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小说奖）
Author: 哈金
Date: 2016-09-29 16:00:00+00:00
Publisher: 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等待

作　　者：哈　金

策划出品：铁葫芦图书

责任编辑：张庆宁

品　　牌：磨铁数盟

目录

版权信息

一个作家的力量

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译后记

献给唯一相伴的丽莎

一个作家的力量

余华

我很欣赏美国笔会在授予《等待》二〇〇〇年福克纳小说奖时，对哈金的赞誉：“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伟大作家之一。”

二〇〇三年初春的时候，我在北京国林风书店买到了《等待》，然后又见了几个朋友，回家时已是凌晨。我翻开了这部著名的小说，打算读上一两页，了解一下哈金的叙述风格就睡觉。没想到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当我翻过最后一页时，已经是晨光初现，然后我陷入到冥思苦想之中。我惊讶哈金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哈金的写作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段叙述都是扎扎实实的。在他的小说里，我们读不到那些聪明作家惯用的回避和跳跃，这种无力的写作至今风行，被推崇为写作的灵气。作为同行，我知道迎面而上的写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需要力量的。

这个一九五六年出生的中国人，当过兵，念过大学，二十九岁时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美国的大学。这是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中国人选择的康庄大道。可是用英语写作后，哈金奇特的人生之路开始了。毕竟哈金去美国时已经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成年人了。一个带着深深的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烙印的成年人，用异国他乡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故乡的悲喜交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哈金做到了。他的每一部英语小说都要修改二十多遍，并不是为了对人物和故事细节上的把握，而是对英语用词分寸的把握。美国是一个在很多方面十分规矩的国家。作为著名的波士顿大学英语文学写作的教授，哈金不能向他的同事请教，更不能向他的学生请教。哈金的太太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她的英语表达能力远远不如哈金。哈金在用英语写作时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只能自己苦苦摸索。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写出来的英语让一些纯种美国人都赞叹不已。而我，一个中国人，读到自己同胞的小说时，却是一部翻译小说。可是这部名叫《等待》的翻译小说，让我如此接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近到几乎贴在一起了。很多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甚至从未离开过中国的作家写出来的小说，为什么总让我觉得远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读到了太多隔靴搔痒的中国故事，可是远离中国的哈金让我读到了切肤之痛的中国故事。

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力量——无论他身在何处，他的写作永远从根部开始。哈金小说所叙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根部。那些紧紧抓住泥土的有力的根，当它们隆出地面时，我们看到了密集的关节，这些老骥伏枥的关节讲述的就是生存的力量。

《等待》之后，我又读了哈金的《疯狂》，以及零星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一些短篇小说。现在铁葫芦图书即将推出哈金的三部作品，这对于国内的读者认识哈金作品的全貌是件好事。这位美国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享誉国际文坛之后，以这样的方式回来，令人欣喜。在我眼中，哈金永远是一位中国作家，因为他写下了地道的和有力的中国故事，虽然他使用了我所不懂的语言。

我难忘第一次在波士顿见到哈金的情景：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哈金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在哈佛广场寻找酒吧，所有的酒吧都拒绝我十岁的儿子进入，最后我们四个人在大雨中灰溜溜地来到了旅馆，在房间里开始了我们的长谈。那是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

序

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的结婚证。

孔林在木基市的一所部队医院当医生。今年夏天，医院领导又给他新开了一封建议离婚的介绍信。孔林拿着这封信回乡探亲，打算再一次领妻子到法院，结束他们的婚姻。探亲前，孔林对在医院的女朋友吴曼娜保证，这次他一定要让淑玉在同意离婚后不再反悔。

孔林是干部，每年有十二天的假期。回一趟乡下要在两个镇上换火车、倒汽车，来回路上就要用去两天，他在家里只能待十天。今年休假前，他曾盘算，回了家会有足够的时间实行他的计划。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对妻子一个字也没提离婚的事。每次话到嘴边，又想咽到第二天再说。

他们家的土坯房二十年没变样，茅草屋顶，四间正房，三扇朝南的方窗，窗框漆成天蓝色。孔林站在院子里，面向南墙，翻弄着他晒在柴火垛上几本发霉的书。他想：不用说，淑玉根本不知道怎么爱惜这些书。我也用不着它们了，也许该送给侄子们。

他身旁鸡鹅成群，鸡昂头阔步地走着，鹅却摇摇摆摆。几只小鸡崽从围住小菜畦的篱笆缝里钻进钻出。菜畦的木架上爬着豆角和黄瓜，茄子弯得像牛角，壮硕的生菜盖住了垄沟。除了鸡鹅，他妻子还养了两头猪和一只奶羊。菜畦的西头是猪圈，肥猪在里面哼个不停。起出的圈肥堆在猪圈墙边，等着用车拉到自家地里。地头有个化粪池，猪圈肥要在里面高温焐上两个月，再撒到地里。空气中飘荡着猪饲料中酒糟冒出的味道。孔林别的不讨厌，就是受不了这股酸味。淑玉在做饭，灶屋传来风箱的喘息。孔林家院子南头，榆树和桦树的伞盖遮住了隔壁人家的茅草泥瓦屋顶，从那边不时传来邻家的狗吠声。

翻弄完书，孔林走出前面的院墙。院墙有一米高，墙头粘满酸枣刺的枝丫。他一只手拿着他在高中时用过的卷了边的俄语字典。他无事可干，坐在自家的磨盘上，翻着这本老旧的字典。他还记得几个俄语单词，想用它们造一两个短句，却想不起准确变格的语法规则。没办法，他只好任由字典待在腿上，纸页在微风中抖动。他抬眼看着远处的田间，村民们在锄土豆。地太广阔了，村民们把一杆红旗插在田地的中央，谁先到那里就可以喘口气。孔林被这景象迷住了，但是他十六岁就离开村子到吴家镇上高中，不知道怎么干农活。

路上出现一辆牛车，上面高高垛着成捆的谷子秸，随着牛车左右摇晃。拉套的是头小母牛，后腿有点瘸。孔林看见女儿孔华和另外一位姑娘坐在车顶上，快被蓬松的谷秸埋起来了。两个女孩子又唱又笑。赶车的把式是个老头，头戴蓝哔叽帽子，嘴里咬着烟袋，用短鞭轻戳驾辕小公牛的屁股。牛车的两只包了铁皮的轮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

牛车在孔林家的门口停住，孔华扔下一只粗大的麻袋，自己也跳了下来。“杨大叔，谢谢啦。”她冲车把式说了一声，又向车顶上的胖姑娘招招手说：“晚上见。”然后她开始掸掉粘在上衣和裤子上的草刺儿。

老头和胖姑娘都看见了孔林，冲他笑笑，但没说话。孔林模糊地记得这位车把式是谁，但是不知道那闺女是谁家的。他清楚，他们同他打招呼并没有乡间的亲热劲儿。老头并没有喊：“伙计，咋样啊？”女孩子也没有说声：“大叔，好吗？”孔林想这可能是因为他穿了军装。

“麻袋里装的啥？”他从磨盘上站起来，问女儿。

“桑叶。”她说。

“喂蚕的？”

“嗯。”孔华看起来不太情愿同父亲说话。她在屋后的三只大柳条筐里养了些蚕。

“沉不？”他问。

“不沉。”

“要我帮一把吗？”孔林希望她在进屋前，能同他多说几句话。

“不用，我自己能背。”

她用两只手把大麻袋抡到肩上，一双圆眼睛在爸爸的脸上盯了一会儿，轻快地走开了。他注意到女儿手腕晒脱了皮，露出点点嫩肉。她长得多高多壮啊，一看就是把干农活的好手。

她盯着他看的目光再一次让他不舒服。他不明白她气呼呼的是不是因为他要同她母亲离婚。他觉得这不大可能，因为他今年还没提离婚这件事。想到和自己的女儿有了隔膜，他很不痛快。小时候，她跟他那么好，每次探家，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耍。长大了，她变得沉默寡言，同父亲有了距离。现在她甚至多余的话一句也不同他说，最多冲他笑笑。他很困惑：她真的恨他吗？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过几年就会出嫁，不再需要自己这个老头了。

事实上，在他这个年纪，孔林看上去相当年轻。他快到五十岁了，外表并不像个中年人。虽然穿了军装，但他看起来更像个地方上的干部，不像个军官。他白白净净，细嫩英俊，笔直的鼻子上架着副黑边眼镜。相比之下，他的妻子淑玉又瘦又小，而且还十分老相，细胳膊细腿的撑不起衣服，穿在身上永远晃晃荡荡。除此之外，她裹着小脚，有时打着黑色的绑腿。她的头发挽成素髻，使脸显得更憔悴。她的嘴唇有些塌陷，但黑眼睛却轻扬灵活，并不难看。无论从哪方面说，这对夫妻都不相配。

“淑玉，咱们唠唠离婚的事儿好吗？”晚饭后，孔林问妻子。孔华刚走，去找朋友复习功课了。她想考哈尔滨的一所技校。

“行啊。”妻子平静地说。

“咱明天上县里？”

“行啊。”

“你总是说‘行啊’，可事后又变卦。咱这次能不变吗？”

她不吱声了。他们从不吵架，她总是听他的。“淑玉，”他继续说，“你知道，我在部队上需要有个家。我一个人日子过得很苦，我不是年轻人了。”

她点点头，没说话。

“你这次能跟法官说你答应离婚吗？”他问。

“行啊。”

屋里又静下来。他拾起县里的报纸《乡村建设》，接着看下去，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

淑玉在给女儿做衣服，用剪子和画粉在裁剪一块黑灯芯绒。从纸糊的房顶上垂下一只二十五瓦的灯泡，两只黄色的蛾子在围着灯泡打转。白墙上，灯绳的影子割开了一张年画。年画上，一个光着身子的胖小子穿着红色肚兜，骑在滚滚波涛中的一条大鲤鱼上。两床叠好的棉被和三个深色的枕头放在铺着席子的炕上，活像几个巨大的面包。村南头水塘里传来蛙叫，蝉鸣穿过纱窗，透进屋来。有人在生产队队部敲钟，召唤社员们去开会。

二十一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孔林还是沈阳军医学院的学生。那年夏天，他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母亲病重，房子失修，父亲在公社干活，没有时间照料。父亲想要孔林尽快结婚，讨个老婆好照顾母亲。孔林很孝顺，同意让父母给他找一房媳妇。

他们请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媒人，寻了一个月，相中了刘家的大闺女。刘家刚从罗沟县搬到鹅庄。因为孔林在念大学，不久就能当上医生和军官，淑玉的父母也没要彩礼，很高兴能把女儿嫁给他。孔林的父母给他寄了一张淑玉的黑白照片，他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觉得她是个模样周正的正常姑娘。她那年二十六，只比他小一岁。

但是，当他冬天回家，看到未婚妻的时候，心里凉了半截—她看上去那么老，好像已经四十多岁，脸上有皱纹，手像硬皮革那样粗糙。更有甚者，她的一双脚像只有四寸多长。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谁还会看上一个裹小脚的女人？他跟父母争辩，劝他们退掉这门亲事。但是他们死活不同意，反说他不懂事。退婚也得拿出证据，证明人家淑玉不配当媳妇呀。要是没有证据，他们这样做了，得让全村人骂死。

“模样俊能喂饱肚子？”父亲耷拉着脸问。

“儿啊，”母亲在病床上说，“好看的脸蛋过几年就黄了。性情好才靠得住。淑玉会是你的好帮手。”

“您怎么知道？”孔林问。

“娘心里有数。”

父亲说：“你上哪找心眼这么好的闺女去？”

“儿啊，”母亲哀求说，“娘知道你娶了她，死也安心了。”

孔林向父母让了步。尽管他接受淑玉是他的新娘，但他认定她绝对上不得台面，带不出村去。从第二年夏天结婚之后，二十年来，他从不让她到部队医院去探亲。后来，他们唯一的女儿出生了，他开始睡在另一间屋里，他同她分房已经十七年了。每年回乡探亲，他都睡在自己的屋里。他不爱她，也不讨厌她，待她像个表亲。

如今，他父母早已故去，女儿孔华也中学毕业了。他寻思着，这个家已经不需要他来支持，他该去开始自己的生活了。无论如何他应该把自己从这没有爱情的婚姻中解放出来。

第二天一早，村里的拖拉机要到吴家镇为新磨坊去拉电动马达，孔林和淑玉就搭车去县城。同车的还有淑玉的弟弟本生。本生是生产队的会计，他已经听说了他们要到法院去离婚。十多年来，每年夏天本生都要随他们一道去法院。从一开始孔林就明白，虽然本生在法院里一言不发，但就是他指使淑玉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的。两个男人坐在拖拉机拖斗里，背靠车帮，表面挺和气。两人平静地抽着孔林的“光荣”牌香烟。

吴家镇在鹅庄以西五十多里。道路两旁，许多麦田已经收割了，麦捆和谷捆堆得像望不到边的小坟头。几辆马车停在田里，社员们在装车，草叉上的尖齿在阳光下闪亮。拖拉机驶过一片草地，几头奶牛在吃草，牛犊在撒欢。北面横躺着松花江，江面宽阔如湖。一条褐色汽船拖着黑烟向东爬行。一对鹈鹕在水上翻飞，跳动在地平线上。

拖拉机在铺满车辙的路上慢慢颠簸。五十多里路走了一半，孔林感到腰疼。这在过去的年月里从没有发生过。我老了，他自语着。离婚的事不能永远拖下去。这次我一定在法官面前据理力争，了结这件事。

快到县城时，一队运砖的马车挡住了路，拖拉机跟在后面，慢得同人走路差不多。本生和外号叫大蜻蜓的司机耐不住，开始骂骂咧咧。走到县城中心足足用了半个钟头。这天是赶集的日子，中街两旁的人行道上全是商贩。他们卖鸡鸭、蔬菜、水果、鸡蛋、活鱼、猪崽、衣服。到处是柳条筐、鸡笼、油罐子、鱼盆和水桶。一个卖哨子的秃顶男人在吹哨子，哨音划破空气，刺痛人们的耳膜。西瓜摊前的几个姑娘抽着自己卷的烟卷，大声吆喝着，一边用鹅毛扇轰着苍蝇。

拖拉机司机把乘客撂在黑砖墙的法院前面。法院在中街的西头，新华书店的对面。然后大蜻蜓开向修理厂去取马达。

离婚在乡下很少见。法院一年处理十多件离婚案子，只有两三对夫妻能离成婚。绝大多数案子是由法院帮助夫妻调解问题，让他们重归于好。

法官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身穿警服。他一见到孔林和淑玉，就做了个鬼脸说：“又来了？”他摇摇头，向法庭后面的一个女警察招招手，让她到前面来做笔录。

等每个人都坐下之后，孔林走到法官面前，把医院的介绍信递给他。

法官根据程序让孔林向法庭陈述他的案子。孔林坐着说：“我们之间没有爱情，所以我们申请离婚。法官同志，不要认为我是个没良心的人。我妻子和我已经分居了十七年，我一直对她很好，而且……”

“咱们先说清楚，”法官打断他，“你说‘我们申请离婚’，但是介绍信上只提到你的名字。你妻子也申请离婚吗？”

“对不起。她没有。我自己申请离婚。”

法官清楚他们的案子，知道孔林一直和木基市的一个女人相好，所以懒得再问他什么。他转向淑玉问她丈夫的话是不是真的。

她点点头，“是”字几乎听不清。

“你们俩已经十七年没在一块睡觉了？”法官问。

她摇摇头。

“有还是没有？”

“没有。”

“你同意离婚吗？”

她没有回答，眼睛盯着地板上翘曲的宽大的木板。孔林盯着她，心想：快点，说是呀。

足有一分多钟，她一声不吭。法官耐心地等着，摇着一把大扇子，扇面上画着一只老虎，张着血盆大口，引颈长啸。他对她说：“好好想想，别匆忙决定。”

她的弟弟举起手，法官让他发言。

本生站起来说：“孙法官，我姐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自己说不清楚，可我知道她的心思。”

“那就跟我们说说。”

“孔林这样对她太不公道。她在他们老孔家生活了二十多年，像头哑巴牲口一样伺候他们。她伺候他那个病老娘，直到老太太死。再往后，他爹也病了，她伺候老头儿三年，从没让他起过褥疮。他爹死了以后，她一个人拉扯大他们的闺女。她的男人还活着，可她像个寡妇一样忙里忙外。她过的苦日子全村人都看得见，谁不这样说？但是这么些年了，他孔林在木基市养着另一个女人，一个姘头。这太不公道。他不能把一个活人，他的老婆，当作一件衣裳，穿旧了就丢掉。”本生坐下，脸发红，直喘粗气，眼含泪光。

他的话让孔林羞愧。孔林没有争辩，看着妻子在擦眼泪。他沉默着。

法官挥手合上老虎扇子，在另一只手的手心里敲了一下。他一拳头捶在桌子上，激起尘土，缕缕黄色的烟尘在阳光中飘荡。他指着孔林的脸说：“孔林同志，你是一个革命军人，应该是我们老百姓的榜样。你算什么样的榜样呢？一个抛弃家庭的人，喜新厌旧，花心花肠子，一言一行都对感情不专一。你妻子像磨盘上的驴一样照管你的家，过了这么多年，你要卸磨杀驴了。这是不道德和可耻的，绝对不能容忍。你说，你还有良心吗？你配这身绿军装和军帽上的红五星吗？”

“我、我一直照管我的家庭。我一个月给她四十块钱。你不能说我……”

“本庭驳回你的离婚申请。结案休庭。”

没等孔林再辩解，矬子法官站起来，朝边门里的厕所走去。他扭着肥大的屁股，地板在脚下咯吱作响。他的法官帽还摆在桌子上。女警察看着他的背影，嘴上浮起淡淡的笑容。

中午了，外面的太阳火辣辣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集市，街上的人少多了。远处传来有气无力的马车铃铛声。路边有几个女孩子，唱着儿歌，在跳皮筋。石子路的街道在炎热的阳光下泛着白光，有几处坑坑洼洼的积存着雨水。孔林看到一位年轻妇女在卖头绳，停下来想给孔华买一副，但他不知道女儿喜欢什么颜色。淑玉告诉他“粉色的”，他花了五毛钱买了两条丝绸头绳。

他们一起走进街角上的“朝阳饭馆”，这是一个主要卖面食的小饭铺。他们拣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橡木的桌面看上去油乎乎的，中央还有几个灰色的圆圈印子。装筷子的玻璃罐子边沿上，一只瓢虫正在爬行，它的翅膀时而有意地相互摩擦，时而旋转起来，像一对装上小马达的刀片。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像老熟人一样亲切地打招呼：“中午吃点什么？我们有面条、牛肉馅饼、韭菜盒子、糖包和油条。”

孔林叫了一盘凉菜—茴香猪肝和猪心，还有四碗面。两碗给他的小舅子，淑玉和他一人一碗。凉菜很快上来了，然后是热腾腾的面条。面条上浇着勾芡的肉卤，里面有肉末、青豆、大葱、香菜和蛋花。淑玉用筷子调面，一滴卤溅在她的左手腕上。她抬起手腕，舔了舔。

他们安静地吃着。孔林什么也不想说，他的心麻木了。走出法院的时候，他想恨他的小舅子，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调动起强烈的感情了。

本生吃完了一碗面，打破了沉默。他对孔林说：“大哥，甭把我在法院说的话往心里去。淑玉是我姐，我得那么做啊。”他嚼着一块猪心，小眼睛闪闪发光。

“我明白。”孔林说。

“你不记恨？”

“不。”

“咱还是一家人？”

“嗯。”

淑玉微笑了，开始大口吸着面条。孔林摇摇头，叹了口气。

拖拉机司机大蜻蜓原来说好在邮局附近的路口等他们，但是他们吃完饭到了那里，连拖拉机的影子也没看见。大蜻蜓肯定已经回家了。他们只得步行三里多地，到“绿园旅馆”门前搭公共汽车。本生骂了大蜻蜓一路。

吴曼娜同孔林相爱已经好多年了，她仍然等着他同妻子离婚，然后他们才能结合。一年又一年，他回家去想办法离婚，但从未成功。今年，吴曼娜也没有抱多大希望。根据部队医院的王政委在一九五八年冬天制定的规定：只有分居十八年后，部队干部才可以不经妻子同意，单方面离婚。王政委在第二年的夏天就死于肝炎，但是二十五年来，这条规定得到严格的执行。

到了一九八三年，孔林和他的妻子已经分居十七年了。所以，不管淑玉是否同意，孔林明年就能离婚。这就是为什么吴曼娜确定他这次不会下多大劲儿。她了解他的思路：他永远只拣容易的道儿走。

从乡下回来的第二天，孔林来到吴曼娜的宿舍，告诉她法院的裁定。她木然地回答：“你走之前，我就知道你离不成。”

他双手圈起膝盖，对她说：“别难过。我真的尽了力。”

“我没难过。”

“别这样。明年我就能同她离婚，她不同意也没有用。咱们就再等一年，好吗？”

“再等一年，”她抬高了嗓门，“你一辈子能有几个一年？”

他用手托着下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年。只剩一年了。”

她仰起脸看着他：“林，看着我。我是不是变成老太婆了？”

“不，你不老。不要自寻烦恼。”

是的，她并不老，四十岁刚出头。她的脸上有了几条皱纹，眼睛虽然有点分得太开，但仍然明亮有神。她虽然有了点白头发，身材却蛮好，修长苗条。从后面看去，人们很容易以为她只有三十岁。

门开了，和吴曼娜同房间的护士小许哼着流行歌曲《太阳岛上》走了进来。小许的床对面就是吴曼娜的床。她看见孔林坐在自己的床沿上，伸伸舌头，做了个不好意思的鬼脸，说：“对不起，打扰了。”

孔林说：“占了你的地方，我该对不起你。”

“没关系。”小许走到自己的床头柜前，拿出一个大番茄，匆忙走出去，又哼起了那首歌。

孔林站起来，关上门。接下来是沉默，仿佛两人谁也不愿意再说什么。

吴曼娜的黄瓷脸盆放在屋角的脸盆架上，他开始在脸盆里洗手。他把几捧水撩在脸上，对她说：“我得去上班。咱们今天晚上见，好吗？”他用她的白毛巾擦了擦脸。

她点点头，没说话。

他们俩都在医院的内科工作，孔林是医生，吴曼娜是护士长。虽然他们是大家公认的一对儿，但是他们不能住在一起，只能在食堂的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在医院的院子里一道散步。医院的规定禁止本院的一男一女在医院外面走在一起，除非是已婚或者订婚的同志。一九六四年，医院的一位护士被她的医助男友弄大了肚子，从那以后，这条规定执行了十九年。这位护士怀了孕，被人发现后，他们供认曾经在医院东面的桦树林里幽会了几次。两个人都被部队开除，男的回吉林老家的村子里当医生，女的被分配到营口市，在一个罐头食品厂包装水产品。医院党委做出了这项规定：两位异性同志，除非已婚或者订婚者，不得在医院大院的外面一起出现。

这条规定在当时对许多护士都是沉重的打击，因为医院里未婚的男军官们怕被处罚，很快瞄准了城里和附近村子里的姑娘们。大多数护士都对此不满，但是这项规定严格实行了十九年。每当有人犯规，领导都要批评。因为孔林已经结婚，吴曼娜又不能成为他的未婚妻，所以他们不可能在医院大院外面一起散步。如今，经过这么多年的严格限制，他们对此已经习惯了。

第一部

一

一九六三年底，孔林从军事医学院毕业，来到木基市的这所医院做医生。当时，部队医院开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护士学校，学制为一年四个月，专门为东北和内蒙地区的部队培养护士。一九六四年秋天，吴曼娜进护校上学，孔林当时在那里教授解剖学。她是个生机勃勃的姑娘，在医院的排球队打排球。吴曼娜的同学大多数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生，只有她已经在海防部队的一个陆军师里当了三年话务员。她比她们年龄都大。因为护校里的学员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女的，木基市驻军的许多年轻军官周末都爱往这里跑。

虽然这些姑娘还是士兵，不允许交男朋友，但这些军官多数都想在这些学员中找个女朋友或是未婚妻。他们对她们感兴趣是出于一个不可告人、只能藏在心里的原因：她们都是“好姑娘”。这个词的意思是她们都是处女，否则参不了军。每个应征的姑娘都要经过体检，处女膜破裂的部队不要。

一个夏天的星期天下午，吴曼娜一人在宿舍的水房洗衣服。一个身材适中匀称、脸上有几粒雀斑的中尉走了进来。他没戴军帽，风纪扣也没系，敞着衣领，露出突出的喉结。他站在她身边，抬起一只脚，放在水磨石的水槽里。自来水冲在他的黑塑料凉鞋上，溅起一片水花。他冲完了左脚，又开始冲右脚。吴曼娜看着他没完没了地洗脚，有点好笑。他的呼吸中有酒气。

他回过头来咧嘴一笑，她也报以微笑。两人慢慢聊了起来。他说他是木基军分区司令部无线电台的台长，也是护校彭教员的朋友。他一边说话，手一边比画着。他问她老家在哪儿，她说在山东。吴曼娜没有告诉他，她三岁时父母在西藏死于车祸，她其实是一个没有家乡的孤儿。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吴曼娜。”

“我叫董迈，上海来的。”

短暂的沉默。她觉得脸有点发烧，赶忙接着洗衣服。他却好像谈兴未尽。

“认识你真高兴，吴曼娜同志。”他突然说，伸出一只手。

她扬扬手，让他看看手掌上的肥皂沫。“对不起。”她顽皮地一笑。

“随便问问，你觉得木基怎么样？”他说着在衣襟上擦擦湿手。

“还可以。”

“真的？气候也还可以？”

“是啊。”

“冬天不太冷？”还没等她回答，他继续说，“当然，夏天还可以。那么……”

“你干吗一双脚要洗八九遍？”她咯咯笑着。

“哦，是吗？”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低头看看脚。

“凉鞋很漂亮嘛。”她说。

“我表妹从上海寄来的。哎，你多大了？”他龇牙一笑。

她没想到他会问这个，看了他一会儿，又转过头，脸红了。

他大方地微笑：“我是说，你有对象了吗？”

她又是一愣。她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一个女兵拎着桶来打水，他们的谈话只好中断。

一个星期以后，她收到了董迈寄来的一封信。他反复道歉说，那天在水房打搅了她，而且自己衣冠不整，不像个军官的样子。他问了她那么多令人难堪的问题，她一定以为他是个二百五。那天他有点反常。他请求她的原谅。她写了回信，说他并没有得罪她。相反，自己很开心。她欣赏他的坦率和自然。

两个人都是二十多岁，谁也没有谈过恋爱。很快他们就开始每个星期书信传情。两个月内，他们开始周末在电影院、公园和河边约会。木基有大约二十五万人口，董迈讨厌这个城市。他害怕这里严酷的冬天和从西伯利亚刮过来的裹挟着漫天雪尘的北风。天寒时节永远笼罩着天空的尘雾使他长期咽喉疼痛。他收发电报的工作毁坏了他的眼睛。他心情不快，牢骚满腹。

吴曼娜用好言好语安慰他。他的本性软弱温和。有时候她觉得他就像需要一个姐姐或母亲疼爱的小孩。

秋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们在胜利公园见面。他们并肩坐在湖边的垂柳下，看着一群孩子在对岸放一只大风筝。这是一条纸扎的蜈蚣，在空中爬上爬下。在他们右边，三十多米开外，一头驴拴在树上，不时甩着尾巴。驴的主人躺在草地上打盹，脸上盖着一顶绿色的帽子遮挡苍蝇。枫树籽飘下来，在微风中打转。董迈偷偷地伸出手，搂住吴曼娜的肩，然后把她拉到怀里，想亲她的嘴唇。

“你干什么？”她尖叫着跳起来。她猛烈的动作吓跑了水里的野鸭和鹅。她不明白他想干什么，以为他要耍流氓。她记不起来曾经被任何人亲吻过。

他慌了神，嘟囔着：“我没想到你这么生气。”

“以后不准这样！”

“好吧，我不这样了。”他不高兴地扭过身，往草地上吐唾沫。

从那以后，她虽然不再责骂他，但是坚决地抗拒他的进攻。她的道德和名誉感阻止她屈从于他的欲望。她的拒绝反而点燃了他的激情。他不久告诉她，他对她昼思夜想，眼前总是有她的身影出现。有时候在夜里，他会腰上别着五一式手枪在军分区司令部的大院里游荡几个小时。上天才知道他多么想念她，他夜里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就在她从护校毕业的两个月前，他出于绝望向她求婚，要她立刻嫁给他。

虽然她现在每天夜晚也在思念他，但她还是认为他简直疯了。她早晨起来头疼，学习成绩下降，常常怨恨自己。她会无故地对人发火。独自一人的时候，眼泪会充满她的眼眶。尽管他们相爱，但立即结婚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她不知道毕业后会被分配到什么地方，可能是东北或内蒙地区任何一个偏远的部队单位。此外，这个时候结婚就表明她一直在谈恋爱，这将招致惩罚。部队所能给予的最轻的惩罚是把他们俩尽可能远远地分开。最近这些年里，部队领导就曾经故意把一些恋人分配到两个不同的地方。

她把董迈求婚的事只告诉了她的教员孔林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心肠的结了婚的男同志，许多学员把他当成兄长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她需要有人给她客观的意见。孔林也认为现在结婚是不明智的，他们最好等到她毕业之后再作决定。他保证替她保守秘密，还告诉她，他如果也参与毕业分配方案的话，会尽力帮助她。

她劝董迈打消立刻结婚的念头，并让他放心，她早晚会嫁给他。毕业临近的时候，两个人都变得紧张不安，希望她能够留在木基市。他垂头丧气，而这种消沉反倒使她更爱他。

毕业分配的结果是她留在医院里，在内科做护士，属于行政级别二十四级的低级军官。这个好消息并没有使董迈和吴曼娜高兴多久，因为一个星期之后，董迈接到通知：他的无线电台要移驻到福源县一个新组建的团里去。福源县在木基市东北二百多里的地方，靠近中苏边境。

“沉住气，”她对他说，“在前方好好工作和学习，我等着你。”虽然她自己也难过，但她觉得他感情太脆弱。她希望他坚强些，成为她能在困难的时候依靠的男人，因为生活中总是有意想不到的挫折。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问。

“快了，我保证。”

话是这么说，但她也不清楚他是否还能回到木基市。她想等一段时间再说。

随着分别之日的临近，董迈变得更加愤忿。有几次他提到宁愿转业回上海。她劝他别瞎想。从部队退役也许会把他分配到一个边远的地方，比如油田，或者到内地修铁路的筑路工程队去。他们最好还是离得越近越好。

在军分区司令部大门口为他送别的那天，她忘了戴手套，只得不断地在手指上哈气。他脱下自己的皮手套给她，她没接过来，说他更需要。他站在电台车的后门，绿色的车身已经挂满了冰雪，变成灰色。车顶的无线电天线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发出刺耳的呼啸，但是仍然时时反弹起来，重新直立。雪下得更大了，寒风刺骨。车里的士兵挤到窗口，都想看看吴曼娜什么样。董迈向手下的士兵吆喝着命令，呼出的白气在他面前打转。车外，一个人在往车厢侧面的行李箱中装大块的木头，用来防止汽车在冰封的山路上爬坡的时候打滑。司机使劲踢着后轮胎，看看防滑链是否装牢。他的皮帽子全白了，落满了雪花。

车子开动了，董迈向吴曼娜挥手告别。他的手从后车窗伸出来，好像要拖住她一道走。他想喊：“曼娜，等着我！”但是在部下面前他不敢这样做。看着他那被痛苦扭曲的脸，吴曼娜泪眼模糊。她咬住嘴唇才没有哭出来。

木基市的冬天好像没有尽头。雪一直到五月初才融化干净。四月中旬，松花江开江，冰封解冻。大人孩子聚集在江边，看着江里的大冰坨子嘎吧嘎吧开裂，在泛黑发绿的水里浮动。冰块撞死的鱼被春水冲起来，漂在江上。半大小子们在浮动的冰板上跳来跃去，捞起鱼扔到拎着的筐里，有狗鱼、胖头鱼、草鱼、鲟鱼苗和鲇鱼。在码头里猫了一冬的小火轮船，这时候也时不时拉响汽笛。等到整条江的冰化了之后，小火轮船悄悄开出来，在江里慢腾腾地驶来驶去。见到岸上看船的人们，就把汽笛放得又长又响，惹得孩子们又是叫又是挥手。

春天一下子就来了。柳絮漫天飞舞，行人走在街上吸得满鼻子满嘴，需要不停地把手在脸前挥来赶去。丁香花的香气刺鼻又醉人。上了年纪的人仍然用皮袍棉袄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望不到边的黑土地上长着东一堆西一簇嫩黄的草。肥得冒油的土壤开始蒸腾起温暖的雾气，在阳光中闪烁，如同紫色的烟雾。杏树和桃树一夜之间开了花，蜜蜂把树上的花朵蜇得膨胀肿大。两个星期后，夏天就开始了。春天太短了，怪不得人们说木基只有三个季节。

吴曼娜在信里给董迈描绘了这些时令变化，好像他根本就没有在木基待过。他的回信还是老一套，抱怨在边境上的生活。许多战士吃不到蔬菜，患了夜盲症。他们在营房里不能洗澡，内衣裤上净是虱子。整个冬天和春天他只看过两场电影。他掉了十二斤肉，瘦得跟鬼差不多。吴曼娜每个月给他寄一小包花生酥糖，让他打打牙祭，心里也好过点。

六月的一个傍晚，吴曼娜和另外两个护士正准备到医院大楼后面的排球场去打球，在收发室管邮件和报纸的士兵王奔平找到她，递过一封信。两个队友看见信是董迈写来的，跟她起哄：“哎哟，情书哇！”

她打开信封，读着那两页纸，心里像是被人狠狠地打了一锤。董迈在信上说，他已经申请转业，领导也批准了。他实在受不了边境上的苦日子，一分钟也不能挨了。他想回上海，那里气候温和，饭菜也可口。更让吴曼娜心碎的是，他决定同在上海当售货员的表妹结婚。没有这张结婚证，他就拿不到上海户口；没有上海户口，他不能找工作，没有房子住，大上海就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在申请转业之前，已经同表妹订了婚。不这样做，部队领导也不会批准他回上海，因为他的家在上海郊区，不在市里。他在信里说：曼娜，我对不起你。你恨我吧，忘掉我吧。

她看完信，半天没缓过神。

“你没事吧？”护士小沈问。

吴曼娜点点头，嘴唇紧闭。三个人向排球场走去。

吴曼娜平时在排球场上对输赢并不在乎。这天她格外卖力，扣球特别凶狠，队友们第一次冲她喊：“好球！”她的脸上满是汗水、泪水。为了救起一个球，她整个身子脸朝下重重摔在铺着石子的球场上，右胳臂肘也被划破了。场外的观众大声为她叫好，她慢慢爬起来，看到血从皮肉里渗出来。

打完了一局比赛，大家劝她到医务室上点药，包扎一下伤口。她离开球场，心里还想着要回来打第二局的比赛。走在路上，她改变了主意，径直走回宿舍。她草草地用凉水洗了洗胳臂肘，也没有找绷带裹一裹。

屋子里只有她一人。她掏出信又看了一遍，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涌出来。她把信往桌上一扔，扑到床上，扭动着身体，咬着枕头套，泣不成声。一只蚊子在她头顶上嗡嗡叫，落在她脖子上，她也一动不动。她觉得自己的心碎了。

等到九点钟，同宿舍的三个室友回来了，她还在哭。她们拾起桌子上的信看了看，一边安慰她，一边骂这个良心让狗吃了的混蛋。她们骂得越狠，她哭得越伤心，甚至颤抖起来。那天晚上，她牙没刷，脸没洗，和衣而卧。室友们早已进入梦乡，呼粗气，咂嘴唇，嘟囔着梦话。她时时惊醒，无声地流泪，眼睛像掏不干的两口水井。

她病了几个星期，感觉自己老了许多。她整天无精打采，木然绝望，后悔没有在董迈离开木基市之前嫁给他。她的四肢疲软无力，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她借口身体不好退出了医院排球队，对同志们的抗议也无动于衷。她更多的时间是一个人独处，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个中年人。她变得不在乎自己的外表，穿衣服也不讲究了。

大多数人都把二十七岁当作女人的一个槛儿，过了这个岁数就变成了老姑娘。吴曼娜现在已经快二十六岁了。医院里有三个这样的老姑娘，吴曼娜看来注定要成为第四个了。

她虽然不十分漂亮，但是身材苗条修长，有种大方自然的风韵。她的嗓音也很动听。正常情况下，找个男朋友并不发愁。但是，医院里总是窝着百十来个女护士，多数刚刚二十岁出头，正是青春健康的好年纪。年轻的军官们要想在她们中找个对象，不是什么难事。这样一来，看上吴曼娜的人就少了。只有一个大头兵对她有意思。此人是个炊事员，一个又矮又胖的四川人。她每次在食堂打饭，他总是把她的饭盒装得满满的。吴曼娜可不想找个当兵的男朋友—部队里规定，只有干部才可以谈朋友找对象，她不想破坏纪律。另外，这个男的长相实在看着憋屈，脸像猫头鹰，贼眉鼠眼。只要排队买饭的时候看到是他在卖饭，她就换一个窗口。

二

六十年代中期，医院里只有四个医学院的毕业生，孔林是其中一个。其他的七十个医生都是部队自己培养的，主要是进短训班，再加上战场上实际救护伤员的经验，就成了给人看病的大夫。孔林不仅有大学文凭，而且肩上扛着上尉的一杠三星，每月工资九十四元。怪不得有的护士觉得他的条件很吸引人，特别是那些刚进医院工作，还不知道他在乡下有老婆的年轻护士们。等她们后来发现他已经结婚了，不免失望。医院里于是出现了许多关于孔林妻子的传言，有的说她比他大八岁，是他七岁的时候家里领来的童养媳。有的说，她在嫁给他以前给他当了好多年的保姆。尽管有这些流言蜚语，谁也说不上来他的妻子到底长什么模样。

吴曼娜在医院的护校里上学的时候，就和孔林是好朋友。他亲切随和，不像其他教员那样架子大，这使得吴曼娜更尊敬他。现在他们同在内科工作，她逐渐依恋上了这个个子高高、文文静静、待人和气的男同志。不管谁同他说话，他总是会耐心地听着，尊重说话人的意见。他只有三十岁，显得老成持重，不像其他年轻军官们那样毛愣。他鼻子上的眼镜也给他添了几分洋气和学者的派头。医院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叫他老学究，或者书呆子，每年都评选他为医院里的先进模范。

吴曼娜告诉了孔林董迈同她解除婚约的消息，他说：“忘掉他，好好生活。你会找到更好的人。”

她感激他能说这些体贴的话。她肯定，他不会像别人那样，拿她的痛苦去背后嚼舌头。

夏日里的一天，她到他宿舍去送一本《军事医学研究》杂志，还有治疗他关节炎的药。孔林的宿舍还住着另外两个医生，那天房间里只有他一人。靠墙立着的一个木头书架高过他的床头，引起了吴曼娜的注意。书架上的书有两百多本，许多书她从来没有见过，有《青春之歌》《水泥》《国际共运史》《战争与和平》《铁道游击队》《白夜》《列宁号：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等等。最底层的书架上放着几本俄语医学教科书，它们最令她惊奇—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能看懂用外语写的书的人。

相比之下，孔林的两个室友什么书也没有，好像根本不识字。其中一个人的床头桌上摆着一个黄铜炮弹壳，一尺多高，直径有八九寸。炮弹旁边是一个用几只海螺粘成的台灯。两个室友的床上都铺着花被子、花枕头，而孔林的床上却是素白草绿，标准的部队铺盖。他的蚊帐已经发黄，边角已经磨得脱线。吴曼娜想起护士们中的议论：孔林花钱手很紧，在食堂里从来不买贵的饭菜。她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她注意到，孔林吃饭不像有的男同志那样几口划拉下去，而是坐在那里细嚼慢咽，像女人在做针线活儿。

出乎她的意料，孔林弯下腰，从室友陈明的床下拉出一个洗脸盆，说：“吃点水果吧。”脸盆里有二十来个棕黄的苹果梨。这是他们三个医生昨天一起买的。

“怎么还把我当客呀。”她说。

“不是跟你客气，是你有口福。你如果明天来，就都消灭了。”他挑了一个大个儿的梨，用脚把洗脸盆又推回床下。脸盆在洋灰地上磨出的声音好刺耳。“我马上就回来。”他说完，到外面去洗梨。

她从他的床头拿起一本书，是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在扉页里侧，她发现一片木刻的书签。书签的最下边有几个外国字码：EX-LIBRIS。字的上方，镂空雕刻出一幅画面：茅屋一间，篱笆环绕。屋旁的两棵大树枝叶繁茂。远山之外，飞鸟起舞，落山的太阳洒下最后的余晖。吴曼娜看出了神，被书签上宁静淡泊的风景迷住了。

孔林进来了，她指着那几个外文字母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拉丁文，就是‘本人收藏’。”他把洗好的梨递给她。她注意到他的手骨节突出，手指灵活细长。她心里想，他应该去外科拿手术刀，当个内科大夫屈才了。

“看看你的书行吗？”她问。

“行，行，你随便看。”

她咬了一口梨，又甜又脆，让她想起了许多年前吃过的一个香蕉。她开始翻阅书架上的书，发现每本书的扉页都夹着同样的书签，有的大部头书的页边上还印有孔林的藏书章。他对书爱护得多仔细啊！她非常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多看看孔林的书，但她还要给另一个医生送东西，只得离去。

从那以后，她开始向孔林借书看。医院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除了政治和医学书籍之外，根本没有什么书可看。仅有的几本小说和戏剧，也都上交给了红卫兵小将。两个月前，红卫兵在市政府前面把收缴来的书一把火烧个精光。不知为什么，孔林的藏书却平安无事。好像没人告发他，医院里的造反派也没有露出要没收他的书的意思。吴曼娜很快发现，有几个医院里的干部也背着人从孔林那里借书看。有时候要借一本小说，她得等先借去的人把书还回来。

她对书的兴趣并不大，从来没有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但是她很想知道孔林和他的朋友们都在看些什么书，仿佛他们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神秘小集团。

医院里有家照相馆，只有一个跛脚老头在经营。十月一号国庆节那天，吴曼娜在照相馆前碰上了孔林。他请她帮忙，把他宿舍书架上的书都包上书皮。他解释说：“把书名露在外面会惹出事情来。谁都看得见。我已经包了一半了。”

“我去帮你包。你应该早就告诉我。”她说。

晚上，她来到孔林的宿舍，他的两个室友陈明和田进也都在，两人趴在棋盘上下军棋。桌子上有一个装来苏水的塑料筒，里面盛着干啤酒。陈明和田进边下棋，边从筒里倒啤酒喝。陈明是针灸师，田进是外科医助。两个人都是医院培训的医生。孔林拿出一大卷牛皮纸、一把剪刀和一团胶布。他和吴曼娜开始包书皮，两个室友却在棋盘上激战，杀声阵阵。

“臭棋，”陈明喊，“我的上校干掉了你的连长。”吴曼娜隔着老远就能闻到他嘴里的臭气。

“别介，别介，”田进求饶，“就让我悔这一步棋，成不？刚才我的地雷炸了你的元帅，不也让你悔了一步。”

“给我吧！你个鸡巴豆秧子。”陈明探过身去掰他的拳头。田进手里攥着自己的连长。

瘦得像麻秆一样的田进一边躲，一边说：“你嘴放干净点！”

“比你娘的腚干净。”

“别不要脸，这儿有女同志。”

“从现在起，不许悔棋。”

“中。”

孔林和吴曼娜一声不响地干活。书架上的书都摊到床上。他们把书一本一本地放到桌子上，包上书皮，又摆回书架。有三四次，两人都去拿剪刀，她碰到了他的手。她想冲他笑笑，又感觉自己的脸红了，忙低下头。有两个大呼小叫的室友在场，她平时的大方劲儿不知到哪里去了。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她兴许会同他谈点什么，这是她最盼望的事情。

两个小时后，所有的书都包裹在牛皮纸里。吴曼娜看到，书摆放在书架上，都是同样的面孔，分不出彼此。

“好家伙，你咋能分出来哪本是哪本呢？”孔林给她打开一瓶格瓦斯汽水，她边喝边问。

“没问题，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出来。”他的微笑很羞涩，脸上泛起两片红晕。她感到他在躲避她的目光。

书皮包上还不够，他又把一块白布钉在书架上，像挂起了帘子。这下，他的小图书馆算是永远封闭了。她不禁好奇他平时怎么同两位室友相处，他们俩的性格同他可是相差太远。他一定是脾气特别好。

两天以后，医院政治部命令所有医护人员上交任何包含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书，特别是那些外国作者写的书。孔林告诉吴曼娜，他找出那些有两本相同版本的书，上交了几本。她惊讶医院领导并没有让他交出所有的小说。看起来，他早就听到了风声，不然不会匆忙找她去包书皮，不会在交书的命令下达之前关闭自己的小图书馆。他干什么要冒风险藏这些书呢？单凭这一条就可以批判斗争他。谁都知道孔林有许多外国小说，为什么领导不没收呢？她不敢问孔林，也不再从他那里借书了。

三

一九六六年冬天，医院开始了野营拉练。不知道什么原因，沈阳军区的一位负责首长在十月份发布命令，要求所有部队都要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能够拉出去进行作战训练。四个轮子的汽车不但在实战条件下不可靠，而且容易培养出“老爷兵”。军区的命令说：“我们要发扬长征精神，恢复骡马化的光荣传统。”

一个月了，医院里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在乡间步行拉练，走了一千二百多里地，晚上就在村庄里和小镇上宿营。他们沿途还要进行战场救护、抢救伤病员的训练。孔林和吴曼娜都参加了拉练，孔林还被任命为一支医疗小分队的队长，指挥二十八个队员。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领导，工作起来格外认真。

开始几天，部队斗志旺盛，并不觉得累。这是因为道路平坦，大家还有几分新鲜劲儿。进入山区，大雪遮盖了道路，行军变得越来越艰难。队伍中，许多男女队员开始一瘸一拐，招来路上老百姓的目光。他们看着这支队伍，好奇中夹杂着兴奋。有时候，部队进入一个村镇，在路边看热闹的民众热情地为这些快要掉队的军人鼓掌加油。但是，那掌声听起来却比挨骂还难受。他们纷纷垂着头，丧着脸。因为男女平等，女护士要和男同志走一样的路。但她们不用扛枪，只背些不太重的装备。

有一天，没有风，拉练的队伍穿过一片森林，向北面一个村庄行进。他们已经走了一整天，只在吃午饭的时候休息了一会儿。到傍晚七点钟，已经走了将近九十里路。大家又累又饿，还要走十六里才能到达目的地。突然，上级传来了命令，要他们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进村。命令说：“要在战斗打响之前赶到。”队伍立刻开始急行军，全速前进。

吴曼娜抬着一副担架，已经走了六个小时，脚上打的泡钻心地痛。担架上的“伤员”是半扇猪肉，足足有一百多斤。现在她完全走不动了。孔林摘下她肩上的医药箱，把箱子的背带横勒在自己脖子上。两个战士，一边一个，架着她就走，连跑带颠地跟着队伍。

他们的大头皮鞋踢起团团雪粉，时常能听到指挥员威严的喊声：“跟上！”“不要摘帽子！”夜空中，北斗星不停地摇晃，仿佛地球翻了个儿。成群的乌鸦从树上惊起，四散飞去，撒下一串串聒噪，像饿鬼在叫。茶缸水壶掉在冰上，溅起清脆的声响。突然，一个高个战士倒下了，他身上背着的五十多斤重的报话机砸在一棵横在地上的枯树干上。负责通信联络的田进吓坏了，一边扶起倒下的战士，一边从牙缝里骂：“王八蛋，要是机器摔坏了，你他妈的回老家去啃一辈子地瓜。”

一路上，吴曼娜对架着她的战士哼哼：“放开我……哦，太累了。让我死在这儿吧，就在雪地里……”两个战士不理她，拖着她往前走。上级命令不让任何人掉队。

五十六分钟以后，部队进了村。这个村庄有八十户人家，孔林的小分队住进三户老乡家—两户大的房子住医生和战士，一户小的房子给了七名女护士。

昏黄的月色中，生产队队部的两座烟筒里蹿出炊烟和火星。炊事班在紧张地烧水做饭，灶下燃着秫秸和灌木。两个炊事员在案板上飞快地剁白菜，另外一个在熬汤、蒸馒头。他们同时在烙饼，用两块厚猪肉皮，隔一会儿就在行军锅里抹抹，直到挂上薄薄的猪油。院子里，骡马在饮温水，嚼草料，通身上下闪着一层汗珠。司务长出去寻找马厩了，还没有回来。

孔林把大家安置好后，带着一个通讯员到“伙房”打饭。他看到护士们一个也没有来吃饭，猜想她们一定是累坏了。他让长着娃娃脸的通讯员把馒头、白菜猪肉汤给男同志带回去，自己从炊事班那里借个铝盆，盛上汤，抓上一袋烧饼，向住着女兵的农舍走去。

起风了，盆里热汤的白气被吹成丝丝缕缕，在孔林的胸前缭绕。哨兵在村里巡逻，晃动着手电筒和冲锋枪。时而传来被他们激起的犬吠声。南边，松涛阵阵，此起彼伏。松树顶上，寒星有如铜纽扣闪闪耀耀。一进屋，孔林发现吴曼娜和牛海燕正把脚泡在一个大木盆里。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大娘在铁桶里给其他护士烧水。“为什么不去打饭呢？”他问大家。

“我们还在汗里泡着呢。”护士小许回答。

“我可累死了。”吴曼娜说。她的双脚在温水里互相摩擦，发出吱吱的声音。

“不管怎么样，你们得吃饭。”孔林说，“不然明天走得动吗？”他把汤和烧饼放在一个钉着铜片装饰的柜橱上，“好吧，吃了饭，好好睡一觉。明天要走长路。”

“孔大夫，我、我实在走不了了。”吴曼娜指指自己的脚，声音带着哭腔。

“我也不能走了。”大眼睛的牛海燕插进来说，“我脚上也打了泡。”

“我看看。”他说。

老大娘把油灯凑得近了些。孔林蹲下去，察看搭在木盆边上的两双脚。牛海燕的脚上有三个小泡，一个在右脚大拇指上，另外两个在左脚跟。吴曼娜的两只脚掌布满了水泡，像密密麻麻的小气球，亮亮的。他用手指尖轻轻按了按最大的一个泡四边的红肉，吴曼娜疼得叫起来。

“必须马上把这些泡挑了。”他对周围的护士说，“你们谁会干？”

“不会。”她们一齐摇头。

孔林叹了口气。护士们惊讶地看着他卷起了袖子。他对吴曼娜说：“曼娜，拔两根头发，要长的。”

“好吧。”她说。

他转向老大娘：“大娘，您有针吗？”

“有，有。”她走出屋，喊在厢房里的儿媳妇，“蓉啊，捎两根针过来。”

“给。”吴曼娜递给孔林几根头发，每根都有一尺长。他拣出一根，把其余的放在膝盖上。

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大葫芦瓢，里面装着碎布头，白、蓝、黑线团，还有一个小小的丝绸针垫。她说：“娘，俺把针都拿来了。您要多长短的？”

“短的就行。”孔林接过话茬。

他捏着一根一寸来长的针，纫上一根头发，然后对吴曼娜说：“别怕，不会太疼。”

她点点头。孔林用酒精棉球擦干净手，又擦擦针和头发，用镊子夹着另一个棉球，在吴曼娜右脚跟那个最大的水泡上抹了点酒精。他先用指尖轻轻戳了戳水泡的表皮，抚弄了几秒钟，然后用针穿过水泡。“啊！”她叫了一声，紧闭双眼。她的脚跟立刻沾满了从水泡里流出来的温热液体。

孔林剪断针上的头发，留下一段穿在水泡里。“别把头发拔出来，这样两边口是开的，水能流出来。”他对围观的护士们说。

“天老爷子，啧啧，”老大娘说，“啥人能想出来这么个法儿整治个水泡？”她摇晃着满是皱纹的脸，白眉毛不住跳动。

孔林一个一个挑破了吴曼娜右脚掌上的水泡，其他护士七手八脚地侍弄好了她的左脚掌和牛海燕脚上的水泡。老大娘爬上火炕，把七顶被汗水湿透的皮帽子的里子翻出来，摆到靠近灶台的一端烤干。

孔林收拾完了吴曼娜右脚掌上最后一个水泡，在盆里洗洗手，对牛海燕说：“你没事，明天就能下地走路了。曼娜的脚我不敢说，可能得几天的工夫才能愈合。”

牛海燕听了，脸上掠过一道阴影。其他的护士叽叽喳喳，这个说谢谢孔大夫教她们挑泡，那个感激他帮她们打来了晚饭。“好了，好了。先吃饭，好好休息。”他说，“别忘了明天一早把饭盆给炊事班送去。”

“忘不了。”一个护士说。

“孔大夫，你就跟我们一块吃吧。”护士小沈说。

“是啊，就在这儿吃吧。”几个声音一起说。

“嗯，我吃过了。”

这当然不是真的。他突然感到喉头发紧，胸口暖融融的。他没有想到她们会邀请他，担心自己真的留下来和护士们吃晚饭，会引起闲言碎语，上级领导也会批评他不注意影响。他强迫自己说：“咱们明天见。大娘，明儿见。”他掀起用黄麻袋片做的厚门帘子，走了出去。

到了屋外，他听见老大娘说：“闺女啊，你们可真有福啊。这人可有多好。大娘就是脚上没起泡。”屋里响起一阵笑声。

一个护士唱起一段歌剧：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

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

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

晚上回来鱼满舱，啊……

孔林在雪地里转过身，久久凝望着那间低矮的农舍。那里的窗户透出昏黄的油灯光。他要是能和那些女护士一道吃顿饭，该有多美啊！为了这一餐，让他再走六十里路的急行军也值得。他怀疑，自己到她们那儿去，是为了送饭，还是出于其他下意识的原因。突然，他的眼前展开了一幅奇怪的画面，他看见自己坐在一条长餐桌的上首吃饭，两旁坐着七个女护士和那位老大娘。不，那个老大娘变成了他的妻子淑玉，她正忙活着，给大家从一个篮子里往外拿新出笼屉的馒头。他们一起吃着饭，女人们叽叽喳喳地谈笑着。她们都喜欢当他的老婆，住同一座房，吃同一锅饭。他记得在旧社会，有钱的男人都有三妻四妾。这些地主、资本家真有福气，能享受那么多女人！呼啸的寒风把他的思绪带回到雪地里。他摇摇头，眼前的画面消失了。“你真叫人恶心。”他自语。他有点厌恶自己，居然羡慕那些反动派的艳福。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应该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吴曼娜的脚在他手里的感觉好像已经进入肌肤，在他的手心、手指里逗留扩展。他转身向男同志的农舍走去，脚步已经没有来时那样坚实。

吴曼娜第二天还是不能走路。孔林安排她坐上一辆装炊具和粮食的马车，为部队打前站。他把牛海燕和他自己的羊皮大衣都交给她，用来裹住她的腿，这样他们也可以身上轻快些。她坐了两天马车，然后部队在一个公社乡镇上休整了一个星期。她的脚也就完全好了。

队伍重新上路以后，他仍然帮她背着医药箱，一直到拉练结束。每当她表示感谢，他总是说：“没什么，我应该做的。”

四

部队回到木基市以后，吴曼娜对孔林的感激逐渐变成了一种强烈的好奇。上班的时候，她经常有事没事到他办公室去，同他说上一两句话。到了晚上，熄灯号已经吹过，她会睁着眼睛，琢磨这个怪人。她的脑海里浮起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他爱他妻子吗？她长得什么模样？她真的比他大八岁？他为什么总是那么文静，那么菩萨心肠？他跟别人红过脸吗？他好像是团棉花，没有脾气。

