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作者：（美）奈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07-01

ISBN:978755027677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作者简介

本书赞誉

中文版序

献词

第一章 美国世纪的创建

美国世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美国霸权的神话

半霸权

第二章 美国在衰落吗？

历史的经验教训

第三章 挑战者和相对衰落

欧洲

日本

俄罗斯

印度

巴西

第四章 中国的崛起

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

软实力

中国的战略与美国的反应

美国的反应

第五章 绝对衰落：美国会像罗马一样吗？

社会与文化

经济

政治体制

本章结语

第六章 权力转移和全球化的复杂性

非比寻常的复杂性

2030年的世界

信息革命和权力扩散

第七章 结论

净实力评估和均势

策略选择

结语

延伸阅读

致谢

译后记

作者简介

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生于1937年，先后受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并于1964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77年，约瑟夫·奈开始步入政坛，出任过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全国情报委员会主席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后来重回哈佛大学，曾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现为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

约瑟夫·奈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以地区一体化和国际相互依赖最为突出。在与罗伯特·基欧汉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结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方法，将权力概念导入对相互依赖的分析之中，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运用传统的强权政治观分析地区一体化，以经济相互依赖说明均势，构筑理论框架阐述公共政策，并将规范哲学方法导入对国际关系新现象的研究，从而明确了自由国际主义学派的一般发展趋势。相互依赖理论直接促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自由国际主义（理想主义）的复兴，催生了新自由主义。

1990年约瑟夫·奈出版了《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软实力》一文中，最早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概念，被称为“软实力之父”，“软实力”随即成为冷战后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专有名词。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一书中，他又对“软实力”概念进行了补充。

之后，约瑟夫·奈又使用了新概念“巧实力“（Smart Power),”巧实力”是由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2004年在《外交》杂志上提出的，强调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外交目标。2007年约瑟夫·奈与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发表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提出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成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主轴。在最新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调查中，约瑟夫·奈被认为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力最大的学者之一。

近年来，他尤为关注中国“软实力”的增长，于2005年年底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软实力的崛起》一文，并多次来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大学进行演讲，阐述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

本书赞誉

约瑟夫·奈教授是集学术功底、政治经验和个人修养于一身的知名美国学者。他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一书中简明扼要地写道，在一个大国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世界上，美国远没有衰落，而中国可以和平崛起。对于关心当代国际政治的读者，尤其是身处其中并负有重要责任的人士来说，书中的观点和哲理发人深省，表达方式和分析框架可资借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

当《美国世纪结束了吗？》的标题映入你的眼帘，作为国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的公民，你肯定会立即联想到“中国世纪开始了吗？”，进而眼前会立即闪现“美国衰落”和“中国崛起”这两个中文报刊日益频繁出现的词汇。那么，“美国世纪”和“中国世纪”的定义、由来、内涵是什么？“中国世纪”能否取代“美国世纪”？何时取代？如何取代？“修昔底德陷阱”能出现吗？何时出现？如何出现？作为有幸在第一时间拜读了世界知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教授的大作《美国世纪结束了吗？》的读者，我强烈将眼前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因为它回答了上述所有问题。你如果不想被媒体误导，就试着翻开第一页开始阅读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

《美国世纪结束了吗？》实际上是约瑟夫·奈对美国是否走向衰落的回答。如何深刻认识美国，对中美两国都是大事，因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两国的现实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分歧和对立；约瑟夫·奈说：“恐惧和傲慢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不信任，将使任何大国关系中可能出现的、不可避免的争议和分歧的掌控更加困难。”但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美国？恐怕不能简单地沿用冷战思维：非恐怖，就傲慢。兼听则明。要多听听中国学者怎么看，也要听听美国学者怎么看。约瑟夫·奈就是值得听一听的美国一派学者的代表性人物。所以《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一书值得一读。

——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国祚

作为软实力之父和美国政治科学家的领头人物，奈清楚地了解地缘政治学。在新书《美国世纪结束了吗？》里，他强调美国地缘政治的优势仍在，且依然坚挺，远没到落幕之时。

——《时代周刊》

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这本出色的书中，约瑟夫·奈指出美国在经济、人口、地理乃至军事方面都依然拥有持久优势。

——《金融时报》

这本短小精悍的书，强力反驳了那些过早发布美国讣告的人。

——《经济学人》

学术和政治迷们阅读这本《美国世纪结束了吗？》可能轻而易举，但因为这本书通俗易懂，普通读者同样也会发现它的迷人和深刻之处。约瑟夫·奈关于所谓美国地位下降辩论的贡献，不管是对专家学者还是对普通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赫芬顿邮报》

约瑟夫·奈在他极具洞见性的新书里指出：美国可能仍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保持作为世界主要力量的地位。这个预言缓和了奈之前的警告——美国国内政治障碍可能是对美国衰落最关键的挑战。

——《波士顿环球报》

美国衰落的不可逆转不再是既定的。约瑟夫·奈令人信服的分析表明国际秩序的未来以及美国和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将由国内和国外的核心政策来决定，而不是由那些压倒性、决定性、历史性的力量来决定，虽然这些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力量的自然维度、深度和持久度。如同约瑟夫·奈所断言，国家历史是一个更具动态的过程。

——陆克文

澳大利亚前总理

这本重要的书体现了约瑟夫·奈的最新思想，对于纠正关于美国未来这一议题常见的过度悲观或过度自满是非常有价值的。

——劳伦斯·H.萨默斯

哈佛大学

奈高超的分析展现了力挺美国将保持主导地位的人的可信之处，同时也迫使衰落论者参与到这场讨论中，甚至重新思考他们的假设。

——阿米塔夫·阿查亚

美国大学，《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作者

约瑟夫·奈清晰且具有远见性地分析了力量复杂性，探索了硬实力和软实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如何在统治终结的时候保持领导力等一系列问题。欧洲读者们应该从美国的经历中学习经验，这对于欧盟的发展将会是很好的借鉴。

——马里奥·蒙蒂

曾任意大利总理（2011-2013）；米兰博科尼大学校长

美国力量的未来是我们这个世纪最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没有人能比得过约瑟夫·奈。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曾担任福特、老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一书中，约瑟夫·奈强调了通过外交与合作的政治策略使美国的优势得以延续。这个策略将不会过度扩张或过度紧缩。

——罗伯特·B.佐利克

前世界银行行长；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和副国务卿

约瑟夫·奈是值得一读的——客观而不冷漠、深刻而不说教。我们这个无序杂乱的世界就需要这种挑战性的答案。

——大卫·米利班德

英国前外交大臣（2007-2010）

约瑟夫·奈的分析强调了尽管美国并不占优势，而且当今世界更复杂，但是离美国世纪的终结还很遥远，它的下一个篇章将会不同。这并不是最吸引人的言论，但完全让人信服。

——沃尔夫冈·伊申格尔

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德国前驻美大使

中文版序

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如果掌控不当，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冲突，从而扰乱世界政治秩序，就像一个世纪前发生在英国和崛起的德国之间的冲突一样。掌控得当，不仅能避免冲突，而且两个国家都可以从合作中获益，来共同处理像货币稳定、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传染病、网络犯罪这样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的跨国挑战。

中国和美国应共同努力生产全球性公共产品，不仅他们能从中受益，而且其他国家也能从中受益。这种合作最大的威胁是对两国之间实力关系的某种误解。当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某些中国媒体对更为强硬的政策诉求在美国引起了恐慌。恐惧和傲慢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不信任，将使任何大国关系中可能出现的、不可避免的争议和分歧的掌控更加困难。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对对方构成现实威胁。与竞争相比，双方都将从合作中获益更多。

中美双方都能准确地理解美国实力的作用，这对从正和角度（positive sum perspective）来对待上述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消除那些可能会使两国关系难以掌控的误解。

幸运的是，这本书受到了欢迎和好评，伦敦《经济学人》周刊将其中的论述称为“雄辩”。我希望我的中国读者们将从下述视角来看这本书——这不是在吹嘘美国的实力，而是提供了一种学术分析，它允许我们进一步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其重点是在正和（positive sum）方面。

展望未来，一些悲观主义者们预测因为中国的日益强大，并力求从西太平洋将美国赶出去，冲突即将发生。一些分析家们也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冲突必然会发生。他们认为，美国应该现在就采取行动，以遏制“中国的威胁”。

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合适的美国政策应该是接受中国崛起，并在现实主义和交流融合之间找到平衡。当克林顿政府第一次考虑如何回应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崛起时，一些批评者们呼吁在中国变得太强大之前采取遏制政策。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我们拒绝了这样的建议。

首先，我们应该欢迎中国的崛起。正如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所做的那样，让数亿人摆脱贫困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这符合我们的人道主义原则和经济利益，所以经济关系可以是正和的。

其次，因为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希望（现在仍然希望）与美国和中国同时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结成一个反中国联盟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政策会不必要地导致美国在未来与中国为敌。正如当我在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国防部部长助理时常说的那样，如果你把中国当作一个敌人，你一定会得到一个敌人。为什么要抛弃一个良性未来的可能呢？

相反，美国选择了一个可以被称为“融合与保障”的政策。中国被接纳进世界贸易组织，同时重启美日安保条约以确保中国不致于欺负日本。如果一个崛起的中国向四周展示它的力量，那就会驱使邻国寻求平衡它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

这是评估中国和美国相对力量的一个关键点。正如阎学通就关于中国如何打败美国的话题曾写道：“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为了建立友好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发展比美国更有质量的军事外交关系。没有哪个主要国家能和世界每个国家都保持友好，因此中美之间竞争的焦点就是看谁有更多高质量的朋友。”就政治结盟而言，《经济学人》估计，在全世界150个最大的国家里，近一百个国家向美国倾斜，21个国家持敌对态度。但软实力或吸引力的竞争是值得欢迎的。

2011年，美国宣布了向亚洲——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实施再平衡的战略。一些中国人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亚洲的“再平衡”政策就是某种形式的遏制。然而，与冷战时期不同，那时美国与苏联几乎没有任何贸易或社会接触，而现在美国与中国有大量的贸易，还有超过27.5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上大学。这当然不是历史学家和分析家们所理解的遏制术语。与遏制相比，塑造对中国的决策环境是对美国战略的一个更为准确的描述。

一些分析家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当其实力增强时，会急于推翻既定的国际秩序。但中国并不像20世纪的纳粹德国或苏联那样，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修正主义者。中国关注它自己的声誉。当中国创建并加入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促进符合其要求的区域组织的发展时，中国已经从现有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他许多国际机构中获益良多。其他国家和机构也在帮助塑造环境，鼓励负责任的行为。当布什政府的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欢迎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时，他暗示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接受。

此外，科技和社会的变化为全球议程增加了一些重要的跨国问题，如气候变化、传染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这些问题并不代表国家之间的实力转换，而是实力正在从政府手中向外扩散。应对这些全球性的威胁，就需要增强包括中国、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内的政府间合作。

与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相比，美国有更多的时间来解决它与一个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将比德国有更多的时间从中获益。如果美国继续避免以遏制作为其战略，而中国接受美国在西太平洋存在的合法性，这将为两国创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机会。

美国和中国是否能抓住机遇，发展出这样的关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人为的错误和误判总是有可能的，但做出正确的选择，冲突就并非不可避免。

我希望本书可以有助于这样的良性结果。

约瑟夫·奈

献词

没有哪个作者是一座孤岛。

对我本人来说，

从很多人那里学到许多使我受益匪浅的东西。

对他们，我深表感激。

第一章　美国世纪的创建

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许多人似乎这么认为。

近年来的民意调查显示，在22个被调查国家中的15个国家里，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中国将取代或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领导力量。2014年的一次皮尤调查①发现只有28%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独占鳌头”。相比之下，2011年的数据是38%。不过，这也许正像马克·吐温的那句调侃名言：“关于我死亡的报道已经被大大夸大了。”

当美国于18世纪独立之后，英国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感叹地说过，英国已经被降低到撒丁岛②的地位了。事实上，英国当时正处于工业革命的转型前夜，而工业革命后，英国在下个世纪依然是全球强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问到，如果大英帝国持续了两个世纪，为什么“我们只过了五十年左右就走下坡路了？”[1]在苏联解体，留下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前夕，很多畅销书将美国的情况与菲利普二世后衰败的西班牙相比。当美国成为单极世界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一位位居前沿的政治学家曾预言它会很快走到尽头。[2]有了这些警示的先例，我们在试图回答本书书名所提出的问题时需要保持谨慎。

美国世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首先，必须搞清楚我们所说的“美国世纪”意味着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可能的日期是在19世纪末，当时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当20世纪开始时，美国占了世界经济总量的近四分之一，这种状况持续直至二战前夕。[3]因为那场战争摧毁了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同时却增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这使得美国在战后初期几乎占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

渐渐地，随着其他经济体的复苏和增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异常份额恢复到了战前大约四分之一的水平，这部分归功于美国政策的结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然而这种“回归正常”即意味着1945年至1970年时期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份额的下降，从而产生了美国衰落的认知。

如果以成为最大经济体的国家来定义的话，美国世纪大致与20世纪吻合，在20世纪中叶达到巅峰，并在其后十年左右结束，因为分析家们预计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使用“购买力平价”③(Purchasing Power Parity)进行调整后，世界银行的一个下属机构认为中国已经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方面超过了美国。[4]还有一种以中美货币的交换率来衡量经济的预测表明中国将在十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要看到美国世纪的结束呢？

不一定。权力是通过影响他人而得到想要结果的能力，有三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强制手段（大棒），恩惠（胡萝卜），吸引或说服。大棒和胡萝卜都是硬实力的形式，吸引和说服被称为软实力。这些方面的实力都是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只以单一的经济力量来定义美国世纪。

例如，当美国在19世纪末成为最大的经济体时，它并没有被视为全球力量平衡中的一个主要成员。直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把一部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资源以后，情况才有所改观。此外，即使一个国家拥有大国的资源，但它的资源转换能力可能很差，正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证明的那样，它是最大的经济体，却伴之以一项孤立政策。所以，当中国在总的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时，如果我们考虑经济、军事和软实力这三个维度，我们将不会自然而然地见证美国世纪的结束。此外，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只是经济实力的一个方面。

不仅从实力资源，同时也从美国使用这些资源影响全球均势的方式来定义和确定美国世纪的时期将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5]在19世纪时，美国人用他们的经济实力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同时遵循乔治·华盛顿的建议避免结盟，而门罗主义④则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半球，所以美国过去在全球均势中仅是一个小角色。美国没有保持大规模的常备军，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海军规模比智利海军还小。美国人并不回避军事实力（与墨西哥和印第安土著部落的战争可以证明），但孤立主义表达了美国对欧洲大国的态度。在1898年短暂的美西战争中，美国从衰落中的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其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殖民地，但那个正式的全球帝国主义时期是短暂的。当西奥多·罗斯福建立起美国海军并涉足全球外交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仍主要关注西半球。

一个巨大的变化是美国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近来，迈克尔·林德⑤指出：

美国世纪开始于1914年。美国世纪终结于今年。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处于崩溃状态，美国的经济状态不佳，而美国的民主已被破坏。其他国家将美国看作谨慎的外交政策、民主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成功典范的日子可能已成为过去。美国世纪，1914年至2014年。安息吧。[6]

没有任何夸张，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打破传统，首次派出美国军队到欧洲作战。此外，他建议成立国际联盟，在全球范围内规划集体安全。但参议院否决了威尔逊的提案，拒绝批准美国参加国际联盟，部队回国后，美国“恢复了正常”。虽然当时美国已成为全球权力平衡的重要因素，但它在接下来的20世纪30年代却成了充满敌意的孤立主义者。因此，将富兰克林·罗斯福决定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期定义为美国世纪的开始会更准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抵制孤立主义，并敦促美国参战，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亨利·卢斯⑥在1941年2月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社论《美国世纪》。[7]

同样重要的是哈里·杜鲁门在战后的决定，这导致了美军在海外的永久驻扎。当1947年英国由于自身太弱而无法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时，美国则取而代之。美国于1948年为马歇尔计划投入巨资，又于1949年创建了北约，并在1950年带领“联合国联军”投入朝鲜战争。这些行动是遏制战略⑦的一部分。遏制战略创始人乔治·凯南（和其他人）所看到的二战结束后的世界里存在着具备工业生产力和发展后劲的五个主要区域：美国、苏联、英国、欧洲和日本。与这五个之中的三个结盟以遏制苏联力量的增长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直至今天，美国军队仍驻扎在欧洲、日本、韩国和其他地方。

从1945年到1991年，全球均势被描述为两极——有两个位居于其他所有国家之上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拥有极不相称的实力资源和势力范围，并在不结盟的世界中争夺优势。两大巨头陷入了一场核军备竞赛，最终导致了彼此力量的平衡。但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就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尽管这个术语是不幸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把这个现象称为所谓的“单极”世界。也许有人会说，美国在1991年成为唯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军事力量的国家，这便是美国世纪开始的第三个可能的日期。美国海军的规模相当于随后的十七个国家海军的总和，不仅如此，美军还拥有空中优势，在太空和网络空间技术中领先，甚至美国的军事预算为全球军事预算总和的近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通过结盟来平衡美国的军事实力变得非常困难。

美国霸权的神话

近代以来，没有任何国家有过美国所拥有的那么多的军事优势。一些分析家把它称为美国“霸权”，并把它与19世纪的英国霸权相比较。经常可以听到诸如美国“似乎正跟随着最后一个全球霸主大英帝国的步履”[8]这样的说法。这样的历史对比被很多人所接受，然而却是一种误导。

