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表演社会与角色意识

表演与理性行动的终结

流言的损害

用别人的立场过滤自己的立场

我们的专制人格

被偏置的中心

我不是一个人在说话

仪式语言

有话还得好好说

观点市场的变迁

神在表演

愚人的国度 看我们演得好辛苦

表演艺术

你，会说话吗

（从挑选的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本书主要的内容是社会上的声音。人们在社会上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人本色出演，有人遮遮掩掩。）

表演社会与角色意识

文/郭小聪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与传播系主任

任何时候，众声喧哗的“表演社会”也要比万马齐喑的“沉默社会”好。当我们能够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说明我们的生存基础已经处在比较文明、开放的水平上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什么叫“万马齐喑”，那时尽管也号召“大鸣大放”，但“那只是以群众性恐怖冒充历史性解放，把一场社会倒退的大灾难最初表现得像是一场胜利庆典”。实际上，“它既让人匍匐，又让人狂欢，既让人造反，又让人就范，差不多把每个内心里战战兢兢的人都变成了表面上兴高采烈、张牙舞爪的人”，正像我在一篇文章中感慨的。而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形态中，即使一切浮躁如水蒸气，我至少还有一份沉在水底、拒绝挥发的自由。

实际上，众声喧哗的“表演社会”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符号作用，就是它标志着自由。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被四卷本《光荣与梦想》中描述的那个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的美国社会震撼过，但当书页合上时，却合成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印象：自由。不要小看了这一符号的隐喻作用——选择的自由，放纵的自由，乃至为自由的自由，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就像青春期性的荷尔蒙，而且越是来自于禁欲、压抑、单调的社会，越会有某种天然向往、孤陋寡闻和低人一等的感觉。在21世纪初拍摄的一部影片《俄罗斯音乐祭》里，俄罗斯人也在反省为何看似无根的美国大众文化生活当年影响了苏联一代人。同样是在前几年，当后任的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并照例居高临下地提及自由时，中国大学生也正是以同一符号回答了他：“先生，您今天晚上就可以到上海街头去，繁荣的商业区和你们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有更为灯红酒绿的娱乐区。”

为什么窗外熙来攘往的世俗生活会和精神自由扯上关系呢？也许是因为，任何一种斯巴达式的军营生活都满足不了人们的本能欲求。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既像一个大市场，又像一个大舞台，人们在其中既互通有无，又展现人性；既相互竞争，又互相协调。而且一般说来，社会角色分得越细，相互间协作越复杂，个人的选择和表现机会越多，说明这个社会文明程度越高，融通性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活本身就像一出大戏剧，社会中每个成员本质上都像演员，有自己的特定身份和位置，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但与舞台剧不一样的地方是，衡量好演员的标准，不是看他是否有戏剧感，多么会做戏，而是看他是否有责任感，能否称职，尽好本分，也就是所谓角色意识。

不同的社会角色在人格上应当是平等的，但在社会影响力方面无疑有强弱之分。一个普通人在路边故作惊人之语，也许不会引起社会多大的注意。但如果他是带着学者、教授或官员的头衔在权威媒体上信口开河，人们却会把他当作某方面专家洗耳恭听，结果吞下的却是只苍蝇。所以，重要的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恰如其分地表演，忠实于自己的本分，扮演好相应的社会角色。一个社会，人们如果过于关注大庭广众之下的戏剧性效果，那就不仅会导致角色的错位，也会造成生活的混乱。譬如当学者、教授像说书艺人那样在电视上短话长说，拿腔作调，打诨插科，操心电视收视率胜过专注学问，那就失去了应有的学者气质，也混淆了社会角色之间的区别，即使出名了，也难得到尊重。一位国际大公司董事长就曾讽刺说：“有时候学术界的人们知道商业界的人也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似乎会感到震惊。说这些话我并不想特别冒犯哪个人，因为商业界的人们有时发现某个教授并不是睡眼惺忪的梦想家也同样感到震惊。”

正因为如此，真正导致社会生活浅薄浮躁的，与其说是众声喧哗，不如说是喧宾夺主。如果多一些角色意识，少一些镜头意识，也就会多一些兢兢业业，少一些不伦不类，学者像个学者，老师像个老师。事实上，一个当之无愧的著名人士，不仅是被谈论的对象，也应当是被效仿的榜样。我们都知道居里夫人，她在丈夫去世后被聘为法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教授。教育部长、校长、教授们都挤在教室里等着听这位传奇女士的第一堂课，无论她讲些什么都将是历史性的。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位全身肃服、脸色苍白的知识女性，在长达5分钟的欢迎掌声过后，第一句话是：“当我们考虑到19世纪开始以来的放射性理论引起的进步时??”，  没有任何繁文缛节和扯闲话，重要的是工作，这就是大学者的风范，而人们永远折服的，正是这种朴素的本色，而非任何做作。

所以有时我想，究竟有没有一种专门的公共知识分子？那种公众意识、社会责任感，究竟是来自于在公共场合以公众名义东鳞西爪地说一些惊人之语，还是在长年探求中宠辱不惊地推动人类思想行为的变革？这的确是个问题。最怕那种像学者的政客和像政客的学者，如浮在水面上的泡沫无足轻重，却占据了显眼的位置。而伟大学者身上都有某种磐石般的沉静，他们不在乎别人的关注，只尊重事实，既不轻易定论，也不隐藏结论。当年，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在写《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已经患癌，正在化疗，伴随这部书问世的，只有商业公司的诋毁和社会的冷落。两年后她便去世了，然而她的声音注定永不寂静，因为她的研究第一次揭开了农药毒化大自然的可怕真相，开启了人类环保意识的新时代。她并没有标榜过什么，默默为自己的超前思想付出代价，但也尽了本分。

实际上，在任何时代的人生戏剧里，人们活着时都平凡，只有谢幕以后还活着才可能是真正伟大的，如司马迁、哥白尼。所以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告诫我们说，当今世界可能有英雄，但他们的光芒被名人遮蔽了，“名人之为人知是因为他们具有知名度。英雄让人看到人类天性所蕴藏的能量，名人则让人看到传媒的能量。英雄创造历史，名人制造新闻。时代造就英雄，时间却使名人不再有名”。

表演与理性行动的终结

文/柯裕棻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日前知名演员吕丽萍因在微博上发表反同性恋的歧视言论而引起轩然大波，网友纷纷抨击，认为一位社会知名人士不应该以如此公开的方式对弱势群体谩骂。几天之内，关于同性恋人权的议题迅速蔓延，微博和Facebook上，到处可见对这个议题发表看法的人。大致看来，在这一波表态的论战里，支持平等尊重的进步言论占了上风，这可谓是网络论坛民意力量的一次成功展现。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骤下结论，说这是网络作为理想公共领域的例证。网络是媒介，而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工具，会因为使用的机缘差异，而使得它含有各种可能，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负面。也就是说，网络虽然迅速普及，但它并不保证理性行动与平等沟通；网络或许众说纷纭，但它也不保证多元社会的到来。新的科技形势不一定承诺新的文化内涵与精神。那么，网络的正面机缘何在？负面机缘又何在呢？

举个反例来说，上个月台北发生了一起网络事件。某个年轻女孩子搭乘地下铁时坐了博爱座，一位老先生要她让座，她不肯，还跷着腿和这位老先生大声对骂起来了。某个乘客将过程拍摄下来，放上网络，舆论就开炸了。三天之内这个视频被大量点阅转贴，网民大肆挞伐，并进行人肉搜索，将女孩的名字、照片、工作地点，以及其他背景资料都挖了出来。她被迫公开道歉并承认自己有精神问题。如今风波已过，但视频还在网络上流传。

这段视频的镜头是从人群后面偷拍的，清晰可见的只有骂人的女孩，两旁拥挤围观的人群只见背影，默默伫立。原本是旁人协调即可解决的口角纠纷，不料却闹得沸沸扬扬，网友将公德问题变成公审，就这么把一个人的生活给捏碎了。