傻丫头，老琢磨他干什么？他人是不错，但是结过婚了。别做梦了，他才不会等着你嫁给他呢。

如果他不爱他妻子，想离开她，该怎么办？真要那样，你会跟他吗？少胡思乱想，快睡觉吧。

你会嫁给他吗？

她不知骂过自己多少遍，还是忍不住想到他。每天夜里，她都被同样的问题折磨到半夜。有时候，她感觉他的手仍然握着她的右脚，在轻轻抚摩着。他的手指多敏感，多轻柔啊！她情不自禁，双脚在被子底下摩挲开了，甚至还会按摩被孔林抚摩过的脚掌。她内心的温情快要溢出来了。

牛海燕告诉她，孔林和妻子生过一个女孩。她听了非常难过—她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孔林要摆脱家庭没那么容易。她不断提醒自己：你现在明白了吧，还是离他远一点。这样下去要惹出祸来的。甭管你对他的感情会有什么结果，人家还是会骂你不要脸，破坏别人的家庭。第三者插足可是和犯罪差不多啊。

她无数次强迫自己要理智，但是只要遇到孔林，她的眼睛就会去寻找他的脸。她觉得自己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六月的一个傍晚，吴曼娜到医院的动物实验室去看刚产下来的一窝小豚鼠。从实验室回宿舍的路上，她看见一男一女正沿着食堂西边的白杨树林子散步。从远处看不清楚，那个男的背影有几分像是孔林。白天下了一天的小雨。暮色中，空气温和湿润，飘散着树木的清香味。一排排的白杨树像颜色深暗的篱笆墙，那两个人身上的白衬衫格外醒目。他们正向西溜达过去。

吴曼娜急切要弄清楚他们是谁。树林里有一条小路，可以从成排的小杨树中斜插过去。她没有犹豫，抄小路走进杨树林，要抢在前面看看这对男女的真实面目。她走在小路上，心口咚咚直跳。杨树叶子上的雨水滴滴答答淋在她头上，像是下起了小雨。天空暗蓝，星斗却刺眼地明亮。

前面闪出一条黑影，停在路中间不动了。吴曼娜看清楚是条狗，不知道是伙房炊事员养的那条，还是外面溜进来到伙房偷东西吃的野种。这狗眼珠盯着她，放射着绿光。她打了个寒战，想起几个星期前，一个男孩就在这里让疯狗咬了。她明白，要是转身逃跑，狗就会追上来咬她。她站着不敢动，看到地上有根树棍，抄起来，对着狗乱比画一通。狗看了她一会儿，嗅着地皮，跑开了。

吴曼娜走到树林深处，听到一个女声说：“他就这么把书弄丢了？我不相信。”她听出这是马萍萍的声音，管理医院图书馆的姑娘。

“下次我得收他的押金。”孔林开着玩笑说。

两人都笑起来。吴曼娜躲在几棵小杨树后面，盯着他们。孔林看上去挺开心。他们俩站在一盏路灯下，说着什么，吴曼娜听不清楚。他们前面是一个雨水积成的小池塘，在月色下粼粼闪光，传出阵阵蛙叫声。马萍萍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甩进池塘。石片打起几个水漂，荡出小小的涟漪。

“我打了三个！”她笑起来像一串银铃。甩进池塘的石头压灭了蛙鸣。几秒钟后，一只青蛙试探着叫起来。

“打水漂，你可赢不过我。”孔林说着，也甩了一块。

“五个！”女的说。

他们转过身，满地寻找扁平的石块，可是都不满意。比赛接着开始，由于石头太厚，没人能打过三个漂。但是，两个人好像都高兴得很。

吴曼娜不敢待得太久，小路上常有人来，她怕别人撞见。那条该死的狗兴许还会出现。她扛着树棍，匆匆往回走，好像乱箭穿心。她突然嘴里焦得冒烟，干咽着唾沫。回到宿舍，她的解放胶鞋和裤脚被雨水打得精湿。

那天夜晚，她说什么也睡不着，眼前晃动的都是她在杨树林里看到的情景。孔林和马萍萍真有什么关系吗？他们是在处对象吗？很可能是，不然怎么会在一块玩打水漂，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不，不可能。马萍萍至少比孔林要小十岁。再说，她只是个战士，按规定不许谈朋友。她可不会在乎什么规定不规定的，会吗？不，她不会在乎的，要不然怎么敢去勾引有妇之夫？孔林真的会看上她？多半不会。她脸上疙疙瘩瘩，丑得像个倭瓜，牙齿撒气漏风。虽说这样，孔林好像同她很谈得来。他和别人在一起，从来没有那么轻松自然。在她的脑海里，吴曼娜又看见他站在池塘边，叉着腰，看着那个女人在打水漂。

吴曼娜越想心里就越乱。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马萍萍的父亲是驻辽宁省的第三十九军副军长。凭这样的靠山，在有的男人眼里，猪也能变成仙女。孔林是这样的人吗？

想到这里，吴曼娜悲从中来—她想起了死去的父母。他们要是活到现在，不也是高干了？姑姑告诉过她：她父亲在出车祸前，已经是一家大报社的著名记者。有几个三十一岁的年轻人会这么出息？她的母亲是学法语的大学毕业生。有这么高的学历，她在工作中一定进步很快。

令吴曼娜烦恼的还有一件事情：马萍萍文学名著读得多，又管着一个图书馆。听说，她经常在宿舍里给室友说古论今讲故事，她们还得去买山楂糕和饮料给她上供，要不她会卖关子，不往下讲。这可能就是孔林看上她的原因。在这点上，他们两人挺般配，都是书呆子。他们肯定还会在一块聊书。

吴曼娜该怎么办？就眼睁睁看着这个丫头把他抢走？不，绝对不行。她要开始行动。

五

孔林对吴曼娜很照顾，特别是后来知道她是在青岛的一所孤儿院里长大的，对她就更关心了。在医院工作头两年的时候，每年休假，她都待在宿舍里，没有地方去。她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亲朋好友，只有一个远房姑姑，还从不来往。孔林常常劝她重新回到排球队，或者参加医院的文艺宣传队，她总是说年纪大了，不合适了。她反而会半开玩笑地说，要是知道哪儿有尼姑庵还收徒弟，就要剃头当姑子去。眼下，哪还有什么青灯古佛。红卫兵破“四旧”，在全国各地砸寺庙、封修道院，和尚尼姑都被还俗了。有的遣返回乡，有的发配到偏远地区，让他们向劳动人民学习重新做人。

这些日子，孔林一直躲闪着吴曼娜抛过来的眼风。他还没弄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看上她了。去年夏天董迈抛弃了吴曼娜之后，她变了许多。她容貌中的青春鲜灵消失了，笑起来眼角出现了细密的皱纹，脸上没了血色，皮肤开始松弛。他为她难过。女人的姿色消退得多快啊，经不起一点儿折腾。他愿意多关心关心她。可是，当她蕴含深意的微笑和风情流动的眼波投过来，像是要把他拽过去时，又让他浑身不自在。

到了一九六七年夏天，他结婚已经快四年，女儿也有十个月大了。他在街上，只要遇到手拉手的夫妻，就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心底渴望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样。他结了婚，却过着鳏夫一样的日子。难道他就不能享受家庭生活的温暖吗？如果当初他不同意让父母给他找媳妇，如果妻子长得漂亮，没有裹小脚，或者如果他们两人再年长十几岁，城里人就不会笑话她的小脚—他也会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但是，他并不很痛苦。虽然觉得老婆是别人的好，羡慕那些有福气的丈夫们，但这种感觉不过转瞬即逝。他挑不出淑玉什么毛病，家里老娘重病缠身，她殷勤伺候，直到婆婆去世。现在，她又伺候瘫在床上的公爹，还得照顾他们的女儿。孔林总的来说满足在医院的工作。他因为有医学院的文凭，工资挣得不少，比医院里大多数医生拿得多。他的生活简单平静，直到有一天吴曼娜改变了这一切。

她在他办公室的桌上留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京剧票和一张字条，上面有她圆圆的字体：“这是《甲午风云》的戏票，八点钟开演。我希望你能去看戏。”他过去看过同名的电影，知道故事情节，想着要不要把戏票退给她。又一想，还是决定去看戏。反正那天晚上也没有什么事，又是长春市一个著名京剧团的名角演出，位子也不错，靠近舞台。

医院的剧场在大院里的东南头。孔林找到第五排，吃惊地发现吴曼娜也坐在里面，紧靠着自己的座位。他犹豫一下，向她走过去。他刚坐下，前后左右的人纷纷往这边看。观众席里，有的摇扇子，有的嗑瓜子。孩子们挥舞着弹弓、木枪、木剑，在舞台前和过道里追打着。他们清一色戴着军帽，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有几个孩子腰里扎着武装带。扩音器里，一个男人要大家掐灭烟头，说烟雾会遮住幻灯机在舞台右边墙上投射出的台词字幕。几个传染病科的护士在人群里寻找她们的病人。按规定传染病人是不能到这样的公共场所里来的。

孔林的心里七上八下，他不明白吴曼娜为什么胆子这么大。瞧她的样子，好像并不介意别人投来的目光，甚至主动向他伸出手掌，露出几颗糖果。他紧张得像做贼，但还是拿了一颗，剥开糖纸，放进嘴里。是块橘子汁糖，酸酸的。她微笑着，看上去甜蜜蜜的。他心里嘀咕：城里的姑娘，啥都不怕。

幕布后面走出一个女报幕员，用动听的嗓音介绍了几句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大幕拉开了，两个演员身穿金色的清朝官服，头戴黑边顶戴花翎官帽，脚蹬白底朝天靴，侧着身子，迈着台步登场。锣鼓敲过，台上开唱了，说的是日本人打进了高丽国。

那个小生唱道：

边关飞马报军情，

从海上，杀来了，五千鬼子兵。

贼倭寇，踞船上，守候十天整，

几天前，出急兵，

杀向那平壤城。

台上另一个演员听着唱词里的战报，嘴里不住哼哼哈哈地吆喝着。

孔林听不懂他们唱什么，不时转过头去读墙上的字幕。很快，他就和别人一样沉浸在剧情中。舞台上，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手里挥舞着一只长长的单筒望远镜，正在视察北洋水师的舰队。阅兵之后，一群赤裸上身、盘着辫子的水师炮手，正在准备同日本海军决一死战。主炮塔周围的前甲板上摆放着高大的铜壳炮弹。舞台背景是一块豆青色的海景幕布，画着起伏的波浪。

台上的北洋水师正在黄海海面同日本军舰打得难解难分，一只手伸过来，搭在孔林的左手腕上。他扭动几下身子，并没有抽出手。他左右看看，周围的人都被舞台上悲壮的高潮吸引住了。鼓点如疾风暴雨，号角高亢嘹亮，锣钹敲得人心慌慌，噼啪的枪炮效果震得耳膜生疼。他用眼角瞟瞟吴曼娜，她斜眯着眼，正看着他。

她的指尖轻轻地挠过他的掌心，抚摩着手上的纹路，好像在读他的财线和生命线。他摸了摸她的手，温暖、光滑，没有一点老茧在上面。同淑玉的手掌多么不同啊！她掐掐他的拇指肚，他握住了她的小指头，揉搓把玩。她用指甲在他手腕上划划，痒得他反手捉住了她的手，两人的手指交织在一起。两只纠缠的手休息了一会儿，又翻上来，彼此抚弄摩挲了很长时间。孔林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他根本没心思看台上的海战，虽然整个北洋水师的舰队全军覆没，观众为中国水兵的英勇大声鼓掌叫好。整整最后一幕，孔林和吴曼娜的手都勾在一起。当幕布落下，灯光亮起来，观众仍然不断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孔林凝视着吴曼娜，她的眼睛流光溢彩，一对黑眼珠强烈得像两只鸟眼。她湿润的嘴唇翘起来，挂着如梦的微笑，好像喝醉了酒。他有些头晕，站起来匆匆离去，怕别人看见他火辣辣的脸。

夜里，他在床上的新蚊帐里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回想着吴曼娜刚才的每一个动作。他并不喜欢这种大庭广众下的传情，但他坚信她是个正派姑娘，一点也不轻浮，不像医院里有几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只要男领导许愿升级提干，或是入党，就会脱下裤子。这难道就是人们所说的婚外情吗？他问自己，可并不知道答案。自己身上有什么值得人家姑娘看上呢？她当然知道我结过婚，为啥还在剧场里整这个呢？她太不在乎了。往后她就会追我了吧？我该怎么办呢？

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涌出来，他哪个也回答不了。他在床上折腾着，屋里那边躺着的陈明被惹火了：“孔林，消停点行不？你这样人家咋睡觉啊？我明天一早还要赶火车呢。”

“对不起。”孔林侧过身，一动不敢动。

窗外，哨兵不知对什么人喊：“谁？口令？”

“双旗。”一个男人的声音喊出回令。

屋顶上的两只蟋蟀卿卿我我、啾啾低鸣。月光斜照入室，在水泥地上画出惨白的菱形。孔林紧闭双眼，无声地数着数，想帮助入睡。

他直到半夜才进入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他看见自己和一位女同志在办公室里工作，都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那个女人的脸看不清楚，身材很像吴曼娜。他们正在准备给一个心脏病病人开刀。过了一会儿，他又站在黑板前面，用粉笔在上边写字、写数码，向一些医生护士介绍手术方案。而后，他进入梦乡深处，看见一所宽大的房子，里面有一个书房，橡木书架上摆满了硬皮书，墙上有几幅镶在镜框里的绘画。房子后面是一处玻璃搭建的门廊，面对一块椭圆形的绿茵草地。这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几个朋友同事到这里来聊京剧和电影。那个看不清脸的女人在给大家倒茶和饮料，拿出五香瓜子、虎皮豆、炒花生和香烟，招待每个客人。他仍然看不清楚她的面孔，但是很明显，他和她是这家的男女主人。有几位客人待到很晚，打起了扑克。书房里居然还出现了两个小孩，孔林正耐心地教他们认字。他看起来是要把孩子送到北京或者上海去念大学。

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他的头疼得像是昨晚大醉了一场，舌头牙齿干干的，像长了层毛。梦里的情景令他有点迷惑不解。他从来都对生养小孩不感兴趣，为什么会梦见又有了两个孩子，还关心他们的教育？还有，扑克牌已经被禁止，现在根本找不到扑克，他们怎么还会玩牌呢？最离奇的是，他从来没想过要当外科医生，为什么在梦里他和那个女人准备要给病人做手术？许多年前，他最隐秘的梦想是当个将军。高中毕业准备参军的时候，那位老学究模样的语文教师在他送给孔林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临别赠言—愿你他日归来，统领千军万马！他后来运气不好，进了医学院。有抱负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医生，因为医生很难升成高干。

中午他在内科碰到吴曼娜。他有点不好意思，强装出没事的样子同她打招呼。他们谈了两句那个患晚期食道癌病人的情况，好像昨天晚上他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他很得意自己能自然大方地同一个女同志谈话，丝毫没有平时的羞怯。窗外，阳光在柏树篱上闪动。四只白兔子躲在一块巨大的标语牌后面吃草。一只蓝色的鲣鸟落在一只小兔子身旁。它的脑袋啄啄点点，拍打着翅膀。

“星期天下午我们一块散步好吗？”她问。她把手放在窗沿上，期待地望着他，脸上又浮现出了昨晚甜蜜的微笑。

“行啊，咱们在哪儿见面？”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回答。

“小卖铺前边咋样？”她的眼睛放着光。

“几点？”

“两点？”

“行，我两点准到。”

“我得走了。刘大夫还等着这些化验结果呢。”她挥了挥手里的一沓纸条，“回头见。”

“再见。”

他目送她远去，第一次注意到她苗条的背影和修长结实的双腿。她回过头，冲他又微笑了一下，然后加快脚步向病房走去。他自言自语：管他呢，婚外情就婚外情吧。

六

星期天下午，他们在医院小卖铺前会合，然后在大院里散步。开头，孔林生怕在路上遇见什么人。当他们同医院里的熟人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脑后长眼，知道人们会转过身，看着他和吴曼娜。但她的神态自若感染了他，不一会儿，他的呼吸也顺畅了些。

他们谈论着在中央里揪出来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还有其他几个在北京被红卫兵斗争的大官。谁能想到毛主席身边会埋藏这么多“定时炸弹”？他们也谈到了四处听来的大城市里武斗的消息。吴曼娜告诉他，长春市里对立的两派革命造反组织，在武斗中用上了坦克车和架在火车头上的火箭炮，她还听说四平市的火车站在武斗中被炸成了平地。

他们慢慢溜达着，沿着食堂后面萝卜和茄子地中间的小径走过去。他们开始谈到医院里最近发生的事情。自从去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就分成了两派。他们争吵辩论，都批判对方搞修正主义，篡改党中央的路线，阉割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孔林和吴曼娜比别人都慢一拍，到现在还没有决定参加哪一派。她倒是倾向“红医联”。

“哪派也别入。”他说。

她愣住了，问：“为啥？”

“他们那些人有谁懂得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不都是想当个头头。咱们干啥要凑这个热闹。”

“那你不想参加‘文化大革命’？”

“整天跟人干仗就算革命啦？”

她被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感动了，答应不和“红医联”掺和在一起。孔林也被自己刚才说的话吓了一跳。要在别的场合，他断不敢出这样的主意，让造反派知道了还了得。面对曼娜，这些话顺口就流出来了。

回宿舍的路上，她好像有点腼腆，说：“有件事我自己整不明白，能问你吗？”

“客气啥，只要我能答上来，尽管问。”

“啥叫天使？”

他惊讶她会问这个：“嗯，我也不敢肯定。我寻思，天使就是上帝派的人，完成上帝的使命。这是基督教琢磨出来的，迷信骗人的玩意儿。”

“你知道天使长啥模样吗？”

“我看过一张画，天使像个胖小子，身上长着三对翅膀，白白壮壮的。”

“噢。”

“你问这干啥？”

她抬眼看了他一会儿，回答说：“从前有个老头说我长得像天使。”

“真的？为什么？”

“我哪知道啊。我八岁那年，学校里的几个女孩子在一个文化馆里表演舞蹈，来看的都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我们都打扮得像小鸭子，戴着白帽子，腰里扎撒着羽毛。我跳完舞，就下台去找厕所。剧场有个旁门，在过道里我差点撞上一对老夫妇。他俩老得快散架了。那个瘦小的老头在门口拦住我，在我身上画了个十字，说：‘孩子，你像个天使。’我也知道他没坏心，可不知道为啥，我这心口嗵嗵直跳。马上过来几个人，拖着老两口就走。那两个老人还在一边喊：‘要信基督，信主啊！’我怕再碰见他们，厕所也没去，跑回舞台去换衣服。打那以后，我就老想知道啥是天使。我查了些字典，都没有。我也不敢问旁人，你是头一个。现在我明白那个老头是什么意思了。可是我打小就不胖啊。他为啥要这么说？”最后一句她好像在对自己说。

“你当时看上去一定特别天真幸福。”

“不，我小时候从来就没有幸福过。我羡慕那些有爹有妈的孩子。我还恨他们中的有些人。哎，孔林，这天使的事你可不能告诉别人，行不？”

“我不会。”

他仔细看看她。她目光中透出的纯真让他相信这个天使的故事是真实的。

第二个星期天，他们又见面，一道散步。接下来的星期天也是如此。一个月里，他们一周要见两三次，都是天黑以前一起散步。孔林渐渐变得离不开吴曼娜了。有一次，她陪一个病人到另外一所部队医院看病，不能按原定计划见面。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里烦乱地来回踱步，足足走了两个钟头。这是他第一次害相思病。

八月过后，他和吴曼娜已经不需要刻意安排约会了。在食堂吃饭，他俩坐一张桌子；到水房打开水，他俩各提一只暖壶一起去；开会和政治学习，两人挨着坐。他们在一起打乒乓球和羽毛球，只要不刮风下雨，晚上就在院子里一道散步聊天，偶尔还有争论。孔林有时候也怀疑他们是不是太亲密了，像是要结婚的一对男女，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亲昵的举动。那天在剧场看戏后，他们连手都没有碰过。孔林时时提醒自己：你是结过婚的人。

他和吴曼娜都没有参加造反派组织，但是政治活动还是要参加的。孔林甚至还在大会小会上讲用，说自己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的体会。他的讲用受到热烈欢迎，还有人借他的学习笔记。孔林和吴曼娜都是党员，家庭出身清白，医院的造反派也没有批判他们动机不纯，包藏祸心。

但流言还是传开了，人们说他俩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医院领导也被惊动了，不过他们找不到孔林和吴曼娜违反任何规定的证据。他俩从不一起到医院大院外面去，也不像情人那样拉拉扯扯、眉来眼去。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同志关系，因为没有任何两个男女同志会像他俩那样总泡在一起。哪怕是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对象，也不是一天到晚都要见面。可是，孔林和吴曼娜已经是棒打不开了。

苏然是医院政治部的副主任。他也喜欢看书，经常同孔林一块聊小说，两个人交情不错。医院的张政委要苏然来处理这件事情。

一个冬天的下午，苏然把孔林召到办公室，对他说：“伙计，我知道你是包办婚姻，你也许不爱你老婆。不过，我可要事先警告你，你和吴曼娜的关系，不管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对你的将来都没啥好处。你是在往浑水窝子里蹚啊，明白吗？”

孔林没吱声。他也想过这个问题，但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同吴曼娜分手。她事实上是自己交的第一个女朋友啊！从来没有女人同他这么贴心过。他认为，吴曼娜和他虽然不是肉体上的情人，但已经在灵魂上融为一体了。这些天来，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总想要和她在一起。

苏然用手指梳了梳头发，望着孔林。他的三角眼下面皱出两条弯纹。他笑着说：“孔林，说话呀。我可是把你当朋友才说这些话的。谈谈你的想法。”

孔林勉强地说：“我会保持正常的同志关系。我和吴曼娜只是革命同志。”

“你得保证：除非你同爱人离婚，娶了吴曼娜，否则你们俩不能有任何不正当关系。”他话里的“不正当”是指“性关系”。

孔林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喃喃地说：“我保证。”

“你也知道，孔林，我这也是公事公办。你要是违反了纪律，我也救不了你。你现在也保证了，我得报告我的上级，你和吴曼娜之间没啥事儿。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要不我也得跟着栽进去了。”

“我懂。”他的心都凉了，后悔三个月前不该答应吴曼娜的约会。现在越陷越深，怎么可能抽身退出来，不伤她的心？你是有家室的人，不应该同年轻的女同志纠缠不清。

苏然扔给他一支“牡丹”烟卷，说两个星期以后归还他借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在这个闹闹哄哄的日子，他根本没办法静下心看完一本小说。“我整不明白，为啥这些老毛子总把小说写得这么长？”他说，“他们可能有的是时间。我老得跳着看，整这么多的描写，大段大段的，节奏太慢。”事实上，去年透风声给孔林，让他立刻藏起书，免得被红卫兵没收的人，就是眼前这个小个子男人。

第二天傍晚，孔林和吴曼娜在医院操场上散步的时候，他告诉了她同苏然的谈话。她沉着脸，垂下眼睛。两个人中间隔着一个鞍马，她把胳膊肘放在上面。附近立着一对双杠、一个平衡木，还有两个跳远用的沙坑。

短暂的沉默。她抬起头，烦恼地问：“你对我到底是啥感情？”

他没听明白她的问题，说：“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你什么人？我们有一天会结合吗？”她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

他听了很冷静：“如果我够条件，我会要你嫁给我。我确实想过这事。”

她听了他的话，泪水哗哗地淌，哭成了泪人。她的右手叉住腰，好像胃疼得站不住。他窘得发慌，忙四下张望。暮色中，只有几个孩子在玩“捉特务”的游戏。医院的南边，有几根高大的烟囱懒洋洋地吐着烟。幸好没有熟人看见。

他掏出一块手帕递给她，嘟囔着：“曼娜，别难过。我喜欢你，可咱俩没那个缘分。别恨我。”

“你又没有错。噢，老天爷干吗总跟我过不去？我都二十八了。”

孔林叹了口气，没有说话，心想：我如果娶了她，是修来的福气。

几天以后，吴曼娜也被召到苏副主任的办公室，做出了同孔林一样的保证。

到了年底，孔林第一次没有评上先进模范。有些群众对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满意。据一位同事揭发，有天在澡堂子洗澡，大家都脱光了泡在水里，这时候高音喇叭里播放国歌，孔林居然没有像别人那样立正站好。一个科室领导说，孔林的头发留得太长，还从中间分开，活像电影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他就不能像普通群众那样把头发剪短？他凭什么那么特殊？就他有大学文凭？医院里的另外三个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不像他那样在乎头发长短？有一个还剃了光头呢。

孔林一天也没敢耽搁，让同宿舍的陈明给他理了个平头。吴曼娜看着他的脑袋，心里堵得慌。他的脸看上去呆板平淡，用她的话讲，“不男不女的”。他反而说没关系，现在是冬天，他可以整天戴着皮帽子。

在政治学习会上，孔林感觉到大家都盼着他发言，想听听他最隐秘的活思想。好像他生来就有污点，应该时刻进行自我批评。他心里不痛快，几个月都阴沉着脸。

七

一年多来，吴曼娜一门心思想知道淑玉长什么模样，孔林就是不给她这个机会。每当她缠着孔林要看他妻子的照片，他总说没有。吴曼娜知道他肯定有。有一次她在孔林和另一位医生合用的办公室里帮忙擦窗玻璃，趁没人的时候，把他的所有抽屉都翻了一遍，但是没有发现淑玉的照片。同宿舍的女护士常问起孔林的爱人是什么样，她一点都答不上来，不免尴尬。她们每次都劝她多长个心眼，小心孔林脚踩两只船。

在医院举行的一九六八年秋季运动会上，吴曼娜赢得了乒乓球比赛第三名。她拿到了一块香皂和一条白毛巾的奖品。那天下午在孔林宿舍，为了让她更高兴，他说她想要啥他都可以给她。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看看淑玉高贵的面孔。”她说着，眼珠转着，露出兴奋的光。

屋里只有他们两人。他翻开一本《词林》字典，从仿羊皮封面的夹层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她。这是一张四寸长、三寸宽的黑白照片，看起来刚照不久。

吴曼娜看了一眼，扑哧笑了出来。淑玉和孔华都在照片上。小女孩穿着花格背带裤，在地上半蹲半站，像一条用后腿立起来的小狗。她的双手伸向母亲坐着的板凳。淑玉离照相机更近一些，看得更清楚。她显得憔悴，额头布满波浪一样的皱纹。她扁平的嘴向两边撇，好像要哭的样子。右眼半睁，眼角汇集了一簇细密的鱼尾纹。更让人吃惊的是，她穿戴得像个老太太：一件大襟褂子像黑色的铁筒包裹住她的削肩，显得上身更短。她的腿又细又瘦，小腿上裹着绑腿。一对小脚穿在黑尖鞋里，呈八字形，像两只趴在地上的小老鼠。淑玉的左边有一只凶狠狠的鹅在扇动着翅膀，背景上是几口水缸、茅草屋顶的土坯房和半棵遮住屋顶的榆树。

“天哪，你看她这双小脚！”吴曼娜大声说，没有察觉孔林站了起来，“她看着倒像你妈。”她笑弯了腰。

他的目光在眼镜片后面一闪一闪的。他抓起军帽，紧闭着嘴唇，走出了房间。

“嗨，孔林，回来。我也没有恶意，咋说恼就恼了。”

她追了出来，他却头也不回地向医院大院的后门走去。

院墙外面是一片人民公社的果园，刚栽了四年，现在已经果实累累。一排排的苹果梨树起伏蜿蜒，绿满了山坡。孔林跨着大步，急急出了医院大门，消失在果林深处。

这是吴曼娜第一次看到他发火的样子，隔天再见到他时，他的脸色很平静。她再一次道歉，他只说了句没关系。

看到了照片，她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她现在坚信：孔林和他老婆根本不般配，不会有真正的爱情。他早晚会甩了淑玉。她心底燃起了希望：总有一天会和孔林结婚。

宿舍里的姑娘们问个不休：还没有看见过孔林爱人的照片？吴曼娜一个字也没有露，仍然说对那个乡下女人一无所知。一个月后，她实在忍不住内心的兴奋，告诉了好朋友牛海燕照片的事情。

她们两人都上夜班，从晚间七点到凌晨三点。夜里，病房里的病人都睡了。两个护士除了给个别病人发发药、量量体温，基本上无事可做，只有聊天打发时间。牛海燕人长得漂亮，有点咋咋呼呼，说话挺冲。她脸上笑眯眯的，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总有几个小伙子围着她转。她出生在哈尔滨，在木基市长大。她爷爷是个很有钱的资本家，抗美援朝的时候捐献过一架米格-15飞机给志愿军，为此牛海燕并没有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受到什么影响。献飞机使得牛家的油坊和制革厂破了产，却挣来了一个红色资本家的名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牛家的子孙们奇迹般地没有受到冲击，牛老爷子的孙女牛海燕甚至还能参加解放军。在她身上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野劲儿，令吴曼娜羡慕不已。这可能是因为她身上流着当年闯关东的先人们的血液。在吴曼娜眼里，牛海燕很像是一只油光水滑的山豹子。

“我要是你啊，就去跟孔林睡一觉。”有天晚上，牛海燕一边织着一条毛线围脖，一边对她说。

“你这丫头疯了，满嘴胡扯啥。”吴曼娜骂道。消毒用的不锈钢锅已经在电炉上煮了半个钟头，她正在用镊子把煮过的针头和针管取出来。

牛海燕一圈一圈地织着淡黄色的毛线。她没有抬头，说：“我没疯。你得想办法发展巩固你们俩的关系，对不？”

“我怕那样会把他吓跑了。”

两人都笑了，吴曼娜打了个喷嚏。值班室里越来越潮湿，桌子旁边垃圾筒的盖子上已经生出了一层细细的水珠。牛海燕把毛线活放在腿上，说：“大姐，你听我说。你只要和他睡过一次，他就不敢甩了你。他要是真爱你，真的有良心，你走到哪，他都会跟到哪。他要草鸡了，也不值得你去爱，对不？”

“尽说些孩子话。爱情哪有那么浪漫。”

“拉倒吧，你懂啥叫爱情？”

“行了，行了。你啥都懂。”

“我当然懂了。”

“告诉大姐，你有过多少男人？”吴曼娜朝她挤挤眼。她早就怀疑牛海燕已经不是处女。大家都说，牛海燕和医院的丘副院长睡过觉。这肯定是真的，不然医院早就让她复员了。她不像吴曼娜，从来没有进过护士学校。

“一千个。”牛海燕开玩笑地说，“男人越多越好，你说对吗？”

“也许是吧。”吴曼娜随口说。

她们又笑成一团。牛海燕把辫子甩到背后，辫梢上系着的橘黄色线绳一闪又不见了。她的脚尖敲着红木地板。

吴曼娜从来没有动过和孔林睡觉的念头。被医院开除的恐惧使得她连朝这方面想都不敢。她连个家都没有，万一被医院开除，去哪儿呢？再说，如果她被迫复员，发配到偏远地区，他会不会还爱她？她心里没底。即使他还想要她，他万一也被强迫复员回到原籍农村，两人分隔两地，再坚贞的爱情也会变的。但是，牛海燕出的主意又使她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吴曼娜已经快二十九岁了。难道她要当一辈子老处女？一旦她和孔林做过爱，他可能就会想办法同妻子离婚。不管是好是歹，她总不能坐在这里干等，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等到啥时候算个头？最近，医院里的人已经开始把她当作孔林的未婚妻看待，年轻的军官都避免同她多说几句话。她心里有说不出的烦恼，决心改变这种处境。

她决定开始行动。第二天夜里，她们给病人发完药之后，她对牛海燕说：“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她郑重的语气吓了她的朋友一跳。“你客气啥，有事尽管说。”牛海燕说。

“你知道城里有啥清静的地方？”

“啥叫清静地方？”牛海燕闪动着大眼睛。

“就是你能……”

“哦，懂了。你想寻个地方和他快活一下？”

吴曼娜点点头，红了脸。

“你不还是听我的了。你咋这么快就变了？你这个姑娘不正经，是吧？你想引诱一个好同志、一个革命军人，对不？”

“少啰唆。别东问西问的。”

“吴曼娜同志，你明白你要干的事情吗？我看你是昏了头了，对不？”她拇指竖起来，用食指点着吴曼娜，像握着把手枪。

“好妹子，帮姐这个忙吧。”

牛海燕扑哧一声笑了，说：“好吧，我给你找个地方。”

由于每一个城镇的旅馆和招待所都要求住宿的客人出示单位介绍信，杜绝了未婚男女偷情的可能性，吴曼娜只能找牛海燕帮忙。海燕好像谁都认识，门路多得很。她的两个姐姐也住在木基市，所以能这么痛快地答应吴曼娜。

到了星期四吃午饭的时候，牛海燕坐在吴曼娜的身旁，煞有介事地冲她点了点头。等到别人吃完离开了饭桌，她递给吴曼娜一把铜钥匙和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说：“这个星期天我姐姐要去她婆婆家，你可以用她的房子。”

“谢谢。”吴曼娜轻声说。

牛海燕挤挤眼睛：“记住回来告诉我滋味怎么样，好吗？”

“你啥意思？”

“你知道我啥意思。”牛海燕又挤了挤眼睛。

“死丫头，好像你有啥不知道似的。”

牛海燕吃吃笑着，拍拍她的肩膀，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每个男人都不一样。”

决心走出这一步以后，吴曼娜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她的眼里开始出现一种憧憬的神情，常常会情不自禁地独自微笑。到了夜晚，她会感到自己躺在孔林的怀抱里。她的乳房发胀，嘴唇发干，要用舌头去舔。她心里奇怪，短短几天工夫，自己会变成一个肉欲丰盛的女人。尽管有点担心夜里睡着后会踢开被子，让同宿舍的室友看到自己赤裸的大腿，但她还是开始喜欢只穿着乳罩裤衩睡觉。一想到将要和孔林一起度过销魂的时光，她的四肢发热，内心充满喜悦。

第二天黄昏他们一起散步的时候，她告诉了他星期天的安排，甚至提出要买瓶李子酒和两斤熏肠带去。她只顾痛快地说着，没有注意到他惊愕的表情。

“林，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她说，“咱们俩还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过。”

他皱了皱眉头，边走边踢着路边的石子，没有说话。

夕阳被医院的围墙遮住一半，像从中间切开的大蛋糕。几个穿着蓝白条病号服的住院病人在操场上和一群孩子踢着足球。风吹着枯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清冷的空气中，蝙蝠蹿来蹿去，吱吱叫着。

看到他对自己的安排不热心，吴曼娜来火了：“我只是想咱俩能单独待上一会儿，好好谈谈心。没别的意思。”

他仍然沉默着。他的脸虽然有点红，表情却相当冷漠。她失去了最后一点耐心，提高了嗓门：“你寻思我走这一步容易啊？我是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你明白吗？”

“的确是在冒险，”他沉思着说，“而且冒得太大了。咱们不应该这么做。”

“为啥不能？”

“咱俩都跟苏然保证过要遵守医院的纪律，这样做不是会连累他吗？我是结了婚的人，万一让别人知道了，不把咱们整成罪犯才怪。你说呢？”

“我豁出去了。”

“曼娜，你可要冷静，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她没有回话。

他接着说：“另外，你还不知道牛海燕那张嘴，没她不传的话。她现在不告诉别人，你能担保她结婚后管住自己的嘴？她肯定会先告诉她爱人，然后整个医院就都知道了。你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咱们今天整这事，别人早晚会知道。”

“她起过誓，绝不会说出去。”

“你敢给她打包票？”

“这个，我倒不敢。”她摇摇头。她感觉胸口憋闷，泪水涌入眼眶，强忍着才没有流出来。“那，这玩意儿咋办呢？”她挥了挥手里的钥匙。钥匙在余晖中闪烁了一下。

“星期天之前还给牛海燕。千万要让她知道，咱们根本就没去那个地方。”

他的话让她无地自容，默默地埋怨自己让感情冲昏了头脑。但是，她心底很快升起一片疑云：他为啥不愿意和她单独进城待一天？难道他还有另外的女人？这不可能。马萍萍一年前就复员了，孔林对待这个假小子一样的丫头就像对待小妹妹。他们不过是两个书呆子罢了。这些日子他和谁比较接近？只有她吴曼娜一个人。不，他可能一直有别的女人。不会吧，她天天同他在一块，如果有还能看不见？那为啥他对她一点欲念都没有呢？

吴曼娜害怕他从今以后把她看成是一个不正派的女人。牛海燕那死丫头的话能听吗？她后悔死了。

医院大楼房顶的瓦块上覆盖了一层青苔，他们走过这里，像是绕过了一个绿色的大土堆。楼里亮起了两盏灯。七点钟医院里要传达最新的中央文件，号召所有革命造反派组织要文斗不要武斗。孔林要去会上听传达，吴曼娜也要准备去上夜班了。

牛海燕很惊讶吴曼娜会把钥匙还给她。吴曼娜解释说，他们答应过苏然不会违反纪律，不能说话不算话。

牛海燕哼了一声说：“我倒不知道孔林原来这么够哥们儿。的确是个好同志，怪不得有人叫他‘模范和尚’。”

“我不是说了，他胆子贼小。”

“他别是不爱你吧？兴许干那事儿不行？”

“拉倒吧，人家和老婆把孩子都弄出来了，孩子还挺健康，哪都没毛病。”

牛海燕轻声叹了口气，攥起双手，说：“实话说吧，曼娜，我觉着他还没有爱你到肯冒风险的地步。你真的知道他的心吗？”

她没有回答。她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孔林不愿意同她上床。她感觉他解释的理由中肯定还有话没说出来。有多少男人为了他们心爱的女人不惜犯规犯法，受到处罚也不后悔。孔林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呢？他真的爱她吗？为什么冷冰冰的像块木头？他之所以拒绝是不是不愿意同她搅得太深？

她慢慢觉得牛海燕的话有道理。

八

孔林表面平静，内心却被吴曼娜的胆大行为搅得紧张不安。那天夜里，他躺在床上，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想着下午他们散步时的情景。他觉得让她把钥匙还给牛海燕完全正确。如果顺着她的意思，后果会不堪设想。自从对苏然做出保证之后，他一直在设法冷却对吴曼娜的感情。他时刻提醒自己：对她不能投入太深的感情。他仍然不能确定他们俩的关系是否会正常地发展，直到结婚，因为他首先得同妻子离婚才行。他不想匆忙行事。

窗外，雨滴从房檐上落下来，溅出叮叮咚咚的响声。孔林紧闭双眼，还是睡不着。他的耳边好像有个声音在说：你真的不想同吴曼娜发生关系？

他吃了一惊，连忙回答：现在不想。根本就不能考虑性关系，那会把我们俩毁了。

你真的不想同她睡觉？那个声音又来了。

不，真的不想。我喜欢她、依恋她，但是这和性行为没有关系。我们的爱情不是建立在肉体上的。

真的？你对她就不动一点邪念？

我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只能把她当成同志看待。

这话鬼才信。你咋不另外找一个同志每天散步聊天呢？你和她已经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对吗？

就算是吧。这种关系不是性关系。我们彼此相爱，这就够了。

你说什么？你太理智了。

我是个军医。我的职业要求我必须有理智。

你拒绝了人家的好意，难道就不怕伤了她的心？

我不知道。如果伤了她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不是有意要伤害她。她会原谅我，对吧？她难道看不出来，我说不能干这事，不也是为了她好？

那个声音消失了。睡意很快笼罩了他。他的思绪飘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景色很像是他从小生长的乡下。他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梦，一个后来让他几个星期都感到困扰不安的梦。在一个晴朗的夏日，他走进了一片望不到边的麦田。太阳不太热，和煦的风扑在脸上暖洋洋的。他扛着一根鱼竿，轻松地吹着口哨。麦田深处升起一个甜腻的呼唤：“林，林啊，到这儿来。”他转过身，扒拉开麦穗，地上躺着一个年轻妇女。她的头上蒙着一块红色的纱巾，乳房裸露着，像一对又白又圆的小甜瓜。在她裸体的周围，尖尖饱满的麦穗在微风中轻快地飒飒抖动。他扔下鱼竿，大步向她走去。密密麻麻的麦穗麦秆摇曳着，蹭着他的腰，释放出醉人的甜香。走近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小块干净的空地，铺着狗尾巴草和稻草，她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地躺在上面，两条腿向外撇开，正挥手叫他过去。她头上的红纱巾消失了，面孔却被宛如黑瀑的长发遮住。她的腰身丰满，四肢粉白细嫩，他看了差点昏过去。她的阴毛浓黑茂密，柔软的毛发上闪动着几滴露珠。他大口喘着气，扒下上衣裤衩，摔在地上。

他们在草上翻滚。他压在她身上，浑身扭动着。她的手抚摩揉搓着他的脊背、胸膛和大腿。她突然抱紧他，使劲贴住胸口，肚皮在他身下有节奏地上下抽动，好像在伴随着什么音乐摇摆。她像头牲口那样呻吟吼叫，这快乐陶醉的声音给他注入了巨大的能量。他感觉周身的血液都在腰下汇集汹涌。一群野鸭惊起，狂声乱叫。刺耳的鸭叫使他的双臂哆嗦了一下。他死死抱住她，好像在海洋中抓住救生圈的溺水者。

他在她身上抽动了很长时间，直到筋疲力竭，翻下来躺在她身旁。她的屁股在微微颤动，像发面团一样不大工夫就涨大了好几倍，他的手在上面揉搓抚弄着。过了一会儿，她翻转过来，撑着胳臂肘抬起身，锁住了他的脖子，哼哼着说：“再来，再来，我还要嘛。”

他伸手去找埋在草中的衣服，手背打到了铁床头上。孔林一下子惊醒了，浑身汗水淋淋。他定了定神，知道自己刚刚做了一个春梦。他头一次做这样的梦，深深地感到羞耻。那个女人是谁？她的长发及腰，身体匀称，散发着像刚从土里刨出来的花生一样的气味。她的左胳膊上有块纽扣一样大小的胎记。他努力回想所有认识的女同志，没一个人吻合她的特征。要是能看清她的脸就好了。

宿舍里一片黑暗，对面的陈明鼾声如雷。孔林无声地坐起来，打开枕头套，取出一条内裤，换下身上那条前面湿了一片的裤衩。他多年来常听别人说起做春梦的故事，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结婚前，他甚至怀疑过自己的性能力。因为别的年轻人好像没有姑娘就活不下去，他却从来没有感受到喜欢过任何一个女人。女儿出生后，他终于安心了：自己是个正常的男人。可是，春梦是啥滋味？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做过呢？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每当听见身边的同志们吹嘘自己的男人雄风和各种离奇的春梦，这些问题就会浮现在他脑海里。现在他终于也做了一次春梦，梦境带给他的是美妙的兴奋和激动。梦中的感官刺激是货真价实的。他暗暗希望麦田中的妇女是他认识的女同志。

早上五点半起床号响了。他翻身下床，匆匆穿好衣服，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枕头放在被子上。这时候，他发现白床单上有一块黄色的痕迹。现在来不及洗掉了，要马上出早操。他随手抓起一本新出版的《解放军画报》盖在黄印上，然后和陈明一道，冲进了冰冷刺骨的曙光里。

他感觉今天的三公里长跑特别累，出了一身的汗，一路上喘得像个风箱。他的头也有些晕。

孔林回到宿舍，田进已经起床了。他昨天夜里值班，早晨不用出操。见到孔林进屋，田进一脸的坏笑：“嗨，孔林，昨晚上梦见谁了？”他眨巴着细长的眼睛，短粗的鼻子在空气中抽动着，好像闻到了什么香味。

孔林的脖子根都红了。他连忙跑到床前，掀起床单，把它搓成一团，丢进盛着水的脸盆里。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这是正常现象。”田进说完，嘿嘿笑起来。

陈明也发话了：“当然是正常现象。我每个礼拜都做这样的梦。精满自泄嘛。”他转向孔林说，“你也不用慌着洗床单，好像上面沾着病菌啥的。我床上的那些花点子多了，你看我啥时洗过？”

“我也不洗那玩意儿。”田进说。

孔林巴不得这两个家伙能让他清静会儿。田进皮笑肉不笑地接着说：“伙计，我能猜出来你昨晚梦见了谁。”

“你妹。”孔林火了。

“哦，那还不好办。我要是有个像吴曼娜那样的妹妹，巴不得让你骑她，就像骑匹小马那样，骑多久都行。不过，只能在梦里骑。”

他的两个室友爆发出一阵大笑。孔林一句话也没说，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条肥皂，端起脸盆出了屋。夜里的梦仍然困扰着他。现实生活当中，他绝对想象不出自己能够和一个陌生女子躺在麦子地里，像畜生那样交媾。他感到有点恶心。

九

孔林的桌子上放着一张撕破了的电报纸。这是他大哥孔仁打来的电报，上面写着：“父亡速归。”

想到父亲在土坷垃里辛苦了一辈子，日子却一天比一天穷，孔林泪水盈眶，不住用手指揉着眼角。可是他不能回家奔丧。他向部队领导申请提前探家，没有被批准。一九六九年春天，医院进入了战备状态。这一年冬天，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江心的珍宝岛上发生了武装冲突。虽说现在是春天，江上的冰层已经松软，苏联军队的坦克和装甲车无法过江，但解放军的战备状态要到五月份才能结束。

孔仁的家离鹅庄三十多里路，孔林给他寄去两百块钱，嘱咐给爹办个体面的丧事。老人临死前把老家的房子都留给了孔林，感谢淑玉这些年来殷勤伺候两位公婆，给他们养老送终。

孔林一连几个月心情恶劣。他沉默寡言，有空就躲在宿舍里看书。晚上和吴曼娜一起散步，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她关心地问，是不是因为不能回家给父亲发丧才心情不好。他说可能吧。实际上，他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现在双亲已故，他对妻子的需要也不一样了，她只管照料女儿就行了。他打心眼里觉得对不起淑玉，自从结婚起就没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但是他不爱她，不愿意和这么个老婆过一辈子。他向往建立在爱情上的婚姻，渴望有一个相貌上带得出去、不会让他觉得丢脸的妻子（吴曼娜是他心目中一个合适的选择）。但是，负疚心理夹杂着多年来对淑玉的感激，又使他矛盾重重，行动的勇气一点一滴地渗干了。

与此同时，吴曼娜开始话里有话地提醒他，该是认真考虑离婚的时候了。每次感觉到她要拾起这个话题，他都把它扯到别的上去。

六月初的一天夜里，木基市武装部的一位负责干部心脏病发作死了。他四十来岁，长得人高马大。天黑的时候他觉着心口疼，吃了几片药也不管事儿。他跟妻子说要到医院去看医生。天要下雨，他拿了手电筒和雨伞出了门，还没走到医院，眼前一黑就倒下了。他掉进路旁的沟里，挣扎着但爬不出来。第二天清早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嘴唇咬得稀烂，脸上沾满泥水和杂草。他撇下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吴曼娜过去见过死者，心里受到很大的震撼。

隔天傍晚他们沿着医院操场的跑道散步，她长叹一声，对孔林说：“人活着不就那么回事儿。今天还欢蹦乱跳，明天就蹬了腿。每天都憋屈自己，挣命想活得像个人样，有啥意思？”

“说这些丧气话干啥。大家要都这么想，就不用活了。”

她站住了，靠在一棵披满皮片的桦树上，右手不停地前后抚弄着左手腕，目光黯淡下来，注视着他。她哽咽着开了口：“林，我受不了了。我快憋闷死了。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你在说啥啊？”他满脸疑惑。

“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算个啥，是你的未婚妻还是小老婆？你必须要拿出行动来，结束这种情况。”

“我能干啥呢？”

“跟淑玉离婚。”她紧紧盯着他的眼睛，噘着嘴唇。

他把头扭开，目光看着别处：“这事不能急。你让我琢磨出一个稳妥的法子。不容易啊。”“怎么到你这儿就复杂了？你就告诉她你要离婚，看她能咋样。”

“不，你不懂……”

“不懂啥？”

“我不能对待她像双破靴子，穿完了就扔。我总得说出一个正当的理由，要不别人骂我是陈世美，婚反倒离不成。”

“哪条理由比没有爱情更站得住脚？”

“不，你不明白。”他呼吸急促起来。

“孔林你听着。挑哪个，拣哪个，你现在就得决定。我不能再这样傻等了。我是你什么人？连姘头都不是。”她哭出了声，转过身，拔腿就走。

“曼娜，你听我说！等等。”

“我听够了。”

“你得讲理啊！”

“我讲理讲够了。你要还是老样子，啥也不做，咱俩就算到此为止。”她大声说完，快步离去，手捂着嘴。她的头向前倾，踉踉跄跄，身子因为抽泣耸动着，头发上黏着一片桦树皮。她越过一小堆干草，穿到冬青树篱后面。

他望着她的背影拐过实验室楼的拐角，终于消失了，心里木木的没什么感觉。他的头顶有几只小咬在飞。一对花喜鹊在一棵高大的榆树上叽叽喳喳，摆动着尾巴。远处的天际，几架喷气式战斗机斜着翅膀，无声地钻进高空，像闪亮的燕子。

从这天起，他俩之间别上了劲，谁也不理谁。孔林已经习惯了独自一个人，也没有去找吴曼娜赔不是。他现在想要的就是这种平静的心态。可是，每当他看见她，又忍不住要把视线转到她脸上。她也知道他在看她，故意扭过脸去。她比以前更爱笑，特别是有其他男同志在场，笑得就更响，身子挺得更直。她穿上颜色鲜艳的花裙子和新皮鞋，也像其他女护士一样，擦上了最贵的那种雪花膏—百合霜。到了晚上，她经常和别人一起在医院公共浴池前面的空场上打羽毛球，仿佛突然间又成了年轻姑娘，充满了青春和活力。

孔林从来没有想过她会这么不饶人。他内心很痛苦，胸口像灌满了铅，喘不上来气。

他感到茫然，怀疑她过去是不是真的爱他。同事之间常会有人探问他和吴曼娜出了什么事，他就回答：“我不应该让她这样等着。我是结了婚的人，她得有机会去选择别人。”

“那你俩算吹了？”

“我想是吧。”

孔林外表沉得住气，心里却焦闷不堪。他捧起书，脑子里就开小差。他晚上也睡不好觉，唉声叹气，想过去的事情，想他认识的所有女人。这些女人中有比吴曼娜更漂亮、更温柔的，但是他好像对谁也没兴趣。他眼前晃动着她们的身影，把她们一个一个比过来比过去。最后，这些女人的面孔渐渐凝固成吴曼娜的脸。他太对不起她了。她就这么等啊等啊，等来的是啥呢？是他们爱情的重新开始，还是结束？他觉得自己像钻进了一个圆圈，箍在里面转不出来，总是回到原来的地方，找不到新的起点。爱情也帮不上忙啊。想到要寻找真正的爱情，他全身都感到消沉，疲惫不堪，仿佛已经心死成灰。他多么渴望从来就没有认识吴曼娜，渴望能够缩回到原来刻板规律的生活，渴望恢复过去心静如水、自我满足的心境。

白天他拼命工作，甚至揽下了办公室里没人愿意干的重新整理所有病历的苦差事。他只想要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尽，晚上睡觉好不胡思乱想。只要他手里有活儿干，他就感觉到能把握自己、生命充实。他不需要女人。

十

国庆节到了，医院全体会餐。身材矮胖的张政委腆着大肚子，在食堂对全体干部战士发表了餐前讲话。他首先感谢早上在厨房帮厨的护士们，然后简单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光辉历史，以及这个节日对党和人民的伟大意义，最后阐述了党指挥枪、人民军队忠于党的原则。他讲完了，一挥手，宣布：“现在开饭。”

他走到食堂的一个角落，那里为医院领导同志专门开了一桌，酒菜不限量，管够。

人们举起酒杯先祝一圈酒，然后拿起筷子开吃。偌大的食堂立刻响起笑声、嗡嗡的谈话声，夹杂着饭碗、菜盘子、汤勺、酒杯碰撞的声音。每一桌都上了八道菜，热菜是：红烧扁鱼、糖醋排骨、笋干肉片、木耳炒鸡蛋。每桌上还摆了两瓶红酒、一罐白酒和一大盆生啤酒。

孔林和吴曼娜没有坐在一起，但是他能看得见她的桌子，听得到她的声音。同桌的男同志都嚼得有滋有味，孔林却吃不下去，虽然他也像大家一样没吃中午饭，留着肚子等晚上这顿酒席。现在菜刚上来，他已经饱了。他转过头，看到吴曼娜把右胳膊放在身后宽大的窗台上，左手握着个军绿色的搪瓷缸子。

“这酒够劲。”她响亮地对坐在身边的孔林室友田进说了句，然后咯咯笑起来。她把胳膊从窗台上拿下来，手指按了按鼻子。

孔林听了她的话，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同桌的一位中年女医生好心地对他说：“尝个丸子，做得不错。”

孔林心不在焉地伸出筷子，夹起了一个丸子放到嘴里。丸子里的猪肉馅他觉得像豆腐一样没味。生啤酒他尝着也和白开水差不多，他勉强用自己的蓝边白瓷碗喝了几口。他和别人不同，对大鱼大肉没胃口，只吃爽口的糖醋凉拌萝卜丝，时时打着小嗝。

另外一张桌子上的景象却不同，吴曼娜笑得很快活，脸上红得像涂了胭脂。她举起搪瓷缸同别人碰杯，一仰脖把酒喝光。

“你可是海量啊！”田进尖着嗓子奉承她，然后用勺子伸到啤酒盆里给她舀了满满一缸子啤酒。

“行了，”她快活地喊着，“你倒出个尖儿，想灌死我啊？”她又笑开了。

“怕啥？”田进说。啤酒沫子从缸子里溢出来。

孔林头顶上的电风扇呼呼地吹出冷风，但他还是出了一身汗。他再也吃不下去了，赶紧吃干净了碗里的米饭，站起来，对大家说他忘记了关办公室的灯，去去就回来，然后向门口走去。走过吴曼娜坐的桌子时，不知什么原因，他停下来说：“曼娜，少喝点，酒喝多了没好处。”

“我喝你的啦？”她说完，故意傻笑着。她又举起磕得斑斑点点的绿搪瓷缸，灌下了一大口啤酒。同桌的人愣了，停下手里的筷子看着她。

孔林一言不发走了出去，手里紧紧攥着军帽。他后悔得要死，干吗非要表现出对她的关心！耳旁又响起了一个声音：你太傻了，吃了亏不长记性。为啥不让她喝死？管她干啥？让酒精把她的五脏六腑烧烂！活该。

医院的四方形大院里静悄悄的不见人影。只有大门口的哨兵握着戳在身边上了刺刀的步枪，一动不动。孔林直接走向营房后面的果园。苹果梨已经摘完了，但东一棵西一棵的树上还剩下几个。两匹枣红色和一匹杂色的小马在山坡上吃草。果林深处，一个年轻人咿咿呀呀地唱着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选段—“几天来，摸敌情，收获不小……”一群野鹅伸长了脖子，凄厉地叫着，呈V字形掠过了山尖，拍打着翅膀向南飞去，在空中留下一串划破空气的细微哨音。

孔林拣了块大石头坐下，燃起一支烟。医院的房舍就在他的脚下，落日中可以看到门诊大楼的几扇窗户微微闪光。从他坐着的山坡望下去，整座医院就像是一个大工厂，四周是一圈沿着院墙栽下的茂密的白杨树。东面，几座红顶瓦舍在白色雾气中时隐时现。从城里那边隐约地传来嗡嗡的车辆交通声。孔林叹着气，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想刚才发生的事情：她为什么要故意让他丢人现眼？她就那么恨他？她不应该把他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唉，女人的心变幻不定啊。当着那么多人让他下不来台，简直是不能忍受的羞辱。

你呀，这是自找，他想。你有老婆有女儿，就不应该整这号事儿。你自找苦吃，丢人也是活该。你咋就不能撇开这个女人？非得让她把你揪心扯肺糟蹋够了才舒服？你他妈的真是个贱种，人家越躲着，你就越上赶着追。这出疯狂的闹剧该收场了！你必须把她从心里剜出去，不然她会像个蛀虫，把你的五脏六腑全吃光。

