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贫富两重天 起落因战乱

解放初的百姓生活

统购统销后市场萧条

我恨玉米“金皇后”

一九五六年的建筑工地与饭馆

中专学校的伙食

公社食堂

饿肚子的一九六〇年

农村度灾荒

下乡吃派饭

省委书记抓油条

“土八路”吃西餐出了洋相

高级干部的伙食

中办学习班肥得流油

灾区的恐怖

京西宾馆的美食

北薛靳厕所对我的触动

第一次接待外宾

中国故事

舌尖上的记忆

《舌尖上的中国》在电视上播出，引发全国热议。东西南北中，美食百样景，香飘陆海空，中国饮食文化升温，热气腾腾。吃，生命的保障，人体的支撑。吃，什么人都需要，什么时间也离不开。吃，是一条绵延不绝的长河，是物质，是经济，是文化，也是历史，渗透着政治，映照着社会。

吃的历史并不平坦，有好，有坏，有低，有高，有饥，有饱，有短缺，也有足丰，有奢侈，也有节俭，有清廉，也有贪腐。我生于一九三九年，回望七十三年的经历，也说说自己舌尖上的记忆。

贫富两重天 起落因战乱

我的家乡山西应县，以木塔闻名于世，在雁北十三县中曾是米粮仓，盛产黍谷、莜麦、高粱、土豆。应县人特别节俭，民国年间一般人家主食吃黍子糕，外地人也叫毛糕。周围的其他县，吃黍子脱皮，吃黄米糕。黍子糕甜中蕴苦，绵中含涩，有黍子本色的芳香。应县人好说“吃黍子糕长大的”，其中有一种能吃苦耐劳的自豪感。那时，应县穷人吃高粱面、蒸片子，不像忻州人，水煮高粱脱涩、蒸鱼鱼；更不像晋中老百姓，高粱脱涩后，再搅榆皮面煮着吃面条。雁北地区蔬菜很少，一年四季土豆为主，夏天有点豆角、菜瓜；冬季贮藏些萝卜，腌一缸咸菜，说到底是粗茶淡饭。

战争一起，百业凋敝。战争间歇期，谋生的商贩迅速开张营业，许多传统小吃纷纷上市。夜晚，牌楼上下、大街两侧，摆满了熟食摊贩。“孟昏昏”的熏肉，“米巨旺”的羊杂割，老包子铺羊肉馅包，“白二”的水饺，“高官”的开花馒头，还有许多凉粉摊、糕摊、蒿籽面摊，各位摊主叫卖声高亢嘹亮，腔调不同，各有风韵，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锅、碗、瓢、勺的撞击声，如同交响曲。摊子有点马灯的，有点电石灯的，也有点汽灯的，照得大街一片通明，顾客们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吵吵嚷嚷，夜市热热乎乎，繁忙兴旺。

我家地处县城中心，有一间小店，白天卖米面，夜间卖熟食。每到夜晚，房檐下悬挂着一盏耀眼的汽灯，光芒四射，店门大开，账房的窗户也敞开，炕上放着宽长的案板，马旦师傅敲着擀面棍，有节奏地将饼面甩出乒乓爆响，一串子鼓点清脆悦耳，吸引着许多围观的人。另一端，愣虎师傅熟练地搓着麻花，锅里麻花翻滚，油香四溢，吸引着食客摸袋伸手。我爹妈忙着买卖，两个哥哥也是忙东忙西，不停地奔跑。只有我在炕上观看着热闹的场面，品尝着可口的食品，每天叫妈妈给买上五分钱的熏肉解馋。这是我记忆中的鼎盛时期，是没有战乱的时候。战事一紧，有了风声，夜间便是一片漆黑，听到的只是一片混杂的狗吠声，加剧了紧张的气氛。街面萧条，冷冷清清，行人稀疏。

解放初的百姓生活

解放初，耕者有其田，农民生活逐渐改善，再不用吃高粱面了，城里的食品供应也日趋丰富。县城有三家卖肉的，羊肉三角六分一斤，牛肉五角多一斤，猪肉六角四分一斤。姚明开的粉房又加工粉条了，一斤水粉八分钱，供不应求，一个上午就卖光了。应县城水不好，不做豆腐，全城豆腐都由离城十里的龙泉村供应。一到太阳出山，挑着豆腐担子的龙泉村人，走街串巷，高声叫卖。卖豆腐不论斤，约六两大一块，卖五分钱。城里“义和明”老字号，白天卖糕点，晚上卖熏肉。贾三开的饭店隆重开业，生意红火，县城一派兴旺景象。

