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场现形记

郑也夫 编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场现形记 / 郑也夫编.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086–4158–4

I. ①科… II. ①郑… III. ①教育－调查研究－中国 IV. ①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9134号

科场现形记

编 者：郑也夫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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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诊断教育：学生的慧眼和社会学手术刀

编者的话 你想象不到的事实

一编 大学敲门砖

“竞赛班”学生的高中生涯

竞赛与高考，两种路径

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的背后

一位高考移民的经历

不同高考体制下非高考科目地位的研究

浅论小语种保送之得失

美术高考生的艺考生活

二编 名校光环下

示范中学的进入

高中招生大战

复读与中学声誉的制造

围绕报考北大的师生博弈

中考择校中的多方博弈

重点班：进入与逃离

小升初中的“占坑班”调查[30]

北京某高中的教育改革

三编 教育生态位

军事化的初中生活

学生眼中的“衡水模式”

农村学生考上北大的因素分析

企业家子女教育状况的个案调查

中学生寄宿教师家现象

一个高中生早恋的故事

一所幼儿园的调查

均衡生政策在乡镇中学

一所乡村学校迎检过程考察

四编 北大自画像

台湾高校与北大的比较

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生去向调查

政治课在北大

北大学生选课动机研究

北大辅修和双学位情况调查

北京大学本科生院系转换规章与实践

北大自主招生选拔机制研究

透视自主招生之路

奥数行业中的北大人

五编 本科生走向

大学生入伍的收益风险

保研过程探析

公费师范生的守约与违约

本科毕业生被就业现象调查

为什么要去日韩留学？

留学中介：飞跃重洋的跳板？

六编 职教明暗面

职业教育中的实习

中等职业学校“冠名班”培养模式研究

普教阴影下的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实习现状调查

序言

诊断教育：学生的慧眼和社会学手术刀

杨东平

看惯了教育学科的论文，看到郑也夫教授指导下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的教育调查，不由得眼睛一亮，心生惊异。这些稚嫩的学术新手，训练有素地操弄着社会学的手术刀，从一个个很小的切口入手，对教育切片取样、扫描透视。基于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叙事、描述为主，加以归纳和分析，几十篇论文如同对教育病的一张张彩超和CT，不动声色而深刻入微，呈现出清晰的病理，时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发现。

中国的教育病由来已久，甚至对教育的愤怒和批判都已经过时。尽管如此，并不能认为“是什么”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确定真问题就成为有价值的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一册调查的诸多选题都在人所共知之外见人所未见，令人耳目一新。例如：示范性高中的进入，竞赛班学生的高中生涯，本科毕业生被就业，大学生入伍的收益风险，军事化的初中生活，一个高中生早恋的故事，一所乡村学校的迎检过程，政治课在北大，奥数行业中的北大人等等，都不是从大而无当的国家话语、政策宣示中产生的，而是来自活生生的日常生活，来自一种率真清澈的学生之眼。

与之相连的，是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如同趴在地上取景那样，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绝大多数调查是对在校学生的采访，这不仅是一种便捷的途径，同龄人之间的采访，学生采访学生，更容易获得外人难以获知的真实。这使得这些研究具有不一样的深度和感染力，不止得到一些真知灼见，而且有触手可及的质感和温度，令人感受到在冷静的记录背后那些挣扎的鲜活生命，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例如，对于那些制造着高考神话的超级中学，作者揭示了它精确到每一分钟的教学管理，34分下课，38分下课之类。还有这样的细节：有的学生睡觉不脱衣服，因为早上没有时间叠被子。高中三年没有脱过衣服睡觉的学生居然不在少数！

关于复读与中学声誉的制造，作者揭示了学校通过压缩学生分母，制造升学声誉的内幕，由此出现大量的转考和弃考。老师动员一本、二本无望的学生转学，为什么是可行的呢？因为其他学校的“校绩”是以三本或专科上线人数来计算的，这于是成为一种“双赢”。

在这种考试工厂，复读生甚至是受到优待的。学校的教育目标变得这样赤裸裸：任何课外活动都是浪费和多余的，因为“复读班和应届班不一样，复读班是来学习的！”为实现学校“北清率”的师生博弈同样冷酷无情。老师利用信息优势，形成一整套对付学生的策略，为取得自身的经济利益，千方百计动员高分考生报考清华北大而罔顾学生的风险，他们一旦落榜就成为学校有利可图的高分复读生。

幼儿园的智育同样令人震惊。在基本没有竞争压力的北京郊区幼儿园，大班的知识学习包括清华少儿英语、数学、语文等。数学不仅要掌握20以内加减法、100以内顺数、倒数，还要学会数字排列、几何图形等等。最为焦心的是珠心算，要达到100以内的数字连加七八次的难度——我完全没有想到珠心算已然成为幼儿园的“奥数”！然后，是频繁的评估、比赛，珠心算要求10分钟内完成80道算术题，所有测试和比赛成绩都与幼儿园排名和教师绩效奖金挂钩。据作者调查，“大部分孩子在幼儿园阶段已经对学习产生了厌倦、畏惧的情绪，自信心受到很大打击。”

在许多中小城市和县城，都存在学生在老师家寄居的现象，寄居成为教师创收的“合法”渠道。被采访的学生告知，在他们那里，老师私下把这种现象称为“养猪”，一般交流都是问“你养了几条？”！

这种比较是十分强烈的：产量巨大的教育学论文正在新一轮科学化、专业化、新潮理论的洗礼之中，突显着一种流行中的单一。教育经济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如同其学科重要性那样不断膨胀，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和定性研究则明显旁落，它显示的其实是教育研究中人文性的旁落，复杂社会关系中人的命运、情感和温度，日渐为“纯科学”的数据、模型取代和湮没。也许，这就是非教育学科的北大社会学的青春学子对教育研究所做的最重要的启示和贡献？

开辟“批判的教育社会学”的也夫兄，抱负当然不止于此。他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对教育沉疴作出了“学历军备竞赛”的最后诊断，是很有说服力的。至于教育“怎么办”，是否能够走出“囚徒困境”，进入一个正常状态，则需要更多的人，进行更多方面的探索和努力，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编者的话

你想象不到的事实

郑也夫

我是生物学的忠实粉丝。自1997年始，一发不止，先后读过150余本生物学著作，领教过生物学思想家的大小观点、各色表述，不计其数。竟是其中一句格言最令我折服：“事实比想象更离奇。”思考这句话后是惊叹和气馁，惊叹大千世界的奇特，气馁我们想象力的孱弱。如果不是看见，我们能够想到海底会有海星这样奢华的生命造型吗？倭黑猩猩的群体在遇到食物即将发生哄抢时，会忽然开始相互抚摸生殖器，即刻便心情愉悦遂有了四岁孔融般的礼让。自青霉素问世以后的70余年间，抗生素花样翻新，多如牛毛，但细菌和病毒安然无恙。何故？它们平均一天繁殖30代。靠着这样的速率和与之成正比的变异，细菌保有着极大的多样性。此理同样可以解释海星和倭黑猩猩。大自然中一把把严酷的选择剪刀与基因特有的变异之间的伟大互动，将多样性推向极致，超乎我们的想象当不在话下。

能被这句格言感动，是因为我本有这样的内因。1987年我和一位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摆谈。我的一番吹牛令他对这位籍籍无名的学者刮目相看。我说，你们比寻常小说家幸运，因为历史人物间的博弈，远比小说家的凭空构思精致、离奇、钩心斗角、匪夷所思。原因无他。小说家的想象力好一点、坏一点，无非是千百册图书的销售落差，而李世民兄弟的玄武门博弈，赌注是身家性命。双方的阴谋设计差得了吗？

德国人教育中的十岁分流和其职业教育中的双轨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与之相比，其学者著作中的一句话，特别是这句话中的一个寻常词汇竟同样打动我，“学校教育研究长期以来在德国是以‘教育实情研究’的名义进行的”。（福尔，1996，《1945年以来的德国教育》，第82页）其实我的教学轨迹差不多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不管讲授什么题目的课程，城市社会学、消费社会学，我的课程都贯穿着两个旋律。我讲的是理论，却要求和指导同学们做深入的社会调查，翔实地讲述其中的某一博弈、勾当、现象。德国学者的话让我知道了，此一做法可以上纲上线，它不是一个侏儒的偏好，它是不可替代的，甚至堪称是首要的工作。实情不知晓，谈什么道理，搞什么方案，构造什么理论。且选学我的这门课“批判的教育社会学”的同学们，在被驱赶调查和写出某种“实情”时，要比他们学习城市社会学、消费社会学时，具有更大的优势，甚至可以说，没有比他们更胜任写出“教育实情”的人。

社会生活中充斥着悖论。以下是与本书相关的两种悖论：

其一，但凡粗通教育的人都知道，时下的教育不是在帮助，而是在摧毁孩子们。我执教过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中的多数农村籍的女孩都颇瘦小，身高多在1米5上下。何故如此。她们中学时大多住校，伙食不好，每天却至少要苦读14个小时。就是说，她们要在最不利于发育的状态下成长。心身所处情境一样，不过是身体较精神更为外在罢了。这两所学校中的半数以上的同学（无论城乡），不知兴趣为何物。当年他们一定都是考试高手，如今学过的唐诗大多已记忆残缺。大家皆知时下的教育如此，却悉数上阵，从幼儿园到高三年级，十四年如一日。阁下会说，这悖论不新鲜，不就是一种囚徒困境吗？不错，其陷入的正是此种逻辑。与寻常之囚徒困境不同的是这困境之深广。请问今日中国，哪个年龄段的人最苦？答曰：6到18岁者。哪个职业的人最苦？答曰：学生，他们每日作业的时间大大超过父母。这是史上最大的、旷世难觅的囚徒困境，或曰悖论。

其二，我们生活在社会中，却常常对我们身外的社会其他部分懵懂无知。原因异常简单。一方面，不在其中者，难解其中义。另一方面，身在其中者，多作沉默人。何况即便身在其中，所知不过一个局部。于是要么大家茫然不知，要么局中流溢出的信息碎片被加工、夸大、曲解，标签化。

以上两种悖论均非无解，即便艰难。解第二悖论应该是解第一悖论的前提。本书作者们没有其他高明之处，他们完成这些文章的最大优势是，初进高校，中学生活的记忆依旧鲜活；而那段生活之吊诡，真的比想象更离奇。教师中一个眼光毒辣的异端，凭借身上的少许感召力，调动出一个个后生的热忱。午夜梦回那段百味杂陈的经历，费神打捞那些曾经巴不得忘却的记忆，遂有了下面的篇章。后生来路各异，故事五花八门，其中颇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原想扼要介绍一下本书的篇章，略一思忖，便放弃了。原因之二是，文章太多，全书共43篇，不知从何说起。原因之一，也是更重要的，不想诱导读者。若择要介绍，无论是选择更有意义的，还是更有趣味的，都过多地掺杂了编者的偏好。学生交上的作业，常常在文中某处用黑体字或下划线。我一概勒令去掉，理由是：你构思时已经筛选了事实，行文时更注入了语气上的轻重缓急；再搞成特殊的字体，主观导向就嫌太过了。不同的事实在不同的读者那里有高下不等的意义，那不是你能预料和左右的。给出“路标”后，就是读者自由选择的阅读空间了。

前面说过，我的授课一向是两个旋律并行：我的授课，学生的作业。在历时三年的教学相长中，拙作也已完成，冠名“吾国教育病理”。它与这本书构成姊妹篇。爱唱和会听的人，大多更喜欢和声。

谢您拨冗阅读上述。

一编

大学敲门砖

也夫按：

“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中国久有科场，演至清代习八股被冠名曰“制艺”。到了鄙俗之今人口中，高考被说成“敲门砖”。不期科举废弃百年之后，敲门人成山如海，敲门砖诡异奇绝，便是清代科场鼎盛之时亦不可比肩。其中的名堂、勾当，讲给老外，他们必听得发傻。明说了，不怕吓着他们：我们的学生可以颠覆世界上的一切考试。此非高调，说这话时我们汗颜。

“竞赛班”学生的高中生涯

李蓝天 （北京大学2008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高中生升入大学的途径主要是高考，但每年都有少数在某些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可以跳过高考，保送进入高校。但获得保送资格需要特殊的条件，取得资格之后还需参加各校主办的保送考试（只有极少数可不参加保送考试）。2008年，教育部规定有6类考生具有保送资格，包括：省级优秀学生、奥赛获奖选手、国际和科技竞赛获奖选手、外国语中学学生、获奖运动员以及公安英烈子女。[1]但据笔者所知，各省对此有不同的规定，比如江西的省级优秀学生是没有保送生资格的，只有20分的高考加分；另外，有些省允许已获保送的学生参加高考，有些省则不允许，江西省就属于后者。

对普通高中生来说，最主要的保送途径是“奥赛获奖”，江西省的保送生大多数都是奥赛获奖选手，包括在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竞赛、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5项比赛的省级赛区中获得一等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如果放弃保送参加高考，可获得10分高考加分）；以及参加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全国决赛、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决赛、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竞赛、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5项全国决赛，并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如果放弃保送参加高考，可获得20分高考加分）。

因此，许多高中发展出了针对数理化生竞赛的培训体系，选拔优秀的学生参加，以争取有更多学生获得保送或加分资格，从而增加被清华北大和一流重点大学录取的人数。成绩优秀的学生如果有机会，也大多愿意尝试，因为即使没有获得保送或加分资格也对数理化生的学习有帮助。

国家开办各科奥赛并将之与保送资格挂钩，目的无疑是给在基础学科上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开了条绿色通道，对要求门门优秀的高考选拔是个很好的补充。但这里的问题是，奥赛的强度和难度决定了只有少部分人能真正走进这条绿色通道，这是建立在一大批竞赛学习者基础上的。没能拿奖的人永远是多数，这点并不比高考更“仁慈”，而没拿奖的人最终还是要参加高考。因此对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来说，参加竞赛不仅意味着能力的提高，还意味着准备高考的时间匀出和竞赛结果的风险承担。这其中牵涉到的是整个高中学习生活的重排和更大的心理压力。

本文想了解的即是：在这种竞赛制度和保送制度下，对学生个人而言，竞赛学习是收获多于损失还是相反？对国家而言，是否真正达到了选拔特长人才的目标？为此，本文的调查对象是高中参加过竞赛、现已升入大学的学生，调查内容是他们的竞赛学习经历，包括参加竞赛学习的初衷、过程、结果、心理变化、父母师长的参与以及目前大学学习的状况等等。

此次调查选取的样本是一个高中班，该班是江西省E中2008届高三的“竞赛班”（高一时该班所在年级共有17个班，包括5个实验班，参加竞赛学习的同学主要都来自其中；到了高二，学校将一个实验班解散，把所有参加竞赛学习的同学集中到一起重组成这个“竞赛班”），共46人，其中6名高三才插班进入的复读生不算在本次调查的范围之内，余下40人都参与过E中组织的数理化生竞赛培训，大部分坚持到了最后的竞赛考试，少数几人中途便退出竞赛学习，专心准备高考。该班最终的竞赛成绩是3个数学一等奖（包括一枚全国银牌），4个物理一等奖，2个化学一等奖（包括一枚全国银牌），7个生物一等奖（包括一枚全国铜牌）。

简要介绍一下E中当时的情况：E中是江西一所省重点高中，历来有竞赛培训的传统，最出众的是数学竞赛，曾培养过几个全国金牌获得者，理化生也出过全国银牌，生物竞赛自2006年以来突飞猛进，直到2009年每年都有5~7个学生拿到省一等奖。这些获奖选手绝大多数都被保送到重点大学，其中不乏清华和北大的保送生。在清华和北大的录取名单里，保送生和高考生一向平分秋色，但由于优秀生源越来越多地走上竞赛、保送的道路，高考成绩就相对下滑了。到了2008届，6个清华北大的学生里包括5个保送生、1个复读生，已经没有高考生了。

本次调查结合了问卷和访谈，以问卷的形式收集整个班竞赛学习的总体情况，以访谈的方式深入了解10位较具代表性的个案详情。

一、问卷调查概况

本次问卷调查以40位应届生为对象，其中36名男生4名女生。40人中13名学生保送内地高校，2名学生获得了保送资格但自动放弃转而参加高考，2名学生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预科班（未参加高考），23名学生未获得保送资格只好参加高考。笔者回收到了34份问卷，31男3女，其中包括放弃保送资格参加高考的2人、去新国立的2人，其余有10人保送内地高校，20人未获保送资格参加了高考。我们下面的分析在这34人中展开。

对回收数据主要采用描述统计分析，以此展现这个班“竞赛生”的个人情况、家庭背景、竞赛学习动机、竞赛学习过程、竞赛结果、保送结果、目前学习情况（大学）的总体概况。下面将一一介绍：

1. 个人情况及家庭背景

这34名学生中有26名是非农户口，8名农村户口，大多来自城镇。他们的家庭年收入分布如下：

表1　家庭年收入分布

家庭年收入

频数

频率

10 000元及以下

2

5.9

10 001元~50 000元

15

44.1

50 001元~100 000元

10

29.4

100 001元~150 000元

3

8.8

150 000元及以上

4

11.8

总计

34

100.0

从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这群学生的家庭年收入集中在1万到10万元这个区间，大多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学生们父母的文化程度也多属中等偏低水平。

表2 父亲的文化程度

父亲的文化程度

频数

频率

识字很少或不识字

0

0.0

小学

1

2.9

初中

5

14.7

高中（或中专）

8

23.5

大学专科

11

32.4

大学本科

9

26.5

研究生及以上

1

2.9

总计

34

100.0

由此表数据可见，父亲的文化程度多数集中在高中、大专、本科的范围内。

表3 母亲的文化程度

母亲的文化程度

频数

频率

识字很少或不识字

0

0.0

小学

1

2.9

初中

9

26.5

高中（或中专）

13

38.2

大学专科

7

20.6

大学本科

4

11.8

研究生及以上

1

2.9

总计

34

100.0

再看母亲的文化程度，整体上比父亲的稍低一点，多数集中在初中、高中、大专的范围内。

竞赛对学生的父母一辈来说是十分稀罕的，34人中无1人的父母曾经亲身参与过竞赛学习，那么随着竞赛培训越来越“时髦”，他们会希望自己的子女参加吗？

表4 父母是否希望你参加竞赛学习

父母是否希望你参加竞赛学习

频数

频率

非常不希望

0

0.0

不希望

1

2.9

无所谓

21

61.8

希望

10

29.4

非常希望

2

5.9

总计

34

100.0

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二的父母对自己孩子是否参加竞赛学习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剩下的有近三分之一的父母还是希望孩子去参加的，但也只有极少数表现出强烈的期望。说明总体而言，在竞赛学习上，学生们的父母并没有给孩子施加太大压力。

另外笔者还调查了学生们在高中之前是否参加过竞赛学习，具体情况如下：

表5 高中之前是否参加过竞赛学习

高中之前是否参加过竞赛学习

频数

频率

完全没有

2

5.9

只有初中参加过

6

17.6

小学到初中都参加过

22

64.7

小学学过奥数但初中没参加

4

11.8

总计

34

100.0

由表可知，34人中有22人是小学到初中都参加过竞赛学习，完全没参加过的只有两人，可见竞赛学习存在着较大的惯性，对大多数“竞赛生”来说参加竞赛学习似乎挺顺理成章。

2. 竞赛学习动机

竞赛学习需要时间、智力、精力的较大投入，如果苦尽甘来，拿到省一等奖或更高荣誉，便可有保送或加分资格；但如果功败垂成，就仍要靠高考来决定未来，而且是去跟没有匀出时间学竞赛的人竞争。数理化的竞赛考试时间是在每年的九十月份（生物是五六月份），一般人等到学有所成、有获奖实力之时大多已是高三上学期（生物是高二下学期），而且在此之前的冲刺使得高考学习几乎停顿。如果冲刺成功自不必说，但若失败就只剩下半年多的时间重新去复习高考了，这可谓是风险巨大的赌博。

但选择参加竞赛学习的理由因人而异，有些学生没想太多就报名了，有些学生则是考虑多种因素权衡利弊后做的决定。促使他们做出选择的因素很多，笔者想知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表6 最初选择参加竞赛学习的最主要原因

你最初选择参加竞赛学习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频数

频率

获得保送资格

12

35.3

获得加分资格

3

8.8

提高自己在某门学科上的能力，以便在高考或在大学时更有竞争力

11

32.4

学校让学就学了，没考虑那么多

5

14.7

大家都学我不学怕掉队

1

2.9

其他

2

5.9

总计

34

100.0

调查发现，两个原因是最主要的，一是获得保送资格，二是提高自己的学科能力和竞争力，各自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是这么考虑的。其他几个原因比例较小，另外还有两个同学选了“其他”，一个认为“高中内容没意思”，一个是觉得“竞赛好玩”。但参加竞赛学习的动机绝不止一个，详细的考虑将在后文的访谈中做深入调查。

那么，他们最初做出参加竞赛学习的选择时，谁的建议起到最大的影响呢？

表7 谁的建议对最初的决定影响最大

谁的建议对最初的决定影响最大

频数

频率

自己

19

55.9

老师

12

35.3

父母

1

2.9

同学或朋友

2

5.9

总计

34

100.0

结果发现，有19人是自己的想法最为关键，其次12人是老师的建议，父母或同学的影响很小。这说明学生们参加竞赛的自主性是比较高的，大多还是掌握着自己学习道路的主动权。

3. 竞赛学习过程

除了有一名同学（即后文中提到的D）参加过数学和物理两科系统的竞赛训练，其他人都只专注于某一门竞赛学习，这33人的竞赛学科具体分布如下（E中只开设了数理化生四科竞赛培训，不包括信息竞赛）：

表8 选择哪门学科进行竞赛学习

选择哪门学科进行竞赛学习

频数

频率

数学

10

30.3

物理

7

21.2

化学

8

24.2

生物

8

24.2

总计

33

100.0

由表可见学科分布比较平均，几乎各占四分之一。而不同学科的竞赛学习有其自身的特点，从难度来说，一般按数、理、化、生的顺序递减，数学最重要是思维和技巧，生物则重在记忆，物理更偏向数学，化学则更偏向生物。因此选择竞赛学科时，学生们不仅会考虑兴趣，还会考虑自己的能力是否能满足该学科的要求。因此笔者调查了他们选择自己竞赛学科的原因。

表9 选择该竞赛学科的最主要原因

选择该竞赛学科的最主要原因

频数

频率

最感兴趣

16

47.1

最擅长所以最有可能学出成绩

7

20.6

没考虑太多，机缘巧合就学了

6

17.6

听别人（老师、朋友或父母）的建议做出的选择

5

14.7

总计

34

100.0

由此表可见，出于兴趣做选择的人还是居多，占到近一半，而考虑是否擅长、机缘巧合就学的、听别人建议的在剩下的一半人里呈鼎足之势。

但并非所有人都一直坚持到了最后，34人中有27人是一直学着从未退出，直到竞赛结束，有3人是中途退出便不再参与了，另有3人中途曾退出后又重新参与，直到竞赛结束。D是个例外，他一直在学物理竞赛，而数学则是中途退出了。

4. 竞赛结果

最后数理化生的竞赛陆续结束，有14个人获得了省一等奖或以上的荣誉，另外20人则饮恨而归。这样他们就分为了两拨人：有保送资格的和没保送资格的。这两拨人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处境和选择，有保送资格的14人可以考虑参加保送或是高考，其余的20人就只有高考这条路了。（江西考生若保送成功则不可再参加高考，若参加高考则取消保送资格，二者必须择其一。）

这14人里有12人选择了参加保送考试，另外2人只参加了自主招生，决心高考。选择参加保送考试的这12人无论结果是否满意，最后都接受了保送结果，没参加高考便被提前录取了。

5. 高考结果

除去2名考去新加坡的同学，未获保送资格和放弃保送资格的同学中有20人参加了高考。结果有16人应届进入大学，另外4人则选择了复读，复读之后都在第二年进入了大学。

6. 升入大学后的学习情况

笔者对这34人进入大学后的情况进行了粗略了解，主要是看他们入校后对大学和专业的满意程度，以及统计有多少人的专业不是当初学的竞赛学科。这34人中只有4人继续学习着高中时的竞赛学科，其他人学工科的居多，也有转而学社科的。下面看看他们对大学和专业的满意度。

表10 对所在大学的满意度

对所在大学的满意度

频数

频率

非常不满意

0

0.0

不满意

0

0.0

一般

11

32.4

满意

18

52.9

非常满意

5

14.7

总计

34

100.0

表11 对所学专业的满意度

对所学专业的满意度

频数

频率

非常不满意

1

2.9

不满意

1

2.9

一般

14

41.2

满意

15

44.1

非常满意

3

8.8

总计

34

100.0

34人对大学的满意度看起来还好，没有不满意的，最多的是满意，其次一般；对专业则有1人非常不满意，1人不满意，但多数也集中在满意或一般的范围内。实际上将对大学和专业的感觉区分开来本就不妥，因为这两个变量并非相互独立，在访谈中会深入探究各人的具体情况。

二、对代表性学生个案的深入访谈

以上的问卷数据统计只介绍了一些粗略的概况，但看不到前后的联系，而且样本太小，做相关分析是没有说服力的。同时，笔者更注重的是整个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包括一些心理变化。因此，笔者将这34名同学按照3个标准分成了11类，选取了其中10类，每类挑选了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做深入访谈，只有1类没有做个案分析，因为没找到合适的个案。以下便是以具体的分类和个案做成的表格：

表12 个案分类

竞赛获省一等奖或以上，取得保送资格

直接保送或参加保送考试后顺利保送

代表个案

大学是否心仪

专业是否心仪

A（此类包括A在内共4人，下同）

是

是

B（共4人）

是

否

C（共1人）

否

是

D（共3人）

否

否

放弃保送参加高考

E（女，共2人）

是

是

竞赛未获一等奖，参加高考（中途退出竞赛的也算在内了）

F（共9人，其中1人和H一样未参加高考，考去了新加坡；另1人大一后转学去新加坡）

是

是

G（共1人）

是

否

H（共5人）

否

否

I（复读，共3人）

是

是

复读1人

是

否

中途退出竞赛，没参加高考或竞赛考试，保送新国立

J（共1人）

是

是

下面分别对这10个个案的竞赛学习经历进行深入了解。

个案1，直接保送的A

A是全国数学奥赛银牌获得者，不需参加保送考试，冬令营结束后直接保送北大数院。A对自己大学和专业的态度都是“满意”。

A高中的竞赛成绩如此突出，但他高中之前完全没参加过任何竞赛培训。这绝非侥幸，他从初一下学期起就开始自己看竞赛书，数理化每门都看一些，觉得很有意思，不过最后数理化都只拿了市一等奖。A说那时候看到竞赛书就有一种喜悦，买了好多，虽然实际上没看完几本。他也解释不清为什么有一种喜悦，也许是求知欲使然，一到书店看见竞赛书就恨不得多买一些。A当时认为书本上的东西比较容易，想看点难的，不过那时候打游戏打得也比较多。

后来高中时参加竞赛，A说是有点惯性，既然已经尝到了甜头，就继续学。他当时想，竞赛都是高手去的，就想成为里面的一员。A开始认为门槛很高，所以自己只要能参加竞赛，什么学科都可以。他最初本是学物理竞赛的，因为参加学校组织的比赛考得很好，排名全校第6，而数学只拿了校三等奖。但A上过一次物理竞赛课后，就觉得还是数学更有意思，便去找数学老师了。因此他选择数学竞赛主要是出于兴趣，由自己决定的。

A坦言，整个竞赛学习占用学习时间的比重很大。平常作业并不多，完成了之后就学竞赛，A也不考虑多做些其他练习，几乎是除了写作业就学竞赛了。A当时很有激情，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他想了想觉得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班上氛围不错，大部分人都学竞赛，同寝室也是，就有一股向上的劲儿；二是关键原因：一直有对手，高一是某个同学，高二高三则是以前主管教练的三大弟子；三是数学老师一直比较器重自己，因此必须努力。

A在竞赛学习过程中的主要困难不是来自竞赛与高考平衡的压力，而是竞赛学习本身及自己心理上的困难。A说自己埋头做题，对分数看得很重，考试失败会有比较强烈的挫败感。但总体而言自己比较幸运，没有太大曲折。另外，A觉得自己有点心理困难，特别小心眼，也就是狭隘。他说自己有时候会以小心眼看人，老会把（高一的）竞争对手往坏处想，后来竞争对象慢慢转变，加上对他进一步了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交流起来还是有些别扭。至于学习本身，对A来说，有书看、有卷子做，就够了。

但A觉得自己也谈不上享受这个学习过程，做题的时候当然想早点做完去玩玩，但迫于外在压力还是能坚持下来。不过，A还是觉得其中的一些内容，比如问题的解法很有意思。A认为整个过程中自己的心理压力并不大，虽然压力肯定有，不过在忙碌中会忘掉，只有闲下来的时候想想才会感到有压力存在，但压力对自己主要起激励作用。A说自己只把目光放在关注现实上，心理上的能量要么用在想问题上，要么用在小心眼上，都用完了。过程中的阶段测试A考得也不错，数学老师经常私下对A说：以你的实力是没问题的。偶尔有次考试没考好，A也不会有很大压力。所以A一直认为，他的目标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因此胸有成竹。

A后来拿到全国数学竞赛的银牌的时候并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他之前看到周围同学有的已经保送了，心里特别羡慕，就想即使只有省一等奖也很满足了。所以拿奖后只是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心中踏实下来。而且A对自己要求很高，他觉得自己虽然能保送，但考得并不好，因为以往学校的第一都是金牌，自己没能保持这个传统，所以又高兴，又不高兴，领奖的时候特别不情愿，很矛盾。A认为自己是历届拿国家数学奖牌的同学里最差的。

后来A的保送过程很简单，就是签个名、领张表就完了。A在没领表之前，觉得清华北大十分牛，领了之后就觉得不过如此。当时选清华还是北大的时候A犹豫过，他说，毕竟之前清华北大是神殿，谁选自己都好，本来开始是领了清华的数理基科班，但当时江西的领队教练一看，觉得学数学当然是北大好了，就建议自己换，还带自己领了北大的表。A说自己一开始还不好意思换，心想：你是谁啊，退清华的表！清华选你就是你的福分。不过，最后自己还是乖乖地把清华的表给退了。A说当时清华老师问退表原因的时候，自己实在是很窘。

至于选专业，A选数学是没有犹豫的，他没管那么多，就是跟着前人走了，以前的金牌同学都是继续学了数学，而自己也感觉学数学已经很好了。

后来大学开学，A觉得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感觉也就和高中开学差不多。A并没有预想过什么，所以没想过现实和预想的偏差问题。现在想想，A说自己毕竟是长大了，感触多了，需求也多了。偏差主要是自己得到的赞许少了。开始的时候，高中的学习劲头还有一点，不过挡不过时间的消耗，成绩一般般，高手多得是，也就开始迷惘。

A回忆，大学刚开始一段时间打游戏打得很疯，老是回想过去的荣耀。后来自己的身体告诉自己：你这样做很危险，背离了你的目标。A就有了负罪感，觉得自己堕落了，也体会了为什么有些人想自杀。然后为了寻求解脱，A开始研究哲学，读尼采、凡·高，也听得懂古典音乐了，有时候心里特疯狂。再后来，A开始打羽毛球了，身体的好转使A感觉一切都步入正轨。他开始觉得有了自我，觉得自己成熟了，到现在也就明白执着的意义了。

对于数学专业本身，A还是感觉很有兴趣，但他觉得这也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决心，要渐渐发现学科的相通性。A觉得高中的竞赛学习经历对自己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对现在的学习当然很有帮助，毕竟接触得早；二是发挥自己才能的舞台，满足了心理上的需求：曾经牛过的感觉很不错。A也承认，现在却要不断重新寻求那种感觉了。所以如果可以重来，A还是会选择竞赛。

回头看整个高中学习经历，A觉得当时是为一个目标忘我地奋斗，也没现在这么多烦恼，很幸福，虽然没有惊心动魄过，可比现在有激情多了。所以A现在想寻回那种激情。跳出自己的经历，A觉得那种现行高中教育体制以及培养方案很落后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就学习本身来说，他觉得学不到很多东西，没得到学习主动性上的锻炼。他认为总体而言，高中的学习方式对大多数人是不好的，因为结构单一，过于注重成绩单，而忽视其他的潜力，比如艺术等，使很多人成了牺牲品。

至于竞赛学习和高考学习的关系，他认为竞赛对做高考难题有帮助，里面的新东西有一定启发性，就像玩魔方，可以给当今题海战术的疲惫提供一点乐趣。但他认为那些可以学得好高考内容的牛人不需要参加竞赛学习，可以干些别的，比如拉小提琴、打球。他觉得竞赛学习如果没有特殊的培训和训练，完全自愿地看书钻研会更好。至于因为竞赛学习耽误高考的人，他觉得那怪不了谁，如果真正自愿的话会有成果，还有问题的话，就只能怪自己了。

个案2，理性周全的B

B是省生物竞赛一等奖获得者，保送复旦生物技术专业，后大二转入国际政治专业。B对自己的大学很满意，但觉得生物技术专业很不适合自己，于是转去学自己真正喜欢的国际政治。

B高中之前也参加过竞赛培训，主要是数学方面的，还有物理。B从小学三年级起在父亲的陪同下去上竞赛课，因为据说这样对成绩有帮助。兴趣倒是时有时无，后来初中的时候比较感兴趣了。那时候B的父母认为竞赛学习能帮助培养理科思维，B现在倒觉得，小学学的数论等对搞政治学研究方法什么的，竟然也有帮助，出国交流的时候体会很深。

到高中之所以参加生物竞赛，B按重要顺序依次列了几个原因：第一，竞赛能保送；第二，个人喜欢生物；第三，生物教练很牛，跟他学习比较有希望拿奖；第四，考生物若是没上还有更多的时间回来拼高考（生物竞赛高二下学期就结束了，其他竞赛都一直到高三上学期）。B说最主要还是看竞赛能保送，不然不会搞竞赛的。B的父亲曾想过让B学物理，但B最后没有听父亲的，还是自己选了生物，因为最感兴趣。所以自己的选择影响最大。

生物竞赛的学习过程与其他竞赛相对不同，因为主要靠记忆，所以考前两个月最重要，平时投入不需像其他竞赛那么多。竞赛成绩由笔试（75%）和一个月后的实验考试（25%）组成，因此笔试后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训练实验，包括植物部分和动物部分。

B也不例外，在最后两个月停课冲刺之前，竞赛学习占B平时学习时间的比例很少。B说每天最多看一小时，有时候还会偷懒，因为觉得没到要用那么大力的时候，就尽量不影响高中平时课程的学习。

至于学习过程中的主要困难，B认为主要是有些东西很难背，比如动植物分类那块，所以用便签之类的做了很多笔记，记了好几遍终于记下来。B觉得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困难了，时间上投入也不大，整个都很随性。即使到了最后两个月停课，也很顺利，因为一直按部就班，准备充足。临考之前，B在老师安排的模拟考试中一次比一次成绩好，所以最后去考试的时候也不太紧张，就是走进去考了然后出来了。B感觉一直都很平淡，也没想什么结果，甚至停课时也没感觉有什么压力，因为觉得后面补落下的课程问题应该不大。B现在想想也不明白高中那会儿为什么莫名其妙地什么都不担心，觉得可能是因为生活比较规律，一切都在轨道上。笔试之后的实验准备也没什么波澜，B当时纯粹觉得好玩，做实验很带劲，就是天气有点热罢了。

所以B觉得整个竞赛学习过程中自己有点没心没肺，而且平时的常规学习也不是特别用功，成绩也上上下下，在二十几名徘徊。除了停课之外，B认为自己的高考学习就没受什么影响。

B获奖之后没有特别兴奋，很顺理成章地重新投入学习，开始申报保送之前B还是一步步按高考的步骤来，学得还挺认真的。B认为自己在数学的几个点上还需要加强，就专门在外面补了点小课，他还是很努力在准备高考复习的，因为他觉得在没有真正保送前还是要全力以赴，所以就按目标行事了。

后来B没有犹豫就选择申请保送，只看准复旦。B准备保送的过程还是费了点力，比如写个人陈述，就找了各种朋友帮助审阅，着实用了点心。后来申报过程也挺波折，复旦在江西本来没准备招保送生，是B和其他想保送复旦的人一起自己寄材料过去的。后来复旦那边觉得江西报的人也不少，材料不错，于是派了一个组下来面试，然后B的面试通过了，13取2。再后来拿到通知书以后B就被学校劝退回家了。

至于为什么选复旦，B说就是喜欢复旦的风格，十分自由散漫，又喜欢创新，且比较小资。填保送志愿时第一志愿是数学，第二志愿是生物科学，第三志愿是医学，B是被调剂到生物技术的。但B就没怎么考虑过专业，完全是奔着学校去的，因为了解到复旦的整体情况很宽松，就想着如果专业觉得不合适再转也不迟。所以录取以后B对结果十分满意。

B还提到对班里其他人竞赛结果和保送结果的看法，他觉得先有个出路了挺好，如果留下来继续高考就挺辛苦。至于有少数获得保送资格却没参加保送的人，B认为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若换做自己就肯定不会这样。在B看来高考、名次什么的，都无所谓，那是学校想要的东西，跟自己没关系，只要能进自己喜欢的学校就好。B觉得他们是为了报答母校、状元梦等，可惜最后考进的学校其实保送也能去，还可能是因为都很执拗于清华北大，而两校的保送名额有限，就想再拼高考。而B因为钟情复旦所以只有一个考虑：保送申请复旦，没上的话，就通过高考考进复旦。

入校以后，B对复旦很满意，而对专业则不然。因为大一进来是复旦学院，所有专业混一起，所以除了平时的课程，B在其他时间对自己的专业了解也不多，同时对其他专业产生了浓厚兴趣。生物技术，或者生物科学的未来领域，并非B所感兴趣的方面，B只对动植物比较感兴趣，但生物未来研究方向多为微观，虽然搞生态可以宏观，但B又不愿老往外跑。所以B当年因兴趣而选择生物，现在也因兴趣而离开它。

B的兴趣转到了政治方面，加上他认为国际政治的自由空间更大——国际关系与老百姓关系不大，和“稳定”也关系不大，所以可以施展拳脚的空间较大。虽然自己历史地理的知识稍微差一点，但B发现国内的文科生大部分很“水”，比他们晚个一年半载的进来学，也不会比他们落后多少，所以就安心转去国际政治了。

B回头看，认为高中的竞赛学习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主要有四方面：第一，对大学学习做了提前了解，他们看的都是生物的大学课本，思维其实很大程度上超前了；第二，生态学方面让自己提前掌握了“统计学”的基本思想，遗传学让自己提前掌握了“概率论”的基本思想，这都是B在目前的北美交流中为了政治学的实证研究而学的东西，算是有重大的帮助；第三，竞赛学习让B有机会给自己一个“自主安排学习”的空间，所以后来进大学之后得心应手，没觉得和以前有什么大的差异；第四，这个最重要，就是学竞赛对B来说，是自己一个人做的决定，自己努力，最后达到目标。从此以后，家人对B自己做的决定都是基本支持的，而且自己也有比较大的信心。因此在B看来，竞赛实际帮助了自己快速成长，可以重来的话，还是会自己做决定参加竞赛学习。

对高中学习的看法上，B认为它让自己掌握了很多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基本工具，虽然在“批判思维”方面的教育不足，但在科学的基本思想上强调得还不错。B认为高中的教育有助于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严谨的人，并十分赞赏这点。但却过于缺乏批判思维培养，比如语文在高中课程里重要性的降低就是一个体现，他认为这样的教育会压制学生创造力的发展。

至于竞赛学习和高考学习的关系，B认为竞赛学习对自己而言更多是一种“宣言”，让自己在高中教育压抑的空气里寻找空间发挥创造力，生物竞赛学习过程中就很有发挥创造力、实现自我的感觉，肯定比平常学习里学的东西多。而高考学习纯粹是功利性的，浪费了很多时间把已经掌握的东西再运用得更熟练，结果除了“做题”之外，高中生并不知道这些理论和方法还可以做其他事情。B举例说，初中学的杨辉三角、高中学的正态分布都是概率论的里程碑，甚至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也很重要，但高中生只是学了用来做题，没人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可以用在哪里。

个案3，幸运的C

C平时成绩一般，但对生物很感兴趣也学得不错，拿到了省生物竞赛一等奖，保送同济大学电气信息类专业，现在主修通信工程。C大二后搬去偏僻的校区致使生活极为不便，因此对学校颇为抱怨，但对自己的专业颇为满意。

C是从初中才接触到竞赛学习的，当时参加的是华罗庚奥数，以及省里的物理化学竞赛，因为这些学校都组织了培训。C说自己就是觉得好玩，也不讨厌数理化，没想那么多就去参加了。学校当时在双休日和平时的下午有系统的培训，甚至包括英语竞赛，不过C当时只有物理考得还不错。C初中参加竞赛没怎么影响平时的学习，却也并不清楚其对学习有没有帮助，因为感觉竞赛的内容和初中的内容没什么关系。

到了高一参加生物竞赛，C说当时老师都推荐，讲了很多好处，比如保送和加分。但自己其实没想太多，主要因为有点兴趣，C还考虑过是选物理还是生物，最后选了喜欢的生物。C当时物理学得还不错，不过没选，因为怕到后面物理会变枯燥，自己坚持不下去。而C初中上生物课就很开心，觉得很感兴趣。C的父母觉得他应该学物理，但有一回老师说应该选感兴趣的，C想了想后就决定了。所以其实还是C自己的选择。至于影响学习的顾虑，C说高一时没想那么多，到了高二才考虑到这回事。

C的竞赛学习也占用了大部分学习时间。他提到了一些细节，比如每天晚上花至少一小时在看生物，就很明显地影响了数学的学习，其中很多没弄明白的只能想着考完竞赛再补了，还有有机化学基本没学进去。但C说自己也没空想平时的学习，就是硬着头皮先管竞赛了，怕竞赛白忙一场。过程中也遇到过压力，比如每个阶段的测试都很怕没考好被刷掉，于是每当这时就很认真努力地对待，总算是平稳地度过了，只有一两回不理想，却也不算差。C心态不错，心理上没什么障碍，有压力就多花时间认真看书，所以觉得很充实，一点都不累。

至于考前停课复习的那段时间，C虽然有压力，但因为停课后便只想竞赛的事，反而心理负担轻了些。C当时觉得自己在停课后反而放轻松了，唯一的压力来自生物组其他同学，毕竟大家都在尽力。C在整个竞赛学习的过程里，有三次压力最大的时候，一是高一结束那会儿刷人，二是高二时平时学习差的压力，三是停课后的压力，其他时候就还好。

到后来准备实验的时候，C很开心，没担心过，也没想过进全国冬令营，所以每次就好好做实验，觉得要看到曙光了。C的想法很简单，觉得做好手头的事情就好。所以放下一切负担了，实验考得也很好，在笔试没什么优势的情况下最后反而拿奖了。

C获奖之后挺高兴，但也很快就投入新一轮的努力中。C先是补落下的课，这挺有压力，他觉得毕竟成绩退步得很严重，还好后来算是将就地补回来了一些。他在选择保送时没有犹豫，因为觉得如果参加高考的话会考不好，很可能要补习一年，所以保送是唯一的出路。C保送时还担心自己考得不好，怕不被录取。

保送时C的情况比较险，当时同济和浙大的保送考试在同一天，C觉得竞争压力太大怕上不了浙大，就选择去考同济。另外的保送考试有不少学校冲突，因此C最后只考了三所学校：同济、武大和上财，虽然三所都通过了，但武大是要学医，上财的工商管理专业C又不喜欢，所以进了同济的电气信息类专业。

当时C对这个结果还挺满意，报考时也没查专业排行，录取的是第二志愿，第一个土木专业的志愿被刷掉了，但C现在却庆幸自己没进土木专业，因为入校后了解了详情，觉得不感兴趣。

C之所以现在对大学不满意却对专业还算满意，主要原因是所在校区过于偏僻了。大一的时候还留在本部，但因为学校面积不够，本部小，许多工科学院就搬到偏远的嘉定校区了，C说那里交通极为不便，这点让他很苦恼。至于专业，C觉得还算可以，颇有前景。C打算考研，但不想留在本校，即使是能保研也不想留在本校。主要原因就是本校的研究生也是留在嘉定校区，C再也不想继续待下去了。

至于现在的专业和生物没什么关系了，C觉得这没什么，因为生物只是兴趣，自己没想过要从事这方面的专业工作。而高中的竞赛学习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主要是培养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因为C发现自己并没有不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同时，C认为那是一段很难忘的高中经历，有着很美好的回忆。C没想过重新来过会不会还选择参加竞赛的问题，但却从未后悔过当初的选择。

至于整个高中学习经历，C认为那是段忙碌但有目标、有信念的时光。他觉得高中的学习不管什么方式都是为了进大学，无论文理科还是保送。并且经历过这些包括竞赛之后，以后的学习再努力都不为过了。至于竞赛学习和高考学习的关系，C说对于他个人而言，竞赛是会影响高考的，至少对前期的高中学习有负面影响，但是毕竟他没有体验过高三后半段，所以并不清楚竞赛的经历会不会有正面的影响，而自己没有真正高考过，也不清楚最后能否考好。C说自己已经很幸运，却做不出假设的想象。

泛泛而言，C觉得那些当时竞赛就差点能获奖的同学，即使还是参加高考也没补习就考到还不错的学校和专业，结果还是喜人的。他没太问过高考失利或补习的同学，但感觉竞赛坚持到最后的同学结果都还好，即使去了差一点的学校，专业也是全国领先的，甚至还有后来去新加坡读大学的（和高中就保送去的不一样，是经过大一过渡再过去的）。总之C认为竞赛结果无论好坏，最后大家的出路都还不错。

个案4，天赋出众的D

D在这个班属于天赋最出众的那几个人之一，平日不喜题海战术，涉猎较广。他拿了省物理竞赛一等奖，却觉得没发挥好而对自己不满。后来D参加清华的保送考试，本来分数遥遥领先可以录取，却因面试时坚持己见，被一名教思想政治的面试官单票否决；此后D保送到浙大的竺可桢工科实验班，现在学习光电信息专业。对自己的大学和专业，D认为有些地方不错但有些地方很差劲，所以总体评价一般，相对其他人来说算是很不满意了。

D属于那种从小就很聪明、在竞赛方面天赋很高的人，但他并不很努力，没有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喜欢打游戏也涉猎比较广泛的学科领域，知识面比较广。Ｄ就是F口中“那种脑子比较聪明但平时不怎么好好学习的人”，所以D从小学起学竞赛的经历一直比较特别，一切都是按照他的兴趣来的。

D小学三年级开始时学校办奥数班，自己就去上了，因为平时老师上课会讲一点奥数的东西，基本上D都可以最快回答出来，对它比对课内内容更感兴趣。D当时觉得自己能够想到别人想不到的问题，相对于课内内容比较有成就感，就一直学下去了。至于Ｄ的父母，他们就觉得Ｄ对竞赛的爱好至少比玩电脑好，也就随他去了。

Ｄ也不是一直都在受系统的培训，主要集中在小学四五年级和初二到初三这段时间。小学主要学数学，初中主要学数学物理，化学也参加了。不参加培训的时候Ｄ就自己看一些介绍性质的书，以数学居多，后来学物理是自己感兴趣，学化学是跟风。加上家长觉得初中竞赛对于中考有帮助，Ｄ也就这么去上了。Ｄ觉得还是依自己的兴趣，因为平时自己看数学书不做相应的配套练习，常常很快就忘掉了，老师的系统讲解也更利于理解，加上又有系统的课后练习，便可以巩固自己对竞赛的兴趣。Ｄ没想太多对中考成绩的帮助，只是自己觉得那些东西是值得去学的，反倒是在能力上，竞赛内容作为基本的知识训练对以后的深造是有作用的。Ｄ由于初中各门竞赛成绩都很优秀，直接保送进了高中，对中考几无了解。

Ｄ在高中入学的暑假就开始参加数学竞赛的培训，但由于Ｄ高一在市内的老校区就读，而竞赛培训是在郊区的住宿校区，开学后为了去那边上课来回跑就吃不消了，于是Ｄ退出了数学竞赛。到后来高二时，两个校区合并搬入离市内较近的新校区，学校重组了竞赛班，Ｄ就选择参加物理竞赛了。原因是Ｄ不好意思再参加数学，因为当时学数学竞赛的人多学了一年，准备比较充分，而Ｄ之前在暑假班里考试是第一，再去的话就要花大量功夫追赶原来不如自己的人，Ｄ觉得有点不太习惯，他比较喜欢领先的感觉。再加上由于新加入物理组的人比较多，老师重新讲了遍高一学的竞赛内容，数学却没重新讲；物理又不像数学那样要求大量的练习来巩固；以及数学从高一暑假就开始上了，物理却是第一次考试后才开始学，这些都从客观上更坚定了Ｄ参加物理竞赛的决心。

不过，Ｄ倒也不觉得自己是因为兴趣很大，只是认为高中学习内容没意思，体系不如竞赛体系完备，高中物理又过于理想化而显得幼稚，所以才转向学竞赛。至于父母和老师的建议到了高中就没有什么影响了，因为Ｄ之前一路都在做竞赛相关的，影响早在最初就已经定了下来。不像Ｆ受化学教练影响很深，Ｄ的物理竞赛教练对自己的选择也基本没有影响。

尽管Ｄ很聪明，但学习竞赛也占了他主要的学习时间，其他课程以应付为主。解释为什么投入这么多时，Ｄ说自己没有想过保送是不可能的，不过主要还是觉得在竞赛里能学点不一样的东西，而且自己还可以学得比较好，所以投入了较多的时间进去。

Ｄ在竞赛学习中也遇到一些困难，由于竞赛内容较多，Ｄ认为自己没有做好时间规划，由于高三上学期就要求对知识有一个完整的掌握并参加竞赛考试，这个时间限制使他不得不放弃钻研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因为需要全面的应试技巧。这使Ｄ常常处于焦虑和懈怠状态的不断转变中，加上他觉得老师的辅导不够专业，导致自己思考花费的时间和取得的效果难成正比。

不过Ｄ认为从实际学到的东西来说，时间的投入和产出还是成正比的，只是如果在某一点上过于钻研的话实际上并不利于考试。若非为了应对竞赛考试要花时间搞题海战术，Ｄ觉得竞赛中可以钻研的内容还是非常多的。这两者的矛盾贯穿了Ｄ的整个竞赛学习，Ｄ觉得自己始终没有克服这个“困难”，有一部分掌握得相当不好。总体而言Ｄ还是按照考试要求去做，没有哪一块是自己花大量工夫去应对的。另外Ｄ认为自己投入的认真程度还不够。

Ｄ简洁地形容了整个竞赛学习过程中心理的主要变化：感兴趣——好难——搞定了——好高兴——还有这么多，马上就要考试了，水水过吧——早考早超生。他觉得这种变化主要是考试压力造成的。虽有压力，Ｄ却没有后悔过或想过放弃，因为自己还算学得比较好的。

获奖之后Ｄ对成绩不满意，不过想着反正也过去了就不再纠缠了。加上进一步还有保送考试，Ｄ觉得特别麻烦。Ｄ并没有下决心一定要保送，觉得其实参加高考也无所谓，但又不想为了高考重复复习，所以认为保送应该能比不复习参加高考去更好的学校。

选大学时Ｄ基本上纯粹是根据学校的保送指标来考虑的，然后以理工类专业好的为主，按照排名决定报哪所大学的保送。选专业时认准了理工类，并没有考虑具体专业，主要挑某个学校的偏物理方面最好的专业。他之所以不考虑北大物理，是觉得物理方面的难题多数集中在工程技术方面，否则就只能搞应用物理，但又对应用物理不感兴趣。因此在Ｄ当时看来理论物理需要工程上的突破才能有根本性的进展，所以D想学与物理相关的工程专业（D现在觉得理论物理还是有不少值得去研究的内容）。于是在学校的名气基础上，D在清华和北大之间选了清华。

但正如介绍中所说，原本分数遥遥领先的Ｄ在清华面试中“被一个教思想政治的老师直接干掉了”，原因是当时提到科学工作者需不需要信仰共产主义的问题，Ｄ坚持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结果直接被那个老师单票否决了，而本来按分数算，即使那个老师给零分，Ｄ也是可以被录取的。提到此事Ｄ仍旧不满，他说他现在仍然对教思想政治的老师有心理阴影，这倒和竞赛无关。后来参加浙大的保送考试过程却很顺利，Ｄ倒也满意。

Ｄ入了浙大后觉得浙大还好，制度之类的很“happy”，不过就是太穷了，政策也不扶持。D入校时进入工科实验班，却觉得以工科为主的浙大工科太差了，他本身对基础工程还很感兴趣，但是对材料之类不太感兴趣，可基础工程要做到国际正常水平，就必须要这个（材料）前进一点、那个前进一点若干年。这让D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改变了开始的想法选了门偏物理的、偏信息的工科专业。因为这个专业是用别人生产的高水平东西，做正常的产品并没有问题。因此D还是把专业方向往物理方面靠了，他现在一周2天物理专业的课，3天自己专业课。D也想过改学物理专业，但浙大物理专业一般，在PRL《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和《自然杂志》（Nature）还没他现在的光电专业多，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出于对专业的不满，D对大学本身的满意度评价也只是“一般”。

D认为高中的竞赛学习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主要是让自己对物理科学体系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并开始进行正常的“课外”学习。心理上影响并不大，因为基本上D高中课程是怎么学习的，竞赛就是怎么学习的，只不过学习内容不同罢了。但D觉得自己选择保送这条路使自己在面对困难时易于选择比较快出结果的途径，而不是为了目标更用心准备，这点来看还是有一些不利影响的。不过无论如何，如果可以重来D还是会选择学习竞赛。

D认为竞赛和高考不过是两门测试，高考更公平一些，竞赛自己更擅长一些，另外自己喜欢的东西竞赛会考。他觉得高中学习的作用主要就是筛选那些对深造感兴趣的人，提供基本的常识性知识，结果却变成应对大学挑人的手段，很可惜。至于竞赛，D觉得还是能起到帮助大学培养和选拔专长人才的作用，因为每个大学都会去招点竞赛学生，即使不是专长，至少也能和高考生区别大一点。

个案5，半推半就坚持学完竞赛的女生E

E是这个班4个女生之一，也是10个个案中唯一一位女生。E学竞赛本身就不是自愿的，最后有惊无险拿到省生物竞赛一等奖，却放弃了保送资格，想通过加分冲刺清华北大。可惜的是她只通过了浙大自主招生考试，高考又没达到清华北大的分数线，所以还是去了浙大的工科实验班，现在和D一样学习光电信息专业。E对大学和专业都比较满意。

E是此次受访者中唯一的女生，也是该班仅有的四个女生之一。更重要的，E是获得保送资格的学生里仅有的两个放弃保送考试、决心参加高考的同学之一。因此对E的竞赛学习经历做深入了解很有意义。

E是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学奥数了，她爸妈都是数学系的，加上觉得大家都去学了，于是就让她也去了。E自己当时觉得无所谓，兴趣也一般，没有想太多，去就去了。到了初中有各种竞赛，E的学校就会组织一些学生去参加，但学校并不是让学生自愿报名，而是强制重点班的同学都去参加竞赛考试，E也是被强制者之一。E说自己谈不上感不感兴趣，就为拿个奖，即使拿不到也去感受一下气场。

真正参加系统的竞赛学习，E是从高中才开始的。初中还只是临到竞赛就去参加，高中则是为竞赛参加系统的常规培训了。E本身对竞赛甚至对学习本身并没什么兴趣，只是学校在高二强制分出了竞赛班，把各班成绩好一点的同学抽过去，当时也不知道竞赛到底是什么就进了生物组。加上家长总督促自己，又没什么课余活动，E就这么一直学下来了。但E说大学之前做什么都谈不上兴趣，不只是竞赛，其他都是被强制去做的。E回忆说当时算是被学校稀里糊涂拉过去的，父母又不停灌输竞赛可以加分的想法，自己就像任人宰割一样被安排学这学那。

至于为什么学生物，E说在决定之前甚至没上过生物课（B和E都是高二并校之后加入的生物组，C是从高一就开始学的），只是感觉生物比较好玩。但最主要的还是E觉得生物比较容易，自己在其他学科的作为不大，以前参加过物理数学竞赛学习但都效果不佳，加上听说生物教练很优秀、以前的成绩很好，而数理化的竞赛高一就已经开始了，生物会再重新讲，于是就选了生物。因此E是从最可能学得好的角度出发选了生物。

除了最后冲刺那段时间停课时投入比较大，E和B一样，和C不同，平时花在竞赛上的时间并不多。具体情况是，E平时比较偷懒，一周只花五六个小时看生物，而且都是临时抱佛脚，就是每次阶段测试之前突击看书。

后来停课的时候，E就基本上一整天都在看生物了，每天大概10小时。那时候E觉得压力还不算大，主要是实验的时候因为笔试成绩不高而比较有压力。E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还是来自学习本身，比如该背的背不出来，要看的东西太多，不知如何下手；题目量也过大，没法像高中学习一样都弄得很明白。但即使如此，E还是认为平时的常规学习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因为毕竟投入不大。

E最焦虑的时候是最后停课冲刺阶段，E的学习习惯就是一定要听课，自学能力不太好，所以缺课就很担心自己其他课程被耽误。E当时担心到连实验考试都不想参加了。因为进入实验考试的同学并不是全部获奖，实验只占25%，前面的笔试成绩占到75%，而E笔试的分很低，觉得自己希望不大，但E的老师和父母都劝她坚持下去，拼一拼，E觉得自己算是活在他们的阴影下。但事实证明拼对了，E的实验考得很好，最后还是拿了奖。原因在于E后来的心态已经放开了，准备实验之初压力大，后来E觉得实验很好玩，也就没想太多了。整个竞赛结束之前的学习过程中，E都比较担心学习受到影响，但她说大家都是一样走过来的，所以压力会少一些。

E还是认为那时过得比较压抑，她觉得大学之前的教育不能称之为教育，提供的都是循规蹈矩、没有思想的封闭环境，自己在其中生活圈子太狭窄，人云亦云，什么都不懂。

E获奖之后感觉挺开心的，不过心态倒也没太大变化，因为自己已经看开了。她觉得自己实验做得挺踏实的，学到了很多东西，已经值了。后来E在保送和高考的选择上考虑了很久，但最后还是在浙大来学校招生的时候把报名保送改成了报名自主招生。最主要是因为E还是想在高考时拼一下清华北大，学校告诉她清华北大不招收生物一等奖，又觉得自己高考应该也能上浙大，就放弃了保送。（而实际上只要有保送资格清华北大都可以接受，通过它们的保送考试即可，但学校为了留尖子生下来进行高考一直误导大家生物竞赛保不了清华北大，E成绩一直很好，就想高考再拼清华北大了。）E说后来知道真相以后觉得学校许多地方做得很过分，比如新加坡来中国招生学校也一直把这事掖着不让竞赛班的同学知道，最后参加考试的要么是成绩中等的，要么是一直作此打算早已了解的，竞赛班的同学都是在报名结束以后才知道这事。不过E也说现在回头看觉得倒都无所谓了。

但E说她并没有想好到底是去清华还是北大，专业也没想好，主要是冲着名气去的。后来竞赛结束回来准备高考，E觉得压力倒不大，因为已经进入总复习阶段，都是学过的内容，加上她觉得数学、化学老师讲得不好，讲了跟没讲没有区别，所以反而不觉得自己缺了很多东西要补。后来主要遇到的困难是心理上的，倒不是学习压力，而是感觉没什么班级气氛，都是自顾自地，比较郁闷。E说当时走了几乎一半人（保送后学校就让他们回家了），教室空空的，座位都乱换了。4个女生保送走了1个，只剩下3个女生，男女生间交流也不多，E觉得本来就不活跃的班级更沉闷了，也只有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比较起劲儿。

后来高考结束，E的成绩不够清华北大，还是去了浙大，当时很失落，觉得还不如像班里其他同学那样早点保送呢，他们都已经上了浙大预科班。不过E还是调整过来了，她觉得靠自己也可以活得很精彩。至于复读，即使没达到心中的目标，E还是完全没有考虑过，她觉得不值得。班里有些人因为竞赛耽误了高考学习，E觉得挺可惜，但她认为大部分人最后的结果还是挺惊喜的，一些复读的同学最后结果也很不错。至于如果当初不学竞赛会不会对有些人更好，E认为竞赛不完全是负面的，无法预测不学的话结果将如何。

E对浙大还是比较满意的，虽然地理位置不如北京和上海，但出国等各方面机会都很多。虽然入校后很多东西和预想的不一样，但E很喜欢被历练的感觉，觉得生活还算充实，终于过上了自己喜欢的日子。这让一直觉得活在父母和老师阴影下的E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至于专业，E从不太了解到渐渐喜欢，但还是想以后尝试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精算师。她倒不觉得现在的专业与当初竞赛学科不同有什么关系，E说其实光电专业里也有生物的方向。高中的竞赛学习经历对E的影响主要是提供了一个宽阔的生物视野，使自己自学能力提高，对自己后来的专业也有帮助，想起来仍是挺欢乐的回忆。E当时选专业时差点选了生物工程，就跟竞赛学习的经历有关。

E觉得如果可以重来她还是会选择学习生物竞赛，因为利大于弊。优点是刚刚说过的，缺点还是大家都学竞赛导致班级氛围不好，太散了，缺乏交流也没有自由，不如高一过得快乐。不过E也提到可能和自己当时不太会处理事情有关。

回顾整个高中学习，E觉得大家都被困住了，被制度困住了，高中学习只为了考试，初中也一样。从个人角度看，E认为自己高中三年过得挺荒废的，实际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比如如果没有一考定终身的机制，E就想去做志愿者，去旅游，去做社会调研，去接触不一样的人，但高考制度扼杀了这些锻炼自己的机会。E还觉得生物竞赛本身对高考的帮助不大，从考试技能来说觉得自己反倒退步了。抛开E自己的经历不谈，她认为竞赛学习和高考学习的关系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偏科，可能高考不太有希望，可以从竞赛这条路走出去（E提到可惜现在很多保送资格也取消了）；有些人天赋不适合竞赛，却仍旧想通过竞赛保送，最后两边都顾不好的也大有人在。E觉得关键要认清自己的特点，找出适合自己的路。她说，竞赛和高考的冲突肯定是有的，每个人的时间都只有那么多，至于值不值得去学，还是得自己掂量。

个案6，重感情的F

F对自己的实力一向比较自信，可惜考试时发挥失误，只得了省化学竞赛二等奖，没有保送资格，调整心态后高考发挥不错，进入华中科大，现在学习电子与信息工程专业。F觉得自己大学挺不错，一开始不知道专业是什么，后来了解了也慢慢喜欢上了。

F小学就学过奥数，不过没参加过系统的培训班，到了初中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系统课余培训，学数学和化学竞赛。F初中的时候也没想过加分之类，只是完成了平时的学习后还有较多空闲时间，学校又在每个班里选几个好的学生一起组织课余培训，所以选上了就去了。他说他当时兴趣还算浓厚，因为比较可以找到满足感，算培训班里比较优秀的。

到了高中，F上高一就参加竞赛学习了。F说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老师学校灌输了竞赛的各种好处的思想，比如之前有多少学生通过这个可以保送，以及培养自学能力等等。所以F就对竞赛比较向往，加上周围同学都报了，也就报了。F当时就开始有想法，希望通过竞赛这条路上大学。当时很多人报了名，包括理科实验班和平行班的前几名基本都参加了，还进行了选拔，F说自己被选上了挺自豪的，觉得挺好的，不过当时只有高一，想得不是特别多，还不是非常坚定。最后班上成绩好的都通过选拔参加竞赛了，F自己也有点随大流。

最初是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之后组的化学组，有十几个人加入，后来几个平行班的陆续退了，剩下了八九个。F说他们基本都坚持了一学期，参加了组里自己弄的几次测试，跟实验班的同学有蛮大差距，自己就觉得保送的希望可能不大，就退出了，退出的时候是高一下学期。

F选择竞赛并且是化学竞赛，对这个决定影响最大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化学老师。F说最开始老师灌输了各种好处，首先就让自己下定决心搞竞赛。后来化学老师对F比较关照，找F谈了几次，F觉得他对自己挺好的，而且自己数学、物理不怎么行，就只能选化学或者生物了，因为化学老师就选了化学，而且当时和化学老师在一起，感觉很有信心。

至于F自己对化学是否感兴趣，F说还好，就感觉化学学得还比较轻松。他补充说，其实高一时大家真不知道竞赛是啥样，都经过竞赛主管和他们班主任这些人“一吹”，就懵懵懂懂地上路了。

F花在竞赛学习上的时间“必须非常多”。具体而言，F说高一的时候还好，一般就周末两天学竞赛，周一到周五还好好学其他学科；高二以后，基本就只是完成老师的作业，其他时间全部学竞赛了。因为到了高二，参加了一次联赛后，觉得挺有希望，F就下决心通过这条路走出去，所以F高二的成绩很不稳定，退步了很多。他形容了一个细节，比如有时候中午不睡觉看竞赛书，下午生物课就睡觉了。F说自己那时候就基本赌上了，他觉得就算竞赛这条路走不通，高三应该还来得及准备高考不至于考太差的学校。F当时的预期里并没有想过浙大交大这类学校，但觉得华科武大这些基本是可以考上的。

F竞赛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压力大。他有时候在化学组里测试不理想，情绪会有一点波动，不过影响不大；F还提到平时月考考太差的时候，压力确实挺大的。特别是有时候月考不理想，而这期间在竞赛组的阶段学习也不顺的时候，波动就更大了。F说倒不是怕两边都没顾好，而是班上都是搞竞赛的人，大部分人成绩没退步，而自己退步了；而且有时候怕爸妈太担心，因为他们对竞赛和高考的关系不是很懂，F没跟他们讲过。F说化学组当时就只有三个同学平时成绩不错，其他人都不行，但其他竞赛组还是有不少成绩保持着没退步的同学。

F也会有那么一会儿想过多花点时间在常规学习上，把退步的成绩补上去，比如个把星期，十来天的样子，过了之后就又花心思学竞赛了；或者下次考试成绩好点后，就又把大把时间用来竞赛了。F一直希望在高考和竞赛间找到平衡，不过到了高二下学期，因为竞赛考试临近，基本就没管那么多了，就全忙着竞赛了。他形容当时自己写英语作业都只写单选和完形，阅读就很少写了。

不过F当时还挺自信，也不觉得很紧迫，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高三可以补回来。他说当时的状态就是把平时学习看得不那么重了，该学的时候学一下，该写的作业写了，考试复习一下，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学竞赛，而且当时特别愿意去看竞赛书。但是，F也想过如果一直不学竞赛，把时间都用在高考学习上最后会更好。他举了个例子，高一时自己大部分时候都是年级二三十名，那时候某同学基本都考不过他，后来到了高二，这个同学因为退出竞赛学习就蹿到很前面了，而他自己却经常考七八十名甚至上百名。

F这种压力在竞赛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尤其大，但到了高三下学期，他说自己心态就调整得比较好了，只想着尽量学，能考哪算哪。F对竞赛学习过程中心理上的变化作了概括：高一是不温不火的学，平常心；高二是铁了心要通过竞赛保送；高三是有点遗憾，后来调整回完全的平常心，尽力就行，能到哪算哪。F在竞赛结束之前从来没有后悔过或想过放弃，反而越来越坚定，因为随着花在竞赛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也有点效果了，在组里感觉也不错，觉得挺有希望拿奖。即使是结果不尽如人意之后，F自始至终也都没有很后悔，因为到了高三时，他周围没拿到保送资格、“悲剧”的人一堆，没什么理由去抱怨，后来大家都一起慢慢追，慢慢赶。而且，大家一起去奋起追赶的这段经历，让F觉得对班上同学之间的感情有很多促进。

F说对竞赛结果没什么可埋怨的，就怪自己没考好。他回忆说，考试时化学组的人都坐在一起，觉得可以交流下，互相补充下没什么问题的，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心态一下就乱了，没法百分百投入做题了。而且F觉得考前那段时间确实整个组大部分都飘飘然了，因为大家都有点投机取巧的心理，比如这题不会，到时候看你会不会，就先跳过去，到后面发现你也没写、不能交流的时候，才静下心来慢慢去思考、去做。

所以F答得并不好，考完就知道没多大希望。后来结果出来，就不得不回来准备高考。最开始F很有压力，甚至物理只考60来分都有过，数学也不行，英语一般，生物都落下了，感觉自己什么都要补，压抑得挺厉害。不过后来F慢慢把理综补上来后，一切就好多了。F说在市一模之前都在压抑中慢慢赶，到后来心态反而放开了。F当时和化学组几个人、数学组几个人经常在一起，最初心态都不行，只能慢慢赶，但大家在一起反而可以互相安慰互相鼓励，F说这个有助于他们摆脱压力和痛苦。已经保送的同学都已经走了，F也没和他们联系，所以对F倒也没什么影响。

F对最后的高考结果还比较满意，有人说自己是超常发挥，但F自己觉得算是正常发挥。

入学后，大一时F挺彷徨，虽然大学不错，但不知道专业学的是什么，就天天自习学学数学英语。后来F开始上专业课，发现这专业虽然就业什么的都挺好，在学校也算好专业，但自己不是很感兴趣，都是逼自己学，不过到后来习惯了，没什么满意不满意的。F说当初报志愿时就不知道这专业是干吗的，感觉它还不错就选了，很随意。F说偶尔无聊时会想到现在的专业和化学没关系了，如果学一门需要学很多化学的专业那该挺轻松，不过只是随便想想，倒不会有什么后悔的，总体而言对自己的专业还比较满意。

F偶尔也想过高中的竞赛学习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不过觉得真说不清楚。当初说是培养自学能力，但自己也没法评估如果不学竞赛的话自学能力是什么样，F觉得根本没法知道，也许对自己自学能力有所提高，也许没有，如果有那就算有帮助，大学基本全自学，也说不定没有。

如果重来一遍，F也拿不准会不会选择竞赛。如果还碰到和当初选择竞赛时一样的情况，老师的正面影响、其他成绩好的同学都学竞赛，也许就会选；如果其他情形仅仅为了保送，也许就不会选。

回头来看，F对自己的高中学习经历还算满意，觉得选了竞赛挺好。他说如果没选竞赛就可能不会到竞赛班，即使到了竞赛班也许和那些同学也没法融到一块，所以还是庆幸选了。但是跳出自己的经历，他觉得竞赛这东西还是别搞，大部分人踏踏实实高考就好。F觉得竞赛只适合那种脑子比较聪明但平时不怎么好好学习的人，虽然有极少人通过竞赛可以去更好的大学，或者竞赛和高考都能搞好，但这种人毕竟少。其他人未必能弄好竞赛，如果把时间都花在高考上，肯定能更好。F觉得班上有些人学竞赛耽误了高考，甚至去复读，本来他们不用多花一年时间。但前提是他们不能在搞竞赛的这个环境中，如果仍然在一个环境，他们不搞竞赛就也许达不到目标；要把他们放在一个没有竞赛、大家都是一样准备高考的环境里。F说教育部现在取消很多竞赛保送和加分政策，母校就应该不搞竞赛了，到时候看看他们的高考情况就知道结果怎样。

F觉得高中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大学，至于对大学学习有无帮助，他说高中那种狂练习应付考试的，对大学也有用，因为大学考前也是这么回事：看了看书后，多做些卷子就OK；但如果指真正学到能力的话，就没什么用。

个案7，沉默执着的G

G的物理水平和那几个拿了一等奖的人不相伯仲，但因为发挥失误而抱憾，只拿到省物理竞赛二等奖，没有保送资格，但他心态恢复得很快，高考复习进入状态也快，后来参加高考进入同济大学，现在学习土木专业。G对大学还算满意，但对专业没有兴趣，他还是更喜欢物理。

G性格比较内敛，访谈时不像其他受访者那么健谈。G从小学就开始学奥数了，但忘了是几年级开始的。他说都是父母要求的，自己没什么兴趣。G猜测父母大概是觉得自己太闲了，就让他课余时间去学些竞赛。初中倒是没学过，碰到省市举办竞赛就去参加，仅此而已。

G高中参加竞赛主要是出于对物理的兴趣，觉得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竞赛不学白不学，保送和加分的因素也考虑了一些。G的父母和老师也都支持，因为觉得G还是学有余力的。选物理也纯粹是因为兴趣，自己物理成绩也比较突出，没想太多就一直学下来了。

G在竞赛学习上花的时间和高考学习差不多，算是对半开。G对竞赛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几乎没有提及，他说即使有困难，自己那个时候也不觉是困难。G觉得自己一直都很顺，并不觉得有什么真正的困难，追问之下也没想到什么。

至于整个学习过程中是否遇到了压力，G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现在回头看看觉得还是有的，因为毕竟比别人花在常规学习上的时间少，如果竞赛没成绩，就要花更多力气去高考。所以G一直都很努力，也没想太多风险问题或者竞赛会不会失利。

G后来竞赛没有获奖所有人都很意外，和他实力相当的同学差不多都获奖了。G说当时多少有点失望，但调整了下就好了。G说自己大概只花了2天的时间调整心态，这在未获奖的同学中十分难得，大多数人都花了几个月来调整，有些甚至直到高考都没有恢复过来。这也是G最后的高考结果仍旧不错的原因。G觉得只剩高考一条路了，竞赛的事情必须该放就放，不能再纠缠于失利的结果了，所以很快就调整过来全身心地投入高考。

后来G准备高考的过程也就是按部就班，他觉得高中知识还是蛮简单，捡起来还是很快的，所以一步一步调整得不错。G认真做了很多题目和试卷，经过物理竞赛的训练后觉得补起来很顺手。

G最后高考考得不错，自己对成绩也比较满意，他不认为班上同学心态有什么波动，觉得大家都一样要高考，一直在一起努力一起学习。虽然G经历的起伏比较大，但从G的言谈中发现他并没有很大的心态变动，是个十分务实、自我调整能力很强的人。因此他甚至不觉得竞赛的失利对高考以及最后的出路有重大的影响。

G认为大学之后学习环境宽松很多，主要还是靠自己把握。G对专业没什么感觉，不像对物理那样充满兴趣，所以评价一般。但G觉得专业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以后从事的职业未必和自己专业对口，所以一切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

高中的竞赛学习经历对G的影响主要是使大脑更加灵活，其他的G觉得没什么了。尽管最后没有获奖，但G认为如果可以重来还是会参加物理竞赛，他觉得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很有意思。在他看来，物理是自己的兴趣，既然有兴趣，为什么不做呢？另外目前学的土木专业和物理还是有很多联系的，也算有些帮助。

在G看来，高中学习是完全被高考控制了，但是又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说这个体制本身很无奈。至于能通过它学到什么，G认为学习的是学习的能力，也为大学学习打了个基础。而对竞赛学习和高考学习的关系，G建议学有余力才参加竞赛，他觉得如果一个学生连高考课程都顾不上，就更不用谈竞赛了。

个案8，不甚在乎的H

H虽然没有正式退出竞赛学习，但他自己实际在高二觉得不再有兴趣就放弃了，所以只拿到了省数学竞赛三等奖，没有保送资格，后来参加高考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大二转入法学院学习。H觉得学校老师不错，但女生太多，加上对专业很不满意，对学校的整体评价就下降了。H对化学不感兴趣，学得很痛苦，所以大二转而去学他还比较喜欢的法学。

H小学时只在备考初中实验班时学过一点奥数，而且学得不太好，是从四年级暑假才开始学的。小学时H喜欢打游戏，觉得自己没心情学奥数，也对奥数完全没兴趣，只是为了考初中，才不得不接触。后来初中一开始也是被逼才学的，尽管H还是喜欢打游戏，但当时他寄住在班主任家里，发的卷子也不敢不做，于是就这么开始“学”竞赛了，主要是参加班上的竞赛培训。H自己也没考虑太多，觉得就是出于考试需要一直学下去了，不过到了初三学得还好就有点兴趣了。初中时学竞赛对H平时学习没有影响，要影响也是影响他打游戏的时间，花的时间都是学习常规课程之外的。

到了高中，H一开始还真是对竞赛挺感兴趣，也没考虑其他因素，包括保送或加分，也没征求父母和老师的意见，就自己去学了。到后来H发现不再有兴趣了，虽然没退出，但觉得自己学不下去了，自然就放弃了，算是这么混过来了。

H说自己坚持到竞赛最后只是走个过场，其实早在高二就没有心思了，那时候数学老师也不管，数学组的人基本上都是自学。所以实际上H一直对竞赛拿奖不抱什么希望，就想着好好学高考的内容。

也正因如此，H基本没在竞赛上花什么时间，他当时一有时间就去打篮球，过得挺悠闲。在这方面，和退出了竞赛把时间都用去准备去新加坡留学的J相比，H还是比较轻松的，他是到了高三才开始在高考复习上用功。

由于H本来就不把竞赛放在心上，所以后来考了竞赛之后没拿奖H并没有什么失落感。后来竞赛结束、高考真正迫在眉睫的时候，H感到时间紧迫，自己有些科目又没打好基础，就觉得挺紧张，才开始抓紧时间好好学。但H也不觉得没打好基础跟竞赛有关，因为他自认为并没有在竞赛上花多少时间。

最后H高考发挥得很出色，以至于报的提前批志愿有点亏，其实可以去更好的学校。但他没有计较太多，还是按提前批去了北师大化学专业，自己还挺满意的。

H入学之后本来对北师大感觉还挺好，觉得大多数老师都挺平易近人，但因为女生太多，加上专业不好，对大学的整体评价就下降了。之所以觉得专业不好，主要是对化学没有一点兴趣，后来转到法学还比较感兴趣，但学校的法学综合实力并不太好。

H完全没想过继续学数学，主要还是不感兴趣。他觉得高中的竞赛学习经历对自己影响并不大，顶多是锻炼了自学能力。不过如果可以重来H还会选择学习竞赛，因为他觉得他应该能学好的，有机会的话想再试试。H说当时自己太贪玩了。

在H看来，高中学习纯粹是为了给大学做心理和智力上的准备，尽管H也觉得其训练有点太单调重复，浪费了时间，但他仍认为这个准备还算挺足。至于竞赛和高考，H觉得两者并没冲突，竞赛学好了高考就自然没问题。

个案9，苦其心志的I

I实力不错，也十分自信，但也因考试时发挥不好而败北，只拿到省数学竞赛二等奖，没有保送资格，但I受打击太大，心态一直没调整好，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参加了第一次高考，之后义无反顾地去复读，第二年进入了自己预设的底线华中科大，现在学习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对大学和专业都挺满意。

I也是小学到初中都参加过竞赛学习，因为成绩好，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老师免费为他们做了些额外的奥数辅导。那时候他没想太多，也谈不上兴趣，老师辅导也就接受了。到初中是因为I的学校要派学生参加一些比赛，就请了一些老师辅导，时间相对比较短，培训时间不到两个月，但还算比较系统。I当时觉得好玩，也不是感兴趣，只是出于从众心理就去了，因为班里成绩好的都报了。I当时也还没什么想法，学得还好，自我感觉也不错。

后来高一参加竞赛还经历了番曲折，但I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自己去了。和之前的受访者不同，I高一并不是待在实验班，而是平行班，高二组竞赛班时，他高一的班主任不让他去，说是耽误正常学习，I就有点逆反心理，偏想去。于是I高一的数学老师就让I直接去找数学竞赛教练，I就照做了，也就进了竞赛班。I现在想想也不知自己为什么决心要参加竞赛，觉得可能是年少冲动而已。之所以选数学，是自认为数学还不错，觉得自己比较可能学出成绩。

I是高一上学期第二批加入数学组的同学之一，第一批是暑假就加入的“三大弟子”，第二批还包括A在内。I也投入了大量时间，几乎除了应付作业就是学数学竞赛，加上本身成绩并不很出色，因此耽误了其他课程不少进度，对I常规学习的影响比较大。他回忆说自己的成绩从学竞赛后下滑得很快。

在竞赛学习的过程中，I倒觉得困难较小，一直在往前走，对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他在竞赛结束之前的心理状态都很平稳，没有很大起伏。尽管偶尔会担心竞赛高考两边顾不好，但I真正投入进去的时候就没那么多想法，基本上目标明确了就全力去做，I认为做任何事都不能犹豫。

按I的实力是有希望拿奖的，但竞赛考完I就知道自己没考好，犯了些小错误。I觉得考试就是这样，实力和运气同样重要。后来确实没拿到奖，I很不好受，但现在回想起来也没什么，他自嘲说至少提高了抗打击能力。但当时这事对他打击还是不小，I坦言直到高考自己也没完全调整过来，后遗症还是很严重的，以致后来高考结果并不好。但I果断决定去复读，根本就没想什么别的。当时他可以去兰州大学，但I根本没想过那年去上大学，所以故意把志愿填高了，掉下来以后就去复读了。I认为自己也是没办法，所以做决定都不给自己留退路。

后来I到了外地一所寄宿高中复读，那边是8月开学，I觉得反正7月份什么都没干，月底就上网找了下复读的班主任，1号就去复读了。I说当时复读的底线就是考上华中科大，对后来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太多不满意的。他十分认同考试受很多额外的因素影响，只是结果正好在他可以接受范围之内。I觉得，自己补习那一年还是很开心的。

去了华科以后I对大学挺满意的，虽然专业在录取之前从没听过，但慢慢学着觉得挺好的。对于现在的专业不是以前的竞赛学科，I觉得没什么奇怪的，很奇怪的反而是现在发现对数学真的兴趣不大，真的学了数学估计自己会疯掉。

I现在觉得其实回过头去看一切都没什么，高中的竞赛学习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主要是自学能力和抗打击能力同时全面提升。但可能因为受挫的结果比较沉重，I认为如果可以重来自己不会再选择学习竞赛了。他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东西，比如正常一点的高中生活节奏，而那几年走得太快了。I的反思结果是，自己整个人在三年内思想和认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只是学了很机械的东西。I说数学其实真的很枯燥。

但I并没有否认竞赛的收获，他提到至少现在在大学自习能坐得住，静得下心来读书。I赞同“重要的是过程”这个观点，不管怎样的路都会有自己的收获，尽管I不否认这有自我安慰的嫌疑。不过I认为竞赛已经是历史了，谁也无法预见如果不学竞赛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I认为自己高中三年的学习就是很幼稚地想考上大学，仅此而已。后来补习的时候自己就相对淡定很多了，尤其在对待考大学的态度上，反而变得更加随意。主要是补习时I的成绩回来了，担心少了很多，也更加自信了，心态就一直很好。他甚至觉得，补习那一年是我高中最快乐的一年，因为自己心态轻松，寓学于乐，学得很踏实。

回头再看竞赛学习和高考学习间的关系，I也认为要因人而异，有些人可以很好地做到两不耽误；有些人就可能会迷失，比如一些太偏执的人。但I又觉得自己无法评价别人，妄下断言并不合适。

个案10，目标明确的J

J高二便早早退出化学竞赛组，没参加全国化学竞赛考试，也没参加高考，高二暑假被来内地招生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下文简称为“新国立”）录取，高三上学期就去新国立上大学预科班，后升入新国立计算机专业就读。J很喜欢自己的专业，对学校感觉也不错。

J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竞赛的，但不是参加学校组织的培训，而是他父亲教他，自己就是觉得好玩就学了。后来到了四五年级他父亲就让他去参加培训班，是为了他能考上重点初中，J就当多学点就去了，觉得周末老打游戏也没意思，学校的常规内容又那么简单。后来到了初中就不再上专门的培训班了，只是有竞赛就去参加而已，J那时候只想着撞运气，丰富下自己日后进高中的简历。

和其他人不同，J高中参加竞赛其实是被逼的。因为高二的时候学校重组竞赛班要求进这个班的学生都学一门竞赛，J当时只想着考新加坡并不愿学，但为了进这个实验班中的实验班就还是学了。所以J就挑了一个还对付得过去的化学，他其实对数学最感兴趣，但觉得高中数学竞赛太难，又觉得其他学科里化学比较有意思，化学老师也不怎么管他，于是就选了化学。J进这个班是冲着氛围去的，他觉得厉害的人在眼前才有斗志把他打败。

所以后来，J带着想进这个班又不想学竞赛的矛盾加入了竞赛班。他很早就打算考新国立，不想因为竞赛被老师夺走准备时间。因此他虽然挂着化学组成员的名号，但并没有待多久，高二就彻底退出了。另外他觉得就算不考新国立，学竞赛也太有风险了，像赌博一样拿大把的时间（停课）争那一点加分，搞得课内的又拿不稳，并不值得。在J看来高中省级竞赛已经是病态的了，使得一批高中生像是放弃高考一样去争取加分。虽然谈不上本末倒置，但也是不分轻重了。J也只参加了高一的市级化学竞赛，高二高三的全国化学竞赛都没去参加，实际上等于没有真正参与过竞赛学习。

和其他留在国内或保送或高考的同学不同，J选择的是留学新加坡这条路。他初中就知道这回事了，当时就想考去新加坡，因此中考目标就是考上市里最好的两所高中（该校是其中之一），不然很难得到考新国立的指标。J上高一后就开始准备了，后来的考试过程也挺顺利，虽然因为宝都押在这上面而有点紧张。总共经历了2次笔试1次面试，J和几个同学为了准备面试特地请了几个外教搞了个模拟面试，其他的都没什么波澜。

被新国立录取之后，J就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几个理工科专业里选专业，因为一直对计算机很感兴趣，J就选了计算机，整个过程都没什么惊险。高二暑假敲定录取之后，学校就建议J别来上课，以免影响还在准备竞赛或高考的同学，于是J就半赋闲地开始了他的“后录取”生活，到高三上学期的12月份就前往新加坡念预科了。

J对新国立的感觉基本上来自计算机学院，他认为大学整体都很开放，比如师生交流、与各大学/社区/ 产业的交流计划、对学生的福利、下学期开iPad programming course（Ipad编程课）等方面都体现了这点。J觉得新国立有钱也很舍得花钱，感觉还挺好的。

也由于J基本等于没学过竞赛，因此在化学组的日子对他的最大影响就是耳濡目染之下，化学自然比没接触过的同学要强些，帮助了自己的化学学习。J对中国教育体制批评得很激烈，他觉得整个中国高中的教育就是“发神经”，整个中国的教育也是“发神经”。他觉得高中就是读两年书、复习一年，复习只不过为了高考——中国人太多，上好大学竞争激烈，必须复习才能考得过。但J认为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学足三年知识然后就考，浪费的一年完全可以学新的东西，照现在这样高中不如改成两年。

J介绍说新加坡的高中生也是要一考定终生，但他们至少不拿一整年去复习。他说新加坡的高中分为Junior College（大专，两年制专科学校）和Poly Technic School（技术学校），前者是较全面的教育，后者是专修，但不像国内对普高和职高的区分含有褒贬的意思，都能上大学。区别在于JC和国内高中类似，什么科目都修，但有几门主课和几门选修之分；而PTS是只学一门，当作自己的专修科目了。但至于JC和PTS的学生在大学录取的时候会不会有差别，J也并不知道。

三、对该竞赛班班主任的访谈

高二成立这个班后由数学教练当班主任，效果不是很好，到高三就换上了年轻的生物教练Z（此前无论带班还是带竞赛都成绩斐然）。笔者对该班班主任进行了采访，询问了他对高中学习和竞赛学习的看法，竞赛学习对学生有何影响，以及怎么看待高中教育现状。

1. 竞赛学习对高中学习的补充

Z认为竞赛对高中学习起到很重要的补充作用。高中教学太呆板，一道题反反复复地教，没有什么太大用处；而有些学生学有余力，能承受得住竞赛的高强度学习，无论对知识还是思维都有很强的锻炼作用，同时自学能力、自理能力（安排学习与生活）都能得到很好的锻炼；而且这个经历本身就很难得，无论最后结果如何，这种能力的锤炼对他们以后读大学也好、进入社会也好都是有帮助的。高中教育的失败正在于：不断地去解一道题，日后很可能一点用处都没有，但竞赛不一样。比如生物竞赛，背了生物书之后也许确实都忘掉了，但如果再有一本书来要学生去啃，他/她面对它的时候就会很自信，因为以前那么难啃的书都解决了，而且确实也有了啃掉它的能力。Z认为数理化竞赛的作用就更明显，他接触过的学生，只要经过正儿八经的竞赛培训，上大学后很少听说有不适应的，至少在学习上是这样，因为竞赛就提前训练了自学能力。

2. 竞赛学习利多于弊

但Z觉得竞赛本身的设置也存在问题，比如数学竞赛要求过高，以天赋为主，不像生物不需要很高的天赋，记忆力比较出众就行，数学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学的。Z觉得数学逻辑思维可以锻炼人，未必是选拔数学天才，而应锻炼一些灵活的应用和思维能力，他觉得像浙大的自主招生那样考察对数字规律的掌握就很好。而现在的数学竞赛太注重天赋了，实际上Z认为基础教育最重要的是普及知识、培养能力，而非这么早就选拔人才。

至于竞赛的弊端，比如确实有些同学因为学竞赛没出成绩，又耽误了高考，Z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觉得竞赛没上（即保送成功）和高考落榜是一个道理，都存在风险，但只要经过努力了即使没上也会带来很好的收获，是值得的。而且这并不能做假设：如果不学竞赛高考会不会更好呢？但竞赛即使失败，去参加高考时能力里就有一部分和竞赛的培养有关，根本没法分清楚这种影响有多大、起了怎样的正面或负面作用——能力的积累是没法量化的。Z说整个社会都在做假设，每年开展竞赛时都会出现同一个问题：老师和家长都担心高二时若参加竞赛对学生会不会有负面影响。但在Z看来，高考和竞赛其实是一样的，都对天赋有要求，有些学生下工夫学竞赛了未必能拿奖，但更多学生即使没把时间花在竞赛上、一心投入高考学习，也未必考得更好。Z打了个比方：全国十几亿人里，有90%的人就是念上十年高三都考不上清华北大。Z说这比分自然是夸张了，但不可否认，个体差异是必定存在的，这不仅体现在竞赛中也体现在高考中，体现在教育的方方面面。但不一定考不好高考或学不好竞赛就是差的，要看从事哪一行，看能不能发挥出最优秀的一面。那些考上清华北大的未必样样在行，甚至未必适合清华北大的教育。

因此Z认为，高考学不好的未必竞赛学不好，反之亦然，所以总体而言竞赛利多于弊，这弊端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像高考那样把竞赛制度完全规范起来，无论是学校、教练还是社会，在竞赛培训上都没有正式的规范，针对竞赛考试的准备都是自己组织的，资源和机会的分配都很不均匀，也难免出现作弊的现象。这本应该更好地完善，而不是像刚刚出台的取消大部分保送、加分资格的政策那样因噎废食。

3. 对高中教育的思考

Z深入谈了自己对高中教育的看法，他举了个例子，当年有个从来没参加过竞赛学习、靠关系拿到一等奖保送的文科女生（高中时成绩很差），去了一所重点大学学日语，结果学得特别好。这种强烈的反差让Z反复思考高中教育到底教了人什么，他的结论是高中教育走了偏轨，他认为包括高中教育在内的基础教育应该以培养学生的素质为目标，而不是单纯地制定唯一的标准去“选拔”人才，后者应是高等教育的任务。Z觉得过程是最重要的，而现行的高中教育完全达不到这点要求，选出来的未必就真的是人才。

另外，即使是选拔人才，Z也认为国家录取高等教育的人才应该针对不同的人才需求采取多种方式，这些方式自然不可能都尽善尽美，要做的不是取消（比如竞赛制度），而是应该增加监督力度、改革考核方式，不能因为可能出现问题和弊病就干脆把这条路给堵死了。在Z看来，社会不可能没有淘汰的法则，教育也一样，高考弊端这么多，但也不可能取消，只能是慢慢地尝试改革。从某种程度上，竞赛制度还不如高考扭曲得厉害，至少培养了一大批基础学科的后备力量。他举了些E中培养出的数学奥赛金牌的例子，说这些人真的都是既有数学天赋又有数学兴趣的人，走高考这条路他们未必能去最好的大学，即使能去，也已经失去了尽早接受特殊锻炼的机会。这是对有特长的个人而言，而对国家而言，基础科学研究本来就薄弱，据他了解，清华北大学习基础科学的学生里有一半左右是学习竞赛出身，而且整体实力超出高考录取的学生一大截。这些人通过竞赛不仅提前培养了学科能力，也锻炼了做基础研究必需的“冷板凳”精神。像现在这样取消竞赛保送或加分的激励，对国家获得相关人才是极大的损失。现在高考分高的大多去学热门的经济或商科了，但Z认为从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来看，真正重要的是数理化生这样的基础科学教育，然后才是工科和社科。Z对教育部出台的这项政策感到不解和担忧。

[1]　信息来源：新浪网教育频道http：//edu.sina.com.cn/gaokao/2007–11–28/1051110178.shtml。

竞赛与高考，两种路径

王田一 （北京大学2010级社会学系硕士生）

一、问题与方法

2010年11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调整了部分高考加分项目[2]，获得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以下简称奥赛）省赛区一等奖的学生，不再具备高校招生保送资格和高考加分资格。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这一调整的背景是针对当前全国各地的奥赛热，教育部试图通过取消加分与保送来抵制盲目热捧的竞赛辅导。

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目前各方似乎都默认竞赛与高考是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通过竞赛通往高校甚至名校的通衢，另一条是千军万马齐奔赴的高考独木桥，两条路对学生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而时间与精力是固定的。花在了竞赛上，那高考项目就必然会受影响，花在了高考上，那竞赛也很难出成绩，这两者是互相平行、不交叉的。教育部的加分调整，就是在一开始把竞赛大道的路口堵上了，把竞赛学生们重新赶到高考这一条路上。大家的争议都默认了这一点，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讨论高考制度的公平与合理性，讨论竞赛能否培养出优秀人才，讨论是否应该取消竞赛加分等等。我的疑惑在于，大家默认的这个基础可能是有问题的，从逻辑上讲，两者之间的张力的确存在，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张力未必那么强烈，制度在实践中可能已经协调到相对和谐的状态了。竞赛与高考未必是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或许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提升的合作关系。如果竞赛与高考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那么后续的讨论与观点都值得重新思量。

竞赛与高考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一问题涉及竞赛主办方、中学、学生等各方面，也涉及制度层面与实施层面，因此，从以下三方面展开讨论：（1）竞赛主办方如何定位奥赛？具体而言，竞赛宗旨与程序是怎样的？调整之前的加分与保送的鼓励政策具体又是什么样的？（2）中学如何定位奥赛？例如，不同高中如何应对竞赛制度？校方与老师有哪些不同的态度与策略？（3）中学生们自己又是如何定位竞赛？即他们自己如何看待竞赛，有什么样的竞赛经历？本文希望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展现实践中的竞赛制度。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深入访谈为主，文献资料为辅。

先后与4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其中1人的访谈长达3个半小时，了解了该同学的参与竞赛的方方面面，整理了近4万字的访谈资料，相比另外3个访谈，这份访谈的资料比较详尽，因此，本文主要采用了这一个案例。该同学，姓马（以下称“马同学”），男生，是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化院”）的本科生，今年大四，正准备出国。马同学就读于浙江省一所重点中学，他在高中阶段参与了多项竞赛，并获得了化学竞赛省一等奖、物理竞赛省二等奖、数学竞赛省三等奖的佳绩，具备保送资格，但最终放弃了保送，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

文献资料，指的是通过网络查询得到的相关政策、相关数据，本文也较多使用了这类资料。

二、奥赛主办方对奥赛的定位

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是一项面向全国中学生的竞赛活动，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信息学，因此也称为全国五项学科竞赛，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中国数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动物学会和中国植物学会主办。

全国五项学科竞赛的条例明确表达了它的宗旨：向中学生普及科学知识，激发他们学习学科知识的兴趣和积极性，为优秀学生提供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促进大、中学教学改革；通过竞赛和相关的活动培养和选拔优秀学生，为参加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选拔参赛选手。[3]

具体来说，举办奥赛有三个不同面向的目的。首先，最直接的一点就是选拔优秀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这一选拔的过程，与选拔运动员参加奥运会非常类似，一级一级选拔。首先省级竞赛，各省选拔一批优秀的学生进入省队，省队成员主要是获得省级竞赛一等奖的学生。省级主办单位会为省队组织一些辅导。然后省队代表各省参加全国的学科竞赛。在全国决赛中表现优异的学生进入集训队，依托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院校，由专家和领队对集训队的学生进行辅导和进一步选拔，最终选拔出几个最优秀的学生组成国家队，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经过层层选拔，最后成为国家队队员的那几位学生，的确非常优秀，他们在国际奥赛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从1986年到2006年，中国共派出了441名中学生参赛，共获得金牌306枚，银牌99枚，铜牌32枚。

其次，辅导与选拔的过程，同时也是向中学生普及科学知识的过程，竞赛的知识高出高考的要求，加入了许多大学的内容，也就是说参与竞赛的同学提前学习了大学的内容。辅导与选拔的过程，同时也是激发与发展学科兴趣的过程。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竞赛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情。这种辛苦，不光是大量做题的累，更重要的是思维训练上的累。能坚持到最后并取得优异成绩的人，都是对该学科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的。实际上，竞赛是把大学的专业教育提前到了高中，并使学生们逐渐摸索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这样一来，通过竞赛，可以选拔出一批科学研究的后备人才。

最后，举办奥赛的目的还在于促进大、中学教学改革。通过奥赛，促进各学科教育教学新思想与新方法的交流，推动大、中学各学科的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我国各学科的教育教学水平。这是奥赛对于教育工作者的要求与意义。

由此可知，竞赛的宗旨很高，既是选拔国际奥赛参赛者的唯一途径，又是培养学科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教学改革的重要力量。尽管如此，竞赛对自身的定位，最终落在“课外活动”上。奥赛章程中说：学科竞赛属于课外活动，坚持学有余力、有兴趣的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研究性学习的重要方式。[4]这一点非常关键，奥赛既不是一门课，也不是上级分配的任务，而是一种课外活动。学校与学生可参加，也可不参加。但是奥赛不是一种普通的课外活动，它在全国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这与教育部对奥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突出表现在加分与保送政策上。

今年11月国家教育部加分项目调整之前，政策上规定高中阶段获得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以及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者，由生源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决定是否在其高考成绩基础上增加不超过20分向高校投档，并具备高校招生保送资格。根据前文已经交代的奥赛逐级选拔的规则，一般而言，只有获得了省级一等奖的学生才能进入省队，而只有省队才能参加全国决赛，所以省级一等奖与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基本是同一批人。而省赛区竞赛一等奖人数实行总量控制，比如浙江省一年五科竞赛的一等奖总人数大概在200人左右，不同年度会有小幅浮动。也就是说大约有200人可以通过竞赛而不是通过高考进入高校。这对组织竞赛辅导的老师和参加竞赛的学生来说，是莫大的激励。加分与保送政策，一方面鼓励了更多的人参与到竞赛中来，另一方面，也使得竞赛培养的动机变得功利化，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奔着加分与保送来参与竞赛。这也是受到诸多诟病之处，所以就有了竞赛加分项的调整。

加分项目调整之后，参加全国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的学生，应届毕业当年由生源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决定是否在其高考成绩基础上增加不超过20分向高校投档，不再具备高校招生保送资格；获得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的学生，不再具备高校招生保送资格和高考加分资格。有关获奖学生拟参加试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考核的，在同等条件下高校应优先考虑给予参加考核资格。二是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决赛一等奖并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遴选为参加国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集训的学生，应届毕业当年保留高校招生保送资格，经所报考高校测试后决定是否录取。简单地说，就是把加分与保送的门槛提高了两个档次，只有获得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的学生，才能加20分；只有获得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决赛一等奖并进入集训队的学生，才有保送资格，其他的都不再有照顾。这比原来的照顾范围远远缩小，受影响最大的是省级一等奖的获得者，原先这批人既可加20分，又保送，现在两样都不再享受，而省级一等奖人数比全国决赛获奖人数多很多。原先浙江省因竞赛可保送的稳定在200名左右，如2009年有192名竞赛保送生，但新政策下，全国的竞赛保送生总人数才200名左右，变化之大，超出想象。

三、中学对奥赛的定位

竞赛作为一种课外活动，中学既可大力推广，也可弃之一边。面对这样的竞赛制度、教育体系与政策（加分项目调整之前），不同的中学会如何选择？这涉及到中学对竞赛的定位问题，中学究竟是如何认识竞赛的？

限制学校是否参与竞赛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师资力量。学科竞赛对辅导老师的要求非常高，如果没有合适的老师，学校哪怕想搞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师资不存在问题的话，学校会不会搞竞赛？根据访谈得知，学校与学校之间是非常不同的，呈现出两个极端：一端是完全不搞竞赛，依旧走传统的高考路子；另一端是全力以赴搞竞赛，可称之为竞赛学校。

马同学就读的高中，是浙江省的一所重点中学，每年的高考成绩都很不错，在浙江省名列前茅，2010年尖子生人数居浙江省第二名，本科以上的上线率为90%以上[5]。但它是一所县级中学，师资、生源、设备等各方面条件都无法与一流中学相媲美，应该说这所学校的综合实力在浙江省属于中等偏上。这所中学采用寄宿制管理，所有学生都寄宿在学校里，起床与睡觉时间是规定好的，因此，每个学生的学习时间相差不大。这样一所学校，它会如何定位竞赛？

奥赛共有5门，但由于师资的限制，该校没有举办信息竞赛的辅导。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门课的师资都没问题，都有相应的竞赛辅导，但也有侧重点，整个生物竞赛的辅导从开始到结束，前前后后一共才两三个月，每周辅导一次。数理化的竞赛辅导更受重视，这三门课的竞赛辅导班从高一就开始组建，每周上一次或两次课，上课时间都是晚自习时间，一般一次是2个小时。高一阶段辅导的内容是提前讲授高二高三的知识。马同学说：“我们××中学的辅导，至少第一年，根本就不算竞赛辅导，最多就是把所有的知识提前讲一下，比如化学，高二有机的知识提到一年级讲，数学的一些立体几何的东西，可能是高三或者高二来讲的，提到高一来讲，第一年根本不作竞赛的任何打算。[6]”真正参与竞赛是在高三的第一学期，高一高二这两年，都是在提前学习知识，数理化三门课都这样。这一阶段练习题的难度是高考的难度，到了竞赛前几个月才真正开始竞赛的辅导，这时的练习题难度逐渐高于高考难度，直至竞赛的难度。

以化学竞赛为例，辅导安排如下表所示：

表1 某中学化学竞赛辅导进度及数理化竞赛时间表

时间

活动及内容

高一至高二的第一学期

每周一次，提前讲授化学知识

2月~4月份（高二的第二学期）

每周两次，加快教学进度

4月份

省级比赛（非正式），转折点

4月~7月

做题，难度稍高于高考

暑假中的一周

学校邀请浙大老师来辅导

7月~9月

做往年竞赛题，讲授大学化学知识

9月中旬（高三的第一学期）

省级化学竞赛

一周后，9月中下旬

省级数学竞赛

10月

省级物理竞赛初试

12月

省级物理竞赛复试

从高一到高二的第一个学期，这段时间都是在讲授化学知识。到了第二年的4月份，也就是高二的第二学期，浙江省举办一个非正式的省级化学竞赛，难度介于高考与正式竞赛之间。“4月份之前两个月，辅导会加强，主要是为了加快教学的进度，在4月份考试之前，把所有的化学知识都讲完。4月份之前的辅导都是知识性的东西，练习的题目难度也是略高于高考，但低于竞赛。4月份的考试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一次考试开始，你就步入竞赛的那个难度了。4月到9月，中间有一个暑假，大概在7月份，会请浙江大学的3个老师过来给我们做专门的竞赛辅导，7天到10天左右吧。4月到7月，主要是做题目，比高考还要难一点的题目。7月份辅导之后到9月份，基本上就是每周一张往年的竞赛题，做真题，不停地做，不停地做。到9月中旬，就去参加省级化学竞赛了。”

化学竞赛是马同学所读学校最重视的学科竞赛，每年都会邀请浙大的教授去讲课，数学、物理就没有这样的辅导。正如马同学自己所说，4月份的考试是一个转折点，之前的辅导都是立足高考的，以高考的难度为基准；之后才真正开始进入到竞赛的难度与要求。之前，辅导的强度不高，每周一次或两次；之后才开始提升辅导强度，开始大量做题。之前，接受辅导的学生数量很多；考试之后，只有小部分学生继续竞赛辅导。不论是辅导强度与难度，还是受众多少，都表明4月份之前的辅导是立足高考、面向高考、服务高考的，而4月份之后的辅导才针对竞赛。

物理竞赛辅导情况也类似，只是更加偏重于高考。“物理，基本就是完全针对高考的，不怎么针对竞赛。真正辅导竞赛是什么时候？物理竞赛分初试、复试，初试过后，只有4个同学能参加复试，剩下4个人之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开始的辅导，真的是叫作竞赛辅导，那个题目难度是远远高出高考的。平时的那些竞赛辅导就是高考的难度，高考的最后一道题或者倒数第二题那个难度的题，立足于高考的。参加复试之前的那一段是远远超出高考的。一大堆那种很复杂的计算。”

总体来说，马同学所在高中的竞赛是服务于高考的，竞赛的辅导方式与辅导内容都面向高考。马同学说：“我们学校的竞赛是针对高考的竞赛，算不得很正规的竞赛。”这是半竞赛半高考的状况，而有一些学校是完全的竞赛学校。

马同学说化院有很多同学都是从专门的竞赛辅导中出来的，“他们完全是为竞赛而竞赛，其他课基本不学的，就是纯粹冲着保送名额去的。他们有的人为了竞赛，连正常的课都不上。比如历史什么的会考，有的学校老师都支持你拿着同学的历史卷子来抄，抄个60多分，交上去，不用你学。老师们知道你是搞竞赛的，都默许。跟我们学校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像江苏有些学校，从初中开始培养，初三开始学高中的东西，一条龙的，有的学校有初中部、高中部，有竞赛潜力的学生，在初三与高一之间的暑假，有3个月，这段时间，他们开始学竞赛的东西，所以他们要比咱们快，而且暑假没有其他的课，可以每天辅导，那个进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正在教有机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学完了，所以他们质量是不一样的，而我的中学是半吊子。”

很明显，不同的学校对待竞赛的态度与策略是很不一样的。像马同学的高中，举办的是面向高考的竞赛辅导，竞赛辅导班培养的不是竞赛选手，而是高考尖子生，学校及老师并不怎么追求竞赛成绩，更看重高考成绩。而竞赛化的学校，放弃了常规的教学秩序，专门培养竞赛学生，但是这样的学校数量是很少的，因为竞赛要出成绩，对老师和学生的要求都很高，缺一不可，而满足这两方面的条件的只是少数的一流学校，满足了条件的学校也不一定往这方面发展，所以竞赛化的学校少之又少，一个省内屈指可数。更多学校是类似马同学的高中，办一些立足高考的竞赛辅导班。

四、学生对竞赛的定位

在既定的竞赛体制、高考体制下，在既定的学校教育理念下，学生自己如何看待竞赛？参不参加竞赛？花多少精力参与竞赛？这是接下去要讨论的问题。

马同学参加了三门学科的竞赛辅导：数学、物理与化学。

问：“你为什么要参加三项竞赛？”

答：“因为我知道我们中学的竞赛完全是针对高考的，所以参加竞赛辅导，对高考也是有好处的。我是这么考虑的。”

问：“三项竞赛是否有主攻学科？如果有，是哪一门？哪一门花的精力最多？”

答：“我没有主攻科目，三门课基本上都是平均花力气，但比较而言，可能数学花的精力最多，结果数学竞赛的成绩最差，每年夏天我都跑去数学那边上夏令营[7]。物理那边没去过，化学那边也没去过。”

问：“为什么在数学上花更多精力？”

答：“因为我数学弱一点。”

问：“那你当时是想三门都拿奖吗？”

答：“可以这么说，这叫广撒网、多捞鱼。”

问：“你当时知道有加分、保送这回事吗？”

答：“知道。”

问：“那高一高二的时候，你对保送这事有几成把握？你当时寄希望于高考还是寄希望于竞赛？”

答：“可能到考前那段时间是希望获奖保送的，但平时也不会有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毕竟那个东西很大程度上有运气的成分在。临场的时候，那道题，突然间灵光一闪，做出来了，出不来就出不来。化学竞赛最后一道题，整个浙江省能做的也就那么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基本都得了一等奖，最后一道题分值非常大，我也是最后10分钟，灵光一闪，就出来了，真的。运气的成分太大了，谁也不能保证得奖。我还是以高考为主的，我们学校的风气不就以高考为主吗？如果真是打定心思竞赛的话，我肯定会花更多时间。我肯定是以高考为主的。”

从以上对话中，我们可以知道马同学对竞赛的态度。首先，他肯定不致力于获得国际金牌，他高中阶段的主要目标在于进入名牌大学。至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竞赛，还是高考？马同学并不把希望寄托于竞赛，他认为完全依靠竞赛获得保送资格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平时完全不会有这种想法，只是在考前会这样希望一下，但也仅仅是这样希望一下，实际还是以高考为主，而竞赛只是高考的辅助手段。可以说，马同学的所有选择都是面向高考的。他之所以参加竞赛辅导，是因为他觉得学校的辅导是针对高考的，参加竞赛是有利于高考的。如果竞赛能保送、能得分，自然不错，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不能加分、不能保送，那也没关系，因为竞赛的辅导过程本身就是立足高考、服务高考的，提高竞赛能力的同时，也在提高高考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马同学参加了三门学科的竞赛辅导，而且三门均衡发展，这与他依靠高考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真的想要在竞赛方面有杰出的表现，比如进入国家集训队或者参加国际奥赛，那会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能经营好一门学科就已经很不错了，不可能同时经营三门竞赛，显然马同学的志向不在于此。如果想要通过竞赛获得加分或保送资格，有两种策略，一是集中策略，即选择某一门作为主攻方向，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提高成功的可能性；另一种是分散策略，即选择多门学科，平均分配精力，把鸡蛋放到多个篮子中，分散失败的风险，进而提高总体成功的概率。马同学选择了分散策略，一方面，分散策略与集中策略一样，都能达到加分或保送的目标；另一方面，分散策略对高考更有利，数理化这几门课是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均衡发展，才能在高考中胜出。

与马同学同一时期的其他同学的选择基本也与马同学类似，都参加了多个竞赛辅导。据马同学回忆，他们当时有4个人，是一块儿参加了数理化这三项竞赛，有的获得省二三等奖，但没有获得加分或保送资格。那么这几位同学为竞赛付出的努力是否白费了呢？对此，马同学说：“他们在竞赛上花了很多时间，虽然没得奖，没加分，但是对高考有帮助，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竞赛辅导的话，高考的基础是打得很扎实的。一定是有帮助的。他们几个高考成绩都很好，两个交大，一个北航。最后高考考得好的，基本也都是这几个参加竞赛的人。”

五、竞赛成绩与结果

马同学参加了数理化三门竞赛辅导，在省级竞赛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化学省级一等奖、物理省级二等奖，数学省级三等奖。由于化学竞赛获得了省级一等奖，他可以进入省级集训队，并获得了20分加分与保送的资格。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马同学没有在竞赛路上继续走下去，他没有参加省集训队，并放弃了保送资格，而是选择了高考路。当成绩出来以后，马同学的班主任，也是化学竞赛的指导老师，不主张马同学参加保送，而希望他参加高考。

问：“你已经有这个保送资格了，那你的指导老师为什么不让你去呢？他的理由是什么？”

答：“挺复杂的，我估计当年是希望我出名次的，但是现在看来，我觉得相当不人道。当年我可能也是太过自信了吧，想着，反正加了20分，无论如何都能上的。老师就是说，依你的成绩肯定能上的，即使有点波动的话，加了20分也没事。他就这个意思，其实这个完全不靠谱，因为高考的时候，我现在回忆，只要心态上有点什么波动，考试稍稍有点失常的话，你多错一两道题，马上就被踢出去，完全不靠谱。现在看起来相当于抢名次，相当不人道。……老师不主张我保送之后，我鬼使神差地同意他这种想法了。之后还觉得挺后悔的，毕竟走保送那条路的话会轻松很多。……我上一级，也有一人获得了化学竞赛一等奖，但那人其他学科的成绩一般，所以学校努力促成他的保送，最后顺利进入北大。”

前文也已经说了，马同学一直是以高考为主的，在参加竞赛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其他学科的学习，因而他的整体学习成绩非常不错。现在竞赛得了一等奖，又有了20分的加分，很有可能在高考中获得好成绩，所以学校希望马冲刺一下高考的名次。对于学校来说，名次是最好的名片，比如说“我们培养出了高考状元”，这比其他的任何指标都更有力。马同学自己也是自信满满，所以最后放弃了保送，参加了高考。

高考的结果，并不如人所愿，当年，马同学考了660分，而北大在浙江的录取分数线是667。加了20分之后，马才能进北大。马同学说：“选专业的时候不算加分，也就是说以680分投档，但以660分选专业。所以我的选择余地不大，就那么三四个专业，信管、地空什么的，就连这些专业还要抢。后来辗转才进入化院。所以从结果看，弄得很麻烦，也很狼狈，还不如当初干干脆脆地保送了，也不用后来那么折腾。”

从马同学的经历看，他不是一位竞赛出身的同学，而只能说是一位竞赛的参与者，是一位有过竞赛经历的高考生。假如马同学通过保送进入北大，在某种程度上他依然是一位高考生，因为他的立足点一直在高考上。

六、问题与讨论

上述调查报告从4个方面展开了讨论。奥赛自身定位在课外活动上，由于加分与保送政策的支持，奥赛受到追捧。不同的中学对奥赛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被访者马同学就读的中学所举办的是高考化的竞赛辅导，竞赛服务于高考。马同学自己也是为了提升高考水平而参加竞赛辅导班。最后简单讨论了马同学的竞赛成绩与结果，他获得了化学竞赛省级一等奖，可以加20分并保送，但学校寄希望于马同学夺魁，极力劝说马同学放弃保送，最终马同学放弃了保送，通过高考进入北大。

本文最关注的问题是，面对同样的竞赛制度与高考制度，不同的学校与学生有不同的策略，其中有一类学校是像本文所描述的学校一样，学校会办一些竞赛辅导班，但辅导班的宗旨是立足高考、服务高考；可能有一类学生是像本文所描述的马同学一样，以高考为主、竞赛为辅，尽力参加竞赛，但并不把宝押在竞赛上。由于学校的规模与资源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学生的天赋与勤奋程度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因此，据此可相信本文所描述的学校与学生绝非特例，类似的情况应该很多。到底这样的学校与学生占多大比例，需要更加深入、更大规模的调查与研究。

很明显，这类学校与学生的做法带有强烈的功利倾向，学校为了提高高考成绩才办竞赛辅导班，学生也是为了提高高考成绩才参加竞赛辅导班。但这种功利性，导致了相对比较理想的结果：如果个人有兴趣、有天赋，加上勤奋努力，那么，很有可能在竞赛中获得回报，即加分与保送；如果没有竞赛的收获，那么付出的努力也将在高考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在这类学校与学生中，竞赛与高考并不是两条并行的路，两者的张力也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如果这是普遍的情况，那么加分政策的调整也就失去了事实的支持。

[2]　具体参见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485/201011/111200.html。

[3]　引自全国五项学科竞赛条例，具体请见“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网站，http：//cso.xiaoxiaotong.org/suguest.aspx?ColumnID=10180000。

[4]　引自全国五项学科竞赛条例，具体请见“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网站，http：//cso.xiaoxiaotong.org/suguest.aspx?ColumnID=10180000。

[5]　数据来自马同学就读中学的官方网站。

[6]　引自马同学访谈录音整理，凡有引号的内容均来自录音访谈，不再重复标注。

[7]　夏令营：是某大学主办的收取费用的竞赛辅导。

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的背后

刘小玲 （北京大学2008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来，国家教育部规定“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在高等教育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20分投档，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与在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政策。各地区针对当地的不同情况，制定了一些少数民族加分政策。也正是由于这一政策，全国范围内都出现过各种隐秘的更改民族成分的行为。当然更改民族成分并不是自有高考优惠政策开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解放之后。国家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给予少数民族县和聚居地一系列财政补贴，最早在东北部的一些地区出现了整个县集体更改民族成分的现象。

回到我们所谈的高考制度，在2009年重庆高考风波以后，关于少数民族享受高考加分的政策的废除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深刻讨论和反思。在整个制度实行的三十多年后，将这一政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由于重庆关于少数民族的加分政策中，规定“户籍在聚居地少数民族的考生可加20分，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加5分”，它为许多弄虚作假者提供了契机。

一、回顾“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

2009年重庆高考考生更改民族成分，成为高考舞弊的新方式，面对严格的户籍制度，更改民族身份如何能成为可能？事件开始于重庆市南开中学一名学生，爆料重庆巴蜀中学存在大量造假，有200多个民族造假的考生。之后巴蜀、南开两所中学在网上开始了口舌大战，这一事情引起了重庆市教委的注意。在其官方网站对于少数民族考生进行了公示，但持续时间不久信息便消失了。市区委的调查显示巴蜀中学只有77个少数民族考生而不是200个。巴蜀中学解释在于其在选择生源上下足了功夫，很多考生来自于石柱少数民族自治县。因此，存在77个少数民族考生不足为奇。

在事情告一段落后，有人爆料石柱县少数民族副县长的女儿的户籍档案有所改动，因此，重庆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深入调查，共有31人被确定为伪少数民族考生，并且取消了他们的录取资格。其中最为受关注的2009年的文科状元何川洋，在高考加分调查结果出来的第三天，被爆其父母都是巫山县的重要官员，蓄意篡改了少数民族成分。状元郎的造假使得该事件进一步引起了舆论的哗然。重庆高考考生的民族造假事件已经确定无疑。更改民族成分似乎成了有背景考生冲击名校的必备条件之一。那些没有被曝光的学生名单背后是否有更大的背景？新华社罕见地发出了“有什么理由不公布造假考生的名单”的评论，没有被揭穿的造假父母是否有更多，教育系统和官员的子女是否也身在其中？这里面是否存在了更多的幕后交易和腐败现象？

面对民众的质疑，官方和民间要求实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事情尘埃落定以后，回顾官方的做法，重庆教委处理了31名伪少数民族的考生，取消了其当年的录取资格，即使是何川洋拥有重庆市第一名的头衔也一样。给予石柱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汤平等15名党员领导干部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秀山县、石柱县、黔江区等地公安部门相关责任人撤销党内职务、撤销行政职务等处分；给予一些地区的民族宗教事务局相关责任人撤销党内职务、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虽然何川洋的父母极力将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努力为儿子寻找最后一丝机会，伴随着港大的拒收希望也最终幻灭。其父亲被革职，母亲也停职。重庆在2010年取消了少数民族加分，按国家要求调整为降分投档照顾，在录取时更有利于公平公正。高考考生最多只能得到10分的加分照顾，2010年重庆高考最高照顾分值由原来的20分调整为10分，单个考生同时享受的多项照顾项目不得累加，同时，重点本科批次改为了全平行志愿方式，考生可同时填报6个第一志愿。这当然是事后的行为。

高考加分门事件后，许多民间网友和各大媒体不同意官方的做法。基本上都要求曝光造假学生的名单，揪出其后台，要求相关人员必须受到相关制裁。所谓的“枪打出头鸟”，仅仅因为何川洋是文科状元，才受到舆论的指点，这种做法是极为不公平的。同时，网友认为公布造假名单也是对加分门事件的一个最好交待。唯有公布真相才是停止猜想的最好方式。至今为止，那份31人造假名单上的其他人仍然扑朔迷离。面对公众不绝于耳的质疑声，重庆有关方面仍未公布其他考生的有关情况，并宣称不对外公布是联合调查组的研究决定。与此同时，网友也严重质疑重庆的“2009年普招加分信息”的名单也一度从招生办网站失踪，网友怀疑这是为了避免有好事者与先前的名单相比较，从而寻找到31名存在问题的考生。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民族身份说改就能改？户籍管理制度向来都是很严格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考生还是更改了民族成分？在加分门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

我采取滚雪球的抽样方式访谈了目前仍在大学就读的重庆少数民族考生。有的是面对面的交谈，有的是通过访谈，还有的是通过朋友的帮忙。所调查的范围涉及2007~2010年的考生。鉴于事情已经告一段落，民众对考生本身还是持较为宽容的态度，且高考院校对伪少数民族考生也不再予以追究。所以在回答有些问题的时候，很多同学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部分个人资料是我通过周围人寻找得来的，所有资料具有可信度。

下面我将抽取和分析几个典型的案例，以求更深刻地理解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

二、访谈的案例介绍和分析

以下案例是根据其相关性和差异性排列的，各案例有不同的背景、联系和伪造民族考生的理由。这也源于滚雪球的抽样方式。大家彼此了解，能够加深对细节的了解。我希望借助这些案例所呈现的事实，形成一个对少数民族造假事件的整体性认识。

案例一：A生，2007级考生

该考生是当年重庆市裸分第三名，可谓实力派，农村籍，应届，存在民族造假情况。其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可以说没有任何背景，其父亲最高文化程度也就是高中，一辈子黄土朝天，但重视儿子的教育，希望儿子做个有文化的人。根据该考生自己透露，当年自己的同班同学没自己成绩好，但是很多都有少数民族加分，这一件事经常让他感到苦恼。由于高考的不确定性，他担心自己会因为没有加分而无缘于北大。因为他一直都为北大努力着，成绩也好。并且其高中母校并不在重庆市区，而是一个县城中学，在各方面受到的教育和机会与市区都不可同日而语。重庆市区的巴蜀和南开中学，很多人都有国家二级体育加分项，并且接受各种竞赛的机会多，三好学生名额也多，存在各种事实上的高考加分。该考生知道这一事实，其高中母校也知道这一事实，即使该同学实力再强，能够上北大的希望还依赖于其他人是否有加分这一事实。2008年文科状元差点无缘北大就是例子。加分政策的混乱成为众多考生乃至优秀考生也弄虚作假的真正缘由。

我比较关心的是，根据之前爆料的，其父母有身份有背景的人作假才可以成功。那么该考生在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情况下是如何作假成功的呢？他称，其实自己一直家庭观念比较重，不愿意改成其他户籍，但是为了能够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为了还自己一个公平，作为一个学生来说，最怕的就是不明不白地失去了公平考试的机会。所以其父母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为其找到了一户人家，该户人家由于子女众多，因此将他过到该家庭名下。那么为什么公安部门能够受理并顺利通过呢？考生说道，自己申请的理由就是，当时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家庭子女众多，为了避免罚款，所以一直没有给最小子女登记户口，但由于高考需要，因此在公安部门有了户籍申报。最终还是顺利通过了少数民族身份认定。具体的公安部门认定过程在本文第三部分详述。也因此，该考生不仅更改了户籍，也更改了法律上的父母。这让他十分难过，坦承自己一直深受困扰。每次申请资助或是其他填写父母状况时，他都不得不写虚假父母的名字。

案例二：B考生，2008级考生

城镇应届，成绩较好，有实力冲击名校，但其高考结果是裸分排名27，北大招生只有22个名额（这22个名额后面还会细讲，因为案例三与案例二直接相关）。但因为有加分情况，其最终还是上了北大某个冷门专业。B考生曾经一度郁闷过，尤其是在2009年少数民族加分事件曝光之后，曾经想过为了不再受到舆论指责，希望可以坦诚自己的身份。但是最终没有勇气，静观舆论变化，直到最终事件平息。其父亲是某局的局长，有一定的影响力，至少足够动用其人际关系更改少数民族的成分。在其高二那年，他更改了民族，但是他是通过将户籍迁移出去，单独作为一个户主的身份，而并非像案例一那样，放入另一家庭户口中。在高中期间，他自信能够上北大，但是，那时他并不知情其他竞争者的加分状况。那时候也没有感到任何羞愧。因为在重庆，有些加分项目泛滥，存在各种隐性加分，说不定周围的人都有各种加分。因此，他如愿以偿地上了北大。关于父亲是如何更改的、更改的程序，他表示自己完全不知道。他只负责念书而已。

上北大之后，他向我透露了对他的中学同班同学，一个分数比他高的男生，也就是案例三，有些心存愧疚。我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此在他不是十分愿意透露的情况下，我通过其他人了解到了真相。

案例三：C考生

初次参考是2008年，复读一年最终于2009年上了北大。汉族考生，农村应届，其父母为农村户籍，但没有从事农业，开着裁缝店，在县城内做着小生意。他讲到自己当年的成绩是656分，在重庆裸分排名位于第9名。但在各种加分项目的情况下，最终被挤出了录取线。仅仅有一个三峡库区的加分，5分，因此总共算下来，含加分成绩，当时在重庆排名25。虽然北大扩招但也只有22个名额，加上除去港大和清华的2个名额，总共有24个。因此，他刚好排名25的名字就成了一个伤口。他无缘了所有自己梦中的高校，仅仅那么一线之隔。这让他受的打击非常之大。而与此同时，案例二的同学刚好是其同班同学，这就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也就理解了为什么B同学会对C考生感到歉意。

在关于是否复读的问题上，他说道自己在一年内成长了，有些缘分是注定的，只分早晚而已。他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总会成功！在2009年他如愿以偿地裸分第三名上了北大。而且这一年，新复读的学校给予了他15万的奖金。在复读期间，学校还免了全部学杂费，甚至吃饭都是在教师公共食堂，学校也提供了单人的住宿条件。不仅如此，在这一年，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明白了很多道理。对待以前同学加分，一直都是有点愤恨，但是现在他表示自己可以理解了。

现在该考生能够比较宽容地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当问到和B同学的关系时，他说道，我还经常和他一起打球吃饭，现在是很好的朋友。

案例四： D考生，2009级重庆某考生

该考生的实力一般，能够上个二本院校。城镇应届。其父亲早逝，有个哥哥在公安局上班，职位没有透露。因此在2009年参考之前，其哥哥希望唯一的妹妹将来有个好前途，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和人际关系将该考生的户籍做了改动，更改为三居少数民族地区的考生。因此也就有了加分情况。但是我们知道2009年“加分门事件”发生以后，该考生理应也受到了牵连，也应该在31名被查处的范围之内。但她还是在2009年顺利被某院校录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为什么能够独善其身，没有受到影响？联合调查组为什么没有将她列入名单之列。这引起了我巨大的好奇。难道枪真的只打出头鸟？

据她自己回忆，当时这件事情出来以后，也就是在该事件被闹大之前，其哥哥也接到了传闻，关于传闻是怎么来的，具体不太清楚。这个传闻让她胆战心惊，但是根据历年来都没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因此他们再三犹豫要不要将民族重新改为汉族。因此联合调查组之前，我猜测他们已经发送了某种信息，要求更改少数民族信息的考生在短时间内迅速变更回来。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联合调查组在巴蜀只查到了77个少数民族考生，在重庆范围内只查到了31个造假的伪少数民族考生。在重庆，这些高考造假成为了学校、教育界、学生公开的秘密。

因此，该考生经过慎重决定，将自己的所有资料更改回来，在招生名单上依然显示的是她汉族身份。但是当时所有考生资料已经送往何处？他们为什么有这种力量，即使在个人资料被送出之后，还可以顺理成章地改回来？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机制？

不仅如此，何川洋的故事也证实了传闻的存在。据巫山当地的某些官员透露，他们当时也接到了某些传闻，据说何川洋在出事之前其父母也听到了某些风声，但其父母抱着侥幸的心态，没有主动更改过来。这与D同学的做法完全不同，也因此成了舆论的焦点。

案例五：E考生，何川洋

2009年参加高考，2010年复读。南开中学参考生。这个想必是大家都熟知的事情了。其父母均为公务员，其父系巫山县招办主任何业大，其母为巫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卢。经查，2006年上半年，在县招生办工作的何业大找到时任中共巫山县委统战副部长、巫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请他帮忙更改何川洋民族成分。何业大的妹妹办理了所需资料，并于2006年7月12日将以上资料及申请书交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手中。局长说他没有按照规定查看何业大身份证和户口簿的原件，就签署了“同意报批”的意见，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于2006年10月9日批准申请，并发放了更改证明书。

因此，港大和北大先后放弃录取他。但他不气不馁，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挺了过来，最终进入了北大光华学习，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三、案例综述分析

可以看出，在造假的目的上，当然只有一个。但在造假途径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造假的学生上，越是成绩好的学生，越容易造假，越是有背景的人越容易造假；造假是学校、考生和其他有关单位不言自明的“串谋”结果，是一种综合因素的博弈。

基于以上的一些事实和个人陈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加分的主要事实，这些事实都直接或者间接与考生伪造少数民族加分有关。

1. 乡镇中学、县城中学和市区中学的考生在接受公平参加除高考以外的保送或者自主招生的机会和信息流通上存在差别。据显示，大部分保送名额都被市区的一些学校垄断，尤其是名校，而像一些乡镇中学基本上都没有学生获得保送。那么保送名额分配机制本身就存在问题。并且保送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给其他人造成了某种不公平。在乡镇的某些学生，由于接受信息的渠道有限，以为上大学的唯一方式就是参加高考，根本不知道还存在自主招生和保送一说。据A同学透露，当时他的母校是没有北大的保送的，应该都是集中在市区像巴蜀、南开中学内。所以县级的学生要是想上北大，只能通过自己的考试，而且自己当时也并不知道还有自主招生，老师也从来没有提到过。A只知道好好学习而已。

曾经学校一度张贴过关于保送重庆某些院校的告示，最好的学校也就是川大，但是那些名额基本上不是教师子女，就是背景深厚的学生。但是当时A同学的愿望是能够上北大，因此也毫不在意。

此外，不同地级之间中学的考生的差异还表现在伪造加分的能力上，市区学生可以伪造成为各种国家二级运动员，各种加分借口琳琅满目。而较为偏远的学校只能借助自己的地理优势，伪造成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考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伪少数民族考生大多都是来自于县城及县城以下地区的原因之一。当然伪造能力、接受机会、信息流通这些因素与地区差异息息相关，相互之间并不是孤立的。

2. 重庆的各种加分项目众多，形成了加分项目混乱的局面，各种加分机制和评选存在不公，审核程序待商议，同时也存在权力渗透。在“加分门事件”之前，14类人群享受加分。属于常规加分的考生：归侨及其子女、华侨子女、台湾籍考生和港澳生、残疾青年、少数民族考生和正住户口在享受加分照顾区县（自治县）的汉族考生、库区淹没乡镇的考生，必须按期向有关部门提交相关证明，审查合格者，方享受加分政策。同时，非随父母工作调动以及户籍迁入黔江区、石柱、彭水、酉阳、秀山、巫溪县、城口县不足三年的考生不能享受上述区县（自治县）的政策性照顾加分。享受市优秀生、市三好生、市优干生、科技发明生、单科竞赛生、体育尖子生加分政策的考生，将相关获奖证书上报区招办，也可获得相应的加分。凡申请加分照顾的农村独生女，可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镇计生办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申请表。如果确定是农村独生女则有加分。如有报考人员父母属我市区县（自治县）级以上人事、组织部门确认引进的优秀人才，本人经户籍管理部门批准落户我市；市、区县（自治县）级以上政府审批的招商引资项目的主要投资者，其子女经户籍管理部门批准落户我市；部队复员、转业军人及其子女，经户籍管理部门批准落户我市等7种特殊情况，不受之前条件的限制。

由这些加分项目，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加分存在着漏洞，比如市三好学生、市优干、体育尖子这些加分实在容易至极。市三好学生、市优干的评选机制是不严密的。而且在分配名额上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公平的。还是就是有关系、有背景的考生比较容易得到，除此之外，就是成绩极好的学生，这是学校故意安排策划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学生冲击名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还在于各个名校的恶性竞争，正如巴蜀中学和南开中学开展的口舌大战一样。无论校际管理阶层之间的反应如何，但在巴蜀、南开及其他学校之间我们不得不承认存在很多隐性竞争。尤其是以考生进入名校、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巴蜀之所以到处“挖人”，在各个区县寻找成绩优秀的学生，并给予各种优惠条件，吸引优秀学生到巴蜀就读，原因就在于想培养更多的优秀考生。生源质量成为巴蜀中学招生的关注点。

因此，对于区县级和区县级以下户籍的考生来说，大多还是在本地就读，尤其是成绩优秀的考生，在强烈的加分竞争下，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加分，以求获得和市区中学平等的参加考试的基础。而在偏远的县城，伪造少数民族身份是最为方便的事情，因为这方面的人数是没有限制的，是人的自然属性。其他加分项目的分配名额和评选机制往往被名校占取。但是其他加分项目不违反法律，也不受网友指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北大出现的重庆考生中，很多都是二级运动员。他们大多都是来自于市区名校。由此，在看待伪造少数民族的身份的考生时，我们不得不多了一份理解和宽容。虽然不构成直接原因，但至少也是间接因素之一。网友在抨击伪造少数民族考生的时候，是否想过每个考生加分背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有别的路子的话，谁愿意通过伪造民族成分来获得加分？如果谁也没有加分，或者加分机制分配和评选公平，还有谁会背弃自己民族，甚至是更改自己法律上的父母，来获得高考的20分或者5分？

这也是我们理解部分考生成绩越好，越容易造假的原因。当然，被推向舆论浪尖的考生大多都是父母背景较好，或者说是成绩本身就好还加分的学生。因此，在种种泛滥的加分限制下，加上各校之间的竞争，成绩好的学生存在加分，甚至通过篡改民族身份的方式获得加分。我们可以直白地说，这成为了冲击名校的必备砝码。当然考生C就是加分下的牺牲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不幸就是因为舆论所说的由于其他人的少数民族加分而导致的，确切地说，他是重庆各种明目张胆的加分政策的受害者。

3. 在更改少数民族身份的过程中，存在隐性的“潜规则”。按照法律规定，更改民族成分的程序包括：首先，凡是符合政策申请变更民族成分的，须经本人向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提交书面申请，并填报《重庆市民族成分更改申请审批表》；其次，由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分管统战工作的领导组织调查核实，经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会议研究，在本单位公示7天无异议后，由行政主要负责人、分管统战工作领导审签、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县民宗局。那么既然更改民族成分需要经过几次审议，我们可想而知，更改民族成分除了A考生所描述的钻“计划生育”政策的漏洞之外，更多的还是钱权交易。在营私舞弊和弄虚作假的许多环节，往往和一些部门、一些手握权力者的渎职乃至个别公务人员的贪腐有关。但是我们发现，更改民族成分少了一个环节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天衣无缝的结果。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被曝光，都可能让造假人员被绳之以法，但是重庆历年来几乎都出现民族造假的考生，为什么迟迟在2009年才被揭发。重庆相关方面没有公布名单，也许就是某种顾全大局的考虑，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

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重庆教育体系和重庆官方体系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关联，由于类似事件发生已久，并且波及的范围也大。各种造假层出不穷，加之“加分门事件”出现以后，有些考生收到立即更改个人信息的传闻之后，联合调查组才开始调查。这一情况让我们不得不肯定，重庆内部遵循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被揪出来的部分考生只不过是不幸被舆论揭发，想掩盖也掩盖不了。如果说负有连带责任的话，这并不简单是官员的责任，学校领导、教师难道都不知情吗？如果说考生个人有更改的能力，那么学校、教师由于存在“共同利益”而刻意隐瞒也是正常的。正是由于学校内部的各种加分不公平的体制，没有加分的学生存在相对剥夺感，因此也会寻找各种途径获得加分。

因此不难发现学校和老师、考生、考生家长和官员体系存在“共谋”，也是由于这种“共谋”使得伪造少数民族身份成为了“公开的秘密”。既然大家都在造假，大家都有机会加分，即使一些考生有机会反映，也会被平息下来。这个圈子的凝固力量之强大，可想而知，背后所隐藏的官方力量也不言而喻。

4. 重点班考生加分情况最多，这与学校体制和理念存在密切关系。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越是成绩好的学生，越容易有加分的欲望，除了市三好、市优干以及国家二级运动员的造假（这些方式钻空子都有名额的配给和限制）以外，其他成绩较好的学生必须通过伪造民族身份来获得加分。有理由猜想，如果何川洋不是出生在巫山县（该县有少数民族自治乡），他也会获得其他形式的加分，像他这样的好成绩的学生不可能没有其他加分。既然他在参考之前已经借助其父母的便利更改了民族成分，并且其居住地为其造假提供了便利，那么这对于校方无疑是一件好事。

此外，在网络上所盛传的巴蜀中学招收石柱少数民族自治县的人数最多，倒不是因为这里的生源素质较好。之所以会在这里大量选拔人才，跟该地区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关。这里本身就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更改民族成分相对容易。当然也不排除本身招收的学生就是少数民族。可见，学校在生源上，可谓是花尽了心思。归根结底，校际之间的竞争也是罪魁祸首之一。每个学校都为了提高学校的影响力，在宣传教学成果上，高考是一个唯一性的综合指标，也是家长择校的关注点。在解决高考加分不公平的措施上，我们有理由首先规范学校之间的竞争。学校是培育人才的地方，不是弄虚造假的地方。

归结而论，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每个造假考生背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伪造少数民族身份也并非单纯是一个造假的问题。探寻问题的由来，直接的关联是钱权交易和幕后操纵，但根本性问题则是很多因素的“综合博弈”，学校、考生和其他有关单位不言而喻的“串谋”才是该现象得以维持的机制。与此同时，通过重庆加分门事件的层层剖析，对一些“成绩好的越是造假的悖论”、“民族更改的方式和何以成为可能”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于那些伪少数民族考生，或许应该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毕竟这并不单单只是一个造假的问题。

一位高考移民的经历

酉梦婷 （北京大学2010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小Y的高考移民经历

1. 第一次进入——考试和托关系

记不得从高一什么时候开始，小Y的爸妈常常在周六日消失，夜不归宿，只留她一人在家。一开始小Y因为没人管而十分高兴，后来时间长了觉得很奇怪，就问了问，爸妈回答说是去北京看病。小Y妈妈身体不好，可以理解，后来看病的频率也太高了，几乎每周都会去，继续询问，得到很多有趣的答案：“北京不行，去天津看了”“回老家看你爷爷奶奶了”“串亲戚去”“回老家还愿了”……到后来小Y习以为常。

高一升高二暑假，小Y照旧在家懒懒散散，看电视看小说，每天被爸爸教训：看会儿书去。一开始小Y不解，她原来每个假期都是这么过的，为什么这个暑假爸爸的反应如此夸张，难道是快高三家长焦虑了？彼时小Y迟钝，依然没有多想。

直到暑假某日，小Y爸爸突然跟小Y说，要去天津参加考试，只是随便考考。家长没多说，小Y也没多问，但是心里大概有点底了——据传闻院里很多孩子高考移民，或北京或天津；之前爸妈也有过旁敲侧击，“××家的孩子去天津，嫌起得早压力大，又回来了”，问小Y意见，小Y自然顺着他们的意思大加批判，说是浪费机会，要是自己去一定好好学习；加上整个暑假爸爸一直每天催小Y去看书，那么应该就是关于高考移民的考试了。当时小Y对其他移民只是有点羡慕，难道现在自己也有机会去尝试了吗？

一路舟车劳顿，抵达天津，小Y跟在家长身后，进入S中学教务处。时值暑假，学校里没什么人，教务处纸张书籍乱堆，一片狼藉。爸妈似乎在来之前已经与学校沟通完毕，教务处老师从办公桌上抽出语数外三套卷子扔给小Y，瞄了一眼墙上的钟说，11点交给我，然后把小Y一个人扔在某空教室里，该干啥干啥去了。

考试的时候只有小Y一个人，没什么考试气氛，小Y又看错时间，自以为时间充裕做得很悠闲，结果最后数学做到一半，老师来了说时间到，小Y只好把还没做完的卷子交上去了，心里很忐忑。

几天后成绩出来，果然很不理想。语文和英语还好，数学一塌糊涂。小Y看看自己的成绩，再看看爸妈，心里很愧疚。教务处的老师说这个成绩不行，学校不能要，小Y心里更加难过了。回家之后家里的气氛一直有些阴沉，爸妈有些担心小Y的心情，就劝她说这个考试不重要，过不了也没有关系，但是小Y还是觉得自己对不起爸妈。又没过几天，小Y妈妈一个人去了天津，好像是和S高中的一个主任搭上了话，送了些钱，再加上小Y在河北中学的成绩确实还不错，在那个主任的担保下，小Y终于成功进入S中学。

2. 退出——不适应，返回河北

S中学在8月中旬开学，小Y进入文科2班，是3个重点班中的1个。让小Y觉得奇怪的是，该校文科班一共只有4个。经历了混乱的领书、分宿舍和整理内务，小Y正式开始了在S中学的生活。小Y的妈妈因为不放心第一次住宿的女儿，决定在天津的宾馆再住一个星期，等女儿适应了再走，结果小Y真的不适应了。

小Y原来就读的中学是河北省最好的中学之一，因为可以免会考，所以高二文理分班之后文科生就可以不学理科课程。但是S中学却没有这个优势，学生要参加所有科目的学业水平考试。小Y看着课程表上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心里十分烦躁——明明高考不考的东西，却偏偏要费劲学上一年。但是想到同学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就没有再多抱怨。但是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

小Y原来的高中比较自由，每天只上六七节课，剩下的都是自习课；而S中学却完全不同，每天满打满算10节课，1节自习都没有。文科的各门科目需要很多自由背书的时间，没有自习课让小Y很不习惯。小Y努力克服自己的不适应，不想让爸妈妈失望，但是上了两天的课之后，小Y终于受不了了。S中学高二老师的水平有限，小Y习惯了优秀的老师，来此之前从来没有发现原来老师的教授水平真的有区别。语文老师泛读一篇古文，只有百十来字却读错了3个字；政治老师照本宣科，举的例子都是书上原文；数学老师讲课进度极慢，仅仅三视图就讲了整整两节课，还说要再放慢进度……加上小Y不适应住宿生活，晚上睡不好觉；舍友还没沟通好，打扫卫生都是小Y一人承担，再加上一些生活中的烦琐事情，小Y心里十分烦躁难过，见到来探望的妈妈时终于忍不住哭了，说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宁可回河北省高考。小Y的妈妈十分开明，在跟小Y确定了她是认真的之后和爸爸商量了一下，觉得小Y确实不适合在S中学求学，当即决定从S中学退学回家。

回家后的第二天小Y平复了心情，和爸妈认真分析了自己的情况，三人认真考虑了之后，一致决定高考移民的机会很难得，因此S中学的学籍还是要保留，等小Y上了高三再作打算。之后小Y回到原来的学校学习，但是学籍仍是落在天津S中学。高二期间，小Y几次去天津参加学业水平测试的各门考试，均顺利通过。S中学高三时4个文科班会合并为3个，同时根据学生考试成绩排名，前50名左右进入唯一一个重点班，形式变得较为合理和正式。而由于S中学说小Y入学考试的成绩不好，高三再回来念书也不能分到重点班，于是小Y在高二下半学期参加了S中学的期中和期末考试，在课本不同且未作准备的情况下分别拿到全校17名和40多名，两次考试成绩使小Y顺利拿到S中学文科重点班的进入资格，没有再让爸妈为难。

3. 再次进入——妈妈陪读，高三开始

高二升高三暑假，为避免小Y再出现上次生活不适应的状况，小Y的妈妈决定去天津陪读一年，母女两人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小Y不用住校并且有家人陪伴，心里安定了很多，在8月开学时正式开始在S中学的高三生活。

与小Y同时进入S中学文科1班的还有两个来自山东的男生，好像是因为当初的入学测试成绩还可以，没有参加期中期末考试就直接进入重点班了。其中有一个男生也是由母亲陪读一年，跟小Y在同一个小区租了房子。小Y发现在她所住的小区里有很多跟她一样的高考移民的学生，除了因家长工作调动户口全部迁入天津的一批学生，剩下的基本都是家长因在天津买房而办的户口和学籍的学生。其中大部分学生是高二就已经在S中学就读，高三才转学过来的比较少，还有一些从高一开始就在S中学就读的。小区里有很多跟小Y妈妈一样的陪读家长，都是放弃了工作跟孩子从家里来到天津陪读的，希望能在高三给孩子最大的支持。相同身份和希望孩子成才的心情让这些家长很快互相熟悉起来，常常在空闲的时候一起聊天，小Y的妈妈也很快融入了这些陪读家长的圈子。

再次进入S中学，小Y的心情有点忐忑。上了两天课之后，发现任课老师们的水平比高二的老师好了很多，打听之后得知S中学师资力量有限，讲课最好、经验最丰富的老师基本常年只带高三。生活和老师的问题同时得到解决，小Y渐渐安心投入S中学的生活。

因为课改，天津所用课本与河北省不同，小Y拿着从没见过的崭新的课本，心里没底——S中学文科班此时都已经结课，开学就是一轮复习，没有笔记上课时可能会有障碍。小Y想趁着刚刚开学比较空闲把该做的笔记补一补，就向所在班级的班主任，一位历史老师，询问能不能借老师不用的书抄下笔记。班主任并不怎么注意这个刚刚才转入S中学的学生，只是略带敷衍地表示她会在一轮复习时把所有的课再讲一遍，到时再记笔记就好，拒绝了小Y的要求。老师都这么说了，也就只能先这么上着。

在开学之前，小Y听人说过天津本地的同学可能会排外，有些担心，而且文科1班虽然是重组的，但是大部分同学之前就已经认识，小团体已经形成，小Y又有些内向，不善交际，所以开学一个月，小Y都没怎么跟同学说过话。在班里每个人一张小桌子，小Y也没有同桌，每天就只是埋头学习、写作业，做该做的事；老师们也不怎么关注这个沉默寡言的新学生，沉闷的生活让小Y感觉与原来相比很有落差。再加上课本与原来有很大区别，不能很快掌握课程内容让人很有挫败感，小Y在学校时过得并不开心，觉得有些寂寞，很想念她的朋友们。好在回家还有妈妈陪着，关心照顾小Y的生活，还时常开解她，小Y很安慰，觉得要是没有妈妈说不定自己又要打退堂鼓。

4. 开始融入——第一次月考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小Y迎来了第一次月考，这是她在S中学的第一次正式考试。考完出成绩前要接着上课，在某天的数学课上，数学老师忽然点名叫小Y上去做题，小Y有些诧异，她很确定数学老师根本不认识她，应该也不会记得她的名字，怎么会点她的名？小Y一头雾水上去做题，结果在讲台上，数学老师走过来悄悄说：“你是小Y吧？这次月考你考了年级第一呢。”原来数学老师知道了成绩排名，对小Y很好奇，就以叫小Y做题为名看看这个学生是谁，顺便告诉她这个消息。小Y吓了一跳，她觉得自己发挥得很一般，而且课本不同有很多不熟悉的东西，她问老师是不是看错了，觉得不可能。老师跟她笑笑，说不会，肯定没错。小Y又开心又觉得不敢相信，下课就跑到班主任的办公室查成绩了，结果真的没错。小Y很高兴，班主任老师也很高兴，告诉她要继续努力，把成绩稳定下来，旁边的数学老师也笑着跟她说：“我说得没错吧？”这次月考让小Y终于能肯定自己的能力，大概摸清了自己的水平，觉得自己开始有了信心和底气。

这次月考结果让小Y的生活出现了转折，班里很多同学开始对这个拿到第一名的转来的新同学感到好奇，会主动过来搭话，老师们也开始注意这个平时很沉默的学生，偶尔会问问她的学习情况。小Y也渐渐适应了S中学与原来不同的课程设置和作息，熟悉并喜欢上了她的新老师们，在学校里开始有了新的朋友，各种事情慢慢步入正轨，小Y觉得自己在学校的生活顺利了很多，不再总幻想逃回原来的学校。

第一次月考后，紧接着就是作为期中考试的六校联考，小Y从老师和班主任的态度中就能看出，比起月考，学校更加重视六校联考。六校联考后，小Y的成绩依然是全校第一，这次的成绩是小Y的同学告诉小Y的。在去班主任的办公室确认成绩时，小Y感到班主任对此是有一些惊讶的，因为在小Y来之前，S中学的文科生中有几个学生的成绩十分稳定，前几名的变动不大，班主任觉得小Y之前月考取得第一名可能只是偶然。班主任夸奖了小Y成绩稳定，并鼓励她继续努力。两次第一名之后，除了增加了对自己的信心，小Y也感觉到她的老师们开始比较关注她，同学们也在接触变多的情况下和她更加熟悉起来，在走廊里会有很多同学和她打招呼，小Y觉得很开心。

5. 不适应——课本不同问题

天津与河北的课本虽然不同，但是毕竟相差不多，所以在高三的开始，除了没有笔记以外，课本的差异并没有让小Y感觉有很大的困难，但是随着课程的深入，问题逐渐出现。小Y发现，天津的数学高考内容中删除了她原来非常擅长的排列组合问题，多了一些她没学过的东西；而历史、地理课本中大大小小零零碎碎的知识点的变动，以及政治课整个知识体系的改变，也使小Y常常把课改课本上的内容和原来自己学过的内容记混，给考试答题带来很大不便，这都使小Y十分烦闷。

而让小Y最困扰的问题则出在政治课本上，课改后的天津政治课本有一本文化生活，整本书的内容小Y都没有见过。而小Y的同班同学在高二就已经把这本书背过很多遍了，有关文化的问题基本就是“送分题”。政治老师也觉得这本书比较容易，在一轮复习别的课本如经济生活等平均一本讲一个月的情况下，只花了两周就讲完了这本文化生活。小Y感觉自己完全没有学会，光看着书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运用书里的知识，十分茫然。在学习文化生活之前，小Y大大小小的政治考试成绩都是前几名，八九十分左右，而在学完这本书、试卷中加入文化生活的内容之后，小Y只要碰到有关本书的题就做不对，接连考了好几次五十多分，心里非常焦虑。

与小Y同时进入S中学的一个来自山东的男生小X也出现了这种问题，与小Y硬着头皮接着学下去不同，小X选择了放弃天津课本，改看他原来学的山东课本。但是考试的内容毕竟来自于天津课本，小X做法的结果可想而知，成绩很不理想。小Y政治成绩的迅速下降并没有引起政治老师的关注，小Y与政治老师沟通过几次，政治老师觉得只要小Y把这本书背熟就好了，不会造成什么大问题；小Y的班主任是因为小Y的总体成绩十分稳定，也没有关注她政治成绩的下降；而与政治老师同一个办公室的教导主任则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每次小Y去办公室问政治老师题时，教导主任都会很关心地叫住小Y问她最近的政治学得怎么样，其他课程有没有什么问题。小Y只好抽时间努力背书，平时多做一点这方面的题，遇到不会的就问老师，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虽然小Y看到文化方面的问题还是会发憷，但是不会一点分都拿不到了。

针对课本不同出现的不适应情况，小Y后来专门抽出时间看与自己原来学过的不同的地方，并且有意识地忘记原来学过而对现在无益的知识。随着时间变长，小Y越来越熟悉天津的课本，不适应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不过由于小Y对课本不适应的状况依然存在，加上小Y的心理障碍并没有完全消失，小Y在来天津之前一直是优势的政治课成绩一直没能回到她应有的水平，而最终在高考中，政治课的成绩也成为文综拉后腿的一门。