网络普及之后，群体攻击的事件比比皆是，全世界都可见案例。这只是近年来频传的网络公审事件中的一个泡沫而已。当场的群众默默旁观、偷拍、放上网争取点阅转载，然后再由更大的匿名的网络力量执行正义——如果这是正义，它是延迟而且不成比例的。当场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解决事情，大家任由问题发生不愿插手，宁可回到家里再用匿名的账号发言，用巨大的群众力量吞噬不成比例的小恶。

尤有甚者，近年还可见到知名人士在网络上恶意公开他人的资料，聚众霸凌取乐，借此争取媒体曝光，并且振振有词，说这是将事情交给社会公评而非公审。“让大家评评理吧”这样一吆喝，几万个网友就蚁聚了。在虚拟的空间里用虚拟的石头将他人的真实人生砸碎，谁也不感到罪恶。

这让人想起摄影师凯文?卡特在1994年获得美国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之后遇见的诘难。卡特的作品名为“饥饿的苏丹”，荒地里一个小婴孩濒临饿死，不远处有秃鹰虎视眈眈。这张照片得奖之后卡特受到许多质疑：“你为什么不赶走秃鹰？”“你怎么先想到拍照，而不是先帮忙呢？”引发这些质疑的预设立场是：与其被动地拍摄苦难，更应尽一己之力阻止苦难发生。当时的舆论仍然认为，旁观他人的痛苦并从中获得名利是不可原谅的伦理问题。

如今没有人会这么问了。在Facebook、微博、博客的年代里，网络联结紧密，手机拍摄直接上传，事件发生立刻发言，先斩后奏，讯息不论对或错都在一秒内传散千里。科技带来的方便自不待言，但是这也使我们不再谨慎思索每一个视频后面的意涵与动机，使我们轻忽草率地看待眼前转进来又转出去的每一条讯息。于是这里发生了微妙且关键的主客体翻转：这已不再是我们透过媒介传播讯息，而是媒介透过我们传播讯息了。

近年由于自拍上网的风潮兴起，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在1968年的名言又重新被大家提起：“在未来，每个人都有举世闻名的15分钟。”人人都面对镜头的时代已经到来，只要你敢，每天都可以抢到15分钟的机会表演出名。只要朋友的数目够多，我们每天都会受邀在各种议题上表态，反正只要一个按键就够了。

表态很容易，它是个人立场的表达，在我国台湾叫作“选边站”。这个词充分解释了表态的意涵，只要选择一方阵营，站过去就好了，连发言都不必。而表演是对着观众的目光进行的，只要有人关注，表演就会持续下去。

那么，我们是否能犬儒地说，既然这一切都是浮云，过眼即忘，我们根本不必在意网络言论了？或者换个问法，网络的表演或表态是否能导致有效的社会行动或实践呢？

这里可以再举个台湾的例子，也是前几个月才发生的事情。去年台湾西岸的彰化县海滨被规划建设一座大型石化工厂，叫作“国光石化”。决策披露之后彰化民众非常反对，因为石化厂是重污染，不应设在人口稠密的彰化，而且彰化海湾是保护类动物“中华白海豚”的活动海域，如果设了石化厂无异于对它们赶尽杀绝。

这个环境议题从去年夏天开始在网络论坛上引起热烈讨论，几个月后，“反对国光石化”和“保护白海豚”已经尽人皆知了。不同的网络平台上都可看见网民的争论，联署表态的团体也越来越多。当时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丰衣足食的年轻人一时的网络表演，然而，社会行动就从最年轻的群体里发生了。寒假一开始，2000名彰化中学的学生在校园内静坐抗议，全台各地纷纷声援响应。经过整个春天的舆论激辩，马英九实地勘察，国光石化终于让步，在4月底取消了该项目。

这是网络言论化为具体正面结果的例子，它告诉我们，表演不是理性行动的终结，沉默以对和视而不见才是。

流言的损害

文/新井一二三[日]

——日本著名作家

2011年3月21日的日本东北大地震以及海啸以后，灾区复兴的速度比原来预期得缓慢很多。一个原因是海啸造成的瓦砾太多，相当于好几十年的垃圾，光使用岩手、宫城、福岛3县的废弃设备的话，是根本不可能迅速处理的，何况当地许多设施都遭受到了地震和海啸的破坏，因此大量瓦砾，非运到日本其他地方处理不可。然而，愿意接受灾区垃圾的地方甚少，因为大家都担心凡是东北来的东西都有可能受辐射污染。

如果那天发生的只是地震和海啸，而没有核电站事故的话，日本其他地方的人也绝不会小心眼到这个地步的。毕竟有俗语说：遇到困难时，应该互相帮助。哪怕纯粹出于人类善良的本质，都一定会如此。

然而，当遇到的困难不仅是地震和海啸，还包括核电站事故的时候，人们就变得特别小心眼。2011年8月盂兰盆节，京都五山的传统习俗“大文字烧”，本来打算烧岩手县陆前高田市的松木，以送灾区死者的灵魂去冥界。可是，因为京都许多居民都担心，烧了岩手县的木柴，自己住的地方也会受污染，于是最后取消了焚烧陆前高田松木的计划。连宗教仪式都遇到困难，处理大量瓦砾面对的阻力会多么大，不经思考也会知道。报纸上，甚至出现科学家主张：把灾区垃圾运到日本西部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本来没受影响的地方都在处理垃圾的过程中受辐射，全日本连一块干净的土地都没有了。

当日本媒体报道此类现象的时候，标题中一定会出现“风评被害”的字眼。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日本小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共同编纂的日中辞典第2版（2002年），“风评”指：传说、谣传、传闻。例句有两个：传出不好的流言、有种种传说的人物。可见，日语“风评”有贬义。这跟它在中文里的用法稍微不同：在大陆网络上，找到的使用例子不多（其中一个写：“风评”是风险评估的简称），但是在台湾地区博客上，有几个人写着“风评不错的汉堡”等句子。显然在台湾地区，“风评”的意思是“风传的评价”或“口碑”，褒贬则不一定。

“风评被害”中的“被害”是“受害”的意思。“风评被害”指的不外是“不好的流言造成的损害”。报纸社论、电视新闻节目都说：日本西部地区拒绝处理东北垃圾（或者购买福岛产蔬菜等）是“风评”造成的损害，因为官方认为东北垃圾（或者福岛产蔬菜）含有的辐射性物质少到“不会即时造成健康损害”的地步，是没有正当理由回避的。

问题在于：如果你面对的一堆垃圾（或者一把青菜）明明含有少量辐射性物质（或者其他任何毒物），但是含量据说少到“不会即时造成健康损害的程度”的话，你愿意不愿意把那堆垃圾在自己家院子里烧却（或者吃那把青菜）？尤其是你对官方发表的内容不能百分之百信任的时候？所以，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日本人看到“风评被害”一词就觉得不以为然。

“风评被害”一词出现于日本社会，早在这次的地震、海啸、核电站事故都没有发生之前。1956年，美国在南太平洋比基尼海域举行核试验，正在附近钓鲔鱼的日本渔船乘员受到了辐射。当时就发生了日本消费者害怕辐射，拒绝购买任何海产品的所谓“辐射能恐慌”。日本国会里，当讨论如何赔偿无关渔民的经济损害时，第一次使用了“风评”一词。当时有个议员说：“既然没有查出辐射性物质来，我们能断定这些水产物是安全的。然而，消费者还是认为所谓比基尼鲔鱼，说不定受了污染什么的。这种‘风评’导致鱼类卖不出去、价钱低落等间接损害。”可见，“风评被害”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最初也跟核辐射直接有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媒体每次报道“风评被害”也都跟核能相关。比方说，1981年，北海道政府跟当地电力公司签订了有关泊核电站的安全协约，其中有个条款决定：万一附近农作物蒙受了“风评被害”，由电力公司赔偿农民的经济损失。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出现了一系列起因于其他种毒物，如二噁烷、大肠杆菌，或者俄罗斯油轮原油的“风评被害”个案。社会心理学者关谷直调查了几个案例以后，下结论道：凡是“风评被害”发生之前，都一定有事故、事件、环境污染或者灾害，但是关键在于大量有关的报道，使得消费者把本来该“安全”的食品、商品、土地视为危险，结果停止消费，造成无辜生产者、供应者的经济损害。

