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情人 & 乌发碧眼

- 情人

- 乌发碧眼

物质生活

- 这本书让我们消遣了一段时间

- 化学气味

- 黑岩夫人

- 话语的高速公路

- 戏剧

- 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

- 酗酒

- 第六区的乐趣

- 永隆

- 河内

- 黑色团块

- 博纳尔

- 披巾的那种蓝色

- 男人

- 房屋

- 卡堡

- 动物

- 特鲁维尔

- 星

- M.D.制服

- 作家的身体

- 阿兰·万恩斯坦

- 拉辛森林

- 波尔多开出的列车

- 书

- 基依伯夫

- 说谎的男人

- 照片

- 断水人

- 乔治·菲贡

- 瓦文萨的妻子

- 电视与死亡

- 说来话巧

- 绿牛排

- 你不愿意？

- 普瓦西瞭望台

- 地中海

- 巴黎

- 红躺椅

- 圆石

- 衣橱

- 时间亡失

- 《印度之歌》的壁炉

- 《夜船》中的音响

- 夜食

- 八二年十月

- 危险状态

- 信

- 幻影纷至沓来

痛苦

- 痛苦

- 某先生，化名皮埃尔·拉比耶

- 首府的阿尔贝 保安队员泰尔

- 折断的荨麻

- 奥蕾莉娅·巴黎

扬·安德烈亚·斯泰奈

- 扬·安德烈亚·斯泰奈

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

- 第一章

- 第二章

阿巴恩，萨巴娜，大卫

- 阿巴恩，萨巴娜，大卫

成天上树的日子

- 成天上树的日子

- 蟒蛇

- 道丹太太

- 工地

写作

- 写作

- 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

- 罗马

- 纯洁的数字

- 画展

英国情妇

- 一

- 二

- 三

劳儿之劫

- 劳儿之劫

- 有关劳儿的一些背景材料

- 名可名，非常名——译本修订后记

夏夜十点半钟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广岛之恋

- 第一部

- 第二部

- 第三部

- 第四部

- 第五部

广场

- Ⅰ

- Ⅱ

- Ⅲ

夏雨

- 夏雨

关于套装

- 标题：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

-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 产品策划：邵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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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产品：译文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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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套装包括以下书目：

- ·《情人 & 乌发碧眼》

- ·《物质生活》

- ·《痛苦》

- ·《扬·安德烈亚·斯泰奈》

- ·《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

- ·《阿巴恩，萨巴娜，大卫》

- ·《成天上树的日子》

- ·《写作》

- ·《英国情妇》

- ·《劳儿之劫》

- ·《夏夜十点半钟》

- ·《广岛之恋》

- ·《广场》

- ·《夏雨》

- 这本书让我们消遣了一段时间

- 化学气味

- 黑岩夫人

- 话语的高速公路

- 戏剧

- 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

- 酗酒

- 第六区的乐趣

- 永隆

- 河内

- 黑色团块

- 博纳尔

- 披巾的那种蓝色

- 男人

- 房屋

- 卡堡

- 动物

- 特鲁维尔

- 星

- M.D.制服

- 作家的身体

- 阿兰·万恩斯坦

- 拉辛森林

- 波尔多开出的列车

- 书

- 基依伯夫

- 说谎的男人

- 照片

- 断水人

- 乔治·菲贡

- 瓦文萨的妻子

- 电视与死亡

- 说来话巧

- 绿牛排

- 你不愿意？

- 普瓦西瞭望台

- 地中海

- 巴黎

- 红躺椅

- 圆石

- 衣橱

- 时间亡失

- 《印度之歌》的壁炉

- 《夜船》中的音响

- 夜食

- 八二年十月

- 危险状态

- 信

- 幻影纷至沓来

版权信息

- 书名：物质生活

-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65881

- 译者：王道乾

- 责任编辑：周冉

- 产品经理：邵明鉴

这本书让我们消遣了一段时间

这本书让我们消遣了一段时间。从初秋到冬末。各篇文字都是讲给热罗姆·博儒尔听的，几乎很少有例外。然后整理成为文本，再由我们各自通读。经过讨论后，我对文本进行修改，热罗姆·博儒尔再从他那方面读一遍。起初一段时间，这样做很感困难。随后，种种问题我们就放开不管了。接着是注意主题。这方面后来我们也弃置不问。这项工作最后一部分，由我来简化文字，使之轻快，平静。这是我们共同的意见。所以没有一篇文字是完整的。没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非是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其他我没有思考什么。这本书至多代表我在某些时机、某些时日、关于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也代表我的思想。我身上绝没有那种专横武断的思想，我是说，那种最后确定的思想。这种祸害我一向是远远避开的。

这本书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也不属于中间部分。没有一本书是没有存在理由的，这样说，这本书就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了。它不是每日新闻，与新闻体裁不相涉，它倒是从日常事件中引发出来的。可以说是一本供阅读的书。不是小说，但与小说写法最为接近——当它在口述的时候，那情形很是奇异——就像日报编者写社论一样。这本书的出版，我不免犹豫再三，但是，没有一种可以预期或者现有的书籍构成形式可能容纳《物质生活》这种流动的写法，在我们共在的这一段时间，我与我之间、你与我之间，就这样往复来去进行交流。

玛格丽特·杜拉斯

化学气味

一九八六年我要在特鲁维尔[1]从六月半到十月半住四个月，比一个夏季还要长一些。待我一离开特鲁维尔之后，我就感到有阳光亡失之感。不仅是那种大太阳直射下来的光焰，而且还有阴翳天空漫衍开来的白色阳光，还有暴风雨中烧成炭黑那样的光色。在夏末，离开那个地方，我也就失去了大西洋深处升举而起的天空，从“长距离”浮游飘来的各种不同的天空。在秋季，我又失去了海上涨潮中的雾，风，勒阿弗尔[2]的石油气息，那种化学气味。当清晨早起，在空旷的海滩上，可以看到黑岩旅馆[3]完美图形略略侧向北方地区。随后，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逝去，高空中阴影渐渐冲淡，一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

多年以来，我都是在诺弗勒、特鲁维尔和巴黎这三个地方的住房居住的。为了不离开诺弗勒，我有十年没有去特鲁维尔，甚至有几年夏季，为了贴补与人共有房产的很高的费用支出，我还把特鲁维尔的住房租了出去。这些年，我是单独一人在诺弗勒生活，这就使我很长时间不曾认识住在黑岩旅馆的人。如果我要在什么地方住下来度夏的话，我宁可住在诺弗勒堡，我在这里认识了这里的整个村镇。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我感到舒适合意的地方住过，我一直是被拖在后面不得心安，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寻求一个时间安排，我愿意驻留的地方我一直没有找到，也许在某几个夏季，在某种可庆幸的不幸之中，诺弗勒可说是一个例外。在《大西洋人》[4]中那座封闭的花园，对他的爱已告绝望，那个花园恰恰就是这里这个已经废弃的花园。现在我在其中还能看到我自己，被紧紧捆缚在我自己身上，被冻结在废园的荒寒之中。

我是这样一个人，从来不曾及时用餐，赴约，看电影，去剧院，赶飞机，这一切永远是要求精确准时的。现在我是这样不相信自己，以致去剧场一定要提前一个小时赶到。我见别人急匆匆跑来唯恐迟误，我心下非常高兴。我一向是等人离去之后才到海滩上去。我从来没有在海滩上晒成棕黑，因为我怕日光浴，怕皮肤沾上沙子，头发上有沙粒。我是在我的汽车飞驰中晒黑的，要不就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漫游中晒黑的。

不过，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渴望去晒日光浴。这是由来已久了。我费尽力气制定许多系统方法以便像别人那样为人处事。正因为这样，我还是处处落后于人，很是沮丧。和别人一样，我也要那么做，我也要到海边沙滩上去，不过是在黄昏。我处事总是进行到一半，也算是做了，又总是不成功。这种情况我很感遗憾，虽然合乎规定，但不能令人满意。每到夏季结束，我总觉得我像一个总是大吃一惊的人一样，也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对于生活来说，我知道为时已晚。有一件事我能做，那就是看海，很少有人写海像我在《八○年夏》[5]写的那样。那就是《八○年夏》中的海，是我不曾亲身经历过的事。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可是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就是写进一本书的东西，因为它不可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在我全部生活中，永远有这一类时间经过的轨迹。而且是在我全部生活的广度上。

在《八○年夏》之后，我本来可能继续写下去。只写这种东西。关于海与时间的记事，关于雨，潮汐，风，关于把遮阳伞、风帆席卷而去的狂风，以及在沙滩凹陷处围着小孩蜷缩的身体吹拂的风，在旅馆墙后吹动的风。连同在我面前中止停下来的时间，还有阻挡严寒、阻挡极地严冬的屏障。《八○年夏》现在已成了我生活唯一一本日记。在一九八○年那个恶劣的夏季，记载着我在海边沉沦挣扎的日记。

[1] Trouville，法国卡尔瓦多斯省濒临英吉利海峡城市。

[2] Le Havre，法国塞纳滨海省塞纳河出海处右岸港口城市，濒临英吉利海峡。

[3] 近勒阿弗尔海滨著名旅馆，作家普鲁斯特曾在此度假。

[4] L’homme Atlantique，作者一九八一年创作的影片，同名小说一九八二年出版。

[5] L’été 80，作者一九八○年出版的随笔集。

黑岩夫人

在黑岩旅馆，每天下午，在夏天，有一些女太太，已经上了年纪的，都要到平台上来，闲谈聊天。有人就把她们称作黑岩夫人。整整一个夏季，每一天，每天下午，都是这样。她们谈她们的生活可以谈上一辈子，一辈子那是很可观的了。这些女人在面临大海的平台上谈说，一直谈到天气凉下来，直到傍晚。经常还有人从这里走过，也来听一听。有时她们还邀请他们和她们一起留下来。这些女人在讲她们的生活和别人生活中的事件，讲另一些存在的人经历过的事情，她们谈话方式是无与伦比的。她们是在战争瓦砾场中长大的，她们谈的是欧洲中部四十年来的事。濒临拉芒什海峡的这家大旅馆，每年都有人到这里来。为此，就谈起来了。

在一九四○年，她们的年纪在二十岁至三十五岁之间。她们当中有一些人居住在法国的帕西[1]。说到女太太，如果不了解拉芒什海峡的这个地方的这些女太太，那么太太这个词便无所说明了。

到了夏天，通过她们的交谊、会晤、社交关系和外交界往来、维也纳的舞会、巴黎的舞会、奥斯维辛的亡人、流亡所形成的网络，她们就把欧洲重新建立起来了。

普鲁斯特也曾到这家旅馆来过几次。有些人应该是认识他的。就住在那间朝向大海的一一一号房间。在这里，就仿佛司旺[2]也曾在这里走廊中走过似的。司旺在这里走过的时候，她们还是十分年幼的少女呢。

[1] Passy，原属于巴黎的一个城市。

[2] 普鲁斯特小说《追寻失去的时间》中的人物。

话语的高速公路

在这一类不是一本书的书里，我愿意无所不谈，同时又什么都不谈，就像每一天，像任何一天的历程一样，平平常常的。走上高速公路，话语的大道，任何特殊的地点我都不停留。不同方向，也无所往，不是从所知或不知的既定出发点出发，在纷纭嘈杂的话语中，全凭偶然，走到哪里算哪里，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不能既不知而又知。所以我想，这本书就像所说的那样，是一条高速公路，同时可以通到任何地方，所以，这本书应该是无所不至同时又仅仅通向一个地点，既走回头路，又从头开始，再动身出发，像任何一个人，像所有的书一样，至少什么也不说，但要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无所写了。

戏剧

我要在今年冬天写戏，我还希望能离家到外面去，写那种供阅读的戏剧，不是供演出的。效果从文本中显现出来，对文本并不提供任何东西，相反，效果出自文本的独特显现，出自深度，出于血肉。今天，我所想的就是这样。而且我经常是这样想的。在我内心深处，我对戏剧所想的就是如此。不过，鉴于戏剧根本不是供阅读的，所以我对通常的戏剧重新进行思索，对它我也不想多作计较。自从一九八五年一月有了隆普安剧院演出经验以后，我这里讲的这一切，我还在思索——彻底地、确定不移地思索。

一个演员朗读一本书，如《蓝眼睛黑头发》[1]中那样，仅仅是读，保持静止状态，别无其他，仅仅是用声音把文本从书中起出，不要为了让人相信肉体在痛苦中而做出手势动作，因为话语一经说出，全部戏剧也就包容于其中，无需形体不安地动来动去。我从未见戏剧中的话语在力量上能和弥撒中祭司发出的话语相等同。在教皇四周，人们说出或唱出的是一种奇特的语言，完全是宣读出来的，不带重音语调，什么音调都没有，平板但不是毫无差别，即不是戏剧式的，也不是歌剧式的。按照圣约翰或圣马太福音书宣叙耶稣受难，以及斯特拉文斯基[2]《婚礼》与《诗篇交响曲》中的某一部分，我们发现其中每一次创造出这一类声场都像是第一次听到一样，声场发出的声音直到成为字词的回声，即字词所有的声音，都是日常生活中不曾听到过的。我只相信这种情况。在格鲁贝尔的《贝蕾妮丝》[3]中，其表现差不多都是静止状态的，我只对那种激发情绪动作感到惋惜，那样就和话语脱离开来了。贝蕾妮丝的悲声泣诉由当今最好的女演员柳德米拉·迈克尔来演，却并不具有它本该有的声场。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说谎呢？贝蕾妮丝与提图斯，他们应该是宣叙者，拉辛是导演，剧院大厅，那是人性之所在。为什么不可以在沙龙、在小客厅里演出？我在这里这么说，人们会怎么想我在所不计。就请提供一间客厅让谁来读《贝蕾妮丝》，你们看好了。在《萨凡纳海湾》[4]中，两个年轻的情人按照我们叫做“转述语”的那种方式进行对话，这时，各个人物说的话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那种情况的开始。在海牙，曾出现某种奇怪的事情，我最喜爱的两位女演员竟没有做到这一点。她们把全部戏剧保持在她们的视野之中，她们眼睛看着大厅，在讲到两个情人的故事的时候，同时又表现了在剧院中发生的一切。

自一九○○年以来，法兰西喜剧院没有上演过女人写的剧本，在维拉尔的国家人民剧院，奥德翁剧院，维勒班，柏林剧院，斯特雷勒的米兰小剧院，都没有上演过一位女作家或女导演的戏。后来，萨罗特[5]和我，我们的作品开始由巴罗尔剧团[6]演出。这时乔治·桑的作品在巴黎一些剧院上演了。这种情况持续有七十、八十、九十年。在巴黎，根本看不到女人写的剧作上演，也许整个欧洲都是如此。这种情况是我发现的，不是什么人告诉我的。这种情况毕竟在我们周围如实地存在着。后来有一天我收到让-路易·巴罗尔给我写来的一封信，问我是否愿意将题目叫做《林中的日日夜夜》[7]的小说改编为剧本上演。我接受了。改编本经审查遭到拒绝。剧本一直等到一九六五年才演出。取得巨大成功。但是，没有一位批评家指出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在法国舞台上演出的第一个女人写的剧本。

[1] Les yeux bleus cheveux noirs， 作者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小说（一译《乌发碧眼》）。

[2] Igor Fiodorovitch Stravinski（1882—1971），美籍俄裔作曲家。

[3] Bérénice，拉辛一六七○年所作悲剧。贝蕾妮丝与提图斯是其中人物。

[4] Savannah Bay，作者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剧本。

[5] Nathalie Sarraute（1900—1999），法国新小说派作家，文艺理论家，主要著作有论文集《怀疑的时代》，小说《天象仪》、《黄金果》、《您听到了吗？》等。

[6] Jean-Louis Barrault（1910—1994），法国著名演员、导演，曾参加法兰西喜剧院，后与其妻著名演员玛德莱娜·勒诺组成巴罗尔剧团。

[7] Des journées entières dans les arbres，作者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小说，一九六八年发表的剧本（收于《戏剧集》第二卷），一九七六年获让·科克托奖。

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

公路从奥弗涅[1]、康塔勒穿行而过。我们下午从圣特罗佩[2]启程，乘车跑了大半夜。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是在哪一年，反正是在盛夏。我是在那年年初认识他[3]的。我在一次舞会上遇到他，舞会我是独自一个人去的。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当时他想在天亮前在奥里亚克停车。电报迟误了，电报原是打到巴黎去的，后来又从巴黎退回到圣特罗佩。下葬[4]本来定在第二天下午以后举行。我们曾在奥里亚克那家旅馆做爱，以后我们又做过一次。后来在早晨我们又来过。我认为这次旅行途中那种渴望就是那样在我头脑中明确出现。是因为他。我相信是那样。不过我不怎么肯定。但无疑是因为他，是的，就在他充满这种欲望与我相会的时候。而他这个人，和别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就像是夜里遇到最后一个顾客一样。我们勉强睡了一睡，一大早我们又动身了。这条公路既漂亮又怕人，走一百米就是一个拐弯，没完没了的。是这样，整个行程都是这样。这种事在我生活中以后没有再发生过。那种地方所在都有。在身体上。在旅馆房间里。在河岸沙滩上。有黑夜的地方就有。在古堡，在古堡墙内，也有那样的所在。在猎逐的残暴中，也有。是有这样一些男人。在恐惧中。在树林里。在不见人迹的小路上。一些池塘。天空。我们还利用沿河岸上的一个房间。我们做爱。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们喝酒。他还无情地打人。打脸。打身体上某些部位。我们相互接近都感到很害怕，都禁不住震颤。他送我一直送到花园的高处，古堡[5]入口的地方。殡仪执事人，古堡看守人，我母亲的女管家，还有我的大哥，都在。我的母亲这时还没有入殓。所有的人都在等我。我的母亲也在等。我吻了她那冰冷的前额。我的大哥在哭。在翁赞教堂有我们三个人，看守人都留在古堡。我心中只想着留在河岸那家旅馆等我的那个男人。我对那个已经死去的女人，还有那个哭着的男人，她的儿子，没有什么于心不安的。我从来不曾对他们有过什么牵记不安。此后，还要和公证人见面一次。有关我母亲遗嘱的处理，我都同意，我把我的继承权解除了。

他在花园里等我。我们在卢瓦尔河河滨那家旅馆过夜。以后，我们在沿河一带逗留多日，周围地方都走遍了。我们留在房间里一直拖延到午后。我们喝酒。我们还出去喝酒。我们又回到房间里。然后夜里再出去。出去找夜间开门的咖啡馆。真是疯了。我们根本不能走出卢瓦尔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寻求什么，我们都不说。有时我们也怕。我们陷入一种深沉的痛苦之中。我们哭。要说的话都没有说。我们后悔彼此并不相爱。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事情。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在我们一生中不会再有，但我们什么都不说，对于我们同样面临的欲望的这种奇异安排，我们什么也不说。整整一冬，都属于这种癫狂。当事情转向不那么严重以后，一个爱情的故事出现了。后来我就写了《琴声如诉》。

[1] Auvergne，法国中部旧省份；下文康塔勒省（Cantal）属奥弗涅地区，奥里亚克（Aurillac）为康塔勒省省会。

[2] Saint-Tropez，法国濒地中海瓦尔省滨海城市，与戛纳相距不远的避暑胜地。

[3] 据说即热拉尔·雅尔洛（Gérard Jarlot），曾获一九六三年法国梅迪西斯文学奖；杜拉斯男友，一九六一年杜拉斯曾与他合作，为导演亨利·科尔比创作了电影剧本《长别离》，该片获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有关此人情况，参见本书《说谎的男人》一文，便可以了然；而杜拉斯却对他爱得十分投入，称“他是魅力的化身”。

[4] 指母亲的下葬。

[5] 此处古堡，是母亲晚年居住之地。参见《情人》。

酗酒

好几年整个夏天，我就一个人生活在诺弗勒，大量饮酒。到周末才有人来。一个星期，我就一个人住在一座大房子里，在这样的情况下，酗酒自有其涵义。饮酒使孤独发出声响，最后就让人除了酗酒之外别无所好。饮酒也不一定就是想死，不是。但没有想到自杀也就不可能去喝酒。靠酗酒活下去，那就是死亡近在咫尺地活着。狂饮之时，自戕也就防止了，因为有这样一个意念，人死了也就喝不成了。起初，我是逢有节庆日、政治集会才喝酒，开始是喝几杯葡萄酒，后来喝威士忌。后来，在四十一岁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人，他的确是爱酒的，他每天都喝，喝得适度。很快我就把他超过了。像这样，持续有十年之久。一直喝到肝硬化，吐血。我有十年停止不再喝酒。这是第一次。后来我又开始喝，过后我又停止不喝，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烟也不抽了，只是在又开始喝酒的时候烟又抽起来。因此第三次我中止喝酒。我从来没有吸过鸦片，也没有服用过大麻。我曾经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制剂有十五年时间，麻醉品我从来没有用过。开始我喝威士忌、苹果烧酒，这类我叫做淡而无味的酒，还有啤酒，韦莱马鞭草酒——这种酒据说对肝脏尤其有害。最后我开始喝葡萄酒，而且喝起来从不中断。

酒一经喝上，我就成了一个酒鬼。我就像一个酒鬼那样接连不断地喝。我喝得把所有的人都抛在后面了。我开始在晚上喝，后来中午也喝，再后来早晨也喝，以后在夜里也喝上了。每天夜里喝一次，后来是每两小时喝一次。我从来没有用过别样的麻醉品。我早就知道，如果我用海洛因，那上瘾将是快速的。我总是和几个男人一起喝。酒精一向是和性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酒使它辉煌灿烂，因此它是不会溶解消散的。不过这是在精神上。那种快感的实现，酒可以取而代之，但不能代之而行。有性迷狂的人一般并不是酗酒者。酗酒者，即使是“属于污水沟的水平”，仍然还是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如今已经是一个比资产阶级更有知识的阶级，也有酗酒的倾向，全世界都是如此。体力劳动无疑是男人所从事的工作，这种工作让男人直接诉之于思考，所以也倾向于饮酒。请看看思想史便可以知道，酒精促使人说话。这就是那种所谓精神性之所在，甚至可以达到逻辑性精神错乱的境地，这也是理性试图去理解这个社会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公正统治一切”，一直到使人发狂——理性一向是以同样的失望而告终。一个酒鬼有时粗鲁，但极少是猥亵的。他有时愤怒，杀人。当他喝得过量，他可能返回生活恶性循环的开端。有人说到幸福，说那是不可能的，但他知道这个词语意味着什么。

人们缺少一个上帝。人们在青年时期，一旦发现那是一个虚空，又对之毫无办法，因为那本来就是子虚乌有。醉酒于是用来承受世界的虚空，行星的平衡，行星在空间不可移易的运行，对你来说，还有那痛苦挣扎所在地专有的那种默无声息的冷漠。一个喝酒的人就是行星际的人。他在行星际空间移动。他守候在那里。酒不可能提供什么慰藉，它不能充实个体心理空间，它只能顶替上帝的缺失。它不能安慰人。相反，酒能在人的疯狂之中将人强化，酒能把他转移到至上的境界，人在那里就可以成为他的命运的主宰了。酒对于人的这种功能，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是创造幻象，在其中，任何人的存在，任何女人，任何诗，任何音乐，任何文学，任何绘画，都不可能代替酒。酒在这里取代了创造。酒对于本该信仰上帝又不再信仰上帝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这样起作用的。酒是贫瘠的。人在沉醉之夜说出来的话语白昼到来就随同黑夜一起归于无有。沉醉什么也不创造，沉醉在话语中是行不通的，它使智力昏暗，使心智沉眠不醒。我在酣醉中说话。幻象是完整的：你说出的事，没有人再去说它。酗酒并不创造任何可留存的东西。那是一阵风。像话语一样。我曾在醉酒中写作，我有能力使沉醉采取尊重态度不要让我感到酗酒之可怖。我从来不喝得烂醉如泥。我从来不快速狂饮。我不时地喝，不喝到昏醉、沉酣不醒。我从人世中退身而出，可望而不可即，但并不喝成酩酊大醉。

一个女人喝酒，那就像一个动物，一个小孩喝酒一样。酗酒，因为是女人，因而引起公愤，成了丑闻：一个酗酒的女人，那是罕见的，也是严重的。无异是冒犯神圣。在我周围，我就见识过这种公愤。为了表示有力量公开对抗，譬如说，夜里只身一人去酒吧，我经常须在喝过酒之后才这样做。

对什么人说，你喝得太多了，永远是为时已晚，太迟了。“你喝得太多。”这样说不论在什么场合都是牵强的，令人不快的。谁是酒鬼，他本人根本不知道。在百分之百的场合下，人们听到这样的消息，都认为是一种冒犯，他说：“你对我说这个，那你是对我心怀不满。”至于我，对我这样说，可我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在这里，我们都处在根本不容许动一动的空间范围之内。人们听任许许多多人死去，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我相信服用毒品不存在这种引起公愤的事。毒品完全把服用毒品的人从人类隔绝开来。毒品并没有把一个人抛到外面去，丢弃在街上，没有造成一个无处栖身的流浪汉。酗酒，那倒是在街上，在收容所，还有其他众多酒鬼。服用毒品，为时很短，很快就死掉，或患上失语症，无声无息，紧闭门窗，僵在那里不动。不喝酒，就得不到任何慰藉。自从我不再喝酒，我对我曾经酗酒总是怀有体恤之情。我的确喝过好多好多。后来他们跑来帮助我，这时我就讲我的故事，喝酒的事，我闭口不谈。很简单，简单得简直让人无法置信，真正酗酒的人，无疑是最单纯的人。处在这样的境地，痛苦不过是假装的痛苦。流浪汉并不是不幸的，说这种话未免愚蠢，因为他们从早到晚十足二十四小时都在酩酊大醉之中。他们所过的生活，除开大街，便无处可活。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冬季，他们宁可面对死亡、严寒的危险，也不愿去领取收容所过夜发放的一公升红葡萄酒。人人都在研究他们为什么不愿进收容所，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最难堪的并不是夜里的几个小时。如果患有顽固性失眠症，那显然最为危险。家里不应存有一滴酒。有一类酗酒者仅仅是从喝一杯葡萄酒开始的，我就属于这一类。我可不知道医生给我们戴了一顶什么帽子。

那就好比一座发电厂在运转中，一个酗酒者的身体，仿佛各个不同部分全部连结起来组成整体。脑居于首位。这就是思想。首先是在思想上，其次是身体，他认为那就是幸福。因为有所得，于是，一点一点渗入吸收，于是，上路——是这个词：上路了。一段时间过去，就会有所选择：一直到无知无觉，主体正身丧失，或者停留在幸福初露端倪的状态之下。每一天，都可以说是死去了，又可以说还活着没有死。

第六区的乐趣

全世界都在谈论第六区[1]的那些赏心乐事，对此，我可没有那个福分。

“塔布”，我相信我大概去过一次，也许两次，不，我不认为我竟去过两次。我去“两个瓷人”、“花神”，很少很少。自从我写出《广岛》[2]出了名，那也就告一结束，对那些要命的露天咖啡座只有退避三舍。我常去“利普”，那是因为费尔南代斯[3]一家人。不过，“四季”我是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骄傲。我个子非常之小，所以个头大的女人去的地方我就避开不去。我的衣着每天都是老一套。我只有一件裙服，黑色的，战时穿的那件，什么地方都穿，都行得通。我常常像年轻人那样为不合“潮流”而深感羞愧。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我这一生都让羞愧笼罩不得解脱。

一生之中，去“塔布”或“两个瓷人”，一转眼就变得为时已晚，去不成了。公众聚会的场合，或者是跳舞，以我所有的时间看，我是说，作为女人，这一切，转眼之间，就宣告结束了。

[1] 即巴黎拉丁区。下文“塔布”、“两个瓷人”、“花神”、“四季”均为第六区有名的咖啡馆，“利普”是第六区一家著名的啤酒店，都是作家、艺术家、名人经常出入之地。

[2] 指作者一九六○年出版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

[3] Ramon Fernandez（1894—1944），法国文学理论家，以巴尔扎克研究著名。

永隆

先是在永隆[1]，以后才是河内[2]。我曾经讲到永隆，河内没有。永隆，我曾经讲过，是交趾支那偏僻地区的一个居民点。地处乌瓦洲平原，我想，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多水之地。那时我才八至十岁，发生了一件事。有如惊雷，或者像宗教信仰。在我这一生，竟有这种事发生。我已经活到七十二岁，依然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居民点的林阴小路，在歇晌的时间，白人居住区，道旁开满金凤花的大街，阒无行人。河水也在沉睡。于是她乘着她那辆利穆新黑色汽车驰过。她的名字大概叫安娜-玛丽·斯特雷特[3]。又叫斯特莱泰。她是行政管理区行政长官的女人。他们有两个孩子。他们是从老挝迁到这里来的，她在老挝曾经有一个年轻的情人。他刚刚自杀死了，因为她离开了他。全部都在这里了：就像《印度之歌》[4]中所写的那样。那个年轻人留在老挝没有走，他们是在那个居住区相识的，在湄公河上游很远的北方。就在那个地方他自杀死了。在琅勃拉邦[5]。

为这两个情人共有的这条大河向下流经一千公里，经过这个地方，这就是永隆。我还记得在我作为孩子的形体中产生的那种感情：接触到对我来说应该是必须禁止的那样一种知识。世界是如此浩瀚恢宏，还具有一种十分明显的复杂性。对此，必须发明一个词来说明人们清楚知道却不理解那样一种应该理解的事。这一切是不许说出口的，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对我的母亲也不能说，我知道，有关生命的这一瞬间，我的母亲，对她的孩子，过去，她是说谎了。我必须由自己一个人保有那种知识。自此以后，那个女人也就成了我独自一个人的秘密：安娜-玛丽·斯特雷特。

[1] Vinh Long，在今越南南方，是作者有的小说中写到的背景。

[2] Hanoï，越南首都，原名升龙，一八三一年改名为河内。

[3] 这一人物在作者的小说《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一译《劳儿之劫》，本文提及的小说人名、地名，均按译者原译）、《副领事》、影片《印度之歌》等作品中均曾出现。小说《情人》也曾写到这个人物。

[4] India Song，作者一九七三年写的剧本，一九七五年拍成影片，是从小说《副领事》改写而成。

[5] Luang Prabang，在今老挝。

河内

其次是河内，我从来没有讲到过河内，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永隆之前，先是在河内，时间要早六年，就住在我母亲买下的小湖边上那座房子里。在那个时候，我母亲还招收了几个寄宿生[1]，几个年轻的男孩，十二三岁的越南人和老挝人。他们当中有一个孩子，有一天下午，叫我跟他一起到一个“小小躲藏地”去。我不怕，就跟他到那个躲藏地去了。那是在湖边，在两间小木屋之间，两间小木屋想必是附属于别墅的。我记得那是类似两侧木板隔墙中间一条狭窄的走廊。书中写的破坏童贞的地点大多是这一类地方：更衣室之类。湖已经变成大海，那种缱绻欢乐已经出现，按其本性依其本原已有所显示，孩子到了知道那种欢快的光年并且已经接收到那种信号，受到触发，这在孩子身体内一经出现就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二天，那个小小年纪的越南人被我母亲赶走了，因为我认为我有责任把一切告诉她，对她做出坦白。记忆是清楚的。我被人接触过，那似乎就是受到污辱，有失名誉。我才四岁。他十一岁半，还没有到青春期。他的那个小细棒还是柔和绵软的，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用手握着它。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们两个人用手抚弄，逐渐用力。然后，他停下来。拿在我手中的那种形状，那种温热的感觉，我不会忘记。于是那个孩子把眼睛闭起，脸向着那不可企及的快乐扬起，这位痛苦的殉道者，他已经有所期待了。

我以后没有对我母亲再讲起这件事。她认为，终其一生，我早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她曾经对我说：“不要再去想它，永远永远不要去想。”这件事我长时间都在想，就像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情一样。此后又经过很长的时间，我才在法国讲给一些男人听，不过我知道我母亲对小孩这一类游戏是从来不会忘记的。

这一幕戏自身早已转换地点。事实上，它是和我同时成长长大的，从来不曾从我这里疏离避去。

[1] 母亲原是河内的小学教师，小学校长。

黑色团块

当人们写作的时候，仿佛有某种本能在起作用。写作仿佛是处在黑夜之中。写作可能发生在我之外，在某种时间混乱之中：即处于写与已写，着手写与应该写，对显在的知与不知，意义充盈、涵泳其中与臻至无意义境界这两者之间。世界上存在着暗黑团块这种意象并不带有什么危险性质。

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由潜在的存在向现实的存在过渡。它并不是一种表达。它不涉及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它涉及的是在你的生命沉睡过程中，在不为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它有机的过滤，对已在的和你所促成的情境进行破译。也不是“移情”，与此全不相干。我说的本能，可能属于写出之前对他人来说是不可解读的那种东西的阅读。我可以换一个方式说，我说：读自己的写作，就是你还未为他人解读就开始去写的初始状态。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下降、俯就于他们的写作，让书写出以后能够为他们所阅读。还可以换一个方式说，换另一些词语表示，情况也是一样。在你相属的生与死之间，面临着一大团混沌之物。我经常感到已经处在并将要处在两种状况间的那种对质之中。我处在中间地位就把那已在的一大团混沌之物从中提出，转移出来。我得把它打碎，这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的问题。也需要手段灵活机敏。动作还要比你那方面更为敏捷快速，那一方面还没有动手写，一直停留在思想的高度上，永远面临消解的威胁，在即将出现的叙述的虚无缥缈之中分解，将不会落实到写作的层次上，艰苦地写，它也是拒不接受的。我感到，有时，没有写的那一方面沉睡，就此消沉下去，以至于泯没，在将构成一本书的通俗写作中却求得一吐为快。但是，在两种状态之间，也许有许多可庆幸的中间状态。这样，无疑也可能取得可喜的收获。在写《情人》过程中，我有一种发现的感觉：那一切，在我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在那一切之前，原来也存在在那里，我认为那是另一种情况，那才是属于我的，为我所有。那一切因此以一种流畅转化而成为写作，那种流畅让人想到醉酒后说出的话语，而那种话语又让你永远觉得清晰，单纯。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其后，突然间，阻力出现。你就像是穿了一身钢盔铁甲一样，由自身通向自身，由自己通向他人，都不能通行了。我所知道的事怎么说、怎么写，都发生牴牾，这是一种可悲的拒斥，不容你下笔，写不下去，仿佛那是不可能的事似的。十分钟以后，两个字词在文本中相遇合，一切又畅通无阻了。

写作并不是叙述故事。是叙述故事的反面。是同时叙述一切。是叙述一个故事同时又叙述这个故事的那种空失无有。是叙述一个由于故事不在而展开的故事。洛尔·瓦·斯泰因是被S.塔拉举行的一次舞会给毁了。洛尔·瓦·斯泰因恰恰又因S.塔拉一场舞会而得以形成。

《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是一本属于另一类型的书。一本独特的书。只有这本书，在某些卷入洛尔·瓦·斯泰因疯狂的读者-作者，与一般读这本书的读者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区分开来。

我对我已经说出、重复说出和我没有说出的事也做出区分。我以为这本书属于已经说出的那一类：即S.塔拉举行舞会，洛尔·瓦·斯泰因看到她的未婚夫和那么一个穿一身黑衣不相识的女人的那种情景，她是那么气愤，以致痛苦也被遗忘想不到了。被抛在一边，被出卖，她并没有感到痛苦。正因为痛苦隐没未发，所以她后来陷入疯狂。似乎还可以换一个说法，说她的未婚夫投向另一个女人，她完全明白，完全理解，不过，她已经介入一种选择，即做出违反自己的选择，由于这一事实，她失去了理性。这是一种遗忘。冬季结冰期也有这类现象。水在零度时就变成冰，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严寒中空气呈静止状态，水因此忘记结冰。水可以降到零下五度才凝结成冰。

我没有说出的，是我在我所有的书中所写的女人，不论她们年纪有多大，她们无不是出自洛尔·瓦·斯泰因。也就是说，她们对自己都有某种遗忘。她们都是眼睛明亮灼灼有光的。她们又都不知谨慎，而且缺乏远见。她们没有一个不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生活痛苦不幸。她们都很胆小。她们都害怕大街，她们并不期望幸福会找上身来。书中和影片里写的女人行列中所有这些女人，从《恒河的女人》[1]到洛尔·瓦·斯泰因最后定稿，即我已遗失的那个手写稿本，都是相似的。为什么我这里想到我那个手写的稿本？我不知道。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在进行戒酒治疗期间我曾经发生过许多幻觉，其中就有这样一种幻觉在。

事件发生经过是在城里。俱乐部灯火通明，同样的舞会还在继续进行，仿佛舞会已经延续了二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是的，我认为是这样。是S.塔拉那次舞会的复现，不过是在戏剧性的层次上。在那里，人们对洛尔·瓦·斯泰因的认识并没有前进一步，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到了终点，结束了。洛尔·瓦·斯泰因也快要死了。她已经不再来纠缠我、打扰我了。我已经把她杀了，我杀她是为让她不要跑到街上来，睡到我的家门前，我在书里写的是时时躺在海边沙滩上睡觉，在风里，在严寒之中，等待[2]：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人们在赞美她的疯狂。现在她已经老了，她坐在一个由人抬着的椅子上从俱乐部里被抬出来，她已经变成一个中国女人了。椅子由四个男人扛在肩上抬着，就像抬一架棺材一样。洛尔·瓦·斯泰因浓妆艳抹，涂得五颜六色。她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看着人们，看着城市。她的头发染上颜色，那厚厚的脂粉涂得像一个老妓，她是毁了，人们也许会说，她一生下来就毁了。她成了我一生中最美的一个句子：“在这里，一直到河边，是S.塔拉，而且过了河，还是S.塔拉。”

塔拉，就是在岩石旅馆顶楼里由那个有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青年在那个夏夜喊出的那个词。

几天前，我有一个朋友从里约热内卢回来，对我说：“想想看，我们那本书，洛尔·瓦·斯泰因，那么难读，可是我一下飞机，在机场书店的橱窗上，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闪闪发光的几个字母，O Deslumbramento 5°Edição[3]。”

洛尔·瓦·斯泰因。

疯狂的女人。

她在S.塔拉那一次舞会上就已经注定是那样了。她一直停留在那里，依然如故。舞会却在扩大。以她为中心，形成了许多同心圆，圆圈还在逐渐扩大。现在这样的舞会，这样的舞会的声音，已经扩展到了纽约。现在，洛尔·瓦·斯泰因，她已经成为我所有的书中居于首位的一个人物。这是很奇特的。我的这个小疯子。正是她，“销售”得最好。

[1] La femme du Gange，作者一九七三年发表的电影剧本（一译《恒河女》）。

[2] 指作者其他有关小说中所写的情景。

[3] 葡萄牙文，《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第五版。

博纳尔

不……不是莫奈，也不是马奈。是博纳尔[1]。事情发生在伯尔尼某些人那里，发生在一些著名的绘画收藏家那方面。有一幅博纳尔的画：上面画着一个女人和一家人在一条小船上。博纳尔一直想把画上那张船帆修改一下。由于他非常坚持，人们同意他把那幅画再改一改。后来，博纳尔把画改好交出，说他认为这幅画是完成了。画上的船帆竟漫过整个画幅。现在，风帆已经盖过了海，越过坐在船上的人，占满天空。这种情况在一本书里，在句子转折处，也会发生，这样你就把全书的主题给改变了。你未加注意，不知不觉间抬起眼睛往你的窗口一看：原来黄昏已经降临。第二天早晨你又会在另一本书里发现这种情形。绘画，写作，并不是在明光通透中形成的。欲有所言，却又永远找不到相应的词语。

[1] Pierre Bonnard（1867—1947），法国画家。

披巾的那种蓝色

这本书中这个年轻女人的那条蓝色披巾是怎样一种蓝色，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过，其中有严重的遗漏，那种蓝色却不在此列。譬如说：我也是唯一看到她的微笑她的顾盼的人。我知道我根本无法把它给你描写出来。让你看到那一切。没有人能做到。

所以，有一些东西永远不为作者所知。对我来说，洛尔·瓦·斯泰因在她举行的晚会上，有塔吉阿娜·卡尔，还有其他几个玩台球的男人参加，她的某些仪态动作、某些大胆行动，我就无所知。在室内深处，可以听到提琴声。那是洛尔的丈夫在拉提琴。洛尔·瓦·斯泰因的仪态表现，她在这次晚宴上与雅克·贺尔德[1]的那种默契，这种关系竟改变了书的结尾，其中的含义我不可能表达，也无法说出，因为我和洛尔·瓦·斯泰因在一起，她也不完全知道她的所作所为以及为什么要那样做。布朗肖[2]责备我为接近洛尔·瓦·斯泰因利用一个中介人物，如雅克·贺尔德。[3]他大概希望我和洛尔·瓦·斯泰因在一起而不要中介人物。可是我，洛尔·瓦·斯泰因，只有当她与另一个人物介入某种行动，我才能听到她、看到她，否则我就抓不住她。她自始就不是和我身对身面对面像在《副领事》中写的那样。一个文本，就是一个全部向前发展的整体，这并不是什么可供选择的问题。尽管我在书的结尾发现某一人物爱上另一个人物而非我所指定的那个人物，我也决不改变书中已写出的过去，因为那是已经写出的，要改宁可改动它的未来。遇有这样的时机，即我发现其中的爱情不是我所深信的那种爱情，我只有和这新出现的爱情共处，追随其后，再起步前行，我不说被抛弃的爱情是虚假的，我只是说它已经死去。在洛尔·瓦·斯泰因这一次晚餐之后，色彩依然不变，墙壁的色彩，花园的色彩，全无变化。没有人知道落在变动的发生点上的究竟是什么。

我谈写作谈得太多了。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知道。

[1] 塔吉阿娜·卡尔、雅克·贺尔德都是《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中的人物。

[2] 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法国理论家、小说家。

[3] 小说《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先是以叙述者第一人称叙述，后又转换由书中人物雅克·贺尔德以第一人称叙述。

男人

如果有人有意要做出概括的话，可以说《死亡的疾病》[1]便是《蓝眼睛黑头发》的原初状态。不过《死亡的疾病》早已成了一桩公案了，在这里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也是无可比拟的。

有些人，从彼得·汉德克[2]到莫里斯·布朗肖，都认为《死亡的疾病》是对立于面对女人的男人的。这样说也未尝不可。我说，如果男人是在这一点上对《死亡的疾病》发生兴趣，那是因为他们从中更多地揣测到与他们相关的什么东西。他们居然有所发现，这很了不起。同样不同于一般的是，有些人在The Malady of Death[3]中并未看到一个处在许多面对男人的男人中的男人，而且进一步，确实有一个以十分明确的方式仅仅面对女人的男人。

男人大多是同性恋者。所有的男人都有可能是同性恋者，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没有遇到相附者，或遇见将之显示给他们的那种明显性而已。同性恋者对此是知道的，而且明白地讲出来。认识并且真爱这些同性恋男人的女人对此也是知道的，同样也在谈说。

这种伪装的异性人[4]，他总是往前凑，嘁嘁喳喳叫个不停，很有意趣而且妙不可言，在任何场合都是宠儿，在他身体和头脑的中心明显标示出男女之间器官上与关系上那种不相容的矛盾完全消失，处在这第二位的位置上，这就是女人方面绝对的悲哀。

这与其说是真实经验带来的后果，不如说是一种直觉，一种属于男人之间实际发生的事的盲目感知。这并不是男人个人的一种认识，也不是对男人一般状态的认识，它仅仅是一种显示。现在我还找不到一个字眼来指称这种事。现在，我只是知道它，但找不到一个词来说明它。它是存在在那里，但缺少一个说法。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通过隐喻的方法去接近它，并隔开一个距离去加以处置。现在我不会像在《死亡的疾病》中那样说话了，我宁可说：这是同一个字词含有的差异，不知是差异中的哪一种，即关于字词哪一投影具有重要性，有关一个字词可以说出的那个意思。一种色彩缺少灵气，它立即也就变成一种不相称的不好的蓝色。这是一种非常微小的差异，但它可以毁去一切，或者相反，在海上，在大地上，在任何地方，没有那种阴影出现，也许一切完好。在眼睛看来，那毕竟是一袭并无爱情的轻柔美好的面纱。

在男人与女人之间，是虚幻想象最具有力量的地方。在这样的场合，他们受到性冷漠的阻隔，女人如今是更加倚仗这种冷漠了，它可以把对女人有所欲求的男人拒之于千里之外。女人自身大多数时间并不知道剥夺她欲望的这种疾病究竟是什么。人们通常认为，她不知道什么是欲望，欲望在女人身上如何表现，女人认为一向该怎么做，她觉得像其他一些女人一样，她也那么去做就是了。这一点无需多说，应该说一说的是：人们认为，虚幻想象没有出现，欲望一定是十分强烈的。这就是所谓性冷漠。性冷漠就是对于向她自荐的男人无所欲求的女人对欲望的虚幻想象。这种冷漠就是女人对那个她还不知的男人在属于他之前就永远忠诚相许。性冷漠就是对于不属于那个男人的一切无欲望。性冷漠的结果于是成了一个不可预见、不受限制的概念，以致没有一个男人能够与之聚合。这是女人为她的情人所独有的那种欲望。一个男人不论他是谁，不论属于什么社会阶级，如果她对他有所欲望，这个男人就是她的情人。这种献身于世上唯一一个人的志向是无法核实无法解释的，这完全是女性的禀赋。于是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异性恋中，情人之间，欲望同样可以十分热烈，男人和女人一样也会变成性冷漠，还会变成机能丧失，如果换一个伴侣，不过这种情况极为少见。这种情况虽然属于某些基本概念范围，是很令人失望的，但这些概念无疑十分接近真实。

异性恋是危险的，人们在这里被完全推向欲望的二重性领域。

在异性恋状态下，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男人与女人双方不可调和，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企图，只是一次一次爱情更新之中让这种所谓爱情显得辉煌伟大就是了。

同性恋激情就是同性恋。同性恋者所爱的对象，就像是爱他的情人，他的祖国，他的创造，他的土地，但不是爱他所爱的人，这就是同性恋。

我们被我们所爱的充满欲念的人触及的地方，在阴道的凹陷处，它在我们肉体中有如一个空洞在那里发出反响。这个地方我们所爱的人的小棒原本不是在这里的。对这个爱人我们决不会发生误失。也就是说，在这个为一个男人即我们所爱的人所专有的地方我们无法想象另有一个不相关的小棒可以接近它。一个不相关的男人触及我们，我们就要反感惊叫。我们占有我们所爱的人，就像他占有我们一样。我们相互占有。这种占有的地域就是绝对主体性之所在。正是在这里，我们祈求我们所爱的人给予我们最为强有力的频频撞击，以求在我们全身、在我们空空的头脑中充满反响。就此一死我们也心甘情愿。

不了解女人，不曾接触一个女人的身体，也许从没有读过女人写的书，女人写的诗，这样的作家在从事文学工作，他是在自欺欺人。他对类似的既成事实不能无所知，他也不能成为他同类人进行思考的主人。罗兰·巴特[5]，也是一个男人，我同他本人有过友谊，但我始终不能欣赏他。我觉得他永远属于那种一成不变的教授思想方式，非常严谨，又有强烈的偏见。他的书《神话学》系列，我看过以后，就无法再读了。在他死后，我曾设法读他那本关于摄影学的书，这一次我仍然读不下去，除去其中关于他母亲一章，写得很美。这位可敬的母亲，曾经是他的同伴，是他像沙漠一样的一生中唯一一个主人公。随后我又试着去读《论爱情话语片段》，也未能如愿。书写得极有才智。不错，那是有关爱情的札记，是这么一回事，爱情，出于无所爱，也就什么也不是，我觉得那是什么也没有的，可爱的人，不论怎么说，的确可爱。不论怎么说，他是一位作家。某种已经僵化、写作循规蹈矩的作家。如此而已。

甚至宗教上特殊神宠说，也有必要向不知者开放，让他走进来，允许他来捣乱，让他捣乱捣乱不要紧。法律也必须开放，让它开放以便什么东西都能进入其中，打乱那种已成惯例的自由。应该向不信宗教的人，被剥夺权力的人开放，开放某些事情的未知方面，让它们都表现出来。在罗兰·巴特那里，所缺少的就是这些东西，也没有这样的动向，更没有比自我更为强烈、贯穿在表现中青春期的那种冲动。大概罗兰·巴特童年时期一经过去，立即就进入成年时期。青春期的种种危险他并没有经历过。

男人常常从性的方面解释我书中所写的事物，仿佛那就是我既定的立场似的。他们从他们读到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之中精心挑选出一些什么来。他们对于不属于他们的那种性关系加以嘲笑。

在《情人》一书中，有些男人对白人小姑娘和中国情人这两个人物感到难以接受。他们说，翻看翻看，要么索性闭上眼睛不看。他们是闭着眼睛阅读的。对他们来说，《情人》是写一个古怪的家庭，以及散步呀，轮渡呀，所谓Saigon by night[6]，殖民地乌七八糟的小酒馆之类。他们竟看不到那个白人小姑娘和中国情人。对于多数人来说，情况不同，《情人》中那两个人物却使他们内心充满了自古即有的来自男人内心深处的那种无从意料的欲念，即乱伦、强奸的欲念。对我来说，那个到城里上学去的小姑娘，走在有电车道的宽大马路上，走在市场上，走在净是面目黧黑的人群的人行道上，其目标就是要走向那个男人，她有责任委身于她的情人，她所有的那种自由，我已经没有了，我已经失去那种自由了。

手出现在身体上的情形，我还记得，瓮中倾出水的那种清新，我也记得。天气炎热，那种炎热现在已经不可想象了。我现在就是那个让人洗浴的人，我的身体他不去擦干，全身水淋淋地就把我放在行军床上——木板光滑像是丝绸，凉凉的——他打开风扇。他以一种力、一种温情使我昏迷绵软，把我都吞没了。

皮肤。小哥哥的皮肤。也相似。手。也是一样的。

我认为一般说男人对待女人的行为是一种粗鲁行为，而且专横。但是这种行为并不证实男人粗鲁或者专横，它只证明男人在与异性交合中是这样的。因为这种交合，他感到不适。他扮演一个他讨厌的角色。在异性交合中男人期待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这么说吧，他个人的一个时刻。但是他自己也并不清楚。许多男人在与异性交合中独自一人在等待，躲在他们那个角落里，与他们的女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不论是在沙龙，在海滩，或者是在街上，谁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可以以亿万计。那些男人，他们扮演着在与异性交合中的角色，当他们脱离这个角色时，他们的态度就不再谨慎了。和女人之间谈私房话完全一样，男人只能和男人，另一些男人，谈体己之事，他们谈话谈的就是性。而谈性也就是处在性欲之中。那当然不同于谈体育竞赛，或者谈公事。

有许多事情被女人搞错了。她们之间谈的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事。在精神领域，她们是不得入内的。这方面的事有所知的女人甚少。还有许多女人，无所知。多少世纪以来，女人都是由男人来教育的，男人告诉她们对男人来说她们是低人一等的。但是处在次等地位，被压迫的地位，谈话反而更加无所拘束，更加普遍化，因为她们本来就停留在物质性生活之中。这种谈话更是自古有之。女人在一本专为女人写的书中见到天日之前经过多少世纪始终背负着那种几乎像石像一般的痛苦不幸。男人不是这样。所以女人仍然是青春之所驻，是鲜洁明艳的。只是她过去不知道就是了。

他们与我们之间应有的共同点，就是那种惑人的魅力，而魅力也就是不分彼此。不论作为男人还是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发现相同之处。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在你的生存之中，你的处于特殊地位的伴侣，即属于你的身、心，你的种族，你的性的那种伴侣，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的伴侣。你应该在这样的心境下接纳女人。你和你在一起生活的女人，你和她有性关系，有通常、实用、与烹饪有关、维持生存、爱情、甚至激情以及生育儿女、组成家庭的关系，那是另一个人，作为一个男人的第二号男人。但在男人身上那个第一号男人，那个伟大的人，他除了同他的兄弟、其他男人相关以外，并无其他确定性的关系。你的那些女人，她们的闲谈对话，你大体可以一听，并不从细处去分析，那些谈话传到你这里来无异都属老调重弹。女人，那是不去听的。女人的话，是没有人听的。关于这一点，没有人会指摘你。女人确实让人感到厌烦，女人确实也不敢摆脱她们所扮演的角色。你恐怕也不愿她们那样去做。法国的资产阶级，看一个女人，永远是看成次要的。不过现在女人是明白了。她已经走了，她离开男人走了；她比过去幸福多了。过去她是由男人代表的。现在和同性恋者在一起情况变得好多了。

从男人异性恋过渡到同性恋是一种来势极猛的危机。没有比它更大的变化了。男人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他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大多数时间，他不能制服这种危机，弄清真相。首先，他一点也不理解，而且同性恋这种假说，当然，他拒绝。这样的男人的女人，她知道，她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或者从别人那里，女朋友那里学来的，于是她什么都“一清二楚”了。男人在过去所说所做的一切，她都看得清清楚楚。她说：“一向如此，他就是看不见。是别人，像他那样的人发现的。”

这会酿成大灾难。开始是潜在的。人们注意到某种轻微的人口减少。人们是不肯劳动了。在这样初始时期，为了工作完成，求助于大批移民。继之，就不知道还应该再做什么了。人们等待的很可能是最后的人口锐减。人们只有倒下大睡。最后一个男人死去也许在不知不觉中。但是新的异性相恋可能出现，于是那种“喜剧”再度开始。

是的，谈论性的问题的确很不容易。男人，在成为一个管子工或作家、出租汽车司机或一个无职业的男人，或记者之前，男人毕竟是男人，不是异性恋者就是同性恋者。其区别在于有人了解你，所以才那样向你提示，另一些，不过是迟后一些罢了。应该多多去爱男人。多多益善。对于他们，要为爱而爱。舍此没有其他可能，实在是无法容忍他们的。

[1] La maladie de la mort，作者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小说。

[2] Peter Handke（1942— ），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他的作品被视为“反小说”、“谎话剧”。

[3] 英文，《死亡的疾病》。

[4] 即改扮成异性的人，此处指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

[5] 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结构主义批评家，战后法国“新批评派”的杰出代表。下文提到的《神话学》（一九五七），关于摄影学的书即《描像器》（一九八○），《论爱情话语片段》（一译《恋人絮语》，一九七七）。

[6] 英文，夜西贡。

房屋

房屋，就是家庭寄居的房屋，为让孩子和男人居住其中，专为他们而设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地方，是收容他们东奔西闯的所在，消解他们外出冒险的气质，分散他们成年以后出走外逃的心性。探究这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就必须接触那种细腻到难以掌握的材料，也就是说女人的思想，围绕以房屋为表征的那种疯狂事业的女人内心思想。这就是寻索出如何能把孩子和男人连结在一起的共同点这样一项烦难的工作。

由女人创造出来供人安居其中的家屋，这就是所谓乌托邦的所在。对这样的期求女人永远是不会拒绝的，就是说，她用意所在即使不是为了她一家的幸福，她也还是要一再求索，她对这一事业的关注仿佛就环绕在求索之上，哪怕事业已经成为一般命题，她也决不肯放弃。女人总是说，对个别人的幸福应该了解，但不能轻信。她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引导自己的孩子以后去追求生活的幸福境界。引导她的孩子关注生活，这本是女人、母亲的愿望。作为母亲，她知道对他人的幸福的关注较之只相信个人幸福对孩子来说危害较少。

在诺弗勒，我经常下午开始去厨房准备晚饭。那是在他们外出工作，或是到荷兰水塘那里去散步，或者是在房间里睡觉，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去做事。这时，住房的底层和花园，就全部属于我了。在生活中每逢这样的时间，我才清晰看到我是多么爱他们，一心只希望他们好。他们走后出现的那种静寂，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这种静寂，如同潜入海水之下。既是一种幸福，又是置身于设想未来那种十分清澈明净的境界，这也是一种思想方式，也许可以说无思想的方式——相去不远——也许这就进入写作的境界了。

不能操之过急，要细心注意，让这样的状态继续下去，同时我还要为午后不在家的人准备晚饭。我烧好浓汤，要是他们很饿，他们就会发现汤早已备好。要是浓汤没有准备，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要是没有准备好的东西，也就等于什么也没有，人也就无从谈起了。各种食物经常是一早买来，准备在那里，至时只要蔬菜拣一拣去皮洗净，放到浓汤里，一烧即可。这就好比写文章，动笔写起来就是了。别的也没有什么。

我想购置一处房屋已有很长时间。我从来不曾奢望我可能占有一处新房。在诺弗勒，房子是早在大革命前就有的两处农村建房。它差不多已经存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这事我经常想到。一七八九年，一八七○年[1]，它就已经在那里了。在朗布依埃森林与凡尔赛森林相交的地方。一九五八年它才归属于我。我想到有些夜晚，不禁为之感到痛苦。我知道过去有这样一些女人曾经在这里住过。我发现这些女人在我之前住在同样的这些房间里，在同样的暗影中。在我之前，在这四堵墙中间，已经有过九个世代的女人，还有许多人，在这里，围在炉火周围，孩子，仆人，养母牛的妇人。整个房子都被人体、小孩、狗出入来去磨得光滑，门边角上还布满擦痕。

一年一年过去，女人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些事，孩子小的时候，她们老是想着：怎样让他们不要生病，她们都牢记在心。这一切几乎又永远是做不到的，得不到什么结果的。

有一些女人就做不到，她们居家无方，处事笨拙，把住房弄得不堪负荷，塞得满满的，她们不知道房屋要打开，向外敞开，她们什么都搞得不对头，什么也做不成，使得住房也难以住下去，无法生活，孩子一到十五岁只想离家出走，就像我们从家里逃出来一样。我们逃走，是因为只有这么一条路，就是母亲早已料到的那种出外冒险。

很多女人对这种混乱状况不能妥善处理，所谓家庭中的混乱成为居家一大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操持一家有难以相信的困难，这些女人是知道的，知道她们无法胜任。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都无济于事。这些女人对这种混乱只能在家里从这一个房间转移到另一个房间，换一个地方，把混乱隐藏到地下室去，或者掩藏在锁上的房间里，或者投入箱笼橱柜深藏密敛，在她们自己的住家中，像这样，竟还弄出一些加锁封闭的地方，这些地方锁好之后再不打开，即使面对家人也不怕招来耻笑。她们当中大多用心良好，也很天真，以为混乱问题“以后”总会解决，哪里知道她们叫做“以后”的那个时间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出现。等那个“以后”真的到来，为时已晚，来不及了。所谓混乱，是指财产积累，采取财产分有的办法解决起来也困难重重。我相信任何女人都为不能割舍、分有而感到痛苦。有一些人家，保持一处大房产，小孩呀，伯爵先生呀，村长呀，裙衫呀，玩具呀，居然保留了三百年。

我固然有所割舍，我也为之十分惋惜。我们一向因为把一生某一段时间空空抛去而抱憾。但是若无所弃，不愿割舍，把时间保持下来，也只有加以归整存入档案活过一生。许多女人无缘无故把电费和煤气发票保留达二十年时间，只是为了时间、用途、过去多少岁月保存下来，这样的事是常见的，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留下。

这个问题我要再说一说。必须反复说一说。一个女人的工作，从起床到睡下，与战争中度过一天同样艰辛劳苦，比一个男人的一个工作日还要艰苦，因为女人必须制订她与别人、她家里的人、外界的惯例相应的作息时间。

一天上半日五个小时，她要给孩子准备早餐，给他们梳洗，穿衣，清理室内，整理床位，自己也要梳洗，穿衣，外出购物，做饭，布置餐桌，二十分钟内让孩子吃好饭，还要吼叫，送孩子去上学，清洗餐具，洗涤衣物，以及其他等等。也许要到下午三点半，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才能看看报纸。

一个家庭的好母亲，当她打发她分割零碎不相连贯的时间，这时，对男人来说，却是一片安谧无声的不明显的连续时间。

此外，这种安谧无声的连续时间实际是作为那种相同的生活而不是作为一种表征被接受的，比如工作。在这里，我们就深入到事情的深在方面了。

可以说，这种安谧无声的连续时间由来已久，一向如此，对于女人周围的人来说，甚至变成虽有若无的。我意思是说，女人的辛劳工作对男人仿佛是天空上的雨云，或者是云中降下的雨。这种职能抵于完成正像每天的睡眠所完成的职能一样。男人因此而感到满意，他的家于是宣告一切顺利。中世纪的男人是如此，大革命时期的男人是如此，一九八六年的男人，也是如此。

有一件事我忘记说了，就是女人必须牢记：对儿子不能估计过高，正像对父亲不能过高估计一样。对于女人不妨也这样看。女人死了，照样一哭了事。这就意味着，她是无可替代的。

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过去，不论我站在哪一方，不论处在世界历史哪一个世纪，我所见到的女人无不是处在一种深受限制难以忍受的情况下踏在死亡的绳索上跳舞。

现在，不论转向我们这个时代的哪一个方面，我看到的处处都是旅游业或银行界以及各种传媒类公司的小女明星，她们处在这种等级的拔尖地位，真是娇艳无比，而且不知疲倦，一律是信息灵通，但她们同样也是踏在死亡的绳索上跳舞。

所以，你看，我写作并无目的。我觉得我写就是因为非写不可。我不是有所为而写。我也不为女人写。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

我读过弗吉尼亚·伍尔夫[2]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还有米什莱[3]的《女巫》。

我根本就没有书房。都散失了，连藏这样的想法也只好放弃。都完了。上面说的那两本书，那就好比我把我的身体和我的头脑打开来，好像我是在十九世纪的森林和手工制造场里阅读关于我在中世纪生活的故事。那本伍尔夫的书，我从来没有看见有一个男人读过。M.D.，我们是两相分离了，就像她在她的小说里说过的那样[4]。

房屋的内部。物质的家宅。

我的母亲，就是我上的第一个学校。让我们看看她是怎样组织她的几处家宅的。她怎样把它们打扫得一尘不染。是她教育我懂得什么叫清洁，一九一五年在印度支那，那个有三个小小孩的母亲，她的出于本性、简直成了迷信似的、病态的洁癖。

这个女人，我的母亲，她的心愿无非是让我们，她的孩子，在生活中任何时候，不论发生什么事，哪怕发生最最严重的事件，比如战争，都不要陷入措手不及的窘境。只要有一个住处，有我们的母亲，我们就不会被抛弃，就不会被风暴卷走，就不会陷于困境。战争，水灾，旱灾，孤立无援，这些事都可能发生，但是对我们来说，住房，母亲，吃的喝的总是有的。我相信一直到她死，她都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准备果酱贮存。她还贮砂糖、干面条。这是出自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的悲观估计，这种悲观主义我也全盘继承下来了。

“大堤”那个插曲[5]，我母亲被骗蒙受极大损失，并且被所有的人抛弃。她在孤立无援情况下把我们抚养成人。她给我们解释说她受骗了。钱被盗走，并被抛弃，因为我们的父亲已经死去，没有人来保护她。有一件事她是确知的，那就是我们一家人都被抛弃了。

操持好家务，我也有这种偏好，而且很深。我一生都保持有这样的癖性，这种癖性至今还在。就是现在，大橱里是不是存有吃的东西，为了维持生命，活下去，继续活下去，我时时都必须知道必需之物是不是有准备。为了我所爱的人，为了我的孩子，我也一样尽力设法把船装足，以备生命之旅之所需。

我现在还常常想到我母亲在她任职的居民点住过的几处房子，从她的住处去最近一个白人居住区，到最近的医生那里去，也要走七小时的路程。在她工作所在地，食物和药品，很是齐备，药粉，消毒药皂，明矾，酸性剂，醋酸，奎宁，消毒剂，吐根碱，助消化药，治肺气肿药，治肝病药，木炭，无所不有。我是说，我的母亲是远远超出我的母亲的，她简直像是一个机构。本地人也来看她，让她治病。家的范围已经扩大了。确实是这样。在我们一生中，我们很早就对这一切有了自觉意识，对这一点我们非常感激我的母亲。这就是母亲，这就是围绕在母亲四周的家屋，这也就是居住在那个房屋里的那个母亲。她已经预见到时势险恶，灾难的年代必将到来，她因此把自己扩展开去超出于她自身之外。我的母亲亲身经历过两次战争，前后有九年生活在战火之中。她还在等待第三次战争。我相信，直到她死，她一直都在等待这第三次战争来临，就像等待下一个季节到来一样。为此她注意看报，我想，她是试图在字里行间看看战争是否迫近。我不记得她对我说过战争延缓这样的话，一次也没有。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的母亲给我们表演过战争玩。她拿起一条长棍当作步枪，扛在肩上，在我们面前开步走，唱着《桑布尔-默兹之歌》[6]。最后她竟泣不成声。我们安慰她。是啊，我母亲是很爱男人的战争的。

我相信，母亲，几乎是在任何场合，在我们孩提时代所有的场合下，在童年期以后，在生活的一切场合，母亲所代表的就是疯狂。她始终比可能遇到的怪人、疯人更为奇怪更加疯狂，对我们，她的孩子来说，就是如此。很多人谈到他们的母亲，也常说：“我说，我相信，我的母亲真是疯了。疯了。”人们在回忆的时候，也不禁为他们的母亲大笑。这是很有趣的。

在诺弗勒堡，我在乡下的房子里，曾为家中必备的物品开出一个单子。差不多开出二十五种东西。那个单子一直保存在那里，因为那是我亲笔写的。单子上列出的始终保持完备无缺。

在特鲁维尔这里，情况不同，这里是公寓房子。我在那边设想的在这里不适用。但是在诺弗勒的储备永远都在。这就是那个单子：

这个单子一直都在，贴在墙上。上面已经都有了，没有再增加其他物品。自从这个单子开出，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有五六百种新产品创造出来，可是这个单子一项也没有采纳。

住房分有外部秩序，内部秩序。外部秩序就是对家里可以看到的管理，内部秩序是属于观念方面、情感的承载和与孩子们贴近的那种永恒不变的感情。按照我母亲所设想的居家生活，实际就是为我们布置好一处住家。我想不出她会为一个男人或一个情人布置房舍住处。这方面的举措完全与男人不相关。男人可以建筑房屋，但不能创造家庭。从根本上看，男人对孩子是无所作为的。在物质方面，他们什么也做不来。他们只知带小孩去看电影或外出散步游逛。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是这样。他们下班回来，洗得干干净净，面貌一新，准备上床睡觉，这时小孩才到他们身上让他们抱一抱。他们觉得是很幸福的。男人与女人之间差异极大。

附带说一说，从根本上看，我认为女人的处境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即使有人帮助她们做家务，即使她比以前更富有经验，更有才智，更大胆，全部家务还是由女人承担。即使她现在更加自信。即使她现在比以往动笔写要多得多，女人仍然需要专注于男人，她并没有变化。女人的基本愿望仍然是照料家庭，把家庭维护好。如果说她在社会地位方面有变化，那么她做这一切也是额外加上去的，即这种变化是额外多做而形成的。可是男人，他是否有什么变化呢？几乎没有。也许少一些叫嚷。现在他变得更加寡言少语了。是这样。看不到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他沉默、不说话。由此出现无声无息的情况，而且显得十分自然。因此他自己的声音沉默下来不出声了。

女人就是家，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可能是谁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男人紧守着家，是不是由女人来担负他呢？我说是。因为在这样的时刻，男人就归属于小孩方面去了，和小孩没有什么不同。

男人的需要像小孩的需要一样，必须给以支援。对女人来说，这同样也是一种赏心乐事。男人自以为是英雄，但始终和小孩子一样。男人喜欢战争，打猎，钓鱼，摩托，汽车，也像小孩一样。当他睡去，那就更看得清楚了，所以女人才这样喜爱男人。这一点用不着说假话。女人爱天真的、凶狠的男人，女人爱猎人，爱战士，女人爱小孩。

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就这样延续下来。在孩子小的时候，我到厨房去给他拿东西吃，拿来放到桌上。吃了一盘，等着还要，我就去做，什么也不想，只觉心喜幸福。很多女人都是这么做的。就像这样，像我一样。当孩子不到十二岁，她们这样做，孩子长大，她们继续这样做。比如意大利女人，在西西里，你可以看到八十岁的女人服侍六十岁的孩子。我亲眼在西西里看到这样的事，看到这样的女人。

一座房子，永远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那就像是谁赠送给你一艘游艇、一条船一样。管好一处房屋，不论是动产，不动产，反正为人所居，那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并非真正完善，在治家中错失百出，为人轻佻，那就是在持家之中对一些损坏不立即进行修缮的女人。对于房屋住处的修理，我是一定要做到底的。我很喜欢一直深入到细节方面去，而读者可能不了解这是为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一说。有许多女人，总是等着有三个电插座损坏，吸尘器裂开，自来水龙头漏水，才去叫管子工修配或者另外去买插座，她们这么办，是不对的。一般来说，是女人孤单无助才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她们“没有过问”，可是她们心里却想丈夫应该注意这些事，由此推断她们的不幸原因在丈夫身上。这些女人不明白，女人操持家务终其一生一向如此，所以男人在家中是什么也看不见的，他们自幼所看到的不过是他们的母亲，那个女人。电插座坏了他们当然是看到的，你看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咦，插座坏了，”说过就走开了。如果吸尘器损坏，他们是看不见的，这东西他们什么也看不出来。小孩也是一样，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对男人来说，女人的行为是看不透的。如果女人有什么事搞错了，如果她忘记什么，或者，比如说，为了报复，电插座她有意不去买，那么，男人对之还是视若无睹。他们也许会对自己说，电插座她不去买，或吸尘器她不去修，自有其理由，要求她去做这做那在他未免欠妥。他们当然怕突然与失望正面相对，把事情招到自己身上来，那就糟了。有人对你说：男人现在也“介入”了。情况如何现在还不大清楚。男人试求“介入”——到这种物质生活的困境中去——这是肯定的。但我还不知道如何去思考这件事。我的一个男友，他在家做饭，搞家务。他的女人什么也不做。她十分讨厌搞家务。做饭，她是一点也不会的。后来我的这个朋友带孩子，做饭，擦洗地板，跑街购物，整理床褥，什么苦差事都干。此外，他还要工作挣钱，供养他的女人和几个小孩。他的女人怕吵怕乱，要是她喜欢她还想有几个情人。于是她在男人和两个孩子居住的房子不远处搞下一处小房子。这种事他也接受，因为她是他的孩子的母亲，他必须留住她。他什么都接受。他并不感到痛苦。怎么说呢？我么，我看到这样一位身负如此重大责任的男人，总不免有一种轻微的厌恶的反应。

有人对我说，男人大多从事繁重工作，在那些大百货商店的工具柜台前可以看到他们。对这一类事，我不作答。因为繁重工作，那正是男人的体育活动。从办公室出来，伐木，那是一项体育活动，不是工作。一个有中等体力、一般体魄的男人，如果有谁对他说这种事必须去做，他就会去做。洗两个盘子，他可以做，跑街采购，他可以做。他认为买了马铃薯回来，他也是英雄，他一向就有这种可怕的倾向。可是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人说我这是夸大其词。人们时时都对我说：你过分夸大了。你认为是那么说的是不是？你说：理想化，说我把女人理想化了？也可能。是谁说的？反正把女人理想化，对女人并没有什么不好。

你可以想一想你对我所说的事情你究意想要它怎样。因为我是在对你谈女人的辛劳工作，所以我不得不对你采用一种不易理解的语言。主要是谈一谈女人，她的居家，女人四周的环境，她为得到福利而进行的操劳。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毕竟是有差别的，不相同的。母亲的身份毕竟不是父亲的身份。女人，处在为母的地位，是把她的肉体都给予她的孩子、几个孩子的，孩子在她身上，如同在小山岗上，在一座花园里，他们吃她，在她身上拍打，在她身上睡觉，她听任吞噬，她常常是怀抱着孩子睡上一睡。在父亲那方面根本不存在类似事情。

也许女人在她母性和夫妻关系的历程中是自己分泌出自己的失望的。也许在她一生的历程中，她的王国在日复一日的失望中丧失。也许她青春时代的憧憬，她的力量，她的爱心，在最为单纯的合法性之中受到创伤由她流失净尽。也许是这样吧。也许女人原就是殉道者。也许女人只有在她的才干、公正、烹饪、道德的显示中才能得到完美的展现，所以她总要抛弃一些什么。

也有一些女人，她们总要抛弃一些什么。我就抛弃很多。

十五年中，书一出版，我的文稿我就抛弃不要。要追问是为什么，我认为那是为了把罪愆抹去，以便在我自己的眼睛看来罪恶可以减轻一些，让我在我的环境中“好过一些”，为的是，作为一个女人，把写作的不正经削弱一些，这种情况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了。做衣服剩余的料子，吃剩下的食物，我要保留，可是那种东西我不要。十年之中，我把我的手稿一把火烧掉。后来有一天有人对我说：“留下来以后可以给你的孩子，人家就不知道了。”

是在诺弗勒房子客厅的壁炉里烧的。付之一炬，那是最彻底的销毁。难道我知道我一生中那么早就成了一个作家？无疑是知道的。那几天过后，那样的情景我都没有忘记。那个地方又变得清清爽爽，洁净如初。房屋内部窗明几净，桌面上空着，光洁可鉴，可供使用，留下的痕迹都揩得不见踪影。

过去，女人保留的东西很多。孩子的玩具，他们的作业，他们最早的作文，她们都保留下来。她们还把孩子幼年时的照片珍藏起来。那些照片已经发暗，漫漶看不清了，她们还是爱不释手。她们还保留她们少女时穿的衣裙，结婚时新娘穿的裙衫，橙花花束，但最重要的是那些照片。她们的孩子所不认识的一个世界的照片，只对她们具有价值。

物质财富像潮水一样涌入家庭，也许最早导源于巴黎经常泛滥的大倾销、超倾销、出空销售，这已是历时很久的惯例。那种无用之物，夏季滞销秋季减价销售，秋季卖不出去推到冬季出售，女人专买这一类东西，像吸毒上瘾一样，不是因为她们需要，而是因为东西便宜，这一类“疯疯癫癫事”一经进入女人家中往往就成了一种秘密约会。她们说：“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就像她们讲到某夜同一个不相识的男人在旅馆过夜一样。

在前几个世纪中，大多数女人都有两三件短上衣，一件上装，两条衬裙；冬天能穿的都穿在身上，夏天一块棉布方巾四个角结一结就是衣服。她们就携带这些东西外出接受雇用或者出去嫁人。现在女人穿用衣物比两百年前非多上两百五十倍不可。可是女人居家度日那种性质依然没有变化。永远是那种写成文字早就描写过的生存方式，让她自己看也是这副模样。总归要扮演一个角色，按这个字眼最普通的含义说，这种角色有意无意也非她扮演不可：因此女人的生活，这种行动形态，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已经形成的那种深度的孤独戏剧，女人就在这出戏里旅行。这种旅行，不是去打仗，也不是十字军远征，仍然还是留在房子里，在树林里，在她的头脑里面，头脑也是经过一定信仰筛过的，经常也是脆弱的、病态的。女人在这种状态之下，升格成为很有本领的女巫，你就是这样的女巫，我也是这样的女巫，所以人们就用火把她活活烧死。有那么几个夏季，几个冬季，在某些世纪的某些时刻，女人仿佛随着时间一同漂流，随着声、光飘逸来去，到丛林中去搜索兽物，追寻禽鸟的鸣叫。女人这一类失神飘忽男人全无所知。男人是不可能了解这类事情的。男人担任公务，从事职业工作，有不可推卸的职责，他无法了解女人，完全不了解女人的自主权。自有历史之初，男人就不再是自由的了。多少世纪以来，与女人接近的男人，是农奴；他们一向无知落后，惹人发笑，常常挨打，是无能的。他们在女人的环境中给女人逗趣取乐，而女人，女人庇护他们，救援他们使他们免于一死。在这些世纪中，在某些时间，一些孤独的飞鸟就在日光将逝暝色弥漫中声声呻唤。黑夜或迟或早终于降临，这要看在什么季节，是哪些天，还要看天色，或者还要看看人们心中估计受到惩罚的轻重，视情况而定。

林中的茅屋想必是牢固的，足以抵御豺狼，抵制男人。比如说，这是在一三五○年。她是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不能再大。在这样的年纪，她难得外出。在城市，有疠疫肆虐。她一直辗转在饥饿之中。还有恐惧。孤独随着饥饿在不断扩大，孤独成了支配一切的力量。这既不是饥饿，也不是恐惧。米什莱不可能想象我们为什么竟是这样瘦弱，发育不良。我们为留住一个小孩要生下十个孩子。我们的丈夫还远远离开我们。

我们的绝望就像一座大森林，我们什么时候才厌弃它？还有暹罗？还有男人，在柴堆上燃起第一把火的男人？

原谅我们经常谈起这一切。

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的历史就是在这里形成的。不是在别的地方。我们没有爱人，除非是睡眠中的爱人。我们没有人的欲望。我们看到的只有动物的面貌，森林的形式和美。我们怕自己。我们的肉体只感到冰冷。我们就是寒冷、恐惧、欲望做成的。过去人们用火烧我们。在科威特，在阿拉伯半岛的平原上，人们还在杀我们。

还有一些房屋，建筑十分精良，是经过完善思考，专家事先周密计划，没有任何缺陷。我偶然听说房屋在使用中也有始料不及之处。餐厅是大的，因为在这里接待请来的客人，但是厨房狭小，愈来愈小了。可是人们通常都在厨房吃饭，所以很挤——一个人走出去，其他的人须起身让路，可是这样的厨房仍然不肯放弃。

有人企图让人们不要在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要聚在厨房里，在这里到了晚上他们所有的人都来，很温暖，和母亲在一起，母亲一边做饭一边谈话。配膳室，还有制做、存放棉制品的地方，都不存在了，这些地方本来是不可代替的，就像宽敞的厨房、庭院都不可缺少一样。

现在，你根本不可能给你住房设计图样，图样设计出来也很难看，有人告诉你说：“以前是好，现在有些专家就弄出这些东西来，究竟比你的要好。”

看到人们注意力这样发展，我真感到厌恶。一般说，现代房屋都缺少这一类房间，主要命题的附项，即厨房、卧室。我是说那些储藏日常用品的房间。有人问：安置熨烫衣物，储藏备用品，缝纫，存放胡桃、苹果、干酪、器械、工具、玩具等等这些地方怎么可以不要。

同样，现代房屋没有给孩子、狗留下可以跑跑、玩游戏的前廊，那里还可以放雨伞、外衣、书包；不要忘记，前廊是小孩爬爬玩的地方，玩累了，又是躺下睡觉的地方，从那里可以把他们拖上床，他们长到四岁，他们可以自己走到前廊去，当他们对大人、大人的哲学、不论对什么感到厌烦，他们就可以到前廊去，他们对自己有所疑虑，他们无所求地闷声哭泣，也可以去那里。

住房一向不给孩子安排一个地方，一直是这样，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就是城堡也是这样。小孩对房屋其实看也不看，但是他们了解，各个角角落落他们比他们的母亲还知道得多，小孩总是翻来找去。总在寻找什么。房屋，小孩并不去看它，不去看就像不看自己包容于其中的肉体外壁一样，他们不看，可是他们什么都清楚。当他们离家远去的时候，他们就要注意看它了。

我还要谈谈水，住房的整洁。住房脏乱，那是非常可怕的，一定是那里的女人肮脏，男人肮脏，孩子肮脏。不是家庭不洁净，就不可能住到那种房子里去。脏乱的住家，对我来说，还意味着别的一些什么，即女人的某种危险处境，一种盲目性，她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有目共见，这一点她忘记了，她的不洁并不自知。餐具堆成堆，到处是油腻，平底锅全都肮脏不堪。有些人等不干净的餐具蛆虫滋生才去清洗，我见过这种人。

有一些厨房看了叫你害怕，令人失望。最糟的就是小孩在污秽中生长，他们一生都会滞留在污秽中走不出来。婴儿不洁，是最最污秽的。

在殖民地，污秽肮脏是致命的，这种污秽招来老鼠，老鼠引发鼠疫。还有皮阿斯特[7]——纸币——导致麻风病蔓延。

至于我，保持清洁已成了一种迷信。谁对我讲到某人，我总要问这人是不是洁净，就是现在我也要问，如同我问一个人是否明智、诚恳或正直。

在《情人》中，为注意文本中有关洁净的问题我下笔十分踌躇，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在孩提时代我们在殖民地一直是生活在水里的，在河里洗澡，早晚用双耳瓮倾出清水冲浴，除非是上街，到处都是打赤脚，赤着双脚用大桶水和仆役的孩子一起冲洗房间，那无异是仆役的孩子和白人的孩子伟大情谊的节日。逢到这些日子，我的母亲欢喜得笑出声来。我想到我的童年，就不能不想到水。我的故乡是水乡。是湖泊、流泉的国度，泉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还有水田，还有平原上河川浸润的泥土，下暴雨的时候我们在小河里躲避。雨下得又细又密，为害甚大。只要十分钟，雨水就把花园淹没。雨后发热的土地散发出那种气味有谁说过。还有一些花卉。还有某处花园里有的一种茉莉。我是一个不会再回到故乡去的人了。因为与一定自然环境、气候有关，对小孩来说，那就是既成事实。这是无疑的。人一经长大，那一切就成为身外之物，不必让种种记忆永远和自己同在，就让它留在它所形成的地方吧。我本来就诞生在无所有之地。

最近，人们大概准备把厨房的地坪捣碎——在法国，在诺弗勒，就在这里——准备给楼梯修建一级增补踏步。房屋在下沉。这本来就是一座老房子，靠近池塘，土地疏松而且十分潮湿，房屋是在一点点地沉降，楼梯第一级已经变得很高了，走上去也吃力。泥水工也许挖了一个洞要找出下面碎石层部分，可是这里也在下沉，再挖下去，一直在下沉，很严重，究竟沉降到哪里去呢？是怎么一回事？房屋基建在什么上面呢？人们停止不再向下挖了，也不去看它了。把挖出的洞封上，浇灌上水泥。人们做了楼梯那级增补踏步。

[1]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一八七○年，普法战争爆发。

[2] 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小说家、批评家。

[3] 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作家。

[4] M.D.即玛格丽特·杜拉斯，感叹她与写小说的M.D.已告分离，似乎成了两个人。

[5] 参见作者一九五○年出版的小说《太平洋大堤》（一译《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6] Sambre et Meuse，据说此系一次大战时期传唱的歌曲；桑布尔-默兹军团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荣誉军团。

[7] piastre，越南殖民地时期的货币。

卡堡

那是在卡堡[1]大堤尽头近游艇停泊港那个地方。沙滩上有一个小孩在放中国风筝，就像《八○年夏》里面所写的那样。这个小孩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别的小孩就在他四周打球玩。我在平台上，离那个地方相当远。有风，已近黄昏。那个小孩在那个地方还是一动不动，竟是这样，开始让人觉得难以承受，以致痛苦不安。竭力去看，去搜索，发掘那样一个形象，能看到的依然是他一直在那里没有动。这个小孩两腿瘫痪，瘦得像细木棍似的。肯定会有人去把他扶起带走。别的小孩都已经走了。只有那个孩子还在那地方玩他的那个风筝。有的时候，我说，我简直要死了，可是后来还是把那本书继续写下去。天黑之前，肯定会有人跑去把孩子带回来。天空上飘扬的风筝指明他所在的地点，那是不会错的。

[1] Cabourg，法国卡尔瓦多斯省城市，濒英吉利海峡塞纳湾，海水浴疗养地。普鲁斯特生前常来此地，他小说中所写的巴尔贝克就是卡堡。

动物

动物，我真想有这样一些动物，要很多，各种各样的。在巴黎就不可能有一头奶牛，就像不可能发疯一样。在巴黎把一头奶牛拴在大楼门前，第二天一早，对牛来说，以及对房主来说，那就成了精神病收容所了。上个星期，我在电视上看到北极冰层下跑出一头大熊。这熊伸出头来，看了一看。它纵身从它的洞里爬出来，因为衰弱无力，跟着就跌倒了。这头大母熊在一九八六年冬天养下三只小熊，它三个月不吃，一动不动。它的三只小熊倒长得非常壮实，吃它的奶，喂得很好。它么，它是衰竭无力了。第一天，它钻出洞外一分钟，第二天，十分钟，等等。过了一个星期，连滚带爬它一直下到海里去了。它一面在水里游，一面注意看，不许小熊跑出洞口。它毫不迟疑地吃了半只小海豹，另一半带回去给孩子吃。它个头大得像戴高乐将军，它是让人这么想的。堂皇富丽。在它的洞口一百米的地方，公熊正在那里注意看着。它停下来，轮到它也去看看那头公熊。公熊可吓坏了，于是溜之大吉。

特鲁维尔

特鲁维尔。这是我现在住家所在。这也就代替了诺弗勒和巴黎了。就是在这里，我认识了扬[1]。他从天井走来，笨手笨脚的，人很瘦。他走路很快，正处在某种消沉时期。他面色苍白。他先是张皇害怕，过后，这种恐惧减退。我让他去看看海。从露台上眺望大海，那可是一项难以置信的奢侈。城市轰炸过后，总有废墟、尸体遗留下来。你往大海里投下一颗原子弹，过十分钟大海就恢复原状。水是不可模塑的。我写到扬一九八○年来到我家，扬在那时总是不停地打电话。他每天要打十个小时的电话，他正处在打电话时期，八月一个月打了四千九百五十法郎的电话。他给他不认识的人打电话。也给他生活中只见过一次的人打电话。也给十年前在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见到的人打电话。每打一次电话，他都要尖声叫笑。这样，做事就困难了。过后他就到山里去乱走。有几次一连三天叫一个什么人，这样告一结束后，也就放开没有事了。我经常叹赏有地位的人物发出这样一种感慨，如：“若是没有我的女人我就不会成为现在这样，”这确是本世纪从迪梅齐尔到戴高乐以来所有伟大人物说出的最为谦卑的言词。

[1] Yann Andréa（1952— ），作者晚年的生活伴侣。

星

死亡，死亡降临到自己身上，原本也是一种回忆。就像现时一样。它完完整整已经在这里出现，仿佛是对已经到来的什么的回忆，就像是即将来临的回忆，过去年代已经积累了许多春天，春天来临，同时，和我们在一起，有一片绿叶也正待出现。同样，一颗星爆发，发生在一亿七千四百万年前，在地球上看到是在一九八七年二月某一日夜里一个规定的时刻，时间之准确正好是那片绿叶爆芽那一天那个确定的时间。死亡也是这样的现时，这一理式也许人们还没有认识到。

M.D.制服

玛德莱娜·勒诺[1]，她是伊夫·圣洛朗[2]给她提供服装的，他给她做的裙衫，她穿在身上，嗬，好极了，她穿着走出去，风行一时。有人问：她是不是真知道她穿的衣裙是新式样。此后，玛德莱娜，她之所知也就少而又少了。她和我，我们彼此相爱重，深深相爱，我相信她是知道的。我常说，我们两个人，玛德莱娜和我，不会成为喜欢打扮卖弄风情的女人。不过，事情可是复杂得多。我有一件制服穿到现在已有十五年之久，这就是M.D.制服，这种制服看来已经成为一种look Duras（杜拉斯款式）了，去年竟被一位女装剪裁师所采纳：一件黑色坎肩，一条筒裙，卷领套衫，和一双冬季短筒靴。我说：那不是漂亮不漂亮的问题，那是不确切的。对特定服装的考求，在于形式与内容、自以为显示出来的与期求显示的、自以为是那样与期望以所穿衣物通过暗示呈现出来的这两方面的一致。获得这种一致也不一定非去追求不可。一经得到，那就是确定下来了。最后也就把你也给确定下来。总之，结果就是这样。这就是一种舒适。我个子很小。由于这一事实，绝大多数女人穿的大部分服装，我都不能穿。这种困难，这个问题，我这一生都给打上了烙印；为使一个身材较小的女人不去注意它，有关衣着之事，在我这里，千万不要触及。许多人决不提我这人穿衣总是一成不变，还是照此办理为好。所以说，这是衣着上的千篇一律，像穿制服一样，正像他们所看到的，事物存在的理由为何不必多说。我决不带手袋。我的生活已经发生变化，原因也就在此。甚至在穿坎肩之前，不过，也所差无几，大同小异而已。

我么，确实没有必要把美丽的衣装罩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在写作。这一类事，在写作之前，是有价值的。男人喜欢女人写作。他们只是不说出来。一个作家，就是一片不可理解的奇异的土地。

好了，你什么都知道了。

[1] Madeleine Renaud（1900—1994），法兰西喜剧院有极高成就的女演员。参见页一四注②。

[2] Yves Saint Laurent（1936— ），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

作家的身体

作家的身体也参与他们的写作。作家在他们所在之地，也会激发性欲。就像国王和有权势的人那样。男人，那就好比他们在和我们的头脑一起睡觉，进入我们的头脑，同时又进入我们的身体。对我来说，也不例外。在非知识分子的情人那里，这一类迷狂也起作用。对一个工人来说，女人写书，正是他之所无。所有男作家女作家加在一起，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都是最好的性对象。在我年轻幼小的时候，我曾经被一些有年纪的男人所吸引，因为他们是作家。排除智力，我简直不可能设想性的问题，何况智力对它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而且也无从排除。知识分子大多是笨拙的情人，胆怯，而且惊慌害怕，漫不经心。他们是作家，对他们自己的肉体同样也漫不经心，此事与我相距甚远，与我不相干。我注意到，在做爱上辉煌华美的作家很难说是大作家，远不如在那方面做得不好而且慌慌张张的那些作家。有才华的人，天才，呼唤的是强奸，他们呼唤它就像他们召唤死亡一样。冒牌作家就没有这类问题。他们是健全的，同他们相处，安全无事。在夫妻作家之中，女人讲到他们的职业，说：我丈夫是一位作家。丈夫说：我女人也写。孩子说：我爸爸他写书，我妈妈有时也写。

阿兰·万恩斯坦

最近一个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些恶劣的日子，那就是一本书写完出现的那种孤独感，好像书已合上却继续滞留在我身上，再次又弃我而去。对此我讲不清楚。就在昨天晚上，十一月二十五日，阿兰·万恩斯坦在《法国文化》节目播放过程中，滔滔不绝持续讲了两个小时，我竟一个句子也说不出，好像我患了失语症似的，真叫人怵目惊心。阿·万恩斯坦一直在等待那个必不可少的时间，最后我还是讲了一点什么。接着我又顿住了。我问自己，这样的事在我身上怎么会发生，我究意做了什么，做的是怎样一场噩梦。我弄不清。肯定是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六十五岁时发生的，和Y.A.[1]，同性恋者。这无疑是我这后半生意想不到的事，最可怕又最为重大。很像《痛苦》[2]中出现的情况。不过这里所说的事例，说到的男人，他就在现场，我并没有等他回来，他也不是关在集中营的，他人就在这里，他在守护着我，帮助我与死亡进行搏斗，这就是他做的事，这件事他本心是不知道的。他对这件事并不知道，他相信是这样。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两个人之中是他或是我死了，他和我不论谁对于继续活下去这样的想法都无法承受。我们知道，我们相爱。我们都不说。这是无法接近无法想象的事，甚至对我们来说，这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的。不过是这么一个故事，这样一本读起来让人精疲力竭的书，而且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扬就像疯了一样朝这本书扑过来阻止书继续写下去，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却激励他也拿起笔去写了。

在美国医院那次陷入昏迷状态[3]，也曾有几次短暂的清醒，我看见他就在我身边，那是一些极其少见的时刻，为时短暂，我看出他对我是有所欲求。我问他，我也对他说了：“这样昏迷过去，你不知道我会不会活下去，你还会要我。”他对我说：“是，真是这样。”我们是谈过，但是没有结论。后来我无力再说下去，我也不可能再写了。甚至一把调羹也拿不住，我口涎不停地流出来，弄得到处都是。走路也不行，不能走了。我什么都弄不清了。我倒下了。这就是他所要得到的那个女人，这就是他以Y.A.的爱爱着的女人。

[1] 即扬·安德烈亚。

[2] La douleur，作者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小说，内写“我”在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关在纳粹集中营的男人回来。

[3] 作者因饮酒成疾十分严重，曾住入巴黎的美国医院治疗。

拉辛森林

在特鲁维尔的时候，我无法想象我还能回巴黎。我不知道我在巴黎还能做什么。我只见到极少几个人。情况比我这里说的严重得多。非常严重。我在巴黎简直不能生活。不加注意，不谨慎，所以陷入这样的境地，就是这样。甚至仅仅相隔两天我就不可能看到我生活的展开。既不能没有这个人，又不能与他共在，就像在我们种种不同的故事里写的那样。的确是这样，我对万恩斯坦说的我都承认，问题并不涉及什么痛苦，而是确认自始即有、几乎童年时就出现的那种失望，可以说，确实，就像八岁时就有的自认无能力的那种认识又突然复现在眼前，面对种种事物、人，面对大海，面对生命，面对自身肉体的局限性，面对森林，不冒被杀死的危险就不能接近森林，面对定期邮船离去的永诀，面对哭父亲死去的母亲，那种伤痛明知幼稚但他毕竟是从我们这里被夺走了，就是面对这一切所产生的自知无能为力那种认识。

年华的光辉就应该是这样。这样的年华我却不曾有过，不过这样的年华我曾有所接近。当人们还没有建立个性行为特征的时候，往往为这种明显现象所蒙蔽。我的母亲永远被拘禁在既定环境下不能自拔，只有哭泣，在男人群集调笑的宴会上她还不得不照例强颜欢笑。当她处在一般人的场合下，对我们来说，有时她反而显得那么可怕，以致她不能不返转来请求我们原谅。我和她是疏远的。她参加庆会回来骗人说玩得很愉快，谁都知道她并不开心，悲苦到了极点。她尽管装得和一般人一样，但在我们这里那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我们知道她并非如此，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一个处境，她要不是经常处在这样的神奇状态之下，我们就不可能认出她来。她已经进入神奇境界了，这只有我们知道。如果有谁能知道凡·高生活在神奇境界，还有马蒂斯[1]，尼古拉·德·斯塔尔[2]，莫奈，那是因为他经历的童年时期，他在我们的母亲身上向纵深方向不停的探索，所以对此才有所知。我真想把凡·高，还有其他的人，一起加到扬这个故事中去，因为扬的这个故事同样也进入了神奇之境。音乐也是这样，音乐是神奇的。在写作中，也需多方设法寻觅神奇，我找到了：神奇之风在拉辛的大森林中吹动。在拉辛大森林的顶巅上吹拂。正是这位拉辛，但是，对于拉辛，还不曾详加对待，没有好好地阅读，深思。那就是拉辛的音乐。是说话的音乐。不是别的什么，人们对它有误解，错了；是莫扎特，拉辛也是，他们正是在某一个点上，在呼唤喊叫。

[1] 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代表。

[2] Nicolas de Staël（1914—1955），俄裔法国画家。

波尔多开出的列车

我已经十六岁。在这个年龄上，我的行为举动还像是一个孩子。那是从西贡回国，同中国情人分别以后，乘夜车，从波尔多开出的列车，在一九三○年。我是和我一家人在一起，我的两个哥哥，还有我的母亲。在三等车有八个座位的单间车厢里，我想另外还有两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坐在我的对面，他在看我。他大概有三十岁。那应该是在夏季。我一直是穿殖民地穿的浅色裙衫，光脚穿一双凉鞋。我没有睡。那个男人问起我家庭情况，于是我就讲殖民地的生活，下雨，炎热，游廊，与法国的不同之处，去森林远足，我还要通过这一学年业士学位考试[1]这一类事，无非火车上成了惯例的那种闲谈，这时只要把自己的故事、家里的事照直说就是了。后来，突然发现所有的人都睡着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哥哥车一开出波尔多很快就睡着了。我说话声音很低，不要吵醒他们。如果他们听到我讲家里的事，他们会叫喊、吼叫、威胁我不许开口。轻声和那个男人谈话，车厢里另外那三四个人也睡去了。这样就只有那个男人和我醒着没有睡。就这样，突然一下，开始了，就在同一时刻，转眼之间，千真万确，而且方式粗野。在那个时候，这类事是决不说的，特别是在那种场合。这一来我们也就不可能继续谈话了。彼此也不可能再看谁，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被击倒了。是我，大概说必须睡一睡明天一早到巴黎不要太疲劳。他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他把灯关了。在他和我之间有一点空隙。我伸直躺在长椅上，把腿拳起，合上眼。我听见他打开车厢门。他出去了，回来拿着车上的一条盖被，他把被盖在我身上。我张开眼睛，对他笑笑，说谢谢。他说：“夜里火车上他们把暖气关掉，早晨很冷。”我就睡了。我被他伸到我腿上热热软软的手弄醒，他手非常缓慢地轻轻把我的腿分开，试着往我身上伸来。我微微张开眼睛。我看见他在看车厢里的人，他在注意察看，他害怕。我把我的身体一点点慢慢往他那边伸过去。我把我的双脚抵在他的身上。我把脚给他。他抓住我的脚。我闭着眼睛顺应着他的动作。开始动得很慢，后来越来越慢，始终是克制着，最后达到快感，不动了，要是他叫出声来，那就无法忍受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火车震动响声以外别无动静。车开得更快了，响声震耳欲聋。随后车声又低下来，变得又可以忍受了。他的手摸到我身上。手显得惊慌不定，依然热热的，它害怕。我拿它握在我的手里。后来我又放开，随它怎么动。

列车响声又震响起来。他的手缩回，有很长一段时间躲开我，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我一定是睡着了。

它又来了。

它抚摩全身，抚摩乳房，腹，腰下，带有欲望再升温情激起那种情味。有时它突然又停下来。它摸到下身那个地方，在发抖，像是要啮咬，再次变得滚烫滚烫。然后，又开始移动。它给自己设置一种理智，又温柔又知理，让自己亲切可爱地向这个孩子告别。在手的周围，是火车的喧闹声。在火车四周，一片黑夜。在火车的喧声之中，是车上通道中的沉寂。火车停站，把人吵醒。他在夜里下车。到了巴黎，我张开眼睛一看，他的位子空在那里。

[1] baccalauréat，法国每年举行的中学毕业会考。

书

书，就是两个相爱的人的故事。是这样：他们相爱，而无成见。那是在书本之外发生的。我在这里说的，我不想在书里说，但是现在我不应忘记把它说出来，尽管找到要说的字词有点困难。这种爱情寄托在不可能写之中。这是一种写作还达不到的爱情。太强烈，比人还要强烈。它根本不是组织而成。它活在黑夜，大多时间是在沉眠不醒之中。不，不，爱情一开始，一般也就自行组成，即使是在禁阻体验它的全部阻力周围，它也要那么去做，给自己创造出种种风俗习惯，人们吃饭，睡觉，他们接吻，他们争执，又和好，还试图去自杀，有时他们又彼此脉脉含情，有时他们彼此离异，分开以后又回来，有时他们也谈到一些别的事，他们并不天天都是涕泗滂沱。在这里，他们什么也做不成，他们不做爱，他们在等待，等待混沌的黑暗到来，有时他竟想杀死她。我相信他一定会杀她，大概他真的做到了，不过我觉得那是一个勉强的结局，为时尚早。可以说，那是一种无主题的荒谬的爱情，犹如镜中爱丽斯的微笑一般捉摸不定，这样说仍不免抽象，不真切。不，我还是说我已说过的那种爱情吧，一种已经在爱的爱情，它已经长入并且留存在一切可说是按照宗教品位论证过的境界之中，由此它可能接近于渴求痛苦，接近于要求某种暧昧不明的理性，这种理性要求那种痛苦，以便追忆没有形象没有面容没有声音的那种无显现的不在，不过它已经把人体整体地裹挟而去，就像是处在音乐功能的支配之下，被引向那种与不知是什么形式重负下解脱出来相伴随出现的激情。

是的，这样一本书就是在人们之间不被承认的那种爱情的故事，他们禁止说出他们在其不了解的力量支配下相爱这一事实。不过他们是在相爱。这样说也还是没有说明白。那是无法宣告的。它无时不在逃遁避走。那就是无能。可是它毕竟存在着。在他们所共有的那种迷狂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又是属于个人性质的，也是他们感情的同一体。他们之间发生并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情况，他们从中是不是看到一些什么？我不知道。至于爱情，他们比别人更懂得在爱情中有所为而无言的含义，但是他们却不相与于爱情以便共同去体验。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就好像他们是另一些人似的。当有人说相爱，一般说他们是以爱情来相爱的。在这里，这些人并不懂得相爱，不过是在经历一种爱情罢了。在他们的嘴上找不到把它说出的那个词。在欲望，在性方面，也不能表达，不能倾其所有，随后喋喋不休，纵饮。不，不。对此，只有为之痛哭。

书上的那些人物，我认识他们，他们的故事我并不知道，正像我不知道我的故事一样。我没有故事。同样，我也没有生活。我的故事，每天，每天的每一秒钟，都被生命的现时击得粉碎。我绝没有可能清楚看到人们所谓他们的生活。只有关于死亡的思想，或是对那个男人和我的孩子的爱，才把我聚集归一。我活下来就像是我绝无可能接近于一种存在模式。我常常问自己，人们叙述他们的生活究意是以什么作为基础。是这样，叙事范例是有很多，都是按照时序、外部事件作为起点。人们一般都采纳这种范例。人们从他们的生活开始起步，沿着事件发生的轨道，战争，地点的变换更替，结婚，最后归结到现时。

有一些书是难以触摸到的，这里的《八○年夏》，《大西洋人》，在莎利玛尔花园中大叫的副领事，女乞丐，麻风病的那种气味，M.D.，《洛尔·瓦·斯泰因》，《情人》，《痛苦》，《痛苦》，《痛苦》，还有《情人》，海伦·拉戈奈尔，学生宿舍，大河上的光芒。《大堤》已经变得不可触及了，某些与人有关的因素由另一些因素取代，这些因素不致引起读者的好奇心，我极想让他读到，所以让故事保持一个距离，以减少危险，一切都应该归结到那个原初的故事，那个故事已经失落不见了。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情人》。所以在我一生中包括有两个少女和一个我。《大堤》里的。《情人》里的。还有家庭照片里的。在一九八六年那个可怕的夏季，在写这最后一本书的时候，事情的发生[1]，我并没有看到。在这个故事里，地点改变，当然，但那是亲身生活过的，书在什么地点，在什么层次上，在怎样一个副词上说了谎，说谎的情况是很难发现的。可能仅仅在一个字上说过谎。我决不认为在欲望方面说谎。只有男人遭到你的肉体严厉拒斥，那样的情况才会发生。无论怎么说，那本书讲的的确是生活过的故事。我按特殊事例处理它，不是作为类型事例处理。写作的时间也许已经过去，经受过的痛苦我必然时时都会回想到。痛苦总是要留下来的，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感情也是一样。在《情人》或是《痛苦》中，感情依然是灼热的，还在拍击跳动。这种感情在这些书里还在发出回响，一有风吹草动，那些声音在我耳中都能听到。在这里，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我是被那些人掺混到一起了，而我所做的就是讲一个不可能的故事，就像我在一个女人与一个同性恋者之间讲一个可能的故事一样[2]，所以我要做的就是讲一个爱情故事，爱情故事永远是可能的，即使它在那些人眼中显现为不可能，那些人与写作是相距很远的——因为写作并不是与可能的样式相关，或者说，与故事不相干。可能，我是有意说到这个问题，甚至就在这里说，但是不成功，做不到，我的意思是说：在他们中间，只有爱情，而没有爱情故事。也就是说，我想说的是有一次在他们相互关系的交会点上，在某一天夜里，爱情像一面光的网在黑暗中显现。可能有一次，在某一个确定的时刻，故事直接指向爱情。

如果写虚假的东西，即使是略带虚假，让我取得很大的成效，这在我也是极其少见的。为弄清这一点，我现在无疑正在竭尽全力写这本书。我必须进入最佳的感情状态，以求好好对待这本书，我不应该像对待伤害人、仇视人的对象、一种击向自身的凶器那样去对待它。有什么情况发生就让它发生吧。好像听到有人说过，写作无法再向上提升，说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总是已经走到大门前大门紧闭就止步不前了，可是我认为正好相反，写作仍然通行无阻，什么都可以穿行而进，大门紧闭不管根据什么都可以长驱直入。这样，书一定有什么同罗兰·巴特式的潜在文论相近似，我有许多思想，我要把它炫示于外，小说有时就是证明，例如那些获奖小说。换句话说，我还没有从中走出来。我处在历史环境下，就像我沉到海里，投入一条长河，但是，把爱情、把人野蛮化，仍然不充分，对我来说，这是太重要了。距此还相差很远。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每天经历的事并不就是每天发生的事。发生的事就是没有经历过的当天出现的最为重大的事。无事发生，那恰恰是最值得加以思考的事件。也许应该带着我的行装，我饱经风霜的容颜，我的年龄，我的职业，我的狂暴，我的疯狂，进入写作，也带上你，你也应该留在书里，带着你的行囊，你的光泽的面容，你的年龄，你的悠闲放任，你的可怕的狂暴，你的疯狂，你的惊人的超凡入圣。但是，这仍然还不够。

什么妥协，什么在样式上需按惯例做出“合理布局”，对它嗤之以鼻，丢掉它，这种爱情的不可能性我们要面对面去抗争，我们没有后退，我们也没有救援，这是一种来自远古的爱情，简直不可想象，又是这么奇诡，我们并不在意，对它我们不需去勘察体验，我们生活在其中经受它就像它原本现身于其中一样，不可能，确实，但不要去干预，也不要去做什么，以求免遭残害免受痛苦，不要逃避，不要摧残，也不要走离。但这还是远远不够。

在交付书稿之前，一直到最后一天，在这期间，我认为可能我还是不要把书稿拿出去出版，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思虑这件事，可是太晚了，最后还是他们占了上风，拿去出版了。

[1] 此处暗示与作者的小说《埃米莉·L》（一九八七）相关之事。

[2] 指《埃米莉·L》中“我”与“你”两个人物之间的故事。

基依伯夫

我对你说过，基依伯夫[1]会激起写作的欲望，可是事实又恰恰相反。是因为我有写作的欲望，基依伯夫那个故事才那样牵住我不放。不过我现在和你说的是有关一本还没有写出的书的外部情况。你听我说：这本书，出自我头脑中那片土地上的基依伯夫，本来应该放在我刚写成的第三本书的前面。如果那部稿子没有遗失，我现在就应该动笔写下去。我必须到特鲁维尔旅行一趟，查找我把那部稿子究竟给放到哪里去了。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遗失的十页稿纸在一本已出版的书的草稿中找到。

这本新书在一九八七年三月写完，在《蓝眼睛》[2]之后六个月交到出版者手中。

我很久不曾喜爱一本书像喜爱这本书这样[3]。

[1] Quillebeuf，法国北部濒临英吉利海峡厄尔省城市，在塞纳河出海处。

[2] 即《蓝眼睛黑头发》。

[3] 应指《埃米莉·L》。

说谎的男人

最近我在试着写一本书，题目不妨叫做《说谎的男人》。写一个说谎的男人。他时时都在说谎，谈到他生活上的事，不论对谁，都是谎话连篇。谎话在话还没有说出之前，就已经涌到他的嘴上。谎话出口，他连感觉也没有感觉到。关于波德莱尔或者关于乔伊斯，他不说谎，吹嘘自己或是要人相信他的冒险事迹，他是不说假话的。不，对这些事他决无谎言。至于一件套衫售价几何，乘地铁一段行程，一部影片上演时间，与同伴一次会晤，一次不相干的谈话，一份菜单，一次全程旅行，一些已知的城市的名称，关于他的家庭，他的母亲，他的甥男子侄，他都不说真话，说谎。他这样做完全不带任何利害因由。起初，那真会叫人发狂。几个月下来，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

此人是一位天赋非凡的作家。人非常精明细腻，非常风趣，非常非常有魅力。也是一个善于言词的人，赋有不可多得的资质。他是资产阶级出身，像王子那样谦和可爱。尽管是由母亲独自抚养成人，就像一位国君应有的那样，在天性上，魅力上，对他极少有什么影响。

我这样说他，几乎用不容置辩的方式说他，是因为他是一位情人，好几个女人的情人。他有这样的天资，能发现她们，只要看一眼就能从她们欲念的实质上认出她们。我从没有见过有谁像他那样神魂颠倒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一方面，通过那种天赋他把她们“抓”上手，甚至在认清她们的美质、她们的声音之前就爱上她们了。

女人就是这个人生命的首要人物，许多女人只要他一走近，看到他的眼光，就对他领会于心。他这个人只要把女人看一看，他就已经是她的情人了。

在爱情中，他属于既野又克制、既可怕又圆柔那样一种狂暴粗野。

我多次试着去写这个男人，当我有意写他，这个人的说谎却又把他完全掩盖起来看不清了，包括他的面容，他注视的目光。现在，不意有可能下笔去写，这还是第一次。

他给他自己租下一处公寓住房。他躲在里面，避开他的朋友、他的家庭的任何牵制。他希望自己年轻，诱惑力历久不衰，过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午饭吃火腿夹面包，晚餐到饭店去吃，要有女人，所有的女人，冬季是法国女人，春季是年轻的英国女人。夏季就到圣特罗佩去。他循着女人各处迁移的足迹追踪不舍。一九五○年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他决定在对女人的狂情中过活，以至于痛苦、危险也在所不惜，不论他活到什么年纪都必须如此。他宁愿让她们把他打得粉身碎骨，成为女人的爪下物，于他也并无所失。他的欲望一定要有所成就。他引上手的女人，只需一次，在街上看一眼，就为他所有，他再也不会忘记她们。当他成为对他选定的女人的欲望的捕获物，他就要为她投入专情热爱并生活于其中。其他的女人于是就不存在了。专爱独一个女人，在这期间，神奇的爱情有着极大的强度。处在这样的状态下，他没有任何抉择。对一个女人，他不能决定自己的欲望，在他自身范围内也不能决定采取谨慎行为或者有所克制。他只有这样的能力，即对她有所欲愿并为此而死去。

真是一个美好的男子，完美的人，这是就完美这个词所有的含义而言，是完美的，永远衰竭濒临死亡并不因此而死去，希求一死同样更渴望那种激情。他对自己有所认识，却不能没有女人。女人把他投入一种不明的悲剧感情之中。我在一些酒吧、在夜晚见到过他，他一接近某些女人就突然变得面无人色，好像立即就要昏厥倒下一样。当他在看某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就忘记所有其他的女人。任何一个女人出现在他面前都像是唯一的最后一个女人。这种情形直到他死去一直是这样。

他的死发生在埃特勒塔[1]，在春季的某一天。那一次他并没有死，没有因为患病有许多禁忌亡命死去。即在两年之内严禁接触女人。不许吸烟。禁止做爱。拥吻也在禁止之列。他的生命在这种种条件下竟有所恢复。不过，心肌梗塞症是非常严重的。十年后他终于死在心肌梗塞症上。

就在这两年当中，他继续写他那本书，那是已经写了不少年了。一本男人的书。写得很长，五十年。这本书让他获得一项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梅迪西斯奖。对此他感到很满意。

这个人有一天对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我想那是在他快要死去的时候，说他一生中有一次爱过一个女人，是持久的。有几年时间他对她始终没有欺骗，对这唯一一个女人没有说谎。并不是有意不说谎。到底是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一生中仅有这么一回，绝无仅有的一段时间。一段爱情。为什么和这样一个女人而不是别的女人那件事竟达到如此强烈的强度，他自己并不知道。

他认为那并不是因为他，大概是因为她的缘故。他认为事情大概永远都是这样。他相信那永远永远都是女人，有赖于女人的欲望，应该由欲望对一对情人担负责任。爱情，历史，一切，都有赖于女人的欲望持久不变。当女人的爱欲终止，男人的欲望也告停歇。或者说，男人的欲望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终止，那么他就变为不幸，愧悔，孤独，瘐死。

他认为女人和男人，在根本上，他们的肉体，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形态，都是不相同的，仿佛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创造一样。

他死在出租过夜的旅馆房间里。这家旅馆靠近我的住处。有人说那个女人很美，年纪很轻，棕发，绿眼睛，就像他小说里写的女人那样，她正在准备结婚，一直到那天夜晚，她一直拒绝他。

她在等他。他迟迟到来。他是从容不迫的。他还燃起一支烟吸着。一年前他才开始吸烟。他非常想得到这个女人。他要求她单独和他到旅馆开房间已经持续有几个月好几个月了。她终于让步了。他面色十分苍白。激动得难以自持。自从上次心肌梗塞发作以后，每见到新认识的女人，他都忐忑不安害怕死去。他的死只经历一秒钟。猝然死去。连说一句这就是死的时间也没有。这是她说的。突然一下她从肉体的重量上发现人死了，那时他正在她身上。她感觉到他也在那一时。她从旅馆跑出来。经过旅馆服务台，她说在某个房间里有一个人死了，应该通知警察局。

记忆依然是十分清晰的：他在一条街上向前走着，衣着优雅。还可以看到那种种色调，钉着铁掌的英国皮鞋，芥末色宽松套衫，浅栗色灯心绒长裤。他步履整齐，走起路来很是好看，两腿立得很稳，行走姿态美雅，体态轻捷，无拘无束。他走着。他在顾盼。他的目光神色似空无所有，处在半睡眠状态，而这时，他其实正在注目视看——他的名字一经说出，就像这样，他人就显现出来了：他在看，他在寻索，他把自己隐藏在他的视线后面。他在窥伺那冬日午后索漠烦闷情绪控制下带有香奈尔香水气息的女人。

有一次，有一个十分年轻的女人走来看我，要我给她讲一讲这个人。她不是去旅馆的那个女人。她刚刚从他的死给她造成的悲剧中摆脱出来，她到处找人希望能详详细细给她讲讲有关这个人的事。他是那么明敏有才智，又是那么纯洁。我几乎什么也讲不出。

我们是在一次圣诞节庆会中认识的，那天夜里，我原本是到那里去看一个情人。他把我从会上带出来，可是我后退了，我想回去。我们有那个共同的朋友，在巴黎，就像现在一样，彼此原本是认识的，他总是打电话给那个朋友，要他告诉我他在一家指定的咖啡馆里等我。他每天都在这家咖啡馆等我五六个小时，坐在那里，面对着大街，一直等了八天。我抵制没有去。我每天都要上街，可是巴黎这个地区我避开不去。当时我正在一次新的爱情中活得快要死掉。第八天，我再走进那家咖啡馆，无异是走向断头台。

[1] Etretat，在法国北部塞纳滨海省，著名的海滨疗养地。

照片

照片在迁居搬家的时候常常遗失。我母亲在她一生中搬家有二十至二十五次之多，我们家的照片就这样遗失不见了。照片滑落到抽屉下面，留在那里看不见，很好，搬家的时候，又可以找到。照片过一百年会碎裂破损，和玻璃一样。有这样一件事，我是不是说过？那是在五十年代前后，有一天我在那个在印度支那买的衣橱抽屉下面，发现有一张明信片，日期标出一九○五年，是寄给那时住在圣伯努瓦街一个人的。这张照片在我年轻时就有了，要是不存在这样一张照片，那也就不能说我是活过的。对我母亲来说，一个小孩的照片，那无异是圣物。人们为了再看到孩子小的时候，只有去看照片。人们一向是这么做的。这事很是神秘。我认为扬只有在他十岁我还不认识他那时拍下的照片好看。在那些照片上面有我现在在他身上一再寻找的东西，那种天真无知，对一九八○年九月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不管是好是坏完全不知。

十九世纪末，那时人们都是到村镇摄影师那里去拍照，就像《情人》中写到永隆居民所做的那样——那是为了久在长存吧。

你的曾祖母的照片是不会有的。你尽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找，也找不到。只要想到这样的照片不存在，那就成了一项本质性的缺失，甚至成为一个问题。没有照片，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死后什么也没有留下，面貌，形骸，都没有留下。笑，有关的资料也一点没有。若是有谁告诉他们说照片有了，他们一定会大为惊慌，为之震慑。与人们过去的想法和现在的想法相反，我认为照片有助于遗忘。照片在现代世界宁可说只有这样一种功能。一个死人或一个小孩固定的死板板的一张脸，近在咫尺，永远不过是人们头脑里装着的千百万种形象中的一种形象。有千百万种形象的影片仍然还是那同一部影片。无非是对死亡的确认。照片起初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用来做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是为看一看死去的人，或者是为看一看自己，在个人来说，对于他孤独的心，照片究竟具有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看看他自己，那是肯定的。面对自己的照片，人们不是感到错愕，就是赞叹，总之，永远感到惊奇就是了。比之于其他别的什么，人更需要那种非现实性。在生活中，人们是看不到自己的，包括在镜子虚假的投影中，所看到的无非是期望取得的自身组成的形象，最佳形象，即为拍照摆出姿态希图重现自己全副武装起来的那副脸面，如此而已。

断水人

这是几年前夏季中的一天，法国东部的一个村镇，也许是在三年前或者四年前，是在下午。自来水厂一个雇员来到这一人家切断供水。他们是被另眼看待、不同于其他人的一类人，也就是说，落后。他们住在一处废弃不用的火车站里——高速列车是经过这个地区的——那是经市镇同意才让他们住进去的。男人在镇上给一些人家打零工。他们大概还接受镇政府的一点资助。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一岁半。

在他们住房前面，不远，是高速列车路线经过的地方。他们无力缴付煤气费、电费、水费。他们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所以这一天有人来把他们居住的旧车站中的自来水切断了。来人见到那个女人，女人只是默不出声一言不发。她的男人不在家。只有那个落后的女人带着一个四岁孩子、一个一岁半的小小孩。那个雇员是一个像所有男人那样的男人。这个人，我就叫他断水人吧。时当盛暑，这他是看到的。是一个天气非常炎热的夏季，这他知道，因为他自己就生活在这样的夏季之中。那个才一岁半的小孩他也是看到的。有人下达命令叫他断水，他就那么做了。他遵守他日程排定的工作：切断供水。他让那个女人无水供应，无法给孩子洗澡，没有水给孩子喝。

当天夜里，那个女人和她的丈夫带着他们两个小孩走到高速铁路从废弃车站前通过的轨道上躺下来。他们一起都被轧死了。只需走过去一百米就可以。卧在铁轨上。让小孩安静下来。说不定还唱歌哄孩子入睡。

据说列车当时是停下来的。

这就是那个故事。

那个水厂雇员有他的说法。他说他是来切断供水的。他没有说他看到小孩，可是小孩是在那里，和母亲在一起。他说她并没有维护自己，他说她没有要求他继续供水，这就是人们所知道的一切。

我记下上面所写的故事，突然间我从中听到了我自己的声音——她什么也没有做，她没有自卫——竟是这样。人们不得不通过那个水厂雇员来了解这件事。既然她没有要求他不要断水，所以他没有理由不切断供水。必须弄明白的是不是这一点？这真是一个令人发狂的故事。

我继续说下去。让我仔细看一看。她没有对水厂雇员说她还有两个孩子，因为那两个孩子他是看到的，也没有说夏季炎热，因为他本人也生活在夏季，这炎热的夏天。所以她就让断水人走了。剩下她单独一个人同两个小孩留在一起，有一段时间，随后，她就到村里去了。她找到她认识的一家小酒店。人们不知道她在小酒店和酒店老板娘说了什么。她说了什么我并不知道。老板娘是否说起过什么，我也不知道。她没有讲到死。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也许她对她讲到那件事，但她要自杀，杀死她两个孩子和丈夫，还有她自己，她没有说。

新闻记者也不知道她对那家小酒店女店主说过什么，因此对这一件事就没有专门报道。根据“事件”当时情况，我的理解是：那个女人在决定一家人都死之后，带着两个孩子从家里走出，她的目的是什么，人们并不知道，想必是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死前必须做必须说的什么。

在这个地方，我就把这个故事空白无声的部分，即断水之后和她从小酒店出来这一段时间给复原了。也就是说，我借助这种深沉的沉默展开成为文学。正是这一点使我有所推进；正是这一点，让我切入历史，进入到故事之中，否则我仍然是停留在外部。她本来也许想等她丈夫回来，告诉他决定一死这个消息。但是没有。她到村里去了，到镇上小酒店走了一趟。

如果这个女人自己有解释，那么这个故事也不会引起我的注意。克里斯蒂娜·维尔曼[1]连两句话也写不端整，却使我很是激动，因为她和这个女人一样，都具有那种不可能加以测度的强烈性质。有一种发自本能的行为，不妨对它深入探察一下，人们也可以将它归之于沉默。一种男性的行为很难纳入无声无息的沉默，那样做也是虚假不真的，因为男人不可能属于无声无息的沉默。在古代，在湮远的过去，千万年以来，默不出声的是女人。所以，文学，是属于女人的。文学里讲的是她们，或者是她们从事文学，都是女人。

所以那个女人，人们相信她没有说话，因为她从来就不说话，尽管她本来应该说。她大概没有说起她的决定。不。她应该是说了一件什么事，以取代那件事，她的决定，她说的什么事对她来说与那个决定是等同的，而且对所有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来说，也是等同的。也许说了关于炎热的一句什么话。这是一句带有神圣性质的话语。

在这一类瞬间，语言可以达到语言最具威力的高度。不论她对小酒店女店主说了什么，她的话是说尽一切的。说尽一切这四个字，在死付诸实施之前说出这最后几个词语是与这些人终其一生沉默无言相等同的。这些话语，没有人能够抓得住。

这样的事件在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在告别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刻，在自杀的当时，只是人们不加理会就是了。已经说过的事情，先此发生本应发出警告的事情，人们都轻忽忘却无所知了。

他们四个人一起卧倒在旧车站前面高速列车经过的铁轨上，两个人各自抱着一个孩子，等待火车急驰而过。断水人倒是没有什么可烦心的。

对断水人的故事还要补充一下，即那个女人——有人说是落后的——对于那种断然处置，她还是有一点懂得的：这就是她绝不可能，同样过去也绝没有可能依靠什么人能把她以及她一家人从困境中救拔出来。她已经被所有的人，被整个社会抛弃了。留给她的只有一件事，死路一条。这一点她知道。这是一种可怕的认识，非常严重，非常深刻，她有这种认识。所以，即使说这个女人愚昧落后，自杀以后，如果还有人谈到她，那就应该回顾一下人们所没有去做的事。

在这里，不禁又想起她来，无疑也是最后一次了。我要说出她的名字，可是我不知道。

事情已经了结了。

在死前几个小时，夏天是那么炎热，一个小孩焦渴，要喝一点清新的凉水，那个落后愚昧的年轻母亲却等待时间到来，正在那里徘徊兜圈子，这一切留在头脑里是抹也抹不掉的。

[1] Christine Villemin，可能是另一位类似此处所述的新闻报道中的人物。

乔治·菲贡

我的朋友乔治·菲贡三十五岁，这时他获得减刑释放。在十八岁到三十五岁之间，他在监狱里度过十四年又七个月。在他的故事里总有点什么始终让我接受不了，那就是他的结局，他的死。我这里是旧事重提，想讲讲这个人。当菲贡获释得到自由之后，曾经有几个星期是幸福的。突然一下，又出了问题。有一天，烦恼降到他头上，从此不论在哪里总是纠缠不去。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直到他死，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是让警察局把他处死的。菲贡是因为绝望才死的，他知道被捕坐牢这种事转移到监狱以外，释放对于他一无所用，也没有可能向没有进过监狱的人讲这种事。监狱，这种剥夺，就是这么一回事。菲贡从弗雷纳监狱出来，即陷入无法改变的孤独之中。我们听他谈，谈几个小时，几天几夜。但是我们激动情绪一过，这个总在纠缠菲贡的故事也就从我们这里烟消云散，这种情况他并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亲身经历其事的人与听他讲的人两者之间无疑必须有生活上的共同点才行，譬如工作，职业，道德，政治从属，等等。菲贡，他一直在写一本关于监狱的书，如果是那样，他的读者也必须是他认识的监狱里的犯人。监狱与自由生活之间尽管有关连，但没有共同点，相似性，甚至相去甚远。以至睡眠也各不相同，阅读也是相异的。如果说菲贡是幸福的，那是在他坐牢的时候，他在监狱里曾经担任图书管理人，筹划写一本关于牢房有如侵入私室进行盗窃的书。写这样一本书，在他看那就必须改变社会。菲贡失败了，因此只有死去。他的死是因为未能把他对监狱的认识传布给其他的人。菲贡把禁闭在监狱的人日常生存状况作了极其精确的描写，凡他所住过的监狱全部组成人员，每一个人，从法官一直到检察官全部法国司法机构的curriculum vitæ[1]，他都了解。但无济于事，没有用。坏就坏在菲贡对有关事件的那种忠实诚挚，菲贡的纯洁，那是无疑的。他深深陷入事实的真相、现实的泥潭不能自拔，他是被毁了。如果菲贡避去自身的经验，另行设计，特别是去掉个人色彩，也许他不会绝望致死。他应该运用手段，为了别人把自己经受到的一切加以改装。他每天过的自由生活反把他拖回到监狱的日常生活。他怕的是遗忘。毫无疑问，在监狱的现实中有那么一种类似接受考验加入教门，和我们这些所谓“体面人士”所要求的考验的确完全不同的测定标准。有关细节我还想得起来。甚至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也必须大吵大闹、威胁、耗费时间才能获得。三十年以来，监狱里始终没有电视机、收音机，我相信只有香烟可以卖给犯人。仅此而已。

写好上面的文字重读一遍，我还想再写几句。我说菲贡从来不曾感到幸福除非是在监狱里面——我还应该补上一句：取得自由以后他期待的仍然是监狱里的那种幸福。自由，他在弗雷纳监狱倒是体验到了。不在监狱要体验自由的幸福，幸福也就丧失不存在了。事情可能永远都是这样。

[1] 拉丁文，履历。

瓦文萨的妻子

我把新闻记者看作是话语手册，制造话语的工匠。新闻只有按照激情的方式发挥出来才说得上是文学。库尔诺的文章早已列入戏剧讨论方面最好的一本书。有时，在一份日报上，也会意外出现一篇文章，特别是在司法或社会新闻栏目上。有一位塞尔日·达内，也许在有关网球运动方面，他可说是一位作家。塞尔日·朱利也是一样，他的文章出手很快，的确是一位作家。还有安德烈·方丹。

有一次戈达尔[1]在《七日谈》节目中发表谈话，说的是他对电视记者的想法。你还记得：那是关于瓦文萨[2]获诺贝尔奖的事。瓦文萨的妻子代表她的丈夫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她的丈夫遭到波兰政府禁止不得前往；关于这件事戈达尔对新闻记者说：“瓦文萨的妻子前去领奖，她当时处在画面的中心地位，很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你们，电视台记者，在你们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位十分美貌的女子，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你们，你们却被隔开一个距离。你们为什么被隔开一个距离呢？甚至你们也并不知道。我说：那也许恰恰是因为她非常美丽的缘故。”戈达尔还加上说：“因为她不是一个时装模特儿，也不是一个女明星，她们的职业才是让自己展览的。”

戈达尔说了应该说的话。

这位年轻的波兰妇女代表她的丈夫亲自去争取那样一份奖励，确实是一个美妙的想法。事实上，那种事本来可以叫人厌烦死的。颁奖仪式全部过程，人们所能等待的是就近一睹这个女人的风采。这种事还不曾发生过。有关这一点，是十分奇怪的。似乎有某些镜头焦距、某几个角度在新闻报道中是被禁止的。似乎为了不要让新闻报道失效，倒霉，就只能从这么一个固定死的途径去搞：仅仅以表现瓦文萨的妻子出场为原则，不表现她的美。

一项真实的信息本应该把这个女人展示出来，因为瓦文萨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瓦文萨所爱的女人，这是比瓦文萨还要多出一些的什么。他的女人，在那一天，那无异就是允许你上溯一切、追溯与她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事实全部的一份证书。好比一座森林，是不可能和一个从中穿行而过的人相分割开来的，他可能是在被杀死之前穿过森林的，又好比是一袭裙衫，一头长发，一封信，岩穴深处的一片印迹，电话网络中一次说话声。一项真实的信息，既是主观的，又是触摸得到的，是一个已确定的形象，写出的或口头的，又永远是间接的。

有时我还想到那种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尽管已经凋敝不堪，却也可说是最好的新闻报道，至少它改变了愚昧，它让人去怀疑对有关事件的那种说法。人们去看它，正是为了去纠正它。人们借此可以建立自己的主张。我讲到这件事说来真是可悲，在电视上为攻击斯德哥尔摩和波兰那匹小马竟搞出如此恶劣手法。瓦文萨的女人啊。

[1] Jean-Luc Godard（1930— ），法国五十年代末“新浪潮电影”重要导演。

[2] Lech （1943— ），波兰政治家，一九八三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一九九○至一九九五年任波兰总统。

电视与死亡

这是由米歇尔·福柯[1]的死引起的；米歇尔·福柯死了，在他死去的第二天，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他在法兰西学院讲课的报道。他的声音几乎听不到，只有隐隐约约沙沙声。声音本来是存在的，但被记者的声音掩盖下去了，记者说那就是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课的声音。过不久，奥森·威尔斯[2]死去，照样再来一遍。人们清楚听到一个声音大声说你听到这听不清的离得很远的声音是刚刚去世的奥森·威尔斯的说话声。这已经成为每一次著名人物逝世的例行公事了，逝者谈话的形象被记者的声音覆盖淹没，记者说人们听到的就是刚刚去世的某人某人的声音。这无疑是有关部门主管的一大发现，让记者与死者同时讲话，为继后播放节目省出一分钟的时间，节目也不一定是体育节目，而是其他不同于一般的、消遣性的、有趣的什么东西。

在法国，我们简直无法与电视记者接近，无法对他们说：抢在面带戚容的微笑确定时刻前面以气象报告、容光焕发满面微笑作为抵押来加以炫示，那是不应该的。也是做不到的。只好另辟蹊径，如做出两种神态之间的某种神态，一种什么也不是的神态。设法让任何报道都形成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也是做不到的，尽管上司有这样的要求。但是职责所在，无论如何都要求保持心情愉快。报告地震，黎巴嫩凶杀，著名人物死亡，大客车发生车祸，愉快心情也只好丢开不顾了，你呀，你居然还急于寻找喜剧性新闻呢，对于车祸的喜剧性报道，你自己就会笑破肚皮。要是这样，你可就完蛋了。你夜里休想睡得着。你说了什么，你自己明白。弄出彻头彻尾的滑稽电视新闻，你呀，你就会把情绪搞得一落千丈。

除准时报道的重大事件如名人死亡、诺贝尔奖颁奖、议会选举以外，在电视上一般也看不到什么。没有人想到电视上去讲话。讲话讲就是了。这就是说：不论什么事，譬如一条狗被压死，也会让人浮想联翩，创造性地移想于宇宙万物，人就有这种奇怪的灵智，而且普及面很大，这就是一条狗所能引出的效果。在电视上看到的讲话那可是另外一回事。应当说，我们是顾客，电视机买主，纳税人，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电视上的失误和事故，于是政府人员和月薪上千万的记者跑出来讲话了。希拉克在一九八四年书展开幕式上说他读诗是因为诗短小，对经常乘飞机旅行的人十分适用，还有一个什么人宣称黑白电视在某一规定时间开播最好不过。我么，我也曾在电视上听到说起《广岛之恋》，阿兰·勒内和雅克琳·迪瓦尔的著名影片[3]。我还听到谈及《英国情人》[4]，由著名女演员玛德莱娜·巴罗尔主演。这么一个羞怯的小姑娘不久前也去从事电视演出了。

人们不停地听那些不扮演什么角色的人说出本色语言，听他们讨论时事，如果是这样，电视也许就让人无法接受了。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变通，稍稍拉开一点距离，总是本色，过分的逼真。人们在电视机前正襟危坐，因为在那里，在那样的内容和形式上，人们不讲真话，那是不可避免的。当有些记者准确谈到我们所希望了解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令人惊叹的大学生罢课前途将是如何，人们都在为那些记者捏一把汗。人们真想热烈地拥抱他们，给他们写信。他们的声援和学生罢课运动汇合成为一体了。这种事是前所未有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法国就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全巴黎都在谈论这件事，就像谈论罢课一样。这的确是那些日报的一个伟大节日，直到帕斯卡和庞特罗[5]放出他们的警犬。

[1] 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

[2] Orson Welles（1915—1985），美国电影导演、演员，他执导并主演的《公民凯恩》为世界经典影片之一。

[3] 影片《广岛之恋》由阿伦·雷乃导演，埃曼纽尔·丽娃和冈田英次主演。作者所述有误。

[4] L’amante anglaise，作者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小说，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剧本，获一九七○年易卜生奖。

[5] 官方警特人物。

说来话巧

我的母亲最怕公职人员，长官，财政局的人，衙门的门房，海关人员，所有叫你守法的人，她都怕。穷人的精神状态这种痼疾总是让她不断地出差错。这种毛病她从未能完全摆脱。经过学校几次口试，我母亲那种害怕心理我倒是给剪除了。每次口试取得成功，克服贫穷家庭那种痼疾就向前推进一步。说来话巧。真像是我在同那个准备把我消灭掉的社会进行殊死搏斗。歌唱家、演员不能不和观众融为一体。人家出钱，目的就是听你唱、听你讲，为了生活你必须“有”这些敌人。控制话语，鼓动剧场，一经做到，以后也就畅行无阻了。有人认为你有责任不要让跑来听你的人失望。不过，还不够，还要加上一点，必须把审判你的那个人干掉。

绿牛排

不，我从来不怕得罪这些人。可是我熟悉的人，人人都怕，怕失去他们，我可不，我偏不去讨好他们，我要让他们知道，并不是人人都非由他们摆布不可。去买一块牛排，他们把“牛排好看的一面”红红的拿给你看，我要求：“请把另一边给我看看。”他们回答说：“我把另一边拿给你看，是同一块肉……”于是他们把第一块放开，看不见的一面朝下放归原处。那天我从医院回家，仍然是肺气肿病发作，我就让扬去给我买一块牛排，我想吃点肉。扬见了商人什么都不敢说，不论他们怎么他都可以忍受，包括下毒他也不出声。那天他就举着一块发绿的牛排回来了。是一块已经发绿的肉。我拿起来给他看。我对他说：“你一句话也不敢说？”他说：“是，我不敢。”我忍不住。我哭了。我对他说：“你听着，这是我从医院回家第一次吃饭，你把它给我扔掉，再去买一块。”他说：“我没有想到。”我哭也哭不下去了。我拿起那块牛排，丢进垃圾箱。我都气疯了。牛排竟是绿的，我气得脸发青。等他回来，准备和我一起吃饭，我就从垃圾箱捡出那块牛排给他放到他的碟子里。他走到桌前，看见那块绿牛排，吓得大叫，最后他又把它扔回垃圾箱。饭桌上，就不见他踪影了。

讲到一般待人接物，我还有一种怪癖。就是和邻近的人如何说话，特别是在飞机上。我说话是要人家回答我。如果回答，他可以安心，我也放心。我谈谈风景呵，或者就风景一般地说一说，在飞机上，同样是可以谈风景的。在火车上，和不认识的人谈话，我就讲讲大家看到的事，谈谈风景，说说天气。我常有一种要说话的愿望，很迫切，很强烈。

有一次，在飞机上，我正好和一位先生坐在一起，他不答话，不论谈什么问题，都是一言不发。我也只好作罢。我对自己说，在他看来，我这个人一定令人不快。他并不认识我，这一点我头脑里想也没有去想。可是当他离去的时候，他对我说：“再见，玛格丽特·杜拉斯。”他不愿意和我谈话，果然是这样。

你不愿意？

说起我曾经讲过的那件事，即作家、女小说家引起性的欲望的那个问题。我已经七十岁，还想讲一讲：那是在几年之前，两三年前，我收到一个人写给我的一封信，信属于这样一种类型：“我想在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九时与你做爱。”我想：这肯定是个疯子。后来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可是，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九时，有人揿门铃。是谁？说：“是我。你把门开开。我给你写过信……”我说：“你这是开玩笑？”他说：“你不愿意？”我说：“那，我可不愿意。”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对着大门躺倒在地。一个上午就躺在那里不动。我给几位房客打电话，我们平时非常团结互助，他们知道我经常遇到麻烦事。他们来了，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知道，我们彼此对她都了解（原话如此），她是决不开门的。”那个年轻人，他说了一些很动听的话，例如：“喏，我反正接近过她了，很好很好。”下午到来之前，我未能走出家门。后来他也就走了，也没有说一声再见。

我说：不是我，是别的什么人写《洛尔·瓦·斯泰因》，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没有什么困难就接受它。还有《副领事》。还有《痛苦》。还有《大西洋人》。要么是我停笔不写，要么是我写里纳尔迪[1]那样的作品。谁知道？

萨特，大多数时间我对他根本想也没有去想过。若是想到他，我不得不说他与索尔仁尼琴[2]近似。一个没有古拉格群岛的国家的索尔仁尼琴。我看他是孤独一个人住在他自己制造的沙漠上。这也是一种流放。我多么热望康拉德[3]现在还在世。每隔一年就有一位新的康拉德出现，那该是多么幸福。

这几年，以我来说，着迷的已不是普鲁斯特，着迷的是穆齐尔[4]，主要是《没有个性的人》，最后一卷。今天是九月二十日，应该说，我会说的，我这几年满怀激情阅读的作者是谢阁兰[5]和穆齐尔。但是，今天，九月二十日，多年来我读过最美、最令人震惊的却是马蒂斯关于巴恩斯团体的舞蹈的书，《论艺术随笔与谈话》，诗人多米尼格·富尔卡德编，埃尔曼版。目前我在读勒南[6]的《耶稣传》，还有圣经。这期间我还读让·厄斯塔什《妈妈和妓女》中极好的对话。我的书是不是难懂，你想知道，是吗？是，是难懂。不过也不难。《情人》，很难懂。《死亡的疾病》，难懂，很难懂。《大西洋人》，很难懂，又如此之美，是并不难的。宁可让人不理解。其实，这些书，人们是不可能理解的。并不是词语难懂。因为在书和读者之间，涉及一种已被剥除的关系。有人在怨诉，有人在哭，那就一起怨诉一起哭吧。

[1] Angelo Rinaldi（1940— ），法国小说家。

[2] Aleksandr Isaevich Solzhenitsyn（1918— ），俄罗斯作家，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获一九七○年诺贝尔文学奖；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三卷于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六年出版。

[3] 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小说家，作品大多描写航海。

[4] Robert von Musil（1880—1942），奥地利作家，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是一部未完成的巨著。

[5] Victor Segalen（1878—1919），法国作家、诗人，一九○八年到中国，曾去西藏旅行，在中原地区进行考古，还去过东北，一九一九年出使南京，意外死去（有说是自杀），留有小说、诗作等，他的作品越来越引起重视。

[6] Ernest Renan（1823—1892），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作家。

普瓦西瞭望台

在巴黎写作，对我来说，缺少的是外部环境，不能外出。在我所处的四周环境，我被剥夺竟到了这种地步，任何人都无法忍受。到了外面，我就不能写作。写作所需要的地方与不为写作所需要的地方，我同样都需要。在巴黎，对我来说，到外面去是难上加难。一个人，不能到外面去，那是不可能的。我在外面走的时间不长。到了外面，我就感到呼吸困难，透不过气来。在黑岩旅馆，在那空空暗暗的走廊里，我呼吸很好，感到舒服，在里面走一走，也觉得很好，很舒服。二十年来，人们说我得了肺气肿这种病。我有时也相信是这样，我常常相信是这样，有时我又不相信是这样。我离开我住的公寓，一走出公寓楼梯平台，病就发作。我离开我的住处，情况一改变，就像进入用剃须刀片切开来的外部那样。好像是“我进入”大街的“内部”。街上照明非常强烈，大街成了一个大囚笼，这可能就是那个外部，不过是严密封闭的。在我脑子里，那非常接近于监狱瞭望台用强光照射物体外部层面，特别像普瓦西那座老监狱[1]，我是经常从那个监狱前面走过的。一律以强光照射，绝无半点阴影，肉体在其中稍有逗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当然希望这是由于我得的那种肺气肿病所致。可是，车门一关，坐进我的汽车，那我就得救了。我到底是怎么得救的？因为，从你们那里逃脱出来，所以得救；是从你们那里逃走，因为我在写你们，为你们写作，我不论到哪里，即使是在大街上，你们反正总能认出我来。这种恐惧，对我来说，已经无可救药。只要我一进入实施写作的空间，敞开的、公开的、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空间，只要我投身于其中，只要我讲到街路、过街横行道、广场、城市，那种恐怖就向我袭来。别人可以从他们家里走出去，到外面去散步，看看，随便走走，对于我，好多好多年以来，早已结束了。我将永远不会和这些人、和你们是一样的了。幸好我有汽车。有了汽车，我就可以活下去。只要我能坐汽车闲逛，我就去看看塞纳河、诺曼底，可以活下去。以后怎么办，我不知道。如果别人不愿意和我一起乘车外出，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今年十月，我去巴黎，第二天就回来了，因为没有人和我在一起。不是因为这样开车我感到疲劳吃力，而是因为旁边没有一个人长时间开车对于我是无法忍受的。走五百公里，独自一个人说话，我做不到，一次也不行。我宁可关在公寓里大门不出，也不愿意一个人驾车走长路。到停车场去找车，或者把车停放到什么地方，也不行。见到停车场我就惊慌失措，害怕。同样，有认识我的人看着我，我也无法开车。这是酗酒的结果。治疗，可怕极了。“你总不免要经过一个一个阶段，你会了解的，就像你过去喝酒那样。一定会过去的。”我的医生这样对我说。是这样。

一走上大路，我就感到安全放心了，车子我开得又快又好。

我的儿子在这里，在特鲁维尔，要住几天。他对我说：“你在家还是自己做饭。”是这样。当他们不愿和我一起乘车到外面去逛，又不想让我在家做饭，那我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我知道那个时刻一定要到来，我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我知道肯定已经到来，已经开始了。

在特鲁维尔，那里有海。白天，黑夜，即使你看不到海，但那个意念始终都在。在巴黎，只有起风和暴风雨的日子才让我们和海发生联系。不是这样，你也就没有海了。

在这里，我们沉浸在同样的景色之中。

每一处山冈后面远处，都是阔大无边的空无。在它所在的那个地点，天空也不相同，显得更空灵，更明亮，可以说：音质更为洪亮。真是这样，海鸥在城里就不如在水上、海滩上鸣叫得那么频繁那么欢畅。

在特鲁维尔，我生活得很好。在巴黎，不。我应该说，不，因为那里的空间威胁人，让人害怕，那里的街道是敞开的，还有一些人总是到我家里来叫门，这些人都来自远方，来自德国，实际上经常是从德国来的，他们来叫门，要见我。

“有什么事吗？”

“想见见杜拉斯夫人。”

他们想和我谈谈，谈谈我，仿佛我的时间是属于他们的，仿佛我的职务就是和他们谈谈我自己。就是这些人，就是你们，我所爱重、我为之写作的。

也正是你们，你们让我害怕，你们是可怕的，有时就像为非作歹的人那样使人畏惮恐惧。

[1] Poissy，法国巴黎大区伊夫林省城市，其中有一座古老的监狱。

地中海

最近有人正在我居住的那条街上拆除一座十九世纪建成的大印刷厂，《政府公报》印刷厂。因为建筑物正面被列为历史性建筑，所以拆除的是建筑物内部四壁。我很抱歉，人们在这本书里也听到这种喧声，风镐的嗒嗒声，特别是起吊巨石使之摆动撞倒内壁发出的震响，还有阿拉伯工人的喊叫，他们必须在铁链吊起巨石没有撞到墙壁之前拼出全力空出场地。这里将要建成一座三星级旅馆。旅馆的名称名不副实：“拉替蒂德”[1]——那就和地中海一样。印刷厂的工人已经全部走了。议会特别会议开会期间印刷机每天清晨、有时通宵开动的那种非常好听有力而且柔和无害的声响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了。他们还要加建两层。印刷厂本来不高，不超过我们住的那一层，仅及三层楼那么高。从扬的房间，通过天井开口那边可能看见圣日耳曼德普雷[2]钟楼上大钟几点钟。没有了，完了。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五十一点五十五分起，一堵混凝土浇灌的大墙就把朝向大钟开阔处给挡住了。这个旅馆将占有圣伯努瓦·波拿巴集团投资的半数。建筑物的正面令人想到百老汇繁华商业区大公司那种模样。上面有一些带凹槽的青铜柱，还有一些好看的天使塑像。旅馆将在一九八七年春季开业。有三百个房间。三星级。还有这样的名目：“拉替蒂德”。为什么不叫“地中海”。房产推销业那种缺乏文化教养，人们是不难察觉的。这家旅馆处在第六区中心地带，他们给旅馆命名就像法国朗格多克地区廉价豪华大旅馆那样。是布伊格[3]搞出来的货色。这个词你念一下发不出音来，含义也给弄得模糊不清了。人们可能以为其中有一个什么含义，但是什么意思也没有。五十年来，它搞了不少水泥的玩艺儿，突然又搞出这么一个旅馆来。可怜的布伊格。

[1] Latitudes，本义是全纬度。

[2] Saint-Germain-des-Prés，巴黎古老的教堂，上有一座钟楼最为古老，教堂内有笛卡儿、布瓦洛等的墓石。

[3] Bouygues，法国著名的工业集团。

巴黎

城市的那种窒息，那种沉陷，在这里[1]，这里有海洋给以防护。在巴黎，就像是出了什么巨大失误，举目所见只有那种大城市令人无法容忍的形态。在巴黎，有死亡市场，毒品市场，性市场。在那个地方还有人屠杀老妇。有人纵火烧毁黑人居住区，两年就发生六次火灾。在那个地方还有一种汽车居民，他们靠汽车起家，毫无教养，粗暴，伤害人，利用汽车杀人：他们就是从把头控制的金钱流通中新发迹的阔人，死亡的总经理。这些家伙乘坐富豪牌汽车和宝马牌汽车。以前那些来路不明的商标还代表着高雅，投人所好的皮鞋、香水、悦耳的说话声、对人高雅礼貌的言谈。如果愿意的话，也是那种不乏眼力的赶时髦。现在，这些牌号的货品已经没有人想买了。巴黎城已经成为老城窝。人们在这里被淹没看不出了。这里已经成为保护犯罪、掩盖罪行、吸引罪犯的所在：这就是一千二百万居民的组成成分。譬如日前发生的一桩罪案，乔治·贝斯的罪行，只有在巴黎才能想象，而且是发生在防护性空地、人道的混凝土围墙的内部。它的混乱就成了它的围墙。正是这种混乱一环扣一环把一个个连续不断的郊区团结成为一体。这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高速公路网就在这种混乱中往来穿行，使混乱连接相通，一直通到国际机场。郊区公路交通图已经找不到了，即使有也不起作用，完了。除轴心主线之外，交通图上什么也看不到。在巴黎，各处森林声名狼藉。布洛涅森林入夜成了警察和娼妓盘踞之地，白天，属于dealers[2]。给我们这些“体面人士”还留下什么呢？在巴黎，外国人受到很坏的接待。巴黎是法国吃得最坏的地方。第六区，是体现法国文化的令人神往的台地，全世界知识界人士都要到这里来访问，现在，这个地方被看作是吃得最糟的地方之一。像各处旅游地点一样，第六区烹调制作只有两三处算是例外，如利普啤酒店或圣伯努瓦小饭店[3]。亚洲餐馆，喵喵肉酱店，不要说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亚洲种小猫，可怜的小动物，也不要去说它吧。在巴黎，狗最多。狗并不是什么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人吃狗肉了。总之，这个城市是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难道是机动车辆？我也许倾向于这种看法。学校教育工作也很糟，延续至今，波及几代人。也许这些人没有很好地学习，知识愈来愈贫乏，于是什么也学不成，变得无知，因此是难以避免。再后来，生活也不行了。接下来就是逃学。于是学校不被信任，对小学大学一概不相信了。于是行为不轨。教育，礼节，精雅的修养，全部精神气质，丧失净尽，留下的只有一份经商的智力。

十年前，巴黎郊区有一千二百万人口，我现在已经很久不见官方数字，郊区居民多少也许不可能列举出来。其中也许有很多流动人口，这些人没有固定住所，生活在隐蔽状态下。与毒品、盗窃和恐怖主义相比，这种情况势必已经成为外省一个城市的内容。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住所、没有家庭、没有证件的人，已经达到一个极大的数字，因此，没有人再为之担忧，他们是被抛弃了，就像墨西哥的儿童一样，完蛋了。没有食物来源，就到超级市场窃取偷盗，没有生活来源，鞋、衣物可以去偷，至于咖啡香烟那是利害相关可以团结互助的。这类人已经有了独特的肤色，所谓混血肤色，形成这种肤色的种族成分无法确定，都是卷曲的黑发，黑眼睛。他们都长得高大俊美，后来在大罢工中（《绿眼睛》[4]中已经预告）走在前面的第一队就是由他们组成的。这是一些停滞的人。他们什么也不干。他们只是活着。他们只是去看。在塔尔蒂大厅、地铁和车站、克雷泰伊-索莱伊百货商店[5]大门前，都可以看到他们呆呆伫立在那里。

巴黎是再也不能动一动了。它不可能以正常速度向外扩展。巴黎已不再有和过去相同的感受力，人们认为到这里来是和那种感受力更接近一些，人们认为在首都总可以获得那种感受力，一切知识最本质的方面，从建筑艺术、写作艺术、绘画艺术一直到政治艺术。不妨去问问郊区居民，郊区居民说：“我以前居住在夏特勒、朗布依埃之间，后来时间长了我住厌了，于是我来到巴黎，是为了更加靠近一些。”仅仅是为了这个缘故。更靠近什么呢，他也说不清。这种说不清长时间无法得到解释，也许就是更接近生活的感受力这个词的全部含义吧。这些人迁入巴黎，奔向首都，就是为了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有所从属、信奉社会、几乎是神话性质的那种感受力，那种意义。一经走出巴黎大门向北，很快就进入令人不寒而栗的境界，从圣德尼到库尔纳弗，再到萨尔塞勒。西南，幸有凡尔赛宫堡这处奇迹般的飞地，眼睛立刻就看到田畴万顷、森林遍地、自由公路、村镇广场，让你目不暇接。但是完满充分的感受力，主导的意义，仍然还是在巴黎。

有谁比较充分地谈到巴黎各个不同季节之美，夏季的星期日，冬日的夜晚，街道这时变得荒寂静谧，还有那些公路。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建筑得像它这样，清澈的空间有着这种闻所未闻的华丽繁富。在建筑物的分类中有一大部分可以与凡尔赛相媲美。在夏日，河流之美显现无遗，连同它的树影，它的花园，大街有的源河流而向前延伸，有的沿河蜿蜒而行，还有山冈起伏的斜坡，从星形广场、蒙帕纳斯、蒙马特尔、贝尔维尔，都有坡地伸展其间。全城呈盘盏形状的地区只有卢浮宫，一直延续到协和广场。还有岛上这一部分[6]。

[1] 指特鲁维尔。

[2] 英文，商人。

[3] Le Petit Saint-Benoît，据说原指一种奶酪。

[4] Les yeux verts，作者一九八○年发表的电影剧本。

[5] Créteil-Soleil，巴黎一家专营低档商品的百货商店。

[6] 指巴黎中心塞纳河上的斯德岛（Ile de la Cité）和圣路易岛（Ile Saint-Louis）等。

红躺椅

我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住进这里的公寓[1]，现在是一九八七年二月，转眼之间，我住在这里已有四十五年之久。在这长久居住期间，我曾经在这套五个房间的公寓的三个房间里睡过。我的儿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把我现在睡的一间让给他，为的是让他的地方更宽敞一些。有一次，在面向天井的房间，这个房间在战时是用来贮放配给煤的，即凭票买回来的煤炭，就在这个房间里，我发现两样东西，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真的，只有我一个人。那是在房间和地板相接的壁橱里发现的。地板的板条脱落裂开，我把它重新嵌接好。有一条木板连接不上，就在这条木板下面我找到一个真正玳瑁发夹和一把手制石灰白颜色的骨质篦子。篦齿细得就像棉布纬纱一样。篦齿根部还有细微的影纹，有虱卵，也许是虱子，是篦下来夹在里面的。其他就没有什么了，公寓一如当初我租用时那样，没有变化，坐落在圣伯努瓦街上。四十五年中只有半个月时间有过一次变化（在我戒酒治疗之后）。对我来说，所谓变化也仅仅是在中心轴上稍稍转动了一下。几扇窗方向有变动，墙壁方位也动了动。这么一动就不再真正是原有的同一座公寓了，宁可说是同一座公寓转了转身。这一动，非同小可，因为，这是一次视像上数学精确性，一种逻辑性的展示。房屋所有的门窗都比照中心轴按其必然，按照应遵守的度，保证一切既同又异，做了一次调动。不允许有任何细节变动过甚或者不足。一切都不允许有遗漏，也不允许有忽视，任何差异都须与建筑师图样精确度相符合。像浴室内部墙壁直角相交，现在改为略呈锐角形状。视野，现在是好极了，外部世界一览无遗，可以往复眺望。我从对着天井的几扇窗往外面看出去，也发生了变化，看到的是哪一部分空间恍惚间也难以看清。现在，沿着许多屋顶都出现了露台。

还有许多家具，其中有一些是以前，几年以前我看到的，可是我相信我虽然看到，但是忘了，另外有一些我却从来不曾看到过。同样，还有一些人，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就是曾经买下我住的这座公寓的人。那是一些约旦地区的商人，身穿贾拉巴[2]，他们曾坐在那张红躺椅上，红躺椅结果还在。不过，红躺椅放在我房间的壁炉前，置放在这里并不好，我想，它一定是一直期待安放在一个更好的地方用得其所。我么，我本来也应该给它找到一个好地方才是。

所有这些用物并非一夜之间亡失不见的。第一个消失不见的就是那张红躺椅，它原属于我的一个朋友，乔治埃特·德·科尔米斯所有，在战时她寄存在我家里的。她当时住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概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间，她才把它取回带走。

[1] 指巴黎第六区圣伯努瓦街五号。

[2] djellaba，阿拉伯人穿的带风帽的长袍。

圆石

有一天，我发现一块磨成圆形的石头，上面有劲挺笔直刀刻的签名，形成一个无尖角的三角形。圆石放在垃圾箱上，是到这里来修葺地下室墙壁的葡萄牙工人放在那里的。他们有意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意思是看谁对它感兴趣让他拿去，所以被我发现了。我把这块石头拿到厨房放到桌上。我又下楼去，好像看到还有那样一块圆石。果然还有一块，比第一块琢得更好、更为精确，可以看得出，这块圆石中间是穿孔的，侧面同样还有一个洞眼露出在外。洞口上另外还磨出滑槽，上面肯定可以盖上一个木盖，木盖是不在了。第一块圆石除有一小块磨光的地方刻有签名外，原来的形状保持不变。第二块圆石没有第一块圆石那么大。第二块圆周大小正好可以放在第一块圆石之上。两块圆石接合起来可以来回转动。我把它们左看右看竟看了一夜。这两块圆石原来出自圣洛朗修道院，沿修道院向下行可以通到塞纳河陡峭的河岸。有一天，我把它们拿给米歇尔·莱里[1]去看，他也不知道这东西从前是做什么用的。依他说，是研磨某类种子或果实用来榨油的，油就从侧面洞眼中流出，不过也不能肯定。我因为想到黑死病[2]，我把它们洗了又洗，洗了好几遍。

[1] Michel Leiris（1901—1990），法国人种学家、作家，曾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著有诗集、文论等。

[2] 这两块圆石出自圣洛朗修道院，应是中世纪之物，因此想到当时黑死病肆虐。

衣橱

这是路易十五时期农家常用的衣橱，我在第六区一家古董商那里买来的，那时我大概在三十五至四十五岁之间，正好拿到《太平洋大堤》一笔版税。这架衣橱在我家差不多有十年了，这时——有一天夜里——我和许多女人一样，整理我的衣物这一类东西——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是为什么，我把衣橱几个抽屉抽出一个抽屉，放到地上。一件衣服从暗处掉了出来，原来这件衣服夹在衣橱抽屉与衣橱板壁中间就从这里脱落出来。衣服白色已经发黄，还有光泽，上面有一块块淡红色斑点，皱得就像一张揉皱的纸一样。是一件农妇穿的那种卡拉科，女人穿的内衣，领口四周打出皱褶，还镶着一条小花边。是上等细布做成的。这件衣服经过衣橱前几位所有者至今一直留在那个地方没有被发现。多次搬迁易主也没有拉出抽屉来看一看。我可要大声说一句：那是一七二○年[1]。那些红红浅色斑点是月经最后几天留下的血迹。这件卡拉科大概洗好后放进衣橱抽屉里，仔细洗过，洗得很干净，而污迹仍然不去，除非当年用重碱漂洗。有污迹的地方，正是血迹洗过残留的那种颜色。这件卡拉科透出一股上过蜡的木料的气息。那些抽屉必是装得太满，卡拉科又是放在浮面上，滑出来卡在抽屉边沿，后来又整个绞进缝隙夹在橱壁死角上。它就留在那个地方整整有两百年。这上面，年年月月，岁月往复，好像刺绣让岁月雕饰得竟是那么婀娜妍美。对这样一件物品，要了解它，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她到底一心追索的是什么”。时间日复一日逝去，已经无影无踪湮灭不见了，不可能……

[1] 本文第一句说衣橱是路易十五时期之物，这位国王在位年代是一七一五至一七七四年。

时间亡失

从青年时期到我现在这样的年龄，这一大段距离，看起来非常可怕，非常神秘。至于个别情况，更不堪设想了。女人有了孩子，一生操劳忙迫没有空闲。她们坚信，事情必然如此。孩子对于她们的要求多到超过限度，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美，都需不惜一切服侍照料，还有爱，每一个孩子都要求得到全部的爱，否则他们就会死去。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你去看看，永远不会让你感到消沉。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面对我和你们，一如你们彼此之间，都有一段距离，任何一种生存都将成为毫无意义，任何存在的依据也将不复存在了。每一种存在都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座大楼上下不同平台上比邻而居，人们不免自问：这种情况怎么可能，怎么会分别从属于不同的层次。

这一切充满在时间之中，真的，这一切又把时间空空丧失了。

这许多年轻人僵立在教堂、公共广场、塔尔蒂公司、中央菜市场大门前，他们在等待，还有，这看起来似乎也不坏，巴黎边缘地区住在低租金住房中的工人在冬夜赶时间上班被闹钟吵醒，都是为了延续生命，活下去。

《印度之歌》的壁炉

总有一天，我将垂垂老去，搁笔不写了。对我来说，这肯定是不现实的，做不到的。而且荒谬。

有一次，事情我看真是发生了，我不能再写了。这是在戒酒治疗过程之中。我记得很清楚。在美国医院。我站在窗前，扬扶着我。我在看对面的红色屋顶，还看见一个女人，金发，蓝眼睛，她从一个壁炉烟囱里出来，还有她的丈夫，即《印度之歌》中的上尉，惊慌失措的样子，看着天空，他是从另一个壁炉烟囱里出来的。突然，我流泪哭了，这一明显事实侵入我的身心弥漫开来，我对扬说，我肯定不可能再写什么了，完了。这是真诚确实的，我痛苦至极，即使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不过，即使是这样，壁炉的幻象依然没有完全消失。这些幻象当时也在关注我的痛苦。

从美国医院回来，我立即就在我的记事本上试着去写。我把我听到的如实写出来，手里拿着钢笔，写。开始文句也组织不起来，还是继续写，写下去。但是这种新出现的假性的写作，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像是在房屋之下阶梯提高以后从一个洞穴冒出来的——似乎是出自一个五岁小孩之手，无意之间突然出现的，墨迹斑斑，零乱不堪，又像是一个罪人写的，罪人，又有何不可。

我是想写一本书，就像我当时写、当时所说的那样。我感到有一些词语从我心中恍惚出现，若隐若现。在所有的话语中，从外表看，似乎什么也没有说，一无所有。

生活中的事物原本就存在在那里，而我们并不知道。那是抓不住的。有一天，你告诉我说，生活常常表现为重复交替情状。我的感觉恰恰是这样：我的生活就是一部重复交替的影片，排得不好，演得不好，组织得不好，一句话，是一大失误。既然是一部侦探片，却没有谋杀，没有警察，也没有受害者，没有主题，什么也没有。具备这样一些条件本来也可以形成一部真正的影片，但是没有，只有虚假。你看，如不是那样，又可能是什么。但愿我站在舞台上，什么也不说，也没有动作，只是看，也不专一去想什么。是这样。

从经历过的生活撷取教益，这在生活中为时已晚，来不及了。你看吧。但愿有人敢于对自己说出这一点，我要听，我还要把它写出来。事后发现与一个男人在一起相处感到幸福，也不一定就证实对他有爱。就是在并不那么强烈有力、并不那么雄辩的记忆中，我才发现爱情的明显性。我最爱的男人正是我欺骗得最多的人。

有些时候，甚至经常，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时间，爱情的喜剧对几乎所有配偶都是有益的。有关于此，我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大多数人维持共同生活或是因为生活在一起恐惧心可以减轻，或是因为两个人工资收入比一个人工资收入要好，或是因为有了孩子，或是因为种种难以说清的理由，说不清的理由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抉择，尽管抉择也并没有理由，说不清的理由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明确的立场，尽管这个立场如不是不可表白，至少也是难以表白的。“你是无法理解的，”他们说。或者：“我还留在这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其他办法可想。”这些人，他们不是在彼此相爱，而是他们之间已经有了那种爱情。理由可以是这一种或者是那一种，以一个实际的理由，或以行事方便作为理由，去爱一个人，这样，就已经是爱情了。在大多数时间，没有公开宣告，无疑也没有被认知，但这也是爱情。这种类型的爱情，只有到了死，才会宣告表白出来。有时人们很为某一些配偶担心：男人很粗野，像野兽一样，要女人忍受痛苦折磨，她只好怨天尤人。人们对这样一些配偶经常是误解了。认为这种爱情戏剧不包括在爱情的范围之内，这一看法一般说也是错误的。贝尔纳·皮沃[1]曾经问我：是什么把我牵系在那个中国情人身上的；我说：金钱。也许我还可以补充一句：那汽车真叫人舒服得要命，像是一个客厅。还有司机。汽车，司机，都可以自由支配。还有柞丝绸那种性感的气息。还有他的皮肤，情人的皮肤。这些都是相爱的条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爱过他，后来我离他而去，无疑是有人对我说到这个年轻人自杀，消失在大海中，在那样的时候，那是十分确切的。我知道那件事，是在旅行的中途。我认为爱情只能与爱情并行共在，人不能在自己一方孤独一个人去爱，这种事我不相信，孤独一个人生活，经历一种绝望的爱情，我也不信。他是那样爱我，我当然也那样爱他，他是那样欲求于我，我当然也同样欲求于他。爱一个你完全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不可能，这种事我不相信。

[1] Bernard Pivot（1935— ），法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学批评家。

《夜船》中的音响

在《夜船》[1]中，是声音形成各种事物，形成为欲望和情感。声音比肉体所在的现场呈现出来的更为丰富。那就是人的面容，人的顾盼，微笑。一封真正的书信也可以摄魂荡魄，因为信是说出来的，以说出的声音写成的。我曾经收到一些信件，使我对写信人产生爱意，不过，很显然，复信作答是不可能的。

扬，我回信了。我是在冈城[2]放映《印度之歌》时见到他的，见到扬。当时我们有许多人结伴去一家咖啡馆。对于扬来说，我首先是《印度之歌》的作者，是一个女人，让安娜-玛丽·斯特雷特说出在印度生活厌倦烦恼的事，还有迈克尔·理查森、洛尔·瓦·斯泰因、女乞丐，所有这些人追本溯源，对扬来说，那就是我，他正是因为这些人才到特鲁维尔来的。他在开始阅读这些书的时候，就进入一种惊喜若狂的状态，于是他给我写信，像对待别的人一样，我没有回信。可是有一天，我竟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写信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只有一个意念，就是在写给冈城这个年轻的学生的信上告诉他“我生活下去是多么困难”。我对他说我喝酒喝得太多，因此住进了医院，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竟喝到这种地步。

一九八○年一月。我六十六岁。热罗姆·博儒尔，那时你也在，事情发生了。我处于一种十分严重的精神紧张状态下。人们叫我服用抗抑郁剂，可是我没有告诉医生我是酗酒者。这害得我三天之内一天几次昏厥。有一天深夜我被送到圣日耳曼昂莱医院。如此等等。就是这次从医院回来，我给扬写了一封信，这人我并不认识，只是因为他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都保留着，信写得十分精彩。后来，有一天，在七个月以后，他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他是不是可以来。那是在夏天。仅仅听到了声音，我知道，那无异是发疯。我在电话上对他说：来。他放弃他的工作，离开他的家。他于是留下来没有走。这件事现在算来已经有六年了。

[1] Le Navire Night，作者一九七八年制作的影片。

[2] Caen，法国卡尔瓦多斯省城市。

夜食

在特鲁维尔，我为他买下干酪、酸牛奶、奶油，因为他夜里回来迟了要吃这些东西。他也给我买我喜欢吃的东西，奶油圆蛋糕、水果。不完全是为了让我开心，同样也为了我吃得好得到营养。他有这样一种孩子似的意愿，要我吃得好，不要死掉，他不愿意我死，也不希望我发胖，两者兼而有之可不容易，我呢，我也不愿意他死，我们相互依恋，我们的爱情就是这样。傍晚，在夜里，有的时候，谈起话来绝无顾忌。在夜里，这样谈话，说的都是真话，不管说得多么可怕，还笑，像以前一样，在喝酒的时候，在午后，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一起谈话。

八二年十月

最近几个月，醒来以后，我不再喝咖啡，直接去喝威士忌或者葡萄酒。喝下葡萄酒常常呕吐——酗酒人早晨吐的那种粘液——刚喝下去的酒也吐出来，于是我立即又继续喝葡萄酒。一般说，第二次吐过，呕吐也就停止，这样我就好受多了。扬和我一样，也在早晨喝酒，我看他喝得不多，是这样，比较少。

自从他八○年八月来到特鲁维尔，每天一到傍晚，他就喝，他一直是这样，直到我住进美国医院。他也发胖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一起喝，同时喝。我认为他没有看出我正在走向死亡。我相信我记得有人对他讲过这个话，大概是米歇尔·芒索[1]：“你没有看见，她正在走向死亡。”

米歇尔·芒索请来她的一个朋友，摩尔达维亚的一个犹太人——达尼埃尔，友爱向你致意——不过我觉得时间以后总是有的。他们执意要我下决心做出决定，而且还要我立下书面字据。

扬也天天催我定一个时间，于是，有一天，我定了一个日期，我说：十月，一九八二年十月初。

他们打出电话，定了病房。

当我写下这几个字：十月，十月初，我就害怕，现在我还感到害怕。

达尼埃尔预先就警告过我。对我说：“我必须告诉你：那是非常痛苦的。但你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你一个人是出不来的，你知道。”我知道。

所以，我是预先得到通知的，这种治疗非常难受非常痛苦。事实上，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字眼可以比拟。现在，我是知道了。如果谁事先就懂得美国这种叫做“冷火鸡肉片打耳光”治疗法，他就决不会下决心接受，也不会提出一个日期，决不会，他一定会逃之夭夭。

一上出租汽车，我见达尼埃尔哭着匆匆走出门去，我就明白我是在怎样一个不利于我的东西上面签字画押了。这一天，我喝得也不少。恍恍惚惚，我还笑他们等着看好看的吧，后来，好，上了出租汽车，我见扬心慌意乱有增无减，太可怕了，事情已经定了。骤然间，两条腿也出现了浮肿，这让我们更是惶惶悚悚，也不知是为什么。

夜里八点钟，我一个人留在美国医院的病房。不许扬留下来。十分抱歉，我这样一口气写下去，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把一件件事实相互关连都弄清楚没有，随它去吧。

有一件事依旧留下来没有动，而这是最最重要的，这就是害怕又开始了。我亲耳听说要重新进行治疗。我知道，这并没有什么，一小口烈酒，不过是一粒朗姆酒心糖。在扬到达特鲁维尔前不久，我曾经注意到在靠近门口的壁橱里，就像注意到其他别的什么一样，有一个酒瓶，我以为那是一个空酒瓶，可是，里面大约还有三指多的苦艾酒。此后有两天我总是想到它，后来，每天晚上，也许八天，十天，都不停地想到它。后来我就把它喝了。过后，扬来了，我叫他去买酒：又开始喝，这是我第三次又开始喝起来。现在，我在这里正处在第三个无酒可饮的时期。这我已经给你说过。

到达美国医院当天晚上，为了能睡着，我寄希望于安眠药，但是到了四点钟，我还是没有睡着。我突然想到：病房里没有一点烈酒，于是我越想越怕，越怕就越是想。很快我想出一个计划，赶在昏迷之前，尽快出去，我知道这一关我是闯不过去的：打电话叫一辆出租汽车，到马约门，到酒吧去喝一杯红酒，再坐那辆出租车回来。神不知鬼不觉。我于是起床，穿上衣服，不要弄出声音来，突然，女护士在我面前出现，她跑来我竟没有听到。我大声喊叫，对她说：“酒精中毒性昏迷，我有危险，你知道。”护士对我说：“夫人，那里有酒，我给你拿一杯来。”这本来已经是通知过的。这是我最后一杯酒，八二年十月。

应该永远不要让危险之物落到你的手上。我知道不喝也不行。

[1] Michèle Manceaux（1933— ），作者的女友，法国记者，作家。

危险状态

此时此刻，我对我的写作只觉有罪负疚，每次书出来以后，每次都是这样。如果我一定非陷入像我现在这种状态不可，那就不该写。如果我不再陷入纵酒的危险，这种状态我也不堪忍受，那也可以不写。我经常对自己讲到这一点，仿佛我还可以维持似的。这就是一种危险状态。

我对戒酒治疗讲过极端的话，请不要介意。尽管治疗，旧病总归还可能复发，又会开始。那天夜里，就已经又来了。什么也不为。酗酒本来就无理可说。

信

我也写信，就像扬给我写信一样，我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写信持续有两年时间。后来扬来了。他就取代了写信。没有爱情，留下来不走，是不可能的。即使其中有的只是词语，事情也永远是这样。最坏的是没有爱，我认为那是不存在的。

幻影纷至沓来

我在一九八四年六月把《情人》交给子夜出版社。接下来我制作了一部影片，其后影片开拍，再后着手写《痛苦》，后来我就病了。《痛苦》出版的那一天，我住在医院里，扬给我带来普瓦罗-德尔佩什[1]的评论文章，当时我正在进行人工呼吸。这一次我心智丧失有一个星期之久，和八五年四月那一次一样。我岌岌乎把一个年轻女护士杀掉。剧情十分明确：那天晚上，一方面扬回到家中，我把我的几个指环交给他带走。另一方面，有一个值夜班的年轻女护士，根据她的建议，我才把我的几个指环交给扬带走，以免在医院被窃，这类事是经常发生的。我对他说，就这样吧，晚上，扬就去我家，带着指环，就住在那里了。到了半夜，这个年轻女护士本应前来给我治疗的，可是没有来。我等她一直等到凌晨两三点钟。接着，神志不清了，事情却是一清二楚的，无可置辩，是肯定的：这个年轻女护士和她的几个所谓同事一起到了圣伯努瓦街，杀死扬，夺去我的指环。

天亮以后，我打开病房的窗子，我喊有人要杀我，快来人。没有动静。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叫，听是听到的。我又大喊大叫，我还不停地央求，毫无反应。

第二天清晨，护士来了，我躲在床单下拿着一把刀，这刀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女护士惊呼叫人。我同时也狂叫，我要死了，有人杀我。来了一个护理。他被吓坏了。猛扑到我身上，把刀夺走——我也划伤了。

由此开始，我相信我“知道”医院的那些所谓的“医生”把我给劫持了。大概经过几个小时，我和他们谈判，说他们如何取得赎金，电话打给谁，报一个数目不要太大，必须按照我在这项罪恶买卖的行情价值几何定出相当的数目。

所有这些胡话，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但可以称奇的是那种逻辑非常清楚，指环与谋杀是贯穿情节。我就是被这种逻辑明显性牢牢钉死脱身不得。

肺气肿发作，也会引起错乱：大脑缺氧，就要出轨，神经错乱。在我发病前一个星期，医院里还有一个青年，他整整一个下午充当一场足球赛的裁判。后来给他输氧，就平服无事了。医生对他说出的一套谵语笑了很久。我么，我害怕，非常怕。别人对你讲你自己，讲你在心智丧失情况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是非常可怕的。酒精中毒谵妄，在治疗过程中，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很少一点。我在昏迷状态下是说过胡话，不过，我常常是昏迷几秒钟。相反，治疗后出现的种种幻觉我却记得十分完整。幻象出现，就是在美国医院开始的。

《印度之歌》变成了一条船。无所谓，就在这里再重复一遍。上尉的女人住在对面屋顶壁炉烟囱上。她是金发女人，色泽红润，有两个蓝眼睛。她仅仅把头伸出在烟囱之外。上尉与她相距有两米，在另一个壁炉的烟囱里。他和他的女人处境一样，都被挤压在烟囱里面。有一天，刮起大风，女人的头破碎，像玻璃一样。我看了非常气愤。有上万只乌龟以一种精确的方式像一本本书那样排列围在屋顶四周。到了夜晚，乌龟须返回檐槽下面地方去。这些形象比现实的还要清晰，好像从内部发光一般。这许多乌龟各就各位准备过夜需要经过许多个小时的时间，一个个循序滑下去。自然的构成竟是如此鄙陋粗劣，也让我非常气恼。这些乌龟各就各位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么困难，以至有不少乌龟一整天在原地蜷缩不动。

在这些“回忆”中，还有一个身穿绣金蓝色服装的亚细亚高官，他在医院的过道往来穿行，面无表情，沉默寡言，十分可怕。这是在拉埃内克医院还是美国医院，我记不清了，好像没有人看到有这样一个人，也许是没有吧。在美国医院我还看到迈克尔·理查森，他站在《印度之歌》房子里没有窗幔关着的窗后，四周布满花草和藤本植物，面带微笑，同时又在流泪，这是一个故事里的囚徒，一个非常美的男人。在房屋门前，在靠墙的地方，放着那头著名的阿比西尼亚黑母牛，瘦骨嶙峋，瘦得肋部凹陷，在它旁边，还有一架中国大座椅，红色描金的，这两样东西被搬到讷伊[2]人行道上，后来也就忘在那里了。在一堵墙拐角的地方，有些夜晚，迈克尔·隆斯达尔也出现，身穿贝督因人的服装，对着我微笑。