他抽着烟，想着心事，吴曼娜从一棵苹果梨树后面出现了，直冲冲地向他走过来。她粗粗地喷着酒气，脸红得吓人。他忙站起来，心里打鼓，不知道该怎么招呼她。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她已经冲上来，死死地一把抱住他。她抽噎得浑身发抖，把脸深深地埋在他怀里。

“我真是受不了啦！”她呻吟着，“我受不了啦。我刚才那样对你不是有意的。”

“别，别哭。”

“我是个坏女人，坏透了。”她呜咽着说。她的两条胳膊紧紧地箍着他的腰，因为用力太大而微微颤抖。她的头发散发着姜和大葱的辛辣味，一闻就知道她上午在伙房帮过厨。

“曼娜，没有关系的。”他说，“你看我根本没往心里去，早就忘了。”他突然记起来，他们已经违反了医院禁止未婚男女一起到大院外面约会的纪律。他急忙看看四周，怕被别人看见。

她仰起脸，眼中突然闪闪发光。她又低下头，发疯似的咯咯笑起来：“你知道吗，我是个老处女，一个三十岁的黄花闺女。”

“不要这样讲话。”

“老姑娘不是都脾气古怪吗？”

“你喝得太多了。”

“哪儿喝多了，统共就两茶缸。”

“那已经过量了，你根本喝不了那么多。”

“我问你，你就不想知道我是不是个处女，从来没有让男人碰过？”

“曼娜，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应该—”

“来呀，想不想糟蹋个老姑娘？想不想把我给糟蹋了？”她松开他，放声大笑，笑声变成剧烈的咳嗽，又变成呜呜的抽泣。

“咱们回去吧。”他双手架起她。

“你有种就把我糟蹋了吧。”她哭着说。

“不要这样，不要—”

“你还是个男人不是？你那胆子比兔子还小。来吧，就在这儿把我干了。”

“好了，好了，都是我的错。我是个废物。咱们回去吧。”

他不顾她的挣扎和哭闹，两手架起她的胳膊，把她拖下了山坡。她一路哭喊着：“干了我，就在这儿干了我。我想给你生个儿子。”

他不敢从前门把她带回女兵宿舍，就架着她穿过整齐的白杨树来到宿舍的后门。他们刚出树林，就撞上几个刚下班正往食堂走的护士。还没等这些姑娘打招呼，孔林忙说：“曼娜喝醉了。”然后急忙地拉着她走过去。护士们回过头，看着跌跌撞撞走远了的这对男女。

足有一个星期，吴曼娜成为医院里上下谈论的话题。她创下了一个纪录：她是医生护士当中第一个在节日会餐上喝醉酒的女同志。人们说，喝起酒来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

这次吴曼娜节日醉酒事件给了孔林很大的震动。他开始认真考虑离婚的事情，决定明年夏天同淑玉提出来。

十一

淑玉戴着草帽，扛着把小耙子，要到自留地里去干活。她告诉孔林天黑以前就回来。他们家那块方方正正的三亩自留地在村子西头一里多远的地方。她在地里种上了南瓜、芋头、玉米和黄米。地很肥，收获的东西她和孔华吃不了，剩下的就托弟弟本生拿到吴家镇和附近的六星人民公社的镇上去卖。淑玉因为家累重，还要照顾孩子，基本上不到生产队的地里干活。孔林每月捎回来的钱还算够用。

孔林在房檐下给坐在他腿上的孔华读着一本小人书。他女儿手里拿着一片厚厚的大葱叶子，夹在嘴里当哨子吹，吹出来的声音像羊在咩咩叫。房前有一口深井，沿着井口砌着一圈半人多高的护墙，防止孩子和家禽掉进井里。因为淑玉是小脚，不能像别人那样用扁担到公社的水井去挑水吃，四年前孔林请人在院子里打了这口井。井边到院门连着一条砖铺的小道。猪圈旁，一只白母鸡轮流用两脚刨着土，咯咯地召唤一群鸡崽跑过来，最小的小鸡拖着一条断腿，一瘸一拐的。天气暖和又没有风，空气中的干粪味直呛鼻子。

孔林没有留神女儿张开了嘴，干裂的嘴唇衔住了他背心的前襟，用力抻着。他低头疑惑地看着她。她说：“爹，我饿。”她肮脏的小手摩挲着他的左胸口。

他忍不住笑了。她不明白他笑什么，仰着脸看着他，眼睛一眨不眨。他说：“华，男人可不像你妈那样会喂奶给你吃。瞧，我没有奶子。”他撩起背心，让她看自己扁平的胸膛。他右边乳头下有一颗葡萄干大小的黑痣。她看愣了，黑眼睛睁得大大的。

“想吃饼干吗？”他问。

“想。”

他放下小人书，把她抱起来，骑在自己脖子上。父女俩到村里供销社商店去买饼干和汽水。

吃晚饭的时候，孔林对妻子讲了孔华想嘬他奶头的故事。淑玉笑了说：“这傻丫头。”

“她快四岁了，”他说，“该断奶了，是吧？”

“吃娘奶的孩子身子骨结实。”她拿过他的碗，又盛满了南瓜粥，“多喝点。”她说。

“我不在家的时候华常提起我吗？”

“怎么不提。有时候她说‘我想爹’，她统共也没和你一块待过多少日子。这就是血脉。”

他转向女儿：“你真的想爹？”

“嗯。”

“告诉爹，你哪儿想啊？”

女孩把两只手放在肚子上说：“这儿想。”

他大声笑着，一会儿眼泪就涌了上来。他把女儿抱起来放在腿上，为了让她够到粥碗，把碗向她这边挪了挪。没等她继续吃下去，他使劲在女儿脸上亲了一口，又拿块草纸给她擦擦鼻涕。虽然淑玉和孔林不在一个屋子里睡觉，但他还是喜欢待在自己家，特别是和女儿一道玩耍，更让他觉得有个家的好处。他爱吃自家做的饭菜，可口又新鲜。淑玉熬的杂粮粥软乎乎、热腾腾的，含在嘴里喷香。他能一顿饭喝三大碗还不饱。淑玉总是要他在粥里撒点红糖，自己的碗里却什么也不放。他吃了韭菜或大葱炒鸡蛋，几个小时后打的嗝都是韭菜或葱味儿。清蒸豇豆拌上香油和蒜泥，让他吃得舒服自在，因为他用不着像在医院里那样，担心满嘴都是蒜味。最要紧的是，他在家里全身都能放松。乡下没有起床号，他也不用每天早上五点半爬起来去出操。他们家的黑公鸡一清早打鸣儿会把孔林吵醒，然后他又接着睡去。早晨能睡个懒觉对他来说是最美的事了。他已经回家四天了，心里巴不得能待上一个月。

那天晚上，他的小舅子本生来了，想跟孔林借点钱。本生二十多岁，刚成了亲，也是瘦得细胳膊细腿。他花了一千八百元办喜事，背了一屁股饥荒。他坐在炕沿，一肚子心事挂在脸上，不停地抽着烟。他的眼窝深陷，眼珠子紧张地眨巴着，嘴唇上的两撇小胡子像一只小燕子张开的翅膀。每隔一会儿他就打出一个响嗝。

两个男人说着话，淑玉在一旁用麻线纳着鞋底。她没有说话，不时地瞪她弟弟一眼。

“啥事你这么急着用钱？”孔林问本生。他的女儿趴在他背上，两只胳膊搂着爸爸的脖子。

“前儿个赶集遇到点麻烦，让人家罚了。”本生的鼻孔冒出两股烟。

“出了啥事儿？”

“倒霉呗。”

“事儿大不大？”

“哎呀，大哥，你总问这些干啥？你要是有钱，就帮我两个。”

看他有点急赤白脸，孔林放下孔华，站起来走到里屋去拿钱。“你呀，活该。”他听到妻子对她弟弟说。

他手里拿着五十块钱回到屋里，递给小舅子：“我只能借给你五十。”

“多谢，多谢。”本生接过钱，也没看一眼，顺手揣在裤兜里，“赶明儿还给淑玉，中不中？”

“行啊。”孔林又一想，说，“咱们这么办，钱你收着，不用还了。秋后你得闲，就帮你姐把这房顶上的草换换。”

“就这么着。换草的事儿我包了。”

“记着要用新鲜的麦秸。”

“这还用说。”

本生的鸭舌帽歪戴在头上，嘴里吹着《小二黑结婚》的口哨，走了出去。孔林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这些日子他一直琢磨着怎么把房上的草换换。虽然他小舅子做事并不那么牢靠，但孔林相信他肯定会把这件事做好。本生刚当上生产队的会计，弄点新鲜麦秸很容易。

等到本生走远了，孔林问淑玉他因为什么被罚款。她摇摇头笑了，说：“他那是自己作的。”

“咋整的？”

“他把猪崽的腚眼子缝死了。”

“我还是没明白。到底出了啥事？”

她把麻线绕在锥子把上，用力扯紧针脚。她开始说起事情的经过：“上个礼拜本生去吴家镇上赶集，卖一窝猪崽。临走的时候，他用麻线把四只猪崽的腚眼子缝死了。他是想多压秤卖个好价钱呗。到了集上，大伙都想买这四个胖家伙。那猪崽缝上腚眼拉不出来，肚子都要爆了，咋能不肥呢。本生眼瞅着就拿到钱了，那个买主寻思：‘这四个畜生咋不埋汰呢？’别的猪崽屎尿拉了一身。他凑近一瞅，看见猪崽的腚门胀得老大。他就喊：‘这狗日的猪敢情都没腚眼子？’”

孔林哈哈大笑，躺到了炕上。孔华立刻骑到他肚子上，嘴里吆喝，手上像挥着马鞭子：“嘚儿，嘚儿，驾，驾！”

“哦，吁—吁。”他叫道。

女儿骑着他，直到他用手托着她的腰，把她举起来。她的脚在空中乱踢，笑成一团。

他坐起来，问妻子：“后来呢？”

“人家抓住他，拉着去见集上的干部。公家把他的猪崽没收了，还罚了九十块钱。他得当场交钱，要不就扣人。也算他有福，二驴也在集上卖鸡和鱼，借了钱给他，说好这几天还。二驴正盖房呢，五间大瓦房。人家也等着钱买椽子和电线啥的。”

“他可真能作啊。”孔林说。他们都笑起来，淑玉舔着嘴唇。

这是这个家庭少见的时刻。他们夫妻间很少讲话，家里鸡鸭的响动比人声都多。连孔华也经常哑么声儿的。

第二天晌午，孔林在灶屋拉风箱，看见豆秆里有一张涂写过的纸片。他仔细看了看，上面用铅笔歪七扭八地描着数字和图形，有一个方块、一个盒子、大小不等的瓶子、一个圆圈、一个坛子和一把刀。这是干啥用的呢？他想。

淑玉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手里的棒槌敲打着石板上的湿衣服，发出有节奏的噼啪声。孔华在一个铁皮水桶边上玩，一只身上溅满泥点的鹅把嘴伸进桶里喝水。孔华每过一会儿就撩着桶里的水，冲鹅喊：“去，去。”鹅并不怕她，走开几步，又转回来。

吃过晚饭，孔林拿出纸片，问妻子是什么东西。她嘬着嘴唇，小声说：“单子。”

“啥的单子？”

“东西。”

“啥东西？”

“柴米油盐啥的。”

她开始给他解释—小瓶子是醋，大瓶子是酱油，坛子代表炒菜的油，那颗星是盐，方块是肥皂，圆圈是碱末，那条袋子表示玉米面，刀子代表猪肉，盒子是火柴，灯泡则是电。

孔林看到在坛子旁边写着“50”，意识到她花了五毛钱买油，每个月还不到半斤。在刀子下面有个“1”，可能是买了一块钱的猪肉，大概有一斤。他很惊讶，因为回家以来每天都有肉或鱼吃。他问：“淑玉，我捎给你的钱够吗？”

“够。”

“想要我多给你点？”

“不用。”

她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向后山墙支架上的一个柞木箱子。她打开一个桃形瓷罐上的盖子，从里面取出一沓钞票，又走了回来。

“你在城里一准儿缺钱用。”

“你哪儿来的这些钱？”

“攒的。”

“攒了多少？”

“去年有一百，爹死的时候花了不少。”

“你现在有多少？”

“三十。”

“你都收着吧。淑玉，这是你的钱。”

“你不用？”

“收着，这是你的钱。”

孔林的胸口一热，呼吸急促起来。他挪到炕沿，穿上皮鞋。鞋帮已经有些磨损，鞋底上粘着干泥，沉甸甸的。他急忙系上鞋带出了门，在渐渐浓重的暮色中孤零零地散着步。

隔天下午，孔林说第二天早上想去给爹娘上坟。淑玉听了就忙活开了。她颠着双小脚到供销社买了两斤五花肉，又到二驴家的鱼塘里挑了一条鲤鱼。做晚饭来不及烙饼，她就煮了十根玉米棒子。但是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她把一小盘红烧肉端上桌，搁在孔林的饭碗旁。孔林把肉盘推到饭桌中央，淑玉却一筷子也没动。孔华大口嚼着肉，香得直吧唧嘴，直嚷：“我爱吃肥肉。”母亲瞪着她，孔林却笑笑，又夹起几块肉放到她碗里。

第二天早晨，孔林很晚才起来。灶屋锅盖上放着一只竹篮子。他揭开盖子，看见里面有四碗菜：干炸鲤鱼、红烧肉、番茄炒鸡蛋和蒸芋头。芋头皮已经剥掉，上面撒了白糖。这最后一样是他母亲生前最喜欢吃的。水缸旁边的案板上摆着一包线香和一扎纸钱。淑玉带孔华去打猪草了。孔林摸摸篮子，饭菜还是温热的。

他三口两口呼噜下两碗小米粥，出门去上坟。爹娘的坟地在鹅庄南头松树岗子边上，离他家有十分钟的路。最近这些年，人民公社禁止坟头占耕地，规定人死了要火葬。当初他爹过世，孔林的大哥孔仁摆下酒席宴请村干部，上了十二道菜，才得到允许把爹葬在山坡上娘的坟旁边。

太阳明晃晃地照在头顶。孔林走进落叶松林子，已经有些气喘吁吁。苍耳草籽上的钩刺挂着他的裤腿，鞋帮上粘了一圈黑泥。渴血的蚊子嗡嗡乱叫，几只白胸脯的燕子四下里飞蹿，东啄一口，西叼一下，吞食着蚊子。他父母的墓地收拾得齐齐整整，坟上培了新土。坟墓的后面生着满坡的杂草，苦艾黄中泛绿，灯心草颜色微红，在太阳下闪烁着暗光。

很明显，有人最近清理过这地方。每个坟头上都摆着一大把野百合花，仍然闪着露水，小黄花朵却早已枯萎。孔林知道这一定是淑玉采来放在坟上的。他哥哥孔仁成天离不开酒瓶，喝得醉醺醺的，根本想不到这些事情。一块墓碑上刻着他父亲的名字—孔明志之墓。另一块墓碑只写着“孔妻之墓”。他母亲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孔林掀开竹篮子，把四碗菜摆放在坟前。他燃起香，一根一根地插在供品前面，然后开始在坟周围撒下纸钱。纸钱每张都有巴掌大小，中间穿了一个方孔。他喃喃地念叨着：“爹，娘，纸钱是给你们花的。菜都是淑玉做的，你二老趁热吃了。安息吧。”

东边响起一声枪响，惊起一对鹬鸟，咕噜咕噜叫着，向南边的水湾飞去。一只狗叫起来，有人正在草甸子里打野鸡和松鸡。

孔林没有像村里人那样烧掉纸钱。他脑子里在想别的事情，忘记了怎么往阴间送钱。他在想吴曼娜。临探家前，他向她保证一回到家就开始同淑玉离婚。现在他已经在家里待了七天，还有三天就要返回部队，但是离婚的事却一个字也没提。几次话到了嘴边，都咽了回去。不知为什么，他觉得离婚的想法太不体面，说不出口。如果孔林说他因为不爱自己的妻子要同她打离婚，全鹅庄的人都会以为他发了神经。他必须要在她身上找出确凿的缺点，可是他又找不出来。这里的人们不笑话她的小脚，他在村子里也没有觉得她丢人、上不了台面。

从父母的坟上回来后，他思考了一整天自己的处境。他心里明白，如果村里有人问他淑玉咋样，他会承认她是个好妻子。他如果在家和她过长久些，可能也会爱上她，他们的婚姻会很美满。就像旧社会有许多包办婚姻的男女，直到进了洞房才见第一面，照样是一辈子的恩爱夫妻。但是，他和淑玉又怎么能够长期守在一起，加深彼此的了解呢？除非他离开部队待在家里，那是不可想象的。他的事业在城里。

最理想的办法就是有两个老婆：曼娜在城市，淑玉在农村。但是重婚是非法的，根本不能考虑。他停止了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还是忍不住想象着，假如他不认识吴曼娜，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要是他能预料到这一步有多好，要是他现在能够从这团乱麻中脱身出来该有多好啊。

离家两天前的夜里，他的妻子夹着个枕头，进了他的屋子。他已经睡下了，惊讶地坐起来。他看见淑玉低着头，脸扭曲着走了过来。她坐在炕上，叹了口气。“你能让俺今晚睡在这儿吗？”她怯生生地问。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从来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大胆。

“俺不是不要脸的女人，”她说，“打生了华以后，你就不让俺沾你的炕。俺也不抱屈。这些日子，俺寻思着给你添个儿子。华说话就大了，能帮俺把手。你就不想要个儿子？”

他沉默了一会儿，开了口：“不，我不需要儿子。有华一个就够了。我哥家有三个小子，让他们传宗接代吧。再说，这也是封建思想。”

“你不想想咱的岁数？等咱们都老了，动不了了，不能下地干活了，咱得有个儿子养老啊。你一年到头不在家，这家里缺个男人。”

“咱们还没老，再说华也能给咱养老。不用操这份心。”

“丫头总归靠不住，出了门子就是人家的人了。”

他没有再说什么。他暗暗吃惊自己脑子里竟然闪过了这样的念头：如果眼前坐着的是曼娜，他会拥抱她、亲她、叫她“心肝宝贝儿”。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拿淑玉怎么办。很久很久以前在黑暗中，他曾经亲吻过她。现在和她有任何亲密的举动都是那么不自然。

她站起来，走了出去，肩膀塌得更低了。他发出一声长叹。门旁边，一团驱赶蚊虫的艾蒿仍在燃着，屋子里充满了苦涩的干草味儿。

从妻子的话里，他意识到自己不在家时，她一定感觉非常冷清。他没有想到过她也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情。更让他不安的是，她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会白头到老。多么简单的女人啊！

他想到这些，心里很难过，第一次离婚的企图也就此化成了泡影。

十二

他为啥不想见我？吴曼娜反复问自己。

她急于想知道淑玉对孔林提出离婚会有什么反应。他已经从乡下回来一个星期了，总是推脱说晚上太忙，不能和她一道散步。她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就和牛海燕在一起犯嘀咕。牛海燕给她出主意，让她不要含糊，直截了当找孔林提出来，必要时就下最后通牒。牛海燕对她说：“井没压力不喷油。你得压他。”

星期二吃过晚饭，吴曼娜到孔林的办公室去找他。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暗得像个电影院。她惊讶地发现他根本就不忙，而是舒舒服服地仰在椅子上，脚跐蹬着桌子，张着嘴在打瞌睡，腿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她咳嗽了一声，他惊醒了，忙把书放回桌子上。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所有的灯都打开，这样从楼道里经过的人就不会怀疑他们在办公室里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他看起来很疲惫，不停地打着哈欠。吴曼娜的火一下子就蹿上来了，绷起了脸。她看清楚那本书是苏联元帅朱可夫的“二战”回忆录《回忆与思考》。她指了指书说：“我当忙什么呢，敢情是在研究战略战术，日后想当军区司令员啊。多有抱负。”

他愁苦着脸，手脚不知道怎么放：“别讽刺打击好不好。”

两个人坐下以后，她劈头就问：“这几天你干啥老躲着我？”

“我—我，咳，你要我怎么说呢？”他直视着她的眼睛，“打回来以后我是一直躲着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认真想了几天，想明白了。”

吴曼娜没想到他的语调居然这么平静，以为他一定是想出了什么离婚的好办法。但是接下来，她越听越不是味儿。他开始解释他如何没有跟淑玉提出离婚，如何不能抛弃女儿。她才那么小，整天搂着他的脖子喊爸爸。他如何几次想跟妻子谈离婚的事，又如何没有勇气说出口。他如何找不出一条正当的理由来使当地的法院信服，允许他们离婚。还有，乡下人看待离婚如何同城里人不一样。最后说到他多么为曼娜感到难过，她应该找一个比他更好的男人，等等。一句话，他算是没出息到家，啥事也干不成。至少现在他是一筹莫展。

等他说完了，她问：“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还照老样子下去？”她的声音干巴巴的，没有一丝感情。

他说：“我想咱俩最好还是分手。你爱我，我也爱你，可是有啥用？到头来还是到不了一块儿。长痛不如短痛吧。现在就分手，我们还是好朋友。”他揉着胸口，好像犯了心绞痛。

他的话让她十分愤怒，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她尖叫着：“那我成了个啥？你两片嘴皮子一碰，说得倒轻巧。你多理智啊！咱俩就这样拉倒了，你让我到哪儿去再找一个？你眼瞎了，看不见整个医院都把我当成你的第二个老婆？看不见这儿的所有男人全躲着我，好像我已经结了婚？你就这样蹬了我，让我的脸往哪儿搁？”

“你冷静点，咱们再想……”

“我已经想够了！你就会想、想、想！”她站起来，双手捂住耳朵，冲向门口。绿色的门在她身后重重地摔上。

她的话让他难受，却又掺杂着一丝喜悦。他怀疑自己刚才的话是不是太绝情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吴曼娜会跟定了自己。现在很清楚：他们只有继续待在一起，除非她就此不找男人，愿意当一辈子老处女。这样既不合适，也不正常。天底下哪有不结婚的呢？连傻子瘫子也得找个伴儿啊。生儿育女是人的神圣职责嘛。

如果吴曼娜能够转到另外一所医院工作，那儿的人不知道他俩的事，还会把她当作未婚妇女看待。但是，这也不现实。现在护士实在是太多了。这些年，部队已经转业了几千名护士，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转业。地方上的老百姓经常把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女军人看成是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女人。许多男人还给这些女军人起了外号—二手军用品。

一个星期以后，孔林找到吴曼娜承认了错误，说自己的想法过于简单，而且在处理他们关系的问题上只为自己打算。虽然对吴曼娜和他的家庭两边都留恋，他还是向她保证要同淑玉离婚。但是，他需要时间，不能莽撞地行事。她只好同意再耐心等下去。

第二年夏天，孔林又要回乡下探家。临走前他让吴曼娜放心，这次一定要跟淑玉提出离婚的事。为了表示他的决心，他给她看了一封医院政治部开的建议离婚的介绍信。这是苏然偷偷给他写的。孔林让她一定要为介绍信的事保密。

他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吴曼娜满怀希望，逢人便点头微笑。同事们问她有什么喜事，她摇摇头，开玩笑地说：“笑也犯法吗？”到了晚上她睡不着，在心里筹划着和孔林的婚礼。他们一共要花多少钱？一台真空管收音机的价钱是不是一百二十元？床单要什么花色的？什么样的梳妆台和大衣柜经济又实惠？她应该给孔林买一辆自行车，飞鸽牌的。现在男人时兴穿皮鞋、皮夹克，也应该给他置一身。有余钱的话，他们还要有个挂钟。她喜欢那种有个小鸡在表盘上不停地点头啄米的牌子。她希望医院能够分配给他们俩一套三屋的单元，这样就可以把钟挂在客厅里。她渴望有一天能够做母亲，有个小家、几个孩子。

有天下午，她在医院的百货店里看上了一块缎子被面。被面上绣满了龙凤呈祥的图案，或是龙吐火球，或是凤戏明珠。每条被面的左上角都绣着“良宵难忘”几个金字，闪闪发光。吴曼娜实在是太喜欢了，花了四十块钱买了两条。虽然用去了半个多月的工资，但她一点也不后悔。一个女售货员问她：“谁要结婚啊？”

她赶忙回答：“哈尔滨的一个朋友。”她的脸飞红，逃跑一样地出了商店，腋下夹着用玻璃纸包好的被面。

一连几天，只要她一人在宿舍里，就从箱子里拿出两条大红被面，铺在床上，端详着龙飞凤舞的绣图。她夜里常常做梦。大多数的梦境丰饶华丽—岸上长满了茂盛的植物，水里游着彩色的鱼，有向日葵、西瓜、荷花、银鲳鱼和巨大的比目鱼。她把这些都看成是孔林这趟回家能顺利离婚的好兆头。她也常常笑自己孩子气，可是没办法，就是管不住自己。她内心流淌着希望，眼神陶醉而蒙眬。

孔林从乡下回来后，一脸的沮丧。他告诉她，这一次他确实同妻子谈到了离婚，但是事情就僵在了那里。倒不是淑玉不同意，而是她的弟弟本生知道了大吵大闹，威胁说，如果孔林休了他姐，他就要和姐夫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本生还发动了全村的人围攻他，散布谣言说孔林在城里有个小老婆，犯了重婚罪。孔林非常愤怒，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拿出了医院开的离婚介绍信。他的小舅子则威胁说要到木基市来，找部队领导当面评评理，为啥要鼓励他们的干部喜新厌旧，抛弃结发妻子。

这下把孔林吓坏了。要是本生闯到医院来，苏然偷开介绍信的事情就会败露，肯定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为了安抚小舅子，孔林只好暂时不离婚。

吴曼娜伤心得说不出话来，对孔林的叙述半信半疑。孔林从来没有对她撒过谎，她也不认为他有说谎的毛病。但是她感觉到他的话里有真相，也有夸大。可能他是有意打退堂鼓，放弃了对她的保证。出乎她的意料，孔林提出了一个她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来进一步证明他目前不能急于离婚。

“大家都知道今年年底有一次干部提级，”他说，“要是本生来了大闹一场，你我谁都甭想提工资的事情。他根本用不着来，写封信给领导，咱们就全完了。对不？”

她没有回答，脸上一点一点地没了血色。自从张政委在会上宣布年底以前绝大多数医生护士都能够长一级，这些日子医院里的人谈的全是提级的事情。这次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很宝贵。医院里所有人的干部级别和工资，近十年来根本没有调整过。孔林现在指出可能出现的损失，让吴曼娜相信了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她也同意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去招惹本生。孔林再一次保证他会想出离婚的办法。

一九七〇年的十二月，孔林和吴曼娜都提了级，每个月的工资多了九块钱。医院里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只有他俩知道，他们付出了比别人更大的代价。

第二部

一

一九七二年春天，孔林收到了表弟孟梁的来信。孟梁在吴家镇长大，念的中学也是孔林的母校。他现在住在鹤岗市，那是离木基市大约一百公里的一个煤炭重镇。他们平时很少通信，所以孔林接到他的信很是惊喜。

孟梁的妻子两年前去世了，留给他三个孩子。他要孔林在医院里帮他找个女朋友，他喜欢医生或是护士。妻子死后他悲伤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他已经摆脱了过去的阴影，准备重新开始生活。再说，他一个男人照顾仨孩子，家里没个女人不行。他已经在鹤岗市寻了几个月的对象，但是没有合适的。要不女方嫌他家拖累太大，要不他觉得她们太俗气。他是个念过书的人。

孟梁的信给解决孔林和吴曼娜之间的困境带来了一线希望。头一年夏天，孔林又回家提出了离婚。让他吃惊的是淑玉竟然答应了。但是等他们到了吴家镇的法院，她在法官面前止不住地淌眼泪，最后还是变了卦。法庭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离婚的要求，孔林也让法官好一顿羞辱。法官对他非常不客气，甚至说他“不知羞耻”。他回到医院，告诉了吴曼娜法院的裁定，她失望之余怀疑他并没有尽力。她要他保证无论如何要尽快离婚，但是他拒绝定下期限，说他能做的只是来年再努力。

他感到疲惫不堪，又回到以前那种懒散灰暗的心境，没事就捧着本小说或杂志。他近视眼的度数加深了，换了一副厚眼镜片，显得更文静了。相反，吴曼娜却变得脾气越来越坏，经常同人闹别扭。她当护士长，科里来了几个新护士，给她支使得团团转。她甚至让人家去干护理员干的活，像给病人喂饭、换床单、擦地板、洗便盆等。有哪个干部的妻子多看她一眼，她就会瞪着人家，拉开架势好像要吵架。当她和孔林晚上一起散步，如果他遇到熟人同事停下来说两句话，她会走到一旁，从远处看着他们，仿佛她根本就不认识人家。大家背后都叫她“典型老处女”。孔林意识到她身上的变化，又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她改正，只有等到夏天时，回家赶紧把婚离了。至于是否能离成，他心里实在没底。

现在，他从表弟的信中看到吴曼娜能够找到男朋友的一条途径。孔林从来没有想到过，其他城市里的地方老百姓可能不会像这里的医院员工那样，把吴曼娜看成是他的未婚妻。她为什么不能到别处，到地方上找个对象呢？她总不能守在这里死等着他啊。天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拿到离婚证。他心里明白，离婚的事情会很容易地拖上个五六年，也许永远也离不成。

你真的能放她走吗？一想到这儿，他的胸口像被人用尖利的指甲挠了一把。他现在对吴曼娜早已经没有了开始时的浪漫激情，但还是很依恋她，模模糊糊地希望有一天他们可能会结婚。她是他的女人，他唯一恋爱过的女人。他能就这样把她放弃？如果她和表弟结婚，将来有一天在街上碰到他们，他心里会怎么想呢？他会不会恨自己撮合了他们？如果他失去了吴曼娜，他到哪儿再找到一个像她那样好的女人？

这些问题折磨了他好几天。他终于决定要把表弟介绍给吴曼娜，相信这对她是个好机会。她应该找一个比他更能关心她、爱护她的男同志。这对他是个痛苦的决定，也是个必要的决定。如果他们之间这种不死不活的关系没完没了地拖下去，两个人的事业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被毁掉。在许多人的眼里，他俩已经像是做了苟且勾当的一对男女。他们不能在这种恶毒的阴影中生活一辈子。他必须快刀斩乱麻。

和吴曼娜在病房后面散步的时候，他对她说：“我不是诚心要招你不痛快，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帮你找个对象。”

她的脸立刻拉长了：“又扯这事儿，我不爱听。我知道你不稀罕我了。”

“别一说就撺儿了，我不是和你开玩笑。”

“好像你以前都是拿我打哈哈。”

“哎呀，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但是咱俩结不了婚。”

“那有啥，我能等。”

“咱们都不知道要等多久啊。”

“我不在乎。”

“你咋就不能听我说一句话呢？”

她站下了，看着他的脸。几只小咬绕着他们飞。厚厚的杨树叶子像被最后一抹夕阳涂得油亮，在微风中闪光，哗哗地抖动着。一只狗汪汪叫着，在狗窝的铁网后面蹦跳，想要出来。一群小孩子看着这可怜的畜生在白费劲。

孔林接着说：“我的一个表弟最近来信了，他要我帮他在咱们医院里找个女朋友。我不是说你就应该跟他，我只是刚意识到你其实可以在外地找个对象，那儿不会有人知道咱俩的事。那男的也不见得非要在军队里当干部。”他停下来喘口气。

她噘起嘴唇，说：“这事儿我想过几百遍了，没那么简单。”

“你也想过？”他很吃惊，酸溜溜地想：敢情你早就琢磨过怎么甩了我。

“我就是嫁到外地，不转业咋能和他一起过？要是我留在部队，夫妻就得分居两地。我可不想这样。”

“你就不会把那男的办到木基来？”

“那样也许行，但咱俩咋办？你就能眼瞅着我嫁给别的男人？咱俩整天在医院里磕头碰脑的，你就能那么舒坦？咱俩的事谁能担保不会传到那男的耳朵里？那样日子还咋过？唉，天老爷子，我想起这些就头疼。没啥指望了。”

他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她的处境会这么复杂、这么难，听了她的话不禁吃了一惊。他沉默了好一阵，开口说：“你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顾虑，不要考虑我的感情。不论做啥，只要对你有好处就行。”

“我又能做啥呢？”

“开始到外地找个对象。”

“到哪儿找啊？”

“哪儿都行。我在鹤岗的表弟孟梁就是现成的。你现在就赶快开始找。要一步一步地来，别瞻前顾后的。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那好吧，说说你表弟是个啥情况。”她抬起头，一丝淘气的微笑挂上了翘起的嘴角。

他开始介绍孟梁：三十八岁，中学教师，身高一米七八，身体健康，有文化，为人老实可靠，老婆死了，撇下三个孩子。

孔林从裤兜里掏出孟梁的信，递给她说：“你看看这封信，好好考虑考虑。也别忙着决定。你如果想见见他，我乐意帮忙。”他指指信封，加了句，“他字写得挺漂亮，是吧？”

“还行，好像挺有学问。”

“你仔细考虑考虑吧。想好了就告诉我一声，行不？”

“好吧。”

一个星期以后，吴曼娜告诉他，她并不介意孟梁拖着三个儿女，反正她也喜欢孩子。她想见见对方本人。孔林很愿意帮忙，但是警告她不要抱希望太高，免得见了面失望。

他没有耽搁，立即给孟梁写信，把吴曼娜大大夸奖了一番，说这位女同志待人诚恳，心肠好，从来没有结过婚，家庭关系也非常单纯。还有，她作风正派，工作努力，生活朴素。总之，她是百里挑一。

两个星期后孟梁写来了回信。信上说，鹤岗的学校六月份放假，他要到木基市来参加一个木刻培训班，到时候会很高兴同吴曼娜同志见面。他热情地感谢孔林这个介绍人，说他太激动了，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他的感激之情。

孔林计划六月份让他俩见个面。

二

孟梁如约来到了木基市。医院传达室给孔林打了电话，告诉他有个表弟到了大门口。孔林不紧不慢地溜达着出来见他。两个人见了面，长时间地握手。他向哨兵打了个招呼，带着孟梁进了医院。

“路上还好吧？”孔林问表弟。

“还行。就是火车上人太挤了，找不到座位。”

“城里有地方住吗？”

“有，我住在美术学院。”

两人一边走，一边不住地打量对方。孟梁的笑容让孔林想起了二十五年前，他们一起在松花江上游泳时的情景。他表弟水性极好，能够一动不动地躺在水面上，像在打瞌睡。孔林不敢到深处游，只能在水浅的地方狗刨几下。日子快得就像是一场梦，二十五年一眨眼就过去了。现在看看他这位表弟，已经是一副中年人的模样。

“大哥，你们这地方贼好啊！”孟梁赞叹，“哪儿哪儿都这么干净，这么整齐。”

孔林笑了，觉得他的话很有趣。是啊，比黑黢黢的煤矿强多了。

他带着表弟回到宿舍，惊讶地发现田进和他的未婚妻在屋里，正在一个煤油炉上煎明太鱼。现在已经快下午三点了。他知道吴曼娜最近上夜班，上午睡觉，现在已经起来了，于是带着孟梁直接去见她。他有点可怜刚下火车、满脸疲惫的表弟，但是他又找不到一块地方能让孟梁在见吴曼娜之前洗把脸，休息一会儿。另外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在于：如果他们俩在医院里见面，孔林必须陪在旁边，要不人们看见吴曼娜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会生出各种联想。

他们在女宿舍的卧室里找到了吴曼娜，但是她的一位室友还在睡觉。三个人只能走出来，想找一个能简单交谈几句的地方。他们走到医院百货店前面的时候，孔林在一个遮着帆布太阳伞的小吃摊上买了三瓶汽水。

他们在门诊楼前面找到了一个没有人坐的石桌。桌子面是花岗岩的，上方罩着一个绿叶成荫的葡萄架。他们坐下喝着“虎泉”牌汽水。空气中充溢着医院里惯有的樟脑水刺鼻的味道。在葡萄架下斑驳的日影中，黄蜂在嗡嗡乱飞，一只肥大的幼虫抓住自己吐出的一条晶亮的丝线，挣扎着往上爬。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们走过去，宽大的衣袋里装着折叠的报纸或听诊器。两个护士推着一个装在轮子上、活像一枚鱼雷的氧气瓶走过来。她们吃吃笑着，相互逗着乐，不时瞟吴曼娜两眼。

孟梁心神不安地对他们说，他不得不放弃学习木刻，两天之后必须赶回家去，他的女儿得了脑膜炎，刚刚在医院里脱离了危险。他晚上得往家里打电话，问问孩子的情况。吴曼娜意识到，他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见她。

她怀疑他并不像信上说的那样有一米七八高。他瘦得浑身没四两肉，看上去比他的年龄要老。他的外表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他额上的头发几乎退到头顶上，脑门像灯泡一样亮。但是他有一对浓眉，几乎要插入到深陷的眼窝里。鹰钩鼻子，大嘴凸出，下嘴唇有些地包天地包着上嘴唇。他一说话头就向右歪，好像脖子疼。

“这葡萄是啥品种？”孟梁站起来，伸手从头顶上的藤叶里揪下一粒葡萄。

“不知道。”孔林漠然地回答。

吴曼娜很吃惊：为什么孔林一下子变得这么不高兴？他好像多一句话都懒得和表弟说。刚才两个人到她的宿舍去，他不是挺开心的吗？她对兴致很高的客人说：“我也不知道。”

孟梁把葡萄丢进嘴里嚼着，说：“呸、呸，一点都不好，酸倒了牙。”他连皮带核把葡萄吐在地上，“我家院子里种了不少葡萄。”

“真的？”她问，“好吃吗？”

“那还用说，不光甜，还老大的个儿。”

她看见孔林微微皱了皱眉头，但还是继续问下去：“都是啥品种的？”

“主要是玫瑰香和羊奶子。今年我们那旮旯葡萄收老了，葡萄架子都快压塌了，我又用木杆子把它支起来。主要是春天的时候在葡萄根底下埋了几只死动物。我的天老爷，葡萄都长疯了。”

“你都埋了些啥动物？”

“几只死鸡死鸭，还有一条疯狗，我们邻居家的。那狗咬了一个女学生，叫警察打死了。”他转向孔林，“大哥，我想问你一个医学问题。吃了用疯狗肉当肥料的葡萄不会得病吧？”

“这我不知道。”孔林生硬地说。他又觉得自己有些过分，加了一句，“这叫啥问题？按常识讲是不会得病的。”

吴曼娜倒是对孟梁关于葡萄的谈话很感兴趣。很显然，他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人家大小也算个知识分子，还自己养鸡养鸭。也许她应该多了解了解他。

因为医院里实在不是个谈话的地方，孔林建议表弟和吴曼娜明天到城里找个公园好好谈谈。他们选中了胜利公园作为见面地点。也许松花江边上更合适，但那里人太多，他们怕挤丢了。

胜利公园在木基市的南边，建于一九四六年，当初是为了纪念在东北同日军作战牺牲了的苏联红军士兵。进了公园大门就能看到一座雕像：一个全副武装的苏军士兵，背后是直刺蓝天的方尖碑。士兵的钢盔、转盘冲锋枪的枪管和弹仓都被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砸掉了。雕像正在修复，周围立着脚手架。在雕像基座前灰色的水泥地上写着一条标语：“打倒苏修沙文主义！”标语已经被清洗过，但黑色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

吴曼娜到这儿正好是十点钟。公园深处，胜利湖周围的垂柳把湖水染成了绿色。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划着一条小船，笑声在水面上传得老远。船头上有红漆写的“毛主席万”，湖水已经把“岁”字冲洗掉了。几对白鸭子和野鹅沿着湖岸浮水。吴曼娜靠在一座石桥的护栏上，探出身去望着水中的鲤鱼，它们多数都有一尺多长。她上身穿着黄色的府绸衬衫，配上部队发的草绿色裙子，显得年轻，蛮有曲线。一棵大柳树遮住了三分之一的桥面，吴曼娜躲在树荫里。她刚走了一段长路，有点出汗。一阵不知从哪儿刮来的凉风把几张糖纸刮到空中，一个褐色的塑料袋飘到樱桃树上，在开放的花朵中摇动。她想起了和初恋情人董迈在这里约会的情景。那是八年前的事情了，时间过得真快。公园也变得快认不出了。现在这里成了嘈杂拥挤的动物园，几百头动物关在铁笼子和水泥砌成的深坑里。湖对岸的树后面矗立着几幢新楼房。

她记起来董迈曾经在这座桥上用爆米花喂野鸭子。她的胸口有点发紧。他现在在哪儿？她想着。这个没良心的，他真的爱他那个表妹吗？他现在做什么工作？还在上海吗？他还常想起我吗？

身后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她的回忆。“嘿，吴曼娜同志。”孟梁出现了，胳膊下夹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正冲她招手。

她也招招手，但是没有走过去。

他走上桥来，微笑着和她握了手。“你女儿没事吧？”吴曼娜问。

“好多了，昨天下午出院了。我大姨子守着她呢。大夫说不会落下什么毛病。”

“那就好。她是你最大的孩子？”

“不是，最小的。她上边还有俩哥哥，一个十一，一个九岁。这个闺女七岁。”

他们转身向公园里面走去。快下桥的时候，孟梁咳嗽一声，向水里吐出一口痰。马上就有一条两尺多长的红鲤鱼冲过来，噘嘴吸了进去。吴曼娜心里比较着：孔林绝不会这么做。他们从左手边拐弯，沿着湖边散步。

孟梁说，孔林已经告诉了他许多关于吴曼娜的情况，护士长的工作肯定挺不简单的。然后他马上开始谈起了自己。他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一九六五年的毕业生，学的是美术专业。他强调一九六五年毕业具有特殊的意义，就是说他的学业并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不幸的是，他的爱人两年前去世。人们过去叫他们两口子“一对鸳鸯鸟”。的确，他们的日子过得恩恩爱爱、和和气气，从来没有吵过嘴、红过脸。他的孩子们既规矩又懂事，两个儿子还是学校里的三好学生。他自己呢，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是身体健康。冬天偶尔感冒，主要是因为鹤岗的空气不好，煤尘太多。他每月工资七十二元，从来不背饥荒，家里的日子挺宽裕。

吴曼娜真怕他会问起自己的工资级别。要是那样的话，她会扭头就走，两人就此拉倒——她最讨厌这种俗气的实惠态度。还好，他总算懂事，没张这个口，又开始谈起他在学校里教书的事。

他们走到湖的对岸，左边的杨树林子后面露出了木基市少年宫的圆屋顶。一圈山楂树篱子围起了一块停车场和里面的一排小轿车——有华沙、伏尔加和红旗牌。风送来孩子们由风琴伴奏着的歌声。

吴曼娜和孟梁坐在湖边的一张长椅上。长椅的绿漆经过风吹日晒翘起了皮，椅背上的木条靠上去坑坑洼洼地硌脊梁。在他们左边的地上放着一只木头弹药箱，里面种着雪莲花。孟梁把大信封放在腿上，从里边抽出几张小幅的插图：“这些是我的作品。你看了可别笑话。”他说着把画递给她。她注意到他的手指短而粗糙。

她翻看着这些插图，都是描写越南人民打击美国侵略者的故事。其中有一幅画着两个美国军人，当兵的是黑人，当官的是白人，他们的身体都被陷阱中埋下的竹尖桩刺穿，口中大叫着“救命”。吴曼娜强打精神地看着，她来看的是人，又不是看他的画。她把插图递还给他，平淡地说了句：“画得不错。”

“这是给一本小人书创作的。你还喜欢吗？”

“嗯。这本小人书啥时候能印出来？”

他蹙起了眉头，低声说：“本来应该今年就能出来，但是出版社想等等看。”

“那又为啥？”

“现在这一类的书太多了。人家告诉我，咱们现在和美国又好了，出这样的书就不合适了。”

“那他们出些啥书呢？”

“眼下都是批判孔老二的。”

“你不会画点人家喜欢的？”

“现在要想摸出上边的意思太难了。你觉着把握住了运动的动向，开始创作了，等你画完，风向又变了。”

“也够难为你了。”她真的觉得他怪不容易的。

他把插图放回信封里：“也没什么，我只当是练练笔吧。有谁知道我画得多苦啊。”

“我能理解。”

两人一时都没有别的话说。吴曼娜望着湖对岸的风景，突然觉得东南方的那座山气势壮阔雄伟。阳光从云层里射出来，照在嶙峋的山梁上，整个山峰好像披上一层金光。她对孟梁说：“多美啊，你看那座山！”

“是很美。”他附和着说。

前面是木基市火车站，列车喷着黑烟轰轰隆隆驶过。再向远处，连绵的峰峦平地而起，高耸挺拔，满山的沟壑蒙着蓝黝黝的颜色。半山腰的云雾中透出奇形怪状的岩石。一条泛着灰白的小路沿着陡坡蜿蜒着向上升去，消失在云层深处。在一块悬崖的中间，几只飞鸟好像翅膀一动不动地停在空中。山路边上鼓起一个土包，从土包下堆着的黄色新土能看出来那是个防空洞。黄土从洞口沿山坡漫下来，形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西边的山梁上覆盖着一片松树林，太阳在上面洒下几缕彩色的光条。突然，从一道岭上升起一团尘雾，鸟群陡然斜飞起来，钻进云天里。几秒钟过后一声爆炸才传过来。很显然，那里有个采石场。

“我从来没想到过这山有这么壮观。”吴曼娜对他说。

“嗯，挺好看的。”

“我们在医院里看不到这样的景色。”

“兴许是污染的粉尘太厚了，再不就是叫高楼挡住了。”

“不是，不光是这些。你根本就忘了这儿还有座山，这么雄伟。成天的不是这事就是那事，哪有这份闲心思。”

她在沉思着，没有注意到他伸直了脖子，开始大声背诵：“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是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当中的句子。

吴曼娜扑哧笑了起来。他转过身看着她，一脸的茫然。“有啥好笑的？”他问。

“没啥。”她掏出麻纱手绢，擦着脸上的汗。

两个男孩子跑过去，每人手里的铁钩上推着一个自行车轱辘上的钢圈。吴曼娜的耳朵受不了那种金属的摩擦声。

她站起来说她得走了，因为上夜班之前还要睡几个小时。他也站起来，两人沿着原路回去。

刚走上石桥，她看见一辆公共汽车停在公园门口的汽车站。她拔脚就跑，穿过人群要赶着上车，也没顾上说愿不愿意再见他。他也跟着跑了两步，停下来跳上一条石椅，看着她的背影。公共汽车屁股上嘭嘭地喷着黑烟开出了站，他远远地招了招手。他的半截身子高出周围攒动的人头，脖子伸得老长。吴曼娜赶快用手捂住嘴才没有笑出声来。

她告诉了孔林他表弟给她看插图和背诵毛主席诗词的事。他摇摇头说：“真是个书呆子。不过，人倒是蛮实诚。你说呢？”

“我也不知道。这人是挺怪的。”

“你也不必现在就表态。想想他有啥优点。你要想着再见一面就告诉我。”

“还见？给一千块钱我也不见。”

一个星期后孔林收到了表弟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个装着干蚝豉的包裹。孟梁在信上说，他对吴曼娜很有兴趣，觉得这位女同志“成熟而不做作”。他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孔林自己不做饭，就把蚝豉给了陈明。陈明刚被提拔成医院人事科的科长。他经常给孔林针灸治疗关节炎，还给他剪头发。

孔林把孟梁的来信给吴曼娜看了，说：“你瞧，人家挺有诚意的。你应该给他写封回信。”

“那我说啥啊？”

“你对他的看法呗。”

“林，和他在一块儿，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样。他倒真是个人物。”

“这又是为啥呢？”

“我一点都不稀罕他。我也是昏了头，当初干吗要到公园去见他？”

“那可真是对不起了。”他心中一阵欢喜，然后又有点不好意思。他把脸转向别处。

她还在继续说着：“要说爱情，谁能拗过自己的心呢？你把鸟关在笼子里，它们还不见得能配上对儿，更不要说人了。往后别在我跟前提找对象的事儿。”

“好吧。”他舒了口气，“那你的意思是我比他强喽？”他半开玩笑地问。

“我哪辈子造了孽，会这么爱你。”她说着，左边的嘴角出现了两三道皱纹，流露出一缕悲伤。

吴曼娜拖到下个星期才给孟梁写了回信，说她最近身体不好，不能再隐瞒自己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的事实。这个恶作剧看来把男方吓住了。从那以后，孔林再也没有听到过表弟的消息。

三

转眼到了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孔林和淑玉又一次来到法院要求离婚。去吴家镇的前一天，他向妻子保证：离了婚之后会继续养活她和女儿，她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他说，他打离婚主要是想在城里有个家。

他们在法院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法官才出来。他长得五大三粗，胖得都没了脖子。他从前在公安局当干部，最近才被提拔当了法官。法官在一张猩红色的皮椅子上坐下，舔舔前突的门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瞅着这对夫妻，好像在瞄着一支枪。他那张宽大、油嘟嘟的脸让孔林想起了鹅庄西边马神庙里一尊泥塑的土神。法官左手抠着鼻孔，右手向孔林一指，命令道：“来吧，说说你们的情况。”

孔林有点结巴地开始了：“尊敬的法官同志，我——我今天到这儿来，是请求您同意我和我爱人离婚。我们已经分居了六年，早就不存在爱情了。根据《婚姻法》，每个公民可以自主地选择妻子或丈……”

“对不起，同志，”法官打断了他，“我得提醒你，法律并没有说每个结了婚的人都可以离婚。接着说吧。”

孔林慌了神，半天说不出话来，脸上一阵发烧。然后他小心地说：“这我明白，法官同志。但是我爱人已经同意离婚了。我们把啥都安排好了，离婚后我会继续给她和孩子寄钱。请您相信我，我不是不负责的人。”

他说话的时候，淑玉用一张揉皱的纸捂住嘴。她的眼睛闭着，好像头疼得厉害。

孔林说完，法官转向淑玉：“刘淑玉同志，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你得保证要慎重考虑之后再回答我。”

“行啊。”她点点头。

“你知道你爱人要求离婚的真实原因吗？”

“不知道。”

“有没有第三者介入？”

“那是啥？”

坐在法官身后做记录的年轻书记员不禁摇了摇头，眨巴着一双圆眼睛。法官接着说：“我的意思是，他是不是搞上了别的女人？”

“俺寻思着，在部队上准有不少女的围着他转。您也看得出，俺那口子模样不丑。”

书记员偷着笑了，法官却一脸的严肃：“你现在回答：你知道他和别的女人有关系吗？”

“俺也说不准。他说他想在城里有个家。”

“和别的女人组成个家庭？”

“估摸是。”

“我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他还有感情吗？”

“噢，咋没有，有哇。”她呻吟着，猛烈地抽泣起来，仿佛这最后的问题触动了她的伤心处。

“你还爱他？”

“嗯。”她点点头，擦着眼泪，什么话都再也说不出来。

法官又转向孔林：“孔林同志，你得向本庭坦白你在城里有没有情妇。”

“法官同志，我没有情妇。”他的声音发抖，意识到法官想把吴曼娜也拖进来。

“就算你没有情妇，也肯定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我从来没有作风问题。”

“那你想和谁在木基组成家庭？和个男的？”

“不是，和一个朋友。”

“她叫啥名字？”

“法官同志，这和今天的事情有关系吗？”

“谁说没有？当然有。我们得先调查清楚你和她的真实关系，然后才能决定怎么处理你的离婚申请。”

“她和这事不沾边。我们是纯粹的同志关系。”

“那你怕啥？干吗不愿意说她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你是不是觉得太丢人，要不就是想隐瞒啥事？”

“我……我……”汗珠子从孔林脸上滚下来。

一只黄蜂落在桌子上，振着翅膀。法官把一本黄色的小册子卷成筒，猛地拍了过去，但是没有打着。黄蜂嗡的一声飞了，像射出的一颗子弹。他耐心地等待着做丈夫的回答。孔林仍然沉默着，不知道一旦说出吴曼娜的名字会有什么后果。他瞟了一眼法官，对方厚厚的眼皮半闭着，好像就要睡过去。孔林不知吉凶，只好不作声。

等了大约有半袋烟的工夫，法官咳嗽几声，发话了：“好吧，如果你真的没做亏心事，也不用怕鬼叫门。你既然不愿意说出那个女的名字、年龄、工作单位和婚姻状况，这个案子也没法进行下去了。先回家去，等你想好了，愿意说了，再来。在那之前你得像对待革命同志和朋友那样对待你爱人。我们会调查的。”说完，他嘿嘿笑起来，一只眼睛斜眯着。

孔林知道争吵也没有用。他怯怯地说了句：“那好，我们再来。”

他迷迷瞪瞪地站起来，转身向门口走去，淑玉跟在后面。他的右腿因为坐久了有点麻，走起来一瘸一瘸的。

孔林和淑玉在法庭里面的时候，本生纠集了十几个鹅庄的男人等在外面，手里挥舞着铁锹、枷棍、锄头和扁担。他们扬言，如果法官同意孔林离婚，就要大闹一场。街上围了一大群人，都以为这些愤怒的农民会把那位没良心的丈夫臭揍一顿。没有人愿意错过这么好看的热闹。法官给县武装部打了电话，马上来了一个排的民兵在法院外边维持秩序。

“听说那男的是个当官的，那也不能没了王法啊。”一个中年妇女对别人说。

“皇上还不能随便休妻呢。”一个没了牙的老太太跟着说。

“男人都他妈的一样，畜生。”

一个戴着双光眼镜的老头反驳说：“女的也不能随便离婚啊。要是谁愿意离就离了，天下不就乱了？圣人说，家和万事兴嘛。”

“真是个没心肝的驴犊子。”

“他凭啥欺负老婆啊？”

“部队上应该把他送回来，让那小子也去土坷垃里刨食吃。”

“听说他还是个大夫。”

“怪不得他没长人心，当大夫的有几个好的？”

叫人失望的是，法官驳回了孔林的离婚申请，一场好戏看不成了。当人们看见这对夫妻走出了法庭，纷纷交头接耳——这两口子确实不般配。那个男的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不像个打老婆的二流子。那女的瘦得像只没肉的鸡，煮熟了摘巴摘巴还不够装一盘。两人相差得太远，免不了会有个磕碰。可是，这也够不上离婚的份啊。谁家的马勺不碰锅沿儿，谁家的男人老婆不吵不闹？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打骂不成好夫妻嘛。要是连架都懒得吵了，也就快散伙了。总之，两人之间的差别更应该有助于稳定夫妻感情。

孔林看到人群中这么多双眼睛瞪着他，脸都白了。他和淑玉脚不点地地往汽车站走。直到回家，他都没有说一句话。

他们离开之后，民兵也撤了。人群却足足用了半个钟头才完全散去，留下一地的冰棍纸、冰棍棍儿、瓶子盖儿、黄瓜尾巴和瓜子皮。

那天晚上，孔林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抽着烟想心事，不时夹杂着叹息。多悬哪，他从法院里出来的时候幸好没有受伤，只有两个妇女朝他挥拳头，“呸呸”地往地上吐唾沫。如果他的离婚官司打赢了，肯定会被打得爬着回来。他今年也许根本就不应该办离婚的事。他的小舅子早就琢磨好了怎么对付他。他呢，自己往人家枪口上撞。

第二天吃过午饭，淑玉给他拿来了县里的报纸《乡村建设》。这是一份手刻油印的对开小报。“刚送来的。”她说着递给了他。

“你从哪儿整的？”他没有接过来。

“本生给的。他说公社礼堂前边堆了一摞。”

她把报纸放在矮腿的桌子上。孔华在炕上睡午觉，厚嘴唇噗噗地呼着气。淑玉打开一条毛巾被给孩子盖上，到灶屋洗碗去了。

孔林拿起报纸读起来，他发现有一篇豆腐块文章讲的是他离婚的事情——

县法院昨天下午驳回了一件离婚的案子。要求离婚的男方孔林是木基市解放军的医生，行政十八级。孔某以缺乏爱情为由要和他的爱人刘淑玉离婚。可是刘淑玉却坚信还对他充满深厚的感情。几百个同情女方的群众聚集在县法院门外，对孔某的变心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群众要求司法机关保护妇女。昨天主审的法官周建平同志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司法干部。他严肃批评了孔某的行为，耐心劝告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个革命军人和贫下中农的后代。周建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可不要忘本哪，可不要去学剥削阶级那一套。我们要对你击一猛掌，大喝一声悬崖勒马，否则后悔莫及。”

