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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理想一点时间：精选集

作　　者：李志题

责任编辑：奉学勤

ISBN：978754114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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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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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中国人的信仰

徐贲：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宋石男：古代中国的个人尊严和自由

鄢烈山：行善者最宝贵的品质是尊重受助者

韩浩月：密集恐惧症，人人都有的“中国病”？

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

陈方：中国年轻人为何不敢晃荡青春？

李银河：人活着应当要什么

柴静：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张铁志：台湾的公民素质来自何处？

陈平：烧钱的代价

张鸣：互害社会的整体愚昧

唐辛子：讲礼貌的日本人为什么不让座？

杨照：曲曲折折转出的和善社会

徐贲：粗鄙是社会的癌症

汪中求：透过细节看日本

贾葭：有意义的他者

朱学东：我们为什么输不起？

姬中宪：父母在，不远游

老愚：夜色深处有官人

张鸣：特权的庄稼

王建勋：法治是官员的护身符

郭老学徒：野蛮人占领了头等舱

郭老学徒：情欲与权力的纠缠

鄢烈山：“潜规则”不如叫“现规则”或“奸规则”

柴静：十年·十人

张鸣：制度性流民

闾丘露薇：为何觉得行贿可以原谅？

朱大可：具象建筑与权力丑学

郭老学徒：铁腕首脑为何对媒体毫无办法？

十年砍柴：索贿的艺术

安立志：逃亡途中人性回归

邱立本：告别动物农庄的陷阱

杨佩昌：德国民富国强的逻辑

张维迎：理念决定中国未来

周保松：市场、金钱与自由

李小鸣：为何“副总统”到场却遭到冷遇？

许小年：城镇化或城镇神化

李吉明：中国教育应丰富多彩

杨佩昌：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

单士兵：教师为何过着“挣扎的人生”？

冉云飞：用“爱”扼杀孩子人生幸福的中国父母

雷颐：“苦难”与“辉煌”

崔卫平：我稻田里的兄弟

傅国涌：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连清川：我爱苏东坡

连清川：民国，就是那扇窗

乔海燕：一个红卫兵的葬礼

雷颐：白修德与“中原大饥荒”

郑东阳：永远的异议者“刺客”黄文雄

腾日熙博：你去投敌啊！

闾丘露薇：当日本人在改变

连清川：如何理解日本？

陈平：国，到底应该怎样爱？

葛剑雄：中国人的信仰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9537674.html

2010-12-12 22:16:00|浏览211436次|评论218条

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常有人问起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当他们得知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至少已经存在了两三千年。不过他们大概并不了解，虽然中国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信仰。

近来儒家学说得到主流肯定，于是有人声称中国人在历史上都信奉儒家学说，信仰孔孟之道。翻开历史，表面上似乎的确如此。特别是宋元以降，上至君相鸿儒、下至吏员生童，甚至贩夫走卒，无不崇奉孔孟，讲究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实际上，真正的纯儒少而又少，绝大多数人只是打着孔孟的旗号，内心什么都信：佛道鬼神，打卦算命，因果报应，只要于自己有利，或者有一个能自欺欺人的解释，都可以接受，都不妨一试。

至于在民间，尤其是在汉族地区，一般人佛、道、儒都信，天、地、君、亲、师都拜，还有极其广泛的实用性、地方性崇拜。如各地有土地神（或称土地公公）、城隍，家门口有门神，灶头有灶神，理财有财神，科第有魁星，婚姻有月老，求子有送子观音，驱蝗求刘猛将，养蚕祝蚕花娘娘，治蛟找许真君，航海靠妈祖，还有风伯、雨师、雷公、电母、河神、海龙王、阎罗王、玉皇大帝等各司其职，简直无所不包，应有尽有。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吉凶祸福，无不有相应的神或鬼督察照料。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具体内容各异，这些崇拜的核心就是对因果报应的信仰，即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说一时见不到效果，那是因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所以祈求者完全可以“今世不修修来世”，在下一辈子得到弥补。

中国早期的鬼神信仰、多神信仰没有能发展成宗教，本土产生的道教先天不足，外来的佛教越来越与中国本土文化和社会结合，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君主制度过于强大。皇帝作为“天子”体现了天命和天意，天则通过太阳黑子、日食、彗星、地震等各种天象和灾异显示自己的意图和警告。皇权与佛、道、儒、鬼神已合为一体，即使偶有冲突，如官府对某些民间崇拜的禁止、对某些宗教活动的取缔，也没有影响这种广泛的结合。改朝换代或皇权的盛衰并没有改变这种格局，反而会产生新的方式，或者使之更加广泛。例如，满族入主中原后，不仅全盘承接了明朝的格局，还密切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加封了班禅额尔德尼。对外来宗教，只要它能服从皇权，主动适应中国的状况，就能得到容许，并为进一步传播获得空间。如利玛窦等擅自修改教规，宣称天主教与儒家学说暗合，容许信徒保持对君主、祖宗、孔子等诸多偶像的崇拜，所以不仅能在明朝生存，还赢得包括大学士徐光启在内的一批高官和社会精英的皈依，使天主教在中国有了传播的基础。

一种信仰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得到长期延续，证明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和民众的需要，无疑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传统的延续起着积极作用。尽管从秦始皇开始，中央集权制度建立起来并逐步巩固，越来越具体和深入，但直到民国年间，政治权力的作用一般仅延伸到县一级，在发达地区才能延伸到部分镇、乡。法律条文堪称严密，但也无法贯彻于基层。中国式的信仰恰当地填补了这些空白，与宗族、乡绅结合，在日常动作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那时的乡村、山区、边远地区根本没有任何行政或军事机构，有的连保甲、乡丁一类治安人员也没有，更没有无所不在的警察和探头，要杀人越货易如反掌，而且几乎不会得到追究，但由于多数人相信因果报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即使盗匪也不会过分，如谋财不害命，劫财时给苦主留下保命钱。又如孝道得以长期维持，表面看似乎是儒家学说和统治者倡导之功，实际上是信仰的震慑作用。不孝行为不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更会招致天罚。

由于报应可以追溯到前世，延续到来世，这种信仰也淡化了社会不公，缓解了贫富对立，调和了官民冲突。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和苦难可以解释为本人前世罪孽所致，或者是因此而形成的“命”中注定。他人之所以拥有财富、权力、地位、幸运是由于祖上积德或本人前世的孝行善行。要改变这种状态唯一的途径是从此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为本人修来世，为子孙积德。否则，下一辈子依然做牛做马，不得翻身。而那些奸臣、贪官、为富不仁、怙恶不悛的人即使能逍遥法外，生前享受荣华富贵，到了阴曹地府也会受到应得的惩罚，并且比人间的刑罚更加严酷。

神道设教固然不可避免造成迷信，甚至导致愚昧，但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即使是在天灾人祸频繁、分裂割据不断、行政机构瘫痪、鸡犬之声绝迹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还不愿或不敢突破伦理道德的底线，尽量避免“伤天害理”的行为，或者还会“良心发现”，主要还不是靠孔孟之道，而是神道设教的效果，使因果报应的观念深入人心。一旦这些观念都被作为封建迷信破除，又没有新的信仰替代，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用之于政治斗争或理论争论或许能鼓舞信心，振奋精神，增加胜算，让普通人当作处世原则却会造孽无穷。

政治家并非不知道信仰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希望用政治信仰取代其他信仰。政治信仰的对象不能是神，只能是主义或领袖。但主义和领袖是具体的，不可能十全十美，更不可能万能。如果说主义还能通过不断地修正或发展使之长期保持神圣的话，领袖毕竟是人，总不能与时俱进到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还得始终拥有常人所没有的能力和魅力，于是只能将领袖造成神。

政治信仰的确能起作用。且不说革命中的千辛万苦，就是内部的路线斗争或从未间断的什么斗争，按照常理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但信仰不需要求证，只要坚信其正确就行了。主义不会错，错的是有人没有按主义办。领袖不会错，错的都是背着领袖干的。凡自己的想法与主义不合，那肯定是自己错了，知识分子要检查阶级立场，工农出身者得提高理论水平。

政治信仰也不容易恢复。“文革”初期，我虽然已是中学教师，还是与其他“革命小将”一样，决心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什么事都闻风而动，唯恐跟得不紧。《人民日报》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不仅夜以继日贴别人大字报，还要引火烧身，鼓励学生贴自己大字报。但以后学校越搞越乱，社会上更乱，出现了很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乱象怪事。以我当时的水平，也知道那些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想不到有些事得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肯定。面对报上的白纸红字（当时最新指示大多以红色印刷），我还是认为毛主席不会错，肯定是下面的人隐瞒真相，欺骗了毛主席。但毛主席明察秋毫，怎么会上别人当呢？这种想法刚一露头，我马上警觉起来——这不是怀疑毛主席吗？多么危险！可是等到林彪“自我爆炸”，再听到毛主席给江青的信的传达时，我终于动摇了对他的信仰——既然1966年就识破林彪阴谋，为什么还是让他干那么多坏事，还通过《党章》将他确立为接班人？将毛主席当成神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对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简便易行的还是宗教信仰或准宗教信仰，如中国以往的神道设教、因果报应等。因为再强大的政党和政府都无法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完全消除社会不公，也不能使每一个人避免不幸遭遇；再发达的科学技术也不能解释自然界的一切未解之谜；再英明的领袖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不犯错误；再先进的理论也不可能指导任何实际。

作者博客：http://gejianxiong.blog.ifeng.com/

（葛剑雄，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徐贲：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729861.html

2012-07-12 11:13:09|浏览64997次|评论75条

在网上读到一篇《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的讲稿，是卢新宁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其中有几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

我很同意作者对当前缺乏信仰的看法，但是，把信仰、理想、道德放在一起说，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有了某种“理想”和“道德”，也就有了信仰。现在有不少人怀念“文革”时期，往往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信仰的理解。他们认为“文革”是一个中国人普遍有理想、有道德的“激情”年代，因此人们在那个时代具有坚定的信仰。现在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信仰是建立在“阶级斗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某某主义的明天”一类的神话上的。有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今天重提信仰的时候，似乎应该问一下，我们这个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建立在神话上或是理性上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今天许多人的怀疑心态并不是简单地突然放弃了信仰，而是因为，在旧神话已经破灭而新理性尚未建立的时候，怀疑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尽管会有令人困惑和痛苦的过渡。

古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哲学的新理性之前，就已经有了神话的信仰。神话故事展现了各个神的奇特故事和他们对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神秘影响，正如文化历史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Vernant）所说，神话“构成了信仰的‘日课经’”。像所有其他形式的信仰一样，神话对最早的古希腊人有“教育”的作用，神话故事“同样也是这一群人集体知识的百科全书……教育培养（paideia）需要背诵并参透具有某种经文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谓的宗教——众神明、众英雄，对崇拜的描写、对殷勤好客、对正义的某些道德思索，那些被宙斯惩罚的人——都跟别的东西一起被学习。

然而，信仰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它是信仰，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怎样的信仰。今天，绝大多数人不再盲目地接受来自传统或宗教、政治教义的信仰，而是用理性来思考和判断信仰的内容和合理性，这种神话与理性的区分最早来自古希腊哲学。由于古希腊哲学，理性本身“第一次从神话脱离出来，宛如盲人双目中的鳞片剥落一样。这不只是认知态度和心态的转变，它还包含一种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精神的发现”。在历史的发展中，理性变得更加重要，人们对理性的认识也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入。

在西方，人们一般是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说“信仰”，而在中国，人们大多数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上说“信仰”。这两个意义上的信仰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有特别的对象——神，然而神和神的教诲是不可分的。神的教诲不仅关乎神与人的关系（虔诚），而且关乎人与人的关系（爱）。在不信神，不信上帝的人群中，由于没有必须爱的神，人更有理由爱他周围的人，在自由、平等、尊严的环境中，信任、尊重和关爱别人便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政治上，这些价值与民主、宪政是一致的，在哲学或神学上，这样的普遍价值则总是与某种超越的终结关怀联系在一起。

在没有终结关怀和普遍价值信仰的地方，也会出现一些看上去似乎是信仰的现象和行为，其中最常见的便是世俗的“崇拜”，这是驾驭民众的有效手段。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对此问道，在还没有新的宗教信仰时，“能够教给孩子们什么呢？”他的回答是，给他们一个“代替品”，那就是一个世俗崇拜的方式。它有一个由政治力量或权力营造的“神”（领袖），一个“经文”（某某著作），一个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个“僧侣阶层”（官僚体制）。这样的崇拜可能非常有效，也可以满足民众对信仰的精神需求。然而，20世纪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这样的信仰不仅是赝品，而且更是危险品。它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到自我毁灭的边缘。我们不能饥不择食，而把这样的赝品和危险品当成了信仰。

怀疑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问题是怀疑什么、怎么怀疑和为什么怀疑。文艺复兴时期，无论是宗教革命还是现代科学的萌芽，都是从怀疑某些被当作当然正确的东西开始的。一切可以称作为“信仰”的“确信”或“有所不疑”，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必须建立在一些具有恒久而普遍意义的价值之上。人们只有确信这些基本价值，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眼见无数糟蹋、破坏这些价值的行为，但仍然对这些价值坚信不疑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信仰。

长期以来，我们由于信仰的高度政治化，一直无法建立起真正具有普遍、恒久意义的基本价值。中国虽有被称为“信仰”的政治教义，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当这种教义的神话与人们的经验理性相抵牾，怀疑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今天的怀疑主义不仅是怀疑现实世界中的那些伪价值（权力，金钱），而且是根本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后面这一种怀疑主义才是真正可怕的：信仰是被现实，而不是被怀疑解构或粉碎的。怀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信仰遭动摇的原因。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5439462.html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等。）

宋石男：古代中国的个人尊严和自由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702828.html

2012-08-31 09:03:31|浏览139716次|评论108条

自春秋至近代中国，“尊严”一词多与权力有关。但在现代，“尊严”一词更多是与权利有关。简言之，尊严就是独立个体的权利被尊重。基于以下几种因素，古代中国人很难保障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尊严：等级秩序、个人本位缺失、权利意识匮乏、礼法与宗法约束、私有产权不受保护、公私领域没有界分。

儒家思想与等级秩序

当说，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等概念与尊严有交集，儒家崇尚道德，讲究修身，提倡节气，从中也能部分导向人的自由或尊严，但儒家思想决不能导出现代意义的尊严概念。

首先，儒家并非面对普罗大众的学说，尤其宋代理学，只是面对士大夫精英阶层。直到明中叶以降，王阳明心学行世，儒学才有了变化，变得更加开放，商人、樵夫、工匠也可学理学。但究其根本，儒学关照的仍是信仰儒学的知识分子以及运用儒学的帝王。所谓儒家的“民本”观念，常被视作与现代人权理念合拍，其实多不过是“政本论”而已。譬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屡被津津乐道，然则还得注意其后的那句话——“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实际上，孟子这段话无非“执政为民”一类的套话在古代的初版，要旨只是论证政权得失之决定条件，警示政权转移之轨道，而非真正的权利学说。

其次，经由儒家学说而获得的自由或尊严，多是精神范围的，难涉制度保障或物质层面，因此仍是残缺或无根的。

最后，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所谓名教，无非“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谭嗣同语），其实质是“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陈独秀语）。“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张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专制主义的罗网之中。”（李慎之语）

在这样一个等级秩序森严的网络中，你只要是臣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天子；只要是儿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父亲；只要是妻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丈夫；只要是弟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老师，又怎么谈得上自由意志和个体尊严？

个人本位缺失

古代中国缺乏与他人分立对抗的个体人概念，每个人的特性都由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来定义，换言之，人人都活在集团中——血缘集团是家族，地缘集团是同乡，政治集团是同科、同座主或同党同社，少有独立个体的生存空间。如余英时所言，传统文化里并非没有自我、自由的概念，只是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中国是在群体和个体的关系之上考虑自由。

个人本位缺失，还有深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经济方面，个人从属家庭、宗族，在血缘集团中主要是依赖或扶助关系，而非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政治方面，古代中国人从未有独立的公民身份，个体地位取决于三纲五常。文化方面，浸淫儒家和谐观念的社会，缺少与公权抗争的文化资源，个体更多是内省而非外扩，因此不能“拥有建立完整人格的期望”（马克思·韦伯语）。

权利观念匮乏

个人本位缺失，已经是个人权利的先天致命伤，何况古代中国又极乏权利观念。夏勇说，中国人的“天理”就是中国式人权观念，政府的责任就是人民的权利。西方的人权概念是政府不应侵犯人民的权利，中国则主张政府应为人民做些什么。西方人权是法律语言，中国的人权则基本是道德语言。道德语言产生不了权利，只能有义务的观念。因此，在古代中国，民众只有交纳赋税、服役之义务，而无参政议政之权利（这与西方近代形成的“无代议士不纳赋税”形成鲜明对比），更别说拥有马歇尔归纳的三大个人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

当说，中国传统政治中也有好的一面，如讲仁，讲义，尊重生命，尊重生存权等，但都是从责任和义务的层面讲，而非倡导百姓去争取权利。制约统治者的手段，主要又不是法律及分权制衡，而依托于儒家伦理和道德期待。伦理和道德不是没有约束力，但相当有限，而对“圣主”的期待，更是几千年中国政治的致命伤，无异于先将百姓的头颅放在铡刀之下，再期待来执行的刽子手忽然变成活菩萨。

礼法、宗法之二元约束

日本人浅井虎夫指出，中国古代法律有二元性，那就是国家制定法外，还存在家族法，也即所谓宗法。

古代中国制定法律，讲究“出礼入刑”。礼与刑结合，大约在西汉，董仲舒等将说经与解律结合，建立所谓“春秋决狱”的传统，实质即礼刑结合。按瞿同祖的研究，中国法律之儒化是渐进的，萌芽于汉而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经隋唐后便成为法律正统。

礼的主要内容是确立尊卑贵贱秩序，本质上与法治的平等精神相悖。在礼法之下，道德和法律往往互相混淆，且常以法律的制裁，代替道德的制裁，浅井虎夫认为有两大弊害由此而生：“一以失法律公平之要义，遂至有不能适用之处，而完全丧失法律之效力；一以畏避外部之强制力，而其中心之服从苟免而无耻，遂至并道德而灭绝矣。”

申言之，礼法之弊主要有二：一是国家利益至上，漠视个人利益。法只制裁异端，而非保护权利。中国古代法律始终以刑法为主，绝少见民法踪影，因此本是民事纠纷，也只能用刑事手段、道德观念来制裁或调节。自先秦李悝《法经》到清代《大清律例》，一直如此。西方早期也是诸法合体，但从罗马《十二铜表法》开始，就确立了法典中民法的主导地位，而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则已基本摆脱以刑法手段来调整民事关系。二是“保护不平等”，诸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友，地位都是不平等的，而礼法却要保护且强化这些不平等。事实上，家族和阶级正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家族以内，父权、夫权决定了尊者惩戒卑者的权力。社会上也是等级有序，不仅生活方式因社会身份不同而有差异，法律待遇也不同。譬如清代贱民，不但未有科举机会，甚至不能与良民通婚。

至于宗法，则是血缘集团内部道德规范、精神信条的法律化，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家族内部的礼法。一方面，族长借宗法对族人享有系统控制权；另一方面，宗法制度又为国家提供有效的基层服务，在皇权所不及的乡里，个人主要由宗法来控制。宗法对个人也能派生一些好处，譬如义学、义田等，可供家族内部的寒士得到教育机会或最低生活保障。但这只是血缘集团内部的荫庇，并非建立在全社会平等公民的政治权利及道德共识之上，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简言之，在礼法与宗法的双重约束下，个人尊严如同绞肉机中的肉块，如果没被搅碎，那只是幸运而非必然。

无产权则无人权

在古代中国，私有产权难以确立及保护，人权至为重要的一角因此塌陷。

上古三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私有产权概念。战国以后土地渐渐私有，民土出现，但缺乏产权保障，常被侵占。譬如汉代王莽的王田制度，元代的夺田，宋代公田，明代皇庄，清初圈地，都充斥着对民土的侵犯。此外，政府长期向民间富户强征钱财，始于汉武，继承者代不乏人，尤其清代的“报效”、“捐输”，非常惊人。

与不尊重私有产权配套的，则是抑商观念及政策。据傅筑夫研究，发挥作用的主要是三项制度：禁榷、土贡、官工业。禁榷把最有发展可能的行业从私人手中夺过，改为官营，商品经济自由发展道路由是堵塞。土贡则越过商业程序，把本为商品的物资，直接向民间索取，实质是把商品经济中很大的一部分直接取消。官工业制度与土贡相辅而行，将不愿从市场购买，土贡又不能满足的部分商品，改为官家通过盘剥民间劳动力的方式自行制造，从而又取消了商品经济中很大一部分活动。此外，杨联升等人还指出：强征强借、贱买（如唐德宗的宫市，宋元明的“和买”、清代的“采买”或“采办”等）、课重税捐等手段，其本质都是政府用行政手段与民争利，而无视私有产权。

不但私有产权不得尊重，与私有产权关联最大的群体——商人的尊严还特别没有保障。尽管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在《货殖列传》中表达了对商人的尊重及对经济独立以保障权利的向往，但直到明清以前，商人仍是四民之末，各种歧视性法令也层出不穷。如汉代规定商贾不得衣丝、乘马、为官，唐代禁止商人与工匠骑马，还得率先服兵役，且其子弟不得应试与出仕。直到明代，还有“商贾止用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等规定，不过未被严格遵行。

人的自由及尊严的一个极重要前提就是经济独立，而经济独立的最重要前提则是产权保护。但这一切，在古代中国却被忽视了数千年。

公私领域无界分

在古代中国，只有臣民、草民、子民的概念，而乏“公民”的概念。草民是命贱如草，臣民是匍匐在地，子民则直接当孙子，就是没有独立而且直立的公民。

缺乏公民概念，除了导致缺乏相应的公民权利外，也导致公私领域无分野。然而，个人尊严很大程度上恰建立于此种分野之上——私人领域中是个人最核心的自由与权利，不能被公权倾轧变形；公共领域则是公权与私人之间的缓冲带，私人借公共领域以聚合，进而与公权分庭抗礼。

在古代中国，私人领域始终为所谓“公”倾轧，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缺乏相对独立性，尤其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独立性。统治者借助“公”垄断政治资源及道德资源，形成所谓“代表型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语）。儒家之外，诸子学说也未给私人领域以充分的尊重与保护，法家以国家公利来淹没私人领域，把个人当作帝国机器运转的螺丝钉；墨家的兼爱更像宗教关怀而缺乏制度设计；道家的超越缺乏公共价值的追求，其小国寡民的理念也与构建公共领域的理念格格不入。

于是，涉及公私范畴的中国传统就形成了三种内在悖论：首先，统治者在价值观上高倡“公”，然此“公”只是帝王私人拥有的“公”，民众与之并无休戚与共的关系，更无参与或监督之权力；其次，由于“公”对私人领域的侵略性，民众对“公”常充满恐惧与不信任，积极的揭竿而起，消极的终老泉下；最后，“公”与“私”貌似截然对立实则频繁转换。私人一旦手握“公”权，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牟取私利。

古代中国的公私状况，大约可以用“大公无私”概括。但这“大公”未必公，往往只是维稳的一种政治话语；“无私”也未必纯粹，往往只是私人对个体权利的放弃。

结语

自秦汉至近代的数千年内，类似西方16世纪以降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社会四大革命，在中国一个都没出现。民众常为国家共同体的强大阴影笼罩，也为儒家思想及其渗透的礼法、宗法制度的约束，没有个人的自立、政治权利的平等、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很难保有个人尊严。古代中国人的尊严缺乏，主要还是权利的缺乏，如西哲云“一切贫困都是权利的贫困”。要让中国人有尊严地活着，也许还需要不短的时间。

作者博客：http://songshinan.blog.ifeng.com/

（宋石男，笔名四一，四川乐山人，曾任职媒体，现于高校任教，系知名自由撰稿人。）

鄢烈山：行善者最宝贵的品质是尊重受助者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21112418.html

2012-11-09 09:52:51|浏览46949次|评论15条

英国人托尼，在西安创办“黄河慈善厨房”，2005年以来帮助了不少流浪者。他的善行媒体曾多次报道，从西安的《华商报》，到广州的《南方都市报》，相关报道我都读过；近日又在北京的《三联生活周刊》上读到《托尼和黄河慈善厨房》。每次我都很感动，这次忍不住要说说自己的感想。

最令我感动的不是托尼的人生选择——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有福不享，却卖掉公司、庄园和跑车，到陌生的东方来“修行”；不是他的慷慨无私——已在欧亚多国捐资逾千万元人民币助人，自己却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连空调都舍不得用；这样做是践行他的信仰。他信佛，想想佛陀视王储的富贵尊荣如粪土而出走求道，托尼这样做便并不奇怪。最令我感动的也不是他做公益的理念——“按照托尼的想法，慈善厨房的标志，就像一块石头投到水里，会产生涟漪效应，志愿者都是被这样感染而来的”；不是他的从容心态——托尼将做公益比作“抓猴子”，你看到猴子想抓它，如果你跑上去，猴子就会立刻逃掉，但如果你慢慢靠近，你成功的机会就很大。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善良，即发自内心的对每个人的尊重，真诚地平等待人，尊重他人的人格和选择。

相对容易的，是对志愿者的尊重。“托尼从来不会对志愿者提什么要求，你一周来一次或者一个月来一次都可以，不要因为做志愿者而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压力。”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行善由衷率性，没有作秀，远离伪善，那就是心灵的自我净化。

对需要帮助的人，托尼更是十分细致体贴地呵护他们的尊严，就像“托尼只有两双鞋，夏天的凉鞋，冬天的登山鞋。黄河慈善厨房面向的只有两类人：希望为他人服务的人（志愿者）与需要帮助的人（流浪者）”。

有人说，我不能帮他们（流浪者），他们在老家有房、有车。托尼说：“我们不去判断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现实是大部分流浪者是真的，我们可以帮他们，这个事情就有意义……”

有志愿者曾经鼓励流浪者去工作，但托尼并不认可，他说：“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比如残疾人、老人或者智力有问题的人，他们没办法选择，也有人暂时不想改变，那么，由他们好了，我们的工作只是给他们提供服务。”对新来的志愿者，他会交代，不要问对方为什么要乞讨、为什么不去上班等。现在黄河慈善厨房的志愿者们，已经做到充分尊重来吃饭的人，眼神看着对方，甚至用双手递食物，并且不拿手机拍照或录像，不问为什么来这里之类问题。

这种对他人人格的尊重，是行善者最宝贵的品质。

按说，依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普通人的生活常识，做到这一点，至少是理解这一点，并不难。

孔夫子说过：“贫而无谄，则未若贫而乐。”穷人要达到安贫乐道的境界，恐怕比“贫而无怨”更难吧。他又说“富而无骄，易”，“未若富而好礼者也”。富而不骄，不炫耀，不财大气粗，其实不容易；富而有礼，平等待人，谦抑自牧，更不容易。但孔夫子的话分明为中国的穷人和富人各标示了值得推崇的人生境界，具有价值尺度的意义。《礼记》上穷困者宁愿挨饿而不接受“嗟来之食”的故事，更是形象生动地教育人们，应该尊重受助者的感受。

从生活常识讲，许多民间故事告诉我们，英雄也有落魄时，什么伍子胥吴市吹箫、秦琼卖马、杨志卖刀、郑元和沦落丐帮，不一而足。兴阶级教育和忆苦思甜时，“逃荒讨饭”是必不可少的控诉词。改革开放之后，印度电影《流浪者》风靡一时；台湾作家三毛作词的歌《橄榄树》更是唱响中国，人人都会哼哼“我的故乡在远方”。重新确认宗教信仰自由之后，人们更理解了那些托钵僧、苦行僧行乞化缘的行为。有人流浪是生活条件所迫，有人流浪是志趣所在，无论如何，只要不违法犯罪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托尼没有读过孔夫子的教谕，也不知道雷锋是何人，他的偶像是生活俭朴的圣雄甘地和终生助人的特蕾莎修女。可见，良善的标准是全人类共通的。但是，为什么托尼的态度在中国当下显得那么难能可贵呢？

在我看来，一是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思维方式仍旧影响着人们，习惯于把人往坏处想（“有罪推定”），追问动机。现实中确有借乞讨生财的，甚至挟制未成年人和残疾人做道具，但这样的人自古就有，不能以少数人和个别案例就推定流浪者都是坏人；二是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所谓“社会主义原则”绝对化，抹杀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如果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绝对化、狭隘化，那与希特勒残害犹太人和残疾人的理论有多大区别？三是与追求社会秩序的整齐划一观念有关，就像有些城管见不得任何流动摊贩，不少人反感流浪者，包括那些街头卖唱卖艺的“乞讨者”一样。

报道说，来慈善厨房领包子的有市区里领着“低保”的鳏夫，有来自河南、吉林等地遭遇家庭变故的年轻人，也有为治病倾家荡产的老人，还有喜怒无常的精神病患者。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们本该以兄弟姐妹之情关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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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著名杂文家、时评家，非虚构文集丛书《白纸黑字》主编。）

韩浩月：密集恐惧症，人人都有的“中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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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0 09:39:01|浏览40725次|评论18条

夏季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地铁的上下班高峰期，时常会给乘客带来无法忍受的体验——炙热与拥挤让人心浮气躁，争吵打骂每天都会发生，人多所带来的恐惧感，正在激发都市人越来越强烈的隐居梦。看到人群聚集就头晕，成为都市人的逃离借口之一，但恐惧归恐惧，真正离开的人没有多少，相反，大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一点儿也没放缓。

春运时众人挤乘火车的画面曾是典型的中国形象，但那种拥挤在今天的许多城市都已成司空见惯的场景，城市公交可谓“天天是春运”。另外，在医院，在节假日的公园，在特定日期的广场，在每一个招聘会，在大型演出现场，在大多数博览会……无时不见人头涌动，不是每一位害怕人群聚集的人，都可以脱离这些场所安静地生活，“城市病”的一大特点是，谁都无法不被其袭击。

可以说“密集恐惧症”是“城市病”的附加病种。人为何要奔城市而来？因为城市有各种优质的资源，有相对公平的环境，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条件，有追求梦想的机会……与这些相比，“密集恐惧症”不算什么，陈丹青曾说中国人的信仰是“活下去最要紧”，但在人们要求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有质量的时候，对于“密集恐惧症”的抱怨与厌恶就会愈加强烈。

追寻“密集恐惧症”的形成基因，会发现生存本身所存在的一些悖论，我们需要信仰，但却急功近利，在拜佛的时候一拥而上，眼睛里看不到虔诚只有焦灼；我们需要理想，但却不懂得理想是什么，于是才有那么多人把国考和艺考当作出人头地的通道，万人抢走独木桥；我们需要理性，但在许多围观事件中，却只有麻木的盲从，会被一个谣言搅得人心惶惶……

社会的畸形发展为“密集恐惧症患者”群体化扩大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密集的劳动力在创造着城市文明，但在城市文明展示它魅力一面的时候，却无情地抛弃了为它输血的人群。制度的藩篱仍然在区分着人与人的差别，制造着种种不平等，但愈是如此，对对岸的渴慕会让被歧视者想强烈地跨越障碍享受平等。“密集恐惧症”是人的群体属性的最好体现，有时候人真的宁愿承受群体的拥挤，也不愿忍受被抛弃的孤单。

和城市充满“密集恐惧症患者”不同，相对应的是乡村的寂寥与空荡，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恐慌，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被“孤独恐惧症患者”所拥有的中国。如何让人与人保持密切的、合作的关系，同时又拥有彼此尊重、不至于冒犯的距离，成为一个像麻绳团一样越解越乱的社会难题，放弃对特权的守卫、让人人拥有自由的信仰、可以争取归属于自身的生存权利，这才是消解“密集恐惧症”的方法。

有这样一个故事，把斗鱼放到一个鱼缸里，它们会相互厮杀，直到全部死亡，而将它们放养于江河湖海中，每条鱼才会繁衍并拥有自己的家族和幸福的生活。我们现在就是被放置到鱼缸中的斗鱼，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冲出跃身投入自己的江河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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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资深文化评论人，曾在十余家传统媒体开设专栏，代表作品《爱如病毒，喜欢潜伏》。）

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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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26 15:02:20|浏览346610次|评论486条

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问。

我说我相信时间。

在总结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展开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这边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也不是没有动作。从1930年颁布《土地法》到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20年代末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国民党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奉行的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风骤雨式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杀，该分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开始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帮助很多台湾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中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也许经济效果好，但是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分期十年付款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甚至一度节节败退的命运，甚至今天仍难以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权威体制铺平了道路，而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对此的说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后来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农民开始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某些地方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不幸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忍饥挨饿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

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二十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众所周知，炖好一锅肉，油盐酱醋等调料固然重要，但“大火改小火慢炖”这个环节却总不可少。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螺旋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为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要求法庭宽大处理，并说：“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1989年6月16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十万民众参加了该仪式。

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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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学者，作家，著有《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余欢》《送你一颗子弹》《观念的水位》等。）

陈方：中国年轻人为何不敢晃荡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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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0 23:51:28|浏览273271次|评论106条

飞机上，座位旁边坐着一位外国年轻人，他刚刚参加完湖南卫视“汉语桥”的比赛，要飞到石家庄找他在德国结识的朋友。

他是波兰人，在德国学习工作了很多年，这一次代表德国参赛。比赛的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正好可以利用参赛完的时间在中国和朋友一起旅行。波兰小伙说这一次可以在中国待九十天。我好奇：“你不用工作吗？”他说他还没有固定工作，在德国打工挣点钱，然后就去周游世界，他说他去过很多国家，认识了很多人，旅行改变了他的人生。继续好奇，我问他多大了。他说，现在已经二十八岁了，不过还可以再尽情晃荡几年，然后再把生活固定下来。

一个二十八岁的波兰小伙还可以如此自由自在地过着“年轻人”的生活，让人好生艳羡。在中国，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该是什么状态？二十八岁的中国年轻人已经不再年轻，我们在着急地恋爱结婚生子，着急地买房买车，着急地拼事业。我们在焦虑着如果三十岁还不能出人头地，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我依旧好奇于波兰小伙的“晃荡”状态在别人眼里是不是很另类，他对我的问题表示很惊讶，他说在他生活的环境里很多年轻人都是这个状态。他问我难道没有出国旅行过吗，没有看过世界吗，那你年轻时都做了些什么？

我和大多数中国年轻人一样，毕业后就开始按部就班地生活。一个二十八岁的中国小伙，如果还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还没有结婚成家，整天晃荡来晃荡去，那他一定是主流社会舆论里的另类，甚至还会被贴上“社会青年”的标签。

“主流”了，“正常”了，不能说不好。但必须得承认，很多中国年轻人还是渴望能拥有一段“晃荡的青春”，否则，我们也不会一看到别人在“晃荡”内心就心生感慨。年轻就应该有年轻的状态，遵从内心的奔放和自由，能按照自己内心的意愿和兴趣生活。比如，那位波兰小伙对语言感兴趣，便开始学习汉语，他从不考虑学习汉语能不能为将来谋生。而我们不行，大学选择专业时就必须考虑将来的就业情况。

中国的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毕业就被庸常的生活绑架了，为什么我们失去了“晃荡青春”的勇气？一方面，传统意义上按部就班进入主流轨道的“社会习惯”主导着我们；另一方面，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继续晃荡”的机会。世俗社会中，“剩男剩女”所带来的家庭压力还可以抗争，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必须寻得谋生的饭碗。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毕业后如果不尽快占领一个“坑”，等你晃荡够了，这个“坑”早就被别人占了。社会上那些待遇较好的单位，在招聘时一般都只对应届生开门，往届生乃至“社会青年”是很少有机会的，找一个待遇一般甚至能勉强谋生的工作，又必须考虑到未来的养老前景。

波兰小伙并不完全理解这样的“纠结”，他在德国认识很多中国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状态和他也有些相似。但从他的讲述中我能体会到，他眼中的那些中国年轻人之所以敢晃荡，大抵都是因为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宽裕，晃荡完青春，并不影响他们以后稳定的生活，这和家庭背景一般的波兰小伙的晃荡状况截然不同。

一毕业就“老”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太多选择。你可以在内心晃荡青春，但不能以生活的姿态晃荡，你必须找一个主流的外壳来保卫你晃荡青春的内心冲动；如果说你想像波兰小伙这样以生活的姿态“晃荡青春”，那么必须付出有可能“晃荡一辈子”的风险代价。

如果哪一天中国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晃荡青春了，那一定是中国的社会问题存在最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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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燕赵都市报》时评部主任。）

李银河：人活着应当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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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6 06:46:00|浏览255882次|评论89条

人在这个世界上从生到死不过百年，人究竟应当要什么？这是我常常自问的问题。

贪心不足蛇吞象，人在骨子里都是贪婪的，真正修炼到没有欲望的境界之人百不存一，凤毛麟角。李叔同是一个，梭罗是一个，尼采是一个。他们摆脱了所有的诱惑，摆脱了所有的人际关系，遗世独立，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的生存和死亡。

人首先要的是基本的温饱。这件事出自人的生理本能，是自然的有充分理由的需求。虽然层次不高，但是无可厚非。然而，所有温饱和舒适之上的需求就是贪婪了。所有的奢侈品都属于这个范畴。如果说人追求质量比较好的消费品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对奢侈品的追求就属于贪婪和虚荣的范畴了。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炫耀性的消费”，人们在这种消费中追求的不是该产品物质功能的满足，而是向周围的人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人有钱没处花，就拿来做这种炫耀性的事情，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反映出社会产品生产和分配制度的缺陷——不该有人有那么多闲钱没处花，应当要么救济穷人，要么缩小生产规模。

人其次要的是权力。权力不仅是一种可以支配他人的力量，而且是可以更多地实现个人意志的力量。跟西方那种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不过是诸多行业中的一种不同，在中国这种官本位的社会现实当中，人自古以来分为两群，一群是官，一群是民；官在上，民在下；官成功，民失败；官颐指气使，民俯首帖耳。所以，中国几千年一直只有一种成功者，那就是官。在近现代，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加上了经济权力（企业家），其他诸种行业的佼佼者，也可以勉强算作成功人士，但是社会人群最看重的还是掌握政治权力的成功者。成王败寇，如果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失利，那就连一般人也做不成，成了罪犯，所以围绕政治权力的斗争总是中国最惊心动魄的竞争，吸引所有的精英才俊浴血厮杀，乐此不疲。人要投入这一竞争时，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才干，还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本，最后还要问问自己喜不喜欢这种斗争，能不能从中得到快感。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不应当要。

人还想要名望。人这种动物其实跟其他动物甚至昆虫（张方宇语：加长版的蜉蝣）一样，默默无闻地来到人世，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存在过）的人一般只有周围几十人而已，死后也不会青史留名。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正常状态，虽然很多人想起这样的人生就心有不甘，但是其实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有极少数人能够免于这种命运，那就是那些艺术天才和科学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名望甚至可以超过帝王将相总统部长，因为在后者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之后很久，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名字还为人津津乐道，他们的作品还在为人类造福，为芸芸众生带来快乐和美的享受。人如果想要这样的东西就更由不得自己，因为这有一大半靠天赋。虽然有位大艺术家说过这样的话：所谓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但是绝大多数人缺的恰恰就是这百分之一。所以要做艺术家、科学家，先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百分之一，如果没有，那百分之九十九就是白费力气；再问问自己在从事艺术和科学事业时有无享受的感觉，因为即使不成功，如果自己享受了过程也不算太冤枉，如果受了半天苦最终没有成功，那是最糟糕的人生。

说了半天，不过是为了说服自己，说服自己不去追求奢华生活，不去嫉妒那些升了大官的人，也不去嫉妒别人的艺术天才。如果自己的余生还写点什么东西，那必须是自己在写作时觉得享受的。正如蒙田所说，这篇是彻底的自说自话。在论述了人生不应追求什么（金钱、权力、名望）之后，心中感到若有所失：在这一系列的“不”之后，“是”又是什么呢？在否定了对金钱、权力和名望的过度追求之后，人生应当肯定的价值和应当去追求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身体的健康舒适。这个价值听上去太简单太平庸，似乎够不上一个目标，也用不着去追求。其实不然。贫困和疾病是人生中最常遭遇的痛苦，能够使自己得到起码的温饱和健康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件要竭尽全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为此，每个人从小都要习得一件谋生的技能，长大才能够养活自己，能够靠自己的劳作挣得一种比较体面的生活。此外，除开天生残疾遗传病，很多损害健康的疾病都是后天的生活方式所致，要靠自己的节制和毅力才能修得健康的身体。所以身体的健康和舒适完全有资格成为我们追求的价值。

身体的舒适当然还应包括性活动带来的快乐，这也是人生值得追求的一个重要价值。中国传统性文化对性有很正面的看法，因此得到福柯这样的专家和一般西方人的表扬。因为根据中国人对性的传统看法，它不仅能够给人带来一时的快乐，而且有益寿延年的功效。而西方人自从信了基督教，对性就有了一种负罪感，总是要就自己的性欲望不停地忏悔，内心受到折磨。在他们眼中，中国人的传统性观念相当淳朴健康。虽然那些“还精补脑”“采战之说”缺乏科学依据，但是其中传达出来的对性活动的正面态度还是相当有益的。一些性活动指南类学说中关于男性一定要为女性带来快感才算成功的性行为的观念，更是为西方女权主义者津津乐道，被认为是世界上对女性性愉悦最早的关注。

人生值得追求的第二个目标是精神的愉悦和丰富。许多人的一生枯燥干瘪，完全是精神的不毛之地，所有的时间心中只有现实生活中的琐事和焦虑，辛劳一生，很少有开怀大笑、会心一笑和精神亢奋愉悦的时候。大自然有享用不尽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而人造的美更是无穷无尽，音乐美术文学戏剧，令人精神愉悦，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亲情、友情和爱情也能够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愉悦感觉。有时，精神上快乐幸福的感觉会远远超过肉体的快感。因此，与身体的舒适相比，精神的愉悦是人生更值得追求的价值。

人生最高的境界是为他人造福，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前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改革家、慈善家、医生、志愿者、义工所做的事；后一方面是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师在做的事。凡是在自己谋生之外还有造福他人和社会的动机的人都属于这个范畴。他们通过自己的劳作和创造性工作，改善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救苦济贫，救死扶伤，为人们提供精神的享受和愉悦感。当人们因为他们的工作提高了生存质量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快乐。这一快乐更加高尚，更加纯粹，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生存目标、为他人为社会为世界变得更美好做出了一些贡献的感觉，它使人觉得自己的存在更丰满，更愉悦，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作为对比，可以将这些到达人生高境界的人与一些出生在富裕之家的懒人两相对照，后者一出生就具备可以终身无所事事的条件，就像古代的贵族。肉体的舒适和精神的愉悦都不必自己去刻意追求，可以随手拈来，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人生的高境界。这种人在我看来是另一类先天残疾人，他们就像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生活舒适则舒适矣，却完全丧失了生活的动力，因此不会有健康快乐的人生，更不会体验到人生的高境界。他们在生活中什么也不追求，也就没有任何特定的目标，因而他们的人生也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和一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猪没有太大区别，就像那个奥勃洛摩夫，小说都读到一大半了，他还没从床上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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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著名社会学家，著有《婚姻法修改论争》《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等。）

柴静：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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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08 11:50:48|浏览366241次|评论425

1

2008年5月，中国青年人正在发起一场ANTI-CNN运动。有一个CNN的白人评论员用“goons and thugs”来形容中国人。

当时我在美国，遇到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谈起此事，他苦着脸说：“这个人也常常辱骂我们。”

旁边他中年同事说“那是个让人恶心的人”。

小胖子补了一句：“不过他不代表白人，也不代表电视台，他只代表他自己。”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忍受他？

他顿了一下，很无奈的神色，说：“但这是宪法给他的权利。”

“那你们干吗还干这个活儿？”我笑。

他也笑：“因为神经粗。”

杜鲁门总统当年写信给家人抱怨，说他被新闻界折磨、纠缠，除了一忍再忍，无法可想，但最后他说“扛不住热，就别进厨房”。

2

看安东尼·刘易斯这本书，才知道，美国走到这一步，走了很长的路。

这是一个在1800年之前还有《防治煽动法》的国家：“撰写，印刷，发表或出版任何针对联邦政府或者总统的不实之诩，诽谤和污蔑之词，意图损害政府、国会、总统声誉者……”最高判处两年徒刑。这个法律出台后的三年中，有十三人被捕入狱。

这样一个国家里，一个被公开辱骂的官员能够说“这是他们的宪法权利”，要靠多年形成的社会共识和文化经验。何帆翻译这本书，就是因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1960年3月29日，南方民权运动正在紧要关头，马丁·路德·金的支持者们在《纽约时报》刊出了一份政治宣传广告，指责官员们正采取非法手段破坏民权运动，但文中对事实有所夸大，增加了金被逮捕的次数、修改了虐待事件的具体细节。

这则广告没有指名道姓，但还是激怒了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局负责人沙利文，他认为这则政治广告极易让人认为他就是其中所指的“南方违宪者”，就起诉《纽约时报》有诽谤罪，要求赔偿五十万美元。

两审失利后，几乎已到绝境的《纽约时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64年3月9日九位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以九票对零票一致通过裁决，宣布媒体在“对错误陈述信以为真”的前提下发布不实之词，应豁免于诽谤诉讼。

我反复看这段判词，这个“沙利文法则”在大洋彼岸的回响，隔了很久之后，以一种微妙的回响传来。

2004年，我报道《中国改革》杂志被诉案。这家杂志报道了广东的一家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不规范导致员工利益受损。这篇报道发了之后，杂志社被企业告上法庭，要求赔五百九十万。依据是这报道有失实之处，没有正式采访公司，也没有在文章中体现出对公司方有利的观点。调查性报道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数字或者细节存在争议，被起诉的可能很大，而在媒体被诉案中，媒体的败诉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但这次终于赢了，我们采访法官巫国平，他是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人，说做出判决前曾经反复思量，认为报道在个别地方与现实有出入，但并非严重失实。他的判决是，“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而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

这句话与“沙利文法则”，何等相似。

我问他：“为什么在涉及社会公益的问题上，法院更倾向于保护媒体的权利？”

他说：“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都应当充分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

3

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沙利文法则”的来处，是一点点被笨重的力量从底部拔起来的，直到摆脱最后一颗灰尘。

在我看来，能让基座轰然倒塌的，是这本书里一句话，1859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中说到的：“首先，那些被迫噤声者，言说的可能是真理。否认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假设自己永远正确。”

不论在任何意识形态下，假设自己永远正确的人，思想都是单一僵化的。而智慧清明的人，总是意识到思想是在不断的认识与发展。

1931年，最高法院审理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霍姆斯大法官在庭上，政府律师试图用他二十年前的一个判决，来为打压媒体议论的举措开脱。