我回家以后，种种幻象中最令人吃惊的也在夜间出现。歌声，合唱声从大楼四面围起的内部天井中传出来，在我的窗子下面，在那个地方传出来，我往那个地方一看，我看见那里聚集着许多人，不同的人各自分成几组，都是来保护我的，保护我不要让我死掉——这是肯定无疑的。有一些人还拿着长矛，头顶上长出硬角。这些人正在谈论一个什么人，肯定是一个小孩，名叫“戈蒂埃”，他们，他们在说“小戈蒂埃”。我记得半夜在大楼楼梯通道上带着令人难忘的温情半喊半叫说出的一句话，说的是：“他们只要碰一碰小戈蒂埃，我呀，我就会死。”

在这些日子里，有很多人住在我们的公寓里。在浴室，有一个女人，还有一个死掉的小孩用白布包扎着，女人抱着小孩站在抽水马桶后面。她就那么站在那里，最后，我也就不去注意她了。还有几个男人，总共有五个人，一到夜里就走到扬的房间去。这几个都是真的人，他们走来走去，说话。他们的身体塞满揉皱的报纸，团成轻轻的小球。桌子下面还有野兽，还有那些个出名的带猪尾巴的小矮人，有人叫做“人面蛇身女怪”。还有一座女人半身像，彩陶制成的，叫做“法兰西共和国”[3]，放在我书桌旁的小书架上。有一个人住处靠近扬的房间，此人非常可怕，他在监视我。我就在刺耳的电话铃声中生活，电话响声不停。我发现电话总机就设在天井，在七楼女佣的房间里，这是敌人的专用电话。对门邻居把我的电话线路偷走，这我是可以肯定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房间周围，电话铃声形成一个包围圈，我发现情况极不正常。最可怕的是每天在公寓内部发生的情况：在我的取暖器后面吊着一条死狗。这条狗，再说我同时也弄不清是一只鸟呢还是一只蓝色的鸭。我相信我有几天几夜没有睡了。我根本没有睡意。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我根本没有从任何睡眠状态中清醒过来。

由于老鼠，一些动物，这又闹起来了。半夜，动物等等比比皆是。扬听到有闹声：我立即穿鞋，拿起雨伞，赶老鼠，就这样，又发作了。我神志不清：一切都是在瓦格纳歌剧持续伴奏下上演的。德国警察叫喊声又听到了。接着，扬从M.D.的书本里了解到的，在我窗前枪杀犹太人那段非同寻常的情节出现了。还有黑女人，妇女，在客厅里……这一切麇集繁衍，层出不穷，数也数不清。如我要叙写，不是罗列，我说：客厅里的一群黑人和犹太人已经宣誓效忠纳粹，这时我的摩尔达维亚医生的几个朋友在我房间里，坐在那张红躺椅上，红躺椅在前一天还没有在这里出现，他们正准备买走我所住的这所公寓，这公寓摩尔达维亚医生终于弄上手了，把它卖了出去。在这一片混沌之中，还有几只猫，这一天自始至终都是安静的，只有我一个人，看见它们在公寓里穿行来去。

突然我又回到现实中来。我还记得，米歇尔·芒索为我做的那份肉豆蔻酱。我狼吞虎咽都吃了。后来，幻觉一点一点减退。德国警察从附近平台上撤离，在扬的房间里身体塞满报纸的人也走了。在我儿子房间里的那个男人，就是那个长着一头灰色卷毛头发、白得像白粉一样、蓝眼睛目光迟滞失神的人，他还没有走，没有消失。还有几只猫，没有消失。没有消失的，最后一个，我想，就是玛丽亚娜，这大概是最难以置信最可笑的一个，她还梳着洛林人的那种发式，一个表示热爱祖国、丧尽廉耻的对象，仍然留在我房间小书架上——它是怎么搞到这里来的，只有上帝知道。说来也巧，一个星期前，正好是八七年四月初，这座玛丽亚娜半身雕像本来放在波拿巴路一处公寓壁炉台上的，这公寓有几扇窗正好对着通用的天井。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见过它。幻象中的雕像我可以辨认，是放在一座由一扇可以打开的窗镶起来的壁炉上的。医生曾经告诉我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的一切我都会重新看到。在谵妄状态下，种种事物显现，都是我在生活中经历过或见过的，他说这一切无不是来自真实的记忆。这当中，只有一件事，直到现在我夜里仍然怕它再出现。那分明是无有但又可以看见，谁也不会相信。甚至现实的末端产生的效果也可能复现。甚至眼睛、头发、皮肤的颜色，都可能复现。我对瓦格纳的音乐本来一无所知，居然也可以辨认出来。我对扬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半个月，我就只好死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不能忍受？活下去的依据一天天减少，为什么不能忍受？这当然是因为人，只有他自己才看到他自己所看到的，正如人只习惯于一己去想他所想。可是突然之间，脑子自行其是，自己显示自己，自己去看，思想像大写字母显现在屏幕上，随后，明知不会有人相信你，即使我轻声默念设法把那几只猫“弄走”。后来，也知道很快就会使爱你的人不堪忍受，不得不离你而去。医生说过，在我四周必须有很多人，新来的陌生人，很多人把我围住。但是我迟早还是一个人关进自己的房间点上灯再去找先就在那里等着我的动物，桌下有小猪，书架上有玛丽亚娜。医生还不准我吃任何镇静剂；我很奇怪，周围的情况依然如故。所有这些成群结队纷纷出现的幻象都出自我本人，不仅不受阻碍，而且谁也没有迫使它们出现。

有一点我忘记说了：我曾经要求扬把吊在取暖器后面被纳粹杀死的狗取下，我要他把狗扔出窗外，用力丢在过路行人的头上，让他们记住有人杀过犹太人。声音我是听到的。我看他把狗取下丢到窗外，但这一切并没有让我怀疑那条死狗的真实性。有一次，米歇尔·波尔特倒让我心里生出怀疑。当时我正好在我家厨房里，她进门把大衣挂在衣架上，走来和我相见。我们闲谈，我把我的那些幻象都对她说了。她不说话，只是听着。我对她说：“我自己是相信的，可是我不能说服别人也信。”我还说：“你转过身去，你去看看你挂在那里的大衣右边的口袋。你看到那里有一个刚出生的红红的小狗吗？但是，他们都说我弄错了。”她郑重其事去看了，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长时间地看着我，然后对我说，态度极为严肃，绝无笑意：“玛格丽特，我凭我世界上最爱的人对你发誓，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她没有说那里什么也没有，她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在这一点上，也许疯狂之中也夹杂有某种理性。

后来，有一天夜里，我叫扬把那个满脸搽着白粉一头卷毛发的男人给我赶出去，他已经走到门口过道上，离我的房间不过两米。我只听到一声吼声，扬是气得实在控制不住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每天夜里我都受到公寓里不断走来的“人”的骚扰，每次我都叫醒扬——他大喊大叫：“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我，我根本什么也没有看见，根本没有，你听见没有？什么也没有。”他重复叫着：“什么都没有，没有，没有。”我站在我房间的门前，扬吼叫的时候，我还看见那个卷毛男人走到他的身边，我求扬让他出去。这时，扬停下来，不再做声。

那个穿黑大衣的男人对这个场面全不了解。他往扬那边走了几步。他站下来。他的眼睛一直都在紧盯着我看。他注意的是我，可那种激情竟到了这种地步，使他变得面无人色，非常可怕。他注意看我，注视之中带有一种痛苦的愤恨：我不看他，我还哭，我还要逃走，他可怎么办？他并不理解我不理解他欲求的是什么。他是一个我应该认识的人而我并不认识他。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是三年之后，我可以说，那的确是与我相关的。可能他决心要把我带走，不一定非让我死不可。可能他到这里来是为让我知道我的归宿，几千年以来已被摧毁的那样一个归宿，这也恰恰是我出生在人世存在的理由。他或者是一个犹太人，或者就是我的父亲。或者是别的什么。是另一个未确定的什么人。而他的身份是确定无疑的。经过十五天，他的身份始终不变。他住在我的家里。十五天以来，他就住在朝大街的那个小房间里。他的两个小眼睛很蓝很蓝，他的头发十分卷曲，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头发，头发有的地方是黑的，有的地方是白的，也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是，他一定知道有关于我而我又不可能知道的什么事。不是一件我已经忘记的事，而是一件我应该知道的事。此时此刻，他就在这里，和其他幻象交错相混，不过他是轴心。他是主宰，环绕着他，其他的幻象就在我生命四周转动不已。他不理解我为什么怕他。他看到我怕，不过我怕的就是他，他并不知道，他不知道我到底怕什么。我继续对扬大喊大叫，叫扬赶走他，赶走他。我还发现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法语他也弄不懂。我对扬说的话，他不理解。他有一张淡紫色的嘴，被死死地封住了。他不说话，十五天以来，一个字也没有说过。所以日日夜夜这许多天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他没有说，没有对我说。对于他，我必须弄清他对我抱有期待所为何来。如果我不了解他，那是我不想了解他。他么，他相信这一点我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点我不可能知道。他的眼光始终单纯专一直直地向前看着：我应该了解。但是，不可能。

扬朝公寓住房的门口走去。我回到我的房间，什么也不看，眼不见为净。扬打开房门，又把门关上。他对我说：“出来吧，他走了。”他终于走了。我在扬的怀抱中哭了很长时间。

这件事，一直到这几天，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就像是他与我之间滋生出一种仅仅延续几秒钟时间相生与共的灵智。我对那种空寂缥缈的情愫记得非常清楚，确实是这样，那人走后，我只感到有罪，当扬和我，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本应和他谈谈，向他解释，但我无能为力，不可能，因为我不理解他究竟要我怎样。

[1] Bertrand Poirot-Delpech（1929—2006），法国批评家、小说家。

[2] Neuilly，在巴黎西郊上塞纳省；美国医院即在讷伊。

[3] 即下文所说的玛丽亚娜，被视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

翻译后记

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九八七年有两本书出版，一是小说《埃米莉·L》，一是随笔集《物质生活》（副题为《对热罗姆·博儒尔谈话录》）。随笔集收有四十八篇文字，长短不一，短文不过三五百字，长的有一万字，大多与写作的事相关，涉及作者自己的作品，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方面，有关与扬·安德烈亚结识之事，作者本人饮酒致疾等，也是书中记述的材料。有关杜拉斯的思想，阅读她这些文章便可了然，无需多言。但可注意的却是她关于写作、写法的一种独到见解。作者在引言中说，书中“没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非是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其他我没有思考什么”。事实上，即使是涉及写作的事等等，似乎也与“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相关，这是不需在字面上求证的，从潜在方面去感受便可体知。文学与写作不可能排除社会历史现实。作者申明：“这本书至多代表我某些时机、某些时日、关于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也代表我的思想。”作者认为“那种专横武断的思想”，“那种最后确定的思想”，是她远远避开的“祸害”。

据书中引言所说，这本书大体是在一九八六年秋初至冬末写成。据说，每一篇文字都是对她的朋友热罗姆·博儒尔讲述的，然后整理成文，由他们分别通读，作者修改，博儒尔再读一遍；在进行过程中也曾遇到一些困难、一些问题，如关于主题的问题，据说后来对之“弃置不问”，似乎也就迎刃而解。最后是作者自己修改，“简化文字，使之轻快，平静”，不过这也是作者和对谈者的“共同的意见”。

作者说：“这本书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也不属于中间部分，”“是从日常事件中引发出来的。可以说是一本供阅读的书。不是小说，但与小说写法最为接近。”作者说：“当它在口述的时候，那情形很是奇异——就像日报编者写社论一样。”这大概是说书中所述无不是扑面而来的那种现实感吧。至少让人觉得叙述者像是近在咫尺，如见其人。作者在书中多处分明写到她是“处在历史环境下”，“就像沉在海里”一样，还说“真像是我在同那个准备把我消灭掉的社会进行殊死搏斗”……人与社会对质大概是某一类现代文学一个潜在的主题。

作者说对这本书出版“不免犹豫再三”，因为“没有一种可以预期或者现有的书籍构成形式可能容纳《物质生活》这种流动的写法”。所以这里冒昧称之为随笔，未必妥当，不过，人们知道，随笔是法国作家最擅长的体裁，而且源远流长。《话语的高速公路》中又专门讲这个问题，说话语在这里每一个题目下无所不至同时又仅仅通向一个地点；《戏剧》中也说：“效果出自文本的独特显现，出自深度，出于血肉，”作者希望有一种新的戏剧，是供阅读的。作者说《物质生活》这本书也是供阅读的。因为书不是“创作”出来的，而是由话语组成，说给对方听的，不是经过修辞术操作的语言组合，而是说给你听，说话人身临现场。所以戏剧用小说方式写，小说本身也是戏剧。一九七四年发表的《说话的女人》，就是作者和另一个女人格扎维埃尔·戈蒂埃对话的记录，谈的是文学、社会、女人等等；一九七七年在电影剧本《卡车》之后附有与米歇尔·波尔特夫人长篇对话；一九七七年与同一位米歇尔·波尔特夫人合作写成谈话录《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的地点》；还有在这里多次提到的《八○年夏》也是一种谈话，或者叫做独语；这一切表明，这里人们看到的这些随笔类文字是作者一直有意要写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贯穿在作者的戏剧、小说、电影剧本之中。文体这一用语用在这里实在也很勉强。《〈夜船〉中的音响》中说：“是声音形成各种事物，形成为欲望和情感。声音比肉体所在的现场呈现出来的更为丰富。那就是人的面容，人的顾盼，微笑。一封真正的书信也可以摄魂荡魄，因为信是说出来的，以说出的声音写成的……”话语应该说也是一种生命现象，也与历史不可分，是写作的实体，写作方式就是富于生机的文学。文体学、风格学之类已不能限制或规范文学写作，文学当然不排除隐喻或词藻、修辞之类。

理解作品和作家，实证分析仍然是有用的，应该充分注意作家的生平和传记，何况一位女作家尤其经常受到批评家、记者对这方面的盘查。阅读这些作品时不难看出这方面的种种迹象，如在《阿兰·万恩斯坦》等文中。但是，这里要请读者对《永隆》与《拉辛森林》这两篇给以注意。前一篇提到在几部小说中都曾出现的一个人物安娜-玛丽·斯特雷特，据说这个女人在作家极为幼小之时即“像宗教信仰”那样昭示出一种知识，是有关生命的“一瞬间”的，还有待发明一个词语来指明“人们清楚知道却不理解那样一种应该理解的事”。这件事似乎已经构成了这位作家作品中的一个母题。后一篇，即《拉辛森林》中所说的神奇，“在写作中，也需多方设法寻觅神奇”，就是拉辛悲剧关于生存状态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悲剧性的神奇。这是人与物质生活、世界的关系的一种隐喻性说明。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人们追索作家写的许多故事的核心所在。归根到底，《物质生活》这本书主要还是谈写作的问题。

王道乾

一九八九年八月

- 夏雨

版权信息

- 书名：夏雨

-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65874

- 译者：桂裕芳

- 责任编辑：周冉

- 产品经理：邵明鉴

献给埃尔韦·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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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常在郊区火车上拾到些书，也在垃圾箱旁边拾到书，它们仿佛是在有人去世或搬家以后白白赠送的。有一次他找到了一本《乔治·蓬皮杜传》。这本书他读了两遍。在普通的垃圾箱旁还有成捆的过时的技术书籍，但他不去拾。母亲也读了《乔治·蓬皮杜传》。他们都对这本传记感兴趣。在这以后，他们寻找“名人传记”——丛书的名字——但再也不曾找到像乔治·蓬皮杜的传记那么有趣的，也许是因为这些传主的姓名对他们来说很陌生。他们在书店前的旧书摊上偷这种书。“传记”是很便宜的，书店的人也就随他们去了。

父亲和母亲喜欢读乔治·蓬皮杜的生平故事，甚于所有的小说。他们对这个人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他名气大，而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按照普通人所共有的生活逻辑来讲述乔治·蓬皮杜的生平的，虽然他出类拔萃。父亲仿佛成了乔治·蓬皮杜，母亲仿佛成了蓬皮杜的妻子。那种生活对他们并不陌生，甚至与他们本人的生活也有某些联系。

孩子们除外，母亲说。

对，孩子们除外，父亲说。

他们乐于阅读传记是因为从中看到人的一生在做什么，而不在于知晓某些使命运变得幸运或不幸的特殊意外事件。何况就连这些命运有时的确也何其相似。在读这本书以前，父亲和母亲并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竟如此相似。

所有人的生活都一样，母亲说，孩子们除外。对于孩子，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对，父亲说，对于孩子，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父母一旦开始读一本书就一定读完，哪怕它很快就显得枯燥乏味，哪怕它用去他们好几个月的时间。爱德华·埃里欧的《诺曼底森林》就是一例，书中没有讲到任何人，自始至终只有诺曼底森林。

父母是外国人，来到维特里近二十年，也许二十多年了。他们在维特里这儿相识、结婚。他们一次次地换居住证，如今仍然是暂住者。从那时起，是的，很久以来就是这样。他们这种人找不到工作。从来谁也不愿雇用他们，因为他们本人也不太清楚自己的来历，又没有专长。他们呢，也就不再强求了。他们的几个孩子也出生在维特里，包括夭折的老大。多亏有了这些孩子他们才有了栖身之处。自第二个孩子出生起，他们分到一套拆毁了一半的房子，等着迁入低租金住房。但是那座低租金住房一直没有建成，于是他们仍然待在原处，两间房，一为卧室一为厨房，直到后来——他们每年添一个孩子——市镇让人用轻型材料盖了一间宿舍，通过走道与厨房相连。七个孩子中最大的两个，冉娜和欧内斯托睡在走道里。剩下的五个孩子睡在那间宿舍里。天主教救济会送给他们一座完好的柴油炉。

孩子们就学的问题从来就不成其为问题，无论是对市政厅的职员、对孩子还是对家长而言。有一次这些家长竟然要求派一位老师去他们家里给孩子上课，回答是：多么狂妄，还会提什么要求。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在市政厅有关他们的全部档案里都提到这些人缺乏诚意并且不可理喻地顽固到底。

这些人读的书或是从火车上，或是从书店的旧书摊上，或是从垃圾箱旁边拾到的。他们的确申请过进入维特里市立图书馆，回答是：太过分了。他们不再强求。幸好在郊区火车上可以拾到书，幸好有垃圾箱。父母亲生了许多孩子所以领到免费的乘车证，可以经常往返于巴黎和维特里之间。特别是在他们花了一年时间读完乔治·蓬皮杜的传记以后。

在这个家庭里有一次还发生过另一个有关书籍的故事。那是初春时发生在孩子们中间的。

当时欧内斯托的年龄大概在十二到二十岁之间。欧内斯托不识字也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他只知道自己的名字。

事情发生在隔壁房屋的地下室里，它可以称作棚屋，它的门总是为孩子们开着，每天太阳落山以后或在寒冷或下雨的下午，他们可以在等待晚饭前进去避一避。在这间棚屋里，在中央暖气管的通道下，小弟弟们在瓦砾中找到了那本书。他们将书带给欧内斯托，欧内斯托久久地看着它。书很厚，黑皮封面，厚厚的书前后都被烧透了，不知是被什么工具烧的，但肯定是威力强大的工具，例如喷火枪或者烧红的铁棍。烧坏的地方是一个整整齐齐的圆洞。洞周围的书页完好无损，完全看得清。孩子们曾经见过书店橱窗里的书，也见过父母那里的书，但从未见过被如此横加践踏的书。年岁小的弟妹们都哭了起来。

在这本烧坏的书被发现后的几天里，欧内斯托进入了沉默状态。整个下午他把自己关在棚屋里，与烧坏的书单独相处。

然后，欧内斯托突然记起了那株树。

那是位于柏辽兹街和卡梅利纳街交叉处的一座花园。卡梅利纳街上几乎总是空无一人，街的坡度很陡，一直延伸到下面的高速公路和维特里的英国港。花园四周有用小铁桩撑住的栅栏，一切做得很完美，就像那条街上其他的花园一样，它们和这个花园一样大小，形状也一样。

然而，这座花园单调之极，没有任何花坛，没有任何花朵，任何植物，任何树丛。只有一株树。孤单单的。这株树就是花园。

孩子们从未见过这种树。在维特里，也许甚至在全法国，它是唯一的一株。它可能显得平凡无奇，不引人注意。然而一旦人们看见了它，便终身难忘。它不高不矮。树干像白纸上的线条那样挺直。圆盖形的枝叶浓密而美丽，仿佛是刚出水的美发。然而在这些枝叶下，花园是片沙漠。由于缺乏阳光，那里长不出任何东西。

这株树的年龄不知有多大了，它对季节交替、温差变化无动于衷，处于绝对孤独之中。在这个国家的书籍里也许再也找不到它的名字。可能在哪里再也找不到它的名字。

在发现那本书几天以后，欧内斯托去看那株树，他在树近旁的山坡上，面对树周围的栅栏坐着。后来他每天都去。有时去那里待很久，但总是独自一人。看树这件事他从未向任何人说过，只有冉娜除外。奇怪的是，只有在这里，弟妹们才不来找他。

先是被烧的书，然后是这株树，也许是这些开始使欧内斯托发了疯。弟妹们是这样想的。但怎样发的疯，他们想永远也不会知道。

一天晚上，弟妹们问冉娜怎么看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她呢，她认为那株树和那本书的孤独状况肯定使欧内斯托大为吃惊。她呢，她认为欧内斯托肯定将书所受的折磨与孤树所受的折磨归结于同一种命运。欧内斯托曾对她说，当他发现了那本烧坏的书时他想起了那株被圈住的树。他将两件事想在一起，想如何使它们的命运在他欧内斯托的头脑里和身体里相互触及、结合、混杂，直到他接近生命中一切事物的未知数。

冉娜又说：欧内斯托也想到我。

然而弟妹们根本听不懂冉娜的话，他们睡着了。冉娜没有发觉，继续讲那株树和欧内斯托。

自从欧内斯托对冉娜谈过这事以后，冉娜便觉得烧坏的书和那株树成了欧内斯托的财产，欧内斯托的发现，他用双手、眼睛和思想触摸过它们，并将它们赠送给了冉娜。

人们认为欧内斯托在当时还不识字，但是他说在烧坏的书里读到一些东西。他说，就是这样在无意中读到的，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读书，然后呢，然后呢，他不再有任何怀疑，他是否弄错了，是否真的读过书，甚至读书是怎么回事，像是这样还是那样。最初他说自己是这样尝试的：完全武断地赋予某个字形一个最初的含义，然后根据这个字所假定的含义给接下来的第二个字另一个含义，如此这般，直到整句话表达了某种合乎情理的东西。因此他明白阅读像是一个自发的故事在他身上的不断发展。就这样他认为自己看懂了，书中有一位国王，他也是外国人，统治了离法国很远的一个国家。这已是久远以前的事了。他认为读到的不是许多国王的故事，而是在某个时期某个国家某位国王的故事。由于那本书被烧过，这个故事只剩下了少许，仅仅是有关这位国王的生活与活动的某些片断。他讲给弟妹们听。但他们表示怀疑，对欧内斯托说：

“你这个傻子，你不识字，怎么能读这本书呢？你从来也不会读书的。”

欧内斯托说的确如此，他也不明白自己不识字怎么就读懂了呢。他自己也有几分窘惑，并且对弟妹们说了。

于是他们大家决定核实一下欧内斯托的话。欧内斯托去找了一位邻居的儿子，他上过学，此刻还在上学，他的年龄很确定，十四岁。欧内斯托请他看看自认为读懂的那些书页：那儿，在书的上半部，到底讲的是什么？

他还去看了维特里的一位小学教师。此人有文凭，年龄也准确无误，三十八岁。这两人说的话几乎完全一样：这是一位国王的故事。小学教师又加了一句：他是犹太人。两人回答中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此。随后欧内斯托很想让父亲核对一下，但父亲溜掉了，逃避了这个问题，只说应该相信小学老师的话。在这以后，小学教师来家访，劝父母送欧内斯托和妹妹上学，并说他们没有权利将如此聪明、如此渴求知识的孩子关在小屋里。

那弟妹们呢？谁去管他们？欧内斯托问。

他们自己管自己，母亲说。

母亲同意小学教师的话，她说他来得正巧，小弟妹们应该习惯见不到欧内斯托，早晚有一天他们必须不依赖欧内斯托，何况早晚有一天他们都会相互分离的，永远分离。最先，他们之间迟早会有个别人离去，然后，剩下的人也会消失。就是这样，这就是生活。关于欧内斯托，他们忘记送他上学了，对欧内斯托产生这种疏忽也很自然，不过欧内斯托迟早也该摆脱弟妹们的纠缠。这，这就是生活，实实在在的生活，仅此而已。离开父亲或者上学，这是同样的事。

于是欧内斯托进了塞纳河上维特里的布莱斯·帕斯卡尔市立学校。

他上学后，弟妹们每晚等他回来。他们藏在市镇的一块地里，它曾是苜蓿地，又长满了草，人们将孩子们的旧玩具，旧踏板车、旧童车、旧三轮脚踏车、旧自行车、还是旧自行车都扔在那里。当欧内斯托从学校或其他地方回来时，弟妹们就跟着他。不论他去哪里，不论他从哪里来，甚至在后来，更久的后来，当欧内斯托结束了沉默阶段以后，他们也一直跟在他后面。欧内斯托去棚屋，他们也去，在那里一同等待晚饭的信号——父亲的哨声。然后他们和欧内斯托一同去小屋。他不在时，弟妹们从来就不去小屋。

欧内斯托在学校围墙内被关了十天。这十天顺顺当当。

在这十天里，欧内斯托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

他没有提问。

接着，在上学后的第十天上午，欧内斯托回到了小屋。

那是在上午很早的时候，在小屋的主要房间——厨房里。那里有一张大长桌、几个长凳和两把椅子。母亲总是待在那里。她正坐着，她瞧着欧内斯托走进来。她瞧着他，然后又接着削土豆。

平静。

母亲：你还是有点生气，欧内斯蒂诺。

欧内斯托：是的。

母亲：为什么……你不知道。和平常一样。

沉默。

欧内斯托：是的，我不知道。

母亲默默地等了很久，等欧内斯托开口。欧内斯托，她太了解他了。他在生闷气。他望着室外，忘记了母亲。然后他又想起了她。他们相互看着。他一言不发。她呢，随他去。这时他开口了。

欧内斯托：你在削土豆。

母亲：是的。

沉默。接着欧内斯托喊叫起来。

欧内斯托：世界就在那里，在四面八方，有许多许多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事件，而你在这里削土豆，从早到晚，天天如此……你就不能换一种蔬菜？

母亲。她瞧着他。

母亲：这点事就值得你哭出来吗，你今早是疯了吧？

欧内斯托：没有。

恢复平静。

长久的沉默。母亲在削土豆。欧内斯托瞧着她。

母亲：你放学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欧内斯蒂诺？

母亲等着。欧内斯托不说话。沉默。

母亲：也许你想对我说点什么吧，欧内斯托，对吧？

欧内斯托好一会儿才回答。

欧内斯托：不是的。（片刻）是的。

母亲：可能有话要说……

欧内斯托：可能，是的。

母亲：我也在想……你瞧……

欧内斯托：是的。

沉默。

母亲：也可能情况正相反？

欧内斯托：也可能，是的。

沉默。

母亲：随你便吧，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好的。

沉默。

母亲：也许是你想对我说的话你说不出来……

欧内斯托：是这样，我不能对你说……

缓慢。平静。

母亲：那是为什么？

欧内斯托：你会难过的，所以我不能说。

母亲：为什么会难过呢？

欧内斯托在迟疑。

欧内斯托：不为什么。再说你也听不懂我对你说的话。既然你听不懂，我也就不用说了。

母亲：如果我听不懂，那也不会难过呀。

欧内斯托默默地在母亲面前。

母亲：你今天在胡说些什么，弗拉基米尔？

欧内斯托：不是我的话会使你难过。你因为听不懂才会感到难过。

沉默。母亲瞧着儿子。

母亲：还是对我说吧，弗拉基米尔……告诉我你会怎样说出来，如果这事值得说的话……

欧内斯托：好吧……我像现在这样待在这里看你削土豆，然后突然一下我告诉你这件事，就这样。（片刻）说出来了。

母亲在等待。沉默。

接着，欧内斯托叫了起来。

欧内斯托：妈，我要告诉你，妈妈……妈妈，我不回学校去了，因为学校老师讲的东西我都不会。话就这样说出来，完事了，就这样。

母亲停住了削皮。沉默。

母亲慢慢地重复说：因—为—学—校—老—师—讲—的—东—西—我—都—不—会……

欧内斯托：对。

母亲沉思。然后她看着欧内斯托。然后她微笑。欧内斯托也微笑。

母亲：这可是个好理由。

欧内斯托：对。

欧内斯托站了起来，去抽屉里拿来一把刀，又回到桌旁。

母亲久久地注视儿子欧内斯托。

沉默。

然后，突然之间，两人都笑了起来……啊啦啦。他们在笑。他们削土豆，他们在笑。

沉默。

欧内斯托：你明白我对你讲的话吧，妈妈。

沉默。母亲在思索。

母亲：怎么说呢，我不能说怎样理解了你的话……理解得对不对……但我似乎理解了一些东西，是的。

欧内斯托：不谈这事了，妈妈……

母亲：好的。

沉默。

母亲又削了起来，时不时地瞧瞧儿子欧内斯托。

母亲：你是老几，弗拉基米尔？

欧内斯托：老大死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大儿子了。（温柔地）你每天都用这个问题来烦我，妈妈。你应该好好记住。我是老大……（手势）1+6=7……你叫我的这个名字，弗拉基米尔，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从老俄罗斯？

沉默。母亲不回答。

欧内斯托：这么说你有点明白我刚才的话了，妈妈？

母亲：明白了点什么……但总不该走得太远……

欧内斯托：说得对，不该走得太远……

沉默。母亲和欧内斯托突然兴奋起来，母子之间的爱在欢乐中爆发了。

母亲：真是怪了，世界是多么落后，有时人们感到多么……啊啦啦……

欧内斯托：是的，可有时它并不落后……不落后，啊啦啦！

母亲快乐地说：是这样……有时它很聪明……啊啦啦……

欧内斯托：啊，是的！十分聪明……甚至连它自己都不知道……

沉默。他们削土豆。他们平静了下来。

母亲：听我说，欧内斯蒂诺，你最好去找弟妹们……你父亲这就要回来……也许最好由我把你的决定告诉他。

欧内斯托：父亲对我不会怎样的，父亲很和气，不寻常的和气……

母亲疑惑地说：他很和气……他很和气……说得倒简单……你瞧吧，他会对你说：我理解我的儿子，他的神气会这样……平平静静，毫不挑剔，可是突然之间，他会对你吵嚷起来，吵得你发疯。

沉默。

母亲轻柔地说：找弟妹们去吧，欧内斯托，去吧……相信我……

欧内斯托眼中突然闪过几分猜疑。

欧内斯托：对了，我的弟妹们在哪里……

母亲：他们能去哪里呢，去了普里祖[1]吧……

欧内斯托笑着说：坐在书架旁的地上看画册。

母亲：对。（她没有笑）不知在看什么。他们不识字，那么……？我问你他们能看什么。自从你读了那本关于国王的书，他们就去普里祖试着看书……但那是假装的……是的……这是实情。

欧内斯托突然叫了起来。

欧内斯托叫了起来：我的弟妹们在假装！……绝不可能……你听见了吗，妈妈……他们从来不假装，从来不……

母亲喊着说：这可真精彩。那他们在看什么，嗯？他们不认字！那么……这帮孩子在看什么？

欧内斯托和母亲都在喊叫。

欧内斯托喊叫：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当然！

母亲喊叫：可他们究竟在哪里看字？他们看的字在哪里？

欧内斯托：当然在书本里！

母亲：就像是看星星！

笑声又起，仿佛是讽刺。

欧内斯托平静了下来：我不喜欢有人说我弟妹们的坏话，对不起，妈妈……

欧内斯托起身走了出去。

母亲待着一动不动。她不再削土豆，若有所思。也显得愉快，困惑。

母亲只为孩子们做土豆吃。他们最爱吃洋葱煎土豆。她时不时地做辣味炖肉，几乎吃一个星期。另一些时候她做桂皮汁米饭，超不过两天。有时她还做香芹烧鳗鱼。她说她知道埃斯考河上有无人喂养的大鳗鱼，在那个沼泽地区，渔民们吃的是香芹烧鳗鱼和桂皮汁米饭。至于辣味炖肉，她记不清是从哪里学来的。孩子们津津有味地听母亲讲她的来处。他们的母亲经过了哪些地方、哪些陌生的环境才在孩子们的等待中来到维特里这里。孩子们永远也忘不了母亲的讲述。

这是在厨房里。在欧内斯托宣布决定以后三天过去了。母亲没有对任何人谈起这事。她待在那里，孤单单地坐在桌旁，面前是土豆。她手里拿着刀，但不削土豆。她瞧着院子，远处河流方向的那座新城。母亲长得很美。金黄色头发稍稍泛红。眼睛呈绿色。大大的。冉娜的眼睛像母亲，头发也一样。但这女孩没有母亲高。母亲寡言少语。她瞧着。她走路时，身体上有点什么东西表现出她的重负，多次生育的重复。乳房大概比正常状态更沉重，比她年轻时更往下垂。这看得出来，但母亲依然美丽，她并没有采取任何办法来弥补埃米利奥每年给她制造的生育之苦。母亲今天穿着一件深红色的裙衣，这是市政厅送的。市政厅的社会福利科有时送母亲几件裙衣，有时衣服还很漂亮，常常是九成新。社会福利科还送孩子许多东西，毛衣、圆领汗衫。在这方面母亲不用发愁，但埃米利奥除外。市政厅不愿意给父亲衣服，说他不配。母亲有时让头发散开，今天她就是这样，黄中泛红的头发披在肩上，由深红色的裙衣衬托着。母亲忘记了年轻时的语言。她像维特里的居民一样，没有外乡口音，只是在动词变位上出错。她还保有无法改变的旧日的音韵，字词似乎十分柔和地从嘴中吐出，仿佛是使声音内部滑润的吟唱，有时话语在她不知不觉间从她身上流出，像是对已被抛弃的语言的怀念。

埃米利奥进来了。她没有听见他进来。最近几天她心神不定。

父亲：你是在削土豆还是在干什么？

母亲：我在削土豆。

父亲：我看不是，你不在削。

沉默。

父亲：什么事情使你这样？

母亲：是关于欧内斯托。他不想上学了。他说：一次就够了。

沉默。

父亲咕噜地说：怪了……又出了麻烦。（沉默）听我说，我了解我儿子，很了解，甚至……

母亲：不是的。

父亲：是的。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说出来。我看他根本不用说。他不去上学就完了，不必说。为什么说出来呢？

母亲：为什么不说呢，这也不丢人。

沉默。

父亲：他是怎么对你说的？讲讲看。

沉默。

母亲：他说：我再也不去学校了，因为……

父亲：因为什么？

母亲：不为什么。

父亲：不为什么？

母亲叫了起来。

母亲：对，就是这样。

父亲耐着性子。

父亲：你当心，娜塔莎……你再不说我这就要发火了……

母亲：我在想哩。

母亲慢慢地回忆。

母亲：他说：……因为学校……老师讲的东西我都会……就这样……大致如此。

父亲在思考。

父亲：这不可能……你一定没听懂……你在胡说……不可能。

母亲：为什么不可能？

父亲：因为欧内斯托什么都不会。

母亲：那又怎样呢？

父亲：既然欧内斯托什么都不会，他不可能埋怨去上学。

母亲记了起来。

母亲：他说的话应该正相反……对，对……相反。

父亲：怎么相反？

母亲：等等……

沉默。母亲仍在思索，想起来了。

母亲：他说：我再也不上学了，因为学校老师讲的东西我都不会。就是这样……

父亲：呵，好……我更喜欢这样……这才是我的儿子。

父亲什么也没有明白。母亲怀疑他什么也不明白。

母亲：你肯定，埃米利奥……？

父亲：不……可是……

母亲：你对欧内斯托从来就不很……亲热，埃米利奥。

父亲：哪里……哪里……他不知道，正相反……

沉默。

父亲：你呢，你怎么想的？

母亲：我嘛……我觉得就这事本身来说，没有什么不清楚的。但与此同时，事情很奇怪，埃米利奥……自从欧内斯托说了那句话，我好像时时刻刻都听见它……仿佛……它仿佛的确有某种含义，而且毕竟……它有一种含义……

父亲：那么说不够老实……

母亲：不一定……不一定，埃米利奥。

父亲：自从欧内斯托说了这话以后，你就这样想，是吧，娜塔莎。

母亲：从那时起，是的。

沉默。

父亲：那么你的小欧内斯托打的就是这个算盘，拼命地与众不同，最后当然表现了出来。

父亲的用词使母亲感到惊愕。

母亲：与众不同……我看不出来……

父亲：你怎么看不出来……？

母亲：我看不出任何一点……也许这是母爱……

父亲：对。

沉默。

父亲：那么你没有注意到欧内斯托与别人不同？

母亲：别说得过分……我不同意……不如反过来说……可以说：他与别人一样，但是在某一点上……

父亲：难道你什么都不明白？

母亲：也许他吃东西比别人稍慢，是吧，对不对？还有身材……？对吧？除了身材，还有什么？你注意过你儿子吗？注意过他的个子吗？又高又大！十二岁！谁也不会相信，还有一副主教的神气。

父亲：你再想想，娜塔莎……你没有注意到别的？什么也没注意到？

母亲：呵，是的……是的……欧内斯托不说话。什么也不说。就是这样……

父亲：就是这样……可当他说话时，叫你吃惊。不是“把盐递给我”这种话，而是在他以前谁也没说过的话，他真想得出来，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欧内斯托的弟妹们都长得像他。像母亲和像欧内斯托。他们小时长得像父亲。后来，在两三年里，他们谁都不像。接着突然又像母亲和欧内斯托。但有个女孩当时谁都不像，就是冉娜。那时她在十一岁和十七岁之间。母亲说有个女孩长得漂亮，却对自己的美貌无动于衷，那就是她，冉娜。

母亲认为冉娜对天主的信仰与她对哥哥欧内斯托的感情属于同一类型。他们这样相处使母亲高兴。在她生活的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邪恶。因此母亲看不清自己，看不到自己是按两个孩子的形象塑造的。

冉娜小时酷爱看火，对火十分着迷，因此母亲带她去了市镇医院。人们检查了她的血液，从她的血液里看出她有纵火的倾向。然而，除了对火的喜好，除了这小小的怪癖以外，她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孩，健壮有力。母亲对那些小弟妹们说：瞧瞧她。她向他们解释说，唯一要注意的是别让她单独与火在一起，因为她有这种怪癖而她自己感觉不到，就像意识不到她的美貌和她的笑。这时她可能忘记了自己，因为老盯着火而晕头晕脑。人们说她最后会烧掉自己的房子。母亲讲述说，就是这样，说完了。弟妹们一想到所钟爱的姐姐对火这样可怕的东西竟如此着迷，不免既惊叹又惶恐。看到弟妹们对自己这样感兴趣，冉娜本人高兴得脸红。

小姑娘对欧内斯托的爱和对火的爱，在母亲看来，是出于同一种恐惧。因此，她认为冉娜生活在一个危险地区的中心，它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包括对母亲。母亲预感到自己永远也到达不了那里。她自问道：难道对她这个母亲也陌生？她确信？是的，母亲确信自己永远到达不了那里，到达不了那个寂静的地区，冉娜和欧内斯托身上的那种智慧。

冉娜要求欧内斯托讲讲他是怎样离开学校的，经过如何。她自己上了三天学，但不十分清楚能在学校干什么，除了有一天会离开学校。

她对欧内斯托说他应该给全家，给小弟妹们和身材高大的母亲讲讲他是怎样离开学校的。

欧内斯托拒绝了好几次。于是冉娜哀求他。有一次她流着泪亲吻他，说他不再爱他们了。冉娜的脸头一次贴着欧内斯托的脸，他闻到她身上那种花和盐掺和的海洋气味。

欧内斯托用双臂抱住冉娜的身体。他们就这样待着，默默无语，低垂着眼睛，像刚刚共享黑夜的情侣一样自我隐藏起来。

过了长长的一刻。在这期间他们产生了一种轻轻的感受，从此难以忘怀。

他们没有对视就分开了。

冉娜不再要求欧内斯托对家里人讲述如何离开学校的。

而正是在这天晚上，在晚饭后，欧内斯托讲述了如何离开学校。

欧内斯托站在靠台阶的一侧，在樱桃树淡淡的阴影下。弟妹们围桌坐着。母亲在习惯的座位上。埃米利奥在她对面。欧内斯托身后是冉娜，她面朝墙躺在哥哥身后的地上。

欧内斯托讲述经过，他是怎样离开学校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他似乎并非有意这样做。

欧内斯托说得很慢，语言听来十分清晰，仿佛在对某个不在场的人或者听不太清楚的人说话。也许他今天是对她，对这个靠墙躺着仿佛已入睡的妹妹说话。

欧内斯托说：那一天我在教室里等了整整一上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是课间自由活动。

它仿佛很遥远。

于是我又独自一人。

我听见喊叫声，课间活动时的噪音。

我想我害怕了。

我不知道害怕什么。

然后这就过去了。

我仍在等待。

我必须等待，也不知是为什么。

另一次是食堂。

我听见餐盘的声音和说话声。

我感到愉快，忘了我应该逃走。

在食堂以后，事情发生了。突然间我什么也听不见。

这时事情发生了。

我站了起来。

我害怕做不到。无法站起来然后走出我所在的地方。

我做到了。

我走出了教室。

在院子里我看见其他人从食堂回来。

我走得很慢。

然后我来到学校外面。

在一条公路上。

恐惧消失了。

我不再害怕。

我在水塔旁边的树下坐了下来。

我等待着。很久还是片刻，我不知道。

我想我睡着了。

沉默。欧内斯托闭上眼睛，在回想。

仿佛是千年以前的事。

沉默。

欧内斯托仿佛遗忘了。

接着他又记了起来。

欧内斯托：我明白了一些事但还说不出来……我年岁太小，无法表达清楚。例如宇宙的创造。我呆在那里，突然间，我眼前出现了宇宙的创造……

沉默。

父亲：欧内斯托，你扯得太远了……

沉默。

母亲：你要讲讲这个吗，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没有许多可讲的。

沉默。

欧内斯托：听着……这事应该是一次完成的。一夜之间。到了早上就一切就绪了。所有的森林、山脉、小兔，一切。仅仅一夜。这是自动创造的。只用了一个夜晚。经过计算。一切准确无误。只除了一个东西。唯一的东西。

母亲：如果在起点就缺这个东西的话，到了终点时怎能知道还缺它呢……？

欧内斯托不说话，然后又说起来。

欧内斯托：这东西不是可见的，而是可知的。

沉默。

欧内斯托：我们以为应该说得出它是什么……但同时我们知道说不出来……这涉及个人……我们以为自己能够……应该做到……但是不行……

母亲突然欢快起来，笑开了。

母亲：我可知道最初缺的是什么，是风。

父亲：不，风也已经有了。风立刻就有了，你别又说你这一套了，吉内塔。

欧内斯托：怎么说呢，几乎无法正确地说出它来，因为一切都在那里，而这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沉默。

父亲：小东西那时也有了……

欧内斯托：是的，极小极小的东西，各种各样看不见的小东西，小小的微粒，它们都在那里。连一粒小石子都不缺，连一个孩子都不缺，而这毫无必要。一片树叶也不缺。而这毫无必要。

沉默。

父亲：你说：毫无必要。

欧内斯托：毫无必要。

母亲：你讲几个钟头，我们会一直听见你说这句话。

沉默。

欧内斯托：大陆、政府、大洋、河流、大象、船只，都毫无必要。

妹妹：音乐呢。

欧内斯托稍稍迟疑才回答。

欧内斯托：毫无必要。

父亲：怎么解释你这个“毫无必要”，这话有点含糊。

欧内斯托：它无法解释。言语也毫无必要。

母亲：学校也毫无必要？

欧内斯托：毫无必要。你们比大家都清楚。

沉默。

欧内斯托：对谁来说生活是值得努力的？学校是为谁设立的？为了做什么？其余的都没有必要。

沉默。母亲生气了。

母亲：谁会这么说，说这些都毫无必要？

欧内斯托：没有人这样说。

母亲：呵，这不行！不行，不行……

父亲：你不会又来那一套吧，娜塔莎？

母亲：学校和宇宙是互相联系的，对吧？

欧内斯托：联系十分紧密。

母亲：真奇怪，我有几分明白……

欧内斯托：你从未停止去理解，你是宇宙中最有天才的人……

父亲：这不是理由，欧内斯托……不是理由……

母亲：对，这不是理由……你父亲说得对。

父亲：还是应该去看看小学老师。

欧内斯托对这个要求不予回答，说道：亲爱的父母……

母亲：在这个家里，“亲爱的父母”这种表达方式听起来怪怪的……

父亲：我也觉得这样。

微笑。幸福。

母亲和蔼地说：这不是理由。我可不愿意蹲监狱。

父亲愤然喊了起来。

父亲对欧内斯托喊道：得跟你说多少遍？不上学是要受惩罚的。先从父母开刀，父母去蹲监狱，然后是孩子，孩子也得去坐牢。最后他们都进了牢房。而且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就被处死。就是这样。

欧内斯托轻松平和地大笑起来。

母亲：你误解了法律，埃米利奥，你讲的事根本不可能……

欧内斯托：你们只要说我得了感冒，一次又一次得水痘、猩红热等等等等……

母亲：老师不会相信你生病的……呵啦啦……再说这种病早已绝迹了……

父亲：再说，这事已经传开了……你说的那句话……已经在这个区里传遍了。这里的人都把它当作笑料，你想我们能感到自在吗……

欧内斯托笑笑，然后是沉默。

欧内斯托十分温柔地说：我该去普里祖找弟妹们了。

母亲：此刻他们在看讲地球毁灭的书，嗯？啊啦啦……

一想到孩子们在看这种书，母亲便笑了起来。

欧内斯托在笑。冉娜也在笑。

欧内斯托继续说：爆炸啦，轰炸啦，等等等等。啊啦啦……就是这些……我也看这些东西。啊啦啦……小家伙们在那里，在书架下面，啊啦啦……售货员递给他们画册，他们显得乖乖的……

父母笑了起来。

欧内斯托：受了好的教育，就能自己看书。最近的例子是丁丁[2]去普里祖看书。书里讲的是……丁丁看书……在哪里？在普里祖。

众人笑了。

母亲：这么说……作家们不费力气就能找到题材了……啊啦啦……

父亲此刻又愤愤然地喊叫。

父亲：总之，不能再逃避，必须去找小学老师先生，向他作解释。别玩那些老花样，什么感冒啦，水痘啦，等等等等。应该说实话。应该对小学老师先生说我们的儿子欧内斯托不想再去上学了，就是这样。

母亲：往你屁股上踢几脚或来几个巴掌，这就是你的这位小学老师先生的回答！

父亲：不一定……他也可能说他理解欧内斯托的决定，他会考虑的，等等。总之应该去，既然他们找我们的麻烦，要我们送孩子上学，那我们也该找他们的麻烦不送孩子上学，这就是礼尚往来。

这座位于山坡上的白色城市一层层地往下伸展，一直来到河边的那条令人畏惧的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与河流之间是那座维特里新城，它与旧维特里毫不相似。在旧维特里都是小房子，而在新城是一片高楼大厦。然而孩子们所知道的主要是在他们城市下方有高速公路也有火车。在火车过去是河流。火车沿着河流行驶，高速公路沿着铁路伸展。这样一来，如果发生水灾，高速公路就也成了一条河。

欧内斯托说，火车每小时走四百公里，使低处的高速公路产生回响，那声音很可怕，你的心脏都被震碎，脑子也震糊涂了。

的确是这样。高速公路好像是河床。这是塞纳河。高速公路比塞纳河低。正因为如此，孩子们梦想高速公路被淹，哪怕就淹一次，这个梦想并非毫无根据，不过这事从未发生过。

高速公路是用水泥修成的，现在水泥上有一层黑色的苔藓。水泥有多处裂开了，形成深深的洞，野草和植物在这些洞里令人厌恶地疯狂生长。经过二十年它们成了发黑渗水的水泥草和水泥植物。

这条高速公路已被废弃，这不假，但时不时地有汽车从这里驶过，这也是真的。有时还有崭新的车风驰而过。有时是些旧卡车不慌不忙地从这里过，丁零当啷，司机们习以为常，睡着了。

这家的孩子每天都出去，走走，看看。他们到处跑，街上、公路上、山坡小道上、商业中心里、花园里、空屋子里。总是在跑。当然小的孩子跑得没有大的孩子快，而大孩子总怕小的迷了路，所以一开始与小的孩子一同跑，然后又绕过他们跑回来，于是小的孩子以为自己超过了大孩子，异常欢喜。

弟妹们一直在打扰哥哥姐姐欧内斯托和冉娜的生活，但后者并未意识到。每当他们看不见哥哥姐姐时就惊惶失措。一看到哥哥姐姐走远或消失在街头，他们就恐怖地大叫，仿佛只有他们这些小孩子知道哥哥姐姐不在时会发生什么事，而大孩子们对此已一无所知。在弟妹们眼中，两个大孩子是抵御危险的屏障。但无论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都绝口不谈这个。因此大孩子不知道自己多么爱弟妹们。如果大孩子开始忍受不了弟妹们，那就是说他们不再与弟妹们密不可分，不再与弟妹们合为一体，形成一部共同吃喝、睡觉、喊叫、奔跑、哭泣和爱的大机器，那就是说他们不再有把握逃避死亡。

他们共有的秘密就是对他们而言事情不像对其他儿童那样自然。他们知道他们每个人和全体都是父母的不幸。大孩子从不和他们谈这个，绝口不提，父母也不提，但他们都知道，小孩子大孩子都知道。父母派大孩子去买东西时，大孩子绝不让小孩子单独留在父母身边，特别是最小的孩子。他们宁可用旧的小推车带上他们或者让他们在矮树丛里睡个午觉。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就是将小孩子留给母亲，而她领他们去公共救济处签署那张出卖儿童的邪恶文书。在那以后，再想要回他们是没有办法了。即使对她而言，也是不可能的，谁也办不到。

当小孩子们长大，有力气逃跑，跑得比父亲还快时，大孩子们不再为他们担心，因为父母要想逮住他们必须一大早就起床，就好比是去激流中抓鱼。五岁就有力气了。

欧内斯托和冉娜知道母亲心中有这种愿望：抛弃。抛弃她生下的孩子。抛弃她爱过的男人们。抛弃她住过的地方。抛弃。离去。消失。而她自己不知道孩子们却知道，至少他们这样想。特别是欧内斯托和冉娜认为自己仿佛亲身感受到母亲的愿望，比她本人还清楚。

无论是在四邻之间还是在维特里，谁也不知道母亲来自何方，来自欧洲的哪一部分，也不知道她属于哪个种族。只有埃米利奥知道点什么，但他所知道的却是母亲对自己的身世所不了解的。大家都认为母亲在来维特里，在来法国这座山城之前一定经历过另一种生活。

母亲什么也不说，就这样，很简单，不开口，什么也不说，绝口不提。她出奇的干净，像少女一样每天洗身，但什么也不说。她极为聪明，但至今从未施展过，不论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也许母亲仍在睡眠中，在黑夜中，这也是可能的。

然而母亲有时也讲起些事。她讲的事总是出人意料。事情发生在遥远的地方。看上去是鸡毛蒜皮的事，但却永远留在脑中：字眼和故事，声音和字眼。就是这样有一天深夜，母亲从市中心的咖啡馆回来后对冉娜和欧内斯托讲述了关于一次谈话的故事。她说那是她一生中最清楚、最明亮的回忆，她现在还想起它，那是她在穿越中西伯利亚的夜车上偶然听到的一次谈话，是很久以前的事，当时她十七岁。

那是两位随处可见的普普通通的男人。显然在那次旅行前他们互不相识，在旅行后大概一辈子也不会再相逢。他们最初发现彼此的村庄相距遥远。然后年轻的那位谈起了公务员的工作和他当时生活中的事，也谈到北极的黑夜、寒冷与美丽。谈话突然慢了下来。这个年轻人不善于讲述他与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多么幸福。于是年龄稍长的那位就开始谈自己。他和西伯利亚平原上几乎所有的居民一样都是公务员，他也讲到北极持续不断的黑夜和寒冷。他也有孩子。他讲起来也很腼腆，仿佛这种话题不够严肃。他谈到北极黑夜的寂静，那种寂静与寒冷相互渗透。在三个月的黑夜里零下六十度。年轻的那位谈到孩子们生活在这个狗拉雪橇的地方的奇异的幸福。

他们的讲述方式对母亲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压低声音，唯恐打扰其他旅客，其实他们没注意到旅客们在津津有味地听。

多年里，母亲一直记着那些村庄的名字。现在她忘了，但仍记得在茫茫的雪野中贝加尔湖湖水的蓝色。

母亲说在那次旅行以后，她去探询过西伯利亚铁路网的情形。也许，谁知道呢，哪一次去看看，去看看，她说。那位年轻男子的妻子、他的房子、四周成顷的雪和石头、在牲口棚里关上几个月的牲口，还有在严冬中停滞不动的黑夜的气味。

在维特里，母亲不愿和任何人交谈，不论是和维特里的居民还是和家里人。她希望在周围人眼中仍旧是外乡人，即使对她一直爱着的埃米利奥也是如此，只有欧内斯托是例外。

欧内斯托是例外。

在母亲生活中只有那些运载着难以描述的幸福的夜车是难以忘怀的，还有欧内斯托这个孩子。

在母亲的孩子中欧内斯托是唯一对天主感兴趣的。他从未说出天主这个词，但正是由于他绝口不提，母亲才猜到点什么，天主。对欧内斯托而言，天主就是无处不在的绝望，无论是当他看着弟弟和妹妹、母亲和父亲、春天还是冉娜还是什么都不看时。母亲可以说是在无意间发现欧内斯托的绝望情绪的，一天晚上，他注视她时，她从他那始终痛苦的，有时又茫然的眼神中发现了这一点。那天晚上，母亲明白了欧内斯托的沉默既表明了天主又不表明天主，既表明生的热忱也表明死的激情。

有时，母亲醒来时发现欧内斯托躺在床脚下，于是她知道夜里在维特里曾有雷雨和狂风，而且天空塌陷的声音十分恐怖。每次风暴过后，欧内斯托就记录下夜间被天主毁灭的东西。一个区、一条公路、一座房屋。维特里将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被摧毁。欧内斯托在颤抖。有一次他对母亲说，听见了天空塌陷在儿童不得入内的那条老高速公路上。他发誓就是在那里。

此外，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母亲总把孩子们赶出厨房，除非在吃饭的时刻。好几次市镇上有人埋怨，那是刚刚来到维特里的人，他们气愤的是她居然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整天在外面，又不上学。但是母亲对这种怨声从来不屑一顾。她说：你们要我送他们去公共救济处，是吗？那些人表示道歉，惶恐地走开了。

在弟妹们眼中，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眼中，不论明显还是不明显，母亲每天在心中策划一个作品，它极为重要，所以母亲要求四周安静和平静。所有的人都知道母亲在追求一个东西。这就是作品，进展中的未来，它既是可见的又是无法预见的，而且性质不详，范围无限，因为母亲做的事对孩子们来说是没有名称的，纯属她的私事。无法起名，为时过早。什么也包括不了它完整的和矛盾的含义，哪怕说出任何字眼也不行。对欧内斯托而言，母亲的生活经历可能已经是个作品了。也许正是她心中保留的这个作品产生了这种混沌。

母亲不会写字，因而这个作品具有宽广无边的色调。一切，包括她想出卖的小孩子，她没有写的书，她没有犯的罪，都使她的作品变得浩大，好比是雨水汇入大洋。还有那另一次在另一列俄国火车上的那位情人，他消失在冬寒中而现在完全被遗忘。

是的，曾有过那另一次旅行，也穿越中西伯利亚的夜车上的那次旅行。那一次曾有过爱情。

母亲在那列火车上做了什么，她已经忘记了。但她说那次爱情并未被忘记，并未被完全忘记，直到她死去，并未被完全忘记，那种心中的痛感一旦忆起将伴她终生，并已进入她的肉体。

那位男子登上火车时母亲已在那里了。他们在旅程中相爱。她十七岁。她说自己当时和冉娜一样美丽。他们相互说他们相爱。他们一同哭泣。他用大衣包着她躺下。车厢里一直是空的，没有旅客进来。整整一夜他们的身体没有分离。

母亲是在从维特里的酒吧回来后谈到那次旅行的。她曾期盼重见火车上的那个男人，等了好几个月，还不止哩，等了好几年。她仍然想到那次等待，仿佛它已成为她与他的幸福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她的生活中，那一夜始终闪烁着光辉，无与伦比。那种爱情十分强烈，母亲这晚在维特里仍然为之颤抖。

孩子们一辈子都会记住母亲讲述的这一刻。他们都在场，冉娜和欧内斯托和弟妹们。母亲讲述时，父亲在床上睡觉。他没脱衣服，穿着夏天的鞋，打着小鼾，仿佛睡在野地里。

快天亮时，火车在一个小站上停下了。那人惊叫一声醒了过来，拿起行李仓皇地下了车。他没有往回走。

火车又开动时他朝火车，朝那位靠在明亮的车门旁的女人转过头来。几秒钟。然后火车便将他的形象压缩在车站月台上了。

父亲和母亲领取了家庭补助金后便去市中心喝博若莱葡萄酒和苹果烧酒，一直喝到午夜，市中心的酒吧关门的时刻。接着他们又到英国港，进了维特里码头上的小酒馆。在这以后，有时他们找不到人送他们回家，便爬上维特里的山丘去找原七号国家公路上的长途卡车。并非每次都如此。然而他们回到小屋时已是清晨四点钟了。那时，是的，小孩子们都很绝望，不由自主地害怕这一次是真的了，他们永远也见不到父母了。

对孩子们来说，再见不到父母就是死亡。对死亡的恐惧因再见不到父母油然而生。他们知道不会死于饥饿，因为当父母在市中心闲逛时，或者当母亲突然决定不做饭就去睡觉时，他们能吃到欧内斯托做的贵格牌燕麦粥，而且冉娜还会唱《在清泉旁》。这时欧内斯托说，瞧你们这帮小混蛋，喊够了吧。

夜里，喝得烂醉的父母有时出一些难以理解的荒唐事。有一天人们在巴尼奥莱门找到了他们，为什么去了巴尼奥莱门呢？他们永远也不知道。一辆警车将他们送回到维特里。在这次外出以后，父母在卧室里待了三天，不给孩子们开门甚至不回答他们。冉娜骂他们，喊着要杀掉他们。你们开门，不然我就放火烧房子。冉娜的声音很尖厉，令人难以忍受。所有的孩子都哭了。欧内斯托领他们去棚屋。最后父亲开了门。他看上去那么绝望以致冉娜两手捂着脸跑向棚屋。欧内斯托来到她身旁。她对欧内斯托说也许他们做错了，如果父母真是这么想死应该随他们去吧。

有时父母没去市中心也突然在卧室里闭门不出。这事大概没有什么可以说明的理由，因为这是个人的、私人的事。欧内斯托说可能是因为现在是五月份的春天。他记得去年和前年也是这样。母亲说她忍受不了开花的樱桃树这极端的春天，她不愿意再看到。她难以接受的是春天可以几度重来。维特里的全体居民都为如此明媚、如此澄蓝的天空欢喜异常，而母亲呢，她咒骂开花的樱桃树。她骂这树是脏货，而且不许人为它修枝，甚至不让人砍去伸进厨房的枝条顶端的小枝桠。

欧内斯托有一次对冉娜说她和他也许弄错了，父母关在卧室里也许是为了爱。

听过欧内斯托的话后冉娜沉默不语。他久久地看着妹妹，她不得不闭上眼睛。而他呢，他的眼睛在颤抖，后来也闭上了。当他们能够重新对视时，他们却避免对视。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们没有说话。他们没有说出这件使他们惊诧得无法开口的新鲜事的名字。

这天以后不久，欧内斯托给弟妹们朗读那本烧毁的书上的片断，讲的是耶路撒冷君王大卫之子的事。

“我建造宫室。”欧内斯托念道[3]。

“我栽植葡萄。”

“我开辟园囿，在其中栽植各种果树。”欧内斯托念道。

“我挖掘水池。”

欧内斯托不念了。书从他手中滑落。他不理睬。他看上去疲惫不堪。接着他又往下念，这一次却不看书。

“我挖掘水池，以浇灌在生长中的树木。”欧内斯托接着说。

欧内斯托停了下来。默默不语。他瞧着靠墙躺着的冉娜。冉娜睁开眼睛，也瞧着他。

接着冉娜重新垂下眼睛。仿佛她再次离开欧内斯托。欧内斯托知道在冉娜的眼皮后面，她火辣辣地看到的是他。欧内斯托闭着眼睛念为的是同样地在心中拥有冉娜。

“我有许多牛羊，多过以前住在耶路撒冷的君王。”

欧内斯托再次睁开眼睛。

他躺下。他努力将目光从冉娜靠墙的身体上转开。

“我聚敛了大批金银及各王侯各省郡的财富。”欧内斯托继续说。

“我拥有许多吟咏的男女，无数的嫔妃。”

“我成了最伟大的以色列王，”欧内斯托喊道，“但我仍没有丧失智慧。”

欧内斯托仿佛睡着了。但他在喊叫。欧内斯托仿佛睡着了但又同时在喊叫。

“凡我眼所希求的，我决不加以拒绝。”欧内斯托喊道。

“凡我心所愿享受的快乐，我决不加以阻止。”

欧内斯托又站起来。他拾起书。最初并不念书。他在颤抖。然后他又开始念。

“然后，”欧内斯托说，“我回顾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以及工作时所受的劳苦。”

“看！一切都是空虚。虚而又虚，都是追风。”

孩子们全神贯注地听以色列王的事迹。他们问这些人，这些以色列的王现在在哪里。

欧内斯托说他们死了。

怎么？孩子们问道。

欧内斯托说：中了毒气和被火烧死了。

弟妹们对这方面大概听说过什么。几个孩子说：呵，是的……是这样……他们知道。

其他几个孩子哭了起来，像当初发现那本书时一样。

接着他们又谈到雨水和水塘。这是他们在创造物中最喜欢的东西。

一个弟弟说：“我最喜爱的是他栽种森林。”但他不明白的是怎样使水塘里有水。

另一个孩子说是靠雨水。王将雨水蓄在池塘里然后用它浇灌森林和花园。

王的智慧使弟妹们赞叹不已。

空虚，弟妹们不太明白这是什么。一个妹妹认为这就是指穿上钻石太多的、太华丽的衣服的时候。另一个妹妹说：除了衣服外还满脸涂红粉。

虚而又虚，弟妹中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但他们稍稍知道追风，因为在维特里山脚下有那个荒凉的高速公路的巨大框架。

欧内斯托说风还是另外某个东西，名叫知识。知识[4]也是风，有猛冲高速公路的风也有穿越头脑的风。

一个大男孩问知识是什么样子，怎样画出来。

欧内斯托说：这是画不出来的。它像风一样不停歇。你抓不住风，它不停歇。字词风，灰尘风，我们无法表现它，写不出来也画不出来。

冉娜瞧着欧内斯托。她也在笑。冉娜一笑弟妹们便都笑了起来。

“很多吗？”一个很小的弟弟问道。

“不少，”欧内斯托说，“人们以为如此，但是错了。”

“多少？”小弟弟问道。

“等于零。”欧内斯托说。

最小的弟弟生气了。他说他认识一个人，是维特里的一个小女孩，是黑皮肤，来自非洲。她名叫登记名·阿德琳。

一个排行中间的男孩哭了，喊道：

“你完全疯了，欧内斯托，神经病。”

欧内斯托笑了。接着冉娜笑了。然后大家都笑了。欧内斯托请他们别忘记，在维特里，最后的以色列王就是他们的父母。

春天来临时，孩子们的肤色粉中透出金色，头发也一样变成稍稍透红、几乎是粉红的金黄色。在维特里有人说：“真可惜，这么漂亮的孩子……真不像……”“不像什么？”有人问道。“不像是被抛弃的。”回答说。

父亲和母亲是在维特里相识的。埃米利奥·克雷斯皮从意大利来到维特里定居。他也在这里的一家建筑公司找到当泥瓦工的工作。他住在离维特里市中心很近的意大利人之家里。

埃米利奥·克雷斯皮独身生活了两年，后来他遇见了母亲。二十岁的母亲独自来到意大利人之家参加年度的庆祝会。

她名叫汉卡·利索夫斯卡雅，来自波兰。她并非出生在波兰。在她父母动身去波兰前她就出生了。她从不知道自己生在哪里，她母亲说是在一个村子里，在乌克兰与乌拉尔山之间民族杂居的某个地方。

她是在克拉科夫遇见那位法国人的，被他带到巴黎。一到巴黎她就离开了他，从来也没有说明原因。为了逃避他，她步行了两天，后来来到维特里，在这里停了下来。她到市政厅去休息并且要求工作。二十岁，金黄色、略微发红的金黄色头发，天蓝色眼睛，波兰人的皮肤，她立刻就被雇用了。

埃米利奥很英俊，棕色头发，瘦高个，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温和，爱笑，很可爱。庆祝会的当晚，她就去了他的房间，此后从未分离。

她一直在市政厅当清洁工，直到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市政厅以后，她再没有出外工作。埃米利奥·克雷斯皮仍然当泥瓦工，直到有了第三个孩子。这以后他也不再工作了。

母亲的特点不在于她漂亮，而在于谁也说不清她。这是漂亮的一种方式，她知道自己漂亮，但举止像不漂亮的女人那样。忘掉如何漂亮，对自己马马虎虎，不由自主地。

长时间里，父亲在想象母亲的过去时甚感痛苦。他久久地琢磨这个闯入他生活的女人是谁，她像雷火，像女王，像与绝望系在一起的疯狂的幸福。是谁在他家里？是谁贴着他的心？贴着他的身体？一句话也没有，母亲绝口不提她年轻时的事，那些如此晦涩、难以说清的往事，她一直不知道有一天这些往事会导致如此巨大的痛苦。

然后有一天孩子们来了。每个孩子都是对父亲的问题的回答：这个女人是谁。这个女人是他们的母亲，也是他们父亲的妻子。他的情人。

孩子们的出生结束了父亲的痛苦。但是后来孩子们给父亲带来另一种痛苦。这种痛苦，这种新的痛苦，父亲接受了。

这是在学校里。在一间教室里。小学老师先生坐在讲桌前。独自一人。没有学生。欧内斯托的父母走了进来。他们相互问好。

众人：您好先生。您好夫人。您好。您好先生。

沉默。

父亲：我们来告诉您我们的儿子欧内斯托不肯再来上学。

小学教师厌烦地瞧着这对家长。父亲又接着说。

父亲：我们知道有义务送他上学。有义务，有义务，我们不愿去坐牢，所以来服务[5]……

母亲：他想说的是通知，先生，来告诉您，让您知道。

小学教师：请说明白些，先生……您再说说：您要求见我是为了告诉我什么？

父亲：正是为了我刚才说的事……

小学教师：如果我听明白了，就是您儿子欧内斯托不肯上学这件事。

父母：对了，就是这事。

小学教师浮夸地说：可是，先生，这里的四百八十三个孩子都不愿意上学。您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呀？

父母不说话。他们知道小学教师会这样回答。他在打趣地笑。于是父母也笑。他们不说话。他们不感到惊奇。他们与小学教师一起笑。

小学教师：您，您认识的孩子里，有哪一个愿意上学呢？

父母没有回答。

小学教师：得强迫他们，先生，逼他们上学，揍他们，就是这样。（父母没有回答）你们听见我说的吗？

父母平静而温和。

母亲：我们听见了，但是我们不强迫孩子，先生。

父亲：那违背我们的原则，先生。请原谅。

小学教师瞧着父母，目瞪口呆，接着微笑了起来，因为这对家长使他觉得很有趣。

小学教师：这理由倒很充分，呵，得承认……

父母与小学教师一同笑了。

母亲：校长先生，我必须说在目前情况下，谁也无法强迫这个孩子上学。要是别的孩子，我还不这样说，可是这个孩子，不，谁也没有办法。

小学教师仔细观察父母。他是一位逗乐的老师。突然间他大叫起来。

小学教师：那又为什么不能强迫这个孩子上学呢？为什么？浪费多少时间呀……我简直要疯了……我成了反动分子……（稍停）嗯，夫人，我好像在跟您说话吧？

母亲：请原谅，先生，我听着哩……

小学教师平静下来，很高兴。

小学教师：这么说再不能强迫小家伙们了？

沉默。父母彼此交换了眼色。

母亲：嗯……就是说……他是例外……他很高大，十分高大，十分十分强壮。

父亲：他看上去有二十岁，其实才十二岁。所以，您瞧瞧。

小学教师：确实……呵啦啦啦啦……这是什么意思……

父亲：这就是告诉您……我们没有办法将他从家里拖出来。体力上是不可能的，校长先生。

长长的沉默。三人都走了神，沮丧。沉默。

小学教师用疲乏的声调说：那换个办法，行吗？

母亲：行呀……那么先生您呢？

小学教师：就是说……凑合点……你们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父母：行……凑合点……就这样……能行。

小学教师：就这样。

沉默。小学教师在回想。

小学教师：在目前情况下，很简单，在他周围办一个小小的学校，他不得不留在那里。

三个人都笑了，接着又一同严肃起来。

母亲转向丈夫，然后转向小学教师。

母亲：刚才跟您说他个子很大，校长先生，还不止是这点……还有别的……他提出的理由……有点特别。

小学教师装模作样地又严肃起来。

小学教师：呵！咱们要认真，要有条理……我还有别的事哩，有五十六个孩子在那里等我……

父母：啊！啦！啦！……人可不少……

小学教师：首先，你们的儿子欧内斯托说过他为什么不肯上学吗？

父亲（片刻）：对……说了……正是这点卡住了。她刚才正要告诉您……他说，您冷静些，先生。他说：我不去学校，因为那里教的东西我不会。

小学教师在深思：他说：我不懂。什么也不懂。

接着三人都大笑起来。然后小学教师镇静下来。

小学教师：这事可真奇怪。

父母：要说奇怪，也真是，奇怪……

沉默。

小学教师：这孩子什么样？

父亲稍稍不耐烦。

父亲：个子大。这话得跟您重复多少遍……年龄小，个子大。

小学教师：对不起……

母亲：棕色头发。十二岁。应该说比较安静。

小学教师沉思。父母瞧着他沉思。沉默。

小学教师：我明白……就像是对付一头野兽……

母亲：呵！啦！啦！……校长先生，您完全错了……倒像是对付空气……欧内斯托是抓不住的……看不见的……可以说是空气……是指内心，您明白……外表上还像样子……高大，但是一切都在内心里……蜷缩着……您明白，校长先生……他是孩子……

父亲：校长先生，只要一看见您就知道您能明白……这孩子身上的这个闹剧真不必费心，您……

母亲接着说：……对他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先生……没法让他相信不真实的东西，不可能，校长先生……我呢，我认为还不如立刻杀了他，要是……

小学教师：要是怎样，夫人？

母亲：没什么，先生，没什么……我不能再往下说了。他会让我流泪的，这个孩子……

小学教师：对不起，夫人。

母亲：是该我说对不起，先生……就丢开欧内斯托吧，先生。

小学教师瞧着父亲和母亲。

小学教师：丢在哪里，夫人？

母亲：他目前的地方，先生。

沉默。又恢复了平静。

小学教师：换句话说……欧内斯托让你们担心？

父母不再害怕了。

父亲：不能这么说，不能……

父亲瞧着母亲：你同意吧……不能说他让我们担心……

母亲：不能这样说。他没有……

小学教师被父母的话语所感染。

小学教师：饮食呢……？他吃得太多？

父亲：可以说正常，嗯，欧热尼娅？

母亲：就是说……这孩子吃得少……为他的父母和弟弟妹妹节省……但还过得去……

小学教师：你们能把这个欧内斯托带来吗？

沉默。父母相互看着，重新不安起来。

父亲：您想对他怎样呢？

小学教师对父亲采用“男人对男人”的口吻。

小学教师：和他谈谈。开导他。回到基本的逻辑。谈谈。就是谈谈。谈谈。解开那个结。不让它碍事。

父亲最初没有说话。他指指母亲。

父亲：您根本没有明白她刚才的话……

小学教师：没明白。

父母相互看着，再次感到不安。

父亲片刻后说：不能对他粗暴，先生……有时您会不由自主……因为……他……他很壮实……他也容不得别人碰他。

小学教师：同意。

沉默。小学教师没有笑，他在沉思。

小学教师看着父母说：欧内斯托个子不同一般，我怎么会没注意到他呢……我不明白。

母亲：您可能把他看成是另外一个人了，先生……

小学教师：这可能……他是不是眼睛不好？

母亲：不……不，先生。他的眼睛很明亮。

父亲和小学教师以同样方式看着母亲，突然被她迷住了。

小学教师：就像您的眼睛，夫人。

母亲：是的，先生。

沉默。母亲垂下眼睛。

小学教师：依我看，我肯定把他当作维特里的一个流浪儿童了。

母亲：呵，是这样……别再追究下去了，先生，就是这样……

沉默。大家都茫然，相互看着。小学教师忘记了刚才的话，然后努力去想。

小学教师：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父亲指着母亲。

父亲：她嘛，来自高加索，总之……从那一带来的，我来自意大利，波河河谷……是的……几代人都住在那里……我来是收摘葡萄……那您呢……先生？

小学教师一口气说：滨海塞纳省，科地区，离布雷地区的洼地不远……

父母相互看了一眼。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明白。什么也不知道。

父母仍在等待。

时间过去了。谁也不动。

父亲：您不再需要我们了吧，先生？

小学教师：……是的，是的……就是说……不需要。

时间仍在流逝。

小学教师开始闭口不言。他也完全沉浸在一个看不见的故事里。

接着，小学教师用低沉而清晰的声音唱起了阿兰·苏雄的《你好妈妈我疼》。父母惊愕地一直听到底。然后，时间仍在流逝。仍然无人动弹。

接着，小学教师睡着了。

父母看着他睡。他们最后站了起来，轻轻地轻轻地，小学教师没有觉察。于是他们走出了小学。

逗孩子们笑的是父亲。

晚饭时，父亲重复的某些词使孩子们笑开了。你这个炉子烟管怎么样了？[6]我可不是在上一次后才生出来的。[7]上一次什么？他忘记了。孩子们一想到父亲可能会说一些使他们发笑的话就已经笑了起来。母亲转过身去时父亲的那副神气使孩子们捧腹大笑。他瞟她一眼仿佛她是奥秘又是灾祸。

因此父亲也把自己当作母亲的孩子。

一旦父亲逗孩子们笑，就笑个不停。不论父亲以什么方式逗乐，孩子们都开怀大笑。即使他什么也不做，他们仍然笑个不停。他吃炒土豆时显出一副古怪的神气，仿佛在说“又吃土豆”，于是孩子们又开怀大笑。就是这样笑开了，不论他做什么都让人笑得直不起腰。

有时母亲专门为孩子们唱俄罗斯摇篮曲《涅瓦河》。她几乎完全忘记了《涅瓦河》的歌词。这时父亲使用瞎编的俄语接着唱，于是母亲笑着叫了起来，孩子们既不懂真俄语也不懂假俄语也笑着叫着。邻居们过来看看这一大家人是怎么回事，见到这样也笑了。

正是在这一刻，当母亲嬉戏着唱摇篮曲时，孩子和父亲达到了他们最大的幸福时刻。

在这些晚上，母亲喜欢有孩子，喜欢让他们充塞了她生命的空间和时间。

对父亲来说，正是在母亲和孩子们笑个不停时，他相信欧内斯托的话有理：他们是维特里最幸福的居民。父亲的幸福就是孩子们的幸福。他说：“我心满意足。”孩子们又大笑起来，他呢，一边笑，一边高兴地流泪。

父亲偶尔想起自己是从波河河谷来的意大利人。有时他说：“有时人们还不明白我是从波河河谷来的。”于是他突然讲起了意大利语，孩子们听不出来的那种意大利语，极快的，走了样的，很丑、很脏、很粗俗的，他脱口而出，仿佛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仿佛他将自己在这一大群孩子出生以前的另一种生活的残渣全部倾倒了出来。这一次孩子们惊恐了，他们发现父亲疯了，便扑向他，揍他，直到他认出了他们。“我是谁，你说说。”“你是老三，”父亲终于说，“你是保罗。”

除此以外，父亲什么也不干。就这样。每天心安理得地吃洋葱土豆。他负责领取家庭补助金和失业补助金。对他这种毫无愧疚的极端懒惰，无论是母亲还是邻居，谁都无话可说。

父亲很爱自己的孩子，但尊重母亲订下的规矩。孩子们从来就不能随便进到屋子里。只有欧内斯托和妹妹冉娜是例外。到了吃晚饭的时刻也是由父亲通知孩子们。他一吹哨孩子们就跑进来。他们洗手，一贯如此，这是母亲的要求，就像清早洗淋浴一样。然后他们便狼吞虎咽起来。有时母亲不感到饿。至于父亲，他总是和孩子们一起吃，和他们一样吃得津津有味。

维特里的人谈论他们，特别是女人们，母亲们：“这些人呀，总有一天会抛弃孩子的。”有人说：“真可惜，这么漂亮的孩子……不上学……不受教育……什么都不管……”有人提出收养孩子，但这对父母不予理睬……“这种人，他们靠家庭补助金过活，您明白吗……”

孩子们间或也听到这些风言风语。这时欧内斯托说出和父亲一样的想法。让他们说去吧，欧内斯托喊道，我们才是维特里最幸福的孩子。孩子们听到欧内斯托喊出的话，相信自己享有一闪而过的幸福，一头野兽在他们的头脑和血液中跳跃。有时，幸福感觉如此强烈以致无法面对它而不感到恐惧。

欧内斯托和冉娜睡在走道里，一端通向小屋，一端通向市镇为孩子们盖的宿舍。因此，弟妹们既然和欧内斯托与冉娜关在一起，便感到睡觉时也和他们不分离。孩子们所恐惧的不是母亲真正抛弃最小的孩子，而是将最小的孩子与她、与父亲、与其他孩子分开。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被抛弃的，这一点他们知道，但他们也知道他们在共同的被抛弃中待在一起。他们甚至无法想象会彼此分离。

孩子是这样的人，他们知道别人抛弃他们。孩子不明白，但知道。不明白为什么抛弃，但知道被抛弃。可以说这是天性。人们在某个时刻抛弃孩子，张开手掌，丢掉，这是天性。他们呢，他们也丢失自己最漂亮的弹子，是吧。他们紧紧抓住母亲，不愿意松开她，这也是天性。弟妹们脑中还存有幼婴时期的影子。阴暗的影子，莫名其妙、冒冒失失的恐惧，例如害怕荒凉的高速公路，害怕风暴、黑夜和风。你们去看看有时风在说什么，喊叫什么。孩子的一切恐惧来自天主，来自那里，来自诸神。一切恐惧来自天主，而思想无法抚慰这些恐惧，因为思想是恐惧的一部分。孩子们接受被驱逐，被剥夺，他们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听之任之。他们喜爱母亲的残酷。他们爱母亲，喜欢被母亲抛弃。母亲是他们孩子们的许多恐惧的根源。弟妹们爱欧内斯托和冉娜，几乎和爱父母一样，而且他们十分熟悉欧内斯托和冉娜，对他们没有丝毫恐惧。但欧内斯托和冉娜在任何情况下也替代不了孩子们所拥有的那种父母，尤其是当父母对孩子们发脾气——几乎每天如此——而且威胁说要去一个孩子们无法去的地方，永不回来，在那里终于可以不抱希望、摆脱希望地生活。

在这件事中还有一点：父亲无法忍受母亲独自待一个下午，不论是在小屋里还是别处。他不敢让母亲独自待在任何地方。他一直害怕母亲会逃走，会永远消失在难以确定的地方，它既像维特里港的酒吧也像朦胧的法国东部，那个朝德国道路倾斜的边界地区和那个没有海岸、模糊不清的中欧地区，他认为这个女人肯定是从那里来的。

母亲对父亲也有同样的感情——没有她他会迷失的——下午他们一同待在小屋里，可以说不得不相互守护。但他们大概意识不到。

有时，特别是冬天，父亲突然间强烈地思念他的孩子，于是就跑到棚屋去看他们，唯恐去得太晚，怕他们已消失在几个郊区之间错综复杂的网路之中了，因维特里飘浮在几个郊区的中心，它轻而脆弱，突然显得不堪一击，幼稚而可爱。然而在冬天里，孩子们几乎总待在棚屋里，因为寒冷、因为风、因为恐惧。在那里，父亲看到的仍然是孩子们的被抛弃。棚屋的这个空间就是抛弃的空间，而父亲对这种抛弃负责。他有时哭了起来并且向他们解释。他说，即使他很爱他们——父亲知道这一点——他也不是尽情地爱。他说这是因为那个女人，他们的母亲，他在所谓的西伯利亚火车上遇见她，从此她便把他可能有的全部的爱夺了去。他这样讲时，孩子们从不相信他的话，但他情不自禁地要责怪这个女人，这个他一直爱得发狂的女人，甚至在西伯利亚火车上的那一夜以前就爱得发狂的女人。父亲当然明白这一点，对一群孩子的爱和对一个孩子的爱、对单独一个人的爱是不同的，然而他自己的孩子使他想念一种普遍的爱，而他现在知道自己永远做不到，因为他对这个女人怀有胜过一切的爱和始终不变的欲望。这个女人呢，她不喜欢被一个男人如此爱恋，哪怕这男人是她孩子的父亲，她知道——只有她知道——任何人都不值得被任何人如此爱恋。因此父亲生活在惊恐之中，唯恐失去这个女人。她时时对他说有一天，最明媚的一天，她将从他身边逃走。父亲知道这是真话，在这么多年以后他仍然知道这是真话。欧内斯托也知道。

因此父亲以这种用于另一种习惯对象的、固定不变的热情爱着母亲，而这种热情对她而言，使她逃避他，而对他而言呢，置他于死地。

这个女人之所以如此可爱，在于她对自己的诱惑力一无所知。既然这种诱惑力正好来自她对自己的无知，爱她就是走入绝境。父亲无法忍受的是怀着这种爱单独与她相处却不能告诉她。孩子们开始隐约看到这个女人，他们的母亲，给父亲带来的命运。

有一次，一个大孩子对父亲说：你说的不对，你不是在西伯利亚火车上遇见母亲的，是另一个男人遇见了她，你当时根本不认识她，瞧你总是瞎说。父亲没有回答，但自此以后他不再谈起母亲可恶的背叛。

很久以后，有一次父亲对欧内斯托说自己撒谎是为了让弟妹们高兴。欧内斯托相信父亲的话。

母亲对孩子们讲述了那另一次旅行以后，又和冉娜谈起这事。她说当她和父亲还在相爱的最初时期，她向他讲起火车上的那一夜。在好几个月里，这件事使他们的欲火更加强烈。母亲犹豫了，她说这更危险。

在这以后父亲将火车上的这件事说得污秽不堪，将它看成母亲性格的基本特征，使她相信自己是妓女，甚至想杀她，杀掉他们的爱然后自杀。他对什么也不再在乎了，甚至包括孩子。

然后有一天父亲不再提这事了。

在棚屋里除了父亲的孩子以外常常还有别的孩子，不仅仅有那些也让他们的母亲讨厌的孩子，还有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但是当父亲来的时候，他的孩子和其他孩子，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即使他当着他们的面流泪，孩子们仍然高兴，甚至在看到父亲“假装不幸”——他们的话——而感到难过时也高兴。父亲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生活在孩子们的衷心陪伴中，生活在他们的无情与爱中。

父母害怕小学教师。埃米利奥呢，他相信由国家控制的所有机关，即使表面上最单纯，实际上也属于司法范畴。

既然埃米利奥深信不疑，母亲最后也相信了。

既然小学教师要求他们把欧内斯托领去，他们就该把他领去。因为小学教师一开口，所有的人都会认真对待。如果他谴责他们，他一开口就是有理的，谁也不作任何核实就会相信他的话。他是学校、物资和儿童的主人。方便之处在于他相信他乐于相信的事。如果他认为欧内斯托不必上学，他可以做出决定。别错过这次机会，娜塔莎。

欧内斯托的父母到校时，小学教师已经坐在他那个大教室里了。他安稳地坐在学生的座位上。面带笑容，这位小学教师。

父亲、母亲、欧内斯托走了进去。于是您好先生，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夫人，先生，小学教师答道。

小学教师瞧着这些人，他已经忘了他们。神情惊讶。他在琢磨他们来干什么。然后，当他看见欧内斯托时突然记起来了。小学教师和欧内斯托相互看着。

小学教师：你就是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是的，先生，是的。

沉默。

小学教师仔细端详欧内斯托。似曾相识。

欧内斯托：我原先坐在教室最顶头的最后那个座位，先生。

小学教师：对，对……我认不出你来但是……同时……

欧内斯托：我可认出了您，先生。

母亲向小学教师指指欧内斯托，一面表示道歉，但有几分虚伪，因为实际上她为孩子感到骄傲。

母亲：您瞧瞧他这个样子，教师先生。

小学教师：我明白。

小学教师在微笑。

小学教师：这么说，你不肯受教育了，先生？

欧内斯托久久地看着小学教师然后才回答。呵，欧内斯托很温和……

欧内斯托：不，不是这样的，先生。我不肯上学，先生。

小学教师：为什么？

欧内斯托：就算是犯不着吧。

小学教师：犯不着什么？

欧内斯托：犯不着上学。（片刻）毫无用处。（片刻）孩子上学就是被抛弃。母亲送孩子上学为的是让他们知道他们被抛弃了。这样一来她后半辈子就甩掉了孩子。

沉默。

小学教师：你，欧内斯托先生，你不用上学就知道……

欧内斯托：不，先生，正相反。我是在学校里明白这一切的。在家里时我相信过我那位傻母亲絮絮叨叨的话。后来到了学校我看到了真理。

小学教师：那就是……？

欧内斯托：天主是不存在的。

长久而深沉的沉默。

小学教师：世界是有缺陷的，欧内斯托先生。

欧内斯托平静地说：是的，您原先就知道，先生……是的……它是有缺陷的。

小学教师机灵地微笑。

小学教师：为了下一招……为了这个世界……

欧内斯托：为了这个世界，应该说犯不着。

欧内斯托向小学教师微笑。

小学教师：那么，如果我听明白了，上学也是犯不着的事了……？

欧内斯托：是照样犯不着的。先生，是这样……

小学教师：那为什么呢，先生？

欧内斯托：因为犯不着去受罪。

沉默。

小学教师：那人们怎样学习呢？

欧内斯托：想学习就能学习，先生。

小学教师：那要是不想学习呢？

欧内斯托：不想学习就犯不着去学习。

沉默。

小学教师：欧内斯托先生，你怎么知道天主不存在？

欧内斯托：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人们是怎样知道的。（片刻）也许像您一样，先生。

沉默。

小学教师：如果不学习，用你的办法怎能知道呢？

欧内斯托：大概没有别的办法，先生……我好像有一次曾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后来忘了。

小学教师：“曾经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欧内斯托叫了起来。

欧内斯托：我怎么知道呢，先生？您自己也不知道……您好像在胡说……

小学教师：对不起，欧内斯托先生。

欧内斯托：不，是我请您原谅，先生……

父亲：这孩子是怎么回事？从哪里钻出这些怪玩意……

母亲：别发火，埃米利奥。

父亲：不……

沉默。

小学教师和欧内斯托听着父母的谈话微笑。接着小学教师突然大叫起来，仿佛记起了自己的角色。

小学教师叫着说：受教育是义务，先生！义务。

欧内斯托温和地说：并非到处都这样，先生。

小学教师：在这里，在我们这里。这里就是这里。不是到处，是这里。

欧内斯托和气地说：同样的话我得向您说两遍，先生……到处就是到处，这里也是到处，是吧……

小学教师：对。

沉默。小学教师和欧内斯托之间又恢复了谅解与默契。平和。

小学教师：此外还行吗？

欧内斯托：还行。

小学教师：你妹妹呢？你妹妹来上学了，要不就是我弄错了。

欧内斯托：她上学了，先生，您没有弄错……有四天了。

小学教师：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父亲：要说漂亮……

沉默。平和。欧内斯托从衣袋里掏出口香糖。

欧内斯托：您要口香糖吗，先生？

小学教师：很愿意……谢谢，欧内斯托先生。

欧内斯托将口香糖递给父母和小学教师。大家都在嚼口香糖。

母亲很忧愁地说：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那么聪明的男孩……

母亲没有笑。

欧内斯托笑了：不，妈妈。我不是傻子。将来也不是。为什么会成傻子呢？

母亲：……我这话是对别的孩子说的。我很清楚你不会。

沉默。父母和欧内斯托都在笑。接着小学教师也突然和他们一同笑了。

父亲：你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其实你只要往好处想我们就行，娜塔莎。

母亲：我努力从各个方面想。

父亲：你根本没有努力，我得告诉你。

母亲：可我觉得我做过努力。

欧内斯托：是的，你努力过，妈妈，这我知道。你假装没试过，因为有小学教师在，其实你试过，妈妈……

沉默。他们相互看着，然后垂下眼睛。

小学教师：你们这些人真是……十分……十分……对不起……十分……和气……

母亲和父亲相互瞧着，神色疑惑。

父亲：这个嘛，先生，不……很抱歉。我不知道我们怎样，但是和气嘛，我看谈不上……

欧内斯托：没关系。

小学教师：真的，这没关系。

沉默。他们相互看着。

小学教师笑着说：你们这些人也很古怪……

母亲：就是说，先生，有这些孩子我们能怎样呢？七个孩子。我们有七个孩子！我每天都想死，每天，您明白……

小学教师若有所思地说：是的……可是这个孩子，夫人……是少有的情况……

父亲调解说：少有的情况，对。

沉默。大家都在嚼口香糖。

小学教师：这么说我们面前的孩子只想学习他会的东西。

父亲：正是。

母亲：不，他从来没有这样说。他很想学习一切，一切，但是他不会的东西，不，他不想学。

他们等了一会儿才笑起来，包括欧内斯托。然后他们不笑了。后来又笑了起来。后来又不笑了。接着欧内斯托站了起来。于是小学教师说话了。

小学教师：多么美的春天呀……你们不觉得……

母亲：人们总是这样想，可春天总是一样的，先生。

欧内斯托：我得走了，先生。弟妹们还在附近闲逛哩，我得把他们领回家。对不起，先生……您不再需要我了吧，先生……

小学教师：嗯……不……我看不需要了，你去做该做的事吧，欧内斯托先生……请吧……

欧内斯托：谢谢您。再见，先生。

小学教师：再见，先生……也许我们会有幸再见面……？

欧内斯托微笑。

欧内斯托：也许……会的。

欧内斯托走了出去。小学教师单独和父母在一起。他们相互微笑。

小学教师：这种情况至少是意想不到的……不是每天能遇见的……与众不同……

母亲：您也是，先生……我该说您也是意想不到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位小学教师……会像您这样笑……请原谅，先生……

母亲对小学教师微笑。小学教师突然发现母亲的美貌，呆住了。

父亲：可是除此以外，先生……该拿这些孩子怎么办……将来……

小学教师：像现在这样，先生，随他们去做他们做的事。

父母还留在那里，沉默无语。小学教师很高兴，父母也感到与小学教师在一起很自在。

小学教师：我们相识这是件好事……我十分高兴。

沉默。父母没有听懂，没有回答小学教师。

母亲：现在您见过欧内斯托了，先生，我想问您点事……

小学教师：请吧，夫人……

母亲：这种不争气的孩子有一天真能认字吗，先生……像别人一样待人接物和吃喝？

小学教师认真起来，十分严肃地回答。

小学教师：毫无问题，夫人，毫无问题……真的，毫无问题……

母亲的感受很强烈。父亲却不太明白。

母亲低声说：您真好，先生，真的……

时间在流逝。母亲和小学教师处于同样的激动之中。小学教师明白母亲理解了他诚恳的话语。

时间仍在流逝。谁也没有动。接着父亲开口了。

父亲：您不再需要我们了吧，先生……

小学教师犹疑着，仍沉在令他发窘的激情之中。

小学教师：不，先生，不需要……就是说……不需要。

时间在流逝。

接着，小学教师又一次低声唱起了阿兰·苏雄的《你好妈妈我疼》。

父母听着，像头一次那样高兴。

然后小学教师唱完了，他忘记了在场的父母，再一次睡着了。

父亲和母亲微笑地瞧着睡觉的小学教师，仿佛瞧着睡梦中的孩子。

父母蹑手蹑脚地起身，免得惊动梦中的小学教师。

然后他们走出教室，穿过空空的院子。

但这次他们朝市中心走去，高兴异常。

这是在厨房。

下午。

父亲和冉娜坐在长凳上，面向街道。

人们能感觉到父亲的内心在崩溃。

父亲：欧内斯托永远不去上学了……你知道……

冉娜不说话。

父亲：去了一次就结束了。小学教师说就这样了……

冉娜不看着父亲。

父亲：我是想对你说……

冉娜听不见，也不动。

父亲轻轻地哭了起来。

父亲：我精疲力竭仿佛要死了……

冉娜仍然听不见，仍然不动。

父亲：我想问你……你……你也不再上学了……

冉娜：不上了。你是知道的，为什么要问我？

父亲：想让你说。

父亲很平和。谨慎。

父亲：我早想到有一天会这样的。

沉默。

冉娜：什么事？

父亲：崩溃。

冉娜喊道：毕竟这也不坏呀。

沉默。

父亲装作没听见。

父亲：你想欧内斯托……是吧……

冉娜不回答。父亲继续久久地抱怨。

父亲：熟悉他后，他一走远我们就想他……这孩子多可爱……

冉娜瞧着父亲流泪。她不流泪。

父亲：你，你是老几？

冉娜：我是冉娜。

父亲：……第三个女儿……

冉娜：不，第二个女儿。我和欧内斯托一般大。

父亲：你是怎样离开学校的？

冉娜：我站起来，走出教室，然后慢慢穿过院子。女校长在那里监视，她看见了我，对我微笑，什么也没有说。我出了学校，于是跑了起来。

父亲：难以置信……

沉默。

冉娜瞧着屋外。欧内斯托在厨房前面走过。

冉娜：瞧我们了不起的哥哥正走过那里。

沉默。冉娜瞧着欧内斯托走过。父亲瞧着她，她。突然父亲感到害怕。

欧内斯托在那里，他在找我，冉娜说。他去宿舍。瞧……他又回来，返回来……

他会回头又穿过院子……然后他去棚屋。

他去了，瞧，冉娜说。

父亲不动弹。他瞧着女儿，只瞧着她。在他熟悉的这张脸上，在朝向哥哥的目光中，现在闪烁着一种陌生的、难以忍受的光泽。

在看过棚屋以后，冉娜说，他会去小路上看看，一直走到高速公路。他会一直走，直到找到我……必要的话他会整夜找我……

沉默。冉娜不说话了，仿佛刚醒过来。

冉娜：我们的母亲在哪里？

父亲：我不知道。现在不知道。

冉娜：拜访小学教师以后就不见了。

父亲迟疑地说：自那以后，她再不想知道任何事。她说欧内斯托迟早会离开我们。她，她说她宁可死去。

父亲流泪。

父亲：你呢，你是怎么想的？

冉娜：像她一样。欧内斯托只能这样做。

沉默。父亲流泪。冉娜瞧着欧内斯托从棚屋出来后会走的那条路。

父亲：他和你谈过这事吗？

冉娜：没有。他不知道。

父亲：你替他知道。

冉娜：是的。欧内斯托会抛下我们。他会抛下一切。

父亲避免看孩子。

父亲：你呢，即使他抛下你，他也不会离开你，他不会离开你……

冉娜：我不知道。有些事没法说。

沉默。

父亲：你也茫然？

冉娜突然又哭又笑。她喊叫。

冉娜喊道：你什么都不明白还是怎么回事？对于我这是幸福……可怕的……疯狂的幸福。

父亲发出含混的叫声。

父亲：甚至你会为此而死……如果不跟他走？

冉娜：甚至这样……这是幸福。

父亲骇然地跑掉了，免得再听她讲。冉娜这时为欧内斯托的幸福抽泣，并低声呼唤他。

围绕着冉娜和欧内斯托的幸福，家里出现了某些混乱。父亲冷落了母亲和孩子们。他去市中心的咖啡馆里流泪。他也逃进棚屋流泪，还走进高速公路沿线的矮树丛中躺下哭泣。

冉娜去丛林找他。他哭着睡过去了。

冉娜默默地在他对面坐下，于是父亲醒了。他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向冉娜道歉。他对她说他很难受就像他年轻时有几次因母亲而难受一样。他还说别太在意他的痛苦，它会过去的，就像母亲曾经带给他的痛苦一样。

父亲肯定去了市中心，他有几分醉。他瞧着冉娜，惊恐的样子如同当她竭尽全力向他承认自己可怕的幸福的那一刻。他的神气仿佛是因看她而会死去。他在她身上所看到的是除他以外任何人所看不到的——她的童年的死亡，她不知道自己在服丧，可怕地自命不凡地服丧。

你像你母亲一样野，父亲说，和她一样。

冉娜微笑。

风停了。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少了。路灯灯光在黑色的水泥滩上空固定不动。冉娜瞧着灯光。

接着，父亲闭上眼，低声说出一个女人的名字：

“汉卡·利索夫斯卡雅。”

冉娜也抬起了头，突然被父亲身上所显露的那个陌生男人吓呆了。她将手从父亲手上挪开。他没有动，继续说：

“你像汉卡·利索夫斯卡雅一样漂亮，一样野。”

冉娜喊了起来：

“她是谁？”

“你的母亲，那时她二十岁。”

冉娜头一次说出母亲的名字，然后怀着对生活的热情和父亲一同流泪。

这是在厨房里。樱桃树在屋外。欧内斯托在窗口。盛夏的光线很稳定。母亲朝屋外看。欧内斯托来到母亲面前坐了下来。

母亲：小学教师来过了，他说想和你谈谈。

欧内斯托没有回答。

母亲：他说他考虑过……说你提出的想法站不住脚。

欧内斯托：我提出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提出……

母亲：你今天在生气，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有一点点。

母亲：还是因为天主？

欧内斯托：是的。

沉默。

母亲：小学教师说如果所有的孩子都离开学校，他就只好卷铺盖走了。

欧内斯托：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离开了学校。离开学校的是我。

母亲：你也生我的气，弗拉基米尔。

欧内斯托：是的，也生你的气。

沉默。欧内斯托显得深不可测的温和。

欧内斯托：我不是对你才这样说。你愿意怎样烦我都行，怎样痴呆都行。（片刻）我刚才是随便说的。

沉默。

母亲：你为什么这样爱我呢，欧内斯托，最终会使我反感。

沉默。他们相互看着。

欧内斯托：我不清楚。也许因为我太了解你……不能将你与任何人相比。你比所有的人都好。

母亲：比冉娜好？

欧内斯托：不差上下。你说这话以前我还不知道呢。

母亲：我不是完全清白的，欧内斯托，你别弄错了。

欧内斯托：这我也知道。你也不善良。

母亲：是的。我也得告诉你。我一直不在乎什么品德。你原先就知道……？我要的是物质财富。

欧内斯托和母亲笑得流泪。

欧内斯托：一辆好自行车？是吧？

母亲：对。好自行车，然后更好。好冰箱，好取暖器。然后是钱。但我一无所有。我这一辈子，只有你是我喜欢的，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以前我总想等我长大了我就给你所有这些物质财富。现在我不这样想了。人们是追不上父母的。

沉默。

母亲：我对生活没有多大兴趣……从来就没有真正感兴趣……这你也知道吗，欧内斯蒂诺？

欧内斯托：对于你这种情形，我一直知道点，是的……

沉默。

欧内斯托：很遗憾，妈妈。当我们能给父母点东西时，他们已经太老了，不愿意给自己添麻烦……所以人们的关系总是滞后的。我想告诉你，妈妈，我特意要快快长大，好减少你我之间的差距，可这没有用……

母亲瞧着欧内斯托这个疯孩子。

母亲：你的确又高又大，欧内斯蒂诺……

欧内斯托：如果我愿意，人们可以把我看作是读了四十年哲学的孩子。我要是愿意，可以以此谋生。不应该再害怕失败。

母亲：你这样想……

欧内斯托：对。

沉默。欧内斯托转过眼睛避开母亲的目光。

欧内斯托：对了，弟妹们去哪里了？

母亲：去了马戏场，可怜的孩子们。

欧内斯托：可不是。

母亲：是的。

沉默。

母亲：你忘记了？

欧内斯托：有点忘了。

母亲：你呢，你为什么不去马戏场？

欧内斯托：我对马戏从来不感兴趣，妈妈……你非得要我说一遍……

母亲：从前只要有狮子你就朝前摔倒……

欧内斯托：是这样……

母亲：你现在在做什么，欧内斯蒂诺？

欧内斯托：弄化学，妈妈。

母亲瞧着这个孩子，突然很反感。

母亲：化学……你现在懂化学？

欧内斯托：最初懂一点点……大概吧……然后全都懂了。一开始很慢，然后有一天全明白了，突然一下……像迅雷。

沉默。

母亲在回忆：你有多久没上学了，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三个月。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妈妈，我到好几所学校门口听讲，然后就会了。就这样。

母亲：噢……噢，欧内斯托……呵啦啦……

欧内斯托：空气好，再说进展很快。几个年级一次就读完了。这办法行……你不必担心，妈妈。

母亲感到惊恐。

母亲低声说：你三个月就念完了市镇学校里所有的年级，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是的，妈妈。现在我要去巴黎找几所大学了……这是必然的。

母亲这次流泪了。

母亲：让我看看你，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叫了起来：你别哭，妈妈，求你别哭了。

母亲：我不哭，过去了……

欧内斯托：别再想弗拉基米尔，忘掉弗拉基米尔吧，妈妈。

母亲：好的。不再去想。

沉默。

他们不再相互看着。他们看着地面。接着欧内斯托再次从凳子上站起来。

欧内斯托（片刻）：……好了，我看我该去找弟妹们了。将这些小家伙领回来可是不容易，他们从你手里溜掉……真像小鱼……

欧内斯托走了出去。

母亲独自待着。她迷惑、惊恐。她在流泪。然后她叫了起来。她唤回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走回来，默默地瞧着她流泪。然后对她说话。

欧内斯托：我刚才想告诉你，妈妈……我也害怕……

母亲喊叫起来：不……不……别害怕，欧内斯托……你别怕……特别是你……

弟妹们很小时，欧内斯托常对他们说：要是你们穿过高速公路，哪怕只一次，母亲也会杀了我。

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穿过高速公路。

这一年，在冉娜和欧内斯托的这一年，弟妹们几个月里每天看见这两位被他们热爱的兄妹离去而感到痛苦，当痛苦稍稍减缓时，他们继续去高速公路附近看看，但总是在公路这一侧，即他们居住的这一侧——塞纳河上维特里。

然而较大的几个孩子，也就是替代冉娜和欧内斯托看管弟妹的孩子，他们已经开始观望塞纳河对岸的那座城市了，他们从未去过那里，甚至不知道它的名字。

后来，在那个夏季的一天，弟妹们抛下了高速公路。有一天，维特里所有的孩子都离开了他们童年时的那个大空洞，那个黑色水泥滩，因为对这个禁止通行的高速公路的恐惧持续太久又未得到应验，因为维特里所有的孩子都在等待——他们认为是在绝望中等待——等待他们童年的这个黑色滩被摧毁。

现在，他们从柏辽兹街、天才街、比才街、奥芬巴赫街、莫扎特街、舒伯特街和梅萨热街爬到维特里的小丘顶上，他们去楼房的院子里、别墅之间的小径上或者老高速公路坡上的矮树丛里，去这些地方找回已经远去的恐怖游戏，他们冒险地玩捉迷藏，或是当夜幕降临到维特里时，或是当维特里燃起了灯却被暑热逼得人去楼空时；这个维特里一动不动，它直接从被烧毁的那本书中跳出来，从没有黑夜的耶路撒冷君王的花园里跳出来。

父亲和母亲正在厨房里。周围无人。光线更柔和，是五月里黄昏时的光线。

母亲：……真叫我激动，埃米利奥……（片刻）你知道他现在学什么了……化学……自己学……他读化学还懂化学……

父亲：他听听就明白了。我见到他待在墙外……在维克多·雨果中学……那堂课是讲醚……（C_2H_5）2O……他在那里听。他没有看见我。他像个陌生人。

母亲：陌生人……

父亲：是的。

沉默。

母亲：昂里科，我不想告诉你，但是中学也结束了……再过两个礼拜就结束了……现在是上大学……他要去巴黎，读大学……

两人都不说话。他们害怕，但不再说出来。害怕让他们胆怯。

父亲：他到底要走到哪一步……这个孩子……这个小孩……别再哭了，吉内塔……这总比他死了强，只好这样说了。

他们沉默了许久。母亲又开始说话。

母亲缓慢地说：我原想对你说，埃米利奥……我不是无缘无故地哭，埃米利奥。我心里也很难过……很激动……智慧离我们这么远，可现在我们孕育出来了。

父亲：我也在想其他的孩子……所有那些小孩子……那一帮小孩子……

沉默。

母亲安慰地说：还不到为他们流泪的时候，埃米利奥……谁知道呢，他们还太小……不过也许他们不会去别处……是的，他们会留在这里，成为维特里人，然后呢……这不是难事……

沉默。

父亲：你说欧内斯托要走了……

母亲：这你知道。

父亲：远离法国。

母亲：哪里都去。这你也知道，埃米利奥。

父亲：因为这个知识……

沉默。

母亲：有了这知识就是注定了的。

父亲：别说了，埃米利娅……

沉默。

母亲：小姑娘也要走。

父亲：她生来就是待不住的，她也是……小姑娘……真是难以忍受……小姑娘，不再在这里了……不可能，可怕，可怕……

母亲犹豫着，说了出来。

母亲：还不止这些，埃米利奥，你也知道。

父亲说他知道。

又是眼泪。父亲又在流泪。母亲拉过父亲的手，试图分担他的痛苦。

母亲：对我来说这是极大的幸福，埃米利奥。

沉默。父亲只知道流泪。

母亲将埃米利奥抱在怀中，将脸转开。

母亲：听着，埃米利奥……如果这小姑娘与欧内斯托分开，她会自杀的。

沉默。接着父亲用哽咽的声音提问。

父亲：你怎么会知道这样的事？

母亲：因为如果当初我与你分开我就会这样做。

他们相互拥抱。

父亲：这叫人多么难受，埃米利娅，多么难受……

母亲：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埃米利奥。有一天孩子们会走的，那就是悲哀。

沉默。

母亲：我向你承认一件事，昂里科……当他们很小时……有时我真想抛弃他们，这我从来没有告诉你。

父亲：我有时猜得到……

母亲：我想抛下你们。永远不回来。

父亲：你总是对生活要求太高了，吉内塔。

母亲：不是这样，埃米利奥。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

沉默。

母亲：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

欧内斯托和冉娜将弟妹们留在苜蓿地里，自己站在小屋前的小路上。父亲和母亲在厨房的玻璃窗后看着他们，但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冉娜：小学教师通知了国民教育部。部长召见了市长。还有一位从巴黎来的人。他们谈了很久，同意送你去美国一所高等数学学校，让你以后当老师。

沉默。

欧内斯托：那时谁在厨房？

冉娜：母亲和我。父亲不在。

沉默。

欧内斯托：她什么也没有说？

冉娜：没有。父亲也会一样的。他们会说什么呢？

沉默。

冉娜认为不要和弟妹们谈这件事。

天还亮着。冉娜和欧内斯托不去找弟妹们。他们也不问问为什么。他们什么也不再问。以前，在知道以前，他们有时谈到天主。但是现在不谈了。最开始不谈天主的是冉娜，现在这种沉默变得严峻，成为危险。然而他们不由自主地需要整个白天和夜晚都在一起。欧内斯托独自站在冉娜面前，而冉娜现在变成一个不言不语、态度粗野、叫人害怕的女人。

在沉默中他们知道正共同朝向一个似乎遥远但已无法避免的大事。那是一种结束，一种死亡。也许他们将不会分享。

这天傍晚，他们离开了山丘，走下通往高速公路的那个大坡。太阳落山时他们回来了。当他们穿过大路朝棚屋走去时，父亲和母亲也正穿过大路。他们穿着出门的衣服。母亲戴着她那顶蓝色的小软帽，父亲呢，戴着在火车上拾到的那顶英式鸭舌帽。他们从欧内斯托和冉娜身边走过但没有注视他们，仿佛没有看见。他们挽着手臂，走得很快，他们知道棚屋那边会叫喊。他们从棚屋前走过。当弟妹们的叫声、吼声传到他们耳中时，他们已经走过去了。

欧内斯托和冉娜来到棚屋和弟妹们在一起。你们瞧我们在这里，欧内斯托喊道，你们这些小傻瓜。

从前，每当父母去市中心时，欧内斯托和冉娜就和弟妹们一同哭泣。

现在冉娜和欧内斯托不再和他们一同哭泣了，有一天这结束了。

弟妹们却越来越频繁地哭泣，但声音很低，他们不再抱怨任何事。他们现在很少走出棚屋，仿佛害怕外面有危险和痛苦在等着他们。但他们绝口不说威胁他们生存的是什么。他们也越来越经常地睡在棚屋里。于是冉娜不得不去找他们并将他们一个一个地领回宿舍。

有时这些弟妹们像小动物，他们睡觉时纠缠在一起，看上去是一堆金黄色头发，从下面露出一只只小脚。有时他们分散开仿佛是被人抛在角落里。有时他们似乎有一百岁，他们不再知道如何生活，如何玩耍，如何笑。每天当冉娜和欧内斯托稍稍离开棚屋时，他们一直瞧着这两个人。他们低声哭泣。他们不说自己在哭，不提这事。他们说：没事，会过去的。

小学教师来到棚屋看欧内斯托。

小学教师谈到灿烂的春天，接着换了话题。

小学教师：学校，欧内斯托先生，你是不会再上了……？

欧内斯托不知道怎样说。

欧内斯托：就是说……学校，已经有点过时了，先生……

沉默。

小学教师：这我知道，欧内斯托先生。一看见你我就知道了……对不起，欧内斯托先生。但是，读和写，欧内斯托先生……你现在要读非常先进、非常难的东西。这是你剩下的唯一问题……唯一该澄清的事。

小学教师惶恐不安，向欧内斯托微笑。

欧内斯托：对不起，先生，可是……不……因为阅读……不会读……可我已经会读……以前……所以您瞧……

小学教师：怎么……我不愿意使你厌烦……

欧内斯托：是这样，我打开那本书，读了起来……您还记得吗，先生，不记得？那本被烧坏的书……？您可以核实一下我是不是弄错了……？

小学教师：好的，好的……是一个君王的故事……？

欧内斯托：对……就是这样……所以我知道我早就会阅读了……

沉默。

小学教师：犹太人。犹太君王。

欧内斯托：犹太人……？

小学教师：是的。

沉默。

小学教师：……是的……“虚而又虚和追风……”

欧内斯托：对。

小学教师：为什么是风呢，欧内斯托先生？

欧内斯托：风就是精神，先生，这是同一个字。

小学教师：不错。到处都有，是吧？

欧内斯托：是的。

小学教师沉默了很久。他看着欧内斯托。他开始爱上欧内斯托和冉娜，强烈的、无法遏止的爱。

小学教师：那写字呢，欧内斯托先生？

欧内斯托：那也一样，先生。我拿起一小段粉笔就写了。先生，这您怎样解释？

沉默。

小学教师：无法解释。我对自己也解释不了。那你呢，你怎么解释，欧内斯托先生？

欧内斯托：我才不管它呢，先生。

小学教师：是的。

沉默。他们相互微笑。

他们像有时一样久久地不说话。接着小学教师开口了。

小学教师：你写的头几个字是什么？

沉默。欧内斯托在犹豫。

欧内斯托：那是写给我妹妹的。

沉默。

欧内斯托：我写的是我爱她。

欧内斯托说得很慢，仿佛他是独自一人，看不见小学教师。

小学教师迟疑地说：可是你妹妹……那时……好像既不会读也不会写。

欧内斯托：她认得我在纸上写的字。

小学教师：这怎么可能呢？

欧内斯托：也许她把字给村里其他人看过。不过我认为没有。我想她认字就像我写字一样，自己并不知道，您明白……

小学教师迟疑地又说：你说的对，欧内斯托先生。那时冉娜已经识字了。

沉默。小学教师稍稍提高声音又接着说。

小学教师：冉娜识字，欧内斯托先生，就像你，在没学认字以前……冉娜……就是你，欧内斯托先生……你。你们属于同一根源。

欧内斯托不回答。

小学教师说如果欧内斯托离开，他负责让冉娜继续学习。

欧内斯托没有回答。他变得心不在焉，仿佛疯狂又靠近了他。

小学教师：对不起，欧内斯托先生……你在信里对她说什么……说你爱她超过了她能想象的？……说你对她是另一种爱？

欧内斯托：是的。我对她是爱情。我告诉她我怀着爱情去爱她。

小学教师低声说：这我早知道。（他在迟疑，他微笑，十分激动）我只是想听你说出这个词。

欧内斯托不说话。他很慌张因为他从未与任何人谈到冉娜，甚至没有和母亲，甚至没有和冉娜本人谈过。

欧内斯托又谈到母亲。他说当母亲和父亲认识以后是父亲教母亲识字的，但是在他以前她在市政府工作时已经上过课。这事很容易。在父亲的教授下，她很快就开始看书了。

他们又沉默很久，然后小学教师谈到对母亲的拜访。

小学教师：我去拜访过你母亲，欧内斯托先生……你母亲很害怕，欧内斯托先生……你知道吗？

欧内斯托突然不安起来。

欧内斯托：她对您说了？

小学教师：不……是你父亲……他给我打电话……你认为她害怕什么呢，欧内斯托先生？

欧内斯托：我想是怕我害怕，先生。

沉默。欧内斯托想到母亲。他闭上眼睛好更清楚地看见她。

欧内斯托：我想是她怕我害怕。我也害怕。我想她和我都同样害怕。

沉默。

欧内斯托：我原来想在化学里能找到出口，到外面呼吸空气。您明白吗，先生。可是不成。母亲看出我在害怕。她无知，也和我同样害怕。

沉默。

小学教师迟疑着，然后下了决心。

小学教师：关于那本被烧的书……告诉我，欧内斯托先生……

欧内斯托思考如何说：那本书……正好……仿佛知识换了一张面孔，先生……一旦进入书的这种光明之中……我就赞叹不已……（欧内斯托微笑）对不起……这很难描述……在这里字词还是原来的形状，但含义变了……作用变了……您明白，字词不再有它们自己的含义，它们反射出另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从未见过或听过的字词……我们从未见过它们的形状但我们能感受到……能猜测到……自己身上的空虚……或宇宙中的空虚……我不知道……

他们沉默了。接着欧内斯托又谈起母亲，他笑了而且说话。

欧内斯托：您瞧，我母亲没有任何后天学到的知识，什么都没有，但她却感到这种恐惧，从这里您可以明白点什么吧……

这天傍晚，小学教师和欧内斯托一直待在棚屋里，直到黑夜降临，直到天凉下来孩子们回来。这时，欧内斯托很和气地对小学教师说他该回去了。

小学教师没有道歉就仍然呆着不走。也许他没有听清欧内斯托的话。他又开始讲了起来。他说自己很不幸，他不再相信自己的这个职业，在这种时刻他不再相信任何东西。只有欧内斯托、冉娜和那些弟妹们的陪伴支撑他活着。

现在是黑夜。父母还没有回来。弟妹们在哭泣，但是冉娜关了宿舍的灯，他们最终睡着了。

欧内斯托的床摆在宿舍门前。在那里，太阳一升起他就可以读小学教师给他弄来的书而不会惊醒弟妹们。

冉娜的床也在那里，离他很近，处于同样的夜光中。她还小时，去过维特里诊所，在那以后母亲就这样安排了她的床。因为她可能逃跑，放火。

这一夜，欧内斯托靠近冉娜身体周围，靠近她的嘴唇和眼睑上温和的表皮。他久久地注视她。当他回到自己床上时他听见夜里的声音，酗酒者和年轻人的歌声和笑声，呼唤声，七号国家公路上警车的嘈杂声。时不时地寂静吞没了黑夜的声音。维特里的寂静总是来自谷地与河流。火车撕碎了寂静，声音很久才消失，接着寂静又回来了，像是海声。欧内斯托将迷失在市中心的父母忘在了脑后。这一夜成了冉娜之夜。

父母在凌晨两点钟回来了。母亲唱着《涅瓦河》。《涅瓦河》是首名曲，很美，但没有了歌词。当父母从维特里市中心回来时，冉娜听见这歌声就醒了过来，她自出生时起就熟悉这首歌。

在这条通向维特里市中心的道路上，有一些别墅，其中的许多住户都熟悉没有歌词的《涅瓦河》，但不知道是在哪里听到的，是在电视上还是在维特里街上听移民孩子唱的。但是许多非移民孩子也唱《涅瓦河》，因此无法知道它是从哪里传来的。

欧内斯托也听见从黑夜中冒出的母亲美妙的歌声。这没有任何歌词的歌声描述了宽广而缓慢的爱情，情人们的爱情及他们的孩子美妙的身体，就是在黑暗的宿舍里静静地听着《涅瓦河》的冉娜。母亲的《涅瓦河》也讲述了生活是多么艰难与可怕，父母是多么可爱和纯洁，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歌声也在说孩子们可是知道的。

母亲的歌声使黑夜充满了一种十分强烈的、野性的幸福，欧内斯托突然明白他永远再也找不到这种幸福了。

这天夜里，欧内斯托发觉离开维特里的日子快到了，而这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在这天夜里，冉娜来到欧内斯托的床上，紧贴着哥哥的身体。她等着他醒过来。正是在这天夜里他们抱在一起。一动不动。没有亲吻。没有话语。

春天在蔓延，缓慢而沉闷，几乎是炎热。这是另一个黄昏。

小学教师站在棚屋前。他朝里看。欧内斯托和冉娜正与弟妹们在一起。欧内斯托高声朗读那本被烧的书上残存的完好片断，声音缓慢而清脆。

弟妹们屏息静听。

父母不在场。小学教师肯定知道父母像维特里这个区的所有人一样，热衷于去市中心。而他呢，他已经开始将父母与子女们连在一起了。

傍晚小学教师来看欧内斯托。他给弟妹们带来了口香糖。父母像大多数情况那样不在场，他们待在一起，待在别的地方，不和孩子们在一起。小学教师来这里看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来，但甚至不再去努力弄明白什么事。他来看这些人就仿佛到一个新地方，一个从维特里孤立出来的乡村，它的美是不可抗拒的，它的居民只是这些弟弟妹妹和看护他们的大孩子。

小学教师说在认识这家人以前他不知道人们可以如此喜爱孩子，简直爱得发狂。

冉娜下面的妹妹是苏珊娜。苏珊娜下面是乔焦。乔焦下面是保罗。然后是绣球花。再后是马可，五岁。

小学教师下午有空时就来到棚屋教这些弟妹们识字和写字。当欧内斯托去听巴黎大学的课时，冉娜也来听小学教师的课。

欧内斯托知道小学教师在授课。他说他早知道早晚会这样的。他早知道弟妹们早晚会识字、会写字的。这一点他老早就知道。

小学教师常常和乔瓦娜——他这样称呼冉娜——和欧内斯托谈论他们的小弟妹们。

不论小学教师讲了弟妹们什么事，乔瓦娜和欧内斯托都大笑。所有可能发生在他们弟妹们身上的事，不管是好是坏，都让他们笑。

小学教师称学得最快的是苏珊娜和保罗。他最喜爱的是最小的两个，绣球花和马可。上课时他们来到小学教师身旁睡觉，唯恐失去他，因为他们失去了乔瓦娜和欧内斯托和其他一切。

小学教师站在棚屋门外一动不动地听君王的故事。欧内斯托的声音缓慢而十分清晰。

“我，大卫之子，耶路撒冷的君王。”欧内斯托念道。

“我用智慧考察过天下所发生的一切。

“这是天主赐与人类的一项艰辛的工作。

“我完成了。”

欧内斯托有时用童声。

“我观察了在太阳下所发生的一切。

“我看到。

“我看到都是空虚，都是追风。

“我看到弯曲的不能使之正直。

“我看到亏缺的实在不可胜数。”

欧内斯托休息了一会儿。

“我心自谓：我获得又大又多的智慧，胜过所有的以色列君王。

“我心获识许多智慧和学问。

“我专心研究智慧和学问，愚昧和狂妄。

“我才发觉这也是虚之又虚，是追风。”

欧内斯托闭眼仿佛感到痛苦。

小学教师朝棚屋走去。看见冉娜在那里，面朝欧内斯托躺在地上。

小学教师看见他们相互看着，他们根本不知道小学教师在注视他们。

小学教师激动地流泪，跑开了。他无法忍受自己既知情又不知如何是好。

小学教师走了回来，再一次在屋外等待欧内斯托，他不走进棚屋。

唱歌的是冉娜的声音。我休息在清泉边……我浸泡在清澈的水里……我很久以来就爱你，我永远忘不了你……

冉娜的声音使小学教师心潮澎湃。

欧内斯托来到棚屋门口对小学教师微笑。他没有看见后者在流泪。

小学教师：对不起，欧内斯托先生……我再一次情不自禁地来了……在傍晚……在维特里我什么人也没有，这里是沙漠，我只有你们。

欧内斯托：可先生，干吗不来呢。

欧内斯托走近小学教师。小学教师十分温柔地看着他。

欧内斯托：我正想告诉您，我学知识到最后几天了，先生。

小学教师：你说什么，欧内斯托先生……你到了哪一步……？

欧内斯托：德国哲学。我原来就想告诉您……

小学教师低声地为自己重复欧内斯托的话。

小学教师：德国哲学……

欧内斯托：是的，我很快就会停止了。

小学教师双手捂着脸，喊叫起来。

小学教师：我是有罪的，欧内斯托先生……你疯了……

沉默。欧内斯托向小学教师微笑。

小学教师：在这以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欧内斯托：我想是这样……对我而言……我这是在讲我……对我而言，在这以后，再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除了数学演绎……机械性的……

小学教师低声叫道：什么也没有……周期结束了……在世界的这一边……

欧内斯托微笑。

欧内斯托：或者说开始了……怎么说都行，这您很清楚，先生。

小学教师：不，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那你认为能剩下什么呢，欧内斯托先生……

欧内斯托：突然，难以解释的……例如音乐……

欧内斯托十分温和地瞧着小学教师，他在微笑。

小学教师也微笑了。

在厨房里。一位记者刚刚进来，与冉娜待在厨房里。他宣称自己是《宝宝文学报》的记者。冉娜不知道这份报纸，但报纸的名字使她笑了。

记者：外交部和我们联系了……小姐您是欧内斯托的妹妹？冉娜……对吗？

冉娜说对，是这样。

记者：对不起，我有一点不安……您是这么……迷人……

冉娜笑了。还是那份报纸的名字逗她笑。

冉娜：您的报纸叫什么名字？《丽丽文学报》？

记者笑了起来。

记者：不，是宝宝。

冉娜：是为儿童办的报纸了。

记者撅起嘴说：可以这样说吧……（片刻）我来是想知道……您的看法……关于您哥哥。您哥哥是从哪里获得那些想法的？您，您有看法吗？

冉娜微笑：没有。

记者：您瞧……我在想这是不是一个圈套……人们称作的吹牛皮招术……

冉娜：我不明白您说的话。应该去问我哥哥……

记者：我不敢。

冉娜和气地对《宝宝文学报》的记者微笑。

记者：对不起……我可能弄错了……那么这是一种反叛形式……对不公正现象……固有的……发现……可以说是社会行为……

冉娜：我想我哥哥不会对您的话感兴趣。

记者：对不起……可是……总得讲讲现实……你们可以既以这个社会为生但又揭露它的机构……运行状态……？

冉娜很漂亮。她不羞涩。她爱笑也爱哭。她也很精细。母亲说她是个精明人。她始终很和气。

冉娜：如果您来是为了这个，那您不必等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法。

记者欣然接受了冉娜的讽刺。他们又一同笑了起来。两人都笑。

记者：您，您学了社会学？

冉娜：不多……欧内斯托也不多，但比我学得多。

记者极为惊讶。

记者：噢……您多大了？

冉娜：十岁，很快就十一岁了，比欧内斯托小一岁。

记者瞧着她大笑起来。

记者：告诉我……你们家对数字可是有点问题。十一岁，我说：不对。而且村子里谁也不会相信的。你们不把世界放在眼里，就是这样。

冉娜没有回答，她看到《宝宝文学报》的记者在笑，于是也笑了。

记者：对不起……可是……这为什么使你们感兴趣呢……这一切……

冉娜：很难……

记者：难……怎么难……？

冉娜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很难说清。也很难理解……

沉默。记者久久地注视冉娜。

记者：……你也离开了学校……？

冉娜：是的，我在学校待的时间比欧内斯托短。四天。他待了十天。算是不错了。欧内斯托不在身边我坚持不住了。当时正讲到波波尔。《爸爸惩罚波波尔》，你知道这个故事吗？还有《谢瓦利埃夫人》。

记者：……听我说……我必须写篇东西……无论如何……所以……随便告诉我点什么吧……毕竟……《宝宝文学报》让我烦透了，毕竟……

冉娜：你想听《爸爸惩罚波波尔》还是《夫人使邸宅现代化》？我会故事的正版。

记者：就听《爸爸惩罚波波尔》吧。

冉娜：好好听着……集中注意力否则您听不明白。

“爸爸为什么惩罚波波尔？

“爸爸从来没有惩罚波波尔。老师捏造说爸爸惩罚波波尔，为的是老师他能说：爸爸惩罚波波尔。但是爸爸从来没有惩罚波波尔，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我不知道结尾，冉娜说。

记者记完了冉娜的口述。他一面写一面低声重复：波波尔。他狂笑起来。

记者：这有点太短了……你没有别的故事了……

冉娜：有《谢瓦利埃夫人》。

记者：来《谢瓦利埃夫人》吧……来吧……

冉娜：好吧……“谢瓦利埃夫人有只小狗叫丽丽谢瓦利埃夫人一天早上对丽丽说我们去市场天气好她很高兴遇见了迪韦尔热夫人于是她问您的小女儿好吗接着她遇见了斯唐莱夫人然后是女看门人每次她都说天气多么好呵啦啦突然她看见了李子她说呵我忘了我来市场是为了买李子我心不在焉天哪而你丽丽你什么都不说但丽丽板着脸因为它不喜欢任何水果而谢瓦利埃夫人很清楚但她根本不在乎她问小贩一公斤李子多少钱小贩说三法郎她说呵啦啦太贵了她买了十公斤。

“问题：谢瓦利埃夫人买十公斤李子付了多少钱？”

记者轰然大笑，冉娜也和他一起笑。

冉娜笑着说：……这是我知道的全部……

记者：在我们这该死的行业里，这么开心地笑可是少有的事，特别是在《宝宝文学报》报社，它比世界上其他地方至少落后了一百年。

记者瞧着冉娜。

记者：你有时去巴黎。

冉娜说没有，从来没去过。

他仍然看着她。

记者：你有情人……

冉娜微笑。

冉娜：是的。

记者：你真是十一岁？

冉娜：是的。

夏天一下子就来了，突如其来。清早一醒过来，夏天就在那里，一动不动、阴沉沉的。天空呈现一种难看的蓝色，暑热炙人。

一天早上，天色还早，大概七点钟，维特里全城响起了喧闹声。它来自塞纳河河谷的小丘下方。

父亲说迟早有一天会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已经来到了。人们还以为他指的是暑热。

前几天从七号国家公路上就开下了水泥搅拌车、德国的挖土机、斗式提升机、推土机。其后是一批发电机组，最后是大客车，里面装满了来自北非、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的工人。

然后，突然之间寂静了下来。在白天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任何物资或任何人来到维特里，只有在傍晚，几乎在黑夜降临时，从七号国家公路开来了一种马力极大的新车，它像是铁制的活动房屋，像是油罐，它慢慢地驶向下方的河边。它与其他的工业机器不同，来自另一个国家。

上午稍晚的时候，对老高速公路的毁灭开始了。父亲管这叫执行死刑。

即使维特里的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一听到头几下沉闷的捣碎声，大家都明白这只能是在彻底毁灭黑色水泥的老高速公路。

第一天傍晚，市长对维特里居民发表讲话。他预告这座城市的大发展和将来的竞争力。铁路将改线以扩大新工业区的面积。这样一来，城市也会摆脱塞纳河边的贫民窟和地区劳动人民引以为耻的小酒店和妓院。

他宣布要修建好几栋社会福利楼房——这些低租金住房的规划已有二十年了。

最后的这个消息使父亲和母亲和欧内斯托和冉娜和弟妹们大为沮丧。

在一个又一个星期里，老高速公路的死亡震动了维特里的小丘，震动了通往港口的小街上不牢固的建筑，震动了鸟、狗、孩子。

接着一切都静寂无声。

出现了新的寂静，没有任何回声。海声消失了，同时消失的是从河边被赶走的外国居民。

一个普通的黄昏，欧内斯托从巴黎回来时，看到屋前的院子里有两把花园用的柳条椅。它们放在院子边上荒芜的篱笆前，在樱桃树的另一侧。它们仿佛是被遗忘在那里，在那个地方，相互挨着，面朝街道，准备用来观看，观看过往的人和自行车以及时间的流逝。这些用于花园、用于阳台的椅子已经很旧了，当初被买下时大概很昂贵，但仍然结实，有强烈的异域风味。柳条发亮，仿佛被打过蜡，在被遗忘在这里以前或者，谁知道呢，在被放到小屋前面以前可能被擦拭过。

在这个院子里，在这个家庭的整个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

这两把椅子继续待在那里，真实得接近不真实，欧内斯托这时意识到一切静悄悄，小屋、棚屋、宿舍以及他感觉到的整个维特里。

于是他喊叫起来。

恐怖突然来临。欧内斯托不知不觉间叫了起来。

冉娜跑来了，朝欧内斯托跑过来，她害怕。她问欧内斯托出了什么事。他先是不知道，然后说道：

我看见你们都死了一千年。

弟妹们听见了喊声，从棚屋跑来了。他们也害怕。

我害怕这些椅子，欧内斯托说。

他在流泪。弟妹们知道他有一点发疯，于是说些别的事。他们解释说这两把椅子是父亲在塞纳河与高速公路之间那些被废弃的贫民窟的垃圾箱里找到的。他想把椅子给母亲，让她和他在夏天傍晚坐在院子里，但母亲不愿意，于是他俩一气之下往市中心去了。

大弟弟们说他们要把椅子放在棚屋里供自己用，小学老师和冉娜和你欧内斯托都可以用。

欧内斯托说这些椅子大概是很久以前偷来的，然后被扔掉，然后又被偷，如此这般，还说他们把椅子拿到棚屋里用是对的。

冉娜像贵妇人一样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两个最小的弟弟和妹妹坐在另一把椅子上。他们很高兴有了椅子。

厨房关着门，里面是空的。

欧内斯托知道母亲在卧室里闭门不出。欧内斯托与她说话。

欧内斯托：你怎么了？

母亲声音很慢，仿佛还没有醒过来。

母亲：我没事……稍稍有点累。

欧内斯托：你房间是黑的……

母亲：我喜欢这样，你明白……有时我喜欢……

长长的沉默。

母亲：你从巴黎回来了，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是的。（片刻）爸爸在哪里？

母亲：在高速公路上，他去那里瞧瞧。

沉默。

母亲：你学到哪里了，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犹豫，然后开口了。

欧内斯托笑着说：什么都学了一点点……我现在学……一点哲学……一点数学……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母亲：那化学呢？你没有放弃吧？

欧内斯托：没有。学完了。全部。

母亲：化学是未来，对吧？

欧内斯托：不对。

母亲：不对。（片刻）未来是什么？

欧内斯托：是明天。

沉默。欧内斯托的声音里有一丝不安。

欧内斯托：妈妈……你怎么了？

片刻。

母亲：没事。我在思考，你明白，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那……像你一样……

欧内斯托：我仿佛看见了你……你在瞧你的两只手……

母亲：不错……晚上我常常瞧自己的手……我很喜欢黑夜前的这个时刻。

沉默。

欧内斯托：你现在很平静。

母亲：对了。我在想我自己，但不是一天一天地算，而是从原则上想，你明白……（沉默）欧内斯托，你那天晚上说的话使我明白了许多，你说没有必要……它对我很有好处……忧伤减轻了……而且孤独可以说变得更为自然……

沉默。

母亲走出卧室。她挨着欧内斯托坐下。她瞧着他。

母亲：欧内斯托……我想对你说……有时我喜欢你甚于别的孩子，这使我很难受。

欧内斯托叫了起来：你胡说些什么？

母亲：别想这事了，欧内斯托，忘掉吧。

欧内斯托：你这是累了……没事的。

母亲：对……没事。（沉默）欧内斯托……关于上学那件事，欧内斯托，它会纠缠你一辈子……离开学校可是对你不利的材料。

欧内斯托：不会的。

母亲：你这么想？

欧内斯托：我敢肯定。（片刻）这一切都结束了。

母亲：靠你会的东西你当不了管子工……不可能的。（欧内斯托不回答）你呢，你想做什么？

欧内斯托：什么也不做。

母亲：你坚持不住的，欧内斯托，什么也不做，谁也做不到。

沉默。接着母亲叫了起来。

母亲：欧内斯托，你向我发誓……你想要的不是……向我发誓，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我发誓，妈妈……我不想要什么明确的东西……甚至可怕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想要。什么都不想要。你明白吧。

沉默。

母亲：你在说谎，欧内斯托。

沉默。

欧内斯托：是的，除了和冉娜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想要。

母亲：和她在一起，你什么都想要。

欧内斯托不回答。

母亲：和她在一起，你想死去。

沉默。

母亲：你要是不愿意回答，欧内斯托，就别回答吧。

欧内斯托：是的，有一天我曾经想死。

沉默。慢慢的。

欧内斯托：然后有一天又不再想死。

沉默。母亲克制着不叫喊，两只手在颤抖。

母亲：你想死的那天是怎样的？

欧内斯托不瞧母亲。

欧内斯托：第二天……你讲述在西伯利亚火车上和那位旅客……就在那天夜里……

母亲喃喃地求助于天主。

母亲：往下说，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很快就不想死了……什么也不想……后来只想要冉娜……不再想死。

母亲仍在等待，恐惧使她变了脸色。

欧内斯托犹豫着，然后说了真话。

欧内斯托：我不知道冉娜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问她。我想……和我一样……但我不敢肯定……很难知道冉娜的想法。

母亲：不可能，是的……应该多注意冉娜。

欧内斯托：是的。

母亲在发抖但没有流泪。她的目光流露出痛苦和骄傲。冉娜就是她，母亲。

欧内斯托：我不该告诉你……

母亲：是的，你不该。我不该问你……

沉默。

母亲：你现在走吧，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好的。

欧内斯托仍待在那里。他在等待。母亲还在说话。

母亲：冉娜，她想死，一直如此……她小时我们不知道。

欧内斯托：她现在也不知道，是我编出来的。她什么也不知道。

母亲：不，她知道。

暮色笼罩着维特里小丘。仿佛有母亲和欧内斯托的交谈声。冉娜在厨房的台阶下听着。声音传到空院子里，深深地藏匿在山丘方向，穿透了心灵。

母亲：你对学习抱过希望，欧内斯托？

母亲的声音十分缓慢，温柔得令人厌恶。

欧内斯托：很大的希望。

欧内斯托的声音也更阴沉，仿佛放慢了。

母亲沉默着。

母亲：现在呢，欧内斯托，你不再抱希望了。

欧内斯托：不再抱希望了。

沉默。

母亲：根本不抱？欧内斯托，你发誓，根本不再抱希望……

欧内斯托在犹豫，最后让步了。

欧内斯托：根本不抱。我向你发誓。

对冉娜和欧内斯托而言，事物、时日不再有同样的寿命，同样的形式，同样的含义。弟妹们的爱不再有同样的紧迫性。父母的爱大概也不那么令人害怕。维特里可爱的山丘现在远离了现时。它们成了情侣们往日的山丘。

冉娜和欧内斯托几乎没有感到这些变化。变化十分隐晦，从未被点明，不言而喻，自然而协调，仿佛是完整的进程。

人们绝口不提这种变化，即使在冉娜和欧内斯托之间，从来不提，也许甚至在别处也从来不提，甚至在父母的卧室里，也从来不提冉娜和欧内斯托有时流露的那明亮的目光。傍晚，晚饭时，在母亲那发绿发黄的眼光中，那新生的幸福仿佛是一种幸福的痛苦，是的，却是枉然的痛苦，这种感情的本质似乎就是无法表达的，止步不前的，筑在空虚之上的。

另一天傍晚。冉娜和欧内斯托在窃窃私语。声音来自他们睡觉的那个开放的走廊。

冉娜：人们不知道天主是不存在的。

冉娜和欧内斯托的声音很温和，很相似。

欧内斯托：是的，人们只是这么说，但并不知道。天主如何不存在，就连你，你也不知道。

冉娜：你说：它不存在就像你可能说它存在一样。

沉默。

欧内斯托：你说什么？你说仿佛它存在。

冉娜：是的。

沉默。

欧内斯托：不。

冉娜：你说过：天主不存在，有一次你又说：天主是存在的。

沉默。

冉娜：如果它可能不存在，那么它也可能存在。

欧内斯托：不。

冉娜：如果它不存在那它怎么可能存在呢？

欧内斯托：这就和世界上到处一样，和你我一样。问题不是：比这多或比这少，也不是：如果它存在或如果它不存在，这是个谁也不知道的问题。

沉默。

冉娜：你怎么了，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恐惧。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增长……它使人发疯……

冉娜：使人痛苦……

欧内斯托：不。

欧内斯托将两手放在妹妹脸上。

欧内斯托：别哭，千万别哭。

冉娜：不哭。

欧内斯托将两手从冉娜脸上拿开，捂在他自己的脸上。

冉娜：你和我，我们再不能一同死去了。

欧内斯托：不能，再不能了。这你早就知道。

冉娜：是的。

欧内斯托：你是怎么知道的？

冉娜：从那个君王的故事里。

沉默。冉娜和欧内斯托不说话。房子静悄悄的。夜在那里，十分明亮，这是夏天。夏夜开始了。

冉娜：等你离开时，欧内斯托，如果我不和你一同走，我宁愿你死去。

欧内斯托：你与我分开，我们就像是死人。和死人一样。

沉默。

冉娜：你不带我走，欧内斯托……你说出来。

欧内斯托：是的，我不带你走。

沉默。

冉娜：你不愿意幸福，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不愿意。对。（他喊道）不愿意。

冉娜：我们都一样，欧内斯托。

沉默。

冉娜：我们已经死了，欧内斯托，也许？

欧内斯托：也许已经死了。是的。

沉默。

冉娜：给我唱歌吧，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唱道：我很久以来就爱你，我永远忘不了你。

冉娜：歌里的这几句总让我流泪。

欧内斯托不再唱了，低声说：永远。

冉娜：别唱了，念歌词吧，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念歌词。

我很久以来就爱你，欧内斯托念道。我永远忘不了你。

冉娜：再来一遍，欧内斯托。

欧内斯托念这些话。冉娜听着每一个字。

欧内斯托：在高高的枝头上有只夜莺在歌唱，唱吧夜莺唱吧，如果你心中欢畅。

冉娜和欧内斯托含泪相互看着。

欧内斯托捧起冉娜的脸贴在自己脸上。他在冉娜的呼吸与泪水中念那首歌词：我散步在清泉边，我浸泡在清澈的水里。

在他们混合在一起的呼吸中，在他们的泪水中，欧内斯托说话了。我很久以来就爱你，欧内斯托说。

一千年。

那时那位君王还在那里，冉娜问道。

是的，他在那里，他还年轻，充满了活力与信仰。

沉默。

你说一千年，欧内斯托。

是的。

欧内斯托不说话。

他又唱了起来。

他不再唱了。他们脸靠着脸待了很久，一动不动。

我们死了，欧内斯托说。

冉娜不回答，像他一样死去了。

再念念歌词，冉娜说。

欧内斯托：我很久以来就爱你，我永远忘不了你。永远。

记者突然闯进小屋。母亲和父亲在那里。他说他来找欧内斯托，他是《宝宝文学报》的。

他很快就会回来吗？记者问道。

应该吧，父亲说。

沉默。

记者看着这两个人，父亲和母亲。

记者：你们是他的父母？

父亲：正是，先生。

记者弯弯腰。

记者：幸会……您儿子在哪里？

父亲：他和妹妹去捡土豆了，先生。

记者和气地微笑。他在寻找谈话的借口。

记者机灵地说：嗯，土豆是捡的……

母亲：……不是……不过耙过地以后，土豆就露出地面了。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记者说。

父亲和母亲开始怀疑地瞧着记者。

母亲：您见过欧内斯托吗，先生？

记者：从没见过……他很高大？

母亲：又高又大。

记者：十二岁？

母亲做了一个马马虎虎的手势，说道：十二岁……二十二岁，二十三岁，我想。埃米利奥您问他。

记者：你们不把世界放在眼里还是怎么的？

父亲：对我来说，十二岁，二十七岁，二十八岁……您明白吗，年轻人？

母亲：这是什么问题，我们可说不上。

父亲：对，我们说不上。

父亲今天情绪激烈。

父亲：再说我们孩子的年龄，不用别人指点，先生。

记者开始使用这两位父母的语调。

记者：请原谅……

母亲：没关系。

记者：我的工作会有进展……如果知道……稍稍多一点……如果不太麻烦你们……我能问问您现在在干什么吗，先生？

父亲：我什么也不干，先生，丧失工作能力。

记者：啊……我斗胆问是以什么名义呢，先生？

父亲：丧失能力。这是别人对我说的。

记者轻松地说：可能是大脑的一部分运行不良……

母亲：我，我的想法和您一样。故障。

记者对母亲说：这对您可不是愉快的事，夫人。

母亲：不愉快，应该这么说，是的，是的……（沉默）那您呢，先生？

记者：我没什么，夫人……谢谢。

三人都不说话。大家茫然。

记者：可以稍微讲讲你们的生活来源吗？

母亲：我们有退休金、补助金，还有津贴。您明白，先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过得去。

沉默。

记者大笑起来。

记者：那奖励津贴呢，你们也有吗，夫人？

母亲：我得查查，马上说不出来……奖励什么，先生？

记者：我也不知道……奖励生育……

三人都笑了起来。

记者：我认识你们的女儿，你们知道……

父亲和母亲同时说：呵是您呀……呵是您呀……有趣……

记者：是我。

他仔细看着母亲。

记者：那个冉娜，她将来会和您一样漂亮的……这可不是瞎说的……那孩子真漂亮……

父亲：她也很灵巧……

记者叹气说：不说这个了……（片刻）你们儿子的事感动了全法国，你们知道吗……？是维特里的小学教师到处讲的。他甚至还向国民教育部写了一份教育学报告。是他到处讲你们儿子的故事，到处讲，到处讲……这家伙靠这扬名。

母亲：什么故事？我儿子没有任何故事。

记者：他的那句话，夫人。那句名言，全法国都在琢磨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夫人，试图识破这个奥秘。

母亲：有时我明白它的意思，但接着就过去了，我一下子又不明白了，一点都不明白……

父亲：是这样，她时而明白时而不明白。

母亲：有时我觉得这句话十分、十分了不起，有时又觉得它一文不值。就是这样。您什么都知道了。

记者等待解释，但是落了空。

记者突然满意得喜形于色。

记者：我正想问你们……你们在什么时候发现你们儿子的个性不同寻常？

沉默。

父母相互看着，对记者的满意感到惊讶。

母亲：这我得想想，先生……我不知道。

记者：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小事，夫人……一件鸡毛蒜皮的事就够了，一个小细节……使您惊奇的事……

父亲：剪刀，也许它算是……

母亲：呵，对……等等……

母亲完全记起来了。

母亲：呵，对，有一天，那时他三岁，他来了，哭着喊：我找不到我的剪刀了，我找不到我的剪刀了……我对他说，你只要想想你放在哪里了。他喊：我不能想，我不能想。于是我说：这也算是个理由，你为什么不能想呢？这时他说：我不能想，因为如果我想，我大概是把它扔到窗外了。

沉默。大家茫然。

记者：对不起，夫人，不过……即使您聪明绝顶，您是怎样从这里发现您儿子的天才的呢？

沉默。

母亲：我不明白您突然说的这些话，先生。这真叫我厌烦。

记者叹了口气。沉默。沉思。接着记者开口了。他更重地模仿父母的音调。

记者：我是说，夫人，这件事，关于剪刀的这件事，和另一件事，就是怀疑普遍知识的那件事是风马牛不相干的……

父亲：我妻子和我，我们可不是傻瓜，当心您说的话，先生。

记者：对不起，夫人，先生。我想说的是，即使她不聪明，她同样也会对任何这类剪刀的故事赞叹的，何况这是她儿子的故事。

沉默。接着母亲说话了。

母亲：先生，不是这个道理。我原认为您明白是怎么回事。听我说：欧内斯托的那句话，谁也不懂，没有人懂，除了我，正是因为我解释不了这句话。

沉默。众人茫然。记者再次感到气馁。

记者：关于你们的儿子，有人说到世界的多孔性……有人说世界是多孔的，知识即使不是被传授的，也可以说是从世界分泌出来的……还说学校并不像从前认为的那么重要……你们的看法呢？

父亲：没有看法。可是，先生，您这种说法真叫人厌烦。

母亲：我也没有看法……这能让您平静了吧，先生。

记者：可是那句话……

父亲固执地说：哪句话？

母亲固执地说：到底是哪句话？

父亲：总之，先生……您要知道……您瞧瞧那些海上遇难者……现在他们坚持了六个星期，缺粮缺水……在大海上……喝咸海水……千年以来人们就说这不可能，瞧他们试了试，瞧这是可能的……我们孩子的话也一样，也许有一天它有许多含义……

记者生气地说：噢，继续这样说，或者又说老一套……

母亲：什么，先生，什么老一套？您要是不满意，先生，您就回家……躺下呀。

沉默。众人再度茫然。

接着母亲看着窗外，说欧内斯托和冉娜回来了。

母亲：瞧，我们亲爱的孩子们来了。

欧内斯托和冉娜走进厨房。

欧内斯托提着一小袋土豆，将它放在桌上。冉娜空着手。记者和冉娜相互微笑。

记者对欧内斯托的身材大为惊异。

记者：嗯，嗯，十二岁……

母亲：是的……

记者向冉娜和欧内斯托打招呼。他想摆脱父母。

记者拉住欧内斯托的胳膊，低声对他说：我能单独和您谈谈吗？欧内斯托先生，只需要一小会儿。

欧内斯托：我愿意他们待在这里，先生。

记者：就按您说的，先生，我只是说说……

欧内斯托：是为了那句话。

记者：是的。

欧内斯托微笑。

欧内斯托：听着，如果有人能明白那句话，那就是他们，我们的父母。他们明白到这个程度，以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沉默。

记者：那您呢，欧内斯托先生？

欧内斯托：我嘛，我好像在说那话以前就明白了。

沉默。

欧内斯托：现在……我可能不再明白了。

沉默。

记者：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

欧内斯托：是的，您瞧……

沉默。

记者：是的……您现在学习到什么阶段了，欧内斯托先生？

欧内斯托：很快就结束了，先生。

记者激动异常。

记者结结巴巴地说：呵，请您原谅，欧内斯托先生……我以前不知道……您认为什么时候结束？

欧内斯托：也许几个星期。

沉默。

记者：全部。

欧内斯托微笑：是的。

记者：可是……您……欧内斯托先生……您？

欧内斯托：我，没事。

记者不再说话。欧内斯托的诚恳令他透不过气来。他不再学父母的音调。

记者：科学的界限每天都在后移，至少人们这样说……

欧内斯托：不，它是固定的。

记者：您是说，欧内斯托先生……只要人们一直寻找天主，这界限就是固定的？

欧内斯托：是的。

记者：那么天主会是人类的主要问题了？

欧内斯托：是的。人类的唯一思想就是缺乏对它，对天主的思考。

记者：人类的主要问题不再是保护，保护人类？……

欧内斯托：不，这是空谈。人类从未受到保护，人们很久以来就相信这个，但人类从未受到保护。

沉默。

记者：您接着说，欧内斯托先生。

欧内斯托：说什么，先生？

记者：随便说，欧内斯托先生……

沉默。然后欧内斯托开口了。

欧内斯托：我们的原籍是意大利。

停顿。沉默。

记者：其他的孩子不去上学？

欧内斯托：不去，没有一个孩子上学。

记者：一个也没有……对不起，欧内斯托先生，可这是怎么回事呢……？

欧内斯托：这很……很难解释，先生，对不起……我能说的是我们是一般的孩子，您明白。

记者突然理解了欧内斯托。

记者：我感到了一点什么……如果我没有弄错，这是合乎事物逻辑的……

欧内斯托：就是这样，先生。我母亲家有十一个孩子。我父亲家有九个孩子。我们是七个孩子。我已经告诉您主要的了。

记者：而这一切已经是徒然的……

欧内斯托：的确犯不着……比平常的事更犯不着。

记者：这事真可以这样说，比平常的事更犯不着。

欧内斯托：是的。

沉默。

记者试图继续与欧内斯托交谈。

记者：高出生率……在意大利……

母亲：很高。

记者：你们从意大利什么地方来？

父亲：从波河河谷。

记者惊呼：了不起的地方……

父亲：不错。最先，我们是波河河谷的人。在拿破仑时代，我们已经来这里采摘葡萄了。

欧内斯托又变得心不在焉。

小学教师来了。他没有朝欧内斯托走去。他走到记者身边。他们不说话。

在众人沉默不语的漫长时间里，母亲唱起了《涅瓦河》，没有歌词，歌声很低，仿佛当她间或独自一人时或者当她和埃米利奥都感到某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时——而且又在刚恢复的长久的夏夜聚会中。

小弟妹们一听到没有歌词的《涅瓦河》就来到了小屋。他们总能听见母亲唱《涅瓦河》，即使她声音不大。

首先他们待在一旁，待在台阶上，然后悄悄地走进厨房。最小的两个坐在母亲脚前，大的孩子坐在长凳上，靠近小学教师和记者。母亲唱《涅瓦河》——她年轻时关于这条河的俄国歌曲——弟妹们都去小屋里听。他们知道母亲不会赶他们，即使当她醉得会滚进沟里。

这天晚上和往常一样弟妹们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唱。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仿佛是节日，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这天晚上，母亲在无意中突然记起了《涅瓦河》的歌词。先是零零落落的，然后越来越频繁，最后成为完完整整的句子，彼此连贯在一起。这天晚上母亲醉了，也许是唱醉了。重新想起的歌词不是俄语，而是高加索语和犹太语的混合，还夹杂着在战争、尸堆、大堆尸体以前的那种柔声。

当母亲的歌声更轻时，欧内斯托讲起了以色列王。

我们是英雄，君王说。

所有的人都是英雄。

他是大卫之子，耶路撒冷的君王，欧内斯托说。追风和虚而又虚的君王。

欧内斯托犹豫片刻，说道：我们的君王。

欧内斯托将冉娜的头放在自己的肘窝里，冉娜闭上眼睛。

欧内斯托久久地瞧着冉娜，沉默无语，这时母亲又低声唱起了歌，这次没有歌词。

欧内斯托说，君王认为能在学识里找到生命的缺陷。

走出令人窒息的痛苦，

走到门外。

但是不对。

母亲的歌声突然很高亢。

欧内斯托靠近冉娜躺下。

冉娜和欧内斯托瞧着母亲，十分幸福地听她唱。

接着歌声渐低，于是欧内斯托谈起了以色列王。

我，大卫之子，耶路撒冷的君王，我失去了希望，我懊悔我曾希冀的一切。邪恶。怀疑。犹豫以及在它之前的坚信。

瘟疫。我懊悔瘟疫。

对天主的枉然追求。

饥饿。苦难和饥饿。

战争。我懊悔战争。

生活的礼法。

一切错误。

我懊悔谎言和邪恶、怀疑。

诗与歌。

我懊悔沉默。

还有奢侈。还有罪恶。

欧内斯托停住。母亲的歌声又起。欧内斯托听着，但他再次开始回忆以色列王的时代。他用几乎很低的声音对冉娜说话。

他懊悔思想，欧内斯托说。甚至还有那么虚枉，那么徒劳的追求。

风。

欧内斯托慢慢地、艰难地说着。仿佛他已进入只有冉娜和母亲体验到的状态，这种带着微笑的半睡眠状态使人害怕，因为它如此接近幸福。

夜里他懊悔，欧内斯托接着说。

死亡。

狗。

母亲瞧着他们，冉娜和他。《涅瓦河》继续从她体内流出，柔弱而强壮，万分温柔。

冉娜和欧内斯托的生命暴露在母亲的目光下，变得可怕。

童年，欧内斯托说，他懊悔，十分，十分懊悔。

欧内斯托笑了起来，向弟妹们抛飞吻。

还是《涅瓦河》。

昏暗更浓，侵入了小屋。黑夜来临。

爱情，欧内斯托说，他懊悔。

爱情，欧内斯托重复说，他懊悔它超过生命，超过他的力量。

对她的爱。

沉默。冉娜和欧内斯托闭上眼睛。

暴风雨的天空，欧内斯托说，他懊悔。

夏天的雨。

童年。

《涅瓦河》在继续，低沉、缓慢，呜咽着。

直到生命的终结，欧内斯托说，对她的爱。

欧内斯托闭上眼睛。母亲的歌声更响了。

欧内斯托不说话，让位给《涅瓦河》。

不知道该辱骂谁，该扼杀谁，但同时又知道早该辱骂和扼杀，欧内斯托说。

然后有一天，欧内斯托说，他热切地想过石头的生活。

死亡和石头的生活。

沉默。

有一天，欧内斯托终于说，他不懊悔了。

他不再懊悔任何东西。

欧内斯托不说话。

冉娜走到他身边，抱着他，亲吻他的眼睛，他的嘴，她靠墙躺下，紧贴着他。

正是在这天夜里，在母亲唱着长长的、呜咽的《涅瓦河》时，维特里下了第一场夏雨。雨点落在整个市中心，落在河流上，被毁的高速公路上，那株树上，孩子们的小路和坡路上，落在世界末日的那两把令人痛心的椅子上。强劲而浓密的雨点像是不断的啜泣声。

据某些人说，欧内斯托没有死。他成了一位年轻而杰出的数学教师，后来又成为学者。他最初好像在美国任教，后来随着大型科学站在全球的发展去了世界各地。

由于这个看上去平静的选择——一种可以说他漠然处之的追求——生活似乎终于是他可以容忍的了。

冉娜她也永远离开了，而这是在她哥哥做出决定以后的那一年。有人推测说她的离去应该属于他们所做的在童年之后一同死去的许诺。也正是由于这个许诺他们从未回到法国，回到他们出生的这个形式上的郊区故土。

在冉娜和欧内斯托走后，父亲和母亲抑郁而死。

弟妹们被转到法国南方的一家孤儿院后，小学教师便离开了塞纳河上维特里。

据官方消息他要求调到弟妹们所在的寄宿学校。而在离开维特里之前他向维特里的初级法院申请监护权并获得肯定的裁决。

[1] Prisu，法国一连锁超市名的简称。

[2] Tintin，比利时画家埃尔热（Hergé，1907—1983）创作的连环画人物。

[3] 他念的是《圣经·旧约》中《训道篇》的片断，译文根据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批准的《圣经》中文本。

[4] 法文connaissance可作“知识”又可作“认识的人”，此处产生了误会。

[5] 父亲想说avertir（通知），却说成了servir（服务）。

[6] 插科打诨的民间语言。Comment vas-tu（你好吗），从tu联想到tuyau de poêle（炉子烟管）。

[7] la derniere（上一次）后面应有pluie（雨），即我不是在上一场雨后才生出来的。

…………………… ……………………

一九八四年由于文化部长雅克·朗对我个人的资助，我写了一个电影文本，取名为《孩子们》。

《孩子们》是与让·马斯科洛和让-马克·蒂里合作拍摄的。同样，演员也是共同挑选的。其中有塔蒂阿娜·穆基、达尼埃尔·热兰、马尔蒂娜·谢瓦利埃、阿克塞尔·博古斯拉夫斯基、皮埃尔·阿尔迪蒂、安德烈·迪索利埃。摄影是布吕诺·纳伊滕及其小组。

在好几年里，这部电影一直是我叙述故事唯一可能的方式。但我经常想到这些人，这些被我抛弃的人。于是有一天我根据维特里的拍摄现场去写他们。在几个月中这本书叫做《雷雨的天空·夏天的雨》。我保留了后一半：雨。

在写书期间，我到维特里去了十五六次。几乎每次我都迷路。维特里这个郊区令人害怕，它不同一般，也难以界定，我开始爱上了它。这是难以想象的最缺乏文学性、最缺乏个性的地方。我臆造了它。但我保留了音乐家的名字，街道的名字。还有这座容纳好几百万居民的郊区城市向四面八方延伸的规模——我在电影里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也保留了父母的小屋。小屋被烧掉了。维特里市政府严肃地称这是意外。我忘了：我保留了塞纳河，它一直在那里，一直在场，漂亮之极，顺着此后光秃秃的河岸流淌。荆棘烧掉了。沿着塞纳河的公路很完美，三车道。外国居民消失了。企业的总部成了宫殿。《世界报》的宫殿放在巴黎是装不下的，它比博菲尔在塞日蓬图瓦斯修的宫殿还大。夜里人们感到害怕，因为河岸上荒寂无人。我还忘了：那株树还在那里。花园的围墙换成了钢筋水泥，高高的，再也无法看到整株树了。我知道，我本该去维特里阻止他们建水泥围墙的。可是没有人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呢……从此人们只能看到枝叶的上部，因此再不会有人去看它了。它似乎被照料得很好，树枝被修剪过，树干更高更壮。它像以色列王。

我还忘了：孩子们的名字不是我杜撰的，书中自始至终的爱情故事也不是杜撰的。

我还忘了：那个港口的确叫英国港。七号国家公路就是七号国家公路。那所小学确实叫布莱斯·帕斯卡尔小学。

被烧毁的书是我臆造的。

玛·杜

- 情人

- 乌发碧眼

版权信息

- 书名：情人 乌发碧眼

- 作者：〔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48006

- 译者：王道乾 南山

- 产品经理：邵明鉴

- 责任编辑：黄雅琴

前言

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小说《情人》获得1984年龚古尔文学奖。这一新作在1984年秋季文学书籍出版季节出现之始，即引起广泛的热烈的反响，各大报争相发表热情洋溢的评论，9月初发行量每日即达到一万册之多。这位女作家原属难懂的作家之列，这部作品出乎意料地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取得很大的成功，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杜拉斯现象”。待龚古尔奖揭晓后，此书大概已经有近百万册送到读者手中了。

这种所谓“杜拉斯现象”是值得注意的。《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位普通读者的来信，说“在一个月之前，玛·杜对我来说还意味着玛格丽特·杜拉斯祖瓦尔(Dura［z］oir，即杜拉斯写的那种东西之意)，一个专门写令人昏昏欲睡而且复杂得要命的书的作家，她还搞一些让人看不懂的电影”，可是读过《情人》以后，这位读者终于“发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位五十六岁的心理学家说这部小说“由于这种完全独特的写法，在语法范围内的这种简练，对于形象的这种选择”，简直使他为之入迷。一位工程师发表感想说：把一些违反传统、不合常规的感情写得这样自然，“必是出于大作家之手”，“如果作家缺乏才气，那种感情看起来就未免太可怕了”。有一位三十四岁的母亲写信在报上发表，表示她一向认为杜拉斯是“枯燥的、知识分子式的女小说家”，读了她的新作之后，发现小说中有着如此丰富的情感、力量和激情，惊奇不已。这些不属于大学文学院或文学界的人士发表的意见，当然各有其思想背景，但可予注意的是像杜拉斯这样追求创新而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现代作家在法国已渐渐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了。杜拉斯不是通俗作家，其作品竟“畅销”到这样的境地，恐怕不是什么商业性或迎合某种口味的问题。

小说《情人》据说最初起于玛格丽特·杜拉斯之子让·马斯科洛编的一本有关杜拉斯的生活和她摄制的影片的摄影集，题目叫作《绝对的形象》；这个影集题首写明献给布鲁诺·努伊唐(法国当代著名的很有才华的电影摄影师)；影集所收图片自成一体，但其中有一幅居于中心地位的图片，即在渡船上渡河一幅独独不见，但从影集整体看，缺少的这一幅又在所有的图片中处处依稀可见。影集的说明文字有八十页，杜拉斯的生活伴侣扬·安德烈亚在打字机上打好之后，认为这些说明文字不免画蛇添足，是多余的，建议杜拉斯以之另写一本小说。杜拉斯也曾将影集连同说明文字送给出版家去看，反应冷淡。小说的起因便是如此。可知小说《情人》与作家个人生活密不可分，带有自传的因素，而且与作家的文学、电影(戏剧)创作活动也紧密相关。

玛格丽特·杜拉斯说：《情人》这本书“大部分是由过去已经说过的话组成的”。她说：“读者——忠实的读者，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读者对我这本书的人物都是认识的：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情人，还有我，地点都是我过去曾经写过的，从暹罗山到卡蒂纳大街许多地点过去都写过……所有这一切都是写过的，除开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和贝蒂·费尔南代斯这两个人物。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女人?这是读者普遍表示有保留意见的。所以我担心这本书的已知的方面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对于不知的方面，人们又会因此而责备我。”可见，从小说《情人》可以寻索出这位作家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各个时期发表的作品的若干线索，有助于对这位在艺术上始终进行试验的作家进一步了解。

一部小说带有自传色彩，与一部自传体作品不能等同视之。杜拉斯说，《情人》“是一本由不得自己写出而又舍我而去的书，它离开我的双手被送出去，此后它就是它了。这是我写的许多书中与各书谐音最少的一本。其中只有一句话没有写进故事框架之内，即第14页与15页(译文见本书第10页)：‘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等等，关于写作一事对于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讲过这么一次：‘写作，什么也不是。’这本书全部都在这里了……”

小说当然不能等同于自叙传，同样也不应仅仅归之于一个故事，作品包含的内容大于情节。出版小说《情人》的出版家(子夜出版社)热罗姆·兰东指出：“有些人曾劝她删去某些段落，我曾鼓励她保留不动，特别是关于贝蒂·费尔南代斯的一节，这是这本书最有意趣的一段，因为这一部分表明这本书的主题决非一个法国少女与一个中国人的故事而已。在我看来，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和作为她全部作品的源泉的那种东西之间的爱的历史。情人代表着许许多多人物……”这样的意见可能是符合一部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的。

上面所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关于写作的看法，在小说中其实提到不止一次，但语焉不详，下笔时显然避之惟恐不及而又不得不写。在其他场合，杜拉斯谈到文学问题的文字也不多见。这个问题在《情人》中毕竟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细心看去，似可探得一些消息。

有人问这位作家，在重读自己的这本小说的时候，是不是有某些懊悔，感到遗憾的地方。回答是：没有，只有小说的结尾是例外，即小说最后十行文字写打来的一个电话。“不过，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像其余的一切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又何必加以掩盖?何况这正好就是全书的结局。我写的书一向都是没有结尾的。但在这里，小说的开端就把全书关闭起来了。”这里又一次指明《情人》一书与作者的其他小说作品的不同之处。

小说处理的题目大体仍然是关于爱情、死、希望这些观念。如讲到没有爱的爱情，爱的对象便变成了“物”，等等。小说中对于现实生活中这样一些普遍现象既置之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加以描绘，又常常从绝对的角度按不同层次给以测度，由此引出极度的痛苦、深可悲戚的情景，而运笔又偏于枯冷，激情潜于其下，悲剧内容既十分沉重又弥漫全篇，很是低沉悲伤。

《乌发碧眼》发表于1986年，写的是厌世，对虚实不定的世事所怀有的莫名焦虑，同时又从较为独特的视角揭示了现代人对性爱的感悟和反思。法国评论家当年曾有评论：“非常诗意地描绘了绝望的性爱，完美典型的杜拉斯式的叙述……”

《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是法国评论家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就杜拉斯作品的“可读性”发表的专论，一并收入本书，对阅读理解杜拉斯的作品当有裨益。

王道乾

致布鲁诺·努伊唐

…………………… ……………………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它就在那里，在无声无息之中，永远使人为之惊叹。在所有的形象之中，只有它让我感到自悦自喜，只有在它那里，我才认识自己，感到心醉神迷。

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才十八岁，就已经是太迟了。在十八岁和二十五岁之间，我原来的面貌早已不知去向。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我从来不曾问过什么人。好像有谁对我讲过时间转瞬即逝，在一生最年轻的岁月、最可赞叹的年华，在这样的时候，那时间来去匆匆，有时会突然让你感到震惊。衰老的过程是冷酷无情的。我眼看着衰老在我颜面上步步紧逼，一点点侵蚀，我的面容各有关部位也发生了变化，两眼变得越来越大，目光变得凄切无神，嘴变得更加固定僵化，额上刻满了深深的裂痕。我倒并没有被这一切吓倒，相反，我注意看那衰老如何在我的颜面上肆虐践踏，就好像我很有兴趣读一本书一样。我没有搞错，我知道；我知道衰老有一天也会减缓下来，按它通常的步伐徐徐前进。在我十七岁回到法国时认识我的人，两年后在我十九岁又见到我，一定会大为惊奇。这样的面貌，虽然已经成了新的模样，但我毕竟还是把它保持下来了。它毕竟曾经是我的面貌。它已经变老了，肯定是老了，不过，比起它本来应该变成的样子，相对来说，毕竟也没有变得老到那种地步。我的面容已经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皮肤也支离破碎了。它不像某些娟秀纤细的容颜那样，从此便告毁去，它原有的轮廓依然存在，不过，实质已经被摧毁了。我的容貌是被摧毁了。

对你说什么好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

在整个渡河过程中，那形象一直持续着。

我才十五岁半，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惟一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

我那时住在西贡公立寄宿学校。食宿都在那里，在那个供食宿的寄宿学校，不过上课是在校外，在法国中学。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她希望她的小女儿进中学。你嘛，你应该进中学。对她来说，她是受过充分教育的，对她的小女儿来说，那就不够了。先读完中学，然后再正式通过中学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自从进了小学，开头几年，这样的老生常谈就不绝于耳。我从来不曾幻想我竟可以逃脱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这一关，让她心里总怀着那样一份希望，我倒是深自庆幸的。我看我母亲每时每刻都在为她的儿女、为她自己的前途奔走操劳。终于有一天，她不需再为她的两个儿子的远大前程奔走了，他们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她也只好另谋出路，为他们谋求某些微不足道的未来生计，不过说起来，他们也算是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他们把摆在他们面前的时机都一一给堵死了。我记得我的小哥哥学过会计课程。在函授学校，反正任何年龄任何年级都是可以学的。我母亲说，补课呀，追上去呀。只有三天热度，第四天就不行了。不干了。换了住地，函授学校的课程也只好放弃，于是另换学校，再从头开始。就像这样，我母亲坚持了整整十年，一事无成。我的小哥哥总算在西贡成了一个小小的会计。那时在殖民地机电学校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大哥送回法国。他好几年留在法国机电学校读书。其实他并没有入学。我的母亲是不会受骗的。不过她也毫无选择余地，不得不让这个儿子和另外两个孩子分开。所以，几年之内，他并不在家中。正是他不在家的这几年时间，母亲购置下那块租让地。真是可怕的经历啊[1]。不过，对我们这些留下没有出去的孩子来说，总比半夜面对虐杀小孩的凶手要好得多，不那么可怕。那真像是猎手之夜那样可怕[2]。

人们常常说我是在烈日下长大，我的童年是在骄阳下度过的，我不那么看。人们还常常对我说，贫困促使小孩多思。不不，不是这样。长期生活在地区性饥馑中的“少年-老人”[3]，他们是那样，我们不是那样，我们没有挨过饿，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有羞耻心，我们也卖过我们的动产家具之类，但是我们没有挨过饿，我们还雇着一个仆役，我们有时也吃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水禽呀，小鳄鱼肉呀，确实如此，不过，就是这些东西也是由一个仆役烧的，是他侍候我们吃饭，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不去吃它，我们也要摆摆架子，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吃。当我到了十八岁，就是这个十八岁叫我这样的面貌出现了；是啊，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种情况想必是在夜间发生的。我怕我自己，我怕上帝，我怕。若是在白天，我怕得好一些，就是死亡出现，也不那么怕，怕得也不那么厉害。死总是缠着我不放。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哪怕仅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目的是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把她的儿子搞掉，为了惩罚她对他的爱；这种爱是那么强烈，又那么邪恶，尤其是为了拯救我的小哥哥，我相信我的小哥哥，我的孩子，他也是一个人，大哥的生命却把他的生命死死地压在下面，他那条命非搞掉不可，非把这遮住光明的黑幕布搞掉不可，非把那个由他、由一个人代表、规定的法权搞掉不可，这是一条禽兽的律令，我这个小哥哥的一生每日每时都在担惊受怕，生活在恐惧之中，这种恐惧一旦袭入他的内心，就会将他置于死地，害他死去。

关于我家里这些人，我已经写得不少，我下笔写他们的时候，母亲和兄弟还活在人世，不过我写的是他们周围的事，是围绕这些事下笔的，并没有直接写到这些事本身。

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只有某些广阔的场地、处所，人们总是要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曾经有过怎样一个人，不，不是那样，什么人也没有。我青年时代的某一小段历史，我过去在书中或多或少曾经写到过，总之，我是想说，从那段历史我也隐约看到了这件事，在这里，我要讲的正是这样一段往事，就是关于渡河的那段故事。这里讲的有所不同，不过，也还是一样。以前我讲的是关于青年时代某些明确的、已经显示出来的时期。这里讲的是同一个青年时代一些还隐蔽着不曾外露的时期，这里讲的某些事实、感情、事件也许是我原先有意将之深深埋葬不愿让它表露于外的。那时我是在硬要我顾及羞耻心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写作的。写作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属于道德范围内的事。现在，写作似乎已经成为无所谓的事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不把各种事物混为一谈，不是去满足虚荣心，不是随风倒，那是不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作就什么也不是了。我知道，每次不把各种事物混成一团，归结为惟一的极坏的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写作除了可以是广告以外，就什么也不是了。不过，在多数场合下，我也并无主见，我不过是看到所有的领域无不是门户洞开，不再受到限制，写作简直不知到哪里去躲藏，在什么地方成形，又在何处被人阅读，写作所遇到的这种根本性的举措失当再也不可能博得人们的尊重，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再作进一步的思考了。

现在，我看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十八岁，十五岁，就已经有了以后我中年时期因饮酒过度而有的那副面孔的先兆了。烈酒可以完成上帝也不具备的那种功能，也有把我杀死、杀人的效力。在酗酒之前我就有了这样一副酗酒面孔。酒精跑来证明了这一点。我身上本来就有烈酒的地位，对它我早有所知，就像对其他情况有所知一样，不过，真也奇怪，它竟先期而至。同样，我身上本来也具有欲念的地位。我在十五岁就有了一副耽于逸乐的面目，尽管我还不懂什么叫逸乐。这样一副面貌是十分触目的。就是我的母亲，她一定也看到了。我的两个哥哥是看到的。对我来说，一切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都是从这光艳夺目又疲惫憔悴的面容开始的，从这一双过早就围上黑眼圈的眼睛开始的，这就是experiment[4]。

我才十五岁半。就是那一次渡河。我从外面旅行回来，回西贡，主要是乘汽车回来。那天早上，我从沙沥[5]乘汽车回西贡，那时我母亲在沙沥主持一所女子学校。学校的假期已经结束，是什么假期我记不得了。我是到我母亲任职的学校一处小小住所去度假的。那天我就是从那里回西贡，回到我在西贡的寄宿学校。这趟本地人搭乘的汽车从沙沥市场的广场开出。像往常一样，母亲亲自送我到车站，把我托付给司机，让他照料我，她一向是托西贡汽车司机带我回来，惟恐路上发生意外，火灾，强奸，土匪抢劫，渡船抛锚事故。也像往常一样，司机仍然把我安置在前座他身边专门留给白人乘客坐的位子上。

这个形象本来也许就是在这次旅行中清晰地留下来的，也许应该就在河口的沙滩上拍摄下来。这个形象本来可能是存在的，这样一张照片本来也可能拍摄下来，就像别的照片在其他场合被摄下一样。但是这一形象并没有留下。对象是太微不足道了，不可能引出拍照的事。又有谁会想到这样的事呢？除非有谁能预见这次渡河在我一生中的重要性，否则，那个形象是不可能被摄取下来的。所以，即使这个形象被拍下来了，也仍然无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形象存在。只有上帝知道这个形象。所以这样一个形象并不存在，只能是这样，不能不是这样。它是被忽略、被抹煞了。它被遗忘了。它没有被清晰地留下来，没有在河口的沙滩上被摄取下来。这个再现某种绝对存在的形象，恰恰也是形成那一切的起因的形象，这一形象之所以有这样的功效，正因为它没有形成。

这就是那次渡河过程中发生的事。那次渡河是在交趾支那[6]南部遍布泥泞、盛产稻米的大平原，即乌瓦洲平原永隆[7]和沙沥之间从湄公河支流上乘渡船过去的。

我从汽车上走下来。我走到渡船的舷墙前面。我看着这条长河。我的母亲有时对我说，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湄公河这样美、这样雄伟、这样凶猛的大河，湄公河和它的支流就在这里汹涌流过，注入海洋，这一片汪洋大水就在这里流入海洋深陷之处消失不见。这几条大河在一望无际的平地上流速极快，一泻如注，仿佛大地也倾斜了似的。

汽车开到渡船上，我总是走下车来，即使在夜晚我也下车，因为我总是害怕，怕钢缆断开，我们都被冲到大海里去。我怕在可怕的湍流之中看着我生命最后一刻到来。激流是那样凶猛有力，可以把一切冲走，甚至一些岩石、一座大教堂、一座城市都可以冲走。在河水之下，正有一场风暴在狂吼。风在呼啸。