6. 消失的学费

小Y听家长说，当初她高二选择离开S中学，回原来的学校读书，S中学就没有收她高二的学费，但是小Y的学籍还保留在S中学，所以交了2 000元的学籍费。S中学高考移民来的学生一年的学费从10 000到20 000元不等，没有具体标准，不过小Y自己觉得标准应该是学生的成绩。她所知道的班里几个从高二就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学费大概是每年10 000左右，而跟她同时进入的两个山东男生成绩一般，学费似乎是15 000，不过都没有正式公开，只是教务处老师直接跟家长收的。小Y因为之前高二入学后来又退学，家长在家里跟这边老师电话联系好了，所以高三开学的时候就直接入学了，没有办理完整的手续，开学时就没有交学费。小Y的妈妈跟小Y说，一开始教务处的老师跟小Y的妈妈说过一次有空的时候到教务处交学费，但是从小Y第一次考试直接拿到第一名之后，就没有急着催。后来小Y的成绩一直稳定在学校前两名，教务处的老师也就没有再提过这件事。于是小Y在S中学上学只交了2 000元的学籍费，学费相当于免掉了。小Y觉得学费挺贵，不交还是挺开心的，不过考上北大按说应该有奖金，但是这一年学校所有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都没有发奖金，所以小Y觉得说不定她的奖金被拿去填学费了，也算扯平。

7. 市级优秀学生干部

在高三下半学期的某一天，班主任突然把小Y叫到办公室，说要她当副班长，与班长分担班里的卫生问题。班里本来有班长管这方面，老师直接任命又没有民主程序让小Y觉得有些奇怪；加上高三课业繁忙，卫生问题又很麻烦，小Y一点都不想干，就跟老师照实说了，但是班主任的态度很坚决，小Y只好接受。回家之后小Y跟妈妈抱怨，妈妈却跟小Y说，班主任这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可能是让她有资格参加三好学生或者优秀干部之类有加分的奖励的评选。妈妈还告诉小Y，她之前急着把蓝印户口改办成红印户口也有班主任和教务处老师提示的原因。小Y觉得有点不相信，她之前都没怎么为班里做过事，班里有好几个担任了两三年学生干部的同学，都比她有资格参加评选，老师怎么会让她去呢？

但是之后发生的事情证实了妈妈的想法。在开始评选市三好学生和市级优秀学生干部时，班主任果然要求小Y写一篇竞选词，参加竞选。小Y心里很没底，她觉得要是选举的话肯定不可能是她，且不说她当班干部的时间还不长，小Y比较内向，很少主动跟人交往，尤其是外班的人，几乎都不认识，这样投票选的话根本没有希望。

但是投票的结果再次让小Y惊讶了，文科生一共有2个市级优秀学生干部名额，投票的结果是小Y和另一个学生当选，也是考试常常在前三名的学生，而小Y班里的班长根本就没有参加竞选。后来小Y听说，S中学理科生有5个名额，投票结果基本上是成绩最好的那五个人。市级优秀学生干部是高考加20分，市三好学生要连续两年都评上然后高考加10分。小Y后来听妈妈说，她们班有个在学生会干了3年的很有人缘的天津本地学生没有评上第二次市三好学生，可能是因为名额给了别的成绩更好的学生，很生气，家长和学生一起去找校领导闹，最后好像是让她入党作为补偿。因为成绩好拿到优秀学生干部的奖励，小Y有些愧疚和心虚，觉得这样做对那些花费很多精力为学校和同学们办事的学生干部很不公平。但是老师和小Y爸妈都跟小Y分析，所有的学校加分名额都有限，自然希望加分能发挥最大作用，为学校争得荣誉，所以从来都是给成绩最好的人加分，虽然并不公平，但这已经成了一种定式；加上拿到加分确实多了一份保障，所以能得到加分小Y还是很开心的。

8. 高考移民圆满结束

两次考试之后，小Y的成绩一直稳定在年级前两名，高三一整年，小Y在大考从没出过前两名，小Y的班主任对她十分放心，老师和校领导们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她。就这样，虽然偶尔会发生一些小问题，小Y的高三生活还是顺利走完了，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参加了高考。高考报完志愿后，小Y一家返回河北，并在暑假卖掉了天津的房子。高考的最终结果让小Y和爸妈都很满意，小Y如愿以偿地进入北京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小Y和爸妈又讨论过一次，都认为这次高考移民是很成功并且很物有所值的。小Y仔细想了想，由于没有在河北省读高三不能假设在河北就一定考不上北大，但是小Y觉得，如果要在河北省参加高考，想考上北大一定要比她在天津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小Y觉得她在天津的高三生活还是很舒服的，完全没有大家描述的那么暗无天日，天津的高考竞争压力确实比河北省小了很多。

二、高考移民的户口问题

1. 蓝印与红印

高考移民的学生持有的户口一般分为两种：蓝印户口，即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在一段时间后可转为正式户口；红印户口，即正式户口，与天津本地人持有的户口一样。一般成绩好的学生家长会很急于把蓝印户口办为正式的红印户口，成绩一般的家长就比较无所谓。蓝印户口与红印户口的作用基本相同，对移民学生来说唯一的区别应该就在于奖励。市级奖励如市级三好学生、市级优秀学生干部是可以加分的，而这些奖励一般只能授予持有红印的学生。小Y觉得其原因可能是照顾本市学生，避免外来学生和本地居民的矛盾激化。因为本来高考移民来的学生就相当于抢占天津本市学生的教育资源，如果高考加分的奖励也可以授予外地考生的话，可能会加剧矛盾。小Y的妈妈就等着时限一过就急忙把蓝印户口转为了红印户口。

2. 办户口的方式

高考移民若非因为父母工作调动，一般都是家长在天津买到规定价格的房子后，再自行办理户口。小Y的爸妈之前常常在周末消失实际上就是去天津看房子，综合评价了所在区的教学质量和当地学校能否招收蓝印考生之后，选定了天津市××区，然后再买房子自己办户口。这些都是小Y的爸妈后来告诉她的。之前瞒着不说是因为办之前不能确定是否真能办成，担心小Y因此分心，也是怕小Y知道自己能去天津考试就不努力学习了。也有一小部分考生是将移民考生一人的户口落在亲戚家，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小Y只听说有一个学生是这样。还有人家买不起房子，就经由一些中介通过某种方式造假办户口，但这种方式风险很大，小Y自己就听说有一个学生在天津读了两年，快高考的时候被查出来户口有问题，不能参加高考。小Y觉得那个学生很可怜，高考前才发现不能参加考试一定很难受，而且回到自己原来的城市，课本是不是一样的问题先不说，光是再报名参加高考就起码还要一年时间。

3. 对移民学生的好处

小Y觉得高考移民的好处确实很明显，尤其是对成绩一般和比较差的学生来说。所以家长花大笔的钱买房迁移户口或者铤而走险办假户口都是可以理解的。有的学生在河北省高考可能连专科都考不上，但是在天津就可以考个不错的三本，甚至二本。小Y在天津的新朋友之一，是个文文静静的小女生，小Y觉得她的成绩很一般，比起她原来的朋友们差了不少，但是这个小女生最后考到南京审计学院，还选了那个学校最好的专业，小Y原来的朋友们最后去的学校都没有她好，有的甚至差了很多，小Y觉得很可惜。小Y在天津的时候就觉得，如果她原来的朋友也能来天津参加高考，那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比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好上很多。小Y自己也是这样，小Y在原来的学校成绩也不错，但是并不拔尖，虽然上高三可能会比高一高二努力一些，但是她从没想过能如此轻松地在天津的学校保持前两名的成绩。小Y第一次在天津拿到第一名的时候自己也很吃惊，她自己之前的设想是从落后的情况慢慢赶上来，毕竟课本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应该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才对。小Y觉得她所在学校的学生的水平不如原来的学校，或者说相差得还不少，所以她才能在天津过得那么轻松；虽然心里觉得有些不公平，但是作为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小Y还是很感谢爸妈为她做的努力。

在S中学文科1班待的时间长了，和同学们熟悉了以后，小Y发现天津的同学们都很友善，起码她的同学们都对她很友善，没有之前小Y听人说的什么排斥外地人、排斥高考移民来的学生的现象出现，班里的气氛也很融洽，同学们之间也常常相互照顾，让人觉得很舒服。不过高考以后小Y回头再想，其实天津的同学们真的是很大度，如果自己好好上着学，突然从外地转来几个成绩特别好的学生跟自己竞争，挤占原本属于本地人的教育机会，就算嘴上不说，心里应该也不那么舒服吧。

4. 对接收学校的好处

小Y所在的班级有十多个高考移民的学生，除了小Y和那两个跟小Y同时进入的山东男生是高三才转来的，其他学生都是高一或者高二就已经在S中学就读了。在小Y所在的班级中，高考移民的学生成绩两极分化的趋势十分明显。班里前十的学生大部分是高考移民来的学生，而也有几个高考移民的学生成绩在年级倒数。小Y后来得知，并不是所有学校都能够招收转学来的蓝印户口的学生，而小Y所在的学校则具备这个资格。而且S中学一直希望能够通过招收外地来的优秀学生考出好的高考成绩来为学校打响招牌，以吸引更多的好学生，与天津市的其他高中竞争优秀生源，形成良性循环。所以学校的领导很重视转学进来的学生质量，所以才有小Y之前参加的入学测试。

而除了高质量的学生以外，高考移民学生在转入学校时缴纳的高额学费等各种费用也是接收学校的重要收益之一。小Y所在的高中是少数几所具有接受蓝印转学生资格的学校，而且教学质量相对较高，大量转学生缴纳的费用成为学校收入的重要来源。学校收入的增加可以用于改善学校的硬件条件，提高学校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水平，从而吸引更多的本地学生和转学生。

三、总结

高考移民确实能够为考生带来不小的收益。这一行为就是家长和学生在高考制度不公的现实条件下做出的无奈选择。只要各省市高考的录取比例仍存在差异，那么这种行为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不同高考体制下非高考科目地位的研究

王晨　(北京大学2009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在这个高考决定成败、大学决定命运的年代，大家对高考科目十分关注，拼命下工夫、夺高分。而那些非高考科目自然受不到这样的“礼待”。那么，非高考科目在整个高考体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其地位究竟如何？老师和学生如何应对和评价？本文试图在不同的高考制度即小高考和会考制度下，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调查，以探究不同高考体制下上述问题可能的答案。

一、背景介绍

1. 会考制度

高中毕业会考，是目前大多数省市采取的在高考之前对高中各科目的考核形式，是“国家承认的省级普通高中文化课毕业水平考试”。顾名思义，它的主要功能是决定学生能否毕业，并带有参加高考资格认定以及评价学校办学水平的作用。普通高中毕业会考通常采取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具体来说，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方式为笔试。考查项目为：信息技术、劳动技术以及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等等。近年来，由于教育部下发各项教育改革文件，原来实行会考的省份，如重庆、河北、湖南、青海等等纷纷改革会考制度，宣布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但就笔者查阅的资料显示，这些改动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原先的会考制度具有高考资格和毕业资格认定的功能。改革后其作用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例如，就重庆市而言，其宣布在2012年将实施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可是其统考科目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各科目成绩不再按分数呈现，而是划分为A（90~100分）、B（80~89分）、C（70~79分）、D（60~69分）、E（59分以下）5个等级。规定各科目获得D级及以上，才能参加高考。所以，在本文中，笔者还是沿用以往的名称，把诸如重庆、河北、湖南等地的学业水平考试也称为会考。

2. 小高考制度

小高考制度是江苏省特有的对于非高考科目的测试形式。要理解该制度，还须从江苏省高考制度改革说起。自2008年起，江苏省实行高考制度改革，实行“3+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的考试方案。其中“3”是指语文、数学和外语3门。“学业水平测试”包括了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7门。文科生必须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选修测试科目，另外一个选修科目可以在地理和政治中自由选择；理科生必须选择物理作为自己的选修测试科目，另外一个选修科目可以在化学和生物中选择。也就是说学生必须选择两个选修科目。语数外三门和选修的两门是学生高三时参加高考的科目。语数外总分440分，选修两门按比例划分为A+（前5%）、A（6%~20%）、B+（20%~25%）、B（26%~50%）、C（51%~90%）、D（91%及以下）级。各大学录取时，不仅需要考虑语数外总分，还要划定选修等级这道门槛。例如，北大就要求江苏省考生选修科目必须达到两个A+才能填报。

在7门科目中挑选出两门作为自己的选修课程后，剩下的5门就是必修科目，虽然名为必修科目，但其重要性显然没办法和高考科目相提并论，我们将之称为非高考科目。非高考科目在高二时参加“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考试”，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高考”。例如，就笔者本人而言，选择了历史和政治作为选修科目，物理、化学、生物、地理还有信息技术[8]就成为必修科目，在高二时参加“小高考”接受测试。小高考科目各科满分是100分，按成绩划分出等级，100~90分为A级，89~75分为B级，74~60分为C级，59分及以下为D级。每一门只要达到C即可参加高考。信息技术只有及格和不及格两个等级。

至于高考考试方案中的“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包括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6个方面。这在实际操作上属于“假大空”型的标准，有名无实，在此不再赘述。

按理来说，这样的小高考、高考并行制度并不可怕。小高考和会考要求差不多，只要及格就行，测试科目甚至比会考测试科目还要少。但话虽如此，江苏省的小高考制度远非这么简单。在2008年~2009年两年间，江苏省教育厅规定凡是小高考四门科目以及高考的两门选修科目拿到六个A，就可以在高考总分中加10分。10分对于只有440分的高考总分而言，其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这种“要么是10要么是0”的加分政策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把小高考制度一下推到了风口浪尖。江苏省教育厅迫于社会压力，于2010级起，调整了加分政策。原有加分政策被废除，改为：小高考科目1A加1分，逐个累计，若拿4A加5分。

比较上述两种考试制度，简言之，会考是高考的敲门砖，每个科目只要拿到D就可以参加高考，其具体等级并不对高考成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小高考因包含加分政策，与高考直接相连，各科目等级会最终影响加分，进而影响高考成绩。

二、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了曾就读于江苏省、重庆市和山西省几所高中的学生作为访谈对象，由于所涉及的高中都是省重点，其应对不同高考方案的做法和对策具有一定的地区内典型性和地区间可比性。考虑到对一项制度的体会和评价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并结合更多的生活经历，笔者并没有选择刚刚参加完小高考（会考）或者将要参加小高考（会考）的学生，而是选取了已经进入大学的学生。

1. 参加小高考的研究对象

笔者选择了江苏省X高中5名调查对象。在样本的选取上，笔者考虑到不同的小高考成绩和加分者可能对小高考制度的评价有所不同。而加分矛盾最尖锐则是在10分加分政策时期（即2008年和2009年）。所以选择了2009年参加考试但加分不同的3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另外两名调查对象是在加分政策调整后参加的小高考。这样的选取也是尽可能保证各方的观点都能被纳入研究中来。下面分别介绍这5位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A是理科生，当年在X高中理科实验班就读。2009年参加小高考，考试科目为：生物、历史、地理、政治。她拿到了“3A1B”的成绩，其中政治是B。2009年江苏省实行的是“6A加10分”的加分政策，所以高二小高考结束后，她就知道“自己与加分无缘”，压力特别大，觉得自己一下比别人少了10分。最后按她自己的话说，“小高考的悲剧带到了高考上”，高考发挥失常，被四川某大学录取，就读新闻与传播专业。

B是文科生，当年在X高中文科实验班就读。2009年参加小高考，考试科目为：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也是拿到了“3A1B”的成绩，其中物理为B。B生觉得自己对物理一点兴趣也没有，所以即使被逼着学，效果也不会好。小高考结束后，自称有一段“沉沦期”，后来又重新收拾心情，进入高三的备考状态，最后被南京某审计学院录取，专业为会计学。在访谈中，B生屡次对小高考制度提出不满，并向笔者揭露了很多小高考影响学生发展的“黑幕”事件。

C是文科生，为B的同班同学。C在参加小高考时拿到了4A，在高考时选修的两门科目上也拿到了双A，因而，C是“6A加10分”政策的得益者。最终被某政法大学录取，就读法学专业。

D是理科生，2010年参加小高考，考试科目为：生物、历史、政治、地理，成绩为“3A1B”，据D介绍，他们那一届由于经历了加分政策改革，大家压力普遍小了很多。所以当得知自己并没有拿到4A时，D生并没有觉得有多沮丧，“只是差两分而已，一道数学填空题（5分）就回来了”。他称他们那一届因为加分对象范围变广，所以试题难度也加大了，很少同学能够拿到4A，所以就更加不觉得有什么。D生的好心态也在高考上显示出了优势，最终他被北大录取，就读于某理科院系。

E生是文科生，与D同届，现在在上海某师范类学校，主修政治学。在小高考中拿到了“4A”的成绩，顺利地加了5分。据E说，虽然最后这5分并没有带给他实际收获，加不加5分对自己所选大学和专业没有影响。不过他还是肯定了当时5分对他的激励。E对小高考制度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理由在此不加详述，下面的具体介绍中会给出。

2. 参加会考的研究对象

笔者通过事先的预调查，发现参加会考的学生对于非高考科目的看法大致相似，并且各个学校对待会考的态度和应对策略也雷同。因而，笔者只挑选其中两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案加以详述。

F是来自重庆某重点中学的文科生，在会考的9门统考科目中8门取得了90分以上的成绩，只有一门因为“同学给错答案”而没有得到90分。信息技术也在“老师的帮助”下顺利过关。对于会考，F认为不过是教育局想方设法地赚钱之道，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G是来自山西某重点中学的理科生，在会考中9门统考科目都达到了A级，信息技术因为是在自己班里“随便”考考，没当回事，所以拿到了B。G觉得会考制度完全就是有名无实，正式程度连学校月考都不如。

三、真枪实战——小高考备战面面观

1. 老师的重视程度

被访的5名X高中学生都提到在小高考前一个多月的时间，X高中会停掉所有其他课程，如体育课、选修课，语数外也只保证每天一节，其他时间被用来专攻小高考科目。B戏称为从“我的眼里没有你”到“我的眼里只有你”。在X高中一天的学习生活是这样的，早上有早早读和早读，在停课期间，被专用来背诵和复习小高考各科目知识点。之后，正常授课时间开始，语数外三节课后，是四门小高考科目的时间，剩下的5节课全部被小高考科目占据。在吃晚饭前还有半节课的时间本来是学生自由安排的，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各小高考科目的老师都“亲临指导”。之后的晚自习时间也都被做了相应的安排，学生只要在规定的课上完成规定科目的作业和复习任务就行（其中有一节是学生自主安排）。正是这样一种课程安排使得老师们都不愿意自己的课时被其他科目所占用，也都希望能够在那些未安排科目的时间内多划拨一些为己所用。

A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同学在历史早读课上背了一会儿地理，历史老师来转悠的时候发现了，还把他的书给没收了，把他叫出去谈了好久，才放他进来，下了早读课才把地理书还给他。”

C说：“老师之间抢课超夸张，我们每天吃晚饭前有半节课给我们自由安排，这在有些老师眼里是块肥肉，因为平时的早读时间、上课时间和自习时间都被瓜分完了，只有这块时间没有归属啊。通常的情况是，第八节半课刚开始上时，各个小高考科目的老师还有班主任几乎都到齐了，然后满教室溜达。他也不说你一定要看他的那一门，但是如果他每次来转，你都看的不是那一门，他就会喊你出去谈话了。还有情况就是，有的老师会在你旁边站一会儿，你要看的不是那一门，你就觉得被盯着不舒服啊，就只好“若无其事”地换上他（指他教的那门课）的书。其实，要说第八节半课的效果真是不好，还不如直接规定看哪一门呢！”

老师会通过反复的话语来强调小高考的重要性，笔者调查时发现5名调查对象无一例外地提到了班主任的话语强调。其中提及频率最高的就是“一分一万块”。

C说：“我们每天早上的早早读都是在班主任的‘一分一万块’中开始的。我们那一届是6A加10分，所以班主任就老说，你们要是能拿到6个A，就是替爸妈省了10万块钱啊，现在想想这个说法还挺滑稽，不过那时激励作用还是挺大的，不能靠爸妈花钱买学上啊，所以就拼了，怎么着也得拿个6A。”

D说：“我们老师总是强调1分会相差多少多少名，尤其是在总分只有440分的情况下，拿个5分，和没拿分会有多大的差距。不过在快要小高考的那几天，他倒反而不说了，还说放宽心考，5分差距无所谓的，一个填空题就回来了。估计是怕我们压力太大，会发挥不好。”

E说：“一模成绩出来后，我们班主任用自习课的时间开了个班会，内容无非就是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努力就被别人挤下去了，到时候分数不够，要花钱的话，就后悔先前没认真复习这类的话。这些话那个时候耳朵都听得长茧子了，不过也真奇怪，听到还是会觉得有压力和动力。”

2. 学校的重视程度

除了老师行动和话语上的强调之外，学校也为小高考做足了准备。

据被调查学生介绍，在小高考之前，学校会进行三次模拟考试。三次模拟考试之前的时间间隔在半个月左右。模拟考试由学校老师命题，整个高二年级统一考试，十分正式。一模和二模试卷难度会相对大些，一般高于正式小高考难度，以此来遏制学生产生骄傲自满、觉得自己已经复习得很好的想法。三模时间是在小高考前的一个星期，是用来增加同学们信心的，所以试卷会出得相对简单些。

在小高考之前，学校还会在广场或者体育馆召开学生动员大会。动员大会的目的在于强调小高考的重要性，要求同学们认真复习和对待考试；其次，以X高中以往小高考的优异成绩来激励同学；再次，派学生代表上台，表表决心和信心。被访对象告诉笔者，学生私底下称这样的动员会为“三步走”动员会。

X高中在氛围的营造上可谓做足了工夫，很多细节处也不忘提醒学生小高考的重要。X高中在各个教学楼间悬挂了好多横幅，“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但是这些横幅是否真的有用？就笔者调查情况而言，E说：“刚开始挂上确实制造了紧张的氛围，后来看着看着都麻木了。”“我其实都没怎么注意上面的字，不看也知道说些什么。”A说。

学校对小高考的重视给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也有好处，这一好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食堂加餐这件事上。因为X高中实行的是包桌吃饭，每8人一桌，每学期开始就交完了一学期的就餐费。因而并没有自我选择的余地，学校在餐桌上放什么菜就只能吃什么。D告诉笔者在小高考期间一个星期左右，学校食堂为了跟进营养，会给每桌加餐，也让大家有了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

“食堂那两天伙食都特别好，早上会多个花样，一般是多个鸡蛋糕或者包子什么的，中午会加个肉菜，像炸鸡腿、红烧肉之类的，我还听我表弟[9]说他们有甲鱼，这个我就不太相信了，估计是说着玩的，不过加餐是真的。”

3. 学生的重视

在小高考复习阶段，每天一门科目都会发3到4张试卷，一共4门，加起来一天要做15份左右。这明显超出了学生的实际承受能力。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试卷都要求完成，但大家谁也不甘比别人少做题，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家会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做完所有的试卷。

C说：“老师发下一堆试卷，跟我们勾了必做题之后，就说剩下的自己选择性地做。可是大家哪会有选择性地做？！都生怕没选的题刚好就考到了，所以一般都会把所有的题目过一遍。那段时间下课了很少有人出去玩，或者讲话，大家都赶紧上个厕所、接个水，回到位子上接着做题。”

B说：“我们挑灯夜战是常态，除了老师发的没做完，自己也会有复习资料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地理不好，就让我哥给我寄了本他当年用过的地理图鉴，晚上就躲被窝里打着手电看。还得一面防着查房的楼长。”

E说：“有同学抓紧分分秒秒，甚至在早上跑操之前的那点间隙都会带个小本，背会儿历史知识点什么的。”

这样的高学习强度和紧张氛围给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些学生也会寻找突破口来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例如，据被调查者介绍，晚上下晚自习后，很多同学都会到操场跑上几圈，一面跑一面大叫。有些同学会打电话回家，边说边哭的情况时有发生。也有些同学会利用星期天下午允许外出的时间，出去疯玩个够，再回来继续奋战。不管方式为何，大家也都顺利地熬过了小高考那段辛苦的岁月，并没有出现压力过大跳楼自杀事件。

4. 评价

5位被调查者对于小高考的评价各异。A觉得就他本人而言，他深深地体会到了小高考制度的残酷性，它使自己一下子比别人少了10分。这次失利对他整个高三的复习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使他失去了进入好大学的机会。不过抛开这些个人因素而言，A觉得小高考制度是很不错的制度，虽然准备时期非常痛苦，但确实也学到了很多知识。他拿自己和那些参加会考的大学同班同学比较，觉得自己在大学专业课的学习上是更有优势的。他认为新闻学要求的是“博”，而小高考制度就使他突破理科生的局限，更多地了解了历史、政治和地理这些人文社科类知识。他还给笔者举了个例子，要写篇新闻史方面的文章或者做个历史人物的专栏，他的准备工作就比同班的理科同学要少，因为自己毕竟有点高中知识的积累，而不是一无所知。另外，他认为加分政策改进后的小高考制度可以称得上是一项比较完美的制度。学生不仅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和风险，而且又可以广泛学习各科知识，这样的制度要比会考好很多。

B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B觉得小高考影响了很多人的发展。她向笔者透露他们那一级有两位同学本来各方面条件都达到了北大、清华保送和自主招生考试的资格，就因为小高考没有拿到4A，X高中没有给他们名额。并不是北大清华对小高考科目有等级要求，而是X高中担心即使这两位同学参加了自主招生考和保送考，没有10分的加分优势，依旧上不了北大、清华，怕浪费了名额，所以把名额让给了条件稍差但有希望拿10分加分的同学。B觉得这里面有X高中的过错，但更多的是小高考制度惹的祸。B称江苏省推行小高考的初衷是减负，可这个负担是越减越重。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将精力分散到这么多门科目上，要求学生在每门科目上都能有优异的表现，并采取加分政策进行鼓励，是对学生学业的扭曲和苛责。B认为高中小高考学到的知识，至今能掌握的已经所剩无几，而且这些知识对平时的生活和大学的学习根本没有用处。所以，B说小高考制度祸害了一批学生，还将继续祸害下一批学生，除非重新回到会考制度。

C是小高考政策的得益者，所以他很坦率地对笔者讲，他支持小高考，有部分原因在于10分加分的影响。不过C还是给出了其他理由。C觉得自己作为文科生学点理科知识也挺好，至少当律师判断案情时能派上点用场。他举了个例子，如果有个案件是一名男子告其妻子出轨，如果夫妇双方都是单眼皮，但孩子是双眼皮，这孩子就是证据了。因为高中生物讲过，单眼皮是隐形基因，如果夫妇双方都是单眼皮的话生出孩子应该只会是单眼皮，双眼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不用做什么DNA检测，用点儿生物学知识也能初步判断一下。虽这是C假想出的案例，不过看得出他对自己的运用感到非常满意。

D对小高考政策的评价是“不能算好，但至少不坏”。D称自己对政治课一点儿兴趣也没有，被逼着学没有兴趣的课程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不过他认为有些知识还是必须掌握的，既然自己不会主动去学习这些知识，有外在力量强迫一下也不错。而且新修改的加分政策也不要求学生小高考科目每一门都学得很精。有一两门没兴趣，没学好对高考影响也不大。D觉得自己在高中学到的文科知识，比如历史和政治，可以用来应付大学的史纲、思修这类政治考试，可以吃吃“老本”。

E也是小高考赞成派。E觉得高二时要在6门（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中选择两门进行学习，放弃其他几门课是个艰难的决定。因为在高考选修科目的选择上，大家都会比较功利地选择能拿高分或者比较正统的组合。例如，E当年就是被父母要求选择历史和政治，父母觉得史政组合在高考录取上会更有优势。而实际上，E对地理的兴趣更大一些。E觉得如果江苏省和其他省市一样，实行的是会考制度，肯定会因为非高考科目与高考没有直接关联而不愿在上面分配时间。所以这样的小高考制度也保证了在两门选修课外，能够获得学习自己感兴趣科目的机会。

四、走过场——不一样的会考氛围

当把视线转向会考制，通过F和G的描述，我们会发现与小高考制度下完全不一样的备战状态。

1. 重视度

在高二分文理科之后，F和G所在的高中虽然文科班仍然开设理科课程、理科班仍然开设文科课程，不过也都只是走个形式而已，并没有多少人会听。正如F所讲，“高二分科，我们文科生高考只要考历史、政治、地理，什么物理化学课就没有人会听，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偶尔听一下，但真的是极少数。因为听课，你就不能干其他事情，别人在做数学题，在背英语单词，你却在听高考不考的东西，不是浪费时间么！”G也向笔者描述了同样的场景，“老师在上面也讲得很无聊，因为底下的同学都在做自己的事，老师讲他的，我们干自己的。有的老师就不管不问的，上完课就走人。有的老师，比如我们历史老师就看不下去，停下来跟我们讲学好历史有多重要，不过讲了也没有用，他还想和大家互动，喊同学起来回答问题，大家站起来都说不会，他也就没办法了。”

参加会考的学生平时没有听课，复习工作也只是在考前一天随便翻翻书，自然有很多都不会。但最后考完试，像F和G这样拿A的学生并不在少数。那大家的成绩是怎么来的呢？据F和G的叙述，大家在会考时都会带上手机，以备不时之需。

F说：“我们文科生应付会考的文科科目就是小菜一碟，半个小时就做完了，然后就拿着手机给理科生发答案。考理科的时候，就换成他们给我们发。我考生物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同学发错了答案，也不知道是找他的人太多，弄乱了，还是他自己做得不好，反正成绩出来是B。不过这对高考也没有任何影响。”

G和他们同学在会考时的策略与F相同。那会考作弊难道不会被老师发现吗？

F说：“我们作弊并不是明目张胆地作，是在下面偷偷摸摸地发，毕竟不能让老师太难做，不过他们应该也知道吧。我们那一届有几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也不知道他们监考的那个班的人最终是怎么过的，不过过不了可以补考嘛，补考管得就更松了，反正怎么着都能过。其实严也是相对的，只是不准我们太放肆，比如直接拿卷子来抄那种的。这样的事情还真发生过，另外一个校区当年就是这样，文理混着坐，监考老师借故出去，学生直接把卷子拿着抄。”

G说：“我们老师在考试之前说这回考试怎么着都做不了弊，因为会屏蔽手机信号。我们担心了好久，因为平时不学，考前也没看，历史书什么的都是新的。不过，反正不会的也不止我一个，大家都一样，学校还能让大家都毕不了业？！结果考试的时候手机信号也没被屏蔽，大家做完了就开始互相发答案。老师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会考的考场纪律真的连我们学校的月考都不如，差了去了。”G说。

笔试的几门非高考科目如此，信息技术的考核也是如此。F以及他的同学在上机考试时，遇到不会的可以“请教”老师，老师帮忙作答。而G也是在自己班级里面考试，大家谁都不重视，遇到不会的私下交流，随便考考就提交了。

2. 评价

F和G两人在访谈中都对会考制度持否定态度，但对于早有耳闻的小高考制度更是不赞成。F觉得会考制度完全可以不要，就是教育局为了赚钱。不过F觉得小高考制度更加恐怖，学生压力会更大。高中那些理科理论压根没用，文科生又用不着做理科科研，要教就应该教点生活型的，比如生物就教营养学之类的。F认为这就是个囚徒困境，只要高考那些科目不算分，肯定就有机会主义者不学，有人不学，别人学了就会觉得浪费时间。但如果算分的话，学生负担又会变得很重，到时候那些知识更不可能生活化，又搞理论背诵和刷题，这对文科生来说很没有意思。F觉得还不如高二的时候将那些课取消了，反正也没有人听，换成体育课。大家可以被逼着出去玩玩，锻炼锻炼，还可以释放下压力。

G觉得会考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反正都是作弊。但在会考和小高考之间选择的话，宁愿选择会考，因为没有那么多精力可以分散到各门课的学习上，而且自己确实不喜欢历史。不过G觉得作为理科生，基本的文科知识还是应该知道一些。但这样的学习放在高一就够了。因为高一的时候大家为了成绩基本都会避免偏科，也会正儿八经地学学文科科目。如果文理分科一直存在的话，早晚都是要分的，如果有兴趣的人，自己会主动寻找这方面的知识，而没有兴趣的人被逼着学那些科目是很痛苦的。

五、几点发现和思考

1. 评价各异

通过上述访谈资料的分析，不难发现不同体制下，学校、老师和学生对于非高考科目的重视程度和应对策略是不相同的。即便是经历了相同考核模式的学生也会受各种因素影响，对它产生不同的评价。

专业所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小高考的评价。就参加小高考的学生而言，笔者发现对其持赞成态度的学生一般能够找到高中知识和大学知识的契合点。例如，学新闻的A觉得作为一名理科生，在高中学习了文科知识有助于其专业课的学习。而法学专业的C和理科院系的D也都很好地找到了小高考知识的用武之地。而B是这5名受访对象中对小高考和非高考科目的学习持最激烈的反对态度的。原因之一也在于B觉得高中学的那些理科知识到大学没有任何用处，完全衔接不上。

会考制下学生对非高考科目很排斥，而经历过会考的同学，大都觉得会考制度没有必要存在，且非高考科目的学习有名无实。F还提出要么把那些非高考科目的知识生活化，与日常生活挂钩；要么将高二的非高考科目的课时安排全部替换为体育课的想法。G也称只要高一的时候学习一下，高二就没必要再安排课时给非高考科目了。当笔者询问对于非高考科目的学习是否有所收获时，F称自己高一的时候认真学过理科知识，高一理科在年级总排名还是第七，但高二去了文科班之后就再也没有学过，现在也把公式定理忘得一干二净，谈不上收获了。G直接回答不知道，说自己平时也没怎么学过，算是没有收获或者收获很少。

2. 加分政策和作弊中的合谋

不管是小高考还是会考，现今形成的对非高考科目的态度和对策都是老师和学生合谋的结果。笔者通过与X高中校长办公室老师联系，获得了一些内部数据并将其整理出来，下页表中是X高中2009届各班小高考情况。每个班级班主任、各科目任课教师以及各科各等级的具体数据都在校办有详细备案[10]。不过，校办老师并没有向笔者透露小高考成绩同老师的奖励和提升是否挂钩，X高中的几名受访对象对此也表示并不知详情。

C也向笔者提到，在高二学习期间，自己并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学习这四门科目，当时的动力就是高考加分，至于“会不会扩充知识面，会不会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这些问题都是高考完后回忆起高中生活才开始思考的。C称当时老师也都是强调分数的重要性，谁也不会提学习这些科目的意义何在。学校想通过小高考提升声誉，老师想获得奖励和提升，学生致力于加分，三股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加强了对小高考的重视，产生了上述真枪实战的备考场景。

而当学生们面对的是会考时，这样的合谋就不体现在备考过程中了，而是转向了考试过程。老师对学生作弊行为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主动借故离开考场；学生也给老师“留足面子”，在底下偷偷交流，或者等老师离开后再心领神会地交换试卷抄答案。这样一来，学生都能在会考中及格，也不耽误高考科目的学习，一举两得。

3. 困境——出路在何方？

正如F提到的，非高考科目的学习和减压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如果非高考科目不与高考成绩直接挂钩，学生就不愿意分配时间在非高考科目的学习上，即使对其中的某些知识存在兴趣，也只能忍痛割爱。而一旦非高考科目与高考直接挂钩了，像小高考一样，又会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压力，学习过程也很有可能走向程式化。并且可能意味着在享受学习感兴趣知识的同时，要被迫学习很多不感兴趣的内容。

在这样一个两难处境中，到底是坚持会考制度，像G所说，比起小高考，宁愿选会考呢，还是站在小高考赞成派A、C和E这边，继续发展小高考制度？抑或像F所说，对非高考科目教授内容来次彻底的换血？非高考科目该不该学，该怎么学？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思考。

[8]　信息技术其实有名无实，其考核采用的是抽查方式，很少有学生会被抽查到。即使被抽查到，也必定能过。所以笔者在这里讨论的非高考科目是除去信息技术以外的4门。

[9]　D的表弟也在X高中，比D小一级。

[10]　笔者对各位老师的姓名做了处理。其中1~9班是理科“物化”班，10~12班是理科“物生”班，13~19班是文科班，除15班是“史地”班外，其余都是“史政”班。

浅论小语种保送之得失

殷环宇 （北京大学2010级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一、绪论：小语种保送——升学捷径

小语种近年来成为高考志愿中的大热门。但多年以前情况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小语种专业曾因出路窄，报考者少，直接导致了外语人才的稀缺。为了保证外语人才的培养，教育部制定了小语种保送上大学的制度，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内逐步完善。

现今，小语种招生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保送、提前录取和6月份统一高考。2001年，除了小语种保送生数量必须控制在5 000人以内之外，教育部对高校保送生条件也作了严格规定——必须为天津外国语学校等13所外语学校（中学）优秀毕业生。这13所学校是：天津外国语学校、长春外国语学校、济南外国语学校、南京外国语学校、杭州外国语学校、武汉外国语学校、重庆外国语学校、郑州外国语学校、太原外国语学校、成都外国语学校、深圳外国语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中。上述学校推荐保送生的比例，不能超过本校应届高中毕业生总数的20%。且上述学校具有保送资格的学生，只可报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外交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外语院校和有接收保送生资格的综合性大学的外语类院系

专业。

十年来，小语种保送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且竞争越发激烈。教育部本欲通过这项优惠政策，保证国家的外语人才，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已成为进入名牌大学的捷径。据了解，具有“接收保送生资格的综合性大学”中，不乏北大、清华、人大及复旦等知名院校。

招生专业

计划人数

招生专业

计划人数

阿拉伯语

6

梵巴语

3

朝鲜语

10

菲律宾语

12

德语

2

乌尔都语

8

俄语

6

印尼语

6

法语

2

摘自《北京大学2010年外语类专业保送生招生简章》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北京大学小语种保送名额总数并不多，但因只面向13所外国语中学招生，比起北大在一个普通省份的区区几十个名额来说，竞争已经大为弱化。冲着名牌大学保送资格而把孩子送入13所外国语中学的家长也大有人在。据一原武汉外国语学校的同学回忆说，班里有钱的孩子都出国了，成绩好的都想着保送，参加高考的几乎寥寥无几。就算成绩不冒尖上不了北大，去一些普通重点学校基本是百发百中的。

正是因为高考独木桥的拥挤，以及小语种保送这样优惠的条件，才让众多家长不顾孩子真正的兴趣，将孩子送入外国语学校。而一旦进入这类学校，想回头走高考的路就不那么容易了。原天津外国语学校的学生说：“学校虽然也开设了数学及政史地等课程，但外语还是占了大部分时间，并且成为各类成绩排名的主要指标。一天当中外语课起码要排上三四节吧。我是坚定了要走保送这条路的，保送只考语文和外语，所以其他课我基本不听，只要会考能过就行。在我们学校，只有外语是名副其实的主科，其他科目老师就算认真在教，很多学生也不是很认真学，在综合课程上与其他参加高考的学生相比优势并不明显，不走保送这条路的话，考个重点大学并不容易。”

教育部有小语种保送优惠政策，学校也为小语种保送生提供种种以保送为目的的“服务”，为保送大开方便之门，使得这些学生日后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小语种之路。

但是，教育部猜到了开头，却没能预料到结局。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才发现小语种并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学科，甚至很多学生根本不去在意所学专业是什么，只是想通过这条捷径，走入名牌大学这座象牙塔。

二、抉择：热门高校与冷门专业

刘洋（文中学生姓名均为化名）是北大外国语学院梵巴语专业2005级的本科生，他所在的中学——南京外国语学校刚好具有保送北大小语种专业的资格。在被问及是否自愿填报这一“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时，他果断否认。他告诉笔者，作为中学6年来一直在学英语的学生，他的首选当然是英语。但是英语系保送资格竞争非常激烈，由于名额所限，他被英语系拒之门外；退而求其次选择稍微热门的“大语种”——法语、西班牙语等语种，也被无情拒绝。后来被告知，该年度招考语种中梵巴语因报考人数较少，尚有应试名额，校方问其是否愿意参加面试。由于这是最后一个进入北大的机会，刘洋及家人在多方考虑之后，还是决定，以进入北大为重，最终选择了梵巴语专业。问及未来的打算，他告诉笔者，他已经决定读博了，现在正在准备申请国外的博士。“其实我也不想读博，但梵巴语真的不好就业，这是一门古语，只有供研究的文献，实际生活中没有使用者，所以几乎不被任何单位需要，也很难找到兼职；除了继续走学术这条道路，我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本科时的同学要么毕业时转专业出国，要么去了跟梵巴语无关的外企。反正我也不讨厌学术，不如就这样走下去吧。虽然不是曾经想走的路，但既然读了北大梵巴语，其他路好像已经被堵死了。”

刘洋的选择也许正符合教育部开展小语种保送制度的初衷，但是大部分人的出路选择无疑都与教育部的初衷相违背，比如在后文中提到的王微微。尽管通过小语种保送学习日语专业，但她最终却通过保研进入光华管理学院。

近几年，小语种就业成为大热门。但是并非所有的小语种专业都很吃香。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西方语言非常火爆，但是日语、韩语及泰语等东方语言则不是很有市场。究其原因，和西方国家经济发达、中国与欧洲及拉美国家往来增多、就业范围广层次高不无关系。但对北大来说，希望招到的小语种保送生并不仅限于几个热门语种。

招生专业

计划人数

招生专业

计划人数

阿拉伯语

6

法语

2

波斯语

5

蒙古语

5

朝鲜语

5

泰语

5

德语

2

西班牙语

2

俄语

4

越南语

5

摘自《北京大学2012年外语类专业保送生招生简章》

上表来自于最新出台的2012年北大小语种保送生招生简章。可以看到，蒙古语、泰语和越南语等相对“冷门”语种的招生需求是相对比较大的，而这些“冷门”语种刚好也是“背叛者”最多的语种。

热门语种竞争激烈，而冷门语种却门可罗雀。但能保送法语西语等热门语种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想走此条捷径的人则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否要为一个北大的牌子去读一个冷僻的语种？但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大部分人的答案是：YES。笔者采访到的某位北大缅甸语保送生张硕说：“我们本科班里总共也就7个人，没有人真心想学缅甸语，我也不想学，但是没办法，要上北大我只能读缅甸语了。当年心里也有几分不甘，但已经没有回头余地了。学校政策规定，保送时只能填报一所学校，如果放弃北大保送，我就必须参加高考。而高考的结果会怎样也很难讲清楚。父母和学校老师都说，既然北大要了就去吧。就算是缅甸语，但毕竟是北大，总比考个一般学校强。”

就这样，在志愿选择的时候，很多人看重的是“北大”这个响亮的招牌，宁可就读于北大冷门专业，也不肯跳出去读其他大学心仪的专业。

三、现实：小语种人才流失

应该承认，即便是其他专业学生，或通过高考就读于小语种专业的学生，在日后就业选择上也都有自由选择哪怕是改行的权利。北京大学也给试图转专业的学生留有一定的余地。比如大一或大二时只要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提出转专业申请。但是，为防止以小语种保送为途径的优秀生源入学后流失，大部分学校在小语种保送生简章中都明确提出一条——禁止小语种保送生入学后转专业。可能在教育部看来，对比高考这条艰辛的路，小语种保送生过于幸福；而既然选择了通过这条捷径走入名校，就必须得付出一点代价吧。

但是，这种规定并不能阻挡学生们拓展其他出路的热情。他们依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迂回曲折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1. 双学位

尽管大学期间无法转专业，但是双学位制度给北大学子提供了另一个选择。

王微微是2007级北大日语系的小语种保送生，中学就读于南京外国语学校，现已成功保送光华管理学院读研。问及为什么会走这条路时，她坦言，中学6年学的都是日语，保送进北大日语系是很容易的，而如果选择其他专业的话，想进北大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保送日语系是她唯一的选择。“但我以后并不想凭日语找工作，日语生就业范围太狭窄了。学了日语，除了外交部这种单位每年还会有一两个指标外，其他地方已经基本饱和了。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经济吧。北大日语教学针对的是零起点的学生，对我来说有点太简单了，所以我的主要精力主要放在修“经双”上。好在“经双”成绩不错，光华管理学院又有保送名额，我就顺理成章地去了。”问及以后的就业方向是否会跟日语有关，她告诉笔者，“央行、欧美顶尖投行和国家部委都是未来的可选项，干的工作可能跟日语有关也可能无关，这个要看机遇了，并不作为以后选择工作的重要参考。”

据悉，北大小语种专业学生中，很多人都修了经济双学位或国关双学位。由于社会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青睐，再加上“北大”这座招牌，双学位成为他们去往其他职业的跳板，有时，双学位的优势甚至高于本专业。2002级北大日语系的前辈沈燕，曾经就职于招商银行。她在一次报告会上说到，之所以能通过招商银行的简历筛选完全在于她的经济学双学位。她的宿舍中两名泰语生，一名西班牙语生都通过经济学双学位找到了金融类的工作。

2. 出国

出国留学往往是北大学子的第一选择。对于小语种保送生来说也不例外。但他们留学地往往并不是他们所学专业国，而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专业也并不是所学专业。

北大阿拉伯语系2006级本科生岳冰，中学就读于重庆外国语学校。在大学期间，专业课程除了最低限度的必修之外，其余时间都花在哲学、国际政治和历史等人文社科类课程上，还拿到了国关双学位。由于特殊的外语天赋，她的阿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她并不打算凭阿语找工作。尽管近几年阿语就业率一直不错，但她向笔者表示，她真正的兴趣在于哲学，她正在苦学英语，准备申请美国硕士。后来，她成功地申上了美国某知名大学哲学系硕士，完全脱离了和阿语的关系。

国外大学并不像国内大学那么看重专业背景，对于不满意自己专业的学生来说，出国读书是最好的转换专业的机会，外语优势和“北大”这座招牌是他们在申请国外大学时无与伦比的优势。

3. 凭借其他优势就业

小语种保送生由于中学期间所学专业大多为英语（少部分学习日法西德俄等语言，这类学生往往以中学所学语种保送），英语基础即使是跟英语专业的学生相比，也毫不逊色。在面临就业选择时，“主打”英语反而比凭借本专业更容易就业。这种选择，有时并非出于本人的主观意愿。

北大日语系2005级保送生陈放，中学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学校。在中学期间就表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多次获得英语竞赛一等奖。2005年，怀着对日语的热爱通过保送进入北京大学日语系，2009年保研留在本校日语系。笔者问起今年找工作的状况，他告诉笔者，理想和现实完全不一样。“以前真的很热爱日语，除了日语系哪里都不想进。自问学得也不算差。但现在却发现，日语系出来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家里人更愿意我去稳定的国企、事业单位或公务员，而不是日企。我乱七八糟投了很多地方，目前联通、电信和中国银行都已经给我OFFER了。当然和日语没关系，他们看上的是北大的牌子。新华社还在等面试结果，但不是日语岗位，而是英语的，和英语系的同学一起竞争。以后真入了职，做的工作和日语完全没关系了。几年前外交部还要很多日语岗位的，但最近几年都饱和了。工作越来越不好找。”

从陈放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小语种人才流失未必是主动流失，而是迫于现实无奈才转向其他职位。近年来，西语、葡语、越南语等小语种就业形势较好，但缅甸语、波斯语、菲律宾语等语种就业形势并不稳定。运气好的年份，外交部及各大部委都会招人，而运气不好的年份，则可能完全没有社会需求。小语种专业因为性质偏“专”，并不像经济类及法律类专业那样具有普适性。所以最后很有可能无法以本专业就业。

4. 女性的性别弱势

社会普遍承认男性比女性好就业，这一倾向在小语种专业就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笔者认为，我们并不能将之过分归咎于社会的性别歧视。小语种专业就业生大部分从事于外事活动——涉外谈判、交流等，男性的确比女性具有优势。而且小语种就业往往涉及外派，这是众多女性不愿意选择的道路。还有一点，在世界上依然有很多地区是男权统治社会，比如阿拉伯世界。如若女性从事与阿拉伯人的涉外交往，则有诸多不便。

2005级北大阿语系保送生赵爽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她中学就读于成都外国语学校，保送至北大阿语系后，2009年保送本校本系读研，现在正在找工作的途中。但是，找工作的路走得并不顺利。“我很想留在北京，倒不是多喜欢北京的生活，只是能用阿语就业的地方大概只有北京和上海了。因为不想被外派，所以外交部之类的公务员都没去报。但投了新华社、商务部和中央电视台之类的地方，连简历都没过。后来打听才知道，根本不要女生，只是没明说而已。难怪被鄙视得这么彻底。今年上半年工作估计是定不下来了。要是找不到工作，就读博吧。我现在正在申英国的博士。我很不想放弃阿语，毕竟学了整整7年。但没想到就因为我是女生，到头来没有一个好单位肯要我。现在也只能认命了。”

赵爽的经历在小语种女生中可谓是稀松平常。不管是因为性别弱势，还是因为语种太偏、需求太少，不能以本专业就业对于苦学多年外语的人来说，都算不得一个好消息。至少，这告诉他们，他们所学的专业没有被需要。

正是因为如此，小语种人才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无奈地流失了。

为客观了解具体流失人数，笔者以前几年已经毕业的小语种毕业生为对象，做了相关调查。

2005级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泰语系小语种保送生就业情况调查[11]

毕业去向

人数

普华永道

1

建设银行

1

招商银行

1

华润地产

1

泰国正大

1

上海自来水厂

1

西安外国语大学

2

本校保研

1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除了1人保研，本专业就业人数只占总人数的25%。

2002级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泰语系小语种保送生就业情况调查

毕业去向

人数

商务部

1

中国银行总行

1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

1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1

美的集团

1

上海银联商务有限公司

1

中央电视台

1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本专业就业人数仅占总人数的28%。连续两届的本专业就业人数都没有超过30%，流失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2008级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印地语系小语种保送生就业情况调查

毕业去向

人数

AHRP [12]

1

某国企

1

本校保研

1

本专业就业人数为0。

2005级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印地语系小语种保送生就业情况调查[13]

毕业去向

人数

中央电视台

3

政府公务员

1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

北大校团委

1

本校保研

2

除了本校保研2人，本专业就业人数为50%。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小语种保送生以本专业就业的实在寥寥无几。而在其他专业，情况同样也不容乐观。即将毕业的某位北大日语系2008级本科生告诉笔者，今年就业人数虽然不多，但就业去向和日语基本没有关系。大部分同学选择留学日本，也有部分同学选择保送外系研究生。

四、变革：政策的转向

近几年来，关于取消小语种保送的消息不绝于耳。由于小语种不再是社会稀缺的资源，教育部也慢慢采取紧缩政策。2010年12月初，教育部正式表态，2011年起小语种招生将取消单招形式，改为在全国统考生源内进行本科提前批次录取。这意味着各种通往大学的“捷径”被取消或变窄，而外国语学校丰厚的保送份额就更“招人惦记”了。同时，随着综合类学校对外语教育的普及和近年来高校外语类专业就业亮黄灯，没有人能说得清，未来几年内，外语类学校保送推荐资质是否还将一成不变。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外国语学校的小语种保送制度很有可能面临取消的局面。“要谨防在政策缩紧的过程中，出现最后的疯狂。”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如是说。

从80年代初到2011年，小语种保送制度已经实施近30年了。一方面，是众多家长看到了小语种保送制度的诱惑，将孩子送入各类外国语学校；另一方面则是从大学毕业的小语种人才不断流失。

无从评价这项制度的成与败，毕竟这是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很多老师也承认，小语种招生制度的确有它的合理之处。

北大日语系孙老师，提起他的得意门生陈放，直接用“语言天才”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的语言天赋。“他不仅英语好，日语专业没话说，就连泰语、西班牙语等语言，也能很快上手。”同时，陈放的很多语言选修课老师也对他的发音及语言学习能力赞叹不已。而陈放本人，正是通过小语种保送进入北大的一个突出人才。

而通过对一些外语院校学生的采访，他们也表示，高考上来的学生和保送上来的学生就是不一样。“他们中学时期，就经过科学的外语训练，跟我们这些哑巴外语教出来的孩子完全不一样。学语言其实都是融会贯通的，英语学得好的人，其他语言也有能力学好。我们苦学当然也能学得不错，但是发音和语感这种东西还真得靠天赋。保送生这点就是比我们强，再怎么追也追不上。”一位北大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的学生如是告诉笔者。

“其实，小语种保送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青岛某中学副校长周强表示，“小语种专业毕业的很多学生都要从事翻译的工作，这一工作对学生的形象、气质、谈吐等都有一定的要求，高校在小语种保送中，不仅通过考试保证学生的语言能力，而且还有面试环节可以保证选拔到合适的学生。”

如此看来，小语种保送制度的确可以招到优秀的外语人才。但现状是，这些人才尽管如学校所愿被招至麾下，但并没有完整地流向社会，反而因为人才饱和或其他各种原因流向他处。其中有主观原因——他们出于避开激烈的高考竞争的目的，才保送就读于小语种，小语种只是他们的一个跳板，最终目标是很难直接考进去的热门专业；也有客观原因——个别小语种的就业困境。

五、结语

综合分析这30年来小语种保送的得与失，失误也许无关于这项制度本身，而在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当高考这座独木桥无比难走之时，学生及家长们想方设法另辟蹊径走小语种保送之路，这是无可厚非的。这其实也达到了教育部保证外语人才的目的。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他们享受了这些优惠政策，但并没有在这些行业发光发热，很多人都是“被迫”选择了“冷门专业”，很多人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投奔了其他行业。也许，当高考竞争不再那么激烈的时候，只有真正热爱语言的人才会就读于外国语中学；也许，当社会不再只看重“北大”或“清华”等名校的招牌的时候，才会避免保送进不愿学的小语种的悲剧。

[11]　泰语专业每3年招生一次。

[12]　全称是Asia Human Resource Project，是向日本的一些中小企业输入中国大陆人力资源的一个计划。

[13]　印地语专业每3年招生一次。

美术高考生的艺考生活

李翃 （北京大学2008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A市的A画室

穿过A市一所高校的校园，走进位于其背后城乡结合部的一条狭长而拥堵的小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侧数量众多的广告牌与招生海报，其上“某某画室”“全市通过率最高的美术高考培训”“清华美院毕业生授课”等字样鲜明耀眼。“无基础半年保过重点高校”“学员省统考通过率100%”这样的宣传词，以及仅为二本分数线60%、低于专科线60分以下的艺术类本科文化控制线，都吸引着一批批在文化课上看不到希望的高中生进入画室，参加美术高考集训，以期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想。可是，画室真的是如此神奇的培训机构吗，这种“速成”带给美术考生的又是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走近了A市“美术高考培训中心”，试图勾勒出美术高考生在画室的学习与生活。

A市“美术高考培训中心”一般被称为“A画室”，创办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是A市第一所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专业美术高考培训机构，其规模和办学成果在全省也名列前茅，可以说是当地美术考生的首选。笔者主要运用了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统计的方法对这个画室进行了研究。访谈对象包括该画室的一位助教（×老师），以及2009届“美院1班”的三名学生（小石、小林和小雨）。

A市是一座普通的小城。它不像很多发达城市那样拥有美术中学和中学美术特长生班；即使是招收艺术特长生的中学，本身也并不对艺术特长生进行培训，而只是要求他们参加艺术类高考，为本校争得荣誉。因此，A市的考生要想备战美术高考，必须选择的培训机构就是俗称“画室”的各类美术高考辅导班。

A市的画室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初，这些画室的受众并不是美术高考生，而是想要学习美术（或是被家长要求学习美术）、提高自己艺术修养的中小学生，和文化宫所办的少年儿童绘画班的作用非常相似。随着美术高考招生人数的增多，A市的画室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其主要办学目标从培养学生兴趣转变为培训美术高考生。

A画室自创办起，一直从事美术高考培训。画室的创办人曾在中国美术学院进修，此后又为画室引进了几位同样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老师。随着美术高考成功案例的增多，画室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近20名教职员工的大型画室，每年招收500名以上的高三学生，加上预备班的高一、高二学生，总人数可达800~1000人。他们大多来自A市各县区，也有慕名从其他城市前来就学的。为了安置数量众多的学生，画室租用了A市某高校的一座楼房，总面积达到4000平方米，设置2个多媒体教室、4间大画室以及50间规格不同的学生公寓。它不仅承担着专业培训的任务，也提供面向艺考生的文化课培训。几年前，这所画室经A市教育局批准，成为正规的美术高考培训学校，但人们更习惯称它为“A画室”。据担任A画室2009届“美院1班”助教的X老师介绍，10年来，画室共有18名学生经过培训考入中国美院，位居A市各画室之首。每一年，画室的省考通过率均为100%，重点院校校考通过率为70%。

二、为什么要学美术？

A画室学生的构成，正像我们的感性认识一样，以文化课成绩不是很好又没有美术基础的学生为主。×老师告诉笔者，前几年画室还有一些文化课成绩好的学生，但是近几年，这些文化课成绩突出、画画也不错的孩子大多都被家长送到杭州或北京的画室去学习了。2008年×老师接手“美院1班”助教工作的时候，班里有47人，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只有8个。重点中学的学生有11人，其余的都是县城、乡镇普通中学的学生。历届生有33人。这些学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喜欢美术、有基础的学生，一类是被老师和家长逼迫学美术的学生，一类是自认文化课没有希望、主动选择了美术高考的学生。小石、小林和小雨就是这样的3个案例。

小石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画。他喜欢画画，得过奖，在少年宫一直学画到初三。小石的高中生活像每个高中生一样两点一线，毫无生机。每天从早7点上课上到晚上10点半，对着无聊的数学和政治纠结发呆毫无提高——小石觉得把这么好的时间花在和高考较劲上，实在很不值，而且他也不知道作为文科生的自己考了大学以后能学什么有趣的专业。他不想被高考这种东西束缚，他想要自由和创造。当然，他也想赚钱。后来，他想到了画画。于是高二的一天，他和父母说，他想考中央美院的建筑系。通过普通高考，小石根本不可能考进重点大学，但是美术高考可以使他圆梦。

小林在“高六”之前都没想过要考美术。2007年第一次高考时，小林没有考上本科。2008年，小林被某所专科高校录取。但是在那所高校里只读了1个月，小林就回到了A市。他说，这种垃圾学校没什么好上的，人人都在打游戏，没有任何学习氛围，他还是想重考，至少考个三本。但小林做生意的父亲不愿意再让他这样没用地复读下去了，最后通牒是，如果不去走捷径、考美术的话，不准他复读。小林很恼火，他不想“自降身份”与美术生为伍。但父亲的态度很强硬。为了获得复读的机会，小林还是不得不答应了父亲，并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出成果。

小雨是一个农村姑娘，父母都是农民，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一个人在南方打工。小雨时常想，如果自己是男孩子，就可以直接去打工挣钱；但是母亲一直告诉她，女孩子要多读点书，以后才能不被欺负，才能有出息。所以，她坚持在镇上的高中读了下来。高二结束后，班主任告诉她，照这么下去，她顶多考上专科。她问班主任有什么办法可以上本科，班主任给她推荐了来A画室学美术。对美术，她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但这起码是文化课之外的一条活路。

三、如何进入画室

A画室的招生信息，主要有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发布途径。前者是通过在网站投放招生简章、在A市报纸上刊登招生公告，后者则是由遍布高中的画室学生、美术教师口口相传。但是，非正式的途径显然更为重要。

小石是高二时（2007年）从高中师兄处听说A画室的情况的。师兄告诉他，A画室的校长是中国美院毕业的，非常有水平。A画室也是当地唯一一个出过中央美院学生的画室，这非常符合自己对美术高考的预期。小林来到A画室，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和画室的一位行政管理老师是熟人，父亲觉得把他送到这里自己可以放心。而小雨则是从高中班主任处第一次听说了A画室，老师告诉她，只要在画室突击学习两个月，她就能通过全省美术专业统考，也能有70%的可能性拿到本科院校的校考合格证。她觉得自己有可能通过这个途径考上本科，就果断报了名。

和所有高考培训机构一样，A画室并没有为学生设置进入的门槛。省内的高中生，只要到办公室缴纳学费、领取听课证，随时都可以参加培训。每一期培训从6月持续到次年3月。招生的人数没有上限，近几年高三冲刺班基本维持在500人左右。分班的方法，是根据年级和所缴纳的学费（如下表）。这一点和很多外地画室有所不同，它们会对学生进行分班考试，按水平实施分层教学。

表1 分班与收费

年级

编入班级

学费

高一、高二

基础班

1 500元/期

高三

强化班

2 500元/期

美院班

5 000元/期

文化课

1 600元/期

住宿费用

480~800元/人

学费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由中介介绍来的学生除了上述学费之外，还要支付一定的中介费用。但是，学费也有减免的情况。比如，小林的父亲和画室的一位行政管理人员私交甚好，小林就只缴纳了2 500元的学费，就进入了“美院班”进行学习。上年高分落榜（无论是专业分还是文化分）的考生，都会获得50%甚至更多的学费减免。小石第一次去A画室报名是2007年年初，他高二，进入了基础班。2007年下半年，他第一次进入美院班，并取得了中央美院的专业合格证，但最终没被录取；复读期间，他仍在A画室学画，便没有再缴纳学费。如果高考能够考入12所重点美术院校，或者进入省统考前10名，画室均会给予他们1 000~3 000元的奖励。

四、画室中的学习

如果说高考是高中教育的指挥棒，那么美术高考就是画室培训的指挥棒。画室的老师教什么、怎样教，这就和美术高考密切相关。对大部分美术考生而言，需要参加的考试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表2 美术高考的三次考试

头年12月

美术专业统一考试（省考）

考试科目：素描（150分）、色彩（150分）、速写（75分）

次年1月~3月

31所高校独立招生考试（校考）

必考科目：素描、色彩

其他科目：速写 构图 综合素质 设计

次年6月

普通高考

高考科目

A画室致力于在最短时间内培训学生通过美术高考，而不是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因此，对这些考试科目的训练便成了日常教学的中心。可是，A画室一共只有3名主讲教师和13名助教，但仅仅是高三冲刺班的学生就有500人，这么大的规模怎么开展教学呢？

1. A画室的课程安排

A画室的美术类课程分为如下的3个部分：理论课、电教课和实践课。同时，它也为有需要的考生安排了文化课。

表3 A画室课程安排

课程类型

授课方式

授课教师

课程规模

时长与频率

理论课

统考、校考命题趋势和规律色彩理论、素描技法

主讲教师

大班，500人（多媒体教室）

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周三晚

电教课

观看中国美术学院专业培训光盘高考优秀画作分析教师现场作画示范

主讲教师

大班，500人（多媒体教室）

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周日晚

实践课

助教给出每天练习的题目，由学生自己画画，每天至少三张，助教给予指导

负责助教

小班，50人左右（画室）

每天8小时

文化课

外聘教师

大班

6月~11月：每天4小时

11月~3月：每天1小时

其中，实践课又分为以下3种：素描课的内容为人物头像、半身带手、石膏头像写生和默写；色彩课的内容为静物写生和默写；速写的内容为人物动态写生。

这些课程看似非常符合高考要求，但实际操作中并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小雨这样评价理论课：“开始的时候，上大课的人太多了，老师站在讲台上，说话声音很小，同学们又很吵，稍微坐后面就听不见。但是前面的座占不到，就只能坐在讲台下面听课……后来是很多人都觉得理论的东西听了也没用，干脆就不去，在画室里画画，或者出去聊天。”而小石干脆就说，这地方的助教都不负责。“要说画，他们画得也不好，三本学校毕业的，就懂高考而已，根本不懂画……早上8点人都来齐了也不见他们来，想找他们给看看画都找不到人……你别指望他们来辅导了，只能靠自己。他们肯定又跑去招学生了，招到就是钱啊。我感觉也就是主讲老师讲得好一些，别的人大部分都不行。但是主讲老师不可能给你上实践课啊，那么多人他们咋可能忙得过来？助教管50个人都管不过来了……”小林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说，自己对美术一窍不通，刚进画室的时候兴致很高，想好好学画一展宏图的，但是上理论的时候，黑压压一片人在教室里，什么都听不清楚，听清楚了，发现老师又在讲高考应试的东西，跟（普通）学校里没什么区别；每天，助教和自己的交流不会超过5分钟，也没法给自己什么指导。他说，自己被父亲逼着学美术，已经很不开心了，现在上课这么无聊，画画更是摸不着门道，于是越发懈怠了。8小时的实践课，他每天顶多去5小时，即使在教室也是“坐晕车”。

2. 自学和自觉的画室

缺乏助教老师的指导和监督，画室就变成了一个单纯自学和自觉的场所。不过好在，他们还有由主讲老师编写的教材：《色彩精品临摹》、《色彩理论集》、《精品临摹基础素描头像》、《色彩静物》、《速写人物》，里头是高考经常出现的石膏像、人物、静物与风景。画室的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反复临摹、练习。小石说，他每天为高考练习得不多，就三张图，一张水粉，一张素描，另一张也许画速写。画完了他就会仔细揣摩好画，因为无论是省统考还是各个学校自己组织的考试，都有固定的套路，不必在其上多花时间。这些都做完以后，小石要么就逃课，要么就开始画别的。他说：“我有自己的方法。画画不是用手，是用脑、是理解。他们也都不用功，所以考得就不好。真正用心考的都不会差。这和文化课也是相通的……学什么东西都要想。”

但小石毕竟有着多年的美术基础，在班里水平是数一数二的。而以小雨为代表的没有基础又想考个好学校的同学们，每天至少要临摹三张、再画出三张来，不可能有别的余地。小雨说，8小时根本不够自己画的。她就住在画室楼上的学生公寓里，早起吃了饭就下楼画画，画到10点半。除了上文化课和吃饭外，她一直在画，弄得满手满身都是炭笔的黑尘，可即使这样也和小石的画、和教材上的好画差得很远。没有老师的点拨，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向前冲，却不知道自己冲的方向对不对，只能尽力根据电教课上老师的讲述来模仿。她很羡慕小石的自由，与此同时她也有止不住的担心：只会画石膏头像和静物的自己如果没考上大学，究竟有什么出路呢？有时，她也会觉得如果画画的时间全都用在文化课上，说不定也能考上本科，可是她已经没有退路了。平均画一张色彩耗掉4块钱的画材，一张素描2块钱。在画室的近10个月里，小雨仅仅是画材就花了6 000元以上。加上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参加统考以前，她已经花了将近3万元。家里经济拮据，她不想让父母失望，只有加倍努力。

除了有目标的小石和小雨等人以外，小林等对美术高考没有追求的人则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起初的小林很高傲。他觉得普通高考可以考过本科线的自己能很轻易通过美术高考，可是后来才发现，“美术也不是那么容易学的啊，我坐不住，画不下去，他们一天画五张，我画个一张半就烦了……这还高考什么啊？”后来，小林慢慢发现班上还有很多和自己想法类似的同学，便常常和他们一起逃课，去网吧，打台球。这种逃课很容易：家长以为自己在画室，而助教根本不会管自己有没有早退。这种自由的生活实在是一种享受。于是走进画室，可以看到很多座位是空荡荡的，有三三两两的人挤在一起聊天，而另一些人在奋笔疾“画”。他们各自都怀着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向往。

3. 文化课与复读

A画室为高三学生提供了文化课程（从6月到次年3月），但并不是所有考生都会参加A画室的文化课教学。小石就是其中之一，在省重点高中就读的他觉得画室请来上文化课的老师质量都不高。所以他没有选择A画室的文化课培训，而是请了高中的老师给自己当家教。

×老师告诉笔者，A画室的文化课教学，其实就是一个对着考试大纲和高考试卷“抓考点”逐个击破的过程。因为画室的同学们文化课成绩普遍偏低，大部分人的成绩都在三本线附近徘徊，所以这种立足高考试卷的基础方法还是有用的。对美术类考生而言，文化课拿分的关键是语文和英语。不仅因为这两科容易考高分，而且这两科成绩在美术类高校的录取中往往也有硬性要求。

在A画室的考生中，复读生占了大多数。这是因为，第一，美术水平不会退步，过一年只可能越来越好；第二，复读可以多一些时间准备文化课；第三，录取率很低。即便包含专科在内，全省整个艺术类的录取率也只有不到40%，比普通高考录取率偏低十几个百分点，常常是几万、几十万考生竞争十来个名额。小石也复读了一年。而像小林这样复读了两年、在第三年转而学美术的人也不鲜见。对于小雨这样无经验的应届生应当说是个奇迹了。×老师自己就是一个“长期复读生”，从1997年到2004年，他前后参加了8次美术高考，没有一次成功。后来终于放弃了高考，专心投身美术高考教育。

五、生活

1. 食宿

A画室虽然附带有学生公寓，但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在这里居住。A市城区的学生下课以后往往还是会回家，住学生公寓的是那些离家较远的外地学生或是想抓紧时间画画的学生。

小雨就是其中之一。她从小镇来到市区，无依无靠，住在四人间的学生公寓，同寝室的三个女生有两个是县城的，一个是来自省内其他城市的。复习备考期间，小雨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在学生画室附近。画室给她们办了一张某大学食堂的就餐卡，但是小雨觉得去那边太远、太浪费时间，而且太贵，就只在画室一条街凑合着吃一些煎饼果子、拌面什么的。她记得2009年春节的时候街上的食品小摊都被城管赶走了，她每天每顿饭都只能吃一个小店面的馄饨，吃了一个礼拜。白天画到筋疲力尽之后，晚上还要自己洗衣服，累到一倒在床上就睡着。可是，她们住的公寓就在汽车客运站的对面，每天一大早，必然又会及时被各种鸣笛声吵醒。相比这些外地考生，本地学生就要幸福得多了。小林的妈妈没有工作，为了让小林好好画画，常常中午和晚上来给小林送饭吃。如果小石有一天没有翘课，他的爸爸会在晚上10点半开车来接他回家。这些都让小雨羡慕不已。

2. 人际关系与活动

在每一间画室中可能都存在一个美术水平很高，被大家崇拜的偶像。在A画室2009届的“美院1班”，小石便是这样一个“偶像”。他待人温和，也喜欢帮助同学。连小林这种无意向学的美术生也说，对他而言画室最重要的是一种氛围。他能在3个月之内从零基础进步到通过统考，小石的指导功不可没。“同学之间关系很和谐，大家互帮互助，取长补短，其乐融融。很少有嫉妒什么的，大家互相切磋、探讨。画室中老师的教导是很少的，真正学的东西还都是从同学间学来的呢。这就是画室学习的好处。”小林还说，他在画室结识了一群好兄弟，够仗义。

小雨则表示，小石的示范作用和寝室姐妹们的帮助，是她克服美术高考中的困难、坚持到最后的动力所在。小石对自己而言是一个路标和努力的方向，寝室姐妹们帮自己买饭、洗衣服，一起逛街、唱KTV，相互支持，都是紧张备考期间的润滑剂。

六、艺考路漫漫

通常情况下，美术考生要通过三大关。第一关是省考，通过之后，才能参加31所独立艺术类院校的校考。考生需要取得该校的校考合格证，才能在志愿中填报这所高校。这些艺术类院校的招生录取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校考成绩全国前列的，只要文化课达到底线就可以录取；第二，取得校考合格证的，按照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排列录取；第三，取得校考合格证的，按照省考和文化课的综合评分由高到低排序录取。而对于这31所之外的院校，则是按照省考和文化课的综合评分由高到低排序录取，综合评分的计算公式是（省考成绩/375）×700 +（文化课成绩/750）×300。所以对美术考生而言，专业课和文化课的成绩都很重要，平衡不好，可能就会落榜。

2007年冬天，小石参加了央美、清华、国美、南艺、北服几所学校的校考。他告诉笔者，每所学校的报名费在150元到250元之间，而在考点的食宿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报名南艺的那个晚上，他零点去排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直站到第二天8点开始报名。报完名后，为了考出好成绩，他又转而北上，参加了北京服装学院的考前培训班，在集训中度过了一个寒冷的春节。北服的培训班一年学费2.4万元，住宿一年1万，在北京学一整年，至少要四五万。小石报了一个月的考前班，学费是6 000元。到了北京，小石才知道A市的画室能教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例如报考中央美院和清华美院必备的“设计”，在A市乃至全省都没有老师讲授。更令人震惊的是，和自己一起上考前班的山东同学，文化课竟然能考出550分以上的高分。这一年，辗转北京、杭州、南京等地参加校考，小石顺利拿到了中央美院的校考合格证，但是，因为文化课排名靠后，他最终没能被录取。第二年重整旗鼓，改变了报考策略的小石成功考入了北京另一所知名艺术院校。

小石告诉笔者，进入大学以来，他发现自己是非常“瘸腿”的。尽管自己的素描和色彩的功底非常好，但是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设计”这一领域，专业课上手很慢。此外，他还发现自己对美学、艺术史、工业设计的理解非常浅薄。他告诉笔者，他后悔以前学画太多，读书和感悟太少了。小石说：“我以前以为别人都是画匠，然后我是画家；现在才发现，我们都是画匠。我设计出的东西，灵性还不够。”

小石的专业成绩比较出色，因此他参加几所高校的校考就足够了。而小雨就不一样了，因为专业水平比较一般，所以必须参加很多高校的统考、获得尽可能多的专业合格证。她报了14所。小雨说，美术高考生需要关心省内考试，又得备战省外，还得顾及文化课，实在挺累的。每年的省内统考和高校校考都在冬天举行，她只记得2008年的冬天，她和画室的几个姐妹一起背着画板、画架，提着颜料，东奔西跑、挤公交、拼旅馆，风里来，雨里去，手冻到握不住炭笔。排笔和颜料都被冻住了。每跑一座城市都要花掉千余元考费、交通费。“我觉得我的独立性和心理承受能力已经不差了，可是美术高考真让我又长大了不少。现在回想，也不知道那时候是怎么撑下来的。”考完统考以后，小雨一直苦苦回忆有没有填错姓名、有没有审错题意，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有个很明显的明暗面画错了，某个颜色没有调好之类的。她反复问自己，没有过怎么办呀？没上280分怎么办啊？如果没过我不就没必要继续复习文化课了吗？但要是过了呢？这种纠结一直伴随她直到放榜。出乎她意料的是，自己竟考入了某所三本院校的美术系。

但是，小雨刚一进入大学，便被师兄师姐灌输这样的观念：“我们系出去就业，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想要挣钱多的话，就回去办高考美术培训班，反正你们都懂的。”她终于开始怀疑这样的循环，开始思索她学美术的本源意义。但她发现，为了谋生、为了养家，自己可能不得不去开班教学了。

而小林的结局比较悲剧，他报了9所学校，没有一所拿到了专业合格证，省统考的成绩又只有200分出头。父亲勃然大怒，直接给小林找了个工作，送他就业去了。高考第三次落榜的小林从此与美术无缘更与大学无缘，在一家小小的公司做起了前台接待。

七、高录取率的背后

过去3年的本科录取统计数据显示，在500余名美术高考生中，达到本科录取线的仅有20%~25%。那么，A画室又是怎么给出“统考通过率100%”和“重点高校校考合格率70%”这样的数据的呢？

表4 A画室冲刺班本科录取人数

三大美院（人）

其他专业院校（人）

普通高校（人）

2010年

3

29

84

2009年

1

26

77

2008年

2

23

85

首先来看看统考通过率。375分满分的省统考，其通过线一般为180分左右。×老师说，全省每年报名美术统考的考生约有3万人，最终通过统考的人大约有2.5万人，大约占到报考人数的80%，可以说通过省统考的几率是非常大的。作为一间较为优秀的画室，A画室的统考通过率想要接近100%，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同时，通过省统考也并不能说明什么，考生还要过了校考和文化课高考的关，才能真正叫作通过了美术高考；而后两者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至于如此高的校考合格率，则是钻了计算上的一个空子。每名考生可以参加多所学校的多个专业的考试，获得不止一个校考合格证。A画室的“重点高校校考合格率”，其实是以人次（证数）为分子，以高三学生基数为分母求得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过率”。此外，校考合格证基本是按1∶4发放的。例如清华美院今年招收250名新生，那么，它会给专业考试排名前1 000的学生发放合格证；拿到合格证的，也未必会被清华美院录取，因为还要平衡专业排名和文化课排名。因此，以“统考通过率”和“校考合格率”作为画室的招生宣传，不免有误导考生与家长的嫌疑。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3年来，整个画室考入国美、央美、清华美院的学生一共只有6人，而其他专业院校录取的人数也不到100人。相比3年间就读于A画室的人数（保守估计有1 000人），其实是十分微小的。所以，那种“进了A画室就前途无量”的想法，完全站不住脚。

二编

名校光环下

也夫按：

科场的世界中，名校的位置自不待言。您可别让它头上的光环忽悠了。仅有教学水平，是造就不出今日名校的。造就名校的第一手段是抢生源，其中的把戏看着眼晕。第二利器是复读，读两年能不好过一年。有登顶者才有光环，登顶就是考进北大清华。于是老师必要忽悠一些学生冒着风险报名北大清华，遂上演了师生间的博弈。光环下最不光彩的是名校的很多座位是花钱买来的。而其光环不会因为买座位者的高考成绩而黯淡，他们是借读生，虽享受此地全部待遇，高考成败记在别校。

示范中学的进入

汤宁 （北京大学2007级社会学系硕士生）

一、目的与方法

2008年3月到7月，笔者中断研究生的校园生活，回到毕业7年的母校，重新又经历了一个学期的高中生活。田野研究的初衷，是想从一个示范高中的普通班级透视这一类型高中生活的全貌，包括入学、分流、学习、生活等方面，若能建立一个北京示范高中的理想型，可为日后的研究提供参照。

在不断发现沿袭或变迁之时，有一件事渐渐占据心头，就是笔者所在班里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并不属于这所学校，而是在此借读。作为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北京市名校兼示范高中，所提供的教育产品接近普通高中教育资源金字塔的顶端，是众考生家庭争夺的热门对象。近三分之一没有顺利考取的学生在此借读，令人意识到这背后发生了一系列有悖教育机会平等原则的行为。相比笔者读书之时，这是一个新近发生的现象。笔者1999年入学，到高三毕业，班里40名学生中有两名没有学籍，约占5%。2005级和2006级的普通班中，没有学籍的人数约占10%，到了2008年这个比例成倍增长，变成30%。三分之一的人数足可以左右一个班的风格，改变教师的策略，甚至影响学校的管理。E中并不是个特殊的学校，未必可以游离于常规之外比其他学校接收更多无学籍生，除非这个要求来自上级。因此，笔者假设，各示范高中都与E中有类似比例的无学籍生，或无学籍生所占比例的多少并不完全由学校自己左右。于是，“什么样的学生能够进入这所优质高中”的问题便产生了。实际上，这问题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什么样的学生可以考中，二是什么样的学生能够借读。

笔者以实习班主任的身份进入班级，在学校、老师和学生都知道自己研究者身份的情况下进行参与观察，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安排问卷或进行访谈。调研期间，笔者一半时间待在教师办公室或学校各处，以晚辈和新人的身份和教师们在一起，另一半时间和学生一起上课、做操、闲聊和参加他们的活动，私下里以朋友的身份和他们相处，一些性格外向的学生很快便不称笔者老师，而用他们起的昵称替代。笔者与全班40名学生（1名学生无理由拒访）以及班主任和各科任课老师共12人分别进行了访谈，对学生的访谈涉及每位学生的成长经历、家庭关系、中考情况和文理分科的抉择过程等，对老师的访谈主要关于学科地位、教学安排、学校变化和相关的校园活动等。一个学期的相处保证了访谈的顺畅，提高了内容的真实度，也促进了涉及较敏感的家庭背景的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度。

表明研究者立场的局外人身份有时也带来不便，尤其在打探无学籍生的具体进入方式时，明显感受到对方在谈及敏感话题时的戒备与躲闪。事后通过其他途径向利益不太相关的老师辗转打听此事，答复也是“不甚了解”。

本文中的人名均非真实姓名。

二、研究对象概况

E中曾是北京市级重点中学。2001年北京市教委取消了重点高中，推出示范高中校体系。2009年北京市共有市级示范校68所，E中是其中之一。

政府对学校建设的多元要求体现在示范校的评定上，但教育产品使用者对学校的要求主要是高考成绩这项单一产出，因此一所学校在社会上的口碑及具体排位则大都是人们根据高考成绩和招生分数线判定的。评价的指标通常有高考平均分、大学及重点大学升学率、被名校录取的保送生人数、获得名校自主招生资格的名额等。而中考招生分数线则直接反映出学校在招生市场上的身价。中考报名时除了选择学校，还要选择“专业”，即各学校设立的实验班、普通班、宏志班、择校等录取分数略有不同的招生类别。若以各校普通班的排名代表学校位置，在近两年（2007、2008年）的中考招生中，E中在西城区的招生学校排名中都位列第5（表1、表2）。由于招生名额按区县配给，同是示范校，若给某个区县的名额较多就会相对容易考取，分数线相对较低，因此，尤其在水平相似的学校之间，录取线排名在不同区县会有微妙的差别。但各校在西城区招生录取线的排名基本可以代表它们在北京市实力的排名，是由于北京市录取分数最高的几所学校中，只有人大附中来自海淀，其余都来自西城，而西城学校给本区的招生名额也是最多的，可以看作招生的正常状态。

2008年E中共录取新生414人，分为10个班，每班40~42人，其中1到6班是普通班，7到10班是实验班。我所在的高一六班是普通班之一，无论从性别结构、生源所属区县分布，还是进入E中的不同途径来看，都具有代表性，是普通班中的典型。

表1 2008年西城区招生学校分数排序

志愿排名

学校排名

学校及专业

分数

1

1

四中普通班

549

2

四中择校

549

3

实验中学英语实验班

548

4

2

人大附普通班

548

5

人大附择校

547

6

3

实验中学普通班

542

……

……

……

N1

M1

E中英语实验班

541

……

……

……

N2

M2

E中普通班

538

……

……

……

N3

M3

E中择校

537

表2 2007年在西城招生学校分数排序

志愿排名

学校排名

学校及专业

分数

1

1

人大附普通班

545

2

人大附择校

539

3

2

四中普通班

538

4

实验中学英语实验班

536

5

四中择校

531

6

3

实验中学普通班

530

……

……

……

N1

M1

E中英语实验班

529

……

……

……

N2

M2

E中普通班

525

……

……

……

N3

M3

E中择校

525

三、如何进入示范中学

1. 游戏规则

高中招生录取以中考成绩为主要依据，辅以其他几种录取规则，是个兼有必然与巧合的过程。考生填报志愿是在中考之前，每个人可以报8个志愿，每个学校的普通班、实验班、择校等均为独立志愿。和现在高考的录取方式不同，各学校不会优先录取把自己列为第一志愿的考生，而是严格按考生分数顺次录取。事先并不划定分数线，只确定招生名额。对考生来说，按照学校排名顺序填报志愿，就基本不会因志愿填报不合适而吃亏。对个人来讲，这种录取办法回避了风险，什么分数的学生上什么水平的学校，看来十分公平；但同时，顶尖的学校永远吸收最好的学生，对稍差一点的学校来说，获得高分学生的机会变得更加渺茫，学校的排位形成一个固定的金字塔，格局很难改变。完全按成绩顺次录取令成绩稍差一点的学生考取顶尖学校的偶然机会也基本消失。

需要说明的是，一般高中原则上不安排跨区县招生计划，示范高中之中教育资源充裕的可适当跨区县招生，重点要向远郊区县倾斜。因此，普通校只招收本区学生，示范校以本区学生为主，适当分配外区县一些名额。由于各示范校给各区县招生名额不同，对于外区学生来说，填报时要看的学校排名，是结合了外区学校在本区招生名额多少后重新估计的排名。两所差距不大的示范校，有可能因一方名额少、另一方名额多而发生录取分数和它们通常排位顺序的倒置。

中考的总成绩除考试科目的570分，个别人还能享有5~20分的加分。根据北京市规定，具有加分资格的考生包括以下几种：（1）获市级三好学生称号；（2）获得《2009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工作中文艺、科技、体育特长生推荐项目》中规定名次；

（3）归侨（华侨）子女、台湾省籍和少数民族。这三种考生按文化课考试科目每科加1分给予照顾，中考科目为语、数、外、化、物五门，共加5分。另外比较特殊的还有，烈士子女、驻边疆国境的县（市）、沙漠区、国家确定的边远地区中的三类地区和军队确定的特、一、二类岛屿部队现役军人的子女，他们可以享受总成绩加20分的照顾；残疾军人、因公牺牲军人子女和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和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在录取时，按中考总成绩加10分给予照顾；现役军人子女在总分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高一六班享受加5分待遇的学生，共有11人，其中市级三好学生6人，少数民族3人，体育和艺术特长各1人。

学校按照考生总分高低顺次录取名额内的学生，是占招生人数七成的最主要的招生方式，其他的几种类型则比较特殊，在于考生花费较多或录取分数较低。

第一种是推优生。推优生是为照顾实力薄弱的初中的优秀学生而设立的，参加此项目的几所示范高中预留一部分名额分配给各受照顾学校，一所示范校给每所初中的名额不超过一个，录取人数比参加推优的学生略少一二。获得推优资格的学生中考时和其他学校的推优生竞争，实行末位淘汰，只要排名在录取人数之内就可不看分数被录取。高一六班的这名推优生，本身中考成绩在分数线之上，因此没有显示出特殊之处。

第二种是择校生。例如E中2008年招生简章所说“计划招生310名，其中西城区198名（包括12名择校）”中的“择校”就是这种类型。它属于首批录取名额之内，和普通录取的唯一差别就是要在入学时一次性缴纳3万元择校费，含三年学费，书本费另交。198个计划招生名额的最后12名便算作“择校生”，因此其录取线和不收费的正式录取线相差无几，有时甚至相同。2008年E中在西城区的普通录取分数线和择校分数线就都是537分。当同一分数有不止一人时，系统会在成绩并列的学生中根据某些指标再做排名，例如某科成绩或获奖情况等。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择校”作为独立志愿，常被排在普通录取志愿的后面。

第三种类型是保送。按照规定，以下五类学生可被保送录取：

1、在初中阶段获得金帆奖、银帆奖的考生，根据本人意愿和实际情况，可保送到考生所在区县招生的各类高级中等学校。

2、获得市级三好学生证书的应届初三学生，参加招生文化课考试后，可以直升本校高中（或区县中招办确定的学校）。

3、文体科技特长生报考传统项目学校，经测试合格后，须将传统项目学校普通班专业填报在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栏内，方可以特长生身份被该校录取。

4、报考招收“优秀生”、“特色班”、“子弟班”等学校的考生，在符合报考条件下，须将该校普通班专业填报在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栏内，方可以“优秀生”或特殊学生身份被该校录取。

5、报考“宏志班”考生需取得该校资格认定，并将该校（专业）作为第一志愿填报。

规定中第4条是关于保送生填报志愿要求的，E中并没有开设第5条中的宏志班，因此使用于考察对象的特殊录取类型就是推优、择校和保送三种。

E中2008年的招生简章公布：计划招生310名，其中西城区198名（包括12名择校），宣武区15名，朝阳区5名，丰台区5名，石景山区20名，海淀区16名，门头沟区12名，燕山区5名，房山区7名，通州区8名，顺义区8名，大兴区5名，怀柔区2名，平谷区2名。2007年计划招生也是310名。而今年（2009年）的计划招生人数减少到290人。可以看到，招生简章公布的本区名额占64%，外区名额占36%，其中郊区县占16%，崇文、东城没有名额。2008年E中在西城区的录取分数线是538分，择校录取线是537分。

2. 普通班

中考成绩与生源类型

全年级10个班中，包括6个普通班和4个实验班，高一六班便是普通班之一。2008年9月，高一六班的41名16岁的孩子，经历了选择志愿的博弈、人生的第一场“战斗”——中考，以及之后的种种程序，终于进入了这所北京市示范高中的普通班。表3显示了这41名学生的中考成绩及其他情况。

高一六班由22名男生和19名女生组成，学生有从外地搬迁至此地的，但均有北京户口。拥有北京市户口是在北京念书的必要条件，有户籍才可有学籍，两者不在同一区县时，考生可选择在二者中任一区县参加中考，但仍属原初中学籍所在地区的生源。这41名学生的生源分布是这样的：西城区24人，宣武区5人，通州、海淀各3人，石景山2人，朝阳、丰台、门头沟、房山各1人。西城区生源共24人，占全班人数58.5%，其中14人初中就在E中就读。户籍与学籍不在同一区县的7人，都在学籍所在区县参加中考。

表3 高一六班学生中考分数及录取情况

区籍

编号

性别

中考成绩

分数线

录取类型

正式生

西城

1

女

540

538

普通

2

男

539

3

女

538

4

男

538

推优生

5

女

537

537

择校生

6

男

525

无

特长金帆

7

女

515

特长 金帆

8

男

免考

特长 体育

9

女

536

推测530

“黑哨”

10

男

531

11

男

530

海淀

12

女

535

521

普通

13

女

524

14

女

523

宣武

15

男

540

532

16

男

532

17

男

532

18

男

532

19

女

464

无

特长 体育

朝阳

20

女

539

539

普通

石景山

21

男

544

538

22

男

539

丰台

23

男

538

532

通州

24

女

546

542

25

男

542

26

男

543

门头沟

27

女

542

531

房山

28

女

536

535

无学籍生

西城

29

男

532

无

未录取

30

男

532

31

男

525

32

女

519

33

男

516

34

女

516

35

女

513

36

男

507

37

男

数据模糊

38

女

500~530  数据模糊

39

女

483

40

女

478

41

男

400~500  数据模糊

注：加粗字体为分数线下的成绩。

这41名学生中还隐藏着一个重要的身份差别，即学籍在本校的正式生，共28名，及学籍在其他学校的“借读生”，共13名，两者比例大约是2：1。开学前来校报道的是这28名正式学籍生，另13人是在开学之后一两天内到班的。因此，班里有约三分之一的“借读生”是一个师生皆知的事情。在日常操作中人们并不使用“借读生”这个不太好听的名称，而是用“没学籍的”模糊说法来代替——其实他们并不是没有学籍，只是学籍属于其他学校。而“借读”非常准确地出了他们的状态，按身份来讲，他们属于其他学校，只是“借”E中之地读书，毕业时也不算E中的毕业生。为与研究情境保持一致，本文暂且用“无学籍生”指代他们。无学籍生全部来自西城，除去他们，西城区的正式生只剩下11人，占正式生的30.3%。全年级414名学生中，拥有正式学籍的340人，借读的学生74人。这74人分布在6个普通班，每班12到13人。无论是男女比、外区县学生比、本校初中毕业生比还是无学籍生所占比例，各个普通班的情况都和六班不相上下。

对比全体学生的中考成绩与各区分数线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达到了录取线的标准，表中加粗的数字便是分数线以下的学生成绩。13名无学籍生因没有考上，只是借读，自然都在分数线下。但被录取的正式生中也有7人未达到分数线，这其中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是通过几种特殊录取规则进入的学生，而另一种是托关系、走后门进入的学生。

推优、择校、保送三种特殊录取的情况在高一六班都能见到。表3中的4号学生以推优生身份考入，不过自身538分的成绩也达到了录取线。5号学生是班里唯一一名择校生，择校录取成绩比普通分数线低一分。保送生共有4人。6号和7号学生是E中初中部管乐团的成员，因乐团获得金帆称号，有一定保送名额，为获得此名额在乐团内部也经历了一番包括笔试和面试的考核及角逐，两人中考成绩分别是525分和515分。8号和19号学生是体育特长生，一人是E中初中部田径队队员，因属本区生源，可以不参加中考直接保送，另一人是宣武区生源，中考成绩464分。特殊录取的学生中，4名保送生的成绩是在分数线下的。

另外3名未达到录取线的正式生，并不符合几种特殊录取的条件，却享受了和择校相同的待遇，即交3万块钱后获得正式学籍，是更为特殊的录取——好比裁判吹了黑哨来帮助他们——将在下文说明。

所有享受特殊录取和成绩不够的正式生，除一名体育特长生是宣武生源外，其余均来自西城。西城区的11名正式生的中考成绩最高540分，最低515分，一名体育特长生未参加中考，平均成绩为530.9分。而外区生源全部是正常按分录取，成绩全部在分数线上。在高一六班借读的13名无学籍生也全部是西城区出身，他们的中考成绩参差不齐，低于分数线几分到几十分的都有，其中最高的532分，最低的低于478分。

综上所述，如表4所示，高一六班28名正式生中，普通录取的20人，包括4名西城生源和16名外区生源，其中1名西城学生具有推优生资格，但成绩过线未使用特权；来自西城区的择校生1人；分数线下的保送生共4人，1人来自宣武，其余来自西城；成绩不够的“黑哨”生3人及无学籍生13人，均来自西城。几名保送生、“黑哨”生和无学籍生的中考成绩都在录取线之下，但“黑哨”生差距较小，成绩均在530分以上，保送生中体育特长生的成绩较弱，而无学籍生情况参差不齐，400多分到530多分的都有。

表4 高一六班学生中考情况汇总

类别

录取类型

区县

人数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正式生

普通录取

西城区

3

540

538

538.8

外区

16

546

523

536.7

推优生

西城区

1

538

538

538

择校生

西城区

1

537

537

537

保送

金帆银帆

西城区

2

525

515

520

体育特长

西城区

1

未考

外区

1

464

464

464

“黑哨”

西城区

3

536

530

532.3

无学籍生

未录取

西城区

13

532

<478

<492

注：加粗字体表示分数线下的成绩。

潜规则之一：“黑哨”生和无学籍生

常规的录取流程是：填报志愿——参加中考——成绩进入系统按志愿进行排名——学校依次录取。绝大多数学生依此流程被录取，不过在系统得出第一批录取结果之后，仍然有少部分学生在系统结果之外受到人为的调剂。学校会给本校教师子女一些优惠政策，低于分数线20分以内的教师子女都可正常录取，20分以外的不给学籍，可以借读，但他们只占很小的比例。高一六班按照常规程序进入学校的普通录取、推优、择校和保送生共有25人，另外16人除1名无学籍生是E中教师子女，中考成绩513分，其余的12名无学籍生和3名“黑哨”生的进入显然都在制度之外，遵循着某些非正式的潜规则。

E中2008级新生共414人，包括有据可依的计划内招生308人（含择校生9人），事后调剂录取32人，无学籍借读生74人，分别占全年级人数74.4%（择校生2.2%）、7.7%和17.9%，正式生和无学籍生各占82.1%和17.9%。英语实验班共84人，其中计划内录取78人，占92.9%，调剂录取6人，占7.1%。理科实验班共78人，其中计划内录取62人，占79.5%，调剂录取16人，占20.5%。英语实验班的调剂录取为事前签约生，理科实验班以事前签约为主，也存在个别其他形式的走后门录取。普通班以高一六班为代表，计划内录取25人，占全班人数61.0%；破格录取3人，占7.3%；无学籍生13人，占31.7%%。计划内录取的25人中，普通按分录取20人，择校生1人，特长保送生4人，各占全班人数48.8%、2.4%、9.8%。28名正式生与13名无学籍生各占68.3%和31.7%。分数线（包括择校分数线）上21人，分数线下及未参加中考20人，各占51.2%和48.8%。

这种情况多年来如此，2009年的计划招生人数为290人，2009级高一实际在读人数是389人，两者间的差值为99人，与2008年相仿。几个数字之间的差值表明，计划招生人数并不等于实际招生人数，实际招生人数也不等于实际在校人数。在计划招生人数之外，学校通常会为自己留出一定数量的机动名额，第一个显著差值，即32名调剂录取的正式生便属于这种情况。他们6人在七八两个英语实验班，16人在九十两个理科实验班，10人分布在6个普通班。第二个显著的差值——74名无学籍生是学校根据自己实际容纳学生能力留出的富余，他们全部分配在6个普通班中，平均每班12~13人。

这两个差值揭示了两种灵活招收的制度：一种是破格给予落榜者正式生身份，另一种虽不给身份，却提供落榜者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其实，所谓的“破格”仅仅是破了政策规定的格，对学校自身来说，第一种情况中调剂录取的32名学生并不算额外录取，而是在学校自己计划之内的，录取时同样有规可循。这其中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高一六班的“黑哨”生便是其中一种，另一种仅存在于实验班中的特殊情况依据截然不同的录取规则，将在下一章叙述。另外74名借读学生的进入几乎没有成绩要求，也正因此，学校不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正式学生，他们进入的路径和凭据更加隐蔽和模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和“黑哨”生的竞争规则一样，都是学生家庭实力的较量。

高一六班考分最高的“黑哨”生仅比E中录取线低1分，初中就读于实验中学。她告诉笔者，在实验中学如果中考成绩未达到分数线但在530分以上，交15万可以有学籍，相当于参加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学生在高中阶段每周末多上两次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是申请几乎所有美国大学必须的考试）课程，高中结束时既可参加高考，也可参加SAT考试申请国外大学。若分数在530分以下，很有背景或者很有钱的学生可以成为借读生，据说有人交了40万仍没拿到学籍。因实验中学条件苛刻，她选择了E中，花费成本中明码标价的部分只有3万。另一名“黑哨”生毕业于E中初中部，中考成绩526分，因所在校合唱团参加比赛取得成绩而获得5分加分，总成绩531分，比录取线低6分。班上几个学生曾宣称，E中初中本校的学生如果在530分以上还会有一次补考的机会，若通过考试则可以交3万元获得学籍。不过，这名“黑哨”生自己并不确定是否真有此事，也没有参加这样的考试。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来了。”（学生访谈十）看来，家长向孩子隐瞒了此事的具体过程，自己搞定了一切，学生明白其中包含着人情和交易的内容，但并不了解细节。第三个“黑哨”生的中考成绩是530分。这名同学小学六年级时从江西省迁来，年龄比班上其他同学小两届，有北京户口，并进入北京四中初中部就读，具体是如何来到E中的，他自己也不清楚，并开玩笑自嘲：“有人分比我高还没学籍，所以他们都很鄙视我。”（学生访谈二十九）

这3人在加入E中正式生的行列之前要交3万元择校费，和招生计划中的择校生情况类似，但显然分数的限制更加宽松。由于他们将被纳入正式生行列，学校对他们必定也有成绩要求，结合高一六班这3名学生的情况，加之学生中关于E中初中毕业生补考机会的传言，以及其中一名“黑哨”生的佐证，这个分数线据推断是530分，比合法择校生的录取线低7分。但是，在众多希望通过3万元进入E中的530分以上考生中，如何抢到名额便是家长的功夫了，这个过程中的花费也是笔者未能破译的部分。

无学籍生和正式生一样在E中接受教育，但不包括在学校的计划招生人数之内，高考时，他们的成绩也不进入E中本届学生的统计，而算在学籍所在学校的成绩里。如果选择借读，就必须做出将学籍下放的牺牲。假如ABC分别代表高、中、低水平的3所学校，某学生从A校落榜考上B校，但为了在A校借读，就必须把学籍放在C校。B校自身也不是太差的学校，怎会愿意考上自己学校的学生看不上自己？而对C校来说，接收B校水平的学生，则意味着能拉高自己学校高考的平均成绩。尽管要做出这样的牺牲，借读对无学籍生来说仍是十分划算的。他们不仅实际占有了珍贵的优质资源，在接下来的3年里若满足一定条件，还有转为正式生的可能性。“转正”的一般条件是：通常要在高二以后，成绩达到年级平均分，各科老师均签字同意。尽管现实中大部分无学籍生无法达到转正条件，但这种开放的可能性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特权。选择借读背后的预设是：进入更好的高中能在3年之后有更好的产出，何况还有转为正式生的机会，这如同在中考之后又打开一道门，给了部分人第二次机会。不仅如此，转正的正常程序是所有任课老师签字同意，尤其需要参考的应该是班主任的意见，如此才算完成了学校对一个学生的考察。但依仗某种资本走后门进入的学生，始终可以凭借这种资本游离于正式程序之外。因此，近些年转正的条件也变得灵活起来，有时个别无学籍生在班主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便转正了，班主任未被征求意见，也不曾收到正式通知，而是在高三第二学期开学时惊讶地发现该生已转入正式生行列。当然一旦学籍转入，就意味着高考时他的成绩将被计算在学校成绩之内，学校在作出这样的决定时是有所权衡的。

能够脱离学籍限制在更好的学校就读，并在中考的一次性录取规则外获得暂缓录取的可能性，是借读生的家长们用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为子女换得的显而易见的特权。进入好学校自然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供给，但伴随着这次交换，无学籍生还具有了日后比凭成绩考入的学生占有更多教育资源的可能。

在校园生活的各方面，两类学生几乎是没有差别的。只有在涉及以学籍为基础的市、区、学校管理系统时才会显示出两者不同。无学籍生自然麻烦多些，例如会考前夕要自己到学籍所在校领取会考准考证并回原学校参加考试；有些教师评价需要学籍所在校的老师填写，而有的则需实际就读学校的老师填写等等。但是在老师们的观念中，两类学生的界限是时常存在的。在入学以后的考试中，年级在做成绩分析时是把无学籍学生计算在内的。但是最后公布的高考成绩不会包括这些成绩不好的无学籍生。因此，尽管表面上不说，老师们会在心里默默地把无学籍学生区分开。第二学期期中考试之后，高一六班班主任老师就做了两个统计，一个是全班学生的平均成绩，另一个是正式生的平均成绩，后者比前者高出20分。她认为正式生的成绩才是“说明问题的”，当然这只是老师私下的统计，尤其在考试成绩不理想时寻找可能的原因和心理安慰，不会在任何场合公之于众。

教师潜意识中对学生作出的划分，源于他们的教学业绩和责任范围。既然在最终的高考成绩统计中不包含他们，就不需要自己对他们的失败承担责任，在追究原因时又可以归因于他们本身“底子差”等诸如此类的客观因素。但这种潜意识并不意味着歧视或差别待遇。一方面，一个班级的整体水平影响着班里每一个成员，教师很难在教学中作出清晰的区分。并且除了最后的高考，3年内历次考试各班情况的统计都将无学籍生包含在内，在整个3年的教学和培养中，学校对两种学生是不加区别的。每一次的考试情况，都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任课教师一段时期内的教学成果，班级之间的横向比较、班级历来成绩的纵向比较都给他们施加了无形的压力。另一方面，为人师的职业自觉也令他们对所有学生都付出关爱。因此，在执行教学任务的时候，教师将所教班级看作一个整体，面对个体学生时，也不以有无学籍对他们进行区分。在面对整个班级的时候，如果把所有学生按成绩高低看成一个系谱，教师对系谱两端的学生给予的关注要多于中游的学生。高分一端的学生代表着拔高整体水平和标志教师业绩的潜在力量，低分一端的学生则是教师们致力于消除他们对整体水平的消极影响和提高升学率、重点率等各种统计指标的主要着手点。这种关注更多地体现在课堂教学之外，如安排他们单独谈话，利用课余时间给几个成绩差的开小灶等等。一位班主任老师管理着40个左右的学生，语数外等主科的任课教师负责80~120个学生的教学，大部分学生一个学期也未必会和老师进行一次单独长谈或得到老师额外补课的机会。在下游学生中，无学籍生占到绝对比重（见表5），于是无形中有了受到老师更多关注的可能性，从而占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成绩落后学生的家长与老师的联系也相对频繁，他们经常主动致电或来校拜访班主任。笔者平时在班主任办公室落脚，曾碰到9名学生的家长致电班主任或到学校拜访老师，其中三分之二来自无学籍生的家长，且这6人中至少2人的家长习惯经常性与老师取得联系。

表5 最后10名学生构成

无学籍

破格录取

特长保送

正常录取

高一上学期期中考

6

1

3

0

期末考

6

1

3

0

高一下学期期中考

6

1

3

0

期末考

7

0

2

1

可以说，“黑哨”生和无学籍生在进入的规则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黑哨”和借读的名额花落谁家取决于家长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经济实力，能够胜出的家长必定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条件，关系对路碰巧成绩又不太差的少数便能获得学籍。无论是破格获得学籍还是破格获得借读资格，交钱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笔费用即便如“黑哨”生也有明确的金额，但在这之前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努力”（学生访谈二十六）。愿意花钱让孩子上好学校的家长到处都是，此时能否胜出便取决于“其他的努力”了。这场家长间的竞争入口隐秘、规则模糊，可谓名副其实的“潜规则”。

没有任何相关的守则或简章表明这条特殊路径的入口在哪儿，即家长通过什么样的关系和学校领导取得联系。笔者在向学校老师打听此事的过程中更是频频碰壁，得到的答案均是“不清楚”，有的说可能只有校长一人知道，有的认为学校会有一些人一起做决定。一种可能是事情进行得密不透风，另一种可能是大家皆对此封口。总之，任课教师和此事关系不大，决定权在学校的管理层。因此，无论通过什么途径，能直接或辗转地与学校领导层取得联系便相当于找到了入口——相对于正式招生程序的一扇“后门”。同样无法得知的是每个走后门的学生家长在整个过程中分别花费了什么样的代价，学生自己多是不知情的，与每一位家长取得联系并打听此事又不具可行性，任课教师及班主任不过问此事，校方更是讳莫如深。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花费是不同的。一方面，这些学生中，有仅差几分的“可塑之材”，也有全年级倒数的“落后学生”，假如成绩优秀者能给学校氛围带来好的影响，而成绩落后者相反，学校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将要承担的风险便不同，成绩差的理应给学校更多补偿。另一方面，补偿可以以物质形式体现——赞助经费、捐赠教学设备等，也可以是无形的社会资本，如家长的职位日后可能给学校带来的益处，或是不接收其子女可能带来的麻烦等。这其中自有逻辑，只是没有精确和公示的文字表述。同样隐秘的还有结果，不会像正常录取般发榜公布，人们彼此心照不宣。

潜规则的政策凭借

尽管基础教育的普及率在一年年提高，但本就稀缺的高质量教育资源在不断扩大的教育覆盖范围中变得更加珍贵。同时，考选是目前相对最便捷的向上流动的途径，教育投入给学习者带来的回报巨大且明显。对家庭来说，争夺教育资源之战——同时也是争夺向上流动机会之战，早在子女进入小学时或在更早的时候便吹响了号角，而高考是整场拉力赛中为了取得最终胜利的一次至关重要的角逐。虽然整个学位教育并不终结于高考，但对家长来说，将子女送进理想大学便是一个阶段性任务的胜利完成，可以让他们大松一口气。高中是高考决战的训练场，进入什么样的高中必然是决战之前最关键的一步。相对于高考，能在中考录取上有所作为的家长更多一些，有的家长甚至愿意不惜代价地为子女取得这一步胜利。家长为子女教育投资的强烈意愿形成了巨大的买方市场，推动了潜规则的形成，而政策的缝隙也给了它生存的空间。

借读原本是针对外来人口在京读书而设立的特殊项目，因户籍所在地的限制，只能暂时以非本地人身份在北京读书。2003年北京市委发布的《关于幼儿园、中小学接收来京投资、创业人员子女借读若干规定的通知》规定了借读的适用范围——“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含《北京市（留学人员）工作居住证》，下同），在高新技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其研究开发机构工作的人员，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在京投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留学回国人员”子女，借读期限内按有北京市户口的儿童、学生同样对待，免收其借读费。同样涉及借读问题的还有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从1996年到2004年，对进城务工子女收取借读费用的规定也已逐步取消。户籍不在和学籍不在从性质上讲同属借读，但因“借读”已被赋予特定所指，无学籍生的借读便不好再叫“借读”。在相应的政策中找不到它的位置，没有官方的称谓正反映了他们身份的不合法。实际上，无论是无学籍生还是破格录取的正式生，都与择校生有类似的录取逻辑。

2003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公办高中严格执行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的通知》：“政府举办的公办高中在完成本年度招生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招收一定数量的择校生，但必须严格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择校生招生比例和最低录取分数线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定，收费标准由省级……批准。并要求将择校生纳入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统一向社会公示招生比例、招生人数和收费标准，统一按分数择优录取，统一办理入学手续。”

可见，择校生是被政策赋予了合法性的非法录取情况，它的存在破坏了教育筛选的公平原则。理论上讲，一所学校既然已“完成本年度招生计划”，若不是还有吸收学生的能力，又为何会有招收择校生的空间？既然还有招收空间，为何要将这部分空间划为择校而不算在招生计划之内？实际上，每所学校制定招生计划的时候都预留了一定的机动名额，但这部分名额不体现在对外公示的招生计划中，实际操作中择校本身就属于招生计划的一部分。例如E中2009年的招生计划：“面向全市招收高中学生290名，其中西城区196名（包括30名择校）”，这30名择校自然就是特意留出的收费生名额。在中考报名时，择校是一个单独志愿，有实力且乐意负担择校费用的家庭就可选择此志愿，没有实力的家庭便会放弃。尽管严格限制了分数及人数条件，操作过程也要求规范透明，但择校名额的设立中掺入了家庭经济实力因素的筛选仍是不能掩盖的事实。与之类似，破格录取和无学籍生都可被看作变相的择校。高一六班三名破格录取的学生，和择校生的录取非常相似，同样是名额之外、交钱、有学籍。不同的是分数更低，名额给谁和收费金额不确定、不透明，也就是不受“三限”的约束。或许正是为了摆脱“三限”规定中的人数限制，或便于自己灵活掌握，学校保留了与择校生性质相同的“计划外择校生”的招收可能。各个学校都有类似做法，有的学校实行差分交钱，费用是1分1万元。无学籍生则代表了更广义的择校——自己选择学校，不受或较少受到分数的限制，凭借资本的优势，进入提供优质教育的学校念书。无论是否达到转正条件最终获得学籍，都直接享用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教育部的相关政策首先赋予了不平等的入学筛选合法的存在地位，之后学校的各种灵活处理手段是这种逻辑的延续和扩大。受教育机会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构成交换关系，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以通过买卖获得。于是，凭借资本进入的学生逐渐越来越多地挤占了通过考选途径进入的学生的空间。10年前笔者读高中时借读并不是和学生们相关，至少没有和交钱、找关系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两名无学籍生之一是教师子女，享受的是学校向本校教师提供的福利；另一名学生是高二时转来的，恐怕托了关系：示范校的进入机会稀缺，错过录取和开学时间后再想转入此校，自然要走后门进入。如今无学籍生却作为一个身份群体，占据着相当比例，形成了示范高中正式生和无学籍生共存的生态。

允许“黑哨”生和无学籍生进入的潜规则，与中小学实行的校长负责制也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小学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1989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继续巩固了校长负责制，并扩大了实施范围。校长负责处理学校的日常教学科研活动，完善学校的管理，校长全权代表学校，在人事、财务、教学等方面都有绝对的权力。校长一人权力过大，同时上下监管机制缺失，令校长在情愿的违规操作时没有障碍，在不情愿的违规操作时也没有保护。

3. 实验班

生源及成绩

4个实验班共164人，七八班被大家称作“英语实验班”，九十班被称作“理科实验班”。实际上，“英语实验班”在中考报名中是一个单独的志愿，比E中普通班的录取分数线高4分，报考的同学须参加英语加试。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设置，即便整体排名稍稍靠后的学校，也可以凭这一两个实验班招收到更优秀的学生。而九十班则是通过入学以后的分班考试选拔学生的，考试科目为数学、物理、英语三门，全年级参加。考入英语实验的同学不受此次考试影响，但会根据成绩在七八两班中分配。可见，作为英语实验班的七八班是在中考报名系统中具有官方资格的实验班，九十班是学校另外设立的实验班。前者招收时加试英语口试，后者则侧重数学、物理。从男女结构上看，七八班女生偏多，男女比例约为1比1.5，而九十班相反，男女比例约为1.7比1。出于两方面原因，人们用英语实验班和理科实验班区分它们。

英语实验班只有本区学生可以报考，录取线是541分。但实际他们的中考成绩在531~560分之间，也有个别人低于537分的普通班录取线。尽管如此，他们的平均成绩仍然达到545.7分[14]，比高一六班的西城区正式生平均分高12.5分，更不要说加上无学籍生的平均成绩了。E中英语实验班与普通班在录取线上的4分之差，实际带来的是远高于4分的平均水平。理科实验班的学生是从报考普通班的学生中选拔的，他们当中西城区考生的平均成绩约539.2分，低于英语实验班6.5分，高于六班6分，三者大约成等差数列。英语实验班的平均成绩545.7分和理科实验班的539.2分均在2008年全部西城考生的前641名之内，而六班的533.2分只在1 153名以前。实验班的优势以及七八班领先、九十班随后的格局会从开始一直保持到最后，在高考成绩中显现。

四个实验班的学生全部是有学籍的正式生，但其中也包含首批正常录取之外的特殊录取。英语实验班有此情况6人，均为成绩优异者，在高一第二学期开学考试中排名第3到64之间。这便涉及另一种仅存在于实验班的特殊录取。这部分特殊录取的学生多毕业于E中自己的初中部，是学校经过考察认定的优质生源，为了将他们收至麾下，在中考之前便以让分、进入实验班等优惠条件和他们私下签订协议。两个理科实验班共特殊录取约16人，从高一第二学期开学考成绩来看，他们中的5人名次基本处于年级前60，2人处于300名左右位次，其余大多在100名左右，与理科实验班学生入学时水平一致。由于理科实验班是入学之后进行划分的，且学校当时没有公布理科实验分班考试的结果，也有学生和老师对分班情况略微存疑。因此在理科实验班中，除了事前签约的特殊情况以外，也不排除成绩尚可的学生完全凭借关系直接进入实验班。

学校对实验班的投入更多，年级最好的老师分配在实验班。而对老师来说，“好学生效应”也是明显的，在实验班上课明显比普通班轻松得多，而好班也能给老师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于是在课堂上，老师有时会给实验班的学生讲得更深，平时的作业也会布置得更多。以语文为例，全年级统一购买的练习册有两种，而实验班的两位语文老师给他们的四个班另外多订了两种，普通班要不要订这两本是老师们在办公室商量的结果，普通班的老师觉得两本练习册对他们的学生已经足够，再多订也做不过来，为了不给他们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和不给自己添麻烦，最后达成了不订的一致意见。实验班和普通班因为学生结构差异，教学目标也是不同的，实验班就是要提高、出尖子，普通班则是要求稳、减少落后的。实验班的老师能布置更多作业，也是建立在已有的东西对他们来说相对简单的假设之上的。好老师加好学生的搭配，保证了实验班的优势。

潜规则之二：保卫生源，事前签约

实验班中的特殊录取表明，中考不仅是学生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也是学校间的生源保卫战。很多示范校都会在中考之前和自己看中的尖子生们私订协议，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承诺录取，此学生则须承诺不再报考其他学校。签约生也要参加中考，若达到录取分数线，就占用计划招生名额，若低于分数线则归入学校的机动名额。不过一般来讲，这些学生成绩优异，基本都能过线，采用机动名额录取的只是一小部分。学校的吸引力除了自身的实力，还包括向尖子生们提供的各种优惠条件——让分、免交择校费、保送实验班等。

E中的签约主要是针对本校初中学生的，根据初中三年成绩的综合排名挑选签约的尖子生。年级成绩前30名的学生无条件上英语实验班；31~60名降50分录取，61~90名降20分录取，不保证进英语实验班，但可参加分班考试进入理科实验班，不够分数线收取择校费。学校让出50分之多，基本相当于打了保票，50分是个象征，代表学校希望录取该生的态度。英语实验班中的54名E中初中毕业生，很多都是当年年级前30的尖子，他们的中考成绩也的确令人瞩目，达到四中录取线549分的有16人，达到人大附中录取线548分的19人，达到实验中学录取线542分的则有47人。要把这些完全能够考取更好学校的尖子生留在本校，学校自然会拿出实验班这个砝码。同样，北京四中对签约生的优惠条件是：达到四中录取分数线可进实验班，未达到分数线免交择校费，八月份和正常录取的新生一起参加一次校内测验，成绩好的仍可进实验班。

事前签约也是违反规定的私下操作，相当于学校自行开辟了一条非正式的保送途径。各示范校面向本校初中毕业生的事前签约效果显著。据《北京晨报》（2009年4月15日）报道，去年北大附中初中部和北达资源中学528分以上的考生中，只有4人“流失”，其他全部被北大附中收入囊中；清华附中中考成绩528分以上的110多人，100人留在了本校高中；而人大附中排名前185的尖子几乎未“流失”。中考录取并不像高考，学校不会优先录取将自己作为第一志愿的考生，而是完全按分数排名顺次录取。因此顶尖的学校永远吸收分数最高的学生，排名其后的学校获得高分学生的机会便非常渺茫，学校的优劣格局很难发生改变。通过提前签约，学校保住了按照自然流动可能会进入其他学校的优秀生源，优秀生们也回避了中考发挥失常的风险。他们没有向上流动，相当于让出了前面的位置，给了其他学生向上流动的空间。而签约生若进入相应学校的实验班，比起进入更好学校的普通班，有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对于签约生中分数线以上的考生来说，无所谓破格与否，而对于分数线下的学生，这样的约定便成为他们中考发挥失常的救命稻草，不仅仍能获得正式生身份，甚至能够进入实验班。同时，他们的事先占位，也剥夺了其他考生向上流动至他们所在位置的机会，在中考录取中他们超越了按成绩分配的自然规则，获得某种特权规避了风险。与破格录取生和无学籍生入学的潜规则相比，他们获得特权凭借的是自己初中3年的优异表现。

五、家庭的力量

破格录取比重之大出乎意料，令人不禁对学生家长的背景产生好奇。能迫使学校为其破例要得拿出足够分量的砝码。对高一六班学生家庭背景的考察分别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三个维度进行，对应的三项指标为父母受教育经历、父亲职位、家庭年收入。

关于家庭背景调查主要有三个担心：一是家长因不愿透露信息而不予合作；二是家长因不希望孩子了解家里真实经济状况不予合作；三是询问家庭收入方面的敏感问题可能给学校带来麻烦。笔者首先征得了校长的“默许”，保证调查以个人名义进行。因而选择了发放家长信加问卷的方式，这样能够建立笔者与家长的个人对话，避开能够代表学校的各种场景。设计问卷时，为防止第一种情况发生，须要保证问卷的彻底匿名性。为打消家长的第二个顾虑，最好的做法是直接交到家长手中，但当时没有家长会这样的见面机会，邮寄的办法又不能保证回收率，最终决定让学生充当信使，同时对他们提出约束。因通过职位、学历、收入有对号入座的可能，且职位信息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问卷只涉及受教育经历和收入两个指标。其中受教育经历分别考察父母双方，而家庭收入考察父母二人一年的总收入，不设数额选项，自行填写。问卷发到学生手中时，信封是密封的，里面除了问卷和一封征求支持并表示感谢的家长信，还有一个新的信封，家长填完问卷，装入新信封再次密封，由学生交回。问卷回收时被投入纸箱，所有问卷交回后打开。

虽然规定了学生无权自行打开信封，但实际上问卷发出后是失去控制的，所提的各种要求均不具备真正的约束力。第一不能保证学生真的将这封信交到了家长手中，第二不能保证家长如实地填写了家庭背景情况。但问卷发放时间临近期末，笔者已在高一六班当了3个多月的实习班主任，之前做过多次问卷和访谈都获得了非常理想的回收率和配合度，并且这次同样得到了班主任的大力支持，借用了她的权威将问卷像作业一样布置了下去，因此基本可打消第一个顾虑，从问卷字迹来看，绝大部分可以断定是家长填写。至于第二个顾虑——被调查者是否填写了真实数据则是所有问卷调查都不能避免的风险的黑洞，问卷的设计以及发放、回收过程都考虑到充分的匿名性，以期尽量排除可能导致的顾虑和拒斥。

为了区分正式生和无学籍生的家庭背景信息，笔者将同样的问卷打印在两种质地略有差别的纸上，不仔细观察难以看出，然后装进统一的信封。分发问卷时，两种问卷事先按教室座次排好，在班主任的帮助下，不露痕迹地将一种纸发到正式生手中，另一种发到无学籍生手中。这样在保证匿名的情况下，获得了两组学生的信息。

41份问卷全部收回，28份正式生的问卷中一份没有填写家庭收入；13名无学籍生中一份问卷空白，另有一份没有填写家庭收入。回收率较高，父母学历的问卷有效率正式生为100%，无学籍生为92.3%；家庭收入的有效率正式生为96.4%，无学籍生为84.6%。

由于正式生中的三名破格录取的“黑哨”生从入学性质来看，与无学籍生一样属于托关系并花钱进入的学生，本章对正式生和无学籍生所作区分是为了考察正常考取的学生和靠家长帮忙进入的学生家庭的区别，因此在本章将三名“黑哨”生划入无学籍生组更为妥帖。但关于父母学历和家庭收入的匿名问卷在分组发放时未考虑到这点，因此，笔者仅在本章第一节父亲职业的分析中将全班学生按进入方式分组，分别更名为“正常考入学生”和“破格进入学生”，二、三节学历和收入仍按有无学籍分组。

1. 父母职业

表6 高一六班学生父母职业分布（%）

父亲

母亲

全体

正常考入

破格进入

全体

正常考入

破格进入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层

15.4

8.3

26.7

0

0

0

经理人员阶层

41.0

33.3

53.3

14.3

9.1

23.1

私营企业主阶层

2.0

4.2

0

0.0

0.0

0.0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23.1

29.2

6.7

51.4

59.1

38.5

办事人员阶层

10.3

12.5

6.7

25.7

18.2

38.5

个体工商户阶层

2.6

4.2

0.0

2.9

4.5

0.0

商业服务人员阶层

5.1

4.2

6.7

2.9

4.5

0.0

无业、（半）失业阶层

0

0

0

2.9

4.5

0.0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可以看到，高一六班学生父亲职业最集中的领域是经理人员，占全班41%，其次是23.1%的专业技术人员，第三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占15.4%。三者相加为79.5%，属于管理者或知识分子阶层。其余只有不到20%的父亲属普通办事员、个体工商户和商业服务人员阶层，无业、失业者的人数为0。学生母亲没有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主要集中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

正常考入的学生中，父亲属于经理人员阶层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学生数量过半，两者相加达到62.5%。其次，办事人员阶层占12.5%，另有8.3%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父亲职业最集中的前两个领域与全班总体情况一致，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办事人员的位置对调。在破格进入的学生当中，排在经理人员之后第二集中的职业不是专业技术人员，而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比例高达1/4以上，此外，属于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也超过全班平均值，约为1/2，两者相加为80%，即高达八成的破格进入学生的父亲处于社会十大阶层顶端的两个分类，而正常考入学生的这一数据仅为它的一半。在母亲所属阶层中，比起正常考入学生的母亲，破格进入学生的母亲更多来自经理阶层。超过半数正常考入学生的母亲属于专业技术人员，而破格进入学生母亲来自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的各占四成。从父母职业所属社会阶层来看，无疑破格进入学生比正常考入学生的家庭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其中父亲的优势更为明显。

为了便于和已有的社会阶层数据进行比较，笔者将高一六班学生父母职业情况对应陆学艺关于中国社会十大阶层2001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划分（陆学艺，2004）。十大阶层数据是全社会统计结果，因此也应以高一六班父母双方整体情况与之比较；另外，由于学生均来自北京城镇家庭，没有家长是农业劳动者或产业工人，为了使数据更具可比性，笔者将全国十大阶层数据中占60.3%的产业工人及农业劳动者两个阶层去掉，重新计算其余39.7%的劳动者在各自阶层中的分布，得到结果如表7。

与全国水平相比，高一六班家长呈现高阶层人数多、低阶层人数少的特点。位列十大阶层之首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全国非工农人口中比例仅为5.3%，在高一六班学生家长中占8.1%，是全国水平的1.5倍。而这1.5倍主要是破格进入学生的贡献，正常进入学生家长属这一阶层的低于平均水平，破格进入学生却是平均水平的2.7倍。经理人员阶层是高一六班家长相比全国水平优势最大的地方，是全国经理人员阶层比例的7倍。相对的，在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阶层，高一六班仅是全国水平的1/7和1/9，破格进入学生家长比正常进入学生家长更少。

表7 陆学艺全国社会阶层构成与高一六班父母阶层比较（%）

全国十大阶层

重算后的八大阶层

全体学生

正常考入

破格进入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2.1

5.3

8.1

4.3

14.3

经理人员阶层

1.6

4.0

28.4

21.7

39.3

私营企业主阶层

1.0

2.5

1.4

2.2

0.0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4.6

11.8

36.5

45.7

21.4

办事人员阶层

7.2

18.1

17.6

15.2

21.4

个体工商户阶层

7.1

17.9

2.7

4.3

0.0

商业服务人员阶层

11.2

28.2

4.1

4.3

3.6

无业、（半）失业阶层

4.8

12.1

1.4

2.2

0.0

总计

39.7不含工农

100

100

100

100

根据杨东平等人对北京、苏州、宁波等10个城市普通和重点高中学生父亲的职业调查，高社会阶层家庭均显露出优势，重点中学中的高阶层家庭比例是普通中学的1.6倍，低阶层家庭比例只有普通中学的3/5。北京市的阶层分化更为突出，高阶层家庭占一半以上，而低阶层家庭不足1/10。高一六班父亲职业与北京平均水平相比仍具有显著优势，学生全部来自中高阶层家庭，高阶层家庭比例79.5%，分别是北京和十城市重点中学平均水平的1.4倍和1.8倍。

表8 不同范围学生父亲社会阶层比较（%）

普通中学十城市

重点中学十城市

重点中学北京市

全体

高一六班

正常考入

高一六班

破格进入

高一六班

高阶层：高级和中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26.1

42.1

57.3

79.5

74.9

86.7

中层：职员、办事员、个体、私企、其他

32.8

30.9

34.5

20.5

25.1

14.4

低阶层：工人、农民、下岗、失业、家务

40.7

27.0

7.9

0

资料来源：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三名“黑哨”生的父亲均处于十大阶层顶端的前两个阶层内，分别是北京铁路部门中高层领导、铁路系统下属公司高层领导、国有银行省级分行的行长，1人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人属于经理人员阶层，3人的数据给所在组的平均水平带来不小的影响，确实提高了非正式进入学生组在高阶层所占比例。后面的分析将他们与正式生划为一组，反映的是E中在籍学生的情况，但少数破格录取学生对整体水平的影响是始终存在的。

2. 父母教育水平

表9 高一六班学生父母学历分布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技校/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父亲

全体

0/0

2/5%

0/0

2/5%

7/17.5%

22/55%

7/17.5%

正式生

0/0

2/7.1%

0/0

2/7.1%

6/21.4%

15/53.6%

3/10.7%

无学籍

0/0

0/0

0/0

0/0

1/8.3%

7/58.3%

4/33.3%

母亲

全体

0/0

2/5%

2/5%

3/7.5%

13/32.5%

16/40%

4/10%

正式生

0/0

2/7.1%

1/3.6%

3/10.7%

9/32.1%

11/39.3%

2/7.1%

无学籍

0/0

0/0

1/8.3%

0/0

4/33.3%

5/41.7%

2/16.7%

表10 高一六班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

父亲平均学历

母亲平均学历

全体学生

15.8

15.1

正式生

15.3

14.8

无学籍生

16.9

15.8

高一六班学生父母受教育水平情况如表9所示，半数以上学生父亲拥有本科学历，且各有17.5%学生父亲拥有大专及硕士以上学历，其余仅有两人学历为初中，两人为技校/中专，90%学生父亲学历在大专以上。在母亲情况中，本科学历占40%，大专占32.5%，硕士及以上占10%，总共82.5%有大专以上学历，最低学历也是初中。从表10可以看到，高一六班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5年，相当于完成本科教育，父亲平均受教育年限比母亲略高。无学籍生父母受教育时间更长，父亲比正式生多1.6年，母亲比正式生多1年。在拥有最高学历的家长中，无学籍生的父母数量均超过正式生。

正式生父亲的学历跨度从初中到硕士（及以上），一半集中在大学本科。无学籍生父亲的学历全部在大专以上，也以本科占多数，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均高于正式生。学历最高的7人中，3名是正式生家长，4名是无学籍生家长，分别在正式生及无学籍生的有效问卷中占10.7%和33.3%。正式生母亲学历从初中到硕士（及以上）皆有，主要集中在大专和本科，两者共占七成。无学籍生母亲学历最低为高中，同样以大专、本科为主，但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均高于正式生。学历最高的4人在正式生家长和无学籍生家长中各2人，占各自的7.1%和16.7%。正式生父亲的平均学历为大专，无学籍生父亲平均学历为大学本科，比正式生高出一级。两者的母亲平均学历都是大专，但无学籍生略高。

因此，无论从学历分布还是平均水平来看，无学籍生都较正式生略胜一筹。

将高一六班情况与全国相同年龄段人群比较，结果如下：

表11 与按年龄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比较（%）

未上小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大本

研究生

高一六班父亲

0

0

5

5

17.5

55

17.5

正式生父亲

0

0

7.1

7.1

21.4

53.6

10.7

无学籍生父亲

0

0

0

0

8.3

58.3

33.3

全国40~44岁男性

1.2

18.9

58.6

13.8

4.4

2.8

0.2

全国45~59岁男性

1.5

18.8

50.9

21.9

4.4

2.3

0.3

高一六班母亲

0

0

5

12.5

32.5

40

10

正式生母亲

0

0

7.1

14.3

32.1

39.3

7.1

无学籍生母亲

0

0

0

8.3

33.3

41.7

16.7

全国40~44岁女性

3.8

31.5

50.5

9.3

3.2

1.4

0.1

全国45~49岁女性

5.8

35.1

41.2

13.7

2.9

1.2

0.1

资料来源：2009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高一六班学生家长年龄在38到53岁之间，父亲平均年龄45.2岁，母亲平均年龄43.8岁，大部分处于40~50岁之间。全国有半数40~50岁的男性是初中学历，达到大本及研究生或更高学历的只有2.6%到3%。而高一六班正式生父亲的最低学历是初中，约60%拥有大本及研究生或更高学历。在父亲学历部分，初中学历的比例高一六班是7.1%，而全国水平在50%以上；而大本一栏高一六班是53.6%，全国水平仅不到3%，研究生学历的比例更是全国水平的50倍左右，与全国同年龄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巨大。

表12 不同类型高中学生父亲学历分布

普通中学十城市

重点中学十城市

全体高一六班

正常考入

高一六班

破格进入

高一六班

大专以上

18.6

37.5

90.0

85.7

100

高中/中技/职高

46.4

37.9

5.0

7.1

0

初中及以下

34.9

24.4

5.0

7.1

0

资料来源：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无论是城市普通高中还是城市重点高中，其学生家长学历在全国水平中已呈现优势，而高一六班学生家长即便与学历水平较高的城市重点中学相比，仍具有压倒性优势。高一六班学生家长仅完成义务教育的父母各有2人，人数极少，而有90%的父亲和82.5%的母亲完成了高等教育。

3. 家庭收入

高一六班学生平均家庭年收入172 226元，其中最高的80万元，最低的1.8万元，存在40多倍的差距。最高收入的家庭来自无学籍生，最低收入家庭来自正式生。

表13 高一六班学生家庭年收入（单位：元）

平均家庭年收入

最高年收入

最低年收入

全体学生

172 226

800 000

18 000

正式生

140 815

500 000

18 000

无学籍生

203 636

800 000

100 000

10万元以下有8名正式生，包括1.8万元的家庭1户，5万元的2户，5.4万元1户，6万元2户，8万、9万各一户。而无学籍生中最低家庭收入为10万元。两方的集中区域都在10万到20万之间，但无学籍生显然在高收入的一端延伸得更远。对比收入问卷以及家长职业的资料，笔者认为无学籍生两份拒答的收入问卷极有可能出自高收入家庭。根据掌握的数据，无学籍生的平均家庭年收入比正式生的平均家庭年收入高出62 821元。

北京市统计局的居民生活调查，将城镇住户按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成五等份：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各组户数均占总户数的20%，根据2008年5 000户城镇居民家庭每人现金收入数据（http：//www.bjstats.gov.cn/tjnj/2009–tjnj，表13），以及此次调查抽样家庭平均人口2.8人的数据（同上，表14），可得出城镇居民家庭现金总收入的数据，如下表：

表14 北京5 000户城镇居民家庭2008年现金收入（单位：元）

全市平均

低收入户20%

中低收入户20%

中等收入户0%

中高收入户20%

高收入户0%

家庭总收入

77 498

33 914

52 752

68 334

89 242

147 042

与全市平均家庭年收入77 498元相比，高一六班学生的平均家庭年收入172 226元，超出北京市平均水平94 728元。其中正式生比北京市平均水平高63 317元，无学籍生则高出126 138元。根据北京市分层统计数据，高一六班学生家庭属于低收入家庭的有1户，中低收入家庭3户，中等收入家庭2户，全部为正式生家庭；中高收入家庭12户，分别是8户正式生和4户无学籍生的家庭；高收入家庭20户，其中13户正式生家庭，7户无学籍生家庭。全班84.2%的学生来自中高收入家庭，而无学籍生全部为高收入家庭子女。

表15 高一六班与北京市家庭收入分布比较

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

中高收入户

高收入户

总计

北京市

20%

20%

20%

20%

20%

100%

全体学生

2.6%

7.9%

5.3%

31.6%

52.6%

100%

正式生

3.7%

11.1%

7.4%

29.6%

48.1%

100%

无学籍生

0

0

0

36.4%

63.6%

100%

高一六班无论正式生和无学籍生，家庭背景的各项指标均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其中无学籍生的优势更为惊人，在高职业地位和高学历水平的基础上表现出能以数字衡量的巨大收入优势。此外，在父母学历和家庭收入两方面的统计中都将三名破格录取的“黑哨”生划入正式生的行列。从他们父亲职业所处阶层推测，这样的划分极有可能拉高了正常考入学生家长在学历、收入上的平均水平，降低了非正常进入学生的数值。而统计数据所不能显示的是，无学籍生家长具体单位和职位传达的信息，其中不乏国家垄断行业、能源产业、中央部委的中高层领导，即便可见的收入优势不大，也足以在权势方面压倒一切。

五、结语：两种不平等

北京E中高一六班，集中了一群成绩优秀的幸运少年。说他们幸运，不仅因为他们能够挤进这所水平一流的示范高中，还因他们大都有令人羡慕的家庭条件。高一六班家长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分别占8.1%、28.4%和36.5%（见表6、7），明显高于全国社会阶层人数比例，在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两个指标上也颇具优势。这所精英中学里家境优越者汇聚，出身卑微者极少，与社会中的贫富结构相左，指示出某种不平等的发生。

尽管走后门者甚多，大部分学生还是凭借自己的力量通过了中考选拔，41名学生中，正常考入的学生有25人（含2名体育特长生）。在肤浅的自由主义平等观看来，凭分数进入的正式生应该是符合社会公正标准的。但他们的家庭出身不由使我们怀疑教育机会平等在其中的贯彻，这25名学生家长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比全国水平（不含工、农）略低，但属于经理人员的是全国水平7倍。考察过他们从小到大的受教育经历才知，今天的顺利考取，是之前每一次教育投资累积的结果，是所有的家庭教育、课外辅导或为了择校的举家迁移共同累积的结果，资本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中考凭分数入学，是符合规则的，也是公平的。而此前无处不在的竞争同样符合规则，但显然是不公平的。这正是被西方学者们广泛诟病的他们社会中的教育不平等。但无论如何，入学时的公平竞争，已初步实现了自由主义的教育机会平等理想，西方学者在为下一阶段目标努力：用教育弥补起点上的差距，实现结果的平等。

如果说上述是教育机会的第一种不平等，高一六班另外16名分数线下的学生（3名有学籍、13名无学籍）构成了第二种不平等。他们公然违反了游戏规则，用强行插队的办法获得了入场券，学校对他们的准入，并非依据个人禀赋，而是依据资本实力。这16人的父母属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及经理人员两个阶层的各占14.3%和39.3%（见表6、7），其家庭背景从各方面超越了正式生及全国平均水平，显示出造就第二种不平等的是什么阶层的人。社会上议论规则外择校类型中最难消除的便是“条子生”和“共建生”，前者是国家政治精英受益，后者是垄断经济集团受益，二者在高一六班的无学籍生中均有突出的反映。调查还显示，第一种不平等在这些家庭中有更突出的反映，但是因为靠着高中前教育的高投入仍然不能进入这所中学，于是采用了破坏规则的手段。

同为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上述两种类型差异极大。第一种不平等根源于社会的不平等，是难于消除的。消除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完善筛选制度，但是社会无法控制筛选前的教育投资差异，无法阻挡一些家庭的高投入；拉平家庭收入更不是教育领域的事情。第一种不平等是竞争者们造就的，他们旺盛的动力，社会范畴中广泛存在不平等，最终削弱了精心设计的筛选制度。或者如“阶级亚文化论”的坚持者所说，家庭塑造着子女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使得精英家庭的后代更容易在选拔精英的教育中胜出，因此只要存在阶层的差异就无法消除这样的不平等。第二种不平等应该是易于消除的，只要严格执行筛选制度即可。之所以盛行，在于它不是竞争者一方造就的，它是共谋。第一种不平等尽管难以消除，但是博弈中制度在提升和完善，它毕竟可能在日后为社会提供更为平等的教育机会。而当第二种不平等流行时，现有的规则已经变形，管理者愿意网开一面，于是制度的提升完善和规则的严格执行都变得没有意义，无法期待。

第一种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第二种不平等是中国特色。这是高度重视教育、低度执行规则所使然。但是说中国特色又不尽然，它似乎只是中国社会当下的特色。正如前文所说，自笔者1999年进入E中至2008年，无学籍生比例由5%攀升至30%，这种变化与教育产业后择校生的合法化不无关系。

[14]　根据正常进入学生成绩得出，个别非正常录取学生数据不详。

高中招生大战

潘冰雁 （北京大学2011级社会学系研究生）

一、研究背景、目的及方法

高中招生竞争的加剧，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教育内部的原因。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就是竞争性，竞争讲究的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教育竞争愈演愈烈，作为教育的初始环节，招生竞争是重点。

故事发生的这个县，下属于中原某个地级市。该县现有四所高中，其中两个省示范性高中，两个市重点高中。表面上看起来都是重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该县本来有一所重点高中，文中用A高中表示，其他三所都是普通高中，分别用B高中、C高中、D高中表示。A与B是两所历史比较长的高中，C与D则是十多年前成立的。在2004年省里要评定第一批省示范性高中的时候，A高中因升学率高、硬件设施还可以，因而自然上榜。过了两年省里第二次评定省示范性高中的时候，D高中因很好的硬件设施与特殊的办学模式（公办民助）成为该县的第二个省示范性高中，水涨船高，B与C高中也变为市重点高中。实际上只是名字换了，在百姓眼中，大家仍只认可一所重点高中，并且对B与C高中的认可度要高于D高中，因为D高中的历史最短。

前些年每年中考报志愿，赢家都是A高中，排名靠前的同学基本上全部进入A高中读书。因为它的升学率确实很高，还吸引了许多外县的同学来此就读。其他几个高中都是在A高中搜罗了好生源之后，根据学生报志愿的情况录取自己的学生，生源差别并不是太大。开始几年，几个高中相安无事，招生相对风平浪静。但是随着百姓的收入水平提高，家长眼界不再局限在县城，好多学生会选择去市里或者省里读高中，因此生源总体上是在不断流失的。与此同时，为了自身的发展需要，各个高中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校园扩建、师资力量的扩充等等都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加上学校对自身声誉、社会地位的需求，它就需要招收到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好学生。

因为该县不是划片儿招生，并且要学生在知道分数之后自己报志愿，所以学校就有了运作的空间。在考生结束中考，考试分数出来之后，报志愿之前，每个高中都会有自己争抢好生源的行动策略。这个过程甚至包括招收一些高价生，因为学校需要这些来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

该研究的目的就是对这个博弈过程进行描述，各个高中采取何种方式行动，包括招生之前的宣传等一系列准备工作，招生过程中的正式、非正式手段的运用，招生结束后的总结与一些后续事件。

这里面的行动主体主要包括高中的校长和主要负责领导，招生老师，初三的班主任，初中校长，以及学生。此研究基于笔者局内人的身份，因为妈妈是高中老师，所以可以算得上一半亲身经历，一半参与式观察，其中也包括对招生老师和相关教育负责人的访谈。

二、招生之前的宣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的作用不容小视。许多学校都不惜财力进行广告宣传。

每年高考结束，在各个学校高考成绩揭晓之后，每个学校都会在各处挂出自己的横幅，包括学校周围，还有县城主干道上一些很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上有该学校最好考生的成绩，被哪些著名高校录取，各个层次的高校进线率，各种“第一”。如“一本进线率第一”、“本科进线率第一”、“应届生本科进线率第一”等等，至于这些统计结果是否真实，没有人知道。

两年前，招生形势并没有现在这么严峻的时候，A高中未加入到这个博弈过程，它只需告知人们，该年毕业生有几人被北大清华录取，即使没有，好生源还是都集中到那里去。百姓中间流传这么一句话：只要进了A高中的大门，你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

这些宣传都是人之常情，虽然有些是言过其实，但是也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在几个高中“开战”之前，学校之间中考招生都相安无事，都是按照正常程序录取的。

三、招生过程

随着生源危机的出现，B、C、D三个高中开始争抢生源大概是从2006年开始。在中考结束之后，由高中校长坐镇指挥，由专门负责招生的学校领导负责，选定要去招生的老师，每个老师负责一个乡镇，召开招生会议。招生老师大多是从乡镇中学调到高中或者在乡镇中学有亲朋好友的老师，在当地中学人脉较广，办事情更容易一些。

招生负责人介绍：“每个招生老师会负责一个乡镇，学校这边会给他们下达招生任务，每个人要完成多少指标，否则会扣除部分年度奖金。这事儿挺麻烦的，每次都得好好给他们做动员工作，多鼓励，多安慰。每完成一个指标，也会有相应的奖励。”除了作为一名教师要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之外，这也是每年招生老师费心费力费时也要完成招生事宜，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

任务布置后博弈开始。并不是只有招生老师在行动，这个过程分为几方面的互动：高中负责人、招生老师与初中校长之间（还会找到当地的教育负责人，给初中校长施压，校长再给初三班主任施压，再作用到学生），招生老师与初三班主任之间，招生老师与考生及其家长之间，招生老师与学校之间（任务完不成之时，凑数，换任务）。

1. 高中负责人、招生老师与初中校长的互动

一般来说，招生老师与初中校长都是认识的。在最开始的阶段，高中的招生负责人会和招生老师一起到初中去，带着礼物，带着红包，开始进行游说。这个行动的目的有对自己学校情况添油加醋的介绍，也能显示高中对此初中的重视，还有人情关系的考虑。这种人情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初中也要考虑自己的升学率，与高中搞好关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其次，招生老师都是自己的老熟人，不可能不给其面子；最后，拿了别人的东西，总要帮别人做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个高中都会这样做，那初中校长会帮谁说话呢？这就要看谁给的礼物多，谁的关系硬。还有一点就是，每个乡镇都会有一个教育负责人，他是初中校长的直接领导，如果高中的负责人认识这个人物，就会通过这层关系来给初中的校长施压。再接着就是初中校长再给初三班主任施压，尽量动员学生报这所学校。

“其实我并不赞成这种招生方式，他们有时候为了拉生源说的并不是实际情况，但是他们找到你了你能怎么办呢，都是熟人，这个忙也不能不帮。”（当地教育负责人）

“能找到的人，能用到的关系，尽可能的都用上。不管高中实际情况怎么样，只要我们跟他熟，他就会帮我们说话。他是他们领导嘛，说话比我们更有力度。”（高中负责人）

2. 招生老师与初三班主任的互动

招生老师与初三班主任大多也是认识的。在招生老师去招生之前，学校会先预支一笔资金，这部分资金是要给初三的班主任的。最初的两年，高中给初三班主任的报酬是，班里每报该高中的志愿一个人，班主任可以得到50块钱奖励，如果是高分考生，报酬增加。在报志愿那天，招生老师会和班主任一起到教室去做宣传与动员工作，由于学生对高中的情况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班主任的意向是很有决定性作用的。

“肯定把自己学校往好了说啊，有时候还会适当‘贬低’一下别的学校，反正给学生留下好印象是很重要的。其实有时候自己也不愿意违背良心说话，把自己夸得太好了，可是没办法，不这样学校就很难招到学生。本来知名度、认可度就不是太高，你再不说，更没人来了。”（D高中招生老师）

刚开始只有B高中这样做，因为扩大了办学规模，对生源的需求最为迫切。B高中一开始这样行动，C与D高中也就军心不稳了，因为它打破了招生的生态平衡，威胁到了C与D高中的利益。于是，几个高中开战了。

每个高中都开始成立这样的招生小组，开始对乡镇的初中狂轰滥炸，一个挨一个地跑。比如说D高中今天上午听说B高中开始行动了，马上就也派老师下去了，唯恐慢了一步，失去了先机。

在报志愿的那几天，招生老师会天天给初三班主任打电话，询问报志愿情况，这对班主任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但是每个高中给班主任的报酬不一样，根据自身的资金状况有的给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这个时候差别就出来了，一般来说，初三的班主任肯定是谁给的报酬多，就帮谁说话。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人情的博弈，因为到同一个初中去的不同高中的老师，与他们的关系不一样，有的熟识一些，有的陌生一点。所以就会出现两种情况：有的班主任不管谁给的报酬多，都会因为人情的关系帮助更熟悉的人说话；而有的老师则是不顾人情，只认报酬多少。后一种人，一般都不会成为觉得“面子受损”的招生老师的下一年的主要游说对象。

“其实我们也很无奈，知道他们班主任有时候也很难做，有时候两个学校去的招生老师都是他们熟人，他们偏向谁都不好。但是要完成任务，有时候对他们说话也就不太客气，难听一点儿，不过这时候也能看出谁跟你关系更近一点了。”（招生老师）

“这事儿真的挺烦的，天天都要给他们打电话催，他们肯定也会烦啊，不过那又有什么办法，他们也想要报酬。但是就我们来说，即使你招到了很多学生，拿到了一些奖励，还是很烦这个事情，让人一个暑假都过不好。再烦也没用，学校让你做的事情你不做，以后也不好跟领导交代。”（招生老师）

3. 招生老师与考生的互动

每个学校都想收到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所以老师在学校招生的同时，也会通过各种关系，寻找一些高分考生。当然，对这些考生都是有优惠政策的。高中会定下几个分数标准，在某分数以上学费全免并且有奖学金，某分数段免学费，某分数段免部分学费。

在每个分数段的考生，如果通过私人关系找到招生老师，也会减掉部分学费。比如一考生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要想上学就必须是高价生，找人通融之后，学费就有可能从4 000元减到2 000元；如果是需要交部分学费的，找人通融之后就可以免去学费。当然，这样就必须报有熟人关系的学校，这也是个共赢——即学校招到了学生，招生老师多完成一个招生任务数，家长少交了学费。

4. 招生老师与学校的互动

每次招生大多都是在报志愿前，招生老师下去做过动员之后，基本上能满足学校的招生数量要求。然而，在去年的招生过程中，D高中的生源严重不足。在录取结束之后，还缺部分学生没招满，于是全校总动员，每个老师都被分到了三个招生名额，不完成便没有年终奖金。由于在乡镇学校认识人较多，招生老师往往会率先完成自己的招生数额，便成为全校老师的求助对象。

除了招生老师之外的其他老师，大多在乡镇不认识熟人，所以很难招到学生。于是招生老师会把自己已完成并且有超出的名额分给其他一些关系好的老师，或者会帮忙打听一下哪里有生源，或者动员已被录取到其他高中的学生来D高中上学，给出一些优惠条件，并且完全不管成绩，只要交钱、只要来报到，多差都要。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尽量动员成绩好的学生，有时候成绩差的过来学校还不愿意要。现在哪还管它成绩好坏啊，连人都招不够了，是个学生就行。”（某老师）

此时，这些老师已被学校逼得不再考虑学校的利益，毕竟生源质量才是一个学校的根本。如此下去，生源越来越差，高考没有好的成绩，学校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就会越来越低，招生就更困难。由此，一个恶性循环形成。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几个互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示意图来表示：

以上描述几个高中争抢生源的范围，仅限于除了报了A高中的同学。因为A高中是重点高中，每个初中都会想让自己的学生多考进去几个，来说明自己的教学成果。所以，A高中一直都是坐山观虎斗，稳坐钓鱼台。但是，近两年来，由于A高中的领导某些决策失误，造成教育质量下降，升学率降低，在百姓心中的认可度降低。B、C、D高中也会争取一下高分考生，给出很好的优惠条件。伴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A高中也加入了这场战斗，原先从来不会给学生奖学金，如今也开始开出一些优惠政策来防止生源外流。

B、C、D高中深感压力增大，于是都提高了给初三班主任的奖励标准，B高中甚至增加到了每个学生二百块钱。照此一来，招生结束的时候，许多初三的班主任都能拿到万元以上。一个县的招生环境被弄得乌烟瘴气，学校的资金也开始紧张，老师也是怨声载道。最重要的是，整个招生程序全部呈现出一种混乱的状态，学生乱跑，比如可以拿着任何一个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到其他任何高中去报到。

高中招生恶性竞争是应试教育孕育的恶果。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社会、教育主管部门用单纯的升学率和考上名牌学校的学生数量以及有无状元来衡量学校业绩。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学校也用这些来衡量老师。这种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做法违背了教育规律，破坏了教育公平，也是社会浮躁情绪在教育领域的反映。不正当的竞争误导了学生和家长，破坏了教育的形象，教育行政部门应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制止，同时尽快建立起相关法规以保证教育竞争积极有序地进行。

去年招生结束后，县纪检委出面，要求初三班主任上交所拿奖金，否则构成受贿。一下子人心惶惶，把所收报酬全部上交，但是这钱并没有退回到各个高中去，而是被纪检委没收。另外，教育局出面要求，学生收到了哪个高中的通知书就必须去该高中报到。

到此，招生大战告一段落。明年，招生又会是怎样的图景？

复读与中学声誉的制造

王文婷 （北京大学2008级社会学系硕士生）

辉县一中（假名，但该中学确为该县最好的中学）是西部X省某县重点中学。学校单设高中，有教学班36个，学生2 800余人，教职工155人。学校以其较高的本科升学率而闻名周边，近5年来，学校本科上线人数4 963名，在地区名列前茅。

笔者对该中学调查的重点原本在其他方面，在将近一年的调查中意外地发现，复读在其高升学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于是将主题聚焦在复读上面，试图揭示复读对同学们的意义，以及复读在当地教育产业中的作用。

一、压缩分母，制造辉煌

1. 辉煌的背后：分母知多少

高考成绩是辉中最大的金字招牌。就近几年来看，辉中本科上线率是逐年上升的：2006届872人，2007届933人，2008届912人，2009届976人，2010届更是达到了1 270人。但是，辉中高考录取率是多少？分子固然喜人，但是分母呢？这却是不容易得到答案的疑问。无论询问学校领导、老师，还是学生，笔者都没有得到过确切的分母数。大家一般的回答都是，上线率大概是一半左右吧。学校领导会解释说，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一般统计的是高考上线人数，录取率不做统计。其实，漏掉最为关键的分母，分子的价值就很难判断。在每个分子的下面有一个怎样的分母对应呢？高考上线人数的增多是否有其他外在原因呢？