群众看到刘淑玉同志和她爱人没有离成婚都放了心，纷纷向他们鼓掌致意。

孔林读完后羞愤交加。他怀疑这又是他小舅子搞的鬼。文章的作者没有署真名，自称“卫德”，肯定又是本生的哥们儿。孔林记得很清楚，他和淑玉出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鼓掌。看起来，写这篇文章是要羞辱他，让他不敢再去离婚。

本生这个狗杂种！孔林发誓不再理他。

第二天下午，院子里响起一个沙哑的喊声：“有人在家吗？”

淑玉走了出去。院子里的男人个子高高的，左边脸上有一道深长的伤疤。她眼睛里放出光来，高兴地说：“他大伯，你咋来了？快进屋去。”

他把肩上扛的一捆甜高粱秆撂在院里的一个锯木架上，每根甜秆都有一寸粗、两尺多长。“自家地里砍的，给华吃吧。”他说。

“你咋还大老远地背来。”淑玉说。看见这么些甜秫秸，她还是很高兴。

“林子在家？”

“在。”

来的人是孔林的大哥孔仁。他穿着一件带铜纽扣的蓝褂子，脚上是一双鞋尖上包了胶皮的懒汉鞋。他听说了孔林上法院的事，想来帮着淑玉劝劝自己的兄弟。淑玉在孔家受了那么多的苦，他已经把她当亲妹子看待。还有一件事，他在几个月前给孔林写信，让他想着给自己的孩子捎点驱蛔虫的塔糖。几个月了，他的三个儿子脸都黄黄的，最小的儿子最近更是每天下午都闹肚子疼。后来在这孩子拉的屎里挑出一根粗面条似的蛔虫。塔糖是一种做成宝塔形状的糖块，上面旋着一圈一圈的螺纹。乡下的孩子可稀罕这玩意儿了，都当好东西吃。

部队的医院有好几种治蛔虫的药，但是药房里没有塔糖。虽然医院里三令五申不许本院员工私自拿药，但是许多医生护士还是能从药房里各取所需。难怪医院里的三个药剂师都成了大家的香饽饽，朋友一大群不说，每到过年过节，家里不断有送礼的。孔林不好意思让药剂师没有处方就给自己抓药。他本来想到城里的商店买点塔糖，但是临探家前他正忙着赶写一篇关于医务人员走“又红又专”道路的文章，完全忘记了孔仁的嘱托。他听见大哥进了门，立刻想起了这件事。他该咋办呢？他心里着急，思索着开脱的借口。

兄弟俩喝茶聊着天，淑玉忙着炒菜做饭，孔华帮着母亲拉风箱。孔林听到了妻子正在教训女儿：“闺女，干活的时候不兴嘬甜秆儿。”

“俺没嘬，不就是放在手边上嘛。”孔华说。

“搁一边去。”

“不，俺要放这疙。”

“给我！”

孔林冲屋外吼了一嗓子：“你管孩子那么多干啥？”灶屋里立刻安静了下来。

也许是从小没在一起长大的缘故，孔林对这位哥哥并不亲近。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孔林总是在学校里上学。孔仁捞不着书念，不得不在地里干活。他因此连小学都没上完，但是他对爹娘的这种安排从不抱怨。孔林很感激哥哥为他做的牺牲。孔仁脸上的伤疤是二十年前在一个建筑工地受的伤。孔林看着哥哥的这张脸，心里很不是滋味。孔仁因为破了相，只得给人家做了倒插门的女婿。这也是为什么照顾公婆的责任落在了淑玉的身上。孔仁才四十五岁，门牙已经掉了三颗，看上去倒像有六十岁。他的嘴唇因此有些塌陷。

“兄弟，你和淑玉上法院，应该和俺这当哥的商量一下呀。”孔仁说着，喝了一口茶，把茶碗放在炕沿上。

“这是我的私事。”孔林的话很生硬。

“淑玉可是咱爹咱妈给你挑的，老人的意思你不往心里搁？”

“就是他们的意思毁了我的生活。”

“这话咋能这么说呢？”孔仁慢悠悠地抽着烟袋，铜锅子里的烟叶冒着红光，吱吱地烧着。他从来不接孔林递给他的烟卷，说那玩意儿抽在嘴里没味。他看孔林不愿意回答，又加了句，“做人得讲良心。俺就看不出来淑玉有哪点配不上你。她为咱家心都操碎了，咱待人家得……”

“我不是说了，这是我的私事。”

“啥叫私事？你要打离婚，全家都闹得不安生。俺村里的那些孩子骂你侄子，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什么‘你叔有俩老婆’，什么‘你叔是流氓’，你能说离婚光是你一人的事儿？”

孔林非常震惊。这些人多么愚昧可笑啊！亏他们想得出来。我的婚姻同我的侄子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为啥要因为我这个叔叔感到没脸见人？

灶屋里的风箱停了。他又听到妻子对孔华说：“去喊你舅。”

他不明白为啥淑玉要叫女儿去找本生。他正想着，用玻璃珠子串成的门帘开了，淑玉端着一盘子炸里脊肉走了进来。“吃饭了。”她说着冲孔仁笑笑。

孔林找出两个酒盅。他哥哥好抿两口，能喝酒在全公社都出了名。有一次社里派孔仁给上边下来的干部陪酒，他把副县长给灌醉了。这位县领导本来是要到村子里来宣读嘉奖令的，却出溜到桌子底下起不来了。孔林知道家里只有两种白酒，但还是问哥哥：“你喝点啥？”

“啥都行。我今天不太想喝。”

“喝两口解解乏。”淑玉说，“走了那老远的路，准累坏了。”

孔林打开一瓶“白焰”高粱酒，倒了一满杯给哥哥，半杯给自己。淑玉这时候又在桌子上摆了三个菜：葱头摊鸡蛋、炒芸豆和撒了盐的炸花生米。

他们正吃着，孔华回来了，高喊着：“舅舅来了！”

看着小舅子走进来，孔林皱起了眉头。本生的左手擎着一个草纸包。他冲孔仁龇牙笑了笑，像见了老熟人一样亲热：“哎呀，我说大哥啊，你可是来巧了。”他把手伸给孔仁。

他们握完了手，本生朝灶屋里的姐姐喊：“淑玉，给我拿个盘子。”

本生好像跟孔仁很熟，孔林不禁感到奇怪。他心里嘀咕：难道又是他把哥哥搬来的？

淑玉把一个空盘子放在桌子上。

“我的天哪，这是啥东西？”她看着弟弟打开纸包，叫了起来。

“大虫子。”孔华说。

“你整的这是些啥怪虫子？”孔仁指着盘子里那些三寸来长的红色动物问。

“这叫虾。”本生骄傲地说，“没听说过虾吗？”

“听说过，可没见过。”孔仁说。

“实话说吧，我也是头一回见着。”本生供认，“今儿早上我在县城里买的。看见人家卖虾，我就寻思：‘妈的，当个男人，活着不尝鲜，死了才叫冤。’我就称了二斤。这玩意儿贼他娘的贵。七块钱一斤！县城的人说，这是打南边运来的，是出口给人家外国人吃的东西。”

孔林对他们的无知感到吃惊。然后又一想，虽然吴家镇靠着松花江，但他以前确实没见过有卖虾的。他怀疑，难道松花江里没有虾吗？也许是。

孔林还在寻思着，他哥哥又问了：“这虾还是活的？”

本生和孔林都觉着这话挺逗。孔林忍着笑，冒出一句：“是啊，活的。”

孔仁夹起一只虾：“活的死的俺都得尝一口。华，你知道大伯除了桌子，长着四条腿的没有不吃的。”他把虾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哎呦，它咬着舌头啦！”他用手捂住嘴，做着鬼脸。

“大伯，你嘴里流血了吗？”孔华认真地问，“让俺看看？”

孔林大笑起来：“华，他能不知道那是煮熟的？大伯是想逗你哪。”

“这么吃法不对吧？”本生说，“你说呢，孔林？”

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孔林。他笑得嘴还没有合上，鼻子里发出吭吭哧哧的声音。他止住了笑，回答说：“你说准了。吃虾得先把皮剥了，腿儿摘了，再把头去了。就像这样，用手吃。”他把一只虾的皮撕下来，去掉虾背上黑色的泥线，然后放到嘴里，说：“嗯，不错，挺鲜。”

大家都学着他的样子，放心地动手吃了起来。只有孔华不吃，她看着这些鲜红的虫子就害怕，碰都不敢碰。

孔林把一只剥了皮的虾放在女儿碗里，孔华却想用筷子扒拉出去。本生喝了一口酒说：“华，你可得尝尝，好吃啊。”

“俺不。”

“你吃过蚕蛹子没？”

“吃过。”

“这虾比蚕蛹子不知香多少。来，听舅的话，吃一口。”

女孩子小心地在虾尾巴上咬了一小口。“咋样，舅没骗你吧？”本生问。

孔华点点头，接着吃起来。大人们在一旁笑着。“这丫头就是听她舅的。”淑玉说。

孔华吃完了一只虾，本生又夹了一只放到她碗里。这回不管大人们怎么劝，她死活不吃了。孔林把虾搛出来，自己吃了。

孔仁回家还要走二十多里的夜路，八点钟以前必须离开。本生要去给生产队的领导汇报一年收成的结算，也不能久待。吃过饭，孔林拿出十块钱放在孔仁手里，说：“哥，我们医院里没有塔糖，我啥也没带回来。拿这钱到供销社去给侄子们买点儿吧。”

“你不用给钱，俺不过寻思着你能白拿些塔糖呢。”

“拿着吧。”

孔仁把钱放进上衣口袋里。男人们茶也没喝，都站了起来。孔仁伸着懒腰说：“哈哈，这回总算吃着虾了。”淑玉让他捎一小口袋芋头回去，他嫌路上提着太沉，没有要。淑玉也没再坚持。

走出院子，本生往西去了，孔林送哥哥出村要朝东边走。孔林有些感动，甚至很快活，想着自己多少年没有这么开心地笑过了。他心里升起一股对哥哥的温情。孔仁因为喝了酒，喘着粗气，蓝褂子搭在左胳膊上。但是，他的步子迈得又大又坚实。

“哥，”孔林说，“我能问你个事儿？”

“说吧。”孔仁停下脚步，扭过头看着他。

“是不是本生请你来的？”

“哪呀，是我自己要来。俺和本生算是朋友吧，不过没啥来往。说实话，他那人不咋样。俺是看着他一直对淑玉和华不错，才和他拉呱几句。”

“我知道了。哥，回去慢点走。替我问候嫂子和孩子们一声。”

“放心吧。林子，你也要当心自己的身子骨。你比去年瘦多了。”

孔仁爬上了村外的山冈，几头牛还在坡上吃草。孔林站在一棵榆树底下，望着哥哥远去的背影。他又想起了刚才那顿虾。他记起来自己决心不再搭理本生了，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又忘了。现在他和本生又成了姐夫小舅子。他恨自己心肠太软，硬是板不起脸来。他盼望着能够和那个满肚子鬼心眼子的家伙一刀两断。

月亮像一把金色的镰刀挂在天空。孔仁身上的白汗衫在山坡上晃动着，越来越小，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就融在夜色中。

四

孔林回到部队后的一个星期，已经提升为医院政治部主任的苏然约他谈话。孔林担心吴家镇法院已经向医院党委告了他的状。这下他可真有麻烦了。

吃过午饭，苏主任和孔林走出大院。在医院的东南头三百米开外是一所中学，两人朝那里走去。苏然个子小，身材单薄，可是一双八字脚又宽又长。他穿着一双黑布鞋，一只鞋上的拇指处开了个洞，已经被细针密线地补上了。这肯定是他妻子的手工。苏然的妻子最近到部队上随军，这样他们的儿子就能在木基市上小学。

“离婚的事怎么样了？”他问孔林。

“法院没批准。”

“为啥？”

“咳，我那个小舅子纠了些人在法院外面闹腾。”

苏然舔舔干裂的下嘴唇说：“别往心里去，早晚会离的。”

他们在沉默中继续走着。孔林奇怪苏然为什么没有多问两句他离婚的事情。看起来这位主任的心里打着别的算盘。

他们在一棵槐树的树荫里坐下来。不远处学校灰色的楼房在强烈的太阳下闪着白光。教室的窗子开着，蓝灰色的房顶上耷拉着几面懒洋洋的旗子。在孔林的右边，一群学生正在足球场的边上拔草。孩子们都蹲在地上，几个人戴着太阳帽，多数人都光着头。从远处看去，他们就像是一群吃草的羊，慢慢腾腾的，看不出有什么拔草的动作。“真笨，”苏主任说，“我整不明白他们干啥要把草都拔干净了。秋天来了，风一吹好喝土啊？”

孔林微笑着递给他一支烟。

苏然点着烟吸了一口，问：“孔林，你知道省军区的魏副政委不？”

“听说过。”

“那可是个有学问的人，口才又好，算是博闻强记吧。”

“他咋的啦？”

“两个月前和爱人离婚了，眼下正在找对象。”

孔林注意地看着他。苏然接着说：“我想跟你说点事，你得保证不发脾气。”

“好吧。”

“魏副政委要咱们医院给他推荐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我猜他是想找一个护士或者大夫，因为他需要一个能照顾他身体的爱人。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咱们这儿的女孩子对他来说都太年轻。所以党委准备考虑推荐吴曼娜。在医院的老姑娘里她是最漂亮的。”他停下来观察孔林的脸，孔林脸上木木的没什么反应。他接着说，“但是我们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如果你强烈地反对，下次开会讨论这事儿的时候我会替你说话。”

孔林长时间地沉默着。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一只落在一片嫩草叶上的红蜻蜓。附近，一队大蚂蚁正忙着搬运一只甲虫的躯壳，往四五尺外的蚁山处挪动着。孔林揪下一根野荞麦穗子，放在牙齿中间咬着。一片麻木的感觉在胸头蔓延。

苏然又开口了：“说话呀，孔林，谈谈你是怎么想的。”

“曼娜知道了吗？”

“知道了。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找她谈过。她说要考虑考虑。”

“她还没给你个准话儿？”

“没有。”

孔林把荞麦穗吐在地上，说：“这也许对她是件好事。如果魏副政委同意娶她，我没意见。”

苏主任不相信似的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说：“孔林啊，你可真是个好人。没几个男人能像你这样情愿把自己的女人交出去。有的人不反了天才怪。”

孔林咳嗽两声，说：“我还没说完呢。如果魏副政委真的想要她，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条件？”

“首先，他得把她的级别调上两级；其次，他必须答应很快送她到大学里深造。”

苏然惊讶得瞪大了眼珠子，然后突然放声笑起来。孔林愣愣地看着他，问：“有啥好笑的？你寻思我疯了咋的？”

“傻兄弟，你太老实了。看得出来你是真爱她。”苏然用拇指和食指捻住鼻子，往草地上狠狠擤了两下。他接着说，“你也不想想你算老几呀？你忘了你既不是她的未婚夫，又不是她的新郎官。再说，咱们谁能对魏副政委指手画脚，让他干啥不干啥？医院党委也没这个资格啊。”

孔林拧起了两道浓眉，没有吱声。苏然仍然说个不停：“我劝你啊，趁早别扯什么条件不条件的了。要是他真的娶了她，还用你操心，他会想办法提拔她的。我要问你的是——你真的舍得吗？”

孔林又沉默了半晌，好像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个结了婚的人，有啥权利缠着人家不放。这个主意得她自己拿啊。”

“孔林，你心眼儿太善了。”

他们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土。孔林碰巧坐在了一朵黄色的蘑菇上。他用手指摸摸后屁股上的湿印，掉过身子让苏然看看，问他：“印子大不大？”

“像个鸡蛋。”

“该死，明显吗？”

“没啥问题。要是这个印儿在前面，就能画个小地图出来，女孩子们就更喜欢你了。”苏然坏笑着。

“不知道曼娜能不能洗下去。”孔林嘟囔着。从去年开始，吴曼娜就开始像所有未婚妻一样，把他洗衣服的活包了下来。

他们转过身向营房走去。苏主任要求孔林不要向吴曼娜透露今天的谈话，因为不想让她觉得领导在干涉她的私人生活。孔林保证会不露声色。

三天以后，吴曼娜和孔林谈到了魏副政委。两人都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那男的是省军区的负责干部，万一他们的关系能够顺利发展，他肯定会把她调到哈尔滨去，那将对她的前途大有好处。没准魏副政委还会让她进培养医生的培训班，要不就是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

孔林心里对即将失去吴曼娜非常难受。他对魏副政委只有愤怒：凭他有权有势就能天下女人随便挑吗？作为男人，自己不比那个老杂种笨到哪去，也许还更英俊几分。为什么他就不能保住曼娜呢？魏副政委可能早就有了许多女人，可是他只有一个啊！还是俗话说得好，饱汉不知饿汉饥。孔林对吴曼娜也很不满。在他看来，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攀高枝了。他对自己说：你看她多爱官爱权呀，都等不及了要甩掉我。

同时，他又感到卸下负担后的轻松。这个最新的发展意味着他用不着每年夏天都要想法子离婚，用不着去捅乡下的那个马蜂窝了。如果他明年还想要离婚，天知道本生会再想出什么把戏来对付他。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本生早晚会找到医院来跟他算账。几天前他已经告诉了吴曼娜，法官想知道她的情况。她还没有想好是否让他把自己的名字说出去。

孔林的好脾气不见了，变得爱挖苦人了。他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对吴曼娜冷嘲热讽。有天晚上他们俩打完了乒乓球，孔林看见别人都走了，就对她说：“等你成了政委夫人，可别忘了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医生每个星期都陪你打球。我会记着你这点好处。”

“你给我住嘴，少扯些没味的！”她把话甩过来，怒视着他。

“开个玩笑嘛。”

“你寻思我让人家相来相去，心里还挺美是吧？我觉得我这是在卖我自己。”

“哎，别往心里去。我是说——”

“我讨厌你来这套！你可称心了，总算能把我甩了。”

她的眼里喷着怒火，把“红双喜”的球拍子揎进草绿色的套子里，唰的一声拉上拉锁。她紧闭嘴唇，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孔林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他闭上眼睛，仿佛有点头晕。他后悔说了那些话，但是并没有跟着她出去。他用军帽擦掉脸上的汗水，拿起脱下的衬衫和球拍子，关上灯，独自走回了宿舍。

他后来向吴曼娜保证，再不拿这事开玩笑了。

五

魏副政委要到边境线上去，恰好能在木基市停留一个晚上。他到边境去是要同苏联方面谈判一个小碉堡的主权归属问题。这个碉堡是日本关东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修建的，现在正好落在中苏边界线上，因此两国都声称对它拥有主权。双方的士兵巡逻到这个地方，经常会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两边谁也不开枪，却用石块、木棒和钢鞭跟对方肉搏。苏联和中国都不想打第一枪，免得被指责违反停火协议。

魏副政委离开哈尔滨之前让人通知了医院——他希望能和吴曼娜同志在木基市部队招待所见面，时间定在星期二晚上。医院领导马上通知了吴曼娜，让她尽快做好见首长的准备，因为现在已经是星期一了。

第二天，医院放了她一天假。在这样的见面场合她只能穿军装，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她到浴池里泡了一个热水澡，回到宿舍后想睡一会儿，就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她有点紧张，好像要去参加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每年都要考的国际共运史考试。但是，这种紧张中少了点什么东西——她当年同董迈和孔林约会之前的那种心头乱跳、胸口紧缩的感觉。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想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她脑子里总有个事儿：她不知道晚上公共汽车没有了，怎么去城里的招待所。她可以走路过去，但那至少要一个钟头，走到那里也会出一身汗。她不会骑自行车，又不敢开口让领导给派辆车送她。她后悔没有听孔林的话。去年夏天他要教她骑车子，可是她没兴趣。

吃过了晚饭，她穿上了一双人造革凉鞋。这是除了军装外她唯一能够选择的装扮。凉鞋的后跟能让她显得个子更高，而且增添了几分优雅大方的风度。她记得小时候经常做梦，梦见自己穿着点缀得花花绿绿的衣裳，看起来像个蝴蝶公主。只要她说声“飞”，就能飞到云彩里。她在心底里仍然喜欢颜色鲜艳的衣服，但是明白在现在这个岁数上，已经穿不出去了。

她想着要不要先穿上军便鞋走到招待所去。她可以把凉鞋放在军挎包里，同首长见面之前再换上。她在刷牙的时候，一辆装了防雾灯的吉普车停在了女宿舍的门口。医院领导已经为她准备好交通工具，但是他们没有告诉她。

吴曼娜上了车。吉普车开出医院前门，向着城里驶去。他们要去的地方在光荣街的西头，新中国成立前那里是窑子集中的地区。部队招待所在一座黑砖大楼里，五十年前这里是一所日本人开的妓院。那年月的人们既花中国钱，也花苏联的卢布。妓院里的姑娘大多是朝鲜女人，却装成日本娘们儿。这儿的老板不要卢布，中国的嫖客玩完了“日本花姑娘”要收双倍价钱。现在正是上下班时间，街上挤满了自行车。一个壮得像头牛的警察站在十字路口，一手擎个电喇叭吆喝着犯规的骑车人，一手挥舞着一根白色斑马纹的短棒指挥着车辆。空气中散发着烤羊肉和炖萝卜的味道。

吴曼娜在招待所门口刚下车，吉普车就开走了。她看见车子走远了，又开始担心一会儿怎么回医院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啥，不就是走路嘛。她并不害怕漆黑的街道，但是穿着凉鞋走那么老远的路可够受的。一个在门厅柜台后面值班的战士告诉她，魏副政委正在二楼六号房间等着她。她谢过他，走向楼梯。她不知为什么异乎寻常地镇静。

一个勤务员开了门，把她引进客厅。这个小勤务员年轻稚气的脸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上嘴唇还没有长出绒毛，顶多只有十六岁。他给她沏了一杯花茶，说：“魏副政委马上就来。”然后悄悄退了出去。

她合起双腿坐在沙发上。她看到雪白的墙上贴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画上是一个高个子、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蓝布长袍，手里攥着把雨伞，在山路上走着去安源发动工人。她四下看看，注意到这个房间比一般的宾馆客厅小了很多。她听到动静转过头，从门外走进来一个高大的男人。他微笑着走过来，点头打着招呼。

“你一定就是吴曼娜同志喽。”他说着伸出手。

她站起来说：“是。”他们握了手，他的手掌柔软得像包了一层丝绒。

他自我介绍说：“我是魏国洪。很高兴你能来，快坐下。”

副政委的亲切自然很快打消了她的拘束。他坐下之后，开始问起她的工作和木基市的情况，但是没有提到她的父母家庭和出生地。她意识到他肯定已经调看过她的档案，知道她是个孤儿。他穿着件白衬衫，笑得很慈祥，看不出是位高级首长，倒像个大学里的教授。他的头发白了一半，圆脸上肌肉松弛下垂，同他那魁梧结实的块头多少有点不相称。她注意到他的两只眼睛一大一小，让她想起了一只温驯的大猫。

两个人一直是他问她答，吴曼娜不敢问什么问题。但是魏副政委的态度很随和，没有任何首长的架子，和他在一起她觉得很舒服。更让她感叹的是，他十分专注地听着她说话，不时地点头。她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他这样认真的倾听者，忍不住怀疑他和爱人为啥会离婚。他看起来一定是位很体贴人的丈夫。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镀金的烟盒，问道：“我抽支烟行吗？”

她听了非常惊讶，因为没有一个男人对她这么客气过。“哦，没关系。我爱闻烟味。”她说的是实话。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抽一两支香烟。在她的床头柜里总放着一盒烟，够她抽上一年。

“你抽烟吗？”他问。

“不怎么抽。”

“那就是抽喽？”

“不……是的。”她犹豫地挑选着字眼，“我偶尔才抽一支。”他喷出的烟里有股清凉、甜丝丝的味儿。她在想他的烟是什么牌子。

他说：“我明白，你是闷了才抽烟。”

“是的，一年有那么几次。”

“你在医院里业余时间干什么啊？”

“有时候看看电影，读点儿杂志。”

“你喜欢看书？”

“闲了也看。”

“你最近读了什么书？”他把烟在烟灰缸上弹了弹。他的手很大，粉红的皮肤里露出肿胀的血管。

她没想到会有这个问题，愣了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回答。最近这几年，她从来没有从头到尾地读完过一本书。她忽然想起了好几年前在孔林的书架上翻过的几本书。她勉强地回答着：“我并没有读多少书。医院里太忙了。我倒是爱看小说。”

“看什么小说呢？”

“《红岩》《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前驱》……”她停下来，后悔说出了这些书名。特别是那两部俄国小说已经遭到禁止，可能是有毒的，或是不健康的。

“很好啊，这些都是好书。”他眼睛放光，声音也激动起来，“你的欣赏口味很不错啊，小吴。我真希望现在能有更多的人读读这些了不起的俄国文学作品。我年轻的时候看这些小说不要命。”

她很高兴能够得到他的夸奖，又觉得不好意思，一时说不出话来。

“来，让你看看我现在读的书。”他转过身，从皮包里抽出一本黄色封皮的书，“你听说过《草叶集》吗？”他把书抬了抬，让她看清楚封面。上边有一个消瘦的外国人，头上的帽子有点歪，一只手叉着腰站着。这只手的手掌根本看不见，另外一只手藏在裤子口袋里，好像他故意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两只手啥样子。

“没有，我从来没听说过。谁写的？”

“沃尔特·惠特曼，一个美国诗人。这是一本非常好的诗集。这里面的诗歌都写得很冲、很大胆，而且包罗万象，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宇宙。这本书我已经看了四遍。”

他似乎意识到有点激动得过了头，又补充说：“当然，这些诗歌是在美国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时候写的。实际上，诗歌里的乐观主义精神是时代进步、自信的反映。现在的美国诗人就写不出这样的诗了。他们在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堕落下去，根本谈不到什么上升的精神。”

她并不完全明白魏副政委的这些话，但是很佩服他的知识和口才。“我到城里的图书馆去找找，看能不能借一本出来。”她说。

“图书馆不可能有了。我是二十年前从这本书的翻译者那儿得到的。他是我在南开大学的老师。”

“您学的是英文？”

“不是，我修的主科是哲学，副课是中国文学。我的这位老师在教会学校上的学，英文很好。他读过很多书，是个真正的学者，可惜五七年的时候得肺炎去世了。他死得早也许是件好事，他那样的家庭背景，‘运动’来了也躲不过去。”魏副政委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头低着，仿佛在回想着什么。

“这么说，这书很珍贵了？”吴曼娜等了一会儿才说。

“也不见得。”他的脸又生动起来，“在一些大学的图书馆也许能找到。这本书五十年代初就绝版了。”

“噢。”

“咱们这样好不好，我把书借给你一个月，你看完了告诉我你的感想。你说行么？”

“那敢情好了。我很高兴有这样一次学习的机会。”

她从他手里接过书。答应完了，她心里犯开了嘀咕。她不知道能不能看懂这些诗，更别说还要向他汇报自己的看法。闹不好会丢人现眼。

她正把书放进挎包里，小勤务员进来了，报告说：“首长，车子准备好了。”

“小吴同志，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魏副政委问道。

她犹豫了一下说：“行，只要是没看过的就好。”

“你看过《卖花姑娘》吗？”

“没有。”

“我也没看过。是个朝鲜片子，听说不错。一块去吧。”

他们一起走了出去。招待所的前门停了一辆奶油色的伏尔加轿车，旁边站着一个年轻军官，正在等他们。魏副政委把他介绍给吴曼娜：“这是杨庚同志，边防三师的。”

“我叫吴曼娜，军区医院的。”她把手伸过去。

他们握手的时候，她疼得差点叫出来。杨庚的手像一把老虎钳子夹住了她的手指。他却没有注意到她痛苦的表情。他好像不会笑，身量不高却敦敦实实，腰杆挺得笔直，扎着一条黑红色的武装带，绷紧了军装上衣。他佩带着一把五九式手枪，看着比从前的苏联货轻巧灵便。枪套上别着一排七颗子弹。

包括勤务员在内的所有人都上了汽车。放电影的地方在工人文化宫，离这里只有两三里远。

剧场里已经快坐满了。他们一行人找座位的时候，吴曼娜发现观众中有几个医院的同事，正转过头好奇地看着她。牛海燕也在里面，头像拨浪鼓一样转着圈儿同人说话，看见她走进来，立刻招手让她过去。吴曼娜挥挥手，红着脸摇了摇头。

就在他们快找到座位的时候，一位身穿蓝色中山服的胖乎乎的干部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向着魏副政委伸开了双臂，嗓门轰隆隆的像滚雷：“老魏，你好吗？我想死你了！”

魏副政委愣了一下，微笑了：“这不是老赵吗？我挺好的，你咋样啊？”他的声音听起来透着喜悦。

“好哇，好哇。”干部说。

“一块儿坐吧。”

两人一边手拉手地走向第十四排，一边聊着木基市党委第一书记最近钓鱼摔断腿的事儿。吴曼娜认出这个胖子是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他们坐下了，她右边是魏副政委和赵副主任，左手坐着杨庚和勤务员。没几分钟，剧场里的灯暗下来，电影开演了。魏副政委扔掉抽了一半的香烟，用脚踩了踩。

影片讲述了一个朝鲜家庭在旧社会的悲惨故事。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一个小姑娘来到大树底下想摘新鲜的栗子吃，地主的两个儿子躲在树上，拿栗子砸穷孩子的脑袋。其中一个坏小子用带刺的栗子打瞎了小姑娘的眼睛，她的姐姐到街上卖花来养活瞎妹妹和全家人。姐妹俩从影片的开头哭到结尾，她们的眼泪对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银幕上悲悲凄凄，台下许多人也放开了悲声。

吴曼娜听着周围响起了一片唏嘘的抽泣。眼泪好像能传染，很快剧场里几乎每个人的视线都开始模糊。吴曼娜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但是她没有抬手去擦眼泪，而是任由它在脸上流淌。坐在她右边的魏副政委不时用手绢点点眼角，赵副主任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还常常喘不上气来似的张着嘴。魏副政委捏捏她的手，在她耳边轻声说：“对不起，让你难过了。”

“这是好电影。”她真诚地说。

她注意到左边的杨庚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他不像别人那样哭得东倒西歪，而是像块石头一样坐在那里，没有一点动静。他难道一点儿都不伤心吗？她心里想。她盯着银幕，眼角时时瞟着他那刚硬的脸，上面刻满了疏离和冷漠。他好像感觉到了她在观察自己，叹出一口长气。她听出来了不耐烦，而不是悲伤与同情。

影片终于结束，所有的灯都亮了。人们站了起来，许多人都红着眼睛，但是谁也不觉得难堪。有人还在用肮脏的手绢和揉皱的报纸擦眼泪、擤鼻涕。“小吴同志，”魏副政委内疚地说，“我不知道这个片子这么惨，否则我不会请你来看。”

“不，电影挺好的，我很受感动。”

“我还要和老赵待一会儿，我让杨庚同志送你回去行吗？”

“行，没问题。”

“给我写信，谈谈你对《草叶集》的看法，好吗？”

“是，我一定写。”

魏副政委同她握手告别，又嘱咐了杨庚几句，然后去找老赵了。

伏尔加轿车等在文化宫的前面，他们上车后掉头向北边的医院开去。已经是深夜时分，街上很安静，吴曼娜留意到汽车的噪音很小，只有驶过梧桐遮盖的柏油路时车窗外发出的呼呼风声。

司机还沉浸在刚才的影片里，忍不住要同车上的两个人谈谈：“真是太惨了！”

吴曼娜同他聊起来，坐在前座上的杨庚却一声不吭。她好奇地想知道他为啥这么冷冰冰的。“杨庚，你觉得刚才的电影怎么样？”她问。

“还行吧。”

“你一点儿也没感动？”

“没有。”

“那为啥？你没看见每个人都哭了，你咋就那么冷静？”

“我是没哭，我见过的比电影上惨十倍。”

司机听了好像很恼火，插嘴说：“那你说说，叫咱们也听听。”

“说啥呢，太多了。”

“随便说一件。”

“好吧，比方说去年秋天我们营挖一个大菜窖，正在砌砖垒墙的时候，发生了塌方，一下子把十二个战士全埋在里面。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连一秒钟都不到，全没了。等我们把他们扒出来，九个人断了气。他们的父母从各个省来到我们营里，你们应该看看，那才叫哭呢，连肠子都快哭出来了。我听了都耳根子发麻。但是我还得硬着心肠指挥部队施工，我要撑不住了，那战士们还不都乱了。我一个一个把那些家属提的不合理要求给顶了回去。他们那个闹啊。你们应该听听他们骂我的那些话，什么难听骂什么。你们要是在前线待上两天，见的死人多了，也就习惯了。光是出事故，你们知道死多少人吗？人命根本就不值钱。哪次军事演习都有死人的。”

他正说着，车停了。他和吴曼娜都下了车。她没有把手伸给他，而是挥挥手说了声再见。

她转过身，走向女宿舍，感觉到背后的一双眼睛跟了她很久。然后她听见关车门的声音，伏尔加静悄悄地开走了。她觉得杨庚这个人有点意思。他那么有男子气，和别人不一样。

六

孔林坐在办公桌后面，不住地对自己说：我今天一定要见到她。

整整一个上午，每当看完一个病人后闲下来，他的思绪就会回到吴曼娜和魏副政委见面这件事情上来。他听了很多关于高级首长们私生活的传言，心里忐忑不安，不禁为吴曼娜捏着把汗。他知道一位野战军首长洪澎帆的故事。这位洪司令员每隔三四年就要换一个老婆，因为他在床上像头山豹子，正常的女人根本受不了。他的每一位爱人在结婚后的头一年里肯定会得病，很快就会因为染上肾炎而死掉。党组织不断地给他安排新的妻子，在经过几位女同志死亡之后，人们终于说服他娶了一个像头大洋马似的老毛子女人。这位俄罗斯妇女是唯一和他睡了七年之后能够没病没灾活下来的配偶。孔林很害怕，因为有人告诉他魏副政委是个大块头。

苏然告诉他，魏副政委在同吴曼娜见面后的第二天早晨给医院打来电话，说对她很满意，愿意继续保持联系，看看能不能发展下去。孔林还从苏主任那儿听说，魏副政委同妻子离婚并不是感情上出了问题，而是她写了一本攻击北京某位中央首长的小册子，被打成了反革命，已经被送往齐齐哈尔北边一个偏僻的农场劳动改造。两口子只有一个女儿，现在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年轻演员。

孔林吃过午饭就去找吴曼娜，听到她说魏副政委斯斯文文的像个学者，才放下心来。他背靠窗台站在她卧室前面的楼道里同她说着话。她看起来心情挺愉快，告诉他：“人家跟个长辈一样，挺有修养的一个人。”

“那就好，要不我真担心。”

“担心？担啥心？”

“怕他占你的便宜。”

一个牛蝇子突然在他身后的纱窗上乱撞，想飞出去。

“你等一会儿。”吴曼娜说完走进卧室。

她很快拿着一把塑料苍蝇拍和一本书走出来。她照着牛蝇子狠打两下，打死了它，纱窗被震得嗡嗡地响。她把苍蝇拍扔在窗台上，说：“林，你看过《草叶集》吗？”

“没有。是本小说？”

“不是，是诗集。”

“从来没听说过。你问这干啥？”

她把书递给他：“魏副政委让我读，还要写报告给他谈感想。我真不知道怎么写。今儿早上我看了几页，根本看不懂。”

“你可得认真对待这份报告。”

“你能帮我写吗？”

“这……”

“求求你了。”

他同意试试，把书拿回了宿舍。头天晚上他先看了一遍，接着又花了三个晚上反复阅读。他很喜欢这些诗，但不敢肯定是否把里面的意思弄明白了。

他研究着诗歌，心里很安宁。他对自己居然会这么坦然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不再生魏副政委的气了？为什么不像别的男人那样要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夺回来？他还记得两年前炮兵团出了一件杀人案件。一个战士用手榴弹和排长同归于尽，起因是两人都看上了一个在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的姑娘。事后，人们都谴责那个排长，因为当小兵的怎么争得过他？他应该估计到那个战士会狗急跳墙拼命。眼下曼娜将会离开他，得到更好的归宿，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感到任何强烈的不满？他怎么会变得这么无所谓，还竟然帮助她写读诗的报告？不错，他是发怵同妻子再次去离婚，但是他应该对失去曼娜更痛心才对，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自己的解释是：他孔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明白事理不会胡搅蛮缠的人，那些纵欲自私像牲口一样的男人怎么能同他比？

他把《草叶集》又读了一遍，还是没有完全看懂，报告也就不知道如何下笔。在他看来，这是一本古怪、狂放的诗集，里面还有那么多歌颂性爱的大胆诗句，说好听的是对人类生命力的赞歌，说难听的就是宣扬淫秽。还有，诗人对自己的吹捧简直到了狂妄自大的地步，应该好好批判。但是总体来说，这肯定是本健康的好书，要不魏副政委怎么会让曼娜看呢？

他花了一天的时间反复考虑了诗集的几个方面，决定避开歌颂性爱和吹捧自我的部分，把重点放在野草这个形象和几首赞美劳动阶级的诗歌上面，特别要突出那首《职业之歌》。他认为，吴曼娜给魏副政委写的这个报告一定不能长，不能面面俱到，但是应该具有思想深度，切中要害。

到了晚上，他开始动手写报告。关于劳动阶级的部分倒不难，因为报纸上这类文章多的是，毕竟有套路可循。他把诗歌里讲的那些劳动人民勇敢勤劳的事迹罗列出来，强调全世界的工人农民都是一家人，不管你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中国人。他们都热爱劳动，过着“强盛而神圣的生活”。但是，野草的形象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没有现成的语言来描述，非得要想出自己的话和有自己的想法才行。他把论述野草的段落改写了三次，最后终于满意了自己的发挥——野草的形象是矛盾对立统一的产物：它集合了天地之精华、阴阳间的正气；它融会了物质与精神的丰富、灵魂与肉体的结合；野草是生和死的赞歌，歌颂生命的无限充实和伟大。总言之，野草是充满无产阶级唯物主义精神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象征。

他把这五页捉刀代笔的读书报告交给了吴曼娜，让她再加点自己的词在里面。他本来还想嘱咐她要用质量好的纸，把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地抄在上面，转念一想又没有说。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应该明白这个报告的重要性。

她没敢耽搁，一个字没改地把报告抄写了六页纸，连同诗集一起寄给了魏副政委。

然后就是长时间的等待。

吴曼娜和孔林以为魏副政委会马上写来回信，但是三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点音讯。两人都很焦急。

与此同时，吴曼娜感觉到周围的人们对待她不一样了。医院领导经常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时常会有哪个护士意味深长地盯着她，好像在说：“你咋就那么有福气。”有一次吴曼娜偷听到一个护士在和其他人议论：“我没觉着她有啥比别人强的地方。”医院里那些随军家属更是特别关心。一个问她：“你啥时去哈尔滨呢？”另一个提醒她：“别忘了寄喜糖来。”有人这样议论魏副政委：“那老头艳福不浅。”有几个人则反复地说：“孔林也怪可怜的。”

遇到这样的情况，吴曼娜都是不吱声，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不清楚魏副政委对他们的关系认真到啥程度，听到这些话只能令她沮丧。即便魏副政委将来要娶她，这种没有爱情基础、组织上安排的婚姻也未必会幸福。如同她多次对孔林说的那样，她觉得魏副政委更像一个叔叔，而不是爱人。像他这把年纪，可能连孩子都种不上。她常常想要不要在离开木基之前让孔林把她弄怀孕，但是她实在羞于张这个口，心里也知道他绝对不肯这么干。这样对她来说也是非常冒险的——一旦魏副政委发现她已经怀孕，他可能会把她打发回医院，或者让她转业。

寄出读书报告的第二个星期，吴曼娜开始让孔林教她骑自行车。如果她将来去哈尔滨，会骑车是必不可少的技术。她和孔林都没有自行车。幸运的是，孔林的室友田进有一辆“小金鹿”。田进因为整个夏天都随计划生育医疗队待在乡下，这辆自行车也就闲在宿舍里。他们可以用“小金鹿”练习骑车，但是不能把车磕碰坏了。还有一个问题：他们不能在医院大院外面练车。可是在大院里面练，当着那么多人让孔林扶着后车架，帮着她掌握平衡，吴曼娜会非常不好意思。几乎没有成人不会骑车子的。吴曼娜因为是个孤儿，没有机会学罢了。

她和孔林在天黑以后开始在医院的操场上练习，这样看见他们的人会少一些。她开始摇摇晃晃地踩着自行车的脚蹬子，他在后面不停地说：“眼睛朝前看。别老想着车轮子。”

“我看不了啊。”她尖声叫着。

“你眼睛往哪儿看，轮子就向哪儿走。看点远处的东西。”

“这样吗？”

“对，现在就挺好。”

她学得很快，两个小时不到就能歪歪扭扭地骑起来。但是她自己不能上车，上去之后又下不来。他总得一路小跑着跟在后边。每次她想下车，他就上去帮她把车停住。她越想躲什么，就偏撞上什么。一次是冲上足球大门的立柱，另一次是碾过一个装满教练手榴弹的木箱子。自行车的链条也被她蹬掉了好几次，每次孔林都鼓捣半天才把链子重新装上。

虽然吴曼娜练得满头大汗，但是开心得很。两人看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她竟然提出要自己把车子骑回宿舍。

孔林看看天色已经黑了，嘱咐了几句要小心，就扶她上了车。她蹬一下晃三晃地把车骑上土路，孔林在后面一会儿小跑一会儿迈着大步跟着。不知道什么地方在烧木头，弄得夜色里满处都是淡淡的青烟和焦炭的煳味。蛾子和小咬聚在路灯周围飞蹿旋转，路灯后面的树叶子黑乎乎的一片。吴曼娜掉过头，对着孔林大嚷：“我会骑自行车了！”

她向右拐了个弯，前面出现了一个身穿深色便装的妇女的背影。那人的左手用一个洗脸盆卡着腰。吴曼娜想尽可能远地躲开她，但是离得越近，自行车却越像长了眼睛一样对着人家冲过去。吴曼娜拼命拐车把，车把就是不听使唤。一眨眼的工夫，自行车的前轮顶上了那位妇女的屁股，穿进了她两条腿的中间。吴曼娜死命攥着闸棍，车轮吱吱尖叫着向前蹦了两蹦，那位妇女被带了起来，挂在前轮的刮泥板上。吴曼娜在慌忙中又松了闸，那位骑在前轮上的妇女被自行车载着向前冲了两三秒钟，活像个骑在独轮车上正在表演车技的杂技演员。“我的妈耶！”她大声叫着，手还死死地抓着那只黄脸盆，里面有几件洗好的衣裳和一块肥皂。

自行车“咣当”一声倒在地上。

“没伤着吧，大婶？”吴曼娜从地上爬起来问那女人。

那位妇女没倒，抱怨着：“我的天哪，你是瞄准了我的屁股咋的？”

“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有意……”

吴曼娜突然紧张得脸都白了，她认出眼前的女人是苏然主任的妻子。她立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

孔林也赶到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你看看，你看看，我跟你说不要骑……”他停住了，也认出了被撞的人是谁。

他赶忙对苏大嫂说：“实在对不起，你没受伤吧？”

“没啥，没啥。”那女的一边拍着屁股，一边说，“妈呀，她可真够准的，正插在我的腿中间。”

吴曼娜拼命忍住不敢笑，最后还是爆发了出来。苏大嫂和孔林都愣了一会儿，也前仰后合地哈哈大笑起来。一辆自行车嗖地从他们身边擦过，骑车的人响亮地吹着口哨，箭一般地射进黑夜里，老远还能听到车上的铃铛声。“疯子。”孔林小声骂了句。

苏大嫂发现头上的帽子没有了，因为刚从浴室出来，头发还湿淋淋的。孔林往后走了几步找到了帽子。这是用黑丝绒做的、乡下女人经常戴的那种头饰。苏大嫂把帽子往头上一戴，黑头发全被包住了，立刻变成了一个干巴巴的农村老太太。孔林有些吃惊，低头看了看她的一双脚。她的脚肥肥大大的，像是男人的，穿着部队的解放鞋。

他们陪着她一直走回苏主任住的单元，心里庆幸没有撞到别人。苏大嫂抱怨医院的公共澡堂不让她的七岁的儿子和她一块洗澡，她不得不托邻居把孩子带回家。“这是哪门子规定，他还是个屁大点儿的孩子。”她嘟囔着。

虽然他们第二天晚上更加小心，但吴曼娜还是撞上了一棵垂柳。她的下颚擦破了点皮，划出一条紫口子。她脸上的伤很显眼，第二天许多人都知道了她练车的事儿。吴曼娜并不在乎，仍然渴望着继续练习。她的目标是要能灵活自如地到城里人多的地方骑车上街。但是，她的伤痕引起了医院领导的注意。吴曼娜现在已经是魏副政委的女朋友了，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首长要怪罪他们。领导下令要吴曼娜和孔林立即停止练习自行车，以免她再有更多的磕碰。

医院领导终于得到了魏副政委办公室的回音。让他们失望的是，魏副政委决定中止同吴曼娜的关系。魏副政委的秘书在电话里说，首长对她的理解能力和文学修养留下了印象，但是她的字写得不太好。魏副政委已经有二十年出书和发表文章的历史，目前又正在写一本书。首长需要一个字写得漂亮的女同志能帮他抄抄写写。

苏然后来才听说了事情的真相——魏副政委原来脚踩着不止一只船，同时和好几个女同志保持接触。经过了反复认真的考虑，他决定同哈尔滨大学一个教世界历史的年轻女讲师结婚。

孔林虽然有点后悔当初没有提醒吴曼娜多注意自己的字体，但是并不难过，甚至有些高兴她又能待在他身边了。

吴曼娜马上又成为医院里议论的新话题。她因为一笔烂字让军区首长甩了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开始在背后纷纷议论：这个女人多没用啊！咋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糟蹋了这么难得的机会？她咋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呢？不错，老姑娘是没人要啊。就连那个开车送吴曼娜去招待所的司机也说：“她浪费了咱的汽油。”

吴曼娜虽然清楚自己并不爱魏副政委，但还是觉得受到了深深的羞辱。有什么能比周围这些刀子一样的舌头更让人胆寒的呢？她觉得医院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渴望看她的笑话，想从她的厄运和痛苦中寻开心。她伤心透了，警告孔林绝不许再提另找对象的事。她满脸是泪地说：“我不能再自己糟践自己了！”

事到如今，不管是好是歹，她决定还是等着孔林。现在不想等可能已经太晚了。就这样，她带着重新点燃的爱情和一颗沉重的心，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七

第二年春天孔林病了。他得了肺结核，住进了医院里的隔离病房。每天到了下午两点钟左右，他的两颊就会变得粉红，体温也随之升高。他经常感到四肢无力，大白天的也会打哆嗦。他没日没夜地咳嗽，痰中挂着血丝。到了夜里，整个人好像泡在汗里，内衣内裤都湿透了。他掉了二十多斤肉，变得喉结凸出，颧骨高耸。他这个样子，夏天肯定是没法回家探亲了。

因为淑玉不识字，他就给本生写了封信，说医院里太忙，今年不回去了。他怕妻子担心，没有说生病的事。

传染病科在医院的东北角上，在一片高高的柏树篱墙后面。这里共有两栋砖房，南边的主要收容肺结核病人，北边的是肝炎病区。两座楼房之间是一幢竖着巨大烟囱的食堂。传染病人的伙食要比普通病人的好。

吴曼娜经常晚上来看孔林。因为孔林是医生，肺结核病房的护士们并不阻止他出去。孔林和吴曼娜通常绕着操场散步。他们沿着医院大院的围墙走一段，有时候会走到豚鼠饲养室、铁丝网圈起来的狗窝、豆腐房和菜地。菜地都是晚上浇水，水从一口深井里抽出来，哗哗地流向纵横的垄沟。从他得病以后，她变得更体贴了，尽可能多找时间陪他。但是她心里却感到丧气，因为他今年又不能回家同妻子离婚了。医院的大多数领导都装作看不见他们俩每天晚上在一起散步。只要他们不破坏医院里的规定——不出大院，不发生男女关系——领导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九月初的时候，和孔林同房间的病人出院了，又住进了一个从别的医院转来的病人。孔林很喜欢这位新来的病友。他是边防部队的一个营长，中等身材，像个摔跤运动员一样结实。护士们在私底下传言，他虽说只是个营长，却是个远近闻名的“虎将”。听说他有一次带着全营人马全副武装急行军，一个小时内跑了二十多里路，有些战士累得虚脱住了医院。他连续几年都是师里的刺杀能手和射击标兵。后来他染上了肺结核，右肺上穿了一个花生仁大小的洞。他住进孔林病房来的时候已经快好了。他到这儿第一天就对孔林说：“你说我来这儿干啥，这不成了废人嘛。”他还告诉孔林，部队很快就要让他转业回家了。

第二天晚上散步的时候，孔林向吴曼娜提起了新来的病友。

“他叫啥名字？”她问。

“杨庚。”

“真的？我认识他。”她解释说，去年他到木基市来陪同魏副政委到边境线去的时候她见过他，“我记得他结实得像头骡子，咋会住院呢？”

“他得了肺结核，现在没事了。”

“你说我要不要去打声招呼？”

“当然应该去。”

话说出口她又后悔了。她想起了魏副政委带给她的羞辱，心里一阵绞痛。

“你应该去看看他。”孔林坚持着。

天阴得更黑了，他们转身走回传染病房。已经几个星期没下雨了，地皮干得能捻起团团尘土。远处乌云聚拢，压黑了城市里高低错落的房屋楼层。天空中不时闪出像叉子一样伸开的几股电光，弯弯曲曲地锯开了厚重的雨云。吴曼娜和孔林快要走进病房的时候，南边滚过一阵隆隆的雷声，豆大的雨点开始噼里啪啦地敲打着屋顶和杨树叶子。西北的松花江上空还能看到云缝里射出的阳光，一队淋湿的水鸟朝那里挣扎着飞去。孔林不能累着肺，他和吴曼娜没有跑，只是加快了脚步向病房大门走去。

孔林的病室在三楼，只有一扇窗户，墙壁漆成淡蓝色。两张床和一对小柜子就快把房间装满了。孔林和吴曼娜进屋的时候，杨庚正坐在床上削苹果。看到他们，他惊讶地站了起来：“哈，吴曼娜，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

他放下苹果和刀子，在一条毛巾上擦擦手，把手伸过来。她握住，小心地摇了摇。

“你来这儿多久了？”大家都坐下后她问。

“快两个礼拜了。”

“是吗？咱们怎么一次也没碰上？”

“那谁知道啊。山不转水转，咱们还不是见着了。”他放声笑着，手里接着削那个苹果。他比去年瘦了一些，但还是那么活力充沛。他现在留起了两撇小胡子，看上去像个蒙古人。吴曼娜注意到他的手上肌腱凸出，削苹果就像莽和尚拿绣花针一样费劲。

孔林说：“我刚才跟她提起你的名字，她说认识你。我们这不来看你了。”

杨庚看看吴曼娜，又瞧瞧孔林，脸上浮起一丝坏笑。孔林忙说：“哦，我忘了跟你说，曼娜是我的女朋友。”

“你老兄真有福气。”尽管他的口气中没有疑虑，但说完还是又看了她一眼，眼睛里充满了问号，好像在说：真的？那魏副政委又是怎么回事呢？

她看出了他的意思，装得若无其事地问：“你现在咋样啊？”

“还不错，病也快好了。”他用刀子插着削好的苹果，冲她伸过去，“来，吃个苹果。”

“谢谢，我刚吃完饭。”她想起他有肺结核，不禁犹豫了一下，“咱们分吧，我吃不了一个。”

“好吧。”他把苹果切开，递给孔林和她各一半。

窗外的风雨咆哮起来，很快雨中夹杂着下起了冰雹。白色的颗粒砸在窗框上溅起来，打得玻璃噼啪作响。杨庚开口骂道：“奶奶的，这叫什么天气！要么他妈的不下，下起来就屎尿一块流，收都收不住，好像老天爷的茅坑掉了底儿。”

吴曼娜看了一眼孔林，他好像被这位病友的语言惊呆了。她想笑，但控制住了自己。

杨庚接着讲起了中苏边境一带的气候。那里的夏天很少见到暴风雨或者小雨，但是一旦下起雨来，沥沥拉拉好几天都不停，满地都是泥泞和水坑。运输物资的车辆开不到营房，至少要等上一个星期地面才能干爽些。边防部队没有菜吃，只能用盐水煮大豆当蔬菜。边境上雨季很短，十月初就开始下雪了。比较而言，秋天虽然短暂，却是最好的季节。干燥的气候使他们能够走出去，到林子里采些蘑菇、黄花菜、木耳、榛子、野梨和山葡萄。入冬之前，野猪也肥实。

吴曼娜吃完苹果，起身要到普通病房去上夜班。她披上孔林的雨衣，钻进瓢泼大雨中。

因为孔林看过不少武侠小说，两个病友的谈话就少不了传说中的英雄、侠士、剑客、美女和宗师。有时候杨庚也对病房里的年轻女护士品头论足：这个走起路来一看就是个结过婚的；那个瞧着蛮清秀；另外一个护士脸盘还算顺眼，但是不算漂亮，五官太像个男的；个头最高的那个姑娘从后面看上去胯太宽了，当个老婆肯定会挺舒服——她是那种男人愿意玩玩的货色。遇到这种场合，孔林一声不响，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评论女人。他忍不住奇怪：这个杨庚哪儿来这么多关于女同志的知识？

杨庚一开始把吴曼娜当成是孔林的未婚妻，因为“女朋友”这个称号可以作多种解释。后来他知道了孔林在乡下还有个老婆。“伙计，你的麻烦大了。”他对孔林说，“一匹马怎么能拉两套车呢？”

看到他不好意思回答，杨庚又加了句：“好事都让你老哥摊上了。告诉我，她们俩哪个更舒服？”他朝孔林挤挤眼。

孔林不愿意跟他这样议论淑玉和曼娜，可是杨庚天天没完没了地问这个问题。有天早晨，孔林实在被他纠缠烦了，就说：“你有完没有？实话跟你说吧，我和曼娜从来没有过那个事儿，我们只是朋友。”

“真的？这么说她还是个处女？”他的两个大眼珠子眯缝起来看着孔林。

“天哪，你简直是没救了。”

“只要说到女人，我早就没救了。哎，告诉我，她真的还是个处女？”

“她是，行了吧？”

“孔大夫，你就那么肯定？你亲自检查过？”

“住嘴，少胡说八道。”

“好吧，好吧，我信。怪不得她的屁股那么俏。”

孔林有点讨厌他说话这么无耻，但还是有些欣赏这个家伙。杨庚办事直截了当，什么也不在乎，和他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更让人佩服的是，他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随着两人接触的时间长了，了解加深了，孔林向他吐露了心事——他想同妻子离婚，可就是离不成。他很想让杨庚给他出出主意。在他的眼里，杨庚从来不懂啥叫犹豫不决，他做事果断，是个闯劲十足的汉子。

一天下午，两人睡过两小时的午觉起来以后，孔林告诉杨庚，他去年夏天跟妻子提出离婚，她也同意了，但是到法院又改了主意，说她还爱他。

“她是不是想要钱？”杨庚问。

“啥也不要。”

“那为什么答应了又反悔呢？”

“我哪知道。”

“总不会没有原因吧？”

“我觉着都是我那个小舅子搞的鬼。这些坏水都是打他那儿冒出来的。”孔林实在张不开口告诉他法院外面的那一幕。

“要真是这样，下次一定不能叫他再掺和。”

“你帮我出个主意，咋整才好呢？”