审判席上，已经九十岁的霍姆斯大法官微笑着插话：“写那些话时，我还很年轻，马卡姆先生，我现在已经不再那么想了。”

这就是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一部分出自于他的人生经验“真理只有在思想市场上，才能得到最好的检验”。

这就是为什么要容忍哪怕让人厌恶的声音的原因，“就算那些噤声之语存在错谬，但也可能，而且通常是，包含了部分真理……就算我们相信眼前的意见都是真理，若不容它接受对立意见的挑战和检验，人们对它的理性依据将缺少领会与感知”。

译者何帆曾经在书中引用过汉德法官的一句话，深得我心：“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4

但这句话不只指向政府官员。

我喜欢《批评官员的尺度》的后三分之一，这是难能可贵的点睛之笔。也是身为记者的刘易斯对新闻界的反思。

用顾准的话说，媒体通过司法裁决得到的胜利是“娜拉的出走”，值得当街起舞。但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舞曲终了又会如何？

刘易斯提出沙利文案之后几十年出现的社会现象：“为什么沙利文案，给了媒体激励的权利后，诽谤案的诉讼不少反多，金额也更多？为什么这样的时候陪审团的判断大多倾向于对大媒体不利，为什么人们往往反感媒体？”

有次我与《纽约时报》的一位同仁谈话，说起布什对伊拉克的政策，我说：“他的政策里也有合理之处，为什么你报道里没有涉及呢？”

他说：“一个建筑物着火了，你还需要说他房檐上雕着什么花么？”

我没说话，但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什么不太妥当。

我心里感到的这个因素，也许就是某种媒体的傲慢之意。

博克法官说过：“媒体独享的自由到什么程度，这种自由受威胁就到什么程度。”美国人付出过这种自由的代价，他们经历过麦卡锡时代因为党争在媒体上肆无忌惮的造谣中伤，捕风捉影行为“在谎言泛滥的恶劣氛围下，整个社会都将走向堕落”。

想要避免这样的堕落，就是胡适当年办报时说过的话：“自由的方法就是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这个问题在中国当下一样存在，在现在的媒体环境下，报道所指证者，的确往往用不公正的方式来决定一篇报道的存废。加上绝大多数媒体被诉案的失败结果，足已让人有同仇敌忾之感，足以让人产生“不必再把不同的声音反映出来”的冲动。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和当初压制打击举报职工的广东那家国有企业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记者在调查中，在听到总编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道德，让我下狱我就下狱”的时候，会感到热血激沸，听到法官说“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有多大”的时候，心头一热。

但是，“给每一方说话的机会”，这是我们自己鼓呼的价值观。

我们也许没有机会采访被指证方，但是我们有没有对自己获知的一方信息尤其是核心事实存疑？我们能不能站在对方立场上向报料人发问？有没有穷尽各种技术要素，体现出尽可能去寻找对对方有利证据的倾向？“做不到”，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必做”，却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思维模式。

这个模式的后果是什么？大家都清楚。

巫国平法官在判决当中还有一段意味深远的话，我至今不忘：“衡量新闻机构的评论是否公正，应当从其评论的对象是否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评论依据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评论是否出于诚意来考虑。”

虽不能至，但取其上，才有可能得其中。

5

何帆说，作为中国法官，翻译这本书，让他深思在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里，这一代法律工作者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作为新闻人，我同感深意。

不过，霍姆斯法官说，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

换句话说，法律的进步，不仅取决于法律工作者或者新闻工作者，而在于“大多数人的生命经验”。中国适逢微博时代，人人都在其中，要回答的问题已经是：“给你自由，你能干什么？”

要摆脱过去的泥土，就先要摆脱僵化的自我封冻。

思想的本质是不安的，它对表面上或多或少的统一总保持警惕，不停地主张更多的细节，要求更多机会做出鉴别，完成精神的不断更新，一切陈旧的东西将依据新的线索来重估再建。人人如此，一个民族新的思维线索就会浮现其上。

顾准说过：“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不会错的想法。”

这话警示政府官员，新闻界，和每个普通公民。

作者博客：http://chaijing.blog.ifeng.com/

（柴静，著名媒体人，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出境记者、主持人。）

张铁志：台湾的公民素质来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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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8 18:05:00|浏览141525次|评论415条

总是听到来台湾的大陆朋友说起台湾的美好：城市干净，排队秩序井然，人们彼此和善以对、斯文有礼，乐用环保餐具并认真回收垃圾。显然，在开放台湾自由行后，大陆朋友可以在阿里山和日月潭小巷弄中，在更一般市民的生活中，发现这些文化。

对许多人来说，台湾体现了这些中国文化或传统道德美好的一面，而他们痛恨某些制度摧毁了那些素质。

他们常常把台湾说得好到我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也常常对生活充满了不满与厌恶，我们仍然不时觉得这个城市丑陋而脏乱，并偶尔也会遇到恶意以对的路人或试图诈骗的商家。

但台湾确实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只是，台湾人这些优良的公民素质是哪里来的呢？

这当然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有关，但或许，这更是二十多年来民主化的产物。

首先，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确实隐含了某种公民美德作为这个制度的底蕴。例如理性、温和，以及更重要的，对人的尊重。民主的根本价值，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尊重每个人的个体价值，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例如，过去台湾民众去公务机关办事，官僚都是高高在上的姿态，甚至柜台都是高不可攀。但90年代中期，首任民选台北市长上任后开始大力改革这个文化，降低民众洽公柜台高度，必须为民众奉茶，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民主社会也可能更遵守某种公共秩序，因为这种秩序是基于自愿服从的原则，而不是强制性的。毕竟，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每个人选择之后，服从大家的集体决定。更进一步说，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们会更主动参与公共事务，而比较不会自扫门前雪。例如台湾的社区运动就是开始于民主化后的90年代初期，许多基层社区居民开始一起关心社区的历史、文化与风貌改造。

从功能性来说，民主制度也使得人们有渠道可以表达并解决他对私人生活或公共社会的不满。他可以打电话投诉官员，可以写报纸批评，可以组织人上街头抗议，可以找议员帮忙，因此可以降低社会的暴戾之气，减低被压抑而随时等待爆发的愤怒。

民主也让在经济发展下的弱势，或者被牺牲的原则如环境保护，可以有被伸张的机会。民众在面对经济开发与环境污染时，他们可以选择要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价值选择。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公共讨论后，会让民众重新省思GDP主义，不再只是急切地追求发展。

理想上，民主是尊重缓慢的原则，因为要让所有受影响的人有表达的机会，然后大家沟通、讨论、决策，而不是一味追求效率。而缓慢，似乎正是许多人对台湾的印象。

总之，当你踏上台湾的土地，被这个地方的美好人情与公民素质感动时，请记住，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当然，我们还有许多缺陷，距离民主美德的终极理想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我们还在努力。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4970870.html

（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文化与摇滚评论家，专栏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著有《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时代的噪音》等。）

陈平：烧钱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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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10 03:47:13|浏览546158次|评论619条

每次回国，在法兰克福的机场免税店，都会见到成群成批的国内游客，手拿肩扛地徜徉在免税店里，同胞们几乎人人手中都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免税店的袋子，买得可谓酣畅淋漓。

为此，一向保守的德国人，专门在通往中国的航班口又增设了一个新的免税店，这样便于中国游客购买，在登机前的一刹那也能继续消费。

直到他们买得心满意足。

这些年，同胞们手中有钱了，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只要有中国游客的地方，都会看到大包小包仿佛在自家门口的自由市场上随意捡几件东西的游客。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到了国外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对欧洲或者其他国家文化感兴趣，而是选择走马观花，胡乱随意看看几个著名的风景点，拍些照片作为纪念，回去后可以跟人说一周内去过了法国德国比利时布鲁塞尔西班牙等国家，然后一股脑儿就钻进了奢侈品店，疯狂购买，不仅仅买给自己，还要买给家人、同事朋友们，大方、慷慨、豪情万丈。

在机场，他们熙熙攘攘，声音洪亮，无所顾忌，或蹲或站，全然不顾是在境外异域，仿佛蹲在自家后院中，端着海碗刺溜海吃。

有的人，一脸有钱的样子，走路都理直气壮。大声呼叫同伴，不断高声打电话，还有高声质问电话另一端朋友的，喂，我现在在某某店，你到底要多少钱的香水？新款的才几千美金，你要不要？

那气势，仿佛人就在刘家窑的旧货市场或者大红门的旧家具店，而眼前的路易威登和香奈尔们仿佛是一堆破烂，任人随便拎走。

同胞们在海外购物时的气壮山河和大义凛然也不得不令人有几分佩服。

我有个朋友，在德国开了一家旅行社，年代不短了，声誉不错，生意也做得不错。慢慢地，随着对大陆游客的开放，国内来的团队越来越多，自由行的，参观考察培训的，五花八门的名目，最后无不要求带到巴黎去，名牌店去，大肆消费一番。

这些客人们挥毫酣畅，痛快之极，花钱之豪爽之不吝啬，让我的朋友看得目瞪口呆。

很多人到最后还是意犹未尽，花了几十万、上百万之后，还觉得不够舒坦，问我朋友，还有没有更给力的地方。他们对我的朋友说，德国没劲，豪华名牌店不多，可以花钱的地方也不够多，还是巴黎和纽约比较给力，能一掷千金。

有一次，朋友接待了一个来自国内西部的团，按照计划，也就是说至少是按照来德国的办理商务签证的理由上的日程，第一天，参观德国的著名企业，跟公司主要负责人座谈，听取未来的合作计划和方案。

这几位客人在整个会谈过程中不停地打着瞌睡，心不在焉，甚至还有发短信打电话的，他们毫不在意德国人的认真和敬业，德国人为此十分反感，中途几次停下来，希望对方能重视自己的发言。作为翻译的她，非常尴尬。她清楚地断定，这些人根本就不在意这次考察和访问的内容。

第二天，从科隆大教堂开始参观起，这些人急急忙忙在大教堂门前照了几张相片，就要求尽快走人，同时提出，要求修改后面几天的行程。

他们说，教堂没什么看头，德国也没什么意思，要直接去巴黎。

我朋友急了，说按照行程的安排，要先在德国境内待三天，然后才到巴黎。因为巴黎的酒店，三天以后才能入住。

对方不答应，坚决要求离开德国，并说德国太没劲，没什么可看的。

朋友只好打电话到巴黎去，取消各种参观行程，重新预订了在巴黎的饭店和活动。

到了巴黎，他们在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照了几张相片，提出要去看红磨坊的演出，还要去买伟哥，我的朋友耐着性子帮助他们解决了。

最后他们要去名牌店购物。

到了名牌店，这些人立刻活跃起来，激情四溢。每人都买了五六个路易威登包，上百万的手表，无数的香水和名牌西服，还重新买了大皮箱。

最后，他们令人难以置信地提出，要求改签机票早点回家，说巴黎也没什么意思。

我的朋友差点崩溃了。

机票是折扣票，不退不改签。

朋友告诉他们不能这么没有信誉。

这几位客人急了，说可以承担所有的退票费用，偿还损失，表示钱不是问题，但是要求早点回去。

我朋友也急了，说你们这么一折腾，我今后的名誉都毁了，今后还怎么跟当地的旅行社合作？！

那几个客人轻蔑地说，那是你的事，给你钱都不要，死心眼，做事情怎么能发。

朋友说，钱不能买来所有的东西。我需要的是信守合约和遵守行规。

最后，经过商议，达成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协议，这几位答应在巴黎继续住下来，但前提是，我的朋友必须找或者买两副麻将牌来。

朋友气得几近发疯，无奈只好在巴黎的中国城疯狂地寻找麻将，然后把中餐外卖叫进来，供他们吃喝。

他们昏天黑地地在巴黎打了几天麻将，最后把酒店搞得乱七八糟，匆匆走人。

巴黎的酒店经理告诫我的朋友，今后如果再找如此的客人，将终止他们之间的合作。

酒店的经理还告诉我的朋友说，再有钱，我们也不接待了，这样把我的酒店的名声搞坏了。

我的朋友回来也对我发誓，以后这样的团再也不接待了，再有钱也不干了。

无独有偶，去年我去法国参加戛纳艺术节，一位以赞助商身份跟随国内演出队伍一起到来的男士，也是出手阔绰，一下飞机就要求陪同前往名牌店，出手就是十五万买了卡地亚。

陪同他的小伙子是我们的法国大学生志愿者，因为在中国留过一年学，中文不错，人家孩子是利用暑假来帮忙做义工的。

看到这位大款出手豪放，小伙子以为这位大款看错了价码，连忙解释，这是十五万，不是一万五。

这大款眼皮都不动，比画着告诉店员，包起来，就是它了，然后问小伙子还有没有比这更贵的。

小伙子吓得目瞪口呆。

当他得知，这支演出队伍并没有得到这位仁兄的真正赞助时，他开始鄙视他，他说，如果我是他，我会给这些演员们发点补贴，让他们到法国四处去看看，而不是把钱用到一块表上面，它代表不了什么。我也不想再为他服务。

无独有偶，这位仁兄在戛纳期间如坐针毡，对演出不感兴趣，对文化不感兴趣，对人文环境也不感兴趣，每天的活动对他而言几乎是坐牢和受刑。于是他要求，让他早点回国去，万般无奈，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不答应也不行了，他自己花了好几万，买了头等舱，原来的票宁可作废掉。

我跟我的朋友一样，哭笑不得。

我认识一位在法兰克福一家很大的旅行社做导游的女孩子，她对我说，有时候她带着国内来的团出去参观，他们的举止和行为让她无地自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她说，那一刻，我真不想承认我也是中国人！

有一次，我的朋友来海德堡一带玩，我去帮他们预订我家附近的一家酒店，酒店不大，但很有名气，因为十分干净而且价格合理。

老板娘对我说，不瞒您说，我不是很喜欢接待中国的旅行团，他们早上总是吃饱以后还要带走很多的面包和水果，甚至黄油和奶酪，来得晚的客人就没有吃的东西了，他们还在房间里大声吵架或者说话，甚至还用我的床单擦皮鞋。所以我很不愿意接待团队，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团队。她特别强调了一下。

她看出我的尴尬，连忙说当然也许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如此。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人有钱了，真的有了，比起六七十年代，我们的拮据，我们的寒酸，我们的精打细算来，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我们却失去了点什么。

我们失去的是什么？

尊严，勤勉，内敛和温和。这本来是我们中国人千年文化中最重要的精华部分，温良恭谦让，节约本分，温润如玉，淡如温水，无欲则刚……

我们本来是谁？现在却成了谁？

毫无疑问，我们只是新一代的暴发户。

请你们好好想想，中国人有钱了，却失去了世界对我们的尊重和敬仰。

想当年，外国人来中国，对中国文化是毕恭毕敬，充满神秘向往和敬仰。

而今天，就在我们大把大把把银子撒在巴黎，撒在纽约，撒在世界各国豪华场所疯狂挥霍的时候，我们却得到了世界的白眼。

为什么？

看看海德堡，一个六百年的老古城，比起中国动辄就是千年的古城而言，年轻很多，可是中国游客来了，有几个人会静静地徜徉在内卡河边，静静地观望这座庆幸没有被盟军轰炸掉的城市，聆听罗马古建筑群的声音，到著名的哲学家小路上去走走，回味一下当年歌德和叔本华们走过的小路，静静地享受一下这座残缺的古堡在夕阳下的辉煌和悲壮气势？

再看看巴黎，有几个人在夕阳里，从荣军院走到埃菲尔铁塔再走到凯旋门，认真看看夜色中华丽而壮观的香榭丽舍大街，想象一下当年拿破仑的威武雄姿，享受一下巴黎的旖旎和风采？

中国人从古到今都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连路都没走，怎么会知道这个国家的美好和伟大之处？你连看看这个国家的基本文化的热情都没有，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来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去年，我在巴厘岛乌布的时候，遇到一位印尼的木雕师傅，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从事木雕生意，最小的孙子只有七岁，已经会雕刻东西了。

他们不慌不忙地接待我，不卑不亢地给我介绍他们的雕刻艺术和他们的家族历史。

他们把收藏了几十年的中国木雕拿出来给我看。

屋外，气温高达34摄氏度，而他们却态度从容，不慌不忙，屋外的游客和炎热仿佛与他们无关，他们淡定、坦然，那份儒雅叫我不得不肃然起敬。

他对我说，比起中国的历史，我们印尼太短了，比起中国的古文物，我们这里大概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只要一代一代这么工作下去，再过几百年，我们的历史也就会跟中国一样丰富。我们不在乎有没有钱，因为我们过得很愉快。

他儿子对我说，我知道中国人很有钱，他们来这里度假会花很多钱，我们没那么富有，但是只要过得愉快就可以了。孩子今后需要知道，我们乌布是个很美的地方，会受到世界的关注。

当我听他们的话时，我的眼泪在心中流淌起来。

我想，他们大概不知道，我们的城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

而我们的孩子天天羡慕西方的文明和豪华，我们的老百姓有钱的宁可到国外去烧钱，也不会想想把这些钱节省下来，为孩子们存好，设立一些教育基金，让孩子去学学传统的文化、手工艺。宁可花几万块，把孩子送去参加一些骗人的境外互动，也不会带着孩子利用假期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先去了解一下自己的祖先和文明。

家长们何曾想到，孩子们应该先把中国的文化精髓书法学好，汉字写清楚，搞明白，再去读英语，考八级。

家长们趋之若鹜，把孩子送去学钢琴、学小提琴，却不想让孩子先去听听古琴，了解一下昆曲、皮影、秦腔和京戏。

孩子们什么时候可以在学校的组织带领下，先去走走西藏的天域，看看新疆的风土人情，去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了解一下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走来的，先去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祖国的博大与精深？

孩子连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他们如何能自信和热爱自己的民族？

同胞啊，钱是一点一点挣出来的，怎么花，是你的自由和权利。

可是，能不能花得有点意义？花得高级些？花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上？

一块卡地亚金表，能养活无数孤儿和上不起学的孩子们。

一个路易威登包，能打无数口“母亲水窖”。

一个爱马仕包，就可以让一个玉树或汶川的孤儿生活好几年。

一辆劳斯莱斯，可以帮助一个传统手工业艺人建立无数个作坊和小工艺坊。

同胞啊，中国人富有了，我们高兴。

可是这么花钱，这么挥霍，却让人看不起，不仅仅是洋人看不起，连我们自己都不自信。

尊严不是花钱能买来的。

有钱，也不是用来炫耀的。

文化没了，教养没了，传统没了，廉耻也没有了，我们还剩下什么？

当你并不富有也不有钱，你却跟来自哥廷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世界上更有名的大学教授攀谈关于老子、庄子、孔夫子以及古老中国洋洋大观的时候，他绝不敢对你有半分的鄙视，因为他不如你更懂得老庄的境界和心怀，因为你拥有你民族自己的文化。

你就算是万贯家产，富可敌国，却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要去哪里，你没有教养没有文化没有学识甚至没有任何基本尊严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是！

不仅洋人轻蔑你，连同胞都看不起你。

记得当年那句经典的老话，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但钱也不是万能的。

我们不能穷得就只剩下了钱。

况且三分之二的同胞并没有钱。他们的孩子啊，还在为了生存而挣扎。你有没有想过，去帮帮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烧钱和挥霍的时候，想想你的责任和义务，想想你自己的形象和尊严。

记下自己的一点想法和感触，与同胞们共勉。

认同者，引以为戒；不同者，请好自为之。

毕竟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6218095.html

（陈平，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间委员会正式咨询机构咨询专家，民间艺术国际组IOV中国主席。）

张鸣：互害社会的整体愚昧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805287.html

2012-05-14 13:58:45|浏览24344次|评论22条

这些年，有关有毒的食品和药品的报道，是越来越多了。所谓的毒，无非是两大类：一是用便宜的工业原料取代食用原料加工食品和药品，使之降低成本；二是在食品中添加有毒的化学品，让食品看起来更加好看，或者让过期、腐败的食品看上去像正常的一样。这样的生产销售链，大概是这样形成的：首先由一些聪明人，包括一些科研工作者，引进或者研究出这样一些添加剂，然后由另外一些聪明的商人，从事销售和推广，最后的环节，就是一些最底层的生产者，具体操作添加或者生产。

其实，最底层的操作者，具体的下毒人，往往都是弱势群体。广东发现的某些市场的把不新鲜的肉浸泡硼砂的肉摊摊主，就属于这类人。他们在整个过程中，虽说最终完成了下毒，但却一般都没有挣到多少钱。对他们来说，这样做，仅仅是糊口的一种方式。有些人未必完全丧失了良知，也知道这样做，人家吃了，会对身体不利。但是，如果大家都这样，他不这样，自己的饭碗就砸了。实际上，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一方面下毒，一方面也中别人的毒。大家都在互害，没有赢家，没有获利者。就是那些在贩卖添加剂中获利的人，其实也难逃被毒害，因为，这样的风气一旦蔓延开来，有毒的食品和药品，将无孔不入，无所不在，防不胜防。

显然，不是弱势者就一定道德高尚，也不是聪明人就一定不会自己害自己。很多人，即使明白了互害社会的实质，甚至自己和家人也深受其害，但只要没被抓住，还是惯性地去害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社会，没有一个正常健康的市场。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和守夜人，政府个别部门一方面自己下场，扰乱了市场规则；一方面却严重失职，不做监守。当年三聚氰胺事件出来的时候，添加三聚氰胺的厂家，负责人被免职，厂家破产。但给厂家发放合格证书，乃至免检证书的监管部门，却安然无恙。在监管部门那里，监管，成了牟利的工具。一手发证挣钱，一手以监管作为威胁，鼓励企业上门公关。所以，造成了市场环境相对的恶劣。生产者要想在市场上生产，只能往歪道上想，在歪门邪道上做文章。

所以，要想改变这个互害的局面，唯一的解套之路，就是从政府职能工作开始做起，建设一个良性的市场。

作者博客：http://zhangmingrd.blog.ifeng.com/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等。）

唐辛子：讲礼貌的日本人为什么不让座？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512667.html

2012-08-22 08:29:28|浏览122242次|评论75条

大凡来过日本的人，都会赞赏日本人的礼貌。我家小朋友的外婆，一位典型的具有大国情怀的骄傲的中国人。第一次来日本时，和我一起走在日本的大街上，东张西望了一番之后，十分大言不惭地脱口道：“瞧瞧这日本人的长相！整条街上看来看去，只有两个美女，还是中国的！”六十岁的外婆在表示“鄙视”日本人长相的同时，还将自己以及自家女儿顺便大大地夸了一番。幸亏周围的日本人听不懂中文，不然真是情何以堪啊！

虽然外婆认为日本人没有中国人长得美，但还是不得不点头承认：日本人的礼貌与公德比咱们中国人要美。例如她走在路上，看到她要过马路，行驶的车辆会停下来让她先过，开车的人甚至还会坐在车中的驾驶座位上，朝她微笑着鞠躬示意；家附近的花店，每天傍晚关门时，一盆盆美丽的鲜花就那么随意地在室外搁着，也不会被人顺手“牵”走；当地农民卖蔬菜，只需将蔬菜摆放在路边，旁边再放一个装钱用的纸盒子，写上“一百日元一份”，人便可以自顾自地走开，到了傍晚只管来收钱就是，不会有人贪便宜拿了蔬菜不给钱，也不会有人因为蔬菜摊无人照看去偷走纸盒子里的钱。日本人不懂得什么叫“面子学”，但他们有与生俱来的“耻文化”，一份“羞耻感”左右着他们的公德情操。

我的另一位居住在美国的朋友，也对日本人的礼貌赞不绝口。几年前朋友独自到东京旅游，夜晚回酒店时乘错电车迷路，于是比比画画地拦住一位日本人问路，那位被问路的日本人，在用日文说了半天之后，看朋友还是不明白，居然陪着她一起乘电车，一直将朋友送到酒店旁边的电车站，并目送她走进酒店之后才转身离去。朋友为此感动得差点翻了天，见到我时对日本的一切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但尽管如此，当他们看到日本电车车厢内，年轻人大大咧咧地坐着，老年人规规矩矩地站着时，还是忍不住心中疑惑：“日本人那么讲礼貌，为什么在电车里遇到老年人却不会让座？”

礼貌的日本人为什么不让座？的确，刚来日本时这个问题也一样令我困惑。但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之后，我发现：在日本让座，并不是个“礼貌问题”，而根本是个“技巧问题”。

例如我认识的一位大学老师A子，年近六十，因为满头白发，目测年龄比实际年龄似乎还要年长一点。平时A子老师性格蛮开朗的，但有一次却遇到她在不停地叹气，不由得问：“A子老师您怎么啦？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结果A子老师答：她早晨乘电车时，居然有人给她让座了！

“唉！难道我已经老到要被人让座的地步了？”A子老师抚摸着自己的白发，满目忧伤地说。因为被人让了个座，那一整天A子老师都闷闷不乐，她第一次感觉自己被人提醒：“你老了！”

也许对于A子老师这类人的郁闷，同文化背景下长大的日本人似乎大都心灵相通，不言亦明。因此，在日本的电车上，像A子老师这样年龄的人，基本上是无人让座的。但我曾在电车上给一位抱着婴儿的妈妈让座，结果也依旧不理想：那位抱着孩子的妈妈在连声道谢之余，却怎么也不肯坐下来，并说她只有两三站就到了，用不着坐。后来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即使你好心让座，但并不意味着别人就必须接受你的好心。有些日本人怕给人“添麻烦”，不愿意接受别人的人情，还有些日本人性格好强，不愿意成为“被照顾的人”。

因此，在日本的电车上，让座现象的确比较少。除了日本人“敬老”意识比较淡漠，没有搀扶老人、给老人让座的习惯之外，还因为在高龄化社会的日本，许多日本人对“年龄之老”有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认识。例如我认识一位在面包房工作的日本太太，每次我去买面包时，都看到她高举面包托盘，在面包店内健步如飞，便忍不住夸她：“您真是很元气（精神）啊！”那日本太太就很骄傲地回答：“我才六十二岁，还年轻得很呢，当然精神好！”一开始听到这位日本太太的回答，还觉得这是她的一份乐观，但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对于动不动就活到一百岁的长寿日本人而言，六十岁还真是个年轻得不像话的数字。难怪日本女作家宇野千代在年满八十八岁之后，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步入晚年了”。

所以，对于“不服老”、“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且“不愿意被照顾”的一些日本人而言，在乘电车时，对方是否真正需要让座，若没有足够良好的心灵阅读技巧，有时的确很难做出判断。所以，在日本让座时，你绝不能像雷锋叔叔那样，从座位上激动地跳起来，殷勤地搀扶着对方的手，热情地说：“老大娘，您请坐。”这会令人悲痛欲绝的。在日本最好的让座方法是：你可以假装你马上要下车，扭头走到车门，或者干脆走去另一节车厢。总之你只需一声不吭地站起来，走开，将座位空出来就好。对方如果需要那个空座位，他或她自然会走过来坐下。

一位日本基督徒朋友对我说：“即使你左手做了好事，也不应该让右手知道。”我想：类似于“让座”之类的小事，与其说它是一种礼貌或美德，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心灵技巧”。

作者博客：http://tangxinzi.blog.ifeng.com/

（唐辛子，旅日华人，著有《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

杨照：曲曲折折转出的和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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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2 10:06:28|浏览104540次|评论70条

台湾是个相对和善的社会，相对于大陆而言。半个多世纪里，在社会组构上，两岸走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大陆是个内在同构型很高的社会，却在政治上不断强调、凸显差异与对立；台湾实质上是个杂错多样的社会，人群间有着深刻的隔阂，却无论如何要求表面上的一致。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台湾一片混乱与恐慌。此前四年前，日本人刚刚结束在台湾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给台湾留下了高度日本化的风貌。日治时期，台湾就已经充满了内在紧张。有一部分人真心诚意觉得自己是日本的一部分，日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连本地话都不会讲。另外有一部分人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家族制度以及婚丧仪式上，有很多日本文化渗透不到的地方。还有一部分人，虽然受日式教育，讲日语读日文，但他们自觉地不满于殖民统治，因而怀抱着对于祖国的热切期待，在战争中暗自倾向于希望中国能够战胜日本。

1945年战争结束，两年后却随即出现了因“接收”冲突酿成的“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军队大举登台，先是屠杀了许多无辜群众，之后又进行有意识的“清乡运动”，逮捕大批本地精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原本的“祖国派”目睹“祖国”凶残的面貌，大感幻灭失望；原本亲日的民众，也就被刺激得更加怀念日本统治时期，进而美化了日本殖民主义的五十年记忆。

1949年，国民党带领了超过一百万的军民，逃到台湾。那是国民党的最后基地，退无可退之处了。一百多万来自不同省份的人，一下子要融入六百万人口的台湾社会，谈何容易！

国民党采取的策略，是不顾事实，建构一个“中国主权”的神话，要求所有人活在这个神话情境里，不准质疑、不准异议。神话的第一部分，是主张国民党仍然拥有全中国的主权，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神话的第二部分，主张国民党所在的台湾，是中国的正统，相对于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大陆，自己是最纯粹的中国。

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建构了绵密得近乎荒谬的情治系统，严密监管任何不接受、不相信台湾是中国正统的言论。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大力推行“国语”，并积极从教育体制上想办法消弭社会上的差异，要求小孩遗忘掉自己的家庭父兄抱持的日本时代或大陆时代记忆，转而统一在一套固定的“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标准答案下。

1960年代，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如火如荼展开。蒋介石立刻在台湾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对抗，更加强化台湾和中国传统的联结，并且要进一步以中国传统压抑、甚至取消台湾本土及受到日本影响的基层文化。当年徐复观先生就曾经敏锐地评论：这是20世纪对中国开的一个悲凉的大玩笑。一边拥有根深蒂固、沦肌浃髓的中国文化，却致力于取消中国文化；另一边原本是非常晚才开发的边陲，没有太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又受过日本人长达五十年的统治，却要拼命强调保存、发扬、“复兴”中华文化！

其实内中还有比徐复观先生所见更矛盾的地方——这个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其政权却必须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下，才有办法维持。美国愿意保护台湾，是基于和苏联冷战对峙的考虑，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来防堵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因而，以“复兴中华文化”为中心国策的同时，美国文化的力量不断涌入台湾，并且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湾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原本封闭的国民党权力结构，开始承受一次又一次，而且层级愈来愈高的选举冲击。

20世纪80年代，民主运动潮流高涨，对于国民党的批判也就愈来愈露骨了。批判的焦点之一，正是“大中国神话”。在很多方面，“大中国”是个明显的谎言。国际社会上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愈来愈少，直接拒绝了国民党可以代表全中国的主张。对内，台湾本土生活也有许多现象明明就不符合“大中国”说法的。于是在“大中国”的对立面，升起了“本土派”，强烈要求回归现实，尊重现实。

对国民党的另一个批判焦点，是其“锁国”的做法。严格控制人民出入境的自由，离开台湾成为一种由政府掌握的特权，不让大家看到外面世界的真相，听到不受筛选改造的信息。

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后，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前一种批判，引发了大型的群众街头示威，被压抑的几十年的各种权利，都化身成为一个个示威活动，对国民党抗议。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街头示威，而且群众和宪警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后一种批判，则终于逼出了开放观光旅游和开放大陆探亲的政策。台湾人像长期被关在笼中的鸟儿般，争先恐后利用开放机会，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空气。

在那段时间，没有人会觉得台湾是个和善的社会。台湾充满了喧嚣与愤怒，内部族群分化严重，“本省人”与“外省人”互相用最难听的语言互骂，“中国人”和“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势不两立。政府夹在中间首鼠两端，一下子要坚持中国立场，一下子又要走本土路线，摇摇摆摆、自我矛盾。这种分裂的局面，造成了2000年陈水扁的崛起，延续为八年民进党执政的局面。陈水扁在分裂中获利。八年中他也就习惯性地反复操弄分裂状况，视之为他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资本。

长达八年的对立和骚动，让台湾人累了、厌了，也穷尽了所有社会分化情绪与言词的可能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一个原因。

陈水扁不是顺利光荣下台，而是在贪渎弊案缠身的情况下，卸任不久就锒铛入狱。他的权威一夕瓦解，连带地也就使得他那种冲突性的政治风格，在台湾快速破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二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关键的原因，是民主制度确立，社会上有了基本的言论自由，集体性的不满有了日常宣泄的管道，不再会有过去那种郁结累积的困境。每年大大小小的选举，也就在释放不同层级大大小小的不满。十几年下来，该冲撞的、该訾骂的，都发泄得差不多了，社会气氛自然会跟着和谐了。再加上这十几年，又是台湾对外开放，高比例的台湾人纷纷去到世界各地旅行、游览，看到感受到了别人的社会气氛，当然就会回头比较自己所在的环境得失。打开眼界的一种影响，是羡慕别人好的地方。去到日本搭过永远准点的火车，走在总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当然会羡慕。去到欧洲感受街头咖啡馆的轻松闲散，进到博物馆亲近文明结晶，当然会羡慕。带着羡慕心情回来，就会希望自己的社会也变好一点。不只如此，打开眼界还有另一种影响，是在比较中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好。回来之后，会格外注意强调该珍惜的美好部分，以这别人别地没有的美好，作为自己的标记。这是使得台湾社会变和善的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我们也不能轻忽，国民党长期宣传的神话，产生的效果。虽然国民党提出的那个社会图像，不符合现实，也因为其中的和现实间的落差，引发后来强烈的反弹，让国民党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否认，三四十年的执政中，国民党被自己所创造的神话拘束了，在政策上不得不尽量促进社会和谐，也必须尽量对台湾民众一视同仁对待。

民间长期存在着隐藏的歧视对立，可是在表面上并没有依照身份区隔的差别性政策，所有人理论上在法律与政策之前，一律平等。几十年执行下来，台湾的新生代之间的融合，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效，只是年长者没有那么容易放下记忆芥蒂，彼此接受。

而且国民党也小心翼翼地掌控着所得分配的差距。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并没有因而失控飞增。一直到蒋经国在世的最后一年，台湾人均年收入突破八千美元，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只比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多4.48倍而已。此外，国民党，特别是蒋经国格外厌恶夸富的风格，会不断以政策宣传来提倡简朴，更以政治影响力压制、惩罚夸富行为。再加上重视教育，鼓励透过追求教育成就来提升家庭地位与收入，开放了贫富上下流动的渠道，大大降低了因为所得分配不均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

国民党神话中的另一个环节——强调中国文化传统，长远看仍然是有和谐和善效果的。关于人与人彼此对待的种种美德，被统纳在“中国文化”之下，不只保存下来，而且还经过反复教育宣说，进入台湾社会的价值体系里。活在人群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矩，不能只是自私自利，不能只是功利算计，这样的基本原则，普遍进入台湾民众的心中，是他们日常行为不言而喻的准绳。

和善、亲切、体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甚至不是有意识的追求得来的；是在台湾历史中，经过诸多曲折才变化产生的。重点是，现在有愈来愈多的台湾民众，自觉感到和善、亲切、体贴的难能可贵，也就自觉地努力维系这样的正面社会价值。如此一来，误打误撞得来的社会资产，应该就不会误打误撞消失了，而会强化、深化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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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台湾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

徐贲：粗鄙是社会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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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3 11:09:24|浏览25187次|评论20条

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但却又越来越粗鄙。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不久前，某名艺人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棒棒棒》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母亲对着一位观众挖苦道，我能把女儿培养成亿万人喜爱的明星，你母亲做得到吗？显然，她觉得当名艺人的母亲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为了争这个面子，夸耀这个面子，便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行为嚣张，言语粗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阵势。

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寡廉鲜耻、不知羞耻。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不是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该羞耻的，什么是不该羞耻的。粗鄙是一种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的病变，这种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容易诱发癌症病变一样。

例如，在一般的文明社会里，“绅士风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绅士风度待人接物也是体面人会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的行为。但是，在“文革”时期的中国，“绅士”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荣为行为准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有面子”与“要脸”的关系：粗鄙不仅不再是“不要脸”，而且是有觉悟、混得开的事；不仅如此，甚至还能为粗鄙者带来特别“有面子”的头衔、荣誉称号、地位或职位，让他们成为“成功人士”。

这种“成功人士”的传人在“文革”以后把施展才能的领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祝东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彰显着粗鄙者的‘有胆儿’、‘拔份儿’。”在一个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出门在外，没几分流氓气，是很难混的。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12月8日在广州的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四千九百元假币，引发了一场“丢脸”之争。有官员在微博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他挖苦道，丢脸的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人。针对这样的“丢脸”指责，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称，该领事馆参加义卖的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领事馆人员自愿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真正丢脸的是那些假币。

对假币问题是非不辨，反倒是无端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出于为国家“要面子”的良好动机，也是一件粗鄙的事。这位官员事后声称自己绝不后悔，这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为替毛主席争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这位教授也是事后宣称绝不后悔。死不认错其实是在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种应该被人瞧不起的色厉内荏的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粗鄙之事，在一个有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是一件丢脸的事，对自己的粗鄙行为道歉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而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

粗鄙的有恃无恐印证了邵燕祥在《普遍粗鄙化：当代的社会病》中说的，中国的粗鄙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一种社会病。在粗鄙化的社会里，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这就像在污染的环境中，人都会变得特别能“抗毒”一样。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虽然显示了非凡的生存调适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文革”的时候，由于千千万万的人随时都在被羞辱，在丢脸，以至丢脸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结果差不多整个社会都变得一样不要脸。那时候，不少人因为“要脸”，因为忍受不了无端羞辱而自杀。而那些能够经受不公对待和百般羞辱而忍耐着存活下来的，都是特别皮实的人。然而，他们的皮实恰恰帮助积淀了中国文化中千百年来的那种逆来顺受和隐忍苟活。

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强梁的权力粗鄙地对待（被蔑视、羞辱、没有尊严、不受尊重、公民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无处说理也无理可说，久而久之便会因人格贬损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自鄙变态”。这种变态常常表现在自鄙者的自我称呼上。例如，nigger（黑鬼）本是一个侮辱性的字眼，然而，这个字却会频频出现在地位低下的黑人们的相互交谈中，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弱者群体维系。在中国，“屁民”、“草民”、“屌丝”也在成为这样的字眼。用这样的称谓来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种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它可以使当事人用适应和习惯矮化的方式，来把矮化的实际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这种先是对矮化的游戏性的自嘲和脱敏，却可能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麻木和屈从，也使矮化之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5439462.html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等。）

汪中求：透过细节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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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8 15:21:33|浏览99829次|评论144条

夏天，我们组织了一个“中国精细化管理考察团”，对日本的企业、大学和政府的招商机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精细化思想已深深根植于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我当然会把见闻记录下来，而当我受聘为评委的《中国商业评论》拟公开发表的时候，我却不由得担心：会不会有人看了此文，就认定汪中求没有民族自尊心了呢？——甚或干脆就说我已经是今日的汉奸？但因为差距、因为追赶、因为时不我待，我仍旧写下这些。

一、压力驱使着日本人拼命工作

日本人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他们拼命地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

自觉遵守与相互督促

工作时间，日本男性白领最常见的装束是西装、衬衫加领带，即使夏天室外四十多摄氏度的高温也是如此。大热天裹着这么正规的装束，业务员在街上中暑昏倒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是白领，连出租车司机也都西装革履，尽管热得不停擦汗，但就是不会把外套脱下来。事实上可能没有谁管，但这是他们的职业习惯。

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六十多岁的警察或保安在跑步指挥车辆，专心致志。书店的工作人员趴在地上擦地，跪下来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去酒店用餐，进餐厅时把鞋子乱糟糟地脱在一起，出来时发现服务员都给我们摆好了，一律头朝外，一伸脚就可以穿上。

在任何单位，如果有人做事不努力或者把事做砸了，就会有好多“好管闲事”的人上来指责：“哎呀，纯子小姐，怎么这么做事啊？”“木村先生，你的失误，让我为你没面子啊！”我跟日本朋友总结说：“日本人是宁可自己付出更多，也必须要获得或保留干预和指责他人的权利。”朋友回答说：“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氛围，逼着你提高。”

忙工作忙得没时间做梦

如果工作的事情没有做完，日本人是不可能下班的，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很多根本没法一下做完工作的人就只好推迟下班。一天晚上八点来钟，我们路过世界五百强之一的住友公司门口，大批员工那个时候才下班。我们很迷惑，是集体加班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晚上十一点半，我们在地铁站看到人流如潮。不少人一天打两份工，一上车就睡着了，太累了。

在日本，男士平均结婚年龄是三十五岁，当父亲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六岁。很多人甚至都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的人更多，特别是职业女性。因为女人一生孩子往往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女人不出来工作，主要原因是小孩没有办法给别人带。请一个人带孩子，比自己打一份工还贵，自己带孩子五六年，没办法再跟得上社会的发展，只好继续做家庭妇女。

有位日本朋友跟我说：“日本人不做梦，哪有时间做梦！”听完，我莫名其妙地伤感。

二、人际互信与秩序共守

尽管压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却从容而有秩序。这点从东京市容的细节上就能感受得到，东京绿化率极高，几乎没有见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尔有一个小角落空出来，都会种上一株树或摆上几盆花。

路不拾遗

东京的房子一般不装防盗门，很多门是非常薄的木板门和玻璃门。偶尔一楼有防盗网，二楼以上我从未看到防盗网。我们很惊讶，他们怎么不担心入室盗窃的问题？此外，多数自行车是不上锁的，连摩托车晚上也是丢在外面，根本不担心什么。

在火车上、旅店、会议室，甚至在餐厅，再值钱的包，放在那里根本没有人会动。京都火车站人流如织，旁边的餐厅里人来人往，餐桌上七八个包丢得零零散散，并不见一个人守在桌旁。

我们住过的几个酒店都没有“查房”之说，你走了就走了，把牌子放在那里，把费用结清就可以。而在中国住酒店，离开时“查房”的程序必不可少，很多酒店还有物品损坏赔偿价格表，表现出一种非常深刻的不信任。我们的一位老师，在日本坐地铁，西装放在衣架上忘了取，捡到的人帮他寄到下一站，等他来取，而且已经烫好、折好。

在商业闹市区，经常看见女士将翻盖手机架在牛仔裤后兜上逛街，就这么着，谁也不在乎。还见过一位女士，背一个很大的包，朝外的第一个口袋就是钱包，我在一米外都可以看得见，她就这么逛着，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

我们总觉得贫富差距过大才会有抢劫盗窃，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日本也有穷的，至少从各地去的人也有穷的，而且也有流浪者。我这次还找了一个街头艺术家给我画了一幅漫画像，标价一千六百日元。他画完以后，自己感觉画得不好，就只收了一千日元，还一个劲地道歉。

堵车但秩序井然

日本人很讲究秩序。排队是正常的，而且自觉保持一米距离。在自动扶梯上，人们都很谦和地站在左侧，让有急事的人从右侧快速通过。

在东京，我们见过几百人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没有一个人乱闯的。车辆在通过路口时也没有减速的意思，因为所有的人都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车辆不需要减速，也不可能出现意外。但是，在红灯转为绿灯的时候车辆反而慢下来，车可以通行，走到一半的行人也可以通行，只要有一个人还在穿越，车辆就会让人，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以人为本”。

日本的路并不一定都很宽阔，很少看见超过单向四车道的，甚至还有主要公路只是双向单车道。有一次高速路堵车，但还不至于堵得不能行走，只是慢，却绝对没有人插队，更没有人急着猛打喇叭。

我们的团队每到一家酒店，酒店都有人到前面的路口迎接，指挥车辆怎么开进去，停在什么地方。我们住过的几家酒店，都有一个牌子竖在大堂，写明“某某团队”什么时候出团，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好，这样可以避免若干团队一起出发造成拥挤。如果时间安排出现冲突，酒店会建议某些团队推迟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出发。

三、深刻危机意识

日本的版图大概相当于我们一个四川省，但人口密度却比四川还要大。地狭人多，又没什么资源，而且台风、海啸、地震非常频繁。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有深刻的危机意识。

吃一次涮肉也会觉得无比幸福

日本的学校每月一次防火演习，每季度一次防震演习。每个家庭都备有压缩防灾包，里边搁压缩饼干、纯净水、保暖衣、手电筒和雨披。日本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只有一个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这个国家就完了。

我们去考察丰田汽车公司。丰田做汽车之前，整个日本是没有汽车工业的，那时的汽车他们叫“自动车”。造“自动车”最早也是由丰田第二代领导人丰田英二提出来的。他去考察英国的汽车，回来就发奋自己做，把原本很挣钱的纺织放弃了。由于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这个人只活了五十来岁。

日本虽然是汽车大国，但企业中层及以下员工几乎都不可能开车上班，因为停车费奇贵。东京的许多停车场，一百日元只能停车十五分钟。多数日本人都买得起车，但是没多少人负担得起停车费！

在我们看来，日本这么发达一个国家，一般人吃饭应该不成问题。但日本人正餐也吃得很少：菜只能遮住一个小碟子的底部，米饭也只有一小碗。我总怀疑日本人很少吃饱饭。至少我在日本工作的朋友说，如果哪天能开怀吃一次涮肉，就会觉得幸福无比。真不懂日本人这样是为了健康保持七分饱呢，还是一种压力意识？

租房要给房东感恩费

日本人住房压力非常大。日本房价高是全球出了名的，东京的住房均价是每平方米六十万日元（约合人民币四万元），一个人辛苦一辈子可能也只能混一个小房间。普通人根本买不起住房，买得起的白领也不过买四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最奇怪的是日本的租房方式：不仅租金特别高，而且首付得五个月租金。除了当月租金、押金（相当于两个月租金）、中介费，还有一笔感恩费要付给房东。很难理解，日本市场化程度那么高，房客反而要向房东支付感恩费？

出租车司机给学生上社会课

日本学生上课并不完全在学校内，他们经常把学生拖出去学习。到风景点去参观，去看祖先怎么打拼的；到企业去参观，看企业是怎么发展的。让你去思考，看你能否跟得上时代，能否适应社会需要。严格来讲，这是他们的公民意识教育和思想教育，或者叫德育。

他们对德育很重视，投入也非常大。我们去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清水寺，就碰到很多中学生。学生不是老师带队，而是由出租车司机领着。一个出租车司机带四个学生，他会把社会上很多事情讲给学生听，一两个小时不停地跟学生讲，这是司机必须做的。学生做笔记，回学校还要写感想。

日本整个民族忧患意识非常重，小学课本就告诉学生：这个国家生存是很艰难的；这个国家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国家是可能随时被别人打垮的。尽管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外来侵略者能够深入日本的本土（二战时美国的占领不算侵略），但是日本政治家始终认为外族强盛了，就一定会打进来，别人发达了日本的生存空间就相对萎缩了。

四、良好的公民素质

日本社会流传着一句话：“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每个人都是这么一个信念，整个社会的公民素质就非常高。