一九五二年夏，我小学毕业，考取大同二中。那时，学校伙食很好。每天吃两顿饭，早饭九点，每天都是焖小米；下午饭四点。每周吃五顿馒头，两顿大米，还可以吃两次肉烩菜。对一个从农村来的吃粗粮长大的孩子来说，如同天天下饭馆。我们每月是七元伙食费，又好又便宜，至今难忘。

学校的老师专设小灶，雇的是大同凤临阁的名厨，每月十五元伙食，蒸煮煎炒，精工细作，花样翻新，周周不重样，让我们学生看得目瞪口呆。

统购统销后市场萧条

一九五三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全国的粮食购销全由国家管理，市面上粮店全部关了门。学生实行定量供应，粮食仍可满足需求，但品种变了。国家征购到什么粮食，就供应什么。这一年秋天，大量供应莜面。本来我是习惯吃莜面的，但连续吃，睡的又是冷床，消化不了，闹肚子。学生发出怨言了，盼望着取消统购统销。谁知这一统，统了几十年，且统购统销越来越紧。开始街上的饭馆、熟食不要粮票，一九五五年后全国实行粮票制度，同时又搞公私合营，许多私营商店都关了门，饭馆、熟食业骤减，小摊小贩一扫而光，“乱衙门”卖荞面饸饹的小店也关门倒闭了，市场从此萧条冷落。

我恨玉米“金皇后”

一九五四年秋，我转学回到应县中学读书。回到家里，也可以帮助妈妈干活了。经常性的任务是推碾磨面。星期天集中磨上两三升玉米，吃上三几天就光了，每个星期的后半截就是现吃现磨了。每逢中午下学，先到碾房，这时肚里早已饥肠辘辘了，可是整粒的粮食尚未变成面呢！熟饭更需另一个加工的过程。妈妈是小脚，体弱多病，推碾已是勉为其难了，何况推下的面还要过箩。因此，主要靠我推了。玉米粒又大又硬，上了碾子，叮叮作响，粉身碎骨相当艰难。转呀转呀，叮叮地响呀响呀，然后又变成了“沙沙”的响声。到了最后，那些粗皮，那些角质，更是顽固对抗，都是些死硬派，要经过攻坚，才能最后消灭。每逢这时，我的眼已冒开了金星，晕头转向，两腿发软，寸步都不想移动了。回到了家里，妈妈生火、和面，我扇火、烧锅，又得四五十分钟才能吃上饭。窝头端上来了，有什么兴趣呢？颜色是金黄的，好看，可是一吃，那股天天重复闻到的玉米味啊，使我反感。窝头到了嘴里四分五裂，干涩地、粗糙地停留在嘴里，肚里迫切需要填空，而嘴却难以将其下咽，吃饭不是享受，同样是为了生存的一场战斗。每逢难以下咽，在嘴里发生僵持时，就加一口山药蛋、老咸菜，打破这种停滞不前的僵局。到了最后，就加一点水，润滑一下，让它下去。天天如此，顿顿如此，离不开的“金皇后”啊，真使人望而生畏。后来人们说，美国种玉米是做饲料的，“金皇后”是大学教授从美国引种进来的。我心里真恨这个教授，为什么把美国喂牲口的东西，引进来让人们天天吃呢！

一九五六年的建筑工地与饭馆

一九五六年春，我到大同建筑工程公司当了工人。工地在新平旺煤矿技工学校。那时建筑工地的伙食还算不错，粗细粮满足供应，吃饭不限量。午、晚饭有各种炒菜，荤素搭配，花样也不少，工人们比较满意。工地忙，休息很少，都过大礼拜。每逢礼拜，我总要去趟大同城里。进城没什么事，先是看看我两个哥哥，然后就遛大街，最后就到饭馆改善一下生活。开始我每月挣三十五六元钱，一个月伙食费也就是十五元左右，能余二十来元。那时物价低，到饭馆买一份扒肉条或烧羊肉，满满一盘子也不过七八角钱，花一元多钱就可美美地吃上一顿。那时饭馆不多，一般城市普通居民也不去饭馆，到饭馆吃饭的多是出差的流动人口。

