建者，就是他们的儿子。

当欧洲处于“黑暗时期”，君士坦丁堡正蓬勃发展，宏伟的宫殿、寺庙一座接一座地建起。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征服此城后，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人们送走末代拜占庭的穷困与衰败，张臂迎接奥斯曼的财富，其中包括其大军横扫欧、亚所得的战利品。技艺高超的工匠与手艺人如潮水般涌来，一钉一锤地打造了千年名城的辉煌。

1478年建成的托普卡匹（Topkapi），正是帝国鼎盛时期的代表，藏有无数珍奇宝物与史料。它作为奥斯曼苏丹的皇家宫殿超过400年，有25位苏丹曾居住于此。它不只是苏丹的私人住宅、皇室娱乐所，也是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头脑以及运作中心。

在凯末尔的指示下，这座皇宫的一部分于1924年改为博物馆。除了瓷器馆、土耳其国宝馆、历代苏丹服饰馆、古代刺绣馆、古代武器馆、古代钟表馆等，还有大量的盔甲、奥斯曼缩画、伊斯兰书法原稿、壁画、各种奇珍与图书馆。瓷器馆并有“中国陶瓷宝库”美誉，内藏两万多件中国宋、元、明、清的瓷器。

西方画家最喜欢着墨苏丹后宫的旖旎风光，实际上，里面的美女大多是从奴隶市场买来的，无身份、无亲人，既没财产也没自由，活着的唯一功能便是取悦苏丹。许多女子终其一生未曾得过宠幸，不小心触怒了帝王还会被处死。遗体草草抛下城墙，消失于大海深处。

精雕细琢的宝物太多，让人眼花缭乱。信步走向庭园，不禁被两位妇人的背影吸引。她们大概是逛累了，默默望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良久无语。

遥想当年住在黄金牢笼内的后宫女子，虽有锦衣玉食滋养，却只能忧伤、绝望地逐渐凋零，就连尽情看天、看海、看飞鸟的机会也难求。

022　这两位妇女大概是逛累了，默默望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良久无语。

023　1478年建成的托普卡匹，正是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代表，藏有无数珍奇宝物与史料。

精密的古代供水系统与护城墙

阿拉·古勒把座车让我们用了两天。司机只会讲土耳其话，什么也沟通不了，但每到名胜古迹便会停下来，比画着要我们进去看。有一天途经上下两层都有许多拱门的城墙，心想，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干脆先拍下来再说。

回旅馆查资料，才知那是水渠。罗马皇帝瓦伦斯（Valens）在公元368年建造了这条供水系统，以便从森林与山坡引水。惊人的是，渠道总长达250千米。水一旦抵达城市，便被储存在三个大水库和一百多个地下蓄水池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地下宫殿（Basilica Cistern），蓄水量超过100万立方米，是当时伊斯坦布尔市民日常饮用水的来源之一。

地下宫殿位于一座教堂拱廊的地下，为君士坦丁大帝初建。532年查士丁尼大帝进行扩建，用到的人力高达7000个奴隶。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后，这个储水池依旧发挥着功能，近代时期还供水给托普卡匹皇宫。

“那可不只是一个用来储水的大水塘。”旅游书这么形容。但我们抵达入口处时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因为就外表看来它不过是座石造小房。没想到，由室内一角往下走55道石阶，所见景象便叫人叹为观止。华贵的磅礴气势让人不得不折服。

密集的大理石柱支撑着顶端，每根石柱高9米，总共有12排、366座。其中两座的底座为蛇妖梅杜莎头像，精雕细琢，一横放、一倒放，每座都有一人高、五六人宽。据说，横放倒放是为了避免人们直视梅杜莎的双眼变成石头。

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君士坦丁堡城墙。此城有史以来便被各方觊觎，打从五世纪起就曾被匈奴、保加利亚、苏俄、匈牙利、阿拉伯、奥斯曼围攻。光是阿拉伯就围攻了八次。

最早的城墙是君士坦丁一世兴建，随着城市扩张，狄奥多西二世于公元412年到422年沿马尔马拉海（Marmara）岸边的叶底库乐（Yedikule）兴建到金角湾的艾万萨拉伊（Ayvansaray），它的体系是现存古代要塞系统中最复杂精密的。

中世纪时，君士坦丁堡城墙历经无数次围攻都坚不可破，直到火炮出现。奥斯曼帝国虽于1453年攻陷城堡，但据说只是打通了一道城门，城墙并未被攻破。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城墙大致上仍能维持原状，直到十九世纪应城市发展所需，才被移除了一部分。

纵使日久失修，城墙的许多部分依然屹立。

024　瓦伦斯水渠建于公元368年，总长250千米。水从森林与山坡引至伊斯城内后，储存于三个大水库和一百多个地下蓄水池里。

025　君士坦丁堡护城墙从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时开始兴建，是现存古代要塞系统中最复杂精密的。

十九世纪的老电车

Istiklal真是条迷人的步行街。石板铺成的马路虽不宽却气派，矗立两旁的石造建筑虽不高却宏伟。来往的人们穿西式服装，跟欧洲其他国家差不多，只是妇女大多裹头巾。在十九世纪，这儿是欧洲君士坦丁堡的中心地带，外国使馆大多驻节于此，繁华非常。那些考究的餐馆、咖啡厅、时尚精品店，说不定当年就住着俄罗斯、波兰，或是英格兰、法兰西的大使全家。

叮叮当当的声音由远及近，一节漂亮的电车大摇大摆地呼啸而过。车厢造型古典，车身却艳红银亮，崭新得好像昨天才漆过。

伊斯坦布尔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就有电车了，欧、亚两侧都有电车大型网络，还行经卡拉塔大桥。刚开始（1872年）是用马拉，全面电气化（1914年）后路线不断增加，高峰时有56条线、270部电车。

我和老伴也特地搭了一程，想象十九世纪时，神清气爽、穿着体面的绅士淑女在车厢里交头接耳、轻声细语地谈笑着。回到现实，却只见到一群眼神茫然的现代男女。实木打造的车墙、地板倒是仍旧古意盎然，与精铜铸造的握把、驾驶盘彼此较量老时光的韵味。

汽车大量增加后，电车网络于1966年终止。然而，不过几年光景，人们就明白他们犯了严重错误。除了得忍受噪声、空气污染，还必须经历从未料到的交通阻塞。1992年，老电车在停驶26年后又回来服务了，纵然观光效果大于一切，但逛累了搭它一段还是挺管用的。

车厢容量小，因此常常爆满，乘客数量平均一天能有6000人次。车速不快，但车长兼售票员还是得不断地摇铃，提醒人们让路。

小男孩最爱追着电车跑，跳上跳下，怎么也玩不倦。发须泛白的老车长也不赶他们，仿佛见怪不怪、理所当然。他自己不也就是这么长大的！

026　独立街在1872年便有电车，汽车大量增加后，电车于1966年停驶，26年后为了观光又恢复运行。

027　电车常常爆满，乘客数量平均一天能有6000人次。

028　小男孩最爱追着电车跑，跳上跳下，怎么也玩不倦。

029　电车车速虽缓，老车长依然必须不时摇铃，提醒行人让路。

共和国的国旗与国父

不知是不是正值国家庆典，那天走在街上，见到一位脸庞瘦削、满脸胡须的中年男人举着一把旗杆。观望一会儿，发现他居然是在卖国旗！

土耳其国旗是红色的，中间偏左有一弯白色新月、一颗五角星，又叫“星月旗”。相传，长年为独立奋斗的国父凯末尔，在经过一场特别惨烈的战役之后，于深夜漫步于战场。在萨卡里亚的岩山上，他看见月亮放出血红色的光芒，仿如一团巨大的血泊。后来，国旗便以红色象征倒在血泊中的民族斗士；白色则代表团结、正义、纯洁、进步。

凯末尔在土耳其人心目中的地位无可取代。1928年共和国建立后，他着手改革国家语言，采用拉丁字母，以标志新国家与旧奥斯曼帝国的分别。为了推广新字母，还数度下乡，亲自教导百姓。

从出土遗迹显示，伊斯坦布尔一带在旧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自古即为交通要冲，波斯人、雅典人、斯巴达人、马其顿人及罗马人都席卷过此地，但并未阻碍其发展。此城一直是蓬勃的贸易中心，也是古代三大帝国——罗马、拜占庭、奥斯曼的首都。

十六世纪是奥斯曼帝国最强盛的阶段。土耳其人几乎控制了整个阿拉伯半岛以及北非和匈牙利，一度还搬兵维也纳。帝国衰落后，俄、英、法等国势力侵入，整个国家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面临被瓜分的局面。

穆斯塔法·凯末尔前往小亚细亚半岛组织动员，对外反抗外国侵略、对内推翻苏丹封建帝制。由于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安卡拉逐渐成为斗争中心，并于革命胜利后被定为土耳其共和国首都。

凯末尔认为社会必须在文化与政治上西化，整个国家才有可能走向现代化，规定公务员必须戴礼帽，在公共场所的穿着也有准则。但法律并无明文禁止妇女戴面纱或者头巾，还首度给予女性许多前所未有的权利，包括投票权。

想一想，从小到大，我还真没看过卖国旗的。不知国旗是否也像以前的烟酒公卖局一样，全部集中制作、统筹供应。一位迎面走来的老者，看我举起相机拍他们的国旗，高兴得直跟我点头微笑。

030　这位满脸胡须的中年男人，居然是在卖土耳其国旗！

你实际上是哪里人

在大巴扎看到花纹精细、色彩丰富、鲜艳的土耳其鞋，还以为只是为了好看。后来才晓得，在奥斯曼帝国时代，人们穿鞋得受法律规范。黄色代表穆斯林，蓝色为希腊东正教教徒，黑色专属犹太人，红色则为亚美尼亚人。头巾、菲斯帽、头罩和标志、头饰更是性别、专业和职衔的彰显。服饰样式在苏莱曼一世统治初期便有严格规定。

愈看愈觉得那天是节庆。广场上有女学生组成的合唱团在表演，街上有着传统服饰的少男少女举着牌子在游行。男孩头戴彩虹线织帽，穿绲边开襟素面短袍，腰系五彩宽腰带，手持镰刀。

女生服装就鲜艳多了，鲜黄长裙印上紫花，素面的便用红、绿、白、金各色丝线绕成变化多端的图形。花色繁复却不庸俗，配色大胆却异常和谐。一所缝纫学校的女生特别素雅，人人头罩白巾，藏青色的天鹅绒袍镶上金线刺绣的雅致绲边。各种服装的代表意义为何，不得而知，但能体会他们以祖先的荣耀为傲。

土耳其人的祖先是突厥人，但现今的伊斯坦布尔居民已很难从外表判断祖籍。此城有史以来即为不同国家和文化混合，种族繁杂，除了土耳其、希腊、亚美尼亚、库德，还有波斯、犹太、阿拉伯、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意大利、高加索……