瓶子扔掉前还要将商标撕掉

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时找不着垃圾桶，就把垃圾带在身上，回家放进自家的垃圾桶。有一位陪同我们的女士，我们有人告诉她：“小姐，你身上有两根头发。”“很抱歉。”她一边说一边把头发取下来，用一张餐巾纸包好，放进自己的口袋。

在自助餐厅吃饭，人人用完餐都会自己收拾桌面，桌上洒的几滴汤会用纸巾擦去，杯盘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

抽烟的人当然还有，但绝不会有人乱弹烟灰、乱扔烟头，在街边吸烟都会带上一个便携式的烟灰缸（我就特意从日本买回来两个便携式烟灰缸）。

在公共场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带着垃圾袋，狗一拉屎，马上小心翼翼地扫起来装到垃圾袋带走，再用纸巾把地面擦干净。

我认为人类的文明和垃圾的处理紧密相关。垃圾的处理可分为四个文明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随地吐痰阶段”，既然随地吐痰就会随地甩垃圾；

第二个阶段是“集中堆放阶段”，北京现在处于这个阶段，垃圾开始集中堆放，不乱丢；

第三个阶段是“分类处理阶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类：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

第四个阶段是“精细管理阶段”，就不只是三类分放了。比如，通常人们会在可乐喝完后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会把可乐瓶上的商标纸撕掉，丢进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装瓶罐的垃圾桶内（因为瓶罐回收后也需要工人把商标纸撕掉）。

同样，家里用完了的酱油瓶，日本人往往会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里，因为回收后也需要清洗的。摩丝类产品的空瓶子，日本人在扔进垃圾桶之前，会先给瓶身扎一个孔，以免存在安全隐患。

顺便提及，日本东京有若干大型垃圾处理厂，当然有很高的烟囱，只是烟囱并不冒烟，而且垃圾处理厂附近必有一个体育场。垃圾焚烧的余热可以供体育场的游泳池保持水温，还可以让大家健身的时候理解自己和垃圾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

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

日本人出门都喜欢带一把伞，而且是长柄的伞（很多出门的人，旅行箱旁边也插一把长柄伞）。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一个机器，里面是塑料袋，把伞往里面一插，套一个袋子再拉出来，提着雨伞进屋内就不会有水滴出来。我们在日本那么多天，只有一天是晴天，但从未感到哪儿是湿漉漉的。连公交车上也都有一个放置雨伞的桶。到一些名胜参观，进室内，得把雨伞和鞋子放在门外，等回来再取；如果不从原路返回，就用垃圾袋将鞋装着，提在手上，出口处必定会有一个箱子，用来收集装鞋的垃圾袋。

日本人非常彬彬有礼，一天到晚地鞠躬。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只在表面，是从内心深处对社会的一种认同，知道自己的渺小。大公司的高层也总是低着头走路，微闭着眼睛，自我收缩，甘为渺小。这事实上是一种境界：把别人看得比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我们去参观了两所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很不一样，没有围墙，也没有气派的门楼，不起眼的大门上只有很小的一块牌子，非常普通。就连丰田那么大的公司，总部大楼也并不奢华，牌子也是很小的一块，很低调，不那么嚣张。

一位在中国、美国、日本三地的大学都工作过很多年的中国教授曾跟我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

虽然我们不喜欢听，但是我能理解。

作者博客：http://wangzhongqiu.blog.ifeng.com/

（汪中求，《细节决定成败》《精细化管理》作者，企业管理咨询师、培训师。）

贾葭：有意义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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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5 16:10:41|浏览82476次|评论48条

2005年办《纵横周刊》之前，我对台湾的印象和认知来自《参考消息》的零星报道以及台湾的一些新闻网站。后来我给《纵横周刊》持续写关于台湾的政治评论，读了不少相关的书，但一直未有直观感受。直到我因为报道2008年“大选”时第一次去了台湾，总体感受很复杂也很欣喜。那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问题就是：台湾对大陆的意义何在？作为大陆人，可以从台湾看到什么？

当然这些个问题并不难解答，我写过很多类似主题的文章。从大陆人的主体性出发，首先想的是台湾制度变革、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传承的经验是什么？有哪些是当下的大陆可以作为镜鉴的？这些吸引大陆人，尤其是大陆知识人的特征，往往是在小处体现出来。比如台湾的人情味儿，人际关系的和谐，台湾人的热情认真等，令人印象深刻。

那次在台湾待了十多天，回北京之后，我发现自己变得异常讲礼貌，说话柔声细语，甚至开始习惯给人鞠躬，等等。这是短暂的十多天内，台湾对我润物细无声的明显改造。后来又去过几次，跟台湾朋友打交道，我变得谦卑、谨慎、认真。一方面在那个环境中，有许多自然而然的入乡随俗；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是大陆人，有种维护大陆人形象的责任在，就也有些刻意。说实话，有种不真实的外在表现。

这两年在台湾，却有另外一个新发现：台湾人在大陆人面前的表现，多少也有些不真实。他们刻意地更有礼貌也更有耐心，更关心大陆人。不论是朋友之间的交往和消费时享受的服务，似乎大陆人比台湾人更容易受到优待和尊重。比如韩寒和蒋方舟丢失的钱包都能找到，在台湾朋友眼里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许多朋友疑惑地问：我们台湾真的有那么好吗？

在台湾人眼里，台湾也许没那么好。2000年政权轮替之后，蓝绿两党无休止地对立，让社会对政治的负面观感更多。两个党虽然好，但架不住爱吵架。一个说东，一个说西，一个说对，一个说错，在外界看来是很内耗的事情。台湾经济持续下滑，十多年间工资都没涨过，企业和人才都去大陆发展。早年“亚洲四小龙”所营造出的自信都耗没了，对外也不被承认身份。这都是十分打击自信的方面。整个社会的心态是向下的，灰色调的。

但是，大陆赴台旅行自由行开放之后，情况不一样了：来的大陆人都说台湾好。好在哪里？朱学勤夸过，韩寒夸过，很多人都夸过。这令台湾人突然有种被承认、被认可、被赞扬的满足感，就像在幼儿园被贴了小红花。我去年在《这不是你的台北》一文中曾简单提到这类现象。后来我想了一下，台湾人在大陆人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热心和认真，是受到鼓励之后的更上一层楼。

我举个例子。去年台湾“大选”时，我在台北坐计程车，司机一听我是大陆口音，就格外爱聊天，问东问西，服务特别热情，坐一趟车，能听到十几个“谢谢”，但这只是我单独坐车的情况。跟我同去采访的女同事是潮州人，是个语言天才。一上华航的飞机就转频道为台湾“国语”，真假难辨。她跟我一起坐车，司机就会认为她是本地人，服务态度也就一般了。她非常苦恼地问我何故。我说因为你的“国语”说得太好了。从这个例子可以对比出，至少我们遇到的那些司机对大陆人比对本地人要更好。

某种程度上说，我和我的说话对象之间，莫名地建立一种相互配合的表演行为。对，你也可以说是“虚伪”。我的谦卑配合，令他更加骄傲于他是一个台湾人。许多来台湾的大陆人奋不顾身的赞扬，让台湾人重新找到自信，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台湾有各种抱怨。更进一步，他们不仅不抱怨，反而按照大陆游客所夸奖的那样，做得更好。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一味在寻找台湾对于大陆的意义，却在不经意间，成就了大陆人对台湾的意义——让他们重新确认了自己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一位台湾学界的前辈，把这个总结为“有意义的他者”。简单说，即从他人身上，找回了自己。我们能否从台湾人身上找回自己呢？我想未必会。这，真是一个悲凉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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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葭，时事评论员、观察员，《GQ》主笔。）

朱学东：我们为什么输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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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24 21:56:37|浏览5031次|评论0条

我们为什么输不起？

这实在是一个奇怪而又现实的问题。

竞争比赛有赢就有输，实在正常不过。

不过，看看我们四周，看看我们的舆论，便可知晓，现实生活并非如此。

一旦竞争中落败，输掉的不仅是比赛，还可能有尊严和人生，从此直不起腰，挺不起胸，抬不起头来。一辈子生活在失败的阴影下。

不唯体育比赛，在我们看到的几乎大多数行业，输不起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现实和公众的共识。

这才是问题的吊诡之处。

一

中国人曾经是输得起放得下的人。

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上达高贤，下至黎民，莫不以为然。

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成了后世文人的一种可以效仿追随的生活样式。

于是，李白不愿意走时人通行的应试之路，欲以才华文名入仕，终不见容于权贵，遂自我放逐于山水江湖，留下诸多不羁名篇，世代传诵。

无论是陶渊明还是李白一辈，不容于庙堂，还有海阔天空可去。

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封建时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王权的“雨露之恩”总有洒不到的角落。

因此，输了官场又何妨！

陶渊明得罪了上司，虽扔了那官赐的五斗米，家里却还留有几亩薄地可依仗，躬耕读写，采菊东篱，悠然而见南山。

李白不见容于皇亲国戚，远离了庙堂帝都，依然可以放荡于酒色文气，纵情于山林河湖，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

那种雍容倜傥的生活和气度，在紧张窄逼的社会里是养不成的。养育它们，除了文脉的传承滋养，更需要有退让腾挪转身的空间。

当然，中国还有一种说法，成王败寇。不过，这主要指向的不是士大夫和黎庶，而是图谋天下者。

周武灭纣，失败的殷商后人在周代还能有采邑封爵，所以也有伯夷叔齐避居首阳山不食周粟的故事流传。

暴秦之后，天下渐统，政治的残酷性，使中国的王位争夺者成了输不起的人，一旦斗争中失败，便失去了一切，从物质财富到精神话语，直至肉体。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自然失败不起。

所以宋太祖才会说：“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二

晚清以降，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中。

鸦片战争之后，几番遭受列强欺凌，封建大国已临末路。

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当时的有识之士，从各个层面展开了救亡图存之路。

严复译介《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此深入人心。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因其符合彼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现状，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后，迅速传播到了社会各个阶层。

后来这句文气的表述，又被更容易为大众接受的表达“落后就要挨打”取代。

从此，“落后就要挨打”所蕴含的价值判断，一直成为这个国家几乎人人认同的主流价值，既是“变法图强”的理论基础，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开山，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奉此为圭臬。

无论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是落后就要挨打，原是对家国走向危亡背后原因的一种总结判断，它所指向的，是外敌环伺下救亡图存的战时逻辑和哲学。

晚清以降中国历次与外国的战争，从正反两方面强化了政治和知识阶层以及普通民众对落后就要挨打的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价值判断最终从一种应急的战时策略，逐渐常规化普遍化，渗入民族的血脉，内化成社会普遍接受的念兹在兹的价值判断。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穷怕了的国人，对于物质财富的积聚充满了渴求。在社会层面，最初对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粗浅认识，迅速与已有传统的适者生存的价值观合流，即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像秋风般扫过田野，把残存的理想主义一扫而走，传统的义利观彻底边缘化。

在我们周围，许多成功人士，无论其是如何成功的，但一旦成功，其掌握的物质财富、政商力量以及话语权，却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成功，经由大众媒介包装传播，灌输给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功利主义并非罪过，它内在的欲望原本也是社会前行的动力。但当丛林法则弥漫，人人都相信，方法并不重要，只有成功，尤其是物质上的成功，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时候，功利主义可怕的一面才显现出来。

“只有胜利者才会被记住，受尊敬，过程中采取了什么手段，都不重要，成功会让那些问题无足轻重。”曾经有许多成功人士向我这个逾四十依旧不立的人灌输过这一理念，多少让我有些不寒而栗。

三

时至今日，国人也早已非吴下阿蒙。对于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的危害认识渐清，批判也越来越多，“输得起”渐渐已为许多人接受。

不过，观念一旦形成，其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外化为各种制度和行为。而且，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当行为，依然会强化这种逐渐过时的输不起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这些年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开放度、自由度依然不高，发展过程中资源要素配置的不均衡性也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产业政策准入，还是金融税收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有充分体现。

在现有传统的经济结构里，存量资源固定且有限，争逐必然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资源和机会越来越向强者、成功者和大都市积聚，其他地方和企业以及个体成长的空间越来越窄逼，有人撑死，有人饿死，马太效应被人为强化。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的情况随处可见。

这种状况下，自然谁都输不起。

伴随资源和机会越来越向大都市强者成功者积聚，开放性和流动性萎缩了。传导到社会领域，我们看到社会原有的流动性日趋减弱，社会结构越来越固化，不同阶层之间的围墙日益增高。个体改变现状越来越艰难。

结果是，仿佛背后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流动只能在既有的固定轨道中实现，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一旦被挤落下桥，再无翻身机会。因此一次失败，常常意味着失去的不只是一次机会，更可能是失去未来的机会和空间。所以，在这一过程，竞争之惨烈，世所罕见，因为谁也经不起失败。

无论体育还是企业，还是其他。

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试图改变现状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功利主义价值判断，输不起的情绪蔓延，社会更加紧张纠结。

四

在一个封闭的缺乏流动性和自由选择的社会里，哪怕你打赢了一场奥斯特里茨战役，你还是可能会遭遇滑铁卢。

无路可退，于是，人们只能一辈子小心翼翼地呵护打赢的战果，一场场艰苦地打下去，彻底被“输不起”所奴役，再也找不到生活的乐趣。

个人如此选择，也是他的自由，倘若公众普遍如此选择，虽然能造就社会一时之繁荣，却也因个体活力的丧失，而必将失去社会的未来。这是社会之责。

这些年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莫过于以移动通讯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领域，在传统管制认识不到且力有不逮的时候，野蛮成长。

活力何来？来自于这个领域最初的开放性和自由选择，来自于突破创新。新经济领域，从技术到商业模式到资源要素的配置，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都是一种突破创新。

突破创新的另一面，则是对失败的宽容，容忍失败才有突破创新。也只有在开放社会里，才有自由选择，自由流动，也才能留给失败者退路和尊严，也才有真正的活力和持久的繁荣。

都成材了，都成大树了，没有了杂草和灌木丛，勃勃生机从何而来？

流水不腐，没有了流动性，活力从何而来？社会又何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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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资深媒体人，曾担任《中国周刊》总编辑，《南风窗》总编辑。）

姬中宪：父母在，不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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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6 22:27:22|浏览70768次|评论121条

我十八岁离家，今年虚岁三十六，算起来，迄今的人生里，一半时间都在外。这一半的时间里，驱使我不断离家远走的，无非是所谓“学业”和“事业”。父母在人前夸耀儿子时，所依据的也无非是这两点：学业圆满，事业小成。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应当，从未想过另一种可能。可以说，前三十年，父母和我共享了它的荣耀，但是从现在起，我们却要开始分食它的苦果。

今年春节，父母来上海和我们一起过年。那一天，全家人挤在沙发上看小品，欢声笑语之时，老家的人一个电话打过来：姥爷去世了。我们的欢乐就此结束。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拎着匆忙收拾的行李来到虹桥火车站，四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了那个悲伤、破败的北方。一路上，母亲流泪，后悔，如果她不来上海过年，就能看姥爷最后一眼，或许还能救姥爷一命。我一路安慰她，心里却在想：他们来上海过年尚属偶然，我却常年定居在此，有一天，当我的父母老去时，我能侍奉左右吗？我能赶得上看最后一眼吗？

牺牲大片乡村和城镇，成就个别大城市的发展路径，造就了今日中国的基本格局：资源极端不平衡，机会极端不均等。这迫使广大“不幸”生在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少小离家，一窝蜂地扎堆“北上广”。从正面看，这是社会流动，是资源合理配置，殊不知，隐患早就埋下，代价异常昂贵。当年我兴冲冲离家，眼里只有名校、大都市与锦绣前程，却不知出来混，迟早要还。如今父母年迈，能见到我就是他们最大的福利，见不到我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折磨，我却吝啬得每年只给他们一两次见面机会。这就是代价，该是我们还债的时候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农民工身上，几千年来安土重迁，如今却要背井离乡，他们合力主演了三十年的经济神话，却留下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这时代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更可悲的是，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人，并未因此获得他们的尊重与谅解——那些“北上广”的当地人，那些一辈子不曾离开父母半步的人，他们嘲笑外地人“报恩”父母的想法太陈旧，他们视回家过年为陋习，视春运为灾难，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外地人那颗思乡的心，为何如此迫切、如此不通融。你向他们倾诉，他们一句话就给你顶回来：谁让你来的？你老老实实待在家乡不就没这些麻烦了吗？

古时父母去世，做官的要告“丁忧”，回乡守孝三年，三年后才可陈请复职，即使普通百姓，三年内也不得婚娶，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在百日之内操办，叫作“借孝”。据说曾国藩当年守孝挂帅，就是由咸丰皇帝亲自下旨借孝的。放在今天，这样的规矩或许多余得可笑，但是现在，我却越来越觉出它的庄重。胡适的儿子出生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这位新文化的领军人给儿子写了一首诗，“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的儿子”，语出惊人。但说归说，做归做，胡适本人却是极孝顺的儿子，他客居海外时，坚持每天写家书一封，让老母亲时时读到儿子的信息，待到胡适的儿子长大，他也用这标准来要求儿子，全不顾年轻时写的那首诗了。今天，我们的通信手段无比发达，有谁能做到胡适这样？别说每天一封信，哪怕每天一个短信？

这是一个结构性地消灭人伦的年代，高铁、网络、电信，并没有让亲情更便捷。骨肉被分隔两地，血脉被拉长稀释，年轻人即使有心，也已经无力，在奔走求生的现实重压下，亲情早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亲子之情，天伦之乐，原本至高无上，任何人无权剥夺，却不料败在这坑爹的时代。

网上有人感叹：“这些年，我所有的眼泪都流在春节结束后，父母送我上车离家的时候。”情真意切，却万般无奈。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亲情并未退化到泯灭，它仍然死守在我们内心的底角，当朋友不可靠、爱人不可靠时，父母几乎是我们最后的情感依托。更何况，千疮百孔的养老体系，让子女们更加放心不下，国家不养老，只能“养儿防老”，儿却远在千里之外。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一代的中国父母，把全部心思都花在子女身上，他们太疼惜孩子了！要知道，牵挂是相互传染的，是要继承的，父母过分的爱，成为子女不能承受的重，就要变本加厉地“返还”给父母。如果中国人的亲子关系也像外国人一样相对独立，我们两代人是不是都可以更洒脱一些？

从父母角度来看，他们也有更多的理由牵挂子女。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后半句是说：如果子女一定要远游，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让父母放心的去处。可是，这恰恰是一个“无方”的年代，青年人漂泊异乡，身心无处寄放，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这正是让父母放心不下的地方。很多年，母亲担心我的早餐，怕我早饭没有着落，潦草应付过去，亏了身子，“不怕一顿不吃，就怕十顿不饱”。我常嘲笑她，说她本末倒置，用我的话说，“早餐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我有那么多人生难题、终极困惑你不关心，偏偏要纠结什么早餐。可是，今年，我体会到了她的深意。稳定的、营养均衡的早餐，正是“家”的首要标志，是“有方”的重要前提。对一个母亲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担心。

一位海外学子在日志上说：“我十九岁曾发誓父母去世之时守孝三年，如今我再发一誓，毕业后五年为期，纵弃前程锦绣，亦决然回家，以全人子之心。”还有人说：“有人问我，为什么上完学不留在大城市要回来工作？我说，因为家里有我的家人。我自认为，工作不是说签了牛逼的企业或者去了牛逼的地方你就牛逼了，工作不过是为了过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不喜欢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建设别人的家乡，等到爹娘老死还要赶着飞机回去，还不一定买得到票！”少数人的回归和反抗，让人钦佩，但另一个事实是，大部分人仍被时代裹挟，急惶惶踏上不归路，却忘了其实身后还有另一条退路。

“人生在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这话放在亲子关系上也成立，对父母来说，我就是他们的“面子”，我自幼学习好，不惹麻烦，上学工作都没让父母操心，现在混迹大上海，娶了上海的漂亮媳妇，在北方的县城，这些足够他们炫耀了。但其实，我不过是一张“面子”，我一点都不实用，我只有观赏价值，基本没有使用价值，父母不要我的钱，我也没能力为他们托关系走后门，我们相隔六省一市一千公里，每隔一星期或十天我和他们通一个电话，一年回去一到两次，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就半个月，对他们来说，我越来越只剩下象征意义。我的父母为了省下一块钱的公交车票，甘愿步行几站路去办事，而我在上海，一个月打车费上千块，下一次馆子就够他们一个月生活费，我们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

万幸的是，我的父母还有一张“里子”——我的姐姐，她在省城，衣食无忧，她把父母接到身边共同生活，给他们吃穿，带他们看病，陪他们聊天，忍受他们的争吵和絮叨。姐姐可能没有那么多值得吹嘘的头衔，却是一个尽职贴心的“小棉袄”，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甘愿牺牲的“里子”，才有了我这个逍遥法外的“面子”。但是，我越来越不能原谅自己，尤其当父母六十岁以后，当父母的父母相继离世后，我越发意识到他们的孤独无助。做父母的，哪怕有十个子女，每一个也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不该以任何理由推卸责任。

“今生还能和父母见多少次面？即使父母活到一百岁，你每年回家见一次，还能见多少次？”这条微博在网上广为流传，每个人都在默算自己的数字，每一个数字都触目惊心。亲情在倒计时，永别似乎近在眼前。

姥爷去世，我和父母踏上北去的高铁，列车长啸，以三百公里的时速追赶猝亡的老人，追赶逝去的亲情。此刻，我的父母已成孤儿，他们只剩下我们，而我们已经成人。那一夜，我在手机上悄悄记下：平生第一次，我发现了比生命、爱情、正义、写作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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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中宪，作家、公益人、教师，著有长篇小说《阑尾》《生活垃圾》。）

老愚：夜色深处有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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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01 15:14:42|浏览96251次|评论26条

夏天无非就是这样，姑娘的裙子短了，男人的眼睛长了。有一种人的生活从夜晚开始。他们一天的奔波好像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包间里窗帘低垂，吊灯高悬。开衩小姐静水一般安详、可人，让人产生不由自主的尊贵感。

茅台就是酒，酒就是茅台。台面上，依次写好了牌子，书记，市长，局长，老总等等。牌子之间有空档，那是一张张会笑的脸。大杯，中杯，小杯。白酒，红酒，啤酒。

最重要的人来了，满屋一片恭恭敬敬的寒暄。目送其人落座，其他人才把屁股放在自己身下的椅子上。菜次第排开，如同受检阅的方阵，赤橙黄绿青蓝紫，服务员轻盈得如同蚊子，徐徐斟酒。

开场白一定是一号首长旁边那位：“今天，首长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我们共进晚餐，非常感谢。让我们举杯祝尊敬的首长身体健康！”众星捧月一般，人们把身体和酒杯伸向首长，首长含笑而饮。这一敬，气氛立马活跃起来。然后，按照官阶高低，依次向至尊敬酒。

有酒无言不成席。首长旁边往往会坐一智者模样的人，头发光亮，西装革履，投手举足拿腔捏调，让人刮目相看。此公穿针引线，诱使首长发表重要讲话，引导大家找准赞美首长的方向。

我见识过一位高手。他有鼓舌而歌的本领，在侃侃而谈国家发展战略之余，突然大声说出了心里话：“我有个感想，凡是能做到首长这个级别的，都是民族精英。”慷慨激昂，身体绷得笔直，余光盯着首长的反应，见全场鸦雀无声，一律做虔诚状，便端起酒杯，自己斟满，面向满脸油光的首长，“我敬您，我干了。您随意。”双手举杯，弯腰若干度小心跟首长碰了，站直，一口吞了。还在咀嚼妙论的人们，开始了又一轮敬酒仪式。在踊跃虔诚的敬酒中，首长面色渐渐红润，谈吐愈机敏，声调越发高亢、抒情。他会挥手劝告大家，请便，请用菜。

让人不爽的是命令型首长：“你给我喝！你也喝！”一帮下属诺诺而饮，比谁脖子仰得角度大，看谁喝得痛快。此类官员往往做座山雕状，喜欢山呼万岁。这样的酒局，常常让那些不擅应酬的头疼，他不知道上司的哪句命令必须执行，哪道可以打折扣，哪道可以嘻嘻哈哈消化掉。干！干！干！一杯杯下去，东倒西歪，口吐白沫，上司乐了，看到部下丑态百出，他似乎剥掉了他们的裤子，心里油然而生某种施虐的快感。

最可怕的是大发酒疯的。他频频举杯，一会儿就摇摇晃晃，晕晕乎乎，脸如醉枣，人如垂柳。某部队高官有事求人，拿了一瓶茅台，跟每个人干，而且是连续性狂干，陪同的某单位四条大汉腻腻歪歪，仅有的一位老美女强撑着应付。此高官已经迷迷糊糊了，还喊着“陪我喝酒，喝啊！”晃晃悠悠端起杯子窜访另一屋，逼刚才陪过自己的主人跟他喝酒。一进去，就用双手端起主人朋友的脸。杯子举着举着，人就歪在地上，做呕吐状，服务员忙搀扶进卫生间，好久才腰杆笔直地出来。主人豁出去了，问他还有茅台吗？“有啊，怎么没有！”他往门外喊：“小李，下去拿酒。”他挥手唱道——“一瓶，两瓶，三瓶，要几瓶有几瓶。”主人故意问：“你的是真的吗？”他一拍桌子：“他妈的，谁敢给我送假的？”

陪酒的醉，还能克制，他们似乎在喝醉时还明白自己是下属，一般都是悄悄倒下去，胡言乱语几句就被人抬走。首长喝高了，酒力发作，饭桌就成了表演大舞台，有大讲荤段子的，有声情并茂朗诵《长恨歌》的，有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大家都得陪着，假装首长未醉，迎合，应和，欢呼，拍手，直到他倒下去。

名贵的菜，象征性吃一下，就被新菜替代了。酒和水消耗了不少，有的人真喝，有的人假喝，矿泉水便派上了用场。最好的情况是，不喝酒的首长文艺细胞发痒，抓过歌舞伎的手风琴，拉一曲《摘苹果的日子》，或者走上前去，和歌女肩并肩唱一曲《不曾苟且》。

筵席散得很突然，首长端详手机神情骤变，酒局就散了。簇拥首长到小车旁，看着他坐好，车门关了，再挥手伸脖子做深情告别状。汽车驶出视野，大家松了口气，月色正好，腹中空空。清风吹拂的夜晚，因为他们而难以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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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愚：FT中文网专栏作家，散文作家，著有《在和风中假寐》等书。）

张鸣：特权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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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7 08:30:21|浏览27973次|评论32条

在清朝，满人基本上是吃穿不用愁的，因为他们有铁杆庄稼，男的生下来有粮饷，女的也有脂粉钱。武力不是特别强悍的满人，入关之后，陷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多少心有点虚，刻意保持满人作为武装集团的特质，不让他们生产，只许当兵，多少也是有道理的。但这样一来，就必须养着满人，也包括蒙军和汉军八旗。

八旗的供给，是按级别给钱粮，按说，即使按最低等级的步兵，每月1.5两银子，2.5斗粮食，再加上其他的补贴，以及给家属的钱粮，依当时的物价，生活肯定没问题。同样吃粮当兵，绿营的士兵，要比八旗兵的粮饷，差不多要少一半，人家不也活了嘛。如果官做得大一点，不仅薪饷多，而且额外的好处也多。当初八旗兵进关，大量圈地，每个兵丁，都有六垧地，只是后来经营不善，先后卖掉了。但大头目由于庄田较多，还有剩余，雇汉人租种，可以按年收租。有的还有另外的差事，比如漕运总督衙门的各种差事，各地海关和常关的监督，以及北京城里疏浚沟渠这样的美差，都是铁定的旗差，非旗人不能担任。其中，广州的粤海关的监督，以及北京崇文门税监，是两个最大、最肥的美差。

崇文门税监，是北京城税务的总机关，设正负监督各一人，每年更换一次。由各部满员尚书侍郎，以及各旗的正副都统兼任，几乎是人人有份，但绝不能连任。这种职位，原本就是给满族大员好处的，自然得利益均沾。当年的崇文门税监，管十几个税局，油水最大的，是卢沟桥、东坝和海淀三关，后来通铁路之后，作为火车站的正阳门关，变得重要起来，成为仅次于总部的大关。每个兼任正副监督的人，到任之时，仅仅第一天去机关点个卯，然后所有的事务，都委派给两个总办和两个帮办，这都是正副监督的“自己人”，各举两个。其他所辖税关的负责人，也都是这些满大员的亲朋好友。在总税务司成立，洋人接办所有海关之前，粤海关也跟崇文门税监类似，都是满大员和家人的禁脔。

但是，钱来得太容易了，没人会把钱看得很重。一般的八旗兵和他们的家人，花钱大手大脚，寅吃卯粮，吃穿度用，全赊账，赊账买东西贵，他们不在乎，反正一开支，就把钱送到铺子里去，实在没辙了，就当当，当当完了，就借钱。所以，八旗兵将的债务，就永远都没个完。实在背不动了，皇帝老子就替他们还，还了人家还借。因此而穷困潦倒者，比比皆是，但人家就这么过，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有田庄和肥差的满人大员，也照样不拿钱当钱。田庄交给管家，最后没有什么收益，也都不了了之。像崇文门税监这样的肥差，上上下下都交给别人打理，自己收点固定的银子就拉倒。总办帮办这样的位置，也是旗人做，他们把事都交给包税人，所有的税收，都任由包税的中饱，一任干下来，包税人最肥，分局的比总办帮办收入多，总办帮办比税监收入多。至于粤海关，由于是洋人收税，海关监督都是摆设，但旗人老爷连摆设都不乐意去摆一下，找人替他们干，自己拿点银子就算拉倒。那个时候，凡是围着旗人的汉人，都挣了钱，就像现在专门挣公款吃喝钱的商家一样，这样的钱好挣。

入关二百六十年，旗人不事生产，不管经营，已经成了风气。无论穷富，官大官小，是否皇族贵胄，谁要是买东西讨价还价，就会让人看不起，谁要是琢磨挣钱，操心经营，也会让人看不起。以至于民国了，某些旗人也开了铺子，跟人说起来，必定一副不屑的样子：我那是玩呢，谁拿它当买卖了。清末新政，崇文门税监由主掌民政部肃亲王善耆接任，善耆锐意改革，引进留学生管理税务，不肯中饱，清除掉了包税人，也不许税务人员贪污。结果税收成倍增加，国家因此增收，商民的负担还轻了。但是，肃亲王在旗人中的口碑却差了。不管为了哪个，总之，旗人就是不能算计，一算计，就让人看不起。其实到了清末时节，大多数的旗人，过得并不好，吃不上、穿不上的，比比皆是。但是，不肯算计，不事生产的毛病，就是改不了。

特权是个好东西，谁有了它，就可以不劳而获，甚至发大财，但是，这样的好东西，对人来说，却是腐蚀剂和鸦片烟，沾上了，成瘾，人也就完了。所谓铁杆庄稼，就是特权庄稼，特权的庄稼，所包含的，不仅仅是钱和粮。

作者博客：http://zhangmingrd.blog.ifeng.com/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等。）

王建勋：法治是官员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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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09 22:54:29|浏览85689次|评论69条

“表哥”杨达才栽了个跟头。或许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竟栽在了自己的名表手里。当然，导火索不是他佩戴的多块名表，而是他在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现场面带微笑。

作为一省负责安检的大员，在一场造成三十六人遇难的特大车祸面前，即使没有悲伤或者怜悯的表情，也不能摆出一副悠闲自得、面露微笑的模样。在遇难者家属悲痛欲绝、举国民众为之哀伤的情景下，身居高位的官员居然看起来心旷神怡。即使他对此次事故没有任何法律责任，也不应如此不体恤民众，如此冷漠麻木。公众之所以对“微笑局长”不满，是因为他们看得出来，这位局长大人与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十分遥远。没有感同身受，只有隔膜横亘。

原因之一在于，“微笑局长”之类的官员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与纽带。如果他是由民众选举产生或者由民选的长官任命，恐怕不大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因为他会或多或少感受到民众的力量与情感，甚至还会对黎民百姓心存敬畏。当达官贵人与黎民百姓血脉相连时，前者才可能感受到后者的喜怒哀乐，才可能与后者同喜同悲。因此，想要减少甚至杜绝“微笑局长”的再现，不可不在官民之间的关联上做文章。并且，一旦官民之间心心相通，社会治理的成本将会大大缩小，命令与控制型的高成本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低成本的民众自治型模式。

如果仅仅有微笑，可能人们还不至于抓住杨达才不放。让人们对他穷追猛打的是，他有一堆价格昂贵的名表，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面对这样一位具有官员身份的“表哥”，人们不禁要追问：这位靠纳税人养活的官员，怎么佩戴如此多的贵重名表？这些表是他用自己的合法收入购买的吗？他的工资能买得起这么多名表吗？他的收入究竟是多少？尽管杨达才辩称，其五块名表系用自己的合法收入购买，但人们依然不买他的账，并要求其公开自己的收入，要求不折不扣的真相。人们痛恨的，与其说是他名表成群，不如说是他的收入不透明。

为了弄清“表哥”的收入，三峡大学的学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个人2011年度的工资。虽然这一申请得到了财政厅的答复，但它的回应却令人失望——“杨达才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畴。”难道他的工资收入属于“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确实没有明确规定官员工资收入属于应当公开的对象，但该条例第九条要求：“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难道杨达才的工资收入不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

如果他的工资收入来自纳税人，不可能不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因为他们都是纳税人，税收就是他们被征缴的财产。从法理上讲，纳税人有权利知道自己所交税款的去向和用途，有权利知道自己供养的官员之工资收入。如果杨达才的收入来自纳税人，没有理由对纳税人保密，更没有理由认为那是他的隐私。在法治社会里，所有官员的收入都不是秘密或者隐私，政府有义务主动公开，或者登报或者上网等，让纳税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相关信息。在很多国家，别说官员，就是公立医院、学校等机构职员的工资收入，也应该都能从网上查到才对。

说到底，还是官员财产公开的问题。对此，人们已经喊了多年，甚至都喊破了嗓子，一直也没什么动静。不少官员对财产公开具有抵触心理，认为它会让自己的“家底”曝光于天下，失去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其实，财产公开也具有保护官员的功能，使其免受冤枉之苦。财产公开之后，如果某些官员的合法收入——包括工资和其他收入（比如继承遗产、稿费等）——确实很高，他们穿名牌、戴名表或许并不会遭到民众的怀疑或者不满，被冤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尽管“表哥”被撤职了，但撤得似乎有点儿不明不白，公众的疑虑仍然没有打消，没人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从“天价烟局长”的倒台，到“微笑表哥”的落马，虽然彰显了媒体、网络和舆论的巨大威力，但因此栽跟头的官员毕竟属于少数。对付大量不在公共场合摆阔的贪腐官员们，主要还得依赖限权制度与法治的力量，尤其是尽快确立分权制衡机制，落实财产公开制度。尽管法治会束缚官员的手脚，但法治也具有保护官员的功能，甚至可以充当官员的护身符，不仅让他们趋于洁身自好，而且让无辜者不受冤枉。在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里，官员固然可以我行我素，但官员也难免成为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没有人是真正的受益者。

值得强调的是，法治不会自动到来，不会有人施舍，更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需要众人克服“搭便车”心理，打破路径依赖，走出囚徒困境。在通往法治的道路上，每个人都负有责任，每个人都应从自我做起。哪怕只是呼吁，也很重要，因为休谟曾说过，任何政府的统治都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强力之上，都不可能无视公共舆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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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郭老学徒：野蛮人占领了头等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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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6 22:29:39|浏览147062次|评论187条

一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乘坐头等舱的旅客都是野蛮人，但头等舱确实弥漫着野蛮的气息，确实被野蛮人占领了。

二

野蛮人衣着讲究，时尚得体，高贵雅致，却遮掩不住骨子里透出的粗野和蛮横。

三

头等舱空姐都是精选美女。她们的服务亲切优雅，存外衣、递毛巾、送饮料、送正餐、向每位乘客轻声细语地介绍航程和气象情况；她们能叫出旅客的姓氏，李先生，王小姐，让你倍感亲切；有时还能叫出客人的职衔，张书记、杨市长，让你倍感得意。可野蛮人面对如此亲切的服务却不懂得回应，他们不会笑，不会说谢谢，甚至不会抬眼皮，高傲而冷漠，像刚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肉块。

四

坐在第一排的野蛮人喜欢脱掉鞋，旁若无人地把脚高高举起，蹬在前舱板上，脚比头高，让人恶心。

五

有的野蛮人很忙，飞机都滑行了还在电话里训斥下属。空姐小心翼翼地请领导关机，野蛮人生气，很生气：不是还没有起飞吗？！

六

野蛮人喜欢最后上飞机，喜欢让大家等他。姗姗来迟似乎就是高贵的体现，一种无耻的高贵。

七

野蛮人往往会带着昂贵的包，但高贵的野蛮人不会自己拿包，有随从替他拎，替他把包举上行李架。航空公司一般会把随从安排到靠近头等舱的座位，飞机降落后滑行还没有到位，随从就会冲过来，为野蛮人取包，并抢占有利位置，以便让高贵的野蛮人先下飞机。

高贵的野蛮人喜欢第一个走下飞机。

八

头等舱旅客有专用通道，更高一级还有贵宾通道。可有的高贵的野蛮人却不喜欢走通道，不喜欢走廊桥，他们喜欢飞机停在远机位，让专车直接进机场接他。他的手下有能力安排好这事，只是害得其他旅客都坐摆渡车。

专车进机场接机是一种特殊的高贵。

越是野蛮，越讲究高贵。

九

很显然，不坐头等舱还自己拎包的美国家伙骆家辉是被野蛮人瞧不起的。他们认为骆家辉是在装，是作秀，是故意制造矛盾，甚至是在搞反华阴谋。

野蛮人有野蛮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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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学徒，公司董事，著有《旅途上的建筑——漫步欧洲》、诗集《智慧接触》。）

郭老学徒：情欲与权力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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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3 18:29:26|浏览504982次|评论117条

一

世界上最早的权力之争是围绕着生殖器展开的。

在一些竞争型灵长类动物群体中，雄性要通过激烈争夺才能获得交配权，如狒狒和南方古猿。成年雄性是势不两立的情敌，要进行格斗，要把情敌打服打跑甚至打死，胜利者才能获得交配权。英雄的生殖器才有用武之地。

情欲是胜利者的权力。

二

在西太平洋特洛布里恩群岛上，部落酋长的权威与娶老婆的数量有关。

酋长的地位虽然是世袭的，但他拥有多少权威却取决于他在公共事务上的作为。酋长要领导战争，要组织节庆聚会和大型宴会，要举办舞会，要组织体育活动，要组织远航贸易等。他在组织公共活动时要为参加者提供食物，还要赠送礼品，如此，他才有权威，才能获得支持。当他需要人去完成一些任务时，会下达命令给所属村落，村落会向他提供人员。但是，这些人不是白干活的，酋长必须为这些服务提供报酬。

酋长靠什么支付诸多的公共事务花销呢？

靠多娶老婆。

按照特洛布里恩的习俗，酋长可以从每个所属村落娶一个老婆，部落如果有四十个村落，他就要娶四十个老婆。在他娶了老婆后，由于有了姻亲关系，每个村子都要给酋长进贡薯蓣，也就是山药。山药是岛民的主食。所以，酋长家的山药仓库非常大。有了这些山药，酋长不仅可以养活众多妻子儿女，还能支付诸多公共事务的开销，获得全部落的拥戴。只是，酋长要“对付”四十个佳丽，尽管很爽，但也很疲惫。酋长需要有强壮的生殖器。

酋长的权力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他的生殖器。

三

天主教教士不准讨老婆，究其原委，也与权力有关。

基督教诞生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直到11世纪，神职人员是可以结婚的，教会从没颁布过禁止结婚的禁令。当然，一个神甫不结婚，表明自己对肉欲有抵抗力，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对教徒更有影响。但结婚绝不意味着有错。圣保罗就说过：“倘若自己禁不住，就可以嫁娶。”

教会从制度上不准神甫或主教结婚，是出于反腐的考虑。

公元4世纪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后，教会的财富越来越多。有教徒贡献的，有国王给的，也有些来自于无嗣教徒的财产继承。到了11世纪时，教会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欧洲任何一个国家。

教会有这么多财产，大都被主教和教士们所把持。这些大权在握的人有妻室有儿女，难免会企图把财产传给自己的后代。为了防止教会财产流失，11世纪教会做出了规定，不准主教的儿子担任主教，后来干脆不准担任教职。但这样的规定并不能有效地防止教会财产向“教二代”转移。所以，教皇又下令教职人员必须独身。

教皇格雷高里七世是贯彻独身主义最为坚决的教皇。他甚至煽动教徒抵制已婚的牧师，不参加他们主持的弥撒和宗教活动。从他以后，教会的神甫人员都不准讨老婆了。教会财产被教士侵吞的漏洞也堵住了。

很显然，限制了情欲，就约束了权力。

四

中国五代十国时的南汉后主刘鋹对权力与生殖器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这位十六岁的国家领导人认为，一个干部没有妻室才能做到无私，没有小家才能真正地为国家效力，才能真正地与朝廷保持一致。刘鋹还认为，权力欲是最强烈的，人们为了当干部，往往命都不顾，割掉生殖器也算不了什么。于是他下令，凡是干部都必须把生殖器割去。如此一来，刘鋹的“组织部门”成了阉割部。南汉两万多干部都被阉割了。也好，既没有“官二代”，更没有“官二奶”了。

五

刘鋹把干部们的权力与情欲做了彻底的切割，他是荒唐的，也是清醒的：权力绝不能与情欲纠缠不清。

权力和情欲都具有强大的无法抑制的膨胀性，交织的勃起是要作恶的。历史上的恶君恶官，大都是情欲的放纵者。

可权力却总是与情欲纠缠不休。就连受到强大制约和监督的克林顿总统都忍不住要在莱温斯基小姐的芳裙上留下爱的奉献，更何况权力不受约束的人。

情欲的诱惑是永恒的，强烈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难怪路易十五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问题是，还活着洪水就来了，就把你吞噬了。

六

官拜副委员长的成克杰就是被情欲的洪水吞噬的；副省长胡长清也是与情人幽会时败露了罪行从而走上绝路；铁道部长刘志军春光无限也是由于情欲的牵引而以动车速度驶向毁灭的深渊。倒下去的官员们，几乎没有不毁在情欲与权力的纠缠中的，还没有倒下的官员们，前仆后继，继往开来，情欲浩荡，勃起之后就没有“适度”。

七

歌德有一句隽永的诗：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向上。

我想说：权力与情欲的纠缠，或许会把你引向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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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学徒，公司董事，著有《旅途上的建筑——漫步欧洲》、诗集《智慧接触》。）

鄢烈山：“潜规则”不如叫“现规则”或“奸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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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06 10:23:15|浏览62007次|评论13条

据报道，吴思先生创名的“潜规则”一词，已与“团购”、“云计算”、“山寨”等热词一起，收入今年7月15日面世的《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

新词典是怎么解释“潜规则”的我还没有见到，大概不会与吴思的定义有多大的出入。吴思先生的学术功底我是很佩服的，他对社会行为的分析、归纳和对“潜规则”概念的提炼、界定，都有理有据。不过，从一开始我就不大认同“潜规则”的命名。因为我们这些从20世纪80年代弗洛伊德热中过来的人，早有“潜意识”一词先入为主。而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是一种与理性相对立的、人类本能性的存在，又叫“下意识”，即不知不觉中支配我们言行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的意识体。而所谓“潜规则”，既已成为在一定圈子乃至相当范围里实际通行的“规则”（共识、不成文的约定），只有不通人情世故的“外星人”、局外人、天真汉才不晓得，哪里还谈得上“潜”不“潜”呢，分明浮上了世面（或市面）嘛！

如果说多年以前，官场商场职场情场里蝇营狗苟的那些把戏，刚刚成为一部分人奉行的“规则”，还遮遮掩掩，如潜水艇时沉时浮，在若隐若现之间，吴思先生命名为“潜规则”还可算描述了现实；那么，到如今，在一些地方买官卖官已然明码实价，招投标的回扣比例已成为入门常识，“潜规则”还能用“潜”描述吗？

随手举个近例吧：《南方周末》8月2日报道，防火门生产乱象丛生，拥有防火证的公司公然打广告，招揽出卖防火证的生意，帮无防火证企业生产伪劣产品过关。——你看，这些搞“潜规则”的人，明火执仗，都公然在媒体做广告了，哪里有一点电视连续剧《潜伏》里中共情报人员“孙红雷”和“姚晨”蹑迹潜踪的模样？

从词义角度看，潜对浮、隐对显、实对虚、实（又）对名。“潜规则”分明是“现规则”了——“现”是“浮现”、“显现”的现，也是“现行”的现；它们甚至让载诸法律和文件的规则成了摆设和幌子，即有名无实的虚规则，因而“潜规则”应该叫“实规则”、“真规则”。

那么，一些卖官的县委书记、招标吃回扣的官员不是落马了吗？这就是说，他们搞的那一套毕竟像潜伏特工，是见不得阳光的呀。此言有理。但这只是一方面，只表明买官卖官、招标吃回扣、审批收贿这些行为，毕竟没有修成正果，还没有成为光明正大的合法的社会规则。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有些“潜规则”已然被社会承认，甚至无所避讳地进入了官方文件。以公款接待为例。1980年，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吃饭，菜价124.92元，他只付了19.52元；此事被饭庄职工陈爱武告到中纪委，结果王磊被中纪委通报批评，还公诸《中国青年报》。三十多年来，关于公款吃喝标准“四菜一汤”的系列文件成了历史笑话，“三公消费”惹得民怨鼎沸，但是，结果呢？据《人民日报》7月31日报道，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对上级来人的“公务接待早就变成了几乎全部由地方兜起来，无法按照原定标准去控制”。最近，温州市纪委下发的关于控制公务接待的文件，就明确表示，只能控制本市干部吃喝，对上级来人的公款接待不受此文件约束。除了中央，每一级都有上级，接待上级来人总要陪客吧？啧啧啧，公款吃喝就这样合法化，无往不胜了！

把“潜规则”叫“现规则”，从好处说，意味着不承认它们的永久性，视它们是现如今无可奈何的产物，随时可以“废了它们”。但这毕竟承认了它们是现实的，在有人看来“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其对社会价值观的腐蚀作用不可小觑。因此，我觉得不如将“潜规则”叫作“奸规则”——不忠实于原则和法规，而偷奸耍滑，搞“对策”钻空子，上下其手的办法与路径。举凡谄上媚权、弄权谋私、官商勾结、买官卖官、做假账报虚数，诸如此类，一切蝇营狗苟沾腥觅荤的歪门邪道，都叫“奸规则”，如何？