在他的论文《“风评被害”的社会心理》中，“安全”一词就套着引号，因为跟“危险”一样，“安全”也是相对的。就是因为没有绝对“安全”这回事，当一个地方发生了事故、事件、环境污染或者灾害，并在媒体上泛滥有关报道之际，身在远处的人们都感到“不安”，尽量去回避他们视为“危险”或者“可疑”的食品、商品、土地等。

以灾区的瓦砾为例，东北确实有了灾害、事故、环境污染，也有过许多有关的媒体报道，结果京都等日本西部居民把本来“安全”的瓦砾视为危险，拒绝接受。那么，如果那些瓦砾其实并不安全的话，“风评被害”之说就根本不能成立了。抑或，如果说没有媒体报道就不会发生“风评被害”的话，等于主张资讯封锁了。这样，究竟对谁有利？对谁更不利？看起来，我们对“风评被害”一词的直觉，那个极其不以为然的感觉，还是有道理的。

说“风评被害”的人，无论是政府、专家、媒体，其实都在弄虚作假，要帮助真正的罪犯推卸责任逃走的。你看，“风评被害”是被动词，被害者是无辜的生产者也好，供应者也好，灾区居民也好。但是，造成损害的主体又会是谁呢？按照这一套逻辑，只会是胆小怕死的消费者、市民了。到底打从何时起，胆小怕死成了罪行呢？没有吧！胆小怕死是人的本能，否则人类早绝灭了。京都居民是从本能出发，拒绝了陆前高田松木的。

可悲，当然非常可悲。但是，震后一年，仍然堆积如山的瓦砾是问题的本质，绝非因“风评被害”存在的副产品。我知道，日本其他地区是总得接受瓦砾的，不管有没有辐射，不管即时还是长远的未来造成健康损害，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可万万别说什么“风评被害”好不好？灾民受的害不是“风评”造成的，而是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其他地方的日本人感到的无奈也归咎于核电站事故。所以，我说，不要核电站了。

用别人的立场过滤自己的立场

文/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从前——啊，讨厌的从前，还是不谈为好。

现在——对，从现在开始。现在——我们有了更多自由表达的机会，尤其是在网络上，在微博上，在各种跟帖议论的场合，我们在表达个人意见，有时候到了轰轰烈烈的地步。

尽管在现实中远远没有这样尽兴和随心所欲。网络的匿名制度也是一个原因，穿着马甲，想说什么说什么，有人想怎么骂怎么骂，一般不会带来现实的麻烦，也不会改变别人对你的既有印象。

我就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在网上伶牙俐齿，活泼异常，上蹿下跳，但是现实里却是一个文静腼腆的小伙子。见了面千叮咛万叮嘱，让我不要将他网上的表现，告诉他的导师。

我以刘胡兰自居。他的导师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不管眼前摆着的是大铡刀还是美味佳肴。

然而他在网上的那些表现，却不会随风飘逝，至少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想来当时许多人对这位用了无数马甲的家伙，都印象深刻。

那是在一个人人都能看见的舞台上，是一个亮起来的公共平台。所谓“亮起来”指的是，在这里人们互相能够看见，互相能够听见。一个人若是自言自语，说的话只让自己听见，他就用不着在网上说，放在心里念叨就行了。尤其是在“围脖”上，那是一个卡拉OK的场所，人人拿着话筒，对着他人播报。你后面有多少粉丝，就有多少听众。粉丝越多越好，多多益善。人气好，一切才好。

然而一切“说”，都包含了“听”在内。说话的人，先是听见自己的声音，他个人的心声，然后他才把它们说出来。因此，他是他自己的第一听众。他是经过了他自己这个听众的允许，才说出那些话。

有时候见到那些尖酸刻薄的言辞，心里就想，这个人真大方啊，他允许自己沉陷在如此狭隘逼仄的思想感情当中，他允许这种感情言辞先将自己压倒，然后再去压倒别人。他自己先待在沟里，以为这样就能够把别人带到沟里去。

一个人说的话就像射出来的箭，不会仅仅落在别人身上，而是首先落在了自己身上。难道言辞不是一个人对于自己最大的祝福？他运用什么词汇，他就是如何祝福自己。

然而愿意把话说出来，毕竟是好事，表明他这个人还不至于对这个世界心灰意冷。相反，他更愿意从事一桩冒险的活动。当一个人愿意在公共场合发言，他就把自己抛进了惊涛骇浪之中。因为别人要对他所说的话进行评估，就像这个人随时也在评价别人一样。你有发言的机会和空间，别人也同样拥有。你对别人砸砖，就是在邀请别人对你砸砖。因此，从前的论坛今天的微博，就是这样一个互相开火互相埋汰的地方。

它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精神家园。

哪怕是一些有身份的体面人士，不管他是谁，只要他所说的话进入了公共平台（这在今天无法阻挡），这个人就得承受他人七嘴八舌的议论，承受这些话给他本人带来的压力。他需要听听这些议论，以便知道自己是否还拥有恰当的现实感，是否说得像人话。

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换句话说，就是让人民来选择。

在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上，每一个人说的话，不论长短、不论立场如何，实际上都帮助造成了某种整体氛围和背景，帮助造成了某个流向和流变。我相信哈维尔所说的“历史不在个人之外，个人也不在历史之外”。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重要得多。

如果是这样，那么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哪怕是在微博上说的话。如果你想别人听你的意见，是否你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你需要别人认真对待你的立场，你是否也可以考虑认真对待别人的立场，乃至将别人的意见一并考虑进来，将他们的立场加以吸收，使得自己的发言拥有一个宽度或深度，也更像是对话的结果。

你需要与他人互相过滤你们的看法，互相修正各自的看法。每个人都是一个出发点，不同起点上的努力都是有意义的，而不同的立场之间的互相倾听互相调整，在今天也许更加有意义。社会进步不是某一股力量的意志及其结果，而是无数个平行四边形合力的产物。

我们的专制人格

文/邱华栋

——知名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助理

想一想，我们在批评他人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必须要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如果对方不同意你，你恨不得要把人家除掉才高兴？在今天这个网络化的时代里，在博客上，在微博里，到处都可以看到那种激烈的发言。谁都在说话，可是，谁愿意去听别人的并且去尊重别人的想法呢？我觉得不多。而一个公民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宽容的、解放的、和别人不一样的，同时又是守法的，这才是我们社会健康的标志。

但是，我却总是觉得，中国人的人格里面，还有着专制的因素。不管是什么话题，争论起来，总是你死我活的，可能是斗争哲学深入人心了吧。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阵营里的，也争得不可开交。前段时间，有人在国际上获得了奖，结果同一阵营里的人有的大哭不止，觉得应该奖给自己；有的写文章谩骂，恨不得那个人赶紧被除掉。你看，即使是“同道”，也是你死我活地斗争，根本就容不下别人。