在一百年前的帝国时代，血统问题备受重视。但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阿尔巴尼亚人可能会跟希腊人结婚，然后生的女儿嫁给了土耳其人。所以说，在土耳其，若声称“我是伊斯坦布尔人”，人家就会说：“噢，那你实际上是哪里人？”

土耳其女孩多半浓眉大眼，艳丽又热情，而且逢人便笑，毫不见外。一群女学生看见我们两个东方人，兴奋地直呼“Hello”，还拉着内人要跟她合照。仅是初相遇就如此亲热地搂着、靠着，仿佛发现了失散已久的大姊姊。

031　那天是节庆，广场上有女学生组成的合唱团在表演。

032　土耳其女孩多半浓眉大眼，穿着传统服装游行的她们逢人便笑，毫不见外。

索非亚清真寺与征服者

伊斯坦布尔据说是地球上清真寺最多的城市，450座清真寺当中，有的简单，有的华美壮观、饱含历史意义。其中又以索非亚清真寺最为著名，有着巨大的圆顶，被视为改变建筑史的拜占庭式典范。

公元537年，它在竣工时还叫作圣索非亚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直到1519年被塞维利亚主教座堂取代。教堂之所以成了清真寺，跟有“征服者”称号的穆罕默德二世有关。这位苏丹在1453年领着伊斯兰大军攻克君士坦丁堡，延续一千多年的拜占庭帝国自此灭亡。

当时才21岁的帝王将城市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作为横跨欧亚的奥斯曼帝国首都，从此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接着，他又西侵巴尔干半岛、东抗白羊王朝，为奥斯曼帝国日后的百年霸业奠下稳固基础。

穆罕默德二世通晓土耳其、亚美尼亚、希腊、斯拉夫、希伯来、波斯、拉丁及阿拉伯等八种语言，是历史上最尚武好战的苏丹。他统治帝国的30年期间，曾亲率大军远征26回，几乎每一年都在打仗。

占领伊斯坦布尔后，他下令将大教堂改为清真寺。钟铃、祭坛、圣幛及祭典用的器皿被移去，基督教镶嵌画被灰泥覆盖，日后又逐渐加上一些伊斯兰建筑，如米哈拉布（凹壁）、敏拜尔（讲坛）以及外面的四座叫拜楼。

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索非亚无论是教堂也好、清真寺也罢，一夕之间彻底丧失了它的宗教意义。1935年2月1日，整座建筑重新开放，但身份已变成了博物馆。

033　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以索非亚最为著名，有着巨大的圆顶，被视为改变建筑史的拜占庭式典范。

新清真寺

土耳其的主要宗教为伊斯兰教，99.8%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包括基督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人口只占0.2%。

伊斯兰教有句谚语：“《古兰经》诞生在麦加，读者在埃及，珍藏在伊斯坦布尔。”由此可见，这儿的许多清真寺建筑非同小可。

新清真寺（Yeni Cami）是一座皇家清真寺，为苏丹穆拉德三世的妻子沙妃琊下令建造，位于加拉塔桥的南端，濒临金角湾。始建于1597年，曾经停工，最终在1663年完成。设计风格与蓝色清真寺、苏莱曼清真寺类似，基本上代表了帝国时期的建筑最高水平，里面有五位苏丹的陵墓。

踏入清真寺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方形庭院，精致的中央小亭有水池与水龙头环绕四周。信徒们在此洗过后进入，鞋子留在外面。

大理石廊道一尘不染，许多人静默地坐着歇息，或是等待于内间礼拜的亲友。

那天和老伴在寺前广场看完鸽子，信步踏入。举目所及尽是金色叶片，大理石雕刻，以及色彩斑斓的瓷砖装饰。花窗玻璃上精描书法、月亮、花卉、植物的彩绘，真是华丽极了。

圆形大厅的穹顶宏伟撼人。不懂事的我长驱直入，见成群男众一起跪着，无论熟识与否，肩并肩地挚诚礼拜，真是感人极了！举起相机就拍，捕捉了好几个画面，竟也没受阻挡。后来才晓得，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但也幸亏拍了。近二十年后再看，这些照片依然让我有如触及那浩瀚神圣的磁场。

034　土耳其的主要宗教为伊斯兰教，99.8%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

035　近二十年后再看，这张照片依然让我有如触及那浩瀚神圣的磁场。

036　男众一起跪着，无论熟识与否均肩并肩地挚诚礼拜，十分感人！

柯米塔兹住持过的教堂

到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天，阿拉·古勒就问我，为何那么想去亚美尼亚。通过老伴的翻译，我将缘故娓娓道来。

阿拉·古勒凝神倾听，等我讲完之后拿起电话，用一种我从没听过的语言与对方热烈交谈。十几分钟后挂上电话，看着我们微笑：“就安心在这儿玩吧！下星期的今天有航班飞往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在那儿有位拍照的朋友会全程照料你们。”

我好奇地问：“你刚才用的是什么语言？”没想到他回答：“那是我的母语，亚美尼亚话。”原来，阿拉·古勒是亚裔土耳其人！

几天后，用过午餐，他专程带我们去参观一座亚美尼亚教堂，郑重说明，那就是柯米塔兹早年当住持的地方。这位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神父也是音乐家、作曲家、歌手以及唱诗班指挥。他被视为亚美尼亚的音乐先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却因受土耳其政府整肃，研究心血被毁而精神崩溃，一病不起。

车子来到半山腰，停在一扇围墙高耸的大门前。阿拉·古勒一按铃，门就被拉开来，一位个头不高、肤色黝黑的男人开心地跟他握手，两人边聊边往里边走。小小的石造教堂就隐在这儿。

一对母女从侧门闻声而出，亲切地招呼我们。这可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亚美尼亚女性，五官好秀气！虽不明白她们在讲什么，但笑容与动作让我完全明白那意思：“这是刚炸好的点心，请尝尝……”

阿拉·古勒带我们进教堂点蜡烛，然后来到一个角落。那儿仍保存着柯米塔兹和唱诗班成员的照片。阿拉·古勒指着其中的一张肖像，喃喃述说：“这是我的父亲。他那时在独立大街拥有一家药房，喜欢唱歌，有很多艺术界的朋友……”

正是摄影与音乐串起了我跟阿拉·古勒的缘。

037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亚美尼亚女性，五官好秀气！

038　柯米塔兹的唱诗班成员当中，有一位正是阿拉·古勒的父亲。

039　这是亚美尼亚音乐先驱，柯米塔兹神父早年当住持的亚美尼亚教堂。

难忘的土耳其料理

街头常见小贩兜售芝麻圈饼，头上顶着托盘，面饼一层又一层叠得老高，据说都是现做现卖。我跟老伴买过一个分食，热腾腾的，又香又脆，特别有嚼劲儿！顶顶好吃的还有牡蛎香料饭，小摊贩用牡蛎壳盛着卖，顾客站着往嘴里送，最后以空壳数量计价。

在这儿，光是欣赏各式各样的食材，就已经是莫大的享受了。记得逛新清真寺时，循着阵阵辛香味儿前行，发现香料市场就在附近。

建于十七世纪的这座市集，是中世纪最大的香料交易场。之所以又被称为埃及市场，是因当年来自南亚的香料都是从埃及转运来伊斯坦布尔的。香料商人带着各色产品来换取中国的瓷器、欧洲的玻璃、印度的象牙。

一进去就看傻了！晒干的秋葵、辣椒和茄子成串地吊着。绿色豆蔻、土色茴香、黄色姜黄、红色辣椒粉、砖色藏红花……所有香料都用麻袋、瓦坛或木桶装着，有的是圆形，有的是方形，有的堆成一座座小山。色彩巧妙混搭，极其鲜艳，好看极了！

再不寻常的药草和香料在这儿都找得到。走近一看，还分肉丸香料、鸡肉香料、鱼肉香料、沙拉香料、早餐香料……光从这些名目上看，就晓得土耳其菜不简单。

看照片才知道，我们跟阿拉·古勒至少吃过三顿饭。第一次看到服务生端来的大托盘，简直就是目瞪口呆。里面起码有二十只小碟，美美地盛着茄泥、鹰嘴豆泥、肉串、肉丸、腌橄榄、甜菜根、羊奶酪、炖豆、腌鳀鱼、炸鱼片、蔬果盅、葡萄叶包饭……“想不想都尝尝？”阿拉·古勒微笑。

有家餐厅叫Yakup-2，生意好到大小餐桌近百张，从宽阔的室内一直延伸到室外的葡萄架下。还有走唱乐队接受客人点歌。晚餐内容是烤红椒浸橄榄油，连同粉红色虾泥、奶黄色茄泥都可用来涂焦黄香脆的现烤面饼。章鱼拌西红柿洋葱香菜、腌橄榄小洋葱煮鸡蛋淋酸奶。整颗腌渍朝鲜蓟，切好后维持原形，连梗一起上桌，好看又好吃。炭烤鲜鱼则是素净得只有柠檬、水煮洋芋搭配。

说到这里，想起老伴前两天心血来潮，整了一道鹰嘴豆泥。鹰嘴豆泡水过夜、煮软，与生蒜、柠檬汁、芝麻酱、辣椒碎、孜然粉混在一起打碎。上桌淋些橄榄油，单吃或涂在面包、馒头、墨西哥玉米饼上都行。

越写越饿，就此打住。

040　街头小贩兜售的芝麻圈饼香脆有嚼劲儿，都是现做现卖。

041　土耳其菜丰富、美味，令人难忘，餐厅常有走唱乐队接受客人点唱。

回到未曾到过的家

在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天，阿拉·古勒建议我们搭渡轮到马尔马拉海中的王子岛看看。那是九个小岛的总称。拜占庭时代，王室惯将获罪的王子或其他王室成员流放至此；后来的奥斯曼也依循此例，群岛因而得名。

哪个岛最值得去？阿拉·古勒说，可先坐渡轮在各岛之间绕一圈，看看想在哪里下。面积最大的是Büyükada岛，我们去的是游客较少的第二大岛Heybeliada，意思是“马鞍包”。

海蓝、云白，清风拂面、浪花微溅，坐在甲板上特别舒服。小贩四处走动，兜售啤酒、汽水。乘客多半是当地人，有的打盹，有的看书。航程大约四十分钟，感觉一下子就到了。

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有汽船往来伊斯坦布尔和王子群岛之间，城里富裕的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便来岛上置产度假，使得这儿形成许多独特的小型民族小区。据说冬天只有居民三千，一到夏天，别墅主人回来度假，人口能增至一万。

岛上除了治安、消防、医疗和其他特殊需要，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不想走路可租脚踏车，更舒服浪漫的是雇马车。有本事也可骑马溜达。正要租马车就看到一匹马躺在路上无法起身，不知是病了还是太累。整个场景让人立刻联想到电影枪杀伤马的画面。不敢久留，赶紧上了一辆马车离开现场。

松树林连绵不断，芳香扑鼻。许多拜占庭时期兴建的教堂、修道院和清真寺依然保存完整。奥斯曼帝国时期建造的一栋栋小木屋，粉蓝、鹅黄、淡紫、杏红的漆色已褪，看起来格外朴拙、可爱。