中专学校的伙食

一九五七年秋，我考入太谷农校上学。每月助学金十元五角，供应粮食三十五斤，细粮占百分之十五。那时的饭很粗淡，大部分吃的是玉米窝头。我们每个人一个大海碗，早上一大海碗和子饭、一个窝头；中午一大海碗汤面、一勺子烩菜，还可吃两个二两来重的枣窝头。

一九五八年学校搞勤工俭学，到农村开荒种地。九月，全校师生开赴灵石山上，响应毛主席号召大炼钢铁，机关干部、城市居民、在校大专学生，都上了大炼钢铁的战场，漫山遍野，红旗飘扬。农民也都被拉到山上炼钢，秋收时没人收割庄稼，“玉米放哨，豆子放炮，棉花吊孝”，炼钢工地横七竖八都是庄稼。我们肚子饿了，就到玉米地掰几穗棒子，用火烧一烧就下肚解饥了。有时到花生地刨些花生剥了皮生吃。平时伙食一般。中秋节，炼钢工地改善伙食，烩菜炖肉，一人一大碗，热馒头管饱。每逢这种不限量的会餐，就形成了赛饭会，看谁吃得多。我们班饭量最大的齐安全，四小两的馒头一顿可以吃十来个。那时劳动强度大，油水不多，我的饭量也并不小。就是这次赛吃，我一顿吃了七个馒头，创下了此生最高记录。

公社食堂

一九五八年我们从大炼钢铁、深翻土地的战场，到了太谷侯村公社井神村开门办学。这时，大跃进的狂热劲儿已经降温，村里的粮食丢失抛撒较多，收回来的很少，特别是薯类，因大炼钢铁和深翻土地没有刨回来，冻在地里。那时公社食堂还是“一面红旗”，全村不分男女老幼都在食堂吃饭。早饭一般是红薯小米粥，我们每天到地里刨冻红薯，头天挖，第二天早上吃。挖多了，怕消成一泡水，所以只能现吃现挖。

初冬，人民公社化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共产风越刮越凶。人民公社各个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一度成为第四面“红旗”。我们所在的侯城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有一天，学校派我和王伟英回学校办事，早起我们就上了路，步行直到八点多，到了贯家堡村，正好是早饭时间，我们就理直气壮地去公共食堂吃饭。正巧食堂改善伙食，吃“猫耳朵”，灶房有许多人加工“猫耳朵”，院内挤着许多人等打饭，我们也排队等着吃饭。吃的人多，做的人少，又是费工的饭食，进度很慢，而闻讯赶来改善生活的外村人也越来越多，我们整整等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十一点才吃上这顿早饭。这是一顿共产饭，吃饭真的没要钱，完了就只一抹嘴，不知那顿“猫耳朵”吃到何时才能结束。

饿肚子的一九六〇年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刮起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国民经济。粮食丢弃严重，浮夸和高征购，征了过头粮，都为后来发生的灾难埋下隐患。一九六〇年二月，我到山西省委党校学习。党校食堂办得好，大灶每月十五元伙食费，午、晚饭八个人一桌，八个炒菜，有荤有素，主食管饱，没有一点困难的样子。到了下半年就不行了，粮食缺乏，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也影响了党校生活。

一九六〇年七八月间，抗灾度荒的锣鼓越敲越响，食堂的伙食水平已经下降，在省级机关、省委党校最早出现浮肿病人。省委派梁晋平来当校长，梁校长要长远打算，每天省一两粮，准备长期度荒。我们学员的吃粮标准由每人每天一斤降到八两七钱。每天早上只有七钱粮的和子饭，煮的大部分都是茴子白边叶，大家饿得争先恐后捞稠的吃，同学们说是“按、捞，取稠”。学校紧接着采取措施，让打野菜，每人要晒干野菜一百斤。每天下午下课后，我们就出去挑野菜，星期天整天出去挑野菜。一干一整天，饿得浑身无力，还得背上百十斤野菜走好几里路。学校周围的野菜越来越少，最后要到小店的南边去打，最少也有十几里路。饥饿与灾荒已经有了恐怖气氛。汽油供应极度紧张，许多汽车已经停止运行，农村秋菜运不到市内。为了备荒要储存冬菜，学校组织学生乘火车，然后步行到清徐县吴村挖菜，搭上火车往学校运菜。

饥饿的同学在储菜时，把切下的胡萝卜底端吃掉。许多同学开始浮肿，学校办起了“营养食堂”，专门照顾浮肿病人。“康乐饼”试生产，用麸皮、米糠和糖做成，说很有营养。学校在几个教室里修了几个水泥大池，养殖小球藻，说是高营养食品。