在所谓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时期，英国并没有今天美国所拥有的那种优势。英国的策略是“两强标准”⑧，并由此建立了一个统治四分之一人类的日不落帝国。尽管如此，大英帝国和当代美国在相对权力资源上仍存在着很大区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列强中，英国军人数量上只排名第四，GDP排名第四，军费开支排名第三。[9]国防开支平均为GDP的2.5%~3.4%，帝国的统治很大程度依赖于殖民地军队。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860万英国军队中，近三分之一来自海外附属国。[10]然而随着民族主义的上升，使伦敦以帝国名义宣战变得越来越困难。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保护整个帝国不再是一种资产，而变成了一个负担。在所有有关美利坚帝国的言论中，美国比过去的英国拥有更多的自由。当英国面临着德国与俄罗斯这些强大的邻国时，美国得益于两个大洋和较弱的邻居。

此外，“霸权”这个词被以各式各样、混淆不清的方式使用着。对于要持有何等程度的不平等和什么类型的实力资源才能被定义为霸权，学者们并没有共识。一些学者将“霸权”与“帝国”互换使用，但正式的帝国并不是成为霸权的必要条件。其他学者则把“制定国际秩序”的能力称为霸权，但又认为它几乎不存在。[11]还有的人把这个词作为位居主导地位或具有最大实力资源的同义词，并以19世纪的英国霸权作为参照。然而，即便当英国在1870年达到其权势巅峰的时候，它的GDP仅排名第三（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军力也排名第三（次于俄罗斯和法国）。虽然英国具有海军优势，其权势却在其他领域受到制衡。同样地，那些谈论1945年后的美国霸权的人没有注意到，美国的军事力量受到苏联军事力量四十多年的制衡。在世界经济中美国拥有非同一般的实力，但政治和军事行动受到苏联的约束。

有些学者将1945年以后的时期描述为美国主导的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秩序，这种秩序给予较弱的国家通过体制化的途径分享美国实力的机会，而美国则提供了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并主导一个具备多边规则和机构的松散系统的运行。正如约翰·伊肯伯里⑨的描述：“美国提供了全球性服务，例如对开放市场的安全保护和支持，使得其他国家愿意与美国的主导合作，而不是抗拒”。[12]有些分析人士指出，即便美国的实力资源在衰落，从维护这个制度框架中受益对不少国家来说可能仍然是有说服力的。[13]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世纪可能会比美国在实力资源中的主导地位活得更长久。其他人则认为，随着新兴力量的出现，这个开放自由体制的秩序即将终结。

批评人士指出，在美国霸权的神话里，一直有很多虚构与事实混杂在一起。[14]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秩序，更像是一群主要以美国和西欧为中心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它并不总是给非成员国带来良性影响。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的，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全球性世界秩序。[15]因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与苏联阵营——都不是成员国，美国的世界秩序其实管不了一半的世界。就全球军事平衡而言，美国不是霸权。在经济领域中，美国的领导地位创建了治理世界经济的自由体制、规则和实践，但那也只有一半的世界。更准确地说，它可能被称为“半霸权”。挪威学者吉尔·伦斯坦曾将1945年后这一部分的美国世界秩序归纳为“受邀而入的帝国”。它的支持者们认为，通过在其他国家中推动多边机构的发展并允许他们分享实力，美国使这种自由秩序获得了合法地位。在原则上，它能够在美国的逐渐衰落中继续生存下去。

那么，能让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新兴大国加入到这个秩序中去吗？包括阿米塔夫·阿查亚⑩在内的一些人认为不可能。他预计世界秩序将基于地区主义和多元化，他将此比喻为一个多厅电影院。在那里，不是只有一部电影在播放，而是在一个共用的架构下有着许多对等相当的选择。“因此，不要再去思念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我们应该准备‘大胆地向前人没有到过的地方走去’。”[16]

半霸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霸权”是一个很不精确的概念，无法用来定义“美国世纪”。它有时指的是占据优势的实力资源，有时指的是为他人制定规则的行为，有时指的是获取想要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模糊，我们不能确定它何时开始何时结束。诺姆·乔姆斯基⑪甚至认为“‘失去中国’是走向‘美国衰落’的第一个大步”，而其他不少人则认为那时美国还占有优势。[17]

如果曾经有过美国霸权的话，它应该是始于1945年，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美国那时占有将近一半的世界经济。到1970年为止，那时美国占世界产品总量的份额降至了其战前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的水平。然而，在此期间，美国经常面对它不想看到的——看着苏联获得核武器，共产党接管了中国和越南的一半，在朝鲜战场僵持不下，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镇压，卡斯特罗对古巴的控制等。因此，在表达一个国家对所有三种类型的实力资源拥有不相称（但可测量的）的份额时，我更倾向于使用“主导地位”或“居高临下”，而不是“霸权”。

1945年后，美国在经济实力的资源方面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但在政治-军事实力方面，世界是两极而不是“霸权”，苏联平衡了美国的力量。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才出现了单极。作为提供公共物品的良性霸权，美国的世界秩序的确曾为世界的一部分地区提供了如安全和繁荣这样的共享式服务，但这些都像俱乐部服务一样只提供给会员，而不是面向全球的公共服务。对于许多非俱乐部成员来说，如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刚果、伊朗、危地马拉、智利等其他国家，只为成员提供安全与繁荣的俱乐部行动并不像是良性的公共物品，他们从中受益有限。

由于霸权概念的这些模糊之处，将从二战开始的时期定义为“美国世纪”则更为稳妥。那时，美国对局势还没有完全地控制，在经济实力的资源方面具有主导地位，并成了全球力量平衡的中心主角。

因此，“美国世纪”的出生日期：1941年；死亡日期：未定。

对我们问题的简要回答是，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后美国世纪。从这本（或任何）书里看到“未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有那么多可能的未来依赖于不可预知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在未来的人们试图面对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确定一个时间范围很重要。例如，如果“美国世纪”始于1941年，到2041年时，美国是否仍然拥有占主导地位的权势资源并在全球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中发挥关键作用？我的猜测是：“是”。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世纪还没有结束，但由于跨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美国世纪在本书接下来要介绍的重要方面肯定会发生改变。但首先，我们必须看看指责美国正在衰落的说法。

【注释】

①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是皮尤慈善信托基金资助的一个无倾向性机构，属于美国独立性民调机构，对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态度与潮流提供信息资料。——译者注

② 撒丁岛（Sardinia）：位于意大利半岛的西南方，是地中海的第二大岛。此处是指英国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译者注

③ 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以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译者注

④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向国会提出咨文，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他又称，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也不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这项咨文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宣言”，所包含的原则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主义”。——译者注

⑤ 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新美国基金会（美国非营利无党派公共政策研究所和智囊团）高级研究员。——译者注

⑥ 亨利·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美国著名出版商，创办了《时代周刊》、《财富》与《生活》三大杂志，被称为“时代之父”。——译者注

⑦ 遏制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行的一种对外战略，目的是阻止苏联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加强对西欧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控制，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译者注

⑧ 1889年，英国政府通过《海军防御法案》，正式确立海军“两强标准”，即英国海军不弱于其他两个最强海军国家的海军加起来的规模。——译者注

⑨ 约翰·伊肯伯里（Ikenberry G.J.)：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及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艾尔波特·米尔班克讲座教授，在美国战略理论界、政策分析界、政府机构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被公认为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之后美国最负盛誉的战略学者。——译者注

⑩ 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美国著名学者，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派领导人物。——译者注

⑪ 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对当代政治格局提出许多中肯批评。——译者注

[1] Lester Thurow,The Zero Sum Solution(New York:Simon&Schuster,1985),p.67.

[2] Kenneth Waltz,cited in Nuno P.Monteiro,Theory of Unipolar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29.

[3] Herbert Block,The Planetary Product in1980(Washington,DC:Department of State,1981),p.74;Simon Kuznets,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e(New York:W.W.Norton,1965),p.144.

[4] Chris Giles,"China to overtake US as top economic power this year,"Financial Times,April30,2014.

[5] "Balance of power"is used to refer both to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resources-military,economic,soft-among states,and to the policy of states acting to prevent any one country becoming so powerful as to pose a threat to the independence of others.

[6] Michael Lind,"The American Century is over:How our country went down in a blaze of shame,"Salon,July12,2014.

[7] Alan Brinkley,The Publisher:Henry Luce and His American Century(New York:Knopf,2010),pp.266-273.

[8] Charles Kupchan,No-One's World:The West,the Rising Rest,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84.

[9] See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Among the Great Powers from1500to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p.154,203.See also Bruce Russett,"The mysterious case of vanishing hegemon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39,Spring1985,p.212.

[10] Corelli Barnett,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1986),p.72.

[11] Richard Ned Lebow and Benjamin Valentino,"Lost in transition: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International Relations23/2,2009,p.389.

[12] G.John Ikenberry,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Cambridge:Polity,2006)p.14.

[13] 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14] Amitav Acharya,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Cambridge:Polity,2014).

[15] 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New York:Penguin,2014),p.2.

[16] Acharya,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p.11.

[17] Noam Chomsky,"Losing the world:American decline in perspective,part1,"Guardian,February14,2012.

第二章　美国在衰落吗？

相信美国将永远握有世界实力的主导份额是违背常理和历史的。但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周期是什么？政治实体是一种社会结构，它没有明确的寿命，不像人类的肌体，一般来说一个世纪是极限（尽管科学终将多少延续这个极限）。当你看着一个人时，通常可以判断他是否在衰老，尽管这取决于你专注于哪项功能。例如，运动技能相对于精神敏锐。关于国家的数据是难以测量的，而时间的跨度可能更长。罗马在公元117年达到了鼎盛，而西罗马帝国直到大约三个半世纪后才崩溃，东罗马帝国则一直持续到了1453年。

历史的经验教训

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些分析家和历史学家们仍试图追寻一个拥有支配性地位的国家的主导权兴衰的历史周期模式。1919年，英国地缘政治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①认为，国家间不平等的扩大大约每一百年会导致一场争霸世界的战争。最近，政治学家乔治·莫德尔斯基②提出了改变世界领导地位的百年周期：通常以大规模的战争开场，随后是胜利者凭借权力制定战后和平条约将这种权力加以合法化，而这一权力最终将受到挑战而衰退。

他还描绘了葡萄牙从1516年到1540年是占主导地位的；荷兰从1609年到1640年；英国两度，第一次是从1714年到1740年，第二次是从1815年到1850年；而美国是在1914年到1945年的全球性战争之后占主导地位的，直到1973年开始衰落。[1]

一位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③描绘了荷兰霸权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得以巩固，随之在1650年开始衰落这样一段时期；英国的霸权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开始，在19世纪末开始衰落；而美国的霸权开始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并于1967年开始衰落。[2]这两种方法都使用了世界大战的日期作为美国世纪的开始，但两种方法都将周期性“回归常规”的1945年至1970年美国在世界产量中份额的下降曲解成了长期趋势。因此，这两种方法都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假设美国正在衰落，它又如何在世纪末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还有许多其他理论被提出来过，但所有霸权主义和衰落的大理论，都因模糊的定义、以怪异的方式切割或拉伸历史或在概念上削足适履的做法而吃了苦头。试图用一个世纪来确认一个国家始终是一个有点武断的臆造。历史不会重演，马克·吐温打趣说，有时是会有韵律存在，但我们应该警惕那些大多是在我们的脑海中回响的韵律。

美国人担心他们的衰落是有着很长的历史的。在17世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建立后不久，一些清教徒就开始感叹早期美德的衰败。在18世纪，国父们专注于罗马的历史，并担心着新的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查尔斯·狄更斯在19世纪曾指出，如果你只听美国老百姓的话，那么美国总是“被压抑着，始终停滞不前，始终处在一个令人担忧的危机之中，从来没有好的事情”。[3]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美国20世纪后期衰落的五个阶段：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19世纪60年代后期尼克松总统宣布了多极化之后；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的扩张之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里根总统的财政和贸易赤字爆发之后。[4]在21世纪，还必须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之后的时期。根据2002年的皮尤民调，5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比十年前更重要、更强大了，而只有17%的人表示了相反的看法。到了2013年，这些数字几乎正好反了过来。[5]正如詹姆斯·法洛斯所指出的，只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崛起成为一个全球大国，美国“衰落”说才常常论及落后于别人，即与他人有了对比。在此之前，衰落意味着未能实现期望——上帝的，国父们的，后人的——或是美国在过去的伟大日子里所有的旧时美德。[6]

我们从上述事例中可知，衰落更多的与流行的心理感受有关，而不是地缘政治分析，但它们也显示出衰落的想法是如何触碰到了美国政治的痛处。这个问题导致了党派政治日常游戏中无以数计的指责和辩解。正如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这种触痛只是促发了为改进而自我纠错的努力，它将无碍大事。但有时这种对衰落的焦虑可能会导致有害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反过来，像2002年那样妄自尊大的时期会由于过度延伸的政策而造成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那样的伤害。总之，对美国实力的估计无论是轻描淡写还是夸大其词都不是好事。

在察看美国是否正处于“衰落”前，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个词的词义是不明确的，该词把外部实力的相对减少和内部状况的恶化或下滑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捆绑在一起了。前者是相对衰落，后者则是绝对衰落。这两个观念经常是互相关联的，但并非必须如此。

17世纪时，西班牙由于内部的经济问题而导致了外部实力的衰落。相比之下，荷兰的经济蓬勃发展，但荷兰经历了外部实力的相对衰落，因为其他国家（如英国）已变得更加强大了。由于亚得里亚海贸易路线的转移，威尼斯共和国的外部实力相对衰落，但同时，其文化的进步仍然延续。罗马帝国西半部的崩溃并不是受到其他国家崛起的挑战，而是由于游牧部落长期入侵的压力，尽管每个部落都比罗马更弱。公民腐败、自相残杀、行政和军事效率的减损使得较弱的游牧部落洗劫了罗马。内部的绝对衰落意味着罗马失去了将它的实力资源转化为有效行动的能力。

大英帝国是如何衰落的呢？一个大小与美国中等州相当的岛屿统治了四分之一的地球，这一事实反映了在民族主义传播至世界每个角落之前，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的地位。然而，这得益于英国成功地将内部的实力资源用于对外扩张。到1900年，很多人担心英国是否有能力维持其地位。美国作家布鲁克斯·亚当斯描述了他所看到的英国景象：因为较高的生活水平和不愿接受布尔战争的伤亡而导致活力丧失。但这一看法由于英国愿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承受巨大的人员伤亡而遭到驳斥。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拥有最大规模的空军和海军，而大英帝国也达到了其最大规模。但外部的因素，如英德间长达三十年的博弈，新海军强国如美国和日本的崛起，帝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增长都降低了英国的相对实力。也有绝对的内部衰落的迹象，如未能维持英国工业的生产力，特别是在新兴的化工和电力行业以及为殖民统治者服务的教育系统，这一系统重视传统教育而不重视科学和技术技能。成功的企业家追求成为土地贵族阶级，而不是继续作为创业者。资本的大量出口（超过8%的国民生产净值）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它造成了英国国内投资的不足。不过，英国的主要问题是相对衰落。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大国的崛起，英国的实力可以在国内问题的困扰中幸存下来。之前，我们曾审视了美国的国内问题，那么，探询相对衰落和可能向美国发起挑战的是哪些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① 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英国近代的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世界上第一个以全球战略观念来分析世界政治力量的人。麦金德影响世界的突出贡献是其提出的“陆权论”思想。他将欧亚大陆中心和北方的那块900万平方英里的、没有通海的水路、适合陆地交通的区域，界定为“大陆的心脏地带”，并认为这是“枢纽区域”，而谁掌控“枢纽区域”，谁就会不断强盛。“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译者注

② 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长周期理论的提出者，该理论主要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莫德尔斯基主要试图用一种系统的眼光，从一种长远的观点来审视国际政治的发展，并“探讨世界战争是怎样重复发生的，以及如英美那样的主导国家如何有序地相互替代”，并强调长周期“是一种规模广泛的、不易察觉的体系正常运作的结果”。——译者注

③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发表的一系列论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演变的专著，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译者注

[1] 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

[2]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41.

[3] Charles Dickens,quoted in David Whitman,The Optimism Gap:The I'm OK-They're Not Syndrome and the Myth of American Decline(New York:Walker,1998),p.85.

[4] Samuel P.Huntington,"The US-Decline or Renewal?"Foreign Affairs67,Winter1988/9,p.95.

[5]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2013(Washington,DC:Pew Research Center,2013),pp.4,10.

[6] James Fallows,"How America can rise again,"The Atlantic,January/February2010.