我身上穿的是真丝的连衫裙，是一件旧衣衫，磨损得几乎快透明了。那本来是我母亲穿过的衣衫，有一天，她不要穿了，因为她觉得这件连衫裙色泽太鲜，于是就把它给我了。这件衣衫不带袖子，开领很低。是真丝通常有的那种茶褐色。这件衣衫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觉得我穿起来很相宜，很好。我在腰上扎起一条皮带，也许是我哪一个哥哥的一条皮带。那几年我穿什么样的鞋子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几件常穿的衣服。多数时间我赤脚穿一双帆布凉鞋。我这是指上西贡中学之前那段时间。自此以后，我肯定一直是正式穿皮鞋的。那天我一定是穿的那双有镶金条带的高跟鞋。那时我穿的就是那样一双鞋子，我看那天我只能是穿那双鞋。是我母亲给我买的削价处理品。我是为了上中学才穿上这样一双带镶金条带的鞋的。我上中学就穿这样一双晚上穿的带镶金条带的鞋。我本意就是这样。只有这双鞋，我觉得合意，就是现在，也是这样，我愿意穿这样的鞋，这种高跟鞋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它好看，美丽，以前我穿那种平跟白帆布跑鞋、运动鞋，和这双高跟鞋相比都显得相形见绌，不好看。

在那天，这样一个小姑娘，在穿着上显得很不寻常，十分奇特，倒不在这一双鞋上。那天，值得注意的是小姑娘头上戴的帽子，一顶平檐男帽，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饰带的呢帽。

她戴了这样的帽子，那形象确乎暧昧不明，模棱两可。

这顶帽子怎么会来到我的手里，我已经记不清了。我看不会是谁送给我的。我相信一定是我母亲给我买的，而且是我要我母亲给我买的。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削价出售的货色。买这样一顶帽子，怎么解释呢？在那个时期，在殖民地，女人、少女都不戴这种男式呢帽。这种呢帽，本地女人也不戴。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为了好玩，我拿它戴上试了一试，就这样，我还在商人那面镜子里照了一照，我发现，在男人戴的帽子下，形体上那种讨厌的纤弱柔细，童年时期带来的缺陷，就换了一个模样。那种来自本性的原形，命中注定的资质也退去不见了。正好相反，它变成这样一个女人有拂人意的选择，一种很有个性的选择。就这样，突然之间，人家就是愿意要它。突然之间，我看我自己也换了一个人，就像是看到了另一个女人，外表上能被所有的人接受，随便什么眼光都能看得进去，在城里大马路上兜风，任凭什么欲念也能适应。我戴了这顶帽子以后，就和它分不开了。我有了帽子，这顶帽子把我整个地归属于它，仅仅属于它，我再也和它分不开了。那双鞋，情况应该也差不多，不过，和帽子相比，鞋倒在其次。这鞋和这帽子本来是不相称的，就像帽子同纤弱的体形不相称一样，正因为这样，我反而觉得好，我觉得对我合适。所以这鞋，这帽子，每次外出，不论什么时间，不论在什么场合，我到城里去，我到处都穿它戴它，和我再也分不开了。

我儿子二十岁时拍的照片又找到了。那是他在加利福尼亚和他的女朋友埃丽卡和伊丽莎白·林纳德合拍的。他人很瘦，瘦得像一个乌干达白人似的。我发现他面孔上有一种妄自尊大的笑容，又有点自嘲的神色。他有意让自己有这样一种流浪青年弯腰曲背的形象。他喜欢这样，他喜欢这种贫穷，这种穷相，青年人瘦骨嶙峋这种怪模样。这张照片拍得与渡船上那个少女不曾拍下的照片最为相像。

买这顶平檐黑色宽饰带浅红色呢帽的人，也就是有一张照片上拍下来的那个女人，那就是我的母亲。她那时拍的照片和她最近拍的照片相比，我对她认识得更清楚，了解得更深了。那是在河内小湖边上一处房子的院子里拍的。她和我们，她的孩子，在一起合拍的。我是四岁。照片当中是母亲。我还看得出，她站得很不得力，很不稳，她也没有笑，只求照片拍下就是。她板着面孔，衣服穿得乱糟糟，神色恍惚，一看就知道天气炎热，她疲惫无力，心情烦闷。我们作为她的孩子，衣服穿成那种样子，那种倒霉的样子，从这里我也可以看出我母亲当时那种处境，而且，就是在拍照片的时候，即使我们年纪还小，我们也看出了一些征兆，真的，从她那种神态显然可以看出，她已经无力给我们梳洗，给我们买衣穿衣，有时甚至无法给我们吃饱了。没有勇气活下去，我母亲每天都挣扎在灰心失望之中。有些时候，这种绝望的心情连绵不断，有些时候，随着黑夜到来，这绝望心情方才消失。有一个绝望的母亲，真可说是我的幸运，绝望是那么彻底，向往生活的幸福尽管那么强烈，也不可能完全分散她的这种绝望。使她这样日甚一日和我们越来越疏远的具体事实究竟属于哪一类，我不明白，始终不知道。难道就是她做这件蠢事这一次，就是她刚刚买下的那处房子——就是照片上照的那处房子——我们根本不需要，偏偏又是父亲病重，病得快要死了，几个月以后他就死了，偏偏是在这个时候，难道就是这一次。或者说，她已经知道也该轮到她，也得了他为之送命的那种病？死期竟是一个偶合，同时发生。这许多事实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不知道，大概她也不知道，这些事实的性质她是有所感的，并且使她显得灰心丧气。难道我父亲的死或死期已经近在眼前？难道他们的婚姻成了问题？这个丈夫也成了问题？几个孩子也是问题？或者说，这一切总起来难道都成了问题？

天天都是如此。这一点我可以肯定。这一切肯定是来势凶猛，猝不及防的。每天在一定的时间，这种绝望情绪就要发作。继之而来的是一切都告停顿，或者进入睡眠，有时若无其事，有时相反，如跑去买房子，搬家，或者，仍然是情绪恶劣，意志消沉，虚弱，或者，有的时候，不论你要求她什么，不论你给她什么，她就像是一个王后，要怎么就怎么，小湖边上那幢房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买下来的，什么道理也没有，我父亲已经气息奄奄快要死了，还有这平檐呢帽，还有前面讲到的那双有镶金条带的鞋，就因为这些东西她小女儿那么想要，就买下来了。或者，平静无事，或者睡去，以至死掉。

有印第安女人出现的电影我没有看过，印第安女人就戴这种平檐呢帽，梳着两条辫子垂在前胸。那天我也梳着两条辫子，我没有像惯常那样把辫子盘起来，不过尽管这样，那毕竟是不同的。我也是两条长辫子垂在前身，就像我没有看见过的电影里的印第安女人那样，不过，我那是两条小孩的发辫。自从有了那顶帽子，为了能把它戴到头上，我就不把头发盘到头上了。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拚命梳头，把头发往后拢，我想让头发平平的，尽量不让人看见。每天晚上我都梳头，按我母亲教我的那样，每天晚上睡前都把辫子重新编一编。我的头发沉沉的，松软而又怕痛，红铜似的一大把，一直垂到我的腰上。人家常说，我这头发最美，这话由我听来，我觉得那意思是说我不美。我这引人注意的长发，我二十三岁在巴黎叫人给剪掉了，那是在我离开我母亲五年之后。我说：剪掉。就一刀剪掉了。全部发辫一刀两断，随后大致修了修，剪刀碰在颈后皮肤上冰凉冰凉的。头发落满一地。有人问我要不要把头发留下，用发辫可以编一个小盒子。我说不要。以后，没有人说我有美丽的头发了，我的意思是说，人家再也不那么说了，就像以前，在头发剪去之前，人家说我那样。从此以后，人家宁可说：她的眼睛美。笑起来还可以，也很美。

看看我在渡船上是怎么样吧，两条辫子仍然挂在身前。才十五岁半。那时我已经敷粉了。我用的是托卡隆香脂，我想把眼睛下面双颊上的那些雀斑掩盖起来。我用托卡隆香脂打底再敷粉，敷肉色的，乌比冈牌子的香粉。这粉是我母亲的，她上总督府参加晚会的时候才搽粉。那天，我还涂了暗红色的口红，就像当时的樱桃的那种颜色。口红我不知道是怎么搞到的，也许是海伦·拉戈奈尔从她母亲那里给我偷来的，我记不得了。我没有香水，我母亲那里只有古龙香水和棕榄香皂。

在渡船上，在那部大汽车旁边，还有一辆黑色的利穆新轿车[8]，司机穿着白布制服。是啊，这就是我写的书里写过的那种大型灵车啊。就是那部莫里斯·莱昂-博来[9]。那时驻加尔各答法国大使馆的那部郎西雅牌黑色轿车[10]还没有写进文学作品呢。在汽车司机和车主之间，有滑动玻璃窗前后隔开。在车厢里面还有可以拉下来的折叠式坐椅。车厢大得就像一个小房间似的。

在那部利穆新汽车里，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正在看我。他不是白人。他的衣着是欧洲式的，穿一身西贡银行界人士穿的那种浅色柞绸西装。他在看我。看我，这在我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了。在殖民地，人们总是盯着白种女人看，甚至十二岁的白人小女孩也看。近三年来，白种男人在马路上也总是看我，我母亲的朋友总是很客气地要我到他们家里去吃午茶，他们的女人在下午都到体育俱乐部打网球去了。

我也可能自欺自误，以为我就像那些美妇人、那些招引人盯着看的女人那样美，因为，的确，别人总是盯着我看。我么，我知道那不是什么美不美的问题，是另一回事，是的，比如说，是另一回事，比如说，是个性的问题。我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你愿意我美，那就美吧，或者说漂亮也行，比如说，在家里，觉得我漂亮，就漂亮吧，仅仅限于在家里，也行，反正希望我怎样我就怎样就是了。不妨就相信好了。那就相信我是很迷人的吧。我只要信以为真，对那个看到我的人来说，就是真的，他想让我符合他的意趣，我也能行。所以，尽管我心里总是想着杀死我的哥哥，这种想法怎么也摆脱不掉，但是，我仍然可以心安理得地觉得我是迷人的、可爱的。说到死这一点，只有一个惟一的同谋者，就是我的母亲。我说迷人这两个字，同别人总围着我、围着一些小孩说迷人可爱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我早已注意到，早已有所察觉。我知道其中总有一点什么。我知道，女人美不美，不在衣装服饰，不在美容修饰，不因为施用的香脂价钱贵不贵，穿戴珍奇宝物、高价的首饰之类。我知道问题不在这里。问题究竟何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一般女人以为问题是在那里，我认为不是。我注意看西贡街上的女人，偏僻地区的女人。其中有一些女人，十分美丽，非常白净，在这里她们极其注意保养她们姿容娇美，特别是住在边远僻静地区的那些女人，她们什么也不做，只求好好保养，洁身自守，目的是为了那些情人，为了去欧洲，为了到意大利去度假，为了每三年有六个月的长假，到那个时候，她们就可以大谈在这里的生活状况，殖民地非同一般的生活环境，这里这些人、这些仆役的工作，都是那样完美无缺，以及这里的花草树木，舞会，白色的别墅，别墅大得可以让人在里面迷路，边远地区的官员们就住在这样的别墅里。她们在等待。她们穿衣打扮，毫无目的。她们彼此相看，你看我，我看你。她们在别墅的阴影下彼此怅怅相望，一直到时间很晚，她们以为自己生活在小说世界之中，她们已经有了长长的挂满衣服的壁橱，挂满衣衫罗裙不知怎么穿才好，按时收藏各种衣物，接下来便是长久等待的时日。在她们中间，有些女人发了疯。有些被当作不说话的女仆那样抛弃了。被遗弃的女人。人们听到这样的字眼落到她们身上，人们在传布这样的流言，人们在制造这种污辱性的谣传。有些女人就这样自尽，死了。

这些女人自作、自受、自误，我始终觉得这是一大错误。

就是因为没有把欲念激发起来。欲念就在把它引发出来的人身上，要么根本就不存在。只要那么看一眼，它就会出现，要么是它根本不存在。它是性关系的直接媒介，要么就什么也不是。这一点，在experiment之前，我就知道了。

只有海伦·拉戈奈尔在这个法则上没有犯过错误。她还滞留在童年时期。

很久以来我都没有自己合身的连衫裙。我的连衫裙像是一些口袋，它们是我母亲的旧连衫裙改的，它们本来就像是一些口袋。我母亲让阿杜给我做的不在此列。阿杜是和我母亲形影不离的女管家，即便母亲回到法国，即便我的大哥在沙沥母亲工作的住处企图强奸她，即便不给她发工钱，她也是不肯离开我的母亲的。阿杜是在修女嬷嬷那里长大成人的，她会刺绣，还会在衣衫上打褶，手工针线活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没有人去做了，但是她依然拿着头发丝那样细的针做得一手好针线。她因为会刺绣，我母亲就叫她在床单上绣花。她会打褶，我母亲就让我穿她做的打褶连衫裙，有绉边的连衫裙，我穿起来就像穿上布袋子一样，早就不时兴了，像小孩穿的衣服，前身两排褶子，娃娃领口，要么把裙子拼幅缝成喇叭形，要么有镶斜边的飘带，做成像“时装”那样。我穿这种像口袋似的连衫裙总要系上腰带，让它变化出一个样子来，所以这种衣服就永远穿下去了。

才十五岁半。体形纤弱修长，几乎是瘦弱的，胸部平得和小孩的前胸一样，搽着浅红色脂粉，涂着口红。加上这种装束，简直让人看了可笑。当然没有人笑过。我看，就是这样一副模样，是很齐备了。就是这样了，不过戏还没有开场，我睁着眼睛看，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我想写作。这一点我那时已经对我母亲讲了：我想做的就是这个，写文章，写作。第一次没有反应，不回答。后来她问：写什么？我说写几本书，写小说。她冷冷地说：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考过以后，你愿意，你就去写，那我就不管了。她是反对的，她认为写作没有什么价值，不是工作，她认为那是胡扯淡——她后来对我说，那是一种小孩子的想法。这样一个戴呢帽的小姑娘，伫立在泥泞的河水的闪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臂肘支在船舷上。那顶浅红色的男帽形成这里的全部景色。是这里惟一的色彩。在河上雾蒙蒙的阳光下，烈日炎炎，河两岸仿佛隐没不见，大河像是与远天相接。河水滚滚向前，寂无声息，如同血液在人体里流动。在河水之上，没有风吹动。渡船的马达是这片景色中发出的惟一声响，是连杆熔化的旧马达发出的噪音。还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从远处阵阵传送过来。其次是犬吠声，从隐蔽在薄霭后面的村庄传出来的。小姑娘自幼就认识这渡船的艄公。艄公向她笑着致意，向她打听校长夫人、她的母亲的消息。他说他经常看见她在晚上搭船渡河，说她常常到柬埔寨租让地去。小姑娘回答说母亲很好。渡船四周的河水齐着船沿，汹涌地向前流去，水流穿过沿河稻田中停滞的水面，河水与稻田里的静水不相混淆。河水从洞里萨、柬埔寨森林顺流而下，水流所至，不论遇到什么都给卷去。不论遇到什么，都让它冲走了，茅屋，丛林，熄灭的火烧余烬，死鸟，死狗，淹在水里的虎、水牛，溺水的人，捕鱼的饵料，长满水风信子的泥丘，都被大水裹挟而去，冲向太平洋，连流动的时间也没有，一切都被深不可测、令人昏眩的旋转激流卷走了，但一切仍浮在河流冲力的表面。

我曾经回答她说，我在做其他一切事情之前首先想做的就是写书，此外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她，她是妒忌的。她不回答，就那么看了我一眼，视线立刻转开，微微耸耸肩膀，她那种样子我是忘不了的。我可能第一个离家出走。我和她分开，她失去我，失去这个女儿，失去这个孩子，那是在几年之后，还要等几年。对那两个儿子，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但这个女儿，她知道，总有一天，她是要走的，总有一天，时间一到，就非走不可。她法文考第一名。校长告诉她说：太太，你的女儿法文考第一名。我母亲什么也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并不满意，因为法文考第一的不是她的儿子，我的母亲，我所爱的母亲啊，卑鄙卑鄙，她问：数学呢？回答说：还不行，不过，会行的。我母亲又问：什么时候会行呢？回答说：太太，她什么时候想要什么时候就会行的。

我所爱的母亲，她那一身装束简直不可思议，穿着阿杜补过的线袜，即使在热带她也认为身为学校校长就非穿袜子不可，她的衣衫看上去真可怜，不像样，阿杜补了又补，她娘家在庇卡底[11]乡下，家里姐姐妹妹很多，她从家乡直接来到这里，带来的东西都用尽了，她认为她这身打扮是理所当然的，是符合她的身份的，她的鞋，鞋都穿坏了，走起路来歪着两只脚，真伤脑筋，她头发紧紧地梳成一个中国女人的发髻，她那副样子看了真叫我们丢脸，她走过我们中学前面的大街，真叫我难为情，当她乘B12路在中学门前下车时，所有的人都为之侧目，她呢，她一无所知，都看不见，真该把她关起来，狠狠地揍，杀掉。她眼睛看着我，她说：你是不是要逃走呀。打定主意，下定决心，不分日夜，就是这个意念。不要求取得什么，只求从当前的处境中脱身而去。

当我的母亲从绝望的心境摆脱出来，恢复常态，她就注意到那顶男人戴的呢帽和有镶金条带的高跟鞋了。她问我这行不行。我说无所谓。她两眼看着我，她喜欢这么办，脸上有了笑容。她说挺好的，你穿这双鞋、戴这顶帽子挺好，变了一个模样了。她不问是不是她去买，她知道反正她买就是了。她知道她买得起，她知道有时她也是能够买的，逢到这样的时机我就说话了，我想要什么都可以从她那里搞到手，她不会不同意。我对她说：放心吧，一点不贵。她问在哪里卖。我说在卡蒂纳大街，大拍卖。她好意地望着我。她大概觉得小女儿这种奇怪的想法、变出花样来打扮自己，倒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征象。别看她那种寡妇似的处境，一身上下灰溜溜的，活像一个还俗的出家人，她不仅接受我这种奇形怪状、不合体统的打扮，而且这种标新立异她自己也喜欢。

戴上一顶男人戴的帽子，贫穷仍然把你紧紧捆住并没有放松，因为家里总需有钱收进，无论如何，没有钱是不行的。包围这一家人的是大沙漠，两个儿子也是沙漠，他们什么也不干，那块盐碱地也是沙漠，钱是没有指望的，什么也没有，完了。这个小姑娘，她也渐渐长大了，她今后也许可能懂得这样一家人怎样才会有钱收进。正是这个原因，母亲才允许她的孩子出门打扮得像个小娼妇似的，尽管这一点她并不自知。也正是这个缘故，孩子居然已经懂得怎么去干了，她知道怎样叫注意她的人去注意她所注意的钱。这样倒使得母亲脸上也现出了笑容。

后来她出去搞钱，母亲不加干预。孩子也许会说：我向他要五百皮阿斯特准备回法国。母亲说：那好，在巴黎住下来需要这个。她说：五百皮阿斯特可以了。她的孩子，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知道如果她真敢那么做，如果她有力量，如果思想引起的痛苦不是每天都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母亲一定也会选择她的孩子走的这条路。

在我写的关于我的童年的书里，什么避开不讲，什么是我讲了的，一下我也说不清，我相信对于我们母亲的爱一定是讲过的，但对她的恨，以及家里人彼此之间的爱讲过没有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在这讲述共同的关于毁灭和死亡的故事里，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不论是在爱或是在恨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总之，就是关于这一家人的故事，其中也有恨，这恨可怕极了，对这恨，我不懂，至今我也不能理解，这恨就隐藏在我的血肉深处，就像刚刚出世只有一天的婴儿那样盲目。恨之所在，就是沉默据以开始的门槛。只有沉默可以从中通过，对我这一生来说，这是绵绵久远的苦役。我至今依然如故，面对这么多受苦受难的孩子，我始终保持着同样的神秘的距离。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我以为在爱，但我从来也不曾爱过，我什么也没有做，不过是站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罢了。

我在湄公河上搭渡船过河的那天，也就是遇到那部黑色利穆新小汽车的那天，为拦海修堤买的那块租让地我母亲那时还没有决定放弃。那时，像过去一样，我们三个人常常是黑夜出发，一同上路，到海堤那里去住几天。在那里，我们在般加庐[12]的游廊上住宿，前面就是暹罗山。然后，我们又离开那里，回家去。母亲在那里分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但还是一去再去。我的小哥哥和我，同她一起住在前廊里，空空张望着面前的森林。现在我们已经长大，再也不到水渠里去洗澡了，也不到河口沼泽地去猎黑豹了，森林也不去了，种胡椒的小村子也不去了。我们周围的一切也长大了。小孩都看不见了，骑在水牛背上或别处的小孩都看不到了。人们身上似乎都沾染了某种古怪的特征，我们也是这样，我母亲身上那种疏懒迟钝，在我们身上也出现了。在这个地方，人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张望着森林，空空等待，哭泣。低洼地肯定是没有指望了，雇工只能到高处小块土地上耕种，种出的稻谷归他们所有，他们人还留在那里，拿不到工钱，我母亲叫人盖起茅屋，用来作为他们栖身之地。他们看重我们，仿佛我们也是他们家族中的成员，他们能够做的就是看管那里的般加庐，现在仍然由他们看管。尽管贫穷，碗里倒不缺什么。屋顶长年累月被雨水浸蚀朽坏，逐渐消失了。但屋里的家具擦洗得干干净净。般加庐的外形仍在，清晰得像是一幅画，从大路走过就可以看见。屋门每天都敞开着，让风吹进室内，使房屋内外的木料保持干燥。傍晚关门闭户，以防野狗、山里的私贩子闯入。

所以，你看，我遇到坐在黑色小汽车里的那个有钱的男人，不是像我过去写过的那样在云壤[13]的餐厅里，而是在我们放弃那块租地之后，在两或三年之后，我是说在那一天，是在渡船上，是在烟雾蒙蒙、炎热无比的光线之下。

我的母亲就是在这次相遇之后一年半带我们回法国的。她把她所有家具用物全部卖掉了。最后她又到大堤去了一次，最后一次。她坐在游廊下面，面对着夕照，再一次张望暹罗那一侧，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就没有再去，尽管她后来改变想法，又离开法国，再次回到印度支那，在西贡退休，此后她就没有再到那里去过，再去看那里的群山，那里大森林上空黄黄绿绿的天宇。

是的，就让我说出来吧，在她这一生之中，即使让她再从头开始，那也是太晚了，迟了。她是办过一所专教法语的专科学校，叫做新法语学校，这样可以让她拿出一部分钱来供给我读书，维持她的大儿子的生活，一直到她死去。

我的小哥哥得了支气管肺炎，病了三天，因心力不支死去。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我的母亲。那是在日本占领时期。由此开始，一切都已告一结束。关于我们这些孩子的童年生活，关于她自己，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小哥哥一死，对我来说，她应该也是死了。同样，我的大哥，也可以说是死了。这一来，他们加之于我的恐惧感，我始终没有能克服。他们对于我从此不再有什么重大关系了。从此以后，对于他们我也无所知了。她究竟是怎样还清她欠印度商人的债务的，我一直不知道。反正有那么一天，他们不再来了，此后也没有再来讨债。我见过他们。他们坐在沙沥我家的小客堂间，穿着白缠腰布，他们坐在那里不说什么，几个月、几年时间，一直是这样。只见母亲又是哭，又是闹，骂他们，她躲在她的房间里，她不愿意出来，她吼叫着，叫他们走，放开她，他们只当什么也没有听到，面带笑容，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不动。后来，有一天，他们都不见了，不来了。现在，母亲和两个哥哥，都已不在人世。即使回首往事，也嫌迟了。现在，我对他们已经无所爱。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不是爱过他们。我已经离开他们。在我头脑里，她的皮肤的气味，早已没有、不存在了，在我的眼里，她眼睛的颜色也早已无影无踪。那声音，我也记不得了，有时，我还能想起傍晚那种带有倦意的温煦。那笑声，是再也听不到了，笑声，哭声，都听不到了。完了，完了，都忘了，都记不起来了。所以，我现在写她是这么容易，写得这么长，可以一直写下去，她已经变成文从字顺的流畅文字了。从一九三二到一九四九年，这个女人大概一直是住在西贡。我的小哥哥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死的。那时，不论什么地方她都不能去了。她滞留在那边，已经接近坟墓，半截入土了，这是她说的。后来，她终于又回到法国来。我们相见的时候，我的儿子才两岁。说是重逢，也未免来得太迟。只要看上一眼，就可以了然。重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除去那个大儿子，其他一切都已经完结。她在卢瓦尔-歇尔省[14]住在一处伪造的路易十四城堡中生活了一个时期，后来死在那里。她和阿杜住在一起。在夜里她仍然是什么都怕。她还买了一条枪。阿杜在城堡最高层顶楼房间里警戒。她还为她的大儿子在昂布瓦斯[15]附近买了一处产业。他在那里还有一片树林。他叫人把林木伐下。他在巴黎一个俱乐部赌牌。一夜之间就把这一片树林输掉了。讲到这个地方，我的回忆有一个转折，也许正是在这里我这个哥哥让我不禁为之流泪了，那是卖去木材的钱都输光以后的事。我记得有人在蒙帕纳斯圆顶咖啡馆门前发现他倒在他的汽车里，这时他已别无他想，只求一死。以后，关于他，我就无所知了。母亲做的事当然永远都是为了这个大儿子，这个五十岁的大孩子，依然不事生计，不会挣钱，说起来，她所做的一切，简直不可想象，她居然利用她的古堡设法赚钱。她买了几部电热孵化器，安装在古堡底层的大客厅里。一下就孵养雏鸡六百只，四十平方米养六百只小雏鸡。电热红外线操纵她搞得不得法，孵出的小鸡都不能进食。六百只小鸡嘴合不拢，闭不上，都饿死了，她只好罢手，没有再试。我来到古堡的时候，正当鸡雏破壳孵化出来，那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接着，死雏发出臭气，鸡食发出臭气，臭气熏天，我在我母亲的古堡里一吃饭就恶心呕吐。

在她死前最后几个冬天，她把绵羊放到她住的二楼大房间里过夜，在结冰期，让四头到六头绵羊围在她床四周。她把这些绵羊叫做她的孩子。她就是在阿杜和她的这些孩子中间死去的。

就在那个地方，她最后住过的那座大房子，就是在卢瓦尔的那个假古堡，这个家庭各种事情已经到了终点，她不停地去去来来到处奔波，这时已告结束，就在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真正弄清楚那种疯狂。我看到我的母亲真是疯了。我看阿杜和我的哥哥也一直在发病，也是这种疯病。我么，我没有病，从来不曾看到有这种病。我并没有亲眼看到我母亲处于疯狂状态。但她确实是一个疯人。生来就是疯人。血液里面就有这种疯狂。她并没有因疯狂而成为病人，她是疯狂地活着，就像过着健康生活一样。她是同阿杜和大儿子一起生活过来的。只有在他们之间，他们是知己，互相了解。过去她有很多朋友，这种友谊关系保持多年，并且从到这个偏远地区来的人中间，还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大多是年轻的朋友，后来在都兰[16]的人中间也认识了一些人，他们中间有的是从法属殖民地回来的退休人员。她能把这些人吸引在自己身边，什么年龄的人都有，据他们说，就是因为她为人聪明，又那么机敏，又十分愉快，就因为这种不会让人感到厌倦的无与伦比的天性。

那张表现绝望情境的照片是谁拍的，我不知道。就是在河内住处庭院里拍的那张照片。也许是我父亲拍的，是他最后一次拍照也说不定。因为健康的原因，他本来再过几个月就要回国，回到法国去。在此之前，他的工作有调动，派他到金边去任职。他在那里只住了几个星期。后来，不到一年，他就死了。我母亲不同意和他一起回国，就在那里留下来了，她就留在那里没有走。在金边。那是湄公河畔一座很好的住宅，原是柬埔寨国王的故宫，坐落在花园的中心，花园方圆有若干公顷，看上去是怕人的，我母亲住在里面感到害怕。那座大宅子，在夜里，是让我们害怕。我们四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在夜里，她说她怕。我母亲就是在这个大宅子里面得到父亲的死讯的。在接到电报之前，她已经知道父亲死了，前一天夜晚已经见到征兆，只有她一个人看到，只有她一个人能听到，是一只飞鸟半夜三更失去控制狂飞乱叫，飞到王宫北向那间大办公室里消失不见了，那原是我父亲办公事的地方。在她的丈夫过世几天之后，仍然是在这个地方，也是在半夜，我母亲又面对面看到了她的父亲，她自己的生身之父。她把灯点上。他依然还在。他站在桌子的一侧，在王宫八角大厅里。他望着她。我记得我听到一声尖叫，一声呼救。她把我们都吵醒了，她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讲他穿什么衣服，穿的是星期日穿的服装，灰色的，又讲他是怎么站的，还有他那种眼神，怎样直直地望着她。她说：我叫他了，就像我小时候叫他那样。她说：我不怕。那个人影后来渐渐隐没，她急忙追上去。两个人都死于飞鸟出现、人影显现的那个日期和时间。由此，对于母亲的预知能力，对万事万物以及死亡都能预见，我们当然是十分敬服的。

那个风度翩翩的男人从小汽车上走下来，吸着英国纸烟。他注意着这个戴着男式呢帽和穿镶金条带的鞋的少女。他慢慢地往她这边走过来。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胆怯的。开头他脸上没有笑容。一开始他就拿出一支烟请她吸。他的手直打颤。这里有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她告诉他说她不吸烟，不要客气，谢谢。她没有对他说别的，她没有对他说不要啰嗦，走开。因此他的畏惧之心有所减轻，所以他对她说，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她没有答话。也不需要答话，回答什么呢。她就那么等着。这时他问她：那么你是从哪儿来？她说她是沙沥女子小学校长的女儿。他想了一想，他说他听人谈起过校长夫人，她的母亲，讲到她在柬埔寨买的租让地上运气不佳，事情不顺利，是不是这样？是的，是这样。

他一再说在这渡船上见到她真是不寻常。一大清早，一个像她这样的美丽的年轻姑娘，就请想想看，一个白人姑娘，竟坐在本地人的汽车上，真想不到。

他对她说她戴的这顶帽子很合适，十分相宜，是……别出心裁……一顶男帽，为什么不可以？她是这么美，随她怎样，都是可以的。

她看看他。她问他，他是谁。他说他从巴黎回来，他在巴黎读书，他也住在沙沥，正好在河岸上，有一幢大宅，还有带蓝瓷栏杆的平台。她问他，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是中国人，他家原在中国北方抚顺。你是不是愿意让我送你到西贡，送你回家？她同意了。他叫司机把姑娘的几件行李从汽车上拿下来，放到那部黑色小汽车里去。

中国人。他属于控制殖民地广大居民不动产的少数中国血统金融集团中一员。他那天过湄公河去西贡。她上了黑色的小汽车。车门关上。恍惚间，一种悲戚之感，一种倦怠无力突然出现，河面上光色也暗了下来，光线稍稍有点发暗。还略略有一种听不到声音的感觉，还有一片雾气正在弥漫开来。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需搭乘本地人的汽车出门了。从此以后我就算是有了一部小汽车，坐车去学校上课，坐车回寄宿学校了。以后我就要到城里最讲究的地方吃饭用餐。从此以后，我所做的事，对我所做的这一切，我就要终生抱憾，惋惜不已了；我还要为我留下的一切，为我所取得的一切，不论是好是坏，还有汽车，汽车司机，和他一起说笑，还有本地人乘的汽车车座后面那些嚼槟榔的老女人，还有坐在车子行李架上的小孩，在沙沥的家，对沙沥那个家族的憎恶、恐惧，还有他那很是独特的无言沉默，我也要抱憾终生，只有惋惜了。

他在讲话。他说他对于巴黎，对于非常可爱的巴黎女人，对于结婚，丢炸弹事件，哎呀呀[17]，还有学士院，圆厅咖啡馆，都厌倦了。他说，我么，我宁可喜欢圆厅，还有夜总会，这种“了不起”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他过了整整两年。她听着，注意听他那长篇大论里面道出的种种阔绰的情况，听他这样讲，大概可以看出那个开销是难以计数的。他继续讲着。他的生母已经过世。他是独养儿子。他只有父亲，他的父亲是很有钱的。他的父亲住在沿河宅子里已有十年之久，鸦片烟灯一刻不离，全凭他躺在床上经营他那份财产，这你是可以了解的。她说她明白。

后来，他不允许他的儿子同这个住在沙沥的白人小娼妇结婚。

那样的形象早在他走近站在船舷前面白人女孩子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当时，他从黑色小汽车走下来，开始往她这边走过来，走近她，当时，她就已经知道他心有所惧，有点怕，这，她是知道的。

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里面总有着什么，就像这样，总有什么事发生了，也就是说，他已经落到她的掌握之中。所以，如果机遇相同，不是他，换一个人，他的命运同样也要落在她的手中。同时，她又想到另一件事，就是说，以后，那个时间一定会到来，到时对自己担负的某些责任她也是决不可规避的。她明白，这件事决不可让母亲知道，两个哥哥也决不能知道，这一点在那一天她就已经考虑到了。她上了那部黑色的小汽车，她心里很清楚，这是她第一次避开她家做的事，由此开始，这也就成了永远的回避。从此以后，她发生什么事，他们是再也不会知道了。有人要她，从他们那里把她抢走，伤害她，糟蹋她，他们是再也不会知道了。不论是母亲，或是两个哥哥，都不会知道了。他们的命运从此以后也是注定了。坐在这部黑色小汽车里真该大哭一场。

现在，这个孩子，只好和这个男人相处了，第一个遇到的男人，在渡船上出现的这个男人。

这一天，是星期四，事情来得未免太快。以后，他天天都到学校来找她，送她回宿舍。后来，有一次，星期四下午，他到宿舍来了。他带她坐黑色小汽车走了。

到了堤岸[18]。这里与连接中国人居住区和西贡中心地带的大马路方向相反，这些美国式的大马路上电车、人力车、汽车川流不息。下午，时间还早。住在寄宿学校的女学生规定下午休息散步，她逃脱了。

那是城内南部市区的一个单间公寓。这个地方是现代化的，室内陈设可说是速成式的，家具都是现代式样。他说：我没有去选一些好的家具。房间里光线暗暗的，她也没有要他打开百叶窗。她有点茫然，心情如何也不怎么明确，既没有什么憎恶，也没有什么反感，欲念这时无疑已在。对此她并不知道。昨天晚上，他要求她来，她同意了。到这里来，不得体，已经来了，也是势所必然。她微微感到有点害怕。事实上这一切似乎不仅与她期望的相一致，而且恰恰同她的处境势必发生的情势也相对应。她很注意这里事物的外部情况，光线，城市的喧嚣嘈杂，这个房间正好沉浸在城市之中。他，他在颤抖着。起初他注意看着她，好像在等她说话，但是她没有说话。于是他僵在那里再也不动了，他没有去脱她的衣服，只顾说爱她，疯了似地爱她，他说话的声音低低的。随后他就不出声了。她没有回答他。她本来可以回答说她不爱他。她什么也没有说。突然之间，她明白了，就在一刹那之间，她知道：他并不认识她，永远不会认识她，他也无法了解这是何等的邪恶。为了诱骗她，转弯抹角弄出多少花样，他，他还是不行，他没有办法。独有她懂得。她行，她知道。由于他那方面的无知，她一下明白了：在渡船上，她就已经喜欢他了。他讨她欢喜，所以事情只好由她决定了。

她对他说：我宁可让你不要爱我。即便是爱我，我也希望你像和那些女人习惯做的那样做起来。他看着她，仿佛被吓坏了，他问：你愿意这样？她说是的。说到这里，他痛苦不堪，在这个房间，作为第一次，在这一点上，他不能说谎。他对她说他已经知道她不会爱他。她听他说下去。开始，她说她不知道。后来，她不说话，让他说下去。

他说他是孤独一个人，就孤零零一个人，再就是对她的爱，这真是冷酷无情的事。她对他说：她也是孤独一个人。还有什么，她没有讲。他说：你跟我到这里来，就像是跟任何一个人来一样。她回答说，她无法知道，她说她还从来没有跟什么人到过一个房间里。她对他说，她不希望他只是和她说话，她说她要的是他带女人到他公寓来习惯上怎么办就怎么办。她要他照那样去做。

他把她的连衫裙扯下来，丢到一边去，他把她的白布三角裤拉下，就这样把她赤身抱到床上。然后，他转过身去，退到床的另一头，哭起来了。她不慌不忙，既耐心又坚决，把他拉到身前，伸手给他脱衣服。她这么做着，两眼闭起来不去看。不慌不忙。他有意伸出手想帮她一下。她求他不要动。让我来。她说她要自己来，让她来。她这样做着。她把他的衣服都脱下来了。这时，她要他，他在床上移动身体，但是轻轻地，微微地，像是怕惊醒她。

肌肤有一种五色缤纷的温馨。肉体。那身体是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或许他有病初愈，正在调养中，他没有胡髭，缺乏男性的刚劲，只有生殖器是强有力的，人很柔弱，看来经受不起那种使人痛苦的折辱。她没有看他的脸，她没有看他。她不去看他。她触摩他。她抚弄那柔软的生殖器，抚摩那柔软的皮肤，摩挲那黄金一样的色彩，不曾认知的新奇。他呻吟着，他在哭泣。他沉浸在一种糟透了的爱情之中。

他一面哭，一面做着那件事。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她为之一变，渐渐被紧紧吸住，慢慢地被抓紧，被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

大海是无形的，无可比拟的，简单极了。

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在渡船上，那形象就已经先期进到现在的这一瞬间。

那个穿着打补丁袜子的女人的形象也曾在这房间里闪现。她终于也像一个少女那样显现出来。两个儿子早已知道此事。女儿还自懵然不知。这兄妹三人在一起从来没有谈过他们的母亲，也没有讲过他们对母亲的这种认识，正因为这种认识才使他们和她分隔开来，这决定性的，终极的认识，那就是关于母亲的童年的事。

母亲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快乐存在。

我不知道我在出血。他问我痛不痛，我说不痛，他说他很高兴。

他把血擦去，给我洗净。我看着他做这些事。他又回来，好像是无动于衷似的，他又显得很是诱人。我心想，我母亲给我规定的禁令，我怎么抵制得了。心是平静的，决心已经下定。我又怎么能做到把“这样的意念坚持到底”呢。

我们对看着。他抱着我的身体。他问我为什么要来。我说我应该来，我说这就好比是我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第一次这样说话。我告诉他我有两个哥哥。我说我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他认识我的大哥，他在当地鸦片烟馆遇到过他。我说我这个哥哥偷我母亲钱，偷了钱去吸鸦片，他还偷仆人的，我说烟馆老板有时找上门来问我母亲讨债。我还把修海堤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我母亲快要死了，时间不会拖得很久。我说我母亲很快就要死了，也许和我今天发生的事有关联。

我觉得我又想要他。

他很可怜我，我对他说：不必，我没有什么好可怜的，除了我的母亲，谁也不值得可怜。他对我说：是因为我有钱，你才来的。我说我想要他，他的钱我也想要，我说当初我看到他，他正坐在他那辆汽车上，本来就是有钱的，那时候我就想要他，我说，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可能知道我究竟该怎么办。他说：我真想把你带走，和你一起走。我说我母亲没有因痛苦而死去，我是不能离开她的。他说一定是他的运气太坏了，不能和我在一起，不过，钱他会给我的，叫我不要着急。他又躺下来。我们再一次沉默了。

城里的喧闹声很重，记得那就像一部电影音响放得过大，震耳欲聋。我清楚地记得，房间里光线很暗，我们都没有说话，房间四周被城市那种持续不断的噪音包围着，城市如同一列火车，这个房间就像是在火车上。窗上都没有嵌玻璃，只有窗帘和百叶窗。在窗帘上可以看到外面太阳下人行道上走过的错综人影。过往行人熙熙攘攘。人影规则地被百叶窗横条木划成一条条的。木拖鞋声一下下敲得你头痛，声音刺耳，中国话说起来像是在吼叫，总让我想到沙漠上说的语言，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异的语言。

外面，白日已尽。从外面的种种声响，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杂沓，可以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城市，入夜以后，更要趋向高潮。现在，夕阳西下，黑夜已经开始了。

这床与那城市，只隔着这透光的百叶窗，这布窗帘。没有什么坚固的物质材料把我们同他人隔开。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我们可以察觉他们的什么东西，他们发出的声音，全部声响，全部活动，就像一声汽笛长鸣，声嘶力竭的悲哀的喧嚣，但是没有回应。

房间里有焦糖的气味侵入，还有炒花生的香味，中国菜汤的气味，烤肉的香味，各种绿草的气息，茉莉的芳香，飞尘的气息，乳香的气味，烧炭发出的气味，这里炭火是装在篮子里的，炭火装在篮中沿街叫卖，所以城市的气味就是丛莽、森林中偏僻村庄发出的气息。

恍惚之间，我看见他身上穿着一件黑色浴衣。他坐在那里，在喝威士忌，抽烟。

他告诉我：我刚才睡着了，他洗了一个澡。我刚才只是恍惚觉得有些睡意。他在矮矮的小桌上点起了一盏灯。

我突然转念在思忖这个人，他有他的习惯，相对来说，他大概经常到这个房间来，这个人大概和女人做爱不在少数，他这个人又总是胆小害怕，他大概用多和女人做爱的办法来制服恐惧。我告诉他我认为他有许多女人，我喜欢我有这样的想法，混在这些女人中间不分彼此，我喜欢我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互相对看着。我刚刚说的话，他理解，他心里明白。相互对视的目光这时发生了质变，猛可之间，变成虚伪的了，最后转向恶，归于死亡。

我叫他过来，我说，他必须再抱我。他移身过来。英国烟的气味很好闻，贵重原料发出的芳香，有蜜的味道，他的皮肤透出丝绸的气息，带柞丝绸的果香味，黄金的气味。他是诱人的。我把我对他的这种欲望告诉他。他对我说再等一等。他只是说着话。他说从渡河开始，他就明白了，他知道我得到第一个情人后一定会是这样，他说我爱的是爱情，他说他早就知道，至于他，他说我把他骗了，所以像我这种人，随便遇到怎样一个男人我都是要骗的。他说，他本人就是这种不幸的证明。我对他说，他对我讲的这一切真叫我高兴，这一点我也对他说了。他变得十分粗鲁，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扑到我身上，咬我的胸，咬我不成形的孩子那样的乳房，他叫着，骂着。强烈的快乐使我闭上了眼睛。我想：他的脾性本是如此，在生活中他就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爱的，如此而已。他那一双手，出色极了，真是内行极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很明显，那就好比是一种技艺，他的确有那种技艺，该怎么做，怎么说，他不自知，但行之无误，十分准确。他把我当作妓女，下流货，他说我是他惟一的爱，他当然应该那么说，就让他那么说吧。他怎么说，就让他照他所说的去做，就让肉体按照他的意愿那样去做，去寻求，去找，去拿，去取，很好，都好，没有多余的渣滓，一切渣滓都经过重新包装，一切都随着急水湍流裹挟而去，一切都在欲望的威力下被冲决。

城市的声音近在咫尺，是这样近，在百叶窗木条上的摩擦声都听得清。声音听起来就仿佛是他们从房间里穿行过去似的。我在这声音、声音流动之中爱抚着他的肉体。大海汇集成为无限，远远退去，又急急卷回，如此往复不已。

我要求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和我再来。他那样做了。他在血的润滑下那样做了。实际上那是置人于死命的。那是要死掉的。

他点燃一支烟，把烟拿给我吸。对着我的嘴，他放低声音对我讲了。

我也悄声对他说了。

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怎样的，我站在他的地位上代他讲了，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基本的优雅他并不知道，我代他讲了。

现在已经是黄昏时分。他对我说：将来我一生都会记得这个下午，尽管那时我甚至会忘记他的面容，忘记他的姓名。我问自己以后是不是还能记起这座房子。他对我说：好好看一看。我把这房子看了又看。我说这和随便哪里的房间没有什么两样。他对我说，是，是啊，永远都是这样。

我再看看他的面孔，那个名字也要牢记不忘。我又看那刷得粉白的四壁，开向热得像大火炉的户外的窗上挂着的帆布窗帘，通向另一房间和花园的另一扇有拱顶的门，花园在光天化日之下，花木都被热浪烤焦了，花园有蓝色栅栏围住，那栅栏就和湄公河岸上沙沥列有平台的大别墅一模一样。

这里是悲痛的所在地，灾祸的现场。他要我告诉他我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我的母亲，她要是知道这里的真情，她一定会把我杀掉。我见他挣扎了一下，动了一动。接着他说，说他知道我母亲将会怎么说，他说：廉耻丧尽。他说，如果已经结婚，再有那种意念他决不能容忍。我注意看着他。他也在看我，他对这种自尊心表示歉意。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笑了。我问他，像我们，总是这样悲戚忧伤，是不是常有的事。他说这是因为我们在白天最热的时候做爱。他说，事后总是要感到心慌害怕的。他笑着。他说：不管是真爱还是不爱，心里总要感到慌乱，总是害怕的。他说，到夜晚，就消失了，暗夜马上就要来临。我对他说那不仅仅因为是白天，他错了。我说这种悲戚忧伤本来是我所期待的，我原本就在悲苦之中，它原本就由我而出。我说我永远是悲哀的。我说我小的时候拍过一张照片，从照片上我就已经看到这种悲哀。我说今天这份悲哀，我认出它是与生俱来，我几乎可以把我的名字转给它，因为它和我那么相像，那么难解难分。今天，我对他说，这种悲哀无异也是一种安舒自在，一种沦落在灾祸中的安乐，这种灾祸我母亲一直警告我，那时她正在她那荒凉空虚的一生中啼号哭叫，孤苦无告。我告诉他：母亲对我讲的一切，我还不太理解，但是我知道，这个房间是我一直期待着的。我这样诉说着，并不需要回答。我告诉他说，我母亲呼唤的东西，她相信那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她呼号叫唤，她说不要等待什么，不要期待于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上帝。他看着我，听着我这样说，眼光一刻也不曾离开我，我说话的时候，他看着我的嘴，我没有穿衣服，赤身在外，他抚摩着我，也许他没有听，有没有听我不知道。我说我并不想搞出祸事来，我觉得那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我向他解释，靠我母亲的薪水吃饭穿衣，总之活下去，为什么偏偏这么难。我说着说着说不下去了。他问：那你怎么办？我告诉他：反正我在外面，不在家里，贫穷已经把一家四壁推倒摧毁，一家人已经被赶出门外，谁要怎么就怎么。胡作非为，放荡胡来，这就是这个家庭。所以我在这里和你搞在一起。他压在我身上，猛烈冲撞。我们就这样僵在那里不动了，在外面的城市喧嚣声中呻吟喘息。那闹声我们还听得见。后来，我们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也许有人说那是慰藉。在家里我是不哭的。那天，在那个房间里，流泪哭泣竟对过去、对未来都是一种安慰。我告诉他说，我终归是要和我的母亲分开的，甚至迟早我会不再爱我的母亲。我哭了。他的头靠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哭，他也哭了。我告诉他，在我的幼年，我的梦充满着我母亲的不幸。我说，我只梦见我的母亲，从来梦不到圣诞树，永远只有梦到她，我说，她是让贫穷给活剥了的母亲，或者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在一生各个时期，永远对着沙漠，对着沙漠说话，对着沙漠倾诉，她永远都在辛辛苦苦寻食糊口，为了活命，她就是那个不停地讲述自己遭遇的玛丽·勒格朗·德·鲁拜，不停地诉说着她的无辜，她的节俭，她的希望。

暗夜透过百叶窗来到了。嘈杂声有增无减。闹声响亮刺耳，不是低沉的。路灯发红的灯泡亮起来了。

我们从公寓走出来。我依旧戴着那顶有黑饰带的男帽，穿着那双镶金条带的鞋，嘴唇上搽着暗红唇膏，穿着那件绸衫。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老了。他也看到这一点，他说：你累了。

人行道上，人群杂沓，十分拥挤，人流或急或缓向四面八方涌去，有几股人流推挤出几条通道，就像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在当今那繁荣兴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们，他们走路的方式从容不迫，在人群嘈杂中，孤身自立，可以说，既不幸福，也不悲戚，更无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没有往前走，没有向前去的意念，不过是不往那边走而从这里过就是了，他们既是单一孤立的，处在人群之中对他们说又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身在众人之间又永远是孑然自处。

我们走进一家有几层楼的中国饭店，这些中国饭店占有几幢大楼的全部楼面，大得像百货公司，又像军营，面向市面的一面筑有阳台、平台。从这些大楼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这就是堂倌报菜和厨房呼应的吆喝声。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在平台上，有中国乐队在奏乐。我们来到最清静的一层楼上，也就是给西方人保留的地方，菜单是一样的，但闹声较轻。这里有风扇，还有厚厚的隔音的帷幔。

我要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怎么发迹的，怎样阔起来的。他说他讨厌谈钱的事，不过我一定要听，他也愿意把他父亲的财产就他所知讲给我听。事情起于堤岸，给本地人盖房子。他建起住房三百处。有几条街属他所有。他讲法语带有巴黎音稍嫌生硬，讲到钱态度随随便便，态度是真诚的。他父亲卖出原有的房产，在堤岸南部买进土地盖房子。他认为，在沙沥有一些水田已经卖掉了。我问他关于瘟疫的问题。我说我看到许多街道房屋整个从入夜到第二天禁止通行，门窗钉死，因为发现了黑死病。他告诉我这种疾病这里比较少见，这里消灭的老鼠比偏僻地区要多得多。他忽然给我讲起这种住房的故事来了。这种里弄房屋比大楼或独门独户住宅成本要低得多，与独家住户相比，更能满足一般市民居住区居民的需要。这里的居民，特别是穷人家，喜欢聚居，他们来自农村，仍然喜欢生活在户外，到街上去活动。不应当破坏穷苦人的习惯。所以，他的父亲叫人建筑成套的沿街带有骑楼的住房。这样，街道上显得非常敞亮可喜。人们白天在骑楼下生活，天太热，就睡在骑楼下面。我对他说，我也喜欢住在外面走廊里，我说我小的时候，觉得露天睡觉理想极了。突然间，我感到很不好受。只是有点难受，不很厉害。心跳得不对头，就像是移到他给我弄出的新的创口上直跳，就是他，和我说话的这个人，下午求欢取乐的这个人。他说的话我听不进，听不下去了。他看到了，他不说话了。我要他说。他只好说下去。我再次听着。他说他怀念巴黎，想得很多。他认为我和巴黎的女人很不相同，远不是那么乖觉讨喜。我对他说修建房子这笔生意也未必就那么赚钱。他没有再回答我。

在我们交往期间，前后有一年半时间，我们谈话的情形就像这样，我们是从来不谈自己的。自始我们就知道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未来未可预料，当时我们根本不谈将来，我们的话题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内容相同，推理相逆。

我对他说，他去法国住下来，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他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在巴黎什么都可以买到，女人，知识，观念。他比我大十二岁，这让他感到可怕。他说着，我在听，又说什么他是受骗了，还说什么他反正是爱我的，说得很有戏剧味儿，说得既得体又真挚。

我对他说我准备把他介绍给我家里的人，他竟想逃之夭夭，我就笑。

他不擅于表达他的感情，只好采取模仿的办法。我发现，要他违抗父命而爱我娶我、把我带走，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概，那就是我，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的父亲的金钱。

先时我讲到我两个哥哥的情况，他已经是很害怕了，他那副假面仿佛给摘掉了。他认为我周围所有的人无不在等待他前去求婚。他知道在我家人的眼里他是没有希望的，他知道对于我一家他只能是更加没有希望，结果只能是连我也失去。

他说他在巴黎是念商科学校，最后他说了真话，他说他什么书也不念，他父亲断了他的生活费，给他寄去一张回程船票，所以他不能不离开法国。召他回家，是他的悲剧。商科学校他没有读完。他说他打算在这里以函授方式学完那里的课程。

和我家人会见是在堤岸请客吃饭开始的。我母亲和哥哥都到西贡来了，我和他说，应该在他们不曾见到过、见识过的中国大饭店请他们吃饭。

几次晚饭请客的经过情况都是一样的。我的两个哥哥大吃大嚼，从不和他说话。他们根本看也不看他。他们不可能看他。他们也不会那样做。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尽力看一看他，那他们在其他方面就可以用功读书了，对于社会生活基本准则他们也就可以俯首就范了。在吃饭的时候，只有我母亲说话，她讲得也很少，起初尤其是这样，她对送上来的菜肴讲上那么几句，对价格昂贵讲一讲，接下去，就缄口不说了。他么，起初两次吃饭，自告奋勇，试图讲讲他在巴黎做的傻事这一类故事，没有成功。似乎他什么也没有说，似乎也没有人听他。沉默之间，几次试图谈话，不幸都没有效果。我的两个哥哥继续大吃大喝，他们那种吃法真是见所未见。

他付账。他算算是多少钱。把钱放在托盘上。所有的人都看着他。第一次，我还记得，付账七十七皮阿斯特。我母亲忍着没有笑出声来。大家站起来就走了。没有人说一声谢谢。我家请客一向不说什么谢谢，问安，告别，寒暄，是从来不说的，什么都不说。

我的两个哥哥根本不和他说话。在他们眼中，他就好像是看不见的，好像他这个人密度不够，他们看不见，看不清，也听不出。这是因为他有求于我，在原则上，我不应该爱他，我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我也不可能爱他，那是不可能的，他或许可能承担我的一切，但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不是白人。我的大哥不说话，对我的情人视若无睹，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那样自信，真称得上是典范。在我的情人面前，我们也以大哥为榜样，也按照那种态度行事。当着他们的面，我也不和他说话。有我家人在场，我是不应该和他说话的。除非，对了，我代表我的家人向他发出什么信息，比如说，饭后，我的两个哥哥对我说，他们想到泉园去喝酒跳舞，我就转告他说：他们想到泉园去喝酒跳舞。起初他假装没有听明白。我么，按照我大哥的规矩，我不应该也不准重复刚才讲过的话，不许重申我的请求，如果我那样做了，就是犯了错误，他有所不满，我就应当承担一切。最后，他还是给了回话。他的声音低低的，意在表示亲密，他说，他想单独和我在一起待一会儿。他这样说，是想让这种活受罪的场面告一段落。我大概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以为又来了一次背叛行为，似乎他借此指摘我的大哥对他的攻击，指出我大哥的那种行为，所以我根本不应该答话。他呢，他还在不停地说着，他竟敢对我说：你看，你的母亲已经很累了。我们的母亲在吃过堤岸这顿神奇的中国菜之后确实昏昏欲睡。我不再说话。这时候，我听到我的大哥的声音，他短短讲了一句话，既尖刻又决断。我母亲却在说他了，说三个人之中，只有他最会讲话。我的大哥话说过之后，正严阵以待。好像一切都停止不动了似的。我看我的情人给吓坏了，就是我的小哥哥常有的那种恐惧。他不再抵抗了。于是大家动身去泉园。我的母亲也去了，她是到泉园去睡一睡的。

他在我大哥面前已不成其为我的情人。他人虽在，但对我来说，他已经不复存在，什么也不是了。他成了烧毁了的废墟。我的意念只有屈从于我的大哥，他把我的情人远远丢在一边了。我每次看他们在一起，那情景我相信我绝对看不下去。我的情人凭他那荏弱的身体是完全被抹杀了，而他这种柔弱却曾经给我带来欢乐。他在我大哥面前简直成了见不得人的耻辱，成了不可外传的耻辱的起因。对我哥哥这种无声的命令我无力抗争。只有在涉及我的小哥哥的时候，我才有可能去对抗。牵涉到我的情人，我是无法和自己对立的。现在讲起这些事，我仿佛又看到那脸上浮现出来的虚伪，眼望别处心不在焉，心里转着别的心思，不过，依然可以看出来，轻轻咬紧牙关，心中恼怒，对这种卑鄙无耻强忍下去，仅仅为了在高价饭店吃一顿，这种情况看来应当是很自然的。围绕着这样的记忆，是那灰青色的不眠之夜。这就像是发出的尖厉鸣响的警报一样，小孩的尖厉的叫声一样。

在泉园，仍然是谁也不去理睬他。

每个人都叫了一杯马泰尔-佩里埃酒。我的两个哥哥一口喝光，又叫第二杯。我母亲和我，我们把我们的酒拿给他们。两个哥哥很快就喝醉了。他们不仅不和他说话，还不停地骂骂咧咧的。尤其是小哥哥。他抱怨这个地方气闷不快，又没有舞女。不是星期天，泉园来客很少。我和他，我的小哥哥跳舞。我也和我的情人跳了舞。我没有和大哥跳，我从来不和他跳舞。我心里总是又怵又怕，胆战心惊，他这个人行凶作恶不论对谁都做得出，不要去惹他，那是危险的，不能把祸事招引上身。

我们这几个人集合在一起，非常触目，特别是从脸色上看。

这个堤岸的中国人对我说他真想哭，他说，他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我对他说，不要慌，一向是这样，在我们一家人之间，不论在生活中的什么场合，都是一样，一向是这样。

后来我们又回到公寓，我向他作了解释。我告诉他，我这个哥哥这种粗暴、冷酷、侮慢是因我们而发，冲着我们来的。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杀人，要你的命，把你这条命抓到手，蔑视你，叫你滚，叫你痛苦。我告诉他不要怕。他，他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这个哥哥只怕一个人，有这人在，很奇怪，他就胆怯，这就是我，他就怕我。

从来不讲什么你好，晚安，拜年。从来不说一声谢谢。从来不说话。从来不感到需要说话。就那么待在那里，离人远远的，一句话不说。这个家庭就是一块顽石，凝结得又厚又硬，不可接近。我们没有一天不你杀我杀的，天天都在杀人。我们不仅互不通话，而且彼此谁也不看谁。你被看，就不能回看。看，就是一种好奇的行动，表示对什么感到兴趣，在注意什么，只要一看，那就表明你低了头了。被看的人根本就不值得去看。看永远是污辱人的。交谈这个字眼是被禁止的。我认为这个字在这里正表示屈辱和骄横。任何一种共同关系，不论是家庭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对于我们这一家人来说，都是可憎的，污蔑性的。我们在一起相处因为在原则上非活过这一生并为之深感耻辱不可。我们共同的历史实质上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这个虔诚的人物——这个被社会谋害致死的——我们的母亲的三个孩子的共同历史的内涵。我们正是站在社会一边将我们的母亲推向绝境。正因为人们这样对待我们的母亲，她又是这么好，这么一心信任人，所以我们憎恨生活，也憎恨我们自己。

自从母亲陷入绝境，我们将会变成怎样的人，她也无从预料，这里我主要指那两个男孩，她的那两个儿子。如果她能够预见这一切，对于她的故事竟发展到这般地步，她怎么会闭口不说呢？怎么会听任她的面孔、眼睛、声音在那里谎话连篇？她的爱又将如何？她也可能就死了。自杀吧。把这个无法生活的共同关系打散吧。让大的一个和两个小的孩子彻底分开。她没有这样做。她是很不谨慎的，她真没有道理，真不负责任。她是这样。她活下来了。我们三个孩子都爱着她，还不止是爱。正因为这样，她过去、现在都不能保持沉默，躲躲藏藏，说谎骗人，尽管我们三个人没有共同之处，但是我们爱她，这是相同的。说来话长。已经七年了。这是在我们十岁的时候开始的。后来，我们十二岁了，十三岁了，十四岁，十五岁。再下去，十六岁，十七岁。

前后整整持续了七年。后来，到了最后，是不抱希望了。希望只好放弃。围海造堤的打算，也只好放弃。在平屋前廊的阴影之下，我们空空张望暹罗山，在阳光照耀下，山脉莽莽苍苍，几乎是暗黑色的。母亲终于平静下来，像是被封闭起来一般。我们作为孩子，是无比英勇的，但毫无希望可言。

我的小哥哥死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日本占领时期。我在一九三一年第二次会考通过后离开西贡。十年之中，他只给我写过一封信。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信写得很得体，誊清过的，没有错字，按书法字体写的。他告诉我他们很好，学业顺利，是一封写得满满的两页长信。我还认得出他小时候写的那种字体。他还告诉我他有一处公寓房子，一辆汽车，他还讲了车子是什么牌子的。他说他又打网球了。他很好，一切都好。他说他抱吻我，因为他爱我，深深地爱我。他没有谈到战争，也没有提到我们的大哥。

我经常讲到我这两个哥哥。总是把他们合在一起谈，因为我们的母亲是把他们合在一起讲的。我说我的两个哥哥，她在外面也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的两个儿子。她总是以一种伤人的口气讲她两个儿子如何强悍有力。在外面她不讲详情，她不说大儿子比二儿子更加强有力，她说他同她自己的兄弟、北方地区乡下人一样强壮有力。她对她两个儿子那种强有力很是自豪，就像从前为她自己的兄弟强有力感到自豪一样。她和她的大儿子一样，看不起软弱的人。她说起我的堤岸的那个情人，和我哥哥说的如出一辙。她讲的那些字眼我不便写出来。她用的字眼有一个特点：类似沙漠上发现的腐尸那种意思。我说：我的两个哥哥，因为我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我不这么说了，因为小哥哥已经长大，而且成了受难牺牲者。

在我们家里，不但从来不庆祝什么节日，没有圣诞树、绣花手帕、鲜花之类，而且也根本没有死去的人，没有坟墓，没有忆念。只有母亲有。哥哥始终是一个杀人凶手。小哥哥就死在这个哥哥手下。反正我是走了，我脱身走了。到小哥哥死后，母亲就属于大哥一人所独有了。

在那个时期，由于堤岸的事，由于那种景象，由于那个情人，我的母亲突然发了一次疯病。堤岸之事，她本来一无所知。但是我发现她在冷眼观察，在注意着我，她怀疑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对她的女儿、她的这个孩子是十分了解的，但一个时期以来，在这个孩子周围出现了某种异常气氛，不妨说，特别是最近，有什么瞒着未说，有某种保留，很引人注意，她说话吞吞吐吐，比惯常讲话口气慢得多，本来她对不论什么事都很好奇，现在变得心不在焉，她的眼神也有变化，甚至对她的母亲、她母亲的不幸也采取袖手旁观态度，变成这样一副样子，不妨说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的母亲也被牵连进去了。在她母亲的生活中，一种恐怖感突然出现。她的女儿遭到极大的危险，将要嫁不出去，不能为社会所容，从社会上被剥夺一切，毁了，完了，将成为孤苦伶仃一个人。我母亲几次发病，病一发作，就一头扑到我身上，把我死死抓住，关到房里，拳打，耳光，把我的衣服剥光，俯在我身上又是闻又是嗅，嗅我的内衣，说闻到中国男人的香水气味，进一步还查看内衣上有没有可疑的污迹，她尖声号叫，叫得全城都可以听到，说她的女儿是一个婊子，她要把她赶出去，要看着她死，没有人肯娶她，丧尽廉耻，比一条母狗还不如。她哭叫着，说不把她赶出家门，不许她把许多地方都搞得污秽恶臭，她说，不把她赶走那又怎么行。

我那个哥哥，就站在房门紧闭的房间的墙外。

那个哥哥在房门外边应着母亲，说打得好，打得在理，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温和、亲切，他对母亲说，真相一定要查明，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非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目的是不要让这小女儿从此毁灭，不要让母亲从此走向绝境。母亲在房间里还是狠命地打。小哥哥大声喊叫，叫母亲不要打了，放开她。他逃到花园里，躲起来，他怕我被杀死，他对这个未可知的人，对我们的哥哥，一向都怕。小哥哥的恐惧使我母亲平息下来。她哭着，哭她一生多灾多难，哭她这个女儿丢人现世。我也和她一起大哭。我说谎了。我发誓说没有事，我什么也没有做，甚至没有接过吻。我说，和一个中国人，你看我怎么能，怎么会和一个中国人干那种事，那么丑，那么孱弱的一个中国人？我知道大哥紧贴在门上，正在侧耳细听，他知道我母亲在干什么，他知道他的妹妹全被剥光，他知道她在挨打，他希望再打下去，直到把她打死。我母亲当然不知我大哥的诡计，黑心的可怕的阴谋。

我们那时都还小。我的两个哥哥经常无缘无故打架，大哥只有一个已成了经典式的借口，他说弟弟你真讨厌，滚出去。话没有说完，就已经动手打了。他们互相扭打，什么话也不说，只听到他们气喘吁吁，口里喊痛，一声声的沉重的拳打脚踢。不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机，我的母亲反正都是这场闹翻天的大戏里面的一个陪衬人物。

两个兄弟天性阴鸷易怒，发起火来，如同恶魔，杀人不眨眼，这种性格只有在这一类兄弟、姐妹、母亲身上可以看到。这个大哥不仅在家里，而且在任何地方，都要逞凶作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过不去。这个弟弟苦就苦在没有能力参与他哥哥这种可怖的行为，这种计谋。

他们打起来显然双方都一样怕死；母亲说，他们打到最后，总是两败俱伤，他们从来就玩不到一起，也谈不到一起。他们只有一点相同，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母亲，特别是有这样一个妹妹，此外什么也没有了，除非是流在血管里的血。

我相信，我的母亲只把她那个惟一的大儿子叫做我的孩子。她通常就是这样叫的。另外两个孩子，她说：两个小的。

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外面是绝口不谈的，首先有我家生活的根本问题——贫穷，我们必须学会三缄其口。其他方面，也决不外露。最最知心的人——这话可能说得言过其实，是我们的情人，我们在别的地方遇到的人，首先在西贡街上遇到的，其次在邮船、火车上，以及其他任何地方遇到的人。

那天，在午后将尽的时候，我的母亲竟突然心血来潮，特别又是在旱季，她叫大家把房子里面上上下下彻底冲洗一次，她说，洗洗干净，消消毒，清凉清凉。房子原是建筑在高高的土台上的，因为和花园隔开，所以蛇蝎红蚁阻在外面进不来，湄公河洪水泛滥浸不到它，季风时节陆地龙卷风引来的雨水也侵犯不到这里。房屋高出平地，可以用大桶大桶的清水冲洗，把它全浸在水里像花园那样，让它洗一洗也行。椅子全部放在桌上，整幢房子冲得水淋淋的，小客厅里的钢琴的脚也浸在水里。水从台阶上往下流，流满庭院，一直流到厨房。小孩是高兴极了，大家和小孩一起，溅满一身水，用大块肥皂擦洗地面。大家都打赤脚，母亲也一样。母亲笑着。母亲没有不满的话好说了。整个房屋散发出香气，带有暴风雨过后潮湿土地那种好闻的香味，这香味闻起来让人觉得神飞意扬，特别是和别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肥皂的香气，纯洁、良善的气息，洗干净的衣物的气息，洁白的气息，我们的母亲的气息，我们母亲那种无限天真的气息——混上这样一些气息，更叫人欣喜欲狂。水一直流到小路上去。小孩的家里人来了，来看的孩子也跑过来了，邻近房子里的白人小孩也来了。我母亲对这乱纷纷的场面很开心很愉快，这位母亲有时是非常高兴非常喜悦的，在什么都忘却的时候，在冲洗房屋这样的时刻，可能与母亲所期求的幸福欢悦最为协调。母亲走进客厅，在钢琴前面坐下来，弹奏她未曾忘却的仅有的几支乐曲，她在师范学校学会记在心里的乐曲。她也唱。有时，她又是奏琴，又是笑。她还站起身来边歌边舞。任何人都会想，她也会想：这不成形的房屋，突然变成了一个水池，河边的田地，浅滩，河岸，在这样的人家里，也能够感受到幸福。

最先是那两个孩子，小姑娘和那个小哥哥，是他们最先回想起这些事的。因此他们的笑容转眼就不见了，他们退避到花园里去，这时在花园中黄昏已经降临了。

在我动笔写这件事的时候，我记得，用水冲洗房子的那天，我们的大哥不在永隆。那时他住在我们的监护人、洛特－加龙省[19]一个村子里的神甫家里。

他有时也是会笑的，不过，不如我们笑得那么欢快。我什么都记不得了，忘了，我竟忘记提上一笔，当时我们是多么爱笑的孩子，我的小哥哥和我，我们一笑就笑得气也喘不过来，这就是生活。

战争我亲眼看见过，那色调和我童年的色调是一样的。我把战时同我大哥的统治混淆不清。这无疑因为我的小哥哥死于战时：是人的心坚持不住，退让了，像我说过的那样。我相信在战时我一直不曾见到那个大哥。他是死是活，知与不知，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我看战争，就像他那个人，到处扩张，渗透，掠夺，囚禁，无所不在，混杂在一切之中，侵入肉体、思想、不眠之夜、睡眠，每时每刻，都在疯狂地渴求侵占孩子的身体、弱者、被征服的人民的身躯——占领这最可爱的领地，就因为那里有恶的统治，它就在门前，在威胁着生命。

我们又到公寓去了。我们是情人。我们不能停止不爱。

有时，我不回寄宿学校。我在他那里过夜，睡在他的身边。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怀抱里，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温暖之中。但是我和他睡在同一个房间、同一张床上。有时，我也不去上课。晚上我们到城里去吃饭。他给我洗澡，冲浴，给我擦身，给我冲水，他又是爱又是赞叹，他给我施脂敷粉，他给我穿衣，他爱我，赞美我。我是他一生中最最宠爱的。我如遇到别的男人，他就怕，这样的事我不怕，从来不怕。他还另有所惧，他怕的不是因为我是白人，他怕的是我这样年幼，事情一旦败露，他会因此获罪，被关进监牢。他要我瞒住我的母亲，继续说谎，尤其不能让我大哥知道，不论对谁，都不许讲。我不说真话，继续说谎，隐瞒下去。我笑他胆小怕事。我对他说，母亲穷都穷死了，不会上诉公庭，事实上，她多次诉讼多次败诉，她要控告地籍管理人，控告董事会董事，控告殖民政府官员，她要控告法律，她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隐忍等待，空等下去，她没有办法，只有哭叫，最后，时机错过，一场空。即使这件事上诉公庭，同样也不会有着落，用不着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她是美国人，我相信我记得不错，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的眼睛灰蓝，清澈明亮。那是在一九四三年。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满额金发，又有点憔悴。仍然很美，我认为她很美。她有一个特点，总是仓促一笑，笑容一闪就不见了。她说话的声音，我忽然想起，是低音的，发高音时，有些不谐调。她已经四十五岁，年纪不小，就是这个年纪。她家在阿尔玛桥附近，在十六区。大楼面临塞纳河，公寓就在大楼的最高一层，楼面宽敞。冬天，大家常到她家去吃晚饭。夏天，常常到她那里去吃午饭。饭菜是从巴黎最好的饭店老板那里定的。饭菜很不错，不过，不很够吃。只有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她总是守在家里，在外面见不到她。在她的饭桌上，有时有一位马拉美派诗人。在她家常常有三两位文学家来吃饭，他们露面一次，以后再也不见踪影。不知她是从哪里找到他们、怎么认识他们的，又为什么请他们到家里来，弄不清楚。我从来不曾听到有人谈起他们，也没有读过或听人谈起他们的作品。饭局匆匆，时间不长。听大家谈话，战争谈得很多，主要是讲斯大林格勒，那是在一九四二年冬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这类事听到的不少，她打听到的这类消息也很多，可是她谈得很少，她常常为竟然不知这些事而感到惊异，她笑着。饭一吃好，她就告退，说有事要办，必须先走，她说。什么事，从来不讲。如果人相当不少，在她走后大家就留一两个小时。她对我们说：愿意留多久就请留多久，多坐一会儿。她走后，也没有谁谈起她。其实我也知道，谈也无从谈起，因为谁都不了解她。大家走后，回到自己的住处，都有这样一种异样的心情，仿佛做了一个噩梦，同不相识的人厮混了几个小时，明知大家彼此一样，素昧生平，互不相知，就那么空空度过一段时间而毫无着落，既没有什么属于人的动机，也没有别的因由。就像是在第三国国境线上过境、乘火车旅行、在医生的候诊室里、在旅馆、在飞机场坐等，就像这样。在夏天，往往在可以远眺塞纳河的大平台上吃午饭，在大楼屋顶花园上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没有人在那里游泳。大家就在那里眺望巴黎。空寂的大马路，河流，街道。在寂无行人的街上，卡特来兰正在开花。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我总是看她，几乎时时都看她，这样看她，她觉得很别扭，可是我禁不住还是要看。我看她，为要知道玛丽克洛德·卡彭特，知道她是谁。为什么她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为什么她千里迢迢从波士顿来，为什么很有钱，为什么我们对她这样不了解，什么都不了解，没有一个人了解，为什么她经常请客，不请又好像不行似的，为什么，为什么在她的眼里，在她眼目深邃的内部，在她目光的深处，有一个死亡的质点，为什么，为什么？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为什么她穿的衣衫件件都有我不知道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所有那些衣衫竟又不尽是她自穿的衣衫，仿佛那衣衫同样又可以穿在他人身上，为什么。这些衣衫无所属，没有特征，端庄合乎法度，色调鲜亮，白得像隆冬季节的盛夏。

贝蒂·费尔南代斯。对男人的回忆不会像对女人的回忆那样，在恍然若有所悟的光彩中显现，两种回忆不相像。贝蒂·费尔南代斯。她也是一个外国人。只要提起名字，她立刻就浮现在眼前，在巴黎一条街上，她正在巴黎的一条街上走过，她眼睛近视，她看不清，为了看清她要看到的对象她得两眼眯起来看，这时，她才微微举手向你致意。你好你好，你身体好吗？至今她不在人世已经很久了。也许有三十年了。那种优雅，我依然记得，现在要我忘记看来是太晚了，那种完美依然还在，丝毫无损，理想人物的完美是什么也不能损害的，环境，时代，严寒，饥饿，德国的败北，克里米亚真相——都无损于她的美。所有这些历史事件尽管是那么可怕，而她却超越于历史之上，永远在那条街上匆匆走过。那一对眼睛也是清澈明亮的。身上穿着浅红色旧衣衫，在街上的阳光下，还戴着那顶沾有灰尘的黑色遮阳软帽。她身材修长，高高的，像中国水墨勾画出来的，一幅版画。这个外国女人目无所视地在街上踽踽而行，路人为之驻足，为之注目，赞叹她的优雅。就像是女王一样。人们不知她来自何方。所以说她只能是从异域而来，来自外国。她美，美即出于这种偶然。她身上穿的衣装都是欧洲老式样的服饰，以及织锦缎的旧衣，成了老古董的套头连衫裙，旧幔子做的衣服，旧衬裙，旧衣片儿，成了破衣烂衫的旧时高级时装，蛀满破洞的旧狐皮，陈年古旧的水獭皮，她的美就是这样，破破烂烂、瑟瑟发抖、凄凄切切的，而且流落异乡、漂零不定，什么都不合体，不相称，不论什么对她都嫌太大，但是很美，她是那样飘逸，那样纤弱，无枝可依，但是很美。自顶至身，她生成就是这样，无论是什么只要和她一接触，就永远成为这种美的组成部分。

贝蒂·费尔南代斯，她也接待朋友，她有她的一个接待“日”。人们有时也到她那里去。有一次，客人中有德里厄·拉罗歇尔[20]。此人显然由于自傲，总感到痛苦不安，为免于随俗说话很少，说起话来声调拖长，说的话很像别别扭扭的翻译文字。客人中也许还有布拉吉阿克[21]，很遗憾，我记不真切，想不起来了。萨特未见来过。其中还有蒙帕纳斯的几位诗人，他们的名字我忘记了，全忘了。没有德国人。大家不谈政治。只谈文学。拉蒙·费尔南代斯[22]谈巴尔扎克。人们通宵听他谈巴尔扎克。听他谈话，其中有着一种早已为人所遗忘的知识，但是他的学问可说完全是无从验证的。他提供的资料不多，宁可说他讲了许多看法。他讲巴尔扎克，好像他自己是巴尔扎克一样，仿佛他自己就曾经是如此这般，他也试图能成为巴尔扎克。拉蒙·费尔南代斯处世为人谦恭有礼，已进入化境，他在知识学问上也是如此，他运用知识的方式既是本质性的又是清澈见底的，从不让你感到勉强，有什么重负。这是一个真诚的人。在街上，在咖啡馆与他相遇，那简直像是盛大的节日一样，他见到你万分高兴，这是真的，他满心欢喜地向你嘘寒问暖。一向可好，怎么样？这一切就在一笑之间，完全是英国式的，连加一个逗点也来不及，在这一笑之间，说笑竟变成了战争，就像是痛苦必起于战争，所以，抵抗运动对于投敌合作，饥馑对于严寒，烈士殉难对于卑鄙无耻，都是事出有因的。贝蒂·费尔南代斯，她仅仅是谈到一些人，谈她在街上见到的和她认识的人，讲他们的情况，讲橱窗里还有待出售的东西，讲到额外配给的牛奶、鱼，讲到有关匮乏、寒冷、无止境的饥饿的令人安心的解决办法，生存下去的那些具体细节她始终不忽视，她坚持着，心里永远怀着殷切的友谊，非常忠诚又非常剀切的情谊。有多少通敌合作的人，就会引出多少费尔南代斯。还有我，我在战后第二年参加了法共。这种对应关系是绝对的，确定不移的。一样的怜悯，同样的声援救助，同样是判断上的软弱无力，同样的执著，不妨说，执著于相信个人问题可以从政治得到解决。她也是这样，贝蒂·费尔南代斯，她痴痴看着德国占领下阒无人迹的街道，她注意着巴黎，注视着广场上正在开花的卡特来兰草，就像另一个女人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她也有她接待友人的接待日。

他开出黑色利穆新小轿车送她回寄宿学校。在校门前面不远的地方，他把车停下来，以免被人看到。那是在夜里。她下了车，她头也不回地跑了。走进大门，她看到大操场上灯火没有熄灭。她走出过道，立即看见她，她正在等她，已经等得焦急，直直站在那里，脸上板板的，绝无笑意。她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说：没有回来睡。她没有说为什么，海伦·拉戈奈尔也没有多问。她摘去那顶浅红色的呢帽，解开夜里束起来的发辫。你也没有到学校去。是没有去。海伦说他们打电话来了，这样，她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她说，她应该去见总学监。在操场的暗处还有许多女生在那里。她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树下挂着一些大灯。有些教室还灯火通明。有些学生还在念书，有些学生在教室里闲谈，或者玩纸牌，或者唱歌。作息时间表上学生睡觉的时间没有规定，白天天气那么热，允许夜晚自由活动时间延长，延长多少全凭年轻的学监高兴。我们是这个公立寄宿学校仅有的白人。混血种学生很多，她们大多是被父亲遗弃的，作父亲的大多是士兵或水手，或海关、邮局、公务局的下级职员。大多是公共救济机关遣送到这里来的。其中还有几个四分之一混血儿[23]。海伦·拉戈奈尔认为法国政府要把她们培养成为医院的护士或孤儿院、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监护人员。海伦·拉戈奈尔相信还要把她们派到霍乱和鼠疫检疫站去。因为海伦·拉戈奈尔这样相信，所以她总是哭哭啼啼，所有这些工作她都不愿意去做，她不停地讲她要从寄宿学校逃出去。

我到舍监办公室去见舍监，她是一位年轻的混血种女人，她平时也是十分注意海伦和我的。她说：你没有到学校去，昨天夜里你没有回来睡，我们不得不通知你的母亲。我对她说我昨天没有能赶回来，但是以后我每天晚上一定赶回宿舍睡觉，可以不必通知我的母亲。年轻的舍监看着我，对我笑笑。

后来我又没有回寄宿学校。又通知了我的母亲。她跑来见寄宿学校校长，她要求校长同意让我晚间自由行动，不要规定我的返校时间，也不要强迫我星期天同寄宿生集合出外散步。她说：这个小姑娘一向自由惯了，不是这样，她就会逃走，就是我，作为她的母亲，也拗不过她，我要留住她，那就得放她自由。校长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我是白人，而且为寄宿学校声誉着想，在混血人之中必须有几个白人才好。我母亲还说，我在学校学习很好，就因为听任我自由自主，她说她的儿子的情形简直严重极了，可怕极了，所以小女儿的学习是她惟一的希望之所在。

校长让我住在寄宿学校就像住在旅馆里一样。

没有多久，我手上戴起了钻石订婚戒指。以后女舍监不再对我多加注意了。人们猜想我并没有订婚，但是钻石戒指很贵重，谁也不怀疑那是真的，因为把这么值钱的钻石戒指给了这样一个小姑娘，所以，那件事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我回到海伦·拉戈奈尔身边。她躺在一条长凳上，她在哭，因为她认为我将要离开寄宿学校，快要走了。我也坐到那条长凳上。海伦·拉戈奈尔在长凳上紧靠着我躺着，她身体的美使我觉得酥软无力。这身体庄严华美，在衣衫下不受约束，可以信手取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乳房。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海伦·拉戈奈尔，她对什么都不在意，她在寝室里裸露身体来来去去全不放在心上，海伦·拉戈奈尔是不知羞的。万物之中上帝拿出来最美的东西，就是海伦·拉戈奈尔的身体，上体附有双乳仿佛分离在体外，它们的姿形意态与身材高度既相对应又调和一致，这种平衡是不可比拟的。胸前双乳外部浑圆，这种流向手掌的外形奇异极了，没有比它更神奇的了。即使是我的小苦力小哥哥的身体也要相形见绌。男人身体的形状可怜，内向。但是男人身体的形状不会像海伦·拉戈奈尔身体那样不能持久，计算一下，它只要一个夏天就会消损毁去。海伦·拉戈奈尔，她是在大叻高原地区[24]长大的。她的父亲是邮政局的职员。前不久她正在学年中间插进来来到学校。她很胆怯，总是躲在一边，默默地坐在那里，常常一个人啜泣。她有山区长大的人那种红润中带棕色的肤色，这里的孩子因为气候炎热和贫血，皮肤苍白发青，她在其中很不相同，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海伦·拉戈奈尔没有到中学读书。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到学校去读书，海伦·拉。她不学习，学不下去，读不进。她到寄宿学校初级班进进出出，没有得到什么益处。她依偎着我，在哭，我摩着她的头发，她的手，我对她说我不走，我留下，留在寄宿学校，和她在一起。她不知道，海伦·拉，她不知道她很美。她父母不知让她怎样才好，他们只想尽快把她嫁出去。海伦·拉戈奈尔，她觉得任何人做她的未婚夫都可以，她只是不想要他们，她不愿意结婚，她想和她母亲一起回家。她。海伦·拉，海伦·拉戈奈尔。后来，到了最后，她按照她母亲的意愿去做了。她比我美，比那个戴着小丑戴的那种帽子、穿镶金条带高跟鞋、非常适合结婚的人要美得多；和海伦·拉戈奈尔相比，我更适宜于嫁人；不过，也可以把她嫁出去，安排在夫妻关系中，让她生活下去，那只会使她不安害怕，可以向她解释，她怕的是什么；但她不会理解，只有迫使她去做，走着看，也只能是这样。

海伦·拉戈奈尔，我已经懂得的事，她，她还不知道。她，她毕竟才十七岁。这大概是我的猜测：我现在已经知道的事，以后她永远不会明白。

海伦·拉戈奈尔身体略为滞重，还在无邪的年纪，她的皮肤就柔腴得如同某类果实表皮那样，几乎是看不见的，若有若无，这样说也是说得过分了。海伦·拉戈奈尔叫人恨不得一口吞掉，她让你做一场好梦，梦见她亲手把自己杀死。她有粉团一样的形态竟不自知，她呈现出这一切，就为的是在不注意、不知道、不明白它们神奇威力的情况下让手去揉捏团搓，让嘴去啮咬吞食。海伦·拉戈奈尔的乳房我真想嚼食吞吃下去，就像在中国城区公寓房间里我的双乳被吞食一样。在那个房间里，每天夜晚，我都去加深对上帝的认识。这一对可吞吃的粉琢似的乳房，就是她的乳房。

我因为对海伦·拉戈奈尔的欲望感到衰竭无力。

我因为欲望燃烧无力自持。

我真想把海伦·拉戈奈尔也带在一起，每天夜晚和我一起到那个地方去，到我每天夜晚双目闭起享受那让人叫出声来的狂欢极乐的那个地方去。我想把海伦·拉戈奈尔带给那个男人，让他对我之所为也施之于她身。就在我面前那样去做，让她按我的欲望行事，我怎样委身她也怎样委身。这样，极乐境界迂回通过海伦·拉戈奈尔的身体、穿过她的身体，从她那里再达到我身上，这才是决定性的。

为此可以瞑目死去。

我看她所依存的肉身和堤岸那个男人的肉体是同一的，不过她显现在光芒四射、纯洁无罪的现时之下，借着每一个动作，每一滴泪，她每一次失误，她的每一种无知，显现在不断重复的展放——像花那样的怒放之中。海伦·拉戈奈尔，她是那个痛苦的男人的女人，那个男人使我获得的欢乐是那么抽象，那么艰难痛苦，堤岸的那个无名的男人，那个来自中国的男人。海伦·拉戈奈尔是属于中国的。

我没有忘记海伦·拉戈奈尔。我没有忘记那个痛苦的男人。自从我走后，自从我离开他以后，整整两年我没有接触任何男人。这神秘的忠贞应该只有我知道。

至今我仍然归属于这样家族，任何别的地方我都不能去，我只能住在那里，只能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它的冷酷无情、可怕的困苦、恶意狠毒，只有这样才能在内心深处取得自信，从更深的深度上感受到我的本质的确定性。这些我以后还要写到。

就是那个地方，后来，有一次，当我回忆起往事，我已经离开了的地方又出现在眼前，而不是任何别的地方。我在堤岸公寓里度过的时间使那个地方永远清晰可见，永远焕然一新。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接近死亡的地方，是暴力、痛苦、绝望和可耻的地方。那就是堤岸的那个地方。它在河的彼岸。只要渡过河去，就到了那个地方。

海伦·拉戈奈尔后来怎样，是不是已经死去，我不知道。她是先离开寄宿学校的，在我动身回法国之前她就走了。她回大叻去了。是她的母亲要她回大叻去的。我相信我记得那是为了回去结婚，大概她遇到一个刚刚从京城来的人。也许是我搞错了，也许我把海伦·拉戈奈尔的母亲非要她回去不可与她后来发生的事混在一起也说不定。

让我再给你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看看这究竟是怎样的。是这样：他偷了仆役的钱，去抽鸦片烟。他还偷我们母亲的东西。他把衣橱大柜翻了个遍。他偷。他赌。我父亲死前在双海地方[25]买了一处房产。这是我们惟一的财产。他赌输了。母亲把房产卖掉还债。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是永远不会完的。他年纪轻轻居然试图把我也卖给出入圆顶咖啡馆的那些客户。我母亲所以活下来就是为了他，为了他吃饱，睡暖，能够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她为他买下昂布瓦斯的地产，是十年省吃俭用的代价。仅仅一夜，就被抵押出去了。她还付了息金。还有我已经给你说过的树林伐下卖掉的收入。仅仅一夜，就把我那快要咽气的母亲偷得精光。他就是那么一个人，贼眉鼠眼，嗅觉灵敏，翻橱撬柜，什么也不放过，一叠叠被单放在那里，他也能找到，藏东西的小角落，也发现被翻过。他还偷亲戚的东西，偷得很多，珠宝首饰，食物，都偷。他偷阿杜，偷仆役的，偷我的小哥哥。偷我，偷得多了。甚至他的母亲，他也会拉出去卖掉。母亲临终的时候，就在悲恸的情绪下，他居然立刻把公证人叫来。他很会利用亲人亡故情感悲恸这一条。公证人说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因为母亲遗嘱里用牺牲我的办法把好处都转给她的大儿子了。差别太大太明显了，叫人觉得好笑。本来我应该查明底细才好说接受或不接受，但是，我保证说，我接受：我签了字。我接受了。我的哥哥，眼睛也不敢抬一抬，只说了一声谢谢。他也哭了。在丧母悲恸的情感下，他倒是诚实的。巴黎解放[26]的时候，他在南方与德寇合作的罪行显然受到追究，他走投无路，来到我家。我本来对那些事不大清楚，他遇到危险在逃，说不定他出卖过许多人，犹太人，他做得出。他倒变得十分和气了，他杀人以后，或是要你为他效力，他就变得多么亲热似的，一向如此。我丈夫被押解出境[27]，没有回来。他表示同情。他在我家留了三天。我忘了，我出门，在家我是什么都不关闭的。他翻箱倒柜。我为丈夫回来凭配给证买来存着的糖和大米被他翻到，一扫而光。他翻到我房间里一个小橱。居然让他找到了。他把我全部积蓄五万法郎席卷而去。一张钞票也不留。他带着偷到手的东西离开公寓。后来我见到他，这种事我没有向他提起，对他那是太可耻了，我做不出。根据那份伪造的遗嘱，那处误传属于路易十四的古堡，也给卖掉了，卖得一文不值。这笔买卖暗中有鬼，和遗嘱的情况完全一样。

母亲死后，他成了孤家寡人。他没有朋友，他以前也没有朋友，有时有过几个女人，他让她们到蒙帕纳斯去“干活儿”，有时他也有不干活儿的女人，他不让她们去干活儿，至少起初是这样，有时，有些男人，他们为他付账。他生活在彻底的孤独状态下。这孤独随着人渐渐老去更加孤苦无告，日甚一日。他本来是一个流氓，所求不多。在他四周，看起来他很可怕，不过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他的真正统治已告结束。他还算不上匪徒，他是家中的流氓，撬柜的窃贼，一个不拿凶器杀人的杀人犯。他也不敢触犯刑律。那类流氓坏蛋也就是他这副腔调，十分孤立，并不强大，在恐慌中讨生活。他内心是害怕的。母亲死后，他过着离奇的生活。那是在图尔[28]。他认识的人无非是咖啡馆了解赛马“内幕消息”的茶房和在咖啡馆后厅赌扑克的酒客这些人。他开始变得很像他们，酒喝得很多，撇着嘴，两眼充血。在图尔，他一无所有。两处财产早已出清，什么都没有了。他在我母亲给他租的一间贮藏室里住了一年。睡沙发睡了一年。住进来，人家是同意的。住了一年。一年以后，他被赶出门外。

这一年他大概想把典出的产业赎回来。他还是赌，把母亲存放在贮藏室里的家什一件件赌尽卖光，先是青铜佛像、铜器，然后是床，再是衣橱，再是被单之类。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什么也没有了，除开他身上穿的一套衣服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连一条被单、一副餐具也没有了。就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一年过去，没有人再放他进门。他给巴黎一个堂兄弟写信。他总算在马尔泽尔布有了一间下房栖身。所以，他年过五十，总算第一次有了一个职业，有生以来第一次拿薪水过活，成了一家海运保险公司的信差。我想，这个差事，他干了有十五年。后来他进了医院。他没有死在医院里。他是死在他的住房里的。

我的母亲从来不提她这个儿子。她从来也不抱怨。她决不向任何人讲到这个撬开橱柜偷东西的贼。对这种母爱来说，那就仿佛犯有某种轻罪一样。她把它掩盖起来不外露。不像她那样了解她儿子的人，当然认为她不可理解、不通人情，而她也只能在上帝面前、只有在上帝面前了解她的儿子。关于他，她常常讲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讲起来也是老一套，说什么如果他愿意，他肯定是三个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最有“艺术气质”。最精明。还有，他是最爱他母亲的。他，肯定他也是最理解她的。她常常说：我简直不明白，一个小孩竟是这样，有这样的直觉，有这么深的情感，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后来还见过一面，他也曾告诉我我的小哥哥是怎么死的。他说：死得太可怕了，我们这个兄弟，糟极了，我们的小保罗。

我们作为手足之亲还留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有一次，在沙沥的餐厅一起吃饭。我们三个人在餐厅吃饭。他们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我的母亲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大哥看着我们，看着他的弟弟和我吃饭，后来，他把手中叉子放下不吃了，只是盯着弟弟看。他那样看他看了很久，然后突然对他说，口气平静，说出的话是可怕的。说的是关于食物的事。他对他说：他应当多加小心，不该吃那么多。弟弟没有答话。他继续说下去。他叮嘱说，那几块大块的肉应当是他吃的，他不应该忘记。他说，不许吃。我问：为什么是你吃？他说：就因为这样。我说：你真是该死。我吃不下去了。小哥哥也不吃了。他在等着，看弟弟敢说什么，只要说出一个字，他攥起的拳头已经准备伸过桌子照着弟弟的脸打它个稀烂。小哥哥不作声。他一脸煞白。睫毛间已是汪汪泪水。

他死的时候，是一个阴惨惨的日子。我记得是春天，四月。有人给我打来电话。别的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死了，倒在他的房间的地上。他死在他的故事结局之前。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事情已成定局，他死得未免太迟了，小哥哥一死，一切也就完了。克制的说法是：一切都已耗尽了。

她曾经要求把他和她葬在一起。我不知道那是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墓地，我只知道是在卢瓦尔省。他们两人早已长眠墓中。他们两人，只有他们两个人。不错，是这样。这一形象有着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庄严悲壮。黄昏在一年之中都是在同一时刻降临。黄昏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几乎是不容情的。在雨季，几个星期看不到蓝天，天空浓雾弥漫，甚至月光也难以透过。相反，在旱季，天空裸露在外，一览无遗，真是十分露骨。就是没有月光的夜晚，天空也是明亮的。于是各种阴影仿佛都被描画在地上、水上、路上、墙上。

白昼的景象我已记不清了。日光使各种色彩变得暗淡朦胧，五颜六色被捣得粉碎。夜晚，有一些夜晚，我还记得，没有忘记。那种蓝色比天穹还要深邃邈远，蓝色被掩在一切厚度后面，笼罩在世界的深处。我看天空，那就是从蓝色中横向穿射出来的一条纯一的光带，一种超出色彩之外的冷冷的熔化状态。有几次，在永隆，我母亲感到愁闷，叫人套上两轮轻便马车，乘车到郊外去观赏旱季之夜。我有幸遇到这样的机会，看到这样的夜色，还有这样一位母亲。光从天上飞流而下，化作透明的瀑布，沉潜于无声与静止之墓。空气是蓝的，可以掬于手指间。蓝。天空就是这种光的亮度持续的闪耀。夜照耀着一切，照亮了大河两岸的原野一直到一望无际的尽头。每一夜都是独特的，每一夜都可以叫做夜的延绵的时间。夜的声音就是乡野犬吠的声音。犬向着不可知的神秘长吠。它们从一个个村庄此呼彼应，这样的呼应一直持续到夜的空间与时间从整体上消失。在庭院的小径上，番荔枝树阴影像黑墨水勾画出来的。花园静止不动，像云石那样凝固。屋宇也是这样，是纪念性建筑物式的，丧葬式的。还有我的小哥哥，他在我的身边走着，他注目望着那向着荒凉的大路敞开的大门。

有一次，他没有来，没有到学校门前来接我。只有司机一个人坐在黑色的汽车里。司机告诉我少主人的父亲病了，少主人到沙沥去了。司机，他受命留在西贡，送我去学校，接我回宿舍。少主人要过几天才回来。后来，他坐到黑色汽车的后座上来了，脸侧向一边，怕看别人的眼睛，他一直是仓皇不安的，他害怕。我们抱吻，一句话也不说，只顾抱在一起，就在学校前面，还紧紧抱着，我们什么都忘了。他在抱吻中流泪，哭。父亲还活着。他最后的希望已经落空。他已经向他提出请求。他祈求允许把我留下，和他在一起，留在他身边。他对他父亲说他应该理解他，说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对这样的激情至少应该有过一次体验，否则是不可能的，他求他准许他也去体验一次这样的生活，仅仅一次，一次类似这样的激情，这样的魔狂，对白人小姑娘发狂一般的爱情，在把她送回法国之前，让她和他在一起，他请求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有时间去爱她，也许一年时间，因为，对他来说，放弃爱情决不可能，这样的爱情是那么新，那么强烈，力量还在增强，强行和她分开，那是太可怕了，他，父亲，他也清楚，这是决不会重复再现的，不会再有的。

父亲还是对他重复那句话，宁可看着他死。

我们一起用双耳瓮里倒出的清水洗浴，我们抱吻，我们哭，真值得为之一死，不过，这一次，竟是无可告慰的欢乐了。后来，我对他说了。我对他说：不要懊悔，我让他想一想他讲过的话，我说我不论在哪里，总归要走的，我的行止我自己也不能决定。他说，即使是这样，以后如何他也在所不计，对他说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完了，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对他说，我同意他父亲的主张。我说我拒绝和他留在一起。理由我没有讲。

这是永隆的一条长街，尽头一直通到湄公河岸边。这条大街每到黄昏很是荒凉，不见人迹。这天晚上，几乎和任何一天的晚上一样，发电厂又停电，事情就从这里开始。我刚刚走上大街，大门在后面就关上了，接着，灯光突然灭了。我拔脚就逃。我要逃走，因为我怕黑。我越跑越快。猛可之间，我相信我听到身后也有人在跑。在身后肯定有人跟踪追来。我一面跑，一面转身看了一看。一个高高的女人，很瘦，瘦得像死人似的，也在跑，还在笑。她赤着双脚，在后面紧追，要追上来，抓住我。我认出来了，是本地区那个疯人，永隆的女疯子[29]。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说话，她在夜里话语连篇，在白天是倒头长睡，经常出没在这条大街花园门前。她又是跑又是喊叫，喊叫什么我听不清。我怕极了，我呼救，但是叫不出声。我大概在八岁的时候，曾经听到她那尖厉的笑声，还有她的快乐的呼叫，肯定是在拿我取乐。回想起来，中心就是关于这样一种恐惧的记忆。说这种恐惧已超出我的理解、超出我的力量，这样说也还不够。如果可以进一步说，那是关于人的存在整体这种确定性的记忆，也就是说，那个女人如用手触及我，即使是轻轻一触，我就会陷入比死还要严重的境地，我就要陷于疯狂。我跑到邻近的花园，跑到一座房子那里，刚刚跑上台阶，就在房门入口那里倒下了。过后有许多天，我还不能把遇到的这件事说明白。

在我一生的后期，看到我母亲病情日趋严重，我仍然十分害怕——病的情况我已记不起了——这就是使她同她的孩子分开的那种情况。我以为只有我知道未来将是怎样，我的两个哥哥不会知道，因为我的两个哥哥对这种情况不可能作出判断。那是在我们最后分开以前几个月，在西贡，夜已经很深，我们在泰斯塔尔路住房的大平台上。阿杜也在。我注目看着我的母亲。我简直认不得她了。后来，在恍惚之中，似乎一切突然崩陷，我的母亲我突然完全认不出来了。就在靠近我的地方，在我的母亲所坐的位子上，突然出现了另一个人，她不是我的母亲，她有她的面目，她的外观，但不是我的母亲。她那神态稍稍显得呆滞，在望着花园，注视花园的某一点，似乎正在探看某种我无从觉察的正在发生正在迫近的事件。在她身上，有着容颜眉眼表现出来的青春，有着某种幸福感，这种幸福她是以贞节为理由加以压制的，而贞节之于她早已习惯成自然了。她曾经是很美的。阿杜一直守在她的身边。阿杜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可怕的不是我所说的这一切，不在她的容貌，她的幸福的神态，她的美，可怕的是：她分明是坐在那里，她作为我的母亲坐在那里，竟发生了这种置换，我知道坐在她位子上的不是别人，明明是她本人，恰恰是这绝不能由他人替换的正身消失不见了，而我又不能使她再回来，或者让她准备回转来。让这个形象存留下来是决不可能的了。我在心智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变成了疯狂。这正是应该呼号喊叫的时间，正当其时。我号叫着。叫声是微弱的，是呼求救援之声，是要把那坚冰打破，全部景象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冻结在那冰块里面了。我的母亲竟又回转来了。我使得全城都充满了大街上那种女乞丐。流落在各个城市的乞妇，散布在乡间稻田里的穷女人，暹罗山脉通道上奔波的流浪女人，湄公河两岸求乞的女乞丐，都是从我所怕的那个疯女衍化而来，她来自各处，我又把她扩散出去。她到了加尔各答，仿佛她又是从那里来的。她总是睡在学校操场上番荔枝树的阴影下。我的母亲也曾经在她的身边，照料她，给她清洗蛆虫咬噬、叮满苍蝇的受伤的脚。

在她身边，还有那个故事里曾经讲到的那个小女孩。她背着那个小女孩跋涉了两千公里。这个小女孩她不想再留下，她把她给了别人，行，行，就抱走吧。没有孩子了。再也没有孩子了。死去的，被抛弃的，到生命的尽头，算一算，竟是那么多。睡在番荔枝树下的女人还没有死。她活得最长久。后来，她穿着有花边的裙衫死在家屋之中。有人来送她，哭她。

她站在山间小径两旁水田的斜坡上，她在哭叫，又放开喉咙大笑。她笑得多么好，像黄金一样，死去的人也能被唤醒，谁能听懂小孩的笑语，就能用笑唤醒谁。她在一处般加庐前逗留了许多天没有走，般加庐里住着白人，她记得白人给乞食的人吃饭。后来，有一次，是的，天刚刚透亮，她醒了，动身上路，那一天，她走了，请看是为什么，只见她朝着大山从斜里插过去，穿过大森林，顺着暹罗山脉山脊上小道走了。也许是急于要看到平原另一侧黄色绿色的天空，她穿越群山而去。她又开始下山，向着大海，奔向终点走去。她稀稀拉拉迈着大步沿着森林大坡直奔而下。她越过丛山，又在森林里辗转穿行。这是一座又一座疫疠弥漫的森林。这是一些气候炎热的地区。这里没有海上的清风。这里只有滞留不散的喧闹的蚊阵，婴尸，淫雨连绵。后来到了河流入海的三角洲。这里是大地上最大的三角洲。是乌黑的淤泥地。河流在这里汇合流向吉大港[30]。她已经从山道、森林走出来了，她已经离开了贩运茶叶行人往来的大道，走出赤红烈日照耀的地区，三角洲展现在前面，她在这开阔地上急急走着。她所选择的方向正是世界旋转的方向，迷人的辽远的东方。有一天，大海出现在她的眼前。她惊呼，她笑，像飞鸟发出神奇的叫声那样放声大笑。因为她这样的笑声，她在吉大港找到一条过路的帆船，船上的渔民愿意带她去，她与他们结伴横渡孟加拉湾。

从此以后，人们看到她出现在加尔各答郊外垃圾场一带地方。

后来她又不见了。后来她又回来了。她又出现在那个城市的法国大使馆的背后。她有取之不尽的食物用来充饥，她睡在公园里过夜。

夜里，她留在公园里。天亮以后，就到恒河水边。爱笑的天性和嘲笑的习惯永远不变。她留在这里不走了。食于斯，眠于斯，这里的黑夜是安谧宁静的，她在花园里过夜，这是长满了欧洲夹竹桃的花园。

有一天，我也来到这个地方，从这里经过。那时我是十七岁，这是英国人的居住区，各国使馆都在这里辟有花园，那时正是季风转换的季节，网球场上空无一人。沿恒河一带，麻风病人在那里走着笑着。

我们乘的船中途在加尔各答靠岸。邮船出了故障。为消磨时间，我们上岸入城去游览。第二天傍晚，我们启航离去。

十五岁半。在沙沥地区很快就有传闻流传了。仅仅这种装束，就足以说明这种没有廉耻的事。母亲是无知的，如何教养幼女也缺乏知识。可怜的孩子。请不要相信，戴这种帽子不会是无辜的，涂上那种口红也不会是无辜的，总有什么问题，决不是清白无辜，那意思是说，是在勾引人，是为了金钱。两个哥哥又是两个坏蛋。人们说，又是一个中国人，大富翁的儿子，在湄公河上有别墅，还是镶了蓝琉璃瓦的。就是这位大富翁，也不会认为这是体面事，决不许他的儿子同这样的女子有什么瓜葛。一个白人坏蛋家庭的女儿。

有一位有地位的夫人，人们都称她夫人，是从沙湾拿吉[31]来的。她的丈夫奉命调到永隆。在永隆足有一年光景，人们不曾见她身影。原因出在这个年轻人，沙湾拿吉行政长官帮办，她的丈夫。他们的爱情维持不下去了。他拿起左轮手枪开枪自杀。这一事件传到永隆新职位所在地。他在离开沙湾拿吉来到永隆赴任的那天，就在这一天，对准心脏打了一枪。就在任所所在的大广场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她几个还幼小的女儿，也由于丈夫被派到永隆，她对他说：事情就到这里结束吧。

在堤岸声名狼藉的地区这类事每晚都有发生。每天夜晚，这个放荡的小丫头都跑来让一个中国下流富翁玩弄。她在法国学校读书，学校里白人小姑娘、年纪幼小的白人女运动员都在体育俱乐部游泳池里练自由泳。有一天，命令下达，禁止她们和沙沥女校长的女儿说话。

在课间休息时间，她成了孤零零一个人，背靠在室内操场的柱子上，望着外面的马路。这件事她没有告诉她的母亲。她仍旧乘堤岸中国人的黑色小汽车来上课。下课离校，她们目送她离去。没有一个人和她说话。无一例外。这种孤独，使关于永隆那位夫人的事迹的记忆又浮现在她眼前。那时，她是初到这里，已经三十八岁。那时，她不过是十岁的小孩子，现在，当她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她已经是十六岁了。

那位夫人正坐在她住室前的平台上，眺望湄公河沿岸的大街，我和我的小哥哥上教理课回来从那个地方经过，我在那里曾经看见她。她那个房间正好在那幢附有大遮阳棚平台的华美大建筑的正中，一幢巨宅又正好坐落在长满欧洲夹竹桃和棕榈树的花园的中心。这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的人划然分开。这两个人同样都在望着沿河的长街，她们是同一类人。她们两个人都是被隔离出来的，孤立的。是两位孤立失群的后妃。她们的不幸失宠，咎由自取。她们两人都因自身肉体所赋有的本性而身败名裂。她们的肉体经受情人爱抚，让他们的口唇吻过，也曾委身于如她们所说可以为之一死的极欢大乐，这无比的欢乐也就是耻辱，可以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种没有爱情的情人的神秘不可知的死。问题就在这里，就在这种希求一死的心绪。这一切都因她们而起，都是从她们的居室透露出来的，这样的死是如此强烈有力，这样的事实，在整个城市，在偏僻的居住区，在各地首府，在总督府的招待会和漫长的舞会上，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那位夫人在这类官方招待会上再次露面，以为事情已成过去，沙湾拿吉的年轻男人已经进入遗忘之境，人们早已把他忘了。所以这位夫人又在她负有义务不能不出面的晚会上再度出现，人们总需在这类场合不时出面，让人家看到，这样，也就可以从一方方稻田包围中的冷僻地区的可怕孤独中走出来，从恐惧、疯狂、疫疠、遗忘中逃出来。

在法国中学傍晚放学的时候，仍然是那部黑色小汽车，仍然是那个肆无忌惮、幼童式的帽子，那双有镶金条带的鞋，一如既往，还是去找那个中国富翁，让他在自己身上继续发掘，一如既往，让他给她洗浴，洗很长时间，像过去每天在母亲家洗浴一样，从一个双耳大瓮舀出清水沐浴，他也为她备好大瓮贮存清水，照例水淋淋地把她抱到床上，装上风扇，遍吻她的全身，她总是要他再来、再来，然后，再回到寄宿学校，没有人惩罚她，没有人打她，没有人损毁她，没有人辱骂她。

他自杀死了，那是在一夜将尽的时候，在地区灯火明亮的大广场上。那时，她正在跳舞。不久天亮了。他的尸体已经变形。后来，时间过久，烈日又毁去外形。没有人敢走到近前去看一看。警察到近前去看过。待到中午，小运输艇开走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不存在了，广场冲洗得干干净净。我母亲曾经对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没有关系，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你不是看到了吗？这么一件小小的旧衣衫，这样一顶浅红色的帽子，这样一双带镶金条带的鞋子，她穿起来不是很合适、很得体吗？这位母亲讲到她的孩子总是如醉如痴，很是高兴，相对地说，她在那样的时刻，总是很动人的。寄宿学校的年轻女学监也热烈地倾听母亲讲话。母亲说，所有的人，地区所有的男人，不论已婚还是未婚，都围着她转，总是在她身前转来转去，他们喜欢这个小姑娘，喜欢那个嘛，还没有怎么定型，你看，还是一个孩子嘛。丢人现眼，没有廉耻，那些人这么说？我么，我说，不顾廉耻，清白又怎样？

母亲讲着，说着，讲到那种大出风头的卖淫，她笑出声来，她又讲到丑闻，讲这种微不足道的可笑的事，戴了一顶不合时宜的帽子，小孩子在渡河的时候显得漂亮，美得很，她对这里法国殖民地这种难以抵制的风气笑了又笑，她说，我讲到这个白净净的白人女孩子，这个年轻姑娘一直关闭在偏僻地区，一旦来到大庭广众之下，全城眼见目睹，和一个中国阔人的败类有了牵连，戴上钻石戒指像是一个年轻的银行老板娘，说着说着她又哭起来了。

在她看到那个钻石戒指的时候，她曾经轻声说：这让我想起我和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曾经遇到的一个独身小青年。我说就是那位奥布斯居尔[32]先生。大家都笑了。她说：那就是他的姓，真的，真是那样。

我们互相看着，这样看了很久，后来，她又笑了，笑得非常甜美，还带有嘲弄的意味，那样的笑包含着对自己的孩子、对他们以后的遭际有深切了解和关注。她对他们的了解如此之深，我几乎没有把堤岸的事讲出来。

我终于没有说出口。我根本没有讲。

在开口再和我说话之前，她等了很长时间，后来她说，满怀爱意地说：你以为事情过去了？在殖民地你根本不能结婚，知道不知道？我耸耸肩，笑了。我说：我愿意的时候，管它什么地方，我都可以结婚。母亲表示不同意。不行。她说：在这里搞得满城风雨，在这里，就办不到。她望着我，她还讲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他们喜欢你？我回答说：是这样，反正他们喜欢我。她说：正是这样，他们喜欢你，就因为你是你。

她还问我：仅仅是为了钱你才去见他？我犹豫着，后来我说：是为了钱。她又把我看了很久，她不相信。她说：我和你不一样，在读书这件事上，我比你更苦，不过我是严肃的，我规规矩矩念书，这段时间拖得太长，也太迟了，所以对于欢乐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有一天，那是在假期，在沙沥，她脚搁在椅子上，坐在摇椅上休息，她把客厅和餐室的门对面打开让穿堂风吹过来。她心气平静，情绪也不坏。见她小女儿来了，她突然很想和她谈谈。

那时，与放弃修海堤的土地，到事情最后结束相去不远，与后来动身回法国的时间也很接近。

我看着她坐在摇椅上睡着了。

我母亲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宣布说：明天到照相师那里去拍照。她抱怨照相定价很贵，但还是要拿出钱去拍家庭照。拍出的照片大家都想看，但彼此之间谁也不看谁，只是看照片，各自分别去看，大家都不说话，不加评论，大家都看照片，大家在照片上互相看来看去。全家在一起合拍的照片要看，一个一个分别拍的也看。在很久之前拍的照片上，大家都还年幼，互相看来看去，在新近拍的照片上，大家也是你看我我看你互相看。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之间就已经大不相同，有了很大的差别。这些照片每一次看过，就要整理好存放在衣橱里和衣物放在一起。我母亲让人给我们拍照，目的是为了看看我们，看看是不是成长正常。她同所有的母亲一样，我们也像别的孩子那样，总是长时间去看那些照片。她还拿几张照片互相比较，还讲讲每个孩子如何在成长、长大。但谁也不去答话。

我母亲专是请人给她的孩子照相。此外一律不照。在永隆拍的照片，我没有，一张也没有，花园、大河、法国征服殖民地后修建的两旁种有罗望子树的笔直大马路，这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过，房屋，我们的栖身之地，刷着白石灰，摆着涂有金饰黑色大铁床的住室，装着像大街上发红光的灯泡、绿铁皮灯罩，像教室那样照得通明的房间，这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过，我们这些住所真叫人无法相信，永远是临时性的，连陋室都说不上，丑陋难看就不说了，你见了就想远远避开，我的母亲不过是暂时寄居在这一类地方，她常常说，以后再说，设法找到真正适宜长居久住的地方，不过那是在法国，她这一生一直在讲一定要找到那样的地方，同她的脾性、她的年龄、她的悲苦心境相适合的地方，要到加来海峡省[33]与双海之间去找。所以那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任何形象也没有留下。后来她在卢瓦尔省定居，终于永远留在这里没有再迁徙，她的居室仍然像沙沥那样一个房间，真是可怕。以后她就什么也记不起，都忘记了。

某些地方、某些风景的照片，她是从来不拍的，除开给我们、她的孩子拍照以外，其他的照片她都不拍，她让人拍照片多半是让我们合拍，花钱可以省一些。我们有些照片不是照相师拍下来的，而是摄影爱好者拍的，是我母亲的朋友，初到殖民地的同事，他们喜欢拍热带风景，拍可可树和苦力的照片，为了寄回家去让家人看的。

我母亲回国度假总是把她的孩子的照片带回去拿给她的家人看，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我们都不愿意到她家去。我的两个哥哥根本不认识我母亲的娘家。我年纪最小，起初她带我去过。后来我没有再去，因为，我的姨母因为我行为不检不愿意让她们的女孩子见到我。无法，我母亲只好把我们的照片拿给她们去看，所以我母亲把这些照片拿出来，把她的孩子的照片拿给她的姐妹去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她本来就应该这样，她也是这样做的，她的姐妹，是她家仅有还活在人世的人，所以她才把一族人的照片拿给她们去看看。是不是从这个女人的处世态度上可以看到一点什么？从她处事决不半途而废、决不撒手不管，如对待自己的姐妹，对待艰难困苦，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我相信是可以看到某种东西的。恰恰在这种属于种族的荒诞的大智大勇之中，我发现有一种深邃的动人的美。

在她白发苍苍年老的时候，她依然还是要找摄影师照相，她是独自一人去的，穿着她那件很好看的暗红色裙衫，戴着她那两件首饰，她的长项链和镶玉金别针，就是那块四周镶金的玉石。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她的头发梳得美好，不带一点波折，很好的形象。本地有钱的人死期临近，也去照相，一生只照这一次。那种照片放得很大，大小是同一个格式，镶在好看的金镜框内，挂在先祖祭台之旁。照这种照片的人我见过不少，拍出的照片几乎一样，惊人地酷似。不仅因为年衰人老而彼此相像，而是因为人像都被修饰描绘过，永远都是这样，颜面上的特征，如果拍出来的话，经过这样修饰，也就抹去看不见了。人的面目经过这样一番修饰，才能正面迎对永恒，人的面貌经过橡皮涂改，一律变得年轻了。人们所期求的原也是这样。这种相像——这样的谨慎——对他们在家族中走过来的经历的回忆想必相互适应，既证实了他所具有的特质，也成了他确实存在的明证。他们愈是彼此相像，他们归属于家族各不同辈份这一点也愈加不容置疑。何况所有男人头上都有相同的头巾，所有女人都梳着一样的发髻，同样直直长长的发式，男人女人一律都穿同样的竖领长衫。他们都是一样的神态，我在他们所有的人中间看到的就是这种神态。在我母亲穿着红衫裙的照片上显现出来的就是这种神情，也就是他们那种神态，那样一种风姿，有人也许说是高贵，有人大概认为是个性全无。

关于那件事他们是讳莫如深不再提起了。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娶她的事也就不再试图在他父亲面前旧事重提。这位父亲怎么一点也不可怜他的儿子。他对什么人都不存什么怜悯之心。在所有本地区操纵商界的中国移民当中，这个住在镶有蓝色琉璃砖平台的中国商人，是最为可怕、最为富有的一个，他的财产不限于沙沥一地，并且扩展到堤岸，堤岸本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中国都城。堤岸那个男人，他心里明白：他父亲作出的决定和他作为儿子作出的决定是一样的，他们的决定是不可挽回的。最低限度他已经开始懂得他和她分手任她走掉是他们这段故事的佳兆。他知道女方不属具备婚嫁必要条件那一类人，从任何婚姻她都可以得到补偿，他知道必须抛开她，忘掉她，把她还给白人，还给她的兄弟。

自从他为她那副身躯发疯入迷以来，这个少女对于占有他、对于他的瘦弱，已不再感到难以忍受，奇怪的是她的母亲也不像她在此之前感到有那种不安，似乎她也觉得他那身躯差强人意，勉强可取，换一个也差不多少。至于他，作为堤岸的一个情人，他认为这个小小的白种女人在成长中受到极为强烈的炎热气候的损害。他自己，他也是在这种炎热气候中出生、长大的。在这一点上，他觉得他们同病相怜好像是血亲一族。他说在这里——在这个难以忍受的纬度上度过的岁月已经使她变成印度支那地方的少女了。他说她有同印度支那少女一样柔美纤巧的双腕、同她们一样浓密的长发，也许可以说这长发为她们汲取到全部力量，也使她的头发长长的同她们的长发一样，尤其是皮肤，全身肌肤因有雨水滋润而细美，在这里蓄下的天落水是用来给女人和小孩沐浴的。他说法国女人和她们相比，皮肤是生在僵硬的身体上的，是粗糙的。他还说热带地区食物贫乏，无非鱼与鲜果，不过对于肌肤细美也有一些作用。还有，棉布和丝绸用来做成衣服，衣服一向是宽舒的，不贴在身上，身躯自由轻适，就像赤身不曾穿衣一样。

堤岸的情人，对这个正当青春期的小小白种女人一厢情愿甚至为之入迷。他每天夜晚从她那里得到的欢乐要他拿出他的时间、他的生命相抵。他几乎没有什么话可以对她说了。也许他认为他讲给她听的有关她的事、有关他不理解、不能也不知怎么说的爱，她根本就不可能理解。也许他发觉他们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的交谈，除非夜晚在那个房间里哭泣呼叫之中曾经相呼相应。是的，我相信他并不知道，他发现他是不知道。

他注目看着她。他闭上眼也依然还在看她。他呼吸着她的面容。他呼吸着眼前的一个孩子，他两眼闭着呼吸着她的呼吸，吸取她身上发出的热气。这身体的界限渐渐越来越分辨不清了，这身体和别的人体不同，它不是限定的，它没有止境，它还在这个房间里不断扩大，它没有固定的形态，时时都在形成之中，也不仅仅在他所见的地点存在，同时也存在于别的地方，它展现在目力所及之外，向着运动，向着死延伸而去，它是柔韧多变的，它在欢乐中启动，整体随之而去，就像是一个大人，到了成年，没有恶念，但具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智能。

我注意看他把我怎样，他以我为用，我从来没有想到竟可以这样做，他的所为已经超出我的希求，却又与我的身体固有的使命相吻合。这样，我就变成了他的孩子。对于我，他也变成了另一种物。在他本人之外，我开始认识他的皮肤、他的性器官，有着无可言状的温柔甘美。另一个男人的阴影应该也在这个房间里出现，这是一个年轻的谋杀犯的阴影，但是我还不认识他，在我眼中，还有待于显现。一个年轻的猎手的阴影大概也从这房间里走过，但这个幻影，是的，我认识他，他有时也在欢乐中出现，关于他，我对他说过，对堤岸的这个男人，我的情人，我对他说过，我对他讲过他的身体，他的性器官，也讲过那不可言喻的温柔，也讲过在森林和有黑豹出没的河口一带河流上他是何等勇猛。一切都在迎合他的欲望，让他把我捕捉而去，让他要我。我变成了他的孩子。每天夜晚，他和他的孩子都在做爱。有时，他害怕，突然，他担心她的健康，他发现她会死去，会失去她；这样的意念在他心中闪过。突然间他又希望，她真是那样柔弱，因此，有时，他还是怕，非常害怕。她的这种头痛病也使他害怕，头痛发作，她变得面无人色，僵死在那里，眼上敷着浸水的布巾。还有这种厌恶情绪，甚至厌恶生命，厌恶感一出现，她就想到她的母亲，她无端哭叫，想到不能改变世事，不能让母亲生前得到快乐，不能把害母亲的人都杀死，因为忿恨而哭泣。他的脸紧偎着她的面颊，吸取她的泪水，把她紧紧抱住，疯狂地贪求她的泪、她的愤怒。

他抱着她就像抱着他的孩子一样。也许他真是在抱着他的孩子。他戏弄他的孩子的身体，他把它放转来，让它覆盖在自己的脸上、口唇上、眼睛上。当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她继续追随他所采取的方向，听之任之。是她，突然之间，是她要求他，她并没有说什么，他大声叫她不要说话，他吼叫着说他不想要她了，不要和她在一起。又一次碰僵了。他们彼此封锁起来，沉陷在恐惧之中，随后，恐惧消散，他们在泪水、失望、幸福中屈服于恐惧。

漫长的黄昏，相对无言。在送她回寄宿学校的黑色汽车里，她头靠在他的肩上。他紧紧抱着她。他对她说，法国来的船快要到了，将要把她带走，把他们分开。行车途中，他们都不说话。有时他叫司机开车到河岸去兜一圈。她睡着了，精疲力竭，紧紧偎依在他身上。他吻着她，他的吻唤醒了她。

寝室里，灯光是蓝蓝的。有乳香的气味，在日暮时刻经常燃起这种香料。暑气凝固不散，窗子都大大敞开，一点风也没有。我把鞋脱去，不要弄出声响来，不过我是心安的，我知道舍监不会起来查问，我知道，我夜里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现在是批准的了。我急忙去看海伦·拉戈奈尔的床位，我一直有些担心，怕她白天从寄宿学校逃出去。海伦·拉戈奈尔。她在那里。她睡得很好。我记得有一次睡不着，不要睡，仿佛有意作对似的。拒绝睡。她的手臂裸露在外，围着她的头，放任地伸在那里。身体睡态显然是睡得不舒服的，和别的女孩睡态全然不同，她两腿蜷曲，看不到她的脸，枕头滑落在一边。我猜她一直在等我，就这样睡着了，等得不耐烦，生气了。她大概哭过，后来就昏昏睡去。我真想叫醒她，和她一起悄悄谈话。我已经不再和堤岸的那个男人谈什么了，他也不再和我说什么了，我需要听听海·拉谈谈问题。有人是带着一种无可比拟的关注心意去听他们并不理解的事，她就有着这种不可比拟的心意。但是我不能叫醒她。半夜把海·拉吵醒，她就不会再睡了。她一定会起来，跑出去，她一定会这么做，跑下楼去，穿过走廊，跑到空空的庭院，她跑着，她会叫我也去，她是那么开心，谁也不能劝住她，因为谁阻止她出去走走，人们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来。我犹豫着，不行不行，我没有叫醒她。帐子里闷热无比，透不过气来，帐子闭紧，更无法忍受。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刚从外边来，河岸上夜里一向是风凉的。我已经习惯了，静下来不动，等一等，也就无事。闷热过去，就没有什么了。我一下还睡不着，尽管在我一生中经受了这不曾有过的新出现的疲惫。我在想堤岸的那个人。他这时大概和他的司机到泉园附近一家夜总会去喝酒，大概一言不发，在那里喝酒，他们经常喝那种稻米酿造的白酒。或者他回家去了，睡在那间点着灯的房间里，也不同任何人说话。这天晚上，堤岸的那个人，他的想法，我无法容忍。我也无法接受海伦·拉戈奈尔的想法。他们的生活似乎太圆满，那似乎是得自他们自身之外。我不是那样。母亲说过：她这个人没有满意的时候，没有什么可满意的。我认为我的生活刚刚开始在我面前显示出来。我相信我能把这一点直言不讳对自己讲出来，我相信我隐约间已经感觉到对死的渴望。死这个字我已经无法把它和我的生命两相分开。我觉得我隐约间又渴求孤独。同样，自从我离开童年期，离开我那个可怕的家族，我也看到我不再是孤独一个人。我要写几本书。这就是我在现时之外，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沙漠里所看到的，而我的生命正是在大沙漠的特征下在我的面前展现出来。

西贡拍来的电报上写的是哪几个字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写的是我的小哥哥已经死去，或者：应上帝之召走了。我依稀记得是上帝召去了。我记得很清楚，不是她，电报不是她拍来的。我的小哥哥死了。最初，不能理解，后来，仿佛从四面八方，从世界深处，悲痛突然汹涌而来，把我淹没，把我卷走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了，除了悲痛我已经不存在了，是怎样的悲痛，这是怎样的悲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几个月前一个孩子死了，孩子死去带来的悲痛又重新出现，还是另一种新出现的悲痛，我不知道。现在，我相信这是另一种新的悲痛，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死去而我竟完全不认识他，我不愿意为这个孩子就自己杀死自己。

错了，人们是搞错了。人们犯下错误只要几秒钟就可以传遍世界。这种丑事在上帝统治的范围内一直是存在的。我的小哥哥是不死的，只是我们看不到他了。不死，在这个哥哥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潜存于他的肉体之中，而我们，我们竟看不到不死本来就寄居在这个肉体之内。我的哥哥的肉体是死了。不死和他一起也归于死灭。现在，这个曾有什么寄居于其中的肉体是没有了，这种寄居也没有了，但是这个世界照样运行不止。人们是彻底地错了。谬误已遍及宇宙万物，可耻的丑闻也是如此。

在小哥哥死去的时刻，这一切本来也应该随之消失。而且是通过他。死就像是一条长链，是从他开始的，从小孩子开始的。

孩子死去的肉体，对于以它为因而发生的许多事件，是无知无觉的。他二十七年生命，不死就隐藏于其中，它叫什么名目，他也不知道。

我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所以，我一经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本来也很简单，即我的小哥哥的身体也就是我的身体，这样，我也就应该死了。我是死了。我的小哥哥已经把我和他聚合在一起，所以我是死了。

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人们。让他们明白，不朽就是朽，不死就是死，不死也可以死去[34]，这是已经发生并且继续还在发生的事实。不死也未见得就意味着这样，它就是那种绝对的两重性。它不存在于具体的细节之中，它仅仅存在在原则上。不死本来就寄托在存在之中，有些人在不知对之有所为的条件下，是能够把不死寄之于存在的。同样，另一些人在相同的条件下，在不知能够那样做的条件下，也可以在这些人身上把不死寄托在存在之中。要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不死觉察到生命是不死的，因为不死原本就寄托在生命之中。要告诉他们，不死不是一个时间久暂的问题，不是一个不死的问题，而是至今不为人知的另一种事物的问题。要告诉他们：说它无始无终，和说它与对生命的意识共始终，同样是谬误的，因为它既具有精神的性质，同时也有追求虚无的性质。请看沙漠的僵死的砂砾，小孩的死去的肉体：不死是不到这里来的，在这里它就停止了，在外部逡巡，绕开，离去。

对于小哥哥来说，那是一种不带缺陷、没有传奇性、不带偶然性、纯一的、具有惟一内涵的不死。小哥哥在大沙漠中，没有呼叫，什么也没有说，在彼在此全一样，一句话也没有。他没有受过教育，从来没有学习过什么。他不知怎么谈话，勉强能读会写，有时人们甚至认为他连什么是痛苦也不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什么都不理解，而什么都怕。

我对他的爱是不可理喻的，这在我也是一个不可测度的秘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爱他竟爱得甘愿为他的死而死。一别十年，事情真的发生了，过去我可是很少想到他。我爱他，也许永远这样爱他，这爱不可能再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了。那时我竟忘记有死。

我们在一起谈话很少很少，关于大哥，关于我们的灾难，关于母亲的不幸，关于那平原上的土地的厄运都谈得很少很少。我们谈的宁可说是打猎、卡宾枪、机器、汽车。他常常因汽车撞坏大为恼怒，他后来搞到的几辆破旧汽车也都对我讲过，也详细给我写过信。各种猎枪和各种破旧汽车的商标牌号我都知道。当然，我们还谈过老虎吃人的事，若是不小心就会被老虎吃掉，我们也谈过在水渠里游泳的事，如果继续游到急流里去就会淹死。他比我大两岁。

风已经停了，树下的雨丝发出奇幻的闪光。鸟雀在拼命鸣叫，发疯似的，把喙磨得尖利以刺穿冷冷的空气，让空气在尽大的幅度上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响。

邮船的发动机停了，由拖轮拖着，一直拖到湄公河河口近西贡那里的海湾有港口设施的地方，这里是抛锚系缆所在，这里叫做大河，即西贡河，邮船就沿着西贡河溯流而上。船在这里停靠八天。当各类船只停靠在码头上，法国也就在那里了。人们可以上船去吃法国式的晚餐，跳舞，对我母亲来说，那未免过于昂贵了，而且，对她来说，也无此必要，不过，和他一起，和堤岸的情人一起，是可以去的。他所以不去，是因为同一个这么年轻的白人姑娘一起去，怕被人看见，他没有这样说，但她是知道的。在那个时期，五十年前，当然也说不上时间久远，五十年前到世界各地去，也只有从海路乘船去。世界各大洲彼此分割，陆路不通，还没有铁路铺设。在数百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史前时期开辟的一些通道存在。连接印度支那和法国的航线，只有法国邮船公司漂亮的邮船往来其间，这就是在航线上航行的“三个火枪手”：波托斯号，达塔尼昂号，阿拉米斯号。

航程要持续二十四天。那时定期航班的邮船在船上很像是若干城镇组成的，有街道，有酒吧间，咖啡馆，图书阅览室，沙龙，约会，情侣，还可以婚丧嫁娶。因此一些偶然性的社团应运而生，这些关系的形成，也不得不然，这一点人们是知道的，也不会忘记，正因为这样，这些社团也变得很有生气，很有趣，让人流连忘返。所以这就成了女人特有的旅行了。对女人来说尤其不可小视，对于某些男人有时也不可忽视，这类到殖民地去的旅行于是成为取得事业成功名副其实的历险活动了。对于我们的母亲来说，在我们童年时期，这些旅行就成了被她称之为“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那一类事情了。

动身启程。旅程的开始永远都是这样。遥远的行程永远都是从海上开始的。永远是在悲痛和怀着同样绝望的心绪下告别大陆的，尽管这样，也阻止不了男人动身远行，比如犹太人，有思想的人，还有只愿在海上旅行的旅行者，尽管这样，也阻止不了女人听任他们弃家出走，她们自己却从来不肯出门远行，总是留在家里，拘守故土、家族、财产，坚持必须回家的理由。几百年的时间，乘船旅行使得旅人变得比我们今天的旅行者更加迟钝，更带有悲剧性。旅行的时间当然与空间距离一样长。人们对人类在海上和陆地旅行这种缓慢的速度，已经习以为常，对于迟误，等候风向，等待天气转为晴朗，遇难，烈日，死亡，也习以为常了。这个白人小女孩所见到的那些大轮船已经是世界上落后的班船。在她年轻的时候，最早出现的飞机航线已经设立，势必将逐渐取代人类在海上长途跋涉。

他仍然每天都要到堤岸的公寓去。他仍然按习惯那样，在一个时期他仍然按老习惯那样做，用双耳瓮积存清水给我洗浴，再把我抱上床。他还是紧靠着我，睡在我身边，不过他已经变得无能为力了。离别的日期尽管为时尚远，但是分别一经确定下来，他对于我，对我的肉体，就什么也不能了。这种情况是突然发生的，他并不知道。他的肉体对这个即将离去、叛离而去的女人已经无所欲求。他说：我再也不能得到你了，我自以为还能，但是办不到了。他说他已经死了。他对我微笑着，非常温柔的表示歉意的笑，他说也许再也不会有了。我问他是不是想。他那么笑了一笑，他说：我不知道，现在，大概是想。在沉痛之中，柔情依然还在。这种痛苦，他没有说，一个字也不曾提起。有时，他的脸在战栗，牙齿咬紧，双目紧闭。他闭起眼睛所见到的种种形象，他始终没有说过。也许可以说他喜欢这样的痛苦，他喜爱这种痛苦就像过去爱我一样，十分强烈，甚至爱到宁可为之死去也说不定，可是现在他宁愿要痛苦甚于得到我。有几次他说他愿意爱抚我，因为他知道我渴想得到爱抚，他说当快乐出现的时候他也很想注意看看我。他那样做了，同时也在注意看我，他还叫着我，就像叫他的孩子一样。我们约定，谁也不看谁，但是不可能，过去也不可能。每天傍晚我都在学校门前他的黑色汽车里看到他，羞耻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开船的时刻到了，三声汽笛长鸣，汽笛声拖得很长，声音尖厉，全城都可以听到，港口上方，天空已经变成黑一片。于是拖轮驶近大船，把它拖到河道中心。拖过之后，拖轮松开缆索，返回港口。这时，轮船还要再一次告别，再次发出那可怕的叫声，那么凄厉，让人觉得神秘难测，催人泪下，不仅旅人下泪，使动身远去的人哭泣，而且使走来看看的人以及没有明确目的来到这里的人、没有什么可思念的人听了也落下泪来。随后，轮船凭借自身的动力徐徐开行，沿着河道缓缓向前开去。经过很长时间，仍然可以看到它那高大的身影，向着大海航去。有很多人站在岸上看着船开去，不停地招手，挥动他们手中的披巾、手帕，但动作渐渐放慢，愈来愈无力了。最后，在远处，陆地的弧线把那条船的形状吞没，借着天色还可以看到它慢慢地下沉隐没。

当轮船发出第一声告别的汽笛鸣声，人们把跳板撤去，拖轮开始把它从陆地拖引开去，离岸远了，这时，她也哭了。她虽然在哭，但是没有流泪，因为他是中国人，也不应为这一类情人流泪哭泣。也没有当着她的母亲、她的小哥哥的面表示她心里的痛苦，什么表示也没有，就像他们之间惯常所有的情形那样。他那黑色长长大大的汽车停在那里，车前站着穿白制服的司机。车子离法国邮船公司专用停车场稍远一点，孤零零地停在那里。车子的那些特征她是熟知的。他一向坐在后面，他那模样依稀可见，一动不动，沮丧颓唐。她的手臂支在舷墙上，和第一次在渡船上一样。她知道他在看她。她也在看他；她是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她看着那辆黑色汽车急速驶去。最后汽车也看不见了。港口消失了，接着，陆地也消失了。

航程中经过中国海、红海、印度洋、苏伊士运河，清晨一觉醒来，船的震荡停止了，可知船已到岸，船正沿着沙滩航行。但是，这里仍然是海洋。海洋更其辽阔，遥远无边，一直连通南极，航程中有几次停靠，从锡兰[35]到索马里是距离最长的一段路程。有时海洋是这样平静，季节又是这样纯净温煦，人们在航行途中甚至觉得不是这一次在这里的海上旅行，而是经历另一次海上行程似的。这时，船上的大客厅、船上前后纵向通道、舷窗都打开来，整个船都打开来了。旅客从他们无比炎热的舱房走出来，甚至就睡在甲板上。

旅途中，船正在横越大洋，有一天深夜，有一个人死了。她现在已经不能明确知道是不是这一次旅行或另一次旅途中发生的事。头等舱酒吧间有一些人在玩牌，在这些玩牌的人中有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打牌打到一定的时间，一言不发，把牌放下，走出酒吧间，穿过甲板，匆匆跑去，纵身一跃跳下海去。船正在快速航行，待船停下来，尸体已不知去向。

写到这件事，不，她并没有亲自见到这条船，而是在另一个地方，她听人讲过这个故事。那是在沙沥。那个青年，就是沙沥地方长官的儿子。她也认识他，他也在西贡中学读书。她还记得，他身材高大，和蔼可亲，面呈棕色，戴一副玳瑁边眼镜。人们在他的房舱里什么也没有发现，一封信也没有留下。他的年纪，倒是留在记忆里了，真可怕，也是十七岁。船在第二天黎明又启航了。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船竟自远去。太阳升起，大海茫茫，决定放弃搜寻。永远的离弃，分离。

还有一次，也是在这次航行途中，也是在大洋上，同样，也是在黑夜开始的时候，在主甲板的大客厅里，有人奏出肖邦圆舞曲，声音极为响亮，肖邦圆舞曲她是熟知的，不过那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也曾学过几个月，想学会它，但是始终没有学好，不能准确弹奏，所以后来母亲同意她放弃学琴。那是已经消失在许许多多黑夜中的一夜，一个少女正好也是在这条船上，正好是在那一夜，在明亮放光的天宇下，又听到肖邦那首乐曲，声音是那么响亮，这一切是确定无疑的，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海上没有风，乐声在一片黑暗的大船上向四外扩展，仿佛是上天发出的一道命令，也不知与什么有关，又像是上帝降下旨意，但又不知它的内容是什么。这少女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好像这次该轮到她也纵身投到海里自杀，后来，她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的那个男人，因为她一时之间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因为，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样，因为，只是在现在，此时此刻，从投向大海的乐声中，她才发现他，找到他。

就像后来通过小哥哥的死发现永恒一样。

在她的四周，人们正在沉睡，覆盖在音乐之下，但是他们并没有被音乐唤醒，他们在静静地睡着。少女在想她所见到的这一夜，也许是印度洋上最平静的一夜。她相信在这天夜里她看见她年轻的哥哥和一个女人走到甲板上来。他倚在船舷上，她拥抱他，他们在拥吻。那个少女躲藏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她也认识那个女人。她已经和小哥哥在一起，他们是不会分离的。她是已婚的女人。事情就是有关这一对可以说已经死去的夫妻。丈夫似乎什么都没有看到。在旅程最后几天，小哥哥整天和女人留在舱房里，他们只在傍晚出来。在这些日子里，或许可以这么说，小哥哥见到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也不认识她们了。母亲变得愤懑、寡言、忌妒。她，妹妹，她在哭。她相信她是幸福的，但是同时她也怕，怕那样的事也会在小哥哥那里出现。她本来相信他把她们抛弃了，和那个女人一起走了，但是，并没有，在到达法国的时候，他又回来找她们了。

她不知道这个白人少女去后有多久，他遵照父命，与十年前家庭指定的少女成婚，这位少女在结婚的时候当然也是珠翠满头金玉满身。这个中国女人也来自北方，是抚顺城里人，是由家族陪伴前来成婚的。

他也许很长时间未能和她相处，大概也拖了很长时间不同意给予他财产继承人的地位。对于白人少女的记忆依然如故，床上横陈的身影依然在目。在他的欲念中她一定居于统治地位久久不变，情之所系，无边无际的温柔亲爱，肉欲可怕的阴暗深渊，仍然牵连未断。后来，这样的一天终于来到，事情终于也成为可能的了。对白人姑娘的爱欲既是如此，又是这样难以自持，以致如同在强烈的狂热之中终于重新获得她的整体形象，对她的欲念、对一个白人少女的爱欲也能潜入另一个女人，这样的一天终于来临了。他必是通过谎骗在这个女人身中又找到自身，并且通过谎骗完成家族、上天和北方的祖先所期求于他的一切，即承祧姓氏。

也许她已经知道白人少女的存在。她身边有一些沙沥当地人女仆，她们对那个故事了若指掌，肯定会讲出来的。她不会不知道她的痛苦。她们二人大概年纪相仿，都是十六岁。在那天夜里，她有没有看到她丈夫哭泣？看到了，有没有给他安慰？一个十六岁的少女，一个三十年代的中国未婚妻，她能不能安慰这类要她付出代价的通奸的痛苦而不觉有背于礼？有谁能知道？也许她受骗了，也许她也和他同哭共泣，无言可诉，度过了那未尽的一夜。哭过之后，爱情也就随之来临。

这个白人少女对这一件件一桩桩一无所知。

战后许多年过去了，经历几次结婚，生孩子，离婚，还要写书，这时他带着他的女人来到巴黎。他给她打来电话。是我。她一听那声音，就听出是他。他说：我仅仅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说：是我，你好。他是胆怯的，仍然和过去一样，胆小害怕。突然间，他的声音打颤了。听到这颤抖的声音，她猛然在那语音中听出那种中国口音。他知道她已经在写作，他曾经在西贡见到她的母亲，从她那里知道她在写作。对于小哥哥，既为他，也为她，他深感悲戚。后来他不知和她再说什么了。后来，他把这意思也对她讲了。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

诺弗勒堡巴黎

一九八四年二至五月

[1] 作者早期作品《抵挡太平洋的堤坝》（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写一位到印度支那的法国母亲向殖民地当局地籍管理局租用印度支那南方太平洋海边一块租让地，因没有行贿，租到的竟是一块不可耕种的盐碱地，还有被太平洋大潮随时吞没的危险。后来她带着一子一女，历尽千辛万苦，与当地人合筑大堤，最后大堤还是被潮水冲决。这部作品与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在许多方面与《情人》相通。

[2] 法国影片《猎手之夜》（La nuit du chasseur）写凶犯深夜捕杀儿童。“猎手之夜”几乎成为幼儿黑夜害怕的同义语。

[3] 意指未老先衰的小老头。

[4] 英文，试验、亲身体验。

[5] Sadec，在湄公河（前江）南岸，距西贡约一百公里。

[6] Cochinchine。前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分为三个部分，即北部的东京地区、中部的安南地区和南部的交趾支那，交趾支那包括湄公河柬埔寨洞里萨湖以下，兼有老挝部分地区，西贡为其首府。

[7] Vinhlong，在湄公河（前江）南岸，与沙沥相去不远。

[8] Limousine，三十年代法国流行的一种小汽车，车体较大，司机座露天，与后座隔开。

[9] Morris Léon-Bollée，法国汽车制造商莱昂-博来（1870—1917）出产的一种轻型车。

[10] Lancia，意大利菲亚特公司当时的新产品。这里提到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馆，暗示作者所写小说《副领事》（Le vice-consul），以及电影剧本《印度之歌》（India Song）。

[11] Picardie，法国北部旧省。

[12] Bungalow，一种带游廊的平房，在印度一带常见。

[13] Réam，在今柬埔寨磅逊湾，与磅逊相近。此处所写可能指殖民地滨海城市休闲娱乐的去处。

[14] Loir-et-Cher，在法国中部，巴黎之南。

[15] Amboise，在与卢瓦尔歇尔省相邻的安德尔卢瓦尔省境内。

[16] Touraine，法国旧省，大体包括今安德尔-卢瓦尔省与卢瓦尔-歇尔省。

[17] 这是巴黎人说话的口气。

[18] Cholen，距西贡有两公里。

[19] Lot-et-Garonne，法国西南省份。

[20] Drieu La Rochelle（1893—1945），法国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法西斯德国有瓜葛。

[21] Robert Brasillach（1909—45），法国作家，因鼓吹法西斯主义被处决。

[22] Ramon Fernandez（1894—1944），法国文学理论家，以研究巴尔扎克著称。

[23] 四分之三属白人血统，四分之一为非白人血统。

[24] Da Lat，位于印度支那中部偏南地区。

[25] Entre-deux-Mers（一译昂特尔德梅尔），在法国加龙河与多尔多涅河交汇地带，属波尔多地区。

[26]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解放。

[27] 指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将人押解出境，或派去做苦工，或关进集中营。参见作者一九八五年发表的小说《痛苦》（La douleur）。

[28] Tours，在法国中部偏西的安德尔卢瓦尔省。

[29] 有关疯女形象，作者在小说《副领事》中曾着重描写。

[30] Chittagong，在今孟加拉国。

[31] Savannakhet，在今老挝境内。

[32] Obscur，本义指卑微的小人物。

[33] Pas-de-Calais，法国北部省份，在英吉利海峡东南。

[34] 不死与死相对。从道德的意义上理解，在中文不说不死，而说不朽。

[35] Ceylan，今斯里兰卡。

致扬·安德烈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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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夏日的夜晚，演员说，将是这个故事的中心所在。

一丝风也没有。岩石旅馆已经在城市的前方显露。旅馆大厅的门窗都敞开着，背后是红里透黑的夕阳，前面是若明若暗的花园。

大厅里有一些妇女，身边带着孩子。她们在谈论夏日的夜晚。那真是难得遇到，整个夏季大概只有三四个这样的夜晚，而且还不是年年如此。趁还活着，应当好好享受享受，因为谁也不知道上帝是否还会让人享受到如此美丽的夏夜。

旅馆外面的露天座上都是男人。他们说话的声音跟大厅里的那些妇女一样，听得清清楚楚。他们也在谈论在北方海滨度过的夏日。旅馆内外的声音同样都十分轻飘空渺，都在叙说夏夜的异常美丽。

不少人从旅馆后面的公路张望大厅内的情景。其中有一个男人在走动。他穿过花园，走近一扇打开着的窗户。

在他穿过公路之前很短一瞬间，大概只有几秒钟，她，即故事的女主人公来到了旅馆大厅。她是从面朝花园的大门进来的。

那个男人走到窗前时，她已经在大厅里面了，跟其他女人在一起，离开他有几米远。

男人恨自己站的位置看不清她的脸，因为她朝面向海滩的大门转过身去了。

她很年轻，脚登白色网球鞋。可以看见，她身材修长柔软，夏日的夕阳映衬着她白皙的皮肤和乌黑的头发。只有从一扇面朝大海的窗户才能看到她背光的脸。她穿着白色短裤，腰间随便地系着一条黑丝巾，头上扎了一根深蓝的饰带，让人猜想她的眼睛一定也是蓝色的，可是看不见。

旅馆里突然有人叫唤。不知道是叫谁。

叫出来的一个名字发音很怪，听了让人心神不安。名字中有类似东方人口音中的“a”这样一个元音，带着哭腔，冗长拖沓。辅音听不清究竟，似乎有一个“t”或者一个“l”。辅音就像玻璃隔板一样，元音夹在里面震颤不已。

叫喊的声音如此响亮，以至于大家都停住说话，等待着弄明白怎么回事，可是不会有人来解释。

喊声过后不久，从那女人瞧着的那扇门，即旅馆楼面大门中，有个外国小伙子走进了大厅。这是一个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

外国小伙子走到年轻女子身边。他和她一样，十分年轻。他个子和她一样高，和她一样也身着白色。他停住脚步。他失去的正是她。从室外露天座上反射进来的光线使他的眼睛蓝得可怕。他走近她时，我们发现，他和她的重逢充满了欣喜之情，但又为将再次失去她而感到绝望。他脸色很白，与所有的情人相仿。一头黑发。他哭了。

不知道谁大声说出了那个词，大家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词，只觉得这个词是从旅馆的幽暗处，从走道，从房间里传来的。

外国小伙子一出现，花园里的那个男人就走近了大厅的窗口，但他并未发现外国小伙子。他双手紧紧抓住窗沿。这双手仿佛没有生命。他使劲地张望，看见什么以后又激动不已，这双手因此面目全非。

年轻女子用手势向外国小伙子指了指海滩的方向。她请他随她而去。她握住他的手，他几乎没有挣脱。他俩转身离开大厅窗户，朝着她指点的方向，迎着夕照渐渐远去。

他们走出面朝大海的门。

男人还在洞开的窗门后面站着。他在等待。他久久伫立在那里，直到人们纷纷离去，夜幕徐徐降落。

然后他离开花园，顺道在海滩走着。他像一个醉汉，步履踉跄，他喊叫着，哭泣着，犹如悲剧影片中那些痛苦绝望的人。

这是一个风度高雅的男子，身材修长。尽管他这时候正遇上不幸，但仍保持着一副被纯洁的泪水所淹没的目光和一身过于奇特、过于昂贵、过于漂亮的衣服。

昏暗的花园中出现这位孤独的男子，景色顿时为之黯然，大厅里女人们的声音也减弱了，直至完全消失。

继这黄昏之后的黑夜，美丽的白昼便如大难临头，顿然消殒。这时候他俩相遇了。

他走进那家海滨酒吧间的时候，她已经和别人在里面了。

他没认出她。只有当她在那个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的陪伴下来这家酒吧间，他才认得她。那人不在，对他来说，她始终是个路人。

他在一张桌前坐下。她对他更为陌生，她从来没有见过他。

她瞧着他。这么做是不可避免的。他孤独、漂亮，孤独得心力交瘁，孤独、漂亮得犹如任何死亡在即的人。他在哭泣。

她觉得他陌生得像是尚未来到这个世上一般。

她离开同在一起的人，走到刚刚进来、正在哭泣的那个人的桌前。她面他而坐。她瞧着他。

他对她视若罔闻，看不见她放在桌上那双毫无活力的手，看不见她委靡的笑容，也看不见她在战抖。她冷。

在城里的街上，她还从未见过他。她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他说没有什么，根本没事，不用担心。温柔的声音突然令人心碎，让人以为他无法阻止自己哭泣。

她对他说：我要不让你哭。她哭了。他真的没有什么需要。他不听她的。

她问他是否想死，如果他要的是这个，希望去死，她也许可以帮助他。她希望他再说说话。他说不，没什么可说的，不必在意。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对他说话。

“你在这儿是为了不回家。”

“是这样。”

“家里就你一个人。”

就他一个，是的。他在寻找话题。他问她住在哪儿。她住在海边一条街上的一家旅馆里。

他听不见。他没有听见。他不哭了。他说他正在遭受一个巨大的痛苦的折磨，因为他还想见一个人，可是他失去了他的踪迹。他又说他向来如此，经常为这类事情，为这些要命的忧愁而痛苦。他对她说：留在我身边吧。

她留下了。沉默中，他似乎有些窘迫。他以为自己必须讲话，便问她是否喜欢歌剧。她说她不太喜欢歌剧，可是卡拉斯[1]她倒十分喜欢。怎么能不喜欢卡拉斯呢？她话说得很慢，仿佛往事难以回忆。她说她忘了，还有威尔第，还有蒙特威尔第[2]。你瞧，不太喜欢歌剧——她补充道——什么也不喜欢的人，就是这些人的东西还算喜欢。

他听见了。他又要哭，嘴唇在哆嗦。威尔第和蒙特威尔第的名字催落了他俩的眼泪。

她说，碰到这么漫长、这么闷热的夜晚，她也总是呆在酒吧间里不走的。全城人都走出室外了，没办法呆在房间里。因为她也是单身一人？是的。

他哭了，哭得没完没了。就是这样，哭。他不再说什么。他俩谁也不再说什么。

他俩一直待到酒吧间关门。

他面朝大海，她在桌子的另一端，正对着他。她看了他两个小时，却视若无睹。他们不时地回想起什么，便透过泪眼相互微笑。接着他们重又忘却了。

他问她是不是妓女。她没有惊奇，也没有笑出来。她说：

“可以说是，但我不收钱。”

他先前还想，她是在酒吧间干的。不是。

她拿一把钥匙放在手里摆弄着，为了不去看他。

她说：我是一个演员，你认识我。他没有因为不认识她而表示歉意，他什么也不说。这个人对别人的话已不再相信。他大概想，她发现了这一点。

酒吧间关门了。他们来到了室外。他朝海天相连之处看了一眼。天际尚留一线落日的残照。他谈到夏天，谈到了这个格外温馨的夜晚。她似乎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对他说：因为我们哭了，他们就关门了。

她把他带到离海滩更远，坐落在国道旁的一家酒吧。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天亮。就在那里，他对她说，他现在到了困难时期。她说：为你生命的最后一个钟点干杯。她没有笑。他说是的，是这样，他真那么想过，现在还那么想。他强作笑容。他又对她说，他在城里找一个人，想重新见到他，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才哭的，这个人他并不认识，他今晚才偶尔见到的，这是他一直等候的人，他一定要再见到他，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原来是这么回事。

她说：真是碰巧了。她又说：

“这便是我走上前与你说话的原因，我觉得，那是由于你这绝望的心情。”

她脸带微笑，因为使用了“绝望”这个词感到有些难堪。他不明白。他瞧瞧她，这还是第一次。他说：你在哭。

他再一次仔细地打量她。他说：

“你的皮肤那么白，好像刚来海边似的。”

她说这是因为她的皮肤晒不黑，这种情况是有的——她想说些别的，但没有说。

他定睛凝视着她。他甚至忘了他正在看她，这样倒可以更好地回忆一些往事。他说：

“真奇怪，就好像我在哪儿遇见过你。”

她思索着，她也瞧着他，心想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能遇见过他。她说：

“不。今晚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他又回到皮肤白不白的问题上，以至于白皮肤可以成为一个借口，再去寻找声泪俱下的原因。可是不。他说：

“这总有一点儿……像你那么蓝的眼睛，总有点儿叫人害怕……可这是否因为你的头发特别黑……”

别人跟她谈她的眼睛，想必她一定是听习惯了。她回答说：

“黑头发和黄头发使眼睛的蓝色有所不同，好像眼睛的颜色是由头发决定似的。黑头发使眼睛带有靛蓝的颜色，而且有些悲伤，这是真的；黄头发则使蓝眼睛略带黄色和灰色，见了不那么可怕。”

她先前闭口不谈的事情现在说了：

“我遇见过一个人，他的眼睛就是这种蓝色，你无法抓住他目光的中心点，不知道他的目光从何而来，仿佛他在用整个蓝色看东西。”

他突然看清了她。他发现她描绘的正是她自己的眼睛。

她哭了，这来得太突然，一阵呜咽猛地哽住了她的嗓门，以致她失去了哭泣的力量。

她说：

“很抱歉，我似乎犯了一个大错，我真想去死。”

他害怕她也离开他，消失在城里。可是不，她当着他的面在哭，两眼泪水盈眶，毫无遮掩。这双眼睛使她暴露无遗。

他握住她的双手，拿起来放在自己脸上。

他问她是不是蓝眼睛把她弄哭的。

她说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可以这么说。

她听凭他摆弄自己的双手。

他问她那是在什么时候。

就在今天。

他吻了她的手，如同他会吻她的脸和嘴一样。

他说她身上有股淡淡的好闻的烟味儿。

她把嘴凑上去让他吻。

她叫他这个素昧平生的人吻她。她说：你吻她赤裸的身子，她的嘴，她的肌肤，她的眼睛。

他们为夏夜要命的忧愁一直哭到早晨。

剧院里将一片漆黑，戏将要开场。

舞台，男演员说。舞台布置成客厅的样子，一丝不苟地布置着深桃花心木的英式家具，十分舒适豪华。有桌椅沙发若干。桌上放着台灯、几本同样的书、烟缸、香烟、酒杯、冷水壶。每张桌上都有一个由两三支玫瑰组成的花束。像个无人居住的地方，一时充满了阴郁的色彩。

一股味道渐渐飘漫开来。它起初就是我们在此描绘的香烛和玫瑰的味道，现在它变成了沙尘那种无香臭的气味。从起初的味道开始，估计已有许多时间过去了。

布景和富有性刺激的气味描写，以及室内陈设和深桃花心木的描写都要由演员用同样的语调像叙述故事那样朗读出来。即使演出的剧院有所变换，布景的内容与此处的陈述有所出入，脚本的文字依然不变。碰到上述情况，演员要注意使气味、服装和色彩服从文字，适合文字的价值和形式。

从头至尾都涉及这个阴郁的地方，涉及沙尘和深桃花心木。

她睡着，演员说。她做出熟睡的样子。她在空房间的中央，睡在直接铺在地上的被单上。

他坐在她的身边。他不时瞧瞧她。

这间屋子里也没有椅子。他大概从别处找来了被单，然后将住宅中其他房间的门一一关上。这间屋子窗户朝着大海和海滩。没有花园。

他把发出黄光的吊灯留在了那里。

他大概不太清楚为什么去碰被单、房门和吊灯，干了那些事情。

她在睡觉。

他不认识她。他瞧着她的睡姿、松开的双手、尚还陌生的面容、乳房、美丽之处以及闭着的眼睛。如果先前他让其他房间的门都打开的话，她肯定会去看看的。他心里大概就在这么想。

他看见她平放着的双腿像手臂和乳房一样光滑。呼吸也一样，清晰而又深长。太阳穴处的皮肤下血流在轻轻地拍击着，睡眠减慢了血液流动的速度。

除了吊灯在屋子中央投下一片黄色的灯光以外，整间屋子是阴暗的，圆形的，似乎是封闭的，身体周围没有一处裂缝。

她是一个女人。

她在睡觉。她的样子像在熟睡。我们不清楚。样子是全部进入了睡眠，眼睛、双手和思想均已入睡。身体没有完全躺直，有些侧转，朝着男人。体形柔美，身体各部位的连接是隐而不见的。曲直错落的骨骼都被肌肤覆盖着。

嘴巴半张半合，嘴唇裸露着，受了风吹有些干裂了。她一定是步行来的，天已变冷。

这个身躯虽在熟睡，但并不意味它已毫无生息。恰恰相反。它通过睡眠连有人在睡着它也能知道。男人只要走进光区，立刻会有动感传遍她的全身，她双眼就会睁开，忐忑不安地注视着，直到认出那人为止。

曙色渐露时，国道上的第二家酒吧关门了。他对她说他在寻找一个年轻女人，为的是跟她一起睡一会儿觉，他害怕自己发疯。他愿意付钱给那个女人，这是他的想法，应该付女人的钱，叫她们阻止男人们去死、去发疯。他又哭了，疲惫不堪。夏日叫他害怕。当夏季海滨浴场挤满了一对对情侣、女人和孩子，当他们在游艺场、赌场和街上处处受人鄙夷的时候，他们感到无比孤独。

她借着可怕的日光，第一次看清了他。

他风度高雅。尽管此时此刻他正在经历不幸，但是依然穿着一身过于昂贵，过于漂亮的夏装，这修长的身材和这被纯洁的泪水淹没的目光又使她忘记了他的穿着。他的双手非常白，皮肤也是。他长得又瘦又高。他和她一样，大概也早就中断学校的体育锻炼了。他在哭，眼睛周围有一圈蓝色眼圈墨的残印。

她对他说，一个女人何必收钱，要是没有一个人，还不是一回事。他说他打定主意了，一定要找肯收费的女人，他没有什么爱情，只需要肉体。

他不希望她立刻就来，他说过三天，留点时间整理一下。

他小心翼翼地接待了她，态度有些冷落，他的手在夏天也是冰凉的。他在颤抖。他像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一样，一身着白。

他请求她别问他的姓和名。他什么也没有告诉她，她什么也没问。他给她地址。她认识那地方和那座房子。她很熟悉这个城市。

记忆模糊，很难想起往事。这是一个有辱人格的请求。可是总得问一句，也许她已经安了家。他记得她在酒吧间里，记得那另外一个女人，那富有性感的温柔的嗓音，那沿着白净的脸流淌的泪水。眼睛蓝得无法区分。还有手。

她在睡觉。在她身边的地上有一方黑丝巾。他想问她它派什么用，接着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心想这一般是在晚上用来保护眼睛不受灯光刺激的，此刻就是为了挡住这吊灯洒落下来又经白被单反射的黄光的。

她把东西靠墙放着。有白色网球鞋、白色的全棉衣服和一根深蓝色的头带。

她醒来了。她没有立刻明白所发生的事情。他坐在地上，他瞧着她，微微地俯身凑近她的面孔。她做了一个抵挡的动作，但是几乎看不出来，只是用手臂将眼睛遮住。他看出了她的动作。他说：我看看你，没有别的意思，不要害怕。她说那是受惊，不是害怕。

他们相互笑笑。他说：我对你还不习惯。他经过一番化装。他穿着黑色丧服。

脸带微笑，但眼睛里含有绝望的悲伤和夏夜的泪水。

她什么也不问。他说：

“我不能碰你的身体。我不能对你说什么别的事，我不能，这是不由自主的，不由我意志所决定的。”

她说自从她在海滨酒吧间见到他后她就知道了。

她说她想念那个蓝眼睛的男人，她在酒吧间里和他谈起过，她只对他有欲望，所以那不要紧，恰恰相反。

他说他想随便试一试用手抱住她的身体，也许眼睛不看，因为在此眼睛帮不了什么忙。他说干就干，盲目地将手放在她的身上。他抚摸她的乳房，又摸摸赤裸鲜嫩的臀部，他猛地摇晃着她的全身，然后像顺手似的用力一推，使她翻了个身，让她脸朝地板。他停住了，惊奇自己怎么会如此粗暴。他抽回手，不再动弹。他说：这不可能。

她像脸朝地跌倒一样，呆着一动不动。她重新坐起来的时候，他还呆在那儿，在她身体上方。他没有哭。他弄不明白。他们面面相觑。

她问道：

“这事你从来没有干过？”

“从来没有。”

她没有问他是否知道他生活中的这一困难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你是说从来没有跟女人干过。”

“是的，从来没有。”

温柔的嗓音是坚定的，不容置疑的。

她又笑着说道：

“对我从来没有起过欲望。”

“从来没有。除了——他犹豫着——在酒吧间里，当你谈到那个你爱过的男人和他的眼睛，在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对你产生过欲望。”

她把黑丝巾在脸上展开。她在打战。他说他很抱歉。她说那没有什么关系，在这间屋子里说过的就是这句话。她还说，爱情也可能以这种方式产生，即听别人讲一个陌生人，说他的眼睛是如何如何的。她说：

“这么说从来没有过？连感觉到的时刻也没有过？”

“从来没有。”

“怎么会肯定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这么希望我不肯定？”

她瞧着他，仿佛背着他在偷看他的相片。她说：

“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她仍然这么定神地瞧着他。她说：

“这事没有办法弄明白。”

她问他，既然他肯定要在此呆到死去，为什么不能就地寻找，还要去别处寻找。他说不清楚为什么。他只是寻找。

“也许是为了能有一个故事。为此，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即便不为什么也是如此。”

“是真的，我们总是遗忘，忘记那类故事，即写一个故事的故事。中心是，造成一本书区别于另一本书的到底是什么。”

她良久没有说话。她良久心不在焉，独思独想。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他知道。她重复道：

“这么说你对女人从来没有产生过欲望。”

“从来没有。不过，我有时候明白，人会有这种欲望的——他笑道——人会自欺欺人的。”

一阵激动油然而生。她大概不太清楚自己怎么了，究竟是这一恐惧在她身上不由自主地回复了呢，还是她不知道正在活动的某种企盼心理在起作用。她瞧瞧房间，说道：

“真奇怪，我仿佛来到某个地方，好像我早就期待着来到这地方似的。”

他问她为什么同意到卧室里来。她说，任何女人都会不问为什么就接受这萍水相逢和无望的结合的。她和那些女人一样，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问：他是否明白了一些东西？

他说，他对女人从来没有过梦想，他从没想到女人是一个可以爱的对象。

她说：

“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不认识你，我永远不会相信。”

他问，这是否像不信上帝那样可怕。

她想是的。令人可怕的事实是，人得无止境地面对自己。但是也许就是这样，人才能最好、最自在地经历绝望，那些没有后嗣的男人就是这样，失去了希望还蒙在鼓里。

他问她是不是愿意离开这座房子。她对他微微一笑，说不，她大学还未开学上课，她还有时间呆在这儿。我谢谢你的好意，她说，可我不走。再说，钱呢，我对钱不是无所谓的。

她走过来，卷起被单，捧到房间幽暗的地方去。她整个身躯裹在里面，就靠着墙脚睡在地上。始终是疲惫不堪。

他仔细瞧着她重复着同一些动作，同一个错误。他听任她一错再错。只是过后，等她睡着以后，他才对她说她错了。

他走到她身边，掀开被单，他发现她睡在里面身上很热。只是到了这时候，他才对她说，应当到屋子中央的灯光下去。她也许以为，他所希望的，是首先让她做错，然后可以提醒她应该如何去做。

她醒来了。她瞧着他。她问：你是谁？他说：回忆回忆吧。

她开始回忆。她说：你就是那个正在海滨酒吧间死去的人。他又说，她应该到房间中央的灯光下去，这是合同上写明的。她顿时目瞪口呆。她觉得，如果他仅仅知道她人在这里，却看不见她，那岂不更好。他没有回答。她做了，走到了灯光下。

不过，她接连好几次都走去用被单裹住身子，睡在墙脚。可是他每一次都把她拉回到灯光下。她听任他把自己拉回去。她照他说的做，她走出被单，睡到灯光下。

他永远不会知道，她是否真的忘了，还是她有意和他作对，对他将来的行为有一个限制。将来会怎么样，他们还一无所知。

她睡醒以后经常不知所措，忧心忡忡。她每次问的都是这所房子是怎么回事。他呢，他对她的问题不作回答。他说这是冬天来临前的夜晚，现在仍然是秋天。

她问：这是什么声音？

他说：是大海，它就在那里，在屋子的墙外。而我就是有一个夏天的晚上你在海滨酒吧间遇见的那个人。也是那个付了钱的人。

她知道，可是她记不起她为什么会在那儿。

她瞧瞧他。她说：你是那个灰心绝望的人。你不觉得我们记不清楚了吗？他突然也觉得记忆确实模糊了，很难再想起。说的是，为什么充满绝望？他们突然惊奇地发现，他们在对视。突然他们都看清了对方。他们一直对望着，直到想说说海滩却欲言又止，直到目光躲避，眼睛合上为止。

她希望听他说他如何喜欢那位失去的情人。他说：超乎他的力量，超乎生命。她希望再听他说这话。他又说了一遍。

她用黑丝巾蒙住脸，他躺在她身边。他们的身体一点儿也没有接触。两人同时保持不动。她用他的声音重复着：超乎他的力量，超乎生命。

蓦然，这同一个声音出现了，速度同样缓慢。他说：

“他瞧瞧我。他发现我在大厅窗户外面，他对我瞧了多次。”

她坐在黄色灯光下。她眼睛注视着他，她听着。她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继续说：

“他走到一个女人身边，那个女人打了个手势示意他跟她走。我就在这时发现他不愿意离开大厅。她挽住他的手臂，把他带走了。一个男人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情。”

声音改变了。缓慢的语速消失了。说话的已不再是刚才那个人。他喊着，他对她说，她那么瞧着他，他受不了。她不再看他。他喊叫着，他不愿意她躺着，要她站着。只有听完了那个故事，她才能出去。他继续说他的故事。

他没有看见他走近的那个女人的面容，她脸朝着那个外国小伙子。她根本不知道有人在那里窥视他俩。她穿着一件浅色的连衣裙，对，是这样，是白色的。

他问她是不是在听。她在听，请他放心。

他继续说他的故事：

“正因为他死死地盯着我，所以她才叫他了。她得大声叫唤，才能使他转过身去不再看我。突然间，我们被分开了。他们两人从大厅面朝大海的门中消失了。”

他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他哭了。

他说：

“我到海滩上去找他。我已经不再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我又回到花园里。我一直等到夜晚。直到大厅熄了灯我才走的。我到那家海滨酒吧间去了。我们的故事一般很短，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那种形象印在这里——他指着他的头和心——根深蒂固。我和你一起关在这所房子里，是为了不忘记这个故事。现在你知道真相了。”

她说：真可怕，这是什么故事呀。

他描绘着他的英姿。他闭上眼睛，画面便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出来。他又见到红色的晚霞，夕阳映照中他那蓝得可怕的眼睛。他又见到情人均有的白皙的皮肤。黑色的头发。

有人一度叫喊了一声，但是那时候，这样的叫喊声，他还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不知道是不是他叫了一声。他甚至都不敢肯定是不是一个男人叫了一声。他只顾注视着大厅里的一群人。突然间响起了这声叫喊。不，再想一想，这声叫喊不是从大厅里传来的，而是来自远得多的地方。它充满了过去、欲望等各种各样的回声。叫喊的大概是个外国人，一个年轻人，只为寻寻开心，也许是为了吓吓人。随后那个女人就将他带走了。他找遍了城市和海滩，没有找到他，那女人仿佛把他带到了远方。

她又问他：钱是为什么的？

他说：为了偿付。为了按照我的决定，支配你的时间。为了我什么时候愿意就把你打发走。也为了事先就知道你将服从于我。为了让你听我的故事，包括我编造的故事和真实的故事。她说：也为了睡在平潮的性器上。她把剧本的台词说完：也为了在这里哭几回。

他问黑丝巾是干什么用的。她说：

“黑丝巾和黑尸袋一样，是用来装死囚的脑袋的。”

听剧本的朗读，男演员说，应当始终保持一致。一静场，就马上读剧本，这时候演员们必须洗耳恭听，除了呼吸以外，要一动不动，仿佛通过简单的台词，逐渐地总有更多的东西需要理解。

演员们看着故事的男主人公，有时候他们也看着观众。有时候他们还看着故事的女主人公。不过，这些决不是随心所欲的。

应当让人感受到演员们投在女主人公身上的那种视而不见的目光。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突发事件没有任何预兆，丝毫没有显露出来。因此，朗读剧本时要像在演历史剧。

朗读到剧本这一段或那一段的时候，不能流露出任何特殊的感情。也不能有任何动作。只能对心里话的泄漏表示激动。

男人一律穿白色服装。女人裸体。让她穿黑色服装的想法放弃了。

她对他说，她属于那种喜欢晚上沿着海滩散步的人。他稍稍往后一退，似乎对她说的话表示怀疑。接着他对她说，他相信她的话。他问：除了这些过夜，除了这爱情，她究竟是什么人？除了这些过夜，除了身处卧室，她是什么人？

她用黑丝巾遮住脸。她说：我是一个作家。他不知道她是否在笑。他不问。

他们相对无言，两人都在心不在焉地听对方讲话。他们提出问题，却不等回答。他们在自言自语。他在等她说话。他喜欢她的嗓音，这他对她说了，别人说话时他不一定都在听的，可是对她却不，他总是听她的嗓音。促使他请求她到房间里来的，正是她的嗓音。

她说有朝一日她要写一本关于这个房间的书。她觉得这个地方似乎由于粗心，竟像个封闭的剧场舞台，原则上是不能住人的，地狱般的让人难以忍受。他说他搬走了家具、椅子、床和个人用品，因为他不放心，他不认识她，以免她行窃。他又说现在却恰恰相反，他总是担心她趁他熟睡的时候，独自离去。和她一起关在这个房间里，他没有与他，那个蓝眼睛黑头发的情人完全分开。他觉得他就是应当在这个房间里，在这种舞台灯光中寻找这一爱情的起始。这爱情远在她以前，在他受罚的童年的夏日就已存在了。他无法对自己解释。

房间里一片沉静，公路、城市和大海都没有一丁点声响传来。夜到了尽头，月亮消失了，到处是一片清澈和漆黑。他们害怕。他眼睛看着地上，谛听着这可怕的寂静。他说，大海到了平潮的时分，上涨的海水正在汇合，事情正在形成，现在很快就要发生，但夜晚这个时候是看不见的。他总是伤心地发现这类事情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她看着他说话，双目圆睁却又藏而不露。他看不见她，他站着的时候目光总是对着地面。她吩咐他闭上眼睛，装出盲人的样子，回忆一下她和她的面容。

他照吩咐做了。他像孩子那样，使劲闭上眼睛，久久不睁开。然后恢复原样。他再一次说：

“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他们相互避开目光。她说：我在这里，就在你的眼前，你却看不见我，这真叫人害怕。他说话很快，想把恐惧堵住。他说这大概与夜晚这个时分大海的变潮也有关系，连过夜的事也会结束，他们将成为城市这一头唯一幸存的人。她说不，事情不是这样。

他们又停了良久没有说话。她面对着他。她裸露着脸，没有蒙黑丝巾。他没有抬起眼睛看她。他们就这样久久地呆着一动不动。接着，她离开他，离开灯光，沿着墙壁走动。他问她关于海滩逗留的情况，请她给他解释一下，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到这个城市时间还很短。她说这些人都是不露真容的，以便一起互相渗透、交融并且享受快乐，但他们互不认识，互不相爱，几乎是互不看见的。他们从城里和另外好几处海滨浴场来。他问是否有女人。她说有，还有孩子、狗和疯子。

他说：

“太阳从海平面上升起来了。”

墙根上有一束阳光。阳光是从门下缝隙里透进来的，有一只手那么大，在石墙上颤抖。这阳光生存不到几秒钟，突然间消失了。它用自身的速度，即光速从墙上退走了。他说：

“太阳去了，它来去匆匆，就像在牢笼里一样。”

她又把黑丝巾蒙在脸上。他什么也不知道了，既看不见她的脸，也看不见她的目光。她轻声地抽泣。她说：没什么，是因为激动。他起先不相信这话，他问：激动？接着他自己也说了，用自己的嘴唇发出这个词的音，没有任何疑问，没有缘由：激动。

过了很久她大概才有睡意。太阳已经当空高挂，她还没有入睡。现在他已睡着了，睡得那么深，以至于她走出房间他都没有听见。他醒来时，她已不在。

他坐在她身边，但没有碰到她身体。她睡在被灯光照及的地方。他透过薄薄的皮肤看其内部的力量，看肢体的连接部位。她撇下他一个人。她静极了。她夜晚每时每刻都准备着留在屋里或被赶走。

他叫醒她。他请求她穿好衣服到灯光下去，让他看看。她照他的话做了。她走到屋子尽头，在朝大海那堵墙的阴影里穿好衣服。然后她回到灯光下。她站在他面前让他看。

她很年轻。她穿着白色网球鞋。腰间随便系着一块黑丝巾。黑发上系一根深蓝的饰带，和蓝眼珠的蓝一样不可思议。她穿一条白色短裤。

她站在他面前，他很清楚，她随时可以杀了他，因为他就这么把她弄醒了，也随时可以整夜地站在他面前。他们把一切事情都看成是上帝的安排，都逆来顺受，他不知道这种能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他问她的穿着是不是一直像现在这样的。她说从认识他开始是这样的。

“这身打扮好像很讨你喜欢，所以我穿了颜色一样的衣服。”

他久久地凝视着她。她说：不，在海滨酒吧间那晚之前，她从来没有见过他。她觉得遗憾。

她脱去衣服，回到灯光下原来的地方躺下。她目光阴沉，不知为什么在流泪，跟他一样。他觉得他俩很相似。他把这种想法对她说了。她跟他一样，也觉得他们身材相同，眼睛也是同一种蓝色，头发也都是黑的。他们相互笑了。她说：而且，目光中都透出忧郁的夜色。

有时候是他在深夜里穿上衣服。他画好眼睛，开始跳舞。他每一次都以为没有把她吵醒。有时候他系上她的蓝色头带和黑丝巾。

有一天晚上，她问他是不是能够身体不贴近她，也不看她，光用手跟她来。

他说他不能。他跟一个女人根本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不出她提出的这个请求对他有多大的影响。如果他同意的话，他可能会再也不愿意见她，永远不见她，而且还可能对她有害。他就必须离开这个房间，忘记她。她说，恰恰相反，她忘不了他。如果他俩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么记忆就将因这没有发生的事而永远让人无法忍受。

她当着他的面，在他的目光下，自己用手跟自己来。在快感之中，她好像叫出了一个什么词，声音很低、很闷、很远。也许一个什么名字，这没有任何意义。他什么也不了解。他认为她体内暗藏着某种秘密的天性，那是没有记忆，没有标记的，天真无邪，任人支配。

他说：

“我希望你原谅我，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一靠近你，欲望就消失了。”

她说最近一个时期她也是这样。

他说她刚才说了一个词，像一个外国词。她说她在快感得不到满足时在呼喊一个人的名字。

他微微一笑，对她说：

“我不能要求你把你的一切都告诉我，即使付了钱也不能这么要求。”

她的眼睛和头发具有他所希望得到的情人的颜色：头发那么黑，眼睛那么蓝。这一身太阳晒不黑的皮肤。有一些雀斑，但是很淡，灯光使它们的颜色变淡了。而且她的睡眠也很深沉，使他可以摆脱她在身边而造成的束缚。