一切能吃的、勉强能吃的、吃后无害的东西都用来充饥。

中央采取措施压制通货膨胀，陈云发明了高价商品，回笼货币。一辆自行车由一百六十元涨到六百多元，一斤点心由八角多涨到五元，一个鸡蛋由七八分钱涨到五角。

一般干部的生活陷入困难。有个干部家在农村，老婆喂了几只老母鸡，当男人发了工资回家把本月剩余的二十多元工资交给老婆时，老婆讥讽说：“你还不如俺喂的那几只老母鸡！”

冬夜冷清、寂静，只有西北风的号叫充斥世界。肚子、世界、人们的思想，都一样空荡。

农村度灾荒

农村由于饥饿开始死人，山西省内是寿阳县最早出现，县委书记被撤职。平遥县由于浮夸，粮食局库存只有五万斤，对于一个有四十万人口的大县，这一点库存粮将导致严重问题，省委当机立断撤了县委书记。当时农村发生的严重问题，省委认为是基层坏人掌权，决定开展五个月夺权斗争。一九六〇年省委决定党校学生全部下乡，我被分配到阳泉市辛庄村。那时，公共食堂还在，社员们每顿饭拿上砂锅排队打饭。食堂的饭，早、晚一样是糊汤汤，即玉米面糊糊，中午是黑豆叶子玉米面窝窝。开始吃黑豆叶，以为是遭了灾，以此充饥。吃时，咬不断，嘴里乱，更难咽。后来才知道，吃黑豆叶是这里的生活习惯。

不久，食堂解散了，只剩下我们工作队自己吃饭。每天一斤粮，菜没有，油没有，肉更见不着。早晚仍然是糊汤汤，嫌少，就多加水，稀汤灌大肚，越灌肚越大，越饿。到了年底，单留下我们工作队，晚上吃不饱，可以用自己的粮票买些玉米面，然后烙饼。晚上喝一砂锅糊汤汤，我还可以吃一斤玉米面加黑豆叶的烙饼，吃后肚里还觉得不满足，真不知肚子到底有多大！

春节来临，村里看不到一点节日气象，死气沉沉。上级通知工作队春节一律不允许离开工作岗位，要和群众同甘共苦。过年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队里死了驴，驴肉分给了社员，剩下驴骨架，社员不好分，队里说拿去照顾工作队吧！这样，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得到了照顾，生活仍比社员强。春节过后，我们工作队被调到平定县南庄。南庄与辛庄相隔几里，是邻村。南庄是个大村，经济更为贫困。当我们进村后，营养食堂有一百五十多人。千把人口的大村街上没有行人，只有在营养食堂开饭时，能看见拄着拐杖的老人在街上缓缓而行。营养食堂的人数每天都在减少，村里每天都在死人。大队办公院内，集中了五六个木匠，专门加工棺材，由于效率不高，死人太多，生产的棺材赶不上需要。人间变成了地狱，全村阴森，布满恐怖气氛。死人后只有偶尔听到号哭，哭声并不多，人们无力痛哭。

春荒越来越严重地威胁人的生命，上边一点办法都没有，人们只能坐以待毙。唯一盼望的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以那绿草和树叶充饥。当树芽刚发、绿叶展开以后，人们就开始用树叶来救命了。先是榆树，后是杨树，最后连臭椿树的叶子也用以充饥了。把树叶采下来，用水煮，再用水泡，洗了一遍又一遍，想冲掉绿树叶中的苦、臭味，反反复复地只能冲洗而已，绝不会洗得一干二净。为了充饥，我还得一碗一碗硬着头皮吃下去。

一九六一年四月我请假回家。回到家乡听到的、看到的都是一九六〇年灾难留下的阴影。涨价、供应紧张、浮肿、死亡等，在人们的心中刻下了难以忘怀的痕迹。人们说：“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就是人民吃不饱。”近几年来，三年灾害的真相逐渐曝光，有的说全国饿死三千万，有的说两千万，不管哪个数字，都是骇人听闻的。