第三章　挑战者和相对衰落

即使美国没有绝对衰落，美国世纪也可能仅仅因为其他国家的崛起而终结。

另一个国家可能变得比美国更强大，正如英国在17世纪变得比荷兰更强大那样。在19世纪末，德国和俄罗斯在欧洲、日本在太平洋、美国在西半球的同时崛起致使英国在各种问题上迁就美国，并将其海军战略和部署（两强标准）限制在邻近欧洲的海域。没有一个国家可能超越美国，但其他国家的结盟可以终结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其维持国际秩序的能力。那么，是否有合理的候选者来担当这样的角色呢？

欧洲

作为一个整体时，欧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虽然美国经济是德国的4倍，但欧盟的GDP总量比美国稍大些，而欧洲的人口近5亿，远远高于美国的3.1亿。美国的人均收入比欧盟高，但在人力资本、技术和出口方面，欧洲绝对是与美国处于同一经济层面的竞争对手。在希腊和其他国家的财政问题造成金融市场焦虑而导致2010年的危机之前，曾有一些经济学家推测，欧元可能很快会取代美元作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

在军事资源方面，欧洲在国防方面的开支不到美国的一半，但军队人数更多。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库，并在非洲和中东地区拥有有限的海外干预能力。在软实力层面，欧洲文化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而团结在布鲁塞尔周围的一个欧洲的意识对邻近国家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尽管这种吸引力在金融危机后有所削弱。欧洲人在国际机构中也发挥了核心作用。评价欧洲力量资源的关键问题是欧盟是否能发展出足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凝聚力，从而在广泛的国际事务中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还是将继续保持一个由不同的民族、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的国家所组成的有限组合。

欧洲实力的转换能力——或是被弗朗西斯·福山称为资源和结果之间的折扣率——是有限的，它因问题的各不相同而大异其趣。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贸易和影响力的问题上，欧洲与美国相等，并能够平衡美国的力量。欧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作用仅次于美国（尽管金融危机降低了对欧元的信心）。在反垄断问题上，欧洲市场的规模和吸引力意味着美国公司在寻求合并时不得不同时寻求欧盟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的批准。在网络世界，欧盟正在制定保护隐私的全球标准，而这是跨国公司无法忽视的。

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的程度正面临着极大的限制。虽然一些年轻人多数时候称自己为欧洲人，但民族身份仍然比一个共同的欧洲身份更为强烈，这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已经得到了证明。欧洲的机构不太可能产生一个强大的欧洲联邦或单一国家——这不是在贬低欧洲机构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法律一体化在不断深化，欧洲法院的裁决已迫使各成员国改变政策。另一方面，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整合是滞后的。尽管欧洲已经选出了一个元首和一个对外关系的中心人物，但外交与防务政策的整合仍然有限。欧洲国家可能不在一条船上，但各个国家的船只都绑在一起，这种方式的确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尽管欧洲总是在变化，超越美国却不太可能。

首先，欧洲面临着严重的人口问题，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方面，也表现在移民的政治认同上。在其1900年的鼎盛时期，欧洲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到2060年，它可能仅占6%——而其中近三分之一将超过65岁。

在军费开支方面，欧洲仅次于美国，占世界总量（相比较于中国的11%和俄罗斯的5%）的15%，但这个数字是在误导，因为欧洲缺乏军事一体化。

在经济实力方面，欧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并占世界贸易的17%。相比之下，美国是12%。

相比于美国的20%，欧洲提供了世界上一半的国际援助，但这在诸如亚洲这样遥远的地区里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在软实力层面，尽管欧洲有27所大学名列世界前百所名校（相对于美国的52所）之中，但美国对高校和科研开发投入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7%——这是两倍于欧洲的投入。虽然欧洲的文化产业令人印象深刻，但其规模小于他们的美国同行。欧盟的“创意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约为7%，而美国是1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现，在2009年，排名前20中有14部电影是美国制作的，即使在欧洲，美国电影也称霸票房，占了票房总收入的73%。[2]

一方面，如果欧洲要克服内部的分歧，试图在传统均势中成为美国的全球挑战者，这些资源也许能部分地平衡美国的力量，但不会是相等。另一方面，如果欧美保持结盟甚至于保持中立，双方的资源可以相辅相成。尽管摩擦不可避免，经济的分离是不可能的。欧美之间双向的直接投资比在亚洲的投资更高，这有助于促进经济合作。此外，美欧贸易比美国与亚洲的贸易更为平衡。

在文化层面上，尽管美国人和欧洲人相互抨击长达几个世纪，但他们在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上有着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更多的相互共享的资源。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不可能威胁到对方的重大或重要的利益。虽然政治摩擦继续存在，但出现一个比美国更强大，从而推动美国世纪结束的统一的欧洲的可能性很低。

日本

同样可以依此来评价日本。三十年前，日本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很多美国人担心被超越。学者们预测将出现一个以日本为首，但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集团，甚至预测日本和美国之间最终将爆发一场战争。一些分析家们预计日本将成为超级核大国。从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日本经济纪录推断出的这种观点，只能在今天提醒我们：基于迅速崛起的经济增长率而做出的线性推断会带来危险。

与上述推断相反，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投机泡沫破灭而出台的错误政策，致使日本经济遭受了二十年的缓慢增长。在2010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超过了日本（以美元计算），尽管它的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六分之一。不考虑最近的表现，日本仍保留着引人瞩目的实力资源，同时，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政府已经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拥有高度尖端的产业和亚洲范围内最现代化的军队。虽然中国拥有核武器和更大规模的军队，但日本军队的装备更好。如果选择去做的话，日本也有很快发展出核武器的技术能力。

日本面临着严重的人口问题，到2050年，它的人口预计将从目前的1.27亿缩小到不足1亿，而它的文化拒绝接受外来移民。但日本依然保持着高标准的生活，拥有高技能的劳动力、稳定的社会、相对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在技术和制造技能领域内的领先地位。此外，日本的文化（传统的和流行的）、海外发展援助和国际机构的支持也为它的软实力提供了资源。

日本不可能像某些人在20世纪末预测的那样，在经济或军事方面成为美国的全球挑战者。日本的国土面积大约如加利福尼亚州那样大，这决定了日本永远不会有美国那样的地理或人口规模。虽然日本的现代化和民主的成就以及它的流行文化为其提供了一些软实力，但种族中心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则削弱了它的软实力。一些领导人已经发起了修改旨在限制日本自卫队的宪法第九条的运动，有几位领导人也发表了关于核军备的言论。如果美国放弃与日本结盟，可能产生的不安全感会导致日本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核能力。但是即便如此，它也远不是与美国对等的竞争对手。

从另一个角度探讨，如果日本与中国结盟，这两个国家的综合资源将产生一个强有力的联盟。在2006年，中国成了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结盟似乎不太可能。因为两国在中国的东海存在着领土争端，而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创伤从来都没有完全愈合。中国和日本对日本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有着相悖的愿景。例如，中国反对日本试图赢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中国想要制约日本，但日本将以摩擦破坏制约。一个不太可能的前景是美国从东亚地区撤军，而日本可能加入中国的行列。但鉴于日本对中国力量崛起的担忧，坚持与美国结盟是更为可能的结果。就传统的实力资源平衡而言，日本更可能寻求美国的支持，以保持其独立于中国的处境，而这无疑将增强美国的地位。一个结盟的东亚不是一条终结美国世纪的合理途径。

在传统现实主义者看来，世界上其他两个具有较高人均收入和发达经济的实体都与美国结盟是重要的。这将对美国权势的大小产生巨大影响。此外，欧洲和日本为美国处理不断增长的跨国问题提供了最大的资源库。虽然他们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不尽相同，但社会之间大量存在的社会和政府网络的相似性更有可能提供合作机会来共同创建全球公共物品，而不是终结美国世纪。

俄罗斯

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美国人担心苏联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的领导力量。苏联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领土和第三多的人口，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能生产出比沙特阿拉伯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它拥有全球近一半的核武器，有比美国更多的军人，并在研究和开发上拥有最多的雇员。苏联的宣传积极鼓吹共产主义必胜，尼基塔·赫鲁晓夫1959年的夸耀性名言是：苏联将在1970年或1980年超过美国。与之相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描绘的是：苏联经济“非常无序。我们在所有的指标上都落后”[3]。1991年，苏联解体了。

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将其一半的人口和经济留给了俄罗斯。俄罗斯保留了一个庞大的核武库，甚至比美国的还大，但其全球力量投射的能力已被大大削弱。然而就区域性而言，它仍能够有效地使用武力来对付其脆弱的邻国——像2008年的格鲁吉亚和2014年的乌克兰那样。

在经济资源方面，俄罗斯的2.5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美国的七分之一，其人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收入1.8万美元大约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此外，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于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占了俄罗斯出口的三分之二，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只占了其制成品出口的7%（相比之下美国为28%）。在整个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是低效的，同时，因为体制和法律结构的腐败，私人投资也是不可持续的。尽管传统的俄罗斯文化具有吸引力，普京总统也呼吁增强俄罗斯的软实力，但他对他的邻居实施的恐吓伎俩和他所强调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了不信任的反效果。很少有外国人看俄罗斯的电影，俄罗斯只有一所大学位列于全球前百所名校之中。

除此之外，民族分裂的可能性在诸如高加索那样的地区仍然是一种威胁，但要低于苏联时期。非俄罗斯人占了前苏联一半的人口；他们现在只占俄罗斯联邦人口的20%和领土的30%。一个服务于有效市场经济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强盗贵族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有效的监管和法治来建立起信任。公共医疗系统处于混乱状态，死亡率增加，出生率下降。俄罗斯男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62岁、63岁，这一统计数字对一个发达经济体来说是极为反常的。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的估计认为，俄罗斯人口可能会从目前1.45亿下降到21世纪中期的1.21亿。

未来有许多可能，然而目前俄罗斯似乎是在衰落——它日渐成为一个存在着腐败的机构和难以克服的人口与健康问题的“单一经济”。不过，这种衰落的趋势不应被夸大，因为俄罗斯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一些能够生产出精良产品的领域，如国防工业。

一些分析家们认为，随着改革和现代化，俄罗斯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担心俄罗斯会停滞在“中等收入的陷阱”里，从而制订了计划：“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要从对自然资源依赖的耻辱中自己割断，并消除阻碍其继续成为世界强国而努力的苏联式的态度”。[4]但这一计划几乎没有得到落实，普遍的腐败现象使得现代化难以实现。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的后帝国转型是失败的，但它仍处于它原来就占有的世界地位，在历史遗留下来的欧洲和斯拉夫身份之间徘徊。

1914年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证明衰落的势力在国际体系中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缺乏长期恢复的战略，从而对国内的不安全、感知上的外部威胁和邻国的弱势采取机会主义的应对措施（有时在短期内是成功的）。俄罗斯因此成了旨在修正现状的搅局者，谋求成为与美国主导地位有摩擦的其他修正力量的催化剂。但反自由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对软实力而言是一个贫瘠的资源。与建立起一种超越边界的普遍吸引力相反，俄罗斯往往由于制造不信任而自我限制。因此，俄罗斯计划建立与欧盟竞争的欧亚联盟的前景是有限的。

不管普京的修正主义结果如何，由于它剩余的核力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网络技术方面的技能、邻近欧洲、与中国结盟的可能，这些都使得俄罗斯有能力给美国制造麻烦，而普京为获得国内支持而依赖于民粹民族主义也为此提供了便利。但俄罗斯无法像它在冷战期间所做的那样去平衡美国的力量，美国世纪也不可能因它的挑战而结束。

那么，由俄罗斯-中国联盟来终结美国世纪的前景如何？传统的权力平衡政治可能会对美国在实力资源中的主导地位的影响做出这样的预测。这是有历史先例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曾结盟对抗美国。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三角关系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美国与中国合作以限制双方都视为威胁的苏联力量。这个联盟由于苏联的解体而结束。1992年，俄罗斯和中国宣布他们的关系是“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并于2001年7月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密切配合，并在互联网的国际控制问题上采取了相近的立场。他们利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各种外交框架来协调立场。基于共同对抗美国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愿望，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然而不管言辞如何，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盟存在着严重障碍，要走的路还很漫长，这远远超出了战术性的外交协调。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从现状中可以比俄罗斯获得的更多，包括与美国的贸易和技术连接。此外，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历史遗留的不信任仍然存在。他们在中亚的影响力争夺，俄罗斯人由于中国将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视为工业制造与原材料的交换而耿耿于怀，这些都是影响因素。远东地区在俄罗斯一侧的人口为600万，在邻近中国一侧则高达1.2亿，这种不平衡的人口状况使莫斯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焦虑。同时，俄罗斯经济和军事的衰落增加了它对中国力量崛起的关注。在2009年，俄罗斯宣布了一项新的军事准则，明确保留了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如美国在冷战时期为阻止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军力优势而做的那样），并继续持有大量的短程战术核武器。许多军事观察家们认为，俄罗斯的准则是针对中国在东亚地区传统军力优势的一种反应。

俄罗斯仍然对美国构成潜在的威胁，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有足够的导弹和核弹头来摧毁美国的国家，而相对衰落使它更不愿意放弃其核地位。俄罗斯规模宏大，拥有受教育程度高的国民、技能娴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如果说俄罗斯再次拥有资源，像苏联在二战结束后的四十年间所呈现的那样来平衡美国的力量，或者说俄罗斯的复苏导致美国世纪的结束，这似乎不太可能。

印度

印度拥有12亿人口，比美国多出4倍多，并有可能在2025年超过中国的人口总量。一些印度人预测21世纪中叶将出现一个三极世界：美国、中国和印度。但人口本身并不是一个权力指数，除非这些人力资源得以开发，而印度在识字率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已严重落后于中国。

几十年来，印度年经济增长率只有1%，被某些人戏称为“印度经济增长率”（Hindu rate of economic growth).1947年独立后，印度实施了一个注重于重工业的内向型计划体制。20世纪9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局面有了改观，增长率上升到了7%。较高的两位数增长率的预测没有实现，在2014年选举之前，增长率已经下滑到了5%。选举结束后，新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发誓要扭转衰退。印度新兴的中产阶级有好几百万，而英语是5000万至1亿人口的官方语言。在此基础上，印度的信息产业能够在全球发挥作用，而且印度有一个活跃的空间计划，并在2014年向火星发射了卫星。

印度有着庞大的军力资源，估计有90枚至100枚核武器、中程导弹、130万军事人员以及每年近5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总量的3%。

在软实力层面上，印度已建立了民主制度，有一个充满活力并具国际影响力的流行文化。印度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海外侨民群，其电影业——“宝莱坞”，每年的电影制作数量居全球之首，在亚洲的部分地区和中东与好莱坞进行着竞争，现在甚至蔓延至了拉丁美洲。

与此同时，印度仍然是一个很不发达的国家，数以亿计的文盲生活在贫困之中。印度的11亿人口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生活在赤贫之中。印度3.3万亿美元的GDP相当于中国8万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只是美国的20%。①印度的人均收入是29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为中国的一半，为美国的五分之一。更令人称奇的是95%的中国人口扫除了文盲，而这个比例在印度只有63%。印度每年培养出的工程师数量约为美国的两倍，但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即便接受了六个月的培训之后”，其中也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能合格受雇于IT服务公司”。[5]这种状况使印度的大学在国际比较中表现不佳，没有一所位列于百强之中。印度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在其出口总额中只占5%，相比之下中国为30%。

印度不可能在21世纪的上半叶发展其实力资源，成为美国的全球挑战者，但它却有相当大的资产可以被添加到中印联盟的砝码上去。两国之间的贸易正在增长迅速，但这样一种结合变成一个真正的反美联盟的可能性很小。正如在中俄关系中有着挥之不去的疑虑，在印度和中国之间也有着类似的竞争。尽管中印两国在1993年和1996年签署了协议，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导致他们之间1962年战争的边界争端，但在2009年之后，边界再次出现了争议。印度官员在公众场合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往往很谨慎，在私底下他们对安全的担忧同样非常强烈。印度更有可能成为趋于平衡中国力量的亚洲国家集团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中国的盟友。它已经开始加强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一个从印度发出的挑战将触发美国世纪的结束似乎不太可能。

巴西

巴西是金砖国家中另一位重要的成员，而且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它是世界上第七大经济体，虽然人均收入排名第95.在20世纪90年代遏制通胀，实行市场化改革后，巴西经济在随后的十年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每年增长了5%，虽然在最近几年里增速有所放缓，但依然拥有可观的经济实力资源。巴西有着近印度三倍规模的领土，2亿人中的90%扫除了文盲，一个相当于俄罗斯的2.5万亿美元的GDP和1.2万美元的人均收入（为印度的3倍）。2007年，巨大规模的海上石油储量的发现让巴西成了能源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但它的军力要小得多，而且它没有核武器。在领土方面，它是其所在大陆上最大的国家，在其邻国中没有真正能够同等竞争的对手。

在软实力层面，其广受欢迎的狂欢节和足球文化具有国际吸引力，同时，它已经采取了一项旨在拉丁美洲及以外地区树立正面形象的外交政策。

不过，巴西也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基础设施的欠缺、法律体制负担过重、谋杀率非常高和腐败问题严重。巴西在透明国际175个国家的清廉指数中排第72位（中国为第80，印度为第94，俄罗斯为第127）。在经济竞争力方面，世界经济论坛在144个国家中将巴西排名57（中国为28，印度为71，俄罗斯为53）。巴西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开支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韩国的人口为巴西的四分之一，但登记的专利是巴西的30倍以上。

另外，巴西生产率的增长“自2000年以来几乎停滞；今天也才刚刚超过墨西哥水平的一半”。[6]虽然巴西有一些成功的跨国公司，如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淡水河谷公司，但如一位巴西管理人员所说，“我们这儿不会有哈佛或谷歌”。[7]一些巴西分析家们认为，除非他们增加储蓄并更多地投资教育，否则他们的生产率将无法提高。

在外交政策目标方面，巴西已经拒绝了美国多次要求的改变其对待伊朗和委内瑞拉国家的政策。另一方面，巴西还没有取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不过它签订了一项世界贸易协议，并在建成一个功能强大的南美联合体这些主要政策目标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虽然与过去相比，新的巴西将使美国外交更为复杂，但巴西试图成为美国的一个对等的竞争对手是不可能的。这个角色将留给中国，而巴西将发现与中国的外交协调是有用的，尽管双方的关系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很难看到巴西的发展会超越美国，并触发美国世纪的结束。

唯一具备潜在能力，可以起到这样一个作用的国家就是中国。

在金砖国家中，中国是迄今为止的巨头，其经济总量等同于其余国家的总和。它拥有最大的军队、最多的军事预算、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最多的互联网用户。中国在人均收入方面落后于俄罗斯和巴西，但如果中国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这种状况可能会改变。经济增长率继续保持在每年7%以上的任何数字，中国经济将在十年内翻一番。中国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迅速恢复过来，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许多分析家们预计中国经济的总规模将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过美国。

除此之外，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已经预计到2040年，中国将占全球GDP的40%（而美国、欧洲和日本总和只有21%）。[8]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指出：“如果美国人对从中国而来的新挑战的谈话如同又一次听到孩子喊狼来了时那样，可以原谅他们。但是有关那个寓言的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男孩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狼来了——中国就是那头狼。”[9]

下一章，我们的主角就是中国。

【注释】

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4年，美国GDP为174160，中国GDP为103550，印度为20480（单位为亿美元）。——译者注

[1] Nicolas Serge,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ulture-Based Economy-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Diplomacy(Berlin:Institute for Cultural Diplomacy,2013).