绕了一圈，中午用餐时间已过，小馆里十分安静，只有我和老伴一桌客人。点了生菜沙拉、牡蛎饭、羊肉串，安安静静地享用了一整瓶土耳其国产白葡萄酒Doluca，聊聊这些天的感想。

叔本华曾说：“就算我们的宇宙有一天终止，音乐也会继续存在。”到任何国家旅行，我都会想办法收集一些当地的音乐。透过视觉只能理解现象，但无论多陌生的民族，听了他们的音乐，就能感觉触及了他们的心灵。

在《勘误表——审视后的生命》（李根芳翻译）一书中，乔治·史坦纳（George Steiner）的一段话深得我心：“歌曲同时是最肉体及最心灵的现实。它用到了横膈膜与灵魂，只消头几个音符，便能够使听者变得绝望或陷入狂喜……”

这正是亚美尼亚圣咏能促使我展开这趟旅行的缘由。

在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当晚，我就于酒店附近买了安纳托利亚山歌、苏菲旋转舞的CD，其中一张的价格标签如今还在，是120万里拉，有很多个0。那个年头卡带依旧普遍，小提琴家Dilsad拉的库德族音乐好极了。原本准备了一台小录音机做采访，结果每天晚上都在旅馆用来放这卷音乐，怎么听也不腻。

也因为如此，我对这个民族的处境特别有感触，在码头看到两位库德族妇人，忍不住就掏出相机来。虽然面露沧桑，但起码有彼此为伴。转个弯，在码头的另一侧又看到一位土耳其妇人，看来生活状况好得多，怀里抱着布包、提袋坐在缆桩上，脚上的软鞋还带金扣。似乎刚下船不久，正等着家人来接。对面的小岛，不知是她们的来处还是去处。

夕阳西下，海面粼光片片，我的心中响起亚美尼亚歌谣。明天，就在明天，我们要挥别伊斯坦布尔，飞向亚美尼亚。正如史坦纳所说：歌曲引导我们回到我们未曾到过的家。

042　码头的两位库德族妇人，虽然面露沧桑，但起码有彼此为伴。

043　前往王子群岛的渡轮又叫海巴士，大约40分钟可将各岛绕上一圈。

044　王子岛上没有现代交通工具，观光客都坐马车溜达。一匹马躺在路上无法起身，不知是病了还是太累。

045　对面的小岛，是来处还是去处？

046　这位土耳其妇人看来生活状况好得多，似乎刚下船不久，正等着家人来接。

卷二
想念亚美尼亚

千里迢迢为音乐

2001年，新世纪的大门已经敞开，看来我是无法兑现自己的允诺了。许许多多的盘算只能先放下，亚美尼亚对我来说，也只能想念了。

这个苏联最小的加盟共和国，经常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被一同提及，是高加索山脉三小国的极南之地，被夹在伊朗和土耳其的北端，面积只有29800平方千米。大多数人都搞不清这个国家的位置，也很少人注意到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但这个小国在我的情感底层已缠踞了好几年。我有朋友在那边，我有难忘的经验在那里发生。我曾经拟了一个计划，要从特别的角度切入，表现这个国家的灵魂，去拍摄亚美尼亚的音乐家、建筑家、作家、诗人、画家、摄影家……我也曾经计划在自己创办的《摄影家》杂志上，刊出一期亚美尼亚摄影专号。而这一切又必须在2001年推出，因为这一年对亚美尼亚人意义非凡。

现在看来，这些计划的实现似乎遥遥无期。我担心再拖下去，缘分就会这么断了，发下的愿也将成泡影。趁亚美尼亚在我的想念中还没模糊，我得好好回想。也许把我跟亚美尼亚的结缘经过倾吐出来，有助于来日续缘。

前两天的电台节目播出哈恰图良（扬）（Kkhachatrian）在1977年2月15日亲自指挥他的《降D大调钢琴协奏曲》，那激情澎湃的旋律后面，隐隐约约透露出压抑下的哀怨，勾起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决心。

记得四年前，我造访伊斯坦布尔的摄影家阿拉·古勒的工作室时，看到他的墙上挂满了他为二十世纪的一些名人所拍的肖像：爱因斯坦、毕加索、福克纳等。有个脸孔我很生疏，问他是谁，他说：“是苏联最有名的导演，帕拉杰诺夫（Parajanov）。其实他是亚美尼亚人。苏联著名音乐家哈恰图良也是亚美尼亚人，世界上很多有名的人物都是亚美尼亚人：小说家萨洛扬（Saroyan）、米格战机设计人米高扬（Mikoian）以及赢了IBM计算机‘深蓝’的西洋棋王卡斯帕罗夫（Kasparov）、摄影家卡什（Karsh）等，一般人都以为他们是美国、加拿大或是俄国人，其实他们都是亚美尼亚人。事实上，我们土耳其的国家交响乐团的一半团员和许多企业界的领袖都是改了名字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姓氏最好辨认，最后几个字母，不是ian、yan就是jan，而发音都是‘扬’。改了名字就不好认了。”

阿拉侃侃而谈之后，一本正经地问我：“请你坦白告诉我，你不远千里想方设法要进亚美尼亚，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说：“我在传真信上不是告诉你了吗？只是为了音乐。”

买到亚美尼亚CD的那一天，是个奇特的经验。三十多年来着迷于搜集世界各国民族音乐的我，从未注意过亚美尼亚的圣咏；而冥冥之中，仿佛有什么指引我站在那张CD面前。

001　埃里温街上的私家车很少，多为公交车。我们搭的出租车老旧，车窗还有弹孔，司机可能没钱换，已不知这样开了多久。

002　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俯瞰，市区主要干道车辆稀少，行人也不多。

003　公交车几乎是民众唯一的交通工具，路线不多，一天没几班。

爸爸来过夜的那一天

一早进办公室就接到一通电话，是久久才联络一次的大姐打来的。她说：“你今天来台大医院一趟吧！爸爸身体检查的结果是直肠癌末期，立刻得住院。”

放下电话，我的脑海一片空白。严厉寡言的父亲与我们这些儿女一向甚少交谈，要说些什么，一定是我们犯错之后的指责，口中绝少出现夸奖之词。而从小就叛逆成性、让他头痛的我，也没有向他表白过任何爱意。今天，我得让他知道我爱他。但，要怎么表示呢？

我听到自己沉重的心跳与呼吸声，回想着父亲与我之间的种种。我被他吊起来狠狠地打过。初中逃家时，他从头城到台北找了我三天，问遍了火车站后每一间职业介绍所，打探我的下落。初二休学后，我跟着他学做了几个月木匠。高一的整个暑假，被他带到罗东的建筑工地打工，同住在工寮通铺……种种往事如影片倒带般在眼前闪过，然后定格在我内湖山上新居落成、爸爸来过夜的那一天。

记得隔天一早，爸爸跟我借刮胡刀。我说我从来不用刮胡刀。爸爸无法置信：“哪有男人不用刮胡刀的？不是电动的也可以啊！”他那不信任的表情，我最熟悉不过了。从小我就是被他那样看大的。

我老实告诉他，胡子稀疏，一向都是用剪刀处理的。

爸爸莫可奈何地摸摸下巴，摇摇头：“那我今晚就不在这里过夜，我到山下你弟弟那边去住。”

当天我立刻买了一把电动刮胡刀，并且从那时养成用刮胡刀的习惯。但是，父亲再也不想来住了，因为他觉得山上太潮太冷，他始终没机会用我的刮胡刀。

送爸爸一把刮胡刀，应该是最好的表示。他临时住院，身上一定没带。念头一起，我再也无心上班。一头冲出办公室，到处找寻自己目前正在用的那一款。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道尽心意。

我用的是一把完全不像刮胡刀的刮胡刀：扁扁的，弧度有点像贴身酒壶；镀铬处理，银白闪亮，看起来反而像白金怀炉。这款可不好找，当初也是被当成纪念品出售的。连续跑了好几家都没见着，心里直犯嘀咕，要是找不到，是不是个坏兆头？在一家小商店的边柜角落，我终于发现了那么一个存货。掏钱付账时，才知道钱没带够，只好对老板说，我回去拿钱再来。

回办公室途中，我经过一家天天路过，却从来不曾进去的唱片行，心里有股冲动想把口袋里的钱先花掉。少说也有几千张CD的店里，却一眼就看到那张：封面上一座终年积雪的孤峰，孤峰下有一座小小的修道院。一股与世隔绝的感觉透纸而出，擒住我这个拍照人的眼睛。再看标题，是《亚美尼亚音乐第一卷：圣咏》。亚美尼亚在哪里？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付完账，我回到办公室对太太说，不要上班了，刮胡刀找到了，马上去看爸爸吧！

台大医院的病房里，爸爸的床位旁边围满了家人。住在头城老家的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和住在台北的大姐、姐夫，四弟、五弟、六弟、七弟和弟媳们也全都到齐了。尽管没有人吐露实情，这样的场面爸爸看在眼里，大概心里也有数了。

我强作镇定说，没事没事，住个一两个礼拜就回家了。我带了一个礼物给你，是把刮胡刀。你一定没带吧？这款刮胡刀很少见，是我特别挑的。

从父亲的眼神，我知道他想起了住在我家的那一天，也明白了我的意思。

由于天天游泳，多年来我已习惯早睡早起，那天晚上却失眠了。老婆和儿子早已进入梦乡，就我一个人坐在客厅发愣，直到想起白天买的那张CD，才打开音响。歌声在寂静的深夜响起，我整个人就像触了电一般，从来没有听过的旋律重重击到我的灵魂深处。

第一首圣歌《上升的光》，是在亚美尼亚境内的吉哈德（Geghard）修道院录制的，由柯米塔兹将传统赞美诗重新编曲。接下来的一首又一首，总共24首，有的让我几乎停止呼吸，有的让我无法自已地痛哭失声。我不是教徒，也从没祈祷过，但在聆听第二十首《埃奇米阿津》（Echmiadzin）时，我合十祷告：“请让爸爸多活一段时间吧！”

最后一首是《上帝垂怜我们》。当独唱女高音戛然而止地收住尾音时，我觉得自己像是死里逃生，庆幸一息尚存，首度体会到生命有多可贵。我发誓要去亚美尼亚。我要亲眼看看，是什么样的民族有办法从喉咙里发出这样的声音。

004　埃里温中央市场的菜色不多，价格昂贵；一位贫汉痴等收市，好捡些东西回家。

005　亚美尼亚通货膨胀严重，1997年的国民平均月薪不到20美元，能买些干奶酪算是很不错了！

006　埃里温的市政广场是政府办公室，不同单位环绕着一个大水池。在水源稀少、电力缺乏的这个国家，唯有这方宝地展现了辉煌。

柯米塔兹的原乡

听完我的这则往事，这位在土耳其尽人皆知的国宝级摄影家沉默片刻，然后抓起电话，用一种我没听过的语言交谈。几分钟后，他挂掉电话，开心地告诉我：“你放心在伊斯坦布尔度假吧！下个礼拜二飞往埃里温的班机，有一位亚美尼亚的名摄影家会在机场接你。他将当你的向导，带你去看你想看的一切。”