说到底，很多时候人的动物性控制着人。嫉妒、自私自利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我有一次去武夷山，正赶上当地的猴子争夺领袖地位，结果老猴王失败了，退缩到一边舔身上巨大的伤口，新猴王带着五只抢来的母猴妻妾成群地和一群小猴子安闲地吃东西。一个老杂文家说：小邱你看，猴子和人类多像啊，争得你死我活，胜了就是王，败了就是贼，只好在一边舔伤口。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刘心武研究《红楼梦》这件事情。本来“红学”这门子“学问”就很值得怀疑，可是有些研究“红学”的人，盘踞在某些学院，拿着教授的薪水和官僚的工资，像一群寄生在曹雪芹身上的虱子那样，上下其手地搞着“红学”。刘心武作为一个《红楼梦》爱好者，也来电视上讲讲《红楼梦》，结果那些“红学家”就受不了了，不仅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电视台立即封杀刘心武，还出专刊、开辟专栏，组织人手，好几年里每期发表文章攻击刘心武，恨不得把他赶紧除掉，“红学界”就干净了。结果，外交部邀请刘心武去讲《红楼梦》，那些人一看才傻眼。刘心武也就是一个喜欢《红楼梦》喜欢到了骨灰级的发烧友吧，最后索性续一个《红楼梦》，动静更大了，也引来了更多的争议。其实，我本人不喜欢任何续书，我就喜欢残缺美，但是，我坚决地捍卫别人续书的权利。可见，就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封建思想残余和“文革”的流毒，以及专制人格，仍旧在一些人脑子里残留，他们，总是容不下不同的声音。

最后，再说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是上了网站朋友的当，也是心疼苦口婆心的女编辑，弄了一个微博，因为网站每个编辑被要求发展500个微博，其实据说平时一个人的社交圈500人是封顶了。但我发现微博的背后，其实是电信部门和网络部门的一个新营收模式，你用手机发一条，人家就挣一条的钱。当然，微博这东西，信息渠道、观点传播的快捷方便我不否认，可是，微博140个字主要是陈述观点，就像有人站起来就说话，说完就完了，别的根本说不清楚。因此，微博的功能缺乏沉淀，只是一个表达意见的乱哄哄的大广场，和火车站的感觉差不多。

有一天，我发了一条批评法英美等国家对利比亚动武、打卡扎菲的微博，结果，有人不赞同，上来就骂我，用了“fuck”这个词。我立即怒火万丈，开始和那个人较劲，不仅写私信骂他，而且公开留下电话，要求对决，对方不敢当面对决，但把我的私信贴出来，我就很想飞过去，上门去揍人家。其实，本来卡扎菲42年的统治时间够长的了，你说一个人的脸42年都出现在电视上，年轻时你看的就是他的脸，到老了，还是这个人的脸在那里说话，看着你，管着你，谁都烦死了，因为人心思变啊。可是，我也很厌恶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马上就去轰炸一个主权国家。我和那人的对骂持续了几天，忽然，我发现，我自己也是专制人格，人家是虚拟地“fuck”你，你就火冒三丈，恨不得立即除掉别人，还想上门打斗，消灭对方，你什么东西啊？我真的是比那个网络烂人还要糟糕。我自己的身体里就有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就叫作专制人格。

仔细地打量周围，我发现很多中国人，不管持什么观点，在一些公共平台上发言，只要是观点不一样的，一定要除之而后快。不管你是老左派新左派自由主义中间派，只要是别人和你的观点不一样，似乎都势不两立，楚河汉界，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分道扬镳，互相谩骂。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的专制人格烙印太深。你看，在信息爆炸时代里，即使有了网络平台，有了博客和微博，那种正常的、心平气静的表达反而被淹没，为了吸引眼球，大家在搞出位、语不惊人死不休，只要是一上网，语言就变得激烈愤怒，严重扭曲了人们在现实中的情绪。可以说，如今人们的表达，正在呈现出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人格的分裂状态。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这是因为，中国现实社会还有很多的禁忌，有着严密的科层关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们普遍地活在面具的下面，享受着人格分裂带来的适应感和不适应感，人一旦到了网上，可以用网名、化名和匿名了，人格里卑琐、恶毒、被压抑的东西都冒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网络微博的发言那么有戾气的原因，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秦始皇，都有一个专制人格在作怪——容不得他人，他人，就是地狱。

今天的表达门槛大大降低，现实批判轻而易举，用摧毁谩骂逞一时之快的方式只会带来非理性气氛。在观点日益多元、表达渠道日益丰富的今天，我们的确需要学习一种新的说话方式，需要宽容的眼光和耳朵。而这种新的说话和倾听的方式，首先要从每个中国人留心并批判自己的专制人格开始。

被偏置的中心

文/沈双

——执教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学者，专栏作家

我的印度女作家朋友曾对我说，她很纳闷为什么美国女人那么注重自己的穿着传达了什么性感信息。她并不是反对性感，实际上她的小说里有很多对于爱欲和情欲的描写。比如她很喜欢细密画，尤其是表现宗教主题的细密画，对于男神与女神的情爱关系的描写。男神和女神坐在那里，只是手背相触，就传递了无限的爱欲。这位作家认为，细密画中描写的神的姿态，代表了一种古人的世界观，现代人只有观望的份儿。印度的古典文明中有着那么丰富的关于爱欲表演的叙述，了解这段历史的女作家看到美国人把性感归结于服饰和衣着，觉得真是浅薄得不得了。

我的朋友没有意识到她说的是一个传统社会的情况。神在表演，被人所演绎着。而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神。社会生活强迫你去表演。你的拒绝都是一种姿态，一种表演。

美国文化的表演方式，正像朋友提到的，具有高度的物质性。几天前我去参观克里夫兰的美国摇滚乐博物馆（准确地说应该叫作摇滚乐的名人堂），看到博物馆里陈列的大多是名歌手用过的器物，比如演出服、手套、“猫王”Elvis的小轿车，以及Bob Dylan家客厅里的沙发等，比他们的音乐更重要。好像遗物那样，召唤着亡灵。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不只是能够在大众中流行得广的东西，而且是大众都要参与表演的文化。这些东西，虽然属于艺术家个人，但是他们的意义却是集体构成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博物馆，就是大众给摇滚乐设置的一个灵堂，有一种鬼气。音乐本身只是中间很少的一部分。它缅怀的是那个偶像的氛围。我们普遍都认为表演是一个专供这些表演艺术家所设的字眼，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我的一个朋友很喜欢强调凡事一定要有备而为，但是很多时候，他都被放到了一个不得不即兴表演的场合，在毫无准备甚至全然不觉的情况下就参与了表演。我们都有这个经历。

印度作家朋友是一个精英主义者，她对于欲望和性感的理解都是一对一的。她不知道，其实美国和中国很像，是一个非常注重群体表演的地方。很多个体的表演都是有意识地调动群体的欲望，达到控制群体的目的。19世纪托克维尔对于美国的描述到了今天还是适用的。他是在法国大革命的阴影笼罩之下来到美国的，他认为美国的政治就是一个“群体的暴政”。这不是因为他反对民主，而是因为他意识到民主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并不像让公众都有发言权那么简单。

以前我和美国朋友讨论小布什，朋友说，这么恐怖的一个人，也是我们选出来的。这证明民意这个东西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产生正面效果的。所以我不认为所谓“表演社会”就意味着更大的自由度。自由与否，要看你是表演者，还是被表演者。新媒体的“革命”给大众创造了更多的空间，这个空间未必就完全意味着全范围的个性化的表演，很多意识形态不久就会被创造出来了。

几个月前奥巴马派人把本?拉登暗杀了，事发不久就公布了奥巴马和高层人士聚集在白宫里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屏幕，观看偷袭本?拉登寓所的全部过程的照片。这张照片拍得真好，因为它完全自我解构了自己的表层意义。我们整个视线的中心——美国总统奥巴马被放置在照片的一角，他身着便装，坐在一个比别人都低的椅子上，好像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和思考之中。他没有关注镜头更没有面向我们表演。但是这个被偏置的中心恰恰是真正的表演者。这幅照片表面是在对我们说，“看，美国高层人士是多么关注这个事件”，实际上它传递了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这个事件中，我们视觉上所看到的中心不是真正的核心。这个真正的核心人物被放在一边，偏置了。与此相关的是，之后不久，白宫决定不公开本?拉登尸体的照片。表面上是不愿意激发基地组织作出强烈的反应，实际上是不愿意本?拉登的形象与奥巴马竞争视觉中心的位置。试想一下，我们看了血淋淋的照片，即便不能够原谅他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也暂时会被吸引过去，忘掉了美国这个冷冰冰全无表情的绝酷杀手。白宫的照片错置其中心是一个策略，是在提醒我们想一想我们所看到的唯一中心是在什么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我们只能看到美国政客，看不到他们所能看到的屏幕上的影像；我们只能看一个人的表演，而不能看其他人的被表演。整个行动都是奥巴马的单人秀，是围绕着奥巴马的个人形象而设计的。