下乡吃派饭

一九五八年的大折腾引起一九六〇年大饥荒，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也引起了党内反对的声音。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既转移目标又压制了反对的声音。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央决定在农村搞“四清”运动，党校学生全部到祁县下乡搞农村“四清”试点工作，我在东观公社工作团办公室工作。公社的食堂刚刚被撤销，我们都是被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吃派饭。说起这件事，还有一段故事。晋中地委党校的两位老师张子仪、李荣槐，就东观公社食堂写了个调查报告，中央华北区批转到各省。报告列举了公社机关食堂的许多坏处，诸如脱离群众、搞特殊化、多吃多占等，此后，各公社都撤销了食堂。公社没有食堂，有许多困难，比如公社干部开会回到机关到哪里吃饭？总不能都去派饭吧！临时派，老百姓也不欢迎。所以，公社没食堂又到供销社去搭伙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华北局做出这个决定，不从实际出发，只是从字面上看“革命意义”。

我作为工作队员，就在队里吃派饭。有三家记得十分清楚：一是公社对门的胖大嫂，豪放、直率、开朗，对我十分友好；二是后脑勺突出的一位大嫂，做溜尖做得好，我第一次吃溜尖是在她家吃的；三是做小买卖的那家，老夫少妻，有九个孩子，到他们家吃饭特别热闹。吃派饭是“三同”之一，叫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工作队员下乡必须遵守的“铁规”。吃百家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好、有赖，有净、有脏，要求带着“阶级感情吃”。在工作团办公室工作，经常要到各个村了解情况，去哪个村就在哪个村吃派饭。

有一次，我去东六支村下乡，被派到一个天主教徒家里吃饭。这一家很穷，房子破旧，家里一盘大炕，除去几个大缸，没什么家具。灶火在靠炕的中间，炕上放了和好的一块面，面上爬满了苍蝇，做饭的婆姨两手粗黑，坐在板凳上往灶火里塞柴，火烟从火口向外边蹿，水开后水汽升腾，和柴烟搅在一起，满屋子乌烟瘴气。女主人烧柴以后，马上两手抓面，苍蝇轰的一下全飞了起来，女主人用擦板擦圪斗，擦完后，将已切好的菠菜倒入锅内，锅翻滚起来以后，用漏勺给我捞了一大碗擦圪斗，炕上有盐钵子、醋壶子，抓一把盐，倒一股子醋，调起来就可以吃了。看那满屋子乱飞的苍蝇和爬在面上的情景，又看看碗中被苍蝇爬过的圪斗，真是难以下咽。

省委书记抓油条

一九六二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以后，形势开始好转。毛主席问陈云形势几年可以好转，陈云说十年。毛主席在北京听到的都是悲观的估计。到河南问起纪登奎，纪登奎说，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政策不对，只要变过来，两三年时间，形势就会好转。后来证明纪登奎说得有道理。

当时山西省委不仅抓农村落实政策，发展生产，而且大抓城市供应。一九六〇年以后，太原市街面的早点没有卖油条的，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发现后就大抓油条，把早点油条作为形势好转的一个标志。果然见效，没用多久，太原市四处出现了卖油条的摊点。一九六四年我从党校毕业分配到省委工作，省委大门对面的北司街口，有一家油条店，一根油条七分钱，早上两根油条、一碗豆浆，用不了两角钱。省委大灶办得也不错，尽管供应粮只有二十八斤，但副食不错，一个过油肉两角五分，红烧肉三角，红烧带鱼三角，肉烩菜一角五，素菜七分，可以说物美价廉。

“土八路”吃西餐出了洋相

一九六四年冬，中央部署全国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我也调到省“四清办”工作。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二日，省委把全省“四清”工作团的领导和骨干集中到省城开会，贯彻《二十三条》。这个《二十三条》，批了“桃园经验”，否定了第二个《后十条》对农村形势的估计，矛头已指向刘少奇。第一次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左”的理论又一次升级。会议正赶上一九六五年春节，过年不让参会人员回家，大大小小的头头儿都不满意，有情绪。会议千方百计要搞好伙食，讨人欢喜。征求大家意见，春节早上吃什么？好多“土八路”都没吃过西餐，纷纷要求吃西餐，大会照办。大年初一早上端上西餐时，“土八路”都叫喊吃不惯。特别是那款煎鸡蛋，蛋黄还是稀稀的，都叫喊“生”的，要求重煎，其实西餐就是那个做法。我也是有生第一次吃西餐，看到整个饭厅混乱的场面，心里好笑，“土八路”想“洋”一回，结果洋相出尽。