“办法肯定有，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杨庚的茶杯是一个装蜂蜜的玻璃罐子。他举起杯子，喝了一口茶。

孔林接着说：“你也知道，在乡下人的眼里，我那口子实在是个贤妻良母。我不能做得太绝了。”

“我懂。”杨庚说完咧嘴笑了。

“你笑啥？”

“乡下人哪见过离婚的事。我这辈子也只听说过一件，那是在我们老家。那女的和小学校的校长在床上，叫她男人逮个正着。这个当了王八的丈夫把奸夫淫妇拽到了公社。民兵把那个小学校长的一条腿打折了，还关了三个月。那男的把破鞋老婆也给休了。伙计，离婚可不是件光彩的事，你要怕丢人，趁早收了这个心。”

“可是，这事已经开了头。”

“实话说吧，我要是你啊，家也要，女人也要。放着这儿有个现成的吴曼娜，当然要留给自己用。咱们男人一个女人哪够啊！”他满脸的坏笑。

“你是说，我应该让曼娜当情妇？”

“这就对喽，你老兄也不傻呀。”

孔林叹了口气说：“我不能这么做，那样太伤她了。再说，这也是犯法的啊。”

杨庚若有所思地笑笑，没有说话。孔林没有注意到他脸上闪过的一丝轻蔑。屋子外面的楼道里，一个护理员在擦地板，拖把甩在护墙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咚咚声。

“我说句话你可别恼。”杨庚说，“咱们都是军人，下了决心要打一个战役，就得一干到底，不能成天东想西想的。如果你铁了心要跟老婆离婚，能想到的办法都要用上。你总想当好人管个屁用。想让每个人都说你的好话，哪有这样的事？我看你这个情况，想要不伤害谁肯定是不行的。你现在就是要决定伤哪一个。”

“我下不了这个狠心啊。”

“说实话孔林，我觉着离婚没那么难，都是你给自己整得这么复杂。”

孔林又叹开了气：“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啊，就是太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倒把自己弄得挺难受。我当营长也不是一年两年，手底下带过几百个兵，我见过你这号的。你们这些人，又要偷腥，又想当圣人，把顶个好人的招牌看得比天还大，老想着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心是啥玩意儿？不就是一块肉嘛，狗都能吃。你的问题都是你自己的性格造成的。你得先换个活法。是谁说过‘性格就是命运’这句话来着？”

“是贝多芬？”

“对呀。你书看得挺多，懂得也不少，干起事来就糊涂了。”他闭起眼睛，背诵了一段语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这是谁说的？”

“毛主席的《矛盾论》。”

“瞧，你啥都明白，可一动真格的就像块软棉花捏的。你要真想改变你自己，就要创造变化的条件。”

“可我的情况没那么简单。”

“毛主席还说了：‘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你听我的没错，先把吴曼娜睡了。你要是觉得她在床上能把你伺候得舒坦了，你离婚的决心也就坚定了。”

“不行，那不是发疯了！”

虽然这次谈话并没有帮助孔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杨庚偶然向吴曼娜证明了孔林仍然想要离婚的决心。医院门口常常聚集一些郊区的菜农来卖新鲜水果和农产品。有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坐在医院大门口的石头路牙子上吃香瓜。杨庚不肯出钱，硬说他因为赶不上吃他俩的喜酒，未来的新郎和新娘应该提前招待他。

他对孔林说：“我肯定你老婆明年会在法院上跟你离婚。甭操那个心，我会帮你想个办法。新郎官现在先大方点儿。”

孔林和吴曼娜都为这个无意中透露的心迹感到高兴，这也证明了孔林确实还在寻找离婚的办法。去年，他给她看了县城小报上那篇关于他离婚的报道，她读后心都碎了，怀疑孔林会不会完全放弃再次离婚的努力。经过三个月的考虑，她决定有必要的话就让孔林把她的名字告诉法官。孔林被她的决心和勇气感动了，反复保证下一次要竭尽全力。但是，她还是忍不住疑心他是不是一直在利用她——只是要在身边有个女人为他做这做那。每次这样想完之后，她又否定自己的猜测。她安慰自己说，他心肠好，不是那种故意伤害她的人。听了杨庚的话，她非常高兴孔林居然会从病友那里讨主意。她站起来到一个小贩那里儿一下子买了两斤草莓。

“吃吧。”她愉快地对杨庚说，一边把一纸袋草莓放在石头路牙子上。

“你请客？”他冲她一笑。

“我请客。”

八

孔林的病好得很快。习惯性低烧消退了，他的脸又恢复了从前白白净净的模样。经过两个月的治疗，他左肺叶上的阴影缩小到只有杏仁那么大，医生预计它很快就会钙化。他的康复主要是用了一种新发明的中成药“百步”，医院里拿这种新药来治疗一些肺结核病人。虽然链霉素对大多数病人来说药力更显著，但是有的病人用了中成药疗效神奇。更让孔林惊喜的是，他接受“百步”的注射，再加上服用鱼肝油和维他命，居然把他犯了多年的关节炎也治好了。只是他的屁股上到处是被针扎出的肿块，走路都是拖着腿。

到了十一月底，孔林完全复原了。上级命令他到沈阳参加一个给部队干部办的学习班，学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趟出差让他很兴奋，倒不是因为有兴趣啃那些外国的经济学名词，而是他的同学战友多在沈阳，他很想借此机会重游旧地。

杨庚已经正式从军队转业了，但是医院不敢肯定他的肺结核完全好了，因此他还在等出院的通知。他很快就要回老家去了，孔林决定在去沈阳之前和吴曼娜一道请他吃顿饭。他俩向苏然主任申请进城，也得到了批准，条件是他们三个人出了医院要集体行动，不得擅自分开。

他们搭公共汽车去了城里。星期天街上人很多，小贩们在扯着嗓子叫卖，人行道上处处是从小吃摊子蹿出的油烟。他们到达“四海园饭馆”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走进餐厅，爬上肮脏的水泥楼梯，他们在二楼找到了一张八仙饭桌。楼上的客人比较少，楼底下嘈杂的吃喝声浪也冲不上来。杨庚摘下皮帽子挂在一把铁椅子背上，孔林和吴曼娜也除下了自己的帽子。坐下没一会儿，一个腰上系着红围裙的女服务员走过来，写下来他们要的菜。三个人点了几个凉菜——猪头肉、腌蘑菇、小茄子和一碟咸鸭蛋。主食是饺子，馅是猪肉、虾仁、大葱和白菜。杨庚不理会吴曼娜的劝告，又加了一升黑啤酒。

先上来的是啤酒，装在一个大杯子里，嘶嘶地冒着泡。杨庚也不客气，抓住杯子把，把满满一升啤酒端了起来，笑着说：“来，先干一口。”孔林和吴曼娜也举起他们的小茶杯，里面盛的是白开水。

“你不要肺了？”看着他们的客人灌下一大口啤酒，吴曼娜说了句。

杨庚嘿嘿一笑，露出一排结实的牙齿：“我的肺早烂了。”他往自己的盘子里泼了一大摊辣椒油。孔林和吴曼娜也各自用小勺舀了一点芥末放在盘子里。三个人坐在那里聊着天，等着饺子上桌。屋外的窗台上蒙了层耗子屎一样的煤灰，四只叽叽喳喳的麻雀落在上面，街上每掠过一阵汽车喇叭，就吓得跳几跳。靠窗子左边的鸟瞎了一只眼睛，眼角上挂着一滴干血。空中飘着稀疏的雪，几片雪花在斜插过窗子的两根高压线上方打着转。天上的灰云压得更低更密了，云缝间闪动着微弱的光。一个男人在窗子底下吆喝：“狗鱼，鲜哪！今儿早上才打江里捞的。”一个女人的喊声像唱歌一样：“炸麻花喽，又甜又脆，三毛钱两个。”

凉菜和饺子一起端上来了，桌子上立刻罩上一阵雾气。孔林很高兴菜上得这么快。杨庚搛起一大块猪耳朵塞进嘴里，一边咯吱咯吱嚼着一边说：“嗯，好吃。香。”

孔林和吴曼娜用筷子把几个饺子扒拉到自己盘子里。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他知道她也在转着同样的念头——这是他们俩第一次一起在饭馆里吃饭。他心里涌起一阵辛酸，因为有外人在场，才勉强控制住了自己。在这同时，吴曼娜的眼睛死死盯着身前的桌面，好像不敢看这两个男人。孔林想活跃一下气氛，一个劲劝杨庚多吃菜。其实这根本用不着，这位客人比主人吃得都欢。

饭吃了一半，杨庚又说起喝不上他俩的喜酒太遗憾了。听到“喜酒”两个字，孔林和吴曼娜一下子沉静下来，脸色阴暗。

“哎呀，这是干啥？”杨庚说，“别像死了人似的哭丧个脸。咱们不都活得好好的，不开心才叫傻呢。”

“唉——要是知道怎么办就好了。”孔林慢慢嚼着一片撒在猪头肉上的蒜叶，手指尖一下一下地搓着脑门。

“明年再接再厉嘛。”杨庚说，“我要是有个曼娜这么漂亮的女人，叫我干什么都行。来，高兴点儿。孔林，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你得知足啊。”

“有啥好知足的？”

“你摊上的好事儿还不够多啊？”

孔林摇摇头。吴曼娜的眼睛在他俩的脸上扫来扫去。

她隔了一会儿问杨庚：“你能不能帮我们出个主意？”

“实话说吧，离婚我并不赞成。但你们如果真想像男人老婆那样在一起过日子，还非得过这一关不可。”

“这个我们懂，问题是怎么才能离成呢？”孔林问，一边用筷子把一个饺子夹成两半。

“肯定有办法。哪怕一只铁公鸡也能捅进刀子去。”

“啧啧，”吴曼娜不耐烦了，“你别吹了，说点沾边的。”

“我又没要离婚，办法得你们自己想。有一点我最清楚：没有花钱办不成的事儿。你给淑玉两千块钱试试，什么样的婚都离得掉。”

“不，不，你还没明白。”孔林说，“她一分钱都不要。她人很朴实，脑筋没那么复杂。”

“说这话谁信啊？你只要钱花对了地方，肯定不会帮倒忙。有钱能使鬼推磨嘛。”

孔林和吴曼娜都没有说话，对他的口气这么肯定多少有点惊讶。

杨庚接着说：“你们俩别像见了鬼似的看着我。我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他用筷子点着孔林的胸口，“三年前，我们师的一个团长把一个从北京来的年轻女记者给扣下了，非要人家跟他睡一个星期不可。这姑娘的同事把电报打到了沈阳的军区司令部，上面让那个团长马上放人。他也只好让人家走了。后来，我们都以为这家伙不被降级就得转业，军区还发了一个内部通报狠狠批评了他，大家都以为他这下完了。你还记得那个通报吗？”

“记得。”孔林说，“后来怎么样了？”

“去年人家提了师参谋长。”

“有这样的事儿？”孔林和吴曼娜一齐叫起来。

“后来我听说，他花了一千五百块钱打了两副金镯子，师长和政委每人送一对。他说这镯子是他们家乡的特产。鬼才相信哪！可是送了钱就管事儿，人家就能升官。你们看，钱不是把死人变活了？我要是他妈的手里有钱，还怕不能上下活动活动，还能让人家像现在这样给打发了？我在前方带不了兵了，就不能在军区大院里坐坐机关？起码比许多人都强吧，你说呢？”

“那是，这还用说吗。”孔林附和着。他用调羹从一个小茄子肚子里掏出蒜泥，然后把茄子切成两半，送一块到嘴里。

足有一分钟的时间，孔林和吴曼娜都闷头吃着，对杨庚的建议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孔林问杨庚：“临走前还有啥事儿需要帮忙吗？”

他们从这儿扯到了怎么才能把杨庚的行李托运回乡，是走水路还是走铁路划算。杨庚最近通过关系走后门买了一些松木板材——木材在他的老家安徽是紧俏商品。他还买了三十斤椴花蜜和六张羊皮，这样回家以后就能做几身皮大衣。

从城里回来的晚上，孔林一直在琢磨杨庚说的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淑玉可能不想要钱，但别人说不定能够买通，特别是他那个小舅子。淑玉肯定会听弟弟出的主意。如果本生让姐姐接受离婚，她就不会再变卦了。真要那样的话，明年夏天他就是自由人了。现在孔林认定本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可是又一想，他对本生又感到没把握。他这位小舅子很可能把钱揣了，却不帮助他办事儿。在这种人身上使钱永远是危险的投资。两千块钱不是个小数目，等于他一年半的工资。本生肯定是条贪心的狼，为了这两千块钱能把亲爹亲妈卖了。但是孔林还是觉得风险太大。

他越想心里越乱。第二天晚上孔林来到住院病房找吴曼娜，发现她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正在看上一班护士交下来的病情记录。看见他走进来，她放下记录簿，给他拽过一把椅子。

他解释了这两天自己的想法。出乎他的意料，她平静地说：“你手头有钱吗？”

“没多少，我在银行里只有六百块钱。你攒了多少？”

“不多。”虽然他急于想知道，但她还是没有透露自己的存款有多少。

“咱们如果决定这么做，也许能从别人那儿先借点。”他说，“你怎么想呢？”

她想了一会儿说：“要是你没钱，趁早想都不用想。”她皱着眉头，紧抿着嘴唇。很显然，她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她的决绝的态度让他感到茫然。

他明白了，如果他们决定花这笔钱，她不会分担什么。意识到这一点使他很恐慌。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攒这么多钱，更不用说借了钱后能够独自还清。他问她：“那咱们怎么办，就在这儿干等着？”

“我也不知道。”她绝望地说，“我是怕把钱给了本生就像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我原先以为你攒的钱也许够这个数。到底有没有啊？”

“没有，我只有六百块。”

“要是你没钱，咱们根本就不用想。”

“咱就不能试试？”

“不行。”她转过身，继续查看病情记录。

沉默笼罩了房间。他为自己感到羞耻。谁不知道花钱娶媳妇是男人的事情啊！让人家女方帮助是不合情理的。他也许根本就不应该张这个口。

九

星期二的早上，吴曼娜在医院礼堂前面的汽车站碰上了杨庚。这些天他一直忙着打包装箱，把行李送到火车站托运，城里的朋友和同乡那里也要去告别。他对她说：“我那儿还有孔林的两本书。你什么时候过来取一趟？”

“你啥时候在？”

“今天晚上都在，我明天一早就走。”

她现在因为是上白班，答应八点钟左右去拿书。他咧嘴笑了，眼里闪动着几粒微弱的火星，让她有些不知所措。他的大眼珠子有些发黄，好像有几只小咬钻进了眼球，吸走了里面的黑色。她忙转身走开了，知道他肯定在后面打量着她。他的眼睛咋像饿死鬼一样？她想。

虽然杨庚的那双眼让她时时感到不安，但她倒是宁愿喜欢他。对她来说，他在许多方面更像个男人——强壮、直率、胆大，甚至有些粗鲁。她希望孔林能够多少有点像他，或者两个男人身上的优点换一换，他们的性格就会更加均衡。孔林太书生气了，脾气好，办事认真，少了点男人的激情。

孔林一个星期前去了沈阳。他走了以后，吴曼娜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她发现自己并不怎么想念他，反而有些喜欢能够一个人独处，哪怕只有几个星期也好。在这段时间里，她用不着给他洗衣服，也不会在脑子里老惦记着他。但是每当她和同事拌了两句嘴，或是工作上出了点差错，她就希望孔林能在身边，至少可以向他倾诉一下。这种渴望使她意识到：婚姻并不只是组成个家庭、生几个孩子，还有夫妻间的交谈和倾听。只有在自己的爱人面前才能想说啥说啥。

她现在时间宽裕了，就报名参加了医院里学英语的夜校。自从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访问中国以后，英语又开始吃香了。最近医院里都在传说护士升医助必须要通过外语考试。六十年代以前，拉丁文是医学界唯一接受的外语。现在又要求医护人员会英语或日语。这样一来，一下子有四十多个护士报名参加了夜校的英语班。现在市面上很难见到英语工具书，牛海燕通过在城里的关系帮吴曼娜买了一本袖珍英语字典。牛海燕去年夏天结婚了，现在也升为护士长。她因为怀孕不能来上夜校。眼下离英语班开学的十二月八号没有几天了。听说，老师是从木基市师范学院请来的一个女讲师。

晚上，吴曼娜出门到传染病房去取孔林的书。外面滴水成冰，她看得见自己呵出的白气。月亮浑圆惨白，割破波浪一样的浮云。清冷的月光穿过光秃秃的枝丫，在雪地上洒下斑驳的树影。黑暗中，几只鸟飞起来，扑腾的翅膀反射着雪地上的微光。在她前面，寒风卷起团团雪尘，打着旋儿在蜿蜒滑行。她脚下的雪在咯吱作响，北风刮起来像个婴儿在哭。

她掀开人造革门帘子，走进了肺结核病房。楼里昏暗冷清，像是没人住了。她在楼梯上走着，忍不住羡慕那些在这里值班的护士——住在这里的病人这么少，她们肯定没有多少活儿干。

杨庚穿着一身灰色的睡衣，打开门让她进去。屋子里的酒气直冲鼻子，窗台下面的暖气片上烘烤着一件洗完的上衣，空气湿乎乎的。结了霜花的玻璃在窗外夜色的衬映下泛着紫光。她转过身打量着杨庚。他龇牙笑着，眼珠子红得像充了血，说明他已经喝了不少酒。他的脸在日光灯下变得灰黄，显得双颊深陷，两撇小胡子更衬得尖削浓黑。在孔林从前睡的床上放着一只打开的行李箱，里面胡乱摊着衣服和五颜六色的枕巾，有粉色、橙色、黄色、藏红色的，一看就知道是他手下那些兵送的礼物。床头柜上摆着《金光大道》和《红旗谱》两本厚厚的小说，书旁边立着一个短脖子酒瓶，里面的白酒已经下去了一半。酒瓶边上卷曲地窝着一张印有金黄玉米穗的画片。

“你又灌这玩意儿了？”她指了指酒瓶子说。她摘下皮帽子夹在腋下。

“嘿嘿嘿，”他笑着指指床铺，“坐下，曼娜，我问你点儿事。”他走过去锁上门。

“干什么？”她正在把孔林的书放进军挎包，吓了一跳。

“你为啥要这么关心我？”他斜眼瞟着她，双手在她肩膀上一摁，把她按坐在床上。她脸红了，扭过头去对着墙。

“害什么羞啊，看着我。”他说，“你对我是不是有好感？”

她心头狂跳，惊慌得说不出话来。他接着说：“你说，那天你干吗要买草莓给我吃？”

她被这个问题惊呆了，有一阵险些要笑出来，但还是憋住了。

看见她不理他，他伸出右手抓住了她的胳膊，好像要把她的骨头捏碎。她疼得尖叫着：“放开我！”她的帽子掉到地上，但是不能弯腰去捡。

“听着，我的处女小宝贝，我是不是比孔林强？你干吗要喜欢那个娘们一样的男人？”

“是谁告诉你这些的？”她愤怒得叫了起来，“不要脸，男人都不要脸！”

“是呀，有俏娘们在，我就更不要脸啦。”

“杨庚，你喝醉了，醉糊涂了。不然你不会这么说话的。”

“我没醉。我脸红了，心里明白着哪。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感兴趣，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出来。哪个女人对我有意思，我都能闻出来。”他咳嗽起来，用手捂住了嘴。他的呼吸滚烫酸臭。

“你让我走吧。”

“做梦，你往哪儿走！”

“你是孔林的朋友，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的未婚妻？你没听人家说，‘朋友妻不可欺’。”

他脑袋向后一仰，爆发出一阵大笑，震得她心惊肉跳。“有谁见过当了妻子还是处女的？”他问道，“你还相信孔林会娶你吗？你连他的姘头都算不上，对不对？他是个废物，根本不知道怎么疼女人。”

“住嘴，让我走。”她弯下身拾起皮帽子，但是他抓住她的肩膀，挡住去路。

他嘴里还在说着：“等着，我还没说完呢。他跟我说你们从来没在一块睡过。他还是个男人吗？洗澡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个抽抽的小鸡巴，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个二尾子。”

他最后一句话让她感到天旋地转，她伸手抓住床头才没有跌倒。她的脑子里乱成一团：这不会是真的。孔林和淑玉有个孩子，他的喉结不是很凸出吗？如果他不正常，验兵的时候也验不上啊。“你别血口喷人！”她高声叫起来，“让我走，要不我喊人啦。”

没等她再叫出声，他的大手一把攥住了她的喉咙。“你他妈的闭嘴！”他焦躁地说，“再喊，我就掐死你。”

“别，别使劲儿。杨庚，你是个革命军人，怎么能这么做。求——”

“狗屁，老子军装早脱了，还在乎那个。我干吗要在乎？你听着，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是不是？没人拿枪逼你来吧？谁都会说你是个破鞋。”

“你让我来拿书的！”

“谁能证明啊？”

他把她摁到床上，在她的脸上、脖子上又亲又舔。她挣扎着，乞求着，泪流满面。她拼命扭动想挣脱开两条腿，但是被他的双腿死死夹住。他的右手钳住她的两只手腕，腾出左手来伸进她的衬衣里，握住她的右乳房，又摸向左乳房。“噢，你身上的味儿真好闻，真香啊！可是你的奶子不大，你知道吗？”他的鼻子在她的头发里拱来拱去，脑门上闪动着豆大的汗珠。

她使出全力想推开他，但是他的躯干和两条腿像钉子一样把她楔在床上。他的左手摸索着解开她腰间的皮带，扒下她的裤子。“你放了我吧。”她呻吟着。

“嗬，这么俊的屁股。”

“杨庚，你饶了我这次，求求你。我明天一定来，我起誓。你爱怎么整就怎么整，都依你。我现在身子不干净。请——”她感到窒息、眩晕，像有重锤敲在太阳穴上，眼前直冒金星。他的头像是大了两倍，在她脸前晃动。

“骗孩子去吧，老子不上你的当。”他掀翻过她的身体，使她脸朝下趴着，用大拇指在她腰背处的尾骨尖上狠狠一拧。从颈椎传上来的钻心的疼痛差点使她昏死过去。她感到下身失去了知觉，像是内脏受了伤。他往手指尖上吐了两口唾沫，开始抠摩她的臀沟。她拼命想夹紧两腿，但是腿好像已经不是她的了。她失去了反抗的力量，抽噎着，双臂无助地捶着床。

“让你见识见识。”他抓住她的头发，扭过她的脸。她想象不到男性生殖器会这么粗大。他的阳具像驴的一样挺着，吓得她紧闭上眼睛。

“你看看我的玩意儿有多大，”他喘着粗气说，“像不像根擀面杖？不，像门小钢炮。”

“求求你，别，别对我这样！啊——”

他把她的脸又按回床单里：“少废话！老子长着鸡巴就是为了操你这样的老处女。”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阴茎捅进了她的身体，像狗一样抽送着。

她感觉自己完全瘫痪了，麻木的疼痛在四肢抽动，好像在黑暗冰冷的水里挣扎逃命。眼前的白色床单变成了黑色，一股血腥味冲进了她的嘴里。突然，她胸中蹿起了怒火，从喉咙里喷射出一连串诅咒：“我操你八辈儿祖宗！你个狗日的，这辈子断子绝孙！你爹妈也不得好死！”

“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爹妈早就死了，咱儿子也有两个了。”

“叫他们有一天给野狗撕巴了！”

“噢……啊……啊！”他进入高潮，仍然在摇撼着她的身体。

“操你妈，你儿子出门就让汽车轧死！”

他用力把她的脸压进床铺里，她的声音立刻被闷住了。她使劲想偏开头呼吸，但是他的手钉住了她的脖子。他还在她身上扭动着。她被憋得喘不过气来，使尽全力挣扎着透过恶臭的床单和褥子呼吸一点儿空气。

他终于停止了扭动，松开了按着她脖子的手。他刚从她身上下来，她就开始咳嗽着，张开嘴大口喘气，然后又叫骂起来。

“臭婊子，你在说啥？”他揪着她的衣领把她拎起来。

“叫你们杨家在你这儿断了根！”她从牙缝里迸出这句话，眼里闪着仇恨的光芒。

“住口！”他一个耳光抽过去，又把她打倒在床上。她的手哆嗦着，提上裤子，系好腰带。

他挪到旁边的床上躺下，闭上了眼睛：“想要的都有了，死了也不冤。”他笑了起来，“你愿意告诉谁都没关系。让领导把我抓起来，开除出党。老子不在乎。他们想什么办法整治我都可以。但是我劝你也好好想想。谁会相信你的话？”他点起一支烟，抓起酒瓶子灌了一口，“你知道吗，你要不是个处女，我就用这个捅你。”他晃了晃手里的酒瓶，又嘻嘻笑起来，接着就是一阵刺耳的干咳。

她一言不发，抓过帽子，打开锁冲出门去。她奔向楼梯口，楼道里回响着棉皮靴跺地的声音。楼梯的台阶几乎把她绊倒，她赶忙抓住铁扶手的拐脖。她一口气跑下了楼梯，跌跌撞撞来到病房的前门。门上的黑皮门帘像一个张开的大口，等着把她吞下去。她推开门帘冲进了雪地里。一到了外面，她的眼前出现了重影。房子和树木都像在水里一样漂浮起来，脚下泛着白色的小路软绵绵的，就像踩着云彩。寒风从身后呼啸着吹过来，仿佛是追赶她的魔鬼。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出一百多米，脚底一滑摔进了雪堆。她挣扎着想爬起来，又跌倒在地滚了一身的雪。她捧起雪往脸上甩了几把，又张开嘴咽下两口。冰冷的雪水里有一股铁锈味，顺着喉咙流下去，像针一样刺痛她的食管和胃，使她的脑子清醒过来。她用力从雪堆里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向宿舍走去。

庆幸的是她的室友都不在屋里，两个去看电影了，一个值夜班。吴曼娜躺在床上，哭了半个钟头，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想到去向医院领导报告刚才发生的强奸，马上又怀疑这样做是否明智。他们会相信我吗？她问自己。我是自愿到他病房里去的，他们会不会说我是自己送上门去的？杨庚肯定会否认他强奸了我，他会说是我主动去勾引他。那我就是跳到松花江里也洗不清了。我没有证人，无法证明我的清白，人们怎么会把我看成是遭到强奸的？老天爷，我该怎么办啊？要是孔林在就好了。不，他半点也不能帮我。都是孔林这个该死的混蛋！是他告诉了那个畜生我还是处女。要是没有他在这儿搅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怎么能够和那条狼交上朋友？

突然，她想起要把杨庚的精液控出来避免怀孕。她脱下裤子查看，发现裤衩上有一块巴掌大的红色湿痕。她认定还有许多精液留在她身体里。她把脸盆放在地上，蹲在上面，等着精液流出来，忍不住又抽泣起来。她的两条被扭伤的大腿火辣辣地疼，撑在地上微微颤抖。她觉得不仅是自己的裤子，整个房间都充满了鱼腥味。她感觉浑身上下的衣服都像在那个男人的精液里浸泡过，一想到这儿她的胃开始抽搐。她觉得恶心，把屁股挪到旁边，在脸盆里呕吐开了。

她在屋角的脸盆上蹲了将近二十分钟后，惊恐地发现一滴精液也没流出来。她回忆他射精的时候，那种热乎乎的感觉足足持续了有半分钟。难道说他的精子已经深入到她的子宫，找到了一个卵子？她心里七上八下的。不，不会这么快。会吗？

她站起来换上一条新睡裤。她拾起脸盆，把毛巾搭在肩上，到水房去打水。楼道里两头灌风，她一走出卧室就被外面的凉气打得一缩脖子。她感觉脸上针扎似的疼，像涂了胶水一样冰冷黏湿，好像已经肿起来了。这可能是被他那记耳光打的，她记得当时他是扇在了下巴上。很快她的整张脸都刺痛起来。这显然是杨庚舔的唾液还在蜇着她的皮肤。她走进水房，倒掉脸盆里的水，又放满凉水，用毛巾一遍一遍地擦着脸。她换了三次水，好像还是洗不掉黏在皮肤上的唾液味道。她记起小时候被一条黄色的毛毛虫咬过脖子，现在那种相同的刺痛感又布满她的脸和喉头。

回到卧室，她脱掉衣服，开始擦洗身体，希望能够洗掉那股鱼腥味和流出来的精液。但是腥味怎么也去不掉，似乎屋子里的每样东西都被一条死鱼熏过。她想到要把那条裤衩烧掉，又一想，也许可以留着当证据。她用一件衬衣把它裹起来，掖在床底下的木板条上。她在地上蹦跳了三十多次，还是没有一滴精液流出来。她不知道有多少精子进入了她的子宫，越是不确定她就越害怕。

那天夜里，她怕引起室友们的怀疑，把头蒙在被子里无声地哭泣。她犹豫着要不要找个人倾诉一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她多么渴望能够倒在一双温暖、坚实的手臂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多么渴望能够把憋在心里的委屈倾泻出来。或者她能够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可以在里面哭得死去活来，可以在里面高声大叫，用不着害怕别人听见。但是，在这个睡了四个人的小屋子里，她只能一直用左手卡住喉咙，压抑着自己的哭声，直到她的抽噎使她精疲力竭，沉沉睡去。

十

第二天早晨，吴曼娜的眼睛周围出现了两个黑圈。病房里的护士们问她是不是病了，怎么会看上去这么苍白。大家劝她休息一天。她说是因为昨天吃了食堂里的煎带鱼过敏，现在已经感觉好多了。连她自己都奇怪，她居然能够编出这样一个理由。整整一个上午，只要电话铃一响，她就跑过去抓起听筒——她在等着杨庚打电话来。她的头疼得要裂开，心里充满了对杨庚的强烈仇恨，但是她还幻想着他会向她道歉，说是昨天酒喝多了才出了那事。她认为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如果他打来电话请求她的原谅，她绝不会原谅这个畜生。她要对着听筒把这辈子听来的所有骂人的话都甩给他。

但是，杨庚并没有来电话。到了中午，她往传染病科打了个电话，人家告诉她杨庚一清早就出院了。现在一个新病人已经住进了那间病房。护士办公室里还有一个装着书的军挎包等着她来取。她听到这个消息后泪如泉涌。不用说，杨庚早就策划好了这次强奸。现在要扣押他已经太晚了，他早就离开了木基市，犯罪现场也被破坏了。

她该怎么办？她又开始六神无主。

下午的时候，她想用忙碌来掩饰心中的慌乱，手边摸到什么就干个不停——把办公室的桌子椅子都擦了一遍，给病人打开水，分类整理各地给解放军寄来的节日慰问礼品，有鞋垫、烟荷包、笔记本、水果、毛线手套、糖果，等等。她虽然拼命克制，可是做什么事情都会走神。杨庚那张魔鬼一样的脸会时时冒出来，在她眼前晃动。到了晚上她也没去食堂吃饭，因为没胃口。

除了牛海燕以外，她没有别的朋友。第二天晚上，她实在憋不住了，就去了医院大院东头的牛海燕家。海燕住在一栋平房宿舍里，有两间屋子。她丈夫洪淦是医院宣传科的文体娱乐干事。牛海燕嫁给他是看上了他能写会画，能说会道。她有一次对吴曼娜说过，她这辈子绝不会嫁给医生。在她眼里，医生不过是受过训练的技术员。她要找个有真本事的男人。

“曼娜，快进来。”牛海燕见到她来很高兴。

她的丈夫正在收拾吃饭的桌子。他看到吴曼娜，点点头，关上了收音机。他个子很高，有一张生满酒刺的脸，张开嘴露出两个金牙。虽然牛海燕对她的婚姻很满意，许多人还是在背后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海燕，”吴曼娜悄声说，“我想跟你谈谈。这是我的私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牛海燕把她拉到里屋。“咋的了？”她问。她把两只手放在凸起的肚子上。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我——我被强奸了。”

“你说啥？”

“杨庚那个畜生强奸了我。”

“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他把我骗到他屋里后下的手。”

“慢点说，慢点说。你说他把你骗到他屋里是啥意思？”

吴曼娜断断续续地讲了杨庚如何骗她去取书，进了屋以后又发生的事情。她的声音呜咽着，泪水从她的脸上滚下来。她伸出舌头舔着流到嘴角的泪珠。

洪淦在外屋喊着：“海燕，水壶我留在炉子上了，你要沏茶就从壶里倒。我走了。”

“你上哪儿？”

“办公室。”

“知道了。早点回来。”她转向吴曼娜问，“你去保卫科报告了吗？”

“没有。我不知道该咋办？”

“杨庚现在人在哪儿？”

“昨天早上就回老家了。你觉着我应该去报告？”

“让我想想。”牛海燕皱起眉头，她的鼻子两侧出现了斜斜的皱纹。

“我怕没人会相信我。”吴曼娜补充说，抬起手背抹着眼泪。

“曼娜，我觉着现在去报告可能太晚了。要证明你到他屋里不是去约会恐怕没那么容易，除非杨庚把一切都承认下来。没人会把约会时出的事当成强奸，这你也知道。”

“噢，那我该咋办呢？”她又开始抽泣起来，“出了这事儿都是我的错？”

“我的好姐姐，我又没有怪你的意思。”牛海燕搂着吴曼娜的肩膀说，“你可千万别觉得这是你自己惹的祸。好多女人都出过这事。告诉你吧，我姐姐就是几年前叫她的一个朋友强奸了。她还不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有的男人就是披着一张人皮的牲口。”

“你说我应该哑么声儿地忍了？”

“你还能咋样啊？”

停了一会儿，吴曼娜问：“你看我该不该告诉孔林？”

“现在先不要，等将来你再找时间告诉他。他很爱你，会理解的。我姐就告诉了我姐夫她被强奸的事。开头几个月他简直是接受不了。你也知道，男人以为自己的老婆没嫁过来之前都是处女。我敢肯定孔林不会这么想。他人心眼好，再说他也结过婚。你们俩好了这么多年了，他能理解的。”

吴曼娜觉得牛海燕说得有道理。在离开之前，她嘱咐牛海燕千万不要把她被强奸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这个你放心，我绝不会漏一个字。”牛海燕保证说。

接下来的几天里，吴曼娜陷入极度的沮丧中。有时候，她仍然感觉脸上黏糊糊的，杨庚那恶心的唾液还在刺激她的皮肤。到了夜里，她乞求老天爷保佑，让她的下一次月经在十二月中旬准时到来。万一我怀孕了怎么办？这个问题无时不在折磨着她。那肯定会在医院里引起一场风波。到时候我该怎么办？把胎打掉？不，那不可能。上级规定做人工流产必须要有一个男伴签署所有的文件，否则你找不到任何医院给你做手术。但是，在这些文件表格上签字就意味着这个男人必须承担未婚先孕的严重后果，领受应得的惩罚。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男人呢？即使孔林也未必会愿意帮这个忙。

孔林要两个月以后才能回来。如果在这期间真的怀孕，她一个人将如何应付？吴曼娜想啊想啊，几乎要发疯了。看来没有别的路了。她决定，一旦怀孕就自杀。在护士办公室的药柜子里摆着一排琥珀色的粗大药瓶，有两瓶装的是安眠药。她开始每天从这两个药瓶中偷出五片藏在一边。

夜校的英语班已经开学三天了，她根本没心思去上课。她把英语字典卖给了在药房发药的杜玉英。杜玉英也是一个没有结婚的老姑娘。吴曼娜跟别人解释说，她痛经得很厉害，晚上必须要在宿舍里休息。

一个星期后她接到了孔林写来的信。他说在沈阳待得很开心，问她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她没有马上回信。她还在等待月经的到来。掐掐指头计算，已经晚了好几天了，她在战战兢兢的等待中熬过每一天。

最后到了十二月二十三号这一天，她开始感觉到了每个月都熟悉的乳房肿胀和腹部抽筋。第二天夜里，迟到的月经终于来了。这次的月经又稠又厚，把她吓坏了。她觉得肯定是子宫里有几根血管破了。杨庚这个狗杂种肯定给她造成了内伤。

十一

孔林六个星期之后回到了医院，正好赶在春节的前夕。见到吴曼娜让他大吃一惊：这还是从前那个曼娜吗？短短不到三个月，她像换了一个人。她眼睛里的神采消失了，只剩下两潭黑洞洞的死水，里面是深不见底的哀伤。她的嘴唇像死人的一样没有血色。绝大多数时间里，她的表情呆滞麻木，好像是伤心得过了头。她脸上的皮肤松弛干裂，额头上深深地刻出两道竖纹。有时候到了下午，她的头发已经蓬乱不整，她好像没有注意到，也许注意到了但并不在乎。他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常常显得心不在焉，仿佛对他说什么根本不感兴趣。她的声音里出现一种他以前从没有发现的不耐烦的腔调。她看起来呼吸都有困难，经常鼓着鼻翅喘粗气。他觉得她的样子就像一个怀孕的妇女，每天早上都被严重的妊娠反应折磨着，心情恶劣，随时都会迸出鼻涕眼泪来。

他不在的时候一定出了什么事情。到底是啥事呢？他问了她好几次，她都说啥事也没有，她感觉挺好。其实这些日子里她一直偷偷服用几味滋阴补肾的中药丸子，希望补补身体里的元气，尽早恢复身子骨。

过春节的几天里她躲着孔林，说感到浑身没劲儿，不能去散步，想自己一个人清静清静。有几次她在睡梦中大声喊叫，把同屋的室友吓得从床上跳下来，以为部队要紧急集合。她现在好像总是睡不醒。在整个春节假期里，她每天在床上躺着的时间超过十四个小时。

但是，春节过后两个星期，她还是告诉了孔林事情的真相。他们站在一根水泥电线杆子附近，她说着，他听着。头顶上的高压线在风中撕扯着，发出刺耳的尖叫。他震惊地瞪大眼睛，死死盯着她的脸，下巴抖动着，嘴唇突突地哆嗦，脸色白得吓人，鼻子上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

等她说完了，他咬着牙迸出一句：“畜生！真是个畜生！”他的脸扭曲着，左边的脸颊不停地抽动。

她本来想说：“别忘了，他可是你的朋友。”最后还是压下了这句话。

奇怪的是，孔林只会呆呆地看着她，再也没话了，好像在想着什么。他不停地卷着手里的一本小册子，那是发给他阅读的一份学习材料。

“林，我真不该去他那儿。你能原谅我吗？”她犹豫半天挤出这样一句。地面冒出的凉气使得她不停地倒换着腿，高腰皮靴互相磕碰着。这样脚不会冻僵。

他皱着眉头，没有回答，好像根本没听见她的话。她猛地把手插进上衣口袋，又接着说：“林，你也别太难受。现在这些都过去了，我的身体也快好了。那些中药挺管事儿的。”

一阵逆风倒转着刮过来，扬起几团煤灰，打着旋儿，又把它们吹向锅炉房的烟囱和公共浴池之间那块白雪覆盖的空场上。一大片冻得乱蹿的麻雀飞过来，像一张抖动起伏的网，罩在一棵光秃秃的柳树冠上，又消失在密密的枝杈缝里。锅炉房的后面有人在打气枪，惊起一群鸽子，鸽爪带起纷纷扬扬的雪雾。这是烧锅炉的老师傅养的爱物。

孔林还是一声不吭，目光显得更加呆滞凄凉。吴曼娜怒火中烧，又记起他曾经告诉杨庚她还是处女的事。她几乎是吼叫着说：“我的处女膜叫那个畜生捅破了，你现在就寻思着我是个贱货了，是不是？说话，别跟个哑巴似的！说说你是咋想的。别这样折磨我。你不要忘了，是你告诉他我是个处女。出了这事你也有份！”

“我实在是对不起你。我要早知道他是什么人就好了。上次他跟我说人心就是一块肉，狗都能吃，我就应该加点小心。”他用手掌搓着脑门，又陷入沉默。

她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巴望他能够再多说一点儿，但是他又成了个没嘴的闷葫芦。他的沉默让她心里发慌，感到他可能起了疑心，并不相信她的话。一想到这儿，她吓得心都凉了。她的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要是你自己的男人都不相信你该咋办？他是不是也当你是个婊子？她突然非常想哭，下巴开始哆嗦起来，但还是忍住了眼泪。

他终于看出了她眼中的不满和痛苦。他说：“我都昏了头了，不知道自己在想啥。你真的觉得身体没事儿了吗？”

“嗯。”眼泪涌出了她的眼眶。

他想把她抱在怀里，轻声安慰她，但是附近三十多米远的地方有七八个战士正在人行道上铲雪，看见他俩站在这儿，故意大声吹着口哨。孔林站在原地没动，很费劲地说：“我觉得你应该找医生检查一下。曼娜，你看起来病得很重。”

“你让我上哪儿去找医生？我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咱们总会想出办法来。让我先想想，晚上咱们再好好谈谈，行吗？”

“好吧。不过你也别太惦记我，我真的没事儿了。”

他使了个眼色，打着手势，示意不能让别人看见他们在这儿待太久。他们转身离开，一齐走进了办公楼。

整个下午，孔林只要闲下来就想强奸的事。他越想越恼恨自己。他意识到杨庚是欺负他缩手缩脚，不敢和吴曼娜进一步发展关系。如果他娶了她，或是他们已经订了婚，那个恶魔就不会知道这么多她的情况，或许不会有机会干那件事。很显然，他的优柔寡断让这条狼钻了空子。曼娜说得对，强奸的事情他也有份，起码要负部分责任。他真恨自己啊！他拿不出行动的勇气，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真是个废物！”他撕扯着头发，低声骂着自己。

“你在说啥？”同办公室的年轻医生问。

“哦，没啥。”

孔林有理由相信整个事情还没有完。他担心吴曼娜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但是他又能做什么呢？他甚至不敢给她安排一次身体检查，那样无疑会使强奸的事情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自己就是个医生，能够做的只是给她开点消炎药。他不清楚强奸受害者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治疗，因为他在医学院读的教科书里并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不知为什么，他越对这件事情感到沮丧，就越对牛海燕不满意——她只是嘴上安慰两句，并没有给吴曼娜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吃过晚饭，他和吴曼娜在他的办公室里又谈了一次话。他对她说：“我觉着咱们应该把这事告诉苏然。”

“你说啥？我看你是疯了。你干脆上话匣子去广播算了。”

“我是怕太晚了让领导知道不好。谁知道前面还有啥麻烦事呢？”

“你是啥意思？”

“要是领导先知道了，起码需要的时候可以做个体检或是心理检查啥的。眼下对咱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

“我挺好的，根本用不着检查。”

“你就听我一次吧！”

“不行，咱不能那样做。你不明白这里的道道儿：要是让人知道了我被强奸过，我就成了公认的贱货。大家会拿另一种眼神瞅我，我会变得连寡妇都不如。”

孔林叹了口气，但是仍然想说服她。他接着说：“我想让苏然知道还有一个原因。”

“啥原因？”

“你把什么都告诉了牛海燕，她那人很不可靠。咱们得争取主动，免得事情传开了再去补救。”

“她保证过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可不敢相信她。”

“那为啥？”

“我也说不清，只是一种感觉。反正我觉着咱们不能把她的保证太当回事儿。你现在等于是把宝都押在她一个人身上。万一消息传出去，你就全完了，还怎么见人？这里的人舌头像刀子一样，吐口唾沫能把你淹死。我看还是向苏然报告好一些。”

她伏在桌子上，脸埋在臂弯里，又开始哭起来。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曼娜，别哭。如果你不想让人知道，我也不会说出去的。”

“还是不要跟领导说吧。”

“那好。不过你要找一趟牛海燕，再把她盯死一点。”

“我明天就去。”

这次谈话之后，孔林对吴曼娜更关心了。他给她买了许多水果，橘子、冻梨、糖水山楂和柿饼，等等。有一天他从中药房花了五十二元买了一小杈鹿茸。这几乎花去了他半个月的工资。虽然吴曼娜说她不吃鹿茸，补劲太大了会上火，但她还是很高兴。她感激孔林的体贴，心里又开始漾起层层温情。她觉着至少可以忘掉强奸的事了。她的身体和精神都在逐渐地恢复。

十二

四月里的一个早晨，吴曼娜在实验室大楼的门口碰上了苏然。他还是热情地同她打招呼，但是他那厚眼皮下观察她的目光却有些异样，好像在上下打量着她。她转过脸来看看他，他的眼睛立刻溜到了别处。他走过去，回头又冲她微笑了一下。那笑容完全是强挤出来的，比哭还难看。

她的脑海里突然一闪：苏然一定是知道了强奸的事情。她的脸上一阵潮红，心口像被人打了一拳头，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她确信自己的感觉，当天就告诉了孔林。他安慰说她可能太敏感了，但心里也是忐忑不安。他发誓说，他从来没有跟别人吐过一个字。

她的猜想没有错。第二天下午，她和孔林每人拎着一只暖瓶到锅炉房打开水，看到苏然的妻子迎面走过来。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们听到这个瘦小的女人狠狠往地上啐了口吐沫，大声说：“送上门儿的。”她穿着一件黑衣服，戴着顶貂皮帽子，肿着一只眼睛。吴曼娜和孔林虽然十分震惊，外表却装作什么也没听见。等这个女人走远了，吴曼娜开始骂苏然。孔林心里清楚，苏然绝不会告诉妻子吴曼娜被强奸的事。这位苏大嫂有些神经错乱，嘴里经常着三不着两，苏然很少同她讲话。流言的传播者肯定是那些喜欢嚼东家长西家短的随军干部家属。

从那以后，这个小个子女人只要一看到吴曼娜，就会叫她“送上门儿的”，或是喊她“被男人捅过的”。听着这些骂人的话，吴曼娜觉得自己像是缺胳膊少腿，或五脏不全，变成了残疾人。她真后悔当初把秘密告诉了牛海燕。她恨死这个出卖朋友的小贱人了。对自己两个月前没有听从孔林的劝告，主动向苏然报告强奸的事情，吴曼娜肠子都悔青了。

孔林对消息的走漏非常失望，同时也感到深深的羞辱，因为苏然的妻子也当着别人的面喊他“戴绿帽子的王八”。虽说苏然是他的朋友，但孔林不可能要求他制止妻子骂人。去年夏天苏然唯一的儿子被淹死以后，苏大嫂就患了精神分裂症。这个男孩养了几条金鱼，有天下午和小伙伴们到松花江边上去捞鱼虫，失足落水而死。医院里都在传言，说苏然每天晚上都要把钱包里剩下的钱掏出来交给妻子，否则她就会不停嘴地把他家祖宗八代都骂到，要不就摔盘子砸碗，要不就哭得像个孩子，要不就抄起炉钩子说要捅他。苏然没有办法，只好把钞票藏在日记本的塑料皮里。苏然脾气好，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疯疯癫癫的妻子送到疯人院里去，因此赢得了医院里大多数人的尊敬和同情。他最近被提拔为医院的副政委，大家都说没人比他更合格了。

吴曼娜自然恨死了牛海燕，从此不再搭理她。她听说牛海燕生了一个九斤重的胖小子，也没有去看那孩子。牛海燕休完产假以后，千方百计想跟吴曼娜解释。但是只要她一走近，吴曼娜就扭头离开，根本连听都不听。牛海燕没有办法，只好在一天下午找到孔林的办公室，让他听听这件事是如何传出去的。

“我从来也没想过要传曼娜姐的闲话。”她坐在孔林办公桌的对面说，“你也知道，两口子在床上啥事不唠啊。越是闲得没事儿，就越要磨牙嚼舌头。我告诉我那口子别把曼娜的事漏出去，他也保证得好好的。可是三十晚上那天，他和几个哥们在一块喝酒，多灌了几口猫尿，就把这事儿顺嘴流出来了。我知道后把他那些朋友的家都去到了，挨个儿告诉他们不要传出去。可是哪挡得住啊。孔林你也知道，我绝不会有意伤害曼娜。这么多年了，俺俩就像亲姐妹一样，我干吗要出卖她？我又能从中得啥好处？噢，我这是造了啥孽啊。”她眼里闪着泪光。

“我知道了。”他没精打采地说。

“你知道我把俺家那口子恨得牙根直痒痒，真想咬他两口。他把曼娜的事儿漏出去叫我知道了，笤帚疙瘩差点没把他脑浆子楔出来。你要是不信我的话，可以去问问他。”

“我相信你，可是现在还有啥用？”

“你说我该做点啥能够让曼娜原谅？”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你告诉她，我非常、非常对不起她。”

“行啊。”

他闻到牛海燕身上散发出一股肥皂味儿。她走了以后，他怀疑她来这儿之前刚在家里洗了尿布。

他把牛海燕的解释和道歉讲给了吴曼娜听，她不为所动，仍然不能原谅她。她恨牛海燕有她的道理。她被强奸的事传开后，医院里上上下下开始把她和孔林像夫妻一样看待。月底发钱的时候，他们俩的工资和粮票有时候会被捆在一起，送到孔林的桌子上。传达室负责收发的战士连想都不想就把孔林的信塞给吴曼娜。有一次，不知是意外还是故意，一位生活干事发给他俩一份计划生育的小册子。这是结了婚的夫妇才有的待遇。有些新来的护士会在吴曼娜跟前孔大夫长孔大夫短的，都把孔林当作了她的丈夫。等她后来告诉她们她还没结婚的时候，这些姑娘们窘得不知说什么好。所有这些“误会”都在伤害着她，但是她现在变得胆子小了，不敢像从前那样理直气壮地顶回去，或是拉开架势吵上一架。她害怕受到羞辱，只要别人提到“强奸”两个字就够了。

经过这些变故之后，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她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一心一意地等着孔林离婚，好像这是他们俩前世结下的缘分。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们俩这种漫长的“恋爱关系”已经逐渐冷却，变得平稳乏味，水波不兴。夏天一个一个过去了，孔林和淑玉照样来往于吴家镇的法庭和鹅庄的老家之间，婚却还是离不成。一年又一年，孔林和吴曼娜渴望着医院里那条分居十八年后才准自动离婚的规定能够修改或废除。但是，这条规定如同石板一块原封不动。孔林有一次给苏然买了本市面上见不到的《环游世界八十天》。苏然后来在医院党委会上提议把这条规定修改得稍微宽松一些，却遭到了绝大多数党委成员的反对。他们担心口子一开，后果不堪设想。时间渐渐地流走了，人们已经忘记了谁最初制定了这条规定。它就像一部法典，没有人敢质疑它的神圣。一年又一年，孔林和吴曼娜的头上白发更多了，他们的身体变得粗笨起来，四肢也愈发沉重，脸上生出了更多的细纹。但是淑玉却一点也不显老。她看上去不再像是孔林的婶子，倒像他的姐姐了。

在等待离婚的这些年里，孔林和吴曼娜的大部分同事都得到了提拔，或是离开了部队。只有他们俩还待在原来的办公室里，干着同样的工作。他们的工资倒是涨了一些。苏然又得到了一次提升，在一九八〇年成为医院的政委。孔林听说表弟孟梁同一个著名劳模结了婚。这位全国闻名的接线员准确地记住了一万多个电话号码。一九八一年，魏副政委死在监狱里。他因为追随“四人帮”而被捕入狱。

终于到了一九八四年，孔林让淑玉来到医院。他们这次去的是木基市人民法院。经过了十八年的分居之后，不管她是否同意，他将同她离婚。

第三部

一

一九八四年七月，本生陪着姐姐来到了木基市的部队医院。他只待了一天就赶回乡下去了—他要回去照顾生意。去年人民公社解散了，本生在邻村开了一家小铺子，卖些针头线脑、烟酒糖茶、酱油米醋、瓜子咸盐等日用百货。他不在的时候，孔华帮着照看。但他还是不放心，不愿意离开太长时间。孔华去年夏天没有考上中专，在舅舅的铺子里帮忙，倒免了下地干活的辛苦。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干部和他们的家属都饶有兴味地看着淑玉拐着一双小脚走来走去。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只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才裹小脚。孔林嫌跟她走在一起丢人，所以她永远是一个人出现。每次她摇摇晃晃地走过门诊大楼前的空场，年轻的护士们就会聚在窗口看她。她们听说裹小脚的女人腿粗屁股大，但是淑玉的腿细得像麻秆，几乎看不见有屁股。

淑玉到了医院几天以后，感觉到后腰尾骨上有个地方越来越疼。后来发展到走路睡觉都不方便，坐在椅子上不能超过半个钟头。她连咳嗽打喷嚏都会震得腰间酸痛。孔林跟宁医生谈了淑玉的症状，给她安排了看医生的时间。她第二天早上就到门诊楼去找宁大夫，得出的诊断是早期坐骨神经痛。她需要电疗。

她开始每天到理疗室去烤电。护士们都知道孔林很快就会同她离婚，对她出奇地关照。她们把红外线灯打开，照到她的患处之后，会东拉西扯地跟她聊天。淑玉趴在一张长长的皮床上，也不用看着说话的人，回答着她们的问题。她喜欢空气里的来苏水味儿，让她想到了刚掰开的新鲜杏仁。她从来没有进过这样的房间—屋子里非常干净，四边的墙壁漆成了奶油色，阳光从窗外射进来，落到玻璃桌面和红木头地板上。到处都是一尘不染。屋子外面，知了在树梢轻声唱着，连这里的麻雀也不像乡下的麻雀那样咋咋呼呼。为啥部队上的人和动物都显得那么文明呢？

进理疗室的第一天，她非常不习惯当着外人松开裤子，褪到腰背部以下。照到腰上的灼热红外线也使她害怕，但是很快她就放松了，知道那盏明晃晃的大灯泡子不会烧焦她的皮肤。她喜欢趴在干净的床单上，让柔和的热气抚摩着疼痛的后腰。一扇天蓝色的屏风把她和旁边走过的人隔开。周围没人的时候，她会闭上眼睛，让心思飘回到乡下的田野。现在该收大蒜了，沙果也该摘了。过冬的瓜菜要下种了—萝卜、白菜、胡萝卜、芥菜都得赶快入土。城里人多舒服啊。那些小护士一年四季在屋里干活，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捂得细皮嫩肉的。她们干啥事儿都踩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谁家的闺女托生在城里真是太有福了。她们穿上白大褂，戴上馄饨皮儿的白帽子，个个都跟画上画的那么好看，有几个脸白得像得了血痨。她们给她打针的时候，会先用软软的手在她腰上揉一会儿，然后轻轻一拍，针头随着扎进去。她们会问她疼不疼，一边用小拇指抚摩着针头附近的皮肤。她觉着像是在挠痒痒，忍不住想笑。

一个护士有一次问，孔林在家里是不是欺负她，淑玉说：“从来没有。他是个善人，对俺一直都挺好。”

“在这儿他没让你饿着？”另一个护士插进来问。她手里擎着一根针管，针头上插着一个小药瓶，里面装着淡红色的药粉。

淑玉回答：“哪能啊。每天不是白面馒头，就是糖包花卷。顿顿有鱼有肉的，在你们这儿天天跟过年一样。要挑毛病也有，就是晌午的日头毒了点儿。”

护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一个咯咯笑起来，其他人也绷不住脸了，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那他吃啥？”举着针管抽药的护士又问。

“俺不知道。俺俩不在一块堆儿吃。他都是把饭端回来。”

“他把你供养得不错，是吧？”

“敢情。”

几个护士又笑开了。淑玉的话让她们多少有点纳闷：孔林虽说是营级干部，每月的面票也就是十二斤，哪来的这么多大米白面供他妻子吃？他怎么会弄来这么多的面票呢？从吴曼娜那儿？不可能。她早就公开说了，她跟淑玉是井水河水两分开。那孔林每天都吃啥呢？自己嚼棒子面、高粱米？真是个怪人。他一定是早就攒下了细粮票，专等着淑玉来的这一天。他好像对妻子还有点感情，不然怎么会对她这么好呢？

淑玉觉得这些护士挺讨人喜欢。但是，不管她们怎么央求，她就是不肯脱下鞋来让她们看看那双小脚。护士们一个劲地夸她的鞋怎么好看，心里都在巴望她能脱下来让她们看看。

有一天做完理疗之后，从杭州来的瘦瘦高高的护士小李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小脚，对淑玉说，只要她把脚露出来，就给她一块钱。淑玉说：“不成，俺不干那个。”

“为什么？一块钱看一眼都不行。你的脚就那么宝贵？”