脸型非常美丽，在黑丝巾下面分外清晰。

她在动。她又一次把身子露出了被单。她伸伸懒腰，接着就保持伸懒腰的姿势，等到她收回手脚以后，她又保持着手脚收回时的姿势，这舒服的样子有时候来自于极度的疲劳。

他走到她身边。他问她为什么休息，这疲劳是怎么回事。她不作回答，也不看他，只是举起手来，抚摸俯在她身上的他的脸，他的嘴唇和唇沿，抚摸她想吻的地方。那张脸抵制着，她继续抚摸，牙齿紧紧咬住，脸退缩了。她的手垂落了。他问，她称之为睡眠的是不是他让她每天晚上和他在一起的要求。她犹豫了一下说，也许是的，她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即他希望她留在他身边，但是用睡眠隐藏起来，用黑丝巾来掩盖面容，就像用另一种感情来抹掉一样。

她离开了灯光，来到阴影之中。带黑罩子的吊灯仅仅照亮物体的正面。吊灯的影子造成不同的阴影。蓝色的眼睛、白色的被单、蓝色的发带和苍白的皮肤都笼罩着房间的阴影，这阴影如海底植物一般绿。她在那里，与色彩和阴影融为一体，始终为了一个不知缘由的苦恼而郁郁不乐。生来就是如此。眼睛就是这么蓝。这么美丽。

她说，她正和他一起经历的生活很解决她的问题。她心想，要是他俩没有在酒吧间相遇，她真不知会干什么。只是在这里，在这间屋子里，才真正有她的夏天，她的经历——憎恶她的性器、身体和生命的经历。他半信半疑地听她讲话。她对他莞尔一笑，问他是否愿意让她继续讲下去。他说，她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她所能说的都是一些社会习见。她说：

“我不是在说你。我是在你面前说我自己。问题的复杂在于我自己。你对我厌恶，这与我无关。这种厌恶来自上帝，应当原封不动地接受，应当像尊重大自然和海洋那样尊重它。你不必用你自己的语言再来解释一遍。”

从他紧闭的双唇和眼睛她能看出他在强压怒火。她笑了。她不说了。恐惧有时候会光顾这个房间，可是那个夜晚恐惧更是频频来临。这不是怕死，而是怕受到伤害，好像怕被野兽抓破脸一样。

场内将一片漆黑，男演员说。戏将不断地开演。每句话，每个词都是戏的开始。

演员可以不一定是戏剧演员。但他们必须响亮清晰地朗读剧本，尽一切努力摆脱记忆中已经念过这个剧本的想法，深信对这个剧本一无所知。每天晚上都要做到这一点。

故事中的两个主人公占据舞台的中心，靠近舞台灯光。灯光要保持模糊，除了主人公占据的地方，灯光要强烈均匀。在他们周围，身穿白衣服的人影在转来转去。

他不能让她睡着。她在房子里，和他一起关在房间里。可是有时候等她入睡以后，他才萌发不让她睡的念头。

她已经习惯了。她看出他在克制自己不叫出声来。她说：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走。过后再回来。或永远不再回来。这是我的合同：留或走，都是一样的。”

她站起身子，叠起被单。他哭了。他没有忍住，抽泣起来。这哭泣是诚实的，仿佛刚刚受了莫大的委屈。她来到他身边，倚着墙壁。他们哭了，她说：

“你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她看着这可怕的紊乱不堪的生活把他变得像一个孩子。她走近他，仿佛在分担他的痛苦。他突然难以认出她来。她说：

“我今天很想要你，这是第一次。”

她叫他过来。过来。她说，那是像天鹅绒一样舒服的事情，是令人飘飘欲仙的事情，不过也不要过于相信，那也是一片沙漠，一件诱人犯罪、逼人发疯的坏事。她请求他过来看看，这是一件令人厌恶、罪孽深重的事情，是一潭混浊的脏水，是血染的水。有朝一日，他必须去做，必须到这块老生常谈之地去翻弄。他总不能一辈子都躲着这件事。以后再来还是今晚就来，这又有什么区别？

他哭了。她又走向墙壁。

她让他一个人待着。她蒙上黑丝巾，透过黑丝巾瞧他。

他等她睡着。接着，他走到这座房子不为别人所知的地方，他经常这么干，回来时手里拿一面镜子，走到黄色灯光下，对着镜子瞧自己。他做怪脸。然后他躺下，立刻就睡着了，头朝外，一动也不动，肯定是害怕她再靠近他。他把一切都忘了。

除了这几天前的目光，我们已经不再知道什么，除了海水的起落、过夜和哭泣，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们睡着，背对着背。

一般都是她先入梦乡。他看着她渐渐离去。忘掉房间，忘掉他，忘掉故事。忘掉一切故事。

那天晚上她又呼叫起来，还是那个受伤了的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许是一个名字，是一个她从未说起过的人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像一个声音，又阴郁，又脆弱，如同一阵呻吟。

还是在那天晚上，更晚些时候，已近凌晨了，他以为她熟睡着，便对她说了另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

他说：

“我必须告诉你，你好像对你体内的东西负有责任，你对此一点儿也不知道，我非常害怕，因为这东西表面看不出来，却在里面起着作用，带来变化。”

她没有睡着。

她说：

“不错，我对我生殖器遵循月亮和血流的节律这种天体状态确实负有责任。我面对你犹如面对大海。”

他们渐渐靠拢，几乎碰在一起了。他们重又入睡。

在那天晚上之前的其他夜晚，她从来没有看清他。她不可能已经看厌了他。她对他说：

“我第一次看见你。”

他不明白，立刻变得将信将疑起来。她却情愿他这样。她对他说，他很漂亮，天地间任何动物，任何草木都没有他这样漂亮。他可能不在这里，没有闯进生活的链子。她想吻他的眼睛、性器官和双手，她想安抚他的童年，直到她自己从中解脱出来为止。她说：

“剧本里要写上：头发是黑的，眼睛里充满了忧郁的夜色。”

她瞧瞧他。

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不明白她问的是什么，这引得她笑了。她就让他这样，让他心里略有不安。接着她吻了他，他哭了。当别人使劲瞧着他时，他便哭。她见他这样，自己也哭了。

他发现自己对她一无所知，她姓什么，住在哪儿，在和他相遇的这座城市里干什么，这些他全然不知。她说：现在了解这些太晚了。了解不了解都一样。她说：

“我从现在起跟你一样，已经摆脱了这漫长神秘、不知缘由的痛苦。”

黄色的灯光下是一张赤裸的脸。

她在说那体内的东西。这体内的东西里面像血一样热。也许有可能像到一个异样的、虚幻的地方去那样，悄悄滑进去，一直滑到热血之处，待在那里等待着，没有别的，就是等待，看它到来。

她又说一遍：来一次试试。不管现在还是以后，他总逃不过去。

他听见她也许在哭。他受不了她哭。他撇开她。

她又把黑丝巾放在脸上。

她默不作声了。

这时她别无他求，只要他到平潮的性器上来。她分开双腿，以便让他身处双腿的凹陷处。

他身处分开的双腿的凹陷处。

他的头抵在守护体内那东西的微开的器官上方。

他的脸冲着这件珍品，已经进入了湿润处，呼吸声中，几乎触到了她的唇。他在一种让人潸然泪下的顺从的状态下，双眼紧闭，在那平坦、令人厌恶的性器官上呆了很久。就在这时她对他说她真正的情人就是他，因为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她。他从来没有欲望，他的嘴凑得那么近，这难以忍受，但他还得干，用他的嘴去爱，像她那样去爱，她喜欢使她快活的人，她大声说她爱他，她爱这样做，他是谁对她来说无关紧要，就像她是谁对他也无关紧要一样。

她不再叫喊。

他躲到靠门的墙边。他说：

“随我去吧，一切都不管用，我绝对不行。”

她脸朝地俯卧着。她愤怒地叫喊着，竭力克制着自己的动作。接着她不再叫喊，她哭了起来。随后她睡着了。他走到她身边。他叫醒她，要她说说她的想法。她觉得他们若要分手为时已晚。

她转过头去。他回到墙边。她说：

“也许爱情会在这样一种可怕的方式下存在。”

她蒙着黑丝巾，一直睡到天大亮。

第二天她走到墙边。她又睡了整整一夜。他没叫醒她。他没和她说话。她在天亮时走了。被单已经叠好。灯亮着。他睡了，他没有听见她离开。

他留在房间里。恐惧突然消失了。

狂风暴雨。他呆在那里，他没有关灯，他滞留在灯光里。

这天晚上她没来。已经过了她平时来的时刻。他没睡。他等着杀死她，他要亲手杀死她。

她一直到深夜才来，已经接近黎明了。她说是由于暴风雨的缘故才晚到的。她走向靠海的墙边，始终是那个位置。她相信他肯定没睡着。她像往常一样，把衣服扔在地上，急于进入梦乡。她盖上被单，转身对着墙壁。睡意顿时袭来，她睡了。

在她入睡的当口，他开口了。他对她说，她将在预定的逗留时间结束之前被撵走。她似乎没听见他说话，她什么都没听见。

他哭了。

只有当她在这里，在这个只属于他却被她闯入的地方，他才哭。只有在这时，即他希望她只有在他要求时才来这里而她却不请自来时，他才哭。很快，这哭泣变得毫无缘由，一如倦意袭来。他哭泣是因为她，她睡了。有时，她在夜晚暗暗哭泣，悄无声息。

当她裹在被单里睡着时，他一定很想享用这个女人，看看流在体腔里的热血，从中享受到反常的、可鄙的快感。但是这只有在她死去时才办得到，而他已经忘了要杀死她。

他对她说，她在解释晚到的理由时撒了谎。他嘴里老是冒出同一个词：撒谎。证据就是她睡了。他可以尽兴地说，因为她睡了。她像别的女人们一样撒谎，因为她睡了。

他嚷道：明天她将永远离开这个房间。他想清静一点。他还有让警察上门之外的事要干。他要紧闭房门，她再也不能进来。

他要关掉电灯，让她以为里面没人。他要对她说：没有必要再来，不要再来。

他闭上眼睛。他想听，想看：房间里漆黑黑的。下面的门缝里不透一丝光线。她敲门，他没应，于是她大叫开门。她不知道他的名字，她请求他开门。是我，开门。他可以想象出她在城里孑然一身，或置身于过路的人群之中。当她在天黑时分到来时，他已经在想象，他已经这样想象过她。但是他不能想象她站在关闭的门前。她立刻就会明白。她会立刻明白，紧闭的房门是个骗局。也许她一看到没有灯光就会明白。

他在欺骗自己。他重新开始说：不，她不会叫喊，她将不敲门就离去，不再回来。杀人，一去不返，永远消失，如果这一切发生，那便是她的所为。看着她睡觉，他忽然明白了这一点：她不会回来，因为她相信别人告诉她的一切。同样，她睡了，她相信他。

他睡了很长时间。当他醒来时，已经是晌午了。阳光灿烂。无情的日光亮晃晃地透过门缝钻进房间。

她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一阵奇特、异常且伴着恶心的眩晕突然涌上他的脑门。是不幸，却又是他咎由自取。他熟知其中的成分和内容。

他关上了散射出黄光的灯，躺在房间的地板上，几番入睡几番梦醒，他不去大门紧闭的厨房用餐。他没有开门，他呆在房间里。他守着房间，还有孤独。

她到达的时间迫近时，他断定她将自行离去，她应该自觉地意识到，他决不会对她发号施令。

他很想找个人说话。可是什么人也没有，她没在那里与他说话。这痛苦是显而易见的，就在房间里，使脑子和双手都丧失了活动的力量。痛苦平缓了孤独，令他想到他也许会死去。

墙边，是她折叠好的被单。她像受到邀请的客人一样，把被单仔细地堆放在地上。他走向叠齐的被单，打开后把自己裹在里面：突如其来的寒冷。

晚上，她敲着洞开的房门。

我们无法知道，男演员说，故事的主角是什么人或者为什么是这些人。

有时，为了能正视他们，就听凭他们长久地处于沉寂之中：在他们周围，是定格不动、悄无声息的演员们；而灯光下的他们，则对这种沉寂惊讶不已。

她经常睡着。而他则注视着她。

有时，在睡意蒙眬中，他们的手碰到了一起，但立刻就缩了回去。

他们被灯光照得目眩眼花，他们一丝不挂，裸露着性器，成为没有目光的，赫然醒目的造物。

接连几个夜晚，除了睡眠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生。夏日发生的事件几乎被人遗忘。

偶尔，由于心不在焉，他们的身体互相靠近，互相接触，于是有了几分清醒，但旋即又被睡意带走。他们的身体一旦贴住，便不再动弹。直到两人中的一个转身离去。说不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始终不看一眼。没有片言只语。

有时他们也交谈。他们的话题与房间里发生的事毫无关联，涉及房间里的事他们一点儿都不谈。

有时她转过脸去，抵挡着某种外来的威胁，动物的叫喊、刮向房门的风，还有他那矫饰的嘴和温柔的目光。她总是在一次次地昏昏入睡。有时，黎明将近时，她会睡得比任何时候都熟。只感觉得到隐隐约约的呼吸。他有时不免会想象身边是一头沉睡的牲畜。

早晨，他听见她出去了。不过这也是隐隐约约的感觉。他没有动弹。几乎让人相信他在早晨同样睡得很沉。而她就当他真的睡着了那样自行其是。

有时，简直可以说除了这种假象，什么都没发生。

一到晚上，她按时出现在这里，裸露的身子躺在白被单上，在灯光下暴露无遗。

她装出死去的样子，脸上蒙着黑丝巾。这正是他在心情很坏的日子里所想象的。

显然依旧是夜晚。室外没有一丝光线。他绕着白被单走动，转身。

大海逼近了房间。早晨想必不远了。紧临墙围的正是永无倦意的大海。正是它那迟缓、外露的喧哗带来了死亡。

她睁开了双眼。

他们没有对视。

如此持续了好几个夜晚。

没有任何外在的定义可以说明他们正活着。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避免痛苦。

她在睡。

他在哭。

他为夏夜遥远的印象哭泣。他需要她，他需要她在房间里为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哭泣。

房间里没有她，印象就会贫枯乏味；她榨枯了他的心、他的欲望。

他看不见那身体。只因为它套上了白衣服，一件白衬衫。

苍白，他很苍白。他来自北方，那神秘的国度。

身材高大。

嗓音，他不知道。

他不再动弹。他重又从旅馆的花园走到大厅的窗前。

他闭目谛听。他听见了喊声，始终弄不懂其中的含义。等他睁开眼睛时已经太晚了：蓝眼睛的人悄然走向敞开的窗户。

在她面前，他没有谈及他。他没想到要这么做。他不谈他的生活。他从未想过可以这样做。他不知该使用什么字眼或句子。对他们来说，他们发生的事不外乎是沉默或笑声，有时会和她们一起哭泣。

她看着他。他不在时她就是这样注视他的，正如他在场时一样。充满无声的形象，痛苦不堪，急于找寻一件失落的东西，并且购得其中一件他还没有的东西——一下子变成生存原因的那套服装、那块表、那位情人、那辆车。无论他在哪里，也不管他干什么，灾难唯独和他难舍难分。

她可以接连几夜久久地注视他。他发现她的眼睛睁着。他朝她粲然一笑，好像他终于摘下面具，尴尬不已，没完没了地为活着，为要活下去而抱歉。

她为了让他高兴才说话。

她说她夏天住在城里。她住在离此地不远的一座大学城里，她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她是个外省人。

她很喜欢大海，尤其是这一片海滩。她在这里没有房子。她住在一家旅馆里。她喜欢这样。夏天，太好了。有家务活儿、早餐和情人。

他开始倾听。他是个能自始至终不动声色地听别人讲话的人。这一点让人觉得无法理解。他问她是否有朋友。不错，她有朋友，在此地以及她冬天居住的城里都有。都是老朋友吗？有一些，不过大都是她在大学里认识的人。因为她在上大学？是的。她专攻自然科学。对了，她还是自然科学代课老师呢。她叙说着。他说他明白了，她在从事高等研究。她笑了。他也笑了，觉察到他俩之间默契如此之深他竟不好意思了。忽然，他见她不再有笑容，她离开了他，她注视着他，似乎他值得崇拜，或者已经死了。随后她又返回。她的目光里残留着一线她适才流露出来的迷惘。

他们没有谈及这种恐惧。某种事情的发生，她不如他清楚。他们彼此长久地远离对方，试图找回互相注视时的感觉，那种他们还没有经历过的担忧。

他很喜欢她那疯狂错乱的念头，有了这个念头，她才住到这房间里来，并收下了钱。他知道她有钱，他懂得如何窥破那些秘密。他对她说，如果他开始爱上她，那正是因为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她的富有和疯狂。

似乎是为了反驳所有这些话，一天夜里，她在他的手腕上发现了不少剃须刀的细痕。他从未谈及过此。她哭了。她没有唤醒他。

第二天，她没到房间里来。直到第三天，她才回来。他们闭口不谈前一天她为何没来。他没问她。她什么也没说。

她将重新回到房间里来，就像她在发现他手臂上的伤痕之前所做的那样。大海的喧嚣声已经远去。离天亮还很远。

她醒了，问他是否还在黑夜。他说是的，仍然是黑夜。她久久注视着他，她知道他没睡好。她说：我又睡了好久。

她说，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在她睡着时和她说话。如果他很想让她听他说话，也可以把她叫醒。她已经不像在海滨酒吧间时那样累了。只要他想，在她睡着时，他同样可以吻她的眼睛和双手，一如那次在酒吧间里那样。当她在沉沉的黑夜重又入睡时，他会这样做的：

撩起黑丝巾，她的脸裸露在灯光下。他将用手指触摸她的嘴唇，还有她的阴唇，他将吻她闭合的眼睛，蓝色的眼影粉将从他的指间消失。他还将触摸她身上某些令人厌恶的、罪孽深重的部位。她醒来时，他会告诉她：

“我吻了你的眼睛。”

她重又睡去，依旧把黑丝巾蒙在脸上。他靠墙躺下，等待睡意袭来。她重复着他说的那句话，声调里充满了对他的温情柔意：我吻了你的眼睛。

半夜里，她仿佛受到了惊吓。她直起身子，她说总有一天那些约定的夜晚次数会被超过，而他们却不知晓。他没听见。睡着时，他听不见。她重新躺下，却难以再入梦乡。她看着他，看着他，无休无止。她和他说话，为听到她向他倾诉的这种爱而哭泣。

他在房间里沿着墙，绕着白被单走动。他请求她别睡。不要蒙黑丝巾，裸露在那里。他围着身体走动。

有时，他额头抵着冰凉的墙，波涛汹涌的大海凶狠地撞击着这堵墙。

她问他透过墙听见了什么。他说：

“一切。喊声、撞击声、爆裂声、人声。”

他还听见了诺尔玛[3]。她开怀大笑。他停下了脚步。他看着她笑，对她的笑声十分惊异。他靠近她，呆呆地望着她笑，笑，笑，把他们的整个故事全汇入疯狂的笑声里。

她问他：是谁在唱诺尔玛？他说是卡拉斯，只有她才唱贝利尼的作品。她问他：此地，清晨四点钟，谁能在那儿唱诺尔玛呢？他说是海滩边汽车里的人唱的，她只管听就是了。她听了听，继而又笑着说：什么也没有。于是，他告诉她，如果她想听诺尔玛，是有可能办到的。房子里有一架电唱机。她不置可否。他关上房门出去，不一会儿卡拉斯的歌声响彻房间。

他回到房间。他关上了房门。他说：我从不敢强加于你。

当他听着诺尔玛时，她吻着他的手，他的胳膊。他任其为之。

突然，他猛地走到外屋，关掉了唱机。他走出门去。

他来到露台上。月亮已经隐去。天上没有一丝流云，可以相信天是蓝色的。正是低潮时分，海滩延伸到航道护堤以外，那儿成了一片坑坑洼洼、孔穴四布的荒原。过往路人大都沿着海边行走，特别是男人。也有一些人贴着房间外墙走。他们目不斜视。他一直没弄清他们上哪儿去，他以为这些人是去附近的渔场和市场上夜班的。他很早便离开了这个城市，那时他年幼无知，不谙世事。他很长时间一直在外。只是不久前他才回到这里生活，总共才不过几个月。他定期离开这里，始终是出于感情方面的原因。直到如今他总是来去不断。他只有这幢房子，他从未在别处寻找归宿。

他想起来了：当他远离此地时，他从不看海，即便大海就在门前。

他什么也不干。他是个无所事事并以此虚度全部光阴的人。也许她，她知道他不工作。一天，她告诉他，这个城市里很多人都不工作，他们靠出租消夏别墅为生。

行人始终来来往往：有些人去城里，他们朝着河口走去，他们是回城的人。其他的人走向纵横交错的石铺的小径，灰濛濛的一片。他们像回城的人一样走着，一无所视，一无所见。

远处，在北面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一个堆满石块的地方。那是石灰岩小山脚下的一堆晦暗无光的石块。他想起来了，那里有千疮百孔的浴场更衣室，和一座倒在悬崖边的德国要塞。

房间里，她坐在散射出黄光的灯下。有时，就像今天晚上一样，当他从露台回来时，他忘记了房间里还有这个女人。

他想起她今晚来得比往常迟了一点，他没有对她谈及此事。他很忧虑，并非因为他忘了向她提起她晚到的事，而是因为这迟到毫无必要，来日她可能到得更晚，尤其在他相信自己开始爱上她时。

她伫立在灯光下，身子转向门口。她看着他像往日一样走进房间，如同第一次来到这海滨酒吧间一样激动。身上一丝不挂，腿像青少年一样修长，目光犹豫，带着难以置信的温柔。他手里拿着眼镜，没看清她。

他说他在海边看过往行人，就像她将在书中写的那样。他没有离开。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出走。几天来，他已经不想再离开了。

和她一起在房间里，他养成了夜间上露台去看大海的习惯。

他们常常缄口不语，静默良久。

她首先开口说话，因为沉寂使她不安。

确实，什么都听不见了，甚至连熟悉的伴着风声的涛声也消失了。他说：大海很远，风平浪静，不错，什么都听不见。

她看看四周。她说：谁也无法知道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事。谁也不能预料将要发生的事。她说，有两件事对那些注意他们的人来说是同样可怕的。他惊奇地问：谁在注意他们？城里的居民，他们分明看见这屋子里有人。透过关闭的百叶窗，他们瞥见了灯光，于是就寻思起来。什么，他们感到奇怪？是否要报告警察？警察问：你们为什么在那里？而他们无言以答。就是这么回事。

他说：有一天我们将不再认识。房子很快会没人居住，被卖掉。我不会有孩子。

她没听他说话，她自顾侃侃而谈。她说：

“也许某个局外人会了解房间里正在发生的事。那人只消看见他们睡觉，就能从睡眠时的身体姿态知道房间里的人是否相爱。”

她也觉得已经太晚了，他们每天睡得都太久了。她没说那为什么，既然他们什么也不指望。她说的是另一回事：她说他们需要花时间思考自己，想想他们的命运。

她希望他替她回想刚才她醒来时说过的话。他半睡半醒地开口说，记不清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可这时她想起了一个和她相像的女人的声音，一句复杂的、苦楚的、让她觉得有切肤之痛的话；她并未完全理解这句话，这句话使她潸然泪下。

她想起了她睡着时说过的话。她谈到了在房间里度过的时间。她很想知道如何表达这种欲挽留那脸贴脸、身贴身的时光的愿望。她说，她谈及在事物之间、人之间的时间，这种时间为其他人所不屑，在他们，在那些无药可救的人看来，这种时间无足轻重。但她认为，也许正是由于不谈及时间，才产生了她企图获得这一时间的愿望。

她哭了。她说，最可怕莫过于忘却情人，忘却这些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他呆若木鸡，目光回避。她躺下来，用被单盖住身子，把脸藏在黑丝巾里。他想起来了，在这种不时唤醒她的奇特的谈话中想必正是时间在流逝。

她侃侃而谈。

晚上，她常常这样。他全神贯注地听她所讲的每一句话。这天夜里，她说他们一旦分手，就再也记不起任何一个奇特的夜晚，再也记不起与其他话、其他印象不一样的任何话语和印象了。他们铭记在心的只有空荡的房间，黄色灯光下的景象以及白被单和墙壁。

他躺在离她很近的地方。他没有盘问她。她突然变得疲惫不堪，泪水涟涟。他说：我们也会记得黑丝巾、恐惧和夜晚。他说：还有欲望。她说，不错，记得我们彼此毫无动作的欲望。

她说：我们在自欺欺人。我们不愿知道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他没有问她为何如此疲倦。

她翻了个身。她傍他而卧，却不去碰他，脸上依然遮着黑丝巾。

她说：今晚来到他这儿之前，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她怀着占有他的欲望恣情享用了那另外一个男人，这使她疲乏不堪。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对他一无所知。于是他说话了。他询问那个男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名字，他的魅力，他的皮肤，他的性器，他的嘴，他的叫声。直到黎明他还在问。最后，他才问起他眼睛的颜色。她睡了。

他望着她。乌黑发亮的环形鬈发里闪现出和睫毛一样的红棕色。蓝色的眼睛。从头到脚，以鼻子和嘴为轴线，她的身材非常匀称，整个身体是这种匀称的节奏、力量及柔弱的再现。美人。

他告诉她，她很美。他从未见到过这种美。他对她说，第一天晚上，当她出现在房门口时，他为她的美而落了泪。她不想知道这些，她听不见别人所说的这种不幸。

他向她重提三天前她已经有过比平时晚到的情况。他问她是否因为那个男人。她努力回忆着。不，那不是他。他说的那一天，他和她在海滩上攀谈。今天他们是第一次双双去旅馆的房间。

从那天晚上起，她比以前来得更晚了。她自己并不说明为何迟到。只有他问她时，她才说出原因。就是因为那个男人。她和他在下午见面，他们一起待到讲定的时间，即她到这个房间里来过夜的时间。那男人知道他，她对那男人谈起过他。他也同样强烈地感受着她对另一个男人怀有的欲望。

当她对他谈起那个男人时，她的眼睛始终盯着他。她常常一直谈到困倦为止。

倘若她睡着了，他可以从她半合的嘴和不再在眼皮下眨动、突然在脸上消失的眼睛里看出来。于是他把她轻轻放在地上，放在他视野可及的地方。她睡着了。他看着她。他轻轻地替她蒙上黑丝巾，看着她的脸。他一直看着她的脸。

这天晚上，她的化妆眼膏被另一个男人的吻抹净了。睫毛恢复原样，露出了枯草般的颜色。她的乳房上有轻微的咬痕。她的双手平摊，有点儿脏，手的气味也变了。

正像她说的，那个男人确实存在。

他唤醒了她。

他向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你是什么人，多大年纪，叫什么名字，住在何处，以何为生。

她一言不发。既不说她从哪里来，也不说她是谁。她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

完了。他不再追问。他说起别的事来。

他说：在你的头发里，在你的皮肤上，有一股陌生的香味，说不上是什么。

她垂下眼，说出了原委。不仅有她自己的气味，还有另一个男人的气味。如果他愿意的话，明天她只带着那个男人的气味来，如果他希望这样。他没有回答是否希望如此。

一天晚上，他问她为何来到海滨酒吧间他的桌边。为什么她接受了度过不眠之夜的合同。

她思索着。她说：

“因为从你一走进酒吧间，从你那时的状态，那种平静的忧伤——想必你还记得——看得出你想去死；而我呢，也想以这种戏剧性的、外露的方式去死。我愿和你一起去死。我对自己说：把我的身体和他的身体贴在一起，等待死亡。正如你或许会想到的那样，我受过的教育本该让我相信你是个流氓，我本该害怕你；可你在哭，我只看到这一点，于是我就留了下来。那是在上午，在那条国道上，当你提出要我收钱时，我仔细地观察了你。我注意到你那小丑式的装束和眼睛周围的蓝色眉墨。于是我确信我没有弄错，我爱上了你，因为，与人们教育我的恰恰相反，你既不是流氓，也不是杀人犯，你是个厌世者。”

他相信他从这种微笑中看到了泪水在滚动，看到了失神的目光；目光里有一种新的虚伪，这虚伪终于在事情开始后的半个月后出现了。他为之惊恐不安。

她说：

“我不了解你。没人能了解你，没人能设身处地地站在你的位置上，你没有位置，你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一个位置。正是由于这一点我爱上了你，而你陷入了迷途。”

她合上了眼睛。她说：

“在这个海滨小屋里，你像一个没有后嗣的人那样惶惶不可终日。在这个酒吧间里，我看见你想获得这名声，这身份，我在生命的一段时间里和你在一起——正值青春年华——那时我觉得这迷了路的人似乎就是自己人。”

她停住了，看了看他，然后告诉他，在刚见面的时候，她就知道她开始爱上他了，正如人们知道自己开始死去那样。

他问她是否已适应死亡。

她说她认为是的，因为这是人们最能适应的事。她说：

“在这以后，在黑夜结束时，要拒绝已经太晚了。想不再爱你为时已晚。你认为钱能证实死亡，你付给我钱，为了使我不再爱你。而我，从这些计谋中，我只看到你还很年轻，你的那些钱根本不管用。”

他想知道城里的那个男人。

她告诉他：他们每天下午在他按月租下的一家旅馆房间里见面，在那里度过白天。他们一直待在那个房间里，直到讲定的时间。有时他没来，她就睡上一觉，这就是她迟到的原因。通常总是他把她叫醒的，要是他不在，她就不醒。有时，一从这个房间出去，她就直接去旅馆，在那里一直待到第二天晚上。

她告诉他，她辞去了教师的职务。他朝她嚷嚷起来。他说，这是蠢事，发疯。我不会供养你，你别指望。她大笑不止，最终他也和她一起笑了起来。

他躺在她身边。她闭着眼，蒙着黑丝巾。她抚摸着眼睛，眼眶，嘴，面颊，额头。她盲目地试图通过皮肤、骨骼来寻找另一张脸。她说起话来。她说经历这种爱情和生活在印第安人广袤的土地上一样可怕。接着她叫喊起来。

似乎被灼痛一般，她把手从房间里的男人脸上缩了回去，她离开他，跑到靠海的墙边。接着她叫喊起来。

她抽泣着。她面临的是她刚刚发现的生存理由的得而复失。

事情随着死亡的突然降临而发生。

她用很低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呼唤着一个人，仿佛那人就在这里，她似乎在呼唤一个死去的生命，就在大海的那一头，大陆的另一侧，她用所有的名字呼唤着同一个男人，回声中带有东方国度呜咽般的元音，这声音在这夏日结束时从岩石旅馆的屋顶传出。

她为这个遥远的他，为这个男人哭泣，与其行止毫不相关，她只关注整个故事，她为不存在的故事而哭。

男人重新成为房间里的男人。他孤单一人。起先，当她叫喊时，他没有看她，他站起来走开，逃跑了。后来他听到了名字。于是他慢慢地回到她身边。他说：

“奇怪的是，我想代替你来回忆，这似乎是可能的；我觉得可以办到，重现情景、场所、对话……而与此同时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要我忘记它，简直不可思议。”

他的话好像没有说出口似的。她依然背对着他，脸朝着墙，她要他走。她要求他去那房子，让她独自待着。

整整一天，她一直待在房间里。

当他回到房间里时，她身穿白衣服站在敞开的门口。

她微笑着，她说：

“真可怕。”

他问什么事可怕。她说：

“我们的奇特故事。”

他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她抚摸的是他的脸，可是，也许她并没意识到这一点，她在不知不觉地寻找另一张脸。她的手突然摸到了另一张脸。

对于她说出的原因，他并不在意。她说：

“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就像一种幻觉，所以我才如此害怕。”

她说他俩双双卷入了一本书里，书至末尾，他们将回到城市的荫蔽中，再度分手。

她轻松地谈起故事的插曲来。她说：

“这很可能发生在远离此地的某个外国，时间是很多年以前的一个迷人的夏天；而对你来说假日那要命的惆怅使你悲伤落泪，如果不再去想它，它便被忘却，永远地忘却，然而却又因第一次突如其来的疯狂的爱而意外地重现。”

他说他已开始忘记那个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的眼睛。有时，醒来后，他甚至怀疑这故事是否存在过。因为她是在不为她所知的情况下寻找这张脸的，外国小伙子的脸想必掩盖了另一张脸。他说，他至今还记得的那张丧失理智的脸，现在，在他看来那张脸是怀有敌意的，粗野的。

她告诉他，也许她一直想爱的就是他，一个假情人，一个不爱的男人。

他说：

“在认识我之前就已经是我了。”

“是的，像剧中的角色那样，甚至在知道你的存在之前。”

他感觉到一种不安。他不喜欢别人谈这些，谈有些事情。他说，他们谈的是他们不了解的东西。她对此没有把握。她说：

“你搞错了，也许这不是真的。我以为人按某种方式认识一切。正视死亡吧，我们对它很熟悉。”

他久久地待在黄色的灯光里一动不动，愣愣地想着这些可怕的话。他要她靠得更近些。她照办了，她紧靠着他的身体躺下，但一点也没碰到他。他问她，她摸到的是不是一个死人的脸。

她迟疑了一会才回答。她说不，肯定不是。

他希望她到灯光下来。她还不能过来，她请他别管她。他不让步，他质问她，而她则回答：

“你为什么叫喊？”

“因为我以为是上帝的惩罚。”

他们睡着了又醒来，他还在问这爱情是怎么回事，是怎样存在下来的。她说：

“就像一种有始有终的爱情，在已经遗忘它时却无法忘却，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她说，他们应该继续一如既往地生活，身处荒漠，但心里铭记着由一个吻、一句话、一道目光组成的全部爱情。

她睡了。

他说：这是一个宁馨得出奇的夜晚，没有一丝风，全城的人都在室外，大家只谈微温的空气、殖民地的气温、春天的埃及、南大西洋上的群岛。

一些人望着夕阳，大厅就像一只搁在海上的玻璃笼子。大厅里，有一些带着孩子的妇女，她们谈论着夏日的夜晚，她们说这很难得，整个夏季也许只有三四次这样的机会，应该在死之前及时享用，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上帝是否还会让我们经历如此美妙的夏天。

男人们都在旅馆外面的露台上，他们的话语和大厅里的妇女一样清晰，他们也在谈论以往的夏季。同样的话，连声音也相同，轻飘、空渺。

她睡着。

“我穿过了旅馆的花园，来到一扇洞开的窗户旁边。我想到露台去和男人们在一起，可我不敢，我呆在那里看着女人。真美，这大厅朝向大海，正对着太阳。”

她醒了。

“我来到窗户旁不久就看见了他。想必他是从花园门进来的。我看到他时，他正穿越大厅。他在距我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他微笑着，想开个玩笑，可是他的手在颤抖。

“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我没对你说起过的爱情就在那儿。我在那儿永远永远地看见了一个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为了他，那天晚上我想在海滨酒吧间当着你的面去死。”他微笑着，他说着笑话，可仍然在颤抖。

她望着他，重复着那句话：一个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

她微笑着，她问：你已经对我说过的那个人，他和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一起走了？

他肯定地说：是这样。

她说：

“那天晚上，我经过大厅，就几分钟，为了和一个要离开法国的人会面。”

她想起了大厅里的妇女的声音，还有关于行将逝去的那个奇妙的夏夜的话语。

可是，对于那个夜晚本身，她记不起来了。

她思索着。对了，她想起了对难得的夜晚的一致赞叹，人们像谈论一件超越死亡的事情一样，预备日后说给孩子们听。而她，她本该藏起这个夏夜，使它烟消云散。

她沉默了很久。她哭了。

她说，她尤其记得透过岩石旅馆房间的窗帘看到的血红的天空。那时她正在房间里和一个不认识的、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交欢。

他也哭了。他静默下来。他从她身边离去。

她说，夏天有很多外国人到这个海滨胜地来学法语，他们都有着黑头发，有些人的眼睛是蓝的。她补充道：你没注意到，那晦暗的脸色就像某些西班牙人对不？是的，他注意到了。

他问她，夜间的某一时刻，在大厅里，在她附近，是否还有一个只出现了几秒钟的白衣青年，另一个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她问：

“你说是穿白衣服的？”

“我什么都无法肯定。好像是穿白衣服，对，是穿白衣服。很漂亮。”

她看看他，轮到她开口发问了：

“他是谁？”

“我不知道。我根本不认识他。”

“为什么说他是外国人呢？”

他没有回答。她哭了，泪眼里向他露出笑意。

“因为他将一去不返吗？”

“也许是。”

他也挂着眼泪向她微笑。

“为了更加失望。”

他们哭着。他问：

“他真的走了？”

“是的。他也永远离开这里了。”

“你有过一个故事。”

“我们在岩石旅馆的房间里整整待了三天。后来，他出发的那天来到了，在我对你说的那个夏日，除了在大厅里的那几分钟，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先走出房间，他赶了上来。我们迟到了。”

他犹豫着。他请求她把这些事告诉他。她对他说：

“不。他喜欢和女人在一起。”

他说了一句说教的套话：

“迟早他会回到我们中来的，他们都会回来，只要耐心等待就行了。”

她微笑着，她说：

“他从不留在房间里。”

他闭上眼睛。他说他又看见了夏日照耀下的大厅。他问：

“他不愿意离开你，是吗？”

“是这样，他不愿意。他不愿意。”

“你说的罪孽就是这个？”

“不错。”

“你们的分离。”

她没有看他。她说：是的。她说：

“为什么？看着吧……我不知道。我还不明白，也许永远不会明白。也许是因为美，惊人的、难以想象的美。还有，这种深沉的美仿佛有一种永恒的意义，特别是当它破碎时。和人们想象的相反，他从北方来。来自温哥华。我想他是犹太人。他对上帝的看法很坦率。”

她说：也许是幸福的观念，是恐怖。

她说：或者是过于强烈的、可怕的欲念。

他告诉她：

“在熟睡时，你偶尔会吐出一个像名字一样的词。那是在临近早晨，只有离你的脸很近才能听见。只不过是一个词，可我觉得它像是在旅馆里的一声叫喊。”

她告诉他这个词。这个词是她用来称呼他的一个名字。在最近一天，他也用它来叫她了。这其实是他的名字，但被她改变了。那天早晨，她在他走向因酷暑而阒无一人的海滩时，写下了这个词。

她看着他入睡。中午时分，她叫醒他，要他再占有她。他睁开眼睛，毫无动作。结果，是她在要他，主动让他交媾，他被她压得痛苦不堪，不得不离开她。就在这时，他用自己的名字称呼她，用被她改变的那个东方名字。

他们最后一次到海滩上去。此后，直到出发，他们再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他回房间去取行李。她，她不愿意再回到那里。也许就在这时他叫她了，担心她不等他从房间里出来，就离开大厅了。

她想起了旅馆屋顶上传出的叫声。她真想在最后一刻逃走，是那叫声把她留在了大厅里。

他问起他自己是否哭过。她不知道，她不再看他，她想抛弃他。

那一时刻到了。

“我陪他上飞机。这是国际惯例。”

“多大年纪？”

“二十岁。”

“对。”

他看着她。他说：和你一样。他说：

“开始几天，你在房间里睡得很久。正是因为他，因为那个我不认识的人，我才把你弄醒的。”

他们又谈了很久。她说：

“我用他的名字组成了一个句子。这句子说的是一个沙漠之国。一个风的首都。”

“你决不会说出这句句子。”

“以后别人会替我说出来的。”

“句子里的词是什么意思？”

“也许是那天上午面对睡眠的共同命运吧？也许是面对海滩，面对大海，面对我？我不知道。”

他们又开始沉默。他问：

“你还在等一封说他要回来的信吧？”

“是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和地址，可他知道我们住过的旅馆的名字。我通知过旅馆把信封上写有那个词的信转给我。我什么也没有拿到。”

“你为死做好了一切准备。”

她看着他，说：

“我们别无选择。我甚至要去你那里，以便死得痛快些。”

他请求她说出那个词。他闭起眼听她说。他请她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她说给他听了，他一直在听。他哭了。他说在旅馆里叫喊的正是她。他一下子就听出来了，就像刚刚听见过一样。她没有否认。她说：这就像你希望的。

他始终闭着眼揣摸那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的模样。他说他不懂这个词，他认为这个词，即使他刚才已经听到了——就像听说了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和一个女人在岩石旅馆房间里——也是毫无意义的。

现在，她清楚地回忆起夏天，那个夜晚，那些灯光通明，沿海排列的小屋，它们在美的面前会突然鸦雀无声。

他请求她今夜别用黑丝巾蒙住脸，因为他想看她入睡。

他看着曾被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交合过的她在睡眠。到了早晨，他谈起她的睡眠，他希望梦见她，他从不梦见女人，他想不起哪个梦里曾出现过女人，即使是在平淡无奇的梦里。

白昼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冬天到了。日出前的几小时，寒气开始渗入房间，虽说冷得不算刺骨，但却天天如此。他去关闭的屋子里取来了被子。

今天有风暴，大海的涛声近在耳边。一阵巨浪猛烈地冲击着房间的墙壁。整个房间、时间和大海都成了历史。

他谈起要离开法国，到一个气候温暖的国度去。他害怕法国的冬天。他将在明年夏天回来。

她说，每次他提起离开，她就听见死神的恶犬在脑海里和房子周围狂吠。

她问他：去外国干什么呢？他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干，也许写一本书。也许遇见某个人。他等待着临死以前的最后一次相遇。

她睡了。他在她睡着时跟她说话。

她紧靠着他躺在地上。她睡了。他说：

“你是怎么想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无法想象你能承受我所说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说。我决不说出真相。我不了解真相。我不会说使人痛苦的话。因为，以后当你痛苦时，我会为我所说的话忐忑不安。”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叫醒了她。他说：

“没必要去计算还剩下几个夜晚。在我们分手之前肯定还会有的。”

她对此很清楚：即便这是最后一个夜晚，也用不着说穿，因为这是另一个故事——他们分离的故事的开始。

他不明白她说些什么，他的故事从来就是短而没有结果的。从时间上看，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的故事是最长的，这是因为她保存着这个故事的缘故。她认为他弄错了，不管人们是否知道，故事是一直存在着的。他们已经面临世界末日，此时命运已经消失，不再为个人甚至还包括整个人类所感觉。集体之爱，她说，这要靠全世界来滋养，靠世界的大同。

他们笑了。互相看对方笑，使他们快活无比。

她要求他，如果有一天他开始爱她并意识到这一点时，请他告诉她。笑过之后，他们又像平日一样一起哭起来了。

当她离开时，太阳闯了进来，照亮了整个房间。她关上门后，房间在黑暗中晃动不已，他已经开始等待夜晚了。

这天晚上，她到得比平时晚。

她说，天很冷，城里空荡荡的，天空被暴风雨洗得干干净净，几乎是碧蓝的。她没有说明为何迟到。他们身体紧挨着躺下了，沉默了很久。她依然靠着墙壁。他又把她带到醒目的正中央，置于舞台灯光之下。

她掀去了黑丝巾。

她谈起另一个男人。她说：

“今天早上，从这里出去后，我在旅馆里看见了他。我知道昨夜他睡在旅馆里。他早就告诉过我。他在等我。门敞开着。他站在房间最靠里的地方，双眼紧闭，他在等我。是我走向他的。”

他从黄色灯光下走开，离她远些，朝墙走去。他低垂着眼睛不去看她。他俩都本能地装出漠然的样子，彼此不看对方一眼。他等待着，她继续道：

“他问我你我之间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没有，我说我对你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不过，我说我没对你说起过，因为你一想到这种欲望会十分反感。突然，我落在了他的手中。我就随他去干他想干的事。”

她说那男的叫嚷着，他失去理智，说他的手粗暴地摸着她的身体，快感毁了他的生命。

她沉默了。他说：

“我要走了。”

她没吱声。她又回到了灯光下她睡觉的地方。她重新在脸上蒙上黑丝巾。她没有歉疚的表示。

他沿墙呆着，一动不动。他没走近她。她大概在想：我就要被永远地赶走了。他要她盖上白被单，说他不愿看。他看着她盖上被单。她盖上被单时就像没看见他似的。他要她看着他。她看着。

她透过黑丝巾瞧着房间，目光呆滞惘然，就像瞧着空气和风一样。她谈着另一个男人。她说她是在到这儿来的头天晚上在海滨第一次看见了这个男人的，他们都看见了对方，仅此而已。后来，她在房子附近又见到了他。她说相逢何必曾相识。是他先来看她。后来一天晚上，他同她攀谈起来。

他不知道她经由海滩过来。她说并不总是这样。她经常抄大街后面的小巷。不过，她到达时仍要转身面向海滩。她说：为了看看海滩。她说：

“今晚，可能是由于寒风和别的事情——她没说是什么事情——的缘故，那些猎艳求欢的人很少。”他们笑了。

自刮风、寒冷天气出现起，她知道靠近石堆那地方发生的事吗？她知道。她一出城就知道。她说：在得知海滩那一角夜里所发生的事之前，她可以说什么都不知道。那儿几乎每夜都有事发生，有朝一日她会因此著书立说。即使看了她写的书，这一认识也可能不甚明了，也许这就是这些书通过这一现象想要告诉人们的，并且被人阅读的。

她很年轻的时候，曾听人说起过露水情欢的事。班上的女孩谈起过那一堆堆的石头和夜里到那儿去的人。有些女孩去那儿让男人们触摸。更多的女孩因为害怕而不敢去。那些去过那儿的女孩，一旦从那儿回来，便同那些不明此事的女孩不一样了。她十三岁那年的一天夜里，她也去了那儿。那儿的人彼此都不说话，事情都是在默默无语中进行的。紧靠着那些石堆，有一些浴场的更衣室。他们面对面靠在更衣室的板壁上。此事进行得非常缓慢，他先是用手指伸了进去，继而便用了他的生殖器。情欲炽热，他说起了上帝。她挣扎反抗。他把她拥在怀里。他对她说不用害怕。第二天，她想对她母亲说她去拜访这些露水情人的事。可是在晚餐时，她觉得她母亲不会不知道有关她孩子的事。那时孩子已经明白她母亲早知道有这个场所。其实，她谈起过这地方，有一次，她说过天一黑就应该避免到海滩上的那个角落去。在那晚之前，孩子可不知道的，就是这个女人自己是否也曾越过赤道进入禁区。她就是从那晚母亲盯着她孩子的目光上、从她们之间的沉默中、从这种心照不宣的眼神里透出的隐秘笑意里得到肯定的。就夜里发生在那地方的事情这一点而言，她俩可平分秋色。

每天晚上，她拖着身子回到房间里，她脱去衣服，置身于黄色灯光中央。她在脸上蒙上黑丝巾。

就在那时，他会假想她熟睡时另一个男人在她身上干那种事：常常造成她身心的创伤，但十分轻微，且是无意中伤及的。这天，男人身上的香水味儿很浓，汗味、烟味、脂粉味使之变异。他揭开黑丝巾，那张脸变了样。

他吻了那双紧闭的眼睛。他没有重新盖上黑丝巾。

她转过身朝着他，他还以为她马上会瞧着他，可是没有，她没睁开眼，她转过脸去。

深夜，离天亮还早，当海滩上的人恣意寻欢之际，她向他提了一个几夜前就想提出的问题。

“你想说为在房间里度过的时间付钱，这是为浪费的时间付钱。这时间是被一个女人浪费的吗？”

起先他想不起来，后来他想起来了。

“也是男人浪费的时间，这些时间对男人来说毫无用处。”

她问他在说什么。他说：

“和你一样，说我们的故事，说房间。”他又说，“房间毫无用处，房间里的一切都是死的。”

他大概弄错了。他大概从来没有考虑过这可以派某种用场。可以派什么用呢？她说：

“你说过房间是用来迫使人呆在里面，呆在你身边的。”

他说这涉及年轻的妓女时确实是这样，不过这儿的情况并非如此。

他不再花力气去弄个明白。她也不再搜索枯肠。她说：

“这也是用来迫使她们一到讲好的时间就离开，离你而去。”

“也许是。我弄错了，我什么都不想要。”

她久久地注视着他，她用目光把他抓住，把他关在她的体内，直到感到痛苦。他知道这事让他碰上了，而且也知道这事与他无关。她说：

“你也许从来就不想要什么。”

他突然来了兴趣。他问：

“你这样认为？”

“是的，你从来就不要。”

他意识不到是谁在说他或在说别人，意识不到是谁在回答她们打哪儿来，也意识不到他自己。

“这很可能。从来不想要任何东西。”

他等待着，思考着，他说：也许这是事实，我是从不想要什么的，从不。

突然，她笑了。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走，我也不想要什么。”

他像她一样笑了，但可以说这是一种犹豫、恐惧的笑，就好像他刚刚逃脱危险或是避开一次他不想碰上却又难躲的机遇那样。

她就是在随之而来的沉默中突然对他说这话的。她说他是她的情人：因为你说过这话，即你什么都不想要，所以你是我的情人。

他猛地做了个用手护脸的动作。随后他的手又放下了。两人都垂下眼睛。彼此都不看对方，也许在看地面，看白被单。他们都怕彼此目光对视。他们不再动弹。他们都怕他们的目光相遇。

她听着，这声音来自那一堆堆的石头和房间前面的海滩。出现了一阵异常的宁谧。他们想起了一小会儿之前有十来个男人靠墙走了过去。突然，哨声大作，还有喊叫声，奔跑声。他说：是警察，还有狗。

话一出口，他的目光转到了她身上。他们的目光刹那间相遇了，时间之短，犹如房间的窗玻璃在阳光下亮光一闪。在这一瞥之下，他们的眼睛被灼烫了，它们立即躲开，并且合上了。内心的骚动趋于平静，又走向了沉默。

她转过脸，蒙上了黑丝巾。他看着她这样做。他说：

“你谎称和那个男人在一起很快乐。”

她没回答：因为是她撒了谎。

他叫嚷着，他问她跟那个男人在一起时有怎样的快感。

她从睡眠中醒来，但她仍闭着眼。她重复道：

“能为此抛弃生命。”

他不再动弹。他的呼吸停止了。他闭上眼睛以便去死。她注视着他。她哭了。她说：

“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快感。”

呼吸又恢复了。他始终一语不发。她说：

“就像跟你在一起时一样。”

他抽抽噎噎地哭着。他把他的快感从自身释放出来。在他的要求下，她看着他干。他呼唤一个男人，他叫他过来，在他只想大饱眼福之际来到他的身边。同他一样，她也呼唤这个男人，她也叫他过来，她凑近他的脸，几乎碰到了他的嘴唇、他的眼睛，早已沉溺于他喊叫、呼唤的气息之中；但一点都没碰他，似乎若碰到了他，她就很可能把他杀死。

一天夜里，他发现她透过黑丝巾朝外看着。她竟闭着眼在看。她没有目光却在看。他唤醒了她，他对她说他怕她的眼睛。她说他怕的是黑丝巾，而不是她的眼睛。除此以外，他还害怕别的东西。害怕一切。他怕的也许就是这些。

她扭过脸，转身朝着靠海的墙。

“就像这透过砖壁的声音，别人说这是大海的声音，而实际上是我们的血液流动的声音。”

她说：“其实，我有时候透过黑丝巾瞧着你，不过，不是你说的那事。我认为，你想说的，就是你不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瞧着你的，因为我的脸在黑丝巾和死亡之间变成了一件模糊的东西。你开始了解这张脸了，可它已经开始在你的眼里消失。”

她说：“并不是在我朝你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见你害怕我这么做，而是在我睡着的时候看见你的。”

她笑了。她拥吻他，并且笑了。

他说：

“夜里你在睡梦中看见的不是他。”

笑声停了。她瞧着他，似乎她又忘了他。她说：

“不错，这还不是他。这还不是一个确切具体的人。重要的事情在梦中重现需要很长的时间。”

她问他，他在他的夜晚处于什么状态。他说始终一样，他把整个大地翻了个个，寻找那个情人。可是就像她的夜晚一样，那个情人还未出现。他问她是否已开始忘了。她说：

“也许忘了脸的线条，但没有忘记眼睛、声音和身体。”

可是他，他开始忘了吗？

不。他说：这是一个将留在那儿的固定形象，直到你离开。

她在金黄色灯光下平躺着，演员说，身体平展，她那一对漂亮的乳房高耸在躯体之上，宛如晶莹玉洁的大理石。

如果她开口，演员说，她会说：要是把我们的故事搬上舞台的话，有一名演员会突然来到河边，来到灯光的边缘，离你和跟随在侧的我非常近。但他只会瞧着你一个人。而且只会对你一个人说话。如果你说过话，他会像你一样舒缓地、平稳地说，可以说他似乎在朗诵一部文学作品。不过，这是一部他常常朗诵得心不在焉的文学作品，因为他得提醒自己注意忘记舞台上有女人在场。

暴雨和狂风都息止了。海水退出很远，露水情欢开始了。今晚有几名骑士。

自从她在那儿起，他每天夜晚都要走出房间，他去露台，他看着。有时他下楼去海滩。

他一直待到那些在海边寻欢的人消失。

他回来时，她还没睡着。他提供些新闻。风止了，今晚有几个骑士沿着海边漫步而过。她认识那几个骑士。比起他们，她更欣赏排列成行的印第安男人。那些男人带着和他们不可违抗的命运一样的理由去那儿。那些骑士不是外出寻欢的人。

他们哭了起来。呜咽声从他们的体内涌出。他们好像喝过酒。她在他身边，几乎贴着他的肌肤。他们沉浸在一种未曾感受过的幸福之中。那种共同面对静止的暴风雨的幸福。双双取笑他们酣畅的哭泣。他要她像他一样哭。他要他们的抽噎出自他们的体内而不知缘由。他哭着请求她这么做。他像喝过酒似的。她也哭了起来，并且和他一起取笑他的这个请求。他发觉他有生以来还未哭够。不管是否可能，他们应该相遇。

她说既然他谈到了哭，他们彼此就不再这么陌生了。她躺下了。

他们洒泪倾诉他们是多么相爱。他说每念及此，便有助于他容忍自己带着这个念头——有个等着一个城里的男人的女人——出现在这个房间里。

在演出中，演员说，有一次，灯光会慢慢减弱，朗读会停止。

所有演员会离开舞台中央，返回舞台深处，那儿会有桌子、椅子、扶手椅、花卉、香烟和长颈大肚盛水瓶。他们先是呆在那儿，什么都不做，他们会闭上眼睛，仰头靠在他们的扶手椅的靠背上，抑或他们抽烟，或者做呼吸运动，或者喝上一杯水。

在身上盖上一件衣服之后，两位主人公会像其他演员一样一动不动，静默无声。

他们和舞台很快处于彻底的静止状态，舞台变蓝——微光中烟雾的乳白蓝。这是一次休息，是一次通过沉浸在静默之中的体力恢复。我们大概觉得还听得见那时已停止朗读的故事。我们应该在这一静默带来的松弛间歇琢磨刚才的朗读所具有的意义，无论是在朗读过程中，还是在听的过程中，都应琢磨意义所在。

五分钟的时间里，戏会在睡眠中凝固，它会被睡着的人所占据。而这一睡眠会变成场景。我们会听到一种音乐，它将是古典音乐，我们会听出这是什么音乐，那是因为在演出前就已经听过，甚至在更早的生活中就听过。音乐将是从遥远传来的，它不会扰乱这一静默，而是恰恰相反。

接下去的演出从灯光增强、音乐结束开始。演员们会朝我们走回来，他们走得很慢。

露台上，天气并不冷。

天空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雾。天空比沙子和大海来得清澈明亮。大海依然沉浸在黑夜之中，它离得非常近。它舔着沙子，吞噬着沙子，它像河流一般平和安宁。

他没看见它的到来。

这是一条白色游船。它的各层甲板都亮着灯，可空无一人。大海如此平静，张张船帆已经收拢，低速运转的马达声非常悦耳，像睡眠一般轻柔。他朝前方的海滩走去，他朝着那船的方向走去。他一下子看见了那条船，它像是从茫茫的黑夜中冒出一般，他只是在面对着那条船时才看见它。

海滩上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看见这条船。

那条船转了向，和他的身体平行而过，这像是一种无限的爱抚，像是一次诀别。仿佛过了很长时间，船才返回航道。他返回露台，以便更清晰地目送它远去。他并不思忖这条船在那儿干什么。他哭了。那条船消失后，他还留在露台上哭丧。

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永远离去了。

他在露台上待了很久才回房间。他突然想永远不再回去。他靠在房子的外墙上，抓住砖壁不放，以为他永远不再回去是可以办到的。他回去了。

一跨进房门，便闻到另一个男人的香水味。

她在那儿，在她自身的黑暗中，沉浸在这股气味里，她被他剥夺了所有情人。

他在她身旁躺下，突然感到疲惫不堪，随后便一动不动。她没睡着。她握住他的手。她大概在等他，虽说刚开始等，但已经感到痛苦，她握着他的手不放。他让她握着。几天来，当她握着这只手的时候，这手没有抽回过。她说她以为他在露台上，以为他像其他夜晚一样并没远离这所房子。她说今夜她也许不会去找他，她也许会让他走，让他痛痛快快地去死，她没说为什么。他并不打算弄明白她说的话，他没答理。他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醒着。她看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他想设法逃走，设法去死。他已忘记她。这她知道。当她离开房间时，他已在地上入睡。

假如她说话，演员说，她会说：如果我们的故事被搬上舞台，一名演员将会走向台边，走向一串灯光的边缘，离你和我都非常近，他身穿白衣，全神贯注，对自己怀有极大的兴趣，会像走向他自己一样走向观众。他会自我介绍是故事里的那个男人，他心不在焉，魂灵像是已经飞出体外。他会像你想做的那样向墙外看去，似乎这能做到，向相反的方向看去。

他站在露台上。晨曦微露。

海边是那些寻乐求欢的人。

他没对她说起那条白船。

那些人们尖声喊出了几个短促的字眼，这些字眼被几个人重复着，随后便没声了，这也许是通风报信，是在叮嘱要小心。警察在巡逻。

喊叫过后，只留下一片黑夜的静寂。

他回到房间里。她在房里，在厚厚的墙壁后面。他每次从海边回来几乎都忘了她的存在。

在梦中遥远的地方，她大概听见了有人在开门，听见了声响的进入。她现在大概听见了有人把门轻轻关上，接着听见有人在行走，听见了踩在地上的脚步声，听见了有人靠墙坐下，她大概也看见了那人。她还勉强听得见用力过度的轻微喘息声。接着只是其声音被墙壁减弱了的黑夜。

她也许没睡着。他不想唤醒她，他克制住自己这么做，他看着她。那张脸受到了黑丝巾的蔽护。唯有赤裸的身子暴露在黄色灯光下，备受折磨的身子。

有时，将近这一时辰，随着白天的到来，不幸突然降临。他在黄色灯光下发现了她，他真想敲打这个假装睡着的、知道如何不顺从、如何偷钱的肉体。

他走近她，看着那句句子的出处：它会让他从那儿下手，从颈下，从心血管网下手杀死她。

那句句子与那条船有关，不管含义如何，它一直在呼唤死亡。

他在她身旁躺下。黑丝巾滑落在肩。那双眼睛睁开又闭上，她又睡着了。那双眼睛睁开了，可没有光亮，努力了好长一阵子，但毫无结果，还是再一次合上，并且重新踏上通往死亡的旅途。

接着，在黑夜将尽的时候，那双眼睛一直睁着。

她没说那句他为了杀死她而等她出口的句子。她站起身听着。她问：这是什么声音？

他说这是大海的声音，是风相互撞击的声音，是从未听见过的人类的事情的回声，是笑、是叫、是呼唤的回声，当人还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这些回声被扔来掷去，可是今夜，这些回声来到了房间前的海滩上。

这个故事引不起她的兴趣。她又睡着了。

她显然没看见那条船。她没听见它的声音。她根本不知道那条船，原因很简单：那条船驶过时她睡着了。他那么纯真地握住她的手并抱吻她。

她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一个对那条船一无所知的人。然而，她早已得知有关闯入他们生活中的那条船的某些事。比如，当他吻她手的时候，她就没看着手。

今天夜里，她一到达就将睡着。

他不会打搅她的睡眠，他会让她的睡眠继续下去。他不会问她是否又见到了那个城里的男人，他知道她又见过他。他总是通过某些证据，譬如，从她乳房、手臂青肿的程度上得知的，从她突然衰败的面容、从她酣畅的睡眠、从她苍白的脸色上得知的。这一夜过后难以抵挡的疲惫、这悲伤、这性的忧患，使那双眼睛看尽了世上的一切。

他让门开着。她睡着了，他走出去，他穿过城市，穿过海滩，穿过石堆旁边的游艇码头。

他在午夜时分又回来了。

她在那儿，靠墙站着，远离黄色灯光，已经穿好了衣服准备出门。她哭了。她无法停止哭泣。她说：我在城里找过你。

她害怕过。她看见他死了。她再也不想到房间里去。

他走近她，他等着。他任她去哭，似乎她哭泣的原因不在于他。

她说：你说甚至连这些悲伤、这些爱都在杀你，而你对这些却一无所知。她说：只知道你自己，这等于什么都不知道。即使对你自己，你也一无所知，你甚至连你自己的困乏冷热都不知道。

他说：确实如此，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重复道：你不知道。你所知道的，就是出走到城里，并且始终认为会马上回来。这真要命，还要让人忘记。

他说：现在我能容忍你在房间里，甚至你在叫喊我也能容忍。

他们待在那儿，很长时间一声不吭，天亮之际，寒冷伴着日光一起侵入室内。他们裹上了白被单。

她告诉他那个男人也问她有关房间的事。她说：我回来时也问了，我问他你怎么会对你自己知道得那么少。你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你为什么把我带进这个房间。你为什么想杀死我，但这个念头一出现你却又如此害怕。他对我说这没什么，说所有的人都多少有点像你。唯有一件事是严重的，那就是我在你面前。

她对他说她也可以要那些男人，但她对他们比对其他男人的欲望要少，但也许爱得更专一，更纯洁，就更不受别的欲望以及错误的行为所侵扰。这一被人厌恶的不幸处在生活中某些情形下变得可以接受了，这些情形便是今夏她被卷入其中的爱欲。

愤怒烟消云散了。他抬手伸向她的脸抚摸着。她重新蒙上了令人心安的黑丝巾。她说：

“如果你不回来，我夜里会再一次去和石堆那儿的人幽会，和他们在一起，糊里糊涂地走出去，再糊里糊涂地回来。看着他们把生殖器放在那个女孩子的手中，看着他们闭着眼睛哭泣。”

她说：

“你我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我们学习。”

“没有任何知识？没有任何无知？”

“什么都没有。有这样与世隔绝的人，就无法从任何人那儿学到些什么。譬如我们，我们无法学习任何事物。我无法从你那儿学到什么，你亦如此，既无法从任何人那儿，也无法从任何东西、或事件中学到什么。都是些倔强的骡子。”

他们的存在终将被忘却，不管他们被忘却了有多少个世纪，但这种无知却会这样存在下去，就像此时此刻在冷色调的灯光下存在一样。他们发现了这一点，他们为此喜出望外。

同样，这一天要日复一日继续千年才能在千年之后存在。整个地球对他们今天说的事全然不知，这将具有历史意义。没有词汇，没有笔墨能将它撰写下来，没有可以读到它的书籍，这种无知将具有历史意义。对此，他们同样喜出望外。

她说：这样，所有的一切都在房间里了。她用摊开的手指着石板地、指着被单、指着灯光、指着两个躯体。

她睡得像青春年少的人一样，又沉又长。

她变成那种不知道有船驶过的人了。

他想：就像我的孩子。

他有时揭去那脸上的黑丝巾。那身子刚一翻动，他便明白了尽管他揭去了面纱，但也无法驱走她的睡意。

夏季洒在那张脸上的橙黄色几乎已经消失。他看着。他仔细地看着，就像每天晚上一样看着。他有时闭上眼睛，以便远离这个形象，把它固定在假日里同别人而不是同他一起照的相片里。然而，在她身边要使它离开他的生活也许为时已晚。

房间里只有那柔软的、长长的白被单的外形。脱离被单后，那陌生女人的人形坐在地上，头枕在弯曲着的手臂上。两条手臂遮住了眼睛。在她的身旁，那拉长了的身影远离被单，远离她本人。直到天亮，他们就这样一直徘徊于哭泣、睡眠、笑而又哭、生命、死亡之间。

她说：你的难题始终在我生活中作梗，始终铭刻在我同其他男人的快感之中。

他问她在说什么。她在说这件不可能的事，在说他被她激起的厌恶。她说她同他共同分担对她的厌恶。可随后她说这不是厌恶。不是，厌恶是杜撰的。

她认为这是发生在这个房间里的事，就像它可能会发生在其他地方一样，他们无法认识这件带有普遍性的事，永远无法认识，这件事也许会被其他的事情的相似之处所掩盖，但这事近在眼前，那就完全可以肯定，鉴于人具有的一般常识，没有一个人可以孤立地看待它。

是所有的人吗？他问。

所有的人。她补充道：你说得对。

他在房间中央的白被单的凹陷处躺下。轮到她看他了。她呼唤着他。他们都哭了。在房间里能感觉到大海恢复了平静。她说她爱他胜过爱她自己，说他不该害怕。

他问她是否又见过那个城里的男人。

她见过了。

这个男人常去那些下午很晚才开门的酒吧间，那些酒吧间没有窗户，门都关着，要进去得敲门。这就是她所知道的有关这个男人的情况，他大概很有钱，他也不工作。他们到楼上的房间里去，这是为他们男人保留的房间。

她有时也去他在一家旅馆租下的房间。她在那儿一直待到天黑，黑夜一过，她就返回。她告诉他，她同她夏天常住的那家旅馆解除了租约，说她去的地方太多了。她说：

“弄到最后，我搞错了地方。”

他没笑。

她掀去黑丝巾。他瞧着她的身子。她忘了这身子是她的，她像他一样瞧着它。

他问起有关另一个男人的事。

她说他也打人。他瞧着她身上被另一个男人打过的地方。她说他爱她，说他用同样的话辱骂她，这正是她同男人们在一起时，她要求他们做的。但这种情形并不是一直发生的。她说：处在你和他之间。他要她重复那些辱骂。她照办了。她的话音平静、客观。他问她他还说了什么。她复述道：

“他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可比拟的。不管细节还是总体都不一样。”

他问，他那话是什么意思。她说：体内的东西。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他在说这东西。他，这个城里的男人，他把这体内的东西称作快感的所在。他带着很大的学问和疯狂深入其中，他爱快活。他也同样爱疯狂。他可能感受到了对她的某种肤浅的、昙花一现的感情，但他并没把这种感情同他肉体的欲望混同起来。他从没对她谈起过这一点。他站在原地，他说他在这个她对他描绘的没有阳光的房间里——她那些虚构的乌青块在此消退——一直害怕她的美，他在用眼睛说着她肌肤的柔美。她说他有时因为他，因为这个在房间里等她的男人才打她的。他是为了获得快感，意欲杀人才打人的，这仿佛是很自然的事情。她知道他去石头堆那儿了。她说他这会儿正围绕着她的故事转悠，说他去石堆那儿寻找那些把他的生殖器握在手里的女孩。她说：他就这样承受痛苦，以便晚上在旅馆的房间里占有我。

她说她也很希望他也对她说说他遇上的事。他说他什么事也没遇上。从没遇上。只有意念。她说这也一样。他没有回答，他不知道如何回答。

那男人说使快感产生的是天才的头脑，若没有它，肉体是懵然无知的。

她告诉他，她把她刚才对他叙述的一切都给了他，为了让他夜晚孤独一人时用这一切来做他想做的事。

她说那个男人用在某些女人身上的辱骂的字眼似乎源自一种深层的文化。

他问她更喜欢什么，他没说明在哪两者之间更喜欢什么。她说：

“当粗暴的言行出现而不为我们所知时，重复第一次的辱骂。”

她打开房间里的灯。她主动地躺在灯光中央，躺在她拖到中央的被单里。她平展身子，重新遮住脸。她先是沉默。接着，她开口了。她说：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一差别，这一你为我感到的障碍，它就在那儿，掩盖着一件与生命有关的事。”

一天晚上，在舞台边上的河畔，演员说，她说：可能会发生演员队伍的变换，就像娱乐场、潜艇、工厂的人员也会发生变化一样。这种变换会在一种无声的、轻微的运动中逐渐完成。新的演员会在下午到达，他们可能从未被人看见过，他们可能都跟那个男人——主人公——很相像。

他们会一直来到她身旁，来到她卧于被单里的身体旁，就像她现在这种姿势，那张脸隐藏在黑丝巾后面。而她，她会失去他，她在新的演员中会认不出他，她会为此万念俱灰。她会说：你与男人的普遍想法很接近，这就是为什么你那么令人难忘，这就是为什么你使我流泪。

他睡着了。

几天来，他很容易让自己进入睡眠。猜疑已经减少了许多。最初一段时间，他常去封闭的房间里睡觉。现在，从露台上回来之后，他有时会在她面前睡觉，当她走近他时，他不再叫喊。

他醒了。他像是请求原谅似的说：

“我累了，我好像正在死去。”

她说这没什么，这是过夜的疲乏，说他迟早应该重获白天的阳光，减少黑夜的时间。

他瞧着她，说：

“你没有黑丝巾。”

不，她为了在他睡着时看他而没有蒙盖黑丝巾。

她在他身旁躺下。他俩都醒着。彼此都没碰到对方的身体，甚至连手指都没有碰及。他要她说说石堆那儿的男人的生殖器是什么样子的。她说它和万物之初的物体相似，粗糙难看，它在性欲状态中会变硬，始终饱满、坚硬，像一道创口一样让人难以忍受。他问她回忆是否痛苦。她说回忆由剧烈的痛苦所组成，但是痛苦被卷入其浪涛中的快感冲淡了，反过来也变成了快感。但两种感觉是分开的，截然不同的。

他在等她睡着。他把她的身体移近他，他使她的身体紧贴着他。他呆在那儿。她睁开眼认出是他后又睡着了。她知道他夜里经常瞧着她，以便习惯起来。尤其是见到了那个城里男人后回来，在她因精疲力竭而沉沉入睡的时候看着她。

他贴着她暖暖的身体。他一直紧挨着她一动不动，享受着她肉体的恩赐。温暖变成了他们共有的东西，还有肌肤和体内的生命。

这是个不寻思原因的男人，今晚，他可以消受这个和他挨得如此近的身体了。他从不寻思个中缘由，他等待变化，等待入睡，同样也等待黑夜、白昼、欢悦。他突然压在她身上，也许，他没作出决定便这样做了，他还处于心不在焉的状态，思绪还在四壁之外神游。

他将转过身子。他的身体将重新压盖着她的身体，他将把她的身体挪到他自己身体的正中央，继而，他将缓缓地陷入中心地带那温暖的淤泥深处。

他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待着。他将等待他的命运，等待他肉体的欲望。他将等待所需要的时间。

正这样想着，随着一声苦恼至极的叫喊，那突如其来的意念萌发了。欲念停止，那非常短促的声音像惨遭杀戮后愤然止息了，留在了他身体——对着她的身体——缓缓下降的过程中。

他将待在那儿。然后，他将转过身永远冲着墙。他还会辱骂。他将不再哭泣。

她置身黄色的灯光下，她不看他，她已经将他忘却。他们久久地沉默。

他说让她讲出所以然是不可能的。

而她，她再也弄不明白怎么才是可能的。她说她对任何男人不再会有欲望了，让她去吧，别管她。

他说：她偷他的也许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房间。

不，这不是房间，她不这么认为。这是上帝，她相信。就是制造集中营、战争的那位。她说应该让它去。

她呼唤他，她在哭泣。

她站了起来。她在房间里走动。

她说也许就是大海不离开他们，它永远在那儿，涛声不息，有时近在咫尺，让人唯恐躲之不及；还有就是这褪色的、惨然的灯光，这慢慢抵达天际的阳光以及他们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相比这姗姗来迟的爱情。

她在房间里四下环顾，她开始哭泣。这是由于这爱所致，她说。她又停住脚步。她说像他们这般生活实在可怕。她忽而冲着他嚷嚷。她吼道在这房子里一样可供阅读的东西都没有，可以阅读的东西都被他扔了，书、杂志、报纸，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无法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连身边所发生的事情都一无所知，什么都别想知道。像他们这样生活，还不如去死的好。她又在他面前停住了脚步，她看着他，她哭泣，她重复说这是由于这占有一切却难以存在的爱所致。

她止住了哭泣。他在听她说。他没笑。他问：

“你在说什么？”

她面露羞惭，说：

“我说的话不经思考，我很累。”

她说：我从没给自己提过什么问题。

他重又起身。他把她拉近。他吻了她的嘴。疯狂的欲念处在溃败之中，他们为之颤抖。

他们分开了。他说：

“这一点我本来还不知道。”

他们在房间里站着，四目闭合，一言不发。

在夜晚的某个时辰，万籁俱寂，房子周围隔着退潮的大海和房间这段距离，唯有海水那没有回声的、间隔的拍岸声隐隐传来。在这暂息的时刻，犬不再吠，车不再响。天色将白，在最后一批猎艳寻欢的人经过之后，时辰出清了它所有的内容直至变为赤裸的空间，变为筛选干净后的沙子。此刻，那个吻留下的回忆强烈异常，它燃烧着他们的血液，使他们相对无语，他们无法说话。

平时，她的身体就是在夜间的这一时刻开始动弹的。今天却不，毫无疑问，她害怕白天的迫近，害怕死寂的伴随。

那个吻已经变成快感。它业已发生。它跟死亡开了玩笑，跟恐惧这一意念开了玩笑。没有任何其他的吻紧随而来。它整个地占据了欲望。它的荒漠和硕大、它的精神和肉体，这些只属于它自己。

她置身于他伸手可及的白被单的凹陷处，她的脸毫无遮盖。那个吻使他俩在房间里身体挨得紧紧的，岂止赤身裸体。

现在她醒了。她说：

“你刚才原来在这儿。”

她四下环顾，看看房间、门、他的脸；他的身体。

她问他这一夜他是否还出现过想杀死她的念头。他说：

“那念头又出现过，但和爱的念头一样。”

亲吻，他们将不说话。

她第一觉睡得正酣。

他出去了，他沿着那些海滨大旅馆，朝那些石子堆相反的方向走去。

他永远不会返回那儿。他显然担心被目击者认出，现在他相信那些人是这个夏日的夜晚发生的一件丑闻的真正的制造者。他重又找到了那个地方——他曾在洞开的窗旁面对一个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那个大厅的各扇门都关闭着。英式家具。桃花心木的椅子和桌子。许多躲开了噪音和劲风的花朵藏身于这寂静之中。他完全想象得出被幽禁着的花的味儿——一种太阳所赋予的温暖现已被寒冷取而代之。

在同样静谧的门窗玻璃后面，天空和大海都在移动。

他对她有一种渴求，那个海滨酒吧间的女人。自那晚起，他还没吻过她。他俩嘴对嘴的那个亲吻渗透了他整个身体。这吻已抓住了他整个身心，就像一个完整的秘密，一种必须以忧虑——害怕发生变化——为代价的幸福。就是想到这个吻，他才产生死的念头的。他可以打开大厅的门，以某种方式死在那儿，或者在微热的暖房里沉沉睡去。

当他回去时，她还在那儿，在原来的地方躺着。

她朝他看去，却视而不见，目光迷离。她表情阴沉愤然，正处于一种他尚未领教过的愠怒之中。她说：

“你想像支配一件商品那样支配上帝的旨意，而且四处推销这件刺眼而又陈旧的东西，好像上帝需要你的帮忙似的。”

他没有回答。他是个不善回答的人。

她继续说：你哭的时候，是在为没能把自己的意旨强加于上帝而伤心。是为无法偷盗上帝的东西去分发给他人而悲切。

愤怒消失了，假象。她躺下了，用被单盖住身体，用黑丝巾蒙住脸。黑丝巾后面的她在啜泣。她边哭边说：

“这倒是真的，你从来不谈上帝。”她说，“上帝，就是法，永远存在，无处不在，你不必在夜晚走到海岸边去寻找。”

她在哭泣。这是由于她处在一种极其愁苦和沮丧的状态中，这不会折磨他人，与其说她在思忖，不如说她在悲伤，这种悲伤会和某种幸福携手同行。他明白，在这种情形下，他永远无法同她叙谈。

她弄醒了他。

她说她正在变成疯子。

她说：你熟睡时，一切安然宁静。我注视着你的脸，注视着你睡着时所发生的一切。我见你整个夜晚都处在惊恐之中。

她说话时眼睛看着墙壁。她没有对着他说话。她在他边上，却像根本没有他的存在一样。她说：忽然间，在世界这片经纬密布的织物上，你面积很小的脸部有一根纬线突然变得脆弱易断了，那情形差不多等于一根手指勾住一根丝线，丝线将断未断。她说她的错乱是从那晚他熟睡时开始的，当时她发现了——同时也察觉出这张脸和世界万物的终点有所不同——他俩有着一样的归宿，那就是他俩已被双双卷走，被运动着的时间用同一种方式研烂磨碎，直到世界重新获得那根光滑的纬线。

不过，她显然在自己骗自己，当她说到他时，说到她对他怀有的这份感情时，她不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她明白无误的事情是，当夜如黑漆，最后一批露水情人经过后，得留神在天亮之前的那几个小时。

依旧是沉沉的黑夜，她叫醒了他，她说她忘了讲给他听：她已熟悉这海滨，她一辈子都能看得见它，她也已熟悉这个房间，她见过它，这是一所门窗紧闭，却碎了一块窗玻璃的房子。有人说，从前这所房子里住着一些女人，夏天，她们带着孩子坐在露台上。然而她，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些女人和孩子，她从久远的回忆中去搜索，更想不起有什么人住过这所房子。后来的某一天，这里出现了灯光。她早就想把这事告诉他，但她一直忘了。

他问她某几个晚上是不是她在敲门。

也许是的。有时她会去敲一些房子的门，但得看见里面有灯光，她才会去敲，当她知道里面只住着单身男人时，她才会敲门。

那个夏天的一个晚上是不是她敲了那扇门？他没去开门。他不在等什么人的时候是不会开门的，他切断了电话，他不开门。那个夏天她来过这儿，这可能吗？她想不起她是否真来过，而现在她认识了他，她觉得她应该来过此地。按理说不可能，她应该透过窗玻璃看见灯光才敲门，但有时没看见灯光，她也可能敲门。

他说有时在他不等候什么人的时候，他便听凭夜色进入室内，他不开灯。这样便可知道任何突然出现在空房间里的人。她说：那就是我。

她睁开眼睛，又合上，她说：我们睡得真晚。

她用手抚摩着他的脸，接着倦意涌来，手又垂下。她再次闭上眼睛。

她说：

“今夜我和那个男人在一起。我是在酒吧间楼上的房间里和他幽会的。我请求他和我一起干我们的事，如果死亡没有夺走我们的灵魂我们早该这么干了。”

在房间里，他走近她。他躺在她身旁。她在颤抖，她说话有些困难。每次她话一停便啜泣。她说：

“我请求那个男人让我在他身旁睡上一阵子。我请求他对我干几件事，只消等到我进入睡眠状态时就可进行，但得轻轻的、轻轻的。”

她重复说：

“我请求他对我说那些话、干那些我告诉他的事，但得非常轻柔地、长时间地进行，那样的话，我就不会醒来。我对他说了哪些事、哪些话呢？

“我还告诉他别为我是否会醒而操心——尽管他担心他无法使我醒来。因为，处在这种情况下，‘失去’的发生会非常之慢，简直就像一次没完没了的、令人赞叹的临终时刻。

“他照我要求的做了。缓缓地、长时间地做着。后来，我突然听见了他的声音，我想起来了，他的手燃烧了我的皮肤。起初是轻轻的，有一定的时间间隔，继而是连续不断的，他的手使我的身体燃烧起来。

“他说我的眼皮在抖动，就好像我欲睁开眼睛却又力不从心。说我腹部深处流出一种稠厚、混浊、像血一样热的液体。说就在那一刻我的双腿分开了，让他进入这深处，那时我已醒来。深入直至尽底处，为了坚持到底到达终点，他非常缓慢地进行着。他害怕得叫了起来。他在尽底处等了很长时间，紧急情况才缓和安宁下来。

“我并不想等待他所希望的那么长的时间。我要求他快一点，使点劲。我们停止说话。快感从天而降，我们抓住了它，它吞噬了我们，把我们永远地带走，随后，它消失了。”

房间里，那两个身躯重新倒在白色的床单上。眼睛紧闭着。

后来，它们睁开了。

随后，它们又闭上了。

一切均告完成。房间里，他俩周围凌乱不堪。

他们就这样长时间呆着，眼睛紧闭，惊恐不安。

起初，他俩彼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后来，他俩的手重临灾难的险境，它们还在颤抖，在睡眠过程中，它们握在一起。

睡醒时，他俩又一次地双双抽噎，目光转向墙壁，羞惭不已。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俩身体分开，各自哭泣。后来，他俩不再哭泣，一动不动地久久地在那儿呆着。

后来她问他这微光的出现是不是预示着天亮了。他对她说那显然是日光，不过，每年的这个季节白昼来得很慢，所以无法肯定天是否亮了。

她问他这是不是最后一夜。

他说是的，这可能是最后一夜，他不清楚。他提醒她，他对任何事情向来就是一无所知的。

他走向露台。天色很暗。

他在那儿，他在看。他在哭。

当他返回房间，她已经直着身子坐了起来，她在等他。他俩对视着，他俩对对方怀着欲念。

她说她害怕像一个在车站旅馆里过了夜分手后的女人一样被人杀死。他对她说什么都别怕。她相信当他走向露台的时候，这个念头曾在他脑中出现过。他证实了这事。他说：有一阵头晕目眩的时刻，没什么。

她在啜泣。她说这是她知道他在他俩的故事中每时每刻都有这种需要时激动的表现，这是因为她想起，就她个人的意愿来说，她的身体本该能够做到永远不在这个房间里挨着他的身体生存。

他说其实他每晚都有这个念头，它和对大海恐惧、对她那无法企及的美搀和在一起出现。

他跟她讲到了船。

他说他看见一艘游船在非常近的地方，在离海岸一百米的海上行驶。甲板上空空荡荡。海宛如一个湖泊，船在湖面上前行。像一艘快艇。白色的。她问是什么时候。他不知道，有好几个夜晚了。

她从没在这个海滩上看见过船。为什么没见过呢？毫无疑问，人都消隐在雾霭之中——这个季节大海上总是大雾笼罩——他们朝着海滨疗养地大旅馆透出的灯光走去。

他伫立在海滩上直到船在它的航道上消失。转速很低的马达的声音以一种他尚未认知的方式渗入他的内心。当那船渐渐远离海岸时，他相信此刻那个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的欲望最后一次地在他身上反应出来了。当船消失时，想必他已颓然倒在沙滩上了。

他醒来时，那船已经消失多时，一排海浪一直打到房子的墙上，就像想躲开他似的，海浪到他脚边化为一片白色的流苏退避了，它生动形象，不啻一行文字。他把这当作是来自那船上的回应。它在说别再等待蓝眼睛的外国小伙子了，他永远不会重返法兰西的海滨。

就从这个时刻起，他想去爱这流动的海。带着疯狂的欲念去爱，就像沉醉于他俩给予对方的那唯一的吻。他想起了她的肌肤、她的眼睛、她的乳房，她身上所有的器官，她的温馨及她的双手，这些感觉在他身上再生了。

好几个白昼，好几个黑夜，他一直处在渴念她的状态中。

后来，这爱回来了——如同那个吻留下的回忆——那曾是他生命的鲜血，曾使他在这个夏夜——他俩相遇在这个海滨酒吧——惊恐不安。

她说那便是这爱，那一晚他俩为之洒泪，这是他俩彼此真正的忠贞，这已经超越了眼下他们的故事，超越了将要进入他们生命中的东西。

他对她说那孤身一人的外国小伙子就是那晚他们在海滨酒吧间感到绝望的原因。

她回想起他常跟她说起一个蓝眼睛黑头发的外国小伙子，而她却从未想过那是她曾爱过的人。

她清楚地记得他说到的那些致命的忧郁，它们每个夏天都要来缠扰他直至把他弄得精疲力竭，那些事情抽象难懂，毫不连贯。

他说他老是把故事搞错，但根据他们在这个海滨酒吧相遇这一事实，对那个外国小伙子的记忆在他看来似乎旨在防止错误的发生。

她说不，他们不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好比那些忘记自己曾目睹罪案发生的证人。

唯一的证据应该是，他认出了她，一个在大厅里的女人。那晚在这个海滨酒吧间，他们处在何种情况下才会互不相识呢？

他去门窗关闭的房子里喝烈酒。他偶尔这样做，她亦如此。他想肯定这艘白船的存在。今夜他将它混淆于另一个记忆之中，混淆于一个同样封闭的场所。他说：和海滨旅馆的大厅混在一起了。

她说：那艘船存在过。城里的人说起过它。它来自勒阿弗尔。它是被退潮的海水带走的，一直带到茫茫的海上，它一定朝着岸上的灯光返回。这是艘中等体积的希腊游船。除他之外其他见过这艘游船的人都说游船上只有船员。

她问他是否见过这艘游船上的乘客。

他无法肯定，但当那艘游船掉头时，他相信他看见一男一女在舷墙旁凭栏观望，欣赏着沿岸一长串闪烁着灯光的娱乐场所，这样持续了无疑有一支烟的工夫。然而，当那船重新驶向航道时，他们一定进了船舱，他没有再看见他们。

他躺在她身旁。他们沉醉于一种他们不曾感受过的幸福之中，这幸福是如此的深沉，他们为之恐惧。

他对她说他弄错了，不是天亮了，而是黄昏降临，他们走向又一个黑夜，为了白天的到来，他们得等待整个黑夜过去，他们弄不清时间是怎样流逝的。她问他大海的颜色。他不知道。

他听到她在哭。他问她为什么哭。他没等她回答。他问她海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她说海为自己抹上了天的颜色——与其说是颜色不如说是一种光的状态。

她说他们也许开始死亡了。

他说他对死一无所知，他是个恋爱之中不知爱，濒临死亡不知死的人。他的嗓音里还有喊叫声，但声音遥远依稀，如泣如诉。

他对她说现在他也认为他俩之间的事一定涉及她在他们的故事开始的头几天所说的内容。她脸贴地板，藏住面孔，她在哭。

这是最后一夜，演员说。

观众静坐不动，注视着安静下来的方向——主人公。演员用目光示意他们的位置。主人公依然暴露在河边强烈的灯光下。他们面朝剧场躺着。简直可以说他们在这寂静中已无生命的迹象。

他们朝剧场、室外、读物、大海看去。他们的眼神恐惧、痛苦，老是因成为众人——台上的演员和剧场内的观众——注视的对象而怀有犯罪感。

最后一夜，男演员这样宣布。

他们面向观众席，若即若离，准备从一切人类的故事里消失。说明这一点的并非是渐暗的光线，而是那个男演员孤寂的声音，它将促使其他演员原地站定，停止动作，迫使他们度过地狱般的最后一刻的死寂。

这个晚上是第六夜，他转过了目光，而她，当他一靠近，她便用白被单把自己盖住。

最后一句台词，男演员说，也许会在静默之前说出。看来应由她在他们爱情的最后一夜为她而说。它应该与你通过认识不曾经历的东西后偶尔受到的感情撞击有关，与语言障碍有关，处在这种障碍之中，你无法表达出这一障碍是怎么回事，这是由于词语在巨大的痛苦面前显得枯贫无力的缘故。

在剧场的尽底处，演员说，会有一堵蓝色的墙。这堵墙围绕舞台。它很厚实，朝着大海，在落日下显现着。乍一看，它像个被遗弃的德国要塞。这堵墙的特征是无法摧毁的，尽管它日日夜夜经受海风的折磨，尽管它受到最强烈的暴风雨的打击。

演员说这座剧院是围绕着对这墙和大海的想法建造起来的，目的是让海的喧哗，或远或近，永远在剧院内存在。风和日丽时，那厚实的墙会使它的音量减弱，但它的声音永远在那儿——和着风平浪静的大海的节奏。你从来不会弄错它的自然属性。有些风狂雨急的夜晚，你能清晰地听到海浪在拍击房间墙壁，以及和话语夹杂在一起的涛声。

[1] 美国歌剧女高音歌唱家（1923—1977），以表演歌唱技巧高超的角色而闻名。

[2] 意大利著名作曲家（1567—1643），在歌剧、清唱剧和带伴奏的旋律的新形式代替旧复调风格等创作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强调，音乐应表现人最深刻的感情，音乐要和词意吻合。

[3] 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贝利尼的代表作，卡拉斯以演出此剧而出名。

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

——关于《情人》

〔法国〕 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1] 王道乾 译

玛格丽特·杜拉斯[2]的小说《情人》取得成功，有关她的作品的“可读性”问题立即为之改观。一直被看作是难以阅读，只有知音才可接近的作者，其作品现在进入了广大读者争相阅读的领域，并且在销售上打破纪录，这实在是件有趣的事情。杜拉斯的作品甚至使文学批评家所持的态度也发生问题：过去是天机不可泄露，如今成了老生常谈；以前需要加以引导才能进入杜拉斯的世界，今天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了，理解杜拉斯的作品也成了异常复杂的事项。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引出一个双重性问题：一方面，人们追问，姑且借用那个出了名的说法，人们现在为什么不再害怕玛格丽特·杜拉斯了？另一方面，尽管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也是多种多样的，仍须进一步考察人们浏览这部作品究竟是读什么或不读什么。

实际上，对于《情人》出版取得成功的关注，这就涉及畅销书某种特殊类型的问题，皮埃尔·诺拉认为这一类书与“协商确定”的畅销不一样，他认为这类书属于他们说的“非有意为之的成功”，也就是说，这种书脱出通常流通轨道远非始料所及。他说：

“畅销书的规律，是对其正常社会学领域的突破、违抗，书原本不是为广大读者写的，但在广大读者中产生轰动。”[3]

《情人》的出版取得了轰动效应，对其特点作一恰如其分的说明有着重要意义：畅销书这个用语从此就不一定带有贬义内涵，即认为这类书完全是一种制成品，它的使用价值无非是在我们社会商品流通中具有某种交换价值而已。在没有对它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情人》一书不是为商业目的而写这一点尚未得出结论之前，最好不要把争论简单化。

从另一方面看，是不是读者群众方面发生了变化？对此，罗布-格里耶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在1982年一次谈话中有他的解释：

“有一类读者现在已经学会阅读我们的作品。不过……不是三十岁开始学习阅读的‘老人’。……我们现在更能和十五至二十五岁的读者平等相处了，他们阅读我们的作品似乎不存在原来那一类摒弃的问题。……读者的感受力好像已经大为发展，以致我们在自己的探索中越走越远，我们中每一个人已走到尽头，尽管如此，读者还是追随前进。……其中有些人年纪很轻，感受力极强。我说过：有些人已不再提出那种类似理性定义的问题……现实主义，已经没有人相信了。”[4]

我不想与罗布-格里耶分享这种乐观看法，对于《情人》取得成功，我设想那是出于一种“误会”。也就是说，杜拉斯如果丝毫没有改变她的写法，那么《情人》作为文本与以前的作品相比就更加具有多义性，这将有利于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阐明种种阅读机制和读者阅读习惯可以更好地把握作品的组织肌理。我们不妨再看看罗布-格里耶在谈到诺贝尔奖颁发给克洛德·西蒙，当初他在子夜出版社接待这位作家时，他是怎么讲的：

“由让-埃代恩·阿利埃……居间介绍，《风》的原稿送到我的手中。原稿中每两章就有一章是用来解释前一章的，后来我见到克洛德·西蒙，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不这么办，卡尔曼-莱维出版社就不愿意接受稿子。我加上这几章，目的是让其余各章能够通过，但按我的看法，这些章节毫无意义。’我对他说：‘删掉。他们不接受，出版者现成就有。’于是他把那些文字全部删除，稿子果然遭到拒绝，而子夜出版社却接受出版了。从此以后，克洛德·西蒙按照个人意愿写作，拒绝阉割他的作品，不再屈服于那种统治一切的叙事观念了。”[5]

如果上述轶闻是有教益的，而且杜拉斯也是在子夜出版社出书的幸运的作家之一，那就需要弄清对“统治一切的叙事观念”作何理解，这种观念又如何在现代性的掩饰下以不会引起怀疑为虚假的方法和恶劣的阅读效果来“阉割”作品文本。

上述《风》的事例很能说明问题：阅读一般都是建立在按照惯例、线性顺序、一目十行大略阅读方式上的，作品终结，阅读便告停止，阅读以一种确认和获得信息大到多余度作为依据。所谓“可解释性”，就是一环扣一环，借助首语重复法加以默记。也就是概括，复述，让“意义”保持在眼前：是充实的，现场呈现的，因为意义最怕虚空。只有文本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文本是互换性的载体，所以又是可忽略的。阅读文本归根结底就是逐渐忘去文本，只保留其语义的提炼：于是阅读随着文本抵拒力递减而加快速度，直到意义得到展示领会。

这就是说，居于统治地位的叙事观念企图消除语言中的异质，而新小说，一般来说，所有现代小说，都力图在其中写进它的矛盾复杂性。让·波朗对文本的这种异质混杂现象用诱惑航海水手的美人鱼作比喻来加以说明：

“如同美人鱼或人身牛头怪物，词语的力量是由一种奇异的混杂渗透、两个不可调和的异体相结合而形成。……经验告诉我们：词语所以有力量，就在它处在看不出的状态下；凡词语明显可见的地方，词语的力量就隐没不见!”[6]

总之，对现代小说可读性提出质疑看来是一个徒有其名的问题：因为可读性概念是相对的，任何可读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以不读作为代价。[7]重要的是问一问人们选定让人读或自己要读的究竟是什么。对此，人们还记得《琴声如诉》出版时出现的一种批评意见，责备作者不尊重“写作常规”：

“玛格丽特·杜拉斯并没有错误地认为同一事件可能……按照其叙述方式产生不同的情感。事件还是需要叙述的。……肯定地说，不论肖万、吉罗小姐[8]发生什么情况……对我们来说，事件仍旧还是那样的事件，这些人物对我们来说仍然还是这些人物，我们对他们仍然没有什么同情之感。……只要不打乱小说的基本条件，不割断主导线索，小说怎么写都不成问题……在性质上须保持不变的，即保持叙事形成的幻想不变，而这一切正是一个新出现的流派竭尽全力要加以改变的目标。”[9]

处于统治地位的叙事观念，宁取叙事形成的幻象以抵制文本。这种叙事观念采取简化文本手段无非是要求意义的表达让人觉得适当而欣悦。现代小说并不注意小说提供什么幻象，只求人们去阅读文本。现代小说不惜损害意义，而对词语能力提出质疑以达到布朗肖[10]所说的“灾难性的写作”，或罗朗·巴特的“语言混乱”的目的：

“写作的欲求，即爱欲，就是那直接面对语言的混乱：即语言言之过甚又言之过少那种癫狂境界。”[11]

因此，写作就是和无法说出的事物进行对质；向意义固有的溃散特性提出质询。[12]

现在需要考察的论题是：《情人》中杜拉斯式的写法相对来说并没有打乱一般阅读习惯，这种阅读习惯已经能够适应现代性——也就是说，避开现代性了。总之，我的看法与某些人的意见相反[13]，我认为杜拉斯的其他作品更能抵制种种文化俗套，她的那些作品不是可概述的，也不是可以归纳的，它们对其使之成为中介的东西仍然是强固而不可动摇的：文本中的“一句话”就取得激动人心的效果，也就是那种居于首要地位的绝对陈述：

他说：最后你说到什么？

她说：我说了。[14]

所以，仍然是文本、话语、效果组成《情人》的叙事网络，文本、话语、效果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因此这就给通常的小说消费方式提供了一个支撑点。

《情人》中多义成分容易造成误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传内容的配置，使之产生现实主义幻象，虽然作品在一些地方对此又加以否认；再是情人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很容易让人把他看作是某种感伤小说中同类人物，但在其他方面又显得奇特异常。人们一定注意到小说的标题，但大多不去注意它是这本书一个首要的字词，也是全书收尾最后一个字词，作为小说标题，这个词不是自始至终具备同样含义而没有变化，在小说阅读过程中，变化就显现出来了。

介于自传与一般作品之间

自传这种文学样式是按编撰法严格规定的某种法则所限定的，对此杜拉斯是既认可又不予同意，情况难以捉摸。所以这本书在自传与一般作品之间摇摆不定：在我的生活故事与我写作的故事之间摆动。叙述以第一人称开始，具有这种样式的作品所特有的那种回溯性叙事过程，如：

“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才十八岁，就已经是太迟了。在十八岁和二十五岁之间，我原来的面貌早已不知去向。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衰老的过程是冷酷无情的。我眼看着衰老在我颜面上步步紧逼，一点点侵蚀，我的面容各有关部位也发生了变化……我倒并没有被这一切吓倒，相反，我注意看那衰老如何在我的颜面上肆虐践踏，就好像我很有兴趣读一本书一样……我知道衰老有一天也会减缓下来，按它通常的步伐徐徐前进……我的面容已经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皮肤也支离破碎了。它不像某些娟秀纤细的容颜那样，从此便告毁去，它原有的轮廓依然存在，不过，实质已经被摧毁了。我的容貌是被摧毁了。”[15]

作品以此作为发端，与文本作者印在书封面上自己的名字不免相混同，一方面书中人物作为叙述者在“我”与另一方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实有的作者两相混同。读者一经进入作品，按照他借以形成的文化类型，准备阅读“一部回溯性散文叙事作品，由一个真实人物形成其自身存在——所强调的是——个人的生活，特别是有关他的人格的历史”[16]。作者-人物的同一，这就是鼓励读者决心接受融于叙事整体，即文本与文本外，写出的与生活过的、作品与作家的交融中某种情感通过再现与表现所形成的幻象，这正是有准备的读者理所当然的期待。总之，接受这种信任，承认小说特性借以培育的这种倾心信任，也就是相信虚构即是真实。

但是，在今天，选择写自传性作品，无异是选择走向死胡同，因为现代主题已经不再相信这种同一性假象，自传样式的作品在许多方面已经变质败坏。罗布-格里耶曾经挑衅性地断言：“除说我自己之外我什么也没有说”[17]，这样，除非是有意为之的自恋倾向，也未能完全阻止《重现的明镜》纳入一直是有争议的叙事再现规律，罗布-格里耶的这部作品只好被判定是某种未必存在的同一性的表演活动罢了。娜塔莉·萨罗特把她的回忆限制在自身只能是极其薄弱的童年最初时期，强使叙事作品成为某种假设和虚拟。[18]至于米歇尔·比托尔，他最近在海德堡大学宣称：“我只愿意谈我自己”，紧接着又说：“不过其中也须含有虚构。”[19]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也有同样的含混性质，其中只要明显涉及自传题材，现实主义效果就处于支配地位，向虚构让步的那种令人困惑的手法也就非介入不可。如《情人》中这样写道：

“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只有某些广阔的场地、处所，人们总是要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曾经有过怎样一个人，不，不是那样，什么人也没有。我青年时代的某一小段历史，我过去在书中或多或少曾经写到过……这里讲的有所不同，不过，也还是一样。以前我讲的是关于青年时代某些明确的、已经显示出来的时期。这里讲的是同一个青年时代一些还隐蔽着不曾外露的时期……也许是我原先有意将之深深埋葬不愿让它表露于外的。那时我是在硬要我顾及羞耻心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写作的。写作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属于道德范围内的事。现在，写作似乎已经成为无所谓的事了……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不把各种事物混为一谈，不是去满足虚荣心，不是随风倒，那是不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作就什么也不是了。我知道，每次不把各种事物混成一团，归结为唯一的极坏的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写作除了可以是广告以外，就什么也不是了。不过，在多数场合下……我不过是看到所有的领域无不是门户洞开，不再受到限制，写作简直不知到哪里去躲藏，在什么地方成形，又在何处被人阅读，写作所遇到的这种根本性的举措失当再也不可能博得人们的尊重……”[20]

叙事在这里按照一个冲突原则向前推进，既表示肯定，同时又加以否认。实际上，作品文本就像这样把读者推向纯粹的虚构，接着笔锋一转，又与《太平洋大堤》[21]联系起来——尽管这部自传性的小说里面一个名叫苏珊的人物与作者的名字并不相干。上述这种联系可以提供小说场并创造出一种使作者的现实性相对化的“自传空间”，让作者与一种双重性存在发生关连：这种存在在生活中是真实的，在先已发表的陈述中却是文本性质的[22]。接下来（“这里讲的是同一青年时代还隐蔽着不曾外露的时期……”），由于作者的揭示和写自传应有的真诚性的规定，形成的幻象于是得以加强。但是每一个段落的结尾在笔法上语言就变得软弱无力：如写作的所谓“根本性的举措失当”的双重含义，其中在“我”的生活历史记录的“举措失当”是对过去羞耻心的回应，同时又是写作虚荣心记录的继续，这种写法本来就是不“适当”的——按定义说，这种写作方式不适当，就像皮埃尔·梅尔唐斯说得极为精彩的那句话：“说出写作中的病例，真实性与生硬发僵这两种毛病也就治好了。”[23]

类似这样的开端，它提供了一种双重性，这种双重性按照阅读要求，以可变的比例，或者更正确地说，按照读者的判断的划分的比例，组合成为小说，同时又将小说分解。这就说明《情人》中各种关系的张力如何相互倒错。大凡杜拉斯式文本占上风，形成为牢不可破的网络，迫使读者适应或停留在无动于衷状态、感到激动或受到排斥，这样，杜拉斯式文本立刻就处于与读者能力和局限相适应的位置上了。

关于陈述主体的问题

在导致小说摇摆在自传与虚构之间的众多复杂的组成成分中，我提出三种重要因素加以讨论。

第一是“人物实无其人”手法。人们知道，小说真实性幻觉基本来自读者能够把语言法则形成的人物看成是一个陈述集中描述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人物。但是如果没有任何专有名词去“充实”、装扮匿名的人称代词，使其成为特定的人身，那就会出现空白无有的危险，至少可能形成陈述主体含混不清。杜拉斯的手法正是运用种种不确定的、没有名称的、“说不出名字”的形式来形成这种含混。小说《情人》中叙述者“我”就没有名字，因此这个“我”与书封面上印出的作者姓氏同一始终处在不能确定这种状态，这是不是自传始终是一个疑问。而读者、叙述者也是一样，在语法时态一致性上往往吃不准陈述多重人物的“我”究竟是谁。“对你说什么好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小说从一开始就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在一般情况下，写作传记作品时惯用的诱骗手法是个人身份的一致性，杜拉斯则突出把讲自己的“我”与第三人称孩子、女学生、小女孩、“她”割裂开来，从而使这种手法成为问题了。如：

“从此以后，她发生什么事，他们是再也不会知道了。……现在，这个孩子，只好和这个男人相处了，第一个遇到的男人，在渡船上出现的这个男人。……住在寄宿学校的女学生规定下午休息散步，她逃脱了。”

事实上，写进小说的人名本来就很少：仅限于指明关系，母亲，女儿，妹妹，哥哥，情人，无非是一些法定的关系，而作品文本网络却把这种关系销蚀破坏了。

纵向聚合关系叙事

第二个令人感到气馁的方面是削弱自传原型，这就是利用纵向聚合关系组成的结构去抵制回溯性叙事的常规线性程序排列[24]。实际上，过去与现在的往复变动，青春时期与老年时期、天真无邪时期和酗酒时期两副面貌同一性的探求，两者间形成的鸿沟间距有多大，所有这一切无不是将叙述处在时间性与时序的监护之下，即处在现实时间的监护之下。不同的是，当某种同一序列反复出现，如渡船过河，以及有关其组成成分一字一字地反复出现，这时，叙述便转而遵从另一种指令，即心理时间，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时间，也就是意象时间。如小说中所写：

对你说什么好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

在整个渡河过程中，那形象一直持续着。

我才十五岁半……

我才十五岁半。就是那一次渡河。我从外面旅行回来，回西贡，主要是乘汽车回来。

这就是那次渡河过程中发生的事。那次渡河是在交趾支那南部遍布泥泞、盛产稻米的大平原，即乌瓦洲平原永隆和沙沥之间从湄公河支流上乘渡船过去的。

看看我在渡船上是怎么样吧，两条辫子仍然挂在身前。才十五岁半。那时我已经敷粉了。我用的是托卡隆香脂……

才十五岁半。体形纤弱修长，几乎是瘦弱的，胸部平得和小孩的前胸一样，搽着浅红色脂粉，涂着口红。加上这种装束，简直让人看了可笑。当然没有人笑过。我看，就是这样一副模样，是很齐备了。

有关渡船的情节，就像这样，由一小段一小段文字凑集起来，并且用空行隔开，按着电影软片上一格格画面的方式展开，类似的形象不停地反复再现，其中细节又始终变化不同，一种“内心影片”的效果就展现出来了。一种主体性按某种方式展开以形成为自身的电影，内心电影就是这种主体性的再现。主体之外，还有主体性——其中含有多重欲念的投影。

所以，小说中有两个层面在相互争夺：在线性叙事上，产生真实的（综合的）效果；在纵向聚合关系叙事上，意象的（部分的）效果又将上述真实效果推翻。实际上，叙事达到这一境地，小说虚构性就立刻物化成为类似底片那样的东西，原有的再现被另一种再现所俘获（或者说，由另一种再现所生成？），于是一页页的书就转移到家庭画册上面去了，或者说，转移到现实性上去了。这种虚构性又不断间接地受到其他支撑点的影响，转而成为某些记忆中地点的媒介。所以小说中写到母亲的那些照片：

“……就是有一张照片上拍下来的那个女人，那就是我的母亲。她那时拍的照片和她最近拍的照片相比，我对她认识得更清楚，了解得更深了。……我还看得出……她……只求照片拍下就是。”

还有下文所说当时还有另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与过去那张照片恰好形成为系列，在等同关系上这就把时序进程给排除了：

“我儿子二十岁时拍的照片又找到了。……这张照片拍得与渡船上那个少女不曾拍下的照片最为相像。”

这种照片-效果与自传作品根本不能相容：前面所说的第一张照片是一种孤立的“已在”；后面说的第二张照片是一种以不间断方式连接或试图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存在物”。

最妙的是乘渡船过河那个形象，竟成为不曾存在的“绝对的摄像”：

“这个形象本来也许就是在这次旅行中清晰地留下来的，也许应该就在河口的沙滩上拍摄下来。这个形象本来可能是存在的，这样一张照片本来也可能拍摄下来……所以这样一个形象并不存在……它是被忽略、被抹煞了。它被遗忘了……这个再现某种绝对存在的形象，恰恰也是形成那一切的起因的形象，这一形象之所以有这样的功效，正因为它没有形成。”

由于这个形象是我以“他人”身份登场的，在这一场合，“我”既非主体亦非客体，而像罗朗·巴特所说的是“一个感到自身变成了客体的主体”，所以照片表明渡河这件事具有象征功能，能将主题转换与主题开端融会贯通。正因为那张照片是不存在的，所以才使它具有意义：愈是想象的就愈是现时的，因为杂多，所以不能被认同，是向外蔓延的，所以抓不住，无法捕获。因此照片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本中就像《描像器》[25]中所说的那种未拍成的照片那样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根据这样一张照片，宣告绝对主体性得以成立：主体也就是虚构，只可意会不可实取，只能按其幻象加以推测。在这里，与杜拉斯采用的电影形象方法形成对应的，就是关于主体性不受限制的阅读的基础形象。[26]

自传问题

第三个令人困惑的方面是违反自传惯例，这是上述一项必然引出的结果，因为作家已发表的作品在这一作品中有的地方又行出现。小说文本实际上就是虚构得以展现的场所，是我存在于我虚构的世界中这种创造活动最好的活动场所。由此人们通过虚构，进一步通过构成不同作品的互文性，便可以理解自传效果（真正原型、主体同一性）的某种解构所起的作用。《情人》中穿插有其他小说的文字，先后引进的有《太平洋大堤》和《副领事》两书。《情人》中写到：

“在渡船上，在那部大汽车旁边，还有一辆黑色的利穆新轿车，司机穿着白布制服。是啊，这就是我写的书里写过的那种大型灵车啊。就是那部莫里斯·莱昂-博来。那时驻加尔各答法国大使馆的那部郎西雅牌黑轿车还没有写进文学作品呢。”

有些则是直接引自自己已发表的作品，如《太平洋大堤》的“猎手之家”、“猎手之夜”、“脏啊，我的母亲，我的爱”；但主要是通过泛泛想到已发表的书中的虚构人物，存在于叙述中的人，如《印度之歌》或《副领事》中有关殖民地的女人：

“……她们什么也不做，只求好好保养，洁身自守，目的是为了……去欧洲……到那个时候，她们就可以大谈在这里的生活状况，殖民地非同一般的生活环境……舞会，白色的别墅……她们在别墅的阴影下彼此怅怅相望，一直到时间很晚，她们以为自己生活在小说世界之中……在她们中间，有些女人发了疯。”

这种重写的效果像这样插入作品，也就是借助意象-场景写法[27]持续不断释解叙事所形成的幻象。在这里，矛盾现象出现了：因为与先前的作品互为参照，既证实了自传性，又肯定了一定的类同性，因为这是作家自己写出的文本，必然包含有作者的秘密在内。

由此可见，《情人》中有两种互为逆向的情况在起作用，如果借助自传在读者方面有利于形成期待并适应文化惯例，这就有某种令人失望的因素出来干扰正常阅读规则。只要叙述者“我”作为作者这个问题在起支配作用，叙述者“我”最终也就归入“我-她”各个部分，给“我-她”焊接上种种叙事片断，通过给予各种“我-她”情况一种意义，封闭各个空缺省略之处，这样，就具备了由果至因陈述一致性与内聚力应有的那种意义。就像这样，一种全知的地位——即作者的视角——支配着纵向聚合关系虚构所承担的不知的情境。同样，与生活各阶段有关的聚合效果就将作品文本各不同状态的写作过程的瓦解给排除了。说到这里，参证下面的事实是很有启发的：主要就是1984年9月28日在电视台专题节目中杜拉斯与皮沃[28]对话讲到那种调解性的说法，将作品文本的张力与种种反常情况给遮掩过去了，简单地将作品归于某种生活经历、真诚性，并且把“情人”说得好像是一个实有的人，而不是小说人物。

情人这个人物

说情人是一个人物，也就是说这是杜拉斯文本展示出来的一个虚构性构成体。但是杜拉斯作品中这个人物实际上具有两种状态，人们很少注意：第一种状态是在先前的作品《太平洋大堤》（1950）中饶先生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已经完全具备1984年情人的性格特征：中国人，富有，处在爱情关系之中，婚姻遭到父亲禁止。写到的亲戚关系也相同：母亲，哥哥，妹妹，情人，哥哥与情人相互对立。叙事场景也是相同的：殖民地，贫困，疯狂。两部作品尽管相似，但差异却是根本性的。唯一不一致的地方是情人这个人物和他与少女的关系。描写一开始就是这种不怀好意的场景：

“饶先生是那个足智多谋很有办法的人的蠢得可笑的儿子。此人家财万贯，可是继承人只有一个，这个继承人又非常缺乏想象力……对这个孩子人们是不抱希望的。你以为是孵出了一头雄鹰，你办公桌下却飞出来一只金丝雀……这就是那个坠入情网的男子，有一天晚上，在拉阿姆，爱上了苏珊。他可交上了好运，又碰上了一个约瑟夫。还有那个母亲。”[29]

这位饶先生在小说中很快变成了一个丑陋可笑的人物，起着陪衬作用。不过，饶先生在交易压倒爱情的场合下扮演的是“反情人”角色，事实上苏珊拒绝与他相爱——因为根据第一次肉体接触经验她选择的是他哥哥的朋友，猎人。

“饶先生和她讲了留声机以及留声机种种不同的价值，要求苏珊给他打开浴室房门，让他看一看她全裸的模样，条件是送给她一架新型胜利牌留声机带唱片，巴黎最新出品。实际上苏珊每天晚上到拉阿姆去之前都要洗个淋浴，他正在谨慎地敲浴室的房门。

“‘开开门。’饶先生说，声音很轻。‘我不碰你，我不进门，我只是看看你，开开门吧。’

“……

“苏珊不动，一直等着，想知道该怎么办。她机械地表示拒绝。说不行。开始，是不容情的，不行。可是饶先生还祈求，这时这个不行渐渐发生变化，苏珊像是被囚禁的人那样，僵在那里，也只好随它去了。他极想看到她。这毕竟是一个男人最渴望的事。她么，她也正好在，正是要人看的，只要把门打开就行。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看到站在门后的这个女人。那本来不是为了隐藏起来的，相反，那是为了让世界看的，而且需要借这个世界去开辟道路，能做到的毕竟是他，就是这位饶先生。可是，当她正要打开暗暗的浴室的门让饶先生眼光看进来，让光芒照在这种神秘之上，正在这个当口，饶先生又说起那个留声机了。

“‘留声机你明天就拿到，’饶先生说，‘明天。一架漂亮的留声机。苏珊，我的小亲亲，只开一秒钟门，留声机就归你。’

“就像这样，当她要开门的时候，让世界一睹其人，世界竟将她置于卖淫的地位。……

“她软弱无力地说：‘你这个下流坯。’”[30]

这一幕对于饶先生与苏珊二人可能发生的种种关系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这是一种下降到以具体报偿为条件的单纯观淫癖的私人之间的关系，具体报偿就是留声机、衣裙、钻石。再加上与修筑海堤的绝望相关的经历，贫穷，还有处处倒霉碰壁。与《情人》中肉体和欢爱的发现相对照，这里的写法恰好相反，显得鄙污而不堪入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1950年这部作品以后，关连极为密切而且仿佛是“可逆转的”，对于与情人关系的相互对立又那么相互接近那种双重面貌，这就是鄙污与壮美。那种诗意在这里也就显露出来，如：“借这个世界开辟通道”，“光芒照在这种神秘之上”，“让世界一睹其人”，但这种诗意随即又被“世界竟将她置于卖淫的地位”给淹没了。不过这种诗情与《情人》中“卖淫”组成成分虽未消除但余音微弱相反，却是一种强音。

因此，某种“真实性”问题（即“真实”人物可能是谁的问题），很清楚，是没有对象的。叙事布局只能依靠叙写虚构的场景，叙事布局一次次都是按照其他可能性才得到演示和证实。叙事布局以一种彼此对立的新组合方式演示种种戏剧性主题，即情人的爱情与哥哥的爱情、爱情与乱伦相对立。这两种力量在《太平洋大堤》中相互排斥互不相容，其紧张关系在小说中以两个名字为代表——被赶走的钟情者饶先生只不过是哥哥猎人约瑟夫二分之一的回声[31]。在《阿加莎》（1981）中也是这两种力量纠结竞逐形成其中的对话[32]，可是在小说《情人》中，这两种力量虽然始终处于冲突状态，但彼此的标志对换了；下面两个片段可以说明：

“他付账。他算算是多少钱。……大家站起来就走了。没有人说一声谢谢。我家请客一向不说什么谢谢，问安，告别，寒暄，是从来不说的，什么都不说。我的两个哥哥根本不和他说话……他在我大哥面前已不成其为我的情人。他人虽在，但对我来说，他已经不复存在，什么也不是了。他成了烧毁了的废墟。我的意念只有屈从于我的大哥，他把我的情人远远丢在一边了。”

另一方面：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也许有人说那是慰藉。在家里我是不哭的。那天，在那个房间里，流泪哭泣竟对过去、对未来都是一种安慰。”

这部新写成的小说，就像这样，在它所选取的互文内部，使形成同一寓言条种变体的比喻得以完备，给整个建筑增添了一个三重维度形象，乱伦问题在幻觉场景上借此得到控制。分析家可以说，问题是解决了。

这就是两部写成时期相隔甚远的作品之间显现出来的恰到好处的最基本的对照，目的是为避免《情人》中可能遇到那种追求故事性的陷阱，这就牵涉到第二种同一性的问题，即感伤性叙事作品所追求的那种同一性。这种作品最适合自传性的同一，它推动读者与小说人物同化，相信与人物生活在同一种不可抗拒的激情之中。认为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不分彼此一致处在阅读作品产生的幻象的一切环节之中，这样，虚构作品与现实也就相互交混不可分辨了。书的题目就会引起这样的误解。标题本身就是一个误会。因为这类名目加以抽象可以让任何一个人理解为另一种什么意思，现在这个题目恰恰就是这样。字典上对这个词现代意义的解释是：“情人：与一个没有和自己结婚的女人发生性关系的男人”；这一释义若从（感情、婚姻）那种关系的含义划分开来，它本来就是杜拉斯小说中的那种含义。但是，这个基本定义渐渐融合到文本语境之中，语义符号在其中按照叙述动力形成的线索进行加工和组织，使词义单位“情人”承载一种意指作用，因此也就成了一种独特的功能。这种功能远非含糊不清的原初固有的协调一致，而是构建出另一种关系。

一方面，已成惯例的参照功能事实上被另一种新的叙述功能所销蚀，面对读者的期待它是令人失望的。情人则与书的标题所宣告的相反，既不是主要人物，也与作品全面展开没有关系。他更不是聚焦的特定所在。叙述视角，叙述的语态——人们就是在这方面才能有所见、有所言——根本都不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那个女人的。

“……她很注意这里事物的外部情况，光线，城市的喧嚣嘈杂，这个房间正好沉浸在城市之中。他，他在颤抖着……他……只顾说爱她，疯了似地爱她，他说话的声音低低的……她本来可以回答说她不爱他。她什么也没有说。突然之间，她明白了……他并不认识她，永远不会认识她，他也无法了解这是何等的邪恶……由于他那方面的无知，她一下明白了：在渡船上，她就已经喜欢他了。他讨她欢喜，所以事情只好由她决定了。”

所以情人根本不是主角，他是中介，“过渡”。他是反映“我”转换变化的一面镜子，而且以一种最为复杂的方式，从自己看自己的“我”转变成为情人眼中的“他人”。情人在这里是所谓“生息”，为搭档产生出新价值和新意义的生产者。至于“我”的变化，人们早已看到，变化已在极其微小的差异中具体化，没有名字，只有一个非自身的代名词——第三人称代词。这时，情人的叙事功能已不能再适应相应的参照功能，情人的叙事功能现在建立在一种对立关系上，即我-他。这是新出现的叙事功能所建立的三极关系，即我-他-她，任何关系的发生同样都包括在这个范围内；说其中两个成员归并为一，也仍然起作用，而且其中一加一按另一种逻辑就等于三。这个第三项“她”，构成为某种将成未成的结果，即归并中的变异，变异性。

在杜拉斯那里，这种三极关系叙事功能绘出了一个三角图式，这在她一系列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发展高峰时期无疑应该是这些作品：《直布罗陀水手》（1952年），《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1964年），《副领事》（1965年），《她说毁灭》（1969年），《印度之歌》（1973年），而《爱情》（1971年）一书类似某种纵向聚合关系范型的图样，在这本书中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无名的影子在海滩上描绘出一幅爱情活动动机的图景。这种三角关系在《情人》中通过海伦·拉戈奈尔这个人物也有迂回的描写：

“海伦·拉戈奈尔身体略为滞重，还在无邪的年纪，她的皮肤就柔腴得如同某类果实表皮那样……

“我因为对海伦·拉戈奈尔的欲望感到衰竭无力。

“我因为欲望燃烧无力自持。

“我真想把海伦·拉戈奈尔也带在一起，每天夜晚和我一起到那个地方去，到我每天夜晚双目闭起享受那让人叫出声来的狂欢极乐的那个地方去。我想把海伦·拉戈奈尔带给那个男人，让他对我之所为也施之于她身。就在我面前那样去做，让她按我的欲望行事，我怎样委身她也怎样委身。这样，极乐境界迂回通过海伦·拉戈奈尔的身体、穿过她的身体，从她那里再达到我身上，这才是决定性的。”

海伦·拉戈奈尔这个名字与“她”字谐音，有时也写作“海伦·拉”[33]，爱情关系在此就这样具体化了，也就是说，不同的人一起获得那种“极乐境界”是不可能的，但在那种欢乐中“我”可以消失（“双目闭起”），但由于“认知”，“我”在其中可以获得并看到自己处在狂欢极乐之中。很清楚，这决不是一般常见的那种意指（如情节剧中“夫妻之外再加上第三者”），而是借助这种新的人物叙事功能（结构功能）形成为一种正在建立的既定意义的移位，也可以说是一种参照性意指，一种微分意指（signification différentielle）。

事实上，这种意指作用在杜拉斯那里是由矛盾修饰手段的配置这种特有的渠道转化而来，其中情理与悖理（意义与反意义）相互纠结，因而冲破决定传达系统的反义网络。例如，爱情在其中有时写成为意义矛盾的词的组合：“说得很有戏剧味儿，说得既得体又真挚”，不过，更为常见的是《情人》中许多对立方面的设置保持有一个距离，这样就可以使意义不要被粗暴地扭曲。因此，谈情说爱的语言采取两种相反的方式加以处理，有时采用一些女店员、年轻女子都熟悉的陈词滥调，如：

“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34]

有时与之相反，着重进行加工以求表现适当——如关于“做爱”，这就出现一整套异乎寻常十分精彩的组合形式：

“我想：他的脾性本是如此，在生活中他就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爱的，如此而已。他那一双手，出色极了，真是内行极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很明显，那就好比是一种技艺，他的确有那种技艺，该怎么做，怎么说，他不自知，但行之无误，十分准确。他把我当作妓女，下流货，他说我是他唯一的爱，他当然应该那么说，就让他那么说吧。他怎么说，就让他照他所说的去做，就让肉体按照他的意愿那样去做，去寻求，去找，去拿，去取，很好，都好，没有多余的渣滓，一切渣滓都经过重新包装，一切都随着急水湍流裹挟而去，一切都在欲望的威力下被冲决……

“我在这声音、声音流动之中爱抚着他的肉体……

“我要求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和我再来。他那样做了。他在血的润滑下那样做了。实际上那是置人于死命的。那是要死掉的。”

在这一段文字中，“做爱”的表现作为基础，“做”转化为“知道怎么做”，“渣滓”与下文，按照母亲的语汇，叫做廉耻丧尽的东西——或“败坏堕落的东西”相呼应[35]；说，在某种意义上，始终也就是做，因此就介入了意指链：如小说结尾出现的所谓“永远的爱情”这种天真的说法，在这里，就变成为“肉体上”交合的最初的记述：所谓“再来”[36]。而且文本通过动词词形变化如il le fait（他那么做），me fait（和我做），l’avait fait（已经那样做了），est fait-effet（已做-实现），不论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表现出来的都是相同音调的回响[37]，这样，也就把爱情固定在“绝对的瞬间”上面了。通过时间性的废除，把爱与死连结在一起，也是一样。文本自始至终，各种矛盾都以这种方式交相呼应：所以有必要向作品浓密厚度中去阅读，即反复回溯阅读。

有两个例证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类新的意指方式，在小说叙事推进过程中，在“爱情”与“情人”这两个词上就运用了这种新的意指方式。对公认的观念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爱情一般看来就是求欢取乐之意，如小说中说：

“即便是爱我，我也希望你像和那些女人习惯做的那样做起来。”

“……我认为他有许多女人，我喜欢我有这样的想法，混在这些女人中间不分彼此……”

另一方面，“无限的爱”的通常含义因为与年幼的身体（“未长成”）相联系而变质，因此引出文本中一系列类同语词，其中“无限”不再是指“无终结”（静止不变），而是指“未完成”，亦即“在完成中”[38]，借助这样的手法，又有下面一段文字：

“他呼吸着眼前的一个孩子……这身体的界限渐渐越来越分辨不清了，这身体和别的人体不同，它不是限定的，它没有止境，它还在这个房间里不断扩大，它没有固定的形态，时时都在形成之中……它展现在目力所及之外，向着运动，向着死延伸而去……它在欢乐中启动，整体随之而去，就像是一个大人，到了成年，没有恶念，但具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智能。”

总之，在肉体之爱与情感之爱两者之间语义上的对立为了前者而倾向于摈斥后者。这种冲突以通常惯用的方式来维系叙事展开，但在全书末尾几页上，却突然成为问题。因为这种种冲突对先在的语义内容经过一番加工制作，重读下面一段文字就使一切都改观了：

“……她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的那个男人，因为她一时之间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因为，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样，因为，只是在现在，此时此刻，从投向大海的乐声中，她才发现他，找到他。”

冲突是超越了，说明其中包括有一种更加精微巧妙的张力，表现出肉体之爱与情感之爱必然是同一种经验的两个侧面，即关于时间的经验。肉体之爱维系在瞬间——销魂喜悦。而情感则要求距离，沉思反顾，时间延绵。在这个过程中，按照上述情况，情人的变形必然要再次写在自传中判断的核心地位上，也就是写在反思的时间之中。

作为本文的结束，还须回过来谈一谈书的题目，这个题目包含有两个层次，好的一面，坏的一面。第一个层次，从一开始就引出一个有所指的对象，与处于主导地位的聚焦中心点叙述者——作家“我”发生关系。第二个层次，对于读者这方面来说，情人即意味着“中介”，即关系，以及展示，从自身到自身，从自身到世界。小说中的情人因此转化为意义得以调动和产生的那种情况：通过意义（肉欲的和合理的）破坏而成为一种生发作用。题目在第一个层次上指向一般常情，以取悦读者方面那种观淫癖倾向。在第二个层次上，它指向一种功能作用（发生关系）；以引导读者寻求非一般人可能体会发现的感受含义——直至意指所形成的意境。

我希望我已经阐明，脉络历历皆在，白纸上写着黑字。但是读者的迫切要求可能或者不能把它们激活突现出来。《情人》所叙述的故事与《副领事》那样的作品是不相同的，《副领事》中有三个故事，只有将三个故事的文本交叉来看才可以理解，《副领事》作为一本书，始终是开放的，由夏尔·罗塞特的故事开始，到副领事的幻想结束。而《情人》的故事是封闭在它的意图的要求的各个点上：开始，对作为自传中的“我”加以肯定；到结尾，以复制爱情的适当语言告终。应该承认，或者隐而不说，这就是自始至终形成杜拉斯作品风格的魅力之所在：意指的震颤波动。

[1] 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任职于海德堡大学，本文是他为1986年3月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法国研究院举行的讨论会提出的论文。——译者

[2]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法国女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琴声如诉》（1958）、《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1964）、《情人》（1984），电影剧本《广岛之恋》（1960）、《长别离》（1961）、《印度之歌》（1973），以及戏剧剧本《英国情人》（1968）等。——译者

[3] 见1985年3月22日《新观察家》杂志，《与皮埃尔·诺拉的对话》。（译者按：此为原注，凡不加“译者”字样均为原注。）

[4] 阿兰·罗布-格里耶，《超越模式》，与米·卡勒-格鲁贝尔的对话，《Micromégas》新小说专号，罗马，布尔佐尼，1982年第20期，第9页。

[5] 见1985年10月18日《解放报》。

[6] 见让·波朗的《塔布之花》，加利马版，1941年，第94页。（译者按：让·波朗，1884—1968，法国理论家、作家。）

[7] 见我写的论文《论接受好书：〈玫瑰之名〉与阅读级差》，发表于《阅读》杂志，巴里，意大利南方出版社，1986年第18期。

[8] 玛·杜拉斯的代表作《琴声如诉》中的两个人物，肖万是小说主人公安娜·戴巴莱斯特准备去爱的男人，吉罗小姐是安娜·戴巴莱斯特的孩子的钢琴教师。——译者

[9] 见R·普莱的《违反常规》，载《里瓦罗尔》1958年7月10日。1958年子夜出版社“复本”丛书中《琴声如诉》附收此文，第96—98页。

[10] 莫里斯·布朗肖（1907—），法国小说家和极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译者

[11] 见罗朗·巴特《恋人絮语》，1977年瑟伊版，第115页。（着重点为卡勒-格鲁贝尔所加）

[12] 如这种极为细微的意义溃散：“tennis déserts”（冷僻的网球场），“tennis désertés”（被空置的网球场）（见小说《副领事》），都是说所爱的人不见了。还有这种混杂方式：“elle est tombée enceinte，d’un arbre，très haut，...tombée enceinte”（《副领事》第20页），这里写的是语义范围的交叉：是说那个年轻的女乞丐怀孕了，从乌瓦洲平原的家中被驱逐出来。（译者按：此处系引杜拉斯小说《副领事》（1965）一些文句说明所谓极细微的意义溃散。）

[13] 如皮埃尔·梅尔唐斯说：“……他们放弃了他们过去在形式和美学方面的原则，又回到正常状态……成为广大读者‘可读’的了……似乎只有一个人没有放弃她的文学方法，这就是杜拉斯。从《副领事》到《情人》其间没有什么不同变化。”见1985年布鲁塞尔大学出版社巴若梅与埃恩德尔所编文集《她说：写》中《“杜拉斯年”可以休矣》一文，第14页。

[14] 玛·杜拉斯，《卡车》，子夜出版社，1977年，第21页。（译者按：《卡车》是玛·杜拉斯1977年出版的电影剧本。）

[15] 见本书第5—6页。——译者

[16] 见菲力普·勒热纳的《关于自传体作品的共同约定》，1975年，瑟伊版，第14页。

[17] 见《重现的明镜》，1984年，子夜出版社，第10页。

[18] 此处指娜塔莉·萨罗特1984年发表的小说《童年》，有中译本。——译者

[19] 见《米·比托尔自述：一个作家的历程》，1986年1月30日在海德堡大学所作的报告。［译者按：米歇尔·比托尔（1926—），法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主要作品《变化》，1957年出版。］

[20] 见本书第10页。——译者

[21] 《太平洋大堤》是玛·杜拉斯1950年出版的小说。——译者

[22] “自传如果是作者发表的第一本书，那么书的作者就是不知名不被认识的，虽然书中讲的是他自己：在读者看来，他缺乏真实性的标记，标记就是其他文本先在的成果。”见前引菲·勒热纳，第23页。

[23] 见前引皮·梅尔唐斯的《“杜拉斯年”可以休矣》，第13页。

[24] 纵向聚合关系大体指按照所叙之事的各种成分的逻辑关系形成为叙事的共时性深层结构；回溯性叙事线性程序是按时序的因果关系支配的自传叙述，也就是作品表层结构。杜拉斯在小说中利用叙事多重结构交替转换以展开叙述。——译者

[25] 巴特在《描像器》一书中对于女儿作为母亲照片的不在现场是这样解释的：“我不能出示玻璃花房的照片。它仅仅对我才是存在的，它仅仅是一张无谓的照片，此外无它，它只是‘某一个什么’的千百种显示中的一种；它不可能形成为任何一种知识的可见的对象；它不能构成为某种对象的客体性，这个客体性是按其确定意义而言……对你来说，这种客体性是完好无损的。”见《描像器》，加利马·瑟伊版“电影丛刊”，1980年，第115页。

[26] 见杜拉斯的电影《阿加莎或不受限制的阅读物》（1981）。

[27] 有关于此，可注意的是：《情人》中叙述者“我”分明与安娜-玛丽·斯特雷特以及类同幻象都已经相互认同：“这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的人划然分开……她们两个人都是被隔离出来的，孤立的。是两位孤立失群的后妃。她们的不幸失宠，咎由自取。她们两人都因自身肉体所赋有的本性而身败名裂。她们的肉体经受情人爱抚，让他们的口唇吻过，……可以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种没有爱情的情人的神秘不可知的死。问题就在这里，就在这种希求一死的心绪。”（见本书第70页。译者按：安娜-玛丽·斯特雷特是1965年出版的《副领事》中的人物，在1964年出版的小说《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中已经出现。）

[28] 皮沃是巴黎电视台专题节目“Apostrophes”著名主持人。——译者

[29] 《太平洋大堤》，加利马出版社，1950年，原书第64—65页。

[30] 《太平洋大堤》，原书第72—73页。

[31] Jo（饶先生）与Joseph（约瑟夫）第一个音节Jo相同。——译者

[32] 玛塞尔·马里尼在她的《她说：写》一书中说得很好，说这两种力量是“对他人的肉体不予容忍而加以禁止”。第47页。（译者按：《阿加莎》是玛·杜拉斯1981年出版的小说。）

[33] Lagonelle（拉戈奈尔）最后音节与elle（她）相同。Hélène L．（海伦·拉），其中L与elle在原文读音完全相同。——译者

[34] 我认为小说这些地方“写得差”，是因为文本至此黯然失色，是向某种取悦于人的陈词滥调让步，我完全赞同勒内·帕扬（René Payant）的意见：“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我觉得我只是在‘内容遗忘症’实际产生条件下才是‘可容忍的’……像她所描写的激情，在今天，只是因为是写出来的，在文本所支配的条件下，才是‘可接受的’。”这就是说，当这些故事不再仅仅是“为了说话的色调，即音色，才说出来”，《情人》才会引起误会，也就是说，有助于女店员、小女工阅读。见勒内·帕扬：《不可能的话语》，载《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蒙特利尔》，第157—169页。

[35] “渣滓”（déchet），与下文“败坏堕落”（déchéance）相对应。——译者

[36] 肉体上，即en le corps，与再来，encore，两者谐音。这是本文作者从用词与音位上提出问题。——译者

[37] 此处系按动词faire（做）的词形变化提出问题，认为这样的写法表现出某种“绝对的瞬间”的含意。——译者

[38] 无限的爱原文为amour infini，未长成pas fini（亦可译为无止境）；无限infini，无终结sans fini，未完成non fini（与未长成近似），这些类同语词均与fin（终结）一词有关。一系列类同语词在一个意义段中反复出现，自有其意义与效果。——译者

- 扬·安德烈亚·斯泰奈

版权信息

- 书名：扬·安德烈亚·斯泰奈

-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65850

- 译者：王文融

- 责任编辑：李月敏

- 产品经理：邵明鉴

…………………… ……………………

首先，在此讲述的故事开始时，《印度之歌》在你生活的那座大城市的一家艺术实验影院放映了。你参加了放映后的一场讨论。然后我们和准备参加哲学教师资格会考的年轻人去了一间酒吧，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后来，很久以后，是你提醒我这间相当雅致和舒适的酒吧的存在，我那晚还喝了两杯威士忌。我呢，我丝毫记不得那些威士忌，记不得你和其他年轻的应试者，也记不得那个地点了。我记得，或不如说，我觉得你陪我去了我存车的电影院停车场。那时我还开我喜欢的R.16，那时我车开得还很快，即便在饮酒过量健康出了问题以后。你问我有没有情人。我说一个也没有了，这是实话。你问我夜里车速是多少。我说一百四。人人开R.16都这样。非常爽。

这天晚上以后你开始给我写信。许多的信。有时一天一封。信很短，类似于短笺，是的，类似于从一个无法生存的、致命的、荒漠似的地方发出的呐喊。这呐喊带有显而易见的美。

我没有回复你。

我留着所有的信。

信纸上方有写信的地点、时间或天气：晴或者雨。或者天冷。或者：孤单。

有一次，你很长时间没写信来。也许一个月，我不清楚这段时间有多长了。

于是在你留下的虚空里，在没有信件、没有呐喊的情况下，轮到我给你写信了，我想知道你为何不再写信，为何戛然而止，为何停止写，好像猛然受到阻碍，比方死亡的阻碍。

我给你写了下面这封信：

扬·安德烈亚，今年夏天我遇见了一个你认识的人，让皮埃尔·塞通，我们谈起了你，我没想到你们俩认识。《夜航》之后，我在巴黎寓所房门下发现了你的便条。我试图打电话给你，但没找到你的电话号码。后来接到你一月份的信——我再次住院，记不得又生了什么病，人家告诉我是服用所谓抗抑郁的新药中了毒。总是那一套。这没什么，心脏没任何问题，我甚至不难过，我不过是什么东西走到了头而已。我依然喝酒，是的，冬天，晚上。多年来我叫朋友们周末别来，我一个人住在诺弗勒那幢能住十个人的房子里。一个人住十四个房间。对回声已经习以为常。有一次我写信告诉你，我刚完成了影片，名字叫《在荒芜的加尔各答他的威尼斯名字》，我已记不清楚对你讲了什么，大概是我喜欢这部电影，正如我喜欢几乎我所有的电影。你没有回这封信。后来你寄诗给我，我觉得其中有一些非常美，另外的差一些，而这，我不知如何对你说。就这些，对，就这些。你的信就是你的诗。你的信文辞优美，我觉得是我一辈子接到的最美的信，美得令人心痛。今天我很想和你谈谈。现在我开始康复了，但我在写作。在工作。我相信第二部《奥雷丽亚·斯泰奈》是为你写的。

这封信，我觉得，大概也不要求得到任何回音。我不过把我的近况告诉你。记得这是一封忧伤的、条理不清的信，在信中，我好像因为生活中遇到了不知什么麻烦，因为新近不期而至的新的孤独而心灰意冷。有很长时间我几乎记不得这封信了，甚至不能肯定是那个夏天，你闯入我生活的那个夏天写的。也不能肯定是在我住过的哪个地方写的。我不相信是在海边的那个地方，但我也记不清楚在哪个别的地方了。很久以后我才回想起信的周围我那间房的大小、黑色大理石壁炉和我正好面对的镜子。我问自己该不该把信寄给你。两年前，当你告诉我接到过我类似的信后，我才确信把它寄给你了。

我不记得是否重读过这封信。你常常跟我提起它。你被它震撼了。你说这封信很可怕，它谈到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工作，但对我的生活未做任何表述。而且那种冷漠，那种心不在焉，令你心寒齿冷。你还告诉我，这封信的确是我从塔奥米纳寄给你的。不过是五天前在巴黎写的。

我这封长信，多年后我们把它遗失了。你说曾把它放在特鲁维尔寓所中央衣柜的一个抽屉里，后来，一定是我把它取了出来。但那天你并不知道在房里或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你正在蒙卡尼西各大旅馆的园子和酒吧里，寻找夏天聘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地亚哥的英俊男招待。而我呢，我迷失在《乌发碧眼》的性迷宫中。很久以后，当我在这本书里谈论你和我的故事时，我才在中央衣柜里找到这封大概从未离开过衣柜的信。

…………………… ……………………

这封信寄出后过了两天，你往这儿，往黑岩旅馆打电话，告诉我你即将来看我。

你在电话中的声音有点变，好像因为害怕，受了惊吓似的。我没有听出来。这是……我不知怎么说，对，正是，这正是你打过电话后我杜撰的你信中的声音。

你说：我就来。

我问为什么来。

你说：为了相互了解。

在我生命的这一时刻，有人这样大老远来看我，是件了不得的事。我从未谈过，的确，从未谈过我生命中这一时刻的孤独。《劳儿之劫》后的孤独，《蓝月亮》、《爱》、《副领事》的孤独。这种孤独是我一生中最深沉也是最幸福的孤独。我对它的感受不是孤独，而是一生中至此尚未品尝过的决定性自由的机会。我在中央餐厅用餐——总吃一样的东西——白煮海螯虾和一块勃朗峰干酪。我不游泳。海里和城里一样人满为患。我的朋友亨利·夏特兰和塞尔日·德吕米耶来时，我晚上游泳。

你告诉我，打完这个电话后，你一连几天给我打电话，我都不在。后来我对你说过为什么不在，告诉你我的塔奥米纳之行，电影节，我要在那儿见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伯努瓦·雅科。但我很快会回来，回到海边，如你所知，这也是为了每周给《解放报》写八○年夏专栏。

我又问你：来干什么？

你说：和你谈泰奥朵拉·卡茨。

我说我已经放弃了多年来我以为可以写成的关于泰奥朵拉·卡茨的书。为了我死亡的恒久长存，我把它藏在了一个犹太人的地点，一座对我而言神圣的坟墓，巨大、无底、禁止叛徒——背叛基本教义的那些半死不活的人——靠近的坟墓。

我问你什么时候到。你说：明天上午，大客车十点半到，我十一点到你家。

我在我房间的阳台上等你。你穿过黑岩的院子。

我忘记了《印度之歌》的那个男人。

你是个又高又瘦的布列塔尼人。我觉得你很优雅，非常含蓄的优雅，这一点你自己不知道，现在依然如此。你走着，不看豪华住宅的大楼。根本不朝我看。你带一把很大的木柄雨伞，好似中国的油布遮阳伞，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用了。你还有个很小的行李，一个黑布包。

你沿着篱笆穿过院子，朝大海的方向拐，没有抬眼望我，便消失在黑岩的大堂里。

这是上午十一点，七月初。

八○年的夏天。有风有雨的夏天。格但斯克[1]的夏天。哭泣孩子的夏天。年轻女辅导员的夏天。我们的故事发生的夏天。在此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夏天：八○年第一个夏天的故事，非常年轻的扬·安德烈亚·斯泰奈与那个写书的、跟他一样在这大如欧洲的夏天形影相吊的老女人之间的故事。

我事先告诉了你如何找到我的套房，楼层，走廊，门。

你再也没有回到卡昂那座大都市。那是在八○年七月。十二年前。自从我患病以来，我每年在这套房子里度半年假，你也一直住在这儿。这场病长达两年。深度昏迷。在我的病区的大夫们一致决定“了结我”的前几天，我睁开了眼睛。我四下张望。人，病房。他们都在——人家告诉我——我望着这些身着白大褂、一动不动的人，他们带着几分疯狂，几分狂喜，默默地冲我微笑。我没有认出他们的脸，但我认出这是人的形态，而不是墙壁、器械的形态，是用眼睛看的人的形态。我闭上双眼，接着又睁开，为了再看见他们，眼里露出——据人家说——开心的笑意。

出现了片刻的寂静。

接着响起敲门声，然后是你的声音：是我，是扬。我没有回答。敲门声非常非常微弱，好像在你周围，在这旅馆和城里，在海滩和海上，在夏日清晨靠海的旅馆所有的房间里，人人都在睡觉。

我又一次没有立即打开门。我还在等。你又说了一遍：是我，扬。嗓音同样柔和，同样平静。我仍在等。不出任何声音。十年来，我生活在极其严酷的、近乎修行的孤独中，跟我在一起的有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还有她，恒河女王，茶之路上的女乞丐，我童年的女王。

我开了门。

要了解一个故事，非得等它写出来之后。等促使作者写它的状况消失之后。尤其在书中他的过去，他的身体，你的面孔，你的嗓音变了样儿之后，它变得无法挽回、不可避免之后，我还想说：它游离于书之外，被远远带走，与它的作者分开，作者永远失去它之后。

接着门在你和我的身后关上。一个又高又瘦的新来者的身后。

接着有了声音。柔和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冷淡。庄严。这是你信中的声音。我生命的声音。

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

一直谈书。一直，好几个小时。你提到罗兰·巴特。我告诉你我对他的看法。我对你说，我可以一下子拿出罗兰·巴特所有的书，去换缅甸森林里我的茶之路、红太阳以及恒河穷女人死去的孩子。这你已经知道。我还对你说，他的书我根本读不下去，对我而言，罗兰·巴特写的是假话，他正是因为讲假话才死的。后来我告诉你，有一天，在我家里，罗兰·巴特客气地劝我“回到”早期小说的类型，“那样简练，那样迷人”，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塔尔奎尼亚的小马》、《直布罗陀水手》。我笑了。你说咱们将再也不谈这个话题。我猜想这位杰出作者的书你已经读腻了。

我们还谈了——就像一直做的那样——写作这件大事。谈了各种各样的书。

你开始谈论书的时候，在专注的目光和清醒缜密的推理后面，有种紧迫感令我惊讶；你无法缓解它，仿佛突然间你必须加快速度，才能告诉我你决定告诉我的一切，和你决定不说的一切。在显而易见的事，可怕的、一目了然的事突现之前，在你做出认识我，然后自杀的决定之前，你想告诉我的一切。

很快你就只对我讲这些了。

很久以后你旧事重提，你告诉我，是的，这一定是真的，尽管语焉不详，你补了一句：从另一种方式看，对你也是真的。你没有说出那个字眼，后来我才明白，你大概在心里也绝口不提那个字眼，那个在你的微笑中透露出来的字眼：写作。

到了晚上，我对你说：你可以留下来，住我儿子的房间，房间面向大海，床已经铺好了。

如果你想洗个澡，这也可以。

你愿意出去走走也行。

比方你可以去买只冷童子鸡、一罐栗子泥、拌着吃的鲜奶油、一些水果、干酪和面包。我生活简单，每天就吃这些东西。我还对你说，你可以为自己买瓶酒。有些日子我酒喝得少。我们俩都笑了。

你刚出门就回来了。钱，你说，乘了大客车，我一分钱也没有了，我忘了。

你像孩子似的吃得津津有味，我还不知道你一向如此。

很久以后你对我说，你离开餐桌时肚子还是饿。虽然你没有察觉到，你把整整一罐栗子泥和鲜奶油都吃光了。

也许从这天晚上起，我又开始喝酒了。我俩喝了你在澡堂街买的两小瓶罗讷山坡葡萄酒。这酒变了味，很难喝。我们喝了澡堂街的这两小瓶葡萄酒。

第一天晚上你睡在面朝大海的房间里。这房间里没有任何动静，跟我独自住的时候一样。经历了那么多日日月月，或许很沉重的年月，面对前程的乏味而悲惨的年月，还有孤独地承受青春期欲望的长期磨难的年月，你想必已经疲惫至极。

[1] Gdansk，波兰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城市。一九八○年该城造船厂发生劳工骚乱，导致团结工会的诞生。

…………………… ……………………

到的第二天你发现了大浴室的浴缸。你说你从未见过这样的浴缸，巨型的，“历史性的”浴缸。此后，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在浴缸里泡一小时，我跟你说过，你在里面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呢，我总洗淋浴，因为浴缸令我害怕，可能因为我来自热带丛林地区，那儿的职务公房里没有浴缸。

你的声音。柔和得令人难以置信，冷淡，令人生畏，好像勉强发出来，几乎听不见，好像总有点心不在焉，与讲的话分开，毫不相干。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仍听见你当年的声音。它流入了我的身体。它没有形象。它谈区区小事。它也默不作声。

我们交谈，你谈到黑岩旅馆的美。

然后你沉默不语，仿佛在琢磨如何对我说你要对我说的事。你听不见伴随夜而来的愈来愈大的静谧，它那样深沉，我忍不住到阳台去看看。汽车不时从黑岩前经过，驶往翁弗勒尔或勒阿弗尔。和每一夜一样，勒阿弗尔过节似的灯火通明，城市上空，不见星辰，天空与圣阿德雷斯的灯塔之间，一列黑色的邮轮和往常一样开向法国和南欧的各个港口。

你站了起来。你隔着窗玻璃望我。你总是这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我回到了房间。

你又面对我坐下，你说：

“你永远不写泰奥朵拉的故事了？”

我说写还是不写，对此我一直毫无把握。

你没有回答。

我说：

“你爱泰奥朵拉。”

你没有笑，喘了口气说：

“泰奥朵拉是我对你不了解的部分，那时我很小。剩下的部分，我全知道。我等你写她的故事等了三年。”

我说：

“我不清楚为什么我写不了泰奥朵拉的故事。”

我补充道：

“也许太难，这没法知道。”

你的眼里噙满泪水。

你说：

“别告诉我任何你知道的关于她的事。”

接着你说：

“我对泰奥朵拉的了解，仅限于《外面的世界》最后那几页。”

“也就是说，你已经知道她是如何与那个情人做爱的。”

“对。我知道，当流放犯疲惫不堪地从纳粹德国北部的集中营回来时，他们的妻子正是这样与丈夫交欢的。”

我说可能我永远写不完泰奥朵拉那本书，这几乎是肯定的。这种事我这辈子只遇到过一次。我能做的，仅仅是挽救被弃手稿的这一段落。这本书我一写就会立即离题，去写我从未决定写的其他书。

后来你去了阳台，一直走到临海的栏杆处。我没有再听到你的声音。

皓月当空，天色深蓝，我们上床睡觉。次日我们做了爱。

你来我的房间找我。我们没说一句话。滋养我们的是泰奥朵拉·卡茨孩童般的躯体，那残疾的躯体，她的清亮的目光，负责集中营秩序的德国兵开枪击中她的脖颈前呼唤妈妈的喊声。事后你说我的躯体年轻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不敢把这句话公开。但我没有不公开它的力量。我还写了些我不懂的事。我把这些留在我的书里，再读一遍，它们就有了含义。我说人家一直对我讲这句话，甚至《中国北方的情人》，那时我十四岁，甚至还不到，我们笑了。没有讲话，没有亲吻，欲望重新燃起。做爱后你跟我提起泰奥朵拉·卡茨。提起这几个字：泰奥朵拉·卡茨。即便名字，你说，也令人震惊。

你问我：

“为什么突然变得难写了？”

我说：

“不知道，我只知道困难可能来自别人对我讲的话，就是泰奥朵拉·卡茨被流放的时期还没有焚尸炉。尸体就在埋尸坑的土里腐烂。后来，在一九四二年最终解决之后，才有了焚尸炉。”

你问是否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管泰奥朵拉·卡茨的结局。

我说：

“也许吧，既然她早已死去，并被众人遗忘，甚至可能还有我。她当年那样年轻，二十三岁，至多二十五岁。

“而且她一定身有残疾，但不严重，左脚有点跛，我好像记得。”

你问：

“德国人忘了吗？”

“是的。不然，单单知道自己是德国人，无可救药的德国人，他们就活不下去了。”

“你希望如此？”

“是的。战争结束三年后，时间才又流动起来。首先对他们德国人——一向如此——然后再对其他国家的人。但绝不对他们，犹太人。”

你要求我再跟你谈谈泰奥朵拉·卡茨，即使你对她知之甚少。

…………………… ……………………

于是，那天晚上，我跟你谈了泰奥朵拉·卡茨，我以为是泰奥朵拉·卡茨的那个女人，依然活着的她，但在战后，战争结束后的那一年。我告诉你她住的旅馆在瑞士，泰奥朵拉·卡茨去世前最后住的正是河谷旅馆。在纳粹集中营里找到的奄奄一息的孩子们遣返后，也被送进了这家瑞士旅馆——一座带水池和浴女雕像的方形建筑物。这些来历不明的孩子整天大呼小叫，又吃又笑，使这家旅馆，这个幸存孩子们待的地方简直没法住。不过，似乎泰奥朵拉·卡茨正是在河谷旅馆真正感到了幸福。

你带着我未曾见过的温柔问道：

“是些孤儿？”

我无法回答你。你呢，你又问：

“犹太人？”

我说恐怕是。我还说再也不该以偏概全，永远不该。不过我仍然哭了，因为我总和犹太孩子们在一起。我说：是的，犹太人。

我跟你讲，在这家瑞士旅馆里，孩子们，他们偷食物、面包、点心，并且藏起来。他们什么都藏。他们脱得一丝不挂，往水里扎。水，他们喜欢得要命。人们望着他们。在旅馆里无其他事可干。他们在这个水泥池子里把自己弄伤，但他们快乐无比，没有觉得受伤。有时水池的水被他们的血染成粉红色，于是便换水。人们无法禁止他们做任何事。任何事。

我们想摸摸他们的脸时，他们就搔我们，朝我们吐口水。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名字、姓氏、父母。他们发出各种不同的叫声，但彼此能够理解。据这家旅馆的人说，那个时期，他们都来自波兰，如一个地区般庞大的维尔纳[1]犹太人大聚集区。

“因为这些孩子，泰奥朵拉从这家旅馆逃走，以便能继续活下去。”

我曾说过，她逃离这家旅馆是可能的，但是我，我不相信。

我说泰奥朵拉取决于我。我一认识她，她便取决于我，即便我很少写她。

我说我觉得这也取决于时刻。夜里我相信已经见过她，泰奥朵拉。有些日子我以为是战前在巴黎与她结识的。早上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早上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见过泰奥朵拉·卡茨。无论何时何地。

“泰奥朵拉这个名字是你杜撰的。”

“是的。这个年轻女子的一切都是我杜撰的：眼睛的绿颜色、体态的美、她的嗓音，因为我知道她中过毒气。有人对我第一次说出这个名字时我便认出了它。它只能是我杜撰的。我杜撰了名字，或许是为了得以谈论被德国人谋杀的犹太人。一个躯体没有任何名字，这毫无用处。”

你说：

“应该说：纳粹。”

我说我从来不用纳粹来指德国人。我将继续这样说：德国人。我相信某些德国人永远摆脱不了他们的屠杀，他们的毒气室，他们弄死的所有犹太新生儿，他们在犹太青少年身上进行的外科实验。永远摆脱不了。

她住在大学街或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她十分孤单。面容娇艳如花。她也是贝蒂·费尔南代斯的朋友，德国人一到，后者便把这间房借给了她。

我记忆犹新的是泰奥朵拉·卡茨发疯似的想学习法语，直至能用这种语言写作。

我哭了。我们停止交谈。夜将尽。谈完孩子后我们躲到了床上，我在床上哭。你说：

“别哭了。”

我说我根本止不住这些泪水。哭泣变成了我的一项义务，生活中的一种需要。我，我可以用我整个的身体、我全部的生命来哭，我知道，这是我的运气。对我而言，写和哭是一样的。不成体统才写得出快乐的书。丧事应该办得仿佛它本身便是一种文明，对死亡的全部记忆的文明，这死亡是人宣判的，不论性质如何，是受惩罚而死，抑或因战争而死。

你问我：

“应该如何处置法国的纳粹呢？”

“跟你一样，我不知道。把他们杀了。听我说，如果听任法国人和德国纳粹一样随便杀人，法国人也会变成杀人凶手。让那些人活着是法国的耻辱。没有大开杀戒，我们至今仍耿耿于怀。”

我投入你的怀抱，两个人一起哭。有时候笑笑，为哭泣感到不好意思。接着泪水又往下淌，我们又笑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你说：

“你没见过泰奥朵拉。”

“我见过，但如同见过街头走过的大美人，或者女电影演员、女话剧演员，所有这一类的女子。出名的女子，不论美不美，但名气大，招人议论。是的，她独自移民到各地。有很多年，人们处处见到她，泰奥朵拉·卡茨。”

“有个人知道她……”

“是的。贝蒂·费尔南代斯听说过。一九四二年，有人每天早上在德国的一个车站见到她，一个运送犹太人的编组站。在那儿发现了一些很美的画，和泰奥朵拉这个人。她被送到这个车站一定是送错了，被流放的犹太人从来不在这儿上车去奥斯威辛。听说她一个人和站长在一起。还听说泰奥朵拉下火车时也许自己下错了站。也许有个德国人看她面庞如此温柔美丽，看她青春年少，便告诉她应该在此下车，这样或许可以救她一命。她拿起手提箱下了车，没提任何问题。她一定非常坚决地要乘坐这列火车，身着那件洁白的连衣裙，她那样美，那样优雅，因此没有任何人，任何铁路职员向她要票。炭笔画画的总是同一个年轻女子，总穿着同样的白色衣裳，坐在花园一角同一棵树下，一张始终面对编组站的白色扶手椅里。这些画没有存放在火车站的同一个地点。院子的地上有。到处都有。听说：地上尤其多。人们猜想战后有人住在火车站，他们遭到了抢劫。总是同样的画，画中人酷似泰奥朵拉·卡茨：她总穿白衣裳，一身英国女子的打扮，着白衣，戴帽子，化淡妆，戴一顶草帽，坐在同一棵树下的帆布椅里，面对一盘普通的早餐。她久久地待在那儿，泰奥朵拉。她起得早，总在同一时间淋浴，穿好衣服，去花园用早餐，以便随后乘这列火车，它总有一次会把她带离那儿，带离德国。火车站守卫每天给她送来美味的食物。他说每天他也在等这趟火车，他们从来没有耽误过。每天，每个早上，他们等着同一列火车，犹太人的火车。每天，每一列火车经过后，她都说现在那趟车一定过去了，不可能等到了。对这列定时驶过的火车，我思考了很久。我相信也想过，对泰奥朵拉·卡茨而言，这列火车是她的希望之车，断头而死之车，以活生生的血肉供养奥斯威辛之车。

她一辈子很少讲话，泰奥朵拉，像某些英国女子，她觉得话语喧闹，骗人，她呢，她选择了写作的寂静。

你问火车站位于德国哪个地区。她，她相信在克拉科夫以南，朝南边国界的方向。在那些被诅咒的地区。她原籍英国，但在比利时长大。她不熟悉欧洲地理，跟许多英国人一样，只喜欢伦敦、巴黎和海湾国家。

你问我那个守卫火车站的人是否在她睡着时去造访她。我相信我写过这件事，是的，在她睡着的时候。我不能肯定此人就是战争期间她住了两年的那个火车站的站长。为什么不是呢？或许他们相爱了，这点我想过，甚至想过后来她正是为情而死的。

我说我没有想方设法去打听，关于泰奥朵拉，我没有问过任何这样的问题，但我相信他们成为情人并非不可能。

你问我作何感想。我对你说，我从未问过那男人的姓名，也从未问过画上那位年轻白衣女子的姓名。我说我一听到这个故事，就讲出泰奥朵拉·卡茨这个自然听见过的名字。临了，几年后，我身边的人都这样称呼那位迷失在死亡欧洲的白衣女子了。

我对你说，我知道自己见过泰奥朵拉，但我只记得贝蒂·费尔南代斯，我对她十分熟悉，我告诉过你，她是年轻的泰奥朵拉·卡茨的朋友。我知道贝蒂·费尔南代斯非常爱她，并且欣赏她。

我从未忘记这个名字，这个时期，这衣裙的白色，这天真的对死亡列车或爱的列车——人们当时不清楚，也一直没搞清楚——的等待。

你说即便我不认识泰奥朵拉，从未接近过她，也应该告诉你我以为她可能有的遭遇。

我相信，依我的想法，她在战争结束前回到了英国。她先就职于伦敦一家很有名的文学杂志社，随后嫁给了英国作家G.O.。她不快活。我对她的了解，主要在她与作家G.O.结婚之后，这位英国作家享誉全球，我对他极为钦佩。她呢，她从未深爱过他，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男人。

你问我泰奥朵拉在伦敦什么样。我说她长胖了。她不再与丈夫做爱，她再也不愿意做，绝不，她说：宁可死。

你说：

“这个伦敦女子，是德国火车站的那个女子吗？”

“我从未求证过。我能说的就这些。不过，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她总算是个人物，即便死了，也会有个归宿，被英国或其他地方的一个家庭讨回去。可是不。没人讨要泰奥朵拉·卡茨的遗体。”

“可有一次她从这个火车站走了。”

“是的。除非在纳粹德国失败后，有些人在火车站发现了她，并且把她丢在了那儿，那个火车站，就像他们在成千上万的‘政治犯’集中营做的那样。对她的情人，人们一无所知。一无所知。她在这同一个火车站待过。我依然看见她，身着当天熨过的白色套装，而这一天布满她的血迹。”

我相信，正是这白色使人们永远没有忘记她。正是这衣裙的白色，和她对衣裙过分的、异乎寻常的关注，听说过她的人才永远没有忘记她，以及那些同为白色的布制鸭舌帽、她的布便鞋、所有那些东西、她的手套。她的故事传遍全欧。人们一直半信半疑，始终不清楚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在那儿，在那个火车站待了两年。

是的，正是这衣裙、这夏季套装的白色使她的故事传遍全球：一位身着洁白的衣裳、很有英国女子风度的妇人，等着焚尸炉火车。

对全世界而言，这白色的端庄形象占了上风。对其他人来说，笑声压倒了一切。

“是的，也许她根本没有故事。”

“也许如此。说不定她疯了，一种潜伏的、温和的癫狂，剥夺了她看、知、理解的意愿。也许她，她的身心，患了正常状态下的精神病。至于我，我尽量使车站的现象重现。它重现了。”

你问我她是否死了。我说是。车站的礼仪重现了。由于身患癌症，她瘦了许多。她不愿意把不利于她的一面呈现于人，破坏她的清丽的形象。于是她在她住的医院附近的一家大旅馆里开了一间房，求人把她抬了去。她让人给她穿上她最漂亮的连衣裙，并且涂了脂粉。她的朋友们在那儿见了她最后一面，她栩栩如生的遗容。

[1] Vilna，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 ……………………

下雨了。

雨落在海里。

落在森林里，落在空旷的海滩上。

夜里开始下雨。轻盈的细雨。

夏天的太阳伞还没有支上。夏令营，是公顷大的沙滩上的惟一活动。今年他们年纪小，非常小，我觉得。辅导员们不时放他们到海滩上。免得自己受不了。

他们来了。

他们大叫大嚷。

他们喜欢下雨。

大海。

他们叫得越来越响。

过了一个钟头，待在外面没有用了，于是把他们送进帐篷，给他们换衣裳，搓背，以防感冒，他们喜欢这样，又笑又叫。

人们叫他们唱《被砍倒的月桂树》。他们唱了，但声音不齐。他们总是这样。他们最愿意听人讲故事。随便什么，只要讲就行。唱歌，他们不乐意。

除了一个。四处张望的一个。

孩子。灰眼睛的孩子。他是和别的孩子一起来的。

人家问他：你不跑着玩？

他摇摇头：不。这孩子总不开口，几个小时不说话。

人家问他：你干吗哭？

他不回答。他不知道。

真希望一切都带有这哭泣孩子的魅力。这孩子注视大海时大海的魅力。

他在这儿不快活吗？他不回答，做了一个不知何意的手势，好像稍感厌烦的手势，然后他会为此道歉，没什么，你瞧……没什么。

突然，人们看见了。

人们看见大海的壮美在这儿，也在注视它的孩子的眼睛里。

孩子，他四处张望。他注视一切，大海、海滩、空茫。他有一双灰色的眼睛。灰色。如同风暴、石头、北方的天空、大海、物质和生活内在的智慧。灰色如思想。时间。过去和未来混为一体的世纪。灰色。

孩子知道海滩上有个人看管他吗？一位眼睛既忧伤又笑眯眯的褐发姑娘？人们不清楚。她叫约翰娜。

有一次人们好像觉得他朝她转过身来。不对，他朝自己身后望，风从身后刮来，风力很大，这风，一阵阵的，风力那样大，好像变了方向，从森林，从不知哪个陌生的地方刮来，离开了海洋上方的天空，去另一个时代的陌生之地。

是的，他注视的正是风。在海上逃遁的风，在海的上方飞扬的整整一片海滩的风。

看管他的人就是她，这位让娜，夏令营的一位辅导员，很年轻，爱笑。她问他：你总在想什么？他说不知道。她说她也一样，从来不知道。于是轮到他望着她了。

今天，没有一丝云彩的空中有只好像中国做的风筝，我不大清楚，但我似乎认出了中国漆的红色，中国北方的红色。

孩子在，他也望着风筝，空中的红色图案。他稍稍离开众人，这一定不是故意的，他大概总是这样。如同他虽不情愿却会落在其他孩子后面。

风筝掉下来死了，孩子望着，然后坐在沙子上望着死去的风筝。

海鸥也在，面对大海，被风梳理着羽毛。它们栖息在沙上，窥视着雨变换方向。突然它们叫起来，震耳欲聋，令人害怕。接着，毫无理由的，它们朝海面逃遁，再突然转回来。疯疯癫癫的，海鸥，孩子们，他们说。

…………………… ……………………

孩子们爬上山冈去食堂。海滩慢慢空了，夏季每天的这个时候都如此，这是夏令营孩子们午餐的时间。女辅导员们叫他们。那个孩子站了起来等让娜。他牵着她的手，跟在她后面。

夏季有一天将结束。你有时会记起阳光普照的海滩边滚滚而来的透明波涛。时而夏日散布得无边无际，那样强烈，那样刺目，抑或晦暗无光，有时又明亮耀眼，比方你不在这儿，我孑然一身的时候。

我永远不会知道，那孩子有一天是否会知道在这海滩上有个人老望着他。他已朝我转过身来，但只是为了看那成群结队的风筝。或者风。或者海鸥。他注视的是那位年轻的女辅导员，他知道她是夏令营行政部门指派给他的。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孩子的身体离我这样近。他是个瘦高的孩子，对他的年龄来说也许高了点。六岁，他说。

第二只风筝疯了似的朝大海飘去，然后落进了风的罗网。孩子跑过去抓它，但风筝掉下来死了。孩子停下脚步，望着死去的风筝。然后走开了。

这时从豪华住宅又传来《诺尔玛》的曲调。远远的，卡拉斯仍与孩子一起为死去的风筝哭泣。

在恶劣的天气中间出了一小时的太阳，海滩突然被温和的空气包裹。风停了。孩子们被告知可以去游泳，雨后的海水是热的。

女辅导员没有跟在他后面，也不再望他一眼。她不用望就看得见他。他脱下毛料上衣，仿佛他独自生活似的，他走过去把上衣放到她身边，和其他孩子一起朝大海走去。他没有提这第二只风筝的死。

很快，他又回到海滩，年轻女辅导员的身边。

孩子穿着白汗衫。很瘦。躯体看得分明。他长得太高，好像是玻璃，窗玻璃做的，已经看得出今后会长成什么样。

看得出，他比例匀称，关节突出，肌肉长度适中。看得出，韧带、骨骼、脖颈、大腿和手出奇的脆弱。

而且，头的姿势好像一个射出点，一座灯塔，一朵花的末端。

…………………… ……………………

就这样：突然间夜里热起来。接着白天也热了。

夏令营的小孩子们在蓝色和白色的帐篷里午睡。

那个一声不响的孩子闭着双眼，跟其他孩子没有任何不同。

年轻的女辅导员来到他身边。他睁开了眼睛。你睡着了吗？他不回答，总带着歉意的微笑。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他依然微笑，说他不大清楚。

你几岁？六岁半，他说。女辅导员双唇抖动。我可以亲你一下吗？他笑了，可以。她把他搂在怀里，亲吻他的头发、眼睛。她松了胳膊，嘴唇离开孩子的身体。眼里噙满了泪。孩子也看见了。他习惯了，这孩子，他知道，有时候注视他的人会哭。他习惯了，这孩子。于是他谈起最近几天，说他怀念刮大风、起大浪、下雨的日子。

“这些会回来吗？”他问道。

“这些总回来，”女辅导员说。

“天天？”孩子问。

“不知道，”女辅导员说。

…………………… ……………………

有时，我看见你却不认识你，不认识，一点都不认识，我看见你远离这片海滩，在别处，远远的，有时在国外。你在的时候，对你的回忆已经存在，但我已认不出你的手。好像你的手，我从来没有见过。或许还剩下你的眼睛。和你的笑声。还有那潜藏的微笑，时时准备浮现在你那极其天真的脸上。

…………………… ……………………

风和日丽，我到外面去看看。事情大概就在这时发生了。我给你写了信，仅仅为了告诉你，就在这天早上，我对你说，也许不知不觉的，我爱上了你。你站在我面前听我讲。我还对你说，这天早上一过，告诉你我爱你，永远爱你，对我而言就太迟了。太迟了。在北方海滩的这座宫殿里，在有风有雨的正午的天空下，对你说这些话的如此强烈的需要，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接着，太阳又露了脸，放射出生硬的绿光。天气变冷了。

…………………… ……………………

次日。上午。

海鸥又飞到沙滩上，待在孩子和年轻女辅导员的身边。

孩子的眼里又露出对生活的些许恐惧。

突然间，不知为什么，全体海鸥乘着风，一齐朝海面飞去，纯白如鸽的羽毛被风梳理得平整光滑。

然后，远远的在海上，它们绕了一个大弯子，又齐刷刷地飞回海滩。但这一次，它们在阵阵狂风中登陆，这一次破破烂烂，好像被撕成了碎片，乱叫乱嚷，发了狂似的，庸俗，傲慢，和人一样。于是孩子笑了。年轻的女辅导员也笑了。

孩子边笑边看，发现海鸥飞回沙地的动作多么缓慢。他的眼里仍有那份担忧，怕它们回不来，怕它们淹死。但它们回来了。它们到了。昏头昏脑，精疲力竭。但活着。疯疯癫癫的，它们，这些海鸥，女辅导员，她说。孩子呢，他笑了。

后来，海鸥，它们先休息，然后用黄色的喙梳理羽毛，接着又像狗，像马似的叫起来，让人直捂耳朵。它们监视天空，尤其始终如一地监视惟独它们辨识得出的雨的转向。已经可以看出沙子在抖动，血红色的沙蚕开始朝天光攀登。

孩子望着海鸥吞食血红色的长蠕虫。他冲它们微笑。有时一只海鸥吃虫时噎住了，孩子便笑了。

…………………… ……………………

是的。有一天这会发生，有一天你将对被你形容为“难以忍受”的那件事感到万分悔恨，就是你和我在八○年风雨之夏企图做的事。

…………………… ……………………

有时在海边。当夜幕降临，海滩上的人渐渐散尽时。儿童夏令营撤离了之后。在整片沙滩上突然有个声音吼道：卡普里，这结束了。这是我们的初恋之城，但现在结束了。结束了。

骤然这变得可怕。可怕。每次都可怕得令人哭泣，逃跑，死掉，因为卡普里与大地一起转向了爱的遗忘。

…………………… ……………………

天不再放晴，整日下雨，除了夜里，黑黢黢的天空下，云彩仍把夜色照亮。一些人走了。出租屋无人住了。但女辅导员们和夏令营还在。孩子们待在用大石头固定住的蓝色帐篷里。人们还在里面唱歌，讲故事。最后也不知道讲了什么，但孩子们在听。即使用汉语讲，用爪哇语、美国英语讲，他们也会听。要想让他们疯笑，就唱汉语歌。于是他们笑得前仰后合，笑得喊起来，然后他们齐声用“汉语”唱，年轻的女辅导员们和孩子们一样，也笑得喊起来。

住别墅、有汽车的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看这儿发生了什么事，竟笑得如此欢畅。他们跟着笑，和一文不名的孩子们一起唱歌。

人们回家了。咖啡馆的露天座空了，被雨点打着。街道上空空荡荡。执意留下的人在空车库里玩滚球，或在旅馆的大堂里打桥牌。赌场日夜营业。超市里挤满了人。咖啡馆关门待客，拒绝向拖家带口的人供应咖啡。价钱太便宜了。他们说大咖啡壶坏了，要渗滤那么多咖啡，他们说的倒是实话，雨天他们只供应酒精饮料。如有孩子来，那就简单了，他们干脆不开门。

夏令营离开了海滩。雨下得太大时，就把孩子们关在营地，山冈上的那些大宿舍里。

从那儿，从那些建筑物里，孩子们可以看见眼前伸展着的辽阔的海滩。远处，孩子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的海滩，埃讷克维尔的海滩，尤其是山脚下，俯瞰大海的悬崖崩塌后留下的石块。这一望无际的空洞布满滑到黏土里的巨大的黑色岩石。女辅导员们说，此事距今有几个世纪，或者几夜。

你问我：

“我们在哪儿？”

“我说过：在沙塔拉。”

“沙塔拉后面呢？”

我说，在沙塔拉后面还是沙塔拉。就是那儿。因为爱之城位于那儿。

再后面是维莱维尔的海滩，女辅导员说，阿加塔海滩。之后是派纳德皮，阿尔伯公爵们的黑色木桩。在喇叭形河口湾之后，塞纳河离开陆地注入大海。剩下的是非洲木材港的遗址，鳗鱼和鲤鱼漫游的泥塘，以及幼兔出没的荆棘丛。然后是面朝塞纳河、已毁的红砖玻璃窗德国工场，和巴黎的工场一模一样。在我的一本书里，你对着它哭泣，站在闪着蒙尘的窗玻璃钻石般光彩的红色地面上——面对这条河，它以光的速度，如千匹脱缰的野马，猛地冲向大洋。

后面，再后面，是位于韦尼埃沼泽冲积地的基尔伯夫，我和你在那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埃米莉·L见了面。

孩子们留在了市政府划拨给夏令营的驻地。它在黑岩豪华住宅上方的山上。由于天冷，由于令孩子们感冒的雨天寒气，人们给他们穿上了毛衣。然后领着他们唱歌。他们唱了，但时间不长。许多孩子躺在了地上，然后睡着了，没人管他们。许多女辅导员和孩子们一样，也躺在地上睡着了。

…………………… ……………………

你明白，这个，对一个幼时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同时要的人，是无法抗拒的。撕书，烧书。担心书籍消失。你当时知道那本书已存在。你对我说：你以为你在做什么？这是什么意思？活着就是整天一刻不停地写？你将被所有的人抛弃，因为你疯了，叫人吃不消。一个蠢女人……你甚至看不出每张桌子上都摆满了你的草稿，一叠一叠的……

偶尔我们一起笑你的狂怒。爆笑。偶尔你也怕我把书扔进海里，或把它烧掉。有时候你沿着不同的路线，一站站欣赏山上各大饭店、被列为世上最奢侈饭店的那些不可言喻的酒吧间男招待，清晨五点才回来。看过这些妙不可言的人后回家，你很高兴。经常你回来时我已睡了。我听见你去大房间查看手稿是否还在桌上，然后去厨房看看盒里还有没有咖啡和面包，有没有黄油和咖啡！

我不再同你讲话，只在幸福中向你道一声早安。把你一个人丢下。给你买牛排。只在早上看见你头发蓬松地从屋里出来去找杯黑咖啡喝，那副管理人和视察员的神气让我笑出眼泪。

你很可怕。我常常怕你。我们周围的人为我担心。我觉得你越来越有诚意，但对我而言这太晚了，我再也无法阻拦你。正如我从来无法不怕你。你不善于消除被你杀死的担忧。我的女友和熟人都对你的温柔着了迷。你是我最好的名片。你的温柔，它把我带向死亡，你一定毫无意识地渴望给我的死亡。每夜。

有时候，你一觉醒来我就害怕。每天，哪怕仅仅几秒钟，你和所有男人一样，变成女人的杀手。这每天都可能发生。有时候你令人害怕，像一个迷路的猎人，一名在逃的杀人犯。为此，我周围的人有时为我担心。我呢，我改不了，我怕你。每天，在你不注意的某些短暂的时刻，我怕你投向我的目光。

有时候单单你的目光就令我害怕。有时候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我不再知道你来此地寻找什么，在这个面向广大公众的海水浴疗养地，在这个致命的、人满为患的季节。在此地你比在你的省会更加寂寞。

也许为了能够把你杀死，把你赶走，我不知道，有时我觉得从来没有见过你。不了解你，直到惊恐不安的地步。不再明白你为何在这儿，到这儿来寻求什么，今后有何打算。未来是我们惟一不触及的话题。

你也一样，你大概不再清楚来这儿做什么，在这个已上了年纪的、为写作而疯狂的女人家里。

或许这一如往常，到处都一样，这没什么，你来仅仅是因为你当时感到绝望，正如你在活着的每一天都感到绝望，某些夏天，白昼或夜间的某些时刻，比方当每晚太阳离开天空，沉入大海之际，你，你总情不自禁地想死。这，我知道。

我看出我们俩迷失在同样的天性里。有时我会对我们这类人充满柔情。朝三暮四，人家说，有点疯癫。“一些不再看电影、看戏、参加招待会的人”。左翼人士，瞧，他们就是如此，他们不会生活了。戛纳，这令他们厌恶，还有摩洛哥大旅馆。电影，还有戏剧，全一样。