[2] From International Blockbusters to National Hits:Analysis of the2010UIS Survey on Feature Film Statistics(Montreal: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2012),pp.5-8.

[3] Mikhail Gorbachev,speech to Soviet writers,quoted in"Gorbachev on the future:'We will not give in,'"New York Times,December22,1986.

[4] Clifford J.Levy,"Russian president calls for nation to modernize,"New York Times,November13,2009.

[5] "The engineering gap,"The Economist,January30,2010,p.76.

[6]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Connecting Brazil to the World:A Path to Inclusive Growth(McKinsey&Company,May2014),p.3.

[7] "Getting it together at last:A special report on business and finance in Brazil,"The Economist,November14,2009,pp.5,18.

[8] Robert Fogel,“$123,000,000,000,000,"Foreign Policy,January4,2010,p.70.

[9] Gideon Rachman,"Think Again:American Decline,"Foreign Policy,January2,2011.

第四章　中国的崛起

许多分析家们都认为中国是平衡美国、超越美国并终结美国世纪的最有可能的竞争者。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①说："21世纪将属于中国。”最近有一本书甚至将书名题为《何时中国将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结束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1]早在20世纪90年代，民调就显示有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会在21世纪成为对美国世界大国地位的最大挑战。[2]

对中国力量的大部分预测都基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实际上，中国也还有着其他重要的实力资源。

中国的领土与美国相等，但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队，250多枚核武器，以及宇宙空间和网络空间方面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用户数量）。

在软实力资源方面，虽然中国还缺乏能够与好莱坞或宝莱坞竞争的文化产业；它的大学排名并不靠前；而且缺少为美国软实力贡献不菲的非政府组织。然而，它拥有始终有吸引力的传统文化，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数百家孔子学院来推广它的传统文化。

我曾在20世纪90年代写过，中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导致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种类型的冲突，他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归因于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3]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②直截了当地断言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4]他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当时德国已经在工业实力上超过了英国，而德皇也在追求一项势必会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的冒险的“世界政策”。

相比之下，中国仍有三个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的政策重点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和经济发展上。尽管如此，中国的崛起使人想起了修昔底德的另一个警告，相信冲突必然会发生可能会成为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5]双方认为最终会与另一方开战，使得合理的军备被对方解读为使其最为担心的恐惧。在这方面，一种可能带来乐观的看法是乔纳森·芬比③的判断，中国“不会有经济、政治和人力上的资源称霸世界，即便它希望这样去做”。[6]

经济实力

说“中国崛起”可谓用词不当，用“恢复”更为准确。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中国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落后于欧洲和美国。但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经过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8%~10%的高年度增长率使得它的GDP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显著地扩大了3倍，很多人认为它会很快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然而，要达到与美国相等的实力资源，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障碍。目前，按照官方汇率，美国的经济是中国的两倍左右，但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来衡量，中国将很快超过美国。所有这些比较和预测都有点武断，因为它们都基于人们的主观意愿。

PPP是经济学家们在比较不同的社会福利时所使用的一种估测，但它对人口规模很敏感。因此，如果以美元/卢比汇率来衡量第十大经济体印度，它在购买力平价方面将在全球位列第三。但如果以当前的汇率来比较，尽管它们可能随货币价值产生波动，但在估计实力资源时往往更加准确。通过使用PPP能对一个给定的工资在理一次发或买一套房子的价值上做出最好的对比。在另一方面，为一种先进的航空发动机进口石油或零件的成本则以支付时必须使用的汇率才能做出更好的判断。

即使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美国（不论如何衡量），这两个经济体将在规模上相当，但在组成和复杂程度上却不尽然相同。中国仍然有广阔的经济欠发达的乡村，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快速的城市化。人均收入提供了一个对经济体复杂性进行衡量的更佳的手段，然而以PPP来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水平的20%，这将需要数十年才能赶上（如果可能的话）美国。

当然，总规模是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一个巨大的有吸引力的市场，并成为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频频挥动的平衡杠杆的重要实力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发达国家对等。例如，虽然中国的贸易总量在2009年超过德国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仍然担心他们的国家“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贸易国”，因为贸易在服务行业内乏善可陈，很多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都低，中国缺少“可与世界贸易强国如美国和德国媲美的顶尖品牌”（排名前25位的全球性品牌中的19个是美国的品牌）。[7]全球性跨国公司中，500强中的46%为美国人所拥有。[8]换句话说，中国的贸易量更大，但与美国或德国对比来说，相对没有那么复杂。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金融领域。中国已经研究了（包括金融制裁）美国是如何从美元在世界上的作用中衍生出实力的。中国一直试图通过鼓励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融资来增加其财政实力，这一贸易融资的规模现在已占了全球总量的9%，但美元仍占81%。人民币的作用会增加，但在中国允许由国际市场设定其汇率、深入发展出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并伴之以建立起可信任的法律构架之前，它不太可能取代美元。

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并不总是相辅相成……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不一定是最先进的。美国的复杂性体现在其金融市场的深度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只是美国的八分之一，而外国人仅被允许拥有其中极小的部分。[9]

技术是复杂性不同的另一个例子。中国取得了重要的技术成就，但很大部分依赖于模仿国外技术重于国内创新的策略。用《南风窗》的话来说，“中国拥有世界工厂的称号，中国拥有的专利数量快速增长并超过了发达国家。但在中国获得的专利大多在整个工业链中并不重要……总之，中国在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依然疲软”。[10]中国人经常抱怨说，是他们制造了iPhone，而不是史蒂夫·乔布斯。贸易额出现在中国的统计数据里，但附加值却显示在美国的数据里。

展望未来，像所有的经济体一旦发达以后所做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在某个时候放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放缓至5%，因为它将减小出于政治考虑而在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所浪费的投资。如果在2020年以后人口问题开始产生影响的话，要维持这样的水平可能会有麻烦。[11]但即使处于低增长率阶段，中国仍然以远远快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速度继续增长。然而，增长趋势的线性预测可能产生误导，因为当国家在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从引进技术和廉价劳动力中受益时，往往会挑选容易得到的果实摘取，增长速度一般会随着经济发展达到中国目前已接近的人均收入水平（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时而放缓。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④不是铁的定律（正如日本和韩国所证明的），但有一定的规律性，许多国家将会遭遇这个陷阱，如果他们不去创新并改变自己的增长模式的话。习近平主席很清楚这个问题，中国正在努力推行市场改革以避免它的发生。

中国经济正面临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平等、环境的恶化、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不尽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和腐败、法制不完善等转型的严重障碍。中国的北部和东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南部和西部，31个省份中仅有10个省份的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包括了如西藏和新疆那样少数民族比例较高的地区。此外，中国将开始面对来自20世纪强制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在人口问题上的延迟效应。[12]中国的新增劳动力从2011年开始下降，其劳动力规模将在2016年达到顶峰。中国正在非常迅速地老龄化：到2030年老人将比孩子更多。中国对此深为关注，他们的国家正在“未富先老”。

中国计划减少储蓄并增加国内消费，这是一个显而易见但并不轻而易举的答案，因为老龄化的人口可能会保持家庭的高储蓄率，高额的企业储蓄则反映了某些行业里的特殊利益和有限竞争。而且，虽然中国持有近4万亿美元的世界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但这难以提高其财务杠杆作用，除非中国有一个开放的债券市场，利率将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中国持有的庞大美元资源也没有赋予它太多的与美国直接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实力取决于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中国持有它收到的来自其销售到美国的货品所换回的美元，但美国保持其市场直接议价能力和对中国产品的开放，从而在中国国内创造了经济增长、就业和稳定。尽管有刺激和诱惑，中国并没有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抛售美元。如果中国这样做了，它可能会让美国屈膝，但代价将会让中国躺倒。

中国的政治体制迄今已显示了强大的针对具体目标的实力转换能力。例如，受人瞩目的新城市建设和高速铁路项目。中国能否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这种能力，对外国人或中国领导人来说还是个谜。与印度在诞生时即有了民主宪法不同，中国尚未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诉求政治参与的问题，这种诉求往往随着人均收入不断上升而上升。是否会如发生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那样，当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时，由经济变化而带来了政治变革？除了美国，中国现在有着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亿万富翁，有钱人不只是越来越富，而且正通过“牺牲这块土地上最穷的人的利益致富”。[13]

军事实力

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军费开支可能也将增加。中国的军费开支大约是GDP的2%（美国一半的水平），但中国的GDP增长迅速。中国官方2014年军事预算的1320亿美元大约是美国军事预算的四分之一，但中国军费开支的统计数据并不包括美国国防预算中列出的许多项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⑤又在官方数字上增加了200亿~300亿美元。经过一段时期的低投入后，中国在1989年至2009年期间的官方军费预算每年都以两位数在增加，2013年的增长达到了12%。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是一支技术落后、专注于在陆地防御的军队，而如今已经演变成了更为现代化的武装，在东亚区域重点对抗美国的干预。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军事支出中11%的份额远低于美国的39%。以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在2020年达到美国的一半，在21世纪中叶接近美国的水平。但在累积的现代军事装备储量上，即便不计入美国的盟国，美国对中国至少也保留着10∶1的优势。[14]中国尚未开发出显著的全球军力投放能力，虽然在其沿海地区增加了使美国海军作战更加困难的能力，但是发展一支有航母战斗群的蓝色海军的复杂进程才刚刚开始。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依赖中东石油，海军力量是油轮顺利通过东南亚马六甲海峡的关键，而美国海军仍将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比于美国拥有长期在全球演练经验的十个航母战斗群，仅拥有一艘翻造的乌克兰航空母舰（另有两艘正在不同的规划阶段之中）的中国仍然落后了几十年。中国正在研制两类第五代隐形战斗机，但同样不具备美国所拥有的全球影响力。

在全球层面上，中国拥有数量有限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一直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在太空和网络空间发展非对称冲突的能力，但在这些领域里它仍然不能与美国同日而语。而在传统军事力量方面，中国缺乏同盟、海外基地、远程物流和美国军队所有的远征经验。美国有24万部队布设在几十个国家，而中国主要从事联合国维和任务的仅有几千人。

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中国不会很快成为全球军力投放的对手而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在战机、潜艇、巡航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方面的投资已经增加了美国在靠近中国海岸的海洋中进行军事干预的成本。全球军事影响力不应该与地区的军事效应混为一谈。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如果美国希望继续安抚在该地区的盟国，就需要减少美国军队在面对中国的区域拒入策略时所出现的漏洞。这将需要昂贵的投资，如可以从航空母舰甲板起飞的隐形无人机、具有更强对陆攻击能力的潜艇、地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更富有弹性的小型卫星系统，以及网络攻击能力。[15]

软实力

在2007年，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告诉中国共产党，中国需要增加其软实力。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能促使受惊吓的邻国形成制衡联盟。一项聪明的包括软实力的策略，将使中国看上去不那么可怕，使制衡联盟功效更差。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于三种资源：文化（也就是对他人有吸引力的地方）、政治价值观（在国内和国外都不背弃这些价值）和外交政策（当它们被视为合法并具有道德的权威时）。然而要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明智的策略并不容易。

此外，美国的软实力大部分是由民间社会产生的——所有的一切来自于高校和基金会，好莱坞和流行文化——而不是来自于政府。有时候美国能够因为持批判态度和未经审查的民间社会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软实力，即便政府的行为——如入侵伊拉克——以某种方式破坏了软实力。但在有智慧的实力战略方面，软和硬是互为因果的。

在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沈大伟的《中国走向全球》一书中，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如何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展开一项魅力攻势，以提升其软实力。中国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并不像西方的援助那样受到机构或人权问题的限制。中国方式强调高调的姿态。然而就所有的努力而言，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有限。民意调查显示，有关中国影响力的意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是积极的，但在美国、欧洲、印度和日本等大国中却以负面意见为主。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一次软实力的成功，2009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也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不过，中国在以为政府是获取软实力的主要手段上犯了错误。在当今世界上，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关注度，而关注度取决于公信力。软实力的发展不一定是一个零和游戏，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从寻找彼此的吸引力中获益。

中国的战略与美国的反应

目前这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国内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直专注于经济发展和他们称之为“和谐”的国际环境。但时代在变化，实力往往促成自傲，食欲有时候会随着进食而增长。马丁·雅克⑥认为：“崛起的大国无一例外最终会使用新近发现的经济实力来扩展他们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这就是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的含义，中国必将成为这样一个国家。”[16]中国领导人推出了这样一种说法，中国从未侵略过邻国或有过“霸权主义行径”。但是，正如外交部长杨洁篪2010年在东盟会议上所说的那句名言，“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都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

传统上，中国把自己视为东亚国家朝贡体系的中心或“中央之国”，一些分析家们认为中国将寻求重新创建这样的秩序。[17]其他人如约翰·伊肯伯里，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具有开放性和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有能力吸纳中国，而不为中国人主导的秩序所代替。[18]不管是霸权还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国”，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对扮演全球主角只迈出了一小步。

一些分析家们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在短期中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在长期内得以挑战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地位”。还有人说，中国寻求分割太平洋，并将美国的存在逐出其海岸岛链（包括日本）之外。[19]许多专家不同意以上这种看法，认为这样的简化并没有对中国意图做出准确的评估。中国从现行的国际体制秩序中获益良多。尽管中国人本身也无法了解未来数代人的想法，中国还是想让现行的国际体制秩序有一些改变。[20]

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将具备足够的军事能力来实现雄心勃勃的梦想，这种揣测是令人怀疑的。代价是需要考虑的。当菜单上没标价格时，就很容易放纵自己的胃口。中国领导人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考虑由他们自己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需要而带来的限制。一种过于外向的中国军事姿态可能会在该地区的邻国中产生一个同时削弱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反制联盟。

中国不太可能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同等对手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在亚洲挑战美国，但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国实力在亚洲的崛起将面对印度和日本（以及较小的邻国如越南）的竞争，这将为美国提供一个很大的实力优势。[21]1996年的克林顿-桥本宣言重申美日同盟是稳定冷战后东亚的基础，这对中国的雄心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同样还有美印关系以及日本和印度关系的改善都会影响到中国。这意味着在该地区的大国政治游戏中，中国不可能轻易地逐走美国人。从实力的角度来看，在规避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而可能出现的咄咄逼人的行为时，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可以共同向中国提供扮演一个负责任角色的回报。

美国的反应

展望未来，悲观主义者预测因为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并寻求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冲突即将发生。一些人认为，冲突可以通过美国将其活动主要限制在东太平洋海域，接受影响力的半球划分而加以预防。但是对于中国的崛起做出这样的反应会破坏美国的信誉，并使得区域内的国家随波逐流，而不是平衡中国。这样的策略可能确实呈现了美国世纪结束的开始。相反，美国的继续存在可以加强区域内国家自然的平衡反应，并帮助塑造一种环境，鼓励中国采取负责的行为方式。

应对中国崛起的合适政策必须平衡现实和一体化。当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考虑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时，就有评论呼吁要在中国变得太强大之前采取遏制政策。

有两个原因使这样的建议被拒绝了。首先，不可能形成一个反中国联盟，因为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希望（现在仍然想着）同时与美国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政策会不必要地使中国肯定变成未来的敌人。相反，美国选择了一个可以被称为“整合加保险”的策略：中国被迎进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同时重修美日安保条约以确保不让中国成为一个霸王。如果一个崛起的中国向四周施压，那将驱动邻国寻求平衡它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

这是评估美国和中国相对实力的一个关键点。阎学通就关于中国怎么才能打败美国写道：“为了中国的崛起而建立一个友好的国际环境，北京需要发展出比华盛顿更优质的外交和军事关系。没有一个主导力量能够与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核心将是看谁拥有更多高品质的朋友。”[22]目前，美国得益于它的关系网和盟友而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华盛顿有60个条约同盟国，而中国一个都没有。在政治走向上，《经济学人》估计世界上最大的150个国家中的近一百个倾向于美国，只有21个反其道而行之。[23]

2011年，美国宣布了针对亚洲这一世界经济增长最快部分的区域再平衡战略。一些中国人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亚洲的“再平衡”战略是某种形式的遏制。然而在冷战政策之下，美国与苏联几乎没有任何贸易或社会接触，但它现在与中国有大量的贸易，还有27.5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为中国的决策塑造环境而不是遏制，是对美国战略的一个更为准确的描述。

一些分析家们把中国看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正急于在其国力增强时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但中国并不是一个像上个世纪的纳粹德国或苏联那样的完全成熟的修正主义国家。虽然它已经创建并加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推动了适合其需要的区域性组织的发展，但中国从现有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他许多机构那里受益匪浅，因而不会急于去破坏它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中国在稳定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作用。[24]欧洲、日本和印度都是实力大国，他们帮助塑造了一种国际环境以鼓励负责任的行为，而中国关注自己的声誉。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抵制这种压力将使它处境更佳。

此外，科技和社会的变化增加了全球议题，如气候变化、传染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这样一些重要的跨国问题。这些问题所代表的不是国家之间的实力转移，而是实力从政府手中向外扩散。应对这些全球性的威胁需要深化包括中国、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内的政府间合作。

中国渴望在东亚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美国对亚洲盟国的国防负有承诺。错误估算总是可能发生的，但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成熟水平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接近美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德国曾紧追英国的脚步（并在工业实力上超过了英国），但在全球范围的整体军事、经济和软实力资源方面，美国在未来的数十年中仍然领先于中国。此外，中国不可能采用像德国皇帝那样的政策，过于冒险的政策会使其国内外的收益和稳定饱受风险。

换句话说，美国比一个世纪以前的英国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好它与一个崛起的大国的关系，而中国将会从克制中获益。太多的恐惧可能来自于自己吓自己。美国和中国是否能管理好他们的关系则是另一个问题。人为错误和误判总是可能的，但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场局部战争将是可以避免的。中国在全球的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还远不能标志着美国世纪的结束。

【注释】

①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译者注

②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美国国际关系的著名学者之一，《纽约时报》《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言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便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大国被迫最大化地扩充它们的相对权力，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径。——译者注

③ 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英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伦敦《观察家》以及香港《南中国早邮报》的前编辑，曾就职于《经济学人》《卫报》《独立报》及路透社。——译者注

④ “中等收入陷阱”：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译者注

⑤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英国智库，任务是研究核时代日益复杂的安全问题。——译者注

⑥ 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LSE IDEAS的高级客座研究员，同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曾在京都立命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创办英国智库Demos，亦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做过《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卫报》和《新政治家》的专栏作家，以及《独立报》副总编辑。——译者注

[1] Niall Ferguson,quoted in Jonathan Fenby,Will China Dominate the21st Century?(Cambridge:Polity,2014),p.13.See also Martin Jacques,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New York:Penguin,2009).