上线人数是个正面的、积极的绝对数值，但在这个骄人的数字之后，隐藏着分母并不简单的变化和构成：其一是越来越多的考生加入，其二是一些注定不能考上本科的学生“弃考”与“转考”，其三，复读生才是贡献上线人数的主要力量。

2010届是新教改后高考的第一年，也是新的高考报名政策：考生必须回户籍所在地报名考试政策执行的第一年。这对于辉中的高考报名与上线人数都有较大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学校通过几种手段使分母最大化的减少。对于高考上分数线无望的学生学校会采取相关措施，促使其“弃考”或者“转考”，导致实际上高考报名的学生人数“缩水”不少。

辉中在校报上、在对外公布的名单上都只是上线人数，没有给出参加高考人数。是因为报名人数小于在校人数，对外这样公布将降低其分子的影响力。而在内部的统计中，高考报名人数也是少于班级实际人数的。只公布庞大的上线数字，不公布考生人数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学校为了获取高的上线率而对于可能成为分母而非分子的学生层层剥离的一种掩盖。这种“筛选分母”的做法在市内其他的重点高中中也普遍存在，只是具体操作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2. 只做总体统计，不做分类统计

辉中的高考上线人数复读生多于应届生，这是考生和家长都略有耳闻的“事实”。高考报名的考生中，究竟应届生考上多少？复读生考上多少？却没有人精确地知道，据说学校其实做过统计，但是从来没有发布过。

以今年为例，辉中22个参加高考的班级中，12个是应届班，10个是复读班。而复读班每个班级的人数都多于应届班，因此参加考试的总人数上，应届生总数绝对小于复读生总数。据刚发布成绩时的学校统计计算，2010届应届生共681人参加高考，复读生871人。应届483人成绩达到了本科录取线，上线率71%；复读754人达到了本科录取线，上线率87%。而2009届应届生共822人参加高考，复读生868人。应届307人上本科线，上线率37%；复读生669人上线，上线率77%。

表1 2010届辉中高考情况（单位：人）

班级

考试人数

本科上线人数

1（文科应届）

54

32

2（文科应届）

48

35

3（理科应届差班）

20

0

4（理科应届）

63

43

5（理科应届）

60

40

6（理科应届）

61

45

7（理科应届）

60

46

8（理科应届）

55

39

9（理科应届）

63

44

10（理科应届）

67

45

11（理科应届）

62

46

12（理科应届重点班）

68

68

小计（应届班）

681

483（上线率0.71）

13（理科复读）

90

73

14（理科复读）

87

76

15（理科复读）

86

79

16（理科复读）

84

78

17（理科复读）

92

77

18（理科复读）

90

79

19（理科复读）

77

70

20（理科复读）

83

66

21（文科复读）

85

72

22（文科复读）

97

84

小计（复读班）

871

754（上线率0.87）

表2 2009届辉中高考情况（单位：人）

班级

考试人数

本科上线人数

1（文科应届）

56

11

2（文科应届）

50

12

3（理科应届差班）

51

2

4（理科应届）

68

27

5（理科应届）

71

35

6（理科应届）

79

32

7（理科应届）

68

26

8（理科应届）

74

34

9（理科应届）

72

29

10（理科应届）

78

31

11（理科应届）

79

35

12（理科应届）

76

33

小计（应届班）

822

307（上线率37%）

13（理科复读）

90

74

14（理科复读）

93

75

15（理科复读）

93

62

16（理科复读）

81

66

17（理科复读）

86

69

18（理科复读）

85

74

19（理科复读）

97

76

20（文科复读）

85

72

21（文科复读）

81

49

22（文科复读）

77

52

小计（复读班）

868

669（上线率77%）

从上表统计可以看出，不管是报考人数还是高考成绩上线人数，复读班都超过了应届班。而且复读班的高考上线率也大于应届班。而下面表中的数据，更鲜明地显示出复读班对于辉中高考成绩的重要作用。2010届全部上线人数中复读生人数占了全部人数的61%，应届生只占39%；2009届复读生占了69%，应届生只占31%。

表3 辉中2009、2010届高考上线人数分布表（单位：人）

年份（届）

本科上线数

应届班

复读班

2010

1237

483

754

所占比例

39.05%

60.95%

2009

976

307

669

所占比例

31.45%

68.55%

上述统计可以明确看出复读班才是辉中高考上线人数和上线率的主要“贡献者”，复读班的存在对于辉中的升学神话至关重要。

3. 指标之下：转考与弃考

莘莘学子十多年寒窗苦读，所为的不过是最终一锤定音般重要的高考成绩。高考成绩也是学校与校长安身立命之本。因此，谁参加高考，已经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是要经过一番选择与衡量的。高考虽说是一次性考试，考生的潜力却是在三年的辛苦学习中日积月累的，尤其是对于经验丰富的高三毕业班老师来说，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高考预期都了然于胸。这也给予了学校选择考生的根据。

正如企业中激励员工的绩效目标一样，学校的老师也有升学率的压力。这种压力不单是通过文件或者笼罩校园的氛围来体现的，而是具体到每个班实实在在的指标。在辉中，班主任并不是一个“肥差”，每天从早晨6点多的学生早操直到晚自习的跟班[15]，白天上课中也随时会发生各种事情。班主任的酬劳——“班主任费”与付出的辛苦和精力相比却不很划算。所以，很多老师并不愿意当班主任。高三的班主任会比其他年级的班主任酬劳高一些。但同时，高三的班主任也背着不小的业绩压力——每个高三班主任都有升学名额，超出任务是有奖励的，达不到也有惩罚。学校对于老师的任务基本上都是比较贴近于学生的“实际水平线”。多年的经验积累，每年预期会考中多少学生，老师还是心里有数的。这个业绩压力是后面将说到的班主任老师动员学生报名到别的学校的一个动力来源。

学校对于老师的指标是根据实际班级情况分配的，而且从指标中就可以看出学校对于不同类别班级的预估和期望。辉中的应届班中文科只有2个班而且整体学生水平不高，2009届的指标数每班只有12人，高考报名人数56人，班级实际人数应该在70人左右，指标率不足20%，而应届理科中最差的那个班的升学指标数是0，其他班级都是35人，整体指标率在40%，而加上弃考或者转考到别的学校的学生（比较客观的估计每班10个学生），全部的应届生指标在35%左右，而最后的结果只有没有指标的那个最差的班超出指标2人，其余均没有达到指标，也就是说应届班的升学率只有30%左右。2010届的高考指标普遍增多，有上文提到的户籍在辉县而在外借读的学生报名在辉中的特殊情况。因此各班指标普遍高于去年。应届班总报名人数为681，指标数350人，指标率为51.3%；而复读班总报名人数为871人，指标人数为560人，指标率为64.3%。上述对于老师任务指标计算的两组数字说明，复读班的预期升学率是高于应届班的，这在学校和老师都是了然于心且在历年的高考中得到验证的。

表4 2010届辉中高考指标（单位：人）

班级

报名人数

指标数

超标指数

1（文科应届）

54

28

4

2（文科应届）

48

28

7

3（理科应届差班）

20

0

0

4（理科应届）

63

29

14

5（理科应届）

60

28

12

6（理科应届）

61

29

16

7（理科应届）

60

29

17

8（理科应届）

55

29

10

9（理科应届）

63

29

15

10（理科应届）

67

29

16

11（理科应届）

62

29

17

12（理科应届重点）

68

63

5

小计

681

350（指标率51.4%）

13（理科复读）

90

58

15

14（理科复读）

87

55

21

15（理科复读）

86

55

24

16（理科复读）

84

55

23

17（理科复读）

92

56

21

18（理科复读）

90

61

18

19（理科复读）

77

51

19

20（理科复读）

83

53

13

21（文科复读）

85

55

17

22（文科复读）

97

61

23

小计

871

560（指标率64.3%）

表5 2009届辉中高考指标（单位：人）

班级

报名人数

指标数

未完成指标

1（文科应届）

56

12

–1

2（文科应届）

50

13

–1

3（理科应届差班）

51

0

2

4（理科应届）

68

35

–8

5（理科应届）

71

35

0

6（理科应届）

79

35

–3

7（理科应届）

68

35

–9

8（理科应届）

74

35

–1

9（理科应届）

72

35

–6

10（理科应届）

78

34

–3

11（理科应届）

79

35

0

12（理科应届）

76

35

–2

小计

822

339（指标率41.2%）

13（理科复读）

90

59

15

14（理科复读）

93

58

17

15（理科复读）

93

57

5

16（理科复读）

81

54

12

17（理科复读）

86

55

14

18（理科复读）

85

57

17

19（理科复读）

97

64

12

20（文科复读）

85

74

–2

21（文科复读）

81

42

7

22（文科复读）

77

46

6

小计

868

566（指标率65.2%）

今年的高增长比较例外，但是每年参加考试的人数少于在校学生数却是一直就存在的秘密。基本上除了应届的实验班（重点班，每年只有一个班），其他班级都有10名左右的学生不会在辉中报名参加高考或者根本没有参加高考。这样，全校基本每年有将近200人不能在辉中报名考试。对于同意不在辉中报名的学生，学校会让这部分学生在县内其他非重点或者职业高中报名。对于辉中来说，这是减少分母的手段，辉中的升学率会因此得到不少的提升，对于学校领导的“政绩”和辉中的名誉都是有利的。为什么别的学校就愿意要这些很大概率上根本不能考上本科的学生呢？因为辉中在县城内学生生源质量的无可比拟，辉中的高考上线人数是以上二本线的人数计算的。而其他学校的“校绩”并不是以二本上线率来看的，而是以三本上线人数或者以专科上线人数来算的。这样的话，辉中转来的学生很大程度上会成为转入学校高考成绩的分子而非分母，如此安排，对于两个学校来说确实是双赢，唯一损失的就是学生选择考试的权利。

正如上文所述，每个班高考二本上线人数是有指标的，班主任是直接负责人。自己班级“差生”报名越少，指标完成率就越高。因此，班主任做这个动员工作也是有理有利的。而考生和家长，面对学校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尤其是学习不好的学生与学校没有“谈判”的资本。退一步来讲，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最终的高考成绩才是最重要的，在哪里报名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这样的想法也给了学校操作报名的空间。

“劝解”的工作一般都是班主任单独找学生进行的，一般会根据市级质量检测[16]的成绩。一般来讲，考试每次都是倒数几名的学生的学习情况班主任都是比较清楚的。“劝解”工作也是“隐蔽”进行的，其他学生很少会知道有谁在被“劝解”范围之内，但是学生也基本能猜得到。只要学生同意，其他报名的工作都是学校在做，学生基本上没有什么负担。因为高考考试全部在县城内的学校进行，所以考试地点对于学生基本上也没什么差别。

辉中对于不同的成绩差的学生有不同的对策。一般来讲，应届班的学生通常考试的倒数几名会由班主任进行劝解，放弃参加今年高考或者报名到其他学校，条件是今年复读班直接入学，无需通过复读班录取线。因为辉中复读班每年的招生是以考生当年的高考成绩为录取标准的，即使参加了高考，这部分学生的高考成绩是否能进入辉中的复读班也很难说，对于很多应届高考无望成功的学生，这倒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而对于不愿意放弃高考的学生来说，学校可以帮他报名到县内其他高中或者职业高中。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学生还是会参加高考，直接放弃的学生是少数。而这些不愿意放弃的学生就会报名到别的学校。但是，不管是直接“弃考”还是“转考”到其他学校，考不上的学生都可以直接进入复读班，而不必受限于复读班的录取线。

今年复读班的学生HM就是应届生转考的一个例子。HM去年的时候是高三六班平行班的一名学生，临近考试的时候被班主任单独劝解在别的学校报名，并保证2010年的复读班可以只交正常的学费就可以复读。据他说，当时全班被“劝解”的有8到10名学生，因为“劝解”工作是分别进行，所以具体的名额别的同学不能确定。一般学生都会接受这种“对大家都有利”的协调。2010届的高考HM报名的学校是一所镇级高中——B中，所有事情都是学校帮忙办，HM并没有感觉到和别的学生有什么不同。但是H今年的高考分数是450分，刚好达到了辉中复读班的分数线，所以对于HM而言“转考”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用处，但是也没有什么坏处。

对于弃考或者转至别的学校报名，应届生和复读生选择的差异很大。高考复读对于县城高中来说是比较普遍的情况，所以应届生的选择偏向应该很明显。加一年的时间就有很大可能读一个本科，这是很多学生愿意做出的选择。但是对于复读班的学生来说，弃考却不可能，只能选择报名到其他学校了。还有很多的复读班的学生在入学的开始就只能算是“借读”，尤其是开学以后陆陆续续转进来的“交费”学生，他们的高考成绩没有达到辉中复读的分数线，而是通过“关系”交了高价进来的。这些学生从开始就没有学籍。交高额的复读费只是为了在辉中学习，考生和家长都认为学习的好坏以及最终高考成绩的多少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在哪里考试是可以忽略的。

一般来说，应届班每班未报名的学生为8~10人之间，不排除有的学生不愿意这样做，学校也不会勉强。而对于复读班来讲这个数字一般会大一些，大概在10~15人之间。全年级大概有200人左右被“分流”出去。具体到每个班的情况也不一样。以2009级复读班高三十六班举例，第二学期开学注册学生是93人，有学生说是94人。最后高考成绩统计册上的报名人数是84人，有10个人的差额。而最后的成绩统计册上却只有76人，人数随时“变化”，而且越变越少，但是上本科线的分子却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分母。

二、复读班，半壁江山

1. 复读班规模

正如前文所分析，复读班对于辉中的高考升学有很重要的贡献，2009届复读班本科录取线的学生占到全部上线学生的近70%，这就意味着复读班才是学校需要重点培养的力量。对于这一点学校和老师都有明确的认识。复读班从招生、管理到最后的高考，都与应届班看齐甚至好于应届班。

正是因为复读班的学生更容易考上大学，近些年来，辉中维持着庞大规模的复读班。以2010届和2009届为例，每年辉中22个参加高考的班级中，12个是应届班，10个是复读班。而复读班每个班级的人数是要多于应届班，应届班学生人数在70~80人之间，而复读班一般在100人左右。因此，复读班的学生总数一般都大于应届班。下表是学校统计的高考报名人数，实际数字应该大于此数。应届班每班加8~10人，而复读班则要加15人左右（具体数字见下表）。

表6 辉中2009、2010届高考报名人数（单位：人）

年份（届）

应届班

复读班

文科

理科

共计

文科班

理科班

共计

2010

102

579

681

182

689

871

2009

106

716

822

243

625

868

近些年以来，结合实际的高考和录取情况，复读似乎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也是很多考生和家长很容易做出的选择。尤其对于辉中的应届生来说，一次失败就放弃读本科的机会，不管是学生还是对于家长都不会甘心。而辉中三年的学习基础，让很多人都相信复习是有价值的。如果说未上线的学生是被动选择复读。那么，有些应届上本科线的学生则是“主动”选择了复读。上线选择复读的学生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志愿填报过高或者因为超过分数线不是很多，没有被高校录取，虽然考上却也无学可上。还有一种是已经被高校录取，却因为自己不满意学校或者专业，相信自己有潜力上更好的学校而主动放弃入学，选择复读。学校对于后一种学生是相当欢迎的，因为来年高考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

以今年的应届高三六班来看，注册学生74人，参加高考人数61人，其中本科上线人数45人。据2010年8月末的调查来看已经有30人确定复读，29人在辉中，一个在×市一所高中。这30人中未包括未参加高考报名的人。据说，今年是近几年来高考成绩最好的一年。而在30个确定复读的学生中，有8个是今年上了本科线的学生。

2. 多数应届生进入复读

对于多数辉中的应届考生来说，复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即使三年前他们是以全县前几百名的成绩考进来，毕业后他们大多依然走上了复读之路。以往年的多数经验来看，应届班每班上线的学生多于三分之一，但少于一半。一般70多人的班级，30人左右上本科线，而因为志愿录取的原因，还有部分上线的学生选择放弃入学，而选择了复读。往年应届毕业生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学生走上了复读之路。因此，对于大多数的辉中的学生来说，高中实际上是4年。下面是2009届的应届班高考录取情况，这在辉中的应届录取中算是平均偏高的水平。文理科班级差别比较大，应届班差班与平行班差别也很大，总体而言应届平行班上线率在40%左右，加上因志愿落榜和转考弃考的学生，实际录取率应该在30%到40%之间。

表7 2009届辉中应届班高考情况

班级

考试人数（人）

本科上线人数（人）

上线率

1（文科）

56

11

19.6%

2（文科）

50

12

24%

3（理科差班）

51

2

3.9%

4（理科）

68

27

39.7%

5（理科）

71

35

49.3%

6（理科）

79

32

40.5%

7（理科）

68

26

38.2%

8（理科）

74

34

45.9%

9（理科）

72

29

40.3%

10（理科）

78

31

39.7%

11（理科）

79

35

44.3%

12（理科）

76

33

43.4%

共计

822

307

37%

如上表所示，辉中毕业的应届生大部分走进了复读班。当问到一个学生选择复读的原因时，他说：“没考上二本，三本、大专念出来出路不好。”（2010级复读生HM）。大多数学生的想法都是再努力一年就会读到本科，而在很多学生和家长的眼里，本科是国家“承认”的学历，和其他学历有本质的区别。

一般而言，复读学生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高考成绩上线但非分数较高的学生。这类的学生平时就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而且学校和考生自己都期望较高。由于发挥失常或者填报志愿不当的原因并未被理想的高校录取而选择了复读。这类学生是学校复读班争取的对象，有的学校甚至给予极为优厚的条件挖其入学。二是高考成绩刚上录取线，但是并未被录取而又不愿意接受征集志愿的学生。对于刚好达到本科线的学生，录取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因为志愿填答不当而未被录取，多数选择不愿意屈就去读大专或者征集志愿的学校。因为应届的高考成绩是一个希望，经过一年的复读，来年可能考得更高，上重点线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事。三是离本科线差四五十分以内的学生，这类学生是真正的“落榜生”，也是复读班级的主要组成者。这类学生的复读是不得不做的选择，此外几乎无路可走。大专与本科在以后的发展和就业中差别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普通的考生和家长来说，上了国家统招的本科才算是上了大学。四是高考成绩离高考录取线差距非常大，选择复读是为了来年考得更高一点，上更好的大专。这类学生通常家境都比较好，一年的复读的经济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家庭只想让考生有好一点的成绩。而且如果这类学生要来辉中复读，额外交的钱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3. 复读生的待遇

在辉中，高三学生并不会因为是复读生而受到歧视或者不好的待遇。复读班和应届班通常不在同一教学楼上，而复读班所在的教学楼是新的教学楼，或者是比较僻静、能容纳更多学生的教室。复读班的人通常比应届班多30人左右，达到100人左右，如学生所讲“直到教室坐不下为止”。在学校的管理上看，复读班也是作为“重点升学对象”来培养的。复读班的任课教师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经验的、教学能力比较好的教师。

相比而言，复读班更像一条打造大学生的流水线。老师、学生都以成绩为目的，其余的活动都是浪费和多余。对于很多其他高中的学生来说，能考入辉中的复读班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与别的学校高考班相比甚至与辉中的应届班相比，复读班的升学优势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无论校内或者校外，辉中复读班的地位都是比较高的。而对于三年前没考入辉中读高中的学生来说，辉中的复读班更是进入大学的一个“梦幻踏板”。

复读班的管理基本上与应届班一致，只是不参与学校组织的一些文体活动（这些活动高三应届班是参与的）。复读班的定位就是“来学习的”，对此老师和学生看法一致。老师也会经常提醒学生注意这一点，尤其是额外交费的复读生。学生也都说：“复读班和应届班不一样，复读班是来学习的。”

4. 复读班招生录取政策

复读班从暑期开始招生，先是高考成绩达到复读线的学生。最初每个班大概招收六七十名，这些一般是成绩达到复读录取线的学生。开学以后分数不到线的学生大量进入，每个班最终会有100名左右的学生，交钱的学生大约会占到三分之一。复读班的招生并不像应届班那样有类别的划分，后者每个班级的构成和学生水平基本是一致的。体现复读生彼此不同的地方，和他们进入的时间及交费情况有关。

严格意义上来说，复读班的招生是从上届学生高考报名就开始的，学校对于应届生放弃高考所做的承诺，即无条件进入下一届的高考复读班就可以看作是最开始的招生。每年的高考成绩一般是在6月25日左右公布，7月份全国高校录取工作正式开始，一般7月底本科和大专就差不多结束录取了。到8月份还在进行的是民办院校及征集志愿填报的院校。对大部分落榜的复读生而言，知道高考成绩的时候，是否复读就已经做了决定。而对于达到本科录取线的学生则要等到高校的录取工作开始和结束才能确定是否要复读，当然还有极少数的学生是到了被录取高校以后，发现与自己的期望相去甚远然后又回到家乡复读的。

讲到辉中的复读班招生程序，就要讲一下辉中的暑假时间和高三学生的假期补课安排。辉中的暑假一般是从7月下旬开始到8月底，一般在8月25、26日新学年开学。通常来讲，学校会在8月初开始高三应届班学生补课，与此同时，高三复读班开始招生。而后持续到正式开学一个多月的时间。复读班招生的次序并不是非常严格的，只是大体上体现出了一个时间序差。

第一批入学的是没有参加高考的，和高考成绩没有达到本科线的学生以及那些成绩能考上大学但是立志要考更好学校的学生。这些学生复读态度比较明确，也早早就进入了学校，暑假的这段时间以学校的说法是“帮学生收心”，也未见得会学习多少东西。

第二批入学的是未被录取的学生和外县择校的学生。随着高校录取的开始，就有一些学生因未被理想的学校或者专业录取而选择复读，这类学生也是对于明年复读结果期望比较高的学生，希望能通过复读被更好的学校或者专业录取。近几年以来，来辉中复读的外县学生越来越多了。

第三批入学的学生，即在开学后陆续入学的学生就是未达到分数线、通过“关系”和交费进来的学生。每年到正式开学之前，每个复读班的学生也不过60~70人左右，后面的30人左右基本是“交费”进来的学生。关于复读的交费并无明确的标价，每个学生交的钱是不一样的。这些学生基本是“关系”介绍进来的，这种“关系”不一定多么有权势，也许只是辉中普通的教师或者县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普通职员，介绍到辉中的领导或者老师就可以了，所谓“关系”只是一种途径而已。交费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每个学生的交费多少除了学生成绩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介绍“关系”的强弱决定的。一般而言，除了领导之外，普通教师没有和学生“议价”的能力。这种招生政策与高一新生招生基本相似，但是更不透明。

辉中的10个复读班基本上“均质”，类似于新生中的“平行班”，没有重点班或者差班之分，学生的类别是通过进入的“批次”来分的。进入的学生基本都是在同一的环境下学习。复读班的学生会比应届班的学生更好管理一点，毕竟是一种“特殊”的学生。再者，复读班的学生来源多样，同学间关系比较疏离，相互影响有限。也正是这些原因，复读班并未像应届班那样明确分类。

5. 复读班的收费政策

复读班的收费政策是和招生政策紧密相关的，类似于高一的新生录取。既要保证生源质量，又要一定的高价生交费进来，还要给予各种“关系”一定的面子。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因此，学校划定了各种收费线。

最基本的区分是高考成绩达到今年本科录取分数线和没有达到。高考分数在二本录取线和一本录取分数线之间的学生，交一半学费（学费800元，因为属于省重点高中，学费相对高于其他高中），住宿费等其他费用正常缴纳。高考分数在一本线以上的学生可以免除全部学费，只交住宿费等其他费用。如果成绩非常高，比如有希望来年考北大清华的学生，学校会另给奖励。但是这类学生是极少数而且具体的奖励措施并不会公布出来。

剩下的就是低于高考录取分数线的“落榜生”。辉中的复读录取线低于高考线40~50分。以2010级为例，高考本科线是500分，辉中的复读录取分数线是450分。高于450分的学生交正常的学费就可以进入复读班了。而低于450分的10分之内的学生，即440分到450分之间的学生，多交1 000元。而比450分更低的学生就要交更多的钱才能进入复读班，但是每个学生交的钱是不一样的。高三复读班的高价生并不像高一扩招班的学生那样明码标价。

6. 复读班生源

辉中在县内的地位同样体现于它在复读市场中的绝对地位，X中是县内综合实力来讲排名第二的高中，以文科见长。辉中的复读生的两个最大来源就是辉中原应届班学生和X中的学生。除此之外，还有县内其他乡镇的高中和一所民办高中。这些高中升学率很低，大部分应届生高考成绩连辉中的复读线也达不到。

辉中的复读生是以高考成绩来录取的，因此其复读班的组成多少也可以看成是县内高中高考成绩的代表。辉中在县内复读市场的地位完全由新的一年复读班的生源组成体现出来，在辉中的复读班中，多数情况下复读生最大来源于辉中原应届班，大概在每班30~40人之间，其次是X中的学生，少于辉中的学生，但是明显多于其他学校，一般在20人左右，剩下的30~40人左右，分别是县内最不好的高中Z中、B中以及外县的学校和复读第二年的学生，总共大概90~100人。2009级的复读班高36班中，原辉中应届班的大概有40人左右，占到了40%左右。

2010级复读班13班的生源分布：原辉中应届班学生27人，X中30人；B中10人；Z中8人；D中（外县）2人；G中（外县）1人；复读第二年13人；H中2人；W中（外县）3人；Y中学（外县）1人；J中（外县）1人，共98人。

由此依然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辉县内的复读市场结构。在辉县全县应届学生中，除了辉中应届重点班的学生、平行班学习好的学生以及其余学校的特别优秀的学生之外，其余的要考上大学的学生的高中都变成了四年，有的学生甚至变成了5年。中考没有考上辉中的学生，一般的愿望就是三年之后考上辉中复读班，以此为跳板考上大学。而即使考上了辉中，如果没有在重点班或者在班上排名不在前三分之一位置，复读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七八十。高中从三年变成四年，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对于考生和家庭而言，三年的付出成本追求的大学之梦，只要再多加一年就可以成真，这并不是一件赔本的事情。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些学生复读两年，高中不只是四年还有五年。如上面的2010级复读班学生统计中，就有13个人是复读第二年，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三、应届与复读，此消彼长

1. 复读生规模不断扩大

在1999年高校扩招以前，是中专、技校辉煌的时代，高中考大学这条升学之路并不像现在这么火热，高考应届生和复读生都没有现在多。但是由于辉中在县内的地位，高考落榜生还是选择来辉中复读，所以它一直都维持着相对较大的复读生规模。从学校历届统计资料来看，2000届以前，学校高考报名应届生多于复读生，但那时复读生的上线率也高于应届生，自然那时高考上线率整体是很低的。从有资料的1997届来看，高考复读生的规模已经不小，但是并没有超过应届生。复读班每届在5个班以下，高三班级全部在15个左右，即是说每届复读班级数约三分之一强，当然复读班的单个班级学生数是超过应届班的，但无论如何，那时高考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是应届生。

2001届，辉中的复读班为6个，报名人数571人，占总报名人数的43.9%。接下来的两届都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2003届和2004届复读报名人数减少是有政策原因的。2002年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提出，从2002年秋季开学起，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的教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也不得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但是，这个政策后来显然没有继续落实，反而呈现了“报复性增长”。2005届高考复读班增至8个班，2006届至10个班，2008届9个班，2009届与2010届分别是10个班。且2009届的高考报名人数中，复读生868人，占总数1 690人的51.3%，第一次超过了应届生的人数，这一趋势延续至2010届高考。下表为历年高考报名人数详细统计。

表8 辉中历年高考报名[17]情况

年份（届）

高考报名人数

应届班

复读班

报名人数

（班级个数）

占总数比

报名人数

（班级个数）

占总数比

2001

1301

730（6）

56.1%

571（9）

43.9%

2002

1365

800（5）

58.6%

565（9）

41.3%

2003

1085

776（5）

71.5%

309（11）

28.4%

2004

1289

817（6）

63.4%

472（12）

36.6%

2005

—

—（8）

—

—（10）

—

2006

1782

910（10）

51.1%

872（11）

48.9%

2007

—

—

—

—

—

2008

1806

989（9）

54.8%

817（14）

45.2%

2009

1690

822（10）

48.6%

868（12）

51.3%

2010

1552

681（10）

43.9%

871（12）

56.1%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复读班的规模从5、6个班，到现在的10个班，班级数从三分之一到现在的一半，规模增长趋势一直存在。因为教室数量的客观原因，复读的班级数增加受到约束。因此，报名人数的显著增加源于班内学生数量，复读班的班级人数比正常多30到40人。

2. 应届考生比例下降

辉中在县内一直是规模比较大的高中，高考学生数量也比较多。有资料显示，1997年就有1 222人参加高考，但那时应届生是多于复读生的。从统计资料来看，应届生班级数一直变化不大，都维持在10个班左右，每年变化不是很大。高考报名总数的增加，主要在于复读生，相对而言，应届生所占比例却在减小。从表9的数据来看，在2008届高考以前应届生的数量都是超过复读生的，但是从2009届开始，应届生报名所占比重低于复读生。2009届应届生占总报名人数的48.6%，这一比例在2010届下降到了43.9%。

应届生的招生方式也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折。辉中从2002级起招收初中毕业生政策改变，放弃以前的划区入学，而改为全县统一分数线，即以全县初中毕业生成绩排名，取前600多名，这种拦腰划断的做法延续至今。所以，2005届毕业的应届生质量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应届生的生源质量似乎并没有因此而高过复读生。2008届的应届上线率高于平常——应届普通班高考上线人数在38~40人左右，依照一般班级规模推断，上线比例将近50%左右。但是仍然低于复读班的每个班级上线人数，除去复读班班级规模大这一因素之外，复读班上线率比应届班仍然不差，甚至高于应届班水平。

3. 此消彼长

基于前述可以看出，辉中的复读班一直呈增长趋势，而应届班相比较而言却在下降。表9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趋势变化。从2001年开始（除过2003年和2004年）可以看出高考报名总人数是在增加的，但是复读生增加的绝对值和速度都大于应届生。因为从取消复读班的政策，2003年和2004年的高考报名人数不增反降也可以看出，高考报名人数增长的动力在于复读生而非应届生。

事实上，辉中的高考本科上线率一直在30%~60%之间浮动，1999届高校扩招之前高考录取率一直略高于30%，从1999届开始上线率开始升至50%左右。比较明显的是从2004届复读班规模扩大以来，上线率开始升至50%以上。复读生的增长直接带来了高考上线率的增长，详见下表统计。

表9 辉中历年高考升学率[18]

年份（届）

统计考试人数

本科上线人数

上线率

1997

1 222

402

32.9%

1998

1 134

446

39.3%

1999

1 075

498

46.3%

2000

1 178

698

59.3%

2001

1 299

442

34.0%

2002

1 389

446

32.1%

2003

1 134

562

49.6%

2004

1 300

745

57.3%

2005

1 290

828

64.2%

2006

—

871

—

空缺

—

—

—

2008

1 806

912

50.5%

2009

1 697

976

57.5%

2010

2 048

1270

63.0%

伴随着复读班规模的增大，高考上线人数和上线率都呈现了增长的趋势，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么，高考上线的学生中，多少是应届生，又有多少是复读生呢？复读生的增长是否造成了应届生上线人数的相对下降呢？下表的统计可以解答这一问题。

表10 辉中历年高考成绩统计

年份（届）

高考上线人数

应届班

复读班

上线人数

占总数比

上线人数

占总数比

2003

525

305

58.1%

220

41.9%

2004

683

370

54.2%

313

45.8%

2005

813

420

51.7%

393

48.4%

2006

872

393

45.1%

479

54.9%

空缺

—

—

—

—

—

2008

912

340

37.3%

572

62.7%

2009

976

307

31.4%

669

68.6%

2010

1237

483

39.1%

754

61.0%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每届高考上线的学生中，应届班的比例是呈直线下降的，只有在2010届的时候稍有回升，从2003届的58.1%到2009届的31.4%，6届时间下降26.7%，降幅达45.9%，而复读生则从2003届的41.9上升到2009届的68.6%，上涨幅度为65.1%。由此可以推断，复读生规模的增大是高考上线人数和上线率的增加的主要原因。

上表显示，在参加高考与上线的比率上应届生与复读生呈现此消彼长之势。这一势态的影响是深刻的，它意味着要想考上大学，更多的考生不得不选择复读。道理很简单：复读可以增加竞争力，复读的成功在挤压应届生的成功的概率。

四、付出与梦想

高中已经超出了义务教育的阶段，高中的费用也比义务教育阶段高出很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也开始实行免费政策的时候。辉中因为是省级重点高中，学费要比其他普通高中高出一倍多。而随着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学生三年高中的生活费也绝对是家庭一项很大的开支。辉县并不是富裕县，县内以农业经济为主，工业相比其他周边县也不是很发达。因此，读高中更多地变成一种“投资”，很多的家庭为学生的开支占到家庭开支的绝大部分。学生在学校内三年的花费成为很多农村家庭不可承受之重，还包括一些通过交高额费用进来的学生及家庭比较贫困的学生。正常情况下，高中三年甚至高四的花费情况基本差不多，每个学生每年6 000至10 000元左右的花费，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投入。高中三年的投入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沉没成本”，高考落榜的结果也变成了一项“亏本”很大的经济账，唯一可以进行弥补的便是通过“复读”进入大学，这样前三年的投入才不会白费。

1. 学生的花费

高中学生的花费基本包括学费及其他交给学校的费用和生活费用。辉中的开学缴费情况，以2009级高一第二学期开学时每个学生需要缴纳的费用为例，共计1 552.44元，包含项目如下表所示：

表11 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高一缴费情况（单位：元）

缴费项目

金额

学费

800

公寓费

260

电教教材费

5

自行车保管费

5

书费

454.44

本子费

18

银行卡费

10

共计

1 552.44

除了每个学生都交的学校部分的费用之外，笔者还对高一新生的花费做了小范围的调查，即对高一11班的学生花费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学生的日常花费主要是餐费、交通费和日常的临时花费，并不包括大宗的学习费用开支、学校收取的费用以及衣服、大件生活用品等。学生每星期的花费大概在50元左右，全班调查中的，61个有效回答的生活费平均为49.46元。而学生的访谈中，学生自己认为每年的上学花费，包括学费等等大概在1万块钱左右。因为上高中以后学习方面的开支也比较大，比如课外辅导材料、电子学习设备等。而因为家庭情况不同，花费也很不相同，但至少每年花费都在六七千元以上。

表12 学生生活费情况（单位：元/每星期，共57份有效问卷）

范围

≤30

30~40

40~50

50~60

≥60

人数

1

7

16

26

11

表13 学生吃饭花费情况（单位：元/每星期，共57份有效问卷）

花费

≤20

20~30

30~40

≥40

人数

2

15

29

11

在对于全班62名学生的日常花费调查中，大约有一半学生的吃饭花费占到七八成。学生的日常花费主要在吃饭上面，一是因为学生的生活比较简单，主要在学校内活动；二是因为离家不是很远，其他花费并不通过学生自己，很多生活用品或者衣服由家长代为购置。

一般学期中收取的主要费用还有：补课费，资料费。一般每学期至少交给学校的钱为2 000元。按照前面所做的小调查的结果，平均为每星期49.46元，但这个只包括每星期最为基本的花费，主要为吃饭和交通费用。每学期以20个星期计算，总共花费为1 000元。由上可以看出，每个学期学生最为基本的花费是3 000元，一年两学期即为6 000元。而如果再加上平时买资料的钱，买学习用品的钱。在电子学习设备比较普及的现在，MP3、电子词典也是很多学生的必备装置。因此，每个学生每年花费基本在6 000元到10 000元之间。

GH父亲给商店送货，母亲为家庭主妇，还有一个妹妹在上小学四年级。家里经济情况还可以，问到具体收入时，回答是没有计算过，边挣边花。基本上在学校吃饭每天花大概5元。去年的学费所有共是1 900多元，一年要花1万元左右。

ZF每星期的生活费在60元左右，但是每学期要花将近4 000元，包括学费。花费主要为吃饭、零食和交通费，零食花费在10元左右。

2. 辉县的城镇居民收入

辉县是农业县，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外出打工或者经济作物种植。辉县也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属于全省中等水平。就这样的收入水平来说，供养一个高中生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尤其是家庭成员有老弱病残时则更为困难。

表14 西部X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年份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绝对数（元）

数（1978=100）

绝对数（元）

指数（1978=100）

2005

2 052

321.1

8 272

534.9

2006

2 260

346.5

9 268

586.9

2007

2 645

381.1

10 763

648.5

2008

3 136

421.5

12 858

729.6

2009

3438

460.3

14129

801.8

来源于《西部X省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15 西部X省各市区（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单位：元）

地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X市

13 225

16 346

3 500

4 186

来源于《西部X省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访谈的情况和实际经验中来看，一个四口之家的农村家庭，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供一个学生经济压力是相当大的。进行一个比较简单的计算，如果一个核心家庭，一对父母加两个子女，是经济压力比较小的家庭。即使在这样的家庭没有无劳动能力老人，无父母丧失劳动能力者，一个家庭的货币纯收入4 186（按X市的标准算）×4=16 744，而辉中一个学生一年的花费基本在6 000至10 000元左右，若取平均值8 000元，一个高中学生将花去一个家庭纯收入的一半左右。这只是比较理想的情况，绝大多数家庭中不止一个学生，而且很多情况下另一个学生是大学生。或者有的学生是单亲或者父母之一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有老人需要赡养。在实际中凡是有上述情况的学生家庭都比较困难。高中的奖学金、助学金比例比较少，而教学质量比较好的学校显然已经市场化。因为高中教育超出了义务教育的阶段，学生单方面承担了高昂的教育费用。

3. 梦想

完成义务教育之后，中考成为第一次分流的标志。大多数农村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就结束了体制内的教育生涯，踏上社会生活。而对于一些学习成绩还不错的学生，不甘就此放弃学业，也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而不得不选择高中考大学的道路。尤其是能考上高中的学生，特别是能考上辉中的学生，极有希望完成向上流动这个可能，家长是要全力以赴支持的。而辉中就是通过辉煌的高考成绩为家庭和学生制造了这种梦想的可能性。在农村这种比较封闭和相对传统的环境下，放弃这种可能性是要承受比较大的社会压力的。笔者家附近就有一个农民没有供考上普通高中的女儿继续读书而遭到周围人的议论。

不论是进入辉中或者其他高中，教育的投入便已开始。高中三年之后无论是否录取，沉没成本都是相当巨大的。在此基础上，理性的决策似乎就是再增加一年的投入，获取成功。如果不复读，似乎就只有读大专、三本以及辍学三种选择。三本费用比较大，一般农村家庭承担不起，而且三本并非国家正式承认的本科学历，虽然大专就业不见得很差，但与本科学历也有本质不同，大多数人对于本科学历还是比较看重的，对个人今后的发展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尤其是要进入体制内单位的话。而辍学是最不划算的一种选择了，尤其是辉中的毕业生，三年的物质和时间成本，除非成绩太差，一般都不会做这种选择。由此可见，复读是一个比较理性地选择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否会有大量的学生高三复读，不是在高考之后决定的，而是在三年前就决定的。高考的实际录取率远远小于每年进入高中的学生，这就决定了高考之后大批学生复读是必然的。

五、思考与对话

1. 中考制度失去分流作用

高中是通向大学的一个中间过程，是培养和选拔的阶段，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位或者学历证明。从西方教育制度以及发达工业国家普遍制度来看，义务教育阶段完成之后，学生可以选择职业教育和大学教育两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的选择基本上确定个体一生的教育路径。初级中学之后的考试制度为这种教育分流提供了选择依据。由于人的潜力问题和考试制度本身的偏差，为了使得一些进入职业教育路径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中依旧可以回到大学教育的路径上，又有职业学校选拔到大学的考试。只是这种考试胜出或者通过的概率要比第一次小很多。初级义务教育之后的分流教育机制，使得学生的教育生涯清晰而明确，毕业后的出路也较为固定。同时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为国家的工业生产提供了合格和优秀的劳动者。也使得进入高中考大学路径的学生大为减少，竞争弱化，高中毕业“剩余”的考生也就相对较少。

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制中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中等职业学校曾经是初中毕业生眼中的“香饽饽”，当时的职业教育是有吸引力的。比如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97年招生分配制度改革之前，读普通中专（国家干部身份）和技工学校就非常有吸引力。由于国家包分配，毕业后就业不用发愁。当时只有成绩好的初中毕业生才能上普通中专或技工学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开始出现停滞状态，甚至出现衰落的迹象。主要表现为招生人数减少，录取分数下降，新生报到率降低，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迅速减弱。199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职业教育法》的颁布本应带动中等职业教育进入另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但是社会环境的一系列变化给中等职教带来了强烈打击，三类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情况全线告急。社会环境的一系列变化包括：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变化、实行招生并轨制度的影响以及高校扩招对于中等职业学校生源的影响等方面。

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高校扩招引起的学历相对贬值以及大的社会环境、就业市场所共同造成的。除了这些外部因素，更有一种从制度形成角度进行的解释。赵琳、冯蔚星[19]解释道，中国职业教育的兴旺依靠的是政府的扶持和市场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因自身发展不完善而留下的发展空间；其衰落则缘于自身缺少制度化的努力以及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制度变迁的稳扎稳打和成功完成。也就是说，中国职业教育始终没有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只是单纯地依靠并满足于政府的倾斜政策和资金划拨，以维持存在和发展。这使得它既无法长期稳定地从市场中吸纳资源（生源、办学力量、信息等），也无法有效地将资源（毕业生、信息等）反馈市场。

中等职业教育的衰落直接弱化甚至抹掉了义务教育后的分流作用。作为农业县的辉县来说，升学的意义无外乎“就业”和转为城市户口。虽然后者的意义越来越弱，但是在只要户籍制度不变，这个意义在广大农民的观念中就会存在。十多年前，中专包分配并且解决户口，成为初中毕业生的首选，虽然非常优秀的学生还是希望读大学，可以选择继续读高中，但一般的自觉学习潜力不是非常优秀或者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学生来说，中专的吸引力显然大于高中考大学这条路。尤其是辉县的中等师范学校，因为是省级中等师范学校，就业包分配，在县内和周围县享有盛誉，是初中毕业生首选的出路。类似的还有当时的卫生学校、邮政学校、铁路学校等都是热门学校。在录取顺序上，中专也是先于高中录取的。因此，那个时候高中的竞争远没有现在这么激烈，考生和家长对于高中教育的投入也没有现在如此大。对于就业以及“跳出农门”这个目的，有另外的达成方式时，高中考大学就不是唯一的选择，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学生去挤这条路。

“学历崇拜”是通常用来解释大家都去选择高中考大学教育路径的一个原因。但是，在这里却未必可以成为主要原因。学历崇拜是一种根深蒂固存在了几千年的国民意识，在某些历史阶段如何显现，却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而对于农民来说，最高的学历和遥远的就业未必是他们所追求的。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三年后可以获得比较“正式”的工作以及户口，相比于七年“投入”之后的收益，他们未必会一味地去追求高学历。尤其是在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对于从农村走出来的既无社会关系资本又无本地优势的学生就业是更加难上加难的事，现在有越来越多读完本科或者专科的学生回到了家乡。相反，职业技术人员在就业市场反而有比较好的表现。这种情况下，职业教育本应该发挥分流和引导作用，但是多年之前的衰落趋势使职业教育的困势难以扭转。而对于辉县的家庭和考生来说，除了高中考大学这条极为狭窄的教育道路之外，没有另外的出路可以选择。

2. 辉中复读只是产业链条中的一环

复读班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现象，尤其是对于辉中来说。辉中是公立高中，其最重要的是培养优秀的高中应届生而非复读生。但是，复读作为辉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所创造的高考辉煌成绩同样“影响着”高一新生的入学，使辉中变成一个高考的神话，变成学生进入大学的最为可能的通道。这种“神话”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高一应届生对于辉中的向往，也为“扩招班”、“线下生”、“转学学生”的存在提供了合理基础，复读成了辉中“制造梦想”的利器，也成了教育产业化的重要一环。

中考在辉县内各学校以成绩录取，学生可以按自己的成绩在指定的报名时间凭中考准考证直接去报名，因为中考成绩可以在网上查询，并无入学录取通知书。但是学生档案里面包含有录取通知书，可见最后的通知书发给了最终“进入”辉中的学生，而并不一定是通过中考录取的学生。在学区内，辉中是最好的高中，其次有县内的X中以及乡镇的Z中学、L中和B中可以选择。但是，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成绩去X市的中学上学，比如BJ中学、BJSY中学等等，这些学校对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政策。可见，录取基本上是垂直水平分化，各个级别选择一目了然。越小的区域内，选择的范围越小。到县城内，唯一的重点中学就完全地垄断了全县的优秀学生和教育资源。

在X市各中学的录取中，设立两条分数线已经是惯例了，即为正常的录取分数线和下延的分数线。正常的录取分数线即完全按照正常的程序以成绩录取，并且交正常的学费就可以入学；而低于正常录取线但是达到下延分数线的学生，则只是具有“潜在”的录取资格，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费用才可以入学，但是入学后也是正常的学生。即是说，按照学校的正常录取线小于学校的正常招生数量，而下延线大于招生数量，最后的决定则在于金钱或者“关系”。学校设立下延线对于学校“创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做法从市区到县城均已采用且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同与默许。一般学校交纳费用的标准是中考成绩到正常录取线差多少分，以每分多少钱计算。从录取下延成绩可以看出来，X市最好重点中学B中二者成绩之差竟然达到了33分，而比较一般的学校W中或者辉中只有5分左右。而且从招生数量上来看，B中新一届的招生学生数量为1 300名，而正常按成绩录取的只有360名，而“其余学生按照择优和自愿的原则，执行物价部门批准核定的收费标准”[20]。因为B中垄断了全市的优秀生源，其品牌在市场有更大的号召力，也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选择。不言而喻，B中的“高价生”每分所交的钱（“学校建设费”）也更多，而辉中等稍微差一点的学校就少一点，辉中的价格是每分800元。

以辉中2009级的新生入学为例，可以看出新生入学带来的庞大经济效益并不少于复读班本身所产生的。辉中2009级高一共有15个班级，其中1个重点班，12个班是平行班，其余2个是扩招班。

“保送班”就是辉中高一的重点班，全班共62人。主要来源为保送的学生，大约有40人左右，10人左右是中考全县前几名。保送的办法是各中学推荐——之前考试的前几名（一般依据标准为高考前统一组织的质量检测）。保送的名额是学校直接分配到每个初中的，各个初中的保送资格一般是根据X市的统一的考试来确定的。不排除有校领导以权谋私保送自己的子女或者其他关系，在调查中了解到有前一两届有校长保送自己的子女上保送班。除了学校保送，这个班有一些学生是通过关系进来的，但是至少都上了基本的录取线。2009年校长、副校长的子女都在其中，也有人说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这个班。另一个事实是今年学校老师有9个子女中考，其中有4个在重点班，5个在平行班，（老师子女只要上辉中线都在重点班，没上线的在平行班）。这个班本来也是64个人，有一个是老师的子女，上别的学校了；另一个学生退学了，原因不明。毫无疑问，保送班也有争夺优质生源的用意。

辉中2009级新生的录取中，有11个班级是平行班——普通班。每个平行班的学生数量、组成情况基本一致。但是正常录取的学生数量显然少于学校当年的招生数量，差额则由下延线分数之内的学生填补，凭一定的关系并且以金钱买进来的。这就构成了平行班最基本的两种学生：正常录取学生和交钱进来的学生。

高一11班有8名是低于分数线录取的。除了一个是外县的学生，其余的7名是属于下延线范围之内的，而且在确定的5个人的成绩中，有3个只差1分，2个差2分。这些属于开学初例外进入的学生，与其他学生一样，拥有学籍及正式的学籍档案、学号和素质报告单（即每学期家长可以看到的成绩单），且学籍档案中包含入学通知书与正常的学生的全部一致。

笔者对于8名非正常录取的学生中的6名进行了访谈。在这些学生中，并不是所有学生都知道自己进入的途径，多数只是知道通过一定关系交了钱，但是具体途径却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愿意说）。在这些进入途径中，有两个是必须的条件：一定的额外费用和社会关系。

在辉中划定录取分数线（508分）后，又因为招生数量问题进行了分数线的下延，下延了3~5分，在这个分数线之内的学生只要交钱就可以报名，价格是每分800元。交额外学费之后与正式录取学生一样，也会分进平行班。但是仅仅两个小时的时间，并且不向外通知，一般是学校内部人员通知自己的“关系”，或者有人偶然得知来报名也可以。

HP进入辉中意愿并不是很强烈，在开始的时候有去X中读的打算（县城的另一所普通高中）。但是其姑父称认识辉中校长，在报名当天的下午，其姑父带其到Y校长处，开了条子，并给学校交了1 600元，因其与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差2分，顺利报名进入辉中，正式成为辉中平行班的1名学生。

WL在所规定时间内并没有来报名所以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找到学校政教处的一名老师，但老师表示无能为力。后来其舅舅找到政府的一个关系，此人背景能力不详，但是此人带WL报了名，只给学校交了800元。其舅舅如何回报“关系”则不得而知。

HH的中考成绩是506分，离分数线差2分，给学校交了1 600元钱。HH说当时他们知道学校录取分数降到了503分，所以就来报名，在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来学校，在报名的地方一个名单上（据说此名单是503到508分的学生名单），找到自己的名字然后开票报名，一切都是按正常程序。当问到他是怎么知道学校降分数线的，他只是说就是知道了。据我所知，他的姨表哥是学校老师，但是这学期刚调走。后来再次问到时，他承认当时的确找了人，但是什么人他没说，只是说后来找的人说他的成绩其实可以直接报名，就按正常程序报了名。

非正常进入平行班的学生，按照正常的招生数量与学生成绩的关系也可能凭成绩进入辉中，只是在这些具有潜在进入资格的学生中，最后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学生最终占据了进入的位子。非正常进入平行班就要交额外的费用，即使这个班级是以成绩为基础，保证生源质量的，交费进来的学生依然占到了八分之一。这不包括高考开学后陆陆续续转学进来的学生。

辉中2009级中有两个班是扩招班，即名副其实的通过钱买进来的学生。这两个班的学生也是需要一定的关系才能进来。扩招班每班的学生数多于前面的班级，每个班学生在76名左右。新学期报到时有的学生并不是正常的报名，而是延迟几天报名。

扩招班本来也是有大致分数线的，即离正常录取的分数线相差40~50分之内。但是，这个分数线是模糊的，随意性比较大，有些学生的成绩远低于这个大致的录取分数线。很明显，这两个班级的名额是“卖出去的”，只要有钱和关系就可以进入。但是即使明码标价，学生交钱的多少依然有差别。每个学生所交的钱并不是一样的，交钱多少并不是按成绩的多少，而是按照“关系”的权力大小程度，有的人成绩很低，反而交的钱比较少。

这个班级的学生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很多，很多学生也不是为了学习而来，而是家长的意愿。据该班学生讲大概有一半的学生学习意愿不是很强烈。老师对这个班的同学也会言语刺激，会对其进行挖苦和讽刺。

扩招班的存在很好地适应了“市场”的要求，录取名额明码标价，却又根据权力远近弹性调整。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县城区域内，重点高中的教育资源是唯一的，所以这个“市场”成为了绝对的卖方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学校依据“物价部门”的指导确定价格，招生数量也是学校根据市场行情确定的。学生的名额并不是事先确定好的，而是随着市场的走势确定的。招生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扩招班的招生的不确定性成了教育资源市场化和教育权力寻租的前提条件。

高一第二学期刚开学的时候，高一11班转来了两个学生TJ和PW。两个学生都是从县城的另一所非重点中学——Z中转学过来的。都交了借读费，但是两人交的借读费的数额不一样，TJ交了3 000元，而PW交了4 000元。转来的学生，直接进入了平行班。但是高一新生开学之后转来的只是借读生，没有正式的学籍和学号，参加省里的水平考试和最后的高考时要回到原来的学校——学籍所在的学校。虽然不能拥有正常的学籍，但是他们却以比较低的成绩直接进入了平行班，而之前扩招班的学生在高一期间却无法转入平行班。

TJ中考成绩为495分，刚开始打算上辉中的扩招班，但是被通知要等一个星期，因为怕耽误学习就上了X中。以TJ的中考分数，在高一第一学期如果进入只能进入扩招班，要交的额外的费用大于现在的费用。区别就是一学期的辉中学习生活以及是否有学籍。高一新生报名之后的学生都没有学籍，但是扩招班的学生是有正式学籍的。从高一第二学期开始，每学期每个平行班和扩招班都会陆陆续续转来学生，这些学生都收费不同但是“待遇”相同。有些离学校关系比较近的学生家长会被知情人“告知”，后面转学进去交费少一点，且能进平行班，只是没有学籍而已。高一开学时候的招生学籍是有限制的，但是后面转来的学生是没有任何学籍和限制的，只要教室能坐得下，只要有学生要进来，这个位置就可以“卖出去”。这样，在按成绩录取的正常班级内也有了相当比例交费进来的无学籍学生，对于这部分学生的收费极为不透明，但是累计的数目绝对不小。

3. 产业说的补充解释

在研究复读市场形成的原因和驱动力时，很多研究者提出了“产业说”，认为复读现在已经成为学校的一种产业，有着广泛的利益和动力。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或者一个延续的市场必然有经济因素。在高考复读市场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很容易被指认，就是学校和学生。马璀莹在回顾前人研究时指出：招收复读生，不仅是提高学校升学率和社会影响力的有效手段，也是学校获取资金的重要方式。与此相似，田虎也提到了无论公立或者私立高中都招收复读生的原因：一是名誉驱动，可以提高升学率；二是利益驱动，可以收取高昂学费。相关研究普遍上把复读市场当成一个“纯粹”的市场，一个单独存在的市场，学校和学生是这个市场的主体。

政策上复读班应该是私立学校办的，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公立高中开办复读班或者招收复读插班生。早在2002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第7条规定如下：当前，一些地方公办学校招收高中毕业生复读的现象有增加的趋势，使本来已经短缺的高中教育资源更趋紧张，也影响普通高中实施素质教育。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管理和引导。为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从2002年秋季开学起，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的教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也不得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这一政策其实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很多公办学校为了升学率和经济利益，依然“暗度陈仓”，以各种更加隐蔽的形式招收复读生。于是，教育部部长周济2007年8月4日在落实中职国家资助政策及2007年招生任务中部片区座谈会作了关于“公办普通高中禁办复读班”的讲话。周济要求，2008年起，全国所有公办普通高中禁止办复读班，招收高三复读生。周济说，公办高中办复读班，是利用国家资源收费，不利于教育公平。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接受采访时补充说，根据教育部要求，公办高中不仅不能办复读班，而且也不能采用高三复读生插班的形式招收。王旭明认为，公办高中的老师原则上也以完成本校的教学任务为主。

公立高中办复读班“屡禁不止”，证明办复读班的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趋动，提高高考升学率和增加学费收入是最直观、最切实的收益。这也是之前研究者都注意到的问题。而对于并不“暗度陈仓”反而维持着庞大的复读班的辉中来说，这个解释就显得不足了。辉中复读班的收费政策相似于高一应届新生的收费政策，只要达到分数线的学生，交的学费并不是很多，正常招收的学生只是交正常的学费，或者一半学费，甚至不交学费。就这部分学生而言，学校的经济收益似乎并不明显。但是剩下的一部分，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就是经济收益的“主要贡献者”了。这部分学生并不是像应届扩招班那样“明码标价”，而是因人而异，这部分学生的学费才是超额经济利益的来源。而作为整个高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办复读班所带来的间接效益——建立在辉煌成绩之上的金字招牌所带来的从高一到高三复读生就读辉中的不惜代价，以及辉中对所在地方教育市场所做的贡献。

上述的研究之所以不能完全解释辉中的复读班存在状况，是由于辉中名义与本质上都应该是公立高中，但实际上公私不分，致使复读班是整个学校甚至整个地方教育市场的一部分。“复读班”不仅仅是因为本校高三毕业生而存在，复读班所参与制造的辉煌也是辉中招收初中毕业生的“招牌”，是构筑辉县内家庭和考生升入大学的梦想所在。在辉县内，辉中的绝对地位不容置疑，而该县金字塔上下的距离越大，辉中就越有市场“卖点”，越有更大的收益。在高中教育这个市场中，辉中在县内已经是独孤求败了，但是与其他学校的差距，则是辉中市场价格不断攀升的最大推手。在复读市场上，它的绝对地位已经为它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而在高一应届新生的市场上这个“辉煌”成绩将会再次为它带来巨大的利益。

如前所述，辉中高一新生的录取是分类别的，即重点班、平行班和扩招班。还有少数插入平行班的升学线几分内的学生。前两种是分数达到的学生以及报送的学生，这些学生不用交额外的钱。重点在于扩招班的学生，每个班多于正常班级10人左右，且每人额外交钱6 600元左右（这是2009级的价钱，其中包括学费），即使按75个人算，两个班也有150人，总共会收费将近100万。还有将近100人，与录取线差距在10分之内，每差一分800元，这也有几十万的费用。这些只是开学时候交的费用，每年开学都会有学生陆陆续续转进来，这些学生可能没有学籍，不算正式的学生，但是交的钱却一分不少。而很多学生冲着辉中的名气来“镀金”，心甘情愿交高价“择校费”。辉中的金字招牌是这些家长和学生心甘情愿花钱的最根本原因。而这个金字招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复读生群体造就的。可见，辉中复读群体的存在不仅仅只是为了复读的产业，复读生群体的存在对于学校整体的招生上也有重要的意义。不难想象，很多高一通过高价进入扩招班的学生，学习、应试能力如果没有大幅度提高，高三应届还是很难考上辉中的复读生，进入辉中复读班还是要花钱，这部分学生就为了圆大学梦两次埋单。在招生入学上，高一和高三明显分为两个部分，每进入一次就要按规则交一次费，但是在高考成绩的统计上，这两个部分却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分开过。

辉中在县内的地位决定了辉中也是整个地方教育市场产业化的重要部分。辉中在县教育局办公地点的隔壁，辉中的招生、收费政策必然是经过地方教育局“默许同意”的，而且在制造辉煌的过程中，辉中可以将考生转移到别的学校，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更高机构的同意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也即是说，在辉县的教育市场上辉中也是重要的一环，其所谋取的利益显然不仅仅是学校自身的利益，它还和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市场化”是近几年来辉县及周围地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这不是仅仅凭学校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的。鉴于义务教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免费的部分也越来越多，产业化的条件并不具备。而高中阶段超出了义务教育范围，并且学校的招生数量明显少于渴望上高中的学生的数量，具备了产业化的条件。市场的供需情况首先决定了市场存在的必要性。当世纪之交高校扩招、初中毕业生增加的情况下，高中却并无变化。辉县的高中数量并无变化，即使招收的学生比以前多，也需要扩大校舍这个前提条件。而事实上，扩大招生的数量并没有很明显的变化。于是，高中成了竞争资源。

而在高中教育这个市场上，显然供给方有着太大的差别。由于辉中是最早成为“省级重点高中”的学校，一枝独秀的局面从未变化过。只是随着竞争的加剧，辉中与其他学校的差距越来越大了，进入辉中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了。不论是高一还是高三，入学的学生被分类对待，正常升学和交费入学被区别对待。而正常入学的学生数量显然小于学生招生数量以及学校可以容纳的学生数量。比如，每年辉中高一应届生有将近1 000人，而每年辉中的录取分数线划在全县前600多名处。中间的差距就是学校收费的空间，学校在学生生源质量与经济收益之间做了巧妙的平衡。对于分数线10分以内的学生，可以交钱并且进入平行班，而对于分数差在10分以上的学生，即使交钱也只能进入“扩招班”。学校很好地把握了家长和学生求学心切的心理，对于每一部分渴望上辉中但是成绩又不够的学生都给予了最“划算”的安排。

市场化当然不仅仅存在于辉县之内，市级重点中学B中的做法更加极端。B中是更为知名的学校，是省级示范高中，升学率连年保持95%的高位记录。[21]辉中保持“辉煌”、“区别录取”的做法在B中更为极端。B中已经正式引进社会资金办学，除了成绩优秀的学生之外，剩下的更像是“竞价排名”，每年的招生类别划为若干线，最基本的就是收费生和正常生，收费生的价钱是一般农民难以承受的。在地方的整体环境中，“市场化”已经是高中教育的基本规范，辉中在县内的地位决定了它在教育市场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复读生群体则在体现辉中重要地位的高考成绩的主力军，是整个产业经济中重要的一环。

[15]　跟班：辉中班主任管理班级的一种形式，意味班主任在教室之中监督、管理学生。但是并不要求一直在教室之中，在一定时间段内在教室就可以。跟班时间段有早操、早读以及晚自习。

[16]　每年高考前全市范围内的模拟考试，共有两到三次，是比较正式的考试，与高考形式、难度相似，也作为预测高考成绩的最为重要的指标。

[17]　报名人数所指同前文，为内部统计中的数据。

[18]　高考升学率及表中的“统计”人数为统计数据，统计考试人数多于报名人数，少数学生并未在辉中报名。

[19]　《中国职业教育兴衰的制度主义分析》论文作者。

[20]　来源于B中的网站。

[21]　数据来源于B中官方网站。

围绕报考北大的师生博弈

胡荣琴 （北京大学2011级社会学系研究生）

一、背景

每年河南省的复读生人数约占近百万高考大军的1/3，国家教育部“公办学校禁止举办复读班”的禁令在很多地方成为一纸空文。2007年8月初，教育部部长周济明确提出，2008年起全国所有公办高中禁止办复读班、招收高三复读生。他指出公办高中办复读班，是利用国家资源收费，不利于教育公平。笔者的高中母校M学校在2008年之后，仍然大肆招收复读生。M学校是河南省首批命名的50所“河南省省级示范性高中”之一，是“全县唯一一所具有招收复读生资格的学校”。目前M学校有复读班36个，其中新校区4 000多名在校生中，复读生就占了一半，差不多是高三应届生总数的一倍。2011年M学校本科进线2 798人，其中复读生本科进线率达89.6%，应届生本科进线率达70.6%。复读生近三年本科进线率均超过88.5%。

每年高考后，县教体局都会下红头文件帮助M学校招复读生，限制或者禁止其他高中招收；学校也会给班主任下任务或者提前做应届生的复读工作，合力提高学校的升学率。M学校作为一所收费高、班额大、师资强、生源好、品牌认知度高的省级示范性高中，由于通过违规招收复读生而为学校生财，近两年来已在网上引起不少争议。M学校招收复读生也是在地方政府和学校、学校和老师之间进行博弈的背景下进行的。

地方政府是高中教育投资的主体，通过公共财政来实现教育资源的配置。地方政府和高中之间的博弈属于不完全信息博弈，地方政府如何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就成为博弈均衡结果的关键问题。[22]高中学校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虽然处于被动地位，但是不同类型的学校也通过提高名牌大学的录取人数、重点大学的升学率来争取地方政府的财政或政策支持。

在招收复读生方面，假设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分为服从国家政策与违反国家政策，高中的策略分为正当竞争与不正当竞争。如果地方政府服从教育部的复读禁令政策，那么大批复读生涌向民办学校，而民办学校师资力量较差，升学率不如公办学校，不利于提高地方政府政绩。如果地方政府违反国家政策，帮助公办学校招生，则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与M学校之间的博弈属于合作博弈，地方政府谋划与M学校共同实现利益最大化。每年高考后，教体局下红头文件帮助M学校招复读生，优秀复读生源涌向M学校。M学校依据地方政府提供的政策优势，违规招收复读生，扩大生源，不正当竞争争取教育资源，令同县的另一所重点高中望尘莫及。

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M学校无视国家规定，以建立分校（新校区）之名大张旗鼓开办复读班。M学校校长由县教体局副局长兼任，分校校长名义上由开发商担任，实际由县教体局指派，由原M学校副校长担任。M学校2011年招收复读生时明码标价，“一本免费，二本三本交800。[23]文科459至445分、理科454至440分交费1 500元；分数线文科445、理科440以下，除交费1 500元外，每少1分加60元，收费不超过7 500元。”在高额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分校从一开始就是总校的“连体兄弟”，在教学管理、教师任课、财务管理、招生及学生管理，甚至校园及教学基本设施、设备等各方面，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利益的驱使下，地方政府担当起M学校保护伞的角色，最大限度地吸纳本县及外县的优秀复读生源。

学校为提高清华北大录取人数，对老师也下发任务。学生考取不同类型的大学，学校会为老师提供不同的奖励标准。在现实利益的诱使下，老师们经常一起力劝学生报考北大或清华，学校领导在必要情况下会亲自出面劝说、利诱学生，学校与老师利益基本上一致。同时学校也要求老师留住落榜的北大苗[24]，老师只有听从学校安排，才能保住工作或者不被“打入冷宫”，获得最大收益。

M学校老师为了培养尽可能多的学生上北大、清华，会在高考结束后想尽各种办法鼓励学生报考这两所学校，在学生落榜后则会描绘出一幅幅美妙至极的前景来鼓励学生复读。不过，学生则要综合考虑自己的学习成绩、家庭经济状况、自己的身体状况等各种因素，希望做出最优决策。毕竟报考哪所学校事关自己的命运，不能仅凭一时豪气做出决定。在报考中出现的师生博弈是由于师生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有各自的利益。

对于培养学生考上北大的老师，学校会在光荣榜上宣传优秀教师提高其声誉，并给予物质奖励。在M学校，老师有不同的奖励标准，学生考北大或清华，老师的奖金比较多；学生考上普通重点院校，老师奖金会比较少。如果有学生考上北大、清华，专门负责督导该学生的老师获得的奖金最多，其次是班主任，第三是年级组长，然后是学校教务处负责教学的老师。学校一般是利用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来提高学校和老师的声誉。

除了学校为老师设立的高考奖励之外，还有社会上公司为优秀老师提供奖励。例如M学校2010年获得金凯帝高考优胜奖，该奖由河南金凯帝房地产有限公司设立，县领导出面颁奖。金凯帝公司每年拿出30~50万元人民币，用于奖励当年高考功臣。其启动条件为当年全校录取清华、北大两所名校超过4人，奖励对象为被清华、北大录取的学生的班级教师及在四次大型统考中成绩提高突出的班级教师。2010年高考，M学校有6人被清华、北大录取，共有34个班级130多名教师受奖励，奖金总额达39.6万元。

同时，M学校及社会上的公司对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也提供了较多的奖励。2007年学生考上北大所获奖金为5 000元，学校、教育局、学生所在乡镇政府等给予学生的各种奖励加起来会有1万元以上。2010年M学校举行欢送清华、北大新生及颁奖仪式，校领导、高三部分教师、7名高考娇子及家长、民营企业河南凤凰投资集团、河南金凯帝房地产有限公司、司马光宾馆餐饮部、富邦置业有限公司、吸引力品牌服装专卖店、中意手机连锁店代表出席仪式。这些公司为考上北大的学生提供的奖励包括奖金、手机、品牌西服等。

利益驱使着学校与老师只关注北大苗的报考，学校、老师与学生从自身利益出发，在报考中会存在一些博弈情况。老师为获取最大利益，尽可能多地劝学生报考北大，而学生为了自己的前途会有不同的应对策略，比如对老师坦白或隐瞒成绩、听从或违抗老师命令等等。本文分析师生博弈的详情，旨在揭示高中教育中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提出一些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建议。

二、研究方法及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访谈法，笔者2006年参加高考，访谈对象主要为2006年参加高考的应届生，以及原高三同班中复读的同学，这些同学又讲述了自己复读班中同学的情况。笔者访谈了六位同学，这六位同学包括一位与老师关系好、两位与老师关系由好变坏、两位与老师关系不好的五名北大苗，以及一位平时成绩一般的同学。从多角度了解在高考报考中老师的角色，鼓励学生报考北大所使用的策略，以及学生对此做出的回应。

同时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了解博弈信息。以往关于高考报考的研究多集中于学生之间的报考博弈以及报考志愿的非理性现象，几乎还没有涉及高考报考中的师生博弈情况，本文以M学校为例，试图揭示高考报考中这一不合理的现象。

2.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A同学：2005年第一次高考成绩622分，报考北大，北大分数线[25]为625分，落榜复读。2006年第二次高考成绩643分，北大分数线648，中国人民大学分数线598。第二次老师虽然劝报北大，但是自己想谨慎一些，第一志愿报了中国人民大学，被录取。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专业（本科）、金融专业（研究生）。

B同学：2005年第一次分数是579，超过重点线14分，第一次目标是北大，但是分数不够，最后报了复旦大学，复旦分数线613，落榜复读。第二次是621分，超过重点线30分，第二次报考比较保守，当时想报北大、人大、政法，最后报了中国政法大学，被录取。先后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本科）、复旦大学政治学专业（研究生）。

C同学： 2006年第一次高考619分，报考北大，北大分数线648，落榜转入北大附中复读。2007年第二次高考657分，北大分数线631，第一志愿报考北大，成功录取，是X市文科状元。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财政学专业（研究生）。

D同学：2006年第一次高考分数611，北大分数线648，第一次想报北大，但是第一次考得不好，最终报考人大，落榜复读。2007年第二次高考分数629，分数足够上北大。自己仍然想报北大，老师也劝报北大，最后一个交志愿，在最后一分钟修改志愿，报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提前批，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最终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录取。

E同学：2006年第一次高考成绩是637，报考北大，落榜复读。2007年第二次高考成绩是598，当年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被调剂到平行第一志愿江苏科技大学。本科、研究生均就读于江苏科技大学。

F同学：2006年第一次考了570多，比一本重点线低二三十分，目标是中国政法大学，高考前就想复读。第一次开始没有报志愿，老师非让报，最后报了郑州大学，结果落榜复读。2007年第二次高考比第一次考得还低，只有560多分，比重点线低了30分。第一志愿报了郑州大学，落榜想复读，觉得不甘心。2008年第三次高考比重点线高了30分，580多分，分数线是557，报了中国政法大学，成功录取。

三、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行为博弈策略选择

M学校的精英班平时有独特的教学模式，每个班级的老师都会重点培养北大苗，放养“差生”，并且培养学生竞争意识，以达到不用过多管教学生、学生自行竞争的效果。无论是平时学习，还是高考报考，老师关注的重点都是北大苗，对其他的学生则不管不问。对于没有希望报考北大的学生，随便考上一所高等院校，能被录取就行。因为学校和老师也不指望从这些学生的升学中获取什么利益或名誉，这些学生考出去了，学校也不用管他们了，省了很多事。老师还单独对有希望考北大的学生进行辅导，在其他学生上夜自习读书时，将北大苗召集在一起，做特殊发放的复习资料，单独一对一答疑解惑。一旦发现北大苗没有潜力时，便果断放弃培养。老师还要求学生写出自己的理想大学，然后将结果贴在班级后黑板上，让学生铭记自己的目标。老师还让学生写下自己在班中想超越的目标同学，同样公示出结果，以达到让学生们互相竞争的效果。学生还可以按照成绩排名逐次挑选自己喜欢的座位，北大苗享受学校所能提供的一切特权。在2003级学生高考前夕，一次模拟考试后M学校组织一次北大苗宣誓大会，要求名列前茅的学生统一穿着西装，系红色领带，在学校里声势浩荡地宣誓将来要考取北大。从高二文理科分班起，学校与老师组织类似的活动，向北大苗灌输要考取北大的思想，这些学生在这种熏陶下，容易产生自信心的膨胀以及天之骄子的意识，在报考时会经不住老师的劝说与吹捧。

E同学：复读时平时成绩是很好的，还考过市第一。老师还对学习好的同学特别好，对其他同学不太关心。平时老师会重点培养几个好学生上北大，其他同学基本就是自生自灭的。除非犯错误，老师基本不怎么管的。这也是高中教育的败笔，会导致其他同学心理不平衡。

F同学：老师不太关注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考得不好，能走就走吧。如果是好学生复读，老师会鼓励报北大、清华，老师想着复读一年成绩变好，老师的期望也高。老师对学生施加影响主要是针对好学生，因为可以拿奖金，老师比较注意、了解好学生，对于普通学生，老师也不了解，也不提意见。

笔者所在的高三班级是M学校中的一个应届生文科精英班，学校还有一个往届生文科精英班。笔者高三班级有69人，第一次高考后只有17人被录取。第一次高考后有52人留下来复读，这52人在第二次高考后有46人被录取，又有6人留下来复读。本文归纳了在第一次报考和第二次报考中，几种师生博弈的具体情况，分析了老师所使用的策略与学生的应对策略。

1. 第一次报考：老师“全面撒网，重点捞鱼”，学生在理性与冲动之间徘徊

第一次高考后，老师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全省、市的报考信息鼓励学生报考北大，对一些把握不大的学生，老师同样采取力劝的措施，考上北大的话则会获得较高的奖金与声誉。高考失败的话老师只需承担很短几天的心理压力，并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被老师重点培养的学生也有自信心及虚荣心，在老师及亲友的劝导下大部分都会报北大。第一次高考后，老师劝学生报考北大的策略如下：

表1 老师劝学生报考北大的策略

直接策略

1、直接劝说，向学生灌输其有能力考上北大的思想，如果考不上北大，可以复读一次考得更好。

2、提供虚假报考信息，老师掌握全省、市的报考信息，但会有意误导学生，使学生认为自己可以考上北大。

3、学校领导请吃饭，平时学生与校领导接触较少，利用学生对校领导的敬畏心理，培养学生的自信。

4、学校以及校外公司提供丰厚的奖金，学生考上北大会有数万元的奖金。

间接策略

1、让其他学生或者北大苗的父母亲友劝其报考北大，多人长久劝说打消学生疑虑。

A同学：第一次高考后老师鼓励报北大，家里人让谨慎一点，自己也想报北大，最后报了北大，第一次高考成绩622分，比北大分数线低了3分，因为当时有一个文综选择题是4分，我做对了但是在答题卡上填错了答案，只能复读。

C同学：第一次估分640，感觉在北大分数线的边缘，学校年级领导劝我报北大，说有希望就报。听了老师的意见，自己也想报北大。6月24日在上海查成绩，知道自己没有考上，要复读。

E同学：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估分在班里比较高，然后老师就让报。老师说根据以往的比例啥的，然后实验班肯定有考上北大的，现在你估计的分数较高，而且你人又比较稳，估分比较保守，报北大应该没有问题。自己也想报北大的，那时都是咱的梦想嘛。第一次时我也考虑过人大，就是在北大和人大之间徘徊不定的。当时是可以考上人大的，不过老师没有让考虑人大。第一次报北大肯定犹豫的啊，当时有几个亲戚让报人大的，可是后来想了想，算了，还是报北大吧，不行再来一年呗，然后就又来一年了。当时自己心气儿有点儿高，终至酿成悲剧！那段日子确实很痛苦呢，感觉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想，貌似行尸走肉了，脑袋转不动，想着能上啥学校就上啥学校吧，无所谓了，先脱离这个苦海再说。那个时候的人完全就是凭着一股气儿在那儿死撑着，机械地重复着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M学校，应届文科生较少有人第一年就能考上北大的。在笔者所在高三班级中，有7个北大苗，第一次高考后老师都一一劝说报北大，最后报北大的有4人。一人报考人大落榜，有两人坚持自己的决定，考取普通重点大学。

2. 第二次报考：老师采取同样劝导策略，学生应对策略多样

学生坦白成绩，但不听从老师意见，坚持己见。不少学生第一次都听从老师建议报考北大，失败之后，第二次高考时大部分都不再相信老师。坦白成绩的学生不听从老师建议，拒绝老师的吹捧与所提供的物质、声誉诱惑。

D同学：第二次高考后，老师、校长、副校长劝我报北大劝得很厉害，我在学校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待到晚上八点半。校长和副校长帮忙研究驻马店、南阳等市报北大的志愿表，说我估分可以报北大，他们请吃了两顿饭。我回复说有点悬，不想冒险。那时考上北大的奖金涨到五千。第二次报北大劝得厉害，第二次分数够北大，但是自己报了提前批。当时有两套报考方案，第一套是老师劝第一志愿报北大，老师会帮忙制定详细的报考第二志愿第三志愿的方案。第二套是自己报了提前批，第二志愿报了武汉大学。我是最后一个交志愿的，本来报考了北大，在提交志愿的最后一分钟修改志愿，报了中青。自己第二次分数够了提前批分数线，所以就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录取了。

B同学： 我两次估分基本和实际分数差不多，第一次多估了10分，第二次在5分以内。第二次我报政法大学，老师只是让我改专业报法学，但是我自己对政治学比较感兴趣，最后没有改专业。

学生隐瞒成绩，避免老师强迫自己报考北大。第二次高考如果考得很好，对老师坦白成绩，会被劝报北大。如果考得不好，老师会不管不问。对老师隐瞒成绩，则不太可能被老师力劝，从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报考。为了避免老师强迫自己报考北大，有同学在第二次高考后故意低估分数，不透露自己的真实成绩，以便考取自己喜欢的学校与专业。

A同学：我第一次高考估分估多了，第二次估分估少了，一方面是估得比较保守，另一方面怕老师逼我报北大。因为当时语文的客观题错了很多，10道选择题，错了6道，每题3分。我说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我就报北大，可是连百分之五十都没有。老师知道了对我态度比较冷淡，劝我报北大我肯定不报，自己想谨慎一些。后来老师让我劝那个估分比我高的K同学报北大。因为老师和学生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的，我就向K同学转告了老师的意思，实话实说啊，但是也让K同学谨慎考虑，按自己的实际情况报考。K同学后来成绩确实比我高，他第一，我第二。

B同学：当时K把分数估得低，他考了650多，只估了630多。老师劝他报北大，他死都不报。他文综选择题全对，但他告诉老师他错了十几分。他妈跑到学校里去告诉老师他文综选择题全对，老师就拼命劝他报北大。但他对北大不感兴趣，不想去北京上学，想去上海，后来就报了复旦大学。

3. 隐瞒平时成绩，高考黑马的诞生

很多老师会根据平时成绩来决定对学生的态度与培养方案。成绩好的学生会成为老师的重点培养对象，成绩下降的学生会受到老师的轻视。有学生会隐瞒平时成绩，具体做法是平时考试时故意做错一些题，让老师对自己不管不问，实际上蓄势待发。等到高考时一鸣惊人，考上重点大学甚至北大，成为高考黑马。2006年有同学估完分以后，老师曾打听是否故意估低分数，想等成绩出来后一鸣惊人。

D同学：W同学平时成绩是10名左右，有时差一些是15名。他在第一报考时问平时学习好的学生是否报北大，如果那些好学生不报北大的话他就报。当时班上有希望考北大的7名同学只有4人报北大，W同学知道了也报了北大，但是第一次没考上，重新复读的。他平时没有表现出来自己想报北大的念头。E同学：第二次报考时老师力主W同学报北大，然后报了也考上了。W平时大概是7名左右吧，老师敢让W报啊，这个可是要担风险的，而且是很大的风险。不过第二年如果因为他强迫W报北大而他没考上，那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W得怨他一辈子的，其他风险倒没有，主要还是自己心理上的。因为他估分比较高嘛，文综选择题做得很好，我们当时都错了好多的。C同学：以前W和我同桌，我经常给他讲题，他也进步不少，像“强盗”一样，吸收了我的思想。

4. 学生第一次落榜后转校复读，老师威胁、利诱

笔者原高三班级中，有两个北大苗第一次高考落榜后，不顾老师的劝阻，转去北大附中复读。学校为了留住C同学，多次派老师往返奔走上千里路，威逼利诱迫使学生回M学校复读。

C同学：后来去北大附中的消息瞒不住，M学校老师不让我去，我非要去。M学校校长请我喝酒，在县里旅游，带我见教授，给我一间单独宿舍等等条件也很好。不过我不在乎，也不想得罪老师，那时挺痛苦的。M学校老师开车去郑州接我，求我回去。校长命令副校长和年级组长，要把我带回去。校长对班主任说，要是不把我带回来，班主任也不用回来了。

年级组长威胁我爸妈，让我爸妈交培养费，说要是我去了北大附中，让我一辈子抬不起头来。M学校给我很大的压力，说我上吊自杀都可以，但是不要走。他们派老师说威胁的话，爸妈也做不了什么，那段时间是我一个人和他们周旋。当时北附有M学校老师，我自己挺想去的。当时我心里挺难过的，两周吃不进饭，挺痛苦的。不过自己没有动摇过。

北附开始没有发现我的价值，没有替我说话，不过在前两周的两次大考中我比第二名高了几十分。平时每周都会有一次大考，我每次考试都比第二名高很多，自己心理上也成熟很多。那时班主任对我特别好，只培养我上北大，对其他人不行。后来我考上，北附给了我4万元钱，还有一些其他奖励。

我在北附上课时，M学校领导派人骚扰我，说以后常年在我跟前晃，不过也就在我面前晃了一次。第二次高考前，也就是春节期间，他们去我家里骚扰我，不过那时候我就置身事外，跟学校谈。三位老师去郑州找了我五六次，学校派车的，校长说绑也要把我绑回来。后来我回来了一次，交不了差，不敢见校长，就给校长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我估计校长也没有看。开始我挺愧疚的，不过也有感激，不过那是自己的事要自己决定。如果他们不限制我的话，我和他们感情挺深的。现在已经不联系了。

学校辛苦培养学生3年，到高考报考时最关键的时刻，老师不合理地干涉学生报考，犹如辛苦种植一片森林，到使用木材时，只关注最强壮的几棵树，并且试图将所有可能做顶梁柱的树进行加工，第一次加工以后发现尺寸不合适，再让树继续生长，第二次又粗暴地想加工成顶梁柱。与其这样干涉学生报考志愿，倒不如提供合理意见，进行一次性的培养，让学生选择合适的大学，或者尊重想复读的同学的选择，这样不至于浪费教育资源。

5. 师生博弈模型

在笔者所在的高三班级中，老师最初重点培养7名北大苗。最终只有1名北大苗第一次高考落榜后转向其他学校复读，考上北大；另外有一个平时成绩一般，不是平时重点培养对象的学生复读一年考上北大。老师力劝学生报考北大，学生对此有不同的应对策略。从师生博弈的属性来看，影响师生博弈的主要因素包括师生信息不对称问题、信任问题。

师生信息博弈模型。诸多奖项以清华北大录取人数为指标，导致老师工作重心偏向北大苗。在M学校北大苗报考时，老师会对估分较高的学生所报考的学校与专业提供意见。第一次高考后，老师会劝优秀学生留下来复读，希望复读后能考取北大。在老师向学生提供建议的过程中，老师掌握的信息较多，向学生施加舆论压力。如果听从老师建议报考北大，成功的话自己有一个好前途，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满足了虚荣心。失败的话老师不承担任何实际责任，但是河南省考生众多，竞争压力非常大，考生第一志愿落榜的话难以调剂到平行志愿的学校，往往会被调剂到二本学校去。如果落榜考生要复读，则需要承受复读的压力以及第二次高考成绩下降的风险。如果学生不听从老师建议，可以坚持自己所喜欢的学校与专业，但是也可能得不到老师的合理建议，可能导致“大材小用”。

师生博弈关系表现为老师力劝北大苗报考北大，学生有不同的回应方式。老师力劝学生报考北大有两种策略选择：一是提供真实合理的意见，二是提供虚假信息。面对老师的建议，学生报考也有两种策略：一是听取老师意见，二是不听取老师意见。假设学生考上北大，师生收益分别为3，3；考上其他重点大学老师和学生收益分别为1，2；学生落榜师生收益都为0。双方可以构成六种博弈结果：老师提供真实合理的意见，学生听取老师意见，学生能获得最大收益，老师收益也较大；如果老师提供虚假信息骗学生报考北大，学生听取老师意见后落榜，双方都没有任何收益。在M学校高中报考中师生博弈大多是负和博弈，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较少出现的情况是正和博弈，学生考上北大，师生利益都有所增加。

表2 师生信息博弈模型

师生信息博弈

教师

提供真实信息

提供虚假信息

学生

听取老师意见，考上北大

（3，3）

（3，3）

听取老师意见，落榜

（0，0）

（0，0）

不听取老师意见，考上其他大学

（2，1）

（2，1）

如表所示，老师获得的收益取决于学生的录取结果，学生考上北大，老师可以获得最大收益3；学生考上其他大学，老师获得中等收益1；学生落榜，老师收益为0。因为3远远大于1，老师为了获取最大收益，老师往往冒着没有收益的风险，选择获得最大收益。只有学生考上北大，老师才能获得最大收益。为了让学生考上北大，老师只有鼓动尽可能多的学生报考北大，才能提高获得最大收益的概率。老师提供全省或全市全县真实的报考北大的人数及预计的分数线，会导致学生谨慎选择；如果提供虚假信息，有意告诉学生报考北大人数较少、预计分数线较低，则会有较多学生愿意报考。如果学生估分切合实际，或者学生发挥较好、当年分数线较低的话，学生就有很大可能考上北大。如果学生落榜的话，平时被灌输天之骄子意识的学生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愿意调剂去较差的大学，仍会选择在本校复读，老师的奖金仍不会丢失。老师只有提供虚假信息，同时想尽一切办法劝说学生报考北大，才能获得最大收益。学生听从老师意见，考上北大的话师生名利双收，失败的话学生独自承担责任。综合权衡之下，老师会选择提供虚假意见，“全面撒网，重点捞鱼”，而学生是否听从老师意见取决于对自身实力的评估以及对老师的信任程度。

B同学： 在高考后，老师会尽量劝估分高的学生报考北大。老师利用所掌握的全市甚至全省的报考信息以及学生对自己的信任，鼓励学生按照老师的意愿报考。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不是根据学生的特点选择适合学生的大学，而是一味地追求政绩，追求奖金。当学生利益和老师利益发生冲突时，老师会有意识地误导学生，鼓动学生报北大。老师有种信息优势，学生有种信息壁垒。学生不知道如何搜集报考信息，但是老师提供参考的真实目的，也许是鼓动十个学生去报考北大，能考上一个，老师就很乐意。在这种博弈中，学生是吃亏的，学生处于弱势地位。而且老师不单单是鼓动学生一个人，会鼓动学生的社会网络像父母、同学都来劝他报北大。很多人觉得真能考上，时间久了自己也认为能够考上。时间是个很重要的因素，老师有经验和信息优势。有那么多大学，平时宣传时老师刻意宣传北大，没有几个人能考上北大，找到合适的就好。老师追求政绩，在这种博弈中，师生容易发生矛盾。

E同学：报志愿时师生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老师有报考的经验而学生几乎是零，这就导致有些学生依赖老师，如果老师想左右学生的志愿的话，那是相当容易的。老师如果想跟学生博弈，那学生几乎没有胜算。当时虽然查了报考信息，也是糊里糊涂的。什么都不懂，主要是听从老师的。现在想来，当时肯定也还有虚荣心在作怪吧，想着自己平时成绩蛮好。如果不报个好学校，多没面子啊。老师在那边旁敲侧击，再加上自己也想报，然后就失去理性了。我记得当时成绩下来完全崩溃了，那真是叫欲哭无泪啊。

师生信任博弈模型。在第一次报考时，老师建议北大苗报考北大，不少学生平时挺信任老师，在报考时会依赖老师的意见。但也有学生不相信老师提供的选择。笔者第一次成绩621，比重点分数线高出30分，当时估分609，老师想让我报北大，以便留下来复读考取北大，并帮我分析我复读一年各科能够提高的分数。当时我不想复读，没有听取老师的意见，是班级第一批被录取的学生们中成绩最好的一个。

表3 师生信任博弈模型

师生信任博弈

教师

提供真实信息

提供虚假信息

学生

第一次信任老师，报考北大，录取

（3，3）

（3，3）

第一次信任老师，报考北大，落榜

（0，0）在第二次报考中，学生有可能继续信任老师

（0，0）在第二次报考中，学生不再信任老师

第一次不信任老师，考上其他大学

（2，1）

（2，1）

在M学校，很少有文科生能一次考上北大。如上所述，老师会在学生报考时选择提供虚假信息，所面临的风险是第二次报考后真正有实力报考北大的学生不敢报考，其余有实力的北大苗会不再相信老师的建议，转报其他重点大学以求稳妥。如果学生第一次报考时不信任老师提供的意见，坚持报考其他重点大学，那么老师收益是1，以至于老师在劝导无效的情况下会放弃该生。不管学生第二次报考是否会继续信任老师，老师在第一次报考时都倾向于提供虚假信息，因为第二次报考时老师仍然可以想尽一切办法劝其报北大。听从老师建议报考北大后落榜的北大苗，在第二次报考时听从老师建议的屈指可数，会产生直接拒绝老师或隐瞒成绩这样的应对策略。甚至应届生听闻学校这种传统，也会不让老师干预自己的报考。

E同学：现在有些学生报考时对班主任已经不信任了。报考的时候不让班主任插手，自己搞定，或者找有经验的亲戚帮忙。我表弟报考的时候就说过这话，他第一次报考时让我回去报的。第一年的时候班主任总想让考得高的学生去复读，我表弟那时也是的，他班主任老让他复读，可他就是不干，复读太辛苦了，主要是到最后心力交瘁没有激情了。

四、反思：如何构建和谐双赢的师生关系？

M学校以金钱名誉为评判标准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很多师生矛盾，学生毕业以后，很少再有人会联系老师，更有不少学生高中毕业后不再踏入高中母校一步。为了使老师正常发挥指导作用，构建和谐双赢的师生关系，以M学校为代表的高中学校需要做出一些改进：

1. 注重学生综合素质，提倡学生团结互助

M学校单凭考试成绩评价学生，不少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取决于学生的成绩。学生成绩下降，老师态度就比较冷淡。学校应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而不仅仅以成绩为导向。不少被清华、北大录取的M学校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都湮没无闻，成绩一般，且参与实践活动能力较差。

而且M学校刻意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人为制造学生之间的矛盾，压抑人性，不少北大苗老死不相往来。非北大苗学生则感觉非常孤独、压抑，与进入M学校时相比落差非常大。学校只有为学生提供了一种团结进取、宽松的学习氛围，学生才能最大程度发挥自身潜力。老师只有平等对待学生，才能维护好师生感情，促使学生们健康发展。

2. 学校应合理指导学生填报志愿，不能把其视为自己的产品或者牟利工具

高中学校辛苦培育学生三年，在填报志愿时不合理地干预学生志愿，很可能导致学校的辛苦培育与学生的刻苦学习功亏一篑。第一次高考本来可以考上不错的重点大学的学生，在复读一年后成绩可能没有明显提升，甚至下降，学校领导与老师冷漠对之，师生之间原本不深的师生情被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取代。而且，学校为了多出几个考上清华北大的，让学生报考北大医学部的医学英语、北大本部的考古等专业，学生进去以后发现不感兴趣、就业困难，但是高中领导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仍得意于在任时有多少学生考入清华、北大。

如果学生第一次高考后，学校老师向学生提供真实合理的报考意见，学生顺利考取合适的大学，师生双方是双赢的。如果学生志在考取北大，第一次落榜后，老师正常指导学生学习，有能力考上北大的学生自己第二次自愿报考，如此才能实现师生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3. 学校要注重长远利益

M学校不仅重点培养北大苗，而且重视复读生胜于应届生。为了提高升学率，学校把一些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复读生身上。大量的复读生占用了本应属于应届生的高校招生名额。M学校的教学策略导致每年都有很多应届生当年落榜，只能沦为下一届的复读生，形成恶性循环，对于教育资源无疑是种浪费。而且不少同学认为，复读可以让心智更成熟些，但是对于提高成绩用处不大。在同一所学校复读，当成绩已经不错时，就很难有实质性进步。如果学校重视培养非北大苗学生，重视应届生，对社会发展会有更大的贡献。

另外，校友资源本是学校的战略性资源，可是M学校只顾自己眼前利益，重点培养北大苗而无视其他绝大多数学生，粗暴干预北大苗的志愿，对其他学生不管不问，这种做法极大地伤害了学生的感情，这也导致很多非北大清华出身但颇有成就的校友绝口不谈自己的高中母校，更不会想着去为母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学校尽可能公平地对待学生，对一般学生普及人文关怀，会有更多的学生热衷于回报母校。

[22]　刘禹宏等：《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利益主体博弈与教育公平》，载《高等教育》2011年第5期。

[23]　是指当年高考成绩达到一本或二本、三本，下同。

[24]　北大苗：在本文中指在老师眼中，有希望考取北大、清华的学生。

[25]　本文“分数线”均指该大学当年在河南省文科录取分数线。

中考择校中的多方博弈

梁丹琳 （北京大学2011级社会学系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每年中考之前，各地的重点中学都会为了争夺优秀的生源而展开“暗战”。老牌重点名校会竭尽全力将最优秀的学生聚拢到自己麾下：对学生和学生家长开出非常优厚的条件，派出“星探”挖掘其他学校的潜力资源，甚至将搜寻的范围扩大到周边邻近的县市。与之相对的，一些小有名气或者名气正在上升的次重点中学，在对抗来势凶猛的“抢人”风潮时，也会使出浑身解数“保住”自己初中部的优秀学生。但这往往与学生自身的愿望相冲突，于是，次重点中学的优等生在中考择校的时候就不得不面对很多人为的困境。

那么，这种择校困境是怎样产生的？这种择校困境对学生的成长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学校、老师和学生（及学生家长）各自采取了怎样的策略？这些问题是本文所想要探讨的。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以深入访谈为主。

以滚雪球的方式先后联系到有着类似经历的四位学生，分别对他们进行了访谈。对其中一位被访者进行了多达五次的深入访谈，详细记录了她从初三入学到中考填报志愿之前的整个过程；还采访了她的家长，以及她所在初中的招生办主任。这位招生办主任负责该校的招生工作长达三年，对于相关的政策制度非常熟悉。另外三位被访者由于条件限制，只能通过电话和网络收集到相关资料。因此，本文将第一位被访者的案例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这位同学叫林宛雪[26]，女生，现就读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成绩一直非常优异。她初中所在的学校是当地县级重点中学，她想通过中考进入当地的市级重点中学（教委直属重点中学），因此，在填报志愿之前，受到了校方各种形式的阻挠。

三、学生与老师的对弈

1. 冷漠期（9月到次年3月下旬）

初三刚开学不久，林宛雪就开始感受到班主任对她异乎寻常的冷漠。从初一入学起，林宛雪的成绩就始终保持在班级前三，又是班里的班长，一直是老师们格外关注的对象，而她私下和班主任的沟通也非常频繁，因此“这种冷漠是很容易感觉到的”[27]。宛雪提到了一些细节，“数学一直是我的弱项，印象非常深的是我去问数学题的时候。以前他（指班主任）给我讲题的时候非常细致，也很和蔼，老师毕竟还是喜欢好学的学生。但初三开始，我每次去办公室的时候，他总会说自己现在很忙，让我改天再去；或者就随便敷衍我几句，什么‘这种题不用看，反正肯定不会考’之类的；要不就板着脸，说怎么这么简单的题都还不会……”另一个明显变化，是班主任不再对她有任何形式的关心，“以前上晚自习，或者课间休息的时候，他经常来问问我们最近的情况，比如其他科目的成绩怎么样，学习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到了初三之后，我觉得我在他眼里完全像个陌生人，任何关心或者鼓励都没有了。而且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就特别严厉地指责我，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在老师这种态度转变所带来的困惑和委屈中挣扎了许久，宛雪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了这种冷漠背后的“天机”，“有天晚上在家，接到了我们学校高中部的一位语文老师的电话，她是我以前坐校车时认识的，初三我开始住校所以很久没见了。她打电话来问我初三的学习是不是顺利，嘱咐我课程很忙要注意身体。我当时就忍不住哭了……那个老师听我讲完，叹了口气跟我说，‘你要理解，这是他们的一种策略。刚开学的时候校长就会告诫初三的班主任，不要对自己班里那些很优秀的学生太好了，不要让他们太过自信，以免中考的时候考出去’……”谜团地解开反而让宛雪更加难以接受，“我完全不敢相信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喜欢和感激的老师居然会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故意刁难我、打压我，我觉得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学校的……”

老师对学生的冷漠期从刚开学的9月一直持续到初三下半年的3月，但这个漫长的冷漠期还只是老师与学生“对弈”的第一阶段，随着中考的日渐临近，这场关于择校的对弈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2. 热情期（3月下旬到4月）

各地的中考时间通常会安排在高考（6月7日到6月8日）之后，而中考填报志愿的时间则会被安排在考试前的1个月左右。根据林宛雪的讲述，她那一年的中考时间是6月26日和27日，填报志愿的时间是5月3日到9日。因此，在3月底至4月这段时间当中，班主任对她的态度再一次发生了转变，“那个时候老师突然又对我热情起来，开始关心我最近短跑和跳绳练得怎么样（我们的体育成绩要记入中考总成绩里），政治和历史背得怎么样（这两个科目要提前考）。”宛雪特别提到，这种态度转变并非是针对她一个人，“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买了一整箱牛奶放在办公室，让我们班另外一个成绩很好但家庭条件很差的男生每天自己去拿一盒。班主任一直都知道他的家庭比较贫困，但在这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举动的。”让宛雪尤为敏感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班主任开始时不时旁敲侧击地问她有没有考虑过“择校”的事，“比如月考之后，他让每个人带着修改过的卷子去办公室找他，简单地说一下这次的成绩之后，他就会很自然地问，‘考虑过选择哪个学校吗？’我肯定不能说我没有考虑，都已经4月了，要说没考虑肯定是假话。所以我说，‘还是留在我们学校吧，各方面都熟悉一些……’于是老师也就很满意地点头，‘对，对，还是留下来，这样稳定一些……’”宛雪说，这种试探性的提问出现了很多次，但她每一次都表示她会留在原来的学校，“这完全是无奈之举，因为我如果表现出丝毫的动摇或者犹豫，马上就会面对铺天盖地的思想教育，所以只能这样用谎话拖着；但我知道，我现在越是顺从，到最后填志愿的时候，我面临的压力也必然会越大。”正像宛雪所预料的那样，填志愿的时间就是她必须对老师“摊牌”的时刻，而一场暴风雨般的“攻击”正在等着她。

3. 逼迫期（5月3日到5月9日）

按照当地教委的规定，中考志愿的填报表是机读卡（现在该地已经改为网上填报志愿）。机读卡的缺陷在于，要求考生必须把所有相关信息全部转换为用数字表示，再用铅笔填涂到机读卡上，而这种转换所需要的查询表（比如每个学校的规定代号），每个班只有班主任手中有一份。因此，志愿的填报是每个同学分别到办公室填写自己那一份，这在无形之中就给了班主任老师监控并操纵学生的填报过程的机会。并且，由于机读卡填报的效率较慢、出错率高，因而每个学校有一周的时间进行志愿的填报。而就在这看似短暂的一周时间中，林宛雪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大阻力。

在林宛雪向班主任老师表明，她要填报当地一所市级直属重点中学之后，班主任跟她进行了三次长谈，并且三次都是直接占用她的上课时间。其中最长的那次谈话持续了4个小时，“从晚自习开始，一直到整个教学楼都没人了，一副不答应留下来就不放你走的架势”。

消磨斗志。成绩优秀是学生最重要的资本，也是优等生想要去往更好的高中的心理基础。并且，成绩和排名是学生和其他学校谈判时的重要筹码，所以学校一直没有公开学生们的具体排名，全市的竞赛成绩也被校方扣压下来。因此，班主任选择了将林宛雪的成绩作为这场说服工作的突破口，打击她的自信心、消磨她考出去的斗志，“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虽然你一直排在我们班前三，但你要知道，我们班并不是重点班，你的成绩拿到年级上，也就是几十名的样子……’‘就拿竞赛成绩来看吧，你看你的数学物理竞赛什么奖都没有拿过，你觉得自己又能有多优秀呢？上学期的物理竞赛，我们班一个得奖的人都没有，我们年级拿一等奖的是七班的××，人家也是要留下来的。’‘就你现在这个成绩看，你到了那些学校，最多也就排到年级几百名了，那可是没有人会管你的哦……’‘我以前有一个学生，也是坚持要考出去，最后高考考得很差，都没有脸回来见我们……’”宛雪当时并没有马上表示异议，“虽然我知道这些话很多都是假的，至少也是夸张的，但心里多少也会有点犯嘀咕，毕竟还是会有点担心，万一去了别的学校，真的成绩不好又没有老师的关注，那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物质利诱。在动摇了学生的斗志和信心之后，班主任开始利用初中学生比较单纯的心理，以各种物质条件诱使学生选择留下来。班主任给宛雪描绘了一幅留下来之后的大好前景，“他跟我大谈特谈我们学校未来的发展，‘这几年你也看见了，我们学校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区政府在财政上、人力上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学校发展的。你看我们学校要拓展校区面积，向周围村民征地，有些村民不愿意搬走的，区政府立马就派人来了……’这个潜台词当然是说，我们学校未来的发展不比你想去的那些学校要差。然后又说‘校长今天刚跟我说过，今年你们中考成绩出来之后，要免费组织你们去旅游，排名年级前五十的还可以减免学费’，接着就拿出了一叠填好的志愿表给我看，说你看谁谁谁都是要留下来的。之后又马上给我许愿‘只要你留下来，我保证你一定上清华北大’之类的……”

情感威逼。最后的情感威逼是杀伤力最大的一步棋，班主任利用学生（尤其是女生）对于老师敬畏、尊敬的感情，给学生施加情感上的压力，使学生觉得离开母校这种行为是应该被斥责的，是没有合法性的。班主任那番话让宛雪至今仍旧难以释怀，“他说，‘人不能一心只想着自己，人活着还是要有点感恩之心的。你想一想你初中刚进校的时候成绩排在多少名，现在你的成绩又排在多少名？你觉得这完全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吗？’‘那天你跟我说你准备考出去，我这几天就一直没有睡好……’‘你看我们也相处了快三年了，你也知道我一直都是很喜欢你、觉得你很优秀的。作为老师，当然是愿意看到你以后的路也很顺利。我也希望你能很圆满地走完初中这三年，希望我们之间有一个很美好的师生感情吧，毕竟，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三年呢？……’ 我不知道他和别人谈的时候是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但对我来讲，听完他最后那些话，我的情绪的确是处于崩溃边缘了。”

在班主任老师持续的“攻击”之下，宛雪完全失去了招架之力，只能求助于母亲。宛雪的母亲提起往事仍然余怒未消，“我觉得简直莫名其妙！怎么会有这种事！我的女儿很优秀，那当然应该到最好的学校去，接受最好的教育。这种权利怎么是校方可以干涉的！于是我给她的班主任打电话，我已经很生气了，但他还是说这是学校的规定，所有学生必须留在本校。我就说，如果你们不放人，我就准备到市教委去告状……”最后，是在林宛雪母亲的强硬态度之下，她的班主任老师才不得不妥协，让她填报了她想去的学校。至此，这场由“择校”所引起的师生间的对弈才告一段落。

四、校方对老师的重压

师生间的对弈只是优等生择校困境中最直观、最明显的一个层面，实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校方就是老师背后的“黄雀”。优等生留校与否、留下来的人数多少，将会影响到学校三年之后的高考成绩，而高考成绩才是中学校方最为关注的。换言之，优等生如果选择离开本校，最大、最直接的利益受损者是学校，而并不是初三的老师们。因此，校方间接地制造了优等生的择校困境，采取各种策略、不断地给老师们施加压力。

1. 层层监控。校长的职权范围涵盖整个学校，无法细致全面地了解初三每个班的具体情况，所以校长们首先采取的手段是给年级组长施压。林宛雪所在年级的年级组长，从初一起就一直负责这个年级的各项工作，非常熟悉每个班的情况。年级组长还掌握着每个班每学年的考试成绩记录表（小到每月月考，大到期末联考），对每个班每位学生的成绩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校长对年级组长施压，督促年级组长让各班班主任老师对每一位有“跳槽”嫌疑的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年级组长于是列出每个班必须进行谈话的学生名单，监督班主任老师的思想动员情况。通过层层监控，校方将优等学生的动向纳入自己的掌控中。

2. 金钱刺激。上文已经提到过，优等生择校的去留选择直接关系到校方的利益，其实和毕业班老师们的关系并不大，老师只要保证学生们在中考时能考出最好的成绩，就已经算圆满完成任务了。因此，校长需要采取手段让老师们感到，学生的去留与他们自身的利益也息息相关，借此提高老师们给学生做思想动员工作的积极性。林宛雪的校长所采取的方式是给每个优等生“明码标价”，将学生的成绩与老师们的金钱奖励直接挂钩。以林宛雪为例，如果她选择留在本校，那她的班主任老师可以获得4 000元；如果班里排名第一的学生能留下来，班主任能够获得5 000元。通过这样的金钱刺激，校长成功地将老师们拉进了自己的阵营中，齐心协力一起“镇压”有反抗意识的学生。

3. 仕途威胁。与“金钱刺激”这种正面激励相对的，是“仕途威胁”这类负面刺激，也就是校长能够操纵学校内的人事变动，使得老师们受制于校长的权力，必须按照校方的意志行事。在林宛雪所在的中学，校长有权决定教师的升迁、奖金涨幅、职称评定，更重要的是，校长人选并不实行定期轮换。换言之，中学的校长一旦上任就变成“终身制”，这种权力垄断迫使老师们不敢以自己的事业前途作为赌注。宛雪提到，之前某个毕业班的班主任“放走了”很多班里的优等生，于是校长恼羞成怒，后来处处给那位老师“穿小鞋”。有这样鲜明的“前车之鉴”，无论老师们心中是否有些许不情愿，也只能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和校长一起“联手拦人”。

通过种种的策略和手段，校长们借老师之手将择校的压力施加到学生身上，而老师们在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刺激下，也积极介入这场择校的博弈之中。因此，优等生所面对的择校困境，校方是背后主要的推动力。

五、学校间的厮杀

此前的两幅景观还不能完全概括择校困境的全貌，择校困境的产生在制度层面的因素，需要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进行探讨。通过对林宛雪所在初中的招生办主任的访谈，我们得以对学生、老师、校方所置身的宏观制度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1. 弱肉强食。每个学校招生办的主要职责，就是挖掘其他学校的优质生源。而对于优质生源的争夺集中爆发在中考前后，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的。招生办主任说，“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很多学生的潜质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通过初中三年的学习，这个孩子是不是读书的料，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对于学校来讲，优秀的生源是保证高考上线率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而高考成绩又是当地教委、学生和学生家长最为看重的，所以中考前后的生源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生源的争夺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过程，没有一所学校可以逃过这样的丛林法则，“我们也知道老师在动员学生留下来的过程中难免有一些过激的举动，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各个学校为了抢生源都是无所不用其极，那些学校（指当地的市级重点中学）的招生办老师经常直接带着现金去跟家长谈判，甚至从初二开始就让那些优秀的学生转学，这些都是我们防不胜防的……在我们采取防范手段的情况下，每年都还是会流失掉很多优秀生源，而如果我们连一点手段都不用的话，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学生就真的是白费了……”

2. 赢家通吃。现在的教育体制完全以高考成绩作为指挥棒，造成了各大名校“赢家通吃”的局面。这些名校原本就得到了当地教委、政府在教育资源上更多的投入，因而有足够的财力吸引更多更好的老师入职，而老师的教学质量会在高考成绩上得到显现，因此又会吸引很多优秀的学生，学校本身也有实力去挖掘其他地方的优秀生源，所以这些名校可以一直保持非常好的高考升学率，而这种高升学率又会换来当地教委持续的财政倾斜。而对于那些次重点中学，甚至没什么名气的学校来讲，这就变成了恶性循环，“我们原本在财力上就拼不过他们，他们又拿着钱把我们的优秀学生和优秀老师都挖走，所以我们的高考率就一直上不去，而高考率上不去就更无法吸引好的老师和好的学生了……”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正是现存的教育体制、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导致了学校间的惨烈竞争，而这种围绕高考成绩的竞争势必是以争夺优质生源为核心的。对于次重点中学的校方来讲，“保住”自己初中部的优秀学生与学校未来的发展前景关系密切，因此，优等生择校困境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六、结论与思考

本文的案例分析从三个层面展开探讨，从微观到宏观全面展现了优等生所面对的中考择校困境。案例的主人公林宛雪，最后虽然如愿进入了她心仪的高中，但她回忆起这段经历，却并没有“胜利者的喜悦”，反而是一段抹不去的伤害。在整个过程中，校方的逼迫和重压、老师的欺骗和冷漠，让她对自己敬爱并感激的老师和母校感到失望和心寒，这种情绪也影响了她在初三时的学习状态。择校困境的出现是源于各校对优秀生源的争夺，而这种争夺的结果反而伤害了这些理应从中获益的优等生，这一现象是值得反思的。

综上所述，中考择校困境的出现是学校间“生源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孤立地看待这个现象，或者单独指责其中任何一方都是不明智的。择校困境的实质是资源的争夺，不同的学校对于更大的名气、更多的政府财政支持、更出色的师资、更耀眼的高考成绩的竞争，都会反映在对于优秀生源的争夺上。只要现行的教育体制没有转变，学校间的激烈竞争没有停止，类似的择校困境仍旧会一次次地出现。因此，为了解决这类择校困境的现象，根本性的问题是规范学校间的合理竞争、公平分配教育资源，才能让学生在择校时能够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

[26]　本文出现的姓名均为化名。

[27]　引自访谈内容整理，不再重复标注。

重点班：进入与逃离

蒋越 （北京大学2011级社会学系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分班教学，就是指一所学校为了保证升学率，以年级为单位，把学业成绩相对较好的学生编成一个或几个班级，冠之以“重点班”、“实验班”、“教改班”等名称，集中教育经费、精英师资进行授课，力图培养少数尖子生的教学组织形式。现今，分班教学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之中，俨然成为一种常态。然而，有关分班教学是否可取的争论却长时间来不绝于耳。

对分班教学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主要是从教育公正的角度出发，认为分班教学不公正，因而不可取。所谓教育公正，在概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公正”是指社会教育关系中的公正，其基本内容包括教育制度公正、教育立法与司法公正、社会教育资源配置公平合理、每个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平等与机会均等。狭义的“教育公正”，则是指教育活动中的公正，也就是说教师（泛指教职人员）应当公平合理地对待和评价每个学生。具体到学校教育层面，即所谓的“有教无类”，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教育对所有人开放，不因“类”的不同而只接收某一“类”的学生；二是学校教育在教化过程中不对学生进行分“类”。在分班教学的制度下，学校仅凭某一次或某几次的考试成绩就对学生定性，功利地、人为地将学生划分为“高能”与“低能”，过分地夸大学生之间的差异，这显然是违背学生具有巨大可塑性这一成长规律的；另一方面，学校内部的教育资源过分向重点班倾斜，非重点班级所能获得的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频频下降，这将不可避免地对非重点班学生的学业成绩、自我概念和社会前景产生负面影响，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从而加剧教育不平等的问题。

对分班教学持肯定态度的人士，则倾向于强调“因材施教”的必要性。他们指出，学生在智力水平、认知能力、知识基础、个性特征、学习动机以及意志力等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有必要根据学生的差异特点和发展要求，实施有差异的教学，促进有差异的发展。如果不采取分班教学的模式，而是把各方面相差甚远的学生随机编排、组成班级，那么教师就很可能陷入“照顾了这头，照顾不了那头”的两难困境。为了顾及中下层学生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培养，教师必须反复进行教育与指导，而这对于那些接受能力、理解能力相对较强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在浪费时间；反之，如果加快教学进度，又将使得学习能力相对较差的学生陷入知识障碍和自卑心理：无论如何，这都将是对于部分学生的不公正。要解决这一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开设重点班，实现“因材施教”：将学业困难的学生编入非重点班，放低起点和要求，注重其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将成绩优秀的学生编入重点班，实行有针对性的提高教学，给他们提供发展和竞争的平台。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不同认知能力的学生都有所发展，分班教学对提高教学效率有直接的效果，它能照顾到不同水平学生的需要，恰恰体现了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尊重，完全符合教育平等的实质精神。

2006年出台的新《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分班教学已经变成一种违法行为。而在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阶段，饱受争议的分班教学不但没有任何收敛的趋势，反而日益成为学校的常规办学模式。分班教学为何在高中教育体制中大行其道？分班教学在现实中怎样展开？分班后，教师教得怎么样，学生学得怎么样？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高中分班制度进行了近距离观察。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笔者以江苏省A市B高中的分班教学情况为研究对象。B高中是江苏省四星级高中[28]、A市名校，在A市的数十所普通高中里一向名列三甲，历年的高考本科录取率都达到了95%以上，在省级乃至全国的奥林匹克竞赛中曾取得过不俗的成绩。B高中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分班教学制度，每个年级均设有两个重点班。

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笔者选取了8名B高中2007级的毕业生作为访谈对象，并且通过网络聊天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在这8名学生中，有2名一直就读于重点班，有2名一直就读于普通班，而其余4名则兼具重点班和普通班的就学经历，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三、B高中的分班教学情况

1. 背景

A市共有多所重点高中，在这些重点高中之间一向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其中，综合实力排名第一的是C高中，排名第二的是B高中。C高中历史悠久、师资雄厚，高考本科录取率将近100%，历年均有多名学生被北大、清华等名校录取，遥遥领先于其他学校。而B高中近年则处在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它多年来力图赶超C高中，却始终未能完成夙愿；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后起之秀的挑战和威胁，第二名的序位已然岌岌可危。可以说，在这样激烈的校际竞争中，分班教学无疑是增强学校竞争力的有效方法。

对B高中而言，分班教学的好处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争夺优质生源；虽然B高中的整体竞争力无法与C高中抗衡，但是，其重点班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却与C高中不相上下，因此，重点班成为了B高中招揽优质生源的重要砝码。在A市，有不少成绩优异的初中生自愿放弃报考C高中，转而进入B高中的重点班。第二，有助于提高名校录取率；B高中通过多种形式筛选出所谓的“精英”学生，编入重点班，并且集中骨干教师进行重点培养，力图令这些“精英”学生在竞赛和高考中取得好的成绩，进而保送或考入北大、清华等国内著名高校。而事实上，B高中进入名校的毕业生大多也确实是出自重点班的。然而，考虑到重点班的生源质量相对较好，笔者认为，在这里，不宜做有关重点班和名校录取率的因果推论。第三，有助于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媒体曝光率；不论是生源质量、竞赛成绩、还是名校录取率，都是新闻媒体对于学校关注的焦点，也是社会各界普遍认可的衡量高中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

2. 分班制度

录取制度。B高中下设分校D初中。D初中是A市最好的初中，直接向B高中输送丰富的优质生源，这构成了B高中在校际生源大战中得天独厚的重要优势。每年中考前一个月，D初中初三年级都会举行一次升学考试，其形式与中考类似，难度则略高于中考。在此次考试中，成绩位于年级前50的学生将获得保送资格，即不论是否参加中考、中考成绩如何，都可以进入B高中的重点班。成绩位于年级前51至100的学生将获得加分资格，即只要报考B高中，就可以在中考成绩的基础上加20分参与排名。这20分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般而言，获得加分资格的学生只要在中考当中发挥正常，就可以进入B高中重点班；即便发挥失常，往往也能够进入B高中的普通班。

A市的中考采取“先填报志愿后考试”的模式，报考B高中的全部学生将按照其中考分数排名依次录取。其中，两个重点班共招收100名学生，除去保送生，空缺的名额将由中考分数排名考前的学生依次填满。综上所述，B高中重点班的录取模式包括保送、加分、中考等多种形式。高一入学时，重点班的学生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D初中获得保送和加分资格的学生，其比例约占3/4；第二类是各所初中（包括D初中）报考B高中并在中考当中发挥出色的学生，其比例约占1/4。

在受访对象中，有4位是在高一入学时就被编入重点班的，其中，有3位曾就读于D初中，并且在升学考试中成绩优秀，获得保送或加分资格。赵同学在升学考试中获得了年级前10的好成绩，“我最早是想去C高中的，不过后来我被保送到了B高中的重点班……B高中的重点班一向很好，不见得比C高中差，我也就懒得找麻烦了。”（个案1）钱同学在升学考试中获得了加分资格，“加20分呢，肯定能上重点班了……其实我也想过去报考C高中的，反正得参加中考，但是当时班主任天天找我谈话，劝我留在B高中，还一再跟我保证，我一定能进重点班，我就被洗脑了。”（个案2）由此可见，分班教学是B高中争夺优质生源的有力保障，以重点班为号召的保送和加分政策为B高中争取到了几乎所有的C初中尖子生。

流动制度。江苏高考长期沿用“3+2”模式。具体来说，在高考中，江苏考生需要通过五门科目的考核，其中，语文、数学、英语为必考科目，另外两科则由考生本人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六门辅修科目中任意选择。约定俗成的办法是，理科考生从物理、化学、生物三门科目中任选两门，文科考生从政治、历史、地理三门科目中任选两门。虽然江苏高考的具体形式在不断变化，但是整体上的“3+2”模式是长期不变的。

B高中在高一年级是不分科的，不管是重点班还是普通班，均采取综合授课的办法，即同时开设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六门辅修科目的课程，直至高二才正式进行文理分科，按学生选择的辅修科目组合重新划分班级。对于重点班来说，文理分科的过程是对学生的一次“大换血”。由于重点班只接收选择“物理、化学”组合的理科生，原重点班的学生如果选择“物理、生物”、“化学、生物”组合或者改选文科，都将离开重点班；由此空缺下来的重点班名额将由那些选择“物理、化学”组合、且高一年级第二学期期末考试排名靠前的普通班学生依次填满，这是普通班尖子生唯一一次转入重点班的机会。

以B高中2007级[29]为例，经过文理分科，一共产生了12个班级，其中，有2个重点班、5个理科普通班，5个文科普通班。重点班每班50人，其余班级的人数均在50到60之间。在受访对象中，有2位原重点班的学生由于在文理分科中选择了非“物理、化学”组合而离开了重点班，也有2位原普通班的学生因选择“物理、化学”组合而进入了重点班。钱同学在文理分科中选择了“政治、历史”组合，由此离开了重点班，“原重点班的学生只要选‘物理、化学’就能留下，不管成绩多差都能留下，这算是比较人性化的地方……我们班走了大概10多个吧，有的选文科，有的选理科，‘物理、生物’或者‘化学、生物’，另一个班也差不多……我们都是自愿走的，觉得在重点班待着没意思、没前途。”（个案2）孙同学的情况类似，他在文理分科中选择了“化学、生物”组合，“离开的人想法不太一样，有的是对其他科目更感兴趣，有的是在重点班混不下去了，还有的成绩不错，纯粹就是不想在重点班待着了……我物理不行，就选了‘化学、生物’……我对重点班没什么留恋，巴不得离开呢。”（个案3）同样是原重点班的学生，李同学则选择了“物理、化学”组合，“其实我的物理和化学成绩都不怎么样，但是我想留在重点班……B高中最好的老师都在重点班，留在重点班，就算不是班级前十、前二十，还是有机会考上名校（国内名校）的；普通班就不一样了，就算是普通班的（班级）第一，也只能考上东南、南航之类的大学（省内名校）。”（个案4）周同学和吴同学高一时就读于普通班，在高二开学时转入重点班。“我高一期末是班级第一，年级（不含重点班）第十，我本来打算选‘化学、生物’的，但是后来班主任找我去谈话，说只要我选了‘物理、化学’，就能进重点班……我爸妈都鼓励我选‘物理、化学’，他们觉得这样是对我好，算是我爸妈替我做的选择吧。”（个案5）“我本来就打算选‘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容易出高分嘛……高一暑假的时候，教导处的老师打电话给我，说我可以去重点班，问我愿不愿意，那我当然说愿意啦……我们班高二转进去了十来个人，另一个班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个案6）

为什么B高中只在“物理、化学”组合设立重点班呢？由于未能对制度设计者进行访问，笔者在这里无法做出确切的解答。然而，根据个人的亲身经历，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有如下两个：第一，相较于其他科目，高中物理、化学具有更强的思维性，针对这两门科目的“精英式教学”更可能取得效果，更容易帮助学生提高成绩，事实上，在江苏高考中，理科考生，尤其是选择“物理、化学”组合的考生也更容易取得高分；第二，部分高校的理工科专业在招生时对辅修科目有特殊要求，例如，部分高校的医学专业在招生时通常要求考生必须通过化学科目的考核，对于选择“物理、生物”组合的考生则不予考虑，而“物理、化学”组合一般来说则为所有的高校的理工科专业所接受。可以说，在学校竞争力有限的情况下，只在“物理、化学”组合设立重点班，最大限度地集中师资力量、培养选择“物理、化学”组合的学生，将有助于提高学校毕业生的名校录取率。相应的，B高中的这一定制也对其学生在文理分科中的决策产生了较强的导向作用。从访谈资料中不难看出，不少学生为了获得在重点班就读的资格、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违背个人意愿和实际情况，选择“物理、化学”组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尤其是尖子生在文理分科中的决策的盲目性。

“淘汰”制度。在高二年级的文理分科之后，普通班学生便彻底失去了转入重点班的机会。然而，重点班的人员结构却并非一成不变，在高二的一年之中，不断有学生从重点班自愿退出。周同学在高二年级从普通班转至重点班，半年后又从重点班转至普通班，“重点班的竞争太激烈了，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那时候每天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学习，甚至连同学之间都很少有交流，每天都过得很压抑……重点班的同学成绩都很好，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无比差，有点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第二学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于是决定转到文科班去。”“高二的时候，我们班先后走了十来个人，有成绩不错的，也有一贯垫底的，大多转去了文科班，也有去‘化学、生物’班的……基本都是自愿，老师不会因为你成绩不好就劝你转班的，那样太打击学生了。”从访谈资料中可以发现，退出重点班的学生并不是个别人，其比例占到了将近1/5。在访谈中，周同学还提到了离开重点班必须经历一些“手续”。“我先是向班主任递交了一份转班申请，当天，班主任就找我谈话了，他把转班的利害关系给我详细地分析了一遍，反复强调学理科的好处，他说理科就业面广，好找工作；然后，教导主任和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又分别找我谈话，劝我考虑清楚……当时我是下定决心要转，态度很坚定……之后我就获得了批准。”“除非是垫底的学生，不然老师还是会力劝他们留在重点班的。”退出重点班的趋势一直持续到高三年级。“高三之后，学校就不批准转班了，毕竟要重新开始一门课程的学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走的都在高二走了，因为等到高三，你想走也走不掉了……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们这十来个人想走，毕竟重点班的教学方式只适合少数人，但是要大家放弃那么好的资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走之前也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知道有一些同学一直在挣扎，但是最终还是决定留在那里。”（个案5）可以说，过度的竞争和压力导致了重点班部分学生的心理失衡，选择逃离还是选择坚守，成为了他们不断挣扎的难题，这一点笔者还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地展示和分析。

3. 重点班与普通班

教学方式的差异。如上所述，重点班学生一向被视作经过层层筛选、脱颖而出的尖子生，与普通班学生相比，他们被认定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和更好的内在潜质，也被学校和任课教师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因此，B高中对重点班学生的教学方式是完全区别于普通班的。

在师资力量方面，任教于重点班的都是B高中的精英教师，他们的年龄较长，授课水平很高，教学经验相当丰富，在A市都有着很高的名望；而任教于普通班的大多是新进的年轻教师，他们的授课技巧还不成熟，教学经验也相对匮乏。值得一提的是，在B高中，重点班的教师按规定是不能兼任普通班教职的。重点班与普通班在师资力量方面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在教学内容方面，普通班更加注重基础，重点班更加注重提高。普通班的教师普遍倾向于以教材作为授课蓝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基本概念和常规例题的教授上。而重点班的教师几乎从来不讲授教材上的内容，对于那些教材用大量篇幅详细阐述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都只是几句话带过，“对他们（重点班的教师）来说，那些太简单了，他们默认我们都懂，也可以说，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懂不懂”；常规例题被列为自学内容，教师在课堂上只挑些参考书上的难题、怪题进行讲解，“很多题目的难度跟高考最后一题差不多，还有的完全超出了高考的范围，根本是照着竞赛的路数来的，有时候，感觉不像是在培养高考人才，而是在培养竞赛人才”；除此之外，重点班的教学进度一向比普通班快得多，“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普通班一个学期学的东西，我们一个星期就得掌握，这个说得夸张了点，不过我们的进度确实要比普通班快很多。”（个案6）对于这样的教学模式，普通班和重点班的学生都有一定程度的异议，尤其是普通班的尖子生和重点班学习成绩排名中、后的学生。郑同学在高二年级的文理分科中被编入了“物理、化学”组合的普通班，“我高一成绩一直很好，但是期末没考好，没能分到重点班，这是我高中最遗憾的事情……学校把冲击名校的希望都寄托在重点班了，对普通班的要求就是上本科线……基本概念确实应该反复强调，但是我希望能加入一些更有深度的内容，毕竟在高考中最后几道大题还是挺难的，如果做出来，总分能提高很多……我们数学老师常说，你们把前面的小题做好就行了，最后的大题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放弃也没关系，这样的建议对成绩一般的同学来说确实是有用的，但是，对我们这些好学生来说，放弃两道分值那么大的题，能考上名校的概率就很小了。学校的这种教学安排，让我们普通班的好学生根本没有能力和重点班竞争，其实是不公平的。”（个案7）李同学一直就读于重点班，“我在班里大概排三十多名吧，成绩一般，不是最差的……（重点班）教得太难了，我经常感觉跟不上，连班里成绩最好的同学都觉得有压力，更别提成绩不如我的那些了……其实，高考还是更加注重基础知识的，难题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我个人觉得老师不应该把注意力全放在难题上面，还是应该多讲讲基本概念的，这也更符合大多数同学的需要……我们常说，要是没那么多尖子生，索性就不要开两个重点班。”（个案4）

在作业和考试方面，重点班作业和考试题目的难度都要远远高于普通班。“我们的作业跟普通班不一样，难度要高一点……平时的小测卷也有区别，前面一半一样，后面一半不一样，我们的比普通班的难。”（个案4）

在对学生的要求方面，重点班的教师对学生有更高的要求。“老师常常跟我们说，我们是全年级最好的学生，所以要不断争取做到更高……在答疑的时候，老师只肯讲解难题，你提的问题太简单，他就会很不高兴，让你自己去翻教材，那时候，你就感觉到自己被鄙视了……如果在作业和考试里犯了低级错误，就会被点名批评，其实，大家都是学生，都会犯低级错误，这个时候，重点班的学生面临的打击和压力会大很多。”（个案6）

区隔与分层。从访谈资料中可以发现，重点班和普通班之间存在着的明显的区隔和分层。一直就读于普通班的王同学对于重点班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不管是在老师眼里，还是在我们眼里，我们都比重点班低一个档次……我们跟重点班的学生基本没有交集，很少有机会跟重点班的同学来往……夸张点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当时我觉得自己能考上本科就不错了，人家都是北大、清华的苗子，怎么一样呢？”（个案8）由此可见，这种区隔和分层主要是基于学业成就资源的差异而形成的，在B高中，学业成就资源的占有状况是决定学生地位的基础性的、最为关键性的维度，重点班的学生都是公认的“尖子生”，相对于普通班学生，他们更受到学校的重视，也拥有更丰富的优质资源，这使得他们在学生群体中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与此同时，授课教师的态度，以及学校对重点班和普通班所进行的区分，也强化了这种区隔和分层。一方面，授课教师对重点班和普通班的学生存在偏见，并且将这种偏见带入了日常教学。普通班的教师往往把重点班作为榜样，有意或无意地表达他们对于学生较低的期望，“老师常跟我们说，你们看看人家重点班的学生，比你们聪明，还比你们用功，再看看你们自己，基础比人家差那么多，还整天吊儿郎当的……你们能考上大学就不错了，你们以为就你们这水平，能考上好大学？也不想想比人家重点班差多少”，“老师常常拿我们跟重点班的学生作比较，每次考完试，老师都会特别讲一下重点班的平均分是多少，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比重点班差一大截；如果考得好，跟重点班差距缩小了，老师就会表扬；有几次，我们超过了重点班，老师就会异常兴奋，好像发生了奇迹一样……在老师的概念里，我们就应该比重点班差。”（个案7）重点班的教师也会把自己的学生和普通班的学生作比较，反复提醒自己的学生，他们比普通班的学生更优秀，“他们常说，‘你们再这样下去，就连普通班的学生都比不上了。’‘你们还不用功，是想被普通班的学生超过吗？’‘你们都是成绩最好的，只有成绩最好的才能进重点班，你们要更加努力，保持现在的优势……’如果普通班的考试成绩超过了我们，那就等着挨训吧，我们班的老师都把这个当作奇耻大辱，之后的几个星期都会过得很悲惨。”（个案6）另一方面，学校采取种种手段，有意识地将重点班和普通班进行符号性和仪式性地区分。最显而易见的是名称上的区分，“两个重点班一个叫‘重点1班’，一个叫‘重点2班’，普通班就叫‘1班’、‘2班’、‘3班’，一直到‘10班’……参加任何活动，重点班都排在普通班的前面……学生代表也是一样，常常是重点班选一个，普通班选一个。”在考试中，这种区分也处处显现，“一张考卷上总会标明，这是重点班必做题，那是普通班必做题，比较一下会发现，有时候重点班必做题并不比普通班必做题难，但是这个传统是一直保留的。判完卷后，平均分有两个，一个是重点班平均分，另一个是普通班平均分；排名也有两个，一个是重点班学生的年级排名，一个是普通班学生的年级排名……”此外，重点班学生还被赋予了许多特殊的权利，“高三的时候，学校有一些自主招生名额，都给了重点班的学生……重点班的学生更容易加入竞赛辅导班，学校觉得他们更有潜质。”（个案5）这种种区分对学生自我概念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在重点班和普通班之间人为地划出了一道鸿沟，塑造出普通班学生的“重点班之梦”。

4. 逃离重点班

在此项研究中，笔者对3名自愿退出重点班的学生进行了访谈。既然重点班拥有更好的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为普通班的学生所羡慕，那为什么他们还要选择离开呢？这3名受访对象都提到了这样一个关键词——“压力”，在他们看来，重点班存在着一种很强的“压力文化”，授课教师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向学生施加压力，迫使学生不断自我完善。“在重点班的时候，觉得自己24小时都得学习，一刻都不能放松，而且不能犯错，犯了错就会被鄙视……老师教得太难了，我完全跟不上，甚至怀疑自己的智商有问题……同学都很牛，竞争非常激烈，我再怎么努力也考不到前十，觉得很挫败。”（个案3）“不能退步，一旦退步，班主任和各科老师就轮流找你谈话，有一阵子我每天下课就被老师找去谈话，直到上课老师才让我回教室，那种感觉特别不好。”（个案2）周同学对重点班的一项“不人道”的传统记忆犹新，“高中的时候，每周都要进行考试，考试成绩最后一名的同学会被老师当堂点名，站起来接受思想教育，接下来的一周，每次上课老师都会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如果答不出或者答错了，就接着进行思想教育……大家都是好学生，谁受得了天天在全班同学面前挨批呢？……那时候重点班的考试题很难，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是最差的，有一次我只比最后一名高一点点，所以压力非常大。”（个案5）除此之外，重点班还存在着同样强烈的“竞争文化”，授课教师也不断鼓励学生相互竞争。“当时的班级氛围不怎么好，没什么人情味，同学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竞争关系。”（个案2）“重点班的同学依据成绩划分成不同的小圈子，对不属于自己圈子的同学比较冷漠，我是高二从普通班转进去的，都一个学期了还是没有什么朋友。”（个案5）与此同时，他们都表示更喜欢普通班的学习氛围。“普通班的学生稍微笨了点，老师讲课慢了很多，压力比过去小了，不会每天神经紧张只想着学习，人的性格也开朗了很多。”（个案5）“普通班的学生更友善一些，彼此之间不再只有竞争关系了，在普通班的感觉更舒服一些。”（个案2）他们还提到，在重点班，很多同学都厌倦了过度的压力和竞争，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他们还是选择坚持了下去。“可以理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毕竟重点班有最好的老师，教学质量也是全校最好的……也有顾虑面子的，怕转去普通班被人鄙视，就好像是承认在重点班混不下去了一样。”（个案3）

四、总结与讨论

在现今的高中教育体系中，以“因材施教”为宗旨的分班教学已经成为社会、媒体、家长、学生普遍认可的办学“亮点”，在一定程度上，它有助于优化学校的生源质量，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因而保证了学校的良性发展。然而，通过此项研究，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分班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随着高校的扩招和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学生将接受高等教育视作其人生的必经阶段。以B高中为例，B高中每年的本科录取率超过了95%，既然大部分学生都将“上大学”、“上好大学”列为既定目标，那么功利、武断地对学生进行分等、将校内的教育资源向所谓的“高能”学生大幅倾斜的做法，是否真正合乎教育公正的精神，这本身是有待商榷的。除此之外，分班教学的具体制度也有待完善。目前，在各所学校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科学的分班制度和施教办法。以B高中为例，现行的分班教学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仅凭某一次或几次的综合考试成绩就对学生的智力水平和认知能力进行定性，难免陷入狭隘评价的误区，也忽略了学生在不同科目上的差别。一方面，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个性特长和发展潜力是很难用机械的、僵化的分数来衡量的，因而，有必要在分班教学中引入更为全面的考量机制；另一方面，一个学生在不同学科上的学习兴趣和发展潜力是不同的，按照学科分班，比如成立数学重点班、语文重点班等等，可能将起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第二，过分夸大“组内同质性”和“组间异质性”，不仅挫伤了普通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阻碍了重点班学生的个人发展。众所周知，从人群概率上来讲，智力水平突出的学生只在少数，而重点班的普遍设立、及对“高能”学生的大批量“生产”，使得重点班的学生之间存在的差距过大，无法真正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反而可能给重点班中后段的学生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第三，当前的分班教学模式容易导致区隔和分层，造成学生之间的过度竞争。学校和教师刻意夸大重点班和普通班的区别，可能对学生的沟通交往和自我概念形成产生不利影响。同时，重点班中的对于竞争文化的过分强调，可能恶化同学关系，造成重点班学生的心理失衡。

[28]　四星级高中是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对普通高级中学（完全中学）实施的一种最高等级鉴定。该类学校有一流的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和管理，文化底蕴深厚，在国内有很高的知名度，并与国外名校有很好的合作。

[29]　受访对象均来自2007级。

小升初中的“占坑班”调查[30]

刘雨甲 （北京大学2009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目前，北京“小升初”的渠道主要包括“占坑班”、“共建生”、“推优”、“派位”等。笔者选取其中的“占坑班”这一升学渠道来研究。家长们俗称的“占坑班”，指的是重点学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的，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同时，这些学校还通过主流或非主流的途径向家长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学校将来会从这些课外班中选拔优秀人才，参加这些课外班的孩子在报考本校时会有“优先权”。也就是说，要报考某所重点学校，参加其开设的课外班便是必经程序。在小升初政策十分模糊的情况下，家长们只能是“草木皆兵”，纷纷到自己看好的重点学校给孩子报名“占坑”。

首先，笔者访谈了A中学的培训机构——果实培训学校的负责人。

A中学是北京市一所国有民办（2009年之前）的重点高中，因其校园设施齐全、教师水平较高以及学校风气淳朴，近15年以来一直是小学生家长们心目中的理想中学。因此，每年小升初过程中，它的竞争也尤为激烈。

国庆培训学校（现果实培训学校）是A中学创立的培训机构。2005年，A中学确定了初一自主招生由国庆培训学校推荐，自此连续几年A中学招收的初一新生来自该校素质班推荐。在此体制下，小升初家长们争先恐后地报名国庆培训学校，每年国庆培训学校在报名时基本录取前40%的学生。在此基础上，该培训学校会组织几次考试，A中学根据考试成绩来挑选优秀学生。国庆培训学校的素质班也就成了家长们口中的“占坑班”。

2009年，A中学“回归公办”废止了“推荐”制度。“国庆培训学校”改名为“果实培训学校”，对外宣称二者已经没有关系。笔者做调查前一年，A中学第一次将通过果实培训学校招收学生比例降低，许多家长失望而归。

因此，事实上，本文涉及的“占坑班”在理论上已经不算是“坑班”了。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家长、学生仍然络绎不绝地报名这个曾经的占坑班。在家长们心目中，它仍然是原来的“占坑班”。同时，尽管果实培训学校向外宣称与A中学没有关系，但是在其对家长的宣传中，无不透露出一种仍然是“占坑班”的意味。

本文通过访谈的形式，对8位六年级学生及其家长进行了调查。这些学生中，有的从四年级就已经开始上果实培训班，有的到六年级才开始上。目前这些学生有的已经与中学签约，不再进行培训班的学习；有的还在等待新的考试，希望通过不断学习和考试能被中学挑中。尽管这些学生参加该培训班都有个人因素的考虑，但是参加原因有很多的共性。除了这个培训班外，这些学生都无一例外地报了其他培训班，不少同学报了两个以上其他培训班。

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目前还有一些培训机构也是做针对A中学的培训的。这些培训班都以“××学校目标班”为定位，针对性地讲授这一目标学校的历年考题。于是，笔者选取了针对A中学的一所小型培训机构——紫优培训学校进行了调查，对其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本文分三部分对调查结果进行描述和阐释：第一部分分析果实培训班的“占坑”意涵；第二部分介绍另一种中学目标班——紫优培训班的模式；第三部分分析家长与学生报名果实培训班的原因及感受。通过对培训学校负责人以及学生、家长的访谈，本文希望对“占坑班”这一事件进行深入描述。进而尝试在这一个小点的基础上，探讨北京小升初的现状。

一、“培训班”还是“占坑班”吗？

果实培训学校（原国庆培训学校），是一所针对小学生和初中生开设知识培训的机构。目前，其开设的课程有：小学生综合素质班、各科单科培训班、初中预备班、考前辅导班。其中的小学生综合素质班，就是家长们口中的“占坑班”。

小学生综合素质班现有四年级4个班、五年级15个班、六年级40个班，其中六年级重点班2个。每个班约有30人，即五年级共有450人，六年级共有1 200人，六年级重点班40~80人。2009年，该培训学校改名，由“国庆培训学校”改名为“果实培训学校”。随着这一改名，培训学校名义上不再是直接推荐学生给中学的“占坑班”。但是，在对家长的访谈中，大家异口同声地仍然将其定义为“占坑班”。这一“培训班”还是“占坑班”吗？

1. “只是服务机构”？

笔者以学术调查者的身份对果实培训学校的负责老师（中层领导）提问时，老师表示关于学校的问题不好说，还是找校长来回答。在笔者继续追问下，老师对果实培训学校和A中学的关系作了如下描述：

现在我们只是一个服务机构，跟A中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目的是把孩子培训好了，他们才能上个好的中学。我们每年有多少比例的学生进入A中学这个没有定数，关键看孩子自己。我们并不是家长们传说的那样跟A中学有连锁关系，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还是要把孩子培训好了。现在这类培训机构很多嘛，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培训过程中的这些考试都是自己安排的，并不是A中学的招生考试。

由此我们看到，老师一直强调我们只是服务机构，但同时也表露出了不愿意直接讲这一问题的态度。我们可以推测，果实培训学校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服务机构。那么它是否是家长们口中所说的“占坑班”呢？

2. 宣传“办学照旧”

笔者对果实培训学校的宣传资料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有诸多信息，背后的意涵都是“我们与A中学关系密切”。

无论是在宣传单上，还是在教学地点，学校的名称都是以“果实培训学校（原国庆培训学校）”出现，尽管看起来很长，但括号一定不能少。尽管校方声称自己与A中学没有关系，但是至少在宣传过程中，他们仍希望利用这一点或有或无的关系，来招到更多的学生的。

果实培训学校招生信息宣传上对该培训学校的简介如下：

本校原为A中学主办的海淀区国庆培训学校，1997年2月成立。累计培训学生6万余人次，始终坚持依法办学，规范管理，诚实守信，培训素质较高，社会效益良好。先后被评为海淀区先进培训机构、北京市剑桥少儿英语优秀培训机构、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诚信经营示范单位、全国教育培训示范单位。2010年4月转制更名，办学状况照旧。

本校2004年开始举办小学生综合素质班。2005年正值体制改革的A中学确定初一自主招生由国庆培训学校推荐，自此连续几年A中学招收初一新生来自我校素质班推荐。由于A中学关注、本校依法诚信办学、规范管理、优秀教师授课，培训效果良好，每届素质班招生报名人数很多，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录取率为30%~40%。2009年，A中学“回归公办”废止了“推荐”制度。本校素质班仍然按计划办学，越办越好，A中学招收的初一新生基本来自我校素质班。[31]

同时在宣传单上，对培训学校教师的简介大多都强调了其与A中学的关系，如多次出现“A中学高级教师”、“原A中学高级教师”。

从宣传单上我们看到，关于果实培训学校对自己的介绍，与其“背靠”A中学密切相连。家长们所说“占坑班”，实际上是2009年，A中学“回归公办”之前的“推荐班”。据切实调查，2005年，A中学公开宣布自主招收初一新生由国庆培训学校推荐和家长自荐。自此，连续几年A中学招收的初一新生基本上来自素质班。尽管校方现在声称“推荐”制度已经废止，但是也同时强调了“办学状况照旧”、“仍然按计划办学”、“A中学招收的初一新生基本来自我校素质班”。

3. 课程“针对性”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果实培训学校尽管现在已经没有“直接推荐学生到A中学”的“合法身份”，但是由于其历史背景，实际上仍然与A中学有密切联系。通过对其课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对A中学极强的“针对性”，仍然有“占坑班”的意涵。

教学目标。综合素质班以四、五、六年级学生为培训对象，开设数学思维、阅读写作、科学素养三本课程。在宣传过程中，该培训学校将其小学生综合素质班办学的指导思想、目的和作用总结如下：

（1）夯实基础，提高素质水平。

（2）辅助小学升入初中的教育教学衔接。

（3）利于择校，考前辅导。根据客观需要借助优势条件，进行必要的应试演练、考前辅导，公正地考核评价学生，如实地向相关中学介绍学生情况，实现双向服务。

（4）增强非智力因素的强化训练。力求规模办学，形成优良学生聚集、优秀教师整合、教学秩序良好、具有一定竞争机制的环境，以激励学生进取，锻炼增强意志力。[32]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学生综合素质班确实仍然有“如实向相关中学介绍学生情况”一说，家长们所说的“占坑班”尽管改了名字，该培训机构仍然与一般的知识性培训机构不同，“占坑班”的意味还存在。

开设课程。小学生综合素质班开设三门课程：数学、语文、科学。2011年至2012年第一学期的数学课程内容有：逻辑推理初步、循环小数化分数、分数计算、分数百分数应用题、不定方程、圆的周长与面积。[33]我们可以看出，它基本是以小学奥数以及初中数学内容为主的。语文课程涉及基础知识及阅读写作能力。该素质学校的特点在于科学课程的开设。一般的服务机构都以语文、数学、英语为培训课程，而果实培训学校没有开设英语，选择开设科学素质课程。该学校对科学素质课的教学要点介绍如下：

科学素质课：为适应A中学的办学特点和科技类的实验班而设立。特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导师等学者讲授生物、地球科学等知识，以开阔视野、培养科技兴趣、引导学生入门，对学生发展具有深远意义。[34]

如此看来，科学素质课开设的直接原因是A中学对物理、生物、化学等竞赛的重视。而对于没有开设英语课，果实学校的解释是“素质班因课时有限没有开设英语课，但统测要考察英语”。这样看来，果实培训学校在有限的三课时教学时间内，选择了A中学重视的三门课程来教授，针对性很强。

六年级重点班。在果实培训学校40个六年级小学生素质班中，有2个是六年级重点班。而重点班的开设，也与A中学有密切联系。其重点班的介绍如下：

素质班聚集着大量的成绩优良的学生，其中有些学生成绩优异，按照常规编班难以因材施教，且不利于“小升初”争优，为此组建重点班。

重点班为培训学校的重点班，它以争取进入A中学实验班并适应其教学要求为培训目标，特聘A中学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或市区级学科带头人任教，贯彻实验班教学理念，突破素质班培训教材，充实教学内容。

重点班的学生通过招生入学测试、按统一标准公正公开地选拔。

重点班的学生受到有关方面的特别关注。

由此我们看到，果实培训学校的重点班，是针对A中学的实验班而设立的。同时，A中学在招生的时候对其有“特别关注”。

4. 考试过程“挂钩”

在后面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对家长来说，参加“占坑班”最看重的就是它们举办的考试，因为每次考试都有可能成为A中学录取学生的根据。根据笔者的调查，2011年，尽管“果实学校”已经“独立”，A中学招收的学生，尤其是招收的重点班学生，仍有大部分来自果实培训学校。

A中学2011年新初一招生工作是在2010年的11月开始的。

2010年11月28日，果实培训学校提前进行了所谓的“期末考试”，此次考试的命题方是A中学，成绩在一个星期后可以查询。12月8日到11日，A中学依照学生的11月28日的考试成绩在重点关注数学的前提下，点招了近130名学生进入其重点班。

2011年2月8日上午，果实学校又在5个考点同时举办了考试，此次命题方是A中学外请的专家。2月18日到19日，依据学生的2月8日考试成绩，A中学又进行了点招，约有50名学生进入了重点班。

与前几年不同的是，在此之后，A中学便没有再通过果实学校来招生。直到5月15日，A中学进行了统一大型考试，录取学生200人左右，进入其非重点班学习。其余还有共建和少量的补录名额，到6月底，大致18个班的录取全部尘埃落定。

我们可以看到，依据上一年的情况，果实学校举办考试，A中学根据这些考试选取排名靠前的学生进行点招考试，在点招考试中排名仍然靠前的学生被A中学选入其初中重点班。如果按照30人1个班计算，实际上6个重点班的180人基本都来自果实培训班。据家长称，点招都是秘密考试，只向部分在果实培训班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发出邀请，并且时间一般都安排在晚上。被“点”上的同学会接到“密电”通知家长孩子已经被学校录取，不可以报考其他学校，但是最好不要消息外传等。而没有被点招上的学生，则需要不断参加考试，从2010年11月开始到2011年6月底，果实学校举办的考试学生都需要去参加，因为这关系到A中学的录取，重点班名额被点招满了以后还要争取非重点班名额。

而笔者采访的六年级学生，面对的是2012年的A中学新初一招生。2011年8月27日，果实培训班小学生综合素质班入学考试，录取了其中的47.2%进入六年级培训班学习[35]。而后，果实学校在某论坛发出信息，称A中学确实通过8月27日考试进行了点招，与几十位家长进行了“意向性沟通”。也就是说，在还没有开始六年级的时候，有的学生已经被A中学点招了，这比前一年的招生大大提前了。

而在此之后的几个月，A中学安排了几次秘密的点招工作，有家长称，A中学的重点班招生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现在还没有被点招的学生只能通过努力争取非重点班的名额了。

通过以上的多方面分析，我们看到，果实培训学校确实与A中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不去管其名义上是否是“占坑班”，其实质上仍然还是有“占坑”的意涵的。

二、目标班：与“占坑班”竞争还是辅助？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近一两年来，除了“官方认可”的“占坑班”以外，也有很多培训机构不再是以“奥数”、“英语”等学科为招牌，而是以“××目标班”为招牌，称其所讲解的题型都是目标中学历年的考题，并且为家长分析该中学考试形势，帮助孩子进入该中学。由此看来，现在的课外培训市场竞争愈加激烈，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培训，实际上也是向越来越功利意味转变。

在家长的介绍下，笔者对紫优教育的A中学目标班的负责人进行了访谈。紫优教育是一所综合性的培训机构，其麾下除了A中学目标班外，在北京各大城区都有不同的重点中学目标班。国庆班的家长多是在参加2011年8月27日的果实培训班入学考试的地点收到的紫优培训班的传单，因其针对性强而选择报名。

紫优培训班的目标班如其宣传的那样，讲授的题目确实是历年A中学的考题，有时候也会有其他小升初的题目。这一培训班上课时间大致为周二下午（小学周二下午休息）和周五晚上，每次课程大约两小时，分别讲授数学、英语或语文课程。最近由于课时调整，每次上课时间增加到3个小时，因其都是下午或晚上上课，许多孩子都来不及正常吃饭。

相对于果实培训学校，紫优培训班打的是“辅助考试”的招牌，也就是说，在紫优培训班学习的孩子，虽然没有直接参加A中学点招的机会，但是却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以应对这些考试。不过学生家长在11月底的时候，曾经接到紫优培训班的短信说当天有某校的点招考试，许多学生当晚去参加了，之后才得知是A中学的点招。由此看来，这一培训班尽管没有直接与A中学挂钩的考试，但是却有一些考试的内部消息。紫优培训班与果实培训班的第二个不同便是其并没有入学考试，而果实培训学校通过入学考试后只录取报名的40%左右。这从侧面看出果实培训班的“强大”与“正统”。

在调查中，许多参加紫优培训班的学生都是为了辅助果实培训学校的学习，希望能在果实培训学校的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对于果实培训学校来说，这些培训班的出现构成了一定的竞争威胁。以致果实培训学校不断向家长表明，自己是唯一可以向A中学推荐学生的机构，其他机构宣称的推荐都不属实。无论如何，现状是家长们在报名果实培训班的同时纷纷又报名了紫优等其他培训机构，希望通过多报班提高孩子的成绩，也通过多途径了解与A中学相关的信息。

三、学生、家长的状况

果实培训学校在其成立的近10年内，一直生源不断，前来报名的家长和学生络绎不绝。那么家长和学生们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要报名这一培训班呢？报名以后的学习情况又如何呢？

1. 学生和家长报名“占坑班”的原因

在访谈了8位学生及其家长之后，笔者发现，许多家长报名“占坑班”一方面是为了“占坑”，同时也为了获取关于学校的点招时间地点、考试方向、招生水平等信息，而最后的考虑才是提高孩子的知识和能力。

其一，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占坑”。因为这一培训机构组织的考试常常作为A中学点招的参考，果实培训学校也声称会将学生在该培训班的成绩递交给A中学，推荐学生。而不“占坑”的话，即使知道了考试信息，有时候也不能参加考试。因此，家长们纷纷涌向这个培训班。实际上，从知识方面来说，这一培训班在一上午的时间教授数学、语文、科学三门课程，又是大班授课，进度较快。对于在六年级才开始上课外班的同学来说，这些知识讲得太快，接受起来并不容易。而对于一直在课外班中学习的同学来说，这些知识又过于简单。因此，在访谈中，几乎所有孩子都表示了在“占坑班”学到的东西不如在别的地方学到得多。

例如，六年级才开始上课外班的小玉表示，她上六年级以来感觉压力大了许多，因为之前都没有上过课外班，所以上果实培训班总是跟不上。

小玉：“上六年级以后感觉学习跟不上，稍难一点的题就要向父母同学求助。同学对课外班的题根本没思路，同学不管怎么讲都不懂。有一些定理从来没听说过，同学们都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刚上果实的时候跟不上，但好歹会了一些基本的知识；上了一学期后还是跟不上。在紫优上课比在果实上课收获大。我不愿意在果实上课，老师好凶啊，同学关系也不好。虽然有收获，还是希望上一个基础一点的。”

而对于四年级就开始上各种课外班的小白来说，尽管蹲坑是必要的，但蹲坑班只是为了参加它们举办的考试，这样才能参加A中学的点招。但是在不考试的时候，她都不去上课，“以免浪费时间”。同样，对同时上着3个培训班的小然来说，她周末去参加一下果实培训班的课程，因为“题太简单，可以放松心情，增加信心”。