“闺女啊，不是俺撅你们的面子，这世上只有俺男人才能看。”

“为啥？”

“这是规矩。”

“就看一眼，求求你了。”一个高个的护士脸上堆满了讨好的微笑，“我们不会告诉别人。”

“不，说不成就不成。闺女，你不明白，脱鞋露脚就是脱裤子啊。”

“谁规定的？”高个子护士叫了起来。

“做姑娘的时候裹脚是给将来嫁的男人看的。别的男人看不见，你的丈夫才觉着金贵。你们知道过去的日子这小脚有个啥名号吗？”她拍拍左脚，脚背弓出个鼓包。

她们一齐摇摇头。她接着说：“叫个‘金莲’。可是个宝贝啦。”

她们的目光里流露出惊叹，你捅我一下，我搡你一把，互相挤着眼睛。护士小马问：“开始裹脚的时候一定很疼吧？”

“敢情，哪还有不疼的？你们知道那疼是啥滋味？我七岁就开始裹脚。天老爷子，整整两年，每天晚上都疼得哭啊。到了伏天，脚指头肿了，包脚布里都是脓，肉也一块一块地烂了。就那样也不敢松松裹脚的布头。俺娘手里拿个老粗的竹板子，看见了就打。俺只要吃了鱼，脓水就从脚后跟往外淌。老辈子人不是说嘛，‘一双金莲一桶泪’。”

“那你干啥还要裹呢？”一个脸色红扑扑的姑娘问。

“俺娘说俺的模样丑，裹了脚就能嫁得好。那年头男人就稀罕女人的一双脚。你的脚越小，在他们眼里你就越俊。”

“孔大夫也这样吗？”护士小李认真地问，“他也喜欢你的小脚？”

这倒把淑玉问住了。她嘟囔着说：“俺不知道。他也从来没看过。”

屋子里的姑娘们交换着眼色，吃吃地笑着，她们的眼睛里闪动着开心的光。一个护士打了个大喷嚏，其他的人哄堂大笑。

因为这次离婚肯定会成功，孔林一直在设法把淑玉的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部队可以帮助办理，但是规定要军龄超过十五年，营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申请。孔林已经服役二十一年了，这两条规定都符合。医院的政治部因此非常帮忙。他想给淑玉立一个户口本，这样她就可以合法地居住在城里。另外，他们的女儿孔华也需要一张户籍卡。根据法律规定，如果淑玉的户口从农村转到城里，孔华自然随母亲成为城市居民。有了这样一张卡片，孔华就能在木基市找到工作。她现在上不了技校，这是她离开农村的唯一机会。

不管孔林怎样说，淑玉还是听不明白转户口的必要性和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好在她向来是孔林怎么说，她就怎么办。如果孔林告诉她：“别去打开水，我会去的。”她绝不会提着暖瓶走出屋子一步。要是孔林递给她一些药片说：“吃了，对你有好处。”她会想都不想地咽下去。在她来说，他的话就像命令一样，她绝对不去想对她会有啥害处。

一天早晨，孔林给了她一块钱，让她到理发店里剪个发。这是三个会理发的干部家属开的一间小铺子，就在医院豆腐房的后面。他前脚上班走了，她后脚出门去找这个理发店。

在乡下，孔华用一把长梳子和一把剪刀就能把她的头发收拾整齐。但是在这里剪个头发却要花三毛钱。理发店里一个胖乎乎的年轻妇女告诉了她这个价格，她感到好一阵不自在，像是给她们骗了一样。她从来没有这么乱花钱。三毛钱在乡下可以买半块香胰子，至少够她和孔华使两个星期。她不敢转身走掉，只好答应了这个价钱，坐在一张皮椅子上。

门外的煤炉上坐着一个大铁壶，呜呜地叫着。一个剪着短头发的中年妇女走了出去，把水壶从炉口挪开，往火里倒了三小铲掺了黄泥的无烟煤，把炉子封上。然后，她又用一根火筷子在还湿着的煤中间捅了一个眼。中年女人回到屋里，往淑玉身上扔了一块白单子，在她的脖子后面围住，用一个木衣夹子夹紧。

“大姐，想剪个啥样的？”她问淑玉，手里举起了一把红色的塑料梳子。

“俺不知道。”

旁边椅子上坐着的两个男顾客听了哈哈大笑。

“像我这样剃个寸头咋样？天热凉快。”

说话的是猪栏的饲养员，算是整个医院最扬名在外的人物。他曾经养过一口一千两百多斤重的肥猪，名字上过几家报纸。孩子们管他叫“猪倌儿”。

“快点吧，大姐，”中年妇女说，“头发长在你身上，你不告诉我，咋下剪子呢？”

“那就整个你这样的吧。”淑玉指了指她的齐耳短发。

年轻的胖女人插了一嘴：“这位婶子的头发剪短了一定好看。”

“你真想要剪个我这样的头？”中年女人问淑玉，“你的发髻就没有了。”

“没就没了吧。你看着剪就行了。”淑玉希望她把自己的头发剪短，这样她就用不着老往这里跑，浪费那么多钱。

中年女人松开了她的发髻，开始梳理她缠结的头发。梳第一下的时候，淑玉的头皮被抻得使她往后一仰，疼得直皱眉头，把嘴唇咂得吧唧吧唧响。过了一会儿头发理顺了，她也就习惯了。她不明白为啥理发员能够把剪刀耍得像通了电的小机器，咔哧咔哧咔哧，节奏分明。在屋子西边的角落里，一只断了尾巴的猫在睡觉，时常伸伸懒腰，猫耳朵一竖一竖地赶着苍蝇。淑玉感慨地看着放在猫头前面那个盛着高粱米粥的碗—城里人就是有钱，喂个猫也跟喂人一样。这屋里都是水泥地，哪儿来的耗子，干啥要养只猫呢？

中年女人给她削着发梢，一边问淑玉：“孔林对你好吗？”

“嗯哪。”

“你俩睡一个屋？”

“嗯哪。”

“咋个睡法儿？”

“俺不明白你是啥意思？”

“你和孔林是钻一个被窝？”理发员笑了，其他两个年轻女人也停下了手中的剪子和推子。

“不是。他睡他的床，俺睡俺的床。”

“知道不他要休了你？”

“嗯哪。”

“你想要离婚不？”

“俺不知道。”

“告诉你个法儿，等他晚上睡了，你就爬上他的床。”

“俺不。”

全屋子的人都笑起来，淑玉看着他们，不明白在笑啥。

剪短了的头发使她看上去年轻了十岁。她的脸恢复了鹅蛋形状，两道眉毛像弯弯的月牙儿。

墙上嵌着一个铜水箱，理发员用大铁壶往箱里倒了半箱热水，又加了点凉水。她把淑玉引到水池子边上，让她坐下，把她的头送到水箱边伸出来的一根胶皮管子下面。她给淑玉洗着头，又提起了刚才的话茬：“大姐啊，你别傻了。到了夜里你就去上他的床，你只要上去了，他就不会再打离婚了。”

“俺不。”

屋里的人又笑了。

“俺的眼睛呀！”淑玉叫起来，“胰子水刺挠眼睛。”

“别睁开，一会儿就洗完了。”中年女人把箱里剩下的水全放到她头上，然后用一条干毛巾擦干了她的眼睛和脸。干毛巾上散发出洁净的香味，还带着太阳晒过的温暖。

“现在你眼睛咋样了？”

“没事儿了。”

淑玉又坐回到皮椅子上。中年女人把她的头发梳向一边，嘴里不住称赞“头发真好”。她还在淑玉的头发里洒了几滴花露水。

淑玉掏出了那一块钱，中年女人说：“不用，大姐。头一回理发是免费的，留着下次再给吧。”

淑玉谢过她，又把钱揣回口袋。中年妇女用梳子把淑玉的头发在耳朵后面拢成一个堆。“大姐，你剪了这个头，实在透着精神。你从现在起就不要再剪别的发型了。”她闪到一边，举过来一面椭圆形的镜子，“你自己看看咋样？还满意吗？”

淑玉微笑着点点头。

淑玉又谢谢她，从椅子里站起来，颠着小脚走了出去。她在那张皮椅子里坐了半个钟头，屁股都有点坐疼了。

等淑玉走远了，理发店里的人开始议论她。他们都认为她其实长得并不难看，只是不知道怎么穿衣打扮。她身上的那件蓝黑色对襟褂子还斜钉了一排布扣，那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太太才穿的。她腿上裹的绑腿把她的裤子弄成上宽下细的马裤形状，所以那双小脚才格外引人注目。也许农村妇女就讲究这样的衣裳样式。把她的模样弄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劳动得太辛苦了，把自己的外表整得疲惫粗糙。他们注意到她手背上裂开的口子，黝黑的脸上散布着几块像癣一样的白斑。

他们的话题逐渐转移到淑玉的婚姻上面。如果孔林抛弃了她，她自己怎么过日子啊？这个孔大夫可真够没良心的。政治部应该采取措施保护这个可怜的妇女，中止孔林和吴曼娜之间的不正常关系。现在是新社会了，谁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再说，一个男人结了婚就应该负起对家庭的责任，不能想干吗就干吗。家庭都解体了，社会上的秩序不就乱了吗？

第二天，淑玉说的那句“俺不”已经传遍了整个医院，成为医生护士们的口头禅。年轻的护士们要是不想干某件事情，就会摇头晃脑地把这句话说出来。她们会把每个字都拉得很长，特别在“不”上拐个弯，拉出唱腔，跟着就会是一阵笑声。

医院最近分配给孔林一间屋子，那屋子在一栋宿舍楼里。有几个好奇心盛的年轻军官趁着夜色，溜到孔林住的房间外面去听动静。他们猫在窗户底下和门外，急切地想弄清楚这对夫妇是不是睡在一张床上。他们把耳朵凑到锁孔和纱窗上，但是屋里像没有人一样安静。他们连续听了三个晚上，只听到孔林偶尔的咳嗽声。一个军官踩上了一只睡着了的大蛤蟆，在花岗岩的石阶上崴了脚脖子。另一个在房子前面让树枝扫了眼睛。他们只好放弃窃听的行动，承认孔林两口子确实是分床睡觉，没有闹出啥不寻常的响动。

又一句话传开了：“他们不干那个。”

二

孔林和淑玉坐在饭桌旁边，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盘子，里面摆着两块切开的香瓜，瓜籽已经被去掉。他们正在谈着明天早上到法院去离婚的事情。从前的住户贴在白墙上的花花绿绿的宣传画已经被揭下来，屋子里显得明亮宽敞了许多。日光灯发出的嗡嗡声吸引了淑玉的注意。她抬起头查看着屋里是不是进来了蚊子。屋外窗下的青柏灌木丛里，一只黄鹂偶尔发出悦耳的叫声。水泥小路两边长方形的花坛里撒了一层细碎的马粪，从那里飘过来早菊的芳香。

“淑玉，你有没有寻思过将来华能干点啥工作？”孔林问。

“没有。俺估摸着她能在本生的铺子里干一阵子。她舅对咱孩子不错，钱给得也不少，去年冬天还给华买了件棉猴。”

“不，不行。她不能再待在农村，应该到城市来。我想给她在这儿找个工作。咱就这么一个孩子，应该住在城里守着咱们。你说呢？”

她没说话。

孔林接着说：“明天法院里的人会问你还想从我这儿要点啥，你就说想让我给华找个好工作。听明白了吗？”

“你做啥要俺说这个？俺从来也没寻思过跟你要啥。”

“不是那个意思。我在部队上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按照规定部队有责任照顾咱的孩子。你照我说的做没错，他们会给华找工作的。孩子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明天你就跟法院的人说你要求这个，行吗？”

“行啊，俺会说的。”

他咬了一口手里的香瓜。“你尝尝，很甜的。”他说着指了指另外一块。

她没有动，想给他留着。

第二天一大早，孔林到食堂去给淑玉和自己买早饭。几百个人在饭厅里吃着饭，老远能听到嗡嗡的人声。厨房里传出铁铲在大锅里炒菜发出的清脆的叮当声，空气里弥漫着炒大葱和芹菜的味道。吴曼娜手里拿着饭盒走过来。她想对孔林笑笑，但是脸扭曲着笑不出来，鼻子和嘴角两侧各出现了一条弯弯的皱纹。她的眼放着光，扫着左右两边的人们。很显然，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同他见面让她感到不自在。他注意到她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快，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好几天没去看她了。

她对他说：“在法院里别多说话，也别跟法官吵，好吗？”她咬着下嘴唇。

“我知道，你不用担心。昨天晚上我跟淑玉谈了，她同意去了那儿不再反悔。这次是铁板钉钉儿了。”

“希望是如此。”她喃喃地说，“老天保佑吧。”

她走开了，当着这么多人她不敢同他再多说，已经有人朝他们这边看了。自从淑玉来到医院之后，吴曼娜很小心地不招人注意。她一天到晚不愿意见人，除非有必要，就待在宿舍里，哪儿也不去。中午饭也不在食堂里吃了。这使她脸色苍白，好像有点贫血。

孔林端回宿舍四个馒头、三两稀粥和一小块酱豆腐。这是淑玉来了以后他们第一次在一起吃饭。

他一边吃一边想心事。他奇怪地意识到，这段时间里他很少见到吴曼娜，好像她到什么地方休假去了。他晚上也不和她一起出去散步了，主要是担心人们会在背后议论，从而会给领导无形中施加压力，使得离婚的事情再生变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同吴曼娜这种短暂的分离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就像他现在同淑玉睡在一个房子里也没有让他觉得不自在一样。说实话，他并不想念吴曼娜，只是很同情她。难道这就是爱情吗？他问着自己。怪不得人们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们离结婚越来越近了，可是我反而变得不再依恋她了。这是不是说我已经不再爱她了呢？别犯傻了，我俩互相等了对方这么多年，现在就要结合在一起了。是的，真正的恋人用不着每一分钟都卿卿我我地摽在一起，不错眼珠地互相看着，而是望着同一个方向。这是谁说的？好像是个外国的和尚。曼娜现在咋样了？我和淑玉睡在这间屋里她会怎么想？她会恼火吗？肯定会。她想念我吗？

他的思绪转到了离婚上面。同淑玉的离婚现在几乎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他根本用不着费劲去办，整个事情已经水到渠成，就像一个被霜打掉的熟果子。他感觉有一个他无法控制的力量在操纵着所有的事情，只不过借用他的手来完成这一切—婚就要离了，他马上会开始新的生活。也许这种力量就是人们常说的命吧。

淑玉刚刷完了碗，一辆北京吉普车停到了房子门前。她换上了孔林一个星期前给她买的黄色府绸汗衫。夫妇俩上了汽车，车子驶向了市公安局旁边的法院。车的前座上坐着代表医院党委的陈明。他现在已经被升为政治部的主任了。陈明变胖了，膀大腰圆的，脸上净是肉。

已经八点半了。两排白杨树夹着宽宽的街道，路面上星星点点地散布着骑着自行车去上班或是刚下夜班的人。街道两旁的房顶上，红色的瓦片挂了一层露水，在太阳下闪着光，一会儿就变为水气。吉普车驶过了一所小学校，操场上满是踢足球的男孩子。他们叫喊着，追逐着五六个足球。女孩子们在玩跳绳和踢毽子。看来学生们是刚下了第一堂课。在和平大街和光荣街的拐角处，一辆手扶拖拉机被一辆东风牌大卡车撞翻在路边，绿色的西葫芦撒了一地。一群行人围在那里伸着脖子看，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肇事的卡车冲上了人行道，车前撞弯的挡泥板顶着一棵大树。几个老太太推着冰棍车走过来，一边敲着车上天蓝色的木箱子，一边吆喝：“奶油巧克力冰棍，一毛钱一根。”几个街口以外响起了一辆救护车的尖叫，声音越来越近。载着孔林和淑玉的吉普车走走停停地蹭出了人群，左拐上了西门路，向市公安局开过去。

木基市人民法院的建筑是丹麦传教士在一九一〇年左右修建的一座小教堂。孔林在法院大门口看到一对年轻夫妇走出来，丈夫绷着脸，妻子抽抽嗒嗒地用一条白手绢抹着眼泪，一个看来像是她父亲的老人在旁边搀扶着她。法院里的一个法警告诉陈主任，法官刚刚驳回了那个女的要求离婚的上诉。她控告丈夫经常打她，还偷她的钱。法官不同意偷钱的指控。他俩是结了婚的夫妻，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睡一张床，吃一锅饭，哪有不搭伙在银行里存钱的道理？这个丈夫说啥也够不上偷盗的罪名。

法庭的中央是几排长条木凳，屋子前方的地面有一个低矮的台子，上面放了一张铺着绿平绒的长桌子。桌子上方，几根铁丝悬吊着一幅写着四个大字的标语—执法如山。高出标语的墙上从前是挂十字架的地方，现在缀着一个麦穗围绕着五星的国徽。孔林很喜欢墙上的山字形窗户、晶莹的枝形吊灯和高高的天棚。虽然天棚上纵横着粗大平整的房梁和椽木，整个大厅里却没有一根支柱。他不禁想象着：如果没有这些铁胳膊铁腿的桌椅板凳，如果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小教堂里会是什么样子？一定是金碧辉煌。

等每个人都在前排坐下之后，法官才走上台子，坐在长桌子的后面。他是个中年人，有一撮小胡子，眯着两只好像睁不开的细眼睛。他从白瓷茶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在他右边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她是法庭办事员；在他左手边是一个年轻的书记员，手里拿着一支毡头水笔。法官用拳头堵住嘴咳嗽两声，开始让孔林陈述离婚理由。

孔林站起来说：“尊敬的法官同志，我今天到这里来是请求法庭允许我结束我的婚姻。我和我妻子刘淑玉已经分居了十八年，我们的婚姻已经有名无实。自从我们的女儿出生以后，我们之间就没有爱情了。请您不要误以为我是一个喜新厌旧、没有良心的人。在这十八年里，我一直很好地照顾她，也从来没有和别的女同志发生性关系。”他说到“性”字时脸红了一下，又接着说，“请法庭考虑并且同意我的离婚申请。”

法官已经看过他写的申请书，于是要求陈主任代表医院党组织证实一下孔林说的话。陈明的级别比法官高，因此根本没站起来。他声音洪亮地说：“刚才孔林同志陈述的事实是正确的。我做了许多年他的上级。他曾经好几次被评选为先进模范，也没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孔林是个好同志。”

孔林斜瞟了陈明一眼。这么说我算“没有严重问题”，他想，那就是还有生活作风上的小问题呢，怪不得过去十年来他们从不提拔我。

法官严肃地问陈主任：“你们医院领导是什么态度，同意他离婚吗？”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

“我们当然不鼓励离婚，但是孔林夫妇已经分开了这么长时间。根据我们的规定，凡是干部分居十八年以上，可以不用征求对方意见自动离婚。孔林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同妻子分居的，已经符合本规定的要求，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他的申请。”

法官点点头，好像对这条规定很熟悉的样子。他转向淑玉，问她还有什么话说。

“他可以同俺离婚，”她干巴巴地说，“不过俺想要……”

“说话的时候要起立。”法官命令道。她慌忙站起来。

“现在说，你有什么请求？”他问道。

“俺们—俺们有个闺女，快十八了，大闺女了。他是她亲爹，应该给孩子在城里找个像样的工作。”

陈主任把头一仰，响亮地笑起来，脖子上的肉挤出了褶子。法官一脸的茫然。陈明解释说：“我们医院正在给刘淑玉办理城市户口，这就是说，他们的女儿也会来和她一起生活。我们会帮助这姑娘找份很好的工作。因为她是孔林的孩子嘛，我们会一视同仁，把她和其他干部的子女一样对待。没问题，这个事儿我们解决。”

法官然后宣布：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孔林应该付给刘淑玉每月三十元的赡养费。孔林马上同意了，淑玉却摆摆手。

“你想说啥？”法官问，“嫌少？”

“不是。俺用不了那些钱，二十就够了。俺真的要钱没啥用。”

女办事员和那个书记员小伙子都偷着笑了，站在法庭后面的三个法警却“轰”地大笑起来。法官瞪了他们一眼，笑声马上止住了。

法官接着问他们有没有产生纠纷的财产问题，两人都摇摇头。淑玉啥也没有，乡下的房子是孔林的。

法官签署了两份离婚证书，然后把法院的大印按在红色印泥盒里，分别敲在两张证书上，递给他俩每人一份。他站起来用洪亮的嗓音说：“虽然你俩现在离了婚，但还是一个革命大家庭中的同志。所以你们还是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我们保证做到，法官同志。”孔林说。

“那好，现在宣布结案休庭。”

法官和他左右的女办事员、书记员都站了起来。他们今天上午还要审理另一件离婚案子，所以时间要抓紧一点。

孔林在向门口走去的时候，禁不住感叹整个的离婚过程原来这么容易、这么简单。不到三十分钟，所有这些年的挫折和绝望都结束了，他生命中新的一页即将翻开。

离婚以后，淑玉并没有回乡下去。她从孔林的屋里搬出来，住进了同一座宿舍的另一个房间。从现在起，她要自己做饭，料理自己的生活。医院政治部指派了一名年轻军官专门负责淑玉母女的安置。他同当地派出所交涉淑玉转户口的事情，又同光辉火柴厂联系，请厂方帮忙解决孔华的工作问题。

孔林想到，孔华可能并不愿意到木基市来，因为女儿一直对他抛弃她母亲耿耿于怀。前几年他回家探亲的时候很想找她谈谈，看看她对父母离婚的事儿是什么看法，但她不是说要去喂猪，就是去河里洗衣服，总是躲着同父亲单独在一起。她好像同他越来越疏远了。孔林决定给孔华写一封信，请求她到城里来同母亲住在一起。

晚上他坐在桌前，拿出了他的金龙自来水笔。意识到这是第一次写信给女儿，这让他感慨了好半天—自己这个父亲真不称职！这么些年里他脑子里都在想啥啊，怎么就没想过孩子也许在巴望着爹能给她写封信呢？难怪孩子和你生分了。

他写道：

亲爱的华：

上礼拜一我和你妈去了市里的法院，一切都很顺利。我们要求部队帮你在木基找个工作，领导同意把你的工作关系转到城里的光辉火柴厂。这实际上是你妈在法院提出的唯一要求。望你能尊重她的心愿，见信后速来此地同我们在一起。

华，请你理解，这样的安排完全是为你着想。你在城里会更有前途，生活会过得更好。你妈老了，让她回到乡下我不放心。你不要拖延，立刻动身吧。不管你对我有啥看法，这一次你要相信我。我是你的父亲，哪有当爸爸的不为儿女好的？你要是在农村待一辈子的话，我心里会永远后悔不安。

父亲孔林

他拿不准这封信能否说服女儿，又给本生写了一封信，让他劝劝孔华不要失去这次机会。

他放下笔，打了个哈欠，交叉起手指，举到头顶上伸了个懒腰，听到了手上两个关节发出的噼啪声。他喜欢独自一人的宁静夜晚，感觉头脑异常清醒。窗外传来的一阵树叶哗哗抖动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窗户玻璃的边角上积起了蒙蒙的露珠，显得模糊不清。屋子外面的枫树落下了几片叶子。他站起身，用一块湿毛巾擦擦脸，上床睡觉去了。

几位同事问孔林什么时候请他们吃喜糖，他说还要等几个月。他和吴曼娜都觉得不能现在马上就结婚，免得别人议论—前妻的眼泪还没干，他们就等不及地要享受幸福小家庭了。

淑玉转户口的事两个星期之内就办好了，孔华进厂当工人的手续也已经齐备。但孔林还是没有收到女儿的回信，不禁心焦起来。

他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孔华回了一封信，说她对生活在“人口拥挤的城市”里不感兴趣。她声言：既然劳动人民中包括农民和工人，她愿意留在农村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孔林看出来这是她从报纸上抄下来的句子。他心里很恼火，但是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他没有听到本生的任何消息，怀疑他的小舅子又在这里头捣鬼—他想抓住孔华不放，给他在铺子里干活。就连淑玉也骂女儿“傻蛋”。

孔林和吴曼娜散步的时候谈起了孔华的事情，她建议他自己回乡下一趟，把女儿带回来。这个主意倒不坏。他为了凑钱办喜事，反正也要回老家把房子卖掉。于是到天转凉了，树上的叶子刚开始飘落，他从医院里请了探亲假，回到了鹅庄。

三

一群人聚在他家的院子里不知在干什么，孔林一进门就看到了这个景象。午后的炎热已经消退了，成群的苍蝇还在狂乱地飞舞。菜园子篱笆门附近的地上，摊开着一张血淋淋的驴皮，上面布满了一层死绿豆蝇子。驴皮上散发出阵阵甜丝丝的味道，肯定有人在上面喷了不少敌敌畏防止生蛆。空气中充满了辛辣的肉味，混杂着一股花椒大料和五味子的味道。院子里有一个石头堆砌的简易锅灶，孔华头上包着一条紫花手巾，正在铁锅里搅拌着什么。靠着蓝色的小推车戳着一个纸牌子，上面写着黑字：“人间美味—地上驴肉，天上龙肉！两块五一斤！”

看到父亲，孔华放下锅铲迎了过来。她咧嘴笑着说：“爹回来了，这可太好了。”她接过他手上的旅行袋。

“你干啥呢？咋会有这么多人？”

“本生舅的驴死了，俺这不正在帮他卤五香驴肉。这些人都是来买肉的。”

“他人呢？”

“舅在屋里和人谈事儿呢。咱们进去吧。”她转过身，把木头锅盖扣在锅上，特意留了一道缝。

周围乱糟糟的让孔林心里很不痛快。他愤愤地想：本生为啥不用他自己家的院子开驴肉铺子？真是个贪心鬼，总想占别人的便宜。我要是晚回来几天，他不把这儿变成他家才怪。

本生的驴是两天前死的。它半夜从驴棚里跑出来，先是在一片草地里游逛，后来又闯进了一个菜园子。它吃了太多的苜蓿草和豆子，却没有喝一口水，后来肚子胀得站不住，难受得在地上打滚。第二天早晨，一个男孩子在村里的磨坊后面发现了它，赶忙跑去告诉本生。等本生赶到的时候，那头驴已经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驴肚子爆开了。本生自然悲恸万分，因为他靠这头驴帮他从六星镇拉脚，给铺子里进货。他现在只能指望着把驴肉卖了捞回点本钱。虽然村里也有人想买生驴肉，但是他寻思肉煮熟了能卖更好的价钱，就卖起了五香驴肉。他对想要生肉的人说：“我只卖熟食，没有生肉。”

孔林走进了房子，听见本生正跟一个人在堂屋里说话：“我把驴皮给你，中不中？”

“不中，你打发叫花子哪。你那畜生毁了俺的菜园子，俺不要它的皮。俺要张驴皮能干啥？废品站都不收。”

“你能缝条驴皮褥子，咋不行呢？”

“不中，谁愿意整天闻它那臭味？要是头狍子还差不多。”

“有人还不配跟死驴做伴儿呢。”

“你少跟俺转磨磨，你那驴身上的啥物件俺都不要。”

孔林进了堂屋，但是里面的两个男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他认出那位老人是东头邻居孙叔。本生对孙叔说：“给你八斤炖好的驴肉，咋样？”

“不中，十斤。”

“九斤。”

“俺说的十斤！”

“九斤半。”

“十斤！”

“好吧。孙叔，我是看你这张老脸，给你这个数。”

孔华打断了他们，说：“舅，俺爹来家了。”

两人都转过脸来。老人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咧着没牙的嘴冲孔林笑笑，又转身对本生说：“俺得家去了。俺那小孙子会过来拿肉。”他把手抄在背后，迈着方步，不紧不慢地走出去。他头上的旧毡帽破了一个窟窿，露出了里面的一撮白头发。

本生现在看上去也像个老人了。他的前额满是皱纹，那双小眼睛已经失去了往年的光泽，变得黯淡眍，仿佛许多天没有睡觉。他好像很不高兴孔林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但是很快就恢复了镇静。“淑玉也回来了？”他问孔林。

“没有，我是回来带华去城里。”他瞥了一眼女儿，她脸上没有任何反应。

本生皱了皱眉，可怜巴巴地说：“大哥，我接到你的信了。我明白你现在称心了，可说到底咱还是一家人。”

“我也是这么想的。”孔林勉强地说。他有些可怜本生，口气不觉放缓和了些。

“我姐不在家，晚上到我那儿吃饭去。”

“这……”

“爹，去吧。”孔华插进来说，“这些日子俺都是在舅舅家。咱们还是一家人嘛。”

“好吧，我去。”

本生很高兴孔林能够到他家去。他吩咐孔华给她父亲舀点洗脸水，就到院子里卖他的五香驴肉去了。

孔林对自己接受了本生的邀请也感到顺心。他不懂怎么在乡下卖房子，也许要请本生出出主意，帮忙找买主。他想在几天之内把房子卖掉，然后尽快返回木基市。另外，他也不知道女儿是否愿意跟他一道离开这里。和本生搞好关系至少可以使他在劝说女儿时少费点口舌。本生和妻子没有生养孩子，一直把孔华当亲生女儿。看得出来，孔华对舅舅舅妈的感情也很深。孔林打心里不喜欢孔华对舅舅微笑的样子，好像他们爷俩才是真正亲密，他这个父亲反倒成了外人。

这些日子他脑子里还在琢磨着另一件事情：他不知道孔华是否有了男朋友。这孩子已经出落成一个容貌出众的姑娘，肯定有不少追求者。如果她有一个情人，要劝说她到木基去就有点复杂了。她可能会为了男朋友不愿意到城里去工作。他想得越多，心里就更不安了。他应该先找个机会问问她，可以了解困难到什么程度。

晚上在他小舅子家吃饭的时候，本生说二驴想把孔林家的房子连家具一块买下来，给大儿子韩东娶媳妇用。小伙子计划明年结婚，可眼下对象还没有。他在吴家镇上工作，推来推去最后总算同意父母的要求，打算在乡下说个媳妇。这些日子，保媒拉纤的把二驴家的门槛都踢破了。孔林先是高兴这么快就有了买主，可是听本生说二驴最多只出三千元，脸立刻拉长了。二驴已经仔细看过房子，说年久失修只值这个价钱。孔林认为房子加上家具至少可以卖四千块钱。

“不行，这个价钱我不卖。”饭后孔林对本生说。

“那好，等明天二驴到我店里来的时候我跟他说。你打算卖个啥价钱呢？”

“四千。”

“你别忘了他能付现金。二驴可发了，去年秋天他地里的大白菜卖得好，今年开春光是粉条这一项，钱就赚老了。他那个鱼塘真是聚宝盆哪。眼下在咱村还没有谁一下子能掏出三千块钱来。”

“三千块太少了。”孔林的口气里透着没有商量的余地。

孔林虽然回绝了二驴，但是一想到自己不能无限期地在这里等着有人出更好的价钱，心里又有些焦急不安。

第二天下午他同女儿谈了她的个人问题，发现她确实有了一个男朋友。他从心里高兴不起来，认为女儿太年轻，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但是他也没有责怪她。趁孔华帮着打点淑玉衣服的时候，他继续问她关于那个年轻人的情况。“冯金住在附近哪个村子？”他问。

“他现在在部队上，是海军，驻在江苏。”

“你们是咋认识的？”

“同学呗。”她连耳朵根子都红了，垂着眼，仔细地叠着一条她母亲的裤子。

“你俩好到啥程度了？我是说，你对他有没有足够的了解？爱情是以相互了解做基础的。”

“俺觉着挺了解的。”她回答得很自信。

孔林听了不觉感叹起来，怀疑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是否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感情。难道爱情会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吗？难道男女双方不需要时间来加深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吗？也可能她只是出于少女的一时冲动。她不可能真的爱上他，可能吗？

“他知道你要到城里工作了吗？”他问她。

“知道，我写信告诉他了。他也想让我跟你到木基去。”

“这么说，他将来会到木基找你喽？”

“嗯哪。”她点点头。

“你本生舅知道你有男朋友了吗？”

“知道，可是他不太高兴。”

“为啥？”

“他说俺应该找个大学生，现在当兵的不吃香了。”

孔林微笑了。他对女儿的男朋友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他一方面高兴冯金能够鼓励孔华抓住去城市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他感觉这小子无疑是个讲实惠的家伙，知道怎样依靠她来改变自己的前途—孔华如果待在乡下，将来他复员以后就会回到农村来。孔林担心她的男朋友只是在利用她，但是并没有告诉女儿自己的疑虑。眼下，他只要能够顺顺当当地把她带走就心满意足了。

一只鹅在窗户外面突然嘎嘎叫起来，把屋里人吓了一跳。孔林想起来应该在两三天之内把所有的家禽、山羊和母猪全处理掉。

“爹，你寻思俺娘还能穿这个吗？她只有这么一件像样的衣服。”孔华拿着一件红色的丝绸上衣在身上比量着。

“你娘穿着太大了。你见她穿过吗？”

“没有，她从来都把它压箱子底儿。”

他记起二十年前，他的一位亲戚把这件衣服当作结婚礼物送给了淑玉，可是她穿在身上从来没有合适过。她也不想改小了再穿，总是说：“俺穿不了这么贵的衣裳。”所以这件上衣还像新的一样。他动身回鹅庄之前，淑玉让他把她所有穿不了的衣服都留给弟妹。他对孔华说：“打到包里吧。”

本生当天晚上带来了好消息。二驴接受了孔林开的价钱，讲好先付两千，余下的明年年底付清。到那时候，他儿子的喜事也办完了。孔林对这种付款方式起了疑心。他知道，只要房子住上了人，什么时候还钱就看新房主高兴了。也许他这辈子也见不到那剩下的两千块了。还有一层，本生和二驴是朋友，也可能到时候本生拿到了钱并不交给他，作为对孔林抛弃他姐姐的报复。说不定他俩串通好了要敲孔林的冤大头。不成，这么做哪行？他必须预防后患。

孔林没有多想，很快打定了主意：他要把能要到的现金都带走，不留后账。

当天夜里他就和本生去了二驴家，把什么都谈妥了。经过一番短暂的讨价还价，买主同意当场交付三千两百块现金。孔林已经有七八年没有见到二驴了，很吃惊他的外表并没有老多少，只是那双大眼睛没神了。他的一口大牙仍然结实完整，牙龈上染了一圈茶垢。那张驴一样的长脸滋润平滑，成天生活在乡下也没给日头晒黑多少，只是添加了几道皱纹。他倒会保养自己，孔林想。

二驴盘腿坐在炕上，说：“咱们都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俺不在乎多花俩钱儿。”他用一个杯子喝着啤酒，那酒看上去腻腻的像花生油。孔林碰都没碰摆在他前面的啤酒杯子。

二驴叫过儿子韩东，让他起草一份卖房的契约。孔林惊讶地发现，这个后生身材细高，有一张像女孩子的脸和一对灵活的眼睛。他在饭桌上摆了一沓信纸和一个疙疙瘩瘩的砚台，里面是刚研好的墨汁。韩东爬到炕上，盘起腿，握着一支狼毫小楷毛笔写起来。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再用毛笔写字了。写着写着，他会时常转过头，眯缝着一双笑眼看看孔林。他的姿势、仪态和一手漂亮的字都透露着读书人的气质，怎么看也不像是那个五短身材、斗大的字不识半箩筐的二驴生养的儿子。孔林后来听本生说，韩东是大学毕业生，在吴家镇中学当老师。听上去本生很欣赏这个小伙子，不知道又在打人家的什么主意。据本生讲，二驴没少给公社干部请客送礼，韩东才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了大学。

除了房子和家具外，契约中还包括了孔林家后院的窝棚、猪圈、磨盘、菜园子、十一棵榆树和枣树、水井、铁锅和茅厕。孔林读过之后，在自己名字底下盖上了印章。二驴也从怀里把章掏出来盖上。接着，他双腿一蹁下了炕，走进了里屋，韩东的娘正在里面剥栗子。不一会儿，二驴手里拎着三小捆人民币走了出来，每一捆都是一百张的十块钱票子。他又从炕头一个红木柜子顶上摸下来一个信封，从里面抽出四十张崭新的五块钱，和那三千块钱一块堆到饭桌上。

“点点吧。”他对孔林说。孔林有点惊呆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有钱的人。

孔林开始数钱，隔一会儿就从里面抽出一张缺了角的钞票。二驴给本生又倒了一杯啤酒。本生看着孔林点钱的白手指，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孔林一共找出来七张残破的十元人民币。“商店不收这样的钱。”他对二驴说。

二驴嘿嘿笑了，说了句：“精明人啊。”他又走到里屋，拿出来七张崭新的票子。

孔林收好了钱，给二驴留下一把房子的钥匙。然后他和本生戴上帽子，跟二驴父子告了别，走进了没有星光的黑夜里。

在路上，孔林把那七张十块钱的钞票递给了本生，本生很不高兴地接过来。村南头一只公鸡叫了起来。“见鬼了，还没到后半夜嘛。”本生说，“他们该把那瘟鸡宰了，要不就阉了它，省得闹得人分不清白天黑夜。妈的，光会吵吵，不会下蛋。”

第二天，孔林到村上的大队部办公室给哥哥孔仁打了电话，告诉他明天下午套辆马车来拉留给他家的东西。孔林已经决定把所有的鸡鸭猪羊都给孔仁。他告诉了孔华自己的计划。她知道父亲已经给了本生舅舅七十块钱，还要把所有的农具和那块自留地也留给他，因此答应父亲不向舅舅漏一个字。

孔林接下来去父母的坟上拔草清扫，回到家累得倒头就睡。他睡了九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很晚才起来，肩膀和胳臂肘还在酸疼。吃过早饭，孔华去准备猪食—剁碎的萝卜缨拌上泡松了的豆饼馇子。孔林把两瓶地瓜酒浇在猪食上，用筷子搅匀，然后拿给院子里的畜生吃。一口母猪带着七只猪崽、所有的家禽、一头山羊，这时候都像饿急了一样撒欢儿吃着。他计划明天就回木基市。这次回乡下事情办得还算顺利，基本上按照事前想好的计划在进行。孔林心里很高兴。

刚吃过午饭，孔仁带着两个儿子就把一辆拖拉机开到了孔林家门口。他们下了车就开始搬东西。两个小伙子把所有的鸡鸭鹅都揎进一个大网兜里，用麻绳把猪和羊的蹄子捆死，扔到宽大的拖斗里。这些畜生睡得像死了一样，不出一点响动，偶尔闭着眼睛哼唧两声。孔仁的两个儿子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他们像父亲一样身材高大，粗胳膊上满是疙疙瘩瘩的腱子肉。孔林和两个侄子没见过几面，看到他们还是满心欢喜。孔仁给侄女孔华捎来了一双眼下县城里最时髦、最贵的古铜色皮凉鞋。她拿到礼物后开心得直蹦，立刻把家里能搜罗到的生活用具都搬出来了，帮着堂兄堂弟往拖斗里装，有坛子、罐子、水缸、盛粮食的箱子、两件蓑衣、炒锅、饼铛、两盒子书，最后还不忘给上中学的最小的堂弟带上一摞没有用过的笔记本。

“华，你去烧点热水沏茶喝。”她父亲说。

“哎。”她进灶屋烧水去了。

孔林和哥哥坐在枣树底下，抽着烟聊天。孔仁嘬着他的烟袋锅子，把一根“琥珀”牌烟卷夹在耳朵后面。这是孔林给他的，他要留给大儿子抽。孔林又一次称赞了两个健壮能干的侄子。孔仁的大儿子被村里送去学开车，现在是跑运输的卡车司机。这在乡下是个肥差事，孔仁今后酒肉不用发愁了。

拖斗已经装得满满的。孔仁和他的儿子们不能留下来喝茶了，因为他们要在五点以前把拖拉机还给公社的兽医站。和孔林父女道别后，他们跳上了拖拉机，开上了土路，颤动的排气管乒乒乓乓地震得人耳朵生疼。

这辆拖拉机还在路上喷着黑烟慢腾腾地往村外去，本生就走了进来。他扫了一眼空空荡荡的院子，脸立刻沉了下来。他问外甥女：“华，你没把那辆小推车给我留下？”

“还在棚子里吧。”她去棚子那边看了看，很快又回来了，说，“糟了，他们把啥都拿走了，连耙子铲子都没剩下。”

本生走向孔林：“大哥，我寻思你会把那口母猪给我。”

“我把自留地给你。”

“算了吧！村里要收回去哪。”

“我—我告诉孔仁套挂马车来，这样会给你留下不少东西。谁知道他们开来了一辆拖拉机。我们在屋里给华的舅母包了一些衣服。另外，这些你要不要？”他指指院里的几垛柴火和豆秸，还有猪圈旁边堆着的猪粪。

“滚你妈的吧，喂不熟的白眼狼！”本生一跺脚，气哼哼地冲了出去。他的左腿好像比右腿短，走起路来有些摇晃。

孔林和孔华不想再看本生的脸色，决定在自己家里吃晚饭。孔林拿出一些饼干，打开两瓶罐头，一瓶是水蜜桃，另一瓶是炸小鱼。父女二人面对面坐下，就着开水吃了起来。

吃着吃着，孔林问女儿是不是应该再给本生点钱，不要把关系搞得太僵。孔华想了一会儿，说：“不用，你应该把钱给俺娘省着。一百块钱对舅舅来讲不算啥，有时候他一个礼拜就赚一二百。”

“那好，咱就不给。”孔林咬了一口核桃酥，“我整不明白，他又不缺啥，干吗冲我发那么大的火？”

“贪呗。他脑子里除了钱，没有别的。他在铺子里还往酱油和醋里兑水哪。”

“真的？你舅母知道吗？”

“她不知道。”

他们互相笑了笑。孔林看到孔华的微笑很开心，表明她已经站到了他这一边。他意识到自从回到老家之后，自己的心情一直很好，从没有感到过孤单。也可能是因为女儿又和他亲近起来了。但是她很快就要属于另外一个男人。能让女儿永远守在身边该有多好。真希望她能退回到十岁的年纪，还在搂着自己的脖子叫爸爸。算了吧，他在心里说，你这辈子都是一个人过日子，还是自己孤独下去好。别那么感情脆弱。

所有的动物都没了，连苍蝇也消失了，家里显得很安静。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匹马的嘶叫声。

父亲和女儿收拾了饭桌，刷完了碗，夜色也就降临了。他们晚上要早点睡觉，明天一大早还要起来赶公共汽车。他们将带三个大行李箱，里面装着冬天的衣服和被褥。明天一整天，他们要提着箱子上车下车，够他俩受的。孔林洗了脚，点上两盘蚊香，一盘送进女儿的房里。

孔林嘱咐了女儿夜里盖好被子别着凉，就回到自己屋里去睡觉。他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入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身下的芦席子虽然挺凉快，但是硬硬的硌得难受。现在才八点钟，外面的天还是亮的，村里有人在拉胡琴，吱吱呀呀的琴声真刺耳。孔林闭着眼，试着什么也不去想，慢慢地瞌睡涌了上来。

几下敲门声惊醒了他。孔华肩膀上披着一条白毛巾被走了进来，说：“爹，俺睡在这儿行不？那边太静了，俺心里害怕。屋里啥东西都没有了，有点瘆得慌。”

他想起来自从淑玉走了以后，女儿一直都是跟舅母睡在一起，就说：“好吧，你躺到炕那边。蚊香熄了吗？”

“熄了。”她爬上炕，在另一头躺下，合上了眼睛。这张炕同屋子一样长。

孔林仔细看着女儿的脸。她的鼻子像他，直直的，更细削了一点。前额饱满，皮肤晒得黝黑，但是透着健康。当她呼气的时候，嘴唇微微地翕动。真是女大十八变啊，他在心里赞叹着。她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多漂亮。他很清楚，进火柴厂工作不用几年，她就会出落成一个很吸引人的姑娘。她怎么就不能忘掉那个当海军的小伙子呢？她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个更爱她、更关心她的男朋友。

他正想着，孔华睁开了眼睛：“爹，木基啥样？”

“是个很大的城市，有两个公园、三个百货商场、六七个电影院。”

“俺同学说，到了夜里，木基市里有好些个月亮。俺不信，那不成了神话上说的故事了？”

“当然不是。他们可能说的是霓虹灯。”

“啥叫霓虹灯？是像月亮吗？”

“不完全是。霓虹灯啊很鲜艳，总在那儿闪。”

“那多吓人哪。俺娘一个人在城里走，不害怕吗？”

“我想不会吧。”他有些后悔回答得这么不确定。不过说实话，他从来不知道淑玉一个人走路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华，你娘在城里想去商店，你能跟她做伴儿吗？”

“俺会的。”她闭着眼睛回答。停了一小会儿，她又开口了，“爹？”

“嗯？”

“您当年离开家的时候害怕吗？您不过才十三四岁吧。”

“不太害怕。”

“您走了以后想念吴家县里的好朋友吗？”

“爹没啥朋友。”

“噢，俺的朋友可多啦。”她的声音里有些忧虑。

父亲和女儿合着眼，唠着家常，外面的夜色更浓了，屋子里的桌子、柜子渐渐模糊起来。突然，院子里有人在高声叫骂：“出来，你个白脸的黄鼠狼！”这是本生嘶哑的嗓音。

孔林摸索着下了炕，穿上裤子，走出屋子。他一开门，一股酸臭的酒味直冲鼻子。本生光着脊梁，穿一条白色的短裤，指着孔林的脸说：“大—大哥，我今儿晚上要—要跟你算—算账。”

“这是咋的啦？”

“我要—要你跟我家—家去。”

“好哇。”

孔华穿着一身粉红色的衬衣，也跑了出来。她舅舅挥着手，哇哇地叫着：“你们都是没—没良心的畜—畜生，忘—忘恩负—负义。”

“本生，你喝多了。”孔林说，“让我送你—”

“没多，我心里明白着哪。这儿—这儿清楚着哪。”他用大拇指指了指太阳穴，但是他的腿直打弯，不住地颤抖。

“舅，回家去吧。”

“你—你也不是好—好东西。你连你舅家的饭都—都不吃—吃了。你舅母特为你包—包的羊肉饺子，可—可你连面都不照。”

“俺不知道啊！”孔华叫起来。

“你说，人家韩东咋就配—配不上你了？你上哪儿找—找这么好的小伙子，这么有—有学问？”

“舅，俺跟您说了不想考虑他。”

“可人家喜欢你啊。”

“俺说了不想找个书呆子。”

孔林为本生感到难过。“兄弟，”他说，“都是我们不好，行不行？你—”

“你少来这套！你蹬了我姐，现在又要把华带走。你欺负我没个孩子。咱—咱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跟你拼了！”他一下子瘫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呜呜地哭起来。

“舅，您别难过。您可以到木基去看俺们。俺保证会回来看您和舅母。”

“别哄我。我知道你寻思你舅是个黑心肠子，认钱不认人。可我心里干净着哪，比金子都亮。”他用拳头嘭嘭地捶着胸膛。

孔林正要弯腰把他扶起来，本生那个矮胖的妻子穿着一件白恤衫和紫红色的裤子，从黑影里跑了出来。“你个死鬼呀，”她冲本生吼着，“跟我家去！”

“不用你管。”他哼唧着。

“你给我起来！”

“好吧，我的小奶奶。”他想从地上站起来，腿却软得像块橡皮糖，根本撑不起来身子。

本生的妻子转身对孔林说：“我跟他说不要过来找麻烦，让你和华能安安生生地走。谁知道他灌了点马尿就溜出来了。”

“他是走不动了，我背他回去吧。”孔林蹲在地上，孔华和她舅母拽着本生的胳膊，把他放在孔林的背上。

本生的家离这里有三百来米远。孔林背着本生往他家走，孔华和她舅母跟在后面。她们的影子在地上扯得老长。孔林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潮湿的月光里，本生呼出的热气喷在他脖子上，怪痒痒的。每次本生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或是吐出不连贯的骂人的话，孔林都害怕他会张嘴咬自己一口。孔华在后面跟舅母说着什么，声音低得听不清楚。

孔林感觉本生在他背上越来越沉，不一会儿就累得喘开了粗气。

四

孔华来到木基市的一个星期后就进光辉火柴厂，当了一名工人。她临时先同母亲住在医院里。她喜欢新的工作，比乡下的所有农活都轻松—就是在火柴盒上贴张纸，再把每十盒火柴包成一个纸包。她现在挣的钱也多了，每个月二十八元。她心里很感谢父亲，但是并不说出来。

一个月以后，厂里在宿舍区里分给了她一个房间。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淑玉搬出了医院，和女儿住到城里去了。孔林给她们买了一些锅碗瓢勺和几件家具，看到她们有足够的煤和柴火才放心。从现在起，母女俩就要自己过日子了。她们的情况并不比别的工人差多少。孔华的工资和孔林每月给淑玉的生活费够花的了。

淑玉和孔华的生活安排好了，孔林开始料理他自己的事情。十月里的一天，他和吴曼娜来到市中心的结婚登记处。他们给两个女办事员每人一小袋大白兔奶糖。那位上了年纪的妇女面容枯瘦，走起路来有点瘸。她很痛快地帮他们填写了一份结婚证书。这是一张从中间折开的红纸，封面上用金字写着：结婚证。

然后就是筹备婚礼。医院里分给了他们一个单元，但是需要彻底地清扫。整整一个星期，他们俩每天晚上下班后就来到这里，把天花板上的蜘蛛网扫掉，用刷子狠命地擦洗地板和门窗。孔林从总务科借来一架生锈的铁床，他们要把锈打掉，重新刷上漆，还要把炉台擦洗干净。他们清洗了布满点点苍蝇屎的窗玻璃，用糨糊和撕成条条的报纸把窗户四边的裂缝堵上。卧室北山墙上开了几道细口子，冬天一刮风，冷空气就会呼呼地往屋里灌，吹得墙纸哗哗地响。医院后勤部派来两个泥瓦工，他们用洋灰泥死了裂口，又用白灰把所有的墙都刷了一遍。

除了清扫和修缮新房以外，孔林还得买大量的糖果、名牌香烟、水果和酒。这些在当时都是紧俏商品，他得通过关系走后门才能买到。他还需要买一台黑白电视机，可是手里又没有电视机票。好几个晚上，他骑着自行车在城里四处求人帮忙，经常是到了深夜才回来。孔林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吴曼娜又得了感冒，不停地咳嗽。

婚礼挑选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就在医院的会议室里举行。那天晚上，医院里一半多的员工和他们的家属都来了，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和他们的妻子也到场了。但是苏然的爱人不肯来，因为她最讨厌离过婚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想起孔林这一对儿，她就会叫吴曼娜“孔大夫的小老婆”。

会议室里有二十四张桌子，整整齐齐地码成六排。桌上摆满了汽水，成瓶的白酒、红酒，大浅盘子里装的是苹果和冻梨，形状各异的小盘子里堆着炒熟的榛子、葵花子、松子、香烟和糖果。孩子们一看见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立刻叽叽喳喳地吵嚷起来。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少先队员，脖子上系着象征红旗一角的红领巾。男孩子们满处乱跑，吆喝着自己的小伙伴，嘴里吐着瓜子皮，或是用牙齿咬碎松子壳。会议室的窗户都安了双层玻璃，玻璃中间填上了小半窗锯末。几个小姑娘正在把手放在窗下的暖气片上焐着。窗玻璃上结满了霜花，在日光灯下泛着微光。只要凑上去仔细端详，就会从霜花的纹路中看出贝壳、海草、礁石、波浪、尖岬和岛屿的图案。那天早晨下了一场大雪，透过窗缝仍然能听到北风的呼号。

屋子正面墙上贴着用毛笔在红纸上写的四个大字—恭贺新婚。空中纵横交叉悬挂着六条彩带。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还飘动着两排气球，一个已经爆了，悬在那里像一只蓝色的婴儿袜子。

等到屋子里的人快坐满了，政治部主任陈明走上前来拍了拍巴掌。“大家注意了，注意了。”他高声说道。人们安静下来。

“同志们，朋友们，”他用浑厚的嗓音宣布，“我们今天在这里庆贺孔林同志和吴曼娜同志的幸福结合。我很荣幸担任婚礼的主持人。在座的都认识他俩是谁，每天都能见到他们，所以今天的仪式咱们也来个短平快，首先请新郎新娘跟大家伙见面。”

在震耳的掌声中，孔林和吴曼娜站了起来，转过身面向人群。他们俩都没戴军帽，身穿崭新的军装，胸前别着红色的纸花。吴曼娜穿了一双闪亮的人造革皮鞋，孔林则脚蹬一双用牛皮和帆布做的大头靴，这是部队上发的标准冬装。她看上去有点紧张，两手不知道往哪放，只会一个劲地冲她病房里的几个护士微笑。在陈明的要求下，新婚夫妇向来宾鞠躬。有人已经站起来大声哄叫，其他人坐在那里鼓掌。更多的人从会议室的后门拥进来，几个妇女在低声议论着新娘的脸色。最近几个星期里，吴曼娜的脸变得灰黄灰黄的。有人说：“你们看孔大夫的表情，老像是装了一脑门子心事，从来就没见他高兴过。”

陈主任接着宣布：“现在，新郎新娘向党和毛主席致敬。”

孔林和吴曼娜又转过身，脸冲着西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和画像两边拱卫着镰刀铁锤的党旗。

陈明拉着长腔，开始叫道：“一鞠躬……”

新婚夫妇向党旗和毛主席像低下头去，中指紧贴着裤缝。

“二鞠躬……”

他们又鞠了一躬，头比上次垂得还低，几乎快成了八十度。

“三鞠躬……”

礼毕之后，孔林和吴曼娜又转回身，面对一屋子人。有好几秒钟，陈明主任宽阔有力的吆喝声传出去老远，震得满屋子和楼道里嗡嗡直响。人们被他的大嗓门慑住了，都安安静静地听着。然后，陈主任又高声叫道：“现在我宣布孔林和吴曼娜正式结婚。咱们鼓掌表示祝贺。”

人们又开始拍巴掌，几个男孩子吹起了口哨。

等人们安静下来，又有人提议让新郎新娘唱个歌。吴曼娜平时歌唱得不错，孔林却五音不全，根本就哼不出调调来。他们唱了一首《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首老掉牙的歌曲有几个年轻军官压根儿就没听过。他们的歌声听起来很刺耳。新郎唱得好像蚊子哼哼，新娘由于感冒，声音像在锉木头。有几个护士嘻嘻地傻笑着，一个说：“妈耶，听得我牙根儿刺挠。”

最后一个音符唱完之后，一个年轻军官挥着拳头嚷嚷：“叼苹果！”

“对啊，让他们一块儿咬个苹果。”几个声音一齐高喊。叼苹果实际上就是拴根线把苹果吊在空中，新婚夫妇咬苹果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亲在对方嘴上。

陈主任举起双手示意大家安静。他说：“同志们，同志们，咱们都是革命军人，这部队也不是你们家后院的菜园子，叼苹果这类的活动不合适，就免了吧。现在大家不要拘束，尽兴地乐一乐。”

人们纷纷站起来，四处走动着。陈明拍拍手掌让孩子们听他说话。他大声说：“小朋友们，丫头小子都听着，桌子上的糖果随便吃，可是不许拿回家。听明白了？”

“报告首长，听明白了。”一个小姑娘喊着。

笑声四起。屋子里又升起一片嗡嗡的人声。屋后角落里一个婴儿突然哇哇地哭起来。一个年轻军官点燃了一串鞭炮，震耳的爆炸声吓得几个女孩子尖声叫着。立刻有领导出来制止他这样做。会议室的两扇后门全打开了，走走满屋的火药味。

医院的领导们一个接一个走到新郎新娘跟前，和他们碰杯表示祝贺。苏然政委走过来的时候，手里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拿着酒杯。他激动得胸脯起伏着，眼睛也湿了。他看起来像个老人了，虽然只有五十一岁，但是头发稀稀拉拉，嘴唇上的小胡子也灰白了。从前他额头和眼角上那些细细的弯纹，现在已经变成了深深的垄沟，下眼皮垂成了两个袋子。他抓住孔林和吴曼娜的胳膊，把他俩拉到一边，用忧郁的声音说：“你俩一定要珍惜你们生活中的这次机会，要彼此相爱，互相照顾。别忘了你们是苦恋啊。”他停了一会儿，把“苦恋”两个字又重复了一遍，好像在对自己说着。