[2] "American Opinion,"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16,1999,p.A9.

[3] See Joseph Nye,"As China rises,must others bow?"The Economist,June27,1998,p.23.

[4] 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2001),p.4.

[5]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Penguin,1972),p.62.

[6] Fenby,Will China Dominate the21st Century?p.26.

[7] "Living up to the title,"Beijing Review,May22,2014,p.2;Daniel Gross,"Yes we can still market:Why US brands remain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The Daily Beast,June1,2014.

[8] Alexandra Raphel,"American economic power in decline?Rethinking the dat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Journalist's Resource,February11,2014.

[9] Neil Irwin,"This one number explains how China is taking over the world,"Washington Post.com,December3,2013;"The once and future currency,"The Economist,March8,2014,p.80.

[10] South Reviews editorial,reprinted in Beijing Review,March27,2014,p.10.

[11] Toshiya Tsugami,"The future growth of China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paper presented to SPF-CSIS Joint Commission on the US-Japan Alliance,June24,2013.

[12] Sam Roberts,"In2025,India to pass China in population,US estimates,"New York Times,December16,2009.

[13] Richard McGregor,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New York:Harper Collins,2010),p.30.

[14]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O'Hanlon,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p.93,184.

[15] Evan Braden Montgomery,"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International Security38,Spring2014,pp.115-149.

[16] Jacques,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p.12.

[17] David C.Kang,"Hierarch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300-1900,"Asian Security,1/1,2005,pp.53-79.See also Stefan Halper,The Beijing Consensus: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2010).

[18] 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87/1,January/February2008,pp.23-38.

[19] Robert Kagan,"What China knows that we don't:The case for a new strategy of containment,"The Weekly Standard,January20,1997.Robert Kaplan,Asia's Cauldron: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New York:Random House,2014).

[20] Steinberg and O'Hanlon,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p.20.

[21] For a detailed analysis,see Bill Emmott,Rivals: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New York:Harcourt,2008).

[22] Yan Xuetong,"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New York Times,November21,2011.

[23] Fareed Zakaria,"Obama needs to lead with feeling,"Washington Post,May8,2014.

[24] Carla Norrlof and Simon Reich,"What would Kindleberger say:The US and China as world economic leaders and stabilizers,"unpublished paper,2014.

第五章　绝对衰落：美国会像罗马一样吗？

我们是罗马人吗？卡伦·墨菲以一本颇受欢迎的书的书名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也许是吧”。[1]罗马没有屈服于另一个帝国的崛起。但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它遭受了社会、经济以及架构上的绝对衰落，以至于无法保护自己免受野蛮部落的入侵。一些分析家们认为，对外部使用武力的代价就是削弱内部的经济，从而因“帝国的过度扩张”导致绝对衰落。[2]迄今为止，这个理论与美国的历史并不般配，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国防和外交事务的支出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下降。

尽管如此，美国的相对实力可能仍会衰落。不是因为“帝国的过度扩张”，而应归于国内原因。当人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失去信心时，罗马就从内部开始腐烂了：精英们为争夺控制权相互争斗，腐败增加，经济未能增长。[3]美国会不会因为国内的文化冲突、体制崩溃和经济停滞而失去它对世界事件的影响力呢？如果经济失败，美国将失去它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即使美国继续保持可观的军事、经济和软实力的资源，但它可能缺乏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有效影响力的能力。

社会与文化

文化从来都不是静态的，批评家们常常对当前这一代的行径发出感叹。例如，当一些人指责日益增长的物质崇拜、性道德观念的改变和粗俗的流行文化，认为这些是绝对衰落的证据时，另一些人把性别和种族关系的显著变化视为进步。虽然美国有很多社会问题，但那些问题似乎都没有愈演愈烈之势。在犯罪、离婚率和少女怀孕等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虽然在同性婚姻和堕胎问题上存在着文化冲突，但民调显示整体上宽容度在增加。公民社会是强大的，调查显示每周上教堂的人群比率是37%，只比十年前略低。媒体具有强调坏消息的天然倾向（因为坏消息好卖），人们对国家发展趋势的反应是一个折中的现象。如果每个人都从媒体那儿“知道”发生在华盛顿的事情是一个烂摊子，而他们对此没有直接的体验，他们会根据常识告诉民意测试专家对国情的看法。由此产生的民意调查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衰落证据。过去围绕着奴隶制、禁酒、麦卡锡主义和公民平权所展开的文化冲突比今天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更为严重。只是人们常常替过去抹上金色的光芒，这就使自己很容易断言衰落。

文化冲突可能会对美国的实力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公民因为国内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变得心烦意乱，或为内部的争斗而分裂的话，美国就失去了在外交政策上集体行动的能力。在20世纪70年代因越南而产生严重分歧之后，这似乎曾是一个问题。人们可能会举出2013年因预算问题而关闭政府，从而迫使奥巴马总统推迟了一次亚洲之行作为最近的例证，这其实重复了克林顿总统在1995年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做出的类似延期。美国恶化的社会条件也可能使软实力减弱。尽管美国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在处理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儿童贫困、监禁和谋杀方面均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对美国的软实力而言，这样比较的代价可能是昂贵的，但在许多引起争议的发达国家的文化变迁中美国并不孤单。自1960年以来，在整个西方世界中对权威和一些行为标准的尊重一直在减少，没有迹象表明美国的水平系统性地低于其他国家。某些行为，如慈善捐赠和社区服务，一般来说都比较高。在另一方面，最近的“宜居”指标将美国位列于132个国家中的第16位。[4]

移民是许多发达国家的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但美国是为数不多的得益于外来移民而避免了人口下降，并能维持其占世界人口总量份额的国家之一。近期的移民对国家价值观和对美国人身份所带来的影响的担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世纪的“一无所知”党①是为反对移民而建立的，特别针对着爱尔兰人。一个世纪以后，这个国家选出了一位爱尔兰裔天主教的总统②。美国仍然是一个移民国家，仍然遵奉着新人享有机会的信条。在20世纪，美国在1910年达到了外国出生公民的最高比例：占总人口的14.7%。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约4000万人或近13%的美国人是在外国出生的公民。

尽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最近的皮尤民调显示36%的美国人希望合法移民受到限制。无论是新移民的数量还是来源都造成了美国社会对移民影响美国文化的担忧。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拉美裔人口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合法或非法的新移民浪潮所驱动的，他们占了总人口的16%，已经取代黑人成为全国最大的少数族群。批评者们担心他们不会融入主流社会，但大部分的证据表明最近移民的同化至少与前人一样快。虽然移民速度过快可能会导致社会问题，但从长远来看，移民趋向于增强美国的实力。

随着世纪的前行，大多数发达国家将经历人力的短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预测，2010年至2050年间，美国人口将增长42%，达到4.39亿。今天，美国是世界人口第三大国。五十年后它仍可能保持在前三四位。这不仅与经济实力有关，而且鉴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走向老龄化，都面临着供养老一代的负担，移民有助于减少有关政策问题的尖锐程度。

至于直接影响，研究表明随着移民的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增长，人均专利数量也在增加。四分之一的高科技初创企业就有一个移民创始人，40%的财富500强企业都是由移民或他们的子女创办的。[5]

移民也有利于增强美国的软实力。人们要来美国的事实提高了美国的形象，移民地位的上行流动对其他国家的人具有吸引力。

美国是一块磁铁，很多人可能想象自己就是美国人。此外，移民和他们原居住国的家人和朋友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准确并正面地传达有关美国的信息。移民增强而不是削弱了硬实力和软实力。正如对美中两国都有敏锐观察的李光耀曾经告诉我的，美国吸引来自世界其他地区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并通过使之融入多元文化的创造力之中来实现自身的再创造。中国因有更多的人口，可以从国内招募，但是在他看来，以国内为中心的文化使得中国比美国创意更少。

经济

在此之前所讨论的文化和社会问题，并不表示美国正面临着国内的衰落，从而可能削弱外部实力，但是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增长能力的长期持续低迷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宏观经济预测总是不精确的，可以看到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岁月里，正经历着比在20世纪90年代初投机泡沫破灭后困扰了日本数十年经济滞涨更缓慢的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经济将在未来的几年里有平均约为2~3个百分点的增长。虽然这低于它的潜力，但不是停滞不前。与普遍预期的黯淡经济前景相反，以2%的速度增长，国民收入仍将在三十五年后增加一倍。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观察家们认为美国已丧失了其霸主地位，这导致了上面提到的衰落的感觉。在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7%，但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下滑至1.4%。人们都认为日本和德国已经超过了美国，这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美国似乎已经失去了竞争力。然而今天，即使经历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世界经济论坛仍在154个国家的全球经济竞争力评比中将美国列为第三，在它前面没有大的经济体。相比较而言，中国名列第28.[6]尼尔·弗格森指出，这是2008年至2009年名列第一之后的排名下降，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与他提及的经济衰退或过度的立法、法规以及体制的衰落有多少关系。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引领着许多将是21世纪关键的新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以及纳米技术。

生产率增长是否能支撑美国实力顺利进入21世纪，还是会有一个绝对的衰落？乐观者列举了美国在生产和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明显减少的计算机运算能力成本提高了美国的生产力，但它不是唯一的原因，显著的农业创新和开放的全球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能源是乐观主义的另一来源，因为页岩气革命是在美国启动的。虽然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的技术并不新鲜，这些技术自21世纪初以来在页岩上的前卫应用却主要归功于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在世纪之交，许多专家认为石油生产在世界经济中已经达到了顶峰，预测美国将因依赖能源进口而日益衰落，美国正建设码头以进口高价的液化天然气。与之相反，美国现在将原本用作能源输入终端的港口转而用作出口廉价液化天然气，北美大陆有望在21世纪20年代接近能源的自给自足。美国能源部估计，如将页岩气能源的可采资源与其他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加在一起，美国还可以维持两个世纪。[7]

页岩革命③对经济具有很大意义。有些好处显然是市场作用的结果。页岩气能源生产促进了经济发展并提供了工作岗位；减少进口有助于平衡国际收支；新的收入缓解了政府财政预算的压力；更便宜的能源也增强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如石化、铝材、钢铁等。对市场心理也有影响，一段时间以来，增加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往往被视为衰落的证据。页岩革命不仅改变了这种依赖，而且还显示了创业精神、产权和资本市场三者紧密结合所代表的美国经济的潜在实力。

就研究和开发的总体而言，美国是世界的领导者，2014年的开支是4650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1%（相比于中国的17.5%，日本的10.3%）。美国花费了2.8%的GDP用于它的研究和开发，略少于日本和韩国的3.5%。[8]2014年美国发明家在美国注册了总数约为13.3万项专利，几乎为世界总量的48%。[9]好几篇报告关注企业税率、人力资本以及海外专利增长等问题。其他人则认为，美国人在使用技术和使技术商业化方面更具创新性，因为它有创业文化、最为成熟的风险投资行业、大学和工业界之间关系密切的传统和开放的移民政策。

对未来美国经济的关注包括较低的个人储蓄率、目前的账户赤字（这意味着美国人正欠着外国人更多的钱）以及上升的政府债务。个人储蓄是难以计算的，并存在严重的测算误差，但下降的趋势是明显的，从20世纪70年代占个人收入的9.7%至2001年接近于零。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恢复到4%左右。[10]这项指标有多重要还难以确定。除个人储蓄以外，国民储蓄率还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储蓄。日本保持了较高的个人储蓄率，但其经济停滞不前。当对依据资本货物在美国更为便宜这样一个事实做出修正以后，美国的真实投资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的其他国家相比则更为出色。危险的是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外国投资者可能会迅速撤回投资从而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但与这种可怕的预言相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元仍是国际金融的避风港。

在金融危机之后，备受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政府债务的水平。用英国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帝国就是这样衰落的。它始于债务爆发。”弗格森接着说，“认为美国是一个‘避风港’那是无稽之谈。它的政府债务是一个如同1941年的珍珠港那样的避风港……公众手中的联邦债务总额将在短短两年之后超过100%的国内生产总值。”[11]其他人则没有杞人忧天，指出联邦赤字现在处于一个可管控的国内生产总值3%的水平，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正在平稳地下降，日本政府的债务是美国的两倍。然而除非改变政策，长期预测的结果会更令人担忧。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赤字将在2039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6.5%的水平。

教育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因为它是信息时代经济成功的关键。乍看之下，美国做得很好。据教育部2013年的统计，88%的成年人从高中毕业，32%的成年人从大学毕业。美国的大学毕业率比大多数国家要高。美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花费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近似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国任何一国的两倍。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被评为全世界最好的高等教育体系，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大学与英国、欧洲大陆、日本的竞争对手在学术声誉上的差距越拉越大。由上海交通大学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前20名大学中有17所在美国（没有一所在中国）。[12]而美国人赢得了更多的诺贝尔奖，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了更多的学术论文。这些成就增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软实力。

然而，尽管美国的教育强劲，处于领先地位，但在较低层次的教育水平上却并不那么出色。美国的高等教育与高年级中等教育树立了全球的标准，但在不太富裕的地区里有太多的小学和中学严重落后。这意味着劳动力的素质可能会跟不上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国家教育发展评估发现，虽然在过去十年间有了些许改善，但四年级学生中只有42%的人达到或超过了数学的熟练水准，只有35%的人达到或超过了阅读的熟练水准。[1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2013年的一份报告将二十个发达国家的成人技能做了比较，他们发现3600万美国人只掌握低级技能，年轻的美国工人在计算能力和技术能力上排名最后。目前尚不清楚现在的学生是否比过去的学生表现更差，但美国的教育优势正在被削弱，因为更多的国家逐渐比过去做得更好。[14]在三十个最富裕的国家中，只有新西兰、西班牙目前的高中生毕业率比过去更低。[15]美国学生似乎并没有为了跟上经济前行的步伐去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也为美国经济带来了潜在问题。从1947年到1968年，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家庭收入的不平等状况在下降，但1968年之后这一数字上升了。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2，以国际标准衡量相对较高，“而且在过去几十年中稳步上升”。[16]人口中最富有的10%拿取的经济蛋糕的份额比他们在1913年时拿取的更大，个人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份额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上升了十个百分点，而在底部90%人口的份额则下降了相同的数量。技术变革和对低学历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最富有和最贫穷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大幅扩大。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不平等是否会影响硬实力和软实力。经济学家不认为不平等会减缓增长，对美国的大多数人来说，迄今为止的不平等并没有改变阶层的流动性。我们知道，它对技能较少的那部分劳动力所享有的健康和教育机会将产生影响，而这不仅有损于劳动生产率，也会伤害到机会平等。[17]这可能导致政治精英进一步巩固其政治地位，但也可能引起遏制经济生产率的广泛政治反响。

人们往往对美国经济的软实力争论不休。很多人赞赏美国经济长期以来的成功，但对它作为一种模式持批评态度。政府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很少，消费占了国民总产值的40%左右（在所有层级上），而欧洲只有近一半的水平。但美国在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不足；竞争性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社会安全网却较弱；工会力量较弱，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更少监管；美国的医疗保健一直既昂贵又不平等；文化态度、破产法以及金融机构更青睐创业精神；法规更为透明，股东对公司的管理人员有更大的影响力。在外国人对上述某些项目发出赞扬的同时，也有人对伴随着这种极度依赖市场力量而来的不平等、不安全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代价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因此，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和不确定性，把美国经济描述为绝对衰落是不准确的。看上去它似乎将继续产生国家的对外硬实力。

政治体制

围绕着美国体制问题的讨论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许多观察家们认为，美国政治系统中的僵持状态将阻止它将其实力资源转化为实力成果。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社会并没有衰落，因为经济的总体形势还是比较强的，但政治体制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衰败了。”[18]虽然今天的党派僵持一直在升温，问题是这比过去的情况又坏了多少？

萨拉·宾德说：“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几乎达到了自19世纪末以来未曾出现的高峰。”虽然奥巴马总统治下的第二届国会与克林顿总统治下的第二届国会一样是党派僵持最严重的，第111届国会还是设法通过了一项重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医疗改革法案、金融监管体系法案和一项武器控制法案，并修订了有关军中同性恋的政策。宾德推测“我们的政治体制度过这个困难时期而不受伤害的看法可能很正确。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滞留在一个为立法能力低下所困扰的国家立法机构之中。”[19]皮尤民调发现，虽然意识形态的一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翻了一番，从10%升至21%，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持有统一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观点，他们希望他们的民意代表们能折中妥协。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党都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了。[20]