无论是出于补差还是拔高的原因，学生们都选择了在果实培训班以外再报名更多的培训班。被访谈到的学生中，所有人都报了两个以上不同机构的培训班，学习语文、数学、英语课程。

其二，获取信息。北京市小升初的总政策是“就近入学”，但是，自从取消统一考试以后，目前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入学方式，点招、推优等等五花八门，各个学校还各自有不同的方法。中学并不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考试信息，也不会直接通知小学有关点招的事情，而是通过“占坑班”等机构传播“内部消息”。

在访谈中，家长们普遍表示了对于获取信息的希望。一来，不同学校考题不同，为了知道A中学的招生方向而去报名果实培训班；二来，点招信息不向外公布，只能通过“占坑班”获得；第三，家长们也希望知道在竞争中孩子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还需要朝哪方面努力才能考得上理想的中学。例如：

小玉妈妈：孩子六年级开始上的。孩子之前都没有上过这种课外班，但是小升初形势这么严峻，孩子不上个班的话就觉得啥都不知道，特别盲目。上这个占坑班吧也是现在咱们周围的社会风气，你看每年考这班的人有多少就知道了。我们上这个班主要是想了解A中学招生的信息，它不会通过网上发布，也不通过学校发布，就得上这个班，才知道什么时候有考试之类的信息。上这个班也想知道A中学的考试都出什么题目，还有其他孩子都在什么水平，咱们得朝什么方向努力。上了以后最起码心里踏实一点。

小翔爸爸：小翔四年级开始上（果实培训班）。大家都上，没办法。每个学校考不同的题目，想上这学校就要知道它考什么题，小升初它也不是高考，高考光看分数就行，小升初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这课与课程衔接不大，小翔也算有点收获吧。就是每个学校考不同的题，不是他们小学学的那些东西。

其三，跟风，与其他孩子比较。几乎所有的家长在回答“为什么要上果实培训班”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大家都上啊，我们怎么能不上”。在访谈中，我们看到，上一个好的初中是孩子将来上一个好的大学的前提似乎已经成为了所有家长的共识。同时，大家也意识到，重点中学就那么几个，光想一想是考不上重点中学的，看着大家都在报课外班，自己的孩子也要行动起来才行。

上了一学期的果实培训班以后，小浩妈妈仍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现在学得好的孩子都已经被点招上了，学得不好的孩子人家有自己的出路。像我们这样不上不下的，才最让人着急。你看大家都报这个班、报那个班，我们从六年级才开始学，真觉得有点晚了。假期还得给他（小浩）报果实的寒假培训班，怎么能放松呢？过年也得学啊，大家都在铆着劲儿呢，就这几个月了。”

同时在调查中笔者也了解到，有很多孩子是家长主张报的名，自己才不得不去上培训班。实际上，在小升初的过程中，最着急的还是孩子的家长。笔者多次去培训学校访谈，都能看到教室外聚成一团的家长们讨论着孩子考中学的问题，有的是交流经验，更多的是发泄一下紧张的情绪，寻找“坑友[36]”之间的安慰。

2. 学生和家长报名“占坑班”的感受

在访谈中，大部分同学认为在“占坑班”学到的知识并不多，这在前文已经有论述。那么对于“占坑班”最重要的考试功能，家长和学生的感受如何呢？

通过报名“占坑班”，有一些学生在果实学校组织的考试中成绩优秀，已经被A中学点招。在调查中，小城便是已经被A中学点招的学生，现在他已经不再上果实培训班，他也告诉笔者，因为已经被中学点招，父母对他放松了要求，现在他“平时上课也都不认真听讲了”。

今年8月底A中学已经开始招生（小玉讲班里有的同学在五年级的时候就被点招了，这个信息还没有被笔者证实），因此已经有很多同学确定可以进入A中学的重点班学习，同时在8月开始的这一学期内，不断有新的学生“过江[37]”成功。而没有被点招上的学生开始感觉到有压力，并且着急，“害怕自己没有中学上”。据小玉的妈妈讲，小玉在这学期有好几次因为“班里已经有不少同学确定上A中学了”而在家里哭。前文中小浩妈妈也表示了自己的孩子成绩“不上不下”，很着急。

小翔的家长为笔者提供了他前几日在某小升初论坛上看到的帖子，虽然是调侃语调，但是却真切地反映了小升初家长们的焦虑与烦恼：“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怎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坑班世界/掏走钱财，花钱没谢/你怎能把握这焦灼不安的季节/烦恼最是无情夜/测评考试难说那就是真点/成绩也未必就代表一切/你知哪句是真哪一句是假/哪一句算择校终结/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38]

A中学的招生方式是从今年8月起，通过好几次点招考试来确定其重点班学生，到明年5月，会有一次较大型的考试，那也几乎是学生进入A中学的最后机会。在这漫长的一年中，家长们需要“眼观六路”，一方面在“占坑班”中获取信息，另一方面也需要抓住“推优”或是其他机会来给孩子“择校”。孩子们也将在经历着不断有别的伙伴确定中学的相互比较中度过“不平凡”的一年。

四、学生、家长、中学、培训机构的“理性选择”？

通过本次调查，笔者认为，目前的小升初局面，首先是中学、培训机构、家长和学生的理性选择。

对于中学来说，为了提高自己的中考、高考成绩，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就需要招到更好的生源，即家长们所说的“牛孩”。因此，为了与别的重点中学争抢生源，开始招生的时间不断提前，次数不断增多。其争抢生源的意图，可以从点招成功后“密电”通知家长不要报考别的学校看出来。

而对于培训机构来说，无论是果实培训学校的“占坑班”还是类似于紫优培训学校的目标班，与中学直接挂钩都可以大大增加他们对家长的吸引力。其实对于许多家长，在其准备孩子的小升初的时候，心里已经有理想的目标学校，因此，专门针对这一学校的培训或是可以为这一学校推荐学生的培训机构当然成为了他们给孩子报名时候的首选。

对于家长来说，在这“纷扰”的小升初过程中，没有一个明确的途径和统一的方式，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上一个好的中学，家长们只能各显神通。许多家长甚至认为，只要能进一个好中学，走后门多花钱都愿意。

然而，学校、培训机构、家长和学生三方的“理性选择”，带来的实际上是中学之间、家长之间、中学与家长之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而课外培训机构作为中介，推动了竞赛的升级。这产生了许多负面的“非理性”后果。

对于中学来说，它的目的是招收到学习的好苗子，希望他们将来能取得好的成绩。但是在这样的招收情况下，一方面许多孩子是从小被各种补习班“包装”过的学生，其学习能力未必有那些在点招考试中成绩不那么好的学生强；另一方面，许多被点招上的孩子因为已经进入了“理想的中学”而学习开始不如从前认真，甚至出现在课堂上捣乱的情况，这也不是中学愿意看到的后果。

对于学生和家长的负面影响自不必多言。家长和学生都在为了能上一个好中学而不断地承受着经济和心理方面的压力。笔者调查了解到，在家长们看来，果实培训班的学费并不高，报名费90元，一学期学费1 250元。但是为了能在其考试中脱颖而出，家长们给孩子报的其他培训班费用则更为昂贵。如果请家教单独辅导则费用更高。同时，在班中不断有别的学生被点招上的情况下，小学生们心理也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并且这个压力会持续一年之长。从更深层次讲，即使家长想要注重培养孩子各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在这样的竞争压力迫使下，培养兴趣爱好也变成了“培养特长”，报考特长生。笔者担心，在这样的竞争下，学生们欢乐的童年会不会因此而消逝？

事实上，在这样的竞争下，还有一个潜在的受害者便是各个小学校。一方面，中学考试知识与小学教学脱节，小学所教的知识远远不够应对中学考试，许多学生转而在课外报名各种补习班；另一方面，学生们在课外学习，认为课堂内的知识已经学会了，不再听课甚至捣乱课堂纪律，使得其他学生也不能听讲，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许多学生在访谈中都提到了班中几个上课外班的同学在课堂上捣乱，“使得班级风气很不好”。

在笔者看来，中学、培训机构、家长和学生理性选择的背后，反映出了目前北京小升初途径较为混乱、信息不够透明的问题。同时也显示出了北京市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许多重点中学具有明显优势，并且这种优势越来越处于垄断地位。笔者认为，以上这两个方面，是造成中学和家长的“不断升级的竞赛”以及目前“占坑班”、各种培训班现象的根本原因。

[30]　本研究所有学校、机构名称及学生、家长姓名均为化名。

[31]　信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果实培训学校（原国庆培训学校）招生信息，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

[32]　信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果实培训学校（原国庆培训学校）招生信息，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

[33]　信息来自果实培训学校数学讲义。

[34]　信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果实培训学校（原国庆培训学校）招生信息，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

[35]　果实培训学校称，2011年8月27日素质班入学考试的录取率分别为：四年级65.3%，五年级57.2%，六年级47.2%。

[36]　坑友：小升初家长常用词，表示同上一个占坑班的学生及其家长。

[37]　过江：小升初家长常用词，表示学生被学校点招上的意思。

[38]　资料出处：http://bbs.haiwen.net/thread–112424–1–1.html。

北京某高中的教育改革

刘紫微 （北京大学2010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选题的方法

近年来，有关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一方面希望能够找到取代高考制度的考核方式，另一方面希望对广大中小学传统的应试教育有所突破。在面向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声音中，“素质教育”与“综合素质培养”等词汇不绝于耳，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真正能够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的学校并不多见，大多数只是换了表面形式，实际上还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为高考磨刀。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某重点高中B校于2010年秋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内容非常新颖，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并切实提高其综合素质。但是，改革也招致不少的质疑甚至是反对。人们普遍怀疑，这样的改革是否能够让学生在中国的高考独木桥的大背景下有足够的竞争力，获得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即使是赞同改革思路和主旨的人，也认为有不少地方需要调整和改善。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正在经历改革的教师和学生的访谈，了解改革的推行状况以及他们的直观反馈，由此对改革的内容进行全面的概括，对改革初步成果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基本采用面对面的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形式，希望以此了解到研究对象更深层次的感受。由于笔者是该校的毕业生，虽然并未经历这次改革，但通过和从前任课的老师联系能够比较方便地进行实地采访。

研究的采访对象共10人，分为两组，一组是老师，一组是学生。采访的老师均为高一或者高二的，共5位，为了增加被调查对象的代表性，其中两位为英语老师，一位为数学老师，一位为语文老师，还有一位是外籍教师。由于高三部仍实行从前的应考模式，并未实行改革，且高三老师较为繁忙，所以研究中没有对高三老师进行采访。而对学生的采访除了高一高二的3名学生，也包括两位高三的。但由于高三的学生学业压力大，午休时间短，故只能通过人人网留言的方式进行简单的问答采访，而非面对面的访谈。

此外，本次调查的一个遗憾是没有能够与设计推行该改革的校长取得联系。据了解，校长等级观念较重，且工作繁忙，要想见他并非易事。在受到多个人员阻拦后，笔者试图用邮件方式与校长进行沟通，但是并未收到回复。因此，关于本次改革的官方理念和原始动机只能询问一些了解情况的老师。

二、W校长的改革

根据调查笔者了解到，该校改革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其契机是校长的变更。新来的校长W是该校1982年毕业的学生，在198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该校当老师。在当了几年的班主任后，W在1994年被选为该校的副校长。在担任副校长期间，他就曾经试图进行某种改革，打破年级组，用联络员来组建新的教学单位，但当时一来老教师比较多，二来大家都不太支持，所以改革就失败了。2002年，他被调往深圳，在一所私立学校担任校长，并较为顺利地推行了他的改革方案。2009年，在B校前任校长退休后，W又被调回B校做校长。由此，他凭借在深圳的经验，重新开展起当年没有实现的改革。

W于2009年4月到B校任职，经过一年的实地观察后他开始了迫不及待的改革。但从采访中，笔者发现改革并未经过和老师、学生以及家长的沟通和协商，也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而是由校长本人一手强制推行的，用采访中一位老师的话：“我觉得就是独裁”。据了解，当时这位老师作为党委会成员曾向校长提出异议但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改革始于2010年9月份开学的时候，针对的是高一和高二两个年级，所以对于高二的学生而言，他们等于是在高中三年里面突然穿插了一年的改革体制。至于为什么要连带当时已经是高二的学生参与改革笔者并没有机会向校长求证，但在访谈中有教师认为可能是他当时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等待了。但不论如何，当时的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甚至是学校的老师对改革均有质疑。然而，这种质疑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学生和家长的反对并没有凝成一股统一力量。就学生而言，可能仅仅是在私下里说一说，而家长虽然有到学校来提出质疑的，但都是以个人的名义，并没有结成群体。二是老师们的最终默许。虽然不少人反对，但最终绝大多数老师还是顺着改革的方针走了，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调整了观念。中国的学校基本实行校长责任制，因此作为普通教师实际上没有很大的发言权。

改革的内容较为细碎，但笔者认为所有的措施可以由以下3个维度引出，那就是导师制、单元制和课程变换。

首先是用导师制取代班主任制。每位学生在高中的头两年都有一个专门的导师，而每位担任导师的老师组下会有10到20个学生不等。由于课程的变换，导师不一定每学期都是组内学生的任课老师，他们的职责也和班主任有截然的区别。原先班主任需要管理整个班上几十个学生，每天早上到班里看早读，记迟到，负责所有班上学生的方方面面的活动。但现在，导师作为一个指导者而存在，旨在给学生指明大方向，提供思想上的帮助，并辅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从具体操作上，导师每2~3周召开一次导师组见面会，和学生讨论学习状况，平时也会随时找学生谈话。并且，学生每学期都会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学期目标和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分段目标，导师则会在每段结束时和学生一起评估目标完成状况并进行反思总结。导师和学生除了面对面的沟通外，也会进行诸如飞信等平台上的交流，但师生间的交流密度与导师本人的指导方式有关。譬如有的老师非常的积极，喜欢与学生多交流，不仅会在校内与学生互动，还会组织出去踏青、写生，并与学生家长交流频繁。而另一部分导师倾向于给予学生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除了定期的导师见面外，一般情况下不会找学生谈话。

这种导师制的附带结果就是班级的打散，由此，改革后该校实行了走班制，并取消了需要班主任监督的早读，学生每天早上8点到教室上课即可。而每个老师都有专门的教室，按照学科分类，比如高一的语文课都在二楼的第一间和第二间教室，教室平时没有课的时候是进不去的，只有课前老师去刷卡才能开门，而老师上课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在教学平台上给每个学生考勤。这样一来，每个教室都有自己的功能，因此，老师和学生也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来装饰教室，比如历史课的教室里面就有很多学生画的历史人物的画像，而地理教室内则放了很多地图和地球仪。

其次，是单元制的设立。与以往单纯的班级和年级划分不同，每个学生进入学校的时候即可选择一个特定的单元。高一高二总共7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不同的特色，前3个单元均为理科单元，但有学段制和学期制之分，第四单元为文科单元，第五单元为竞赛单元，六单元为出国单元，七单元是国际部。这实际上也就是说，改革后，学生在高一即实行文理分科。但这种分科并非绝对，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学生可以申请换单元，只要条件满足即可调换。值得注意的是出国单元，除了高中的基础课程，该单元的学生也会在外教的课堂上学习例如美国历史等课程，为其出国做准备。每个单元内部分为两层，A层进度较快，难度更大，而B层更为基础。学生就读于哪个层取决于学生的主课成绩，并且随着学生学习状况的变化，也可以申请换层。单元的概念取代了之前班级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学生们新的集体荣誉感的来源。与导师组的活动相对，单元也会定期开展单元活动，组织出游等。此外，与传统的由年级长管理年级的方式不同，学校加强学生管理的民主性，每个单元由学生自己选举产生单元长（老师）和管理会（学生组成）。这种老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管理团体也肩负了学生会的责任。

最后，就是相应的课程的调整变换。首先，以前学生的课表基本固定，并且课程类别较为死板，只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政治、体育等。但现在高二的学生每周最多可以选择4门选修课。课程类别有文学写作、心理学、美国历史文化、戏剧表演等。部分课程由该校的老师开设，另一部分则由外聘的老师教授，学校负责相应的资金负担。其次，学校增设了研究性学习项目，即学生自己组队确定研究课题，联系某位老师做导师，然后查阅资料，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了脱离课本和课堂自主学习的机会，而老师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引导和监督者。一方面在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他们指明方向、提供建议，另一方面督促学生依据自己设定的计划按时完成工作。其三，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多的投入到各种学校活动中，培养多重能力，每天4点以后的那一节课为社团活动时间，老师不得占用。就以往而言，最后一节课大多数情况下会被用于周练（测验）或者主课老师的增课，但现在，这一时段被固定为学生活动。其间，学生可以去社团活动室，如果没有专门的活动的话，也可以去自习。社团时间的固定、下午考试的取消和选修课的增加使得原先用于主课（语文、数学、英语等）的课时大大减少，为此，不少老师表示讲课的压力变大了，这一点会在后面一部分进一步阐释。最后，与原先单一的学期制相比，学生还可以选择学段制。一个学段为10个星期左右，也就是半个学期，每个学期有两个学段。一个学段学7门课，7门课选完之后，主课（语文、数学、英语）不变，剩下的4门课第二学段再换。一般而言，诸如物理和化学、历史和地理这样的课就会被分配在两个不同的学段学习。每学段结束后都会有一个检验测试，和传统的期中期末考试一样。这样的好处是能够让学生集中精力专心把某一课学好，而弊端就是在没有这门课的学段中很容易就把之前学的东西忘了。

三、教师对改革的态度

根据访谈，笔者发现在改革推进的同时，教师的态度有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

在改革初期，大部分老师都感到很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是在工作中渐渐摸索。在具体开展中，一方面有技术上的不适应，另一方面有情绪上的抵触。技术上的不适应主要是每节课考勤的记录（因为实行走班制），还有教学负担的加重。这是因为，与以往单纯重视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不同，学校加强了对平时成绩的记录。就英语而言，每次听写、课堂测验、作业和默写都要记录在案，最终占总成绩的一大部分。另外，由于取消了每周下午的考试，老师只能随堂进行测验，而且学校增添了不少选修课，所以同样的学习内容，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讲完，这对老师的讲课进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情绪上的抵触就更加复杂一点。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改革并没有征求教师们的意见，而是由校长一手推行的，并且力度较大、速度相对较快，在这种情况下，矛盾和摩擦势必会产生。老师需要根据新的节奏来调整课程，甚至需要引入更多的课外知识，这对一些授课多年已经形成教学体系的老师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也由此可能引发抵触情绪。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开始不太合理的地方被逐渐调整过来，而为了让老师能够做好导师工作，学校还专门聘请了专家来做导师培训，并定期开展导师会议。在采访中笔者发现，在经过两年的改革后，教师们普遍对改革的理念是赞同的。采访中，教师们普遍表示改革有以下优点：（1）给予学生的选择更多了，高考和成绩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学生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出国，也能够在各种活动中发挥自己学习和考试以外的长处。（2）学生更加轻松了，早上不用起得那么早，脸上的笑容也多了，心理状态更放松了。（3）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了锻炼，主要靠学生的自觉而不是老师的敦促。（4）知识面和眼界拓宽了。（5）老师对学生的关注更多了：以前在班里对中不溜的学生基本很少关注，只关注学习很好和很差的，现在由于导师组学生少，更方便了对每一个学生进行深入了解。

但凡事都是双刃剑。据了解，改革一方面给予了学生很大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使得部分自觉性不够强的学生渐渐掉队。换言之，有两极分化的倾向。针对这一种现象，有老师表示，该校就是要实行一种精英式教学，而不是培养很多平均水平的学生。但与此相对，也有老师表示由于A、B层的划分和平时成绩的强调，两极分化并没有那么严重。另外，改革也对教师提出了更大的要求。一位老师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现在教师的水准还有待提高。可能是由于中学老师固有的工作模式，很多人在工作了很多年后就慢慢地只知道他自己每天所教的内容了，容易变得保守和封闭，眼界也慢慢变小。但新的教育方式要求老师能够抛开课本，更多地引进课外的知识，和学生一起探索学习，教会他们学习的方法而不是死的知识。并且，作为导师的角色，如何才能够和学生培养亦师亦友的关系，并知道学生的真实想法是有必要的，但是现在很多老师并没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

最后，对于改革本身，有的教师认为改革不是不可以，但需要更多的配套的支持系统，譬如师资的匹配，并且，改革都需要尝试才能知道成功与否，不能过早地判断。而另一位受采访的老师认为在当今的社会里，改革是必须的。中国需要改变传统的应试教育，培养真正的人才而不是高分低能的人。但谈及改革是否有推广的空间时，不同的老师持不同的态度。从改革的措施中，我们可以看到，学校需要具备一定的师资水平和硬件条件才能够推行很多措施，并且，对生源的要求高，若生源本身就不好，学生普遍自觉性差，那改革必然失败，因此，有老师认为该改革不具备推广的基础。另一位老师则表示改革的重点是理念，即使一些学校不具备那些硬件条件，也可以在平时和学生的互动中逐渐改变传统的知识灌输的方式，更多去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四、学生与家长对改革的态度

通过采访，笔者认为，与之前部分老师反映的学生自觉性不够、容易两级分化的观点相比，大多数学生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楚客观的认识的。比如他们会自己承认感觉没有把自己的富余时间好好地利用起来，并努力改变，也有学生因为感觉自己自主安排学习的能力不强，即使将来准备出国，也要专门选择留在理科单元学习而不是去出国单元，因为出国单元的学生在课业安排上更加自主，恐难以胜任。事实上，对于改革的成效，绝大多数学生强调的重点也是自觉性的问题。虽然平时考试练习少了，但是课后时间多了，自觉的学生会主动利用这个时间来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而普遍反映的对学段制的不适应，也可以用课后自身的努力来弥补。因此，对于自觉的学生而言，改革实际上给予了他们锻炼独立学习能力的机会。

而对于改革本身，大多数受采访学生是喜欢的。虽然他们在入学的时候并未将改革考虑在报名因素之内，但在了解并经历改革后，学生们普遍认为现在的教学比较有个性和特色，高中生活更加精彩了，活动多了，知识面也广了。每天能够自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除了作业需要花费的时间外，还可以抽空打球、打打游戏，然后再看看课外书。此外，在受采访的学生中有不少人表示和导师的关系相较于和从前班主任的关系要更加亲密，彼此了解更深入。学生和老师的地位变得更加平等了，老师“更有人情味儿了”，像朋友一样。但笔者发现，学生和导师间的互动和该导师本身的态度有很大关系。譬如有的导师很愿意和学生多见面交流，经常约学生谈话，甚至还带学生踏青，但是有的导师就是只在有特别的事情需要谈的时候才和学生见面，特别是如果那个学段中这个老师还不教他们课的话。因此，导师制度究竟能不能让学生和老师之间有更深层次和更频繁的接触是不确定的。

最后，笔者还了解到由于打破了班级，实行走班制，原先的班级集体荣誉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单元的荣誉感，但并没有班级那么明显。学生们的交往范围更广了，认识的人多了，但是能够成天在一起活动的好朋友少了，这一点也是学生们提出的利弊参半的地方。

在调查中，笔者没有与学生家长进行直接联系，而是通过老师和学生来了解的，因此可能并不太深入。

从掌握的材料中，笔者发现，对于改革，家长的反应有比较明显的逐年变化的态势。第一年中，家长在家长会上的反应非常激烈，尤其是当时的高二学生的家长，直接表示“我不同意，请老师帮忙转达”。之所以有这种激烈的反抗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改革对正值高二关键时期的学生而言无疑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打断，家长担心学生一下子会“放羊了”。采访中有一位英语老师就说，家长普遍对学生的自觉性没有信心，希望老师能够抓紧一点。“能不能早晨要求他们7点30分到校，该听录音就听录音。我说那不可能，因为你这班级都打散了，你说谁来管这事啊？不可能我把我自己的学生拉过来，况且我还有七八个学生我不教。”二是当时改革尚未成熟，很多东西都还比较混乱，家长担心在新的体制下孩子能否考上理想的大学。

在往后的两届新生中，家长对改革的反应要温和得多。有的学生说自己的家长认为改革混乱，不如老老实实备战高考来得踏实，另外也有学生说，家长认为社会的大环境难以改变，学生的综合能力虽然提高，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受到认可。但除了这种面对高考态势的无奈，大多数家长还是认可改革的理念的。比如有的家长认为改革有利于学生提高交流和合作的能力，比以前光学一些死的知识要更实用。而且，学生有了高考以外的另一种选择，那就是出国。

不过，笔者也发现很多家长对改革其实了解得并不深入，基本都是通过问孩子来了解情况，而学生有的时候也不愿意和父母交流学校的事情，因此，绝大多数家长对改革的了解都是比较模糊的。

五、讨论和分析

经过调查，笔者认为此次改革应该算得上是在现行体制下较为彻底的一次尝试。虽然最后到了高三为了高考应试教育难以避免，但毕竟还是将高一高二两年做了巨大的调整，也算是一种妥协式的改变：既然学生依然要备战高考，那就集中放在最后一年，前面两年主要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作为改革的设计和推行者，校长采取了绝对的强制方式，又结合学校自身的条件：不错的硬件设施、中上等的生源和相对不错的师资，这种改革才能够开展下去。但正如一位老师在采访中所言，这种改革虽然新颖，也吸引了很多外校来参观，但能够下定决心去尝试的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学校不愿意冒这个险，也不一定具备足够的条件和能力。

就改革本身而言，在推行过程中，不论是好是坏，学生和老师都在逐渐适应，绝大多数对改革的理念是赞同的，但就各种具体措施有保留意见。笔者认为，作为学生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对自觉性和独立自主性的考验，而对老师而言，则是教学方式的调整。在开展了两年的改革后，我们看到的初步成效是：学生的高中生活更加精彩了，心情更放松了，知识面拓宽了且自主支配的时间更充裕了。但与此相对的是，部分不够自觉的学生的沉沦以及应试能力的下降。改革的第一届高二的学生已经毕业，高考排名有明显下滑，显然是与改革分不开的，但由于那届的情况比较特殊，属于中间穿插了一年改革，且当时很多措施都没有完善，因此不能就以此认定改革就一定导致高考成绩的下降。要想进一步分析，仍需等待现高三的这一批学生毕业，才能对改革成果作出相对客观的初步评价。但改革毕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大环境，而不论改革成功与否，总要有人去迈出第一步。它的价值就在于其尝试性，为后面的人提供经验和教训，同时也不失为当今教育体系的一次勇敢地突破。

三编

教育生态位

也夫按：

上世纪四十年代，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帕克从生物学家那里借来“生态”一词，对方极为配合，与帕克等社会学、人类学家相谈甚欢：有机体与人类社会不仅相似，而且就是同一种现象。单调也是生态，也有它的谱系。军事化管理将其他众多严酷的学校对比成温和的常态。两个学生的故事最真切地告诉你：恋爱在高中的位置。生境的开拓已使一些学生干脆入住老师家中。而如果你不谙上级检查组对学校的视察，还算不上了解吾国教育的生态。

军事化的初中生活

李可 （北京大学2008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校况简介

“天津市雍阳中学，已成为享誉全区的初中示范学校。创建于1999年，是一所民办公助初级中学，面向全区招生，实行寄宿制、全封闭管理。学校坐落于武清城区大桥东道，占地40亩，总建筑面积12 900万平方米。现有教学班24个，在校生千余名，教职工百余人。自2002年起，学校四届毕业生中考成绩‘三率一分’均居全区第一，学生全部升入高中，其中升入重点高中人数均在30%以上。[39]”这是官方的说法。

在我的认识中，从来就不清楚何为“民办公助”，一直把它当成私立中学。既然是私立，就一定是要在收费上区别于公立学校的。当时政府的规定是三年的学费不得超过

1万元，于是学校就每年收3 300元，一共9 900元。3个年级，每年级8个班，每班平均47人。虽然建校时间不长，可是在天津市武清区，全区的人都知道它是当地最好的初中。这是千真万确。给我印象深刻的，当然还有异常严格的校规。不过，上初中的时候，的确交到了一些很不错的朋友。这就是我对它最概括的认识。

二、招生制度

在上面的简介中，有那么好的升学率，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源好。“小升初”在当年还没有被看成是很重要的事，但由于我小升初那年，雍阳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正好“初升高”，大家看到这个学校竟然是一匹太强的黑马，所以就都想去上了。

学校的招生制度说起来不复杂，就是学校的老师们自己编一套题，作为入学录取考题。这套题相当有难度，如果小学的知识没有学得特别好，头脑没有很灵光，一般是答不出几道的。当时的场景我还有些印象，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只考一天，上午两科下午一科，语文的考试时间稍长，因为要写作文。那天下了小雨，题目答得不是特别好，数学的最后一道题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是讲火车运行速度的。英语的最后一题也印象很深，是说折纸青蛙的步骤，对语文没什么印象。总之，题目很难，都要认真想才有可能想明白做对。其实当时并不觉得紧张，年龄太小了，又不是一个非参加不可的考试。

考完试大概三四天，就会有“放榜”。这是真的“放榜”，在学校外墙上，贴大红色的录取名单，毛笔手写每个人的名字和总成绩，相当有气势。那天一大早，好多人都去看榜了，很多小孩，大人不多，可能是因为那天不是公休日，家长都没时间。当时很激动，不知道是应该从开头开始找自己的名字，还是从后面往前找。一共录取270人，我是第90号。当年参加考试的有1 000多人。可以说，这些人里80%是我们当地的精英分子。（至于为什么不是100%，这里也有众多原因，但是这不是这篇文章讨论的重点。）从我们2005届的前后几年来看，我们这一届的学生质量最好。

招生阶段结束后，就是正式的三年初中生活了。

三、每个雍阳中学初中生的一天

略去开学前的军训，我们直接来看当时学校的规章制度以及对每个学生日常生活的影响——军事化是无所不在的。下面的时间安排，除非特殊情况，否则是必须严格遵守的。

上午6：00起床

这是永远不能变的。不允许早起，如果被宿管大妈发现早起，是要扣班级量化考核的分的，而扣分是会被叫家长的。因而，从没有人敢在6点之前起床，即使睡醒了，也要躺在床上。临近6点的时候，宿管大妈会在楼道里巡视，看有没有人早起。这个时候起床显然是不明智的，很容易被逮到。也就是说，真的是不能不按规定来。6点的起床铃打过之后，大家就可以起床了。但多数时候是因为打铃了才醒。

上午6：10操场集合，准备晨跑（也称“跑操”）

这个时间也是不能违背的。所以，从起床到在操场上集合，只有10分钟的时间。在这10分钟里，至少要洗漱完毕，不然怎么出去见人。由于洗漱间的数量不足以致所有这一楼层的人同时作业，在这里就有一个策略的问题。要想在第一时间占到洗漱的位置，就得动作快，越快越有可能占到洗漱的位置。倒推一下，就是要穿衣服快，就是要醒得快，甚至是在床上醒着等6点的铃一响就冲出去。而且洗漱的时候也要有速度，不然6点10分是肯定不能到指定的地点的。在刚刚初一的时候，我们都还不能适应，总觉得时间很紧，但后来慢慢地就都提速了，到了初三的时候，基本上每个人都是在6点之前就能醒，因为生物钟已经发挥强大作用了。偷偷穿好衣服，躺在床上等着打起床铃，然后在打铃的时候冲出宿舍去洗漱间，洗脸、刷牙，这是基本项，如果想，竟还能洗头，然后叠被子整理床单，把宿舍的值日做了。这些事在10分钟之内都能完。

军事化，最明显的就是在宿舍管理上。被子叠得一定要像是部队里看到的那样，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床单也是一样，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过去，都得是水平的，不能有高有低。在军训及开学不久的时间里，我们就一直练习叠被子，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子上有各种印记，不用太仔细叠，就能把被子叠得符合要求。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被”（这是我们对这种被子的叫法）。枕头的平面要求与床单相同。被子和枕头都要居中放在床的两面，不能放歪。所以，我们每年都盼着夏天快点来，这样就能铺凉席，就能省去整理床单的时间了。在床下面，有画好的放盆和鞋的位置，要踩着画的线放这些东西，放歪了也会扣分。窗台上不能放东西。阳台上的水壶要靠在一侧放整齐，壶把统一朝一个方向。与扫把相对而放。屋里的地面上，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物品，其他一概不可以放。在柜子里，物品也要摆放整齐，不能凌乱。每天早晨所有人都出去之后，要把窗户打开。所有这些都要遵守，否则都会扣分。每天上午和下午检查宿舍卫生两次，上午不合格的地方处理为警告，如果下午不改正，就要真的扣分了。有一个小本子放在一楼宿管大妈的窗台外，每次回宿舍的时候都要看看有没有被扣分，胆战心惊的。3年如此。除了卫生检查之外，还有就寝规定等事宜，下面再讲。

晨跑集合的时候，每班要站好队清点人数，人数不齐会扣分。晨跑要去邻近学校的大操场，我们学校当初建校的时候，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学生，也就面积不大。邻近学校是一所体育中学，操场很大，每次晨跑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们的学生在做各种不同的训练，姿势很奇怪。我们的晨跑要在400米的环形跑道上连续跑三圈，由班中的体育委员带着全班同学跑，其间队伍不能散乱，还要喊些口号，比如“一二三四”、“我班英勇”之类的。班与班之间要留有适当的间隔。跑完了要原样回到学校，之后才可以解散。全程都有评分员打分。所以，每次喊口号的时候，大家都很努力。这里就会遇到问题，1 200米，不是每个人都能跑下来的，也不是每个能跑下来的人都能以同一个速度跑完回程。那些坚持不下来的人，也一定要跟着大家。于是，就把他们放在全班最后面，即使他们有几步没跟上，也不太影响别人，后面的班慢一点就是了。如有病号，则须在前一天晚上找老师开请假条，在当天早晨交给体育老师，以证明该同学有理由不晨跑。伪造请假条是不可以的，会被查出来。晨跑这项制度是最具有刚性的，从来没有被打破过，除了下大雪、下大雨之外。我记得有一次下了小雪，落在地上看不出来，但是人能感觉到，这样的情况也还是要去晨跑的。于是，照常跑了三圈之后，头发都湿了。不分冬夏，只要是在学校住的期间，都要晨跑。夏天还好说，冬天就有些困难了。冬天早晨起来，出去在操场上站队，天还黑着，跑的时候天也是黑着的，而且风很大很冷，大家哆哆嗦嗦地在一起，那也得跑。能清楚地看到月亮挂在空中，于是我们就当是做了地理课的观察实践，每天看它盈亏，还控制了观察时间。有几次，还看到了流星，当时大家就都激动了，一起喊“流星啊”。这也要小心，不要让评分员察觉才好。

我就是那种不太擅长跑步的人，这个制度让我三年都很痛苦。每次跑完这1 200米，都像是要倒在操场上了，没力气再回去了。一开始，我们班的女体育委员就一直拉着我跑，为了让我跟上全班。后来跑多了，就自己能跑完全程了，但疲累感仍挥之不去，需要时间来调整。

上午6：50早饭。

晨跑结束大概是6点25左右，从6点25到6点50这段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可以回宿舍整理内务，也可以到教室上自习。初一的时候，对新生活不够熟悉，需要较长时间来整理内务，于是这段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宿舍搞卫生，先是要整理好自己的床面，然后是轮流做宿舍的值日生，负责扫地和擦地，以及各种物品摆放的校验。这些是宿舍内部的事务，老师和宿管大妈都不过问，要求就是要保证卫生合格。到后来学习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就会出现之前说的情况，洗漱（有时含洗头）、内务（有时含做值日）都在10分钟之内完成，然后6点10分准时在操场上集合去晨跑。可以想见是怎样的速度。那3年的速度训练让我在以后的生活里都有一种整洁和迅速的需求，一直到现在，我做事依然很快，虽然已经比不上当年。

用餐方面的规定也很多。在餐厅不能讲话，这是最基本的，餐厅所见的场景就是只能听见餐具碰撞的声音，而不能听见说话的声音。每个人的座位是固定的，根据所在班级和所在宿舍来确定。一般都是与同宿舍的同学坐在一起。每班排一队，内部排法各班自己商定。早饭的内容是3年来都没有变过的。一个面包（菠萝馅或草莓馅）、一张油饼、一个馒头、一根火腿肠或一个鸡蛋、一碗豆浆或一碗牛奶、咸菜或酱豆腐，这6种随便选，每种只能要一个。午饭的内容也是固定的，只是午饭以周为周期，即每周一的菜色都是一样的。每顿正餐有两个主菜4个副菜，可以选一主一副，也可选两副。米饭和汤（主要是鸡蛋汤和绿豆汤）供应不限量。晚饭同午饭一样，只是把米饭换成馒头，另外加一个水果（苹果、梨、西瓜、哈密瓜、橘子等，依季节不同而更换）。菜有的时候会不够，所以需要有一个班内排队的原则来保证公平。我们班的排队规则是这样的：如果第一周男生先打饭女生后打饭，那么第二周女生在前男生在后，一直这样轮换；午饭和晚饭遵守上述规定，早饭可以在班内自由排队。男生内部决定自由排队，女生内部决定以宿舍为单位轮换排队（与之前男女生办法相同）。总之要保证公平。每顿饭都要有值日生来收拾餐桌，由于个人位置固定，这样也可依卫生状况给班级评分。另外，为避免浪费和挑食，还有一项称为“站盆”的制度。就是每班都会有一个盆是用来倒残食的，但是残食不能是可食用部分，应该是骨头、鱼刺等。每顿饭有一个班干部负责“站盆”，就是站在残食盆旁边，监督班上的同学，不能违反规定。餐具由个人自带，放在餐厅小柜子里，餐具用后自己清洁。再由值日生擦桌子。最后走的是“站盆”的班干部，他要保证监督到每一位同学。同样，餐后会有评分员对用餐的纪律、是否浪费为每班打分。

上午7：20~7：50早读

早读按照单双日分配给语文和英语两科。都是以读课文为主，有时也会讲习题，这与其他学校没有什么不同。

上午8：00上课

从8：00开始，上午的课程，一共4节。课堂纪律与其他学校差别不大。

上午9：30课间操

在第二节课后有课间操，大概是9点30到10点（依夏冬作息时间不同稍有变化）。这段时间做两套广播体操，当时是“时代在召唤”和“青春的活力”。每班选出一名同学作为领操员，站在班级的最前面。由于操场不够大，两个年级的学生不能同时在一个操场上做操，就只能分成两部分，在两个操场。每个操场有一名总的领操员，站在操场最前面的大台子上，以便所有人都能看到。在排队上，也是要求整齐有序，不能乱排。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就改为跑步。同前面的晨跑规则相同。整个过程有评分员站在所有人的后面，按照评分标准给各班评分。

12：00午饭

制度在前面讲过了。

下午12：30~1：50午间空档

按照冬季作息，这段时间有两个选择：在教室上自习或者在宿舍休息。如果到了12点半没有到班里，就表示选择在宿舍休息，不能在这个时间之后再到教室里来，以免影响其他同学学习。不过，大部分人都会在教室里上自习，这段时间被称为“午自习”。午自习期间，除了去厕所之外，不能随便走动，不能讲话，不定期地会有每班的团支书进行抽查。当时，我是班里的团支书，抽查只会提前几分钟通知，为的是尽量减小人为制造和谐场面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方法根本不管用，团支书带着检查自习专用表出教室的时候，都会告诉班里的同学要检查了，大家不会那么不配合，在检查期间还做违纪的事情。等到团支书检查回来，班里的同学才能放松些。这个事情也就是做给老师看的，大家都是这样一种心态。

按照夏季作息，12点半到2点20是午休时间，这段时间必须在宿舍午休。即使没有午睡的习惯，也要躺在床上，不能来回走动。在12点半的时候，会打午休铃，这时每个人都必须躺在床上，否则被宿管老师抓到，只能算是违纪了。在这样强大的制度作用下，我估计每个人都能养成午睡的习惯，顺从了制度的安排。

下午2：00上课

同上午一样，要上4节课，不过后两节一般都是自习课。在中间有课间操，跳韵律操，是一套本校体育老师自己编的操。动作比上午做的两套更欢快。各种检查事项同上午的课间操。下午自习课的时候，没有老师在班里，全靠班干部维持纪律。我们班纪律一向不好，不管是班长还是别的班干部来管，都没什么效果。因此总被年级主任批评，说我们班纪律散漫。初一的时候，这两节课基本上就能把当天的作业写完。到初三，尤其是初三下半学期的时候，时间就永远不够用了。

下午6：00晚饭

制度在前面讲过了。

下午6：45晚自习

晚自习之前，学校的广播站会有广播时间，大概半个小时，从下午6：10到6：40。主要就是放歌，祝某位同学生日快乐。当时大家都住校，学校是不让带MP3的，没什么机会听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能有机会听一下，故而还是相当珍惜的。当时流行的是什么已经记不大清了。不过我只记得有周杰伦和S.H.E.。我有一个同学特别喜欢周杰伦，每次放他的歌的时候，她可兴奋了，止不住地跟同桌说周杰伦怎样怎样。只是广播站从来没放过我喜欢的歌手的作品，因而我对它的印象有些模糊。

晚自习的时间，一共3节。初一初二的时候全部都是纯自习课，在初三的时候把第一节课改成了某一科的习题课，每天一科，除了语文和英语。还是低年级的时候比较清闲，用一节自习课就能把作业写完，后面的两节课就没事干了。于是就写写日记、预习复习一下。老师在前面的时候，还可以上去问问题。当时不懂得还要做课外练习题，就把时间荒废了。没有事干是可以的，就是不能说话。这一点是那3年里被三百令五百申的。在教学楼，这是最重要的规矩。其他的就同正常的自习课无异了。这3节课不会有人来检查纪律，因为每节课都会有一个老师负责班里的纪律。

晚上10：00熄灯

晚自习结束的时候大概是晚上9点15分，这时候回宿舍有充裕的时间来洗漱和整理，然后在10点的时候熄灯。“熄灯”不是像现在一样，由楼长把整栋楼的电全都断了，而是每个宿舍自己把灯关掉。我一直猜想，这是不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那么先进的技术能够支持这个浩瀚而宏大的工程。不管怎样，我们一听到熄灯的铃声，就特别迅速地跑去关灯。如果关灯不及时，就会被宿管大妈扣分。而宿管大妈又非常凶，对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有些怕她，也在背后恶狠狠地诅咒她。熄灯了就意味着不能说话了，也不能再走动了，一定要乖乖地躺在床上的。过不了10分钟，她就会来查房，看每个宿舍的人是不是够数。在查完了整个楼层的房间之后，会把楼道里的灯关掉。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至于她干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有的时候11点去厕所，看见她房间的灯还亮着，就想她真的是睡得好晚。跟现在比起来，生活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初三的时候，晚自习加了一节，放学的时间就跟着往后推迟了，10点才能从教学楼回宿舍，这时候低年级已经熄灯了。我们就得蹑手蹑脚地上楼，怕扰动了他们，更怕惹怒了宿管大妈。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进了房间，就不能再出来了。所以，我们晚上洗脚要用的水，就得在白天提前打好，不管是凉水还是热水，洗脸刷牙也全要在屋里进行。于是，各种废水就要全放在一个盆里，等第二天早晨再倒掉。还有一个另外的规定，就是这些程序不能发出大的声响，按照宿管大妈的原话说就是“以门外听不见为准”。可想而知当时的声音要有多小，我们百般控制音量，最不好控制的就是水的声音，需要非常谨慎，通常倒水是要基本上使两容器之间的距离小到不能再小，我们猜这样能达到要求。可实际上达得到达不到要求我们永远不知道，她说“门外听不见”，我们都不能出门，怎么可能知道在门外听是什么效果。

10点20我们初三生准时熄灯，这个时候没有熄灯铃，也没有哨声，全靠自觉。我们真的是很自觉，从来不晚点，有的时候还提前熄灯。在这里要说一个在宿舍里第二重要的纪律，就是不许看书，包括任何书。我们对于规定是完全遵守的，说不让干什么就绝对不干什么。晚上回到宿舍只有一件事，就是睡觉。我记得初二的时候，有一次快期末了，发了下个学期的新书，我们就把它们都带回宿舍了，我的一个舍友就是随便翻了翻，被宿管大妈抓到了，就扣了我们的分数。她从来不问理由。初三的时候，学校考虑到我们有可能写不完作业或者需要更多的时间复习，就只允许我们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带书回宿舍。这时候，我们通常会带一两本书或者习题集回宿舍，多带了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看。在这件事上，学校的处理还是很人性化的，虽说是军事化管理。

这样，作为一个雍阳中学的初中生，一天的生活就结束了。

四、其他一些重要的规定

还有一些重要的规定是在上面的讲述中没有提到的，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1. 校服

学校规定，在校的时间一律要穿校服。不管是正常的上课时间，还是到了初三才有的补课，都一定要穿校服。学校的考虑大概是让我们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不要在生活上有太多讲究和分心。我们从来都是严格遵守，没有人违纪过。只有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才有时候把外套脱下来，里面穿自己的衣服。这是为数很少的情况。这项制度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同学穿校服以外的任何衣服。直到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在中考很久以后到学校拿成绩单，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同学穿得和以前不一样。后来每次同学聚会，渐渐看到大家自己穿衣的风格，才慢慢适应了他们现在的样子。

2. 零食

学校里是一直不可以吃零食的。对于“零食”的界定，是除了正餐之外的任何食物。在宿舍里吃零食，是归宿管大妈管理的，她是肯定要给记上一次过的。在教学楼吃零食，任何老师看到都有权力进行制止和教育。学校里有一个小卖店，就在食堂旁边。里面只卖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从来没有零食。这应该是学校对它的要求。有一次，它卖了冰糕和绿豆饼，被学校发现了，然后就被勒令停业了半年，之后才又重新开张。从此之后再无零食。当时也没见到过有人从家里带零食或者对零食特别有兴趣，大家就都遵守着。至少我没见过有人吃零食。后来听男生说，其实他们在宿舍是偷偷吃零食的。吃完了之后就把包装袋藏在床柱的空心里，没有人被发现过。

3. 发型

在初三的时候，学校新增加了一项对发型的规定：女生不可以留长头发。当时班主任老师宣布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惊讶，然后就是不高兴，觉得这样的要求是不是过于苛刻和没有必要。当时我是短头发，所以这个规定对我基本没有影响，就看着别人一阵哀嚎。不过牢骚归牢骚，长头发的女生还是乖乖地去剪了头发。再见到她们的时候，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我们这一届只赶上这个政策最开始的一年，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4. 住宿

在前面讲的日常生活，是以住校为前提条件的。的确，我们的学生有90%都会住在学校，跟离家远近没关系。从我家到学校骑自行车只用10分钟，可我还是住校了。很多同学都跟我一样。那些少数的不住校的同学（我们称为“跑校”），直到初三才渐渐多了一些，但也很有限，一个班只有五六个（全班47人左右）。他们虽然不住校，早晨还是要来学校晨跑的。跟其他同学一样，6点10分准时在操场集合，不可迟到。他们的生活也是很苦的，要比住校的同学早起很多。尤其是冬天的时候，6点天根本没亮，他们大概5点半就要起床，然后再骑车来学校，天气又冷。他们其实比我们更盼着天有风云。当冬天夜里下雪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不用那么早来学校了。住宿时一周放一次假，在周五下午两节课之后，就可以回家了，在周日晚饭之前再回来。到了初三，有了补课，就变成了两周放一次假，每到周五不回家的时候，看着低年级的小朋友都回家了，就可想家了。

5. 比赛

学校在组织课外活动上很积极，基本每个月都会有一项活动。大多是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的，也有的时候是相邻的两个兄弟班算成一个单位。比赛项目很多，学校也很会出花样，总是找各种不同的比赛来，比如拔河、跳绳、踢毽、课间操、大合唱、篮球、长跑，还有半年一次的运动会和每年一次的新年联欢会。每次活动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都特别团结，虽然我们班向来被老师们说成没有什么集体意识，但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所有人都想让班里的成绩超过别的班，比赛的时候即使是受了点伤都觉得没有关系，这种感觉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有一次篮球比赛，我们班的体育委员是主力，可是他戴眼镜，在比赛过程中难免有些不方便。结果打过比赛之后，眼镜好像是坏了，还划破了脸。他没说什么，可是班里的同学都觉得真的是要给班里做点贡献才行。那次篮球比赛的结果，我真的记不清了。大合唱的时候也是这样，练习的时间每班自己掌握，就在饭后或者其他时间。我们班就是在晨跑之后和晚饭之后练习，大家把教室里的桌子推到一起，排好队站在空地上，好好地唱。指挥也很累，要一直特别有精神，带着大家的气氛进行下去。三年的合唱比赛，我们班都是得了奖的。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每次得奖之后班里同学都会很兴奋，在班里庆祝一番。

五、两个访谈

我在写这篇东西之前访谈了两个我初中时的同学，他们现在都不在北京，只能在电话里进行。我以为我很了解他们，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会与我大概相同，然而他们所讲的东西有一些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1. 崔同学

崔同学，男生，我在初中的第一任同桌，现在在天津师范大学读数学与应用数学。

当时的看法：对于学校的那些看似很严苛的制度，他当时的看法总体是，大部分制度都是很有必要的，但其中有一些是有些过分了的和不恰当的。制度学校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和学习成绩。

对于在食堂排队、在教学楼要做到“静净敬竞”、穿校服、准时熄灯等规定，他都很赞同。这些都是在社会上要遵守的，或者可以看成是一种过渡，对我们的生活都很有帮助。尤其是准时熄灯，他自己睡眠的习惯比较苛刻，要求没有灯光，这个规定保障了他的“切身利益”，同时培养了特别有规律的作息，保证了足够的睡眠时间，在那个长身体的重要阶段，这些都是很有好处的。各种排队制度，节省了时间也规范了秩序，从习惯养成和品格塑造上来说都是应该遵守的。

他最不满意的就是不可以吃零食这项规定，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零食的人，在学校期间没有零食会觉得有些难以忍受，过了很久才适应了没有零食的生活。虽然制度考虑到了身体成长的重要性，怕大家都吃零食就不会再好好吃饭了，但仍稍显苛刻。对于晨跑制度，他觉得这样做对锻炼身体的效果其实并不明显，而且在起床后十分钟之内就要到操场上，时间太紧，容易感冒。那些爱睡懒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痛苦了。在体育课或者课外的各种体育比赛中，都可以锻炼身体，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早晨出来晨跑，如果安排晨跑，时间上可以稍微延后和灵活一些，对我们会更有好处。在宿舍卫生方面，对于叠被子的标准太高了，这样浪费很多时间。班里有一位李同学（男生，与崔同学住在同一宿舍，现在在中国民航大学念飞行器动力工程），就从来都不盖那个叠好的被子，晚上的时候把被子放在地上，下面垫上报纸，而是从家里带被子来盖，白天把自己的被子收起来，再把学校的被子放好。据崔同学说，这样的人每个男生宿舍都会有一两个。

现在的看法：现在再看这些制度和规定，还是觉得它们基本上是正确的和有益的。后来上高中，依然要住校，而很多人在高中之前是没有这种经历的。在宿舍里，我们初中的毕业生会更快地适应这种集体生活，留给学习更多的时间。室友有不懂的问题还会问你，这些都是初中住校带来的好处。到了大学，更多的自由空间给了我们，那些从没有住过校的同学就会遇到“自由困境”，不知道该怎样管理自己的住校生活，而在初中就有过非常严格的军事化训练的人，在这方面很有优势，独立自主的能力特别强，知道应该怎么面对各种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严格的制度不光对生活能力有极大的提高，在其他的方面也有潜在的益处。他发现很多初中同学在高中、大学都在班里做班干部，能力很强，处理起事情来也更加得心应手。尤其是在组织班级活动的时候，这种受惠于初中的优势会体现得特别明显。各种比赛制度能使大家产生一种集体意识，在互相协作的过程中，会主动地观察周围的人，使大家都整齐划一，达到一种默契。这些在现在看来都是一种成功。对于有的人说这样严格的制度会培养不出有创造力、有个性的人，他说没有深切的体会。即使是制度严格，他在初中的时候依然可以很活泼，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违反规定，有的时候违规了，或者是没有被抓到，或者是被老师批评了，这些也都可以接受，初中生活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2. 侯同学

侯同学，女生，我初中时的室友，现在在天津理工大学读软件工程。

看待初中学校的各种制度，侯同学的总体想法同崔同学很相似，也是正面的。

当时的看法：刚上初中就要遵守这么多以前完全没有概念的制度，是非常不习惯的。但后来慢慢地就能适应了。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也不是很长。等生活的各方面都步入正轨了之后，才发现这样有规律的生活的好处究竟在哪里，养成了很多好习惯，虽然不只是这狭隘的好处。对好习惯的认识也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在如果发现了有一种习惯是对自己很有帮助的，就会认真努力地去培养，而不是坐等着它来或者什么都不做。到毕业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初中的学校，觉得这是自己生活的开始，不再像以前一样很依赖父母。

现在的看法：初中是一个人能力和习惯培养的重要阶段，在那个时期上了这样一所学校，是很值得的。它管理学生的制度是利远远大于弊的。很感谢当初自己和父母的决定，如果没有选择它，或许现在会完全是另一种境况。现在在生活上，有了问题基本上都能自己解决，不愿意多去麻烦别人。也有独立的思想，可以对事情有不同的观点，而不是一直跟着父母的思维方式而运作。因为当时初中校的老师年龄都普遍不大，新毕业的大学生也很多，他们的思想就同我们的父母不太一样，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就能体现出来。在那三年时间里，跟他人的接触很多很密切，留下了太多“不错的回忆”，直到现在依然和很多同学都保持着联系。当时的时间规定得很紧张，因而在时间观念上受到的影响也很大，现在相比于其他人，自己总是特别地守时。当我问她，现在有没有觉得初中的时候那些苛刻的制度给你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她想了很久，也没能说出一些来。

在初中的生活中印象最深的：叠被子和大合唱。前者是因为练了太久，最后被子自己成了“标准被”，随便一叠就很像样子。在整个过程中，体验到了所谓的“人的能力极限”，即使是在电视中经常看到的军队中的“豆腐块”，在自己的生活中依然是可以被自己的能力实现的。那些看似难于上青天的事情其实不过就是刻苦的练习和认真的态度的结合。这种信念在生活中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可以帮自己做很多有意义的尝试和突破。后者是因为在整个排练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个集体是可以有惊人的潜力和爆发力的，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最有战斗力。而这些东西，在一般的集体中，是不会有感受的。

现在想来，很怀念初中的生活，它给了自己太多。

在我的预期中，他们会说学校的制度太严了，以至于每个人都会有很长时间都不能适应的部分，甚至是到现在都不能认同的理念。可是他们给我的回馈却是在其中学到了很多对个人今后的发展都很有价值的东西，对这样的军事化管理持很大程度的肯定和赞扬。

六、总结

雍阳中学的三年初中生活，的确是非正常路径和非典型生活。在军事化的制度和管理背后，有着很好的初衷；在它的实现过程中，也有些激进；在它对学生的影响上，到目前看来，大部分是有益的。学习成绩上的成功，不代表一个人是个优秀的人、懂得学习和生活要义的人；同样的，教育的成功，也不仅仅从当时辉煌的中考成绩上得到印证，更要看对人以后的发展带来的启迪和影响。现在我们在上大三，距离初中生活至少已经五年了，或许现在的看法也不足以证明它究竟是怎样的好与坏，五年的时间毕竟不算太长。可能，再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再来回顾那三年所受到的教育，认识会更加客观和清晰。

[39]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051915.htm。

学生眼中的“衡水模式”

智楠 （北京大学2010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研究背景

提到河北衡水中学，许多人都会想到衡中令人感到恐怖的高升学率。据统计，2005年到2009年间，有500余名学生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全国青少年影像节展评等各级各类大赛中获奖；358名学生夺得全国学科奥赛省赛区一等奖，47名学生摘取全国奥赛24金、13银、10铜；467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14 000余名学生考入全国重点大学。[40]2012年高考结束后，衡水中学连续第十三个年头成为河北省高考第一名的中学，成为当之无愧的“超级中学”。如下表所示，从2006年起，衡水中学的一本上线率就稳定在60%以上，这种情况更在2010年得到突破，一本上线率达到77%，而在2012年更是达到了足以令人震惊的87.8%（其中2012年的数据是官方公布数据，其余年份的数据是我根据衡中公布的录取名单统计出来的，所以2012年的数据可能没有包括分校，可能数值偏高）。从应试教育上来讲，衡中无疑是成功的。

表1 衡水中学2006~2012年一本上线人数统计

年份

一本上线人数

一本上线率（%）

2006

1 086

63. 88%

2007

1 208

63. 98%

2008

1 645

68. 14%

2009

1 702

64. 69%

2010

2 411

77. 10%

2011

2 743

76. 83%

2012

2 805

87. 80%

数据来源：根据衡水中学官方网站数据统计整理（2012年数据略有缺失，根据衡中公布的官方数据得到，其余年份为笔者统计）

下页表是衡水中学2006年到2012年考入北大清华学生的数量，这也是各个高中用来衡量教学质量的一个指标。尽管从表中看来，衡中考取北大清华的学生人数似乎有“大小年”之分，但是总体的趋势还是稳步增长的。在2012年更是达到了96人，占到了整个河北省招生人数的一半左右。

表2 衡水中学2006~2012年考入北大清华人数统计

年份

北大

清华

总计

2006

25

16

41

2007

15

20

35

2008

33

27

60

2009

20

31

51

2010

35

33

78

2011

20

49

69

2012

33

63

96

数据来源：根据衡水中学官方网站数据整理而成。

衡水市只是河北省下属的一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在河北也并不算在前茅，衡中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有令人费解的成分。衡水中学建校于1951年，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衡水中学的情况还是令人堪忧的。但是在90年代末衡水中学异军突起，在高考中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从此以后，衡水中学的高考成绩越来越好，声名鹊起，渐渐发展成为如今的“超级中学”。衡水中学在高考上的成功要归功于前任校长李金池所创立的“衡水模式”，对于这种模式，外界褒贬不一，更是将衡水中学戏称为“河北省第二监狱”。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不论外界对这种模式是褒奖还是贬低，都忽略了作为这种模式主体承受者的学生，本文希望可以从学生的视角来展现他们眼中的“衡水模式”。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取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访谈对象为5位衡水中学2010年毕业的学生。杨同学，男，北京大学2010级学生，理科生，通过数学竞赛被保送到北大；刘同学，女，北京大学2010级学生，文科生，通过高考进入北大；王同学，女，北京大学2010级学生，通过高考进入北大；马同学，清华大学2010级学生，理科生，通过数学竞赛被保送到清华；何天白，北京大学2010级学生，文科生，通过保送生考试进入北大，小说《重点中学》的作者。

由于我并不是衡水中学的学生，在采取半结构访谈的同时，也通过数据库查阅了一些关于衡水中学的文献资料。但是在仔细阅读后发现，这些资料大多是校方或是政府发表的文章，对于衡水模式主要是褒扬，并没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媒体报道的资料大多是对“衡水模式”一边倒的“压制天性”的抨击，也过于极端，所以本文写作并没有参考这些文献资料。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位衡水中学毕业并被保送到北大历史系的何天白同学写了一本以衡水中学为蓝本的小说《重点中学》，虽然文学作品与现实有出入，但是根据访谈的整理结果来看，这本书的参考价值比以上的资料更大，所以在文章写作的过程中也参考了小说的内容。

三、“衡水模式”的内容

“衡水模式”简单来说，类似于军事化管理制度。在衡中，每做一件事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不能够按照规定来做，将会受到比较严重的惩罚。而对于时间的精确把握，又成为了“衡水模式”的精髓。

1. 衡水中学的时间表

下页表是衡水中学一个普通学生的作息表，但是这并不是准确的作息表，只是官方公布的版本。如果没有具体的时间点就不能体现出衡中的制度。衡中的精髓就是时间要精确到分钟，要一分钟一分钟地抓。“你看他们下课都是什么34分下课、38分下课这样的，都是一分钟一分钟地记。” （杨同学）那么真正的衡中时间表是怎样的呢？据杨同学的回忆，每个班要求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都不会照着这个时间表来走。5点半起床，绝对不能早起，要不然会犯午晚休纪律，是要被扣量化分的。杨同学的班主任要求全班同学要在5点36分赶到操场跑操，也就是说早晨的洗漱时间只有6分钟，不遵守纪律的同学将会受到跑圈、写检查等不同程度的惩罚。而至于早饭时间，一般下了早读是不会有人出去吃饭的，但是学校规定早饭一定要吃，所以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在快7点的时候才匆匆赶去吃一点东西。课间也并不是10分钟，一般来说，课间是8分钟，有2分钟在打预备铃。每个年级的课间时间也是不同的，按年级递减2分钟。而一般到了12点并不会有人离开，根据杨同学的回忆，中午12点下课，但是大家一般都不走。高一松一点，12点15走，高二一般12点20走，高三就没什么要求了，但是大家一般都是12点25或者12点半才走。但是12点40就必须躺在床上了。王同学回忆说自己曾经亲眼在食堂见过一个同学从一边的门进去，买了午饭开始吃，走到另一边的门口吃完，扔掉盘子，回宿舍休息。下午1点45起床，虽然2点5分才开始上课，但是一般查迟到是从1点51或者1点52开始的。9点50下晚自习，但是9点50是没有同学会离开的，大家基本上都是10点左右才会走，10点7分必须要进宿舍，10点10分必须要躺在床上。

这样的时间表对于中学生来说已经算是严苛，但是衡中在具体的执行上远比时间表上要严格得多，在访谈的过程中，访谈对象都表示，自己都曾被记下没有遵守学校的纪律，并且都说学校里没有人没犯过纪律的。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完全遵守学校还会不断沿用这样的时间表呢？仔细观察衡中的时间表，的确管理完全军事化，非常严格，但是在严格之余，学校制定的这样一个时间表可以保证学生每天8小时20分钟的睡眠，并且在夜间各种脏器需要排毒的时间给予学生充足的睡眠。反对者在抨击“衡水模式”“压制天性”的同时，也有必要认识到军事化的时间表背后确实有科学的成分。

表3 衡水中学学生一天的作息

2. “衡水模式”严格的时间分配

“衡水模式”的精髓在于对时间每分钟的把握，但是如果仅仅制定这样的时间表而学生不去遵守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衡中在制定这样的时间表的同时，也严格分配了这样的时间表下的任务。简单地说，就是“在该干什么的时间就干什么”。比如睡觉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睡觉，学校把这称为午晚休纪律。在午休和晚上休息时，有专门的老师负责检查，每一间宿舍的门上都有一扇小窗户便于老师检查。一旦老师发现不睡觉干其他事情就会记下违反纪律。有的时候甚至有听起来很荒唐的理由。“曾经有个人被记违反午晚休纪律，记的是10点20××宿舍××床突然坐起。反正就是突然坐起。”（杨同学）“我中午在那儿睡着，我睡不着就在那儿玩手指头，然后路过的老师就看见了，记：某东南下女生玩手指。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能理解。”（王同学）

不光休息的时候有严格的规定，衡中对上课和自习也有严格的安排。上什么课就应该看什么书，不能走神。但事实上不能走神是一件很难人为控制的事，于是衡中就将对“走神”控制转变为一些行为的控制。“因为上自习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抖腿，因为我坐在边上嘛，我抖腿一般是因为比较紧张或者是比较投入，然后我就因为这个被记过了。”（王同学）“比如说自习课不能抬头。抬头算自习纪律。自习课不能站起。我是上课转笔。就连着两周都记我自习纪律，然后班主任就恼了。因为会拖班级后腿。”（杨同学）“我有一次就是自习的时候靠着墙坐，就被记自习纪律了，可能是觉得我这样太舒服了，没有在学习。”（刘同学）

学校为了控制学生在自习课上的集中程度，转而将集中程度化为一个一个具象的指标，对学生自习课的行为进行控制。

学校的控制不仅体现在“怎么干”，还体现在“干什么”上。自习课并不是学生想学什么就可以学什么的。晚上的学科自习是有特定学科安排的，各个学科的任课老师会来监督学生上自习，在那节自习上，只能做那门课的作业。如果说学生有一点自主权的话，就是迫使自己做得快一点，然后再多做一些这个学科的习题。说是自习，事实上一般都是老师发一张卷子，学生利用自习课来做，下课收上来，而卷子的题量，通常是做不完的。真正没有限制的自习是最后一节，学生可以做任何需要做的习题。

不仅学生的学习生活要严格遵守学校的要求，老师的教学任务也受到学校的限制。衡中的授课方式与其他学校有所不同。一般用半节课的时间来讲新内容，另外的半节课来讲晚上自习的卷子。课堂是“一言堂”的形式，老师并不与学生有太多的互动，因为互动会占用太多宝贵的课堂时间。新内容老师讲到哪儿算哪儿，但是事实上老师一般都会在晚自习的时候将剩下的部分抄在黑板上让同学自学，学校并不允许老师随便占用学生的自习时间。

即使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衡水中学仍然坚持一项看似为了锻炼学生身体的活动——跑操。事实上，早操的功能并不仅仅是锻炼身体。杨同学提到过，他的班主任要求他们班的同学5点36就必须到操场，但是5点45早操才开始，这中间的时间干什么呢？

“我们跑操前要拿小本背书。我上初三的时候，来衡中观摩过一次，就看到那些拿小本的，都觉得他们是傻子，等到自己来了衡中才发现，不拿小本反而成了一种格格不入的现象。其实说实话，我拿小本读，其实就是读，也没过脑子。但是吧，在衡中那么紧张的地方，跑操前有10分钟的时间，啥都不干觉得怪浪费的，怪可惜的，所以其实也就是一种心理安慰吧，觉得自己还是在学习，挺刻苦的。”（刘同学）

我还记得自己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老师去衡中参观，回到学校之后老师也要求我们在各种活动之前要看自己准备的小本，但是我们只坚持了一小段时间就放弃了，毕竟我们没有衡中那样的整体环境，也完全不能想象有那么一群学生是这样学习的。

衡中的跑操也是一景。媒体曾报道参观过衡中跑操的其他学校的校长觉得衡中的跑操是“不可思议”的，每个班都像训练有素的军人，跑步的时候口中还要喊口号，口号一定要大声喊。事实上，学生十分愿意喊口号，平时的学习生活十分辛苦，大声喊口号也是一种情绪的正常宣泄。

3. “衡水模式”中的量化

“衡水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量化”。所谓“量化”，就是将一切学校的要求都化作可以计量的标准来严格要求学生。在上一部分中，我们提到了将学生上课的集中程度量化为具体的指标，比如坐姿、有没有东张西望、有没有转笔、有没有抖腿等等标准。但是量化并不仅仅如此。

衡中是一所寄宿制学校，所以量化不仅仅包括学生平日的学习状态，也包括他们的生活状态。但是学习成绩并不包含在其中，因为量化评比是每周都要进行的，但是高一高二是两周一测，时间上并不能统一。

“量化这种东西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得数据化、标准化。比如说查内务，就会像军训时候那样。他会把你的每一个东西都编号，比如说你的枕头是1号，床单是2号，被子是3号。他检查内务的时候，你哪个不好，比如说你的被子不好，他就会给你记成3，意思就是你的被子不好。累积到一定程度，每周开大会的时候，内务特别差的人就要抱着自己的被子去操场叠被子，以示警戒。还有就是每天打扫卫生什么的也要查，比如地面，如果扣分的话值日生也是不合格的。然后课堂纪律、自习什么的也会记到量化里去。”（王同学）

王同学漏掉的量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午晚休纪律和跑操纪律。午晚休纪律在上文已经提到，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必须要休息，不可以干其他事情，包括学习。哪怕睡不着，都必须躺在床上。同时，在规定的时间必须要起床，不能耽误下一个时间段的任务。跑操纪律则包括候操时看小本的认真程度，事实上不是看，而是必须要读出声，声音越大越好。在跑操的时候出于安全考虑是不用读小本子的，但是要大声喊出班级口号。这有点类似于军训时喊的口号，刘同学至今还记得她当时喊的是“未名湖边，博雅塔下，305班，北大同班”，跑操在这种情境下，早已超出了纯粹锻炼身体的范围，而演变成了一种仪式和自我情绪的发泄。对于校方的这种安排，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在高压的衡中，给承受压力的学生一个发泄压力的机会，发泄过后，继续开始竞争。

量化之所以如此被老师重视，是因为衡中将量化与班级荣誉和老师的激励机制联系在一起。学校每周都会召开一次量化总结大会，会计算出每个班的量化成绩，成绩高的学生和老师都会得到表扬，老师也会得到奖励。而成绩差的班，老师需要上台作自我批评，而有严重违纪行为的学生也要上台作检讨。这就带给老师和学生很大的心理压力，也就激励每个老师都严格执行量化的规定，严格管理班级。

4. “衡水模式”下的老师与学生

在这样一种高压的环境下，人们通常的想象都是泯灭人性的，老师是高高在上的，是打压学生的。但是在访谈中访谈对象无一例外都表达了对老师的理解。

“他们管我们很严不是他们主观想管，而是因为学校的制度很严，而且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管着我们、压迫着我们，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就是我们每天早上5点半起，他们要比我们起得更早，他们要去操场上等着我们。我们晚上睡觉了他们还不能睡因为要查寝，然后每天批改作业也要批改得很晚。其实他们比我们付出得更多，像一些年轻的老师刚来时新婚或者孩子很小，他们连自己的家人都没有时间照顾。所以可以说与我们是同甘共苦的，而且他们比我们付出得更多，所以师生的关系反而是很融洽的。”（王同学）

当问到为什么衡中管得这么严，但是依然有许多老师愿意到这里来任教的时候，马同学说了自己的见解。

“衡中老师待遇好。因为衡水那个地方消费水平低，衡中老师在衡水肯定算是待遇高的。月工资5 000元以上，包婚礼，包分房。包结婚就是办集体婚礼，要是有两个衡中老师结婚了结婚就包了。然后包分房，平时各种福利，我觉得就够了。你要是出一个清华北大的，一个老师奖励1万块钱，平时经常都会叫男生去帮忙搬福利，什么鸡啊鸭啊的。但是也有走的，也有来的，还有坚守阵地的，肯定是有流动的，哪个学校都有流动的。”

访谈对象普遍表示，衡中这样的军事化管理十分严格，但并不是无情的，对学生的要求严格，对老师的要求更严格。许多年轻的老师刚来衡中的时候都会生病，身体根本撑不下来。每位年轻教师都需要拜一位年长有经验的老师为师，跟着他学习教学方法，这就是衡中实行的“拜师制”。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衡中也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吸引老师。比如像马同学提到的在衡水本地较高的收入水平，平日里的福利，对教学质量的激励策略。但是对于把教育作为终身事业的一部分老师来说，看着自己教出的学生都可以进入中国甚至世界顶级大学，才会感到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正是由于衡中的高升学率，衡中的老师在衡水本地具有非常高的职业声望。

但是何天白同学在访谈中表示了对衡中教师的担忧。他提到，现在衡中老师的流动性很大，因为条件确实非常艰苦。衡中一般对于跳槽的老师表示出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会给跳槽的老师设置许多门槛，在老师没有违反合同的情况下不放人。当老师也是需要挑战和自我满足的，衡中的老师年复一年都干几乎相同的事，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变本加厉，所以老师跳槽也是很正常的，我想如果衡中可以对这种事更大度一点，或许会更有利于学校的发展。（何天白同学）

当谈到衡中里学生之间的关系时，文科生和理科生有了很大的分歧。“我觉得我们跟理科生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在大学认识了这些理科生，就感觉我们当时的生活真的是特别单调，就是学习，压缩自己这样。”（刘同学）在与王同学的访谈中她提到，老师说文科靠的就是时间，他并不建议学生干什么都一起，那样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各自干各自的事情。即使是一个宿舍的同学，平时说话的机会也不多。因为大家回宿舍就是为了休息，而且还有午晚休纪律，也不能说话。刘同学提到，衡中这样的管理制度，一方面不会让你去影响别人学习，另一方面，也不会允许别人影响你学习，总之这些所有的规定都是为了学习服务的。这大致就是衡中文科生平常与同学的交往方式，几乎很少有交集，接受访谈的文科生表示，她们的交际圈子很小，包括现在认识的衡中同学，很多都是到了大学之后才认识的。

而理科生的生活在我看来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可能男生之间会有更多的互动，比如一起出去打球之类的。也有玩得比较疯的，比如杨同学说：“就我们高三的时候，去参加保送考试前，就有一次大家比较松散吧，就串宿舍，我的那个宿舍比较闷，我就去隔壁宿舍，开卧谈会，就到12点吧，查寝的老师都查完了，我们就开始聊聊聊，聊到大半夜才睡觉。我们学校有我们这么一帮人，不怎么守纪律，特别扯淡，特别能玩的。其实出格的也挺多的，谁能想到大晚上一个宿舍都不睡在聊天的，打死都不敢啊。”虽然杨同学可以说算是衡中里比较特立独行的，但是根据其他访谈对象的回忆，衡中里非常蔑视规定、玩得很疯的人是少数。像杨同学，虽然他平常属于不是认真遵守学校规定的类型，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学习方面刻苦努力，最终拿到北大保送资格。所以总体来说，在衡中里，学生的交际圈是比较小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淡漠。一方面这可能使远离家的学生失去了友情这样的感情寄托，但是另一方面，这大大降低了同学之间发生矛盾的可能性，因为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在学习，并没有冲突的契机和时间。

四、学生眼中的“衡水模式”

1. 学生对“衡水模式”的抗争与认同

在访谈中，访谈对象都表示衡中的制度确实十分严格，甚至可以用严苛来形容，也确实类似于军事化管理。但是与外界报道不同的是，他们内心其实都比较认同这种制度，有的甚至可以说非常认同。

“其实我内心还是蛮认同的。我觉得比较像认知失调理论，既然我在里面没有什么快乐的回忆，那我不如就认同这种痛苦的经历好了。可能也是因为我高考最后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所以我会比较认同这种制度。大部分同学都还是很认同的，我从来没有遇到人说衡中是一无所长的，是完全不可取的。其实衡中教给我们的东西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抗压能力。所以现在我遇到一些事都觉得没什么，但是我舍友就会觉得好多事情都扛不下来，我觉得这也是衡中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收获吧。”（王同学）

刘同学是沧州人，她在沧州的时候成绩很好，可以说是被衡中的招生老师“挖”过去的。但是刚到衡中的时候，她并不能适应衡中这种高强度和高密度的学习生活方式。于是她抓紧一切可以休息的时间来让自己过得放松一点。每次下课铃一响，她总是第一个从教室里出去，回宿舍享受生活。“最开始我还泡脚，我还换睡衣。后来我睡觉连衣服都不脱，冬天也不盖被子，就盖羽绒服睡觉，因为早上没有时间叠被子。我几乎三年睡觉都没有脱过衣服，在衡中这样的也不是少数。”（刘同学）

第一次的模考之后，刘同学的成绩排在全年级1 000多名，用她的话说，“见了招生老师都绕着走，开家长会都不见爸妈，太丢人了”。“其实我觉得衡中的好多制度学生也是很认可的。就说晚上9点50下晚自习吧，其实好多学生都会待到10点2分、3分才往宿舍跑。制度很严格，但是学生会比制度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就拿我们文科班来说吧，我们会比制度更苛刻自己。而且像中午有人12点半还不去吃饭，老师就会来催你让你去吃饭。其实我们文科班真的是比制度还要严格地要求自己。对于规则……我觉得因为我当时刚来的时候并不是处于上风的，所以我没有说不的权利。我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我没得选，我只能好好学习。所以我也没有权利抱怨规则什么的，我还要比规则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刘同学）

马同学则从另一个角度去阐释了他对于这样一种制度的认同。

“严格这个事嘛，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严师出高徒，严格的纪律才有时间的保障。你没有时间，效率再高也是零。反正你都进来了，也回不了家，外面都有围墙、铁丝网、玻璃碴，门外还有门卫，你要是硬闯就打人，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你只能好好学，有朝一日出人头地。高中三年，每个月光接送就要一千多块钱，就算不回家，在衡水当地住的话，开销也不小。我们家里都是工薪阶级，都是靠工资过的，这负担说实话挺大的。所以说，你到了衡中，你不好意思也没脸不好好学习。我觉得如果考不好的话没脸，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父母。反正就是保送之后吧，我也是特别高兴，倒不是说觉得自己学习上有多高的造诣，就是觉得出了一口气，这两年半的罪没白受。你想当时赶上禽流感、奥运我们都不放假，因为要学数学。后来我保送了回家，就看那个衡中的视频，《相信自己》，看着看着我就哭了。以前都是想逃离学校这个牢笼，但是有一天突然告诉你保送了，你回家了，想起来可能再也回不去那个地方了，说实话，挺怀念的，觉得两年半的努力没白费。它没有折磨我，我觉得这是人生第一次，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达到了一个目标。”

不能否认，这种模式给马同学带来的成就感是不可忽视的，正是这样一种成就感让他可以从心底认同这个制度。虽然这其中确实有许多苦楚，也有许多外人看不明白的疯狂和艰辛，但是在他看来，他们都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努力。他甚至表示，如果自己有了孩子，仍然会送他去衡中学习。

但是在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之前，可能每个学生都会对这种制度存疑。它是否真的可以帮助我实现自己的目标？我这样“虐待”自己是否真的有用？我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王同学就曾经面临这样的困境。

“我有想过要去挑战它，但是代价太大了，我仔细权衡了一下，挑战它一时的快感，可能我要浪费时间写检查，回家反思，落下的课还是自己的。像轻一点的处罚就是写检查之类的，停一两节课。严重的就是回家反思，几天到几周不等，等你回来的时候，落下的课是很难补的。”

最终她还是放弃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来衡中的目的，她并不想因为挑战权威一时的快感而失去学习的时间。这也是大多数衡中学生的选择。在抗争与认同面前，他们选择了认同，因为他们无法去撼动整个体制，与其这样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倒不如认同“衡水模式”，至少它能给你一个还算不错的结果，因为高考不过是那三招两式。

何天白同学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自己在衡中就读的时候，比较认同衡中制度，但是当自己走出衡中校门再反思自己度过的三年，发现自己反而不像以前那样认同了。其实我很担心衡中的未来，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做了，它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从前的基础上再不断地加压，可能学生不能反抗些什么，因为已经进来了。但是老师的流动会非常大，许多年轻的老师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看到头了一样，他们所做的事就是不断地重复。因为我写了这么一本书，所以好多人也知道了我，在人人网上加我。但是我看到那些师弟师妹发的评论，觉得他们的许多看法我都不能理解，他们觉得这个世界非黑即白。我觉得教育应该是一种“化”的过程，它需要教会你许多准则，也需要交给你不单一的价值判断，但是衡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2.“衡水模式”下学生的自主安排

上文中已经提到，衡中对于学生的时间有着严格的安排，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是早已规定好的。那么学生是否还有时间安排自己的学习呢？这个问题又展现了文理科学生不同的应对方式。

对于文科学生来说，自主性不算太大。因为文科的高考内容大多是以记忆为基础的，需要运算的部分占的比重比较小，大家还是主要跟着老师的大框架走。但是学生在学习上还是有自主选择的。如果程度比较好，就可以多做一些题，在学科自习上做得快一点，多做一些总结。

对于理科生来讲，选择会稍微多样一些。因为理科生除了高考还有一条竞赛保送的路可以进入大学。杨同学和马同学都是通过竞赛获得了保送资格，随后通过保送生考试进入了北大清华。而竞赛和高考的学习内容有着很大的差别。

“老师上课讲，我可以不听啊。（不是违纪吗？）违纪不被抓，就不叫违纪。我跟我们老师说了，他本来把我放在前角，我说你把我放在这儿，我影响你，我也影响别人。后来上了两周课他受不了了，就把我扔到后角了。我就用书把外面那一圈围满，这样他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他。我是特例。我觉得衡中我这样的人肯定不少。大家肯定都有自己的节奏和学习方法。他们上课也不一定那么专心听讲。每天时间就是那么多，你中午不吃饭多出五六分钟，晚上不吃饭多出五六分钟，这跟12小时比起来就是杯水车薪。”（马同学）

但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在衡中还是少数，衡中的作业量是很大的，按照杨同学的说法，“我们的寒暑假作业是每天一套高考模拟题的量”。大多数学生其实并没有太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

衡中作为一所寄宿制高中，每两周可以放一次假。但是放假的时间非常短。高一、高二周六下午6点放假，要求周日下午返校；高三周六下午6点放假，周日早上7点就要返校。高一、高二每两周进行一次测验，高三则是进行周测。衡中里有许多外地生源，大部分是没有办法回家的。杨同学是邯郸人，一般只有寒暑假可以回家。所以周末短暂的假期也可以作为学生自主安排的时间。但是一般来说，学生还是倾向于在假期稍作放松。

五、总结

这次访谈对象均来自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顶级高校，他们眼中的“衡水模式”可能和一般衡中学生有所不同，这也是本次研究的一个问题所在。

衡中开创了军事化与教育相结合的先河，至于对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判断的问题。身处于“衡水模式”之中的学生尽管会抱怨这种高强度高密度模式带来的压抑，但是在拿到高考成绩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可能又会从内心认同这样的制度。而事实上，衡中只是高考发展的产物。它通过军事化的管理手段，让学生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只认真干一件事，那就是学习。相比于其他的高中，衡中只是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而已。目前，全国已经有许多高中组织骨干教师去衡中参观学习，部分或全部地将“衡水模式”移植到自己的学校当中。马同学提到，邢台二中完全按照衡中的模式走，作息时间都一样，但是成绩该烂还是烂。毕竟衡中数十年探索出来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被模仿成功。

我们在褒贬“衡水模式”的时候，不能忽略学生对于这种制度的认同，许多人在批评这样一种模式时，忽视了在当下中国高考成绩对于学生的重要性。“衡水模式”其实已经开始有了扩大化的趋势，这样的趋势很难去判断优劣，但是“衡水模式”产生的根源在于目前的高考制度。如果大的框架没有变化，这样的模式也并不会有大的改变。

[40]　资料来源：衡水中学官方网站http://www.hbhz.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5613。

[41]　数据来源《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42]　数据来源《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农村学生考上北大的因素分析

张琳 （北京大学2009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底层农村学生通过高考考上北大，从乡间进入高等学府，可以说是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最完美的展示。通过高考实现的流动，使得农村高资质的人能够得到与天赋相配的教育资源，这是教育公平性的体现，也促进了精英的流动。

然而，近年来，来自农村的北大学生的比例日益下降。据北大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的统计，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总人数的一成左右。考虑到农村户口中的多样性，其中真正处于底层农村的比例只会更低。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北大农村学生比例下降，首先受到了下降的农村人口比例的影响。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减少。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90年农村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3.77%[41]，200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91%[42]，201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50.23%[43]。那么，除去农村人口比例下降给该比例带来的影响，剩下的减少比例就应该归咎于阶层的固化和流动渠道的堵塞。进入北大的途径除了高考以外，还有自主招生、各类特长生、政策性加分、保送等。这几类优惠资格，带来从20分到100多分不等的加分，无疑是巨大的优势，而这些优惠资格大多与农村学生无缘。农村学生进入北大，主要还是依靠高考。

也正是因为向上流动的渠道日益狭窄，从农村考上北大的学生才更显得珍贵，他们是经历了大浪淘沙之后的幸存者。他们身上究竟有什么特质？哪些力量支持他们考上了北大？本文选取了5个从农村底层通过高考考上北大的学生，进行了深入访谈，并与其中两位学生的父母有了深入的接触。他们的共同点是，家庭都处于社会的底层，缺乏资源，是当地比较普通的农民。本文将从考上北大的底层农村学生入手，分析向上流动的渠道；从大浪淘沙剩下的“金”，来分析整个淘沙的过程。

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这些农村学生考上北大是千军万马之中拼杀而出，无比艰难；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自己考上北大是很自然的。考上北大的艰难为何不被当事人感知？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们对自己经历缺乏反思。事实上，有很多因素潜在地影响了他们。这些因素不是明晰的，而是含糊的；不是硬性的制度与方式，而是柔性的影响与渗透。而这些因素，正是我们分析向上流动渠道的关键所在，也是外界乃至于农村学生自己所忽视的。本文将从个人天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关系几个方面入手，分析底层农村学生考上北大的因素。

此处先对个案情况做个简要的叙述。A同学，女，户籍甘肃，父母都是种地的农民；B同学，男，户籍河南，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在家种地；C同学，男，户籍河南，父亲在外打工，母亲是一所小学的宿舍管理员；D同学，男，户籍贵州，父母在外做小生意；E同学，女，户籍上海农村，父亲出租车司机，母亲失业。

在选取个案时，笔者没有采用随机的方式，而是侧重从较了解的人中选。笔者对于个案对象已经有一些了解，与其中一些人的父母也有过深入的接触。如此选取个案，是考虑到深入分析的需要。唯有了解此人和家长，才能发掘出深层的东西，而不停留在表层的陈述。本研究只能说从他们的身上找到若干支持农村学生考上北大的因素，但不足以推论农村学生的普遍情况。下面将就这些因素展开分析。

一、个人天赋

在小学初期，孩子还没有受到专门的训练时，学习成绩与孩子天赋的相关性是最大的。在后期努力和训练下，天赋会有不同的表现，于是，成绩就成为了先天资质和后天努力的混合产物。为了单独判断个人天赋所起的作用，本研究考察了学生小学三年级前的成绩。因为农村的幼儿园和小学教育比较薄弱，一般这时还没有大量训练，更能看出学生的天赋。

考上北大的农村学生一般从小就轻松地名列前茅。A同学从小就稳居班里的第一，进入县高中的时候排名不靠前，但到了高三又稳居第一，而且轻松地将第二名甩出三四十分。她说自己比较贪玩，学习也很轻松。B同学从小是班上的第二，当问起为什么不是第一时，他透露说是因为第一名和老师有私人关系。C同学从小就名列第一。D同学小学时成绩不如一个女生，但进了初中就一直第一，到了高中可以轻松地比第二名高出30来分。E同学一路上来经常是第一。从这些排名以及学习轻松的程度来看，他们在学习方面都有很高的天赋。

从遗传上来看，他们的父母很多早期学习成绩优异，只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再读。A同学的母亲一直读到高中，成绩一直是最好的。B同学的爸爸很聪明，小时候成绩非常优秀。D同学的爸爸很聪明，妈妈因家庭经济原因而辍学，但舅舅考上了大学。从他们父母的资质和学习成绩来看，他们可能遗传到了父母在学习方面的天赋。

无论是小学时的成绩，还是家庭的遗传，无疑都显示这些学生有着非凡的天赋。这可能是他们考上北大的基础。虽然他们也强调努力在高考中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自己是班里最努力的。有些学生有着极高的天赋，其他学生唯有望洋兴叹而已。

二、家庭教育

1. 学前教育

农村父母对孩子能实行的学前教育很有限，但从个案总结来看，农村父母对孩子的学前教育方式包括背乘法表、识字、看小人书、画地图等。个案访谈中，A、D同学都是天资聪颖但不刻苦的类型，但却稳居第一。他们提到的一点惊人地类似：父母对他们进行了“农村式”的学前教育。A同学的妈妈从3岁起就教她认字、背乘法表，给她读各种小人书。她在上学前班以前已经掌握了小学三年级的内容。D同学的爸爸从他三四岁起，每天饭后就专门买纸给他练字，逐字逐句地抄写《三国演义》，学画族谱、画中国地图、背乘法表等。D同学乡里有一位老秀才还教过他读《增广贤文》。D同学回忆起来，表示现在自己都读不懂，不知当时自己是怎么读的。

笔者曾读到过培育幼儿的理论，认为6岁以前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过了6岁以后再培育已经太晚。而这个关键的时期，孩子都是和父母待在一起的，学校教育并不发挥作用。此时父母对他们进行的教育，对他们智力的影响非常大。农村虽然没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但诸如认字、背乘法表、读书一类的早期教育还是方便实施的。学前教育起的效果，可能是学校教育的几倍，这就弥补了农村学生在早期学校教育方面的不足。

2. 父母对孩子学业上的教育

在我访谈的个案中，农村的学生都没法清楚地陈述父母是怎么教育他们的，普遍觉得父母在学习方面对他们管得很少。他们都没有参加过辅导班。一方面，父母都期待他们好好学习；但另一方面，又不会在学习方面提供具体的帮助或指导，而是由他们自己安排。

A同学的妈妈在小学时会帮她查字典，还会告诉她哪些题目不用做了。初中时她学习的内容就超过了她妈妈了解的范围，她妈妈就不再帮她了，但外出时会时常给她带一些书回来。

B同学说，小时候爸爸妈妈会教导他要好好学习，后来就再也不说了。但他高中每次回家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那种氛围，知道要好好学习。

C同学说爸爸妈妈根本不管他的学习。高考前他爸妈都忙着收麦子，没人管他高考的事情。他觉得不管才是对的，要让孩子自由发展，在大的选择上提供帮助就可以了。什么都管的家长只会引起孩子的反叛。但是，我和他父亲交谈发现，他父亲对他好好学习是非常看重的，对他现在大学里的学习状况也非常关注，会在恰当的时候提醒他。可能是因为表达得比较含蓄，并没有引起孩子的反感，甚至给孩子造成一种不管的印象。

D同学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很开明。他指出，在自己乡里，很多家长要么不管孩子，要么武断地决定孩子的一切。但他的爸爸妈妈就很懂道理。一方面开明，但另一方面父亲对他学习还是很关注的。D同学说，爸爸在外面做生意，每半个月打一次电话，会说到学习，对自己要求很严。

E同学的妈妈从小就告诉她要好好学习，打击她说她不够聪明，肯定考学校会考不上，只有依靠努力来弥补。然而事实上，E同学一路几乎都是班里学习最好的。

总的来看，这些父母对孩子学业方面的教育，体现在大的原则上而不在小的细节上，体现在学习态度上而不在学习内容和方法上，以“不管”来实现“管”。

3. 品格教育

这里所说的品格教育，包括志向、意志力、心态、为人处世能力等。这些能力有先天的成分，但后天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不可低估。中国古语有言：“三岁看大，五岁看老。”5岁以前，孩子还没有进入学校，几乎都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孩子有模仿的天性，父母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品性行为，父母言传身教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志向、意志力、心态、为人处世能力等虽然不与学习直接挂钩，但事实上对学习状态会有深刻的影响。志向高远的人学习动力更强，尤其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深入人心，构成了农村孩子自发的学习动力。意志力强的人，可以坚持认真完成复习和备考，不受到其他的诱惑。中国的高考尤其需要长时间的细密和踏实的复习，意志力不强的人难以胜任。心态好的人，能平静地面对高考，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为人处世能力强的人，可以更舒适地处在学习环境中，得到父母、亲戚、老师、朋友的支持，在温馨而非敌意的氛围中学习。

在访谈中，我问过他们父母是怎么教导他们的，他们受到父母什么影响，他们都没有给出很详备的回答。也许，农村家长说得少，做得多。受制于文化水平，他们可能很少给孩子做教育性的长篇大论，而是用自己的品行来影响孩子。

A同学的品格特点是待人特别好，和周围同学关系都很好。她心态很平和，也很有社会责任感。在谈到她的母亲时，A同学尤其提到了她母亲待人处事的妥帖。母亲把家里关系处理得特别好，亲戚都很喜欢她。在面对困难时，母亲非常坚强，而且很有韧劲。A同学很难回答母亲是怎么教导她的，她认为母亲不善言辞，但都用行动来表示。A同学说父亲对她成长的影响很小。但她也提到，父亲坚持看新闻联播，对于农村的问题很有见解，A同学回家经常和他探讨农村现状的问题。A同学的父亲希望A同学能够担任一些官职，为改善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而努力。

B同学的品格特点是踏实守信，沉稳负责。他自己觉得父母对自己教育得很少。但他提到的一个细节显示出了他母亲的品格。在他初次高考失利的时候，他查完答案就把门关上，蒙在被子里面哭。他听到母亲在外面叮叮当当做饭的声音，然后听到关门的声音，知道母亲出去了。他哭完，出去洗了把脸，菜都做好摆在桌上了。他情绪恢复后出去种地，母亲什么也没有说。B同学非常动情地讲到这一段往事，可以推测，母亲的善解人意、体贴关怀对他的品格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和C同学的父亲有过深入的交流，在我看来，C同学的父母在品格教育方面做得非常好。C同学的父亲有一本笔记本，是他读书看报时的札记。其中有很多人生哲理、做人的标准和判断人的尺度等。他经常和子女说的话中有很多是鼓励立志高远、待人宽容的。比如，“意志要苦，意趣要乐”，“和古人比，是志气；和今人比，是小气。”他认为C同学的母亲对C同学影响最大，因为她“律己以严，待人以宽”。诸如此类，C同学父亲的很多话是在城市环境中很难听到的，颇有古代家训的遗风。C同学自己并没有听到这段对话，当我采访他时，他表示自己也不知道父母是怎样教育自己的。他认为父母和自己并不说很多话，主要是潜移默化、行胜于言的。C同学的爸爸希望儿子以后能走在科研领域的前沿，用最新的技术为国家的军事国防做出贡献。

D同学的父母在乡里很受欢迎，和周围人的关系都很好。他觉得爸妈很懂道理，也很开明。他提到了一个细节，他爸爸做生意时因为意外事故要赔30多万，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从没听过的天文数字，但他爸爸镇定地把县里的房子卖了，再回到原来农村家里，等待机会再外出做生意。D同学考上北大以后，他爸爸虽然不了解北大这个地方，但不赞成儿子回镇里工作，认为既然已经到了北大就应该在北京闯荡。D同学觉得自己的父母和周围人最大的区别是眼光不同。

在这几个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父母在志向方面对孩子的督促，以及在意志力方面对孩子的培养。他们的平和心态和良好的为人处世能力，也对孩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高考虽然需要机械的学习，但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习的过程。需要有这些个人特质的支持，才能够胜出。品格的教育不是依靠金钱能买来的培训，也不是学校能提供的标准化教育，而需要日复一日的熏陶。这些农村父母给孩子带来的品格方面的优势，可以转换为学习上的优势，使得这些孩子有可能到达一个广阔的平台。

三、学校教育

1. 县市高中吸纳农村尖子生

农村村里一般没有高中，高中都聚集在县或者市里。农村学生可以凭借有意的中考成绩进入县市的高中，也可以通过部分高中的特殊考试进入高中。县市的优秀的高中也乐于吸纳农村尖子生。访谈的几位农村学生都凭中考成绩考上了县里或市里较好的高中。

一些县市高中为了吸引优秀农村学生，给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A同学凭成绩可以考上全省第二的高中，但她选择了一所排名稍后的高中，因为这所高中的前100名学生免除学费。B同学本来要上离家近的县的高中，但另一个市的高中到当地做了宣传，并给出很多优惠政策。他被优惠政策吸引，到了另一个市里的高中就读。对于经济拮据的农民家庭来说，供养几个孩子上学是非常困难的事，因此，经济上的优惠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对于高中和学生来讲是双赢的事：实力雄厚的高中获得了优质生源，贫寒的学生不再为学费而惴惴不安。B同学说，县市的高中汇集了农村最拔尖的人才。

从这些考上北大的农村学生来看，县市的高中给他们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一旦进入县市高中这个平台，他们经济资本、家庭背景方面的劣势就被抹平了，他们可以和城市学生享有同样的学校教育。而且，因为学校要依赖优秀的考试成绩来赢取学校的声望，学校会重点培养这些费尽心思吸引过来的农村尖子生，配以很好的师资。

在单一化的高考面前，文化积淀、兴趣特长、社会关系等个人特质都无法展露光彩，所有学生都做着统一的训练，唯有依靠学习方面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够胜出。于是，农村学生在文化积淀、兴趣特长、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弱势被掩盖起来，天资和意志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

然而，县市高中对于农村学生并不总如阳光一般提供温暖，而有时可能以风刀霜剑待之。A同学有几个同样优秀的同学去了最好的重点高中，却不得善终。重点中学有些老师上课时不认真上，或者只上半节课，然后要求学生找自己补课，每节课60元。对农村学生来说，补课费是难以承担的经济负担，于是课程就被落下了。原本，进了一所高中以后，同在一个课堂内，农村和城市学生获得的教育资源是相同的。但老师为了个人补课的私利，减少课堂提供的教育资源，把它转移到补课中去，并且必须要用经济资源来换取。一旦经济力量在教育中起作用，教育的不平等就进一步凸显了。

除了经济利益的运作以外，文化上的排斥和冲击使得农村学生在县市高中里举步维艰。A同学提到农村同学在重点中学受到排斥，有一位同学甚至因此患了抑郁症。B同学提到，农村尖子生初到高中成绩名列前茅，全校前20名中很多是来自农村的，但一个学期以后，前20名中就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农村学生到了县市以后，接触到了一个崭新的环境，很多事物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比如他们不知道乒乓球是在桌子上打的。网络和电脑游戏更是对他们产生了无穷的吸引力，导致一些农村孩子沉迷其中。B同学回首往事，庆幸自己没有走错一步，不然现在已完全不知身处何方。

从封闭的农村来到繁华的城市，环境陡然变化，农村学生很多出现了适应的困难，在和城市学生竞争中自然会处于下风。在适应期以后慢慢赶上的就算是幸运，抑郁受挫或者自甘堕落的也不在少数。在环境和文化的巨大冲击下，是否能承受心理压力并朝着积极的方向走，父母和老师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早期的家庭教育培养的品格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父母、老师的关心和指导，也是帮助农村学生抵制风刀霜剑的一抹暖阳。

2. 老师的个人关心

在访谈中，几个同学都提到了老师对他们很好。A同学说，他们这届生源比较好，老师教的很有信心。他们班大多数人是考进学校的前100名，以农村学生为主，老师对他们特别好。B同学说，自己高中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老师，一直带了他三年。D同学几次说到他和老师关系很好，有老师喜欢带着他跑步。有老师会私下给他和几个优秀学生一些好的练习册，给他们一些书和报纸。他们那里学习氛围很淡，其他人即使给了也不会在乎。他第一次接触到的好的东西，几乎都是在老师办公室或者老师家里，比如第一次吃到从没吃过的食物。D同学的老师和自己一起，对学习和高考制定了明确的规划，这个规划对他考上北大很有帮助。D同学认为他们那里的老师偏爱好学生，这样就加大了两极分化。好学生受到更多的鼓励和帮助，成绩越来越好；不认真学习的学生被放任自流，成绩越来越差。E同学的班主任很喜欢她，暗自努力为她争取了一个加分名额。加分名额在学校里竞争非常激烈，权势阶层企图用手段获取名额，E同学自己完全没有参与争夺，也没有这种争夺的能力。在公布获得加分人选的时候E同学非常惊讶，也深深感谢她的老师。

在这些个案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仅是一般的上课教与学的关系，而进一步深化到了个人化的关系和情感。比如D同学说老师“很疼我”。对于远离父母、孤单迷茫的农村孩子来说，老师有时候就像父母一样，对他们非常关怀。农村学生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博得了老师的喜爱，而这会进一步转化为学习上的助益。

3. 同学间的交流

在访谈中，笔者意外地发现，同学间的讨论和交流是促进这些农村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这几个农村学生都没有上过辅导班，他们家庭经济条件也无法支持他们上辅导班。但通过同学之间的交流，他们以一种更巧妙的方式上了“辅导班”。

A同学说，高中班里氛围特别好，都很团结。同学们很喜欢问她问题，就激发了她的思考。以前自己的地理不好，后来为了给一个同学补课，她就努力地思考地理方面的问题，最后地理经常考满分。她还经常和一些男生讨论数学题，慢慢地思路就打开了。E同学与她非常相似，因为要给别人讲题目，所以就激励自己思考。B同学说，自己高考考得好的一个原因是，班里的尖子生不像其他班里那样勾心斗角，关系都特别好，交流很多。

相较而言，城市人注重个人利益，有理性化、快节奏、精密计量的特点，农村人则注重小群体的关系，更重情感而非理性，时间节奏更慢，这些特质都是有助于促进同学间的交流的。相比较而言，农村的学生更重视温馨亲密的人际关系也更愿意为他人考虑，乐意帮助同学答疑解惑。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是，E同学心甘情愿地在自己考试的前一晚给别人通宵地补习功课，北大期末考试压力本来就重，可谓自顾不暇，她居然还愿意牺牲自己的复习时间帮助别人，这在城市的学生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但如果从效果上看，她在帮助别人补习的过程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敦促自己吸收理解知识，直至可以传授于人的水平。城市的学生显然更多聚焦于自己的学业，经常是一个人在家里做练习题，然后上无穷的辅导班。在残酷的竞争中，部分学生日益封闭，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不敢少上一些补习班，不敢让别人赶超了自己，甚至为了排名暗暗较劲。少数农村学生从乡土带来的人情，反而促进了同学间的交流，从而促进了彼此成绩的提高，可谓是另一种“辅导班”，是自己辅导自己，大家相互辅导。

四、社会关系

农村学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亲属，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很少，社会资本严重不足。这5名同学的家庭都处于社会底层，父母都是农民出身，在社会上认识的人很有限。但是，由于农村庞大的亲属网络，他们的一些亲戚却是有文化资本的。A同学爸爸妈妈都是种地的，但有一个曾经开过厂的小姑。就A同学描述，小姑非常聪明，在那个年代就上了大专，而且心性高强，对人生很有体悟。她小时候不会的题目都会问小姑，有些题老师自己不会，小姑教了她以后她再去教老师。小姑不仅在学习上帮助自己，还会给自己一些人生方面的指导。一次考试失利，她很任性，不想回家，小姑就告诉她“要对自己负责”。C同学的大伯是镇上的干部，平时不常接触，但在他高考选校时咨询了他大伯的意见。D同学的舅舅是市里的大学老师，虽然平时没有接触，但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见到，也会聊聊。

农村庞大的亲属网络是农村学生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由于亲戚的远近程度不一，而且地位差距大，一些亲戚不见得会提供具体的帮助，但他们却是重要的信息来源，可以帮助农村学生开阔视野。他们的见识还可以在重大关头帮助决策。由于农村和城市的地理距离，亲戚间平时走动不多，但逢年过节总有见面的机会，这时在城市扎根扎得不错的亲戚就会和农村的孩子们有比较多的交流，有时会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并提供一些建议。

五、总结

上文分析了农村学生考上北大的若干因素，这既可以揭示农村学生考上北大的不易，也可以解释为何农村学生考上北大的比例非常小。首先，天赋是考上北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智”方面的先天资质与早期培育，是学生考上北大的基础。在人群中，先天资质高的本身只是极少的比例，注意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的农村父母也非常少，因此大多数农村孩子在先天资质上就已不足以考上北大。县市的高中只会吸收农村尖子生，对于农村学生而言，没有良好的先天资质，就很难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县市高中，那么，他们能得到的教育资源是极度贫乏的，他们考上好大学的希望就更为渺茫。在高考的筛子中，给农村学生的筛子网眼比城市学生的筛子要大很多。能考上北大的农村学生必须“颗粒”够大，否则就会如无数的农村学生那样直接从筛子里流走。

少数明理通达的农村父母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情”与“志”的培育，使得他们的孩子较周围人而言，志向更远大、意志更坚定、心态更平和、人际关系更协调。唯其有志，方可摆脱短视，在淡薄的学习风气中努力，走出农民的孩子再当农民或出去打工的循环；唯有意志力强，方可顶住巨大的学习压力，日复一日地耕耘于学业，在面对城市新鲜事物时抵制诱惑；唯有心态平和、为人处世能力强，才能迅速适应环境冲击，在协调的氛围中备考，以平和的心态应考。要知道，即使是天赋高的农村学生，也可能因为轻视学习而中途辍学，可能因为缺乏关注而松懈落后，可能因为沉迷网络而自甘堕落，可能因为遭受排斥而抑郁成疾，可能因为环境巨变而心理自卑……高考筛子本来就在剧烈地晃动，城市环境带来的冲击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晃动，农村学生面临的挑战，远较城市学生来的严酷。

农村学生进入县市的高中，环境的变化给他们带来了适应上的困难。农村的父母对孩子的学习管得很少，多数放任自然，对于孩子在高中遭遇的困难了解甚少，也很难提供具体的帮助，很多农村学生孤独地处在县市的环境中时，面临巨大冲击，就会大量地被淘汰。这种淘汰不是因为资质的欠缺，而是因为来自环境的压力太大而来自周围的支持太弱。县市高中有些老师一心在补课挣钱，不认真上课，有些老师很势利，蔑视农村学生。如遇良师，是农村学生的幸运，但这样的老师又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社会关系方面，底层农村学生的资源很有限。如果亲戚网中没有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农村学生能接触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得到上大学的支持也会很弱。

可以说，父母、老师、亲戚组成了一张网络，把农村学生固定在中间。这张网络是结实还是单薄，人与人之间差距很大。这张网络是自发形成的，学生无力选择，很难改变。这张网络是潜在的，不以学习为中心，却处处支持着学习。这张网络会支持学生努力但不会替代他们努力，农村学生在学习上仍然要依靠自己。城市的学生有更多的资源去建设这种网络，或者寻找其他途径进入高等学府。但由于底层农村的学生缺乏资源，他们所能凭借的只是这张自发形成的基于人的网络，以这张网络的力量和筛子的力量抗衡。

在筛子剧烈的震颤下，农村学生得以幸存并考上北大，一是因为“颗粒”本身比较大，二是因为有比较结实的网络系着，三是因为自己有不断向上的努力。前两个因素都是自发的、潜在的，不为学生所感知，第三个因素也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不需多说。然而三者齐备难度极大，以至于大量的农村学生在高考角逐中败下阵来。这些筛子里的幸存者一路考到了北大，往昔的同伴渐渐离自己而去。当他们回望故土、回首往事时，不知是否会有一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孤独？

[43]　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企业家子女教育状况的个案调查

粱瓜 （北京大学2010级哲学系本科生）

一、案例访谈

案例一：A先生是1985年生人。已婚，夫妻育有一女，现年1岁。父亲的企业是当地最大的建设公司，也经营房地产项目，A是家中独子，现在已完全接班。A是县人大代表。1992年A入学，读过3个小学，第一个是居住所在村里的；后因父母工作搬迁，转学到县城的小学；五年级时，转学到省里有名的私立学校，转学的原因主要是父母工作太忙，私校是寄宿制，可以托管学生。1998年升初中时，父母为其选择了某镇重点中学，初中学校以A所毕业的私校风气差为由，对若干该私校毕业的学生，要求赞助费。2001年中考时，A成绩不理想，父亲找到某教育口领导，对某省重点高中交了赞助费，使A进入该高中上学。初高中期间，A的文化课成绩一直属于中下等，体育成绩优秀，是运动会和篮球场上的视线焦点。A因此有较高的人气和知名度，并长期担任班长、体育委员等职。A能够胜任班长，除了体育才能外，还因为其有较高的领导力和组织力，并在班内开销和捐献上有明显的付出，成为班内人际关系与凝聚力的核心。高中有实验班，但A与父母从未考虑过托关系进实验班，主要是因为A的文化课成绩。同学知道A家境好，但具体怎样不清楚，与A相处的过程中主要还是性格兴趣决定交际，不会因为A的家境刻意贴近或疏远。父母会跟A的班主任打招呼、递红包，但如此做的父母在该学校不在少数。而老师的表现主要是在学习上多督促，没有其他的优待，也与班内职务无关。父母对A的成绩从不要求，过得去就行，教育主要表现在为人处事和道德上，学校方面主要考虑校风是否正。2004年A高考时，父母的原则是考得上就上，考不上就算，从未想过用手段搞体育特长生的名额，或联系某高校领导走后门。A落榜，是班里少数几个没考上大学的，在同学的劝说下，去了省城某复习班，准备成人自考，同时也想到出国留学。半年后，在几次与父母的沟通中，A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开始到父亲的公司工作。沟通中，大体有三条道路给A选择，一是继续高考，上大学；二是出国留学；三是到公司工作。父亲的意思是，前两者的效用不明显，不如直接参加工作，在实践中学习和解决问题，来的实际。因为是家中独子，A很早就有了家族意识，关于接班和职业规划，即使父母没有明说，A也在高中时就确定了要担起接班的责任。所以，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参加工作。A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没有多大问题，后来通过与有海外留学经历和高学历的朋友的接触，也确信了当时继续上学不比上班更有用，不过A认为留学确实能拓宽视野。A工作4年多就已经完全接班了，并读了MBA和EMBA，A觉得这些课程是能学到东西的，但主要还是花钱买文凭，A现在在读的某大学的在职博士也属于这种。A觉得这些文凭对他工作和交际并不是必要的，只是好过没有。A对子女的教育态度与父母相差不大，不要求成绩，主要在乎做人，出国一定会出，但是否留学不重要，要等他思想基本成熟后，才会让他出国。A计划至少生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对独子与非独子的利弊，A没有确定的认识，也不将此作为生育个数的原因。A是受访者中唯一一个没有移民倾向的。

案例二：B先生是1986年生人。未婚。父亲的企业是制造业，拥有自己的品牌，是同类产品中的领军者。B有3个姐姐，年龄相差不大，B目前在北京某高校就读硕士。1993年B入学，选择小学与初中的学校都是因为离家近；初中升高中时，因为家庭与企业搬迁到上海，所以入学上找了领导，上了所在片区的区重点高中，一开始没有蓝印户口，没有学籍；2005年B高考成绩不理想，又在校外复读班复读了一年，2006年考入上海某大学就读本科；毕业后，到公司工作了1年多，又自考研究生，到北京某大学读硕士，至今。B所上的初中和高中都没有实验班或重点班的设置，小学倒是有，父母也考虑过，但B不想转班级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因此作罢。小学初中高中，父母都会跟班主任打招呼、送礼品，高中因为入学的事也与校长有走动。B家里的环境，同学都不知道，打过招呼的老师会客气一点。B的成绩属于中等，在其他方面也没有明显的过人之处。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又是最小的，所以父母舍不得让B离开身边，小学初中的就近入学、不去私校寄宿、从未考虑过留学都是这个原因，包括B北上考研的决定也有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原因。父母的教育是在B小初高每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时比较严，然后就趋于常态了。父母对成绩不要求，只要学习的态度正确就行，更多的是关心B的身体健康，也会担心学习压力太大。父母对学历的要求是，起码要本科。父母对三个姐姐和B的教育方式差不多，不会有刻意的偏爱，只是会尽量将B留在身边，二姐就上的是私校托管。在大学专业的选择上，父母支持个人的爱好，但也希望能为家里生意考虑，选择一些贴近商业和管理的。四姐弟的专业分别是新闻、企业管理、会计和物流管理，选择时都有为家里工作的职业规划。B的职业兴趣是电子商务，从大学开始尝试用电子商务销售家里公司的产品，到毕业时，已经在公司内部成立了电子商务部，管理十余人，每年可以为公司增加数千万元的销售额。从第一笔订单，到头一年100万的销售额，B的尝试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一点点建立起来了优于同行的新的销售突破口。毕业后1年多的时间里，电商部已经运营稳定，B也开始遥控管理。一方面因为父母的不撒手，另一方面觉得知识不够，所以B决定北上考研读研，独立生活几年，也弥补没能出国留学的遗憾。在生育计划上，因为从小家里人口就多，所以希望有较多子女，原则是两个以上，起码有一个男孩，B对独子与非独子有差异的感觉。对子女的教育偏重于为人处世，不要求成绩，努力了就行，一定会让他们出国留学，但是要先在国内打好文化基础，出国会是高中以后。有移民倾向但与教育关系不大。

案例三：C先生是1982年生人。已婚，夫妻育有一女，现年4岁。父母是知识分子，技术出身，公司是生产技术设备的。公司上市时，其家庭算得上是地方首富，属于典型的科研技术公司依靠上市的财富爆发，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C的家庭环境只能说是小康偏上。C是家中独子，已开始接班，是公司股东、助理总经理。1989年C入学，读了两个小学，转学原因是父母工作调动，找关系转到了另一所小学，基于当时的背景人脉普通，花了很大的工夫才转成功。初中高中都是正常流程，与一般学生无异。高中后半期，因为所在高中发生特殊事件，导致大量学生转学。C的父母找关系把C托进了某省重点高中。2001年C正常参加高考，进入某大学读本科，并结识了现在的妻子。本科毕业后，进入父母的公司参加工作，从基层的技术员做起。3年多后，2008年，C携妻女搬家到上海，在上海中欧商学院读MBA，生活了1年半，课程结束后，搬回家乡。派到海外半年，视察分公司和拜访大客户，回来后开始接班。因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很重视教育，但自己没时间管，对C的成绩没要求，但上大学是基本的。父母对C的职业规划是明说的，从小就告知要接班。但不同于一般企业与财富的传承，父母是要C继承技术和事业。C坦言从小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使他不知不觉地就喜欢上了高科技和机械设备，不知道是自己的兴趣使然，还是被洗脑了。所以，C在选专业和职业规划上没有别的想法。问及留学意愿时，C说，一开始没条件，也就没考虑，后来有条件了，但都开始谈婚事了，也就错过了，后来有了孩子，就更不现实了。至于去中欧商学院读书，C说主要目的是离开家乡，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生活一段时间，学习是有收获的，无论是知识还是人脉，但也有买个文凭的想法。C认为学习是生活态度、生活习惯，人需要随时随地地从各种渠道用各种手段学习，接受新知识，不一定要局限在某种体制或氛围里进行。C的生育计划是起码一儿一女，对于子女教育，C极其重视，但不要求成绩，学习态度端正即可，但本科也是最低要求。会让子女出国，但高中前不考虑，C认为在孩子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不要在没人监管的情况下，让孩子处于陌生的环境。有移民倾向和举措但与教育关系不大。

案例四：D先生是1983年生人。未婚。父亲的公司主要经营煤炭开采，即平常人们说的煤老板。D有个弟弟，相差两岁。D现在生活在北京，在某大型国营煤炭公司挂职学习。1990年D入学，小学上的一所离家近的小学；初中是县里最好的初中；高中在分数过线的情况下，父母找关系，进了某省重点高中，又在分班时，进了实验班；2002年高考后，上了某大学本科，读至大二，申请转学到了澳大利亚某大学，本科毕业后，在澳大利亚继续读硕士。回国后，一方面在家里公司工作，另一方面，父母找人让他在某国营煤炭公司挂职学习。D的父母文化较低，所以对教育很重视，但方法与大多普通家庭相似。主要是时间管理，尽可能地将D的时间都投入到对文化课的学习中，不理会也不通晓效率和方法，属于通常意义中填鸭子强迫式的学习。父母对成绩的要求是排名进步，尽可能上好大学。D小时候性格内向，所以学习上逆来顺受，不过压力很大。上某省重点高中是D提出的个人意愿，父母支持，帮忙找关系。初中时，因为地域小，同学都知道D的家庭背景，但这点在人际关系上，D觉得反映得不明显。父亲曾一并请初中包括校长在内的十几名老师吃饭、送礼等。而在初中分班时，D所在的班级的生源和师资都是最好的。也有老师借着家访的理由来要东西、蹭饭蹭酒等。高中时，也请过校领导和老师，使得高中分班时D进了实验班。父母对D的专业没有接班的考量，D与弟弟也都从没有考量，父母觉得差不多就行，只要不是让家里拿不出手去的专业就行。D反感国内的应试制度，压力大、没效果、摧残人性，但也指出可以磨炼人的毅力。出国留学是D的个人意愿，读研究生也是。D觉得国外的7年对他的性格改变最大，由内向变成了外向的人。视野的开阔和对不同生活方式的融入都是最有价值的收获，但澳大利亚始终不比英美，在新事物、信息量和人脉上收获一般。父母对于D和其弟弟的教育基本相同，D与其弟弟的关系也很好，能察觉出独子与非独子的区别，自己的生育计划也是3个以上。对子女的教育是凭兴趣，因材施教，国内打基础，高中后国外留学。有移民倾向和举措但教育不是主要原因。

案例五：E先生是1990年生人。未婚。父亲的公司是地方上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兼有运营商场、酒店、码头等。E有一个姐姐，相差两岁。E现在在北京某大学本科在读，并同时运营着自己创立的小公司。1996年E入学，读过两个小学，都是私立学校，转学的原因是为移民做准备，在另一所私立小学学习了一年；2002年小学毕业后，随父母移民加拿大，父母两边跑，E与姐姐在当地最好的公立校上学。两年多后，E提出回国读书，通过与父母沟通，E回到国内，就读当地最好的初中，2006年中考考上某市重点中学，两个月后辍学，以家教的方式学习各文化课。2008年E以加拿大国籍参加北京某大学的留学生考试，进入该校就读本科。E就读的两个小学都有高昂的学费和赞助费，都是寄宿制，其中5年E在另一座城市寄宿。选择寄宿的原因，一是因为父母太忙，二是因为父母想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E在加拿大的公立校中，通过对比，第一次有了对教育的认识。在父母的意见下，E曾参加了某著名私校的考试，但因为英语水平落榜。E不适应加拿大的教育方式，通过数次深刻的沟通，父母同意E回国读书，并找关系进了当地最好的初中，在校长的建议下，E留级一年。中考E以前40名的身份考入当地最好的高中。在实验班考核中未被录取，父母找人安排进实验班，E对此不满。E觉得本来是名正言顺进的学校，现在却要被看成是贼偷鼠盗地办进来的，心有不忿。两个多月后，因为其他事情，E以用留学生身份很容易考上某高校为由，与父母沟通，辍学在家，家教备考。E的家庭是地方大户，高中时知道E家庭背景的同学不在少数。E平时行为和消费十分低调，同学不为注意，但到了高中，校门口恰好有家里公司的项目，进实验班时又找过校长，所以知道的老师同学不在少数。这并没有在同学的人际关系上有太明显的表现，不过有些老师的确咨询和要求过一些事。父母请过老师们吃饭、送过礼品，老师并没有明显优待的表现。父母对教育很看重，但都没时间管，主要考虑学校的氛围，成绩没要求，进步就行，上大学是基本的。E在国内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并且没付出太大的努力，对教育中的重复做工很是讨厌，对这种作业一般采取抄的方式，有时候还可以在抄的同时给被抄者找出错来。父母对接班的态度是不强求、顺其自然，而E在中学时就已明确接班的责任。在大学的专业上E没有听父母的建议学金融、管理或经济，而是出于自己的爱好，选择了人文学科中较偏的一门。对于在国外生活的两年多，E觉得视野开阔了，接触了不同文化与体制，无论是在性格上，还是思辨方法和心胸眼界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这主要是不同文化环境下的成长，与不同的教育模式没有直接的关系。E与姐姐性格迥异，但关系很好，E对独子与非独子有认识，但还没有具体的差异感觉。E的生育计划是起码一儿一女，教育可能采取部分校园制，部分家庭教育、游学、自学等，主要是看时代的变化。

二、综合探讨

教育公正与富人对教育资源的占有。在对5位对象访谈时，受访者一致的地方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非正常手段，对教育资源和受教育资格进行了占有。当然这其中并没有发现对重要资格的占有，如市优干、市三好、特长生、党员等。从受访者的情况来看，他们对教育资源的非法占有是有限的，不止一个受访者还提到，纳税大户和重要投资商、发展商，地方政策对其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有照顾的。是否真的有这样的明文政策？而这样的政策又应该怎样理解呢？除此之外，5名受访者还都有家教的经历，而且与通常不同的是，大多是一对一教学，而且有的是自己在学校的任课教师。从高考来看，即使受访者有很多其他出路，如出国、费用昂贵的商学院等，但大多对国内高考的公平公正无法影响，高考制度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筛选制度之一，为社会阶层流动提供了促进，即使是最富有的阶层也不能直接左右它。

私校、国际学校、精英公校与富人阶层。与ABCD不同的是，90后的E一出生基本就有良好的环境，对家庭由穷到富的过程没有过多认识。而在E回国上初中之前，没有具体接触过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成员，私校的同学们大多家庭环境不错。上初中后，与几个普通人家和贫困人家的同学结为好友后，才深刻体会到不同阶层生活方式的不同、思维角度的不同、欲望需求的不同等，不再停留在对他人片面的认识上了。西方的私校的模式是招收大量贵族学生与顶尖的平民学生，主要是昂贵的学费将普通家庭拒之门外，除非孩子天赋异禀，学校会给全额奖学金。而私立校与公立校的教育水平不在一个等量级上。中国是否也会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中国尚未成熟的富人阶层是否会因为私校的模式而完成阶层的固化？总之，从受访者的经历不难看出，父母在为其选择教育环境时，十分注重同学资源，但比起家庭背景更重视同学的成绩与操守，加之中国私校在适于高考的教育资源上与重点公校对比劣势，使得西方私校模式对于中国富人难以成为主流。教育环境中社会阶层的不封闭与多样，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财富继承者是积极的，像E这样生而富有、未经历家庭致富过程的子弟以后会越来越多，是选择同学家庭背景相近的私校和国际学校，还是精英集中的重点公校，对于社会资源的结合都是影响深远的，前者影响的是富人阶层的阶层固化，后者则是精英社会的资源互补、财智结合。部分受访者也表示，与生活环境差异较大的同学很少保持联络，而还有联系的大多是生活事业比较成功的。

移民与教育。大部分受访者都有移民倾向或已经采取了移民举措。但主要原因都是出于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生活，因为教育制度的差别而决定移民的没有。一是因为，现在出国留学的渠道已经很通畅，没有因此移民的必要性。二是大部分受访者都希望子女先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再出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有点中体西用的意味。而大部分受访者都将出国定在了大学，也显现出在他们心中中国大学与英美大学的差异。

家庭环境教育。部分受访者表现出优于常人的一些才能，在性格上也大多早熟，其中有些人认为这与家庭环境有关。不夸张地说，受访者从小到大的信息量和锻炼要比普通人家的孩子强。他们经常看到几十万上百万的现金；嬉戏在几百人的工厂、工地；饭桌上与局级、处级干部交谈；听闻暗箱运作；见识商场、酒店、工厂、矿场的运作；假期经常到世界各地旅游等等，这有点类似传统意义上世家的传承概念，政治世家、史学世家等都是以这种家庭环境熏陶传承的，而这种家庭环境熏陶在受访者身上就有所表现。

富裕环境下的自然状态。在富裕的条件下，受访者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选择，如出国留学、商学院、去父母的公司工作，无论是升学还是找工作都不存在普通人的压力。在物质基础的保障下，受访者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一种自然状态。除了D以外，大部分父母都不要求受访者的学习成绩，任其顺其自然地发展，但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利用手段将他们置于良好的学习环境中，这无疑比普通人少了来自父母的学习压力。甚至在某些升学时期，父母更关心孩子的健康问题，会明示父母可以做到的升学后路，为孩子解压。一般的父母的教育观念和孩子自身的竞争意识，在这种以资源破坏市场规律的条件下，不再具有普遍性，而是呈现出个性的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下，受访者的学习生活较普通人更自由放松，来自学习方面的心理成长也是健康的，对于课外的生活会表现得更为强势，兴趣得到发掘与发展，独立思维能力发展更快，与父母不存在从属的关系，父母的话不是命令，而是建议。当然，接班和父母的名誉、面子带来的压力，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自然状态，但那是这一群体内部的差异，在这不细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的受访者都是这一群体中较为优秀的，是经过笔者筛选的。他们的父母虽不要求成绩，但都极重视道德品质和为人处世，在教育上是有原则的宽容，而不是放纵。诚然，如果在富裕的环境下，教育是放纵的，那么他的成长是不乐观的，也许就是公众认识中的富二代。

中学生寄宿教师家现象

朱兰香 （北京大学2011级社会学系硕士生）

“我就是不去，打死我也不去！”“你去不去？”“不去！就是不去！”……这是发生在我小姨家的一件事，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我的表弟今年14岁，读初二下学期。他因为这学期开学还去不去老师家住和小姨争论，无论小姨怎么威逼利诱，他都不愿妥协。双方僵持了三四个小时，最终小姨以“暂时去了这个学期，下个学期就不用去了”为条件和表弟达成口头协议，表弟妥协，还是去了之前居住的老师家。

一、对象与方法

近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很多省份的市和县的初高中出现了大量的寄宿在老师家的现象[44]。此种现象具体兴起的时间暂不考证，各省兴起的时间也不相同[45]。这种中学寄宿在老师家的现象，网络上也有不同程度的报道，如，“安徽怀宁县黄墩中学被举报，老师强制留守学生食宿”[46]、“江苏兴化一中学变味宿舍，教育局发文禁止”[47]、“寄住老师家，很贵很红火”[48]、“海口一中学生寄宿教师家，同吃住引争议”[49]。从这些报道中得知，主要的焦点集中在：这种现象是否合适？是学生自愿的还是被强制的？是应该被取缔还是应该继续？但没有一个报道提供全面清晰的描述，而这种现象已经大量存在。究竟这种中学生寄宿在老师家的现象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及态势？是否像媒体报道的那样矛盾尖锐？亦或者利弊怎样？需要我们进行探究。

针对中学生寄居现象的存在及普及状况，本研究选取H省的S县为例，以其中两所初中（正三中和正一中）和一所高中（一中）为研究对象，其中又以各学校中的一个班级（为被访者所在的班级）为重点研究对象展开研究。采取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搜集数据及资料，同时辅助以相关的网络信息资料。

调查对象：正三中和正一中在S县初中排名前三，两名被访者一名为正三中的学生（SK），一名为正一中的学生（LD），两人分别都有两年的寄居经历，对于寄居现象有较全面的认识，能一定程度上保证资料的可信度。文章以前者的资料为主，后者为辅。一中为S县第一重点中学，简称“一中”，同时也是H省省重点高中，每年的高考升学率有稳定保障。从该校选取一名有寄居经历的被访者（JM）进行访谈。

概念界定：本研究为将寄宿在老师家和寄宿在学校宿舍区别开来，将寄宿在老师家的居住行为称为“寄居”。为了避免称呼上的烦琐，文中将学生寄居的老师称为“师姆”[50]。

二、正三中寄居概况

表1 正三中某初二班级的寄居现象一览表

老师类型

数学老师（班主任）

语文老师

英语老师

物理老师

收费标准（元/学期）

8 000（寄居）6 000（只辅导写作业）

8 000 [51]

8 500

8 000（初一）8 500（初二）9 000（初三）

寄居学生数（人）

20

2

5

3

注：这个班总学生人数为93人，为被访者SK所在的班级，表内的学生人数全属于这个班级，不包括其他年级和班级的学生数。其中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为全校教学水平最好的老师，他们除了带这个班的学生，还带了其他年级和其他班级的学生，如物理老师另外还带了3个初一和8个初三年级的学生。其他科目的老师（化学、生物等）带学生的情况访谈时没有搜集到数据，但都带了不同数量的学生。

从上表中我们得知寄居现象[52]的几个特点：

1. 师姆的比率之大。S县的初中课程包括语、数、英、物、化、生、地、史、体9门，除了体育老师，其他任课老师基本都带了学生。（SK：带学生的老师98% ，不带学生的一般都是年纪太大的人了。LD：不是小部分，基本上都会带，百分之几说不上。）因为本研究没有全校任课老师所带学生的数据，所以不能说明任课老师所带学生的数量差异。但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像数学、物理等稍难一点的科目老师，选择的学生会多一些。

2. 不同年级的学生收费标准不同。从初一到初三，收费标准是梯级上升的。这种收费标准的达成是建立在老师及学生家长对于初中教学的难易程度是从初一到初三逐渐提高的前提上的。高中也同样遵循这个原则。（JM：刚开始的时候平均水平7 500元，后来高二涨到8 000元。也要分老师，有的老师如果负责管得严的，有收一学期9 000元以上的）除了年级因素，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一是“老师是否严格负责”，如果是管教严格的老师，贵一点，家长也愿意把孩子送过来。二是师姆对于钱的态度。有的师姆觉得多500或者少500无所谓，有的则不然。

3. 学生类型及数量的异同。除了寄居的学生，还有晚自习时间和周末时间在老师家写作业的学生，他们只在老师家写作业，老师负责答疑解惑，但不在老师家住。他们除了睡觉，其他的待遇和寄居的学生一样。成本不同，所以这一类学生的收费标准低一点。对于带多少学生，这对于每个老师也是有讲究的。师姆考察的指标为：一是自己的孩子是否需要照顾，已经外出读大学的孩子的老师会多带学生。二是自家的经济条件。本身家庭收入较高的老师不会追求带学生的数量。（JM：带这么少主要是因为她老公工作不错，是十中（S县的一所高中）的一把手，不是很差钱。）

三、衣食住行

人的生活主要包括衣、食、住、行4个方面，寄居现象的探究我们也从这4个方面展开。

1. 衣。寄居学生的衣服和主要生活用品都是自己提供。初一和初二的学生每两周（第二周的周末）能回家一次补充资源，如拿取换季的衣服、棉被、零花钱、水果等食品；初三及高中的学生每个月回家一次。县内交通方便的家长会定时的给学生送衣物和食品（水果、牛奶等）。某些外出做生意的家长的孩子就只能自己每次回家的时候拿。

2. 食。寄居的家庭中，基本每个师姆都不会自己负责学生的伙食问题，因为所带的学生数量多，要准备的伙食量大。加上平时也要上课，没有时间烹饪。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是请保姆或者自家的亲戚承担这部分的任务。伙食的质量无法评价，基本能满足学生的要求。（SK：伙食一般般，14个人6个盘子。菜够了，每天都有剩，没吃饱的话她会煮面给你吃。）早餐问题，每个师姆的解决办法不一。有的在自家有保姆准备，有的在学校附近的饭店解决，费用师姆出。平时没有水果和牛奶等营养品提供。

3. 住。有的师姆所带学生数量达20人之多，怎样解决住宿的空间和床位问题？有的师姆自家房子的面积足够大（SK：5个女生，其他都是男生，一栋房子，共7层楼，女生睡一层，男生睡一层）；有的师姆租房子（那个时候我们班主任带了6个，还特意租了一个大房子）。床位问题：有两种床位类型，一种是上下铺，和学校宿舍一样；一种是单个架子床。前者一床一人，后者一床两人。有特别要求的学生，在空间和床位的允许下，可以一人一床。

4. 行。寄居过程中的“行”主要是指学习行为。就正一中（初中）的情况来看，学校没有安排晚自习，学生下午5点放学，回师姆家后先吃饭再写作业，作业写到9点的时候开始排队洗漱。写作业的过程中，师姆偶尔会监督，因而存在窃窃私语的情况。对于学生完成的作业，负责的老师会选择检查并答疑，再签上“查”字；不负责的老师干脆就直接签字了事。一般师姆是教哪门课程的，就会对所带学生的这门课程认真负责一点，其他的课程则关注较少。除了学习行为，寄居学生还会被安排一定量的家务劳动，如扫地等（洗衣服的活不算在内，夏天自己洗，冬天可以用洗衣机洗）。对于家务活的安排，学生不是很乐意，他们认为有保姆，就不应该安排他们做家务。

四、规训与反抗

大部分被送到师姆处寄居的学生都是出于老师的严加管教和提高学习成绩的考虑。特别是13~15岁期间的初中生，他们正值叛逆期。在家和父母都会产生摩擦，在师姆家又是怎样的情形呢，是乖乖学生的形象还是也会摩擦不断？

有无体罚？

初中的师姆在规训的过程中会进行体罚。惩罚方式包括：俯卧撑、下蹲、扇耳光、蹲马步。挨骂是最普通的惩罚方式。（SK：俯卧撑30个，下蹲就是100个，骂就是一骂不停。）

何种情形下会受罚？

违反了师姆的规定。如，上课没认真听课（师姆在空闲的时候会去那些他/她所带学生的教室外观察，发现自己带的学生没认真听课，回去就要惩罚）。

其他情形——两则小故事：

第一则：不服从管教

问：有没有发生过矛盾？

答：有个初三的女生跟她骂架，还打架！（SK）

问：为什么？

答：那个女生在看言情小说，她去抢书。那女生坚决不服从，她就去抢，之后那女生指甲很长，就把她的手抓出血了，之后她还去诊所包扎了一下。

问：这个学生现在还在她家吗？

答：这个学生还在她屋里。

问：为什么还带她？

答：老师说幸亏你（已经初三下学期了）只要待一个月。

问：是老师当着你们的面说的吗？

答：是的，还跟那个女生的妈妈说了这事。

第二则：顶嘴

答：有一次，我说这本书是湘教版的。她（师姆）说是猪教版的也要教！之后我说我晓得猪教版的教哪个！教你！因为她先骂我，之后她“啪”扇了我一个耳光。（SK）

问：那你怎么反应？

答：我没怎么，过5秒钟就好了。但是我心里会记恨她。

问：你告诉你爸妈了吗？

答：我才不会说，浪费口水！

问：为什么？

答：讲了也没用，讲了还会说打得好！

寄居过程中师姆与学生的博弈过程很有意思，面对师姆的惩罚，他们会表面服从，按照师姆的要求去完成被罚行为，但他们心里不是真的怕师姆，而是有他们自己的处理艺术。他们知道不能打破师生间的这种秩序，打破了，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带来尴尬和无所适从。所以他们选择遵从这种秩序和规则，只要他们能在这个规则中顺利毕业，或者提高成绩。而对于无可奈何的学生，师姆也会选择有意忽视，就像第一则故事里的处理方法。师姆即使不乐意，也会选择息事宁人的做法，保证相安无事。

五、寄居中的内部流动

寄居过程不是一个静态不变的过程，而是动态变化的。这里指的是，学生选择哪个师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情形调整，实现寄居的内部流动。这里有点类似于经济学中的买卖关系，寄居的学生是买家，购买居住服务与管教；师姆是卖家，出售居住与管教。当然，学生所购买的服务主要是指学习过程中的答疑解惑以及生活中对应的照料。当这个供求关系不均衡的时候，买家会选择更换卖主。

有的师姆对寄居的学生不错，即使不是优待，至少属于人道。然而不是所有的师姆都这样，也存在一些为了挤占一点经济利益而损害学生基本生活利益的师姆。［SK：她屋（英语老师）用冷水洗脸冬天，下雪天也用冷水洗脸！冻得你受不了。］除了生活服务因素——师姆是否严格负责也是主要的衡量因素。

答：她（SK的第一个师姆）每天晚上跳舞[53]，根本不管我们。等于就在那里吃饭。

问：她不辅导你们写作业什么的吗？

答：嗯，就是签个查字！

问：她当时带几个学生？

答：带6个。全部是男生。晚上在那里写作业，老师就签个查字，不检查，就看你写好了没。

更换老师的学生一般都是因为老师的态度问题。当然这个决策不是学生自己提出和决定的，而是家长根据孩子的反馈，以及和其他老师（主要为班主任）、家长交流的结果，继而寻找其他更符合要求的师姆。可见家长在整个寄居现象的过程中不是被动的，而是有目标有策略地行动的。

六、寄居的动机与结果

寄居现象的存在有其存在的原因，可以从学生和师姆两方面来分析。

学生方面：一方面，学生自身对于学习成绩提高的要求（答：想去，7年级上学期的时候想去。问：为什么？答：想把成绩搞好！后面不想去了！），另一方面来自于家长的无奈（SK的妈妈：因为我们做生意没时间管孩子。）还有一些是因为家长常年在外经商或务工，只能把孩子寄居在老师家。

师姆方面：大部分寄居的学生（因在资料搜集过程中缺乏师姆这个被访群体，此处主要为学生的视角。）认为，老师带学生的目的主要在于盈利创收。［SK：年轻的（老师）带一般都是贪钱，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JM：肯定是为了挣钱啊，靠那些基本工资，除了日常开支，剩下的就不是很多了。一中的女老师每个月的工资基本都拿来购物。常常穿新衣服，特别时髦！］

不能否认，创收是老师积极参与和造就寄居现象的主要动因之一，甚至可以说，在S县，寄居已经成为中学教育中的一项由教师自主开发的固定产业，并且有着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因为能够保证持续的需求和供应。或许我们纯粹地用经济学的视角来解释这种现象是有失偏颇的，但不能忽视其经济学意义。

学生成绩的提高是否是师姆追求的目标，或者师姆在界内是否将这个因素作为评价一个师姆教育成果的主要指标？答案无法肯定。从家长对师姆的评价标准来看，主要是看师姆对所带学生的学业是否严格负责，但严格负责并不等于孩子的成绩上升。那家长所寄予的希望怎样体现出来？这个过程中怎样体现寄居的成效？内在机理怎样？

主要有两种体现效应：

一是自我精神的警觉。（JM：其实住老师家，老师给你补课的时间是很少的。比如说白天基本不可能，晚上我们下自习就是10点钟，基本就不可能补课了，因为学生要洗澡什么的，也不会弄到很晚。而且我们本来就是月假，一放假就回家。所以根本不指望老师可以在课后给我们补课。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我们住哪个任课老师家里，这个任课老师就会在课堂上额外关注我们，比如说上课回答些问题。而且不敢不听课，就会在这个老师上课的时候比较专心。主要是看这个老师平时管得严不严，负责不负责。像我有的同学住老师家，那些任课老师晚自习的时候就会来偷偷查看我们上自习有没有专心。所以找个负责的，自己也会抓紧的。）

二是成绩一定程度提高。（JM：成绩稍微有点提高，但是老师教的那门课进步不是很大。但是会比以前稍微认真些。一方面是高考的压力确实比较大，另一方面在老师家没有什么电视、电脑看。晚自习回去还会做做题、看看书。如果在家里就会放松些。我觉得也要分人看，有的人本来就自觉，去老师家住就是图个方便，三餐吃好点儿，作息规律点儿。有的人本来不自觉，有个老师看着了，就会努力点儿。成绩还是稍微有点提高。）

可见寄居过程中，师姆的管教有正面的作用，但同时也需要学生自身的配合。学生本身需要有自觉的学习态度，在老师的督促下达到提高成绩的目的。因此，寄居过程中的学生成绩是否有提高，要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即使家长没有发现孩子的成绩进步，也至少做到了心安理得，因为他们已经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努力。

寄居是否存在强制性成分？

从被访者提供的资料来看，S县的寄居现象多为自愿，基本不存在被强制的现象。实行寄居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理由和期望，并且除了寄居师姆家这一种生活方式外，还有在校外租房子父母陪读的形式（这种情况较多发生在一中），或者在校外租房子请保姆照顾的形式。强制行为不具有可行性。但无可否认的是，整个S县寄居现象的普遍性已经营造了一种氛围，即认为这种现象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家长的参照效应为孩子居住在家的情况，在家疑惑不能得到解答，在家孩子不会自觉的学习看书。可以说，正是S县这种家长忙于经商、教育水平不足以为孩子解惑的现实处境构成了寄居现象的外部条件，使其形成一个产业雏形。

七、几点分析

1. 制度性规范缺失

对于寄居现象，教育部门的态度暧昧不清。对于寄居现象社会舆论褒贬不一，关键一环在于教育部门的态度。但至今他们都没有明文的章程和规定予以肯定或者否定。对于公务员，国家有正式的明文规定[54]，不能从事其他任何营利性活动。而对于像教师职工这样的事业单位人员，则无此规定。这就给中学教育的寄居现象提供了制度性生存空间。就S县的寄居现象，有人曾（2012年1月19日）在网上给H省教育厅的厅长信箱写信，要求省教育厅对此种现象予以处理。得到的答复是“在职教师任何形式的家教家养行为都是违规的，请将具体教师名字、具体行为、情况搜集好，致电××××–84773422。谢谢！（2012年2月1日）”继而没有下文了[55]。由此可见，寄居现象即使并非名正言顺，但也没有证明其非法的制度性约束。这种默认的不作为态度为寄居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为其存在和延续打开了便利之门。

2. 创收的“合法性”渠道

在我国，由于教师职业的崇高性，具有较高社会声望。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和代替家长实行管教的社会共识为寄居现象提供了保护伞，为其提供了名正言顺的行动依据。此外，在高考这种过独木桥的筛选机制中，为了通过高考坐上社会流动的诺亚方舟，父母不得不想尽办法将孩子送进重点初中和重点高中。但进入之后，也同样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无论成绩优劣，为了更上一层楼，必须补习，即，寄居的形式应运而生。以往存在的学校补课场地在教育部明令禁止[56]后转战到老师家里。但寄居不同于系统补课，而只是对学生知识系统的查漏补缺。再者，在消费水平较高的S县，教师的工资不能很好地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寻找其他创收渠道成为必然，如寄居或者到私立学校代课[57]。既然没有明令禁止，就不存在非法之说，继而寄居现象成为很多老师创收渠道的不二之选。

3. 70后父母的尴尬处境

目前寄居的学生群体的父母年龄区间多属于70后，他们的教育水平均约为初中，少数父母有高中或者高中以上的教育背景，因而是否有能力辅导自己初中的甚至于高中学历的孩子是他们面临的一大困境。在应试教育当道的今天，海量的题目练习是学生进步的法宝，而不同学习成绩的学生都会存在知识真空，因此他们需要寻求解答帮助，最优寻求的对象为老师。将孩子放在老师家寄居，除了自身教育水平的限制，还有另一个原因——留守儿童。很多父母面对生活的压力不得不外出经商或者务工，他们只能将孩子留在家乡接受教育，家里的老人显然对于孩子没有足够的管教效益保障，不得不将孩子送到老师那里进行管束，即家长对孩子管教功能的转移。

4. 师姆的自身责任定位

在实现创收的目标之后，师姆们所标榜和依仗的“提高学生成绩”的高尚目标，他们怎样去实现？其中大部分老师是在实现创收目标的同时兼顾发挥教育职能，而部分老师的插科打诨行为却已消磨了他们自身的责任感，并处于无意识和无负罪感的状态。这对于以言传身教为本职的教师群体无疑是最大的毁誉。被访者XW[58]告诉我，在她们那里，老师私下把这种现象称为“养猪”，一般交流都是问“你养了几条？”当然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但也显示出参与寄居的老师圈内的文化一角，窥见他们对于寄居现象的价值定位。不能明确在寄居过程中教师的责任定位，也是把他们推向舆论浪尖的原因之一，寄居现象是教师职业“世俗化”的正面反映，还是能在世俗化和社会教育意义之间实现平衡，依据教师的责任定位正确与否。

5. 终点——教育制度的反思

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应试教育是失败的，因为它已经并且还在为社会和国家造就一批批人才。但我们必须承认它的非科学性。在应试教育的魔爪下，孩子们都成为了牺牲品，每天被海量的题目包围，只能和时间竞赛。熟能生巧是我们坚持的理念，无其他捷径可走。把题型和题目都烂熟于心成为考试取得高分的必杀技。这样的教育制度造就了一个个考霸，却磨灭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初中没有晚自习就待在老师家写作业，高中的晚自习不安排上课，学生自己写作业，即时间和练习的堆积等于成绩。这种结果以牺牲孩子们轻松畅想娱乐的时间为代价，这种无可奈何是可悲和绝望的。教育制度不变，寄居现象就有不竭的动力，而不在于寄居现象本身合理与否。因为错误的制度必然导致荒唐的应对措施。

总而言之，寄居现象是社会针对现行应试教育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一，是高考压力驱使下的家长行为反应和教师走出满足自身经济需求的道路相结合的结果，是禁止学校集体补课的替代性行为，是应试教育整体张力下的社会行为变体，有着较强的势头和生命力，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经济行为。寄居现象就目前的教育体制而论，甚至可以说，是理想的应对模式。但问题在于，在寄居的过程中，各师姆怎样制定自己的规则，怎样定位自己的责任，怎样实施以达到创收和提高学习成绩、科学管教的目标，因人而异。但寄居生活中孩子们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师姆的管教和对待是否科学人道，而在于挣脱当前应试教育束缚下的彻底解放。不难想见，如果不出现教育体制的转轨，寄居现象还有很广阔的前景。

[44]　根据本人的访谈及网络资料的搜集显示，至少在湖南、贵州、重庆、海南、安徽、江苏等省存在此种现象。

[45]　笔者所在的S省2002年的时候还不存在这种寄宿在老师家的情况，但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显示，2005年此种现象在S省已相当普遍。因此可以推测，在S省，中学寄宿在老师家的现象距今至少有八九年的历史。

[46]　http://news.wehefei.com/html/201112/1513604074.html

[47]　http://news.sohu.com/20050324/n224842380.shtml

[48]　http://edu.zjol.com.cn/05edu/system/2009/05/21/015526970.shtml

[49]　http://news.sina.com.cn/o/2009–02–13/085215156321s.shtml

[5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寄居现象中带学生的老师不仅包括女老师，还包括男老师。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的角色不具备“保姆”的含义，因为照顾学生的吃住主要由他们所雇用的保姆或者自家的其他亲戚来承担。

[51]　7500元~9000元每学期的收费对于县级城市来说是比较贵的，但值得注意的是，S县是全国百强县之一，县城内居民主要以经营中小型经贸为主，整体有着较高的创收能力和消费水平。而从背景介绍中的资料来看，不同的省及市县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一般区间为500~4500元/学期。同时，收费标准会随着物价水平波动。

[52]　此处的特点分析不仅仅来源于表1的数据，还包括来自被访者LD和JM的数据资料。

[53]　在S县，每天晚饭后在每个社区的公共小广场都会有居民自发参与的妇女舞蹈练习，主要目的是为了锻炼身体。

[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了我国公务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对在职公务员经商行为严厉禁止。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公务员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十三）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55]　Http://gov.hnedu.cn/dtissue/show.jsp?id=102470

[56]　教育部在《关于贯彻<义务教育法>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学校和教师不得占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组织学生上课和集体补课。

[57]　这点本人生活在S县的时候见证过，并且被访者JM也提到，一中的老师穿得一个比一个时髦，天天换新衣服。

[58]　XW不是S县人，而是另一个省的学生，笔者从她那里也搜集了少许资料。

一个高中生早恋的故事

罗艳斌 （北京大学2011级社会学系硕士生）

2012年4月下旬，浙江温州一所中学列出早恋7条“标准”，男女同学在学校并肩散步等都被界定为早恋。在这份校规的开头，学校就直接指出“早恋”的诸多危害：“误学业、害他人，伤身心、易叛逆。既劳累、又伤财。会抑郁、没结果，亲者恨、仇者快。”这份校规规定，对于早恋者，轻则通知家长，重则开除。这份校规引发热议，有学生认为，学校管得太宽，对早恋的处罚太严。有教师则认为，学校已是早恋成风，学校出台该规定是无奈之举。早恋是否如该校规所讲，会误学业、害他人？早恋是否如大多数家长和教师所认为的，有百害而无一利？早恋又是否如众多青春小说所描写的，青涩单纯、至真美好？

早恋是一个中国本土概念，它是指发生在生活、经济上尚未完全独立，同时距离法定结婚年龄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少年群体里的恋爱行为。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道德评价的意味，它强调早恋的群体在生活上和经济上尚未完全独立，距离法定结婚年龄尚有很长一段时间，背后就强调了早恋是没有结果的行为，是成长过程中不必要的行为，是需要禁止的行为。特别地，当这个少年群体正处于求知的黄金时期，早恋更加带来不必要的烦恼。国内大多数对早恋的研究都集中在说服家长正常看待子女早恋，在分享教师应对早恋的经验，在提供解决学生早恋问题的对策，很少见到对中学生恋爱现象客观的、充分的和深入的描写。

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在高中有恋爱经历的学生（以下简称小A，其女友简称小B）的深入访谈来还原一个高中生的恋爱行为，全面展示这段早恋关系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并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探讨这段关系对他的影响。同时，本文将重点关注，在以应试成绩为中心的高中教育下，恋爱关系如何存在并发展，以及它有何特别之处。

一、背景介绍

小A和小B就读的高中是省重点中学。该中学的班级按照平均成绩划分等级，高一分奥数班、实验班和普通班；高二文理分科之后，文科分文科实验班和普通班，理科则仍分奥数班、实验班和普通班；高三的时候，会从文科班中间选取大概20人组成文科冲刺班，理科则会选择30人左右组成理科冲刺班，以冲刺名校。一般来讲，在普通班，早恋的学生比较多，一个班平均有四到五对；在实验班和奥数班，早恋的学生比较少，一个班平均有一对或者没有；另外，还有少数跨班级的。小A和小B在高二分科的时候被分到了文科实验班，在高二下学期确立了关系。然后高三的时候又一同被选入了文科冲刺班。他们的这段恋爱关系一直持续到他们大一上学期末。

当时，他们所在的中学有住校的学生，也有不住校的学生。学校每一个月放两天假，住校的学生会利用这个机会回一次家。有时候，一些父母不在家的学生会选择留在学校。小A和小B的父母都在外打工，平常管得很少。小A很听话，家里基本不担心他；小B的情况则是家里小孩多，父母顾不过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段关系对小A影响很深，以至于到现在，他都能记得当时的许多细节。小A还保存着当时写的许多日志和字条，所以，这次访谈，我们获得了很丰富的资料。

二、恋爱关系发展史

1. 初识：以学习之名

高二刚组班的时候，小A和小B并不认识，小A甚至都对这个以前是普通班的、成绩中上等的女生没什么印象，唯一的印象是小B有很长的头发，英语很好，很文静，学习很刻苦。当时，为了防止学生经常坐在一起，日久生情，他们班主任会经常调换座位，1个月换一次，在某一次调换之后，小B就坐到了小A后面。那时候，小A成绩很好，是班上前五名，小B成绩差点儿，十几名左右。小B是个很好强的女孩子，学习特别刻苦，有什么不懂的就会问小A。小A也乐于帮助同学，每次都尽力解答好。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俩交流的都是和学习有关的问题，而且一般都是小B问小A问题，小A给予解答。这时候，班上发生了一些事情，换了一个班主任，这个班主任未按照前一任班主任的策略每月调一次座，小A和小B得以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坐在一起。

2. 发展：日久生情和一见钟情

对于那个年龄段的少男少女来说，接触时间长了，产生好感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时候，因为小A和小B住校，晚上要上自习，而晚自习是不允许说话的，但是小B要问的问题很多，不能等下课时再问，她就开始写纸条传问题。慢慢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小A在解答完一个题目之后，会加一些鼓励的话传给小B，而小B会在问完问题后，写一张纸条表示感谢。慢慢地，他们在纸条上的交流开始超出学习的范畴。根据小A的回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有点期盼能收到小B的字条，对于小B，他也有了一些说不清楚的感觉。

另外，小A还特别提到了一件事。那是一天晚自习的时候，小B刚洗了头发，来到教室，又直又长的头发显得特别漂亮。受某些文学作品影响，小A对那些长发披肩的女生一直有好感。就在那天，小A偷偷瞄了小B好几眼。据小A说，那天之后，他心里就有些改变，有时候他会刻意制造些机会去接近小B，比如在晚自习结束之后，他会等着小B，然后一起回宿舍（学校的男女宿舍在一个院子里，所以他们回宿舍的时候，是走同一条路）。为了多和小B说话，小A还会主动找一些题目给小B练习，比赛谁先做出来。

在这个时期，小A对小B是有好感的，而小B则一如既往，并未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在这个时期，小A和小B交流最多的，还是学习上的事情。在这个阶段，两人的成绩都有进步，小A一直稳定在班级前三，而小B的排名则上升到了前十。不能否认，两人的关系在他们成绩上升的过程中产生了某些作用。