…………………… ……………………

又起风了。天空再度变黑。

大海一望无际，又成为茫茫一片的雨。

孩子站在墙前面的挡雨披檐下。他注视着海，没有拿堆积在海滩上的小石子玩。他把石子紧紧攥在手里。他穿了一件红衣裳。年轻的女辅导员在他身边。她望着他，望望雨，又望望他，这孩子。孩子的眼睛比平时更亮，更大，也更吓人，因为可看的东西广阔得令人失明。

这天过后不久，有一次，我记得，女辅导员走进一顶白色大帐篷。她开始讲大海和一个孩子的故事。所有的孩子都望着大海。

从前，年轻的女辅导员说，从前有个名叫大卫的小男孩。他和父母乘一艘游艇，希斯泰姆海军上将号环游世界。

有一天，海上起了风暴。

惊涛骇浪之中，希斯泰姆海军上将号连同人员和财产一起沉入海底，除了他，这个小大卫。想不到一条鲨鱼正好经过，它对小男孩说，喂！小孩，骑到我背上来。于是他俩双双在大海上巡游。

“哦！啊！”孩子们说。

年轻的女辅导员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讲：

鲨鱼很快游出了海面，女辅导员说。

接着，她住了口，睡着了。他们叫起来。她又开始讲。

女辅导员讲得慢条斯理，娓娓动听，她希望孩子们保持安静，而孩子们完全静了下来。

拉泰克塔布姆是鲨鱼的名字，她重复道，必须记住这个名字，不然你们什么也听不懂。

听到鲨鱼这个名字，孩子们哄堂大笑。有的笑鲨鱼，有的笑女辅导员。

孩子们乱重复一气。他们有节奏地重复着：布姆，布姆，泰勒。泰勒，拉泰克，布姆，布姆，他们说，这是一样的。

那个不作声的孩子听没听年轻女辅导员讲大卫的故事？人们无法知道，不过肯定听了，这是个什么都听的孩子。这天晚上，他有点像第一次听人讲故事。他注视着年轻女辅导员，但那双灰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他朝年轻女辅导员望，正如朝海鸥、大海望，朝比海滩、大海、风更远的地方望，朝沙子、云彩、喳喳叫的海鸥和被杀死的红色蠕虫望。女辅导员讲大卫的故事，还有那条鲨鱼，它有着无法去说的名字……

大海呈现出泛着乳白的蓝色。没有风带走年轻姑娘讲的大卫的故事。她躺在一块帐篷布上，仰望天空，随便讲着什么，然后笑起来。孩子们也笑了，尽力地听。

大海如此平静，成群的燕子也飞来了，在海滩上方盘旋，灰丝绒的羽毛，姿态优美，好像迷上了孩子们，迷上了孩子们的肉。孩子们呢，这令他们好笑……

鲨鱼责备哭泣的大卫。女辅导员继续讲。他提醒大卫，是它吞下了他的父母，当着它的面哭，这样做是失礼的。

突然间，年轻女辅导员好像睡着了。孩子们叫起来。

“赶快讲这故事，不然就揍你，”孩子们叫道。

岛出现了。女辅导员笑着说。

她忘了，接着又想起来，她说：

可这是一座赤道岛！大卫说。

她又忘记了下文，她说：

“我忘了，”她说，“请原谅。”

孩子们吼起来：

“绝不，绝不。”

于是她还是讲了。孩子们照样地听，但最后他们发现她讲的不是同一个故事，她已经开始讲的那个故事，他们又嚷起来：

“赶快讲这故事，不然就揍你。”

于是她讲道：

可这是赤道岛，大卫说。

正是。鲨鱼说。

这时她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了。

然后她睡着了。

…………………… ……………………

这是晴朗但没有太阳的一天的晚上。海滩的年轻女辅导员走在木板路上。她和孩子在一起。他差不多在她身边走。两人走得很慢。她跟他讲着话。她对他说她爱他。说她爱一个孩子。

她告诉他她的年龄，十八岁，以及她的名字。她要求他重复一遍。他重复了名字、年龄。他说约翰娜。他说十八岁。接着他又把约翰娜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这时他问：约翰娜，姓什么呢……年轻姑娘说：戈德堡，约翰娜·戈德堡。孩子重复了全名。

年轻姑娘问他叫什么名字。

孩子说：

“斯泰奈·撒母耳。”

他冲一个全世界惟独他还记住的形象微笑。

“我的小妹妹，叫斯泰奈·犹滴。”

…………………… ……………………

孩子和她，女辅导员。他们一起走着。两人瘦削，纤细，有同样的身材，同样倦怠的长长的步伐。今天早上他们沿着大海走。两人很像。非常瘦的白种黑人。从天上跌入凡尘。

一种不安的情绪似乎开始在其他女辅导员和童子军女领队中间蔓延。因为两人形影不离。

她在路灯下停下脚步，捧起孩子的脸，凑近灯光看他的眼睛：灰色，她说。然后她放下他的脸，跟他讲话。

她对他说，他一辈子都会记得这八○年的夏天，他六岁这年的夏天。她要他注视一切。还有星星。还有一长列昂蒂费[1]的油船。一切。她要他今晚好好看看。大海、城市、河流彼岸的那些城市、旋转的灯塔，你好好看看海上各式各样的船，非常漂亮的黑色油船。还有英国的大渡轮，白色的船……所有的渔船，——你看看那边的万家灯火——她要他注意听夜里所有的声音。这是他六岁的夏天。在他的一生中，这个数字再也不会回来。要他牢牢记住伦敦街——只有他和她认识这条街——它是太阳神庙。她对他说，等他十六岁时，可以在今天这个日期来，她将来到海滩上的这个地点，但要晚一个小时，将近午夜时分。他说他不大明白她的话，但他会来的。

她说她会认出他，他应当面对伦敦街等着她。他不会搞错的。

她说：你和我咱们一起做爱。

他说好的。他没说他不明白。

她说：海面将空荡荡的，已是入夜时分，海滩将冷冷清清，众人都在阖家团聚。

他俩朝大海走，直至消失在沙子里，直至目送他俩的人心惊胆战。

而这一直延续到他俩返回网球场。

她把他扛在肩上。她唱道，她在清澈的泉水旁歇息，永远，永远不会把他忘记。

他们久久地走着。时间不早了，海滩上空无一人。

他们离开木板路，消失在山里。

他们走后，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他说他想跟她说点什么。

于是年轻女辅导员又哭了，她对他说这没必要，她知道他想对她说什么，可这没必要，她知道，孤儿院行政部门的人告诉过她。然后她掩住脸哭，接着讲大卫的故事。

其他的孩子，女辅导员们讲故事的时候，他们总过来听。

那么，女辅导员说，这就是赤道岛。拉泰克塔布姆把大卫放在一个海滩上。你这是在源泉岛上了，它对大卫说。大卫问源泉在哪儿。鲨鱼说源泉住在一个大铁笼子里。大卫说谢谢你。大卫向鲨鱼致谢。谢谢，先生，大卫说。不用谢，鲨鱼说，今后你有什么打算？会有的，大卫说，你呢，你有什么打算？没有，和你一样，鲨鱼说。不过它将动身去危地马拉。它问道：有什么别的事可干呢？大卫同意。冬天有一点热的海水，这对慢性支气管炎有好处，鲨鱼说。它盯着大卫看：看他气色那样好，营养那样好，鲨鱼的情绪明显低落，开始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用夹杂着呼噜、打嗝、难以置信的感叹、牙齿的格格声等等不知什么语言，声音很大地讲起话来。大卫叫它冷静些。好吧，鲨鱼说。于是它冷静了下来。

孩子们呢，他们求年轻姑娘“随便讲”。她说她不会，这很难。

这时鲨鱼和大卫分别了。他们互祝逗留愉快，一路顺风，身体健康，新年好，然后分别了。因为有什么别的事可干呢？

鲨鱼走后，大卫睡着了，然后醒来，然后又睡着了，就这样反反复复了很长时间。后来，有天晚上，大卫遇到了一件事。天空呈现出海上风暴的金色，和夜色一样晦暗——人们来不及明白，刹那间就发生了。

突然，年轻女辅导员不再讲述，她躺在沙子上，说她困了。于是孩子们，他们大声嚷嚷，他们揍她，骂她大坏蛋，她呢，她笑笑。你到底讲不讲，不讲就杀了你。她还笑。她笑着睡着了，他们呢，他们去海里游泳了。只有他，灰眼睛的孩子，留在睡着的她的身旁。

[1] Antifer，法国勒阿弗尔的石油新港。

…………………… ……………………

一天早上，天空显出蓝漆色，太阳还在山的后边。孩子从木板路上走过。我望着他。望着他直到他没了踪影。然后我闭上眼睛，以便重新遇到那无边无际的灰色目光。

年轻的女辅导员在木板路上停下来，望着孩子回来。他来了。他注视着她叫他买的明信片，他知道在市场上可以买到最漂亮的明信片。这是她告诉他的。他做了她说的该做的事。

姑娘在明信片上写字。

现在，明信片上写了姑娘的名字，日期，一九八○年七月三十日，他十年后应该来的日期和钟点，一九九○年七月三十日，午夜。

明信片上的画是头一天海滩的地点，网球场路、散步大道和伦敦街的交叉口。那么美，她说，最美的街，她最喜欢的街，美得像面对大海的阳光隧道。

在大海里如同在睡眠中，我看不出这孩子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她去找他的时候，我才看见他。我注视着他俩。海处于低潮，太阳硕大，从一个天际去另一个天际，黄得像金子。

此时事情发生了，她去找他，我看见了他。她把他扛在肩上，两人朝海里走，仿佛要一块死。不对。孩子是被她拖到海水里的。他还有点怕，惧怕令他发笑，开怀大笑。

他们从海里出来。她替他擦了身，然后丢下他。她呢，她回到海里。他望着她。她走，走得很远，在退潮时必须走很远才能抵达深海。孩子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向海里逃跑时，他始终很害怕，但他什么也不说。她躺在海水上走了。几乎没有回转身向孩子送个飞吻。他看不见她了，她头埋在海水里朝深海游。他始终望着她。她身边的海水被风遗忘，她被自身的力气所抛弃，她散发出一个沉睡女子的魅力。

孩子坐了下来。

他始终望着她。

姑娘回来了。她总回来，这姑娘。她总是回来的。然后她问他是否记得她写在明信片上的她的名字。他说出一个姓，一个名。她说对，这是她的名字。

女辅导员睡着了。

孩子盯着这片海滩看，他不大明白这片海滩为什么在这儿，他从来没有见过它。最后他也不想弄明白了，他走近她，女辅导员。她睡了。他轻轻把手放在她的手下面，万一她把他忘了呢。她的手没有动。然后孩子立即也睡着了。

…………………… ……………………

次日，太阳出乎意料地又回来了，它再次出现在完美的天空。下面，大海波平浪静，和天空一样无辜、平滑。人们一眼可以看到勒阿弗尔后面的圣阿德雷斯，甚至昂蒂费。

在黑屋子里我们望着夜的光，夜的透明。你在我的身边。我说：得有个人讲一次昂蒂费的美。讲讲如何既孤单又面对上帝。背依远古时代的峭壁荒凉而光秃，与一个可能的上帝的绝对缺席相契合。

…………………… ……………………

姑娘从海里游泳回来了。她一丝不挂，和孩子一样，现在她赤身裸体地躺在孩子身边。

两人久久不说话，闭着眼睛。

然后她跟孩子讲鲨鱼的故事。

那天晚上，风暴的金色，她，年轻的女辅导员说。大卫听见一个声音，一个活的声音，有人在岛上哭，但不带怒气，他不大清楚，也许有人在哭，也许在睡梦中哭。

大卫寻找，他转过身，看见岛上的动物全躺在金色的阳光下。钻石般的眼睛如同一大群横卧动物身上的窟窿。眼睛齐刷刷注视着大卫。

我是迷途的孩子，大卫叫道，别害怕。

于是动物们走近大卫。

谁在哭？大卫问。

源泉，动物们说。

十分轻柔的哭声随风从海上飘来。

她每天晚上哭。这是一泓哭泣的泉水。她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度，叫危地马拉，为了来这里，她横越两大洋和海底的二十二块大陆。

她有七亿年了，一只老野兔说，现在她活够了，她想死，一到夜里，源泉，她就呼唤死神。

大卫没有回答。

她是为此而哭，你明白吧，一头幼豹说。

该设身处地替她想想，一只小灰猴说。

好像她在听，大卫说。

有人在呼唤，听……是源泉，我们大家的母亲，我们伟大的大洋侨民。北半球的大赤道源泉，小白猴说。

全体动物都在听。大卫也在听。

谁到岛上来了？源泉细声细气地问。

一个孩子，亚洲小水牛说。

啊！一个小人儿……

正是。

他有手吗，这孩子？源泉又问。

有，动物们齐声回答，至少有两只，好像……

大卫伸出手给动物们和源泉看。

他捡起一块石头，动物们说。

他把石头抛向空中。

他接住石头。

那么，是他，口琴，今晚？源泉问道。

今晚，是他，动物们说。他们为源泉高兴。其他日子，动物们，它们不知道小大卫是谁，而今晚，正是他，口琴。

感谢上帝，源泉说，愿上帝保佑小大卫。

对，动物们重复道。

源泉用神奇难懂的话念了一段祷文。动物们按各自的讲话方式回答，发出一片全然意想不到的噪音。

然后：杀人，他会吗，这孩子？源泉虚伪地问。

不会，动物们说。接着，动物们等着，他们待在那儿，以便阻止源泉想各种办法去死。

不，动物们说，不，不……孩子，他什么都不杀。什么都不。

源泉不作声，一直缄默无语。然后，突然间，在夜晚的寂静中响起哗哗的流水声。

她从大西洋蓄水池出来了，动物们说。

源泉现身了。

姑娘说，源泉是一个人，同时也是一座水山，玻璃状的好似翡翠。她没有胳膊，没有脸，失明，走路纹丝不动，以免弄皱一身衣服上的水褶。

她寻找大卫的手，源泉，她说。

夕阳进入她已死的眼睛，接着天黑了。

大卫，大卫，她，失明的源泉呼喊着。

她找大卫去死。孩子环顾四周。

她哭了。大卫，大卫，她叫道。

于是大卫做了下面的事：大卫掏出口琴，吹奏了一支十分古老的危地马拉波尔卡舞曲。

于是……于是……好好听着……源泉停止叫喊，目瞪口呆，然后踏着年轻人的十分舒缓的舞步，带着女童的优雅姿态，跳起了她的故乡危地马拉那缓慢又如此轻柔的波尔卡舞。

她一直跳到黎明时分，年轻女辅导员说，当白昼来临，她边睡边舞。于是岛上的动物们慢慢地把她带回大西洋蓄水池黑暗的洞窟。他们用亲吻温暖她影子似的身体，这些吻靠对生命的遗忘使她复生。

年轻女辅导员不说话了。灰眼睛的孩子在她身边躺下睡着了。他把两手放在姑娘年轻的乳房上。她没有动，听任他这样做。在衣裙下他找到了乳房。他的手被海风吹得冰凉。他惊叹不已。他使劲捏乳房，捏得很疼，他无法放手，无法忘记，当她把他的手移开乳房时，眼里流了泪。

人们相互说着与下午以及来临的夜毫不相干的事，但这些事关系到上帝，关系到他无处不在的缺席，如同在未来的茫茫无际前那如此年轻的姑娘的乳房。

卡拉斯最后一次咏唱她的绝望，卡普里冲过来把她杀死。诺尔玛一被谋杀，这就结束了，卡普里的嚎叫响彻海滩、国家、城市、大洋，世界末日辉煌的存在已被证实。

…………………… ……………………

一九八○年八月。

我身边，这片海滩人满为患，地球绕着太阳公转。

一九八○年八月。格但斯克。

格但斯克港。对全世界而言，它变成了因贫穷和孤单而遭受侵略的人民痛苦的代名词。

格但斯克和孩子一样令人颤抖。和这孩子一样孤单。成了俘虏。被中日耳曼经常猖獗的法西斯主义扼死了。

孩子随夏令营一起经过。他望望身后，又望望海。

姑娘，她来晚了，她带来了早餐。她与孩子会合，用手搂住他的脖子。她跟他讲话。他走着，朝她微微仰起头，注意听她讲，不时露出笑容。他和她一样微笑。她因为格但斯克而高兴，她说。他呢，他对格但斯克一无所知，但他也高兴。

她讲述鲨鱼对大卫的拜访。一次它带着美国口音来，另一次带着西班牙口音，还有一次带着特怪的口音，打喷嚏、擤鼻涕、嚎叫的口音，只得忍受它。孩子笑了。开怀大笑。他笑的时候，姑娘就停止讲述。然后再接着讲。她说有一次它戴了一顶鸭舌帽来，是它去听一场纽约的摇滚音乐会时在阴沟里拣到的。人们甚至不知道音乐会在哪儿举办，它听到的那份喧闹是否真是一场音乐会。但是鲨鱼就是鲨鱼，毫无办法，它蠢得很，女辅导员说。愚蠢。

孩子问鲨鱼将在纽约做什么。

年轻女辅导员说，鲨鱼为鲱鱼群维持治安，它去纽约港和曼德勒港盯渔民的梢，然后给鲱鱼送情报。这样做糟透了，姑娘说，但生活就是这样。孩子好像没怎么听懂。

接着她说，有一天鲨鱼回到岛上，要求大卫来，想给他看马尾藻海的牧场，那儿从来没有风，没有浪，只有轻柔的涌浪。永远不冷。有时大海因为一条乳房受伤的母鲸的奶水变成白色，大家在乳房流出的奶海里游泳，喝奶，在温热的奶里翻滚。这是无法言说的幸福。

来吧大卫。来吧。大卫。

最后大卫来了。

于是鲨鱼哭了，大卫不明白为什么。

岛上所有的动物都来到大卫身边，开始晚上的梳妆打扮，舔着从此成为它们孩子的大卫。

但鲨鱼想的是去沙滩把大卫偷走。这是抵御不了的。有我们在，别怕，动物们对大卫说。

大卫对鲨鱼说：瞧，又来了，谁也不明白你要什么。

鲨鱼，它哭了，又叫又嚷，说这不是它的错。

于是大卫和鲨鱼为了鲨鱼们如此不公正的境遇一起哭。

这时灯火通明，空中突然响起液体的雷声，伟大的大洋侨民缓缓走出大西洋蓄水池看夕阳西下。

一直失明又一直如此美丽的源泉，问是谁痛得叫唤，说这很失礼，大西洋蓄水池里吵得听不见对方的话了。

这时全体动物齐声说：是想吃大卫的鲨鱼。于是大卫明白了，他为鲨鱼难过。

岛上全是痴子，伟大侨民用法语说。

孩子问源泉是否每晚跳舞。年轻女辅导员说是的，每晚一直跳到夜色降临，并不总按拍子跳，也并不总跳危地马拉的波尔卡舞，有时跳卡洛斯·达莱西奥的探戈。有时也跳缓慢的葬礼帕萨卡里亚舞，这儿无人能肯定谁是该舞的作者，据某些人说，大概是位德国的老管风琴演奏家。

孩子问大卫在岛上待了多久。姑娘说两年，但她也不能肯定。

她问他是否想知道故事的结局。他做了个否定的手势，他不想知道。他不再说话，哭了。他不愿意源泉或者鲨鱼死。大卫呢？女辅导员问。他说：也不愿意大卫死。

接着姑娘又向孩子提了一个问题，问他更喜欢大卫怎样做：杀死源泉还是让她活着。

孩子望着海和沙，但视而不见。他犹豫不决，然后说：杀死源泉。

接着孩子问：你呢？她说她，她不知道。但也许和他一样，杀死她。

她说人们不知道为何希望源泉死。

孩子说真的，人们不知道。

玻璃窗外，天突然黑了。夜在不知不觉中到来，天色已十分昏暗。人们思考着孩子和大海的野蛮，思考着所有这些极其相似的差异。

姑娘说过去人们总写世界的末日和爱情的死亡。她看出孩子没有听懂。两人为此笑了，大声地笑。他说这不是真的，是写在纸上的。他们笑了。于是她说，孩子，他懂了。他们笑了。她还说，如果没有大海，没有爱情，谁也不会写书。

…………………… ……………………

夏令营度过了夏天。那儿有灰眼睛的孩子。在他身边，总有她，那个年轻姑娘。大家唱了歌，除了他俩，孩子和她，夏令营的女职员，那位孤独的姑娘。

你知道，他们又去了防波堤的另一侧。朝黏土山和黑木桩的一侧。在那儿，她为孩子唱道，在清泉边她反反复复地散步，她唱了这个。她说，从朗布依埃经过的非犹太裔流放犯们也唱这首歌。他问流放犯们是谁。

她说：是法国人。后来犹太裔流放犯临死前也唱了清泉这首歌。

然后她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后来她说这是些犹太人。

海水正在退潮，姑娘跟孩子讲最近读的一本书，它依然烧灼着她的心，令她欲罢不能。书中讲的是没有引起死亡但等待死亡的爱情，它比肉欲的爱强烈无数倍。

姑娘告诉孩子，她对他讲的话，他有些听不明白，正如她注视他时，对自己也有些不理解。她告诉他她爱他。她说：

“我爱你甚过一切。”

孩子哭了。

姑娘没有问他为什么。

接着孩子又问起犹太人的事。姑娘不知道。

跟第一天一样，大海用愤怒的滚滚白色浪涛冲击着海滩，它给海滩带回浪涛，如同它将带回昔日的爱情。或者直至地球生存的万世之末也永不会被遗忘的、德国焚尸炉中被烧焦的犹太人的骨灰。

灰眼睛的孩子在这儿。姑娘也在这儿。形同陌路。

他们望着海，避免互望。试图永不互望。不再互相讲话。

正当他们望着别的东西时，孩子哭了。

我把他们从海边，从风中领回来，就像我对你做的那样，我把他们关在超越时间的迷失的黑房间里。我称作犹太屋的黑房间。我的房间。也是扬·安德烈亚·斯泰奈的房间。

孩子，他哭了很久。姑娘听任他哭。他把她，那姑娘忘记了。

后来姑娘问：

“你想起什么了……”

孩子说：没什么。然后他闭口不语。然后他清清楚楚地说，他的小妹妹，德国兵，他朝她头上开枪，她的头，炸开了花。孩子没有哭。他尽力回忆，他记起来了。他讲到处是血。狗也被德国兵杀了，因为它朝他扑过去。狗叫得厉害。他说他还记得。

她，小妹妹的年龄，两岁。孩子，他记不得别的。

他住了口。他望着她，面色发白。他怕说出他隐瞒的事。他说他不记得了。

她一声不吭。又望着他。她说：

“的确，什么也记不得了。”

他不开口。然后他说：

“我母亲，她喊起来，她叫我逃，赶快，立即从公路走，永远，永远别向任何人讲犹滴的事。”

孩子突然住了口。仿佛失去了理智。仿佛突然间惧怕又变成了法则，仿佛突然间他开始怕她，怕这个姑娘。

她久久地望着他，然后对他说：

“你必须讲这个，不然你和我会死的。”

孩子听不懂。她看了出来。她说，不如此，这会再次发生。

孩子又看看她，露出了笑容。他说：你是说着玩的……

她冲孩子嫣然一笑。他问她：

“你，你也是犹太人？”

她回答说她也是犹太人。

孩子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的风暴，他一定很害怕。于是姑娘把他抱在怀里，两人一起进入海浪的泡沫。

孩子吓得心惊肉跳。他忘记了姑娘。

正是在这忘却中，姑娘看见了孩子明亮清澈的灰眼睛。她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忍住不进入更深的泡沫中，她其实很想这样做，以便把他们这两个犹太人也杀死。

孩子一直注视着浪涛，浪涛的一来一去。他的身体不再轻微地颤抖。

姑娘转过脸去不看海，亲吻着孩子的头发，头发散发出海风的气味，她哭了，这天晚上孩子知道了缘由。

她问孩子冷不冷，他说不冷。问他还怕不怕，他说不怕，他撒了谎。他改口了，说夜里有时候怕。

孩子问她能不能走得更远，走到波浪被拍碎的地方。她说如果她这样做，大海的力量很可能把他俩分开，把他卷走。孩子以为她说笑话，笑了。

她问他父母的事。孩子不知道他们葬在何处。他们吞了药丸，母亲总跟他说他们会吞药丸的。她把他放在门口，然后他们可能立即就死了。

他见过他们的尸体吗？

没有。只见过小妹妹和狗。

德国兵，他见过吗？

没有。他走后，公路上有德国兵乘车经过。

姑娘不出声地哭得很厉害。他望着她。心中诧异。他什么也没说。

“后来你怎样了？你记得什么？”

“我是从公路走的。在一块田里有几匹马和一位妇人，她听见了枪声。她叫我，给了我面包和牛奶。我留在了她家，但她怕德国人，于是把我藏了起来。”

后来她还是害怕，于是把我送进了儿童救济院。

“一直在那儿？”

“我想是的。星期天我们到森林去。这我记得。”

“从不去海边？”

“从不。这是第一次。”

她说：

“你在儿童救济院过得好吗？”

他说是的，过得好。他哭了。他还说，这一次喊着说：那个德国兵，他朝我妹妹开枪时，狗扑到他身上，士兵，他把狗也杀了。

两人又互相望了望。他说：

我清楚地记得狗的叫声。

接着孩子不再注视任何东西。他注视虚空。他说母亲对他说过他们是犹太人。而德国人，他们杀犹太人，全体犹太人。他们，德国人，希望从此再也没有一个犹太人。

孩子迟疑片刻，然后问情况是否依然如此，德国人，他们是否继续在谋杀。

姑娘说不。他望着她。她不知道他是否相信她的话。

后来他们朝北方，朝港口码头前塞纳河小海湾的沼泽草甸走。

他们穿过退潮后露出的沙滩，朝着航道，走到黑木桩那边。此地的海滩低洼处尽是淤泥，姑娘又抱起了孩子。

他们穿过海湾的大片沙滩。越朝前走，木桩越高。

后来姑娘把孩子放下，两人来到塞纳河的最后一个沙洲。她说，河继续流向大海，然后消失得无踪无影。她叫他看看水的颜色，绿还是蓝。

孩子看了。

姑娘躺在沙滩上，闭上了眼睛。

于是孩子到附近拣贝壳的人们那儿去。孩子走后她哭了。

他呢，他不时回到她身边来。

他回来注视她的时候，姑娘知道。

他又去渔民那儿，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她也知道。

他给她渔民剩下的东西，小灰螃蟹，虾，空蚶子。姑娘把它们扔进最高的黑木桩脚下的水坑里。

后来海水慢慢泛出绿色的珠光。

后来昂蒂费的长列油船颜色变得更深。

后来海水开始涌入塞纳河。海水和塞纳河水泾渭分明，如同一本易懂的书那样清清楚楚。

孩子和姑娘回来了。他紧贴着她，两人久久四目相对。尤其她。好像突然成了陌生人。

她对他说：你是灰眼睛的孩子，你就是这个。孩子看出他不在时她哭过。孩子说他不喜欢她哭。他知道这是因为他的小妹妹，但他有时候忍不住要谈马利亚。她问他马利亚眼睛的颜色。他记不得了。绿的，他想，他母亲说过。

光阴荏苒，已近秋季。但夏末尚未到来。

天突然冷了。

姑娘抱起孩子，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亲吻他的身体。于是孩子说，有时候在夜里，他梦见自己还在为这个小妹妹和狗哭泣。

孩子朝航道望，也许他害怕，因为大片的沙滩上现在只有他俩。姑娘对孩子说不该再害怕。她把他放到地上，孩子不再害怕，他们在来时走过的路上走，海水涨潮时被淹没的荒地之间的路上走。

这时姑娘跟孩子谈话。她对他说，她更喜欢他和她之间现在这个样子。

她更喜欢这故事到此为止，哪怕孩子不懂她的话，她更喜欢这故事在这个欲望上打住，哪怕这可能导致她自杀。不是真的死，你明白，是死去的死，不觉得疼，不伤心，不受惩罚，什么也没有。

她说：但愿这完全不可能。

她说：但愿这完全没有希望。

她说如果他更大一些，他们的故事会令他们分手，她甚至无法想象这样的事，他和她目前这个样子很好。她补充说，如果她的话他不全懂，这没关系。孩子哭了。他毫无理由地哭，仿佛对小妹妹的谋杀从未停止，谋杀继续在地球蔓延，慢慢蔓延到整个地球。

她还对他说，她知道他还无法听懂她对他说的话，但她不知道他竟然会保持沉默。

孩子倾听一切。这孩子，他什么都听。

他走着，有时望望她，久久地，仿佛头一次见到她。

开始他什么也没对姑娘说。什么也没说。

后来他说他累了，她又把他抱起来。当他被抱在怀里的时候，他久久望着她的脸，带着她从未见过的严肃神情，突然间低声对她说，好像别人能听见似的，他对她说，如果她不带他走，他就投海自尽，其他孩子告诉过他如何在海里寻死，现在他知道怎样做。

正是此时姑娘答应无论如何将带他一起走，她向他发誓，永远永远不丢下他，永远永远不忘记他。

…………………… ……………………

终局开场了。

南郊的营员到了。他们在客车四周等，司机们看管着他们。

南郊夏令营的女主管朝山坡上望。

她说：应该叫警察来。孩子没回来。女辅导员也没回来。

应该叫。

从图克喇叭形河口湾那边传来第一阵警笛声。好似沿公路那些小工厂的下工号。

姑娘躺在灌木丛后面。孩子过来紧挨着她，仿佛想丢失在、消失在她的身体里。孩子不知道。孩子，他令人害怕。他叫道：

“我将和你在一起。”

响起第二阵警笛声，更舒缓，更柔和。她说：

“走吧，我跟着你。”

于是孩子站起来，四下张望。他远远望着空荡荡的网球场、关闭的别墅，她呢，无力地躺着，默不作声。他望着远处南郊的客车，箱式运货卡车。孩子见到这些，便朝山冈望。一切都很平静。一切都很清楚。孩子，他应该已经知道如何做才能永不回来。

又一阵警笛声，这一次更长，更响，消失在海里。姑娘低声叫道：

“现在走吧。我恳求你，走。”

孩子再一次望望这个夏季的大沙漠和她，这位陌生人。

他说：

“和我一起走。”

她说不，不行。她等等再去找他，但她会去的。今夜，她说，或者明天，或者更晚，但不是今晚。她说今晚她不敢这样做。她说必须等等。他按她的要求做了。他慢慢离开那个地点，开始走。随后他朝山冈的方向走。

她没有看着他离开。她依然唱着她在清泉边歇息。

她摊手摊脚地躺着休息，闭着眼睛。在肆无忌惮的幸福中唱着歌。

她一唱歌，孩子就不怕了。

他们四目相对，突然笑了，好像欢乐一闪而过。孩子明白了：现在她绝不会忘记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在得悉他和她的故事后从地球上消失了。

在黑房间里，时间突然缩短了。这是在晚上。

她对他说，无论她去哪儿都将带上他。今夜她将找到他，他应该一直走到森林，过了森林，他应该在为外国旅游者标了白色记号的小径上继续前进。

我记起来了。

这是在故事开始的时候。然而我回想起来了。

她问他：你最爱什么。

他努力弄明白这个问题，然后问她，她最爱什么，她回答：

“跟你一样，大海。”

他说一样：大海。

我不再知道孩子内与外的区别，他周围的事物与维持他生命的事物之间，与把他和这生命分开，和这混乱的生命分开的事物等等之间的区别。

然后我回来谈那孩子身体的脆弱，那些暂时的不同，他的心脏轻微的跳动，单单这些就述说着他的生命，每一天，每一夜，这生命朝着注定只留给它的未知前行。

我不再知道格但斯克的人与教士们有何不同。维尔纳成千上万饿死的孩子与年轻神甫耶尔齐·波皮耶卢什科[1]有何不同。

还有东方的坟墓与葬于乌克兰和西里西亚土地上的诗歌有何不同，阿富汗土地上死一般的寂静与这同一个上帝深不可测的恶意有何不同。

我不再知道任何事。任何事。任何地方。除了真理中的真理，谎言中的谎言。我再也分不清讲话与哭泣。我只知道孩子在森林小径上前行。

他朝前走。独自一人。他继续朝前走。

继续。年轻女辅导员站起身，朝树木间张望，她看见了他的红毛衣。她低声喊出一个词儿，孩子听出来了，也喊了。一个写不出来，但一万年来，十万年来——人们不清楚——只在犹太人之间讲的词儿。

我把嘴贴在格但斯克上，我拥吻这个犹太孩子和那些死于维尔纳犹太人区的孩子。用身心拥吻他们。

你说：在黑房间里咱们谈了什么？什么？

我跟你一样，说不知道谈了什么。

大概谈了夏天发生的事，雨，饥饿。

不公正。

还有死亡。

恶劣的天气，八月份度过的燥热的夜，墙壁清凉的阴影，

那些滥施欲望的残忍的姑娘，

那些没有尽头如今已被谋杀的旅馆，

那些阴暗凉快的走廊，那些在里面写了那么多本书，做了那么多次爱，如今已被遗弃的房间，

那位住在卡堡、和孩子一样的犹太人，作品和心灵都是犹太人的，

那些悠长的夜晚，你记得吗，那两个坏姑娘在他面前跳舞，他呢，饱受欲望的煎熬，几乎丧命，坐在带海景的大客厅的长沙发上哭，

为有一天为此而死的希望欣喜若狂。一次，

谈莫扎特和北极湖泊子夜的蓝色，

在雪和薄冰的赌场里歌咏声中的子夜的蓝光，为之颤抖的心。是的，咏唱莫扎特曲子的嗓子和被谋杀的犹太人，

你无所事事的那种样子，我等你到海滩来的样子。为了看。看你笑眯眯的眼睛，一看再看，日甚一日，

你面朝屋外、散落的大陆、各大洋、不幸和快乐坐在沙发上等待的那种姿态，

还有那孩子。他的永恒。

我们谈到波兰。一个未来的、燃烧着希望和上帝理念的波兰，

孩子给年轻女辅导员带回来的明信片，

又谈到波兰，我们所有人的祖国，维尔纳半死不活的人和犹太孩子的祖国，

还有美得出奇、光滑、纯得毫无细节、和目光一样赤裸裸的伦敦街。

孩子在走。朝前走。我们再也看不见他了。

我们彼此分开站着。

闭上眼睛。朝山冈的方向闭上眼睛。

你为我看。

你说第一批营员的客车开上了国道。下雨了，仍是夏日轻盈温热的雨。

你说：孩子走过了山冈。你喊道：他去哪儿呀？

你说：她没有转身。我明白了：她随他去做。开辟道路的是他。她沿他指出的路走，她完全放手让他去做，正如她将听凭命运的摆布。

我问你，你是否希望永远见不到他们，永远找不到他们的足迹和踪影。

你不回答。

你说：孩子还在往前走。

我说孩子绝不会死。我发誓。我哭，我喊，我担保他会活着。

你说他正在消失，正在藏匿，她，她看不到他了。

你说好了，他消失了，但不是去死，绝不会去死，绝不，绝不。你吓得叫起来。

我大喊我爱你。你听不见。你一直因为惧怕和希望大喊大叫。

你说现在，哪怕她愿意，也无法见到他了。我说：也无法自杀了。

你说孩子，人们又见到他了，他上了山，藏在树林里，没有到客车那儿去。他一定犹豫过，后来下了决心：他没有到客车那儿去。下雨了。

你说他永远不会到客车那儿去，一辈子也不会，我们幸福地哭了。

他照她的要求做了。

你说：头天夜里她已经向他解释过如何朝面向停车场的那座山冈走。他毫不遮掩地顺着客车停车场走。有些卡车司机看到了他，朝他送飞吻，但没有注视垂下眼睛朝大海那边望的孩子。于是孩子又担起心来，他加快了脚步，然后冲卡车司机们微笑。

突然，光线暗下来，时间也缩短了，暮色骤然蔓及森林和大海。

孩子在走。

他没有等她。他知道她会来。

他朝前走。

她已经站起来开始走了，远远的在他后面。然后她又开始跟着他走。她抵达了山冈。

姑娘不时离他很近。他听见她的脚步声，他露出笑容，同时流下狂喜的泪水。

在昏暗的房间里，我们分开站着。

闭上眼睛。望着他们，看见他们。为他们的幸福流泪。

无法分享这份快乐。不愿意，我们。只能为快乐哭泣。

你继续给我讲他们在山冈上的方位。

你说：他大概抵达了山冈的另一侧。她在他后面，离得很近。你说：他们处于心惊胆战的幸福中。

你说：他头也不回。她还不愿意与他会合。她的脸色和白垩一样白。她害怕。但她笑了。她那样年轻，同时好像已经死了。这个她知道。

我问你是否曾希望在某座城市的街头与他们重逢，哪怕一次，谁说得准呢？

你说对，你曾希望过，你还从未如此希望过其他的事。

你说：他们正在离开我们。

你说：已经离开了。

你说：现在，哪怕她愿意，也无法留在这座山冈上，天一黑她就会被抓起来。她必须跟孩子走。

为他，那孩子，现在她用极低的声音唱道：她在清泉边歇息，永远永远不会把他忘记，永远不与他分离。永远，永远，永远。

我们回到了黑岩旅馆。

我们来到阳台上。什么也不说。只是哭。一直哭。

南郊夏令营的人在傍晚时到了，天还亮着。给新来的孩子们点了名。同样的名字回来了。其中有撒母耳。

于是我又哭了。

后来，你再也没提起过那孩子和女辅导员。你谈到了那个女子，泰奥朵拉·卡茨。你仍然问我为什么不再写她。

你想明白我的理由，只想明白这个。

我说我谈论过她，直到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发现了那座旅馆。在那儿，书不再往下写了。

对一本书而言太多了，泰奥朵拉。太多。

你说：太少，也许。

也许不是一本书，泰奥朵拉。

也许太多，这白色，这份耐心，这默默无闻、解释不清的等待，太多，这种漠然。写作随她的名字戛然而止。单单她的名字就写尽了泰奥朵拉·卡茨。它已经讲得明明白白。这名字。

还有衣裙的白，她皮肤的白。

也许这是件仍然不为人知的事，泰奥朵拉·卡茨，是写作的又一次沉默，妇女和犹太人的沉默。

[1] Jerzy Popieluszko，波兰团结工会的布道神甫，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九日被杀害。

- 成天上树的日子

- 蟒蛇

- 道丹太太

- 工地

版权信息

- 书名：成天上树的日子

-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65911

- 译者：刘方

- 责任编辑：缪伶超

- 产品经理：邵明鉴

献给让娜·马斯科洛

成天上树的日子

他往别处看，为的是避开她那润泽不再、黯淡无光的眼睛。在她下飞机那一刻，见她下舷梯时那战战兢兢的模样，他一切都明白了。完了，真是那么回事儿：坐在他身边的就是一位老太太。母亲注视他，是因为她儿子的眼里噙着泪水。于是她握住儿子的手。

“我这是一下子发生的，”她轻轻解释着，“就在两年前的冬天。一天早上，我一照镜子，再也不认识自己了。”

“不是那么回事。”

“是的，是那么回事，我知道。就是那样发生的，一下子。我当时应该给你寄几张照片，谁都想不到这点……不过，用不着难过。我老了，如此而已，我身体很好。”

“妈妈。”

“是的，我的孩子，是的。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必须见到你。五年。五年没有见面，今后再也不能干这种事儿了。”

“这倒是。”

她摇晃着自己短小的手臂。上衣的袖子翻了起来：他看见她的手腕上戴着几只手镯，她瘦削的手指上戴着钻戒。

“你的首饰很漂亮。”他说。

“噢！那是因为我变得富有了……”她说话时微微笑起来，笑得像一个不露声色的人。

富有，而且从此穿金戴银达到疯狂的程度。完了，儿子想。他从未想过，人，在某一天会如此不看好自己的母亲。这让他感到吃惊。

“不，我知道，你很富有。”

“哦不，你不知道富有到什么程度。”

“比过去更富啦？”

“富得多，我的小家伙。”

他抱住她的双肩。

“可是，为什么戴那么多手镯？”

“这可是金子。”她吃惊地答道。

她伸直手臂，把手镯亮给他看，让他欣赏，她并不在乎自己身在巴黎。那太大的一串手镯在她手上叮叮当当响。

“我还不那么糊涂，如今，我把它们戴上。”

“全戴上啦？”

“全都戴上了。我这辈子缺这些东西缺得够可以了。”

外边，春天的艳阳显得青葱，一阵阵清新的微风扫过大街。自由自在的人们行走在人行道上，他们的母亲在外地或者已经过世。

“你做得对。”他说。

“什么？把它们都戴上？”

“对。”

“可我好冷。”

“没什么，妈妈。是劳累引起的，没事儿。”

他们一回到家，她便跌坐进一把安乐椅里。

“这下好了，”她宣布说，“我到了。”

出现了一个年轻女人。

“玛塞尔，”儿子说道，“她跟我同居，我写信告诉过你。”

“您好，小姐。”她找自己的包，戴上眼镜，看那年轻女人。

“您好，夫人。”玛塞尔眼泪汪汪。

“我在离开人世之前一定要见见我的儿子。”

“对不起，我从没有见过我的母亲，所以我哭了。”

“社会救济所。”儿子说。

“当然，当然，”母亲说道，“但是您也别哭。我这个母亲和别的母亲一样。您就看看我吧，很快就会过去，别哭了。”

儿子背靠在壁炉上，红红的眼睛还噙着泪水，打这一刻起，他有点烦了。

“我这就让你看看你的房间，来吧。”

她吃力地从安乐椅里站起身，用手臂在椅子上绕一圈。

“你住玛塞尔的房间。房间很安静，床也很好。”

“我习惯了大空间，我感觉这里什么都很小，”她抱歉地说，“三间房，总算不错了，似乎是这样，不过，在那边，我住二十间房，一想到这点，二十间房，我一个人住！一想到这点，多么不是滋味！我在小套房里，在小房子里总感到憋闷。我老需要住大房子，住非常大的房子，周边有花园……非常非常大的房子，我有的是……住在里面，夜里听见狗叫我就害怕……老是那么大，就像我的计划，就像我做的一切，唉！”

“别想那些了。”

她停下来，察觉到他头上有点什么。

“你两鬓长白头发了，”她说，“我原来没有发现。”

“不少，”他笑笑说，“没事儿，不算什么。”

“当年你的头发是大伙当中最黄的，是金黄色。”

他们回来时，看见玛塞尔在餐厅里。

“您可能饿了，”她说，“就一次，我们可以早点吃饭。你怎么想，雅克？你妈妈，她也许饿了。”

“老饿，”母亲响应说，“我老饿。夜里，白天，老饿。今天尤其饿。”

“那么，都同意马上吃饭？”

“马上，”雅克说道，他笑起来，“我也是，你想想，我也老饿。”

母亲朝儿子笑笑。眼里洋溢着爱。

“还跟二十岁时一样吗？”

“还一样。我一吃饭就走运。”

“上个礼拜，我们参加了抽样调查，试用了食欲抑制剂，”玛塞尔说话时竟哈哈大笑起来，“坚持了四天，是吧，雅克？”

“而且照样快乐。”雅克说道。

母亲见谈话离了主题，有点担心。

“那么，我们吃饭？”

“马上，”雅克说，“有火腿，色拉……我们原想，你在飞机上颠簸之后……”

玛塞尔一个人在她待着的角落笑。母亲又惊愕又懊丧。

“因为我，我要吃，”她叹着气说道，“我必须吃饭，我。一点火腿，远远不够。我太老了，消化不良，我得吞下大量的食物，才能抵补我的需要……”

“也就是说……”

“我明白，我明白，但如果你们同意，我就下楼去店铺里，我要补足你们的菜单。”

“行，”玛塞尔边说边跳起来，“我去穿件外衣。”

“不，”雅克说，“该我下去。”

“麻烦的是，”母亲又叹着气说，“还得等，而我已经饿得够戗了……”

“现成的东西，”雅克说道，“这里的商店有的是。到处都能找到，所有的店铺里都有，多得很。你就别担心了。”

“下楼，我们这就下楼，小家伙。你不知道这种饿是怎么回事。”

母子俩便下楼采购食物。儿子一只手拎着三个偌大的空袋子，另一只手挽着母亲的胳膊。一走到街上，他就认为解释的时机到了。

“我不能一个人生活，你明白。身边没有一个人，在我这样的年龄。”

“我冷。”

“那是累的，没什么。在我这样的年龄，一个人生活是不正常的。”

“这边就没有不错的猪肉店可以找到我喜欢的那种腌酸菜？那种泡得很入味再用白葡萄酒烹调的？”

“你要的一切都有，”儿子劲头十足地说，“这边的街区食物供应充足，非常出名。”

“烹调起来快得很，你把它热一下，然后加一滴白葡萄酒，成了。”

“好吃之至。”

“之至。我看得出来，幸亏我来了。”母亲快活地大声说。

他们动身刚半个钟头，便回到套房里，带着那三个装得胀鼓鼓的大袋子。

“腌酸菜、烤牛肉、青豌豆、奶酪、博若莱葡萄酒。”雅克快活地对在如此丰富的食物面前双手合十的玛塞尔说。

“我们得美美地饱餐一顿！”玛塞尔笑起来还像孩子。

母亲在门厅站得笔直，她看着他们拆开袋子，饿得眼睛都迷糊了。

“所有的东西都得加热，”她说，“尤其是烤肉，可别让任何一样变质。像今天这样的微风，我可熟悉了，什么都会变质，尤其是肉食。春天无所不在。”

玛塞尔连忙加热腌酸菜，并按母亲的指点加了一滴白葡萄酒。

“您真好，”她说，“雅克曾经告诉我您当年有多么善良，您这一生有多么善良。”

“没必要夸大其词。”母亲说——语调里有些许恼怒。

她走进餐厅，离腌酸菜远远的，跌坐进一张安乐椅里。儿子和玛塞尔留在厨房里。

“可我好饿呀，”她自言自语，“我好饿。如今乘飞机，人家就只给你淡茶、烤面包片、薄荷糖，就这些，借口是飞机让某些女士肚子不舒服。我呢，我得承认，飞机对我毫无影响。我这辈子生活那么动荡，这类小小的不舒服奈何不了我。我好饿，饿得足可以啃骨头。”

玛塞尔有点担心。

“她在说话。你应该去看看。”

但母亲已经停止说话。她找到一张报纸，漫不经心地看起来，直到昏昏睡去。儿子来摆饭桌时，报纸正摊在她的膝头，她也合上了眼。他来到她身边，她吓了一跳，把报纸指给他看。

“情况不妙，”她说，“战争，瞧瞧。战争不断，而我却一直待在那里……战争，一想到战争我就想死……”

儿子轻轻抚摩着她的头发，微微一笑。

“就只有战争吗？”

“我这一生什么事都记不太清楚，”她又说，有点不好意思，“你还是去看看她在怎么处理腌酸菜吧，这个人儿还太年轻。”

“马上就好了，”玛塞尔叫道，“我这就来。”

各式各样的小吃和腌酸菜终于摆到了饭桌上。母亲站起身，坐到桌前，边看边打开餐巾。

“好，哦，”她说着，却心不在焉，眼睛盯着腌酸菜，“我来了，我惊得回不过神。”

“好了，”玛塞尔说，“您又见到了您的儿子。”

“真的，这么快就成了。”母亲说着叹了口气。

“难以置信。”玛塞尔说。

他们吃腌酸菜时没有说话。腌酸菜做得好，而且他们都很欣赏这道菜。

“除了看我，”儿子问道，因为他的好胃口稍微得到了满足，“除了看我，你这次来还为了什么？”

“没什么大事。也许给自己买一张床，不过，这并不急，对，一张床，为了死在上面，我自己的床很糟糕。我有这个权利，是吧？请给我一小块排骨，小姐。”

“怎么说，您有这个权利。”玛塞尔说道。

“把排骨的肉给她，在那里，左边，软得像奶油，一进嘴就化。”

“骨头也要，”母亲叹着气说，“我喜欢这个，爱嚼骨头。”

“骨头也要。”儿子说。

他们把骨头也给了她。于是，继续吃饭。他们三人都有这个共同点，那就是天生胃口大。儿子和玛塞尔如此，是因为他俩经常生活在半饥饿状态。母亲如此，是因为年轻时她就具有很大而又从未满足过的权势欲，她至今还保留着这类奢望，还保留着对一切食物的报复性大胃口。腌酸菜吃去一大半之后，她突然大声说：

“八十个工人。”

“八十个？”玛塞尔停下吃饭，问。

“八十个，”她叹口气说，“而且我还没有算我个人的跟班。这不，我已经在考虑，我不在时，他们会怎么样。你们瞧，富有就是这么回事。多么不幸！”

她用戴满钻石戒指的手拿起小排骨的骨头啃起来。儿子偷偷看着她。实际上，就胃口而言，她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他很了解她，在贫困状态下，她曾是个不知疲倦的吃家，发财之后，她依然故我。他为此感到一种透着悲哀的自豪。

“看你吃饭是件乐事。”他说。

“这是我这个年龄的优势，可以说是唯一的优势，你瞧。我吃的东西几乎全没有进入我的躯体。总之，吃东西除了快活，对我一无用处。”

“哎呀！我多么愿意能像您说的那样，”玛塞尔说道，“我吃任何东西都对我有用，真难以置信！我吃一块牛排，一个钟头以后，我就长胖了，真难以置信……”

有一阵了，玛塞尔一直盯着那双戴满钻石戒指的手指看。总不能看见了而不说点什么吧。手指正以诱人犯罪的方式引起别人注意呢。

“您有好多漂亮的首饰呀。”她说。

母亲想起来了，她把排骨的骨头放到盘子里，将戒指慢慢取下来，把它们放到身边的桌面上堆成一堆。

“没错……我也一直在想，我太累了。这些东西有多重，唉！我把它们暂时放在这里，吃完饭，请您帮我把它们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没错，首饰那么多，一定很沉。”玛塞尔说。

“唉，”母亲叹口气说道，“不是我爱俏，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不敢把它们留在没有我居住的房子里。房屋周围就是那八十个人，我一个人住里面，明白吗？孤零零像条狗，不行，我不敢。有时候，一看见金子就够……大伙儿都知道我很富有，这类事总会让人知道的。人可以严严实实掩盖贫穷，但富有，唉，永远掩盖不住。而且，有什么办法，小姐，我这一生，富得有点晚，有点太晚，所以很不适应。那烤肉，您准备让我们今天吃，还是明天吃？”

“我做这道菜本来想吃凉的，但如果您愿意吃，烤得正合适。”

“也许可以尝尝？”

玛塞尔跑到厨房去取。

“腌酸菜太棒了。”玛塞尔走后，儿子见冷场了，说道。

“是很棒，”母亲说，“我来得对。哪怕就为这个，就为这腌酸菜呢。”

她想起来了，便小心翼翼地双手捧起那些首饰。

“也许你可以把它们放到壁炉上。”她悄声说道。

儿子站起身，把首饰接过来。

“你如果愿意数数。”

“为什么？”

“为了原则。谁知道呢，万一你记不起数目。”

“十七件。”母亲冷冷地说，看也不看。

儿子在玛塞尔端着烤肉冲进来前一秒钟将首饰塞进壁炉上的大瓷缸里。他随即坐下，开始切肉。大家都恭恭敬敬地看着他切。

“切一片尝尝，”母亲说，“蒜和橄榄油抹得不错，烤得也恰到好处，恭喜您，小姐。”

于是，他们开始吃烤肉，仍旧沉默着。烤肉味道极佳，他们也都给予好评。随后，母亲的好胃口终于得到了满足。

“我忽然不饿了，”她轻轻抱怨说，“可我感觉冷。别，小姐，别，不用给我准备热水袋，是我的血液不愿热起来，我的血液今后都会拒绝发热。没有任何办法，无论如何都用不着再麻烦了。”

儿子注视着这个片刻前才下飞机，他此后得叫母亲的老妇人。

“你得睡一会儿，来吧。”

“对，我突然感到疲倦了。”

他站起身，扶着她的肩膀。她一疲劳就显得更加矮小，那些她认为必须吞下的大量无用的食物起作用了，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可我竟没有喝酒，”她抱怨说，“还得给我一杯酒。”

他给她斟了一杯酒递给她。她小口喝起来，但喝得精光，还假装成尽义务的样子。他接过酒杯，放下后，便将她领到她的房间。玛塞尔也吃得很饱，独自坐在桌旁沉思。儿子拉上窗帘，扶母亲躺到床上。她躺在床上是那么瘦小，整个身子都似乎消失在柔软的沙发床垫里了。那里面却怀过六个儿女，儿子想。只有她的头露出来有如历史遗迹，头发的颜色令人想起废弃城市的城墙。

“我的头发，你忘了！”她仍然怨怨艾艾地说。

他小心解开她的发髻。一条细小发黄的辫子散在枕头上。他随即挨着她坐到床上。她则用新娘一样的眼光往窗外瞧，突然感到拘谨。

“你在那边还好吧？”

“我的儿子，”她低声说道，“我早就想跟你说……我早就想跟你说，那边有金子，听见了吗？有金子好赚。”

“睡吧。闭上眼睛。睡一会儿。”

“对。你现在知道了。你如果愿意听我说，我就再说说。重要的是，你得知道。”

“有的是时间。睡吧。”

她闭上眼。他等了片刻，她却没有再睁开眼睛。她那双摊开的手放在自己身子旁边，手很瘦削，但总算能认出来了，没有戴首饰，跟他童年那贫困却不贫乏的时期见到的那双毫无装饰品的手一样。他俯下身子亲了一下。母亲吓了一跳。

“你在干什么？我正睡觉呢。”

“对不起，妈妈。”

“你疯了吗？”

“我这一生让你吃了不少苦头。我想起了那些事。没别的。”

“不，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要离开母亲也没有别的方式。哪怕那些自认为为孩子们而自豪的母亲，为他们很风光的职业以及别的什么而自豪的母亲，她们也和我的处境一样……我冷……”

“是劳累引起的。睡一会儿。”

“对，我一直想问你……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跟过去一样。睡吧。”

“好。跟过去一样，是真的吗？”

他犹豫一下后仍然这么说。

“真的，跟过去一样。”

他走出去，把门关上，来到餐厅里。玛塞尔一直在沉思。他坐到沙发上。

“我想死。”

玛塞尔站起身，开始默默地收拾饭桌。

“好像再见到她已置我于死地。”

“你很快会习惯的。来，来喝点咖啡。我已经煮好了，很香。”

她把咖啡给他端过来。他喝咖啡，她也喝。情况好了些。他躺在沙发上。她走到他身边，吻吻他，他让她吻，他太疲惫了。

“如果你想让我走，”她说道，“你就告诉我，我可以走。”

“我还是宁愿你留下来，倒不是因为我爱你，不是。”

“我知道。”

“我一个人和她在一起，不，我会发疯的。她要占去你所有的时间，全部的时间，我会发疯的。”

“哦，我可不会。”

他感到吃惊。她还在沉思，眼睛往窗户的方向看。

“我喜欢她们，所有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她解释道，“好的坏的都喜欢，是个怪毛病，是吧。比如说，甚至这一位，我也想象不出，某一天我会厌烦她。”

“那也许是因为你这辈子当妓女当得太久，就有了这样的感情，谁知道呢？”

“我并不聪明，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我就有了这样的感情，还是因为别的东西，比如，因为我愚蠢。我不知道。”

他俩就这样闲聊了十分钟，聊到最后，重新扎上头发的母亲竟突然闯了进来。

“我睡不着，”她唉声叹气地道歉说，“但我的确很疲倦，”她跌坐进一张安乐椅里，“可能是因为高兴，重又看到了孩子……还有那个工厂，我留在那边的小工厂……还待在那边的八十个工人，没人监督的工人，这一切让我从床上跳了起来。”

“我看见你从老远跑来，两天以后我又得看着你走。”

“孩子，你应该理解我。我来不及习惯拥有那么多的财富，可以说那些财富来到我的生活里就像巨大的灾祸。小姐，我希望您给我，比如说，一块需要缝补的抹布。我不能够坐着啥也不干。一块抹布，或者别的什么，什么粗笨又容易干的活，因为我的眼睛，肯定的……我并不想打扰您。我冷。但别为我做任何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济于事，我已经太老，血液流动不利索了。再说，我这次来，准备住一个月，别忘了这点，所以我不愿意一开始就麻烦你们，我这一辈子从没有麻烦过任何人，我不能从现在开始去打扰别人。您瞧，生活就这么奇怪。我五年没有看见我儿子了，可现在，我最想干的是缝补抹布。在那边，我是同那些人一起，同那些随时准备咬我喉咙的狼待在一起，我在那边待的时间比眼下同你们待的时间长。我同你们没有什么关于你们的内容可谈，但关于他们，我可以对你们谈个没完没了。往后就谈他们了。小姐，请给我一块抹布。”

“如果你睡不着，我们可以出去。”儿子说。

“出门，干什么？”

“不干什么。有时候人出门去啥也不干。”

“我恐怕再也不会这么做了，我再也不会出门啥也不干。”

玛塞尔起身打开一个五斗橱，取出一块抹布递给她。她戴上眼镜，仔细看着抹布。分别站在她左右两边的玛塞尔和儿子注视着她查看抹布，像对待圣哲一般勉强忍受着她所做的一切。玛塞尔又取了一块缝补用的棉布和一根针，也递给了她。

“真的，雅克的家里有好多活儿。”她说，语气很肯定。

母亲抬起头，朝玛塞尔笑笑，放心了。

“您明白吗，小姐，”她说道，“我就不该想事。我一旦想事，就死去活来。”

“我明白。我马上给您热一杯咖啡，让您暖和暖和。如果您愿意，咱们可以去检查一下您儿子的厨房用抹布。”

玛塞尔往厨房走去。

“比如，这床，我们也许可以去买床。”儿子说。

“这床，我可以明天去买。”

“这么说，你来到的第一天就要缝补？”

“为什么不呢，小家伙？让我干吧，我求你了。”

“你老是那么让人受不了，”他笑笑，“你永远改不了！”

“除非死掉。没有别的办法，真的。”

玛塞尔端着咖啡回来。母亲津津有味地喝着。玛塞尔随即去找出了一大叠抹布。

“你的工厂，还不错吧？”儿子漫不经心地问道。

“太不错了。可工作会把我累死。”

“要是为了我才工作，那就拉倒吧。”

“说晚了，我再也歇不下来，而且一想到这个我就高兴，我这一辈子，就这个想法让我受得了。我只有你，我想你，有你这个儿子，却不是我选择的。小姐，如果您相信我，这块抹布没必要再缝补，需要一块新的。您要有一块布头就好了。你们还是得给我谈一点你们俩的生活……稍稍努把力吧。”

“还是老一套。”儿子说。

“确实？”

“绝对是老一套。”儿子重复一遍。

母亲不再坚持，她对玛塞尔解释说：

“他就像我，小姐，您要是知道我当年有多懒惰就好了。真正跟水蛇一般懒惰。十五岁那年，人们在庄稼地里找到我，我在排水沟里睡着了。哦，我喜欢那样，闲逛，睡觉，待在外面，比什么都好。一开始，我说的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看见雅克老是什么也不干，我就想，正是我的这种天性又回到他身上了。于是，我开始揍他，揍他。每天揍。他十八岁了我还揍他。你还记得吗？”

她仰天大笑。玛塞尔注视着她，很是着迷。

“我记得。”儿子笑着说。

“我一直坚持。每天，揍了五年。”

“我有什么变……”

“后来，我明白了，根本没有办法……我也就习惯了，跟习惯其他事情一样。总得有像他这样的，不是吗？总会有这样的……任何生活制度，任何伦理道德都永远不可能使人摆脱内心的游戏……全都是捏造的，那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我是花了不少时间才明白的，不过现在，我知道了。我知道，我个人的运气，从天而降的运气，正是有一个懒惰的儿子，儿子们当中快乐的那部分，因为需要有那一部分。我敢冒昧地说，小姐，这些抹布的情况不妙。一个管理得很整洁的家庭，内衣、床单、抹布、围裙等等，都得好好缝补，摆放整齐，这最重要，相信我吧。”

“我相信您，夫人。您让我感到那么惊奇，我准备相信您说的一切，包括内衣、抹布之类。”

“唉，孩子们一个个来到世上，我又很快当了寡妇，生活一直很艰难，人总不能同时又养育孩子又做自己喜欢的事呀。我很早就开始越来越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后来，干脆完全不做了，再后来，我竟连究竟什么东西比我当时干的更让我感兴趣都不知道了……您瞧，我喜欢做的事回到我脑子里也才几年，可以说几年前我喜欢做的事才回到我的记忆里……不过这一切都完了。”

“人不能对屁事儿都满足，”雅克说道，“满足于看火车开过去，看春天走远了，看日子一天天过去。需要别的东西。我赌博，你知道。”

“我知道，小家伙。您瞧，小姐，我一开始工作，就只能干个不亦乐乎，总之，就像我从前懒得……疯狂一样：我生命中的二十五年都埋葬在工作里了。我们就是这样，雅克和我，只要开始干点什么，都这样。啊！他如果工作，他能把大山举起来……”

“无论如何，”儿子说道，“一个人一大早乘第一班地铁回家，乘车前站在咖啡店门口足足等了两个小时，饥肠辘辘，身无分文，有时候也会琢磨，不能老这样下去了。”

母亲抬起手制止他。

“我并不愿意抱希望你哪一天会改变。这方面我已经希望过头了。别再一次把这个后悔虫，把这个希望往我心里放。什么也别对我说。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不过希望你能让我了解你。我要你们谈谈你们的生活时，我说的是你们俩的生活，不是别人的生活，见鬼……”

“我做灯罩，”玛塞尔说，“然后，到晚上，我们在蒙马特尔有一份轻松的活儿。”

“你听不明白。”儿子说。

“原谅我……”玛塞尔脸红了。

“我乘飞机，为这花了两万法郎，怎么，我听不明白？你胡想些什么呀？”

“每天晚上，玛塞尔和我，我们去一家小小的令人愉快的夜总会工作。那里有吃的，晚饭、香烟和三份饮料。”

“有肉？”

“有肉。”

“这最重要。那中午呢？”

“中午不吃肉。”玛塞尔说。

“得看是什么日子。”

“原来如此，所以你们俩脸色苍白，活像白萝卜。”

“夜里工作嘛，肯定会这样。我们一早回来睡觉，醒来时，已经是夜里了。要想见太阳，我们就必须放弃睡觉，专门去晒。”

“因为您，您也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小姐，我听明白了吧？”

“我识字，就这么点儿。不过在这方面我并不感到遗憾，我生来就没有读书的天赋。谁要让我受教育，我还可怜他呢，哈哈！……”

“您不可能知道，因为您没有试过。”

“不，”儿子说道，“她不行，她呀，简直空前绝后。我在她旁边就算得上才智出众。”

“你一直不算太笨，但才智也跟你毫不相干。不过，至少你们俩还讨我喜欢。他一定跟您说过，他的兄弟姐妹都念过书？”

“是我给他们打电话，”玛塞尔说，“说您要来。”

母亲的目光离开抹布。

“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得知我要来。这么说，他们很快会来这里？”

“我说的是明天，不是之前。”

“我再也不了解他们了……他们根本不需要我。现在不是我，是别人，或者是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当孩子们这么彻底摆脱他们的母亲时，母亲就不像过去那样了解他们了。请理解我，不是因为我祝愿他们过一种……放荡的生活，不是，但，怎么跟您解释得清楚呢？他们让我厌烦。嘿，您瞧，我又说开了，你们还什么也没说，或者几乎什么也没说呢。”

“他们并不坏。”儿子说道。

“当然，”母亲说，“当然，我也不知道……不过，总而言之，他们上了学，有了职位，结了婚，一切都像吃果酱那么甜。天生性格随和，从不需要，从来不跟互相对立的强烈倾向作斗争……这很奇怪……有什么办法，我这人，我就是不喜欢这样的。”

“他们太爱劝诫人，”儿子说，“这些人最主要的缺点就在这儿。我本来可以时不时去看看他们，但这种劝诫，不行，我受不了。”

“他们说过对我有什么看法？”

“我也不知道。”

“我理解你，你不愿谈论这些事……那么，给我谈点你们在那个小小的令人愉快的夜总会都干些什么？”

“我们迎接来客，请他们进去，请他们喝最贵的东西。那叫做营造气氛。”

“我明白了。这么说，每天晚上我都得一个人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啦？”

“除非放弃这家夜总会，”玛塞尔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事儿我已经考虑过了，”儿子说，“你可以和我们一道去那儿。”

“就凭我这副模样，对不起，小姐，人家见了我可能得逃跑……注意了，在某种意义上，这倒不让我讨厌。就我过去这段生活而言，我缺少的正是这东西，我从来没有空闲时间走进这类去处。哎呀，我还感觉冷。”

“我去给你弄一个热水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儿子说道。

“找这样一个工作需要什么条件？”母亲问道。

“英俊小伙子，”玛塞尔说，“口才好，就这些。”

“他本来可以做那么多事，”母亲沉思着说道，“他热爱铁路到了疯狂的程度……在他整个童年，他在哪儿都爱画火车、机车后面的煤水车、火车头……你还记得吗？”

“记得，”正从厨房走出来的儿子答道，“是的，那是一种病。”

“为此，我自然而然想到让他投考综合工科学校[1]。”

“我明白。”玛塞尔说。

“后来，喀嚓，他十五岁时，突然没人能管他了，他再也不听别人谈任何事情，谈火车也不行，谈什么都不行。咱们或许可以吃一丁点什么东西？今天缝补这么多抹布够了，小姐。”

完了！儿子又这么想。她得死在这个吃上。

“不行，”儿子温和地说，“不行。”

“就吃一口。但如果你们不饿，我就该怨我自己……唉，我那些手下人……再过一个半钟头，工厂就该关门了。我让人安了一个小汽笛……呜呜……我一想到那里……”

“你一定坚持不了一个月。水开了。我去给你找热水袋。别想那些手下人了。”

“我自己呢，”玛塞尔说道，“我是在共和国广场被人在一个长凳上捡来的。我那时才六个月，而且是冬天，我几乎冻僵了。有人把我送到公共救济事业局，雅克对您谈到过这事。我在那里待到十三岁。他们便把我送到一个车间学做花边。我在那里学了一年，有好几个老板，一年以后，因为我没学到本事……”

“谁要求你说什么啦？”儿子问，他正拿着热水袋走回来。

“没人要求，”母亲说，“但既然她开始说了，就应该说完。”

“我织花边实在太笨，这么着，他们便把我送到奥弗涅几个农夫家。我在那里放牛，我仍然啥也没学到，不过在那里还挺不错，吃得好，我就长身体了，空气好，肯定能发育，再说，那家的主妇人挺不错。想不到有一天，我也弄不清楚我中了什么邪，偷了她五个法郎，那是圣诞节前一天，我现在已经搞不清我当时想要啥了。她发现了，哭了一阵，因为跟我处了两年，毕竟对我有了点感情。后来她把我做的事告诉了她丈夫，她丈夫便给公共救济事业局写了封长信，还把信念给我听。他在信里说，会偷蛋，就会偷牛，我的恶劣本性已经浮出水面等等，他认为应该提醒他们注意。而我呢，且慢，回救济局，永远别想，宁可死——请注意，其实在那里并不比在别处差，但问题是，关在那里不自由，您不可能知道——那天夜里，我带着小包袱逃走了，最后来到克莱蒙国家公路上的一个岩洞里。就这样。”

“把你的热水袋放到脚下。”

“后来呢，可怜的小家伙？”

“后来嘛，就没什么意思了，”儿子说，“你想来一片面包吗？”

“我很想吃一片面包，也很想听她讲下去。”

“你继续讲，”儿子说，“但得讲快点。”

“我在那个岩洞里整整等了三天三夜，我害怕那些吓人的条子，我心想，他们准会在全区里到处找我……三天没有吃饭。喝水，还行，所幸还有一股小泉水，在岩洞尽里边，也算是运气吧。但过了三天，我毕竟饿了，饿得太厉害，便走出了岩洞，坐在洞口。就这样。”

“我们要不要去买那张床？”儿子问道。

“一旦坐在洞口又怎么样了呢？”

“有一个人打那儿走过。我这才开始自己的生活。”

“您乞讨了吗？”

“您要这么说也可以。”玛塞尔犹豫了一下说。

“那张床？”

“我们就去买，这主意不错。”母亲说，“不管您做了什么，小姐，我也会做同样的事。贫穷、饥饿迫使您做的一切，我都能理解，一切，真的，我个人的理解力正在于此。您和我们一起去选床，出主意，三个人并不算多。”

玛塞尔去梳头。母亲在安乐椅里往后一仰，笑起来。

“真的，说起我得换床这事儿……哈哈！……你想想，就我拥有的几百万，我的床绷每天夜里在我的后背下边劈劈啪啪响……哈哈！……”

玛塞尔听见他们说话，觉得他俩的笑声很相似，她把这种感觉说出来了。

“一家人，老是这样，笑起来声音一样。”

“这么说，那床在你背上劈劈啪啪？”

“每天夜里，多的一根弹簧，砰……哈哈！……我对自己说，你以后要死在上面的床，你去巴黎看你儿子时，一定得买一张……一个想法，跟别的想法一样……”

“你呀，你活得到一百岁，还要多点……哈哈！……”

母亲又变得严肃，她俯下身。

“你现在知道了……可以赚钱的事，可以赚大钱的事。”她悄声说。

我在我母亲面前死定了，儿子想。

“我已经离不开巴黎了。”

“巴黎？当你感觉到钱进来了，进来了……各个柜子里满是钱，利润每天都在增长，每天，明白吗？简直就是磨房的水……你就不会厌烦任何东西。”

“就像你现在这样。”

“我过去也这样，但是谁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因为我那时穷。人都一样，都是钱铸的人，只要开始赚钱，就什么都行。”

他犹豫一下，还是说了，为了不对她说谎，就一次。

“我不爱钱。”

她在如此孩子气的蠢话面前耸耸肩，继续说：

“不需要多么主动，一切都会自己运转。你呢，就监督。看不出来是在监督，好吧！干两个月以后，你就离不开那边了。你就监督，时时刻刻监督，监督一切。”

“我不想让你难过，但我认为我不爱钱。”

受到触犯，母亲的脸色沉了下来。

“我原来也这么认为。”

“我原来也是，但不，”他朝她俯下身，“听我说，我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那就是在输掉一切之后回到家里，精疲力竭，一丝不挂，像条虫。”

她不想再听他说下去。

“你监督。你看着。你会发现，没有你什么也做不成。我手头有八十个人。我都给你。”

“我会感到羞愧，因为我，我什么也没有干过。”

“但我，我就不再感到羞愧了，”她尝试着笑一笑，“总而言之……我这次来，要对你说的还有这个，那就是我再也不感到羞愧了……”

她朝天举起双手，显出恼怒的样子。

“工作，工作，人们都在工作……这让我恶心……”

他打退堂鼓了。

“我一想，你这辈子究竟得到了什么？”

“咳，无非是另外一种生活。”她的话音有点异样。

“所有那些企业。”

“没事儿。此前是我缺乏理智。那么这床？”

“我准备好了。”玛塞尔大声说。

她来了。儿子站起来，但母亲仍然坐着，眼睛看着远处。

“要我给你拿外衣吗？”

“你愿意就拿吧。”

“也许你改变主意啦？”

“我也不知道。”

她还是站了起来，穿上儿子递过来的外衣，在镜子前照了照，看看她身后的他俩，悲哀地笑笑，转过身来。

“咱们三个看上去像什么？”

玛塞尔和儿子也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真的，我们看上去不大协调。”玛塞尔说道。

母亲又坐到椅子上，像在耍小孩脾气。

“不，我不想要这张床了。不，肯定不要。我宁愿睡觉。”

儿子坐下来，玛塞尔也一样。

“这个时段，巴尔贝斯家具店正好在打折。”

他们三人都同意购买折扣商品，就像同意去买食品一样，但再一次各有各的理由：玛塞尔和雅克，是因为除了快活这唯一的理由，他们认为任何别的花费似乎从来都不能算很正当；母亲则出于一种长期以来难以根除的节约习惯。不过，这一天，她还是顶住了折扣的诱惑。

“即使打折扣，我也不想买床，多么不幸。”

“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没完没了，瞧，我又需要一张床了……就这又需要床，瞧我像什么……多么不幸！”

“你要是再改变主意，那也晚了，”儿子说，“要快点。在马真塔，只能买到这个，折扣床。”

“不，肯定不去了，就让这张床等等吧。”

儿子起身脱去上衣，放在一把椅子上。

“但你们别管我，我这就去睡觉，”母亲唉声叹气地说，“这一次，我得去睡觉。”

她听任儿子把自己带到房间里。他跟一个钟头前一样，把她放到床上，她听任他摆布，也不再要求什么，而且睡着了。他回到饭厅，还在等，玛塞尔也在他旁边，都等着看她再一次从她的房间走出来，又被新的什么事折磨得忧心忡忡。但她并没有回来。于是他俩也在等她时睡着了。不过，那是一个春意正浓、风和日丽的日子，他们三人竟用来睡觉。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把平常习惯的睡觉时间用来睡觉，却在随便哪个钟点随便天有多亮时睡觉。玛塞尔和儿子，是为了消磨他们难以忍受的闲暇时间；母亲则为了避开她那过于频繁的饥饿感。

他们一直睡到夜幕降临。他们从容不迫地吃着饭，试图——但没有做到——吃完母亲上午购买的那两公斤腌酸菜。晚餐吃得很愉快，他们还喝了博若莱葡萄酒。将近晚上十点钟他们才来到蒙马特尔。夜总会令人愉快，每瓶香槟酒在那里卖两千五百法郎，这也算上了档次，因为这在当年可算是价格不菲。雅克立刻往老板身边走去：那是个独眼龙，他大概也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但对做生意的强烈兴趣使他嘴里发出呕吐物般的苦味。他已经穿上了无尾常礼服，手上摇着鸡尾酒调酒器。

“你提前到了，雅哥[2]，出什么事啦？”

“我母亲来了，”他介绍母亲，“如果你允许，她在我们干活的时间段在大厅里等我们。”

“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里，”母亲说，她很胆怯，说话像小孩子，“拿一满瓶香槟酒。”

老板本想考虑考虑，但母亲提到香槟酒，这很合他的心意。母亲明白了，她挺直身体，显出财富赋予她的皇家气派。老板鞠了一躬。

“认识您很荣幸，”他说，“我听见过不少雅克母亲的事。”

“冰镇的酩悦香槟。这还只是开头。”

“行，夫人。雅克经常谈到您。”

“我是他的骄傲，所以他谈我。我是在一般人该死的年龄变得很富有的。”

“今天晚上我们不吃饭，”儿子说，“临走前我们大吃了一顿，吃了多少东西呀！”

他的坚持没有逃过老板的眼睛。老板陪母亲来到一张桌子旁边，果然是一个角落。

“这样，夫人，您可以欣赏表演，又不会受到烦扰。”

“总可以来一份餐后点心吧，行吗？跟香槟酒一道上？”母亲问道。

“你想要就要，”儿子说，带着尽量显得自然的庄重和自豪，这样的庄重和自豪是他在那样的生存状态下很少有机会显露的。

“来些梅尔巴[3]，相信我，你会赞不绝口的。”

老板在笑。雅克和玛塞尔告诉她说，他们得去穿衣服。母亲很吃惊，但没有说什么。

“他们必须穿晚礼服。”老板解释说。

“我知道。”

但她什么也不知道。她的眼睛老老实实说明了这点。在老板的眼里闪过几分尴尬，他宁愿回到吧台去捣碎冰块，以便做冰镇酩悦香槟。他冲吧台后的门大声点了香槟，还有梅尔巴。两个顾客坐在凳子上边喝马提尼边玩骰子，他也去招呼他们。母亲孤零零坐在那里，仔细观察着，在这么多陌生人面前，惊异和恐惧使她的嘴唇微微张开了。老板想：我的上帝，她多么老迈，雅哥的妈妈。他也有过一个母亲，一个西班牙女人，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在刹那间回顾了他一生中的那段经历，他觉得两个母亲很相似。他端着香槟朝她走去。

“我会很安静的，”她对他说，“什么也别担心。”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的上帝，她多么老迈，雅哥的妈妈！老板还在想。母亲脱掉她短小的黑色上衣，然后转身将上衣放在椅子的后背上，动作显出她又细心又节约。在她活动时，她手臂上戴的金首饰光芒四射，还有她手指上的钻石。老板忘记了自己的母亲。

“我有五年没有看见我的孩子了，我必须看到他。假如有人奇怪我来到这里，您可以把这情况告诉他，也就一次……”

“可是，夫人，您光临夜总会应该说使我备感荣耀……我一定要说实情，您是我们的伙伴雅克的母亲。”

“是这样，”她在犹豫，“是这么回事……人到我这样的年纪，您知道，对事物的理解只能半通不通，甚至可以说只能看见事物的一半……您可以对他们说，比如，您不知道我是谁，我就这样进来了……您不能对您的所有顾客负责……不过，归根结底，如果您认为说实情更好，您就说实情。在这儿坐一会吧，坐在我身边，先生。”

老板坐下，又害怕又腻烦，眼睛盯住手镯和戒指看，也有些许惊奇。

“我不会老留住您，先生。只待一会儿。我本来就想问您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我的儿子了，我并不确切知道……他究竟能在您这里干什么。近几年我非常担心，想知道我是否有权利管我孩子们的事情，因为有那么多孩子，他们都到了摆脱监管的年龄。所以，如果不想回答，您可以不回答我的问题。”

老板斟了两杯香槟酒，自己喝起来，母亲也喝，而且点燃一根香烟。

“他在我这里才工作了半个月。”他说道。

他眼睛里流露出有罪的神色。母亲却没有看见。

“母子之间能谈的事情不是很多，请原谅我。我这方面只出于好奇，没有别的。”

她说话的声音很低，而且她已停止了微笑。她的眼睛也几乎变得黯淡了。一股怜悯之情掠过老板那颗业已变得乖戾的心。

“您知道，关于我儿子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听。”

老板将手镯抛在了脑后。

“我明白，”他说道，“雅克人很好，但是……他不太严肃。”

母亲抬起手臂，仿佛在保卫什么。

“我想问您的不是这个。”她叹着气说。

他伸出手，放在母亲的金镯子上。

“雅哥干的事叫不出名字。”

她把他的手拿开，喝一口香槟酒，垂下眼睛。

“我谢谢您对我说了些话，先生。”

“说了一切，同时什么也没说……”

母亲听他讲话时留着神而又假装懒得留神，但她却并不愿意看着说话的人。

“他迎接顾客，他跳舞，总之，活儿不重。”

他思维枯竭，便道歉说他不能谈得更多。

“但干吗道歉呢，”母亲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原想知道的事。”

她笑了笑，显得很高傲，又问：

“像我儿子这样的人，在所有这类地方都有吗？”

“都有。”

“这是一个职业，跟别的职业一样，怎么搞的，这职业竟没有名称，真奇怪。”

“名称并不能说明什么。”

“只不过有名称更方便些，我只就这个意义说，只就这个意义。”

老板好像为了安慰她，改变了话题。

“您的首饰很漂亮。”

母亲抬起胳膊，想起来了，她看看自己的首饰。

“唉，太重了，”她叹口气说道，“我很富有，没错，我把所有的首饰都戴上了。我有一家工厂。八十个工人。我真不知道我不在他们究竟会干什么。我真不愿再想这事儿了。请给我一点香槟酒。”

“噢！那是主子的眼睛，尖着呢，我也这样，这也是我的原则，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主子的眼睛。”他给她斟上酒，相当吃惊。

母亲喝香槟酒，把酒杯放到桌上，用筋疲力尽的声音说道：

“都这么说，但归根结底还得信任。”

他们两人都在想同样的事。老板窘住了，他再也不说话，思想又回到他快节奏的生活里。再说，顾客在这时已开始进入大厅，他表示抱歉之后转身回到他的吧台里。母亲独自待在那里，直到儿子和玛塞尔出现的时刻，他们分别穿上了无尾常礼服和晚礼服。儿子第一眼是看他的母亲。她正戴上眼镜看他们。老板总算抽时间观察了他们片刻，随即把他们抛在了脑后，只顾摇他的调酒器。儿子和玛塞尔默默地坐到母亲的桌子旁边。母亲感到她儿子仍然挺漂亮，但他们一来到，并坐到她身边，她就把眼镜摘了下来，放到包里。因为她看见儿子显得很羞愧，便不再看他。正是他显得羞愧这一点让她感到痛苦。她感到痛苦，同时也惊叹不已，因为在他当着母亲的面感到的羞愧中呈现出一种无限美妙的青春活力，因为在他那一身跟过去一样透明的晚礼服中，她终于完全找回了自己的儿子。她从遥远的过去，从越来越不清醒的头脑里追问自己，是什么东西为她如此这般保护了儿子，在这样一批人当中保护了他，她发现自己很幸运。

“你穿这身礼服挺合适。”她说道。

“当然啰！”儿子回答。

“喝点香槟酒吗，儿子？”

“可以，我不怨谁，听我说，这一切都怪我。”

“一切，什么一切？”她问。她的眼睛明亮清澈。他消除了疑虑，再一次感到减轻了在母子关系中欠下的巨额债务。但他又有一丁点想哭的愿望，跟上午一样。

“假如你们必须马上开始工作，”母亲说，“我想我不应该妨碍你们，但我又很愿意和你们俩一起喝一杯香槟酒，孩子们。”

“不喝也不行呀。”儿子说。

“哦！是的，同您一道喝香槟酒，”玛塞尔说，“您要是知道……”

“知道什么，小姐？”

“您要是知道，我们晓得您在这里，在这个大厅里，我们有多么高兴。”

母亲又戴上眼镜看玛塞尔，此前她一直忘记了这么做。玛塞尔袒胸露肩，施了那么重的脂粉，几乎认不出她了。她美丽而年轻，还算年轻吧。母亲摘下眼镜，她明白了在此之前她没有留意去了解的事，在这个新发现的影响之下，她的脸猛然红了起来：她明白了玛塞尔自十六岁从岩洞里出来饱受饥饿煎熬之后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回顾使她的心承载着巨大的怜悯之情。

“这梅尔巴来得好慢呀！”她说。

玛塞尔起身去吧台，她把这事告诉了老板，老板说梅尔巴快到了，她便在那里等。

“她人挺好。”母亲说道。

“那不算什么。”儿子说话时用手往空中甩了一下。

“我原来并不了解。”

“那也没什么要紧，”儿子说话时垂下眼睛，“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她，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要是谈别的，那我会更自如，我。”

“我的儿子，你瞧，一喝香槟酒，我又感到疲倦了。”

“你这次旅行都是为了看我。”

母亲显然没有听见。三个也穿着无尾晚礼服的黑人乐手来到一个台子上，他们调试着乐器的音准，一个萨克斯风，一套打击乐器，一只小号。母亲又戴上眼镜，好奇地审视着他们。有两对舞伴来到舞池。乐队奏一支探戈舞曲。玛塞尔端着梅尔巴回来了，他们便立即开始吃起来，他们是在沉默中品尝餐后点心的，他们已经习惯这样的沉默。母亲一直戴着眼镜，无拘无束地微笑着，视线时而停在她的盘子上，时而停在黑人乐手身上。一对舞伴起身去跳舞。吧台的一个顾客连忙跟过来邀请玛塞尔。他一出现，玛塞尔便乖乖地跟着他走，还没有来得及吃完她那杯梅尔巴。

“她连梅尔巴都没有吃完。”母亲抱怨说。

“让她去吧，她今天吃得够多的。”

“真奇怪，”母亲说话时注视着儿子，“就好像你对她吃的东西感到惋惜似的。”

“我向来如此。人们一吃东西，我就感到惋惜，我可惜他们吃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你这人本来就不善良。”

“我不善良。我不善良，因为当我偶尔想善良时，我马上就为这个想法感到可惜。有时我真心诚意给她带回来一块牛排，她随即吃起来，我一看见她吃，我就感到可惜……我感到可惜，怎么对你说呢？挺心酸的。”

“没错，你竟会这样，这的确很奇怪……”母亲仔细观察这个儿子，试图在他身上看出自己的血脉，“而我呢，当有人吃东西时，我不能说随便哪个人，我就高兴。”

“当她吃牛排时，就好像全世界都再没有牛排吃了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喜欢看人家吃东西，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也不能说明是好人或别的，啥意思也没有。或许是因为曾经有过孩子，如此而已。”

她竭力让自己看上去令人安心，然而他，儿子，他却一向喜欢迅速概括一切，仿佛时间在催促他这么做。

“我从不希望任何人好，从不。我很恶。”

母亲的眼神变得悲哀，充满绝望的亲情。

“真的，你不希望任何人好……我想起来了……有些时候我也问自己，你是从哪里来到我这里的……”

“我时不时也有过希望人好的情况，情不自禁，注意，但事后，得，又后悔了。”

“可是，一般说，你父亲和我自己……我不是说现在……我们还是比较善良的，我觉得是这样。”她边回忆边说。

“别想方设法去理解了。”儿子笑笑，因为他已开始担心他们谈话的走向。

“但儿孙们，一个个来到世上，年代长着呢，”她叹着气说道，“年代好长。每个人身后都有一大群子孙……哎呀呀！多么不幸……我希望你给我一点香槟酒。瞧，我又想起我厂子里那些人了。我一想到他们就好像要呕吐。”

他把杯底剩下的酒小心地倒在她酒杯里。

“好像要呕吐。一想到他们，我就没好心肠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喝酒。他没有说话，却仔细观察着大厅，看看有没有哪个女人应该由他接待。

“但你并不那么恶，不，”母亲又说，“最主要的，是你自己愿意成恶人，纯粹的恶人，就像你做什么事都想彻底一样，愿意成为不折不扣的恶人，就这么回事……”

“也许吧，”他笑笑，“算了，别谈了。”

“但你的内心深处并没有丝毫坏的东西，一点也没有，这我知道。对我来说，完全是另一回事。你明白，我呀，现在的情况是，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不想了解任何事情，”她做了一个了结一切的手势，“也别跟我讲任何麻烦事。当他们的老婆来找他们，比如说，戴着漂亮的首饰，金首饰，跟我花六十年才配得到的金首饰一样的首饰，好，我就想杀了她们……而且我并不对自己掩饰这点，我对自己这么说……”

“臭娘们儿。”

母亲戛然而止，她再一次受到这个儿子的蒙蔽。

“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有点惊吓，仿佛从梦中醒来。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坏人吧。”

母亲仍然怀疑。

“那毕竟不是她们的错。”

“那倒是，那不是她们的错。你瞧我多么……”他在开玩笑。

“这是为了让我高兴，我知道。”

他没有回答。

“不，不……”她叹着气说，“你不明白。那不是她们的错，是我……对我来说，事实是……是他们在干活……”她用双手遮住脸，以掩盖她的烦恼，“是他们像粗人一样干活……”

她语不成声，竟变得呜呜咽咽。

“而你，我的小儿子，你却啥也不干……”

他抓住她的手，用教训的口吻亲切地说：

“真傻。为什么想到我？像我这样的人，不完全值得一提……总之，我的意思是，不，值得一提，当然……但也不是在社会上。”

她注视着他，仍旧怀疑着。他在微笑。

“我是身不由己，”她叹口气说，“我干什么都充满恶意。显然是因为我变得太老，太老了……谁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我再也没有力气同这样的感情作斗争……我什么都没有了。”她摊开双手，把手朝他伸过去，“没有好心肠，没有道德……什么也没有。再给我一点香槟酒，给吧。”

“不能喝得太多，妈妈。”

“但酒让我舒服点，我的小儿子。”

“那倒是。”他说话时垂下了眼睛。

有几个顾客已经走了。还有两对舞伴在跳舞，他们紧紧搂抱着，欲火中烧，忘记了周围的世界。老板又开始摇调酒器。儿子一直盘算着给她提个意见，他在犹豫，但最后还是说了。

“你呀，不管怎么说，你戴的手镯实在太多了。”他笑着说道。

母亲也笑了，她看看自己的胳膊，很感动。

“你这么认为？”

“简直就是橱窗，很显然。”

“那把它们怎么办？”

“你把它们好好放到柜子里，锁上柜子，再也别想它们。”

“那我别活了！”母亲叹着气说，“那都是钱带来的东西呀。”

“必须试试，妈妈。”

儿子如此坚持，这倒着实让她吃惊。

“你真的这么想？”

“真的。两只胳膊戴十七只手镯，四不像。”

“哈！哈！”母亲笑道，“多么不幸！”

“我原想问你别的事情，假如你能对我说的话。我想问你，为什么你那么眷恋那个工厂？”

母亲把身子蜷缩起来，她闭上眼。

“我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这工厂。”她说。

她摸摸自己的胳膊，像在摸什么贱价的商品。

“什么也没有了，”她又说，“没有孩子，没有头发。你瞧瞧我这胳膊……什么都没有，除了这工厂。”

“不管怎么说，这辈子过得不怎么样。”但儿子不再听下去了。

“我一想事，我又会看见你们，我想到你们当时正在家里睡觉，每个角落都有……在绿色帘子遮荫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当时我正在哭泣，因为我欠了好多债。你们在那里，我呢，在哭泣。”

“我记得。我夜里起床撒尿，我发现你正在黑黢黢的地方哭泣。有一次，我当时八岁，你竟问我怎么解脱。”

“唉！奶水充足，壮得像牛，我却在哭泣……我现在再也不哭了。我本来也想对你说这个，我发誓永远不再为任何事情哭泣，任何事情，你听见了吗？不为任何事情哭泣。我这辈子一直那么傻，这是对我这傻劲儿的惩罚。”

“你说得对，可是，你瞧，我得去请那个女人，她在那里，在乐队的右边。”

“我让你厌烦了。”母亲叹口气说。

“不，不是的，妈妈，但我的工作，就是跳舞。”

母亲看看那个女人。她很美，而且正在注视她的儿子。他们俩跳起舞来。老板看见母亲单独坐在那里，便走到她的桌旁，问她梅尔巴好不好吃。

“挺好。”母亲说道，她刚发现玛塞尔还一直在与那同一个顾客跳舞。

“那姑娘跳得不错。”她说。

“唉！”老板叹了口气。

玛塞尔边跳舞边朝母亲微笑，却对她的舞伴很冷淡。老板也对她笑笑，但他的笑是非常职业化的。而雅克跳舞的模样却跟刚才不一样了，他两眼低垂，鼓起来的嘴流露出悲哀和厌恶。那女顾客很招他喜爱，但他竭力不表现出来。母亲很明白，她把兴趣转到玛塞尔身上。

“她笑起来毕竟很漂亮。”她说道。

“唉！”老板仍旧叹了口气，想寻求看法一致的人真是枉费心机。

母亲对玛塞尔表示鼓励：她亲切地朝她点点头，微微笑着。雅哥的老妈真是太老了，老板想，她啥也猜不出来。很显然，她已经忘记了玛塞尔是什么人，她还以为玛塞尔跳舞只为了好玩呢！再说，谁也可能搞错。玛塞尔微笑着，非常注意母亲，注意她那么兴致勃勃地看她跳舞。她在舞伴的怀里，终于能无拘无束地为自己一个人享受一次母亲。老板有点扫兴，又回到吧台去了。别的顾客陆续到来。那是个礼拜六的晚上，来的客人不少。人们走进来会马上看见这位满手臂金饰的老太太，尽管老板给她指定的位子很隐蔽，她仍然引人注目。他们都面带微笑，询问着她怎么会，她为什么会坐在那样一个地方。有人把她的情况告诉了询问的人，但母亲并没有看见他们的惊异表情，因为她正全身心地注意观看着玛塞尔跳舞。她在舞厅朦胧的灯光里显得非常苍白。她那双在沉重的金镯子压迫下的手臂在黑色的长裙上对比强烈地突显出来。

玛塞尔在吧台的门后消失了。音乐从没有间歇，而舞伴们也从不停止跳舞，他们一直互相紧紧依偎着。由于玛塞尔没有再回来，母亲有点想她，她模糊地问自己，玛塞尔究竟干什么去了，她对自己提这个问题时并无诚意，她其实有所意料，因为她已经有点醉了，而且又已老迈，此刻也并非注重道德之人。这时，只有那女顾客走了。因此儿子回来看他的母亲。

“如果你愿意，”她对儿子说，“咱们可以再要一瓶酩悦香槟。”

儿子忙不迭从桌边给老板打了一个互相领会的手势，替她要了一瓶。老板跑过来开了瓶新酒，给老太太斟了一杯。她一喝完酒便宣布：

“我饿了。”

“不行，”儿子说道，“你今天吃了那么些东西，不能再吃了。饿只是你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太老了，你不能理解。”母亲低声叹着气说。

她用抱歉的神气朝他微微一笑，这种抱歉仿佛已被时间压缩成了一种遥远的记忆。他俯身拿起她一只手。

“我并不是有意变成这样，”他喃喃说道，“这又像我二十岁那年一样。我还不明白自己出了什么事。”

“我知道。但没有必要为这个感到悲哀。”

他朝她更低地俯下身去。

“我不能工作。”

面对如此真切的心里话，母爱又像初生他时那样强烈地震撼着她。她什么也没有回答。

“我永远也不能工作。”

“不过，我的儿子，”但她说话时已失去了信心，“不过，那是金子，那是需要赚的金子。”

“即使去了，过两天我也会走。我好像处在边缘，属于开玩笑的一族。我做什么事都成不了。我缺一点什么东西。”

“别这么想，我的小儿子，别伤心。”

“我不大清楚是什么，但我缺了点东西，这是肯定的。”

“你什么都不缺。只不过……”

“什么？”

“你当时在睡觉，你当时一直在睡觉。你不愿上学。你在睡觉。”

“不，这不能解释一切，不，肯定在我身上发生了别的什么。”

“别的什么就是我，不是别的，就是我，是我听任你睡觉。你不愿上学，我就由着你，我听任你睡觉。”

“噢！我想起来了，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他竟然还在笑，在他这样的年纪，想到那样的睡眠。

“假如没有人叫醒他们，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会那样睡觉而不去上学。我……我，我当时就没有叫醒你。”

“不对，你叫醒我了，不对。我还记得你是怎样叫醒我的，你对我说……”

“不，不是那么回事。另外五个，我叫醒了，你，没有。你，每天，我都没能叫醒。”

她垂下眼皮，很庄重的样子，以念令人痛苦的警句的语调说：

“我当时真正宁愿你睡觉。”

她摘下眼镜，听任一种死亡一样明显的疲乏侵蚀全身。

“我突然感觉有点疲乏，是坐飞机……”

“但我既然对你说过，我想起来你是怎样叫醒我的，你对我说……”

“不。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五个孩子里，突然有一个，为什么？有一个没有叫醒。这是很大的不幸。”

他还想回答，但她什么也不愿听。不过，他还在尝试。

“你是叫醒我了，但我没有去上学，却去掏鸟窝。”

“不，不对。我对你的一切都太了解……而且只了解你的一切。我当时没有叫醒你。”

“喝点香槟酒。”

“这么说，你曾经相信，生活就是这样。”

“喝吧。”

他给她斟酒，把酒杯递给她。她喝酒。他又充满希望。

“你瞧，当我看别人时，”他用平常同她聊天的口吻说，“比如，看我那些哥哥时，嘿！我不理解，我认为他们在浪费时间。”

母亲朝她的儿子俯下身子，她经受着爱的煎熬，眼神里洋溢着火辣辣的激情。

“但那是一回事，我的小家伙，是不折不扣的一回事。你会怎么想呢？比如说我，假如我工作，那是因为我喜欢工作。归根结底，那是一回事……工作……不工作……只要一开始，只要养成了习惯就行。你一开始干……一个礼拜之后就能做到……问题是……”

“听其自然吧，妈妈。”

“对。我原本想说的问题，就是不要想得太多，如此而已。”

她再把自己的身子往后一靠，又一下子感到疲惫不堪。

“要那样，就没有必要为此而后悔。”她说。

他抓住她的双肩，笑了。

“你瞧瞧我，我看上去很不幸吗？”

“其余的事嘛……无关紧要。”

“我不想让你太难受。”

她不回答，她在思索。

“必须把工厂卖掉，尽量卖个好价钱。你们把钱分了。从此再也不谈此事。”

“如果我得到那个厂，我一夜就把它输光。最好还是卖掉它。”

“对，你说得有道理。”

有人叫他。他犹豫着，但他母亲鼓励他去。玛塞尔一见母亲就剩下一个人，便摆脱她的舞伴，来到她身边。

“我出去透了透气，”她说道，“我回来了，我就跳了一轮舞。”

母亲在观看她的儿子跳舞。玛塞尔坐下来。

“您一下子显得很疲倦。”她说。

母亲仍然没有回答。玛塞尔也开始观看雅克跳舞。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依恋他。”她说话的声音非常低。

母亲始终在观赏她儿子跳舞，玛塞尔心想，她快要睡着了。她便借此机会倾诉心声，悄悄地。

“我甚至相信我爱他。”她说。

母亲一听见这几个字便颤抖起来。

“可惜呀！”她喃喃说。

“他不，他永远不会爱我。”

但是，母亲已经再一次回头观看儿子跳舞了。

“而且他告诉过我这点。他永远不会爱我，永远不，永远不。”

母亲又回过头来，用茫然若失的眼神观察着她。

“他从不想上学，”她说道，“从不。”

“无论如何都……从不，从不？”

母亲点点头。

“从不。一切都因为这个。就是这样开始的。”

“为什么？”

母亲摊开双手，表示无能为力。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她俩都沉默一会，玛塞尔随即回到自己忧虑的事情上。

“他只要能让我待在他那里就行……除了这个，我没有别的要求，但愿他让我待在那里。”

“有些孩子，比如说我其余那些孩子，他们都自己走自己的路，没有必要去关心他们。别的孩子，你拿他们毫无办法。他们都是在同样的情况下长大的，他们都出于同一血脉，可您瞧，他们是那样不同。”

玛塞尔没有说话。母亲想起了她。

“那他不愿意您待在他那里？”

“他不愿意。每隔一天他都要把我赶出门。”

“至少可能是因为您的职业，也许他老想到您的职业，一个男人是不可能忘记这个的，我不知道，我……我一生只当过一个男人的妻子，而……”

“要忘掉这个，他不花任何力气，也许情况恰恰相反。”

“一直没有时间。”母亲补充说，她老得昏了头。

“不见得是因为我的职业，最重要的是，他一旦有个女人，同时就想勾引另一个。没完没了。”

“这就是生活。”

“这倒是。”玛塞尔犹豫片刻之后说道。

“他把您赶走以后呢？”

“我没有住处。”

玛塞尔抽抽噎噎地干哭起来。母亲转身面对着她，从头到脚审视着她，疲劳和香槟酒使她的眼睛变得模糊。

“小姐，我完全可以告诉您到我那里去，但是……”

玛塞尔吓了一跳，她将双手往前一摊。母亲不再看她，她敲敲桌子，垂下眼睛。

“但是我太疲惫了。”她声明说。

玛塞尔更是泪如泉涌。

“可是，夫人……”

“瞧，要是五年、三年前，我会对您说：来我这里吧，既然您无家可归。现在可不行，不行，我不会对您这么说。”

她再一次端详玛塞尔，再一次从头到脚，用饱经诱惑的眼光审视她。

“不行，不行。”她叫道。

吧台后面的老板心想：瞧！她醉了，雅哥的老妈。他又拿起一个调酒器，同时盯着她看，有点担心。玛塞尔不敢吱声。泪水从她那饱施脂粉的脸颊上滚落下来。

“就是这样，”母亲再说话时，又在桌上拍了一下，“您可以把我砍成几块……不行，不行，没戏了。”

玛塞尔一冲动便朝她靠过来。

“夫人。”

母亲一扬手将她推开。

“有可能，”她说，“但没戏了。”

她用发抖的手抓起香槟酒瓶，给自己斟酒，将酒洒在了桌布上。玛塞尔并没有在意。

“我一回想起那令人讨厌的工厂，我一个人在那里，同那八十个工人一起待在里面，他们那么随便，那么放肆……”

“每隔一天。我每次都像一条狗一样回来。”玛塞尔又说。

“还有那座房子，它也是孤零零的，上了锁，再也派不了用场……孤零零的……”

玛塞尔为自己的命运稍感宽慰。

“您也是，您在生活中也特别孤独。”她说道。

然而，母亲正一个劲想她自己的心事。玛塞尔一边哭泣，一边拿起雅克的酒杯给自己斟酒。母亲不由自主地把她的酒杯也递过去，玛塞尔也给她斟了酒。

“其实，跟我一样孤独。那也不算理由，因为我在干我现在干的，跟我一样孤独。”

“成天上树，就好像世界上只有那个，只有鸟儿似的……”

她凝视着他，他又开始跳舞了，她看见他因为她正在担忧。这让她更加感到懊恼。

“除了这个，为人还不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是好人，随便哪个人……甚至最懒惰的人……他竟每隔一天把这个姑娘赶走一次，就这样，没什么理由，就因为他人不好。”

玛塞尔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她小心翼翼地反对说：

“我不认为是那样，是他为人不好，还不如说，他也许和别人不完全一样……”

母亲摇手，她很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他小时候也许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但如今，您瞧瞧他。”

她把儿子指给她看。玛塞尔忽然笑起来，笑得满足而开怀。母亲也笑了，她仍然指着儿子继续说：

“任何类型的人都不是独一无二的，不存在这样的人……可是您瞧瞧他，您瞧瞧他……”

完了，儿子再一次这么想。

“是这么回事。”玛塞尔说，她相信了，仿佛这一切足以宽慰她似的。

她们俩又喝了点香槟酒。接着，母亲又开始琢磨玛塞尔的命运。

“您瞧，”她说道，“在那座住宅里，或者不如说在那个工厂里，我哪怕再孤独十倍，嘿，我也永远不会叫您去那里。”

玛塞尔在预防危险。

“再也别想这个了！”她格外温柔地劝母亲说。

然而，母亲却收不住口。

“就是那样。永远不会。瞧我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恳求您，别再想它了。”

母亲还在怄气。

“临终时，我哪怕孤独得像条狗，我也不会对任何人再提去我那里的事！”

玛塞尔又哭开了。

“可为什么，为什么老对我说这事？”

母亲再拍桌子。

“照这么说，我就没有权利老说这些事儿了？”

舞曲停下来。儿子没有花时间去送他陪舞的那位女顾客，他朝他母亲这边走过来。他抓住母亲的双肩。

“不要再喝酒了，妈妈。”

他摇晃着玛塞尔的胳膊：

“你疯了吗，让她喝成这个样子？”

母亲伤心了，她让自己的儿子来作证。

“我再也不想知道任何事情，任何事情。我喜欢跟那个工厂在一起，有什么好说三道四的？”

“谁？”儿子有点生气。

“玛塞尔。”母亲说话时用手指指着玛塞尔。

“我早就料到了。马上给我走人！”

“马上。”玛塞尔唉声叹气地说。

她走了。母亲竟没有发觉。雅克坐到母亲的对面。

“我是个幸福的女人！”母亲叫道——有几个顾客朝她转过身来，“我喜欢跟那个工厂在一起。我来这里，是照规定办事，因为我觉得，我的职责就是来看我的儿子，再做做根本做不到的事……再没有别的，职责，但我的心还留在那边。”

她试图再为自己斟香槟酒，但儿子从她手上把酒瓶拿回来。

“别喝了，妈妈。”

母亲震怒，她让全舞厅的人给她作证，但强劲的铜管爵士乐音压住了她的声音。

“跑了九百公里来到这里……为三代人干活……倒没有权利喝酒？”

“妈妈！”

他试图抓住她的手，但她拒绝了。

“不行，不行！”她叫道，“够了。”

他给她倒了一点酒。她喝酒，洒了几滴酒在胸前。啊！别，他想，感到震惊。他连忙用手绢擦擦。看见他这样的动作，母亲陡然息怒。

“大伙儿在树上找到你，”她叹着气说，“你正在掏鸟窝……”

“妈妈。”

我希望她滚蛋，他想，再也受不了啦，再也受不了啦，再也受不了啦。

“成天，直到夜里……”

他拿起香槟酒瓶，给她斟了一满杯，但这一次，她不想喝了。

“我们该回家了。再过十分钟我们就走。别再想那些事了。”

“成天，待在高枝头上，大家叫你，叫你，你却不答应。成天价……”

“没错，在树上，我也想起来了。但没有必要再想那些事了。”

在他也回忆起那些事的那一刻，母亲又想起了别的事，而且也不再那么伤心了。

“瞧，在某种意义上，我倒并不讨厌这点……别人都那么用功，只有你，你老在树上，这点倒不让我烦心，反而改变了我，就这么回事儿……”

“而且，”儿子亲切地说，“别的孩子都很成功，只有我，总而言之，六分之一……”

她做出反感到极点的表情。

“别跟我谈他们，啊！千万别跟我谈这个……”

“至少。”

“你不可能理解。”

玛塞尔靠在酒吧的门上，正在窥伺机会，准备回到他们身边，边擦眼泪边回到母亲那里。有人来请她跳舞。她温顺地跟他走了。母亲瞥见了她，对她笑笑。

“于是，我对自己说：‘我要把这一个培养成生意人。’我当时喜欢这个，做生意。那么你，你喜欢吗，喜欢做生意吗？”

“单就这个而言，我认为我喜欢。”

他准备作出各种让步。

“你瞧，我早就知道。但那已经吹了。我一直没能买过来……一家饭店，没错，说老实话……你明不明白我想说什么？定价，三个菜，不能再多，套餐，没有点菜的菜单。每礼拜一只有一个菜。一份高质量的腌酸菜，漂亮的肉菜搭配，很烫。你懂吗？”

儿子俯下身去，微笑着亲亲她。

“我明白。我们马上回家，吃我们的腌酸菜。别难过。”

两个美国女人走了进来。他开始贪婪地盯着她们看。她们没有人陪。母亲什么也没有发觉，还在继续说：

“点菜菜单，那是个错误。为什么那么多东西？难道人们的口味有那么多的不同？不，不对。那是个年代久远的错误，是偏见。所有的人在大体上是一致的，只要……”

他儿子对她做手势说他该去跳舞了。

“还有一次，最后一次，跳完咱们就走。”他走了。

“只要好好干，讲诚信，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

这段话一说完，她一下子又沉入了梦乡。她的头摇摆一阵，然后一动不动，垂在胸前。人人都在微笑着看她，或被感动，或被逗乐。老板等着这支舞跳完，叫住她儿子。

“她不能像这么睡觉……我的夜总会，它像什么样子啦？”

儿子脸色变得苍白，他握紧拳头。

“她这是在不声不响给你那两瓶酩悦香槟喝倒彩呢。”

“你应该理解我，”老板试图笑一笑，“理解我，雅哥……”

“我不愿意，想想吧。”

他走到母亲身边，轻轻叫她。她蓦地醒来，朝周围看看，十分吃惊。

“我们马上回家，来，妈妈。”

“但愿别人能原谅我，”她唉声叹气地喃喃说道，“我从那么老远的地方来。”

他帮她穿上外衣。睡觉让她很怕冷。

“我随时感到冷，感到饿。”

“咱一回家就吃剩下的腌酸菜，所有剩下的东西。我也饿了。”

“好的。”

玛塞尔已经离开了她的舞伴。雅克的愤怒让她害怕。她站在他俩面前，等待着。

“你也来吧。”雅克说道。

他们俩去换衣裳。在他们离开的短暂时间里，母亲使出她剩下的全部力气和瞌睡作斗争。她做到了，显得还算得体。当他们俩走回来时，老板跑了过来，手上拿着账单。母亲很亲切地欢迎他。

“我睡着了，我很抱歉，但我赶了六个小时的路来这里看我的儿子。”

“唉！”老板回应道。

他把账单递过去。母亲戴上眼镜看账单。她感到极其惊讶，便抬头看看老板，再看看账单。她显然不知道该怎么想，便把账单递给儿子，让他给自己念。

“五千法郎。”儿子说道，好不心烦。

母亲再拿过账单，把它放到桌上，动作很有把握，很坚决，仿佛她再也不愿听见人们谈起这件事。老板微笑着，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母亲摘下眼镜。

“永远不。我不会付钱。”

老板的微笑戛然停止。儿子示意他让他谅解，这事会解决的。他朝他母亲俯下身来。

“妈妈，”他小声说道，“我这就给你解释……”

她打断儿子的话：

“没啥可说，我不会付钱。”

她同时受到愤怒和瞌睡的双重挑动，但她顽固地倾向于愤怒。

“宁可死。”

“等五分钟！”儿子对老板说。

他谨慎地示意老板回吧台去。老板回去了，显得很有尊严，但神经有点紧张。假如她没有那么老迈，他心想，我会叫来警察，她马上就得掏腰包。他把自己的母亲忘记得那么一干二净，仿佛他向来就是一个孤儿。现在，舞厅里所有的人都明白了正在发生什么事。儿子真想一死了之。然而，玛塞尔对这类麻烦毫不在意。

“就是这个价，”儿子继续小声说道，“你可以去打听，我已经习惯了。玛塞尔也可以对你说清楚……告诉她，玛塞尔。”

“到处都是这个价。”玛塞尔说道，她忙不迭抓住这个机会，好重新获得雅克的青睐。

“可能是这样，但是不是对我都一样。”

儿子感到绝望。我真愿意能为这样一件事立即在这里自杀！他想。

“啥时候想通了再付吧！”他对母亲说。

他重新坐下来，示意玛塞尔也坐下。

“永远不付。”母亲说，已经不那么强硬了。

“随你的便，不折不扣随你的便。”

老板斜眼看着他们，脸上挂着不怀好意的笑，同时又开始在吧台服务。现在，儿子内心升起了一个秘密的希望：让这件丑事到此为止。一切都让我渴望自杀，他想。而这个新发现竟给了他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然而，瞧，母亲的眼里竟出现了眼泪。

“五千法郎，五千法郎！”她唉声叹气地说。

她要付钱了，儿子想。这新的希望却让他作呕。

“付钱，”他灰心丧气地说，“付了钱再也不去想它。打开皮夹子，取出钞票，放在桌上，把它们看成狗屎。就这么回事。”

“唉！”

母亲双眼满含泪水，她又戴上眼镜。我还以为她不会再为任何事情哭泣了呢，儿子苦涩地想。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偌大的皮夹子，拿出一张五千法郎的钞票，仔细端详着它。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不付钱。”

她看看儿子，愣愣的，仿佛变成了孩子。

“那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舞厅，却与舞厅中的人保持着距离。他内心的耻辱感已经烟消云散了，他现在只感到愤怒，只盼望着世界的秩序来一个大爆炸。老板从吧台注视着这边的动静。哼，臭老娘们儿！他想。

“还没完，”母亲说，“完不了！”

她把钞票放在桌上。儿子咔一声站起来，玛塞尔起来缓慢些。母亲不慌不忙地将皮夹子放回包里，竭尽小心之能事。老板回到他们身边，拿过五千法郎的钞票，带着尊严被冒犯的样子朝母亲行了一个礼。母亲向他伸出手，她已经把刚才发生的事忘到脑后了。当他们走出舞厅时，她又重新记了起来。

“价钱差不多跟一张床垫一样贵，好奇怪。”

“都是些强盗！”儿子说。

他们乘出租车回到家里。母亲总算从极度的疲劳里清醒了些。夜里清凉的空气对她有好处，她终于开始看巴黎了，她对巴黎如此荒凉感到惊讶，但她什么也没有说。直至到达为止，什么也没有说。而她儿子，正是在那里，在出租车里，才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他想，我这么可耻的一生就剩下这一个见证人了，她应该死掉，她必须死掉。他很清楚他母亲的沉默意味着什么，她逐渐的清醒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他没有打破沉默，而且也像她一样一直保持沉默，直到到家。母亲并没有发现他们已经到了。

“到了。”

她乖乖地付了车费，她已经认识到自己应该为这次旅行所需的费用付钱。

玛塞尔立即去加热剩下的腌酸菜。母亲连外衣都没有脱便坐进一把安乐椅。她那双看似已经闭上的眼睛流露出她固有的意志，这种意志有些可笑，但它在某些时候可以从破灭的希望中自动升腾出来。实际上，她还充满活力，儿子想。他们保持的绝对沉默跟夜间守灵时的静默好有一比。儿子帮着玛塞尔摆饭桌，饭桌上放了他们三人的餐盘。一切齐备之后，见母亲在椅子里始终没有动静，被她的最后希望钉得死死的，他便朝她走过去。我再也不能为我的母亲做任何事，他想，除了请她在死亡前吃东西。

“来吃吧。”

母亲注视着他，眼里充满了恐惧。

“我原想跟你说点事。”

“不必了，来吧。”

他帮她站起身并坐到桌旁。想哭和如释重负再一次争夺着他的情绪。

母亲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她很疑虑。

“我不可能有别的做法。”

“我知道，而且我理解你。”

玛塞尔看见他俩如此和睦，哭开了，而且突然跑进厨房去。

“她这是怎么啦，成天哭个没完？”

“没什么。她不认识自己的母亲，如此而已。”

母亲有点不耐烦。

“咳，她太夸张了。”

儿子悲哀地笑笑。

“不可救药，你真没法想象。”

母亲也笑了。她已拿定了主意，所以她的好心情和好胃口一下子都恢复了。

“小姐，”她叫玛塞尔，“赏个光吧，出来同我们一道吃点腌酸菜。”

玛塞尔回到厅里，笑眯眯的，同时又擤着鼻涕。

“没有必要哭嘛，”母亲说道，“大家都在这里，生气勃勃的，正吃着美味的腌酸菜，这才是最主要的。”

“那倒是。”玛塞尔说。

“其余的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重要。”儿子说道。

他们默默地吃着腌酸菜。这菜比上午还好吃，熬了这一夜过后，他们更喜欢这道菜了。

“什么也比不上腌酸菜，”母亲说道，“一满杯白葡萄酒，您越煮，它味道越鲜美……”

“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腌酸菜。”玛塞尔冲动地说。

母亲开始吃法兰克福红肠，蘸了很多芥末。儿子看着她吃，自己却几乎忘了吃饭。完了，他又这么想。他认为自己很明白，母亲曾经拥有的对儿女的爱恐怕马上就要在她的生活中消失。然而，人的胃口总是好到最后一刻。

“再说，也不应该哭成这样。”母亲说。

“不可救药，”儿子体贴地说，“有时候，看见一条狗走过去，她也哭得跟泪人儿似的。”

“人就是变不了。”玛塞尔说话时有点不好意思。

她也在吃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她的眼泪也就枯竭了。她的胃口那么好，连雅克都发现了。

“至少你白天也吃了些什么吧。”他对她说。

“就这一次。”玛塞尔说话时脸红了。

“让她吃完，”母亲说道，“小姐，吃吧。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我要是您，我也会故意这么吃，我。”

他们三个人都笑起来，儿子也笑，而且几乎是由衷地笑。

“啊！腌酸菜之乐，”母亲大声说，“人们不了解这种乐趣却说得头头是道！一道美味的腌酸菜……满七十五岁……两次战争……我一想到这些……这些事之外……还生了六胎……我现在还在想，我怎么就做到了这一切……我怎么会没有把他们都杀了……哎呀呀！多么不幸……请您给我一丁点博若莱酒。”

她边说话边快活地嚼着红肠。儿子又开始对她感兴趣而不搭理玛塞尔了。

“妈妈，”他说，想预先应付可能的危险。

“别来那个，别来感情。”

她用手朝面前一扫，她的手镯叮叮当当响。

“不是那个，妈妈……”

“那我们不喝酒啦？”

玛塞尔去厨房取中午剩下的博若莱酒。

“这么说你那里没有腌酸菜了？”

没有了。儿子稍微放心了些。玛塞尔从厨房回来，他便把博若莱平分到三只酒杯里。有一个问题一直让他感到为难。他在母亲吃完红肠前忍着没有问，然后他像完成什么手续似的讲了出来。

“那其余几个呢？”

母亲又沉思起来。

“是呀。”她想起来了。

他们一道考虑如何应付可能的情况。

“你对他们解释说，我变成了像这样的，像……我喜欢这样。”母亲最后这么说。

“很难把这个解释清楚，”儿子说，“我就说一份电报把你催回去了。”

“这些人很成功，”母亲灰心丧气地说，“我们跟他们毫不相干。而且归根结底，这一切还会教他们如何评判我。”

“母亲就是母亲嘛。”玛塞尔说道。

“有创见，我倒要问问您，对他们的母亲有什么新颖的见解……”

“我很清楚，我，”玛塞尔说，“假如我有母亲……”

由于她有再哭泣的危险，雅克打断了她的话。

“随你的便吧，”他对母亲说道，“我会处理好的。”

母亲说她感到冷，她哼哼唧唧，仿佛面对的是一次苦役，她说：

“需要考虑打电话订飞机票了。”

“订什么时候的？”

“明天。”

“好，我这就下去。”儿子犹豫片刻后说。

玛塞尔泪如雨下。

“啊！我先前并不了解。”

雅克耸耸肩，从饭桌旁站起来，下楼打电话去了。

“我先前并不了解，”玛塞尔继续说，“我还抱着希望，以为您起码会待三天呢……”

“不可能。”

“为什么？为什么明天就走？您原说一个月……”

“到此为止。我只能这样做。假如我留下来……我会死。”

“死？”

“是的。”

她的语调斩钉截铁。玛塞尔明白了，她不再坚持，边哭边开始撤去餐具。母亲仔细审视着她，就像刚才在令人愉快的夜总会里一样。

“不应该时时刻刻都那么哭，”她对玛塞尔说，“您得稍微控制一下情绪。我这一辈子没少哭……总之，我是想说，起码该跟所有的人一样……哭于事无补。哭泣甚至没有一般人说的那种好处。”

“对，夫人。”玛塞尔抽泣着说。

“必须忘记这个：您本来可能会有一个母亲，总之，我的意思是说，试试忘记这点。人不能这样生活，这像什么？老遗憾自己没有过母亲。这不正常。”

“那是因为看见了您，夫人。”玛塞尔还在抽泣。

母亲再仔细端详她，她哭着，又高又壮，却一直在哭泣，又一次用充满诱惑的眼睛哭泣。

“再说，您现在已经太大了，不应该有这样的遗憾。”她像对待孩子那样对玛塞尔说。

“我知道，”玛塞尔说道，“但我毫无办法。”

母亲说话的声音变得遥远：

“我并不是对您说，从没有过母亲，这事不令人悲伤，不是的，但，不管怎么说……还有那么多更令人悲伤的事，那么多，您要知道就好了。您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是的，夫人。”

“我的意思是，您会有幸知道……没错，而且也会因为知道而绝望。”

“是的，夫人。”

“但愿我能为你们抱这个希望，我的孩子。”

母亲接着又用一种聊天的轻松语气补充说：

“您瞧，我之所以走，是因为我留在这里有点四不像……算什么呢。”

“别这么说。”玛塞尔恳求道。

“要这么说。就是四不像。生了些孩子，四不像，毫无意义。毫无意义。您不能想象无意义到了什么程度，简直让您头晕。我不是说有孩子……而是说曾经有过孩子……”

在这些话的重压下，玛塞尔逃到厨房去了。

“四不像，”母亲继续一个人说下去，“假如我留下来，他只能杀掉我，可怜的孩子。而我也只能理解他。”

她忘了，她感到口渴，再叫玛塞尔。

“瞧我又渴了，”她叹气说，“我要喝水。”

玛塞尔给她拿来一杯水，她一口气喝光了。她随即呆呆地等着她儿子回来。玛塞尔跑到远离她的地方哭泣，仍然在厨房里。母亲一个人待着，忘记了自己，长时间地审视着她所在的这个房间，她儿子居住的房间。在白天她一点不看好这个房间，现在，她从各个方面审视着它，带着深深的惊讶。她深知，这是一个她永远摆脱不了的情景。母爱一直在使她惊讶，而且会永远使她惊讶。然而，这一次的惊讶，尽管毫无意义，她也适应了。她突然感到心烦，瞌睡。她站起来，走到厨房前，玛塞尔正坐在那里，独自在灯光下哭泣呢。她停下片刻。她们俩互相端详着。

“也许您可以换换职业。”母亲说道。

“太晚了，夫人。”玛塞尔停止哭泣。

母亲思索着，垂下眼睛。

“您肯定？”

“没有先例。”

“我什么也帮不了您。帮不了您，也帮不了别的任何人。我为此感到非常遗憾。我太累了。”

她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儿子回来时，玛塞尔还在厨房里。她眼睛红红的，但已经不再哭泣。他走到饭厅里，离她远远的，躺到长沙发上。他母亲大概睡着了。还不到四点，对那些不习惯在夜里睡觉的人来说，这一夜还是太长了。由于母亲的缘故，他们俩离开夜总会比平时早得多。

因此，在这一夜，儿子感到无所事事。玛塞尔来了。

“走开！”他说，“走开！”

“但我已经不哭了，”玛塞尔说，“我困了。”

“明天你就走人。这一次，铁板钉钉。”

她脱衣服，将长沙发打开。儿子站起来，没有抗议。

“过了一定的钟点，”他说，“我就一点瞌睡都没了，就好像我此后可以不睡觉似的。”

“也许是因为太热爱生活了吧。”玛塞尔亲切地说。

他们再也不说话了。儿子在房间里绕圈子。母亲的房间里没有传出任何声音。

“她在睡觉，”他悄声说，“肯定，她在睡觉。”

“那么劳累……在她这样的年纪。”玛塞尔在半睡半醒中喃喃说道。

她也睡着了。没有别的景观，没有别的事情可看，在夜里这样的时刻，他看着她翻身，沉没在遗忘里。紧接着，她那恬不知耻的呼呼声便响了起来，而她那惯常的不雅的睡眠也扰乱了他不眠时狂野的寂寞感。他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呼吸着大街上黑黢黢的凉爽空气。刚凌晨四点，在他母亲醒来之前，他还可以支配大约三个小时的自由时间。他关上窗，坐下来，拿出他的皮夹子，打开，数数钱，再把皮夹子合上。他的钱不够。他试图忘记，便点上香烟，但只抽了两口便失掉了兴趣，掐灭了香烟，突然哭起来。他竭尽全力试图忍住哭泣，但没有做到。眼泪像脱缰的野马从他体内迸发出来，振动了他全身。玛塞尔没有动弹。母亲的房间里也没有动静，他不幸的警报并没有打破沉寂。他哭着，双手蒙住嘴巴以免被人听见。他没有被人听见。他的悲伤属于小孩子愿望受阻时那种幼稚的悲伤，所以格外极端，完全丧失理智。他边哭边走到厨房，把自己关在里面，用水龙头的冷水长时间洗着脸。这让他冷静。他从童年时代就有了自卑感，直到如今也还没有任何东西使他摆脱这种感受：人可以无缘无故感到不幸，他想，无缘无故。他母亲的房间一直没有亮灯，一直很安静。他的母亲是死了还是睡着了，那成天上树窥视小鸟的永不倦怠者的母亲。他回到饭厅。鸟儿把你们引到老远，直到他自己选择的生活中这些寂寥的夜晚。他不再哭泣，然而，在他那颗心的位置上跳动的已是一块又黑又硬的石头。在他那石头一样的不幸中一直散发着玛塞尔睡眠的肉感的味道。明天，赶她出门，赶她出门，他想，现在，我就一个人。他走近壁炉，照照镜子。他不知道拿自己的身体怎么办。他急不可耐的心情已经平服下去，但在绝望中，他只能忍受站立的姿势。他甚至无法寻求到一个敌人：他母亲在睡觉，酒后睡觉，因而无辜。因此，他真不知道这一夜如何处置自己，这时，他突然发觉那十七只金手镯躺在壁炉上，那是他母亲晚饭后忘在那里的，她忘了它们是因为她喝酒太多，人太老迈，太溺爱他。他又坐了下来。再站起来，再看看那些首饰，无用的首饰。他随即再坐下。然后看看手表。然后下了决心。他在十七只手镯中取了两只，放在自己的衣兜里，再等片刻。需要一点时间了解自己刚干了什么，或者起码使自己师出有名。但他没有做到。或许因为这是他有生以来可能干的最坏的事。但是，他还未能肯定。他尤其不能肯定，因为一种久远而轮廓模糊的、为他辩解的理由在他灵魂深处冒了出来。那是我母亲，他想，那是我母亲，我又那么不幸，那是天生来理解我的不幸的母亲，她说得对，我们兄弟姐妹都一样，甚至最优秀的和我都一样。他悄悄走出公寓，怀揣着金子，走上去蒙巴拿斯的道路。

“偷来的，不错，但被偷的人是我母亲，七十八岁，对，完全不必担心。”他对赌博俱乐部专管这类不正当买卖的伙计说道。

“我什么也没有问你。为什么说这个？”

“我就是这样。啥都可以干，但从不撒谎。”

伙计把两只镯子换成他想要的东西给了他。于是他钻进赌台构成的绿草地，笑着，将自己的罪行忘得一干二净，相信神会保佑他。

他走后不久，母亲就醒了，她再一次冲进饭厅，叫醒了玛塞尔。

“哎呀！”她呻吟着说，“瞧我又一次醒了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玛塞尔开了灯。母亲发现儿子不在，看看床铺，十分吃惊。

“您记起来了吗，”玛塞尔说道，“他下去打电话订飞机票了。”

“他竟还没有回来，”母亲抱怨说，“瞧，小姐，我又渴了。”

玛塞尔连忙起床去替她取水。她喝了水，艰难地从安乐椅里站起身，朝壁炉走过去。

“现在都几点钟啦？”她担心地问，“我觉得夜是那么长，那么长。”

她拿起手镯一个一个数起来。玛塞尔用眼睛跟着她一道数。她叫了一声，但声音闷在喉咙里，嘶哑了，她随即坐进一把安乐椅，手镯散乱地放在睡衣上。

“唉！”她喃喃道。

玛塞尔等了等，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接着，她坐在长沙发上对母亲说：

“不管怎么说，您也应该试试再睡一会儿。”

母亲看看睡衣衣襟里的首饰，哆嗦起来。

“对，实际上，”她说道，“我应该试试。但您也看见了，夜里过了一定的时刻，很奇怪，我连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跟您的儿子一样。”玛塞尔微笑着说。

母亲闭上眼。

“我的儿子，”她说，“我的儿子。”

“是的。”

她站起身，将首饰放在壁炉上，但此刻已没有丝毫小心翼翼的痕迹，就像放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似的。接下去，她最后一次仔细看看这个房间，乱七八糟的床铺，还有这个女人，以及她儿子生活其中的可怜巴巴的室内环境。于是，很显然，惊讶战胜了她的痛苦。

“他会回来的，”玛塞尔说道，“您别担心。他就是这样，都以为他永远不会回来，但他却回来了。”

“我知道，”母亲冷静地说，“我知道。他在十八岁上已经这样了，我知道他会回来。您放心吧，小姐，我了解他。他干任何事都不会让我太吃惊……总之，您瞧，就这么回事，因此，再见到自己的孩子……”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睡下来，关了灯。玛塞尔也睡下，熄了灯。她们俩都睁着眼等待他回来。

他在黎明时分回到家里，轻松自如，自由自在，像虫子那样精光，成熟，终于——在这一夜——熬不过人所共有的疲劳。

“她来过了，”玛塞尔对他说，“她数了自己的手镯。”

他没有回答她，也没有什么可回答的，他坐到长沙发上，紧挨着她。

“你输了。”她悄声说。

他点头承认，全输了。她长时间注视着他，看见他那两鬓灰白的头发，他成熟而强壮的男人体形，他那双犯罪的手，她永远这样：内心充满悲悯和惆怅。

“她又睡了，”她说，“来睡吧。”

他抬眼望着她，对她那样的温柔感到吃惊，但也就是瞥见的那一会儿。

“她是我母亲。”他最后说。

他站起来。在这样的夜晚之后，在每一个这样的夜晚之后，他都认为自己总算疲倦了，总算体验到只有他这类英雄才能体会的要命的疲劳。他现在还这么认为。不过，这次他必须去看他的母亲。这是最后一次，他想。她一直等着他，一直，跟她这一生一样。她的棉布睡衣也跟过去穷困的时候一样，做得很宽大，她那条细细的白色辫子一半已经散开，躺在枕头上。曙光已经降临城市上空，她在曙光里微笑着。

“成了，”他说。他坐到床上，“你可以放心睡觉。”

“谢谢，我的小儿子。几点的飞机？”

“十二点十分。”

他取出一根香烟，抽起来。他不敢往床这边看。不过房间里一片平和的气氛。

“为什么明天就走？”他终于问道。

“为什么不明天走呢？”

他捏紧拳头，把烟灰朝前面弹得老远。

“那倒是。”

“我希望你理解我。我的小儿子，理解我吧。”

“我理解，妈妈。”

他扔掉香烟，倒在床上母亲的脚边，头藏在她怀里。

“我不能工作。我……我不想工作，我不想工作。”

母亲一直微笑着。

“我的小儿子。”

她不再哭泣，不，然而，她的眼泪却透过微笑在流淌。

“我理解，”她说道，“我原来也想对你这么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你瞧，我更愿意你别去……因为我为你感到自豪……是的，是这么回事，我也为你感到自豪……你别去我那里。”

“别说了，妈妈。”

她的两只小手十指交错握在一起。但愿她死掉，但愿她死掉，儿子想。

“你要知道就好了，”她说，“别的母亲……她们为自己的儿子们自豪，当儿子们去看她们时，她们看见了什么？一帮资本家，一帮牛犊子，吃得肥肥的，蠢蛋，他们啥也不懂……不，我的儿子，你这个样子，我感到骄傲，像你这样的年龄……还瘦得跟猫一样……我的小儿子……”

抽泣使她全身震动。儿子站起来。她仍然笑着。

“住嘴！”他叫道。

他抓住她的手。抽泣停下来，她的声音又变成幼稚而柔和的哀叹。

“那是只有我一个人理解的另一种自豪。我感到痛苦的也正是这一点，我的孩子，就这一点，只有我一个人理解这种自豪，而且我想到我就要死了，我死之后，没有人会有这种自豪。”

儿子又躺到床上。我怕，我怕我自己，他想。

“睡吧，妈妈，我求你了。”

“好，我的小儿子，我这就睡。”

玛塞尔在厨房里听他们说话。她不敢进来。她感到这些人太不幸。她终于又哭了起来，她是在为母亲的命运哭泣。

[1] Polytechnique，法国著名高等学府。

[2] Jacquot，雅克的昵称。

[3] Melba，一种桃子口味的冰淇淋。

蟒蛇

大约是一九二八年，这事发生在法国某个殖民地的一座大城市里。

礼拜天下午，巴尔贝寄宿学校里其余的姑娘们都回家了。她们，她们在城里有“代家长”。晚上回校时，她们看够了电影，在“宝塔”吃饱了下午点心，玩够了游泳、汽车兜风，还有网球。

我可没有代家长。我整个礼拜都与巴尔贝小姐待在一起，礼拜天也不例外。

我们去植物园。去那里不花什么钱，却可以让巴尔贝小姐跟我妈妈索要额外的“礼拜天出游费”。

我们去看蟒蛇吮吞它的周日小鸡。在非周日，蟒蛇不吃别的东西。只有死动物肉或者病鸡。但礼拜天，它却可以吃鲜活的童子鸡，因为人们更喜欢这样。

我们也去看凯门鳄。二十年前，有一头凯门鳄，那是一九二八年养在那里的凯门鳄群中某一头的叔公或者父亲，这头凯门鳄曾咬断殖民军一名士兵的腿。那条腿从腹股沟的高度被咬断，因而使那可怜的士兵告别了军人生涯。他原本是闹着玩，用自己的腿去轻轻戳凯门鳄的嘴，哪知鳄鱼要玩就玩真个儿的，毫不客气。自那以后，在鳄鱼塘周围便支起了栅栏，如今，大家可以绝对安全地观看那些鳄鱼半睁着眼睛睡觉，为它们昔日的罪行浮想联翩。

我们也去看爱手淫的长臂猿，或生长在红树林沼泽的黑豹，那些黑豹在水泥地上快干死了，它们被关在铁栅栏里，永远拒绝透过栅栏看人的脸，因为那些人为它们极度的痛苦像魔鬼一样欣喜若狂；黑豹们眼巴巴望着亚细亚一条条绿色的江河河口，那些猴群众多的江河河口。

我们如果去得太晚，就会发现蟒蛇已经躺在鸡毛床上打瞌睡。我们仍然在它的笼子前面站上好一会。已经没有什么可看了，但大家都知道片刻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谁都会站在蟒蛇前面，思绪万千。那是凶杀之后的平静。那无懈可击的罪行是在雪白微温的鸡毛里完成的，那些鸡毛使小鸡的无辜显得更现实，更具有慑服力。那样的罪行没有污点，没有流血的痕迹，也没有悔恨。那是可怕灾难之后的秩序，是犯罪场所里的平静。

它盘成一团，黑黑的，亮亮的，像露珠一样发光，光泽比山楂树上的露珠更清纯。它的形体值得赞叹，圆得丰满，柔软，壮实，像一根黑色大理石圆柱不胜千年的疲劳而倾覆，最终盘成一团，并突然瞧不起它背负的沉重的自豪感和波浪起伏似的缓慢。这时，蟒蛇被体内的能量刺激得浑身哆嗦，它通过极其悠然自得的消化过程将小鸡融入体内，有如沙漠里灼人的沙子吸收水分；这样的圣餐变体是在神圣的宁静中完成的。在那绝妙的体内宁静中，小鸡变成了蛇。在均匀的长管内，两足动物的肉以令人晕眩的幸福不声不响地溜进了爬行动物的肉里。它的形体本身就难以辨认，滚圆的，外部没有任何明显的抓捕器官，却比任何爪子、手、掌、角或钩更有攫握能力。不仅如此，它浑身光得像水，众多物种中没有一样比它更光滑。

由于她的年龄和她的老童贞，巴尔贝小姐对蟒蛇完全无所谓。蟒蛇对我个人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样的情景使我成为爱冥想的人，也许还会让我精神振奋，假如我思想更活跃、更丰富，假如我的心更细，假如我有更宽广、更讨人喜欢的胸怀，直至重新发现一个造物主，重新发现世上善恶力量的明确分界线，这两种力量都是永恒的，一切事物都起源于这两种力量的冲突；或者，反过来说，直至起而反对所谓罪恶之源的丧失信誉，起而反对所谓无罪之源的信誉。

我们回寄宿学校的时候，我总嫌太早，回到学校后，巴尔贝小姐的房间里总有一杯茶和一根香蕉在等着我们。我们默默地吃着。之后，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里。片刻之后，巴尔贝小姐又在叫我。我不马上回答她。她却一直在叫：

“来看一看……”

我便决定下去。否则她很可能会上来找我。我回到巴尔贝小姐的房间。我发现她老站在同一个地方，她的窗前，笑眯眯的，穿一件粉红色的连衣睡裙，双肩袒露。我站在她前面，注视着她，仿佛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我们之间好像有个默契，每个礼拜天她欣然带我去看蟒蛇回来之后，我都应该这样做。

“你看出来啦，”巴尔贝小姐温和地对我说道，“这个，这是件漂亮的睡衣……”

“我看出来了，”我总这么说，“正是这个，漂亮睡衣，我看出来了……”

“我昨天才买回来。我喜欢漂亮内衣，”她叹口气说，“我年纪越大，就越喜欢……”

她站得直挺挺的，好让我欣赏她，她垂下眼睛，一副多情种子的样子。半裸着。除了我，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如此这般暴露过自己。太晚了。过了七十五岁，她永远也不可能在我以外的任何人面前这样显露自己。在这幢校舍里，她只在我面前这样出现，而且永远是礼拜天午后，当其余的学生全都出门，我们也参观过动物园之后。我必须在她定下的那段时间观看她。

“我能喜欢的也就是这个，”她老说，“我宁可不吃饭……”

从巴尔贝小姐身上散发出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谁也不会搞错。她第一次这样出现在我面前，我就明白了这种难闻气味的秘密，我闻出来了，那气味在校舍里飘浮着，是一种隐蔽在康乃馨香水下面的气味，小姐身上洒满了这种香水。这种气味从橱柜里钻出来，又和澡堂里的潮湿味混在一起，然后停滞不动，十分浓重。它在寄宿学校的门厅里滞留了二十年，在午睡时，便像打开了阀门一样从巴尔贝小姐的黑色花边内衣里散发出来，因为她每天午饭后准时在客厅里小睡。

“漂亮的内衣，这很重要。你得知道这点，我知道得太晚了。”

我一开始便明白了。整个校舍都充满死亡的气味。那是巴尔贝小姐老之将死的处女味。

“我给谁看我的内衣，除了给你，给理解我的你看？”

“我明白。”

“太晚了。”她叹着气说道。

我没有回答。她等了片刻，但我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白过了这辈子，”她等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他从来没有来过……”

这种缺失折磨着她，这是错失从未来过之人的遗憾。镶嵌着“无价”花边的粉红色连衫睡裙裹着她，有如一块裹尸布，让她显得鼓鼓的，活像一只瓮，紧身的部分则将她拦腰勒住。我是唯一一个她展示她日趋衰竭的肉体的人。其他的学生可能会告诉他们的家长，而我，即使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母亲，那也无关紧要。巴尔贝小姐收我当学生是给我们面子，因为那是我母亲格外坚持的结果。城里别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接受一个本地学校的小学老师的女儿到自己的学校就读，他们害怕为此而让学校失去人望。巴尔贝小姐有她慈善的一面。所以她和我都心照不宣。我什么也不说，她也不说我母亲一件连衣裙穿两年，而且穿的是棉袜子，为了交我每月的寄宿费，她还得卖她的首饰。这一来，同学们既看不见我母亲，我也不谈我怎么过礼拜天——礼拜天出门不花钱而又开发票——而且我还从不抱怨，所以巴尔贝小姐十分看好我。

“幸亏你来了……”

我屏住呼吸。不过她有她善良的一面。而且她誉满全城，完美，纯洁无瑕有如她的一生。我老对自己这么说，而且她已经很老迈了。然而，这一切都不起作用。我仍屏住呼吸。

“什么样的生活！……”她叹着气说。

为了尽快了结，我对她说，她很富有，她有漂亮的内衣，至于其他的事，那也许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重要，人不能生活在遗憾里……她没有回答我，只深深地叹着气，又穿上了那件表明她平日德高望重的黑色花边衬衣。她动作很缓慢。当她扣袖子的纽扣时，我就知道马上要完结了，我又会有一个礼拜的安静生活。

我回到我的房间里。我来到平台上。我深呼吸。我处在一种负面的兴奋状态，这种兴奋是先后两个不同的景象必然在我身上引起的：参观动物园和观赏巴尔贝小姐。

大街上阳光灿烂，郁郁葱葱的罗望子树向周边的房舍散发大片大片绿色的香味。殖民军的士兵在街上走过。我朝他们微笑，希望他们当中有谁打招呼让我下去，并让我跟着他走。我在那里待了很久。时不时也有士兵对我微笑，但没有一个对我打招呼。

夜幕降临时，我回到那沾染了悔恨臭气的房间。真可怕。还没有一个男人向我打招呼。真让人受不了。我已经十三岁了，我认为现在还不走出这幢房屋，已经太晚了。一进入我的房间，我就把门关上。我脱掉紧身内衣，在镜子前面看自己。我的乳房干净、白皙。在校舍里，这是我生活中唯一让我看着高兴的东西。在校外，有蟒蛇，在这里，有我的乳房。我哭了。我想起妈妈的身躯，它是那样尽职尽责，有四个孩子在那里喝过乳汁，它散发出香草味，就跟衣衫缀满补丁的妈妈全身的气味一样。我想妈妈，她老对我说，她宁可死，也不愿看见我的童年和她的童年一样令人难以忍受；要想找到丈夫，必须学习，学会弹钢琴，学会一门外语，学会在沙龙里举止优雅；她还说，要想教会我这些东西，巴尔贝比她强。我相信我的母亲。

我坐在巴尔贝小姐对面吃晚饭，然后快步回到我的房间，以避免与回校的寄宿生打照面。我在琢磨明天将要发给母亲的电报，为的是告诉她我爱她。不过我从来没有发过这份电报。

我在巴尔贝寄宿学校待了两年，靠的是我母亲工资的四分之一和每周观赏一次巴尔贝七十高龄的处女躯体，直到那妙不可言的一天来临，那一天，由于无力支付我每月的寄宿费，绝望的母亲前来将我领了回去，她当时确信，我的辍学会让我成为她终身的负担。

那一切持续了两年。每个礼拜天。在那两年里，每礼拜一次，我必须首先观看一次暴力吞噬，吞噬者的长度和蜿蜒的体形都精确得令人眼花缭乱；接着是另一种吞噬，这种吞噬速度缓慢，没有具体的形状，而且是黑色的。这一切发生在我十三岁到十五岁之间。我当时一定得观看那两种场面，否则会得不到足够的教育，会“造成我自己的不幸和我可怜的母亲的不幸”，会找不到丈夫，等等……

蟒蛇吞噬并消化小鸡，遗憾也吞噬并消化着巴尔贝小姐。在我看来，这两种接连而又按时进行的吞噬，由于它们的连续性和经常性，都各自具有了新的含义。假如我只观看了那第一种吞噬，即蟒蛇吞小鸡，也许我会永远因惊恐而记恨蟒蛇，记恨它让我在想象里替代小鸡忍受巨大的痛苦。有这个可能。同样，假如我只观看了巴尔贝小姐，显然，除了让我凭直觉预感到人类承受的灾难，她也只会让我预感到社会秩序不可避免的失衡，以及由此产生的千万种形式的压服。然而，不，我两者都看到了，几乎毫无例外，一个接一个，在一天当中，而且永远按那样的顺序。由于这种连续性，看见巴尔贝小姐就让我想起了蟒蛇，那美丽的蟒蛇，它，身体健壮，在光天化日之下吞噬小鸡，反倒堂而皇之占据了单纯、明快、天生威严的位置。巴尔贝小姐也一样，我看过蟒蛇之后，她倒成了令人厌恶的典型怪物，阴郁、贪财、阴险、隐蔽——因为谁也看不见她的童贞如何被吞噬，大家只看见吞噬的结果，闻到那气味——这怪物凶狠、虚伪、胆怯，尤其是自命不凡。我如何能对那两种景观的连续性无动于衷呢？由于不知什么样的命运驱使，我和那两者都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未能逃出黑夜怪物巴尔贝小姐封闭的世界，也未能与我在黑暗中靠白日怪物蟒蛇而预感到的他相会，我为此感到绝望得喘不过气。我想象着这个世界，想象着它随意而又艰难地扩大着，我预先把它想象成某一种巨大的植物园，在园里，在喷泉和水池的清凉里，在罗望子树浓密的阴影与大片强光的交替中，完成着不可胜数的肉的交换，交换的形式是吞噬、消化、交尾，完成得极度地欢乐而又平静，那是从太阳下，从日光里的东西升华出来的平静，明朗、微微颤动而又透出令人陶醉的单纯。我站在阳台上，站在这两种极端道德的交汇处，朝那些殖民军的士兵微笑，在蟒蛇笼子周围从来就只有这些男人，因为他们观看蟒蛇也不花钱，他们也身无分文。我对他们微笑，有如小鸟尝试着飞翔，非常无知，还以为那是为重返罪恶蟒蛇的绿色天堂而采取的合适方式。就这样，那蟒蛇虽然也让我害怕，却只有它使我重新找回了胆量和厚颜。

它仿佛正规实行某种教育原则一般强力地干预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说，以对“恐怖”的绝对准确的定调干预我的生活，使我只在某一种恐怖面前感到真正的憎恶，这种恐怖可以用道德标准来定性：掩盖的想法、掩盖的邪恶，同样，还有隐瞒的疾病以及所有自我忍受而羞于出口的事物，反过来说，我对，比如说，谋杀犯一点都不感到憎恶。相反，我还为谋杀犯当中被关进牢房的人们感到痛苦，倒不完全是为他们本人，更多的是为他们被忽视的慷慨气质，这种气质在注定要失败的行动中戛然而止。我又怎能不用我对待悲剧性气质的偏爱来对待蟒蛇呢？既然在我眼里蟒蛇就是悲剧性气质的完美形象。多亏了它，我对所有有生命的物种寄予难以遏制的同情，我觉得这些生物的总体有如一种极为协调的必然，也就是说，它们当中缺少任何一种都足以无可挽回地使总体残缺不全。我对那些人颇不信任，他们胆敢对所谓的“可憎”生物种群作出判断，认为蛇“冷血而不声不响”，猫“虚伪而残忍”，等等。我认为只有一种人似乎真正属于我对种群的想法，当然，那就是妓女。妓女（我是通过大城市弱肉强食的世界来想象她们的，她们追逐猎物，急不可耐，厚颜无耻地消耗他们，那是她们命中注定的气质）跟谋杀犯一样引起我的赞赏，而且我也为她们感到痛苦，因为她们也遭到同样的漠视。当我的母亲宣称她考虑不准备设法让我出嫁时，巴尔贝小姐立即出现在我眼前，但我一想到，我还有妓院呢，我就感到安慰，真幸运，不管怎么说，还有妓院呢。我把妓院想象成某种破坏童贞的庙堂（我很晚才得知妓院的商业性质），跟我情况相同的年轻姑娘，纯洁无瑕，因无缘结婚而去那里让陌生的男人、跟她们同类的男人揭秘自己的肉体。妓院是一种恬不知耻的庙堂，它应该十分安静，任何人都不该在那里说话，在我的预想中，在那里没有可能说任何一句话，匿名是全面而神圣的。在我想象里，姑娘们都戴着面罩溜进去。毫无疑问，那是为了得到种群的匿名权，模仿绝对缺乏“个性”的蟒蛇，蟒蛇是赤裸面罩最理想的携带者，它赤身露体，处女般光洁，无邪，只承载着犯罪的责任，而罪恶是从它光光的身体里出来的，有如花儿从枝桠里长出来。妓院漆成绿色，草木绿，蟒蛇的吞噬正是在这种草木绿当中进行的，那也是罗望子树的绿色，罗望子树用它的树荫遮盖着我的阳台，充满绝望的阳台，阳台周边排列着一个个小房间，在小房间里，姑娘们委身于男人，那儿就像某种游泳池，大家在那里洗澡，洗去自己的童贞，去掉肉体的寂寞。在这里，我应该讲一桩童年的往事，这桩往事会进一步证实这种看法。我想，那是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的哥哥，当时十岁，有一天，他让我给他看那是“怎么”长的。我拒绝了。气疯了的哥哥便对我宣称说，女孩子“不用那东西会死，把它藏起来会闷坏它，还会病得很厉害”。我并未因此而照做，但后来我好多年都生活在一种痛苦的疑虑里，更因为我一直没有让任何人看过。当巴尔贝小姐让我观看她时，我倒从其中证实了我哥哥所说的话。我确信巴尔贝小姐就是因此才变得衰老的，她从未用它们奶过孩子，也从未暴露给男人看过。显然，人们是因为想避免受孤单的折磨才去让人观看自己的身体。凡是使用过的东西，不管怎么使用，比如给别人看，都受到保护。乳房一旦为某个男人所用，哪怕只准他看一看，看清楚它的形状，它的丰满、坚挺，这乳房一旦能够引起男人的性欲，它就会躲过那样的衰退。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便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妓院身上，那是让自己被观看最理想的地方。

蟒蛇以同样鲜活的方式证实了我这个信念。诚然，蟒蛇让我害怕，因为它吞噬，正如巴尔贝小姐深受其害的另一种吞噬让我害怕，但蟒蛇却禁不住如此这般吃掉小鸡。同样，妓女也禁不住去让人看自己的身体。巴尔贝小姐的不幸归罪于她逃避了很专横的自然法则，她未能明白如何让人发现自己的身体。世界也一样，还有我的一生，都面临一条双重的道路，必须作出干脆的抉择。一边是巴尔贝小姐的世界，另一边是专横的世界，不可避免的世界，是那种被认作命中注定的，也就是未来的世界，阳光充足的、灼人的，唱着的，叫着的世界，美丽而难于接近，但要想到达那里，必须适应它的残酷，有如人们必须适应善于吞噬的蟒蛇的场面。我看见我生命的未来世界正在升起，那是生命中唯一能够接受的未来，我看见它在和谐的音乐中，在像蛇伸展身体那样的纯粹中展现出来。我觉得，我一旦认识它，它将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眼前：我的生命会在一种持续而壮丽的发展中浮沉，最后达到终结，有极度的恐惧，也有欣喜若狂，却没有休憩，没有疲惫。

道丹太太

每天清晨，我们的门房道丹太太拖出她的垃圾箱。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毫无顾忌地——恰恰相反——将垃圾箱从大楼小小的内院一直拖到大街上，指望着每天早上都把我们这些躺在床上的人惊吓一番，瞌睡被打断，像她一样。每当她让垃圾箱跳过隔开人行道和大门的两级台阶时，都会发出爆炸一样的喀嚓声，她正是靠这个声音惊醒我们。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的确，在门房职务要求她干的所有活计中，道丹太太最恨的就是这个活儿。而且毫无疑问，向来如此。但是我不相信在巴黎还有任何一个门房会像她那样憎恨得如此坚定顽强——如此过分，必要时可以这么说。任何东西，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缓解这种憎恨，习惯成自然的规律不行（她已经当了十年门房），生活经验和她的年纪也无济于事，连她与清道夫加斯东的友谊产生的强大鼓舞力量都爱莫能助。她每天都要反复思量此事，但她依然如故，深恶痛绝。而且从没有丝毫逆来顺受的意思。她和垃圾箱之间存在的，乃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正是有了这个，有了垃圾箱，她才能活。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她可能死去。关于垃圾箱，不止出于愤怒，也为了全面的取消。如果说别人有机会表现更惊心动魄的英雄主义，道丹太太，她，可就只有这么一个机会。生活让她投入的主要战斗就在于此。

她没有一天不向某个房客重新证实她对垃圾箱的这种憎恨。她总能发现一些新的憎恨理由。这些理由五花八门，而且毫无例外，全部都必然来源于显而易见的恶意。因为她每天都必须维持着它——这种恶意，她就得每天都拿一个房客当做议论资料。不管是谁。全街区最知名的成功人士也好，房客中最受尊敬的、最年长的、最有贡献的人士也好。一般说，谁最后倒垃圾，谁就得当道丹太太的出气筒。从头一个到最后一个之前，她还能忍耐，但对最后那一位，她必定大发雷霆。在我们圣欧拉利街五号楼存在的一种特殊强制服从正在于此。要倒垃圾就得找挨骂。换句话说，因为人吃饭，所以人还活着，所以人还没有死。等于说，你们找挨骂，因为你们没有放弃吃饭，没有放弃活着，因为人只要不那个，不死，人只要不出门，就会有垃圾，除非让垃圾将自己淹没到窒息，你总得倒垃圾。再说，只要敢，人们一般都是这样回答道丹太太的。枉然。她根本不买这个观点的账。她说我们的理由不是理由，她不想听。

“所有的房客都跟他们的垃圾箱是一路货，”她说，“比起他们的门房，他们全都是无赖。”

假如道丹太太有一次赞同我们的观点，对她来说，而且在她最可靠的帮凶清道夫加斯东看来，那就意味着与她的敌人——房客们永远的妥协。

因此，我们，圣欧拉利街五号楼的房客，我们对拥有垃圾箱的权利，我想说，生活的权利，虽然心照不宣，我们却认为它十分肯定，然而我们的拥有权竟随时随刻遭到质疑。我们当中有几位，最天真的几位，眼看自己跟邻居，比如六号楼的房客相比，竟如此不受尊重，老是义愤填膺，他们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比那些人更为尊贵，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这些人，这些义愤填膺的人正是道丹太太最中意的人，她对这些人穷追猛打最有效果——而且可以肯定——也最快活。

那是极为辛苦的工作，她说，是她那样的年龄难以承受的活儿，之所以极为辛苦，是因为我们并非每天都倒垃圾。假如我们按应尽的义务每天倒垃圾，她解释说，垃圾箱就不至于那么重，她也就可以更容易地往大街上拖。然而，我们总一成不变地回答她说，归根到底，我们在一个礼拜当中不一定都在同一天倒垃圾，那岂不是一回事？或者说我们当中有一半的人每两天倒一次垃圾，或者我们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每三天倒一次垃圾，那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道丹太太说，“臭气方面，那不是一回事。再说，别讲什么理由，我自己每天倒垃圾，你们照我办就行了。”

我们又陈述同样的理由。而她却说：

“你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我有把握，就像我呼吸一样有把握。”

我们当中有些人便放弃了争论。我们不再回答她。我并不每天倒垃圾，但我跟她解释了那是为什么，我对她说那有多么困难。当有人的垃圾箱里只有三根葱皮时，要他不等到第二天就把垃圾箱提到楼下，那是很难的。还有，人们也可能健忘，可能拖沓，可能等上一天再去迎战她的雷霆。道丹太太这才知道，有些人真心诚意希望每天倒垃圾，但他们不具备这方面应有的恒心。但愿这些人对此即便没有悔恨，也有那么点羞耻心，然而，人性就是如此……对上述那类房客，她倒可能倾向于将他们与房客群体稍加区别，起码区别于那些热中于强调他们的生存权、吃饭权、呼吸权，进而拥有垃圾箱权等等的人士。就好像问题是在这里似的。

她并不将她的那些道理当成祈祷文一般反复念诵，可是她利用起它们来反而巧妙得超乎寻常。她很清楚，有必要将那些道理加以变更，以便在我们这些房客面前保持她那垃圾箱烈士的威望。她很清楚自己那野蛮天才的影响力，这种天才可以解除最大胆人士的武装，也可以使最热中于争辩的人感到气馁。

不过，较之其他理由，她更少运用垃圾箱臭味这一点——显然是因为这个理由最能表达这一切于她意味着什么。诚然，在她的院子里，在她的门房旁边，垃圾箱里的垃圾一连几天存放不倒，这是她绝对受不了的，她不可能忍受这样的臭气，连想到这一点都万难忍受。然而，她不提这点。她只说：

“信教的人礼拜五吃鱼，礼拜天才见到鱼头。没道理。因此，信教也好，不信教也好，比起门房，房客全都是无赖。”

冷静想来，假如她自己确认有权感到垃圾箱太沉重，她却没有绝对把握认为自己有权感到垃圾箱太臭。因此，她只在愤怒的当儿才谈太臭，那时也就顾不得害臊不害臊了。假如说垃圾箱的重量的确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可以严格地衡量、证实，那么，垃圾箱发出的气味却是相对的——只与她的感觉、她的嗅觉有关。众所周知，这种臭味为所有垃圾箱所固有。所有的垃圾箱都臭，人们就可能对她说，您干脆承认吧，您不适合这份工作。然而，她想说服我们的恰恰与此相反：圣欧拉利街五号楼的垃圾箱很特别，它比其他的垃圾箱更臭，任何门房都不可能忍受那样的气味。因此，她只用转弯抹角的奸诈方式操弄这个理由，为的是别一开始就暴露出她憎恶这个工作，以及她无论如何都可能憎恶这个工作。哪怕对准时倒垃圾的房客也如此。她不想损害自己对我们的影响力，也不想断绝与她的敌人的联系。要不，她还能怎样发泄她那让人感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怒气？这种怒气有时能持续四天，假如这怒气开始只针对一个房客，它很快就会扩展到别的房客，扩展到一般意义的房客群体，而且马上扩大到全人类——加斯东除外。因此，她不会笨头笨脑地对我们讲垃圾箱臭。她讲，瞧这些房客穿得那么讲究，从他们交的房租金额判断，他们是那么富有，谁也不可能相信他们会“虚伪”到竟能忍受家里的垃圾腐烂发臭好几天。她说，她，她自己，连她都受不了这样的情况。她，在生活里垃圾箱起着决定作用的她，她，卑贱中的最卑贱者，连她都忍受不了这样的情况。

也许我们当中的某一位应该给别的房客写封信，替道丹太太说点好话。有时，我想，我可以充当这样一位房客。然而，这类信件永远是那么回事。与其说为了给房客们看——谁在房客们面前替他们的门房道丹太太说好话，房客们都会变得油盐不进——不如说为了什么？为了把信交给道丹太太和清道夫看。大家想，只有他们俩可能理解我，可能为我的努力而感动。可是后来呢，我能怎样坚持按时倾倒我自己的垃圾箱？我自己的一切行为能严谨到什么程度？何况我对道丹太太稍有不慎，她就会揭露说我那封信是额外的虚伪表现。何况，别人过分希望她好，她反而受不了，因为这再清楚不过地对她证实了，任何东西都不能缓和她这位门房遭受到的房客们的真正否定，而且她认为，每日的垃圾箱苦役已使这种否定具体化了。

因此，既然没有收信人，下面，就在这里，就是我可能愿意写的替她说好话的两种信件。这是其一：

“我们的门房道丹太太硬说，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天天倒垃圾，垃圾箱比天天倒垃圾的垃圾箱重得多——而且天天倒垃圾是我们对她应尽的义务。这种看法只有在某个奇异的巧合使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同一天倒垃圾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换句话说，似乎一个礼拜总有那么几天我们都有这样做的心情，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同时行动，而且那几天又非常适宜倒垃圾。道丹太太声称，这种做法已经延续了好几年。而我们当中又没有任何人试图核实她的说法。事实上，也不排除她有道理。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就有一些比这个奇异得多的巧合，我们并没有怀疑这类巧合，因为它们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方式很诱人——比如一些毫无根据的消息——也因为那些巧合与我们无关，不会使我们受到任何约束。那我们就接受道丹太太的说法吧。为什么不呢？那就让我们作出这微不足道的努力，每天倒垃圾吧。这样做，我们可以在她还能生活在我们当中的这段日子里让她得到最大的快乐。她会感到运送垃圾的苦活儿变得轻松了。而且，这苦活儿在她眼里会变成我们尊重她的标志，以及她战胜了我们的标志。”

假如我在这里谈及这封信，不会得罪任何人。然而，如果我把这封信用打字机打出来，装进信封，写上房客的名字寄出去，它肯定会惹恼所有的房客，无一例外。房客就是这样：只能白纸黑字，在书上同他们谈论他们的门房，否则他们会变得油盐不进。

下面是我可能愿意写的第二封信。这封信嘛，我可从没有盲目到打算认真将它寄给房客们。不过，这无疑是我特别愿意读给道丹太太和加斯东听的那类信件。

“你们可曾想过，”我会这么写，“我们可曾哪怕想过一次道丹太太抱怨的垃圾箱究竟是何物？那是我们不愿要的东西，我们带着厌恶之情扫地出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却变成了决定道丹太太命运的东西，变成了她生存的理由，人们为此而付给她钱，它就是道丹太太每天的面包。她干这一行整整十年，她希望告诉我们问题之所在，这不是很正常吗？她想干什么？你们懂吗，她是想让我们明白事理。为了这个，如果可能，她甚至可以逼迫我们自己吸收自己的垃圾箱，吃掉我们的残羹剩饭，啃掉果皮烂菜，嚼碎我们啃过的骨头和旧罐头盒，吞掉我们的烟蒂，等等。正如她所说，是为了教会我们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教会我们明白，归根结底，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然而，这种解决办法足以达到目的吗？当然不行。因为，那还只是我们自己啃的骨头，是我们朋友丢的烟蒂，而不是所有房客集体的无名骨头和烟蒂。那还不是那种新东西，与它的各个部分有所区别的东西，那种被叫做垃圾箱的实体，而这个实体正是落在我们的门房道丹太太身上的特殊职责的根源。因为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垃圾箱上，同样也发生在，比如说，我们的思想上，甚至发生在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见解上。我们的垃圾箱不是一般意义的垃圾箱。我们对，比如说，道丹太太的见解也说明不了道丹太太。而道丹太太的垃圾箱却是一般意义的垃圾箱，她对我们的看法全面说明了我们与她相比较时的状况。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承认这点而且接受这点。多亏有了垃圾箱，道丹太太才具备了抽象的能力，那是一种我们永远不可能具备的知识。以我们的排骨为起点，她找出了这条基本规律：‘房客，比起他们的门房，永远是无赖。无论他们是干什么的。连最优秀的也一样。’在我们的某个垃圾箱里霉变了的鱼头臭了她一夜，因此在她眼里，这事儿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牵连。唉，事关我们的垃圾箱，我再重复一遍，也关乎我们的思想。我们一旦在社会上放纵我们的思想，我们又怎能知道这些思想的真实命运呢？道丹太太就是社会现实。我们的垃圾箱一旦到了道丹太太手里，就有了它的现实性。社会现实是严酷的现实，但我们仍然接受它。让我们接受道丹太太吧。我们对她即使不能满怀敬意，起码也应该有恰当的尊重。”

啊！假如我要求房客们对他们的门房应该有恰当的尊重，他们一定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凌辱。他们会在这封信里看见比我试图保护的这位道丹太太对他们的最恶毒辱骂严重得多的辱骂。我就可能进入敌人的阵营，还可能背叛房客的钢铁战线。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还有下面这些事呢。

一封信，无论什么样的信，只要写得有利于道丹太太，只要作出非同寻常的假定，认为此信也许能够促使房客们更加公正地对待她，我担心这封信对她可能坏处多于好处。假如她的房客都变得无可指责了，她岂不会对敌人伤感怀旧？那她还能剩下什么招数呢？道丹太太对上帝有着非常明确的概念：

“上帝嘛，不是什么美妙的好玩意儿，这是我说的。再说，圣子和圣父都是一路货。”

她对社会主义的概念也同样明确：

“共产党员，跟神甫是一路货，除了他们说他们保护工人。他们就会重复老一套，说什么必须有耐心，这么着，没办法跟他们讲话。”

不过，道丹太太对资产阶级社会普遍承认的制度之一仍然持怀疑态度，那就是大城市中各居民楼设公用垃圾箱的制度。

“为什么各人不倒自己的垃圾箱？为什么非要一个女人去倒其他五十个人的脏东西？”

假如我们都有可能做到令道丹太太满意，使她成为一名幸福的门房，就不会从圣欧拉利街五号楼刮出这股平均主义的愤怒之风，将我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卷走。岂不是应该保护这样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得的可能性？我们当中某些人发现，他们最天真不过地认为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遭到了道丹太太的质疑，不光是，比如说，礼拜五吃素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公开实行吃素的权利，公开到这权利仿佛成了普遍的需要，归根到底这岂非正中她的下怀？

因此，我选择不发送替道丹太太说好话的信，还是让她在憎恶中继续执行她倒垃圾箱的职责吧。那就让她待在那里干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吧，否则她会失去门房的位置。那就让我们继续遭受她的怒斥，忍受她的诅咒吧。这并非得不偿失。

而且，再说一次，事情还不止于此呢。

原来，她是在抱怨大家时发现她唯一的、无与伦比的朋友清道夫加斯东的。从一开始，加斯东就鼓励她讨厌这个工作，相信这个工作超出了她的能力，而且从此以后，他竭尽全力使她保持着对我们的憎恶。就这样，道丹太太与清道夫加斯东建立了十分特别的亲密感情，对这种感情，我们当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丝毫的概念。大家想，假如谁剥夺了加斯东给予她的这种精神补偿，这是否会给她造成更大的危害，假如我们努力更公正地对待她，这是否会对她反而没有好处。

她每天清晨拖垃圾箱已经六年。无论是冬天，春天，还是夏天；无论是礼拜天，七月十四日，复活节还是解放日。六年间，她抱怨房客们，她试图说服房客们，一想到他们那么蔑视她，从不愿作出努力，而且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努力，每天倒自己的垃圾箱，她是多么愤怒，多么痛苦。六年间，她吃这碗垃圾箱饭，绷着脸，带着仇恨和憎恶，带着谁也无法毁损的尊严。

季节不同，总归还是有区别。比如，夏天，六点钟天就亮了，在等待加斯东时，道丹太太会和“蓝鸟”家庭膳宿公寓的女老板咪咪小姐聊天。原来，在夏天，咪咪小姐六点钟就起床了。她穿着睡衣站在家门口，待上一刻钟或者更长时间，无精打采、规规矩矩地打呵欠。她在两个哈欠之间与道丹太太谈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回答她的问题。每个房客睡在床上都能清楚听见她们说的话。总是道丹太太先开口，话题也总是垃圾箱。道丹太太从不向咪咪小姐道早安。她会立即开始抱怨，或嫌垃圾箱太重，或嫌当天垃圾箱里的内容特别，或嫌垃圾太臭。

“太过分了。就算是男人，也会觉得太重。臭得能招来老鼠。”

或者还会说：

“五楼那些人，起码有五天没倒垃圾了。这么下去，每个礼拜天都得这样。”

要么咪咪小姐回答说，的确，这太过分了，要么她什么也不回答。当道丹太太指控房客的政治或宗教见解时，她便不置可否。

然而，在夏天，由于咪咪小姐在场，道丹太太的苦难毕竟更容易忍受一些。在最关键的时刻，她总可以得到回应，诚然，咪咪小姐的回应有些胆怯，但却很真诚。

道丹太太一旦结束对垃圾箱的抱怨，她的声音会变得温和。与咪咪小姐，她并不坚持谈垃圾箱，因为她认为对方未必能全面理解她。“傻头傻脑的，也不能光自己说话呀，”她说，“我自己明白。”于是，她开始谈天气会怎么样。

“天，阴沉沉的，”她说，“快起暴风雨了。”

或者：

“天，晴开了。老实人会觉得是个好天气。”

咪咪小姐几乎总是赞同她的看法，她甚至经常对道丹太太关于天气走向的意见补充某些精确的看法。

“将近中午就会出太阳。”

或者：

“快到晚上时就会变坏。天阴沉沉的。”

“岂止是天沉，”道丹太太暗指垃圾箱也沉，“再说，天气阴沉起码对所有的人都一样。”

带着恶狠狠的样子，她用手指头指指她谈到的那边：一片乌云慢腾腾地向清晨的天空发起了进攻。

接着，六点十分，清道夫加斯东如期来到。

他从不在道丹太太拖出她的垃圾箱的当儿准时到来。在道丹太太拖出垃圾箱前十分钟，他开始清扫圣欧拉利街那段路，她边等他，边与咪咪小姐谈话。当他来到这条街七号楼那边时，即是说当他能听到她的话音时，她也照样如期宣称：

“这不，又一个不会难过的人来了。”

于是，在她的恳请下，加斯东停止扫地，加入她们的聊天。这一来，谈话便更广泛了。几乎每个早晨都会谈到他们各自的职务，这些职务蕴涵的有利和不利之处。

“清道夫，起码那是个职业。”道丹太太先说。

“啥时候都别讲自己不知道的事儿，要不，就有可能胡说八道。”加斯东回答说。

加斯东也同样憎恶他的职业。但他却再也不为此而愤愤不平，而且与道丹太太相比，他对自己的职业有着更达观而苦涩的态度。他不说服道丹太太相信他们俩的条件完全相等决不罢休。他对她说，扫来扫去，永远扫那几条街，每天早上都重复干头天干过的事，这也并不那么有趣。他还说，他不知道有哪个行当，有哪一个行当像他的行当那样令人不满意。

“您对我说说，”道丹太太回答他，“哪样事不是天天重复干？除非死掉，不是每天都一个样吗？”

“那当然，”加斯东说，“但是，我扫完一条街，再一回头，就看见胖老太太的狗狗安安静静在我扫过的人行道上拉屎，而且我还没权训他们，那又该怎样？”

“得把那些狗狗都毒死，”道丹太太大声说，“我们这里，倒没有一个人敢牵狗来，他们很清楚。只要来一个，我就把它毒死！他们没有狗我都烦死他们了。”

“并非所有的人都像您。”胆怯的咪咪小姐壮着胆子说道。

“不管怎么说，”道丹太太又说，“清道夫，还是个好行当。狗狗嘛，您不回头不就得了。”

“那雪呢？”加斯东说，“您考虑过雪吗？要是半个月里天天夜里下雪怎么办？”

“那倒不是最烦心的事儿，”道丹太太说，“再说，雪对肺有好处。”

而且，一年也差不多就下半个月的雪，她说。在夏天，在春天，他就不会说清道夫不是个好职业。至于她，她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清道夫更好的行当。她说，这个行当最大的好处是，干活时可以不真干活，扫地时可以不真扫地，可以边干边想别的事。假如不去想自己在干什么，清道夫这个行当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她说，在街上就像在自个儿家一样。

“您只管想您的爱就行，啥也挡不住您。”她说道。

“我就想您，”加斯东说，“您就是我的爱。”

人可以边扫地边看，道丹太太说。可以聊天。可以在扫地时知道好多事情，她说道。她有时候会因为加斯东那非同一般的心平气和而气冲牛斗，当她理屈词穷时，她总作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怎么说，清道夫这个活总是一个职业，而她干的活却什么也不是。她并不作别的解释，为了说服他，她只一而再再而三地肯定说：“您扫完了地，您就扫完了地。”或者：“街道扫干净了，街道也就扫干净了。”而她，恰恰相反，她当门房永远没个完，哪怕在夜里，“拉铃绳”也不给她多点时间做做梦。

“是这样，”加斯东说，“您嘛，您已经老了，但是那些新婚夫妇呢，拉铃绳恐怕会打断他们的好事。”

“别在她面前说这个。”道丹太太一边乐，一边指着咪咪小姐说。

“对不起，”加斯东说道，“架不住真是那么回事儿。”

“那不是个职业，”道丹太太又说，“但那特别让人受不了，牵涉到垃圾箱，特别特别让人受不了。”她毕竟没有进一步发挥这个话题。没有必要。加斯东理解她。

“说到垃圾箱，”加斯东说，“是那么回事。您瞧，道丹太太，我们有职业，我们这些人，就像他们说的，没人赏识。”

“这个嘛，”道丹太太说道，“也是那么回事儿。”

“比如，”加斯东说道，“就说他们的夜总会吧，他们叫做圣欧拉利夜总会，我每次到那里都关门了。音乐结束了，其实还有漂亮妞，就穿紧身胸衣。我知道的，也就是，夜里，撒尿可雄了。夜总会的墙壁就是证明，都是黑的。怪着呢。”

“肯定得撒尿，”道丹太太说，“因为他们整夜都在喝。”

这么着，清道夫加斯东看见的就是撒尿。加斯东已经提升到这些先生撒尿的水平了。

好哇，加斯东的话匣子打开了。于是，道丹太太带着自豪看着他，也带着爱意。加斯东表达准确，与道丹太太有着同样的天赋。咪咪小姐垂下眼睛。她觉得加斯东所讲的一切似乎都在暗示某些多少可以明言的打算，而且这些打算似乎出自于某种危险的心态。咪咪小姐害怕清道夫加斯东。另一方面，此人看见她操持自己的膳宿公寓，孤单单的，那么热中，又那么一丝不苟，那么心满意足，那是一种最正当不过的满意。他虽然目击了这一切，却从来没有被咪咪小姐邀请过，因为没人去想象她会邀请谁掺和到这种完全建筑在谦卑的自满自足之上的幸福里来，建筑在节约和问心无愧之上的幸福里来，为此，他不可能不产生希望看见这种幸福破灭的企图。也许，这正是清道夫加斯东的企图，此类企图乃是他的天性和他长期的职业训练造成的。如果说加斯东每天都跟咪咪小姐聊天，他可从没有亲眼见过她的膳宿公寓，因为除了道丹太太的门房小屋，他从没有看见过他每天清晨扫地时在门前走过的大楼内部。他唯一可能得到的机会——闯入，比如说，咪咪小姐家，最终侵犯那满意的殿堂的机会——那就是某一天在咪咪小姐的膳宿公寓发生一起，比如说，什么悲惨事件。而且，并非任何一起悲惨事件，而是一起巨大的悲惨事件，大到可能引来一帮司法窥淫癖者、一帮警察、监察员、调查员，还有——为了给混乱和缺少第一时间的监督火上浇油——好奇的人们、邻居以及（为什么不呢？）清道夫。透过他的话语，咪咪小姐显然已经看穿了加斯东怀抱的欲望的性质。于是，从一开始，她自然就成了道丹太太和清道夫加斯东喜欢的玩具。而他们俩呢，从另一方面说，又给她的生活提供了分享自由、大胆、冒险场景的唯一机会。她充分感受到，这两人在让她冒险，冒艺术的险，对她来说，他俩就是电影、阅读、戏剧，所有她过去一直拒绝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咪咪小姐永远禁不住聆听道丹太太与清道夫加斯东谈话的原由，尽管他们无边无际的不满，和他们的表达方式一直让她发抖。

“假如根据撒尿来判断，”加斯东继续说道，“那一定喝得很雄。”

“撒尿，所以就喝呗。”道丹太太说。

“那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加斯东说，“一个哲学家说过同样的话：‘我思，故我在。’”

“如果说不出更好的话，他最好住嘴。”道丹太太说。

“说这句话的是笛卡儿。”清道夫说道。

道丹太太乐了。

“啥卡？说起卡，我知道有食品卡。”

“暂且说吧，”加斯东说，“那对我们啥好处都没有。”

“这个嘛，”道丹太太说，“我真不晓得啥对我们有好处。四楼有个作家，没让我得啥好处。他可是全楼最脏的。”

“不能一概而论。”咪咪小姐大着胆说道。

“是咱街区愿意这样，”加斯东说道，“这里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是些哲学家。”

“好像是，”道丹太太说，“但那有啥相干？是哲家就不洗屁股啦？”

“有相干，”加斯东说，“不过，解释起来道理深着呢。”

“您太夸张了。”咪咪小姐又壮着胆说。

“照这么说，如果我不洗屁股，是因为我也是哲家喽？”

“谁都沾点哲家的边，”加斯东说，“就这个道理深。”

“这么着，我也是哲家。”道丹太太乐呵呵地说。

“为啥？您不洗屁股吗？”加斯东问道。

“哲家不哲家吧，对咱都没啥好处。”道丹太太又说。

“这个嘛，”加斯东也说，“倒真是那么回事儿。”

“就凭他们那聪明劲儿，”道丹太太又说，“他们最好找出点啥东西来取消垃圾箱。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那玩意儿不该存在。”

“在美国，各家都有自己的私人垃圾箱。除了大罐头盒，啥都可以扔进去。你们瞧，在法国，新修的大楼也都有私人垃圾箱，连廉租房都有。”

“我太老了，”道丹太太说，“现代大楼里，需要的是很年轻的门房。她们年轻，啥也甭干。我呢，我老了……可是，不去美国找，也可以找到点啥。”

她在解释她的想法。她呀，她希望每条街道的道旁都有专门的阴沟孔，每天晚上，人人都得在那里倒垃圾。“这能教会他们，”她补充说。她没有说明“这能教会他们”是什么意思。也不必说明，加斯东理解她。她想取消的，是垃圾箱和阴沟之间的中间环节，也就是不具名的垃圾箱；垃圾箱只有变成公用的、混合的，只有失去它们的个体特色才让人受不了。清道夫理解她，因为他的职业跟她的一样，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人们一路走一路扔垃圾，他们走到哪里扔到哪里，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跟狗没啥差别。