我觉得表演是一件与暴力紧密相关的事情，它既是在不公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必然会产生更多的不公。有的人就被放在了中心，有的人就被边缘化了，有的人必须按照别人制定的模式去表演。唯一一个化解这个暴力的可能就是出奇制胜，不按常理出牌。就像上面讲到的这张照片一样。谁会想到一个白宫认可的宣传照能够透露这个行动最大的秘密？

经常去网上逛逛，你会发现中国公共文化中有很多出奇制胜的东西。

我不是一个人在说话

文/李多钰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新京报》传媒副总裁

一

中国人以前的开场白喜欢说“我不会说话”。特别会说话的人也喜欢这么说。很奇怪的。

我研究了一下“我不会说话”的情况，一般有三种：一种是特别会说话的人，因为有时候太会说了，容易说飘了，不经意说漏嘴了，所以在说话之前，先给自己的嘴巴加个嚼子，打个圆场；一种是打算说些批评性质的话，批评就要得罪人，批评了又不想得罪人，所以先给别人下个套子，我都说了我不会说话，你别跟我这不会说话的人较劲；还有一种是真的不会说话，中国人一般认为不会说话的人比较淳朴、耿直，碰到一个淳朴的人憨厚地一笑，然后说“我不会说话”之类的，人们先就心肠软了，这是个好人啊？

也就是说，“我不会说话”，是从前中国人说真话的一种信号。你一听有人说“我不会说话”，那就该竖起耳朵来，听听他到底想说什么真话；然后还要注意一下，跟他的真话相关的各色人等都是什么反应；最后，最好再看看领导的眼色。

不过，现在“我不会说话”的传统已经基本消失了，而且消失得很快。那个从前，大概也就是五年前的意思。

这五年里，发生了什么，让中国需要说话的人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会说话而且会说话是一种能耐了呢？我在大脑有限的空间里搜索了一下，发现郭德纲竟然是一个标志性人物。这个从天津来北京混口舌饭吃的人，从茶馆落魄十载到一朝成名有了自己的场子，表面看是相声发展中的一个异类，其实也活脱脱是个人话语权努力在这个时代中争取地位的象征。

二

话说相声门是最具中国式话语权力场特征的一大帮派。中国式话语权力场的一大特征就是你在加入之前是不存在的，声音再大也是沉默的大多数，想存在就得先加入。说相声需要拜师，拜师就是一种加入形式，没有师父，你只能在天桥摆把式卖艺，进不了文工团，上不了电视相声书场，更上不了春节联欢晚会。相声门这样的生存方式一方面有衣钵传统，另一方面也有现实考量。

相声是中国式脱口秀，曲艺中唯一单靠口舌吃饭的，有口舌就难免起纷争，没有组织罩着，混不下去。相声常说“说学逗唱”，虽然“逗”字位列第三，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没有“逗”，“说学唱”都是扯淡。“逗”的第一要义，是游戏，游戏就有一个游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所有的人都熟悉游戏规则，不能逗出圈子外面去了。比如说，老相声最喜欢讨的一个嘴上便宜，是“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辈分问题，中国人看得重，但是说相声的两个人常常在台上想着法子互相招呼，大家听着挺乐，台上两人下了台也不会因此干架，那就是逗的圈子。你不在相声门，你跟谁逗呢？你没有逗的圈子，你就成了骂街了。美国人可以骂街，一个人就可以在电视里摆个场子，什么“大卫牙擦苏”，脱口秀随便挤兑各路名人，全国人民听着挺有意思，因为言论自由的游戏规则大家都明白。相声没法这样摆场子，因为言论自由的游戏规则多数人还不能够明白，所以只能“逗”，而且只能对圈子里的人逗，超出了就犯忌，就有人砸场子。你看冯小刚拍电影赚票房这么成功，当年还到《北京青年报》砸过场子。一个机构尚且遭遇如此，一个人没有个组织，还敢摆话语场子吗？

奇怪的是，民间出身的郭德纲竟然摆了，而且还摆成了。至今除了曲协没加入，春晚没上过，相声人该干的场面活，都干过了，相声人没干的事情，他也干了不少，带动得一度沉寂的相声界重又风生水起。人们不仅重新开始听相声，还愿意回到剧场观赏相声。

最要紧的是，说话这么一门官方垄断艺术，忽然形成了一股在野的气候，变成了在民间也可以糊口也可以创作的生计。海派清口与栋笃笑南北呼应，一时之间，民间的话语方式集体狂欢，寻找到持续可靠的商业路径。

有人说了，郭德纲也不是单干，他也加入了，拜过侯耀文为师。不过旁观者都知道，郭德纲2004年拜侯耀文为师时，已经31岁，艺术上完全成熟了。他是典型的“不疯魔不成活”，跟相声有关的，什么都学，哪派都研究，多年“疯魔”而来的相声风格里，恰好有侯派的基因，拜侯耀文为师，从师承上算是恰当的。拜师让郭德纲在相声门里有了恰当的身份，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带来生存层面的转变，没有因此从靠技艺自谋生计的民间艺人变成混场子的体制内艺术家。两年之后，郭德纲的德云社在“钢丝”和媒体的合力之下“日破云涛”，人们终于发现，不是相声没落了，不被需要了，而是相声不再说人们想听在用的话语了。只要回到小剧场，回到可以自由交流的中国式脱口秀场中，用传统的、民间的、不断再创作的方式说话，相声仍然是最适合中国人的语言艺术。

三

也是在2006年前后，与郭德纲们的出现几乎在同一时间，博客这样一种自媒体形式开始在中国流行了。郭德纲的相声檄文，就是通过博客得到最大化传播的。在博客时代，郭德纲成为独立艺术家生存的一个范例，人们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可能性，那就是，你也许可以离开公共媒体独立发声，做独立艺人也许并不那么难，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了可能，只要愿意像郭德纲那样摸爬滚打，自己的场子也不是开不了锅。

最初成立的博客网站致力于传达个人生活，所以像“遗情书”的作者木子美这一类的作者成为网站的话语核心。随着名人博客的兴起，更多代表社会主流生活的人物加入自媒体的行列，他们开始练习博客时代的说话方式，以打造个人的自媒体品牌，争取更多访问量。此时，受欢迎的名人博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真人秀，成就了徐静蕾这样的大众情人；另一类就是话语权威，专家型、放炮型、搞笑型，各类社会贤达充分发掘带有个人标签意义的话语方式，越来越会说话了，也越来越敢说话了。在个人的博客上说话，对于专栏作家来说，解决了在传统媒体上受篇幅限制的困扰，也解决了一些缺乏发表阵地的人话语传达的烦恼。