3. 暧昧：特殊的换座、同学的流言和老师的默许

有意思的是，这段关系的发展总是会和换座位扯上关系，据小A描述，那是班上第四次月考之后，班主任照例调换座位，新的班主任为了激励同学提升成绩，让同学自己挑座位，但是要以成绩排名先后作为个人挑选座位的顺序，就是说，成绩好的先挑座位。小A成绩很好，小B的排名跟他很近。在换座位的前夕，小A就和小B说，“你挑我前面的座位吧。”小B当时有点害羞，未明确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在换座位那天，小A先选了座位，小B选了小A前面的座位。当时，这引起了班上同学小小的起哄。这事之后，小A更加主动地接近小B，传纸条越来越频繁，内容也渐渐扩展到学习之外，比如小A看见小B心情不好会写纸条问候，天气变凉会提醒她加衣服等等。这时候，学习已不是他们交流的唯一内容，但他们还是会和以前一样讨论问题，分享学习进步的喜悦。

换座位事件之后，班上同学就开始传他俩的绯闻。小A说，情况一般是这样，在他俩同时出现的场合，同学就会起哄。小A身边的朋友经常会问他，你和小B怎么样了，还经常会说你俩很配等等。在同学的传闻和说笑中，小A和小B好像已经是男女朋友了。这些绯闻对小A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时候，他会觉得这就是在谈恋爱。同时，小A还觉得，同学和朋友的这些反应是一种外部的刺激，鼓励他和小B继续发展这段关系。

这时候，班主任应该也发现了苗头，但是没有太多干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其他有苗头的同学，班主任是坚决干涉的。通过访谈另一名同学得知，当时，他们班上有另外一对男女同学，只是有一次在午自习的时候坐在一起说笑，下午，男生就被班主任找去谈话。若要说小A和这个男生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小A成绩很好，这个男生成绩不好，而与这个男生说笑的女生成绩很好。

小A还提到与他们英语老师有关的一件事。这个老师很年轻，在课堂自由练习的时候，她看到小A和小B的亲密举动，就很神秘地笑了一下，然后还特别叫他俩起来回答问题，引得同学起哄。

在这个阶段，因为成绩好，小A和小B的暧昧行为未引起班主任的干涉，这种默许的态度使得小A在接近小B时无所顾忌。同学的言论和英语老师的行为则算是一种外部推动力量，促使这段关系继续向恋爱关系发展。也正在这个阶段，小A开始学习如何与一个女生相处。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说，遇到了许多问题，比如，在暧昧阶段，小B会因为小A和某个女生多说了几句话而不高兴，小A则会因为小B向其他男生而不是向他寻求帮助而心情郁闷。这些事情会导致两人之间的冷战，在冷战的时候，两人心情都不好，学习的状态自然很不好。这时候，他俩都只能向同学好友寻求解决办法，而他们大多数的同学好友都和他们一样，既没经验，也没办法。小A现在回忆说，那时候要是能有老师给他们帮助，情况会很不一样。几次冷战之后，小A也学习到了一些和小B相处的技巧，从更长远的意义上说，他学会了一些在亲密关系中需要的技巧，而这些完全是自己摸索的结果。

另外，在这个阶段，小A和小B都体会到了和异性相处的甜蜜，少男少女渴望同异性交往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从人的心理发展的角度讲，这种同异性交往的需要是很正常的事情。这种需要被满足，以至于发展成恋爱关系都是让当事人心情愉悦的事情。也正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少男少女们是第一次涉足这样的关系，其中肯定会遇到如何相处的问题。就小A的经历来说，这时候的他们是迫切需要如何同异性相处方面的教育的，这方面教育的缺乏也成为后续一些问题的原因之一。

4. 确立：频繁的共同活动、家长的态度

一般来讲，从暧昧到恋爱关系的确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至少小A是这样认为的。

在暧昧阶段，小A表现得很主动，他改变了一些生活习惯，只是为了接近小B。小A印象比较深的是晨跑。那时候，住校生每天都要出早操，从起床到出早操集合，中间大约有半小时的时间供大家自由活动。之前，小A会选择多睡一会儿，拖到最后才起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小B每天出早操之前都会晨跑，于是，他开始早起，然后晨跑，遇到小B的时候，还装出偶遇的样子。小A说，看得出当时小B见到自己的时候是很开心的。除了晨跑，小A还会在晚自习结束后等小B一起回宿舍，慢慢发展到和她一起吃饭、星期天放假的时候一起出去玩等等。在当时，一起回宿舍、一起吃饭、放假时一起出去玩是他们仅有的单独相处的时间，平时他们都忙于学习，无暇旁顾。

当时，他们学校有这样的规定，星期天下午放半天假，学生可以自由活动，由于平时学习很紧张，大多数同学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出去放松。就在某个周日下午，小A约小B到公园散步，在散步的时候，小A鼓起勇气，要求牵小B的手，小B没有拒绝。小A说，这次散步牵手之后，他感觉他俩就是真的在谈恋爱。

在这个阶段，小A还讲到了他父母的态度对他们确立关系的影响。前面已经讲到，小A父母都在外打工，没办法管他，好在他们还算开明，给予了小A充分的信任，小A也乐于和父母讲他的事情。还在两人相互暧昧的时候，小A就和父母讲了他和小B的事情。他爸显得很高兴，还问小A，什么时候把小B带给他看一下。他妈操心要多一点，她总是和小A说，爸妈现在不反对你和小B在一起，但是，你自己要清楚，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学习，你们的未来都不确定，你自己要把握好。小A父母的宽容态度是对这段关系的莫大支持。不过，小A也讲到，当时就算父母反对，他也依然会和小B在一起，只是会担心父母的反对，而且，父母的反对肯定会影响亲子关系，进而影响到学习。小A觉得，在这段恋爱关系里，父母的反对只有反作用，相反，他们的宽容和支持会减轻子女在这方面的思想负担，保证子女更好地投入学习。如果父母能告诉子女，如何处理这个阶段亲密关系中的问题，那将是对子女极大的帮助。

5. 恋爱：幸福与烦恼，甜蜜与风险

随着恋爱关系的确立，是更多的相互关心和问候，让小A觉得生活特别美好。两个人也会互相给对方制造惊喜。让小A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18岁生日那天，早上他来到教室，发现桌子下面多了个袋子，里面有一件衣服，由于学习很紧张，他都忘了那天是自己的生日，更未想到这就是小B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小A回忆说，当时特别兴奋，“都想跳起来”。另外，生活中还有许多让小A觉得幸福的小细节，比如，小A有时候打篮球忘了吃饭，小B会给他买面包和牛奶；有时候小A运动受伤了，小B会陪他去医院、给他上药等等。其实，根据小A的描述，那时候他们一起做的很多事情，和他们在暧昧阶段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只是确立关系之后，两人的心态都有不同了。虽然小A记得很多小事，但是，这些都是在课余时间里发生的，两人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还是最多。小A回忆说，当时，他们相互为对方做的许多事情都被定义为紧张学习之余的放松，是为了对方能更好地学习，而双方考试成绩的提高是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情。

另外还需要提到的是，这段关系让小A觉得自己很特殊。当时他俩都是文科的年级前十，小A更是稳定在前三，是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经常有同学对小A说，你太厉害了，谈着恋爱，成绩还这么好。还有人说，你们也算学校的风云人物啦，成绩一直是年级前十，还经常成双成对在校园里逛，老师也拿你们没办法。小A说，一直以来自己都很乖，青春期没有叛逆过，这次恋爱算是变相的叛逆吧。也许是因为成绩好，老师基本上是默许的态度。

小A之所以说老师基本上是默许的态度，是因为进入高三后，老师有过一次干涉。当时，高三的文科冲刺班刚刚组建，小A和小B顺利入选。班主任找小A谈了一次话，内容大概是这样，学校领导都知道他和小B的事情，在挑人组班的时候，就有领导提出，不能把小B也分到这个班，担心她在这个班会影响小A的学习。班主任还提醒他，要他自己多注意点，学习成绩不能下降。小A回忆说，当时的心情很复杂，有种被威胁的感觉，好像他成绩一下降，小B就会被踢出这个班。他也为小B鸣不平，觉得学校太不公平了。

这件事情对小A的影响不大，倒是小B受了比较大的影响。小B知道这件事之后，一方面也觉得学校的做法很恶心，对自己不公平；另一方面，她也觉得，自己和小A花了太多时间在谈恋爱上，对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种想法，进入高三之后，小B多次向小A提出分手，小A则一直不答应，小B也无法下定决心。因为这事，两人的关系陷入分手到冷战、冷战到和好、和好再分手的循环。用小A的话说，当时他们是“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访谈的时候，小A还开玩笑说，那时候，他们之间冷战与和好的周期大概与考试的周期重合。一般来说，临近考试，小B会觉得不能浪费这么多时间在谈情说爱上，就会和小A提分手，两人开始冷战，然后考试结束，两人成绩都还稳定在前十，又和好，随着下一个考试来临，他们的关系又重复着以前的模式。小A现在回忆说，那时候，真正影响他们的不是两人谈恋爱耗费了太多时间，而是他们担心这样会耗费两人的时间，由此产生的焦虑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状态。小A感叹，如果那时候有人告诉他们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整个高三，他们或许会有更好的学习状态。

影响他俩关系的，还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当时，小A成绩一直稳定在年级前三，有可能上清华北大，小B虽然是年级前十，但毕竟差点儿。高三下学期，为了激励有能力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学校领导每个月会开一个座谈会，只有文科年级前五和理科年级前十的学生能参加，小A是能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小B则没机会。小A每次参加完座谈会，小B就会同他提出分手，然后冷战，使小A很郁闷。后来才知道，小B很努力地想把成绩提高到年级前五，然后就能和小A一起去参加座谈会，这也象征着他们以后有很大的机会考入同一所大学，然后继续在一起。然而再多的努力也没能有所改变，小B觉得，既然以后不能在一起，那不如现在就分手。这些事情让他俩处于经常性的焦虑中，学习和生活的状态都受到了影响。

另外影响他们关系和状态的，还有他俩会因为对方的某些行为吃醋。高三的时候，他们所在的文科冲刺班只有25个人，班级很小，每天谁跟谁说话、做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小A会因为小B请某个男生帮忙做某件事而不是请他心情郁闷，小B会因为小A和某个女生说话太多而生闷气，然后冷战。吃醋的问题本是每一段亲密关系都会遇到的，对于第一次进入亲密关系的小A和小B，这个问题实在太棘手了，为了避免对方吃醋，两人都会选择尽量不跟异性接触，对小B来说，还算容易，对小A来说，则太难了，因为全班只有6个男生，他不得不将人际交往圈限定在这几个人中间。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恋爱关系中的亲密行为带来的风险。对早恋的少男少女来说，这是个必须注意的问题，至少对小A和小B来说是这样的。在高三某一个假期，两人都没有回家，在荷尔蒙的怂恿下，两人偷吃了禁果。小A回忆说，当时他们知道这样的行为有风险，但是不知道如何防范。有了第一次之后，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每次这样的行为都缺乏保护，值得庆幸的是，没有出现问题。小A还说，偷吃禁果的行为不仅有自身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原因，还有同伴的影响。因为缺乏正常的性教育，这帮男孩只能通过浏览黄色网站、观看成人电影来满足好奇心，其心理和行为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内容的影响。在小A的同学中，不止一个人有过无保护的亲密行为，有些人还和多人有过关系。对于缺乏相关教育的高中生恋人来说，这样的行为有极大的风险。

高考之后，小A和小B都考上了大学，这段关系维持到了他们大一上学期，然后无疾而终。小A回忆说，其实早在高考前两个月，他就萌生了分手的想法，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和小B的经常性冷战，他也开始觉得，这样的状态确实会影响到他学习和考试的状态。权衡再三，他没有向小B提，因为他觉得，那时候正是高考之前的关键时期，容不得半点差错，分手对两个人来说，肯定都是极大的刺激，必然会影响两人的高考，进而影响到两个人接下来的人生道路。高考之后，由于没有了学习的压力，两人的关系出现了难得的平稳，但是，到了大学，虽然是在同一座城市，但最后，两人还是分手。究其原因，用小A自己的话说，就是“两人都累了，需要离开这段感情，一个人静一静”。

6. 小结：特殊的教育，特殊的恋爱

任何个体都无法逃脱社会制度和主流意识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会打上这些制度和意识的烙印，表现出特殊的形态。

回顾小A和小B关系发展的每一阶段，我们都能看到以考试成绩为中心的高中教育的影子。小A和小B的第一次接触是因为小B学习上有问题，要请小A帮忙解答。以学习之名进行的交流是合理的，若是两人的交流超出学习的范畴，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两个人有超越于同学和友谊的关系。这样的想法是如此流行，以至于小A都认为，因为他俩会相互问候、相互鼓励，所以他们就是在谈恋爱。

就在小A和小B确立关系之后，他们交流的主题还是学习，甚至他们的关系起伏也和成绩进步与否相关。对方成绩的稳定或进步是两个人高兴的原因之一，成绩的下降则会导致关系的动荡。然后，小B提出分手的理由也是两人耗费了太多时间在这段关系上，这会影响到两人的成绩。小A想分手而没有提出来，则是因为他担心这件事会给两个人极大的刺激，进而影响高考的成绩。不管两人的想法如何，他们都将学习成绩放在了第一位。再者，成绩好是他们认为未来还能在一起的保证，但是，成绩有差距，就会有一个人对未来没有信心，关系就出现问题，因此，在这段关系里，有差距的成绩是诱发矛盾的主因之一。最后，成绩的差距也会使两人有不同的行为，具体到这段关系，成绩稍差的小B经常会烦恼，进而提出分手，小A则一直扮演着一个挽回和坚持的角色。

成绩也是影响老师是否会干涉一段恋爱关系的关键因素。在高二阶段，小A的班主任之所以找另外一个有早恋倾向的男生谈话，而不是找小A，原因就在于小A成绩好，而那个男生成绩差。班主任老师一直未干涉小A和小B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小A的成绩一直保持稳定，小B则一直有进步。到了高三，班主任老师干涉这段关系，给出的理由则是这段关系会影响小A的成绩。所以，无论班主任采取何种态度，其关心的还是成绩。

当然，我们无法否认，两个人的个性特质也会影响一段关系的形态，而且，还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前面的故事较少涉及两个人的个性特质，一方面在于通过访谈获得这方面的资料有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笔者认为，本文探讨的主题是高中教育下恋爱关系的特殊形态，重点在于高中教育制度和理念对恋爱关系的影响，个性特质对恋爱关系的影响则是次要的东西。另外，之所以选择小A和小B的故事作为案例，是因为这段关系受高中教育理念的影响特别明显。

三、教育者的应对

小A和小B的班主任是如何应对这段早恋关系的呢？通过访谈他们的班主任，我们得到了一些新的信息。

首先，小A和小B的班主任还是比较开明的，他很早就知道了小A和小B的关系不属于“正常”的同学或朋友关系，他当时想的是，不能去堵，要好好引导。当然，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案例的特殊性。小A和小B的成绩很好，班主任说，相信他们明白事理，故不会采取强硬措施。但是对一些成绩不好的同学，一旦被发现早恋，就会叫家长来学校，共同说教，而结果往往是男女同学藕断丝连。

然后，班主任也提到，在处理这件事情时压力比较大。因为当时小A是很有希望冲刺名校的，校领导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在高二文理分科时，副校长亲自给小A打电话，劝他选文科，显然，这是希望小A可以冲刺北大）。班主任本来想过，叫家长来学校共同教育，后来考虑到，这样做很可能影响到小A和小B的学习状态，故没有叫双方家长。

最后，在访谈中，小A的班主任同样提到了高三刚开学时和小A的谈话。班主任记得比较清楚，说当时和小A谈话，是为了给他一个警告，让小A明白，老师知道他们的一切。老师似乎相信，这样做能给小A一个威慑，让他有所收敛。

还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第一次访谈这位班主任的时候，班主任说，早恋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好好思考一下。隔了几天，当笔者再次访谈这位班主任的时候，班主任说，他就早恋这个问题问了许多班主任，这些班主任一致表示，早恋弊大于利，坚决不允许。另外他还提到，现在，早恋越来越普遍，年轻人也把握不了自己，越轨行为越来越多。而针对早恋，老师似乎没有新办法，还是会叫家长来学校共商，有些学生会转学，有些主动离校。已经成为校领导的这位班主任表示，早恋是学校绝不容忍的。

综合小A的讲述和班主任的回忆，我们推测，这位班主任提到的几个应对办法对小A和小B的这段关系几乎不会有影响，而出于信任的不干涉态度和“不作为”似乎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也看到，在面对早恋问题，特别是优等生的早恋时，老师处于一个特别有压力的处境中，这时对学生的管理已不是简单的上对下的管理，而是博弈。得益于班主任的不干涉，小A和小B的故事也算是一个双赢的博弈。

四、关系的影响

这样的一段关系在当时对当事人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否就如本文开头的校规所言，会“误学业，害他人”？这样一段关系和经验对当事人日后的成长又有何影响？

从高考的结果看，小A似乎真的受到了影响。因为平常一直稳定在年级前三的他掉到了年级第十，不仅没有了上清华北大的希望，上其他名校的可能性都很低，小B的成绩则还不错，有希望上名校。在高考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小A也认为，是因为谈恋爱影响了学习。渐渐地，他改变了想法，他觉得，这样的结果和自己心理素质差有更直接的关系。他说，自己转变的理由很简单，若说谈恋爱耽误了学习，那怎么解释在学校组织的模拟考试中，他一直稳定在年级前三呢？

根据小A提供的日记，笔者发现，在当时，这段关系的存在影响了小A扩大自己的人际交往圈，特别是和其他女生的交往。那时候，小B会因为小A和某个女生多说了几句话而吃醋，因此，小A会尽量避免同其他女生的接触。另外，从长远来看，这样的经历对小A来说是很宝贵的，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首先，也是最直接的，因为这段关系，他积累了同异性相处的经验，所以，在大学的时候，他比其他男生更快地和班上的女生熟悉起来了。其次，因为这经历，在进入下一段关系时，他会更加谨慎，想法也更加成熟。最后，这点和小A的个人特质有关，从这段关系开始到结束，他写了大量的日记，反思自我，进而认识自我，到现在，小A都觉得，因为这段关系而养成的反思自我的习惯将是一生的财富。

小A也曾简单提到另外一个故事，和这段关系对其他同学的影响有关。当时，他们班上有6个男生，有5个都对班上某个女生有好感，但是，除了小A，其他人都没能发展成恋人。其中有一个男生向另外一个女生表达过自己的好感，但是那个女生说了一句“我不想像他们（指小A和小B）那样”，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对其他同学来说，小A和小B的关系好像是一种抑制的力量，阻碍他们发展成恋人。究其深层原因，还在于那种认为高中恋爱会影响学习成绩的观念。

五、反思

本文并非想为高中生的恋爱正名，毕竟从小A的故事看，高中的恋爱关系有利也有弊。本文最后想提出来供大家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高中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从小A的角度讲，那种一切以考试成绩为中心、忽视学生其他成长需要的教育是需要改变的。高中生的年龄在16岁到18岁之间，这个阶段是个体急速成长的时期，其成长也是多方面的，因而，他们需要的是多方面的教育，而不只是单一的知识。例如这个故事，早恋的学生就需要如何面对亲密关系、如何同异性相处方面的教育。因此，我们若能转变教育理念，关注高中生成长的多方位需求，提供多元教育，自然能培养健全独立的年轻人，达到教育的基本目的。

一所幼儿园的调查

梁艳 （北京大学2008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北京市平谷区某幼儿园的一个班，这所幼儿园是平谷区质量较好的主要公立幼儿园之一。我所选取的这个班为大班（幼儿年龄在5~6岁），班上有幼儿37名，配备3名教师（班主任1名，副班主任1名，保育员1名）。研究方法包括非参与式实地观察（2012年12月10号下午和17号下午两次），对班主任的多次访谈，以及实地观察时对副班主任和保育员的简单访谈。此外，笔者还给全班幼儿家长发放了小型问卷，以了解他们对幼儿教育的一些基本态度。

一、典型一天的时间安排

除了幼儿园里的工作者和孩子正在上幼儿园的家长们，普通的成年人可能并不清楚今天的孩子在幼儿园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因此，我在向访谈对象幼儿教师[59]了解情况时，是从了解幼儿园的作息时间开始的。幼儿园的作息虽然不像中小学那样严格，但各项活动也有明确的时间划分。幼儿作息时间有冬季时间和夏季时间两种，并且小班、中班、大班有所不同。以她教的大班冬季时间表为例，幼儿们的作息是这样的：

7：30~7：40，来园活动

7：40~8：10，吃早餐

8：10~8：50，区域活动

9：00~9：30，集体教学活动

9：40~9：50，吃加餐

10：00~10：50，户外活动

11：00~11：30，吃午餐

11：30~12：00，餐后活动

12：00~14：00，午睡

14：00~14：30，吃午点

14：30~15：00，集体教学活动

15：00~15：50，户外活动

16：00~16：30，吃晚餐

16：30~16：50，离园活动

在上面这份时间表中，区域活动指的是幼儿教育的五大领域活动，包括健康、语言、科学、社会、艺术，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玩的同时学习东西。集体教学活动时间是孩子们学习知识密度最大的一个时段，教师会教幼儿几类知识：常识、语言、算术、美术、音乐等。户外活动就是教师带领孩子们在幼儿园的院子里的活动，原则上有教师组织的集体活动和幼儿的自由活动，时间比例约为3：2，不过据访谈对象透露，实际上许多老师会让孩子一直自行玩耍，教师并不组织。午餐后活动时间教师往往会带孩子们排队散步或讲一些故事。而来园活动和离园活动时间没有硬性规定，基本上由班主任自行安排，比如唱歌、讲故事、画画等，也有时用于认知类教学。

二、大班的认知类学习内容

在幼儿园阶段，幼儿身心各方面的发展都还处于初级阶段，教师还需要在生活细节的许多方面照顾他们，即使是大班的小朋友，孩子午睡尿床等事件也并不罕见。尽管还很稚嫩，这些孩子也要在幼儿园学习很多东西：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常识等都是必须的内容，此外，认知类学习内容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实地观察和多次访谈之后，笔者发现认知类内容主要有诵读、算术、歌谣/歌曲、英语这几大方面。

幼儿园认知类学习中比重最大的应该就是诵读了。诵读具体有好几项，主体指的是对汉字词语的认读。原则上对这些词语只要求认读，不要求会写。但是，出乎笔者意料，这些词并不是笔画简单的字词，而是涵盖了许多复杂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比如“树叶”、“跳绳”、“美丽”这样的词。指读儿歌也是诵读的一项，主要为了训练儿童手口一致，让他们边指着文字边读（对文字并不一定认识）。此外，老师还会教孩子们朗读和背诵儿歌、诗词（包括古诗和毛泽东诗词）、小故事等。

算术和几何类知识也是重要的一项。在笔者的想象中，所谓幼儿园算术，无非也就是简单的数数之类，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据教师介绍，20以内加减法已经成为所有大班幼儿必须掌握的内容，对数数的要求则至少要会100以内顺数、倒数、五数，还要学会数字排列。几何方面主要是认识一些二维图形，包括图形的旋转、填补、排列等。正当笔者意欲感叹今天的幼儿很不简单时，却发现，这些内容和珠心算比起来都只能算“小儿科”了。笔者并不知晓珠心算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态势如何，只是被告知在平谷区各个幼儿园中已经流行多年。珠心算是指，幼儿先学习使用算盘，熟练之后逐渐脱离算盘，达到心算的水平。我访谈的教师称，珠心算是她在教学中最头疼的一部分，因为即使对教师来说，这种计算也是令人厌烦的，要把这些教给五六岁的孩子就更是很费力气。对一个普通大班孩子来说，他的珠心算水平要达到会算100以内的数字连加七八次，一部分参加全国竞赛的孩子则要会算十次以上的连加。

其他的认知类学习内容还包括英语和儿歌。在笔者所调查的这所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每月要学会唱四首新歌。每个星期还有半小时的英语时间，学习清华少儿英语，不要求掌握字母和单词，主要是简单的英语听说，以儿歌、小故事等方式学习。此外，孩子们每天都要完成一幅画，大概花20分钟的时间。

幼儿们学习了上面介绍的几类知识之后，幼儿和教师都面临着频繁的评估、比赛。幼儿园内每月要对诵读进行评比，比较孩子们谁词语记得多、诵读诗词故事声音洪亮、表现力强，表现优秀的孩子能得到奖励。珠心算的评估和比赛则更多，全园范围内每月一测，全平谷区范围每学期一测，测试形式一般是10分钟内完成80道算术题。一部分孩子还要参加由中国珠心算协会举办的全国性比赛。所有测试和比赛中孩子们的表现都与幼儿园的全区排名和教师的绩效奖金挂钩。

当笔者问及这所幼儿园是否对孩子要求比较严格时，三位教师一致否认，据她们介绍，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园长的坚持，这家幼儿园教的东西与另外几所公立幼儿园相比算少的，因此对幼儿园不满并让孩子转学的家长不在少数。区内还有两家收费很高的私立幼儿园，在那里，孩子们甚至学习拼音、写汉字，近几年来受到很多家长的欢迎。

三、学习资源和游戏资源

在到幼儿园实地观察之前，我以为幼儿园里到处是玩耍设施和玩具，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幼儿园里最不缺的是教材和各种学习材料。大班的孩子们每月都有一本《幼儿园快乐与发展课程》教材，40页的书里以图画、图形为主，也有文字指导。每册的主题不同，内容涉及认识自我、认钟表日历、看图讲故事、智力游戏等等。珠心算教材每学期一册，是100多页的厚厚一大本，配有一本同样厚度和大小的珠心算练习册。诵读内容每月一篇，由幼儿园统一印发。从幼儿园的空间布置来看，孩子们学习游戏和午睡都在一个大活动室内，墙上贴有词语认读卡，100以内顺数、倒数表等，这些东西会随着学习进度更换。有一面墙壁属于每月主题墙，比如，冬天主题，教师会把文字、图画、照片、实物等相关东西展示在墙面上。笔者还注意到班里配有一台很好的液晶电视，但老师们告诉我，电视并不是用来放动画片，只在有人听课时才作教学使用。

至于供孩子们玩耍的设施和材料，笔者看到园内室外有滑梯、沙坑等，老师们告诉我，孩子们户外活动时主要就是玩滑梯和跑跑闹闹，尽管球类、飞盘、小工具等玩具很多，但老师一般怕麻烦和出于安全考虑不给孩子玩。问到室内玩具，老师介绍说有积木、插片、棋类等许多玩具，但是大班的孩子们没有时间玩这些，休息时间大多是在学珠心算。班主任说，“这学期为了学珠心算，经常是来园活动、离园活动时间都在学，有时连区域活动也没时间开展了，更别提玩玩具了。”这也难怪，笔者在活动室中见到的和玩耍有关的材料，也就只有墙上的几幅儿童画和几件手工作品了。

四、课外学习与幼升小

笔者的访谈提纲原本并未列出有关幼儿家庭作业的问题，在此之前我没有想到家庭作业能和幼儿园小朋友扯上关系，访谈过程中无意得知，原来孩子们是有家庭作业的。据班主任老师介绍，这学期她班上的孩子基本上每天有20道珠心算题，在幼儿园学习的每月一篇诵读也需要家长辅导，因为诵读内容没办法在幼儿园里全掌握。其余的“家庭作业”则与学习知识无关，主要是做一些手工等。

在幼儿园之外，孩子们还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主要有知识类（如英语、珠心算等）、艺术类（如音乐、美术、舞蹈）和体育类（如跆拳道）。班主任说，老师并不鼓励孩子参加这些学习班，但家长们总是热情不减。在本次调查的家长问卷部分，36名家长共有27人回答自己的孩子曾经上过或正在上学习班，其中上过知识类学习班的有

14人。

与北京市区内的情况不同，平谷区内的小学入学竞争并不激烈，但孩子们仍需参加各个小学举行的入学考试。幼升小考试在孩子们幼儿园临毕业时举行，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去参加各个小学的考试。据老师介绍，这种考试基本不会影响到孩子入学，考试中的表现主要与进入小学后的分班挂钩。入学测试的笔试内容主要是20以内加减法，面试主要是诵读类和一些随机问题的回答。幼儿园会在临考之前对孩子们集中辅导和训练，不过这种训练花费老师和孩子的精力和时间都不是太多。用老师的话说，“平时学的内容比小学入学考试那点东西要难。”

五、教师看法

至少在当今中国，幼儿教师这个职业并不是许多人想象中轻松快乐的“孩子王”。据我的访谈对象介绍，她平均每天要花40分钟左右备课，根据每天教学内容的主题不同，她要备的课有语言、算术、常识、艺术、英语这几大项。用她自己的话说，“备课只是太小的一部分工作，主要的压力来源是无穷无尽的临时任务。”她所说的临时任务包括教学中的各种心得体会、案例总结、反思等等，也包括应对各类幼儿测试、评比、比赛的工作。我访谈过的三位教师都坦言，因为孩子们要学的知识多，不仅孩子累，老师的工作量也要相应增加几倍。

说起幼儿园孩子的学习任务，我访谈中的三位教师都频频无奈叹息。年近五十的保育员直言：“现在的孩子，我看着他们都累。”她说，尽管现在的小孩比起过去营养更好、发育更好，但毕竟只有五六岁，大部分孩子学起诵读、珠心算等内容都是很不容易的。尽管老师们努力培养孩子好的习惯，但是因为幼儿的生理发育特点，手腕和手指的力量有限，用笔写东西时很难掌握正确的姿势，而这些习惯一旦养成，将来要改就很难。班主任很忧虑地表示，“可能对许多孩子来说，他们到幼儿园学到的第一课就是自己不够好。”她说，学得又快又好的孩子很少，大部分孩子都不喜欢学习认字、算术等，而且最初越不会的孩子学习兴趣越低。“许多原本很可爱、淘气的小孩，因为学东西慢，老师跟着着急，孩子自己也没信心，在幼儿园越来越不爱表现，也不爱来园。”让人忧心的是，大部分孩子在幼儿园阶段已经对学习产生了厌倦、畏惧的情绪，自信心受到很大打击。到了一年级还要学一些已经学过的东西，重复学习更难提起兴趣。而到了二年级，又会一下子面对全新的东西，适应不好的孩子很容易产生心理压力。教师表示自己也知道玩耍对孩子们很重要，但是现在的时间安排和评比压力下她们没办法让孩子玩。

六、家长态度

为了了解家长对幼儿教育的一些基本态度，笔者对全班家长进行了一项简单的问卷调查。问卷发放37份，回收37份，有效问卷36份。令人感叹的是，和幼儿教师的忧虑与无奈不同的是，许多幼儿家长似乎并不清楚他们的孩子在幼儿园中有着怎样的经历，更很少有家长认为孩子的学习负担重。问卷结果让笔者相信，教师谈及有家长因为不满幼儿园教东西少而让孩子转学的情况所言非虚。下面列出问卷统计结果中比较重要的几道题：

（1）和十年前相比，您是否认为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里学习的知识变难了？

是的，现在的孩子学的知识更多，也更深（19人）

和过去差不多（9人）

不知道（8人）

（2）您认为幼儿园的课程安排（如诵读、珠心算等）对孩子来说负担重吗？

课程安排偏重，不利于孩子全面发展（1人）

课程安排适中，正好适合孩子的智力发展需要（21人）

课程安排偏少，孩子应该学更多知识（14人）

（3）对于幼儿园教育，您最看重哪一方面？

知识技能的学习，为小学教育做好准备（10人）

良好习惯的培养（10人）

交际能力的培养（2人）

学习兴趣的培养（13人）

其他（1人）

此外，问卷中还涉及了家长对孩子参加各类课外学习班以及在家中自学的态度，统计结果都显示，大部分家长都认为孩子学的东西越多越好，“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很少有人考虑孩子的负担和接受能力。

七、国际比较：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幼儿园

中国的教育体制历来因其在各个教育阶段扼杀学生创造力等问题而受到诟病，那么，在幼儿园阶段就要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是否也是中国幼儿特殊的不幸遭遇呢？笔者好奇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幼儿园里在发生着什么？他们的幼儿是否就能无忧无虑的自由成长呢？

至少在德国和日本，笔者的担忧似乎是多余的。

德国提倡的幼儿教育口号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其托幼机构以幼儿园为主体，兼有学前班、托儿所、“白天的母亲”、“林间幼儿园”等多种形式。[60]德国的幼儿园有几个鲜明的特色，第一，所有的幼稚园都采取混龄编班，幼儿可以在类似家庭中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学习必要的礼让及如何处理冲突。德国幼稚园不以认知教育为主要的教育目标，所以混龄编班不至于影响课程的安排。第二，大部分的幼稚园只提供半天班。德国幼教界非常强调亲子教育，并认为它是无法通过幼稚园教育来取代的。基于这个考虑，幼稚园尽量只提供半天班，只有少数的幼稚园提供全天班。原则上只有来自单亲家庭及双亲均为大学生的幼儿才能进入全天班。一般家中有0~3岁幼儿的父亲或母亲可以向所属工作单位申请长达3年的教育假，而政府在此段时间内每月发给父母教育津贴。有3~6岁幼儿的家庭通常父母亲中会有一方只上半天班。第三，强调从游戏中学习，不进行分科教学。幼儿不被要求在进入小学之前得会写字母、认字及算简单的加减法。德国幼教工作者认为对孩子们来讲最重要的是玩，通过玩来教他们，老师只是一个观察者、帮助者，要充分发挥孩子们的天性，德国托幼机构是以小组和个别活动为主的。至于进行什么活动，由幼儿自己决定，可以画画、听故事，可以去娃娃家，也可以到户外玩。[61]

在日本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早已不是一种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幼儿的生活方式。所谓“日本是孩子的天堂”的说法，或许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日本幼儿园、保育园的一日生活安排，入园时间大多为上午8：00~8：30（或9：00），幼儿自入园至10：00或10：30均为自由活动、游戏，可以在室内或户外玩。幼儿园、保育园的教育活动有两大组织形式，即集体活动与自由活动，幼儿自由游戏与集体活动（包括生活环节）的时间之比一般为3∶1。以半日教育为主的幼儿园的孩子，每天在园大约有3个小时可以在大自然中进行自发自主的游戏，尽情玩耍。保育园实施全日教育，孩子的游戏时间更长。集体活动也是以游戏为主，如唱歌、音乐律动以及绘画、手工制作等。日本幼儿园中正规的教师组织的知识性教学极少见。日本幼儿园通常有较好的自然环境，有浓郁的树荫，有的就掩映在小树林、草丛中。游戏环境材料简易、朴实、自然，室内购买的现成玩具有限，且大多很简单，如拼板、积木、绒毛玩具、折纸材料等；户外设施则较为多样，有大型运动器械，如秋千、单杠、滑梯、攀登架、跳马、爬网、平衡木、联合运动器械等，小型运动用品有球、圈、绳、沙袋；传统玩具如陀螺等常能见到；沙箱、沙池及玩水设施的设置很普遍。游戏中幼儿自主自由，活动类型不是由教师硬性安排的，而是由幼儿自己选择的：玩什么、怎么玩均由他们自己做主。幼儿在游戏中无拘无束，尽情玩耍。教师也与班上孩子们一起玩。[62]

美国幼儿园的情况则与笔者的设想有很大不同。多年来，笔者接触的媒体都把美国的小学教育描绘成自由快乐、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成功教育模式，因此认为幼儿园教育一定更加轻松快乐。但是，一份来自美国非政府组织“童年联盟”（Alliance for Childhood）和几所大学的合作研究报告指出，至报告发表之时（2009年）的10年至20年间，美国的公立幼儿园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危机。“童年联盟”这一组织旨在促进和儿童健康发展相关的各项政策和实践，目前主要工作是争取自主玩耍时光在幼儿园的恢复。笔者在这个组织的网站上找到了70多页的研究报告全文，从报告看来，美国的幼儿园小朋友也在承受着学习任务的重压。与中国教育部对超前教育明确的否定表态不同，美国幼儿园中的“超前教育”恰恰是由政府政策主导的。美国政府教育部门官员认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能够更早地受到家庭熏陶学习文化知识，而下层阶级的子女则没有这种机会，这相当于起点不公。出于这种考虑，政府启动了“一个都不能落后”项目（No Children Left Behind and Reading First）。尽管许多儿童教育方面的专家早已指出超前幼儿教育的诸多弊端，还是没能阻止政府政策的推行。此后，在标准化测试的压力下，美国全日制幼儿园的小朋友不得不在园内学习识字、读写、数学知识，所用时间是玩耍时间的4至6倍。报告中称，近年来的政策和商业力量使美国幼儿园演变成了小号的一年级（a one–size smaller first grade）。与笔者的调查结果类似，美国的一线幼儿教师们对超前教育十分反感，但普通人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很明确的认识。专家指出，玩耍在幼儿身心发展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多与认知学习相关的课程和标准化考试会引发儿童的心理压力和严重行为问题（extreme behavior problem）。报告中称，美国的幼儿园正在向儿童施加双重压力：首先，要求孩子掌握超出自己发展水平的学习内容，造成孩子的压力；同时，又剥夺了孩子们处理压力的主要手段——自由玩耍。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幼儿园超前教育的趋势不仅在中国，可能在许多国家都正在发生着，尽管程度和诱因有所不同。耶鲁大学两位教授进行的一项跨文化研究中称，他们对16个国家的2 400名母亲进行了调查，72%的母亲认为孩子们正在“过快的成长”（growing up too quickly），在美国这一数字达到95%。

八、思考和讨论

在本次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笔者逐渐确定，之前有所耳闻的“幼儿园超前教育”现象，至少在北京市平谷区的幼儿园里确定发生着。超前教育带给孩子的压力并非只发生在少数在学习表现不佳的孩子身上，事实上，在这种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标准下，很少有孩子能得心应手。过重的学习任务和过高的要求意味着，幼儿在学习的开始阶段就注定失败，他们在幼儿园里学到的第一课就是自己不够好。而对于自我意象（self–image）正在形成中的孩子来说，一旦他们被贴上某些不恰当的标签，在当下和之后的身心发展历程中就要面临很多问题。与此同时，在教学评比的压力下，幼儿教师往往会忽视对孩子良好生活、学习习惯的培养，尽管他们知道这对幼儿的发展至关重要。许多经过幼儿园不恰当超前教育的孩童就这样带着厌倦、畏惧的情绪和备受打击的自信心进入小学，我们不难想象，他们提前学习知识的相对优势会在二年级到来之后很快消失，而这种短期效应的代价是学习兴趣和创造力的长久丧失。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始终思考的问题是，如果说某些地方因为幼升小竞争激烈，家长被迫让孩子多学东西以通过升学考试的话，那么，在平谷这样一个几乎不存在升学竞争的地方，幼儿园超前教育的推动力又源于何处呢？我认为，这牵涉到很多复杂问题，在此我只想提出几种可能。从美国和中国幼儿园里的情况来推测，幼儿教育超前化可能本身就是现代性的表现之一，不过德国和日本的情况不支持这一推测。具体到中国尤其是从我所调查的幼儿园来看，认知类学习内容的比重之大和现行的幼儿园教育体制中不断的评比、排名有关，幼儿园为了赢得教育排名、成绩和家长的满意，不会顾及部分一线教师的意见。更实际的解释是，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幼儿园，幼儿“学习成果”的优劣都直接与幼儿园能得到的资金挂钩。好的评比结果和比赛成绩对私立幼儿园来说意味着生源和财源，对公立幼儿园来说则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拨款和教师福利。最后，对幼儿有着直接控制力的还是他们的家长，家长对幼儿教育的观念、态度直接影响了幼儿的入园选择和幼儿园为了迎合家长作出的改变。

[59]　这位教师是本次调查的主要访谈对象，为大班班主任。女，29岁，迄今为止在幼儿园工作已有5年。

[60]　李颖：《德国幼儿教育理念及其实践》，《教育导刊》，2008年12月号下半月。

[61]　作者不详：《德国的幼儿教育》，原载于《台湾教育》，转引自《山东教育》，2003年3月。

[62]　张燕：《日本幼儿教育的特色及其启示》，《教育科学》，2003年4月。

均衡生政策在乡镇中学

李利利 （北京大学2010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政策背景与内容介绍

为推动义务教育阶段的均衡发展，2007年江西省教育厅出台《关于江西省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均衡分配到初中的实施意见》，该政策要求在高中的统招指标中划出不少于20%均衡分配到初中招生，并逐年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均衡指标的范围和比例。[63]均衡生改革是江西省高中招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县市教育部门从普通重点高中、普通重点建设高中统招计划中划出一定比例的招生指标，按各个中学的人数进行比例分配，并设置均衡生最低录取分数线，在此最低分数线之上录取的学生称为均衡生。

笔者所在家乡A县根据上级的指示进行了具体制度安排，主要的要求如下：

1. 明确均衡生资格：从2007年初一新生开始，只有家庭常居实际住址属于初中学校招生地段范围，且初一至初三年级均在该校就读的初中应届毕业生，才能纳入均衡生招生指标分配基数，才有资格填报公办普通重点高中的均衡生志愿（含正常转学、休学）。均衡生报名资格要严格审查并张榜公布，审查工作由生源学校负责，出了问题由校长和具体工作人员负责。对不具备均衡生招生报名资格的，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均衡生资格，因此空缺的均衡生的录取不再递补。

2. 确定指标数量及录取分数：从重点高中统招计划中划出一定比例的招生指标均衡分配到初中，面向全县初中应届毕业生招收“均衡生”。同时为了保证重点高中的生源质量，重点高中招收的“均衡生”放置最低录取等级分。

3. 明确招生的录取顺序：先录取均衡生，其次录取统招生，最后录取择校生。录取时依据考生志愿和各招生学校的招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表1 A县均衡生指标比例变化[64]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指标比例

20%

25%

30%

40%

45%

50%

注：此数据某县重点高中均衡生指标，具体重点高中所分配到的指标在比重上存在差异。

根据A县关于均衡生政策的相关规定，均衡生的录取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有该重点高中均衡生的报名资格；

2. 中考的成绩超过了教育局规定的最低控制线；

3. 根据教育局所分配给所在中学的均衡生指标数量N个，报名者的中考成绩在所有报名者的前N位。

二、乡镇普通中学、县城优质中学与地区重点高中之间的生态圈

A县地靠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近几年被评为全国百强县。该县所在辖区有1所重点高中、1所建设重点高中、4所普通高中和33所初中，但重点高中与优质初中等优质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县城内部，从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上看，乡镇中学极度缺乏竞争力。不同教育水平的中学与高中处于不同的生态位置，重点高中所处的生态位置：县内辖区的超级中学、省会城市优秀中学的竞争者；优质中学所处的生态位置：抢占优质教育资源和优质学生的领头军；一般中学所处的生态位置：分享剩余者和底部竞争者。

由于力量的悬殊，普通中学和优质中学的关系、普通高中与重点高中的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关系，只有辖区内重点高中和市区重点高中才能够形成竞争关系。所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出来（单箭头代表学生的流入，双箭头代表竞争关系，线条粗细代表流入的数量）：

本文研究的普通中学是A县的普通乡镇中学B校，主要生源来自辖区内部，每个年级的学生大概在250~350人左右。根据每年中学的升学比例来衡量，B校的教学质量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平均每年录取到县重点高中的人数为15~25人。

图1 A县教育资源的生态流动

表2 B中学近几年的招生情况

B校

初一注册人数

2007

329

2008

311

2009

286

2012

268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访谈的办法，主要的访谈对象是乡镇中学的校长、老师、学生、家长。与校长访谈了两次，第一次主要了解均衡生政策与收集相关数据，第二次主要是了解均衡生政策的执行状况；与老师的访谈主要是了解老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承担的角色和所受的影响；访谈的学生目前已经考取重点高中，主要是通过该学生的经历反映出均衡生政策执行状况；与家长的访谈主要是针对家长对政策的了解状况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动策略。

四、各相关主体的对于均衡生政策的定位选择

1. 乡镇中学校长：治标与治本的争论

均衡生政策的策略主要是为了向薄弱中学进行招生指标的倾斜，实行均衡生政策的初衷有两个：第一，弱化初中阶段校与校之间应试竞争，推进初中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第二，引导初中学校生源流向，逐步遏制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借读倾向。整个政策的执行状况可以从宣传、落实和监督三个环节进行讨论。

本文研究的乡镇是以农业为主且存在较多的劳动力外出打工的乡镇。针对这样的现状，学校通过何种手段进行政策宣传？

校长说，在我们这里确实也不太会去宣传，政策到下面也不一定能够宣传，你宣传一定有个信任问题了，你跟别人宣传就好像你一定要他的小孩到我们学校读书似的，家长就会想你是不是为了招生故意用这种手段骗他们，这个信任度还是有点问题；还有家庭条件好的，在外面买了房子，还是很有可能去好的学校读书，就是愿意到好的学校读书；确实也没有这样的物质资金力量去宣传，所以不见得所有人都像制度设计的那样想，目前我们也只是在要均衡生报名的时候，让班主任在班上讲一下。

从校长的话中可以得知，学校本身没有很大的宣传动力或者宣传能力，最终导致了政策信息的不对称，所以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第一步在乡镇中学便遭受到阻力。

均衡生政策考虑到在教育资源较好的高中择优录取的形势下，薄弱学校处于竞争劣势，形成所谓的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那么乡镇中学校长在政策执行当中遇到什么具体问题？

校长说，这个政策实质上是为了照顾我们这些条件薄弱、师资差的学校，但是重点高中就那么一个，学校之间的差异也还是存在，不管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水平都明摆在那，估计只有等所有学校的水平都差不多才不会有择校。事实上我们每个学校的均衡生基本上浪费了，都被好生占了。我们学校好生都报了均衡生，他们也上了重点线，那均衡生就没有了。

所谓的“好生占坑”指的是成绩优秀的学生参与了均衡生的报名，由于成绩优秀的学生的中考成绩往往都会超过统招的分数线，所以导致最后成绩优秀的学生会满足均衡生录取的三个条件，因此优秀学生就占据了分配给中学的一个均衡生名额。

校长是以重点中学的升学率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只有解决“好生占坑”的问题才能够提高升学率，那么校长有多大的操作空间呢？从校方的角度上，看最大化利用均衡生指标来实现重点中学的升学率才是重要的，那么如何实现升学率最大化呢？

校长说，现在我们这些当校长的根本不敢动啊，你不知道现在的网络、媒体有多厉害，只要你一搞小动作就会被曝光。虽然说我们知道要是那些“好生”不占坑的话，我们的录取率肯定会上升，但是没有办法，制度就是这么规定的，现在的教育是很难办的。

从所谓的“好生占坑”的现象当中我们也可以理解学校在政策宣传时的无动力现象，因为这项政策至少在乡镇中学中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鉴于均衡生的实施状况和教育资源分配格局既定的前提下，均衡生政策旨在从招生指标入手协调目前的既有格局，那么均衡生政策对A县的教育资源的生态圈会产生何种影响？

校长说，虽然说有均衡指标，但是这种均衡毕竟是按照人数比例来的，又不是平均指标。好的中学有很好的条件让孩子们学好，别人可以上统招分数线，不用这个均衡指标也是可以的。关键还是我们现在的师资力量太差了，师资太老，新老师都不愿意来，即使来了过不了多久就要参加城里的招聘考试，其实他们没有心思在一个乡镇中学教书。

在与校长的访谈可以得知均衡生政策从整体上并没有改变乡镇中学所处的教育生态圈当中的位置，但均衡生政策的受益者是成绩优秀的学生。与市区的中学相比，乡镇中学的学生的升学机会是更为稀缺的资源，均衡生政策的存在使得薄弱学校的学生能够获得降低门槛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但是对于学校而言，均衡生政策还只是停留在招生方式的改革层面，乡镇中学并不能通过利用政策改善学校的整体运行状况。

2. 中学老师：政策与学生之间的纽带

谁会关心均衡生政策？初中老师在均衡生政策的角色主要是政策信息的基层传播者。

问：在均衡生落实过程中，哪一类群体是最关心政策执行呢？

答：当然是那些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了，成绩差的学生一般也不会关心这个事情。

问：为什么会是这些学生呢？

答：成绩差的学生一般都会上职业高中、中专之类的学校，他们自身的目标其实也是很明确的，估计他们也没有考虑过上好的高中。除了重点高中有均衡生指标之外，其实县城的一些普通高中也是有均衡生指标的，所以这个跟他们的升学有很重要的关系，他们自然会关心，有的时候也会有家长来询问我这个事情。

在普通的乡镇中学当中，关心政策的一般都是利益关联者，只有这一群体会在整个政策的宣传落实都比较欠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关心制度的运行。从目前均衡生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薄弱的乡镇中学所受到的政策照顾不可能波及到整个学生群体。

均衡生政策对学生与老师的影响。升学率作为考核老师的一项重要指标，招生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老师的教学工作。由于我访谈的老师是该乡镇中学重点班的老师，他所带的学生都是学校比较优秀的学生，在这个班上升学率是老师更为关心的数据，那么均衡生政策对老师有什么影响呢？

问：均衡生政策对于像您一样的老师会有什么影响吗？

答：整体上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影响是不大的，最多就是保证我班上的录取情况，作为老师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都能够考到。

问：均衡生政策对于学生来说有什么影响呢？

答：像我们中学呢，学校最好的学生是不用担心的，以他们本身的实力也是能够通过统招考到重点高中，他们报名均衡生就是图一个安心；成绩中上游的呢，很有可能通过均衡生政策到重点高中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当然他们要用到这个指标需要一些条件，不过他们的概率是增大了；对于成绩较差的同学，他们可以报考普通高中的均衡生。这样从总体上能够满足一部分的学生的要求。

从对老师的访谈可以得知，均衡生政策对于乡镇中学而言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保障每年录取到重点高中的学生人数，学校不用担心由于某一年的招生质量不好而影响到升学率；但是由于制度设计和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使得均衡生政策不能成为一种普惠式的制度。均衡生制度对于优秀学生而言可能存在两个层面的好处，一种是作为安慰减压型的作用，另一种则是作为分数优惠型的作用，至于发挥何种作用则要取决于学生本身的成绩水平。

3. 学生与家长的选择

政策设计的最直接的目的是改变学生与家长的行动策略，即通过对薄弱学校的招生照顾使得学生与家长能够就近入学而非择校，那么学生与家长对于整个政策是如何反应的呢？李同学是我的亲属，所以笔者比较熟悉整个均衡生指标从报名、获取到使用的整个过程。李同学在小学三年级之前是在该乡镇小学上学，后来在上四年级之后就跟着父母在外地县城读小学、读初中。在对李同学的父母的访谈中了解到他们选择转学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由于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李同学由奶奶照料日常生活，这样的环境对子女的成长可能存在负面影响；其次，乡镇小学和中学的管理是比较松散的，怕跟着不良少年染上恶习；最后，县城里面的教学质量确实比乡镇中小学的教学质量要好。李同学是择校生，择校对于李同学最大的改变在于学习成绩方面，他由以前班上后30名上升到前10名，这样的结果也使家长非常满意。但是由于政策规定不允许异地参加中考，李同学只能在初三下学期回到家乡的乡镇中学参加中考，李同学在之后的中考的过程当中最终以均衡生的资格录取到该县的重点高中。

均衡生资格的获取。均衡生报名是在初三的下学期开始进行的，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与均衡生报名。由于特殊的信息环境（网络信息比较闭塞）和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工作性质（出外打工等）等因素直接影响了家长对于政策的了解度。通过访谈得知，李同学的家长只是通过李同学的简单介绍而获得了均衡生政策的信息，而没有主动关心过均衡生政策。同时，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一个细节：

“其实，按道理说我家小孩是没有填报均衡生的资格，毕竟以前是择校生嘛。”

从县教育局的相关文件上可以了解到“只有家庭常居实际住址属于初中学校招生地段范围，且初一至初三年级均在该校就读的初中应届毕业生”才具有均衡生资格，而择校生返回户籍所在地就读是没有均衡生资格的。按照规定，李同学确实没有均衡生资格，那么李同学是如何获取均衡生资格的呢？访谈时了解到，李同学家长与校长的私人关系较好，资格的获得通过所谓的“关系”进行了一次合法化的处理——修改学籍，再加上这样的一次处理并没有得到任何人实质上的质疑与问责，所以到最后由于“制度外的灰色操作”使得李同学非常顺利地获得了均衡生报名资格。访谈时问他们为什么要急于争取获得这个指标，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有总比没有好。”对于家长来说，政府出台均衡生政策的宏观与长远目标其实并不影响个人决策，家长关心的是这样的政策落实下来对于子女升入重点高中的概率。正是在这样的目标驱动之下，所有人都会选择报名，实际上这是将竞争又重新分散到每个初中内部的竞争，还是分数的竞争；对于乡镇中学的优秀学生来说，均衡生指标对于他们而言是缓解中考压力的一大利器。

作为均衡生录取。资格的获取只是作为均衡生录取的第一步，而事实上所有学生都可以报名均衡生，在这个层面上政策是比较普惠的。为了保障重点高中的入学学生的质量，均衡生的录取有最低控制线，只有在这个最低控制线之上才有可能被录取。李同学由于之前有过择校的经历，享受过较好的教育资源，他的成绩之前在县城中学当中是属于中上游的，很难最终通过均衡生指标进入重点高中，但是进入乡镇中学后，成绩基本维持在全校前十名左右（这个名次在指标的数量之内），所以在获得均衡生资格之后，李同学表示：“没有什么压力了，肯定可以考上。”中考形势的明朗化使得即使由于考试失误而分数不理想也可以通过均衡生指标升入重点高中。最后李同学中考的实际分数达到了统招的分数线，但是由于均衡生是第一批录取的，所以也就相当于占了一个均衡生的指标，这也就是校长所说的“好生占坑”现象。根据政策规定“均衡生”就是统招生，李同学自己表示：“目前的高中班上根本没有谁会去注意谁是均衡生，基本上对日常的学习和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大家相当于又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到高中就要实打实地看成绩了。”重点高中存在的分重点班与普通班的现象还是以中考成绩而不是以何种手段进入高中进行划分的。

李同学是均衡生政策的受益者，无论从资格的获得到以均衡生的身份而被重点高中录取，但是李同学只是少数受益者之一。重点高中为了保障自身的竞争力，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最低限制，所以乡镇中学的大部分学生都不能凭借着均衡生的政策进入到重点高中。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县城的普通高中的均衡生指标数量较多，因此会大幅度降低录取分数而录取乡镇中学的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很大一部分乡镇中学的学生能够以均衡生的身份进入到普通高中。

五、总结

均衡生政策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提高薄弱学校的竞争力，遏制普遍存在的择校现象。均衡生政策从宣传到落实的社会条件乡镇与市区有明显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由于受到对教育的关心程度、工作性质等各个方面影响，使得家长与学生都对政策了解不够；2. 乡镇中学的择校情况明显低于城镇。所以均衡生的设计初衷在乡镇中学遇见了新的社会情境，从访谈的结果当中可以看到就遏制择校而言，均衡生政策在乡镇中学的影响有限。

由于辖区内的重点高中较少，升学指标自然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均衡生政策的设计是为了在公平性的指导原则之下进行资源的分配，实现教育资源公平。均衡生政策对于乡镇中学而言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保障每年考上重点高中的人数的稳定性，对于老师而言是提高老师的教学业绩，对于学生而言则在于提高部分优秀学生享受更高教育机会的概率。均衡生政策还只是将部分招生指标进行分配而不是从整体上对乡镇中学的教育资源进行调整，这也就导致了均衡生的影响层面是有限的。

[63]　关于具体文件信息可见：http://www.jxedu.gov.cn/sswsb/BJSS–CZJY/2010/10/20101003114838738.html。

[64]　此数据根据××市教育局网站文件整理而来。

一所乡村学校迎检过程考察

杜津威 （北京大学2008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背景介绍

1. 学校概况：学校与学区

这所学校位于河北省南部，所属县为一个农业小县，工业不发达，经济状况一般，县内共6个乡镇，9个学区，每个学区的现状基本相似，所以对一个学区的调查和研究基本可以代表该县的乡村中小学教育状况。

这里需要理清一个概念——“学区”。所谓的学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学校，而是负责一个地区教育的基层单位，一般以乡镇为单位，每个乡镇的人口规模在4~7万人，包括十几个行政村。每个学区中设有一所中学、一所中心小学、若干个教学点和一所成人学校。

学区中的每一部分都为一定的对象而设：中学针对7~9年级适龄学生，开展三年初级中学的教育；中心小学针对1~6年级的适龄儿童，其中3~6年级只有中心小学设有，中心小学的1~2年级只针对学区所在乡村及附近村落；教学点在适龄儿童较多且具备相关条件的乡村设立，针对1~2年级的适龄儿童和学前适龄儿童，其中适龄儿童相对较多的乡村设立幼儿园，较少的地区设立学前班，为适龄儿童提供启蒙教育；成人学校针对当地村民，主要教授农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

每个教学单位都有一定的规模：中学现有3个年级，设4个教学班，共200人；中心小学，现有6个年级，设10个教学班，共500人；教学点共5个，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400人，幼儿园及学前班共450人；成人学校形同虚设，没有学员。合计共有在校学生1 550人，教职工共计100余人。

2. 检查体系概况

检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督政：监督县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另一个是督学：监督学校的教学工作与基础设施。

具体而言，督政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宏观层面上的督察，考察一个县内教育资源的布局是否合理，比如“中学是否合并且形成了规模教学，小学是否集中适应当地的适龄儿童”等问题；第二个方面则是微观层面上的督察，主要考察每一个学校内部的硬件与软件条件，包括“教师的资历、年龄结构、学校领导的经验能力、学校内部的仪器设备等的现代化程度”等方面。表面上检查县政府对基层教育的重视程度，实质上是考察县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经费的多少。

此次检查过程中的主要负责机关叫作“省教育督导室”，级别为副厅级，也就相当于副市级，名义上是隶属于省政府，但实际上由省教育厅负责管理日常事务，主任为副厅长兼任，但是基本不负责实际工作。实际工作由常务副主任来负责，级别为正处级，与县里最高的领导级别一样，但是名义上则高半个级别，一方面因为督导室的级别是副厅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检查机关的缘故，所以县里对于此次检查十分重视，并且这一检查属于农村学校所迎接的最大级别的检查。

检查的时间和规则在2005年省政府出台的《全省教育检查督导实施办法》中都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全省共180个县级单位[65]，意味着全省的高中、初中、小学都属于检查的范围，这些县分为四批，每一年检查45个，4年完成一次全面的检查。2006年省里对作者调查的县进行了检查，因此今年该县属于检查的范围。

二、前期准备：时间和金钱的消耗

这一部分的调查集中在学校的教师和领导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通过对学校教师的调查，我们发现前期的准备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很多时候需要加班，补助十分可怜；而通过对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调查，我们发现在准备过程中学校投入了令人惊讶的财力，并且很多投入的意义并不大（在第四部分有所论述）。此外让人产生兴趣的是，学校领导看待检查的态度与其他几类人都不一样，他们比较矛盾：一方面希望能借此机会为学校争取较多的经费，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对“经费无法自主使用”、“学校倒贴费用”现象的担忧。

1. 时间成本：“用时间耗出来的”

我们对教师调查的过程中，他们提到最多的内容就是检查过程中任务比起平时要重很多，并且补贴也很少，用一位教师的话来说：“迎接检查的各项准备都是我们用时间耗出来的。”

“很多工作平时都没有做，大多只是象征性地表示表示而已，有一部分工作压根儿就没有。所以在迎接检查的准备阶段十分辛苦，要按照上面的标准一项一项完成。”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学校为了能够保证在检查之前把所有的工作完成，将所有任务逐一进行了分配。他们首先将总体的工作分成了几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十几个教师负责，并且每一部分都有专门的‘工作组组长’，一般是由学校的中层干部来担任。

这一方式简单而言就是“包干”，将每一份责任都分到具体每位教师的身上，“化整为零”的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没有头绪的缺点，保证了最终目标的按时完成。这一方法和当前国家采取的“问责制”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这一工作方式无疑会大大增加普通教师的任务。

“我们普通教师平时都是按照正常的时间上班，一天8小时，每周休息两天，值班的时候晚上在学校住，但是有加班费啊，如果家里有事情还是可以请假的，总体来说挺轻松的。但是在迎接检查的这段时间里，任务重了很多，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没了，晚上要加班，并且周末也要到学校准备，家里的很多事情都顾不上了。”

根据我们的调查，教师的这种生活足足持续了将近半年，从5月份的动员大会开始到10月底的正式检查，我们简单计算了一下，每位教师每天平均需要加班两个小时，学校有将近200位教师，6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学校的教师足足多工作了72 000个小时，相当于9 000个工作日的劳动量。

那教师们在这段加班的时间里都在参与什么样的工作呢？这些工作对于学校的教学工作和未来发展究竟有多少意义？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下面的调查。

“我们参与的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档案材料的整理和汇总，因为这些工作在平时根本就没有做过，所以要重新整理每位教师的简介，很多时候只能造假，很多证明都是现在重新整的。第二部分是学校专室的建设，按照上级的要求，学校需要建造十几个专室呢，每个专室都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比如音乐室、美术室、微机室之类的，最麻烦的莫过于图书室，每一本图书都需要进行编号。第三部分是学校的基础建设，硬件、绿化、粉刷等，虽然不需要我们自己做，但是要时刻监督工程队。”

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检查的很多要求都是要求学校平时做的，但是因为与现实的教学工作、升学率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都处于空白状态，所以一旦需要迎接检查的时候就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弥补平时工作的不足。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工作为什么不放在平时开展？岂不是很容易减轻检查之前的压力？对此学校的领导有着自己的解释：“学校只看升学率，根本不会关注那些所谓的素质教育之类的话题，家长和社会上都是以升学人数的多少来判断一个学校的好与坏，我们只能这样做才能保证学校的声誉和发展。并且平时的经费也无法保障这些工作的开展啊。”

2. 金钱成本：“拿钱砸出来的”

我们在采访学校领导的过程中发现，迎接检查的准备不仅仅是依靠时间“耗出来的”，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经费的大量投入，校长形象地说是“拿钱砸出来的”。我们对相关部门一位负责人[66]的采访更加证明了这一结论，他年近五十，十分健谈，尤其喜欢和年轻人聊天，从他的介绍中我们对整个教育系统的经费问题有了一个较为明了的把握。

“其实只要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整个检查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经费够不够，如果有足够的经费的话，检查不仅十分容易通过，并且还很容易拿一个较好的成绩。我在教育圈儿里工作了近30年，负责教育局里的财务也已经10年了，中间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检查，每次检查之前局长都在苦恼一件事，钱从哪里来，局长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有钱，一切好办’，确实历届局长在迎接检查的过程中最头疼的就是资金问题了。所以检查说白了就一句话，看你的钱花够了没，花够了就万事大吉，没花够的话就凡事遭殃。”

正如这位负责人所说，迎接检查最为关键的确实是经费问题，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更何况是一个经历了很多次的检查呢。我们对于经费的开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主要是了解整个检查过程中经费的来龙去脉。

“检查中经费的开支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中大部分开支主要集中在了学校的基础建设和硬件设施的配置，稍大些的学校都要投入近百万的经费，其他的也要几十万，全县十几所学校，算下来这部分的开支将近千万，相当于我们一年正常开支的总额；第二项的开支主要是招待费用，包括车费、住宿费、餐费之类的，一般开支在十几万元左右；最后一项则是送礼的费用了，送礼的对象有几类，一类是省教育厅的，一类是省教育督导组的，一类是市教育局的，最后一类是县政府的领导，这几项送礼的费用大概在20万左右[67]。”

如果不是听到这位负责人的介绍，我们很难相信为了迎接一个仅仅持续一天的检查居然要花费如此多的金钱。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资金的投入呢？这些投入的资金会发挥多大的作用？

“省督导小组当天的检查我们并不担心，只要前期的工作做扎实了，一般不会出问题。他们主要关注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你的账目，就是你在这检查之前对县里的教育事业投入了多少经费，购置了多少要求的硬件设施；第二个就是你把关系处理得怎么样，也就是检查之前你是不是把关键的人物都打点好了，只要把握住这两条，检查就相当于过了。”

不论是经费的投入，还是关系“搞得如何”，哪一个因素都少不了用金钱做铺垫，所以得出检查的准备是“拿金钱砸出来的”这一结论并不夸张。总之，学校在迎接检查的前期准备中，依靠的是教师的无偿劳动力（也就是所谓的时间成本）、县政府大量金钱的投入。

三、检查过程：官面文章要做足

这一部分我们调查的重心转移到了县政府和教育局，当然对学校领导也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调查，通过这一部分的调查，我们大体了解整个检查过程以及其中的潜规则。总体而言，检查的过程中官面文章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具体的每项要求。

1. “雷声大、雨点小”：学校领导希望的检查方式

调查中，我们发现学校领导对检查持一种很矛盾的态度。他们既希望上级能够定期的检查，但也顾虑其中的某些环节。他们最希望一种口头上要求严格、实际检查过程中却较为宽松的检查方式，用校长的话来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检查模式。

“我们很希望上级能够定期地下来检查，因为这样才能督促县里、局里提供较大数额的资金来促进学校的发展。你想想一个农业县的财政经济状况本来就不好，再加上我们是乡村的中小学，每年能争取的资金很少，对于学校维持正常的开支依旧不足，更不要说应付上级检查和突发事件了。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吧，每年上级划拨的经费为40万元，单单是维持学校正常的运转，每年都要迫不得已欠下几万元的‘窟窿’[68]。而学校建设一些专项的实验室、图书室等动不动就需要花费几十万，平时学校根本就不可能负担得起，但是检查的时候县里和局里会想办法划拨专项经费。”

校领导十分重视学校的发展，并且检查也可以督促县政府和教育局给学校划拨经费，从这方面来看，检查对于学校的发展和建设有着很大的帮助，可以让学校完成平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硬件建设。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为什么校领导还会感到矛盾呢？

“当然检查也会带来很大的烦恼，大概有4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第一个还是经费的问题，因为每次为了准备检查学校要有大量的开支，大概有近百万，上面会承担其中的绝大部分，但是每次还是有几万元需要学校自己想办法解决，不过能够提高教学条件才是学校发展的基础，学校想办法解决一部分资金从长远来看也是值得的；第二个就是这些建设的利用情况，很多费用投入到里面了，该建设的建了，该维修的也修了，但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甚至是根本没有利用[69]；第三个问题是迎检准备的多半年里，学校的各级教职工都需要加班，补贴和饭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为资金的紧张暂时没有给教师提供相应的补助，其中部分教师也心有怨言，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啊。

最后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也是我最关心的，就是学校领导的任免问题，平时的工作比较难分出高下，迎接检查期间就比较关键了，工作量比平时增加了很多，队伍是否团结，你自己的工作能力、协调能力都会得到较大的考验。如果在检查的过程中表现不好，可能就会受到冷落，不合格的话可能会被警告甚至调职。”

通过校长的介绍，我们大体上明白了学校领导对于检查持矛盾态度的原因，因为他们兼具两种身份，一方面是学校的领导，需要时刻想着学校的发展，要想方设法提高学校的教学条件，为乡村中小学的发展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此他们很多时候希望能够通过检查来督促上级为学校提供较大的支持。但是他们另外的一个角色——“领导的下级”，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于检查的看法，在中国这样一个唯上而不唯下的社会里，一个职位的人选往往是由上级的领导说了算，所以在工作中不能一味地追求学校的发展，还要迎合上级的思路和上面的财政状况。

学校的领导向我们介绍了检查当天的情况：“检查的前一天，省里的检查督导小组就已经到了县里，但是我们接触到他们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检查当天。我作为学校的领导，需要全程陪同，检查小组计划下午两点到达学校，这个时间恰好是学校的课间，很多学生都在校园里，为了避免检查小组与学生接触[70]，所以临时将课间提前了10分钟，检查小组的成员来到学校的时候，只要由学校的领导班子十几个人来迎接。”

可见学校并不怎么希望检查小组的成员接触到学生，学生的言语很难把握，校领导希望检查能够简单快速地结束，并没有搞隆重的欢迎仪式。

“之后检查人员到学校的会议室听取了一个简短的汇报，然后就开始了对学校具体细节的检查。主要检查了学校的各项专室，美术室、音乐室、体育室、实验室等，检查的方式基本上是他们提问，我们回答。问题多集中在专业问题和利用情况两个方面，例如‘实验室的仪器如何使用’、‘同学们多长时间上一次课’之类的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有些没有利用的专室也会想办法应付过去。”

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现象是：足足准备了整整半年之久的检查竟然只有简单的几个小时，检查的标准十分宽松，像走过场一样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督导小组还对学校的大部分工作表示满意。校长介绍说：“当时我们十分疑惑，整整准备了大半年，但最后仅仅两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并且检查的细致程度和当初的文件上的要求差距太大了。”虽然很轻易地过了，并且上级还为学校领导举办了“庆功会”，学校里也大大地犒劳了全体的教职工，但是校长却有些失望，花了这么长时间准备，很多却没有派上用场。作为研究者，我们很疑惑为什么出现了“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呢？为什么文件上的要求很多都没有在实际检查中体现出来呢？

2. “面儿上的事儿最重要”：县政府的态度

为了弄清楚上面的问题，全面了解整个检查过程，我们又克服了困难找到县领导，希望能够通过对他们的访谈从更高的层次、更深刻的视角观察整个检查的过程。因为县委书记和县长时间很紧，基本上没有机会采访到，我们最后对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进行了访谈。访谈整理如下：

“检查之前，县长曾经去过省里一趟，‘拜访’厅里的几位领导干部，其实是到省里送礼去了，主要目的是为后面的工作开展做铺垫。不仅仅是在教育方面的检查之前，但凡是省里的检查，县里的领导都会提前往省里跑，要提前打好招呼。”把前期的工作做好了之后，县政府就集中精力准备具体的检查项目了，其间开了很多次会，并时刻督促各个有关单位（教育局和财政局等）以及基层的学校积极准备。当我们问到检查当天的具体情况时，这位主任仔细地回忆着，兴致勃勃地介绍着那天的情况。

“省督导小组在检查前一天的晚上到县里，来了十几个人，一个组长、三个副组长，剩下的都是跟班的了，共来了两辆车，一辆帕萨特，一辆依维柯。当天晚上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以及县委县政府的有关人员去饭店接风，我安排具体的吃住[71]。检查小组受到的待遇基本上是县里能提供的最高水平了，并且相当气派，住最好的宾馆，吃最好的饭菜，还得到了县里领导的尊重。最后，还可以从中拿到相当可观的好处。”

“当天的晚饭上，县里的领导和督导小组的领导互相问候之后，就开始谈双方的‘交情’，也就是之前打交道的时候的各种事情。大多为‘最近身体可好’、‘工作忙得过来吗’、‘上次在一起吃饭还是什么什么时候’、‘大家工作上要互相配合’等问题。”

当我们问到具体的工作汇报在什么时候时，负责人谈道：

“当天晚上的话题基本上没有涉及具体的检查事务，在县里的领导看来，具体的事务是由教育局和下面的学校负责的，之前要严格要求他们做好相关的工作。县领导的任务是和上面的领导走好关系。晚饭结束后，县领导有事先走了，我们陪同督导小组的领导回宾馆，其间找些机会将事先准备好的红包[72]送到了他们手上，他们也没有拒绝，直接就收下了，其实他们都已经很习惯了。”

这说明在县领导的眼里，和小组成员的关系是影响检查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和他们搞好关系才能保证教育局和学校平时的努力不白费。正如上文所说，在实际的检查过程中，确实出现了“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县领导的“努力”没有白费，当天的检查十分成功，督导小组的人也很给面子，最后检查顺利通过了。

“当天的检查分为四个小分组，第一分组检查县教育局、财政局中教育经费账目，由县政协主席陪同，对方是一个懂账务的副组长；第二分组检查县城内部的学校，由县委书记陪同，对方组长带队；第三个分组检查的是县城南边的学校，县长陪同一位副组长；最后一个分组检查县城以北的学校，由人大主任陪同一位副组长。检查过程挺快的，一天就结束了，下午督导小组就乘车赶往邻县了。”介绍完当天检查的过程之后，我们提出了一些有关经费开支的问题。谈到整个迎检过程的开支时，这位负责人显得很无奈，“钱花了很多，我们也很心疼，实际的事情办的却不是太多。”他说县里也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迎接检查，“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啊，面儿上的事儿太重要了。”

“你不把这些检查人员‘伺候’好，他们回到省里说不定会说什么呢，省里相关的领导很少下来，对下面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主要依靠这些人回去的汇报，所以我们也很为难。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把县里的教育搞好，谁不希望自己县里学生多考上些好大学，谁不希望打造出让家长信得过的学校啊，可是当前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能把握的。”虽然县里的领导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有着较大的自主权，但是很多时候也只能顺应当前的“潮流”和风气，整个检查过程中，检查内容本身并不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保证检查顺利通过却是其中的费用的投入、关系的铺垫等因素。

四、资金投入与效果

检查之前投入很大，检查过程中又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这些投入究竟有多大的意义？能给学校的教育水平带来质的提高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在检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又对学校内新建设施的利用程度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由于当前条件不足，师资力量、学生素质达不到使用这些设备的水平，大量资金的投入并没有带来实际的效果。

1. 资金来源与投入项目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学校投入的利用程度，我们根据之前调查的资料整理出了一份学校的账目支出表，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表1 学校账目支出（2010年5月~2010年10月）

序号

费用项目

金额（元）

备注

1

理化生实验室等

12万

主要包括理化生实验室、准备室和设备室

2

图书馆建设（中学）

10万

场地的改造及图书的购买（6 000册）

3

计算机室

8万

购买电脑及电脑桌 [73]

4

基础建设

7万

改造工程包括学校大门更换、学校围墙的整修、篮球场的修建、厕所的整修等工程

5

音乐室

6万

教室的改造和设备的购买 [74]

6

探究实验室

5万

主要用来探究科学现象，启蒙学生思维 [75]

7

体育器材

5万

篮球、足球、鞍马等器材

8

2个电子备课室

5万

方便教师备课

9

办公书橱

4万

学校内所有的办公书橱更换一新

10

粉刷

4万

学校所有的围墙和教室等

11

幼儿园玩具

3万

几个幼儿园需要的玩具器材

12

科学实验室

3万

小学生做实验需要

13

校园文化建设

2.5万

学校墙壁的喷绘（标语及壁画等），专室（美术室、音乐室等）内部文化建设等

14

美术室

2.5万

教室的改造和设备的购买

15

成人教育学校

2万

场地的改造、粉刷等

16

移动多媒体教室

2万

供学生轮流到教室上课

17

幼儿园图书购买

2万

幼儿图书的购买

合计：83万

从上面的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学校为了迎接此次检查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根据负责人的估计，这些是学校半年来主要的支出项目，其他小数目的杂项还有很多，很难进行系统统计，总的开支应当在85~90万之间。

这一部分的开支并不包括学区日常的开支，只是单纯为了迎接检查而进行的支出。根据调查，学校一年的经费为40万元，由于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只有上级的拨款，这些经费用于日常的开支已经有些困难，更无力承担这些迎检的费用了。那这些费用主要由谁承担？检查之后这些建设的利用率有多少？其中有多少只是为了迎接检查而做的“官样文章”？

根据作者的调查，这批资金并不是从学校日常开支的经费中划拨的，当然根据现实情况来看也不会出这批资金。学校的校长对这些资金的来源进行了一个大概的梳理，来源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县政府为了迎接此次检查而划拨的专项资金，第二个部分是县教育局划拨的专项资金，第三个部分则是学校日常经费的“挪用”。

具体而言，县政府的资金占一半，大约有40万；教育局的资金占四分之一，大约有20~25万；学校的部分占四分之一，大约为20万稍多一些。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突然腾出这么多资金，对于这三个级别的单位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根据校长的介绍，这一问题的解决一般都会使用主要的方法：欠债。就是拖着一些仪器、设备等供应商的钱不付，等下一年的资金到位之后逐步偿还，经过几年之后可以偿还一大部分，但是最后也不会完全偿还，基本上就成了所谓的“死账、坏账”。

2. “很多资金在中途流失了”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学校的很多资金并不会完全由自己支配，中途会出现各种“截留”的现象，学校领导很无奈地表示“很多资金在中途流失了”，根据他的讲述，可以发现这些经费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都被有关的利益集团化为己有了，下面是我们根据学校领导讲述整理出来的一个故事：

我们调查的学校每年冬天需要75吨煤来取暖，当时煤炭的市场价为每吨700~1 200元不等，因为中央对农村学校的重视，所以要求地方购买每吨1 000元的煤炭，并且要求学生宿舍的供暖标准达到16摄氏度。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是结果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

具体的经过是这样的，上级政府说配备的是1 000元/吨的煤炭，但是校长收到的75吨煤都是700元/吨的劣质煤，热量根本就达不到国家的要求，最多也只能将学生宿舍的温度烧到10摄氏度。问题出在了哪儿？煤商怎么敢擅自更换煤炭的标准？很明显，政府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根据校长提供的信息，煤商首先和县长搞好关系将此项目争下来，而后将县里相关的领导和教育局的领导买通，之后就大胆地偷梁换柱了。全县共有十几所学校，每个学校都需要几十吨的煤炭，一吨可以有300元的差价，其中至少有30万到40万的利益，并且还有煤炭生意本身的利润，这样以来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煤炭被换掉了。

烧这些煤炭除了让学生受冷之外还要连累学校，校长很无奈地表示，如果只烧这些煤根本无法达到标准温度，也就意味着无法应付上面的检查，所以需要学校出钱购买部分较好的煤炭，在上级检查时烧这些质量好的煤炭，每年都要贴进去很多资金。但是最后校长却说了一句让作者感触很深的话：“虽然煤炭的质量很差，但是对于这些农村的孩子来说，宿舍里的温度能达到10摄氏度已经很幸福了，因为他们家里的温度比这里要低得多，这或许就是我们社会进步的地方吧。”

可以想象学校为了迎接检查而开支的资金中有多少都受到了体制外因素的影响，从试验的设备到计算机，从音乐、体育器材到图书，其中的利益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都被利益集团拿去了。

总之，因为当地发展水平的局限，很多现代化的设备都难以利用，同时在经费的划拨当中出现了很多流失，既然利用程度十分低下且资金的使用很难控制，那这种方式的检查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如果这种检查的方式不是一种好的方式，那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检查？

[65]　包括普通意义上的县、县级市、地级市下属的县级区。

[66]　这位负责人是县教育局的办公室主任，主要掌管局里的财务，对局里的账目开支十分了解，因此对检查的内幕也较为了解。

[67]　因为具体的数目只有局长清楚，主任给出的数目是根据自己的了解和推测得出的，但参考价值很大，大体上不会相差太多。

[68]　“窟窿”就是指在地方欠的债务，欠债的金额越多，“窟窿”就越大。

[69]　关于学校迎检过程中资金的投入方向和最后的利用情况，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有所梳理，并列出了具体的表格，请参考文后的附表。

[70]　校长解释说以防学生乱说学校里的事情，学生很多事情并不明白，会“瞎说”。

[71]　此处的费用使用的是县里的教育经费，也就是说实际上是由教育局承担的。

[72]　根据这位负责人的介绍，红包共分为三个等级，最多的是10 000元，第二等级是5 000元，最少的是3 000元，最多的是给组长的，第二等级主要给副组长，最少的送给普通的小组成员。

[73]　按照要求，电脑4年必须进行更新。

[74]　学校内平时的音乐室不符合要求，每次迎接检查都会重新进行改造，一方面因为平时教学工作中教室紧张，另一方面因为每隔4年要求的指标会有不同，要求会有很大的提高。

[75]　为配合小学生的教学而设，目的是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能让学生在实践中学到知识，但是平时很少使用，即使使用也很难达到目的，一方面因为学生的素质，另一方面因为升学考核的内容于此不相关。

四编

北大自画像

也夫按：

在“丑陋的北大人”一文中我说过：“我哪里了解北大，它是庞然大物，我是边缘侏儒。但是以后的经历却使我深深地疑惑：校内各级领导都了解北大吗？一个基层教师可能见木不见林，一个全局领导者可能失去了细微和纵深。”现在好了，我们请出北大的学子们谈北大。他们置身此地有年，他们以最敏感的身心体会这里的一切，他们以初生牛犊和童言无忌的姿态来诉说。窃以为，各高校都应该有学生为本校独立做出的方方面面的调查报告。这对校方、对瞩目该校的考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台湾高校与北大的比较

李海蓉 （北京大学2010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笔者萌生调查台湾大学生的想法，源于上学期和本学期与台湾交换生相处时的颇多深刻感受。结识他们，让笔者感受到了两岸文化的差异，他们给笔者留下的印象是拥有开放、自由的思想，以及人生追求取向的多元化。

本学期因为同上一门课，笔者结识了两位来自台湾的交换生；后来笔者又参加了一项帮助台湾交换生适应北大的活动，在活动中结识了多名台湾交换生，并与他们成了朋友。其中小廖和小吴两人参与协助北大港澳台办联络港澳台的交换生，他们有本学期全部港澳台交换生的名单和联系方式。在正式确定对台湾交换生进行调查之后，笔者借助了他们的帮助，成功地接触和认识了更多的台湾交换生，对于笔者的调查，他们的配合度也非常高。调查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各位台湾交换生的配合，尤其是小廖和小吴的热心相助，笔者在此对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一、台湾交换生的基本情况与调查方法

1. 台湾交换生的基本情况

本学期到北大交换的港澳台学生中，台湾学生所占比例最大，共37人。他们分别来自台湾的7所高校：台湾大学12人，成功大学4人，清华大学5人，交通大学3人，东海大学5人，政治大学4人，淡江大学4人。前6所高校是与北大正式建立了校际交换关系的大学，淡江大学目前与北大处在院系交换的阶段，尚未建立正式交换关系。本次调查对象为前6所高校的台湾交换生，由于淡江大学的交换生没有与校际交换生住在一起，所以笔者的调查没有能够覆盖到他们。

从性别构成上看，在全部交换生中，男生13人，女生24人。男生较女生少，主要由于男生多修理工科，在选择大陆交换学校时更倾向于选择工科更强的清华大学。在年级构成上，根据回收的问卷，本科生有19位，均为大三或大四学生；研究生11位，除1位博士外均为硕士生。

2. 调查方法

笔者对台湾交换生的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的方法。笔者在台湾交换生朋友的帮助下，共发放问卷33份，覆盖了本学期除淡江大学以外的全部台湾交换生，由于有3位交换生外出旅行，未能填写问卷，故实际回收问卷30份。被访对象来自除淡江大学以外的6所台湾高校，在选择访谈对象时，笔者考虑了学校、性别、年级等因素，保证被访者来自不同高校和不同年级，在性别上也尽量做到平衡。

二、本科生的学习

由于笔者不太了解本校研究生的学习，而来自台湾的研究生交换生们由于无法选课、只能旁听，他们对北大研究生学习情况也不甚了解，难以展开比较。因此笔者在这一部分仅针对本科生的学习来做一些比较。

1. 课程设置

台湾各所大学安排的课程类别存在差异，整体上与北大比较的话，既有相似亦有不同之处。两边的大学都有全校必修、选修，专业必修、选修等课程设置。在全校必修课中，北大有公共政治课，要求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台湾的大学没有公共政治课，类似的课程为“公民”、“中宪”、“国发”等，每位授课老师会讲不同的内容，如宪法、时政新闻、公民素养、公民精神等。北大的军事理论课，台湾高校称“国防”课；北大除学习军事理论之外还要求学生在大一暑假参加军训，而在台湾并不要求大学生参加军训，男生参加军训可以抵兵役，对女生则没有硬性要求。

在上课时间上，台湾交换生反映北大周六日也安排了较多课，不少北大学生周六日也忙于上各种课程。北大安排在周六日的主要是双学位课程，也有部分院系的专业选修课。一个重要原因是修双的学生来自各个院系，若把课程安排在周一至周五，可能会与部分学生的专业主修课时间冲突。但在台湾不会，即使是双学位课程，安排在周六日的情况也很少，一个原因是台湾大学生中修双风气不盛，另外，台湾学生一般也不会选择上周六日的课，如果家校同城的话（这种情况很常见），他们多数会回家。

北大的暑期学校很火爆，很多本科生想利用暑期修课，来减轻平时的负担。因为选课原则是先到先得，像体育、英语等课程基本上在开始选课的头几个小时就已经选满。台湾的大学也开暑期课程，但学生对此热情并不高，去修暑期课的学生不多。通过访谈了解到，他们没有把修课看得那么重，认为暑假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除了学习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值得做，比如做义工、在NGO（非政府组织）实习、旅行等。

2. 老师授课方式

来交换的台湾学生在北大并没有修很多课，本科生中修课最少的仅修了一门课，最多的是修了六门课。他们对北大老师的讲课方式不能全面地了解，所以他们的观点只能反映部分情况。多数台湾学生认为两边老师教课方式相差不大，各院系、各类课程都有其特点。限于此，我的比较很难系统地展开。

在师生互动上，交换生认为北大与台湾母校没有明显差异，互动频率因课程性质和老师风格而变化。但他们提到北大有些公共课程规模太大，一位老师要给三四百人讲课，这会限制师生间的深入互动。在台湾母校，课程人数不会那么多。有几位交换生谈到，在台湾母校，一些文科院系非常注重学生之间的互动，老师会有意引导学生之间进行交流。而他们在北大上的课，互动基本上限于老师和学生，同学之间互动机会较少，即使小组要一起做报告，学生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完成报告，没有进一步的沟通。

我询问了他们对老师所讲内容的理解程度，多数反映北大老师重视基础和理论性的东西，讲课很有逻辑和条理，大部分能够理解；部分反映母校老师的讲课会更容易理解一些，这可能反映了两岸文化和教育模式存在一些差异。

台湾交换生对北大老师讲课的评价，反映了不少积极的方面。一位工学院的交换生认为老师备课很认真，还与同学进行开放、自由的讨论；考核看重小组合作报告，而非对知识原理的死记硬背，由于报告会涉及课堂未讲过的知识，会促使学生主动学习。一位信科交换生也认为专业课老师与学生有较深的互动。经济学院一交换生认为，老师给学生推荐了许多课外学习资料，这些资料与母校老师列出的参考资料有许多不同，帮助她开阔了视野。

但他们也提出了不足的方面。一位交换生说他选的某通选课上，老师讲课就是照着PPT念，也不鼓励师生间的互动。另一被访者觉得母校的专业课老师会在课后留下一些问题，让学生自由思考，而在北大这边，较偏向单向的知识传授。

3. 学生修课安排

根据笔者的了解，台湾高校本科生每学期所修的学分范围大致在10~30学分之间，与北大本科生没有明显差异。但在修课安排上却有差异，应该说，北大的限制更多一些。北大的保研安排在大四上学期，因而有些院系教务要求保研的学生在大三前必需修完全校必修课（英语、体育等）和规定的专业课。在台湾高校没有类似的要求，因为他们申请免试读研的时间没有这样严格的限制，通常大四期间或者毕业之后都可以开始申请，想申请免试读研的学生只要在正式申请之前修完相关课程即可。因而台湾大学生在安排自己四年课程时拥有较多自由，如被访者台大的小张说她自己大三的时候因为想做好社团工作，需要投入较多时间，所以有意选很少的课，把许多课程安排到大四再修，对她毕业、申请免试读研都没有什么影响。因此台湾大学生可以更自主地、按个人情况来安排四年的课程表，但在北大这种自由安排要受到一些限制。

4. 读研资格的获得

台湾本科生进入研究所的途径与大陆相似：一是统一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二是免试保送，北大称为“保研”，台湾称为“推甄”。但这其中也存在差异。

首先是考试。笔试方面，台湾每所高校有各自的考试，自主命题，大陆则是全国统一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面试方面比较相似，通过笔试的考生都需要经过各研究所组织的面试。第二是免试保送。台湾大学生根据自身情况、独立自主地申请研究所，本校或外校研究所的招生信息均公开，他们可以比较、权衡、选择；同时，各研究所录取免试推甄学生的标准各不相同，资格要求涉及成绩、奖励等方面，但不同学校、研究所在具体要求上会有较大不同，学生先了解相关信息，然后根据自己的志愿和情况去申请。如果某学生的条件符合他想读的研究所列出的条件，他在递交有关材料如成绩单、履历，并通过面试之后，就可以获得免试读研资格。另外，在申请时间上没有限制，大四期间或毕业之后，甚至有一些工作经历后都可以申请。相比之下，北大的保研在时间上有明确的限制，全校节奏统一地进行。在学生大四上学期，各院系按照学生前三年的综合成绩进行排名（或者其他方式，各院系不同），然后根据有限的名额确定谁具有保研资格；一旦确定有保研资格，学生便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保研、参加哪个院系的面试等。因此，台湾大学生是否具有免试读研的资格标准并不统一，是各招生研究所的要求决定的；北大学生免试读研的资格，是在统一标准之下从自己本专业院系的排名中获得的。

5. 迟到、翘课与作弊

笔者相信迟到、翘课现象在几乎所有的大学中都存在，北大与台湾高校皆然。北大很多课程出勤状况是成绩的组成部分，点名和签到是常见的考勤方式。台大一名交换生告诉笔者，迟到、翘课经常发生，考勤的专业课、选修课都有，感觉与北大差不多，但不同课程有不同情况。东海大学的一位交换生说在他们母校迟到很普遍；另外，选修课一般不会考勤，但专业课较多，有的老师已经熟悉学生，不用点名就知道谁没来上课，有的课点名册上有学生照片，第一堂课老师会有意识认识一下上课的学生。至于迟到和翘课的原因，他们觉得很难说清楚。

另外是作弊现象。被访者均认为作弊现象存在但并不多，程度也不严重，从未听说过特别重大的学生作弊事件。台湾学校对作弊的处分没有北大严格（取消学位），会视情节轻重采取惩罚措施，轻则记零分，最重为记大过。

6. 学业任务与压力

几乎所有台湾交换生都认为自己母校的学业任务适中或较小，多数老师不会给本科学生布置很多任务。在学习压力上，多数也认为台湾母校学生的学业竞争意识没有北大学生强，学生普遍不太重视排名，因此压力也不大。他们认为北大学生的竞争意识很强，比较在意分数和名次。

我想这一现象首先与学生的个人追求有关，北大学生比较在意学业方面的成就，而台湾大学生的追求更为多元。另外，可能与不同的保研政策有关。台湾大学生要获得免试读研的资格，其在院系中的综合排名并不是很重要。申请研究所是学生自己选学校、投简历、参加面试，每个研究所会有不同的录取条件，这些条件除了成绩要求之外，还重视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北大学生保研资格的获得主要看本专业综合成绩排名，且有一定名额限制，想保研的学生会更在意自己的学习成绩。奖学金评选的政策与之类似，也影响着学生对成绩的重视程度。

台湾大学生的“学习取向比较多元”（被访者小陈语），对自己未来的发展追求也是多元化的，学生很重视自己学习之外兴趣的发展，同辈“跟风”的现象很少见。北大学生似乎更易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对未来发展的定向相对单一，他们更倾向于把好的学习成绩当作通向未来发展的台阶。

7. 学生努力程度

台湾交换生普遍认为北大学生整体上自主性很高，学习很努力，在学习上很下功夫，虽然也存在个别不努力学习的学生。他们感觉大陆（不仅是北大）这边学生和老师有着一致的认同，即学习是学生的本分。但在台湾，学生、老师都不会觉得学习是学生的本分，学生有很多学习之外的追求，老师不会给予学生很多学业上的期望，学习只是学生发展路径的一种选择。

另外，一位交换生提到北大学生在个人学业上比较努力，但不太重视小组的任务，有些学生以私人的事（如要赶作业）为由缺席团队讨论活动。被访者小吴说：“在母校，大家的团队意识很强，即使我有自己的事，也不会在小组讨论的时间提出来，先把小组事情做好，再做自己的事。大家会提前说好，某个时间小组讨论，自己有其他事要先安排好，不要影响团队。”另一位交换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她认为台湾的团体意识较强，注重合作；北大学生容易个人主义，在个人任务上投入很多，团体合作时付出意愿较少。

8、课余学习时间投入

虽然北大学生不是个个都把学业放在第一位，但多数学生还是把学业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而把参与其他活动的时间安排在课外，学有余力才有选择地去参加各种活动。而台湾大学生没有把学习放在比活动更优先的位置上，他们认为课业与自己想要做的其他事（义工、NGO的工作、社团活动等等）是平行的，甚至课业的位置还可能居后。被访者小张举了自己的例子，她大三的时候在社团做社会企业的研究，因为需要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她就有意选很少的课，将修习课程的学业任务延后，甚至有翘掉一星期的课去参加社会企业的大型论坛，因为她想在这一年把自己想要做的事做好。台湾有不少大学生会因为专注于学业之外的其他事情而选择延期毕业，学校也不会刻意去管学生。北大不排除也存在类似的学生，但终归是少数。

9. 学生对深造的规划

首先，学生开始规划的时间有明显差异。北大学生规划意识树立得较早，对自己毕业后的去向规划更为系统、清晰、明确，当然具体的规划会根据情况有所变动。一位交换生认为，“北大学生会很早为自己的未来履历做准备，跟风很盛”；另一位交换生也提到：“北大的学生对于未来规划有提前准备的倾向，如修双学位、出国留学”。一般学生在大三都会考虑自己本科毕业后干什么，而选择就业的比例较小，多数会选择继续深造。在台湾，大学生开始规划毕业后的发展通常是在大三下学期或大四，甚至是毕业之后。

第二，台湾大学生读研的比例没有北大这么高，不少学生倾向于选择先工作。台湾的理科生有更多的读研计划，因为理工科学士与硕士待遇差别很大，文科没有这种现象，因而文科生读研比例明显低于理科生。而在北大，似乎不存在这种文理科上的分别。

第三，台湾大学生出国的风气不高。一位交换生提到，她发现北大很多学生都忙着准备出国，其中不乏低年级的学生，在台湾大学生中很少有这样的现象。

与北大一样，台湾高校也有类似于北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机构，对学生就业开展辅导。这些机构有专门的网站，会定期组织一些企业家讲座、企业博览会、企业实习之类的活动，还为学生提供咨询机会，提供职业性向测验、求职面试的辅导等服务。

10. 修双与转系

“北大的跟风很盛，当很多人修双时，自己不修就会很奇怪，台湾跟风不盛，因此会比较注重学习是否是自己所爱。”这是成功大学一位交换生的感受。台大的一位被访者也谈到，台大修双的风气不高，中途放弃的人也较多。北大的修双风气的确很盛，很多院系都开设了双学位，经济学双学位最为热门，年年都要刷掉一批申请者。学生修双不排除功利的一面（如部分学生修经济学双学位），但有的学生确实是出于兴趣，他们可能不太喜欢自己的专业，但转系又受到种种条件限制，于是修双成为了他们最好的选择。

在与一位台大学生交谈时，笔者了解到台大前两年改了制度，学生可以以双学位的专业毕业，自己原来的专业可以不再修。在北大，专业与双学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学生毕业获得的学位是本专业，双学位是除此之外取得的另一个学位，两者之间互不关联。

台湾的大学在转系方面比北大自由，转系在台湾的大学中非常普遍。只要通过了转系考试，台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兴趣转系，而一般院系的门槛也不高。相对而言，北大的转系要受到更多条件限制，因而北大转系的现象比台湾少很多。北大一些院系有特殊的规定，比如法学院不允许外院系同学转入，一些院系规定降分录取的学生不能转系或转专业等等。另外，北大的文科学生通常不能转理科院系，但在台湾文科生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转入理科院系，且这类情形并不少见。

在某种程度上，转系与修双都发挥着一种功能，即给不喜欢本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习其他院系课程、获得相应学位的机会。因为制度安排上的差异，北大学生更多选择修双，台湾大学生更多选择转系。

11. 奖学金的设置和评选

台湾高校的奖学金包括校内奖学金和校外奖学金，来源包括校友捐赠、企业捐赠、政府福利等，金额有高有低。这些相关机构会通过高校将评选信息公开，如金额、申请所需条件、材料（成绩单、自传、需要程度说明等）等，由学生了解情况后，根据需要自由申请、递交材料。学校所起的作用是一个中介，帮助学生传达信息、递交申请。如台大有一个专门的网站，发布奖学金评选的信息。评选工作由设立奖学金的机构完成，然后通知得奖人。在北大，院系的学工办所起的作用很大，承担着统一发布信息、根据成绩排名确定有资格评选的学生、指导学生准备申请材料、公开获奖名单、发放奖金等工作。

在台湾，由于申请结果是直接反馈给个人，并不公开的，所以学生彼此之间不知道对方是否得奖，也不清楚得奖的人数和比例。在北大，奖学金获奖名单会直接公开，学生都了解谁得奖、得奖的比例是多少等等。

总之，台湾高校与北大在奖学金评选上的不同与保研类似，北大实行统一标准评选和“配额制”，台湾则是学生自主申请，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和统一的要求。

三、校园生活

1. 学生社团

台湾高校对学生社团的干预很少，由学务处下设的机构“课外活动组”管理，需要学生社团登记，但除此之外这种管理实际上是为社团服务。首先是学校会提供一部分支持社团举办有意义活动的资金，通过“课外活动组”发放，但不是所有社团都有，而且不是社团经费的主要来源；第二是帮助社团协调活动场地，例如社团活动要借教室，它会帮助做好协调。北大的社团由团委团体部管理（台湾高校没有共青团委），需要社团登记，团委很少为社团提供资金支持，社团借教室也要去团委填申请表。可以说两边社团经费来源都主要是社员会费，或拉企业赞助，同时台湾高校社团得到校方资金的机会更多一些。相比北大的团委，台湾的“课外活动组”的学生社团的管理更具有服务性质。

通过了解台湾的社团情况，笔者认为台湾高校的社团比北大发展更成熟。首先是社团数量，台湾高校的社团较多，如台大社团共有1千多个，而北大的社团只有约300个。第二，台湾高校社团与其他学生组织联系更紧密、形势更壮大，如台湾高校有一些国际性社团在本校的分社，北大绝大多数社团是“土生土长”的，与校外组织建立长久联系的情况较少。第三，台湾高校社团更像是一个兴趣小团体，大家一起活动的目的指向比较明确，是为了做成一件事；相比而言，北大的社团更多的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课外活动、结交朋友的机会。被访者小郑说：“北大社团的情感联络、个人放松性质较高，而社团主要活动指标、对内的训练，要求相对较弱。”被访者小王说：“北大社团有时名字较好听，但实际一问社团人员才知道活动只是名义，玩乐才是主要的。”第四，台湾高校社团更具有“社会性”。台湾社团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常常超出学校范围，与社会中的NGO一起组织活动，活动内容也与社会时事有较多关联，如支持保护同性恋者的权益、反拆迁运动等；相比而言，北大学生社团活动限于校内，发动的人群主要是学生，与社会联系不太紧密。这是受到两岸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台湾的NGO很多，也很活跃，因为许多事情要靠NGO发挥其功能来实现，这些组织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很多大学生对NGO有兴趣，也长期在这些组织实习、做义工，笔者认为他们组织社团活动受到了在NGO工作的影响，不会把活动局限在校内，而是与社会的接触很多，甚至有些社团是针对校外的事务成立的，如环保社团、爱护社区流浪猫狗的社团、维护同志群体权益的社团等。大陆的NGO尚不发达，大学生的社团活动以校内为主。像北大这边的社团活动，与社会组织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很少，学生把校内的事和校外社会上的事区分的很清楚。

另外，台湾大学生不太在意自己在社团中的资历，也并不在乎在社团中的职位，不会有意把在社团中的工作当成自己履历加分的项目。被访者小王说：“感觉在北大加入社团，或者任社团干部是为了履历而准备，如一个社团有主席、理事长、部长等许多听起来是高层的职位，但在台湾只有社长、副社长为主要，剩下的再分组下去。”一方面台湾学生加入社团更多是因为兴趣，社长也是自愿当的，投入社团活动不会有直接的利益。被访者小陈提到，她卸任社长时找不到继任者，因为当社长需要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比较辛苦，还影响到学习。另一方面台湾高校社团多，社长也多，学生可以自由创建社团，所以“大家不会认为当上社长有什么了不起，除非是大型国际性学生社团分社的社长”。

2. 体育锻炼

是否有锻炼习惯因人而异，北大和台湾大学生中都有喜欢运动、有锻炼习惯的学生和没有锻炼习惯的学生。在锻炼方式上也大致相似，学生可以选择健身房、各种球类、跑步等，台湾校园比较流行的垒球、棒球、壁球、橄榄球等，这些运动在北大还不太常见。台湾学校的体育设施建设也较好，如台大新建的体育场。北大的体育设施建设也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

相比北大，台湾高校的健身场所和设施更加开放、收费更低。例如（台湾地区）清华大学内的健身房对校内师生免费开放，对校外人员要收费；北大的康美乐和邱德拔健身房都要收费，且校内外标准统一；政大校内健身房年卡收费80元（人民币），北大邱德拔健身房年卡980元，差额还是非常显著的。

3. 作息时间

据笔者了解，台湾大学生作息与北大学生不太一样的是，他们通常睡得较晚、起得也较晚，习惯过“夜生活”。他们在台湾起床时间9点左右居多，睡觉时间通常在午夜1点之后；来北大后，他们基本上都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睡得早一些，起得也早一些。主要原因一是上课的时间安排，北大的第一节课是上午8点，如果有课就不能起太晚；第二是北大宿舍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会断电，而台湾高校的宿舍却不会，所以他们在北大会休息得早一些。

4. 打工兼职

打工兼职可以说是很多台湾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据了解，本科生的兼职时间通常为每周5~6小时，兼职类型与北大这边差不多，如家教、服务员等。台湾高校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些勤工助学的岗位，如某些行政处的学生助理、图书馆工读等。他们获取相关信息的途径既有正式的，如校园BBS、家教网、人力资源网、兼职中介机构等，也有非正式的，如同学介绍、亲友帮忙等。北大学生除了上述获取打工信息的途径之外，还有在校内和宿舍楼内所贴的各种“小广告”，在学宿区几乎随处可见，但台湾校园这种贴“小广告”的现象很少见。

5. 过节

台湾地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大学生所过的节日中最热闹的是跨年（元旦）和圣诞节，他们也过中秋节、端午节等富有中国传统气息的节日。北大的元旦似乎过得比较平淡，圣诞节相对热闹一些。在北大过得最热闹的节日要数女生节了，校学生会、院系学生会都会在女生节前一天晚上在女生宿舍楼下挂上标语，还推出填心愿、送礼物等活动。女生节是大陆大学生的发明，台湾大学生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个节日。他们过节往往是与好朋友或家人一起，而北大学生过节参与院系或班级组织的活动较多。

6. 寒暑假安排

台湾大学生的寒暑假安排非常自由和多元，如回家、旅行、实习、参加志愿服务等。北大学生的假期计划也很丰富，社会实践活动较台湾学生更多，台湾学生很少自己组团去某个地方体验和做社会调查，他们更多的是参加某个组织一起去某地考察，有些是来大陆的。另外，北大修暑期课的学生很多，而台湾大学生比较少。

7. 人际交往

台湾大学生认为交往很重要，他们与好朋友相处的时间很多，几乎都有定期的聚会。台湾大学生之间的联系方式主要包括手机、微信、Facebook、MSN等，北大学生之间的联络方式主要包括手机、飞信、微信、人人网、QQ等。这些工具基本上可概括为移动通信与社交网络，所以北大与台湾高校学生联系方式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另外，台湾大学生有宗教信仰的较多，同信仰团体会自由组织结社、定期活动，这种群体是结识好友、分享情感的地方。在北大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台湾学生到北大交换，或多或少结识了一些北大的新朋友，他们对北大学生的印象是：在交往中非常友善，时间安排比较有计划，行事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讲话有逻辑，较少涉及政治敏感话题，注重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多数显得很忙碌。被访者小陈说，北大学生一般见过几次面，就认定对方是好朋友，或口头上称呼得很亲切，在台湾只有在熟悉或深交之后，才会称对方为好友。她认为北大学生都太忙碌，心灵上的交流较少，大多谈论修课内容或平常生活，或者说社会性的交往多于情感性的交往。而被访者小郑也提到，台湾学生比较重视情感联络，即使自己忙碌，有时也会牺牲掉一点时间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和聚餐。就笔者在北大的生活经验，这些现象确实在北大学生群体中存在，学生之间见面打招呼的多，深入交往的少。但北大学生本身也是一个多元的群体，学生之间建立较深友谊、深入交往的事实也大量存在。

8. 居住与学校宿舍

北大学生绝大多数住在校内的宿舍，一是来自全国各地，家校相距很远；二是北京的地价很贵，学校周边的房租高，条件也没有宿舍好，所以学生一般不会选择住在外面。相比之下，台湾大学生在居住上的选择余地更大，学生不住宿舍的更多。家校同城的学生多数会回家住宿，因为回家比较方便，住校又是一笔不小开销。台湾宿舍费比北大住宿费贵很多，如台大最低收费一学期约合人民币1 500元，一年约3 000元，不包括寒暑假。北大本科生一年的宿舍费分三档：750元、1 020元、1 200元，包括寒暑假。收费比台湾便宜很多。所以台湾大学生除非特殊情况想要住校，一般本市学生不会选择住校。另外，学校周边也有很多面向学生的出租房，房租比学校宿舍稍贵，有些条件较好、家庭富裕的学生往往会选择去租住。另外，笔者了解到，部分大学学校安排的宿舍有限，学生入学要具备相应的资格才可以申请到宿舍。首先优先安排异地学生就住，本地学生要通过抽签才可能获得住校的资格，而且往往只能分到较贵的宿舍。台湾大学生习惯于过“夜生活”，宿舍不会断电，一般学生睡觉时间较晚，一些有早睡早起习惯的学生容易被舍友打扰。所以有的大学设有“健康宿舍”，将作息时间不同的学生分开，学生可以申请入住，在这种宿舍里，会按时断电断网，大家自觉按时作息，不能打扰其他人。

然后是台湾宿舍与北大宿舍条件的比较。台湾交换生大部分（除淡江大学交换生之外）住在燕园36楼，这楼住的多是元培学院的学生，一至三层是男生宿舍，四至六层是女生宿舍（有门禁，须刷卡才能进）。港台交换生男生住二层，女生住六层，男女交换生的宿舍在空间上是分别聚在一起的。36楼较新，在本科宿舍中条件算上等的，但每一位港台交换生都觉得北大的宿舍条件比不上台湾。他们感觉北大宿舍最大的优势是便宜，其次一大特点是管理严格，男女宿舍都设有门禁，宿舍管理员也比较负责。台大女宿有门禁，男宿没有（现在台大学生正在讨论要不要取消女宿的门禁，让男生也可以进去，目前还没有结论）。台湾清华大学宿舍楼会有管理员，工作与北大差不多，对学生的违规行为（如使用违章电器、带男生回宿舍）会记点，超过一定点数学生就失去了住宿资格；宿舍没有门禁，但男生下午6点之后不能进女生宿舍楼，且男生进出女宿都需要登记。

除了住宿费较北大高，交换生都认为台湾宿舍条件更好。宿舍空间较大、卫生条件好，不断电、不断热水，隔音好，各种硬件设施更为齐备、完善。自习室在北大只有少数宿舍楼有，而台湾高校宿舍楼内普遍都有自习室。一般台湾高校宿舍区或宿舍楼内设有“交谊厅”，是学生互动的空间，可以共同讨论作业、举办小的活动，笔者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场所。另有一些学校宿舍楼有运动健身房、舞蹈室、厨房等，如东海大学宿舍有厨房、餐厅、交谊厅等，清华大学有独立健身房、交谊厅、看电视的地方。这些场所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互动空间，是宿舍区或楼内的公共场所，相对保护了宿舍的私人空间。被访者小陈说道：“北大宿舍没有交谊厅的设置，或厨房等让人可有互动的空间，易造成人际间的冷漠，讨论作业开会时，也不易有地点。”

9. 就餐与学校食堂

台湾交换生的一致意见是，北大食堂最大优点是价格便宜，主要因为北大食堂会享受补贴，而台湾却不会。而相对的，最不好的一方面是，就餐时间较紧，会出现十分拥挤的高峰。北大食堂安排的就餐时间太过集中，很多食堂早中晚供餐时间都有限定，为1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因此食堂就餐的人往往很多，周一至周五更为拥挤。有些食堂供餐时间相对开放，如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但是非就餐高峰期食堂内所剩的食物非常有限，有时候食堂门开着，但是基本上没有食物供应。台湾交换生特别抱怨北大食堂的早餐供应时间结束得太早，一般食堂只供应到8点半，很多晚起的学生就不能买到早餐。台湾高校食堂的优点是供应时间长，随时都有东西吃，食堂也不拥挤，就餐环境和卫生状况也较好等。

除了上述两点意见较为一致外，台湾交换生对北大食堂其他的评价呈现多元的态度。有台湾学生认为北大食堂优点很多，如食堂数量多、食物种类多、分量很足等；但也有交换生不喜欢这边的食物，因为台湾学生口味偏清淡，感觉北大食堂的菜有些油腻，不太合他们的口味。

北大学生多数会选择在校内就餐，一是价格考虑，二是食品安全的考虑。台湾学生就餐则一般不会优先选择学校食堂，因为校内校外的食物在质量和价格上差距不大，有些台湾学生认为食堂的饭菜比不上校外。总之，台湾高校校内校外就餐情况差别不大，或者各有优缺点；北大校内校外就餐风格差别很大，虽然校外食物品种、口味更丰富，但价格比食堂贵很多，而且北大食堂的食物在安全上较有保障。

四、学校的管理

整体上来看，台湾高校和北大一样，校方很少干涉学生的学习、生活。然而所有被访的来自台湾的交换生都认为，台湾的大学生活感觉很自由；他们说相比而言，感觉北大的管理和限制会多一些，如各种门禁、宿舍晚上会断电、团委对学生社团活动的管理等。

1. 学生意见的表达

在台湾，高校更强调学生与校方之间的互动，在北大，学生向学校发表自己意见的渠道相对有限。台湾大学生对学校的某些安排不会言听计从，更多的是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学校对学生的声音也颇为重视。被访者台大的小张讲到一个台大学生向校方发表自己意见的事例：台大保健中心为了鼓励学生多吃水果，策划了一项活动，形式之一是选一个“水果小姐”，来做这一活动的形象代言人。这一举措遭到台大学生的集体反对和抵制，保健中心“被骂得很惨”，原因是，学生认为为什么选代言人要强调性别，选女生代言，为什么女生就要用自己的身体迎合大众的审美标准，成为公共消费品。最终校方迫于压力，将“水果小姐”评选活动取消了。学校也并不为此感到奇怪，因为它组织活动是为学生服务的，本身也希望学生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她还说，同样的活动如果是北大校方举办的，会被学生视为理所应当，不会有什么批评和意见。她说在台大，“学校真的不怎么管，学生可以自由批评、讨论，参与社会上的活动，很多时候是学生做了一件反响很大的事被社会媒体报道后，学校才知道学生原来做了这些事。”

在北大，学生表达意见主要通过正式的途径实现，传达声音是一个逐层向上的过程，学生会或“学生代表大会”在学生群体与校方之间起着中介的角色。如北大的“学生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各院系的代表可以通过“学代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学代会”每年只举办一次，每个院系只有一名学生代表，可以判断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的学生意见是比较有限的。

2. 校园文化

台湾的任何政党都不进学校，因此台湾高校没有党的机构，也没有共青团委的存在。台湾校园文化非常多元，创造者为各种学生群体，不存在官方倡导的“主流文化”。一位台大学生说，历史上台大是学生运动的策源地，这种精神被保留和传承下来，成为台大文化的重要部分。北大当前的校园文化很难描述，可以说是官方主流文化加上学生中流行的各种亚文化的结合。北大历史上也是学生运动的发源地，但很难说这种精神被北大学生传承了下来。一位台湾清华大学学生在比较北大与母校的校园文化时，说道：“在台湾学生可以自由发出声音，学生传达的声音有时甚至会威胁到学校‘上面的人’（曾有过某一校领导迫于来自学生的压力而辞职的事）北大学生的意见很难说得很大声，给校方形成压力。”现在北大学生的自由组织运动不太发达，很少出现学生“群体事件”，学生表达意见主要通过官方正式的途径实现，或者在校园BBS上“吐槽”，有的事件会引起学生内部的广泛讨论，但目前还未产生很大的影响，还是一种在学生内部流行的“非主流”的声音。

3. 行政办事机构的风格

台湾交换生普遍对自己在北大的办事经历感受深刻，因为他们觉得这套规则给自己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首先，北大的校级行政机构在地理布局上很分散，而在台湾高校这些机构在地理布局上是相近的，如台大所有的行政处都在一栋行政楼里，师生办各种手续不需要跑来跑去。因为笔者曾有过在北大办一件小事，却要在各机构之间跑来跑去的经历，所以当被访者提到这一点时笔者的感受非常深刻。被访者小张说，她在北大办台胞证的加签，因为各机构设置分散，她要先去南阁，再去英杰交流中心，然后还要跑其他地方，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浪费时间。第二，台湾高校各行政机构之间联络很紧密，办事非常有效率，一个接待点会尽力帮你把所有的事一次办好，或者会联络相关部门帮你把事问清楚甚至办妥，所以在台湾高校要办一件事，基本上不用花很多时间。几位被访者提到开学初在北大办理各种手续的经历，他们感到这边办事链条很复杂，需要自己按照一定的规则和顺序跑好几个“点”，每一个“点”的办事人员只负责自己的事，与其他“点”好像没有联系，要是中间漏掉了一“点”，会被下一“点”拒绝，要求你再回去找上一个“点”，所以他们经常遭遇“白跑一趟”的情况，因而觉得非常不便。第三，办事人员的办事风格有很大差异。北大的行政机构里，办事人员的出发点是自身或机构本身，他们仿佛凌驾于来办事的人之上，而不是为被服务的人着想；台湾高校办事人员让人感到更加亲切、平易，他们是从被服务者的角度出发，帮助别人办妥一件事。第四，台湾办事人员的“位子”与被服务者的评价直接相关，他们可能由于不好的态度遭到投诉；在北大还没有建立这种评价系统。小张认为这不仅仅是北大学校内部的现象，而是两岸社会文化差异的结果，她觉得这不是北大的问题，因为她感到大陆的行政办事效率普遍较台湾低，像这边的邮局、银行都是这样。

4. 烟酒的使用与管理

北大校内和许多公共场所（如教学楼）是禁止吸烟的，笔者访问了一些北大学生，均未眼见北大学生吸烟、酗酒的事，但偶尔听闻部分男生会在宿舍内抽烟、饮酒，不过未出过大事。现在台湾所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校园也不例外，学校禁止师生在校内抽烟，但是有抽烟习惯的师生会偷偷抽，而且他们觉得禁烟的规定是不合理的。有些大学如东海大学设有“吸烟专区”。据台湾的交换生反映，虽然没有禁酒，但他们饮酒基本限于聚会和聚餐时，饮酒量不大，通常喝啤酒，很少见到校园内学生酒后失态或酗酒。

笔者从交换生那里了解到台湾大学生吸烟、饮酒现象整体上不多，可能受到被访者自身特点的局限，因为他们来自有限的几所大学，而跟北大建立交换关系的这几所台湾大学属于较好的大学，学生素质较高，因此抽烟、酗酒现象并不多见。

5. 心理辅导咨询工作

北大2004年成立了心理健康办公室，2006年正式成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挂靠于学校学生工作部，现位于28楼对面。被调查的几所台湾高校都设有学生心理辅导咨询机构，但成立时间比北大早。在开展心理服务工作的内容上，似乎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基本上是开展各种形式的心理教育活动，举办讲座、团体培训、提供咨询等。台湾高校的心理辅导机构似乎与学生有更多的联系，比如它会统一发邮件给学生，通知学生讲座，或发给学生一些文章。每学期中心会在学生平时课程之外安排一堂课，利用这一时间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讲座，如应对学业压力、处理情感问题等等。另外，在台湾高校，心理咨询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场所，学生觉得累可以很自由地进去休息，与心理咨询师沟通，且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而北大的心理咨询中心需要预约，不能随意进入，其服务不如台湾高校开放。

五、调查后的反思

上述比较材料均来自笔者对台湾交换生的问卷调查和访谈。鉴于被调查者仅来自台湾6所高校，他们在回答和谈论相关问题时也带有自己的主场，同时笔者也没有去过台湾的经历，因此比较的方面较为有限且资料并不充分，难以对台湾高校各方面情况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和在此基础上与北大的情况作比较。

经过这次调查，笔者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收获。在北大学习和生活两年多了，生活在这个校园里的我从来没有这样系统地去了解过其他大学里的事，更谈不上反思自己的大学生活，于是逐渐认为一切都是自己所见到的那样，一切都是理所应当，我很难去改变什么。与台湾大学生交谈，了解了他们的大学、他们的校园生活和他们的想法，我才意识到台湾大学生有着与我们北大学生不同的生活。北大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但也有自己的局限。而我们大学生如何生活，既是一种自我选择，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因素影响。世界是如此多元，我们或许应该多去了解他人，借助他人来反观自己，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环境。

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生去向调查

刘悦 （北京大学2006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调查目的与方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分布及其具体路径一直是该系师生十分关注的话题，其实际情况却从未被确切掌握。师生们迫切希望了解的内容有：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和就业的比例是怎样的？继续深造的人当中有多少人得以出国深造？主要进入到哪些类型的单位就职？在哪些行业领域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毕业生的流向在多年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当下毕业生的择业意向是怎样的？他们为了求职通常需要投入多少精力？其就业落实情况与理想目标之间存在怎样的差距？上述内容在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学历层次之间有什么区别？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为教务教学和就业指导工作者们提供可供参考的工作依据，同时有助于该系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中进行理性选择。

本调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基于对2001年至2010年1 002名本硕博毕业生档案信息的二次处理，试图从宏观角度描述和说明该系毕业生在十年间的去向分布及其特点。重点关注了毕业生深造和就业不同比重，就职单位类型和行业的分布特点，以及以上方面内容在不同学历水平上的差异。第二部分根据对该系2010届本硕博毕业生当中参加求职的75人展开的问卷调查，关注了该系毕业生职业进入的动态过程。具体考察了其就业意愿、投入程度及工作落实的结果，比较了毕业生就业现实和理想目标之间的差距。

第一部分资料的收集渠道主要有两个。首先，85%左右的毕业生去向信息来源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工作办公室保存的学生档案资料。由其编写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就业情况（2001年~2006年）》[76]记录了2001年至2006年489名毕业生毕业后初次进入的学习或工作单位名称。在由其提供的2007年至2009年的365名毕业生转档案信息当中[77]，有222人的学习和工作单位信息完整，其余143人的学习或工作单位信息缺省[78]。缺省信息占全体的15%。

其次，10%左右的毕业生去向信息由学工部以外的其他知情人提供。根据2007至2009届12个班级中的约20名知情者（主要为班委）提供的信息，上述143例缺省信息中有约100人的具体去向得到了补充。

除此之外，约5%的信息由于资料获得困难而缺省。

二、宏观走向及特点

基于对毕业生档案资料分门别类的处理，调查希望获知：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和就业的比重是怎样的？出国/境留学的情况如何？近年来流向了哪些类型的单位？在哪些行业从事工作？这些内容在本硕博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对于这些问题的揭示如下：

1.总体概况

表1.1 2001~2010年历年本硕博毕业生人数 （人）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总计

本科

42

40

50

42

37

41

37

41

50

51

431

硕士

13

21

37

38

44

42

65

73

64

84

481

博士

6

11

5

13

4

3

10

6

19

13

90

总计

61

72

92

93

85

86

112

120

133

148

1002

注：1. 不包括中途退档学生、留学生、元培学院学生、定向生和委培生；2. 延期毕业生计入实际毕业年份的应届毕业生中；3. 硕博连读学生计入该级博士生中。

从性别比例来看，在本科和硕士阶段都是女生人数占主导，在博士毕业生中男生人数明显超过女生。具体情况见表1.2。

表1.2 按性别划分的本硕博毕业生人数 [人数/所占比例（%）]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计

男

186（43.2）

212（44.1）

55（61.1）

453（45.2）

女

245（56.8）

269（55.9）

35（38.9）

549（54.8）

总计

431（100.0）

481（100.0）

90（100.0）

1002（100.0）

2. 毕业选择：深造或就业

继续深造还是就业是毕业生面临的首要抉择，学术和就业的不同选择将影响到毕业生未来的职业定位及发展分化。整体上看，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生选择就业的人数多于选择继续深造的人数，分别为567人和378人，各约占总体毕业生人数的56.6%和37.7%。

这一选择在不同学历水平的毕业生中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中，本科毕业生中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继续深造，即攻读硕士学位；其余不足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了就业。硕士毕业生只有20%的人选择继续深造，即攻读博士学位；四分之三的人都选择了就业，在所有参加就业的毕业生中占主体。对于博士生而言，由于学历限制，全部参加就业。

除继续深造和就业两种主流选择之外，平均每年有1到2人在继续学业之前参加一定期限的学生工作或支教。另有少数毕业生当年选择“申请不就业”，继续考研、考博、申请出国/境留学、参加实习等，在本调查中归入“其他”类。具体情况见表1.3。

表1.3 毕业后第一去向选择分布 [人数/所占比例（%）]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计

继续学业

282（65.4）

96（20.0）

0（0.0）

378（37.7）

就业

122（28.3）

360（74.8）

85（94.4）

567（56.6）

学工支教

8（1.9）

0（0.0）

0（0.0）

8（0.8）

其他

19（4.4）

25（5.2）

5（5.6）

49（4.9）

总计

431（100.0）

481（100.0）

90（100.0）

1 002（100.0）

注：1. 博士后归入“就业”。

2. “其他”包括去向不明及毕业当年申请不就业的情况，如准备考研、准备考博、准备申请出国/境留学、移民、实习等。

硕士毕业生的就业比例是值得关注的。根据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2009年的调查报告，美国硕士研究生（master）中计划不继续深造读博的比例是52%。该报告认为这一数字表明美国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心态日趋职业取向（career–oriented），是社会学硕士生教育衰落（decline）的表现，并提出应更深入地了解其成因，采取措施加强社会学硕士的培养。比较来看，作为中国社会学领域最主要的教学和科研基地之一，北大社会学系硕士毕业生的就业比例高达74.8%，说明该系硕士生读研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功利性。换句话说，可能有相当比重的毕业生读研并不是因为有志于学术追求，而是为了增加自己在就业市场中的价值。

3. 继续深造的地点

继续深造的地点反映了社会学系人才的流动情况。在2001年至2009年毕业的318名选择继续深造的毕业生中，有约60%的毕业生在国内继续学业，分别有约19%和13%的毕业生去向了北美和香港留学，另有6.6%去了欧洲留学。具体情况如表1.4所示。

表1.4 继续深造学业的地点分布 [人/所占比例（%）]

本科

硕士

总计

国内

177（73.8）

15（19.2）

192（60.4）

北美

31（12.9）

29（37.2）

60（18.9）

香港

17（7.1）

23（29.5）

40（12.6）

欧洲

13（5.4）

8（10.3）

21（6.6）

不详

2（0.8）

3（3.8）

5（1.6）

总计

240（100.0）

78（100.0）

318（100.0）

可以看出，出国/境留学的比例在本科和硕士生中有显著差别。本科毕业生读研的人当中73.8%都在国内继续学业，出国/境留学率为25.4%；硕士生中选择继续读博的人当中只有19.2%的人选择在国内读，出国/境留学率达76.9%，是本科毕业生的3倍。

4. 就业去向

就业是反应社会分层和人力资本回报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从毕业生个人角度来讲，就业是保障基本生活、实现个人价值、回报社会的基本前提和途径；从制度的角度看，整体的就业状况体现了教育培养定位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状况，从而对于评估和改进专业培养的工作具有参考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报告撰写时2010届毕业生的工作单位尚未完全确定，该部分的分析主要基于2001年至2009年的478名毕业后就业的毕业生情况。

单位类型反映了劳动者所处的单位在国家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在我国，不同性质的单位对于员工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毕业生就业所在单位类型的分析可以提供其在就业市场上分层状况的相关信息。

总体来看，毕业生就业量由高到低的单位类型依次是事业单位、公务员、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体经营。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是毕业生就业的主流去向，占整体的60%。其次，有30%的毕业生进入了各类企业单位，其中进入私/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三资企业的人数依次占到总体的18%、10%和2%。其余各有2%的毕业生进入了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团体，或选择自主择业。

不同学历水平的毕业生流向的单位类型在分布上具有明显差异。其中，本科毕业生最多流向的单位依次是私/民营企业（30%），事业单位（19%），国有企业和外/三资企（均为16%）。硕士毕业生最多流入的三类单位依次是事业单位（36.4%），党政机关（25%）和私/民营企业（17.6%）。对于博士毕业生，进入事业单位是极普遍的选择，占其总体的77.3%，其次有18.2%的人进入了党政机关。具体情况如表1.5所示。

表1.5 就业单位类型分布 [人/所占比例（%）]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计

公务员

11（11.0）

68（25.0）

12（18.2）

91（20.8）

事业单位

19（19.0）

99（36.4）

51（77.3）

169（38.6）

国有企业

16（16.0）

30（11.0）

0（0.0）

46（10.5）

私/民营企业

30（30.0）

48（17.6）

2（3.0）

80（18.3）

外/三资企业

16（16.0）

19（7.0）

0（0.0）

35（8.0）

个体经营

5（5.0）

2（0.7）

0（0.0）

7（1.6）

社会团体

3（3.0）

6（2.2）

1（1.5）

10（2.3）

总计

100（100.0）

272（100.0）

66（100.0）

438（100.0）

可以发现，学历水平的高低对于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生职业选择的范围和方向具有明显影响。第一，从就业范围来看，学历越高，就业面越来越窄而集中。本科生就业面最广，最集中流入的单位类型——私/民营企业只占总体的30%，其余人较为均匀地分布在其他六种类型的单位中；硕士生去向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系统的人数总和超过总人数的60%，在其他五类单位中分布的人数比例均低于本科生；博士生的去向基本收缩到事业单位（80%）和公务员（20%）两种选择。

第二，从就业方向来看，学历越高，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的人数比例越大，体制外的比例越小。“体制内单位”具体包括“公务员”、“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三类，“体制外单位”包括了其余的“社会团体”、“外/三资企业”、“私/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四类。计算结果表明，对于本科生，未过半数的人在初次就业时进入体制内单位，其余多半在体制外谋职；硕士生相比于本科生进入体制内外的人数比例分别升高和降低了约30%；对于博士生，在体制外谋职的人剩下不到5%，其余95%的人都进入了体制内单位就职。表1.6体现了这一分化。

表1.6 本硕博毕业生在体制内/外单位的分布 [人/所占比例（%）]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计

体制内单位

46（46.0）

197（72.4）

63（93.5）

306（69.9）

体制外单位

54（54.0）

75（27.6）

3（4.5）

132（30.1）

总计

100（100.0）

272（100.0）

66（100.0）

438（100.0）

公务员。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公务员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经济阶层结构中居于较高的地位等级。党政机关因其待遇好、社会地位高、稳定性高等其他编制的单位所难以企及的优越性，成为毕业生最向往的就业去向之一。

对于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生，公务员系统是仅次于事业单位的第二大毕业生流向部门。对于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党政机关是其第二大雇主；而对于本科生，其吸纳的就业量排在私/民营企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外/三资企业之后，位列第五。从2001至2009年，共有91人在初次就业中成为公务员，占全体参加就业的毕业生总人数的20%。硕士毕业生是进入公务员系统比重最大、数量最多的群体，有68人进入到公务员系统就职，占就业的硕士毕业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公务员的人数和比例在本科生和博士生中分别约为11人、10%和12人、18%。

从行政等级的角度，公务员可进一步分为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和基层公务员。国家公务员指中央、国家机关以及中央国家行政机关派驻机构、垂直管理系统所属机构录用的机关工作人员。地方公务员指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社团等录用的机关工作人员。以上两类公务员在所有进入公务员系统的毕业生中分别占到38.5%和54.9%。基层公务员主要包括乡镇、街道的政务工作者，处于公务员金字塔的底端，相对于前两个层级的公务员属于冷门。近年来，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以及相关优惠政策的推出，选调生、社区工作者等基层公务员成为毕业生就业的新兴途径。自2007年以来每年各有2名毕业生成为基层公务员。

表1.7 在不同级别公务员系统中的分布（人/%）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计

国家公务员

0（0.0）

27（39.7）

8（66.7）

35（38.5）

地方公务员

9（81.8）

37（54.4）

4（33.3）

50（54.9）

基层公务员

2（18.2）

4（5.9）

0（0.0）

6（6.6）

总计

11（100.0）

68（100.0）

12（100.0）

91（100.0）

从学历水平与公务员级别的关系来看，学历越高，进入更高级别党政机关的机会越大。在进入公务员系统的11名本科生中，没有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有9名，基层公务员2名；进入公务员系统的硕士毕业生当中有约40%进入国家党政机关，半数以上进入地方党政机关，另有4名基层公务员。对于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博士毕业生，三分之二的人在国家级党政机关中工作，其余三分之一进入地方党政机关，没有基层公务员。具体如表1.7所示。

从毕业生在党政机关不同职能部门中的分布特点可以看出，社会学专业背景影响了社会学系毕业生进入党政机关的具体路径。做公务员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集中去向了与社会学专业对口程度较高的民政、福利和统计部门，如民政部（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国家和地方统计局、残联、妇联、工会等。博士生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主要渠道是党校、干部学校和中央政策研究部门。

事业单位。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事业单位绝大部分由国家出资建立，其上级多为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或政府职能部门。其人员工资来源多为财政拨款。对于毕业生来说，事业单位的主要吸引力与公务员类似，待遇较优越，工作稳定性强。

对于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生而言，事业单位是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第一大雇主，是本科毕业生的第二大雇主，总体而言是吸纳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单位类型。共有169名毕业生进入了事业单位就职，占总体的38.6%。博士毕业生中就职于事业单位的人数比重最大，有77.3%；硕士毕业生的人数最多，有99人；本科生最少，有19人。具体情况如表1.8所示。

具体而言，毕业生主要在学术研究机构、科研服务机构、高校、媒体和社会福利这五类事业单位中就职。学术研究机构主要包括社科院和中科院。科研服务机构主要指政府机构下属的政策研究单位。媒体主要包括各类报社、出版社，实行事业单位编制、企业化管理，在这里仍归为事业单位。社会福利单位包括为各类弱势群体服务的联合会、基金会等。总的来说，在这五类事业单位中，前三类机构对学历和专业背景要求相对更高，其从业人员的工作待遇和社会经济地位也相对后两类较为优越。

表1.8 本硕博毕业生在不同类型事业单位中的分布 [人/所占比例（%）]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计

高校

3（16.7）

36（36.7）

40（78.4）

79（47.3）

媒体

14（77.8）

27（27.6）

2（3.9）

43（25.7）

科研服务机构

0（0.0）

20（20.4）

3（5.9）

23（13.8）

学术研究单位

0（0.0）

9（9.2）

6（11.8）

15（9.0）

社会福利事业

0（0.0）

4（4.1）

0（0.0）

4（2.4）

其他

1（5.6）

2（2.0）

0（0.0）

3（1.8）

总计

18（100.0）

98（100.0）

51（100.0）

167（100.0）

不同学历水平的毕业生在上述这五类事业单位中的分布存在差异。作为较高学历的持有者，博士生基本流向了前三类机构，即学术研究机构、政策研究机构和高校，从事研究和教育工作。本科生主要进入的则是媒体、高校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主要在其中担任行政管理者和办事人员。硕士研究生的情况介于二者中间，在各类事业单位中都有相对平均的分布。可以看出在学历的制约下，本硕博毕业生在事业单位中有不同的具体定位。

国有企业。一般指国有资产投资的企业，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下具有一定的行政性。其对毕业生的吸引力在于，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工作稳定、竞争压力小；而相对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和福利待遇水平又比较优越。

对于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生而言，国有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排在事业单位、公务员、私/民营企业之后而位列第四。9年内进入国企的毕业生有46人，占总体的10%。进入国企的毕业生以本科生人数比重为最大，占到16%；硕士毕业生人数最多，有30人；博士毕业生为0。

社会学系毕业生进入国企的人数和比例较低，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国企对于专业的限制相对明确，社会学与这些行业的适配性较低，在企业中所能担负的岗位基本限制在行政、文职等岗位。对于进入到国企中工作的毕业生而言，其所从事的行业分散在科技开发与推广、行业管理和服务、化工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房地产和建筑业、邮政运输、烟草制药、旅游、电信等各类国民经济领域。其中最集中的去向是金融、证券和保险类，其次是电信行业。具体分布如表1.9所示。

表1.9 在国企中不同行业的分布（单位：人）

金融、证券、保险

18

能源生产供应

4

电信

6

邮政、运输

3

科技开发、推广、咨询

6

烟草、制药

2

房地产、建筑业

4

其他

3

总计

46

私/民营企业。近年来，私/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其对于岗位的需求增长幅度显著。从就业条件的角度来看，私/民营企业具有发展空间较大、流动性大等特点，同时相对于体制内的企事业单位，在工资、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缺乏保障。

私/民营企业是社会学系本科毕业生的第一大雇主类型。有30%的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进入到私/民营企业。对于硕士毕业生，私/民营企业是位列第三的雇主类型，占17.65%。博士毕业生进入该类单位的只有2人。

具体而言，信息技术、商业服务（包括商业咨询、市场调研等）和广告/新闻出版行业是在私/民营企业内部三个最主要的行业去向，分别约占总体的26%、25%和21%。具体情况如表1.10所示。

表1.10 在私/民营企业中不同行业的分布 [人/所占比例（%）]

信息技术

21（26.3）

房地产

4（5.0）

商业服务

20（25.0）

电信

3（3.8）

广告/新闻出版

17（21.3）

其他

7（8.8）

金融证券

8（10.0）

总计

80（100.0）

外/三资企业。即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营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是本科毕业生的第三大雇主类型。对于硕士毕业生而言，尽管进入外/三资企业的人数在三者中最多，为19人，但占总体硕士毕业生的比例较低，在不同雇主类型的占用率排序中位列第五。博士毕业生进入外/三资企业就职的人数为0。

随着近年来国内众多外资企业越来越重视人才的本地化，吸纳本土毕业生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人力资源组成状况的一个趋势。尽管进入外企的社会学系毕业生总体来看相对较少，但其数目在历年的变化中呈现出上升的态势。2001至2003年，共有3人进入外企，2004年2人，2005年6人，2006年2人，2007年4人，2008年10人，2009年6人，进入外企。

毕业生在外/三资企业中从事的主要行业有商业服务、服装、信息技术、金融、传媒、快速消费品行业等。

社会团体。尽管社会普遍认为，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社会团体是社会学专业比较对口的就业去向，然而历年的就业数据表明，在实际的就业选择中，此类单位对于社会学系毕业生的吸引力很弱。9年间，社会学系的毕业生中只有10人进入基金会、环保组织等社会团体就职。

三、职业进入的具体过程

1. 样本概况

2010年北大社会学系就业的毕业生共计84人，其中本科生9人，硕士生62人，博士生13人。2010年4月13日至25日，调查问卷发放其中可联系到的78人，其中本科生8人，硕士生58人，博士生12人。考虑到问卷发放时一些毕业生的工作还没有落实，希望能够追踪后续信息，问卷发放和回收均采取了电子邮件的方式。截止到2010年5月3日，共回收问卷75份，其中本科生7人，硕士生57人，博士生11人。回收率为96.2%。从性别构成来看，男生37人，女生38人。从家庭背景构成来看，被调查者的原居住地为农村的有25人，占总体被调查者的三分之一；来自小城镇或县城的有22人，占29.4%；来自中等城市或省会城市的共24人，占到32%；另有4人来自直辖市，占全体被调查者的5.3%。从专业教育背景构成来看，28人有除社会学大类（包括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外的其他学科主修专业背景，占全体被调查者的36%；15人有其他学科的双学位背景，占总体的20%，其中本科就业的毕业生中修双学位的比重最大，7人中4人有经济学双学位的背景。

2. 求职意向

问卷询问了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优先考虑的三个因素，以及按意愿点排序的前三种单位类型和行业属性。希望借此了解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生择业的主观意向，并将其同客观结果进行对比，衡量意愿与现实间的差距。

总体看来，在选项所列出的12个因素中，“发展前景”、“薪酬待遇”和“满足个人兴趣”是毕业生考虑的3个首要因素，选择这几项的被调查者比重分别占到61.1%、58.7%和41.3%。其次是“自我价值实现”、“地域因素”和“工作稳定性”，分别占32%、29.3%和21.3%；再次是“能否解决户口”、“社会声望”和“可自由支配时间”三个因素，被看重的程度分别是17.3%、14.7%和12%；最次要的因素是“专业对口”（6.7%）和“服务社会”（5.3%）。具体情况详见表2.1。

一个比较后的综合印象是，在择业意向上本科毕业生较为现实，硕士生较看重发展，博士生较为理想化。可以体现在本科生对“薪酬”、“工作稳定性”和“能否解决户口”等工作给予的客观条件的看重程度在三者中最高；硕士生对“发展前景”、“地域因素”等相对长远的、发展性层面的考虑在三者中最多；博士生对于精神性的回报，包括“满足个人兴趣”、“自我价值实现”、“社会声望”、“专业对口”和“服务社会”这几个方面的重视程度均高于前两者。

表2.1 毕业生择业优先考虑的因素分布 [人/所占比例（%）]

发展前景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计

发展前景

4（57.1）

37（64.9）

5（45.5）

46（61.3）

薪酬待遇

6（85.7）

34（59.6）

4（36.4）

44（58.7）

满足个人兴趣

3（42.9）

22（38.6）

6（54.5）

31（41.3）

自我价值实现

1（14.3）

18（31.6）

5（45.5）

24（32.0）

地域

1（14.3）

19（33.3）

2（18.2）

22（29.3）

工作稳定性

2（28.6）

13（22.8）

1（9.1）

16（21.3）

户口

2（28.6）

10（17.5）

1（9.1）

13（17.3）

社会声望

0（0.0）

8（14.0）

3（27.3）

11（14.7）

可自由支配时间

2（28.6）

4（7.0）

3（27.3）

9（12.0）

专业对口

0（0.0）

3（5.3）

2（18.2）

5（6.7）

服务社会

0（0.0）

3（5.3）

1（9.1）

4（5.3）

问卷要求被调查者选出求职意愿最高的前三类行业，并进行排序。结果表明，毕业生对做公务员表示出最强烈的意愿。选择公务员作为第一意向的有38人，占到总人数的51.4%；有超过半数的硕士毕业生将做公务员当作就业的最优选择。其次是外/三资企业，占13.5%，全部为本硕毕业生。接下来依次是国有企业、社会团体和私/民营企业，分别占到10.8%、4.1%和1.4%。具体情况见表2.2。

表2.2 择业前的第一意向单位类型分布 （人/%）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计

公务员

3（42.9）

32（57.1）

3（27.3）

38（51.4）

事业单位

0（0.0）

7（12.5）

7（63.6）

14（18.9）

外/三资企业

1（14.3）

9（16.1）

0（0.0）

10（13.5）

国有企业

3（42.9）

5（8.9）

0（0.0）

8（10.8）

社会团体

0（0.0）

2（3.6）

1（9.1）

3（4.1）

私/民营企业

0（0.0）

1（1.8）

0（0.0）

1（1.4）

个体经营

0（0.0）

0（0）

0（0.0）

0（0.0）

总计

7（100.0）

56（100.0）

11（100.0）

74（100.0）

问卷要求被调查者选出求职前意愿最高的前三种单位类型，并进行排序。就第一意向行业而言，政府机构是近半数人的首选（42.7%），其次是高校（18.7%）和金融业（10.7%），具体情况详见表2.3。

表2.3 择业前的第一意向行业分布 （人/%）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计

政府机构

2（42.9）

22（45.6）

3（27.3）

27（42.7）

高校

0（0.0）

7（12.3）

7（63.6）

14（18.7）

金融

3（42.9）

5（8.8）

0（0.0）

8（10.7）

学术研究机构

0（0.0）

4（7.0）

1（9.1）

5（6.7）

商业服务

0（0.0）

4（7.0）

0（0.0）

4（5.3）

媒体

0（0.0）

5（8.8）

0（0.0）

4（5.3）

科研服务

0（0.0）

2（3.5）

0（0.0）

2（2.7）

科技

0（0.0）

2（3.5）

0（0.0）

2（2.7）

房地产

0（0.0）

2（3.5）

0（0.0）

2（2.7）

自由职业

1（14.3）

0（0.0）

0（0.0）

1（1.3）

总计

7（100.0）

57（100.0）

11（100.0）

75（100.0）

3. 求职历时与次数

问卷询问了2010届毕业生开始求职和落实工作的时间，由此考察其求职所需花费的时间成本。

从开始求职的时间来看，最早的求职行动发生在2009年5月。由图2.1可见，从2009年5月至2010年5月，主要有两次求职高峰：第一批从2009年9月到2010年1月，共有53名、占总体71%的毕业生在此阶段开始找工作，以10月和11月为最多。第二次高峰在2010年3月，有14人开始找工作，较有可能的状况是之前打算考研、考博和申请出国的因原计划失败转而选择就业。从工作的落实情况来看，截止到4月底，共有46人落实了工作，签约率约为61.3%。其中最早的发生在2009年11月，以2001年3、4月份最为集中，其余29人截至问卷回收时尚未确定工作单位，预计基本会在2010年5月落实。从已落实工作的情况来看，求职的时间跨度从1个月到9个月不等，平均求职时间为5.3个月。图1直观地反映了上述情况。

问卷结果显示，在全体参加就业的毕业生中，有77%表示曾有过从1次到6次不等的实习经历。在已落实工作的46人中，有74%的人有过1次到6次不等的实习经历，平均参加实习的次数为1.8次；有过与已落实工作相关的实习经历的人约占一半，平均次数为0.5。

在全体就业毕业生中，总实习时间最长的为3年，最短的为1周，平均约为5个半月。对于已落实工作的毕业生，总的实习时间最长为20个月，最短为1周，平均约为5个月；与最后落实工作相关的实习经历最长的为11个月，最短的为3周，平均约为1个半月。

求职过程中投递简历的单位平均在35家左右。求职过程中参加笔试最多的次数为40场，最少的0场，平均参加了7.3场笔试。参加面试的最多为30场，最少为0场，平均为8.2场。

图1 2010届毕业生开始求职和落实工作的时间和人数

4. 求职结果

截止到2010年4月底，在75名被调查者中有46人已落实工作。对于他们去向的工作单位类型、行业及其意愿实现的情况报告如下：

在已落实工作的46人当中，约30%去了国有企业，其中大部分为硕士毕业生；其次是事业单位（11人，23.9%），主要为博士毕业生；7人做了公务员，其中主要是基层选调生。由于截止问卷回收时公务员的结果尚未确定下来，实际数字应高于此。

有各占三分之一的人实现了自己前两个意向。上述具体情况见表2.4和2.5。

表2.4 已落实工作的单位类型分布 [人/所占比例（%）]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计

国有企业

2（66.7）

12（34.3）

0（0.0）

14（30.4）

事业单位

0（0.0）

4（11.4）

7（87.5）

11（23.9）

公务员

0（0.0）

6（17.1）

1（12.5）

7（15.2）

私/民营企业

1（33.3）

9（25.7）

0（0.0）

10（8.6）

外/三资企业

0（0.0）

3（8.6）

0（0.0）

3（6.5）

社会团体

0（0.0）

1（2.9）

0（0.0）

1（2.2）

总计

3（100.0）

35（100.0）

8（100.0）

46（100.0）

注：截止到2010年4月底的情况。

表2.5 意向单位类型的实现情况 [人/所占比例（%）]

满足第一志愿

15（32.6）

满足第二志愿

15（32.6）

满足第三志愿

6（13）

未满足前三志愿

10（21.7）

总计

46（100.0）

注：截止到2010年4月底的情况。

在已落实工作的46人当中，最集中流向的行业是金融业。其中3名已确定工作的本科毕业生全部进入了金融行业；已确定工作的硕士毕业生中近一半的人进入到金融业。其次是高校，是博士生集中去向的地方。具体情况如表2.6所示。

表2.6 已落实工作的行业分布（人/%）

本科

硕士

博士

总计

金融

3（100.0）

14（40.0）

0（0.0）

17（37.0）

高校

0（0.0）

3（8.6）

5（62.5）

8（17.4）

政府机构

0（0.0）

6（17.1）

1（12.5）

7（15.2）

商业服务

0（0.0）

6（17.1）

0（0.0）

6（13.0）

科技

0（0.0）

3（8.6）

0（0.0）

3（6.5）

学术研究

0（0.0）

0（0.0）

2（25.0）

2（4.3）

科研服务

0（0.0）

1（2.9）

0（0.0）

1（2.2）

房地产

0（0.0）

1（2.9）

0（0.0）

1（2.2）

其他

0（0.0）

1（2.9）

0（0.0）

1（2.2）

总计

3（100.0）

35（100.0）

8（100.0）

46（100.0）

注：截止到2010年4月底的情况。

从实际情况与意向选择的契合程度来看，有19%的人进入到自己第一志愿的行业工作。其他志愿的实现情况详见表2.7。

表2.7 意向行业的实现情况 （人/%）

满足第一志愿

19（41.3）

满足第二志愿

11（23.9）

满足第三志愿

5（10.9）

未满足前三志愿

11（23.9）

总计

46（100.0）

注：截止到2010年4月底的情况。

根据已落实工作的被调查者的情况来看，“学以致用”的情形并不多。在46名已落实工作的毕业生当中，只有20%的人认为其工作内容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且其中基本上是进入高校、社科院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博士毕业生。有34.8%的人表示工作内容与社会学（大类）“有一定关系”，基本来自公务员、政策研究部门和商业服务机构（如商业咨询、市场调研等），主要从事咨询师、行业分析、调研员的工作。大部分被调查者（43.5%）认为其工作内容与社会学（大类）不相关，基本来自于金融业。具体情况见表2.8。

表2.8 工作与社会学（大类）的相关程度 （人/%）

行业

密切相关

有些关系

基本不相关

高校、学术研究机构

7

0

3

公务员、政策研究

2

5

1

商业服务

1

5

0

科技

0

2

1

房地产

0

1

0

金融

0

3

14

文化产业

0

0

1

总计

10（21.7）

16（34.8）

20（43.5）

注：截止到2010年4月底的情况。

四、调查发现与讨论

本调查的基本发现总结如下：

第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的基本去向和职业进入过程。相比于以往的社会学就业信息，本调查不仅采取了更细致严格的分类，而且基于事实档案统计，提供了社会学系毕业生在每一类去向中的分布情况。北大社会学系全体毕业生中半数以上的人选择了继续深造，三分之一多的人选择了毕业后直接就业。在继续攻读学位的毕业生当中，60%在国内深造，其余去了北美和香港为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就业的毕业生当中，60%去向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30%的学生去了各类企业，其余少部分学生进入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团体，或选择自主择业。最集中的去向行业有高校、媒体、政府、科技、商业服务和金融机构。根据2010年的问卷调查，当下毕业生最期望就职的单位类型依次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外/三资企业，最希望进入的行业是政府、高校和金融机构。截止到4月底，在已落实工作的人当中有65%实现了其就业意向中的第一或第二志愿。在求职过程中，毕业生平均花费的求职时间约5个月，为求职而积累的实习经历约5个月，平均投递简历的单位有35家，参加笔试7场、面试8场。

第二，学历水平与去向选择。调查发现，学历水平对于毕业生的深造地点、择业意愿和就业去向有比较明显的影响，而这一点在以往的社会学毕业生去向信息介绍中没有给出过明确区分。本科生中大部分毕业生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硕士毕业生中大部分毕业生选择就业。从继续深造的情况来看，硕士毕业生出国/境留学的概率更大，是本科生的3倍。从就业的基本范围和去向来看，学历越高，就业面越窄，有越高的比例进入体制内单位，即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学历越低，就业面越宽，更多地进入到体制外单位即外/三资企业、私/民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学历的分化作用也体现在不同类型的单位内部。例如，在公务员系统中，学历较高的毕业生倾向于进入行政级别较高的国家级单位，本科生进入基层、地方的情形相对较多。又如，在事业单位中，博士生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本硕毕业生则更多地进入到媒体、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或高校中的行政岗位。从择业的意向和期望来看，本科毕业生更注重现实性的因素，硕士生较看重发展性因素，而博士生最看重精神性的因素。

第三，社会学专业与就业。社会学专业对其毕业生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行业分布上。按照工作内容与社会学专业的相关程度排序，密切相关的仅限于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有一些关系的是政策研究机构、政府机构、商业服务机构（如咨询、市场调查）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基本不相关的有如金融、科技、房地产等行业。从实际分布来看，大多数的毕业生进入到了与社会学专业相关性不大的行业中就职。事实上，该系相当比重的毕业生进入到了金融、科技等普遍被认为与社会学专业跨度较大的行业中；而通常被认为与社会学专业较“对口”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对于该系毕业生就业的吸引力非常弱。在本硕博毕业生之间，基本上只有博士生进入到与专业密切相关的行业和岗位工作，其择业意向中对于专业对口的期望也较大。进而，社会学背景还影响到毕业生所处的具体职能部门。例如，进入公务员系统的毕业生集中去了民政、福利和统计部门。

本调查在研究范围和内容上存在一些不足，其改进方案如下：

第一，毕业生在工作领域中担负的具体岗位值得进一步考察。在工作单位中的岗位可以进一步反映从业者的职业地位，但由于档案资料提供的信息所限，本调查没能获取毕业生岗位的相关信息。在不同的行业中，尤其是金融、科技等与社会学专业跨度较大的行业中，社会学毕业生具体处于哪些职位，是我们进一步可能关心的问题。

第二，毕业生在职业生涯中的发展情况值得进行追踪。由于能力所限，本调查只关注了毕业生的初始去向。然而教育背景对于职业发展的影响是长远的，可以通过追踪职业流动路径，对其产生作用的程度和方式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

[76]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就业情况（2001年~2006年）》（内部资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工作办公室，2006年10月。

[77]　电子版档案信息，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工作办公室提供。

[78]　主要为学习或工作单位与转档案单位（人事或职业介绍部门）不符的情况。

政治课在北大

郭尔嘉 （北京大学2008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在如今大学的课堂里，必修的“政治课”是一个特别而又有些尴尬的存在，它是全国大学生们共同的必修课，却又普遍没有受到重视，是学生眼中公认的食之无味、弃之不得的“鸡肋”课。这样一门课程在北大的学习生活中是以一种怎样的面目出现？我通过查阅文献、对学校的政治课课堂进行非参与式观察和对同学进行访谈等方式，试图比较全面地对北大本科生的政治课进行了解和记录。高校的政治必修课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希望我能记录下这所校园哪怕一丝的时代印迹。

一、政治课概述

1. 课程设置

现在大学本科的思想政治课课程设置，是经过2006年调整改革的结果。自1998年改革之前，政治课的课程设置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其中“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仅针对文科生开设。这意味着理科生需要修6门政治课，文科则要修7门。2006年，根据中宣部、教育部印发的《<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政治课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将原有课程压缩为3学分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思修”）、3学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下简称“马原”）、6学分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这门课在2008年更名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毛概”）3门，并加开了2学分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史纲”），共计4门14学分。此外，教材也由此开始使用全国统编教材。