我和太太在惊喜和感激之余，好奇地问他：“你刚才是用什么语言讲电话啊？”

阿拉诡异地笑着，好像在透露一个天大的秘密：“……我也是亚美尼亚人。当年与土耳其冲突时，我们家族改了名。”我仔细地端详着阿拉的长相，果真长得和经常从照片上见到的哈恰图良有相似之处。橄榄形的头上，有个特大号的鼻子。

忙碌的阿拉在没空陪我们的时候，就让他的司机开车带我们走遍伊斯坦布尔的古迹。几天下来，我们深深爱上了这个在君士坦丁大帝手中创立，又在奥斯曼帝国时达到极盛的城市。我们经常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边来来去去，感觉真是奇特。前一刻人还在欧洲，下一刻就身处亚洲了。

阿拉特别腾了一整天的空，带我们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到了横跨两洲最大的一座吊桥附近的村落里，阿拉才说：“我们要去的，就是柯米塔兹生前住持的教堂。”我闻言激动莫名，就像第一次听到亚美尼亚音乐一般。

柯米塔兹的原名是Soghomon Soghomonian。这位已被亚美尼亚人当成圣人的东正教教士，是使亚美尼亚传统圣乐和民间音乐破土重生及流传的关键人物。他于1869年诞生于土耳其穷苦人家，12岁成为孤儿后，因天资聪颖而被送到亚美尼亚的埃奇米阿津神学院就读，随即被亚美尼亚民间音乐吸引而展开多年的研究采集。他于1896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在前往柏林继续研读音乐三年后，于1910年回到君士坦丁堡，创立合唱团和音乐学校。1915年4月24日土耳其展开大屠杀。柯米塔兹虽经友人保护而幸免于难，却因一生呕心沥血的研究，包括手稿、古圣乐记谱法破解及大批资料及藏书被毁损而精神崩溃。1919年他被送往巴黎医治，1935年病逝于疗养院。在生命的最后20年，他始终没有恢复神智。

一年后，柯米塔兹的骨灰被迎回亚美尼亚的伟人祠，首都埃里温有一条街以他为名，国家音乐学院也取名为“柯米塔兹”。他的名字永远深烙在世世代代亚美尼亚人的脑海和心灵上。

自从听到那张亚美尼亚CD后，我就开始努力搜寻有关亚美尼亚的一切资料，当然也包括亚美尼亚音乐。无论是瑞士、荷兰、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或美国的小唱片公司，所出版的专辑或选曲，柯米塔兹这个名字，都是无所不在的。我甚至还买到1912年用钢丝录音机录下的，他亲自吟唱自己解码的圣歌。

阿拉带我们进教堂，指着圣坛的一侧，说：“唱诗班的位置就是在那边，当年柯米塔兹还在时，我的父亲也曾是唱诗班的团员。”在隔壁二楼柯米塔兹指导团员练唱的房间，他指着墙壁上一个大相框里的第一代合唱团成员照片说：“最上面的是柯米塔兹，最下面一排的右边第二位就是我父亲。”我凑近一看，长相如同年轻时的阿拉·古勒。我的耳边响起了钢丝录音带里，柯米塔兹干瘪的单声道音调和沙沙的杂音。我现在双脚踩着的，正是所有亚美尼亚人最想来，却又来不了的地方。我是何其有幸啊！

007　进口产品税率高、售价贵，橱窗外还有雕花铸铁保护，栏杆材质坚实，店员还可踩上去擦玻璃。

008　首都外尽是高原，路边常见人们或站或坐，像是牧羊人，却又见不着牲口。

飞越挪亚方舟停靠的山

从伊斯坦布尔到埃里温的飞机一个礼拜只有一班往返，边界的铁路早就因封锁而中断，因此我们的亚美尼亚之旅也就只能以星期为单位。两个礼拜的停留对我们在台北的工作是不许可的，因此只能停留一个礼拜了。当我们到伊斯坦布尔的国际机场时，显示屏上却遍寻不着我们机票上的飞机班次。服务台小姐告诉我们：“要去亚美尼亚不是从这里出发，得去国内机场。”直至今日，有世仇的两国依旧用各种方式来表示敌视。我们拖着行李搭出租车到另一个冷清清的机场时，不由得替亚美尼亚人抱屈。土耳其至今仍试图将亚美尼亚视为其领地。旅客中除了我们两人是观光客外，尽是回去探亲的亚裔土耳其人。

亚美尼亚航空公司的飞机是俄制的老式机种，唯一的空中小姐连个推车都没，餐点只能一份份从厨房拿到旅客手中，来来回回不晓得走了多少趟。象征一个国家门面的航空公司，以如此克难的方式来处理事情，已经可以想见这个国家经济之困顿。望着这位亲切可爱的空中小姐，不禁想起苏联著名的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提到的一句话：“幽怨悲凄、亘古伤感的眼神，是亚美尼亚人一望即知的特色。在他们的眼底深处，闪烁着亚美尼亚人的失土——亚拉拉特山的阴影，无数次大屠杀受害者的幽灵，以及被迫流亡世界各地子民的苦痛。敝国的人们说道，一位亚美尼亚人的眼中永远带着哀凄，即使他的脸上绽放着笑靥。”

旅客当中有人喊出：“看，亚拉拉特山！”所有人都往右弦舱外看去。这座海拔5165米的高峰，是《圣经》上所记载的挪亚方舟在大洪水退去后所停靠的地方，为所有亚美尼亚人的圣山，可是却不得不在1920年割让给土耳其。对每一个亚美尼亚人来说，就像是母亲被掳走了一样。

飞机上的乘客有人照相，有人静静凝视，也有人在擦着眼角的泪水。时间和空气像是冻住了，飞机的引擎声是唯一动的信息。

亚美尼亚的机场空空荡荡，只有我们这班飞机的旅客进关。海关检查员将每一位旅客的每一件行李都打开，试图在任何可能上税的货品上替国家增加一点收入。步出规模小到不能算机场的大门，波荷西扬和他的女儿安娜迎上前来。他那部老旧不堪的苏俄制汽车，在塞了四个人和行李之后，底盘都快贴地了。而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们就是靠着这部车子，行走于亚美尼亚千疮百孔的道路上。

埃里温市只有两家旅馆，一家叫“亚美尼亚一号”，另一家叫“亚美尼亚二号”，都坐落在市政中心的漂亮广场边。广场的所有建筑都是由五彩缤纷的多孔凝灰岩盖成的。埃里温的所有公共建筑都是由亚美尼亚一位著名的建筑师所规划设计的。站在广场环视圆弧状的建筑群时，不禁想起听过的传说及读过的书籍。

上帝在创造人类万物时，赐给每一个地方的人们一个礼物，给着给着，竟然完全忘掉了亚美尼亚人。等到上帝想起来，身边所有的礼物都送光了，只剩下石头。这就是为什么亚美尼亚境内触目皆是岩石，也是亚美尼亚人为什么总是称自己的土地为“祖国的石头”。他们经常促狭地说：“我们是多么富有啊，石头多得不得了！”

而亚美尼亚人，就是靠无数缤纷多彩的石头，完成了一座座庄严宏伟的建筑。古代亚美尼亚的首都阿尼（Ani）如今已被土耳其占领。在20世纪初，第一位探访这处废墟的是奥地利的艺术史学家史卓果斯基（Strzgowski）。他认为自己是站在西方建筑史的一个伟大联结点上，而只有建造希腊圣索非亚神殿和意大利圣彼得大教堂的天才，才能真正了解亚美尼亚人在建筑上的先驱地位。

停留期间我们一共造访了十六所亚美尼亚著名的教堂，每一处都在印证史卓果斯基的见解。不只是建筑，连西方宗教音乐的源头，都存在于这个艰辛得只有石头，而人民又受尽磨难的国度里。

009　亚航的小飞机从伊斯坦布尔起飞，越过亚美尼亚人的圣山亚拉拉特山。此山为《圣经》上记载的挪亚方舟停靠地，亚美尼亚人相信自己是挪亚的后代。

010　埃里温是世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历经毁损、变迁，于20世纪20年代由建筑家塔玛尼扬（Alexander Tamanian，1878—1936）拟订都市计划，朝现代化蓝图迈进，首都中的许多建筑都是他设计的。

011　两个小女孩来探望做工的母亲，这么一大片菜园，仅靠妇人以简陋的铲子将水引入灌溉。

在亚美尼亚的第一餐

亚美尼亚一号和二号的旅馆费相差有数倍之多。我们决定投宿在价钱比较高的亚美尼亚一号，倒不是为了讨舒适，而是想在几乎没有什么观光客来的国家多消费一些。投宿在这座旅馆的，除了我们之外，全是从世界各地回来寻根的亚美尼亚后代。

我们的第一餐，是在波荷西扬家里吃的晚饭。他们的餐厅也是客厅，用餐时视人数多寡拼成大小不一的桌面。四面墙壁上挂满大大小小的油画。我和波荷西扬的交谈，透过安娜和我太太瑶瑶的翻译，每句都要先从中文翻成英文，再从英文翻成亚美尼亚文，或是把整个程序反过来走一遍。

波荷西扬说，并不是他有能力收藏那么多的画，而是画家朋友找他拍照或翻拍作品，付不起费用时就用画抵账。除了一屋子墙上所挂的，还有挂不了的一大堆。看来波荷西扬已成了亚美尼亚当代绘画的大收藏家。等这些困顿的艺术家一个个熬出头时，波荷西扬岂不跟着身家百倍！

餐桌上摆满了食物。对异国菜肴好奇心甚重的我们，仔细询问每道菜的名称和做法。叫“托马”的是高丽菜卷，“巴思图马”是干牛肉，“塔克洪”是只生长在亚美尼亚的一种草，可以生吃，口感麻麻的。有一道令人忘不了的菜名叫“爸爸在床上”，内容却想不起来了。至于后来每一餐都会吃到的薄面饼“拉伐许”，则马上成为餐桌上的笑料。

每一张饼摊开来，几乎有半张餐桌那么大；想吃多大就撕多大，可以干吃或卷着菜吃，是他们的主食，相当于西方人的面包或东方人的米饭、馒头。波荷西扬的太太美拉妮亚说，你高兴怎么吃“拉伐许”就可以怎么吃。我们亚美尼亚人说，吃饱了，还可用剩下的“拉伐许”当成手帕擦擦嘴边的油，再塞入口。

甜点可多了，“脱彼科”是核桃派，“艾客里欧”是可可泡芙。至于桃子、杏子等蜜饯，正是亚美尼亚人家家户户必备的零嘴，其美味可是令嗜吃甜食的我惊为极品。

在亚美尼亚，可口可乐已经渗透进来了，但我宁可尝尝亚美尼亚地道的红葡萄酒。这餐所饮用的价廉却质美的两种红酒：“阿芮夏”和“伊拉斯坎”，价钱比可乐还便宜。此地简直是嗜喝红酒者的天堂。没错，这里也是红酒的发源地。全世界的葡萄藤正是从高加索山脉分枝出去的。