“潜规则”一词既已有约定俗成的解释，我在这里抠它一抠，并无取而代之之意，只是觉得清浊忠奸的价值标准不容淆乱，且写份备忘录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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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著名杂文家、时评家。）

柴静：十年·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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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0 10:52:42|浏览137407次|评论170条

一

张高平在监狱里服了十年刑，哪个警察都知道他“就是那个死不认罪的”。

他不向狱警鞠躬，不报自己的囚号5173，不写思想汇报，不背“38条”（监狱服刑人员监规纪律）。别人为他开脱“岁数大了，记不起了”，他就把头一抬：“我能记，我就是不背。背就要认罪、悔罪，我没强奸，也没杀人。”他出操时特意站第一排，跟着做广播体操，但拒绝随其他犯人唱《感恩的心》。在他看来，做操是锻炼身体，唱《感恩的心》代表改造，这他接受不了。他也不参加劳动，说“这不是我的义务”。

这种明显违背纪律的行为一开始被认为是抗拒改造，按照规定，他在严管队接受禁闭，土铐铐在身后，站十几个小时，跪在地上用嘴叼起馒头，宁可被关满三个月，也不认错。狱警给他做工作，讲解程序，“我们只能认你三个证——判决书、起诉书、执行通知书，三证齐全你就是个罪犯”。

他说：“三证全？佘祥林、李九明、赵作海、杜培武这些不都有判决书吗？如果你敢说只要是判决了的就没有一例错案，我就认罪伏法。”

张高平被关押在离家将近四千公里的新疆石河子监狱，出事后怀孕四个月的妻子跟他离婚了。“我一点都不怨她，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跟她说，我没对不起你，我真心希望你找一个爱你的人。她摸了钱给我，我说不要，你拿回去，就这么结束了。我转身就走了。”

母亲去世，孩子还小，没人来探望过，他没有拍过照寄给家人，因为不肯拍穿深蓝色囚服的照片。两个女儿的照片他看了心里痛苦，看不下去，又寄了回去。从来不跟孩子通电话。“怎么说？对我女儿说，爸爸我对不起你啊？我又没犯罪，我怎么对不起你啊？我说我对得起你？我又没有把你抚养成人，所以说尴尬嘛，我不说。”

监狱的劳动改造，是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建造引水工程，中午沙漠里地表温度可以接近六十摄氏度，摆个鸡蛋在上面，都能烤熟了。一天太阳也要晒十四个小时，一棵树都没有。蚊子多得可怕，从衬衣外头照样叮得进去，沙尘暴一旦进来，漫天沙子带风抽着人，冷得马上就要穿棉袄。冬天零下三十五摄氏度拉地灌溉，吃盐煮包菜和窝头。

他让家里人寄一张杭州地图随身带着，见了哪个警官，就地铺开地图，给人讲解他当年的行车路线。“我根本没有作案时间。”他寄出了有“一麻袋”的申诉材料，时间长了，监狱里纪律员、教导员、监督长、管教组长、带班队长都开导过他，“张高平啊，你减点刑吧，我们给你奖励三十个月，早点出去申诉，两条腿走路，这么艰苦你何必啊！”

他说到这儿情绪激动，用手捂着脸，眼泪流下来：“我说你不要说给我减刑了，你就算让我现在把这个认罪悔过书写出来，你就放我回家，我都不出去，我就在这里等。自己给自己定了三条：要么拿到无罪判决书，光荣回家；要么就是身体不行死在监狱里算了；要么十五年坐满，我自己去北京申诉。”

他从椅子上斜下去，好像头把整个身子都拉弯了。这是他在严管队时留下的病，一激动，头晕得很厉害，就要蹲下来，揪着头发。他说：“这些我不说了，你给我提个高兴一点的问题吧，高兴一点头不晕啊。”

我怔在那儿，嗫嚅了一句：“你这些年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他捂着头，腰弯得要蹲在地上，哭出声来。

“没有。”

二

张辉，张高平的侄子，出生在1976年，个子不高，红脸膛，眼睛有一点怯生生的。叔侄俩一起出车，他被判了死缓，父亲张高发劝他认罪，“你不认罪，减不了刑，你这一辈子就再也见不着我和你妈了”。

他被判刑后，要被警车带走，父亲在车门前一把揪住了他，这一把几个法警都拉不开，车开后老人在地上打滚，不想活了。回家躺在床上，十几天不肯吃饭，是奶奶跪在床边求他，才活了下来。他带着张高平的两个小女儿到处申诉。来北京的时候，下雨睡在地下室，不下雨带着小学二年级的孩子睡在立交桥底下，三个人盖一层薄被子。

人家有兄弟儿子帮忙，他没有。地里六七千斤玉米一个人挑回家，监狱里两个人靠他养，撑不下去就卖一头猪，寄点钱给在监狱里的儿子和弟弟，那里只能吃到青菜、萝卜和冬瓜，有钱能换一点点油水。张高平从这一点钱里，还省出了二十块，捐给了汶川地震灾区。

张辉挣扎过，不想认罪。他和未婚妻连道别都没有，本来年底要结婚的。离家前最后一面，他跟对方保证自己要戒烟，未来丈母娘给他递过烟，他又随手抽起来了，未婚妻嗔怪他，那是生活给他的最后的一点甜蜜和念想。别人怎么说是一回事，他要是认了罪，心里这一点念想都死了。

但奶奶的眼睛哭瞎了，去世了。张辉母亲才六十岁，满嘴的牙都掉了。张辉要减刑见他妈一面，就认了罪，承认他二十七岁时，在大货车上强暴搭车女子王冬，并用手扼其脖颈致死。在监狱里，最被看不起的就是这种犯人，“这都什么年头儿了，还强奸”。吵起架，别人骂强奸犯，脸上的鄙夷让他什么也没法再说了，“十年，满满的都是痛苦”。

他害怕想将来的生活，只想如果五十岁的时候能出狱，他就在新疆要饭，再也不回家乡。

三

王冬，十七岁，当天跟母亲吵架，离开家，去投靠在杭州的姐姐，想去一家螺丝刀厂打工。

因为是临时起意出行，赶不上客车，熟人介绍上了张氏叔侄的车，她还一脸稚气，一路没怎么说话，坐在副驾驶座上，有点拘谨，两手扣着一直放在腿上。叔侄俩在临安停车吃夜宵时，说请她吃碗三块钱的炒粉，她拒绝了，也不下车，自己买了一串豆腐干坐在车上吃了。在下沙开发区立交桥下，因为与叔侄俩去上海的路线冲突，她下车去另外打车，与十分钟路程之外的亲戚会合。张高平看她最后一眼时，“她站在路边，立交桥下灯光挺亮的，车来车往”。

她再被发现时，全身赤裸，倒在一个水渠里，是被掐住脖颈窒息而亡。她的身上没有张氏叔侄留下的指印、毛发、体液和衣服纤维，抛尸现场没有他们脚印，但八个手指甲里留有另一个陌生男子的DNA。

警方查过这名男子，“去了三次安徽”，都是找王冬家乡的熟人，一无所获。

张家叔侄被认定强奸杀人入狱两年之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财务管理的大四女生吴晶晶，在回家途中失踪。她二十四岁，事发前一天刚接到去银行工作的通知，跟父母说“以后我工作来还你们借的债”。她眉心有一颗痣，穿黑色外套，墨蓝牛仔裤，围灰绿色围巾，斜背朱红色的挎包。八天后，她在下沙开发区的一个窨井内被找到，全身赤裸，衣服漂在水上。她被手掐颈部，又被绳子勒过。

杀害她的人叫勾海峰，一名夜班出租司机。张高平在电视里看到这期节目报道后，曾向狱方反映吴晶晶案中致死的手段、地点、抛尸方式与王冬案极为相似，未获重视。他被调入新疆服刑。

四

除了张高平，没有任何人怀疑过这个勾海峰与王冬有关，他杀害吴晶晶的案件在浙江轰动一时，很清楚地被界定为“没有前科，孤立，偶然”的激愤杀人。这个身高一米八的东北汪清人，案发时三十六岁，有过一次婚姻，在家乡有一个十岁的女儿，有女友。他的弟弟认为他是一个“很照顾家人，也很孝敬父母”的人，只是“脾气有点暴躁”。

查看当年的媒体报道，都是勾海峰叙述他与乘客吴晶晶如何“发生口角”。他说吴晶晶如何辱骂他的命不值钱自己的命才值钱，并诅咒他迟早被车撞死，到了家门口不肯下车还在骂他，他伸手去给她开车门时，她“挠”了他一下，激发他愤怒导致杀人。当时侦查也做此认定，对外公布。

以致舆论讨论重心都在“不要歧视外地司机”，“如何克制情绪避免口角发生”等等。这也成为勾海峰一审被判死刑后上诉的理由，认为吴晶晶有过错。

不过，细看二审判决书，会发现此说法有严重疑问。

裁定认为，“勾海峰称其停车打开车门后与吴晶晶发生激烈争吵，吴大声指责勾，后两人又发生互打，但本案并无附近其他人员发现或听到吵打声音的证明；被害人家楼旁有宽阔的通道可供汽车进出，被害人又携带较多的东西及手提电脑，但勾海峰带公安机关指认的所谓被害人要求停车并发生争执的地点，却距被害人家有较远的距离，且相对偏僻。案内材料反映被害人平时胆小且性格内向，尸检报告亦未发现有严重打斗痕迹。勾海峰上诉称其因服务态度及车费问题遭被害人辱骂、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而杀人，不仅没有证据证实，而且与本案实际不符”。

直到勾海峰因“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后，关于他“作案动机不明”的争议，仍然持续很久，在临刑前最后一次采访中，他说自己以往乐于助人，只是“一时暴躁”，没有任何“劫财劫色”的动机。

能确知的事实是，勾海峰用手猛扼被害人吴晶晶后，又用坐垫套上的绳子勒被害人颈部，带至偏僻处，“出于逃避侦查”，将她脱光衣服，头朝下抛至三米深的窨井之中，将衣物抛入水中，此时的吴晶晶并未真正死亡，根据尸检报告，她是因溺水合并压迫颈部而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之后，他将女孩随身带的一包换洗衣服扔到学校附近垃圾桶，试图混淆侦察方向。并拿走女孩的手机、手提电脑、MP3和数百元现金，送给自己在杭州打工的弟弟。而王冬案里，钱包里的钱也全部被拿走了，始终没有找到。

这两个案件的审核人都是聂海芬。

五

聂海芬，1962年出生。

当年媒体报道，2000年以来，她主办及牵头主办的杭州市区重特大案件三百五十余起，一审判处死刑的三百余起，“准确率达到百分之百，她审核的预审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及无罪判决案件”。

采访中，叔侄二人都说，预审阶段没有女性提审，看过照片后都说没见过这位女警官。但当年接受电视访问时主角是她，讲述了参与侦破“5·18奸杀案”时，如何在没有找到任何物证的情况下，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进而从“细节”入手，获得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张高平说他唯一一次有轻生的念头，就是看到这期报道之后。

他和侄子二人的描述中，口供是通过“七天七夜不让睡觉”、“鼻孔插烟”、“跪鞋底”、“打耳光”等刑讯逼供手段得到的。不过，张高平说他最痛恨的不是刑讯逼供，“也许打是没有办法了，他们真想破案”，他最不能接受的是被陷害。再审中认定“侦查机关违法使用同监犯袁连芳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参与案件侦查，协助获取张辉有罪供述，同时又以该同监犯的证言作为证据，直接导致了本起冤案”。

六

袁连芳，1962年生，杭州本地人，当过锅炉工，干过销售，熟悉的人说他能说会道，有些文化。因为与女友贩卖黄碟被判刑六年，之后被留在看守所，熟知内情的人说，“三年以上刑期的人留所服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留作耳目”。

“耳目”的意思是，在看守所侦查情报。

袁连芳是张辉号子里的“老大”，有烟抽，有牙刷用，有菜吃。他比张辉更熟悉案情，画出作案路线要张辉记住，好指认现场，不听话让人踢他的下身。在判决书上，他还向法庭出示证明，说张辉曾“神态自若”地谈及杀人经过。他的减刑书上写多次配合警方“工作”，这些“工作”帮助他得到十个月的减刑。

我拨通袁连芳电话时，听到他声音迟缓吃力，查资料才知道，2011年春节，他因高血压中风，几个一起打麻将的人把他送到了医院，有一阵子失去了语言和咀嚼能力。在电话里问他案子的情况，他说不清楚，不记得，把电话挂断。

我的同事在杭州找到他的住处，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六七平米的房间里，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松弛虚胖的脸，说话有些吃力，眼皮耷拉得很厉害，吐字不太清楚，没人照顾他，他独自住，问他这几年怎么过的，他说“不知道”。墙上挂着巨大的他年轻时的照片，同事再问为张辉的案件作证的事情，他指了指脑袋，说：“我已经不知道了，我生了病，过去的事情不记得了。”同事说请你回忆一下，他说：“不愿意想过去的事，不开心。”

同事的信里说“他双手放在腿上，耷拉着脸坐着，脸上没有歉意，没有惶恐，也没有畏缩。只是一点生命力都没有了，好像任何一种情绪都能耗尽他所有的精神”。

七

2002年，河南发生灭门惨案，为被告马延新辩护的人是一位叫朱明勇的律师。马廷新说认罪书是自己牢里的老大袁连芳写好，威胁让他抄的，朱找到马旧日的日记和其他记录，发现语言规律和认罪书里面完全不一样。马廷新没有什么文化，“的得地”分不清楚，“他全部都是用‘白勺的’。但在认罪书，用法都非常规范，不符合马廷新的语言习惯”。

2008年的4月17日，打了五年官司，经历两次检察院抗诉后，法院排除非法证据，马廷新被无罪释放。这个事件被《民主与法制》报道，在新疆服刑的张高平和张辉几乎同时在报道中看到“袁连芳”的名字，“毛发直竖”。张高平向监狱检察官申诉后，张飚检察官向河南查询袁连芳的背景，确认与杭州袁连芳为同一人，但他之后的推动数年无果，退休前他向张高发交代，“你去找一个叫朱明勇的律师，只有找到他，才能救你的亲人”。

张高发从安徽赶去河南，带了一只火腿，拿编织带紧紧捆住，用一根小木棍挑着。这只火腿让朱明勇心酸。“马廷新这个案子，如果不是我辩护，如果我没提到袁连芳，如果媒体的记者的报道里面，也不写袁连芳这个细节，如果这篇文章没有在新疆出现，如果没有张检，如果他们没有再找到我，如果勾海峰没作案或者没被抓住，如果张高平没看到那期节目，都可能就没有了今天这一切。”

他免费代理了此案。带张高发去高院时，才发现之前七年的申诉没有任何登记。他俩在高院前的台阶上茫然呆坐，像个“讨饭的”。

从那时起，到这个案子再审，等了很长时间。朱明勇一直存着张检发给他的短信：“我今天就要退休了，你做这起案子不要放弃，每当夜晚，夜深人静，我想到张高平向我哭诉，我都难以入眠。”

八

张飚检察官，是这期节目采访中唯一向张高平道歉的人。

他受理了张高平在狱中的申诉，调取袁连芳的资料，并向浙江高院、高检发了至少五六次材料，希望能启动再审。我问有回复吗？他说比较少。我说比较少是多少呢？他犹豫了一下，说有人打过一个电话，说处理后会回复。我问回复了吗？他说，没有。

我问他：“也可能有人觉得，如果您是工作需要，职务行为，你发了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您发了多次，有可能就会有人觉得有压力，这个压力也有可能回到您头上来，您不担心吗？”

他说：“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被别人冤枉过一次。上小学的时候，有个人地里的西红柿被偷了，说是我偷的，叫我去指认，当时我就痛苦得流出了眼泪。我今年六十多岁了，我仍然没有忘记小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没有做这件事情的人受到了冤枉以后，内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张高平对我们充满了希望，他说检察官是最公正的，是法律的监督机构，他虽然在诉说自己被冤枉的过程时痛哭流涕，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他相信法律，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答复。”

这句话深深刺痛他，他一直自责：“没有让他在我退休之前获得这个新生，就是没有盼来有关部门对他这个案件进行启动再审程序，退休以后经常想起他，总觉得心里忐忑，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想起这个事，他那痛苦的表情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很长时间不能入睡。他是罪犯，也是公民。”

无罪判决公布后，我问他的感受，他说到张高平痛哭着给他打电话时，忽然说不下去了，我是电话连线，听到他的沉默，有一点不安，叫了一声“张检”。

他克制了一会儿，清了一下喉咙，说：“对不起大家。”

我说：“谢谢您张检，谢谢您。”

不只为他做的事情，也为他分享的感受，有了感受，人才被当作人对待。

九

十年十人，本不相识，命运交缠，有人死去，有人咬牙活着，有人得到盛誉。有人将他人作为工具使用，有人在无辜者的哭声中不得安眠。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之中，因因相循，彼此影响，直至无穷。

在再审被宣判无罪的法庭上，张高平说过：“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此案并非孤立，不是由一个“神探”独自促成。公检法的架构本已是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它的设置本来就是要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和专断，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如果能够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原则，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不刑讯逼供，非法证据都能予以排除，本用不着之后十年中无数的巧合才能澄清此案。

2003年，如果能听取张氏叔侄的说法，在王冬下车的地点，排查过路的出租车，当时车上都装有GPS，如果勾海峰的车被发现，进行了DNA比对，就会发现，勾海峰的DNA与王冬指甲里男性DNA高度吻合。那么也许两年后，张高平的孩子已经会爬在爸爸背上玩乐，张辉跟新婚的妻子刚刚攒够钱买一辆新车，而吴晶晶二十六岁，正是最好的年华，仍然笑容灿烂。

作者博客：http://chaijing.blog.ifeng.com/

（柴静，央视《看见》栏目主持人，曾担任《新闻调查》出镜记者。）

张鸣：制度性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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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2 20:21:26|浏览49414次|评论40条

古代中国两千多年，每次社会大动荡的先兆，都是出现了大批脱离土地的流民。而避免流民成批的出现，安置流民，也成为使社会转危为安的一种必要措施。当今之世，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二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流民。他们很多人在城里长大，对农村生活已经相当陌生。即使跟爷爷奶奶留守在乡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不懂怎么干农活。这样的农民工二代，城市不是他们的家，农村又回不去，回去也生存不了。他们对农活的陌生，一点不亚于城里的孩子。他们跟他们的父辈完全不一样，父辈进城，仅仅是为了挣钱，挣够了钱，回家盖房娶媳妇，为此，城市对他们再歧视，受的苦再多，他们都可以忍受。但是，农民工二代是回不到农村的一代人，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熟悉城市生活，也更喜欢城市，但他们所在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喜欢他们，城市的一切，包括他们父辈盖的高楼大厦，跟他们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忍受不了城里人的歧视，也更难以忍受在城市里的外来人地位。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由于户籍制度，他们根本没有可能改变这种尴尬。可以说，他们属于制度性流民，城里安不下，农村又回不去。

我们看到，农民工二代，不像他们父辈一样能吃苦。建筑工地上工资比较高的活计，基本上还是他们年龄渐大的父辈在做。而他们自己，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却喜欢选择做保安，一个月千把块钱。尽管工资能相差三到五倍，但只要工作清闲就行。还有好多人游手好闲，学城里人啃老，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当然也不乏走向犯罪道路的，这些年农民工二代犯罪率之高，令人吃惊。

应该说，他们中的多数人所受的教育，比起他们的父辈，更成问题。父母进城打工，把孩子放在家里留守的，每每失于管教，除了少数人之外，大多成长过程都有问题。带进城里的，也只能上打工子弟学校。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多数就是起到一个看孩子的作用，教育往往谈不上。这样的教育背景，使得农民工二代出现今天这样的状况，一点都不奇怪。

更大的隐忧是，这些农民工二代，是绝望的一代。不像他们的父辈，打工挣钱盖房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有更高的追求，但却无法实现。在一个户籍壁垒森严的社会，社会阶层日益固化，这一些没有资金、受教育程度差、没有背景、没有亲属网络的人，生活在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城市里，能有多大的前途呢？哪里能找到他们成功的道路呢？

显然，这些制度性的流民，对城市满怀敌意、沦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二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隐患。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尽快想办法打破制度的壁垒，提供必要的条件，比如提供合适的职业教育，解决他们创业的困难，尽快让这些农民工二代安定下来，那么，在今后的社会变迁中，稍有动荡，就很可能会出大乱子。

作者博客：http://zhangmingrd.blog.ifeng.com/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等。）

闾丘露薇：为何觉得行贿可以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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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05 14:47:37|浏览193248次|评论230条

还记得是2006年，香港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所大学的教授，发现自己的信箱里面有一万元现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博士生放的，希望教授能够把考题和试卷卖给自己。当然，教授报警，这位来自内地的学生最后入狱。在香港，行贿和受贿一样，同样也是严重罪行。

这件事情在香港引发很多议论，尤其是在校园里。香港土生土长的学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不是不敢这样做，而是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他们想不通为何有人敢于这样公然挑战法律。原因很简单，用廉政公署前官员的话来说，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行贿是不对的，不应该做。

一些来自内地的同学也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个教授不近人情，居然举报了，是不是害了这个学生。因为如果对内地有所了解，都知道在高校里面学生这样做是一种潜规则，即便是不接受，也不需要如此绝情。

听完这些讨论，我想，如果是我，我会怎样？当然，如果我是学生，我想也不会用这样的方法，廉政公署的广告看得多，相关的新闻看得多，知道不要说给公职人员好处是犯罪，就算是私营公司，为了达到目的而塞好处，也会被请到廉政公署喝咖啡，甚至被法庭判坐牢。2003年，一名香港的娱乐记者，为了获得一部电影的独家拍摄画面，给了保安三百元溜进片场，结果被判入狱三个月。

但是，如果我是收到钱的老师，我可能会在如何处理上有所犹豫，到底是把这当成罪行举报呢，还是把钱退回给学生，同时告诫一番？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相信，来自内地的这位学生，可能真的不知道，在香港，行贿和受贿一样，是一种罪行。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如果不收钱不报案的话，未来这个学生就不会再使用这样的方法吗？难道她不明白，利诱别人犯罪，是一件无法让人容忍的事情吗？如果老师接受了，就会助长这种罪行的蔓延，哪怕别人不知道。因为这个学生未来还会继续使用这样的方法，同时，未来可能主动或者被动接受这种方法的老师又多了一个。

在行贿已经是罪行的情况下，如果知情不报，除了纵容罪行，其实也是在藐视法律。在法治社会，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做了，就要承担后果。所以，即便会犹豫，但是我会做出和这位教授一样的选择，正如他说的：“必须维护学术的尊严和正义的原则。”

我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在微博上有不少讨论。原本我以为，这是一个常识，行贿本身就是一种罪行，必须和受贿一样“零容忍”。但是从网友们的留言，包括一些内地同行，都有不同的看法。

提到最多的理由：行贿是迫不得已，如果不行贿，可能连基本生活都受到影响，孩子上学，去医院看病，在别人都行贿的情况下，自己不这样做，连基本服务都享受不到。

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也是这样的，去公立医院、政府机构，如果不给红包，就会受到刁难。但是，现在的香港已经不是这样了，不管是服务者还是被服务者，很清楚各自的定位以及权利职责。为什么香港做得到？就算所有人都这样做，错的，也不会变成对的。就算不敢反抗，但如此理所当然，是不是很不对劲？

还有一种理由，如果行贿者定罪，那就会减少举报的机会。其实就算行贿者不定罪，如果得到了自己的利益，有多少人会去举报？如果举报是因为对方收了钱不办事才去举报，用廉政公署前官员的话来说，这样的行贿者不处理的话，那他未来就会去贿赂其他人。

其实举报很多时候并不是来自于行贿或者受贿的人，而是周边相关联的人。这两天在新加坡，听朋友说起他女儿读书的学校校长被调走，接受反贪局的调查了。原因是有人怀疑，这位校长和一家旅行社有利益关联，每次学生外游，收费都要比其他旅行社高，而且一直找这家公司。朋友估计，举报的应该是学生家长，他虽然在去年已经觉得不合理，但只是让女儿退出学校的活动而已，并没有想到要去举报。而现在，回头再想，其实举报的好处，能够把可能的贪污罪行曝光，而曝光的结果，就是未来可以警醒其他人，而且让自己的女儿生活在一个更公平的环境里。

我一直记得香港的一名议员讲的一句话：在香港，我为何要请官员吃饭？商家请官员吃饭，联络感情，说到底是为了从对方那里谋取利益，这个利益远远大于他们的付出，因为官员手中有权。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像香港的官员那样，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批示给某个人好处的话，还有请客吃法送礼的必要吗？

所以，除了让社会具备共识：行贿受贿是犯罪，更重要的是制度设计，制约权力。

作者博客：http://roseluqiu.blog.ifeng.com/

（闾丘露薇，著名记者、主持人，曾供职于凤凰卫视。）

朱大可：具象建筑与权力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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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2 07:46:00|浏览203722次|评论48条

自从20世纪90年代爆发新建筑浪潮以来，庸俗象征主义的趣味，已然操纵了城市建筑设计，并制造出各种恶俗的具象建筑，由此形成古怪的建筑丑学浪潮。台湾设计师李祖原，一位被媒体赞誉为以“具象设计、微物放大”的手法、打造“讲中国语言的世界级建筑”的“大师级人物”，在此间扮演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角色。

李祖原的戏剧性在于，一方面在台湾推出高雄85大楼、中台禅寺、台北101大楼等上乘之作，足以表达设计师本人的良好素养；一方面却在中国大陆推出沈阳民营企业大楼和北京盘古大观等低劣作品。其中两件荣登中国最丑陋的十大建筑之列，而沈阳方圆大厦还先后入列英国《卫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旗下网站的世界最丑建筑排行榜。这是设计师在中国语境中发生自我分裂的样本。

据说是李祖原“扛鼎之作”的北京盘古大观，以龙图腾为外立面的基本造型，覆盖五座建筑。其中南侧写字楼顶部为“龙头”造型，中间三座楼宇形成“龙身”，北侧B座则是“龙尾”。这种由被各独立楼体分解的龙体，不仅会因造型破碎而导致视觉不适，更因犹如被挥刀斩成五段的死龙，而走向吉祥寓意的反面，无论在感官经验还是文化象征方面，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作。沈阳民营企业大楼，以外圆内方的古代铜钱造型现世，“直白”到了只剩下赤裸裸的贪欲的地步。这两件作品，不仅是具象建筑的奇观，更是当下中国社会状况的生动写照。

“李祖原现象”也折射出“甲方”——中国大陆决策者的素质和趣味。面对一个全球最大的设计市场，为了拓展甲方市场，谋求更好的生存，设计师必须放弃尊严、理想、个人趣味乃至建筑的基本专业底线，曲意迎合地方官员或投资商的权力意志。在这种微观权力博弈中，设计师的“弱智化”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在台湾，任何地方行政官员都无权决定建筑的风格，它必须经由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审查拍板。这是李祖原在台湾变得“比较正常”的主要原因。

正是在权力至上和设计师苟且求生的文化格局中，丑陋的具象建筑犹如雨后春笋，以各座城市的地标的名义，引发中国城市景观的大规模“视觉污染”。上海浦东浦江沿线，在个别官员的“设计”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出一批丑陋的球形建筑，以迎合地方政府关于“东方明珠”的城市定位，至今都是建筑界的笑柄；郑州出现的宋庆龄基金会大楼，干脆直接做成宋庆龄雕塑，内含八层写字间，完全无视雕塑和建筑之间的专业界限；重庆南岸区计划建造的一座大楼，外形酷似“人人”两字，刻意迎合重庆市视觉识别标志“人人重庆”，俨然是前者的一个放大的混凝土摹本，亦引发网民的热烈嘲笑。而在所有这些具象建筑中，河北燕郊的“天子大酒店”，可能是始作俑者，其外立面的“福禄寿”三星彩塑，2001年曾以“最大象形建筑”之名，荣登世界吉尼斯纪录，并获吉尼斯最佳项目奖。若按这种“假大空”的丑学标准，则大批政府大楼都有入列吉尼斯纪录的资格。

2011年1月，一项颇具规模的民间调查，向公众推出了中国建筑的黑名单，肢解中国龙的北京盘古大观、貌似古代硬币的沈阳方圆大厦、蓄意抄袭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安徽阜阳某区政府大楼、拙劣模仿天安门城楼的重庆忠县黄金镇政府大楼，以及邯郸元宝亭、宜宾五粮液酒瓶楼、燕郊天子大酒店等十座建筑物，隆重当选为中国大陆地区最丑建筑。

什么是衡量建筑美丑的标准，这是中国建筑业的首要问题。上述最丑建筑的评审者，为此提出下列指标：第一，建筑使用功能极不合理；第二，与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极不协调；第三，抄袭、模仿的下意识建筑；第四，崇洋、仿古的怪胎；第五，东西拼凑的大杂烩；第六，生搬硬套的仿生丑态；第七，拙劣的象征、隐喻；第八，低俗的数字化变异体态；第九，明知不可为而刻意张扬。而CNN网站的年度评选，则更强调宏大奢华的建筑物跟四周民众生活的严重失调。但在中国各地的政府大楼群落之中，这种失调早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景。

CNN榜上有名的布加勒斯特国会大厦，其入选理由并非出自“视觉上的缺憾，而是因为其虚荣的精神”。该建筑由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主持建造，拥有十二层一千一百个房间，而为了兴建这座庞大的“政府形象工程”，齐奥塞斯库逼迫三万名居民和二十八座教堂搬迁，为其腾出位置。公权力一味炫耀政府大楼的宏大奢华，而肆意践踏民众的生活空间，这是建筑丑陋性的政治根源。对“最丑建筑”的批评，不仅旨在表达不快的视觉感受，更是关于民众权利失重的抗议。在建筑的天平上，没有受过美育教育的权力，竟然是最重要的砝码，它超越了美学，成为浮华世界的主宰。在这样的畸形格局中，我们看不到中国建筑的美好出路。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1286485.html

（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

郭老学徒：铁腕首脑为何对媒体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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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09 15:38:28|浏览68275次|评论39条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是著名的铁腕政治家，但她对BBC却一点辙也没有。尽管她对BBC愤怒无比，尽管她是英国的首相，尽管BBC的领导人就是由政府任命的，BBC也是由政府资助的，但BBC丝毫不理会她的愤怒。

撒切尔夫人之所以被称作“铁娘子”是因为她敢作敢为、果断坚决的强硬作风。她执政期间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一件事是在1979年上台后实行经济改革，推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大致来说就是减少税收，削减福利，把国有资产私营化，限制工会作用。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强大，工党经常执政，社会也习惯了高福利。撒切尔夫人搞自由主义的一套，特别是减少福利，会影响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是要挨骂的，是会丧失选民支持的。但铁娘子坚决推行其经济政策。

第二件事是1982年与阿根廷打仗。英国在阿根廷附近海域有一群小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说这个群岛是他们的，派兵把它占了。撒切尔夫人立即派遣了特混舰队，远渡重洋，在阿根廷的家门口打了一仗，仅用十周时间就把海岛夺了回来。

这两件事表明，撒切尔夫人虽然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但其强硬的作风丝毫不让须眉。这样一位敢于与大众叫板、敢于下令进行战争的强人为什么对政府资助的媒体却没有办法呢？BBC又是因为什么事惹怒了铁娘子呢？

BBC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缩写，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媒体之一。世界上第一个电视节目就是BBC播出的，那是1931年，它播出了一场马球比赛，把人类带进了电视世界。1936年11月2日，它又开始播放公共电视节目。

BBC成立于1922年，是由国家牵头把英国当时大小两百多家广播媒体组织起来成立的，后来国家又出资买下了它，但BBC并不受政府控制。

在英国人的观念里，国家与政府不是一回事。BBC是属于国家的，但不属于政府。BBC是为民族服务的，而不是为政府服务的。所以，政府虽然掏钱，却管不了BBC，即便是作风强悍的“铁娘子”也管不了它。BBC只对英国人民负责，而一个媒体对人民负责最关键的原则就是真实性原则。

坚持真实性原则其实是很难的，即使在享有充分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在涉及民族问题或者是战争时期，坚持真实性可能就会与民意相悖，有时候会与政府或者所谓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发生激烈碰撞。譬如在战争时期，政府为了鼓舞士气，往往会掩盖对己方不利的信息，如作战失误，如敌方取得重大胜利，如敌方的宣传内容，等等。但BBC认为，让人民知道真相更重要，坚持真实性原则就是对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最好的维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BBC依然选择真实性原则，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坚持这一原则。作为一个国家媒体在本国与敌国交战的时刻依然这样做，确实是极其不容易的，这也是BBC赢得英国人民信任和全世界尊重的根本原因。

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BBC在报道英法远征埃及的军事行动时，居然对自己的国家采取批评的方式。对此，英国首相艾登极其愤怒，但也仅仅是抱怨而已。艾登首相的继任者，同是保守党的麦克米伦首相也对BBC与政府对立的“不爱国”的立场极其愤怒，但他对新闻自由的认识比较高，他认为，一位国务活动家如果力求影响广播，便会“丧失信誉”。

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不久，一个英国记者被闹独立搞分裂的北爱尔兰共和军杀害，事后BBC却报道了北爱尔兰共和军的情况，报道其特遣队员的活动和分裂分子的游行示威。对此撒切尔夫人愤怒无比，但她毫无办法，只能希望BBC自律。

有一次，撒切尔夫人试图取消一个BBC平等对待爱尔兰极端分子的采访节目，当时北爱尔兰的激进分子对保守党议员有谋杀行为，政府把这些极端分子视为恐怖分子。但BBC坚持要播出，为此BBC记者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罢工，以捍卫新闻自由。政府没有办法，被迫同意播出这个节目。

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BBC从职业的角度严守媒体的中性立场。它拒绝使用“我方”和“敌方”这样的字眼，而是使用“英国军队”、“阿根廷军队”这样中性的称呼。BBC还给敌人话语权，它采访了阿根廷时任国防部长和被英国击沉的阿根廷军舰的舰长。对此撒切尔夫人恼羞成怒，但毫无办法。

新闻自由是保证人民知情、保证人民不被操纵的最重要的自由，真实性原则是新闻自由的生命，不以任何借口包括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来剥夺人民的知情权，是新闻自由的核心。让人民知道真相，而不是让人民相信结论，这是民主制度下媒体的道德底线和职业守则。知情权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再铁的娘子、再硬的作风也不能剥夺人民的知情权，也无法剥夺人民的知情权。这就是撒切尔夫人拿BBC没辙的原因所在。

作者博客：http://laoxuetu.blog.ifeng.com/

（郭老学徒，公司董事，著有《旅途上的建筑——漫步欧洲》、诗集《智慧接触》。）

十年砍柴：索贿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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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7 12:25:25|浏览16096次|评论1条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讲究的是含蓄、委婉，话不能说得太透。因此老外来中国，往往由于中国人说话不那么干脆，留点弦外之音让对方揣度，而如坠云里。中国传统官场即使是官员索贿也很有讲究。下级向上级送钱，要安一些好听的名目，如“节敬”、“冰敬”、“炭敬”。意思是说过节时送些礼物，或者夏天馈赠些钱去买冰祛暑。如此显得是温馨的人情往来。

春秋时，中国社会人际交往这些特点就具备了，而且现在的含蓄，比起那时候，就显得很没文化了。譬如，一个县太爷带着司机到下面的乡镇检查工作，吃饭时上当地某特产，如酒或鱼。吃完饭司机给乡镇负责人说：刚才首长喝你们乡镇产的那个酒，感觉很好。这就是暗示当地再拿一些酒放在后备箱里带走。在中国官场，几乎没人听不懂这种暗示。但春秋时的人说类似的话，要雅致得多。

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楚两大超级强国再次在郑国的虢地会盟，重申襄公二十七年在宋国的弭兵之约——是年，楚公子围娶亲于郑，会盟算是捎带的事。鲁、齐、宋、卫、陈、蔡、郑，这些中原列国也都被纠集过来与会。鲁国派出的是该国的老外交官、政治豪门“三桓”之一的叔孙豹（又称穆叔）。

就在会盟期间，鲁国的当国者、“三桓”的另一家季武子出兵攻打临近的莒国，夺取了郓（今沂水县）。鲁国在晋、楚、齐面前是弱国，而在莒面前，则是强者了。莒国打不过鲁国，就派人到盟会上向主持国际秩序的楚、晋告状。楚国本来就很不满鲁国紧随晋国——人家两国是姬姓兄弟治国嘛。楚国代表团团长公子围说：这鲁国也太放肆了，我们的和平会议还在召开，他竟然公然入侵他国，摆明了不把和平条约当回事，建议将参加会盟的鲁国特使叔孙豹杀掉，以示惩罚。

当然，杀叔孙豹不是楚国一家能决定的，必须征得另一个大国晋国的同意。晋国的代表团团长依然是赵武（亦名“赵孟”，世人尊称“赵文子”）。跟随他来到郑国的家臣乐桓子，扮演秘书角色，趁机向叔孙豹索贿，说我可以替你向我家赵老爷求情。但问人要钱，却不明明白白说出来，而是说“请带”——说向鲁国使臣讨要一条腰带。叔孙豹没有给乐桓子任何金钱，他的跟随梁其踁劝他：“货以藩身，子何爱焉？”意思是花钱买平安，即将遭遇杀身之祸，你还舍不得那些钱干什么？

叔孙豹义正词严说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参加诸侯之会，是为了保卫国家不受侵犯，我如果以贿赂晋国人使自己免遭祸害，鲁国必然会受到楚国等国家的攻打，这是给国家惹祸，还谈什么保卫国家呢？虽然，这大祸是季武子惹出来的，可鲁国又有什么罪？我奉命出使国外，季武子在家守国，一直就这样分工的，我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可乐桓子派人来索贿，不打发点什么，他还会继续来要钱。于是，叔孙豹当着对方来人的面，把衣服撕了一条给对方，并说我们的腰带太狭窄恐不成敬意，只能撕一条衣帛代替了。

乐桓子的愤怒可想而知，于是他将过程向赵武汇报。赵武却对叔孙豹的表现大加赞赏，说叔孙豹面临被杀的灾难而不忘国家安危，这是忠；面临危难而不越位，这是信；为国家而不用贿赂以求免死，这是贞；谋国处事以这三点出发，这是义。他有这四点，怎么能杀他呢？

于是赵武与楚国使团会面，恳请楚国放过叔孙豹一马，其理由是：鲁国虽然有罪过，但是使臣叔孙豹为了国家不怕死，又敬畏楚国。阁下放过这样的忠臣，能够劝勉左右的楚国大臣效法于他，有利于楚国。邻国之间为了边境的城邑反复争夺，这是常有的事情。夏、商和周朝明君在位时，都有这类事情，何况我等执政呢？再说，楚国对邻国之间争端，也会找个理由出兵的。再说，鲁国和莒国争夺郓地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何必理会。而作为盟主，只要不是影响社稷的大事，就不必去理会。如此就少劳烦其他诸侯国（因为兴兵伐鲁必然以联合国军名义，其他诸侯国有出兵出钱的义务），宽宥贤人，减少烦扰，诸侯才会更加拥戴楚国。

这番话说理充分，而且给楚国戴了高帽子，而楚国也不能不管晋国的态度强行出兵，于是就坡下驴，给了晋国的面子，没有杀叔孙豹，也没有讨伐鲁国。

赵武比乐桓子更讲政治。鲁国是晋国忠实的同盟者，如果因为索贿未成，而不顾盟国使臣安危，看着叔孙豹被杀，这事声张出去，晋国和赵武在诸侯国里面还有什么威望？

所以，好的领导应当考虑得比秘书更长远，而不是受秘书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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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历史作家。）

安立志：逃亡途中人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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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02 13:01:55|浏览67625次|评论46条

有的人一当官，就滋生了“官性”，失去了“人性”。及至摘掉官帽，“官性”才会慢慢衰减，“人性”才会逐渐回归。唐玄宗李隆基是最大的官，他既是盛唐的开创者，也是盛唐的毁灭者，实现“开元之治”的是他，导致“安史之乱”的也是他。在他身上，先后出现了英明与昏庸、勤勉与怠惰、俭朴与奢侈的不同特质。在其执政后期，由于承平日久，整天坐在大明宫内，泡在华清池里，李隆基身上只剩下“官性”或曰“皇性”，早就没有了“人性”。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攻占潼关，进逼长安。年逾古稀的李隆基，未及通知朝中百官，撇下外出的嫔妃、公主、皇孙，于十三日凌晨，带着杨贵妃姐妹、部分皇亲国戚、朝廷近臣及亲信宦官，在几千禁军护卫下，打开禁苑西门——延秋门，仓皇逃亡了。

这个年迈的皇帝，危急之际，曾经的良知似乎苏醒了。逃亡途中，杨国忠要焚毁国库，李隆基制止道：“贼军来后得不到，必然加重对百姓的搜刮，不如给他，以免加重百姓的困境。”（“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杨国忠要过河烧桥，李隆基责备道：“士庶（官民）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要高力士把火扑灭再赶上队伍（《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逃亡中的李隆基，残存的人性如萤火寒星，散发出可怜的微光。一行人蹒跚行至咸阳附近，向来养尊处优的公主、皇孙们，饥渴难耐，李隆基只得亲自找到百姓门上讨饭吃：“卿家有饭否，不择精粗，但且将来。”（《天宝乱离记》）百姓还是通情达理的，一看他们的领袖沦落到如此地步，于是“争献粝饭，杂以麦豆”。这些平日吃腻了珍馐佳肴、山珍海味的皇孙们，此时才体会到什么是饥饿，“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犹未能饱”。“以一人治天下”的制度，通常也“以天下奉一人”。从来不曾尝过艰辛的李隆基，此时的举动着实令人动容。他吩咐从人给百姓付了饭钱，并表示感谢与慰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此时，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主动向玄宗进言，核心思想是，皇上听不到真话才有今日之流亡。他指出：“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老人赞赏玄宗执政前期的任人唯贤，正因为重用说真话的宋璟，“天下赖以安平”。而到执政后期，官员们不是“以言为讳”，就是“阿谀取容”，甚至重用了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坏人，皇上与外界隔绝了，以致“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中央与地方、朝廷与百姓，遥隔云山几万重。身在草野的百姓，不乏有识之士，虽有“区区之心”，但因“九重严邃”而“无路上达”。如果不是皇上落难至此，一个乡下老农怎么可能见到九五至尊并说出这些肺腑之言（“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此番言论，推心置腹，情真意切，说是进言，近乎教训。玄宗听后，不仅没有龙颜大怒，反而感慨万千：“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郭从谨老人的进言，当然不可能像《资治通鉴》记载的那样文绉绉，这大抵缘于司马光等人的语言加工。不过司马光作为北宋重臣，能在官史中加入这样的“花絮”，也是期望后来的柄政者以为鉴戒。按照我们划分“政治面貌”的传统，郭从谨只是普通“群众”，唐玄宗则是伟大领袖。普通群众教训伟大领袖，这种互动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十二年前，我曾就唐德宗时期一则“群众”教训“领袖”的故事写过一篇《赵光奇的千载之遇》（1990年7月12日《文汇报》）。的确，如果不是与皇帝有关，皇皇史册怎么可能为赵光奇、郭从谨这些小人物留下版面。

漫漫几千年专制社会，皇上寓身大内，高居九重，且不说高墙阻隔，只因身边嫔妃环绕、佞幸群聚，皇上如非有为之君，自然会沉溺于口含天宪，皇权无极，莺歌燕舞，纸醉金迷之中。这种文化似乎特别易于传承——皇朝已经消失百年，一些官员仍然保持着皇家威仪，深府高第，戒备森严；清山封路，交通管制；精心导演，制造政绩；民众上访，如临大敌。群众见领导而不得，领导怕群众如猛虎。以此可见传统的顽固性。

李隆基是不幸的，这个开元盛世的缔造者，竟然乘舆播迁，颠沛流离。李隆基又是幸运的，落难途中得到了百姓的帮助，听到了百姓的诤言。正是由于落难，他才知道民心之可贵，奸佞之误国。可惜的是，在接下来的马嵬坡事变中，人们只记住了杨贵妃的红颜薄命，却忽视了六军不发的民意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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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杂文家。）

邱立本：告别动物农庄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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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9 17:37:32|浏览32942次|评论16条

不平等的世界，往往是以平等的口号来做保护色，骗了别人，也骗了自己。这是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动物农庄》（Animal Farm）里传达出的重要信息。他在这部政治寓言小说中，借助动物的嘴巴，说“有些动物比另外一些动物平等”（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the others），批判某些政权以平等之名，推行不平等的社会政策，形成了巨大的伪善与讽刺。

但没想到在21世纪初叶，很多华人还要面对这样的伪善与讽刺。最近马来西亚的选举引起了政治动员的狂飙，约八成华人都投身其间，支持反对党，争取改朝换代，关键就在马来西亚的宪法，这是一部“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平等”的法律，马来人拥有比华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更多的权利。这违反了过去一两百年以来全球所建立的平等权利：人人生而平等，不能因为种族、宗教、肤色和任何先天的原因而歧视一个社会的群体。

追溯根源，这其实是英国殖民政府“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手段，在撤离马来半岛之前，扶植马来人来牵制经济实力较强的华人，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种族政治，在这个新兴的国家埋下了不平等的种子，让执政当局收割一个族群分裂的政局，靠不同族群彼此之间的恐惧来统治。“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规定，马来人拥有特权，如上市公司要有三成股份属于马来人；在就学方面，马来人也比华人与印度人“更平等”，但也事实上坐实了一个不平等的关系。

人口比率的变化方面，华人与马来人的比例也是此消彼长。城市化的华人，过去几十年间，都不会生育很多小孩，一般家庭就只生一个或两个，而马来人却是一路维持高生育率。独立之初，华人占总人口的比率还蛮高，但如今却只有四分之一左右，造成了政治影响力下跌，没有足够的选票来展现自己的政治肌肉。

这次选举的结果，执政党惨胜，但反对党所带来的冲击，势将影响未来政局。尤其华人在重大议题上，如对环保的关注、对稀土厂计划的示威动员，都一马当先，也争取了城市的马来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支持，形成了全新的政治生态，让大马政治走出《动物农庄》的陷阱。

这次选举所带来的“民主海啸”，卷走了过去大马政治的格局，改变过去以种族政治为诉求的游戏规则，也冲破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分而治之”。《动物农庄》的启示，刺激大家思考如何避免掉进谎言的黑洞中，不要被名为“更平等”，其实是“假平等”的论述所误导，让美好和谐的明天不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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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本，《亚洲周刊》总编辑。）

杨佩昌：德国民富国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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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7 20:51:50|浏览198434次|评论126条