实力转换——将实力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影响力——这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宪法是基于18世纪的自由主义观点而完成的，即权力最好被分割并相互制衡，而不是被集中控制。美国政府被设计成低效政府，使其对自由威胁较少。在外交政策方面，宪法是按照让总统和国会以某种方式争夺控制的思路写就的。强大的经济和种族压力集团让他们为以自身利益定义的国家利益而争斗，并对美国国会施压，为带有对其他国家制裁措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准则的谋略而立法。正如亨利·基辛格曾指出那样，“被外国评论家称为美国对主导地位的追求常常是对国内压力集团的回应”。[21]

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国家体制的信任在下降。在1964年，四分之三的美国民众表示他们相信联邦政府在大部分时侯会作出正确的决定。今天，公众表示的信任只是这个曾经的高标准的五分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数据发生着变化，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爱国气氛中有所上升，以后又再次渐渐下降（尽管州和地方政府的数据稍为好些）。[22]

上述这种情况不仅仅是针对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公众对许多主要机构的信心下降了一半：对大学从61%降至30%；对大公司从55%降至13%；对药品从73%降至33%；对新闻报导从29%降至11%。在过去的十年中，对教育机构和军队的信心在上升，而对华尔街和大公司的信心在下跌。[23]

长期以来的杰斐逊传统告诉我们，美国人不应该过分担心对政府的信心水平。此外，当问的不是政府的日常运作而是对国家和宪法的基础设置时，公众的看法是非常正面的。如果你问美国人哪里是最适合生活的地方，82%的人说是美国。如果问他们是否喜欢他们的民主政府制度，90%的人会说喜欢。只有很少的人认为这个系统已经烂掉了，必须被推翻。[24]

当前氛围的某些方面可能是周期性的，其余的则代表了对目前政治进程中的争吵和僵持不下的不满。与前几年相比，政党政治已经变得更加两极化了，但肮脏的政治可以追溯到国父们的时代。评估遇到的问题，部分是由于从大萧条中幸存下来并赢得二战的一代对政府的信心异常之高。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形的异常之处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对政府的过度信任，而不是之后的低度信任。此外，对政府失去信任的很多证据来自调查数据。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同样问题的回答呈现了下滑的趋势，但这种下滑有多重要仍然是不确定的。毕竟，最大的下滑发生在四十年前的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而不是在最近的十年。

到目前为止，民调结果是有限的。例如，尽管信任程度的民调数据下降了，美国国税局并没有发现漏税逃税的行为有所增加。[25]世界银行在“控制腐败”方面也给了美国高分（90%以上）。[26]普查表自愿寄回率在2000年上升到了67%，该数字一直保持到2010年，扭转了自1970年以来的三十年下降趋势。[27]投票率在20世纪下半叶从62%下降到了50%，但止跌于2000年，并在2012年回升到了58%。人们的行为似乎并没有像对民调问题的答卷那样出现急剧的变化。对体制表示信心丧失可能来自于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个人主义的态度趋势和对权威的更少顺从，这些都是所有后现代社会的特征。

对美国体制的有效性来说这些社会资本的变化有多严重？罗伯特·D·帕特南④指出，社区的团结在20世纪并没有持续减弱。相反，仔细检查美国历史可以看到公民参与的跌宕起伏，而不只是下滑——那是一个崩溃而又重建的故事。[28]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觉得与他们所在的社区联系密切，并表示社区的生活质量是很好或较好的，有近一半的成年人或是参加一个民间团体，或是参加社区活动。

此外，美国的制度是联邦制，比大多数国家更去中心化。国家首都的党派僵持往往伴随着州和城市各级政府层面上的政治合作和创新。正如《经济学人》评论说的，“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就是要让联邦一级的立法困难，而不是容易。它的创建者们认为像美国这样规模的国家最好是由地方管辖，而不是全国统筹……所以基础系统是好的；但没有理由忽视那些可以进行改革的地方。”[29]美国的政治制度能否自我改革以应对上述问题还有待观察，但它并不像批评者们所暗示的那样，可与罗马的国内衰落类比，或把国家定性为患了瘫痪。正如保守派作者大卫·弗鲁姆所指出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见证了犯罪率、车祸死亡、造成酸雨的废气排放、人工流产、酒精和烟草消费的迅速下降，同时领导了一场互联网革命。[30]另一方面，美国仍然存在着政治体制是否能满足在21世纪有效地转换实力的这个需求。

本章结语

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古罗马的经济没有效率，社会因自相残杀的内战而四分五裂，政治体制则腐败猖獗，所有这些令罗马无力自保。上述事实使人很难将美国与罗马类比。

在美国，文化存在着分歧，但这种分歧依然是可管控的，而且与过去相比其危险性更小。社会问题比比皆是，有些每况愈下而有些得到了改善。社会对外部世界保持着开放，也能通过移民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好地自我更新。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过去更慢了，但企业文化在技术的运用和商业化方面不断创新，仍然保持着最成熟的风险投资行业和工业与世界顶尖大学之间紧密联系的传统。它引领着世界的研究与发展，位于新的网络、纳米、生物和能源技术的最前沿。

真正的问题在于不平等和培养未来的劳动力方面。最大的问题与政治体制有关。政治对峙在美国创建的时候就被纳入了国家体制之中，但近年来在华盛顿越演越烈。即使这些问题并不比以往更糟糕，但这样的体制是否能够应付未来的问题才是关键所在。与此同时，联邦系统还为州和城市的多元化和创新潜力提供着保证。政府作用的减少意味着更多的美国创新将在政府和华盛顿以外发生。此外，尽管党派争吵在增加，但近年来从赤字到能源到医疗费用这些严重的问题却得到了改善而非恶化。美国有很多麻烦，它们也确实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它们没有造成绝对的衰落，更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以回答美国世纪将在何时结束。

【注释】

① “一无所知”党：严格来说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反对移民而秘密结社组织，因为秘密，所以参加者都以对此党一无所知来作答，因而得名。——译者注

② 指约翰·肯尼迪。——译者注

③ 主要是指页岩气革命，新能源页岩气，正在冲击传统能源体系。率先实现页岩气开采技术突破的美国，首先掀起了一场“页岩气革命”，不仅天然气产量飙升、煤炭面临被替代威胁，而且能源自给率不断提升，能源出口不断扩大。——译者注

④ 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西方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博士毕业后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1979年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至今，并在此期担任过院长，现在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马尔林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政治学、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以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民主的变迁是帕特南教授的“金字招牌”。——译者注

[1] Cullen Murphy,Are We Rome?The Fall of an Empir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New York:Mariner Books,2007).

[2]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Among the Great Powers from1500to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

[3] Of course,there were many more causes of this complex phenomenon.See Ramsay MacMullen,Corruption and the Decline of Rom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

[4] See Nicholas Kristof,"We're not No.1!We're not No.1!"New York Times,April3,2014.

[5] "The jobs machine,"The Economist,April13,2013.

[6] Klaus Schwab and Xavier Sala-i-Martin,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2013-14(Davos:World Economic Forum,2013).Niall Ferguson,"How America lost its way,"Wall Street Journal,June7,2013.

[7] Technically Recoverable Shale Oil and Shale Gas Resources:An Assessment of137Shale Formations in41Countrie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US Energy Information Agency,2013),p.3.

[8] 2014Global R&D Funding Forecast(Columbus:Batelle Memorial Institute,2014).

[9] US Patent Statistics Chart,Calendar Years1963-2013(Washington,DC: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10] For a more optimistic view of American savings,see Richard N.Cooper,"Global imbalances:Globalization,demography,and sustainabi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2,Summer2008,p.95.

[11] Niall Ferguson,"An empire at risk,"Newsweek,December7,2009,p.28;and"A Greek crisis is coming to America,"Financial Times,February11,2010.See also,Francis Warnock,"How dangerous is US government debt?The risk of a sudden spike in US interest rates,"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Report,June2010;available at:http://www.cfr.org/publication/22408/how_dangerous_is_us_government_debt.html.

[12]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Academic ranking of the world universities-2009";available at:http://www.arwu.org/ARWU2009.jsp.

[13] "Are higher and lower performing students making gains?"The Nation's Report Card(Washington,DC: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13);available at:http://www.nationsreportcard.gov/reading_math_2013/#/gains-percentiles.

[14] Viktória Kis and Simon Field,Time for the US to Reskill?What the Survey of Adult Skills Says(Washington,DC: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3),p.12.

[15] Sam Dillon,"Many nations passing US in education,expert says,"New York Times,March10,2010.

[16] "Gini in the bottle,"The Economist,November26,2013.

[17] Eduardo Porter,"A relentless widening of disparity in wealth,"New York Times,March12,2014;"Class in America:Mobility measured,The Economist,February1,2014;Lawrence Summers,"US inequality goes beyond dollars and cents,"Washington Post,June8,2014.

[18] Francis Fukuyama,"American power is waning because Washington won't stop quarreling,"The New Republic,March10,2014.

[19] Sarah Binder,"Polarized we govern?"Washington,DC,Brookings Center for Effective PublicManagement,May2014,p.18.

[20]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June12,2014.

[21] Henry Kissinger,"America at the apex,"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2001,p.15.

[22] Hart-Teeter Poll for the Council of Excellence in Government,report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March24,1997.See also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William Schneider,The Confidence Gap(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and Jeffrey Jones,"Trust in Government Remains Low,"Gallup,September18,2008.

[23] Harris Poll,1966-2011,"Confidence in Congress and Supreme Court drops to lowest level in manyyears,"May18,2011.

[24] Joseph S.Nye,Philip Zelikow,and David King,eds,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5]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Update on Reducing the Federal Tax Gap and Improving Voluntary Compliance(Washington,DC:July8,2009)."Employment tax evasion",Criminal Investig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Washington,DC:Internal Revenue Service,October2013).

[26] The World Bank,Governance Matters2009: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1996-2008(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09).

[27] Steven Holmes,"Defying forecasts,census response ends declining trend,"New York Times,September20,2000;Sam Roberts,"1in3Americans failed to return census forms,"New York Times,April17,2010.

[28] Robert Putnam,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Schuster,2000);see also Better Together:Restoring the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Schuster,2003).

[29] "What's wrong in Washington,"The Economist,February29,2010,p.11.

[30] David Frum,"Crashing the party,"Foreign Affairs93/5,September/October2014,p.46.

第六章　权力转移和全球化的复杂性

作为全球信息革命的结果，21世纪正发生着两个巨大的权力转移：国家之间从西向东的权力转移和从政府到非国家行为体的实力扩散。[1]

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一种转移——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可能不会在未来的三十年里结束美国在全球均势的核心地位。

目前还不太清楚这种转移是否会摧毁前面提到的被阿米塔夫·阿查亚称为“美国的世界秩序”的国际体制，他的一家影院多个影厅的区域对话隐喻假设了一种架构，但却没有包括如何来提供和维护这样一种架构的细节。中国是否会加入并提供霸权稳定论者们所寻找的公共物品？毫无疑问，中国从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开放机构中受益匪浅，但中国的记录远不是尽善尽美的。像美国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那段时期那样，只要有人在开车，中国就对搭便车的诱惑来者不拒。我们也不太可能会看到其他新兴大国所提供的全球公共物品。

非比寻常的复杂性

与此同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从政府到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扩散把一些诸如金融稳定、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流行病这样的跨国问题提上了全球议程，而这种趋势往往会削弱各国政府的应对能力。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成功地解决这些跨国问题，从而使超级大国也必须与他人合作。

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崩溃之后，在这个全球信息时代中的权力分布成了一个复杂的类似于三维国际象棋比赛的模式：在最上面的棋盘中，军事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极的，而美国很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其首要地位。但在中间的棋盘中，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多极化已经超过了十年（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是主要的参与国，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底部的棋盘中是政府控制之外的跨越国界的跨国关系领域，它包括非国家行为体所采取的不同行动，如银行间的电子化资金转移、恐怖分子的武器转移、黑客对网络安全的威胁、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等。在这个底部的棋盘上，实力被大范围地扩散了，谈论单极、多极或霸权是没有意义的。其中许多问题都不是轻易可用军事方案解决的，合作将变得至关重要。

尼尔·弗格森认为，历史上一直可以看到平行网络和等级制度之间的争斗。中央极权政府也许是等级制度在20世纪中最出色的范例，但平行网络在这个世纪将更为重要。[2]平行网络和有实力的个人将给所有的政府制造麻烦，但它们对美国所造成的问题可能比给中国或其他国家更少。文化的开放和创新性将使美国在互联网时代保持中心地位。[3]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兰德尔·史维勒认为，不需要为被另一个国家超越而担心，“熵增①定律即意味着宇宙中的秩序正被越来越多的无序无情地取代着”。他认为，假设未来的相关模式将不是大国冲突或争斗，而是“信息熵”②。[4]对“谁将成为下一个？”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人”。虽然这个回答过于简单，但它确实显示了可能不会终结美国世纪的重要趋势，但肯定会改变美国世纪。

2030年的世界

为美国总统准备估算报告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最近发表的关于2030年的一份报告中就预测，美国将是那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不会是“霸主”。“单极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强大。[5]但某种程度的相对衰落与美国世纪的结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虽然无法预测唯一的“未来”，但可以预测现在看到的某些趋势将会继续，而“其他条件不会改变”（它们有时也会改变）。例如，人口发展趋势往往比政治事件更可预测，美国的人口很可能将继续增长，而欧洲、俄罗斯、日本和中国的人口将萎缩。但是同样有趣的是非洲大陆的人口很可能将增加一倍，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非洲国家将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它表明当人口增长、快速的城市化、不充分的教育机构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世界某些地区将会出现更为复杂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预测经济发展趋势。不过正如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不应该过分相信预测结果。例如，进入21世纪时，美国占了世界GDP份额的23%。然而，在大衰退之前，美国的份额就已在逐渐下降。这不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失败，而是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在快速增长，不仅是中国，也包括了很多其他新兴的经济体。与某些人断言美国在全球产出的份额保持不变相反，美国的份额实际上在下滑。[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向前展望到2018年时美国仅会占有全球经济的约17.7%。[7]美国并不是唯一份额减少的国家。从2001年到2010年，西方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减少了10.33个百分点，这超过了前四十年份额减少的总和。尽管这部分是经济衰退的结果，但它也表明世界经济在其他地方增长较快。而且，由于减少的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就包括了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它也代表着美国盟友圈的损失。

尽管新兴市场的增长不太可能产生一个超越美国的单一挑战者，“世界其余部分的崛起”将创建一个更为复杂而且必须面对的世界。与这一前景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欧洲占了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二，再加上日本的10%。[8]从那时至今，全世界的国家总数增长了两倍。在谈判桌旁享有一席的要求增多了，这意味着贸易标准、航空协议、电信法规、环境协定和其他协议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管控。新的组织如二十国集团可能会给予帮助，但他们不包括大多数国家，甚至二十也是一个难以管控的数量。人们可以把这些趋势称为“相对衰落”，但这样的描述又难以解释可确认的挑战者崛起的形势。看起来将它简单地称为世界其余部分的崛起似乎更有意义。

一些观察家们认为信息熵在全球经济中传播着混乱，并认为虽然美国将受到伤害，但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能更好地应对信息熵。[9]然而这夸大了信息熵的问题，并低估了美国还具备的作用。例如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环境之下，G20领导人之间的协议有助于抑制保护主义，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各中央银行之间交易美元的非正式网络协议被证明是必不可少的。金融危机损害了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但美国对其自身的管理仍然至关重要。[10]

如何领导这样一个世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让每个国家都参与进来，并仍然可以一起行动。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美国在激励体制发展和组织非正式网络方面的作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过去经常会有出于利己目的而对美国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过度夸张，就如巨人歌利亚的故事一样。正如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对美国的作用所描述的那样，其他国家会批评它，但“当它一去不复返时，他们会想念它”。[11]

更重要的是，美国还没有失去其权势。即使在其所占资源的主导地位已被削弱的若干问题上，美国的领导仍然是全球集体行动的关键，这一点在贸易和不扩散核武器这两个重要的经济和安全问题的例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贸易方面，美国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于1947年创建以来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国，并主动承担了欧洲和日本的贸易壁垒以作为其冷战战略的一部分。当这些国家恢复以后，他们成了美国在GATT内志同道合的俱乐部伙伴。[12]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其他国家在全球贸易中份额的增加，美国支持将GATT扩展成世界贸易组织，而俱乐部模式就变得过时了。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虽然全球性的贸易谈判变得更加难以实现，但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数量激增，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继续提供着一个通用的架构，其中的最惠国待遇和互惠规范创建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少数国家之间的俱乐部交易可以推广到更多的国家中去。此外，像中国这样新加入的国家发现，有时候甚至遵守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的不利裁决对它们也是有利的。

在核不扩散条约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当美国拥有核垄断地位时，它提出了受联合国控制的巴鲁克计划③，但苏联为了追求自己的核武器计划而拒绝了这个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当核技术不断扩散时，美国将原子能用于和平项目，加上新成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察，美国试图将核技术的和平应用与武器制造分离开来。在20世纪60年代，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通过谈判达成了核不扩散条约，该条约承诺对接受非核武器国家法律地位的国家给予和平援助。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印度核装置的爆炸，裂变材料的浓缩和再处理技术的进一步蔓延，美国和持相同看法的一些国家创建了核供应国集团，成员国同意在出口敏感技术方面“保持克制”，并创建了一个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价的组织，该组织有关使用钚燃料的乐观预测曾遭受质疑。