要有好酒必定要有好水。亚美尼亚的矿泉水质量被嗜饮矿泉水的一些法国人认为举世无双。一家法国的大矿泉水公司就在此地大肆开发购买水权。我们甚至在离开时买了几瓶当纪念品，至今还舍不得喝它。

012　弹乌德（Oud）琴的老人技艺平平，却很认真地在每首曲子里注入情感，期待游客打赏；烈日之下的容颜让人备感沧桑。

013　我与内人在摄影家波荷西扬家做客，男主人虽已三季无工作，太太美拉妮亚、女儿安娜仍为我们张罗了丰盛的晚餐。

让阳光照在墓地上

在大家都有点微醺的时候，波荷西扬终于忍不住问：“你们为什么要来亚美尼亚？”我只有把买刮胡刀送爸爸的事再讲一遍，只是这回经过双重翻译，让他们要付出加倍的耐性才听得完。

波荷西扬举起酒杯说：“祝你父亲病情好转。”从他的表情里我感受到他的真诚。而我们之间的心门，也一下子就全敞开了。

安娜告诉我们她家人不幸的经历，安娜说：“我外祖父小时候亲眼看到爸爸是怎么死的。因为他们专找男孩杀，他穿着女孩子的衣服，躲在地窖里。他不敢出声地看着自己父母惨死，并且从那时起与姊妹失散，到现在都不知她们的下落。”

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放声痛哭，如同得悉自己亲人的不幸。虽然从史料上我已经读到很多，但是亲耳听到的冲击还是令人接受不了。美拉妮亚用手拍着我的背，没有人作声。

这时客厅的录音机响起了亚美尼亚人的夜莺——鲁馨·萨卡扬（Lusine Zakarian）的歌声。那是我最熟悉不过的旋律了，是柯米塔兹编的曲。安娜翻译了两句歌词，才让我停止了哽咽。

“让阳光照在坟墓上，引渡灵魂到天堂；

让光线降落大地吧，因为它来自上帝。”

安娜从悲哀的情绪里振奋起来：“你看，我们亚美尼亚人生命力是很强的。我们一拨拨地被摧毁，又一拨拨地站起来。1988年12月7日的大地震，我们有五万多人丧生，五十多万人失去家园。全国的生产力降为零，邻国阿塞拜疆又趁机封锁我们对外的交通。更糟糕的是，有几天温度降到了零下35摄氏度。每户人家一天只能点一根蜡烛，大家除了坐在黑暗当中，什么也不能做。可是我们大家还是能彼此互开玩笑。我们把所有的衣物都穿在身上睡觉，天亮时夸口自己起床穿衣的速度有多快！”

“那时，受伤的病患连动手术的刀都没有，我们就用亚美尼亚坚硬而锋利的石头片当手术刀。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们亚美尼亚人就会好好地、珍惜地、有尊严地活下去。”

那夜回到旅馆已是隔天凌晨。我只觉得，不知道在哪一世，我很可能是亚美尼亚人。因为才来一天，我就觉得来了好久好久，好像回到家一样。

014　父子三人从市集回来，父亲的上衣虽是新的，却掩盖不了一身的风霜。

015　亚美尼亚国土不大，教堂奇多。无论大小，每座都朴实无华、肃穆庄严。一位从教堂出来的村民垂头沉思，吸引了我。

016　我跟着这位村民走了一段，在半途歇息时的他，看起来更苦恼了。

围着十字架打转的字母

在波荷西扬还没来接我们之前，我们就近参观了“亚美尼亚历史博物馆”，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极盛时的亚美尼亚领土，国界曾经大到从黑海到里海，现在却小到成了一个不靠海的内陆国家。古亚美尼亚曾被叙利亚、波斯征服，希腊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也一度统治过亚美尼亚，约在公元前一世纪才由提格兰一世（Tigranes I）建立了强大的亚美尼亚帝国，摒除波斯的影响，开始西化。公元301年，亚美尼亚将原来的老波斯祆教排除，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公元451年，亚美尼亚教会拒绝接受罗马教廷确认基督一身兼具神人二性的教义，坚持奉行基督一性论，成立亚美尼亚使徒教会，至今仍保持基督教的原始形态。

为我们解说的英语导览员，她的博学和热情以及在解释自己国家历史文化时的自尊，让我们暗自佩服不已。事实上，后来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亚美尼亚人，包括一位在田里拔草的老农妇，都能为我们介绍村里的教堂的起源和发展，侃侃而谈的风采，不亚于一位饱学的历史教授。后来我们惊讶地发现，亚美尼亚成人的识字率是百分之百，全国没有一个文盲。这个难得的成就，得归功于他们有一套了不起的文字系统。

早在公元396年，亚美尼亚的大学者梅斯罗普·马许多茨（Mesrop Mashtots）就创造出了亚美尼亚的文字。这套文字是那么先进，以至于十六个世纪以来，它都一直存在，而且不必做任何的修改，就足供现今亚美尼亚人的语言和文学创作所用。

亚美尼亚文的36个字母，笔画都非常简单，每个字母都一笔即可完成，样子长得不是像u就是像n；要不，就是半个u或半个n；再不然，就是u上多了一撇或是n下加了一拐。据说，发明者是从观察十字架而得到的灵感。因为每个字母都是绕着十字架的四周打转，变化成笔画。

我们特地到市区山丘上的玛坦纳达兰图书馆去参观。正门口就是一尊巨大的梅斯罗普·马许多茨石雕像，旁边用他所发明的文字刻了两句话：“欲求智慧与学问者，唯通达理性格言尔。”

被认为是亚美尼亚语言神殿的这个图书馆内，收藏了大约一万三千件书写在羊皮纸和普通纸上的亚美尼亚人手稿、十万件古代文物和大批亚美尼亚人小画像。我们参观的时候正值一群小学生在这里上课外教学。看着他们用小手触摸十几个世纪以来留下的石刻字句，和祖先的心灵对话，使我情不自禁地猛按相机快门。

017　被老师带来图书馆的小学生，亲手触摸先人留下的石碑及所刻事迹。

018　玛坦纳达兰（Matenadaran）图书馆的管理员强调，若非马许多茨（Mesrop Mashtots）于五世纪初发明了亚美尼亚文，该国的文学与音乐将无从流传。管理员身后即伟人雕像。

019　于公元618年建成的圣瑞普茜媚教堂（Saint Hripsime），是亚美尼亚最古老的教堂遗迹之一，影响了后世许多教堂的建筑。

悲苦心灵的抚慰者

波荷西扬和女儿安娜来旅馆接我们，说第一站应该先去看所有亚美尼亚人一生当中至少要去一次的地方——吉哈德修道院，说巧不巧，这正是我听到的第一首亚美尼亚音乐的录音地所在。

亚美尼亚的车辆稀少，离开首都之后，一路上几乎都是马车、牛车、脚踏车或徒步的人。而路况之颠簸，令人担心轮胎随时会破。但沿途景色之美，叫人心旷神怡。这里没有什么大树，因此无所谓林相可言，有的尽是火山岩和铺盖在起伏地形上的美丽草坡。风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简单就是美”这句话在平常听起来好像是意味着缺少了什么的单调，现在却使人体会到一点都不少的完整与纯粹。

吉哈德修道院是由一座石山挖空雕成。亚美尼亚石匠的巧夺天工，此处最能显现。我在神龛前屏息仰望这被凿掘而出的神秘空间时，隔壁的祈祷室竟然传来我在台北家中经常播放的那首亚美尼亚圣咏，连四周都是石头才有的特殊回音效果与空间深度感都一模一样。我第一个反应是，有人在这里播放那张CD吗？

我急急地循声而去，才发现一位中年妇人泪流满面地在吟唱这首歌。她的嗓音美极了，最后一句的收尾也如同CD上的女歌手那样惊心动魄。她的先生递给她手帕擦脸。半晌之后，她告诉我们，她出生在黎巴嫩，这是第一次回来寻根。她的父母是在大屠杀时逃到国外的，虽然生长在别人的土地上，亚美尼亚的语言文字和圣咏、民歌却由老人家细心地教给下一代，今天能站在这里把心中的所有思念借歌倾吐，不由得喜极而泣。这首名为《母亲，你在哪里？》的歌是多少海外亚美尼亚人的心声！而这间从石头中挖出来的祈祷室，正如同母亲的子宫啊！

波荷西扬以拍摄亚美尼亚教堂而闻名。这个国家的面积不过29800平方千米，人口才330万（流亡海外的亚美尼亚人口比这个数目多，全球目前有700万亚美尼亚人），大大小小的教堂却有一千多座，与宗教有关的遗址总共有四千多处。波荷西扬替我们选择造访的教堂和古迹都极有特色。

加尼圣殿（Garni）当年是一个铜墙铁壁般的城堡，也是古代亚美尼亚国王的夏宫，可惜大部分建筑都已损毁，只有主建筑被尽力修复。这是一所异教徒庙，兴建的日期可上溯到基督逝世后不久。这座古迹看起来就像小号的雅典卫城。

喀依扬（Gayane）修道院里的墓地是歌手鲁馨·萨卡扬的长眠之所，墓碑上刻着：“所有亚美尼亚人的夜莺，1937年6月9日—1992年12月30日”。

这位出生于格鲁吉亚共和国的亚美尼亚人在埃里温的柯米塔兹音乐学院完成学业后，于1962年展开职业演唱生涯，足迹遍及欧洲、加拿大、美国、阿根廷、乌拉圭、中东及苏联各国。鲁馨是亚美尼亚人悲苦心灵的抚慰者。安娜说，他们在最绝望的时候，听听鲁馨的歌，就会觉得一切都可以熬过去。

这所修道院有个雕工精彩绝伦的拱状大门。当我站在某个定点透过拱门框取后面的教堂主体时，波荷西扬笑起来：“你刚好就站在我以前拍照的那个定点，分寸不差。我们的眼光简直是一模一样！”

020　加尼圣殿是古时亚美尼亚国王的夏宫，建于公元77年。如今大部分已损毁，只有主建筑被尽力修复。

021　亚美尼亚人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吉哈德修道院。

022　吉哈德修道院是整座石山挖空细雕而成，匠人们的手艺巧夺天工，此处最能彰显。

023　一位生长于黎巴嫩的亚美尼亚妇人首次回祖国寻根，泪流满面地吟唱民谣《母亲，你在哪里？》。这首歌代表了多少海外亚美尼亚人的心声：从石头里挖出来的祈祷室，正如同母亲的子宫啊！

024　一位修士走向喀依扬修道院，沉重的身影仿佛扛着历史的重担。教堂墓园是“亚美尼亚人的夜莺”——女歌手鲁馨·萨卡扬的长眠之地。

踩在神秘的禁地上

埃奇米阿津大教堂，我们当然也去了。波荷西扬细心无比，特别挑礼拜天造访，好让我们听听弥撒唱诗班的优美歌声。那天的经历真是愉快无比。这座全世界最古老的大教堂，从四世纪起即为亚美尼亚教会领袖驻锡之地，人称基督教的发祥地。我不但见到了唱诗班，还拍到了全球亚美尼亚人梦寐以见的大主教卡瑞金一世（Karekine I）。