“您在要求办不到的事，”加斯东说道，“而且这会取消巴黎市好多职位。开自动倒卸垃圾车的小伙子全得失业。还不算收集利用破烂的托拉斯再也没法运营。”

“有一种，”咪咪小姐再一次斗胆插话，“垃圾箱比您的垃圾箱完善。那是带盖的大垃圾箱。”

“那是德国的垃圾箱，”加斯东说，“完全密封的。”

“恐怕就是那种，”道丹太太说，“闻不到臭味儿。拖它时也瞧不见垃圾。”

“还有，”加斯东说，“美国军队的硬铝垃圾箱。那种垃圾箱跟德国垃圾箱一样，有盖子，但轻得多。我认为这种垃圾箱最好。”

“你们以为，”道丹太太说道，“那些无赖房客会为我签名向房东请愿吗？会要求我起码有一个带盖子的垃圾箱吗？才不会呢！这种事儿，他们太自私自利了！可是，就该各管各的臭屎，各管各的垃圾，这才像话嘛。”

道丹太太生活中最大的事件，让她最舒心最满意的事件，就是道政管理处的员工罢工。一般说，加斯东早上一到，总是他第一个向她通报这些事件。

“两三天后就得干起来。”加斯东说。

咪咪小姐低下了头。她不喜欢罢工。罢工让她恐惧，就像清道夫加斯东雄壮的能力让她恐惧一样。

“早该干了，”道丹太太说道，“这么说，刮顺风了。”

她唱起来：

“顺风来了，顺风来了……”

于是，对每个房客，道丹太太都要得意扬扬地通报这件事。

“好了，从今儿个晚上开始罢工。”

“罢什么工？”房客们毫无恶意地问，他们还没有得到消息。

“嘿，我对你们这么通报，你们说能罢什么工？”

罢工这天晚上，房客们或者他们的保姆一个接一个走下楼，经过她的门房小屋，去圣欧拉利街的阴沟孔倒垃圾。道丹太太神气活现地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她领略到片刻的幸福。这话说得不算太过分。

“瞧这一大队人。简直是圣体瞻礼。有些人有别的大队伍，我呢，那就是我的队伍。”

加斯东到来时，她正在等他，她眼看着人行道上杳无人迹，便怡然自得，心满意足。

“这么着，啥事儿也不干喽？”加斯东边问候边说。

“您说的没错。”道丹太太回答道。

“应该好好享受它，”加斯东说，“这就跟青春一样，长不了。”

他们说话的声音一直传到我们这里，话音响亮的程度随着他们在大街上占据的位置而有所不同。道丹太太和咪咪小姐各自站在她们自己的人行道上，清道夫呢，他却站在大街的中央。前几批行人并没有打扰他们，行人的脚步却仿佛在给他们的话音加标点。在一天当中的这个时辰，圣欧拉利大街属于他们。道丹太太先抱怨垃圾箱，然后诅咒我们，到最后，尽管不情愿，她不得不谈谈即将出现的天气情况。清道夫则拿他们生活的倒霉状态开玩笑。世俗生活的清晨。贫嘴的清晨。这些事情应该讲得格外精彩，精彩到敢于毫不脸红地让道丹太太自己和清道夫加斯东读一读！[1]

当道丹太太和加斯东的闲扯停下来时，六点半左右，自动倒卸垃圾车的轰鸣便取而代之，原来垃圾车已经开到圣欧拉利大街上了。垃圾车每天早晨开过来，一年四季的每天早晨。大部分时间，人们还在睡觉，听不见它，但有人听见时，也知道每天都有垃圾车来。大家认为那是每天都必然听见的声音，是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因为习惯中的事物淤塞现象，人们经常听不见这种声音。正如人们有时听不见自己的心跳。也正如在旅行时，在乡村散步时，间或也听不见火车的声音。一辆机车过去，而我们却在突然间被带到多辆机车经过的世界。而且还记得起来。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辆别的机车在某些地方经过，这样，除了自己，别人也一样。于是，人们又处在全球的机车世界里，那里到处是机车，那些机车朝千万个方向飞驰，拖着无数的车厢，车厢里挤满了当代人，他们出差，他们旅行。自动倒卸垃圾车也一样。垃圾车把我送到我这个世界的垃圾箱王国里，这些垃圾箱里满是我的同代人丢弃的果皮烂菜和其他残渣废物，我的同代人生活着，吃着，吃着，为了保养身体，为了延续生命，尽可能延续生命。他们依照我们大家共同的新陈代谢规律消化着，吸收着，以如此巨大的不屈不挠的毅力，想起来的确很巨大，所以我们共同期望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毅力本身的说服力，就足以与我们最著名的教堂媲美，甚至超过那些教堂。这支异乎寻常的人类咀嚼之歌每天开始唱，每天黎明又由街道的垃圾车重唱，它乃是——管你爱听不爱听——无法征服的当代人类有机群体之歌。啊！在垃圾车面前，没有什么陌生人，也没有什么敌人！在垃圾车那巨大而美丽的大嘴面前，所有的人都一样；在永恒面前，所有人的肚子都一样。因为，对垃圾车那张大嘴来说，不存在任何区别。归根结底，啊，希望我倒霉的五楼的房客，跟我们的尘土一样，总有一天都要混在一起，同样，我的排骨也会随便跟你的排骨相混，扔进那么可爱的垃圾车独特的肚子、后边的肚子里。

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清道夫也对天气的走向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语调说明他已看破红尘，而且，他的语调不像道丹太太那么低沉，也没有她那样教训人的味道。尽管清道夫还年轻，有关天气会怎样的问题，他却相信人是注定没有把握的。

“相信我，人永远不可能知道天气会怎样，谁对天气都不可能有把握。有时候，一下子就变了。”

加斯东变成了看穿一切的清道夫。

四年前他可是另外一个人。他步履稳健，站姿笔挺，外衣纽扣也总扣得整整齐齐。他仪表堂堂，自豪而高贵。他站在街道中央，用他那欧石楠大扫帚扫地，动作大气而端正。头上的大盖帽稍向耳边倾斜，报纸从他的外衣口袋露出来，十分显眼（他永远对各种性质的时事了如指掌，他认为这是关乎荣誉的问题），他扫地时那潇洒，那效率，真可谓至高无上。他扫人行道也从不离开大街中央，连大货车也不得不绕过他身边继续前行。他扫地的技术本身也与众不同：有时从人行道，有时从车行道，他胳膊一挥，一大扫帚将他扫的一切脏东西甩到街沟里。那一刻，他对他的生存状态感到如此满意，我竟向道丹太太打听，他的清道夫职业是否他的副业，瞧他那样的自信，他是否某个大人物，甚至是某位权贵，再说，类似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然而，道丹太太说，不是，他这辈子从未当过别的什么，除了圣欧拉利街区的清道夫。

如今，再也不是当年的同一个人了。道丹太太，我，加上所有认识他的人，我们都知道，他已经不爱他的职业。如今，他与所有其他的清道夫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喝三四口白葡萄酒，外加他特有的一种悲哀。他长胖了。每隔两三个月，道丹太太都要在他那巴黎路政处制服上移动纽扣。谈到她那唯一的朋友，她很担心。

“我原以为，”她说，“那是阅读弄的。但不光是这个。事情不简单。”

总而言之，加斯东扫地已开始越来越慢，越来越马虎。中午前后，道丹太太看着他从大街上走过来，便摇摇头，表示谴责。他扫了街，但街道仍然跟没扫时一样脏。而他自己，也越来越不整洁。他扫完地后，不像过去那样扛着扫帚，而是将扫帚拖在身后。道丹太太恐怕明白问题的症结，明白近两年来加斯东心里一直在酝酿着什么。否则，她的担忧就无法解释。然而，她很不情愿谈论这事，她不喜欢谈他的情况。

如今，加斯东看上去活像昔日放荡不羁、寻欢作乐的人。他已麻木不仁。可以这么说：他见多识广过头了。而且我认为，他的毛病就在这里。的确，这一带所做的一切，所发生的一切，都有他这个见证人，都有他这个匿名的看客，仿佛就他一个人是观看一切的真正观众。他参与了所有的事件，公众的或私人的，只要发生在他清扫的大街上。对单单一个人来说，这的确多得过头了。因此，如今这一带的居民尽可以去世或者初领圣体，他再也不会因此而激动。他对人间的一切事件再也不感兴趣。那些事让他厌烦。谁临终也好，谁结婚也好，谁出生也好，他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哲学观点，那也许是真正的清道夫观点和看法。对他来说，初领圣体、结婚、死人，都一成不变地以同样的方式告终：将鲜花扔进街沟。他则引导鲜花顺水流到它们的最终目的地：下水道。他向道丹太太通报说：“七号楼四层，儿子结婚。”然而，他从不走进任何一个楼层，从不进入这些人的家里，而为了这些楼层里的人，他每天清晨都要将道路扫得干干净净，让他们再也看不见他们留在身后的痕迹。对那些人，他只知道他们的姓名，事迹和公众行为。他从人们的喜事和丧事中只看到精力的消耗，他插手的只是完成最后的行动：清除痕迹。

有一段时间，他也许认为自己可以是另外一种状况；他认为人们看见他每天完成这份无可指责的工作，会亲近他，会设法更好地了解他。也许他因此而抱着希望，认为他的职业适合于满足他的好奇心，满足他那了解人们的巨大胃口，而且他可以变成圣欧拉利街区居民的灵魂和良心的清道夫。显然，他甚至料想自己可以听到大家对他一个人说知心话，对他这个傻乎乎的人、默默无闻的人，这个没有特殊个性的清道夫说知心话。可惜呀！人们花不起这个时间。而且大家也没有太多机会同清道夫聊天。

在过多希望之后，加斯东绝望了。现在，当他打听咪咪小姐的一只眼睛情况如何（约莫一年以来，咪咪小姐的一只眼睛情况很糟）：

“那只眼睛，怎么样啦？”

咪咪小姐便回答他说，眼睛的情况要多好有多好。

“谢谢您，好像上个礼拜又好些了……”

他遭遇了谎言。他遭遇谎言时，已从道丹太太那里确切知道，咪咪小姐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她之所以对他隐瞒真相，是因为她害怕，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这种恐惧肯定是由她个人的生活方式引起的：害怕某一个晚上，假如加斯东比平常喝得还多，而她的视力又低得恰巧认不出他，他也许会下作到闯进她的膳宿公寓，总之，闯进她寂寞的生活，闯进她的幸福。这完全有悖于她管理公寓的清誉，有悖于她个人的清誉。她害怕这个，而且认为加斯东的话说到一半已经给她的恐惧提供了实证，尤其在他打听她的眼睛状况时。

就这样，谁会相信他呢？连有关咪咪小姐的眼睛状况，加斯东都听不到真消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能不一天比一天更靠近道丹太太呢？他怎能不去享受他曾经等待而又遭到拒绝的快乐之外的快乐？比如，吓唬咪咪小姐的快乐？让她的恐惧得到证实的快乐？扰乱她睡眠的快乐？而且，眼见诚实正直本身如此之吝啬，如此之难于实施，他怎能不私下希望另类的不诚实不正直？

加斯东来到咪咪小姐身边，他没有打招呼，却对她宣布说：

“皮埃罗死了（说的是疯子皮埃罗），大家会更闷得慌。”

或者说：

“一桩大罪案，加上又困难时间又长的调查，这是清道夫能遇到的最大的好事。怀疑清道夫是见证人，询问清道夫，那算他们运气，要不，哪能处理罪案。对清道夫来说，那是唯一的消遣，也是唯一被人看得起的机会。在这个没啥罪案的破街区，我永远也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一旦我遇上这个机会，如果调查是否成功取决于我的证言，我就想方设法让调查拖得越长越好。”

他说完，便在咪咪小姐惊恐的眼神和道丹太太欣赏的目光里走远了。

“一段时间以来，”咪咪小姐说道，“我不晓得您注意到没有，他变了，而且应该说，不是朝好的方向变。”

道丹太太毕竟相当瞧不起咪咪小姐，所以她不会告诉她对加斯东变化的想法。

“像他这样的男人，”她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一开始，我琢磨，那和吕西安有关，垃圾车上那小伙子塞给了他太多的书。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不能解释一切。还有别的东西。”

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大事已经引不起加斯东的注意和好奇，引起他好奇和注意的是物质世界发生的大事。尤其是翻修大楼。除了道丹太太，她还能激发他的热情，其余任何个人都已引不起他的兴趣。眼见工人们待在高高的天桥上，或者坐在木板上，或者系着绳子吊在离大街十五米的高处，不要木板垫脚，一边刮着，粉刷着，用水泥砌着石头，一边聊着天，就这景象还能引起他对雄浑世界的思念。他观赏着那些工人，把整个身子靠在他的扫帚上，靠在他那过分女人气的工具上。他时不时也跟他们说上几句话。他问那些人工作进展如何，有些什么困难。街区最后一个翻修工程，即市镇小学的翻修拖了很长时间，夏天的整整两个月，这对他的影响特别大，而且也许是决定性的影响。他扫地的节奏越来越慢，每一扫帚都如此软弱无力，这充分揭示了他的精神状态。因为翻修大楼的景象在激发他热情的同时，也使他气馁。别人的工作让他的职业显得越发微不足道。于是，他只扫扫街沟和人行道，而且两眼朝天。他再也不扫街中央了。道丹太太在大门口叫着他说：

“干这活儿用不着您的两齿耙。”

他连回答的话也不说了，只冲她笑笑。

我也是在翻修市镇小学的时候再一次试图对道丹太太谈起加斯东的状况的。像他那样的男人，我说，又年富力强，他是否应该换一个职业？当然，我跟她意见一致，清道夫是个风光的好行当。然而，你在干这一行时，再也没有丝毫的满足感，你已经将其中的快乐消耗干净了时，这个寂寞的行当一定会变得比别的行当更令人难以忍受。加斯东已经不是街道景色最快乐的看客，他已变成最郁闷的清道夫，这不是事实吗？道丹太太用相当冷淡的腔调回答我说，的确很遗憾，加斯东变得那么心事重重，忧心忡忡，甚至很忧伤，但这并不是建议他改变职业的理由。显然，她在琢磨我到底掺和些什么。她很可能模模糊糊宁愿加斯东保持现在的样子，那更像她，从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仍然坚持己见。我对她说，我认为，加斯东比她更有理由怨天尤人。他甚至没有她已经拥有的障眼法。尤其在夏天。原来，在夏天，道丹太太老坐在门口的一个小凳子上，没完没了地拆人家送给她的旧毛线外套。这对她来说，简直就算不上是干活。谁都可以问自己世上还有没有比这更令人羡慕的事。拆毛衣时眼睛可以东看西看。毛线自个儿有规律地拆开，人只要轻轻提着毛线就行了，与此同时，她却可以依靠这种自动高效率给人的印象，安安稳稳地饱览引人入胜的街景。于是，当有人问道丹太太她在那里干什么时，她可以回答说：

“您不是看见了吗，我是门房。”

在最炎热的夏天，谁都能看见她如此这般安静地拆毛衣。

“您不是看见了吗，”她说，“我在守大楼。”

她最讨厌待在自己的门口，看上去什么也不干。于是，她干这种自动拆毛衣的活，实际上什么也不干。我小心翼翼地向她提到了这点，同时指出，加斯东可没有她那样的障眼法。他待在街上，我说，就为了扫地。即使他斗胆在翻修中的大楼前停久一点，他也会在心里感到内疚（还不算在我们大楼对面的市镇小学翻修期间，道丹太太老监视他，责备他）。然而，道丹太太对我的论据充耳不闻，毫不动摇。她嘛，她是不会改变职业的，加斯东也应该与她一样。她愿意他当清道夫，哪怕当忧伤的、糟糕的清道夫呢，别的可不行。

“我看得出您的用心，”她对我说，“但我呢，我说他应该干的不是政治，是运动。”

“问题不在那里，”我说，很气馁，“但是为什么提到运动？”

“因为他很肥胖，”她说道，“是过分肥胖让他那么忧郁的。”

我说，不是那么回事，是忧郁让他肥胖的，等等。但她什么也不愿听。我也不再坚持了。道丹太太并没有诚意，她坚信只有她了解加斯东。

一段时间以来，加斯东的情况更糟了。即是说，他喝酒更多了些。即是说，他一喝了酒，就老重复说这句话，而且表面上显得很单纯：

“我需要的，是两万法郎。为了去南方晒太阳，也许还会，谁知道呢？换换职业……”

他只是喝酒以后才说这话。很可能，这才是他约莫两年来心里酝酿的事：希望去南方的某个城市，让阳光融化掉他由忧伤堆积起来的肥胖，也许还会换个职业。

我知道的有关这个城市的一切，那就是，城市可能很小，靠近海边，在地中海南部，而且，这个城市可能没有树木。

“到秋天，”加斯东说，“能享受啥呢。大自然，美，但条件是，别当它的清道夫。大街上所有树上的叶子，所有的叶子，没有例外，那都是我的事，是清道夫加斯东的事。哼，从春天开始，就不得不想那些树叶。”

我能想象出这个热得灼人的城市的模样。大街小巷充满葱头味、马粪味、鱼味。大海在街道的尽头。那一定是个肮脏的城市：对清道夫来说，肮脏的城市反而不那么丢脸，肮脏的城市显得更殷勤好客。像这样的城市，你起码可以看见它们在生活，可以透过工人住宅大开的走廊听到里面有人在呼吸。在这类勤劳的城市里没有公共花园。广场上也只有些喷泉，从那里流出小股的泉水。这些城市没有树木，因为道路修得很糟，很窄。整座城市只有一个清道夫：城市太穷。而且，一个清道夫还嫌多。每天午后四点钟，海风起来，城市便被一层咸咸的细沙覆盖。清道夫便停止清扫街道。他屈服于事实。他感到自己的职务纯属多余，这是何等妙不可言的乐事。他体会到自由，收拾扫帚穿城而过。人人都认识他，同他握手。那里的尘土多得让任何一位清道夫都感到气馁。本堂神甫花园里那些黄杨树——城市里唯一的植物——也满身尘土，孩子们的脚也都沾满灰尘。加斯东梦想的城市不是建立起来取悦于人的。在那些城市周边到处是赶集的杂耍艺人，流动电影院，有时还有马戏团。在城市的一头，唯一的一家工厂雇用了全城几乎所有的男人：一千个工人。晚间，在一家家小酒馆里，人们谈论着工资、活计、罢工。清道夫也参与讨论。游客们经过这些城市都不大在意。但是这些城市比它们生产的产品多产出某种东西，它们比别的城市肩负更多的未来。每天早上六点开始，城市的条条道路上都有挤得满满的电车开往工厂。然后，在工作时间，城市非常安静。半裸的孩子们围着水果摊转。彩色的大帘子遮在空空的咖啡馆的露天座上。旅行推销员在广场上声嘶力竭地吹嘘他商品的质量，警惕而又节约的妇女们怀疑地看看他。

瞧，一位年轻姑娘从一个狭长通道走了出来。她皮肤浅黑色，长着一头棕色的头发。她在微笑。在城市灼人的沙尘中，在备受太阳煎熬的大街上，清道夫在阴凉处看见姑娘走出来，他也对她微笑。

然而，道丹太太根本不愿听人谈起加斯东梦想的这些城市。

不过，她也知道，加斯东一天更比一天想念这些城市。的确，一段时间以来，他喝酒更多了些。他倒不是醉汉，差得远呢。只不过，一礼拜一次，有时两次，他在上班之前，能喝到三杯白葡萄酒。道丹太太却不愿他这样。

每逢他喝上三杯白葡萄酒，她准知道。

甚至当他远远看见她，或当她看见他一来到圣欧拉利街她就知道。他喝得再少，她也知道，笃定。因为加斯东喝得再少，他一见到道丹太太，也要吹口哨。他吹的调子正是《一丁点白葡萄酒》。或者，偶尔也唱唱弥撒曲。他是儿童救济院的孩子，是本堂神甫抚养长大的，对弥撒曲的各个细节都非常熟悉。他扯着嗓子用拉丁语唱。可以说，他是以此来预先告知道丹太太。他从没有喝酒喝到忘记了这点。也有可能，他喝酒也为了得到通知她的乐趣，为了找找刺激，希望引起他们俩继续排练他们习以为常的争吵。

她呢，站在大门口，摇着头注视着他。她头发灰白。很肥胖，但胖得好看，穿着紧身衣，结实，灵活。正如加斯东所说，她的大腿还能“让人想到与她做爱”。她穿一身工作服，套一件酒渣色毛衣，六年来，每年夏天，都能见到她拆洗这件毛衣，再重新织一遍。她的牙齿，只剩下了一颗，一颗“见证牙”，加斯东说。但她的眼睛，她的蓝色小眼睛还挺明亮，闪着凶狠狡猾的光。

“还不少，他喝得……”她说道。

她一反常态，拖出垃圾箱之后，再也不等他，而且也无心跟咪咪小姐继续聊天。架不住在她眼里，咪咪小姐除了在他们的打木偶游戏中扮演布娃娃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我还忘了说，六年来咪咪小姐一直在养活她。道丹太太靠什么样惊人的诡计得以让咪咪小姐如此免费供养她？是因为咪咪小姐每年一次去亚眠看望她的姐姐，便委托道丹太太帮她取信件吗？我不知道。我们大家都不清楚，而且我不相信，在认识她的人当中，会有谁能在某一天了解个中的原由，能捅破道丹太太对咪咪小姐强大影响力的秘密。同样真实的情况是：如今，道丹太太对所有的菜肴都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利，所有老姑娘咪咪小姐经常背着顾客为自己烹调的最美味和最稀罕的菜肴。每到中午，还有晚上七点，咪咪小姐的保姆总要穿过大街，给道丹太太送来仔细包在餐巾里的属于她的那份午餐或晚餐。

“挺好吃，您的烧羊腿，但是，烧得还不够老。”翌日，道丹太太说道。

“哦！”咪咪小姐忧虑地说，“真的？”

“我跟您说了，那还有假。我觉得，我不习惯说了话等于不说。”

就这样，用道丹太太的话就是，非这样不可。六年来，道丹太太让人养活。而她针对人类自私自利的反抗却并没有因此而有所缓和。因为，也许除了取消垃圾箱惯例，任何东西都永远不可能动摇道丹太太的不满情绪。她在意识的一闪念间一劳永逸地捕捉到了既深且广的普遍不公平。从此以后，她经历的任何幸福、善良个案都未能使她感到震动，她的怀疑主义毫发无损。道丹太太对慈善事业绝对无动于衷。

“他们的慈善，我把它当臭狗屎。”她宣称。

圣诞节，圣欧拉利堂区的修女们按惯例给她送来“老人烤肉”，她接过烤肉，自然，还对她们乐呵呵地宣告说：

“我不会为此而去望弥撒，我先告诉你们。”

中午，加斯东来到她身边时，她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他，并做结论说：

“我掺和啥？我问问您，我掺和啥？就得让她们这些臭婊子生些娃娃，那才能教会她们少管些别人的事。”

就这样，除了她最可靠的朋友，她唯一可与之商量的人，道丹太太拒绝与人类达成任何妥协，哪怕这妥协的渠道来自咪咪小姐的善意。咪咪小姐无论做什么事，也只是、而且永远只能是他们俩共同谋事的担惊受怕的见证人。

夏天，当加斯东在离大楼五十米的地方出现，吹着口哨或唱着弥撒曲，这时，谁也没法阻挡咪咪小姐身边的道丹太太。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干呢。话说到一半，她也会离开咪咪小姐，回到她的门房小屋里。一到了那里，她便取下有柄平底锅中最大的一只，然后到院子里去将锅盛满水，回来将锅放到桌子上。接下去，她开始择菜，或织毛衣，或打扫小屋。到此刻，她的意图还丝毫没有显现出来。只不过，她在干活时也许显得比平时稍微敏捷些，那是某种虚假的专注。

加斯东有这个习惯，随着他离圣欧拉利大街五号楼愈来愈近，他会吹口哨或唱歌，这取决于是什么日子，与此同时，他越走笑得越厉害。在他的三杯白葡萄酒作用下，为了延续乐趣，他的确扫得很慢，比平常还慢。走过他身边的人们一般注意他跟注意人行道本身差不多，这时却停下脚步观看他。他扫地就像人们在梦里扫地一样，一边跳舞，一边唱歌。他牢牢抓住扫帚，给人的印象是，仿佛他一放掉扫帚，扫帚就会顺水漂走似的，他，一向愁容满面，这几天，看上去却仿佛在扫地当中品尝到了一种奇异的乐趣。他现在是满面春风。“瞧，真是个奇怪的清道夫！”人们可能会这么议论。还可能说：“在清道夫这个行当里，有什么值得这么快活？”因为很明显，他并没有醉。这清道夫注意到别人在看他，有人甚至停下脚步，用眼睛追着他看。他也停止扫地，出言不逊地大声说：

“你们从没见人干过这事儿？是我加斯东被推荐来扫你们狗狗的大粪。我他妈的并没为这个感到更自豪。”

人们可能根据他们性格的不同而为此嬉笑或担忧。“瞧，”他们说，“这清道夫可不简单，他准定读过书。”或者还会说：“一个扫街的用拉丁语唱歌，他只能是个危险分子。”或者还会说：“就是这些人，这些无神论者，这些粗野的人，总有一天会干那种十恶不赦的事，成为拿起武器的下等人。”

就这样，加斯东在那几天成了令人不放心的人。他让许多碰见他的人思索。他让他们也许生平第一次在一个巴黎市的清道夫面前驻足深思。也就是说，他让他们发现，某一天，一个傻乎乎的清道夫也许会与他们密切相关，这事儿与他们有关联，跟他们自己的生活与他，与他个人有关联一样。加斯东一对他们出言不逊，那些驻足观看他的人便连忙走开。加斯东则一成不变地重新吹起口哨《一丁点白葡萄酒》或唱起拉丁语的弥撒曲。咪咪小姐尽管很虔诚，但仍然停在大门前，被恐惧和焦急弄得很紧张。还不光她一个人呢。“小圣欧拉利”饭店的伙计吕西安为了择菜到得很早，他一听见加斯东唱歌，也急忙跑了出来。市镇小学的门房也一样。所有的人都出来了。但道丹太太却转身回去了。所有的人都在笑。道丹太太却不笑。当加斯东扫街扫到七号楼那边，她便离开她正在干的活计，悄悄打开窗户。她的谨慎纯属多余，因为所有在场的观众，首先是加斯东，都非常清楚，她正在打开窗户，而且还知道她即将干什么。再说，加斯东一走上圣欧拉利街，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五号楼的门廊，以及道丹太太小屋的百叶窗。

道丹太太开完窗户，便端起盛满冷水的平底锅，推开桌子，守候在一扇窗子的背后。加斯东越笑越欢了。几个行人见他笑成那样，又看见咪咪小姐、吕西安、市镇小学的门房都在笑，便重新停下脚步。清道夫即将来到五号楼。他越扫越糟。道丹太太一直在守候。加斯东一到达五号楼门前，便往窗户靠过去。道丹太太还在守候。加斯东脱掉外衣，弯下腰，将外衣放在离他两米的人行道上。他也停下不动了，双手紧紧抓住扫帚。

“干吧！”清道夫加斯东说道。

道丹太太将锅里的水冲他脸上泼过去，没有对他说一句话。

加斯东便大笑起来，他的笑声连圣欧拉利街的两头都能听见。道丹太太将空平底锅放在桌上，决定走出房门。她根本不理睬所有观看的人，与往常一样，开始长时间仔细打量加斯东。加斯东弯腰驼背，浑身流着水，笑得腰也直不起来。她则让他笑个够。她双手叉腰注视着他，仿佛眼里再也没有别的人；有如母亲、还有情人，注视着她迷恋和忧虑的对象。一旦加斯东缓过气来，她便冷静地对他宣布说：

“给您个教训。下一次，用的会是洗涮盆。”

观看的人们跟加斯东一样笑得直不起腰，连咪咪小姐都一样，尽管她有所保留。

“这啥也教训不了我，”加斯东回答说，“我喜欢这样。”

“我能找到别的东西，”道丹太太说，“您别着急，我能找到。”

毕竟，那一片快乐的笑声仍然感染了她。

“我喜欢的正是这个，”加斯东说道，“您从不怕劳神，总能找到点啥来烦所有的人。”

于是，听他一说完这话，她也笑了。听见加斯东谈到她，她真是心荡神驰。她笑得温柔、甜腻、圆润，从不是开怀大笑，却是我听到过的最宽宏大量的笑。

“我活一天，就要烦大家一天，”道丹太太说道，“真的，这是我个人的乐趣。”

说毕，她转身回去，关上小屋的门。她一旦独自一人，便停止嬉笑，沉思起来。到如今已两年了，这清道夫心里却一直在酝酿着什么。道丹太太曾有过两任丈夫，他们都喝酒。她为此而离开了他们。因此，她对喝酒十分恐惧。然而，她说过，她知道，这清道夫并不是一个酒鬼。他喝酒也并非光为了喝酒快乐。而且他喝得并不多。可是，两年前，他滴酒不沾，这是事实。她在猜测这个也许是正在出现的怪癖的重要原因。好久以前，她已经看见他扫地很冷漠，外衣的纽扣也只扣一半，大盖帽歪在一边，有时胡子三天也不刮。她观察他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他站在正在翻修的大楼工地上，前面是离地面十五米的工人，他陷入令人头晕目眩的心不在焉状况每次都长达半小时。道丹太太也许是在思考如何责备他，如何阻止他越陷越深，最终作出那后果不堪设想的决定：出走。她被认为是唯一知道他可能出走的人，他只对她一个人谈起过这事儿。而且，他对她也谈得很少。当他喝了他那几口“白酒”，在她泼了他一身水之后，他只说这句话，永远是这句话：

“我需要的是两万法郎，好去晒太阳休息，同时找另外的工作。”

“您认为，”道丹太太回答他说，“您认为那就能让您看上去很可爱啦？我过去真不知道您会这样自己欺骗自己。”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加斯东说，“晒太阳我会瘦下去，我会变成漂亮、优雅的男人，加上我读书识字，就像您说的，没准儿我能换个职业，找一个适合我的职位。”

“除非把命搭进去，”道丹太太说，“您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在太阳底下瘦很多。”

“那您的呢？”加斯东问道。

“我的啥？”道丹太太问话时装出傻乎乎的样子。

“您的两万法郎。”加斯东说。

“好久以前就没了。”道丹太太答道。

“您是个了不起的撒谎精。”加斯东说。

“那是为了烦您，”道丹太太说道。“我把钱存起来了。”

一年前，加斯东得知道丹太太攒了两万法郎。而且是她自己告诉他的。她想存银行，除了加斯东，她还能征求谁的意见呢？加斯东告诉她，钱太少，存银行没什么意思，最好还是把钱放在身边。谁知道呢，也许她会有想不到的急用。自从加斯东知道道丹太太攒了两万法郎，这清道夫便时不时向她打听这笔钱的消息。此外，也在他得知这件事以来，他就硬说自己正好需要同样数目的一笔钱，以便去南方改变生活，过幸福日子。总之，他俩的博弈还在继续，不过这场博弈有变成高级赌博的趋势，他们再也不能完全加以控制，而且他们俩都还不知道究竟谁输谁赢。因为他明白，她不会把她攒的钱给他，她永远不会松手给钱。不光因为她很在意那笔钱，因为那是她攒了六年的钱（她把过去攒的钱都给了她的两任前夫了），也为了阻止他，正如她所说的，“沉沦”，阻止他朝他梦想的海边幸福的方向逃逸，朝懒惰、朝阳光逃逸。道丹太太从本能上对那些谈论幸福的人十分警惕。“我难道幸福，我？都是些游手好闲的家伙……”

加斯东了解道丹太太有两万法郎的存款，以及道丹太太了解加斯东有什么计划或需要，这都没有使他们的友谊有所改变。他们之间有关此问题的谈话结束的方式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呢，”加斯东说，“您只要年轻二十岁，我会把您放哪里，放我床上。”

“这方面，我压根儿不怀疑，”道丹太太说道，“您那缺德劲儿，做得出来。”

“可惜，您现在实在太老了。我这人，从来都到得太早，就这一次，到得太晚。”

道丹太太今年六十岁，加斯东三十岁。我还没有见过能与他们的友谊相比的例子。加斯东说得对，他很自信，只要道丹太太年轻二十岁，他俩一定能成为恋人，多好的一对恋人呀！她想过这点，他也想过。而且他们互相都承认。这错过的姻缘给他们相互间都留下了一种加剧的急切感，这种急切感由于不具备爱情、欲望的出路，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得到满足，或者不如说该怎样解脱。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种加剧的急切感应该在某一天圆满结束，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那是因为在他们之间存在的，并不是一般的友谊，并不是平常的美好感情的交流，而是一种真正的迷恋，从性质上，甚至从表面看起来都是爱情的迷恋（街道的某些人硬说，尽管道丹太太年事已高，清道夫在某个“忘情的时刻”已经与她上过床了）。

她在窗户后边端着平底锅等待他时那份非同寻常的急切，而他等待她朝他头上泼水时那份同样非同寻常的急切（那天，他扫地的节奏比平时更加缓慢，为的是延长等待的快感），以及她朝他头上泼水，他接受泼水时经历的无比的快乐不可能瞒过任何人的眼睛。

后来，当他们俩在聚集起来的邻居面前一道大笑时（而她对他泼水实质上是为了阻止他陷入卑劣的，将她排除在外的幸福里），这出戏剧在绝妙的耍笑中收场，它意想不到的结局，总之，这个失败，岂非证明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已经如此之深切，他们再也不能互相愚弄，只能每次都像年深日久的情人一样重温旧梦。

没有了他，她会怎么样？她明白他知道这点。而他们最终仍然在一起嘲笑他们受到威胁的幸福，他们正在经历的危险。从这天开始，人们可以想象他们将如何造出一些吵闹的极端场面，一些悲剧性的社会新闻，却仍然坚守着他们高于一切的共谋关系。谁不了解加斯东，而又看见他在因企图逃避道丹太太绝望的感情而受道丹太太惩罚却大笑不已，都可能会琢磨，这加斯东是否故意编造企图逃避道丹太太绝望感情的假象，以便享受到她这种方式的惩罚。

这种没有结果的爱情让他们俩格外善于臆造。看谁能找到“能烦死大家的新东西”吧。他们俩都具有囚犯的狂热想象力。他们都是自己仇恨的职业的囚犯，他们也是一个禁令的囚犯——这禁令半是命中注定，半是约定俗成——由于她那一大把年纪，这禁令阻止他们成为情人。而他们报仇的对象正是所有的人——他们的狱吏。他们以自己没完没了演双簧的形式来实施报复，而且他们演双簧的热情与日俱增。如果说道丹太太时时刻刻为加斯东的计划担着忧，她演戏的干劲儿却丝毫未减。恰恰相反。为了无愧于加斯东，为了与他极其伤风败俗（咪咪小姐的话）的言谈水平相当，她竟然玩起了危险的勾当。如今，大约半年以来，她竟放任自己干起了、简单说应该叫下三滥的事。她偷窃。她的成功，和她从成功中得到的快乐证明她办法多多。在她过去的一生中，她从没有机会施展才干。在五十五岁时，她才认识清道夫加斯东。她在尊严和劳动中生活多年，末了，竟带着极端的快乐和青春活力干上了偷窃的勾当，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很少人能想得出来如此行事。

“这么着，是在装年轻姑娘啦？”当她偷窃过后，加斯东对她说。

在每个人的有生之年的末期，压抑你青春的禁令一旦过期，似乎应该有几年这样回暖的春天。

因此，她一边为她所谓的加斯东那缓慢而可悲的自贬忧心如焚，又一边与他比赛自贬的巧妙诡计。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占上风。是她发表最亵渎神明的言论。是她敢于做出加斯东都不敢做的事：偷窃。如果说是他想出询问她积攒的两万法郎的去处，想出给他示范如何偷窃的人却是她。

如果说那些偷窃的勾当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那么让他俩越来越出名的事却是他俩一道尽力而为的。道丹太太干偷窃之事越来越不谨慎，她还向加斯东，甚至向咪咪小姐（咪咪小姐假装没把她的偷窃行为当回事，以便让道丹太太继续讲述而她自己又不受牵连）叙述得越来越精确，而且扯着嗓子讲，选择最有利的时刻讲，那就是夏天的清晨，她拖出垃圾箱的那一刻，那时，每家每户都开着窗，所有的房客都能听见她说话。

“有人说我偷房客的包裹，”她大声说，“我说，干我这龌龊行当，我除了偷包裹，还能干啥更好的事儿？他们要是不满意，可以去告状嘛。”

告状可是我们当中没人敢干的事。恰恰相反。一旦道丹太太对我们进行偷窃时，我们会突然发现自己对她比平时还要客气。我们在她面前显出的局促和恭敬几近于恐惧，我们从来没有对她如此殷勤、如此亲切过。于是，她轻松自如地挫败了我们当中平时在垃圾箱问题上最激烈、最坚持己见的人。甚至那些以诚实正直为首要道德准则的人，那些严守戒规的人，被她偷窃了时，也毫无怨言地接受她的谩骂。他们保持着卑微的沉默。她在偷窃中显得十分自然，从未有过的自然，在这种自然面前，他们缴械投降了。这样的屈从岂非证明每个人实质上对巧妙的诡计多么容易动感情，哪怕这种诡计的各种表现形式显然应受到申斥。我们大家无论多么不同，在这一点上却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在道丹太太的天才面前绝对服输。我可以肯定，假如我们当中某个人竟敢谴责她的偷窃行为，其他所有的人都会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认为此人庸俗的看法。

去年，有两个月，道丹太太有规律地偷窃一位房客的黄油包裹。下面说说她是怎样操作的，她怎样随着房客的怀疑逐渐明确而一周接一周变换偷窃方式。

首先，一开始，她将黄油包裹一层层的包装纸全部拆开。那些包裹都包了三层纸：一层是硫酸处理过的绿纸，另一层是硫酸处理过的白纸，还有一层是普通的包装纸，深栗色。道丹太太一开始是去掉普通包装纸和硫酸处理过的白纸。去掉以后，她便将黄油拿去卖，卖给谁？卖给应该收到包裹的房客。那位女房客便买回了自己的黄油。道丹太太竟起了疑心：那女房客也许是个白痴，也许她不明白人家卖给她的是她自己的黄油？她同意买黄油和付钱的爽快可能使人产生错觉。因此，道丹太太干得更大胆了。她竟然只撕掉一张包装纸，即是说那张写了女房客姓名住址的普通包装纸。我还忘了说，几年以来，那位女房客一直让人从乡下寄给她黄油，而那张普通包装纸，跟其他两张包装纸以及黄油的形状和重量等等，都没有变化过。多亏道丹太太留下的那两张硫酸处理过的包装纸，这位女房客便对道丹太太卖给她的黄油的来源心知肚明了。而她却照样热心地买她自己的黄油。我碰见她时，她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了我：

“道丹太太偷我的黄油，”她对我说，“我所有的黄油包裹。我可以肯定。最过分的是，她竟把黄油卖给我，而不卖给别的房客。”

“您准备怎么办？”我问她。

“我也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怎样开头，怎样让她明白，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她偷我的东西。”

这件事乃是道丹太太众多伟大胜利当中的一个。她一旦肯定对方不可能怀疑她，对这样的顺利反而感到厌倦。她当然对失掉黄油钱感到遗憾，但仍然停止了包裹一到便扣下的行径，将包裹交给那位女房客，三层包装纸原封不动，姓名地址也都保留，而且是免费送货。

也有些时候，某个房客有什么东西从窗户掉到楼下。最常见的是，在门房小屋与大楼内院之间来回走动的道丹太太看见东西掉下来，便连忙拾起东西放到她的小屋里。那房客急急忙忙下楼，到院子里寻找，却什么也找不到，便走到道丹太太的小屋前，胆怯地敲敲门：

“怎么回事儿？”道丹太太问道，声音显得疲劳而不怀好意，与她平常抱怨垃圾箱一个腔调。

“您是否看见了，”房客问道，“您是否看见了，道丹太太，我刚才从窗户掉下去的儿童襁褓？您是否看见了一只勺子？一棵生菜？一张手巾？我的煤铲？”

道丹太太从她的小屋里走出来，愉快而逗乐地注视着房客，那神气使已经开始有点习惯了的房客立即明白了。

“我啥也没看见。”道丹太太说。

“这就怪了。”房客说，声音已经没有先前那么有把握。

“这就怪了。说怪，就怪。但就是这么回事。”

房客别扭地低下了头。

“对不起，”他说，“道丹太太，打扰您了。”

“没什么。我在这里就是为这个，整天都这样。要只是白天就好了！您瞧，您就不能跟所有人一样在午夜以前下来倒您的垃圾？”

房客有点尴尬。

“这么着吧，道丹太太，我会考虑的。”

道丹太太在门洞里瞧着他，一直带着逗乐的神气。有时，房客也会壮着胆子说：

“我在想，没有孩子的人拿襁褓干什么……”

“我也在想，”道丹太太说，“但如果谁都想啥都弄明白，一辈子可不够用。”

“倒真是这么回事儿。”房客表态说，他彻底被打败了。

这事完了之后，道丹太太开始等候加斯东。她一看见他便叫住他说：

“有些人有尿布……到我小屋来，我给您说叨说叨。”

他俩便关上门。过一会儿，他们走出来，仍笑个不停。他俩一走到门口，为了让房客们（包括，尤其包括被偷的人）能听见，道丹太太大声说道：

“受那么多教育，最后竟那样理屈词穷，这毕竟有点不幸。”

她即使没有完全摆脱自己的孩子，起码也与他们非常疏远，这也是她同加斯东的友谊造成的。她不愿意见到他们，她腻烦他们。她曾经尽职尽责地养育过孩子。但她的丈夫好酒贪杯，喝完了自己的薪金，为了孩子，她在工厂里劳动整整十五年。工厂的报酬不够时，到晚上，她还替别人洗衣服。

“我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事，”她解释说，“我感到厌倦了。我对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安静。”

她的女儿是邮电局职员。她住在很远的省里。

“她那方面，我倒很放心，”她说，“她不常来。”

但她的儿子是沙图的菜农。他认为逢年过节来看望她是他的责任，如新年、七月十四日国庆节、复活节等等。他经常请求她到他身边“了结此生”，但她根本不愿听他谈到此事。

“我过去成天看见你，见得过头了，”她对他说，“即使我在你那里生活得像王后，我过世前也会腻烦得要死。我可以肯定，还是养老院更有趣儿。”

她对加斯东就谈得更明确了：

“不是因为他们坏，”她说，“而是因为这带着强迫性，他们等着我完蛋呢。所以，仍然是对他们，我最无话可说。”

她希望把自己终究会死亡这件事忘掉。对这个必然到来的日子，她从不以喜悦的心情谈到它。她考虑这个问题并非忧心忡忡，但也非玩世不恭，只不过略带悲哀而已。她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岁月：摆脱孩子，自由自在。她现在就是这样。无论她怎样诅咒她的职业对这种自由造成的羁绊，她仍然自由自在到对死亡感到遗憾。

她的愿望是，某个夜晚，在睡梦中死去。

“到早上，垃圾箱满了。很遗憾，我可不会来这里看你们拉长脸。你们是看见垃圾箱才得知这件事的。你们会议论说：‘这都到早上八点了，垃圾箱满成这样，还没倒出去，是因为那看门的，她蹬腿儿了。’”

[1] 去年，咪咪小姐在她的小园子靠里的地方养了一只公鸡，我们每天清晨都听得见公鸡唱晓，带着怀旧之情，啊，多么惆怅！显然，是想重新投入那相同的景况之中，时间一长，这相同景况竟变得可疑了。那是第六区唯一的一只公鸡，三万居民当中唯一的一只。提起它，道丹太太便说：“这家伙跟它的老板娘一样笨头笨脑，我可了解自己。”这倒霉蛋，我们大家都能听见它一到破晓时就唱。尽管道丹太太提供的信息很现实，而且明显很单调，它却理所当然地能够让某些人想到那只是公鸡在啼鸣，所以，在这只公鸡身上看出什么宇宙性的别致是不合适宜的。搞错这点甚至会提供一个诗意蠢行的榜样。——原注

工地

她走上林荫道，朝那男人的方向走去，超过了他。接着，她沿途再走回来，再从他身边走过去，顺着反方向走完林荫道，进入林中。林荫道一直延伸进树林里。

天色已晚，晚餐的时间快到了。

那男人自己躺在林荫道上的一张长椅上，长椅在宾馆花园的篱笆与工地之间的半路上。他曾看见年轻姑娘从林中走出来，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跟着她。他想，她应该回宾馆，然而，他看见她在面向大路的篱笆附近几步的地方停了下来，又沿路走回去，重新走进树林，而她正是从树林中走出来的。

过了一会，到了晚餐时间，宾馆敲钟了。

男人还在长椅上躺着。他心想，这个时辰，那姑娘留在树林里究竟能干什么。

当她走过去又走回来时，甚至没有看一眼那男人，她仿佛急着回宾馆。然而，当她在篱笆前停留之后又回头往树林走去时，仍然显出急于回到她刚离开的树林的样子。无论朝哪个方向，她走路都步履急促，仿佛有什么未知的力量将她锁定在树林和宾馆篱笆之间，而且，她什么也不看，甚至无视那男人的存在，要知道，她路过时曾被迫擦过他的双腿，因为他躺坐的长椅占据了林荫道一半的宽度。

晚饭的钟声敲响了，男人却并没有看见她回来。

好大一会儿，他觉得那年轻姑娘在林荫道上消失得如此无影无踪，仿佛树林已将她的踪影吞没了。

天更晚了，晚饭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

男人还一直在等待年轻姑娘从树林里出来。

倒不是因为她很出众，或者他早已对她十分注意。但林荫道延伸进树林，而且一直通到离宾馆好几公里的一个村庄。她只可能待在那里，于是那男人便琢磨，是什么样的景象能让她在那里逗留下去，她不回宾馆，能在林子里干什么呢？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天越来越黑，他越琢磨越好奇，也越发下不了决心回宾馆了。

末了，他琢磨得那么紧张，竟站起了身，朝姑娘前行的方向走了几步。在那么着急地思索她到底怎样了之后，如果他再踟躇不前，倒反而不合乎情理了。足足有半个小时，他一直没有考虑过别的事情。

不，他很清楚地回忆起，她并不十分美丽。如果没有这个奇怪的行为，如果她没有单独待在树林里如此之晚，如果她没有无缘无故回到树林，没有无缘无故回到她刚离开的地方，而且又在一个她本应在别处——比如在宾馆——的时辰，不，如果没有这一切，她的确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地方。

他走上了林荫道。当他看见她从林子里走出来时，他正接近那片工地。她也正走上林荫道，但马上就停在了工地旁边。

那男人等待着。他肯定没有被看见。他们俩分别站在工地的两端。他走着走着便停了下来，面朝着她。她则面朝工地，她的浅色衣裙从黑乎乎的大片树林的背景中突显出来。几乎已接近黑夜了。他只能看见她面朝工地的模糊身影。尽管他对她的了解并不比对宾馆别的女寄宿人深，但此刻瞥见她单独站在那里，在如此晚的时辰，而且显然被工地迷住了，他立即明白，自己无意间在她一生中最隐秘的时刻撞见了她，要在另外的时刻和场景下碰见她，他恐怕不可能比现在更了解她。在这个工地前面，他与她单独在一起，但又互相离得很远。她还不知道他在这里，她完全不知道这个贼，这个想侵犯她的人的存在，这个事实理所当然促使男人生发让她看见自己的欲望。

在他们身后，在使他们与宾馆隔离的国道上，开着车灯的各种汽车几乎连续不断地奔驰而过。他们的邂逅正是在那些汽车之间，在那道明亮而呼啸的墙壁与这片黑暗而静谧的树林之间发生的。

男人在露面之前还等了一阵。他在工地的这一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他决定往前走时，走得却那么慢，慢到她根本毫无察觉。汽车经过的声音也掩盖了他的脚步声。他从容不迫。而她，却有意让时光流逝。她仍然不知道自己此刻已不再是孤身一人。也许她并没有听见宾馆的钟声？也许她是从树林那头的小村庄过来的？如果走得快，她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那里。她第二次去树林差不多在三刻钟之前，但她并没有显出方才曾很急迫的样子。尤其不可能的是，这林荫道并非直接通向那小村庄，通向那里的是一条小路，她恐怕不认识那条路，黑夜降临时，她也不可能发现或找到那条路。不，一定是工地让她着迷。她注视着工地，或者起码可以说，她在聚精会神地观看着工地那边。当他已离她很近时，他看见她的脸紧张得似乎凝固了，他这才相信，她注视的目标的确是工地。这男人很吃惊。这么说，今晚之前，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工地？他有没有运气在她首次发现工地的时刻来到她身边？

展现在眼前的工地空无一人，诚然，它的寂寥有些特别，但无论如何，在它浅色的墙壁之间，的确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起码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也许，她无非是在今天晚上发现了这个工地。

“对不起。”男人说道。

她吓了一跳，转过身来，看着他。她的眼睛仍旧睁得大大的，但现在已经将视线移到他身上了。

“对不起，我是这个宾馆的住客。”

她“啊”了一声，然后，无意识地笑起来，同时朝男人走过去。

“对不起，我让您受惊了。”男人说。

他也像她一样笑起来。

“没关系。”她说。

他这样跟她搭讪，她并没有显得害怕，也没有显得拘束。看上去，她似乎认为这很自然。

“您过去已经发现这个工地啦？”男人问道。

“这是第一次，”她说，“今天以前我还以为那是别的什么呢。一个古怪的想法……”

“一个古怪的想法？”

“叫人受不了，”她说，“离宾馆那么近。”

男人在犹豫。

“我请您原谅，”他终于说了，“我想知道……我刚才看见您已经……您从这里走过去之后，为什么又沿路走回来？”

姑娘转过头去。

“我以前没有看清楚那是工地……也没有弄明白。这很蠢，不过，我相信我会离开宾馆。”

男人试图看见她的脸，但没有达到目的。她走路时将脸转到一边，而且心不在焉。她显然并没有看他。而他，却一直在笑。

“全宾馆的人都知道这个工地。”男人说道。

他们来到篱笆前。他借宾馆大门带反射镜的路灯灯光看她的脸庞看得更清楚。

“这是件很寻常的事，”男人说着笑得更厉害了，“时不时也需要做这些事情。”

姑娘也笑起来。她的笑既不表示讥讽，也不表示惭愧或献殷勤，只是对他刚才说的话表达一种并不肯定的意见而已，但怎能搞得清楚？

他们之间的事就以这种方式开始。那已经是三天以前发生的事了，自那以后，他只在吃饭的时候远远瞧见她。

他俩相遇之后的第一个夜里，男人以为她也许会因为发现了工地而真的离开宾馆。这种害怕在某种意义上恐怕也是一种期盼。他倒乐意看见她将自己的独特性发挥到不为别的，只为近处有工地而离开宾馆。

这种期盼很矛盾，他一旦如愿，就很难有机会再见到她。不过，在那一刻，他还有可能设想自己会适应她离开这里的想法。

他们邂逅的第二天，他就开始在林荫道上等待她了。她却没有出现。中午，他跟往常一样在饭桌上见到了她，他觉得，起码在表面上，从她的脸部表情和她的动作里看不出任何东西，任何急切或忧虑说明她有意离开。他想，让她感到难受的，只是看见那工地，他们昨晚相遇之后，她也许已经决定不再往山谷的那个方向走了，因此，她尽量不回到那边。既然她没有离开宾馆，既然看上去她并没有下决心缩短她的住宿期，那无疑说明了她起码已经战胜了邻近工地的想法。

这次成功，这个对恐惧的小小胜利本来可能让她在他眼里显得有些平庸。然而，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说，在邂逅的翌日，当他在饭桌上又看见她时，他也许有点失望，那也只是转瞬间的事。他想，她不想到这点是不大可能的：在任何别的地方，在她可能待下去的任何安静的地方，她总会遇到与工地类似的事物。这一点，她无论如何也应该知道。应该一劳永逸地明白，无论他对她说过些什么，这工地尽管并非一件如他所说的寻常事，全世界毕竟到处都存在很多同样性质的事物，让她逃也逃不掉，藏也藏不了。实际上，她战胜恐惧本身就证明她很清楚这点。证明她毕竟对这类事情已经习惯了，证明她知道，只因为这些事情而逃避，而离开她现在住的宾馆是幼稚而毫无意义的。然而，这难道是勇气，是某种形式的恒心和清醒？都不是。是大家共有的平庸。

邂逅的第三天，他想再见到她的愿望增长了。他像昨天一样在林荫道上等她却没有见到她，他只在开饭时，在饭厅里看见了她。到这时，他已经承认，她战胜自己很有好处，否则，他会没有任何机会再见到她。他确认自己为此而高兴。他甚至考虑，假如她没有克服看见与工地类似的事物引起的烦恼，恐怕就不可能活到他们相遇的日子。毫无疑问，为了躲避所有这类事物，她恐怕找不到坟墓以外的任何藏身之所。

不，她也有她的明智。归根结底，应该承认，他再看见她的可能性恰恰取决于她身上的这一部分，而他在他们邂逅的第二天在饭桌上看见她时，一开始还认为她这份明智有点令人遗憾呢，他还觉得似乎可以将她这份明智叫做缺点。

不过，如果说他还保留了类似最初那种轻微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却并非没有改变性质。她已并不完全是他们相遇的第二天他所希望的那个她了，这是事实，而这微不足道的缺陷却使她在他眼里显得越发独特，越发亲近，因为，也许，那更真实。实际上，她本身只不过变得更令人惊奇了。因此，对男人来说，这次邂逅不知不觉已经不再是他思想活动中的一件事，而逐渐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已不再以挑剔的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这件事，旁观者苛求完美，而我们只能期待艺术拥有这样的完美。

他想认识她的欲望与日俱增，与半日俱增。

那只是因为他有勇气接受最初的幻灭，犹如她自己勇于接受工地。然而，产生于共同的小不如意的这种想象中的共同点却大大补偿了这种失落感。或者不如说，正是这点，正是这失落感本身，从一开始就已经变得鼓舞人心了。这种鼓舞人心的失落感已经从可能变为事实。

尽管他如此迅速地看见事情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却一如既往，似乎还一直在期盼能够重新看到昨天晚间开始的场面。他开始在每天上午，每天中午去林荫道等她，面对着工地。她并没有过去。他考虑得对，她一定已经决定避免看见工地。不过，他仍然坚持下去，准确地躺在工地前面，仿佛不想失去任何一次机会，亲眼看见业已开始的行动继续进行下去，而且在行动开始时那样的背景下继续下去。接连三天，他都在这么做，而在这三天里，他只在开饭时远远瞧见她。她始终没有在林荫道上出现。

饭厅里的饭桌摆成六行，每行四张桌子，很整齐，正方的厅堂很宽大，加长的部分有玻璃天棚覆盖。玻璃天棚呈圆形，天棚下摆的饭桌比饭厅里的饭桌小，那是为单身的顾客摆设的。根据天棚的形状，饭桌摆成同心圆形。那年轻姑娘就坐在其中的一张饭桌旁。那男人的位置也在那里，所幸是在她的对面，而且面朝内边。这一来，那紧靠着窗玻璃而且阳光扑面的姑娘就自然而然往外看，看宾馆门前的几个网球场，那就更难发现别人在观察她了。

靠近姑娘的饭桌，是一位单身女人的饭桌，她有她的小男孩相陪。这孩子非常任性，他的母亲几乎从未停止过交替使用逗他或责备他的办法让他吃饭。不过，忘性大的孩子也有时候自己来吃饭。于是，那姑娘便观察那孩子如何心不在焉地吃饭，观察得那么专心，那男人因此竟敢毫无顾忌地注视她。接着，孩子站起身，开始在饭桌之间玩耍，姑娘便对他完全失去了兴趣。

除了这个时段，男人注视她，就得设法不让她察觉。此外，他们俩饭桌的位置将她放在他的视野之内，所以他看她时不需要转头，只须抬眼就够了。她在他眼前出现是近景，侧面，在另两个住客之间。那两个人并不妨碍他看这姑娘，他们正对着她。这一来，他们不但不可能注意到那男人的视线在他们当中穿过，而且只能更好地保护他。他明白，这姑娘看东西比一般人的视力差，比如，她就看不见他的眼神。因为，他再灵活，掩盖得再好，换了另外一个姑娘仍然应该可以看见。然而，她却看不见。不过，他仍然小心谨慎，不让她察觉他在监视她。

对他来说，每次用餐都是一个机会，他可以观察许多有关她的事情。比如，观察她如何用餐。她吃饭津津有味，按时按量，专心致志。就是这么个宁静的人儿，一向贪吃的人儿，竟拒绝看工地，这让他觉得有趣。这样的恐惧竟恰恰侵入了这样一个身体里，这样的健康竟和拒绝看什么连在一起，这实在太让他心荡神驰了。每次用餐时看见这一幕，他一时间都会身不由己地沉醉在同样的欣喜和心安里。如此罕见的敏感竟为她奉献出如此丰富、如此自然的力量，这简直是奇迹！因此，她的恐惧本身全然没有什么病态的迹象，看上去却像冲动到宝贵极限的野兽般的活力，像她也会表现出来的发展到宝贵极限的饕餮。

跟她用餐的方式一样，执著，饕餮，她有时候也的确用眼睛在观看饭厅里她周围发生的事情。她放眼看着什么，然后再收回视线，然后再放眼看，不慌不忙地仔细观看，那不慌不忙的劲儿足以让人相信她有轻微的近视。但他深信，她那不慌不忙的仔细观看还只是次要的看，而前面那一眼反而清楚得惊人。还不如说她好像在看到什么东西之后，总要马上仔细审视她刚看到的东西对她产生的深层效应。之后，她又把视线转到外面，转到网球场上。于是，她的视线便在那里游移不定。无论她看见的景象或事物或人的脸庞是什么样子，看一段时间她都会放弃，转而看网球。有六个网球场，三个一排，组成一个很大的四边形，四周由围栏网关闭。一般说，这些网球场整个上午、整个中午、直到夜里很晚都有人占据，有时候，哪怕是午餐时间，也有网球爱好者在那里继续练球。宾馆的饭厅稍稍突出在网球场之上，在饭厅里可以听见球员们无表情而又机械的报分数的声音，尽管因为距离较远声音不大，但仍听得很清楚。他们一律穿着白短裤，球衣也是白色的，因此相互之间也看不出什么区别，在这样的距离，他们各自的成绩都在网球的来来往往中，在网球拍的反光中，在他们表面上看不出动机的手势中互相抵消、互相混淆了。网球场周边的围栏旁总有些观众。他们都一拍不漏地跟着比赛的某一方。但宾馆这边，大家只能对赛事有个大概的感觉。别的日子，那男人一边吃饭，时不时也看看网球场，跟宾馆的许多顾客一样，尤其是单身旅客。他现在还在观看，但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一直只觉得那些竞赛很荒谬，如今，观看竞赛本身却已经让他感到愉悦了：也是在那里，一天当中的每时每刻，球员们在锻炼某种明智的激情时，自然而然地跟令他振奋的无边无际的等待结合起来了。

在饭厅内，他觉得那姑娘不看小孩时，最爱看的是男人，尤其是那些在玻璃天棚下用餐的男人。她似乎还没有注意到他，他本人。他的位置在天棚的另外一端，有点朝饭厅的入口方向凹进去，这位置虽然已经摆脱了厅内的阴影，却在那亮堂堂的天棚下最隐蔽的地方。不过，他仍然跟她在一个地方，他，一个等待她的男人，一个注定属于她的男人。她显然还不知道他在注视她，不知道有一个男人对她很合适。当她看别的男人时，这个男人却感到高兴。他知道那些男人当中没有一个完全适合她。而他呢，只要他突然出现在玻璃天棚下，只要他向她笑笑，让她能够领会到，这个微笑正是那天晚上在工地旁边的微笑，这微笑之所以暂时停止，是因为它的主人无意让它显示出来，但实际上它从没有停止在他俩中间缓慢游弋，从第一天开始，它就是看不见的源泉，他只要让她明白这点就够了。看上去她对三天前在工地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全然无所感觉，这种无所感觉倒给她头上增添了一个善忘的光环，他感到这种善忘天真得可爱，而且只有他自己有所感受。她起码应该知道，只有他本人对此能够有所感受。

他观察的结果使他感到宽慰。再说，这几天他对她所做的每一次观察都让他放心。那些观察也令他吃惊，因为所有的观察都有助于使她更接近他在第一天希望她成为的那个姑娘。肯定说，她就是那个姑娘。她没有逃离宾馆，她已经尽可能成了他希望的那个姑娘。

自从他们相遇之后，男人再也没有听到过她说话的声音，然而，她在林荫道上面对工地说的那些话，却按她说话的次序经常回到他的记忆里。他连忙给每一句话寻找一个意思，其实那是徒劳，但他仍旧花很长时间尝试着重温她的声音、她的眼神、她说话时在他旁边走路的身姿。如果说他运气好，当时听到了那些话，那是因为他正好在那里，离工地很近。因为他之外的任何人在另一个晚上都可能与她搭讪，谁都不可能有别样的做法。她也会回答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在那里，在他当时的位置上，只要他在那晚上也与她搭讪。然而，任何人恐怕都不会像他头天晚上做的那样，尤其像他此后一直在做的那样，等待着再与她交谈。因此，他想，她与他相遇并对他说了那些心里话，比她与其他任何人相遇都更合适，谁也比不上他那么适合得到这类心里话。

他们相遇之后已经过了五天五夜。她用完午餐以后离开了饭厅，他并没有跟着她。他只能在用餐的时刻见到她。到现在已经有九次她在玻璃天棚下自己的饭桌旁就坐，他也观察了她九次。除了他，宾馆里似乎没有任何人再注意她。

当他来到饭厅时，她已经在那里了。整整五天，她每顿饭都去饭厅，而且每次都是最早到达那里。她总是一个人坐在自己的饭桌旁。表面看上去，她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地方。准确地说，她并不美丽。她的行为举止并不是一个知道自己美丽或渴求显得美丽的女人的行为举止。宾馆里有许多别的更美丽的女人，男人们都趋之若鹜。而她，她也看那些女人，跟所有的人一样，她想必也认为她们美丽，却不知道对他来说，她已经比她认为美丽的女人当中最美丽的更美丽。她究竟怎么样呢？个子很高。有一头黑发。她眼睛明亮，步履稍嫌沉重，她身体强壮，甚至有些粗壮。她永远穿浅色的连衣裙，跟其他女人一样，那些女人也都跟她一样，是来湖边度假的。

说真的，他从来没有真切地端详过她，或者说，从没有在近处端详过她，除了第一次，但那次是在暗处。他对此唯一能说得有把握的，就是他曾有一次看过她的眼睛，或者不如说她的眼神，那就是当她把眼睛从工地上转到一边去的那一刻。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忘记那个眼神。他曾想，在她之前，他记不起来有哪次看见过谁如此自然地运用过眼神。他认为自己没有弄错。“为什么不？”他想。为什么就不是第一次呢？

每天清晨，每天下午，他都带一本书去工地注意观察施工的进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总希望她回到林荫道上，走向她的恐惧。然而，她还没有回来。

新墙构架工程正有进展，但还能清楚看见工地的内部。有一部分显然是旧的。可以清楚区别，一边是旧围墙以及旧围墙里面很拥挤的空间，另一边是新围墙，新围墙里面却光秃秃的，没有任何东西说明它某一天会被利用，但它一天比一天更精确地被新围墙围住却是事实，工人们是在加长旧围墙，显然，旧围墙即将被第四堵墙所包围，不过，还没有确切标出那第四堵墙将来的位置。

这个工地与其他工地没什么两样。有特别的用途，这是真的。它出色地表明人类的预见能力发展得多么完善，这种能力竟在这里找到了运用的机会，其运作之冷静沉着毕竟令人吃惊。在那里干活的工人干得那么自然随和，仿佛他们是在干这里以外的随便什么土方工程或砖石工程。

他们甚至还比较快活宁静。有时，这个或那个工人还卷一支烟，坐在石头上抽起来。吃午饭乃是他们一天中唯一的休息时间。一些人在运送道旁干枯的急流沟里的沙石，另一些人在浇灌水泥。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正在小心翼翼地拉线。只有这几个人似乎怀抱着神秘的意愿，只有他们知道新的建筑工程会伸展到什么地方，这工程有些什么内容。他们将线从草地的一点拉到另一点，超过了原来的建筑。然后，一些工人开始顺着拉线挖土。一部分草地已经被围墙，沟渠和拉线合起来围在了里面。工地因而缩小成了这些围墙的建筑工地，而这些围墙要永远围住的就是那一部分草地。他们决定围起来的那部分草地跟此前老围墙里的土地几乎同样大小。被推倒的那堵墙可以让大家清楚瞧见原来的那部分土地，那是完全被利用过的土地，它的每一平方米都为了那同样的用途，顺着预料不到但又是致命的节奏逐渐被填满。

好久以来，工人们所干的一切这个男人是明明白白的，他看见他们工作从没有感到任何不舒服。最多不过在他发现自己的心安理得有多么彻底时，这种心安理得带着几分苦涩而已。由于他的年龄和人生经验，他已经不会为那点小事局促不安了。而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更不会那么敏感，因为自从他遇见那个姑娘后，对他来说，工人的劳动再也不是事实上的劳动。他已找不到这种劳动与她无关的原来的含义。这种劳动就是工地，是曾经让她不安的工地。那些土地丈量员都是他的同谋。工人们挖下去的每一锹在他耳边都成了悦耳的歌声，甚至工人们让人联想到的死字，也仿佛在他耳边歌唱着她的不安。换句话说，一想到她竟会因看见那样平静的场面弄得如此不安，他就感到兴奋，比较起来，他自己后来看见那工地倒没有那么难受了。当然，这种不安的原由，他本来是可以说清楚的，他了解那些原由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他可以一谈再谈这些原由，因为所有这些原由都潜伏在他的身上，无疑也潜伏在所有人的身上，潜伏在他一生中那些缓缓动荡的日子里。然而，有这么一个人儿，看见那工地竟让她忍受不了，这倒使他避开了也忍受不了这类事情的诱因，假如她没有突然来到，他也许真会去体验这种受不了，而且会白白说上一番受不了的原由。

她看见了工地，这让他也必须去看。他想，如此这般看一个东西就像在用另一个人的眼光看东西一样，这是种幸福。

就这样，那男人逐渐变得难于理解了。他离开思想明快，意义明确的世界，慢慢陷进——而且一天比一天陷得更深——幻想的红色森林。

男人摆脱了现实，这现实如果只与他有关，本可以让他对它服服帖帖，但他摆脱了它，而且越来越倾向于只看事物的征兆。一切都变成了她的征兆或为她而出现的征兆。对她漠不关心的征兆，或她对事物漠不关心的征兆。他觉得，可以这么说，她似乎将他的日日夜夜都进行了过滤，他过的每个日夜都经过他想象中的她的生活方式的改造。

不过，两天以来，当他走进饭厅时，她已经就座了，但还没有用餐，他看见她不由自主地把头转到他这边，只不过并没有明确地把视线放在他身上。从她的不明确的眼神透露出的无动于衷判断，他明白，她并没有认为认出他有什么用处。她是否多多少少认出了他？也许在黑暗的林荫道上她并没有看清楚他的模样？也许，她甚至并没有记住那次邂逅？他几乎对她没有认出他来感到满意，这相当奇怪。他琢磨，如果她可能认出他，也许在另一个场合更合适。这样，她就给了他主动权。只要他愿意，她就会认出他。由于他有把握，她迟早得认出他，他竟听任自己有点吓人的感情驰骋：要完成某件必要的事情，这绝对取决于他。他丢掉了些许自己习惯的懒散。

每次进饭厅，他都担心她在这个时段离开宾馆。然而，每次她都在那里，他估计她还会待一段时间，因为她是在他们邂逅的前几天刚到的。他毕竟还是很忧虑。他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支配？

有一天夜里，“她随时都可能离开”这个想法特别明确地出现在他的脑际。他想到了她可能离开的全部理由。有邻近工地，也有独自忍受这种不舒服的烦恼。男人便责备自己还没有去与她攀谈，责备自己如此这般延长享受暂不做决定的值得怀疑的快乐。他没有丝毫拖延时间的借口，仅仅因为总有可能把这个时刻往后拖。这天夜里，他一想到这点就害怕了。一想到他也许永远不会认识那姑娘，他个人孤苦伶仃的形体便像幽灵一样在黑暗中突然出现，假如他又回到他可能选择的完全无依无靠的状态，他害怕自己会恨自己。他倒愿意这种害怕发展下去而且变得明确，但这种害怕是在愚弄他，所以他没有达到目的。也许这正是那种恐惧在另外面目下的回归，当时在工地面前多亏了她，他才没有感受到那种恐惧。是的，这种黑夜的恐惧完全可能与她只在工地前面才能感受的恐惧是一回事。

他终于放心了。他对自己说，她不可能在他们之间发生点什么事情之前就走，而且这事情不可能再拖延了，他适才体会到的恐惧正好是那一刻即将到来的征兆之一。然而，他花了比平时更多的时间才再一次冷静下来。

那是在第二天，午餐以后，他待在吸烟室里离她不远的地方。平常，用餐以后她从不留在那里，总是一吃完饭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或径自出门。而这一天，是因为无聊吗？她在那里停留了一阵。

她背朝着他。他看见她的头发随便挽起来垂在后颈下边。自他们邂逅以来，这是第一次他离她如此之近。是第一次她离他近到了他一伸手就能触到她。他并没有认真想去这么做。但他想，他有可能，比如说，假如他愿意，在起身走出吸烟室的那一刻，触到她放在安乐椅扶手上的胳膊。他没有这么做。他仍旧坐在原来的地方。他在注视她，他在注视她那被忽视的头发，她随意处置的头发。他倒不相信这天她的头发格外被忽视。他想恰恰相反，就应该那样。那些头发就应该随时准备散开。她稍微动动头，那些头发便随着头的动作轻抚着她只遮了一部分的后颈。

有一小会儿，她的身子往前倾，头发便翘了起来。他可以看见她的宽松短袖衫领子内边因为脖子的摩擦而有点肮脏。

这状况猛然引起了他万分的激动。看见这被脖子弄脏弄皱的领子，还有被头发遮了一半的后颈，这内衣，这可以弄脏内衣的头发和脖颈，所有这些东西都只有他一个人看见，她也不知道他在看，而且他看得比她还清楚，这一看便让他重温了那天晚上他们初次在工地前邂逅时的情景。这就像是他们两人同时生活在她个人的体内，只不过她此刻还不知晓罢了。

在这一天的夜里，当时那一瞬间的记忆在他身上竟变成了欲望。他看见的不仅是与他想象中的她相符的疏忽的征兆。那细节使他产生了极为贴近的现实感，此前他对她还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一想到这样的现实，他就明白他再也不可能逃避了。显然，他从第一天，从第一刻起就想占有她，就在他们俩单独站在黑黢黢的林荫道上那一刻。但现在这种欲念立即变得如此之强烈，他最终竟祝愿她比过去更对自己的生活心不在焉。这样，时候一到，他就能够更全面地乘其不备而抓住她，就能更充分地利用她，更彻底地支配她的肉体，在这之前，这肉体一直处在极端的疏忽之中，正是在这种疏忽中他曾无意识地发现过这个肉体。

这一夜，他很难入睡。他仔细观察自己欲火中烧的肉体。看自己的肉体，这就好像已经在看她的肉体，好像她的双臂已经融入了他的双臂。他听任自己这么干。上天赋予他身体以毅力和口才，他可以冷静地说他想占有她。他，他可以更冷静得多地这么说。于是，在冷峻而安心的强力自我克制作用下，这男人破天荒第一次感到自己与自己十分默契。

他并非盲目到想不起来曾经对别的女人也有过这种感情，然而，他仍然为自己能够再一次体会这种感情而高兴，而且这一次是那样全身心投入，这种全身心，他没有、也不想在自己的记忆里找出等同的第二份。他也并不反感自己还能认为自己过去只是十分模糊地预感过现在经历的一切。

不过，这一夜并不足以让他下决心与她攀谈。的确，宾馆的生活很少有机会这么做。但他主要是还没有下决心。倒不是因为他习惯于拖拖沓沓。他好像才突然开始细细品味耐心的春药，品味耐心的快感。

午饭以后，宾馆里大部分旅客都聚在吸烟室里，他们在那里度过午后的时光。如今，她好像也习惯于去那里待一会儿。然而，这个地方似乎不利于男人用对两人都适合的方式与她攀谈。有失去她的危险，但他也不会因此而冒他认为同样的危险去当众与她接触，去让她被人注意。宾馆里似乎还没有人留意这个孤身的女孩子，的确，她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住谁的不相干的眼球，没有任何东西，除了她对穿着和举止轻微的疏忽和随便。但她身上也没有任何东西意味着她决心拒绝所有的来往。她处在难以理解的被人一无所知的状态，这让他感到放心，对她的诱惑力的绝对私密性质感到放心，因为这诱惑力只为他，为他一个人表现出来。在那些肤浅的人看来，她是那样的不引人注意，这可远没有让他对她产生怀疑。但这种隐姓埋名也有某些怪异的东西。因为不仅别人无视她的存在，而且那些人也不知道他认识她。出于这个事实，不仅他不敢摆脱这种可以使她不惹人注目的魔力——仿佛上天赋予了她不被人看见的能力，而且，假如有人注意到他们之间那一点点关系，他已经通过一种非同寻常的共谋关系与她连在一起了。

不，哪怕有失去她的危险，他也绝不会当众与她攀谈。

跟地点一样，男人认为适合他们会面的时间也难以确定。

目前，他认为夜里的某个时段似乎最有利。在那几个钟头，宾馆已经完全安静下来，在曙光升起之前的几个钟头，那时，狗嘶哑的叫声从开着的窗户传进来，使黑夜变得更加可靠。尽管利用部分上午和下午的时间，他一直在林荫道上按时等待她，现在，他认为凌晨的那几个最冷清的钟头似乎最为合适。在这样的时刻，他颤抖着，警醒着，有时还会坐起身，深夜明显的优越性还会使他忽地站立起来。他摸黑站着，半披着衣服，他很懊恼，因为没能感到自己完全可能走进她的房间，对她说：“我请您原谅，我就是宾馆里那个寄膳宿的旅客，您知道，我……”

尽管有这些想象的或真实的障碍使他未能实现这第二次会面（但那些障碍越是难以克服，他越觉得它们也许只是想象中的，因为他知道他老爱想象），他并不绝望，他相信他一定会成功。甚至相反，如果说他已经停止去想，去来回琢磨，那是因为他已很快找回了绝对的信心，认为他每天都在更接近她。他这才知道，假如他向急躁让步，假如他摆脱那魔力，假如他服从夜里的命令，他就会搞乱一种绝对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的步伐，而这必然性是对他有利的。然而，他是在停止琢磨之后才知道这点的。

与此同时，他觉得他生命的终结似乎已经奇怪地临近了。在最后这几个礼拜，在想到这点时，这生命的终结又同更遥远、同时又更确切的什么事必将来临的日子混在了一起。而现在，这生命的终结又同他即将认识她的那一刻混淆起来。那一刻临近了，然而，与此同时，生命终结的本身又变得不大可能了。他不再思考这意味着什么。就好像他在此刻即将开始照原样生存下去、幸存下去，摆脱他所有的义务，所有的忧虑似的。

他的未来在某种大海般宽广的时限里展开。他出现在那里甚至解除了希望的义务，通常，人是在死亡的时候才解除这种义务的。显然，人有机会在死亡或别的什么中丧失生命时是不需要希望的。而且从表面看，谁都可能认为他已陷入绝望的深渊，他面对的是最后的大限：死亡。他只顾自己痛苦，他逃避所有在宾馆认识的人，他好像在梦里用餐，他成天在工地前沉思默想，他的面孔因极度的焦虑而抽搐。或者说，难道是因为她同死亡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即将接触她的那一刻在他身上业已不知不觉替换成了真实的死亡大限。无疑，这也说明为什么反过来说，他觉得，他即将接触她的那一刻似乎已没有了前途。

他始终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他。在她的态度里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可以考虑的东西。不过，这种不确定性并没有真正让他忧虑。她需要他，他有把握。她需要任何一个迫切需要她的人。尤其从她憎恶工地的那一刻开始。在这方面他完全放心。他认为她没有能力做点什么以引起别人注意她，他也不相信她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跟她的恐惧一样，她的偏好恐怕也是陡然而至的、消极的、无法克服的。

晚间，当他返回自己的房间时，他才发现那一天过得很充实。每天晚上，他都带回来一些她身上的东西。他很晚都醒着。

每个夜晚他都要重新臆造她的故事，有时从黑暗中的狗吠声开始；有时从正在升起的红色曙光开始；或者干脆从躺在床上的他身边的空手开始。

他什么也不干。他不再读书。带来的书，他也不再翻开书页。除了眼前发生的，除了他自己经历的，他一刻也不能考虑别的事情。别的任何东西，最广泛的、崇高的、重大的，在他面前都有别于前者，而且这种区别是无法克服的。

如果他有时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有罪过，这种感觉也并非没有带着几分满意之情。他在某天晚上也曾偶然遇见她，于是，他在编剧本时便受到启发，尤其在戏剧语言最强烈最天真的部分。这戏剧以他设想的值得热爱的天真，不仅占有压倒其他戏剧的领先位置，而且，在他看来，在已叙述的事物中独占叙述最简练的鳌头。他毫无办法。再说，他发现自己重视这出戏而忽视其他戏剧所感到的快乐，也是一种报复的快乐。他甚至想，此前他讨好别人的戏剧也许只是因为他个人的一生缺少戏剧。

他知道她的事，太少，少得惊人，但却足够他了解她了。由于那工地，宾馆附近的工地，她要说的话，她都以单纯而完美的吐露真情的方式对他说了。事实上，一切都很简单。因此，他想，当他们再见面时，他们要说的话远不会有他们的动作或他们的眼神要表达的那么重要。

事情正是他想象的那样。

她又去林荫道了。

约莫中午时分。工人们还没有收工。她打开篱笆，走上林荫道，十天以来，那男人每天清晨，每天晚上都在那里等待她。当她出现时，他很肯定，他此前从没有怀疑过，她一定会回来。从第一天起，他就知道她顶不住再去看看工地的需求，既然工地离宾馆那么近。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执意去林荫道等待她，尽管他自己跟自己争论了那么长时间。

她朝他走过来时，他一直躺在自己的长椅上。

这一次，是她停在他面前。她看看工人，并没有走远。她给人的印象是，她似乎在竭力控制自己。她的眼神已经不是他们邂逅那天晚上的眼神，它显得不那么确定，但更专心，控制得更好。

整个山谷的天气都非常晴朗。工人们在阳光下干活。有些人还脱掉了他们的衬衫，光着身子运送沙子。工程进展很快。墙基已经在前几天打好了，剩下的工作就是将它们增高、加固。丈量人员已经不在那里。

“他们还在干。”年轻姑娘说。

这次，她的嗓音显得伤心。男人没有看她。他跟她一样在看工地。已经看不见新围在墙内的那块草地。那是正在结束的事物，它已经在山谷里有了自己的位置。由于丈量人员已不在那里，那已不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他们起码运了二十来辆车的土。”姑娘又说道。

男人终于停止看工地，他朝她转过身来。

“现在墙太高了，”他说，“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

姑娘好像试图回忆点什么。他明白她已经忘记了工地。她正试图像他记得她那样准确地回忆起他。男人注视着她，微笑着。她随即也笑了，而且开始注视他，看了又看这个正在回忆的男人。

“真的。”姑娘说。

她继续注视他，微笑着，那专注带点夸张。他也微笑着，也看着她，但不那么直接。那不是他演的角色，而且他恐怕也不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他知道，她正在发现他能清楚回忆起她。他想，他可能有点苍白，她已经注意到他有点苍白。在注视他的同时，她似乎在努力弄明白为什么他在回忆她时会有那样的记忆力。

她走开时，走的是宾馆的方向。她没有朝林荫道深处那边走。很明显，她已经忘记了为什么来到这里，她已经忘记了工地。男人很想追上她，大声告诉她，像工地这样的东西的存在，那是运气，是快乐。他没有这么做。他不能大声叫她停下，也不能站起身试图追上她。这种无能为力也令人满意得出奇。每心跳一下他都感觉浑身发热。

从这天开始，他们见面时打招呼了。

他一进饭厅，她就微笑着对他轻轻点点头。不过，她并没有去他的饭桌，他也没有到她那边去。

在他们第二次见面之后的三天里，她也许向他作了五次这种相识的表示。她的微笑并非千篇一律。他第一次再看见她时，那是在饭厅里，跟平时一样，在他去林荫道之后几个小时。她对他微笑。她的微笑有点胆怯。他迫切希望鼓励她进一步笑下去，但他没有鼓励。她的微笑因而消失，而且当天再也没有笑过。他坚信这第一次微笑是试图取悦他，同时也在询问，带点笨拙。她可能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还有些犹豫。

从当天晚上在吸烟室门前她对他的微笑中，男人注意到这种犹豫增强了，几乎接近于慌乱。他对她装出随随便便的样子，想让她更慌乱。既然她知道——因为她知道——他故意推迟与她攀谈的时间同以往那些日子的推迟已经不是同一回事，这种推迟就具有了另外的性质。他这次推迟是想让她也急不可耐，让她竭力耐着性子去与他相见。然而，她永远也不会有耐心。她总是匆忙对待一切事物。于是，他对自己说，现在无论他干什么，他们最后相会的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他们第二次相遇的第二天，他走进饭厅时，她仍然对他微笑。他立即明白，她显然知道他们俩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假如说她还有点犹豫，那恐怕也只是不知道他希望看见她在他面前是怎样的做派。这天，她看上去有如一个不知道如何是好的人。她在他沉默而毫无线索的小道上等待着，他却坚守着沉默，看着她行动，还没有同意给她任何做派方面的指引。

这天，还有下一天，他都没有试图帮助她。他已经不再在林荫道上等待她了。

用餐时，她显得很活跃，也有点担心。她不可能怀疑的，就是自己让他感到满意。她看上去很高兴。一种含义丰富的急切心情使她再也坐不住，她抬眼望着男人，那憨直的模样几近于粗鲁。

这一天，他发现宾馆里的其他男人开始看见她了。

第三天，她的微笑很严肃，而且有点虚伪。那微笑本来想让男人相信，她试图成为他的沉默的同谋，因为她终于理解他等待的缓慢潜能和潜能下蕴藏的破壳的力量。然而，她一看见他没有任何赞同的回应，微笑立即在她脸上变得暗淡了。

到用餐完毕时——这完毕本来可能意味着她的失败——他才开始注视她，他的眼神是那样意味深长，他看得那样坚决、那样认真，她不可能不明白，从此以后，她那样对他微笑会毫无用处，任何取悦他的努力都没有意义，都毫无价值，现在，他们的会面只取决于时间的长短，而且这样的时间还远没有终结，砍断时间的流程是不利的，因为不该断时硬断，这意味着比她刚刚逃脱的失败更加严重的失败。

她再也不用费神冲他微笑了。从那一刻起她开始等待。从那一刻起他们俩也在为他们这种互不理睬忧心忡忡，就好像在这个度假宾馆里，在盛夏时节，尽管他们俩都完全自由，他们的爱情已经受到了死亡的惩罚。

不过，她显然只对他感兴趣。她再也不看那曾使她着迷的孩子。她也不花力气去对他掩盖：除了他，她对别的任何人都不感兴趣。她还在观看的只有网球场，不过，也许是视而不见。

他知道她在宾馆的房号：她住在他的楼下，在他的房间对面，因此，他只能走出宾馆，而且绕到宾馆后面去才能看到她的窗户。他得知这一切的当晚就这么做了。他待在外面直到这个窗户灭了灯，他看见她睡得很晚。他毫不犹豫地相信，她很急切，她已不能像她平时那样安静地睡着了。

在他们第二次相遇后的这三天里，男人没有回到工地。他甚至没有去想那地方。如果说那工地有过它可利用的时段，现在它已完全被淹没在过去里了。他一次也没有再去过林荫道，他不想知道她是否回那里去找过他。他用餐完毕之后便远离宾馆去到山谷。他在那里散步时，想到她也并不感到忧虑。这几天，湖北面的群山上下了一点雪。

如今该了结了，他们的等待正在结束。他们俩都知道这一点。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切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他们怎样从那里面走出来，什么地点，什么时间。

他睡得很少。他瘦了，当他照镜子时，他几乎再也认不出自己。他这时却很漂亮。他眼睛下面有很大一圈青紫色的等待痕迹。

第四天过去，等待才算结束。

这一天，湖边的山谷非常炎热。头天晚上她去到饭厅时，穿着打扮都与往常不同。她的头发散开了。他在想象中看见她独自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还虚构了她的举动，她恼怒到极点，却什么也没有把握；还臆造出她如何提前，那大胆劲与男人好有一比。同样，她还穿了一身新长裙，红色的。

她就这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同他刚才虚构的外形和颜色一模一样。接着是他们共同的迫不及待，是他的爆炸性动作，是他们俩的胜利。

他明白，他们的等待已经结束了。

时间还早。男人晚饭后走出饭厅，开始在草地上走，走过网球场就是围绕湖泊的草地。

在第二天之前，忽然又得等些时间。这个时段还拖得怪长。因为应该在第二天：这个期限淹没了所有别的期限，直到最遥远的。

男人从他迈步的那条路上看见前面广阔的土地上布满了村庄、山峦、草地。他也最后一次看了看工地。工人们已经结束了工作。林荫道上一片寂寥。如今四堵墙都达到了同一个高度。剩下的活儿就是粉刷成白色。墙已经修好了。

事情必将发生的时限还很远。男人闲荡着，夜幕正在降临。他有充裕的时间回去。他感觉自己的状况足以让他非理智地活得很长。

一吃完午餐，她就到吸烟室去坐在他对面。跟昨天一样，她的头发没有扎起，穿的也是红色长裙。她坐到他对面，他们互相注视着，是她首先对他笑起来，笑声很低，很长，不大得体。这可能是一个终于可以毫不激动地沿着全世界的工地围墙走动的女人骄傲的笑。然而，在这笑声里却仿佛有一种令人震惊的庸俗，谁都会试图克制这样的庸俗，但一种破坏性的大胆却让它流露了出来。她此前所有的笑声都与这一声笑毫无共同之处。他回应她的也是类似的一声笑。

在他们身边的宾馆其他旅客发现这两人并不认识却互相笑得非同寻常。出现了轻微的不自在。坐在他们旁边的人都不再说话。

男人朝吸烟室的房门望过去，他不期然看见正午炽热的太阳正直晒着公路。他不再想别的。他站起身便朝房门走去，来到公路上。他接着再往前走。他超过上午才布置停当的露天赈济游艺会，游艺会周围是小贩的叫卖声和一大片红色的帐篷。许多摊位已经支起来了，有些人在村庄广场荫凉的地方在电唱机雷鸣般的乐音下跳舞。几个站在射击摊位前的年轻人正在瞄准石膏的鸽子小塑像。大群大群的孩子在那里观看，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们在观看装满水果香糖的手提箱，手提箱大开着摆在路边，紧靠着后面架在支架上的货摊。他是在走过露天游艺会，离宾馆一百来米的地方才听到她的脚步声的。他转身看看，但仍然继续往前走。他悄悄笑着：他知道她会跟着他走。

他继续走着，她则继续跟着走，好像这很正常。

他让她走了好久。他走得还很快。她显然很难追着他走。有时，他能听见她飞快的脚步跟在他后面，他便加快了迈步的速度。在他认为她可能气馁了时，他转过头却并不停下来。她便在路上站住不动，眼看着他往远处走。不成问题，他知道一旦她不想跟他走了，她会去哪儿。她恰好停在他决定要带她去的那条大路的边缘。她停在那里，说明她要让他知道，她已经明白他们再见面的地方正是那里。当他再一次转过身来时，他再也看不见她了，他这才明白她已经拐了弯。他往回走以便与她会合。他笑着。

那是大湖附近的一个小湾，几乎完全被芦苇地掩盖。湖水是从土地里涌出来的，要想往前走，必须脱鞋。土地是由盘根错节的芦苇根形成的，在腐殖土上又长了别的芦苇，真可谓水上加水。男人为了到达湖上，必须穿过芦苇地，开辟出一条道路。然而，要做到这点必须顺着一条新开的通道走，这条通道是由断了的芦苇和另外一些弯下腰但还没有再直起来的芦苇形成的。当他来到芦苇地中央时，看见这地方的芦苇几乎与他一般高，在这些芦苇中还长着另外两种开花的植物。第一种有芦苇一半那么高，它们的黄色花朵使另外那种植物花朵紫中透红的颜色显得格外丰满。芦苇的深绿色和芦苇花的墨黑色使那两种花色的配搭显得更为耀眼。黄花朝它们周围发出一种淡黄色的冷光。黄花的花枝又硬又直，与其他的花恰恰相反，从不会在湖上的微风吹拂下弯腰曲背，它们仿佛天生头脑清醒，忧心忡忡，时刻提防着别向威胁着它们的慵懒怠惰让步，那慵懒怠惰来自那甜甜的水，那温柔的湖，来自生它们养它们的水的肚腹。在它们旁边，紫色的花朵更稀罕，更柔韧，毛茸茸的花枝柔顺、灵活，微风轻轻一拂，它们就弯下腰去，屈服于风的意志，真是雌性的花朵。不过，黄花的光芒却在它们身上暗淡下去，在它们那心醉神迷、随时准备让步的华丽当中暗淡下去。

这种花朵之间的匹配使男人身体的各个部位都猛烈涌动起来，现实的涌动，记忆的涌动，他感到自己充满认知的力量。

他继续走他的路。

走出芦苇地时，他看见她站在小湾的对岸，她正在看他朝她走过去。

- 一

- 二

- 三

版权信息

- 书名：英国情妇

- 作者：[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65928

- 译者：徐和瑾

- 责任编辑：缪伶超

- 产品经理：邵明鉴

献给让·舒斯特[1]

[1] Jean Schuster（1929—1995），法国作家、诗人和记者。1947年参加超现实主义小组，跟邦雅曼·佩雷和安德烈·布勒东成为好友，后被布勒东指定为遗嘱执行人。1956年至1959年任《超现实主义》杂志主编。1958年跟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一起创办反戴高乐主义的报纸《七月十四日》，同时为其他报刊撰稿。1969年10月4日发表题为《第四首歌》的文章，宣告超现实主义小组解散。其文章汇编出版，主要有《五七年和五八年档案》和《激情之果》等。

一

“这里说的一切都已录了音。一本内容为维奥纳[1]凶杀案的书开始撰写。

“四月十三日晚在维奥纳市镇巴尔托咖啡馆里发生的事，您已同意讲述。”

“是的。”

“这是复制的录音带，是四月十三日晚在巴尔托咖啡馆里录的，您并不知道。这录音带如实录下了那天晚上在巴尔托咖啡馆里说的所有的话，但只有声音没有图像，所以无法看到说话时的情况。因此，您应该‘启动’这本书。您的叙述使四月十三日晚上的情景

具有立体感和空间感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录音带录下的话放出来，并让读者来代替您阅读。”

“我知道的事和我将说出的事之间有差别，您会如何处理？”

“这是书中由读者处理的部分。这种差别总是存在。

“请说一下您是谁，好吗？”

“我名叫罗贝尔·拉米，现年四十七岁。八年前，我把维奥纳市镇的巴尔托咖啡馆买了下来。”

“在四月十三日晚上以前，您对这桩凶杀案一无所知，就像维奥纳其他居民一样？”

“是的。我所知道的就是布告上的内容。”

“您再想想，就当四月十三日晚各报均未发行。”

“但要是我有时不能忘记我现在知道的事呢？”

“那您就顺便指出来。

“为使本书读者能设身处地，就像凶杀案发生后四月十三日晚上那样，我们首先录下维奥纳市镇警察总队告居民书，这布告刚好在那天第三次宣读，当时夜幕开始降临，由乡村警察在集市广场宣读：

“我们从报上获悉，不久前在法国不少地方的货车车厢里发现碎尸。

“经巴黎警察局法医科证实，这些不同的碎尸属于同一人体。除人头尚未找到，在巴黎已完成尸体复原。

“铁路线的交会状况使我们发现，载有这些碎尸的列车，不管终点为何地，都经过同一地点，即维奥纳高架桥。鉴于这些碎尸系从这高架桥的栏杆被扔进车厢，因此凶杀很可能发生在我们市镇。

“市镇政府在接到紧急通知之后，恳切希望全体居民跟警方通力合作，使这起凶杀案尽快破案。

“如有任何女性失踪，且身材中等，身体肥胖，年龄在三十五至四十岁，请立即报告警察总队。”

“我认识克莱尔和皮埃尔·拉纳，以及阿尔丰索·黎涅里。他们是我的顾客，是我在维奥纳的五十位常客中的三位。我还认识玛丽-泰蕾丝·布斯凯，他们的表妹。她有时跟皮埃尔和克莱尔一起来咖啡馆，是在喝开胃酒的时候，或者深更半夜跟几个葡萄牙工人一起来。当然啰，我跟她不大熟，不像跟其他人那样熟悉：她又聋又哑，这样就限制了别人跟她交往。

“皮埃尔和克莱尔·拉纳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来我这儿，时间在八九点钟，吃过晚饭之后。但他们有时接连好几天不来，并非一定是因为他们中有人病了，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出门，因为他们情绪不佳，感到疲倦。

“为审慎起见，我已养成习惯，不去问皮埃尔，为什么我前一天晚上或是已有这么多日子没有见到他们。我发现——至少我有这种感觉——皮埃尔不喜欢别人问他的情况以及他做的事。我觉得是他为人谨慎的缘故。

“因此，在四月十三日，皮埃尔来了之后，我没有问他为什么五天不来。

“当时是晚上八点。

“乡村警察刚在广场上读完布告，在那天已是第三次读了。我笑了，是因为听到布告里说铁路线交会，我对阿尔丰索说，我是忍不住才笑的，这时皮埃尔走了进来。他独自一人。他经常不跟克莱尔一起来，他从办公室出来后，直接来巴尔托咖啡馆。我们相互问好。我立即问他，是否想到说铁路线交会是个圈套。他对我说他不能肯定。

“我发现他面露倦容，穿着随便，而平时他总是衣冠楚楚。他身穿蓝色衬衫，领口有点脏。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当时对此有过想法。我心里想：瞧，出了什么事？

“凶杀案发生后，晚上很少有人来巴尔托咖啡馆。

“那天晚上我们咖啡馆里有五个人：阿尔丰索、皮埃尔，从未有人见到过的一个男子和一个姑娘，还有我。那男子在看报。他有一只很大的黑色公文包，放在地上。其他三人都看了看他。他是通常的那种便衣，但大家不能完全肯定他就是警察，因为有那个姑娘在。他好像没有听到我们说的话。可她听到了，她还微微一笑，那是在我说铁路线交会的时候。

“阿尔丰索和皮埃尔显然都不想跟我一起嘲笑铁路线交会，我就不再说这件事了。

“再次谈起凶杀案的是皮埃尔。他问我，依我看，在尚未找到人头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确认被害人是谁。我说这也许很困难，但还是有这个可能，只要尸体上还有胎记、畸形、伤疤等跟其他人都不相同的特征。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在想，在维奥纳有哪个女人跟被害人的体貌特征相符。

“就在大家沉默不语时，我发现克莱尔不在。

“我这话的意思是说，她不在使我感到惊讶，我把这事和皮埃尔忧心忡忡的神色联系起来。我没有向皮埃尔打听她的情况，但我已经想到，也许他得跟她分手的时刻即将到来。阿尔丰索仿佛猜到了我的想法，这时就向皮埃尔问起她的情况：‘克莱尔是否病了？’皮埃尔说：‘她在家里有事要做，她快要来了，不，她没有生病，但她累了。’他又作了补充：非常累，但这也许无关紧要，可能是因为春天的关系。

“然后，又开始谈了起来，谈的仍然是凶杀案。

“说到凶手对被害人手段残忍，我感到愤怒，我现在想起来了，当时阿尔丰索谈了自己的想法，使我们感到意外。他说：‘也许只是因为搬运整具尸体太重，凶手只能这样做。’皮埃尔和我都没有想到这点。皮埃尔说，确实，这三夜对凶手来说想必极其漫长。这时那姑娘开了口。她明确指出，在这三天的夜里，凶手应该到高架桥去过九次，如果把人头算上，他就应该去了十次。现在整个巴黎都在谈论铁路线的交会。我们也开始谈论。我问她，在巴黎还在说什么。她说，大家认为这事是一个疯子干的，又是塞纳-瓦兹省的疯子。

“这时，克莱尔来了。

“她身穿一件海军蓝雨衣，雨衣她是在下雨时穿的。但那天天气晴朗。她一只手拿着小手提箱，另一只手拿着黑色油布袋。

“她看到有两个陌生人，就立刻朝阿尔丰索那边走去。大家向她问好。她作了回答。但我从她的表情看出，她不喜欢有陌生人在。我听到报纸的声音，只见那陌生男子不再看报，而是看着她。我注意到了这点，仅此而已。克莱尔的表情并未使我们感到惊讶，但一个陌生人会因此而感到困惑。”

“什么表情？”

“冷酷无情。

“皮埃尔突然朝她走去，仿佛想把她遮挡。他指着手提箱。这是干什么？她说：‘我要去卡奥尔[2]。’皮埃尔冷静下来，勉强笑了笑，并大声地说，让大家都能听到：‘我正想休假几天，请你这几天去那里走走。’

“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她没有回答，仍然站着发愣，也许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她在阿尔丰索旁边坐了下来，独自坐在一张桌旁。

“我去把饮料端给克莱尔时，想起他们三个都是卡奥尔人，但自从八年前我认识他们以来，他们还从未去过那里。我就问她：‘你要去多长时间。’她说：‘五天。’我又问：‘你有多长时间没去卡奥尔了？’她说：‘从未去过。’她马上就问，在她来之前大家在谈什么，是否在谈凶杀案，还问大家说了些什么。阿尔丰索回答她说，大家确实在谈凶杀案，但没有说出任何重要的看法。她显得比平时还要胆小怕事。我想是因为有陌生人在的缘故。”

“她显得悲伤？疲劳？”

“我不会这样说，不是。

“大家在谈凶杀案，仍然在谈，当然是谈每天夜里经过高架桥的列车有多少，谈凶手去的次数，这时，她突然转向阿尔丰索，对他问道：‘在高架桥那边，没有人在夜里遇到过什么人？’阿尔丰索回答说：‘不管怎样，没有人去说过这话。’于是，皮埃尔转向阿尔丰索，久久地望着他。然后，皮埃尔问他：‘那你呢，阿尔丰索，你夜里真的没有在高架桥那边看到任何人？’

“阿尔丰索有个不耐烦的动作，他说没有看到，并说别再说了。

“从那时起，我们都感到尴尬，这点可以肯定，我不会看错。皮埃尔和克莱尔非要知道阿尔丰索是否遇到凶手，特别是在那陌生男子面前这样问，使大家感到局促不安。

“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大家继续谈论凶杀案。

“大家谈到警察到居民家进行调查。前一天晚上，他们去了阿尔丰索家，同一天上午来到我家。

“克莱尔想要知道警察来时要些什么。我说：要身份证件，如有家庭成员不在，还要说出他们不在的正当理由。

“阿尔丰索说，一队警察从上午起就带着警犬寻找被害人的头。克莱尔问：在哪儿？‘在森林里。’阿尔丰索说。

“后来，我看她沉默了很久。

“男人们还在谈论凶杀案。到底谈了多少时间，我不知道。也许是半个小时。突然，我们看到广场上暗了下来。

“我说警察要求我把咖啡馆开着，并说在维奥纳——一家咖啡馆在一个空荡荡的市镇一直开到半夜十二点——这样会使人感到滑稽可笑。那姑娘问，警察为什么提出这种要求。我说：‘是因为一条古老的规律，那就是凶手总是会回到凶杀的地点。’‘那我们就等他来。’姑娘说。

“大家说的就是这类话。

“是的，在某个时刻，克莱尔和阿尔丰索说了话，但说得很少，只有两句。我听到几个字：在维奥纳害怕，是阿尔丰索说的。阿尔丰索微微一笑。

“过了一会儿，那姑娘走到克莱尔身边，问道：‘那您的火车呢，太太？’克莱尔吓了一跳，并问道：‘什么火车？’但她立刻恢复镇静，并说开往卡奥尔的火车——我现在记得一清二楚——是从奥斯特利茨车站发车，时间是上午七点十三分。

“那姑娘笑了。我们也是，不过是强笑。

“那姑娘非要说下去，她说克莱尔要出去旅行，会很早就作好准备。克莱尔没有回答。那姑娘又问，卡奥尔是不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克莱尔仍然没有回答。

“气氛更加尴尬。大家都想找些话说。

“突然，那男子站了起来。他来到酒吧柜台前，十分和蔼可亲，他问我们，是否能请我们喝一杯。我对这种做法并无好感：如果你觉得能从我们这儿套出什么话，那你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当然啰，他不会因此而生气。

“我们喝着酒。我想要知道，他是否真是警察局的。我就问：‘先生、女士，你们两位来自塞纳-瓦兹省？’那姑娘说，她来自巴黎，是来看凶杀地点的，说她遇到了那位先生，他请她来喝一杯。他微微一笑，说了句风趣话，但大家听了都没笑。他说：‘不，来自塞纳河。’

“于是，大家确切地知道是在跟谁打交道。然而，没有人离开。大家待在那儿等待。当然是等他告诉我们关于凶杀案的事。”

“克莱尔什么也没说？”

“是的。她没有理解那警察的回答。她问皮埃尔：‘他在说什么？’皮埃尔回答时声音很轻，但我听到了，那警察当然也听到了，因为当时十分安静。皮埃尔说：‘他是警察。’

“这事我们知道，并感到厌恶。但没有人离开。我们待在那儿，我们在等待。

“我不知道自己说到什么地方？”

“那警察请你们喝一杯。”

“是的。克莱尔，她在干什么？您等一下。她站了起来？没有。她把黑色油布袋和手提箱放在椅子底下，然后等待着，对，有点像在看戏。是的，她没有站起来，但挪动椅子，面向酒吧柜台。

“我们问警察，他对凶杀案是怎么看的。他回答说，他认为凶手是维奥纳人。这事是这样开始的。

“他和我们设想出一桩凶杀案。这凶杀案就是维奥纳刚发生的那个案件。我们看不出这凶杀案是怎么回事。我们因此谈了起来，说出该说的话，我们一点点地再现维奥纳凶杀案的作案经过。但我们没有任何发现。

“我觉得现在该开录音机了。”

“我们将继续讲述，从您停下的地方说下去。警察说凶手是维奥纳人。”

“当时录音机在什么地方？”

“就在地上的公文包里。”

“录音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他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皮埃尔进来的时候。”

“现在，我只是感到有点惊讶。他当时说话声音很响，又说得很快。”

“他站起来之后，就只有一盘带子可录，也许可以录一个小时。

“两台录音机将同时开着。第一台放对话。您如果认为有必要说些什么，我就把录音机停下。第二台会一直开着，将录下对话和评论。

“在克莱尔说话后，请告诉读者。

“下面是您刚才说到的地方。”

“……职业？”

“他是警察。”

“正是，那您呢，您有什么想法？”

“凶手是维奥纳人。原因十分简单：因为如果不是当地人，他不会接连三夜都去同一高架桥。如果他选择三座不同的高架桥——在这个大区也有这么多高架桥——要找到他就会困难得多，几乎是没有可能。”

“因此，凶手是维奥纳人。”

“有五分之四的可能是本地人，是的。”

“那么，我们就跟他一起关在维奥纳啰？”

“也许是这样。”

“那被害人呢？”

“她想必是在维奥纳被害的：根据同样的理由，是在高架桥附近。如果她在别处被杀，为何要在这里即维奥纳把尸体处理掉呢？不是，是维奥纳的某个人在维奥纳杀了人，他无法走出这个市镇，他过于疲劳，不可能在那三天夜里离开维奥纳。您看，我们会因此得出什么结论？”

“这个人难道没有汽车？”

“是的。”

“也没有自行车？一无所有？他只能靠两条腿走？”

“确实如此。我们可以说，罪犯的个性已通过他的凶杀显现出来。”

“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说，他应该事先想到铁路线交会处。”

“一个杀手，一个职业杀手应该想到这点。因此，您看，我们已经知道，罪犯不是那种人，譬如说杀手。”

“但这种处理方法，即把受害人的碎尸分别扔进九列列车，不是已经可以作出推测，即凶手经过深思熟虑，并具有一定的智慧？”

“如果是有意作出这样的处理，也许就是这样。”

“那么，除了职业杀手之外，这凶手会是怎样的人呢？”

“凶手是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想到把尸体扔到不同列车里的办法，但又不可能想得更远。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有计算，既没有计算时间，也没有计算列车的数目，他们每次都是碰巧遇到一列不同的列车。”

“依您看，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如此？”

“是的。这种事情要不出差错，偶然和算计可说是机会均等。”

“是否还能知道其他事情？”

“这是克莱尔在说话。”

“他是个弱者，我是指体质上。如身强力壮，就会少走几次，这点您能理解。”

“不错，这倒也是。也许他只是上了年纪？”

“是的，或者体弱？”

“或者有病？”

“都有可能。我们还可以再说下去，要是您不感到厌烦……”

“那就说吧。我一点也不厌烦。”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的对手做事有条不紊、一丝不苟。”

“他说是个教徒？”

“这是克莱尔在说话。”

“是的。”

“也可能是做事认真。喂，太太，这也许是用来形容他的最合适的词语。是因为尚未找到的人头。”

“关于这点，您的话我就听不懂了。”

“罪犯没有把人头跟尸体一起扔掉，我们首先可以认为，这只是为了使尸体无法辨认。”

“是的。”

“那么，仔细想想，这事看来更加复杂。”

“鉴于他认为自己想出的办法万无一失，他就应该把人头跟尸体一起扔掉啰？是不是这样？”

“也就是说，考虑到他在多次前往高架桥的那三个夜晚心慌意乱，又极其疲劳——这点我们可以想象——还非常担心没有干完此事就已束手就擒，我们对他的谨慎感到惊讶。罪犯的这种态度，可是个未知数。要么他认为他犯下的罪行完美无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将人头毁容，并跟尸体一起扔掉，要么他有个人的原因，也许是道德方面的原因，希望对人头分别处理。他可能信教，或者以前信过。”

“我觉得您扯得太远了。”

“您是这样看的？”

“等你们发现自己完全搞错之后，可能一切都会土崩瓦解，对吗？”

“当然啰。但我们完全搞错，仍然会是令人惊讶的事。这十分罕见。”

“那么，一切都在这里发生？”

“是的。秘密跟你们一起隐藏。”

“依我看，我们应该面对的事，可称为临时起意犯罪。你们感到奇怪？”

“是的。高架桥这个新发现，即使对我们帮助不大，罪犯还是要在事先想到才行。”

“为什么？为什么要在事先想到。为什么他不能拿着这包东西在高架桥上走过时想到呢？处理这东西的办法，他当时已苦苦想了好几个小时。是你们，报纸的读者，炮制出抛尸九列火车的办法。仔细想想，这方法可能不是预先想好，而是纯属偶然的事。”

“为什么你们在这里认为此事纯属偶然？而不认为是预谋犯罪？”

“因为这凶杀案中可看出一种毫不谨慎的本性。”

“一个疯子。”

“什么区别？”

“又是她在说话。她仿佛是在另一个房间。”

“什么的区别？”

“疯子和正常人的区别，是指在凶杀案中。区别的意思是：如何知道他是不是疯子？”

“这区别是在凶杀之后开始产生。我们可以这样想：一个疯子不会有耐心去高架桥这么多次。一个疯子，真正的疯子，不会在三天夜里都像蚂蚁那样有规律地行走。反之，一个疯子会保存人头。这事已经发生。”

“一个疯子也许会说出来，他可能已经说了。”

“没有，这无法肯定。”

“依您看，罪犯在这次凶杀案中是否有冒失行为？”

“有的。在所有凶杀案中，都有冒失行为。我只能对您说这些。”

“这个人是不是疯子？”

“又是她在说话。我刚才忘了她提出的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太太。

“我们还知道，被杀害的女人想必长得并不漂亮，知道她大概身体肥胖，肩膀宽阔、粗壮。知道这女人身强力壮，是个……粗人。”

“是个女工？”

“是的。”

“听到这样说，你可能会认为已认出某个人，这想法愚蠢……”

“所有人都会这样认为，这您知道。”

“被害女人并不漂亮，您如何得出这一结论？”

“是因为如果有人说是情杀，我看那就错了。”

“没有人向市镇政府报告有人失踪？”

“没有人失踪。也许以后也不会有。要是有，就已经报告了。你们好好想想，各家报纸谈论此事已有七天，却没有任何发现。没有，被害人也许既无家庭又无朋友，要是有，就会有人感到担心。”

“或者是单身女人？”

“单身女人在什么地方？在一幢大楼里？如在一幢大楼里，门房就会来说：有个女人已有七天没有看到。”

“这么说？一个人在一幢独立的小屋里？”

“也不是。如在一幢独立的小屋里，一位邻居就会来说：有个女人百叶窗紧闭已有七天，或者说：有个女人已有七天没有看到，垃圾桶放在外面，等等。”

“想象力真丰富……这么说，她是住在某个地方？”

“这个嘛，不管怎样……

“你们想不出来？”

“这个女人是被跟她住在一起的人杀害的？”

“不错。十有八九是这样。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有人失踪却无人报告。

“哦！你们即将在维奥纳看到出人意外的事情。我对此已有预感。一桩凶杀案，可以在远处感到，感到其特点……”

“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何种凶杀？为什么要杀人？我是指您的看法。”

“我明白……我感到，在这里杀了别人就像自杀一样……许多凶杀案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知道……”

“因为这里的人憎恨，恨自己或恨别人？”

“那不一定……因为人生活在一起，也许处境相同，变化太少，在一起的时间又太长，不一定因此而处境不佳，不是，而是情况固定不变，无法摆脱，你们知道。”

“谁也没动。我们都在酒吧柜台旁，但克莱尔和阿尔丰索除外。”

“这看法毫无根据？”

“这是个人的看法。用我们的话来说，看法决不会毫无根据。我得出这个看法，是在排除不大可能的假设之后，如因为金钱、爱情……”

“不管怎样，没有找到任何人，真是非同寻常……”

“这是皮埃尔对阿尔丰索说的话。阿尔丰索没有回答。”

“你们知道，这些凶杀案粗看确实非同寻常，但在发现真相之后，就几乎变成……理所当然的事。十分合情合理，因此我们往往无法想出，罪犯如何才能不犯这种罪。”

“这样碎尸也是如此？”

“跟其他办法一样，也是为了搞乱线索。人们会因厌恶而真假难辨，但人一旦死了，不管是全尸还是碎尸……我还要说：这里的人会轻易忘记罪犯应该受到的折磨。”

“好吧，就这样，先生们、女士们。”

“时间还早，阿尔丰索……”

“是克莱尔在说话。阿尔丰索站了起来。”

“一切都能理解。”

“我可认为，不需要解释，正是如此。不要先来解释，但不解释又会是什么结果？丝毫不涉及这个问题。只要有证据就行。就是这样。”

“不，罗贝尔，我觉得在任何情况下，最好都要设法理解，尽可能设身处地，尽可能深入其中，如有需要，哪怕迷失其中也在所不惜，但总是要考虑到此事……”

“拉米先生，理解是一种幸福，一种巨大而又实在的幸福，向往这种幸福，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此，有一种义务，那就是不能使任何人失去这种幸福，既不能使公众失去，甚至不能使法官失去，有时还不能使罪犯失去。”

“不，先生。什么都理解是不可能的。于是，在某一时刻……就停止……不再理解。要不是这样，那又该怎么办呢？”

“罗贝尔，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你错了。”

“我同意皮埃尔先生的看法，罗贝尔，您错了。”

“我可同意拉米先生的看法。”

“罗贝尔，我请你……”

“我当时根本不想听别人的话，人有时就是这样，愚蠢。”

“罗贝尔，你这样宽宏大量，总是什么都想理解，为什么你突然说这种话？我感到遗憾，罗贝尔。”

“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塞纳-瓦兹省的居民感到害怕。这些流浪者，白天黑夜都往来于塞纳-瓦兹省的各条公路上，你对他们有什么办法？”

“罗贝尔？”

“什么事？”

“没事儿。”

“我不清楚阿尔丰索想要我干什么。他又坐了下来，不再说话。”

“你脑子里有什么想法，就决不能用来掩饰自己。没有人能说：这事我决不会做。我想起一件凶杀案：凶手是附近一个农业工人，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一天晚上，他在一块田里挖土豆，有个女人走过。他早就认识这女人。也许他对她有欲望，喜欢她，心里却没有承认？她不愿跟他一起到森林里去。他就把她给杀了。那么，这起凶杀，是否应该像别的凶杀那样受到惩罚？”

“皮埃尔把身体转向阿尔丰索。”

“当时是怎么说的？”

“当时认为，此人一时精神错乱。他未被重判。我觉得是判了十年。”

“实际上，大部分凶杀案的原因，也许恰恰是一种可能……”

“请注意听，皮埃尔开始说话……”

“……凶手有了这种可能，就犯下凶杀案。请设想一下，如果你日日夜夜都生活在……譬如说……一台爆炸装置旁边……只要按一下按钮它就会爆炸。有一天你会这样去做。你跟一个人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然后在一天晚上，你会有这种想法。你首先会想，既然你有了这种想法，你当然就可以这样去做，而完全不必有做此事的企图。然后你又会想，换了别人也会这样去做，这个人这样做会有其原因。后来你又会想，你这样做总是有其原因，要是换了别人，不像你那样……”

“……软弱？”

“有时，皮埃尔会夸夸其谈。我觉得他想对警察炫耀自己的知识。”

“……软弱，也许正是这样：另一个人不像您那样软弱，也会这样去做。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另外，这想法在你脑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然后有一天就不再消失，留在那里。这想法越来越大，满屋子都是，使你无法摆脱。后来就出事了。”

“他在说些什么？”

“是克莱尔。她在对阿尔丰索说话。”

“蠢话。”

“后来，有一天，他就做了此事。就是这样。以后就是另一回事了。”

“你干吗这样乱说，皮埃尔？”

“我觉得阿尔丰索在笑。”

“我乱说是因为我有个想法。是因为这位先生有同样的想法。你也是。是因为我想把这想法说出来。”

“那您就说吧。”

“不，我对您死也不说。”

“我走出酒吧柜台，朝皮埃尔走去。我们都变得像警察一样。我要他说出他的想法，要他说出那警察的想法。”

“我来把他的想法说给您听。他认为，您刚才说的凶杀案，即农业工人杀死那女子的事，正是维奥纳发生的事。”

“皮埃尔没有回答。我非要他说。”

“你七天没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事？”

“不，不是这事。”

“大家都等着。皮埃尔不再说话。那警察又开始说话。”

“您认为阿尔丰索先生知道事情是谁干的，却又不说。这就是您的想法。”

“是的，这就是我的想法。”

“大家都把脸转向阿尔丰索。克莱尔站了起来。阿尔丰索没有动弹。”

“喂，你疯了？喂，皮埃尔，你怎么啦？”

“请原谅，罗贝尔。”

“为什么你有这种想法？”

“我看报看得太多了，罗贝尔。我感到阿尔丰索隐瞒了什么事，我突然对此无法忍受。”

“你不再来这儿是因为这事？”

“不是，不是因为这事。”

“那是为了什么？”

“这跟您没关系。”

“阿尔丰索站了起来，朝皮埃尔走去。我从未看到他发过脾气。”

“如果我对这凶杀案有个想法，皮埃尔，你一定要我说给他听？你这是怎么啦？

“请回答我的问题，皮埃尔。”

“我突然想要知道此事。我实在无法克制自己。”

“请允许我以后再说，好吗？请便，罗贝尔先生。”

“看来您不是经常请客，先生。我们嘛，您知道，不会拒绝别人的好意。”

“好吧，这事就别再想了。”

“皮埃尔心事重重。阿尔丰索已冷静下来。他走到皮埃尔身边，把一只手搁在皮埃尔的肩膀上。克莱尔没有动弹，站在那里看着他们。”

“大家都知道你从不睡觉，知道你在森林里游荡。你知道，你认识所有的人，你住在森林里，而我呢，别人决不能使我改变这样的想法，那就是这事是在森林里发生的。于是我心里就想，你至少应该有一种想法。另外，我这样想，也是因为警察有魅力。”

“够了，皮埃尔。”

“行。”

“阿尔丰索先生没有说皮埃尔先生是否弄错。”

“大家又开始注视阿尔丰索。”

“克莱尔没动？”

“我觉得动了，但已转向警察。”

“这些都是我编造出来的。请您别去烦他。”

“我也不想询问阿尔丰索先生。您别担心。这只是提醒一下。”

“你回去吧，阿尔丰索。”

“不。”

“这时皮埃尔又开始说话。”

“你还是能说些什么，是吗？”

“他们自己会发现的，他们不需要我。对吗，先生？”

“您这样说，阿尔丰索先生，是因为您跟我一样，知道凶杀案发生在维奥纳，是吗？”

“在四月七日至八日的夜里？”

“而且就在森林之中，在您家附近，离高架桥五十米远，在陡坡上，对吗？”

“阿尔丰索没有回答。他在笑。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阿尔丰索作出回答。”

“不错。是在森林里，离高架桥五十米远。我听到击打的声音。”

“克莱尔在动。她往前走，走到警察近旁。大家已把她忘掉。”

“不是在森林里。”

“这事就别再说了。要么说清楚，要么就别说。可不能说了一点儿就不说了。要说清楚，否则我就不说。”

“你在说些什么，克莱尔？克莱尔？”

“不是在森林里。”

“您别把她说的话当一回事儿，先生，她现在完全疯了，这次是确定无疑，这事您不会知道，可我是她丈夫，我可以对您说……”

“您想对我说什么，太太？”

“皮埃尔抓住克莱尔，不让她待在警察身边，把她推开。她又回到警察那儿。警察显得十分平静，面带微笑。”

“您是想说些什么，太太？”

“是的。”

“这时，那姑娘参与此事，该她说了。”

“这位女士要说的事十分复杂，对吗，太太？”

“您是想说您的表妹玛丽-泰蕾丝·布斯凯，对吗，太太？”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令人震惊。”

“怎么？

“您认识她？……

“那……怎么……？”

“所有的人都认识。”

“但玛丽-泰蕾丝·布斯凯，她已经走了，先生，您这是怎么啦？”

“皮埃尔，我不说了！”

“我们有的是时间，对吗，太太？”

“我对你说，我不说了，皮埃尔！”

“不，您别不说。您从这儿过来，太太，您到我这儿来。”

“皮埃尔，皮埃尔，我不说了！”

“阿尔丰索什么也不说。他看着克莱尔。”

“您这是怎么啦？玛丽-泰蕾丝到卡奥尔去了，这事她会对您说的。克莱尔！”

“玛丽-泰蕾丝走了，她是怎么走的，太太？”

“她是不会回答您的，先生，别人问她，她从不回答，您让她自己说吧。克莱尔！

“瞧，她不会再回答您了。另外，这件事又有什么地方会使您感到兴趣？我在想，玛丽-泰蕾丝把要带的衣物装入手提箱，然后乘客车去奥斯特利茨火车站。她在一天早上有了这个打算，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您看到她走的？”

“皮埃尔，没有人知道她已经走了，你得明白，于是大家都感到奇怪，但是你，你看到她走的……？你告诉我……我当时在想，啊，玛丽-泰蕾丝不在这儿了……”

“皮埃尔……你说呀。”

“您知道，先生，她就要从卡奥尔回来了。对吗，克莱尔？您看，她没有回答，得要了解她……啊……但她对我说了……她们是在家门口分手的。克莱尔一直待在门口，直到客车开走。克莱尔，你说吧！”

“阿尔丰索！阿尔丰索！

“阿尔丰索！”

“阿尔丰索想离开。克莱尔把他叫住。”

“阿尔丰索！”

“太太，我待在这儿是为了您。您别害怕。您就把想对我们说的事都告诉我们。”

“克莱尔！克莱尔！……”

“皮埃尔想不让她说。”

“克莱尔！”

“接着，没有人再说一句话。”

“玛丽-泰蕾丝·布斯凯不是在森林里被杀的，是在一个地窖里，在凌晨四点钟。”

“我们知道被害人是玛丽-泰蕾丝·布斯凯，但不知道凶手是你们三人中哪一个。

“在碎尸上有木炭写的两个词：卡奥尔和阿尔丰索。报上无权说出此事。

“太太，请跟我们一起走吧。”

“皮埃尔·拉纳从未跟您谈起他的妻子？”

“从来没有，没有，我觉得跟任何人都没有谈起过。但我们知道，就是阿尔丰索和我。”

“知道什么？”

“知道她有朝一日会完全丧失理智，知道皮埃尔最终会跟她分手。

“总之，发生的事就像有人把她扔到警察的怀里。”

“她后来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说。她让他们给带走了。

“她给那男人慑服了。她开始说话后——她看着他——仿佛是他把该说的话一字一句说给她听的。”

“您这样说好像不完全相信克莱尔的供词？

“您要是觉得问题不好回答，就别回答。”

“那我就不回答。”

“在这以前，您要是认为她有罪，您，罗贝尔·拉米，您是否会用跟警方对抗的办法来保护她？”

“我不回答。”

“如果阿尔丰索觉得她有罪，您是否认为他会用跟警方对抗的办法来保护她？”

“会。”

“但那天晚上，阿尔丰索几乎没做任何事来保护她，对吗？”

“您曾听到，有一次他说要回去，但她让他留下，说时间还早。另一次，是在最后，她叫唤‘阿尔丰索’，有点像在叫‘救命’。这第二次，他已朝门口走去，他又想走了。

“不错，他原本可以做更多的事。他可以把她拉到外面，她会跟他走。但他没有这样做。

“他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一无所知，是因为他不知道她有被捕的危险，这您清楚，我觉得这合乎逻辑。”

“或者是他怕自己过于坚持，她会把她的精神错乱完全暴露出来，怕她问他为什么想走，怕她说得太多，对吗？”

“这些我倒没有想到。

“也许在那里，在巴尔托咖啡馆，在警察说话时他已明白，比我们明白得早，那时不管做什么事都已为时过晚。依我看，他当时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别人永远无法知道。”

“依您看，他为什么要确认警察说的关于凶杀地点的谎话？”

“是为了嘲笑警察。他笑着说，他曾听到高架桥陡坡上的击打声。他也会确认其他任何事情。”

“这事对他来说毕竟重要？”

“不，皮埃尔和我，我们在此可以作证：他是想嘲笑警察。但这事他在预审时没有说？”

“我觉得说了。”

“那您得留神。”

“您当时认为警察弄错了？”

“不，我当时认为他说的是真话。我觉得当时只有阿尔丰索知道警察在编造凶杀地点。首先，他确实住在森林里。其次，他在远处听谈话，有点像旁观者，因此想必看出那是谎话。您可以这样想，如果阿尔丰索知道凶杀的确切地点，他就会保持沉默。”

“这事我无法肯定。我觉得您也是这样。”

“他怎么会猜出她会因‘森林’二字而说出事情的真相？”

“您听了这盘磁带之后还有什么想法？”

“从她来到咖啡馆并见到警察之后，大家应该很快就为她感到担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担心当然存在，但不是像我们现在认为的那样。是担心警察发现这里有个精神有点失常的女人。就是这样。”

“还担心这个女人的态度会使警察对她产生怀疑？”

“担心她会使警察对我们中的一个产生怀疑。而她，怎么会想到她呢？

“我想对您说，阿尔丰索没有自卫能力，他离开了法国，我个人感到高兴。

“我也要走，我即将离开维奥纳。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

“您担心警察看出克莱尔是疯子，您为何要对我指出这点？”

“我指出这点，是因为警察可能发现，那天晚上所有的人都有点怪，就像一些人全都担心同一件事那样。这些人有一个秘密。”

“您的意思是说，你们仿佛都得和警方进行对抗。”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警察只发现一件事，那就是阿尔丰索在那天晚上一开始几乎一直保持沉默，而且看着克莱尔。”

“他说话一直不多。警察显然不会知道此事。您看，我们小心谨慎不无道理。”

“您当时特别为阿尔丰索担心？”

“有这个可能，但我自己却丝毫没有察觉。”

“皮埃尔·拉纳当时怎样？”

“我已对您说过，我当时觉得他是怎样的，是忧心忡忡。现在，我会说得更加严重。我会说：惊恐万状。但这点我又看错了：我倾向于这种看法，即他想必在整个晚上都担心克莱尔说玛丽-泰蕾丝去了卡奥尔。我现在知道，我也不会不知道，这是毫无办法的事，知道这话是她在发生凶杀案的那天早上对他说的，我想他担心的就是这个。但我错了，这我知道。我可以肯定。

“当时的情况，他应该因未来而感到害怕，原因是表妹走了，让他单独跟克莱尔待在一起。他们以后又会怎样？就是这样。

“我现在在您面前，是这样想的。”

“您从未去过拉纳家？”

“从未去过。在市镇，大家都不串门。但对别人的情况都十分了解，几乎是无所不知。”

“皮埃尔·拉纳说，他决不会想到铁路线的交会，您觉得他说这话正常？”

“是的，大家都这样看。”

“依您看，他最近是否有变化？我指的是情绪。”

“几年过去了，他已不再跟以前完全一样。

“您也许知道，他曾竞选维奥纳市镇议会议员？是的。在五年以前。他没有选上，因此十分失望。

“我并不认为他会把这件事告诉您。他喜欢的是政治。他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搞政治。后来有一天他去竞选。他在维奥纳名望极佳，就认为自己会一帆风顺。他错了。”

“他没有当选，部分是因为他妻子？”

“有人对您说了？”

“没有。您是怎么看的？”

“这事有人说了。但还有人说，是因为他年龄过大。也因为过于好色，有些人这样说。”

“她的情况，您知道些什么？”

“她的情况？大家都能看到她坐在自己花园的长凳上。最近一段时间，你要是在她面前走过两次，她只会看到你一次。而她的懒惰，是众所周知的事。大家知道，他们的家务都是玛丽-泰蕾丝·布斯凯做的。

“这种事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一个村子看管着一些安静的疯子。直至灾难降临之日。”

“她来维奥纳之前的情况，您一点也不知道？”

“不知道。我知道在维奥纳发生的事。譬如，我像许多人一样知道，他经常对她不忠，她一点也不在乎，但对他们过去在卡奥尔的情况，对他们青年时代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的情况，您知道些什么？”

“知道他并不幸福。”

“是因为她？”

“不仅仅这样——她在他生活中并非如此重要——不是。是因为年纪老了，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干这么多风流韵事。这使他感到痛苦。我知道这事，他当然不会跟我说。”

“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妻子感到羞耻？”

“我觉得不能用‘羞耻’二字。她没有使人因她而感到羞耻，没有。他想必害怕她会说出的话，怕别人把她看作疯子，但这只是有外人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在我们面前不是这样。她没完没了地说些无聊话，别人就让她去说。有时阿尔丰索听她说。皮埃尔和我则在一边说话。

“有时，我们四人在咖啡馆关门后还待在那里。我很喜欢跟他聊天。他人不笨，什么事都知道。他为人正直，她疯疯癫癫，他却十分镇静，又很实际。”

“她疯疯癫癫时说些什么？”

“哦，什么都说。说她在街上看到的事，在电视里看到的东西。她有一种叙述方式，会使阿尔丰索发笑，这点她十分清楚，于是，她就常常给他讲述她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电影。我得承认，我无法听她说话。我觉得她说的话十分无聊。皮埃尔也有这种感觉。但阿尔丰索不是这样。瞧，这因人而异。”

“那是……什么？她说的是什么？”

“是十件事一起说。是口若悬河。然后，突然声息全无。”

“是没头没尾？”

“不是，因为像阿尔丰索就听得一清二楚。但得要全神贯注地听她说。阿尔丰索有时对我说：‘她说的时候你应该设法去听。’我试过了，但我从未能把她的长篇大论全部听完。”

“那就有头有尾啰？”

“也许是，但你会把它们忘掉。她很快就说到各个方面，把所有的事都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你是决不会想到的。”

“她从未谈起过维奥纳的某个人？”

“很少谈起。谈的总是报上或电视上看到的，或是她的想法。或者不如说从这些说起。”

“是精神失常？”

“我不知道。即使现在我也不想这样说。”

“您刚才说到一个村子看管的一些安静的疯子。”

“这是一种简便的说法。”

“您还说，您知道她有朝一日会完全失去理智。”

“是的。但是，您要我立刻作出判断，说她是疯了还是没疯，我还是说不出来。要是在另一幢房子里，交往的是另一些人，跟另一个男人一起生活，事情也许会截然不同，谁知道呢？”

“她这样疯疯癫癫，仍被看作聪明的女人？”

“阿尔丰索是这样看的。他说，如果她头脑清楚，她会十分聪明。其他人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依我看，我倒想说，他比她更加聪明。”

“阿尔丰索去意大利以前，您是否见到过他？”

“是的。他走的前一天来看我，就是在三天以前。我们谈了许多事情，他在谈话中对我说，他将在第二天上午离开法国。”

“对于发生的事情，您没有对他提出任何问题？”

“我不想这样做。另外，我知道，他即使受到牵连，也是无辜的。”

“你们谈了些什么？”

“谈了他将在摩德纳[3]过的生活。也谈到了她，克莱尔。他对我说，十年前他曾对她产生感情，并说要是没有皮埃尔，他就会娶她为妻，跟她一起在他那小屋里生活。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起此事。我以前对此一无所知。”

“他没有这样做，是否感到后悔？”

“他没说后悔。”

“您没有问他为何离开维奥纳？”

“没必要问，这我知道。他离开维奥纳，是因为他害怕克莱尔会在预审时说的话，怕她会编造出什么事来，把他也关进监狱。各种情况都对他不利：农业工人，单身，又是外国人。他就情愿离开法国。”

“他是否知道她会设法把他牵连进去？”

“他知道，是的。不是因为心怀恶意。是因为……精神失常，我使用这个词是因为想不出别的词。她进了监狱之后，可能希望他也被关进去。她喜欢他。”

“那他呢？”

“他也是。

“也许她以为他们会被关在同一个监狱里，可以待在一起，谁知道呢？这事她也许会说的。”

“这件事，特别是这事，阿尔丰索怎么会知道？”

“我不知道。他知道这事。”

“他从未跟她谈起过此事？”

“我不认为他们会有单独谈话的机会。”

“您是否知道她有时夜里出去？”

“我知道，因为他在预审时说了。我是在报上看到的。不是通过其他途径知道的。”

“他也在夜里散步，看来他睡得很少，那么，他们想必会遇到、会说话？”

“有这个可能。但我只说我知道的事。我只是在巴尔托咖啡馆看到他们在一起，而且皮埃尔也在，但从未看到他们单独在一起，也从未在其他地方看到。

“依我看，他们之间从未有任何暧昧关系，即使以前也没有。”

“如果有暧昧关系，他会对您说吗？”

“这倒不会，但我还是觉得不会有。”

“她说了，他们在凶杀案发生后第三天夜里遇到过。他说没有。该怎么看？”

“您知道，如果他对警方撒谎，那主要是为了不让她压力过大。这倒没什么。别人可以理解。他是想保护那个女人。”

“就是说，在这最后一天晚上，你们没有谈起过凶杀案？”

“没有。我们谈起了她，这事我对您说了，是谈她过去的事。”

“对凶杀案只字不提，您不觉得这样不正常？”

“不。”

“克莱尔杀死了玛丽-泰蕾丝·布斯凯，她为什么不跟阿尔丰索说？

“为什么她不对他说的恰恰是此事？而她又知道她可以信任他。”

“她什么时候会把这件事告诉他呢？”

“夜里在维奥纳？”

“他不是否认曾遇到过她？他们两个人，我还是相信他。

“我是否也可以对您提一两个问题？”

“可以。”

“听了我对凶杀案的叙述，您了解到什么情况？”

“关于凶杀案，什么也没了解到，只是知道您跟我一样怀疑克莱尔是否有罪。关于克莱尔，您的叙述使我了解到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那就是她在维奥纳并不孤单，而初次接触时可能以为她十分孤单，知道她在那里受到阿尔丰索的保护，甚至也受到您的一些保护。”

“她仍然孤独，因为疯子孤独，到处都这样。”

“是的，但她的精神失常并未使她跟外界完全隔绝，并未使她对所有人都无动于衷。”

“您知道，我在这儿主要是为了阿尔丰索。如果只是为了她，我就不会回答您的问题。我跟她没有私交。她来咖啡馆，经常来，就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时间长了，大家以为相互了解了，但相互了解和相互认识，还是得区分开来。阿尔丰索和皮埃尔，不错，我了解他们，但对她并不了解。我应该说，她这个女人，我从未对她十分喜欢。”

“您跟阿尔丰索谈起她，是把她当作疯子？”

“不，首先把她当作女人，这个女人只是在某些方面像疯子，而不是首先把她当作疯子。在谈到她时，我们没有使用‘疯子’二字。使用这两个字，就是把她看作病人。其他人不是疯子，我们倒会这样说他们，而不会去说她。

“我要对您提的第二个问题是，您为什么对阿尔丰索是否知道克莱尔干的事发生兴趣？”

“我想知道克莱尔·拉纳是怎样一个女人，她为什么要说犯了凶杀罪。她没有任何理由要进行这次凶杀。于是我就想知道，是为了她。我觉得如果有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此人就是阿尔丰索。

“当然啰，如果假设她有罪，我就会这样想：要么阿尔丰索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他让人把她抓住，是因为他觉得已没有希望看到她精神恢复正常，就认为最好还是把她关起来，要么阿尔丰索真的对发生的事并不知情，只是有点怀疑而已，他让人把她抓住，是因为他也想结束一件事。”

“什么事？”

“就称为克莱尔的总体状况吧。”

“我有点看出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让警方把她逮捕的原因，也许就是她杀人的原因。这样的话，他们就干了同一件事，只是她犯了凶杀罪，而他则让警方把她逮捕。”

“这是爱情？”

“这种如此深厚的感情，应该用什么名称来表示？这种感情当然可能以爱情的形式出现，但也可能以其他许多形式表现出来。”

“而他们又没有相互倾诉？”

“看来是这样。

“玛丽-泰蕾丝·布斯凯和阿尔丰索是否有什么关系？”

“只是常常在一起睡觉而已。他这个男人，并不厌恶玛丽-泰蕾丝有残疾。”

“也不厌恶克莱尔精神失常？”

“也不厌恶。”

“有一个男人在克莱尔的青年时代起过重要作用，这个人是卡奥尔的警察，您从未听说过此人？”

“没有。从未听说过。

“阿尔丰索如果还在维奥纳，您是否会对他进行审讯？”

“不会。他什么也不会说。在预审中，他就没有说出关于她的任何情况，只是说她夜里出去。”

“不错，他什么也不会说。

“您可以肯定他知道些事，是吗？”

“是的。但知道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那您呢，您是怎么看的？”

“他想必知道些事，是主要的东西，而不是具体事实。但要说出来，即使他愿意，也是另一回事了。

“您要去见皮埃尔和克莱尔？”

“是的。”

“对这桩凶杀案的原因，您是否已有看法？”

“已远远看到有某个东西，但无法说出是什么东西。”

“从您刚才说的话来看，仿佛克莱尔就是罪犯。”

“不是，仿佛克莱尔就是罪犯，是她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自己犯了这桩凶杀罪，或是她真的犯了此罪，她说的原因都会相同，只要她能说出原因。

“您没有发现，您和我都闭口不谈那天晚上一件重要的事？”

“是这样。”

“您刚才说，皮埃尔在那天晚上想必始终担心克莱尔说玛丽-泰蕾丝已经走了。”

“是的，我记得。”

“‘担心’二字用得是否确切？”

“我不知道。”

“如果有人把克莱尔抛给警方，此人是谁？是皮埃尔还是阿尔丰索？”

“如果我不了解此人，我会认为此人是皮埃尔。”

“那如果了解此人呢？”

“如果了解此人，我就会说，他那天晚上的心情，是想把整个维奥纳都抛给警方。”

“用皮埃尔·拉纳所说的那台爆炸装置，您觉得他会把谁杀死？即使他不知道杀的是谁。”

“他。”

“关于皮埃尔·拉纳在那天晚上的态度，如果我的看法跟您不同，您是否想知道？”

“不。”

[1] Viorne系作者杜撰的市镇，似由Savigny-sur-Orge（奥尔日河畔萨维尼）中的VI+OR+ne构成。

[2] Cahors，法国洛特省省会。

[3] Modena，意大利北部城市，艾米利亚-罗马涅区摩德纳省省会。

二

“我把您请来，是想询问您妻子克莱尔·拉纳的事。”

“为什么要问？”

“是要编写一本书，叙述不久前在维奥纳发生的凶杀案。”

“怎么问？”

“使用录音机。现在机器开着。

“我已询问过罗贝尔·拉米。

“对于提出的问题，您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我同意。”

“您是否能作个自我介绍？”

“我叫皮埃尔·拉纳，出生在卡奥尔，现年五十七岁。我是财政部公务员。”

“您一九四四年起住在维奥纳，当时二十二岁。”

“是的。除有两年在巴黎，我们婚后一直住在这儿。”

“一九四二年您在卡奥尔跟克莱尔·布斯凯结婚。”

“是的。”

“您想必在预审中知道，她说是她一个人干的，您对此一无所知。”

“这是事实。”

“您是跟警察局同时得知全部情况的？”

“是的。我得知全部情况，是她在巴尔托咖啡馆招认之时，即四月十三日晚上。”

“在那天晚上之前，在凶杀发生后的五天中，您没有对发生的事情产生过丝毫怀疑？”

“没有。一点也没有。”

“她为了解释她表妹不在而对您说的话，请您再对我说一遍。”

“她对我说：‘你知道，玛丽-泰蕾丝今天一大早就回卡奥尔了。’当时将近七点，在我起床的时候。”

“您相信了她的话？”

“我不相信她说的全是真话，但我相信她说的部分是真话。我不相信她会撒谎。”

“您一直相信她对您说的话？”

“是的。认识她的人都相信她的话。

“我相信，虽然她以前在谈到她过去的某些事时对我撒了谎，她现在不再对我撒谎。”

“过去哪段时间？”

“我们相遇以前那段时间。但这已是遥远的过去，跟凶杀案毫无关系。”

“您当时对你们表妹的离去并未感到惊讶？”

“不，我当时十分惊讶。但我承认，我想到的主要是这个家，想到表妹不在她会弄成怎样，真是糟糕透顶。我问了她。她对我编了个故事，但说得通，她对我说，玛丽-泰蕾丝是去看她父亲，她想在父亲去世前再见他一面，并说她过几天就回来。”

“几天过去后，您是否对她重提此事？”

“说了。但她对我说：‘她不在我们也很好，我已写信给她，叫她别回来了。’我当时没有回答。”

“您还是相信她？”

“我觉得她对我隐瞒了什么，但我不认为她在对我撒谎，我一直不这样认为。

“我不想知道全部真相。玛丽-泰蕾丝·布斯凯的离去，对我来说是一件极其难受的大事。”

“但您脑子里有过多种假设？”

“是的。我唯一接受的假设是这样的：玛丽-泰蕾丝离去，是因为她突然对我们感到厌烦，讨厌我们，讨厌维奥纳，讨厌这个家，但她又不敢对我们说。她找了个借口，要在父亲去世前再见他一面，我觉得这倒是离开我们的一种巧妙办法。”

“像您这样了解玛丽-泰蕾丝，您还会作出哪些其他假设？”

“假设她跟一个男人走了，是个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不在乎她是聋哑人，他们不会讲法语。”

“她是否会跟阿尔丰索走？”

“不会，即使以前也不会，不，玛丽-泰蕾丝和阿尔丰索之间从未有过感情。只是接近方便而已，您要知道。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她们俩竟会闹翻。”

“您当时准备怎么办？”

“我当时想作出安排，把克莱尔送到一所疗养院去，然后到卡奥尔去找玛丽-泰蕾丝。这样，我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玛丽-泰蕾丝，对她说家里只有我一人，家务不会像以前那样重。”

“换句话说，她的离去对您来说是一次机会，可以使您跟克莱尔分开，对吗？”

“是的。很痛苦，但仍是一次机会。我甚至可以说：一次出乎意外的机会。”

“如果克莱尔走了，玛丽-泰蕾丝·布斯凯还是不愿意回来呢？这点您是否想到过？”

“想到过。那我就请别人。得这样办。这个家我一个人无法维持。”

“但您甩掉克莱尔，并用同样方法把玛丽-泰蕾丝接回来？”

“是的，我可以说还不止这些，因为要是另请一个人，根本就无法忍受家里有克莱尔这样的人。”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您就没有坚持，不想进一步了解玛丽-泰蕾丝离去的情况？”

“也许是这样。

“但也是因为在那五天里我很少跟她见面。当时天气好，她待在花园里。买东西由我去买，是在下班后买。”

“她不吃东西？”

“是的，她不想吃。我想她是在夜里吃的。她总得吃点什么。

“一天早上，我看到面包少了。”

“她在那五天里是否十分疲倦？”

“我离家时她在花园里，我回来时她还在那里。我很少看到她。但我并不觉得她疲倦。我说的是凶杀发生后的那五天里。我对那几天的确切日期有点记不清了。在凶杀发生后的那段时间里，如果我没有记错，有一次，是的，我看到她在花园的长凳上睡着了，她显得精疲力竭。第二天，她去了巴黎。我看到她衣冠楚楚，是下午将近两点的时候。她对我说要去巴黎。她回来很晚，是晚上将近十点的时候。这大约在七天以前，是在巴尔托咖啡馆的那天晚上五天之前，在星期六。”

“也就是她在地窖里过的最后一夜的前一天？”

“如果没弄错的话，是的，是这样。”

“她很少去巴黎？”

“这几年，是的，很少去。

“除了那次去巴黎外，在凶杀案发生期间或是在凶杀案发生之后，她白天想必都在花园里度过。”

“看来她很多时间都是在花园里度过。那么，这样又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毫无区别……只是玛丽-泰蕾丝不在之后，家里就不再有时间概念，她想在那里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一直待到天黑。”

“您不去叫她？”

“我已不想再叫她。

“我承认，一段时间以来，她使我感到有点害怕，就是在她把半导体收音机扔到井里之后。我觉得完了。”

“这种害怕是否也是一种怀疑？”

“这不是在怀疑已经发生的事情。您要我怎么能想象出这样的事呢？”

“她被捕后您见到过她吗？”

“见到过，是在第二天，我去了监狱，他们让我见她。”

“她现在给您的印象如何？”

“我什么都搞不清楚了，连我自己的事也是如此。”

“您当时害怕什么？”

“玛丽-泰蕾丝不在，我什么都害怕。”

“她在监视她？”

“是的，当然啰。必须这样。好好看着，别害怕。我就怕她弄出什么丢脸的事，怕她自杀……您知道，这种大事发生之后，一个人会觉得自己想起也许没有想过的事情。”

“在那几天里您没有去过地窖？”

“我冬天去那里拿木柴。前一段日子，这里天气暖和，不用再生火取暖。另外，即使我什么也没问她，我每次穿过花园出去时，她都会对我说：‘玛丽-泰蕾丝把地窖的钥匙拿走了，别去那儿。’”

“您是怕她自杀，还是希望她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

“在巴尔托咖啡馆，您说了一些话，当时的情况很怪，您是否记得？”

“记得。而且十分清楚。

“我现在还弄不明白我当时是怎么回事。”

“您要是愿意，这事我们以后再谈。

“我想知道您的看法：您认为她是独自干的还是有人帮助她干的？”

“我可以肯定，是独自干的。难道不是这样？”

“她好像说过，她在将近凌晨两点时曾遇到阿尔丰索一次，当时她拿着食品袋前往高架桥。”

“那我就不知道了。

“阿尔丰索离开之前，您是否问过他？”

“问过。他否认曾在凶杀案发生后遇到过她。但他说，他以前在村里常常遇到她，是在夜里，这样已有好几年了。”

“当真？这不可能。”

“要不阿尔丰索没说真话？”

“不，如果他说了这话，那就是真的。”

“关于阿尔丰索，她说些什么？”

“她说得不多，就像说其他事情那样。每次他来劈柴，她就高兴。她说：‘幸亏维奥纳有阿尔丰索。’就这些。”

“我不是要向您了解具体事实，这您知道，而是要了解背景情况。重要的是您对她的看法。”

“我知道。”

“依您看，她为什么说她遇到过阿尔丰索？”

“她很喜欢他，一般来说，她应该绝口不提他的事，以免他有麻烦。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您是否知道她为什么喜欢阿尔丰索？”

“他为人正直，住在林中小屋，在山坡上，这您知道。他也说话不多，他原籍意大利，未婚。但维奥纳的人说，阿尔丰索有点头脑简单……您要知道……她可能想出一些关于他的故事，要不是这样，不，我无法解释她为什么这样喜欢他。”

“他们是否有点相像？”

“也许在本质上相像，是的。但她还是比他更加精明。

“我并不认为她在维奥纳有他那样的名声，但也许是我看错了。

“别人怎么说她，您是否了解？”

“现在大家说的，就像人们一贯说的那样：总有一天……她会付诸行动……以前，我不知道别人当时怎么说她。但现在没有人说您以前跟她一起不幸福。”

“我一直隐瞒真相。”

“什么真相？”

“哦！是她让我过的那种生活。这简直是冷若冰霜，而且有几年时间。

“几年以来，她不再看我们一眼。吃饭时，她眼睛往下看。她对我们说话时，就像负担沉重，仿佛我们把她吓得胆战心惊。仿佛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对我们越来越不了解。我有时在想，因为有玛丽-泰蕾丝在，她才养成习惯，不再说话，我有时甚至感到后悔，觉得不该把她请来。但不叫来又怎么办呢？她可什么也不管。吃完饭，她立刻回到花园，或者回到房间，这要看天气好坏。几年来都是这样。”

“她在花园或房间里做些什么？”

“我想她应该在睡觉。”

“您从未去看看她，跟她说说话？”

“没有，我连想也没想过。要理解这点，必须跟她一起生活。结婚时间长了，夫妻间说话就不会很多，但是我们，比其他夫妻说得还要少。有时我还是必须跟她说话。要购买贵重物品，修理房屋，我就告诉她，我一定要对她说，她也总是同意，请注意，特别是修理房屋。有个工人在家里，她会非常高兴，工人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她看着他干活。有时，工人甚至觉得有点尴尬，至少第一天是这样，以后工人就让她这样跟着。其实，这是在家里的一种疯子，但很安静，因此大家不大防备。实际上是这样。不必去别处寻找原因。

“您看，我已想到这种程度：所有的事是否都是她编造出来的，杀死那可怜的姑娘的是不是她……”

“是她。指纹相符。这无可辩驳。”

“我知道。

“她，一个女人，哪里会有这样大的力气？……要是没有证据，您也不会相信，是吗？”

“没有人会相信，也许她自己也不会相信。

“她说，有一次——她没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她问您，您是否梦见过自己杀人。您记得吗？”

“这个问题法官已对我提过。我觉得是在两三年前。是在一天早上。我隐约记得她对我说做了个杀人的梦。我大概对她回答说，大家都会做这种梦，我也做过。她好像问我为什么会做。我已经忘了自己是怎么回答的。”

“您没有感到更加惊讶？”

“没有。”

“您说您也做过这种梦，这是否是真话？”

“是的。特别是有一次。是个噩梦。”

“在什么时候？”

“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我觉得是在她提出这个问题不久之前。”

“这个噩梦里有谁？”

“这有点像我在罗贝尔的咖啡馆即巴尔托咖啡馆所说的那样，就是在她承认的那天晚上：我一按按钮，就全都炸了，另外……”

“您不是一定要回答，我提醒您。”

“我知道。

“但这次还是得回答。噩梦里有玛丽-泰蕾丝·布斯凯。

“但与此同时，我在噩梦里哭了，因为我发现杀错了人。我不清楚应该死的是谁，但不是玛丽-泰蕾丝·布斯凯。我觉得也不是我妻子。”

“您没有设法想起这个人是谁？”

“想了，但我想不起来。

“这跟最近发生的事毫无关系，您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我提醒您，您不是一定要回答。

“我想要知道，您妻子为什么要杀死玛丽-泰蕾丝·布斯凯。我发现，你们俩杀了同一个人，您在梦中杀，她在现实中杀，就是想把你们的生活尽量安排好的那个女人。”

“但我知道自己杀错了人。”

“您杀人的梦中不应该有错误，这个错误您想必马上纠正了。”

“怎么纠正？”

“在第二个梦中。您想必做了第二个梦，您在这个梦里哭了。”

“有这个可能。梦里的事，我没有责任。”

“当然啰。另外，您妻子和您，虽说在现实中或在梦中杀的都是玛丽-泰蕾丝，但你们杀的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你们真正的被害人应该是不同的。

“您在她招认的那天晚上讲了个虚构的故事，故事中那个人是谁？”

“谁也不是。这只是梦的形式。”

“您是否跟您妻子说起过这个梦？我是指梦的细节。”

“一点儿也没说，没有。”

“为什么？”

“我从不跟她说这样的事。我跟她说做过这个梦，是为了让她放心，是因为她问了我。我决不会主动跟她说这种事。

“我们相互间几乎不说话，特别是在后期。我甚至在出去时也不再跟她说。另外，要给她说个十分简单的故事，得花许多时间。要让她理解你对她说的话，得花两小时的时间。”

“说什么，举个例子？”

“不管什么事。所有的事。另外……”

“是吗？……”

“她这个人嘴不紧，她不知道有些事是不能说的。如果我对她详细叙述我做的关于玛丽-泰蕾丝的梦，她就会在吃饭时说出来，而且是在那可怜的女人面前说。”

“她不是听不见吗？”

“她看到嘴唇在动，就全都知道了，什么都知道。这点您还是知道的？”

“我应该知道，是的。”

“你说的话，她都知道。所有的事她都感兴趣。她只要一解释就懂，而且记性很好。而我妻子什么事都会很快忘记。所有的事都得不时给她重新解释。

“我跟她在一起，感到十分孤独。现在事情已经结束，我可以这样说了。”

“她不是把所有的事全都同样忘记的吧？”

“不是，当然不是，我把事情说得有点简单……她也有自己记得的事。譬如卡奥尔，她记得很清楚，仿佛她昨天才离开那里，对，没错。”

“您经常对她不忠？”

“任何男人都会对她这样。我要是对她忠心耿耿，准会发疯。另外，她想必也知道，这种事她不会在乎。”

“那她自己呢？”

“我不认为她有过外遇。不是因为对我忠心耿耿，而是因为在她看来所有的事全都一样。即使在开始时，当我们……总之，您知道我想说的意思，我有一种……感觉，觉得另一个男人要是处于我的地位，也会干那种事，对她也会这样。”

“那就是说，她跟一个男人之后又跟另一个男人，觉得全都一样？”

“是的，但她也可以跟一个男人待在一起。跟我就是这样。”

“您是否能举个例子，说明她理解力很差？”

“对想象的事物，她无法理解。譬如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广播剧，你就无法使她相信这种事从未有过。从某些方面看，她是个孩子。

“电视她倒理解，当然是以她的方式来理解，但至少她不提问题。”

“她看报吗？”

“她说她看，但我并不相信。她看完标题，就把报纸放下。我了解她，我可以对您说，她不看报。”

“她是做做样子？”

“不，她不是做做样子。她从不装模作样。甚至不会。她认为她看报，这不一样。有一次，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她兴致勃勃地开始看那些无聊的读物，您要知道，是那些有插图的小书，给孩子看的，到后来，就什么也不看了。

“不错，她不再看那些书，是因为我的缘故。她这样我感到恼火，还有点害怕。这些书她是从学生的课桌里拿来的，当时她在小学里做杂务工。我不准她把这些书带回来，后来她还是这样做，我就把书都给撕了。于是她就没劲了。

“那些有插图的书，她是因为我才没有再去看。我这样做她大概感到难受，但这是为了她好。

“后来，这种书她想看多少就能看多少，我毫不在乎，只是她已不感兴趣。总之，这毕竟可悲，可怜的女人。”

“谁？”

“克莱尔，我妻子。

“有一天，我硬要她读一本书。

“这大约是在她看有插图的书的那个时期，我硬要她给我大声朗读一本书，每天晚上读一点，是一些游记，我记得十分清楚。这本书既有教益又有趣味。但毫无结果。我只好在读到一半时放弃。她一生中读过的有意义的东西，就是这半本书，我看是这样。”

“她不感兴趣？”

“就是说，她不知道学习的好处，她不善于学习，她每次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上。你给她讲一个国家，她就忘记昨天讲的那个国家。

“开始时我感到十分难受。后来我就不去管了，对一个不愿改变自己的人，你反对也没用。

“您是什么学历？”

“我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部分。我通过一次考试，当上了录音检验员。我因父亲去世而辍学，就去工作。但我总是设法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我喜欢阅读。”

“关于她，您是否能说她没有丝毫智力？”

“不能。我不能这样说。有时，她的看法正确。突然间，她对某个人会有语惊四座的看法。有时，她也会变得滑稽可笑，那是在发病的时候。有几次，她跟玛丽-泰蕾丝一起疯疯癫癫；我是说开始的时候，那时玛丽-泰蕾丝刚来我们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有时，她说话也很有趣，有点像她把看过的某些现代作品里的句子背了出来，这些作品她当然不会……

“我记得两三件事，是关于花园里的花卉。她说：‘英国薄荷瘦小，黑色，有鱼腥味，来自莱萨布勒[1]的岛屿。’”

“您要是继续学业，会做什么工作？”

“我想进工业界。”

“您刚才说她没有想象力，我是否理解错了？”

“您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说，她不理解别人的想象。她的想象力，当然啰，肯定是非常强的。它在她生活中占有的地位想必比其他一切都要高。”

“对这种想象力，您是否一无所知？”

“几乎一无所知……我觉得可以说，她编造的故事有可能是真的。开始时，这些故事从正确的基础出发——她并没有全都编造——但接下来，它们就任意朝一个方向发展。譬如，她有时抱怨我责备她，其实我没有责备她，从未责备过她，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但这种责备，我完全可以对她说出，而且理由充分，她仿佛看出了我的想法。

“她有时也会向我们转述一些谈话，就是她觉得曾在街上跟过路人说的话。没有人会认为这些谈话是她编造出来的，但等她让跟她在街上谈话的人说出一句疯疯癫癫的话来，别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依您看，她没有因年老而感到痛苦？”

“没有，一点也没有。这是她最大的优点。这有时使人感到欣慰。”

“您怎么知道？”

“这我知道。”

“关于她，您会说些什么？”

“是要知道她是否聪明？”

“是的，如果您愿意说的话。”

“什么也不会留在她脑中，她任何东西都学不进去。

“她丝毫不感到需要学习，无论是学什么。她只能理解她自己能解释的事情，至于怎么解释，我一无所知。她仿佛把什么都拒之门外，又好像对什么都敞开大门，可以说是两者兼而有之，什么也不会留在她脑中，她什么也记不住。她使人想起没有门的地方，风吹过之后，把那里的东西全都吹掉。后来我知道这不是她的过错，我就放弃了让她学习的计划。

“我现在还在想，她到底是怎么学会读书写字的。”

“是否可以说她没有任何好奇心？”

“不能这样说。可以说她的好奇心与众不同。别人会说什么话或做什么事，是在整体上而不是在细节上使她感到惊讶。我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玛丽-泰蕾丝是以这种方式使她感到兴趣。特别是在开始时。她心里在想，她是怎么样生活下去的。她对阿尔丰索也曾这样想过。”

“她想成为阿尔丰索这样的人？玛丽-泰蕾丝这样的人？”

“大概如此。她连续劈两天柴，就像阿尔丰索那样。或者用蜡堵住耳朵，就像玛丽-泰蕾丝那样。得亲眼看到她才会知道。真是难以忍受。”

“她是否认为别人残缺不全、空洞无物，想要用自己编造的东西来填补他们，使他们变得完美？”

“我理解您的意思。不是，不如说恰恰相反。她可能觉得其他人无法用一般的方法来了解，如通过谈话，感情交流。就像是一些整体。但要对您说得确切，我恐怕无法做到。

“您看，我遇到她时，因为这个原因爱上了她，这事我想过，而且想得很多，这点我可以肯定。我跟她疏远，去找别的女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原因相同：她不需要我。要了解我，要理解我，她好像没有我也能做到。”

“她心里充满着什么？请说出您首先想到的那个词。”

“我不知道，我说不出。是她？”

“她，是谁？”

“我不知道。”

“谈到她，您是厌烦还是有兴趣？”

“有兴趣。

“我有兴趣，而且比我想象的更大。

“也许是因为一切都已结束。

“有人对她提出过同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想不会提。

“她从来不写信，对吗？”

“她以前写信给报社，我知道。但十年以来，也许时间更长，我觉得她不再写了。不。她可能几乎不会写信了。

“另外，她在卡奥尔已经没有可以写信的人了，只有那个舅舅，她母亲最小的弟弟，年纪差不多跟她一样。但她并不喜欢这舅舅。”

“给那个男人，卡奥尔的警察呢？”

“您怎么知道有那个人？”

“她对预审法官说起过。”

“不，我不相信。不，即使是在开始时，我也不相信。

“她会写信给一个人——讲述自己的情况——询问对方的情况，只要了解她，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不可能，就像她会在看一本书。而给报社写信，她脑子里想到什么就会写什么。”

“她跟您结婚之后，再也没有跟那个警察见面？”

“据我所知，没有，从未见过。

“她跟他在一起时非常不幸。我觉得她想把他忘掉。”

“在什么时候？”

“在她认识我时，她想把他忘掉。”

“她结婚是为了把他忘掉？”

“我不知道。”

“您为什么娶她为妻？”

“我爱上了她。我很喜欢她的相貌。可以说，我在这方面狂热地爱上了她。也许我因此而没有看到其他方面。”

“其他方面？”

“她如此奇特的性格，她的精神失常。”

“依您看，您是否使她忘掉了卡奥尔的警察？”

“我觉得没有，使她忘掉的是时间，时间长了也就淡忘，而不是我。即使是我使她忘掉，我也没有取代他的位置。”

“她从未对您说起这个人？”

“从未说过。但我知道她在想他，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但与此同时，她想把他忘掉，这点我也知道。玛丽-泰蕾丝来了之后，她甚至不想知道她在卡奥尔是否认识他。这我知道，我可以肯定。

“正因为他的缘故，我们一直没去卡奥尔度假。我不希望她跟他重逢。有人对我说，他曾想打听她的地址，我有戒心。”

“您是不想失去她？”

“是的，不管怎样都不愿意，是的，即使在新婚宴尔之后。”

“您从未跟她提起过卡奥尔那个警察？”

“没有。”

“她是否曾请您不要跟她提起这个人？”

“没有。我没有理由要跟她提起这个人。没有必要听到我说她仍然爱他。”

“您不想谈论会使您难受的事，这就是您的性格？”

“是的，我就是这样。”

“您当时就知道她是因为他想要自杀？知道她曾跳进池塘？”

“我是在结婚后两年知道这事的。”

“是怎么知道的？”

“当时，我是一个政党的积极分子。这件往事跟政治有关，因为是一个原籍卡奥尔的朋友偶然听到这事后告诉我的。在党内，大家很少谈私事。我们很快就谈别的事了。”

“这事您没有跟她提起过？”

“没有。”

“您对她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有改变，当然是朝不好的方向。我知道，如果我跟她分手，她是不会自杀的。”

“您从未想到要跟她分手？”

“想到过，但从未十分认真地想过，没有真正要跟她分手。”

“您在得知这事之前，是否会认为她会去自杀？”

“我得知这事，并未感到十分惊讶。这是因为我那时应该想到她会去自杀。但对她最近干的这件可怕的事，当然没有想到过。”

“您可以肯定？”

“……”

“您为什么始终没有跟她分手？”

“我要责备她的事，并不能成为离婚的充分理由。她治家无方，但不久之后玛丽-泰蕾丝就来了，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存在。

“这几天，我再次想起我们过去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爱她，不愿意离开她，当时我因她对我冷淡而极其痛苦。后来，在几年的时间里，我开始去找其他女人，她这种冷淡，并没有使我感到痛苦，而是使我陶醉，对我有吸引力。她有些时候仍然风姿绰约。有一天晚上，她变得像客人一样。她曾长期保持优雅的举止，脸上挂着少女般的微笑。

“后来，这些全都没了，消失得干干净净。”

“你们结婚是按财产分有制？”

“是的。是我希望这样。”

“如果您跟她离异，您是否对她会做出的事情感到害怕？”

“不，一点也不害怕。

“如果这样，她一定会回到卡奥尔。也许在那家乳品厂工作。那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了。”

“你们之间从未提出过离婚问题？”

“没有。我从未跟她提出过离婚。

“也许是我从未遇到我非常喜欢的女人，所以没想到要跟她分手。相反的想法我有过一两次，但现在，人已离开，不过我知道，我还没有像爱她那样爱过其他任何女人。这点她并不知道。”

“您跟她结婚之前，是否知道那另一个男人？”

“知道，是她说的。她没有告诉我他们曾在一起生活。但我在结婚前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也知道她跟他在一起非常不幸。我决定把这事一笔勾销。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总会有过去的。另外，我想要她，就什么事也不会去计较。”

“否则您就不能跟她一起生活？就不想跟她结婚？”

“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

“现在已过了二十四年。仿佛已是来世。”

“您想到自己的生活，是否后悔娶她为妻？”

“哦，我是否后悔，现在已无关紧要。”

“但您是否后悔？”

“我对自己所做的事都感到后悔。”

“但对她比对其他事更加后悔？”

“不。我跟她有过个人幸福的时刻，我不会后悔。

“在我能告诉您的事情中，您感兴趣的只是她，对吗？”

“是的。”

“只是因为这起凶杀案？”

“就是说这起凶杀案使我对她感到兴趣。”

“因为她精神失常？”

“不如说是因为她是一个从未融入生活的女人。”

“我对您说的有关她的情况，是否使您对她的凶杀案作出一种解释？”

“是多种解释，而且跟我在听到您说的情况以前想到的那些解释不同。但我无权把其中一个解释放在这本正在编写的书中。”

“这毫无用处，这只是一些词语。人无法回到过去。”

“您刚才说：‘这毫无用处，这只是一些词语。人无法回到过去。’这是您常说的话，对吗？”

“我觉得是的。我刚才像平时一样说话。像我这种傻瓜那样在说。”

“您为什么这样说？您是不由自主地说出这话，就像您说另一句话那样？”

“是的，不错。”

“我想，她从来不用这种方式说话？”

“是的，从来不用。她从不对生活发表看法。”

“你们没有离婚，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就是说，我看到许多人比我还要不幸。

“另外我得承认，跟她一起我很自由。她从来没有对我提出过任何问题。这种自由，我跟其他任何女人在一起都不会有。我知道这种动机不大光彩，但事实如此。现在一切都已结束，我可以对所有人说出这话，我毫不介意：我心里在想，我曾如此爱她，我对她不忠，对其他女人就会更加不忠，但决不会这样自由。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已看破一切。

“还有，这我已对您说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然喜欢她，您知道我这话的意思，这事由不得我。

“有一次，在那个政党里，我遇到一个年轻女人，我愿意跟她一起生活。她单身，我很喜欢她。她年纪比我小，但她并不在乎，再说那个时候，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我跟她的恋爱关系持续了两年。

“我经常对克莱尔说要去出差，其实我是跟她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去了蓝色海岸。待了半个月。是在尼斯。当时说好，在那次旅游之后，我得作出决定，要么跟克莱尔离婚，要么跟那个年轻女人一刀两断。我是跟后者一刀两断。”

“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那个女人对克莱尔嫉妒，我对她说了我生活中的种种隐情之后，她就利用这些话来说服我跟克莱尔离婚。

“也许是因为我已习惯于跟克莱尔一起生活，她从未对我提出任何要求，一点也没有提过。除了我对您说过的我希望自由和我喜欢她这两个原因之外，我又对您说了这些原因。”

“您从未想要……玛丽-泰蕾丝·布斯凯和您之间，从未有过任何关系？”

“就算我有时有这种想法，也只是想想而已。我这个人不会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

“我的意思是说，不会跟一个在我家干活的人搞，况且她又是我妻子的表妹。

“要跟玛丽-泰蕾丝搞易如反掌，有人想必已对您说过？”

“有人对我说，晚上常常在森林里看到她跟一些葡萄牙人在一起。但她从未有过长久的艳遇？”

“没有。像她这样的残疾人，怎么会呢？”

“那么跟阿尔丰索呢？”

“我不认为会有，不过当然啰，任何事我都无法肯定。”

“如果有人问您，您在克莱尔·布斯凯的生活中起了什么作用，您会如何回答？”

“说实话，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但您还是可以回答。”

“我不知道自己在她生活中起了什么作用。我弄不清楚。”

“要是您没有娶她为妻，她会怎样？”

“哦！另一个男人会娶她为妻。她确实迷人。她会过同样的生活。这点我可以肯定。她会使所有男人失望，就像她使我失望那样。他们一定会跟她分手，但她会找到其他男人。这点我也可以肯定。

“我曾对您说，她在她过去的某些事情上对我撒谎，您是否记得？”

“记得。”

“是这方面的事，就是在我们相遇之前，她有过许多情人。”

“就在她自杀之后？”

“是的，有两年时间。

“以前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是结婚后才知道的。”

“她对您撒了谎？还是她没有对您说？”

“她没有对我说，仿佛她这样做十分正常，后来，我问起她，她没有承认。为什么？我一无所知。”

“这么说，您跟她谈起过她过去的事？”

“在那次，是的。那是结婚后几个星期的事。后来就再也没有谈过。

“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如果不是我，而是另一个男人……总之，其他许多男人处于我的地位，都会有这种想法，那就是他们娶她为妻，是挽救了她，认为这就是他们会在她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许是唯一的作用。”

“您从未有过这种想法？”

“在情绪不佳时，有过。这想法我还说给其他女人听。但我又并不相信。我很清楚，如果一个人对是否得救抱无所谓的态度，这个人是救不了的。我救她又让她摆脱什么？为了给她什么？我对妓女或过类似生活的女人并没有偏见。

“如果没有人娶她为妻，她会继续跟所有人睡觉，直至年老，并呆头呆脑地在乳品厂干活。那又怎样呢？

“现在我认为，如果这样，情况不会更糟。”

“情况是否会更好？”

“哦，对她来说，这种生活或另一种生活，她对任何东西都会满意。任何东西都不会使她改变，有朝一日就会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不管她跟我或跟别的男人一起生活，都会杀人，我对此深信不疑。

“即使跟卡奥尔那个警察在一起，我可以肯定，她没有想过要跟他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指的是她会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另一种生活方式。”

“维奥纳人，那些商人，您那些邻居，他们说从未看到你们两人之间有过大吵大闹。”

“不错，从未有过。

“他们还说了什么？”

“他们说，您确实跟其他女人有私情，甚至跟维奥纳的女人有私情。说您妻子听之任之。

“玛丽-泰蕾丝·布斯凯来之前，她还是做一点家务事？”

“是的，但没有兴趣，您要知道。她打扫得十分干净。做菜嘛，她一直不会。”

“玛丽-泰蕾丝来了之后，她在家里做些什么？”

“做的事一年比一年少。”

“是什么事？”

“她隔天去买些东西。

“她整理自己房间。只是她的房间。她一直这样做，做得很好，十分彻底，每天都整理。实在太好。

“她梳妆打扮的时间很长。每天早上至少要花一个小时。

“在几年的时间里，她经常出去兜风，有时在维奥纳，有时在巴黎。她在巴黎看电影。或者她去看阿尔丰索劈柴。她看电视。她洗衣物，她不要玛丽-泰蕾丝做这事。

“谁知道她还做些什么？她待在那个花园里，还有？

“我很少看到她。休假日我在屋子后面的菜园里，花园就在前面，玛丽-泰蕾丝在厨房里或是在维奥纳闲逛。晚上吃饭时大家又聚在一起。要叫克莱尔来吃饭，得叫上十来次。

“但最近几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从春天开始，她就整天待在外面，坐在长凳上，什么事也不做，一点儿也不做。我知道这难以置信，但确实如此。”

“玛丽-泰蕾丝菜做得很好？”

“依我看，她是个出色的厨娘。”

“她做的菜比任何人都好？”

“是的，我经常在外面吃饭，我可以进行比较。我在家里吃得最好。”

“您妻子是否欣赏她表妹烧的菜？”

“依我看，是的。她从未说过什么。”

“什么也没有说过，您能肯定？”

“能。干吗？”

“玛丽-泰蕾丝·布斯凯从未休过假？”

“她不是我们家的佣人，您不要弄错，如果她想离开半个月，就可以离开，她完全自由。”

“但她从未离开过？”

“没有，从来没有。真正的家庭主妇是她。她是在自己家里。一切都由她决定，如吃什么菜，要修理什么。离开，在她看来就是把她的家交给克莱尔这个只会干粗活的女仆。”

“就是说，二十一年来，您妻子克莱尔一直在吃玛丽-泰蕾丝·布斯凯烧的菜？”

“是的。干吗？

“她烧的菜很好吃，非常好吃，而且品种多样，有益健康。”

“这两个女人之间也从未有过大吵大闹？”

“没有。当然啰，这事我不能对您完全肯定，我让她们俩整天待在一起，经常是连续几天这样待着，这我已对您说过，但我认为不会吵。”

“请好好想想。”

“我想想。

“不，我一点也想不出。”

“她怎么谈论她？”

“没有特别的地方。有一次，她把我叫去，远远地用手指了指她，只见她在厨房门口。她笑着。她对我说：‘你看看她，从后面看她像一头小牛。’我们笑了，毫无恶意。确实是这样。我看到玛丽-泰蕾丝时，常常会想起这件事。

“有时，那是在她们年轻的时候，我晚上看到她们在打牌。尤其在冬天。不，我觉得那时一切都好。

“没有任何吵闹。再说，又会怎么样呢？对我妻子来说，一切都完美无缺，而且一直这样。如果她们之间有过一点争吵，即使是很久以前的事，我也会首先告诉法官，这点您会想到。”

“几个人住在一起，很少会这样和睦相处。”

“我知道。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最好。”

“您真的这样想？”

“是的。但是，跟克莱尔不和是无法凭空捏造的，装出气愤的样子，她会看出来，会笑。”

“那可以怎么办呢？”

“我想不出任何办法。我也没有去想。现在已为时过晚。”

“当时家里十分安宁？”

“是的。这两个女人都能容忍对方，而且做得如此出色，我在她们中间，也许被这种安宁所蒙骗。我只要不在家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睡得不好，我觉得别人的话太多，住的地方也不干净。

我对她们俩已经习惯。我现在仿佛刚刚醒来。

“家里好像没人住过那样。然而，一切都已做好了，如饭菜、家务，所有的事。”

“您刚才说，玛丽-泰蕾丝在监视克莱尔，并补充说：是和蔼可亲地监视。”

“特别在最后一段时间，是的，这是必要的。克莱尔有时会做蠢事，做一些可能有危险的事。玛丽-泰蕾丝对我说了。我在家里，就叫克莱尔到自己房间去，或者去花园，然后就闭口不谈这事。最好是让她独自待着。”

“您不在家呢？”

“玛丽-泰蕾丝就让她这样做。”

“家中的宁静并未因此而被打破？”

“没有。我们认为，要是让她这样去做，宁静就会被打破。”

“做什么呢？”

“譬如不小心把东西毁掉。她会把报纸全都放在壁炉里烧掉。她经常打碎东西，如盘子，或者把这些东西扔进垃圾桶。或者把它们藏在一些角落里、埋在花园里，如她的手表、她的结婚戒指，她说是遗失了，我可以肯定，这两件东西是在花园里。她也会把东西剪掉。我记得，她有一次把被单和床单全给剪掉了，每条剪成长度相同的三块。但只要不把火柴和剪刀乱放就行了。”

“但要是玛丽-泰蕾丝不在呢？”

“我不在时，玛丽-泰蕾丝从不让她独自待在家里。有些房间是锁着的：厨房，以及我们各自的房间。否则她会到处去搜寻。但只要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就一切正常。我对您说了实际情况：家里安宁，她们俩和睦相处。克莱尔不反对去花园，她立刻去了。”

“她要是在你们各自的房间里搜寻，是想找到某件东西？”

“这完全是精神失常。是想找到她所说的‘特殊痕迹’，要把这种痕迹消除。”

“她在花园时，您感到最放心？”

“是的，当然啰。”

“夜里，门都没锁上？”

“我感到特别是在最后一段时间，玛丽-泰蕾丝有时会把厨房的门关好。这事我不能肯定。也许她跟一些葡萄牙人一起过夜时把厨房的门关好了。”

“她有时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他们？”

“可能有过。我到了楼上的房间，就不再去管楼下的事了。我认为玛丽-泰蕾丝完全可以在她愿意的时候接待她愿意接待的人。”

“在凶杀案发生的那天夜里，您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没有出现叫喊声。我听到一种声音，像是门的响声。我可能认为是玛丽-泰蕾丝回来，或是她们中的一个在屋里走动。我又睡着了。我房间在三楼。我几乎听不到底楼的声音。”

“您已离开自己的屋子？”

“是的。我现在住在旅馆里。我在火车站附近的旅游者旅馆租了个房间。”

“您是否去了巴尔托咖啡馆？”

“没有。我现在去旅馆的酒吧。”

“您为什么没去那里？”

“我想跟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即使跟美好的事物，跟罗贝尔·拉米也是如此。”

“您打算怎么办，您是否考虑过？”

“我要把屋子卖掉。我要到别处去生活。”

“跟村里的商人，跟其他人，克莱尔·拉纳也能和睦相处？”

“是的。跟他们也从未出过任何事情。我对您说了，克莱尔隔天去买东西。没出过事，什么也没有。”

“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不是。玛丽-泰蕾丝给她开了单子。”

“罗贝尔和阿尔丰索是你们最要好的朋友？”

“就是说，他们是我们最喜欢的人。她特别喜欢阿尔丰索。”

“您是否回想起最近几年里有过什么凶杀的征兆，即使是模糊的征兆？”

“什么也没有，没有，我想不出来。什么也没有。”

“您是否想到过，哪怕是一次，唯一一次，她会做出她不久前做的事？”

“在谈到自杀时，您已提出过这个问题。”

“没有，其实在谈到自杀时，是您谈起此事的。我当时问您，您对此是否能肯定，但您没有回答。”

“我现在回答您：没有，我那时决不会想到她会做出她不久前做的事。决不会。如果当时有人对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可笑。”

“您好好想想。”