这些体制上的改变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今天仍然存在着朝鲜和伊朗的问题。规范结构和美国领导的净效应只是延缓了拥有核武器国家数量的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预计将有的25个国家延缓到今天存在的9个国家。[13]2003年，美国推出了防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一个共享信息并努力协调制止核扩散相关材料贩运的松散的国际机构。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今天对互联网和网络活动的治理方面。在诞生的初期，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美国人的，但今天中国的用户是美国的两倍。互联网上曾经只使用罗马字符，但现在的顶级域名中有中文、阿拉伯文和斯拉夫字母，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字母出现。在2014年，美国商务部宣布将放宽其对国际名称和号码分配合作机构（ICANN），也就是互联网“地址库”的监管。一些观察家们担心，这将为某些国家试图施加控制并审查反对派的地址开辟通道。

这种担忧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其基本范围里都被夸大了。这种审查制度不仅执行起来很困难，而且各国政府也有自身利益的考量以避免将互联网加以分割。此外，在网络问题上美国实力衰落的描述被夸大了。美国不仅仍是互联网的第二大用户，它还是全球十大信息公司中8家的母国。[14]更有甚者，当人们看着重要的非政府志愿团体的组成（如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合）时，他们看到的是因专长而加入的美国人多得超出比例。放松美国政府对ICANN的影响力可以被看作是一项战略举措，旨在加强体制并增强美国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理念，它并不是一个失败的标志。[15]现在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网络稳定性，但网络不安全对美国和它的对手所产生的固有风险这一事实为达成可能的协议提供了一个基础。[16]

总之，基于霸权衰落理论的预测可能是对现实的有关美国在国际机构和国际关系中的领导力的一种误导。即使实力资源在减少，美国在创造公共物品方面的领导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信息革命和权力扩散

国家数量和财富的增长不是21世纪复杂性增加的唯一来源。在今天的全球信息时代，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是更多的事情正在哪怕是最强大的政府的控制之外发生着，或者可称之为权力扩散。莫伊塞斯·纳伊姆称之为“微权力”的崛起，并认为“有效使用权力的能力正从庞大的韦伯式官僚组织中挣脱出来，这一趋势将改变世界”。[17]

在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世界里，权力扩散是一个比权力转移更难以管理的问题。传统观念一直认为，具有最大军事实力的政府将胜出。但在信息时代，可能是能讲述最佳故事的国家（或非国家）将胜出。软实力成了软硬搭配中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政府一直操心着信息的流向和控制，目前这个阶段并不是第一次遭受信息技术急剧变化带来的强烈影响。古登堡的印刷机对宗教改革的源起和随后在欧洲发生的动荡是非常关键的。然而在今天，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有更多的人群能够获得来自于信息的力量，这也就不会令人惊讶人们能在中东的部分地区看到动荡。正如联合国《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一个识字率低、科学落后、无能源贸易以及信息不足的地区，犹如成熟的果实正等待着信息革命带来动乱，而宗教和政治混乱可能会持续一代人。许多分析家们都将这个地区的现状类比于17世纪德国在三十年战争的时期。

当前的信息革命是基于飞速的技术进步而兴起的，技术进步已急剧地降低了创建、查找和传送信息的成本。根据“摩尔定律”④，计算能力在三十年内每过18个月将翻一番。21世纪初的计算成本只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千分之一。如果汽车的价格像半导体的价格那样迅速跌落，一辆汽车将只卖15美元~20美元。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并不仅仅是通信速度的提升，而是极大地降低了发送信息的成本，从而减少了摄取信息的障碍。

在20世纪中叶，人们曾担心当前信息革命中的计算机和通信把生活带到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所描述的年代，由于中央计划和监控，权力集中在控制一切的金字塔顶端。的确，廉价的计算和数据存储使政府更容易施行监控。像沙特阿拉伯或其他威权政府会使用这些技术来控制自己的公民，价格便宜的计算和大数据还让私营公司有能力去尝试引导自己客户的喜好，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可以通过对信息交换的捕捉来制造网络的不安全。

与此同时，随着计算能力成本的下降，电脑的体积也从曾装满一个房间缩小到能装入你口袋大小的智能手机和其他便携式设备，其分散效果已远远超出了集中效应。甚至仅与数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信息权力正被更广泛地散布出去。世界各地快闪族的示威对政府试图关停互联网、短信和电视的接入发出了挑战。

这意味着世界政治将不再是政府的唯一拥有。个人和私营组织——从维基解密，到企业公司，到非政府组织，到恐怖分子，再到自发的社会运动，都有能力在世界政治中直接发挥作用。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权力将被更广泛地分散出去，非官方的社会网络将削弱传统的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互联网时代的速度意味着所有政府对其议程的控制都将更少。政治领导人在对事件做出必要的回应之前享有的自由度将更少，同时不仅要与其他国家政府，而且要与民间社会进行沟通——看看奥巴马政府试图调整其对阿拉伯事件反应时的困境。

原则上，因为减少了进入市场的成本和障碍，信息革命可以减弱大国的实力，增强小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实力。不过，“过度学习”埃及和其他革命的经验教训将是一个错误。政治和权力比这类技术决定所显示的要复杂得多。在经受了2009年来自推特的最初的尴尬后，伊朗政府能够压制2010年的绿色运动。

信息革命的某些方面有助于弱小者，但某些方面则帮助了强者。强弱仍然很重要。尽管黑客和政府都可以制造信息并利用互联网，出于多种目的部署数以万计训练有素的人力，运用巨大的计算能力来破解代码或侵入其他组织的庞大的政府将占有优势。即使现在传播已有的信息很便宜，但收集和产生新的信息往往需要大量投资。在许多有竞争的情况下，新信息是最重要的。情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网络安全是另一个例子。有报道说致使伊朗核离心机停工的蠕虫病毒是某些政府的产物。

另一方面，信息革命正在强化21世纪的权力扩散，更大的能力和互联性也造成了更大的漏洞。各国政府和大国依然占有较大的资源，但表演舞台由于有了因信息而得力的个体参与者——包括跨国公司、恐怖分子、乌合之众、罪犯或个人，则更为拥挤了。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信息革命在本世纪对权力的影响。明显的一点是国际体系复杂性的增长使得政府的控制更加困难。将当代世界政治看作一个“信息熵时代”或“实力的终结”过于简单化了，但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控制将变得更加困难。正如莫伊塞斯·奈姆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真空将连带产生“可怕的简化者”——蛊惑人心的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者，他们将进一步深化瘫痪，而不会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18]或正如戴维·布鲁克斯⑤所说的那样，“政治领袖们不会站在历史的最前沿，真正的实力是在群体之中”。[19]这可能不会导致美国世纪的结束，但它确实意味着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况下，主持世界将变得更加困难。除了因为有更多的演员——包括国家和非国家的——国际政治议程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不仅传统的安全和经济的问题仍然重要，而且跨国问题的数量有所增加，其中许多是不适合于传统的硬实力手段的。例如，军事实力对气候变化、传染病或互联网的管理帮助不大。

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政治正以某种方式在改变着，这意味着美国将无法通过单独行动来实现其众多的国际目标。例如，国际金融稳定对美国人的富足至关重要，但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来确保它的实现。全球气候变化将影响到生活质量，但美国人不可能单独管好这个问题。在一个边界对从毒品到传染病到恐怖主义等形形色色的东西正变得越来越多漏洞的世界里，各国必须使用软实力来发展互利，建立体制来应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

美国仍将是国际体系中最强的国家，而对最强国家为组织生产全球公共物品提供领导的需求依然强劲。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某些部分，美国的领导能够给出大部分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美国的海军对维持海洋法律是至关重要的，抑或我们在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中所看到的，信心来自于由美联储充当最后层面的放贷人。

在新的跨国问题上，尽管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美国的领导地位是重要的，但成功仍需要他人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成为一个积极的加法游戏。如果美国世纪仍继续下去，认为美国的权力将压倒其他国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考虑涉及他人的达到共同目标的权力。在许多跨国问题上，为他人提供协助可以使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个世界里，网络和交流已成为相关实力的重要来源。美国世纪将在美国置身于实力平衡的核心地位和产生公共物品的领导地位的意义上继续下去，但这将与它在20世纪后半叶的做法完全不同。

【注释】

① 熵增过程是一个自发的由有序向无序发展的过程。——译者注

② 信息是个很抽象的概念。人们常常说信息很多，或者信息较少，但却很难说清楚信息到底有多少。直到1948年，香农提出了“信息熵”的概念，才解决了对信息的量化度量问题。信息熵这个词是C.E.香农从热力学中借用过来的。热力学中的热熵是表示分子状态混乱程度的物理量，香农用信息熵的概念来描述信源的不确定度。——译者注

③ 巴鲁克计划：由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美国代表佰纳德·巴鲁克于1946年提出的一项计划，亦称原子能管制计划。——译者注

④ 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来的。其内容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至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至24个月翻一倍以上。——译者注

⑤ 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纽约时报》著名且非常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代表作《社会动物》。——译者注

[1] For a full description,see Joseph Nye,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

[2] Niall Ferguson,"Networks and hierarchies,"The American Interest,June2014.

[3] Anne-Marie Slaughter,"America's edg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9.

[4] Randall Schweller,'Emerging powers in an age of disorder,"Global Governance17,2011,p.286.See also Charles Kupchan,No-One's World:The West the Rising Rest,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5]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Global Trends2030:Alternative Worlds(Washington,DC,2012).

[6] Robert Kagan,The World America Made(New York:Knopf,2012),p.105.

[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2012(Washington,DC:IMF,2013).

[8] Jim O'Neill and Alessio Terzi,"Changing trade patterns,unchanging European and global governance,"Brussels,Bruegel Working Paper,February2014,p.3.

[9] See Peter Zeihan,The Accidental Superpower:The Next Generation of American Pre-eminence and the Coming Global Disorder(New York:Hachette,2014).

[10] Jonathan Kirshner,American Pow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p.143.

[11] Michael Mandelbaum,The Case for Goliath(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5),p.226.

[12]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Between centr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The club model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problem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RWP01-004(February2001).

[13] See J.S.Nye,"Maintaining 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Winter1981,pp.15-38.

[14] "Market value of the largest internet companies worldwide as of May2013,"Statista;available at:http://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7483/market value-of-the-largest-internet-companies-worldwide/.Note:Yahoo and Yahoo-Japan have been treated as one entity for the purposes of company rankings.

[15] Jonathan Zittrain,"No Barack Obama isn't handing control of the internet over to China,"The New Republic224,March24,2014.

[16] Richard J.Danzig,Surviving on a Diet of Poisoned Fruit:Reduc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Risks of America's Cyber Dependencies(Washington,DC: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2014),p.25.

[17] Moises Naim,The End of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2013),p.52.

[18] Quoted in Nathan Gardels,"Governance after the end of power,"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Summer2013,p.4.

[19] David Brooks,"The leaderless doctrine,"New York Times,March14,2014.

第七章　结论

任何试图评估在未来几十年中美国实力的人都应该记得此前有多少同样的努力曾得出远离实际的结论。美国对20世纪70年代苏联实力和20世纪80年代日本实力的夸张估计是极好的教训。如今，一些分析家们充满信心地预测，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国家，而另一些分析家们同样自信地认为，“美国还只在其施展实力的开始阶段，21世纪仍将是美国的世纪”。[1]但无法预料的事件可以扰乱这样的预测。未来有许多可能，绝非一种，意外、误算和特异的人为选择将导致不同的结局。

净实力评估和均势

美国与中国的相对权力变化将取决于两国未来政治变革的不确定性。如果中国没有遇到不利的不确定性事件，现有规模和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肯定会增加其相对优势，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更接近美国的实力资源水平。这些相对的能量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将超越美国而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即使中国没有遭受重大的国内政治挫折，目前基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很多预测只是目前增长速度的简单线性外推，这一增长速度很有可能在未来放缓。此外，经济预测是一维的，它忽略了美国的军事和软实力优势，以及相比于美国与欧洲、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国家持有的友好关系，中国在亚洲内部均势中处于不利的地缘政治态势。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周边不是海洋和两个友好邻邦，而是与不少国家接壤，其中还有些国家（如日本和印度）持有怀疑态度并实力强大，那情况看上去会有什么不同。

我的猜测是，在众多可能的未来里，出现一位如欧洲、俄罗斯、印度、巴西或是中国的挑战者，超越美国并最终结束美国在全球实力平衡中的核心地位并非不可能，但可能性存疑。此外，如英国战略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所指出的，不同于“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的实力是基于联盟，而不是殖民地”。[2]联盟和非正式盟友圈是一种资产，而殖民地是一种负担。

在美国正经历着绝对而非相对衰落的问题上，我们看到美国在诸如债务、中等教育、收入不平等，以及政治僵持等方面正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但应该注意的是它们只是画面的一部分。在账单有利的一面是人口、技术、能源的趋势，以及如地理位置和开放的创业文化那样持久的优势。美国的问题是真实的，不解决这些问题将削弱国家应对不断增长的全球复杂性的能力。将无解决方案与原则上可以有解决方案的情况区分开来是值得一试的。如果有人寻找未来可能的衰落场景，其一是美国对恐怖袭击变得过于害怕并反应过度而向内收缩，自行割离从开放获取的实力。另一种过度反应是像它在越南和伊拉克的行动那样：过量使劲，浪费鲜血和财富。

作为一个整体评估，将21世纪描述为美国的衰落世纪可能是不准确并带有误导性的。

“衰落”的语义混乱。例如从1945年至1970年，美国的政策主动制造了相对衰落，而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则将其解释为一种长期趋势。但到了20世纪末，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更重要的是，谈论“衰落”可能会导致危险的政策选择，因为它会鼓励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推行冒险政策，鼓励中国对邻国更过度自信，或鼓励美国出于恐惧而反应过度。

美国有很多问题，但它并没有绝对衰落，甚至就相对而言，它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里仍然比任何单一的国家更强大。美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会被中国或其他任一竞争者所取代，而是它将面对众多极具权势的挑战者的同时兴起——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这种权力扩散减少了美国控制他人的相对能力。

信息熵可能是比中国更大的挑战。此外，世界将面临越来越多新的跨国问题，这将同时需要别人的权力和压倒别人的权力。在日益复杂的世界里，美国长期低效率的权力转换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策略选择

即使美国继续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军事、经济和软实力资源，也并不意味着它会在全球舞台上选择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实力行动。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就没有选择这样去做。一些人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又发生了。在历经十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2013年的民意调查发现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照看好自己的事情，让其他国家自行求得最好的相处关系”。这是皮尤在1964年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后，第一次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赞同这种看法。在历史上，同意这一说法的比率大约在20%到40%不等，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仅为38%。

一些评论家立即宣称这是美国孤立外交政策的回归，但那个词语已经成了政治大棒，不再是分析家的用语了。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美国人在19世纪的孤立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干涉邻国内政，更多的是一种针对遥远的全球实力平衡中心欧洲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通过几次中立法案将真正的孤立主义写入立法，旨在防止对欧洲的又一次干预。

理解目前状态的一种更好的方式是把它看作外交政策钟摆在被斯蒂芬·塞斯坦诺维克称之为“极端主义者”政策和“紧缩”政策之间长期摆动的一部分。[3]紧缩并非孤立，而是战略性目标和手段的调整。从美国世纪开始至今实施紧缩政策的总统包括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卡特、老布什和奥巴马。虽然尼克松认为美国是在衰落，但如艾森豪威尔等其他人并不这样认为。如果与20世纪30年代的真正的孤立主义者相比，这些总统都是强烈的国际主义者，但这并不能保护他们免受批评。例如，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拥有大量读者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曾警告说，软弱和优柔寡断的美国领导人将向我们的对手打开大门。“艾尔索普们对艾森豪威尔的质疑尤其尖锐”，其中竟然包括了完全虚假的导弹差距。[4]因此，当现代批评家们指责“奥巴马政府似乎有意在追求让美国衰落的政策”，或“紧缩看起来虚弱，因为它就是虚弱”时，这些批评告诉我们的更多与党派政治有关，而不是美国世纪是否会在2041之前终结。[5]

历史学家们可以给出一个令人可信的案例，极端主义者过度反应时期对美国权力转换能力造成的伤害比紧缩时期更大。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政治反应而产生的强烈的孤立主义推迟了美国对希特勒的回应；肯尼迪和约翰逊对越南战争的升级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内向收缩的十年；伊拉克战争的结果是上面提到的民调数字。正如法里德·扎卡里亚①指出的那样，当新保守主义者们称颂罗斯福-杜鲁门政府的“普遍积极干预”时，他们挑选的历史案例避开了在苏联、中国和朝鲜遭受的失败。积极干预的本意是威慑，但不尽如人意。[6]

然而，暗藏在政治争论背后的是美国人在紧缩时期必须面对的严峻战略选择。其中之一是美国应该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花费多少？一些帝国过度扩张论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只有削减外交和国防开支，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美国目前花费的还不到它在美国世纪得以巩固的冷战年代高峰时期的一半。只看预算而不看宏观经济约束时，问题就出现了。问题不是大炮与黄油的关系，而是大炮与黄油与税收的关系。除非接受提高税收从而扩大预算，否则国防和外交事务的支出将与诸如教育和国内基础设施的修补以及研发等重要的国内投资锁在一个零和的折中权衡之中，这可能会对国防和国内改革都造成伤害。

另一项真正的辩论与干预有关。美国应该如何或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奥巴马说，如果美国或美国盟国的安全受到威胁，美国应该在必要时单方面使用武力。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良心敦促美国做出反应，例如一个独裁者杀害了大批公民，美国不应该单独行动，只能在有很好的成功前景下使用武力。这些都是合理的原则，但在权衡价值与现实时的门槛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将近两个世纪前，约翰·昆西·亚当斯曾为国内对干预外国独立战争的要求而挣扎过。彼时，他留下名言，美国“不会去国外寻找怪兽并将之摧毁”，免得它“深陷一切因利益和阴谋，或因个人的贪婪、嫉妒和野心而引发的战争而无法解脱，因为那样做是多管闲事并篡改了自由的标准”。