埃奇米阿津大教堂旁有座刚落成不久的博物馆，是由美国一位亚裔富豪所捐建，里面收藏着亚美尼亚历代的珍贵宗教艺术品。这里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由于波荷西扬曾受托拍摄所有的收藏品，因此特准他带着我们一一参观。更难得的是，一个外人禁足的圣地也让我们进去参观拍照。这是公元三世纪的一个遗址。当年，埃奇米阿津大教堂在兴建时，把一个拜火教的圣坛当成了地基。而这个被遗忘了一千七百年的地方，一直到十几年前大教堂要整修时才被发现。我们在副馆长迪孔·亚方·卡斯珀瑞扬（Deacon Aghvan Gasparian）的引导下，经过圣坛后面一个锁起来的密室，下了长长的阶梯后，来到一个由石头围起来的泥灶边。卡斯珀瑞扬指着灶中心的窟窿说，那就是圣火燃烧之处。

波荷西扬悄悄地说：“你们运气真好啊，这里连我也只来过一次！”

也许是因为一下子踩进了古老遥远、神秘不可侵犯、两千年前的圣地，我不禁微微地颤抖着。用手抚着保护泥土灶的一方方石头以及墙壁上刻有神秘花纹的图案，仿佛触及了人类文明尚未解开的秘密。

相对于这所最古老、最庞大的教堂，最小的就是1985年才盖的那座超级迷你“圣母教堂”（St.Astvatsatsin）了。用血一般红的火山岩盖成的建筑，在一片同色系的山丘陵拔地而起。远看一点也不觉得它矮小，反而带着孤绝却悲壮的大气。这个小教堂和所有亚美尼亚的宗教建筑一样，是由简单的几何造型所构成。我有一个感觉，这种建筑风格的创始者，是直接从亚美尼亚坚硬的火山岩中得到的灵感。因为建筑的基本结构像极了水晶矿石：由几个棱面组成长方柱，各棱面顶端斜切而成的三角形汇集在峰点后，直射天际。要不然，就是一个顶端被削尖的圆柱体，像铅笔。三角形、圆形和正方形，在这里组成令人叹为观止的丰富而和谐的变化。

这座小教堂虽有五六米高，内部却小得只能容一个人祈祷，说它是一间放大的告解室也不为过。它反映了亚美尼亚人对教堂的看法：不是为了聚会或仪式，而是为了个人和上帝的沟通而存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小小的国家会有如此之多的教堂。关于教堂正确的数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亚美尼亚的建筑、音乐和字母让我有所体会：这个民族的祖先似乎特别了解时间的奥秘。他们盖的房子、唱的歌、用的文字，世世代代地流传下来，不但不会落伍，反而永远在以最现代的面貌打动新世纪的人。经过了两个千禧年的考验，已印证他们的文明是领先的。我想，再过几个千禧年，他们的文明将依旧会是先进的。

025　教堂外，一位小女孩将细小的野花摘下，编成花串。

026　圣母教堂是1985年用血般的火山岩所盖，虽高五六米，内部却小得只能容一人祈祷。

027　埃奇米阿津主教座堂（Echmiadzin Cathedral）的地底下，有个三世纪时的遗址——拜火教的圣坛。

028　埃奇米阿津神学院院长，正在指挥学生们练唱圣咏。

029　埃奇米阿津神学院学生练颂祈祷词。

030　埃奇米阿津神学院的学生与教师们列队进入大教堂望弥撒。

031　亚美尼亚人的最高宗教领袖，大主教卡瑞金一世。

032　埃奇米阿津的妇女唱诗班世界著名，水平非常高，鲁馨·萨卡扬未出名前就在此担任主唱。

先进的古老文明

以梅斯罗普·马许多茨为名的修道院，我们当然也没有错过。这位先哲当初正是这个修道院的修士。在地下室入口有一个大石碑，刻着他所创造的36个字母[1] ；大门正上方的一面大窗户也镶嵌着由36个字母所组成的彩色玻璃。字母在此像是图腾般，有着法力无边的震撼效果。我们点了蜡烛也投了香油钱，默表对这位圣人的尊崇。若不是他发明了亚美尼亚文，亚美尼亚文学和音乐也将无从流传后世，我也无缘来此亲炙这伟大的文化。

以伟人为名的修道院还有几所。其中，戈夏凡克（Goshavank）是中古世纪的学者与作家。这座落成于十三世纪的建筑，被认为是世界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一。由于十一世纪亚美尼亚被土耳其统治，一些僧侣遁隐至偏远的山谷或高崖上建修道院，潜身修行，撰写著作。这批僧侣及其追随者，与俗世隔绝了有四百年之久，而那也正是亚美尼亚文明中最辉煌的“银色时期”。

塞凡湖（Sevan）山头上的教堂，经常有人来写生。这座湖是苏联境内面积最大，也是位置最高的；海拔1916米，面积1416平方千米。两所修道院在水位下降之前原是在湖水边，现在却高在山头上；可见湖水逐年干涸的情形有多严重。这是亚美尼亚人最担心的事，因为这个湖是全国唯一的水源。

我和瑶瑶及波荷西扬一家三口，坐在山头看台欣赏湖光水色。山脚不远处，有几位亚美尼亚人从渡轮上下到岸边，彼此手拉着手围成一圈，齐声高唱圣咏。又是一首我曾在CD上听过的曲子，彼时伤感落泪，此刻却令我满心欢喜。

为什么亚美尼亚音乐有时听起来是那么地悲苦凄惨，有时又让人觉得无比地甘甜美妙？至悲与极乐，有时竟是那么相近难分。这个体会，随着我在亚美尼亚停留的时日渐久，越来越深刻。

终于来到了亚拉拉特山的山脚下。从我们驱车前来的角度看起来，圣山就跟我那张CD的封面一模一样。圣霍尔维拉普（St.Khorvirap）修道院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城墙下，有几位流浪艺人正在表演。乐队是最简单的三人组合：一个鼓手，一个吹黑管，另一个就是吹奏那令我神往不已的乐器——只有亚美尼亚才有的“都都克”（Duduk）。

“都都克”看起来像笛子，发出来的声音，却像萨克斯风般宏亮；可以尖拔高亢，也可以浑厚低沉。它是用杏木雕成，以两个簧片控制发音，是双簧管的前身。管身在正面有八孔，背面一孔，以控制音阶。它的音色具有一种深邃而微妙的颤动感，被认为是最接近人类喉咙所发出来的声音。

杏树原产于中国，相传是由丝路西传，变身为罗马人口中的“亚美尼亚树”。中国的种子在亚美尼亚开花结果，而其树身却化为人世间最凄美哀怨的乐器。是不是这个因缘把我带进亚美尼亚？

表演杂耍的有两人，内容不外是倒立或翻跟斗、叠罗汉，但这一切都是在半空中的绳索上进行的。高加索山脉上的居民自小就很重视平衡感的训练，走钢索甚至是学校体育课程的一部分。他们轻而易举地表演这些高难度的动作，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

033　波荷西扬在以梅斯罗普·马许多茨为名的修道院，先哲当初即是这里的修士。入口石碑深刻着马许多茨发明的36个亚美尼亚字母。亚美尼亚之行让我毕生难忘，没有波荷西扬的带领，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034　亚美尼亚树少，木料异常珍贵。圣霍尔维拉普修道院的一个小侧门是木头做的，雕工精美绝伦以显其珍贵。

035　一对小兄弟骑着马在十二或十三世纪建成的戈夏凡克修道院附近闲逛。

036　戈夏凡克修道院为统治者、学者戈夏（Mkhitar Gosh）所建，被认为是世界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一。

037　塞凡湖是高加索地区最大的湖泊，两座修道院原本在水边，但水位逐年下降，让亚美尼亚人特别担心，因为这是全国唯一的水源。

038　这家人步行一整天，要去圣霍尔维拉普修道院朝圣，到了目的地，却因能见度不佳而未能看到全貌。在暮色中返家的他们，不知还要走多久。

039　终于近距离看到亚拉拉特山及山脚下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圣霍尔维拉普修道院，难得一见的牲口悠然享用青草。此修道院因圣格雷戈里被一位国王囚禁在此十三年而成为圣地，修士后来成了那位国王的心灵导师。

040　那天有个杂耍团来圣霍尔维拉普修道院外表演。遗憾的是，除了我们没其他游客，辛苦大半天也没几个赏钱。

041　简单的三人乐队组合：鼓手、黑管，以及令人神往的、只有亚美尼亚才有的Duduk。

我们的母亲被关起来了

美拉妮亚带着我们来到修道院城墙最突出的部位，说：“我们踩的这个地方，是最靠近圣山的位置。前方的铁丝网就是边界，眼前的一切看得到摸不着。我们的母亲被土耳其人关起来了！”说着，她的眼角泛起了泪光。

原来是来散心的，大家的心情却随着天色的暗淡而凝重。修道院底层有个可怕的地牢，曾关过启蒙者圣格雷戈里（St.Gregory）。他来到亚美尼亚宣扬基督教，被国王逮捕，关入地牢十三年。国王后来罹患重病，群医束手，而圣格雷戈里竟然将国王治愈。国王及整个家族都受洗成为基督徒。公元301年，梯里达底三世（Tiridates III）宣布基督教为亚美尼亚的国教。

我们各自从只能一人进入的狭窄旋转空间，下到那恐怖的地牢底部，体会设计者的残酷。那是会把人逼疯的一个好像瓶底的空间，多待一分钟都会叫人受不了。好不容易再钻出来时，人人脸色发白。

出了地牢，就是一间祷告室。我们和一位正在祈祷的神父打了个照面，引起他的好奇。经过安娜的介绍，知道他受过柯米塔兹学生的学生指导，当下就央请他吟唱一首圣咏。这位留着一把络腮胡子的修士名叫何凡涅斯·夏纳扎瑞扬（Hovhannes Shahnazarian），唱歌的架势就像歌剧明星，而他惊人的肺活量也一点不亚于大牌的男中音。长长的尾音在石壁上荡起回响，把我们先前的伤感和恐惧一扫而空。

亚美尼亚不大，有一天我们开车前往最北边的塔渥克（Tavouch）省，也不过花了一天车程。沿途所经过的景色真美，一座又一座的山被绿油油的牧草和不知名的黄花披盖着，就像是哪个画家把梦境中的场景表现出来一样。途经一个叫塞米雍尼翁卡（Semioniouka）的村落，我们所看到的只能用诗境来形容。一切的景色好像是去芜存菁之后的绝句。我问波荷西扬，这么漂亮的地方都住些什么人？他的回答令人大吃一惊：“都是犯人的后代。早年这里是苏联政府专门将政治犯放逐的地方，是另一个西伯利亚。你们现在看好漂亮，可是冬天在这里过日子可艰辛了。不但冷，风还特别大，没人想在这里多留一天的。”