北大的政治课课程设置和教材使用与教育部的规定一致，但是在学分的分配上有所调整，思修和史纲都是2学分，马原拆分为上（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两门，各2学分，分别在秋季和春季学期开设，毛概为4学分，共计12学分，比教育部的规定略少。按照毕业需要140学分计，政治课的学分约占总学分的8.5%。学生在大一时无法选修马原和毛概，除此之外，学校对何时选修这些课程没有硬性规定，只要在毕业前将这12学分修满即可。对于那些专业必修课内容和政治课重叠或者相近的院系，可以免修某些政治课，用专业必修课替代：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和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可以替代史纲，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可以替代马原上，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和光华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可以替代马原下，国际关系学院的“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概论”可以替代毛概。

2.教学与考核安排

北大的政治课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采用大班教学的方式，每班人数在180人至300人之间，上课时间分散在各个时间段。各门课程都由教学组进行教学，授课教师们被分成若干个组（一般是2到3个组，每组大约5到7人），每名教师分别负责讲授一学期课程中的若干讲，每个教学组负责为若干个班授课。在这样的安排之下，尽管每个班有不同的主管教师掌管小测验、期中论文、点名签到等事宜，但事实上各班学生所听到的课程内容并不大。对于授课的老师来说，这样的安排意味着需要备课的节数较少，但是讲课的重复性更强，特别是各班教学进度要保持基本一致，因此老师们常常需要在一周之内把同一节课重复讲好几遍。在一节排在下午的思修课上，一名老师就在课前非常坦诚地说：“这节课我今天已经讲到第三遍了，已经讲‘疲’了，肯定不会太有激情，同学们注意集中精神。”

除了主管教师之外，每个教学班还会配备两名左右的助教，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究生担任，他们大概是政治课中与学生们接触最多的人。由于教学组教学的安排，主管教师并不一定每节课都出现在课堂上，而助教们则是每节必到，负责组织点名签到、收论文、记录课堂发言讨论、批阅作业和期中考试、解答学生们的各种疑问等，在课程结束后，还要参与期末考试的阅卷、登分等工作。

就政治课而言，分数大概是学生们最关心的内容。尽管教学内容不同，但是各门政治课的考核方式与评分标准大同小异。成绩的构成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部分，期末成绩自然是期末考试的得分，其中思修、史纲、毛概都是开卷考试，而马原上、下则是闭卷，这部分通常占到总成绩的60%~70%；余下部分的平时成绩则主要包括期中论文、期中考试、小测验、考勤、课堂讨论与发言等项目，对这部分的要求各门课程有所不同，甚至同一门课不同主管老师负责的班之间也会略有差异。期中论文是每门课程都有的项目，对内容的要求往往是指定文献（马列毛邓经典）的阅读报告或者“与课程讲授内容相关即可”。期中考试和小测验则通常是开卷且题目非常简单，几乎只要到场答题就可以得到高分，因此更多的是起到类似于考勤的作用。课堂讨论是毛概课上的重头戏，在马原、思修等课的课堂上也偶尔可见，但并不像毛概那样每个班都有要求。课堂讨论要求学生提前准备，学生们可以自愿在讨论课上进行讲演和展示，但是不论是否真正上台发言，都要上交自己准备的讨论提纲并计入期末总成绩中。课堂发言则是指在课堂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通常是“你对××有什么看法”一类的问题，在思修课上最为常见），这一项在总成绩中并不占固定比例，不发言不会被扣分，但是主动发言会得到一定的加分，属于锦上添花的项目。可以看出，相对于许多以一篇论文或一场考试决定期末分数的课程，政治课的总成绩构成是比较复杂的。

二、一个学期的历程

1.选课

对于学生来说，修读一门课程的起点，就是开学之前的选课。虽然必修课不得不修，但一门课会分出数个班，班号总算是可选的，也就是说学生仍有一些选择主管教师和上课时间的余地。学生们在选择上哪一个班的课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呢？

大多数学生表示最重要的因素是上课时间。一位受访者的回答比较有代表性：“首先还是看和别的课冲不冲突。（先选完别的课再来看政治课吗？）对，其实别的课选完以后时间合适的政治课就没有几个了，再去掉一大早的，基本就不剩什么可选的了。”

除了时间之外，老师“厚道”与否也是不少学生考虑的因素。政治课实行教学组教学，在教学水平上可以说各班是比较均衡的，而期末考试时各班使用统一的试卷，判卷的时候也是整个教研组的老师和各位助教一起进行“流水”判卷，因而各班在期末考试分数上理应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在学生之间仍然流传着关于老师厚道程度的各种传言。在每个学期开学之前，学校BBS课程版总是充满了询问“马原哪个老师厚道”的帖子，而这样的问题也总有热心的学长学姐进行解答，告诫后来人某位老师给分“不厚道”，请大家慎选。有人抱怨道：“说是流水判卷，但是有的班分高，有的班分低。我不是太挑，但是如果大家都说哪个老师特别不厚道，那我肯定不选——何必冒这个险呢？”

当然，也有一些同学认为，学生们无从获得各班的整体成绩状况，关于老师“厚道与否”的判断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我觉得政治课无所谓厚不厚道，都是没考好的才到BBS上嚷嚷，分数高的都不说。每个班都有分高的和分低的，这个和老师没什么关系吧，我上的思修课就是选了Y老师的，选了才知道都说他不厚道，我最后分数也挺高的啊。”对于这些学生来说，选择哪位老师主管的班都可以，他们在时间因素之外所考虑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这个班的热门程度。由于每个学期用于选课的意愿点有限，这些学生更加倾向于选那些选课人数比较少，不用投入太多意愿点的班（通常也是传说中“不厚道”的班，而那些传言中“厚道”老师所带的班，此时往往选课人数爆满）：“有那（意愿）点还不如去选个喜欢的通选，一个政治课，投那么多点干什么？”

总体而言，学生在选课时大多将政治课排在较为靠后的位置考虑，在排好专业课、通选课和英语体育等其他必修课之后，才考虑对政治课的选择。这大概是由于政治课科目有限，各门课程又采用教学组教学，因而各班从教学内容、方式等各方面来看都基本没有差异，所以对于学生来说，政治课只要选上即可，对于选哪个班很少有特别要求。

2.考勤

说起政治课，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抱持着“去了也是浪费时间，不如不去”的态度，但事实上，在我旁听的经历中，大部分政治课的课堂上座率是很高的，在课堂上放眼望去，教室里总是被塞得满满的，迟到的学生想要找个座位往往还颇费一番工夫。我所访问的大部分同学在谈到上政治课时都会表示“不想去，但是怕点名没到影响成绩，不得不去”，可见，政治课上座率如此之高，考勤制度功不可没。

政治课的考勤由助教执行，考勤的过程可以说是这些助教和学生们斗智斗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考勤的方式也变得五花八门。基本的考勤方式包括签到考勤和点名考勤。签到考勤比较简单，只要在一张纸条上写上自己的姓名学号上交即可，因而时常出现代签的现象，甚至有些学生为了避免助教检查笔迹，事先准备数张自己写好的纸条交给去上课的同学，如遇签到就请他们代交。在这种情况下，“随堂小测验”应运而生。这些小测验通常是开卷，题目非常简单，在书上就可以直接抄到标准答案，甚至我曾见到一次老师直接把答案公布在PPT上的情况。这样的测验目的当然不在于测验学生掌握知识的水平，而是起到考勤的作用。和直接签到相比，小测验的方式大大提高了代签的成本，在有限的时间内，代签者很难写完两份答案，这样就有效遏制了代签行为。

点名是另一种经典的考勤方式。课间点名，一些学生答过到就早退，有时课间点过名，再上课时教室里人就少了一半；课后点名，不愿意上课的学生就算准时间，快下课时才进教室；而课前点名更是由于迟到早退现象的广泛存在而难以实行，因此这种方式已经极少采用。政治课班级规模都比较大，点名通常是抽点，于是有些助教就课间点一部分，课后点一部分，第一次点名没有被点到的学生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安全”，也就不敢早退。

以上这些是比较常规的方式，还有个别记起考勤来特别“心狠手辣”的助教，常常受到学生们的抱怨。有一位受访的同学就向我介绍了她所选的毛概课助教的考勤方式，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这位助教签到的方式是在下课时把教室的所有门关上，只留一扇门作为出口，而她本人就守在这个出口监督每一个出门的学生排队在签到表上签名。这位受访同学说：“本来那节课××托我帮他签到的，结果害得我没签成。”

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心慈手软”的助教。在调查中，我随选了课的朋友旁听一节毛概，发现教室上座率远比之前看到的几个班低，问朋友原因，她说：“如果课后要点名的话助教会在刚上课的时候告诉大家，她一说，没来的人就都来了。”在这里，同学之间的“团结协作”起到了很大作用，助教点名的通知一出，台下就通过手机短信把这一消息传向四面八方。当然，这种协作也需要“仁慈”助教的配合，如果是突袭式的点名，这种协作就很难生效了。不过，有一位受访同学向我讲述了他的翘课方式，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人配合就可以有效防止缺勤记录：“我就在（上课的教室）旁边找个没课的教室看书自习，如果点名签到的话同学一个短信我就可以立刻冲过去。”事实上，很多学生都像她一样，缺席政治课并非为了睡觉打游戏，而是更愿意用这些时间学些其他的东西。

尽管学生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招数来应付考勤，但是总体而言，政治课上学生真正的出勤率还是比较良好的，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考勤制度较为有效的施行。不过，尽管课堂上座率比较高，但是学生迟到早退现象也很严重，在我的观察过程中，迟到人数最少的一次课至少有8位，早退者也每节课都会出现，但是由于早退者本身就力图走得悄无声息，因此计数比较困难。

3.课堂

学生人坐在了政治课的课堂上，并不意味着他们就都是来认真听课的，这一点从学生对座位的选择上就能看出来。在北大，比较热门或者班级规模比较大的课程，往往有一些学生为了坐到比较靠前的好位置（在特别热门的课程中，甚至仅仅是为了能有个位置）而在课前提早到教室占座。学生们虽然对上政治课的热情不高，但是为政治课占座的情况也是常有的，尽管他们占的往往不是前排的位置——相反地，在闲聊中时常会听到人说“那节课我去得太晚，结果只好坐到前面的位子了”之类的话。在我的观察过程中，正在上各门政治课的教室里，总是越靠后排人越多，在大多数情况下，教室的第一排都是空的，第二三排也往往坐得稀稀落落，而教室后排则早就坐满了人，特别是靠近电源方便使用电脑的位置更是抢手。

学生为何不愿意坐靠前的座位，解释很简单：“坐在老师眼皮底下干别的，不太好吧。”学生们在政治课课堂上都做些什么，从占座的情况来看就可见一斑：电源附近的座位总是最先被抢占以便使用笔记本电脑，用来占座的书多是专业课或者英语教材，极少有用政治课教材占座的。据我的观察，在课堂上，使用笔记本电脑的学生平均占到了约10%左右，其中多数看上去是在写论文、查资料或者做设计，也有不少单纯上网休闲或打游戏的。在整体出勤的学生当中，大概有五六成的学生显然是在做自己的事，除了用电脑的之外，大多是在学专业课（其中理科生做题居多）或者背单词，睡觉的其实并不多（不过对此有不止一名受访者解释说是因为班比较大，老师们讲课要用话筒，声音太大吵得睡不着），整个政治课教室颇有自习室氛围。另外四五成学生无从考证是否在认真听课，不过跟着老师的讲授看书做笔记的也不乏其人。

政治课的教学方式以老师讲授为主，不过，教研组也试图强调参与式、启发式教学以及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各门课程都会专门留出课时鼓励学生上台进行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演讲，其中毛概课安排的讨论课最多，一个学期有5次，其他课程则大多安排1次讨论课。所谓讨论，要求学生提前进行准备，向助教报名，按照排好的时间进行，上台的学生们往往准备好PPT，按照和老师授课相似的方式进行演讲。我在观察中碰到过一次这样的“讨论”，课堂气氛也与老师讲课时类似，台下听众大多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事，听得并不十分认真，甚至许多演讲者本人也是在轮到自己演讲的时候上台，下台回到座位即摊开自己的书开始做作业。演讲结束之后设有提问环节，不过应者寥寥，倒是演讲者若偶然打擦边球般说出几句与政治课强调的意识形态不相符的言语，往往能引来一阵哄笑。这样的讨论课其实并没有多少互动发生，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讨论，在我看来，真正具有讨论性质的是思修课的“课堂发言”。思修课堂发言的随机性较强，往往是老师在课堂上举出一个案例（如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或者日常生活中所见的现象），然后询问学生们的观点和感想，学生不加准备，自愿举手回答。老师在提问后，最初主动回答问题的学生比较少，但是一旦第一个人发表观点之后，往往能带动其他学生的支持、反驳及补充，逐渐形成你来我往的讨论氛围。在这种讨论过程中，课堂上学生的兴趣被调动得较好，不发言的学生也更愿意听，或与周围的人私下交流自己的看法。有时讨论到激烈处，举手要求发言的人太多，老师不得不强制进行总结，转向下一个话题。思修课的讨论比其他课更受欢迎的原因可能在于，思修课的授课内容比较贴近生活，不同观点讨论的余地较大，每个学生都多少有话可说；而其他课程的理论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则相对较强，学生兴趣不足，讨论余地也比较小。

4.论文与考试

关于政治课，学生们最关心的就是学分和成绩，以上所介绍的考勤与课堂表现与最终总成绩虽然有关，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评分标准，这种关系多少有些暧昧，而论文和期末考试则在最终成绩中实打实地占据着重要分量——不考勤、不发言的学生可能不少，但是为了修满政治课学分而毕业，交论文和参加期末考试则是每个学生都必做的。

各门课程对于论文内容的要求往往都比较宽泛，除了指定范围内的经典文献阅读报告之外，大多只给出几个建议的题目，要求“与课程相关即可”。这种宽泛的要求为论文的流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一些对于政治课论文感到头疼的学生会试图向已经修过这门课的朋友“借”论文上交。在与我进行谈话的同学中，几乎所有人都有过至少是试图“借入”或者被“借”论文的经历，可见这种行为并非个别，甚至有些论文在“借”到手时可能已经流传数年。那些“借”到过论文的同学表示，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往往会对“借”来的论文在遣词造句和内容上进行一定的修改增补，而一些交友特别广泛的学生还会“借”来多篇论文进行综合。这些写好的论文传来传去，难免出现同时传到多个人手里而出现重复的情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还有人从外校“借”论文。不过，尽管课程内容一致，但各校的具体要求并不相同，因此从外校“借”论文也并不总是可靠，一名受访者就讲述了他的失败经历：“我就借过一次，那时候我同时有好几篇论文要交，觉得实在写不完了，就找在T大的哥们要了一篇。人家答应得倒是挺爽快，可是发过来一看，他们就要求400字，我这可得至少3 000字，根本没法用，最后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写了。”不过，这些承认“借”过论文的受访者也都表示，对于其他课程中的论文抄袭行为，他们是无法接受的。一位受访者自白：“我也觉得这样不好，如果是其他课的话，我是坚决反对抄袭的，可是……反正这是政治课啊。”另外，没有“借”过论文的学生，多少也有被“借”的经历，大家多数对这种行为表示能够接受，也愿意帮忙，但也有拒绝帮忙的人，有的是因为觉得自己“写得太差不好意思给人看”，也有的认为“论文还是自己写比较好”。

政治课中最重头的部分，自然是期末考试。在5门政治课中，思修、史纲、毛概都是开卷考试，负担较轻，只要准备好带进考场的资料即可。而马原上和马原下则是闭卷考试，需要背书，相对来说压力较大，因此每学期期末马原考试前后一两天，BBS的课程版几乎全部都是关于马原的帖子，交流复习心得的、抱怨复习压力的、寻求复习资料的、求解疑难试题的、趁机插科打诨的，应有尽有。教材内容太多，BBS也能找到前人总结的各种版本的复习提纲，经典版本如“四喜”、“张大标”，已流传多年，经久不衰。

各门政治考试的题型都以简答、论述为主（马原有一部分选择题），在考试中拿到高分的学生们也根据这一特点总结出了一些通用的考试心得。写高分心得的人有很多，他们所提出的要点其实颇为一致：除了考前要看书之外（但是他们又无一例外地表示，只要不被点名，上不上课意义不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字迹要工整，格式要清晰，答题要答得长，写字速度被认为是制胜法宝。有人建议“能多写就多写，实在没话写就把之前的话用另一种方式再重复一遍”，也有人写“如果是开卷考试，就把书上的相关内容全抄上；如果是闭卷考试，就要没话找话……宗旨就是把简答、辨析答成论述，把论述答成小论文”，总之，答题的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显示出答题的诚意。

关于答题要答得长这一点，学生中流传着一个非常经典的段子：传说中马院的老师在判卷子的时候，并不是看答题内容给分，而是采用“电风扇”判卷法——把所有试卷放在电风扇下吹（后来这个方法经过了改良，在冬天改用吹热风的电吹风），被吹得越远，分数越高，吹得近的则分数低，依照这个原则，老师在地上画好“等分线”，按照试卷的位置给分。这个方法的“理论依据”就是吹得远的试卷较重，说明上面写的字更多，因此得分也就更高。当然，这仅仅是个调侃，并没有人真的相信，但它仍一直被学生们津津乐道，也从侧面反映了学生们对政治课考试给分随机、重字数不重逻辑的印象。

三、学生眼中的政治课

从访谈和观察中可以看出，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政治课的意义仅仅在于毕业所必需的12学分以及相对应的GPA（平均成绩点数），对于课程内容本身，学生们似乎并不在意。2007年，学校BBS上曾经有人发帖呼吁取消政治课，由此引发了热烈讨论，其中比较主流的意见认为，政治课取消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一门没什么意义还要强制修读的课，给分应该宽松一些，最好能像体育课那样，只分通过和不通过两等。有一位受访者直言：“如果政治课所有人都给九十几，肯定谁也不会抱怨。”另一位受访者则说：“我从初中政治就差，可能就是没有扯的天赋吧。最烦人的是明明知道这门课我肯定学不好还非选不可，眼看着GPA往下拉。”许多学生对政治课的反感可能出于对分数的不满，而且对这种令人不满的分数没有选择和规避的余地，不像选修课，可以避开自己不擅长、没有兴趣的课程，学生再不擅长政治课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成绩不理想自然就怪到了课程本身头上。

另外，似乎很少有人严肃对待政治课所讲授的内容，大部分学生并不把它看作一门科学，也不认为它有什么实际意义。有一位受访者表示：“政治课没什么可听的，都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喊口号，没什么内容，考试的时候照着那些套话使劲儿扯就行了。”也有人说：“马原教材没什么逻辑，大部分老师也没什么逻辑，听也听不出来什么有用的。”他讲述了课堂上有时发生学生发言意见和老师相左的情况，个别老师的反驳也并不十分有说服力，“不是我有偏见，我也很期待他怎么说服我，但是他没有。”另一位社科专业的受访者则认为政治课的内容，特别是马原，与现实脱节严重：“我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学这些东西，我们专业课讲马克思的理论和政治课讲的都不是一路，要复杂多了，回过头来还得学这些口号式的东西，可是你说要给我洗脑吧，我还得学专业课。”政治课所受的待遇，最高也是逢场作戏。

在学生中间，“政治课”这个概念上似乎附着着某种污名，许多学生对于政治课的判断从开始上政治课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位受访者在提到她所上过的毛概课时，语带嘲讽和轻蔑地讲到了一个在讨论课上发言的女生：“她特别积极，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她，上来就说什么最后一堂政治课特别不舍，上政治课很有收获，希望还有机会上政治课什么的，特别热情，全班都傻了——怎么还有这种人？”教室里第一排总是没有人坐的，在一节思修课上，第一排中间的位置坐了一个女生，记笔记极其认真，还不时与老师应和，老师随口说一句“是不是”，她就接一句“是”。当她答“是”的时候，坐在我后方的两个男生发出了明显的嗤笑声。政治课被认为是传播主流思想的工具，然而认真对待政治课的人在学生中反而成了“怪胎”，成了舆论中的弱势。尽管在考试中得到高分仍然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但是学生们更愿意显示出自己对政治课的轻慢，“一节课也没听，考试之前看了3天，最后得了高分”是值得羡慕的，但是为了政治课而勤奋努力，即便得到更高的分数，也不入流。一名受访者谈到他对政治课的抗拒感时说：“其实可能也不全是政治课的问题，我从小就有这个印象，政治课是一个特别无聊特别没意思的事儿，所以我第一次坐在那个课堂里的时候心理就挺抵触的，从一开始就不愿意上。”

可以说大多数学生对政治课的态度是比较负面的，当我问访谈对象“假如政治课改成选修课，你会选吗”时，没有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是学生的态度也并不完全是简单的一面倒，有受访者警醒地意识到政治课被妖魔化、污名化的现象：“我觉得政治课这个东西吧，很多人没有学就骂它，挺不好的。大家把这个东西简单化了，好像就是因为别人都说它不好，我也必须说它不好，现在形成了一种氛围，我如果不骂就是被洗脑了，就是没有独立思考。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人云亦云，被洗脑了。既然这个课你非上不可，我觉得学一学政治课，虽然确实很无聊，虽然我学完了还是不喜欢它，但是至少我知道我不喜欢的是什么东西，我在不喜欢的时候也有点底气。”

北大学生选课动机研究

王伟 （北京大学2009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模型和方法

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对不同的课程拥有不同程度的选择权：一部分课程完全由学校安排，学生没有任何选择权，这类课程主要是专业课；另一些课程学生必须修习，但可以自由选择在哪个学期修习并可以在不同的上课时间和任课教师中进行选择，这类课程主要包括政治课、体育必修课和大学英语；在第三种课程下，学生必须从数门课程中选择一门或几门，由于可供选择的课程往往大大多于必须选择的门数，在是否修习一门特定课程上学生往往拥有很高的自主权，这类课程主要包括专业任选课、体育选修课、英语专题课、大类平台课、通选课和任选课。[79]

北京大学的课程结构中第三类课程占了很大的比例，以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学分结构为例，一名社会学系专业的本科生，在大学四年里必须修满144学分，其中至少需要修习的第三类课程学分为56~62分[80]，占总学分的比例在38.9%到43.1%之间。除此之外，北京大学学科齐全、资源丰富、师资力量强大等优势，拥有较高自主权的学生选到自己比较满意的课程应当不是一件难事；并且，北京大学的退课制度也比较完善，学生可以选择在学期前两周无偿退课或在学期中的时候有偿退课（100元/学分）。但笔者发现，即使是在这一类课程中，北大相当多的学生也曾上过或正在上一些自己并不十分满意的课。这样的课程要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也学不到的课，这种课程要么是学生完全不感兴趣的，要么是内容枯燥无味，要么是任课教师无法通过有效的方式将有用的知识传达给学生；另一种则是所谓的“虐课”，或者由于课程太艰涩学生无法理解接受，或者是尽管课程可能相当有趣，学生可以从中学到许多自己想得到的知识，但过多的学习任务却给学生带来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在无数次抱怨“这个课太无聊了”或者“这个课太虐了”中，问题逐渐显现：为什么我们会继续修习自己并不满意的课程？此次研究即是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管理课程结构是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既包括选课行为，也包括退课行为。大学生选课和退课的动机有很多，这些动机不仅能反映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学质量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更能体现大学生的某些心理特征。对课程结构的管理是大学生对大学生活乃至整个人生进行管理的一部分，选课或退课时哪些因素被考虑，能反映出大学生对大学生活之于自己的意义的解读以及大学生对自己人生目标的设定。

1. 本次研究理论模型

笔者采用了五个概念来构建课程结构管理的理论模型：信息、成本、收益、偏好、意愿。信息指学生能够得到的课程的相关情况，如课程学分、上课时间、具体授课内容、授课教师的相关情况、课程负担、考核方式、以往学生的得分情况等。成本指学生修习一门课程需要消耗的资源和需要承担的风险，资源消耗包括学分、意愿点、时间、金钱等，风险则是可能得到较低的分数。收益指学生修习一门课程的收获，包括学分、知识、心理满足，和可能得到较高的分数。偏好指学生更看重成本和收益的哪一个或哪几个方面，如有的学生更看重分数，有的则更看重能否学到知识；个人偏好能反映出学生对大学生活意义的解读和对人生目标的设定。选择则指学生最后做出选择或保留这门课程的决定。这五个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下图：

这一模型中每一圆圈或矩形代表五个概念中的一个，而箭头的方向则指明了作用的方向。这一模型认为，信息和偏好通过成本和收益对选择意愿发生作用，信息获得程度决定了哪些因素被纳入成本和收益分析，而偏好则决定了纳入分析的因素中哪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重要。提出这一模型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所有人都是高度理性的。在“偏好”作用于成本收益分析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是高度理性的——即将得到的所有信息都纳入成本收益分析中；同样，一个人也可以是高度不理性的——即使得到大量信息，但只选择极少一部分进行考量并由此作出决策，或者高度偏爱某一种或几种因素而据此作出决策。由此此模型既可以用来分析更为理想化的选课行为，也可以用来分析部分存在“路径依赖”情况的退课行为。

2. 研究方法及抽样方案

本次研究是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结合，将采取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较浅层次的和较简单的问题，通过访谈深入了解较深层次和较复杂的问题解释学生的课程结构管理行为，以此探究某些课程为什么被选择或被保留。问卷调查对象和访谈对象都来自北京大学的本科生。

由于北京大学的学科完备程度、师资力量以及学分制等各种制度都走在中国大多数高校的前面，本研究并不试图以北京大学学生的课程结构管理行为作为代表推论到全国，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即是此次调查研究的全部对象。问卷调查采取定额抽样的方法，选择院系、学科组成比较复杂的通选课或公选课发放问卷。个案访谈的对象选择则将采取主观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即寻找那些存在对课程不满意但并没有选择退课的情况的调查对象，以此更深入地了解课程结构管理中的心理因素。本次调查预计发放问卷200份，实际发放问卷64份，收回57份，其中有效问卷51份，访谈人数4人。

二、问卷调查结果

1. 不满意课程的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51份，在这51人中，大多数都在近一年（2010~2011第二学期和2011~2012第一学期）里修习过自己不满意的课程[81]，这些课程既包括修完整一学期的，也包括修习半学期后期中退掉的，但不包括学期初前两周试听周里就退掉的。其数量结构如表格1所示：

表1 不满意课程数量结构

不满意课程门数

频数

频率

0

4

7.8

1

4

7.8

2

9

17.6

3

20

39.2

4

12

23.5

>4

2

3.9

Total

51

100.0

通过表格可知，绝大多数同学都曾修习过自己不满意的课程，并且不满意的课程数量并不少，一年里多为3到4门。我们将不满意的课程进行分类，每一类指向课程让自己不满意的最显著的特点，这138门课程[82]的类别结构如表格2：

表2 不满意课程类别结构

类别

频数

频率

学不到东西

59

42.8

不感兴趣

32

23.2

课程太难听不懂

13

9.4

任务太重

34

24.6

Total

138

100.0

但在这138门课程中，期中退掉的课程只占28门，约为1/5，且其中21门都集中在“课程太难听不懂”和“任务太重”上。通过表格可知，“学不到东西”是不满意的最大的原因，其次是“不感兴趣”和“任务太重”。“课程得分”并没有作为类别之一，是因为课程得分容易影响主观看法——因为课程得分而引发或强化对课程的不满意心理。我们使用了一个单独的问题来测量不满意课程的得分情况——“如果这门课程有过得分类的考核（包括考试和论文），你对自己的得分满意程度如何”，其中符合情况的不满意课程的51.2%的课程得分状况是“很满意”“满意”或“一般”，这说明对课程不满意程度和得分相关性较弱。

不同的院系和专业并没有在不满意课程结构上显示出显著的差异；同时，不同年级的答卷者并没有在不满意课程结构上呈现出显著的不同——但这也许是由于抽样方法上的缺陷和样本太小的缘故（在51个样本里只有7个大一学生和2个大四学生），因为作为新生的大一学生在选课中更可能由于信息不足、能力不足等原因选择不满意课程；而大四学生一方面课程比较少，另一方面没有追求绩点的压力，因此更可能有更少的不满意课程[83]。“成绩”则显示了它的影响。下表是此次调查对象的成绩分布状况：

表3 调查对象的成绩分布状况

类别

频数

频率

班级前25%

15

29.4

前25%~50%

19

37.3

50%~75%

13

25.5

后25%

4

7.8

Total

51

100.0

根据调查结果，在成绩位于班级前25%的同学的不满意课程结构中，“课程太难听不懂”和“任务重”占了63.3%，而在其他同学中这两类课程比例只占了不到40%。这说明成绩好的同学在选课时更为谨慎，“水课”更少而“虐课”更多。

2. 信息对课程结构管理行为的影响

信息对课程机构管理行为有重大影响，这首先表现在退课行为上。根据问卷调查结果，51名同学平均在学期前两周退过两三门课，没有在这个时间段退过课的仅有6人。北京大学的规定是前两周为试听周，在这个时间段内可以自由退课和补选课程。两周的试听可以使选课者了解大量课程的相关信息，包括授课方式、授课内容、作业数量和考试方式等，在这两周里的退课行为无疑昭示了信息获得的重要作用。

同时，信息不足是导致选择不满意课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们的问卷中，填写问卷者被要求选择针对每一门不满意课程曾使用的获得信息的手段，138门不满意课程的选课者为获得信息做出的努力程度如下表：

表4 曾使用的获得信息的手段

类别

频数

选课网列出的信息

138

在BBS上搜索相关信息

32

听课程宣讲

9

咨询选过课的同学

57

通过表格可以看到，在选课前同学基本上都会了解到选课网上列出的课程的基本信息（学分、学时、教师的姓名和职称、上课时间等），但对课程的更为具体和重要的信息（授课内容、作业数量、给分是否厚道、对课程的评价）等的了解远远不够，这是导致选课盲目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调查发现，如果一门课程是在听过课程宣讲后做出的选择，则选课者倾向于对这门课程更加满意，这进一步论证了信息获得的重要性，因为听课程宣讲对于全方位和深入了解课程相关信息都大有裨益。不同成绩的同学在使用获得信息的手段上也有差别，成绩在班级前25%的同学绝大多数都使用了4种手段中的3种，这与他们的不满意课程多为“虐课”是相对应的——对他们而言，修习比较难的课程是一种理性的主动选择，因为这种课程通常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3. 偏好对课程结构管理行为的影响

前文已经说过，修习一门课程需要付出成本和风险，也会带来收益，“偏好”指选课者更看重成本和收益的哪一个或哪几个方面。根据日常经验，“偏好”最主要表现在当“遵从兴趣、学习知识”和“得到高分数”发生冲突时做出的选择。根据这一冲突，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如下的包括9个问题的量表。

表5 测量高分重要性的量表

提问项目

选择回答（只限选一项）

非常同意

同意

说不准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如果一门课程预计会得到不好的分数，即使我对它很感兴趣，我也不会选

5

4

3

2

1

2．如果一门课程预计会得到很好的分数，即使它一点意思也没有，我也会选

5

4

3

2

1

3．我宁愿选择“水课”而不愿选择“虐课”

5

4

3

2

1

4．老师给分是否厚道是我选课最重要的标准

5

4

3

2

1

5．如果要冒得低分的风险，我倾向于不选这门课，即使它很有用

5

4

3

2

1

6．我保留不甚满意的课程是因为我预计我会得到一个不错的分数

5

4

3

2

1

7．在咨询以前选过课的同学时，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这门课的给分情况

5

4

3

2

1

8．如果对一门课很感兴趣，但没有把握拿到不错的分数，我倾向于选择旁听

5

4

3

2

1

9．如果可以得到好分数，我可以接受较重的作业负担

5

4

3

2

1

51名同学量表的平均得分为4.1分，在不同成绩等级的同学间也没有显著差别——班级前25%的同学平均得分为3.7分，其他同学平均得分为4.2分。这说明“高分数”是普遍被重视的一个因素。但在量表中的问题2、问题3和问题4上，不同成绩等级的同学显示出较大的差别。如下表：

问题

平均得分

班级前25%的

其他

如果一门课程预计会得到很好的分数，即使它一点意思也没有，我也会选

1.9

3.4

我宁愿选择“水课”而不愿选择“虐课”

2.2

4.1

老师给分是否厚道是我选课最重要的标准

2.7

3.6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成绩好的同学更多地考虑个人兴趣和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分数”对他们不重要，因为他们的个人能力使他们预计自己在大多数课程上都能得到较高的分数。

4. 其他因素对课程结构管理行为的影响

同辈群体。在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同辈群体的意见是影响课程结构管理行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我倾向于选同学强烈推荐的课”和“如果我的同学告诉我一门课不好，我倾向于不选它”两个问题中，52.9%的人选择了“同意”和“非常同意”，仅有19.6%的人选择了“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但事实上，同辈群体的意见往往失于片面，选课者通过单个同学的得分情况和对课程的意见来推测这门课程的整体情况，实际上承担了相当的风险。

选择的自由程度。在有些情况下，选择某一门课程实属无奈之举。在对课程分类的时候，我们将此次研究所指向的第三类课程定义为“学生必须从数门课程中选择一门或几门，但由于可供选择的课程往往大大多于必须选择的门数，在是否修习一门特定课程上学生往往拥有很高的自主权”，但事实上有的时候由于开设课程的数量、可选择的时间段、可提供的学分等等都是有限的，而选课者又希望在这一学期修完相应的学分，此时选课者的自主权就可能受到相当的限制，即使对这门课程不满意，也往往会退而求其次。

期中退课的额外成本。虽然选课行为和退课行为都涉及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但相比前两周退课而言，期中退课要承受额外的成本。第一是金钱成本：期中退课需要缴纳100元/学分的退课费用；第二是学分成本：一旦退课则意味着拿不到课程的学分，则前半学期花在此课程上的时间和精力就相当于白费了；第三相较学期初退课而言，期中退课在手续上麻烦得多，出差错导致退不掉的几率也大得多，退课者需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并承担更大的风险。

三、访谈结果

此次研究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访谈了4个对象，总体来说，这4个对象分别来自不同的年级和院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下面分别以张某、周某、陈某、王某表示4个对象，对他们的访谈内容大致整理如下：

个案1：张某

张某是某文科院系的大一新生，由于刚入北大不到一学期，其成绩在班级中的排名未知。

张某选修了21学分的课，体育修的是全校必修太极拳，英语修的是全校必修大英三，专业选修是系里规定必须上的，大类平台课张某认为应该年级高一点了再开始修，因此这学期张某只有两门通选课符合本文所说的第三类课的要求。

张某坦言，由于是刚入校的新生，选课的时候比较注意咨询学长的意见；在咨询意见的时候，他比较注意的首先是“给分怎么样”，然后是“作业多不多”和“怎么考试”。根据学长的意见，张某选了两门课负担比较轻且给分很厚道的通选课。在问及为什么比较看重分数和作业负担时，张某认为，成绩肯定是很重要的，虽然不一定要求前几名，但也不能太差；至于作业负担，张某认为大一第一学期是适应期，不能把自己弄得太忙。张某认为大学的课太多了，只从名字上根本弄不清楚哪些课程自己会感兴趣，以后认识一些学长，多问问他们就比较好选课了。

在这两门课中，有一门是张某不满意的。据张某说，这门课很没意思，自己不怎么感兴趣，这门课的老师不用PPT，板书也写得很混乱，不知道要怎么做笔记，上课的时间又是中午，容易打瞌睡。问及为什么不退课时，张某表示，学期前两周没觉得这课这么不好，期中退课一方面比较麻烦，不怎么会弄；另一方面如果退掉了这学期就只有19学分，太少了；反正这门课没什么作业，据说给分也还不错，于是就不退了。

张某学期初加入了4个社团，还加入了校学生会和团委，现在主要在校学生会和团委做事，社团的活动偶尔也参加一下，因此事情比较多。张某认为大学生不应该只顾着看书和考试，应该多锻炼一下其他方面的能力。但对于毕业以后的打算，张某还没有想过，张某认为自己才大一，还有很多时间慢慢去打算；而且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说不准以后的事。张某说自己会尽量把绩点弄高一点，学工也要继续做，这两样做好了不管以后是出国、保研还是工作应该都比较有用。

个案2：周某

周某现在大三，文科院系，成绩在班级前十名；周某的成绩一直呈上升状态，如果单看大二的成绩，则应当在班级前五名。

周某没有修双学位，这学期选了23个学分的课，其中有10个学分的课符合第三类课程的要求，包括一门通选课，两门专业任选课和一门大类平台课。周某说这些课里有两门比较“虐”，但自己并没有不满意；不满意的是一门比较“水”的专业任选课。两门比较“虐”的课里，有一门哲学课特别难，老师上课没有PPT，写板书只用希腊语和拉丁语，两个钟头只讲一个句子，大家基本上都听不懂；另一门课主要是作业很多，每周都需要看很多书，此外一学期有好几次论文。比较“水”的那门课主要是老师讲得很没意思，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复杂的问题又讲不清楚，结果大家要么不听要么听了也和没听一样。周某开玩笑说自己有受虐倾向，越难的课越喜欢，因为很有挑战性，并且虐课往往讲得都很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至于那门水课周某说自己上得一点都不水，因为找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和书来看，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所以也没有打算退掉。

周某说自己选课一向十分小心谨慎，每选一门课都要到BBS上查一查有什么相关的信息。不过最重要的信息都是来自同学，尤其是专业选修课，哪些课上得好，哪些课上得不好大家都很清楚。周某的选课标准是这门课老师讲得好不好，从不考虑作业的多少和给分厚不厚道。周某从没有选过“水课”，他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相反，他选过很多“虐课”。周某认为，所谓的老师给分厚不厚道是不靠谱的，只要你认真学了，最后得分肯定不错。周某说自己选的“虐课”得分都还可以，常常拖后腿的反而是比较水的政治课和通选课。

周某没有修双学位，也没有加入社团、学生会或团委会。周某觉得到大学来就是多学点知识的。周某是个特别自律的人，他每天6点起床，11点睡觉，每天除了上课几乎全部待在图书馆里。他每周都看大量的书，每看一本书都会写读书心得；周某最近正在自学德语，以及背《诗经》。周某打算保研，自己的成绩也肯定能保；将来有机会周某想到德国去留学。周某认为自己以后肯定会走学术道路。

个案3：陈某

陈某是理科院系的大二学生，成绩在班级前25%，但在他自己看来还不够理想。

陈某所在的院是北大四大“疯人院”之一，本专业的课程负担已经十分沉重，因此并没有修双学位，本学期选修了20学分，除了本专业必须修习的课和政治课之外，只有两门课符合第三类课的标准，一门是通选课，一门是英语专题课。这门通选课据陈某讲是比较水的，作业很少，上课不用怎么听讲，期末突击一下就能拿个不错的分数；虽然这门课老师讲得不错，但陈某觉得听不听意义都不大。英语专题课则比较虐，主要是作业非常多，每个星期都要写1 000字左右的英语作文，还有两次比较长的英语论文，但这门课只要不迟到、作业按时做完，分数必然会很好。

陈某选课的宗旨是选给分好的。陈某最喜欢收集各类课程的各种信息，因此每学期初选课的时候他都能选到自己比较满意的课。在陈某看来，作业少、平时不用认真听、给分又不错的课是最佳的选择，在这种课上陈某总能拿到不错的分数，据陈某说，跟老师和助教搞好关系是关键。陈某认为大多数通选课也就那么回事儿，学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就是为了凑足学分和提高绩点罢了。只要给分好，“虐课”也是可以选的，而且很多时候“虐课”更容易拿到高分。陈某这学期选这门英语专题课就是因为上学期他也选过这个老师的课，跟老师的关系比较好。

陈某的目标很简单：搞好绩点，以后出国或是保研。陈某并没有加入很多社团或是做学工，一方面是课程负担比较重没有时间，另一方面他认为理科生做这些也没什么用。陈某认为大学最重要的是要过得快活，把绩点弄好，没事儿宅一宅玩玩游戏，哥们儿一起聚个餐就很不错了。陈某目前最大的烦恼是还没找到女朋友，他认为大学不谈恋爱是失败的表现，并且一个人做事情比较无聊。

个案4：王某

王某是文科院系大三学生，成绩在班上是中等。

王某正在修中文双学位，算上双学位的课这学期一共选了34学分的课，其中大部分课都可以算作是第三类课程（中文双学位的学生可以任意选择中文系开设的任何课程，因此具有较大的自主权）。王某对这学期的课很不满意。据他讲，这学期有两门课是虐课，平时要读很多英文文献，作业也特别多，据说给分好不好也要看人品；而且其中有一门老师讲课特别没有逻辑，一堂课下来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结果觉得什么也没有学到。另外有三门课虽然作业很少，但很没意思，去上课和不去上课没什么分别，上课的时候也容易打瞌睡，但老师又喜欢点名，因此又不得不去。在问到为什么不退课时，王某表示也这样打算过，但最后觉得懒得退。他说反正自己大三了，想在大四前把学分修得差不多，这学期不喜欢的课有好几门专业任选课，现在退了就得下学期或者大四再修几门，比较不划算；而且反正这些课负担也不重，好好弄一弄说不定还能得个高分。至于虐课，陈某说他觉得虐课通常给分都会比较好，而且反正都被虐了半学期了，期中退课划不来。

王某表示他对课程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变化。最开始进大学的时候他比较懒，选课前从不上BBS或者问师兄师姐来了解课程的相关信息，而且选了课就懒得退，结果是上课不怎么听讲，喜欢翘课，期末得分也不怎么好，成绩很差。到大二的时候他觉得应该好好学点知识，就决定选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课来听，不管是虐课还是水课，可能由于心态转变了，又真正学的是一些感兴趣的课，大二的成绩反而还不错。等成绩上来了，王某觉得说不定努努力还可以保上研，因此又变得比较在意给分厚不厚道了，并且学会了把作业的格式弄得漂亮一点、上课积极一点，以求得一个比较好的分数。

直到现在王某也不确定自己毕业后的走向。他希望自己可以保研，但目前绩点不够，又懒得做“挑战杯”；直接出去工作他又不是很愿意。王某觉得自己在大学里挺失败的，他也做一点学工，但没做出什么成绩，虽然以后保研可以加一点分，但没有人觉得他干得不错；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没学到多少知识。王某说他一直认为在大学里应该多学一点东西，尤其是应该多学一点知识，但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差。王某觉得自己以后多半会出去工作，但他又觉得以后找实习很麻烦，并且自己在职场里肯定也做得不好。

四、分析和结论

根据对问卷调查结果和访谈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不满意的课程是北大学生的课程结构里普遍存在的。不满意的课程主要包括四类：学不到东西的、不感兴趣的、课程太难听不懂的、任务太重的。其中学不到东西的课程占绝大多数，这反映了北大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尽管北大在教学和科研上的地位都很高，但仍有些老师初来乍到、经验不足，授课不那么有趣或有深度。教学上的问题不改进，学不到东西的课程就会长期存在，影响教学质量和学生的满意度。但也可能存在另一种解释：学不到东西是由于同学对课程不感兴趣或学习态度敷衍了事，但在寻找原因时却归结为老师教学上的问题。

2. 不同成绩的学生在管理课程结构的行为上有较大的差别。首先是在选课行为上，成绩好的学生选课前会收集更多关于课程的信息，因此所选课程满意度较高；其次是在选课动机上，成绩好的学生比其他学生更注重课程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是否能学到东西，而不怕课程难度大或任务重，虽然成绩好的学生也十分在意得分的高低，但由于他们较有把握拿到比较好的分数，因此给分是否厚道对他们的影响较小；再次是从长时期的课程结构管理行为上来看，成绩好的同学在选课或退课时考虑的因素和侧重的因素在长时期里往往是恒定的，不容易变动。

3. 课程结构管理行为是对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不管是选课行为还是退课行为，学生都会对一系列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后才做出选课或退课的决定。在这些因素里最重要的是给分是否厚道，得到一个不错的成绩是学生普遍看重的，但不同成绩的学生愿意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同。成绩好的学生更愿意且更能选到自己既喜欢又能得到好成绩的课，他们不是特别在意课程是否很难或是否负担很重，因为即使是“虐课”他们也相信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成绩，学知识和攒绩点对他们来说往往是同一个过程。其他同学则更愿意选择不是特别难的、任务不是特别重的“水课”来求一个高分，这样对他们来说比较容易，即使这些课程可能是自己不感兴趣的或无甚趣味的。但这种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只是总体来说的数量上的多少而已。成绩好的同学可能选择“水课”以不费力气地弄绩点，其他同学也可能选择“虐课”，因为“虐课”也可能是弄绩点的好方法。

是否能学到知识也是成本收益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学生会尽量选择那些自己感兴趣的、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的课，但这一因素在与“得到高分的可能”相冲突时往往会被放弃。许多同学选择旁听自己喜欢的课程，以此在学习知识和取得好成绩之间求一个平衡。

同辈群体的影响在成本收益考量中是十分重要的，它被当作是信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许多人会选择向同学咨询某一门课程的情况，而同学在这门课程中的个人经历和对这门课程的主观感受就成为了是否选课的重要参考。尽管参照同辈群体的经历不一定科学，但事实上许多人就是这样做的。

学分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选择面比较狭窄的情况下，它的作用尤其明显。许多不满意的课程被保留是因为学生没有其他的选择，为了完成学分学生只能不得已而为之。

4. 课程结构管理行为是基于有限理性而非绝对理性做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信息和偏好两个方面。首先，学生在做出选课行为时，往往无法获得与这门课程相关的全部信息，这使得许多因素不可能被纳入成本收益考量中，学生对信息的不完全掌握既是选择不满意课程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学期初的两周大量退课和补选课程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学生所具有的不同的偏好使他们对不同的因素赋予不同的权重，导致在成本收益考量中一些因素不被考量或认为不重要，例如老师给分好不好就是一个被普遍认为十分重要的因素，对它的重视使得课程其他许多因素被忽视，这也是导致学生修习不满意课程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在做出选课行为或退课行为时，学生往往不是一个绝对理性者，而是一个追求相对满意结果的有限理性主体。

5. 期中退课行为中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选择了一门自己不满意的课程之后，即使期中的时候有退课的机会，许多同学也并没有做出退课行为。在一些情况下，这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如预计这门课程会得到很好的分数，或不能损失这门课程的学分等等。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这是惯性影响下的非理性行为，或者觉得“反正别人也在上，我继续上也没关系”，或者是单纯的“懒得退”，或者是“课都差不多，上哪门都一样”，或者是“已经上了半个学期，退了划不来”等等。路径依赖现象限制着学生做出改变，使他们继续修习自己并不满意的课程。

6. 对大学意义的解读和对未来的规划影响课程结构管理行为。北大学生对大学生活意义的解读有多种，对未来人生道路的规划更是多种多样，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哪一种是主流，也不敢妄下判断说哪一种是优于其他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对大学生活的意义有不同的解读，对未来的人生道路有不同的规划，则对课程结构的管理也会有所不同。

从一开始上大学就对大学之于自己的意义了然于胸，且已规划好自己毕业后的走向的人对课程结构的管理具有更恒定的价值观。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因此会付出较多的努力来管理自己的课程，他们知道自己的方向，也容易达到自己的目标。相反，对这两个问题比较模糊的人在课程管理上投入更少，且容易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最后得到的结果也可能不如前一种人好。

认为大学学习知识更重要的人对课程的满意度往往更高，这是因为他们对于选课比较谨慎，遵从自己的兴趣，选择真正能够学到知识的课，并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在上面，因此更有可能知识和成绩双丰收。认为大学绩点是今后保研或出国的工具的人可能会选择更多不满意的课程，因为他们对给分是否厚道考虑得很多，并因此放弃了诸如对课程的兴趣、是否能学到知识等因素。但这些人也可能成绩很好。

[79]　关于北大本科生的课程结构组成主要基于笔者自己的经验，但据笔者所知，不但社会科学院系，人文院系和理工科院系的课程结构设置也大体相同。

[80]　其中包括33分的任选课（包括专业任选和全校任选）、12分的通选课、3分的体育选修课、至少8分的大类平台课和0~6学分的英语专题课。需修习的英语专题课门数的多少取决于入学初在英语分级考试中取得的等级，北大学生最少需要修习大英一到大英四中的一门，也就是两个学分。

[81]　这里所说的课程指的是第一部分里提到的第三类课程，即学生具有比较大的选择自由的通选课、公选课、专业任选课、体育选修课和英语专题课。下文凡提到的“课程”均指此类课程。

[82]　在问卷中具体操作时，我们要求答卷者最多将4门课程进行分类，因此不满意课程大于4门的情况看作与4门同等。

[83]　根据日常经验，北大学生中存在有意选择“水课”来“刷”绩点的现象，也存在由于害怕影响绩点而避免选择很难的或负担重的课程的现象。大四学生由于不必再为保研或出国等“攒绩点”，因此更可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从而有更少的不满意课程。

北大辅修和双学位情况调查

周子威 （北京大学2010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辅修和双学位是本科学生在学习本专业的同时，跨学科学习另一专业的学位课程，能够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充分利用学校多学科的教育资源，学到更多的知识，提高竞争能力。目前，北京大学开设了一系列辅修、双学位专业，辅/双教育已成为北大本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北大本科学生都在二、三年级选择了攻读辅修专业或双学位，本文以北大社会学系本科三年级的全体大陆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收集资料了解北大辅修、双学位的管理和设置情况，通过问卷形式调查学生选择的动机、结果和学习状况，通过个案深入访谈的形式分别调查未攻读辅修/双学位、选择不同辅修及双学位以及选择在不同年级开始修辅/双的同学，详细了解他们对双学位课程的选择和学习情况。

一、北大辅修、双学位专业的设置和管理

1.北大辅修、双学位专业管理办法

辅修、双学位的学习均实行学分制管理，各院系根据招生人数自行决定教学形式，人数较少的可采用学生个人选课办法随现有课程班上课，人数较多则可单独编班教学。在校本科学生修满第一年全部课程、没有不及格课程且平均学分绩点在2.0以上、学有余力、对某专业有特别兴趣并有一定基础者、可申请修读辅修、双学位专业。经批准后，学生可以从在校第二年或第三年开始修读、每人只能选修一个辅修、双学位专业。

攻读辅修/双学位专业的学生，应首先保证学好主修专业课程，如果主修专业受到学术警告或连续两个学期选修的辅修/双学位课程的平均绩点低于2.0，将被注销其辅修/双学位学籍，终止其辅修/双学位专业的学习。选修辅修专业的学生、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及学分、成绩合格、发给北京大学辅修专业毕业证书。修读双学位专业的学生、在主修专业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双学位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及学分、成绩合格且平均学分绩点在2.0以上、符合获得学士学位条件者、授予北京大学双学士学位，不满足双学位条件但达到辅修毕业要求的可发给辅修毕业证书。[84]

2. 北大辅修、双学位专业设置和要求

以2012年为例，北京大学开设的辅修、双学位专业有国家发展研究院开设的经济学辅修/双学位，经济学院开设的经济学双学位，历史学系开设的历史学辅修/双学位，国际关系学院开设的国际关系与对外事务辅修/双学位，社会学系开设的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双学位，数学学院开设的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专业辅修/双学位，外国语学院开设的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专业辅修，物理学院开设的物理学、天文学、大气科学专业辅修/双学位，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开设的电子学、计算机软件、微电子学专业辅修/双学位，心理学系开设的心理学辅修/双学位，艺术学院开设的艺术学辅修/双学位，哲学系开设的哲学辅修/双学位以及中文系开设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双学位，共22项，除外国语学院开设的外语专业只有辅修，中国语言文学、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只有双学位外，其余专业皆可选择攻读双学位或辅修，辅修专业的要求低于双学位要求。

社会学系的同学很多都在大二或大三时选择了攻读辅修专业或双学位，选择的主要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类专业，这也与社会学系同学的文科背景以及不同院系对辅修/双学位的招生要求有关。本次调查的主体是社会学系本科三年级的全体大陆学生，共59人，选择的双学位主要有中国语言文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国际关系与对外事务、历史学、经济学、外语类专业。表1中呈现的是这些专业的设置、招生和教学的基本情况。

表1 社会学系大三学生选择的辅修/双学位专业的设置和要求

专业名称

报名条件

双学位学分要求

辅修学分要求

招生名额

备注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双学位

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5

总学分要求40学分，其中必修课程28学分，选修课程22学分

不超过

50人

心理学系辅修/双

学位

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8

总学分要求36学分，其中必修30学分，选修6学分

总学分要求25分，其中必修19分，选修6学分

辅修、双学位共120名

均为单独开班授课

艺术学辅修/双学位

没有不及格课程，平均学分绩点2.0以上，未受处分

总学分要求40学分，其中毕业论文4学分

总学分要求30学分

招生60人

哲学辅修/双学位

没有不及格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在2.0以上，未受处分

总学分要求40学分，其中必修10学分，选修30学分

总学分要求30学分，必修10学分，选修20学分

招生人数50人

不单独开班，采取自由选课方式

国际关系与对外事务专业辅修/双学位

没有不及格课程，平均学分绩点2.0以上

总学分要求39学分，其中必修21学分，选修18学分

总学分要求21学分，全为必修课程

招生人数100名

学制两年，经批准可在三年内修完

历史学辅修/双学位

没有不及格课程且平均学分绩点2.0以上

总学分要求38学分，其中必修22学分，选修16学分

总学分要求28学分，其中必修14学分，选修14学分

招生人数60人

不单独开班，采取自由选课方式

经济学辅修/双学位

主修专业绩点不低于2.5，所有课程没有不及格成绩

学分要求40学分，其中必修23学分，其余为选修

总学分要求32学分，其中必修19学分

与经济学院共同招生700人

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开设，校内本科生学费为150元每学分，校内留学生学费为400元每学分

外国语学院辅修

没有不及格课程全部课程绩点在2.0以上

学分32~33学分不等。

德语20人、法语60人、西班牙语30人、日语80人

如果报名人数超过定员，则以年级和绩点排序录取，学制两年，学习结束应能达到大学外语四级水平。单独编班上课。学制两年，经批准可在三年内修完

二、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1.社会学系大三学生辅修/双学位选择情况

本次调查的主体为社会学系本科三年级的大陆学生，共59人，其中男生23人、女生36人，通过直接询问和发放问卷的方式了解了所有学生攻读辅修/双学位的情况。共有40人选择了攻读辅修或双学位，其中男生12人、女生28人；19人未选择辅修或修双，其中男生11人、女生8人。选择的专业有经济学、心理学、哲学、艺术学、中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与对外事务、历史学、法学和外语类，具体分布如表2中所示。其中半数以上的同学选择了国家发展研究院开设的经济学双学位，其余专业都只有一两个同学选择，原因一是国家发展研究院开设的经济学双学位在就业时很有帮助，很多用人单位不承认其他双学位学历而承认国发院开设的经双的学历；二是经济学专业本身无论是在高考选专业还是在双学位选专业中都很热门，学生普遍认为就业前景很好，报名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跟风。国家发展研究院每年招收700个左右的双学位学生，而其余专业均招收不超过100人。

表2 社会学系大三学生辅/双选择专业分布

专业

经济

心理

哲学

艺术

中文

国关

历史

法学

德语

法语

日语

男生

7

1

1

0

0

1

0

1

0

0

1

女生

18

1

0

2

2

1

1

1

1

1

0

总人数

25

2

1

2

2

2

1

2

1

1

1

选择攻读辅修/双学位的学生中，36人选择的是双学位，3人选择的是辅修，且选择辅修的情况都为外国语学院开设的外语辅修。在表2所列的专业中，只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仅开设双学位专业，外语类专业仅开设辅修专业，其余专业皆可选择辅修或双学位，且辅修的学习负担较双学位轻，但所有同学在面临辅修和双学位两种选择时选择的都是双学位，根据询问和访谈的了解，是因为大家认为双学位只需要比辅修多学几门课，而可以多拿一个学位，因此更“划算”。

北京大学各院系开设的辅修/双学位专业可以从大二开始攻读，也可以从大三开始攻读，通常在报名人数超过定员的情况下，根据年级和绩点排序录取，大三的学生有更大的机会被录取。社会学系本科三年级的大陆学生中，有30人在本科二年级开始攻读辅修或双学位专业，其中男生7人、女生23人；有10人在本科三年级开始攻读辅修或双学位专业，其中男生5人、女生5人。从男女生选择是否攻读辅修/双学位以及从何时开始攻读的数据中可以看出，78%的女生选择了攻读辅修/双学位专业，其中82%的女生选择在大二开始攻读；而男生中只有52%选择攻读辅修/双学位专业，其中42%是在大三开始攻读。男女生选择情况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双学位的录取有成绩限制，而社会学系2010级本科生在本科一年级时女生成绩普遍好于男生成绩，不少男生之所以没有选择修双/辅或者没有在大二时开始修双/辅是受到成绩因素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男女生的想法和理念的差异，很多男生更看重的是本专业的学习和自身学生工作的发展。

2.选择是否攻读辅修/双学位的动机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学系本科三年级的所有大陆学生共59人，也通过问卷和询问的方式了解了所有学生辅修/双学位选择情况，但其中有2名女生由于去其他学校交换等原因而无法填写问卷，因此以下几部分的调查对象为除此3人外的56名，其中男生23人、女生33人，未填写问卷的3名女生均在本科二年级选择了攻读辅修/双学位专业，分别是日语辅修、经济学双学位和艺术学双学位。

问卷调查对象中有19人未选择攻读辅修/双学位专业，其原因如表3中所示。47%的学生是因为本专业及社团活动等太忙，无暇修辅/双；32%的学生是因为对其他专业没有兴趣所以不修辅/双；此外，有1名男生是因为绩点不够所以无法修辅/双，1名男生是因为有挂科而无法修辅/双；1名女生认为自己智商不够，学不了太多课；还有1名女生是在大二时选择了攻读经济学双学位但在一个学期后选择了中途退出。由于北京大学对学生攻读辅修/双学位专业有资格限制，基本要求是没有不及格课程且平均学分绩点在2.0以上，一些专业的开设院系对报名学生的录取也有更高的成绩要求，导致有些同学主观上想要攻读辅修/双学位专业但不具有报名资格。

表3 未修双/辅的原因

原因

男生人数

女生人数

总选择人数

频率（%）

本专业及社团活动等太忙，无暇修双/辅

6

3

9

47

对其他的专业没有兴趣

3

3

6

32

其他

2

2

4

21

总计

11

8

19

100

问卷调查对象中有37人选择了攻读辅修/双学位专业，问卷预设的选择动机主要有自己感兴趣，拓展知识面、提升能力，有利于就业，为研究生和换专业做准备，充实空闲时间以及其他6类，本问题为多选题，调查统计结果如表4中所示。大多数同学选择攻读双学位或辅修专业是出于自己感兴趣或是想要扩展知识面、提升能力，这与笔者通过资料了解到的几所普通本科学校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这几所学校中，大部分学生选择攻读双学位或辅修专业是出于考研或就业的考虑，希望能在就业中为自己增加砝码，或是准备报考选修的第二专业的研究生；并且，在这几所学校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学生自己并没有很强的选择辅修/双学位学习的动机，只是出于“多学一点总没有错”、“别人修双我也要修双”或是“父母和老师劝我修双”的考虑而选择攻读辅修或双学位专业。这种情况在本次调查中无论是问卷还是访谈过程都很少出现，体现了北大学生学习的自主和认真的态度。

表4 修双/辅的原因

原因

男生人数

女生人数

总选择人数

频率（%）

自己感兴趣

7

10

17

46

扩展知识面，提升能力

7

12

19

51

有利于就业

4

8

12

32

为研究生换专业做准备

1

3

4

11

充实空闲时间

0

1

1

3

总计

19

34

53

100

3.辅修/双学位专业的学习情况

本部分调查的对象是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中选择了辅修或双学位学习的部分，共37人。调查内容为对辅修/双学位专业的学习满意度及原因。表5中显示了这些同学对辅修/双学位学习的满意程度，可以看出大多数同学对辅/双的学习较为满意，并且女生的满意程度相比男生更高。

表5 辅修/双学位学习的满意程度

满意程度

男生人数

女生人数

总人数

频率（%）

很满意

1

6

7

19

比较愿意

8

15

23

62

不太满意

3

3

6

16

很不满意

0

1

1

3

对满意或不满意原因的调查采用的是多项选择的方式，在认为对辅/双学习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学生中，有6人满意的原因是对本专业的学习有促进作用，其中男生1人、女生5人；23人满意的原因是辅修/双学位的学习拓宽了知识面和学习的范围，其中男生5人、女生18人；6名女生认为辅/双的学习使生活更加充实。在认为对辅/双学习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的学生中，1名男生认为辅/双的学习减少了本专业的学习时间；4人认为辅/双的学习占用了周末等休息时间，其中男生2人、女生2人；1名女生认为辅修或双学位专业并没有学到很多想要的知识；1名女生对辅/双不满意的原因是认为自己“学得比较矬”。

此外，通过观察、询问和访谈等方法了解到，双学位的学习时间大多安排在周末或平时的晚上，如果选择攻读辅修或双学位，一方面学习本专业和休息的时间大大减少，另一方面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因此双学位的学习对学生自身的学习生活安排有着双向的影响，如果能够合理安排学习时间，能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充实有趣；但如果没有合理安排时间，则会影响本专业的学习和自己的休息，进而对辅/双专业的学习产生不满意或厌烦的情绪。而辅修/双学位专业的设置本来就是为“学有余力”且“对某一专业有特别兴趣并有一定基础”的同学提供学习某专业的机会，并不是学有余力而选择攻读辅/双的同学可能会难以同时应付两个专业的学习。

4.辅修/双学位专业学习的态度

社会学系本科三年级学生对辅修/双学位专业学习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对本专业和双学位专业的重视程度和对双学位学习的时间、精力安排上。表6反映的即是前者，大多数学生更加重视第一专业的学习，部分学生对两者同样重视，只有极少数的学生更加重视双学位的学习，这部分学生或是大学入学时就想要学习相关专业但由于分数或其他原因只能进入社会学系学习，在选择双学位时选择了自己本来的爱好，因此更加重视辅修/双学位专业的学习；或是希望通过第二专业的学习为研究生做准备，想要通过攻读辅修/双学位保上其他院系的研究生。在调查中了解到，不少学生都是希望能够在辅修/双学位中取得很好的成绩，因此很认真地在学习，但他们对在学习中获取知识的需求大于单纯对分数的需求，认为“成绩没那么重要但一定要学到知识”，也有一些学生认为“只要过了就行了拿到学位证就好”。大家每天花在学习双学位上的时间不一，但多数都远少于本专业的学习时间，不少学生在学期的前半阶段本专业学习任务不重时会花不少时间用于辅修/双学位的学习，但在学期的后半阶段则可能会相对放松对辅修/双学位的学习，出勤率也较前半学期明显下降。

表6 学生对辅修/双学位与本专业的重视程度

学习态度

男生人数

女生人数

总人数

频率（%）

更加重视第一专业

6

15

21

57

更加重视双学位

2

1

3

8

两者同样重视

4

9

13

35

在调查学生对辅修/双学位的专业和课程设置的建议或需求时，收集到的观点主要有“希望双学位的选课更加自由，课程也能有所增加”、“希望开课老师更多，班级规模更小，教学资源更丰富”、“希望能分时间考试，设置双学位考试周”、“配备更好的老师”、“降低难度”、“太累了，忙不过来”等。在调查中了解到，通常辅修/双学位的期中和期末考试时间与本专业考试时间段是重合的，因此每到期中/期末考试周学习负担就特别重，难以应付两方面的学习，也会影响到两者的效果，在这方面例外的是国家发展研究院开设的经济学双学位专业。其他院系辅修/双学位专业课程和考试安排都与该院系自身的本科专业类似，而国家发展研究院因为自身没有本科教学因此安排更加自由，通常期中/期末考试周都较全校统一的考试安排提前一段时间，这样一方面错开了两者时间，有利于学生合理安排学习和复习；但另一方面也使得选修了经济学双学位的同学在开学的第二个月起就开始了“双学位期中–本专业期中–双学位期末–本专业期末”的顺序考试周，学习和复习安排得十分紧凑，负担和压力也同样很大。其次，一些辅修/双学位专业的课程是院系固定安排的，开课的老师也很少，教学资源不如这些院系自己的本科教学资源丰富，因此不少学生希望能够配备更好的老师，增加可选的课程和选课的自主性。第三，辅修/双学位专业的学分要求从总体上虽然不多，但学习的难度和要求并不比第一专业的学生低，因此一些同学认为应该适度降低辅修/双学位学习的难度和要求。

三、个案深入访谈

个案1：A同学

A同学是社会学系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她在大二的时候开始攻读心理学系开设的心理学双学位。她说选择心理学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兴趣。她一直以来都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大一一年也选修了一些心理学的相关课程，很想深入系统地学习心理学，同时她在大一下学期社会学系开设的专业课社会心理学的学习中也认识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相通之处，希望能够通过双学位的学习加深自己对社会学专业的认识，能够扩宽自己看问题的视角，更加透彻地观察和分析事物。

学习心理学后，A同学认为自己确实学到了很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社会学的学习也有很大的帮助。她认为双学位和本专业同样重要，不能因为是双学位而忽视学习，更不能因为双学位而影响本专业的学习，如果学习负担太重可以考虑放弃一些学工和社团的活动，大学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在这四年中应该努力学习尽可能多的知识。但A同学并不十分看重双学位的成绩，她觉得学到知识是最重要的，取得一个高分可能只需要考前几周对症下药的复习，甚至有时候只要把上一年的原题准备好了就行，但这对一个专业的学习并没有很大的益处，更算不上是学到了这门课的知识；而双学位由于对成绩没有太多的要求反而能够让人更愿意好好学一门课，看大量的相关书籍和文献，听课也不是完全冲着考试去听，更多的是兴趣。A同学现在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心理学双学位都学得很不错，而且认为两者可以互相促进，理解得更加全面，对学科中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考虑。A同学反复强调双学位的要求不能比作为第一专业的要求低，因为大家选双学位就是希望能够像心理学系的本科生一样获得专业、全面的知识。课程内容的设置也应该更为全面，让学生可以选择更多的课来进行学习。A同学今后准备继续学习社会学，但在双学位中学到的知识也是很重要的，学心理学对未来的学习和就业可能并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帮助，但对于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有很大的影响。

个案2：B同学

B同学选择的是在大二时开始攻读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开设的经济学专业双学位（以下简称经双）。她说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就对经济学比较感兴趣，认为经济学对自己以后的就业有帮助，而且自己也比较适合学习经济学，高考结束后填志愿时因为分数不高所以第一志愿填的是北大社会学系，而其他志愿填的几所学校专业都与经济学有关，但那时候自己也不知道经济学到底学的是什么，只是单纯有些好奇和向往。大一的时候听说双学位后就一直想要选修经济学双学位，一方面是听说北大的双学位只有国发院的经双是被社会承认的，而且身边很多人都准备修经双，另一方面这也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愿望，所以在大一下学期辅修/双学位开始报名时就早早地去国发院交了报名表，但由于大一上学期的成绩不是特别好，还担心了好一阵子是否会被录取。

大二开始学习经济学后，第一个学期B同学选的是三门基础课，她觉得挺有意思的，很想学下去，但由于双学位的缘故周末和晚上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了，学习负担又突然加重这么多，到后半学期有时候就不怎么去上课了，作业也时常完不成，只能“复制”一下答案或者其他同学的，一个学期学下来感觉也没学到什么。后来两个学期学习的是更深层的知识，由于在第一个学期选了一个重启发、重思考而轻理论、轻数学的老师开的原理课，虽然当时学得很有趣但感觉后两学期的课程有些跟不上。每次看书的时候就觉得“经济学太有意思了”、“这才是我想学的东西”，但考试的时候看着复杂的题目无法下手，成绩也很不理想，她又开始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学经济学，选择经双有没有错。B同学说自己也不看重双学位的成绩，但还是希望能够从中有所收获。她说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还是比对社会学的兴趣浓，以后如果读研的话可能也会选择经济学，但每次学习经双的时候都很想以后继续学经济学，而考试和看分数的时候又开始怀疑。她觉得自己并不是“学有余力”的那类学生，经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复习时觉得自己脑子里塞不进那么多东西，很多知识即使看懂了也还是不会运用，双学位的学习或许可以更加重视兴趣和思考，如果两个专业都有着相同的深度和难度又要同时学好会有些困难。B同学现在更加重视本专业的学习，不想因为双学位而影响本专业的成绩。只是有时候想到双学位就有些头痛和烦恼，有时候甚至会产生退掉双学位的想法，特别是想到自己在其他同学没有考试比较轻松时仍然要熬夜看书学习，在其他同学可以休息时仍然要早起去上课，而自己的成绩又不是很理想，甚至可能会有被注销双学位学籍的危险，她说下个学期一定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双学位，不能半途而废。

个案3：C同学

C同学没有选择攻读双学位或辅修专业。他说他在大一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听说辅修/双学位一事，只是到快要开始报名时才开始考虑这件事，看到周围的很多同学选择修读经双，他也有修经双的想法，并咨询了师兄，师兄说如果不是对经济学特别感兴趣的话最好不要跟风修经双，如果只是为了修而修会特别累。咨询师兄后C同学打消了修经双的想法，开始考虑自己的兴趣，当时迷上日剧的他想要报名日语辅修，于是去参加了外国语学院外语辅修的宣讲会，但他说当时宣讲的老师说选择日语辅修的大多数都是以后准备去日本留学的同学，说完后现场的同学们走了大半，C同学也走了，又打消了修日辅的想法。由于没有特别的兴趣所以当时没有选择攻读辅修/双学位，也准备借此在大二一年好好地学习本专业。

大二结束时面临又一次选择是否报名辅/双的机会，C同学再次想要报名日语辅修，但这种愿望并不是特别强烈也没有格外关注报名的相关事项。辅/双报名时间又正好在那一学期的期末考试前后所以错过了报名，由于不是觉得非要报上不可所以也没有再去试图争取。C同学说他一点也不后悔没有选择攻读辅修/双学位，尤其是每当看到同寝室选修经双的同学经常忙得死去活来就会庆幸自己没有选择修双，而且越来越感觉到本专业学习的负担，觉得要是选择了修双/辅肯定坚持不下来，没准一个学期就会去退掉。至于以后C同学也没有很清晰的计划和安排，他觉得“走一步看一步”，“总会有出路的”，他没有想过没选择辅修/双学位会对未来的就业有什么消极的影响，因为觉得那些公式和理论也不会对工作有什么实际的帮助。而且既然没有双学位的学习正好可以多花点时间学习本专业，也有时间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周末和晚上的时间也可以自己支配，如果以后要考研或者要找实习的话也有更多的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

个案4：D同学

D同学是在大三时开始攻读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双学位。她在大一时很热衷学生工作和社团活动，所以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不多，更不打算修双/辅，但她想要在大二一年好好学习本专业的课程，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年的努力让成绩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如果想要修双/辅可以在大三开始。她认为大二一年的专业课学习十分重要，有很多重要的专业课都在这一年开设，而且没有修双/辅可以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可以选择尽可能多的课程以减轻后两年的压力。D同学希望以后能够在本系保研或者去香港读研，因此十分重视自己本专业的成绩，也不想因为辅修/双学位而影响自己的绩点。

经过大二一年的努力，D同学的成绩确实有了很大提升，也准备在大三开始攻读辅修/双学位，她的兴趣比较广泛，因此在选择双/辅专业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矛盾，她既想选择经济学双学位，又想选择法学双学位，还想选择小语种的辅修。她有时候觉得自己想修经双是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因为周围的同学好像都在修经双，觉得自己不修经双有点“脱离群众”，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攻读经济学双学位。因为只能在两年的时间里学完规定的学分，所以每个学期都得选很多门课，甚至比自己专业的专业课学分还多，一到考试周就感觉好像自己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满脑子里都是经济学的知识。突然增加的学习负担也让D同学有些不堪重负，但她感觉从大三开始修双也有很多好处，因为周围的人很多已经学了一年双学位，能给自己更多的建议，平时的生活中也能观察到很多有用的信息，而且也可以借周围同学的课本和资料，复习备考也能在别人的建议下更有针对性。只是两年学完经双的所有课程确实有些困难，至少大四一年肯定没有休息，而且经双的有些课是有承继关系的，有时候一门课没有学完另一门课就听不懂，如果大二开始修双可以分几个学期慢慢地学这些课，但大三开始修双可能初级的原理和中级的拓展在一个学期学，刚开始学中级课程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要弄清楚透彻更是十分困难，可能到学期快结束了才明白一门课刚开始讲的东西。D同学也认为双学位可以适当降低学习的难度，因为只有“学霸”才能同时把两个专业的知识学得很好，同学们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两个专业的知识，还要从事学生工作和社团等各种活动，更要“享受大学生活”，要求一个学生同等对待双学位专业和第一专业的学习实在是太困难了。

四、总结和思考

根据问卷和访谈调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三年级的大陆学生大多在大二或大三年级开始攻读辅修/双学位专业。很多同学在选择的时候都是出于兴趣或自我发展的需要，选择之后也认真对待、努力学习。在较为全面地了解了社会学系大三同学的辅修/双学位情况后，反观学校各院系对双学位专业的开设和管理以及社会学系同学对双学位的选择和学习态度，笔者也有一些思考和认识。首先，无论是社会学系还是北京大学的其他院系甚至是其他学校，修双/辅都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不少同学修双都是在跟风，并没有对自己的未来和修双学位的得失做出慎重考虑。在热潮中保持清醒最为重要，要学会选择和放弃，不应该盲目跟风。

其次，很多同学在选择双学位专业前其实并没有对该专业有很全面且正确的认识，很多人是根据一直以来对一个学科的大概印象做出选择，或是把一些专业简单地等同于一些生活中的事物，例如认为喜欢看日剧就是喜欢日语，这种专业选择的盲目性并没有因为大学的学习而消失。因此，开设辅修/双学位专业的院系应该加强报名前的指导，让同学们了解该专业的学习内容、专业特点、教学计划、开设课程、师资情况、考评方法等，更充分地认识到今后学习中需要付出的努力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也能够更好地处理主修专业和辅/双专业的关系，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学业和职业。学生在选择专业前也应该增加自己对待选专业的了解，双学位选专业不应该像高考选专业般盲目，大一一年或者大一大二两年可以接触到很多相关的资源，既可以多问问过来人的意见，也可以选修一些相关的入门课程或阅读相关书籍，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自己想要选择的专业。

第三，绝大多数同学在报名和学习双学位时都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对学科的热爱，想要学到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设置双学位专业的院系也应该把双学位同学当作自己院系的本科生看待，课程的设置应该更加丰富、科学。而且，很多辅/双专业的课程中师生交流很少，双学位的学生在学习中也很难感受到专业的归属感，很多辅/双专业学生与开课院系学生一起上课，而课程资料往往发到院系或班级的公邮中，相关通知也常常忽视辅/双学生，这也是导致有些同学不重视辅/双学习，只是为了不挂科混个学历的原因之一。因此，辅/双专业的开设院系应该加强对辅修/双学位学生和课程的管理，增加老师、助教和学生间的互动，学习辅/双专业的同学也应该主动与自己选修课程的老师、助教和同学交流，争取获得更多对自己有帮助的信息。

[84]　详见《北京大学本科生选修辅修/双学位专业管理办法》。

北京大学本科生院系转换规章与实践

付华昊 （北京大学2009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调查方法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北京大学本科生的院系转换。笔者将从制度与实践两个维度进行相关的讨论，研究设计也基本围绕这两大方面。

对院系转换的制度安排，笔者试图从两个层面进行探索，其一为校方的明文规定，即可查的、向全校公布的规章政策；其二为各院系公布的接收条件和未公布的转出条件。下文中将以“学校规章”和“院系规章”来指代。

“学校规章”的考察，笔者将通过北京大学本科教务部网站公布的《北京大学大学生学籍管理细则》[85]、历年的各院系《转系转专业接收工作具体方案》[86]为文本进行分析。对院系规章的考察，笔者主要通过对24个院系的本科教务老师以及对10名有过转系经历的同学进行了访谈，从而对各院系的转系规章能够“管中窥豹”，虽然不能从一个整体性的视角全面的了解，但也能触及一二。对于教务访谈的难度在于，教务工作本身比较繁忙，而本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亦较为敏感，因而他们会不接受访谈。因此笔者才将访谈的范围扩大到近24个院系，以期获得更为翔实准确的信息。

对院系转换的实践，笔者也试图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去探讨。先说微观层面，院系转换实践的主体是申请转专业的学生。本文所关注的主体限于校本部24所院系本科生的转系情况。据笔者了解，2011年8月份教务部公布的《2010年转系转专业手续办理通知》中所公布的已成功转系的名单中有151人。因此，笔者基于转系人数较大、且现有条件无法进行按院系类别的概率抽样，并由于笔者本人也是转系生，通过相关同学关系，采访了10名有过转系经历的人。共计2008级2人、2009级3人，2010级5人，加上作者本人（2009级）共计11人，其中男生6人，女生5人；转系失败案例4个，成功案例7个；涉及转出的文史与社科院系7所，理工科院系4所。尽量使得样本的代表性在条件限制下能够做到最好。因此，本文将以这10名同学的转系经历和访谈资料作为分析转系实践的文本。在宏观层面，即转系结构，尽管面对着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笔者最终通过对24个院系本科教务的访谈以及使用网络进行长期而全面的文献检索，最终获得了2007年、2009年、2011年三年的完整数据（转入、转出兼备）。

二、院系转换规章

1. 学校规章

根据2007年5月31日第650次校长办公会讨论修订的《北京大学学籍管理细则》，“转专业与转学”的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是当前北京大学关于转系相关问题的正式制度规定。这一规定是各院系制定自己规章的基本准则。

首先，将各专业转系的具体标准的制定权授予各院系。

其次，学校制定了不予允许转专业的如下规定：

本科三年级（含）以上的学生，但也存在着特殊情况。比如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有的同学大三休学一年或者去参军两年回来之后可以成功申请转专业的情况。

某些特定学科专业，保送录取或提前录取的学生。包括地质学、考古学、外国语言文学类（小语种）、影视编导（即艺术学院），这项规定在整个转系实践过程中，作为教务部的官方规定，是较为严格执行的一条。不过近两年，提前录取的小语种学生申请转系的情况在外国语学院比较“兴盛”，笔者将在后文作具体阐述。

在高考志愿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降低分数录取有志愿的学生。主要集中在天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所谓的兴趣学科或“冷门学科”。这条规定是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三个专业降分录取的考生最为抱怨的一条铁律。在采访中，笔者在历史学系了解到，在早先几年，降分录取的学生还可能通过一些“关系”转系到光华管理学院，但近几年管理更为严格了。

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

定向、委托培养的学生。

已达到退学程度的学生[87]。具体是指有违反纪律、疾病、不及格课程累积超过20学分、自第一学年第二学期起，连续两个学期所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GPA）低于1.5，且该两个学期不及格课程累计超过12学分者。规定确实如此，但是笔者在社会学系、历史学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了解到，有部分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物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理科生，由于成绩太低无法完成原专业课程的学习，才转入这些号称所谓“养老院”的专业。

已转过专业的学生。

第三，学校对转系人数的限制规定。各院系准许申请转专业考试的人数一般不超过本年级学生总数的20%，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一般控制在10%以内。这是因为外国语言文学系有很多小语种专业，一个年级常常只有10人左右。如果转的人数过多，会造成生源的较大损失。

转专业学生一般转入同年级，特殊情况经批准可转入低一年级。一般来说，大一下学期申请转系的一般同级转入；大二下学期申请转系的一般降级转入；政府管理学院转系规定无论大一、大二申请，均须要降入大一年级。

在是否降级的问题上，转系的实践也有很多博弈。很多同学为了争取不降级以及提前了解自己所要转入的学科，或者准备该学科的转系考试，他们会通过填选课单的方式或者在网上自行选择拟转专业的大类平台课程，这样，那些大一上学期就已经决定转系的同学甚至基本没有修习原专业课程，直接选择修习拟转专业的课程。虽然在“明规则”下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此的“潜规则”却在信息管理系2008级、2009级、2010级乃至2011级形成了传统和传递（详见个案T同学、F同学和L同学的陈述）。

学校规定的转系流程如下：

2. 院系规章

以下讲述的转入条件，主要依据的文本是2009年、2010年、2011年教务部公布的各院系接收条件。笔者将按院系类别，将近几年各院系的接收条件做一概述。

院系接收条件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限制性规定：

首先是接收人数。各院系接受人数不同，同一院系在不同年份也会有变化。接收人数的限制数量及其变化可以较为明确地反映出该院系的“冷热”程度。中文系历年对接收人数不作限制，哲学系和政府关系学院2011年对接收人数不限。其他院系一般都会限定人数。

其次是对学生类别的限制。很多理工科院系只接受理工科学生。而所谓文理科是以高考时文理科考生身份为依据，不以学生在本校的院系为依据。故很多社科类院系的高中理科生同样可以转入理科院系。

第三是高考分数。政府管理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对高考分数的要求是高考当年成绩与本专业录取分数“相当”，其他院系并未对高考分数作出限制规定。

第四是大学第一年所有课程的总绩点（GPA）。对此，不同院系的规定差异很大。有些冷门院系（如信息管理系、考古学院等）对成绩不作规定，只要求没有不及格的科目，或者规定不低于GPA2.0（约为百分制的68分）。大部分院系对绩点的要求是不低于3.0（约百分制的77分）。要求最高的是光华管理学院，不低于3.5（约百分制的85分）。

第五是要求申请转入的学生参加本院系安排的考试（面试）。一般来说，“冷门”院系（如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环境科学学院等）不安排考试，只有面试。一些热门院系，诸如数学学院、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光华管理学院、物理学院、化学与工程学院都是笔试加面试，事先公告笔试的科目。

对于转出条件，大部分院系教务针对转出条件的解释是异口同声的：“我们都是按照学校教务部的规章走的。其他的没有别的要求。”然而事实未必是这样。经过笔者对10名个案的访谈，笔者发现，有部分院系的转出是严格控制而非是“想走就走的”。

首先，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考古学院内定的转系限制。

考古学院自2010年便有了个不成文的规定，也是考古学院院长的规定：考古学院转出的限制除了要求不能超过当年年级人数的10%，而且其高考成绩要达到其生源省份在北大录取分数的平均分以上才能转出，且必须修满大一原专业课程且不得有不及格的科目。那么在这种限制下，还能有多少人能够转出呢？答案是：在没有这个限制的时候，大概每年有5人左右想转出，有3~4人转成。出台了这个限制政策，等于消灭了那些想转系的同学的念头，2011年只有1名同学转出，尚有5名同学因为该限制而未能转出。其中就有笔者采访的个案M同学。M同学热爱社会学，一直想转入社会学，也修习了很多社会学的课程，然而由于2010年出台这个政策的限制，他尝试了多种途径，都以失败告终。

其次，就是外国语学院针对保送生转系的限制。

外国语学院很多小语种专业都是每个年级8~10人甚至更少，因此，不管是学校教务部还是小语种学系，都严格控制转出的人数。除了英语系，其他各语系基本上允许转出的人数为1人。而且，那些享受了保送或者降分录取的小语种保送生（这些考生基本上都来自于北京），是没有资格转出的。

三、从统计数字看转系实践

各院系2007、2009、2011、2012年四年转入、转出，累计值、差值统计表

2007年

2009年

2011年

2012年

累计与差值

院系

出

入

出

入

出

入

出

入

出

入

入–出

数学

1

8

3

10

2

24

1

26

7

68

61

工学

9

1

11

1

11

1

14

0

45

3

–42

物理

7

6

12

11

9

23

13

13

41

53

12

信科

9

10

11

6

28

9

19

6

67

31

–36

化学

14

7

5

8

16

5

10

6

45

26

–19

生科

4

13

6

6

13

6

10

5

33

30

–3

地空

15

1

13

0

18

0

13

1

59

2

–57

城环

10

3

7

6

1

5

3

5

21

19

–2

环科

0

0

9

1

5

0

5

0

19

1

–18

心理

1

2

4

3

2

8

2

8

9

21

12

信管

7

0

4

0

7

0

8

1

26

1

–25

元培

2

0

1

1

1

0

0

0

4

1

–3

中文

7

6

2

15

2

6

3

9

14

36

22

考古

6

2

4

3

1

0

2

0

13

5

–8

哲学

6

4

4

0

6

6

7

3

23

13

–10

国关

4

16

1

15

2

12

3

9

10

52

42

经济

3

9

1

9

4

10

3

10

11

38

27

光华

3

2

2

4

5

6

2

7

12

19

7

政管

0

1

2

2

0

3

0

2

2

8

6

法学

4

0

3

0

2

0

1

0

10

0

–10

新传

2

16

2

7

1

9

0

15

5

47

42

外语

6

8

7

9

10

6

20

8

43

31

–12

社会

0

4

3

5

2

7

2

6

7

22

15

历史

1

5

4

3

0

2

0

3

5

13

8

艺术

3

0

4

0

2

2

3

1

12

3

–9

总计

124

124

125

125

150

150

144

144

543

543

0

通过三年累计差值我们可以看出：

转出多于转入的院系有：工学院（–23）、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3）、化学学院（–15）、地球空间科学学院（–45）、城市环境学院（–4）、环境科学学院（–13）、信息管理系（–18）、元培学院（–3）、考古学院（–6）、哲学系（–6）、法学院（–9）、艺术学院（–7）。

其中理科院系差值最大的是：地球空间科学学院（–45），文科院系差值最大的是信息管理系[88]（–18）。

转入多于转出的院系有：数学学院（36）、物理学院（12）、生命科学学院（2）、心理学系（6）、中文系（16）、国际关系学院（36）、经济学院（20）、光华管理学院（2）、政府管理学院（4）、新闻传播学院（27）、社会学系（11）、历史系（5）。

其中差值较大的院系有：数学学院（36）、国际关系学院（36）、经济学院（20）、新闻与传播学院（27）。

转入与转出平衡的院系：外语学院（0）。

在采访的24个院系教务中，笔者获得了中文系、化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外国语学院等院系近几年的较为完整的数据或深度访谈资料，下面将按照院系内部情况作简单介绍。

1. 中文系

年份

转入数

成功数

转入成功率

转入率

转出数

成功数

转出成功率

转出率

2008

8

7

87.5%

未知

4

4

100%

4%

2009

16

16

100%

16%

5

2

40%

2%

2010

11

11

110%

11%

6

4

66.7%

4%

2011

8

6

75%

6%

2

2

100%

2%

中文系教务访谈中指出，中文系针对转出的态度就是只要符合教务部的条件，系里绝对不会再强加限制。转系是学生的意愿和权利。

很多没有转出成功的同学都是因为对方接收院系没有批准，要么是考试没有通过，要么就是面试没有通过，总之，不是本系的阻碍造成的。

2.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年份

转入数

成功数

转入成功率

转入率

转出数

成功数

转出成功率

转出率

2008

8

7

87.5%

未知

16

7

43.75%

未知

2009

15

12

80%

未知

12

5

41.67%

未知

2010

11

9

81.8%

5.9%

13

7

53.8%

4.58%

2011

6

5

83.3%

3.29%

23

15

65.2%

9.86%

化学学院在近几年转入转出的比例都较为平稳，均不超过10%。据化学学院的教务老师访谈资料，化学学院本学期院方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了解本院的转系、转专业的情况，因此教务老师才能系统地整理这些数据。化学学院的资料显示，该学院申请转系过程中，转出失败较多的院系为：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数学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学院等院系。化学学院的本科教务没有过多谈及转系制度的问题，只是提到学院在本年度非常关注转系转专业的事情，因为2011年申请转出的数字已经将近前几年的2倍。

3. 生命科学学院

年份

报名转出

转出成功

转出率

转出成功率

报名转入

成功转入

转入成功率

2007

7

4

未知

57.1%

15

12

80%

2008

9

6

未知

66.67%

10

9

90%

2009

12

5

未知

41.67%

5

5

100%

2010

未知

2

1.59%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2011

未知

13

10.4%

未知

6

未知

未知

与生命科学学院教务的访谈，笔者得知，近几年，生命科学学院并未针对转系转专业数据进行详细的统计。只是在2009年之前，生命科学是热门院系，报名转入多，转出较少；而自2009年开始，生命科学的热度下降，报名转入的人下降，转出的人反而激增。而成功转出的人数到了今年（2011年）达到了13人，占该年级学生人数的10.4%。

4. 社会学系——从教务角色视角看转系问题

笔者有幸与社会学系本科教务老师W老师进行了深度访谈。据W老师介绍，社会学系对学生的转出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是符合教务部的规定都会放行。反而是有些院系对自己的学生卡得比较死，比如考古学院等。“从我们教务来看，学校制定这项转系的制度，是为了挽救学生，我们当教务的也是这样认为的。尤其是咱们人文、社科类的院系，更是从挽救学生的角度出发的。”所以社会学系转入的门槛设置得很低，只要绩点达到2.6、对社会学感兴趣、没有不及格的科目即可。2011年，有7名来自外院系的同学转入了社会学系，其中，有经济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地球空间学院等理科生转入了社会学系，他们大多是对原专业不太喜欢或者已经无法完成原专业的学业。据W老师介绍，很多文科院系，诸如国际关系、新闻传播、历史系、中文系、社会学系、哲学系是为了挽救学生的目的才把自己的门槛设置得很低的。有些理科生，他们的绩点达不到那么高，设置得太高了，他就转不过来了。据W老师介绍，社会学系2010年转入了一名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学生T，是一名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男生。大一的时候由于迷恋网络游戏而导致休学，复学后又复发迷恋网络游戏，最终不得已参军两年，之后因为伤病导致又休学一年。直到2010年才又申请转入社会学系。这样的学生，就是W老师所说的挽救的对象。T同学本是2004级的本科生，他2005年休学，2006年、2007年参军，2008年复员，2009年伤病，2010年转系，不知不觉已经过了6年。“如果再不挽救他，可能这个孩子就完了。”W老师如是说。

其次，W老师谈到了她所知道的一些招生与选专业的潜规则：以元培学院为例，为什么很多元培学院的同学争相选择光华、经济方向呢？逻辑是这样的：在招生的时候，光华和经济学院的录取分数往往要高于元培学院，这样一些较低分数段的考生通过包括元培学院作为跳板，又可以在光华或者经济学院进行学习，以相对较低的分数利用招生制度进行“暗转系”（或称“软转系”），这被很多人称为进取热门院系的捷径。

5. 外国语学院小语种学生的转系风潮

在外国语学院，除了保送进小语种和降分录取的学生不能转专业，能转的基本上都是那些“小语种提前批录取”的北京人。外国语学院有很多人是上了“提前批录取”的当。在北京招生制度中，北大面向北京市文科生，有一个小语种提前批次录取的制度，这个制度设计，原本是为了让那些“万一高考失利”的同学有一个“保第一志愿”的机会。

其逻辑是这样的：在北京，考生填报志愿，有提前批志愿和第一志愿，一般来说，如果第一志愿填了北大这样的学校，如果因为考试失利而掉线，那么和北大同类的学校都不能录取了（这包括清华、人大、南开、复旦等）。北京大学出台提前批录取，对于学生来说，如果北大的提前批志愿掉线了，他还能够保第一志愿，去和北大同层次的学校；对于北大来说，可以提前将部分优质生源笼络。但是，提前批次只有小语种专业，大部分同学都是因为自己不自信或者第一志愿竞争过于激烈而去填报提前批次的，万一他的高考发挥正常或者超常，其分数远远高于第一志愿的录取线。这就是为什么2010年和2011年会出现北京大学在北京市的小语种提前批次录取线超过其北京市正常批次录取线的缘故。很多小语种提前批的同学拿了高分却没能进入自己理想的专业，便形成了之后的转系心理。这个问题，也是笔者之所以将招生制度与转系制度两个领域的问题拿过来一起讨论的原因之一。外国语学院的例子就是招生制度对转系实践的影响之一。外语学院很多转系的同学不是因为学了一段时间感觉自己不喜欢原专业，而是说自从被北大录取的那一刻起，就准备转专业了。类似的情况，还有招生制度中的调剂制度，其出现在信息管理系、环境科学工程学院等院系，笔者后文将更加详细地阐述。

四、从个案看转系实践

1. 学小语种D同学

在笔者访谈的个案中，D同学是个勤奋的北京女孩，高考前，由于考虑到北京大学的第一志愿竞争非常紧张，并不十分自信的她选择了“小语种提前批次录取”来作为自己“保第一志愿”的保险绳。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如果她的成绩非常好，够了经济学院的分数，也只能去外国语学院学习法语。她自我安慰，“制度就是有利有弊啊，什么都要冒风险的。”果然D同学的分数下来之后，她考得非常好，但是她也只能心有不甘地进入了外国语学院。但是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起，她便有个念头——“闯一闯经济学院”。众所周知，在北大学生的转系目标中，经济学院这样的热门院系是门槛最高的。其不但有绩点的要求（往年要求绩点3.2），还有经济原理、线性代数、高等数学的综合考试，通过考试还不成，还要最后通过面试才能过关。每年都有大约30~50人报名，然而最后录取的不超过10人。D同学自大一开学就咨询转过经济学院的师兄、师姐，跟他们询问详细的考试要求、考试内容和复习范围，以及相关的制度政策。她说：“我那个时候，每天都刷夜到晚上2点看经济学，做数学题，从2010年10月一直到2011年的5月考试之前，这几个月我就像高考一样，没日没夜地学。”然而，5月中旬的考试并没有给D带来任何希望，她同30多名落选者一起，被经济学院拒之门外。“好在还有经济学双学位，经济学院不要我，经济学还要我。”D同学透露了她的心声。在郁闷和纠结了几天之后，D同学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她决定选择经济学双学位，圆自己学习经济学的梦想。

在外语学院，很多人都是通过小语种提前批次来到北大的，他们的分数往往比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的录取分数还要高。不过他们在转系的征途上，并非都很顺利，从D的案例中，笔者了解到，2011年，经济学院公布的对绩点要求的数字，从原先的3.2降到了2.0，这样大的变化，致使北大BBS掀起了一股讨论热潮：绩点要求的下降是否是为了给某些人开后门。笔者无法证实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但从个案K同学的访谈中得到这样一个消息：他曾经在历史学院学习时，经历过同班的一个历史系的同学，因为他的父母是北大教师，所以“走后门”、“托关系”从历史系进入光华管理学院，他认为，光华管理学院的转系制度好像很“水”[89]，而且可操作性很强。

2. 转出大户：信息管理系的故事

这一小节的个案，是T同学、L同学和我自己的故事。笔者也是一名转系生，而且很幸运，笔者所在的院系，是一所有着优良“转系传统”的院系。几乎每年都有人转系，而且转系的目标固定在那几个院系：经济学院、数学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国际关系；当然，笔者是个异类，转入了社会学系。这样的转系传统从何而来，那我们就要听听T同学和L同学以及笔者自己的想法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信息管理系为何每年都有这么多人转系？据笔者统计，2007年、2009年、2010年、2011年，信息管理系分别成功转出：7人、4人、6人、7人。2010年转出比例达13.64%，2011年的转出比例达到15.91%。

首先，让我们从招生结构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信息管理系2009年至2011年，计划统考招生人数分别为：24人、26人、19人，而当年的实际录取数字分别为：44人、44人，45人。其二者差值分别为：20人、18人、26人。这些差额是哪来的呢？让我们以信息管理系本科生2009级班级为例。2009年，信息管理系2009级本科班实际招生共计44人，其中计划统考招生24人，扩招生（包括艺术与体育特长生）9人，扩招比例为37.5%，而且还有11人无法找到来源。那么笔者就是这11人中的一员。他们是怎么进入信息管理系的呢？他们是通过北大招生制度中的志愿调剂制度[90]进入北京大学的。不管是保送生的调剂还是统考生的调剂，他们进入信息管理系并非通过自己的自主选择，而是为了上这个学校而被迫选择这个专业的。以笔者自己为例，笔者高考的成绩为617+20，真实成绩为617分，加分20分。当年2009年北京大学在天津的录取线为620分，笔者第一志愿报北京大学（即所谓一本A类，第二志愿不能再报一本A类院校（包括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等），只能填报一本B类院校，如上海海事大学或天津师范大学等。由于笔者只填了一个志愿专业是社会学，而当年社会学录取最低分为630分。专业录取要减去加分，只看真实成绩，所以笔者不能被社会学录取，面临着掉档的危险。所幸笔者在是否服从调剂栏填了“是”，其意思是服从调剂，社会学不能录取，那就在学校为你提供的其他院系中选择一个（当时给笔者提供的是考古学、历史学、哲学、信息管理），笔者在被迫和盲目的情况下选择了信息管理系，只为进入北大。这就是调剂制度的整个过程。与笔者相似经历的就是那11位不知从哪里来的人。这11人作为调剂生，占当年信息管理系录取人数的25%，而申请转系的6人中，有4人是当年被调剂录取进入信息管理系的；2010年信息管理系实际录取与统考计划数差值为18，占到了实际录取数的40%；2011年其差值更是达到了26人，占实际录取数的58%，这里面除了少部分扩招的学生，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经过调剂制度进入的，而他们又成为新的转系申请者。

3. 转系的经验积累与信息传递

信息管理系的转系传统，随着转系人数的结构性累积，慢慢地便形成了以同年级为同期群的转系群体和以不同年级的“代际关系”为纽带的信息传递系统。笔者仅举一个潜规则知识在“代际内”和“代际间”传递的例子。T同学是信息管理系2008级的学生，他是天津人，当年是通过数学竞赛保送到北大的，保送的时候，以为信息管理和信息科学学院是一个，盲目地把信息管理当作了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最后就误打误撞来到了信息管理系。从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刻起，他就一心想转数学学院，因为数学才是他的梦想。从师兄师姐处得知，数学学院一般不接收降级转系[91]，需要提前去选课，而且转数学学院要参加考试，考得是同年级的数学学院的同学平时上课的内容。然而，T同学不禁发问，选数学学院的课程，那么信息管理系的课程怎么办呢？他在咨询了数学学院的教务老师和师兄师姐之后发现了一个潜规则：原来北大的选课制度是非常灵活和人性化的。虽然作为培养必修课程的信息管理系课程是自己的本专业课程，但是可以由学生自己安排计划选择在哪个学期上，哪个学期不上。这都通过自己操作选课系统可以实现，而只要在数学学院教务那填写选课单，就能选上数学学院的课程。就算一个信息管理系的必修课程不选，只要转系成功，那么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所以，T同学毅然决然地没有选任何信息管理系的课程，只选了数学学院的课程。然而，在努力准备考试之后，结果却令他非常失望，他失败了。沮丧的他对信息管理的学习更加无心了，原本没有修习的课程也没有动力去完成了。他只能暗自下决心再考一次。第二年，他依然没有修信息管理系的课程，只选了数学学院的课程，但是这一次，他又失败了。按照北京大学学籍管理规定，大三的同学是不能转系的，因此，他已经用过了两次转系的机会。然而四年的信息管理的课程却需要他在后面两年全部修完才能毕业，否则就要延期。而此时的他，却只能无助地彷徨与不知所措了。

当笔者进入信息管理系，由于是天津老乡的缘故，作为师兄，了解到笔者有意愿转系，便把自己的转系经历和经验教训传授给了我，而我又把这些经验传授给了2001级的同是天津的师弟L，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在讨论这个不选本专业课程，只选拟转专业课程的“潜规则”的利弊得失。经过了给师弟鼓励和经验的传授，最终在大家的期望下，L师弟终于成功转入数学学院，而我也非常顺利地平级转入了社会学系。由于我大一一年的课程完全是社会学的，所以知识进度跟其他同学都是一样的，没有学习上过多的压力。而T同学、L同学以及笔者自己，又将这套潜规则与自己的同乡、宿舍、同班同学、社团的组织分享和交流，据笔者与24个院系的老师访谈的结果，约有80%的教务老师都提到现在的学生都会提前选课，不仅有利于提前了解拟转专业的知识，还能为之后的转系考试、面试打好基础，更为转系之后的学习节省了时间和精力。然而其最大的风险就是一旦转系失败，则得不偿失，对自己原专业的学习压力将带来重大影响。

[85]　见北京大学本科教务部网站：http://dean.pku.edu.cn/2011xssc/xjglxz.htm。

[86]　见下文关于各院系转系制度的探讨。

[87]　关于退学的规定，《管理细则》第二十五条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88]　信息管理系在高考招生中属于文理兼收的院系，从近几年的趋势来看，信息管理系实际招生中理科以保送生为主，文科以调剂生为主。总体来看，理科学生比文科学生多。

[89]　大学生日常用语，水，即代表没有什么难度，没有太多障碍，也意味着过于形式和简单。

[90]　参见2011年《北京大学招生简章》，服从学校调剂：若本人同意服从所填报院校进行调剂，那么，当此人达到学校分数线成功录取后，填报的所有专业都已录满，学校可以自行将该生调剂到其他专业。其他专业可以是任何学院的任何专业，但是都是本学校的专业。若本人不同意服从学校调剂，那么，在申报的所有专业都已录满时，此学校不招收该生，该生按下个志愿的院校进行核对录取。录取顺序是按成绩录取，由成绩最高者按其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先录取，之后是第二专业，直到专业录满。http://gaokao.eol.cn/gkbk_11391/20110413/t20110413_600211.shtml。

[91]　见前文关于各院系转系规定的总结。

北大自主招生选拔机制研究

褚文璐 （北京大学2007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03年，教育部开始在全国推行大学自主招生，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申请与评定可以在录取时获得一定的降分优惠。一方面，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从最初的22所增加到了2010年的80所，教育部关于“自主招生规模应控制在每年招生总计划数的5%以内”的规定也不断被各高校打破；另一方面，中国众名牌大学陆续以自主招生的形式试行了一系列新的招生选拔制度。

回溯北大2003年至2011年的自主招生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名牌大学在自主招生选拔制度上的发展和改革脉络：

2003年，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开始，为慎重起见，几乎所有的试点高校在生源选择上都是由指定的重点高中推荐，北大就在11个省市选定了60多所重点中学；2004年，北大在学校推荐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推荐和教师推荐，这意味着，从理论上来说，北大自主招生范围扩大到了全国（原春琳，2003）。但直到2007年，招生简章才将招生对象从“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著名重点中学综合成绩优异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明确扩大至所有“综合素质优秀、特长突出、品行兼优的高中毕业生”。2009年11月，清华率先宣布五校联考，北大、北航、港大3所高校决定“结盟”，在2010年自主招生选拔中联合命题、统一笔试并共享成绩，考生可凭笔试成绩申请三校的面试。同时，北大还单独推出了一项新的自主招生政策——“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指定高中的校长可实名向北大推荐优秀学生，被推荐生可直接进入自主招生的面试。2010年11月，中国名牌大学彻底打破各校分头组织自主招笔试的局面，而形成了“北大领头的13校联盟”、“清华领头的7校联盟”和“8所工科学校联盟”的三分天下的自主招生格局，建立起了中国的“小高考”。

根据2010年北大、清华公布的统计数据：2009年参加清华五校联考的笔试人数逾3万，北大紧随其后，应考学生也达1.2万。并且清华通过自主招生录取了200人，约占当年录取计划3 360人的6%；北大则招收了280人，约占录取总数2 780人的10%（汪玲，2011）。

可见，中国名牌大学的自主招生选拔制度已经关乎越来越多梦想考入好大学的精英学子，乃至其家庭的命运。因此本研究将镜头对准中国高校的自主招生，并以北京大学自主招生选拔机制为研究对象，力图弄清楚北大自主招的初选、考试和奖励机制，重点考察候选学生的诞生过程、作为重要筛选手段的面试环节以及不断微调的奖励办法。经过深入调研，本文试图回答三个主要问题：一，作为委托方的北大招生办、作为监督方的地方招生组和作为代理方的重点高中在初选中是如何互动的？为何会产生如此互动秩序？二，北大的面试专家队伍具有怎样的结构性特点，对评判考生有何影响？三，北大建构起了怎样的自主招奖励体系，又缘何要不断微调？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两种研究方法：第一种是文本分析，涉及两种类型的文本：（1）北大招生网咨询论坛的帖子。笔者对北大招生网咨询论坛近年的高中生咨询帖作了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以此拟定出要调研的具体问题以及需要联系到的访谈主体，同时便于访谈时进行追问，并可与被访者的叙述形成相互印证。（2）北大2004年至2011年的自主招生简章和相关自主招生政策的官方说明和媒体报道。用于了解研究背景，进而可对应然和实然作对比分析。

第二种是访谈。访谈对象包括两位北大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一位地方招生组办事人员、两位不同年龄段的面试老师（其中一位长期担任地方招生组组长）、一位通过北大自主招生选拔的复读生、一位通过选拔的保送生、多位不同年级和地域的通过北大自主招选拔的正常应届生、多位不同年级的对所在高中自主招筛选情况有所了解的同学等。对北大招生办、地方招生组、面试考官、普通同学采用了不同的访谈提纲，访谈主要围绕四类被访群体的个人相关经历和所知细节。

三、初选方式

1. 政策期待

近年来，北大都是采取“中学推荐为主，个人自荐为辅”的申请原则，并且在2007年11月在北大招生网上对中学推荐和个人自荐的区别作了相关政策说明：“我校自主招生、保送生专家组之前已经根据中学往年的高考情况为部分生源优秀的中学确定推荐名额……一般而言我们相信中学名额分配的合理性，因此获得中学推荐名额的同学，绝大多数都能通过专家组初审获得笔试资格，如果中学生对中学名额分配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可以以书面方式向我办反映问题，我们会根据反映的情况仔细核查。……对于个人自荐考生的材料，我们会组织专家组进行详细评审，从考生成绩、获奖情况、学生工作情况、社会活动情况等各个角度综合审查，最终挑选适合我校培养方式和培养目标的优秀考生进入我校自主招生、保送生笔试名单。”而官方的自主招生选拔流程详解中则写道，“北大为部分中学提供校荐名额，请中学推荐他们认为优秀的同学参加选拔。对这类申请者，北大会充分信任中学意见，在初审中给予通过（除非被推荐者有明显劣势）。”

可见，北大自主招生初选实际采用的是三级运作体制，推荐权在高中，高中校荐生的质量与北大当年自主招生的成果直接相关，招办与高中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但是与此同时，招办又特别设立了初审环节，虽然初审的对象主要是自荐的学生，但是同样会对校荐生予以考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北大对高中推荐行为的监督。经过调研，笔者发现承担初审监督角色的专家组正是各省招生组。

图1 北大招生网咨询论坛截图

北大期待的互动秩序自然是某高中把最优秀的生源推荐给北大，而北大把更加多的校荐名额分配给该所高中，进而达成某种双赢。然而实际运作过程并非如此简单，笔者观察到的是高中与北大招生组的博弈和某种程度上的共谋、学生及其所携带的全部社会关系间的博弈……

2. 高中内部选拔的策略性运作

北清升学率为王：有的高中出于升学率考虑而挑选综合实力次一些的学生作为校荐生，将条件更好的学生留到自荐，因为校荐生初审基本都会过，而条件非常优秀（常常拥有竞赛获奖经历）的学生也有很大的可能通过自荐，所以无形之中，高中“偷梁换柱”的做法为自己赢得了较原来硬性指标更多的自主招生推荐名额，笔者在北大招生网咨询论坛上就有看到相似的案例：

图2 北大招生网咨询论坛截图

被访的G同学的高中就是按这种逻辑分配北大的校荐名额的。G同学所在的高中是江西的X市最好的两所学校之一，虽然历史不长，但是近年高考成绩都很不错，还出过文科状元。“相对我们那个小地方来讲，我们校荐名额挺多的。北大校荐名额5到6个，清华1到2个，文科生不算，理科生分了4到5个。其中有4个是自荐的，1个国家二级运动员、1个信息竞赛省一等奖，1个化学竞赛省一、1个物理竞赛省一。我们最后初审都过了。”当时G同学的班上大概有六七个同学有希望获得北大清华这两所学校的校荐资格，但是后来学校并没有把校荐资格给有竞赛获奖经历的同学。

访：那些获得校荐的同学成绩在你们之下吗？

G：也不能说之下，我当时就十几名吧，因为我有竞赛的奖，所以综合排名高些，但是那个化学竞赛获奖的同学每次都全年级第一，就没有拿到那个校荐指标，但是我看他就没有什么怨言。……学校肯定是想更多人通过这个笔试更好，我们当时又不是特别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怎么样的，如果拿了校荐，肯定万无一失了嘛，但当时我们就没有去跟学校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我们就一心学习，也没考虑到这些。

访：那当时学校是怎么跟你们说的？

G：也没有说什么，因为当时我们两个拿了这个奖，就好像天经地义，因为当时我们觉得拿了一等奖，学习成绩又特别好，就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当时也算有一定的自信吧。而且当时学校推荐的人都是自己的好朋友，也不是特别想跟他们去抢这个名额，所以我也就没有过多地去说。

访：你当时是想你们肯定能上，就把机会留给别人？

G：一个是这么想，一个也是怕麻烦，怕跟学校闹还要给你做一堆思想工作，再一个被推荐的人也都是身边特别好的朋友，也不想因为这个把关系弄僵，其实挺担心这点的。

访：那当时定名额的时候老师在班上说吗？

G：没有在班上说，就是老师直接确定。因为其中还涉及很多权益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两个班，一个班是特别好的班，一个班是次一点的，但是那个班也有特别厉害的人，而且有一个人不愿意去新的班，他喜欢那个班的老师就留下来了，所以本来想把指标都给最好的那个班，但是后来可能考虑到班主任的情绪问题，还有学生的问题，就让了一个指标给其他班。大家也没什么意见。老师也回避这些问题吧，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因为自荐和校荐的差别大家都知道。

G同学的高中就是摸透了北大筛选自荐生的标准，才实现了自荐的有效化，才敢大胆冒险“选良不选优”，而不怕遇上两头都落空。在这种急于提高北大清华升学率以在全省取得更高地位的高中，这种分配策略较为常见。

复读经济链的一环：2007年开始，北大将自主招生的对象扩大至所有高中毕业生，而同等级的其他名牌大学的自主招对象还是限制在应届高中毕业生，因而在允许高中办复读班的省份，就出现了把北大校荐资格大部分留给复读生的现象。在北大招生网的咨询论坛上同样可以找到相关案例：

那么，高中把校荐名额给复读生用意何在？复读生要获得校荐资格有何条件？什么样的高中会这么做？在那样的高中里，复读生与应届生的地位有无区别？

笔者从某省地方招生组组长那里获得了相关信息，专门寻找并联系上了有着这种分配传统的某高中的一名获得过校荐资格的复读生Y同学。

Y同学所在的X省复读的人比较多，这和那里的高考政策有关。他们那里是估分报志愿，而且报的时候第一志愿真正有效的只有一所学校，如果估分不准，很可能就会高分落榜。他们高中不知从哪年开始，复读就特别兴盛，文科复读的能占到整个高三文科生的一半，应届的文科生有300多人，可能复读的人就能达到300多，总人数直接就翻了一倍。而且文科方面有个老师一直带复读班，带得比较好，在全省都有名，所以无论这个省的哪个城市，大家复读都愿意来这里。而且这所学校为了确保考入清华北大的人数，会从各地招生，招过来的高分复读的学生一般都不收学费，每月还会给生活费，条件很优惠。

访：你是从哪里得知北大自主招信息的？为什么你们学校有把校荐名额给复读生的传统？学校平时对应届生和复读生的态度一样吗？

Y：最早是从学校得知的，基本按平时成绩给分配名额，给每班几个，然后老师再分配。学校对待应届和复读生的态度差不多，主要看那届学生的质量，应届的这届比较好就偏向应届，复读的这届比较好就偏向复读。看哪里更有优势，哪好就偏向哪。其实大家都知道有自招这个事，北大也会过去做宣讲，然后家长也会去找学校。

访：家长会去找学校？他找班主任？

Y：找班主任、找校长都有，我感觉那段时间挺多的，好多家长都去找。家长去跟学校说，我家孩子各方面都很不错，应该参加。我觉得大多数好像都是家长去找学校了解的，学生自己没怎么去查。

访：一般都是成绩比较好的那种去找学校吗？找会有用吗？

Y：嗯，一般都是成绩比较好，要不好的也可能怕考不上，瞎了名额。有的会有用吧，有的家长说你不给我我就转到其他学校，以这个相要挟，有听说过这个。听说有的同学去了别的学校，为了自主招，别的学校可能答应给他这个名额了。越是复读的，他有这个名额会觉得比较有把握嘛，因为在那报考很容易漏，有这个比较保险。

访：那个同学最后去别的学校了？

Y：听说去了，但又被弄回来了，就是去了之后，学校觉得这样不行，又把这个人给接了回来，给他名额。你像复读的，在X省这边只有北大有自招，别的学校都没有，自招都不给复读的，所以北大自招的复读生蛮多的。复读只能去参加北大的。其实你选择复读的时候就会选择学校，一般你来这，学校有时还会以“你来这我给你自招资格”为条件。它可能会把这样的直接放到校荐。

访：可能到后来的学生不是排前几，但是他进来复读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校荐名额？

Y：对，就感觉有的人高中来的时候就要了这个名额，像我们高中，很多外地的学生，都是学校从别的地方要过来的，可能就是以这个为条件。我们校长原来是另一个重点高中的校长，后来调来的，他来之后我们就比较壮大，他比较注重去外地招生，招老师之类的。比如我们那初中有一些学科竞赛，他就会给你打电话问你以后愿不愿意到这边来，他给你什么条件之类的，基本上都这么跟你联系。

访：学校一般会给哪些条件？

Y：给生活费、自招之类的资格、宿舍单间等。

访：那它这样招会亏本吗？

Y：一般只有20~30个复读生给钱，但是剩下的几百人都要交钱。

访：它复读的招牌打得好，成绩考得好，会不会带动它应届报名？

Y：我觉得会带动，因为它都放在一起算考入清华北大人数，到时候你都看不出来谁是应届谁是复读的。尤其像理科，他们复读直接插入应届生班，就更分不出来了。

访：你以前也在应届班，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其他学校的自主招信息，那复读班是不是只有北大的自主招机会，所以老师会在复读班上鼓励你们参加北大自主招？

Y：这个学校都定好了，如果大家都去争这个名额，老师还会劝你不要去争，说不一定有用，其实怕你出走。

访：那你们学校应届生都要去自荐吗？

Y：校荐的名额一般没那么多，他会告诉你去自荐，然后会让你参加笔试，老师和学校都这么说，可能和北大达成了什么协议，即使你自荐，你也可以去参加考试。……无论怎么荐的，如果学校答应你，都可以去参加考试。具体是校荐自荐，可能都有吧，但是他会保证你去参加考试。我觉得我好像都是自荐的，你到后来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荐的，反正都是填表。校荐的名额特别少，但我们班有七八个都去了，笔试的时候有那个名单，你会看到同班的，但是当时通知的时候，老师没有宣布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都去参加考试了。他们的排名也不错，但是没有到那种程度，之前你都不知道他们上了。

可见，之所以出现专门推荐复读生上北大的情况，正是因为学校把北大自主招生资格作为了吸引和挽留优秀复读生的筹码。早在高三入学前，有的复读生就可能拿到了学校承诺的北大自主招校荐名额，并且当指标真正下来后，还会出现复读生和学校谈条件的情况，对学校来说，好不容易刚招来的高分复读生如果就因为一件“小事”“出走”了，那学校之前“挖人”的努力就都白费了，所以学校会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学生与学校讨价还价的博弈是不会出现在应届生身上的，因为复读是学生自主的选择，而应届生的学籍则较为固定，调动起来尤为困难，而且如果你比较优秀，学校是不会那么轻易放你的，“出走”便无法成为可行的策略。这样的高中通过这种分配策略把复读经济经营得十分兴盛，既以北大自主招资格招揽高分落榜的考生，又通过护送更多的复读生考入北大而赢得好的口碑，吸引更多、更好的复读生源。

同时，江西的G同学也向笔者描述了他们高中为了推荐复读生上北大，而出现的一个不同于一般学校分配北大清华推荐名额的做法。

G：“因为只有北大会招复读生，所以通常会把北大指标给复读生，应届的就把清华的给他们，我看每年我们学校来北大自主招考试的，往届和应届基本是对半开。……我们那边往届生好的一般都是理科生，所以一般就让理科生的往届生去报北大了，就会留着几个清华的名额去给文科生，本来很多文科同学都想报北大的，但是在我们学校就出现一个很怪的现象，就是文科生全去清华了。因为我们学校是理科比较好的学校，所以留下来的复读生也是理科居多。”

可见，推选有能力考上北大的复读生比照顾清华和北大的“合理”[92]配置更加重要，因为对于高中来说，它追求的是最后漂亮的升学率数字和高中的整体利益。

权力寻租：自主招生为社会质疑的一个原因便是人们认为非正式的人为因素会渗透到自主招生运作过程中去，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相关人员存在利用权力谋取钱财的可能。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在那些刚刚获得北大自主招校荐名额的小地方的重点高中，校荐生选拔制度尚不健全，所以确实存在着非正式的操作。这时，对自主招校荐资格的争夺已经不仅仅是学生之间的博弈，更是其所携带的全部社会关系间的博弈。而最终胜利的一方，要么具有雄厚的经济资本，要么就是在地方上拥有强势的社会、政治地位。不过正如一位参加过北大自主招的学生所言，“北大在这方面可能还好点，因为北大你加30分，你还需要很高的成绩，别的学校更会有（这样的问题）。”根据一份二手访谈资料[93]，一位多年带高三的省重点高中班主任直言：“每年北大清华就那么几个名额，肯定都是给那几个最好的学生，下一个层次的学校，名额相对多点，我们学校学习好的学生也多，最后推荐谁去，都是校长亲自定，我们班主任不参与，那些好学生里他比较熟悉谁，谁的家长跟他来往比较多，肯定多少有点关系的。”也就是说对下一层次的高校自主招，权力寻租就不仅仅发生在推荐制度不健全的小地方了。

被访的S同学来自X油田，据他说，在他们那个地方最厉害的机关就是X石油局，那个单位内部就有学校、医院，等于占有了那个地区。S同学的高中在他高考的那年第一次获得了北大自主招的名额，这是他们的校长亲自到北大争取回来的。“校长当时带着我们的副校长，高三的年级主任来北京待了大概半个多月，就带回去了好几个校荐名额。校长对教学这块特别上心，之前我们学校每年就几个考上清华北大，他当了校长后，连续三年，我们学校每年都考上十几个。”S同学当年也获得了校荐资格，由于他的母亲是教育系统的人，所以对于他们学校的一些非正式操作他都有耳闻。

S：还有一个自荐的同学，我知道的是他们家花了很多很多钱，给他买了这个校荐名额，但是他当时考试的时候没考上。

访：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S：他妈妈跟我妈妈说的，我妈跟他妈关系挺好的。

访：那他自己的成绩呢？他是把钱给校长吗？

S：他当时在我们学校排四五十名，但是他们家从刚上高一就跟老师的关系走得特别好，这个时候我估计努努力，花一点钱，就可以了。校长班主任应该都要打点好我觉得。学校当时其实很想给一个跟老师关系很好，成绩也很好的女生，我高一高二的时候和那个女生轮流考第一。但是那个女生有（竞赛）省一，就让她去考清华了，当时就放弃了这个名额。当时清华没有校荐名额，我们学校只拿到了北大的名额，而且清华要省一嘛，所以她就去了。后来那个女生差3分没考上。

访：那么说就很多人要争北大这个名额的，因为清华那边没有校荐名额。

S：对啊，但我们这个事情就没有公开，就不是公开地排个名取前几名，就是内定了。我最开始其实还是从那个花了很多钱的人嘴里知道的。他说你知道吗，学校搞了几个名额。我说那给谁了啊。他说给谁你就别管了，反正有咱们俩的。

访：那个学生家庭背景很厉害吗？

S：他爸爸和李嘉诚合作开公司，他妈妈是我们那边研究院的领导，他家就是随便就买一栋别墅的那种。

访：校长好不容易争取来了校荐名额，那如果刚刚那个花钱的人名次再靠后一点，会不会估计花钱也不会给他那个资格？

S：我觉得他们家花的钱可能都会超过校长来北京花的钱，我觉得他们家和校长的关系肯定不只在于他在这学习这三年的关系，校长跟他爸爸搞好关系之后会积累很多社会资本的。在我们那边是这样的，因为X石油局很小，各个单位都很肥，然后校长很可能就从这里会调到什么研究院、勘探局这些地方，他很可能不是永远在教育这个口待着，然后他到那边积累的各个学生家长的社会资本就都能用了，肯定不只是钱的关系。据说今年就要升迁了。

访：还有类似靠关系拿到资格的吗？

S：还有一个拿到校荐的人，他们家也是很有背景很有钱的，那个男生的爷爷以前就是X石油局的局长，他爸爸也是X石油局的领导。不过后来他没用多少分就考上了。

教育口的福利：前一种北大自主招初选中的非正式操作可能只是出现在某些小地方，但是靠同属教育口的强关系获得校荐资格的现象则更加普遍地出现在各种层次的中学里，上至省级重点高中，下至地方重点中学。自主招的校荐名额似乎成为了教育系统的福利。事实上，在有着强关系传统的中国，在资源分配的时候常常会使用到强关系，但是对于北大自主招校荐资格这么稀缺的资源来说，单纯拥有一边的强关系还是不够的，之所以能在各种层次的高中里都出现非正式分配的操作，是靠拥有多边强关系实现的，也就是要达到强关系渗透到各科老师和各级行政领导，上下打通，才能得到这份资源。而有可能且轻易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只有同属教育口的人，在同一地方同一职业圈子的人基本都会相熟，所以这种社会资本是从你进入这个圈子就开始积累的，这种多边的强关系并非一时间建立起来的。

X油田的S同学自己就是依靠这种教育系统的福利逻辑取得了北大的自主招生校荐资格。S同学说，当时高三上学期学习很紧张，消息也比较闭塞，主要是他爸妈关注自主招的消息，他的母亲是初中老师。他当时本来想报清华，觉得清华出的题思路比较严谨、可控，北大的题目比较灵活。可是当他把清华的材料都写完后，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清华审核的时候除了竞赛省一的都不录，而他当时只有一个省二等奖。就在这时班主任找他谈话，说当时学校有3到5个北大的推荐名额，然后老师们跟校长讨论了一下午，帮他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S：拿到这个名额确实是因为一些关系。当时叫去开会的是各班班主任，语数外三个老师，我的语文老师是班主任，语文和数学老师之前都是我妈妈的同事，他们就很喜欢我，很想给我这个名额，我又是英语科代表，英语老师也很向着我说话，这个名额之后就是我的了。

访：那之前你爸妈有跟老师们沟通过吗？

S：绝对没有。其实那个数学老师跟校长关系很密切，他接手数学竞赛，我们学校就出了两个省一，所以他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他老婆跟我妈以前一起住单身宿舍的，我们两家还住过前后楼，我跟他们家孩子是从小玩到大的，个人关系太密切了，所以特别愿意帮我说话。

访：那你自己当时的成绩怎样？

S：我高一高二的时候和另一个女生轮流考第一，但是高三的时候我就落下去了，十名后了吧。

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小地方的高中里。J同学来自某省会城市的重点高中，这所中学基本可以排到全市第二的位置。他当年参加的是人大自主招生，但是对于他们高中往年初选的情况有一定了解。

J：历年是校荐名额少，所以大家争得很激烈，我也不了解全情，因为是上届的事了，但是在学校里大家都知道点儿。当时最有机会的一个是年级第一，这还是个长期的霸主啊，不过因为他的背景不是太雄厚，似乎和学校老师关系没那么密切，后来名额就到了另一个人头上了，某老师家的孩子，好像是第五名。当然，过程是他“被谈话”后，放弃了名额，就是某个重量级老师拉去单独谈，一顿劝说之后，他就不报校荐了，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校荐权力在学校手里。也不能就定义为黑暗，首先成绩当然得排在前头，其次才有“黑暗的空间”。

可见，在这种名校里，自主招生名额也会成为教育口的福利，只不过学习成绩也是被看重的因素，校方往往要权衡各种因素才作出决定。

从上面两类非正式操作的案例中，笔者还发现，点对点的信息传递使得非正式因素的介入成为了可能。笔者调研到的许多高中，为了效率考虑，北大自主招生的校荐信息都是以老师口传的方式定向传递给有资格的学生，这就为非正式因素的进入提供了便利。

“北清两边不得罪”：大多数高中对北大清华自主招生的名额配置都自有一套平衡的办法，力求做到“北大清华两边不得罪”。主要的办法包括：（1）无论北大清华招生组是否同时发布通知，学校对北大清华自主招名额的分配都是不分先后、同时进行的，这样就避免了先后发放名额造成的“把挑剩的留给另一边”的不好印象；（2）不告知确切排名，让有资格的学生自己选择和协调；（3）按照社会的刻板印象，把最好的文科生给北大、最好的理科生给清华。其实这第三条规则是为高中普遍采用的。被访的一位南方的学生是这样描述自己高中分配北清名额的过程的：“复读生就不用说了，其他的一般都是老师分配好了。老师潜意识认为理科生去清华，然后就是看学生气质吧，看那些喜欢研究的、典型的理工科学生就让他们去了。我们那边有那么个印象吧，理科学生基本都应该去清华。”另一位北方学生也说自己学校的平衡做法是“理科尖子，如生物获奖的就给清华，文科尖子和数学获奖的就给北大。”总之，重点高中一般不会轻易偏向其中一边。

自圆其说的工具——重制排名：在访谈中，我还意外发现了高中应对自主招的一个普遍做法，就是为自己挑选出的学生精心制作新的排名或者学校授权、默许学生自己协调排名，然后由学校盖章做保证。而新排名的妙处就在于：（1）如果是应对北大自主招，就剔除掉前几名中报清华的人，于是报北大自主招的学生的整体名次都提升了。（2）不影响报北大自主招学生的相对排名，“比如我总排名第一你总排名第十，但学校给我发的那个成绩单里就是我总排名第一，你总排名第二，你不会排到我前头，但是你的名次会提高。”G同学是这么描述他们当时填排名的情况的：

“这里头还挺有故事的，我们就那么几个人嘛，所以我们就一起商量，做了个假的排名，因为当时我成绩还不是那么好，十几名，北大当时要的成绩还挺多次的，我们就编了一个考试成绩表，大概按实力来排吧，就前五名是谁谁，这次第一是你，下次第一是我，这样排出来比较好看一点。把清华的也排在里头，因为总共就那么几个，就是排出来一看就可以过的那种，而且校长也默许嘛，而且这种成绩也不是记录在案的，盖上校长的章就可以了，有个诚信保证嘛。”

显然，制作新名次除了是应对北清两校的压力外，还是为了掩盖那些并非“名正言顺”的筛选结果，以便校方在面对招生组质询时能够自圆其说。

3. 地方招生组的应对及协调的形成

地方招生组负责北大自主招生选拔的初审工作，挑起了监督高中推荐行为的担子。其实招生组对于部分高中“选良不选优”、“供应北大的推荐生全部是复读生”、“让保送生去自荐”等打破了理想型秩序的推荐方式，都是有所了解的。被访的一位长期担任地方招生组组长的老师就说：“初审老师是很看重学生的个人陈述的，因为有的学校推良不推优，其实多数学校是这样，最优秀的学生都是通过自荐，所以我们当然要认真，把真正优秀的挑出来。”另一个省的招生组工作人员X老师也说他们对于选拔自荐生是十分用心的，“对于自荐生，我们会去了解一下这位学生在学校的具体情况，会问高三的老师，有的时候问同学看看是否真的优秀，会特别回访一下”，以此检验自荐材料的真实性。

此外，招生组还会通过对高中自主招生的校荐指标的控制，来实现对高中不合理的推荐行为的惩罚。被访的招生组组长介绍道：“有的中学在校长推荐制中推了百名后的学生过来，后来我们就把他们的推荐名额减少了。”有位学生也提到招生组会对高中不诚信行为予以惩罚，“我们那里的某个学校文科4个过了北大自主招，但是最后都去了清华，我那时候正好过去咨询情况，就听见招生组的人说要停他们3年保送推荐生名额。”

再者，招生组若发现异常情况会专门质询高中。X老师介绍说，他们省的情况是校荐一般都会比自荐优秀，若情况相反，招生组会打电话去追问。但是，X老师也特别补充道：“只要学校能够自圆其说，就会让过，学校有充足的理由就会放行。因为权重比例是高中自己调的，所以高中要想让什么人上是有办法的，但是要能自圆其说。”

据了解，重点高中在校荐名额满的情况下，如果还有好学生的话，有时候老师也会直接推荐，直接和招生组联系推荐，不过北大就算追加名额也是自荐名额。可见，的确存在所谓的“有效自荐名额”，所以才会有被访学生说他们学校会保证自荐生进入到笔试环节。同时，招生组也会向招办争取更多的初审通过指标，“地方招生组先来初审，然后再写份名单给招办。比如原来给180个，我们会争取到190个。选出的一般都会比规定的要多，基本招办那边也都会通过。我们尽可能多争取一些。”

可见，无论地方招生组是默认高中某些行为的存在而加大自己对自荐生的审核力度，还是采用以“自圆其说”为标准的模糊监督，抑或是为重点中学准备好了有效自荐的机会，都是地方招生组在这场初选博弈中的协调处理方案，而一旦高中推荐的学生顺利过了地方的初审关卡，招生组实际上便为高中的灵活操作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地方招生组在事实上与高中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谋。

4. 进一步的分析

地方招生组一方面要检查和监督高中推荐来的候选人，另一方面又深谙各种潜规则并想尽量赋予这些行为合法性，那么地方招生组为什么要置己于这样尴尬的处境之中呢？为什么要和高中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谋呢？这种共谋的实现的制度环境又是怎样的呢？其合法性基础要如何获得？

地方招生组的双重角色：地方招生组之所以会陷入两难的处境，其实是缘于招生组的双重角色。而这种双重角色的形成与它的组织成员和机构自身属性有关：（1）组织人是带着社会关系进入组织的。招生组的办事人员很多都是原来当地重点高中考入北大的学生，当初找这种身份的人加入各省招生组，其实是考虑到利用非正式关系对动员同高中的学弟学妹们报考北大将更有利，但这也成为了共谋行为的基础，招生组人员肯定会带有母校情结，自己的高中老师打电话来索要推荐资格，多少要“手下留情”。并且，很多招生组组长自己就是来自当地的。所以，高中校友和招生监督者，两种身份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行为风格。（2）地方招生组这个机构虽然是隶属于北大招办的，但是一经加上了具体省份的抬头，就使得它的组织目标不再单一了。它不仅要为北大招到优秀的生源，还要为本省的考生争取利益，要充分顾及到本省的高考表现在全国的位置。招生组的X老师就说：“招生组的人在初审的时候会考虑选出来的学生笔试会不会过，因为那是跟全国竞争了，要放到全国去的，虽然招办不会检查自主招质量，只会以最后的高考录取额定计划，但是招生组自己会考虑这些。”这时，高中和地方招生组之间便成为了利益共同体，且为升学率所系。“北大”和“地方”，又加重了它的角色张力。地方招生组和高中就这样处于正式行政关系和非正式运作关系之间，造成了地方招生组与高中间的博弈与共谋并存。

共谋行为的制度环境：地方招生组和高中事实上的共谋的实现不仅仅是社会网络关系的助力，还是由于整个行为背后更大的制度环境，也就是作为委托方的北大招办的态度。（1）能动的校荐名额。不仅招生组可以向招办争取到更多的计划名额，高中自己也会通过“外交”手段向招办争取本校的推荐名额。招办工作人员说：“各高中的名额分配主要看它的生源情况，考入北大的学生的数量，但如果互动较密切的会照顾一点。”既然指标都是能动的，招生组的执行空间就也具有了能动性，对高中不合法行为的容忍度便大大提升。（2）招办更高的目标在于实现与高中的良性互动、获得最好的生源，而初审通过后，还要经过笔试的筛选，所以在初选时过于严格反而会损害与高中的关系。北大招生办并没有专门做数据分析来检查高中的推荐质量，只是依高考结果来确定下一年的指标，从没有专门考察过各高中的自主招通过率，说明招办并不是非要卡得很严格，并不打算建立起完备的监督机制。（3）北大未必会因为高中的非正式操作而有损失。正如被访的招生组组长说，清华不让复读生参加自主招，所以有的高中把复读生都推到北大来，而北大也基本都会收，但是北大分配名额是根据中学在省里的排名，所以其实特别好的中学自己也会去挖优秀的人，所以对北大而言并非就会有损失。这就为地方招生组和高中的共谋找了更合适的借口。

四、自主招考试及奖励

1. 总体概况

通过地方招生组的初选，就意味着该学生获得了参加北大自主招考试的资格。北大的考试总共有两轮，第一轮是笔试，第二轮是面试，需要根据笔试成绩确定进入面试的人选。最终则根据总成绩排队，确定当年通过自主招选拔的学生。

其中，笔试成绩和总成绩都是省内比较，和分配初选总名额一样，各省分数线的划定也是参照北大在各省的招生计划总量。但是在北大招生网的官方说明中，特别提到了对省份间比较的兼顾：“各省市通过的名额并非定数……例如对于当年笔试情况总体较好的省份，通过的人数也会相对较多。”被访的北大招办工作人员介绍了一个大概的全国参考数字：“按往年来说，每年约有4 000多人通过初选，大概近1 500人进入面试。”也就是说笔试淘汰率至少为40%。

北大自主招考试的总成绩计算方式在2009年的自主招生中经历过一次变革，虽然笔试总分500分和面试总分100分没有改变，但是由原来的笔试和面试成绩需要按80%和20%的比例调整再确定最终候选人（2007年以前面试比重更大），过渡到现在的笔试面试成绩直接加总得到最终成绩。招办工作人员称：“这种改革避免了比例调整使得考分失真。”

相比于清华、北大的自主招考试的成绩报告形式依旧是传统的简单的几个分数评价。而据媒体报道，参加清华自主招的考生得到的“考生评价报告”，不仅包含分数，还包含对这些分数的解释，以及对答题情况的分析、对考生学习情况的诊断。经过一定的程序，相关中学也可以获得“中学评价报告”（张琳，2009），使得自主招生真正发挥出诊断中学教育的作用。

2. 笔试

北大自主招笔试的科目包括，文科：语文、数学、英语、历史、政治；理科：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每科都是100分。考试时间为一天，上午考语数英，下午文科生考政史，理科生考理化；上午考试时间一般有3到3.5个小时，中午休息2到3个小时，下午考2个小时左右。每半天的考查科目的试卷是一并发下来且同时交卷的，由考生自己分配和安排各科答题时间。

考虑到越多人参与保密性越差，北大自主招的笔试题一般由招生办主任和某一个学科的出题人单线联系，并且出题专家不会与面试和初审专家队伍交叉，出题人每年会换，保证公平性。阅卷人则包括北大老师及研究生，在北大机房统一手改试卷。分为几个大组，之下设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改单独的一道题，流水线作业。由教授担任大组长，先抽查一定量的答卷，然后确定评判标准，再将阅卷思想传达给每个小组。据招办工作人员介绍：“今年13校联盟后，有9万多人报名，最终通过3万多人。以前5天改完笔试卷，现在11天改完，语文一个科就有将近100位阅卷人。”虽然是集团联合自主招笔试，但依旧是北大负责自主命题，不同于清华领头的7校联考，由第三方考试机构——教育部考试中心专门命题。

3. 面试

通过笔试的学生才有资格赴京面试。面试持续两天，每半天有3至4个小场，每半天的面试采用相同的10道题。除了2011年自主招和保送考试时间分开外，以往保送生和自主招学生在考试过程中是不做区分的，但校长推荐生则有单独的面试专场。哪个省在哪个时间段面试是看地域安排的，地理位置上偏远的地区面试场次较早，如广东、福建，一般排在第一天。

面试形式主要是学生与一组老师在规定的时间内就一定的话题进行讨论（北大招生网选拔流程详解，2009）。一位具有5年以上面试工作经历并且长期担任地方招生组组长的老教授介绍说：“开始的一两年是3位考官对1名学生，但是这样考生会比较紧张，不容易正常发挥，所以后来改为3位考官对5名学生。”所以现在的面试都是以5人小组为单位，同一小场中有近25个小组同时接受面试，一组面试一般只包括两个省份的学生，有文理科生小组的区分。对于一位面试老师来说，每天平均面7场，共要面试35人，但一般不会到满额。

面试首先进行1分钟自我介绍，然后每个人在10个备选题中抽一道主答题，大家同时开始思考，想好了就可以说，等5个人都就自己的题目发言完毕后，大家再开始就别人的题展开讨论，一般50分钟左右结束一组面试。校长推荐制考生虽然只有这一道门槛，但是面试时间强度并没有更强。被访的两位面试官都认为，面试时间强度够，完全可以看出来学生水平，“不在于说的长短，在于发言的内容。说的太多反而没风度，有的可能言之无物。”学生的顺序是来报名的第一天就抽好的，而面试评委小组则在每半天面试开始前的半小时由组长亲自抽考场，两天共抽四次签，防止提前打听和联系到面试考官。

被访的两位面试考官对现在北大的自主招面试题都有正面的评价。老教授说：“最早自主招面试题目都是和专业相关的，这几年逐渐过渡到人文社科方面的开放式的题，无论谁都有的说。”年轻的面试老师也认为：“现在的面试题没有纯粹的知识性的题目，都是文理综合的角度，并且争议性是足够的，越是争议性强，越能众说纷纭。”其实，北大在设计和筛选面试题目上是下过一番工夫的。十几位老师组成出题专家委员会，学科分布较全，招办每次提前给专家发邮件要求每位准备20道题目，并且不能和以往有类似或重复。之后在校外组织专家集体讨论，对题目进行筛选。“一般每个人出的题最后都只会被选上三四个，其余的都选不中。”

面试官的筛选与结构特点：开始几年自主招的面试队伍比较小，后来越来越大。据了解，组队的过程是：先从30多个招生组中挑20多个比较有经验的、年龄比较大的老师。然后招办再让各院系推荐几个面试专家。一般说来，各院系的党委书记和主管教学的老师是较早进入面试评委队伍的。面试评委团队的组建并非是先控制好各种比例配置，而是先广泛招人，比如需要80个人，之前至少要准备120人的专家队伍，因为面试的那几天可能有老师不在北京，不可能都来。所以要先广撒网，再根据结果做些调整。

被访的年轻面试老师描述了自己加入面试考官队伍的过程，“当时是想补充新鲜的人加入面试工作，所以老成员就在大会上宣传，但是由于老成员都是行政领导，所以也带有布置工作的味道。其实我从2000年大学改革争论开始，就对大学改革方向很感兴趣，既然觉得已有改革不是很有力度，那就不要空谈。想进来看看高中生的起点在哪里，现有中学教育在什么位置。所以就报名了。”

面试评委的筛选过程并没有采用考试手段，并不需要竞争，而且面试队伍比较固定，很少换人。其主要的筛选机制有两种：一种是自我淘汰。因为面试评委的工作强度大，又没有太多报酬，所以有的评委觉得没有意思第二年可能就不来了；还有一种是组长的非正式评估。面试的三人评委小组较为固定，每年的搭配基本都一样，设有一名组长。组长会对另外两人作出不是很正式的评估，只有被组长认为不适合做面试评委的才会被换掉。最可能成为面试考官的群体包括各院系的党委书记、负责教学工作的副主任，还有北大名师，如中文系的孔庆东教授等。

从最终的面试队伍来看，队伍的规模在76~100人间。文理比例是平衡的，男女性别比也符合学校教工的男女比例，但是在年龄结构上，老教师偏多，不太符合学校教工的现实状况。一位被访的面试老师说：“前两年的时候（2008年、2009年）只有两位年轻老师。其实老教师对有些社会议题可能不知道，比如‘山寨’，这就造成了一方面有的题目面试的人不太明白，另一方面被面试的人也可能会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跟老教师谈，不会把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整个面试队伍中，年轻老师非常少，可能的原因是报酬少以及抽不出两个整天。面试队伍还有一个结构性特点是越是热门专业，参与面试工作的老师反而少，一来因为那些专业的老师忙，二来可能是由于面试出场费低，讲一次课报酬不菲的热门专业的老师不会选择来这里。

“手松还是手紧”：每年正式上岗前，面试评委都接受过两次或更多次的培训，由招办主任、副教务长等权威老师给评委老师们讲面试规则、评分尺度和政策性的东西等。在面试队伍规模扩充、不断纳新的阶段，也就是自主招生面试开始的几年，培训者常常会用两小时把所有常规都讲一遍，包括自主招的意义、今年自主招的形势、今年自主招如何加分、考场规则纪律（包括手机不能响、不能随便见记者等）。但是近年开始，面试评委队伍相对固定下来了，总是这些人，所以后来就侧重讲当年的自主招形势，比如当年北大自主招的报名人数，其他高校的形势，北大初审、笔试、面试的通过率，被访老师表示，“这个比例一定要明确告之，我们才好把握评分尺度，手松还是手紧。大概告知盘子有多大，今年该偏松还是偏紧。这个不会影响到具体评判，但是会影响到相对评分。如果形势不好，为了保住优秀生源打高分就要较积极一点。”所以培训会的重要任务就在于要向评委老师发送“手松还是手紧”的信号。

评委小组风格的形成：面试评委小组是文理搭配的，文科组老师包括2文1理，理科组则是2理1文。组长一般是老教师，根据组的文理性质安排。参加过自主招面试的被访同学对自己所在组的面试情况的描述有不小的差异。有的表示当时教授在5个题目中选了几个来共同讨论；有的则说当时自己的组是每个题都要讨论的；甚至有的同学觉得自己的组当时完全是辩论的形式。“据说有的组聊得很热烈，我们组算气氛比较闷的。”“评委追问的很少，一般没追问什么。”除了学生小组自身成员的因素，评委小组各异的面试风格是导致学生有不同感受的主因。

其实组长是一个评委小组的权力中心，除了向考生介绍规则、控制面试进度以外，他还掌控着面试的主调。面试场的气氛主要看组长的行为风格，被访的老教授说：“评委发问较少，我们主要是观察。”而年轻的面试考官则表示：“我在的组追问得就挺厉害的，组长是历史学的一个老师……追问是我的强项，不过组长不问的话我也不好意思问。”可见，在三位考官之间也是存在微妙的互动的，组长的行为风格对组员的行动方式是有显著影响的。并且，三位老师不仅在两天的面试中搭配固定，他们更是多年的自主招面试的搭档，所以评委小组间的微妙互动在多年的磨合中必定会凝固成小组一贯的风格。

同情式评判：对不同特点的学生的评判，特别是来自城市和农村孩子的评判，面试官们会不自觉带上同情式的理解。据一位被访面试老师在“后台”的所见所闻，“评分老师若是中年以上的老师，看农村孩子时会比较有感受，因为自己可能就是农村走出来的；经院的老师可能会更欣赏职场风格的；理科出生的老师可能就会更看重考生思维的缜密，在后台聊天时可能就会和你解释为什么这个学生这么拘谨、眼神不敢面对考官。面试老师自己的背景经历是会投射到对考生的评判中去的，即使不加分，也不会因为不合适的行为减分。老师当然不会觉得自己的眼光加入了主观因素，反而会以为自己是更客观地看待了考生。”

对于试题和评判标准的城乡平衡和偏向，被访的老教授和年轻教授有着不同的观点。老教授认为确实该考虑到农村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此周校长有讲过：农村的孩子会打鱼、上树，城里的孩子不会，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这些呢？有的专家有时候会直接问考生是不是来自农村的，会有一定照顾。”年轻老师则认为现实根本达不到城乡偏向的需求，因为没有合适的供给，“你以为适合农村生活的考题难道就可以吗？现实是农村孩子中学就开始军营化管理，未必就知道更多的生活常识，同时也不知道国际的新闻；城里的孩子可以从网络传媒上了解到各种常识，甚至可以表达得更好，让他们说化肥、说转基因也可能头头是道。所以认为农村孩子更有农村生活的经验，只是人们自己的想象，没考虑到农村孩子封闭式训练的现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的确年龄偏大的考官会对农村考生抱以更多的同情式理解。

普遍的标准：三位教授各打各的分，最后取三位教授的平均分。北大明确规定，三位评委里只要有两位给了90分以上，则北大将无条件给予30分的鼓励，三位评委里只要有2位打不及格，60分以下，则无论笔试成绩多少，北大都不予加分。当评委打这两头的分数时，需要写明打分理由。招办工作人员介绍说，“每年会录入评委意见，看到不及格的学生多是由于逻辑混乱、思维混乱。每年都有这两种极端的情况，好的学生在气质、言谈举止上都受到称赞。”

面试考官自己总结的评判标准包括：一看考生仪表穿戴、言谈举止、基本礼貌，比如5个考生一组，是否只顾自己说不顾别人；再看语言表达是否比较流利，是否有开阔敏捷思路、创新思维、开放的视角、逻辑推理、小组领导能力等等，特别防止心理障碍。

被访的一位面试老师介绍了自己的评分习惯：“一年面试60~70个同学，无条件加分的不会超过十分之一，可能就三四个拿了95分。不及格的情况是不说话，有各种小动作，心智不是很健全，真的怕他入学后会因竞争诱发了不健康的心理；80~85分是平均分；冲到90分的是对问题本身的回答，具有深度；而90~95分则与老师个人喜好相关。本来面试不是重点考察知识，但是考生的积累超出了重点中学高中生的水平，反映了优良的‘家教’，就可能拿到95分。”

学生对志愿专业的执着热爱和擅长也会赢得面试官的好感。被访老师回忆多年的面试经历：“开始一分钟自我介绍的时候都有讲自己的专业志愿，所以老师会判断学生的性情是否适合这个专业；对于一些偏科的学生也会宽容，比如志愿专业是天体物理，通晓这方面的知识但其他方面显得稍弱。后来发现最后打到95分的都不是报热门专业的。”

4. 学生的考试成本

北大自主招笔试的地点一般在各省省会城市，面试则安排在北大校园内。

一位2007级四川成都自主招考生的全部考试成本包括笔试报名100元，面试报名200元，机票700元和500元左右，住宿一共200元。他说自己是周一接到通知，周五就起程来北京的。由于四川成都到北京的火车时间超过20个小时，所以就临时订了来回的飞机票，一结束面试，当天就赶飞机回去了，因为还要上下周一的课；一位2008级的非省会城市的辽宁女生在北大自主招考试上的开销项目包括去沈阳笔试的火车票、买正式的面试用的衣服、一家三口来回北京的火车票、在北京游玩和吃住的花费，“总共有好几千吧”；另一位2010级福建福州的学生也说：“当时是春节的前几天，各种票都很难买，我们是买的飞机票来的北京，我是和同学一起来的，他的父母都有来，我的爸爸也有来。”可见，学生赴京赶考的成本是整个自主招考试成本中占比重最大的部分。

所以，相对于城市学生对自主招考试的热情，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对自主招生的反应却异常“冷淡”。一位2007级的来自辽宁农村的北大学生表示：“考一次自主招需要多大的时间和精力啊，光是来回的车费和住宿费就是笔很大的负担，我们班当时都没人去关注这个事。”

北大招办也考虑到学生经济上的负担，所以表示接受困难学生的补助申请，但是招办工作人员表示至今他没有收到过考生的申请，“而且只能申请报销考试费。但是这需要在考试前就提申请，现在肯定不行了。”此外，北大每年会在新疆设立面试专场，2010年时还曾在云南设过面试场，派了一支面试老师队伍到昆明，花一天的时间对整个云南省的考生进行面试，不过仅试行了一年，今年就没有继续在云南设点。其实北大招办是很明白考生赴京面试的不易的，被访的学生都表示，“招办主任在每年的面试宣讲会上都有明确说道，哪个省在哪个时间段是看地域的，地理位置上偏远的地区场次早，如广东、福建，都安排得比较早，让我们早考完早走。”但是最终没有考虑在偏远的地区设点不仅仅是因为北大组织成本问题，还是由于招办想把省际比较加入到自主招考查中去。“把考生汇集到北大进行面试，有利于让不同地区的考生在同一环境下交流沟通，从而使北大的老师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对比、评价（北大招生网选拔流程详解，2009）。”被访的面试考官也确实感受到了各地区中学教育水平的差异，“北京、上海、天津的学生总体比内陆强很多，而且越是内陆地区文理差距就越大，就是说内陆的文科生可能会讲一点，水平和京津沪理科生相当，而内陆的理科生一点都讲不出来。”其实，自主招面试对中学教育的诊断功能是完全可被开发和利用的，不过北大目前只是看重面试的筛选功能。

5. 北大的奖励

北大历年的自主招生简章中对北大给予的加分优惠介绍得比较模糊，完全没有提及优惠细节，基本看不出什么变化，但通过对招办工作人员的访谈，笔者发现其实北大从2004到2011年对自主招的奖励办法是处在不断微调中的。

2004年，北大在当年的自主招生简章中明确说明，“自主招生对象可以在我校当地录取线下20分以内录取；对综合素质特别优秀和极具才能者，经北京大学招生工作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适当放宽录取标准。”

2007年，北大给予通过自主招的学生20~30分的优惠，但是具体加多少分要到高考的时候才最终确定，并且在选专业时都有10分的优惠，对于通过自主招生选拔的保送生给予直接保送的机会。

2008年，北大对通过自主招的学生的优惠不变，但对于参加面试但最终总分落选的考生也给予5分的投档优惠，但选专业的时候按原始分计算。

2009年，20分和30分的投档优惠在高考前就确定了，共有三种奖励方案，提前报志愿的省份全部加30分，出分填志愿的省份90%加20分、10%加30分，估分填志愿的省份90%加30分、10%加20分。

2010年，北大、港大和北航实行三校联考，笔试成绩共享，但对于有笔试资格且分数线过了北大笔试分数线，而没有通过北大初审或没有报北大的学生，允许面试再报北大。校长推荐生直接进入面试，通过者获得30分的投档加分。此外，按新规定投档用了优惠分的考生，选专业时不能再享用10分专业优惠。

2011年，北大开始实行13校联考，规定没有通过北大初审或没有报北大的学生即使笔试成绩再高也不可以报北大面试，并且北大自主招生和保送生的考试首次分开进行，保送考试落败的保送生可以参加随后举行的自主招生考试，无需面试，最终笔试前10%的可以保送，后面的获得加分（其中前50%的加30分，后面的加20分）。

可见，北大建构的自主招奖励体系是向着两个方向调整的：第一，广度上，惠及更多参加北大自主招的考生。2008年后，只要考生获得了赴京面试的资格就有了5分的投档优惠；第二，深度上，优惠投放更有针对性，保证有效性。2009年根据各省高考政策对20分和30分的投档优惠的比例划定作了明确规定。并且2007年开始加入对专业选择的优惠，保证通过自主招选拔的考生能顺利选上自己理想的专业。如果把整个自主招看作是一次考生与高校间的交换，便能更理解北大自主招奖励体系的调整脉络：加大制度激励的力度，拿出更丰厚的资源用于交换，在自主招生市场上，特别是在与同等地位高校的自主招生竞赛中，吸引尽可能多的优秀生源。