全世界有四类国家：第一类，民富国强。这是人们所致力追求的，世界上这种国家有，但不是太多，德国就是其中的代表。第二类，国强民弱，或者说政府很强大，超级富裕，但老百姓兜里没钱，这以苏联和一些新兴国家为代表。第三类，国弱民穷，这以亚洲、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第四类，民富国穷，典型的藏富于民，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老百姓很富，但政府很穷，不得不向其他国家借债。

一个真实的德国

2010年世界各国GDP排名，中国位居第三，德国位居第四，表面上中国GDP已经超过德国，但我们看一组数字就会知道有什么样的差距。德国2010年人均GDP是4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是4283美元，而且这个平均数中国农村很多人是达不到的，有的甚至4283元人民币都够呛！

2008年中国GDP超越了德国，但是，德国是一个多大规模的国家呢？35万平方公里，8800万人口，其中有600万外国人，也就是说德国实际人数是8200万，但诺贝尔获奖得者占将近全球一半（包括移民到其他国家的德裔）。还有一些著名的人士，比如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这些都是改变世界的人。

德国有很多世界第一，汽车、化工、机械、环保都是世界第一。而根据英国总领事会公布的数据：德国大学国际化水平2010年也跃居世界第一。在德国，留学生占大学学生总数的10%～15%，因为德国政府每年给大学提供补贴，外国学生越多，补贴越多。这只是补贴而已，财政投入办学的基本经费仍是必不可少的。

只要你去德国，看到最漂亮的房子一定是大学，在市中心地理条件最优越的也一定是大学。这个国家有300多所公立大学，任何人都可以上大学，没有高考，只有申请制度，申请了就可以去学习，但德国唯一不好的是混文凭太难，如果你抱着混的目的去肯定没戏，这对咱们来讲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德国民富国强也体现在这个国家没有城乡差距，“城市是农村，农村就是城市”，基础设施都很好。如果非要分出贫富的话，反而住在城市里的人都是相对比较贫穷的，住在农村的人反而都是非常有钱的。我的德国朋友写信给我，我一看地址是乡下，就可以断定这家伙肯定有钱，如果是城市里的就不一定。

此外，德国的环境很干净，干净到一尘不染，没有尘土裸露的地方，否则就是违法，要么用小石子铺上，要么全是草地。我读书的大学有一条小路，从我上大学起看见在铺，一年的时间都没铺完。你知道是怎么铺的吗？一颗一颗石子拿来研究，摆放在哪儿比较好，然后像一个艺术品那样搁在某个地方。

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用7年时间来装修，装完以后就是一个精品。在德国去图书馆不用抢座占座，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这个大学的学生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只是你不能把书借出而已。大学图书馆、城市图书馆满足了全民的读书需求。买书在德国很贵，一本书大约30欧元～40欧元，也就是300元～400元人民币，所以一本书如果在德国发行3000册～4000册就不错了，能卖到5000册以上就算得上畅销书。

德国吃的很便宜，德国最便宜的几样东西，第一是面包，很长的一袋面包在市场上卖0.18欧元（相当于1块多人民币），够你吃很多天，稍微贵一点是0.35欧元左右，更贵的也有。第二是牛奶，牛奶是欧洲人必喝的东西，一升0.18欧元，也有0.25欧元的，0.3欧元的。第三是果汁以及汽水，不到1欧元一瓶。

为什么吃的会这么便宜？德国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是用于补贴，德国政府最大的三项支出是：一是对农业的补贴，二是对住房、租赁业、住房建筑业的补贴，三是对交通业的补贴。这三大块的补贴占据了德国财政支出的35%，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把社会保险等其他补助加起来就将近50%，另外20%用于国防、外交，20%用于教育、科研，只有不到10%是用于公务员开支。

而且德国国家财政支出不打任何折扣，因为财政首先要有预算，年底有决算，少了一分钱就要小心你的乌纱帽。知道谁来监督政府吗？第一大监督是议会，这一关太难躲，反对党眼睛睁得大大的，若政府多花一分钱你就等着倒霉；第二，媒体天天盯着；第三是司法监督，没有政法委，不管多大的官，到了法院该判就判，这是独立的司法；第四是德国独具特色的审计署。审计署官员精确到某个票据，换句话说几十欧元、几百欧元的钱都要说出来干什么了。所以德国在方方面面把漏洞给补上，补上之后官员真的是官不聊生了，确实是找不到任何借口往口袋里揣点钱。

比如德国一个经济部长的小舅子让他给企业写一封推荐信。官员给企业做推荐是可以的，但唯一错的是用经济部的信笺纸来写，结果被媒体发现。媒体说你有两个嫌疑：第一，用经济部的信誉给小舅子做广告，显然是有谋私利的嫌疑；第二，经济部的一张信笺纸是国家的，你自己在市场上买A4纸随便你写。这真的是不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

德国一个联邦银行行长到奥地利休假，那个老板一看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来了，赶紧拍马屁说，住在我这儿不要钱。后来被媒体报道出来结果是丢官。白住两个晚上就丢掉联邦行长的职位。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有一次跟企业家吃饭，之后立马有媒体质问，总理是不是用国家的钱请客吃饭，总理慌忙把单据拿出来贴在网上，说是自己出的钱。这样媒体才罢休。

民富国强的奥秘

德国的成功源于三大因素：

第一，二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德国人是怎么看待马歇尔计划的呢？他们说，马歇尔计划给西德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德国活了过来。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输血，德国可能就变质了，甚至也有可能向极端倾斜。

第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德国成功的保障。二战结束后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于确保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及市场的有序发展，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框架之内发展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奠定了德国今天的成就。因此，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德国民富国强的根本。

第三，德国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世界闻名。德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是不教太多东西的。孩子的第一要务是玩得开心，其次是教一些基本的常识。因此，严格来讲，德国从中学才开始传授知识，并且重点是教你怎么去学习和思考。大学更是如此，首先教你思考，接下来才给你讲框架性的知识。德国大学没有规定的教材，教材是根据老师的喜好和专业背景来确定，也就是说我今天想讲点什么是根据我自己的爱好和专业能力。唯一例外是德国大学不允许宣传纳粹思想，这是因为德国过去太疼了，觉得纳粹思想太可恨，所以不让宣传。

德国特色在什么地方？

独具特色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德国最厉害最让人觉得敬佩的是他们的法律，尤其是《基本法》，即宪法。德国最根本的成功是把这部宪法当回事。

第一，德国官员是官不聊生。所谓的官不聊生并不是官员活不下去了，而是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权力寻租来捞油水。他们不可能随便签字就可以批款，因为这需要议会的辩论、批准和监督。花一分钱议会也是要辩来辩去的。如果议员在某一个问题上不代表大众的立场，那下一次选举他就没戏了，选民会把票投给另外的人。此外，最让官员难受的还有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监督、独立的司法判决等。

第二，德国《基本法》第二十款规定，德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的联邦国家。民主和联邦的概念很清楚，但如何理解社会国家呢？这就是政府制订的政策有很多的社会元素，也就是更注重社会公平正义。

这种独特的社会制度是源于德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它主张社会主义。1959年之前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其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1959年社民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放下了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经济的包袱，转而接受市场经济。

德国另外一个主要政党是联盟党。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两党都具有共同的背景——基督教和天主教。早期的教会就具有政府并不具备的社会救济功能，因此具有教会背景的政党更为关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德国是一个政治妥协闻名的国家，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博弈、妥协。社会民主党跟联盟党相互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于是德国作为一个社会国家应运而生。在德国，总统是象征性的，是议会选举出来的。德国最有权力的是总理，总理是选举得胜党派的党首。

德国在议会民主的基础之上，跟别的国家不一样，议会人数大约为600人左右，这就是特色。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议会500人以下的是民主国家，500人以上是独裁专制国家。奥妙在哪儿？因为500人以下可以辩论、吵架，可以针锋相对。如果有两三千人开会你觉得有可能讨论吗？那是不可能的。德国刚刚迈过民主国家的槛，也就是说在600人左右，所以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元素。

独特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

德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东西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

讲社会市场经济，要追溯到很久以前。19世纪李斯特的重商主义，直到后来的历史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强调国家的作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和上述两者虽然有重大区别，但是都没有否定国家的作用。之所以讲德国特色，是因为德国确实有自己特色的地方：全世界在19世纪处在古典主义的黄金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但进入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却出现了问题，发现市场失灵了，之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大家认为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即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必不可少的。

德国并没有顺着这一规律发展，而是拧着来。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自由放任主义盛行、主张发挥市场作用时，德国却强调发挥国家的功能和作用，例如李斯特主张国家提高关税保护幼稚工业。为什么？因为德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它需要依靠国家力量来发展。

20世纪20年代后，大家觉得市场之手失灵，需要政府的另外一只手来发挥作用，但这个时候德国的弗莱堡大学有一帮法律背景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也承认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或者在那个时候是有问题的，但也不认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是合适的，更不认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他们认为问题症结是市场缺乏秩序，市场的失灵是缺乏秩序造成的。

瓦尔特·欧肯，还有弗兰茨·伯姆、威廉·罗普克等几个人提出一套理论和学说，这套理论学说就是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实质：第一，强调充分市场机制；第二，国家发挥警察的作用来维护秩序。因此，战后德国的主流经济思想跟全世界西方其他国家并不一样。除德国之外，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德国的确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

德国人为什么会选择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德国有一个体制发挥了作用，即德国的社会保险。现在我们讲“三险一金”、“四险一金”就是德国发明的。现在的保险制度是德国创造的，虽然最早的《济贫法》是16世纪英国颁布的，但那是有选择性的，即有困难的人才适用，而真正具有普遍性、让全体人适用的是德国人发明的。

1871年德国统一后，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了三大法律，疾病、工伤、老年和残废保险制度构成了现代保险的基石。有了保险之后就有了人身保障，不至于拿起武器搞革命。俾斯麦发明保险，其目的其实就是保证工人的基本生存，削弱工人阶级的斗志，让他们不再狂热地搞武装斗争。这个保险传统甚至在希特勒时期也没有完全中断。

到1949年面临关键选择时大家想要安稳，不想折腾，因为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意味着一种新的尝试，意味着就要去冒险，这时候德国的保险主义就冒出来了。多数人不要冒险，只希望按原来的套路走。所以最终选择了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联盟党，因为联盟党主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让人高兴的是德国这条路走对了。

事实上，德国并不止两个政党，德国有很多小党，小党发挥了独特的制衡作用。有一个党几乎永远是执政党，叫自民党，这个党得票率一般为10%左右，最辉煌的得票率是12%。但这个党的制衡作用很厉害，它跟哪个党结盟哪个党就执政，反哪个党哪个党就完蛋。

走中间路线，真正不折腾

1945年联邦德国成立之后，首先是由联盟党和自民党执政，联盟党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后面是其助手阿尔马克，他俩是弗莱堡学派的信徒，把弗莱堡学派思想转化成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以自由的市场竞争为主轴，以秩序为保证。德国经济从1951年开始腾飞，到1966年才减缓，这15年时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从当初的百废待兴到1966年人均GDP超过1万马克大关，德国15年实现的，有的国家用30年都没有做到。

到了1966年之后经济骤然下滑，出现了暂时性的经济危机。这个时候就看出德国人民非常厉害了，他们要开始纠偏，因为总是一个党执政不太好，换一个其他党执政看看，这时候给了社会民主党一个机会，原来是基民盟，右派政党沿着右边往前走，人们觉得往这条路走下去，慢慢地会偏得更远，因此要扳过来，于是换了另外一个党，这个党在左边，扳了一点回来，这意味着德国大部分时间在中间道路上行走。

德国基民盟奉行的经济政策经济路线是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自称中间路线。左翼党上台之后也要找一个中间平衡点，平衡点一方面是原来联盟党说的中间点到苏联计划经济之间往左又移了一小步。但不管是什么，一定远离苏联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现在的事实证明，计划经济破产了，但在很多年前我们却将之视为神圣的东西，不可以触碰，而德国人早在二战结束时就知道计划经济不行，其实这个东西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弗莱堡学派就已经在批判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写了一本著作《通向奴役之路》，其思想跟弗莱堡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奥地利学派与弗莱堡学派不尽相同，但两者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范畴，而且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德意志人的理智思考。

1966年社民党上台之后出现了一个伟大人物，这个人叫卡尔·席勒，这个人把凯恩斯主义引进到德国，但并没有将其意识形态化去推崇，只是当成手里的一个工具来用。席勒引进凯恩斯主义的初衷是为了纠正弗莱堡学派的偏差。1966年德国经济衰退，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总体调节政策，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初经济快速回升，走出经济衰退低谷。可惜，1972年席勒因为政治原因辞职了。

席勒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反对福利国家过度倾斜，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往这个路继续走下去，今后国家的负担会越来越沉重，经济不可能支撑下去。德国从1998年起社民党施罗德上台之后做的一件事就是削减社会福利，包括现在的政府都在做这个事。但在1972年之前席勒就告诉全体国民不要往社会福利国家道路走得太远，可那个时候所有的政党包括他自己所在的党都说要建设福利国家，为什么？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大潮之中，社会福利国家如火如荼地在欧洲建立起来，尤其在英国、瑞典、芬兰、挪威等国越走越远，现在都往回收，德国的政治家保持理智，很清醒，这与得当的思辨能力有关。联邦德国之所以民富国强，是因为有清醒的人指引着国家，同时国民也非常理智，不再迷信一个政党。他们会给其他政党机会，让你做做试试看，不行就下台。

蛋糕怎么合理切分？

社会福利从1949年建立起来之后，1957年德国开始颁布《反对限制竞争法》，随后又颁布《联邦银行法》，这两大法律的颁布标志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建立。到1967年德国还颁布了《稳定与增长法》，把国家调控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政府职能，明确规定政府的四大职能：第一，保持物价稳定，第二，充分就业，第三，内外贸平衡，第四，在上述基础之上经济的适度增长。

在四大目标中，历来基民盟政府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社民党上台之后把充分就业放在第一位。在社民党执政期间做了很多事，强化各种社会保险，工人参与到企业里。

在德国办企业不需要发愁，政府除了两样事情之外不会管你：第一是税收管理，什么东西可以做，但不能逃税。第二是工人管理，到德国做公司，能不雇佣德国人就不要雇佣德国人，为什么？一是对工资要求太高，二是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愿望太强烈。在每个大型企业里都有一个企业委员会，由劳资双方组成。其中必须有一个人由劳方出任的高级人事经理，专门负责人事，裁员需要通过他的同意才可以。

在德国办企业不需要批准，只要备案，只要把章程写好就行。在德国没有工商、警察、卫生、防疫等所找你要钱，吃饭时动不动需要你买单。这对他们来说太不可思议了！

德国首先没有工商这个部门，要成立一个公司有专门的工商注册机构，只管注册，其他什么权利都没有，而且注册费用很低，把注册和登报费加起来，100欧元左右就能搞定。另外，任何一个警察不可以随便登门企业，除非受到邀请。卫生检疫的可以检查食品和餐饮企业，但是必须在收到举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地方有问题才会进去。

所以在德国做企业很自由，只要把钱挣了，把税交了，把工人安抚好就可以了。德国的中小企业很多，小有小的自由和好处。德国法律规定，超过12个人以上的企业必须组成企业委员会，在12个人以下的企业不用。德国小企业特别多，多到你随便转一个街道，上一栋楼都是小企业，一栋楼里有几十家公司。不像我们注册公司只能在办公楼，住宅楼不允许注册公司，德国没有这种说法，只是分有面子无面子的楼，有面子搞豪华一点，没面子在家里做，因此，德国企业的经营环境非常好。

德国实行率进税率制，即多收入就多缴税。德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最高税率达到58%，这意味着亿万富豪交的税相当高。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翁就很吃亏，所以大家都愿意做中产阶级。我很多朋友的公司在瑞士边上的小国列支敦士登注册，那个国家只缴纳7%的个人所得税，其他什么税都没有，全国2.8万人只有3个人失业，还是不想干活的，有钱不用工作。那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已经超过了德国，国家越小越富裕。

另外联邦制国家意味着每个地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自己，如果一刀切做事永远做不好，联邦下面有州，中国翻译叫州，但原文叫国家（State），“国家”里照样有总理、有宪法，什么都有，州管的是经济、文化、治安、警察。联邦政府只有一个权限即拨钱，这个税收上来要拨多少钱给地方，除了拨钱没有任何职能。

德国的领导人，特别是企业领导人有强大的前瞻能力，这是我们很多企业家所不具备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原是德国辛克全球货运的董事长，这个人在美国次贷危机后立即把该公司股份全卖掉。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能看出来？他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就意味着有可能演变成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有可能演变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现在听起来觉得很符合逻辑，但在当时发生时是否知道才是关键。现在他成了德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商，并且准备在中国投资环保与网络教育。

德国人的前瞻意识表现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对大事的把握之上。德国最富的三个州分别是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和北威州，这是德国最富最强大的三个州。巴伐利亚州是以它的汽车制造、化工、电子取胜。巴伐利亚州有宝马。巴登符腾堡州以中小企业取胜，当然也有大企业，奔驰就在这个州。最西边的北威州是传统工业，以机械制造取胜，那儿有一个鲁尔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煤炭和钢铁制造业非常兴旺，到了60年代末企业就思考如何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钢铁大王克虏伯不再做钢铁的初级生产，而要做精细加工，他家的无缝钢管非常厉害，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国家无缝钢管的质量是超过克虏伯的。再有中小企业，每个企业至少有一项核心技术或产品，也就是说从60年代开始德国开始思考经济转型，从而使德国的产业长盛不衰，所以德国有很多百年老店、基业长青的企业。

德国还有很多东西可讲，限于篇幅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德国民富国强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国家，老百姓活得舒服、有尊严，政府也有钱为民众做事，因此，人民安居乐业，官民友好相处，社会一派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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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昌，留德学者，经济史博士，著有《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德国式领导力》《欧洲顶级大学传奇》等。）

张维迎：理念决定中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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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0 16:19:51|浏览367140次|评论485条

自1978年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选择越来越多，自由也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前的第十三位上升到现在的第二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G2（两国集团）成为国际流行词汇，甚至有“全球领导力东移”的说法。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改革失败论”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三十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迷信“国情”和“特色”，不承认普世价值。他们都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二者的不同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回到“文革”时代，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灭私人企业家，由国有企业统治经济，或许外加一点空想的大众的“直接民主参与”；“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至于他们的主张是基于认识问题还是利益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大概兼而有之吧！

这两种思潮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是错误的。是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比较，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多，国有企业的比重大，我们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和法治。但如果因此就把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归结于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如“中国模式论”所主张的那样，就不符合历史了。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始。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比重大。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倒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因此，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并没有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走向实践，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在过去几年里，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所阻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复活，本已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管制起来，以“民进国退”为主线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让位于“国进民退”，政府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远超过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投资开始挤压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企业家的创业激情被移民热情所取代。凡此种种，不仅给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体制赤字”，而且使得我们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大致来讲，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金融危机之前主要是针对“改革失败论”；金融危机之后主要是针对“中国模式论”和现实政策。

自1978年改革开始以来，对改革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在2004年之前，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学术界、媒体人士和普通大众的声音主要是呼吁改革。但2004年春，个别学者以反对国有资产流失为突破口，全盘否定过去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妖魔化企业家队伍，吸引了众多网民的眼球，逐步得到大众媒体的呼应，由此开始了学者和大众媒体主导的否定改革的浪潮。这种否定改革的声音之所以能有市场，当然与前面一开始讲到中国社会当时的矛盾有关。

学术外衣是非常能迷惑人的，我觉得有责任发表自己的观点。2004年8月24日，我接受了《经济观察报》和《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联合采访，对国有企业被迫民营化的历史做了回顾和分析，并提出了公正对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的观点。这个采访发表后，网络评论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但我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之后，我还就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来自政府权力太大，而非市场化改革本身，网络上的评论仍然是负面居多。2006年3月，我写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希望将有关改革的争论引向理性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情绪发泄。这篇文章可以说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也影响了一些人的观点。之后，我又接受了《权衡》杂志记者的采访，提出了“企业家改变中国”的观点。2007年，我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重点分析了权力分配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如何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2008年，利用纪念改革三十周年的机会，我除了撰写学术文章，还接受了《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深度采访，并在凤凰大讲坛演讲，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应该说，我及其他几位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如周其仁、张文魁等）在这期间所发表的言论，对平衡舆论、引导人们理性思考改革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机之前，总的来说，否定改革的观点不仅在舆论上占据上风，而且对改革的进程起了实实在在的阻碍作用。2005年开始，国资委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而不是改革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也因担心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进法律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进入停滞期，民营企业成为宏观调整的整治对象，民营企业家群体不断被妖魔化。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由于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金融危机自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市场的失败，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恶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真正市场化，也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但中国自身不仅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照样高速增长。一时间，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世界的大救星，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之间大幅度提升，中国政府官员开始教训起美国人来，否定改革成就的舆论开始有所减弱，但“中国模式”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当美国国会就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4万亿的刺激政策在不需要经全国人大讨论的情况下已经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接踵而来，各级政府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数万亿新增银行贷款迅速流向国有企业，这更证明了中国国家主导体制的“优越性”。由此，在改革三十年后，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国开始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浪潮，改革的进程开始逆转。

在此背景下，从2009年年初开始，我多次发表演讲和文章，并相继接受多家媒体的深度访谈，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对刺激政策和体制倒退提出批评。在我看来，金融危机主要是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政府“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导致的，是政府政策的失败，而非市场的失灵。我警告说，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会导致新一轮泡沫和通货膨胀，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危机。不幸的是，好多事情被我言中了。2009年的房地产托市政策实行还不到半年，政府就不得不出台多种政策打压房地产市场；宏观刺激政策刚刚实行一年，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主要政策目标。我还认为，体制的倒退将损害中国的长期增长，只有回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中国经济才可能真正转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一是我们的理念，二是我们的领导力。自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一文以来，我一直认为，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几年，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人们通常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利益决定的，改革更是如此，既得利益者不仅不可能改革，而且一定会阻挠任何对他们不利的改革。但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与观念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其实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美国独立后华盛顿没有选择当皇帝，甚至没有当终身总统，就是因为他的理念，他认为民主比明君更重要。中国的近代史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被定义为工人阶级政党，但它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基本上都出身于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阶层，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有钱读书，更不可能出国留学。三十四年前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也是由于他的理念而非他的利益，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改革要成功推进，不仅依赖于领导人的理念，也依赖于普通大众的理念，因为任何领导人都不能长期背离普通大众的观点而行事。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观念最初通常是由少数学者或政治领袖人物提出，但只有这些观念变成普通大众的共识，由这些观念导致的变革才会真正取得成功。一旦观念变了，不变革也是不可能的。而媒体可以说是引导大众和普及新观念的强大力量。

我必须坦承，在200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对中国的未来是相当乐观的。但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使我由乐观转向谨慎乐观，因为事实证明，改革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改革开始的二十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的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既得利益。我们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

我相信，如果这些理念能变成普通大众的理念，变成领导人的理念，中国的改革才不会逆转，我们的社会才有美好的未来！

作者博客：http://zhangweiying.blog.ifeng.com/

（张维迎，知名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周保松：市场、金钱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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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10 13:10:25|浏览129897次|评论73条

每年上政治哲学课，讨论到社会正义问题时，我总爱问学生，你们认为一个人多些钱，是不是就多些自由？很多同学会举手，眼里还有不解，好像说，老师，这还用问啊？有钱，我就可以去旅行，就可以毕业后去外国念书，还可以做许多自己想做的事。我再问，既然如此，穷人是不是较有钱人，少了自由？大家称是。于是我再问，香港连续十八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贫富悬殊却极严重，七百万人口中有过百万活在贫穷线之下。既然如此，这些穷人会不会因为没钱，所以相对地活得不自由？学生开始犹豫，眼里开始有另一重疑惑。

一

有疑惑很正常。一个号称全球最自由的城市却有无数人因贫穷而活得不自由，似乎既讽刺又矛盾。按传统基金会的标准，一个经济体的自由度，主要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如果干预越多，就越不自由，例如有较多的税种和较高的税率，社会福利占政府开支比重较大，较多限制市场的法规（例如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等。香港政府一向以“小政府大市场”自居，所以对于这个十八年第一，总是引以为荣，并常以此为由拒绝正视贫穷问题，因为任何干预都会减少自由。

这是根深蒂固且广为人接受的观点。在英文中，这种观点常被称为libertarianism，有人将它译为“放任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我在本文将其意译为“市场自由主义”，方便讨论。这种观点往往包括以下主张：

（一）政府和市场是对立的，所有政府对市场及私有财产制的干预，都意味着自由的减少。所以一个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才最自由。

（二）自由是宝贵的，是最高的价值。要捍卫自由，就必须捍卫市场——即使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经济不平等和贫穷。

（三）贫穷虽然不好，但贫穷和自由无关，所以不应为了解决贫穷问题而干预市场，例如征收累进税和遗产税，因为这样会牺牲自由。只有在没有政府介入的市场中，穷人和有钱人才可能享有相同的最大程度的自由。

市场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传统中的重要流派，有高远的政治目标，希望每个公民平等的自由受到充分保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主张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将政府功能减到最少，并将资源分配问题交给一个不受政治权力干预且能自然调节的市场体系来处理。这样不仅最有效率，同时最为公正，因为只有市场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个人自由。这种观点，无论是出于政治策略还是道德信念，在今天的中国都得到许多人认同，甚至认为这就是自由主义（或称为右派）的核心理念。

我在下文将质疑这种观点。我质疑的方式，主要通过概念分析来进行。具体点说，我并不反对市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也不反对自由的重要性，但我并不同意它的结论，即市场是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最好的制度。我将从第三点，即贫穷和自由的关系谈起。

二

先给自由下个定义。一个人是自由的，是当他能够免于限制而有机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的时候。换言之，当一个人在公共空间因某些原因被禁止发言，又或因触犯法律而被关进牢里时，不管这些限制的理由为何以及这些理由是否合理，他都在客观上失去了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形象一点说，我们活着的世界就像有一道道的门，自由的多寡，得看有多少道门为我们打开。

现在观察一下我们的生活。每天起来，我们坐地铁上班，要买票才能入闸；中午去快餐店，要付款才能取得食物；下班去超市购物，要结账才能离开。所有这些你想做的，都需要钱。现在设想有一天你突然变得很穷，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同样的你，想去坐地铁却没钱买票，会被铁闸挡在外面；肚子饿了想吃霸王餐，饭店会报警拉人；去超市未付钱就想离开，保安员会阻止你。由此可见，没有钱，你就没有自由做你想做的事，因为如果你坚持做，就会受到外力干预。唯一能令你免去干预的，是钱。也就是说，在大部分情况下，金钱是在市场中我们做这些事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不是没有例外。例如去公共图书馆借书或去郊野公园游玩就不用钱，因为是由政府免费提供。但政府一旦将这些服务私有化，付不起费的人同样会失去使用这些服务的自由。）

以上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在一个以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为主要制度的社会，绝大部分资源和服务均已由特定个体和公司拥有，这些资源和服务都有一个交易价格，如果有人想从原来的拥有者手中取得这些物品，他就必须用钱购买（除非拥有者自愿捐赠）。如果你没钱却想强取，就会违反法律规定的私有财产权，政府就会惩罚你，并限制你的自由。

我们因此明白，没有钱就没有自由，是事实，而不是比喻。当所有东西均已各有所属，且标明价格并受法律保障时，没有钱，我们会寸步难行，处处受阻。钱，像通行证，令我们在商品世界不受限制去做我们想做的事。许多人常说，为了更多自由所以努力赚钱，说的就是这个平常道理。

这个道理说明，市场自由主义声称有钱人和穷人在市场中享有同样的自由，其实并不正确。有钱人较穷人，其实多许多自由。我这里并不否认，在其他方面，市场保障了所有人一些重要的自由，例如自由选择职业。我这里也非主张，政府要均贫富。我只是从概念上指出，财富直接影响人的自由。

三

现在回到市场自由主义的首两个主张。这两个主张背后，有一系列关于自由的想象，我将逐一指出其不足。

第一个想象，是以为政府和市场各不相属，甚至彼此对立，而市场是个没有权力介入，并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自足的自由交易体系。我相信正因为这种想象，许多市场自由主义者才视政府为必要之恶，并努力尽可能令市场绝缘于政治。

但这种想象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市场在国家之中，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一部分。市场的游戏规则，由国家制定，并由它以强制性法律保证其有效运作。私有财产制，以供求决定商品价格及工资水平，极低税率和极少监管，都是制度的结果。中国的开放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是制度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是国家政治意志的产物，而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谁来保证这些制度？政府。没有政府的法律和武力在背后支持，这种制度就不可能稳定维持。

再者，一如其他经济制度，市场同样以特定方式，界定了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并深深影响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命运。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检视市场的道德正当性。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定市场竞争导致的任何结果，都必然公正，因此征税就是劫富济贫。（如果从道德的观点看，未完税前的收入根本就不应全属个人，那何来“劫”？）将市场想象成独立于政治和道德之外的自足领域，是概念混乱。没有价值中立的制度，没有离开国家的市场。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干预，而是要怎样的干预。

第二个想象，是以为任何限制私有财产的政策，都必然导致自由的减少。这似乎很有道理，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当大家目睹私人土地和房屋经常受到政府无理强征强拆的时候，对此体会更深。但很少人会留意，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其实包含了自由和不自由两面。举例说，当一块土地被法律界定为某个人的私产时，它的确增加了拥有者支配和使用这块土地的自由，但却也同时限制了其他非拥有者的自由。如果这些人要强行占用这些土地，例如在上面耕种，政府便会使用武力阻止。我这里并非反对私有产权，而只是从概念上指出，当财产权保障了有产者的自由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限制了无产者的自由，我们不要以为私有财产制之所以可取，是因为它是“不自由的阙如”。

进一步，我们不要简单地以为私有制较公有制，必然更能增加所有人的自由。举例说，市中心有一公园，本属公有财产，许多人喜欢去，政府也不收钱，因此所有市民都有同样使用公园的自由。政府现在将公园卖给某富商，成为其私人产业。富商的自由自然增加了，但市民却从此失去本来有的免费使用公园的自由。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这样的产权转变导致了自由的增加。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当世界的土地和资源全部变成私产后，那些没有能力拥有资产的人，他们在经济领域享有的自由，其实相当有限。

第三个想象，是认为任何的社会再分配，都是对自由的损害。这种想法深入民心，以致许多赞成社会再分配的人也接受这种论述，虽然他们认为为了公平和正义，牺牲一部分自由是值得的。这种想法十分误导。正如前面指出，财富的多寡直接影响自由的多寡，所以财富的分配，同时是自由的分配。当政府通过征税进行财富转移及提供广泛社会福利时，这样虽然限制了纳税者的部分自由，但同时却增加了许多穷人的自由。不少人只看到前者，却见不到后者，因此才认定再分配必然导致自由净值的减少。

一旦了解这点，市场自由主义便须面对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市场竞争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而这差距使得许多穷人享有的自由变得极为有限，那么合理的财富再分配就不仅使得社会更公平，同时也是以一种相对平等的方式来分配自由。也就是说，市场制度不见得能最好地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自由，也不见得必然能令社会总体自由增加。在概念上，财富再分配并不必然等于自由的减少。

四

以上讨论旨在说明，市场和自由的关系，不仅不像市场自由主义所称的那样直接和正面，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问题一旦清楚，我们就可以放下种种简化的意识形态标签，进入实质的讨论：怎样的制度安排，才最能实现平等公民的自由？甚至更具体一点：不同的自由中，哪些最为基本？这些自由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分配？如何一方面善用市场优势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又能避免财富和自由分配的过度不均？

这些都是中国和全球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皆非教条式的市场自由主义可以解决。例如市场竞争必然导致贫富不均。如果政府什么也不做，不提供任何资源满足公民基本需要，许多穷人和弱势群体就会活在饥饿边缘，机会不平等、阶级矛盾和跨代贫穷将随之而来；有钱有势的人更会利用手上的优势垄断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从而导致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及社会不公。当情况越来越严重，人们的不满越来越大，市场自由主义遂会被广泛嘲笑为只懂得为资本家和有钱人服务的意识形态。近年一波又一波的反全球资本主义浪潮，都将矛头指向市场自由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其理在此。这种局面实在不幸，因为这样使得本来很进步的自由主义背负恶名，失去道德感召力。

回到中国语境，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不少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问题真正的根源，是政府对于市场有太多介入，导致权贵资本主义，而出路是走向更彻底的市场化。但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彻底市场化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更合理的做法，也许是逐步完善市场制度，使得竞争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同时重视社会正义，并通过完善税制和社会福利政策，确保所有公民过上安全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当然，要走到这一步，我们不仅需要市场改革，更需要政治改革。

市场自由主义有必要意识到，市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公正和建立美好社会的手段。自由主义如果继续不惜代价地将自己和市场捆绑，并以自由之名反对任何社会分配，结果不但不能回应人民的要求，更会令自己失去批判性进步性。中国自由主义要有生命力，就必须走出这个困局，让人们见到它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不仅是批判政治专制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批判经济和社会不公的重要道德源泉。（此文深受G.A.Cohen的文章“Freedom and Money”启发，文章收在他的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p.166-199.）

作者博客：http://pcchow.blog.ifeng.com/

（周保松，现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任教，研究兴趣为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哲学。著有《走进生命的学问》《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相遇》《政治哲学对话录》等。）

李小鸣：为何“副总统”到场却遭到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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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6 13:58:39|浏览10806次|评论9条

小巨蛋，是台湾最著名的大型室内场馆，宛如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台湾《天下》杂志三十周年的庆祝音乐会，就在这场馆内举办。我因有幸参与这个音乐会的直播合作，有机会穿梭于前台与后台，体历晚会全程。

出乎意外的是，这忙碌、合作的过程，却让我对台湾跟大陆的不同，有了点真切而鲜活的体悟。

《天下》杂志的三十周年庆典，颇有面子，邀来各界名流。且不说龙应台、林怀民这样的文化人，以及施振荣、徐旭东这样的财经大佬，光政界人士就有“副总统”萧万长、“行政院长”吴敦义、民进党党首蔡英文、台北市市长郝龙斌、高雄市长陈菊，等等。马英九没来，但夫人周美青替他到场。

本以为，主持人开场要念一个长长的到场嘉宾名单，至少要念念“各级领导”的名字，可愣是一个不提；接着《天下》杂志发行人殷允芃致辞，也不感谢领导到场，一句话都没有。

那么总会有萧万长之类上台讲两句吧，我好想现场听听台湾政客的演讲，也不枉我这几千里迢迢。

可任凭我心切，伸长了脖子，接下来，除了主办方的简单致辞，除了一个简单的慈善仪式，剩下全是歌星们轮番上场，直到晚会结束。无论是萧万长还是吴敦义、郝龙斌，无论是蔡英文，还是陈菊，一个都不上台，没有一个人去“讲几句”，让我失望透顶。

“副总统”到了，蓝绿阵营都有要员出席，那现场保安一定该特别密集吧？才不然，在媒体工作室边的入口，仅见俩警察晃悠，一男一女，都状态悠闲，也貌似装备整齐，可根本不是双目圆睁，神情严肃的紧张模样。这阵势，连大陆城管都比不过，更别说公安了。

晚会结束，看到《天下》杂志完成的新闻稿，又惊讶得跌眼镜，稿件里头一一列举到场的一长串经济界人士、文化界人士，政界人士里面只提了萧万长和蔡英文，其余的“各级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连个“等同志”的待遇都没混上。

音乐会次日，拜访龙应台基金会，又听说了更多的细节：“总统”夫人虽然被安排到第一排，但位子并非正中；龙应台在第二排落座，“交通部长”还排在她身后；各级领导中，只有郝龙斌有事提前离座，其余都乖乖看完演出。

谈这些细节时，海峡这边的人都觉得难以想象、很不一般，可台湾的朋友都觉得很平常，很一般。

我无法解释这些细节。

在音乐会的后台，李宗盛在采访中谈的一句话与这些细节一起，久久萦绕于脑际——“我觉得在台湾我是当家做主的，我有vote，我有（选）票，我叫你下去吧，你就给我下去……台湾几十年，终于走到这一步！”

作者博客：http://lixiaoming.blog.ifeng.com/

（李小鸣，资深媒体人，曾供职于《南方周末》、凤凰网等，现为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本文荣获第三届“大陆人看台湾，台湾人看大陆”两岸征文佳作奖。）

许小年：城镇化或城镇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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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19 14:05:24|浏览78772次|评论101条

翻开近期的报刊，“城镇化”无疑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行将耗尽之际，“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幽灵笼罩着中国经济。在过剩产能的沉重压力下，企业再也不敢扩张投资规模；各级政府虽然仍在无效项目上浪费资源，财政和银行却已捉襟见肘，难以为继；雪上加霜的是外需疲软。经济增长的前景昏暗得如首都的雾霾，令人看不到希望。

忽然间，地平线上出现一道曙光，城镇化！据说，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四十万亿，相当于2012年GDP的80%；据说，城镇化将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的投资—消费失衡，因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的三倍。忽然间，不必推动改革就可拉动需求了；忽然间，不必触动复杂利益关系即可调整结构了。据说，只要抓住城镇化这一环，中国经济就将以8%的速度至少再增长二十年！

怎么早没想到这招儿呢？是前人太过平庸，还是今人智慧超群？

市场化的结果而非政策工具。

先让我们看看历史吧。读史未必使人聪明，忽视历史却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至今，我们可记得什么时候搞过城镇化的规划？可曾制定过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从来就没有。没有宏伟蓝图，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配套政策，没有资金安排，甚至连试点推广都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率就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53%。即使扣除进城不落户的农民工，城镇化率也达到了35%左右。

城镇化的提高并非来自政府主动的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城乡社会、经济、市场、产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像小孩子的身高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不是家长调控的变量。家长可以提供营养，但不能打鸡血、喂激素，操控孩子的生长过程。同理，政府也不应自己动手，圈地迁人，按图造城，而应该并且只能是营造有利于城镇化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回顾过去的历史，对中国城镇化贡献最大的，当属农业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打破了僵硬的计划体制，长期束缚在故土上的宝贵生产要素——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经过乡村副业和乡镇企业，最终进入了城镇工商业和服务业。

农村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城镇经济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于农业剩余的大幅度增加。古往今来，世界上城市扩张的制约因素都是农业剩余，即农业产出减去维持农村人口自身所需后的剩余。中国明清时期的城市规模小于前代的宋朝，原因就是明末的人口爆炸，在农业生产效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供城市人口消费的粮食减少，导致城市规模的萎缩。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至今的户籍制度，其初衷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限制城镇人口的增长，缓解粮食供应的压力。

农业改革彻底打破城市扩张的这个瓶颈制约因素，“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集体经济的“大锅饭”让位于真正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单位土地产出随之增加，在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城镇的粮食和副食供应问题，为城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农村劳动力变为多余。幸好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了城镇经济改革，快速增长的民营企业及时吸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得益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与收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释放出原材料、能源、机器设备，民营企业由此在市场上获得了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在这个资源从农村到城镇、从国有到民营的重新配置过程中，既没有政府规划，也没有政策扶持和指导。政府做的只是打破计划体制，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无声无息而又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了城镇的经济活动，价格信号指导了城乡资源的流动与组合。这里所说的价格信号不仅指企业投入和产出品的价格，而且包括资本回报率和工人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

在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资源必然流向更有效的地方。企业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力图实现成本最小的投入品组合。这导致投入品的有效利用：追求收入最大化。农民一定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劳动力的有效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重新配置。自利的企业和个人无意中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无意中提高了城镇化的程度。“无心插柳柳成荫”，迄今为止的城镇化是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的结果。政府过去做的和今后应该做的是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或者更现实一点讲，起码不要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制造障碍。

就政府的作用而言，回顾“傻子瓜子”事件是非常有意义的。设想当初若无小平同志的过问，依照地方政府的意见，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名，将民营企业家投入监狱，民营企业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民营企业，进城的农民到哪里去就业呢？那时的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而且没有计划指标，不能擅自雇人。如果没有那时的民企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今天的城镇化率又会是多少呢？改革解放了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企业与人口集中到城镇地区，聚集效应越来越显著，城镇经济的效率进一步提高，而产生聚集效应的，依然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城镇的聚集效应

城镇与农村的区别在于聚集程度。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中，至少可以产生下列几项效应：

一、规模经济效应。企业的总成本中有一部分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厂房、设备、办公楼等。企业的产量越大，分摊到单位产出上的固定成本就越低，产品的平均成本也就越低。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都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由于需要众多的员工，大型企业不可能建在农村，只能设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城镇因此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二、社会分工效应。早在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以现实中的缝针生产为例，说明专业化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如果将缝针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下料、成型、磨尖、钻孔、抛光等几道工序，和一个工人从事所有的加工相比，每人只负责一道工序，可增加产量数十倍。在长期的专业化工作中，技工积累了知识，不断改进操作技巧，其效率远远超过样样都干而无一精通的多面手。不仅如此，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为简单的工序有利于机器的应用。制造能够完成所有工序的机器，不仅设计难度大，而且成本也会很高，但在单个操作工序上实现机械化就容易得多。如同企业内部的分工，社会上企业之间的分工也可带来效率的提高。

不言而喻，企业内部分工以工人聚集在工厂为前提，而社会上的专业化分工则需要工厂在某一地区内的聚集。毫不奇怪，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工厂诞生在城市，城市的扩张又为更大规模企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三、节省交易成本。人口和企业的聚集缩短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距离，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汇集和传递的速度在城镇地区大大加快，便利了社会的分工与协作，企业更容易发现协作厂家、客户以及所需要的资源与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也更容易找到有效的用途，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

四、技术溢出效应。企业与人口的聚集有助于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模仿与扩散，经济学中统称为“广义的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东南沿海，可以看到相似产品和企业扎堆集中在某些区域，形成“打火机之乡”、“皮具之乡”、“电器之乡”等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就是溢出效应的具体体现。

五、启发和激发创新。人多了聚在一起，为思想的碰撞创造了机会，在相互启发和激发中产生新想法、新主意，产生创新的最初火花。创新的三要素为思想、研发和融资，分别对应高校、企业和投资基金。这三个创新的主体也聚集在城市。三者之间的密切交流与频繁互动是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城市因此成了创新的基地和创新企业的摇篮。

我们再次强调，实现聚集效应的主体是企业和城乡居民，而不是政府官员。因为官员没有积极性，也不可能掌握这么详尽的信息，他们不知道哪些企业具有规模效益，不知道企业之间应该怎样分工和协作，不知道哪些企业需要什么资源才能创新成功；他们也不知道农民进城后到哪里工作才能安居乐业。这些效应是企业与个人在自身利益驱使下，由价格信号指导，经历无数次试错，通过市场上自愿交易而实现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需求和技术的不断变动，今天的资源最优组合和最佳聚集效应到明天就可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了。企业和个人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不断地调整资源组合与博弈策略，这些实时并且往往是随机的调整更不是官员所能预见和操作的。硬要规划不可预见的未来，结果只能是空话和废话。

这当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的职责是：1.放松管制，减少干预，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2.公正执法，保障市场自愿交易的顺利进行；3.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围绕这三项职能，我们简要讨论几个和城镇化相关的改革问题。

若干具体的改革

一、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由此而产生的公共设施与服务的投资需求，通过财政改革解决，不能以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为名，继续保持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的流动。

二、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从确认农民土地权利入手，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取消剥夺农民的征地环节，废除“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打破政府垄断，建立个人、集体、法人和政府多方参与的土地一级市场。这项改革不仅可增加土地供应，降低城镇房价，有助于城镇职工安家，而且将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益从政府转移到农民手中，使他们有可能在城里租房、买房，进入并且真正融入城镇的经济与社会。目前已有一些地方进行了改革试点，要想在全国范围推广，就必须平衡已经相当紧张的地方财政，否则就有可能因土地收入的减少而引发地方性的财政危机。

三、以节流和强化民众监督为主，平衡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财政改革的重点不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钱，而是政府和民众如何分钱，民众如何监督政府花钱。地方财政日益依赖土地收入，主要原因不是收入减少，而是支出膨胀乃至失控。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并没有减少，但支出特别是投资和人员薪金的支出急剧增加，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大致而言，预算内收入仅够养人，投资主要靠卖地收入。若不削减开支，强化对开支的监督和制衡，再开发多少财源也不够用，况且开源势必增加企业和民众负担。

四、减少和解除管制，取消对资源自由流动的行政性限制。一方面，放松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机构可根据收益和风险平衡的原则，自行参与城镇化建设，政府以利息补贴等方式适当引导；另一方面，开放服务业和国有垄断行业，允许资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入，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

五、广泛吸收各种民间资金，在政府的主持下，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例如，低成本医院、中小学校、城市街道和公交，以及少量的廉租房。未来城镇民众的居住主要靠市场解决，而无法将希望寄托在政府大包大揽的保障房上。政府既无足够的资金和管理能力，也不可能预见人口流动的方向和聚集地点。保障房很可能建成没人住，而有人愿意去住的，又可能在行政性分配过程中产生大量寻租腐败。不要用新加坡或香港的情况作为保障房方案依据，几百万人和上亿人的住房供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除了规模小、管理难度低，廉洁的政府也是新、港模式的必要条件。对此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六、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停止按行政级别分配公共资源，避免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超大城市。人口向首都等大城市集中的一个原因是优惠的公共资源，例如学校和医院。

七、探索新型的城市治理方式和管理体制，新体制的核心是市民广泛而积极的参与，以及行政管理的公开和透明。没有民众的监督与制衡，地方财政预算难以平衡，官员腐败和环境污染等社会公害就是不治之症。在新型的城市治理机制下，政府的职能不再是经济建设，而应转向以提供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为主。

资源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形成城镇，城镇聚集效应在市场上得到实现，或许用“城市化”这个词能够比“城镇化”更好地表达笔者想要传递的信息。城市由“城”和“市”组成，“市”为效率的源泉和增长的动力，“城”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当然，反过来“城”也促进“市”的扩大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市”的主角是企业和个人，政府仅仅是“城”的守夜人。只讲“城”不讲“市”，就抽掉了城镇化的精髓。依靠没有“市”的“城”维持经济增长，那是将城镇神化，一个美好却无法实现的城镇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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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李吉明：中国教育应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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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3 00:16:46|浏览783190次|评论1117条

昨晚，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访问学者石毓智在武大作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的讲座，批判当今的中国教育就是“死要面子”，老师、家长、学校对学生的期许霸占了一切，最佳的代表语就是：“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日学校以我为荣。”（2011年12月22日《武汉晚报》）

应该说，石毓智“死要面子”的论述直接揭示出了中国教育的弊病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个“死要面子”，才让原本是多彩的、幸福的、完整的教育走进了功利主义的怪圈，将学校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生产车间，将教师变成了工人，将学生变成了产品甚至是道具。然而对于踉跄而行、饱受诟病的中国教育来说，除了这个“死要面子”以外，“死不要脸”现象更值得重视。