042　这个小男孩一路安静地跟着我们走进戈夏凡克修道院，直到我帮他拍了这张照片，他才露出不虚此行的笑容。

043　塞米雍尼翁卡村民聚集在大路旁，好像是在等待什么。这儿在早年是苏联政府放逐政治犯的地方，冬天生活极为艰困。

044　小男孩在离去前特地在神龛前点了根蜡烛，不知道心里许了什么愿。

045　山头上的一位看守员，守护着身后的一座书库，戈夏凡克在此留下大批珍贵的藏书与文献。

046　如今的戈夏凡克修道院已无修行人，但村民依旧喜欢来这儿发呆、晒太阳。

047　难得有外人出现，小孩们从老远跑来看我们的东方脸孔。

高加索的一道伤口

我们这次的行程，唯一没法造访的亚美尼亚人聚集区，就是在阿塞拜疆境内，面积4000平方千米的卡拉巴赫（Karabagh）。我问安娜，你们一直说卡拉巴赫美得不得了，不知道跟这里比起来如何？安娜说：“卡拉巴赫比这里还要美，就像天堂。”

类似这样的形容我也听过。我所收藏的一套六张亚美尼亚音乐全集的录音者及制作人，戴维·帕森斯（David Parsons）就在最后一张卡拉巴赫专辑里形容这个地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和地球上不一样的土地”。

事实上，卡拉巴赫是整个高加索地区的一个伤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曾经情同手足，却为了这个地方兵戎相见。

亚美尼亚人在公元前2年就来到卡拉巴赫。1805年卡拉巴赫被俄罗斯帝国吞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卡拉巴赫便成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苏联加盟国争夺的焦点。虽然卡拉巴赫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持续抗争，希望划归亚美尼亚，卡拉巴赫还是给了阿塞拜疆。卡拉巴赫的二十万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是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百分之二十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卡拉巴赫居民不断反抗阿塞拜疆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行政、社会、经济和文化限制，却得不到任何响应。1988年，亚美尼亚和卡拉巴赫爆发大示威，反对阿塞拜疆继续统治卡拉巴赫，要求让卡拉巴赫回归亚美尼亚，结果竟招致阿塞拜疆屠杀境内几百名亚美尼亚人。

1988年亚美尼亚大地震后，阿塞拜疆趁机对亚美尼亚和卡拉巴赫实施铁路封锁，造成相当严重的食物和能源短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卡拉巴赫的零星冲突引发为战争，直到1994年双方才宣布停火。卡拉巴赫在1993年宣布独立，但国际上并不承认。然而百姓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在位于卡拉巴赫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拉钦走廊（Latchine）并入卡拉巴赫后，卡拉巴赫事实上已与亚美尼亚连接在一起了。

波荷西扬说：“这次我没安排你到卡拉巴赫，是因为光是那里就至少得停留一个礼拜。下回你们再来，我们专程去卡拉巴赫。”

我收集的CD中有一张特别罕见，是一位亚裔法国人到卡拉巴赫战场前线所作的录音，背景里充满了大炮和子弹的咻咻声。一位妇人在恸悼中弹身亡的儿子，起先是哀号，哭着哭着，号啕声拉成一首亚美尼亚的哀歌。

我最怕放的就是这张CD，因为不知道该为妇人的歌喉叫好，还是为她的命运叫悲。最最令人绝望伤心的事，有时竟然会是那么美。这大概就是卡拉巴赫人的宿命吧！

048　公交车站没指示牌，三个男人蹲在两条路的交叉口等候，虽没时刻表，但车迟早会来。

049　亚美尼亚多石，就连小村口的公共给水站石雕也典雅有致；三位壮男玩纸牌打发时间，大概是没工可做。

前世因缘现世果

波荷西扬带着我们一行人到了美拉妮亚亲戚所住的山村。我们翻山越岭，在群山中绕来绕去，格外能体会中世纪时的隐士们在深山中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个美拉妮亚小时候生活的小村落，正是大作家戈夏凡克当年隐居的所在地。此地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还不到十岁的孩子，也能骑在马背上溜达来溜达去。

美拉妮亚的亲戚对我们的造访喜出望外，立刻大肆张罗晚餐和让我们留宿的铺位。波荷西扬一家带来了许多塞凡湖的鳟鱼。塞凡湖的鱼种类甚多，且美味之至。我在1994年英国毛姆奖得奖作品，菲利普·马斯登（Philip Marsden）的《交会的场所——追寻亚美尼亚人的踪迹》一书上读到，马可·波罗曾宣称，这里是世界上在四旬斋之前，能钓到最好鱼类的地方。西蒙·波娃和沙特到苏联旅行时，波娃把塞凡湖的“伊序坎鱼”描写为：“长如手臂，粉红如鲑，极其鲜美。”我们虽不晓得那“伊序坎鱼”到底有多美味，但对塞凡湖鳟鱼的细嫩至今难忘。难忘的原因之一还有，煮完鱼的一大锅鱼汤精华，竟然被他们当废物给全倒掉了。

至于其他菜，只记得很多很丰富，内容倒给忘了。那天晚上热闹极了，也开心极了！原来左邻右舍皆是亲戚，大伙儿闻香而来，开怀吃喝，毫不拘谨。一张方桌挤了满满的十二个人，让我觉得就像是中国人围炉那样地温馨。说不定这里面有哪位，上辈子是中国人呢！我想，我们和波荷西扬一家一定有某种缘分。要不然，怎么解释眼前的一切呢？

而让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晚餐经历，是在波荷西扬的好友家中发生的。

我们在一天的傍晚时分，到达薄荷村（Urzazor）。穿过茂密的果树林，来到一栋木屋前。我们在亚美尼亚所看到的建筑，几乎都是石头做的。在这个树木稀少的国度里，木头是奢侈的。还没看到主人，我们已可料想到这是一位坚持品位的人。

尤里·哈恰图良（Uri Khachatrian）和母亲及儿子戴维塔住在这里。一进门，他就高兴地冲着我们笑，用很精准的发音说：“苏东坡、李白、杜甫！”让我们一时错以为遇到了中国同胞。尤里是俄国文学教授，但对中国文化心仪已久。他的藏书又多种类又丰富，塞满了整间书房。我的眼尖，立刻就发现他有一套意大利威尼斯的Oemme Edizioni出版社所出的《亚美尼亚建筑文献》（Documents of Armenian Architecture）。这套书已经出到了第21册，每一册都详细记录一所教堂的平面图、立面图、透视图、局部图标和结构施工法，相信这套书是对亚美尼亚建筑成就最详实的调查与整理了。一看定价，才发现售价昂贵无比，前面已绝版的那十册，被当成古董在卖，每册都是薄薄的，折合台币却要两三万元。尤里的爱书成痴，可见一斑。

九岁的戴维塔长得漂亮纯洁，简直就像天使的化身。虽然言语不通，靠比手画脚和在纸上画画，他就能够和我们做一切的沟通。大人在讲话时，他就静静地在旁看着，晶亮的眼神完全透露出了他的聪慧。

050　当天晚餐，家人与亲戚共聚一堂，欢迎我们远道而来。

051　到俄国文学教授尤里·哈恰图良家做客，晚餐后大家微醺地手舞足蹈。

052　内人袁瑶瑶与美拉妮亚母女及其娘家女眷。

053　鞋子虽已穿到破孔，仍然被用心清洗了曝晒，村民的惜物之情可见一斑。

054　波荷西扬翻山越岭，带我们去美拉妮亚的娘家过了一夜，抵达那处偏僻的山村时，他们的亲戚在村口迎接。

玫瑰为什么有刺？

陪客有两位：一位是壮壮的机械工程师阿玛西·米纳西扬（Amasir Minasian），一位是堤格兰·吉佛基扬（Tigran Gevorgian）。阿玛西的话又多又有趣，和尤里两人一搭一唱，老是抢话说，以至于我们现在几乎想不出堤格兰是否开过口。

阿玛西和尤里这两位老友真是绝配：前者天生有副好嗓子，开口就是歌，无奈记性不好，老是忘词。后者能背诵好几百首歌词，但是五音不全。于是一整晚，常常在尤里从旁提词、阿玛西高歌的情形下，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阿玛西一忘词，就像唱片跳针，在原处一直重复那半句歌，直到尤里从厨房或是厕所闻声赶来，提下一句词，解救大家！

有一首歌词，到现在依旧在我的脑海里鲜明如昔：

“为什么找不到没有刺的玫瑰？

这么久以来，我寻寻又觅觅，

每次接近玫瑰，我总是被刺伤！”

伏特加酒一喝，大家就抢着讲笑话。笑话的传达过程，本身就是大笑话。依照老法子，所有的笑话都得经过中翻英、英译亚，然后再倒过来一次。由于每个笑话都很好笑，所以每次都会因三种语言的复述而惹起三次哄堂大笑。到最后，每个人都笑到抱着肚子喊痛！

半醉的尤里兴起，放上录音带跳起舞来，把我们一个个拉进原木地板的客厅里。亚美尼亚的舞曲是极其高亢而欢畅的，旋律就像哈恰图良（扬）的名曲《剑舞》那么惊心动魄。大家手挽着手转啊转啊转啊，把平时的矜持都转掉了。我们好几次邀戴维塔一起共舞，他都笑着摇头，清亮的大眼睛好像在告诉我们，他是当晚唯一的清醒者。

录音带放到最后，是半首没有被洗掉的，风格气氛完全不同，柯米塔兹所整理出来的幽怨民谣。所有人从狂舞之中醒过来，呆呆地愣在那边，整个场景好像电影断片，不知何以为继。

大家先后回到餐桌上，静静地听着柯米塔兹的歌。带子放完，录音机的按键嗒的一声跳起来，我像是心头上被狠狠地捶了一记，完全无法控制地失声痛泣。前一刻我还在狂笑，而此时的我却是泪流满面，悲喜交集的滋味，是我这一生中从没有的体会。

分手时已不知夜有多深。车灯投在漆黑的山间小径，显得格外微渺，好像随时都会被黑暗吞噬而熄灭。美拉妮亚和安娜在悄声讲着我们听不懂的事，脸上带着忧伤。怎么了？我们问道。得到的回答，却让我们整个震住了：

“你们看，尤里的儿子长得多好、多聪明啊！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小孩！但是他却得了一种罕见的、跟血液有关的怪病，活不了多久了！”

我们心如刀割，泫然欲泣，而美拉妮亚只是淡淡地说：

“我们亚美尼亚人深知：悲伤和快乐，是一体的两面。”