在前博客时代，BBS也可以发表文章，但是文章影响力取决于论坛水平的高下，也要受制于版主的管理，有时还容易受到版内成员的恶意攻击。BBS像话语的擂台，谁都可以上台叫阵，必须短兵相接才能见到高下，而且必须血战到最后一个挑战者伏地才算完胜。BBS虽然也成就了一些网络英雄，但是也为很多人留下了累累伤痕。相比之下，博客的论战更文明，更正式，更系统，个人的风格更容易识别，网络版权也更加清晰。如果说BBS是网络话语的街头混战时代和沙龙时代，博客就使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话语王国和领地，在自己的地盘上发言，别人要论战，你可以回应，也可以不回应。如果回应，也不需要到别人家门口打架，只需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发表宣言，就算隔空过招了。博客时代表达方式的私人化与优雅倾向也因此影响到话语的传达，虽然发表话语很自主很过瘾，但是想听到别人说什么，必须经常到别人家里串门儿，每天每家逛下来当然受不了，只好选择性地逛几家，或者关注网站的专业推介，话语垄断随之产生。

四

等到“TWITTER”发明，“饭否”起航，新浪微博再次后发制人，祭起名人微博的大旗，人们似乎找到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表达与传播方式。140字的空间，可以具有最古典的口口相传田园意向，也可以有信息核弹爆炸的现代效果。古典如论语时代，孔夫子说一句“学而时习之”，3000名弟子听到了，立即转发，同时加上自己的解读与评语，孔子的教学工作变得容易了许多。现代效果如独立参选地方人大代表，大眼李承鹏的一段竞选宣言，一天之内发酵出无数有关竞选的意义、方法与合理化建议，还带来了一批有志于竞选地方人大代表的人，其对表达与思想的聚合作用是前微博时代想都不敢想的迅速与高效。

微博时代，每一个人都在独自说话，每一个人又不是一个人在说话。你可以同时发布与倾听，也可以同时反馈与接收反馈。在发布、转发、倾听、反馈与接收当中，你的表达与传播喜好也显露无遗。在微博时代，你更难掩饰自己的真性情。你关注的都是些什么人？你喜欢传一些什么小话？你字斟句酌的140个字都在集中传递什么？在面对挑战时你喜欢用什么方式应战？你是一个自说自话的人，还是一个关心人类的人？你是不是容易被鼓动被点燃？你是不是在众声喧嚣时依然知道自己想倾听什么？??说话不再只是说话方式，而是清清楚楚地包含着行为方式。说话不当的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说中石化解释自己很节约，“萝卜不同的部位都要分开做菜”，这样的解释驴唇不对马嘴，很容易招致更大的质疑，甚至不得不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才能平息众怒。

在微博时代开官方微博真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最近看到很多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开始用微博来实现政务公开，还是很佩服这些部门的勇气的。在微博时代，说话变得比以前更容易被抓住漏洞，因为你面前随时站着成千上万的人，每一个人都能同时跟你对话，观察你，审视你。如果你是姚晨这样的艺人，面对的就是一个相对宽松的话语环境。当然，艺人在微博上最大的风险是私生活被围观。掌权者面对的话语环境就不是这么好，特别是当下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怨不止，那些上微博政务公开的机构，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当一个失误有可能被上千个人同时看到，当漏洞有可能被上万个人转发。

如果一定要作好一个准备，我的忠告是，牢记“我不是一个人在说话”。在话语爆炸的时代，一言堂不再存在，理性变得尤其重要。你准备好用理性面对任何一种质疑了吗？你绝不会因为任何一种民主的困境而想到关闭这个言论的大会堂吗？

我不是一个人在说话。不仅仅因为微博，不仅仅因为新技术的应用与传播。当郭德纲们出现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已经板上钉钉了。

仪式语言

文/梁文道

——知名文化时政评论家，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

当我第一次实在地接触到中国内地，我发现它首先是一种说话的方式。那是20世纪80年代，我刚刚由台湾回到香港，对彼岸的好奇如饥似渴，所以大量阅读内地出版的报纸杂志，在收音机中仔细调频以便对准那些说普通话的频道，并且在有机会到内地旅行的时候盯着电视机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让我惊讶乃至于着迷的是，那些文字那些言辞，我竟然怎么看怎么听都看不明白听不懂。倒不是因为它们的意义太隐晦，也不是因为它们的用字造词太过古僻，而是它们有着一种言不及物的空洞：浅白，但又不知所以；顺畅，却似不求对象的独白。

让我举一个例子。陈为军的《请投我一票》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纪录片。《华盛顿邮报》形容它是“关于一群八岁大孩子的，令人如坐针毡的政治戏剧”。所谓“政治戏剧”，指的其实只是武汉某小学有一个班，学生要选班长，于是导演拍下了整个竞选的过程，如此而已。尽管只不过是一群三年级小学生，但他们在选前最后演讲中所说的话，却和当年迷惑我的那些言辞惊人地相似，且看这些八岁小孩如何熟练地操演我记忆中的中国内地的。

首先是许晓菲，一个比较单纯的女生，她说：“面对困难，我也曾哭过，我也曾徘徊在放弃的边缘。即使有了困难，也应勇敢面对，不能过分依赖别人。我要以我更出色的表现，来回报给予我这一切的老师、同学，还有默默支持我的妈妈。选择许晓菲，将给你的校园生活增添更加亮丽的色彩。”

这就是了，即便年幼，这个小女孩也晓得说出这么一段很“正面”很漂亮的好话。但你能听得懂这段话吗？

我常常听不懂“新中国”的言语，是因为它们的每一个段落都这么正面这么向上；但那些编织它们的线索，却又是如此的暧昧，以致我根本搞不清那些字词存在的理由。例如，“即使有了困难，也应勇敢面对，不能过分依赖别人”，这句话当然很对，但一个班长候选人是怎么从这里推出下一句话的呢：“我要以我更出色的表现，来回报给予我这一切的老师、同学，还有默默支持我的妈妈”？更加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想当班长的小女生的演说结论：“选择许晓菲，将给你的校园生活增添更加亮丽的色彩”。也许“亮丽”这个词汇太有色彩也太过抽象，可是每一个小学生大概也都希望自己在校园里的日子更好过一些。然而，这位许晓菲到底凭什么去说服大家她可以让同学过得更好呢？她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答案，甚至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只是承诺，只是陈述。

在我看来，这类言说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单纯地陈述。我不想对一个还在念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吹毛求疵，只是她这番话真是具体而微地展示了许多成人世界的言语特征。比方那些“领导致辞”和“工作报告”，总是有太多动人的陈述，而组织起它们的逻辑却又嫌太少，似乎说话就只不过是一组灿烂陈述的罗列而已。如果说话就是陈述的组合，那么这些话究竟有什么意义？它们的对象又是谁呢？

回到《请投我一票》这部纪录片，回到那群忙着选班长的三年级小学生。依照常理，这些候选人演讲，应该是想说服同学，让他们信任自己，而且给出一套打动他们的理由。不过，在这部不到一小时的电影里面，观众能够清楚地看到，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绝非这些演讲，而是三个候选人和他们的家长施用在这场选战中的种种手段，比方说拉拢和分化对手的朋友，以谎言制造对手之间的矛盾，恐吓不支持自己的同学，甚至凭着父亲工作上的特权公然在老师面前贿赂全班同学。换句话说，比起光鲜明亮的演说，那些鸭子划水般的幕后工作才是决定选举胜负的关键。也许这就是演说可以空洞可以苍白的理由了；明知不管用的东西，又何苦费心经营？

问题是为什么明明没用的话，我们大家还是要乐此不疲地说下去，而且假装它们有意义？为什么人人都觉得无聊，但仍然一脸正气地“聆听”那些毫无实质内容的“空话”呢？数十年来，有无数领导政要严词谴责空话的习尚，他们反复叫人不要再说空话。然而很多时候，就连这些训斥本身听起来也很有空话的味道。

所以我大胆猜想，这些话尽管空洞无物，既不讲逻辑也没有实料，但它们依然是必要的。简单地说，那就是所谓的“场面话”了，是一种为了应付场面需要而存在的表演言语，与场面共同产生了仪式的作用。好比某些宗教的冗长仪典，就算参与者个个无精打采，但典礼还是要继续下去。虽然发言者并不真心以为自己的话很重要，可是昏昏欲睡的听众还是得强打精神地撑下去，然后媒体还要把那番话形容为“重要讲话”，以“响起了热烈掌声”去总结听众的反应。这一切全是为了仪式需要。假如连这些仪式都可以省去，那剩下的东西未免赤裸得过于残酷。所以我们千万不可小看“场面话”的功效。