他的话触动了吴曼娜心里的苦痛。苏然离开之后，她再也控制不住了，呜呜地抽泣起来。孔林拿开了她手里的酒杯，用手臂揽住她的腰，把她带到了一个角落里。他想安慰她平静下来，但是吴曼娜的眼泪根本就止不住。她的嘴唇剧烈抖动着，脸像泡在泪水里一样。会议室里有一盏三百瓦的灯泡，强烈的灯光照耀着嘻嘻哈哈的人群。她咬住下嘴唇，抽着鼻子，眼睛炯炯放光地看着他们。

“曼娜，别难过。”孔林说。

她仍然咬着嘴唇，泪珠扑簌簌地从脸颊上流下来，打湿了衣襟。

“好了，好了，”他继续说，“今天是咱俩大喜的日子，来，露点笑模样。”

她抬起头，灯光照亮了她沾满泪水的扭曲的脸。孔林愣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摸摸她的前额，又湿又烫。

他问：“你是不是受不了这些？”

她点点头。

“那你回家去，好吗？”

她又点了点头。他转身看见护士小许坐在附近，正用一把钳子给围着她的几个小姑娘剥榛子仁吃。他这个新郎要照应场面，就请求小许把吴曼娜送回家去。他又找到了吴曼娜的皮帽子和军大衣，在走廊里赶上了她们。他给妻子戴上帽子，穿上大衣，低声说他很快也会回家的。

当他回到屋里的时候，耳朵里充满了嘈杂的音乐。所有的桌子都被推到了墙根，年轻的护士和军官们正抱在一起跳舞。交际舞被禁止了将近二十年，现在又在社会上流行起来。这些年轻男女忘情地旋转摇摆着，好像根本就不知道累。上了年纪的干部和医生们在一旁站着，一边看跳舞一边聊着天。突然，一个护士踩着一个梨核，滑倒在地板上。这一跤引来了阵阵笑声。

牛海燕和她丈夫洪淦向孔林走过来，热情祝贺着新郎官。他们现在也已经是中年人了。洪淦穿着便服，戴了副眼镜，看起来像一位地方上的干部。牛海燕的脸也圆了，腰也粗了，脖子上系了一条藏红色的丝巾。她冲在一边玩的儿子招了招手：“过来，涛涛，叫孔伯伯。”

“我不叫。”这个八岁的男孩懒洋洋地说。他怀里抱着一支木头做的冲锋枪，一下子跳开了，消失在一群孩子当中。牛海燕夫妇和孔林都笑起来。

“你和曼娜千万别要个小子，”牛海燕对孔林说，“养闺女多省事儿啊。哎，新娘哪儿去了？”

“她不太舒服，回家了。她有点感冒。”

洪淦拍拍孔林的肩膀说：“伙计，我可是一直等着今天哪。听着，打今儿起，你们要是有啥要帮忙的，言语一声儿。”他的左手转着一个空酒杯。

孔林看着洪淦扁平的脸，琢磨着他话里的意思。他带有几分赞叹地发现，洪淦已经变成了一个快乐健康的男人，身上一丁点儿农民的影子都不见了。他的面孔非常平滑，只有脑门上那两个粉红色的疖子让孔林想起了他过去那张生满酒刺的脸。

“别客气，孔林。”牛海燕说，“他现在有点权，也有关系了。他那个公司有十二辆卡车呢。”

“噢，谢谢。”孔林勉强说了句。他在心里仍没有把他们当作朋友。

“你要是需要往家里拉煤或柴火啥的，”洪淦说，“记着给我打个电话。”

“谢谢。”

三个人都有些无话可说了。前年夏天洪淦从部队转业，成了木基市一个木材场的副场长。牛海燕也是一帆风顺—她在长春受了一年半的培训，现在已经是产科医生了。为了让儿子能上个好学校，他们两口子搬到了木基市里去住。虽然牛海燕和吴曼娜早就和好了，但是吴曼娜再也不敢把知心话告诉她了。孔林真希望这对夫妻能赶紧走开。

洪淦却聊起来没完。他压低了嗓门说：“孔林，你听到过杨庚的消息没有？”

孔林怔住了，窘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他摇摇头，不明白洪淦为啥要在他的婚礼上提起这个名字。谢天谢地，新娘不在场。

“我可不是要惹你难受，”洪淦继续说，“可我听说那小子发了，有了不少钱。你也知道，恶狗能交上好运呗。”

孔林没有说话，脸涨得通红。

看见新郎那难受的面孔，牛海燕一把捏住了丈夫的脖子，恼怒地问：“你他妈的在这会儿提那个土匪干啥？想作死啊你！”她扭住了他的耳朵，使劲拧着。

“哎哟，你放手。”

“快给孔林道歉。”她命令道。

“好，好，孔林，对不起。”

孔林挤出一丝干巴巴的微笑，说：“海燕，快放开他。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这个蠢货，败兴的东西。”她松开了丈夫的耳朵，“他惹的祸还不够大，还嫌伤害曼娜不深哪。”她转向洪淦问：“人家今天结婚的好日子，你想瞎搅和咋的？”

洪淦也意识到自己捅的娄子：“对不起，孔林。我不是成心要扫你的兴。一个月前我在《中华英才》上看到一篇报道杨庚的文章。我只是想说那狗日的凭啥能发财，太不公平。”

“我明白。”孔林说。他没有看过那本杂志，不清楚杨庚怎么个有钱法儿。

“咱该走了。”牛海燕对丈夫说。

“好吧。”洪淦又转身对新郎说，“别忘了有事儿言语，啥重活儿都成。”

“我记着了。”孔林怀疑这对夫妻是不是酒喝多了。

“回头见。”洪淦挥挥手，抓住了妻子的胳膊。他们一起消失在人群中。

跳舞的人们都热得只穿着绒衣或汗衫了。孔林觉得整个屋子就像船上的一个大统舱，烟雾腾腾，摇摇晃晃。这种感觉让他头晕。

他不会跳舞，于是和那些年岁大的干部和家属在一起聊天，不断地感谢别人的祝贺，回答着他们的问题。夜深了，孩子们都回家去了。他们的口袋里鼓鼓地装满了糖和水果，所有的气球也不见了。会议室里变得不那么嘈杂，桌子上摞着一堆一堆的大小空盘子，还有上衣、帽子和手套。孔林很累了，脑子里不住地想着新娘一个人在家怎么样了。他已经对这婚礼感到厌烦。

五

吴曼娜原来是一个奔放的情人。她在新婚之夜表现出来的激情让孔林无法招架。他在床上并不像她原来想的那样经验丰富，常常是她还在兴头上，他已经瘫软了下来。晚上熄灯号一吹过，他们立刻就上床。他们会花上半个钟头做爱，又不敢贪欢得太久，因为第二天清晨两人还得出早操。即使碰上下雪天气，他们也得早早起来和同志们一道去扫雪。

吴曼娜对孔林的没用有时感到恼火，但是仍然控制着不发脾气。有个星期六的晚上，她打趣地对孔林说：“我真不知道你和淑玉是咋弄出孩子的，用了三分钟？”她的下巴支在孔林的胸口上，眼睛半开半闭，流露出懒洋洋的陶醉神情。

“我那时候年轻嘛。”他嘟囔着。

“你当年的火力壮？”她扑哧笑起来。

“她不像你。”

“哪方面不像？”

“她没让我觉得自己像个老头儿。”

“行了，你是我的棒小伙。”她又开始亲吻他的嘴，一抬腿骑上了他的肚子。

“宝贝儿，现在还不成，你再多给我点儿时间。”他说。

“没关系，慢慢来。”她一动不动地在他身边躺着，手却没闲着，搓弄着他的大腿根儿。孔林确实花了好一阵子才觉着又行了。那天夜里他们做爱做了整整一个小时，反正明天两人都不用早起。

结婚之前孔林担心十年前发生的那场强奸也许还在困扰着吴曼娜，特别是在性事上会有障碍。他常常提醒自己对她要格外温存些。但是她在床上并没有显露出任何不舒服，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她都要来一次，有时候两人甚至午饭之后就要上床。这女人咋那么贪呢？他对自己说。

要满足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已经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每天晚上来完之后，他都会筋疲力竭地想着自己是不是要用点补药—在酒里泡上人参、当归、海马之类的玩意儿。他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认为喝这种补酒只会把他很快就熬干。他真希望曼娜能够让他喘口气，但是她仍然每天热情不减。他问自己：别的新婚夫妻是不是都像我们这样？

吴曼娜在床上到了高潮的时候，时常会吟叫着：“哦—让我死了吧。咱俩就这样死了，一块儿去死。”有时候她会哭泣，甚至咬他的乳头和肩膀。开始的时候，她的这些呻吟和眼泪让他害怕，以为自己伤着了她。但是她说他没有，只是自己觉得太幸福了，幸福得直想和他在床上死过去。

有一次她说了实话：“我也不知道咋整的，心里特别难过。要是咱俩二十年前结婚就好了。”她的话让他琢磨了好几天，还是不明白她是啥意思。难道她是在暗示说，如果他再年轻一些，会更刚强有力吗？

每次性交之后，她的脸上会升起淡淡的红晕，显得更加迷人，但他还是发现她有了变化—疲惫、更衰老了。她的肚子和手臂上松弛的肌肉、塌软的乳房、脖子上出现的细密褶皱都在昭示着青春的逝去。他不禁奇怪她的身体里怎么会生出如此强烈的欲望，活像个情窦初开的年轻姑娘，使他根本没办法满足。他也觉着自己老得精力不济了，几次央求她不要太放纵，但是她好像根本就不在乎他说什么。

两个月以后他感觉到腰眼酸酸地疼，右脚心也像针扎似的。他知道过度的性交会伤着肾，但是仍然每天强打精神一遍又一遍地同她做爱。她等了他那么多年，他有义务满足她的任何需求。他往自己脚掌疼痛的部位注射了大剂量的维他命B1，想缓和一下紧张的神经，结果脚疼得确实轻了一些。

他的同事们注意到他瘦多了。从去年夏天开始他掉了十五斤肉，两个颧骨更突出了。只要没有女同志在场，同事们会轮流开他的玩笑。医院宣传科科长穆识丁有天下午在休息室里说：“好家伙，孔林，你老兄不过才结了三个月的婚，你自己照照镜子，精血都快抽干了。”

孔林叹了口气，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低下头，继续用一支大号毛笔在一条横幅上写“热烈欢迎……”几个字。军区一位首长要来医院视察，他们正在写欢迎标语。孔林因为是医院里少数几个能写毛笔字的人，就被派来做这个工作。

穆识丁用胳膊肘拱了拱他，接着说：“咋样，累草鸡了吧。这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他发出一长串笑声，把屋里一个柜子的玻璃门震得哗啦啦直响。

“闭嘴！”孔林甩过来一句。

但大家还是不放过他。一个年轻军官也插进来说：“孔林，照这样下去，不出明年夏天，你就变成一副骨头架子了。你得悠着点啊。”

另外一位男同志冲他挤挤眼，说：“这下知道了吧，色是刮骨钢刀。”

一个戴圆边眼镜的宣传干事用一把小扫帚搅着冒着热气的糨糊桶，拿腔拿调地背诵起了两句古词：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他们笑得更响了，继续谈论着女人。怪不得俗话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一个老处女就更是如狼似虎，只有年轻的狮子才能骑上去驯服她。孔林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自己不是对手，需要给她立下点儿床上的规矩。办公室里回响着欢心的笑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开着孔林的玩笑，时间过得很快，手里干的活儿也不那么无聊了。

孔林对大家的取笑表面上不加理睬，内心却十分恼怒。他决心要采取点措施，不再成为人们的笑柄。

回到家里，孔林径直走向那架大衣柜，这是他为结婚买的唯一的家具。他在衣柜的穿衣镜前面看着自己：他的眼睛确实深陷了，也显得更大了。他的脸上没有血色，两鬓和额角出现了更多的白发。看着这些灰白色的丝丝缕缕，他不由得心灰意冷。二十五年前他在医学院念书的时候也长过白头发，但是后来又转黑了，如今可是没有办法再恢复一头乌发了。

一天午饭后他们又跳上床去做爱，完事之后他竟累得睡着了。吴曼娜上班走的时候也没叫醒他。他一直睡到三点多钟，直到一个护士来敲门，跟他要储藏室的钥匙。她说医院从哈尔滨请来的一个技术员要修理呼吸器，东西却被孔林锁在储藏室里了。孔林听了非常狼狈。他脸也没洗，跟着女护士往门诊楼走去。他在路上不停地道歉，说他头晕。

到了晚上，他对妻子说：“好老婆，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咱俩都不年轻了，人们已经开始议论了。”

“我也知道这样下去不是事儿，”吴曼娜说，“可就是管不住自己。我心里总是发慌，好像活不多久了，每一分钟都是好的。”

“咱也得省下点精力干工作呀。”

“其实我最近这段时间身体也感觉不大好。今天下午量了血压，有点偏高。”

“高多少？”

“高压一百五，低压九十七。”

“这不行，咱们得尽量少做那事儿。”

“咱俩可能是来得频了点儿。”她叹了口气。

他们同意从现在起要保护好身体。那天夜里两人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生觉。

六

“这东西像个骨灰盒。”孔林嘟囔着。大衣柜的门开着，他盯着吴曼娜的衣服下面放着的一个小檀香木盒。盒子上横着一把黄铜挂锁，他猜想着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可能是钞票，或是银行存折，也许是她历年得的奖状。不知什么原因，最近他开始琢磨上了这个外表漆得亮亮的木盒子。

一天晚上他开玩笑地问她：“你那个盒子里放了啥东西，还怕让我看见？”

“你在说啥？”

“大衣柜里那个檀木盒子呗。”

“哦，没啥。你咋那么想知道？”她微笑了。

“能看一眼吗？”

“嗯—嗯，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

“啥事儿？这么神秘。”

“你得保证不笑我。”

“放心吧，不会。”

“你也得答应，从今儿起你告诉我你所有的秘密。”

“好吧，我没啥藏着掖着的。”

“那行，我打开让你瞧瞧。”

她从床上下来，走到大衣柜跟前，拿出了那个神秘的盒子。她拔出挂锁，开了盒盖，盒子内层糊着花花绿绿的糖纸，一卷奶油色的海绵拱了出来，遮住了盒子里的其他东西。她取出海绵摊在床上，上面别着二十多枚毛主席像章。绝大多数是铝做的，也有几枚陶瓷的，鼓凸的圆面在灯下闪着光。在一枚像章上，毛主席身穿军装，手里挥动着军帽，正在检阅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另一枚，他抽着烟，手里拿着一顶草帽，正在同韶山家乡的农民们交谈。

“嗬，没想到咱们吴曼娜同志对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么热爱。”他笑着说，“你打哪儿整来这么多像章？”

“本人搜集的。”

“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

“崇拜不崇拜的咱不知道，我只是觉着挺好看的，对吗？”

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收藏毛主席像章这么热心，接着意识到也许再过些年这些玩意儿会很值钱。这些像章让人回想起那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多少人的光阴浪费了，多少人失去了生命。革命过去了，像章成了历史的遗迹。但是对她来说，这些像章根本没有什么历史的价值。他明白，她不过是拿它们当作某种财宝收藏着。她把这些毛主席像章当作她能够拥有的唯一美丽的物件，如同珠宝首饰一样。

他思索着这些，涌起一股悲凉的心绪。他如果把心里想的说出来肯定会伤害她的感情，于是沉默着。

他瞥了一眼盒子里头，发现有几十封信件，用一根蓝皮筋捆着。“那是啥？”他问。

“董迈过去给我写的信。”她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能看吗？”

“你今儿这是咋了，啥都想打听？”

“你要不高兴我就不看。”

“也没啥秘密，你要看就看呗。只是别当着我的面打开。”

“好吧，你在家我不会看的。”

“盒子我就不锁了。”

“我要从这些信里瞧出来你原来是个多么浪漫的姑娘。”

他表面上装得不动声色，心里却急切地想看看这些信里究竟写了些啥。除了在小说里，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读过一封情书，自己也没有写过任何表达爱情的书信。现在他有机会读到真正的情书了。

第二天下午，他早回到家一个小时。他打开檀香木盒子，取出里面的信读了起来。许多信已经有一股霉味，纸页微微发黄，有些字迹由于受潮变得模糊不清。董迈的信没有什么写得出色的地方，有些信像流水账，只是记叙了他每天的活动—中午吃的什么饭，头天晚上看了什么电影，认识了哪些朋友，等等。但是偶尔也会蹦出几句火热的情话，让人感觉到一个年轻人陷入绝望爱情时的真诚。在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曼娜，我只要一想起你，就会心跳得发慌。我晚上睡不着觉，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你。今天早上起来头疼得厉害，一个上午什么也没干。”另一封信里他这样说：“我的胸膛要爆炸了。曼娜，如果再见不到你，我会活不下去了。”有一封信是这样结尾的：“让老天爷保佑咱俩结合吧！”

看到这些词句，孔林差点要笑出来。董迈这家伙一看就是个头脑简单、过分多情的种子，表达自己的感情也这么颠三倒四的。

读完了所有的信，他反而觉得心里像缺了点什么。让他感到困惑的是，董迈在信里表达的那种绝望的激情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对一个女人产生强烈感情的滋味，他也从来没有写过一行充满爱恋的句子。他每次给吴曼娜写信，一开头都是“曼娜同志”，或者开玩笑地称呼她为“我的老婆”。他呆呆地思忖着：兴许我是书读得太多了，或者是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就变得过于理性了。我受到的是科学的训练，知识越多血就越冷。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对吴曼娜说：“那些信我都看了，我能看得出董迈是真心喜欢你。”

“瞎扯，我可不这么想。”

“为啥呢？”

“他蹬了我，我恨他。”

“但是他毕竟爱过你，对吗？”

“那不叫爱，不过是一时昏了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对了，你是例外。”她龇牙一笑，继续用一块馒头擦干净了盘子里的肉汤。

她的话倒让他有点吃惊。如果董迈真是像她说的那样，为啥她还要把这些信当成宝贝一样收着？她真的恨他吗？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吴曼娜在二月份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坚决要求和孔林分床睡。“我不想伤着孩子。”她解释说。孔林明白她的意思是，在婴儿出生之前他们不能再行房事。他同意了。他从总务科借来一张行军床，支在屋角里。

孔林没有想到她还能怀上孩子。吴曼娜已经四十四岁了，早过了受孕的最佳年龄。现在他不禁有些担心，因为她心脏不太好。自从他们结婚以后，她隔一阵子就会犯心律不齐的毛病，血压也总是偏高，但是做心电图倒没查出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她是高龄孕妇，生孩子恐怕不会顺当，孔林的忧虑又加重了一层。他几次劝她去做人工流产，没想到她坚决想要这个孩子。她说，他们结婚就是为了生孩子，她可不想光开花不结果，做个一辈子生不出孩子的女人。这次怀孕可能是她最后的机会了。她甚至告诉他：“我希望咱们这次能是个儿子。我想要个小孔林。”

“我不相信这套封建玩意儿。男孩和女孩有啥区别呢？”

“女孩命苦。”

“你算了吧，我可对再要孩子没兴趣。”

“不，我要有自己的孩子。”

孔林见说服不了她，也就不再提了，随她去吧。

她的妊娠反应非常强烈，经常呕吐不止，甚至深更半夜邻居们也能听到她哇哇的吐声。她也不再注意自己的外表了。她的脸浮肿起来，眼圈周围的皮肤变得暗黑松弛，好像刚刚哭过一场。另外，她食欲奇好。她大口大口地喝海带炖排骨汤，说婴儿需要营养，喝完了还拍拍没有显形的肚子。更要命的是，她的口味反复无常，今天想吃地瓜，明天就会馋杏仁酥。有一天她记起海蜇皮好吃，就央告孔林去给她弄点来。木基是个深处内陆的城市，春节过后就连泡发的海蜇也是稀罕物。他晚上下班以后骑车四处去寻找海蜇皮，每次都是空手而归。他请几个家住在城里的护士帮忙，她们也毫无办法。最后还是通过伙食科一个干部的亲戚，才在一家水产商店里买了两斤腌泡的海蜇。

吴曼娜用水把海蜇皮上的沙子和盐粒洗掉，切成细丝，拌上醋、蒜泥和香油。整整三天，她每顿饭都要咯吱咯吱地嚼海蜇皮。她让孔林也尝一点，但是他受不了那股腥气。

到了第四天，就不见她把海蜇丝端上桌了，好像她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菜。剩下的半碗海蜇丝静静地搁在碗柜架上。

宁医生的母亲成大妈有天晚上来串门，她对吴曼娜说：“你真有福，想要啥就能吃啥。当年我生头一个儿子的时候，两个月里只吃了十个鸡蛋。后来怀了第二个孩子，馋烧鸡馋得跟疯了一样。那时候穷啊，连只鸡翅膀都买不起，只好每天早上到熟食铺子里去看看烧鸡啥样，不过是去闻闻味儿。”

老太太的话勾起了吴曼娜的馋瘾，她也开始想烧鸡了。孔林每隔一天就从附近的小吃店给她买回来一只。烧鸡不便宜，孔林有些担心—他每月的工资也就够买十五只烧鸡。幸好，她对烧鸡的兴趣持续了不到两个星期。接下来就是石榴，她一定要孔林去想办法，可是冰天雪地的到哪儿去找石榴？她真馋那些粉红的颗粒啊，酸酸的，甜甜的，一咬一口水。她一想起来就直咽唾液。有天晚上她梦见了一棵粗壮的大树，上面挂满了开了口的石榴。她告诉了孔林这个梦，而且自己圆梦说石榴是吉祥果，预示着他们会有一个大胖小子。吃不到石榴多少矫正了一下她那变换不定的胃口，她又开始正常吃饭了。

结婚以后，孔林就很少看书了。门旁边立着他的书架，书仍然装得满满的。但是架子上也摆了水杯子、药瓶子、眼镜盒、手电筒、不倒翁，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小摆设。书顶上积了一层尘土，他和妻子都懒得打扫。相比之下，吴曼娜倒是看了不少书，都是讲怀孕、生产和育儿的读物。她把医院那个小图书馆里这方面的书都借来了。她一边看一边感叹自己对生养小孩知道得太少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她会告诉丈夫自己一天里都读了哪些内容。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她对他的缺乏兴趣很恼火。

除了读书之外，她还忙着给婴儿准备小衣服和尿布。她到处跟人家要穿破的衬衫和睡衣，因为尿布最好用松软的旧衣服，这样不会擦伤婴儿的嫩皮肤。晚上她经常不着家，到邻居家串门，跟人家学做婴儿的小被子和小枕头，或是用毛线钩织小袜子和小鞋。她花了七十多块钱买了三斤毛线，孔林奇怪她啥时候变得花钱这么大方，甚至有些浪费了—一个刚出世的婴儿哪用得了这么多的毛线衣服。但是他没有抱怨，因为她是花自己的钱。

孔华有时候会在星期天来看父亲。如果吴曼娜不在，她会多待一会儿。她告诉父亲，淑玉对吴曼娜怀孕非常欣喜，因为孔家人丁将更兴旺了。孔林对淑玉的反应有点纳闷，看起来她仍然认为她是他妻子。他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他每月付给她的生活费让她有这种感觉。这个女人的头脑真够简单的。孔华时常会带来淑玉给他做的葱油饼，如果看到吴曼娜在场，就不把饼拿出来。她现在话比以前多了，也更爱笑了。她告诉父亲她如何喜欢她的工作，工厂里的师傅们如何对她好，等等。她脸上总是乐呵呵的，笑起来嘴角会翘上去，一双眼睛更水灵了。孔林瞒着吴曼娜给女儿买了一辆凤凰自行车和一块上海牌手表。吴曼娜看到后什么也没说，心里知道一个刚进厂的学徒工是买不起这两大件的。她对孔华的态度从来都是不冷不热。

孔林有时候也会想起同吴曼娜结婚前的二十年岁月。那种平和的生活好像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了。他忍不住想，假如同吴曼娜早结婚十五年，他的家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她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姑娘啊，他一直相信如果能娶了她自己会非常快乐。但是现在她变得判若两人，十分庸俗无趣。他清楚是多年的磨难使她变成了这样。

他时常会被一种奇怪的情感折磨得太阳穴生疼，这种感觉使他怀疑自己是否喜欢这种家庭生活。在他看来，这场婚姻已经变得无聊乏味，乱糟糟的令人疲惫。

七

孔林告诉吴曼娜吃过晚饭他要去办公室。他被请去给一些准备考护士学校的护理员上化学基础课，每个星期教两个晚上。

“干啥非要到办公室去？”吴曼娜问。

“在那儿工作效率高呗。”他漫不经心地回答。

“啥工作？”

“我不是跟你说了，要把过去学过的化学知识捡捡，不然怎么给人家上课啊。”

“在家里就不能干了？”

“家里太吵，我需要精神集中。”他的声音里没有一点让步的余地。

她不再说什么了，对他的话很不高兴。他急切地想躲出家门让她心里很乱。最近他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在丈夫眼睛里看到一种很不耐烦的生硬目光。她寻思着，他不高兴可能是因为她不愿意打胎，或是因为他们近来节制房事。她曾经问过几位年纪大的妇女，怀孕期间是否还要和丈夫同床。她们都说当父母的不能再干那事了，弄不好孩子会流产。她对这些话深信不疑，因为她看的好几本书也都是这样说的。

孔林离开家后，她变得焦躁不安。她脑子里升起更多的疑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想的最多的是—他是否还爱她。

禁绝房事似乎不可能是导致他对她不满意的原因。她记得很清楚，当她要他分床睡的时候，他很痛快就答应了，仿佛是巴不得的事情。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厌烦她了？她问自己。可能是。他是不是在找别的女人？不可能。我们一起共过那么多的患难，他哪能一夜之间就变了心。那么，他为啥那么想躲开我？他会不会想到别人那里找乐子？他是不是看上了别的女人？他真的上办公室了吗？是一个人待在那儿吗？

她想得越多，心里越难受。她从没有感到过像今天这样孤独，灯光昏暗的屋子就像一间被遗弃的病房。她觉着好像全世界都在跟她作对，想看她的笑话。不行，她自语道，我就是一块压在孔林背上的磨盘，也不能让他这么轻易地抛下来。我现在啥也没有，只有他了。没有他，这个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家也就不存在了。再说，难道他不应该集中精力关心爱护他怀孕的妻子吗？不行，我一定要把他抓住。

第二天晚上，孔林吃完饭，夹着雨伞出了门。她急忙披上雨衣跟了出去。她离他有一百米远，看着他在雨中无精打采地走着。白瀑似的雨丝被风吹得斜抽在脸上，一会儿又倒卷起来，仿佛珠帘一样晃动。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发抖，啾啾鸣叫。虽然是寒冷的早春，但路旁的树上已经抽出了嫩绿的叶芽。前面丈夫沉重的脚步让吴曼娜想起他已经不年轻了。你咋会想到他去勾引别的女人？她开始埋怨自己。你咋变得那么不通情理？你是太嫉妒，占有欲太强了。为啥不能给他一点自由呢？

他走进了门诊楼，她却没有跟着进去。她站在楼前的一个篮球架下，心想，等他走到二楼的办公室以后再进去也不迟。

她等了又等。十分钟过去了，他办公室里的灯光还是没有亮，黑洞洞的窗子像一口无底的井。他上哪儿了？去厕所？不会，他出门前刚解的手。他肯定是躲到什么地方干偷鸡摸狗的勾当去了。

她正用手擦脸上的雨水，从楼西头传出一阵笑声。她循声走过去。在一楼的进修教室里，孔林正跟七八个年轻的护理员说话。这些护理员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她们全神贯注地听着，看上去对他的话很着迷。窗户虽然开着，她还是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是偶尔会听到“异构”或“分子公式”之类的只言片语。她能看出来他很开心，脸上表情生动，手势充满活力。他因为腰挺直了，人也显得高了。他转过身，开始在黑板上写着什么。所有学生的眼睛都盯着他。忽然，因为用力过猛，他手中的粉笔头折断飞了出去。他说了句“嗬哟”，惹得一个姑娘咯咯地傻笑。

怒火和妒火一齐在吴曼娜的胸中燃烧起来。她留神看看，觉着其中有两个护理员长得相当漂亮，肯定对男人有吸引力。特别是一个外号叫雪鹅的姑娘，更是一脸妖精相。这个年轻女人是五个月前因为作风问题调来医院当护理员的，听说她在沈阳军区司令部的机关里和一个高级干部勾搭胡搞。她本来是军区文工团的一个演员，因为这位干部的妻子到处写信告状，扬言如果不处分这个“小骚货”，就要把许多桩丑事抖落出来，于是她被发配到这个边远的城市。吴曼娜从二十多米远的地方观察雪鹅，发现她的脖子确实像鹅颈一样又白又长，被垂下来的乌黑头发遮住。她的鼻子微微翕动，一直笑盈盈地看着老师。这女人一定是狐狸精变的，一天不勾引男人就活不下去。吴曼娜听说，有天晚上雪鹅值夜班，白大褂里面乳罩裤衩啥也没穿，就那样光着到处晃荡。有些男病人一定是闻到了她身上的骚气，只要一看见她，就像绿头蝇见了血一样，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吴曼娜看着她那张狐媚样的脸，心里越来越堵得慌。最让她恼恨的是那双杏仁状的眼睛，从她开始观察她起，这双眼睛就没离开过孔林。她恨死了这个狐狸精，她恨全屋子的人！孔林也不是好东西。他和她们打情骂俏，好像还很得意。真不要脸，论岁数他都可以当她们的爹。怪不得他一放下筷子就想跑出来，敢情这儿有一群小妖精在等着。他简直把家当旅馆了，只是回来吃个饭睡个觉。孔林这个王八蛋！这些人全他妈的不得好死！

雨下得更猛了。铜钱大的雨点砸着长满青苔的瓦块，溅在水泥地上，激起一片密匝匝的水声。教室里两个姑娘站起来，走过来把窗子关上了。吴曼娜转身走回家去，两条腿软得像面条一样。

第二天早晨，吴曼娜在上班的路上碰到了苏然。因为他们平时关系不错，她就问他，为啥医院里不能找别人教化学课？妻子怀了孕，当丈夫的应该晚上待在家里。苏然有一阵没缓过神来，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化学课，更不要说派孔林去当老师。医院里新分来了不少大学生，为啥人们非要找孔林干这种事情？

“别着急，我会问明白这件事。”分手的时候他说。他的两条罗圈腿比去年更弯了。

苏政委的话让吴曼娜吃了一惊。她怀疑到底是谁派了孔林这么个差事。昨天晚上她从门诊楼回来以后，犹豫了两个钟头，最后还是决定不同孔林摊牌。她记着他为了建成这个家所付出的代价，要说孔林把他们的婚姻当儿戏是不可想象的。不然他干吗要等她那么多年，离婚离得那么苦？他绝不是个轻浮的人。但是她现在已经从苏然那里知道了，这个化学课根本没经过领导批准。吴曼娜改变了主意，她要盘问孔林，把这件事弄清楚。

“林，我问你点事儿。”午饭后她说。

“啥事儿？”

“谁让你去教那个化学课的？”

“是她们要我帮忙。”

“她们是谁？”

“那些想考护校的护理员。那天她们到我办公室去，请我帮她们突击复习一下化学。”

“那么说，领导没派你的差？”

“没有。她们求我，我就答应了。”

“这事儿为啥事先不和我商量就应下来？”

“有这个必要吗？”他的声音中带有一丝嘲弄，眼镜片后面又开始闪着令她心寒的冷光。

“这是咱们的家，不是旅馆。你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我知道。”他不高兴了。

她的眼泪一下子迸了出来，仰起脸对着天棚说：“天啊，好像他真不明白他都整了些啥事儿？我得怎么说他才听得懂呢？”

“这有啥不对的？人家请咱帮个忙，咱好意思驳人家的面子？”

“有啥不对的地方还要我告诉你吗？你撇下怀孕的老婆，让她一个人在家担惊受怕，自己和别的女人疯去。”

“你这样就不讲理了。我没有和任何女人瞎混。”

“那些护理员都是什么人？雪鹅是谁？她是男的还是女的？”

“哎呀，你咋乱搅理呢？”

“咱们今天不是争谁在理不在理，这是个感情问题。你挨门挨户打听打听，有谁家的老婆怀着大肚子，当丈夫的成天不着家的？”

“我倒从来没想过这个。”他听起来满腹委屈。

她走进里屋，把脸埋进一个鸭绒枕头里，抽泣着。他坐在客厅里抽了一会儿烟，然后擦干净饭桌，刷完碗筷，一言不发地上班去了。

整个一下午，吴曼娜都坐立不安。她不知道孔林下班后是否会回家吃饭，晚上是不是还要出去。她甚至埋怨自己太冲动，也许不应该发那么大的火。他现在肯定把她看成是一个嫉妒的母老虎了。难道他对她真的变了心？他可能对她非常厌倦，所以才从另外的女人那里寻找安慰。不，他不像董迈那样没良心。那么，他到底想要啥呢？

她越想越心焦，但是心里又觉得自己并没有错。

晚饭她包了馄饨，巴望着他能准时回家来。她烧上一锅水等着他。孔林像平时一样六点钟进了门。她一见他，顿时松了口气，赶忙把猪肉馅的馄饨下了锅。

锅开了，她用刀划碎了两张紫菜，又切了一把香菜，一块放进了一个汤盆里。孔林忙着把汤匙和碗放在饭桌上，又摆了两个盛着酱油和醋的小碟子，嘴里一边说她应该等他回家以后再包馄饨，他可以帮她剁馅擀皮。

“我不知道你啥时候回来。”她说。其实她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她是担心他根本不会回家吃饭。

馄饨煮熟了，她连汤带馄饨一齐倒进了汤盆，然后又往里加了一汤匙的辣椒油，用一把不锈钢勺子在馄饨汤里搅动着。

可以吃饭了。孔林把汤盆从厨房端进了饭厅，这间屋也是他家的客厅。

孔林嘴里嚼着馄饨，含混地告诉妻子他下午遇到了苏然，两人在一块儿谈论了好半天女人。“我们谈得不错。”他说。

“你俩都谈论谁了？”

“也没特别说到谁，只是泛泛地聊聊。”

“他是不是也寻思着我发神经了？”

“哦，没有，他说我做得不对，太不理解你的心情。”

“他原话是咋说的？”

“他说，女人要是没有关心和爱情就活不下去。”

她扑哧一声笑了。当政委的能说这话，真有意思。怪不得他对自己的疯老婆那么有耐心。她说：“这话不对，那尼姑咋办呢？”

“这个嘛，”孔林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她们有和尚关心啊。”

两人都乐了。

“曼娜，”他说，“要是我知道你对我教课有这么大的意见，我当初就不会答应了。”

看到他脸上诚恳的表情，吴曼娜微笑了，告诉他以后再也不要自作主张，啥事都要两口子之间先商量。“你没听人说，夫妻要比翼齐飞嘛。”她说。

从那天起，他晚上就待在家里温习化学知识。因为补习班已经开课，临时换老师不太可能，他只好每周去给护理员们上两次课。吴曼娜对这次的夫妻和解很满意，但是每个星期的两个孤独寂寞的晚上仍然让她不痛快。孔林只要不在家她就会闷闷不乐，忍不住胡乱猜想他在外边都干些什么。

八

夏天到了，吴曼娜的肚子很显形了，脾气也变得更坏了。她对孔林每个礼拜出去教两次课，心里老大的不乐意。她明明知道给护理员开的化学课很快就要结束了，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把孔林弄得像做了亏心事一样。看着她怒气冲冲的脸，孔林经常会想起他们结婚后第二天她说的话：“我真希望你瘫在床上，这样你就能整天和我在一起了。”

这就是爱情吗？他心里嘀咕。也许是她爱我爱得太深了。

八月里的一个傍晚，吴曼娜从菜店买来四块豆腐，用一个黄色的小塑料桶拎了回来。她把豆腐桶放在炉台上，对孔林说：“我觉着不大对劲儿。”她匆忙进了厕所，孔林也跟了进去。

她低头看看自己穿的肥大的军裤两腿中间的地方，发现了一块湿痕：“天哪，一定是羊水破了。”

“真的？”他吃了一惊。她怀孕还没足九个月啊。

“快点，快去门诊部。”她说。

“别紧张。可能现在还太早，没准是假产呢。”

“快走吧，我心里有数，到时候了。”

“你能走吗？”

“能。”

他搀扶着她上了路。太阳已经落山了，热气仍然从晒了一天的柏油路面上蒸腾起来，脚踩上去软软的。一幢宿舍平房的后面，茂密的杨树林子中间露出几条晾衣服的绳子，上面挂着绿色和白色的衣服，在热风中懒洋洋地飘动。一只大蚂蚱从路边“嗖”地跳出来，扇着粉红色的翅膀，一头撞上晾在绳子上的一床棉被，掉到了地上。因为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道路两旁树上的叶子都皱缩成圈，黑压压地爬满了蚜虫，地上斑斑点点撒着毛毛虫屎。孔林小心地看着脚下，避开会使吴曼娜踩空的坑洼的地方。一想到孩子会早产不足月，他就感到紧张不安。

他们走进门诊楼以后，吴曼娜马上被放到担架车上，快速送进了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那里有一张检查床，闪亮的皮面下边是厚厚的海绵垫子，可以当作产床用。护士小于在床上铺了一块消过毒的白布，帮助吴曼娜费劲地爬上床去躺下。几分钟后吴曼娜的宫缩开始了，她呻吟起来。

小于跑出去找牛海燕—这个医院里唯一的产科医生已经下班回家了。小于在楼门口碰上了好朋友雪鹅，请她上楼去帮忙照看吴曼娜。雪鹅答应了。

在楼上的房间里，吴曼娜呻吟得更响了，一只手紧紧抓住孔林的胳膊。

“曼娜，一会儿就没事了。”他说。

“噢，我的肾疼死了！”她喘着粗气，用空着的一只手揉着后背。

“曼娜，不可能是肾的事儿。”他像检查一个普通病人那样说，“疼痛肯定是从你的骨盆里传出来的。”

“帮我一把！别光济个嘴说！”

孔林感觉非常狼狈。他愣了一会儿，才用手掌贴住她的腰眼，使劲按摩起来。她嘴里哼哼着，额头渗出了密密的汗珠。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减轻她的痛苦。他竭力回想着二十多年前在医学院学过的教科书上有关分娩的章节，却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牛海燕一个小时以后才来。她面色平静，抱歉说因为交通拥挤所以来晚了。她很快检查了吴曼娜，吩咐小于给病人量血压、剃阴毛。然后又交代雪鹅：“把电扇打开，再烧点水。”接着她转向孔林：“她才开了三指，还得有一会儿呢。”她把手放在病人的额头上说：“曼娜，别紧张，没事儿的。”

孔林把牛海燕拉到一边，悄声说：“她挺得过去吗？你知道她的心脏不太好。”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别担心，孩子已经快出来了，现在说啥也晚了。我会记着她心脏的事儿的。”

她又回到产床旁边，对吴曼娜说：“曼娜，我给你挂上点滴，打点催产素，行吗？”

“行啊，行啊，快点吧。只要能让我快点生出来，啥都行。”

“我能帮啥忙呢？”孔林问牛海燕。

“晚饭吃了吗？”

“没呢。”

“先去吃饭，吃完马上回来。也许要折腾一个晚上，没准用得着你。”

“你呢，吃过了？”

“我吃了。”

他惊叹牛海燕这么镇定。他看了妻子一眼，她正在用双手搓着后背。在她高一声低一声的呻吟中，他离开了病房。

孔林在食堂买了一碗菠菜汤和两个猪肉白菜馅的包子，放在嘴里像嚼蜡一样吃起来。对于即将出生的孩子，他说不上是喜是悲，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他打着嗝，嘴里满是反上来的胃酸，恶心得几乎要吐出来。他把拳头搭在餐桌边上，头支在上面歇了一会儿。幸好附近没人，周围的圆凳都已经翻过来，倒扣在桌面上。

伙房后边是一排猪圈，饲养员用铁勺子敲打着猪食槽子，圈里的猪开始哼哼唧唧地叫起来。一些护士和护理员走进了食堂，在饭厅的另一头拣了两张桌子坐下，开始择扁豆。

孔林长叹一声。他觉着烧心，吃了两口饭却怎么也咽不下去。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恶臭，那是从洗碗槽旁边的泔水缸里发出来的味道。他站起来走过去，把碗里的菠菜汤全倒进了泔水缸。他洗干净饭碗和铝勺，喝了两口水漱漱口，把碗和勺揎进一个用花条毛巾做成的饭袋，挂在墙上一个空着的钉子上，四周挂的全是其他同志的饭袋。饭厅的另一头，那些姑娘正叽叽喳喳地聊天，有几个哼着一首电影插曲。一只小花狗被拴在一根桌子腿上，哀哀地叫着。

孔林返回了门诊楼，刚一进楼道，就听见妻子的呻吟已经变成了刺耳的尖叫。牛海燕告诉他，婴儿比她预期的要来得早。实际上，孩子已经开始进入产道。孔林浸湿了一条手巾，擦干净吴曼娜脸上的汗水和泪水。她的眼睛闪烁着，双颊涨得像猪肝一样红。

“我实在受不了！受不了啦！”她号叫着，嘴角斜咧上去。

“曼娜，”他说，“很快就会好了。海燕会确保……”

“你—为啥要这样整治我？”她又叫起来。

他怔住了，勉强才说出话来：“曼娜，不是你想要这孩子吗？”

“去你妈的！孩子没怀在你身上，你根本不知道有多疼。噢—你们全他妈的在祸害我！”

“轻点，别嚷。满楼的人都听得见。”

“少教训我，滚开！”

“你应该明白，我不是想要……”

“我恨你！”她尖叫着，“你们他妈的没一个好东西。”

“求求你，别吵了……”

“小气鬼！太晚了。噢，救命啊！”

“那好，可劲儿喊吧。”

“守财奴！铁公鸡！”

他有些懵了，不知道她为啥突然喊他这个。她好像对牛海燕也是满腔愤恨，要不她为什么说他们都在祸害她。他突然意识到，她骂他“小气鬼”一定是指十年前他俩谈论要花两千块钱买通本生，让他来影响淑玉答应离婚的事。她肯定在想，如果他们十年前结了婚，她生孩子就会容易些，少受点罪。想到这一点令他震惊，他没有料到她会把心底的怨恨埋藏这么多年。他转身向门口走去，告诉雪鹅他要上厕所。

他藏在马桶隔间里，试图理清楚纷乱的思绪。曼娜当时肯定希望他能够花两千块钱堵住本生的嘴，但是她从没有明白地告诉过他。他清楚地记得她不愿意分担这笔费用。那为什么她还要叫他“小气鬼”呢？他感到像是有一双手攫住了自己的肺，胸口泛起一阵绞痛。如果他当年有那笔钱，他肯定会老早就买到了离婚。他告诉过她，他在银行里只有六百块钱。她甚至都不愿意透露她总共攒了多少钱。她一定是以为他是个有钱的人，拿出两千块钱还不容易？经过了这么多年，她为什么还是不能相信他？为什么她总是要瞒住他一些事情，从来不让他看看她的银行存折？

在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回答：因为钱比爱情更亲、更实惠。只要你舍得花钱，一切事情都会平顺得熨熨帖帖，你的婚姻也会幸福美满。

不会，没那么简单，孔林反驳说。

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那个声音接着说。假定你有一万元，在你小舅子身上花掉两千，只当是喂狗了。但是你能在十年前就娶了吴曼娜，她就会很顺当地生下孩子，也不会在心里怨恨你。你瞧，钱是不是比爱情更有用？

这完全是瞎扯，孔林不服气。钱买不来我们的爱情，钱也不能使我们的婚姻幸福。

真的吗？那你为啥要花一千一百块来办喜事？你俩为啥不把钱拢在一块儿，还要分开自己的账户？

孔林哑口无言了，但心里还想拼命压灭那个冷冰冰的声音。他在厕所里待了很长时间，那里是唯一能够躲开人眼的清静地方。他坐在宽大的窗台上，背靠着墙，漫不经心地看着楼后的院子。天已经黑了，隔着纱窗可以听到蚊子哼哼。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在夜空中划出细微的光弧。一幢宿舍平房里，有人在用口琴吹着《国际歌》，尖厉的声调支离破碎。医院车队的一个司机在车库的角落里烧着油毡，他身边放着一个盛水的铁桶。远处的山坡上，一个临时搭建的养蜂场里闪动着数盏汽灯，几个养蜂人仍然在黑夜里忙着收集蜂蜜。

孔林的右眼开始有点疼，好像飞进了什么东西。他摘下眼镜，用指尖揉揉眼，但是越揉疼得越厉害。他站起来走到水池子边上，歪着脖子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放开水冲洗眼睛。水很凉，流到他的面颊和前额上，他不禁打了个激灵。

他刚把龙头关上，吴曼娜发出的一声凄厉的尖叫就传入他的耳朵。他突然意识到他一定在厕所里猫了至少半个钟头了，应该回病房去看看妻子。他连忙用手绢擦擦脸，戴上眼镜，匆匆走了出去。

一进产房，他就看见妻子在扯着嗓子哀号：“啊！我恨你呀……太晚了……这么多年……我快死了，太老了，生不出来了。”

“曼娜，我对不起你。”他说，“咱别扯过去那些事儿了，好吗？集中精神……”

“好了，全开了。”牛海燕向小于和雪鹅招招手，示意她们过来帮忙，“曼娜，咱们一块儿使劲儿。先深呼吸。好了吗？”

她点点头。

牛海燕数着数：“一……二……使劲儿。”

吴曼娜用着力，面孔紫涨着。孔林注意到牛海燕的脸也肿胀起来，红得像煮熟的螃蟹。

吴曼娜刚吐完一口气，又对着他骂开了：“我操你老孔家的祖宗！呜呜……太晚了。没用的饭桶……草包！”

“你别骂人好不好。”他低声哀求着。

“啊……我要死了。我操你个亲娘祖奶奶！”

雪鹅扭过头去，偷偷笑了，看到牛海燕朝她瞪眼，赶忙止住。孔林羞愤得无地自容，松开妻子的肩膀，又向门口走去。牛海燕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轻声说：“孔林，你不能走。”

“我—我没法待下去。”

“女人生孩子的时候发神经我见得多了。你没听见她刚才把我也给骂了？咱们不能太较真儿。她骂出来心里就好受了，你可千万不能把她的话往心里去。她是害怕呀，需要你在身边守着。”

他摇摇头，一言不发地走出去。

吴曼娜在他身后高叫着：“滚远远的，孬种！我死也不见你那张臭脸。”

牛海燕回到产床，对她说：“来啊，再加把劲儿。”

“不行，我没劲儿了。”吴曼娜又哭起来，“海燕，给我做剖腹产吧。好妹妹，亲妹妹，求求你了，给我来一刀吧。”

虽然楼里有人值夜班，但走廊里灯光昏暗。孔林在长长的楼道里来回走着，从这头踱到那头。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觉得脑子里空白麻木，有些眩晕。在这同时，他妻子的叫骂声在楼层里回荡着。有几个人从产房门口经过，又折回来，凑在门边想听听她究竟在骂些什么。孔林坐在长椅子上，脸埋在掌心里，一动不动。他为自己难过。为啥我要经受这些？他想。我从来就不想要孩子。

他记得半年前，一个农村妇女就躺在这张长椅上，下身流着血，等着医生治疗。她丈夫把两节大号电池捅进了她的阴道，起因是他为了要第二胎交了一千元的罚款，但她还是没能给他生个儿子。乡下的赤脚医生不知道怎样把电池弄出来，就用马车把她送到了部队医院。那天的情景鲜明地浮现在他眼前，他记得她年岁不大，瘦得皮包骨头，头上扎了块天蓝色的头巾，盖住了半边脸，太阳穴上的一根血管像蚯蚓一样鼓起来，突突地跳动着。他弯下身去观察她的时候，她的一双圆眼睛毫无表情地看着他。他特别留神地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一丝怨恨。他看见在她烫成波浪的头发里，有几只芝麻一样的虱子和虮子。

眼下，他坐在那个女人躺过的长椅上，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问着自己：为啥人们要活得像牲口一样，除了吃饭就是生孩子？难道这是出于生存的本能？如果你自己的生命既痛苦又没意义，生一堆儿子又有什么用呢？也许人们是出于恐惧，害怕从这个世界上无声无息地消失，完全被人忘却，所以想留下孩子来提醒世人记住父母的存在。做父母的多自私啊。还有，为啥非要个儿子呢？难道女儿就不能一样发挥作为父母化身的作用？那种要由儿子来传宗接代的传统习惯多么荒唐、愚昧啊！

他记得人们常说“养儿防老”。他寻思着，即使男孩比女孩强，男孩未来的生活未必就容易。他长大后还要赡养父母，供养自己的家庭。自私！天下的父母养儿子是准备将来要剥削他们。他们想要儿子是因为男孩比女孩日后能提供更多的东西，儿子是更值钱的资本。

产房里突然传出一阵大声的哭叫，打断了他的沉思。门开了，小于招手要他进去。他抬起脚，在胶皮鞋底上捻灭了烟头，丢到长椅边上的一个痰盂里，然后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过去。

“恭喜恭喜。”他一进门牛海燕就说，“你得了两个儿子。”

“你是说双胞胎？”

“是啊。”

护士抱过来两个哇哇哭的婴儿，长得真是一模一样。他们的体重刚刚超过五斤，瘦得根本没有肉。俩孩子都是大头、大骨节、扁平的鼻子，眼睛闭着，一身皱皱巴巴的红皮。这两个婴儿像没牙的老头一样满脸皱纹。其中一个张开了嘴，好像要用吃东西来强调自己的存在。另一个婴儿的耳廓向里窝着。他们的面容和孔林原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心里充满了厌恶。

“瞧见没有，”牛海燕说，“长得像你。”

“就像是从你的模子里刻出来的。”雪鹅插进来说，她的手轻轻拍着怀里抱的一个婴儿的后背。

他转过身看着妻子。她冲他淡淡地微笑着，眼中依然闪动着泪光。她含混地说：“对不起，我实在是怕极了。我觉着今天挺不过去了，心都要炸开了。”

“你受罪了。”他用手背贴着她的脸。在这同时，牛海燕开始缝合吴曼娜被撕裂的宫颈和切开的外阴。孔林看到妻子的伤口，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掉过头去，心里直想吐。

一个小时后两个男护士进来了。他们把吴曼娜放上了一副担架，给她盖好毯子，抬着向她家走去。孔林跟在后面，一手抱着一个婴儿，冷得直打哆嗦。月亮在柳树和枫树头顶上闪着寒光。蛐蛐和蚂蚱像疯了一样乱叫。树叶和枝丫因为挂满了露水，被压得有些弯曲。路边的野草看起来尖尖的，在路灯发出的黄铜色光线中更显得密密麻麻地交织在一起。远处的一条沟里注着一些泛着泡沫的脏水，里面的一只蛤蟆声音像破锣一般呱呱叫着。孔林感觉到软弱和苍老，他不清楚自己是否会关心手里抱的这两个婴儿，是否会尽心尽力地爱他们。他低头看着他们包裹着的脸，不知为什么他想象着和他们交换一下位置，使自己的生命从头开始。如果他能被别人这样抱着，他的生活也许将会全然不同。他可能根本就不会成立家庭。

九

吴曼娜可以休五十六天的产假。第一个星期内她根本下不了床，孔林把做饭和其他所有家务活都包了下来。她的奶水不足，孔林熬了一锅催奶的猪蹄汤，让她每顿饭喝下一大碗。他每隔三四个小时就要给婴儿喂一次奶，她的奶不够孩子吃的。孔林已经在牛奶公司登了记，但是至少还要等一个月送奶员才能每天把鲜奶送上门。孔林只好暂时冲奶粉给婴儿喝。眼下市场上什么牌子的奶粉都没有，幸好牛海燕通过关系在城里帮他买了八桶高价奶粉。

吴曼娜产后的第二个星期，孔林从郊区农村雇了一个保姆。这个年轻姑娘的名字叫鞠莉，小矮个，脸上长着雀斑，梳着两条长辫子。她白天做两顿饭，帮着吴曼娜带孩子，晚上回家去睡觉，星期天也不能来。

吴曼娜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了。有时候她感到心口疼，好像得了哮喘一样喘不过气。医生检查出她的心脏有杂音，心电图也证明情况不太好。孔林非常震惊，把医生检查的结果瞒了一个星期，最后还是决定告诉她。吴曼娜听了以后洒了几滴眼泪，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刚出生的孩子。

“我已经无所谓了，”她说，“我早死一天，在这个世界上就少受一天罪。”

“别胡说八道，”他说，“我要你活着。”

她仰起脸，眼睛里的绝望让他心慌：“林，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啥事儿？”

“你要答应，我死了以后好好爱护和照顾咱们的孩子。”

“你瞎想些啥？你还……”

“你答应我，求求你。”

“好吧，我答应你。”

“你永远不能抛弃他们。”

“放心，我不会。”

“谢谢你。这样我心里就好受些。”她下意识地用右掌心揉着疼痛的奶头。

她的话令他难过，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才能分散她的注意力，不要老想着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劝她一定不能思想负担太重，好好休息别累着，家务活可以由他去做，她不愿意见的访客他也可以去应付。

两口子为给孩子起名字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决定大的叫孔大江，小的叫孔长河。他们的父亲很不喜欢这两个名字，觉着太俗气。但是做母亲的却认为名字起得俗点有好处，取了俗名的男孩子好养活。另外，两个孩子的名字中又有“江”又有“河”，都含有水，象征自然界中与天地共存的生命力，而且水性至柔，柔能克刚。

许多干部家属都来看这对双胞胎。因为两个孩子长得分不出彼此，来访的客人不停地问孔林和吴曼娜：“哪个是大江？”或者：“这个是长河？”这两兄弟确实很难分清长幼，就连保姆鞠莉也得记住大江的耳朵有点往里卷。

来探望的客人们带来了鸡蛋、红糖、红枣和小米，说这些东西是补血的，吴曼娜吃了有好处。有几个妇女告诉她应该多吃鸡蛋，两个月里至少要吃六百个，这样能补钙壮骨。按照老法子，母亲的月子如果坐得好，营养跟得上，身上原来有的毛病都会自然消失。所以有些妇女要吴曼娜千万不要出门，受了风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她们还劝她别心疼钱，最要紧的是不能亏着嘴。吴曼娜听了这些话心里很难受，想起了她的心脏诊断结果。现在人们还都不知道这件事。

所有到家里来的人都恭喜这对夫妇一下子有了两个儿子。“你们这叫一枪打俩鸟。”一个人说。另外一个则赞叹：“孔林多有福啊！”在大家的眼中，孔林算是双料的幸运，因为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国家的政策是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孔林现在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已成年的女儿。他的老室友田进听说孔林添了两个小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的妻子只给他生了一个丫头。他撺掇孔林一定要庆贺一番，或者请朋友们下馆子，要不就给大家散点香烟糖果。孔林正被两个儿子累得心力交瘁，对这个建议连想都懒得想。

吴曼娜每天只能勉强咽下六七个鸡蛋，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两个孩子吃不上她的奶水，她也照管不了他们。因为两个婴儿睡觉黑白颠倒，白天呼呼大睡，晚上来了精神，不是玩就是张着嘴哭，所以保姆鞠莉也帮不上多少忙。为了怕吵醒宿舍平房里的其他邻居，孔林只好轮流抱着哄。开始的时候，他把婴儿抱起来他们就安静了。可是后来这两兄弟又添了新花样，必须不停地走动才行，根本不让他们的父亲坐下。为了不让他俩哭，孔林只得像磨道里的驴一样转来转去，嘴里也不能闲着，还得哼哼哈哈地唱着小曲。虽然累得浑身像散了架，困得眼皮也睁不开，但孔林还是不敢停下来。有时候他心中悲苦，真想和怀里的两个儿子一齐哭，但那样让邻居听见成什么样子？