“不，我不愿去想。如果非要想到什么，就什么都能想到，或者什么都想不出来，只要希望这样。那我就不说了。”

“她为人冷漠，但并不残忍，是吗？”

“当姑娘时，她恰恰相反，十分温柔。我觉得她一直这样。”

“这点您不能肯定？”

“我后来对此不再注意，所以无法肯定。”

“玛丽-泰蕾丝对她感情如何？”

“她想必非常喜欢她。但她对她的照顾不如对我的照顾。克莱尔并不要别人去照顾她。别人关心她，会使她反感，而不是使她高兴，就是这样。

“另外，我得要说，玛丽-泰蕾丝对男人有点偏爱，不管对什么男人都是这样。维奥纳的人都会对您这样说。”

“现在，您是怎样看的？您是否认为，不管克莱尔过的是哪种生活，她最终都会杀人？”

“就是说，我的看法如下：鉴于她跟我过的生活可以说十分平常，在物质上比较富裕，而且没有争吵，无论是否要对这一切感到遗憾，她可能会过其他各种生活，也一定会有同样的结果，不可能会有其他结果。

“不，我不认为有一种生活能使她避免杀人。”

“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在别的地方？”

“不。这种杀人罪，我觉得她跟任何男人在一起、在任何地方都会犯。”

“我们这样谈论她之后，您难道不觉得有些事本来可以避免？”

“即使我和她的关系仍然像最初几年那样，我觉得我也不会有更多的了解。我是说我自己，另一个男人如果更加细心，更加敏感，也许会看出她会有悲惨结果。但我认为他无法阻止这惨剧发生。

“我始终无法猜出她在想些什么，无法猜出她要说什么话或做什么事。

“也许在杀死她以前一分钟，她还没有想到要去杀她。您相信吗？”

“我不知道。

“她是否向您问起过铁路线交会的情况？”

“没有，没这种事。跟大家可能会有的想法相反，这个办法，她应该是在最后一刻才想出来的。她夜里拿着袋子在维奥纳寻找地方，想必朝高架桥走去，这时刚好一列火车经过，就这样，她想出了加以利用的办法。我仿佛看到她当时的情景，就像我在场一样。在这点上，我觉得那警察说得对。”

“那人头呢，您一点也想不出来？”

“想不出。我想碰碰运气，在花园里、在英国薄荷那边找过，但什么也没有找到。”

“您会说是因为哪些原因才会这样？”

“我会说是因为精神失常。我会说她一直精神失常。说没有人会发现此事，因为她是在独自一人时对自己发疯，特别是在她房间里或是在花园里。在这种时候，她可能想到一些可怕的事情。我知道那些现代理论，大体上知道，因此我心里希望您能询问一个人，即卡奥尔的警察，但他已在去年去世。”

“她知道吗？”

“我觉得并不知道。这事我没有对她说过。玛丽-泰蕾丝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我想不出有谁会告诉她。”

“我真的觉得，她对法官谈起这个人，就像在谈一个活人。

“您认为卡奥尔的这个人比其他人更了解她？”

“也许是。他们在小时候就已认识。她二十岁时的事，只有他能说得出来。

“但又有谁知道呢？我并不认为她年轻时跟她现在完全不同。依我看，她应该没有很大变化。但要说没有变化，也不可能。

“我仔细想了一下，觉得我认识她之后，她并没有很大变化。仿佛她因精神失常而永葆青春。”

“但是，一次恋爱是如此刻骨铭心，竟使她要去自杀，您要是不知道这事，是否会认为真有这种爱情？”

“不会，真的不会。

“然而，我并不认为她因此有了改变。”

“但是，如果她没有改变，她在您认识她时处于那种状况，又如何能体验她体验过的爱情？

“如果她跟今天一样，又如何想象她能体验这种爱情？”

“孤身一人，在她这方面，就像她做的其他事情那样，就像她过去对我的感情那样。您别以为她一点儿也不爱我，您这样想就错了。

“您认为事情的起因是那个男人？”

“不是，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跟您的看法一样。

“您是否认为她感到厌倦？”

“不。她并不感到厌倦。您的看法呢？”

“跟您一样，我认为她并未感到厌倦。认为问题不在这儿。”

“您说得对：问题不在这儿。”

“您要知道，别人问她时，据说她的话很多。”

“啊。但有这个可能。”

“她一直说话很少，但有的时候，她也会口若悬河，对吗？”

“她有时确实这样。就像所有的人那样。往往是不多不少。但我得说，她说的事，别人是不会听的。”

“说些什么？”

“哦！什么都说。一些杜撰的谈话，我已经对您说过。这跟我们感兴趣的事毫无关系。”

“我们？”

“我是说玛丽-泰蕾丝、我以及罗贝尔店里的常客。”

“阿尔丰索呢？”

“阿尔丰索嘛，对她说的话有点兴趣。她对他说的是她在电视里看到的事。大家让他们待在一边。

“这事您也许知道，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去巴尔托咖啡馆，直至凶杀案发生。在其后的五天里，我没去那儿，我感到心灰意懒。她也不愿意去。

“五天之后，黄昏时分，将近七点时，她突然到屋子里来找我，对我说她想去罗贝尔那里。”

“就是各报公布凶杀案发生在维奥纳的那天？”

“是第二天。我以为她有了点精神。出去时，她叫我往前走，说她有点事要办，待一会儿再来找我。她是要整理那只手提箱，您也许知道。”

“是的。”

“我得对您说，她把半导体收音机扔到井里之后，我去找了大夫，请他来给她看病。这事我没有告诉她。大夫将在这星期来。我已打定主意，这次非要作出个决定。”

“在这五天之中，即在发生凶杀案到她在十三日晚上招认这段时间里，她几乎没跟您说过话？”

“可以这样说。我回来时，她甚至没有看到我穿过花园。

“在她眼里，我成了从未见过的陌生人。”

“她也把您的眼镜扔到井里去了？”

“是的。还有她自己的眼镜，也许还有地窖的钥匙。这钥匙我们始终没有找到。”

“这事她对您说了？”

“没有，我在餐厅里看到她把眼镜扔进去。不是钥匙。”

“您觉得她为什么把眼镜扔进去？”

“我当时认为是为了不让我看报，就是不让我知道维奥纳发生了凶杀案。我现在认为她另有原因。”

“也是为了使这惨剧能完美无缺？”

“为了使这惨剧能……封闭起来，这是我想到的词语。”

“她对法官说，她本想请阿尔丰索帮她把电视机扔到井里去。”

“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是的。”

“她已把电视机拖到走廊里，靠着玛丽-泰蕾丝的房门，并盖上一块破布，就是她的一条旧裙子。”

“我知道。但是，您认为她为什么要把这事跟阿尔丰索联系在一起？”

“也许她曾想请他帮忙，也许她认为这事已经做了。或者她曾请他这样做，当然啰，他拒绝了。我觉得是这样，否则无法理解。

“关于此事，阿尔丰索说了些什么？”

“他说这全是她编出来的，说她从未请他做过这种事。不过，她要请人帮忙做这件事，也只能想到阿尔丰索，是吗？”

“是的，可以肯定。

“我心里在想，她怎么会有力气把电视机一直拖到走廊。我当时去买面包了。等我回来，电视机已经搬好。”

“这事您对她说了？”

“没有，我又把电视机放回原处。那天她没有发现。第二天她就被捕了。”

“阿尔丰索说，这全是她编出来的，他是否有可能撒谎？”

“有可能。”

“罗贝尔是否也会这样撒谎？”

“不会，只有阿尔丰索会。阿尔丰索对克莱尔有一种好感。他看到她时，他的微笑就是明证。”

“是爱情还是好感？”

“哦！我不知道。”

“如果说有人能猜出她干的事，这个人就是他？”

“这事没有人能猜得出来。但是，如果维奥纳有人可能知道她会干出这惨剧，这个人就是阿尔丰索，是的。要是阿尔丰索聪明，他就会看出这点。他也许对她最为了解，比我还要了解，是的，确实如此。她仍然使他感到兴趣。

“她知道他已离开法国？”

“我觉得不知道。

“您对凶杀案还有什么想法？”

“我的想法很难对您表达出来。

“我觉得如果克莱尔没有杀死玛丽-泰蕾丝，她最终会杀死另一个人。”

“杀死您？”

“是的。因为她是在黑暗中走向凶杀的，所以在黑暗尽头的是玛丽-泰蕾丝还是我并不重要……”

“你们两人之间有何区别？”

“她走过来我会听到。”

“根据她的精神失常来推测，她应该杀死的是谁？”

“是我。”

“您刚才是说玛丽-泰蕾丝还是我。”

“我刚才发现恰恰相反，所以现在这样说。”

“为什么是您？”

“这无法解释，我知道。”

“她写过字的纸，很早以前写的也可以，您是否有？”

“没有，我一张也没有。”

“我们没有一张她写过字的纸。您以前是否看到过？”

“两三年前，我看到过她写给凡尔赛那些报社的信件草稿。上面的字几乎看不清楚，拼写错误比比皆是。我全都烧了。”

“信里是什么内容？”

“我只是粗粗看了一下。我只记得一封信的内容。她咨询园艺上的事，是的，问的是英国薄荷，她问家里的英国薄荷冬天如何养护。la menthe（薄荷）她写成了amante（情妇），就像un amant（一个情夫），une amante（一个情妇）。而anglaise（英国的）写成了en glaise（黏土制的），就像en terre（土制的），en sable（沙土制的）。

“她把字写在尸体上了？”

“是的。总是两个词。在墙上也是：在一堵墙上写了‘阿尔丰索’这个词。在另一堵墙上写了‘卡奥尔’这个词。就是这些。没写错。”

“我没有再去过地窖。我决不会再去。阿尔丰索。卡奥尔。”

“是的。”

“看来还记得卡奥尔那个警察。”

“是的。”

“他们对这事怎么看？”

“我一无所知。您对此感到担心？”

“不，不是很担心。现在，不担心了。”

“如果您在罗贝尔·拉米的咖啡馆里不是那样说的话，她是否会招认？我心里这样在想。

“我觉得这事永远无法知道。

“看来她可能真的想去卡奥尔。在她的手提箱里找到一个梳洗用品袋、一件睡衣，旅行的必需品全都有。她可能真的想走，可能是您说的话使她留了下来。她留下来是要纠正您的错误，因为您说，被害人——据您说——是在森林里被杀害的。”

“这方面我对您无可奉告。”

“您曾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不错。”

“各报谈论这起凶杀案已有十天。您知道凶杀案可能发生在维奥纳已有三天。被害人是年龄和体貌跟玛丽-泰蕾丝·布斯凯相似的妇女。而克莱尔却说她已回到卡奥尔，但几年以来她从未去过卡奥尔……您难道没有丝毫怀疑，一点儿也没有？”

“一点儿也没有。没有，我心里丝毫没有发生凶杀的直觉。

“您看，我觉得我的处境，可说是间接地使我说出关于阿尔丰索和凶杀案大体情况的这些蠢话。我在玛丽-泰蕾丝走后就是这种处境。我看这是这些话和凶杀案之间的唯一联系。这凶杀案，那天晚上在我看来仿佛是一次机会，可以找到对维奥纳发生的所有事承担责任的人，也可以对我的种种困难承担责任。”

“您在巴尔托咖啡馆说的话，是对谁说的？”

“对所有人说，又不对任何人说。”

“为什么选择了阿尔丰索？”

“因为他肯定最受警方怀疑。另外，他好像知道很多事，那模样使我感到恼火。”

“还有他对克莱尔那副模样？”

“不，这个，这个我倒无所谓。”

“那警察说，您说话有社会新闻记者的风格。”

“有这个可能。我报纸看得很多。”

“她那天晚上的态度没有使您感到奇怪？”

“没有，罗贝尔的店里有陌生人时，她总是一句话也不说。她是自己招认的，没有人叫她这样做。当时警察把我编造的话再说了一遍，说凶杀发生在森林里，她先是说不是在森林里，但说了两三次还是没把话说完，然后她就招认了，全部承认。”

“她的话是怎么说的？”

“是这样说的：‘我不是在森林里杀死玛丽-泰蕾丝·布斯凯的，而是在地窖里，是在凌晨四点钟。’

“我到临死前也会记住这句话。

“您认为她是因地点上的错误而招认的？”

“我觉得是这样。我认为您要是不犯这个错误，她就去卡奥尔了。”

“如果那警察说的话从头到尾都是错的呢？”

“我认为她也会去卡奥尔。她不会有插话的理由。但您这些假设，虽说起初正确，却突然走上歧路，她无法克制自己，非要还事实以真相。”

“总之，发生的一切仿佛是因为我说了‘森林’二字，才使她向警方招认？”

“不管怎样，警方都会将她捉拿归案，我是这样看的。”

“我刚才跟您说，玛丽-泰蕾丝走了，是因为她对我们感到厌烦，您是否记得？”

“记得。”

“这并非是真实情况。事实是，我觉得玛丽-泰蕾丝感到厌烦的是她，即克莱尔，而不是我。她感到厌烦，我觉得是因为她照顾的人对她所做的事并不欣赏。而我却不是这样。”

“您在旅馆里住得怎样？”

“不错。

“您觉得我曾希望这惨剧能使我摆脱克莱尔，是吗？”

“是的。”

“但在玛丽-泰蕾丝死后，有谁来照顾我，有谁来继续给我做饭？”

“另一个人。这点您已经说了。

“以后是否这样？您将另外买一幢房子，雇一名女仆？”

“是的。

“我希望您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我准备全都信以为真，不管是别人的事还是我的事。”

“我认为您希望摆脱的不仅是克莱尔，而且还有玛丽-泰蕾丝，您想必希望这两个女人从您生活中消失，使您再次单身一人。您可能希望结束一种世界。也就是希望重新开始另一种世界。但这另一种世界，您可能会得到。”

[1] Les Sables,杜撰地名，源于法国旺代省专区首府Les Sables d'Olonne（莱萨布勒-多洛讷）。

三

“克莱尔·拉纳，您从什么时候起住在维奥纳？”

“从我离开卡奥尔起，其中有两年住在巴黎。”

“从您跟皮埃尔·拉纳结婚起。”

“是的，是这样。”

“您没有孩子？”

“没有。”

“您不工作？”

“是的。”

“您最后做的是什么工作？”

“市镇小学勤务工。负责整理教室。”

“您已承认自己是杀害您表妹玛丽-泰蕾丝·布斯凯的凶手。”

“是的。”

“您也承认没有任何同谋？”

“……”

“您是独自一人干的？”

“是的。”

“您坚持说您丈夫完全不知道您所做的事？”

“完全不知道。我搬运被害人的碎尸是在夜里，他当时在睡觉。他睡着时从不醒来。我不知道您想干什么。”

“想跟您谈谈。”

“谈凶杀案？”

“是的。”

“好吧。”

“我们先说说夜里来回的路，就是从您家到高架桥这段路。您同意吗？”

“同意。”

“在这段路上走时，您是否遇到过什么人？”

“这事我已对法官说过。有一次我遇到阿尔丰索。他是维奥纳的劈柴工。”

“我知道。”

“他当时在公路上，坐在一块石头上抽烟。我们说了晚安。”

“是在几点钟？”

“我觉得是在凌晨两点到两点半之间。”

“他没有显出惊讶的样子？他没有问您在那儿干什么？”

“没有，他当时在公路上。”

“依您看，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在等天亮，谁知道？这事我一无所知。”

“他没有对您提出问题，您不觉得这样不正常？”

“不。”

“您看到他时，他是否使您感到害怕？”

“没有，我当时正在做的事使我感到极其害怕，我对其他任何事都不害怕。我当时怕在地窖里变成疯子。

“您是谁，也是法官？”

“不是。”

“我是否一定要回答您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问？您对回答问题感到厌烦？”

“不是，我愿意回答有关凶杀案和我的所有问题。”

“您对法官说了下面的话：‘有一天，玛丽-泰蕾丝在烧菜……’您没有把话说完，我现在请您对我把这话说完。”

“这跟凶杀案没有关系。但我愿意把这话说完。

“……她在烧菜，用调味汁烧肉，她在尝调味汁，当时是晚上，我回到厨房，看到她的背影，我看到她脖子上像是有个斑点，瞧，在这儿。

“他们会对我怎样处理？”

“还不知道。

“那天的事，您只愿意说这些？”

“哦，还有事情可说。她死了以后，那斑点仍在脖子上。我想起以前见到过。”

“您为什么把这件事说给法官听？”

“因为他问我一些日期。我设法想起这是在什么时候，那是在什么时候。在我看到那个斑点的两个时间之间，也许已经过去了几夜。”

“您为什么没有对法官说完这句话？”

“因为这跟凶杀案毫无关系。我把话说到一半才发现这点，于是就突然打住。”

“这大约是在什么时候？”

“我要是知道，就不会去说那个斑点。

“当时还很冷。

“我干的事十分荒唐，这我知道。”

“您以前从未看到过那个斑点？”

“没有。我看到那斑点，是因为她当时刚改变发型，脖子就露了出来。”

“这发型使她脸部也有了改变？”

“没有，脸部没变。”

“玛丽-泰蕾丝·布斯凯是谁？”

“是我的一个表妹。她天生聋哑。总得给她找点事做。她喜欢做家务。她人很胖，总是心情愉快。

“有人对我说，因为我是女人，所以只是把我关进监狱，让我在那里度过余生。那么，我的余生，都将在这一个地方过啰？”

“您觉得把您关进监狱是公正还是不公正？”

“您爱怎么说都行。不如说是公正。但也并不公正。”

“为什么有点不公正？”

“因为他们要我说的我都说了，但结果丝毫没有改变。我知道，如果我一点不说，结果还是一样，他们也会把我关起来。”

“您不觉得这样对您丈夫不公正？我是指从您这方面来说。”

“不，不完全是这样。这样比死去要好。另外……”

“什么？”

“我不是很喜欢皮埃尔·拉纳这个人。”

“他为什么要把玛丽-泰蕾丝·布斯凯叫来？”

“来帮忙。而且不用花钱。”

“不是为了烧菜？”

“他刚叫她来时，不是，当时他并不知道她菜烧得好。是因为不用花钱。我觉得，只是到后来，他才开始付钱给她。”

“您一直说您全都对司法部门说了，但这不完全符合事实。”

“您问我是为了知道我没有说的事？”

“不是。您相信我吗？”

“我愿意相信。我全都说了，就是那个人头没说。我要是把人头在哪里说了，就全都说了。”

“这事您什么时候说？”

“我不知道。那个人头，我做了必要的处理。我当时感到很难处理。比其他碎尸更难。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说出人头在哪里。”

“干吗不说？”

“干吗要说？”

“法律规定，招认应该彻底。只有在人头找到之后，才能完全确定她是被害人。”

“已经找到的部分尸体足以确定这点。只要找到她的两只手就够了，她的手认得出来。您可以去问我丈夫。再说我已承认。”

“您不愿说出人头藏在哪里，是否能说说是什么时候藏起来的？”

“我最后去处理人头，是在一天夜里。把所有的事都处理好以后。通常都怎么做，我也就怎么做了。这人头怎么处理，我想了很长时间。我没想出来。于是我去了巴黎。我在奥尔良门下车，一直走到我想出为止。我想出了办法。于是我就放心了。

“我心里在想，你们为什么要这人头，好像尸体的其他部分还不足够。”

“我已经跟您说了，招认应该彻底。”

“我不明白。

“我丈夫是怎么说我的？”

“大多是好话。他说，您从一段时间以来变了。说您说话很少。有一天您对他说，玛丽-泰蕾丝·布斯凯像一头牲畜。”

“错了。我是说‘像一头小牛’。从背部看，确实是像。如果您认为我说了这话才把她杀了，那您就错了。这点我早就该知道。”

“怎么知道？”

“在法官跟我说起这事的时候。”

“您曾梦见自己是另一个女人？”

“没有。

“我曾梦见我所做的事。是在以前，很久以前。这事我对丈夫说过。他对我说，他也做过这种梦。那天晚上，我在咖啡馆里问了阿尔丰索和罗贝尔。他们对我说，他们也做过杀人的梦，并说所有的人都做过杀人的梦。

“我不是第一次在做梦时杀她。”

“您是否对法官说过，您在杀玛丽-泰蕾丝时，就像在做梦一样？”

“没有，这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事有人问过我，我说当时比做梦更糟。”

“为什么比做梦更糟？”

“因为我不在做梦。

“您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杀死玛丽-泰蕾丝·布斯凯？”

“为什么？”

“为使您免于终身流放。”

“这是您的职业？”

“不是。”

“这种事您不会每天都做？不会给所有人做？”

“不会。”

“那么，您就听我说。有过两件事：第一件是，我梦见自己杀死她。第二件是，我杀死她时不在做梦。

“这是您想知道的事？”

“不是。”

“我要是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是会回答的。我不能把自己的想法理清楚，使您和法官把发生的事情弄明白。”

“也许我们还是能做到这点？”

“也许能。

“要是我做到了这点，要是一切都清楚了，他们会怎样处理我？”

“这要取决于您的理由。”

“我知道，杀人犯说得越清楚，就越有可能把他们杀了。

“那么，这点您怎么回答我？”

“那就是虽然有这种危险，您还是希望把事情弄得一清二楚。”

“不如说是这样。

“我应该对您说，我曾在梦中杀死跟我一起生活过的所有人，其中有卡奥尔那个警察，我第一个男人，也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人。每个人都给杀死好几次。因此，总有一天，我会真的做出这种事。现在事情已经干了，我知道我真的会这样干一次。”

“您丈夫说，您没有任何理由怨恨玛丽-泰蕾丝·布斯凯，说她把家务做得不错，特别是菜烧得很好，说她手脚干净，为人诚实、宽厚，对你们俩照顾得十分周到。还说据他所知，你们之间从未有过争吵，十七年来从未吵过。”

“她是聋哑人，没人会跟她争吵。”

“她如果不是聋哑人，您是否会责备她？”

“我没有办法知道。”

“那么您同意您丈夫对她的看法啰？”

“这个家是她的。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决不会去想她做的事是好是坏。”

“现在她不在了呢？”

“我看出跟以前的区别。到处都是灰尘。”

“您更喜欢有灰尘？”

“干净的时候更好，不是吗？”

“但您更喜欢什么？”

“干净在家里十分重要，它过于重要。”

“干净挤掉了别的东西？”

“也许？”

“是什么？请说出您首先想到的词。”

“时间。”

“干净挤掉了时间，是不是这样？”

“是的。”

“那美味佳肴呢？”

“比保持干净所花的时间更多。

“现在，全都没人照管了。炉灶是冷的。那些桌上还有冷掉的油脂，油脂上有灰尘。窗玻璃嘛，已看不清外面的东西。有阳光照进来，什么都看到了，是灰尘和油迹。已经没有干净的东西，一只玻璃杯也没有。所有的餐具都从餐具橱里拿了出来。”

“您说的是‘现在’，但您并不在那里？”

“我还是知道家里已变成什么样子。”

“像谷仓一样？”

“我不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像谷仓一样脏，是吗？”

“不是，为什么说谷仓？”

“要是这样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呢？”

“但现在仍然这样，没有人去照管。我在的时候已经开始变得这样了。七天里不洗碗碟。”

“要是这样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呢？”

“要是这样下去，就什么也没了。在碎石之间会长出野草；另外，连人站的地方也不会有了。要是这样下去，就不再是人住的房子，就会变成猪圈。”

“或者变成谷仓？”

“不，不是。是猪圈。我被捕时，就开始变成这样。”

“对这场惨剧的发生，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加以阻止？”

“我什么也没做，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我不去管它。

“我们会看到，这会变成什么样子。”

“您当时在度假？”

“什么时候？”

“在家里变得肮脏之后？”

“不是，我从未度过假。这没有必要，完全没有。我有的是时间，我丈夫的工资已经够用，而我也有卡奥尔一幢房子的收入。这事我丈夫没对您说过？”

“说过。

“您觉得监狱里的伙食怎样？”

“我得说我是否喜欢那里的伙食？”

“是的。”

“我喜欢。”

“伙食好？”

“我喜欢。

“您希望我这样回答？”

“是的。”

“您知道，请您对他们说，如果必须让我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他们就这样做吧，行，行，他们就这样做吧。”

“您对过去的生活一点也不怀念？”

“要是仍然这样过下去，我在这儿很好。现在您知道，我家里的人全都走了，我在这儿不会不好。”

“但您对过去的生活是否有点怀念？”

“哪一部分的生活？”

“譬如最近几年的生活。”

“阿尔丰索。

“阿尔丰索和其他一切。”

“她是您家里最后一个人？”

“不完全是。她父亲还在，名叫阿尔弗雷德·布斯凯，是我母亲阿德琳·布斯凯的八弟。布斯凯家的人都死了，只有她父亲阿尔弗雷德还在。他只有独生女玛丽-泰蕾丝，运气不好，是个聋哑人，她母亲过于伤心就死了。

“我丈夫嘛，我不把他算进去。

“而她，她真的是我家的人。我想到她，总是看到同样的形象：她在大街的人行道上跟一只猫在玩。有人说，她是聋哑人，像这样已经非常快活，比正常人还要快活。”

“除了残疾之外，您是否觉得她跟您有区别？”

“没有区别，瞧，她死了，没有区别。”

“那活着的时候呢？”

“活着的时候，区别是她很胖，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而且吃得很多。”

“这区别是否比她残疾产生的区别更大？”

“是的。也许是。她吃饭时，走路时，我有时感到无法忍受。这点我没有对法官说。”

“您是否能说说是为什么？为什么您没有对法官说？”

“因为他会弄错，会以为我讨厌她，而我并没有讨厌她。我没有把握能对他解释清楚，所以就情愿不说。您可以认为我在撒谎，因为我刚才对您说我全都说了，而我现在跟您说的是我没有说的事情。但您这样认为就错了，因为我刚才对您说的事，只是跟我性格有关。我可以说，我有一种性格，无法容忍别人吃得香睡得好。就是这样。要是另一个女人跟她一样吃得香睡得好，我也一样会感到无法忍受。因此，并不是因为是她我才不能忍受。而是因为任何人这样我都不能忍受。有时我离开餐桌，到花园里去看别的东西。有几次我呕吐了。特别是有调味汁烧肉的时候。调味汁烧肉，在我看来是可怕的东西，很可怕。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卡奥尔时常常吃这个菜，当时我还小，我母亲做这个菜，是因为这样比光吃肉要便宜。”

“您不喜欢这菜，她为什么要做呢？”

“她做菜就是为了做菜，是为了给大家吃，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她做这菜是因为我丈夫喜欢吃，现在完了，再也不会有这个菜了，她做这菜是为了他，为了她，为了我，没有任何原因。”

“她不知道您不喜欢调味汁烧肉？”

“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

“他们猜不出来？”

“猜不出。吃饭时，我跟他们一样吃这菜。如果我不是看着他们吃这个菜，我可以吃下去。”

“您为什么一直没对她说您讨厌调味汁烧肉？”

“我不知道。”

“您想想。”

“既然我不认为‘我不喜欢调味汁烧肉’，我就不能这样说。”

“您当时可以对他们这样说，这是我现在让您知道的？”

“也许是。然而，这种肉我已吃了许许多多。我不是十分清楚。”

“您为什么要吃，而不是不吃？”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喜欢吃。是的。这种令人恶心的调味汁烧肉，我还是愿意吃。吃完后，我在花园里想这件事，会整天闷闷不乐。

“我是否对您说过我非常喜欢花园？在那里我很安宁。可我在屋里，我总是无法肯定她是否会突然来吻我，我不喜欢她吻我，这点我也应该说出来。她非常胖，而房间都很小。我觉得她太胖，房子又太小。”

“这话您对她说过？”

“没有，我没有对她说过。”

“为什么？”

“因为这只是我的看法，是我看到她在屋里，觉得她太胖。否则就不是这样。但不光是她。我丈夫像一根麻秆，我觉得他个子太高，在这屋里太高，有时候我去花园，是不想看到他在天花板下面走来走去。

“我在花园里，他们不来找我。

“那里有一张水泥做的长凳和几棵英国情妇（薄荷），这是我最喜欢的植物。这植物可以吃，长在一些放羊的岛上。我想到了这个：英国情妇，这跟调味汁烧肉完全不同。我应该对您说，我坐在水泥长凳上，有时感到自己非常聪明。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心里安宁，智慧渐渐出现在我脑中，我就会有聪明的想法。”

“您是怎么知道的？”

“这大家都知道。

“现在全都完了。现在我是您看到的在您面前的人，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在花园里您是什么人？”

“在我死后仍在的女人。”

“您说了，调味汁烧肉您还是吃的。”

“我刚才对您说了。”

“您是否做了许多您既不喜欢又喜欢的事？”

“有几件。”

“您怎么会喜欢做这种事？”

“我刚才也已对您说了。我喜欢做这种事，是因为做了以后我可以在花园里进行思考。”

“每天都是用同样的方法？”

“不是，决不是。”

“您当时在想另一幢房子？”

“没有，我在想这里的那幢房子。”

“但那屋里没有他们？”

“没有他们，不，他们那时就在那儿，在我背后，在那屋子里，没有他们，不，我不能。

“我当时想要作出解释，他们在我背后，决不会想到这些解释。”

“解释什么？”

“哦，许多事情。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一直活到现在。我爱过卡奥尔那个警察。就是这样。

“谁希望我进监狱？”

“谁也不希望这样，所有的人都希望这样。”

“我像是在担心，其实我无所谓。

“我丈夫跟您说起卡奥尔那个警察？”

“说得不多。”

“他不知道我当时多么喜爱那个警察。我，就像您看到的那样，我当时二十五岁，这个漂亮的男人爱上了我。我那时信仰上帝，每天去领圣体。我被安排在一家乳制品厂工作。他当时跟一个女人同居，开始时我因为这事不想跟他好。于是他离开了那个女人。我们相爱了两年，爱得发狂。我是说发狂。是他让我离开了上帝。除了上帝我只相信他一人。我只听他的话，他对我来说就是一切，到了有一天，我没有上帝了，只有他了。后来有一天，他撒了谎。

“他来晚了。我在等他。他回来时眼睛发亮，他说着，说着……我看着他，我听他说，他是从邮局来的，还说他做了什么事，他那些谎话，我看着他，他说得越来越快，然后突然不说了，我们相互看着，看着。天塌了下来。

“我回到乳制品厂。又过了三年，我遇到皮埃尔·拉纳，他把我带到巴黎。我没有生过孩子。

“我心里在想，后来的生活我是怎么过的。”

“您没有再见到过卡奥尔那个警察？”

“见到过，在巴黎见过一次。他从卡奥尔来看我。他来我家时我丈夫不在。他把我带到里昂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

“我们在房间里一起哭。他还想要我，但已经太晚了。”

“为什么太晚了？”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相爱了。我们只会哭泣。最后，总得这样吧，我硬是离开了他的怀抱，从他那里挣脱出来，我把他的双臂从我赤裸的身上扳开，他不想让我走。我在黑暗中穿上衣服，然后逃走。我逃脱了，正好在丈夫回来前回到家里。

“后来我觉得我不再这样想他了。我们是在里昂火车站附近的那个房间里最终分手的。”

“当时玛丽-泰蕾丝·布斯凯已经跟你们在一起了？”

“没有。她是一年以后来的。我丈夫去卡奥尔找她。他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日把她带到家里，她当时十九岁。那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看到他们是从共和国大街来的，我那时在花园里。从远处看，她跟大家都一样。走到近前，她不说话。但她看着嘴会知道你在说什么。没办法叫唤她，得走到她身边，拍拍她肩膀。

“家里十分安静，尤其是冬天晚上，小学放学以后。晚上七点，开始闻到厨房里的气味，那时就是这样。她菜里总是放很多油，那味道到处都是，在屋里不会闻不到。

“冬天我不能到花园里去。

“关于凶杀案，您问了维奥纳的一些人？”

“是的。罗贝尔·拉米也问了。”

“幸好他在。

“那些人对您说了些什么？”

“他们说他们无法理解。”

“在警车里，我忘了对维奥纳看上最后一眼。这事不会想到。我现在想起的是广场的夜景，阿尔丰索慢慢地走着，抽着烟，朝我微笑。”

“有些人说，您有这样的条件，应该幸福。”

“我有充裕的时间，我丈夫的工资完全够用，我这方面还有卡奥尔一幢房子的收入，这事他们对您说了？”

“是的。还有些人说，他们料想到会这样。”

“啊！”

“您现在感到不幸？”

“不。我现在可以说幸福，我是在幸福的边缘。如果我有那座花园，我就会完全幸福，但他们决不会把花园还给我，我现在情愿，我情愿因失去我的花园而这样悲伤，因为现在睡觉时要睁着一只眼睛，要看好我自己。

“我要有自己的花园，那是不可能的，那太过分了。

“那么，他们在说什么？”

“说您当时有这样的条件，应该幸福。”

“不错。

“在那花园里，我想到过幸福。我一点也记不得我当时坐在长凳上想些什么。现在全都完了，我不再理解我以前想的事。

“我有这样的条件，应该幸福，这话罗贝尔是否说过？”

“没有。他说：‘如果克莱尔过的是另一种生活，情况也许会完全不同。’”

“是哪种生活，他没说？”

“没有。”

“那就等于没说。

“阿尔丰索呢？他说了什么？”

“我没有见到阿尔丰索。但他对法官几乎什么也没说。他好像对您没有明确的看法。”

“阿尔丰索什么也没说，但他应该对凶杀案有看法。”

“他对您说了？”

“没有，没这回事，没有，相互能说些什么？没有，但您要知道，过了二十二年，一年到头见到阿尔丰索，相互间说的话就是这些，‘白天好，晚上好’，加起来有一大堆。

“不然的话，在夜里，有时在维奥纳镇里遇到。”

“您为什么说：‘现在全都完了’？您认为是这样？”

“有什么会开始呢？那就结束了。

“她已经死了，对她来说，已经完了。我干了这事，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这个家，完了。维持了二十二年，但现在全完了。

“这唯一漫长的一天——白天——夜里——白天——夜里，突然发生了凶杀案。

“还记得冬天，那时不能去花园，否则全都一样。坐在那长凳上，我觉得我什么都想过了。

“我当时在看报，然后呢，坐在那长凳上，我在想报上看到的事。有时也想一些政治问题。有些人走过，我就想他们。我也想玛丽-泰蕾丝，想她怎么干活。我用蜡堵住耳朵。不是经常这样，也许有十来次吧，就是这样。我丈夫是否说要把房子卖掉？”

“我不知道。”

“哦，他会卖掉的。还有家具。现在，他还能把房子怎么处理呢？他会在街上公开拍卖。把什么都放在外面。维奥纳的人都会到街上来看那些床。他们会看到灰尘和全是油迹的桌子，还有肮脏的餐具，他们看到这些后会怎么想，我现在毫不在乎。必须得这样。

“也许他要把房子卖掉有点困难，因为里面杀过人。也许他会按地价把房子卖掉。他对我说过，在维奥纳，现在建房用地的价格是每平米七百法郎；加上花园，可卖个好价钱。

“这笔钱，他又会派什么用场？”

“您当时有这样的条件，应该幸福，这点您不相信？”

“在说这话和相信这话的人看来，我相信这点，是的，我相信我当时有这样的条件，应该幸福。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在其他人看来，不相信。”

“哪些人？”

“您。”

“那么依您看，我这样想，也错了？”

“是的。你想到跟卡奥尔的警察在一起时的生活，你可以说：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但这不符合实际。我从来没有跟卡奥尔的幸福分开过，这幸福陪伴了我的一生。这不是几年的幸福，您别这样看，这是降临后永远存在的幸福。我睡着时它仍然在，他下班回来时，我看到它在树篱后对我微笑。我一直想把这事说给某个人听，但可以对谁谈论这男人呢？现在已经太晚了，太遥远了，太晚了。

“写信谈论他，我是可以写的，但给谁写呢？”

“给他？”

“不行，他是不会理解的。

“不，得要把信给随便哪个人寄去。但这‘随便哪个人’并不容易找到。然而却应该这样做：把信寄给一个既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我的人，这样事情就会完全被理解。”

“也许可以寄给报社？”

“不行。我因各种原因给报社写过两三次信，但决不是因为这样重要的原因。”

“在花园和其他东西之间还有什么？”

“还有开始闻到厨房里气味的时候。知道晚饭前只有一小时时间了，要想要紧的事就得抓紧，因为再过一小时白天就要结束。那时就是这样。

“在花园里，您要知道，先生，我脑袋上方有个铅制的盖子。我的这些想法，得要穿过这盖子，才能使自己……我才能，就说是平静下来吧，但它们只有少数几次能穿过去。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想法又落到我头上，它们留在盖子下面乱躜乱动，这样极其难受，有好多次我想自杀算了，免得再受痛苦。”

“但有时候它们能穿过铅制盖子？”

“有时候，是的，它们会出去几天。我不是疯子，我很清楚它们不会去任何地方。但它们在我脑中穿过要起飞时，我是多么……是多么的幸福，可以认为是疯了。我觉得别人听到我在想什么，觉得这些想法在街上发出声音，像枪声那样响。街上因此就发生了变化。有时，人们回过头来朝花园观看，好像有人叫唤过他们。我的意思是说，我会相信这种事。”

“这些想法涉及什么？涉及您的生活？”

“如果跟我生活有关，它们就不会使任何人产生兴趣。不，它们涉及的还有其他许多事情，不光是我以及我周围的人。其他人也可以有这些想法并加以使用。我有过一些想法，涉及幸福，涉及冬天的植物，某些植物，某些事物，食物，政治，水，涉及水，寒冷的湖泊，湖底，湖底的湖泊，涉及会吸收会结冰会关上的水，涉及那个东西，水，很多，涉及不断爬行、没有手的动物，涉及来来往往的东西，也很多，在想到卡奥尔时，涉及对它的想法，在没有想到它时，涉及电视，并跟其他东西混在一起，一个故事套在别的故事上又套在另一个故事上，涉及聚集，很多，关于聚集的聚集，结果是聚集和其他，涉及混合和分离，很多很多，聚集是否被分开，您看，一粒粒被分开，但又黏在一起，涉及聚集乘法，还有除法，涉及浪费和失去的一切，等等等等，我哪知道。”

“涉及阿尔丰索？”

“是的，很多，很多，因为他的心无限敞开，双手张开，小屋空空，手提箱空空，没人能看出他完美无缺。”

“涉及那些杀过人的人？”

“是的，但我以前搞错了，现在我知道了。这件事，我只能跟干过这种事的人去说，他会帮助我，您要知道。跟您说，不行。”

“您当时希望别人了解您在花园里的想法？”

“是的。

“我是希望告诉别人，希望他们知道，我有一些答案是给他们的。但怎么让别人知道呢？我不够聪明，不能使我的智慧表现出来，不能把我的智慧说出来，我做不到。而皮埃尔·拉纳，他过于聪明，这点连他自己也看不出来。我真希望变得非常聪明。我在临死那天能感到安慰的是，我没能充分认识到我在整个那段时间里所拥有的智慧。

我一直没能做到这点。我清楚地想到，做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知道这种智慧跟自己一样面临死亡的威胁，应该是可怕的事情。但我还是会喜欢这样。

“整个那段时间，整个那段时间全都浪费了。我现在心里平静，因为我知道已经太晚了。”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在没有人的教室里，我在打扫的时候。里面还很热，是孩子们留下的热气，我关在里面，黑板上写有数字，有除法和乘法，乘法和除法，于是我成了‘三’这个数字，真的是这样。”

“您丈夫说，您有时以为自己在跟过路人谈话。”

“啊，他对您说了。我高兴时就编造那些谈话。我很清楚，他们俩都不会相信我。我很喜欢他们有时把我看作疯子，让他们感到有点害怕。过后我还会更加安宁。

“但有的时候，那些谈话确实有过，但并不是我跟他们说的那样，决不会说。”

“我们回过来谈凶杀案？好吗？”

“对那段时间，我现在几乎什么也记不清了。有人想必跟您说过。”

“您为什么干这事？”

“您说的是什么？”

“您为什么把她给杀了？”

“我要是知道怎么说，审问早就结束，您也不会在这儿问我了。其他的事我知道。”

“其他的事？”

“是的。我把她尸体切成一块块，把这些碎尸扔进火车，是因为这是把她灭迹的一种办法，您处于我的地位，会怎么办？

“另外有人说，这办法想得不错。

“在被捕前，我不想让警察把我抓住，我把她毁尸灭迹，就像头脑清醒的人一样。

“您无法想象，夜里在地窖里把尸体切开是多么吃力，我是决不会想到的。如果有人对您说，我杀了人，又在地窖里干这种事，是罪上加罪，您要说，这样说是错的。”

“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把她杀了？”

“我决不会这样说。”

“您会怎么说呢？”

“这要看问题是怎么对我提的。”

“别人从未对您恰当地提出过关于这凶杀案的问题？”

“没有。我说的是实话。如果有人对我恰当地提出问题，我就会知道该如何回答。这种问题，我自己也提不出来。”

“依您看，是否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即您为什么杀死她？”

“没人能回答。除非到最后，也许有。”

“您自己不设法想出这恰当的问题？”

“在设法想，但想不出来。我没有花很大力气去想。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我没法去想。

“他们对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但我觉得提得恰当的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他们问：是否因为她又聋又哑，使您感到恼火？或者问：您是否嫉妒您丈夫？嫉妒她年轻？或者问：您是否感到厌烦？或者问：是否家里这样安排使您感到有压力？

“您至少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什么地方不符合实际？”

“它们互不相关。”

“恰当的问题是否会包括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也许会。这个我怎么知道呢？但您，您是否有兴趣知道我为什么干了这事？”

“是的。您使我感到兴趣。因此，您干的一切，我都想知道。”

“是的，但是我如果没有犯杀人罪，我就丝毫也不会使您感到兴趣。我还会待在那里，在我的花园里默不作声。有时，我的嘴就像那长凳的水泥一样。”

“依您看，怎样才算是恰当的问题？不是在我能给您提出的那些问题里面，不，当然不是。但是否在您能对我提出的那些问题里面呢？”

“对您提问题干吗？”

“譬如，想知道我为什么问您？您怎么使我感兴趣？我是怎么样的人？”

“这我知道，我怎么会使您感兴趣。您是怎么样的人，我已经有点知道。

“至于其他事，我对阿尔丰索是这样的。他来跟皮埃尔谈工作或随便什么事时，我就到走廊里或门后去听。对您也应该会这样。”

“那我就应该在远离您的地方说话啰？”

“是的，要是跟别人说话。”

“同时不知道您在听？”

“并不知道。得要这样才行，像这样，是偶然的事。”

“在门后听得更加清楚？”

“都能听到。这是生活中的一个奇迹。这样，我就看到了阿尔丰索的内心深处，而他自己却看不到。

“皮埃尔发现我在门后，就叫我回到花园去，马上回去。这是什么生活。”

“皮埃尔的声音在门后听到时是怎样的？”

“他嘛，他的声音跟当面听到时一样。

“您听着，我不能再说得更清楚了：您要是想出恰当的问题，我一定回答您。

“对我杀死她的原因，大家说了些什么？”

“大家作出了一些假设。”

“跟法官提出的那些问题一样。”

“用‘为什么’这个词是否更加恰当？”

“‘为什么？’是的。可以到此为止了。”

“那么我问您：为什么？”

“不错。为什么。

“但这个词使我跟您接近，跟那些问题接近。”

“而如果有一个原因却又不为人知，有一个不知道的原因。”

“这时是谁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您不知道。我不知道。”

“这个不为人知的原因在哪里？”

“在您身上？”

“为什么？为什么不在她身上，或是在屋子里，在刀子里？或是在死亡里？是的，在死亡里。

“精神失常是否是一种原因？”

“也许是。”

“想来想去又想不出来，时间长了，大家就会说是因为精神失常，这我知道。

“真倒霉。如果精神失常就是我的毛病，如果我的毛病就是精神失常，我并不伤心。”

“您别去想这事。”

“我不在想这事。是您在想这事。我知道，人们在想我是疯子，我可以从说话的声音中听出来。”

“您在家里做些什么？”

“什么也不做。隔天去买一次东西。就这些。”

“那您在照管什么？”

“没有。”

“那么时间是怎么过的？”

“过得很快，每小时一百公里，就像激流那样。”

“您丈夫说您每天整理自己的房间。”

“为我自己，我整理自己房间，我洗澡，我洗自己的衣服和我。这样，我就总是作好准备，您要知道，房间也是这样。干干净净，梳妆打扮好，床铺好。于是，我可以到花园里去，没留下任何痕迹。

“是的，我因为是疯子，还是有点伤心。如果其他人都是疯子，我在这中间会变成什么呢？”

“您房间整理好之后，您呢，又洗好澡，您准备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我准备好。如果有大事发生，我准备好了，就是这样。如果有人来找我，如果我失踪了，如果我再也不回来了，永远不回来了，别人就不会在我身后找到任何东西，连一个特别的痕迹也找不到，只有干净的痕迹。就是这样。”

“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花园。这很远。这很温馨。这已结束。阿尔丰索仍在劈柴，而一切都已结束。皮埃尔到办公室去。我觉得阿尔丰索也具备条件，可以成为聪明人，但他却没有成为这样的人，我永远不会知道是为了什么，就像我的事一样。在维奥纳，有两个人是这种情况，阿尔丰索和我。

“我觉得皮埃尔·拉纳不是这样。

“依您看，我对您说的这些是否都是事实？”

“我觉得是事实。”

“那么，您看。我也觉得这是事实。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我说的是事实。也许我以前也能这样做，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我可以不停地说，说上一年。我也可以立刻停下不说，钥匙转一下，就永远结束。现在也是这样：我在对您说，我同时又不在对您说。脑袋里总是这样满满的。里面总是有许多东西。这又有什么办法？像我们这种人，真怪。我是否谈了那幢房子？

“二楼有两个房间，底楼有餐厅和玛丽-泰蕾丝的房间。”

“您到她房间里去之前，是否睡着过？”

“那时我已不需要开电灯，天应该已经亮了。我大概睡着过。

“我常常在天蒙蒙亮时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我就在屋里走来走去，总是在底楼走，就是这样。

“当时，在餐厅和走廊之间有阳光。”

“……她房间的门开着，您看到她侧睡着，背朝您。”

“是的。总是这样。”

“您到厨房里去喝一杯水。您环顾四周。”

“是的。在盘子底部，我看到结婚前三天在卡奥尔买的那些盘子的图案，就是‘星球商店1942’。这又出现了。我知道，想到那些盘子，我又要回想起那些事情。于是，我感到厌烦，您要知道。我希望有人来把我带走。我希望有三四堵墙、一扇铁门、铁床和装有栅栏的窗子，把克莱尔·拉纳关在里面。于是我打开窗子，把盘子全都砸碎，以便让人听到，来让我把她甩掉。但突然间她在那里出现，站在通风的地方，看着我把盘子砸碎，她微笑着，跑去告诉皮埃尔。

她什么事都要告诉皮埃尔。

皮埃尔来了。好吧，你到花园里去。

“我终于开始喜欢花园。”

“那是在什么时候？”

“盘子砸碎，那是在三年前，或是五年前。”

“您对丈夫说玛丽-泰蕾丝去了卡奥尔，他怎么会相信您？”

“哦，您让我休息一会儿。

“您想知道些什么？”

“您丈夫起来后，您对他说了什么？”

“我说了您刚才说的话。”

“您丈夫是否说了真话？”

“我丈夫不相信我。没有人向我打听她的消息，阿尔丰索也没问。”

“您丈夫没有向您提出任何问题？”

“没有，这证明他不相信我，这不是真话。”

“那么，他相信什么？”

“您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呢？这我不知道。”

“阿尔丰索呢，依您看，他是否猜到了？”

“是的。我要他把电视机扔到井里去时，我清楚地看出他猜到了。

“他说了什么？”

“他说，您从未要他把电视机扔到井里去。”

“我不相信您说的话。要么他们都在撒谎，要么是您在撒谎。”

“我大概弄错了。”

“好吧。因为阿尔丰索不会说话，不过‘是’和‘不是’，他还是会说的。有一天也许会来，就像我这样，突然来了。他回家时有时唱《茶花女》[1]，这事我有一次问过他。不然的话，他就一直劈柴，真讨厌。很久以前，十二年前，我曾希望他喜欢我，这个阿尔丰索，希望他把我带到森林里去，跟他一起生活，但这种爱情决不会再有了。有一次，我等了他整整一夜，听到了各种声音，这种爱情本来可以重新开始，就像卡奥尔，在一起，但他没来。

“他们都会说我现在疯了，如果他们这样，他们也会发疯。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去说吧，他们是在另一边乱说一气，说的时候没动脑子，没有好好考虑。

“要是他们知道地窖里发生的事就好了。要是他们在地窖里待上一分钟，他们就不会说了，就会对这件事一言不发。”

“凶杀案发生前，您是否在他们那边？”

“不是，从来不是，我从未在他们那边。我有时也去那边，譬如去买东西——我是隔天去买东西，您别以为我一点事也不干，那时我只好向他们问好，跟他们说话，但尽量少说。然后，我在一个小时里要听到他们像演戏那样的尖叫声。”

“您经常去看戏？”

“有时去，我们住在巴黎时，他带我去。

“《茶花女》是在卡奥尔跟那警察一起去看的。”

“阿尔丰索不是在另一边？”

“不是，阿尔丰索在我这边，即使他自己并不知道。

“卡奥尔那个警察也是，他完全站在我这边。”

“您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

“他一直在卡奥尔，待在那城市里，过着他随心所欲的生活。”

“您丈夫是‘在另一边’？”

“是的，又不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另一边，但因为我们的关系，他从未完全待在那边。要不是因为我们，他会请他们来吃饭，这点我可以肯定，他会像他们那样说话。您好，太太，您好吗？孩子们好吗？长大了？情况不好，会好起来的。有时候，他到他们家里去。但他总是回来，在自己家暖和，有肉吃，总是这样，即使跟其他人一起过了好几天，他仍然回到我们这儿。请您注意，我们没有谈到过要请这些人来我家。他知道不能把他们带到家里，因为一边是他妻子，另一边是又聋又哑的女人。他感到不自在。这点他十分清楚。其实，他也是另一边的……

“是的，跟我们俩在一起，他对两种女人习惯了，一种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不说一句话，另一种待在花园里不发出声音。

“有一次，我在里昂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跟卡奥尔的警察最后一次约会后回来，我赶紧回到家里，使他无法猜出，我看到他回来时戴着领带和眼镜，好像什么事也没有那样，来到我的面前，我那时还在哭，我没法停住不哭，热泪不由流了下来，那天我看到他回来时戴着领带和眼镜，还有白色领子，他那样子，他像是在对我说，却又没有说出来：‘你到别处去哭，姑娘，你要是想哭。’那天，我看出他是另一边的，在那天就已看出。”

“玛丽-泰蕾丝·布斯凯是不是‘另一边的’？”

“她因为残疾，不是，她不是另一边的，但如果她是正常人，她就会是另一边的女王。请记住我刚才对您说的话：女王。他们在人行道上走过去望弥撒时，她就盯着他们看。他们对她微笑，您看。对我，从来也没有人对我微笑过，他们从来不对我微笑。

“她是聋哑人，是一大块听不到声音的肉，但有时她身体里会发出叫声，这叫声不是从她喉咙里发出，而是从她胸部发出。

“在地窖里，我戴上墨镜，关掉电灯，可见我不是疯子，因为我不想看到她，因为我关掉电灯和戴上墨镜是不要看到她。我对她看够了，看了简直有一百年。

“您听到了我刚才说的话。我不再像刚才那样说了。我不再对那些句子加以区别。我刚听懂自己的意思。

“这样您会在意？”

“不会。”

“我会说粗话，会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话题。您别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这样。

“我会永远不再说话。就这样。”

“在地窖的一堵墙上，有人看到阿尔丰索的名字，是您用一块炭写的。您是否记得自己写过？”

“不记得。

“可能我想叫他，让他来救我？但我不能叫喊，这样会吵醒我丈夫，于是我就写了？也许是这样。我想不起来了。

“有时我用写字来叫唤，却又知道这毫无用处。”

“叫谁？”

“哦，叫一个没有再回来的男人。

“玛丽-泰蕾丝经常这样做，这也许是受她的影响。”

“在另一堵墙上，有‘卡奥尔’三个字。”

“有这个可能。我想不起来了。我在地窖里做了许许多多事情。

“请告诉我，怎么会这样？”

“您不能谈地窖，还是您不想说？”

“我不想说。

“我不能说。

“另外，地窖不能说清任何问题。那只是我作出巨大努力，想摆脱这桩残杀。那不是别的事，只是作出努力，不过这努力让人极其痛苦，使人想大声叫喊。我大概晕了过去，我发现自己在地上睡着了，我可以肯定。我不能说，我不想说。我会带着对地窖里的回忆死去。已经发生的事，我会带到坟墓里去。如果其他人都认为我惹人讨厌，认为维奥纳所有的人都会唾弃我，只有这个，才能使地窖恢复平衡。”

“看来，维奥纳的居民在您心目中十分重要，比您说的还重要。”

“维奥纳，是背景，我在那里生活的时间最长，是在维奥纳中央，在正中央，每天发生什么事，全都知道。有一天，凶杀发生。我猜到他们是怎么看的，这极其容易，这清楚，很清楚。凶杀发生。我闭上眼睛就看到他们，他们从窗口伸出脑袋，或者站在门口，用他们演戏般的声音说：‘她还是做得太过分了。’”

“您当时准备到卡奥尔去？”

“是的，我可以发誓。我告诉您，是因为您一无所知，真的希望全都知道，而我丈夫以为自己知道，跟他说话是在浪费时间。是的，我想到卡奥尔去。我当时在想，从他们发现凶杀案发生在维奥纳，一直到他们发现这是我干的，这中间会有一段时间，我可以到卡奥尔去待几天。

“我会住在克里斯塔尔旅馆。”

“您为什么没去？”

“这您知道，为什么还要问我？”

“是因为您丈夫说的话？”

“他真是可笑，连这个也不知道。”

“还有一个原因？”

“我想，是的。

“这使我感到有趣，我把时间给忘了。

“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确切地谈到她。

“是这样？”

“他谈的是她？”

“是的，他甚至说出她的姓名：玛丽-泰蕾丝·布斯凯。

“那时，他几乎全都猜到，可以一下子弄清凶杀案的全部真相。这样确切，只有我一人知道。您十分清楚，这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要告诉他们。”

“您对他们说了些什么？”

“我轻轻地对阿尔丰索说了，是他告诉他们的。这事来得十分简单。我对阿尔丰索说：‘告诉他们是我，说我同意。’于是，阿尔丰索往前走到咖啡馆中央，并说：‘你们不要去多想了，是克莱尔在她表妹睡着时用刀把她给杀了，然后用大家已经知道的方法毁尸灭迹。’先是一阵沉默。然后响起叫喊声。

“后来，那警察把我带走。”

“阿尔丰索还说，他夜里有时在维奧纳遇到您。”

“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他夜里不到维奧纳来，他就不会遇到我。

“他说这话很奇怪。”

“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这话没有恶意。”

“这我知道。

“我夜里出去在维奥纳走动，是因为我认为那里发生一些事情，我应该去进行核实。

“我认为有人在一些地窖里要把别人打死。有一天夜里，到处都发生火灾，幸好下起了雨，把火给灭了。”

“谁在打谁？”

“警察在维奥纳的地窖里打外国人，或是打其他人。他们是在天蒙蒙亮时走的。”

“您看到他们了？”

“没有。我刚到，事情就结束了。

“但我往往弄错，那里安宁，平静，十分平静。

“我刚才说了什么？”

“您在说阿尔丰索。”

“不错，是阿尔丰索。

“他也会进监狱？”

“不会。”

“我应该相信。他还像以前那样生活？住在森林里？”

“我不知道。您希望他进监狱？”

“就是说，我进监狱之后，他也没有理由不进来。他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但他们没把他抓起来。

“请您注意，我们不会被关在同一个监狱里，所以这事我并不在乎。”

“您去卡奥尔会做些什么？”

“我会在几天时间里重做某一件事。我会在各条街上散步。我会对卡奥尔进行观赏。”

“那他，卡奥尔的警察，您会去找他？”

“可能不会。为什么现在去找？

“然后，他们会来逮捕我。”

“那个人头……”

“请别再提那人头……”

“我不问您它在哪儿。我是想知道它使您产生了什么问题？”

“想知道把它怎样处理，放在哪儿。”

“但为什么是那人头？”

“因为这是人头。一颗人头是不能扔到火车里去的。

“那篮子呢，该放在什么地方？

“我把东西全都为她埋了。我还做了亡灵祈祷。我想不出还有别的事可做，虽然卡奥尔的警察使我离开了上帝，我后来也从未回到上帝身边。

“您看，我最终说出了这方面的一些事，我是不愿意说的。”

“您知道您把她杀了，是在您杀人的时候？”

“这您是猜到的？

“是的，是在那个时候。您相信我的话？”

“是的。”

“首先是脖子上的斑点，我看到斑点时，她好像又活了过来。然后是人头，我看到人头时，她完全死了。

“他们应该会把我的头也砍下来，以惩罚我干的事。以眼还眼嘛。我要是他们，也会这样干的。我想念那花园。监狱的院子里没有青草。是要惩罚我们。想出这个办法真好。我的花园，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

“我丈夫本该加以注意。我有时感到自己疯了。

“这种生活，真是滑稽。”

“您感到自己疯了？”

“是的，夜里我感到自己疯了。我听到一些声音。我觉得有人在打人。我有时候有这种感觉。”

“如果您不把这个告诉丈夫，他就猜不出来？”

“如果我把这个告诉他，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他思想井井有条。他说：一件东西得放在一个地方，每件东西都得放在各自的地方。您明白吗？

“您听我说：凶杀那天夜里，她发出叫喊声，我以为她不让我睡觉。我心里在想，阿尔丰索是否就在附近逗她高兴。您要知道，阿尔丰索，他还需要女人。我年纪比他大。这年龄上的差别，一直是我们之间的问题。这个一直没能缩小。于是我就在想，他是否已看中了玛丽-泰蕾丝·布斯凯。她是我表妹，跟我同一血统。又是同姓，以前都在卡奧尔，而且吃的是同样的饭菜，住在同一幢屋子里，她又是聋哑人。

“我走到楼下。阿尔丰索不在那儿。

“现在，我不说这事了。

“我知道阿尔丰索不在那儿。这事通常是在那小屋里干的，在星期六下午，决不会在其他地方，决不会在夜里。那么？

“您是否知道，凶杀不是马上就发生的？不。这事是慢慢来的，就像一辆坦克那样。然后就停了下来。就是这样。干完了。一桩凶杀刚在维奥纳发生。是克莱尔·拉纳干的。这事已无法改变。凶杀降临维奥纳。它高高地挂在上面，在维奥纳所在的地方落了下来，落到那幢屋子里，落到那幢屋子的厨房里，而干这事的女人，哦……是克莱尔·拉纳。她知道这凶杀存在，知道这凶杀一线高悬在维奥纳上空。

“就是这样，先生，就是这样。我知道有些人不想听到克莱尔·拉纳的名字，知道他们情愿不看报，但他们错了。怎么能把一百公斤的尸体搬到火车里？不用锯子怎么能把骨头弄断？有人说：地窖里有血。但是，您和我，又怎么能不留下血迹？

“如果已在屋里进行搜查，您可别忘了说，那些门开关的方向，在下楼时总觉得不顺手。

“我很想知道，对其他干过我这种事的人，是否每次都是这样。”

“是的。”

“这不是作出解释？”

“不是。”

“您看，我是无法脱身了。活该。我现在觉得疲倦。但这种疲倦使我感到舒服。我也许快要疯了。要么死了。要么活着。谁知道呢？”

“我们来说说您丈夫每天晚上叫您大声朗读的那本书，您还记得吗？”

“是的。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我丈夫认为我文化程度不高。他叫我念一本地理书。但他泄了气。我不明白。

“这本书的事就这些？”

“您不明白什么？”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了解各国的地理知识。每天要学一个国家，一天一个国家，这书没法看完。他叫我朗读，是要我待在他身边，也是对我想念卡奥尔的警察作出的惩罚。但我还是在那次读书时记住了一些事，如印度的饥荒，西藏，还有墨西哥城，就是在四十五米高处的城市。

“这本书的事就这些？”

“好的。您在学校里拿的那些有插图的书，您还记得吗？”

“记得的非常非常少。

“我把人头放在哪里，我对您说了？”

“没有。”

“好的。我应该保守这个秘密。我只有这个秘密了。我的话太多了。

“从未有人对我提出过问题。我走的路直接通向这次凶杀。我的秘密全都没了。我想把自己的脸遮住。如果我在花园里，如果您把我释放，维奥纳的人就都会来看我，监视我，这样我就只好离开这地方。去哪儿呢？得把我看管起来。这花园就算了吧，是我将来的回忆。

“我关在普通刑事女犯部。那里还有其他女犯人，她们说：‘你看到了维奥纳那个女人？’她们还因为铁路线交会处笑了。她们要我解释一下铁路线交会处。我作了解释。

“一个律师来看我，并对我说，我即将到别的地方去，去一家精神病疗养院，在那里我会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我没有相信他。

“其他女犯人都说我没有责任。我听到她们之间说的话。但对这件事，她们又知道些什么呢？我表现非常好。有人对我这样说。我拒绝第二次跟我丈夫见面。

“我知道阿尔丰索是不会来看我的。我临死以前，不会再见到他们三人，一个也不会见到。算了。

“我过的生活糟透了，没有一点开心的事，而在当初，生活是多么美好，跟卡奥尔的警察在一起。完了。

“您什么也不说了？

“他们把纸给了我，还给了一支蘸水钢笔。他们叫我把想到的事都写下来。您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想要写，但我想不出第一句话该写什么。

“不过，我以前给报社写过，哦，还经常写，写的信很长。这事我跟您说过？那些信也许一直没有寄到。”

“那些信里有一封，您询问冬天如何养护英国薄荷。”

“是吗？我有时吃英国薄荷，清洗肠胃。我也许写过一封信，了解如何使它常绿，一直是绿油油的，我不记得了，有这个可能。我写过许多信。五十三封信，或是十二封。我多么想，我多么想写，进行解释。

“在杀人之前，我比阴沟更脏。现在嘛，反倒一点点好起来了。

“铁路线交会处使她们笑了。我以前不知道有这种地方。我曾相信，我干的事决不会被人发现。

“我当时没有想到高架桥，我朝河边走去，就从上面经过。

“于是，我就在想，决不会，那人头埋在隐秘的地方，决不会，决不会，天晓得他们会在那些火车里找到什么，即使他们全都找到了，他们也决不会发现是我干的。但我错了。报上刊登了铁路线交会处的图：维奥纳在中央，所有的火车都在那里经过，开往很远的地方的那些火车也是这样。那些火车必须经过维奥纳。您以前知道吗？这是法国最大的火车站，我住在维奥纳，却不知道。我选择这个高架桥是个错误。

“但要在夜里步行去，其他高架桥又太远。怎么办呢？

“除了人头，他们全都找到了，全都算好了，全都拼了起来，什么也不缺了。

“我决不会想到有这种可能。

“您什么也别说了。”

“现在，您得告诉我那人头在哪里？”

“您对我提出所有其他问题，只是为了能提出这个问题？”

“不是。”

“如果是法官请您对我提出这个问题，您只要对他说我没有回答。

“如果我对您说，他们将把我送到凡尔赛的精神病院，您会怎么回答？”

“我对您回答说：是的。

“我已对您作出回答。”

“那是因为我是疯子？如果我问您我是否是疯子，您怎么回答？”

“我也对您回答说：是的。”

“那么，您是在跟疯子说话。”

“是的。”

“一个疯子说的话，是不能算数的。既然我说的话不能算数，又为什么要问我人头在哪里呢？也许我已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也许我忘了确切地点？”

“说个地方吧，哪怕不大确切也可以。说一个词。森林，高坡。”

“那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好奇。”

“那么，跟其他话相比，只有这个词重要啰？您认为我会让人把这个词抢走？使其他话都被活埋，使我跟它们一起被活活埋在精神病院里？

“不，不，要让这个词从我口中说出，您和其他人，你们得跟我一起度过漫长的时间。

“您听到吗？”

“听到。”

“有些事我没有跟您说。您不想知道是哪些事？”

“不。”

“那就算了。

“如果我告诉您人头在哪里，您还会跟我说话吗？”

“不会。”

“我看您泄气了。”

“是的。”

“如果我能对您说出我杀死那个耳聋的胖女人的原因，您还会跟我说话吗？”

“不会，我觉得您不会说。”

“您希望他们再去找吗？她不管什么事都要去叫皮埃尔，这个我对您说了？但我们之间从未争吵过，这个我对您说了？从未有过。那是为什么，您猜到了？因为我怕他们过早地把我关进精神病院。

“我说了什么话使您突然泄了气？

“也许时间晚了。时间已经过了？

“这种事总是这样，不管是杀了人还是什么也没干。

“那些有插图的儿童读物，看来您会喜欢。这非常漂亮，但法律禁止。幸好皮埃尔跟我说了。”

“他对您说了什么？”

“啊，您总算醒了。他对我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他对我说，这是法律禁止的。”

“禁止什么？”

“拿走课桌里的儿童读物。不是看这种书。看这种书是他禁止我们看，不准玛丽-泰蕾丝和我看。

“有时，我在市镇议会晚餐会时管理衣帽间，这事我对您说了？

“在底楼，你下了楼梯就看到三个门，第一个门通到餐厅，第二个门通向走廊，第三个门通到她的房间，这些门总是全都开着，排成一行，都在同一边，压着同一堵墙，你会觉得屋子朝这一边倾斜，觉得屋子因倾斜而沿着门滑了下去，得要抓住楼梯栏杆。

“我要是您，我会听的。请听我说。”

[1] 指威尔地的歌剧。

凶杀案

——《英国情妇》（剧本）前言

《英国情妇》中提到的凶杀案，发生在埃松省的奥尔日河畔萨维尼市，在称为“铺石路面山地”的街区，靠近同名高架桥，案发地点和平街，时间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涉案人拉比尤夫妇。丈夫为退休军官。妻子一直没有固定工作。

他们有两个女儿。

是拉比尤的妻子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一天晚上，他在看报时，她用“泥瓦匠的”榔头击碎其头颅，将尸体肢解。

杀死丈夫之后，阿梅莉·拉比尤用了好几天夜里的时间才将尸体肢解。然后，她在夜里把碎尸扔到在铺石路面山地高架桥下经过的货车里，每天夜里把一块碎尸扔进一列火车。

警方很快发现，这些行驶在法国的火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在奥尔日河畔萨维尼的这座高架桥下经过。

阿梅莉·拉比尤在被捕后立即招认。

我把这两个人称为拉纳夫妇。她叫克莱尔，克莱尔·拉纳。他叫皮埃尔，皮埃尔·拉纳。

我也改变了凶杀案的被害人；此人变成玛丽-泰蕾丝·布斯凯，皮埃尔·拉纳的表妹，她管理拉纳夫妇在维奥纳的家。

我觉得阿梅莉·拉比尤的刑期被大大缩短。五年之后，又看到她在奥尔日河畔萨维尼出现。她回到自己家里，在和平街。

有时候，大家又看到她。她在她那条街的下行处等公共汽车。

她一直孤身一人。

有一天，大家不再看到她。

奥尔日河畔萨维尼没有人再记得此事。阿梅莉·拉比尤凶杀案的案卷最终由位于安德尔-卢瓦尔省的国立司法档案馆保存。

我是从让-马克·泰奥莱尔的专栏文章中得知阿梅莉·拉比尤凶杀案的。这位天才的《世界报》专栏作家说，阿梅莉·拉比尤曾不厌其烦地提出问题，想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桩凶杀案，就是她，她犯的凶杀案。但她没能弄清这个问题。

我应该说，玛德莱娜·勒诺把握了这个凶杀案，像是她在犯罪，完全像真的一样，这也是她的魅力，神奇的魅力。

玛·杜

译后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拉比尤凶杀案发生。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起，《世界报》刊登让-马克·泰奥莱尔的司法专栏文章，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中受到启示，于一九六〇年发表剧作《塞纳-瓦兹的高架桥》，叙述退休的拉贡夫妇克莱尔和马塞尔杀死表妹玛丽-泰蕾丝·拉贡，并将碎尸分别扔到在高架桥下经过的列车上。七年之后，作者发表主题相同的作品，体裁为“小说”，名为《英国情妇》，翌年又撰写同名剧作。小说《英国情妇》跟《塞纳-瓦兹的高架桥》的内容基本相同，区别是杀人犯只有克莱尔一人，她丈夫并不知情。另外，故事情节的介绍方式完全改变，是由同一调查者依次讯问三人，即巴尔托咖啡馆老板罗贝尔·拉米、现在名叫皮埃尔·拉纳的丈夫及其妻子克莱尔。

第一个被讯问的是罗贝尔·拉米。四月十三日晚上，即凶杀案发生后八天，克莱尔跟丈夫一起来到巴尔托咖啡馆，她在招认后被捕。进行讯问的调查者姓名不详。他不是警察，他对被讯问者说，他们可以不回答他的问题。他讯问的目的是想了解凶杀案发生的原因。他后来对克莱尔说：“您使我感到兴趣。因此，您干的一切，我都想知道。”

他坚持要她彻底交代。他可能是心理医生，受司法机关委托进行医学鉴定：他讯问她是为了使她“免于终身流放”。另外，他同意回答他们在谈话中提出的某些问题。也许他只是一位作家，了解情况是想写一本书，这可从小说的第二句中看出：“一本内容为维奥纳凶杀案的书开始撰写。”

在第一次讯问中，罗贝尔·拉米叙述了四月十三日晚在咖啡馆的情况。他的叙述一时间停止，改放那天晚上便衣警察在咖啡馆悄悄录下的录音，但要罗贝尔说明当时的情况并指出说话者是谁。录音听好后他再把那天晚上的情况说完。然后讯问皮埃尔和克莱尔。根据这三次讯问，读者可以了解到克莱尔、皮埃尔和玛丽-泰蕾丝这三个人物过去的部分情况，并综述如下。

小说女主人公克莱尔·布斯凯过去生活在卡奥尔，在乳制品厂工作，曾跟一警察热恋。两人相爱了两年，爱得发狂，后来她发现那警察对她撒谎，就跟他分手。她在绝望之中曾跳到池塘里自杀，未遂。几年后，她遇到也住在卡奥尔的皮埃尔·拉纳，嫁给了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于一九四二年迁居巴黎，两年后定居维奥纳。皮埃尔现年五十七岁，是财政部公务员。他受过教育，曾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部分，后又通过考试当上职员。他曾竞选维奥纳市镇议会议员，但没有选上。

皮埃尔和克莱尔这对夫妻的生活并不幸福。他一直未能使妻子真正忘记她过去的情人。他们俩感情上渐渐疏远，皮埃尔另找情人，有过许多风流韵事。他们现在相互间冷若冰霜，几乎不再说话。由于克莱尔无法操持家务，一九四四年定居维奥纳之后，他们把又聋又哑的表妹玛丽-泰蕾丝·布斯凯接到家里来管家务。玛丽-泰蕾丝跟原籍意大利的农业工人阿尔丰索·黎涅里有过男女关系。阿尔丰索在克莱尔被捕的那天晚上也在巴尔托咖啡馆。他是咖啡馆的常客，认识克莱尔，并跟她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据咖啡馆老板说，他以前可能对她有过“感情”。他们可能常常在夜里相遇，是在附近的森林里，他居住的小屋就在森林里。克莱尔也很喜欢他，每次在咖啡馆见到他都很高兴。他也愿意去听克莱尔所说的颠三倒四的话。四月十三日晚上，他也在咖啡馆，竭力使谈话离开凶杀案这一话题，不让克莱尔招认，他显然已猜到她是凶手。

从三次谈话中，我们也能了解到四月七日至八日夜里凶杀的情况。克莱尔因睡不着，在屋里走来走去，看到表妹睡在床上，背朝着她，就将其杀死，把尸体拖到地窖后分尸。在其后的三天夜里，她把碎尸拿到高架桥上，扔到驶过的一列列火车上。除人头外，碎尸已全部找到，但克莱尔始终不愿说出把人头藏在何处。

这起凶杀碎尸案，给作家提供了撰写侦探小说的良好题材：案件有个看来无法揭开的谜，但对各种情况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之后，这个谜还是能被解开。然而，《英国情妇》的作者关注的显然不是案件本身。实际上，此案也只有一个疑点，那就是人头藏在何处，而其他秘密从一开始就已揭开。因此，小说看起来像是侦探小说，但读者想要了解的却是杀人犯的性格及其杀人动机，而书中的调查者想要知道的也是杀人动机。杜拉斯向我们提供情况是通过三次讯问，每次讯问都不相同，使我们从中得出一系列假设，但又无法肯定对杀人犯的性格和凶杀的原因是否有了清楚的了解。

这凶杀案出人意料之处，首先是因为被害人生前包揽了克莱尔家里的全部家务。正如皮埃尔在谈到玛丽-泰蕾丝时说：“真正的家庭主妇是她。她是在自己家里。一切都由她决定，如吃什么菜，要修理什么。”我们知道克莱尔精神失常，所以她不可能在这方面对表妹有所嫉妒。我们也知道克莱尔和皮埃尔关系冷淡，所以也可排除因感情问题而产生的怨恨。另外，皮埃尔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两个女人相处和睦，从未有过争吵。当然，克莱尔对表妹也许有点讨厌，皮埃尔告诉调查者，她曾说玛丽-泰蕾丝像“一头小牛”，她对此也毫不否认。据她说，她感到讨厌，是因为玛丽-泰蕾丝吃得好睡得香，但这不能构成凶杀的充分理由，除非是因为一时冲动，咖啡馆老板举的农业工人杀死一过路女子的例子就是这样。如果这样，那么任何人不管性格如何，在某种情况下都会杀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穷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在纪德的《梵蒂冈地窖》中，拉夫卡迪奥在前往意大利南部的火车上偶遇弗勒里苏瓦尔，对这个小老头看不顺眼，就在天黑后将其推出车门。拉夫卡迪奥是私生子，没有家庭束缚，过着清贫的生活，但希望“真正的自由”，就进行了这一“无动机谋杀”。《英国情妇》的作者显然考虑到这种犯罪心理。

对凶杀案的另一解释，则是杀人犯精神失常。克莱尔对生活不感兴趣。据咖啡馆老板说，她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度过，坐在长凳上遐想。据他说，她说话常常颠三倒四，只有阿尔丰索能够听懂。另据她丈夫皮埃尔说，她什么也记不住。他说在结婚初期曾想让她读一本书，结果她看到后面忘掉前面，最终只好半途而废，而她也只对有插图的儿童读物感兴趣，这些读物她是从学生的课桌里拿来的。这说明她智力有问题，有精神疾病，也提出了她的刑事责任问题。然而，克莱尔完全能回答调查者提出的问题，并在讯问时常常显得理智清楚，说话有条不紊。但认识她的人大多认为她精神失常，她也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提出疑问。她承认自己干的事十分荒唐，承认碎尸灭迹的三天夜里对她来说如同在做噩梦，并害怕自己会变成疯子。她现在被关进监狱，还在回想当时的感觉：“是的，夜里我感到自己疯了。我听到一些声音。我觉得有人在打人。我有时候有这种感觉。[……]我也许快要疯了。要么死了。”她承认，别人有理由认为她精神失常，并对别人的看法听之任之。但在有的时候，她又说自己不是疯子，并认为她干的事不能完全用精神失常来解释。

对这个人物的刑事责任问题，作者的态度显然希望从宽处理。我们对克莱尔的性格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特别是在对她问讯之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她内心来体验这一惨剧。女主人公的种种反应，她的真诚，她在生活中孤独无助，以及她为理解自己的行为所作出的努力，提出了这一案件的道德责任问题。同样的问题也在加缪的《局外人》中提出。但跟《局外人》不同的是，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精神失常，这在莫泊桑的某些作品中也可看到，如《奥尔拉》、《夜》。作者把调查者写得不偏不倚，是要让读者站到杀人犯一边。克莱尔·拉纳这个人物，可说是杜拉斯对疯子较早的描写，而疯子在她以后的作品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如《劳尔之劫》、《副领事》直至《爱》，并在其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然而，作者的另一目的显然是要让我们知道，精神失常这一概念在书中并非只是随意贴用的标签。“精神失常是否是一种原因？”女主人公提出的这一问题使我们去寻找其他动机。在跟克莱尔谈话时，调查者对凶杀的原因提出另一假设，即“一个不知道的原因”，就是说杀人犯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因为既然无法找出明确的动机，那就只好去寻找潜意识的动机。预审法官进行的审讯，则被一种类似心理分析的谈话所取代，因此，调查者强调“招认应该彻底”。正因为如此，她杀人的原因是隐藏在她身上。克莱尔自己也说：“如果有人对我恰当地提出问题，我就会知道该如何回答。这种问题，我自己也提不出来。”这说明无法找到客观而又合理的动机来对凶杀进行解释，因此必须在杀人犯的意识中去寻找凶杀的原因。

由于这个原因，作者谈到了梦中杀人。在讯问中，克莱尔承认此前曾多次在梦中杀人。皮埃尔也承认自己在梦中杀过人。为此，调查者对他说：“我发现，你们俩杀了同一个人，您在梦中杀，她在现实中杀，就是想把你们的生活尽量安排好的那个女人。”这样，凶杀的责任看来应该由夫妻俩共同承担，就像在《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中那样。后来，调查者和皮埃尔又作出另一种假设，即克莱尔杀错了人，她想杀的不是玛丽-泰蕾丝，而是她丈夫。

另外，这次凶杀也可看作是替代一次自杀。克莱尔承认初恋使她难以忘怀：“我从来没有跟卡奥尔的幸福分开过，这幸福陪伴了我的一生。”同时，她又从未摆脱这次爱情的消失所带来的痛苦。她说，在十二年前，她曾希望跟阿尔丰索一起生活，再次体验这种爱情，但结果却未能如愿以偿。从此，她对生活完全失望，她活着如同死人一般。调查者则说她“从未融入生活”。她对生活的失望，也许可以用来解释她奇特的行为。调查者问她：“在花园里您是什么人？”她回答说：“在我死后仍在的女人。”因此，她讨厌生活中过于坚固的东西，觉得玛丽-泰蕾丝肥胖的身体是“一大块听不到声音的肉”，她讨厌精美的食品，如表妹制作的调味汁烧肉。她喜欢的则是花园里种的“英国薄荷”，并承认自己曾多次写信给报社，以了解这种植物的种植法，并说她“有时吃英国薄荷，清洗肠胃”。

克莱尔对生活的这种态度，使她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把自己也洗得干净，而对屋子里肮脏却毫不在意。她这样做，是要消除她肉体存在的任何痕迹，正如她自己所说：“如果我失踪了，如果我再也不回来了，永远不回来了，别人就不会在我身后找到任何东西，连一个特别的痕迹也找不到，只有干净的痕迹。”同时，她又把某些物品毁掉，如把报纸放在壁炉里烧掉，把盘子砸碎，把收音机扔进井里。她对生活完全失望，就产生两种愿望，一是想摧毁世界，二是想摧毁自己。la menthe（薄荷）在她笔下变成l'amante（情妇），而anglaise（英国的）则成为en glaise（黏土制的）。因此，l'amante anglaise就是土制的情妇，也就是死了的情妇。女主人公在卡奥尔的热恋结束之后，就把自己看成这样的女人。这个书名，可说跟尤奈斯库的剧名《秃头歌女》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克莱尔的态度及其凶杀，最终应理解为她跟现实生活的决裂。玛丽-泰蕾丝只是进行这种决裂的偶然工具，是一种间接自杀的工具。调查者认为，她杀人是“为了使这惨剧能完美无缺”，而皮埃尔则说，“因为她是在黑暗中走向凶杀的，所以在黑暗尽头的是玛丽-泰蕾丝还是我并不重要。”选择玛丽-泰蕾丝也许纯属偶然，她身体肥胖，像一头小牛，即献祭的牲畜，而她的姓Bousquet（布斯凯）也跟petit bœuf（小牛）相似。另外，克莱尔在被讯问时说，她杀人是因为她表妹脖子上的一个斑点，仿佛这斑点已被指定为她举刀砍杀的地方。

由此可见，杜拉斯叙述的故事，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这凶杀以及三天夜里的碎尸灭迹，女主人公自己回想起来也心惊胆战，如在做噩梦一般，而不像是真实的事情。另外，克莱尔始终不愿说出把被害人的头藏在何处，这无头尸体的身份也就成为无法揭开的谜。作者通过叙述的故事，旨在展示人的某种心理状态，以揭开个人行为的秘密。

杜拉斯在谈到《埃米莉·L》时说：“必须对这本书动手术。”[1]杜拉斯作品中意义的流通，往往依靠这种手术，依靠跟故事的素材无关的第三种成分的加入。阿梅莉·拉比尤凶杀案的一个残存物，在皮埃尔·拉纳的梦中沉淀下来：他知道，这榔头虽说击在玛丽-泰蕾丝的头上，却是对准了他的脑袋。据阿梅莉·拉比尤说，他丈夫曾多次威胁要用她后来使用的榔头敲碎她的脑袋，而在杜拉斯的作品中，皮埃尔·拉纳在梦中杀死玛丽-泰蕾丝或他的妻子。在《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中，克莱尔和马塞尔·拉贡这对夫妇是同谋。在《英国情妇》中，“社会新闻”中的榔头打在玛丽-泰蕾丝头上。在“最初的”凶杀案和“被改变的”凶杀案之间，形成了一个无限复杂又不断改变的因果关系网。

这因果关系网复杂，是因为有一个多余的成分，即玛丽-泰蕾丝。她的名字使人想起杜拉斯的母亲玛丽·多纳迪厄，她母亲于一九四九年回到法国，也就是拉比尤凶杀案发生的那年。杜拉斯在《英国情妇》（剧本）的前言中提到女演员玛德莱娜·勒诺的“神奇”魅力，觉得就“像是她在犯罪，完全像真的一样”，并越来越对这位女演员跟她母亲相像感到惊讶。杜拉斯的父亲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因病去世，时年四十九岁。对父亲的死，杜拉斯从未因此而直接责怪母亲，但在《英国情妇》中，玛德莱娜·勒诺扮演了克莱尔·拉纳的角色。埃米尔·多纳迪厄并未被妻子杀死，但在《情人》中，叙述者从母亲的脸上看出她的婚姻出了问题[2]。而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母亲的暴力一直威胁着她的女儿。另外，玛丽-泰蕾丝这个名字部分跟《痛苦》中的女主人公泰蕾丝相同，而杜拉斯则声称：“泰蕾丝就是我。”[3]

而由于缺少另一成分，这因果关系网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那就是克莱尔·拉纳永远不会说出把玛丽-泰蕾丝的人头藏在何处。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克莱尔代表了一种类型的女人，这种女人精神有点失常，头脑有点简单，又有点像巫婆，就是《副领事》中的女乞丐、《劳儿之劫》中的劳儿·瓦·施泰因这样的人物。在小说中，克莱尔·拉纳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胡话连篇：“……涉及电视，并跟其他东西混在一起，一个故事套在别的故事上又套在另一个故事上，涉及聚集，很多，关于聚集的聚集，结果是聚集和其他……”,在现实中，阿梅莉·拉比尤对法官的回答颠三倒四。而杜拉斯认为，在这种颠三倒四后面，隐藏着一个能接受多种意义的女人“世代相传的”智慧[4]。小说中，在谈到法官就凶杀案提出的问题时，调查者问克莱尔·拉纳：“这些问题有什么地方不符合实际？”她回答说：“它们互不相关。”她还指责调查者只关心她把玛丽-泰蕾丝的人头藏在何处：“那么，跟其他话相比，只有这个词重要啰？您认为我会让人把这个词抢走？使其他话都被活埋，使我跟它们一起被活活埋在精神病院里？”克莱尔对这小说中的主要问题保持沉默。她几乎就是作家，因为杜拉斯说，“男人不是沉默……因此，文学就是女人。”[5]又说：“克莱尔·拉纳像我们大家一样想要杀人。她要是进行写作，就不会杀人。她的凶杀就像签上自己的名字那样，比一本书更有自己的特点。”[6]

克莱尔的凶杀，签上的是她丈夫的姓拉纳。她娘家姓布斯凯，就像她表妹一样。玛丽-泰蕾丝死后，布斯凯家族的最后一名成员随之消失。《英国情妇》的作者在对其作品署名时，使用笔名“玛格丽特·杜拉斯”。据她男友迪奥尼斯·马斯科洛说，玛格丽特·多纳迪厄选择这个笔名，是因为她对大哥皮埃尔的行为感到羞耻。在《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中，克莱尔的丈夫名叫马塞尔，而在《英国情妇》中则改名为皮埃尔。他像她大哥一样，在家中发号施令，禁止家人做某些事，又强迫家人做另一些事。在小说中，他还想把杀死玛丽-泰蕾丝的罪名加在阿尔丰索的头上。

阿梅莉·拉比尤杀死丈夫后将其碎尸，但并未想到要把碎尸扔到在铺石路面山地的高架桥下经过的货车里，而是把碎尸连同人头埋在村子周围的荒地里，这只是一则社会新闻，克莱尔抛尸货车，又把人头藏了起来，则使人想起了历史。

拉比尤凶杀案发生在一九四九年，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只有四年，把人的碎尸扔进货车就另有涵义。小说中，调查者在跟拉纳夫妇谈话之前，首先询问他们的一位朋友、巴尔托咖啡馆老板罗贝尔·拉米。他的作用是“‘启动’这本书”。杜拉斯的丈夫罗贝尔·昂泰尔姆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著作《人类》中写道：“我们将在铁轨上滑行。机车上的那个人不是党卫队员。他也许不知道他运的是什么人，但他使火车行驶。”[7]在《痛苦》中，泰蕾丝的丈夫名叫罗贝尔·L。他跟成千上万的政治犯、抵抗运动战士和犹太人一样，乘坐运送货物和牲畜的列车穿越法国，驶向集中营。在《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中，在法国铁路公司工作了二十七年的马塞尔·拉贡即克莱尔的丈夫说：“一列列火车把我们可怜的被害人的碎尸从东部运到西部，从北部运到南部，那些道岔如果不是让人知道这些列车的目的地，又有什么用处？”[8]有几百名犯人在被运往集中营途中死去。“在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运沙的车厢里，他们也许每天都会找到人的脚和器官？也许他们最终会找到很多，也就不当一回事了？”[9]在该剧中，马塞尔·拉贡这样来描写她表妹玛丽-泰蕾丝的突然消失：“她走到法兰西共和国大街。我们看着她一直走到这条如此美丽的共和国大街的尽头。她的人已经变得很小，然后就消失了。”[10]那些犹太人看来跟玛丽-泰蕾丝一样消失，但又有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在《痛苦》中，泰蕾丝等待被关进集中营的丈夫罗贝尔·L归来，泰蕾丝是热情的抵抗运动战士。杜拉斯从一九四三年起也是热情的抵抗运动战士，她从事地下活动，要冒巨大的风险，她丈夫则于一九四四年被捕并关进集中营。玛丽-泰蕾丝这个名字，一半跟《痛苦》的主人公泰蕾丝相同，另一半则跟罗贝尔·昂泰尔姆的妹妹玛丽路易丝部分相同，后者也被运牲畜的列车运往集中营，后死在关押妇女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克莱尔·拉纳说，她住在村子的中央，夜里外出行走，发现奇特的事情：“……有人在一些地窖里要把别人打死。有一天夜里，到处都发生火灾，幸好下起了雨，把火给灭了。”她在地窖里把玛丽-泰蕾丝的尸体切开，并在墙上写下“阿尔丰索”和“卡奥尔”。在跟皮埃尔·拉纳结婚前，她曾跟卡奥尔的警察热恋。在历史上，有一人绰号叫“卡奥尔的警察”，此人名叫路易·达基埃·德·佩勒普瓦，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出任该地总警长，负责“犹太人问题”，对几万名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负有责任。

杜拉斯市镇位于洛特-加龙省，在市镇中央，正对着杜拉斯公爵的城堡，有一块纪念性牌子，标明广场的名称：让·布斯凯。此人曾建议在镇里安装自来水。虽然如此，现任镇长仍考虑把这块牌子拿掉，原因是许多游客把让·布斯凯跟勒内·布斯凯混为一谈。后者于一九四二年四月至一九四三年底出任内政部警察署秘书长。一九四九年，即拉比尤凶杀案发生那年，他被控曾把南方六省一百九十四名犹太儿童关进集中营，据说他曾跟德国警方负责人谈判，将数万名犹太人逮捕并关进集中营。但因他曾为抵抗运动做过一些好事，弗朗索瓦·密特朗又为其辩护，因此未被判刑。在《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中，被害人玛丽-泰蕾丝跟杀害她的夫妇一样姓“拉贡”。一九六五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参观了杜拉斯市镇和“让·布斯凯”广场对面的杜拉斯公爵的城堡。从一九六七年起，在小说版和剧本版的《英国情妇》中，克莱尔·拉纳说她住在市镇中央，她的表妹则名叫玛丽-泰蕾丝·布斯凯。

《英国情妇》的作者在洛特-加龙省参观时，来到她父亲埃米尔·多纳迪厄墓前悼念，决定用杜拉斯这个姓，以纪念葬在杜拉斯市镇附近的父亲。她改姓，可以说是为了跟她大哥断绝关系。在她的小说《情人》中有如下叙述：“对我哥哥这种无声的命令我无力抗争。”[11]“我从来不跟大哥跳舞。［……］他这个人行凶作恶不论对谁都做得出，不要去惹他，那是危险的，不能把祸事招引上身。”[12]“围绕着这样的记忆，是那灰青色的猎人之夜。这就像是发出的尖厉鸣响的警报一样，小孩的尖厉的叫声一样。”[13]作者在洛特-加龙省参观之后，克莱尔·拉纳的丈夫改名为皮埃尔。此人喜欢发号施令，是一个神秘政党的积极分子，还到处拈花惹草，其形象跟与德寇合作的附敌分子夏尔·德瓦尔十分相像。皮埃尔·拉纳并非像他显示的那样“装聋作哑”，玛丽-泰蕾丝也许并非无知、无辜。她身患残疾，注定要成为被害人，但她跟皮埃尔联合起来对付克莱尔，也理应受到谴责。最终，克莱尔·拉纳那幢位于市镇中央的屋子人去楼空，屋里的东西都将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但玛丽-泰蕾丝的人头却依然踪迹全无。

这部小说虽然只有六万字左右的篇幅，而且由三段对话组成，语言简单、平淡，却包含着十分深刻的涵义。不过，这其中的种种奥妙，也并非译者这样的凡夫俗子所能一眼识破。上面的分析，主要根据两部论著撰写，一是让·皮埃罗（Jean Pierrot）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中分析小说《英国情妇》的部分[14]，二是《阅读玛格丽特·杜拉斯》中亚历山德拉·塞默（Alexandra Saemmer）的文章《〈英国情妇〉中的故事》[15]，均由法国尼斯大学二十世纪法国文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Christiane Blot-Labarrère）推荐提供。她在得知我同意翻译这部小说之后，还寄来贝纳黛特·博斯特（Bernadette Bost）的文章《〈英国情妇〉，戏剧-小说电影》[16]，以及杜拉斯的《英国情妇》（剧本）前言中题为“凶杀案”的部分[17]。这篇“凶杀案”，对现实中的案件作了详细介绍，现作为附录列在书后。

这部小说曾于二〇〇〇年翻译出版，书名译为《英国情人》[18]。这个译名原准备采用，但译到第二个对话即对皮埃尔·拉纳的讯问时，看到下列句子：“la menthe（薄荷）她写成了amante（情妇），就像un amant（一个情夫），une amante（一个情妇）”，觉得既然书中把amant和amante这两个词同时列出，就应有所区别，还是译成《英国情妇》为好。

正如二〇〇〇年译本的译者在译后记中所说，这部小说虽然从头到尾都是对话，语言看似简单，其实句子的意思有时很难吃透和把握。在翻译中，把涵义吃不准或跟老译本的理解不同的句子作了记号，译完后进行整理，有疑问的句子竟达六十来句。当时克里斯蒂安娜及其丈夫安德烈·Z·拉巴雷尔（André Z. Labarrère）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一杜拉斯讨论会后回到摩纳哥，等我把问题寄去，他们已去了巴黎，邮件也紧随其后改寄巴黎，他们收到时已是十二月中旬。回摩纳哥过圣诞节之后，他们就着手解答我的问题，但觉得有些问题要回答清楚也并非易事，主要是因为句子属口语，多有省略，有的不符合法语中所谓“正确用法”，即书面语的规范，因此理解时容易出错。当然，克里斯蒂安娜是杜拉斯研究专家，这些问题也一一得到解答，安德烈由于长期协助妻子的研究工作，对杜拉斯的作品也已了如指掌，并在解答时作了不少补充。《情人》中的引语涉及影片《猎人之夜》，则主要由安德烈解答，他近年来主要研究电影，曾出版《电影图册》（袖珍本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一书。对他们在我翻译过程中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表衷心的谢意。

徐和瑾

二〇〇八年元月于海上凉城

[1] 参见杜拉斯《埃米莉·L》，巴黎，子夜出版社，1987年。

[2] 参见《情人》中译本，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8页。

[3] 参见杜拉斯《痛苦》，载《杜拉斯小说、电影及戏剧集（1943—1993）》，伽里玛出版社，1997年，第1496页。

[4] 参见杜拉斯《物质生活》，伽里玛出版社，1987年，第42-52页。

[5] 参见杜拉斯《物质生活》，伽里玛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6] 转引自M·芒索《杀人，她说》，载《新法兰西评论》第542期，1998年3月，第104页。

[7] 参见罗·昂泰尔姆《人类》，伽里玛出版社，1957年，第30页。

[8] 参见杜拉斯《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伽里玛出版社，1964年，第32页。

[9] 参见杜拉斯《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伽里玛出版社，1964年，第34页。

[10] 参见杜拉斯《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伽里玛出版社，1964年，第48页。

[11] 参见《情人》，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12] 参见《情人》，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13] 参见《情人》，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64页。句中“猎人之夜”原文为la nuit du chasseur，该书译者译为“不眠之夜”，其实出自英国导演查尔斯·劳顿执导的唯一一部影片的片名。影片描写1930年一位自称牧师的人来到弗吉尼亚的一座小城，暗中在夜里跟踪一对藏有财宝的兄妹，兄妹俩吓得逃跑，影片中大多是这种追逐的场景。杜拉斯对这部影片十分欣赏。

[14] 参见让·皮埃罗《玛格丽特·杜拉斯》，若塞·科尔提出版社，1986年，第156—165页。

[15] 参见《〈英国情妇〉中的故事》，载《阅读玛格丽特·杜拉斯》，里昂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7—146页。

[16] 载《阅读杜拉斯：写作-戏剧-电影》，里昂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91—502页。

[17] 参见杜拉斯《英国情妇》（剧本），伽里玛出版社，1991年，第9—11页。

[18] 参见《英国情人》，周国强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138页。

- 阿巴恩，萨巴娜，大卫

版权信息

- 书名：阿巴恩，萨巴娜，大卫

-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65935

- 译者：刘方

- 责任编辑：王笑月

- 产品经理：邵明鉴

献给罗贝尔·昂泰尔姆

献给莫里斯·布朗肖

…………………… ……………………

夜幕降临了。寒冷。

他们走在冰冻得发白的道路上。她，一个女人，他，一个男青年。停下来后，他们朝房屋那边张望。

房屋内外，空空如也。屋内，什么也不曾点燃。窗玻璃后面，一个又高又瘦、两鬓灰白的男人正朝道路的方向望过去。

夜色更浓，也更寒冷。

他们在屋前停下来。

他们往四周看了看。道路空无人迹，路尽头的天空阴沉沉的。他们似乎并没有等待什么。

首先朝房屋大门走去的是女人，男青年跟在她后面。

首先走进房屋的是女人，男青年跟在她后面。

是她关上了房门。

又高又瘦、两鬓灰白的男人在房屋尽里头看着他们走进来。

说话的是女人。

“这里是阿巴恩家吗？”

他没有回答。

“这里是？”

她等待着。他没有回答。

她个子矮小，穿着几件黑色长袍。他，中等身材，穿一件浅色毛皮外套。

“我是萨巴娜，”她说道，“他是大卫。我们是本地人，施塔特人。”

男人朝他们缓步走来。他对他们微笑。

“脱掉你们的外衣吧，”他说，“请坐。”

他们没有回应。他们仍旧站在大门边。

他们也没有看他。

男人走近他们。

“我们认识。”他说道。

他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动弹。

男人现在已离得很近，可以看清楚他们。他看见了：他们没有目光。

她又开始说话。

“我们找阿巴恩。我陪大卫来。我们是施塔特村的。”

她的眼睛非常大，直盯着男人。大卫的眼睛被厚厚的眼皮遮住，看不见。

“我就是阿巴恩。”

她没有动。她问道：

“就是大伙儿叫犹太人的那个人？”

“是的。”

“半年前来到施塔特的。”

“没错。”

“就一个人。”

“正是。你们没有搞错。”

她看了看周围：有三间房。

墙壁光秃秃的。里里外外，家徒四壁。房舍一面朝着冰冻得发白的道路，另一面朝着一座蓊蓊郁郁的大花园。

她的视线又转回到犹太人身上。

“这是犹太人的住宅吗？”

“是的。”

大花园里，有狗在叫。

大卫转头，朝大花园的方向望过去。

狗叫声停止了。

重又静默下来。大卫不再朝大花园看。

“你们是格林戈派来的？”

她回答说：

“对。他说他晚些时候来。”

他们不说话了，三个人都站着。犹太人走近大卫。

“你认出我了吗？”

大卫往地上看。她回答：

“他认出你了。”

“你是泥瓦匠大卫。”

她答道：

“是他。”

“我认出他了。”犹太人说道。

大卫仍愣愣地往地上看。

“他变成瞎子了。”犹太人说。

他们没有回答。

“他变成聋子了。”

他们没有回答。

犹太人走近大卫。

“你在怕什么？”

大卫的视线移到犹太人脸上，然后再回到地上。

“你怕什么，大卫？”犹太人问道。

他声音温和得竟让垂下的眼皮颤抖起来。她回答说：

“没什么。他属于格林戈党。”

犹太人沉默。她问道：

“你难道不明白？”

“大卫的事儿我原来不知道。”犹太人说。

萨巴娜第一次注视他。他则注视着大卫。

“别的事儿，你知道吗？”

“知道。”

犹太人似乎感到疲倦突然朝他袭来。

“你一直在等我们吗？”

“是的。”

他朝大卫迈了一步。大卫没有后退。他再往他身边挪。他抬起手。他触摸大卫的眼睛。他说：

“你已经变成瞎子了。”

大卫往后一跳。他叫道：

“别碰我！”

大卫抬起他那被水泥弄得肿胀龟裂的手，他在保护自己的脸，他还在叫。

“别再这么干了！”

她瞧瞧这个，再瞧瞧那个，没有动。她没有说话。

犹太人离开大卫。他回到他们进门时所待的位置，在桌旁重新坐下。

“你们别怕，”他说，“你们什么危险也没有。脱掉你们的外衣吧。坐下。别走了。”

他们仍保持原样，在大门附近站得笔直，浑身绷得紧紧的。

她平静地说：

“你不明白，我们是来看守你的。”

“那就看守我吧。”

“你别设法逃走！”

“我不设法逃走。”

“别费那个劲儿。”

大卫不吭一声。萨巴娜向大卫指了指犹太人。她告诉他刚才与犹太人间的对话。

“他知道设法逃走也白费劲儿。”

“我知道。”犹太人说。

还是萨巴娜首先脱掉了外衣。她将外衣放在门边的地上。她帮助大卫脱掉他的外衣。

大卫的腰上挎着武器。

他们俩坐下。萨巴娜把一把安乐椅递给大卫，她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

犹太人保持沉默。

她直起身往外看。她观察着道路、大花园、寒冷。一切都沐浴在同样强烈的光线里，里边，外边。还没有什么被点燃过。她看看坐在桌子旁边的那个人。

“咱们等着天亮吧！”他说。

萨巴娜的眼睛是蓝色的，又深又蓝。

“你是萨巴娜。”

“是的。”

狗在黑黢黢的大花园里叫。

大卫在听狗叫。

狗安静下来。

静默。

泥瓦匠大卫将头朝后仰靠在安乐椅的椅背上。他的双手分别放在两个扶手上。他望着另一间房的尽里头。他说话了。

“这住宅里还有别的什么人。”

“是我。”犹太人说道。

“就只有他。”她说。

“犹太人。”大卫说。

“对，你们什么也别怕。”

她一直在看他。她一直直着腰坐在椅子边上。她在看。

“大卫明天上午还得干活。他应该睡觉。如果你设法逃走，我就叫，他会醒过来。”

“让他睡吧。你来看守我。我会一直待在我现在待的地方，离你很远。”

大卫感到睡意袭来。他现在也在看犹太人。她说：

“他马上就要睡着了。”

犹太人没有答话。萨巴娜还在说。

“买卖人的保安今天夜里不出来。格林戈同买卖人做了一笔交易。他们对格林戈说：如果你让我们卖东西给希腊人，我们就给你犹太人阿巴恩。格林戈答应了。买卖人的保安今天夜里睡大觉。城市归格林戈。”

犹太人不回答，而且再也不动弹了。

“你要马上逃走吗？”

“不。”

犹太人好像更疲倦了。

“为什么？”

“我没有逃跑的愿望。”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坐得直直的萨巴娜朝冰冻得发白的道路转过身去。

大卫已经闭上了眼睛。

“你为什么来施塔特？”

犹太人做了一个无所谓的手势。

“为了杀格林戈？”

“不。”

“在施塔特，格林戈很厉害。他与施塔特的买卖人达成协议。他已经在买卖人当中安顿下来。他有他的办事处。有他的分支机构。他有他的保安。有他的军队。他有他的武器。好长时间以来他一直让买卖人感到害怕。你知道这些吗？”

“在施塔特，买卖人不怕格林戈。”犹太人说。

“从啥时候开始的？”

“很久以前。买卖人怕犹太人。”

“格林戈怕谁？”

“格林戈怕犹太人。”

“跟买卖人一样。”

“没错。你早就知道。”

“是的。”

萨巴娜看了看他。

“你当时不知道去哪里落脚，不知道该把自己怎么办，你就到这里来了，是吗？”

“一开始我的确不知道。随后就找到了施塔特。”

“跟别的地方一样？”

“不一样。”

他们沉默下来。大卫在睡觉。

萨巴娜向犹太人指了指他。

“他们真能睡。”她说道。

他们互相看了看。

他们仍没有说话。她在等待。他问：

“你是谁？”

她犹豫，她往大卫那边看了看。

“谁也不是。我不属于格林戈党。”

她坐在椅子边上，她在等待。她问：

“你是敌人吗？”

“是。”

“你当时想要什么？”

“我当时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他们相互注视良久。

“你是谁？”他又问。

他在等待。她半闭着眼，她在思索。她脸上的表情显得犹豫不决。她睁开眼，她说：

“我不知道。”

犹太人朝桌子俯下身。他把头放在叠拢的手臂上。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她问道：

“你当时什么也不再想要？”

“我当时什么都不想要。我当时什么都想要。”静默。

“那，今天夜里呢？”

“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想要。”

“还那样？”

“对。”

再也看不见犹太人的脸。

“有一天，你来到大卫的工地。你等待着收工。是大卫先跟你搭讪。他问你：阿巴恩是您吗？你说是的。他问你：您到这里来找什么？你说：我找人说话。大卫问：谁？你没有回答。你看着大卫。大卫问：是找我大卫说话吗？你说是的。大卫问：为什么找我？你说：因为您跟我说过话了。”

他不做声。

“你想得起来。”

“是的。”

“一切就是从那里开始的。”萨巴娜说。

他不说什么，也不动。

“我在跟你说话，我在跟你解释，你没有听见？”

他没有听见。

萨巴娜，直起身，看着他。

夜色更浓，也更寒冷。

有个人走了进来，一个又高又瘦、两鬓灰白的男人。

萨巴娜看着他走进来。男人对萨巴娜微笑。她没有对他微笑。他说：

“我路过这里。”

他们互相看了看。他好像只看到她，坐在大卫身边，直着腰，离犹太人很远。

“关上门，天气很冷，夜深了。”

他去关上门，走回来，靠近她。他指指没有窗帘的玻璃窗后面那条冰冻得发白的道路。然后指指犹太人。

“我经过这里。我看见有人在哭。我就进来了。”

蓝眼睛盯着新来的人。

“你是谁？”

“人家管我叫阿巴恩。”

“他也叫阿巴恩，但他，人家叫他犹太人。格林戈今天晚上有个会议。我们看着他，等格林戈来。他说他大约在破晓时来。”

“天亮之前？”

萨巴娜没有马上回答。

“是的。”

阿巴恩发现睡着的大卫在场。

“那是大卫，”萨巴娜说，“泥瓦匠。我是萨巴娜。我们都是施塔特村的——”她补充说，“他属于格林戈党。”

她转过身来，这才指着房间尽里头趴在桌上的犹太人。

“我不认为他在哭。”

阿巴恩看了看犹太人。

“他在哭。”

她看看在哭的人。然后看看说话的人。

“他不可能同时又哭又想活下去吧？”

“他没有为他自己而哭，”阿巴恩说，“让他为别人而哭的动力很强大。如果只为他自个儿哭，这力量就大得过头了。对他，这力量比他想活下去需要的力量大得多。”

她仔细端详他。

“你知道这些，你究竟是谁？”

“一个犹太人。”

她长时间审视着他的衣着，他白皙的手，他微笑着的脸。

“你不是本地人。”

“不是。”

她朝寒冷、朝夜色转过身去。她说：

“大家也管他叫犹太人阿巴恩，狗阿巴恩。”

“也叫犹太人，也叫狗？”

“是的。”

“这里管别的人也叫犹太人吗？”

“是的。”

“狗呢？”

“犹太人——”她在等，“那你来的那地方呢？”

“也一样。”

视线又回到阿巴恩身上。

“你是敌人吗？”

“是的。”

“只是格林戈的敌人？”

“不。”

有好一会儿她愣在那里，睁大眼睛，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接着，她重新指着正在哭泣的人。

“我们也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是谁。也是个敌人。他也不是本地人。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他应该在破晓时被杀掉。”

静默。她说：

“他们并不是每次都杀掉他们。”

半明半暗中，蓝眼睛朝着阿巴恩的方向看。

“这里没有毒气室。”

他回答得晚了些。他凝视着她。

“没有毒气室，这里从没有过毒气室。”

“没有。”

“任何地方都再不会有了。”

“没有，再也没有了。”

“任何地方都没有，”阿巴恩说。

萨巴娜的眼神仍然涣散。他说：

“任何地方都没有，”他看看她，再说一遍，“任何地方都没有。”

“没有。”

她又不说话了。接着，她指指道路那边一处看不见的地方。她说话的节奏放慢了，眼神涣散。

“那些他们没有杀掉的人都乘着军用货车去北方的盐矿了。”

她停下来。她又说：

“他们杀掉的那些人都被埋在平原的边界上，”她指指同样的方向，“就在那里。”

“在带刺的铁丝网下边。”

“对。没有人知道。”

他不回答。

“那块土地光秃秃的，没有长庄稼。战后，买卖人为庆祝格林戈的节日把那块地送给了他。”

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他问道：

“再也没有节日了吧？”

“最后那些节日都很冷清。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年轻人不愿参加了？”

她似乎不知道，她回答时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我觉得，我不清楚。”

眼神一直涣散，说话节奏很慢。

“如今是一个一个杀——”她停了停，“毒气室是纳粹的吧？”

“没错。再也没有了。哪儿都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这里只有苦役，或者干脆是死亡。”

“是这么回事。”

蓝窟窿一直朝道路的方向看。她说：

“当时并不是那些犹太人进毒气室。”

“不是他们，是别的犹太人。”

“别的犹太人——”她停了停，“仍旧是那个词：犹太人。”

“是的。人家愿意这么说。”

她什么也不再问了。

他看着光秃秃的墙壁，冰冻得发白的道路，黑黢黢的大花园。

“这原来是他的住宅。”他说。

“没错，有一个大花园。就在那里。花园里有狗。”

她的眼神收回来了。她指指三间相通的没有门的房间。

“这间房朝向大花园，你是从另外那间房走进来的。如果他设法逃走，我就叫大卫。大卫会醒来，把他杀掉。”

他微微一笑。她说：

“这是这里的规矩，是施塔特的格林戈们的规矩。他们开枪，他们杀人。除非有人对他们说他们无权杀人，他们就有这个权利。好久以来就这样。”

“我们脚下是谁的领土？”

“这儿的领土属于最有势力的人。夜里是格林戈。”

“白天，是买卖人。”

“没错，”她补充说，“以前，时间更久，在格林戈之前。”

阿巴恩站起来，他在房间里走了几步，走过去，走过来，然后走去坐在犹太人附近，在桌子的另一端。她也走到他们身边，也坐下来。他们看了看犹太人。她说话，沉默，说话。

“他到达这里时，不知道该去哪儿。”

“他之所以到达这里，是因为他没有地方可去。他最后选中了这个地方。”

“他在这里已经有些日子了，一直在等我们。买卖人也在设法摆脱他，后来，你都看见了。”

“是的。”

她注视阿巴恩良久。

“你呢？”

“今天夜里我路过施塔特。”

“偶然？”

“不。”

静默。她一直注视着他。

“你也是一个人？”

“是的，跟那些犹太人一起。”

他微微一笑。她没有回应他的笑。她好像没有看见他。她说：

“买卖人要没收这个住宅，大花园也一样。

“就只有狗的问题，他们还没有做出决定。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犹豫，“那些狗也许适应不了另外的主人？”

“也许吧。就这事儿，犹太人说过点什么吗？”

“还没有。”

他更执著地注视着她。

“你会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吗？”

“哪个问题？”

“这个问题：他想怎样处置他的狗？”

她把视线转向黑黢黢的大花园。

“也许晚些时候，在夜里。”她说。

大卫在安乐椅里动了动。他睁开眼。

他又睡过去了。阿巴恩说：

“我们刚才在谈狗，大卫醒来了吗？”

“没错。你猜对了。”

他们俩说话一致变得缓慢起来。他问道：

“为什么你让我进来？为什么？”

她连忙回答：

“你已经进来了嘛。”

“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你在跟我说话嘛。”

突然，眼睛睁大了，模糊了。

“别怕，”他说，“你什么也别怕。”

静默。他注视着那细挑的、直挺的身体。她的眼睛模糊了。她在谛听：有狗在嗥叫。

远处，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落日的方向，狗儿们在狂吠。吠声低沉，有节奏。

狗叫声停止了。他问：

“你还在害怕吗？”

“好一点。”

“你不是为你自己害怕。”

“不是——”她在等待，在思索，“这不是害怕。”

他在等待。她在思索。她找到答案了：

“这是一种痛苦。”她说。

“巨大的？”

她又在思索。

“不是，是全面的。”

他们不说话了。

她站起身，朝大卫那边走去。她向阿巴恩指指大卫。她说话的声音更低了。

“以前他们互相就有点认识，犹太人和大卫。”

她谛听着从施塔特传来的声响。

“我老以为有人来了。”她说。

她朝发白的道路转过身去，等待着。

“你说他们过去互相有点认识，是同大卫吗？”

“对。有几个人知道这事儿。

“大卫忘记了。但有几个人知道这事儿。”

她又在等。他什么也没说。她朝他转过身来。

“你说什么？”

“什么也没说。”

他们互相看了看。他问：

“你是谁？”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的眼神无边无际，它在询问。

“我不知道。”她说。

那眼神还在询问。

“对他来说，你是谁？”

她示意：她也不知道。

“你是他的妻子？”

“是的。”

“你是他的母亲？”

她没有回答，她在思索。

“你不是他的母亲？”

“他希望我是他的母亲。”

“你不愿意？”

“不愿意。”

犹太人已经抬起了头。她看见了。她注视他良久。然后她再次走过去坐在他的身边。她一开始并没有说话。后来，她用平静的口吻对他说：

“过去你写作。你同别人谈话。你不工作。”

她对阿巴恩说：

“过去他在大街上走路，在公路上走路，白日，黑夜。他看着一个个工地。

“他时不时去去咖啡馆，他同人们谈话。”

“他同他们谈话啦？”

“是的。他向他们提出些问题。”

“向大卫？”

“也向大卫。

“你时不时讲述点很难懂的东西，好像他们都能听懂似的。

“只在别人给我们解释了你说话的意思之后。”

“是格林戈吗？”阿巴恩问道。

“是他。”

她尽力回忆。

“他当时说：自由。”

“格林戈怎样解释？”

“钱。”

“他当时说：打倒真相。”

“格林戈怎么解释？”

“罪行。”

“他当时说：未来万岁。”

“格林戈怎么解释？”

“证据。”

她在思索，她问犹太人：

“你当时说什么来着？”

“再也别相信任何事情。”犹太人说道。

“任何事情，任何人。”阿巴恩说。

“包括你？”萨巴娜问道。

“包括我，包括他，包括所有人。”

“包括他？”

“包括他。格林戈怎么解释？”

“再也别相信格林戈。”

他们都沉默下来。萨巴娜在回想犹太人当时说了些什么。

“他当时说：快乐地对待一切，快乐地反对一切吧。”

“格林戈怎么解释？”

“他没有解释。”

萨巴娜垂下眼睛，久久地思考着。她随后说话了，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地面。

“如果他们放过他，他会到哪里去？”

他们俩都没有回答。

“假如大卫的武器被抢了呢？——”她补充说，“我去过的地方从没有超过施塔特，我不知道之外有什么。”

“你在想犹太人？”阿巴恩问。

“我是在想他。他会去哪里？”

“这里之外，”阿巴恩说，“仍然是施塔特，仍然是别的犹地亚地区[1]。它们一个接一个，边界相连。”

“直到哪里呢？”

“到海里，土地流失到海里。”

她在沉思。

“人口很稠密？”

“非常稠密。”

静默。

她朝遥远的、看不见的边界望去。犹太人，一动不动，注视着她。

“别的犹地亚地区。”她说。

“是的，别的格林戈。”犹太人说。

“不管是不是买卖人，”阿巴恩说，“犹地亚，格林戈，全一样。”

她一直在往远处看。

“逃到别处没有用。”她说。

“没用。”犹太人说。

狗叫声又从萨巴娜手指的方向传了过来，低沉，有节奏。她说：

“那些都是死人平原上的狗。”

静默。

阿巴恩问：

“有很多死人吗？”

萨巴娜似乎无法肯定。

“有人说总共两千万。我不清楚死人的事。”

萨巴娜转过身去。犹太人一直在注视她。

天更冷了。夜。天空几乎一片漆黑。黑黢黢的大花园里也看不见任何东西。

“是冰冻，”萨巴娜说道，“人在外边像走在铁上，有人摔倒，有人死掉。”

“我们被关在这里。”阿巴恩说。

“我们一道。”犹太人说。

静默。

狗在叫，那是犹太人的几条狗，很近，就在大花园里。

跟前几次一样，大卫在睡梦中动了动。

阿巴恩站起来，在房间里转，慢慢转，然后朝大卫走去，他围着他绕了一圈，停在他面前。萨巴娜看着他。

“多大年纪？”阿巴恩问。

“二十五岁，”萨巴娜说，“跟让娜结了婚。”

“不是犹太人，不是狗，从来不是，他？”

“不是。”

他指指青年大卫龟裂的手。

“干粗活的？”

“他没有技术，他在葡萄牙人班组里。”

他继续走近大卫。萨巴娜没有动。

“左轮手枪是谁的？”

“是格林戈的。”

“为这事儿借给他的？”

“是。”

“为枪决犹太人？”

萨巴娜朝犹太人转过身来。他看上去并没有在听。

“不是，为看着他。”

“是格林戈负责枪决犹太人？”

“格林戈，是的。”

“你能肯定：是格林戈？”

眼睛睁大了，恐惧突如其来。她指指大卫。

“瞧，他太年轻，是吧？”

“不，瞧，他已经带上了武器。”阿巴恩说。

她又朝犹太人转过身去。她的眼睛始终睁得大大的。

“你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静默。

“谁会杀你？”

犹太人没有回答。

“大卫？”阿巴恩问。

她没思索。她回答。

“为什么大卫会杀犹太人？”

传来了犹太人的嗓音，他在低声说话，谁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

她不再看他们。她一再重复：

“为什么？”

他们没有回答她。她回答。

“为了格林戈不亲自动手，对吧？”

他们仍没有回答她。她说：

“假如是大卫杀犹太人，该是谁杀死了犹太人？”

“大卫。”犹太人说。

她朝阿巴恩转过身来。

“你听见他说的话了吗？”

“听见了。”

“你，回答。”

“我回答：如果是格林戈杀犹太人，就该是格林戈杀死犹太人。”

“我说不。我说：假如是大卫开枪，就该是格林戈杀人。”她吼起来。

“不对。”犹太人说。

她伸直腰，死死地盯着他们看。她的眼神显得无限深邃。她叫犹太人。

“告诉我。”

“我们刚才在谈论，那之后格林戈会说些什么。”犹太人说——他的声音很温和。

“什么之后？”

“一旦大卫朝犹太人开枪之后。”

她不说话了。

她一个接一个看他们。她在等，他们却不说话，她叫道：

“我要弄明白！”

“弄吧，”犹太人说道，“弄明白吧。”

她在他面前停下不动。

眼睛一直发出强烈的蓝光。

“买卖人的保安已经把犹太人丢给格林戈去杀。”她说——话音已平静下来。

“有这个可能。”阿巴恩说道。

“他们在这方面已经达成协议。格林戈曾说：‘你们就别张罗这事儿了，就帮我这个忙吧。’‘那就说定了。’买卖人齐声说——”她停下来，“那就是格林戈和他要杀的犹太人，对吧？”

“是的。”

犹太人微微一笑。她没有看见。她说得更快了：

“那就是格林戈和他要处置的犹太人？那就是盼着格林戈杀害犹太人的买卖人的保安，对吧？”

“不对。”犹太人说。

“那就是盼着能说‘杀害犹太人的人，是格林戈’的买卖人的保安，对吧？”

“对，”犹太人说，“正是这样。”

“那就是盼着能说‘杀害犹太人的人是一个名叫大卫的人，施塔特的一个泥瓦匠，大家都搞错了，你们都搞错了，不是我，是施塔特的一个泥瓦匠’的格林戈，对吧？”

“对，正是如此。”阿巴恩说。

“可怜的格林戈？”

“不对。”

“犹太人的熟人？”

“对。”

静默。

她离开他们。她朝窗户走去。传来一声愤怒而又痛苦的呻吟。她透过没有窗帘的窗玻璃往外看了很久。随即猛地朝两个犹太人转过身来。

“假如不是大卫呢？”

他们没有回答。

“又能是谁呢？”

她提完这个问题，并不等待回答，她自己来回答，同时看着犹太人：

“也许没有任何人？”

她朝他，朝犹太人走过去，站在那里，站在他面前。出现一瞬间的光亮。落日亮开去，黄光洒进房内。她在落日的余辉里注视着犹太人。

“你是谁，竟让人害怕？”

落日又退隐了。

“谁知道呢？”阿巴恩说道，“也许，一下子多了一个犹太人？”

“被杀？”

“是的。”

“是可能解除买卖人桎梏的犹太人？”

“不是，因为买卖人是同意的。”

“那是谁呢？”

“是可能解除别的犹太人桎梏的犹太人。”阿巴恩说。

她再也不在死人的计数上费脑筋了。

“尽说些不明不白的话，”她说，“这是很难理解的。”

“对。”犹太人说。

阿巴恩踱步。他走到她身边。她看见他了，发现他了。

“你为什么进来？”

“我看见有人在哭泣。”

“一个犹太人。”

“是的，我认出他们了。”

“种族主义者就在这里被处决。”

眼睛的蓝色深而又深。

“我就是种族主义者。”阿巴恩说。

他们没有停止互相对视。

“你就是犹太人阿巴恩，狗阿巴恩？”

“我也是。你认出我啦？”

“是的，”她看看他们两人，“你就是不会被杀的那个。”

“也许吧。”

“说话的那个？”

“我替犹太人回答。”

“能看见的、会说出去的那个犹太人？”

“是的。”

“向谁？”

“向那些能看见的、能听见的人。”

萨巴娜朝大卫转过身去，他闭着眼睛。她指指他。

“也向那些人？聋子？猴子？”

“也向他们，没错，”犹太人说。

“啊！”一阵无声的狂笑扭曲了萨巴娜的脸。

“我们在寻找耳朵。”阿巴恩说。

“寻找眼睛。”犹太人说。

“为了听见他们的声音。”阿巴恩说。

“为了对他们说话。”犹太人说。

静默。

她看看他们两人，再看看大卫。

“也许别的人还会到来？”

“也许吧。”犹太人说。

“夜很长，”阿巴恩说，“很长，很寂寥。”

她转身向着大路。

“你们都从哪里来？”

“从各处。”犹太人说道。

她朝通向大花园的门走去。她停下来。最后一缕阳光扫过墙壁，消失了。

“他们杀那些人比平常还快，”她说，“在夜里，更早，在平原上，那边，不在界内。

“他们每次都说：这是最后一个。但接着再来，再来，我觉得好像一次比一次多？”

“是的。”

静默。

他们互相看了看。

“你们来是为了破坏团结？”

“是的。”

“是为了引进混乱破坏团结？”

“没错。”

“在团结一致中制造分裂、动乱？”

“对。”

她在等待，他们始终注视着她。而她，没有。她两眼茫然。

“为了分裂？破坏？”

“是的。”犹太人说。

“用什么代替？”

“不用什么。”

忽然，她动了一动，像要逃走，要死去。她问，声音很细微：

“谁在说话？”

“我。”犹太人说。

她站起身。

她看看大卫。

“让娜在开会。”她说。

“跟格林戈一道？”

“是的。”

“格林戈在开会？”犹太人问道。

她迟疑了片刻才回答。

“我不知道。”

“让娜在路上，在开会，在路上，”犹太人说道，“跟格林戈一道。”

“没错。”

她谁也不看了。她只看黑黢黢的大路。

“今天夜里让娜在外面。”她说。

“今晚，是冰和荒漠。”阿巴恩说。

“让娜就在冰和荒漠里。”犹太人说。

萨巴娜睁大了眼睛。

“大家老害怕，”萨巴娜说道，“永远不知道天黑时让娜在干什么。”

“永远搞不清楚她究竟在哪里？”阿巴恩问。

“永远搞不清楚，”萨巴娜说——她补充道，“她设法稍加阻挡，”她又停了下来。

她一直看着黑黢黢的大路。

“我害怕——”她停下，“这么冷——”她又停下了。

“阻挡什么？”

“稍加阻挡，死亡，就在这里，在施塔特。”

静默。

“他知道吗？”阿巴恩问——他指指大卫。

“不知道。”

“他不知道？”犹太人问。

萨巴娜没有回答。

她朝夕阳转过身去。

“她同大卫一般年轻，”她停了停，“跟大卫一样美。”

夕阳映入萨巴娜的眼睛，又蓝又深。

“你同他们住在一起？”

“是的，”她停了停，“我现在就住在那里。他们有一个可自由支配的房间。他们让我跟他们住在一起。我干厨房活。让娜告诉了政府。我早上工作，”她停了停，“我暂时在那里，同那些人在一起，”她补充说，“让娜跟我都是大卫的妻子。”

他们沉默良久。

“你说什么？”阿巴恩问。

“没说什么。”萨巴娜说。

“那么是大卫？”

“不是。”

大卫的表情紧张，但同时又很专心，笑呵呵的。

“他不说话，他梦见有人说话。”阿巴恩说道。

“他正在说话。”犹太人说。

“真的，就近可以看得出来。”萨巴娜说。

“他在听，他在回答。”阿巴恩说。

“没错。”

萨巴娜俯身看大卫。犹太人看她。

“你说什么，萨巴娜？”

“啥也没说。”

她站起来。他们互相注视着。

“你回答了些什么？”

“啥也没回答。”

他们又沉默下来。大卫在惊吓中大叫。他没有醒，他只在叫。

顺着萨巴娜手指的方向，死人平原的方向，还有落日的余辉，冻僵了的微光。

那片黑黢黢的大花园显得静谧、安宁。犹太人养的那些狗没有叫。死人平原上的狗也没有叫。

阿巴恩坐到地上，坐在大卫的对面。他背靠着墙壁，没有言语。

犹太人已经站起来，他在几个房间里踱来踱去。

萨巴娜坐在桌边，在半明半暗中看着他踱来踱去。

“此前还有一个人。”萨巴娜说道。

“他正在休息。”犹太人说。

他走路的步伐很平稳。他从萨巴娜面前走过，又从大卫面前走过，再走进里间，消失了。他又转回来。她叫他：她的声音又充满了睡意。

“你会说你过去认识大卫吗？”

“对谁说？”

“对随便哪个人。”

“我会说我过去有点认识他。”

他走到另外一间房里，她再也看不见他。

“你会说你过去认识我吗？”

“不。我早上看见过你，你正要去打扫施塔特村政厅。”

“你当时在看我。”

“我看所有的人。”

他又出现了。她朝他转过身去。

他没有停步。

“你不会说：我过去认识她，是她，不是他？”

“不会说。”

她不说话了。她看不见他正停在另一间房的门口，看着她。

“对我们，”她说，“人家对我们说：忘记那犹太人吧，忘记他说的关于自由的话，连同他的名字。你，你就不能忘记一个大卫？”

“不能忘记。”

她发现他在那里。他问：

“你们忘记那犹太人了吗？”

“要是有人这么问我们，我们就说：一个犹太人？哪个犹太人？”她停了停接着说，“你就不能说，一个大卫？哪个大卫？”

“我不会这么说。”

他又停下来。他们互相几乎看不见。她问：

“你以前属于格林戈党吗？”

“对。”

“你当时是格林戈分子吗？”

“是。”

“你却不能说你从没有遇见过一个大卫。”

“不能。”

她站起来。她穿过房间，慢慢走到通向大花园的门边，站在那里。她说：

“假如有人知道大卫过去是犹太人的朋友，他就有死亡的危险——”她的声音变得极为温柔，“我希望弄明白。”

他朝她走过去。她看着他走过来。她在等他。

“全是假的，”他说，“大卫不是因为认识犹太人而有死亡的危险。”

他走到离她非常近的地方。她继续看着他。她在等待。她那背着阳光的眼睛发出原野冰一样的冷光。

“大卫有死亡的危险，是因为今天夜里格林戈需要一个人有死亡的危险，”他的声音同她的声音一样极为温柔，“在那里，在施塔特，有一个大卫认识我，认识犹太人，所以他便抓住大卫。”

他们还在互相注视。他们沉默下来。他问道：

“没有人会向我提这些问题，你为什么向我提这些问题？”

“因为夜，”萨巴娜说——她没有继续说下去。

她将额头贴在冰冷的窗玻璃上，就这样一动不动。

“别管我。”她说。

她重又转过身来。他还在那里。她抬起手，朝他脸的方向伸过去，但没有触到他的脸。他重复道：

“你说因为夜。”

她没有回答。她往前走一步。她贴到犹太人身上，一动不动。她的手又抬起来，触到他冰冷的脸。她说：

“我抓住你，我抓住你这狗犹太人的话。”

他们沉默下来，整个身子一动不动。

“你想活吗？”

他没有回答。他回答：

“我想活，我想死。”

萨巴娜的手又落下来。她走开了。

他们分开了。静默下来。

有狗在叫。

“你说因为夜。”

“是的。

“因为梦见恐惧，人就醒了，琢磨着自己做梦了，那不是真的。”

他离开她。他朝前走一步。她在等待。他走两步。他大步走。他没有去另一个房间，而朝大卫走去。他点燃一盏灯。他在灯光下看大卫。

萨巴娜也动，她走一步，她走两步，跟他一样，她也来看大卫。

“你说话吧，我们不说话，他就会醒。”她说。

犹太人说话，说得很慢，温柔依旧。

“他在施塔特的房地产公司吗？”

“是的，在那个公司。他二十五岁。他同让娜结了婚。非技术工人。他只爱森林和狗。”

她停下来，朝他转过身去。

“说话吧，”她说道，“我会回答你。”

他们互相看了看。

“就你一个人知道？”

“是的。他不知道。”

“这里的人说他很老实、勤劳，对吗？”

“是的。他们让他这么相信——”她补充说，“他也相信。”

犹太人的眼里闪过一缕微弱的光。

“你说过：森林和狗？”

“狗。”

“他在咖啡馆里对我说过：我能与葡萄牙人和狗讲话。”

他们分开了。犹太人重又在住宅里踱步。

萨巴娜走过去坐在桌子旁边，离他很远，离大卫也很远，离阿巴恩很近。她在等待。她在谛听：有人在走路：是犹太人的脚步声吗？是的，是他的。他从她面前走过去。

“那个人，他们把他派到布拉格。”她说。

他停下来。她指指大卫。

他又走了。他大步走着。她在远处同他说话，语气跟原来一样。

“你们所有人都是从世界的首都来的吗？”

“从各处，是的。”

“到处都有首都。”

“没错。”

远处传来沉闷的碎裂声，在施塔特。

“寒冷。”她说。

“是的。”

他走来走去，他看看大卫。他问：

“他赞成杀死犹太人？”

“他什么也没有说。”萨巴娜说。

他走着。她的目光不再追随他。

“你曾经有过工作？有过一个妻子、一些孩子？你在哪里都有权生活、有权死亡？”

“对。”

“你离开了那一切。你走了？”

“是的。很久以前。”

“有一天，你对施塔特的某个人说：我绝望了。”

“没错。”

“然后你又离开了你待的地方？”

“是的。”

“老被赶走？被杀？”

“是的。”

静默。

“就为了这个他们又要杀你？”

勉强的微笑使犹太人的脸抽搐起来。

“是的。”

“绝望了。”萨巴娜重复道。

她沉默下来。她又说：

“那你到施塔特以后呢？”

“还能忍受。”

“有危险也能忍受？”

“没错。”

他一直在走。她看着他走。

“在哪里你随时准备离开？”

“在你待的地方，我想，在你经过的地方。”

静默。

“我冷，我怕。”萨巴娜说。

“我们怕。”犹太人说。

“怕死。”

“怕活。”

静默。犹太人大步走。他走着。

这不，他一边走一边开始叫大卫。

“大卫，大卫。”

一开始声音很低，然后，越叫声音越大，他叫着大卫。

大卫在睡觉。他的嘴唇微微张开，犹太人点燃的灯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

“大卫。”

他在睡觉。

“大卫。”

犹太人停下来，等着：大卫还在睡。犹太人又走开了。

萨巴娜沉默着。

“大卫，大卫。”

犹太人又停下来。他不再走开。萨巴娜在另一间半明半暗的屋里设法看见他，她在等他。他又离开，他又回来。萨巴娜的眼睛成了两个无光的灰色窟窿。他又走开。他在叫。他又停下。他们在等待。

“大卫。”

他们在等待。寒冷彻骨，江河湖泊的水都达到上冻的冰点。在寂静中传来大卫的话音。

“我听见了。什么事？”

他的声音很平静。

犹太人停下来。他们听见一声低沉的叫喊。不是大卫。喊声停止。狗儿们狂吠一声，戛然而止。吠声停止。寂静冻结，逐渐消减。寂静使大卫发出一声内心的呼喊。萨巴娜表情痛楚，她说：

“他好像很痛苦。”

“谁？”犹太人问。

她动了动。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来到犹太人身边，她没有看他，她站在窗前，面朝空旷的大路，停在那里。

唯一的声音是大卫的呼吸声，呼吸不时停止，仿佛遇到了什么障碍，然后继续进行，更深，更长。

“他在做梦。”萨巴娜说。

“梦见什么？”

“梦见水泥和狗。”

犹太人走近大卫。萨巴娜跟他一起走近大卫。他们端详着他。

“一千年？”犹太人对大卫说。

大卫双手略微抬起。

“一千年。”大卫重复说。

他在睡。

他的双手猛然放下。为说清楚这几个字所做的努力使他双手颤抖。

他在睡。他在睡。他的双手，他的伤口，重又放到安乐椅的扶手上。犹太人的眼睛紧盯住那双睡过去的手。

“千千年？”犹太人继续说。

大卫仿佛要说话。

没有。

“千千年？”犹太人继续说。

大卫浑身轻微哆嗦了一下。

“千千年。”大卫重复说。

大卫的呼吸更快了。呼吸随后停止。再也没有继续下去。

寂静更为深沉。寂静使人失去理智。寂静达到顶点。平稳下来。平稳，直至睡眠出现裂缝，直至墙壁无声的石头出现裂缝：一声短暂而奇异的呼喊。

大卫叫了一声。

叫喊完毕，大卫在睡梦中挣扎，他抬起头，睁开眼，却什么也看不见，他重又低下头，他说话了。他在抱怨。

“别来烦我！”

随后的寂静中，传来萨巴娜嘶哑的声音。

“大卫。”

也有犹太人的声音：

“大卫。”

静默。

阿巴恩站起来。他面朝黑黢黢的大路站在那里，背对着他们。他说：

“现在才是夜晚。”

犹太人离开萨巴娜和大卫。他重又在屋子里平稳地踱来踱去。

犹太人高大的身躯有规律地在萨巴娜和阿巴恩眼前出现又消失。

双眼紧闭的犹太人一边走一边对大卫说话。

“一千年？是这样吗？还在继续吗？”

他大声说话。他的嗓音在四壁间发出回响。萨巴娜站在那里，望着黑黢黢的大花园。

“一千年，一千年？还在继续吗？”

犹太人的话音一声声击打着墙壁。

“还有一千年吗？”

萨巴娜将视线从大花园收回，埋到地里，这时，犹太人正在喊：

“大卫，”他叫道，“大卫，大卫！”

他停下。

阿巴恩也过来了。

“大卫。”阿巴恩呼唤道。

阿巴恩没有大叫。萨巴娜转过身来：她看见阿巴恩正面对着她，萨巴娜。

萨巴娜的蓝眼睛便停在阿巴恩身上。

她看着阿巴恩，却叫着大卫。

“大卫，”萨巴娜说道，“犹太人跟你说话啦？”

“是的。”阿巴恩说。

萨巴娜离开两个犹太人，朝大卫走去。两个犹太人也走过来。他们让萨巴娜单独靠近大卫。他们停在她身后。

是她在叫醒大卫。她首先用双手紧紧抓住大卫的肩膀。

“你醒醒，大卫，犹太人想跟你说话。”

大卫的头摇晃片刻又埋下去睡着了。

“大卫，犹太人要跟你说话。”

“别。”睡着了的大卫说道。

萨巴娜放开大卫的肩膀。她捧起大卫的头，一直捧着。萨巴娜的双手搭在大卫的头上。

“犹太人就要死了，他想跟你说话。”

“别。”睡着的大卫说。

她一直用双手捧着大卫的头。

“他就要死了，他要跟你说话。”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和。

大卫没有回答。他睁开眼睛，却视而不见。

“你说过一千年什么？”萨巴娜问。

大卫回答：

“一千年。”

萨巴娜放开紧抱的双手。她慢慢放下大卫的头。

她放下了大卫的头。

那头独自撑在那里。双眼大睁。

萨巴娜转身，走开了。

阿巴恩和犹太人对大卫说话。

“你讲过水泥，冰，风，一千年？”

“一千年。”大卫重复说。

“你讲过水泥，恐惧，水泥，恐惧，恐惧，水泥，一千年？还有一千年？”

大卫抬眼望着阿巴恩。可以看见大卫眼睛的颜色，他的眼睛蓝得透亮，混杂着白色。

阿巴恩走近大卫。犹太人在他身后。

萨巴娜与犹太人并排，在他旁边。阿巴恩和犹太人还在跟睡着的大卫说话。

“你说过一千年，还什么也听不见？”犹太人说道。

“一千年，还什么也不明白？”

“一千年，还什么也看不见？”

“一千年。”睡着的大卫重复着。

“一千年，还是猴脑袋？”

大卫的蓝眼睛朝声音的方向看。他什么也没有认出来。

“一千年，还是猴子格林戈？”

“一千年，还是杀人狂？还是杀人猴？”

他们不叫喊了。大卫一直睁着眼睛朝话音的方向看。

“大卫，你真是大卫——”那是犹太人嘶哑的声音。

“猎手。”阿巴恩说。

“猎手。”大卫跟着说。

他们不再言语。想必是静默使大卫呆滞的眼里出现了某种忧虑。他看上去很吃惊。他的眼神在询问。他朝话音的地方使了下劲。他还在睡，他说：

“狗。”

萨巴娜朝犹太人迈了一步。她并没有停止看黑黢黢的大花园。

是阿巴恩在跟大卫说话。

“你在买卖人的房地产公司干活？你今年二十五岁？你的妻子是让娜？”

大卫用与阿巴恩相同的语气回答，缓慢而清晰。

“狗。”

“你是非技术工人？你搞水泥？你同葡萄牙人一起干活，葡萄牙人？”

“狗。”大卫说。

他正在同瞌睡斗争。他费劲地想把话说清楚。他终于能说出完整的句子了。

“我想要犹太人的狗。”

他朝这些人看过去，神情越来越吃惊。他的眼睛明亮而又正直。他好像为自己的执拗感到吃惊。他一再说：

“我想要狗。”

他沉默下来。他正要说话。他没有说。他一直昂着头，睁着眼。

他那望着阿巴恩的眼神正在祈求。

他似乎并没有察觉在场的人全都保持沉默。阿巴恩说话了。

“你把犹太人交给了格林戈。”

他显然是在就清晰的字面含义回答问题。回答是从瞌睡中冒出来的。

“是的。”

那眼神还在祈求。

“狗。”

很明显，他正在同无边无际的疲劳作斗争。他的眼神一直在祈求。

“没错，”阿巴恩说，“你把犹太人交出来是为了得到狗。”

“是的。”

大家都觉察到话音的温和。眼里流露出感激。

“听着，”阿巴恩说道，“大卫说话了，大卫说：‘我交出犹太人是为了得到狗。’”

“是这样。”大卫说道。

他对阿巴恩说话，却没有看见他。而阿巴恩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萨巴娜听任自己紧贴着犹太人的身躯。她继续看着黑黢黢的大花园。犹太人瞧着大卫。

“‘我把犹太人在咖啡馆说过的话复述了一遍，’”阿巴恩继续说，“‘格林戈问我，我就学舌了。格林戈说，应该放进报告里的不是犹太人在咖啡馆里说过什么，而是别的东西。别的更简单的东西。应该放进报告里的是犹太人想说的，而不是他已经在咖啡馆里说过的。’”

阿巴恩等着继续说。大卫也在等。他脸上流露出一种狂热的兴趣。从死人平原传来一阵阵狗群的狂吠。大花园的狗也在回应。接着又沉寂下来。

大卫叫：

“萨巴娜！”

没有人回答他。

“‘我做了格林戈希望我做的，’”阿巴恩继续说。“‘我说过犹太人曾建议给我钱，如果我告诉他格林戈怎样处置了别的犹太人。犹太人说：自由。格林戈说，那意思就是钱，从施塔特出走要花的钱，如果我交出被处死的犹太人名单。’”

大卫使了很大的劲。他发音清晰地说：

“不对。是狗。”

“‘我一开始也试着说，如果我交出被处决的犹太人名单，他就准备给我狗，但格林戈说不：不，犹太人准备给你狗也是为了卖个好价钱，那是一回事儿。他说：别忘了，犹太人建议给你钱。钱。’”

“不是，是狗。”

“是钱。”阿巴恩再说一遍。

大卫不再回答。

睡眠随时都可能卷走大卫。阿巴恩仍旧四平八稳地说着，仿佛不存在这样的危险似的。

“‘格林戈要求让娜打报告。我呢，我恐怕不知道。格林戈说，犹太人收受一些大国的钱。让娜同格林戈进行讨论。我不懂让娜说的话。’”

大卫不再看阿巴恩，忽然，他开始在半明半暗中寻找。

“萨巴娜！”睡梦中的大卫叫起来。

萨巴娜没有回答。大卫还在叫。

“萨巴娜！”

他不再叫了。阿巴恩继续平静地说。

“‘我不懂格林戈说的话。’”

“她在哪里？”睡梦中的大卫问道。

阿巴恩没有回答。他继续说。

“‘在咖啡馆，犹太人曾说：我绝望了。’”

“萨巴娜！”大卫叫道。

“‘我没有听懂犹太人说的话。’”阿巴恩继续说。

大卫不再叫了。他似乎已成了输家。

瞌睡又控制了他，他的头开始向后仰倒。

“‘格林戈对我说：忘掉绝望这个字，犹太人的臭字！’”阿巴恩继续说。

阿巴恩显然在跟大卫的瞌睡赛跑，试图走在前头。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萨巴娜。’”

“萨巴娜，萨巴娜。”大卫喃喃说道。

他在与睡眠作斗争。他的眼皮颤动着。

“‘萨巴娜对我说：别担心，大卫，你一定能得到犹太人的狗，我一定把狗给你。’”

“是这样。”

萨巴娜一直在看黑黢黢的大花园。

大卫把头靠在安乐椅的椅背上。他半闭着眼，视线转到阿巴恩身上。

“‘有人同快被处死的犹太人说话。这是格林戈所禁止的。不知道格林戈为什么要这么禁止。’”

阿巴恩不再说话。他离开大卫。大卫是否看见他走了？

“萨巴娜！”睡梦中的大卫还在喊她。

大卫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的眼神漂浮不定。

“萨巴娜！”他倾全身之力朝她的方向动了动，他直起身，眼睛变得朦胧，好像十分警觉，他摸摸自己的武器，将它抓在手里。

“萨巴娜去哪里了？”

他用眼睛寻找萨巴娜。

他的警觉显然非常短暂，以致还来不及发现在半明半暗中她正紧靠着犹太人。

他松开手中的武器。

他又一下子跌坐进安乐椅。

他睡了。

萨巴娜离开犹太人。她坐到远离大卫的地方，坐在犹太人待过的桌子旁边。

犹太人留在原来的地方，他站在那里，朝大花园的方向望过去。

阿巴恩重又在各个房间里踱步。

萨巴娜朝自己周围看看。看不见阿巴恩，犹太人离得很远，大卫在睡觉。她沉默良久。然后，她说话了。

“他今后什么也记不起来。”

她的声音发生了变化，很微弱。

“他会记得一点点。”阿巴恩说道。

萨巴娜不动。她看上去似乎也沉入了梦乡。她跟大卫一样纹丝不动。

犹太人转过身来。阿巴恩回来了。他们看看她。她抬眼看他们：她的眼睛却只是两个黑窟窿。

“我们把狗给他吧！”她说。

“把你的狗给大卫吧，”萨巴娜说，“你的狗，你的脏狗。你的犹太狗。”

犹太人朝萨巴娜走过去。她看着他走过来。她对他说：

“我这就去叫醒他。我要对他说，你曾经试图逃走。同狗一起溜掉。”

犹太人坐在萨巴娜脚边。他把头靠在她的膝上。他用双臂使劲地搂住她。

“你那些价值几百万的狗，你应该给他。你写下：我把狗留给大卫。”

犹太人没有回答。他用双手死死抱住萨巴娜的身子。

“你听见了。你那些狗，你那些肮脏的犹太狗，你应该都给他。”

她并没有设法躲避犹太人的搂抱。她说话时也没有看他。

“那些狗已经属于大卫了。他把犹太人交了出来，犹太人的狗就属于他。”

她说话的声音很低沉，带着睡意。她的眼神跟大卫的一样朦胧。

阿巴恩从另一个房间回来了。她看见了他，她对他说话。

“我想要犹太人的狗，好让大卫到森林去。”

阿巴恩站在她和犹太人的面前。他看看她，没有回答。

“你们过去老把那些狗带在身边，如今，他们就要杀死你们，必须让这些狗离开施塔特。”

她挣脱犹太人的拥抱，她站起来。

“你们应该在死亡之前把那些狗交给大卫。把狗给了大卫，狗就能活。你们听见了吗？”

她看看大卫。

“大卫从格林戈手里把它们抢出来。

“他把它们带到森林里。

“它们就能活下去。”

她沉默，然后又说：

“森林里有一个狗窝，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小狗卖掉，那些狗就藏起来了，他放弃了水泥，永别了，格林戈。”

犹太人又抬起头。他看看她。他仔细听她说话。她正在微笑。她发黑的嘴唇边上沾有白沫。她对他说：

“你也许不明白？狗属于大卫。”

她在等待。犹太人一直注视着她。他说道：

“那些狗属于大卫，我把它们给了大卫。”

萨巴娜往后退，然后停下。他们对视着。

“你去告诉格林戈：犹太人把他的狗遗留给了大卫。”阿巴恩说道。

犹太人又站起来，走到桌前，取一张白纸，写字。

他写完了，说：

“狗儿们会过得很快活。”

她没有回答。她呆呆地站在那里，听他们说话，看他们做事。

“你应该向格林戈解释这件事，”阿巴恩说道，“去对他说，大卫想要的，是犹太人的狗。”

她慢慢转身朝向黑黢黢的大花园，就这样站在那里。她说：

“格林戈什么也不会听，什么也不会读。”

他们好像没有听见。

“你应该对他解释说，当时大卫的愿望比生命、比死亡都要强烈。”犹太人说。

“对他格林戈来说，这个愿望看不见摸不着，”阿巴恩说道，“但对你萨巴娜来说却看得见摸得着。你对他说，大卫是猎手。又有狗。就应该让大卫得到那些狗。”

“你说，大卫这个名字，”犹太人说，“就是一个猎手的名字。”

她说：

“我打听过了，在施塔特禁养这些狗。”

他们没有回答。他们仿佛没有听见她的话。看他们的模样，好像已经忘记了萨巴娜的存在。他们自顾自地说话。

“价值几百万的狗。”犹太人说道。

犹太人的声音里有什么东西破碎了。是什么突然进入了他的嗓音？

“犹太狗。”阿巴恩说。

“没用的狗。”犹太人说。

“从不怀疑的狗。”阿巴恩说。

“快活的狗。”犹太人说。

静默。

传来一阵哭声。他们转身。萨巴娜在哭。

静默。

她说：

“我想要毒气室。我想死。”

她哭。

“带我走吧。我想出去。”

他们没有回答她。

“什么森林？”阿巴恩问道。

眼泪从萨巴娜眼里流出来。她在思索。

“森林。”

“你不知道这后面有什么，”阿巴恩说，“森林在哪里？”

她思索着。

“我不知道在哪里。有人说到过。”

“荒蛮的森林。”犹太人说。

“是的，”萨巴娜说——她等了等，“森林在哪儿呢？”

“在施塔特的一个个地窖里。”犹太人说。

她不再哭泣。她重又看了看两个犹太人。她的眼睛重又变成蓝色的了。又深，又蓝。

“森林也在大卫的头脑里。”犹太人说。

她仔细端详着睡觉的人。

“在大卫的头脑里。”萨巴娜重复道。

他们不言语了。

“你在森林里，”犹太人说，“你在大卫的头脑里。”

“远处，”阿巴恩说。“你看见了什么东西。”

她思索良久。

“我看不见另一个大卫，”萨巴娜说道，“我看见了那个犹太人。”

“那些犹太人也都在森林里。”阿巴恩说。

又传来一阵呜咽声，很短暂，立即被压抑下去了。

“他们都知道这点。但大卫……”

“你替大卫知道这点。”犹太人说。

她沉默了。她看了好一阵犹太人住宅里那些光秃秃的墙壁。她说：

“森林在犹太人的住宅里。”

“是的。”

“在犹太人体内，在他的狗身上。”阿巴恩说。

萨巴娜的眼神茫然。

“在布拉格城里，在死人平原上。”

“对，就照这个样子。布拉格也在施塔特。”阿巴恩说。

“死人平原就在犹太人的住宅里。”

“没错。”

“在一个相通的森林里。”

“在森林里。”犹太人说。

他们不做声，分散开来。

她谛听着施塔特的声音。万籁俱寂。

她再听，这次，闭上眼睛。

“你说话了？”她问犹太人。

“没有。”

“我听见了：有人说话。”

他没有回答她。她转向阿巴恩。

“有人在说：背叛，所有犹太人的背叛。”

“没有，”犹太人说，“什么也没说。”

“没人说话。”阿巴恩说道。

平原的狗儿们一下子乱叫起来。

“在狗叫声中我听见有人说话。”萨巴娜说道。

狗叫声停止。

“狗儿们安静下来了。”犹太人说。

“听呀，”阿巴恩说，“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叫喊。”

她听：万籁俱寂。

“犹太人从没背叛过，”阿巴恩说，“格林戈却有过背叛。大卫交出犹太人是为了得到犹太人的狗。大卫一旦得到了狗，他就会背叛格林戈。他就会说：永别了，水泥，永别了，格林戈。”

萨巴娜思索，有了结果，便向阿巴恩微笑。

“真的，由于深入研究了大卫，最终找到：永别了，格林戈，”她说，“也找到犹太人的森林了吗？”

“找到了。”阿巴恩说。

犹太人的狗在叫：叫声低沉而温和。

“是迪亚娜在叫，它在做梦。”犹太人说。

萨巴娜又想起了黑黢黢的大花园。她指指门玻璃后面那一大片看不见的深黑。她说：

“你说过：别再害怕，”她补充说，“别害怕什么？”

“快乐。”犹太人说。

“饥饿。”阿巴恩说。

大卫睁开了眼。狗儿们还在低声吼叫：大卫的眼睛便一直张开着。

“那个字眼把他惊醒了。”阿巴恩说。

“狗。”萨巴娜说。

“饥饿。”犹太人说。

狗叫声停止了。他们都在等待。大卫一直睁着眼睛，然后一下子，眼睛闭上了。他的呼吸又变得平静。

她指着他整个人。

“你宁可挨饿，也不愿这样？”

“他什么也不愿意，宁愿挨饿。”

“就为了这，他们才杀他？”

“是的。”

她再一次指指大卫整个人，但并不看他。

“我宁可死，也不愿这样。”

“不愿。”犹太人说。

他们分开了。都独自待着。每个人都注视着在灯光里睡觉的大卫。

“在他们睡觉的时候。”阿巴恩说。

萨巴娜不看大卫了。她转身对着黑黢黢的大花园。

“他还年轻吧？”阿巴恩问道。

“是的，年轻。”犹太人说。

“他不睡觉时，他是猴杀手。”阿巴恩说。

“泥瓦工人，”犹太人说，“在党的人。”

“他睡觉时，他是谁？”阿巴恩问。

萨巴娜没有说话。

“是萨巴娜的孩子。”犹太人说。

她一直待在通往大花园的门前，默默不语，向外张望。

施塔特整个是个黑黢黢的大花园。

犹太人的狗在叫。

大卫微微支起身子，扬手拒绝听狗叫。

他们一直离大卫很远，身体也各有距离。

“你当时往工地走，”萨巴娜说，“你回来，你写字。他们看见你在你住宅的窗玻璃后边写东西。”

狗叫停止。大卫又沉入梦乡。

“我当时没有写东西。”犹太人说。

“夜里，在桌前，所有的人都能看见你。你在白纸上写字。”

她向阿巴恩转过身去。

“每天夜里，他都在他住宅里踱步。他写东西。

“到早上，他就睡觉。”

“人们说过什么，我就写什么，”犹太人说道，“当时大家什么也没说。”

他们说话的声音都一样，很平静。

“你不愿写人们所说的以外的任何东西。”萨巴娜说。

“对，”犹太人说，“任何东西都不愿再写。”

“当时人们都说了些什么？”

“无论在一起或是分开，他们说的话都一样。”

“可你回来仍旧得写。”

犹太人不回答。

他们都不说话了。黑黢黢的大花园带来的隐隐约约的压力从四面八方袭来。犹太人透过窗玻璃注视着大花园。萨巴娜似乎在等待回答。

“不错，我仍旧写。”犹太人说。

他们又沉默了。

“格林戈曾说：在太阳出来之前那一刻？”犹太人问道。

“我不知道。”萨巴娜说。

静默。他们的话音深处起了同样的变化。

“你原来以为他们有可能会说点什么吧？”阿巴恩问道。

“在这方面我什么也没有想过。”犹太人说。

“来施塔特之前呢？”萨巴娜问。

“他们告诉我，用不着试图去写什么。但是我从来没有试图写过他们所说的东西。”

犹太人指指桌上放的某样东西。

“纸都在那里，”他说，“他们用不着去找。”

“他们会把那些纸烧掉。”萨巴娜说。

“没错。”

“他们把纸烧掉之后，”阿巴恩说，“格林戈就会说：犹太人写过他的私人日记。他在日记里记录了曾收受那些大国多少钱。”

“没错。”犹太人说。

“他们说日记里记录了每次收钱的数目。”萨巴娜说。

静默。

“没法理解。”萨巴娜说。

“没法。”犹太人说。

勉强的微笑使犹太人的脸抽搐起来。

“他们还会烧掉你的家具，”萨巴娜说，“你的衣服。它们再也无处放置了。他们也会烧狗。”

“大卫的狗，”阿巴恩说，“大卫的森林。”

“是的。”

静默。随后萨巴娜站起来，朝通往黑黢黢的大花园的门走去。

“施塔特人说的话挺没意思的吧？”

“还没听见有意思的。”犹太人说。

“对谁有意思？”萨巴娜问。

“对大家。”犹太人说。

“对烧毁呢？”

“也一样，”犹太人说——他又补充说，“对保存也一样。”

“对说话的人，施塔特人呢？”

“不，没意思。”犹太人说道。

“那就对谁都没意思。”萨巴娜说。

她喊叫。那是一声短促的呻吟，非常痛苦，低沉，从呻吟中还漏出大卫这个词。

从大卫的睡梦中也传来同样的呻吟，不连贯，也不结束：一定是大卫未经历过的梦境。谁也没有去接替这个梦。

他们都不说话。

“需要时间。”犹太人说。

他指指大卫。

“好让大卫，”犹太人继续说，“大卫，大卫……”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

由阿巴恩从桌上取来被烧的纸。他读。

“‘一月十八日大家到达八楼。墙壁还没有砌好。四面受风。冬天很寒冷。大家靠一杯白酒支撑度过一个个小时。到晚上，大家都醉了。葡萄牙人不习惯，他们感到冷。有三个葡萄牙人在我的工地上死了。五个黑人在他们的房间里窒息而死。希腊人也不习惯。我那个工地上有一个希腊结核病患者大量咯痰。我所在的是三号工地。早上七点温度在十二度以下。人们干的活只有夏天的一半，手上的皮肤都冻裂了，水泥钻进裂口，手都成了灰色，早上，手破了，皮肤咔咔作响。格林戈是三号工地的头。让娜教葡萄牙人写字。格林戈说，三号工地给党增光。大家都加入了工会，是格林戈让我们加入的。大家向政府请愿。格林戈写请愿书。他说：葡萄牙人的生活条件令人没法接受。格林戈在人民之家讲话。在人民之家第二十二届大会上，他讲了一整夜的话。好多人都睡着了。晚上，大家很疲乏。太艰难了。一天下来，十公斤重的水泥，我们背了三十次，总共三百公斤。手像被灼伤一样疼。不是技工，就得跟葡萄牙人一起干活。’”

在寂静中，大卫叫起来。

“狗。”睡梦中的大卫叫道。

果然，狗儿们在黑黢黢的大花园的浓浓夜色中狂吠。孤单的长吠。

“格林戈。”萨巴娜说。

她不动了，她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犹太人。

狗停止狂吠。

大卫又睡了过去。

“夜里，每逢有人走过，它们都叫。”阿巴恩说。

“不，只在格林戈经过时叫。”萨巴娜说。

在坚硬的道路上走路，她听得见。犹太人却听不见。

“他在看你。”萨巴娜说道。

她闭上眼睛听着。

“就他一个人。”萨巴娜说。

在坚硬的道路上走路，她又听见了。犹太人却没有听见。

“刚才就他一个人——”她等了等，“他又走了。”

又静默下来。

“也许是另一个人，”阿巴恩说，“或者什么也没有。”

“在施塔特，”萨巴娜说，“什么声音都能辨别出来，甚至格林戈的脚步声——”她补充说，“他刚才来看过了。”

“这就是可读的全部内容？”阿巴恩问道。

犹太人迟疑了很久才回答。

“里面有关于劳动条件方面的信息。”

他们不做声了。他们之间一直离得很远，都一动不动。

“连狗都不叫了。”萨巴娜说。

“可以读下去。”犹太人说。

“好让某个人说话。”阿巴恩说。

“或者呼喊，”萨巴娜说，“为狗。”

“资料在桌上，在被烧的纸下面。”犹太人说。

他们三人都同样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

“房地产公司。”阿巴恩开始念。

他停下。又念起来。

“房地产公司由三家工业企业创办。完全是对等投资。医药公司，法国的？德国公司，纤维素。美国公司，钨。”

他停下。静默。

“我们试着念下去。”犹太人说。

“好的。”

阿巴恩在越来越迷糊的状态下继续念着。

“投资方面的利润是百分之五十二。法定的利润率原定在百分之二十七，合法的暴利率为百分之二十五。”

他停下。萨巴娜说：

“过去我了解医药公司。”

阿巴恩已经停下来。仍然是静默。

“再试着念下去。”犹太人说。

“房地产公司，”阿巴恩继续念，“是在施塔特过去的墓地上建造的。四天就拿到了建筑许可证。施塔特村长和三个村议员拿的回扣高达三百五十万。众议员回扣的金额是这个数目的三倍。”

他停下来。

“继续念。”犹太人说。

“葡萄牙人，”阿巴恩继续念，“葡萄牙人和别的工人拿到的薪酬在工会规定的工资标准之下。他们在企业委员会没有选举权。由此，他们也没有罢工权。房地产公司十成中有七成都是外国劳工，因而能避免罢工。”

他停下。他闭上眼。

犹太人不再说什么。

“劳资协议最近规定，四十小时工作时间以外的劳动工资，每小时应该按比例提高百分之十二。但并没有遵守这个规定。”

停顿。

“非征税食品已经提高到百分之十的范围，”阿巴恩继续念，“在非移民工人的收支预算里，提高的部分却消失了。”

停顿。

阿巴恩等了等，又开始念。他的声音很微弱。

“当前唯一的政治目标：最低工资的浮动级别。”

他停下。

阿巴恩坐在桌边，保持着阅读被烧文件的姿势。

犹太人在房间里走了几步，然后坐下来，靠着通往黑黢黢大花园的门坐下来。他跌坐在那里，头朝萨巴娜，闭上眼睛。

萨巴娜也在作同样的努力。她站起身。她没有盲目乱走，她直奔犹太人所在的地方。她到达那里。她在他旁边站着，长时间注视着他。她说：

“点灯，我看不见你了。”

他没有动。阿巴恩也一样。

萨巴娜走开，她点燃两个犹太人对面房间的灯。

她一个接一个看他们，灯光斜照在他俩闭着眼睛的脸上。然后，她只看犹太人。她说：

“我在看你，我看见你了。”

传来阿巴恩的话音。

“他现在什么也不去想了。”

犹太人垂着眼睛。她说：

“那是假的。”

犹太人抬眼。

“你们害怕了，”萨巴娜叫道，“你们在哪里？”

“在这里，你面前。”阿巴恩说道。

“不是他，”她指指犹太人，“不是他。”

犹太人与萨巴娜互相对视。勉强的微笑使犹太人的脸抽搐起来。

“我有一天会自杀。”犹太人说道。

萨巴娜的蓝眼睛睁大了，随即暗淡下去。

“就因为这个他们才杀你。”

“没错。”阿巴恩说。

萨巴娜坐到犹太人身边。她留在那里，在他身边，不说话，张大了眼睛。

他们都不说话，两人都顺着墙壁滑下去，什么也不看。

“所有的犹太人在痛苦时未必都能避免做蠢事。”阿巴恩说道。

他停下。他显然在努力说得清楚些。他继续说：

“有时候，他们感到很难活下去。”

静默。

“之前，这个犹太人是很有信心的。”阿巴恩又说。

“对什么有信心？”

“他当时属于格林戈党。”

“共产党。”

“不，格林戈党。”

她也跟阿巴恩一样在努力：

“现在呢，他是什么？”

阿巴恩没有马上回答。

“假如他还能是什么，那就是共产党员。”

轮到阿巴恩站起来靠在墙上，墙对面是通往大花园的门，他跟其他两人不在一起。萨巴娜只能在远处听他说话。

“那现在呢？到现在为止？”萨巴娜再问一次。

犹太人微微一笑，做了个手势。

“什么也不是？”萨巴娜问。

“不是，”阿巴恩说道，“是另外的什么。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早就知道了。”萨巴娜说。

阿巴恩贴着墙滑下去，他坐在地上。他仍然离犹太人和萨巴娜都很远，但跟他们一样，他现在也坐到地上了。

萨巴娜把手朝犹太人的方向伸过去，触到了他的眼睛。

“你已经变成瞎子了。”

“是的。”阿巴恩说。

“你已经变成聋子了。”

“是的。”

她的手还停在冰冷的眼睛上。

“就像大卫。”萨巴娜说。

手又落了下去。

她做了这事。她艰难地站起来，她离开自己在犹太人身边的位置。

她站在那里，面对着犹太人。

她朝大卫那边动了动，但视线仍停留在犹太人身上。

随后她朝大卫转过身来。她就这样转到大卫那边。她的视线已离开犹太人。

随后一动不动。

萨巴娜的身躯好像受到后续的动作阻挡，她虽然朝向大卫，却仍然跟犹太人在一起。

接着，她突然迈步。她朝大卫缓缓走过去。她停下。她又走。她来到他身边。她看着他。

大卫的呼吸深长而均匀，他睡得很解乏：她注视着他。

她做这事。

她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捧起大卫的头，把他的头抬起来。

“你醒醒，大卫，两个犹太人在说话。”

“不。”睡意正浓的大卫说。

她俯身。她好像很快活似的说着话。

“大卫，犹太人在说话。”

“什么？”大卫问道。

他还闭着眼。

“什么？”大卫问道。

他张开眼。他看了看坐在大厅深处的两个犹太人。他似乎认出他们了。他在回忆。犹太人没有看他。

大卫看上去得到了休息。

“他们没有试图逃走吧？”大卫问道。

“没有。”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卫。

“你睡得很好。”

大卫没有回答。

“几点啦？”大卫问。

“夜里。”萨巴娜说。

大卫老往有狗的大花园那边看。

“格林戈呢？”大卫问。

“他走了，”萨巴娜说，“他晚些时候回来。”

“一直在开会？”

大卫很吃惊。

“为什么开这么长？”

“我不知道。”萨巴娜说。

“他原来告诉我在夜刚开始的时候。”大卫说。

大卫看看犹太人。

“刚才还只有一个犹太人。”

“你睡觉的时候格林戈又带来了第二个。”

大卫醒了。他伸伸懒腰，伸伸胳膊，皱了皱眉，看看自己的双手，试着伸开手指。他感到疼。他的动作戛然停止：他一定记起了什么。

“那第二个，他们也要杀掉？”

“我不知道。”

“他们杀他也罢，不杀也罢——”他笑笑，“既然他们要杀第一个，对他们来说就都一样了。”

“那倒是。”萨巴娜说。

两个犹太人都抬起了眼。他们没有看大卫，他们在往黑黢黢的大花园看，他们没有说话。

“他们互相认识吗？”大卫问道。

“我想不认识。”

阿巴恩朝萨巴娜笑笑。大卫看见了他的微笑。

“瞧，他们在笑。”大卫说。

她没有回答。大卫问道：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

“在将死之时。”大卫说。

大卫似乎在迟疑。他也尝试着笑笑，后来却没有笑出来。他好像胆怯了。他一定已经看出来她不会回答他。他说：

“你把我叫醒，你说：犹太人在说话。”

他指指犹太人，他说：

“他在笑。”

那个犹太人闭上了眼。从他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

“他当时在说话，”萨巴娜说。“他在说他要自杀。这使他发笑。”

大卫发愣。他还指着犹太人。他还在说：

“他在笑。”

“离死就几个钟头，这让人发笑。”萨巴娜说。

他们看看那犹太人：他正在看黑黢黢的大花园，他好像在笑。

“他在笑。我看见他在笑。”大卫说。

大卫仔细看了看他，自己还一直在发愣。

“也许他在睡觉。”他说。

“没有。”萨巴娜说。

“也许他在害怕。”大卫说。

“他并没有试图逃走。”阿巴恩说。

大卫微微惊跳了一下，他看看新来的人阿巴恩，然后又回到那犹太人身上。

“他说：我想活，我想死。”萨巴娜说。

“也许他对生死无所谓，”大卫说，“有这样的人。”

“也许吧。”

萨巴娜离开大卫。她朝房间尽里头走去，她靠墙坐下。大卫一个人留在灯光下。

静默。

没有人说话。

大卫在等待。他显然很不自在。

“我不明白，”大卫说，“你说过：犹太人在对你说话。”

“我们不能逼迫他再说话。”萨巴娜说道。

大卫问阿巴恩：

“他当时在说什么？”

“他在说：什么也没有了，”阿巴恩说，“别的什么东西，别的做法，别处。”

大卫一个接一个看他们，然后看萨巴娜。他试着笑笑，他对萨巴娜说：

“就为这个把我叫醒。”

没有人回答他。他发现犹太人在看他。他吓了一跳。犹太人不再看他了。犹太人闭上眼。大卫使了下劲。这是他第一次为了说话而使劲。

“这人是谁？”大卫问道。

“我不认识他。”阿巴恩说。

“我不知道。”萨巴娜说。

“他的一生没人看得见。”阿巴恩说。

静默。

“你是谁？”萨巴娜问犹太人。

犹太人摇头：不。

“他再没有勇气了。”大卫说。

“不对，”阿巴恩说，“他的力量完好无损。他还有巨大的力量。”

大卫注视犹太人良久，犹太人闭着眼睛在微笑，从而显示出力量。

“还真是。”大卫说。

“就这一会儿，很快就会过去。”萨巴娜说。

“夜的空隙。”阿巴恩说。

犹太人站起来，他在房间里走了几步，走得很慢，好像心不在焉，他的影子从大卫身边经过，他朝通向大花园的门走去，停在那里。

“他有活的愿望，”萨巴娜说道。“他却不去尝试活下去。”

静默。

大卫朝前俯身，试图待在灯光之外。

“他想活下去，但不愿在施塔特郊外工人区干活，”阿巴恩慢条斯理地说道，“什么活也不干，也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工作，在施塔特郊外工人区他就愿意这样活下去。”

“什么活也不干。”大卫喃喃说道。

大卫注视着犹太人。他似乎想说话。他什么也没有说，他紧张而费力地看着犹太人的背。

“一天晚上，”萨巴娜说道，“我当时不在那里，我在哪儿来着？是掉后头了吧？你和犹太人，你们俩进了咖啡馆，他对你讲了一下他当时的处境。”

大卫的脸变得煞白。

“我当时没有听，”大卫说——他等了等，“我听不懂。”

“什么也听不懂吗？”萨巴娜问。

“他应该听到了点什么。”阿巴恩说。

大卫思索了很久。

“关于自由，”大卫终于说道，“关于自由方面的东西。”

他还在思索。

“谈到了绝望，”大卫说——他好像吓坏了，他笑笑，有点尴尬，“我睡觉了。”

他们都沉默下来。阿巴恩指着犹太人。

“他失去了全部的信心，”阿巴恩说，“这点谁都知道。”

大卫在思考。

“格林戈杀他，这很正常。”

“正常。”阿巴恩说。

大卫说话的声音更低了。

“他是格林戈的敌人。”

“这个人可不一样，”阿巴恩说，“他不相信共产主义能实现——”他补充说，“格林戈相信能实现吗？”

大卫像面对一场闹剧似的笑笑，他在犹豫。

“是的，他相信。”大卫说。

“什么样的共产主义？”阿巴恩问道。

大卫不笑了。他朝萨巴娜那边看。他在求助。萨巴娜不做声。

“你不知道，”阿巴恩说，“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都沉默下来。阿巴恩又指指犹太人。

“他，”阿巴恩继续说，“他认为没有必要杀格林戈。”

“他认为格林戈已经死了。”萨巴娜说。

“怎么？”大卫叫起来。

没有人回答大卫。

“格林戈杀他，这很正常。”大卫再说一遍——他的声音在发抖。

“格林戈，是这样。”萨巴娜说。

大卫盯着萨巴娜看，然后，恐惧像霹雳一般猛然攫住了他。

他在等待。萨巴娜却什么也不说了。恐惧离开了他。

“那犹太人的一生是看不见的，”阿巴恩说——他补充一句，“就像大卫的一生。”

恐惧走得更远。又是静默。

“那犹太人过去是很有信心的，”萨巴娜说，“就像现在的格林戈。”

“对什么有信心？”萨巴娜问。

“对等待过后才能找到的东西，”阿巴恩说，“以及只有等待才能引导人得到的东西。”

“那犹太人还很年轻的时候，”萨巴娜说，“他相信这个，就像现在的格林戈，是吗？”

“是的，他生活在这个信念里有好些年了。”阿巴恩说。

“我不明白。”大卫说。

“好长时间了，格林戈。好长时间了，你明白的。”

大卫没有回答。

“我们曾经相信，没完没了的等待是合理的。而现在，我们认为这样的等待是无用的。”阿巴恩说。

大卫在思考。他在周围每个人的脸上寻求答案。

“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卫问道。

“耐心逐渐变成了目的。”

大卫突然转过头去，他触到自己的武器，他像扔掉火一样放开武器：原来是那犹太人在说话。他的语气十分平和。

“我在看，而且我看见了耐心。”萨巴娜说。

大卫也突然地把视线收回到萨巴娜身上。萨巴娜补充说：

“耐心烧坏了你的手。”

静默。

“我们可能搞错了。”阿巴恩说道。

“可能，”犹太人说。“永远可能。永远。”

犹太人慢慢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他席地而坐，背靠着墙壁。勉强的微笑使他的脸抽搐起来。他说：

“很漫长。”

他闭上眼。

萨巴娜转向面朝道路的窗户那边。

她谛听从死人平原传来的狗叫声。

“大卫，我看见他在外面，”萨巴娜说，“我看见，如果有人开门，他会带着寒冷走进来。而你，你一向只看得见大卫身上的大卫。”

“是的。”犹太人说。

“‘大卫，你就是大卫。’”大卫喃喃说道。

他用眼神询问他们，他试图理解他刚才说过的话。

“他当时看你很年轻，”阿巴恩说，“他把你看成孩子，他想教你认识你的名字。他哭了。他看得不准。”

“他当时哭了。”大卫喃喃说道。

“是的。现在，他看你准些了。”

突如其来的深沉寂静。狗不再叫。没有一丝微风吹过。

“他现在怎么看我？”大卫低声问道。

犹太人睁开眼睛看大卫。大卫与犹太人第一次互相对视。

“我想杀掉你。”犹太人说。

声音嘶哑了。爱，又一次进入犹太人的声音。

大卫俯身向前，大叫：

“萨巴娜！”

她没有回应。

“你当时在睡觉，”阿巴恩说，“他只看见你的身体在睡觉。他只看见你的双手。”

静默。狗在远处叫。盲目的嗥叫。

“在大卫的命运问题上，我们处在致命的不确定中。”阿巴恩说。

大卫在安乐椅里直起身子，他看着萨巴娜，他张开嘴想喊叫。他没有叫。

又静默下来。

传来萨巴娜的声音。

“我怕。”

“我们怕。”犹太人说。

萨巴娜向前走几步，她到达窗前，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外面只有活人格林戈。”她说。

“还有让娜。”

“没错。”

她谛听着。她的声音重又变得很微弱。

“森林里，牲畜都完蛋了——”她还在谛听，“池塘都干得见底。”

“睡得深沉，”阿巴恩说，“黑夜将尽。”

他们的话音都一样，缓慢，平和。大卫叫道：

“过来。”

她没有听见。他在寻找她的视线。她已经转过身去，她在看犹太人。

犹太人也在看她。

“这犹太人过去以为可能成功，”阿巴恩说，“他现在不这么看了。”

大卫不再后退，也不再前迎。

“他现在认为成功就是失败，”阿巴恩继续说，“最显著的成功就是最严重的失败。”

“力量。”犹太人说道。

大卫再一次触到他的武器。

“死亡。”犹太人说。

大卫像躲开火一样放开他的武器。

“我在看它，我看见它了。”萨巴娜说。

“别说了！”大卫恳求道。

“它烧了你的手。”萨巴娜继续说。

没有人再说话。

狗在大花园里叫。

“格林戈，”萨巴娜说，“他在寒冷中转来转去。”

她离开窗户，她走去贴墙坐下。

“萨巴娜。”大卫叫她。

“我再也听不见你说话了。”萨巴娜说道。

“过来。”

“她再也不会过来。”阿巴恩说。

大卫不再叫她。

“今天夜里，她对大卫的爱已经变成了她对犹太人的爱。”阿巴恩说。

“你们都别说了！”大卫喃喃道。

传来犹太人嘶哑低沉的嗓音。

“萨巴娜。”

传来萨巴娜的声音。

“我就要同犹太人一起被杀。”

静默。

“谁在说话？”大卫问。

“萨巴娜。”阿巴恩说。

“她疯了。”大卫说道。

又听见萨巴娜说话。

“格林戈马上要从大路上开枪。”

大卫住口，接着突然飞快地说：

“她一上当就发疯。”

没有人回应他。他说话飞快。

“她啥也不懂。”

“萨巴娜。”犹太人说道。

“她不识字，”大卫说，“她啥也不知道——”他问萨巴娜，“施塔特在哪儿？”

“我不知道。”

大卫笑了。假笑，随即停止。

“你们瞧见了。”他说。

他对两个犹太人说话。他说话，说得飞快。

“她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他停下。再说话时就没那么快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孩子。”

萨巴娜没有答话。大卫对两个犹太人说。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那么你们瞧着吧。”

他在等。萨巴娜一直没有说话。

“有人说她是犹太人，”大卫说道，“说她从远处来。”

“从德国的犹太人居住区来，”犹太人说道，“从奥斯施塔特城。”

大卫不说话了。他重复道：

“奥斯施塔特。”

他说话的快速劲儿消失了。

他朝萨巴娜转过身来。眼睛里流露出恐惧。

“你是奥斯施塔特城的？”

他们都在注视她。她在灯光下贴墙坐着，一动不动。蓝色的眼睛也不转动：它们在搜寻奥斯施塔特。

“奥斯施塔特。”萨巴娜一再重复。

“正是。”犹太人说道。

“奥斯施塔特在哪儿？”大卫问。

“就在这里。”犹太人说。

“哪儿都有，”阿巴恩说，“就像格林戈。就像犹太人。就像大卫。”

“在这儿，在所有地方。”犹太人说。

萨巴娜还在搜寻奥斯施塔特。

“是在什么时候？”大卫问。

“向来，”犹太人说，“现在。”