由于是仪式上的“场面话”，我们便能理解何以它们总是依循一套套既存的模式了（也就是大家常常听说的“套话”）。那是为了措辞方便，既有现成词章，说话的人就用不着费力地别出心裁。例如介绍一场演讲和论坛，主持人百分百要在会前宣布接下来是“一场思想的盛宴”，至于那场演讲和论坛究竟有没有思想可言，并不是太过重要的事。

又由于是仪式，所以演讲者的表情、声调与动作也都必须尽量跟随一套现有的规范。总体而言，他们的神气应该配得上他们所说的话，因为那些话老是那么的伟大、光明、正确，他们也就得一路高亢激昂。如果到了结尾，那句话的音调就更要由高原走向更高的高峰。假如“思想盛宴”的“宴”字不拔高，观众的热烈掌声岂不就显得毫无来由？毕竟观众也是仪式表演的一部分，他们必须扮好自己的角色。

久而久之，这些言语还有了自己的修辞美学，比如好用数字。凡是组织论点，往往得把它们套进一组数目字构成的模型，例如，“一×二×三××”“十大××”“一种××，三个××”。编撰这些话的人不一定很在意那些论点站不站得住脚，也不在乎论点与论点之间的关系，他最关心的很可能是一套数目能否成形，读来是否易诵，这纯粹是种审美上的考究。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结合数字，于是诸如排比、反复、类比等种种句式也都成了惯见的措辞手段。且看《请投我一票》里另一位候选同学罗雷的演说，“我愿意发挥我的聪明才智，敢于管理、善于管理、乐于管理，为我们三（1）班增添集体的荣誉”，其中那句“敢于××、善于××、乐于××”就是当今最常出现的排比句式之一。

故此，我们不必担心这些话的言不由衷，也不用为了这些话脱离实际而困惑，更不要计较说话者在台上台下的表现是否判若两人。这一切全是仪式而已，这些话就像一群早已不再信神的叛教者的祷词，上帝已经死了，只是我们必须假装他还存在。

20多年前，我在香港要想尽办法才能摸到这套仪式的边缘，然后由此认识我曾经陌生的中国内地。今天，我总能在香港各种官式场合和文宣稿件里闻到它的熏香。可见香港真的回归了，他们开始举行自己的仪式了。

有话还得好好说

文/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今天的网络时代，人说话不容易。到处都是风险，随时有陷阱。失言的后果可能让公众人物万劫不复，或者一句话就可能让一部分人对他恨之入骨。这让人对说话心怀恐惧。但与此同时，言说又格外泛滥，许多人希望靠说话浮出水面，靠耸人听闻和夸张博取关注，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句话可能成就一个人的一生。这让人对说话又充满期待。一面是话语的无限膨胀，另一面是这些言论的杂乱凸显了话语的风险。今天社会的激烈变化正在使得我们的言说发生深刻的转变，在一些人越来越放言无忌的同时，另一些人却越来越谨慎和小心。话语一方面复杂缠绕，扭结难解，另一方面却日益立场鲜明，互相壁垒森严。今天我们如何说话？这是一个困境。往往是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多说，懂得的少说，不懂的乱说。一面是前所未有的痛快，一面却是前所未有的小心。中国的言论空间看起来好像很大的同时似乎也无限小。这似乎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

这里有一个更为复杂的状况，今天我们的言说完全脱离了传统媒体的约束和管理，言说已经变得越来越自由，但同时好像言说又有无穷的禁忌，潜藏的风险也无处不在。伴随着网络的高速发展，尤其像微博这样140字的小空间，人人都有权利说话，人人都有机会说话，这当然是文化民主的最具戏剧性的表现，真正做到了众声喧哗。这似乎是自由的极大扩大，当然自有其巨大的积极意义，也让许多过去不用文字发言的人的另一面性情通过文字传达给了我们，这当然很积极，无须多说。

但在这喧哗之中，却也会发现和纸媒或电视媒体完全不同的特性。那些媒体一定要经过记者、编辑等“守门人”。因此一是言论无论如何还是要注意有一定的平衡，你可能不喜欢他的意见，但也不能过度地屏蔽他的声音，就是做反面教员，也得给他一个舆论空间，不能张口就骂。二是极端激烈的骂人也多少要有所节制，不能“三字经”不离口，毕竟是公众的媒体，总得有个起码的样子。同时人在现实中面对面或者写文章，都有个具体对象在，总不好太不得体地胡骂。但当年在论坛，如今在微博，就是得党同伐异，见到不顺眼的言论就骂起来。这一是有虚拟世界与现实有距离遮着脸，二是有匿名不为人知的方便遮上名，于是人就变得毫无拘束，不像现实世界里见到人或者发表正式的言论，还得顾及起码的礼仪。看到不顺眼的想骂就骂，而且可以强化和自己相同的意见的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让他们觉得和我们都是一伙的，而“酒壮怂人胆”，今天的兴奋剂不是酒，而是网络里别人的示范作用。看他骂人受到追捧，我也有样学样。但其实有样学样还不够，因为你骂的和他一样，就没有意思了，你得更加变出花儿来才能得到追捧。于是，我们看起来最广阔、最能够随意探讨的空间，其实难免被迅速地“圈子化”“极端化”。

“圈子化”就是这些人一起爽，说着高兴，本来也不希望别人听，偏执的在互相鼓励中就更偏执。本来在现实中，偏执的是少数，难免有压抑感，别人也常常不把他们当真。现实中人的比例基本是按常规排列，不会一个地方或一个圈子都是极端和偏执的，因为现实中的圈子和社会关系常常并不由自己来选择。就是自己组建的公司，或者志同道合，在现实中也不得不找上很多不同的人一起做事，正因为做事，就不得不和自己不同的人相处，因为不这样做，你就根本办不成事。但到了网上就大不相同。偏执的当然要和偏执的做朋友，因为无需任何线下的关系。一种观点或想法的也很容易就只关注和自己相同或相似的人，于是乎情况就大不相同，人的观念和想法反而更加强化，因为看起来这么大的网络世界，任何一种人在这儿聚起来都比在现实中多得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得更加直截了当。这样的圈子当然听不得任何不顺耳的，而且就认为自己说的就是绝对的真理、基本常识，别人说什么都是荒唐之极。本来其实还需要讨论辩论的事情，由于小圈子里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变成了最基本的道理。大家看起来什么都能看见知道，但就是不想看见，不愿意知道，就是看见知道了也觉得除了自己的小圈子，其他人都很荒谬。世界就是这样的小圈子，其他人都是违背常识。小圈子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小圈子。

“极端化”是“圈子化”的结果，当然自己成竹在胸，真理在手，就不能容人，不能让别人败了我的兴，看见不同于我的意见就大骂起来，一哄而起。而这也激发了反对者的热情，你凭什么这么骂我，我也索性还骂。更加强极端的二元对立，有些中间的对于两面的观点都是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的，往往被极端地一骂之后，就也极端起来，因为只有极端才能得到“圈子”的支持，在网上立足点多一些，才能够觉得有点底气。否则自己在中间，只被一方骂，对方也觉得你是中间的，不支持你，你反而变得孤立无援。于是宁肯激烈地取悦一方，也不愿意平和、深入地思考。140个字，道理当然讲不明白，喊口号肯定是有点富余了。于是宁可多喊几句口号，多贴几个标语式的微博，多说几句骂人损人的话，这能鼓励起自己一边的士气。所以这让人的观点更极端，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反正骂人不花本钱还得名誉，何乐而不为。在现实生活中别人没有义务听你骂，你开骂也一定会付出代价，或者别人不把你当真，或者反过来受到别人的嘲笑。网络里骂人反而是以小搏大的策略，自己本来就没有能见度，没有价值，但骂在这里能创造价值。专业的意见往往是持平的、可能说的都是两面的理，不可能是痛快淋漓、非此即彼的，这一定不对极端的胃口，一定会骂。于是吓得专业的、持平的不愿意讲话。这些人倒也不是害怕，而是不蹚这摊浑水，不跟这些人一般见识罢了。但公共的舆论场上，专业的、理性的不敢讲不愿讲，骂人的瞎说的随便讲放开讲。劣币驱逐良币，最后把我们的网络文化弄得莫名其妙。