此外，通过北大自主招选拔的学生还会得到地方招生组的非正式奖励。某省招生组工作人员表示：“对自主招的学生会特别关怀一下，北大学长学姐会长期联系和沟通，真的很关注很照顾。不会因为说高考分数差就把坏的专业丢给他们，会尽力为他们争取好的专业。”并且，这种“保护北大亲自挑选的学生”的思想已经成为了该省的招生组文化，其招生组组长在招生工作会议上就曾公开说，“他们是经过北大自己选拔上来的人，按北大标准选上的，都是好学生，不能亏待。”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北京大学自主招生选拔机制为研究对象。其中，对于初选机制的研究既反映了国内一线高校的自主招生选拔现状，也展示了中国教育中生动存在的一些现象；对于北大自主招面试考官队伍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接近参与精英选拔工作的群体，更了解这场选拔的评判过程；对于北大自主招生奖励办法的分析，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名牌大学在自主招生市场上吸引考生的策略。

本文的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高中在选拔北大自主招初审候选人时常常会有一些策略性的操作：（1）出于升学率考虑而选“次优”不选“最优”，为本校赢得了较原来硬性指标更多的自主招生有效推荐名额；（2）学校把北大自主招生资格作为了吸引和挽留优秀复读生的筹码，这样的高中通过这种分配策略把复读经济经营得十分兴盛，既以北大自主招资格招揽高分落榜的考生，又通过护送更多的复读生考入北大而赢得好的口碑，吸引更多、更好的复读生源；（3）在那些刚刚获得北大自主招校荐名额的小地方的重点高中，自主招生确实产生了权力寻租。这时，对自主招校荐资格的争夺已经不仅仅是学生之间的博弈，更是其所携带的全部社会关系间的博弈；（4）靠同属教育口的强关系获得校荐资格的现象普遍出现在各种层次的中学里，上至省级重点高中，下至地方重点中学。自主招的校荐名额成为了教育系统的福利；（5）大多数高中对北大清华自主招生的名额配置都自有一套平衡的办法，力求做到“北大清华两边不得罪”；（6）高中为自己选出的学生制作新排名以应对北清两校的压力，同时也是为了掩盖那些并非“名正言顺”的筛选结果，以便校方在面对招生组质询时能够自圆其说。

2. 本文采用委托–监督–代理的关系模式来分析北大自主招生初选的三级运作机制，发现地方招生组在事实上与高中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谋。地方招生组默认高中某些行为的存在而进行模糊监督，并且在这场初选博弈中采用了许多协调方案。地方招生组之所以会陷入两难的处境，其实是缘于招生组的双重角色。招生组的办事人员很多都是原来当地重点高中考入北大的学生，这成为了共谋行为的基础；并且地方招生组目标不仅在于为北大招到优秀的生源，还在于尽力提升本省高考在全国的位置。这种共谋的实现的制度环境是：北大校荐名额具有商量的余地；招办希望与高中保持良性互动；北大未必会因为高中的非正式操作而遭受损失。

3. 关于面试专家队伍：面试评委的筛选过程并没有采用考试手段，不需要竞争，而且面试队伍比较固定，很少换人。主要的筛选机制有两种：一种是自我淘汰。有的评委觉得没有意思第二年可能就不来了。还有一种是组长的非正式评估。最可能成为面试考官的群体包括各院系的党委书记、负责教学工作的副主任，还有教学名师。面试队伍的规模在76~100人间。文理比例、男女性别比符合学校现实状况，但在年龄结构上，老教师偏多，并且越是热门专业，参与面试工作的老师越少。

4. 关于面试官的评判：每年面试官培训会的重要任务就在于要向评委老师发送“手松还是手紧”的信号；而一个评委小组中，组长的行为风格对组员的行动方式具有显著影响，评委小组间的微妙互动在多年的磨合中会凝固成小组一贯的风格，进而决定了一个面试场的气氛；对不同特点的学生的评判，特别是来自城市和农村孩子的评判，面试官们会不自觉地带上同情式的理解，面试老师会将自己的背景经历投射到对考生的评判中去。

5. 纵观北大自主招奖励体系的调整脉络，其实际目的在于加大制度激励的力度，拿出更丰厚的资源用于交换，在自主招生市场上，特别是在与同等地位高校的自主招生竞赛中，吸引尽可能多的优秀生源。

[92]　这里“合理”加引号，是因为文科生上北大，理科生上清华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

[93]　北大社会学系2010级硕士于洪妍，《透视自主之路》，批判的教育社会学2010年课程作业。

透视自主招生之路

于洪妍 （北京大学2010级社会学系硕士生）

自主招生政策始于2003年，至2010年，拥有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数目已由最初的北大、清华等22所试点高校增至87所。学生希望通过自主招生“绕河过桥”或者给自己加一道“双保险”，高校希望借自主招生广揽贤才。自主招生已经成为我国人才选拔机制中除高考之外的最重要机制之一，受到社会、大学、高中、学生及家长的广泛关注。本文对自2003年起便一直负责北京大学在浙江省的自主招生工作的于老师，大连市××高中资深班主任白老师，以及北京大学两名学生小李（2009级本科生）和小陈（2006级本科生）进行了访谈，希望了解各大高校，尤其是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并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政策

于老师自2003年北京大学自主招生政策执行之初，就参与北京大学在浙江省的招生工作，至今已有8年，有着丰富的自主招生工作经验。她首先向我介绍了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政策。所谓自主招生，按照于老师的说法，就是在国家教委统一领导下，部属高校有自主招生的权利。也就是说在高考之前先期选拔学生的一种方法，一般是各个高校自主命题，自主选拔学生。北京大学选拔自主招生候选人的原则是“以中学推荐为主，个人自荐为辅”，报名时间在每年的12月份。一般来说，中学推荐的学生可以直接通过初审，参加笔试；而本人自荐的学生则要经过专家组的审核，审核通过才有机会参加笔试。而事实上，通过自荐方式报名的学生通过审核的机会是很小的，所以，中学推荐在确定自主招生候选人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因素。通过初审的学生可以参加笔试，文科学生的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和历史，理科学生则将政治和历史替换为物理和化学。笔试通过的学生再参加一轮由北大专家委员会的部分老师组成评审组的面试。经过初审、笔试和面试，最终确定入选考生。这些考生在高考录取时将享受北京大学在当地录取线下降5~30分录取的优惠政策，一般为20分；对于高考投档成绩达到北京大学当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可在专业录取时享受降10分的优惠政策。2003年，教育部规定，高校自主招生人数不能超过该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但是各高校自主招生的人数比例都逐年增加，时至今日，北京大学自主招生录取学生的比例已经占到了招生总计划的20%左右。每年有上万学生报名参加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这项政策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受到社会、中学、学生及家长的高度关注。

二、自主招生过程中高校与中学的互动

自主招生虽然是以学生个人名义报名，但这个过程却又是高校与中学互动的重要过程，通过访谈，笔者将自主招生过程中高校与中学的互动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1. 中学推荐名额的配置

中学可以向高校推荐学生参加自主招生考试，校荐学生都可以获得考试资格，但是，以北京大学为例，高校分配给各中学的推荐名额却是有限的，一般来说，仅有省重点中学才有校荐名额，北大会根据该中学历年考入本高校的学生人数及在该省市的招生计划进行配置。但是，这个配置并不是严格量化的，对于任何一所中学而言，其可以获得的北京大学自主招生推荐名额都事实上存在着可操作空间。向高校争取更多的资源，既基于中学的教学实力，也与中学领导层的“外交”能力密切相关。据白老师叙述，“梁校长（大连××高中的前任校长）在任的时候，每年大概10月、11月的时候都会往北京跑几趟，去清华去北大，最后都能多争取些名额回来，自主招生和保送生的名额，学校是很重视这个的。”北大在辽宁省全省的招生计划只有文科30余人，理科30余人，医学部30余人，大连市每年通过高考（含自主招生加分）进入北大的学生约为二三十人，那么，对于××高中这样一所在大连市数一数二的学校而言，每一个自主招生推荐名额自然也都弥足珍贵。中学如果可以成功向高校争取到更多的推荐名额，既是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也为本校在所属省市的高考战役中取得胜利加重了砝码。

但是，如果某中学有学生通过了某高校自主招生的考核而被预录取后，因高考成绩优秀“另攀高枝”，这种不诚信行为，便将影响到学生所在中学与这所高校的关系，这所高校会在下一年度减少甚至取消该中学的推荐名额。但是中学并不对所有高校一视同仁，遇到类似情况，中学通常会以学校为中心权衡利弊，来对学生的报考提供指导，而并不真正考虑其中的诚信因素。北京大学2006级的小陈是文科生，高三时成绩大概在年级前十名，小陈原本已经考取了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但是高考中发挥不错，根据估分成绩可以报考北大，小陈与校领导商讨报考事宜，校领导果断表示建议她报北大，不必担心对学校的影响，由于与南京大学签署了诚信合同，南大也给小陈打过电话，她都没有接，所以还是有些犹豫的，但是校领导告诉她不必担心，可以报北大，南大的电话可以不接，并且叮嘱她“千万不能告诉对方你的考号”。小陈认为校方之所以会这样决定，是因为北方地区并不是很认南京大学，学校与南大的关系原来也不是很密切，如果换成人大的话，自己想要改报别的学校就一定会遭到学校的反对。自主招生也是高校争夺优秀生源的先期战役，从这个角度来说，推荐名额的配置并不对中学的推荐及指导报考行为构成完全的制约，这个互动过程并不只是中学对高校的“谄媚”，也是对高校实力及其与中学关系的考验。就像于老师所说，“自主招生这里面也要考虑很多因素，要不然没弄好他（中学）把好学生都推荐给清华了，都让往清华考，那肯定也不行。”

由此我认为，在自主招生的过程中，虽然中学希望可以从高校处获得更多的自主招生推荐名额，高校也可以通过名额的配置制约高中的行为，但是这种权力关系也并不是单向的，中学对高校并不全然是低态的谄媚，而是存在着能动的行为空间。

2.中学对学生的推荐

在自主招生的报名中，中学推荐的学生可以直接获得参加笔试的资格，而本人自荐的学生通过初审的比例极低，并且，据于老师介绍，这些年来，随着报考人数的猛增，初审专家组有时甚至对学生自荐的报名表“看都不看，直接刷掉”。因此，中学推荐基本上成了学生换得自主招生入场券的先决条件，也是自主招生能够有效进行的基础。一直以来，中学对学生的推荐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其中涉及的公平问题的讨论与争论从未中断。名额是有限的，中学推荐谁，为什么推荐，到底公不公平？在我的访谈中，高校老师、中学老师以及学生也都从自己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

小李是通过自主招生来到北大的2009级学生，她的自主招生经历比较简单。“（2008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学校就说有自主招生这回事，然后叫我们这些学习比较好的，一般年级排名比较靠前的也参加过竞赛的这些人，做一些准备，然后，（学校）根据每个班平时考试的情况，给每个班分配不同数量的名额，主要是按照每个班的年级前50名（占前50名的比例）来分名额，然后先是班主任从班里选拔，之后再根据竞赛的情况，以及高一到高三所有大考的排名情况，学校再进行选拔。选上以后的就是投材料，当时就说只要是被学校推荐了，肯定就可以过（初审）。”小李说，班级和学校的选拔是没有考试的，学校讲的规则就是按照大考排名和竞赛成绩来选拔，至于具体的过程，她是不清楚的。学校一共有46名北大和清华的自主招生推荐名额，最后推荐的学生中基本上都是年级前50名的，个别一两个不是的，就是竞赛特别强的。小李说所谓的“年级前50名”也谈不上有非常量化和严格的界定，而是“（年级前50名）就是综合来看吧，就像有些人可能基本上每次都是前50名，那他就是，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只进过一两次（前50名），这种人肯定就不算了。”总体来说，小李认为自己学校对推荐名额的使用是基本公平的。

相比于小李，小陈参与自主招生的经历则没有那么顺利。2005年末，小陈高三的时候，北大只给了学校里一个文科自主招生的推荐名额，学校给了成绩最好、基本每次都考第一的一个同学，当时学校还有六七个人大的推荐名额，但是也没有给小陈，她自荐投了材料，但是没有通过人大的初审，最后考取了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小陈所在的中学没有明确的自主招生推荐原则，对于学校对推荐名额的分配，小陈认为，“肯定谈不上绝对的公平，但是也不能就说有多不公平”，因为“考北大自主招生的那个同学，每次考试基本上都是第一，偶尔考个第二，而且能跟他争第一的那个人是个复读生，没有（参加自主招生的）资格，那肯定给他了呗。推荐人大的那几个人，都是家长和校长关系不错的，像我们家平时就跟学校没什么沟通，反正最后就推荐他们去了，也没有什么公开的程序，最后就这么定了。但是因为我们当时除了第一第二名比较稳定之外，同学们的成绩排名波动都特别大，每次考试都不完全一样，很难就说谁是第几，但是像这几个同学的话，平时成绩也都是很好的，所以虽然没有严格的公平吧，但是其实我也都没觉得不公平，毕竟人家成绩也都是很好的，最后也都考上了。”

于老师认为中学的推荐中存在着问题，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有关系的人推荐进来，但是这种情况也是很少的。因为高校自主招生的目的是“真正能挑上最好的同学”，所以会在中学推荐的问题上对中学进行指导、监督和制约。首先，北大的自主招生工作组每年都会到各个重点中学进行自主招生宣传，与当地的中学进行充分的沟通，督促中学“一定要公平、公正、公开地进行推荐，对于被推荐的同学要张榜公布”，这样就可以“让地方督促中学”。其次，按于老师的说法，北大的自主招生考试特别难，“你（中学）不把最好的同学推荐上来，他来了也考不上，那这等于说我们给了你这次机会，你却把这名额浪费了”，“如果说那个学校老老实实推荐，把真正好的同学推荐上来了，那些同学也不会浪费名额”。最后，高校对推荐名额的配置是建立在对有推荐资格学校的信任的基础上的，如果高校发现某所中学在推荐中出现问题，就会认为这所中学没有诚信，第二年就不会再给它校荐名额，也会对自荐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于老师认为，在中学推荐问题上，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总体而言，“大学有能力制约中学”，“让它把最好的学生推荐上来”，“一般都是那些成绩好、或者参加竞赛的学生”。

白老师的观点与于老师类似之处，她认为自己高中在推荐自主招生的问题上基本上是公平的，因为“这个是牵涉到学校整体利益的事情，要是推荐那些成绩不行的去，去了他也考不上，等于是在浪费学校的名额。除非你这个学生是在大学那边有关系，保证你能考上这个加分，但是要是这样的话他不用学校推荐也能去考了。”并且，她进一步指出，“去（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这些同学，过去了就是代表学校的，人家要是一看你这个学校来的同学怎么这么差劲，人家以后就不给你这么多名额了，因为他就觉得你学校的学生不行啊。要是去的学生表现好，人家大学就愿意再多给你名额让你的学生去。这都是一代影响一代的。”在实际的操作上，“每年北大清华就那么几个名额，肯定都是给那几个最好的学生，下一个层次的学校，名额相对多点，我们学校学习好的学生也多，这个最后推荐谁去，都是校长亲自定，我们班主任不参与，那些好学生里他比较熟悉谁，谁的家长跟他来往比较多，肯定多少有点关系的。”可见，在推荐问题上，学校（校长）有自己的分寸，绝对不会“因小失大”。

综合以上访谈，笔者认为在中学推荐问题上，虽然存在着社会舆论中所指的“拉关系”、“走后门”的问题，但是类似的情况并不多。由于高校对中学的有效制约，中学出于对自身整体利益的考虑，一般都会把校荐名额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学生，而不是那些有关系但是不符合推荐条件的学生，基本上做到了“公平推荐”。但是，在具体的推荐执行中，中学一般是以学生的大考成绩和竞赛成绩为衡量标准，而没有严格的考核机制，也就无法通过程度公平来保证结果的绝对公平。

3.以学生为本的沟通

中学与高校可以通过良好的沟通，为参加自主招生的学生提供最大的便利。于老师讲到这样一个例子，在北大最初实施自主招生的过程中，所有考试环节全部都在北京举行，有的学生从很远的地方来，需要家长陪同，有的学校需要老师带队，学生和老师要耽误课，家长要耽误上班时间，还要花钱吃住，所以家长提意见，中学也提意见，这些意见就由招生组的老师转达给学校，经过各方努力，大概于2007年起，北大将自主招生笔试的考点分布于各省省会城市，使各地学生参加自主招生的成本大大降低。于老师认为，在自主招生的过程中，高校与中学都要为学生考虑，两者的沟通互动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4. 自主招生与学生负担

对于自主招生是否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使其在备战高考的同时还要备战自主招生考试的问题上，4个被访人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认为参加自主招生并没有成为学生的负担。

白老师、小李、小陈各自所在的3所学校的自主招生培训过程基本是相同的，都是在学生已经确定获得笔试资格后，进行为期两周左右，每周一共约6节课的培训时间，主要针对语文和英语，讲讲以前的试题，在白老师的学校，语文老师还会帮考北大的同学准备一些文学常识、生僻字读音等题库，但并不对学生的掌握程度做要求。这些培训也主要是针对北大自主招生考试的，学校也并不要求报考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参加，而是以学生自愿为主。

于老师说，“（参加自主招生考试）不用准备，因为考的是你的综合素质，主要是看学生平时的积累，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北大也不想加重学生的负担。”其他3个人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小陈说，“我们学校（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同学其实都没怎么特别准备，像北大这种，范围太广了，出题太活了，我们老师都说，没法准备，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今年能出什么样的题。而像其他一些学校，比如南大，基本上是跟高考一个路子的，那就正常复习呗，也没必要特别准备了。”

总之，要么“没法准备”，要么“不必准备”，使被访人均认为参加自主招生考试不会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

5. 自主招生与地区教育公平问题

对于自主招生与地区教育之间的关系，于老师和白老师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于老师认为，自主招生有助于衡量出教育水平的地区差异，有助于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实施提供依据。她认为，高考时全国各省自治区的考卷是不同的，因而对地区间教育水平的差异没有显示度，但是自主招生是大学自主命题，在各省自治区选拔学生的时候考卷是相同的，通过学生的考试成绩，就能看出各个地方的教育发展水平是不同的，哪些地方的学生应该加强哪个科目，因而对衡量教育水平的地区差异有非常好的显示度，可以为国家教育政策的施行提供切实的支持。

白老师则认为，自主招生可能加剧教育不公平问题。首先，只有省级重点中学才有高校自主招生的校荐名额，这使得取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往往是大城市中的优秀学生，而那些小城市或者偏远地区非重点中学的学生若想参加自主招生，只能通过自荐的形势，其成功率是很低的。其次，在北大的笔试尤其是语文试卷中，常会有些“稀奇”的题目，考察学生的知识积累，那些出身于拥有较高文化资本家庭的学生自然会比那些家庭文化资本较匮乏的学生要占有优势。最后，面试考察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题目往往也很具有时效性，这种题目本质上更有利于资讯发达地区的学生。同时，城市学生因为“见多识广”，往往能在面试中有良好的发挥，而那些“没见过大世面”的欠发达地区学生则更容易紧张和不适应而表达欠佳，甚至，有些学生可能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显得木讷，面试老师自然不太喜欢。由此，对于教育水平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而言，自主招生似乎使得他们在高考前就先输了一筹，减少了他们的入学机会，从此可能导致地区性教育不公平的情况加剧。

应该说，于老师和白老师关注的是自主招生在教育公平问题上的不同层面，她们的观点都是有道理的，也都是在自主招生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该被关注的。

6. 校长实名推荐制

北京大学从2009年开始推行的“校长实名推荐制”自主招生机制，一直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且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笔者也就这个问题询问了几个被访人的看法。

于老师从事自主招生工作近10年，一直认为笔试环节按成绩筛选，要求学生各门功课都比较均衡，可能会使一些有特质但是严重偏科的学生落选，是有待改进的。而“校长实名推荐制”正是学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使那些有特质的同学可以不参加笔试，直接进入面试，如果通过面试就可以在高考录取时获得30分加分，入学机会大大增加。所以，于老师认为“这件事（校长实名推荐）是一个能够把有特质的同学、真正优秀的人推荐上来的一个途径，应该不错。”

另外3个被访人则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这个政策执行情况的担忧。什么是“特质”，很难定义，而北大在提出这项政策时也没有给中学明确推荐标准，社会在舆论上又频频质疑中学校长推荐时的公平问题，难免使中学校长在行使这项权利时畏首畏尾，最后还是推荐了那些成绩拔尖的学生，而不是所谓的“偏才”、“怪才”，这于学校利益无损，对校长自己又是最“安全”的。据白老师介绍，××高中这两年校长推荐去北大面试的同学就都是成绩数一数二的。据笔者通过其他途径了解，这种中学校长按成绩推荐学生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若如此，“校长推荐制”也就名存实亡了。

三、总结

最后，笔者想以归纳自主招生所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的方式，对本次调查进行简要总结。

1.自主招生的作用

首先，自主招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作为高考的补充，即使高校在选拔适合本校的人才时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又为综合素质突出的优秀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入学机会，降低了他们高考失误的风险，减轻了高考压力。

其次，自主招生加强了高校与中学、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与联系。自主招生工作组的老师每年都会到各省与中学接触，中学、学生以及家长可以将有关的教育问题反映给招生组的老师，这些老师马上就可以将这些问题反馈给学校，学校又可以迅速反馈给国家教委，这就相当于建立了一个畅通的上下沟通的机制，可以将基层的问题迅速反映至决策层。

第三，自主招生可以作为地区教育水平差异的显示器，为国家教育政策的推行提供依据。

2.自主招生存在的问题

首先，中学对自主招生学生的推荐虽基本公平，但依然有“走后门”的行为存在，更重要的是，在校荐名额在众多成绩优秀的学生中分配时，由于缺乏严格的程序和明确的规则，很难保证结果的完全公平。另外，部分中学在自主招生中还存在着重理轻文的现象。

其次，参加自主招生可能会对学生的考前心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成绩优秀但没有获得校荐名额，或参加了自主招生考试但最终没有通过，都可能影响学生的复习情绪。另外，还可能有部分学生因为获得了加分条件而放松了备考，最终影响高考成绩。

第三，自主招生有可能加剧地区教育不公平的状况，使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丧失更多的入学机会。

第四，如何提高“偏才”、“怪才”被选拔的机会，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五，由于成本、资源等因素，各高校普遍缺少对通过自主招生进入高校的学生入学后学习及生活情况进行跟踪或评估的机制，若能建立起类似的机制，笔者认为可以起到对自主招生选拔政策进行评估而反馈的作用。

奥数行业中的北大人

杨博雅 （北京大学2008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研究目的、背景和方法

近些年对于小学奥数的讨论轰轰烈烈，批判的意味很强。作为奥数的亲历者和小学奥数培训机构的“局内人”，这些评论在笔者看来总有些隔靴搔痒的意味，而且笔者并没有看到对于奥数老师的讨论。

事实上小学奥数老师，进而延伸到商业培训机构的老师，已经和传统学校的教师有很大不同。商业培训机构所在的场域也不同于传统学校教育的场域。笔者希望通过对于具有北大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数院）背景的这类小学奥数老师行业融入的调查，展现出商业培训机构老师如何产生，从而为后续对比研究奠定基础。也希望能从“老师”的视角，为小学奥数的讨论带来新的维度，而这种经验性的研究往往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此研究基于笔者两年多以来在北京各个教育培训机构教授小学奥数课程的经验，和其他奥数老师以及相关人员的沟通交流，和对于3位具有北大数院背景的小学奥数老师的深度访谈构成。笔者的思路是通过对3位老师的访谈的比较，结合笔者所了解到的背景资料，找出这类老师行业融入的共同点，进行分析和解释，并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些规律来。

局内人的身份给了笔者和相关人员沟通的平台，也能对访谈对象在圈子内的基本情况更加清楚。至于笔者本身，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三，有过9年对于奥数的系统学习，并通过数学竞赛保送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94]。以上为研究方法和背景。

二、融入奥数行的北大人

笔者对刘洋、林山、老坚[95]3位老师进行了访谈。他们的基本情况是：

刘洋：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6级本，大学期间开始教授小学奥数。在大学毕业之后即专门从事奥数教育，兼顾家教（准确的说法是“一对一”教学）和班级教学。是“专职的兼职老师”——在多家教育机构做兼职老师，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机构。但其中一个机构是刘老师主要的活动场所。

林山：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3级本、2007级硕。自2003年开始从事家教，2006年开始从事小学奥数班级课程的教学活动。活跃于数家奥数培训机构，现在一家高速发展的教育培训机构转型做初中课程任课老师兼机构管理人员。

老坚：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4级本，后转入北大某文科院系。从2004年开始在北京从事小学奥数教育，2008年毕业后联系投资在北京自创教育培训品牌，并是太原某教育集团创始人之一。现仍然参与教学，不过已经减少讲课数量，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管理工作。

笔者清楚地了解，奥数老师这个行业中，存在着不同背景的老师。有的老师出自于师范学校，有的是传统学校老师兼职，也有很多本身背景和数学或者教育根本无关、只是因为经济利益、兴趣、自身发展而进入行业的老师。

之所以对于北大数院的从业人员产生兴趣，是因为，根据笔者的观察，数院是唯一能够成规模、成体系地往奥数行业输送人才的地方，数院的很多人才在奥数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行业发展的初期，1996级的一帮北大数院的师兄们就开始在行业中闯荡，现在他们已经占据了行业高端的地位，在仁华、巨人、宽高等各培训机构担任数学总监或者其他相应的高层职务。

笔者和3位受访对象都有着北大数院的教育背景。3位受访者，都已经融入了行业当中，并且目前都成为了全职的从业人员。而笔者在行业中融入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志趣和时间原因，逐渐淡出了行业。

从最初进入方式来看，3位受访对象各不相同。刘洋是在一次数院班长会议时和前来进行宣讲的一位师兄（现已是行业巨头）取得了最初联系，但他是在老坚的作用之下才开始真正进入行业的。林山从2003年开始做家教，在2006年转型为做班级课程的奥数培训。老坚在2004年刚进入学校时就主动联系培训机构，希望能够教授课程。实际上在其上大学之前，在家乡就已经开始教授一些数学课程了。而对于笔者来说，在高中有过教授奥数课程的经验，在大学一位校外旁听人员（他同时是某奥数机构老师）的介绍下，在大二第一次进入小学奥数培训的圈子当中。在经过了最初的探索之后，4人都开始逐渐参与了多家奥数培训机构的教学工作，进而逐渐融入了奥数培训行业中去。

在外在因素和个人内在推力的综合影响之下，我们4人乃至北大数院很多同学得以融入到奥数培训行业。笔者认为，数院同学能够顺利融入这个行业有3个关键的外在因素。

首先，对于数院的同学来说（也包括北大一些其他院系的同学），往往在中小学的时候有过数学竞赛的背景，而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们本身就具有数学竞赛的优秀素质。小学奥数往往有一些思维上的小花招，对于这些，他们基本也能够见招拆招。

奥数的思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就的，需要老师本身有很长时间的积累。对于小学奥数，实际上需要的知识不是很多，更多的是一种思维的训练。所以媒体叫嚣的：小学奥数题大学生都做不出来，或者教授都做不出来，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虽然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小学生有着更多的知识，但不表示对于一个特定的问题他脑瓜比小学生转得快，特别是这个小学生已经接受过一些特定思维的训练的话。很多老师虽然能够讲授知识，但是思维的力量会弱一些。对于较为基础的课程他们还能胜任，但对于最考验功底的奥数尖子生的培训（特别是五、六年级），他们就力不从心了。而在这个区域数院的同学们当仁不让，占据了行业中最核心的尖子生的培训市场。对于笔者以及笔者访谈的这3位数院的师兄来讲，对于小学奥数基本不太存在解题技术层面的问题，而这一点对于其他背景的从业人员，还是比较难达到的。

从此，笔者希望做一下引申。现在之所以小学奥数在北京等一些地区十分火爆，是因为往往它会成为小学升入中学的选拔方式。笔者认为这是有着合理性的。因为奥数是非常能够锻炼人的思维的。我们说奥数的选拔可能会遗漏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是无疑，通过奥数选拔到的优秀初中学生，往往本身都是比较聪明的孩子。而这也正是初中希望选拔到的人才。他们并不一定看中在英语或者语文上具有多少知识的同学，只要选拔上来的同学比较聪明，通过长时间的优质的教育这些知识水平都是能够提高的。而数学往往还是需要天生的一些聪明的因素的，勤学苦练固然能够提高一定的考试成绩，但是我们看数学考试成绩最高的那些同学，往往并不是最用功的，而是比较聪明的。这在北大数院也能够证明，很多成绩优秀的同学往往学习时间并不是很多。对于中考、高考来说，往往起到决定性因素的是数学的成绩。于是中学有通过奥数选拔人才的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数学导向之下，本身就是数学优胜者的北大数院同学从事奥数培训行业有着自然的优势。

其次，除了解题基础层面的原因，社会关系网络也影响着行业融入。根据刘洋的叙述，在他经历的行业内的社会交往来讲，存在着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以北大特别是数院同学为核心，也有这些同学介绍过来的其他人。不过经圈内人介绍过来的人除了北大的同学、在进入行业之前就熟识的（比如高中同学），而行业中其他从业人员是完全进入不到这个小圈子当中的。刘洋介绍，在他所接触的行业内的社会关系来讲，这个圈子的人是相互比较熟悉的。他和其他的行业内相关人员基本都是一对一的单线联系，没有形成其他的社会关系网络。

这个圈子以老坚为核心人物，经常在假期等各种节日的时候在老坚家举行各种活动，比如草坪烧烤、看电影等等，甚至在紧张的暑假课程结束之后，大家会集体到外地旅行放松。刘洋在访谈中提到，在上完周末的课程之后，在周日的晚上，一些人会聚集在老坚的家中打牌（指打麻将）。

这个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其中成员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笔者以及受访的3位师兄，他们都有过在多家培训机构同时兼职的经历。除了大家各自进入第一家机构的方式不同之外，之后进入新的培训机构，基本上都是靠着私人的关系网络，而并没有经历正规的求职程序[96]。刘洋和林山都提到，他们在不同的机构讲课，往往是通过圈子中朋友介绍、或者替临时有事的朋友代课而建立起最初的联系，再逐渐发展起来的。对于不同机构的信息也能够在圈中进行传递。而在多家机构讲课对于老师个人和培训机构利益博弈、老师规避失业风险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外，这个圈子对于成员的教学技术也有着正面影响。对于没有教育学背景的北大数院的同学们来讲，教学技术方面是比较缺失的，这就很需要老教师传授经验。笔者就曾专门听过老坚讲课。刘洋、老坚等也都在不同时期听过他人的课程。有些机构的课程是需要教师自己编写讲义的，在这个时候，一些教学资料的交流也会在圈子中进行。在行业内部，教学资源作为老师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往往是各人都比较注重保护的，这在圈子成员当中相对会好一些。根据笔者的实际经验，圈中人虽然不会提供给你他所有的题库资料，但是如果你对特定的某类问题有需求的话，他比较可能会提供给你相应部分的题库资料。

在刘洋、林山、老坚和笔者所在的这个圈子中，老坚是核心人物。笔者和刘洋进入圈子内部都得益于他的介绍。刘洋本身和老坚不认识，“不知道怎么”老坚就联系到他，并逐渐在圈子中间开始活动。笔者本身也是这样，在刚开始讲课的时候有一天忽然老坚跟笔者联系，约在一个咖啡厅，和笔者讲了讲跟行业相关的事情，也没有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目的。笔者最初对于行业的了解很多都得益于他的描述，在遇到瓶颈或者困惑的时候，他会从过来人的角度帮笔者厘清这个事实。甚至在争取某机构课时费时，他也帮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97]。这对于笔者和刘洋的初期融入，都有比较大的影响。而老坚也在他创立教育培训机构的时候，得到了我们的帮助和回报。

第三，隐性社会关系的影响。笔者之前所论述的小圈子是可以观察表述的一个群体，除此之外，一些隐性的社会关系对于北大数院同学在行业的进入和发展都有着影响。这还得益于数院的背景。在笔者和各个机构打交道的时候，往往和机构核心人物并不熟识。而笔者的实际经验是，这些核心的、把握教学方向的老师几乎都有北大数院的背景。于是一句“师兄”就拉近了二者的距离，更容易在遇到关键问题时（排课、讨论薪水等）进行较为平等而非等级式的沟通。这种隐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在新环境当中打开局面有着较大的帮助。

以上三点是影响这3位访谈对象，及笔者自己进入行业的外在因素。除此之外，我们再来思考大家从事这一行业的动力。我们观察3位访谈对象的经历可以发现：他们都是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就进入行业并获得了最初的发展，并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作出了继续从事这一行业的决定。

三、被奥数行粘住

从进入行业初期，大家基本都是抱着业余时间打工的态度去的，吸引力在金钱和兴趣上。而占据主要原因的是金钱的因素。3人都谈了开始讲课（非家教）时的课酬：刘洋100元/时；林山100~150元/时；老坚50元/时[98]。笔者进入相对较晚，初期讲课150元/时。这个价钱对于还在上大学的学生来讲无疑是巨大的财富，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除此之外还有兴趣的因素。不可否认对于一个学了数年奥数的竞赛优胜者来讲，讲授奥数本身就是一件愉悦的事情。我还能够回忆大二时每周忙完紧张的学校课程，周六面对着几十个天真活泼可爱孩子把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儿的东西讲授给他们时的愉悦和满足感。

3位受访对象在毕业时都将奥数培训作为自己需要专门从事的职业方向。实际上，对于一个北大毕业生来讲，将职业选择为小学奥数培训老师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这或多或少不大符合家庭和社会对于北大学生的期待。我们需要对于他们的这种选择进行解释。

讲到这里，我们需要讨论一个对于小学奥数行业内老师融入十分重要的因素：行业的黏性。这个黏性是外在激励机制作用在北大数院从业人群内心所产生的融入性倾向。这是使得3位受访对象能够把自己大学时的兼职作为自己职业选择方向的原因。

在兼职的初期，这些北大数院的同学获得了非常好的报酬水平。1次课3小时[99]，对于笔者而言就意味着450元的收入。而若辛苦一天，早中晚讲下来收入是相当可观的。笔者还能回忆起第一次拿到薪水时的“暴发户”的心态。平常觉得奢侈的吃喝玩乐似乎都不在话下了。笔者认为这笔钱对于大学生的冲击相当大。在金钱的直接刺激之下，往往兼职的同学采取的行为会尽可能多地接课赚取薪酬。在兼职时期，刘洋、老坚他们都有过每周接十二三次课、寒暑假连轴转的情形。根据老坚的描述，他在大四的时候一年讲了2 000小时的课程，赚取了100万人民币（他当时课酬已经很高了）。而这种巨额财富的获得，往往伴随着更高的消费水平。按照老坚的说法，当他过惯月生活费上万的生活时，1个月1 000块的生活就再也满足不了他了（他曾在一年内消费了近百万）。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唾手可得的期待使得人逐渐被奥数培训行业控制，摆脱不掉。而在每周相当多时间都在讲课赚钱的情形之下，学习成绩、追求其他工作机会自然受到了很大影响。在这个时候，向其他人生机会努力的道路也基本被堵死了。在学习方面失意、未来严重不确定和眼前能拿到的几十万年薪的前景来讲，学生们的选择往往是后者。于是奥数培训行业就牢牢地把人粘住，使得此行业成为兼职老师大学毕业时所拥有的唯一真正的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已经不是这类奥数老师“融入”的事情，而是培训行业将老师“拖入”其中。虽然他们可能想过从事这一行业薪酬提升空间是有限的，或许10年、20年后来看这个发展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可是眼前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面对黏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行为。而老坚、林山等人也在做着艰难的转型努力。这是后话。

[94]　2009年转入社会学系。

[95]　以上均为化名。

[96]　事实上，如果不是全职工作的话，讲课的事宜往往都是口头协定，不落实在书面合同上。

[97]　在他的帮助下，进入行业半年之后，我的薪水由450元/课涨到500元/课。

[98]　老坚50元/时的课酬来自于仁华学校（原华罗庚学校），是小学奥数旗帜性的学校。在仁华学校学习的同学有机会升入人大附中的数学班，代表着北京市最高的水平。在仁华学校任教的经历是行业内很大的荣誉和资本，表示着对老师行业水平的认可，以至于当老师在其他机构讲课时能获得非常高的薪水。

[99]　除去休息和随堂测验时间，实际上每次真正讲课时间在2小时，一般讲6～8道题即可。

五编

本科生走向

也夫按：

高校扩招是政府高管们的障眼法，借此可通吃社会上层与底层家庭。各阶层的家长都庆幸自己的孩子入了学，殊不知是竞争延长了——如此自然是烧不起钱的底层人吃亏。扩招自然改变了本科生毕业后的走向。就业不成，遂有了“被就业”。被就业坏得很，是双重欺诈，它让信号失灵，误导在读的中学生。读研，既是延长的竞争，也是就业不成的储存，于是考研、保研成为高考后的继续博弈。“留学中介”是如此情境下的当然产物，这篇内幕煞是有趣。

大学生入伍的收益风险

金婷 （北京大学2009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背景与问题

由于人口出生基数降低、适龄青年人数减少、独生子女增多，青年就业、上学渠道增多，国防观念淡化、价值多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一些地区征兵中“意外”地出现了报名人数走低的情况，有的县市还进行了“二次动员”。面对这种现实情况，加上国防建设的需要，近年来吸引大学生入伍逐步成为部队征兵工作的重点。国家政策的投入尺度显而易见。2012年国防部征兵办出台和完善了五大优惠政策——优先参军政策，优先选拔使用，考研升学优惠，享受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就业安置优惠——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大学生的报国志、红色情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和调动，大学生征兵工作越来越火，2012年冬天北京市在近万的报名者中，大学生报名人数首次超过了半数，并达到了六成之多。

当兵服役本为公民的基本义务，但由于人口现状，我国一直采用的是自愿服役的征兵制，这迫使参军成为了大学生自愿的选择性行为。选择的背后是价值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即大学生在面对选择时，通常会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我为什么要参军；二是部队能实现我的心愿吗？从而决定要不要参军。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选择入伍的大学生都取得了合法性的支持，即认为参军入伍能更好地进行自我实现。然而，据调查显示，大部分大学生在入伍后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落差和心理不适，同时还有一部分大学生退伍后认为自己原初的想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现，本文把这一系列的认知偏差都定义成入伍的收益风险。大学生入伍的动机是什么？在部队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他们真实经历了什么？大学生入伍可能面临着怎样的收益风险？这些都是本文要涉及和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本文以深度访谈和资料展示的方式展开分析和论述。为了有层次地覆盖访谈对象，本文将从动机类型入手，对不同动机的收益风险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研究。然而，动机是复杂而多变的，大学生入伍的动机可能是复合式的、多重的，本文为了方便探讨，将试图以收到入伍通知书后、正式步入军营前的规划和期待作为依据进行层次类型的划分。据笔者观察，大学生入伍大多是自主的主动行为，极少是被父母等外力强制而被动参军的（这和高中毕业生、地方青年不同）。其中，又分为消极主动和积极主动两种，消极主动则指主要为了逃避现有的生存困境（如学业压力、失恋痛苦等等）而选择入伍；积极主动则指对参军入伍有所期待，希望在部队有所为。由于入伍参军要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过程，录取的比率并不高，即实现选择的成本和投入较高，所以纯粹为了逃避现状而选择入伍的消极主动者为微群体，而且一旦通过了层层检验而最终取得了入伍通知书，就与以往生存环境成功地隔离，逃避的动机既已实现，接下来便是在兴奋告别和锣鼓赞美中形成对部队生活的憧憬和对自我未来的想象，所以消极主动的情况不在本文的动机分类中进行考虑。因此，大学生士兵按入伍动机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A情结型（立志报国、崇尚军人等）；B锻炼型（成长体验、发展机遇等）；C就业型（部队考学、部队提干等）。依据此分类，笔者挑选了9名访谈对象，每类3名（按A1\A2\A3、B1\B2\B3、C1\C2\C3标名），两男一女，考虑到代表性的问题，在B类访谈对象的选择中还考虑了专科、本科和在读、毕业的区别，而C类的访谈对象则按签士官、考干部军校、部队提干三种不同的经历进行选择。9名访谈对象有4名为2012年即将退伍的大学生两年兵（2010年12月入伍）、5名为退伍一年已就业或复读的大学生士兵（2009年12月入伍），一是他们的经历饱满而清晰，二是他们与新政策关系最密切。本文将采用片断引用的论证方法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还将用从部队内部收集到的部分资料和数据进行辅证。

三、分析研究

A. 情结型

情结型大多出于爱国报国志、拥军拥兵情，或者是对军事国防建设的特殊爱好而步入军营，准备带着一腔热血奉献自我，达成自己的从军志：

A1：2009年我刚入学，参加学校新兵集训，正好赶上了国庆60周年阅兵式的训练，加入了群众游行方阵，走过天安门的时候觉得特别骄傲，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部队，觉得军人很强很好。后来知道大学生也可以入伍，就报了名，拿到入伍通知书的时候觉得很自豪。

A2：我从小就对战争和武器感兴趣，喜欢去琢磨历史上的元帅将军如何指挥战役，喜欢去军事博物馆、科技馆看各种军事武器，平时也喜欢看军事频道，我的梦想就是去二炮部队当发号手。

A3：进入大学后，我就时常会想如何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能为社会国家做点事儿。看到1998年洪水、汶川地震、2008年冻害里军人挺身而出、英勇献身，觉得特别伟大，很想自己也成为那样的人，有着那样的精神和境界，不畏生死，单纯忠诚。

当进一步问及到部队后的心情和感受后，觉得自己的报国志、拥军情和对国防的兴趣是否得到满足时，他们这样说道：

A1：坐了一夜的硬座，加上几小时的汽车才到了我们的新兵连驻地，那时一点儿都不困，很兴奋，背着挎包下了车，排队走进了一个简陋的铁门，两排穿着军装的战士敲锣打鼓地欢迎，后来才知道那是先到的战友和我们的新兵连班长。四周很荒凉，营房也很简单，活动空间也有限，营院里就是两幢四层的营房，一个食堂，一个训练场。班长们的军装都很旧，一看就觉得吃了不少苦，不过身板很直眼神很坚定，和国庆阅兵见到的感受不完全一样。部队生活很紧张，第一天就开始整理内务、站军姿，每天在地上压被子能压上好几个小时，站军姿一站就是一上午一下午，晚上要么加训要么背条令，刚开始的几天腿肿手指肿，每天又困又累，晚上闷在被窝里哭，后来慢慢就习惯了。那时，班长总会让我们吃很多，说吃饱了就不想家。一个星期后给家里人打电话，每人5分钟，不让哭怕家里人担心，一开始大家都咬牙憋着，后来不知道谁大声哭了起来，就再也憋不住了，哭成了一片，不过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时很幼稚。后来，第二年自己当了新兵连班长，看着下一批新兵哭，觉得自己新兵的时候特别不懂事。

A2：我去了二炮，但去的是通信部队，不是导弹部队，下连以后去了报务连，每天就是值班发报收报，除了军事训练就是在训练教室训练打数字，背专业条例，刚开始挺失望的，本来以为去了部队可以看到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看到导弹，结果只是远远地看到一些装甲车，打了两次靶，十发子弹。每天打扫三次室内外卫生，大大小小的迎检考核不断，政治教育也大多无关军事而是安全教育。不过后来和导弹部队的同学交流了，发现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也就平衡了不少。

A3：部队生活很有规律，没有太多的豪迈和激情，大多时候都是比较琐碎和单调的。我很怀念新兵连的日子，尤其是后来带新兵的日子，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自己，和自己做斗争，辛苦却充满了激情。我喜欢那句话，时刻准备着。我总觉得自己的部队生涯太平静。我现在退伍了，算预备役，我想哪一天国家有难或需要我挺身的时候，我还是会挺身而出，像个战士一样坚守第一线的。

从上面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情结型的人入伍后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部队生活的规律、单调和琐碎。他们对军人和部队的想象大多来自影片和报道，对部队有着不少幻想和虚构。部队战士的生活辛苦紧张，空间狭小封闭，内容单一重复，大部分时间战士并不像国庆阅兵时见到的那么威风潇洒，而更多的是默默在平凡岗位上发挥自己微弱的光芒，部队是个团结协作的集体，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摇篮。和平时期的士兵要耐得住平淡，守得住寂寞。

B. 锻炼型

都说部队是一个大熔炉，也是一所大学校。不少大学生选择去体验部队生活，希望部队能锻炼意志培养品质，也希望军人身份和优惠政策能给下一步发展搭建新的平台。B1（本科在读）便是其中一位：

从小都在爸妈的庇护下成长，为高考而战，后来进了理想的大学，却时常觉得自己对象牙塔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对未来很迷茫，对自己没有信心。当时就是想着花两年时间去部队磨炼体验，让自己更成熟，为面对社会做好准备。

当问及这种体验有没有风险时，B1从身体、生理和发展3个方面谈及：

风险是有的。首先是身体上的，部队训练很艰苦，无论刮风下雨下雪都要每天坚持训练，那时在枯草里、水泥地上爬战术训练服常被磨破，跑楼梯重装徒步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情，也有骨折的、晕倒的，有些老兵值班或站岗，长时间站着或坐着，颈椎和腰椎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但更主要的还是心理上的挑战，部队的教育方式直白，气氛紧张，精神压力大，以前在家里爸妈宠你，老师关心你，到了部队，需要处理上下级、同级关系，有些还要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以前你不喜欢的人可以不理，但到了部队无论什么样的人你都要学会团结和合作。部队对军人的着装言行、内务专业的要求都很严格，刚入部队那会儿觉得做什么都是错、说什么都是错，常常很困惑。有调适不好逃跑的、有不甘寂寞偷溜的，抓回来就记警告了，也有对部队等级关系反感而抱怨社会的，还有觉得自己什么都经历了天不怕地不怕一切无所谓的。这些都是去部队锻炼可能遇到的不良情绪和心态。还有就是发展机会的问题，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退伍不长干，这样部队在发展党员还有立功受奖上都会有所顾虑。

现在B1已经回校复读一年了，已经保送了研究生，问到回校后的适应，B1说：

挺好，就是以前的知识忘了不少，回来恶补了一段。回来后以前的同学都毕业了，又换了寝室，得重新适应。当年走的时候是大三上学期期末考试前，走得急没有讨论学分的问题，回来还向老师争取了部分学分，系里的老师都很支持。回来以后，绩点的计算和保研的标准都和当年不一样了，政策上虽然说了如果有两个优秀士兵奖励就可以在保研考研上优先录取，有一定的加分，但并没有细化到操作层面，主要由每个学校自己进行规定和处理，我们校武装部和校务部达成的共识是，如果平时成绩为全系70%以前，并在部队获得两个优秀士兵奖励以上的，可以争取保研名额。回来后学业情况总体来说还是顺利的。

在B1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参军锻炼体验，在生理和心理层面都会面临极限的挑战，需要大学生士兵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积极适应和调整，防止不良情绪的积累而引发消极的取向和更多的困扰。同时在读大学生复读后，还会面临环境的更替、人际的断层、学业的遗忘等问题。目前，国防部和教育部在保研考研加分推送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各个学校在决策上出入较大，很多东西还需要大学生士兵自己去争取和申请，制度化程度不高。

B2是个本科的毕业生，退伍一年，已考入某园林事业单位，在问及退伍后政策落实和就业过程时说：

信息不通达、政策不统一、落实不具体的问题还是很明显的。咱们征兵网上的一些信息更新太慢，要么就是事后报道，要么就是临时通知，根本没时间做准备。我们回来以后依次有几种选择，一是定向考公务员，二是选择安置或自主择业，三是继续学业（本科考研、专科升本）。每个省的政策不一样，北京的政策落实已经算最快最完善的了，我的其他省的战友不少都没有得到定向考公务员的通知，到武装部问也说没这事儿，很多到现在安置还没有消息，已经在家闲置一年多了。北京在各个区的政策也不一样，人事部、教育部、武装部、民政局几个部门在老兵退伍安置和升学问题上有很多细节都没有达成共识，政策空白地带比较多。考公务员给退伍老兵的定向岗位很有限，我很想从事本专业的岗位，但大多为区县级以下行政岗，专业完全不对口现象十分普遍，这对大学3年或4年的专业投入都是一种浪费，而且日后晋升专业对口也是一种竞争优势。没考上或没考公务员的还可以安置工作或领一笔自主择业费（北京大概不到4万），我当时报考了园林事业单位的军人岗位，我是自己考上的但也算了安置不给自主择业费，但后来却发现有几个没有参加过考试的战友也被分配到这一单位，同样是安置，我要靠自己考试，别人只要等着分配，不同的人安置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像我们这种没有关系的，又想进与别人一样的好单位，就只能自力更生了，工作好不好就看关系硬不硬了。再说说本科考研加分问题，一旦选择考研就等于放弃了安置工作和自主择业费，考研笔试加10分吧，对于两年没看专业的我们来说，挑战还是很大的，几乎没有人选这个，一旦考不上，也不给安置工作，也不给3万多择业费，不划算。专升本主要是免试上成人教育，如果要上本科教育，还是得通过考试的，能选择的学校也很有限，大多是本区内的个别指定学校。现在有网友发帖，名曰：大学生士兵退伍即失业。

在与B2的谈话中，笔者看到在退伍政策的落实中存在地区差异大、政策不统一、信息不通畅、部门矛盾大、时间拖延长等问题，同时，人情和社会关系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据笔者查询，2011年度各省市相继出台了《关于调整适龄青年参军有关优待政策的通知》，规定首次从退役大学生士兵中定向招录公务员。预留的岗位主要为基层公安干警和城市管理执法人员，所有单位只招录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非领导职务公务员，均不限学历、不限学位、不限专业，个别对政治面貌有要求。据北京市人事考试网发布的《北京市各级机关2012年上半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显示，北京市为符合条件的620余名退役大学生士兵预留了57个职位的82个公务员岗位。共有2个市级机关、55个区县及以下机关，招录单位多为行政单位。后额外增加了9个来自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的狱政管理岗位，只招男性。2012年北京市退伍大学生两年优恤金为3.2万（第一年1.5万，第二年1.8万），在读的返还入伍当年学费和住宿费，复学后再免两年（与服役年限相同的）学费和住宿费，毕业的直接返还四年学费。然而与来自某省的B3情况不太一样，B3为某省专科毕业生：

我们一年9 000元，返还了学费，退伍时选了自主择业的人在部队领了9 000元，不像北京的回来还给补个几万，选了安置的人，回来只补了3 000元。其他多余的补助就没有了，我的其他省的战友还有一次性生活费补助1万，自主择业费几万什么的，我们这儿没有。到民政局要安置，态度好的说等等，一等就是N年没个头，态度不好的索性说没有，说不到12年兵回来没有岗，还举了各种例子，安慰你说大家都没有。当然，我也有高中同学当兵回来给分配的，小地方就看关系硬不硬了。说可以免费参加各种就业培训，我有战友就参加了摄影拍照之类的就业培训，到民政局报名，我们这儿本来就没什么好的培训机构，自然落实不了，都是空头支票。

据笔者总结，大学生士兵享受的硬政策为退学费和优恤金，各省都有明文规定，细化到数额，这两笔资金一般都能及时兑现。而其他的补助各省的规定和落实都有较大的差异，发挥空间较大。在择业安置方面，社会关系网的作用明显，地区实现能力不一。就拿北京来说，某区可以安置几次工作，不满意可以换，如果最后都没找到合适的，选择了自主择业就给自主择业费；而在另一个区则是一锤子买卖，先给大家开个会说安置的工作都不是很好，要了安置如果不合意不干的也不给自主择业费，也不让知道都有哪些工作岗位，不少人保守选择了自主择业，安置结果一出来就傻了，工作岗位都还可以。工作安置虽说是结合自我意愿和随机分配的，但自我争取的空间却很大。大学生入伍时大多热情高涨，对政策没有太多的了解，退伍时不是因为信息不灵而错失机会，要么就是对政策的期待过高。

C. 就业型

新闻常常评论说大学生入伍缓解了就业压力，主要指大学生留队长干。留队长干指：一是签士官，毕业大学生可以把学龄算成兵龄，直接签到二期士官；二是考士官学校或干部军校，大部分大学生会选择考军校争取当军官转业到地方安排公务员；三是本科毕业生在部队提干。留士官是国家最鼓励的形式，因为现在干部编制较为饱和，然而士官编制却不足，尤其是初级和中级士官，关于士官的年限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期士官

二期士官

三期士官

四期

（三级军士长）

五期

（二级军士长）

六期

（一级军士长）

3年

3年

4年

4年

6年

6年

三期士官退伍后到地方给安置，无论是不是大学生，五期退伍可以享受自主择业补助（放弃国家政府岗和军人优先岗，自谋职业，部队发给每月80%的工资一直到过世），六期则能退休（部队发退休金一直到过世），其中五期士官最难签上。

五期六期高级士官的工资和优待很明显，但初级和中级士官的工资涨幅和自由程度与干部还是有一定差异的，而且士官属于战士级别，从权力地位和工作安置方面都和干部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在年龄和结婚等人生问题上也不得不多加考虑。一些大专在读生选择签一期士官也是为再次报考军校做准备，并不是为了在部队长干长留，C1是专科在读大二学生，他就是其中一员：

第二年的时候报考过一次军校，第二轮就被刷了，后来好多报考军校的战友都被刷回来了，觉得挺难的，不过我爸觉得我大学不好，出来也找不到好工作，让我在部队签士官，一期3年还有3次报考机会，要是试了3次还考不上那就算了。在这儿每个月也有3 000元左右的工资，也挺好的，以后还算工龄，全当是把未来的工作提前干了。大学毕业生签士官比较好，义务兵可以直接签7年士官，也就是二期，因为把四年大学学年算做兵龄，工资待遇和地位自由都比较好。国家就是用这样的政策吸引大学毕业生留队，不过如果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是考上军校出来当干部，一般都不会长期做士官的。

在访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虽然国家鼓励大学生留士官，但大部分留队大学生首先考虑的是考干部军校或提干。然而考军校并不容易，有一套严格而复杂的考核流程和标准，C2是大专毕业生，去年被军校录取，回忆考试那段日子时，他说道：

挺不容易的，先是团里内部筛选，然后是基地挑选，选中的人集中封闭训练两个月左右，集训的时候好像回到高中一样，给你发一整套的教材，上午下午老师都给上课，晚上自习加班。最后考试有半数的内容都在教材里，但还是挺困难的，你知道，我是文科生，我们那时高一就分科了，高数又是大一学的，又在部队待了1年多，就连英语都忘了不少，更别提数理化了，还要考时事政治和部队的军事知识，这些都是新学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在访谈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专科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考军校，但考试的内容和标准略有差异，专科毕业生考9门（总分600），大学语文（150）、大学英语（100）、高数50\历史25\地理25\化学25\物理25（150）、政治（包括时事政治和政工理论）80\军事基础120（200）；高中毕业生或大学在读生考6门（总分600），高中数学（150）、高中语文（150）、英语（100）、化学\物理\政治（200）。专科毕业生考入军校后读两年实现专升本，之后以学员身份回到原单位等待授衔，考入的高中毕业生或大学在读生到军校接受四年本科教育。军校报考容易，入学难，要经过轮轮筛选，最后根据报考人数、考生实力、招生指标等因素进行择优录取。由于女兵整体学历比男兵高，加上女兵招收人数少，所以历年来女兵录取分数会比男兵高出几十分不等。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录取分数相差较大，每年士兵知识水平不同，分数相差也较大，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地区单位差距可以达到0~150分不等，同一单位不同年度的波动幅度也可以达到0~50分不等。下面是某团级单位的考学情况表，由于部队军事实力的保密性，下面是相对比例化整后的大致情况，由于每个单位的情况相差较大，该比例仅供参考：

总人数

报考人数

初试后人数

复试后人数

（集中复习备考）

录取人数

100X

10X

6X

3X

X

据笔者比较，该团2012年报考比例大致为2：1：1（高中生：大学在读生：专科毕业生）录取比例大致为1：1（高中生：大学生）。由此可见，大学生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我们可以试图来分析一下大学生考学可能遇到的困境，先来分析第一类一专科毕业生（为了专升本，本科生可直接争取提干）。第一类考试中文理综卷（150），主要考察的是高中文综、理综能力和大一学习的高数，知识的遗忘很严重，再加上文理分科的制约，综合卷并不容易，同时比起第二类考生，毕业生们还要考部队新掌握的知识（200），即政工理论和军事基础，这是第二层挑战。再来分析第二类考生中的大学在读生，第二类考试皆为高中内容，相比较刚毕业、离文理分科不算久远的高中生而言，大学在读生并没有太多优势。

比起签士官和考学校，本科生最愿意选择的留队方式便是提干，提干只需在军校培养8个月，便可回原单位以学员转干部身份，成为职业军人。但这一捷径在严格控制中，指标很少，也是通过层层选拔和考核，考核内容很细致，涉及公务员知识加部队知识（400），还要进行队列指挥和体能的考核。不同的军兵种提干指标相差较大，边远地区部队单位或特殊岗位提干相对容易，同时，在提干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的利用相对频繁，C3是二本毕业生，去年刚提的干，她说道：

以前就有提干的，考核什么的都是第一，就是没提上，说是那年有某首长的闺女也要提干，名额有限，就被挤了，所以也不是说努力就行了，就算表现很好，也不好说，如果家里有关系，还是要早点做工作，指不定会有什么作用。更何况你也不能保证你各科考试各个环节都表现很好，在表现差不多的情况下，那关系就很重要了。

通过访谈，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考军校和提干都有较高的难度系数，也有不少偶然性因素存在，实现起来并不容易。而签士官虽然有比较好的优惠政策，但从长远考虑仍是一条很艰辛的求职路。所以，当兵入伍是一条风险比较大的就业渠道，可以尝试，但不可强求。

四、小结

大学生在选择入伍时，大多对部队实况和政策细则没有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加上征兵的宣传角度和强度，很容易对部队和政策产生过多的幻想和过高的期待，从而导致步入军营后适应期过长，耗费了大量精力去调整和适应，有些人甚至因消极情绪积累而产生错误的认知和不良的心态。为了降低社会成本，每个选择入伍的大学生都应该“坚持理想，摒弃幻想”，尽量降低入伍的收益风险，迅速适应部队生活，积极为国防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保研过程探析

熊雨婷 （北京大学2011级社会学系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式主要是两种——全国统考和推荐免试。推荐免试（又称“保研”）自1985年开始以来，至今已有20多个年头。所谓免试，是指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不必经过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初试，直接进入复试；所谓推荐，是指普通高等学校按规定对本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进行遴选，确认其免初试资格并向招生单位推荐。[100]实践证明，保研制度有利于增强研究生选拔的多样性、灵活性，是常规研究生选拔方式的有益补充，其目的主要是激励高校在校学生勤奋学习、积极创新、全面发展，避免一考定终身。在2011年的硕士生招生计划中，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高校不约而同地提高了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的比例。

诚然，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保研制度的实行过程中，难免会存在背离初衷的做法，尤其是教育部对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具体选拔程序未作统一规定，各招生单位对于推荐免试研究生的选拔办法不仅不尽相同，还存在一定的漏洞。同时，同学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保研名额，不惜使出各种招数，堪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2012年3月，《南方周末》的一篇《保研，“涉及生存，一切都是可笑的”》报道引发了各路读者的讨论。在保研这个话题上，笔者算是过来人，虽然就自己所经历和听说过的，没有像媒体报道的那么夸张，比如排名倒数的同学，在大三时花了近万元，一下子发了6篇论文，最终赚取了20分的加分，成功保研，但是，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保研过程确实存在着各种争议、风波、纠结和问题，也许还有并未能在本文中展现的暗箱操作。

推荐免试总体上可以分为推荐过程和接收过程，具体而言，在推荐过程中，保研资格是如何认定的？具体政策是什么？同学之间的竞争是否公平？面对保研，同学间的关系是否发生变化？在接收过程中，学生是否可以自由选择学校和专业？联系导师与录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保研以后，他们又是否为即将迈入研究生阶段做准备？本文试图通过保研亲历者的描述，展现保研在制度层面和实施层面的概貌，还原一个真实的保研过程。

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保研类型一共分3种：普通保研、支教保研和特殊专长保研，由于支教保研和特殊专长保研相对于保研总体来说所占比例较少，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放在普通保研上。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深入访谈为主，文献资料为辅。前后共访谈了4名已成功保送研究生的学生，每名学生的访谈时间均在1个半小时左右，同时还询问了与保研“擦肩而过”的学生其院系保研相关情况。由于各学校保研政策标准不一，为了保证全文的探讨立足于统一的保研政策之上，本文访谈对象本科毕业于同一所大学，但来自不同专业。笔者的思路是，从某所特定高校（以下简称H大）的保研政策出发，结合笔者了解到的背景资料和自身感受，归纳出保送研究生制度在执行过程以及同学们经历保研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

关于文献资料，笔者通过网络查询到教育部对于保研政策的宏观规定，还通过自身关系联系到H大的老师，以此收集H大的保研具体政策和实施细则，这是本次研究的立足点，也是文献资料的主要来源。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访谈对象

性别

担任学生干部情况

保研学校

保研经历概况

A

女

无

校外

综合测评成绩第一，大四才开始考虑保研，没有联系导师

B

男

班长

校外

综合测评成绩第一，大二就想保研，大三开始着手准备，联系过导师

C

女

学习委员

校内

综合测评成绩第二，保研名额是突然多出来的，遭遇匿名信事件，没有联系导师

D

女

学生会主席

校外

综合测评成绩第一，大三开始想保研，联系过导师

三、调查内容

1、保研推荐相关政策

保研的基本条件。保研的基本条件也就是对于保研资格认定的原则，H大规定，在校期间按学校学生工作处颁布的《学生德、智、体综合测评办法》，三年德智体综合测评班级总排名（大一占25%，大二占35%。大三占40%）在前15%的人有资格保研；同等条件下，被评为国家和北京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者可优先考虑。学生德、智、体综合测评的内容包括四部分：德育测评、智育测评、体育测评、实践与创新能力测评。德育测评主要包括遵守校纪校规、课堂纪律及出勤、集体活动参与等内容，智育测评即学习成绩，体育测评即“国家学生体质健康表”的测试成绩，实践与创新能力测评主要包括学术、社会工作、文体活动等方面。

本文的关注重点放在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加分上（简称G项加分），因此将对此项的加分规则做一个较详细介绍。实践与创新能力测评实行分项累计加分，得分上限为200分。具体而言，关于科学技术成果加分，出版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学科竞赛的成果，经学院德智体综合测评评审组审核确认，可以分别给予5~200分的加分；社会活动包括各学院学生干部和校学生干部，每人视情况加10~50分，不累计加分；文体竞赛加分视情况加10~150分。关于综合测评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哪些项目可以加分及加分多少的问题上，下文将对这一话题进行具体描述。

推荐程序。H大规定，根据各学院、系统计、整理、核实、公布的德、智、体综合测评结果排名情况，凡符合推荐条件的学生可自愿提出申请。确定推荐名单后报校推免领导小组审查，同时进行公示，未经公示一律无效。正如前文所言，综合测评排名在班级前15%的人有保研资格，但有资格并不意味着拿到保研名额，拥有保研资格代表可以参与保研名额的竞争。H大并没有对如何进一步确定保研名单进行详细规定，这样，各院系可以有自己的竞争规则，有的学院直接根据综合测评的名次决定，有的则在综合测评排名的基础之上，按照学习成绩排名决定保研名额的归属，还有的学院自行对拥有保研资格的候选人进行考核（如面试等形式），以此确定推免生。

A：“我知道有一个女生，她大一大二综合测评都是第一，大三第二，最后总的是第二，有了保研资格，但是参加完学院的面试之后保研名单里没有她，她还挺吃惊的，我记得当时他们班保了四五个人的样子，就是没有她。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她也不知道。她也没找老师问，因为结果已经出来了，后来就专心准备出国了。”

B：“学校规定前5%有保研资格，但是我们系为了避免暗箱操作，历年的传统就是按综合测评的名次来，所以到保研的时候都很明确了。但是我知道有的系就不一样，还要演讲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没有进一步的筛选，基本就定了，所以我们系有这么个好传统。不过我们也象征性地面试了一下，就是进前15%的人都可以去面试，但是好多人没去，我们班好像就我们仨（指班级综合测评前三的学生），去了也很不正式地讲了一下，就是个形式。有保研资格但是排名比较靠后的就去竞争那个特长生保研了。”当问到评委老师都是谁时，B说：“我记得当时我们系主任在，还有各个专业的老师。”

关于学院如何确定保研名额、其标准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只是，我们的确看到了差异化的选拔方式。

推荐去向。教育部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中提及，提倡优势互补、加强交流，鼓励推免生在不同地区间、招生单位间及不同学科间的交流。在《关于做好2011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中再次强调要充分尊重学生意愿，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推免生合理流动。高校推免生留校数量不得高于规定的留校限额。

尽管如此，现实操作过程中还是存在推免生流动不能完全自愿的现象。C同学在面对跨专业保研时，就面临了这样的问题：“申请我们学校免试研究生的要先在网上填报名信息，进行初审。当时没让我过（初审），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和我情况一样，然后我们就去找研究生院，问是什么原因不让我们过，我们还挺诧异的。对方告诉我们说专业跨度太大，所以不让我们过。我报的新闻与传播硕士，另外一个同学报的是对外汉语教育。他们说我们专业不对，不能保送，如果你想学新闻学，就得自己考，因为保送不能跨专业保。明明可以跨专业考，为什么不能跨专业保，我们就觉得不合理，后来我们又去找我们学院的院长，院长就给研究生院还有教务处分别打电话，沟通了两三天都没有用，后来又去找系主任，系主任也是给研究生院打电话，还写了推荐信一类的东西，让我们交到研究生院副院长那里，后来终于让我们过了。”如果连自己的母校都对专业选择进行限制，C同学难以想象别的学校能够顺利录取自己，实现自己跨专业保研的愿望。再比如D同学在面临学校选择的问题上颇为无奈：“我那年我们班只有1个保研名额，但是有4个人有保研资格，系里的规定是我们4个人谁愿意保本校就优先考虑保谁，全都不愿意保本校，才让第一名保外校。外校的保研材料我都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后来老师打电话给我这么一说，我当时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妥协了，毕竟考研有风险。”

通过以上访谈，可以看出在保研推荐的过程中存在形式、程度不一的限制推免生流动的情况。有的院系存在一些潜规则，比如若推免生选择保外，风险由学生本人承担，一旦失败，学院不再接收，学生一听，担心要是清华北大保不上，自己学校也不能回，权衡之下迫于无奈，只好选择保内。有的院系直接规定第一名必须保内，反倒是第二、第三名有权利选择保外，笔者的同学曾经告诉笔者，他需要拿捏好分数，不能拿第一，但是又必须在保研名额的范围内，这样才能保到想去的学校。在保研这个问题上，“近亲繁殖”的现象到现在为止仍然非常普遍。有学生放弃保送校内的名额，选择考研。上述院系的规定明显有失公平，剥夺了推免生自主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权利。也许短时间而言，有益于学校，但从长远来看，对于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2. 保研资格认定合理性之争

对于学生培养潜质的认定的确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4个成功保研的访谈对象有3个对学校的保研政策持肯定态度，可能由于他们是保研政策的受益者，所以认为已有的保研标准比较公平合理，虽然有G项加分，但最后总的综合测评也是基于学习成绩之上的。虽然如此，仍然有保研学生反对已有的保研政策，由于H大对于保研资格的认定主要是依据综合测评的排名，故争议也就集中在综合测评的计算方式和过程上。

如A同学在综合测评的计算方法上表示强烈质疑：

我就觉得综合测评很不公平。我自己心态还比较好，想着这个东西自己争取也没用，就随便吧。保研以后，我有次跟辅导员说综合测评计算不太合理，辅导员就回答‘我们现在（综测的算法）还不是很成熟’。”很显然，连老师都认为现有的制度不完善。“比如说大二的时候，不是说班干部加分最多加50分吗？但是我同学加了好像70分还是80分，首先她是学习委员，就加了40分，然后她是我们学院一个杂志的学生主编，好像又加了30分还是40分。这个同学学习成绩第二，后来（加完分）综合测评第一，她因为跟我关系特别好，那个时候我就没说。”前文已经提及，社会活动加分的上限是50分，这样的做法明显违反了学校的政策，但G项加分的认定是班委说了算，“我那时候是我们学校校报的责编和广播台的部长，一般能加30分，大一的时候加了，大二的时候就没有加。我们是自己上报，然后由班委批，由班委来认定加还是不加。大二的时候我报了，但是我报得比较谦虚，就写的加10分，可是后来没有通过。我没有去问原因，当时我忙着别的事情，而且和那个女生关系也很好，不想因为这个事情破坏了关系。反正那一年我的干部分是0分，奇怪的是大一、大三广播台都加分了，校报只有大一的时候加了，反正每一年都不一样。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在《经济观察报》上发了一篇文章，两个人，他是合作者，就加了40分，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就只加了10分。这个分数是自己报的，然后班委再认定。可能辅导员最后还会看一遍吧，但是太多了，可能辅导员也很难仔细看。反正我觉得综合测评可能要依赖你跟班委之间的关系，基本是班委说了算。

通过访谈对象的描述，可以发现在G项加分上，院系的规定显得相当随意，多数情况下加分规则甚至是个别老师说了算，难以让大众信服，是对综合测评计算权威性的挑战。通常而言，一个学院只配备一到两名辅导员，上百名的学生，每个学生的加分项少则几条，多则几十条，辅导员自然难以做到一一权衡项目加与不加，加多少分，最多在出现争议的地方多加留意。这样，在综合测评的计算上只能赋予班委充分的权利和信任，从而导致班委滥用权利的现象发生。

明明是同一个东西，为什么有的加的多，有的加的少。申请的加分不会调高，只会删掉一些加分项目或者调低分数。比如说在报纸上发文章，有的加40分，有的加10分，跟班委关系好一点，加的就多一些。如果没有涉及自身利益的同学提出质疑或者因为顾及人情关系而放任不理，很可能出现上述情况。D同学对此类事件也深有感触，“我听说我们前几届就有班委做手脚，全班的成绩都是她一个人算的，他们班同学好像也不怎么关心保研、评奖这些事，他们班就她和老师的关系很好，经常帮老师干活什么的，所以老师蛮信任她的。然后到了大四保研，她在算成绩的时候就偷偷加了一门她根本没修过的课，写了个80分，虽然有公示什么的，但是大家一般很少会去注意别人上什么课，因为大家基本上的都是一样的，所以看也就是看个总分。后来是有个成绩第二的同学发现的，就给暴露了，取消了评奖评优什么的。

在H大，还有一些A同学不能理解的加分项。

“还有献血，我觉得这个最夸张了，因为献血也能加分，当年好多同学在‘卖’血，还有一些名头比较大的奖项，可能有一些中国某某奖，一般都能加四五十分，但你也不知道含金量怎么样。”“献血加分”的初衷是好的，学校旨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但是一旦与评奖、保研扯上关系，同学们的目的不再单纯，形成了“什么加分做什么，哪里分多加哪里”的观念。在访谈过程中，A同学突然意识到，在他们学院，推免生绝大部分都是学生干部，不是班级的，就是院系或者学校的，“大三被大家看作是最重要的一年，所以那年我们班就出现了3个综合测评200分加满的，我加了100多吧。我既不是班委，也不是学生干部，对，我突然发现保研的大部分不是班长，就是学习委员，或者就是在学院担任过干部。就是我们这届的。不过也可能班长、学习委员本来就比较上进吧。我感觉学习成绩比别人高五六十分根本就没用，排名靠前的同学一般能加200分，所以就抵消了。像我没什么加分的，就要比他们学习成绩高很多，因为我理科比较好，所以在计算机、统计、高数方面比他们高很多，我一般靠这种拉分。”巧的是，B同学的访谈也恰好印证了A同学的说法，“其实我大三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差不多第四，但是加上G项加分，就是第一了。”

很显然，在过去，保送研究生选拔只重成绩不重能力的制度为大众所批评，因为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真实水平不一定高，一些靠死记硬背获得高分的学生，他们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不一定强，仅凭学习成绩来认定一个学生的培养潜质未必全面，不利于创新人才的选拔。从这个角度看，H大的推荐免试制度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纯分数”论，加入了德育测评、体育测评和实践与创新能力测评，实现了德、智、体综合素质较全面的认定方式，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化过程中，尤其是实践与创新能力测评的加分，保研似乎成了学生干部的“专利”。

3. 匿名信风波

C同学的保研名额是意外获得的，根据往年的经验，班里只有1名同学保研，所以她早早地就开始准备考研了，“我当时本来是打算考我们学校的，还报了考研班，买了几百块钱的书。”没想到后来学院又多给了一个专业硕士的名额，按照学习成绩名次顺延，C同学获得了这一宝贵的名额。在推免生名单公示后，就发生了匿名信事件。

事件回顾：保研资格确定后，有人写了三封匿名信，两次为投诉人用班级邮箱给学院信箱发电子邮件，一次给学校写信。第一封匿名信的主要内容为投诉人举报推免生C同学在大一（或者大三，具体时间当事人记不清）的体质测试中找男生替考[101]，有作假行为，不具备保研资格，学院应该推免更有资格的同学。第二天，学院立刻作出了回复。内容如下：[102]

××班同学：

你好！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就你所反映的××同学问题我们将进行调查！同时，这样的问题很重要，也请你以本人书面形式报学院推免小组，Z院长是组长。此外，对于匿名举报，如果没有证据，一般不予采信。至于向上一级部门汇报，一是你的权利，二是你同样有举证的义务。希望你能够正确对待此事。此复。

随后，投诉人又写了第二封匿名信。

尊敬的学院领导：

您好！根据你们的回信和指导，我们已经向Z院长提交了书面材料信件，也提供了相关可参考的材料内容作为参考证据。谢谢！至于匿名，我们认为此事件是该生做了违反学校规定的事情，而非我们，作为群众，只是尽我们反映真实事件的义务，至于具体的名字我们认为这并不重要，也是出于我们的自我保护，真的是为了反映真实情况，而非无中生有，希望您们能予以理解和支持。人民向政府反映一些问题时，也不是一定看重群众的具体名字，只要是事实，是谁反映的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Z院长后来表示并未收到相关书面材料，同时，投诉人给学校写匿名信时已过公示期，故此事件最后不了了之。C同学成功保研。

虽然是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在笔者向C同学说明情况后，她还是欣然答应接受这部分内容的访谈：“都过去了，没什么，想问什么就问吧。”

据C同学回忆，匿名信大概是发生在保研公示期快结束的时候。当时是班主任打电话告知她的。接到通知后，C同学没有做出任何举动，一直在等学院的处理结果，学院起初给予C同学的回复是这件事有两种结果：一是取消她的保研资格，二是让她体测重测。后来，学院让C同学写了份担保书，承诺体测成绩是自己真实的成绩之类的，再找了六七个同学签名。再后来投诉人写匿名信到学校的时候，已经过了公示期，学校没有理会。这件事就慢慢平息下来，最后不了了之。为了能够保研，也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C同学随时准备着去参加体测的重测。当问到当时C同学听到这件事的心情时，她只是表示心里很难过，但是并不惊讶，在她的观念里好像每一届都会出这种事，所以并没有惊慌失措，比较镇定。面对匿名信事件，C同学没有求助他人，而是选择了独自承受。

“实话说，当时没有跟什么好朋友诉诉苦之类的，就觉得挺孤独的，因为你跟别人都是不一样的，他们跟你不在一个立场上。别人会很不耐烦，你还讲什么呢。”C同学苦笑着说：“我只能自己调节。而且那几天还在准备面试，也挺忙的。反正你跟别人说，别人也不能理解你的心情，还挺不耐烦的，就自己调节调节。”C同学表示在事情快解决的时候才和爸妈说这件事，因为她觉得和爸妈说没有太大用处，帮不上忙，只能干着急。

大四保研期间，一些和保研沾边的学生都绷紧了弦，同学间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表面上大家还是说说笑笑，但是实际上呢？对于这个问题，C同学更是显得颇为无奈。“怎么说呢，表面上还是同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真正对你好的人和只是表面上对你好的人心里都会有个界限划出来。我一开始也会想匿名信可能会是谁写的，但是想来想去都没有证据，就算了，而且我觉得我要准备面试，没有过多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让我重测，我就去重测。没有过多去想是谁，因为没有证据，猜来猜去也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其他人也有告诉我他们的猜测，觉得会是谁。”笔者进一步询问C同学猜测写匿名信的人是否是班里的同学，C同学笃定地说：“我觉得还是自己人吧，虽然说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些其他的所谓的‘证据’，只是我的证据说出来别人也不一定信，没什么说服力，但是我确信是谁，就是根据TA的表现，神情啊、动作啊，那件事发生以后，我跟TA接触很少，偶尔一次碰面，当时我们好几个人，TA就不跟我打招呼、不跟我说话，我去找TA说话的时候，TA的眼神很闪，不敢看我，说了没两句就赶紧走了。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后来同学说了，我推测了一下，就这样。”周围同学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C同学更多还是只听不说，持谨慎态度，她认为事情比较棘手，怕说多了会出错，说出去的话指不定传到哪里去。

一旦拥有保研资格，大家自然希望能获得保研名额。成绩排名已经形成事实摆在眼前，自己不在保研名额的范围内，于是大家开始“开动脑筋”，寻思如何才能让保研名额掉下来。期望着前面的同学保研失利？这样的概率小之又小。唯一能做的，就只有靠自己“主动出击”。的确，像C同学遭遇到的类似匿名信这样的事情笔者并非头一次听说，甚至有实名举报，硬是让学院取消了该生的保研资格，有些同学因为保研，关系变得无比紧张，不惜公然对峙。为了一个保研名额，如此费尽心思，成绩作假、诬告诽谤、钩心斗角，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思考的现象。似乎没有得到保研名额，人生就灰暗了。笔者担心，不顾一切代价而保送研究生的学生，在未来的紧要关头，是否能够守住道德底线，坦然面对？

4. 联系导师VS认识导师

在推荐免试接收的环节，很多推免生在保研面试之前都会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联系目标院校的导师，一方面是希望跟随喜欢的老师做研究，另一方面，也为成功进入目标院系增加筹码。当然，也有推免生觉得联系导师没有太大用处，C同学认为，“当时也没有想到找导师，觉得没什么用，而且觉得自己应该也能过吧。”A同学称当时准备保研已经比较仓促，基本没有太多时间考虑联系导师的事情。根据他们的经验，是否提前联系或者认识导师和录取与否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入校以后的确发现有部分同学已经确认了导师。

B同学在关于联系导师的问题上有自己的主张，“我总共面试了3所学校，反正面试外校的时候，老师多多少少联系了一下，也都是些客套话。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还是要看你的学校和名次，还有你的个人经历。最好能认识老师，不管是什么关系，只要有一点点联系，可能相对来说就要比你的竞争者有优势。我觉得保研还真是要提前认识一下老师，比如我这次就帮一个师妹介绍了一个跟我关系不错的老师，她想保我们学校，但是我的老师门下学生已经满了，他就给推荐给别的老师，后来就帮她把这事办成了。所以认识一个老师，他能给你提供很多信息，比如哪些更容易被录取、哪里有机会之类的，打过招呼之后，老师和老师之间也会有交流、讨论，录取的概率相对来说就更高些。”

可见，在B同学的观念中，联系导师和认识导师是不相同的两个概念。自我推荐是联系导师的一种主要方式，导师对推免生的第一印象只能通过文字或者声音，依据学生的学校、成绩、经历等因素进行判断，然而认识导师意味着某种联系嵌入在其中，不论是什么样的联系，也不论关系的强弱，只要有了这一层“关系”，对保研将会很有益处。

后来我自己在总结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你哪怕稍微带一点点关系，他就会对你不一样。

D同学的父母则动用了自己的关系，辗转通过各种渠道，认识了相关专业的导师。

“我觉得可能是缘分吧，正好我爸的朋友听说我保研了，他恰好认识Q大的教授，关系还特别铁，就把我给介绍过去了。也不是刻意，只是偶然情况下正好认识了。”

虽然D同学仅仅认为认识导师是一种巧合，但是实际上也潜藏着主动搜寻的过程，正如B同学所言，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只要想办法，多多少少也能产生一定的联系，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对保研有所帮助。

5. 大四的生活

“保研——猪一样的生活，找工作——狗一样的生活，考研——猪狗不如的生活。”这句大四学生的流行语已经流传多年。对于保研的大四生来说，在大四上学期被确定保研（每年10月底）之后，一直到大学毕业（6月底），有8个月的时间过着猪一样的生活。没有课业的压力，不用找工作、复习考研、准备出国，保研意味着大四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根据访谈对象的介绍，在H大，保研后的学生需要在学校有关部门帮忙。

我们上班是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偶尔加班，做一些非常琐碎的工作，打印、复印、送文件、搬饮料什么的，其他的时候就很少了，我会看看书，都是闲书，还有看话剧，周末出去玩之类的。上班觉得心情不是很好，老师是强制我们去的，原则上不能不去。我们每一届保研的学生都要去值班，有工资，但是很少，每个月也就300元，更多就是帮忙性质的。”A同学在谈到保研以后要值班时，显得有些不满。访谈对象C表示她也在学院值班，每周去两到三个半天，时间长度是大四整整一年，“其余时间就写写论文，看看电影，出去玩玩。”B同学在谈起大四的经历时，显得有些遗憾，觉得大好时光，未能把握，甚是可惜，“保研的被分配到各个行政部门去值班，我之前就知道这个事，我就提前跟电视台打好招呼，说是过去帮忙。其实电视台也没什么大的正事，我睡到10点、11点，也不准时去，我一个星期去上3个上午的班，到11点半去吃个饭，电视台有什么项目，做什么事情，就召集他们开个会，就这样。其他时间我也自由，也没干啥正事，天天周末跑出去玩。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过得太荒废了，不后悔，就是有一点遗憾，应该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读点书，或者出趟远门，真正去流浪流浪。”

D同学表示虽然没有被学校派去帮忙，但也没有出去实习，稀里糊涂地就这么过来了，暑假也玩过去了，回头想想，有点浪费青春的感觉。

笔者无意评价学校的做法，只是想要分析一下，保研之后过上8个月（再加上暑假的2个月，应该有10个月）的“猪”生活对于当今的教育意味着什么。有多少学生能够充分利用这8~10个月的时间，学一些能与未来研究生教育相衔接的知识，做一些可与研究生学习接轨的研究课题，或者积累一些社会实践经验？这样的学生肯定有，但是不多。因此，这多出的8个月，就是对自己过去努力的奖赏。显然，这把学习的过程进行了分割，学生只能看到学习过程中一个个功利的目标，却无法看到能力与素质的持续积累与连接发展。要让已经保研的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新知识、训练研究能力、拓展实践能力的过程之中，在现代的教育氛围之下，也十分艰难。因为，把读研作为提升学历、获得更好就业机会的保研学生大有人在，这些学生看中的不是读研的过程，而是读研的结果。另外，从学校的角度，与其让保研学生闲着，不如切实帮学校做点事情。实际上，这反映的是学历情结与能力培养的矛盾。从目前关于考研的各项调查看，包括笔者通过访谈发现，有些学生不是出于真正提高自身能力或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而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可以在人才市场派上用场的“高学历”，所以他们不担心自己的精力、时间有没有有效产出，而是关注能不能获得学历证书——学历证书就是他们付出的“最大产出”。

8个月的时间，对于青春年少的学生来说，并非是一段可以“任意挥霍”的时光，虽然，他们再“任意挥霍”，也不影响接下来顺利升学（除非玩到拿不到本科学士学位），也就是说，他们自己挥霍得起，但对于整个教育来说，这样的挥霍，又制造了多少的教育浪费以及人才浪费？[103]

四、结语

总结全文，本次调查考察了H大保送研究生制度在政策实施过程和学生保研过程中出现的现象、争议和问题。H大在保研资格认定原则和推荐程序上，立足于学习成绩，总体偏向对综合素质的考评，考评方式比较灵活、多样，但是对考评标准、加分项的把握仍需要进一步斟酌。学生不能自主选择学校和专业的现象仍然存在。为了争夺保研名额，作弊作假、匿名举报、走关系、钩心斗角，保研成了无声的战场。同时，保研也凸显了当下中国人情社会的一面。保研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一部分优秀的本科生在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前能够提前进入研究生状态，多学习一些专业知识，实际情况却是保研后有相当一部分推免生不能充分利用大四学年充实自己、丰富阅历，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这显然与保研政策的初衷相违背。在笔者看来，能够保研是好事，但也不那么绝对。当下，也有很多学生放弃保研名额，选择考研、出国或者工作。如果为了保研而保研或者为了推迟进入社会而读研，没有树立正确的读研目标，不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社会，都是一种浪费。

[100]　参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101]　H大规定，体质测试成绩达到良好（75分）及以上者，方可参加三好学生及各级各类奖助学金的评比，但对推荐免试资格没有影响。

[102]　资料为笔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得。

[103]　熊丙奇《从“保研猪”的称谓看教育浪费》，http://zzy.china–b.com/ssxw/20090310/720437_1.html。

公费师范生的守约与违约

夏翠翠 （北京大学2011级社会学系硕士生）

一、背景

1. 公费师范生制度简介

200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从2007年9月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6所部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免费教育师范生在校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所需费用由中央财政安排。同时，免费师范生在入学前需要与学校和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10年以上，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应先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2年。另外，免费师范生在毕业前及协议规定的服务期限内，不得报考脱产研究生。由此便形成了一个“约定”，即享受国家免除学费和生活补助的权利，履行在生源所在省份中小学任教10年以上，至少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2年的义务，并在服务期内不得报考脱产研究生。

并且，在《通知》中规定了“违约”的规则，免费师范生毕业后如果并未按约回生源所在地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的，要按规定退还已经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和生活补助，并缴纳违约金，同时也会记录入诚信档案内。以下具体的违约规定摘自《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

（一）毕业后未按本协议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的，应在违约处理决定公布后1个月内，一次性向丙方退还所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该费用50%的违约金；超过时限须按每天1‰的比例支付滞纳金。

（二）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未满十年且未经丙方同意的，在离开教育岗位之日，按不足服务年限（包括离开当年）每年10%的比例一次性向丙方退还所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该费用50%的违约金；超过时限须按每天1‰的比例支付滞纳金。

实际上，该政策的施行是出于如下目的，既帮助了贫困大学生就读大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其输入高端人才，旨在以“免费教育”来换取高水平人才对教育落后地区的“反哺”。然而，该政策在2007年推行之初，并未完全修订好相关内容，比如对公费师范生本科毕业后的在职研究生培养方案、非违约性退出机制、具体就业政策及形式等并未做好说明和规定，并将一部分修订公费师范生政策的权力或者说任务交给了各级省教育厅，造成了各省之间对公费师范生就业政策规定不一、宽严不同、重视程度有异的状况。同时，也正是由于公费师范生政策本身的细节变更是伴随着第一届师范生在生活、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和呼声一步步完善的，所以在师范生个体与政策制定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个互动和博弈。

2. 互动中逐渐完善的公费师范生制度

在2007年政策刚出台之初，公费师范生的官方称呼为“免费师范生”，而这一称呼让首届公费师范生自尊心很受辱，他们认为“免费”二字使得他们身份认同感缺乏，在其他非免费师范生面前抬不起头来，因此出于各方考虑和互动，“免费师范生”逐渐改为了“公费师范生”。在访谈中，一位被访对象提到，他曾经因为有一位老师在做讲座的时候用到“免费师范生”几个字，而站起来纠正。

在2007年政策中，虽然提到了享受免费教育的公费师范生在毕业后需要回到生源所在地教育落后地区从事教育事业，但并未规定具体的就业制度。随着第一届公费师范生毕业在即，就业政策逐渐清晰，并且给了公费师范生很大的自主择业空间。公费师范生可以在自己的生源所在省份求职面试，如果在规定日期（一般是4月份）之前没有签订三方，便由当地教育厅根据需要分配，如果有特殊原因需要跨省就业，可以提出申请。这一就业政策实质上放宽了公费师范生政策，并且使得“支援教育落后地区发展”的目的形同虚设。在笔者访谈的对象中，有90%左右的同学在统一分配之前都自己找到了工作，并签约了市重点甚至是省重点。

另外，在师范生们与政策制定者的互动和博弈中，公费师范生政策的细节部分逐渐丰满，具体就业规定、读研深造规则、编制问题、公费师范生称呼问题等都得到了修订和完善，但这一修订和完善的过程，由于受到了公费师范生群体的影响和要求，也越来越偏离了公费师范生政策改善落后地区教育的初衷，逐渐失去了公费师范生制度的社会意义。

公费师范生与普通大学本科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入学之初就通过一纸协议决定了他们未来14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决定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他们的大学本科教育是建立在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之上的，用一位公费师范生的话来说便是“卖身给了国家”。在倡导自由发展的大学校园里，有着这一特殊的群体，他们或者是在中学毕业之初就决定献身于教育事业，或者是因为少不更事不了解政策而加入了这一队伍，或者是为了通过公费师范生这一渠道以较低的分数进入一所较好的大学，或者仅仅因为“免费”可以为贫困的家庭减轻经济负担、圆一个大学梦……因此，通过深入访谈，了解这一群体的生活经历、职业理想和规划，对于从微观层面透视公费师范生制度的合理性和适用性、透视大学教育的社会阶层特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描述

笔者选取了某部属师范大学2007级某专业的31名公费师范生作为一个小群体单位进行深入访谈。主要的访谈问题和方向为：（1）被访对象为何要报考公费师范生，在报考时是否了解这一政策，简述影响其报考的因素；（2）被访对象的职业理想和期望；（3）被访对象对教师行业的看法，是否热爱教育事业；（4）被访对象对就业后十年的规划和打算；（5）被访对象是否有违约的意愿，为什么想违约，为什么想守约；（6）违约的经历或为何想违约却没有违约；（7）被访对象现在的工作状况和就业去向；（8）被访对象对自身公费师范生身份的认同情况、对公费师范生政策的评价等等。

由于影响个人选择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并不能非常严格区分每位公费师范生的报考动机、影响职业选择的因素等，所以在描述中，各影响因素加总的百分比会高于100%。在为何要报考公费师范生方面，31名公费师范生中，约有70%是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为了享受免费大学本科教育而报考公费师范生；约有20%是因为父母的影响，即父母双方或一方是教师，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回到家乡当老师；约有15%是因为自身喜欢教师行业，职业理想便是教师；约有10%是为了能有机会进入较好的学校，并在入学之初就做好了违约的准备和打算；约有20%的同学在报考时并不了解公费师范生政策，属于“随便填报”。在职业理想和期望方面，变动性很大，大部分被访对象表示从大一到大四，曾经变动过职业理想，总的来说，随着年级的增高，倾向于做老师的同学比例会升高；31位被访对象中，声称自己在大一入校时便立志做一名老师的同学仅占50%左右，有强烈违约意愿的同学占20%左右。真正违约成功的有2位同学。他们对公费师范生政策的评价，倾向于负向评价的与正向评价相近，各占50%左右。

另外，在每位公费师范生的就业去向统计中，笔者对其工作所在地的城市等级和签约学校的类型进行了统计分析。在访谈的31名公费师范生中，在省会城市就业者占45.2%，在地级市工作者占29%，在县级市或县城工作者占25.8%，并且无一人在农村任教。在受访公费师范生中，签约省级重点中学者占51.6%，签约市重点中学者占22.6%，在普通中学任教者占9.7%，在地级或县级教育局等部门任职或等待地方教育局统一分派者占16.1%。由此可见，一半左右的公费师范生签约了省会城市或省重点学校，在开始参加工作时，并无一人在农村任教，并且签约省、市重点中学者占了75%左右。

同时，在被访的群体中，违约率为6.5%，有两人违约成功。由于违约付出的经济和信誉成本较大，访谈中发现部分同学有强烈的违约欲望，但最终并未违约，笔者认为这部分群体也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关注他们的违约动机、过程及“流产”的原因等问题。在统计中，约有20%的同学有强烈的违约欲望，并曾为违约做出过努力或咨询。

以上是总体上的情况，具体的分析将在下文展开。

图1 某班级31名公费师范生工作所在地统计

工作所在地

图2 某班级31名公费师范生签约学校类型统计

就业单位类型

三、产生违约意愿的原因

在被访对象中，约有20%的人有较强烈的违约意愿。违约意愿的产生主要与报考公费师范生的原因和动机有重要的关联。在报考动机和原因中回答“不了解政策，随便填的”、“公费师范生高考分数要略低于本校其他同学，为了以较低的分数上一所更好的大学”的同学更倾向于有强烈的违约意愿。

1. YZX的故事

该同学出身普通工人家庭，但家庭并不贫困，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但由于高考那年，他所在部属师范大学只在他所在的省份招收提前批，也就是只招收公费师范生，他想读一个不错的985高校，并且也不想十八岁了还花家里的钱，能适当减轻家里负担就好，所以报考了该大学的公费师范生，当时没想太多，没考虑协议中规定的必须在生源所在地做十年老师的问题。来到大学以后，YZX同学发现大城市是一个可以让人有所作为的地方，并产生了不想履行协议回家乡教育落后地区当老师的想法。在大学期间，YZX同学非常努力，虽然学习成绩并不是上流，但课外活动很丰富，热爱辩论，并在大二时在学校学生会等社团担任部长，大三的时候任学生会主席和社团的社长，活动能力很强。从大二开始，他便产生了违约的意愿，并积极为自己寻找教师以外的出路，所以他在学生会和社团参加活动，并考了GRE、会计师证等，并在大四的时候参加了诸多教育机构的实习。他说他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能埋没在教室里，他现在在某教育机构上课，月薪有1万多，并且打算年底跟几个哥们一起开一家咨询公司。

2. SWM的故事

该同学是来自甘肃某农村家庭的公费师范生，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而报考了该部属师范大学的师范生，虽然不甘心回家乡当老师，但在报考时并没有违约的意愿。从大一起他便一直在一个课外培训机构兼职，工作还算努力，领导都很满意，大四的一天领导突然告诉他因为要扩大规模需吸收新的成员，给他开出条件入职就可以当小主管，月基本工资3 500元以上，当然这只是平时的工资，培训机构还有课时费，大概是一个小时100元左右（刚工作），要现在就签合同，公司只有三险一金。这一忽然砸过来的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让SWM同学产生了违约的意愿，他说他真的不想读了这么好的大学还回到家乡教书，他想留下来拼一拼。

3. XQQ的故事

该同学从小的理想便是当一名老师，高中时一心想考的学校也是××大学，2006年的时候考中了陕西师大，本来打算去读了，但心有不甘，还是向往××大学，于是撕了录取通知书决定复读一年。第二年的高考分数是618分，而××大学往年的录取分数都在620左右，报考的话有一定的风险，但该大学有一个录取免费师范生的提前批，她实在不想继续复读了，于是就填报了一个提前批，这样不会影响她第一志愿的录取，再加上她从小便想当老师，所以虽然公费师范生有很强的就业限制，但她也没太在意。然而，大二的时候她跟一个清华的硕士谈恋爱了，并且感情很好，她男朋友在她大四的时候签了北京一家银行总部，按照公费师范生政策的协议，她必须回内蒙古从教，于是她有着强烈的违约意愿。

以上几位同学的经历大致涵盖了违约意愿产生的原因。Y同学是属于个人能力特别强、不甘心回家乡做老师，并积极主动寻求违约机会的类型；S同学属于个人职业目标比较模糊，在忽然到来的机会面前产生违约想法，但想法并不坚定；X同学是由于个人的恋爱婚姻等私人事宜而产生的违约意愿。同时，在被访对象中，有一位在读大学后认为自己有着较强的学术潜质，并且一直在帮一位专业课老师做课题和项目，非常想继续读研深造或者是出国，希望未来能留在高校做学问，由此而产生强烈的违约意愿，而这一点（他的学术兴趣和潜质）在他报考公费师范生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另外，有被访对象表示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不想再回到家乡，想在大城市安家嫁人。也有一位被访对象由于在回家乡找工作期间，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被当地学校的地方保护主义激怒（宁愿招收自己省内的师范大学学生，或者一些二类大学的研究生，也不考虑她），愤然想到违约。

从违约意愿的产生原因上看，虽然31位被访对象中，违约意愿产生的因素各不相同，但都与政策本身有重要的关系。第一，政策本身的宣传性不足，加之贫困家庭的学生在报考的时候无法从网络上获取更多关于政策的信息，因此存在着不理解政策乱报乱填的现象，而在真正了解了该政策后，便会产生违约的想法。第二，虽然公费师范生政策为报考的同学提供了多方便利，例如免除学费等，但也做了诸多限制，对就业地点的限制、对读研深造的限制等，把师范生生活工作甚至是恋爱的各个方面都限制了起来，使人失去了自由，成为了师范生违约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在高中毕业之际便要签署协议以决定未来14年甚至是一生的职业生涯，对于尚未成熟的高中生来说是不合理的，签署协议也意味着自十七八岁，学生们便失去了对未来选择和决策的机会，并且是以合约的形式强制性限制的。

四、为什么没有违约

在被访的31位师范生中，有强烈违约意愿的占到20%左右，而真正能够坚定地为违约做出努力并违约成功者仅有2人，那么，有着如此强烈的违约意愿却没有违约的原因是什么？

1. SMW的陈述

我其实挺想留在北京工作的，培训机构的工资也挺高，基本工资3500元以上，并且课时费很高，一个月下来也有上万元收入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违约的勇气。我后来还在BBS上发过帖子，把我的情况讲了一遍，看看同学都有些什么建议，发了帖之后我觉得还是回家当老师比较好。有一个人跟帖说：“你在那家培训机构工作，有户口吗？没有吧？你觉得你的工资能在北京买套房子吗？”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履行协议、回家当老师也挺好的，我有一个同学签了家那边的市重点呢，给10万元的安家费，工资也挺高的，总比当“北漂”好一些。违约金还挺高的，要一次性拿出7万元来，我觉得我爸妈也不会同意的，我也觉得挺委屈，凭什么还要交几万的违约金，我要是交了，不就比那些非师范生多花了好多钱吗，想想就觉得挺不公平的。

2. DJN的陈述

我差点就违约自己找工作去了，我回家找工作的时候就觉得，没关系太黑暗了，我堂堂985学校毕业的学生，接受了更好的教育，难道比不上他们地方师范大学的学生吗？可是面试的时候，总是在最后一轮就被刷掉了，我后来觉得我就是个分母，就是为了给那些有关系的人做分母的，让外面觉得面试还是有差额的，其实都是内定的，当时我对当老师失望至极，对我们省很失望，我差点就申请去别的省找工作了。后来，我得知XX市的副市长跟我是老乡，我就想方设法地找到了市长的手机号码，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市长。刚开始打电话，他根本不接，就挂掉了，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个短信，把我的情况说明了一下，我说一个985学校的学生难道真的不如地方院校吗？这到底是我们学校教育出了问题还是社会不公？过了几分钟，市长竟然回电话给我了，他说我的工作问题不用愁，并且推荐了一个挺好的中学给我面试，后来上了，我就没再想违约的事情。我觉得违约了，风险也挺大的，我也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公费师范生政策及协议中，规定了较为沉重的违约代价：应在违约处理决定公布后1个月内，一次性向丙方退还所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该费用50%的违约金；超过时限须按每天1‰的比例支付滞纳金；并且，会将违约记录在个人的诚信档案内。较为沉重的违约代价、违约后找工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大大降低了公费师范生的违约率。以上两个陈述中，一位是出于对两份工作相比较的理性思考，一位是已经在当地省份找到了一份不错的教师工作，所以皆未违约。在访谈中，还存在以下几种想要违约但并未违约的因素：（1）被访对象自己本身没什么职业理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所以觉得公费师范生政策反而替自己做了个决定，既然不知道该做什么，那就当老师好了；（2）从理性的角度作出权衡，认为回家乡做老师，待遇是不错的，而违约的风险很大，需要面临着找工作的风险、考研的风险等等；（3）受到道德压力的影响，有被访对象表示违约会受到很大的道德谴责，享受了较低的录取分数进入了好学校却要违约，这会被周围的人议论，并因此不敢有违约的想法；（4）想要违约，但并没有为之付出努力或懒得付出努力，不了解具体的违约程序等等。

客观上，沉重的违约代价、巨大的违约风险使得公费师范生在高中毕业之初，一旦选择了报考，便几乎没有反悔的可能，一旦签约，便注定了未来14年的人生发展。主观上，个人的惰性和理性权衡，也使得公费师范生缺乏违约的勇气，从而不情愿地顺从于这一制度，返回家乡所在地做中小学老师。

五、违约者分析

上文曾提及到YZX的故事，YZX在大一入学之初便有意违约，并且积极为违约和违约后的找工作问题做准备，并且其父母可以为其一次性提供7万元左右的违约金。另外一个违约成功的案例是XW同学。X同学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在话剧团工作，家庭条件较好，出生在省会城市。X同学小时候学习过各种乐器、舞蹈等，较为活跃和积极参加活动，并有意随自己男朋友出国深造，也是在大一入学之初便有意违约，并且将出国深造作为其未来的发展目标。在大四毕业后，考了GRE并缴纳了违约金成功出国。

对比违约成功和想要违约但“流产”的被访对象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想要违约成功应该具备的各种“条件”，而这些条件不仅体现了个人能力和素养，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分层的影响：（1）拥有能够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的家庭条件。沉重的违约代价，尤其是经济代价使得众多想要违约的同学为之望而却步，因为在访谈中，70%的人是考虑到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因素才选择报考的，虽然经济因素不是唯一的报考动机，而高达几万的违约金必然是他们顾虑的关键。因此，家庭的经济能力、家庭背景和出身决定了个人能否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决定了个人有无能力跳出发展的限制。（2）较强的个人能力。违约成功的两位被访者都有较强的个人能力，前者是各个社团及学生会的骨干，并且有自己开公司的能力，在实习期间可以拿到1万元以上的月薪；后者是有较好的家庭教育，多才多艺。（3）有较为清晰的职业目标。在访谈中，大多数被访者表示自己并不喜欢教师的行业，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完全没有职业目标，而这类人显然是不会为违约付出努力的，而违约成功的两位被访对象皆有较强的职业理想和清晰的职业规划，自己掌控自己人生的欲望很强。

从违约成功的条件看来，一旦在高中毕业之初就踏上公费师范生这条路，几乎是没有多少违约的可能性的，尤其是对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学生。他们想要选择命运，但他们无能为力。

六、反思

公费师范生制度是出于帮助贫困学生上大学，并且支援落后地区教育发展的美好愿景而出台的，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渐行渐远，并且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本文从公费师范生违约还是守约的影响因素，从个体的微观层面展示了一个现实中矛盾重重的公费师范生制度。在近日的新闻中，笔者频频看到四川、上海等各大省市纷纷效仿六大部属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制度，推出了一系列的地方性的免费师范生制度，例如，接受免费教育的师范生要在上海郊区就业等等，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制度，地方的效仿是否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呢？

1. 缺乏合理的退出机制

公费师范生制度在签订协议之初便将师范生牢牢限制住，如果想要脱离这一制度的束缚，追求自身的职业理想和目标，必须通过走“违约”的程序。然而，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拥有强烈违约意愿的学生，并不一定拥有可以成功违约的条件；而没有违约意愿的学生，也并不一定是因为热爱教师行业，热衷于支援教育事业。加之，由于就业政策的宽松，大部分毕业生在市重点就业，并非在农村或西部，由此可见，所谓的公费培养高材生支援落后教育的初衷并未得到实现。并且，过于强制性的政策，只能将不情愿做老师的人框在教师行业里，近年来为了维持较高的守约率，被访对象所在师范大学采用各种壁垒限制违约程序的顺利进行，如此一来，“守约率”真的成为了面子工程，而非教育事业之幸。强制性和违约处罚，并不能造就真正的老师，而真正的老师，只能通过“自由”成就。所以，笔者认为在公费师范生制度中，缺乏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而非代价极为沉重、足以将厌恶教师行业的人套在教师队伍里的违约机制。只有创造一个较为开放的退出机制和进入机制，才能真正培养出一批一心从教的优秀教师。

2. 公费师范生成为一个具有阶层意义的身份标志

公费师范生由于特殊的金钱与10年从教的“交易”关系，在自身认同上都存在问题。当一个人成为了公费师范生，贫困、教师等标签便不由自主贴在了他的身上，成为一个人出身和家庭背景的标志，成为个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标志。更可悲的是，由于必须回生源所在省份从教，无法选择生活的城市和从事的职业，间接地固化了其阶层身份，剥夺了贫困师范生通过名牌大学教育步入大城市的机会和梦想。在访谈中，有被访对象提到了恋爱中的被拒问题，该男生因为其公费师范生的身份及这一身份所蕴含的“污名化”因素而遭到了求爱对象的拒绝。而另一被访对象，在讲座上激动地纠正他们是“公费师范生”而非“免费师范生”的行为，也正体现了个体的自卑、无奈和对获得身份认同的强烈要求。

能否较为公平地获得大学教育机会，是一个社会是否开放，流动性是否强的重要标志。而公费师范生制度恰恰相反，以其契约性、免费性和强制性，将大学教育的开放性打断，将社会分层因素纳入到了本该公平自由的大学校园，无疑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3. 政策的不完善性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公费师范生政策本意在以公费帮助志在从教的贫困学生，然而由于缺少一个审核机制，在公费师范生群体中，存在着部分投机者，即运用公费师范生提前批招生，不与普通学生统一划线的空子，通过报考公费师范生以较低的分数进入较好的大学，进入了好大学之后，再通过缴纳几万的违约金违约。这一现象不仅挤占了本应资助贫困生的名额，而且也为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造成了困难。

第二，政策本身的部分规定，并不利于公费师范生找工作，由此造成了师范生抵触情绪严重。政策规定，公费师范生在从事教师工作的时候，相关单位必须给予编制。而这一要求使得许多编制不足的单位不愿接收公费师范生；政策规定公费师范生必须去农村从教两年，并且去农村支教期间的工资及福利待遇由原单位按原待遇支付，这一规定使得中小学不愿接收公费师范生，因为他们去农村支教的两年会打乱正常的教学及招聘；另外，由于具体的就业事宜，交由各省安排，不同省市的不同就业政策和对师范生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公费师范生的就业问题。在访谈中，有一位学习成绩特别好、课外活动也很积极的优秀学生，因为自己所在的省份的师范生就业政策推行力度不够，所找工作还不如一个用他的话说就是“混日子”的另外一个优惠较好的省份的学生。这样一来，严重打击了学生努力的积极性，因为在学生的眼里，能不能找到好工作“靠关系、靠省里的政策”而非靠个人努力的印象已经深入人心。

第三，公费师范生不能报考或就读全日制研究生的规定，也对公费师范生的积极性造成打击，并使他们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担忧，因为不能在最适合学习的时候攻读研究生，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是有限制的。

综上所述，政策的不完备性、强制性、标签性、阶层性都使其不能实现公费师范生政策最初的一箭双雕的美好愿景。而近年来，地方性公费师范生制度的效仿性兴起，也令人对教师教育的发展产生担忧。大学是自由的，而非强制的，是否投身于教育事业也应该是一个自由的选择，而非是一个交易。通过强制性和失去自由而形成的看似美好的结构，是脆弱的、不稳定的，也并不能真正促进教育的发展。公费师范生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也并不仅是政策制定者的懈怠，而是因为这一强制性交易性政策本身就存在不合理性，不合理的政策即使有再充足的智囊团，也不能将其做到完善。完善总体上的助学贷款和助学金制度，保证贫困生能按照自己的职业理想和意愿自由地发展、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才应该是中央财政最关切的问题，而非以公费资助换取强制性协议。

本科毕业生被就业现象调查

——以某二类本科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为例

陈曦 （北京大学2011级心理学系研究生）

一、问题提出及背景介绍

1. 问题提出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一直受到多方关注。从社会方面来看，高校毕业生作为高素质人才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为其发展服务，对于国家繁荣及社会安定有重要作用。对于高校来说，毕业生的就业是学校人才培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评定学生成才的一种客观标准，也是高校教学质量学校综合素质评比的客观指标之一。对于高校毕业生个人来说，能够顺利就业对于个人生活质量的保障，个体职业生涯的发展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但高校毕业生就业这一问题与校方的评比考核联系到一起之后，就产生了很多变化。学校为了能够提高校方的就业率，强迫学生在毕业之前签署就业协议，证实学生自己已经就业。许多毕业生在各种条件的逼迫下，不得已只能草草地签署一些自己并不满意的就业合同。至此，这种作为校方教学质量和综合实力的客观指标之一的毕业生就业率，已经变质成为一种上行下达的命令，一种流于形式的劳民伤财且不能够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的事情。笔者在本科毕业之际也遭遇到了这种“被就业”行为，有比较切身的体会。

2. 背景介绍

笔者所在的学校是H省的一所二类本科学校。学校现有一级、二级学科博士点16个、一级、二级学科硕士点30个，本科专业近70个，各类在校学生约4万人。该校在全国20多个省、市、区招生，其中在山西、内蒙古等14个省（区）为本科第一批录取。

笔者所在的学院设置旅游、酒店管理两个教研室，科研与服务机构有H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景观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省旅游业研究基地、饭店管理与咨询中心。学院曾多次被评为“H省旅游教育培训先进单位”。学院共有教职工50人，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15人，有博士生导师2人。学院在读本科生近600人，专科生1 200余人。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

笔者所在的年级共有4个旅游管理班级。在大二时，学院将4个旅游管理班级，根据同学的个人兴趣分为两个方向：旅游方向及酒店管理方向。其中旅游方向36人，酒店管理方向88人，酒店管理方向平均分为两个班级。但由于大一时同学的感情较好，以及管理班组已经成型，所以，后期的各种事情，尤其是毕业时期的事情，还是以刚入学时的5个班的编制进行，每个班级中都有不同比例的旅游班同学和酒店管理班同学。

笔者所在的旅游管理班级共有28位同学，其中女生21位，男生7位。28位同学中有9位同学是旅游方向，19位同学是酒店管理方向，这一比例与全院的旅游方向的同学和酒店管理方向的同学总数的比例基本吻合。

二、研究方法与调查对象

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访谈研究方法，制定了基本的访谈提纲，对于4位被访人员进行了每人约2个小时的细致访谈，就当年“被就业”的事情进行了细致的回忆和总结。从其中几位同学的访谈结果来看，其“被就业”过程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但也具备一些特异性，与个人的情况有很大关系，笔者希望从这几位略有不同的案例中还原一个较为完整的“被就业”过程。

笔者通过网络查询了解到一些相关的政策、数据等资料，甚至通过同学搜寻到了毕业时的一些文件资料。在本文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

2.调查对象

笔者共访谈了4位被调查者，分别是王建、王甜甜、李勇、林轩（以上均为化名）。4人均为笔者的旅游管理班级同学，其基本情况分别如下：

王建，大二后分到国际导游班级。该同学是旅游管理班内同学在旅游方向的代表，该生在校期间学习认真努力，获得过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学校乙等奖学金多次。尽管该生在校期间也多次参与实习，但最终因为对于自身专业的不认同而放弃了实习单位，于毕业时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王甜甜，大二后选择了酒店管理方向。本打算毕业之后回户籍地（浙江东阳）工作，但由于大三下学期至大四上学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在广东某酒店的实习，大四下学期主要精力放在毕业答辩上，所以在毕业离校时并未找到合适的工作。但迫于校方的压力找到了一家小企业签署了就业协议，才得以顺利离校。

李勇，大二后选择了酒店管理方向。李勇本打算大三开始复习考研，但院方“不允许”酒店管理方向的学生复习考研，李勇在努力了很久之后也没有拿到院长签字的同意书，因此只能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与其他酒店管理班的同学一起去广东某酒店实习，并在毕业时选择留在了该酒店。

林轩，是笔者当时所在旅游管理班级的班长。在校期间班级的大小事务都是经由班长林轩负责，对于当年班内同学就业情况记忆颇深，且拥有部分当年同学办理就业离校事宜的文件原件，对于班内同学的就业情况有广泛的认识，能从宏观的角度来为笔者讲述当年同学“被就业”的事情。

三、具体案例陈述

王建是笔者当时所在班级学习成绩的佼佼者，也是院内各种活动的活跃分子，且在校期间多次参加实习，实习经历很丰富。就是这样一个各方面都较为优秀的学生，在毕业时也不得不签署了一家实际规模仅有5人的旅行社，并开始了其自身都不认同的职业生涯。

王建是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后来选择了旅游方向，且在校期间多次为各旅行社带团，积累了很多导游工作经验。但是，“我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导游的内幕，或者说是旅游行业的内幕太黑暗了，你也是知道的，而且太累太累了，年轻的时候干一干还行，我以后怎么发展，五六十岁了还干导游啊？！对这个工作这个行业我看不到未来。”因此王建同学并不喜欢这个职业。所以，在大三刚开始的时候，王建同学就着手准备考研，希望能够通过考研换一个专业，所以他当时报考了中南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咱们专业的，感觉很像这个万金油，什么都懂点，但是什么都不精通，所以我还想找个更高一点的起点，去中南读市场营销，有了研究生学历，然后又是中南大学的，到时候找工作应该能够找到满意的了吧。”所以在大三至大四上学期这段时间内，王建同学就一直在准备考研，并没有参加任何实习或者是寻找工作机会。但在大四下学期的时候，王建同学得知自己并没有考取中南大学的研究生，而这时又要忙着准备毕业答辩。王建同学并没有时间再去找合适的工作。因此在毕业时，王建同学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在问及王建同学当时的就业想法时，王建同学说：“实在是不想做旅游了，还是先从销售做起，一步一步来，销售好像不怎么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学导游的口才又还行，就跟人扯呗，卖出去东西不就行了啊，咱导游不也是在卖东西嘛，做销售还不用跟导游一样这么伺候人，以后晋升的路也很清楚。苦是苦点，好好干呗。”所以当时王建同学想等忙完毕业答辩之后再好好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

但在办理一些毕业离校手续的时候，王建被告知，毕业生需出具相关的就业证明，如就业协议的复印件或者用人单位出具的就业证明方可获得毕业证书。如果不能出具上述材料，学校将扣留该生的毕业证书。“当时就说得给个就业协议，要不就找个单位开个就业证明，说是上面要的，学校得保障你的就业，只要你证明你就业了，你就能毕业了。那个时候咱们班不是好多人都是这么弄的嘛。”王建同学为了获得毕业证书顺利结业，只好去找以前实习的旅行社，恳请其能为自己开一个就业证明。

“就那个XX国旅，挂的牌子好像挺厉害的，其实总共就三四个人上班，其他的都是联系到团了就找个咱们这样的学生导游，带着去玩一玩，一点都不正规不专业。”王建同学联系了一家XX职工国旅的旅行社。“一开始人家也不怎么愿意，说没有打算招聘正式的员工，公司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团就直接联系其他导游了，人家肯定不准备招正式的呀，还得按月开工资、上保险什么的。我就说这是学校要求的，就是个形式，就盖一个你们旅行社的章就行，也不会有人查什么的，也不算在你们的编制之内。因为大学在他那也干了两年，给他带团也带了好多次了，就帮了这个忙。我不是后来还请人家吃了顿饭嘛。”

王建同学通过旅行社开具了一个就业证明，并盖了该旅行社的公章，将复印件交到学院里，才顺利拿到了毕业证书。对此，王建同学表示非常无奈：“这就业怎么说也是我们学生很重要的事情，怎么着我们也想好好考虑一下，好好找一下自己喜欢的工作吧，凭什么要求我们就得在毕业的时候一定要签好就业协议啊，就算是卖身我们也得找个好人家吧。”

王甜甜是来自浙江的一位女同学，家里经营着一家奶牛场。王甜甜及其父母都希望王甜甜在毕业之后能够回老家发展，所以当时在酒店管理方向安排实习的时候，王甜甜同学就向院方申请不参加学院安排的实习。但院方与酒店双方存在一些较为不清的关系，因此没有批准王甜甜同学的申请，并且以毕业证和学位证来要挟同学们参加实习。

“那时候不想去实习的呀，我以后又不想干酒店，又不想在广东，摆明了去那里实习对我以后职业发展没什么用处的呀。学校就是坑人，就是把我们卖到酒店了啊，还有什么好说的！”王甜甜同学对于学院安排的实习非常不满意，但迫于学位证和毕业证的压力，只好去参加了学院组织的实习。

在大四中旬，王甜甜等同学从广东清远回学校之后，就一直忙于毕业论文的写作和答辩准备，没有时间回老家找工作。因此在办理毕业手续的时候也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但又要交毕业证明，迫于无奈，“我就让我爸爸给我开了个证明，就说我在奶牛场上班了呗。其实就是个形式，说要填写单位名称、单位电话什么的，我就填了我爸的奶牛场，然后填了我爸的手机号码。打个招呼就行了，说要是有人打电话问王甜甜是不是在这边上班，就说是就行了。其实好简单的。呵呵。”

王甜甜同学通过自己父亲的奶牛场开具的就业证明也顺利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但是，王甜甜对于这件事情也非常不满意。“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学院要评比就业率，那为什么不提早对我们进行就业方面的指导。哦，就算不指导，那让我们自主实习总是可以的吧。为什么非得要逼我们去广东实习，一回来又要我们的就业证明！那让我们怎么办啊，就是让我们留在酒店上班呗！你说是不是！那我们不想干这个呢，我们不想在广东呢，我们怎么办？简直太不负责任了！”

李勇同学是笔者旅游管理班的同学，后来选择了酒店管理方向。李勇同学对于旅游管理这个领域非常感兴趣，在大一的时候就参加了H省的旅游论坛，提交并发表了一篇优秀论文。李勇同学在大三决定复习考研，并希望能够跟随一个师姐报考中山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正式准备之前也已经了解了一些信息，与师姐联系获取了很多资料等。但是大三下学期的时候，学院组织赴广东实习，并且不接受同学自主实习。

“就说这个是学校安排的，是教学计划的一部分，你不参加实习，就是有好几门课都没有学分，到时候你也不能毕业。这件事由不得你。”李勇同学的自主实习的申请并没有获得批准，只能参与了学院组织的实习。“其实，还是为了学院的就业率吧，我觉得是，你想，学院就是觉得你考研是很有风险的，给你这一年的时间，你不一定能考上，到最后没考上也是相当于没就业的，但是要是送你去实习，也就是去工作了呀，留在酒店是很可能的事情，况且还有钱拿啊，学校肯定是会这么做的。我现在算是看得透透的。没一个是为学生考虑的！”

李勇同学认为，学院安排去实习也是确保学院就业率的表现，即学院认为考研并不能够确保学院的就业率，从学院往年的考研成功率来看也确实有这种现象。所以学院会以拿不到学分以及不能顺利毕业来胁迫学生放弃考研。

放弃考研跟随学院去广东实习之后，李勇同学在广东清远某酒店实习之后，留在了该酒店。“我实习完了，酒店就找我谈话了，先是部门的人跟我谈的，说酒店现在很需要人才，说我是个人才，希望我能够留在酒店继续工作，然后人力资源部的也跟我谈话了，意思也是想让我留下。唉，其实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留下，不过那个时候不是又要交什么实习报告吗，交完没几天又要交就业协议什么的。被学校那些破事弄得也烦了，我就想签了吧，我这什么都签得好好的，他们总归没什么说的了吧！”

李勇同学在毕业时就已经和该酒店签署了一年的就业协议，在经过试用期之后就正式成为该酒店的正式员工了，也就此彻底放弃了之前对于旅游管理方向继续研究的念头，在酒店踏实地工作了。“其实我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虽然我现在是有一个安稳的工作，能够满足我的衣食住行，可我总觉得这个过程太龌龊了。按理说，这都不是我的选择，我才是真真正正的‘被就业’的。你看，这根本就没有我选择的权利，实习的那个时候就是把我们卖到酒店的。现在的工作我只是懒得变动了，只好把自己继续卖给酒店。”

林轩同学是笔者所在班级的班长，一直负责班内的各项工作。林轩同学的父母当时在老家已经为他联系好了就业单位，林轩同学也非常满意，所以在结束了学校安排的实习之后，林轩同学就和联系好的单位签署了就业协议，并且能够顺利毕业。

根据林轩同学回忆，当时班内共28名同学，“7比21，呵呵，我记得很清楚，男女比例1比3，简直是我们男生的天堂。”对于毕业时班内同学的去向林轩也记忆犹新，并重新翻出了一些当时的资料给我看。

“你要是问当时同学的就业情况，你看看咱们班后来户口的情况就差不多明白了。找到合适工作的，一般都是把户口迁到了工作地了，而那些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要么是把户口放在X市人才市场托管了，要么就是被打回原籍了。”

表1 该班同学毕业就业情况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户口所在地

毕业时就业情况

是否去上班

郭同学

男

浙江

深圳龙岗区

深圳比亚迪汽车公司

是

王同学

男

河北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宇龙通讯

是

蒋同学

女

吉林

宁波市人事局

宁波某时装企业

是

王同学

女

吉林

X市人才市场

X市某广告传媒公司

是

孙同学

女

新疆

X市人才市场

搜狐X市分公司

是

李勇

男

福建

X市人才市场

广东某四星级酒店

是

程同学

女

河南

X市人才市场

广东某酒店

是

朱同学

女

湖南

X市人才市场

广东携程旅行网

是

刘同学

女

湖南

X市人才市场

本校研究生

是

赵同学

男

河南

X市人才市场

本校研究生

是

施同学

女

湖北

X市人才市场

本校研究生

是

王建

男

山东

X市人才市场

X市XX国旅

否

张同学

女

黑龙江

X市人才市场

X市某电视购物公司

否

林轩

男

江苏

江苏某市人才市场

江苏某补习学校

是

林同学

女

河南

河南某市人才市场

河南某专科学校

是

张同学

女

河北

河北某县人事局

该县事业编

是

廖同学

女

陕西

陕西某县人事局

该县某景区管理处

是

周同学

女

湖南

湖南某市人事局

X市某酒业公司

是

王同学

女

浙江

浙江某县人事局

该县某工艺品厂

是

赵同学

女

湖南

湖南省某市人事局

某旅行社

是

王甜甜

女

浙江

浙江省某县人事局

该县某牛奶生产农场

否

陈同学

女

山东

山东省某县人事局

该县某医院

否

石同学

女

江西

江西某县人事局

北京某建筑公司

否

付同学

女

广东

广东省某市人事局

某宠物公司

否

迟同学

女

江西

江西省某县人事局

江西某广告公司

否

于同学

女

广西

广西某市人事局

广西某电器公司

否

王同学

女

湖南

湖南某市人才市场

某医药器材公司

否

方同学

男

湖南

湖南某市人才市场

出国做交换生毕业

否

笔者查看了林轩同学所说的户口情况，发现班内同学户口由学校集体户口迁到企业的集体户口的，仅3人的户口是迁到非籍贯地区的：浙江的郭同学户口迁到了深圳市龙岗区，在深圳比亚迪工作；河北张家口的王同学户口迁到了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于宇龙通讯，总部在深圳；来自吉林的蒋同学户口迁到了宁波市人事局，在宁波某时装企业工作。

以上3人是自己找到工作并成功顺利就业的。剩余的25位同学中，有一位方同学在大二的时候就作为交换生去美国留学，与本班同学一同毕业，并没有再回学校，在此就不将该同学统计在内。剩下的24位同学中将户口放在X市人才市场的同学共有10位，户口打回原籍的有14位。

将户口放在X市人才的10位同学中，有5位是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分别是来自吉林的同学，就业于X市某广告传媒公司；来自新疆的孙同学，就业于搜狐X市分公司；来自河南的程同学，留在了当初实习的酒店，但将户口留在了长沙；来自长沙的朱同学，在广州携程网工作，但户籍还放在X市，以及上文中所提到的李勇同学，留在了当初实习的酒店，并未将户口迁出长沙。其余的5位同学，有3位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剩余的2位，虽然打算在X市发展，但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上文中的王建同学就属于这种情况，虽然找到单位开具了就业证明，但自身并没有到该单位上班，而是选择再继续寻找工作机会，由于打算在X市发展，所以将户口放在了X市人才市场托管。

户口打回原籍的14位同学中也有顺利就业的。上文中的林轩同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老家找到合适的工作，户口打回原籍并回到老家工作。其余的13位同学中，有6位同学是找到合适工作的：来自河南的林同学考取了老家的事业编，就业于家乡的一个景区管理处；来自河北的张同学和来自陕西的廖同学在家乡的一个乡镇企业上班；来自湖南的周同学在大四时结婚，并管理自家生意；来自浙江的王同学回家乡管理自家的产业；来自湖南的赵同学在家乡的一家旅行社上班。除了上述7位同学之外，其他将户口打回原籍的同学，都希望在家乡发展，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上文中所说的王甜甜同学就是这种情况。她的户口打回了浙江，且也出具了就业证明，但是她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另外也有同学并没有希望找工作，如笔者，当时户口打回原籍之后，并没有打算找工作，而是复习一年再考研，虽然当时也找单位开具了就业证明。

由上述情况来看，本班正式就业的人数仅有18人，去掉已不在本班编制之内的方同学，本班就业率66.7%。而且这些就业的同学中还包括李勇同学那种认为自己也属于“被就业”范畴之内的同学。与学院在网上公布的95%有很大出入。

四、问题与分析

笔者由上述访谈内容可见，该学院在处理毕业生就业问题上存在一定问题。院方将考评所需要就业率转化成一种上行下达的任务指标，不是通过对于自身教学质量的提高以及对于学生就业方面的指导来实现，而是通过以学分和毕业为要挟强迫学生提供就业证明来实现。这种行为迫使很多毕业生只能靠寻找有关系的单位等开具虚假的就业证明，来证明自己已经落实了就业，才能够顺利毕业。

这种做法对于社会并无积极的影响，并没能实质性地解决人才就业问题，无法为社会建设输入高素质的人才，仅仅是在数字上显示有多少毕业生涌入市场，实际上并没有提供生产力；这种做法对于毕业生来说也是无益的，不仅仅是增加了毕业生毕业的难度，为处于办理各种烦琐的毕业手续的毕业生们火烧焦油，而且对于毕业生的职业生涯并无帮助，有的甚至剥夺了毕业生自主选择的机会，浪费了毕业生的宝贵时间；对于院校来说，这种方式可能在短期之内会提高院校的“就业率”，但这种就业率毕竟是虚假的、经不起考究的，长此以往，院校会更加关注这些表面数字，而忽视院校师资力量的建设，教学水平的提高以及综合素质的发展，对于院校的长期发展是尤为不利的。

学校以及学院将这种考评上的压力转嫁到毕业生身上，并没有从毕业生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也映射出我国的高校考评制度上存在的缺陷。这些都有待于以后的分析。

为什么要去日韩留学？

于丽平 （北京大学2007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研究背景

近几年，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当欧美留学风盛行之际，我们发现还有一股风也在吹，那就是日韩留学风。

近日，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公布了2011年度在日外国留学生的相关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外国留学生数为13.8075万人（截至2011年5月1日），比截至2010年5月1日的人数减少2 699人，降幅为2.6%。从留学生的出生地来看。来自亚洲国家的留学生为12. 9163万人，占总数的93.5%。从国家来看，中国留学生最多，为8.7533万人，占总数的63.4%，相当于排在第二位的韩国留学生（1.7640万人，占总数的12.8%）的5倍。私费留学生占9成以上。从留学生攻读的专业来看，学习社会科学专业的最多，为5.5732万人。

韩国政府计划将扩大在韩外国留学生规模，教科部也准备简化针对留学生的签证发放程序，并允许留学生在从完成语言进修的12月至大学入学的3月期间停留在国内。而在过去，语言进修结束后，留学生需要重新报韩语补习班，或先回国后再返回韩国。这一变化最大的获益人群是韩语不好但学业优良的国际学生。另外，韩国政府还公布在韩国学习满6个月以上的学生均可申请打工许可（包括持D4签证入境的韩国语研修生）。

虽然都是留学，但是实际上日韩留学风与欧美留学风并不是同一个性质的。

留学风盛行的一个结果是各种留学中介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社会上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些留学机构，像新东方、美加百利、启德教育、金吉列等主打的留学方向都是欧美、澳洲和新加坡等国家的知名院校。主打日韩留学的中介机构，首先在数量上较少，其次知名度远没有主打欧美的留学机构高。这些留学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办理各种手续，保证签证通过，以及去日韩之后有学可上，但是学校的排名或者级别是不能保证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机构去日韩留学的学生读的基本都是日韩的普通大学，很多都是相当于国内三本的大学，极少能够达到二本的级别。很多人去欧美留学，可以称为“镀金”，但是大多数去日韩留学的基本是为了“捞金”。

山东等沿海省份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离日韩近，且省内日韩企业也较多，因此省内办理去日韩打工或者留学的机构很多，去日韩打工和留学的人数相应也很多。现在很多高校都开始提供很多的日韩交流项目，比如2+2、3+1之类的，让学生不用支付高额的学费，还能获得两个学位。这样留学成本相对较低，风险很小，因此参与的人也比较多。这也成为去日韩留学的另一个主要途径。

日韩留学与欧美留学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去日韩留学如此火爆？他们为什么要去日韩留学？他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以出国？他们在日韩的生活、学习状况如何？他们未来的就业前景如何？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辅以文献资料法进行研究。

本文选取了在日本和韩国留学的学生各两名，通过QQ聊天的方式对他们的留学过程以及在日韩的生活、学习情况进行深入访谈。在论文撰写的过程中，根据需要随时向他们提出问题，进行交流。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一以A来表示，男，日本福山某大学经济学专业大四学生。日本留学生二，以B来表示，男，日本福冈某大学情报学专业大二学生。在韩国留学的学生一，以C来表示，女，韩国首尔某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一年级。韩国留学生二，以D来表示，与C同校同专业研究生。笔者认为他们不仅代表了他们自己，同样能够反映出与他们采取同样的方式和途径去日韩留学的学生的一些共性，同时在访谈中他们也会谈到他们在日韩学校的中国同学或朋友的情况。

这4位访谈对象也提供了一些日韩方面官方的与留学相关的资料，以及在日韩的留学生论坛上的部分内容作为参考。

三、研究主题

1.去日韩留学的原因和途径

A同学村里有一些正在日本打工和去日本打工已经回来的人，还有一个表姐在日本工作，A大概知道日本那边的工作情况，家里也认识一些做日本出口生意的朋友。A高中毕业之后没有考上大学，如果直接参加工作，是高不成低不就的，想找工资待遇不错又不太累的工作，比较困难。由于有之前对日本的了解，根据别人的叙述是，出国第一年的学费、生活费要自己出，之后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可以通过打工赚到，而且很多人还可以每年给家里寄一些钱回来，A的妈妈就想让他去日本念书。A一个表姐的爷爷认识一个办理去日本留学的中介公司里的员工（员工每招收1个学员，可以拿到3 000元回扣），听说这个公司的签证通过率是山东最高的，因此就选择了这家在济南的中介公司为他办理去日本留学的手续。出国之前，先学一年的日语，培训费是4万元，这家的费用是最贵的，其他的都比这家便宜，但是签证率没有这家那么高。当时与A同学一批的，签证通过了28个人，拒签了2个人。这个机构里的学员大部分是山东本省人，福建人也比较多。该中介机构与日本的几个大学有合作关系，每年固定的时间会到这边对学生进行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基本笔试考的都是跟日语水平相关的，但是级别较高的学校也会考英语、数学、历史。考试通过之后，根据各方面的考量，包括自己的成绩、学校所在城市、专业和学费等，在合作学校中选择一所。大概要等半年签证，签证到了之后就可以出去。A刚去日本的时候大概是日语三级的水平。

A同学认为，出国一是为了挣钱，国外的钱比国内容易赚。但是出国打工的签证只有3年有效期，办留学的话，只要在上学，就可以一直有签证，而且毕业之后，找到工作，留学签还可以变成工作签，就没有时间限制了。二是觉得国内没有什么出路，想要出国看看。

B同学高考失利，家里的亲戚有朋友在日本留学，之后就在日本工作。听说日本留学学费不贵，还可以打工，毕业之后，工作容易找，工资比较高，就业情况不错。家里人就让他去日本留学。亲戚帮忙介绍了一家中介公司在县城里的办事处，总部在青岛。中介费大概1万元，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准备材料（高中成绩证明、学位证明、家里的经济实力证明、资金保证等）、办理签证等。在这个过程中，在中介那里学了一点很基础的日语。关于签证方面，不是过不过的问题，而是看日本那边的学校接不接收。中日的大使馆都会审查材料，验证身份，确保真的是去日本留学的。因为当地很多人名义上是办留学的，但是去了之后就偷跑成了黑户去打工。

学校由自己选，加上老师推荐，将自己的信息发给日本的学校，学校派人到中国，或者通过网络考试、面试，选拔合格才能去。

B由于在国内没有正规学过日语，因此是先去日本读了两年的语言学校。基本上语言学校没有什么好坏的差别，所以不太需要特意选。

C本科时就读于山东某二本学校国际贸易专业，学校里有与韩国学校合作的2+2交流项目[104]，涉及历史、国贸、物理、数学、美术、土木专业。该校与韩国两所大学（一所公立，一所私立）结成姐妹学校，后两年的学费与前两年一样，不需要额外交给韩国学校学费。这些项目基本是有意愿即可报名，人数少的时候不会刷人，如果报名人数超过给定名额，则根据成绩能力等选拔。大一时开始报名，大一下学期学校统一组织在晚上学习韩语，一周3次，每次2个小时，学习一年半。每人交1万元的管理费给学校，C同学认为这只不过是学校找个理由收钱。在出国之前有个简单的韩语考试，正常情况下韩国的要求是韩语等级考试（TOPIK是韩国公认的外国人的韩语水平考试）要达到四级[105]，但是因为是属于姐妹学校交流性质的，所以对语言没有很严格的要求。签证办理比较简单，自己准备一些材料，学校统一办理，签证基本保过。

C同学之所以会去韩国，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她小姨在韩国定居，所以未上大学之前，对韩语和韩国的生活情况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如果去韩国，其小姨在生活等方面能够给予一定的帮助，父母也比较放心。若是没有这层关系，她父母也未必会同意她去韩国交流。但是她本人认为，有这种机会是一定要把握的，可以出去见一见世面。

D同学本科在江苏南京读了两年的大学，期间报班学习了韩语。去韩国是因为，“韩国是离中国比较近的国家，有着和中国类似的文化习惯，留学不难适应环境，并且韩国留学费用不高，生活质量也还可以”。D通过中介去韩国，中介是在中国学韩语时，韩语老师介绍的，中介费是1.5万元。D去韩国之后属于插班就读[106]，直接在韩国学校读本科三年级。先在中央大学安城分校的韩国语学院[107]学习韩语，所以当时只是办语学院生的D–4签证，手续并不多，主要是办了父母的财产证明、银行存款证明、户口本公证、身份证公证等这些材料，是通过本地的代办单位代办的。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到韩国插班读本科，中国教育部是不承认其学历的。如果在韩国继续读研究生，这个学历能够得到教育部的认可，因此，大部分插班到韩国读本科的留学生都会继续在韩国读研究生。

2.在日韩的生活、学习状况

A同学因为日语水平不够，因此去日本之后先在已选定的学校读了一年的别科，也就是语言学校。之后又通过考试、面试，去了合作学校中的另一所比较好的学校学经济学。A本来打算学自动车专业，即汽车专业，想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但是觉得“学费太贵，技术性太强，要是真想好好学，一年半年学不完，而且汽车的零部件一些专有名词都是英文转换过来的，都是外来语，很难，也很多，看了前辈们考试的单词有好几页。但是又不实用，学的只是专业领域，并不是维修哪一方面，就是回国了，也不好找工作”。A同学周围很多同学都是晚上打工，白天睡觉，“那些留学生即使是好好学习的，也不如国内大学生。日本人学得很慢、很浅，只是他们是素质教育，创新能力强”。A同学觉得学经济专业学费便宜，一年大概一两万，像汽车等专业，一年的学费三四万。“本来想去日本学点东西的，但是去了之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大家基本都没有好好学习的”，而且一旦出去打工，学习的时间就很少。但是不打工，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A同学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一周自己到底要上几门课，课少的时候，他自己只去四节课，在经济学方面也基本没学到什么东西。

关于打工，日本规定持有留学签证的留学生一周只能打工28小时，但实际上所有人都不止工作28小时，只工作28小时的收入根本就养活不了自己。但是如果打工超时，被入管局（日本入国管理局）查出来，就会不给签证[108]，而且要是不上课，出勤率达不到75%，也不给签证。一旦被拒签，以后就不能再去日本（可通过改名字这一途径再去日本）。因此A同学才每周去上几节课，以保证出勤率。关于留学生打工的其他限制，去日本之后，老师会告诉他们不能在哪些地方打工，前辈会告诫他们不能总旷课等。具体的条文，他们并不清楚。

A同学和他认识的其他中国留学生基本都是去料理店、麦当劳或者工厂打工，工资按小时计算，月结，直接打到银行卡。麦当劳工资低，工厂工资高，但是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工厂，工资也不一样，基本都在每小时800到1 200日元之间（约人民币60到100元）。A同学之前在料理店打过工，现在在食品工厂，每小时800日元。日本学校假期比较多，所以在假期时，A同学每月“不用拼命”就可以赚1.5万人民币左右，工作量不大，周末不需要上班。

在日本虽然确实赚钱比较容易，但是开销很大。A同学与人合租（非东京地区），每月分摊到的房租是1 800元人民币，手机费500元，饮食方面大概也要一两千。和朋友（附近地区认识的中国人或者一起工作的日本同事）一起出去玩也是比较费钱的，保龄球打一局每人150元，去吃烤肉，或者去海边玩，费用都很高。出去玩基本是这两年的事，工资比较高，手头比较宽裕，才会有一些业余活动。刚去日本的时候，打工不方便，工资也比较少，自己做饭，水果、蔬菜太贵，舍不得花钱，大部分时间都是吃面，也没钱出去玩，课余时间基本都宅在屋里上网聊天或者打游戏。情感孤独，也无法与当地人交流，心情压抑，经常黑白颠倒。

B同学首先去福冈的语言学校读书，学费每年63万日元（约人民币4.5万元），半日制第一年下午上课，第二年是上午。语言学校读完之后，会有日本留学生考试[109]和日本语能力考试[110]，有的学校两个成绩都需要，有的只需要其中一个，还有的学校两个都不需要。自己申请的学校看的是日本留学生考试的成绩，他的日本语能力考试达到了二级。毕业之后通过笔试、面试等过程申请到了福冈的一所公立大学读情报学专业，选这个专业是“受周围环境影响，小时候家里很早有电脑，自己比较感兴趣，还比较赚钱，工资高，吸引人”。公立大学学费比私立大学便宜很多，B学校每年学费4万多，留学生减免一半的学费，自己只需要出2万多。学校要求修满130学分以上就可以毕业，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的，每个学期课程都不一样。目前这个学期基本每天都有课，周一两节课，周二四节课，周三一节，周五两节，每节课90分钟。平时还会有一些课堂报告等。B同学很重视自己的学习成绩。有的留学生会翘课去打工，但是B同学要求自己不能翘课，即使是上课去睡觉也要去。在众多中国留学生去的日本学校中，他们学校是比较好的，口碑好，费用低，还给学生交国民健康保险[111]。一年要交1.5万多日元，学生只要交几百日元，剩下的1.5万日元由学校补贴。

在打工方面，B在日本一共做过7个工作。主要是看到招聘信息，自己打电话联系，或者有朋友给介绍。在语言学校的第一年是在一个中华料理店的厨房工作，因为刚去日语不好，只能找这种语言要求不高的工作，这家员工主要都是中国人。语言学校上课是每天下午，所以打工安排在上午，是上午10点到下午1点，3个小时，料理店在学校旁边，打完工直接去上课，一个星期工作6天，每小时55块钱左右。语言学校第二年在三洋物流公司[112]做搬运，属于工厂类的，需要一定的语言基础，每小时60多块钱。课程安排在上午，下午3点开始工作，一天平均实际工作只有3个小时，工作比较特殊，要等货车送货，通常还要等两三个小时，但是这些都是属于工作时间，都付工资。寒暑假不回家，如果有工作就可以全天工作，但并不是总有工作可以做。大学前半年没有打工，第二年星星点点干了一点。现在在一家料理店，就是日本拉面店，负责点餐。还有在一个超市里面，负责包装蔬菜、水果，工资都是每小时六十多块钱。因为所在地方比较贫穷，工资比较低，像东京、大阪之类的，一个小时工资可能达到90元、100元左右。周末的时候会特别累，凌晨3点要去拉面店打工，2点20起床，工作到8点半，吃碗拉面，回去休息1小时，11点又去拉面店，从12点工作到下午4点，在拉面店吃完饭，4点半去超市打工到晚上8点半。有时周一还有报告要交，就要熬夜写报告。打工的地方会根据学生的时间表来安排打工的时间，这样学生可以兼顾到学习和工作。

B现在住在留学生会馆，单人间，配套设施齐全。学校规定只能住一个人，一个月9000日元（人民币700元左右），外面租房子比这个贵很多。自己做饭，每个月生活费两三万日元，约人民币2 500元左右，不会超过3 000元。1个月电费、水费、电话费，加房租，总共要5万日元，差不多4 000元人民币。大部分留学生都住在会馆里，有些人是和男女朋友一起在学校附近租房子，还有的为了打工方便，就在打工地附近租房子。日本学校不给日本学生提供住宿，他们要么自己租房子，要么离家近，住在家里。日本学生也可以申请减免一半的学费，但是工作之后要还给学校，类似于中国的助学贷款。

B同学刚去日本的时候，家里一共给了10万块钱（基本去日本留学的家里都是要准备出这些钱）。之后的学费和生活费全部都是自己打工挣的，一年剩不了多少钱。因为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打工，主要还想要好好学习，注重成绩，钱够用就可以了。有一些人就拼命赚钱，很少上课，每年就能剩一些钱寄回家。有少部分人能够两面兼顾，赚钱和学习都很拼命，两方面都不错。B平常不太出去玩，就是偶尔几个人一起去喝个酒、吃个饭，也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因为自己在外面，什么都要自己做，各种事情很多，下了课之后就要去打工，基本没有时间可以出去玩。

C同学刚去韩国时，课程基本都听不懂，写论文或者做演讲，都需要先将内容用中文写出来再翻译成韩文。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时候，老师会照顾留学生，提前给出题目的范围，或者是划重点，让他们提前背下来，考试的时候直接默写，可用英文或韩文填答。C同学觉得用英文回答比韩文更容易一点，因此都是背英文答案。

每个学期要交给韩国的学校住宿费大约1元人民币，学校提供食宿。但是在学校住的一个问题是宿舍大门每晚11点50关门，禁止进出，这样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去打工。虽然去韩国不用交学费，但是生活费还是比国内高很多，需要出去打工赚一些零花钱。白天要上课，如果想出去打工的话，只能在晚上。宿舍的门禁限制使得出去打工很困难，基本不可能在关门之前赶回去。因此，C同学为了打工方便，第二学期就自己出去租房子住。在学校附近问了一下价格，最后找了一个和蔼的大娘当房东，和一个师姐（与C在国内同一所大学，韩语系，3+1项目，免费交流）合租，每人每月2 000元，当时一个月各项开支加在一起要3 000多。大三下学期的时候在一家餐馆打工，在一周固定几天没课的时候去，工作时间一般是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包晚餐，每小时27元。大四上学期仍在同一家餐馆工作，变成晚班，晚上10点到次日6点，每小时30元。但是这种黑白颠倒的生活使得C每天处于睡眠不足的状态，早上回来要补觉到中午，傍晚的时候又要补觉，为晚上熬夜做准备，有时下午还有课。这种作息规律导致C每天都很疲惫，上课无法集中精力，论文和报告也没时间准备，打算假期回国参加四六级考试同样没时间复习，后来就把这个工作辞了。之后的假期没有回国，在一家工厂里工作，正常工作是每小时30元，加班时是每小时45元，每天从早到晚站着工作，腿脚经常是肿的。工厂不收兼职的，只要全职的，所以只能在假期去。但是留学签证明确规定交换生不可以在工厂工作，如果被查到，就会被遣送回国[113]。因此去工厂工作虽然工资比较高，但是风险很大。

C之前一直在犹豫是回国还是留在韩国继续读书，发现自己没有什么目标，回国考研也不一定能考上，在韩国的导师推荐她继续在韩国读书，可以帮忙写推荐信。在韩国申请学校读研究生，主要是提交相关的材料，包括父母的在职证明、收入证明、一万美金的银行存款冻结、本人跟父母的亲属关系证明、成绩证明、毕业证或者在校证明，这些证明一般要求公正本，就是中国开的材料都是中文的，需要去专门的公证处，让专业人员给翻译成英文再盖上公章。材料过了之后要进行面试，通过之后即可就读。C现在就读的学校排名较好，给的是半奖，自己还需要每学年缴纳3.5万元（两个学期各交一半）的学费，但是如果有托福或者托业成绩能达到学校要求的标准，就可以申请到全奖。

因为韩国放假时间较早，假期也比较长，所以在研一寒假，C同学在百货商场找了一份翻译的工作，也是要求全职，平时上课不能去。翻译每小时41元，工作比较轻松。研一下学期，C同学担任课程助教，可以免交学费，而且导师不允许其平常出去打工。课程比较多，任务很重，老师要求很高，所以平常基本都是忙于写作业、准备课堂报告或者写论文，也没有时间打工。

C同学读研究生是在首尔，房价和物价都很高，每个月房租人民币3 000元，加上其他消费，每个月差不多要5 500元，因此除了自己两个假期打工赚生活费，经常家里还要再补贴一点。

D同学去韩国后，在韩国中央大学的安城分校的韩国语学院学习韩语3个月。课程大约是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学费当时是3个月100多万韩币（约人民币5 500元），住宿3个月80万韩币（约4 500元人民币）包饭费。后来进入中央大学的安城分校的贸易专业就读，通过朋友介绍曾在饭店打过工，一周两次，时薪4 500韩元（约30元人民币）。

关于读研方面，“大四最后一学期决定读研。因此收集了各个学校的资料做对比，并且同时请父母在国内办理一些必需的材料。因为英语不好，所以首选是不太需要英语的学校。同时希望学费负担不要太重，所以选择了中央大学和现在就读的学校。按照学校网页的要求办好了两套资料，让父母从国内把资料寄到韩国。递交材料后，分别面试。面试前也实现搜集了一些可能问到的问题，提前想好了答案”。

现在在读国际贸易专业第二学期，课程一周3节课，作业量适中，在有课堂报告的时候就会比较忙。目前没有打工。

关于学费和生活费方面，“本科和研究生初入学时都有一百多万（约6 000元）的登录金[114]。本科学费每学期是340万左右（约两万元人民币），如果成绩好，可以拿到30%~50%的奖学金。因为本科在安城就读，所以房租相对便宜并且空间大。我租的房子是单间（one room），加上网费、电费，一个月28万左右（1 500元左右），不过需要一次性交6个月的房租。本科时生活费也不高，安城娱乐设施不多，具体多少已经记不清了。搬到首尔后就坑爹了。研究生学费每学期是440万韩币（约2.5万元），不过可以享受外国人50%奖学金，所以是230万左右（约1.3万元），压力不算大。但房子就很麻烦了。大学附近房子不好找，首尔的房子都又贵又小。不得不说我运气不错，找到了一间one room，房主非常好，协商后我每半年交一次租金，也不必交保证金，租金是40万韩币（约2 500元）一个月，加上其他费用一个月大概43万（约2 700元）。手机费一个月7万~8万（约450元），交通费4万（约250元）一个月，餐饮30万（约1 800元），健身馆是3个月26万（约1 500元）”。一个月的各种费用大概是94万韩币（约5 700元）。D每个假期都回家，研究生阶段也没有打工，基本上每年各种费用加在一起，要10万人民币，这些钱都是家里出的。

3.未来的就业前景

通过A同学获得的信息是，在日本大学毕业之后，可以直接申请就职。找到工作之后，工作单位提供材料和证明，然后将留学签证改换成工作签证，这样对于工作时间等各方面的限制就会减少。正式工作的工资，一个月大概是25万日元（约1.8万人民币），有健康保险和国民年金[115]等。很多留学生在毕业之后都选择在日本工作，打算挣个几年之后有点本钱，自己可以回国做个小生意。或者是毕业之后直接回国自己做生意，很少人会继续在国内的工厂工作，因为工资落差太大，比较难适应。

B同学对自己的未来有比较清晰、详细的考虑。

如果现在毕业之后留在B所在地区，工资大概是一个月20万日元（约1.6万元），最差的不会低于15万，最高的差不多能达到30万日元，但是这是极少数的。

在日本，本科毕业和研究生毕业的人刚开始工作时，会在工作环境、劳累程度、是否加班等方面有不同，对工资影响不大。工作几年之后，就会对工资的涨幅和升迁的快慢有影响。而且日本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在读研究生，就他所知，他所在学校10个中国留学生可能有八九个去读大学院，就是研究生院，但是日本学生中，50个人可能也就六七个。日本学生基本本科毕业就去工作了。

日本的研究生要读2年，加上语言学校2年，本科4年，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戏称是来日本“八年抗战”。B同学周围认识的人去读研究生的很多，私立学校学费很贵，公立的比较便宜。B同学有意向继续读日本的大学院（研究生），“想去早稻田大学[116]，但是学费太贵，还要掂量一下自己的经济水平”。B同学比较注重自己的英语学习，他们学校平时是不用英语的。但是早稻田大学在他们学校旁边，听说早稻田是全英语授课，有的是部分英语、部分日语，总之对英语要求很高。从中国考早稻田可能比较难，但是从日本去早稻田就相对比较容易，B自己有这个目标，想去早稻田读书。平时想多练习一下英语。在日本英语能力比较高的话，在找工作等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优势。

研究生的奖学金每个学校不一样，听人说早稻田大学第一年是大家抽签来分配奖学金，第二年才按照学习成绩来分。国内很多都是北大、清华、浙大的本科生去申请早稻田大学的研究生，他们都很优秀，唯一的缺点可能是没有受过正规的日语教育，刚开始稍微有一点语言障碍。因此奖学金可能偏向于这种中国学生。B觉得自己如果申请早稻田大学的话，拿到奖学金的几率不是特别高。

就B所知，在日本毕业之后，他周围的人留在日本工作的更多一些。他自己打算读到研究生毕业之后在日本工作几年，再回国。在日本工作，可以有一些工作经验，和别人不一样的工作经历，回国之后，工作会好找一些。除此之外，工资比较高也有部分原因，而且自己的日语也会练得比较好。

B认为，在日本20万日元的工资过的生活基本可以抵在中国县级城市工作的三四千左右工资的生活，工作收入还是比较好的。日本物价比较便宜，不是从单个商品的价格看，而是相对的物价，就是跟工资相比的物价。一个苹果在日本很贵，但是他们工资也高。比如说在中国工作一天可以买一个苹果，在日本则可以买两个。所以他觉得在日本工作的收入能让一个人的生活挺舒适。

B对于自己在日本的感受是，觉得自己“和同龄人经历的不一样，适应自己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刚开始自己什么也不会，慢慢脱离家庭，自己找房子，找工作，安排自己的生活。走了很多弯路，吃了很多苦，吃了很多亏，之后自己长记性，自己慢慢变得成熟了，就能适应环境了，融入日本的生活，和日本人一起交流，日本现在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了”。