高级干部的伙食

一九六五年五月，华北局在晋祠宾馆召开各省书记读书会，省里同时召集各地、市委书记开会，我到会上服务。那时饥荒已经过去，市场供应好转。地、市委书记们在晋祠南楼吃饭，一天一元钱的伙食费。吃了几天，猪、牛、羊肉已经吃腻了，改为鸡、鱼、鸭。主食不想吃包子、饺子了，最想吃的是绿豆面压饸饹，浇葱花香油汤。晋祠宾馆每栋楼房都自设厨房，能够单独开伙。李雪峰住在一号楼，据说每天五元伙食费，吃的是山珍海味、鱿鱼海参。高干生活特殊，而且开始奢侈。

中办学习班肥得流油

一九六八年，由于“文革”，物资奇缺。太原市民每月每人三两油、半斤肉，二十八斤供应粮只有八斤白面，其他都是粗粮，白面只是在节日吃一点。粗粮，孩子们不好好吃，就制作包皮面。一点白面包一大块玉米面或高粱面，白面薄如蝉翼，包在里面的颜色看得一清二楚，可谓绝技。

一九六八年三月，中央把山西三百名省级机关干部集中到北京空军二高专，办学习班，我从太原来到北京。领导介绍说，伙食费每天一元，按会议标准，是请示毛主席以后确定的。每天午饭、晚饭大鱼大肉，正餐八菜一汤，四荤四素。每星期吃一次猪肉包子，蒸包子的锅里漂着厚厚的一层油。住了不到一个月，脸色由黑变白，许多人胖得原来的裤子都不能穿了。当时物价低廉，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低下，每天一元是相当高的伙食标准。开始我们都像饿狼一样，食堂给吃的是大块肥肉。吃了不到半个月，人们就吃不动了，嫌猪肉腻了，食堂就给吃鸡、鱼、鸭、蛋，不断地改变菜谱，调剂花样。

十月份，学习班搬到石家庄。河北省农业人口较多，和城市人口的比例是十四比一，而山西是九比一，因此河北的农副产品比山西便宜。按北京学习班的伙食标准，在石家庄办伙食的人不知该让我们吃什么！吃烧鸡人均半只，可以买空全市的烧鸡店。因此，学习班各大队吃烧鸡必须轮流，不能同日吃鸡，否则会引起市民不满。烧鸡不能多吃，鱼、鸭、虾又供应不上，每月伙食结余太多，后来学习班的伙食降到八角，也很难吃完，吃得最多的就是猪肉炖粉条。猪肉炖粉条本来是个好菜，可是天天吃，有的人说，一看见粉条，就想起蛔虫，难以下咽。许多人都发生“过敏”，这些现在看似趣闻，却是那时我们在学习班的真实生活。过去不了解河北农村，帮助夏收到农民院里一看，一进大门，对面就是厕所兼猪圈，猪就在厕所的粪坑里喂养。厕所斜坡上黄色的屎一条一条，有的趴在坡上，有的滚落到坑内，滚落到坑内的被猪很快吃掉了。看到此情此景，才知道石家庄养的是粪猪。

灾区的恐怖

一九七二年冬，我在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任副主任，到灾区调查，早上从阳方口乘车出发，经过十几小时的颠簸，下午终于到了保德。保德县旧城很小，主街道中间有一条沟，弯弯曲曲，沟两边是街道，街道边盖了些高高低低破旧的平房。街上的行人不多，冷冷清清。但是，满脸乌黑、蓬头垢面的乞丐占的比例不小。看到这番残败的情景，想起“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的民谣，确认保德县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民谣：“刘代文，好书记，要粮要款要救济。”保德是老区，又是特贫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基本靠救济过日子。

第二天，我和李梦陵去目的地调查。行宫岩不通汽车，靠两条腿爬山过沟。西北黄土高坡，过去说鸡爪田，脑子里尚无具体形象，这次步行目睹山峁、沟坡坡，亲眼见到小土原由于多年水土流失，从顶垣到沟底，冲刷出一道道沟壑，远远看去真像踏在土丘上的鸡爪。经过攀爬，下午三四点到了行宫岩。那天，正好是周六。到了夜晚，整个村子死一样地寂静。到了半夜，老乡们说就有死鬼勾魂，一个屈死鬼，找一个替死鬼，村里天天有上吊自杀的，全村上吊自杀的已有三十四人。有点办法的、能走能动的，许多已跑到口外。一个八百多口人的中等村庄，跑到内蒙古的过半。人少了，村子更冷清。死人死得恐怖，阴云笼罩全村。没吃没喝，又冷又冻，只有绝望袭心，那些死者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寻了短见，做了冤魂。