每个人都在背自己的十字架

每到一个国家，拜访当地摄影家已经成为我们的惯例。摄影家必须在现场创作，透过不同摄影家所拍摄的不同主题，我们就像从一个人的血管支脉进入，全面了解他的内里。

我们的主人波荷斯·波荷西扬长久以来专注于教堂建筑、宗教绘画、亚美尼亚出名的织锦，以及数也数不完的精美绝伦的巨大十字架石雕。他以照相机替亚美尼亚的文化遗产做见证，而他自己的作品，也毫无疑问地将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凡翰·柯侠（Vahan Kochar）以拍肖像闻名，他的父亲，已逝的老柯侠更是亚美尼亚摄影界的导师。父子两代有计划地为亚美尼亚各行各业的精英照相。两人的作品加起来，可说是一个世纪以来的亚美尼亚名人录。

亚美尼亚的肖像摄影风格，一眼就可辨认，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处。打光考究、喜欢利用大量阴影或是空旷的背景。对象很少盯着镜头看，最常见的是低头沉思，仿佛唯有这样，才能揭露人物的灵魂深处。从亚美尼亚历史博物馆里一个专室所展出的老柯侠作品，最能体会这种精髓。每个人物都在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也在寻求化解原罪之道。

基塔·哈恰图良（Mkhitar Khachatrian）是亚美尼亚最大的报纸Aravot Daily的资深摄影记者。此报说是最大，历史却很浅；创办于1994年，报张大小只有台湾地区的一半；四张对折，就面积而论，只能算是台湾地区报纸的两张。基塔以拍摄亚美尼亚大地震著名。他在报社有一个专用的小暗房。从杂乱无章的架子上，他抽出一盒照片给我们看，令人目睹这个大地震对亚美尼亚所造成的伤害有多大，以及他要拍到这些画面，得克服多少的困难。

比较年轻的赫柏·巴达萨西扬（Herbert Bagdasarian）以记录宗教庆典活动为主。从他拍的彩色照片中，我们倒是可以感受到属于亚美尼亚人民华丽和欢乐的一面。赫柏现在比较少拍照了，大部分时间在负责计算机作业。我们在他桌上看到路透社为他们装设的网络联机系统，屏幕上随时可以看到世界上各角落每分钟正在发生的事。

嘉吉·哈路因扬（Gagik Harutyunyan）在一间小学打临时工。好心的校方借他一间教室，让他改装成为舒适的工作室及暗房。墙上挂着自己的作品，如同小型画廊。嘉吉以拍摄卡拉巴赫的战争闻名。在战事频繁的那几年，他的作品曾在许多国际知名媒体上发表。他的每张照片都是在炮火隆隆、枪林弹雨的最前线，用生命换来的，令人对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的不幸遭遇，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看过这几位优秀摄影家的作品后，我本来决定在《摄影家》杂志上出版一本专号，可是回台湾地区后，却因两地通讯困难而鲜有进展。看来除非我亲自再去一趟，不然这个专号是不可能完成的。

055　国家历史博物馆有个小展厅，里面陈列着该国各行各业的精英肖像。所有作品均为著名摄影家柯侠父子之作。

056　教徒领圣体。

057　这次行程，唯一没法造访的亚美尼亚人聚集区，就是在阿塞拜疆境内的卡拉巴赫，因为那儿有战火。但我们从摄影家嘉吉·哈路因扬的作品中看到了战况记录。

晨风中的灵魂

离开亚美尼亚之前，我们只有半天时间可以买纪念品。波荷西扬问我：“什么是你非买不可的东西？”

我说：“都都克！”

在埃里温市中心的一家乐器行里，我买到了“都都克”，也对亚美尼亚其他的传统乐器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卡农”（Kanone）这个梯状的拨弦乐器，看起来像扬琴，听起来像古筝。它的音色和由指尖产生的千变万化的旋律，令人神往。“卡曼恰”（Kamantcha）倒是在高加索山脉和中亚一带都很盛行，它结合了胡琴和小提琴的音色，演奏起来却有两者皆无的韵味。

隔壁就是一家有卖进口CD的唱片行。我们在亚美尼亚时，全国尚无制造CD的工厂，大部分人都在听从CD拷贝的录音带。电器行看不到CD音响，买一张CD的钱几乎要老百姓一个月的薪资。真不晓得这些CD的买主是哪些人。是回来寻根的亚裔人士，还是像我们这样疯狂的亚美尼亚迷？

还没来亚美尼亚之前我已经收集了不少音乐。我发现，美国洛杉矶有一家Parseghian唱片公司，可能是世界上专出亚美尼亚音乐，且种类和数量最多的。这也难怪，因为在加州就有为数一百万的亚美尼亚移民，只不过很少人知道他们是亚裔人士。小说及剧作家威廉·萨洛扬（William Saroyan）出生的佛柔诺（Frezno）就是由亚美尼亚人一手所造的城。

加州有个“第四个千禧年协会”（The Fourth Millennium Society）出了一本叫AIM的杂志，报道有关亚美尼亚人的种种。这本杂志编辑大方、印刷精美，有一流刊物的品位。

法国的Tune-Up唱片公司也是为解亚裔法国人的乡愁而设立的，出版品的数量虽不多，但质量之精，张张值得典藏。

里昂是法国境内最多亚美尼亚人聚居之处，那里的亚裔甚至还出了一份叫France Armenie的期刊。我在巴黎的亚美尼亚大使馆办手续时，抱回一大沓，至今没事时还会取出来看一看。

虽然我有这么多的收藏，但在埃里温的这家小唱片行，我依旧有新的收获。以前我都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来认识亚美尼亚音乐，在此我可以透过波荷西扬的推荐，来认识这个国家最顶尖的演奏家。

因癌症而去世不久的小提琴家加罗·贺洛贝扬（Garo Hayrabedian），留下了几曲不朽的录音。他的那张《我的生命——亚美尼亚》是他自己作的曲。第一段旋律就有一股把人牢牢吸住的魅力，比起萨拉沙特的《流浪者之歌》，其缠绵悱恻、哀怨动人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凡·嘉斯帕扬（Dijvan Gasparyan）被公认为当今吹奏都都克的第一把好手。许多国家都出过他所录制的CD，隶属于维京（Virgin）集团旗下的一家大唱片公司并曾邀请他和一位爵士吉他手迈克·布鲁克（Michael Brook）即兴演出，出了一张《黑色摇滚》的专集，以另类音乐的营销手法攻占市场。

事实上，最近几年来，亚美尼亚音乐已渗入流行乐坛和好莱坞的电影配乐。得到这一届金球奖最佳作曲奖的电影《神鬼战士》以及罗伯特·德尼罗和让-雷诺合演的《冷血悍将》，里面都有亚美尼亚的民间曲调。亚裔加拿大导演阿托姆·伊戈扬（Atom Egoyan）的电影，如《月历》《色情酒店》等，都有都都克的颤音飘扬其中，仿佛借此可以抚慰他的思乡之苦。有人说，都都克的声音就像是“晨风中的灵魂”，伊戈扬和帕拉杰诺夫的电影都会让人体悟这句话的含义。

除了这两位大导演之外，流亡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后代，历经艰困考验而熬出头的大人物还有网球好手阿加西（Andre Agassi）、歌星雪儿（Cher）、一级方程式赛车好手普洛斯特（Alain Prost）、名歌唱家阿兹纳弗（Charles Aznavour）、名演员迈克·康诺斯（Mike Connors）、米高梅电影公司老板克科里安（Kirk Kerkorian）以及轰动一时的“自杀医生”凯欧克因（Kevorkian）。照法国亚裔人士的说法，连法国前总理巴拉杜也是。

058　在国境内逛了一大圈，回到首都，遇见一群开心的年轻人。这是在亚美尼亚一周难得看到的笑靥。

等待上帝之子

当我们到书店，想买一本用英文或法文写的亚美尼亚食谱时，安娜抱歉地说：“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在那家小书店浏览一番之后，我找了一份地图当作纪念。地图的四周印有小小的双年份日历。一张纸得用两年，可见他们对资源的爱惜。

这张地图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埃奇米阿津”的位置上方，有一幅上帝之子降临的小画，地图最下面印着“301-2001”几个字。我问安娜这是什么意思。安娜说：“埃奇米阿津的意思就是‘上帝之子降临之地’。我们亚美尼亚人认为上帝之子曾在公元301年来到这里又回去；而我们也相信，在2001年他会再回到亚美尼亚来。届时亚美尼亚人所有的苦难都会成为过去。”

当时我暗自许愿，要把亚美尼亚当成我的下一个摄影主题，在2001年展出及出版影集，来诚心诚意祝福亚美尼亚朋友。没想到，这个计划却被台湾的“九二一”大地震打乱了。一年半来，我随时都会到中部拍摄慈济功德会“希望工程”所援建的五十五所学校重建进度，简直无法分身。我的所有其他计划，也得等学校全部盖好，才能进行。

波荷西扬买了一大瓶亚美尼亚产的白兰地酒给我们：“这是要给你们儿子结婚那天喝的。亚美尼亚人的习俗是在儿子诞生日买瓶白兰地存起来，等他结婚那天再打开以飨亲朋好友。”

装白兰地的水晶玻璃瓶，瓶身花纹是用手工车床一笔笔雕成，粗犷有力。原来这瓶酒被我们供在家中餐厅的高架上，“九二一”地震逃过一劫后，我们只敢把它放在柜子的最下层。儿子今年二十岁，不知再过几年成亲？我们还真想早点尝尝这瓶酒。据说亚美尼亚的白兰地有令人垂涎的美味。

一直到前往机场的路上，我们的朋友才特意绕到亚美尼亚人的“哭墙”——“1915年大屠杀纪念碑”。由小山丘所辟成的大广场，当中有两座建筑：一座是存放有关大屠杀史料的纪念馆，一座是以尖石碑为中心、十二根水泥柱围绕四周的“永恒之火”。一到这里，波荷西扬就惊讶地说：“这个炉心的火应该是永远点燃的，现在怎么没有人在加油呢？永恒之火是不该熄灭的啊！”他的表情既焦虑又困惑，是一个礼拜以来相处所未见的。

苏联解体后，这个国家的情况不好反坏。从前这里是苏联人在境内的避冬旅游点，现在成了外国，游客也就少来了。亚美尼亚人的经济一直不见起色，人民每月平均所得才十五美元。是不是连永恒之火的预算都被删了呢？

已经三季没有工作的波荷西扬，不肯接受我们想贴补他开销的好意。他说：“你们要是这么做，就是侮辱我。”亚美尼亚人的傲骨由此可见。

一家三口送我们出关时，每个人眼眶都红了湿了。一想起那个礼拜，我就好想回亚美尼亚。但，可能在这2001年吗？

父亲于1997年的11月28日过世，那是我从亚美尼亚回来半年后的事。这段时期是我这辈子和爸爸最亲近的时光。老天爷一定听到了我的祈祷。感恩。

059　为了纪念1915年大屠杀而建的纪念碑，是一座以尖锐的石碑为中心，由十二根水泥柱围绕四周而成的“永恒之火”。本来不应熄灭的火，却因政府经费拮据缺乏燃料而未燃烧。

060　山区树木罕见，多为长着美丽野花的草原，云朵仿佛从地底升起。又见两位状似看牛或放羊的人，但仍不见牲口。

[1]亚美尼亚字母原为36个，十三世纪时又加入两个，现为3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