C同学认识的韩国留学生毕业之后基本都回国了，大多数都是进入山东沿海一带城市的韩企工作，他们基本都可以比较轻松地找到这样的工作。C同学自己对于未来就业觉得很渺茫，还没有想好是否会留在韩国工作。如果留在韩国工作，对英语水平会要求比较高，但是C同学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准备。

D同学毕业后打算回中国就业，希望进入从事中韩贸易的公司工作。能留在本地无锡最好，主要考虑江浙沪一带，因为比较熟悉。据D所知，她的两位本科毕业回国的朋友目前正在中韩贸易相关的公司工作，因此常常能到韩国来出差。她觉得这样很不错。

其实除了上面提到的比较主要的去日韩留学的途径，还有一种名义上是留学但实际上是纯打工的途径。前面B同学也提到过，有些中介机构与日韩的某些大学联系好，以留学的名义让那些人出国，缴纳第一年的学费，但是不用去上课，直接去打工，变成黑户。如果被抓到，就会被遣送回国，禁止再次去日本。如果不被抓到或者被人举报，就可以一直在外面打工，但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途径。笔者周围就有人通过这种方式去日本打工，遭人举报之后，被遣返回国。

四、讨论与总结

不仅是去日韩，似乎所有的留学生在国外都会比较孤单，心灵空虚。在日韩留学生中一个普遍的情况是QQ、MSN等聊天工具变成了日常生活必需品，几乎一刻不能离。再有就是熬夜，除了聊天外，女生会随便在网上乱逛、看电影、看偶像剧，男生则是网络游戏、漫画及其改编的电视剧。

对这些日韩留学生来说，到底打工是他们的生活主线，还是学习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呢？

从上面的4个案例来看，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每一个案例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同时又能代表他们所处的那一个大群体。

A同学周围的留学生基本都是准备直接在日本工作或者回国工作的，并没有提到继续在日本读研究生的想法或者做法。他们对学业明显是不重视的，即使他们原本怀着好好学习的心态出国的，但是出去之后发现跟自己的预期完全不一样，心理上就出现了挫折感，尤其当周围的人都是那样消极地面对那种挫折时，自己也只能在痛苦中沉沦。虽然他们最终仍是通过了考试、拿到了学位，但是他们知道自己什么也没学到。所以他们回国之后，极少有人进入企业工作。另外，他们本身对于自己获得的学位的认同度不高，认为其不够正规，不觉得自己在读大学，经常会说“你们都是大学生”之类的，把自己归为大学生之外。

但是B同学明显在语言和行动中都表现出很积极的态度，他为了学习而留学的愿望很强烈，并且有继续读研究生的计划。他周围的人给他传递的信息是读研究生是有用的，好好学习是有必要的。因此他虽然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密，但是他还是比较享受现在的生活，也为了兴趣而学习，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计划，生活态度积极而乐观。

C以交流的名义出国，本身已经是大学生，对于自己未来的走向已经是有定位的。出国可以同时拿到两个学校的学位，她必须把学习放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打工只是她生活的一种手段，完成学业才是最终目的。尤其现在在读研究生，这在一般人看来是高学历，不是可以浑水摸鱼就能过的。所以C即使现在打工也只是为了赚一点生活费，不是像B提到的拼命赚钱为了寄回家或者自己多享受一点。

D一开始去韩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学位，后来继续读研究生也使得自己的学历能在中国合法化。D极少出去打工，基本都是家里出钱，她的家庭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优越的。她在国内就读的大学很一般，排名是肯定不能和在韩国就读的学校相比的。与国内考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竞争相比，在韩国申请读研究生也容易得多。估计她家里也乐得付出一些经济代价让她轻松获得一个还不错的硕士学位。

现在去欧美留学的人基本有两类：一是家里很有钱，拿钱砸出来的；二是学习等方面的能力很强，通过拿奖学金的方式实现的。但是去日韩留学，虽然学校的级别可能不如欧美的高，但是还是满足了那部分家里经济条件一般、学习方面又不是特别出众的人的留学梦，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生活。如果没有这一途径，这些经济条件一般、学习成绩又不出众的人，在中国很可能一辈子眼界就局限在小小的城镇或乡村。不管那些留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做出了怎样的选择，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但是这些留学途径使他们去了另一个国家，学了另一种语言和文化，至少开阔了眼界，至少挣了在国内不知几年才能挣到的钱，至少去了在国内不可能去的级别的学校读了研究生，至少有了很多工作经历，至少学会了自己独立生活。

日韩留学风仍然会继续吹，身处异地的孤独寂寞感也不那么容易消散，得失之间还是要靠自己去把握，但是现实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这是一个事实。

[104]　毕业之后，可获得中韩两个学校的学位。

[105]　自2009年10月起，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作出新规定：自费留学生、交换生和研究生选拔标准至少为韩语等级考试四级，并且在韩国的语言进修课程不作为毕业时认证的学分。

[106]　韩国本科插班课程，大部分学校是大三插班，少部分学校允许大二插班。但是无论是插班大三或者插班大二，要求是相同的，如果是插班大三，则申请者在申请时必须是大二课程已经修完，大三在读。如此类推可见大二插班课程的要求。

[107]　插班时，在韩国大学的语学院学习韩语，被同所学校录取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因为在A大学的语学院的成绩B大学不一定承认，语学院的考试比TOPIK要简单得多。

[108]　所在学校不同，办理签证的频率不一样，有的学校一年办理一次，还有的两年或者三年办理一次，A的学校是一年要办理一次。个人感觉类似续签。

[109]　简称“留考”“留试”“留统”。从2002年度日本留学试验开始实施。此项考试实施后，原来的“私费外国留学生统一考试”废止。该考试旨在对希望考入日本大学（本科）等的外国留学生的日语能力以及基础学力进行评估，该考试由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实施。考试每年6月和11月举行两次。2005年第二次考试日本国内的考场设在北海道、宫城县、群马县、埼玉县、千叶县、东京都、神奈川县、石川县、爱知县、京都府、大阪府、兵库县、广岛县、福冈县以及冲绳县的各个城市。国外考场设在亚洲地区的15个城市。目前未在中国地区设置相应的考点。考试科目，文科为日语（450分）、综合科目（200分）、数学（200分）3个科目。理科为日语（450分）、理科（从物理、化学、生物中选择2个科目，200分）、数学（200分）3个科目。目前国公立大学基本全部采用该考试，私立大学中也有接近一半的大学采用该考试成绩作为参考。

[110]　日本语能力测试（英语：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简称JLPT），是检定母语非日语者的日语能力考试。考试自1984年起一年一度在世界各地举办，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考，是首项世界统一的日语能力考试。在日本国内，本考试由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举办；国外则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举办。考试是全球性的，取得的合格证书也是全球通用的。从2009年开始每年举办两次，于7月和12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实施。2009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对日本语能力测试的内容进行了改版，决定自2010年开始实施新的日本语能力测试。新考试将目前的四个等级（1级、2级、3级、4级）改变为五个等级（N1、N2、N3、N4、N5）。该考试的功能：（1）目前大多数日本大学招收外国留学生时，要求留学生提交该考试的一级证书做为录取他们的语言水平依据。（2）日本专科院校要求注册的留学生能提交一级或二级的证书。（3）日本方面对有关国际交流或某些劳务输入者要求提交相应的等级证书。（4）国内有些日资企业要求其求职者提交相应的等级证书。（5）一、二、三、四、五级的证书均长期有效。

[111]　对于留学时间超过一年的留学生来说，只要在进入日本时进行外国人登录(户口登记)，就可以加入日本国民健康保险体系，享受医疗保险。保险费根据本人的年收入确定，大多数留学生的收入不高(奖学金不算在内)，基本上只需要负担很小的一部分，一年9 000~13 000日元(约合600~1 000元人民币)。加入国民健康保险体系以后，留学生就可以到日本全国各地的大小医院(除了一些特殊医院)就医，只需支付30%的医药费。

[112]　三洋物流公司主要是将三菱、本田、丰田等的产品负责下分到商场。

[113]　自费留学生可以到工厂打工，只是每周有20小时的时间限制。

[114]　指入学的费用。

[115]　国民年金是日本养老金制度的基础，20岁以上60岁以下、在日本拥有居住权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加入。个体经营者、无业人员等每月需缴纳1.33万日元，企业职工和公务员则分别加入包含国民年金在内的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缴纳金额为收入的17.5%，由职工和雇主各负担一半。

[116]　日本两大著名私立学校之一。

留学中介：飞跃重洋的跳板？

张昊阳 （北京大学2009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在国内教育竞争越发激烈、国外的教育资源更丰富、很多学科的研究水平也高于国内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申请出国去继续深造。笔者作为一个大四的学生，了解到很多在校大学生都选择和与留学中介签合同，让这些公司为自己准备申请的材料和申请成功之后的签证等。笔者咨询了四家有代表性的留学中介公司，对其各自的服务内容、学生与公司文案的合作模式、以及行业内部的信息有了很多了解。留学中介作为一种高收费、高利润的行业，其内部如何运作，在高收费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工作成效，是笔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所以在本文中，笔者将会把自己从中介公司的咨询顾问那里了解的信息做整理，对市场上的中介公司按照其合作的模式进行分类，揭示其行业某些内幕，并从笔者个人的视角分析为什么很多与中介有合作关系的申请者对其非常不满。

一、资料的来源和研究方法

由于研究客体的特殊性，很难做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笔者主要采取访谈的方式收集信息。从大四开学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笔者利用空闲时间去了三家中介公司，访谈了五位咨询顾问，其中有一家还接触到了项目经理。这三家中介公司中，留学中介A算是“后起之秀”，从2004年成立到现在，公司在业内比较年轻。但是其规模算是比较大的，经过8年的发展，确实做出了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留学中介B在业界是非常老牌的，已经有了27年的历史，文案经验非常丰富，在市场上口碑也非常好。相比较之下，留学中介C在两方面都稍有逊色，公司的规模相对较小，而名声也不是那么响。不过在留学中介C，笔者接触到了其主管美国学校申请的项目经理，不但了解到了其公司的信息，还通过她了解了其他中介公司的不足之处。另外，留学中介B的陈老师是从“留学中介D”辞职之后来到中介机构B的，从他那里可以了解到留学中介D公司的状况以及其运营的弊端。

所以本文以从这五位访谈对象处得到的信息为主，对市场上的中介公司的营销手段、合同和服务项目进行分类，详细地介绍其市场营销、文案写作、各个环节的衔接和运作的流程，并找到在其行业内部高收入而低效率的秘密。

另一方面，笔者能够接触到很多与中介公司有合作或者交流的同学和老师。通过采访几位与中介公司签合同的同学了解到了他们对这个行业的认识以及对中介公司的满意度。有一位同学与留学中介E签了合同，她把合同的原文提供给了笔者，让笔者又多了一份对比的资源。同时，还有大量的没有与中介合作而自己制作申请文书的同学。他们大多都对中介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自己制作。通过和他们的沟通，笔者了解到除了高收费的原因之外，他们是看到了中介的哪些因素而决定不与他们合作的。

所以本文的后半部分将会围绕中介这个主题，以中介公司自身的运作和其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对它们的认识和评价为切入点，结合自己的个人经验，详细地介绍有关中介的种种现象及其背后的问题。

二、市场营销的手段

在这个部分中，笔者会介绍自己是如何与中介取得联系，又在咨询的过程中得到了哪些关于其市场营销的信息。

1. 主要营销渠道和方式

中介公司的主要宣传渠道有五种：考试之后的调查问卷、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网络咨询、发放宣传材料和校园讲座。接下来笔者会一一介绍这几种方式。

（1）考试后的调查问卷：大家都知道，申请出国留学是需要一些英语考试的成绩的，主要有语言类的托福、雅思和学术类的GRE和GMAT等。而这些考试结束后，很多考生在出考场时会遇到有人在门口发放问卷和小礼品，笔者参加的GRE考试和托福考试结束后都遇到了好几个发调查问卷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公司。他们会告诉刚刚出来的考生，他们是在做一个调查，只要填一下问卷，就可以获得纪念品。问卷的内容非常简单，无非就是考生的年级和出国的意向等基本的信息，但是最最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发问卷的人都会确认考生留下了联系方式，如果考生没有填写，他们会问“能否留一下联系方式”。不过如果考生确实不想写，他们也不会强求。他们赠送的小礼品无非是“留学地图”、宣传手册之类的东西。

从个人的经验来看，大多数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一部分申请者联系电话的——一般考试结束两到三天，申请者就会接到中介公司打来的电话，他们事先看过问卷中的信息，对申请者的学科背景和申请意向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

（2）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如果大家用搜索引擎搜索一些学校的名称（比如“斯坦福大学”），搜索结果中排在最前面的不一定是该学校的主页，而很可能是对“斯坦福”这个词投入竞价排名的资金最多的中介公司。竞价排名就是按照相关的利益人给搜索服务的公司的投入的多少来决定其在搜索结果中的排位的，一些大型的网络服务公司美其名曰“推广”。虽然竞价排名被多方诟病，有些公司自己也开始实行“分栏”——把参与竞价排名的公司的结果放在网页的右侧，把“自然排名”的结果放在左侧的主要部分中——但是事实上，依旧存在根据参与竞价排名的投入而排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留学中介公司中是大家都明白的秘密，比如留学中介A、留学中介D等公司，在排名上的投入是最多的，在笔者调查期间，几乎在国际上声誉高的学校的搜索结果的第一二位都被这两个公司包揽了。所以申请者在网上查找学校的相关信息的时候，就很容易先去看这些中介公司对学校的介绍，反而不是学校本身的主页。而一旦进入中介公司的主页，就是下一步——网络咨询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排名的位置也是经常变动的。比如一段时间内某个中介投入的资金多，排名可能会上升，而投入的资金少，则有可能排名靠后；相关程度高，排名也会靠前。总之，搜索引擎的竞价排名有非常多的商业利益因素，情况可能瞬息万变。

（3）网络咨询：一旦有人点开了中介公司的页面，就会马上出现对话框，在线的咨询师就会发起对话：“您好，欢迎您的咨询，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在此问题的基础上，他们还会进一步问，具体是咨询哪个国家的留学事宜。在咨询者的咨询过程中，对方并不解答问题，而是询问咨询者的信息，比如就读的学校、专业和成绩等。然后他们会告诉申请者，公司有专业的老师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希望申请者留下联系方式，很快（一般是一两天，如果在忙季可能就在一周之内）会有老师打电话给申请者。

（4）发放宣传材料：几乎每一家中介公司都会制作精美的宣传手册和留学经验分享的书籍，到校园里或者一些考试培训机构的授课地点发放。在校园里，三角地附近三天两头有中介散发书籍，只要填写一份简单的问卷，就可以免费获得。甚至有时候，都不需要填写问卷，只要登记了联系方式就可以获得。宣传的材料有时候非常贴心，夏天的时候会发放小扇子，年初的时候是日历。不过无论是书籍还是其他小礼品，全都是明显的商业性目的：宣传。书中的案例几乎全都在描述中介的老师如何深入分析每一位申请者的优势和劣势，如何打造完美的申请材料，又如何在与学校的“bargain”中获得了奖学金。而日历、扇子等东西，印制精美而上面的文字更加简明扼要，说出公司能为申请者做什么，申请成功的学校有多少例等。

（5）校园讲座：有时候中介公司和学校的某些社团会有友好关系，社团会请中介公司的一些资深老师来学校开办讲座。这种情况相对于前两种比较少，目标人群也非常明确。笔者本人参加过的一次讲座，学校的学生社团请来了某个中介公司的两位咨询师，他们两位都是外国人，在美国受了高等教育，还曾经在学校的招生委员会任职，有丰富的审核申请材料的经验。这种讲座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服务广大的学生群体，其商业性的色彩稍微淡薄一些。

了解了中介公司的几种主要的宣传手段之后，笔者接下来会讲述自己与中介公司接触的经历。

2. 最初的接触——亲切的感觉

笔者最初接触到留学中介是在2012年9月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接听了之后才知道是一家留学中介的咨询顾问。让人非常惊讶的是，她居然对笔者的情况非常了解，知道申请方向和有意向的学校。在她确认这些信息的时候，笔者才终于明白她这些信息的来源。原来是考完托福之后，有人在考场门口发问卷，说是只有几个简单的问题，还会对以后的留学申请提供免费咨询。笔者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哪一家公司，觉得以后可能有用处，就填了问卷并留下了联系方式。结果现在接到的电话就是这家公司的咨询老师。

这家公司笔者以前都没听说过，所以在她提出预约时间面谈的时候，没有答应。之后笔者在选校的时候浏览了大量的网页，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搜索学校的名称，首先出现的都是留学中介公司，而不是学校的主页。笔者怀着好奇心打开了留学中介A的页面，立刻就有一个对话框弹出，有在线的咨询老师发来了信息。笔者简单说了自己想要申请的国家和专业，对方就要求留下姓名和手机号码，并承诺在两天之内就会有专业的老师打来电话提供专业的免费咨询。

果然当天下午就有电话打来。对方已经知道了笔者的信息，对学习背景——比如GPA（平均成绩点数）、语言考试成绩等进一步了解之后，就提出让笔者到公司总部去，进行详细的业务介绍和分析。他们的用语非常客气，本着去了解一下情况的心情，笔者在某个周五的下午到了留学中介A的公司。公司就在中关村的一片办公楼群里的一栋高层大楼内。

笔者走进大楼，电梯门口有大量的广告，几乎全都是留学中介公司。除了留学中介A，这栋楼里还有其他的留学中介公司。上了十五楼，笔者走向了他们的咨询台，立即有人问是否有预约，约了哪位老师。之后就把笔者带到了一个独立的小隔间，让笔者稍等，她去把那位老师找来。小隔间的设置非常精心，桌子上有各种零食和矿泉水，右手边是一台19英寸屏幕的一体机。在等待的几分钟内，又过来了一个老师，她手里拿着一个小篮子，笑着说：“张老师马上就来，这是一些零食，边吃边等吧。”笔者连忙道谢，她把篮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就出去了。又过了不到五分钟，预约的老师就过来了。

整体的接待过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和贴心，觉得他们的服务不只是很周到，而且给人一种被重视了的感觉。房间里面明明还有很多零食，但是她们会单独再拿一份来，像是特别给申请者准备的一般，让人觉得心情非常好。而之后的几家公司中，类似的情况也多次发生。咨询的老师总是主动为申请者倒水倒茶，或者送一些公司制作的“申请指导手册”等材料作为礼物，让人感觉非常亲切、温馨。

3. 网络营销的模式

留学中介A的张老师过来了之后，非常亲切的问好，然后问了笔者的基本情况，其间，对学校背景、专业成绩、英语考试成绩和申请方向做了详细的笔记，又问了笔者对于申请有什么明确的想法或者遇到什么问题等。

笔者却对于公司内部的运作非常感兴趣，问她，公司是怎么做到，在网上登记了信息之后，当天就有老师打电话过来预约时间的？她说不太清楚这个衔接的过程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只知道网络上信息的收集是在广东的一个部门。只要有人点开了留学中介A的页面（大多数是从搜索结果上找到的链接），就会自动弹出对话框，在广东的咨询部门的老师会主动发消息给网页浏览者，问他要咨询什么信息。而这些网上咨询老师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解决浏览者的问题，而是尽可能的让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然后预约申请者所在地的实体部门的咨询老师到公司去进行咨询。那边只要是得到了联系信息，就会马上发给这边的公司，就会把这些信息按照申请的不同国家进行分类，然后交给每一个咨询老师个人，让他们打电话给咨询者。

留学中介A的咨询老师说，他们的公司平均每天信息量能达到一千，这在行业内是非常了不起的。所谓的信息量专门指在网页上咨询过后，咨询人留下了联系方式的数量。尽管这个数字是浮动的，但是平均值能上千，就足以说明其客流量之大了。另外她还透露，其实留学中介A的老板与某搜索引擎服务商的老板是大学同学，两个人私交很好。有时候，留学中介A的老板还会要求把竞价排名对搜索结果的干涉取消，看看公司到底能排在什么位置。

在电话咨询的阶段，虽然她没有明确说，但是笔者马上明白，咨询老师的任务也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尽可能和咨询者预约时间，到公司内部来详细介绍业务，争取签约。

在之后的各种咨询经历中，咨询老师的意图越发明晰起来。有一句话几乎成了公式性的用语：“你的情况比较复杂，可能电话里面说不太清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抽空到我们公司来，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给你分析，能给你更多建议。”

二、合同与收费

通过到实体公司去咨询，与不同的老师聊天，并对比不同公司、不同种类的合同，笔者发现不同的中介公司侧重不同的国家，合同的规定和收费的水平有巨大差异。比如有一位咨询老师透露，留学中介C做得最好的是英国的本科申请；新东方做的最好的是中小学国际夏令营；留学中介E做欧洲的国家——比如法国、德国和瑞士，以及澳大利亚做的最好，其美国部门已经全部外包出去了；留学中介A做的最好的就是美国各个专业的研究生申请。正是因为不同中介公司的特色不同，所以合同也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笔者根据自己实际拿到的三份合同以及从中介咨询老师那里了解的情况，在以下的几个维度上区分不同的中介合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举例的合同都是申请研究生的合同，与申请本科甚至是初高中有很大不同。

1. 按照参与程度分，高度参与和低度参与的收费不同

这里定义的参与程度是以中介公司为主体的，是中介公司与申请者共同完成申请的程度。举例来讲，如果非常依赖中介公司写申请材料和提供信息，那就是高度参与，如果申请者自己做申请的文书，中介公司仅仅是修改，那就是低度参与。

在笔者咨询的三家公司中，只有留学中介C明确区分了这两种合同，而留学中介A全都是高度参与的合同，留学中介C的老师给笔者介绍的是低度参与的合同。

高度参与的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和老师一起根据申请方向和自己的实力来选取学校；提供自己的经历由公司的文案老师写作cv（全称为curriculum vitae或者resume，一般是申请者的学术经历）和personal statement（不过申请者本人才有最终定稿权），进行背景提升；提供自己的一篇论文，由文案老师翻译成英文作为申请的writing sample; 选取要申请的学校中自己喜欢的老师，由公司的老师帮忙“套磁”[117]；申请成功之后，公司辅助申请签证等。

低度参与（DIY合同）的项目的主要内容，除了选取学校之外，其他的申请材料全都是由申请者本人书写，而公司的文案老师只负责修改和提供建议，最后的定稿还是由申请者自身决定。而申请签证公司只起到帮助的作用，比如指导如何通过面签、如何准备书面签证（申请者寄送申请材料到大使馆，签证官根据材料决定是否通过）等。

高度参与的合同的收费往往大大高于低度参与的合同，比如在留学中介C，申请美国的博士项目，高度参与合同费用为6万元，而低度参与的费用大概为高度参与合同的一半。

2. 是按照申请的国家来收费

市场上的中介公司主要在做的基本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和欧洲的一些非英语国家。从收费标准的差异来看，美国的费用是最高的，英国和加拿大次之，其他的一些小语种国家的收费相对偏低。

而不同的公司在相同的国家的收费差异也很大。比如留学中介B，申请4所加拿大学校的硕士，费用是2.2万元，而留学中介A申请8所加拿大的学校费用为2.4万。再比如留学中介C申请美国的博士总费用为6万元，而相同的条件留学中介A是4万元，而留学中介E会更高（还包括奖学金抽成）。

3. 按照项目收费。

这里还要仔细区分几个主要的低位维度，比如学位、学校排名和是否包含签证。

（1）学位。总体而言，申请博士学位比硕士学位高1万到2万元，因为博士必须套磁，文书的写作与硕士也有很大的不同。

（2）排名。比如申请美国的研究生，很多中介公司都是按照USNEWS（美国大学排名）上的综合排名（简称“综排”）来确定申请成功之后的收费的，而很少按照专业排名（简称“专排”）。按照最终的申请结果来看，收费是一个分段函数：如果申请到的学校中，最高的排名前10，收费是一个尺度（比如留学中介E的总费用就为6万元，且不含奖学金抽成）；如果是前11到30的，收费是另一个尺度（比如留学中介C，在硕士申请上，前30的费用就是5万元）。不过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排名收费并不是每家公司都有的，比如留学中介A就没有此收费，留学中介C的美国博士申请是统一的费用，也不按照排名收费。

（3）签证。在有些公司，申请者是可以自主选择是否要签证“辅导”服务的，如果不需要，就可以免除这部分费用。比如在留学中介A，签证的辅导费用是5 000元，这个费用在以上的每一种合同中都可以独立出来，比如申请美国的硕士学位的合同就有两种：含签证辅导和不含签证辅导；

（4）其他项目：在上述的分类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比如考试辅导的费用、文书翻译的费用（留学中介C的低度参与合同对文书的修改是单独按照词语量收费的；留学中介E翻译writing sample还要单独收费）。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申请的专业也包括在内。几乎所有的留学中介都会限定一份合同只针对一个专业，如果还要申请另外的专业，或者是公司要加收费用，或者是申请者考虑与公司再签其他的合同。

4. 阶段性收费与退款。

有些公司，如留学中介A和留学中介B，费用需要一次性付清，申请的过程中不会再产生额外的费用（除了第三方收费，比如学校收取的申请费等）。而有些公司就会分阶段收费（往往与上述的申请结果相关的收费标准挂钩）。比如留学中介E，在合同签订之后，会收取基本中介费1.8万元，然后按照申请结果来收取第二笔中介服务费，申请者如果拿到了学校的奖学金还要再抽成20%。

至于退款的合同规定，经过对比之后，将其归结为基础性服务的退款和申请结果退款。

基础性服务退款主要针对的是留学中介为申请者服务付出的劳动，这种退款构成的条件是要在合同订立之后到正式提交申请之前的。如果申请者在这个阶段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服务费，中介公司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来补偿自己之前付出的劳动。比如留学中介A的合同规定，如果在“学校选择及申请”服务阶段要求退款，公司会收取“合同总金额的70%咨询服务费，剩余已收取部分予以退还”；留学中介E的规定是，如果在文书初稿撰写完成之后、申请开始前要求解除合同，那么收取中介服务费一万元，其余退还委托人。

申请结果退款针对是最后申请的结果，往往都是在申请结果已经出来了之后。如果申请者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那么可以要求退款。在这种情况下，中介只收取基本的服务费，其余的全都退还，并且阶段性的、根据申请结果收取的费用也不再收取。比如留学中介C的合同规定，如果申请者没有收到选定学校中任何一所的录取通知，除了服务费2 000元以外，其余全部退还；留学中介A的合同规定，扣除办理该事务的工本费、资料费、部分人力费用人民币1万元后退还申请者已缴剩余咨询服务费。

以上两种是基本的退款方式，还有一些费用的退还是与项目挂钩的。比如合同中有签证指导费用，但是申请者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签证失败，留学中介是要退还这部分费用或者不再收取签证成功之后的服务费的。

除此之外，留学中介B的退费条款让笔者印象非常深刻。咨询老师告诉笔者，如果申请不成功，那么公司会全额退款，一分钱不收。

三、中介服务项目

申请者最初接触到中介的时候，很容易被高昂的费用吓到。比如留学中介C，“高度参与”美国博士申请费用为6万元，DIY合同（也就是笔者说的低度参与）费用为3万余元。留学中介E的商科硕士申请费用就是6万元（按最好的录取结果——USNEWS排名在1~10位的院校）。而且不同的中介公司之间的收费差异非常大，有的时候能达到2万元。那么笔者不禁要问，如此高昂而差异巨大的收费，中介公司到底能提供些什么服务，其质量又如何呢？

经过到三家中介公司的咨询，以及与一些其他的中介公司的电话询问，他们的服务项目可以大概分为：选校指导、文书写作、套磁、背景提升、填写申请表格、寄送申请材料、英语考试培训和签证8个项目。而这几个项目并不是每个公司都有，而且在具体的服务内容上又有千差万别，在下文中会一一梳理。

1. 选校指导

这是一个双方共同参与的过程，由专业的申请咨询师（在留学中介A一般叫作“职规”）为申请者提供学校的信息和选校的参考意见。从常识上讲，选校要分层次，有“要冲击一下的学校、有大致水平相当的，也有保底”的。根据申请人的学校和学科背景来确定申请哪些学校。在有些公司中，这些学校的确定会直接影响申请成功之后的收费，因为排名靠前的学校的收费高而排名靠后的收费会比较低一些。

选择学校的数量并不是固定的，根据公司的不同和学校所在的国家的不同，一般是8所到15所之间。而在公司的标准合同之外，由中介申请的学校还要加收费用，比如留学中介B，合同标准的申请加拿大的学校4所，如果申请者还想增加，就必须多付费用，每增加1所1 000元。

2. 文书写作

这是中介服务的核心部分，文书包括了申请者的CV（简历），personal statement（或者是statement of purpose个人陈述），writing sample（写作范文）和推荐信等材料。这些材料的质量是申请成功的关键，也需要制作者对相关专业有较高的了解度。很多中介公司按照专业把负责写申请材料的人划归不同的部门，几乎每一个专业都有人负责，这样在申请材料质量的提高之余还便于管理。

3. “套磁”

“套磁”这个词比较草根，是旧时的俗语。在留学申请领域，大家却都明白，它的含义是跟老师“套近乎”。在申请研究生时，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申请之前与老师邮件联系，简单介绍自己的能力和今后的研究目标，委婉的表达自己非常有意愿进入老师的研究项目或者主管的实验室中，对于之后的申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现在套磁几乎成了每个申请出国的人的必经之路，至少据笔者所知的申请成功的案例几乎都有过套磁，虽然套磁对于申请是否成功的作用、作用的程度是有非常大的随机性的，以笔者之力还无法测量。

在申请研究生时，硕士和博士有很大不同。硕士一般套磁的很少，而几乎每一家中介机构都说，申请博士必须套磁。留学中介C和留学中介A的老师都说，套磁应该尽早，在时机上应该比申请提早半年。如果与中介签约，中介的老师会帮助筛选学校和老师，并且参与到套磁信的写作中。

4. 背景提升

项目主要是中介公司与一些银行合作，给申请者提供实习的机会，并且银行的经理还可能为申请者写推荐信。有这种项目的银行主要是花旗和渣打。而且在实际操作中，申请者可能并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参与到实习中，开实习证明很容易。

5. 填写申请表

这个项目就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有的了。经过对比留学中介A、留学中介C和留学中介E的合同，发现只有留学中介E的项目中有代替申请者填表的项目。根据笔者的经验，现在大部分学校都启用了网申系统，几乎所有的申请表都是电子表格，通过在线系统填写好之后，同申请费一起提交。申请表的内容大概都是申请者的个人信息，包括国籍、联系方式、教育背景等等，都是录取要考虑的基本信息。

6. 其他

（1）寄送申请表也不是每一家都有的，甚至有的时候完全不需要。因为很多学校都不要求纸质版的材料，只有有些学校在录取之后才要求申请者寄送官方成绩单等。

（2）英语考试培训项目并不是每一家都有的，这里举留学中介A的例子。签约之后，如果申请者还没有参加英语考试或者还需要再考，留学中介A可以对考试进行辅导和模考训练。在考试报名方面，咨询老师会给出一些建议，比如说ETS（在美国的一个非营利机构，负责的考试有GRE、托福、GMAT和托业考试等）在评分时会刻意压低北京考生的分数，而同样的人到了其他的考场，分数会相对高一点。如果申请者想要“刷分”的话，报外地的考位比较好。

（3）签证是一个较大的、独立出来的项目，在很多公司里，其收费与申请是分开的。举美国的例子，因为其签证是“面签”（与申请国的签证官当面对话，由其决定是否获得签证的形式），所以需要提前学习一下应对的技巧。万一没能当时通过而材料被留下来“check”（一般要1个月左右），那么想过签很难。中介机构会告诉申请者签证官比较看重的个人品质和背景，看重其有没有移民倾向等。

四、合同背后

从以上整理出来的项目看，中介公司的服务几乎渗透到了申请的每一个细节。不过归结起来还是有两个主要的项目：带领学生申请的流程，让他们完全不用担心申请流程上出纰漏；制作申请文书，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包装申请者，使其更贴近校方的要求。他们的服务，在每个咨询老师的口中，都是有高度的专业素质和敬业精神的。但是事实真的如描述那般顺利吗？

1. 申请材料之文案

在宣传和咨询中，中介公司往往会格外强调公司强大的文案实力。笔者咨询过的3家，包括后来仅仅在电话中沟通过的几家留学中介，全都说了自己公司的文案老师有多年的材料书写经验，更加明白国外的高校看重的是哪些方面的能力，比申请者自己书写要更合适，能很大程度上提升录取的可能。大多数的公司还会强调，文案老师是分为两个部门的，国内的部门会负责初步的写作，而写好了之后，公司在国外的部门会修改，让其更加完美。比如留学中介A就说，其在美国的部门的老师与各大高校的招生办有非常多的交流，对他们的招生取向有非常透彻的了解。而且国外的部门大多数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他们修改的文案读起来更加舒服，能够提升申请者给评审委员会带来的好感。留学中介B的陈老师说，在申请者向学校询问申请事项的时候，如果通过国外的部门去询问，学校会更加重视，回复会更快也更加详细。因为公司的人员已经与他们有了多年的沟通经验，而且学校的评审委员会也完全知道辅助申请的中介机构的存在和作用，而且他们也知道中介机构辅助的学生一般都非常出色,会格外认真对待他们提出的问题。

留学中介C的王经理，则不断强调其业务“高端”。她说，留学中介C在留学中介业内是比较权威的，虽然没有像“天道”和“太傻”那样经常做广告宣传，但是在成功率方面是比其他同行要好的。她在留学中介C已经做了很多年，经手的案例已经不计其数，在签合同之后的文案工作也非常有保证。她告诉笔者，留学中介A经常修改合同，不如自己公司的合同稳定，文案老师对自己的工作也驾轻就熟。虽然收费上其他公司可能低一些，但是在成功率的保障上，留学中介C有明显的优势。其他的公司对于学生申请到什么学校并没有严格的保证，但是在这里，“申请到了什么学校就按照学校的排名收费”，对申请人来说“也是一种保障”。

而在实际操作中，问题出的最大的也就是文案。比如在留学中介A，咨询老师告诉笔者，每一位签合同的同学都有四位老师为其服务——咨询老师本人、职规、文案和签证辅导，有时还要加上考试培训的老师。这听起来非常好，似乎每一位申请人的资源占有量非常高。但是问题必须反过来，才能看到其真实的一面——笔者追问道，每一位老师又是同时为多少同学服务呢？得到的答案是，差不多每一个老师都同时在为20位左右的同学服务。

这20位同学可能有不同的申请计划，也处在不同的年级。比如一位老师告诉我她所负责的申请人中有六七个申请2013年秋季入学的，还有10个左右2014年2015年的，一两个2016年或者2017年的。平均算下来，每个老师在应届“申请季”要负责的申请者有七八个人之多。这些老师要了解每一个学生的背景情况，写出相应的材料来，工作量其实非常大，而在这种情况下，申请文书的质量就是个问题了。

虽然这些文案老师都是有经验的，但是如果这些积累的材料变成模版，机械的套用在每一个申请者身上，那么对申请来说影响就是巨大的。在留学中介B咨询的时候，陈老师就介绍说，文案都是经过几十年的经验积累下来的，也是公司最大的资本，就是因为公司的电脑中存了大量的经典文本，才能写出高质量的文案材料。这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很让人困惑的境地：用中介写的材料，他们套用模版往往生硬，容易导致申请失败；但是积累多年的经验却又是中介推销自己的价值所在。

笔者身边有一位老师，她的侄子请中介写了personal statement然后请她来修改。结果看到内容她非常吃惊，上来讲的第一件事居然是申请者曾经在街头“行侠仗义”、“见义勇为”的子虚乌有的故事。她认为这对于申请丝毫没有帮助，反而会让学校的老师认为申请者不靠谱。

当然上面只是搜集到的个例，并不一定所有的中介都能不靠谱到这种程度。有些中介公司会明确表示不会使用模版，而是每一位老师根据申请者本身的条件亲自“打造”申请文书。不过笔者很难怀疑，如果每一位文案老师的工作量是如此之大，那么他们套用以前的文书或者相互套用文书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不仅仅是质量上的问题，在负责各个部分的老师的协调上也可能会出问题。比如文书老师甲负责的学生可能有与乙咨询老师签合同的，也有与丙咨询老师签合同的，在公司的内部部门间，老师与申请者之间也非常容易出现沟通上的差异。

不过，更加让人担忧的是，中介公司与申请者之间的沟通上。这分为两方面，一个是对申请者的意愿的理解，另一个是修改的过程。

首先，因为现在的学科分类越来越复杂，而且不同的学校开办的专业各有其特点，所以事实上想要掌握全面的信息是很难的。同时每个专业在申请时候的要求也不同，老师们也各有偏好，所以准备文案必须事无巨细，但是中介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同时，因为文案老师可能并不熟悉学科的背景知识，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错误。而且文案老师不一定能在申请者提供的林林总总的材料中找到最能代表其学术能力的方面，或许可能因为认知的偏差而选择了不太恰当的事件。

其次，就是文书修改过程中的相互沟通了。文书是不可能一次定稿的，而必须经过多次修改。留学中介A的老师介绍其业务的时候说，公司推行的是“4+2”的规定——每个月至少与申请者沟通4次，汇报进度，至少向申请者的家长汇报两次。当被问实际上沟通的次数是，她说远远不止，因为各种形式的沟通都可以算在内，比如电话、邮件、短信、QQ聊天等，双方的沟通因为形式的多样也非常频繁。但是每一次文书的修改用的时间就不确定了。留学中介A的老师还透露，她曾经听说过，有别的中介机构，写好了申请材料之后不提供电子版给申请者，而是要求他亲自到公司来看。公司把文件打印出来给申请者，还不许带走，而申请者在公司看文件的时候，能发现什么问题就是个未知数了。这个情况的真实性可能并不高，因为笔者接触到的公司几乎没有任何一家是这样做的，笔者访谈的同学也从来没反映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问题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

与留学中介E签了合同的那位同学有许多抱怨。6万元的合同费用，申请8所美国学校的商科硕士学位。她的申请基本上都是中介在做，由她提供材料中介写出文案opersonal statement和CV，writing sample也是中介替她翻译的。她说现在是每天监督中介做事情，翻译writing sample的时候她必须紧紧“盯着”，她经常要找出里面的错误，然后让中介继续修改。而且她发现为自己做文案的老师似乎并不熟悉她申请的商学院的领域，翻译的过程中出错率很高。而且她非常不满中介给她做的一些安排，比如到学校的教务部开成绩单要开30份等。笔者听到这里觉得非常惊讶，因为笔者申请了12所学校，也不需要开如此之多的成绩单。她解释说，因为中介告诉她，必须尽早准备，每所学校两份。她还有非常多不满意的地方，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本文的其他采访对象对中介的态度也是大同小异：总体而言他们收费高、做事拖沓，经常出现错误。

总之，在实际的文书写作上，中介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文书质量低劣，有套用现象，而且在修改的过程中经常拖沓，与申请者本人的沟通不到位。

2. 关于“套磁”

留学中介A的张老师介绍业务时说，培训的内容也包括如何给大学的老师发第一封套磁信。随即她展示了公司内部网站上的范本。因为行业秘密的关系，虽然给笔者看了内容，但是不允许拍照或者记录。这封信非常简短，只有三行半的长度，所说的内容无非是来信者对老师的program（项目）非常感兴趣。

不得不说的是，笔者在此后查找了网上各种留学交流论坛，找到了非常多的套磁教程和范本。学习了这些内容又加上自己的不断尝试之后，笔者逐渐明白第一封信是至关重要的，需要在第一封信中介绍的内容往往不是三两句话能表达完整的。从经验来看，第一封信要简单介绍自己的学习经历和研究经历，说出自己为什么喜欢老师的项目，对自己今后的发展又有什么规划。而且往往发信时要顺便对老师以前做过的研究提一些问题或者建议，来引起老师的兴趣。而咨询时给笔者展示的那封信非常简短，笔者猜测可能是因为套磁信的写法是属于公司的商业秘密，不能随便透露。

在留学中介C咨询时，美国部的胡老师询问申请状况时非常关注是否有过套磁。她介绍说，套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申请有影响但并不是绝对的。她介绍去年确实有人没套磁就直接申请并成功了的案例。不过她非常担忧地表示，“9月份才套磁就已经晚了，去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套了第三轮了”。笔者详细询问才明白，她们以发一封信然后老师回复一封信作为“一轮”，七八月份接手的案例，到了9月份，套磁大多数已经进行到第三轮，少部分还在第二轮中。这个时候就已经有老师表示出对学生的兴趣，可以根据老师的研究项目来进行有目标的申请了。

同样的，几乎其他的所有咨询老师都认为9月份才开始套磁已经晚了。通电话时，听说笔者才刚刚开始与老师联系，就马上劝“一定要尽快了，不然过一段时间老师会很忙，也会接到大量的套磁信，你套磁的成功率就比较低了，因为老师会和更多的人比较你的能力和研究计划”。不过在表示出对笔者的担忧之外，他们紧接着就会介绍公司的业务优势：“我们可以带着你套磁，一方面可以减少你花费在套磁上面的时间，因为我们也明白你虽然是大四了，但还有很多的课程；另一方面我们比你有经验得多，知道套磁信应该怎样写，老师回复的机率也比较高，更容易成功。”

笔者又问他们，该选择什么样的老师开始套磁。几家公司的回答基本一致，签了合同之后，会有老师带着申请者一起选择申请的学校，然后根据申请者的兴趣和研究方向，每所学校选择一到两个老师，然后就可以开始套磁了。

而问他们如果套磁不成功该怎么办时，他们说，一个老师如果不行，还可以换老师继续套磁。不过套磁是为了增加录取的可能性的，对申请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即使没有套磁，申请也是可能成功的。

3. 关于签证

在签证的问题上，B机构的陈老师说，相对于美国的“面签”，加拿大使馆的“寄签”也就是把纸质材料寄到大使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审核后决定是否给签证的方式，通过的概率稍微大一点。因为两个国家的移民政策不同，加拿大非常鼓励外来人口到本国去，形成新的劳动力，以弥补市场上劳动力的不足。签证时候主要审核的就是申请人的教育背景和动机，是否有移民倾向等等。因为他们很鼓励高科技人才的移民，所以签证很容易通过。但是美国就不一样了，现在他们对外来人口的政策越来越紧缩，如果发现有移民倾向“肯定不会通过”。不过最近加拿大换了新的大使，这位新的大使会对签证的通过造成什么影响还不得而知，所以要尽早申请，尽快拿到签证，以免政策的修改。

陈老师说，他是觉得良心上受不了才离开留学中介D的。虽然在那里的收入非常高，但是签订合同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和申请者签约的。因为广告做得好，留学中介D的客源非常丰富，而相应的也带来了工作的粗糙和不负责任。很多人申请好不容易成功了之后，签证却失败了，但是留学中介D却不负责这种情况。几乎每年都有申请成功了但是没能拿到签证不能出国的情况，看到他们来留学中介D哭诉而公司不管，他觉得心里难安。再加上是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的合同，他觉得以后也可能会负担一定的责任。所以他觉得留学中介D的制度设置非常不完善，利用漏洞逃避责任，所以他另谋高就来了留学中介B。在这里虽然收入相对以前比较低，但是这家公司的申请做得更细致，也让自己的工作更安心。

4. 关于奖学金

在咨询各家公司的时候，他们都在尽量的发掘申请者的优势和劣势。他们会非常关注申请者曾经做过的研究、实习和参与过的公益活动等等，并且一本正经地分析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申请，该选择什么样的学校。对于北大或者清华就读的学生，他们就更会看重一些，希望能够达成合作关系。

谈到奖学金的问题时，几家公司的态度非常一致：“我们可以帮你争取，但是不能保证一定能申请到。”

笔者说了自己的留学规划，并不一定要求全额奖学金，只要能免除学费就可以了，自己在国外还可以打工、做助教和助研挣钱，只要能不再花家里的钱就可以。没想到C机构的王经理称赞笔者是她见到过的“最理性”的申请人了：“因为我们看过好多（人）没奖学金就不去，其实真正到了（美国）那边，（挣钱）机会多的是。”

不得不提的是奖学金的抽成。很多中介公司会按照最终录取的学校提供奖学金的20%抽成，作为第三笔中介费用（比如留学中介E）。这样做其实是一笔隐性收费。因为现在的美国大学给国际学生奖学金的情况实在是太少了，很多人能拿到学费减免就已经不容易。而学费的减免很多时候还是以奖学金的形式给学生，然后学生再“交回”学校去。而按此合同条款对奖学金抽成，实际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名校的学费一般是十几万美元，五分之一的数额可想而知。

5. 背景提升

几乎所有的中介公司都有背景提升的服务。某位咨询老师打电话时说，如果申请人在一些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做过实习的话，能够提高自己的软实力，增强竞争力。因为很多美国高校录取的时候很看重工作经验，尤其是在著名企业的实习经历。

那位咨询老师说，如果申请者希望在自己的简历上增加工作经验，他们可以提供在花旗银行的实习机会。只要每个月去几次，参加了培训，就能接到花旗银行在北京这边的实习证明。如果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深度参与进来，还可能得到花旗银行的负责人写的推荐信。

如果如此轻易就能获得实习机会，那么肯定这家公司与花旗银行是有合作关系的，所以才能在没有实习之“实”的情况下得到实习之“名”。所以笔者紧接着就问了，是不是所有的签约者都能获得这项服务。电话另一端说，这个项目是签约之后赠送的服务，一方面对合同相对人是不收费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合同相对人是否有时间和意愿来做。如果有意愿和时间，公司这边是能够提供这项服务的。其言下之意大概就是只要签约，就可以获得这项提升背景的服务。

而在后来通过调查，其实几乎每一家都有这样的服务，而且大多是银行之类的机构。

笔者有一位同学在花旗银行做兼职，去年的时候还询问同学愿不愿意参加花旗银行的一个项目：预先存50万到该银行并冻结，就可以获得在这个银行的实习机会和高管写的推荐信。笔者猜测，花旗这样的美国大银行可能在通过这种小利益来融资，而留学中介机构又有很大的接近出国申请者的便利，所以双方容易达成合作，一方获得资金，一方又能给申请者提供机会渠道，提高申请成功的可能性。这个利益的链条很清晰，但伴随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很多申请者都有这份实习的证明，那么学校方面又会如何考虑呢？这个问题笔者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象，在选拔相对优秀的竞争中，优秀的实习经历可能会成为实力竞赛的一部分，提高了录取的门槛不说，还让那些虽然在小公司实习，但是有真正的实习经验的人受到损害。

6. 退款

每年每个公司都会遇到申请者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费用的情况，而具体到每个公司，处理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比如前面讲到的留学中介E，在退款方面成了典型的“反面教材”。有的时候，留学中介对合同相对人都还算是友善。留学中介A的王老师告诉笔者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男生申请成功也拿到了签证，但是就在准备出国的那个暑假出了车祸，再也不能去留学了，学生的家长要求退款。本来按照合同的约定，申请和签证结果都是成功，没理由退还服务费的，但是老板很大方，二话不说就全额退费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故事，在留学中介市场上，各种退款的态度和原则都是存在的，退款的条件也成了很多申请者选择中介的重要标准之一。

五、管中窥豹

从形形色色的中介公司中走出来，笔者想要以一己之力探讨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中介服务到底有多大的“水分”和他们办事拖沓的主要原因。

1. 中介费用，到底有多大的水分

从留学中介A的张老师那里了解到，虽然她不是文案老师，没有做过文案，但是文案的辛苦是有目共睹的：“在申请特别忙的时候，那些文案老师都不能回家，在办公室里打地铺，学校那边一旦有消息立马就会处理，特别辛苦，有时候一周才回去一次。”她说，文案老师在招聘的时候是非常严格的，英语等硬性条件是基本的条件，然后还会有考试和培训。而公司这几年做的案例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他们是公司的核心成员，是公司得以存活到现在的基础。笔者很想知道他们的薪水水平，但是因为个人收入属于隐私，无法在调查中直接询问，于是在网上查了一下，留学顾问的收入一般是按照“底薪+提成”的模式，根据所在城市的消费水平、所在公司的薪资制度的不同，个人工作年份不同，大致每月在4 000到1万之间[118]。给留学顾问的薪资可能是留学中介结构成本中占比最大的部分。

而另一方面，公司在美国的分公司还有相应的运营成本。那里的老师大多数是以英语为母语的，雇佣的费用很高，也需要运营成本。

留学中介A的一位老师还透露了她了解到的消息，留学中介E把美国部承包出去就是因为成本的问题。他们的客户量不是很稳定，淡季和旺季比较明显，所以为了节约成本，“不用平时也养‘闲人’，所以把美国部外包，让那些兼职的人来做”。这些兼职的人有来自培训机构的教英语的老师，也有一些其他有经验的人。

在留学中介B，从留学中介D跳槽过来的陈老师告诉笔者，他在留学中介D做咨询的时候每个月的底薪加绩效工资能上万元。但是在留学中介D的员工只有三险一金，而在留学中介B是四险一金。现在总的收入比在留学中介D少，但是他做的更安心。

不过综合分析来看，虽然留学中介公司在运作中成本应该主要集中在公司的运作和员工的薪水上。虽然美国的分支机构等的运作成本比较高，但是那些部门应该还有自己的资金来源（虽然笔者非常怀疑是否真的有这些部门的存在）但是实际上成本与收入之间还是有巨大的利润空间的。

但是在高收费的背后，到底有多少水分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笔者从留学中介C回来之后就没有再联系他们的经理和咨询老师，但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后，笔者接到了他们的电话，咨询老师询问是否还有意愿签合同。笔者委婉表示收费太高了，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所以决定不签。但是对方听说之后马上表示，合同的费用是弹性的，如果你确实觉得费用偏高的话，还可以和经理协商。她马上就问我，“你觉得比较合适的价位大概是多少呢？”笔者抱着试探的态度问，能不能降低到4万到5万的区间里。对方表示，如果真的有意愿签合同、形成合作关系的话，是可以降价的，经理非常看重来自北大的学生，在费用方面有回旋的余地。如果经理同意的话，是可以降到这个水平的。

虽然他们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但是就笔者而言，数目依旧不少，所以最后谢绝了她的好意，没有签合同。不过从这个情况来看，行业的高收费背后的水分可能非常高。

2. 实际操作中的错误和拖沓的问题。

笔者以为，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以下的几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咨询与实际的文案写作的脱节。作为一个高收费高利润的行业，其宣传的时候肯定会用各种美化手段，以给潜在的客户留下好的印象。而实际操作中，因为已经收到了费用（或者至少是第一阶段的中介费），并且每一位文案老师可能都在同时为多个同学服务，所以经常出现怠工和错误。不管拖延和错误是文案作者消极工作造成的还是局限于客观条件无法避免的，都会导致申请者非常不满。

其次，这些文案老师未必就对申请的领域和目标学校非常了解。按照大的专业类别来划分部门可能做不到很精细，所以事实上想要深入掌握学科的信息是很难的。再加上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在申请时候的要求也五花八门，老师们也各有偏好，所以准备文案必须事无巨细。而这个要求对于“批量化”地“生产”文书的中介来说有些难。同时，由于文案老师不熟悉学科的背景知识，翻译的过程中出现错误也是在所难免。

再次，就是所谓的“经验”作祟。中介为了节约成本、节省时间而套用模版或者一些格式，但是申请者很容易看出来其不合理之处，于是对于中介的工作容易不满。一位与“留学中介F”签订了合同的同学说，从签订合同开始她就非常不满意，因为这个公司运作模式是咨询老师为她“负责”，她提出的一切要求都是与咨询老师沟通，完全接触不到“后期老师”（也就是实际的文案写作者），而后期老师有时候把申请材料搞得一塌糊涂，比如把她本来已经改好的CV的格式“弄得特别丑”等。笔者猜测，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文案老师批量化作业，使用模版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最后一点，申请者的认知框架。申请者大多数对于申请没有经验（否则他们也就不倾向于找中介了），而他们提供给中介的材料也往往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比如在写个人经历的时候，申请者可能把自己做过的研究项目都告诉了中介，而中介写了其中的一个到两个，而那两个恰恰是申请者不甚满意的，所以要求重新写。而且因为文案作者对于申请者的专业可能不甚了解，所以难免会描述失当，文章中出现在内行人看来很可笑的错误，于是加深了申请人对文案的不满。从笔者自己写的文书材料来看，最重要的personal statement笔者修改了30余次才基本定型，期间无数次请老师和师兄师姐提意见。而成型了的文书，也仅仅是主要的框架，还必须根据申请学校的学术偏好和未来的研究项目做调整甚至是大幅度的修改。笔者申请的每一个学校所用的personal statement都是不同的，这些材料的写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慢慢研究，斟词酌句。

另一方面，申请者本人对于好的文案材料是什么样的可能没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概念。虽然中介写作的材料可能在短时间内“粗制滥造”，但即使文案作者完成的材料质量较高，申请者的鉴别能力和标准也是一个问题。申请者往往认为高额的费用应该带来让其满意的服务，而把大部分的工作都交给中介来做，自己就不需要花费时间去咨询写作经验、研究成功范本了。所以他们可能对好的文书应该是什么样子没有明确的概念。所以笔者认为，申请者的心理预期与中介实际操作之间的落差会加深他们的不满，让他们对中介的评价更低。

总而言之，因为中介公司本身的原因以及申请者本人的小部分原因，申请者很容易对中介公司产生不满。

六、结语：留学中介，飞越重洋的跳板？

在最近几年，海外留学一直是很多学子拿到本科学位之后的选择，而“申请”这个琐碎而弹性大的事情也确实让很多学生望而却步。申请的不确定性实在是非常高，学生与学校往往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如果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很容易让申请者在竞争中失利：一方面，申请需要学生定位自己和目标的学校，而一个刚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的学生大多数情况下对自己的定位是不明确的，很容易产生迷茫。同时申请要准备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写作和制作往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非常容易出现纰漏。另一方面，申请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推销，而推销的成败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学术能力和知识背景，“包装”也同样重要。尚不谙此道的学生很容易迷惑，不清楚该在短短几百字的personal statement中展现自己的哪方面能力。于是在这种环境下，留学中介作为一个服务行业就应运而生了。

笔者所遇到的几位咨询老师都非常友善，锲而不舍的多次询问笔者是否有意愿签约之外，还有一位老师明确告诉笔者，即使已经决定不签约，遇到申请上的问题也可以问他，只要不涉及到公司内部的秘密，他会非常愿意帮助笔者。事实上，笔者咨询了这么多家中介公司，也算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申请的流程问了很多问题，此后的申请中少走了一些弯路。甚至有一次，笔者在查找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学位的时候，搞不清楚课程硕士和研究硕士之间的区别，恰恰这时一个中介的电话打了过来，笔者于是马上就问了电话的另一方，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两个的区别。而对方非常耐心，告诉笔者二者之间的差别，还告诉笔者，如果是有志愿继续做研究、读博士的话，最好选择申请研究型硕士。

但事实上，中介公司对于申请的成功所起到的作用也不是绝对正向的。笔者听说过若干找了中介申请依旧失败的案例，在此不再深入分析其原因，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中介公司不可盲信。其高收费高利润正是立足于申请者对自己未来的重视上，这个行业的内部其实“水很深”，各种利益掺杂形成复杂的网络，其宣传和营销无所不用其极，而签约后文书写作效率、质量低下是其在学生中口碑不好的重要原因。

其实，中介并不是申请遇到迷茫时的唯一选择。笔者问过留学公司B的陈老师，他告诉笔者，公司每年进行客户信息统计，越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好学校的学生，签约的比率就越低。这个数据是相对于非985、211学校的学生而言的，笔者认为可能的解释有两个：首先是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中申请出国的人数在绝对值上较大，而每一届的学生都会积累经验并传授给下一届的师弟师妹。笔者本人就受到了很多师兄师姐的帮助，包括看他们申请成功所用的材料，请他们修改自己的personal statement，甚至该如何针对项目的具体要求写文书等等。这种经验的传授很大程度上帮助了申请者，而他们申请成功之后也往往非常愿意帮助自己的师弟师妹，并劝他们不要找中介。于是申请经验在“代际”口耳相传，很多应届申请者认为没必要找中介花钱。而一些非211、985的学校，每年申请国外的人数也不是太多，经验的“代际”传授相对少一些，所以找中介“领着”自己申请成为很多人的选择[119]。

与中介公司多次深入接触之后，笔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想展现出中介行业的方方面面，探讨其高价低效的原因。选择出国留学是一条艰辛的路自不必说，在这条路上行走必须要擦亮眼睛，不可盲信中介的华丽宣传，应该在孰知其内幕的情况下，综合考虑自己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在申请之路上找个“拐棍”。

[117]　北京俗语，“套近乎”、拉关系的意思。参见下文详细解释。

[118]　“搜狐出国”《中介公司留学顾问薪水大揭谜》，网页: http://goabroad.sohu.com/20040827/n221760685.shtml。

[119]　虽说这家公司的代表性可能不够，但是笔者认为其市场调查的结果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学生之间相互帮助的传统的。

六编

职教明暗面

也夫按：

职业教育是晴雨表。职业教育搞得好，说明产业与教育有了深度结合。学生欣然进入职业学校则说明分流顺畅，大家不再一味扑向独木桥。再往深了说，仅当考生与家长预判未来的社会不是金字塔型，他们会顺利进城工作生活，他们才愿意放弃高考，主动选择职校。本编的多数文章呈现的是时下职业教育的困境。“冠名班”一文，则给了大家一点亮色。职业教育不是只靠职校能办好的，必须有企业的配合。在德国，企业和职校在职业教育上不分轩轾，平起平坐。本文呈现出中国职业教育调动企业积极性的尝试。

职业教育中的实习

余姣 （北京大学2011级社会学系研究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各类工厂加工业迅速膨胀，工业化的扩张导致产业工人需求大增。近几年来，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大型代工工厂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一方面为了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为了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政府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日益重视，强调职业教育集中扩大面向农村招生，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120]。因此，一大批职业中专、大专、技校的学生由学校统一组织、运送进入沿海及内陆地区的大型代工工厂实习，成为了实习工人，本研究称之为“学生工”。

这些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学生在学校学习专业技术，掌握一技之长，而实习应该是他们将其所学付诸实践，在实际操作中提高自身技能与经验的过程。但是大多数进入工厂的学生工们并没有被安排到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岗位。他们在实习中和普通工人几乎毫无差别。作为职业教育体系中重要一环的实习教学，到底情况如何？作为职业教育对象的职校学生，他们在工厂的生活境遇又是怎样？本文力图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研究，以对F工厂实习学生工的调查为例，探究我国当前职业教育中实习环节所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背景

1. 企业需求

有研究认为，过去近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贡献，即人口红利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蔡昉、王德文，1999）。然而2003年以后，我国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了“用工荒”现象。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有很多，有学者认为“用工荒”是由于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引起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的结果，企业没有及时提高工人的工资，所以使得农民工离开企业回乡务农或另谋高就（刘怀宇、马中，2011）。此外，以子女教育为代表的高昂制度成本制约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加之近几年物价水平持续上升，也使得一些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在中年后回流农村（肖双喜，2009）。

不管这种“用工荒”现象出现的原因如何，面对这样的处境，企业急需一批稳定廉价的劳动力，以填补农民工流失所带来的招工难问题。因此，学生工就为解决企业用工荒这一难题提供了必要的补充。企业在订单多、任务急的生产旺季（每年的5月到11月），以实习之名从职业学校输送来的学生工正好为企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而作为职校学生，企业使用他们支付成本较低，无须为他们提供保障，在生产淡季又可以将他们送回学校。因此，学生工这一群体往往受到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青睐。

2. 政策因素

中央政府对职业教育投入有限，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加大职业教育投入，但是多停留于政策层面，还未具体落实。经费问题成为制约职业学校发展的最大瓶颈（曹小妹，2010）。相对于对教育质量的规定和改革举措迟迟没有变化的现状，政策对职校学生实习和就业的安排却十分明确。2005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提出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规定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实训时间不少于半年。并且建立企业接收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的制度。而顶岗实习作为重要的一环，承接职校学生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步骤，现在已然演变成学生工产生的根本原因。

此外，对地方政府而言，拉动当地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是其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因此，为了实现短期的经济效益，吸引大型企业到当地投资，并为其输送大量廉价劳动力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有些地区甚至将招工指标下发到每个公务员身上，工厂的招工任务成为了公务员年终考核的一个项目。因此，政府乐于看到大量的学生工进入工厂实习，这不仅解决了企业用工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经济高速增长的保障。

3. 实习生身份

实习环节是职业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对这些以实习之名进入工厂打工的学生，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却不甚完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学生的身份使其无法受到相应的劳动法律的保护，如果出现劳动争议或工伤等情况，用人单位也不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针对这样的情况，教育部门出台了一些规定，如《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应对企业技工荒进一步做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2010]4号）第四条规定：“坚决杜绝推荐有可能危害学生生命及身心健康的任何顶岗实习劳动。不得安排学生在风险较大、非本专业对口行业或者其他不适宜学生的岗位顶岗实习，如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高毒、易燃易爆……不得安排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8小时；不得安排学生加班；不得通过中介机构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实习工作。”尽管有这样的规定出台，但是其法律效力不足，难以真正落实，学生工的权益仍然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前期数据收集采用偶遇抽样及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进行，主要在厂区附近的住宿区、消费场所完成数据采集，共收集419份有效问卷。由于无法采用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以及时间和经费的限制，并不能获得准确的样本数据来推论F厂学生工的整体情况，但所收集的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目前我国大型代工工厂中使用学生工的状况及职业教育实习制度的现实。

访谈将选取4名学生工进行，通过深入访谈了解他们在工厂实习过程中的相关情况，包括进厂过程、实习待遇、工资福利、劳动过程、劳动保护、学校角色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以求深入全面地了解学生工的实习现状。

三、学生工概况

1. 基本情况

通过前期调查所收集的数据，可以使我们对F工厂学生工实习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首先，学生工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的劳动群体，自身具有区别于其他行业或社会群体的特征。这一部分我们将简要描述学生工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户口等，以及这些学生工所来自职业技术学校的总体情况。

调查样本中学生工男生占调查总数的42.8%，女生占57.2%，女生比例稍高于男生。大部分学生工年龄集中于16~20岁之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比例占到样本总人数的一半左右，甚至有近2%的人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童工范畴，相对于他们在工厂中承担的工作而言，他们的年龄太过幼小。

从学生工的户口情况看，80.4%的学生工是农业户口，少量非农户口的学生工多来自小县城或乡镇。单从户口来看，职校学生多为农村子弟，他们进入职校的目的多是为学习专业技术，获得进入城市发展的机会。从户籍分布来看，如图1所示，来自东部地区的学生工最少，仅为13.7%；中部最多，为64.1%，并主要集中于湖南、湖北、河南等省份；西部较少，为22.2%。

此外，本次调查的学生工所在学校涉及全国20多个省的123个市（其中包括重庆市），并以河南（25.5%）、湖南（17.7%）、湖北（14.6%）、重庆（11.5%）四省市职校的学生工人数最多，大部分学校的办学规模较大，基本情况是4 000人以上规模的学校占到40.2%，1 000至4 000人规模的学校占到30.5%。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国家每年给每个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补贴3 000元，但在调查中学生每学期的学费平均为4 167元，而65.2%的学生表示他们在校期间没有任何补贴。

2. 工作状况

对于学生工在生产线上的工作状况，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调查所获数据中，平均一条流水线或生产小组学生工所占比例达到36.2%以上，有的流水线甚至达到100%，这反映出工厂会优先安排学生工进入工作岗位。通过对专业对口这一项目的考察发现，在图2中有86%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实习岗位与专业所学并不对口，仅有24%左右的人认为自己所学专业与实习内容对口。此外，有69.2%的人认为到工厂实习对其专业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图1 学生工户籍分布

此外，90%的学生工进入工厂之后，会成为普工，也就是流水线上最基层的普通工人。工厂对普工的要求最低，工人不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训练，四肢健全、心智正常的成年人经过两三天的培训就能上岗胜任，根本不需要具备任何技术能力。而学生们的实习岗位多是从事普工的工作，而在文员、管理人员、技术岗位实习的学生不到样本总数的10%。

图2 学生工工种分布

其次，从表1中我们可以知道，大多数学生工的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有79%的人每天需要工作9到10小时，甚至有的岗位需要工作10小时以上。调查数据显示，85%的学生工和普通工人一样，需要上夜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F工厂的工作时间与我们所熟知的8小时工作制不同，他们的白班一般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而夜班一般是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所以夜班对于大多数未成年的学生而言，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其实就这两方面而言，已经违背了教育部对职校学生实习时“不得安排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8小时”及“不得安排学生加班”的相关规定。

表1 学生工实习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

比例

8小时

16%

9小时

2%

10小时

77%

10小时以上

6%

注：样本总数为419人。

最后，关于学生工的工资状况与普通合同工人并不相同，学生工基本月工资平均在1 450元，98.5%的人领取月工资小于或等于1 550元，这是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也是大多数正式工人所领取的工资数。所以学生工对于工厂来说是一批相当廉价的劳动力，而工厂也乐于雇用这一群来源稳定且易于管理的学生。此外，学生工在工厂里的福利待遇也不容乐观，大部分学生工都需要上夜班，但仅有74%的学生工有夜班津贴。除夜班津贴外，数据显示75.7%的人没有节日津贴，73.7%的人没有全勤奖，83.5%的人没有高温补贴。因此，通过雇用学生工，降低其工资水平，减少其补贴标准，工厂大大节约了成本，这也是为何学生工群体在工厂生产线中大量存在的原因之一。

图3 学生工各项津贴的发放情况

3. 职校学习与工厂劳动

职业学校的学生以实习的名义进入工厂成为工人，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技术学校扮演的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那么所谓的实习是否真的能达到实习的效果，而学校在其中的作用如何呢？

而职业技术学校作为工厂与学生工之间的中间人，却并非以学生利益保护者的姿态出现。首先，在学校组织学生实习的过程中会获得很大一笔收益，这从学生需要缴纳给学校的各式名目的管理费即可看出，表2中可以看到，在所调查的学生工中，有将近一半的学生需要缴纳中介费给校方，并且最高金额达到500元，其他费用如交通费、安置费、管理费等都需要定期缴纳。

表2 学校收费情况

费用名目

收费学校数

中介费

118

交通费

187

安置费

91

管理费

139

其他费用

96

注：学校总数为258所。

其次，在调查中发现，学校的任教老师也随同学生一起来到工厂。在实习中，由学校老师来管理学生的生活起居，并作为学生的监护人负责解决学生在实习中遇到的困难是最好不过，可是许多驻厂老师的角色却并非如此。在实习过程中，只有18.1%的学生表示老师会经常联系他们，其余人则表示老师只是偶尔有联系（43.7%）或者根本没有联系过他们（31.3%）。

可见，不仅职校老师在学生实习时没有发挥相应的指导和帮助学生的作用，而且学校也没有将学生安排到适宜他们实践学习的对口岗位，反而学校在往工厂输送学生的同时，自己乘机牟利，收取名目繁多的各种管理费用。增加自身的隐性收入，使得学生成为了工厂廉价的劳动力。

四、被“绑架”的学生工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使我们对学生工的生存现状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为了进一步探究大型代工工厂学生工的工作现状和生存情况，本研究选取了4名学生工人进行深入访谈，试图较为深入全面地展示学生工在工厂实习过程中的喜怒哀乐。

1. 访谈对象介绍

本次研究选取了F工厂实习的4名学生工人为调查对象，考虑到性别因素，分别选取了两男两女：

小夏是个男生，1990年出生，江西景德镇人，家中有父母兄弟4人。父亲曾经是建筑工人，现在和母亲在当地某电磁厂工作，每个月工资2 000多元。弟弟出外赚钱养家，已辍学。家里经济情况属一般，这次来工厂实习主要给自己挣点钱充当部分学费。小夏在当地某农业工程职业学校读大专，攻读数控专业，学习主要采取老师直接授课的形式。

娜娜21岁，来自江西农村。家里总共五口人，父母和3个女孩。父母平时主要是靠务农来养家。两个姐姐因为贫困，初中毕业就离开学校，到外面打工赚钱，贴补家用。娜娜与小夏同校，学习园林工程技术专业，这次出来实习一方面是为了完成学校的实习任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挣钱交学费和攒钱买电脑。学校为他们开的课程包括植物生长、园林制度等专业课与政治理论课，大多数时间是老师教课，有时候老师会带他们到园林里参观学习。

老三是河南人，男，农业户口，家中有父母及两个哥哥。父亲种地，大哥出来打工多年，二哥在一所电厂工作。老三本在河南省新乡某职业学院上学，学校规模3万人以上。目前为大二，专业为心理学。因为家中有经济压力，这次出来打工主要是为了赚钱。

小秋是个女生，1992年出生，河南人，刚高中毕业，即将进入大专学习。她将进入的学校是河南省某师范学校，学习专业是体育教育。家中有4人，父母都是农民，现在在家务农。她高中复读过，家里经济情况不好，这次随学校出来打工是为了挣学费。

2. 实习原因和进入过程

对于进入F工厂实习的原因，4位访谈对象既有相似也各有不相同。他们来工厂打工的目的之一都是为了赚钱，或者补贴家用，或者挣学费。不同之处在于娜娜和小秋进厂为了完成实习任务：

小秋说：“学校一般是暑假和即将要毕业的时候选择来实习，不能选择时间和选择工厂，由学校分配过来，跟我一起进来的有100人到200人左右。”

娜娜说虽然他们学校名义上对实习单位可以进行自愿选择，但是事实上自愿选择却难以实现。

娜娜说：“学校当时在网上挂出来几个实习单位供我们选择。上面除了名额十分有限的农庄与专业对口之外，其他实习单位都是像F工厂的代工企业。当时，我知道很多人想去农庄实习，但名额有限，自己怕选不到，所以就直接选择来F工厂。”

而小夏的情况不太相同，小夏的学校要求学生必须进行专业实习，不进行专业实习的后果十分严重。而这次小夏的实习属于非专业的实习。

小夏：“不进行专业实习的话，那么学校会对你实行作业扣分、挂科及不给予毕业的。像这次打工，其实我们只是暑假工，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习，学校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打工的平台，来不来你自己决定就行。”

而老三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本来是在新乡某学院上学，但他却是通过另一所学校进入现在的工厂实习。老三说：“如果在实习期，学校会安排实习单位，学生可服从学校安排，也可自己联系实习单位，与自己本专业不对口也可，只要实习了就哪儿都可以。”由于老三现在没有到实习期，所以他通过周口一所学校到他所就读学院里摆地摊招实习生时报名加入，来到了现在打工的工厂。

“我们学校第三年才是实习期，学校又不想承担责任，不组织实习，周口联营摆地摊，学校还赶过好多次呢。我们学校和我一样的有1 000多人，报名来打工。其实周口联营是三层代理，从很多学校招来学生，总共有3 000人吧，新乡之外，也有郑州、商丘等学校来的学生。”老三说。

而他们进厂的过程中，都缴纳了不同数额的各种费用。娜娜向学校交了180元作为交通费；小夏进厂之前向学校交了100元管理费，交通费180元，进厂时又交了体检费50元，住宿费每月110元；老三交了330元交通费，50元中介费及50元体检费给中介学校。而老三和小秋对这一情况较为不满：

“如果不通过代理就不用交430元，花200元就够了。当时还承诺卧铺过来，结果倒车倒了3次，从新乡到郑州，从郑州到南昌，从南昌到深圳，五六十人的座位挤了100多个学生，两个人的座位硬挤了3个人，只是普通硬座，连过道上都设了小凳子，很挤很挤！”老三说。

“进厂前要交280元的交通费，是坐大巴过来，22个小时，3个人两个位子，当场不交钱就不让上车。安置费110元，这是来了后才知道。”小秋说。

3. 工作情况

进厂之后，4位访谈对象都接受了体检和不同程度的岗前培训。此外，他们进厂时都与工厂签订了劳动合同，但都说签完合同之后就被工厂拿走了。合同并不在他们手上。

进入工厂之后，让娜娜印象最深的就是学生工的数量。当被问及这里的学生工多不多时，她说道：“好多好多啊，我们6月来到这里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几百人来到这里。”而娜娜所在的生产线总共有21人，其中学生工就有15人，几乎占了整条生产线人数的四分之三。其中小夏所在生产线中学生工占三分之一。老三和小秋所在的生产线中，学生工人数也接近三分之一。

他们4人从事的都是普工的工作，工作量和正式工人没有什么区别，小夏、老三和小秋他们多是生产手机相关产品，老三生产手机零件，小秋在烤漆部工作。

小夏说：“工作时需要穿无尘服，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工作，我一般坐着工作。我们每天的工作量是5 000~7 000件，与正式工相比，我们的工作量没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节奏比较紧，工作环境比较严。”

小秋说：“工作时坐着，需要穿静电服。每天要生产1~2万件平外框，这与正式员工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F工厂的基层管理人员被称为线长，他们对待学生工与正式员工一样，要求也比较严格，做得不好也会受到批评，相对而言对学生工有所照顾。

对于工作时间的调查发现，访谈对象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都接近或超过了8小时，且需要加班或者上夜班。

小夏说：“我们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中间1个小时吃饭时间，如果要是加班的话，一般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不会拖时，到点儿下班。学生工和正式工一样需要上夜班。”

老三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2小时，每月休息8天左右，无须上夜班。娜娜和小秋每天工作10个小时。小秋需要上夜班，娜娜所在的生产线加班现象不太严重，只有遇到生产任务十分重的时候，工厂才会让学生工加班。

在F工厂工作时，小夏，小秋和娜娜每月基本工资是1 550元，如果要是加班的话，每个小时是正常上班时的1.5倍，周末休息时间上班，每小时工资是正常上班时的2倍。

而老三的基本工资为1 200元，和他同岗位的正式工基本工资为2 300元。他因为进工厂才第一个月，工资还未发下，他也不知道工资是谁发的，有没有被扣掉。小秋也有自己的忧虑：“就是担心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被学校扣留，说是充当学费。”

而在福利待遇上，学生工基本很难得到保障。学生没有社会保险，与正式员工相比，没有全勤奖，也没有正式员工在节假日发放的10元津贴。小夏说：“生病时在厂里可以报销，只是拖的时间比较长，有时2~3个月才给报下来。”

而学生工人工作的环境，大多还是比较安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危险。小夏说他工作的车间有时高温，工厂会通过控制工作时间防护。也有粉尘，一般通过戴口罩作为防护措施。老三的工作岗位上没有什么潜在危险，也没有配给劳动保护用品。小秋也反映自己工作的车间环境不错，但是也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情况：

“晚上工作还感觉到冷，就是有噪音，工作时间长了，眼睛会痛，手臂会无力。”小秋说。

而娜娜提到更多的是工厂工作的无聊和枯燥：“很无聊啊！整天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等线长不在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和旁边的工友说话。工作还可以，就是好累。”娜娜和其他的被访者每天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不断地重复同一个动作，他们每天需要做的只是完成整个生产线上一个小小的环节，所以，这种不断地重复让娜娜感到整个实习生活中充满了“累与无聊”。

小夏和老三对这次实习总体不太满意，他们的评价是：“和别人干同样的活，速度也一样，但同工不同酬，工资比较低；与正式工同工不同酬，工厂方面所谓的权益在实际生活工作中没有意义。”

4. 实习与学习

学生工是以实习的名义进入到工厂工作的，其实习的效果究竟如何呢？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访谈对象在工厂所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所学习的专业基本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排除小夏和老三这种非正式实习的情况，娜娜学习的是园林工程专业，而小秋学习的是体育教育专业，而他们进入工厂之后都无一例外地被安排到了生产电子产品的流水线上。F工厂的工作分配方式是由电脑随机分配，因此即使同一批进入工厂的人也基本很难分到同一个生产线上。所以进入工厂实习的学生工很难在实习中实践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

“学校的学习对现状没有帮助，工厂实习太过单一，这样的工作不可能提高我们的专业知识。”小秋说。

其次，在实习的时间安排上，不仅有3年级、4年级的毕业生，也有低年级的学生进入工厂，甚至有如小秋这样还未入学的学生成为学生工。这与教育部规定的“组织三年制学生在第三学年和四年制学生在第四学年到生产服务一线参加顶岗实习”（教职成厅[2010]4号）的规定不符。有的学生7月份开始参加实习，他们说自己没有考完期末考试，就提前被学校拉入工厂参加实习。

最后，上文中已经提到，职业学校的学生进入工厂之前，都不同程度地向所在学校或者中介学校缴纳了相当数目的费用，包括交通费、安置费、管理费等。这些各种名目的收费加在一起或许就会花费掉一个学生1~2个月在工厂的工资收入，而更有学校是将学生的实习收入算在学费里扣除，从上文中小秋的担心中我们可以窥见这种情况的存在。同时也存在部分职业学校组织学生入厂工作而换取金钱收益的情况。

娜娜说：“有人说，我们就像被卖过来一样。听说那些老师带一个学生过来，可以赚300元。”

而在工厂中作为学生工带队老师的实习老师，他们的角色却并非是专业实习指导。

小夏说：“厂里有驻厂老师，我们一般和老师一周见一次，有时校长和主任也来，工厂会给驻厂老师发工资，老师还是比较负责，他主要负责看我们每天是否打卡，也进寝室去看我们，学生一般也会将一些问题反馈给老师或来的领导。”

从小夏的表述中，我们很难看到老师在工厂中对学生实习技能的提高提供相应的帮助，反而老师的工资是由工厂发放的，老师所做的事更多的是为工厂服务，监督学生打卡，安抚学生情绪等。其次，实习老师在整个实习过程中存在缺位现象。

老三说：“和同学一起过来的还有带队老师，但我不知道这些老师来自哪里、是属于哪个学校的，他们也不会与学生们联系。”

小秋说：“工厂有驻厂老师，到现在没有见过面，离职要与厂商协调，遇到麻烦可以找老师帮忙。”

可见，所谓的带队老师，他们未能在实习阶段给学生们以学习实践、生活、心理等方面的正确指引，也未与企业交涉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反而受企业雇用，监督管理学生。

五、总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从法律上讲，“学生工”其实说到底是在工厂实习的学生，他们在实习过程中并不与实习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也不受劳动相关法律的保护。当他们进入工厂从事与其所学并无关联的流水线工作时，同工不同酬、缺乏基本权益保障等问题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们身上。而学生工群体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本研究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学校、企业和政府三者共谋的结果。政府一方面出台政策，鼓励职业学校学生顶岗实习、工学结合，另一方面却对实习学生的基本权利保障政策落实不足。加之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使得学生工人源源不断地产生；企业属经济部门，强调经济利益，以追求利润为目标，无心担当人才培养的社会责任，认为人才培养是政府和学校的责任，自己只需使用人才并许以一定报酬即可，尤其是成本低廉的学生工，更是企业乐于使用的对象；而在学校方面，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服务社会的意识不足，加上利益驱动，更多只关注学生数量，而并不关注教学质量，更有职校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将学生推向工厂流水线，让他们成为廉价劳动力。

学生来到工厂实习，却难以真正达到实习的效果，反而被工厂和学校“绑架”，成为工厂“剥削”的对象。最后，以小秋的一段话作结：“与正式员工相比，我们不知道自己拥有一些特殊权利，就是知道也不敢去争取，因为大环境导致了我们的软弱。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能力去选择它，我们是一群被选择的物品。”

[120]　资料来源：《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

中等职业学校“冠名班”培养模式研究

张丹璐 （北京大学2010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冠名班”的开设

中等职业教育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社会不仅需要高学历的科研型人才来研究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需要高素质的专业技能型人才。然而，受到人们根深蒂固的“重学历，轻技术”传统观念的影响和高教大众化等趋势的冲击，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初中毕业生主要流向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办学规模日益萎缩，招生数量普遍滑坡，生源质量严重下降，就业率也不容乐观。

中职毕业生的就业困难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并不是社会不需要专业技术人才，恰恰相反，企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缺乏实践经验，中职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很难得到企业青睐，而职业学校所普遍采用的最后一年到企业实习的方式，形式大于内容，企业由于无法从这种模式中获利，热情也不高。中职学校和企业之间的鸿沟导致中职毕业生就业难以及企业招工难的矛盾。

近年来，一些职业学校开始走出了传统的培养模式，采用了一种“冠名班”培养模式。本文内容通过对一所工业类中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工业学校”）的学生、校方负责人以及企业负责人的访谈。其中笔者与一位从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小李）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他毕业于这所学校化工专业的“石化班”，毕业后也进入了该企业工作，入职刚满1年。

工业学校创办于1978年，原来是某石化总厂创办的厂属中职学校，具有高度的计划性，学校没有自主办学权，学校的办学规模、招生计划都是由母体企业确定，学校经费由母体企业提供、毕业生就业由母体企业包揽，一切有关学校的发展和建设的决定权实际上在企业。因此，学校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比较低，仅为母体企业服务，但是同时整个教育内容和过程实施特别是专业教学与企业需求、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具有很强的职业教育针对性。

1997年，工业学校从母体企业分离出来，成为一所独立的职业学校。虽然这一改变扩大了工业学校输送人才的范围，但是使得学校在教学，尤其是专业教学与生产实际的结合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为原来服务企业是单一的，专业教学能够与母体企业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当学校开始面对整个社会时，专业教学无法满足不同企业多元化的需求，给学生就业带来了困难。同时，经济改革的深入促使国有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少企业采取了减员增效等措施，对学生就业也产生了很大冲击，“出口”不顺畅，再加上社会“普高热”的升温，直接影响了工业学校的招生。

进入21世纪，工业学校所在区域开始建设大型的化工园区，一大批化工企业的陆续入驻为工业学校的人才输出提供了机遇。2002年，经过18个月的商谈，工业学校与德国拜耳公司签署了为期10年的合作办学协议，开始了“校企合作办学、订单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模式。此后，工业学校与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都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

所谓“冠名班”就是将学校的某专业或某班级冠以企业名号，并在人才培养与就业等方面与企业进行校企合作的一种订单式培养模式。

二、招生

“冠名班”的组建一般在每年12月底前进行，根据企业的意向，由校务会议决定《企业定向班组班方案》，确定专业和规模。具体的时间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安排具体确定，但是外企通常会开始得比较早，一些大型国企也会基本在同期组建。“外企其实很精明，因为组建时间会影响招的学生的素质，组建得越早，挑到人才的概率越大。一般一个冠名班是30人，我们学校一届学生差不多3 000人左右，外企本来吸引力比较大，招生开始得又早，所以最后选出来的30个人基本都是精英型的学生，理论能力、技术能力、学习能力都比较强，毕业出来以后一定会是所有企业都急需的技术型人才，对于外企来说这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冠名班”的组建工作在学生了解企业情况的前提下，遵循“学生自愿、学校推荐、企业选拔”的原则进行。由于是由企业主导，学校只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来进行组织的招生工作，相当于学生与企业之间的一个桥梁。企业决定组班时间和班级人数后，学校发布信息，学生自行报名；随后，企业开展选拔的工作，先后进行笔试与面试，笔试内容是相关的专业文化知识，面试的主考官一般也是企业的人力资源人员，而最后录取权完全掌握在企业手中，学校并不会干预。在谈及招生过程中是否会存在开后门的现象时，这位学校负责人表示：“这种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在外企比较弱，因为学校本身对“冠名班”的具体录取工作没有主导权和决定权，全部是企业方面来组织考试，如果要开后门也要找外企的关系，但是实际上这很难。但是对本地企业来说，这种现象还是有的，毕竟我们这学校前身就是它的附属学校，总是存在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交叉，许多学生的家长本身也是那个企业的，托关系就会方便一点。”

就小李的回忆，当时他参加“石化班”时，报名的大概有200人，最后录取的是50人，可见还是有一定淘汰率的。当年，“石化班”的组建是所有学校中最早的，为了保险起见，他最终没有选择等待后面一些外企的“冠名班”的组建，而是直接选择了“石化班”。“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等的话可能就错过了真的适合的。外企，毕竟报了还不一定进，进了还不一定留，留了毕业之后还不一定要。”根据校方负责人和小李的叙述，虽然“冠名班”一定程度上是就业的一种保障，但是由于外企对学生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如果学生在毕业时没有达到相关的标准，还是存在被淘汰的危险的，在组班工作的动员时，负责老师会明确地告诉学生这种风险，因此，尽管外企待遇高、机会多，但很多学生还是放弃参加外企“冠名班”的选拔而选择相对保险的国企。最终，被“冠名班”录取的学生一般在三年级第二学期正式进入“冠名班”学习。

三、课程安排

“冠名班”的教学同样是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学校与冠名企业共同研究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调整课程结构，开发企业急需课程，让企业共同参与专业教学。

在课程设置上，以一般性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为基础，以特定企业的岗位需求为本位。企业会首先询问学校原有课程是如何安排的，然后会提出企业方面的要求和建议，学校会依据企业的要求对课程的调整，确定“冠名班”的课程结构和内容，使之更适应企业的需求。在教学内容组织上，“冠名班”打破了原有课程体系的束缚，打破了学科界限，使课程的内容高度综合化。由于“冠名班”的教学目的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因此可以就冠名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进行综合性的设计，更加强调实用性。

“在‘巴斯夫班’所开设的‘食醋生产’这门课程上，课程的内容不仅涵盖了化工生产的全过程，还包括了前期的市场调研、原料选择和质量控制、生产管理等内容。这种专业教学，将化工生产专业知识、操作技能、生产管理能力高度有机结合，使学生的综合素养在教学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得到培养和提高。”

在教材选择上，学校同样也会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来安排，除了基础类教材，企业会向学校提供针对企业实际生产的教材或者培训教材，尤其是一些外企的“冠名班”，会直接引进国外的培训教材。如学校的“赛科班”直接引进了赛科公司提供的13本专业培训教材，这些教材与企业生产紧密结合。这些“职业化”教学资料的共同特点是更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和职业行为规范，使专业教学更加贴近生产实际，更加贴近企业需要。以“赛科班”入门等级培训为例，共由49个模块构成培训体系，这些模块除了专业基础知识，还包括公司的组织架构、目标策略、规章制度、业绩考核以及对员工适应企业与社会能力的培训，如团队精神、企业文化的交融、个人发展、情绪控制、人际交流等。综合性的教材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不仅帮助其提升企业所需的专业技能，同时也能够提前熟悉企业制度和适应企业文化。

校企双方不但共同制定教学计划，共同组织教学内容，共同设计教学方案，还共同进行教学实施。有不少企业会派遣企业培训师与学校的专业教师合作共同实施教学。如赛科公司专门为“赛科班”成立了培训部，安排了企业专职培训师参与教学和管理，其中有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外籍培训专家。但是，校方负责人在访谈中提到：“在与拜耳合作初期1~2年，拜耳曾从总部派外籍老师前来教学，但后来基本都是学校老师进行具体的教学工作。”但他认为这其中不存在不信任的问题，因为“初期合作双方都需要一个探索与磨合的过程，所以拜耳也只是一个尝试”。但是，对比之下，他认为外籍教师的授课方法的确与众不同，“课堂氛围比较活跃，与中国老师相比，与学生的对话也更加平等。”另外在班级管理方面，除了学校老师，企业人力资源代表尤其是外企“冠名班”，也会参与到对“冠名班”的管理，是学生提前适应企业化的管理模式。

在具体的教学模式上，不同“冠名班”基于各自企业的要求采用了不同的教学模式。例如，“拜耳（中国）实训基地”建成后，“拜耳班”的教学及时将德国双规制的教育模式“本土化”，采用了“三分制”教学模式，即三分之一时间学生在教室或仿真中心、三分之一时间学生在学校新建成的实训基地，三分之一时间学生在“拜耳”企业的相关岗位。这种模式大大增加了学生的实训和实习机会，使他们在毕业后，能够迅速地适应岗位的需要。又如，“赛科班”最后三学期的教学是采取了“四段式”教学组织形式。第一段为期一个学期，仍执行学校原有的教学计划，进行专业课程教学；第二段为期约2/3个学期，专门学习由赛科公司提供的入门等级培训模块教材，常用混班的教学组织形式；第二段为期约1/3个学期，在第一段学习合格的基础上，打破原行政班级，将学生分配到各个生产装置，以生产装置为教学内容组织教学，这是一种定向性的教学，针对性非常强；第四段为期一个学期，将学生派遣到国内相关企业的对口装置上进行岗位实习。

工业学校还引入了大量的企业实训装备或资金，改善专业实训条件，比如学校与德固赛公司合作，由其投入实训设备，共建“德固赛培训基地”；与当地的化学工业区的合作，由其投入900万元，共建化工实训基地等，为“冠名班”的教学提供了大量的实训资源。因此，工业学校大部分的“冠名班”都采用了类似的“拜耳班”所采用的“三分制”的教学模式——理论+实训+实习。

小李所在的“石化班”同样采用了这样一种“三分制”的教学模式：三分之一时间在教室学习理论知识、三分之一时间学生在学校的实训基地进行实训，理论学习与实训是交叉开展的，三分之一时间学生冠名企业安排的相关岗位进行实习。工业学校的学制是四年，分班是在第三年的第二学期。三年级下半学期“冠名班”的学生还是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和进行实训。“虽然我们以前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学习模式，但是在教学和实训内容上会根据不同企业的需求进行调整和改变。”但是他同时表示，即便如此，“当时的实训内容和我现在的工作没有太大关系，只是有一些基础性的技能”。第四年则是在冠名企业实习的时间，“相当于是岗前培训，企业会有专门的老师来教我们，这时候学的东西就完全和我现在的工作对口了。”这种“理论+实训+实习”的教学模式实际上是先通过学校实施有针对性的基础训练，然而再由企业进行岗位对口的职业培训，实现了学校与企业的无缝对接。

四、就业

所谓“冠名班”就是一种通过校企合作的人才定向培养模式，进入“冠名班”学习的学生实际上就是该企业的储备人才或预备员工，因此实际上“冠名班”的就业理论上只是一个从实习到正式员工的过程。但是，就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还会有部分学生还是会由于成绩不合格被淘汰或自己退出，进入“冠名班”并不代表就有了铁饭碗。但是这种被淘汰或主动退出的情况实际非常少。“如果在中途退出，学校会给处分，并且不再给予其他进入‘冠名班’或就业推荐的机会，毕竟这是对于学校和企业资源的浪费，也有损学校的信誉。”

五、效果

过去，职业学校普遍采用的最后一年到企业实习的方式，由于企业无法从这种实习模式中获利，往往导致实习的形式大于内容，同时企业又很难招到符合其需求的技术人才，导致了中职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的双重困境。对工业学校毕业生的一项跟踪调查显示，有约89.3%的毕业生认为目前从事的工作与就业前所学的专业或工种对口，可见“冠名班”培养模式的确达到了当初实现学校与企业无缝对接预期目标。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这种“冠名班”的培养模式，工业学校“冠名班”数量开始不断增加，成为主导的培养模式。

对于学校而言，“冠名班”培养模式能够增加学校就业率，从而吸引更多的生源，提高生源质量；另一方面，“冠名班”并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冠名和招收储备人才的形式，通过校企合作，也能够激励企业参与到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过程，企业会在“冠名班”投入经费或提供培训资源，比如实训基地的建立、培训材料的引入、企业培训师的参与，这都会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和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

对于企业而言，“冠名班”培养模式实际上是节省了其人力资源培训的成本，由于学生在学校已经学习了与企业生产配套的基础知识，通过企业提供的实训器材又掌握了基础技能，在企业的实习实际上是让学生参与到企业实际的生产中去，在实践中进行培训，这种培训成本是远小于直接招用一个普通职校出来的毕业生的。企业的负责人在访谈中也表示：“以前，进来实习是这一批人，但他们可能毕业后又到别的单位，最后招的又是另一批人，新的人进来又要培训，我们等于在做无用功或者帮别人做嫁衣。‘冠名班’对我们来说就方便了很多，一些基础的东西在学校都已经学好了，我们就不用再花太大的力气在基础培训上，主要就是直接与岗位操作有关的东西了，实习生毕业以后直接就能进来上岗了。”过去企业仅仅出于社会责任而接受职校学生实习，使得企业由于无法从中获得利益而动力不足，“冠名班”的培养模式则是一种既有利于学校又有利于企业的制度安排，由于这种模式下所培养的人才是企业所真正需要的，企业可以从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因而能够激发企业积极参与到技术人才的培养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寻求与工业学校以“冠名班”形式进行合作也说明了这一点。德国拜耳公司与工业学校的10年协议到期后，今年又继续签订了合作协议。

六、吸引力

对于学生而言，“冠名班”实际上为他们提前确定了方向，基于对企业的了解和喜好，通过参与选拔加入“冠名班”，在学习过程中加深对企业结构、企业文化的了解，深入地学习企业生产所需的技能，这无疑对学生将来顺利走上岗位是很有帮助的。并且由于提前进入了该企业的员工培养体系，学生的后续发展潜力是很大的。然而中等职业学校对初中毕业生依然没有吸引力。

校方负责人在访谈中无奈地表示：“虽然我们学校在全市是数一数二的，就业率很高。但是很多学生宁愿去一个根本排不上号的普高也不愿意去有很好就业前景的职校，另外宁愿去五年制的大专也不愿意去中专。有一个女生，曾经是三好学生，可以进外企班，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就业，去考三校生考试（春考）。归根到底，学历至上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但是文凭其实在这些行业很虚，完全可以以后上夜校拿大专、本科文凭。即使从结果看，许多我们这里毕业的优秀的技工类人才发展得很好，有很高的工资待遇，一些去外企的甚至第一年就月薪4 000~5 000元，但是家长们还是想尽办法想让孩子拿到更高的学历，而不是选择让孩子先就业。所以，我们的招生情况还不是很好，一般来说，都是考不上高中的才不得不来我们学校，来了还要想尽办法再回去（也就是上高中）。”

可见，即使我们提高了职校的教育质量和就业率，根深蒂固的学历至上的观念使得职校始终无法成为高考模式并行的另一种教育模式，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但是归根结底，学历至上的观念还是与社会职业地位息息相关。在访谈过程中，校方负责人多次以外企为例，介绍“冠名班”的运作模式和创新之处，可以说，工业学校中大部分“冠名班”的培养模式都是借鉴了外企的经验。工业学校的第一个“冠名班”就是“拜耳班”，“拜耳班”的教学模式就是将德国“双轨制”教育本土化为“三分制”教学的结果。

德国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不仅是因为高就业率，还因为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职业教育是真正旨在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这些与文凭没有关系。工业学校外企的“冠名班”之所以受到更多欢迎，就是因为技工在外企受到重视且存在发展空间，有机会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

但是一些国内企业的“冠名班”仅仅是想培养一些操作工，在课程设置中缺少类似外企的综合性的科目以及对企业文化的介绍，使得学生只能局限在一些与岗位有关的操作技能上，而无法成长为一个有创新力的高级技术人才。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操作工从职校里招，但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还是需要本科学历。”毕业生收入依然不高，社会地位也难以提高，即使有稳定的就业保障，学生和家长还是不愿走职校这条路。

普教阴影下的职业教育

胡璟怡 （北京大学2010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一、缘起

我母亲是一所职业学校的老师。我就是在这所学校的家属楼里长大，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18年里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像它一样长久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虽然我根本就没有在这里上过一天学。我亲眼见证了它从技术学校升级为如今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熟悉妈妈班上每一个学生，甚至至今仍和他们中的部分人保持着联系；我经历过以考上职业学校为荣的20世纪90年代，也正在经历以职业教育为混日子和素质低的代名词的当下；我看到过学生满腔豪情而来，多年之后在行业内混出名堂，也看到过有人如今从事着专业完全不对口的工作。职业教育从来就是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像所有人一样希望它发展顺利。然而，随着时代变迁，教育的作用日益突显，但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影响力却在显著下降。有人说，这是因为对培养低等技术工的职业教育的需求大幅减少了，职业院校也不再被社会需要了。但我们也看到，在德国等社会发展水平高于我们的国家，职业教育反而日益兴盛，学生甚至出口海外。这样的矛盾让我对职业教育充满了疑惑，什么才是职业教育该走的道路，中国的职业教育院校是否会沦为普通高等教育挑剩的垃圾桶？经过郑老师的讲授，隐隐觉得职业教育领域存在许多问题，愿意进一步探求。在研究之初，完全没有思路和想法，只感觉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问题剪不断理还乱，没有出路。经过多次访谈，我与处于不同位置的人进行了交流，获得了大量信息与许多启发，在此愿对当今中国的职业教育院校分层、普职分流及其通道发展现状做一讨论与分析。

这所学校位于川北某三线城市，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时称无线电技工学校，90年代中期成立电子工业学校，约10年前成立职业技术学院，5年后通过人才培养工作评估。课程主要以工科为主，其中又主打电子信息类专业，基本形成了以工科为主体、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专业结构体系。这样的定位较好地适应了改革开放之后东南沿海地区激增的技工需求，生源充足。但随着电子产业用工市场的逐渐饱和，学生就业开始出现困难，同时90年代中后期内地一、二线城市工业兴起，职业教育院校开始依附于本地企业发展壮大，而居于三线城市的该校因为当地鲜有支柱企业保证就业而受到严重影响。作为中专院校，学校在新千年初面临前所未有的低谷，直到中转高完成，顺利升级为大专院校，形势才出现好转。近几年400亩的新校区建成为学校发展注入强心剂，学校还开始着手建立文科院系，开设经管、农政等专业，工科色彩逐渐被冲淡，电子信息也不再是唯一的主打专业。由于经历了中转高的过程，学校至今仍保留了300人左右的中专规模，大专规模在2012年达到了2 500人，中专与大专教育并行体现了特殊的学校设置方式。除五年高职外，中专与普通高职、对口高职的学制均为三年。

进行本研究的主要方式是个案访谈。我根据研究需要先后对学校招生办主任进行了3次访谈，此外还与从事教师行业20余年的电子工程系王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此后，通过王老师的介绍先后对应用电子技术专业2010级张同学、2011级何同学（对口高职班）和微电子技术2012级李同学进行了多次电话访谈，得到了大量信息，对中国的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现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二、高等职业教育仍存活在高考体系的大伞下

概括来说，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如下图所示，其主线是从小学到中学，再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受教育途径。在初中毕业后确实面临一次分流，一部分初中毕业生将进入职业高中或中专进行学习，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成绩不好而被主流教育体系淘汰，小部分想高中之后就尽早就业的学生，不过也勉强算是完成了一次分流。但当青少年学生经过了以中专和职高为代表的初等职业教育之后，就难以通过直接的途径进入高等职业教育层次继续学习。其实，从职高到高职的道路并不是完全封闭，但非常狭窄，这一点在后文中将详细介绍，在此不作赘述。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学习的机会基本只能通过高考获得，高职院校也因此成为高考体系下众多接受普通教育的学生的选择之一，而它本身应处的职业教育体系却因为初等与高等职教间通道的断裂而支离破碎，难成体系。

我们说现阶段的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只是普通高考体系的附庸，而绝不能自称体系。通过本次访谈研究，这一论断说得更加理直气壮，其证据体现在各个方面：

1. 职业院校的评价体系

高考不仅是进入职业院校近乎唯一的正式凭证，也是职业院校最主要的评价方式。在谈到和其他高职院校的差距时，王老师这样说道：“……以上只是我们这种排位靠后的高职院校存在的主要问题，但对那些国家级或者省级示范院校（其实最主要是地理位置好的学校）来说会好很多，比如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级示范），他们招两个层次的大专生，今年一专的调档线422分，二专的调档线370多分，据说他们热门专业录取的学生分数可以达到二本线，他们还不是最高的，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调档线好像是438分，超过三本线了；德阳的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级示范），调档线也在三本以上，估计招牌专业的最高录取分数也可到二本；四川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是二专，他们的调档线都是403分，还有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的调档线也是412分……这些学校的软硬件条件有保障，学习氛围和积极性就也可想而知，至少不会比普通大学差多少。”

可见，被纳入高考统招的职业院校同样以高考分数线的高低来评价院校好坏，而众所周知，普通高考只考语数外和文理综合这些基本科目，它对于专业性和动手能力要求较高的职业教育有多少参考价值可想而知。其实，在10年前该学校从中专技校升级为大专院校时，学校和老师都以能被纳入高考体系，参与高考录取为荣。这并不是这一所职业学校的观念，在人们的价值体系里，参与高考招生意味着学校的正规和权威，职业学校也不例外。

另外，受访老师与学生均多次自豪地提到了学校在省级，甚至全国技能比赛中取得的成绩，因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体现办学水平的又一重点。在谈到技能比赛时，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数学建模竞赛等被提到的次数最多，它们基本上都是所有的高等院校都能参与的，只是将本科与高职、大专分为不同的组，鲜有职业教育学校共同主办的技能比赛，即使有，范围和影响力都很小。比如，招办主任在说到技能比赛时说：“有呀，有很多技能比赛，针对职业学校和本科都可以参加，不过分成不同的组，本科组、高专组，比如数学建模竞赛，都可以参与。”王老师也谈到，“职业学校的专门比赛也有，我听说过有焊接装收音机，看谁又快又好。（是不是比较少？）嗯，还是少，但是为什么要把我们和普通大学分开呢，都是高等教育。”

2. 学生选择职业院校的原因

根据最近5年的数据，该职业技术学院每年录取的学生中有9成是通过高考普招的，这一比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不变。对这部分学生选择职业院校的院系我是比较好奇的。经过访谈，我得到了不同的理由，但有一点出现在所有的回答中——他们都表达了分数不够的无奈和被动。比如，应电2010级的张同学提到“肯定是当时分不够，又没有准备复读，所以就来了”，还有微电2012级的李同学说，“本来想上我们那的西南民族大学，是个二本，但是分数不够，没去成。当时也不知道学什么，后来我们高中的老师给我推荐现在上的这个学校，因为只有这个学校有农村行政管理这个专业，所以我就来了。”当我问到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区别时，李同学表示，“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啊，什么叫职业学校？（会不会对动手能力的要求高一些？）哦，动手操作能力的话，我们学的微电子专业还有挺多的，但是农政专业好像也没啥动手呀。”可见，普通高中教育背景下的许多学生在选择学校时，最多考虑了分数和专业两个条件，对于什么是职业学校的认识是不清楚的，只是把其作为与普通大学本科、专科并列的选项之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对不独立，更不要说自成体系了。

3. 普通院校的教育目标

现在，让我们跳出职业教育的条框，从普通高等教育的视角来看一元的高考体系的形成。孤掌难鸣，高考体系只手遮天的局面并不仅仅是职业教育单方面的示好与依附。现阶段，许多普通高等院校的教育目标并不是学术导向的，更多是就业导向的。尤其是三本或者专科院校，就业情况是招生宣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是考生及考生家长的核心关注。学生拿着自己的高考分数去寻找可供选择的学校，然后综合多种因素在其中进行挑选，在这样的环境中，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就被放在了同样的展台上。此时，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也成了普通高等院校追求的最大功绩，进一步造成了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边界消解。

三、分流渠道过于狭窄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过，职业教育不成体系，与普通教育混同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但这并不代表职业教育领域没有出现独立的萌芽，只可惜这样的萌芽力量太弱小，输送渠道太狭窄。如下图所示，倘若我们不顾各种职业教育办学方式的受众广度和密度，仅根据现实中曾出现与否进行划分，其实是可以搭建起所谓的职业教育体系的，下面我将对其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和分析。

在接受了小学和初中教育之后，愿意继续接受教育的学生就需要进行选择，如果他决定接受职业教育，就可以选择中专技校、职业高中和五年高职三种办学方式。中专技校和职业高中的学生如果愿意继续学习，可以通过职业高考进入高职院校的对口高职班，倘若高职之后还想继续深造，五年高职和对口高职的同学还有机会进入应用性本科进行学习，学成后获得本科学历。这条教育晋升路径似乎非常合理，但现实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没有预想中顺利。

1. 通过职业高考进入对口高职

在中考之后选择职业高中或者中专技校的学生主要有两种原因：其一是对自己的发展方向比较明确，准备经过较短时间的技能培训学习尽早毕业与就业；二是在初中或者中考时成绩不理想，难以进入质量较好的普通高中进行学习。总的来说，在当今社会，选择中专技校的学生主要出于第一种考虑，而选择职高的学生则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更倾向于继续学习而非尽早就业。但经过3年的学习，无论是中专还是职高的学生都可能希望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此时他们是有进入高等职业院校的特殊渠道的。学校招生办主任告诉我，“渠道有，但是规模不大。学生中专学业完成之后，至少有两条渠道可以上大专，第一种是高职的考试，全国性的，但考试比较难，每年的规模也是5%，如果说考上了，通过录取，他也就成了普通大专的一员。另外一种方式相对就要容易些，就是成人大专，参加成人高考。”

成人高考并不是专门针对职高和中专学生而设的升学方式，每年10月份进行。招办主任介绍说，“成人高考只考语数外3科，不存在专业的问题。还是要填志愿，上线录取。我们一般都是先把准备成人高考的学生招进来，来了之后再准备10月份的考试，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只要补习一下都应该可以。”但是他也告诉我，“成人高考没有含金量啊，文聘上写的是成人大专文聘，用人单位一看就知道。”也因为此，成人高考一般不会被划入正规的教育体系之内，在本文中将不再赘述。

通过了解，我认为对口高职是一种高等职业院校比较合理的招生方式。中专或职业高中的学生通过特殊的“高职高考”，就可能被录取进入高等职业院校的对口高职班继续学习。应电2011级的何同学就是通过高职高考进入学校的，他介绍道：“我高中读的专业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现在学的是应用电子技术，非常对口。职业高中就是一进校就选专业、定专业、然后学习那个专业”，“我们参加的是普通大学职教师资班和对口高职班的招生考试。时间和普通高考是同一天，但内容不太一样。语数外这些公共学科都是要考的，只是普高的同学考的是理综或者文综，而我们考的是专业综合，3到4门课，像我们专业就是模电、数电、电路分析一起考，还有应用物理”，“我们职业高中的学生只能参加对口的那种职业高考。可以考高职，还可以考二本，就有那种职教师资班，但是非常少。我们一般还是专科，高职高专这样的。”他们在高中就选了专业，基本确定了职业方向，再进入高职继续学习的时候，就比较轻松，积极性也很高。另外，在录取方面，每个专业的分数线是不一样的，不像普通高考那样笼统划线，对口高职高考的分数线是分批次分专业的，如下表就是2012年高职高考的录取分数线[121]，划分得非常细致，比文科理科的笼统区分更加合理。

表1 2012年对口高职录取分数线

专业

录取分数线

专业

录取分数线

专业

录取分数线

农林牧渔类

472

加工制造类

264

医药卫生一类

240

土木水利类

378

公共管理与服务类

307

医药卫生二类

179

财经商贸类

336

旅游服务一类

292

医药卫生三类

233

信息技术一类

355

旅游服务二类

319

材料类

245

信息技术二类

301

轻纺食品类

230

然而，在现实中对口高职的招生比例却很低，且不允许跨省招生，仍以该校为例，如下表，对口高职的招生比例仅占四川总计划的10%，据招办主任介绍，2012年实际招生2 543人，而对口高职只有234人，不到总数的一成。

表2 某职业技术学院2012年大专计划招生比例

省份

招生人数

百分比

四川

文科

995

41.81

理科

1 025

43.07

艺体

40

1.68

对口高职

240

10.08

小计

2 300

96.64

陕西

10

0.42

甘肃

40

1.68

新疆

5

0.21

贵州

15

0.63

青海

10

0.42

合计

4 680

100.00

我们再来详细讨论2012年的招生计划，如下表[122]，我们看到在总共32个专业中只有5个专业会开设对口高职班。其实从此表中我们还能发现职业学校招生的诸多不合理之处，但在此我们只想探究为什么貌似合理的招生渠道却难以拓展。通过访谈我了解到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何同学告诉我，“我们当时高职班上参加高考的人比较少，只有十几个，考上的只有5个，其他的都参加工作了。”由此可见，许多学生进入职高或中专的目的就是尽早就业，愿意继续读书的人相对较少。另一个原因是招办主任告诉我的，他说，“（对口高职）招生不难，但关键是国家政策有规定，只能招中专和职高学生人数的5%，划分数线的时候就按这个划的。国家的导向是这样的，你是读职高也好，中专也好，出来之后你就应该去就业。这个分水岭是2005年，2005年之前放得比较开，这个时候中专或者职高中办的比较大点的学校，50%以上的学生都要去读对口高职，但2005年之后招生人数受到限制，分数线划的高了，2006年开始整个对口高职这块都减少了，2005年以前是比较大的。”但是，前3年一直稳定在180人规模的对口高职在2012年达到了234人，似乎有扩展的趋势，招办主任也说，“现在的导向有点要变的趋势了，就是还是推崇学生能有一个向上流动的导向。5%的比例可能会变，但是现在还没有定论。”

表3 某职业技术学院2012年大专招生计划

专业名称（全称）

计划总数

四川

陕西

甘肃

新疆

贵州

青海

文

理

对口高职

文

理

文

理

理

文

理

文

理

数控技术

170

40

50

60（加工制造类）

5

5

5

5

模具设计与制造

120

60

60

机械设计与制造

60

30

30

应用电子技术

120

30

30

60（信息技术二类）

通信技术

120

60

55

5

微电子技术

50

20

3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20

50

60

5

5

无线电技术

60

60

软件技术

120

60

60

计算机网络技术

120

20

30

60（信息技术一类）

5

5

动漫设计与制作

60

60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60

30

30

软件外包服务

60

30

30

计算机系统维护

60

30

30

旅游管理

120

50

40

30（旅游服务一类）

市场开发与营销

60

30

30（财经商贸类）

物流管理

120

60

50

10

农村行政管理

60

30

20

10

连锁经营管理

60

30

30

……

合计

2 380

1 035

1 025

240

5

5

25

15

5

10

5

5

5

2. 五年高职

五年高职的情况更加特殊，道理与我们所说的本硕连读有点类似。它的招生方式是如果初中应届毕业生的中考统考分数达到了要求的分数线，就可以选择五年高职，其中前三年是中专，后两年是大专，中间只需要一个转入手续，衔接比较自然。中专部分课程与职业高中类似，大专部分就由高职院校开设。由于我所调查访谈的这个学校是省级重点院校，搞试点，加上客观条件上它又同时拥有中专和大专的教学条件，因此也在开设有五年高职班。但是，其招办主任告诉我，“我们五年高职的人数不多，每年全校大概就两个班，一直都有，比较稳定，不到100人”。同时他表示，五年高职班的招生比较吃力，有关这一点我在学校的招生数据中也找到了实证。如下表[123]，这是该校2011年的五年高职招生计划，总计划招200名学生，但最终实际报名入校只有180人，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2011年，几乎每年的实际招生人数都达不到计划。这一情况的原因，招办主任向我进行了分析，他说，“实际上五年高职整体上来说对学生的吸引力还是蛮大的，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很多学生都上不了线，上线的又想读高中了，因为他那个线比较高，相当于中等或者中等偏上的学生才能来，还有就是高职定死了出来就是个专科，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跟我们学校的专业有关系，我们同类型的学校里面，比如医护类、师范类就比较好招生一些，他们做的就比较好，五年高职。”我将访谈进行整理并查找相关数据，主要归纳出3个原因。首先五年高职和直接读中专的区别就在于它有一个中考分数门槛，而中专一般只要拿到初中毕业证就可以上。而且，这个门槛还是不低的。我查阅了2012年四川省各州市的录取分数线[124]如下，绝大多数集中在350~400分之间，这个分数是有很强筛选作用的。以成都为例，下表是成都市主要市区中考成绩分段统计表[125]，我们看到成都市区中考分数低于其五年高职录取分数线350分的共有10 083人，超过总参考人数的四分之一，且没有将周边县镇及农村考生包括在内。可见其分数线虽然不至于达到中等偏上，但总的来说是偏高的。达到这个分数线的学生有更好的普通高中可以选择，影响了五年高职的受众群。

表4 2011年五年高职招生计划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计划数

学费

590202

应用电子技术

5

65

前三年按2 200元/人每年收取，后两年按大专收费标准执行。

580106

模具设计与制造

5

65

前三年按2 200元/人每年收取，后两年按大专收费标准执行。

590201

电子信息工程

5

70

前三年按2 200元/人每年收取，后两年按大专收费标准执行。

表5 2012年四川省各地市州5年高职拟定录取线（非师范类）

市、州

拟报分数线

市、州

拟报分数线

市、州

拟报分数线

成都

350

遂宁

400

巴中

410

自贡

403

内江

350

雅安

350

攀枝花

350

乐山

410

眉山

390

泸州

305

南充

300

资阳

365

德阳

380

宜宾

305

广元

390

绵阳

400

广安

360

达州

B4（325）

阿坝

汉族290

民族270

甘孜

汉族280

民族260

凉山

汉族370

民族360

表6 2012年成都5城区及高新区中考成绩分数段统计表

分数段

段内人数

累计人数

高限

低限

700

650

926

926

649

600

7 343

8 269

599

550

7 942

16 211

549

500

5 625

21 836

499

450

3 567

25 403

449

400

2 734

28 137

399

350

2 019

30 156

350

0

10 083

40 239

3. 应用性本科

应用性本科的出现可谓为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添砖加瓦。但它现在只能算国家的试水行为。现在少数职业学院的某些专业已经开始设立本科，作为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但由于我调查的学校并没有资质开设本科专业，我并未了解到详细的情况，只是听王老师谈到，“目前国家正在推这个事情（建立应用型本科），比如我去参加过培训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以前也是一个高职，但是现在已经申成应用性本科了，可以授学士学位，拿的也是本科文凭。但只是在一部分本科和一部分专业。”我调查的这所学校有两条专升本途径，其一是学生毕业时可通过“专升本”考试升入某所位于省会城市的二本院校；其二是学院与某所二本院校联合开办了针对在校大专学生就读的应用型自考本科，在校大专生免试入学，老师周末辅导，学制2.5年。但通过这两条途径进入本科已不属于职业教育范畴，另当别论。

四、两种学生，两种心态，两种人生

根据上文所述，高职院校里有通过普通高考和对口高职高考两种途径上来的学生。这一部分我们就来看看二者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学习生活中有哪些差别。根据近3年的招生情况，我发现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每年大专招生和对口高职招生的生源比例基本稳定在1：1，均为60人左右，因此我在应电专业选择了对口高职班2011级的何同学与大专班2010级的张同学进行个案访谈，他们分别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该校，同时还向给两班级都上过课的王老师询问了相关情况。那么，他们的情况到底有没有显著的差别呢？关于学习方面的情况，王老师向我进行了详述：

“通过职高升入大学和通过高中升入大学是两条不同的渠道，但是殊途同归都到大学来了。……我们明显感觉这两个途径上来的学生不一样，职高的学生在高中就学了很多专业课程，比如我们的基础课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他们在跟其他学生一块学的时候就感觉特没意思，高中都学过了，甚至学的难度更大。还有我们的电路分析课，普通大专的学生要上88个课时，但是职高的学生上来之后只用上24学时，因为他们都有基础。比如我们这学期上的模拟电子技术，也是专业基础课，我们的学生本来是跟他们开一样的课，但是职高上来的学生就反馈回来，在学生座谈的时候说觉得没劲，因为他们上高中的时候比我们学得还细，就不想学。后来我们就改革，把专门的（对口）高职分出去了，把他们的专业基础课压缩，课时比普通高中上来的学生要少，增加了动手操作方面的（课程），比如参加国家技能比赛这方面，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条件嘛，让他们有更大的提高。举个简单例子，彩色电视机原理与维修这门课，我们的学生都觉得特别难学，很多东西不懂；但是2005级职高上来的学生就觉得特别简单，什么电视电路图之类的，他们高中时候就背了很多，各部分都背过，因为他们参加高考的时候彩色电视机是必考内容，作为他们的专业课，所以他们都特别熟。……当时上他们的课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舒服，素质高，动手能力确实也要强一些。”

王老师把他们的学习情况已经说得非常细致了，在对学生的访谈中我就倾向于更关注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否存在不同。通过访谈，我明显感觉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是对于学校的态度，其二是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的态度，二者都有显著的差别。当我问到他们对于学校课程设置的看法时，对口高职班的何同学说，“有些课程是我们以前学过的，所以学起来比较轻松，但有些课是没学过的，学起来还是挺难的。……我觉得课程设置上还比较合理，只是按我们的观点来说，有些课程可以往前提一下教学进度。但是因为很多人是从普高上来的，需要照顾。”而普通大专班的张同学多次提到“学校学到的东西感觉用处也不是很大”，“我当时也准备转（专业），后面看那些市场营销的同学，听他们说都差不多。感觉一般职业学校都学不到很多东西吧，我是这样想的”。对于课程设置的看法，张同学说到：“我感觉现在的职业教育吧，以电子行业为例子吧，你知道电子行业更新快，我们应电（专业）更新更快，但我们学的又是一些已经被淘汰的电子技术，用处也不是很大。而且不管课程开得怎么样，想学的人才能学，不想学的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对他们人生发展非常重要的职业选择，两人的心态也是很不一样的。何同学谈到自己的就业观，他说：“这个肯定考虑过，我的想法就是先就业再择业，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养活了，再根据自己的情况找一个比较适合或者喜欢的工作，慢慢来吧。我还是希望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毕竟我也还是喜欢这个专业，喜欢电子信息这一块吧。”2010级的张同学将要毕业，开始面临就业的压力。目前学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他已经找到了一个销售类的工作，感觉学校学的东西没有太大的用处。对于学校的顶岗实习分配，他没有去过。他说：“我们都不怎么去，听说一般都不怎么好，工资又比较低。在成都的话就每个月1 300元左右，然后还比较累，所以说是推荐，大家只是去拿一个实习证明，因为学校规定必须参加那个（顶岗实习）才能毕业。不过那里面还是有推荐一些稍微轻松点的，要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学校把企业找来，同学就去面试嘛，如果别人看得上你，你就被招去了，（选择）有好的也有差的。”

这种对于学校和就业态度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在访谈的时候让我印象深刻。我跟何同学交流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回应道：“（我们和普高上来的学生）可能还是有区别吧，我们以前中职和现在的专业比较对口，高中的时候也想过这个问题，两手准备吧，考不上就就业，考得上就继续读，所以考虑地可能会比较成熟一点。”我认为，普高和职高上来的学生差别并不是生源素质上的，而是从他们进校的动机中看到。在谈到为什么选择职业教育时，何同学说：“以我个人经历来说，我是读了一年普高才决定转到职高去的，我们班还有很多同学是这样的，读了一年或者两年的普高才转的。转学没有什么门槛，职高相对来说比较好考大学，而且感觉上还是可以学点东西吧，再者有个退路，万一没有大学要，可以马上出去找一份工作嘛。”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职业教育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客观限制强加给他的。而从普通高考进来的学生，主要考虑的还是由于高考分数不够，使他们被迫来到这里。

笔者：当时为什么想到来职业学校呢？

张同学：肯定是当时分不够，又没有准备复读，所以就来了。

笔者：有没有想过可能职业教育学校更好找工作呢？

张同学：这些的话当时没怎么考虑吧，主要是分数的原因。

笔者：那你觉得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有什么区别呢？

张同学：感觉差别也不是很大，主要还是高考分数上的差别吧。

自我选择与现实所迫的结果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它关系着人生的主动权是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对教育及被教育的积极性来说非常关键。

五、研究后记

通过此次调查访谈，我对中国职业教育领域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也看到了职业教育学校的诸多问题。总的来说，中国职业教育并不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样全无体系，职业高中、对口高职、五年高职、应用性本科的名目都存在，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职教体系。但实际上，各部分要不是徒具虚名，就是渠道狭窄，骨架是搭起来了，但它是个瓷娃娃，难以自立。特别是从中职到高职，通道太窄。比如我调查的这个学校，自己同时拥有中专和大专，但是完全脱节，中专生无法便利地直接升入自己的大专，必须参加录取率很低的统一的对口高职考试。国家最近有一个说法，要构建中高职衔接的立交桥，但从目前来看动作不大。正像招办主任说的那样，“（国家）现在只是说从思想意识上面把职业教育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抓，但是在出台政策方面还显得不够。”

我认为，在构建相对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我们固然很难直接照搬德国的分流系统，但运用更加温和的方式还是可行的。在职业教育领域，应该适当扩大对口高职、五年高职等具有职业教育连贯性的学制，尤其是对口高职，经过上文的分析，它扩招的最大障碍不在于生源不足，而在于国家政策收紧，因此相对于五年高职，国家政策的变动在这里更容易收到显著的效果。高等职业院校中对口高职的比例逐渐增加，衔接初级职业教育和高级职业教育的通道就拓宽了，基础的职教体系才能真正建立。应用型本科的建设当然也不容忽视，随着它的发展，职教体系的链条会被显著拉长，但它的推广还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另外，我认为职业教育的课程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我在与对口高职班的何同学讨论分流问题时，他说，“我觉得高一最好不要分，毕竟高一的时候数学这一块的基础性东西比较多，最好还是不要分，高二高三的时候可以，因为职高的课程如果只是为了高考的话，1年完全可以学完3年的东西了。如果非要分的话，我觉得最好高一结束，我比较愿意的是，在高二的时候再分，更好。”换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发现现在职业教育的深度较浅，当职教年限增加之后，教育课程和内容能得到深化，职业学校学生的职业竞争力就更强了，这就有利于扭转职业教育在社会观念中的地位，形成良性循环。

本文仅就普职分流和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问题进行了一定讨论，其实通过此次访谈调查，我发现职业教育领域还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等待我们更加深入地探究。

[121]　数据来源：某职业技术学院官网–招生信息公告。

[122]　同上。

[123]　数据来源：某职业技术学院官网–招生信息公告。

[124]　同上。

[125]　数据来源：中考网。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实习现状调查

陈颖茵 （北京大学2010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大学专科教育的两种主要形式之一，以培养技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教学过程以实用为本。在这样的教学导向和目标之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实习显得尤为重要。高职学生的实习现状如何，有何特点？实习在他们的学习生涯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实习过程的？本文以福建省泉州市某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为“S校”）会计系的毕业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调查，试图从一个侧面呈现出高职学生实习的现状。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量部分，本研究在已有的S校2010至2012届会计系毕业生“实习情况登记表”的基础上进行分层抽样，运用SPSS软件（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对近三年来该专业毕业生实习情况进行描述与简要分析。定性部分，本研究对三位校内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分别是两位S校会计系的毕业生和S校一位具有20年教龄的资深会计教师。在下文中，第一部分背景介绍的资料来源主要是通过网络查询获得的相关资料和对会计教师的访谈；第二部分定量统计结果来自对200份样本的统计分析；第三部分访谈结果主要来自对两位毕业生的深度访谈。

一、背景介绍

1. S校概况

S校是由福建省教育厅管理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2002年由两所泉州当地的中等专业学校合并而成，2004年升格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2005年起正式面向5个省份招收学生。目前，该校设有会审系、商务系、信息系、轻工系、公共基础部和继续教育部6个教学系（部）和1个分院，开设19个专业，涵盖了财经商贸类的大部分专业。

就综合实力而言，该校在本市大专院校中名列前茅（仅次于当地另一所知名度较高、历史更为悠久的大专院校）。就专业而言，会计专业是该校的拳头专业，也是该市大专院校中最好的会计专业。每年，该校招收的最高分段生源进入会计系就读。

该校招收的生源分为三种类型：两年制高职、三年制高专、五年制大专。其中，两年制高职招收的是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该类学生已经在中专阶段接受过一定的公共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训练，在高职期间不再重复修习中专阶段已经修习过的课程，所以相较于三年制高专少去1年学习时间；三年制高专招收的是当年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在3年内修习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专业分支课程；五年制大专招收的主要是应届初中毕业生，前两年主要教授高中知识，后3年教授专业知识。三类学生分班授课。

虽然这三类学生的学制长短不同，但实质上他们接受相同内容与程度的专业教育，毕业后都取得大专文凭。在学生综合素质上，五年制大专学生的教育基础仅为初中程度，在三类学生中处于最低层次。两年制高职学生接受过中专教育，在三类学生中素质居中。三年制高专学生接受过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有较好的教育基础，其中不乏成绩优秀（至少达到三本录取分数线）但迫于家庭经济压力而不得不选择高专就读的学生，因此，此类学生的综合素质在三类学生中居首。在招收人数上，三年制学生最多，两年制学生居中，五年制学生最少。也就是说，通过高考制度招收的高中毕业生是该校主要生源。

2. 会计系概况及其教学内容

S校会计系现有专任教师21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7人，讲师11人，助教2人。该校会计系分为4个专业：会计专业（含注册会计师方向）、会计电算化专业、会计与审计专业、会计与统计核算专业。

根据2004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专业简介》，S校会计系的主要教学科目分为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专业分支课程四类。其中，公共课程是以学生综合素质养成和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全体会计系学生都必须修习的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是会计系下4个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全部修习的会计专业核心知识；专业分支课程则是针对会计系下设的具体专业分支设置的，只需不同专业分支的学生修习相应专业课程即可。会计系的主要教学科目如表1所示：

表1 会计系主要教学科目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公共课程

大学语文、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经济数学、财经应用文

专业基础课程

经济学基础、管理学原理、统计学原理、基础会计、财经基础知识、税法、经济法概论、财经法规、证券与期货、会计认识性实习

专业课程

税务会计、财务管理、财务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单位会计、会计综合模拟实习

专业分支课程

会计专业

初级财务会计、财务报表分析、财务软件

会计电算化专业

会计电算化、计算机组装与维护、财务软件、房地产会计

会计与审计专业

审计学原理、审计案例分析

会计与统计核算专业

国民经济统计、人口统计、企业经营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会计系全体学生必须修习的专业核心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和公共课程占据全部课程的绝大部分比例，只辅以少量的、针对专业分支设计的专业分支课程。也就是说，会计系下设的4个专业在所教授的核心课程上大致相同，只在一两门为数不多的专业分支课程上体现出专业区别。由此可以看出，该校会计系更为注重的是学生对会计领域核心基础知识的掌握，并不十分强调学生在专业分支领域的深度发展。在这样的教学背景下，该校的会计系毕业生在进行就业选择时很少受到所在专业分支的影响：他们可以选择几乎所有与会计相关的行业或工作岗位入职而不受到所在具体专业的限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于会计领域内某一专业分支的深度学习大多是在进入工作岗位后为了适应工作要求而主动或被动开始的，而这一分支并不一定要与其在学校内学习的专业分支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S校会计系主页的介绍，会计系学生就业的主要去向为企事业单位的审计、会计、统计部门，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记账公司的财务部门，财务咨询公司。

3. 会计系教学周期与实习安排

在教学周期上，无论是两年制、三年制或者五年制教学，在最后一个学年之前，教学内容都是根据教学科目设置安排的位于校内的课本知识讲授。进入最后一个学年，学生在上学期仍以校内学习为主，并且开始接触校内模拟实习，也就是理论实习。最后一个学年的下学期开始，学生进入实践实习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实习期。

根据S校历年的实习通知与相关文件来看，历届学生的实践实习基本上自毕业前一年的12月中旬开始，至下一年（也就是毕业当年）6月初结束。

名义上，该校与其他大部分高职院校一样实行顶岗实习，即学校在学生完成理论课、实验课、基本技能强化训练教学之后，组织学生到企业单位集中进行生产实习，使学生以企业员工的身份，在具体的职业岗位上顶替企业职工“真刀实枪”地进行技术工作。然而，实习单位实际上都是由学生自行联系而非由学校组织的。这一点也在S校实习文件中得到了明确地说明：“为了便于毕业生将毕业顶岗实习单位与就业单位相挂钩，本届毕业实习单位原则上由毕业生自行联系。”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毕业班学生的实习机会都是在学校组织的人才招聘会上获得的。传统上，若学生在其实习单位表现良好，那么实习结束后通常会留在该实习单位工作，由实习生“转正”为正式员工，这是高职学生和用人单位间无须明说的不成文“规定”。因此，高职学生实习机会的寻觅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个找工作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在人才招聘会上完成就不足为奇了。S校组织的人才招聘会在每年的11月份举行，每逢举办都会吸引大部分毕业班学生参加。另外，当地劳动人事部门组织的大型人才招聘会也是该校学生获得实习机会的途径之一。除了人才招聘会这样的主要途径，亲戚朋友的介绍是另外一小部分学生获得实习机会的方式。

在实习要求上，学校规定会计专业学生的实习单位必须与会计专业相关。具体实习安排与任务要求如“表2”所示。

表2 会计系学生实习安排

时间

实习任务要求

11月至12月初

学生自行联系符合专业要求的实习单位，并于12月初将联系结果以“实习单位回执单”的形式寄至系办，并反馈给班长，由其统一报至系办登记造册。

12月中旬至次年6月初

学生进入正式实习阶段，需要在实习过程中搜集资料，调查研究，整理报告，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次年6月中旬

学生返校提交毕业实习手册和实习调查报告，在指导教师签署毕业顶岗实习鉴定后由系办教学秘书整理，归档毕业实习资料。实习结束。

其中，学校要求实习期学生提交的毕业实习手册以表格为形式，以周为单位进行记录，需要指导老师进行审核并评定等级。实习调查报告则在指定老师指导下以论文格式写作，同样需要指导老师进行审核并评定等级，未交调查报告或调查报告不及格者不予毕业。值得一提的是，在S校，实习调查报告的地位实质上等同于通常所说的毕业论文。S校在早年要求毕业班学生提交的是毕业论文，但当时的毕业论文呈现出了大规模的抄袭现象，质量低下。于是，S校将对毕业论文的要求改成了撰写实习调查报告。据该校会计系老师介绍，虽然实习调查报告仍然存在不少抄袭现象，但是“调查报告”的性质使得学生在写作时不得不加入实际情况，减少了通篇理论堆砌、随意抄袭便可成文的情况，文章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最后，在毕业实习手册和实习调查报告通过审核鉴定之后，在其他方面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前提下，学生办理离校相关手续。关于毕业学生去向，主要分为参加工作和参加“专升本”考试以求进入本科学习两种。根据可获得的数据，该校会计系2011届399名学生中有68人参加2011年全省专升本考试，其中31人被录取到本科院校继续深造。

二、统计内容

本部分统计分析的全体样本是1 370份S校2010至2012届会计系毕业生“实习情况登记表”。该登记表是在上文中实习第一阶段任务要求中提及的“实习单位回执单”的基础上，由各班班长录入完成的，以班级为单位，以Excel表格形式呈现，最后汇总到S校招生就业办公室。由于“实习单位回执单”由学生个人独立手写完成且表中类别式填写项目（如“实习单位所属行业”）没有统一的可供选择列表，因此虽然表单格式一致，但学生填写内容并不遵循统一标准，并不都能理解项目含义，甚至时常出现误填情况，研究者难以使用全体原始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因此，本研究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根据每一届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样，获得200份样本，并根据统一的分类标准对样本资料进行整理。

以下对整理后的样本资料项目与相关分类标准进行简要介绍。整理后的样本资料包括样本编号、性别、单位类型、岗位、行业类型5个项目。其中，单位类型、岗位、行业类型的分类标准如表3所示。

表3 统计分析项目分类标准

项目

分类标准

岗位

9类：会计、出纳、财务、统计、审计，其他会计相关职位；

文员或职员、仓管，其他与会计专业无关的职位。

单位类型

6类：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事业单位、行政单位

行业

20类：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注：①单位类型项目中，前四类（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统称为企业单位。

②岗位项目中，第一行为专业对口岗位，第二行为专业不对口岗位。

③行业项目的分类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发布的行业分类标准。

④与会计专业最为直接相关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记账公司等属于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最后，研究者在以上数据的基础上，新增“对口与否”项目。“对口”指学生实习单位或岗位与会计专业相关，即学生能够在实习过程中接触与会计专业相关的知识与实务的情况。其中，与会计专业相关的实习单位指上文提及的会计系学生就业的主要去向中所涉及的单位，与会计专业相关的职位指表3标注中说明的专业对口岗位。样本中只要符合上述一个“相关”即被认定为对口。需要说明的是，单位相关即认定为对口是因为考虑到，由于岗位数量的限制或者接收单位对学生能力缺乏了解，一部分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与会计直接相关的实习岗位。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会计相关单位的非会计相关岗位成为其间接获得会计实习机会的途径。也就是说，无论具体岗位在名义上是否与专业相关，实习期学生只要进入了会计相关单位，基本上都会参与到与会计相关的实习内容中。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部分的原始资料来源于学生的独立填写，填写内容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核实与审查。因此，不排除由于虚假填写所造成的资料真实性问题导致的统计误差。

完成以上数据处理后，研究者使用SPSS软件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1.对口情况

如表4所示，样本中77%的实习情况是与会计专业对口的，不对口率为23%。可见，会计专业学生的实习有着较高的对口率，大部分学生能够在实习过程中接触到与会计专业有关的知识或者实务。

表4 实习对口情况

频率

百分比

不对口

48

23.0

对口

154

77.0

合计

200

100.0

2. 岗位情况

如表5所示，就具体岗位而言，占有最大比重的实习生岗位为会计（45.5%），其次为财务（12%），再次为出纳（9%），这3个岗位都是与会计专业直接对口的。另外，根据表格可以得出，专业对口岗位占所有岗位的76.5%，专业不对口岗位占23.5%。也就是说，较大部分的实习生的实习岗位都是与会计专业密切相关的。同时，将专业对口岗位所占比例（76.5%）与上文对口比例（77%）相比可以发现，实习生进入会计相关单位的非会计职位的情况极少，进入会计相关单位的实习生大多能获得与会计专业直接相关的实习岗位。

表5 实习岗位分布情况

频率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会计

91

45.5

45.5

出纳

18

9.0

54.5

财务

24

12.0

66.5

统计

9

4.5

71.0

审计

5

2.5

73.5

其他与会计专业相关的职位

6

3.0

76.5

文员或职员

5

2.5

79.0

仓管

3

1.5

80.5

其他与会计专业无关的职位

39

19.5

100.0

合计

200

100.0

3. 单位类型情况

如表6所示，实习生实习单位类型中比重最高的是私营企业，达到89%，其次是外资企业占4.5%。另外，根据表格可以得出，企业单位所占比重达到98.5%。可见，大多数实习生所在单位都是企业单位，其中私营企业占据极大比重。

表6 实习单位类型分布情况

频率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国有企业

8

4.0

4.0

私营企业

178

89.0

93.0

集体企业

2

1.0

94.0

外资企业

9

4.5

98.5

事业单位

2

1.0

99.5

行政单位

1

.5

100.0

合计

200

100.0

4. 行业类型情况

如表7所示，会计系实习生所在行业分布广泛，几乎囊括所有行业分类。其中，制造业比重最大，44.5%，其次为批发和零售业占13.2%，与会计专业直接相关的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排在第三位，所占比例为9.5%。在这里，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与会计直接相关的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并没有在所有行业中占据优势地位。

表7 实习行业类型分布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制造业

89

44.5

45.2

45.2

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

1.5

1.5

46.7

建筑业

5

2.5

2.5

49.2

批发和零售业

26

13.0

13.2

62.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

3.0

3.0

65.5

住宿和餐饮业

8

4.0

4.1

69.5

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

5.0

5.1

74.6

金融业

9

4.5

4.6

79.2

房地产业

7

3.5

3.6

82.7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19

9.5

9.6

92.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

2.0

2.0

94.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

2.5

2.5

97.0

教育

2

1.0

1.0

98.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

2.0

2.0

100.0

合计

197

98.5

100.0

缺失

3

1.5

合计

200

100.0

5. 对口与否与单位类型

如表8所示，无论专业对口与否，私营企业都占据实习生实习单位类型的最大比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国有企业实习单位的实习生大多是专业不对口的，占87.5%。另外，在统计过程中，对口与否与单位类型通过了卡方检验，也就是两者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表8 对口情况与单位类型交互表

单位类型

合计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集体企业

外资企业

事业单位

行政单位

不对口

计数

7

35

0

4

1

1

48

对口与否中的百分比

14.6%

72.9%

0.0%

8.3%

2.1%

2.1%

100.0%

单位类型中的百分比

87.5%

19.7%

0.0%

44.4%

50.0%

100.0%

24.0%

总数的百分比

3.5%

17.5%

0.0%

2.0%

0.5%

0.5%

24.0%

对口

计数

1

143

2

5

1

0

152

对口与否中的百分比

0.7%

94.1%

1.3%

3.3%

0.7%

0.0%

100.0%

单位类型中的百分比

12.5%

80.3%

100.0%

55.6%

50.0%

0.0%

76.0%

总数的百分比

0.5%

71.5%

1.0%

2.5%

0.5%

0.0%

76.0%

合计

计数

8

178

2

9

2

1

200

对口与否中的百分比

4.0%

89.0%

1.0%

4.5%

1.0%

0.5%

100.0%

单位类型 中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总数的百分比

4.0%

89.0%

1.0%

4.5%

1.0%

0.5%

100.0%

6. 对口与否与行业类型

由于该交互表篇幅巨大，难以在报告中展示，以下对两者交互情况作简要描述。在对口情况中，所占比例前三位的分别是制造业（50.3%）、批发和零售业（14.6%）和租赁和商业服务业（12.6%）；在非对口情况中，所占比例前三位的分别是制造业（28.3%）、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7.4%）和金融业（10.9%）。

三、分析

根据以上描述性和交互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对S校近3年来实习生的实习特点有一定的了解。

1. 专业对口率高

统计结果显示，S校近3年来的学生实习都有着极高的专业对口率。这首先与学校对于会计学生必须选择符合专业要求的单位实习有关。不过，根据访谈所得到的信息，S校对于学生实习单位的审核并不严格，也从未出现学生因为实习单位不符合专业要求而无法通过实习鉴定的情况。那么，还有什么原因促成了高专业对口率？会计专业本身的特点是促成高对口率的重要因素。会计是一门以有效管理经济为目的的实用学科，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广泛地应用于经济管理活动。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各行业对于会计专业人员的需求是长盛不衰的，招收会计专业实习生以期从中筛选出可以长期为单位所用的人才成为不同机构满足自身对会计专业人才需求的重要方式。这样一来，会计专业学生就获得了充足的对口实习机会。充足的对口机会与学生期盼在实习中学以致用的愿望一拍即合，造就了数据显示的高专业对口率。

2. 私营企业占据垄断地位

会计专业学生的实习单位中，89%属于私营企业。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但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高速发展，非公有制占GDP（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早已超过公有制比重。作为非公有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私营经济更是其中的中坚力量。私营经济不仅发展扩张迅速，更为重要的是，私营经济创造了数倍于公有经济的就业岗位。反观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领域，自国企改革以来，该领域的就业机会大幅度缩水，岗位增加的需求和可操作性都远不如私营企业，实习机会的提供自然少之又少。如果说专业对口率高很大程度上源于学生与单位的双向选择，那么私营企业垄断实习市场的情况可以说是受实习接收者单方面控制的“买方市场”造成的。

3. 制造业高居榜首，直接对口行业不占优势

会计专业实习生大量选择制造业作为实习单位的现状一方面与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有关。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阶段，第二产业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类型。而泉州市作为全国制造业重镇更是有着数量庞大的制造企业，可以为学生提供数量可观的实习机会。另一方面，与会计专业直接对口的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数量有限，并且由于自身专业性机构的特征而对员工有着更高的专业和经验要求，对实习生的吸纳自然有限，这就造成了与会计专业直接对口的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在专业对口率极高的实习背景下不占据行业优势的情况。

4. 国有企业实习的不对口

在对口与否与单位类型的交互分析中，我们发现在国有企业实习的学生中有87.5%是专业不对口的。在这里，实习表现良好的学生一般能在实习期结束后“转正”的不成文行业共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正如已在上文的分析中提到的，国有企业因为员工需要而产生的实习机会少之又少，要在其中寻找到对口的实习岗位更是难上加难。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在实习期进入国有企业实习的学生都是经过亲戚朋友的“强关系”帮助而得到实习机会的。这类学生进入国有企业实习的主要目的不是选择与自身专业相关的岗位磨炼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而是希望能够在实习期结束后留在该国有企业，享受国有企业良好且稳定的待遇。虽然国有企业的入职程序较普通企业更为复杂，需要经历更多更为严格的审核过程，但“强关系”的存在早已为这类实习生未来留在国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国企实习颇有“已经一只脚踏入国企”的意味。可以说，对这类实习生而言，对国企的“向往”和“追求”使得对口与否不再重要。

四、深度访谈内容

本次研究的两次深度访谈都是在2012年12月底进行的。访谈对象是小王和小张（以上均为化名），都是S校会计系2012届学生。也就说，访谈进行时两人都已经正式踏上工作岗位半年时间。两次访谈时间都为50分钟，主要了解了访谈对象从实习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及其对实习的看法和感受。以下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做简要介绍。

小王是福建龙岩人，实习期间在福建漳州的一家私营企业担任财务工作，毕业后留在原岗位成为正式员工。2012年11月底，因为家人希望小王能够回家乡工作，小王回到龙岩，仍然从事会计相关工作。

小张是福建漳州人，实习期间起初在福建漳州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见习，由于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期间难以加入到实务工作，小张经亲戚介绍到一家出纳即将离职的婴儿用品公司实习，实习期结束后，小张接替离职的出纳成为正式员工。

1. “人才网”成为寻找实习机会的新宠

在背景资料部分，我们已经介绍了学校和当地人事部门组织的人才招聘会是学生寻找实习机会的主要途径。而网络在实习领域也正在作为一种新的途径。小王实习期的工作和现在的工作都是通过注册省内的人才网，登记相关资料，递交网上申请后获得的。小王说：“现在找实习，不靠关系，就只能上网找了。”人才招聘会作为传统的主流途径正在被网络侵蚀着原有的份额。

2. 实习即工作

在访谈中，小王和小张都提到了“其实实习就是上班了”的看法。在问及何时开始工作时，两人都不假思索地给出了开始实习的时间。可见，在她们眼中，实习和正式工作并没有严格的区分，甚至实习已经彻底地成为工作的一部分而非学习生涯的最后阶段。在学生眼中，实习是一种“准工作”，具有学习到工作的过渡阶段性质，只不过这种过渡在一开始就“超越”了学习，在更多意义上纯粹成为对工作的适应。

3. 实习期待与现实的对比

虽然学生们已经模糊了实习与工作的界限，但是在实习初期，他们共同拥有对将所学用于实际的愿望和期待，这其中甚至略带兴奋的成分。然而，实习初期的他们很少有能够参与到实务操作的机会，“看”是实习阶段的主旋律。小王的实习经历和小张的第二次实习经历中，两者都有具体固定的工作岗位，但是即便像小张那样处于即将接手前任工作的背景下，“看”得多、“做”得少仍是实习期间的基本图景。据她们介绍，大部分同学的实习过程都是这样的，现实往往不如期待那般学以致用，实习不是在磨炼专业知识技能，而是在熟悉公司情况和岗位日常工作流程，为日后“转正”作准备。

4.专业功底必不可少，再接受是必经过程

在谈到以“看”为主的实习过程中，专业知识够不够用或者专业知识与所见实务的相关程度的问题时，小王和小张都提到了“再接受”过程。“再接受”指对不完全与课本知识相符的实际操作的重新认识，也意味着对专业分支深入学习的开始。而再接受过程的顺利与否是与学校学习中专业功底的扎实与否密切相关的，良好的专业功底能帮助实习生快速地进入再接受过程，并且较为轻松地在深度和广度上拓展这一过程。“再接受”应该是实习过程与校园学习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环节。

5. “教学缺少实践训练”，摸索过程并不轻松

缺少实践训练是小王和小张在实习后对于学校教学的共同看法。他们认为，低强度的实践训练使得他们在实习中面临艰难的摸索过程。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实习正是专业教学中的一部分，是学科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实践训练，而他们所经历的艰难摸索其实正是在完成一次实践训练任务。学生对实习的模糊认识或许与学校与教师缺少对实习的充分介绍与必要引导有关。

五、总结

本次研究运用定量与定性调查的方法对S校会计系近3年来学生的实习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会计系的学生实习有着较高的专业对口率，民营企业成为实习的主要去向。值得注意的是，实习的内涵在具体实习过程中似乎“变了味”。学生更多地将寻找实习机会的过程当作找工作的过程，将实习的过程当作适应工作的过程。专业知识技能在这些过程中退居次要地位，但它却又是实实在在支持学生完成实习并且顺利进入正式工作的重要基础。另外，“看”成为实习的基调，“顶岗”名义上为学生提供了实习岗位，却并没有让学生在真正意义上进入岗位。这些或许都能为高职院校学生的实习现状提供一些真实参考。

2012年12月25日，教育部颁布了历时7年研究制定的《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对18大类410个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进行了界定。今后，教育部还将根据新颁布的标准制定高等职业学校质量评估标准。此次标准制定的突出特点是“职业化”，把企业需求与教学要求结合，使培养的学生更加适合市场，力争毕业生成为“用得上、下得去、干得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或许能够帮助高职院校的各个专业更“接地气”，也为未来高等院校的实习教学指明了努力方向。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序言 诊断教育：学生的慧眼和社会学手术刀

编者的话 你想象不到的事实

一编 大学敲门砖

“竞赛班”学生的高中生涯

一、问卷调查概况

二、对代表性学生个案的深入访谈

三、对该竞赛班班主任的访谈

竞赛与高考，两种路径

一、问题与方法

二、奥赛主办方对奥赛的定位

三、中学对奥赛的定位

四、学生对竞赛的定位

五、竞赛成绩与结果

六、问题与讨论

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的背后

一、回顾“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

二、访谈的案例介绍和分析

三、案例综述分析

一位高考移民的经历

一、小Y的高考移民经历

二、高考移民的户口问题

三、总结

不同高考体制下非高考科目地位的研究

一、背景介绍

二、研究对象

三、真枪实战——小高考备战面面观

四、走过场——不一样的会考氛围

五、几点发现和思考

浅论小语种保送之得失

一、绪论：小语种保送——升学捷径

二、抉择：热门高校与冷门专业

三、现实：小语种人才流失

四、变革：政策的转向

五、结语

美术高考生的艺考生活

一、A市的A画室

二、为什么要学美术？

三、如何进入画室

四、画室中的学习

五、生活

六、艺考路漫漫

七、高录取率的背后

二编 名校光环下

示范中学的进入

一、目的与方法

二、研究对象概况

三、如何进入示范中学

五、家庭的力量

五、结语：两种不平等

高中招生大战

一、研究背景、目的及方法

二、招生之前的宣传

三、招生过程

复读与中学声誉的制造

一、压缩分母，制造辉煌

二、复读班，半壁江山

三、应届与复读，此消彼长

五、思考与对话

围绕报考北大的师生博弈

一、背景

二、研究方法及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三、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行为博弈策略选择

四、反思：如何构建和谐双赢的师生关系？

中考择校中的多方博弈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方法

三、学生与老师的对弈

四、校方对老师的重压

五、学校间的厮杀

六、结论与思考

重点班：进入与逃离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三、B高中的分班教学情况

四、总结与讨论

小升初中的“占坑班”调查

一、“培训班”还是“占坑班”吗？

二、目标班：与“占坑班”竞争还是辅助？

三、学生、家长的状况

四、学生、家长、中学、培训机构的“理性选择”？

北京某高中的教育改革

一、选题的方法

二、W校长的改革

三、教师对改革的态度

四、学生与家长对改革的态度

五、讨论和分析

三编 教育生态位

军事化的初中生活

一、校况简介

二、招生制度

三、每个雍阳中学初中生的一天

四、其他一些重要的规定

五、两个访谈

六、总结

学生眼中的“衡水模式”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设计

三、“衡水模式”的内容

四、学生眼中的“衡水模式”

五、总结

农村学生考上北大的因素分析

一、个人天赋

二、家庭教育

三、学校教育

四、社会关系

五、总结

企业家子女教育状况的个案调查

一、案例访谈

二、综合探讨

中学生寄宿教师家现象

一、对象与方法

二、正三中寄居概况

三、衣食住行

四、规训与反抗

五、寄居中的内部流动

六、寄居的动机与结果

七、几点分析

一个高中生早恋的故事

一、背景介绍

二、恋爱关系发展史

三、教育者的应对

四、关系的影响

五、反思

一所幼儿园的调查

一、典型一天的时间安排

二、大班的认知类学习内容

三、学习资源和游戏资源

四、课外学习与幼升小

五、教师看法

六、家长态度

七、国际比较：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幼儿园

八、思考和讨论

均衡生政策在乡镇中学

一、政策背景与内容介绍

二、乡镇普通中学、县城优质中学与地区重点高中之间的生态圈

三、研究方法

四、各相关主体的对于均衡生政策的定位选择

五、总结

一所乡村学校迎检过程考察

一、背景介绍

二、前期准备：时间和金钱的消耗

三、检查过程：官面文章要做足

四、资金投入与效果

四编 北大自画像

台湾高校与北大的比较

一、台湾交换生的基本情况与调查方法

二、本科生的学习

三、校园生活

四、学校的管理

五、调查后的反思

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生去向调查

一、调查目的与方法

二、宏观走向及特点

三、职业进入的具体过程

四、调查发现与讨论

政治课在北大

一、政治课概述

二、一个学期的历程

三、学生眼中的政治课

北大学生选课动机研究

一、模型和方法

二、问卷调查结果

三、访谈结果

四、分析和结论

北大辅修和双学位情况调查

一、北大辅修、双学位专业的设置和管理

二、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三、个案深入访谈

四、总结和思考

北京大学本科生院系转换规章与实践

一、调查方法

二、院系转换规章

三、从统计数字看转系实践

四、从个案看转系实践

北大自主招生选拔机制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二、研究方法

三、初选方式

四、自主招考试及奖励

五、结论与讨论

透视自主招生之路

一、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政策

二、自主招生过程中高校与中学的互动

三、总结

奥数行业中的北大人

一、研究目的、背景和方法

二、融入奥数行的北大人

三、被奥数行粘住

五编 本科生走向

大学生入伍的收益风险

一、背景与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三、分析研究

四、小结

保研过程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方法

三、调查内容

四、结语

公费师范生的守约与违约

一、背景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描述

三、产生违约意愿的原因

四、为什么没有违约

五、违约者分析

六、反思

本科毕业生被就业现象调查——以某二类本科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为例

一、问题提出及背景介绍

二、研究方法与调查对象

三、具体案例陈述

四、问题与分析

为什么要去日韩留学？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主题

四、讨论与总结

留学中介：飞跃重洋的跳板？

一、资料的来源和研究方法

二、市场营销的手段

二、合同与收费

三、中介服务项目

四、合同背后

五、管中窥豹

六、结语：留学中介，飞越重洋的跳板？

六编 职教明暗面

职业教育中的实习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方法

三、学生工概况

四、被“绑架”的学生工

五、总结

中等职业学校“冠名班”培养模式研究

一、“冠名班”的开设

二、招生

三、课程安排

四、就业

五、效果

六、吸引力

普教阴影下的职业教育

一、缘起

二、高等职业教育仍存活在高考体系的大伞下

三、分流渠道过于狭窄

四、两种学生，两种心态，两种人生

五、研究后记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实习现状调查

一、背景介绍

二、统计内容

三、分析

四、深度访谈内容

五、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