现象一：为了脸面使劲折腾，结果却丢了脸面。总是害怕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总是担心别人说改革的力度不够大，于是便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折腾中，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形式主义。在这期间，基层的教育工作在声名远播的“洋思经验”到成效卓著的“杜郎口”模式、从蔡林森的高效课堂到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从“探究性学习”到“有效教学”、从“特色课堂”到“五分钟课堂”、从“分槽喂养”到小组合作学习等等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学习与借鉴中，陷入了“丢了鞋子找不着路子”的困窘与尴尬。而当我们深入到学校的课堂教学实际去看时，却发现教师还是那些教师，学生还是那些学生，课堂还是那个课堂；唯一不同的是，教师越来越不像教师，学生越来越不像学生，课堂也越来越不像课堂了。

现象二：打着学术的旗号搞诈骗，没钱难道就不是好教师？教育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本无关科研。可某些地方却偏偏出台了诸多规定，比如评高级教师或者教授等必须要有发表的论文或者成果。于是教师们胡乱拼凑、抄袭摘录，各学术刊物也趁火打劫，规定可以在其刊物上发表文章，但发表人必须出版面费，金额从400元到几万元不等。无论你的论文写得如何，也不管你的作品是否原创，只要有关系加有钱，就可以照登不误。而到了职称评审时，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够条件”教师，又遭遇“必须得有淘汰”的评审规则。既然谁有关系、谁送礼就让谁过关，谁无人无钱就被刷掉，那么不跑不送岂不成了不明事理的傻蛋了？

现象三：掩人耳目玩“猫腻”，教师为何不如“妓女”？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的教育者，说，“我们没有理由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既不为人师表又不教书育人，只是在教育岗位上发自己的财”。一边是从国家到地方有关部门的禁令不断、雷声震天，一边是教师对治理教育乱收费进行公然反抗、“补课”热火朝天，而且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让学生、家长签字证明自己是自愿的；明明是教师组织学生集体预订的教辅资料，到头来学生不得不说是自己在大街或书店里买的。而到学校评价教师时，学生又被打了招呼：“测评的时候给老师打分高点啊！”；为了评个班长，家长有时候要破点血本；中考或高考时，老师更是“关爱”有加，不是积极传授作弊的诀窍，就是动用所有关系争取指标；学生好歹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捞得了一个大学生的名分，却苦于工作无着落不得不浪荡街头……

现象四：拿着文件规定当作为，相关部门为何心明眼瞎？关于减负的问题，教育部二十多年连续下发了三十多个文件依然未能“减”下来，许多教育主管部门对补课与乱收费的现象往往是或一罚了之，或避重就轻，或干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放任自流，甚至就连教育厅门前的学校补课也没有人查没有人问，这难道不是“补课之风仍然强劲、学生负担愈减愈重”的根源所在吗？可中国的教育管理特色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不告官不究”，如此“心明眼瞎”的管理特色，何以能杜绝“鼠儿在猫须子底下玩把戏”的闹剧与丑闻不断上演？

现象五：校长队伍乱象丛生，领跑教育者啥德行？在这个“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的时代里，笔者不敢说所有的校长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但放眼中国的基础教育，笔者敢问：有几个校长是具有学者风度、专家水准、大家风范的？有几个校长是真正有品行有学识且一心一意想把教育办好的人？校长的任命有几个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通过请客送礼、现金交易获得校长宝座的？他们除了会场、酒场、关系场，平常都在忙些什么？他们除了追求个人权力和利益，还有更高远的追求吗？更为可笑的是，有些校长把自己看作是学校的权威、权贵的象征，甚至把学生能和自己“共进晚餐”作为对学生天大的恩赐——无怪乎不少教师已经沦陷了师德，出现拉关系、搞斗争的龌龊；无怪乎现今学生“拼爹”成风、以“官”为荣，教育事业由这些“死不要脸”的人来统领，岂能不蝇营狗苟、污浊不堪？

现象六：把学生当道具，中国人的“奴性”咋炼成？为了应付上级领导的卫生大检查，学校赶紧发动全校师生大扫除；为迎接某一级重点中学验收，要求学生捐出几本书给学校图书馆以充数；为对付减负工作领导小组的督查，教务处立马将六天的日程表改成五天的，并责令班主任要求学生用统一的口径回答督查组的提问；再就是为取悦台上领导，教学生三番五次练习鼓掌，哪怕学生一百个不情愿，哪怕手掌鼓得又红又疼也在所不惜。如此这般下来，奴性因子岂能不深深植根于学生年幼的心中，岂能不从小就练就一身曲己阿人、奉承拍马的本领？按照鲁迅先生的逻辑，这种做戏又与俄国的“虚无党”大不同，人家的是“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是——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这样的教育与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观相距何啻霄壤！

一方面是“死要面子”的虚华与浮躁，一方面是“死不要脸”的无畏和无耻。这样的教育哪里还有灵魂和真谛？又如何能够撑起中国的明天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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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明，致力于教育发展研究，曾著长篇小说《教误》，短篇小说《激情无罪》《残雪》等。）

杨佩昌：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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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12 01:23:58|浏览488980次|评论297条

2010年夏天，我带领一个企业家代表团前往慕尼黑理工大学访问，参加该校主办的企业精细化管理培训。虽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访问中出现的一段对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刚走到大楼门口，一位企业家突然问：“这是大学吗？”我回答：“为什么不是？门口不是有牌子吗？”这位企业家以不信任的口吻反问：“既然是大学，怎么没有看到围墙和门卫？”我回答：“国外的大学都没有围墙和门卫。”他似乎在自言自语道：“没有围墙和门卫，那还是大学？万一有坏人进大学怎么办？”他的问题令我实在无法回答。

一次，陪同一位学者访问德国洪堡大学并与校方会谈，他提出了几个问题：“你们大学没有围墙和门卫，万一有闲杂人员进来怎么办？你们的安全措施是怎么落实的？如果非本校学生进来蹭课听，占用本校教学资源怎么办？”校方回答：“我们不理解什么是闲杂人员，任何人都有权来大学参观、访问、听课。当然，没有注册的学生不能参加考试，也拿不到毕业证书。至于安全措施，有警方来负责，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生过大的暴力案件。至于外校学生或其他人来听课，我们都欢迎。我们也无权拒绝任何人来大学听课，因为他们是纳税人。”这位学者继续问：“外国人并不在德国纳税，也可以来听课吗？”校方回答：“当然可以，只要你有时间，有兴趣。”问：“为什么？”校方回答：“我们欢迎各种形式的交流和访问。”

今年一月初，与一位朋友访问母校德国莱比锡大学，我建议这位朋友去参观美轮美奂的大学图书馆。走进图书馆，这位朋友马上感叹：“你们大学图书馆这么大、这么漂亮？这在国内不多见。”我回答：“德国大学图书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图书馆的自习室很宽敞，尽管学生很多，但不用占座位，而且还有单间的自习室。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看书。他不相信地问：“我们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也没有证件，能进去看吗？”我告诉他，只管进去，没有人问你的，更没有人阻拦。他走了进去，并没有人询问他是否有学生证。当然，没有借书证，无法把书借出来。如果有感兴趣的书，可以当场复印，不过，复印需要掏钱。

德国大学的教授待遇很高，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没有任何问题。一般而言，大学教授的工资相当于政府机关的局级公务员，而且多数教授还有秘书、助理等。记得我当年在德国留学的时候，第一次课上的是欧洲法。高大的教授戴着耳麦，讲课时在台上走来走去，还放着投影仪。突然，他说了一句：“抱歉，我忘记带胶片了，一会儿我的秘书就送过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疑惑地问旁边的德国同学：“教授也有秘书？”同学回答：“一般教授都有秘书，有的是单独的，有的是几个人共用一个秘书。”德国学生反问：“你们中国的教授没有秘书？”我告诉他：“在我们国家，可能只有非常著名的教授才有秘书。秘书是领导的专利，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位同学说：“我们这里恰好相反，只有非常高级别的官员才有秘书，一般的公务员都没有。”没过几分钟，一位女士风风火火地跑进课堂，把胶片递给教授，我才确信刚才没有听错。

与德国大学相比，国内大学不仅有围墙，还有威武的门卫。以北京大学为例，每个学生进入大学必须向门卫出示证件，而图书馆更是严格：没有本校的学生证根本就进不去。大学是全体纳税人供养的，出资人反而没有权利借阅图书，也不太容易去旁听大学课程。这对德国人而言，简直是不可理喻。莫非是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了？竟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令人纳闷的是，不少中国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尤其是大学领导都出国进修或留学过，他们应该了解国外大学对外开放的程度。他们起码知道，国外的大学没有围墙，没有门卫，任何人都可以进课堂听课、进图书馆阅览，不管你是不是本校学生。大学如果自我封闭起来，还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岂不是天方夜谭？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认为不合理，去表达抗议。

一所大学要成为一流大学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开放的心胸是起码的基本条件。狭隘地把自己隔绝起来，培养出来的学生要么高高在上，要么性格孤僻。尽管学到了很多知识，但大多脱离社会现实，这就是不少企业感叹大学生眼高手低、缺乏实际能力的原因。这些人到了官场上，会把在大学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带到工作岗位上，养成高高在上和孤芳自赏的习惯，甚至反过来欺压当初出资培养他们的纳税人。

因此，如果大学对纳税人不感恩，何以要求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感恩于纳税人？中国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首先应当拆掉围墙，取消门卫，让纳税人能自由进来听课、借阅图书，同时大幅度提供教师待遇，让普通的教授也能请得起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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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昌，留德学者，经济史博士，著有《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德国式领导力》《欧洲顶级大学传奇》等。）

单士兵：教师为何过着“挣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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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30 00:21:09|浏览376310次|评论479条

有一份深深愧疚，多年来深植我心。每次触碰，都有一种难言隐痛。那是十年前，我是一名高中教师。有一天，在上完一节语文课之后，我轻轻放下教鞭，走出教室，走出校门，再也没有回头。

从那以后，我成为一名记者，辗转于中国很多城市。有无数个夜晚，我都想做一件事，那就是再回到那个教室，对着那群天真的学生，深深地鞠躬，真诚地说句“对不起”。人生很多事，都回不去了。这辈子，我的职业人生，注定永远背负着这份深重的愧疚。

现在，我也想说，在离开校园之前，我在经历着一段挣扎的人生。家境贫困，母亲生病，工资单薄，精神困顿，让我当时怀着痛苦与愧疚，告别校园，投入收入稍高的媒体。这十年，每到教师节，我都会在报纸上写文章，希望有更多人去体察中国教师的尊严与权利，关注他们的人生和命运，希望他们告别那种“挣扎的人生”。

“挣扎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呢？不久前，发生在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的高三班主任自杀事件，在我看来，就是最具普适性质的标本。未满三十岁的教师赵鹏，在收到当月1450元工资这一天，选择服毒自杀。这份工资，就是他当月所有收入。在他留下的遗书中，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和不到两岁的孩子。

“活着实在太累了，天天这样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所领的工资只能月光。我决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里”，在遗书里，赵鹏这样写道。这位年轻的高三班主任到底有多累？早上五点四十分，他得醒来，赶到学校与学生一起跑操，晚上到十点左右，他才能回家。每个月，学生放假休息一天。这一天，老师得用来批改月考的试卷。这种“格式化”的生存，让很多老师感叹，“我们的工作就是生活的全部，吃饭睡觉都是为了工作”。

这是赵鹏的人生，也完全就是我十年前生活的翻版。在中国，没有做过教师的人，很难懂得教师拥有的竟然是那样逼仄的人生空间，包括现实的，也包括精神的。许多年来，当教师待遇差被无数次呼喊到了让人麻木空洞的时候，人们慢慢开始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今天教师已经拥有体面的收入了；在教育腐败一次次触目惊心地展示在公众面前之后，教师却慢慢成为这背后体制积弊与权力失范的替罪羊了。

没有做过教师的人，有时是不适合谈教育的。当我们感叹这一代“听话的学生”失去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背后站着的其实同样是一代“听话的教师”。许多年来，对师德过度开发，对教师权利过多掠夺，让教师背负无限责任，渐渐已经改造了这代教师的人格，让他们离真正的现代公民越来越远，而是守在那四角天空里，想象外面世界的精彩，却又没有能力与勇气，走出去呼吸更加开放的空气。

于是，中国教师就这样过着“挣扎的人生”。他们抱怨，他们敏感，他们自尊。这些年，我只要与还在做教师的大学同学以及旧同事聊天，就一定会听到他们在诉苦，在喊累；我曾撰写过许多篇褒扬教师的文章，但哪怕极尽理性批评一个所谓的“禽兽教师”，在网上也一定会招致很多教师反驳甚至是辱骂。今天的中国教师，绝不止是在艰难的现实生存中挣扎，更多还是在精神空乏与理想缺失之中，让疲乏脆弱的灵魂找不到出口。

“当过去不再照亮将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法国人托克维尔曾这样说。十年前，我就曾耳闻目睹太多教育权力对学生的无耻掠夺，以及对教师的种种尊严伤害。直到今天，我绝对自信，我是当时最受学生喜欢的个性教师。而个性的最大体现，也不过就是敢讲几句真话，敢于对教育权力说不，敢于批评相关教育制度。在中国，挑战权力与体制的结局，往往就是被孤立，被不容。所幸我那时因为写过一些文章，被一些媒体接纳。而更多教师长年机械地照本宣科，已经失去到其他行业谋求更好人生的能力了。于是，只能在生存艰难、精神困厄、权力控制的多重挤压中，无处遁逃，几近窒息。

在今年高考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不希望一个高三班主任的非正常死亡给广大考生带来心灵冲击。但是，一个生命死亡的代价，却又足以使我们看到这一代教师的人生困境。没有健康的教师，哪有健康的学生？没有健康的教育，当然也就不会有健康的教师。那么，面对中国教师“挣扎的人生”，现在也同样到了最迫切的时候，去反思到底为什么要把教师人格改造到远离独立与自由，让他们无法成长为有民主与法治精神的现代公民，来捍卫自身的休息权、健康权；让他们无法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去拥有自己应有的待遇与福利了。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5942914.html

（单士兵，媒体人，专栏作者。）

冉云飞：用“爱”扼杀孩子人生幸福的中国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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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8 11:07:57|浏览45625次|评论31条

十三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教育父母》，批评一群父母为了孩子中考，阻止救助一位急危老人，导致其撒手人寰的事（1999年6月25日新闻《大连中考家长阻断交通六旬老人撒手人寰》）。今年一位湖南主持人钟山主持的《高考天问》的视频在网络被疯转，为了不影响孩子高考，一些父母所做的事：毒死一池青蛙、父母给监考老师下跪、母亲隐瞒父亲死讯……这些在我看来没有一件是令人感动的，就像主持人所说：“钟山我看到的是人性的扭曲，没有人情，没有亲情的癫狂与痴迷。”可是竟然有不少中国人认为这些父母做得对，令人感动，这得有多么颠倒人性才能视此为正常。

在这里我不准备讨论高考公平与否及其重要性，我只想和朋友们谈谈要怎样做一个父母才算合格。孩子生下来，马上弃掉，或者由于不负责而早夭，如2012年6月30日新闻报道“五岁女儿因尿床遭二十四岁母亲殴打昏迷两日后送医身亡”，自然不是合格的父母，甚至是犯罪。把孩子养大，让孩子吃饱穿暖，努力让孩子受教育——当然很多父母还没有能力知道这教育暗含不少毒素——这固然已经很不容易。但这是不是就算合格了呢？我觉得还有讨论的余地。那么，我就以2012年6月29日的新闻《女子自由恋爱被父母强送精神病院剥光接受检查》来谈一谈。

报道中的女子陈丹的父母显然做了一些父母都未能做到的事情，比如把她健康地养大，让她能够大学毕业，并最终成为一名工程师。但她父母对其情感的干涉和伤害却由来已久，十二年前女儿读大学时与男友相恋，父母偷看陈丹的日记后发觉此事，就到学校找辅导员，破口大骂其男友，弄得满城风雨，让其美好的恋爱破产。偷看日记，窥人隐私，其不道德已是昭彰之事。可是没有多少父母觉得这是个不小的德行污点。破坏自由恋爱，不用为人父母的人生经验来进行利弊分析，不理性和悦地与女儿探讨取舍，却专制地主宰他人的情感生活，还侮辱其男友，弄得满城风雨，对双方的自尊心都是极大的伤害。父母作为成年人，连尊重他人选择的基本德行都缺乏，这样的父母不合格是显然的。

十二年后陈丹再次自由恋爱，父母干涉其情感生活的粗暴做法却没有丝毫的减弱，反而变本加厉。这次父母邀约四个陈丹不认识的人，当着男友的面将陈丹强行挟持进精神病院，硬说其有精神病，需要收治。幸好她配合院方，最终专家鉴定其没有精神病而出院。陈丹出来后，正在准备起诉父母和医院各方。陈丹的父母，如果说第一次阻止她谈恋爱是小恶，而这次则公然侵犯她的人身自由，涉嫌用绑架的方式来伤害女儿，这样的父母和前面殴打五岁女儿而致其死亡的母亲，同样是犯罪。但问题在于，这些人都还有一个借口：我是因为爱你。这样充满暴力充满伤害的爱何其多也。按照道理讲，在中国有自由堕胎的权利，那么孩子要生下来，完全是父母做主。不说别的，孩子生出来，你不好好养育他，对他就是一份天然的亏欠，何况你还有意伤害他的选择自由和人身自由。可是在许多父母的眼中，子女就是自己的私产和还债机器，他们把辛苦养大子女当作一种十足的利益交换。如此充满赤裸裸利益的家庭关系，怎么能是一种健康和善的家庭关系？

如果说像陈丹父母这样极端的例子，还不足以说明不少国人何以不配做父母的话，那么我们再从许多细节来观察，看看国人为人父母者问题有多么普遍。以为努力给子女挣钱，并且将其送到好学校乃至到国外，就算是爱子女，却不愿花一点时间仔细聆听、耐心对待他们的诉求、一以贯之地关心其所关心的事。对照美国电影《我是山姆》里的山姆，我们便不难看到我们不少人为人父母是多么不称职。我们在不择手段、变态成功学的引诱下，把自己在生活中的不安全感悉数转嫁给子女，把社会上的残酷竞争放大，只考虑子女出人头地，最终给孩子带来了一系列难以避免的心理负担和隐藏的性格缺陷。甚至埋下许多暂时不为人知的身心疾患，从而最终用“爱”来扼杀了他们的人生幸福。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社会里可谓不胜枚举。

众所周知，如今的学校教育问题多多，但有多少父母愿花时间在子女身上，并尽力给孩子以正能量的影响，用好的价值观来影响他，培养其正直之人格？前述那些为了孩子考试不惜手段的家长，能教育出像样的孩子吗？对此我充满怀疑。好的言教之影响做不到，持之以恒的得体身教就更是付诸阙如。自己对上点头哈腰，对下傲慢无礼，却教孩子要做个正直的人；自己打麻将，却命令子女做作业；孩子在学校受了不正当的伤害，却不敢为自己的孩子申诉权利。这样的父母何其多也！这样的父母怎么可能是合格的父母？很多父母口口声声地说爱孩子，却不愿为自由而有趣的生活做分毫努力，把不自由的生活不负责任地代代相传，甘愿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样的父母能是合格的吗？

如果要我举百年来真正热爱自己孩子的父母，那我愿举梁启超夫妇。特别是梁启超先生花在他九个孩子身上的精力和心血，堪称为人父的楷模。九个孩子除英年早逝的梁思忠外，其余八位个个成才，还有三位是院士，在做人做事上，他们都堪称能得梁家风范。其实最令我感动的是，梁启超先生通过四百多封家信（参见《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四百余封家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在字里行间充盈着爱的亲情。梁启超先生想孩子之想，从他们的身体心理和兴趣爱好出发，为他们的选择指引航向，为他们的成功加油，为他们的挫折带来切实的分析和莫大的心理安慰，没有任何不得体的强加。没有合格的父母，哪有合格的子女和公民？没有合格的子女和公民，哪有真正健康的社会和自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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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作家，任职于《四川文学》，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等。）

雷颐：“苦难”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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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7 08:24:57|浏览458238次|评论662条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类道德堕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遗忘，即回归的不存在：“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当国家想掩盖一种罪行的时候，无论多么深重的罪恶，都极易被“集体遗忘”，因为“遗忘”是人类最无可救药的天性之一。

的确，人类总想摆脱历史的重负而轻松自在。但是，当摆脱一切历史记忆之后，“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而这些抽象字符背后所凝缩的生离死别、血泪生命，则是后人所难以体会的。

一

近年不时读到一些有关“知青”的回忆或叙事，其中不少总使我心头不禁微微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时间，一桩并非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决非扑朔迷离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历史事件，而且这千百万“当事人”现在还都“正当年”的时候，这幅历史图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甚至遗忘了。

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上山下乡运动，在近十年的历史中把数千万青年从城市“赶”到农村，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在当时，这无疑是不得不为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出路的出路”。因为“文革”的巨大浩劫使当时的经济已濒于崩溃，根本无法容纳这些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虽然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此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被迫到农村去的，甚至连选择插队地点的自由都几乎没有。这种强制性政策异乎寻常的严厉，反对、抵触就是“破坏伟大战略部署”，罪可入狱；若“情节特别严重”，甚至有杀身之祸。对涉及自己终身命运的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丝毫发言权。人，对自己人生道路最基本的选择权就这样被残酷地彻底剥夺。因此，这也是当时政治上专制到极点的体现。这一“运动”改变了无数青年本应光明顺直的人生道路，牵涉千家万户，造成的人间悲剧难以胜数……只有根据这方方面面具体的历史内容，而不是根据某些自欺欺人的“说法”将具体的历史事实、内容抽空，才能对这一运动做出正准的定位与评价，才可能使人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警惕悲剧的重演。

然而现在不少文章却都“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热烈地讴歌当年的所谓“理想”、“火热的场面”，大谈“青春无悔”、“青春的梦想”……其实，离城前诸如手捧“红宝书”在领袖像前宣誓、表决心的“火热场面”都是精心安排的，更多的是亲人间生离死别般哭成一片。而且也并非后来回城时才你争我抢，开始，每届毕业下乡前还都有百分之几的留城或参军名额，为争这微乎其微的名额就已经达到不择手段的白热化程度。当然，只有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才有争斗的资格。后来为了“好做工作”，除少数参军者外干脆“一片红”，一锅端全下乡。下乡后，生活十分艰苦，精神普遍空虚苦闷，回城的争斗当然更加残酷，一些女知青甚至惨遭权势者凌辱。凡此种种，简直不堪回首。这不是青春的梦想，而是青春的梦魇。

然而重要的是，“梦魇”如何变成“梦想”了呢？

当这场梦魇刚刚结束时，“知青文学”勃兴，从文学的角度看或还稚嫩粗糙，但却真诚，并且几乎都可当作信史来读，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都是其中代表。恕我多说一句，其实被称作“回乡青年”的广大农村青年命运更加坎坷，更值得详细描写，但他们更无“话语权”，除了路遥的经典之作《人生》，有关他们的小说确实少而又少。然而外在环境几经变化，“文革/知青”严酷面的表现受到的障碍越来越大，“文革/知青”纯情面的表现却畅通无阻；随着时光流逝，这些更加速了对严酷的遗忘、加强了对纯情的记忆，乡亲的淳朴、美丽的大自然、知青间生活中的互助……这些当然是永远使人感怀的美好事物。但一批批媚上又媚俗的出版物精明巧妙地利用此点，以此大大稀释甚至取代了更为本质的严酷的现实，终于营造出符合某种要求，且使后来者容易信以为真的“美丽的梦想”氛围。一些成功者得意于自己的“劫后辉煌”，全不在意这种成功是以千百万同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多数知青经过种种斗争才得以返城，此时已老大不小，城市已无他们的位置。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许多人因与弟妹共挤一房而矛盾重重……最后，又早早下岗。然而，现在少数所谓“劫后辉煌者”的历史正在取代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形成有关历史的“主流话语”。整整一代人的苦难，全都化为乌有，全都白白浪费……那些自鸣得意的“辉煌者”，实际是在拍卖苦难。对多数“知青”来说，根本谈不上“青春无悔”，因为只有自己主动选择之事才足以言悔或不悔；对不能不选的“选择”，何悔之有？

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不同认识，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近在眼前的当代史尚且如此，那千百年前的古代史又如何说得清，道得白？这样，我们不能不追问：历史是什么？以“求真”为鹄的史学的根基何在，这“真”果真是求得到的吗？那么，真、假、善、恶在历史中还有区别吗？再进一步说，史学家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倘谓“历史”本无真实，全凭各自心造，那我只能说，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老鬼的《血色黄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李晶、李盈姐妹的《沉雪》，等等，“文学性”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令人敬佩的“良心”之作，愿其久久为人珍视。

二

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学科规范、学术要求是“无徵不立”。所谓“徵”，主要是历史文献，没有文献，便没有依据。所以，任何事件、人物、社会运动、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献，才能进入“历史”，才能成为“历史”。如果没有成为文献，这些事件、人物、运动、生活在“历史”上便不留痕迹，等于没有发生，等于不曾存在。就这一点来说，历史是残酷的，也是势利的。因为它记录下的通篇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芸芸众生”则很难进入历史。因为“引车卖浆者流”原本就不会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真实生活很难被记录，即便偶有成文者，也难以被刊载，无法成为“文献”。然而“社会生活”却正是由这些不被记录、数也数不清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组成的。而且，实际生活中更多、更普遍的“生活场景”没有也很难有文献记录，所以仅有文献资料远远不够。因此，写出真实的经历，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是每个“过来人”的责任。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不被历史记述，无法被历史表现，所有这些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那段生活一起被人忘却。当真正的生活被忘却时，一种虚假的“过去”便乘虚而入。有人出于种种目的，虚构关于那段历史的“光荣”、“崇高”，以“激情”、“峥嵘”来概括那一段浩劫，甚至以历经“苦难”后的个人的所谓“成功”、“辉煌”，来为苦难本身、苦难的制造者涂抹一番，甚至歌功颂德。

“通过苦难，走向欢乐。”这是西方乐圣贝多芬的名言。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中国先哲孟子的名言。

古今中外，关于“苦难”的种种格言举不胜举，数不胜数。因为“苦难”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效力，凡能经过它的磨难而未被压垮者，往往或更坚强，或更成熟，或更沉毅，或更能干，或更勇敢，或更纯粹，或更高尚……所以与避害趋利的人类一般本性相反，一些优秀分子甚至因此产生一种苦难崇拜，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真正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在不少宗教中，都有“苦行僧”以自虐作为修炼的手段和虔信的证明。有人说这种“苦难崇拜”是种变态，这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无论如何更应该承认“苦难崇拜”毕竟是一种伟大，是一种崇高。人们无权、也不应当责备芸芸众生的避害趋利；但同样无权、也更不应当嘲讽少数勇者的“自讨苦吃”。二者相较，“苦难崇拜”毕竟更为难得，因而更值得珍视。

这种“苦难崇拜”在俄罗斯文学中表现得最为丰富。《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坚持睡带钉的床板，以磨炼自己的意志。《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性，毅然决然跨进“痛苦之门”永不反悔。自觉自愿迎着暴风雪，走向茫茫的西伯利亚，甚至成为俄罗斯精神的象征。

不过，他们虽然“崇拜苦难”，但崇拜的是“受难者”而不是苦难的制造者。他们更不会因为“苦难”使人“百炼成钢”而昏头昏脑、卑躬屈膝地向沙皇、沙皇制度这类“苦难制造者”大唱赞歌、曲意逢迎。同样，中国的“革命前辈”也以爬雪山、过草地、钉竹签等等自豪。正是在这炼狱般的考验中，他们成为“一代风流”。但他们在怀念、讴歌那一段岁月和经历的时候，决不会以这种辉煌来美化、颂扬长征的“围剿”者、“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大军及监狱的打手和狱卒。

因为他们“崇拜苦难”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使人对此永远保持警惕，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不是为了牟利而“拍卖苦难”。

只有为了“拍卖苦难”，才会不顾事实、不顾逻辑、利令智昏地歪曲历史，置千百万“知青”曾有过的悲惨遭遇、被践踏的青春、无数家的悲欢离合于不顾，费尽心机地以受难者历经磨炼后的辉煌来为苦难制造者涂脂抹粉、百般辩解、洗刷罪恶、无耻献媚，使人们忘记苦难、忘记苦难的制造者，从而为自己获得一张拍卖执照。好一两两、一斤斤、一篇篇、一本本、一集集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把“苦难”当作流行来拍卖。既显示了自己的所谓“辉煌”，又牟取了实实在在的厚利。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亵渎了苦难，背叛、亵渎了历史，背叛、亵渎了千百万受难者，也背叛、亵渎了自己。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贱卖。

这里，不能不使人想起邓拓先生当年所说的要“专治‘健忘症’”，确实大有远见，大有深意。为了与“遗忘”做斗争，他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

为了死者，更是为了生者，请记住人类、国家、民族和自己的苦难与罪过……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5428078.html

（雷颐，中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雷颐自选集》《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

崔卫平：我稻田里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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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9 15:46:31|浏览489509次|评论147条

2003年面世的这部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将镜头对准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最大的审查中心“S-21集中营”，其全称为“第21号保安监狱”。1975年到1979年时期，这里至少关押了14000到15000名囚犯（有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最后幸存的只有六七个人，称其为“灭绝营”一点也不过分。

此地并不拥有高效率的现代杀人工具，能够将人整批地处死，如同纳粹集中营里的毒气室。在经受了不同阶段的酷刑逼迫之后，囚犯们被木棒、铁棒、铁锹、镐、弯刀这些最简单、最原始的工具杀死，它们原来主要是劳动工具，连一粒子弹的代价都不付。将这么多人一个一个从后脑勺敲死，或用镰刀割断喉咙，这真是一桩令人难以想象的浩瀚工程。囚犯中也有一些人因为饥饿、疾病或者抽血过度等而死亡。

活下来的人数如此之少，年轻的导演只找到了他们其中的两位。因此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特色在于，不是众多幸存者，而是当年的看守来到镜头面前，成为影片中主要“出镜者”。他们一共有八九位重返旧地（超过整个活下来的人数），来到如今已经成为大屠杀纪念馆的场所，对着镜头讲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想法”。那些长眠于地下冤屈的人们不再开口，我们只能通过看守们的讲述，来想象和感受冤魂们痛苦的身影。

影片导演潘礼德1964年出生，十一岁时与家人一起被投入集中营，十五岁时逃出，经由泰国到了巴黎，考取巴黎高等电影学院，1989年拍出一部关于柬埔寨难民营的纪录片《Site2》受到关注，此后拍过剧情片《稻田里的人们》《战后的某个夜晚》。这部纪录片花了三年的时间得以完成，引起巨大反响。

一

不知道导演是如何说服这些人来到镜头面前的。他们看上去如此单纯，应该是刚刚从稻田里走出来，脸上挂着羞涩的微笑，身材单薄，穿着土制的衣服，肤色黝黑，个子不高，看起来仍然十分年轻，四十多岁的年龄看起来只有三十来岁，当年应该是十几岁的娃娃兵。任何人不能从他们的脸上读出他们的过去，若是放到人群中去，没有人会感觉到他们的不同，一点异常的动静都没有。

看看这一位吧，他叫Houy，窄额头宽脸膛，典型的当地人面孔。影片的开始描述了一段他的家庭生活。一个刚刚洗浴过的婴儿被放到他手中，应该是他的骨肉。他父母亲坐在地板上，母亲缓缓地说：“我的儿子从未举止无礼过，从未在家里侮辱老人。他们教导他，把他变成一个杀人的流氓。”母亲建议儿子去做一个仪式，超度那些死难的亡灵，从此不再见到他们，开始做一个崭新的人。Houy本人是这么说的：“如果是自己杀人，那是坏，但是坏是那些下达命令的人，他们手中有武器还有权力。在我心里，我害怕做坏事。”

与自己曾经“共事”同志们的见面，他们有一种老友重逢的腼腆和欢欣，各自欠着身，互相握手问候：“你老了”，“你还记得我”，“看着眼熟，想不起名字了”，“你再想一想”，“我们虽然都在这里，但是在不同的部门工作。别人以为我们是在一个集体里工作。”这位来自Takeo地区的男人看上去更年轻，他说当年他们一共两百多个小孩子，被卡车运到某个地方，在进行了短暂的训练之后，就被送往不同的监狱充当“守卫”。

审讯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由不同的小分队担任。第一阶段是“好心”，主要是施加政治压力，目的是使得犯人服软。如果拒绝回答，就被送到第二“热”小组的手中，“热”施加刑罚，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如果再不招供，那么便送到“咬”手中。一旦“咬”成员的木棒打下来，原来的旧伤口马上破裂，喷出鲜红的血，很少有人受得了。影片中的一位幸存者就在这种情况下，供出了六十四个他所认识的人，指称他们是“叛徒特务”。

为了逼真地再现当年的生活，影片让这些看守站在如今的空房子里，扮演起自己当年的角色。Houy要去一间牢房提审一个犯人，他在手心里记下这个犯人的号码。到监牢时，对守在门口的“娃娃看守”说：“把十三号给我带出来提审。”“娃娃看守”便走到屋里靠近窗口的地方，大声说：“十三号，起来。”这位看起来仍十分年轻的看守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我命令他站起来，把他的眼睛蒙上，从背后把手铐铐上，然后我把门再插上，把锁锁了又锁，我抓住他的胳膊，然后出去。”Houy站在门口等着，等到这个犯人之后，他“扭着他的胳膊，带他走”。

这应该是当年每天发生无数遍的简单事实，平淡无奇。然而正是无数这些平淡无奇的细节，构成了那场大悲剧的一个小的部分，积累起那个在民族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实际上，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恐怖事情，与人们眼下经历的所有事情一样，同样也是发生在日常时间、日常光线之下，是一点点添加进来，危机是一点点加深加重的。其中并不是每个细节都那么可怖。日常时间的节奏将事件分成不同单元，它们平均地分配在不同的时段，人们在经历它们的时候，是逐步接受和承受的。

事情的可怕正是在这里。所有这些单元，它们如何加在一起？当它们加在一起时，将通往何方？如何获得整体的意义？这是那些看起来普通的执行者们不知道的。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一个总机器当中的一个螺丝钉，这个长长行为的尽头是他们望不见的，他们只能做分配给他们的事情，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对于自己视野所及范围之外的事情，他们无法知道得更多，实际上也不会让他们知道得更多。他们是在“无知之幕”底下行动。

那些遭遇者也不知道，正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最终结果将如何。就像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这天，这座城市两百万居民接到通知说，为了躲避美军轰炸，他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座城市，许多人以为也许三天就可以回来。结果有几十万体弱多病者，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就地趴下，永远没有再站起来。

其余抵达“新农村”的人们，一下子退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原先“故事”的环节突然断裂，被导向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那个谁也没有谋面的更高的“讲述者”，他凭着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并且正是因为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不需要对这些人做出解释和负起责任，便随意地决定了所有这些人的命运。

无论如何，当Houy和他的同志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演示自己当年的行为时，当他们大步跨到屋子中央，做出开门、关门、扭着胳膊带走某人的动作时，当他们对着不同的牢房，为了一点小事大声训斥时，观众会明显感到在他们的举止以及身体中，流露出无可救药的卑微，体现出某种猥琐。他们的脸上越是无辜，他们的胳膊和腿的举动看起来便越是下流。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无法令自己看起来更好一些，这是“工具”的特点，也是他们本人作为“工具”的代价。他们的确受人驱使，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接受了自己作为“工具”这个事实，同意维护那个吃人的系统。这个系统叫作“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最初并不为人所知，他把自己弄得神秘兮兮的。一般人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由“安卡”掌权。一切命令均是由“安卡”发布的。1977年波尔布特访问中国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里，还帮助园林工人们修剪花枝，以体现自己保持劳动的本色。他喜欢用“细菌”这个词，来代表所有那些不同于他立场的人们，对于“细菌”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

二

影片中的另一位幸存者是画家HengNath。作为S-21集中营的受害者，他再次来到当年的看守面前，与这些人构成面对面的质询。这种对质的局面，也是影片的基本结构。一行简短的材料显示，画家当时三十五岁，1977年7月1日被捕，排号十八，在他的备注中有一条：“保留使用”，这几行字使得他幸免于难。具体原因是他为这所集中营的头头Duch画像，将此人的面部画得如同少女般细腻光滑，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感到满意。其余画家则在几天到一个月、两个月不等的时间内，陆续被杀害了。

画家已经两鬓斑白，眼睛里流露出悲哀忧伤。他单刀直入地问那些看守：“你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吗？”“这么野蛮的原因是什么？”看守们显然被问过这个问题，有他们自己现成的看法，但是在表达时不能不是支支吾吾的。Houy答道：“这件事……我觉得，就像发生意外的那些人一样……”他的意思是谁都是不得已。画家不依不饶：“就一句话，你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吗？”“如果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受害者，那么像我那样的犯人，他们算什么？”有人说，死去的人们应该叫作“被判刑的受害者”。言下之意，他们本身则是“施加刑罚的受害者”，听上去只是名称不同。“如果不服从，我们就会死，没有人能够逃得了。”这位画家继续追问：“你们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怎么能够对这样的苦难习以为常？”这是历史性的追问，任何在那种机构里待过的人，都不得不经受这一问。每个人都有站在他“身后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在恰当的时候，将他带到某个“质询的中心”面前。

Houy的回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进入S-21军部，他们对我进行灌输，S-21是整个国家的核心和支柱，我们是国家的一只手，面对敌人，我们不能有任何的犹疑。”这个回答符合人们对他们的基本印象。这些人刚刚从农田里上来，腿上的泥巴还没有来得及除尽，当他们突然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替这个国家清除敌人，这会让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带来那种决绝的冷酷表情。一个人，本来意义稀薄的人，突然被充塞进无比崇高饱满的人生意义，这会让他觉得特别神气。

他们仍然习惯沿用“安卡”这个说法。另一位说：“安卡唤醒了我的革命意识，让我意识到对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阶级敌人的痛苦和愤怒。但我参加革命的真实原因，是1970年朗诺集团推翻了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号召他的兄弟姐妹们与游击队会合，共同解放自己的国家。”西哈努克是在北京发出的这个号召。1970年3月18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右翼朗诺集团，乘西哈努克出国访问之际，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3月19日上午，西哈努克飞抵北京，3月23日向中外新闻界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

1970年和1975年是两个不同的起点。最初这的确是被当作一场反美战争而动员起来的。然而到了1975年，轮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他们继而将战争延续到了民族内部，危害最烈的是革命队伍内部，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粗重的传统。事情在某个时刻起了变化。本来追求理想的人们，突然掉转过来，去追求和抓取最为现实的个人利益，但是却继续称自己从事的是全民的利益，或者劳动阶级的利益。

对于那些不同层次的个人来说，当他们一旦进入某种既定格局，他们就要变得适应这个格局本身，服从这个格局，被这个格局所引导，继而从这个格局里产生出新的东西，发展出新的面向和行为。本来也许的确没有个人权力要求的，后来就变得非常渴望，急于或乐于在小圈子里扮演一个权力角色，显得自己分量不同。到这个时候，仅仅用最初的单纯动机来说明则远远不够。源头上的东西经过一系列过渡，已经发展为别的东西，甚至相反的东西。

一个好的格局保留了人们得以上升和升华的空间，而一个坏的格局则把人性中最坏的一面调动出来，他们甚至显得比原先的那个格局还要坏。画家描述了他刚刚进S-21时的某些情境。当装运他们的卡车半夜里到达，囚犯们的双腿还处于麻木之中，他们听到了两个年轻士兵欢快的叫喊，“像狼看到食物一样”。囚犯们的眼睛很快被蒙上，一根绳子将每个人的手拴在一处，像牵牛一样牵着这许多人，而周围的卫兵“他们全都在笑”。笑他们的可怜，笑自己的杰作。无疑，半夜里的这种笑声，属于这些人的自作主张，不在“安卡”的计划列表之内。画家将这个牵牛般的场景和尸横遍地的场景，通过回忆又画了出来，令人震撼。

年轻的看守也被看守，也需要写检查。他们的检查这样写道：“党禁止打他们，我们却打了。党让施加一种压力，我们却施加了另外一种。（我们会）不针对政治历史进行审查，而是针对道德败坏、针对女人。”第一句“党禁止打他们”，显然不符合事实，这是写给党看的。影片有谈到他们在审查中遇到“困难”时，上级则指示要进一步施加压力。但是看守们的确承认了存在许多极为恶劣的、虐杀性自选动作。比如针对女囚犯的做法有：将她们带到远离人群的房间里去审问、趁机摸她们的身子或强奸她们、在审问中烧烂她们的屁股。这是男人不会遇到的。而这些人实际上是有可能采取另外一些相反方向上的行为，比如保护这些无辜的女性。对这些已经遭受屈辱迫害的人们，不去施加他本人的屈辱和迫害。留出良心的空间，也留下日后正义的空间。

有人谈到一位有名有姓的女性：“Naynan非常漂亮，我喜欢她，也可怜她。但她是敌人，爱上敌人是禁止的。我心里火一样地烧，性欲折磨着我。我非常恼怒不能碰她，不能与她做爱。这让我很生气，我充满了怨恨，于是就打敌人。”这个属于非常恶劣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真正动机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换了一个出口来释放，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原意应该是彻底铲除这种“不健康”的现象，但是他最终收获的，仅仅是人性中最为肮脏、低劣的东西。

“当你把人带走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画家追问。Houy答道：“这期间，每个在这里工作的人，不管多大年纪，都得服从安卡的命令。”画家凝重地说：“我不喜欢听这个‘服从安卡’的说法。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安卡，想着纪律，服从和执行命令，那么就是我们世界的末日，公正的末日。不再有理想，不再有人类良知，不再有人类与动物的区别。”

画家也谈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痛苦经历。当他被上电椅，却没有什么可说的，就只有胡编乱造。这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强迫人说谎的法律系统。为了得到暂时的缓解，人们必须撒谎。然而这种欺骗的第一个对象，按照画家的说法，所要过的第一关不是审查官，而是人们自己，即首先是欺骗自己。审讯官在得到了一些“故事”和“词句”之后，就再也不把他们看作人，而将他们丢弃。在缺乏食物、医疗的情况下，这些人逐渐失掉了人的形状。画家悲哀地说，这连“杀人”都算不上。如果是“杀人”，所杀的也是一些人，而这些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将“人”杀掉，其中还有“人”和“人性”的成分，知道自己的对象是谁，而如果仅仅是“灭绝”，那么就丧失人性，或只剩下人性的灰烬了。

三

很少有电影像这部影片令我无法呼吸，如此痛苦，而这篇文章拖的时间也特别长。这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过去，无法承担的沉重历史。尽管在今天，当年的血腥野蛮残忍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它们仍然让人感到十分晦涩，难以理解，是因为彻底无法接受。

令人痛苦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目睹了整个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时期。虽然隔着老远，但是诸如“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西哈努克亲王”、“波尔布特”这些称呼，令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它们如同那些最初的语言一样，进入我们的耳朵，构成我们当年非常有限的世界的一部分。1970年我跟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毛泽东发表针对支持柬埔寨的“5·20”声明，半夜里我敲开贫下中农的门，将他们的孩子从被窝里拎出来，把小伙伴们拉到一条新开的大河边去游行。

那天的风很大，天很黑，我们呼喊的口号全被大风刮走了。

将城市居民全部迁到农村，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更加极端的还有取消货币、取消商店、邮政和学校，禁止一切传统信仰，实行集体食堂制，所有的人不得在家分灶起火。

残酷清洗的对象不同时期重点不同：早期为朗诺政权旧人员、有产有业者、地主富农、一切专业人士（教师、医生），被认为是“亲越”“亲美”“亲西方”的人们，会说外语便是一种罪过，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知识分子若不能彻底改造过来，那就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当暴行针对一部分无辜的人们，那么势必扩展到一切人。后来逐渐演变为任何对新政策不满的人们，乃至自己党内军内的高级将士，那些劳苦功高的人们，一概被列为整肃对象，对他们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人。

所有这些，是对于当年中国许多荒唐做法的滑稽模仿，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这部影片的开头那个兴修水利的镜头，人山人海，红旗飘飘，歌声阵阵，与我们当年所看的新闻纪录片没有什么两样。哦，对于那些在逃亡途中死在稻田里的人们，那些在高音喇叭的掩盖下被木棒打昏后又被镰刀割死的兄弟，那些被残暴虐杀的姐妹，作为中国人，是要负起某些责任来的，至少要有一个负责的态度。面对这些冤魂也是面对我们自身。这就是我为什么称呼他们为“我稻田里的兄弟”，他们的姐妹也是我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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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代表作品有《思想与乡愁》等。）

傅国涌：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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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9 13:33:08|浏览17000次|评论14条

记得《红楼梦》中有两句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几乎概括了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所有奥秘，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就是要让一个人学会世故，学会圆滑、乡愿。明哲保身、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大凡媚权、媚俗，泯灭个性，磨去棱角，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所有这些都被视为聪明、成熟的标志，相反，则被看作是幼稚、天真，或者就是“傻瓜”。

从章立凡回忆其父亲的文章《章乃器在“文革”中》（《老照片》总第三十九辑）可知，章乃器这位“大右派”即使到了“文革”时期，还不止一次地要求公民权。当派出所警察警告他“不许乱说乱动，接受人民群众的专政”时，他竟然不无天真地回答：“我有公民权，不是专政对象。”因为1957年周恩来曾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亲口向他保证：“你们（指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为此他冒着严寒、乘公共汽车进城，要到中南海当面问问曾是“患难之交”的总理：“这话还算不算数？”结果是——“铁桶江山，进不去！”

只有读了他下面的自述，我们今天才会理解章乃器先生在“文革”当中仍在争公民权、捍卫尊严的举动：

“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

这番话出自1971年3月章乃器写给周恩来的万言书中，当时他已七十四岁。可以看作破译他一生作为的精神密码，也正是他精神底气的所在。正是不怕“傻瓜”、“学生腔”的嘲讽，所以他的生命才会一再呈现出那种与猥琐的乡愿不可同日而语的亮色。

让我们倒转时光看看，1946年他在写下《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时，他发起民主建国会，创办《平民》杂志，要在国、共之外再造“第三种势力”，“替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坚持“不右倾，不左袒”时，无不可以看出他的“傻瓜”气和“学生腔”。20世纪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他好好的金融界的大好前程不顾，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终于锒铛入狱，成了有名的“七君子”之一。更让我忘不了的是1927年11月，在银行界服务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偏偏不安分守己，独自创办了“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新评论》半月刊，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而且完全利用业余时间。他的职业、环境足以让他养尊处优，他办刊纯粹是激于义愤、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独立坚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发行。这样的往事今天听来仿佛天方夜谭，那年头却确实发生过。要知道，那时与“四一二”屠杀相去不远，黑云压城、血腥弥漫，上海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如果不是有“傻”气，凭“傻”劲，谁会去干这样的“傻”事？！