很快，他的双胞胎儿子哪个也不愿意留在床上了，一分钟也不行。常常是他刚放下好容易安静下来的长河，要去抱哇哇叫着的大江，长河也大放悲声，两个宝贝会此起彼伏地号起来。吴曼娜也开始挣扎着下床，抱着孩子在地上走来走去。这样的结果是两个大人谁也睡不成觉。他们虽然苦不堪言，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几个星期以后，鞠莉建议他们去买一个摇篮，孩子在里面摇晃着可能就不会哭了。孔林马上去买来一个大号摇篮，把它的两头拴在窗框和门框之间。两个婴儿被放进去以后，奇迹立刻发生了，孩子们睡安稳了，大人也不必夜里起来在屋里走动了。现在孔林可以坐在床上摇着摇篮，大江、长河躺在里面，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好像在和父亲说话。

眼瞧着两个儿子像气吹的似的长起来。两个月中，每个孩子都重了六斤，长了两寸。大江已经比弟弟长河显出大了。

一天早晨，鞠莉把大江、长河放在婴儿车里，推出医院大院去看公审大会后把犯人押赴法场的情景。一队警察的卡车拉着罪犯四处游街示众。两个毒品贩子被判处死刑，一个强奸犯是无期徒刑。每个被捆绑的犯人背上都插着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行。一个年轻妇女也在里面陪绑。她本来是一个幼儿园老师，为了惩罚一个淘气的孩子，把他锁在地下室里。但是她后来忘了把他放出来，结果男孩被活活饿死。她被判了十四年徒刑。

鞠莉把双胞胎儿子推回家后，孩子的脸就开始发青。吴曼娜非常恼火，警告鞠莉再也不能在大冷天带孩子出去。当天下午婴儿就开始拉稀。

孔林抱着两个儿子去看闵大夫，她是刚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儿科医生。诊断结果是痢疾。两个孩子就像突然撒了气的皮球，立刻就蔫巴了。他们的脑袋耷拉着，眼睛失去了光泽，偶尔会咧开嘴哀哀哭两声，鼻子呼哧呼哧喘粗气。鞠莉哭天抹泪地说，她从来没有给孩子喂不干净的食物。虽然吴曼娜和孔林对孩子的病因存有疑虑，但是他们知道怪她也没用。也可能是孩子喝的水烧开后滚的时间不够长，没有把细菌杀死。

为了防止脱水，两个婴儿都需要立刻静脉滴注葡萄糖和生理盐水。几个护士手忙脚乱地把婴儿安置在病床上，点滴注射的药瓶子也已经准备好。但是，大江和长河的血管太细，根本找不到，护士们用针在他们的小胳膊上扎过来扎过去，两个孩子杀猪一样地号着，嗓子都哭哑了。在孔林看来，儿子的胳膊几乎是透明的，他暗骂这几个笨手笨脚的护士真没用，但是他自己又不敢接过针来在儿子身上试试，也不敢长时间地看着粗粗的针头在婴儿的嫩肉里乱扎乱捅。他是个医生，这时候居然会晕针，多看一眼都心颤，胸口紧绷绷的喘不出气来。他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了这种做父亲的痛楚，浑身有些发抖。他意识到自己确实爱这两个孩子。他的鼻子抽动着，泪水涌了上来，真恨不能替儿子挨这些针！

闵大夫给孩子开了一些黄连素药粉。天下药苦，苦不过黄连，这对双胞胎儿子却要每天服用三次。不管孔林和吴曼娜在这些黄色的药粉里掺多少糖，大江和长河每次都把头转得像拨浪鼓，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就是咽不下去。孔林两口子加上保姆鞠莉配合默契，一个抱着长河，另一个捏住孩子的鼻子，用小勺撬开嘴，第三个把一勺加糖的药粉倒进嘴里，然后用温开水冲下去。喂完了弟弟，接下来轮到哥哥，那边的大江早已吓得把嗓子哭破了。

一个星期以后，两个婴儿的痢疾还是止不住。他们一天要拉六七次稀，鞠莉只得每天下午带着孩子去门诊楼打点滴。孔林和吴曼娜已经一筹莫展了。

孔华星期天来看父亲。她一见这两个病恹恹的弟弟，眼泪扑簌簌流下来。她提醒父亲给孩子吃点马齿菜兴许管事儿。在鹅庄老家，人们都用这种草药来治拉稀。孔林也记起几年前，他有一次下乡巡回医疗，到了一个村子的卫生室，看见赤脚医生正在一口大锅里熬马齿菜汤。村民们有谁得了腹泻或痢疾，就到卫生室前面的院子里讨一碗喝，最多喝三碗病就能好。可现在是冬天，他上哪儿去找马齿菜呢？

但是，他还是立刻骑上自行车到城里去了，心里期盼有些中药房也许会有晾干的马齿菜。他跑遍了木基市的中药房，人家告诉他没有一家店会卖这味草药。

“那为啥？”他问。

“这是老规矩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因为它只是一种蔬菜吧。”一个下巴光溜溜没胡子的老店员回答说。

眼看着婴儿越来越虚弱了，很明显黄连素并没有起作用。闵大夫只能用上最后的法子，决定给两个孩子灌肠，用黄连素溶剂直接冲洗肠道。这个办法很有效。三天之内，化验结果表明病菌已经从孩子的肠子里消失了。但是，痢疾的症状仍然存在，婴儿还是每天拉稀。除此之外，他们还撒不出尿来，因为体内的水分都随大便排泄了。

闵大夫被这个病例弄糊涂了。经过两天的思考，她的结论是：孩子的痢疾已经治好了，但是他们仍然患有一种神经功能紊乱，她也束手无策。她对护士说：“恐怕这俩孩子得听天由命了。”

孔林和吴曼娜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想了，因为整个医院没有人知道如何治疗这么小的婴儿的神经功能紊乱。一个伙房的大师傅建议这对可怜的父母捣点蒜泥给孩子喂下去。他们只好告诉他，孩子还太小，受不了这个。另外，大蒜主要是杀菌的，而婴儿肠子里的病菌已经被杀死了。

一天晚上，孔华来了。她告诉父亲：“娘说您应该给他俩喂点捣烂的芋头，再掺点白糖和蛋黄。”

“她咋就知道吃芋头管事呢？”孔林问。吴曼娜也凑过来，注意地听着。

“娘说我小时候拉肚子，就是吃芋头吃好的。”她回答说，“我五岁的时候也得了痢疾，娘让我喝了好几服汤药都治不好。那时候，街坊四邻都觉着我快不行了，没救了，是本生舅舅跑到吴家镇县城，从一个老中医那里讨来这么个方子。”

“那蛋黄咋个做法呢？”吴曼娜插进来问。

“把鸡蛋煮老了就行。”

孔林虽然还是不大相信，却也没有耽搁，从菜店买回了五斤芋头，立刻如法炮制起来。大江和长河非常喜欢吃芋头糊糊，咽下一口马上又张开小嘴嗷嗷叫着，活像两个饿急了的小麻雀等着鸟妈妈喂食。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当天夜里婴儿就不拉稀了，两天以后他们就能正常撒尿了。许多以前不相信民间偏方的医生和护士，这次全都心服了。

儿子们的病终于治好了。孔林的心里充满了一种陌生的、神秘的感情，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掉下泪来。他感到这两个婴儿几乎已经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一个星期前，他从《黑龙江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一个退休老职工给儿子捐了一个肾。这些日子里，孔林不断地问自己，是否也会为他的孩子做出同样的事情。

十

治疗痢疾的同时，婴儿夜啼的毛病也治好了。现在他们可以晚上早睡，一觉睡到天亮，甚至孔林半夜给他们喂奶换尿布时也不醒。孩子们的正常睡眠使得他们的父母晚上能够有时间在一起待一会儿。等儿子睡着之后，孔林和吴曼娜通常偎在沙发上聊聊天，看看电视里播出的新闻或是电影。至少他们可以喘口气了。

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电视里正在播放一个专题片《走上富裕的光荣路》，讲的是南方几省中一些先富起来的典型如何响应党的号召，改变贫困面貌的故事。一个年轻人从东北买了一些猴头和人参，运到福建卖高价，不出五年就在全国各地开设了七个销售店。一位工程师下海办起两个养鸡场，现在已经雇用了一百三十多个工人。还有一个中年妇女只是在三年前开了个缝纫铺子，现在成了家乡方圆百里的首富。她雇了六十多人在她的成衣厂里制作出口的时装。去年春节她致富不忘国家，捐献了一万元给附近的小学校。她因此入了党，进了当地政协成了委员。每一个致富典型都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几年前，他们的赚钱方式还是非法的，现在这些暴发户被树立成了让广大群众学习的榜样。

吴曼娜正在一个瓦盆里擦萝卜丝。孔林对赚钱这类题目从来不感兴趣，歪在沙发上读着一本过了期的《民间医药》杂志，一篇讲如何用偏方化解肾结石的文章让他看得津津有味。他正琢磨为什么这个偏方还要加上香油和核桃仁，电视里的女播音员说：“下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另一位致富典型，他就是安徽省肥东县的杨庚同志。”

听到这个名字，吴曼娜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喊叫，她手里用来擦萝卜丝的钢礤床“当啷”掉在盆里。孔林回过头，问：“出啥事儿啦？”

她没有回答，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电视屏幕。他也随着转过头去，正看到一个特写镜头，杨庚的脸瞬间放大了，近得似乎能从电视里钻出来。他的脸同十一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仍然像瓦刀一样长，透着土黄色，可能是泛着油光的缘故，倒显得不那么严峻了。杨庚的头发里露出了几撮白发，添了几道皱纹，肚子也凸出来了，皮肤比以前黑了，十分健康。

年轻的女记者问他：“你是不是肥东县里最富裕的企业家？”

他脸上放着光，舔了舔上嘴唇：“这个嘛，我做梦也没想到能过上今天的日子。这全归功于党的富民政策好。”他身后是一片建筑工地，一架起重机正在给施工中的楼房运送砖瓦。半空中的脚手架上闪动着几簇白色的电焊弧光。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只汽锤在打桩，发出有节奏的嘭嘭声。

“你去年总共收入多少？”女记者把话筒举高了，凑近他的嘴。

“两万元。”

“嗬，差不多等于你付给一个工人工钱的二十倍呀。请谈谈你的致富经验。”

他的眼睛里闪出了星星点点的火花，好像有萤火虫飞进了眼珠。吴曼娜认出了那熟悉的充满欲望的眼神。“也没什么复杂的，”他说，“这个建筑公司一直是亏钱的。三年前上级领导出台了新政策：谁能够扭亏为盈，可以提成利润的百分之十；反过来，如果还是赔钱，经理就要自己掏腰包，拿出百分之三的罚款。那时候没人愿意冒这个险，接下这么个烂摊子。我是个贼大胆，没人干我干。”他把头向后一歪，发出一串开心的大笑。

“那你是如何使这个企业在一年之间做到扭亏为盈的？”

“唯一的诀窍就是加强纪律，令行禁止，还要赏罚分明。我把公司的收益同每个人的利益挂钩，大家都必须老实干活，不能偷奸耍滑，否则扣工资、扣奖金。现在整个公司都实行了军事化的管理。这么说吧，就像是一个营。每个包工队都要责任到人，按时完工，否则我就要拿他们的队长是问。这样就杜绝了推迟工期和质量不合格的现象，赢得了客户的满意。”

“今年怎么样？你自己预计会有多少收益？”

“大概有两万三千元吧。”

“这么说又是一个好年景了？”

“对。”

“好，谢谢你，杨经理。”

镜头从杨庚脸上移开，推向了工地上的一辆吼声震天的推土机。吴曼娜失声哭了出来，用衣袖擦着眼泪。孔林呆呆地看着电视机，心里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这个恶魔怎么会如此得意，如此张牙舞爪？不仅赚了钱，还成了大家学习的典型？怪不得去年婚礼上洪淦说他是交上好运的恶狗。

吴曼娜尖叫着：“这不公平，不公平啊！”孔林慌忙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过去抱住她。

“嘘—别吵醒了孩子。”他把她移到沙发上坐下，从她手里拿过擦了一半的萝卜，放到瓦盆里。他握住她的一只手，抬起来贴在自己脸上。她的手指还是湿的，沾着萝卜屑，带着一股辣味。

“这会是真的？像他那样一个恶人咋会这么容易地发了财，还出了名？”她问道，“老天爷，你瞎了眼哪！”

孔林叹口气，摇了摇头：“唉，生活就是这么不公平，这么可笑—好人无长寿，祸害一千年。”

“我怕他啊，怕得要命啊！”她哭诉着。

他转身抱紧她，在她耳边轻声说：“别怕，他不在这儿。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

他轻轻地揉弄着她的耳垂，想使她平静下来，好像她是个害怕黑夜的小女孩。他喃喃地耳语着：“不要怕，不要怕。”她的手臂环绕着他的身体，把脸埋在他的胸前。

他的话语和体温复苏了她深深埋在心底十一年的揪心的痛苦，也就是遭到强奸后的当天夜里她体验到的那种无人倾诉、无人安慰的痛苦。现在她的眼泪就像开了闸的江水，遏止不住地流出来。她紧紧地抱住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哭着。随着眼泪的流淌，她的胸中好像有一道堤墙轰然崩塌。这种感觉真好啊—她可以倒在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怀里放声痛哭，不用感到压抑难堪，不用害怕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中遭到别人的嘲笑，不用担心成为无穷无尽的流言和中伤的靶子，不用对谁说“原谅我”。这是她第一次可以尽情地抛洒眼泪，像个受委屈的孩子一样。她的泪水浸湿了他的毛背心，她浓密的头发不断地触摩着他的脸颊。他也泪流满面，轻轻地抚摩着她的后脖颈。

从那一晚上起，他们又睡到同一张床上。吴曼娜一连好多天夜里做噩梦，那些梦境都是离奇古怪、模糊不清的。在一个梦里，她背着双胞胎儿子在山路上走着，要到山顶的一个尼姑庵里去。这是一个艳阳天，微风送来满山遍野的野花的甜香。她来到一个水库边上，要下水蹚过去到达对岸的山脚下。一个戴竹斗笠的老人，沿着用石头垒成的凹凸不平的堤坝从对面走过来。从远处她看不清楚他的脸，但是他的脚下磕磕绊绊，完全是老态龙钟的样子。她背上的婴儿被日头晒得晕头晕脑，已经睡着了，咧开的嘴角上挂着长长的涎水。

老人越走越近，突然一阵风刮掉了他头上的斗笠，露出了他的脸。原来是杨庚！吴曼娜吓得喊不出声，两脚像被钉在地上。他冲过来一把揪住她的脖子，抢走了她背上的孩子，然后一溜烟地跑上了大堤。她一边追一边喊：“把孩子还给我！杨庚，你只要还我孩子，咋整我都行！你放了他们，我就自己到你门上去。我发誓！”婴儿哭叫着，踢蹬着小腿。

杨庚头也不回，突然扭身跑向一个沙洲。他的皮靴踢起一片薄薄的尘土。她大口喘着气，拼命追赶他。接着，她看见他把两个婴儿放进了一只巨大的木鞋里，又把木鞋向水里推去。风吹起来，木鞋迅速漂向一望无际的水库中心。他哈哈大笑着说：“你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了，看你还敢去告发我！”

她一下子瘫在地上，喊着：“我从来没有告发过你。求求你，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你做梦去吧！他们正往东海龙宫赶，要去见龙王爷呢。哈哈哈。”

“林，快来帮我啊！”她高声叫着。

“你那个没长卵子的男人屁事不顶。”杨庚说。

“林—快来，救救咱们的孩子啊！”她又叫起来。但是到处找不见孔林的影子。

就在这时候，她的第一个恋人董迈从岸边一片柳树林子里钻出来，嘻嘻哈哈地在沙滩上晃荡。他冲她挥着手，又把双手握起来举过头顶，欢快地唱起来：“你丢了儿子喽！你丢了儿子喽！”他还是二十多岁的样子，穿着军装，留着平头。

她把嘴唇咬出了血，眼睛红红的，抓起几块大鹅卵石，使出平生的力气朝杨庚和董迈掷过去。

“哎呦！”吴曼娜一拳打在孔林脑门上，疼得他叫起来。他拉开床头柜上的台灯，耀眼的灯光把她刺醒。她不停地揉眼睛。

“你干啥打我啊？噢—我的眼……”他突然停住了，看到了妻子流泪的眼睛和那张充满恐惧的脸。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做了一个噩梦，吓死人了。”她说着转过脸，“我梦见咱们丢了孩子，找不回来了。”她又开始抽泣起来，一只手臂伸到两个儿子睡的小床里，护着熟睡的婴儿。

孔林叹口气：“曼娜，别想得太多。”

“我不想了。”她说，“你接着睡吧。”

他关了灯，很快又响起了轻轻的鼾声。黑暗中，吴曼娜大睁着双眼，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在狂风中摇晃，把乌浓的云彩切割成细碎的条纹。她奇怪为什么孔林没有在她的梦里出现，为什么董迈倒跑出来，又那么恶毒地嘲笑她？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她问着自己。为啥孔林不出来救我们娘儿仨？他去哪儿了？难道他真的不敢和恶人斗，来保护我们吗？为啥董迈会和杨庚那个狗杂种一样坏？

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在她脑海里浮现，但是她一个也解答不了。她的思路又开始混乱起来。

屋外，凄冷的月亮像一张没有血色的死人脸，在黑森森的树顶上飘来荡去。风发出呜呜的呼啸，让她想起了小时候在孤儿院，半夜经常听到的野地里的狼嗥。

十一

吴曼娜的心脏一天比一天衰弱，她的脉搏更加紊乱，有时候纤细得如游丝一般。她的胸口和左臂常常剧烈地疼痛，到了夜里就感到眩晕和气短。她心脏的杂音经常变为咚咚的狂跳。她刚做的检查结果把心脏科专家姚医生吓了一跳。一天下午，姚医生把孔林找了去。他把吴曼娜的X线片子凑近桌子上的台灯，为孔林指点着说：“药物对她可能已经没有用了。恐怕她没有几年时间了。天知道她的心脏状况咋会恶化得这么快。”

孔林一听，几乎当场哭出来。他哽咽着说：“我—我怎么会让她病成这样？我是个医生，为啥没有看出来她心脏病严重到这个份上？”他用双手蒙住脸。

“孔林，你也不要责怪自己。咱们都知道她的心脏有问题，只是没想到梗塞会发展得这么迅速。她的冠状血管肯定老早以前就阻住了。”

“唉，我早就应该估计到的。我劝她不要吃那么多的鸡蛋，她就是不听。”孔林用拳头直捶膝盖。

姚医生叹着气：“咱们要能早诊断出来就好了。”

“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我听说欧洲有的医学专家能够扩张冠状动脉血管，但是咱们国家还没有引进这种技术。”

“我应该做什么呢？”

“孔林，真是抱歉。”姚医生抓住孔林的手臂轻轻摇了摇，表示他也没什么好的建议，“你可不能太感情用事。打起精神来，她还指望你哪。”他停了一会儿，仿佛不知该说什么好。孔林用掌心揉着肚子，好像在抚平腹中的绞痛。姚医生接着说，“别让她累着，也别让她发火，尽量使她过得舒坦点。”

孔林低下头，喃喃地说：“我会尽力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告诉她这次诊断的真实结果，让她心情愉快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自然，我不会让她知道的。”

虽然孔林想尽办法对吴曼娜保守秘密，但是医院里已经传开了她病得很重的消息。闲话越传越走样，有人甚至宣称她活不过今年。几个星期之后，吴曼娜也风闻到了自己心脏的真实情况，但是她出乎意料地平静。她对孔林说，她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的话让孔林难过得不知怎么去安慰她。

她的身体越虚弱，脾气就越暴躁。她经常对着鞠莉和孔林叫骂，有时候又像一个任性的小孩子那样无缘无故地哭泣。

孔林把家务活全包下来了，一点也不让吴曼娜插手。周末鞠莉不能来的时候，他不得不干起洗尿布的活。隆冬时节，自来水像针扎一样冰凉。他在屋前的水龙头边上洗洗刷刷，两只手冻得又疼又痒。他从来都没想到他的婚姻生活中还要有洗衣服的内容。在同吴曼娜结婚之前，她基本上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了，他只需洗洗袜子和裤衩。现在每到星期六，洗衣盆里的尿布堆得像小山尖一样等着他。他不敢抱怨，也不愿意想得太多，否则只会惹怒吴曼娜，把事情弄得更糟糕。虽然有这么多不顺心的事，但他们毕竟还雇得起一个保姆，起码他除了周末之外不用洗这些东西。

一到星期六晚上，他就一手端着一大盆婴儿衣服和尿布，一手提着一壶热水，走向屋前的水龙头。他通常在洗衣盆里放两三把洗衣粉，浇上热水，然后把要洗的东西在沏好的洗衣水里泡一会儿。在银白色的路灯光下，洗衣盆里泛着的泡沫闪亮闪亮的，变幻出不同的颜色。门诊楼楼顶上的大喇叭常常播放一个柔软的女高音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要不就是大合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孔林用搓板抵住盆沿，开始哗啦哗啦地搓洗起来。一会儿，洗衣水就没有劲了，泡沫变成了灰水，凉得刺骨。他不断往手指上哈气，才能接着洗下去。用清水把洗完的衣服尿布投干净才是最令孔林打怵的。热水已经使完了，水龙头里放出来的冰水好像长了尖利的小牙在咬着他的指头。他一声不响地洗着，见到有来打水的熟人就低下头去，装作看不见。

人们注意到孔林的脸更加消瘦了，他面颊塌陷，两个颧骨高高地支棱着。他穿的裤子肥得像面口袋一样。苏然政委的妻子跟邻居说：“你看孔林瘦得都没屁股了。这是老天的报应啊，他活该。看谁还敢喜新厌旧当陈世美。”她只要一看见孔林，就两眼冒火地瞪着他，狠狠地跺脚、啐着吐沫。他根本不理她，装作看不见也听不见。他的同事们却不像这个疯婆子。他们已经不再开他的玩笑了，只是在背后摇头叹气。

他很感激女儿孔华能在周末来看他。她有时候帮他洗衣服和照顾孩子。她喜欢只用一个奶瓶子喂两个弟弟，这样他们就会抢着喝奶，发出愉快的叫声。她逗着弟弟玩，叫他们“小宝贝儿”，把脸顶在他们的小肚皮上。他们会咯咯笑着，揸撒着胖胖的小手，在空中挥打着。她给他们每人织了一顶带花边的小兔帽子。吴曼娜现在对孔华也亲近了许多，甚至给她买了一件粉红色的开襟羊毛衫。吴曼娜有一次跟孔林念叨，说她真希望能有孔华这样一个闺女。

吴曼娜在休了半年的病假之后，终于回到护理病房上班了。她只是上午干四个小时，下午在家歇着，但是仍然拿全工资。

一月里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孔林在厨房里做午饭。他在炉子上焖上米饭，等铝锅里的水开了之后，他压小了火苗，想到食堂去买一个菜。头天晚上他在伙房门口的小黑板上看见一个通知，说是第二天中午卖土豆烧牛肉，七毛钱一份。他在路上碰见了政委苏然，两人站着聊了一会儿医院里的创收计划。苏政委打算明年春天办一个短训班，专门培训木基市郊县的卫生员。木基市政府卫生部请部队医院帮这个忙，并且愿意出资赞助这个项目。这也就是说，到明年年底，医院里每个人都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奖金。

因为光顾了谈话，孔林忘了家里炉子上焖的米饭。等他端着一碗土豆烧牛肉进家门的时候，厨房里满是呛人的白烟。他一个箭步奔到炉边，撂下菜碗，把米饭锅从火上撤下来。他打开锅盖，一股蒸汽蹿出来，蒙住了他的眼镜，顿时什么也看不清。等他扯起衣襟擦擦镜片，又把眼镜戴上后，看见米饭已经烧得下边黑上边黄。他拿起铁舀子，刚想舀点水浇到米饭上，吴曼娜走进了厨房。她一边咳嗽一边系着衣扣。“在锅里放根大葱，快点！”她喊着。

孔林手忙脚乱地找到一根大葱，插在了米饭里，这样可以去除焦煳味。但是太晚了，一锅米饭已经煳得根本没法吃了。他推开厨房的气窗，让烟走出去。

突然，吴曼娜尖叫起来：“你是瞎子还是傻子，放上锅就不管了？连个米饭都焖不好，你还能干什么啊！没用的东西。”

“我—我去买个菜。你不是在家吗，你咋就不能盯一会儿？”

“你告诉我了吗？你跟我说了吗？再说，我有病，做不了饭。你装啥糊涂？”她用指头抓住衣袖，在炉台上一挥，连锅带碗扫到了地上。碎碗碴子四散飞溅，牛肉、土豆和黑黄的米饭撒得满处都是。饭锅的铝盖在水泥地上滚出去老远，直到撞上厨房的门槛才停住，靠在挡门用的两块砖上。

“这玩意儿猪都不吃。”她又加了句。

里边的卧室里，长河扯尖了嗓子哇哇地哭叫。几秒钟后，大江也号了起来。吴曼娜赶忙进屋去哄孩子。孔林看也没看地上的东西，一转身冲出了家门。他大步走着，两只绿色的连指棉手套用布绳拴着搭在腰间，像两只翅膀一样在风中乱舞。“我恨她！我恨她！”他连声地对自己说。

他又走向了医院后面的小山。这是个冷天。山坡上的果园已经一派荒凉，苹果梨树粗壮高大，挂着霜的枝丫向四面伸延着，远远看去像一片欲飞的羽毛。好一会儿，他的脑子仿佛不转了，头皮发麻，太阳穴紧绷绷的。他吃力地向山顶攀去，除了几簇褐色的岩石之外，放眼望去都是白雪的世界。在山那边，松花江边上有一个村庄，村里有一个养鹿场和一个船库。不知为什么，孔林此刻渴望着能从山顶上眺望鹿场里的鹿群和船库外的小船。冬天的气味清爽冷冽。天上没有风，阳光洒在四周的大石头上，照亮了裹着一层冰的树干。远处，一群觅不着食的乌鸦在盘旋，饥饿地聒噪着。

孔林渐渐平静下来，他又听见脑子里有个声音在问他：你真的恨她吗？

他没有回答。

那个声音继续说：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谁让你娶她了？

我爱她，他答道。

你真的是为了爱情才同她结婚的？你真的爱她吗？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勉强回答说：我觉着是。我们互相等了那么多年，不是吗？难道这么长时间的等待不能证明我们的爱情？

不能，时间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实际上，你从来没有爱过她。你不过是一时的冲动罢了。你的这种冲动根本没有发展成为真正的爱情。

什么？一时冲动！他惊讶得向后退了一步，呆呆地站在那里。他的鼻子也塞住了，张开嘴巴呼着气。

是的，你错把冲动当成爱情。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事实上，你等了十八年，只是为了等待而等待。你完全可以为了另外一个女人再等上同样的时间，对不对？

我只等曼娜一个人。根本没有另外的女人。

好吧，就算是只有你们两人，咱们先假定你和她彼此相爱，但是你能肯定你们俩做夫妻会很合适？你们的婚姻会美满？

我们真诚地爱着对方，难道不是这样吗？孔林的太阳穴怦怦跳着，他摘下皮帽子，想让冷风吹醒一下头脑。

真的吗？那个声音又接着说。对于爱情你究竟了解多少？你在娶她之前真正了解她吗？你真的认为她就是你愿意相伴终生的女人？你现在说实话，在你认识的所有女人当中，你最喜欢谁？难道除了吴曼娜，就没有比她更适合你的女人？

我也不知道。我的生活里除了她就是淑玉。我怎么能够拿曼娜去比别的女人？虽然我也想接触更多的女同志，但是我对女人知道得并不多。

霎时间，他觉得头痛欲裂，脑袋嗡的一声涨得老大。一想到他的婚姻并不像他原来想的那样，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眩晕得站不稳，连忙找了块石头坐下，把呼吸调整均匀，更深地思考起来。

那个声音又来了：没错，你是等待了十八年，但究竟是为了什么等？

他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令他害怕，因为它暗示着他等了那么多年，等来的却是一个错误。

我来告诉你真相吧，那个声音说。这十八年的等待中，你一直浑浑噩噩，像个梦游者，完全被外部的力量所牵制。别人推一推，你就动一动；别人扯一扯，你就往后缩。驱动你行为的是周围人们的舆论，是外界的压力，是你的幻觉，是那些已经融化在你血液中的官方的规定和限制。你被自己的挫败感和被动性所误导，以为凡是你得不到的就是你心底向往的，就是值得你终生追求的。

孔林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然后他开始咒骂自己：傻瓜，你等了十八年，却不知道你真正想要什么！十八年啊，你的青春、你最宝贵的年华，流走了，荒废了，只等来了这一场该死的婚姻。你是个头号大傻瓜！

你下一步该怎么走呢？那个声音问道。

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是否应该干点什么。泪水流在他的脸上，滴进了他的嘴角。他不时抬起手把眼泪擦干。他耳朵冻得生疼，于是戴上皮帽子，放下了护耳。

一会儿，二十多岁时的吴曼娜的形象在他眼前出现了。她有一张活泼的脸，散发着灿烂的笑容。她的掌心伏着一只小青蛙，它的嘴一张一合的。几只天蓝色的蜻蜓绕着她转，翅膀振颤着发出沙沙的响声。孔林伸出手刚要去摸青蛙的脊背，它纵身一跃，扑通跳进了茄子地边上一条清澈的水沟里。她转过身看着他，眼睛里流淌着善意和柔情，仿佛那里面充满了她急于要告诉他的秘密。暖风扬起了她的头发，露出了她雪白光滑的脖子。那时候的她和现在多么不同啊！他意识到，长年的等待已经彻底改变了她—从一个惹人喜爱的年轻姑娘变成了无可救药的泼妇。不管他现在如何讨厌她，他明白她一直是爱他的。可能是这种单恋毁了她，也可能是她在长久无望的等待中所遭受的痛苦和消沉化解了她温柔的本性，腐蚀了她的希望，摧残了她的健康，毒化了她的心灵，把她逼上了死路。

那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没错，她是爱过你。难道不正是这场婚姻把她耗得油尽灯枯了吗？

他竭力寻找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她是想有个家庭，生几个孩子，不是吗？她一定是从心底渴望得到人间的温暖和情谊。哪怕是有人表现出一点点好感，她都会误以为是爱情。是的，她也是被蒙住了眼睛，看不清真实的情形，总以为我爱她。她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恋人。

他的心开始痛起来。他已经看清楚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全身心地爱过一个女人，他永远都是被爱的一方。这肯定就是他对爱情和女人了解得少而又少的原因。换句话说，在感情上他一直没有长大成熟。他能够充满激情地爱一个人的本性和能力还没有发育就枯萎了。如果他一生中能够从灵魂深处爱上一个女人该有多好，哪怕只有一回，哪怕这会令他心碎欲裂，令他神志不清，让他终日像吃了迷魂药，让他整天以泪洗面，最后淹没在绝望之中！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那个声音仍然不依不饶。

他根本想不出答案。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他觉得自己应该继续承担婚姻加在他身上的责任和义务。事到如今，他又能做什么来减轻负疚感，来使自己相信自己还是一个正派人？除了继续忍受，他又能做什么呢？

他连连叹气。要是他还能有足够的激情和活力，他可以重新学习如何全身心地去爱别人，他会开始新的生活。要是曼娜的身体还很健康，不是快要死的人，他也许会做点什么。但他太老了，没有行动的勇气了。他的心太累了，眼下只希望在妻子去世之前，两个儿子已经长大到能去托儿所。

山脚下，一男一女在大冷天里沿着医院后面的围墙向东溜达。两人都穿着军装，男的要比那个娇小的女人高出一头，女的时不时地紧跑几步才能赶上他。孔林看着他们很眼熟，使劲想辨认出究竟是谁，却还是看不清楚。他想起来，从去年开始，那条禁止两个异性同志走出医院围墙外面的规定已经没有人理会了。没有哪个领导会再批评青年男女在大院外面成双成对地散步。他还听说有的护士甚至同住院病人一块儿钻进树林子里。但是不知为什么，对他和吴曼娜来说，周围仍然有一道无形的墙圈住了他们。自从结婚以后，他们从来没有到医院外面散过步，吴曼娜仍然不会骑自行车。

过了一会儿，孔林站起来，用棉手套掸掸腿上的雪。他没有往山顶爬，反而从半山腰转回身，慢慢向山下走去。他的膝盖发软，脚下有些磕磕绊绊。左边的桦树林里有几只山羊在“咩咩”叫着，铺着雪的小路上摊着一溜牛粪，还在冒着热气。山坡上，一辆马车在吃力地向山顶上爬，铁皮镶边的轮子轧在碎石和冰块上嘎吱嘎吱地响。下面靠山根的地方，一小股冷风旋转着，在冰封的小溪旁卷起一堆干树叶子，纷纷扬扬地刮向一大片农田，田里布满收割过后留下来的玉米茬。

二十分钟后，孔林回到了家里。一推开门，他被一股浓烈的米醋味熏得差点吐出来。冬天他们常在屋里洒点醋，为的是杀死空气中的感冒病毒。他一直挺喜欢酸甜的醋味，今天闻着却格外厌恶。吴曼娜走过来，用软和下来的口气说，午饭在笼屉里，正在炉子上熥着。她擀了点面条，做的炸酱面。他没有去厨房，而是进了卧室，重重地躺在屋角的行军床上，拉过一条毯子盖住脸。他烦躁地翻着身，行军床的弹簧吱吱嘎嘎地响着。

吴曼娜开始哭起来。好一会儿他真不想去理她，害怕去安慰她可能会招得自己也一块哭。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从行军床上爬起来向她走过去。他挨着她坐下，用胳膊抱住她的肩头，说：“曼娜，别哭了。你还没哭够啊，这对你身体不好。”他第一次感觉到她非常脆弱，好像她浑身的骨头随时都会散开。悲哀和同情又注满了他的心。他亲吻着她的脸颊。

她抬起眼睛，满脸羞愧地说：“是我不好，不该发那么大的脾气。你能原谅我吗？”

“还记着那点小事干啥？我应该更细心才对。”

“说你原谅我。”

“也不都是你的错。”

“我就要听这句话！”

“我原谅你。”

“那你现在去吃饭。”

“我不饿。”

“你去吃嘛。”

“好，好，你说吃咱就吃。”他想微笑一下，但是脸上的肌肉好像不听使唤。他赶忙扭过头，怕吴曼娜看见他脸上古怪的表情。他站起来，向厨房走去。

十二

“你为啥不逃跑？”孔林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这个问题。

他情不自禁地在想象中设计着各种逃跑计划—从银行中取出仅有的九百元钱，趁天黑的时候去火车站，买张车票上车，在哪个没人认识他的偏远小镇里用化名重新开始生活。他最理想的是当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他知道，一旦抛弃了家庭去追求个人的幸福，他会被悔恨压倒。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良心永远不会安宁。

春节快到了，吴曼娜对他说：“年前你能不能抽工夫去看看淑玉，去看看她日子过得咋样？”

“你咋会想起来让我去看她？”他有些吃惊。

“我寻思着她一个人肯定怪闷的，除了华，身边也没个亲人。再说，你就不想她们娘儿俩？”

“好吧，我去一趟。”

他先是想到吴曼娜让他去看淑玉，可能是因为她身上的病使她明白了许多事理，或是因为她知道将来还要依靠孔华和淑玉来照料两个儿子。他又一想，难道吴曼娜自己就不是一个孤独的女人吗？她是不是想用这个举动表明，因为她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所以不会像淑玉那样感到寂寞？难道说我这个丈夫的角色有那么重要，缺了我就不算正常的家庭？是不是所有结了婚的女人都这样想呢？

在某种程度上，他很想知道淑玉的日子过得如何，虽然孔华跟他说过她的情况不错。她经常在火柴厂的浴室洗热水澡，坐骨神经痛的毛病已经好多了。但是女儿也告诉他，母亲有时候会想念鹅庄的老家。淑玉常说：“‘人挪活，树挪死’，俺就是棵老树，不能挪地方。”她要孔华一定答应她，明年春天娘儿俩要回趟鹅庄，给孔林的父母扫墓。但是想家归想家，她还是很喜欢城市里的生活。

腊月二十九这天，孔林在一个旅行袋里装了四条冻鲅鱼和一捆蒜苗，这些都是医院分给每户的过节食品。他准备好了要到光辉火柴厂去。正要出门，吴曼娜从床上抬起身，两眼盯着他。他戴上皮帽子，放下护耳，系在颔下，戴着皮手套的手握着孔雀牌自行车的扶手。这辆自行车是经济型，是他们结婚时唯一不要票的牌子。吴曼娜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里放着光，连眨都不眨。她弯下身亲了亲儿子大江。两个孩子正在摇床里睡觉。

“骑车小心点。”她对孔林说。

“我会的。”

“早点回来，我给你等着门。”

“放心吧，我回来吃晚饭。”

现在是下午四点半，城里的交通正是高峰。阴云和烟雾让天空变得灰蒙蒙的。孔林骑车走在长春街上，街道两旁那些两三层的楼房里都一盏一盏地亮起了灯。他要去的是城市的西头。路边房顶上的红圈瓦和瓦上的冰雪在暮色中变得模糊不清。路面的积雪被马车和汽车压得结结实实，很滑。孔林告诫自己不要骑得太快。一个星期前，一个女孩子就是在这条马路上骑车时被一辆卡车轧死的。

他到达工厂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所有房子的灯都亮了。他很容易就找到了第十二单元。这是厂里最近分给孔华的屋子，正好在一栋宿舍楼的中央。他听见女儿在屋里哼着歌，想要敲门，手又缩了回去。他听不出来她在唱什么，也许是一支舞曲。

天上下起了小雪。火柴厂南边的一个大烟囱上装了一个高音喇叭，刚刚放完了《东方红》的音乐，开始播送晚间新闻。厂区外面的几幢居民楼里传来零零星星的鞭炮声，那些人家在阳台上提前庆祝春节。

孔林还在犹豫是不是要进去。他站在窗户旁边，窗玻璃已经快被霜花盖满了。他弯下腰，闭起一只眼，从一块没结霜的地方望进去。屋里，淑玉围着一条白围裙，穿一件水绿色的棉袄，看起来健康快乐。母女俩正在做年糕。一个揉面的大钵上架着一个圆形的竹箅子，箅子上摆着三行年糕。孔华在用擀面杖擀开一团黏面，她的母亲用一个小勺在黏面上摊开红豆沙馅。淑玉看起来年轻了，有了点城里人的样子。孔林觉着她简直像一个专业厨师。他莫名其妙地被眼前平静的情景攫住了，喉头有些发紧。他直起身，往四周看了看，发现另一座宿舍楼有几扇窗户外面挂着几个白布口袋，里面一定是装满了冻饺子和年糕。他记得在他们老家乡下，每到旧历年底，家家户户都要做几千个饺子和年糕，放在仓房里冻起来，这样从三十晚上直到初六这几天，家里都不用动太多灶火。冬天是农闲的日子，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轻松娱乐。许多男人每天就是赌博耍钱，喝得醉醺醺的。

他应该进去吗？他想起几个月前，一位离休老干部就是在和以前的家庭团聚的时候死于中风。这个老革命一九四三年秋天从家乡跑出来，参加了“抗联”队伍。全国解放时，他已经在哈尔滨当上了一个中级干部，和农村的老婆离了婚。四十年后，他离休了，忽然想起要回老家看看。到了故乡，他发现以前的妻子还在等着他，四个儿女也已经成了家。三世同堂，大小十六口人一块儿吃着团圆饭，老人百感交集，当场就中风倒在饭桌旁，两天以后死去。

现在，站在这个单元房子的外面，孔林害怕进去以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把旅行袋放在门口摞着的蜂窝煤上，刚要转身离去，旅行袋落到了地上。挂在煤块上方的一大捆冻葱也一齐掉了下来。

“谁？”孔华在屋里喊。

门开了。“爸！快进来。”她转身向屋里喊：“娘，我爸来了。”

淑玉也出来了，擦着两只黏着面的手。“别站在雪地里，快进屋。”她脸上笑开了花，好像他刚出远门回来。

孔林锁上车，进了屋。屋里很暖和，他的眼镜立刻蒙上一层雾。他摘下帽子和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擦着镜片。

淑玉和孔华都催着他赶紧上炕。屋里的炕很光洁，烧得滚热。他脱掉大头鞋爬了上去。他盘着腿，脱了外衣，又拉过条薄薄的被子盖住腿。刚坐稳，淑玉就端来一大缸子酽酽的红茶，放在他身前的炕桌上。她说：“快喝了暖和暖和。这天儿冷得邪乎。”

坐在暖炕上让他感到十分舒服。他多么想躺下来，烤烤腰背。他已经疲惫不堪。他喝着热茶，听着淑玉和女儿在厨房里边唠嗑边做饭，一种在自己家里的温暖感动得他直想哭。

他心里的亲情溢得满满的，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他打量着周围，发现墙上贴着四张年画，和他们在鹅庄老屋里的年画很相似，每张画上至少都有一个胖小子和两只肥大的仙桃。他意识到淑玉和孔华没有他也过得挺好。想到这儿，他心里涌上一股悲哀，觉得自己简直是个没用的废人。“我是个多余的人哪。”他喃喃地说。这是他很多年前从一本俄国小说中读到的名句，现在他也忘记作者是谁了。

他试着回想这些年来过的节日，竟然发现脑子里一片空白—过每个节日都和过以前的节日差不多。事实上，自从少年时离开鹅庄以后，他从来就没有度过一个快活的春节。他的思绪又从节日转到了爱情，这使他更加困惑，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和一个他全心热恋的女人待上过一天。没有，在他的生活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女人，这种感情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他非常确定：在爱情和安宁这两者中，他宁肯选择后者。他向往一个舒心的家庭。世上有什么地方能够比这样的家更美呢—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看看书，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睡一个不会被打扰的觉。他在心底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因为很快他就要回到另一个家里去，回到吴曼娜和两个双胞胎儿子的身边。他闭上了眼睛想：你把你自己的生活搅得一团糟，也不让别人安生地过日子！

晚饭好了。孔华在炕桌上摆上一盘白菜拌粉条、一盘炖子鸡、一小篮炸年糕。桌子中央放了一个砂锅，里面是酸菜熬白肉和小虾米。淑玉打开一瓶白酒，给孔林倒了一满杯，告诉他：“二驴进城的时候，本生让他给你捎了这瓶酒。”

“二驴啥时候来的？”

“上个礼拜。他和他儿子韩东来买一辆二手的卡车。他可有钱了，现在想做拉脚的买卖了。”

“本生咋样？”

“还行吧。二驴说他对你可眼气了。”

“你兄弟嫉妒我？”

“是啊。本生说了：‘好事儿咋都叫孔林摊上了呢？我从来没像他那么有福。他大学也上了，干部当着，还有仨孩子。’”

“他干啥说这话？他那个杂货铺子不是赚了不少钱吗？”

“这个俺不知道。二驴说，本生听说你养了两个小子，气得直哭。他可从来没这么眼气过。”

孔林抬起头，仰望着倾斜的天棚，心里说：各人愁苦各人知啊！他转向女儿：“华，再去拿两个杯子。”

“爸，咱家只有这一个酒杯。”但她还是起身到厨房去了。

“你听着，咱家还有好事儿呢。”淑玉说。

“啥事儿？”

“华的男朋友，就是那个冯金，快从海军里复员了。他也要到木基来，想在这儿找个工作。这孩子想跟华把亲事定下。她爹，用不了几年，咱就能抱上外孙了。咱老孔家的人丁可就更旺了。”

“娘，说这干啥？”孔华从厨房回来了，手里拿着两个小碗。

淑玉的话说得孔林悲喜交集，想笑又想哭。他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然后把酒倒进小碗里，说：“来，咱们应该为这个家的团圆干一杯。”

“爸，您过年好！”孔华对他说。

他们手里的酒杯和碗碰在一起，都喝了一口酒。淑玉对他说：“她爹，尝块年糕，今年的年糕做得特别脆。”她又用筷子把一条鸡腿搛到他碗里。

他吃着饭，想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和淑玉、孔华一道过年。虽然现在离初一还有两天，也可以算是提前过年了。每年冬天他都待在医院里，只有夏天才回到鹅庄老家。回忆往事让他难过。不知怎的，他希望淑玉和孔华能够恨他，不让他进门。那样会让他心里好受些，至少会减少他对她们的依恋。她们对他越好，他心里就越承受不了。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好像有意要麻痹自己的头脑，忘掉过去的事情。

“爸，别喝得太多。您会醉的。”他女儿说。

淑玉瞪着孔华，仿佛在说：要你多嘴！

“我没—没事儿。”他说，又举起了手里的酒杯。

他很快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觉得自己是个可怜虫，急于想对她们表白心迹，但是，他的舌头已经不听使唤了。

他一把抓住淑玉的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淑玉啊，我可没想着要伤害你啊。你—你能原谅我吗？”

“行啊。”

“我是个坏—坏人，淑玉呀，你明白吗？”

“不，你是个好人。”

“噢—我可不想做啥好人。我只想做个正常人。”

“行啊，那咱就做个正常人。”此刻，淑玉也是泪流满面，因为这是他头一次对她说这样亲切的话。

“别—别哭，淑玉。”他笨拙地安慰着。他的视线竟然有些模糊，好像看到吴曼娜和两个儿子也在他眼前哭着。他揉揉眼睛，他们消失了。

“她爹，俺真高兴，你总算回家来了。”淑玉说着，看了他们的女儿一眼。孔华一会儿看看父亲，一会儿又看看母亲。淑玉认定，孔林现在是露了真情。男人酒后吐真言哪。

“唉，我算是傻到家了。”他转向女儿，“华，你知道吗，曼娜活不了多久了。她快要死了。唉—照说呢，她也不是个坏女人，但是她的心脏不争气啊。”

“爸，快别说了！”

“好吧，好吧，我闭嘴。”他用一只胳膊搂住了淑玉，另一只手摸摸她的脸，问，“淑玉啊，是你吗？”

“是，是俺，你的老婆淑玉。”

“淑玉，你会等着我吗？我很快就会回到你这儿来。咱们还—还是一家人，对不？别撇下我。曼娜活不过一两年了。唉，只是，我那双胞胎的儿子该咋—咋整啊？”

“她爹，说这干啥？你不用操这个心。”

“你会帮我吗？”

“行啊，俺和华都会帮你，俺起誓。别难过了，嗯？”她转身对女儿命令道，“去拿碗醋来，快点。你爹真醉了。”

他还在说着：“淑玉啊，我难过啊。我这心里堵得慌，都要爆了。这鬼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她们让他喝下一碗兑了水的醋。他倒在热炕头上，很快就扯起了时断时续的呼噜。淑玉给他盖上一床薄被子，对孔华说：“去给医院打个电话，告诉那个女人，你爹喝得太多了，今晚回不去了。”

孔华系上头巾，冲进了纷纷飘落的雪中。她跑向厂门口的传达室，那里有一部电话。

孔林和淑玉娘儿俩一块儿吃了早饭，骑车回到了医院。头天晚上喝醉了酒，现在他的脚步仍然有些发飘。吴曼娜看到他回来，立刻松了一口气，说：“你应该自己注意，别喝那么多。你已经不是年轻人了。”

“对不起。”他把旅行袋放到桌子上，里面装满了榛子和栗子。

“我昨晚只睡了两个钟头。真把人急死了！”她说。

“我也没想待下。我把鱼和蒜苗给她们放在了门口，刚要走就被华瞅见了。”

“她们娘儿俩咋样？”

“不错，比在村里强。”

“那就好。”

两个婴儿还在睡觉，孔林和吴曼娜开始做些过年的准备。她在锅里炖了猪脚和母鸡，想做点肉冻。孔林把烧水的水壶拿到屋子前的水龙头下，他要把壶面擦洗一下，清除壶里的水垢。煮肉的铝锅在炉子上开着，吴曼娜把炒熟的花生和杂拌糖放进两个饼干桶里，这样明天一早同事和朋友来拜年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招待人家。

刚吃过午饭，孔华就来了。她看起来非常愉快，眼睛里满是笑意。孔林和吴曼娜在清扫房间，她就照看两个弟弟。她哼小曲给他们听，给他们讲大灰狼和两只小白兔的故事，好像他们能听懂她的话。屋子里充溢着婴儿的哇哇乱叫和笑声。孔华用红纸剪出一只挺着胸脯的公鸡和一只神气十足的大猫。她把剪纸在婴儿的眼前晃来晃去，然后贴在两扇窗玻璃上。吴曼娜看着这两张剪纸很高兴，它们红红地贴在窗户上，给这个家里带来了节日的喜庆，特别是街上的行人老远就能看到。

孔林举着一把绑在竹竿上的扫帚，正在打扫天棚上的蜘蛛网。等他从孔华身边走过的时候，女儿拍拍父亲的膝盖。她看到吴曼娜正在屋子前面抖落面口袋，就对父亲说：“爸，我娘在家里高兴坏了。她说她会等着您。”

他突然想起了自己昨天晚上在饭桌上的胡言乱语。他非常尴尬地问女儿：“我昨晚出了不少洋相，对不？”

“没有，没有。我们真高兴您能来家。您应该看看我娘的样子，她今天像换了一个人。她还说，等开了春，她要来看看他们。”她用手指了指摇床里的双胞胎。

一股难言的悲伤涌上了孔林的心头。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华，你妈老了，你将来能照顾她吗？”

“爸，瞧您说的。当然会了。”她微笑着。

“告诉她不要等我了。我是个没用的人，不值得等。”

“爸，您这是何苦呢？我们都会等着您的。”

他感到胸口一阵发紧，赶快转身去清扫厨房的天棚。他仰着脸，眯着眼睛小心地扫着，强忍住涌上来的泪水。他心里又难过又感动。屋子外边，吴曼娜快活地对路过的人说着“过年好”。她的问候透着喜悦，孔林听出来她的声音里仍然富有活力。

译后记

金亮

翻译《等待》使我认识到世界上还有像哈金这样的作家。对他来说，作品好像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磨”出来的。他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作家写长篇小说能够两个月一挥而就，稍加点染即去发表。他是那种“笨”作家，使的是“拙”劲，用的是水磨功。《等待》写了四年，写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能否发表。为了寻找一个准确的动词，他可以琢磨好几天。一本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每页稿纸他竟能修改上百遍！哈金曾经对我说，他写小说的时候，完成小说的故事只是个开始，真正的写作过程是反复地修改，直到同当初的立意相去甚远为止。在这个人人追求一夕成名（quick fame）和立时兑现（quick money）的年代，哈金这样的作家可算是稀有物种了。

《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之后，立即成为美国出版界和知识阶层的热门读物。“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评委瑞吉纳尔德·麦科耐特教授（Prof.Reginald McKnight，著名小说家，马里兰大学英语文学教授）在颁奖给哈金的第二天对《华盛顿时报》的记者说，《等待》是“一本完美无缺的小说（a flawless novel），没有一个音节是误置或错误的”。我做了多年的电视记者和制片人，从来没有翻译过小说。要翻译这样一本“完美无缺的”获奖作品，自然没有把握。我把译好的“序”电传给哈金，他看了说：“你太拘谨了，没有放开。没关系，放胆去译，大致不错就行。”原来我总想着“没有一个音节是误置的”，追求逐字逐句的精确对照，生怕“无一字无来历”。哈金的信任令我一阵轻松，心想反正作者也懂中文，译得出了格就请他来修改—他最清楚自己的小说转换成中文后会是什么样子。

一般来说，原著者同时通晓被翻译成的外国语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哈金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是华人，中文是他的母语，却用英文写作。在翻译过程中同他合作，可以使译文成为权威、准确的阐释，同时又向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待》中描写的生活我并不陌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大陆，孔林式的爱情悲剧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根本不是哈金杜撰出来的天方奇谭。我和哈金是同时代人，书中的时代背景和北方的风物习俗我很熟悉。再加上哈金写的英文如同他的性格一样，实实在在，从不耍弄，所以对英文的理解不是太难，以致有些人认为《等待》很容易翻译成中文。但是以我作为翻译者的亲身经历来看，其实这是件很难的工作。难就难在要用同原著一样简练朴实的中文，忠实地反映出原著中那种悲怆而又不动声色的色彩和叙事风格。由于小说讲的是中国的事情，又要尽可能地不带有翻译的痕迹。

哈金长期研究英美文学，他虽然人到中年才开始写作，但是已经为此做了深厚的文学准备。听他谈文学委实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他会一改平时的不善言辞，对各类英美作家的作品、风格、特点娓娓道来。他不仅对西方文学复杂纷纭的流派了如指掌，而且对那些重要作家的逸闻琐事也如数家珍。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他没看过的书。在众多文学大师中，契诃夫、海明威和福楼拜等人的作品对他影响尤深。在翻译《等待》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理解哈金，我收集了他所有出版的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我认为，哈金最关注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由于一些“偶发”事件而产生的足以致命的逆转，使得他的作品悲情氛围十分强烈。特别是那些出色的短篇小说，很多都醇烈得好像“二锅头”（哈金在美国文坛实际上是以短篇小说著称的）。在翻译《等待》的过程中，我完全沉浸在哈金创造的世界里，心潮随着孔林、吴曼娜和刘淑玉命运的跌宕而起伏。当翻译到杨庚强奸吴曼娜的那一章，由于内心悲愤难平，我很不愿意译这一段，做做停停，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才完成。在孔林和吴曼娜的婚礼上，苏然对他们说“你们这是苦恋啊”，我译到这里，泪水夺眶而出。我认为这句话实际上是全书的一个“眼”，一个感情的地火郁积奔突后喷发的火山口。但是，我在翻译时却要避免选用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要把滚烫的生活包裹在一层近乎冷酷的叙述风格（tone）之中。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候就像是一种“折磨”，因为哈金的英语已经朴实得不能再朴实，我的译文在选择词句方面已经淡得像白开水。译稿送给哈金看，没想到这家伙比我还要苛刻，指出一些他认为还是太“文学味”的语言，对我说“此处还应该再朴实”。我没有他那股细细的“磨”功，有时候干脆打电话给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同他“讨价还价”。哈金禀性老实忠厚，又长我两岁，待我如仁厚的兄长，只是嘿嘿地笑着说：“你是翻译者，你有最后的决定权，我不过是给你提点建议。”通常的情况是，我放下电话，再好好想想，还是他讲的有道理。

哈金最不能忍受的是庸俗，用他的话讲：文字描写全在于“分寸”，一过了头就俗了。在《等待》的原著中没有一个粗俗的字眼，中文版中的一些骂人的话全是我认为“不过瘾”加上去的。有一句话我按照东北方言翻译成“比你娘的腚沟子干净”。哈金看了，认为应该把“沟子”两个字去掉，否则就“过了”。在哈金的小说中，他很擅长描写一些暴力场面。在杨庚强奸吴曼娜的章节中，他的性描写很有力量，具有一种金属撞击般的效果。他曾说，他最受不了维多利亚小说那种柔弱和俗媚。我在翻译强奸场面的时候，用了短句子和有爆发力的动词，而在强奸之后，则选择了较长的句式，突出痛苦的悠长。这样的处理得到了哈金的赞同。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哈金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信任并尊重。

《等待》到目前为止已经翻译出版了许多种版本，只有中文版的翻译得到了哈金本人自始至终的关注和参与。他不仅校阅了全部书稿，而且对许多句子都提出了修改意见。如果说中文读者感觉此书的中文还比较准确传神的话，那是我和哈金共同努力的结果。台湾的时报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的时候，哈金不同意在书的封面标明“哈金校阅”等字样，读者只能在书尾最不起眼的地方看到“审稿：哈金”等几个蝇头小字。虽然他不喜欢居功，把翻译的成就都归在我头上，但只有我心里最清楚哈金为这个中文版的翻译倾注了多少心血。

翻译《等待》，使我有机会向哈金学习对语言文字反复推敲打磨的功夫，而且对他实实在在写作、诚诚恳恳待人的品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谨在此向这位亦师亦友的兄长表达我的感谢和敬意。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一个作家的力量

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