京西宾馆的美食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主席，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山西代表团沾了华主席的光，被安排在京西宾馆。京西宾馆的饭菜十分精美，全国各地的名吃尽可品尝。在这里我第一次吃四川的浇肉汁锅巴，锅巴被浇上滚烫的肉汤的那一瞬间，“喳啦”一声脆响，随声飘来米、肉的香气，真令人陶醉。京西宾馆的厨师能把猪皮加工成“鱼肚”，使人真假难辨，当成珍品。最让人难忘的是夜宵。白天三餐，伙食标准是一元。夜宵是伍角的标准，各种小吃、甜点，花样繁多，什么绿豆羹、黑米羹、各种水果羹，还有当时地方上根本见不到的酸奶，都可一饱口福。本来夜间并不加班，每天晚上看完文艺表演，专门不睡，就等着吃这顿夜宵。

北薛靳厕所对我的触动

一九八一年我调到平遥担任县委书记。一九八二年秋，我到平遥县香乐公社北薛靳村下乡，进了一个农家院，我想方便一下，就上了院里的厕所。当地农民使用的是旱厕所，一个七八平方米的深坑。到那里解手，一看，粪坑内所有的粪便全是红色。农民日常口粮全都是红高粱，拉不出黄色的粪便。目睹的这一现状刺激了我，想想农民天天吃高粱，生活该有多苦啊！

一九八一年平遥全县小麦产量只有一千八百万斤，在讨论征购任务时，我们焦头烂额，因为完不成任务。机关干部对前任县委书记因有胃病多吃一点细粮满肚子意见。我当时想，国家需要小麦，机关干部、城市居民都想多供应点白面，农民改善生活也应该多吃白面，为什么非要种高粱不可，小麦难道不可以高产吗？但要说服基层干部和群众，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一九八二年麦收后，我到杜家庄公社调查，公社书记梁锡华告诉我，他们公社逐年扩大小麦面积，小麦连年增产，亩产超过了高粱。高粱由于“三黑病”的困扰，呈减产趋势，高粱高产是表面现象。后来调查全县高粱亩产的情况，确实比杜家庄小麦亩产低，而且差额还不小。小麦生产省工、省时，成本低；高粱费水、费肥、费工，成本高。有了这一实例，就可以说服干部和农民，一九八二年大抓小麦生产。秋季“三干会”前农业局、科技局针对平遥小麦种植存在的问题和准备推广的技术，搞了几组对比示范田，如对比种子、播种机具、磷肥，不同数量的底肥等，在“三干会”期间组织参会人员去现场参观，眼见为实，不用多讲，起到了示范教育作用。平遥小麦备耕原来基本不用磷肥，一九八二年用磷肥做底肥，一九八三年大丰收，总产由原来的两千五百万斤，猛增到七千六百万斤。一九八四年小麦总产突破了一亿斤，创造了历史，平遥人再不用为吃高粱面发愁啦！

第一次接待外宾

一九八二年秋，山西省医药公司邀请马来西亚商人参观平遥双林寺，并要在平遥招待所吃晚饭，要求一桌饭菜是一百元的标准，这可难住了招待所所长。那时平遥招待所一桌饭菜二三十元，从来没上过百元。所长又不会弄虚作假、抬高价格，结果，把平遥招待所拿手的、好吃的、最贵的都凑齐也不到一百元。外宾不喝酒，提出要喝矿泉水，当时不要说招待所，全平遥也买不到一瓶矿泉水，没有办法，派人跑到太原迎泽宾馆，才买回几瓶矿泉水。

平遥古城来客很多，差不多每天都得陪客吃饭，当时我只有几十元的工资，如果按实际价码自掏腰包，确实掏不起。但如果每次都白吃，我认为不应该，问心有愧。县里规定陪一次饭，自交五角钱。我每月月底到招待所结账，把应付款一次交清。平遥特产牛肉，有许多老同志委托代买，都是按价收回肉款。那时不仅我个人廉洁，官场的风气和现在也不一样，大吃大喝之风没有形成。我接待过两位省委书记，谁也没想过喝酒。上级领导吃饭都自觉地交粮票、饭费，不够的部分，由县政府补贴招待所，一九八二年是两万多元，一九八三年是四万多元。但是到了二〇一〇年，新闻披露，平遥县一年的公款招待费已经达到三千四百多万元，这太让我吃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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