“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空喊‘万岁’‘伟大’，不能不是无原则的捧场。”1974年，在泰山压顶、沦入地狱的日子里，章乃器仍然说出了这样“学生腔”的话。凭他这样的性格，后半生的命运自然早已注定，聪明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不需要思想、更不能拒绝喊“万岁”的时代，只有“傻瓜”还要坚持做人的“原则”，还要自己“动脑筋”。然而正是在章乃器这样的“傻瓜”身上，后世的人们才看到了知识分子或者中国人的一点气节，一点做人的尊严。

我曾写过一篇《“傻瓜”推动文明》的小文，认为每个人都把生命的主要精力浪费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而且都以信奉中国式的犬儒哲学、乡愿哲学为荣，所以我们自古以来就少有特立独行者，少有甘做“傻瓜”，以“傻”为荣，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物，这样的人即便出现了，也往往是以悲剧收场。难怪鲁迅会如此沉痛地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质言之，我们缺少的是一种凡事认真、认死理的“傻瓜”气，一种天真的“学生腔”。中国的许多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就是因为国人太世故、太老成、太聪明，暮气太深造成的。

1933年5月，当希特勒权势显赫、如日中天时，爱因斯坦没有停止对法西斯主义、对野蛮暴政的公开批评，有朋友善意地劝他，他断然回答：“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永远属于“聪明人”的，然而，我深信文明的每一点滴进步几乎都和这样的“聪明人”无关。甚至可以说，文明从来都是“傻瓜”们推动的。那些皓首穷经、探索学问奥秘的人显然不是“聪明人”，那些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科学家大半也都是“傻瓜”，那些不为一己私利、真诚追求理想的人，那些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的人在“聪明人”眼里只能是“傻瓜”。正是他们，正是这些与“聪明人”做出了截然不同选择的“傻瓜”们，在日复一日悄悄地推动着文明，推动着历史。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包括爱因斯坦、章乃器这些“喜爱‘傻瓜’和‘学生腔’”的人，一部人类文明史将不知怎样不堪入目。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对喜爱“傻瓜”和“学生腔”的章乃器们保持敬意。遗憾的是，与处处明哲保身、苟安图存、永远将眼睛盯住钱和权的“聪明人”相比，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傻瓜”和“学生腔”实在太少了。一个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不会进步的，如果没有“傻瓜”们付出的努力与牺牲，文明将会停滞，历史只能重复。

作者博客：http://fuguoyong.blog.ifeng.com/

（傅国涌，自由撰稿人，当代中国知名知识分子。）

连清川：我爱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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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4 23:42:20|浏览78014次|评论34条

有天早上醒来，突然想读苏东坡。于是找出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生活在微博时代里，于我这样一个外向尚学的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外向，所以向外需索许多信息。在媒体行业中浸染久了，对于好消息有着几乎本能的过滤和怀疑功能，眼见尽是坏消息；因为尚学，所以看到这么些消息，便要去触类旁通，去寻根究底，去比对印照。越通透，越沉沦。

因而，活在微博时代里，人心负担是沉重的。青天白日之下无端生出许多愤怒、忧伤、郁结、焦躁、贪婪、嫉妒……人性中许多的阴暗面，每时每刻在电脑屏幕上滚动上演，叫人不得安生，几近疯狂。

坏事情体察得多了，就需要找一些美好的事物来冲和。于我而言，苏东坡就是那美好的事物。

写苏东坡的书很多，最经典的不过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这本书的初版其实是英文，讽刺的是，面世时间竟然是国共生死决战的1948年。

苏东坡算得上是中国人耳中最为熟悉的名字之一了，无论是皓首穷经的书生硕儒，还是目不识丁的村妇野老，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不崇敬他，不膜拜他，即便对他的人事文字一无所知。

阅读苏东坡的简历却不是一个特别惊心动魄的过程。历史上如他这般宦海沉浮、流离失所的能人志士不在少数；他所经受的富贵和磨难，也不是绝无仅有。起伏跌宕当然是，残酷暴烈说不上。

苏东坡二十岁在仁宗朝以科举第二名高中。其后历练地方，按序升迁。神宗朝期间1070年，三十二岁的他在京中史馆担任小官，写下了震古烁今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直斥皇帝独夫乱政。虽然数年之后他才开始谪戍生涯，人生磨难却由此启端。“乌台诗案”将他打入深狱险遭诛杀。哲宗即位太后摄政，他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顶端，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相当于副宰相。但是深知为权贵所忌的他多次求去。太后过世之后苏东坡平生至敌章惇任宰相，一路将他南贬直到天涯海角的儋州。其间妻离子散，家贫如洗，困顿无依。到1101年另外一个眷顾他才华的神宗皇后向太后摄政他终于得以与家人相聚时，却溘然而逝。他一生之中，贬谪多于器用，流离多于聚合，贫困多于富贵。少时才名已然盖世，终老却仍在颠沛。

关于苏东坡的神话久已在中国人心目中扎根，但是详细考察却发现中国人对于苏东坡的评价委实算不上太高。要说他是什么人，却要说他不是什么人。

他不是圣人。苏东坡一生从来未曾以完美道德或者伦理高彰而获得过任何朝廷给予他道德高地的嘉许。虽然在他身后有“文忠公”的谥号，却并非彪炳他的道德力量。苏东坡一生口无遮拦，每每因言获罪。皇帝和太后们总是因为他的才能而青眼有加，却从不曾认为他如何为儒家伦理道德锦上添花。

他也不曾获得过文学方面的最高评价。历来文论称他是文豪，天才的诗人、词人。但在诗歌的最高评价上，历史上曾有过的“诗圣”、“诗神”之类，从不曾将其列入其中；就词人而言，前有李后主、冯延巳；同有欧阳修、柳永；后有陆放翁、辛弃疾，也不曾认为他代表词的最高水准。而就文赋而言，他的《赤壁赋》等作品的确千古传诵，但文学史或者政治史上，也不曾标榜他开拓或者登顶了某个高峰。

他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为同僚所称颂，为百姓所爱戴。但代表他那个时代的人却是王安石和司马光。他没有提出改变了政治历史的制度变革，也不曾使宋代的政治因他而繁荣或衰变。虽然元祐党人碑留下了亘古的记载，但是以他为首的整个名单却是良莠不齐、毁誉参半。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苏东坡成为如此迷人的一个角色，以至于当中国的历代文人论及苏东坡的时候，唯留下会心的微笑、温暖的襟怀和诗歌的激情？

有一次苏东坡饱食之后扪腹问家人肚中有什么。家人朋友各个道来，他一一摇头。最后他钟爱的侍妾王朝云笑道：乃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却大笑称是。

这恐怕就是苏东坡的夫子自况了。

如果不算唐突的话，我以为苏东坡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人。文人的概念并不同于文学家、诗人、政治家等等这样的职业分野，而更多的是混合了伦理责任、个体性情、才学造诣、政治追求、生活艺术等等人生各个层面的一种综合体。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更追求这样一种综合的评价。

苏东坡的个人性情乃是中国文人历史的珍贵财富。他的个体主义思维，在重重压力之下的中国知识人伦理结构中，实属罕见。他在文字之中固然也从来有忠奸之辩，但是在个人性格的追求之中，他从来不曾为君父伦理所固囿。“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样的自诩，整个地排除了庙堂和江湖之间格格不入的系统，而个体的性情选择突兀而出。在中国历史之中，有如此浩荡之气，不肯以家国或者山野作为进退选择而画地为牢的，屈指可数。

他自然也是儒家伦理教育出来的人臣，但儒家伦理从来就不能够统治他内心的自然自由。他一生漂移在儒道佛三家之中，自在无碍。他少年入仕，贬谪八方，在他力所能及的所有地方，他都要兴水利，振民生，布慈善，轻徭税，履行他作为官员的职责，并且广受治理地方的爱戴。然而他并没有耽溺于此中，在生活最艰险的时刻，他却总是能放下内心中的阴郁与沉沦，寻找出生活新的乐趣，酿酒造食，种田浇园，乐此不疲。他前后娶妻，蓄有一妾，终生和乐。与弟弟的友情一生，唱和安慰，可为楷模。融合生活起落之中的内心自由，恐怕才是他终极的伦理责任，而不是孔孟之道对于家国天下的过分用力。

苏东坡少年即名满天下，可是他却从来不惜文吝才。他的书法当世堪称第一，他却从来随写随送；他的诗名隆盛，却愿意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歌姬作诗。将他十余年一再流放至极远边境的章惇获罪流徙，他竟然写信安慰其子说“某与丞相订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所谓的不合时宜，也就是说，苏东坡一生不与庸常的现实妥协，不与传统的伦理同垢，也不与当世的政治合流。他既不是卑俗合作，也不是亢悍争斗。换用今天的话语来形容，他只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

曾经有人说，他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了宋太祖祖训不得杀文臣的年代里。我倒未必同意这样的论断。中国许多的开明专制时期，不弑杀文臣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汉前几代，唐太宗玄宗，都不曾杀过几个文臣。苏东坡既不生活在最伟大的时代里，也不生活在最卑劣的岁月中。恰恰是在北宋那样一个庸常平和的世界中，他个体的、人性的和自由的光芒，照耀到了最广大的范围，留存在最深远的岁月。

我突然想读苏东坡，或许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一样地生活在了一个庸常平和的世界之中。这样的时代中没有什么盖世英雄抑或是乱世奇枭。生命的随波逐流或者是天高难测几乎相似。中国传统专制时代的君心难测，和当今时代的民意浮沉，都大抵相同罢了。

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苏东坡成为中国士子与民间的共同神话。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是智识与性情和谐共存的一个典范。他们既景仰于他超越凡俗能力的文化天赋，又殷服于他摆脱自然束缚的精神世界。在数千年稳定的伦理和政制之中，纯良与天真有其繁茂生长的土壤。人们热衷于传颂他朗朗上口的诗词歌赋，编造和书写他应对世俗的幽默与豁达。他于是成长为一个稳定社会中不那么政治正确的理想偶像。

现代社会与苏东坡的田园牧歌时代固然有着千差万别，但是所谓的田园牧歌其实也不过是现代人的一种思维幻觉而已。苏东坡自己同样为了筹措购买房产的事情苦恼不已，而儿孙成群之时的点滴开销，他自己和儿子苏迈，都常常不得不计算度日。与其说我们夸大了时代之间的生活方式差异，不如说我们因为无法超脱人性弱点而给自我寻找了一个安慰的话语。欲望的翕张与生活的窘迫之间的张力，自古以来未曾稍改，无非社会主张的烈度不同而已。

所以当我思念和热爱苏东坡的时候，我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什么思念和热爱。那是因为尽管人类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但我们的思维世界却更加深刻地被尘俗的观念和现实的欲望所冰封。当这个年代之中的中国人已经无法、不能和不愿以苏东坡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的时候，人类，至少是我们中国人，已经失落了自己的世界，失落了童真的时代，失落了纯良与天真的性情。

虽然苏东坡是那么美好的人，我再读完一遍《苏东坡传》时，却并没有得到安慰。长歌当哭，林语堂犹带呜咽之声。已经谢世了的香港词曲大师黄霑有句歌词：世间种种梦，难望再有诗。大抵如此。

人世已无苏东坡。庸常的世界，已经失落成为庸俗的世界。仅此一句，已经令人泪湿沾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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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

连清川：民国，就是那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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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2 14:35:53|浏览33298次|评论34条

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战时离乱的悲欢，总是最能够调动泪腺的题材。宋代故事《四郎探母》一直是长演不衰的。而在两岸分离之后，其中又生产出多少足以令人动容的离合。

近读钱理群先生的《血是热的》，惊异地发现他原来就是两岸分割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他的父亲和一个哥哥逃亡台湾，而母亲和许多哥姐，都留在了大陆。这个家庭更大的悲剧，乃是父亲原是台湾高级官员，而二姐和四哥，却是随解放大军南下的干部。家庭的离乱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而血缘至亲的心灵隔膜与对峙，更加摧人心肝。

在怀念二姐的文章中，钱先生的一段话不由得让人寻思：“我到了台湾，听到一种说法，仿佛当年反共的人才是真正要求民主的……每当听到这类高论，我都要想起二姐、四哥，忍不住要为他们当年的选择做辩护。我们不能否认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是个专制独裁政权的基本历史事实。但如果把冒着生命危险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共产党人，和他的同情者视为反民主分子，无疑是对历史的歪曲和颠倒。我们更不能囿于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因为共产党后来的重陷怪圈而否认二姐、四哥这样的20世纪40年代大、中学生中的佼佼者选择革命的历史合理性。”

在最近的几年里，关于晚清与民国的史料不断发掘出来，颇有“民国热”的气象。民国人物与民国生活的细节渐次张目：上海的美女招贴画，老照片，市井的繁荣，知识分子的自由与风度，新闻的犀利，集会游行的频密，对高层的批评与攻击，在各类出版物与网络盛行。似乎民国已成了一个新的乌托邦。政治人物的品评自然也是重点，尤其是以往面目不清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正面评价。

诚然，在意识形态的教育之下，对于民国历史的污化和掩盖乃是一个事实，民国的真相早已湮灭在重重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制度性扭曲之中。如果我们仅仅从教科书与官方材料中去寻找民国，或者在阅读鲁迅中去重构民国的话，得到的只能是一个黑暗得没有边际的民国。

然而，恰如钱理群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假如民国真是一个万象更新、山河静好的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仁人志士，要甘冒生命危险，离乡别井，抛妻弃子，断绝家庭，去反对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愚弄？仅仅是因为背弃理智的煽动？

民国并不像一些出版物或者微博上碎片化的图片与只言片语那么美好。对于民国的世界和生活的真相，在解读上有着许多误区。在我零零碎碎读过的几本关于民国的书中，是无从构建出一个美好的民国图景的。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的近四十年里，民国数易其帜。国号未变，而内体各异。袁世凯、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政权，各自构建属于自己的政体。然而，无论是任何一方，都未曾严肃认真地去构建过良好的、能够运行于全体的制度与宪政，而是轮番寻找独霸全国的武力征服。如果我们认为延续至清朝的国体乃是家族专政的话，那么民国所承续的，不过是派系专政与党派专政。孙中山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路线图，不过是“朕即天下”的一个变种。它假设有一个伟人或者一个党派有着对整个国家的全知全决的能力，从而安排国家的前途命运。由是宪政乃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非制度的必然。蒋介石承袭了这种理论，不过因为这种理论所提供的，本身乃是一个上皇的位置。叶曙明的《中国1927：谁主沉浮》之中，对于孙中山在广东的专政，有着生动的描写。孙从未真诚地承认过民主与自治的力量，他内心中相信的，不过是党派专政而已。

一种美好的自由民主制度，从来都不是什么伟人英雄的恩赐，而是对社会各阶层、势力与利益的尊重，从而妥协逶迤而生。最早的君主立宪制英国如此，最早的联邦共和制美国也是如此。谁见过一个由英雄恩赐、稳定而长久的民主？

蒋经国治下的台湾也不是一种恩赐，不过是对于社会大动荡在即、顺水推舟的明智。

但不无矛盾的是，他也同样认识到：“一旦危及国家的存亡、统一或他的统治地位，他也会合理化暴力行为。”《中国1927：谁主沉浮》中披露的，乃是蒋介石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不但要消灭共产党，而且全面污化并且流放了他的党内政敌汪精卫和胡汉民。

在另外一本研究民国政治的书《派系集团之争与民国政治走向》中，作者张皓即指出“不特国共两党内战不已，国民党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至导致大规模混战，招致强敌入侵”。

对于政敌之不容，异派之消灭，从来都是中国政治之痼疾。民国政治不过是晚清政治之逻辑延续，哪来什么民主自由的气象。个别领域与区域的景象，怎能替代全局？制度的稳定与宪政的遵从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政治如此，哪来良好的民生？

自然，民国时期上海的繁荣，南京的端肃，北平的古风，也一再为今人所津津乐道。上层的生活安详而富足，生产出许多浪漫与情调。这在许多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书中多有体现。不过，恰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辛亥革命乃是停留于上层的革命，或者是“油面的革命”。参加辛亥革命的人，乃是一群留学生、国内知识精英、改良派、改革派与社团领袖。他们在原本的社会体系中，就已经拥有了良好的资源。民国的建立，不过是夺取了皇族、王族与贵族的权力，从而将社会控制权力转移到了他们手上。因此，民国的社会，依然是上层富足而下层困顿。改革从未深入城市下层与民间。如果说民国政府确实未曾获得足够的时间将改革深入下层的话，那么无非是上层的利益分配尚未结束，下层的利益还未来得及分配。但是，上层的利益分配何时结束？

除了共产党的武装之外，民国的民间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与上层周旋？一个健康的社会，民间可以组成游说团体、利益力量、民间组织、社会自治，与统治集团、精英阶层进行对话，从而使整体社会利益分配不致失衡。显然，民国的民间是完全无力量与国民党治理结构进行对话的。虽然蒋介石和地方政权对于学生抗议、知识分子游说常常有怀柔政策，乃至宽容忍让，但说到底也是无约束的恩赐，而非必然的制度宪政结果。

民国在文化上的确颇有建树，众多知识分子拥有广阔的发言空间，媒体的自由度很高，学术自由，群星璀璨。但是，这都是一个社会文化能量的零星爆发，从来没有一种制度性的文学、艺术与创造方法，允许与鼓励文化创意全面性生长。

我们常常有着这样的虚妄：因为现实生活的不美好，于是依赖某种介质去虚构一个美好的想象体。对于民国，我们的心理机制也大抵如此：因为这个时代不美好，于是推导出那个时代是美好的。但是民国的真相的确是不美好的：政治独裁，党派专政，情治盛行，贫富分化，下层困苦，文化喑哑，战乱遍地。上层醉生梦死，下层咬牙切齿。这样的社会几乎必然有革命的诞生，不是共产党，也会有别的党。缅怀民国中残存的美好事物虽然合理，但是美化民国的世界却大可不必。

民国在中国大陆的溃败是一种逻辑的产物，无论从政治、社会还是文化上。尽管历史从来都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偶然性的因素往往有着相当可观的作用，例如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生，日本的侵略，苏联的介入，等等。但是逻辑的必然性因素却无从忽略。

鲁迅有着一段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名言：“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民国就是那扇窗，国民党不让开，屋子就推倒了。与其缅怀那扇窗，不如去努力把今天的窗打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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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

乔海燕：一个红卫兵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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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7 17:24:36|浏览56665次|评论39条

前年去重庆旅游，专门去沙坪公园瞻仰“红卫兵墓”。到了那里，只见绿荫遮天，杂草遍地，四处是恍如隔世般的沉寂，偶有几声鸟鸣。一座座冷冰冰的石墓，似遥远的故人，静静安卧；西风残照，污浊、残缺的墓碑和碑座上，覆盖着藓苔、败藤和枯叶，斑驳陆离。远处，隐隐有人影晃动，走近看，也是我这样岁数的人，其中还有一位白发女士，被人搀扶，拿块手绢捂脸，肩膀不断抽动。看她的年纪，似有孩子在此长眠。

仔细看那墓碑，碑面刻着豪言壮语，多为“继承”、“遗志”之类……却奈何落花流水春去也，逝者如斯，俱天上人间矣。现在，谁还记得那些话？谁还把那些话当回事？据说，一位摄影家田太权，以此地为景，拍摄了专题《遗忘》。到了红卫兵墓，才能理解“遗忘”的含义：只有被抛弃，才是真正的遗忘。

1967年7月，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战犹酣。毛泽东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是大好！我那时是个中学生，在郑州八中。我参加的一个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风头正健。一天，听说邻校发生了一次武斗，本组织一位同学身亡。后又传说要追认那位身亡的同学为“革命烈士”，还要为他开追悼会，又传省军区和驻军首长要参加追悼会，又传中央要派联络员参加，等等，说什么的都有。

一天，我在学校闹革命。中午正准备回家吃饭，学校一位头头找到我，叫我和他一块去总部，说有大头头要召见我。

我和学校头头到了总部，在一间会议室见到大头头。他原是我们学校初中毕业，和我早认识。看见我们来，大头头很高兴，指着我说，好吧，就是他了！说着叫我俩吃饭。会议桌上摆着一个掉瓷的洗脸盆，堆了满满一盆肉包子，很香，旁边搁着几只碗，有白开水，还有醋、蒜。

我们吃着包子，大头头向我交代任务。

原来，总部准备明天为邻校那位在武斗中身亡的同学送葬，要开追悼会，会后还要组织游行。我的任务就是下午跑一趟火葬场，取回那位同学的骨灰盒。

本市的火葬场远在郊区黄岗寺，来回路程恐怕也有三十多里。选中我去取骨灰盒的原因很简单：遗体火化时我去了，认识火葬场的人，也知道来回路。大头头说可以骑自行车去。都定下了，才征求我的意见，问愿意不愿意。又讲了一通革命道理，态度很诚恳。我已经吃饱，就同意跑一趟。大头头很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取回骨灰盒，直接送到这里来，我今晚在这里等你。

大头头叫人给我找了辆结实的自行车，铃闸齐全，又交给我一张盖着组织公章的便笺，他在那上面签了字，交代我，到火葬场找某某，将便笺交给他，领骨灰盒。我和学校头头来到外面的树荫下，他告诉我，去火葬场不只是一趟辛苦差事，其实还有危险，路上要从商业学校后门经过，商校是对立面组织的武装基地，有某“战团”据守，听说他们有时设路卡盘查行人，这处老虎口，你就装作没事人，想办法混过去。他又说，火葬场分两派，你一定找自己人，千万别叫错了名字。

我在树荫下睡了会儿，眼看太阳偏西，觉得暑气稍退，便打起精神，骑车上路。

我一路不敢做赶路状，骑着车，装作没事模样，心里却提着劲儿，眼睛、耳朵支着。过商业学校后门时，瞥见后门距公路还有二三十米距离。传达室前一棵大树，树下坐着几个男生，装扮与常人无异，有说有笑的，脚下扔着几顶柳条帽（安全帽），靠窗户倚着棍棒刀枪诸般兵器。我看在眼里，继续骑车。彼时一派祥和气氛，路上行人往来，没有见谁刻意提防。正这时，我拿眼角扫过，眼看着树下一个人站起来，伸出一把弹弓，拉得满满的，对着我就射过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吃惊，“嗖——”，风声响处，一颗螺丝帽打在自行车前轮，车把一震，打断了两根辐条。真准！我虽吃惊，却没有慌，按照一路想好的主意，不敢逃，马上下车，站在那里，装作查看断条。只见树下几个男生站起来，哈哈笑，射弹弓的男生绿豆芽一般，蓬松着头，晃着两条麻秆似的腿儿，对我挥手，喊，走吧走吧。我也不敢有任何表示，慢慢偏腿上车，继续向前赶路。

剩下的路倒也无事。赶到火葬场，已近黄昏。我找到联系人，悄悄拿到骨灰盒，装在书包里背着。本想休息下，联系人说，怕有人看见你来，已经密告出去，半路截你，还是早走。我听了心惊，水也没喝，转身回城。

等我回到总部，已经很晚了。大头头果然在会议室等我，先叫我喝水、吃饭。桌上还是那个掉了瓷的脸盆，包子还剩小半盆，旁边有半碗喝剩的水。我一口把那半碗剩水喝干，再把骨灰盒交给大头头。他很满意，连连说，没错没错，是这个盒子，我亲自挑选的。

大头头马上召集人开会，敲定明天的追悼会和游行的计划，我在一旁吃着包子，听他们说。

原来，那个在武斗中身亡的同学，不是被对立面组织打死，而是由于自家人争吵，被自己人失手刺成重伤，不治身亡。但是，总部还是决定照“牺牲”处理，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号召全体红卫兵团结起来，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的遗志，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开会的地点、议程、发言都布置好了，唯独一件事有争论。原来，总部决定，开完追悼会游行时，趁着群情激昂，攻下对立面组织的一个据点楼，拉个“陪葬”，也鼓舞士气。事先的侦察提出三个攻楼的选择，都是中学，地形、楼的位置、防守、各有利弊。大家争论起来，都尽量压低了声音。最后选了一所中学，大头头也同意了。

总部的作战部长很有经验了，宣布了担任突击队的学校，又规定几个学校在街口包围、打援，还布置了一支预备队。开完会，我与学校头头回校。路上我问，既然不是武斗死的，挖坑埋了吧，干吗这么干？要是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学校头头也感慨，说，不行啊，形势逼着你，不这么干，不这么说，这么大一个组织，几万人怎么交代？

他又说，知道的人不少了，也没见谁说闲话。

我听了也无语。

第二天，追悼大会开得很隆重。“烈士”的哥哥上台发言，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满场的红卫兵都激动了，大家纷纷拥向主席台，争着与哥哥握手，握过手的人又转回头来与其他人握手，分享幸福——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游行开始了。因为我知道了“攻楼”计划，所以从会场出来后，就悄悄跟着“突击队”的学校，想看看场面。只见队伍里十几个精壮小伙子，全部穿黑背心，工装裤，球鞋，全是短兵器，有人只在腰间挂一把匕首，只有一个人背着把大刀片。他们与众不同，一路走不喊口号，只在他们之间低声说话。

到了那所“陪葬”学校，是一座三层教室楼。楼的顶层平台有一圈低矮的围墙，竖着一只木架子，挂着几只喇叭。这是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守楼的人看见游行队伍通过，围墙后探出两个人，双手做喇叭状，大喊他们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刘少奇邓小平的保皇党”，要我们“反戈一击杀走资派一个回马枪，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晚”；又有几个女生探出半截身子，叫骂着，往楼下扔砖头块，砖头零零散散，懒洋洋飞起，走不多远就落地，装样子吓唬人。突然一声呐喊，只见一片砖头块从围墙后面腾起，乌鸦一般，迅疾朝着游行队伍飞来，有几块砸到队里。游行的人没想到能来真的，猝不及防，有几个同学被砸得头破血流，上半身马上血红一片；一个女生被砸倒在马路上，眼看着倒抽气；还有几个人被砖头砸在身上，龇牙咧嘴喊叫起来。游行队伍“哗”一下散乱了，愤怒的口号震天响。

守楼者眼看计谋得逞，哈哈大笑，又扔出一阵砖头块，把游行队伍砸得东躲西藏，抱头鼠窜。

这时，只见游行队伍前后冲出两支队伍，向大楼两侧扑去。进攻者高举着长矛、大刀、棍棒，呐喊着向前冲，后面跟着一群女生，挥舞着红旗，齐声呼喊“缴枪不杀”！

游行队伍停下来，同学们看见开始攻楼了，想起刚才自己被几块砖头砸到鸡飞狗跳墙，无比愤怒，这时便齐心为自己组织鼓劲，口号声、惊叫声响成一片。

进攻大楼的这两支队伍显然有准备，他们头戴安全帽，顶着语录板、毛主席像画板当盾牌，慢慢向大楼脚下推进。楼上的守卫者也显得很有信心，不扔砖头了，打开广播，大声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似乎进攻者将要遭灭顶之灾。守楼者才念了几句，看看不顶用，就迫不及待又往楼下扔砖头块，广播也不劝进攻者投降了，反而大喊大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跟着游行队伍的几辆毛泽东思想宣传车，此时陆续开到楼下，摆成夹击之势，高音喇叭也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有一辆宣传车放林副统帅语录歌：“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此时，楼上的砖头扔得密集了，有几块砖头砸在毛主席画像的头上，引起游行队伍里一阵怒骂；又有燃烧的草捆抛下，跟着就是汽油顺流而下，在楼下呼呼烧成一片；又扔下两个灭火器，掉在楼脚下，转着圈“咝咝”响，喷着白雾（若灭火器喷头被焊死，扔到楼下后，灭火器的钢罐会因灭火剂膨胀而爆炸，犹如一颗小炸弹，钢片飞舞，很恐怖）。看见楼上战备如此精心，还哈哈笑，进攻者叫骂不止，更加卖力气进攻。战斗气氛愈炽，场面更热烈。

我看着却奇怪，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有一支突击队专门负责攻楼吗？怎么换成大群人围攻了？这么喊叫着，轰轰隆隆的，能攻上去吗？

我正想着，只见眼前这十几个穿黑背心的人，一声不响排成单列，突然一声短促的口令，队伍中间折成箭头，迅速向大楼正面冲去。

大楼的守卫者已经被两侧的佯攻吸引，根本就没有发现突击队。只见突击队冲到大楼正面的露天平台下，利用窗户登攀，几个人赤手空拳翻上平台，眨眼便钻进二楼窗户，后面登上平台的人鱼贯而入，也有几个人径直顺着窗户向大楼顶层攀爬，像壁虎一样。

游行队伍眼见这攻楼场景，方知计谋如此，都呆住了，有人欢呼起来，马上被制止。在大楼两侧的游行队伍，却被组织起来，使劲呐喊、聒噪，为佯攻者助威，吸引守楼者的注意力。

守楼的人到底没有经验，也可能人手少，也可能慌神，根本没有注意正面的进攻，全部防守力量都集中在大楼两侧，砖头水泥块雨点般打下。

很快，楼顶出现几个穿黑背心的突击队员，半天空一片叫喊，是那种纷乱、绝望的惊叫。下面游行队伍眼看自己人得手，山呼般叫喊起来。大楼两侧佯攻的队伍也很快收拢，从大楼正门冲进去。

顶层平台乱了套，守楼者被撵得到处跑，一会儿被撵到这边，一会儿被撵到那边。在下面看楼上，大刀翻飞，棍棒挥舞；叫喊声，钢铁撞击的乒乓响声，人的惨叫声，在楼下清晰可闻。突然，有人从楼顶翻身掉下，一个白色人形，伸着胳膊，蜷着一条腿，没有叫喊，只一秒钟时间，沉闷的一声“砰”，摔在楼下的水泥地上，抽了几下腿，就不动了。是个男生，制服短裤白汗衫，和游行队伍里的男生一模一样。

只见大楼顶层，一个突击队员开始挥舞我们组织的大旗，表示大楼已经被攻陷。楼下的游行队伍欢呼起来，女生都尖声高叫，热烈鼓掌，又蹦又跳。

总部作战部长早已带人将大楼正门把守。过了一会儿，被俘的守楼者被押解出来，几十个中学生，他们表情各异，有的仇恨，有的阴沉，大部分人却是恐惧；其中有十几个女生，面色苍白，浑身哆嗦着，她们互相搀扶，慢慢挪着步子……

此时同类相残、相侮的情景，我实在没有勇气写出。之所以还要点到这些，也是看到近来有人欢呼“文革”，这些人大概不知道“文革”还有这么丑恶、血腥的一幕。

攻下大楼后，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在城里转了几圈，来到市郊烈士陵园。陵园残破不全，一派萧条景色。游行队伍转来转去，最后在一片空场停下，总部几个大头头简短讲话，“烈士”的父亲也讲话，大致是感谢同学们的意思。游行就解散了。

后来我听说，“烈士”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将儿子的骨灰葬在烈士陵园。幸亏这位父亲还算清醒，若在群情激昂中，昏了头，懵了心，将儿子葬在烈士陵园，谁知道以后是什么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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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海燕，曾经是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编辑，凤凰网总编辑、副总裁。现在是凤凰新媒体顾问，白云黄鹤之人。）

雷颐：白修德与“中原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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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9 14:01:04|浏览69305次|评论15条

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人祸”，即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使无数生灵得救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反而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样不减。

1943年灾区的天气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但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勒令其当即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这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还是让他深深震惊。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一直在当地的传教士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小孩是先死了的。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3页。）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当然，“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我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197页。）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他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有300万～500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决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中国的惊雷》，第195页。）

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大量死亡，因为就在河南的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这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探索历史》，第120页。）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做法大为不满，甚至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后终于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探索历史》，第120～122页。）

二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做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他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提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他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entitlement set），这种权利是“应得”的，是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其中重要的有所有权、交换权利、社会保障和就业权利。他认为：“如果说食物供给本身对饥饿现象的普遍存在有什么影响的话，其影响也可以被认为是通过权利关系而发生的。”如果说这种权利方法“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话，也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在作怪，即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而不考虑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印度]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饥饿是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食品，之所以有些人没有获得足够的食品，是因为“权利失败”，丧失了以前的权利，大规模饥荒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交换权利”的急剧变化。所以，大饥荒的实质是许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

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分析，他的研究表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做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他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人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证、强调、提醒说：“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绝不会受到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而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的民主体制中，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政府的反应总是来自对政府的压力，所以“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国家中，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却不曾杀死统治者。国王和总统、官僚和各级主管、军方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在另一方面，民主却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2、177页。）

历史事实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并非仅仅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而实际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即与“生存权”密切相连。然而，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重大灾难的严重后果，人们才会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三

毋庸讳言，这场“中原大饥荒”主要是在美国记者、美国报界的干预下，在美国舆论的压力下，当时实行专制统治的中国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防止了灾难进一步扩大。白修德明确写道：“许多生命得救了，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探索历史》，第122页。）这样，“生存权”（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便无法回避。

从“主权”这一角度来看，白修德想方设法绕过战时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直接把消息发往美国，美国朝野就此对中国政府的严厉批评指责，使当时软弱的中国政府屈从于美国的压力，确可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从“生存权”角度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无数生灵得救，使无数人的“生存权”获得保障，因而无可指责。面对二者的尖锐矛盾，确有必要对主权与人权的关系略做探讨。

在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天子”，其权力来自“神授”，因此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近代以来，外部世界的现代主权观渐为国人接受，不论实际情况如何，“主权来自人民”起码在理论上无人反对。

现代主权理论起源于西方。西欧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神权国家观念。奥古斯丁（St.Augustine）提出了影响极大的“上帝之国”和“人间之国”这种“双国”理论。“上帝之国”即基督教所说的天堂或天国，是上帝建立的光明的“神之都”；“人间之国”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国家，是黑暗的“地之都”。所以“上帝之国”高于“地上之国”，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在奥古斯丁之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则从国家起源和国家目的这两方面把国家“神话”。他认为人天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社会和国家正是适应人的天性需要的产物。但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创造者，所以从根本上说只有上帝才是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类过一种快乐而有德行的生活，通过有德行的生活达到升入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因此从最终目的来说世俗国家也应服从教权。

但从13世纪下半叶起，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到16世纪末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观念以理性和经验论为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使“国家”摆脱中世纪的神权，反对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强力才是国家和法律的基础。这种观念在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集大成者，则是16世纪法国思想家布丹（Jean Bodin）。布丹在《国家六论》中从人类历史经验出发，全面阐述了世俗化的国家起源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是许多家庭联合而成的集合体，所以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把家庭团体联合起来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暴力。战胜者通过战争成为君主，把各小团体联合起来形成拥有主权的国家。另一重要因素是契约。他认为仅有暴力远远不够，还不足以建立国家。国家的建立还要有各家庭为了共同利益的相互契约、共同承认一个主权才能建立。这种暴力论和契约论混合的国家起源论，否定了国家神创论，并为契约论的发展埋下伏笔。而布丹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国家“主权”（sovereignty）理论的阐发。他提出国家主权是在一个国家“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权力”，即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主权是绝对的和永久的，具有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也是国家的本质特征，而掌握国家主权的人就是主权者。他认为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形式，因此主张君主集权制，提出一国之君既是主权的所有者又是主权的行使者，为“绝对王权”辩护，并以此反对教会特权和贵族的封建割据。（[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2页。）同时，他认为公民的权利也应得到尊重，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和私有财产权，二者是先于国家的自然权利，而不遵守神法和自然法的君主则是可以被推翻的暴君。虽然布丹没有具体论述、发挥君主如何受自然法的限制、约束，但在“主权者”之上还有一更高的存在、主权要受神法和自然法约管的思想虽然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但使后人可以据此得出国家主权要受国际法约束的推论。此点至关重要。

在布丹之后，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则从人性论和自然法角度，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契约论（他用理性剔除了布丹理论中仍有一席之地的“神法”），论证了国家主权的统一性、不可转移性和不可分割性。他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国内长期战乱不已，因此他认为人性是自私、冷酷的，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主权者”，社会将陷入纷争不息的战乱之中，即人人平等但互相为敌的“自然状态”，永无宁日。但是，个人有自我保护、维护自己利益的理性，而正是这种理性产生了“自然法”。在这种“自然法”的引导下，人们为了永远结束战争状态，过上和平宁静的生活，彼此签约，放弃自己的权利，产生使所有人慑服的共同权力，形成最高权力，即主权者的绝对统治，如此才可能有和平与安全。虽然霍布斯是个绝对专制论者，但其意义在于：“正是霍布斯第一个确立了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权力而不是来自君主的神权或统治者自然优越的地位。”（[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实际上，从国家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理论中，依然可以推出如果“主权者”不能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权时，人民便可弃约或不服从主权者的思想。

虽然布丹和霍布斯都主张绝对君主专制，主张“朕即国家”，但他们理论的意义在于从人的眼光而不是从神的眼光看待国家，把国家看作实现纯粹世俗目的的纯粹世俗的政权，重要的是消除了国家的神圣性。主权论和契约论的提出，为以后“主权在民”理论提供了基础。此后的几百年间，西方许多思想家以此为平台，论证了“主权在民”，才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洛克（John Locke）与霍布斯一样用自然法理论说明国家起源，但认为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是人们有保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订契约形成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也要受契约束缚，如其违约，也要受惩罚，人们有权反抗，甚至重新订约，另立新的统治者。依据自然法则，伏尔泰（Voltaire）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论。卢梭（J.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甚至政治观点一向谨慎的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也提出国家应建立在三个理性原则之上，即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人都是自由的，作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是独立的。因此有关个人与国家间的自由、平等、独立三原则也是公民承担国家政治义务的根本依据。

当然，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观点有许多重大差异，但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主张国家的“主权在民”，从主权在民论证国家的合法性，这也是现代国家观念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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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著名文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郑东阳：永远的异议者“刺客”黄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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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0 12:51:53|浏览87271次|评论13条

2012年5月18日，台北市文山区指南路一座礼堂里，台湾老牌名校政治大学正在举行八十五周年校庆。政大校长吴思华在台上宣布“杰出校友奖”名单。这份只有五人入选的名单陆续展开：台湾著名的大法官刘铁铮、“第一夫人”周美青、著名企业家尹衍梁、政大前任校长郑丁旺……“黄文雄”，念至最后一个名字，全场寂静，继而响起一片掌声。

黄文雄并没有出现在现场。在台北一栋院内满墙爬藤植物环绕的房子里，年逾古稀的黄文雄在一个堆砌着书报的角落里，对着电脑码字。当天，他把手机关掉，只回复了几位发邮件祝贺的记者，表示失礼：“因为印刷厂在等一篇篇幅较长的论文，带病守候，不便受访。”

穿着简单、满头银发的黄文雄，总是从眼镜上方看着你，一脸孩子般的欢笑。你很难将眼前这位老人和“刺客”两个字联系在一起：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在美访问的蒋经国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一名穿着风衣的男子突然从侧边大理石柱后闪出，拔出手枪，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一起被制服。风衣男子便是黄文雄。

“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e！”被一群警察压在身下的黄文雄，不断从那些彪形大汉的身体里钻出头部或上半身，朝蒋经国大声呼喊。他的妹夫郑自才企图上前营救，也迅速被制服了。

其时，黄文雄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博的台湾留学生。在获保释期间，他逃离美国，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流亡生涯。1996年，他回到台湾，成为“海外黑名单”中解禁的最后一人。

那件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被母校政治大学从《校友录》除名。直至此次，获颁“政大杰出校友”，黄文雄归来。

三个月后，我联系上了他。已经七十五岁的他，身体一直不好，在与记者沟通和电话采访的那段时间里，他再次感染TIA（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是脑中风前兆），不得不中断采访。医生禁止他上网、外联，但是事后他还是背着医生偷偷回邮件，对于短期内不能继续接受采访表示“非常非常抱歉”。

他给我的材料和邮件里，很较真地纠正一些原本听起来更“传奇”的刺杀细节，比如他们也没有朝天上扔传单、制造混乱；企图上前救他的郑自才身上也没有带枪或者刀——这是没看法庭文件的美国媒体的编造。

“你为什么没有去政治大学领奖？”我问他。“自己所剩时日不多，只希望能将分分秒秒都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他答。

2012年8月底，在最后一封邮件里，他又纠正了一个媒体对他的惯用评价：“郑先生，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澄清：虽然和进步学界颇有来往，我的首要身份一直是社会运动者，不是学者，更无著名之可能。”

从日据时代到两蒋统治

1937年，黄文雄出生于台湾新竹。此时，台湾尚处日据时代，他的父亲黄耀辉毕业于台湾工商学校，是当地一名技术官僚，也是小有名气的工程师。

爷爷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极为痛恨日本当局，他一度不允许黄耀辉进入当局推行的“国民教育”体系。在黄耀辉考上台湾工商学校后，他一如既往地反对。但当身着日本文官服饰、挂着佩剑的日本籍校长，亲自下乡出现在他面前，极为谦和地表达了尊重后，这位生于清朝的长者做出了让步。

在黄耀辉毕业后，年仅二十一岁的他被日据新竹州政府延揽，成为建设局文官，允许穿上文官服并携带佩剑——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待遇，在政府大楼里上班的台籍文官屈指可数。

黄文雄的母亲则是名门之后，她是新竹两大望族之一“内公馆”林占梅后代林家平的大女儿。此时林家虽然大不如前，但是依然住在新竹西大路上最大的西式洋楼里。

在黄文雄略微懂事的年纪，盟军开始轰炸台湾。他开始隐约觉得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关系有些复杂。他的长辈们夹在日本人与国民党之间，艰难地在日语、汉语、闽南语间转换。

某日，一位年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日本“少年神风特攻队”的少年来到他所在的村庄。这位少年已经没有往日颈系白毛巾、挥舞着军刀、唱着高昂军歌的风采。他第二天将上战场，驾着木制飞机飞向盟军，然后在火光中燃烧自己的生命。而他此行便是希望在这个村子里买一只鸭子，带上飞机，一同战死。

但村子里的人都讨厌日本人，没人愿意卖给他。最后，黄文雄的母亲，那位精通日语的大家闺秀替日本少年四处说情，才帮他买到一只。“至今，我还记得他手捧小鸭子含泪离去的身影。”黄文雄说。

日据时期，黄父像是个“近乎宗教狂热的现代化推行者”，受到严谨的日本同行的深刻影响，家里堆满了井然有序的设计图和测量资料。他印象中，父亲经常出差，永远被晒得黑黑的，计算尺和笔记本永远随身带着，吃饭时要是想到什么也会拿出来比量。

1945年，台湾光复。黄父十分兴奋，认为自己这个优秀的技术官员可以参与台湾“回归祖国”后的现代化进程中了。但很快，失望开始蔓延。他发觉自己的奋斗是那么孤立无援，总是被吞噬进宏大空洞的计划中。建设局里不断有大陆来的官员进驻，一位国民党籍官员为了装修会客室，将工程档案搬到走廊上，让材料任由风吹雨打。

两年后，黄文雄目睹了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在台北，军警开枪打死了请愿的商贩。台北市的学生开始罢课，上街游行，但很快就遭到了镇压。类似的群体性事件蔓延到整个台湾。在新竹，民众们也包围了警察局和县政府，并从屋内搬出各种东西在庭院里焚烧，“飞散的钞票都有人捡起来丢回火堆中，没有人会私吞”。

人们的怒火压抑了很久，但没有明确的反对对象。包围警察局的人们在开会时，列举的案例却是这些警察如何在日本人指挥下欺负他们。有些人则将矛头对准外省人，因为开枪的国军大部分不会说闽南语，但也有本省家庭收留和保护着外省家庭。

不久后，从基隆港登陆的国军迅速南下扫荡，黄文雄开始在被窝里听到窗外密集的枪声，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至此，人们开始有了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及其军队。

此后黄父辞职下海，成为一家民营企业的总工程师。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北。刚到台湾不久的“中央政权”虽然继续高压维稳，但在推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颇为用心。20世纪50年代，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蒋经国亲自参与，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他在工地上与筑路“荣民”同甘共苦。他和工人一样嘴对水直接饮用的镜头，是青少年时期的黄文雄对蒋经国的第一印象。

黄父重新被召回体制，并被要求加入国民党，主持当地市政建设。不久后，又调任新竹公共事业管理所担任所长。黄文雄的性格与其父亲截然不同。父亲是个兢兢业业的技术官僚，而他一面嗜书如命，一面又接连惹事，乃至留级。

某天，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自己最讨厌上的公民课的老师曾因贪污而被判过刑。他悄悄剪下那则新闻，在老师上课前贴到黑板上。之后被学校处分，理由是不尊重师长。

他在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学就读高中。前者创办于1915年，创办人有林献堂、辜显荣这些大半生夹在大陆政权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台湾士绅。这个中学的际遇也象征了台湾社会的变迁。在黄父的课堂上，日文取代了汉文；而到了黄文雄上学的年纪，“三民主义”已经南下，取代了“皇民化”。青年们拥挤在这个外形很像红薯的岛屿上，地理课上学的却是秋海棠叶的中国地图；他们用闽南语讲话，在学校却必须每天听一遍领袖发出的具有江浙口音的国语。

外省精英成为最早的启蒙者，黄文雄开始喜欢当时著名的杂志《自由中国》。这本杂志的创办者雷震是国民党党内温和的改革派，曾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起初，《自由中国》是一份拥蒋反共的刊物，但当杂志的撰稿人——老干部及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慢慢不满蒋的政策、纷纷离开国民党权力核心后，杂志的方向和风格也逐渐改变。深受《自由中国》影响的黄文雄在演讲比赛中将题目定为《地方选举》，险些惹祸上身。

但当时的他，同时也是个标准的“爱国青年”。1954年，国民党军队的驱逐舰“太平号”在台湾海峡被大陆的鱼雷快艇突袭击沉，台湾青年们发起了一场“复仇献舰运动”，黄文雄是最早的响应者，并在校园里组织活动。

三年后的1957年，一位名为刘自然的台湾少校被美军派驻台湾顾问团的上士罗伯特·雷诺枪杀于阳明山一栋公寓内。之后，美军军事法庭宣布无罪释放美国士兵，引发台湾民众的抗议浪潮。“刘自然事件”爆发后，黄文雄和几位女同学常在暗夜里扮演情侣，用弹弓石块打公园里的美军招待所。

这个年代的校园，除去应试教育、接连不断的考试令人窒息外，更可怕的是严密的校园监控。他坦言，当时若不是校长的保护和其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他可能很早就被当局盯上了。他的同学中，不少人都被无情地送往少年监狱，不论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