但是，如果容忍像叙利亚那样的内战，结果让恐怖分子集团建立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如二十年前塔利班在阿富汗那样，或像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正在做的那样，怎么办？某种形式的干预可能是必要的，但美国应该置身于入侵和占领之外。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社会人口流动的时代，外国占领势必滋生怨恨。艾森豪威尔明智地在20世纪50年代得出了这一结论。但拿什么来取代它？有限制地使用武力是一个答案。然而尤其是在中东地区，革命可能会持续一代又一代，巧用武力将是至关重要的。从长远来看，凯南式的遏制政策可能比占领和控制更有前途。

另一个争论是关于如何为处理前面讨论过的新的跨国问题而建立和加强体制，建立盟友圈，并制定政策。最大国家的领导力对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是重要的，美国少做一些，别的国家也会少做一些。遗憾的是，国内的政治僵持往往堵死了这样的领导力。例如，美国参议院无视国家利益的所在，无视需要它来巩固美国在中国南海的外交立场这一事实，未能批准海洋法公约。同样，美国国会未能履行美国的一项承诺：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欧洲的配额重新分配给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对此美国几乎没有任何花费。在领导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国内对碳排放罚款存在着强大的阻力。同样，美国国内对国际贸易协定也存在着阻力。这种态度削弱了美国在应对全球公共物品上的带头作用，而这又削弱了对延续美国世纪至关重要的合法性和软实力。

最后，美国世纪的持续时间取决于一系列广泛的联盟，并且将在世界政治的新环境中越来越多地这样去做。如果其他国家认为美国在向内转，美国如何去维持在这些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将如何在实现亚洲再平衡的同时又不削弱对如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地区的承诺？而在亚洲，合作和竞争在对中国的战略中至关重要，避免将政策过度军事化也是很关键的。

军事实力将是维持美国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盟友提供安全保证是影响力的重要来源，而有限的干预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但武力是一把钝刀，而且把领导作用等同于单边军事行动是一个错误。那些指出美国军队的驻扎对欧洲、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产生作用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军队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明确而现实的外部威胁——韩国花了三十多年时间才得以实现民主。

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地区保持军事平衡的战略对美国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试图控制在中东革命中充满民族主义情绪民众的内部政治斗争可能会导致美国世纪的缩短。军事实力在互联网、气候变化或金融稳定等跨国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用处。

如果希望延长美国世纪，美国必须塑造一种国际环境，通过贸易、金融、文化和体制为其他国家创造激励机制，并建立与之相应的盟友圈和体制。新类型的盟友圈和多方利益相关的体制将发挥作用。正如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已经指出的，“今天有机会在不使用美国军事实力的情况下，调整世界使之符合美国的利益”。[7]美国还需作出更多努力以强化与欧亚的贸易以及减少贸易壁垒来深化北美一体化。虽然东亚一直是充满经济活力的地区，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北美地区的人口和能源形势将更有希望。如果美国想推行一项有效的战略来维持美国世纪的话，即便是在东亚地区，它也需要推出新的经济和生态举措。仅对事件作就事论事的反应是不够的，一个紧缩的时期需要软实力战略。

结语

总之，美国世纪还没有结束，我们指的是美国在军事、经济和软实力资源方面的主导地位，这使得美国处在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位于全球均势运作和提位全球公共物品的中心。与那些将这个世纪宣布为中国世纪的人相反，我们还没有进入一个后美国世纪。但此后的美国不会像它在20世纪一样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低于它在20世纪中叶的水平，其他国家的崛起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增加所显示的复杂性将使任何的施加影响或组织行动变得更加困难。分析家们应停止使用有关单极和多极的陈词滥调，他们将不得不在不同的问题上同时接受这两个概念。他们应该停止争论，为定义不清的衰落概念多操点心。因为定义不清的衰落概念和多种不同类型的行为混在一起将导致错误的政策结论。

领导力与主宰不是一回事。为了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之为多元伙伴的世界里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美国将不得不倾听别人的意见。

重要的是，要记住美国世纪中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美国从来没有完全地控制世界。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即使美国拥有优势资源，它也常常无法获得想要的东西。而那些认为今天信息熵世界远比过去复杂而动荡的人应该记得1956年。

那一年，美国没能阻止苏联对匈牙利的镇压，法国失去了越南，我们的盟友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人们在用乐观心态看过去时都应该小心。借用一个喜剧演员的话来说，“霸权不是像它曾经的那样，而是从来就没有过霸权。”

现在，随着占有的优势越来越少而面临的世界更为复杂，如果希望保持自己的地位，美国必须作出明智的国内和国际战略选择。美国世纪最起码还能持续数十年，但看上去将与亨利·卢斯第一次阐述它时有很大的不同。

【注释】

①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入选世界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师从国际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先后担任《外交事务》杂志主编、《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时代周刊》资深特约编辑。——译者注

[1] George Friedman,The Next100Years:A Forecast for the21st Century(New York:Doubleday,2009),p.18.

[2] Lawrence Freedman,"A subversive on a 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May/June2009,p.39.

[3] Stephen Sestanovich,Maximalist(New York:Knopf,2014).

[4] David Ignatius,"Claims of US weakness and retreat of US power are unfounded,"Washington Post,June4,2014.

[5] Mackubin Thomas Owens,"Obama chooses national decline,"National Review Online,February26,2014;William Kristol,"Superpower once lived here,"Weekly Standard,April7,2014,p.7.

[6] Fareed Zakaria,"The perils of leaning forward,"The Washington Post,June5,2014.

[7] Robert Zoellick,"A presidency of missed opportunities,"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10,2014.

延伸阅读

关于第一章，我在《总统的领导力与美国时代的缔造》（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中着眼于重要领导人在过去一个世纪的选择。托马斯·帕特森等人的《美国外交关系》（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第二卷中提供了历史时期标准的划分。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其《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Special Providenc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中为此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释。我们可以在威廉姆·威廉姆斯的《美国外交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中看见经典的激进观点。厄内斯特·梅在他的《美国的帝国主义》（American Imperialism）中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展现了美国在20世纪之交那段短暂的正式帝国主义时期，同时，在他的《世界战争与美国孤立：1914-1917》(The World War and American Isolation,1914-1917)中展现了美国是如何选择加入战争的。罗伯特·达莱克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美国外交政策：1932-1945》(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详细解释了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在沃尔特·艾萨克森和埃文·托马斯合著的《智者：六个朋友和他们创造的世界》（The Wise Men: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中战后时期得到了很好的描述。关于战后美国秩序起源的本质可以在约翰·伊肯伯里的《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中寻得，对此，在阿米塔夫·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一书中可以见到怀疑性的回应。

在第二章的霸权与衰落理论方面，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Among the Great Powers）是一部经典的论著。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中给出了传统现实主义有关霸权的论述，同时罗伯特·基欧汉在其代表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中给出了自由制度主义的相关解释。可以将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的大循环》（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看作是关于合理性周期的主流努力，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则可以代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论述。关于英国霸权的衰落，康瑞利·伯内特的《英国霸权的衰落》（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一书是值得参考的。

第三章列出来的每一个潜在挑战者都有大量的文献参考。早期关于欧洲乐观的设想可以从马克·伦纳德的《为什么欧洲会领跑21世纪？》(Why Europe Will Run the21st Century)看到，而目前悲观的描述，可以从詹·齐隆卡的《欧盟注定会衰落吗？》(Is the EU Doomed?)一书中看到。对于日本，早期乐观的分析可以在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ica）中看到，而希拉·史密斯的《日本的新政治和美日联盟》（Japan's New Politics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则代表了现今的分析观点。关于俄罗斯的分析可以在安德斯·奥斯隆德、谢尔盖·古里埃夫和安德鲁·库钦斯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中找到，安格拉·E.斯腾特则在《伙伴关系的局限性：21世纪的美俄关系》（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提供了更为谨慎的讨论。关于印度问题，在安东尼·希斯和罗杰·杰弗里等人的《现代印度的多样性和变化：经济、社会和政治方法》（Divers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India:Economic,Social and Political Approaches）和维贾伊·乔希的“经济复苏、不平衡变革和失业增长”中可以找到。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在他的回忆录《巴西传奇总统回忆录》（The Accidental President of Brazil:A Memoir）中对于近来巴西的重新崛起有着完整的描述。相关历史在托马斯·斯基德莫尔的《巴西：五个世纪的变化》（Brazil:Five Centuries of Change）中有更完整的叙述。比尔·埃莫特的《竞争对手：中国、印度、日本之间的权力斗争将如何塑造我们下一个十年》（Rivals: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中是对日本、印度和中国关系的最好描述。

对于第四章讨论的中国，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中提供了一个令人喘不过来气的观点，而乔纳森·芬比在他的《中国是否将会统治21世纪？》(Will China Dominate the21st Century)中用更现实的评估进行反驳。关于中国权力的不同纬度的平衡解释可以在沈大伟的《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一书中找到。文安立的《躁动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Restless Empire: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1750）中对现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解释。詹姆斯·斯坦伯格和迈克尔·奥汉隆在他俩合著的《战略性保障和解决：21世纪的中美关系》（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很好地描述了当今的中美关系。罗伯特·卡普兰在《亚洲火药桶：南中国海问题和太平洋安定局面的终结》（Asia's Cauldron: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中描述了一些包括中国在内的危险的海上问题。

第五章呈现的美国衰落的问题催生了许多不同价值的文献。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在1987年代表了衰落主义者的主要立场，对此我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有所回应。近来，衰落主义的观点有许多展现，例如吉迪恩·拉赫曼在2011年1月《外交政策》上发表的《重新考虑：美国的衰落》（Think again:American decline）一文，查尔斯·库普乾在2012年3月的《大西洋杂志》上发表的《西方的衰落：为什么美国必须为主导地位的终结做准备？》(The decline of the West:Why America must prepare for the end of dominance)以及爱德华·卢斯的《开始思考，美国时代的后裔》（Time to Start Thinking: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而乐观的观点可以在以下著作中找到：乔治·弗莱德曼的《未来100年：21世纪的预测》（The Next100Years:A Forecast for the21st Century）；约瑟夫·乔非《美国衰落的神话》（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罗伯特·卡根《美国缔造的世界》（The World America Made）和布鲁斯·琼斯《还是我们的领导》（Still Ours to Lead）。斯蒂芬·布鲁克斯和威廉姆·沃尔华斯在《世界失衡：国际关系和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World Out of Bala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中描述了持续的单向性。努诺·蒙泰罗呈现了《单边政治理论》（The Theory of Unilateral Politics).

与第六章相关，我在《权力大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一书中描述了权力扩散，特别是网络的力量。摩伊希斯·奈姆在《权力的终结》（The End of Power）一书中描述了同样的状况。查尔斯·库普乾在《没有人的世界》（No-One's World:The West,the Rising Rest,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中呈现了更为极端的观点。伊恩·布雷默在《零国集团时代：谁是新世界格局中的赢家和输家？》(Every Nation for Itself: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中展现了自己的观点。安尼·玛丽·斯劳特在《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一书中描述了网络重要性的增长。法里德·扎卡利亚在《后美国的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中对其他地区的崛起发出了警告。对2030年世界的预测，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不同的世界》（Global Trends2030:Alternative Worlds).

最后，我在结论中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跟进，不仅有大量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书籍，还有许多关于未来的建议。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的理论在其《歌莉娅的情况》（The Case for Goliath）中有所展现，安德鲁·巴塞维奇在《实力的极限》（The Limits of Power: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一书中表现了对美国政策的怀疑态度。在理查德·哈斯《外交政策始于国内：打理好美国内务》（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The Case for Putting America's House in Order）中有很好的案例，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在《极端主义》（Maximalist）一书中描述了美国政策在极端主义时期和紧缩策略时期之间的振荡周期。

致谢

我要感谢政治出版社的路易丝·奈特建议出这本小书，结合最新的现实，我总结了自己二十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并把它呈现给普通读者。

罗伯特·基欧汉、斯楚波·塔尔博特和阿里·威恩对初稿提供了有益的意见。

尹讷霞·普里马拉特纳是一位出色的研究助手，珍妮·马拉斯加多年来一直是一位很好的事务助理。

我还要衷心感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事务领导中心和贝尔弗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的同事们的支持和他们充满智慧的激励，我希望这本书能将它们体现出来。

除此之外，我要感谢莫莉·哈丁·奈，她不仅阅读并评论了手稿，而且提供了使一切成为可能的支持。

译后记

在20世纪走向结束、千禧之年尚未开始之时就已经有人预言“下一个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之所以会将“中国”冠于一个世纪之上，是因为在当时”20世纪是美国世纪”还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公认事实。

“美国世纪”是1941年2月17日《时代周刊》《生活》和《财富》的创始人卢斯（Henry Luce）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社评的标题。他之所以发表这篇社评，在于激励民众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支持美国在全球扮演起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国际主义者之一，他呼吁美国应直接参与欧洲冲突，与英国联手抗击德国；美国应该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领袖，并通过在全球应用“美国原则”来完成国际秩序的转变。卢斯为“美国世纪”发出的呐喊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思维中国际主义向孤立主义发起了全面挑战。他对美国使用其实力塑造并领导国际体系的愿景，在冷战及之后的时期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中国世纪的兴起将取代原有的美国世纪，这直接意味着美国世纪的终结，意味着世界秩序的改组和重新安排。

“美国世纪结束了吗？”这不仅是各国政府首脑和学术精英们极为关注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地所有关心世界政治和国际形势的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杰出贡献教授约瑟夫·奈的新著《美国世纪结束了吗？》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写的。他在书中阐述了为什么美国世纪还远远没有结束，为了在一个实力日趋分散的政治时代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美国必须做些什么。

约瑟夫·萨穆埃尔·奈生于1937年1月19日。他自196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以后就一直在哈佛任教，并曾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九年。他和罗伯特·基欧汉一起在1977年创设了国际关系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并随后又提出了权力与复合相互依赖的理论概念。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创了现在已为全世界普遍接受并运用的“软实力”概念和理论。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外交学院院士，同时也是英国社会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长助理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负责安全援助、科学和技术的副国务卿助理，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顾问。2014年10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任命约瑟夫·奈为外交政策委员会顾问。在2011年TRIP（教学、研究及国际政策组织）对全球1700多名国际关系学者进行的问卷调查中，约瑟夫·奈被列为过去二十多年中国际关系领域里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名列第六。2011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他为全球顶级的思想家之一。《外交政策》杂志的资深记者丹尼尔·德瑞日纳写道：“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所有途径都得经过约瑟夫·奈。"2014年9月的《外交政策》报道称，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都把约瑟夫·奈列为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约瑟夫·奈在本书中介绍了“美国世纪”的由来和它的时期定义。他在讨论对“美国世纪”的不同时期的定义时简要回顾了美国的历史，描述了衡量国家实力的三个方面：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软实力。他指出一个国家经济体量的大小并不直接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实力地位，关键的一点是将实力资源转化为达到目标的行动力量的能力。他在2012年曾解释说，使用软实力时，“最好的宣传就是不宣传”，并进一步解释说，在信息时代，“信誉是最稀缺的资源”。他认为提升软实力就是要释放公民社会的创造力，“美国和欧洲的软实力并非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文化和非政府组织”。

此外，他还指出衰落分为绝对衰落和相对衰落两种。相对衰落是指相对的外部实力的减少，而绝对衰落则是由内部状况的恶化造成的。比如，罗马帝国的衰败并不是受害于一个崛起国家的挑战，而是受害于游牧部落入侵的长期压力，尽管每个部落都比罗马更弱。罗马社会的公民腐败、自相残杀、行政和军事效率低下最终造成了罗马帝国的绝对衰落。人们正热衷于谈论的美国衰落则是相对衰落，它的出现部分是由于美国的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失误，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印度、巴西、印尼等国家的崛起，而这也正是美国政策的目标成果。

在本书中，奈用了一章的篇幅分析美国在21世纪可能遇上的竞争对手——欧洲、日本、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并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在21世纪成为竞争对手进而终结美国世纪的可能性。他认为，不应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高速发展称为“崛起”，而应称为“恢复”。因为在二百年前工业革命开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的经济体。他赞赏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提出的加强“软实力”的策略。他认为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是一次展示软实力的范例。他的结论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不太可能成为终结美国世纪的竞争对手。

对美国来说，信息熵可能是比中国更大的挑战。约瑟夫·奈在本书中还指出，由于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网络化和大数据的兴起，世界政治正以某种方式在改变，越来越多跨越疆界的议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非营利组织、跨国公司、恐怖分子、罪犯或个人都在加入国际政治舞台，从而使它变得越来越拥挤，越来越难以控制。“美国世纪”将在美国置身于实力平衡的核心地位和产生公共福祉的领导地位的意义上继续下去，但这将与它在20世纪后半叶所做的看上去完全不同。

毫无疑问，约瑟夫·奈的研究成果与维护美国利益和设计美国外交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正因为如此，他的视角、思路、分析以及他对许多事情的推断才对中国读者具有独具特色的参考价值。如何在21世纪维护并发展中美关系不仅是对美国，而且也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最大考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充分了解美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美国政策制定的过程，尤其是了解美国政策制定者们的思路，将是一门经久不衰的功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如约瑟夫·奈自己所说的那样，本书是他二十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然而，这只是一本小册子，一本以极为简洁的语言阐述当今世界上最为宏大、最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的通俗易懂的读物。任何一位普通读者，未经专门训练，也没有专业背景，都可以读懂这本小册子，都可以理解约瑟夫·奈教授说了些什么，他说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只有对自己的领域充分掌握的人才能写下的大师手笔。期望它能为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和满足。

邵杜罔

2015年6月21日

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