有话好好说，当君子在网上就容易吃亏。有时为了显示雅量，把别人的骂人话留下或一一反驳，反而显得你迂腐得可爱，本来别人就像在公共厕所里常见的“××是我儿”的翻版，你回应不论怎么说都不会恰当。你大度就显得白被骂，你回骂就显得和他一样粗野无文。这种骂人的只能是不给空间，不能让他在我这里撒野，就要删除。正经人讨论问题，你来搅和，我就不给你地方；同时要不给机会，不能让他过这把瘾。你既然不懂礼貌，也就无须再和你多话。但绝不能回骂，除了对事涉公德私德问题的造谣要坚决回应，坚决辟谣，甚至要诉诸法律之外，对于不靠谱的骂人一概不回应是最好的回应。雅量是留给懂规则、有礼貌的人的。你不配获得尊重，当然也无须尊重你。这不是没有风度和气量，而是最大的风度和气量。我们怎么能和这些躲在阴暗处胡骂的人一般见识呢？那不是说我们自己太没有起码的品位了吗？如果不骂人的都不给骂人的机会，都不给骂人的空间，光会骂人的也就得多学一点礼数和规矩了。

无论在网上还是在现实中，其实有话好好说总是对的。自己做人做事的路子还得靠自己，网络上你不靠谱，别人会想你在现实里也未必真靠谱。过去朱自清先生曾有一文题为《人话》，说的就是说话要有点礼仪，有点分寸，心里再不高兴，也不能太不得体：“天真不容易表现，有时也不便于表现，再说天真有时就是任性，也不一定是可爱的。所以得讲规矩。”“规矩也罢，礼也罢，无非教给人做人的道理。”朱先生总是善意想人，有些人未必是天真，不过是阴暗或以此牟利。当年有些人讲“火烧”“打倒”，今天有些人讲“傻×”，有时都是故意，不是天真，而是某种利益的驱使。所以，在任何时候，有话好好说，就是做人的道理。现实中如此，网络上也得如此。

观点市场的变迁

文/张天蔚

——知名学者

我一直认为，任志强是一个难得的标本。在一个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上坚守自己的立场、坚持自己的观点，需要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式的勇气。任志强的“财大气粗”，让他的勇气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后盾。如果换作一个靠言论吃饭的角色，估计早就改弦易辙了。

坚守是需要资本的，实力的资本、学识的资本、意志的资本，至少需要具备其中的一样，坚守才具有理论上的可能；至少具备两样，坚守才可能转变为现实。任志强三样皆备，坚守于他，就成了信仰，甚至是一种娱乐。每每看到任志强乐此不疲且证据翔实地与众多言论高手们过招，我总会隐约地感觉到，在他看似怒目贲张的面目背后，是一丝带有优越感的坏笑。及至越发破绽百出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慌乱出台，任志强在舆论场上的战绩，已经近乎完胜。

因此，坚守也是有收益的，而且和其他领域的规律相似，越是巨额的投入，越可能获得巨额的回报，以致那些瞻前顾后，时时计算着即时风险收益的言论家们，最终都在与任志强的舆论竞争中败下阵来，曾经视他为仇寇的大众，也逐渐转变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他当作那个说破了皇帝新衣的小男孩。

尽管围绕是否享有言论自由，不同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纵向比较的坐标上，今天的我们享有最大尺度的言说自由。即使在横向比较的坐标上，在封闭了某个特定的通道之外，中国人的言路之宽广、之无忌，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排在前列。而就传播手段而言，在微博等即时、廉价、快捷手段的衬托之下，连电视、广播上的即时点评，都已经成为相对“严肃”的表达，言说这档子事已经完成了所谓的“去魅”过程，成了一件成本低廉、人人可为的寻常事物。

而在一个方便、廉价而又无所顾忌，因而无比活跃、竞争激烈的观点市场上，20世纪80年代如饥似渴的“卖方市场”，已经彻底转变为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上，叫卖观点有着和叫卖电脑、手机大致相似的规律和难度。所不同者，叫卖观点并非一定以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在很多时候，自由的传播就是目的，经济收益或许只是副产品而已。可以佐证这一观点的事实是，多位活跃的意见领袖，恰恰都不是以言说为业的“业余言说家”，譬如任志强，譬如韩寒。“不为稻粱谋”，曾经是文人才配享有的高蹈，如今却成了任志强那样的商人的专属；而本为文人的韩寒，为了获得不受稻粱之谋牵累的言说自由，也不得不通过另外的方式解决稻粱之事。言说的去魅，也是文人的去魅，而商人在代替文人站到社会生活舞台中央的同时，也获得了在聚光灯光下发表言说的机会和能力。

或许我们不该过分夸大商人言说的社会价值，商人言说的背后，始终或隐或现地存在着他们那个“阶级”的利益动机，事实上任志强等人的言说，也确实一直饱受为开发商代言、辩护之讥。但不可否认的是，观点竞争的实质是阐释的竞争，商人亲自现身为自己的利益进行合理性阐释，本来就是其合法的权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难以找到合格且恰当的代理人时的被迫之举。任志强最初不惜以恶人形象为开发商作直接的辩护，从一个层面证明，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育了30多年之后的今天，市场伦理和市场价值仍然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阐释，或至少没有得到能够被中国普通大众真心接受的阐释，尤其是当大多数公众的利益在市场经济的旗号下受到损害的时候，如何区别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并分别进行阐释，就显得尤其无力。

而任志强的言说在观点市场的竞争中胜出，除了其自身的逻辑严整和证据充分之外，也和他的对手们言说的粗糙无力不无关系。迄今为止，所有对任志强的批判，仍然建立在仇富心理的基础之上。而迄今为止，基于“仇富”而激起的仇视和控诉，依然表现为一股涌动着的群体情绪，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阐释。当曾经与资本主义理论形成有效抗衡的社会主义理论，不再是一个堂皇而有效的阐释工具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便已经没有了可以立足的坚实阵地。当任志强在资本主义理论框架支撑下，坚定从容地为商业伦理辩护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却只是一堆没有理论根基的情绪宣泄。

利益的分化是现实而残酷的，在任志强的对面，即便被任志强的房价理论说服的人，依然会因为买不起价格“合理”的住房而在情感和立场上弃他远去，并逐渐聚集成群。在观点市场上，“乌有之乡”或“第一视频”网站，已经作为“观点超市”，而成为左派们的情感联络站。

遗憾的是，由于阐释资源的匮乏，上述“观点超市”中的任何一件单件“商品”，都难以在观点市场的竞争中胜出，同义重复、众声喧哗，成了唯一可以依仗的竞争手段。即使是被公推的意见领袖，也不得不以言辞激烈、声调高亢的外在形象，维系其旗手的地位。而为了在手中没有旗帜可以挥舞的情况下持续维系其地位，旗手则只能不断地把愤怒和激烈推向极端。至少在孔庆东教授的言说中，诸如“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全家砍头”之类的语言层出不穷，已经超出理性言说的范畴。在一个缺乏自净功能的观点市场上，如此带有强烈暴戾色彩的言说，不仅不会得到制约，反而可能由于“给力”效应，而进一步巩固言说者的号召力，并最终把言者与听众一同带入不断强化的“自激”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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