左派青年的诞生

在黄文雄考上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后，他自认为“开窍”了，一些东南亚侨生和美国留学同学给他带来革命性影响。彼时，受大陆影响，东南亚各地华人投身共产运动者颇多，在东南亚各国政府与共产主义者的对峙中，不少华人富商将子女送往被视为最安全的台湾就读。

一位就读于台湾大学的女侨生May和黄文雄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May的个性更叛逆，她原本在英国留学，不慎怀孕后被家人送往台湾。May经历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左派思潮的洗礼，在她的引导下，黄文雄开始读了不少“禁书”，包括一些左派书籍和大陆书籍。

而那些美国来台湾留学的同学中，有不少在美国本土参加过美国民权运动和正在兴起的学生运动。他们和黄文雄畅谈美国，宣泄对美国越来越逼仄的政治空间的不满。当他们用马丁·路德·金的语气诵读《我有一个梦想》时，激起了他们的台湾朋友最热烈的崇拜。

台湾政治大学，前身为国民党中央党校，是国民党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黄文雄的一位大学同学甚至认为，品学兼优、逻辑极为缜密的黄文雄如果选择留在台湾，或许会成为陶百川第二。陶百川是体制内的改革呼吁者，民国时期从哈佛留学归来的国民党青年才俊，长期奋战在国民党的宣传系统，曾任中央日报社社长。蒋经国时期，他担任“国策顾问”，但经常在公开演讲中主张取消“报禁”。然而，命运恰恰走向了相反方向。

1960年，雷震被捕。

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台湾只剩下“蒋总统万岁”的声音，进入“沉默的十年”。

整个岛屿沉浸于一种压抑、极度敏感的紧张，眷村里的人们沉浸在失去家乡的流亡之痛里，高级精英们不分省籍地陷入白色恐怖带来的窒息氛围，而本省人则是留在家乡的流亡者。黄文雄情绪极为低落。“连雷震先生这样的前辈，如此温和的体制内改革诉求者，都要受到如此严厉的迫害”，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1964年，在他研究生即将毕业时，他接到一份电报——父亲被不明身份的人用吉普车带走。这让他极为惊讶，“我父亲最不懂政治，除了工程图纸外，其他都不关心。若是政治事件，最该抓的人是我。彭明敏当时正在台湾各地串联反蒋人士，我当时虽未参与，但曾和同学们见过彭明敏教授，也常和左派侨生有些往来”。

原来，由于不配合县长进行变相报销及筹措竞选经费，黄父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调查。在被调查期间，黄文雄遇到许多体制内的司法“黄牛”，也有人传话，如果父亲愿意自动辞职，便可以不起诉。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在调查站里，父亲老泪纵横地谈了一些心事后，竟然让儿子一定要安排单位的某位技术干部来看他，因为他发现一些新想法或许可以帮第三期自来水扩建工程省钱省时。黄父的案件经过两轮审理后，无罪释放。

在目睹“呼吁者”雷震和对体制无比忠诚的父亲的遭遇后，他引用《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一书中的论断，认为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里，“呼吁”与“忠诚”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唯有“退出”。出走是最好的选择，而留学则是最好的出走方式。

美国人在此时抛出了橄榄枝，为台湾留学生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获得奖学金的台湾学生们戏称，苏联是他们应该感谢的对象。1957年苏联那颗人造卫星sputnik，让美国人第一次感觉到紧张。随着冷战加剧，利用奖学金从“自由阵营”的国家和地区招收、吸引优秀学生到美国留学，也成了冷战策略之一。黄文雄将自己和20世纪60年代赴美读书的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青年称为“sputnik世代”。

然而，此时的美国，也正是左派运动的年代。留美期间，他交往的美国女友中，不少来自工会的传统家庭。那时他和女友们除了出入hotel外，也被这些女孩引导着接触社会活动，比如美国民权运动、反越战活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大学改革运动，等等。

黄文雄在美国就读的第一所高校是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匹兹堡以盛产钢铁业和煤矿出名，并因此吸引了不少黑人移民。这座城市有着相当强的社会批判传统。和他一起为黑人朋友争取基本人权的民权运动中，也有不少白人朋友。一位白人朋友Chuck成为他在美期间最好的朋友。Chuck喜欢穿南方黑人农民的牛仔工作服，当时黄文雄和身边的华人同学还难免自命清高的时候，如此愿意放下身段的大学生让他充满了好感。

在一次酒后的聊天中，Chuck向黄文雄坦言，他觉得留美的华人学生都喜欢黏在一起。一起租屋、买菜、做饭、上图书馆实验室，甚至追女生，“我真怀疑他们见识到多少美国和世界”。在这次聊天后，黄文雄听从Chuck的建议，和华人社区保持联络，但始终和其他各国学生同住，而且有意识隔一段时间就移动住所，借此扩展交往圈子。

Chuck还推荐他观察并参与“学生民主社会联盟”。“我们是属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在舒适中成长，但是却不安地凝视着这个环绕我们的世界。”在密歇根州的休伦港，联盟的学生们写下了这个《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一个世代的议程》。这个联盟的学生们经常走向街头，他们抗议一切，拒绝传统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但不信任老左派的社会主义——苏联将坦克和飞机运往匈牙利镇压当地民主运动，斯大林极权面貌被彻底暴露出来，因此，他们不同意传统左派把改革的使命放在劳工身上。这个联盟的故事此后不断出现在美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中。

在黄文雄赴美留学第四年的1968年，左派的高潮来临。在美国，约翰逊总统放弃连任，捷克有“布拉格之春”，法国的戴高乐被学生和工人联手逼退。被浪漫化的Chuck们似乎代表了黄文雄渴望的一切：敢于冒险、富有学问、特立独行、参与历史变革。这一切都笼罩在悲伤与诗意中。黄文雄开始思考他的故乡，他把台湾和越南进行对比。在他眼里，虽然不喜欢另外一个阵营，包括苏联和海峡对岸，但是对美国扶持南越和台湾的“独裁政权”，他恨之入骨。

此后，在其同样在美留学的妹夫郑自才等人的介绍下，他开始成为“台独联盟”的一员。联盟的大部分成员是台湾留学生。“他们的一些目标，加上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我很快就能赞同。身处那个时期的美国，各种民族解放思潮流行，我很多朋友组织起来，上了街头，有人甚至想回国打游击，没人能完全不受影响”。

一位台湾留学生如此形容黄文雄：黄长得很帅，又潇洒，又浪漫，还有一只不离嘴的烟斗，加上那袅袅而上的黑烟，使人感觉他是用诗写成的一个人。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拉丁美洲那位出现在各种T恤上的左派青年偶像，切·格瓦拉——还好，黄文雄绝不是格瓦拉。

刺杀蒋经国

1970年4月，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即将履行他的第五次访美任务。

早在1969年，蒋经国第四次访美结束后，已经在康奈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黄文雄便从担任国会议员助理的康大同学那里听到蒋经国将有第五次访美的消息。由于此时尼克松已和北京有过秘密接触，随时可能会和北京建交，为了安抚台湾，美国人事先布置了抚慰。

在蒋经国赴美前，黄文雄和一群台湾学生开始了策划一系列抗议。一位台湾学生突然提到刺杀计划，整个讨论活动开始迈向高潮。但这样的讨论显得极无意义，学生们更像在秀自己的学科背景和专业知识。一些理工科学生从技术可行性分析蒋经国可能的路线和行程，他们设计了一套狙击方案，并建议购买高远距离的狙击步枪。这个计划得到认可后，由谁来开枪很快成为一个让现场沉默许久的话题。有人建议可以雇用黑社会人士或是黑人执行暗杀。最后，讨论不了了之。

在一旁的黄文雄显得十分安静，他对这样的讨论兴致并不高，因为学生们还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暗杀蒋经国。蒋经国的离去会打乱接班计划，但依然改变不了台湾现有的政治格局，可是“刺蒋”这个动作会让很多人明白反对人士的不满，给沉寂的反对运动带来曙光。他认为暗杀蒋经国只有由一个普通的台湾人去做，才能凸显政治意义，那些雇用黑人或远距离狙击的匿名攻击，都不能有力清楚地向世界和美国人传递台湾人的政治诉求：台湾人不能接受蒋家父子的独裁，也不能接受父传子的接班设计。而且暗杀行动执行时，一定要靠近蒋经国，如果误伤无辜，即使技术上暗杀成功，必然会伤害此举的政治意义。

几天后，他的妹妹黄晴美、妹夫郑自才及另外一名同学赖文雄上门找到他，四人开始正式决定行动。郑自才负责买枪，而在蒋经国抵达美国的当天，黄文雄、郑自才、赖文雄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谁去开枪。

他没有将计划告诉其他台湾人，只告诉了两位有生死之交的外国朋友。当蒋经国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时，黄文雄自告奋勇决定由自己去开这一枪，因为郑自才和赖文雄都有妻儿。

蒋经国在华盛顿停留了两天，来到了黄所在的纽约。在黄的计划中，蒋经国24日会在纽约的广场酒店，向“东亚-美国工商协会”发表演说，这被认为是刺杀行动的最佳时机。

广场酒店前面有一个喷泉广场，是官方组织的欢迎者以及异议者示威的地方。黄分析，广场和入口应该是护卫人员的注意重点，但酒店后侧和左侧各有巷子。后侧巷子有一幢建筑正在整修，比较凌乱，那里的防卫可能较薄弱。于是，他决定次日从后侧巷子转到左侧巷子，然后从那里沿酒店的骑楼走向入口地区。

24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枪放在黄晴美的皮包里，因为警卫一般不会搜女士身上的东西。黄文雄、黄晴美和赖文雄按原来计划走向酒店。但走到酒店后那幢正整修的房子时却被建筑工人和警卫挡住了。于是，他们决定多跑半条街转入酒店左侧的巷子，当妹妹在酒店的南角把枪交给他的时候，蒋经国的座车正好转入酒店入口前面。左侧巷子果然和他们想象中一样，警卫很少。

蒋经国在护卫人员的陪同下，朝酒店旋转门方向走来。护卫人员排成两排护卫墙，让出通道。黄文雄很容易挤到墙角，并处在围观群众中的前三排。

就在蒋经国即将进入旋转门时，枪声响了。但是让黄文雄没预料到的是，他开第一枪时，一个机警的纽约警官看到了，飞身而起将他手肘往上托，子弹飞向蒋经国头部上方。在黄文雄开第二枪时，蒋经国已经进入旋转门的右侧了。而他也被一大堆警察压在身下。

他高喊着那句英文：“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ese！”正在示威队伍中发传单的郑自才见此景，跳进来企图救走黄文雄，但很快他也被制服了。示威者愣了很久，在黄和郑被戴上手铐塞进车内时，正在示威的几十位同乡才回过神来，口号变得特别响亮。

事后，保护蒋经国的那位便衣警察获赠蒋随身携带的昂贵手表。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但蒋经国回到台湾后，黄文雄即被列入重点看顾的海外黑名单，情治单位对黄的家人也一直“照顾有加”，只是美国的法律制度最终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

在警局内，警察从他身上搜不到任何证件。黄文雄行前也没有告诉女友自己的计划。他预判，当天下午，女友会到住处找他，因此他必须把时间拉长，让女友和可以照顾女友的朋友们在警方查出他的住处前，有机会从电视上得到消息。他显得十分冷静，警告警察自己会有很好的律师，“明天的《纽约时报》头条肯定会是我”。直到当天晚上，他断定新闻已经传到康奈尔大学后，才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学校和住址。

很快，他和郑自才被检方以“谋杀未遂和共谋”罪起诉。

在拘留所里，他认为自己见证了当年美国人反越战运动给社会带来的改变，比如这场运动让许多美国人对第三世界的反对者有了更多同情和支持。在好几个拘留站，他们受到工作人员的特别照顾，甚至所经之处，还有人举起拳头向他们打招呼，以示加油。而相同囚室里，大多都是政治犯，包括反战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和波多黎各独立运动的成员。直到今天，他还清晰记得在牢中的时事辩论会。

由于涉及联邦事务，当局将保释金定得很高，黄文雄需要十万美元，郑自才需要九万美元。他们的律师称，这创造了纽约当时的纪录。但不到三个月，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们为他们成功募款，凑齐了保释金，两人获得保释。黄文雄认为这也证明刺杀行动的成功，如此迅速筹到保释金就是另外一种投票，等于对蒋氏王朝做了一场民调，也对美国政府的台湾政策带来一定冲击。

虽然蒋经国多次表现出对此事的大度，仿佛若无其事，但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生难忘，以至于此后经常嘀咕：“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体制向台湾本土年轻人开放，李登辉、连战、吴伯雄这些熟悉的名字得以进入体制。随后到来的所谓外交危机也化作改革的动力，政府、知识分子、民众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暂时的和解，台湾最终走向解除戒严体制。

一些美国人主动递上援手。为黄、郑二人辩护的律师中，一位律师的女儿也因反战案件被联邦政府通缉，另一名律师是调查纽约警察贪污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一名前检察官。康奈尔大学几位社会学家则制定了一套陪审团筛选方法，以帮助辩方律师。

但是最终，黄文雄和郑自才选择了弃保逃亡。他们得到了负责出入境工作的几位外国朋友和台湾老乡的帮助，顺利在FBI的监视下逃亡。有关逃亡的过程，黄文雄自称“十分精彩，是自己报废前必须好好写下来的故事”。但还未来得及向包括我在内的采访者详细描述，他便被医生禁止外联了。逃出美国后，郑自才在瑞典被发现，此后被引渡到美国，服刑一年多后，被假释出狱。而黄文雄则在欧洲游荡了二十五年，直到蒋经国在临终前拔出关着民主的魔瓶塞子后第八年——1996年，黄文雄得以回到台湾。

这一年，他在回台公开身份后接受的第一个电视采访中，被主持人问：“现在最想说什么？”他说，想向当年美国的女友道歉。

要做怎样的反对者？

有关欧洲流亡的故事，黄文雄一直守口如瓶。他只是一直强调为了不让自己暴露：开车十分小心，生怕出事，同时也不会去酒吧喝酒；实在想家，也不敢给家里电话。

1992年，流亡期间的黄文雄主动找上在欧洲访问的“国大代表”、反对党的要角陈菊。陈菊回台后于《自立早报》刊载《二十一年生死两茫茫——喜见刺蒋案黄文雄志士》一文，台湾人才首次得知黄文雄“别来无恙”。

四年后，黄文雄回到了台湾。虽然早在四年前，李登辉就已经宣布解除海外黑名单，但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未抱太大信心，黄文雄选择的入境方式是偷渡。

此时他的母亲已卧病在床五年。黄听从弟弟的意见，与母亲见面时，扮作弟弟从美国归来的朋友兼推拿医生。但他没想到的是，已经二十六年未见的母亲很快就认出了他，和他对望着。也许是看出黄文雄情绪上的激动，在他为母亲按摩脚的时候，母亲用脚趾夹住他的手指，眼中有一闪慧黠的光芒。“母亲似乎在告诉我，我们得先骗过他们。已经回来了，要哭以后再哭。”

母亲的举动让黄文雄决定提前召开记者会，宣布归来。此后他遭到起诉，检方的理由是，虽然其拥有“中华民国”护照，但是没有户籍，必须申请后才能入境。最终黄文雄胜诉而获判无罪。

回到台湾后，黄文雄仍然充满争议，有关他刺蒋的细节被媒体大量报道。直到2000年，国民党人唐湘龙在《中国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他为“刺蒋暴徒”。而在同一年，他则被刚当选为“总统”的陈水扁聘为“国策顾问”。

不过黄并没有因此加入民进党，他并没有像其他“海外黑名单”上的异议者一样，在台湾民主化后，把曾经的“反对者”身份作为资源，在各种选举场合呼风唤雨。他回到台湾后，依然扮演的是体制的批评者。

在陈水扁执政期间，谢长廷内阁曾推出“台湾全民指纹资料库”计划，在居民更换身份证时，被强制要求按捺指纹。为此，在2005年5月24日，黄文雄与台湾人权促进会、“中国人权协会”等人权团体合组为“拒按指纹524行动联盟”，公开反对“行政院”推行的“全民指纹建档”计划。

最终，“司法院”大法官公布“释字第603号解释”，宣告该案法源应不再适用。2005年10月，官司获胜后的黄文雄辞去“国策顾问”职位，转任台湾人权促进会顾问。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反对者。但在黄文雄的世界里，敌人只是不合理的体制，统独从来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出生于日据时期，与传统的本土精英极为亲日不同的是，他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殖民化和现代化同时进行，情感十分复杂，今天台面上的两极化说法都过于简单。

对台湾，他充满了感情。他常提及台湾学者曾建民的著作《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这本书描述了1945年8月15日台湾光复、日军投降到陈诚和国军接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台湾高度自治的状态。多元的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共同规划战后重建，甚至有公民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的萌芽出现。曾建民是统派学者，此书认为这种局面是台湾人高度的民族认同感驱使下完成的。黄文雄也没有反对这点，他也认为1945年台湾人脱离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的欢欣达到了高潮。但让人可惜的是这个高潮不但只有空前，而且绝后，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接踵而至。以至于他常想，若早期接管台湾的大陆政权是个民主政权，今天的台湾会有如此大的争议吗？

他年轻时深受影响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是标准的外省人。回到台湾后，他和柏杨第一次见面时，柏杨很认真地对他说：“文雄啊，你开那枪后，我们牢中原来判轻罪的都改判重罪，原来判重罪的都改判枪毙了。但我们都不怪你，只怪你枪法怎么这么差！”

他也不关心权力属于哪一派，真正要紧的无非民之福祉。2006年12月4日，黄文雄在台湾绿党网站发表《我为什么支持绿党？》一文，公开表态支持台湾绿党的理念，以拓宽台湾的多元政治光谱，并批评泛蓝与泛绿关怀的议题主要局限于“国家认同”与省籍差异而非公共议题。依照2012年“立委”选举的不分区政党票来排名，绿党目前为台湾第五大政党。这个政党长期关心劳工、弱势、环保议题。

人们总是期待从他这里得到对蒋经国不同于主流的评价，但每次都失望而归。2003年，他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称蒋经国为“先生”，并认为蒋经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认识他，评价他，所关系的并不是为某个人‘打分数’而已，还关系到我们对自己的社会、时代，甚至对我们自己的了解，不可不谨慎从事。”他常强调，自己刺杀的是体制，不是针对蒋经国个人。

有趣的是，人们总是把他和另外一位日本籍台湾裔作家黄文雄混淆。二者都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日据时期，都曾是蒋政权的反对者，这样两个同名人士的确很容易被混淆。但是和那位“反中作家”黄文雄相比，这位黄文雄显得温和许多，几乎没有发表过针对大陆的任何评价和文章。

将“二黄”混淆的不仅是一些大陆媒体人，还有中国社科院涉台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们。一位研究员在一篇研究文章中，痛骂刺蒋的黄文雄为“刺蒋案主凶”、“恐怖幽灵”，并称黄现任“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员，其人权斗士的面目可想而知。后面这个职务，其实属于“作家黄文雄”。

这位反对者，虽然以一个“刺客”的身份留下最震撼一幕的历史画面，但他最终选择为“非暴力抗争”布道。

2009年，黄文雄在郑南榕（党外政论杂志出版者，1989年被国民党以叛乱罪起诉，拒捕自焚而死）去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发表演说呼吁非暴力抗争。人们常把他当作另外一个郑南榕。黄文雄在演讲中称：“我没有时间向大家报告非暴力抗争、公民不服从运动以及平民国防的历史、经验、技术和理论……我只是想用它来举例说明郑南榕的精神和方法学，并且向Nylon（郑南榕的绰号）这位不是用勇气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说：我已经在和几位影片制作者商谈了，希望能制作一部有关非暴力抗争的历史、理论和技术的教学影片。希望努力有成，明年扫墓时，可以带来代替鲜花，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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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阳，专栏作者，《凤凰周刊》编委。）

腾日熙博：你去投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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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28 19:55:00|浏览157667次|评论239条

今年1月中旬，经过种种烦琐的申请手续后，终于盼来了日本国立琉球大学的研究生入学通知书。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只剩回山东老家公安局办理签证手续！

为了解签证所需证件，我在网上输入“冠县出入境”的关键字进行搜索。首页显示的几乎全是各个媒体对该局出入境部门所做的新闻报道，其中，《齐鲁晚报》这样写道：冠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方便广大群众了解有关出国（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冠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充分利用网络即时通信工具，率先开通了网络QQ警务室，市民只要添加QQ号1309900361，就能咨询出入境办证程序、办证时限及进展情况等，还能预约登记。

看到这则新闻，当时人在温州的我心里异常高兴，没想到家乡的公安局办公方式如此贴心，可以用QQ进行咨询与预约。于是满怀期待地加了对方的QQ。第二天验证通过后，看到对方显示在线状态，我就把问题一一列出，发了过去，等了好久，都没有回应。接下的情况就是：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数次给对方留言，都未见其回复，我骂了一声：“恁娘！”

既然无法进行预约，那就得提前回家。挤进拥挤的回乡人潮，踏上了回家之路。到家之后，马不停蹄直接与家父驱车五十公里来到县城。走到公安局门口，家父停下脚步说：“我看我们还是买一包好烟吧，进去之后也好给他们抽。”

我一脸不解地对家父讲：“你看你这思想，为什么要给他们买烟，给我们办理证件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家父见我态度坚决，也只好笑了笑说：“不买就不买吧，其实送一包烟好办事。”

走进办公大楼，和家父一个门牌一个门牌挨着找，待穿过长长的走廊之后，终于在一个角落看到了挂着的门牌：出入境管理。

敲门进去之后，里面已有几个人在等。办公室不大，摆着三张桌子。两位年轻人在为排队的人员办理申请护照手续，一位约莫五十岁的男子在一张单独的桌子上摆弄着电脑，紧盯着屏幕不说一句话，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在玩“空中接龙”。

正等着，敲门进来几个年轻人，向工作人员询问道：“去香港，办理签证要多久啊？”这时，玩“空中接龙”一言不发的他闻声抬起头，问道：“去香港干什么？”“去玩。”他带着明显的审查式口吻询问道：“去玩什么？”这几位年轻人听到这样的“质问”，一下子顿住了。我也愣了一下，心想：“去玩什么也要问？难道去香港还要写一份行程表不成？”后来其中的一位说道：“我们是大学生，毕业之前想一起去旅游一趟。”那位玩牌的懒懒地回应道：“把身份证、户口本都带来，办完之后回去等，具体时间不知道。”说完低下头，又扎进了“空中接龙”的游戏里面。那几位年轻大学生无奈地关上门，走了。

终于轮到了我，把证件交给那位年轻的办公人员之后，我说，我在你们的QQ上留言了很多次，你们都没回复我。对方就像没听见一样没理我，我只好把证件和申请书很礼貌地递给了正在玩牌的他。这时，他拿起申请书看了看，用同样审问式的语气问：“去日本干什么？去投敌啊！”

听到这样阴阳怪气的语调及质问，家父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我更是一股子愤怒往上涌，脸涨得通红，场面有些尴尬。家父及时赔笑脸说：“孩子到哪里也是中国人，这一点永远错不了，他是去那边读书。”我见此，也附和道：“嗯，对，去日本只是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然后回头我们好打日本。”

听到我们父子如此一番大表“忠心”之后，他畅快地在申请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去那边照相。我说，相片已经带了。他看也没看就说，你得在这里照才行。我靠墙站好，那位年轻人手拿着简易的数码相机走了过来，“咔嚓”一声，然后把照片导入电脑之后说，好了，二百三十元，护照两百元，照相三十元。把钱递过去之后，我说：“麻烦请给我一张发票。”这时年轻人把目光投向了又在玩牌的他。他抬起头一脸不悦地说：“没有发票！”我强烈压抑着愤怒的心情，用极为平静的口吻又问：“政府怎么可能没有发票？”他这次又说：“发票是有，不过你要想拿，要等到春节过后。”看来这是在要挟我。家父赶紧挥手打断了讲话：“要什么发票，在老家都不要发票的，这孩子出门在外不懂事。”接着，我被家父拉出了门。

在回来的路上，车开了好久，家父与我都未讲一句话。我是内心压抑、气愤，没想到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办理起来如此让人“窝火”。家父也是一肚子的不满，在自己孩子跟前低声下气赔笑脸，脸面也是挂不住。

最后还是我捅破窟窿，说：“爸，你也别生气了，总之护照给办了，这比什么都好。”家父听后，叹了一声气，说：“这就是现在当官儿的，你要是不送包烟，大事小事都卡你。”看来，这事儿，的确像是少了一包烟造成的。

如今，我人早已在琉大，有时QQ上经常看到“冠县出入境”上线，我还是会打一声招呼，期待可以给我一个回应，只是对方依然保持着一句话都不回的傲然姿态。

前几天，浏览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府”网站，试着给“民意信箱”发了一封电邮，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就收到了台湾当局官方的正式电邮回复。效率如此之高，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并且信件结尾还写道：“祝福您平安如意。”虽为寥寥几个字，但也让人倍感温馨。

相比之下，看着“冠县出入境”的QQ签名：“我们的口号是——出入有境，服务无境。”我却陷入一种无法能解的沉思：一个是小县城的科级办公部门，服务态度却如此傲慢；一个是贵为“总统府”，服务态度却如此谦恭。到底，内在的差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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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日熙博，现为日本龙谷大学法学研究科政治学硕士。本文系首届凤凰网“青年菁英博客大赛”优秀作品。）

闾丘露薇：当日本人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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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25 23:41:44|浏览353601次|评论144条

2003年3月，在巴格达采访，在外国记者聚集的酒店，看到几个日本老人。很好奇，因为美军正在轰炸，所以这个时候不太可能还有游客，而且，就算是平常，到伊拉克旅行，也算是很特别的选择。

走上去和他们聊天，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来做“人盾”的，都是反战人士。他们每天，会轮流到巴格达的一些重要设施，比如发电厂、医院、学校等，抗议美军的轰炸，抗议这场战争。

现代战争，轰炸已经非常精准，除非情报有误，把非军事设施标注成军事设施，也因为这样，他们去做“人盾”的地方，相对还算安全，比如记者们聚集的酒店，当时是大家心目中默认的最安全的地方，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的炸弹不会把这个地方当成目标。

尽管这样，还是很惊讶于他们的行动，主要是因为，做“人盾”的，主要都是欧美人，而我对日本人一直抱着一种刻板印象，总觉得他们个人和国际政治很遥远，尤其是这种算是小众团体的行为，和他们没有关联，更不要说，还是日本的老人。

萨达姆倒台，在广场上遇到一个会讲中文的日本年轻人，聊起来，原来他是复旦大学的留学生。开战之后，他去了约旦，在一个教堂做起了志愿者，等待着进入巴格达的机会。现在，他和教会的其他志愿者一起，每天在广场上，为巴格达人收集信件，因为这个时候，通信中断，里面的人急于和外面联系，外面的人，也焦急地想知道里面的人的音讯，志愿者的工作，就是把收集的信件，代为送到国外。

这对于我来说，又是很令我惊讶的事情，让我开始反省和提醒自己，不要再先入为主地来看待日本人。

一个老同事是北京人，移居日本之后，娶了一个日本老婆，每次谈到南京大屠杀问题，这个老同事总是会和饭桌上的大家争执起来，因为他总是坚持自己的不相信，不相信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他的理由很简单，去日本看看那些日本人。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其实我很理解他的这种想法，每次到日本，看到日本的秩序，感受到日本人的那种彬彬有礼之后，实在无法想象，就在几十年前，军国主义下的日本人是那样凶残。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即便现在的日本社会改变了，透过政府和社会以及日本人的共同努力，日本终于告别了军国主义，日本的价值观和现代文明社会接轨了，日本人不再像以前，会陷入以爱国为名义的疯狂，历史就在那里，现在的好，无法否定过去的邪恶。

前段时间采访一些日本劳工和慰安妇，原来当年最早帮助这些人群向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索赔的，正是几个日本人。一名一直和日本律师一起帮助这些人群的中国律师认为，这些日本人这样做，也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们很想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负责任、遵守国际规则、尊重人权的日本，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这没有任何问题。

在节目中和一个内地保钓人士聊起这点，他很不屑：“日本人帮我们，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一些，不是真的为了帮我们。”我突然不知道如何回应对方，因为如果形容对方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有点政治不正确，尤其是在目前这个风口浪尖，会被视为亲日、不爱国。

激进的反日人士，往往会让我想起日本的那些右翼分子，因为思维方式很类似。每次去采访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酒店还有一些活动场所的外围，总是会有几辆右翼组织的卡车，还有酒店附近右翼人士的集会。最惊险的一次，是在早稻田大学门口，我们好几家香港媒体在拍摄和做直播，几个右翼人士站到我们面前开始谩骂，阻碍我们的工作，最终惊动警察。为了避免事态恶化，警察劝我们先离开。这次近距离的接触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来这些右翼人士里面，有不少中国人，那几个情绪最激烈的，都带着闽南口音，年纪都已经不轻。

2011年，太平洋战争七十周年的时候，日本电视台NHK向日本民众征集战争证言，当被问到，是否愿意为国捐躯的时候，年轻人们回绝得异口同声，特别是其中那句“要人家为它而死的国家，就让它灭亡好了”，这段时间，这个视频又开始在中国网络上传播。

因为曾经的军国主义历史，很多人认同日本年轻人有这样的姿态。但是如果有中国的年轻人，理直气壮地这样回答，会不会被认为政治不正确呢？甚至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声音也因为这样，不管是钓鱼岛还是独岛，关心的日本人并不多。但不关心这些，是不是就能证明他们不爱国？至少在日本，这不是一种衡量的标准。但是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更关心身边的事情，要求停建核电站的抗议人数，远远要比右翼团体的集会人数多得多。

有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社会。日本人在变，那中国人呢？可惜，如果从远处来看中国人，电视屏幕上扭曲凶狠的面容，只能让人目瞪口呆。还好，身在其中，会看到那些在人群中举着牌子，事后收拾垃圾的广州中学生们，这些人是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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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著名记者、主持人，现供职于凤凰卫视。）

连清川：如何理解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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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18 11:11:35|浏览3124228次|评论799条

我一向不惮于承认自己对日本的无知。对于我而言，日本几乎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国家，而大和民族几乎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民族。

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材料不足，或者我对于日本知识的有意闭塞。而在于，对于日本的阅读越多，就越容易沉陷在诸多的矛盾之中，更加难以理解。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全面理解，其复杂性与矛盾性，都足以令一个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止步。只是对我个人而言，日本所呈现出来的矛盾如此对立，以至于我在了解的过程中一再迷失。

我向来喜欢日本的文艺多过于政治。而这恰是矛盾的开始。其文学之温婉，文艺之精巧，恰与其尚武之暴戾，军事之极端；其个性之谦和，社会之柔厚，恰与其层级之森严，忠诚之愚烈；其政治之灵动，处世之圆融，恰与其外交之执拗，争端之戾气；其历史人文之耽美，恰与其历史政治之血腥一一对应，屡屡不爽。

其实我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机会并不算少，从学者到学生，从生意人到外交官，从新闻人到政客。但是即使如此，也难以打消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知识谜团。

谜语之一是：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从日本有国以来，由于偏居海岛，几乎未曾受到有力侵犯。即使十九世纪美国人舰队到达日本，其实战事颇为轻微，可这居然触动日本乃至推翻幕府，促成明治维新之功效。一个几乎未曾有过对外接触的国家，如何能如此轻易转型？尚且儒教当时乃是全日本唯一尊崇的俗世哲学。

二战前，天皇至高无上的社会心理深入人心。然而几乎在极短时间之内，就迅速转入民主国家，从而又兴崛起之道，连美国人也惊呼“日本入侵”？

蹊跷的还在于，一边日本对于其军国历史其实有深刻反省，并且在制度上约束自我，扼杀军力兴盛之道；但另一边，却不时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不时翻锅，挑动亚洲受难国家情绪。既已立志转入正常国家，如何却不断与邻为壑？

其国家方向，世界视野在何方？

谜语之二是：大和民族，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民族，怎样的一个人群？

在我与日本人亲身接触的过程中，几乎他们所有人都可以用温柔敦厚来形容而不为过，他们似乎保存了比我们更加完整的儒家礼教精神。他们自律到令人恐怖，而对于国家之奉献无私到令人惊异。少数人如此也就罢了，当整个民族如同个人，需要怎样的国民教育？

可是就是这样高尚贤德的一群人，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长期殖民于中国东三省；在南京犯下人类历史最血腥的罪行——南京大屠杀；在东南亚也有菲律宾大屠杀。而美国士兵在日本的东亚战俘营中的遭遇，同样是无穷噩梦。如果说仅仅是战争令人改变的话，那么他们死守着靖国神社，死守着教科书，又是如何解释？

个体的自律与道德，与整个民族所呈现出来的癫狂与暴戾，为何存在如此差异？

谜语之三是：日本真的改变了吗？

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军队打开了日本的大门。在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中提到，许多美国人认为佩里“把魔鬼放出了瓶子，而那个魔鬼已经变成了一个鲜血浸透的怪物”。二战之前与期间的日本，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形象与真实。然而，1945—1952年美国占领军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带领下，对这个国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和平宪法通过了，日美安保条约形成了，多党制政治胜利了。这是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毫无疑问。

可是到底真的改变了没有？天皇还在那里，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对于周边国家依旧不友好。右派的力量还很强大。它会不会还会演化回那个嗜血的魔鬼？

诚然，我自己是没有答案的。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以往阅读日本的过程中，得到的永远是加深了谜团的矛盾的答案。

我们想要寻找一个国家的民族性，那么最好的材料当然是它的历史。可是我作为一个外行人而言，日本的历史如此难以进入，就是关于战国一段，就已经足够复杂到令人头晕目眩。其次对于日本战后历史的叙述，如此充满了尖锐的对峙，使人无法得到一个前后一致与符合逻辑的答案。

然而，再复杂的事物，都有其解析的方法。最起码，在我自己而言，多少是可以寻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有那么几个方式，是我勉强理解日本的出发点。

无论理解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以妖魔化为起点。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确是一个血腥国家，但是并不能因为如此，便妖魔化日本民族。露丝·本尼迪克特在1946年所出版的《菊与刀》，是最经典的研究日本的著作之一。她从文化的基本层面，乃至包括日本人抚育儿童的过程中，去解析日本民族性的形成与特点，并且为战后美国占领军的政策取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文化解析乃是令我们明白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成，都有其历史地理之成因，亦因此造就民族性格。日本国民与任何一国国民无异，无非挣扎在日常生活与政治拨弄之间而已，努力平衡身心与外界。若以国家之龃龉，迁怒于民族之劣根，显然有悖于人性论。

而后是对于政体的理解。这其中确实有多重复杂与矛盾。2000年普利策奖获奖书籍，约翰·W.道尔的作品《拥抱战败》，叙述的是日本自1945年战败，到1952年麦克阿瑟黯然离场，日本恢复国家主权的过程。显然，日本已然在这七年的时间中，按照日本自身的国情与美国的宪政，彻底地改造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政体，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制国家。甚至出乎美国人的意料，“绝大多数日本人能够轻易抛弃十五年之久的军国主义教化”，并且从心理意义上去“有原则地反抗军国主义”，“和平与民主，是战后日本最伟大的祈祷语”。

但是，在小森阳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却沉痛地检讨战后重建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恐怖弊病，也就是天皇制的形成和残留。小森认为，恰恰是明治之后所形成的、其后麦克阿瑟所特意保留的、未能下决心彻底铲除的天皇制，使日本迄今为止仍然挣扎在一种独裁复苏的可能性中。靖国神社、教科书、自卫队出兵海外，都是这个制度遗产所导致的后果。事实上，道尔也在他的作品中对此多有论述。

日本为何对周边国家缺乏同情与歉疚？道尔的观察至为精彩。日本在战争后期，受到盟军的残酷打击，包括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的轰炸。战后日本的废墟和痛楚，加上美军占领期间的封闭与屈辱，使日本人能够深切地抚摸自己的苦痛，“日本在殖民和战争中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抛诸脑后了”。

这便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势：一方面日本政体的民主、自由与社会自治形态，使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具有强大的亲和性，西方性已经大于亚洲性；另一方面亚洲诸国深切感知从日本殖民、侵略中所带来的苦难与侮辱，而日本也深切感知二战后期与战后自身所带来的苦难与侮辱。在一种没有交叉的民众与国家情绪之中，任何的共同话语都无从寻找。

那么，我们始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日本。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涩泽尚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美国的艺伎盟友》中，她指出：在二战期间，美国人对于日本怀有深刻的仇恨与恐惧。但在占领期间，由于把日本女性化和儿童化，美国顺利进行了一场新的想象转化，从而把自己转变成为保护者与改造者，取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并且甚至将这一形象成功延续至今。这个神话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塑造，能够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何等影响。

如果我们必得要客观公正并且有利于民族国家地进行对抗或和解，都必须清晰地了解他们的政体、民众的主流观点、右翼的人群构成、日本政治的取向目标、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差别。单一脸谱化与妖魔化的描述，都无法令我们获得良性的理解和采用正确的立场。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其中任何一国的领袖们都非常清楚战争的代价彼此都无从负担。虽然我相信我所抱有的谜团可能根本无法解开，因为它所涉及的乃是一个民族庞大与完整的历史记忆。但是我相信出于理性与逻辑的理解，才是这个时代中面对异族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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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

陈平：国，到底应该怎样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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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16 05:22:22|浏览84042次|评论83条

这几天，关于钓鱼岛的抗议活动越来越激烈，国人的反抗情绪也越来越失去理性。今天看报道，很多地方出现了砸日本商店烧日本汽车甚至打砸抢的现象。

作为一个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心情可谓复杂。

爱国之心，人皆有之，但如何爱，如何表达，却是一个值得人们想一想的话题。

在德国很多年了，每次和德国人谈话，话题涉及希特勒与二战历史，或者德国政治的时候，德国人都大大方方，坦坦落落地承认自己祖先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再就是勇于承认德国在历史上的错误，毫不隐晦和躲避，最后，人们也就不好意思再追究了。

本来嘛，就像我先生这一辈，甚至包括我公公婆婆这一辈人，他们本身跟二战一点关系都没有，既没有参加过战斗，更没有经历过战争，我公婆也不过是在战争中度过了动荡的童年而已，但是只要说到历史上的这一段，他们都会有一种歉疚感，这是一种很深的原罪感。这种原罪感起源于宗教，二战之后，德国人一直延续这种原罪感。

所以，很多更年轻的80年代以后出生的德国人常常问，为什么我们要无穷无尽地向世界道歉，难道我们的祖先犯下的错误要我们背负几代人的歉疚和负罪吗？

也因此，德国人在几十年来，小心翼翼，不敢大谈爱国主义，甚至不敢乱用“大众”这个词汇，比如大众歌舞、大众民歌、大众艺术节，只有一个大众还在流行运用之中，那就是大众汽车。为什么？就是因为二战的时候，希特勒过多地利用和强调了大众这个词汇，以至于几十年之后的德国人避讳和不敢过多注意这个词汇。德国的民众很少聚在一起高喊爱国，热爱德意志，甚至唱国歌也是因为2009年的世界杯在德国举行，才重新流行起来的。只有在世界杯或者欧洲杯的时候，德国的国旗才被老百姓在家里挂起来。

那么德国人就不爱国吗？答案是德国人绝对是爱国的，但是德国人的爱国主义绝不会表现在表面现象之上，比如说，当你跟一个德国人说德国不好，德国的政治制度不好，德国的政府不好，德国的生活不好的时候，他绝不会着急跟你辩解，也不会跟你大谈德国的优越感，他会惊讶或者奇怪，或者是有几分莫名其妙，他会觉得你是在指责德国的政府，德国的制度或者德国的保险制度，而绝不会跟你扯到你伤害了他的爱国之心。说到底，他很自信，有时候，一个德国绅士会跟着你一起谴责德国的政治家或者税收制度，甚至还要自嘲几句。

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德国人没有尊严？德国人不自信？德国人不爱国？

绝对不是，这正好说明了德国人的大气和镇静自如。

因为他知道，你说德国不好，不是说德国人民不好，德国的山水土地不好，德国的空气城市建筑不好，他知道你指的仅仅是这个国家的某些制度或者习俗而已。他们不会跟你翻脸，甚至大谈爱国主义。而我们的同胞，却常常在别人说中国人不好的时候，马上自尊心和民族情结就会受到伤害，而立即反击，唇枪舌剑。包括我个人在内。

就这个现象，我们试着分析一下。

我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来没有被进行过爱国主义教育，从来没有被老师灌输过，德国有多么伟大，德国是多么的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之类的自豪之语，教科书都很朴素，都很理性，孩子们也很平静，平静地学习欧洲历史、欧洲地理，非常保守地小心翼翼地学习一些亚洲历史和地理，他们更强调的是欧洲。

在学校里，孩子们很少高唱国歌，很少自豪地说，我们德意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云云。有的孩子甚至不好意思高唱国歌，即使是大型聚会，也只是三三两两，静守秩序，因为他们懂得一点，我们是德国人，我们需要遵守秩序，遵守法律规矩，遵守时间和诺言，遵守交通规则，遵守大家之间的合作契约，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是日耳曼人。他们希望延续的是日耳曼人的精神。

事实上，德国人延续得很优秀。

在每一座德国的城市里几乎都有贝多芬、席勒、尼采、叔本华大街，为什么？因为这些名字处处显示着这个国家的骄傲。处处闪耀着日耳曼人的自信。

每一个德国的孩子都需要在学校学习英语、法语，甚至拉丁语、西班牙语，但是德国人始终认为德语是全世界最美好的语言。为什么？因为这个语言里，诞生了歌德、叔本华、尼采、爱因斯坦、马克思等等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为自己的语言深感骄傲。

德国的足球赢了，德国的球迷们欢欣鼓舞，但他们绝不会单纯到或者盲目地误以为德国就是绝对的世界第一，他们会很理智地说，这只是一场球赛而已，跟国家的强盛与虚弱无关。

这次伦敦的奥运会上，德国的金牌奖牌并不多，算不上体育大国，但是德国人的体育精神和德国人对于体育的着迷和体育的强盛，不是一般国家可以比拟的，他们不需要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去验证。因为在这个国家，体育运动是个人爱好，而不是全民体制，几万人供一个世界冠军。他们就是个人爱好，重要的是喜欢和参与而已。

在我家住的小镇上，一共住着不到一万的居民，却有一个高尔夫球场（那个曾经享誉中国的足球洋教练施拉普纳每周来打一次高尔夫），三个室外绿地足球场（分别是草地和硬地，只要俱乐部或者老百姓需要，任何时候都可以去享受国家级的草坪踢足球，哪怕是难民），两个室内足球场。冬天的时候，儿子参加的足球俱乐部的训练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室内还有手球馆、排球馆、壁球馆和体操房。

小镇上还有两个网球场（也分别是室内硬地和室外硬地），一个游泳馆（一年四季天天开放，随时接待），一个人工湖，每年夏季到来，小镇上的万民居民可以倾城出动，到湖边享乐，欣赏蓝天白云绿地草坪，野鸭子一年比一年多，天鹅也随时在天上飞过。

还有一个溜冰场。冬天的时候，孩子们穿着滑冰鞋在洁白光滑的冰面上自由滑翔。乒乓球桌和篮球场也随处可以看到，孩子们三三两两去玩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不为了奥林匹克竞赛，只是为了高兴地玩，锻炼身体。小孩子们今天喜欢练体操，明天觉得手球好玩，就随时转移了兴趣。

还有一个鸟公园，据说有一百多种鸟儿在那里栖息。一个自然小公园也在旁边。人们常常去那里散步。除了这些公共设施之外，还有很多马场是私人的。孩子们可以去骑马。

我们小镇有两个图书馆，免费向所有人开放，三家书店，藏在小街道的角落，常常举行听书会、朗读会，著名的作家也会光顾小镇，向读者朗读他们的新书。比起漂亮的老年公寓，市政府显得过于简单和低调，市长经常在街上捡垃圾，见人都要主动打招呼。

镇上最好的地方，给了老年公寓，天气好的时候，年老孤寡的老人们出来晒太阳。

镇上有十二个诊所，有妇科医生、家庭医生、牙医、儿医、兽医、骨科大夫。除了特殊的病情之外，不用出小镇，全能解决。需要住院的时候，医生会写转院的建议书，你才需要走出小镇去。

镇上有两所小学，一所中学，三所幼儿园，一所大众夜校。夜校经常举办包括烹饪、手工、美术、瑜伽、插画、电脑软件、西班牙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的培训班，还有心理学、催眠术、占星术、指甲护理等等你想得到的各种培训。

所以，德国人在这些强大的福利基础之下，很少去关心政府和国家的变更，他们更不去高喊爱国，也不会在出现对德国人不利的因素，或者在国家政治纠纷，国家间斗争的时候，走上街头，砸车砸店，高喊“德意志万岁”。在德国人眼里，政府就是一个服务机构，而国家就是“德意志”这三个字，只有到了政府动了他们的税收、养老金、保险金等等切身利益的时候，德国人才会急了，他们才会在各个工会的引导下，上街游行。

换句话说，只有别人动了他们奶酪的时候，德国人才会走上街头，去斗争。

当然，在柏林街头，也会有青年纳粹分子，冲动而无知，他们大多是无事生非、无所事事的青年人，他们会因为外国人抢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或者种族间的矛盾去闹事扰民，但这绝不会是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或者一整座城市的行为和民众集体行为。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很快就遭到了大部分德国百姓的唾弃和反感，政府也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警备。

也许你觉得，我说了半天，是为德国人唱赞歌。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一个民族要学会理智，要学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就像德国人，在经历了二战失败的痛楚之后，德国人经过反思和痛定思痛，明白了如何把自己做好、把国家做好、把社会做好，完成了这个成熟的蜕变。如今的德国人，可以说是民富国强，他们不需要大张旗鼓地证实国家的实力，也不用渲染自己的激情，他们清楚地记得自己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所以也不想再伤害任何人，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伤害。所以本来就理智的德国人，更加理智和内敛，他们淡化国家情绪，强调全民的权利，因此，在这里你不会看到任何过激的事端，也不会全民总动员，去群情激愤地对抗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即便“9·11”事件，德国的民众也只是走到街头的悼念地点，送上他们的鲜花，表示对死者的追悼，然后加紧海关和警备，防患于未然地监督恐怖分子的出现。政府表示，决不能让德国的孩子生活在恐惧之中。

他们的爱国精神，是理性的，顾全大局的，细腻的，不显山露水的。

他们只需要做好自己，就是为日耳曼人做宣传。

因此，全世界都信赖“德国制造”这几个字，全世界都愿意跟德国人做生意，打交道，因为德国人守信用，重质量，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这就是爱国的最好体现，一个民族最好的自尊与顽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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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间委员会正式咨询机构咨询专家，民间艺术国际组IOV中国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