“我们全都从奥斯施塔特城来。”阿巴恩说。

静默。好像有另外一种恐惧又开始攫住大卫，截然不同的恐惧。

“假如她知道些事情，她就不会与犹太人有所区别。”阿巴恩说。

大卫一边往后退，一边看萨巴娜的影子，仿佛再也认不出她了似的，他说：

“没错——”他飞快地补充道，“格林戈说她疯了，她在乱编。”

“你怎么想？”阿巴恩问。

大卫在努力。恐惧似乎消散了一点。他过了好一阵才回答。他回答时没有看他们。

“我不知道，”大卫说——他笑了笑，但几乎看不出来，好像被吓住了似的，“我跟她闹着玩儿。”

静默。

“她是谁？”大卫问。

恐惧退隐了。

“谁也不知道。”犹太人说。

大卫与犹太人面面相觑。

大卫与犹太人一直面面相觑。

“毕竟还是有必要试一试。”犹太人对大卫说。

大卫吓了一跳。

“试什么？”

“往共产主义走。”犹太人说。

“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大卫问道。

大卫仿佛正对着一出闹剧发笑。两个犹太人也在笑。

“什么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知道，”阿巴恩说。“你也不知道。”

那犹太人开始向大卫微笑，开始微笑，向大卫微笑。

大卫摸摸他的武器，他并不知道。摸到武器时，他像摸到火一样连忙放开。

“试试到森林里去。”阿巴恩又说。

“原始。”犹太人说。

“森林。”大卫接着说。

他们都不说话了。大卫一直在看他们。他们却不再看大卫。

“你们是为破坏团结而来？”大卫问——他在背书，嗓音毫无生气，他在发抖。

“是的。”

“分裂？制造混乱破坏团结？”

“是的。”犹太人说。

“在思想上播撒怀疑？”

“是的。”

“要达到什么目的？”大卫问道。

“没有人知道。”犹太人说。

“打碎，摧毁。”萨巴娜说。

“哪里？”大卫问。

“萨巴娜那边。”犹太人说。

静默。大卫仿佛在睡梦中挣扎。

“人家杀你们，人家像瘟疫一样驱赶你们，都很正常。”

“没错。”犹太人说道。

静默。

萨巴娜透过黑黑的玻璃窗往外看。

大卫支起身子。

萨巴娜和大卫能听见两个犹太人听不见的，能看见两个犹太人看不见的。

“有人在水塘那边走。”萨巴娜说。

“有亮光！”大卫叫道。

她透过窗玻璃看黑黢黢的大花园。

“大花园里有亮光！”大卫叫道。

萨巴娜看着，等着。她说话很平静。

“我看见亮光了，”她说，“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他朝她那边支起身子。她却一直面对着大花园。

“我害怕，过来。”大卫说道。

“不。”

他又跌坐进安乐椅里。他闭上眼。他竭尽全力希望睡眠再光顾自己。他呼唤萨巴娜。他对她说他不明白，要她回来。

她不回答他。

他还在叫她，声音微弱了些。接着便不叫了。

她朝他转过身来：又快睡着了，两只胳膊已经放在扶手上，头往后仰。她离开通向大花园的门，她走到他身边，捧起他的手，留在他旁边。

“别睡。”她说。

“不睡。”大卫说。

萨巴娜一直待在大卫身边。

“别睡。”萨巴娜说。

“不睡。”大卫说。

她一直将大卫的手握在自己手里。她说道：

“花园里的亮光，那是假的。你的手很凉。”

大卫不回答。

“你不那么害怕了。”萨巴娜说。

大卫的眼神在询问萨巴娜。

“我想是的。”大卫说。

两个犹太人坐在桌旁，姿势相同。他们的头靠在墙上，他们都不做声。那犹太人注视着萨巴娜。他注视着那双蓝眼睛，又深又蓝，朝大卫大睁着。

“没有必要害怕。”萨巴娜对大卫说。

“没有必要。”

大卫的眼里流露出一种全面的信任之情。她举起他的手，仔细端详着。

“你的手很重，”她说，“是水泥造成的。”

“那东西刺手。”大卫说。

“你干了很多活。”萨巴娜说。

“是的。”大卫说。

“为了什么？”萨巴娜问道。

大卫等了会儿才回答：

“我不知道。”

静默。

萨巴娜一直将大卫的手握在自己手里，同时朝大路望过去。她说话的声音很平和。

“今天晚上，是冰和荒漠，”她说，“让娜就在冰和荒漠里。”

“让娜，”大卫说，“她在哪里？”

他几乎是叫着说出这句话的。他的声音低沉，嘶哑。

“我不知道，”萨巴娜说，“你早就把她忘记了——”她对犹太人说，“我们为让娜担惊受怕，白日，黑夜。”

“为什么？”大卫问。

萨巴娜没有回答大卫。她回答犹太人。

“她干的都是反对格林戈的事，她拆他工作的台，她一天接一天在试验。”

大卫甩开萨巴娜的手。

“这不符合实际！”大卫叫道。

萨巴娜不回答。她目不转睛，声音跟大卫的一般嘶哑。

“她以为她能那么做，她疯了。”

静默。

“让娜写报告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萨巴娜说——她指指大卫，“大卫在睡觉。我听见了。

“格林戈要让娜写：罪恶的谎言。让娜写的是：罪恶的自由。

“格林戈想要这句话：由一个商业大国豢养。

“让娜写的是：思想上的谬误。

“格林戈大叫。

“让娜说她要去叫醒大卫，好问他犹太人在咖啡馆说过些什么，后来只记下了大卫可能说些什么。

“格林戈笑了。他叫让娜别装小孩。

“于是，让娜写了这个词：自由。”

萨巴娜离开大卫。她朝通向黑黢黢的大花园的门那边走去。

“让娜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晓得，”萨巴娜说——她朝大卫转过身来，“你当时并不知道。”

“不知道。”大卫说。

大卫在等待。紧张的等待让他的脸显老。

“你当时啥也不知道？”萨巴娜问。

“我应该知道一点点，”大卫说——他又补充道，“格林戈说过：让娜是个没用的废物。”

静默。

“让娜跟大卫一般年轻，”萨巴娜说，“她跟大卫同年。她跟他一般漂亮——”她看看犹太人，“她总有一天会像你一样被杀掉。”

“住嘴。”大卫叫道。

萨巴娜望着黑黢黢的大花园。

“我们过去住在一起，”萨巴娜说，“我们过去一道，都是大卫的妻子。”

呜咽声从萨巴娜胸腔中发出。她把双手放在冰冷的窗玻璃上，然后把额头放在手上。

一片低沉嘈杂的声音从施塔特连接大花园延伸处的地方传来。大卫叫道：

“有人朝水塘那边开枪！”

萨巴娜没有动。大卫的脸重又变成了娃娃脸。

“你怕什么？”犹太人问。

大卫没有回答。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犹太人。他的眼睛在颤抖。

萨巴娜又回到大卫身边。

又有一条狗在叫。是在大花园里。叫声很奇怪，像是被掐着脖子而痛苦地嚎叫。

“是迪亚娜。”大卫说。

“你也许还在睡觉吧？”萨巴娜问他。

大卫艰难地支起身子。

“我听见你好像在远处说话，”他对萨巴娜说，“好像在大花园的另一头。”

“同狗儿们说话。”

他谛听着。

“迪亚娜，那是迪亚娜——”他好像才发现萨巴娜在场，“啊，你在这里。”

“迪亚娜在做梦，几条狗都在做梦。”萨巴娜说。

“不。”大卫说。

“格林戈试图杀死迪亚娜。”

大卫吓了一跳。他随即安静下来。

“不，没有。”

“他们没有明说要杀死那几条狗。”萨巴娜说道。

“没有。”大卫说。

萨巴娜离开大卫。她朝通向大花园的那道门走去。她张望。狗叫已经停止了。

“这条犹太母狗，”萨巴娜喃喃说道——爱已经进入她的嗓音里。

“是的。”大卫说——某种微笑使他的眼睛发亮。

“养来玩儿的母狗，为你养的。”萨巴娜说。

“是的。”

“那么，他们一定会把它杀掉。”萨巴娜说。

“在这里，他们要的只是看门狗。

“在死人平原有成百条这样的狗，那都是施塔特的王子。”

大卫倾听着萨巴娜缓慢而柔和的话音。他在做手势。

“那些狗每天吃饭，”萨巴娜说，“它们睡觉。黎明时才训练。

“有时候，人们把它们放在警用坦克的转塔里，它们去临近的犹太人居住区，格林戈祝贺它们，扔鲜花给它们，还命人给它们制造勋章，他把勋章挂在狗颈圈上。”

她朝大卫那边走几步，在到达他身边之前停下。他们互相看看。她说：

“有时候它们会得到自由，人们把它们放出去，对它们说：你们自由了，去杀吧。

“当犹太人从平原另一边、从水塘那边越过带刺铁丝网时，有人就会对它们说：去杀吧。”

“‘你们自由了。’”犹太人说。

大卫又支起身子。他的眼睛又变得浑浊发黑。他在摸自己的武器。萨巴娜没有显出已看见他动作的样子。她说：

“你自由了。”

大卫放开自己的武器。他注视着站在他面前的萨巴娜。他的手在发抖。他盲目地向她微笑：

“我不明白。”他说。

“你没有开枪。”萨巴娜说。

静默。

在大花园里，又传来同样痛苦的狗叫声。

“迪亚娜。”犹太人说。

大卫看看犹太人，然后看看萨巴娜。他的眼睛又变得明亮了。

“它在绝望地嗥叫。”萨巴娜说。

“一条狗？”大卫问道。

“不知道。”犹太人说。

“绝望地，一条狗？”大卫喃喃重复着这几个字。

“什么也不知道。”阿巴恩说。

静默。

“几点了？”大卫问。

传来阿巴恩的话音。

“我们总算快熬到天亮了。”

大卫又支起身子，一脸恐惧。他第一次朝大路那边看。他在发抖。

“没有，天还很黑。”犹太人说。

“他们不再朝水塘开枪了，”萨巴娜说，“他们又走了。”

“我不明白。”大卫喃喃说。

他们都沉默下来。

在大花园里，这次传来了一声极长的哀号。大卫又直起腰。他明确地说：

“有人在伤害迪亚娜。”

他是在对犹太人说话。犹太人，跟他一样，在倾听那哀号声。大卫朝阿巴恩转过身来。

“它在抱怨天太黑？太冷？”阿巴恩问道。

“我不知道。”犹太人说。

“我认为是吓的。”大卫说。

“怕有人杀它？”

“怕杀戮，”萨巴娜说——她在等，“它又睡着了。”

静默。

萨巴娜离开大卫，慢慢地，她往桌子那边走去，来到犹太人附近。她又转身朝着大卫。她突然显得筋疲力尽。

“那犹太人把狗给你，”她说，“你可以去牵。”

大卫的眼神变了。他的全身，他的眼睛，突然显露出掺杂着痛苦的快乐。

“迪亚娜，”萨巴娜说，“你去牵它。”

大卫示意她闭嘴。

“迪亚娜，”萨巴娜继续说道，“那条犹太母狗，属于你了。”

她话音里的柔情使他禁不住流下眼泪。

“你在犹太人的住宅里干什么？”萨巴娜继续说，“动身去森林吧。”

大卫示意：不。他说：

“格林戈永远不愿意。”

静默。

“你了解那片森林吗？”阿巴恩问道。

“了解，”大卫说，“在带刺铁丝网后面。”

“很大吗？”萨巴娜问。

“荒无人烟。”大卫说。

“有野兔。”

“对。”

他的面前是固定的、绝望的睡梦。他的眼睛望着黑黢黢的大花园里一个不确定的地点。

“谁对你提过这个地方？”阿巴恩问。

“谁也没提过。”

他望着黑黢黢的大花园。

“那是不可能的。”他加重语气说。

“中毒气的狗，”萨巴娜轻轻说道，“值几百万的狗。”

“是的。”大卫说。

他们看了看闭着眼睛的犹太人。

“千年以来那些狗一直在他家，”阿巴恩说，“它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格林戈会给它们定价。”

“怎么？”大卫问道——他的声音像孩子一般。

“他既然杀了那些狗，”阿巴恩继续说，“他就一定会说明为什么杀。他会说：我杀它们，因为它们非常值钱。”

“值多少多少钱，数字精确。”萨巴娜说。

静默。犹太人睁开眼，看看大卫。

“又开始了。”萨巴娜说。

萨巴娜能听见的东西，大卫再也不听了。

她在谛听，她说：

“子弹滑过冰面。是在大花园另一边。”

她还在谛听。大卫注视着她。

“他们又走了。”她说。

“又走了。”大卫喃喃说。

“是的。”

“我不明白。”大卫说——他是在对犹太人说话。

萨巴娜又朝大卫那边走去，她又在到达之前停了下来。

“你应该这么做。”她说——她的声音很微弱。

大卫稍退几步，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萨巴娜。

“啥？”大卫问。

“杀犹太人的狗。”

大卫一动不动。恐惧还未成形。

“你告诉格林戈：我也杀了犹太人的狗。”

大卫一直看着萨巴娜。恐惧正在形成。大卫似乎有了点笑意。他看见眼睛里的蓝色光芒已经熄灭。

“格林戈会给你提级，他会允许你放弃水泥行当，你就可以回到格林戈部队的红色兵团。”

大卫抬起他龟裂的双手，他赶走这些景象，他大叫。

他大叫“不”，声音拖得很长，双手往前伸，闭眼不去看杀狗的景象。

接着，他停止大叫。他的双手垂下，抓住安乐椅的扶手。他注视着两个犹太人。

“他在哭泣。”萨巴娜说。

再也看不见犹太人的眼睛。

“有人哭，”萨巴娜说，“某个人在哭。是你，或是他。”

她朝大卫转过身去。大卫不明白。他用手抹脸，他看了看湿了的手。他不明白。

坐在犹太人旁边的阿巴恩看上去已经把犹太人忘记了。

“或者他在睡觉。”萨巴娜说。

她等了等，看着犹太人。

“不，他是在哭泣。为你哭。或者不为什么而哭——”她的声音变得低沉，“不为任何东西而哭。”

大卫朝犹太人俯身。他脸上露出一种像是痛苦而憎恶的表情。

“他再也不自卫了。”大卫说。

“不自卫了。”

萨巴娜和大卫看着犹太人。阿巴恩说话时并不看他。

“他害怕。”大卫喃喃说道。

“他没有试图逃跑，”阿巴恩说，“实际上他兴许并不害怕。”

“他累了。”

“不，你瞧，他的力量还完好无损，还相当可观。”

大卫注视闭上眼睛的犹太人良久，这才发现了他的力量。

“真的。”大卫喃喃道。

“他过去的生活方式一定使他对他所能预计到的一切做好了思想准备。”阿巴恩说道。

他们都沉默下来。

“但他究竟是谁？”大卫又问。

“我不知道。”阿巴恩说。

“他对犹太人居住区厌倦了，”萨巴娜说，“对跑货车的道路厌倦了，因此他来到这里。”

她转身对着阿巴恩。她说：

“你也是，犹太人。”

“对，也是。”阿巴恩说。

他们说的话都同样记在大卫心里：他注视着犹太人，只注视他。他盯着他说道：

“格林戈说：犹太人很危险。”

“没错。”阿巴恩说道。

“还有吗？”大卫问。

“有。”

大卫看着，看着，竟神秘地看见了，看见了危险。

“真是那么回事。”大卫喃喃道。

他艰难地转身朝着阿巴恩，他说：

“格林戈害怕他。”

“对犹太人来说，格林戈根本不存在。”

大卫想起来了。

“没错，犹太人当时什么也没说，没有说格林戈任何坏话。”

阿巴恩微笑，他等了一会儿才回答。

“对犹太人来说，格林戈存在的唯一方式，就是杀他。”

大卫又被恐惧攫住了。他好像要从安乐椅上站起来。萨巴娜也好，阿巴恩也好，都似乎没有留意他费的这些劲。

“换句话说，”阿巴恩说，“犹太人过着一种看不见的生活，就像大卫那样的生活。”

“一大堆痛苦。”萨巴娜说。

“一大堆水泥。”阿巴恩说。

“一大堆一大堆的痛苦和水泥。”萨巴娜说。

“是的，”阿巴恩说——他微微一笑，“看不见的，淹没在犹太人居住区的。”

犹太人又抬起头，看着大卫。

大卫发现犹太人正注视着他。他的腿和腰都惊得一颤，他试图躲开他的视线。他又跌坐进他的安乐椅里。犹太人将视线转到黑黢黢的大花园那边：大卫平静下来。

“他当时一点不知道该去哪里，”阿巴恩说道，“他来到了这里，施塔特，但他本来也是可以去别处的。在别处，也一样，事情也会发生：格林戈们或买卖人最终也可能把他杀掉。所以，这里或别处，这个人或那个人，都一样。”

大卫又试图逃离安乐椅。他再一次跌坐下来。萨巴娜也好，阿巴恩也好，都没有留意他费的这些劲。

犹太人又把头枕在自己的胳膊上，他似乎精疲力竭了。萨巴娜躺到桌上，紧贴着他，她触到了他的背，他的头发，他的手，他的身躯。然后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大卫只看着犹太人。

“很久以前他就离开家了，”阿巴恩继续说，“他好像娶过一次老婆，还有过孩子。后来有一天，他又动身走了。”

“随后他又从他后来待的地方动身离开了。”萨巴娜说。

“又动身了，又走了，”阿巴恩说，“无论在哪里都这样。”

大卫的眼睛流露出极度的焦虑和狂喜。

“以前，很久以前，他似乎也有过一个职业。这段时间，他开始忘记那是什么职业。有一次，他对村里的某个人说：我终于开始忘记我过去干的工作了。”

静默。

“是对你说的吗，大卫？”萨巴娜问道。

从大卫嘴里艰难地迸出了这个字。

“是。”

“有人还说，他学习过很长时间，学到很晚。在好几个首都，他长时间地学习。他曾说：我很喜欢学习。他现在已经忘记学过些什么。他曾对村里的某个人说：我开始忘记其他我过去知道的东西。”

“对我。”大卫说道。

狗叫。

狗在叫：大卫再也不看通向大花园的门。

狗安静下来。

“他曾说：我一学会‘犹太人’这几个字，我就开始考虑动身离开。”

朝水塘射击的枪声突然响彻施塔特的夜空。听起来还相当远。没有人在听水塘射击声。

“在他身上，”萨巴娜说，“在他胳膊上，有一些写下来的东西。”

她离开犹太人，抓起他的一只胳膊，撩起他上衣的袖子，看。

“在我的号码的地方。”

“写的是你从哪里来，”阿巴恩说——他补充说，“在世界的首都。”

萨巴娜看胳膊。

“是蓝色的字迹。”

“啥？”大卫问。

“我看不懂，我不识字。”萨巴娜说。

“是‘不’字。”阿巴恩说。

“他们啥时候写的？”大卫问。

“在活着的时候。”阿巴恩说。

“对犹太人，对想杀犹太人的那些人来说，都是这个字。”

“一样的，”阿巴恩说，“是犹太人的字，也是反犹太人的字。”

萨巴娜拿起犹太人的胳膊，放在自己的眼睛上。她再把胳膊放下。

阿巴恩和萨巴娜似乎都进入了同样迷迷糊糊的状态。

“他有许多故事，”阿巴恩又说话了，“一百个吧，但永远是相同的，犹太人的故事。这犹太人同施塔特的人们聊天时很少谈自己的故事。他跟别人聊天时谈的主要是别人的生活。”

大卫点头示意那是真的。

“来到这里之前，这犹太人已经退出了所有的党派，格林戈党和别的党，他所有的故事也随之结束，他孤家寡人，独自守着自己的故事。犹太人再一次忍受不了这种孤家寡人、独自守着自己故事的生活。他因而重新开始。他因而开始成为施塔特人。”

阿巴恩停下来。他说话时突然进入了更深沉的迷糊状态，说话也更缓慢。他看着地面。他似乎再也不是对着大卫说话。

“随着遗忘侵袭各个方面，事情变得有了可能：成为施塔特人。他因而重新开始。又重新开始成为一个新地方的人。”

阿巴恩停下来。

“他当时想活下去。”萨巴娜说。

“是的，”阿巴恩说，“他当时想在施塔特郊外的工人区生活而又不工作。没有任何工作，不干任何事情，就想在施塔特郊外的工人区活下去。他当时决心今后就过这样的生活。”

静默。

“故意的？为什么？”大卫问道。

“因为那是他始终不渝的愿望，”阿巴恩说，“那是他最纯粹的愿望。”

静默。

“这太可怕了，”大卫喃喃说，“什么也不干。”

“并非如此，”阿巴恩说——他盯着大卫，“他说话。”

大卫努力着，在茫然中求索。

“他当时对我们说：抛弃一切吧！”

大卫在说话，他不知道自己在说话。他在发抖。

“他当时说：好好看看，抛弃一切吧，你们是在腐朽上建设。”

在半明半暗中，有人在笑。是那犹太人。

大卫的脸上洋溢着欢乐。大卫快活地叫起来。

“他听见了，他在笑。”大卫叫道。

他们一个接一个，都跟着犹太人笑了起来。

“他当时说：别干那些滑稽可笑的事了，抛弃水泥吧。”

“抛弃水泥吧。”犹太人说。

“他当时说：去打猎吧。”

“去打猎吧。”犹太人说。

“是他对我提到过森林，”大卫叫道，“提到野兔，他说：试试穿越过去，就在，就在带刺铁丝网的后面。”

“后面。”犹太人说。

“他当时还谈到森林里的阳光，”大卫说——他回忆着，说话更慢了，“也谈到夏天。”

“夏天。”犹太人说。

静默。

犹太人嘶哑的嗓音：

“大卫的夏天。”

有人朝水塘开枪。

他们不再说话。大卫谛听着，发着抖。犹太人身边的萨巴娜也在谛听。传来了她的声音：

“他想干什么，格林戈？”

射击停止。

阿巴恩对大卫说话，一直处在迷糊状态。

“犹太人忘记的，首先是他曾经干过的工作。然后是他的钱。然后是他学到的东西。最后是他的一个妻子，他的孩子们。他曾说：与在其他地方相比，在他们面前，我更没有勇气撒谎。是对你说的吧，大卫？”

“是的。”

“他出走也是为了让他的孩子们随后也出走。”

“后来他就一再出走。”萨巴娜说。

“对，”阿巴恩说，“一再。”

“他滞留在烧毁了的犹太人居住区，”萨巴娜说道，“在有毒气的犹太人居住区，无论有神没神。”

“是的，”阿巴恩说，“他在探索。”

“他会死在施塔特，”萨巴娜说，“在水泥劳役场，在去往犹太人居住区首府的路上。”

静默。阿巴恩不再继续说话。大卫在等待。

静默延续下去。阿巴恩也闭上了眼睛。他好像也精疲力竭了。大卫发现他就一个人。他变了样。

阿巴恩随后又说话了。他说：

“对他的一生，我一无所知。”

静默。大卫光滑而白皙的脸纹丝不动。

“对我自己的一生，我也一无所知，”阿巴恩说——他补充，“我死时也将对此一无所知。”

大卫说道：

“没关系。”

“没关系，”阿巴恩说，“的确：没关系。”

“我也一样，”大卫说，“对我自己，我也一无所知。”

“没错，你不知道。”

“不知道。”

现在，阿巴恩用他平静的语调、略微放慢的语速对犹太人说话。

“关于你在这里的经历，我们知道了更多的东西，”阿巴恩说，“我们知道了一些日期，一些姓名。”

“是的。”大卫说。

“你是在一天晚上到达这里的。那天夜里和第二天上午，你一直在村子里走路。一些人遇到了你。他们在回忆，你当时在微笑——”他停了停，“那是第二天的上午，那天，格林戈认出了你。”

他在等。

“是那么回事。”大卫说。

“格林戈说：禁止同叛徒说话，禁止看见他，禁止看他，他曾经属于格林戈党，他叛党了——”他看看犹太人，“你当时知不知道格林戈认出你了？”

他替犹太人回答，他对大卫说：

“他当时知道。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知道人家会认出他。”

狗又在死人平原叫起来，远远的。

“你买了住宅、床、桌子、椅子，你自己好几天待在家里不出门。你烧了一些东西，一些文件，”他停了停，“干完这些事之后，你才开始出门。但是，已经太晚了，格林戈已经预先告知了施塔特的工人们你的存在。”

阿巴恩停了停。接着说：

“从过去的生活里，”阿巴恩说，“你只留下了那几条狗——”阿巴恩朝大卫转过身来，“为什么？”

“他同夜晚玩耍。”大卫说。

“当时那几条狗并不知道。”阿巴恩说。

“不知道。”

“它们并不知道谁是犹太人。你也不知道吧，大卫？”

“不知道。”大卫说。

静默。

“几天过去了，”阿巴恩说，“几个礼拜过去了。几个月。秋天到了。”

又是静默。大卫直起身子在安乐椅上等待，他的眼睛在颤抖。

“之后，很久以后，格林戈对你说：你同那叛徒说话啦？你听那犹太人对你说的话啦？你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吗？你说你不知道。格林戈非常惊讶，他说：怎么？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曾怀疑党在苏联犹太人居住区集中营的政策。你之前不知道？”

阿巴恩的嗓音在某些地方有些嘶哑。他在寻找空气。好不容易才找到。

“你并没有理解格林戈说的话——”他补充说，“对你来说，犹太人就是现在的犹太人：不论什么样的犹太人。”

“是的。”

阿巴恩在寻找空气。几乎没有空气了。

“你后来还跟他说话。你不顾格林戈的禁令，还跟犹太人说话，因为犹太人有狗。”

“没那回事。”大卫叫道。

“因为这也是被禁止的。”阿巴恩说。

大卫点头称是。

阿巴恩想说话。他做不到。随后他做到了，当他重又能讲话时，他讲得很快，他给大卫提供说话的空间。

“你当时并不想要犹太人的狗。你是想跟有狗的人说话。”

大卫点头称是。

“那是在后来，在后来，格林戈说了要让那犹太人消失，你这才想到，也许，某一次，大卫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狗。”

大卫点头称是。

阿巴恩不再看大卫了。他谈论大卫。

“格林戈刚下完禁令，大卫就同犹太人一道去了咖啡馆，跟过去一样。

“就是在那个晚上，在咖啡馆里，犹太人谈了自由。他说：你满是伤痕的手，这就是你的手，大卫。”

大卫点头称是。阿巴恩寻找空气。他说话很快。

“犹太人说：关于痛苦，关于快乐、疯狂、爱情，关于自由，你的手不是别人的手，只是大卫的手——”他停了停，“正因为犹太人说了这些话，他马上就招来杀身之祸。”

大卫从心里发出一声呼喊。

那是一声孤立无援的呼喊，呼喊戛然而止，极快。

阿巴恩赶紧说，他说得更快了。

“你没有理解犹太人说的话。”

大卫不再点头。

“你学舌却不知道学的什么舌。你把一切告诉了格林戈。格林戈回答你说：你缺少政治教育。我们要杀那犹太人，这样，你就理解了。

“是让娜打的报告。”

大卫竭尽全力蜷缩起来。他用双臂紧抱双腿，紧到快要折断的程度。他像淹死的人一样转过脸去。

“我什么也没有告诉过你，”阿巴恩说——他补充道，“你早就知道了一切。”

大卫没有回答，他没有听见。

阿巴恩沉默下来。

大卫叫了一声，像是在说：

“我从没拥有过狗。”

他听见了自己的叫声。

他朝自己的叫声直起身子，保持还在叫喊的姿势。他将身子抬得更高，寻找着空气，寻找着叫声，找到的却是眼泪。

大卫并不知道自己在哭。

他的眼泪却流出来了。

透过眼泪可以听到萨巴娜和犹太人混在一起的名字。

萨巴娜站起身。她直挺挺地站在通向死人平原的玻璃窗后面，她什么也不再看。

犹太人又抬起了头。传来萨巴娜的话音：

“我会跟犹太人一起被杀。”

犹太人朝黑黢黢的大花园望去。

对水塘的射击又开始了。

射击停止。

大卫的眼泪越来越稀少。随即起了变化。

大卫正经受可怕梦魇的折磨。他摇头晃脑，拒绝着什么。他用手赶走他看见的东西。他的眼睛在说话，在回答。

大卫的眼泪随即止住。他的面孔、他的眼睛也随即停止活动。梦魇离他远去。

显然已经没有了幻象。大卫放松双腿，朝亮光转过脸来，就这样，躺在安乐椅上，一动不动，处在绝对的困乏状态。

静默。谁都没有说话。犹太人看着大卫。萨巴娜和阿巴恩似乎不再看他了。

射击重又开始。

子弹的劈啪声震耳欲聋。大卫好像心不在焉地听着枪声。跟两个犹太人和萨巴娜一样，他也一动不动。

迪亚娜嗥叫得死去活来。

子弹的劈啪声此起彼伏。有人朝大花园射击。在阿巴恩的住宅里，看上去谁也没有听见有人在朝大花园射击。

“他来了。”

阿巴恩和萨巴娜朝说话的人转过身来：是大卫。

射击声更近了。迪亚娜仍嗥叫得死去活来。一声痛苦的呻吟划破施塔特的夜空。

大家听见：

“假如他杀人，你就从另外那道门逃出去。”

是犹太人的声音。

“把狗放了，从水塘那边走。”

仍然是犹太人。

大卫转过头来，他听见了。

他慢慢聚集自己的力量，他试着从安乐椅上抬起身子。他又跌了下去。一直躺坐在那里。

射击离阿巴恩的住宅更近了。

大卫再试。他用他那水泥一样坚硬的双手撑着身体，让它抬起来。

他站起来了。

他又站在居中那个房间的中央。他不动弹。他看着犹太人。他垂着张开的肿胀的双手。他倾听着格林戈朝水塘冰面的射击。他是唯一能辨听出射击状况的人。

“就他一个人带了武器，”大卫说，“还是那支枪。”

又传来射击声，还有几条狗的长吠。

“去吧，”犹太人说道，“想尽办法活下去，”他停了停，“想尽办法，争取活下去。”

“好的。”大卫回答犹太人。

大卫闭上眼睛，分辨着格林戈的射击声和狗儿们的长吠，估算着距离，他弄清了那些人的行动路线。

“他是朝平原的方向开枪——”他睁开眼，看着犹太人，“对我说吧。”

“假如你得以活下去，”犹太人说道，“把故事讲出去。”

“好的。”

“讲吧。讲给所有人听。不要怀疑。好好看看你的周围：全毁了。”

“好的。”

静默。迪亚娜停止嗥叫。那人也不射击了。大卫谛听着。

“他一直在朝前走，我们还有五分钟。”

大卫倾听着施塔特夜空下那一阵阵骚乱声，目光却没有离开过犹太人。

“他射击，因为他害怕。”大卫说。

“是的。”

“他一定是一个人，”大卫说——他又补充道，“并没有什么会议。他编造说有会议，好让人相信他很忙碌。好让我单独和你在一起，只有武器和犹太人。”

“是的。”

那几条狗，它们又嗥叫起来。

“让工作拉倒吧，”犹太人说——他补充说，“这很困难，但可以试试。”

“好的。”

“也让害怕拉倒，还有饥饿。”

“是。”

静默。格林戈往前走，但没有射击。

“别一个人待着，”犹太人说——他又补充说，“我对你说的话，也让它拉倒吧。”

大卫没有回答。

“我没有站在你的立场说话，而是把你大卫当成我自己。没有别样的做法。你呢，你就做你想做的——”他补充说，“你如果愿意，还回到格林戈身边吧。”

静默。

忽然，有人在非常接近住宅的地方射击。

“我对你提到过森林。”犹太人说。

“没错，”大卫说——他又补充说，“森林很远。”

“穿过犹太人居住区。”

有人朝犹太人的住宅开枪。

犹太人和萨巴娜似乎没有听见，也不明白。

“他马上要到窗前了，”大卫说，“你们快贴着墙壁。”

犹太人不动。萨巴娜也不动。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卫叫道，“我看不见犹太人。”

“我能看见你。”犹太人说。

有人在大路上走动，离住宅几公尺远。大卫说：

“他来了。”

这是穿过犬吠传来的第一声呼唤。

“大卫！”

“猴子大哥来了。”阿巴恩说道。

萨巴娜转过头去看大路。

同样，阿巴恩和大卫也朝大路那边转过身去。

犹太人停止注视大卫，他朝黑黢黢的大花园转过身去。

他们照原样分散在居中的房间，一动不动。萨巴娜靠着犹太人，站在光秃秃的窗玻璃后面。他们四人的表情都极为专注。

恐惧感并没有扩大。

“大卫！”

声音更近了。大花园里仍振响着狗儿们警笛般的长吠。射击已经停了下来。

“三分钟。”大卫说。

“天已破晓了。”萨巴娜说道。

果然，在大路那一边，在带刺铁丝网的方向，一缕曙光出现在天际，但还很暗。

他们互相说着话。

“他没有从窗户开枪。”

“他没有开枪。”

狗叫声停止了。

“他来了。他在看我们。他没有射击。”

“时机错过了，”阿巴恩说，“时机过去了。”

大路上响起脚步声。

“他又走了。”

还有脚步声。

“他又回来了。”

“他在找什么？找犹太人的住宅？”

脚步声近了，但这次，千真万确。脚步声在门前停下。

“他没有开枪。”大卫说。

大卫谛听着。他说道：

“他害怕。”

“怕你，”阿巴恩说，“怕大卫。”

有人在喊。

“大卫！”

大卫朝房门迈了一步。他停下来。他说，说得很慢，却斩钉截铁：

“我没有杀犹太人。”

门那边，静默。没有人回应大卫说的话。大卫又说：

“你透过窗户看见了，犹太人还活着。”

门那边，静默。没有人回应大卫说的话。有人叫喊。有人叫喊另外的事。

“躲藏没有用！已经看见你们了！”

大卫不明白。

静默。

大卫朝房门前进一步。

重又静默下来。

随即传来犹太人的话音，柔和，平静。

“我们要经过水塘，我们要穿过北方。”

大卫猛然转身对着犹太人：犹太人已经闭上眼睛，他再也不看任何东西。

“开门！躲藏没有用！开门！”

大卫又朝前走。他说：

“门是开着的。”

静默。没有人推开门。没有人回答大卫。

“我们要避开死人平原，”犹太人继续说，“避开死人平原的狗——”柔和的声音好像突然濒于衰竭，“我们要试试。”

大卫又转身对着他：犹太人面色未改。萨巴娜也从房门收回了视线。她看着犹太人。

门外又有人在叫喊。喊声震耳欲聋。

“否认没用，已经看见你们了！开门！”

静默。

门外鸦雀无声。大卫突然感到恐惧。他将手放在武器上，他拿起武器，他叫道：

“门是开着的。进来吧。”

静默。又是犹太人的声音：

“我们要试试不建设它，我们要试试。”

大卫放开武器。他的武器掉在地上。他转身对着犹太人。一种野性的欢乐之光在他眼里狂烈闪过。

萨巴娜听出门外还有另一个人。

“让娜跟他在一起。”她说。

忽然，门外响起大卫从未听过的格林戈别样的声音。

“犹太人必须退还大卫！”

大卫非常仔细地听他说话。

“大卫一定得回来！”

大卫再也不听那声音了。

“臭犹太人，你赶快退还大卫！”

“我们要试试，”犹太人说——他的声音嘶哑了。

大卫再也不听那声音。大卫看着犹太人。

“是的。”大卫说道。

“大卫必须回来！”

“我们找得到森林。”犹太人说。

“找得到。”大卫叫道。

“臭犹太人，你赶快退还大卫！”

犹太人抬起眼睛，他现在朝大路、朝黎明的曙光、朝看不见的边界望过去，他已听不见格林戈的声音。一抹勉强的微笑——微笑之柔和，犹如他那濒于衰竭的柔和嗓音——使他的脸抽搐起来。萨巴娜注视着他。

“卑鄙的叛徒，你赶快退还大卫！”

“我们要活下去，”犹太人说道——在这边的静默里，在那边的喊叫中，他的话音有如喃喃细语，“我们要试试。”

“对。”大卫叫道。

大卫的身体乱抖起来。在静默中，他的脸上显出怪怪的模样：大卫在笑。

“大卫属于我们！应该退还大卫！”

他起初笑得很胆怯，还沾满了泪花，现在笑声却开始从身体里迸发出来，从水泥般坚硬的大卫的身体里迸发出来。狗儿们也在叫。从大卫体内迸发的笑声抽抽搭搭。在格林戈叫声的伴奏下，狗儿们狂嚎起来。

“大卫！”

大卫的笑成形了，可辨认了。他再也不抑制自己的笑声。大卫从头到脚都在笑。

在半明半暗中，又传出了另外的笑声：阿巴恩在笑。大卫和阿巴恩的笑声穿透了犹太人住宅所有的房门。

“大卫，回来！”

大卫和阿巴恩的笑声混着穿透了四面的墙壁，在施塔特的夜空回荡，一直传到死人平原。

“大卫！”

笑声使叫声停歇下来。

“大卫！”

声音阴郁，这不：愤怒是假装的，的确是格林戈的声音。

“我要代表我们伟大的党说话。我要恪尽职守。”

又是一阵大笑，疯狂的笑，抑制不住的笑，孩子气的笑，这笑声同狗儿们的嗥叫声混成一片，用它的光辉冲击着讲演、秩序、主张。那是欢乐的笑。

“在我们夺得前……坏分子坏工人……他曾在施塔特的仓库进行偷窃……不称职的工人没有阶级觉悟没有有效的职业培训甚至没有个人道德没有前途……从施塔特技术学校逃出……从当地所有的工地出走……一时的冲动……罪恶的兴趣主义……犹太人叛徒的到来平生第一次……保住了工作……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大卫进步……两年是的两年……克服了造成大卫不幸的无政府主义和反叛思想。两年的努力是的……效果值得费那个神。”

静默。

狗的嗥叫停了下来。这次，是人的嚎叫：

“臭犹太人！肮脏的狗！我要告诉你，革命者不应该对任何人绝望！再过半年，大卫就会毫不犹豫地打倒你，你和你的狗！”

嚎叫停止。

静默。

“把门打开。”大卫说道。

静默。大卫又笑了。

“我这就去把门打开。”大卫边笑边说。

他去开门。

“我开门了！”大卫叫道。

静默。他们在等。

“他走了。”大卫说。

他们还在等。铁一样坚硬的道路上回响着快速的脚步声。他们转身：一个人影走过，在黎明的微光中显出清晰的轮廓。

阿巴恩和大卫朝桌子走过去，在半明半暗中他们跌到椅子上，就这样倒在那里，脸上挂着愉快的笑。

犹太人朝房门走去。

萨巴娜跟着他。

“让娜。”犹太人说。

他们在房门口，在大卫刚才待的地方。没有人回答。

“您来啦？”

“是的，”让娜说——她停了片刻补充说，“他走了。”

她沉默下来。

“是您吗？”犹太人再问。

“是我。”

“是你。”萨巴娜说。

让娜的话音低沉，缓慢，已经透露出死亡的寒意。

“别开门，”她说，“我不进去。”

犹太人在聆听让娜的声音。他没有回答。

“他说得过头了，”让娜说，“他说话时很愤怒，因为你们当时在笑。”

“您在撒谎。”犹太人温和地说。

让娜不作答。

“我当时想听见您的声音，”犹太人说道——他补充说，“您是大卫的妻子。”

“是的，萨巴娜和我。”

静默。

“忘掉他说过的一切吧。”让娜说。

“他没有听，他没有听见。”萨巴娜说。

“我当时多么希望听见您的声音呀。”犹太人说道。

让娜等了片刻，然后说：

“我不想认识您。”

“他知道这点。”萨巴娜说。

他们等待让娜说话。

“格林戈去人民之家了，”让娜说道，“一直在开会。我得去跟他会合。”

静默。

“他必须汇报大卫完成任务的情况，”让娜说，“我一定得去那里——”她等了等，“我这就去那里。”

“没有会议。”犹太人说道。

静默。

“你在那里吗？”萨巴娜问道，“我听见你在那里。”

“没错。”

静默。

“您还在等什么？”犹太人问道——他补充说，“您可以说话，什么也不用怕。”

“让萨巴娜替我说。”让娜说道。

萨巴娜片刻以后说道：

“大卫不会回来了。”

传来一阵抽泣声。萨巴娜和犹太人往门边再靠近些。让娜问：

“永远？”

“永远，”萨巴娜说——她补充道，“估计他还没有完全明白。过些时候我会告诉他。”

他们再没有听到让娜的话音。他们贴在门上。

“我会跟他在一起。”萨巴娜说。

传来一声短促的呜咽。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萨巴娜说，“现在，我都会跟犹太人在一起。”

静默。

“为什么？”让娜问。

“他们爱一切。”萨巴娜说。

静默。让娜说：

“他们希望世界末日到来。”

“是的。”萨巴娜说。

静默。

“你原来还想说什么来着？”萨巴娜问。

“你们要小心。”让娜说。

“对。”犹太人说。

“还有什么？”萨巴娜问。

“那几条狗。”

“昨天夜里，大卫已经把狗窝移到车棚后边了。”萨巴娜说。

“那样更好。”让娜说。

她沉默下来。

“还有什么？”

“把活着的一切都掩蔽起来，”让娜说——她停了停，“入夜之前不要离开施塔特，今天晚上，在你们出发之前我不离开他——”她又停了停，“千万。”

“千万？”

“你们千万待在一起，”让娜说，“别再分开。”

“好。”犹太人说。

她沉默下来。犹太人叫道：

“除了跟着他，您就不能有别的选择？”

她在提问良久之后才作出回答。

“不，我自己也是格林戈，女格林戈。”

她等待片刻，又说：

“然而，我不能生育，”她说，“我不会有孩子。”

她再等了等，却没有再说话。他们也没有再提问。

她待在那里，依旧沉默着，跟他们一样。

接着，在寂静中，他们听见她的身子在动。她离开了房门。

铁一般坚硬的大路上轻捷的脚步声，那是她的脚步声。

萨巴娜朝死人平原转过身去。

犹太人慢慢直起身子。他不想去看那在窗前走过的人影。他再也不动了。他好像突然对他周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他又出走了，他再一次出走，他跟那女人一起走在荒凉的大路上，在施塔特的晨曦中，又一次活下去。

[1] Judée，古巴勒斯坦南部地区，此处泛指犹太人居住区。

- 第一部

- 第二部

- 第三部

- 第四部

- 第五部

版权信息

- 书名：广岛之恋

-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65690

- 译者：谭立德

- 责任编辑：李月敏

- 产品经理：邵明鉴

剧情

一九五七年夏天，八月，广岛。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法国女子在这座城市里。她是来参加拍摄一部关于和平的影片，她在影片中扮演一个角色。

故事发生在这个法国女人回国的前夕。她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这部影片实际上已近完成。只剩下一组镜头要拍摄。

就在她回法国的前夕，这个在影片中始终未提及名字的法国女人——这个无名妇女——将遇到一个日本人（工程师或建筑师），他们之间产生了一段过眼云烟的恋情。

影片中，他们如何相遇并不清楚明了。因为问题不在这儿。世界上到处都有萍水相逢的事。重要的是，这些常有的相遇之后所发生的事。

影片开始时，观众见不到这对邂逅的人。看不见她。也看不见他。见到的是一些残缺不全的躯体——被齐头齐腰截去的部分——在蠕动着——在欲海情焰或在临终挣扎中蠕动着——上面相继盖满了灰烬、露珠、原子弹的死亡阴霾——和情欲得到满足后的汗水。

他们的身体只是渐渐地从这些未定型的、朦朦胧胧的躯体中展现出来。

他们双双躺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他们一丝不挂。光滑的身体，完好无损。

他们在谈论什么？正是在谈论广岛。

她对他说，她在广岛看见了一切。观众看到了她所见的景象。这些景象可怕至极。然而，他的意见是否定的，认为这些景象是骗人的，他客观地、令人难堪地重复说，她在广岛什么也没见到。

他们初次交谈的话题是富有寓意的。总之，这是一种歌剧对白式的谈话。谈论广岛是不可能的。人们所能做的就是谈谈不可能谈论广岛这件事。对于广岛的了解，在影片一开始便作为类似头脑中的幻觉提出来。

这个开端，这一系列在一张旅馆的床上被回忆起来的、已经在广岛举行过的纪念那桩惨剧的官方活动，这亵渎的追忆，都是故意安排的。人们到处都可以谈论广岛，甚至在偶然相遇而一见钟情的男女之间，在他们发生私情的旅馆的床上。影片中这两位真正热恋的男女主人公的身躯，使我们想到了这一点。如果说有什么亵渎的事，真正的亵渎行为，就是广岛本身。没有必要虚伪和回避问题的实质。

尽管向观众展示的广岛的历史遗迹很少，只是一个虚无空洞的遗迹所具有的少得可怜的残余，然而，观众想必能从这追忆中解脱出来，消除偏见，做好准备来聆听那将要向他们讲述的有关我们两位主人公的故事。

好，就这样回到他们的故事上来。

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这种故事每天都会发生，成千上万，层出不穷。日本男人已经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法国女人也是有夫之妇，也有了两个孩子。他们一夜风流。

但是，在哪儿呢？在广岛。

这种拥抱是如此寻常，如此普通，却发生在世界上一座最难以想象得到的城市：广岛。在广岛，一切都不是“已知的”。一种特殊的光晕映照于每个手势，每句话，使其具有超出字面意义的弦外之音。这是影片的主要意图之一，它打破了用恐怖来描绘恐怖的手法，因为，这种手法已被日本人用过，而是使这种恐怖在劫后的灰烬中获得新生，并与一种必须是独特的而又“令人赞叹”的爱情糅合在一起。然而，如果影片是在世上任何别的地方，是在某个没有经受过这种惨绝人寰的死亡的地方拍摄，那效果就不同，观众将会更信服这部在广岛拍摄的影片。

这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他们在哲学理念、历史背景、经济状况和人种等方面都大相径庭，广岛却是他们共有的场所（也许是世界上惟一的场所？）。在那儿，性欲、爱情、不幸，这些人类普遍具有的东西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广岛以外的任何别的地方都能容忍虚假。而在广岛却不然，“虚假”是无法存身、被拒之门外的。

在朦胧的睡意中，他们还在谈论广岛。以不同的方式。他们欲火中烧，也许正怀着不知不觉滋生的爱情。

他们的对话既涉及他们自己，也涉及到广岛。他们的话题相互融合，纵横交错，因此，从那时起，在关于广岛的歌剧对白式谈话之后，这些浑然一体的话题已难以辨别。

尽管他们个人的故事如此简短，但总是占着优势而压倒广岛的故事。

如果不坚持这个前提条件，那么，这部影片只能又是一部“遵命”电影，索然寡味，不过是一部小说化的记录片罢了。如果坚持了这个前提，那就将摄制成一部类似杜撰的记录片，而在吸取广岛事件历史教训方面却要比一般的新闻记录片更具有说服力。

他们睡醒了。在她穿衣时，他们又谈论起来。他们谈东说西，也谈起了广岛。为什么不呢？这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正是在广岛嘛。

突然，她穿着一身红十字会护士服出现在眼前。

见她这身打扮，这简直是一套表现传统美德的制服，他重又渴望得到她。他希望再见到她。他同所有的人一样，确切地说，同所有的男人一样。这类乔装正经的打扮含有一种对所有男人都会产生诱惑力的色情因素。（一次永恒战争中的永恒护士……）

那么，为什么她同样需要他，却又不愿再见到他呢？她并没有讲清理由。

醒来后，他们也谈到了她的过去。

在内韦尔，她的家乡，在她长大成人的涅夫勒省究竟发生过什么？在她的生活中究竟发生过什么使她变成现在这样：既放荡不羁又拘谨不安，既正直善良又虚伪无礼，态度既如此暧昧又如此明朗？为什么如此渴望经历萍水相逢的恋情？而面对爱情却又如此懦弱胆怯呢？

她告诉他，有一天，她曾在内韦尔发疯。她凶狠得发疯了。她叙述这件事如同叙述她从前在内韦尔聪明果断一样。完全一个腔调。

她只字未提这内韦尔“事件”是否就能解释眼前她在广岛的行为。她宛如在讲别的事情那样叙述内韦尔“事件”。并不说明原因。

她走了。她决定不再见他。

但是，他们将再见面。

下午四点钟。广岛的和平广场（或在医院门口）。

摄影师们正离开现场（影片中，我们总是只看见他们带着器材离去）。有人在拆卸看台，摘掉悬挂的小旗。

法国女人（也许）在被人拆卸的看台阴凉处呼呼入睡。

人们刚拍完一部颇有教益的有关和平的影片。这绝不是一部荒谬可笑的电影，而是又一部电影罢了。如此而已。

一群人再次顺着为刚拍完的那部影片而设置的布景涌过来，一个日本男人穿过人群。这个男人就是我们上午在旅馆的房间里见到的那位。他看见法国女人便收住脚步，然后，向她走去，瞧着她熟睡。他的目光惊醒了她。他们四目相视，彼此都强烈地渴望得到对方。他并非偶然来到此地。他是为了再见到她而来的。

几乎在他们刚刚重逢时，就开始了游行。这是影片的最后一组镜头。孩子们的队伍，学生的队伍。狗。猫。逛马路的人。整个广岛都出动了，其盛况就像历次举行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活动时一样。游行队伍已变得光怪陆离。

天气非常炎热。天空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等待游行队伍走过。就在这等待的时候，他告诉她，他认为自己爱上了她。

他把她带到他家。他们简要地谈一下各自的生活。

他们的婚姻都很美满，无需寻求什么别的东西来弥补夫妻生活的不幸。

就是在他家，在做爱时，她对他谈起了内韦尔。

她还是离开了他家。“为了消磨她动身前的那段时光”，他们到一家临水而立的咖啡馆去。夜色已浓。

他们在那儿又逗留数小时。离翌晨她搭乘的班机起飞时间越来越近，他们的爱却越来越深。

就是在这座咖啡馆里，她告诉他自己曾在内韦尔发疯的原因。

一九四四年，正值她二十岁，在内韦尔，她被剃成光头。她初恋的情人是德国人。在法国将解放时被杀死。

她光着头待在内韦尔的一个地下室里。就在广岛事件发生时，她才变得像样些，能走出地下室，来到街上，混入兴高采烈的人群中。

为什么选择了这么一段个人的不幸经历呢？无疑，因为它本身同样是一种绝对。就因为一个姑娘爱上了国家的法定敌人而把她剃成光头，这是件绝对可怕而愚蠢的事。

我们看见了内韦尔，就像在他房间里已经见到的那样。他们又谈起他们自己。又一次交错重叠地出现内韦尔及其爱情场面和广岛及其爱情场面。一切都糅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预想的原则，而是以一种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这类混合的方式进行，在这些场面中，初恋的情人总是喁喁情话，说个不休。

她又走了。她又一次避开他。

她试图回到旅馆稳定一下情绪，但是，她做不到；她又走出旅馆，返回那已经打烊的咖啡馆。她待在那儿。回忆起内韦尔（内心独白），也就是回忆起爱情本身。

那个男人跟随在她身后。她意识到了。她盯着他。他们怀着深深的爱恋互相凝视着。这场短命的爱情就像内韦尔的爱情那样，也将被扼杀。因此，它已经注定要被遗忘。因此，它是永恒的（因为它被遗忘本身所维护）。

她没有同他再叙恋情。

她漫步穿过大街小巷。而他尾随在后，犹如在跟随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子。到了一定的时候，他追上她，像在说旁白似的要求她留在广岛。她说“不”。如同所有的人那样拒绝了。她有着一切人所共有的怯懦[1]。

的确，对他们来说，大局已定。

他不再坚持。

她信步走向车站。他追上她。他们俩像幽灵般四目相视。

从那时起，他们不再交谈片言只语。她动身在即，这使他们陷入凄凉阴郁的沉默中。

这就是爱情。他们只能缄默不语。最后一场戏发生在一个咖啡馆里。观众将看到她同另一个日本男人在一起。

我们看到她所爱的那个男人坐在一张桌子旁，纹丝不动，除了深深的绝望，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反应。这种绝望的情绪在肉体上已超出他所能承受的，而他也只能逆来顺受。就仿佛她已“另有所属”。而他却只能对此表示理解。

黎明时分，她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几分钟，他来敲门。他不能自持，不能避而不来，他抱歉地说：“我不可能不来。”

在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俩都陷入束手无策的可怕境地。“世俗秩序”的成规还存在着，他们再也不去扰乱他们周围的正常秩序。

他们没有互诉衷肠。再也没有任何举动。

他们只是又一次互相呼唤。呼唤什么呢？内韦尔，广岛。事实上，在彼此心目中，他们仍然谁也不是。他们只拥有地名，这些不是姓名的名字。就好像一个在内韦尔被剃了光头的女子的灾难与广岛的灾难准确地互相映衬。

她对他说：“广岛，这就是你的名字。”

[1] 有些看过本片的观众认为她“最终”还是留在广岛。这是可能的。我没什么意见。既然已经安排她拒绝留在广岛，我们就不必一心想知道——影片结束时——她是否会违反这个意思。——原注

前言

我力求尽可能最忠实地陈述我为阿伦·雷乃导演的《广岛之恋》所做的工作。

但愿读者不要对阿伦·雷乃设计的画面在这项工作中没有被如实描绘出来而感到惊讶。

我的职责只限于把雷乃作为出发点来导演影片的那些因素加以阐述。

不属于原始脚本（五八年七月）的有关内韦尔的那些段落，是影片在法国摄制（五八年十二月）前加上注释的。所以，那是独立于脚本的工作（请看附录：静夜阐释）。

我认为保留一部分在影片中摒弃不用的东西是有必要的，它们能有效地阐明最初的设想。

我把这项工作交给出版社，很遗憾没能用上我们——一方面是雷乃和我，另一方面是热拉尔·雅尔洛[1]和我，还有雷乃、雅尔洛和我三人一起——几乎每天分析脚本的谈话内容来充实它。

我从来不能没有他们俩的忠告，每当我写完一段情节，总要请他们过目，听取他们严厉同时又是清晰的、卓有见识的批评，然后再着手撰写另一个情节。

玛格丽特·杜拉斯

[1] Gérard Jarlot，影片的文学顾问。

第一部

[影片开始时，比基尼[1]核试验基地上臭名昭著的“蘑菇”云在翻滚升腾。

应该让观众既有初次看到，又有再度看到这股“蘑菇”云的感觉。

“蘑菇”云应该非常雄浑、硕大，成长得十分缓慢，并由乔万尼·菲斯哥的乐曲的开头几个节拍伴奏，烘托出它的翻滚升腾。

随着这股“蘑菇”云在银幕上升腾而起，烟云下面][2]，渐渐呈现出两个赤露的肩膀。

观众只看见这两个肩膀，是被齐头齐腰截去的部分躯体。

这两个肩膀紧紧搂着，上面沾满了灰烬、雨水、露珠或汗水，任人随意想象。

关键在于让人感到这露水或汗水是由[比基尼核试验基地上的]“蘑菇”云在升腾飘逝的过程中洒下的。

这一画面势必造成一种非常强烈、非常矛盾的感觉，既感到清新，又陡生欲念。

两个紧搂的肩膀肤色各异，一深一浅。

菲斯哥的音乐伴随着这一几乎令人反感的紧搂动作。

两只不同的手的差异应该十分明显。

菲斯哥的音乐由强到弱，渐渐隐去，一只[经特写镜头而显得很大的]女人的手放在黄皮肤肩膀上，不再动弹，所谓“放”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抓”似乎更确切些。

一个沉浊而又平静的男人的嗓音诵读般地响起：

他

你在广岛什么也不曾看见。一无所见。

这句话可以随意运用。

一个十分沙哑，也很沉浊的女人的嗓音，似背诵那样没有抑扬顿挫地回答：

她

我都看见了。毫无遗漏。

菲斯哥的音乐重又响起，此时，女人白皙的手正好又在肩膀上捏紧，松开，爱抚着，并在这黄色肩膀上留下了几个指甲印。

仿佛这指甲的印痕能暗示出，它是对“不，你在广岛什么也不曾看见”这句话的一种惩罚。

然后，女人的声音重又响起，这声音依然平静，毫无生气，像背诵似的：

她

我连医院也看到了。对此，我确信无疑。广岛有医院。我怎么能对此避而不见呢？

医院、走廊、楼梯、病人，在摄影机无情的拍摄下逐一展现在画面上[3]。（观众在银幕上始终看不到正在观看这一切的她。）

现在镜头又回到那只在黄色肩膀上不停地抓掐的手。

他

你在广岛并没有看到过医院。你在广岛什么也不曾看见。

然后女人的声音变得更加客观。（含义深奥地）强调每一个字。

此时，博物馆的画面一一展现[4]。光线刺眼而令人讨厌，同打在医院上的灯光一样。

资料解说牌接连闪出。

原子弹轰炸的种种物证。

支离破碎的各式模型。

一根根扭曲的钢筋。

一张张蜡制的被烧焦的人皮，一堆堆烤糊的头发。

等等。

她

我曾四次去博物馆……

他

广岛的哪个博物馆？

她

在广岛，我曾四次去博物馆。我看见一些人在那里徘徊。因为没有别的东西，人们若有所思地在一幅幅照片和一件件复制品之间徘徊；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只能在一幅幅照片、一幅幅照片和一件件复制品之间徘徊；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只能在解说牌之间徘徊。

在广岛，我曾四次去博物馆。

我瞧见了游人。我自己也思绪万千地观看了钢筋。经战火焚烧的钢筋。被炸断了的钢筋，变得像肉体那样不堪一击的钢筋。我见到了成束的胞膜：谁会往这方面想呢？那是一张张飘飘荡荡、残存的人皮，还带着清晰的蒙难的痕迹。我看见了一些石块。被烈火烧焦的石块。被炸裂的石块。还有一些不知是谁的一缕缕发丝，那是广岛的妇女们清晨醒来时发现已全部掉落下来的头发。

我在和平广场感到酷热难当。和平广场上热得足有一万度。这我知道。这就是和平广场上太阳的温度。对此，怎能一无所知呢？……至于草儿，那就不消说了……

他

你在广岛什么也不曾看见，一无所见。

博物馆的画面始终在一一展现。

然后，镜头从一幅被烧焦了的头盖骨照片闪到和平广场（广场与这个头盖骨的画面重叠）。

博物馆的展品连同被烧焦的人物模型。

一组有关（回顾）广岛的日本影片的镜头。

蓬头散发的男人。

一名妇女从混乱中冲出，等等。

她

复制品做得尽可能逼真。

影片拍摄得尽可能逼真。

那幻景，显而易见的，是那样逼真，以至游客都潸然泪下。

人们依然会满不在乎，然而，面对此情此景，一个游客除了哭泣，还能做什么呢？

她

[……仅仅是哭泣而已，以便忍受所见所闻中的这番惨景。还有，伤心够了走出博物馆，却还不至于丧失理智。]

她

[游客在那里驻足沉思。我们想必可以说，凡能发人深思的种种机会总是精心炮制的，这么说并无丝毫讽刺的意思。然而，那些纪念性建筑，尽管人们有时会对它们一笑了之，却是这些机会的最好借口……]

她

[在这些发人深思的机会……通常，用这种豪华的排场把发人深思的机会提供给你们时，你们倒反而什么也不想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尽管如此，假设别人正在沉思默想的这一景象还是挺鼓舞人的。]

她

我始终在为广岛的命运而哭泣。始终在哭泣。

银幕上映出一张根据一幅照片拍摄而成的广岛全景。这幅照片系广岛经过原子弹浩劫后所摄，那是一片不同于地球上其他沙漠的“新型荒漠”。

他

不。

你竟会为此而伤心流泪？

闪现出和平广场的画面。在夺目的阳光下，广场上空空荡荡，这炎日使人回想起炫目的原子弹火球。然而，在这片空寂处，再一次响起了男人的声音。

有人（在午后一点钟？）在这空空荡荡的广场上游荡。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以后摄制的新闻记录片进入画面。

蚂蚁、蚯蚓纷纷钻出地面。

继续交替映出两个肩膀的画面。女人的声音重又响起，这声音变得惊慌失常，与此同时，一幅幅画面也变得凌乱、快速，异常疯狂。

她

我看了新闻记录片。

第二天，这是史料记载，并非我胡编乱造，从第二天起，一些有名有目的动物重又从地底下和灰烬深处钻了出来。

一些狗被照了相。

从此要流芳百世了。

我都看到了。

我看了新闻记录片。

我看过这些影片。

第一天的影片。

第二天的影片。

第三天的影片。

他（打断她的话）

你什么也没有看见。一无所见。

一条断肢残体的狗。

人群、儿童。

伤口。

被烧得哇哇号叫的儿童。

她

……还有第十五天的影片。

广岛重又遍地鲜花。到处是矢车菊和菖兰，还有牵牛花和三色旋花，这些花以花卉中迄今未见的非凡活力从灰烬中复活。[5]

她

我丝毫没有胡编乱造。

他

这一切，全是你胡编乱造。

她

丝毫没有。

如同这种在爱情中的幻觉，这种使人永远不会忘怀的幻觉还存在那样，在广岛面前，我同样也产生了我将永远忘怀不了的幻觉。

如同在爱情中那样。

外科手术钳接近一只眼睛，要把它挖出来。

新闻记录片在继续播放。

她

我也见到了广岛的一些死里逃生的人和当时还在娘胎里的婴儿。

一个俊美的男孩朝我们转过脸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个独眼童。

一个皮肤烧伤的少女在对镜自怜。

另一个双手扭曲的盲女在弹奏齐特拉琴。

一位妇女在奄奄一息的儿女们身旁祈祷。

一个男人因若干年来无法入睡而备感痛苦。（有人每周一次，领他的孩子来探望他。）

她

我看见了广岛的一些暂时的幸存者以耐心、无辜和明显的温顺，顺从了如此不公正的命运，以至他们平时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已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泯灭了。

镜头总是摇回到两个尽情搂抱的躯体上来。

她（低声）

听……

我知道……

我全都知道。

那种事还在继续。

他

你什么也不知道。

原子弹的烟云。

原子弹的碎屑在飞舞。

街上，人们在雨中行走。

遭受原子辐射的渔夫们。

一条不能食用的鱼。

成千上万条不能食用的鱼被埋在地下。

她

女人们恐怕会生育畸形儿，乃至怪物，但那种风流事还继续干。

男人们恐怕会患上不育症，但风流事还继续干。

下雨令人害怕。

太平洋水面上尘雨阵阵。

太平洋上的渔民们死于非命。

太平洋的水致人死命。

食物令人心生恐惧。

一座城市的居民把全城的食物都扔掉。

许多城市的居民把全城的食物都埋在地下。

整座城市的居民义愤填膺。

许多城市的居民都义愤填膺。

新闻记录片的镜头：示威游行的队伍。

她

全城上下的愤怒是针对谁呢？

各座城市的居民，不管他们同不同意，原则上都是冲着某些国家的人欺凌别国人的不平等行径在发怒，冲着某些人种欺压其他人种的不平等行径在发怒，冲着某些阶级欺压其他阶级的不平等行径在发怒。

示威群众的游行队伍。

扩音喇叭发表的“无声”的演说。

她（低声）

……听我说。

和你一样，我会遗忘的。

他

不，你不会遗忘。

她

和你一样，我记忆力很好。但我会遗忘一切。

他

不，你记忆力不好。

她

和你一样，我也曾经试图竭尽全力同遗忘作斗争。和你一样，我忘记了一切。和你一样，我曾经渴望拥有一段难以慰藉的回忆，一段对影子和碑石的回忆。

“被拍摄下来”的影子映在广岛一位死难者的墓碑上。

她

为了我自己，我曾竭尽全力，每天同那种根本不再懂得为何要回忆往事的恐惧心理作斗争。和你一样，我忘记了……

在一些店铺里摆着一百来个被炸毁的工业馆的模型；工业馆是仅剩的一座纪念性建筑，它那扭曲了的屋架在轰炸后依然耸立着——从那以后，就这样被保存了下来。

一爿被遗弃的店铺。

日本游客的游览客车。

游客，和平广场。

穿越和平广场的一只猫。

她

记忆显然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要否认呢？……

这句话伴随着工业馆残骸的画面如朗诵般响起。

她

……听我说。我还知道。这种惨剧还将重演。

二十万人死于非命。

八万人受伤。

这一切发生在九秒钟内。这些数字是官方公布的。这种惨剧还将重演。

成荫的树木。

教堂。

驯马场。

重建的广岛。平庸的景物。

她

地面上的温度将高达一万度。就像有一万个太阳在照耀。沥青将会燃烧。

教堂。

日本式的祈求。

她

将是一片极度的混乱。整个城市将被从地面掀起，然后，崩塌成灰烬……

一片沙土。一包“和平”牌香烟。一棵肥厚的植物犹如蜘蛛一般趴在沙土上。

她

一些新生植物从沙土下破土而出……

四名“死气沉沉”的大学生在河畔聊天。

河流。

潮汐。

重建后的广岛堤岸的日常景象。

她

……四名大学生情同手足，一起在等待传奇式的死亡。

大田川的河口湾呈三角形，河口湾的七条分支在惯常的时刻里时而水枯，时而水涨；它们刚好在惯常的涨潮时间贮满了多鱼的清水；随着不同的时辰和季节，这河水时而灰混，时而清澄。此时，大田川三角形的河口湾的七条分支里潮水正在慢慢地上涨，而人们不再沿着泥泞的堤岸观赏涨潮的景色了。

朗诵般的画外音停止。

广岛的街道，依然是一条条街道。一座座桥梁。

盖顶的通道。

街道。

郊外。火车轨道。

郊外。

普通的一般性景物。

她

……我遇见你。

我记得你。

你是谁？

你害了我。

你对我真好。

我怎么会怀疑这座城市生来就适合恋爱呢？

我怎么会怀疑你天生就适合我的肉体呢？

你中我的意。多了不起的事情。你使我高兴。

突然，何等的缓慢。

何等的温柔。

你不可能明白。

你害了我。

你对我真好。

你害了我。

你对我真好。

我有时间。

我求你了。

吞噬我吧。

把我弄得变形，直至丑陋不堪。

你为什么不这样？

在这座城市里，在今夜这个与别的夜晚何其相似的良宵，你为什么不这样？

我求你了……

猛然间，画面上出现一张十分温柔的女人的脸，这张脸向男人的脸伸去。

她

你的皮肤真是太好了。

男人发出一声幸福的呻吟。

她

你……

日本男人的脸在欣喜若狂的笑声中随着女人的脸出现在银幕上，他笑得让人无法形容。他转过身来。

他

我，是的，你会把我看得一清二楚。

两个裸露的身躯呈现出来。与刚才相同的女人的声音响起，十分低沉，但这一次并不带有朗诵似的夸张腔调。

她

你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或并不完全是日本人？

他

我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

他

你有一双绿眼睛。是吗？

她

哦，我想……是的……我想我的眼睛是绿色的。

他注视她。轻声说：

他

你仿佛集千名女子于一身……

她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就是这个缘故。

他

也许并不尽然。

她

为了你而集千名女子于一身，这倒并不使我不乐意。

她吻他的肩膀，把脑袋靠在他的肩窝里。她的脑袋侧向敞开的窗户，侧向广岛，侧向茫茫黑夜。一个男人从街上走过，在咳嗽（画面上看不见他，只听见声响）。她站起身来。

她

你听……四点钟了……

他

怎么啦？

她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每天清晨四点钟从这儿经过，而且，他还咳嗽。

静默。他们四目相视。

她

你，你当初在这里，在广岛……

他笑了起来，仿佛在笑她孩子气。

他

不……当然不在。

她又一次抚摸他赤裸的肩膀。这肩膀确实很美，从未受过损伤。

她

哦。真是……我真愚蠢。

她几乎面带微笑。

他突然盯着她，神情严肃，犹豫不决，然后，他终于对她说了：

他

我的家，当时就在广岛。我去打仗了。

她停止抚摸他肩膀的动作。

这一次，她微笑着怯生生地问他：

她

算你走运，是吗？

他收起注视的目光，在斟酌着究竟回答“是”或“不是”：

他

是的。

她非常恳切而又确定无疑地补充一句：

她

我也很走运。

稍停片刻。

他

你为什么来广岛？

她

拍一部影片。

他

什么，一部影片？

她

我在一部影片里扮演一个角色。

他

那么，来广岛之前，你在哪儿？

她

在巴黎。

再稍停片刻，停顿的时间更长些。

他

在巴黎之前呢？……

她

在巴黎之前吗？……我在内韦尔。内——韦——尔。

他

内韦尔？

她

在涅夫勒省。你并不熟悉。

稍停。他仿佛刚刚发现广岛-内韦尔的某种关联，问道：

他

你为什么要到广岛来看这一切呢？

她尽力真诚地回答：

她

我对它感兴趣。在这方面，我有我的想法。譬如，想好好看看。我认为那是颇有教益的。

[1] Bikini，马绍尔群岛最北端的一个珊瑚岛，一九四六年被美国辟为核试验基地。

[2] 导演阿伦·雷乃在拍摄本片时对剧本作了删改，方括号中的字句均被删去。——原注

[3] 雷乃根据十分简略的原始剧本从日本带回大量资料。因此，原始剧本不仅得到了充实，而且在影片剪辑过程中被修改过，增加了许多内容。——原注

[4] 镜头有规律地摇回到叠在一起的两个躯体上。——原注

[5] 这句话几乎是只字不漏地从埃尔歇那篇关于广岛的出色报道中抄来的。我只不过是把它转用到殉难的儿童身上而已。——原注

第二部

马路上，自行车成群结队，飞速而过，车声由强到弱。

她身穿浴衣，站在旅馆房间的阳台上。她瞅着他，手里拿着一杯咖啡。

他还在睡觉。他双臂交叉着，俯卧在床上。腰带以上的部分赤裸着。

[一道阳光透过窗帘射进房里，在他背上形成一个小小的光符，仿佛是两根交叉的短短直线（或两个椭圆形的斑点）。]

她异常专注地瞅着他的双手。这两只手像睡着了的孩子的手似的，有时在轻微地抖动。他的手很美，显得刚劲有力。

就在她注视这个日本男人的双手时，猛然间，一个年轻男人的躯体浮现在他躺着的位置上，取代了他。这躯体虽然以同样的姿势躺着，但已濒临死亡，而且是躺在烈日当头的河岸上。（房间里光线十分昏暗。）这个青年奄奄一息。他的双手长得也很美，同日本人的那双手像得出奇。这两只手因临终的痉挛而抖动。[看不见该男子所穿的衣服，因为一位年轻女子正嘴贴着嘴趴在他的身上。泪水从她的眼中簌簌流下，鲜血从他的口中汩汩涌出，泪水和鲜血混合在一起。]

[女人——这个女人——紧闭着双眼。她伏在男人身上，而那奄奄一息的男人则两眼呆滞。]

画面持续的时间很短。

她背靠窗户，一动不动地保持这一姿势，正在发呆。他醒了。他冲着她微笑。她并没有立即向他报以微笑。她继续专心致志地看着他，并没有变换姿势。然后，给他端来咖啡。

她

你要咖啡吗？

他表示同意，接过杯子。稍停片刻。

她

你刚才梦见了什么？

他

我记不清了……怎么？

她恢复自然的态度，变得非常非常亲切。

她

我刚才看着你的手。你睡着时，手还在动。

现在，轮到他带着惊讶的神色看他自己的双手，也许还下意识地抖动十个指头，玩弄着。

他

人在做梦时，也许是毫无意识的。

她平静而可亲地做了个表示疑惑的手势。

她

嗯，嗯。

他们在旅馆房内浴室里一起淋浴。他们很快乐。

他把手放在她额头上，因用力较猛，以至使她的头往后仰。

他

你是个漂亮女人，你知道吗？

她

你这么认为？

他

我是这么认为的。

她

有点疲倦。不是吗？

他在她脸上捏了一下，使脸变了形。放声而笑。

他

有点丑。

她在他的爱抚下嫣然而笑。

她

没事儿吧？

他

这正是我昨天在咖啡馆注意到的。你丑的模样。还有……

她（显得非常轻松）

还有什么？……

他

还有你厌烦的神色。

她对他做了个表示好奇的动作。

她

再给我说说……

他

你厌烦的模样让男人产生一种想要认识一个女人的欲望。

她莞尔一笑，垂下眼帘。

她

你法语讲得很好。

他的语气十分高兴：

他

是吗？我很高兴，你终于发觉我法语讲得挺好。

稍停片刻。

他

可我，我原先并没注意到你不会讲日语……

你是否发现，人们总是在相同的感觉中觉察到一些事物？

她

不，我发现了你，仅此而已。

笑声。

洗完澡，头发湿漉漉的，她从容地吃苹果。身上穿着浴衣。

她走到阳台上，瞧着他，伸伸懒腰，然后，仿佛要“弄清”他们的处境，怀着一种玩字游戏的“乐趣”，慢条斯理地说。

她

在——广岛——相识。这种事并非天天都有。

他已经穿好衣服（只穿衬衫，敞着领子），到阳台找到了她，坐在她对面。

稍作犹豫，问道：

他

你在法国时，广岛对你意味着什么？

她

战争结束，我想说战争彻底结束，……想到他们居然敢……我就惊慌失措……想到他们居然成功了，同样惊慌失措。然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未知的恐惧的开始。然后，麻木不仁，而又害怕麻木不仁……

他

那时，你在哪儿？

她

我刚离开内韦尔。我在巴黎。在马路上。

他

内韦尔，这可是个好听的法国地名。

她并没有立即答话。

她

跟别的地名一样。跟城市一样。

她离去。

他坐在床上，点燃一支烟，目不转睛地瞅着她。

[她穿衣的身影时而投在他的身上。这时，她的身影正好落在他的身上。]他问道：

他

你在广岛结识了许多日本人？

她

啊，结识了一些，是的……但像你这样的……（断然地）却没有……

他微微一笑。神情快活。

他

我是你平生第一个日本情人？

她

是的。

能听见他的笑声。她在梳洗中又走了出来，并（一板一眼地）说：

她

广——岛。[我必须闭上眼睛才能回忆起来……我想说，在来这里之前，我在法国是怎样记起广岛的，我那时想起了它。伴随着回忆，总是有一个相同的经历。]

他垂下眼睛，十分平静。

他

那时候，全世界的人都欢欣雀跃，你也和全世界的人一样高兴吧。

用同样的语气继续说。

他

我听说，那天在巴黎是一个美妙的夏日，不是吗？

她

是的，那天天气很好。

他

当时，你多大？

她

二十岁。你呢？

他

二十二岁。

她

年龄相当，是吧？

他

总之，差不离。

她穿好衣服走了出来，此时，她正在把护士帽戴正（因为她就是以红十字会护士的身份出现的）。她猛地蹲在他身旁，或躺在他身旁。

开始日常的对话。

她

你，你平时干什么呢？

他

搞建筑。也搞政治。

她

啊，就因为这个缘故，你的法语才讲得那么好？

他

正是如此。就是为了阅读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书。

他们放声大笑。

她并不感到惊奇。要弄清他所搞的政治是绝对不可能的，要不然，她马上会被贴上标签。再说，她也会显得很幼稚。别忘记，只有左派人士才会说出他刚才所说的那番话。

事情必将立即被观众这样理解。尤其在他讲了关于广岛那番话之后。

他

你演的是什么影片？

她

一部关于和平的影片。

假如不是一部关于和平的影片，那你要我们在广岛拍摄什么呢？

许多自行车结队而过，车声震耳。[他们又生欲念。]

他

我想再见到你。

她做了个“不”的手势。

她

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要启程回法国了。

他

真的？你早不跟我说。

她

真的。（稍停）我没必要告诉你。

惊愕之余，他变得严肃起来。

他

就因为这样，你昨天晚上才让我到你房间里来的？……因为这是你在广岛的最后一天？

她

根本不是。我甚至没往那儿想过。

他

你说这话时，我真不知道你究竟是在撒谎还是在说真话。

她

我在撒谎。然而，我说的也是真话。但是，对你，我没有理由撒谎。为什么要撒谎呢？……

他

告诉我……像这类逢场作戏的事……你经常有吗？

她

不那么经常。不过，还是有的。我很喜欢男人……

稍停片刻。

她

你要知道，我的道德观念很成问题。

她微微一笑。

他

你所说的道德观念成问题指的是什么？

语气轻松。

她

怀疑别人的道德。

他大笑。

他

我想再见到你。即便飞机明天早上就起飞。即便你的道德观念成问题。

稍停片刻。爱情复萌的片刻。

她

不。

他

为什么？

她

不为什么。（恼火）

他不再吭声。

她

你不再想跟我说话了吗？

他（稍停片刻后）

我想再见到你。

他们在旅馆的走廊上。

他

你回法国哪儿？去内韦尔吗？

她

不，回巴黎。（稍停）内韦尔，不，我永远不再回内韦尔。

他

永远不回？

他这么说时，她做了个鬼脸。

她

永远。

脱口而出。

[内韦尔是让我伤心的一座城市。]

[内韦尔是我不再喜欢的一座城市。]

[内韦尔是使我害怕的一座城市。]

她似乎投入进去了，又补充说。

她

我一生中最年轻的时候是在内韦尔。

他

年轻时——在——内——韦——尔。

她

是的。年轻时在内韦尔。然而，在内韦尔曾一度发疯。

他们在旅馆前踱来踱去。她在等候来接她去和平广场的汽车。旅馆前是一条大街。街上行人稀少，但来往的汽车驶过，根本不停。

车声轰鸣，对话几乎是喊出来的。

她

你瞧，在这个世界上，内韦尔是我最魂牵梦萦的城市和对象，我连晚上做梦也最经常梦见它。同时，它却是我最少想念的事物。

他

你在内韦尔发疯是怎么回事？

她

你知道，疯狂就同智慧一样。是解释不清的。完全跟智慧一样。它一旦落在你身上，就占满了你的身心，那时，你就理解了它。但是，当它离开了你，你压根儿就再也理解不了它喽。

他

你那时候很凶狠吗？

她

我发疯时就是挺凶狠的。我那时真是凶疯了。我觉得可以以凶狠来干一番事业。我失去了理智，光知道凶狠待人。你明白吗？

他

明白。

她

你的确也该懂得这种事。

他

你再也没有重新犯病吗？

她

没有。已经结束了（很低声）。

他

是战争期间发生的事吗？

她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

稍停片刻。

他

这是战后法国人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的一部分？

她

是的，可以这么说。

他

你那疯病是什么时候治好的？

声音太低，仿佛早就应该这么说：

她

慢慢好起来的。后来，当我有了孩子……病也就不可避免地好了……

汽车声由强到弱，恰好同话语的重要性成反比。

他

你说什么？

扯着嗓门喊，仿佛说不上来似的。

她

我说，慢慢好起来的。后来，当我有了孩子……病也就不可避免地好了……

他

我真想同你一起到某个地方待上几天。就那么一次。

她

我也这么想。

他

今天再见到你也谈不上是重逢。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再见面，并不是朋友叙旧。我希望与你再相聚。

她

不。

她在他面前站住，一动不动，沉默不语，神情固执。

他差不多同意了。

他

好吧。

她笑了，但有点勉强。

她流露出怨恨情绪，虽然很轻微，但很真实。

出租车驶来。

她

那是因为你知道我明天要动身了。

他跟她一起笑了，但笑得不如她厉害。笑声收起，稍停片刻。

他

可能是出于这一原因。但这毕竟是理由之一，不是吗？一想到几个小时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永远也见不到你了……我……

汽车驶抵，停在十字路口上。她做了个手势，示意马上就来。她从容不迫，瞅着日本人，说：

她

不。

他目送她离去。也许在微笑。

第三部

下午四点钟。广岛和平广场。一群扛着摄影机、聚光灯和反光屏的电影技师结队远去。一些日本工人在拆卸刚用来当作电影最后一组镜头的背景的主席台。

一点重要说明：人们将总是远远看见技师们，却始终不知道他们在广岛拍什么影片。大家总是只看到工人们正在拆卸的电影布景。[也许，至多只知道片名。]

置景工们扛着用日语、法语、德语等各种文字写就的“广岛惨剧永不重演”的标语牌，走来走去。

工人们正忙于拆卸观礼台和取下标语。我们重又在布景棚里看到那个法国女人。她在睡觉。头上戴的护士帽半歪着。她伸着身子躺着，脑袋[靠在一块拍电影时用过的大标语牌的支柱上][上面盖着某件东西或藏在看台的阴影处]。

大家都明白，他们刚在广岛拍好一部颇有教益、关于和平的影片。它未必是一部荒唐可笑的影片，只不过是一部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影片而已。人群从刚拍好影片的广场旁走过。这股人流对拍片无动于衷。除了几个孩子，没有人围观，广岛的居民对拍摄有关广岛的影片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然而，一个男人路过此地，他停住脚步，东张西望。此人便是我们刚才在法国女人所住的旅馆房内看到的那个日本男人。

日本男人走到护士身旁，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睡觉。日本男人的目光久久盯在她身上，末了，这逼视的目光把她弄醒了。

在这场戏里，观众也许会看到一些细节。譬如，远处有一座工业馆的模型。[一个被日本游客围住的导游]，[一对身穿白色衣服的因战争而致残的伴侣伸着脑袋在哀求施舍]，[有一家人在街角起劲地聊天]……

她醒了。倦意已消。观众一下子又堕入他们俩的私人故事里。这私人故事总是把必然带有论证色彩的广岛故事压倒。

她站起身，朝他走去。他们相视而笑，但适可而止。然后，他们重又变得神色严肃。

他

在广岛，要重新找到你真是易如反掌。

她面露幸福的笑容。

稍停片刻。他重又注视她。

两名或四名工人扛着一幅放得很大的照片从他俩中间走过，那是影片《广岛儿童》的一张巨幅剧照，剧照上展示出母亲被炸死，男孩正在硝烟滚滚的广岛的废墟上嚎啕大哭的场景。他们没去看这幅被人扛走的剧照。另一幅展现爱因斯坦伸舌头的照片闪过。它紧跟在那幅母子受难的剧照后面。

他

拍的是一部法国影片？

她

不，是一部国际性影片。有关和平的影片。

他

拍完了吧。

她

对我来说，是的，我的戏拍完了。他们还要拍些群众场面……还有不少肥皂广告片要拍。那……也许是努力地……

他对自己在这方面所持的观点十分自信。

他

不错，是在努力地表现。这里，在广岛，大家对和平题材的电影决不会掉以轻心。

他朝她转过身去。那几张剧照已完全在眼前消失。他们本能地相互靠拢。她重新戴正那顶打盹时弄歪的护士帽。

他

你累吗？

她撩人而又温柔地瞅着他。带着一丝明显的苦笑说：

她

跟你一样。

他带着无庸置疑的神情盯视她，对她说：

他

我想到了法国的内韦尔。

她莞尔而笑。他补充道：

他

我也想念你。

他又补充道：

他

你依旧乘坐明天的班机回国吗？

她

还是明天的班机。

他

非得明天走？

她

是的。拍片进度已经耽误了。家里人在巴黎等我已有一个月了。

她盯着他的面孔。

他慢慢地摘掉她的护士帽。（或者，她浓妆艳抹，唇膏颜色那么深，以至双唇显得发黑。或者，她略施脂粉，阳光下，显得面无血色。）

男人的举动很放肆，也很从容。观众想必会感受到与影片开始时一样的色情冲击。她和昨晚在床上一样披头散发地出现在画面上。她任凭他摘掉她的帽子，由他摆布，就像她昨晚听凭自己做爱那样。（这里，让她有一种色情方面的官能作用。）

她双目低垂，令人难以理解地撅着嘴，拨弄着地上的某个东西。

她抬起头盯着他。他非常缓慢地说话。

他

你使我产生十分强烈的爱的欲望。

她并没有立即回答。她垂下眼帘，这番话引起她内心的纷乱。是和平广场的那只猫在她脚跟前玩儿吗？她低垂着双目，也十分缓慢（同样缓慢）地说话。

她

总是……萍水相逢的……爱情……我也一样……

一样特殊的、性质不明的东西在他们之间闪过。我看见一个形状清晰的木框（与原子弹有关？），但完全说不上其用途。他们并不去看它。他说：

他

不。并不总是那么强烈的。这你知道。

远处传来一阵阵喊叫声。然后是儿童的歌声。然而，他们并不因此而分心。

她做了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用“不得体的”也许更确切）鬼脸。她又抬起眼睛，但这一次是抬头望天。然后，她擦擦满是汗水的额头，再一次说出令人费解的话来。

她

好像天黑之前要下雷雨了。

我们看到她所看见的天空。乌云滚滚……歌声清晰。然后，游行（开始）收场。

他们向后退。她站在他的前面（姿势就像杂志上的妇女一样），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他的脸贴着她的头发。当她抬起头来，正好看到他的脸。他将试图拉她远离游行队伍。她会抗拒。但是，她几乎“不由自主”地同他一起走开。然而，看见一群儿童，她[干脆停住脚步，仿佛入了迷]。

举着标语牌的年轻人的队伍。

第一组标语牌

第一块标语牌：如果一枚原子弹相当于两万枚普通炸弹。

第二块标语牌：如果氢弹的杀伤力相当于原子弹的一千五百倍。

第三块标语牌：那么，目前世界上所制造的四万枚原子弹和氢弹相当于多少？

第四块标语牌：如果在地球上扔下十枚氢弹，人类历史就要倒退到史前时代。

第五块标语牌：四万枚氢弹和原子弹意味着什么？

第二组标语牌

一，这种不可思议的成果归功于人的科学才智[1]。

二，遗憾的是人的政治才能比其科学才智差一百倍。

三，我们已落到了无法赞赏人的地步。

[或者，第二组标语牌

第一块标语牌：一张蚂蚁的照片。我们不怕氢弹。

第二块标语牌：这是欧洲一亿六千万工会会员的呐喊。

第三块标语牌：这是广岛十万名遇难者的呼声。]

妇女、男人跟随着引吭高歌的儿童。

狗儿在儿童身后奔跑。

猫儿蹲在窗台上。（和平广场的那只猫已经对游行习以为常，正在呼呼大睡。）

一组组标语牌。

所有的人都热得要命。

游行队伍的上方，天空阴沉沉。太阳被乌云遮住。

儿童人数众多，个个长得俊美。他们感到很热，却依然怀着童贞的赤诚引吭高歌。那个日本男人不可抑制地，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把法国女子朝游行队伍的[同一方向]或[反方向]推去。

法国女子[见到列队游行的儿童时]闭上眼睛，发出一声呻吟。随着这声呻吟，日本男子像窃贼似的很快说：

他

我不愿去想你明天就要启程。我觉得，我爱上了你。

法国女子继续发出呻吟，以至这连续的呻吟变成受爱情煎熬的呻吟。日本男子把嘴伸进她的头发中，悄悄地咬她的发丝。搭在肩上的手越捏越紧。她慢慢睁开眼睛。

游行在继续。

儿童们满脸涂着白粉。汗水在滑石粉上凝成晶莹的珍珠一般。其中两名儿童在争夺一只橘子。他们怒气冲冲。

她

[为什么把孩子们的脸涂成这个模样？]

他

[为了使广岛的孩子们彼此相像。]

[这些话是针对孩子们说的。]

[（或把日本人说的话打成字幕。）呼口号声。]

她

[为什么？]

他

[因为被烧伤的广岛儿童都相像得如出一辙。]

一名假扮成被烧伤的人走过，他大概在影片中扮演角色。他脸上的白粉已脱落，随着汗水融化在颈脖上。这模样令人恶心，非常可怕。

他们摇着头，相对而视。他说：

他

你再跟我去一次吧。

她没有回答。

一名动人的日本女子经过。她坐在一辆彩车上。几只鸽子从她黑色上衣里（乳房隆起部位）[2]展翅飞出。

他

回答我。

她不予回答。他俯下身来，在她耳边问：

他

你害怕了？

她微微一笑。摇头否认。

她

不。

[猫儿看见鸽子从女人的上衣飞出，蠢蠢欲动。]

孩子们稚气的歌声在继续回荡，但已渐渐减弱。

一名女辅导员在斥责那两名争夺橘子的儿童。大的那个夺过橘子，小的那个则放声痛哭。那个大孩子开始吃橘子。

这些镜头都要比一般的镜头持续得久些。

在那个哭哭啼啼的孩子身后，来了五百名日本大学生。显得十分拥挤，秩序混乱，有些令人厌倦。他趁着这一阵新的混乱，把她拉过来紧贴在自己胸前。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忧伤的神色。他看着她，而她则看着游行队伍。观众想必会感觉到这游行队伍夺走了他们剩余的时间。他们彼此不再说任何话。他握住她的手。她听任他摆布。他们逆着游行队伍的人流挤出去。最后，不见他们的身影[3]。

我们重又看到她站在一栋日式住宅的一个大房间中央。百叶窗已放了下来。光线柔和。继游行时所感受的炎热之后，这里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住宅很现代化。房间里放有椅子等家具。

法国女人像客人似的站在那里。她几乎是心慌意乱的。他从房间尽头向她走来（我们可以假设他刚关上门，或者刚从车库走来。这一细节无关紧要）。他说：

他

请坐。

她并没有坐下。他们俩仍然站着。我们感到，在他们之间，情欲暂时受到爱情的阻碍。他面对她站着。他在这种状态下，几乎显得笨拙。他这种举动与一个男人碰上意外好事时的所作所为正好相反。

她发问，但只是为了找话说：

她

你独自一人住在广岛吗？……你的妻子，她在哪儿？

他

她在温泉那儿，在山上。我现在只身一人在这里。

她

她什么时候回来？

他

这几天。

她继续低声说，仿佛在旁白。

她

你的妻子，她长得怎么样？

他瞅着她，故意说。

（在这里，说话的语调不是什么问题。）

他

很美。我是个跟妻子在一起过得很幸福的男人。

稍停片刻。

她

我也是个跟丈夫在一起过得很幸福的女人。

这句话是怀着真挚的激情说的，但这种情绪瞬间就被掩饰起来。

他

……这原本就很容易理解的。

（这时，电话铃响。）

他走到她身旁，就像朝她扑过去似的。她见他疾步朝她走来，说：

她

你下午不工作吗？

他

是的。事情很多。尤其是在下午。

她

这真是个荒诞的故事……

就好像她在说“我爱你”。

他们在电话铃声继续响的时候亲吻。

他不去接电话。

她

你是为了我而耗费了这一个下午的时间？

他始终不去接电话。

她

可是，你说，这会有什么结果呢？

在广岛。[他们俩一丝不挂，一起躺在一张床上。]室内的光线已经变换。做爱之后。一段时间已经过去。

他

你在战争时期爱上的那个男人是法国人吗？

在内韦尔。一个德国人在暮色中穿过广场。

她

不……他不是法国人。

在广岛。性爱得到满足后，她极其疲乏，摊手摊脚地躺在床上。投在他们身上的光线更暗了。

她

是的，那是在内韦尔。

在内韦尔。几个表现在内韦尔的爱情镜头。骑着自行车飞驶。树林。几处废墟，等等。

她

我们先是在谷仓会面。后来在废墟中相会。再后来在房间里。反正处处都去。

在广岛。房间里的光线更暗了。我们又看到他们几乎是平静的拥抱姿势。

她

然后，他死了。

在内韦尔。几个内韦尔的镜头。一条条河流。一段段堤岸。迎风摇曳的白杨树，等等。

阒无人迹的堤岸。

花园。

现在，在广岛。我们[几乎在苍茫的暮色中]重又看到他们。

她

我那时十八岁，他二十三岁。

在内韦尔。夜里，在一间小木屋里，举行内韦尔式的“婚礼”。

（在内韦尔的镜头一一映出时，我们只是让她回答。向她提的问题都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

内韦尔的镜头，答话，总是贯串一起。内韦尔的镜头证实她的回答。末了，她平静地说：

她

为什么不讲点别的，光讲他？

他

为什么不呢？

她

不。为什么？

他

由于内韦尔，我才能开始了解你。因此，我在你一生所经历的成千上万件事情中选择了内韦尔。

她

像选择其他事物一样？

他

是的。

能看出他在撒谎吗？只不过是怀疑而已。她变得几乎粗暴了，一心想寻找能说的话题（这时有些犯疯）。

她

不。这决非偶然。（稍停）。你应该告诉我为什么。

他可以回答如下（对于影片来说，这一点很重要）。或者：

他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你当时如此年轻……年轻得你还没有确切地属于哪个人。我喜欢这样。

或者：

她

不，不是这么回事。

他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以为，我险些……失去你……而且。我很可能永远也不认识你。

或者：

他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你大概已经开始成为今天的你了。

（在上述三句接话中选择一句，或者三句全用[4]，具体用法可根据床上的性爱动作而定，或三句接连使用，或分开使用。我更喜欢后一种办法，假如这样做不会使这场戏过于冗长的话。）

[内韦尔的镜头最后一次连续展现。这些画面以故意平庸的方式接二连三地映出。同时，这些画面又让人害怕。]

镜头最后一次重又回到他们身上。[天色已黑。]她说话。她大声喊叫。

她

我要离开这里。

与此同时，她几乎野蛮地紧紧抓住他不放。

他们穿好衣服，待在刚才的房间里。现在，这房间已被照亮。他们两人都站着。他平平静静地说……

他

现在，在你临走之前，我们只有消磨时间了。离飞机起飞还有十六个小时。

她心烦意乱，苦恼地说：

她

时间太长了……

他温柔地回答：

他

不。你不必害怕。

[1] Inteligence：雷乃故意犯的遗漏错误。（正确的拼写应为Intelligence。）——原注

[2] 雷乃则选用了一只花球。——原注

[3] 雷乃让他们“消失在人群中”。——原注

[4] 雷乃选择了把三句接话全都用上，而不是在三句中选用一句。——原注

第四部

在广岛，夜幕降临，河面上泛起一道道波光。

河水随着潮汐在不同时辰涨落。人们有时沿着泥泞的河岸观赏潮水缓慢上涨的景色。

一家咖啡馆面对着这条河。这是一家现代化的咖啡馆，因装有巨大的落地窗而显得很有美国特色。当顾客坐在咖啡馆深处时，就看不见河岸，只能看见河身。河口的轮廓隐隐约约，模糊不清。广岛就在那儿告终，太平洋就在那儿开始。咖啡馆里有一半位置空着。他们在店堂深处的一张桌旁面对面地坐着，或脸贴脸，或额碰额。刚才画面隐没时，他们因想到离永别还剩十六小时而忧伤。现在，我们又在画面上看到他们时，他们几乎是喜气洋洋的了。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发生了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呢？就是内韦尔又成为他们的话题。他在这种热恋的姿态中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他

在法语里，内韦尔这个词没有任何别的含义吗？

她

没有任何含义。没有。

他

如果我们俩相爱，那你在内韦尔的这个地下室里会感到冷吗？

她

我会感到冷的。在内韦尔，地下室都很冷，无论夏天还是冬天，都很冷。这座城市是沿着一条被人叫做卢瓦尔的河流而筑起的。

他

我无法想象内韦尔的样子。

内韦尔的镜头。卢瓦尔河的镜头。

她

内韦尔是座小城。只有四万居民。建造得像座首府——（但是）连一个小孩也能环城走上一圈。（她挪开身去。）我在内韦尔出生（她喝酒），我在内韦尔长大。我在内韦尔念书。我就是在那儿度过了二十个春秋。

他

那么，卢瓦尔河呢？

他双手捧着她的头。

内韦尔的镜头。

她

那是一条压根儿不能通航的河流。由于水流曲折，沙洲众多，河面上总是空荡荡的。在法国，卢瓦尔河被视为一条非常美丽的河流，尤其是因为水光柔和……那光线是那么柔和，要是你知道就好了。

心醉神迷的语调。他松开捧住她脑袋的手，专注地聆听着。

他

你在地下室的时候，我已经死了？

她

你已经死了……而且……

内韦尔：德国男子在堤岸慢慢地死去。

她

……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

她

地下室是很小的。

为了用手比划地下室有多小，她把贴在他面颊上的脸庞移开。然后，她继续说下去，她的脸虽然和他的脸靠得很近，但已不再紧贴了。没有任何一句咒语。她热切地向他诉说。

她

……非常小。

她

《马赛曲》的歌声从我头顶飘过……这歌声……震耳欲聋……

她在（广岛）这家咖啡馆里捂住耳朵。突然，咖啡馆里一片深深的寂静。

内韦尔的地下室。丽娃鲜血淋淋的双手。

她

在地下室里，我的双手变得毫无用处。它们在墙上搔。它们在墙上刮破了皮……直到出血……

内韦尔某处，一双血淋淋的手。镜头一转，放在桌子上的双手，完好无损。

在内韦尔，丽娃在舔自己的血。

她

……这就是我惟一能找到的可做的事，为了使自己好过些……

她

……也是为了记住……

她

……自从我尝过自己的血之后，我就喜欢血了。

她在诉说时，他们很少四目相视。他们都看着内韦尔。他们俩好像被内韦尔迷住了心窍。桌上有两只玻璃杯。她贪婪地喝酒。他则慢慢地啜着。他们的手都放在桌上。

内韦尔的镜头。

她

所有的人都在我的头上肆意践踏。当然……看到的不是天空……我看见这个社会在走动。平日里，他们疾步行走。星期天就缓缓而行。他们不知道我在地下室里。他们把我当作死人，远离内韦尔的死人。我父亲宁愿我死掉。因为我已名誉扫地，我父亲巴不得我死掉。

内韦尔：父亲，内韦尔的一名药剂师，站在他开的那爿药店的玻璃窗后面。

他

你在喊叫？

内韦尔的房间。

她

起初没有，我没有喊叫。我轻轻地呼唤你。

他

可是，我已经死了。

她

我还是在呼唤你。即便你已经死去。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大喊大叫起来，像个聋子似的，拼命喊叫。于是，他们就把我关进地下室里。为了惩罚我。

他

叫喊些什么呢？

她

你的德国名字。只喊你的名字。我只记得一件事，那就是你的名字。

内韦尔的房间，无声的喊叫。

她

我答应不再喊叫。于是，他们把我扶回到楼上我的房间里。

内韦尔的一间卧室。她躺在床上，蜷起一条腿，怀着情欲。

她

我需要你，我无法忍受这种需要的煎熬。

他

你害怕吗？

她

我害怕。在任何地方。在地下室里。在房间里。

他

怕什么？

内韦尔房间天花板上的斑点，内韦尔种种令人恐怖的东西。

她

怕再也见不到你，永远，永远见不到你。

像这场戏开头那样，他们重又互相贴近。

她

一天，我刚满二十岁。那时，我在地下室里。我母亲来告诉我，说我二十岁了。（稍停，仿佛为了回忆。）我母亲哭了。

他

你往你母亲脸上吐唾沫了？

她

是的。

（仿佛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

他移开身子。

他

喝吧。

她

好的。

他端起杯子，喂她喝。她由于不断地回忆，神色一直显得很惊惶。突然脱口而出：

她

后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要鼓励她说下去，便启发她。

他

内韦尔的地下室都很陈旧，很潮湿……你刚才说……

她不知不觉中了圈套。

她

是的。到处是墙硝。[我变成了一个傻瓜。]

她把嘴贴在内韦尔地下室的墙上，啃着墙。

她

有时，一只猫进来张望。这倒没什么了不得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一只猫钻进内韦尔的一间地下室里，瞅着这个女人。

她补充说。

她

后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

有多长时间？

她还没有摆脱她的思绪。

她

永无止境。（明确地说。）

某个人，一个孤单的男人，把一张法国风笛舞曲的唱片放在自动唱机上。为了使遗忘内韦尔的奇迹延续下去，为了使任何事情都不“变质”，日本人把自己杯里的酒倒进法国女人的杯里。

在内韦尔的一间地下室里，猫的眼睛和丽娃的眼睛闪闪发光。

当她听到风笛舞曲唱片的音乐时（醉了或疯了），她又笑又叫。

她

啊！曾几何时我是多么年轻啊。

她几乎刚摆脱了内韦尔，却又让自己的思绪回到内韦尔上去。她着了魔（这里，形容词的选择是可以多样的）。

她

夜里……我母亲扶我到花园里。她瞅着我的脑袋。每天夜里，她都要仔细瞅我的脑袋。她还不敢靠近我……只是在夜里，我才能看看广场，于是，我就看呀看。广场大极了（做手势）！广场中央往下凹[像个湖泊]。

内韦尔地下室的气窗。透过气窗，看得见自行车的轮子像彩虹般在内韦尔黎明的曙光中驶过。

她

我只是在黎明时才有睡意。

他

有时下雨吗？

她

……雨顺墙而下。

她在寻找，她在寻找，她在寻找。

她

我想念你。但是，我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几乎带有恶意。）

他们重又互相靠近。

他

疯了。

她

我爱你爱得发疯。（稍等片刻）我的头发重新长出来了。每天，我用手摸，感觉得出。我无所谓。可是，我的头发毕竟又长了出来……

在内韦尔，丽娃躺在床上，一只手伸进自己的头发里去。

她把双手伸进头发里。

他

你在被关进地下室之前喊叫吗？

她

没有。我毫无感觉。

在广岛，他们脸贴脸，眼睛半闭着。

她

[他们都很年轻。这是一帮没有想象力的英雄好汉。]他们仔细地把我的头发剃得精光。他们认为，把女人的头发好好剃光是他们的责任。

他

我心爱的，你为他们感到羞耻？（说得很干脆。）

剃发的镜头。

她

不。你死了。我只顾着内心的痛苦。夕阳西下。我只注意到我头顶上剪刀的声音（这句话是不动声色说的）。这稍许减轻了……因你的死亡而给我带来的痛苦……就像……

……就像……啊！瞧，我无法向你表达清楚。就像用指甲抠墙能稍许平息些心头的怒火一般。

在广岛，她狂热地依偎在他怀中，继续往下说。

她

啊！多么痛苦。我内心是多么痛苦。真是不可思议……全城百姓都在唱《马赛曲》。夕阳西下。我那死去的爱人是法国的敌人。有人说，应该把这个女人扭到城里游街。我父亲的药店因为我伤风败俗而关闭。我孤独无依。有些人耻笑我。夜里，我才游完街回到家里。

内韦尔广场上的场面。想必她正发出无声的叫喊，但从她的口型来看，人们分辨得出，这喊声如同世界上的孩子们用各种语言呼唤母亲的喊声：妈妈。他一直紧挨着她。握住她的双手。

他

后来，我亲爱的，有一天，你终于摆脱了无休无止的痛苦。

内韦尔的卧室。

丽娃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把东西掀翻。如困兽犹斗，野性大发。

她

是的，那是个漫长的过程。

有人告诉我，说我经受了很长时间的磨难。

无论冬夏，每天傍晚六点钟，圣艾蒂安教堂的钟声响起。一天，真的，我听见了钟声。我记得从前我曾听见过这钟声——从前——就是我们相爱的时候，在我们幸福的时候。

我开始看见东西了。

我记得从前我曾看见过——从前——就是我们相爱的时候，在我们幸福的时候。

我记得。

我看见墨水。

我看见白天。

我看见我的生命。你的死亡。

我那在继续的生命。你那在继续的死亡。

内韦尔的卧室和地下室。

现在，阴影笼罩卧室墙角的速度已经不那么快了。阴影笼罩地下室墙角的速度已经不那么快了。推迟到六点半左右了。

冬天过去了。

稍停片刻。在广岛。

她浑身颤抖。

她抽回身子，不再贴着他的脸。

她

啊！真可怕。我对你的记忆开始淡漠了。

他端起杯子，让她喝酒。她被自己吓着了。

她

……我开始忘记你。我因为忘却如此深沉的爱而颤抖不已……

……还要（喝酒）。

她东拉西扯地说。这一次。独自回忆。已无法驾驭她了。

她

我们本该中午在卢瓦尔河畔相会的。我应该同他一起回国的。

当我中午赶到卢瓦尔河畔时，他还没有完全死去。

有人从花园里朝他开了冷枪。

内韦尔的那座河滨公园。

她神志混乱，不再看他。

她

我在他的尸体旁守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有人来收尸，把他装上一辆卡车。就在那天夜里，内韦尔解放了。圣艾蒂安教堂的钟声响了……响了……他在我的身体下面渐渐变冷。啊！他临终的时间可真长啊！什么时候断气的？我也说不准。我趴在他身上……是的……我真的忽略了他去世的时间，因为……因为即使在当时，即使在事后，是的，即使在事后，我可以说，我压根儿就感觉不出他的尸体和我的身体有一丝一毫的区别……我只觉得这尸体和我的身体出奇的相像……你明白吗？那是我的初恋……（喊叫）

日本人给了她一个耳光。（或者也可以用，他使劲捏她的双手。）她表现出好像不知道这种疼痛究竟从何而起的样子。但是，她很快清醒过来。而且，显得好像懂得这种疼痛是有必要的。

她

后来，有一天……我又大喊大叫起来。于是，他们就把我关进地下室里。

她的声音恢复了原来的节奏。

（这里，整场玻璃球的戏：玻璃球滚进地下室，她拣了起来，玻璃球热乎乎的，她把它捏在手里，等等，然后，她把玻璃球还给外面的孩子，等等。）

她

……它是热乎乎的……

他不知其所以然，让她讲下去。她继续说。

她

（稍停。）我想，我就是那时候摆脱了心中的恶意。

稍停片刻。

我不再大喊大叫了。

稍停片刻。

我变得有理智了。大家都说：“她变得有理智了。”

稍停片刻。

一天夜里，是节日的夜晚，他们把我放了出来。

河畔，内韦尔的黎明。

在卢瓦尔河畔。正值黎明时分。人们在过桥，过桥的人数在不同时辰时多时少。远处，阒无人影。

夜里，内韦尔的共和广场。

她

过不多久，我母亲跟我说，我应该趁着夜色到巴黎去。她给了我钱。我就在夜里骑上自行车，动身到了巴黎。

那是夏天。夜色迷人。

两天后我抵达巴黎时，广岛的名字已出现在所有的报纸上了。这时，我的头发已经长得够体面了。

我和别人一起走在街上。

有人重又把那张风笛舞曲的唱片放在自动唱机上。

她仿佛如梦初醒似的补充说。

她

十四年过去了。

他替她斟酒。她喝酒。表面看来，她又变得十分平静。他们摆脱了对内韦尔艰难岁月的回忆。

她

我甚至记不清楚那双手了……痛苦嘛，我还记得一点儿。

他

今天晚上吗？

她

是的，今晚我想起了这些事。但是，有朝一日，我将不再记得往事。压根儿不记得。什么都不记得。

这时，她朝他抬起头。

她

明天这个时候，我将同你相隔万里。

他

你丈夫，他知道这件事吗？

她犹豫片刻。

她

不知道。

他

那么，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她

是的。

他从桌旁站起身，抱住她，硬是把她拉起来，不顾一切地紧紧搂住她。周围的人看着他们俩，茫然不解。他欣喜若狂。放声大笑：

他

只有我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与此同时，她闭上眼睛。她说：

她

别说了。

她更紧地依偎着他。她抬起手，轻轻地用手抚摸他的嘴唇。她几乎沉浸在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中，说道：

她

啊！有时候，跟某个人在一起有多好呀。

他们十分缓慢地分开。

他

是的（说这句话时，她的手指正放在他的嘴唇上）。

[在唱机上转动的唱片所播放的风笛舞曲的乐声，突然降低了音量。]某处的一盏灯灭了。或许是河岸上的灯，或许是酒吧间里的灯。

她惊跳起来。她把放在嘴唇上的手抽了回来。他并没有忘记时间。他说：

他

再谈谈吧。

她

好吧。

她寻找话题。但说不出什么来。

他

说呀。

她筋疲力尽地说：

她

[我曾有幸被搞得名誉扫地。剃刀在我的头上，而从这愚蠢的行为中，我获得了非凡的智慧……]

我甘愿经历了这一时刻。这一无可比拟的时刻。

他仿佛从眼前的时光退隐，说：

他

几年后，当我把你淡忘时，当类似这样的艳事又出于习惯势力发生时，我将缅怀你，就像怀念被遗忘的爱情那样。当我想起遗忘的可怕时，我将会想起这段艳事。我现在就知道我会那样做的。

一些顾客走进咖啡馆。她看着他们，（重又怀着希望）询问：

她

在广岛，这种夜生活永无休止吗？

他们进入最后一场戏。不过，她是不由自主地问。而他却答以谎话。

他

在广岛，这种夜生活永无休止。

她莞尔一笑。她带着忧伤的微笑，极其温柔地说（样子很可爱）：

她

我多喜欢这样……喜欢这种无论白昼还是黑夜总有人醒着的不夜城……

酒吧间老板娘灭了一盏灯。唱片放完了。他们几乎置身于半明半暗的微光中。在广岛，咖啡馆营业到很晚，然而，不可避免的打烊时间已到。

他们俩都垂下眼帘，仿佛感到极为害羞。因为，这个循规蹈矩的世界不可能包容他们这种风流韵事，他们被这个世界拒之门外。反抗是不可能的。

她猛地一下子全明白了。

他们重新抬起眼帘时，他们反而微笑了，确切意义上来说，是“为了不要落泪”。

她站起身。他并没有做出任何想要留住她的举动。

他们走了出来，在茫茫黑夜中，站在咖啡馆门前。

她站在他面前。

她

有时候，应该尽量不要去想尘世给人造成的困难。要不然，这个世界就完全会变得令人窒息。

（最后这句话是“有气无力”地说出来的。）

咖啡馆里近在咫尺的最后一盏灯熄灭了。他们垂下眼睛。[一艘汽艇逆流而上，向海洋方向驶去，轰隆隆的鸣声使人联想起飞机的马达声。]

她

离开我吧。

他走开身去。看着远处天际，他说：

他

天还没有亮……

她

没有亮。（稍停）很可能，我们死之前再也不会见面了，对吗？

他

是的，很可能。（稍停）除非，有朝一日，也许，战争……

稍停片刻。

她应声回答。语气中带有讥讽意味。

她

是的，战争……

第五部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看见她在街上。她走得很快。

接着，我们看见她出现在旅馆的大厅里。她拿着一把钥匙。

接着，我们看见她出现在楼梯上。

然后，我们看见她打开房门。走进房里，突然站住，仿佛面对着万丈深渊，或仿佛有人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她抽身退了出来。接着，我们看见她轻轻地关上房门。

上楼梯，下楼梯，再上楼梯，等等。

她往回走。在走廊里徘徊。绞着双手想办法，但又想不出来。突然，重新回到房间里。这一次，她容忍了房里的景象。

她朝洗脸池走去，把脸浸在水里。我们听见她第一句内心独白。

她

你自以为知道，其实不然。永远不会知道。

她

[牢记时间的确切持续期限。弄清时光有时怎样过得飞快，接着又毫无意义地过得很慢，而且，还得忍受它的忽快忽慢，这无疑也算是学到了知识（这段话说得断断续续，不时重复，而且还不大连贯）。]

她

她曾经在内韦尔有一个年轻的德国情人……

我们将要到巴伐利亚去，我的爱，而且我们将要结为夫妻。

她永远也没有去成。（她照镜子。）

让那些从未去过巴伐利亚的人斗胆同她谈论爱情吧。

你当时并没有完全死去。

我向别人讲述了我们的故事。

我今天晚上同这个陌生人一起欺骗了你。

我讲述了我们的故事。

瞧，这件事是可以对别人叙述的。

十四年了，我对不可能的爱情……已经找不到感觉了。

自从离开内韦尔以来。

瞧我把你忘得一干二净……

——瞧我把你忘得一干二净。

看看我吧。

[从敞开的窗户望去，我们看见重建的广岛，安睡的广岛。]

她猛然抬起头，在镜子里看见自己湿淋淋（好像泪水流淌）的脸，那张变得衰老、憔悴的脸。这一次，她对自己的模样感到恶心，不觉闭上了眼睛。

她擦干脸，匆忙离去，重又穿过大厅。

我们又看见她坐在长凳上，或坐在一堆砾石上，或坐在离刚才他们一起待过的咖啡馆有二十来米远的地方。

餐厅的灯光（餐厅）映入她的眼睛。这个餐厅很普通，几乎空无人影，他已经离开餐厅。

她（躺在或坐在）石堆上，继续注视着咖啡馆。（这时，酒吧间里只有一盏灯亮着。刚才他们一起在里面坐过的那间厅堂已关门。这间厅堂，通过酒吧间的玻璃门，得到一道微弱的反射光线，这朦胧的光映在陈设的桌椅上，投落下一堆影子，有的清晰，有的虚幻。）

[酒吧间里的最后几位顾客，在灯光和坐在砾石堆上的法国女人之间，组成了一道屏障。因而，随着这些顾客的来回走动，她的身影时而从暗处转到亮处。然而，她继续在暗处瞅着他已离去的那个地方。]

她闭上了眼睛。然后，她又睁开。别人以为她在打瞌睡。但是，她没有在瞌睡。她睁眼时，像一只猫那样突然睁开。我们听到她内心独白的声音：

她

我将留在广岛。每天夜里和他在一起。在广岛。

她睁开眼睛。

她

我将留在这里，这里。

她收起注视咖啡馆的目光，环顾四周。突然，她做了个非常孩子气的动作，把身子尽可能地缩成一团。她双手抱头，双腿蜷起。

日本人走到她身旁。她看见他，却并不动弹，没有反应。他们开始对“对方”显得不在意。毫不惊奇。他在抽烟。他说：

他

留在广岛吧。

她“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她

当然，我将和你一起留在广岛。

她（像孩子一样）说完这句话，又躺了下去。

她

我是多么不幸……

他靠近她。

她

我压根儿没有料到，你明白……

她

你走开吧。

他一边走开，一边说：

他

我不能离开你。

我们现在又在一条林阴大道上发现他们。时不时有几家灯火通明的夜总会。这条林阴大道笔直地向前延伸。

她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我们随着镜头的推移能看清他们的身影，先看见一个，接着再看见另一个。他们脸上都露出失望的神情。他追上她，温柔地对她说：

他

和我一起留在广岛吧。

她没有回答。然而，我们却听到她几乎大声叫喊的（内心独白的）声音。

她

[我渴望别再有祖国。我将教育我的孩子们要为人凶狠，麻木不仁，聪明伶俐，而且要极度地热爱别人的祖国。]

她

他就要朝我走来，他将搂住我的双肩，他将亲——吻——我……

她

他将亲吻我……而我将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这几个字是在陶醉状态中说出来的。）

镜头又回到他身上。然而，我们发觉他越走越慢，给她稍事思考的时间。他非但不追上来，反而离她越来越远。她头也不回地朝前走。

一连串广岛和内韦尔街道的交替镜头。丽娃的内心独白。

她

我遇见你。

我记得你。

这座城市天生就适合恋爱。

你天生就适合我的身体。

你是谁？

你害了我。

我那时饥不择食。渴望不贞、与人通奸、撒谎骗人，但求一死。

很久以来，一直这样。

我料到，你总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平静地、极其不耐烦地等待着你。

吞噬我吧。按照你的形象使我变样吧，以便在你之后，没有任何人会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欲望。

我的爱，我们将单独相处。

黑夜将永无止境。

太阳将永不升起。

永远，总之，永远不再升起。

你害了我。

你对我真好。

我们将怀着满腔诚意，问心无愧地哀悼那消逝的太阳。

我们将没有别的事情要做，惟有哀悼那消逝的太阳。

时光将流逝。惟有时光流逝而去。

然而，时光也会到来。

时光将到来。到那时，我们将一点儿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使我们俩结合。那个字眼将渐渐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

然后，它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次，他正面朝她走来。这是最后一次。不过，他站在离她较远的地方。从现在起，她是可望不可及的了。天在下雨。在一家商店的挡雨披檐下。

他

也许，你有可能留下吧。

她

你知道得很清楚。欲离不能，欲留更不能。

他

再留一星期。

她

不。

他

三天。

她

这点时间做什么呢？用来活命？还是用来殉情？

他

用来弄清楚该怎么办。

她

这种时间不存在。既没有用来活命的时间，也没有用来殉情的时间。所以，我才不在乎呢。

他

我宁愿你当初死在内韦尔。

她

我也宁愿这样。可是，我没有死在内韦尔。

我们看见她坐在广岛火车站候车室的一条长凳上。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位日本老太太坐在她身旁等车。我们听见法国女人的声音响起（内心独白）：

她

我早已忘却的内韦尔，今晚，我很想再见到你。在好几个月里，当我的身体燃起回忆的激情时，我每天夜里都在把你烧毁。

日本男子像个幽灵似的走了进来，并和老太太坐在同一条长凳上，与法国女人坐的位置正好方向相反。他不看那个法国女人。他的脸被雨水淋湿。他的嘴唇在微微颤抖。

她

当我的身体燃起缅怀你的火焰时，我希望再见到内韦尔……卢瓦尔河。

内韦尔的镜头。

可爱的涅夫勒省的白杨树，我要把你们遗忘。

“可爱的”这个词应该像“爱情”一词那样说出口来。

这廉价的故事，我要把你遗忘。

内韦尔废墟的镜头。

只要一夜远离了你，我就像等待解脱似的等待着天明。

在内韦尔举行的“婚礼”。

一天见不到他的眼睛，她就苦恼得要死。

内韦尔的小姑娘。

内韦尔轻佻的小姑娘。

只要一天碰不到他的手，她就认为堕入情网是多么的不幸。

卑微的小姑娘。

她在内韦尔为爱情死去。

被剃了光头的内韦尔的小姑娘，今晚我要把你遗忘。

廉价的故事。

就像忘记他那样，从你的眼睛开始遗忘。

完全一样。

接着，就像忘记他那样，遗忘将攫取你的声音。

完全一样。

然后，就像忘记他那样，遗忘将渐渐把你全部吞没。

到那时，你将变成一支歌曲。

她

[夏天，将近傍晚七点时，两拨人群安静地在共和大道上交叉，想要购买东西。长发披肩的姑娘们不再做对不起祖国的事情。我想再见到内韦尔。内韦尔。多么愚蠢。]

她

[就是在内韦尔这个地下室里，我对这个男人产生了爱情。我对你产生了爱情。

在“丽日”区里，我对你产生的爱情，作为不得再仿效的例子留在我的记忆中。]

[正因为我的记忆已经被作为不得仿效的例子而留在“丽日”区，所以我一度能随心所欲地爱你。倘若我不曾把这坏得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记忆留在“丽日”区，我也许永远都不敢爱你。“丽日”区，我向你致意，我今晚很想再见到你，“丽日”区啊，多么愚蠢。]

日本男人和她，被坐在中间的这位日本老太太隔开。

他抽出一支烟，微微抬起身子，把那包烟递到法国女人面前。

“敬你一支烟，这就是我现在能为你做的一切，仅此而已，这就像我给任何人，给这位老太太敬烟一样。”她不抽烟。

他向老太太敬烟，并给她点火。

内韦尔的森林在暮色中接连展现。接着是内韦尔的镜头。这时，广岛火车站的高音喇叭在广播：“广岛！广岛站到了！”这声音在内韦尔的画面上响起。

法国女人似乎已经睡着了。两个日本人生怕把她吵醒。他们压低嗓门交谈。

正因为老太太以为她已经入睡，才开口询问日本男人。

老太太

她是谁？

他

一个法国女人。

老太太

出什么事啦？

他

她一会儿就要离开日本。我们快要分手，心里很难过。[1]

镜头一闪，她已不在候车室里。我们在火车站前又见到她。她跳上一辆出租车。汽车在“卡萨布兰卡”夜总会门前停了下来。随后，他也来到夜总会门前。

她独自坐在一张桌前。他走到另一端的一张桌前坐下。

夜将要结束。夜的终止意味着他们将永远分离。

原先已在厅堂里消磨时光的一个日本男人朝法国女人走去，并（用英语）跟她搭讪：

日本人

您一个人吗？

她只是点头作答。[他指着她身旁的那把椅子或高脚圆凳。]

日本人

您愿意和我聊一会儿吗？

夜总会里的客人已寥寥无几，几乎空空荡荡。客人们都感到很无聊。

日本人

这会儿孤身一人在这儿，岂不是太晚了吗？

她让另一个男人接近自己，以便“甩掉”我们认识的那个男人。但是，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是毫无用处的。他已经茫然若失了。

日本人

我可以坐下吗？

日本人

您刚刚游览过广岛了？

他们不时地互相看一眼对方，但看的时间很短，够讨厌的。

日本人

您喜欢日本吗？

日本人

您住在巴黎吗？

天将拂晓，晨光一直在悄悄爬[上玻璃窗]。

内心独白已经停止。

这个素不相识的日本人在跟她说话。她看着另一个。这个陌生的日本人不再对她说话。

而这会儿，那令人可怕的“绝望者的曙光”已透过玻璃窗射了进来。

我们又在旅馆房间的门背后看见她。她一只手捂住胸口。

有人敲门。

她打开门。

他说：

他

我不可能不来。

他们都站在房间里。

他们挨得很近，面对面地站着，但双臂下垂，根本没有接触。

房间里一切原样不动。

烟灰缸都是空的。

天色已经大明。屋里有阳光。

他们甚至连烟也不抽。

床铺原样未动。

他们俩一句话也不说。

黎明的寂静笼罩着全城。他走进房里。远处，广岛还在沉睡。

突然，她坐下身去。

她双手捂住脸，悲叹一声。一声忧伤的哀叹。

她的双眸中反射出城市的亮光。她几乎让人感到局促不安，猛然间，她叫了起来：

她

我将忘掉你！我已经忘掉你了！你看，我竟然忘掉你啦！你看我呀！

他抓住她的胳膊、[手腕]，她面对着他，脑袋往后仰。她非常粗暴地挣脱。

他魂不守舍地扶住她。仿佛她身临险境。

他看着她，她也看着他，好像在看这座城市，而且，突然温柔地呼唤他。

她惊讶地，“远远地”呼唤他。她终于得以把他淹没在完全的遗忘之中。她对此深感惊愕。

她

广——岛。

她

广——岛。这是你的名字。

他们彼此看着对方，却又视而不见。永远不再相见。

他

这是我的名字。是的。

[我们就到此为止，仅此而已。而且，永远停留于此。]你的名字是内韦尔。法——国——的——内——韦——尔。

—完—

[1] 他们用日语对话，电影里并没有把这几句话译成法语。——原注

附录

静夜阐释

（有关内韦尔的注释[1]）

关于德国人死亡的那一幕

他们俩同样被这一事变——他的死亡折磨着。

两个人的心中都没有丝毫愤怒。只是为他们夭折的爱情感到极其悲痛。

同样的痛苦。同样的鲜血。同样的眼泪。

荒诞的战争正不加掩饰地笼罩在他们混为一体的身躯上。

也许可以认为她已死去，因为他的死亡使她痛不欲生。

他试图抚摸她的胯部，就像做爱时那样。但他已无能为力。

简直可以说她在帮助他死去。她并没有想到她自己，一心只想着他。然而，他在安慰她，他几乎是在表示歉意，因为他不得不死而使她痛苦欲绝。

当她独自一人待在这块刚才他俩相依在一起的地方时，她尚未感受到切身的痛苦，只是因为自己重又形影相吊而觉得不可言喻的惊愕。

关于向德国人开枪的那座花园的画面

有人从这座花园里朝他开枪，正如他们可能从内韦尔另一座花园开枪一样。他们可以从内韦尔所有别的花园向他开枪。

只是碰巧在这座花园里向他开枪罢了。

从此，这座花园便留下了他那平庸的死亡的痕迹。

从此，这座花园的色彩和形式都带有命中注定的意味。他命丧于此，永远长眠于地下。

战争期间，一名德国兵穿过某省的广场

某天，近黄昏时，一名德国兵正穿过法国某省的一个广场。

就连战争也成了家常便饭。

德国兵如一块靶子静悄悄地穿过广场。

战争还在深不可测地进行着，人们对结束战争已失去希望。大家对战争已习以为常，不再留神提防敌人了。战神广场笼罩着一片无言的绝望。德国兵也受其感染。人们对战争的厌倦谈得还不够。一些妇女在百无聊赖时便躲在放下的百叶窗后瞅着那个在广场上行走的敌人。在这儿，风流韵事要以爱国主义为界限。如越雷池一步就必须制止。有人在观察这桩风流事，并不加以制止。没办法不让人瞧呀。

关于丽娃与德国兵相会的画面

我们在城墙后拥吻。的确，我心如刀割，肝肠寸断，因为我竟爱上了一个敌人。然而，我却怀着无法克制的幸福亲吻了我的敌人。

战争期间，城墙那儿总是阒无人迹。战时，法国人在这儿被处死。战后，就在这儿枪毙德国人。

当他给我打开栅栏门时，我看见了那双手。我顿时想要惩罚它们。委身之后，我咬了他的手。

就是在城墙那儿，我成了他的妻子。

我再也记不起花园深处的那扇门了。他在那儿等我，有时要等数小时。尤其是在晚上。只要我有片刻自由，我便去那儿同他相会。他心生恐惧。

我也提心吊胆。

当我们不得不一起穿过城里时，我胆战心惊地走在他前面。别人都低下头。我们以为他们对此并不在乎。于是，我们变得轻率大胆起来。

我要求他在××栅栏后穿越广场，以便我可以在白天也能见他一面。于是，他每天低着头经过那道栅栏，好让我看看他。

冬天，废墟上旋风呼呼。寒峭彻骨。他的嘴唇冰凉。

一个想象中的内韦尔

在我的记忆中，我在那儿出生的内韦尔与我自己浑然一体，难以区分。

这是座连小孩也能徒步环城走一圈的城市。

这座小城一边濒临卢瓦尔河，另一边则以城墙为界。

城墙外有一片森林。

内韦尔可以用孩子的步子来测量。

内韦尔就在这城墙、河流、森林和田野中间“走过”它的历程。城墙巍巍壮观。卢瓦尔河则是法国最宽阔、最著名、最美丽的河流。

内韦尔就像座首府被团团围住。

当我还是小姑娘时，我曾在内韦尔来回兜圈子，我觉得它简直是无边无际。它在卢瓦尔河里的倒影随着水波微微颤动，显得更加庞大。

一直到我长成少女时，我一直有这种幻觉，总觉得它大极了。

当时内韦尔闭门自守。它像我们一样成长起来。我对其他城市一无所知。我需要一座适合爱情本身的城市。就在内韦尔，我找到了这样的地方。

要是说内韦尔是座小城市，那么，从感情上和理智上来讲都是错误的。对我来说，内韦尔是座庞大无比的城市。

门外有麦田。窗外有森林。夜里，猫头鹰直飞进花园。所以，在花园里需要镇静自若，无所畏惧。

这里同其他地方一样，谈情说爱是要受到监视的。

孤零零的人就在这儿等死。除了死亡，任何别的奇遇都不会改变他们的期待。

在这些曲折的街道上体验着直线等待死亡的滋味。

在那儿，恋爱是不可原谅的。在内韦尔，恋爱就是犯了过错。在内韦尔，追求幸福便是罪恶。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则是默许的美德。

疯子在郊区东窜西走。有波希米亚人。狗。还有恋情。

要是侮蔑内韦尔，说它的坏话，那么从理智上和感情上讲同样也是错误的。

关于被孩子们丢失的玻璃球的情景

我又喊叫起来。那一天，我听见一声尖叫。最后一次，他们把我关进了地下室。它（玻璃球）从容不迫地向我这儿滚过来，挺像那么回事的。

鲜艳夺目的彩色液体在球体内流动。五彩缤纷的夏季存在于球体内。它也具有夏日的炎热。

我已经明白不该再吃东西，不该随便什么都吃，不该啃墙，不该吮手上的血或啃墙。我满怀柔情地瞅着玻璃球。我把它含在嘴里，但没咬它。

它是那么滚圆，那么完美，却提出了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

也许我会把它敲碎。我把它扔掉，但它又反弹回我的手中。我再扔掉它。它不再回来。它就这样走得无影无踪了。

当玻璃球消失得不见踪影时，我意识到又要发生什么事了。我重又胆战心惊。玻璃球是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它不可能死去。我回忆着。我到处寻找。我又找到了它。

孩子们大叫大喊。玻璃球在我的手中。喊声。玻璃球。它是孩子们的。不。他们再也得不到它了。我张开手。它在我的掌心里，是我的俘虏。我把它还给孩子们。

一个德国兵来到丽娃父亲的药房包扎手

[在这盛夏时节，我穿着（黑色）毛衣。内韦尔的夏天是寒冷的。这是战争期间的夏季。我父亲百无聊赖。货架上空空如也。我像小孩一样听从我父亲的话。他（德国兵）的手被烧伤了，我瞅着他的手。在给他包扎时，我把他弄痛了。我抬起眼睛时，遇上了他的目光。他的眼睛清澈明亮。因为我弄痛了他，他笑了。我没有笑。]

战争期间的内韦尔之夜德国兵在广场上偷偷看着丽娃的窗户

[我父亲一言不发，默默地喝酒。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听见我弹奏的音乐。晚上真是枯燥乏味，不过，在那一晚之前，我还没意识到这一点。那个敌人向我抬起头来，并难以觉察地微微一笑。我内心涌起一阵犯罪感。仿佛我眼前正展示着一幕十分可憎的场面似的，我连忙关上了百叶窗。]我父亲按习惯坐在扶手椅上打瞌睡。桌上还摆着我们两人的餐具和我父亲的酒。百叶窗外，广场就像滔滔大海一般起伏不定。他看上去像是个海上遇难的人。我向父亲走去，就近仔细瞅着他，近得几乎要碰到他了。他因为喝了酒而昏昏沉睡。我连父亲也认不大清了。

内韦尔之夜

午夜，我孤身一人待在房间里。战神广场依然像大海一般在百叶窗外骚动着。他今晚大概又经过这儿了。我并未打开百叶窗。

内韦尔的婚礼

薄暮时分，我怀着幸福和羞耻成了他的妻子。当这一切都已成事实，天色已黑。然而，我们并未察觉。

我不再羞愧不安。我们非常乐于见到黑夜的来临。以前，我可总是害怕黑夜。我从未见过像那一天这般漆黑的夜。我的祖国，我的城市，我那喝醉了酒的父亲，都被淹没在这茫茫夜色中。连同德国的占领，也统统沉溺于这深沉的黑夜中。

实实在在的黑夜。我们专注地观察着这黑夜，然后又严肃地注视着。连绵起伏的山峦渐渐一一出现在远处的天际。

关于枪击德国人的那座花园的另一注释

爱情使人更加坦然地弃世而去。

这座花园也许会让人去信奉上帝。

这个挎着卡宾枪陶醉于自由的男子，这个死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底的陌生人，这个内韦尔的男子，我的兄弟，他怎么能懂得这些道理呢？

关于“然后，他死了”这句话

这幅画面出现时，丽娃本人不再言语。

哪怕流露出一丝忧伤的神情都会贬低这份痛苦的感情。

她只是刚发现他躺在河畔，在阳光的照射下奄奄一息。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这种场面简直是难以忍受。然而对丽娃却并不如此。丽娃不再对我们说话。她只是缄口不语而已。

他气息尚存。

丽娃趴在他的身上，悲痛欲绝。她已精神错乱。

在这种时刻见到她在向他微笑居然也可能合乎逻辑。

痛苦有其伤风败俗的一面。丽娃伤风败俗。像个疯子。她丧失了理性。

这是她的初恋。也是她初次尝到的痛苦。我们几乎不能看着丽娃处于这般悲哀的状态中。我们无能为力。只得等待。等着她意识到并能适应这种痛苦的心境。

弗雷逊死了。他仿佛已经同这片土地结合在一起。他被死神迎面攫住。他的鲜血像河水那样潺潺而流，像时光那样渐渐消逝。像他的汗水。他像一匹精力充沛，欢蹦乱跳的骏马那样突然丧身。当时，他正忙着赶赴幽会。后来，她怀着无限柔情来了，而且，深知无法抗拒他的死亡。弗雷逊目光柔和。他们相互微笑。是的。你看，我的爱，即便这样，我们还能微笑。这是死亡的胜利。一切都完结了。我深信在你身后，我无法苟活，正因为此，我对你微笑。

德国兵的尸体被卡车运走后，丽娃独自一人待在河畔

那一天，阳光明媚。但是，和每天一样，黄昏降临了。

站在河畔，丽娃所剩下的，只有她的心跳。（到了傍晚，天下起雨来。雨滴打在丽娃的身上，洒落在城里。然后，雨停了。后来，丽娃被剃成了光头。在这河畔上只剩下一处干燥的地方，这是丽娃待过的地方。这个地方曾被他们的激情灼烧过。）

她好像已在河畔入睡。她变得几乎面目全非。（一些动物在她那双污血斑斑的双手上爬过。）

是狗吗？

丽娃的痛苦，她的疯狂。内韦尔的地下室

丽娃还是不说话。

夏天日复一日地过去了，一切安然无恙。整个法国喜气洋洋，沉浸在一片混乱而欢乐的气氛中。

河流也泰然自若地潺潺流去，卢瓦尔河也不例外。丽娃的眼波如卢瓦尔河的河水一样流动，但却是在这动荡中备受痛苦煎熬。

地下室小小的，就像它可能是大的那样。

丽娃在狂喊乱叫，就像她可能沉默不语那样。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大声喊叫。

人们惩罚她，让她明白自己在大声喊叫。像个聋子。

当她喊叫时，必须得教她用耳朵听。

这一切都是人家事后才告诉她的。

她像个白痴那样擦破了双手。被放开的小鸟在房间里乱飞，磨损了双翅，却毫无知觉。丽娃把手指擦伤，弄出血来，然后吮吸自己的鲜血。她做了个鬼脸，接着又做个鬼脸。有一天，她曾在河畔学会了如何嗜好鲜血。像一头畜生、一个下贱女人那样。人总应该好好地看点东西。丽娃并没有眼瞎。她注视着。但她什么也没看见。然而，她还是注视着。她看到了人们的脚。

人来人往。在你们和我的必不可少的天地里熙熙攘攘，在一段我们熟悉的时间里来去匆匆。

丽娃盯在这些过往行人脚上的目光（这些脚同他们的脸一样意味深长）落在那被理智摒弃的有机世界上。她注视着一个脚的世界。

丽娃的父亲

父亲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他并不是坏人。他被那些非他所愿而又已经发生的事情搞得昏头昏脑。他穿一身黑衣服。

丽娃的母亲

母亲是个充满活力的女人。比父亲年轻得多。在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就是她的孩子。每当丽娃大声乱叫时，她就惊慌失措。她生怕别人还要加害于她的孩子。她管理着全家。她很坚强。她不愿丽娃就此丧生。对女儿，她怀有一股野兽般的爱。而这母爱是无限的。与父亲相反，她没有对丽娃失去希望。

他们把她送进地下室，就像她是个十岁的小姑娘。他们都穿着一身黑衣服。丽娃夹在他们俩中间，穿着一身浅色衣服。那是一件母亲做给小姑娘穿的带花边的睡衣，当妈妈的总是忘记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

丽娃在内韦尔的地下室和自己的房间里

丽娃一袭白衣，待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她一直待在那儿，和在别处一样，纹丝不动。眼波总是像卢瓦尔河一样流动。眼神就像站在河畔时一样。她是无辜的。令人恐惧的开始。

直到晚上，她才恢复了理智。她想起她已经是那个人的妻子。她也一样，情欲迎面攫住了她。尽管他已死去，她还是需要他。即便他已气绝身亡，她还是渴望得到他，简直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她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嘴唇湿润。她的姿态如同一个欲火中烧的女人，不知羞耻，庸俗不堪。比在任何地方都更不知羞耻。简直令人作呕。她居然需要一个死人。

丽娃触摸她房间里的东西。“我记得曾经看到……”

处在这种精神状态的丽娃可能无论什么东西都能看到。无论这些东西聚集在一块儿，或分散摆放。这无关紧要。反正，一切都会被她看到。

丽娃舔地下室的墙硝

由于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墙硝也能吃了。这是石头蕴含的盐分。丽娃在啃墙。她也在吻墙。她置身于一个墙的天地。对一个男人的记忆就渗进墙内，与石头、空气、土地浑然一体。

一只猫走进内韦尔的地下室

这只猫总是老样子走进地下室来。它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丽娃已然忘记猫的存在。

猫是家养动物。它们举止可爱，讨人喜欢。但是，它们的眼睛并不驯良。猫的眼睛与丽娃的眼睛很相像。他们相对注视，看得精疲力竭。要忍受一只猫的目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丽娃却能做到。她渐渐渗入到猫的目光里去。在地下室里，只有猫和丽娃一对一的注视，别无其他。

永恒是无法形容的东西。它既不美，也不丑。它也许是一个小石块，或某个物体发光的一角？是猫的目光？一切都是。猫睡了。丽娃睡了。猫彻夜不眠。永恒究竟存身于猫的凝视里抑或丽娃的凝视里？圆圆的瞳孔里空空洞洞。这些瞳孔大极了。犹如寂无一人的竞技场。令人感到时光的冲击。

丽娃看到的内韦尔的广场

广场上依然生机勃勃。这些人上哪儿去？他们自有他们的去向。自行车车轮就像太阳那样。活动着的东西比静止的东西看得更清楚。自行车车轮。行人的脚。所有的一切都在原地摆动。

有时，这看上去像大海。她甚至经常把这一切当作大海。后来，她才明白这是黎明，只不过，她把黎明误认为大海。黎明、大海，这些都使她萌生睡意。

丽娃躺着，双手抚摸头发

既然她并没有弃世而去，苟活至今，头发便又长了出来。生命真顽强。黑夜、白天，她的头发在生长。裹在头巾里悄然生长。我轻轻抚摸我的脑袋。现在摸起来好多了。因为头发已长长，不再扎手了。

丽娃在内韦尔被剃光头

他们正在剪她的头发。

他们几乎漫不经心地做这件事。应该剪去她的头发。那就剪吧。确实，我们在别的地方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不过，我们要尽到责任嘛。

这儿拂过一阵从广场吹过来的热风。但是，它还是比别的地方凉快些。

被剃了光头的姑娘是药剂师的女儿。她几乎把自己的头送到剪子里去，仿佛要协助已经备好的自动装置进行操作。把头发剪掉有益于脑袋。这样可以减轻分量嘛。（她身上全是一缕缕剪下的头发。）

他们在法国某地也剃别人光头。而在这儿，是药剂师的女儿。《马赛曲》随着傍晚刮起的风远远飘来，一直回响在长廊，鼓励他们行使这仓促制订的愚蠢的司法权。他们没有时间使自己变得聪明些。长廊好比一个没有任何节目演出的舞台。什么也没有。也许本来可以表演些什么，只不过没有进行罢了。

剃了光头后，姑娘还等在那儿。她任凭他们摆布。这座城里曾有人行事邪恶，所以现在以牙还牙，大有裨益。真让人胃口大开。得让这姑娘走开。这件事真可恶，也许还令人恶心。因为她看上去还要赖在这里，得把她赶走。他们像赶老鼠那样驱逐她。但是，她无法很快地爬上台阶，不能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快快拾级而上。好像她有的是时间。好像她还在等待尚未发生的别的事儿。她不得不挪动身子，向前迈步，她几乎为此而惆怅万分。她发现台阶边上的扶手原来是为了帮助走路而造的。

半夜里，被剃了光头的丽娃回到家中

丽娃看着母亲朝她走来。她的眼神流露出：“真想不到你把我生到这世上来是为了这个。”然而，最正确地解释她的眼神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是：“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丽娃也许稍稍蹙眉询问苍天，询问母亲。她确实已心力交瘁。当母亲来到她身旁时，她力不胜支，晕倒在母亲的怀里。但她的眼睛却还睁开着。

此时，丽娃和母亲之间仅仅是肉体上的接触。母亲熟练地把丽娃抱着。她深知孩子的体重。丽娃靠在母亲怀里，从小她就有这个习惯，一有伤心事便靠在那里直到平静下来。

丽娃感到发冷。她母亲摩擦她的双臂和后背使她暖和起来。她无意识地亲吻着孩子被剃光了的头。心里空落落的，什么感觉也没有，连一丝悲哀也没有。她的孩子还活着，相对来看，这可是不幸中的大幸。她把孩子带回家。她完全是把丽娃拉回去的。当时，丽娃仿佛死去一般，痴痴呆呆，不知迈步。必须用力把她从那棵树旁拉走。

丽娃的肖像。她恢复了理智

丽娃在室内兜圈子。时间悄然而逝。

现在，她精神错乱。她必须走动走动。于是，她便在室内兜圈子。她走的圆圈慢慢合拢。但是，它即将爆裂。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

丽娃的脸像抹了一层石膏似的漠无表情。这张脸已有好几个月没见人了。她的双唇变得单薄。眼神木然。身体也不再有什么别的意义。丽娃的身体只是在她转圈时用来支撑脑袋。她还在呼唤他，但每一声呼唤都间隔很长，十分缓慢。仅仅是回忆中的回忆。她的躯体已肮脏不堪，无人问津。她快要获得自由，这就好了。禁锢的圆圈行将爆裂。她打破了臆想中的秩序，颠倒那些事物；从反面来观察它们。

丽娃的疯狂

当她凝视着房间的下墙角，辨认出某些东西时，她的嘴唇颤抖不已。她是在微笑还是在哭泣？反正都是一回事。她在聆听，好像在酝酿什么卑劣勾当。但并非如此。她只是在聆听圣艾蒂安教堂的钟声。心中凄苦欲绝。她倾听着城里发出的声音。然后又重新转起圈来。突然，她伸了一下懒腰。渐渐恢复的理智使她惊恐不安。她用脚踢，要踢掉什么？憧憧人影。

中午，丽娃来到卢瓦尔河畔

丽娃犹如一朵鲜花来到河畔的石阶上。

她穿着一条又短又肥的裙子，遮盖着刚发育好的大腿和胸脯。

清晨，丽娃外出，来到卢瓦尔河畔

他们放我外出。我疲惫不堪。他们说，我太年轻，不该这样痛苦。他们说，今天天气宜人。他们说，我被关在地下室已有八个月之久。现在，我的头发长了。没有人路过这儿。我不再害怕了。好，就这样。我不知道我准备干什么……母亲为此特别注意我的身体。我也很当心我的身体。他们说，不应该过多地观看卢瓦尔河。我偏要盯着它。

人们在桥上来来往往。有时，平庸无奇也能激动人心。他们说，现在已是和平时期。就是这些人剃了我光头。没有人剃我光头。是卢瓦尔河缠住了我的眼睛。我瞅着它，再也无法收回我的目光。我头脑空空，什么也不想。什么秩序不秩序的。

夜里，丽娃到了巴黎

什么秩序不秩序的。我该走了。我动身上路，按新建立的秩序去生活。除了生存下去，我再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就这样吧。

温馨的夜晚。我离开了卢瓦尔河。卢瓦尔河依然是每条道路的尽头。耐心点吧。卢瓦尔河将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内韦尔

（供提示用）

丽娃本人叙述她在内韦尔的生活

晚上七点钟，圣拉扎尔[2]大教堂鸣钟报时。药房关上了门。

我在战争中长大成人。尽管我父亲每天晚上都同我谈论战争，我却并不对此多加注意。

我刚从学校毕业，就在药房里帮我父亲工作，当他的助手。我母亲[3]住在南部某省。每年，我利用假期去看她几次。

无论冬夏，无论在占领期间的寒夜还是在六月阳光明媚的白天，药房一向是七点关门。我总觉得关门太早。店门关上后，我们就上二楼。电影院里放映的影片几乎全是德国片，所以，父亲不许我去看电影。夜里，从我房间往外眺望，战神广场在窗下显得更加宽阔。

市政厅前没有悬挂旗帜。我必须追忆到童年时代才能想起路灯点亮的情景。

他们越过了自由区和占领区之间的界线。

敌人来了。德国人总是按时唱着歌穿越战神广场。有时，他们当中会有人到药房来。

这里也实行了宵禁令。

后来发生了斯大林格勒大战役。

有些人在城墙根那儿被枪毙。

有些人被关进集中营，有些人跑出去参加抵抗组织。也有人苟安留下，惶惶终日但过着阔绰的生活。黑市买卖比比皆是。圣……郊区工人的孩子们饥肠辘辘，濒临死亡。然而，“大牡鹿”饭店里却照样有人在吃肥鹅肝。

我父亲把药送给圣……郊区的孩子们。我每周两次在药房关门后去学钢琴时给他们带去。偶尔，我回家很晚，父亲便站在百叶窗后等我。有时，晚上，父亲还要我给他弹钢琴。

我弹完琴后，父亲就变得缄默不语，流露出绝望的神色。他在想念我的母亲。

在敌人的铁蹄下，我们整天胆战心惊。即便这样，每当晚上我弹完琴后，总感到青春的活力在我的胸膛里骚动。然而，我什么也没对父亲说。他告诉我，我是他惟一的慰藉。

城里的男人只有德国人。当时我已十七岁。

战争遥遥无期，我的青春也漫无止境。我既摆脱不了战争，也摆脱不了我的青春。

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已经搅得我心烦意乱。

星期天就是我的节日。我骑着自行车，穿城到埃齐去弄些我生长发育必须食用的黄油。我顺着涅夫勒河[4]走，有时，我半路停靠在树下，为这漫长的战争深感烦躁。然而，尽管身经这场战祸，尽管入侵者近在咫尺，我还是长大成人了。我总是喜欢观看这潺潺的河水。

一天，一名德国兵到药房来包扎他烧伤的手。当时，店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便按照学过的方法，满怀着仇恨替他包扎。敌人居然向我道了谢。

后来，他又来了。我父亲也在场，他叫我动手照料来客。

我当着父亲的面又替他包扎了手。按照别人教我的那样，我没有抬头朝他看。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我感到特别厌倦战争。我把这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只字不答。

我弹钢琴。然后，我们熄了灯。父亲叫我关上百叶窗。

广场上，有一个年轻的德国人背靠着树，站在那儿，手上包着绷带。因为他手上的绷带在黑暗中显现出一团白色，所以尽管天色漆黑，我还是认出了他。我父亲走过来关上了窗户。我明白，这是生平第一次有一个男人在聆听我的琴声。

翌日，这个人又来了，这次，我看见了他的脸庞。我怎么能够忍住而不看他呢？我父亲走向前来，把我拉开，对这个敌人说，他的手不再需要任何护理。

这天晚上，我父亲特意关照我不要再弹钢琴。晚餐时，他酒喝得比往常更多。我听了父亲的话。但我以为他有点儿犯傻。我想他或是喝醉了或是在犯傻。

我父亲曾挚爱我的母亲。他非常狂热地爱过她，而且始终在爱她。他一直因为分居而十分痛苦。自从母亲离开后，我父亲就开始喝上了酒。

有时，他去看我的母亲，便让我照管药房。

第二天，父亲出门了，并没同我提起昨夜那件事。

这一天是星期日。天正下雨。我去埃齐农场。如同往常那样，我停靠在河边的一棵白杨树下。

过了一会儿，这个敌人也来到树下。他也骑了辆自行车。他的手已经痊愈。

他无意离去。雨还在下着，越来越大。后来，太阳在密密细雨中露了出来。他不再看我，但微笑着叫我留意夏天里有时会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的。

我一言不发。不过还是抬头看了看这雨天。

他告诉我，他一直尾随我到此地。他不会就此离去。

我又动身上路。他追随在后。

整整一个月，他就一直这样跟着我。我再也不在河边逗留。永远也不了。然而，他每个星期天都待在那儿。我怎么能不知道他在那儿等我呢。

我对父亲只字不提。

从此，我白天黑夜情思昏昏，梦想着一个敌人。

在我的梦里，不道德与道德纠缠在一起，不久便搅得我分辨不清是非。那时，我二十岁。

一天晚上，在圣……郊区，正当我在一条街上拐弯时，有人抓住我的肩膀，原来是这个敌人。时值七月的夜晚，八点半，天色已黑，所以我事先没见到他到来。

我们在小树林、在谷仓、在废墟中相会。后来，就在房间里。

一天，父亲收到一封匿名信。敌军开始溃退。当时正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但是我对父亲否认一切。

还是在沿河栽种的白杨树下，他告诉我即将动身的消息。翌晨，他就要乘卡车去巴黎。因为，战争即将结束，他感到很庆幸。他又同我谈起了巴伐利亚。我要到那儿同他重逢。我们要在那儿举行婚礼。

城里已经有人在放冷枪。人们揭去了黑窗帘。电台里日以继夜地播送新闻。离城八十公里远的地方，已有德军车队遭到袭击，覆没在沟壑里。

但是，我把这个人区别于其他敌人。

这是我的初恋。

我再也不能看清他的躯体和我的躯体有什么任何细微的区别。我只觉得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出奇地相似。

他的身体变成了我的身体，我再也无法辨别。我已变成一个非理性的人。面对所有可能提及的那些反对我这样缺乏理智的论证，我都要一一加以驳倒，当然，就如同推倒那一触即溃的，用纸牌搭起的房子那样轻而易举，正像驳斥那些纯粹凭空想象出来的理由那样干脆利落。让那些从未像我那样丧失理性的人首先谴责我吧。我再也没有祖国了，我只有爱情。

我给父亲留下一封短信。告诉他匿名信中所说的全是真话：六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同一名德国兵相爱。如今，我要跟他去德国。

在内韦尔，抵抗组织已接近敌军驻地。城里再也没有警察维持治安。我母亲回来了。

他第二天动身。我们说好由他用卡车带走我，把我藏在掩人耳目的防雨布下。我们以为从此可以永远不再分离。

我们又一次在旅馆相会。拂晓时分，他去圣拉扎尔大教堂那儿回到他们队伍的宿营地。

我们得在中午时到卢瓦尔河畔见面。当我中午到达卢瓦尔河畔时，他还没有完全咽气。有人从河畔的一座花园里向他开枪。

我在他身上趴了整整一天一夜。

翌日，有人来收尸，把他放在卡车上运走。就在当天夜里，内韦尔解放了。圣拉扎尔教堂的钟声响彻全城。我想，是的，我听见了钟声。

他们把我关进战神广场的一座仓库里。在那儿，有人说应该把我剃光头。我毫不在意。头顶上剪刀咔嚓作响，我却听而不闻，漠然置之。剃完光头后，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把我带到街上，有六个男人唱着歌围住我。我无知无觉。

我的父亲站在百叶窗后，想必看见了我。因为我伤风败俗，药房关了门。

他们又把我带回战神广场的那间仓库。他们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我无所谓。于是，他们便劝我回家。

时已半夜，我越过花园的墙。夜色真美。我躺在草地上想就此了结生命。但是，我没有死。我感到冷极了。

我久久地呼唤妈妈……约凌晨两点时，百叶窗透出了亮光。

他们只当我是死人。于是，我就在药房的地下室里生活。我能看见行人的脚，晚上，我可以看到战神广场那长长的平面曲线。

我疯了。我凶得发疯。我好像还朝母亲脸上吐唾沫。我的头发慢慢长出来了。我对这段时期只有些许模糊的记忆。只记得我曾经朝母亲的脸上吐唾沫。

嗣后，我渐渐地觉察出白天和黑夜的区别，知道大约下午四点钟，阴影便会蔓延到地下室的墙角。我还感到冬天又过去了。

有时，家里的人允许我在深夜披上带风帽的斗篷外出。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

等了一年的时间，我的头发才长长。我还在想，要是那些剃我光头的人事先想到长头发需要那么多时间，他们在剪我头发时大概也会有所犹豫的。由于人们缺乏想象力，致使我出尽洋相，名誉扫地。

一天，我母亲照常来给我送饭。她对我说，我应该离开此地。她给了我钱。

我骑车去巴黎。路途遥远，气候炎热。正值夏令时节。直到第三天早晨，我才到达巴黎。当时所有的报纸上都登着“广岛”这个名字。这是轰动一时的新闻。我的头发已长得够体面了。并没有人被剃过光头。

日本人的肖像

这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身材高大，脸型有点“西方化”。

选择一位长相有点西方化的日本演员的意图大概可以作如下解释：

一个具有非常突出的日本人特征的男演员很可能使观众以为，正因为那主人公是个日本人，法国女人才被他吸引。这样，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会堕入“异国情调”的陷阱，并且会受到所有“异国情调”都不由自主必然具备的种族主义的影响。

不应该让观众说：“日本男人多有魅力啊！”而要让他们说：“那个男人真有魅力。”

所以，最好缩小两位主人公外貌的差别。如果观众念念不忘这是个有关一个日本男人和一个法国女人的故事，那么影片就不存在其深刻的意义，如果观众忘记了这一点，那么，这一层深刻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了。

蝴蝶先生已经不时兴了，巴黎小姐也已过时。必须依靠现代社会的平等作用。为了阐述这一点，甚至可以弄虚作假。否则，拍一部法国-日本电影又有什么意思呢？应该使这部法国-日本电影看上去决不是法国-日本电影，而是一部非法国-日本电影。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胜利。

从侧面看，他几乎可能像个法国人。高额头，大嘴巴，嘴唇的线条分明而生硬。脸上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表情。从任何角度来看，他面部的线条都不会是模糊不清（优柔寡断）的。

总之，他是个“国际”型的人。他的吸引力应该是一眼就被看出。因为他具备了那种年富力强却又不曾未老先衰，也不耍弄花招的男人才有的魅力。

他是工程师，但也搞政治。这并非偶然。技术是国际性的，而政治协作活动也不例外。这个男人是新式人物，关键方面则谙于世故。所以，无论在哪个国家，他都能应付自如。

从体力和精神上看，他都符合他的年龄。

对待生活，他并没有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不需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对自己的生活总是相当感兴趣的男人，所以，他从不抱憾缅怀逝去的青春，因为这样常常会使四十岁的男人变得像那些不踏实的年轻人一样，还在探索怎样做才能显得对自己充满信心。然而他，要是他对自己没有把握，那也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

他并不是个大献殷勤的风流男子，可也不是不修边幅的人。他不是追逐女人的色鬼，他有一个他挚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然而，他喜欢女人。不过，他不是那种以“专讨女人欢心”为营生的男人。他认为那是一种“被雇佣的”、卑劣的生涯，而且也令人怀疑。从来没领略过女人（哪怕只有一个）的爱恋的人是不懂得爱情的，甚至可以说，他不是真正的男人。

正因为这样，他才与这个年轻的法国女人有了一段真正的恋情，即便她就要回国。因为，他不相信逢场作戏的恋情有什么功效，因为他怀着这样诚挚而炽烈的感情和这个法国女人一起经历了一次萍水相逢的恋情。

法国女人的肖像

她三十二岁。

她漂亮，但更富于魅力。

用某种方式说，我们也可以称她“风采动人”。在她身上，从她的言谈举止，一切“都通过她的眼神表现出来”。

这种眼神是漫不经心的。这个女人只为自己而看。她的眼神并没使她举止行为神圣化，它往往超过她的行为所表露的东西。

毫无疑问，热恋中的女子都有一对漂亮的眼睛。然而，这个女人，爱情使她比别的女人更早地陷入内心紊乱的境地（故意选择了司汤达式的字眼）。因为，她比其他女性更“钟情于爱情本身”。

她明白人并不能为爱情而死。在她的一生中曾有过一次为爱情献出生命的大好时机。然而，她并没死在内韦尔，从那时起直至今日，身在她遇到这个日本男人的广岛，她都犹如获准缓刑的人怀着“淡淡的哀愁”，缅怀着那次决定命运的惟一机会。

并非被剃了光头、身败名裂这一事实在她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而是我们刚提到的那次失败使她耿耿于怀：一九四四年八月二日，她没有在卢瓦尔河畔殉情身亡。

这与她在广岛对待那日本人的态度并不矛盾。相反，二者有着直接的联系……她向日本人叙述的，就是她曾失去的那次机遇，她在失去那次机遇的同时，改变了个性，成为现在的她。

对于那次坐失良机的叙述完全使她超脱了自我，把她带到这个刚结识的男人身边。

完完全全地委身于人。就是这样。

这不仅相当于一种激情的占有，而且等于举行了一次婚礼。

在广岛，她把她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她现在表达的激情本身，内韦尔的爱情夭折后幸存的爱——献给了这个日本人。

[1] 没有按年代顺序排列。雷乃曾对我说：“就像您评论一部摄制好的影片的画面那样写吧。”——原注

[2] 在这一部分，作者把圣艾蒂安大教堂误写成圣拉扎尔大教堂。

[3] 丽娃的母亲是犹太人（或者同其丈夫分居）。——原注

[4] Nièvre，卢瓦尔河的小支流，流经与之同名的涅夫勒省。

- 写作

- 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

- 罗马

- 纯洁的数字

- 画展

版权信息

- 书名：写作

-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65782

- 译者：桂裕芳

- 责任编辑：李月敏

- 产品经理：邵明鉴

沃维尔的事件，我取名为《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最初我讲给伯努瓦·雅科听，他当时来特鲁维尔看望我。他想到拍一部片子，让我讲述这位二十岁的年轻飞行员之死。于是他拍成了。摄影师是卡罗琳·尚珀蒂埃·德·里布，录音师是米歇尔·维奥内。地点是我在巴黎的寓所。

片子拍完以后，我们就去到我在诺弗勒堡的别墅。我谈到写作，我试图谈论这个：写作。于是出了第二部片子，拍摄与制片仍是原班人马——国家视听学会的西尔维·布吕姆和克洛德·吉萨尔。

取名为《罗马》的这篇文字最初是一部片子：《罗马的对话》，它是应朋友焦瓦内拉·扎诺尼之邀而摄制的，由意大利广播电视台资助。

玛格丽特·杜拉斯

一九九三年六月于巴黎

此书献给一九四四年五月某时在沃维尔牺牲的、年仅二十岁的W.J.克利夫

写作

我在房屋里才独自一人。不是在屋外而是在屋内。花园里有鸟，有猫。有一次还有一只松鼠，一只白鼬。我在花园里并不孤单。但在房屋里却如此孤单，有时不知所措。现在我才知道在那里待了十年。独自一人。为了写书，书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当时就是作家，和今天一样。这是怎样发生的？该怎么说呢？我能说的只是诺弗勒堡的那种孤独是被我创造的。为了我。只有在那座房屋里我才独自一人。为了写作。但不像此前那样写作。为了写一些我尚未知的书，它们永远不由我或任何人决定。我在那里写了《劳儿之劫》和《副领事》。后来还有别的书。我明白我独自一人与写作相伴，独自一人，远离一切。大概长达十年，我不知道，我很少计算写作的时间或任何时间。我计算等待罗贝尔·昂泰尔姆和他妹妹玛丽路易丝的时间。后来我再未计算过任何东西。

《劳儿之劫》和《副领事》是在上面我的卧室里写成的，房间里的蓝色衣橱可惜现在被年轻的泥瓦工毁了。那时我间或也在这里，在客厅的这张桌子上写作。

我保持着头几本书的那种孤独。我随身带着它。我的写作，我始终带着它，不论我去哪里。去巴黎，去特鲁维尔。或者去纽约。在特鲁维尔我决定劳拉·瓦莱里·施泰因将发疯。扬·安德烈亚·斯泰奈的名字也是在特鲁维尔出现在我眼前的，难以忘却。这是在一年以前。

写作的孤独是这样一种孤独，缺了它写作就无法进行，或者它散成碎屑，苍白无力地去寻找还有什么可写。它失血，连作者也认不出它来。首先，永远别将作品向秘书口述，不论她多么灵巧，在这个阶段也永远别将它交给出版商审读。

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开始动笔时，你会纳闷周围的寂静是怎么回事。你在房屋里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这样，不论在白天什么钟点，不论光线强弱，是室外射进的光线还是室内的白天灯光。身体的这种实在的孤独成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独。我不曾对任何人谈到这点。在我孤独的这个最初时期，我已经发现我必须写作。我已经被雷蒙·格诺认可。雷蒙·格诺的惟一评价是这句话：“别做其他事，写作吧。”

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我写作。写作从未离开我。

我的卧室不是一张床，不论是在这里，在巴黎，还是在特鲁维尔。它是一扇窗子，一张桌子，习惯用的黑墨水，品牌难寻的黑墨水，还有一把椅子。以及某些习惯。无论我去哪里，我在哪里，习惯不变，甚至在我不写作的地方，例如饭店客房，我的手提箱里一直放着威士忌以应付失眠或突然的绝望。在那个时期，我有情人。没有任何情人对我是少有的事。他们努力适应诺弗勒的孤独。它的魅力有时使他们也写书。我很少将我的书给情人看。女人不应将写的书给情人看。我当时写完一章就向他们藏起来。我真是这么做的，我不知道当你是女人而且有丈夫或情人时，有什么别的做法或者在别处会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应该向情人隐瞒对丈夫的爱。我对丈夫的爱从未被取代。在我生命的每一天我知道这个。

这座房子是孤独之所，但它前面有一条街，一个广场，一个很老的水塘和村里的学校。池塘结冰时，孩子们来溜冰，于是我无法工作。这些孩子，我随他们去。我监视他们。凡是有孩子的女人都监视这些孩子，他们像所有的儿童一样不听话，玩得发疯。而每次她们多么害怕，害怕至极。多深的爱。

你找不到孤独，你创造它。孤独是自生自长的。我创造了它。因为我决定应该在那里独自一人，独自一人来写书。事情就是这样。我独自待在这座房子里。我将自己关闭起来——当然我也害怕。后来我爱上了这房子。它成了写作之家。我的书出自这座房子。也出自这种光线，出自花园。出自水塘的这种反光。我用了二十年才写出刚才说的这些。

你可以从房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是的。你也可以来回走。此外还有花园。那里有千年古树和仍然幼小的树。有一些落叶松、苹果树，一株胡桃树、一些李子树、一株樱桃树。那株杏树已经枯死。在我的卧室前有《大西洋人》中的那株出奇的玫瑰。一棵柳树。还有郁李树，鸢尾。在音乐室的一扇窗下有株茶花，是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为我栽下的。

我首先为房子配备了家具，然后雇人粉刷。然后，也许在两年以后，我开始在这里生活。我在这里完成《劳儿·瓦·施泰因》，在这里和在特鲁维尔海边写出了结尾。独自一人，不，我不是独自一人，当时有一个男人在我身边。但我们彼此不说话。我在写作，所以必须避免谈论书籍。男人们忍受不了写书的女人。对男人来说这很残酷。这对大家都很困难。除了罗贝尔·A。

然而在特鲁维尔有海滩，大海，无边无际的天空，无边无际的沙地。这里就是孤独。在特鲁维尔我极目注视大海。特鲁维尔是我整个生命的孤独。我仍然拥有这种孤独，它在这里，在我周围，不会被攻破。有时我关上门，切断电话，切断我的声音，再无所求。

我可以说想说的话，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写作又怎能不写作。

有时当我独自在这里，在诺弗勒，我认出一些物品，例如暖气片。我记得暖气片上曾经有一大块罩板，我曾常常坐在上面看汽车驶过。

当我独自在这里时，我不弹琴。我弹得不坏，但很少弹，我认为我独自在房子里，身边无人时不能弹琴。那是很难忍受的。因为那突然具有了一种意义，而在某些个人情况下只有写作才具有意义，既然我从事写作，我在实践。而钢琴却是仍然无法企及的遥远物体，对我而言永远是这样。我想如果我作为专业人员弹钢琴，我就不会写书。但我不敢肯定。也许这话不对。我想我无论如何会写书，即使同时弹琴。不堪卒读的书，但十分完整。它远离语言，就像未知的无对象的爱。就像基督或J.B.巴赫之爱——两者的等值令人目眩。

孤独也意味着：或是死亡，或是书籍。但它首先意味着酒精。意味着威士忌。至今为止，我从来不曾，的确是从来不曾，除非是很遥远的过去……从来不曾写书时有头无尾。我写书时，书已经成了我的生存目的，不论是什么样的书。在哪里都是这样。春夏秋冬都是这样。这种热情，我是在这里，在伊夫林省的这座房子里体验到的。我终于有所房子可以躲起来写书。我想生活在这所房子里。在那里干什么呢？事情就这样开始的，像是一个玩笑。我心里想，也许我能写书。我已经开始写后来又放弃了，连书名也忘了。《副领事》不是。我从未放弃它，现在还常常想到它。我不再想《劳儿·瓦·施泰因》。谁都无法认识她，L.V.S.，你我都不。拉康对此说的话，我始终没有完全明白。拉康使我不知所措。他的这句话：“她肯定不知道她在写她写的东西。因为她会迷失方向。而这将是灾难。”这句话成了我的某种原则身份，某种女人所完全无缘的“说话权”。

身在洞里，在洞底，处于几乎绝对的孤独中而发现只有写作能救你。没有书的任何主题，没有书的任何思路，这就是一而再地面对书。无边的空白。可能的书。面对空无。面对的仿佛是一种生动而赤裸的写作，仿佛是有待克服的可怕又可怕的事。我相信写作中的人没有对书的思路，他两手空空，头脑空空，而对于写书这种冒险，他只知道枯燥而赤裸的文字，它没有前途，没有回响，十分遥远，只有它的基本的黄金规则：拼写，含义。

《副领事》这本书里处处都是无声的呼喊。我不喜欢这种表达法，但当我重读时我又发现了这个或类似的东西。的确，副领事每天都在呼喊……但从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他喊叫，正如人们每天祈祷一样。的确，他大声喊叫，在拉合尔的夜晚，他朝夏利玛的花园开枪，他要杀人。杀人，不管杀谁。他为杀人而杀人。既然不论是谁，那就是解体中的整个印度。当他在荒寂的加尔各答黑夜里独自一人时，他在官邸里喊叫。他发狂，聪明得发狂，这位副领事。他每夜都枪杀拉合尔。

我从未在别处与他重逢，只在扮演他的演员、天才的米歇尔·隆达尔身上——甚至在他的其他角色身上——见到副领事。对我来说，我这位朋友仍然是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副领事是我信赖的人。副领事的喊声，“惟一的政治”，也是在这里，在诺弗勒堡录下的。他呼喊她，她，是的，在这里。她，A.-M.S.，安娜玛丽亚·加尔迪。演她的是德尔菲·塞里。影片里所有的人都在哭。这是不知哭泣有何含义的、自由的哭泣，必然的、真正的哭泣，苦难人群的哭泣。

生命中会出现一个时刻，我想是命定的时刻，谁也逃不过它，此时一切都受到怀疑：婚姻、朋友，特别是夫妻两人的朋友。孩子除外。孩子永远也不受怀疑。这种怀疑在我周围增长。这种怀疑，孤零零的，它是孤独所拥有的怀疑。它出自孤独。已经可以使用这个词了。我想许多人会承受不了我说的这些话，他们会逃跑。也许正因为如此并非人人都是作家。是的。这就是差别。这就是实话。如此而已。怀疑就是写作。因此也是作家。所有的人与作家一同写。这一点人们早已知道。

我也相信如果没有写作动作之前的原始怀疑，就没有孤独。从来没有人用两个声音写作。可以用两个声部唱歌，也可以弹奏音乐，打网球，但是写作，不行。永远不行。我立刻写了几本所谓政治性的书。第一本是《阿巴恩，萨巴娜，大卫》，是我最珍爱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我认为这是小事——写书比过日常生活或难或易。不过困难是存在的。将一本书按照阅读的方向引向读者，这很难。如果我没有写作，我早已成了难以医治的酒徒。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法继续写作的迷失状态……于是喝酒。既然迷失了，再没有任何东西可写，可丢失，于是你写了起来。一旦书在那里，呼喊着要求结尾，你就写下去。你必须与它具有同等地位。在一本书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也就是说在它独立地摆脱你这位作者之前——你不可能永远丢弃它。这像罪行一样难以忍受。我不相信有人说的话：“我撕掉了手稿，统统扔掉了。”我不相信。或者是写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并不存在，或者这不是一本书。如果此刻不是书，我们总是知道的。如果将来永远不是书，不，我们不知道。永远不。

我躺下时盖着脸。我害怕自己。我不知道怎么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因此我在睡觉以前喝酒。为了忘记自己，忘记我。酒立刻进入血液，然后我睡着了。酒后的孤独令人不安。心脏，对，就是心脏。它突然急剧地跳动。

我在屋子里写作时，一切都在写作。处处都是文字。我见到朋友时，有时不能立刻认出他们。有好几年都是这样，对我来说很艰难，是的，大概持续了十年。就连十分亲密的朋友来看我时，也是很糟糕的。朋友们对我毫不知情：他们为我好，好意来看我，以为这是应该的。而最奇怪的是，我对此毫无想法。

这使写作变得粗野。类似生命之前的粗野。你总能辨识它，森林的粗野，与时间一样古老的粗野。惧怕一切的粗野，它有别于生命本身又与它不可分。你顽强奋斗。缺乏体力是无法写作的。必须战胜自己才能写作，必须战胜写出的东西。这事很怪，是的。这不仅是写作，文字是夜间动物的叫声，是所有人的叫声，是你与我的叫声，是狗的叫声。这是社会令人绝望的大规模粗俗。痛苦，这也是基督和摩西和法老和所有的犹太人，和所有的犹太儿童，这也是最强烈的幸福。我一直这样认为。

诺弗勒堡的这座房子，我是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书改编成电影的版税购买的。它属于我，归于我名下。那是在我的写作狂以前。火山般的狂热。我想这座房子起了很大作用。它抚慰我童年时的一切痛苦。我购买它时立刻就知道这对我是件重要的事，有决定意义的事。对我自己和孩子而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于是我照管房子，打扫它。花很多时间去“照管”。后来，我被书卷走，就不大照管它了。

写作可以走得很远……直至最后的了结。有时你难以忍受。突然之间一切都具有了与写作的关系，真叫人发疯。你认识的人你却不认识了，你不认识的人你却似乎在等待他们。大概只是因为我已经疲于生活，比别人稍累一些。那是一种无痛苦的痛苦状态。我不想面对他人保护自己，特别是面对认识我的人。这不是悲哀。这是绝望。我被卷入平生最艰难的工作：我的拉合尔情人，写他的生活。写《副领事》。我花了三年来写这本书。当时我不能谈论它，因为对这本书的任何侵入，任何“客观的”意见都会将书全部抹去。我用经过修改的另一种写法，就会毁灭这本书的写作以及我有关它的知识。人有这种幻觉——正确的幻觉——仿佛只有自己写得出写成的东西，不论它是一钱不值还是十分出色。我读评论文章时，大都对其中的“它四不像”这句话感兴趣。这就是说它印证了作者最初的孤独。

诺弗勒的这座房子，我原以为也是为朋友们买下的，好接待他们，但我错了。我是为自己买的。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我才说出来。有时晚上来了许多朋友，伽里玛一家经常来，带着夫人和朋友。伽里玛的家人很多，有时可能达十五人之多。我要求他们早一点来，好把餐桌摆在同一间房里，让大家都在一起。我说的这些晚会使大家都很高兴。这是最令人高兴的晚会。在座的总有罗贝尔·昂泰尔姆和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以及他们的朋友。还有我的情人们，特别是热拉尔·雅尔洛，他是魅力的化身，也成了伽里玛家的朋友。

来客人时我既不那么孤单又更被遗弃。必须通过黑夜才能体验这种孤独。在夜里，想象一下杜拉斯独自躺在床上睡觉，躺在这座四百平方米的房子里。当我走到房屋的尽头，朝“小屋”走去时，我对空间感到害怕，仿佛它是陷阱。可以说我每晚都害怕。但我从未有所表示让什么人来住。有时我很晚才出门。我喜欢转转，和村里的人，朋友，诺弗勒的居民一起。我们喝酒。我们聊天，说很多话。我们去咖啡馆，它像好几公顷的村庄一样大。清晨三点钟它挤得满满的。我记起了它的名字：帕尔利Ⅱ。这也是叫人迷失的地方。侍者像警察一样监视我们的孤独所处的这片无边的领域。

这里，这所房子不是乡间别墅。不能这样说。它原先是农庄，带有水塘，后来成为一位公证人——巴黎的大公证人——的乡间别墅。

当大门打开时，我看见了花园。几秒钟的事。我说好，一走进大门我就买下了房子。立刻买下了。立刻用现金支付。

现在它一年四季都可住人。我也把它给了我儿子。它属于我们两人。他眷恋我也眷恋它，现在我相信。他在屋里保留了我所有的东西。我还可以独自在那里住。我有我的桌子，我的床，我的电话，我的画和我的书。还有我的电影脚本。当我去那里时，儿子很高兴。儿子的这种快乐现在是我生活中的快乐。

作家是很奇怪的。是矛盾也是荒谬。写作，这也是不说话。是沉默。是无声的喊叫。作家常常带来轻松，他听得多。他不多说话，因为不可能对别人谈写成的书，特别是正在写的书。不可能。这与电影、戏剧和其他演出相反。与一切阅读相反。这是最困难的。最糟糕的。因为书是未知物，是黑暗，是封闭的，就是这样。书在前进，在成长，朝着你认为探索过的方向前进，朝着它自己的命运和作者的命运前进，而作者此时被书的出版击倒了：他与梦想之书的分离就像是末胎婴儿的诞生，这婴儿永远是最爱。

打开的书也是黑夜。

我不知为什么，我刚才的这些话使我流泪。

仍然写作，不理睬绝望。不：怀着绝望。怎样的绝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写得与作品之前的想法不一样，就是失败。但必须接受它：失败的失败就是回到另一本书，回到这同一本书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屋子里的这种自我丧失完全不是自愿的。我没有说：“我整年里每天都关在这里。”我没有被关着，这样说是错的。我出去采购，上咖啡馆。但我同时又在这里。村子和房屋是一样的。桌子放在水塘前。还有黑墨水。还有白纸也是一样的。至于书，不，突然间，永远不一样。

在我以前，这房子里没有人写作。我问过镇长、邻居、商人。不。从来没有。我常打电话到凡尔赛打听曾住过这房子的人的姓名。在那一串住户的姓名和职业的单子上，没有任何作家。而所有这些姓名都可能是作家的姓名。所有的人。但是不。他们是这里的农户。我在土地里找到德国垃圾箱。这所房子的确被德国军官占用过。他们的垃圾箱是一些洞，在地上挖的洞。里面有许多牡蛎壳，贵重食品的空罐头，首先是肥鹅肝和鱼子酱罐头。还有许多碎了的餐具。什么都被扔掉。餐具肯定是塞夫勒的产品，除了碎片以外，花纹完好无缺。那蓝色像我们某些孩子的眼睛一样是纯洁的蓝色。

当一本书结束时——我是指写完一本书时——你阅读时再不能说这书是你写的，不能说书里写了些什么，也不能说你怀着何种绝望或何种幸福感，是一次新发现还是你整个人的失败。因为，毕竟，在一本书里是看不见这些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均匀一致的，变得规规矩矩。书一旦完成并散发以后，它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了。它回归到初生时懵懂的纯洁之中。

与尚未写成的书单独相处，就是仍然处在人类的最初睡眠中。就是这样。也是与仍然荒芜的写作单独相处。试图不因此而死。这是在战争中独自待在防空洞里。但是没有祈祷，没有上帝，没有任何思想，只有这个疯狂的愿望：消灭德意志民族，直至最后一名纳粹。

写作永远没有参照，不然它就……它仿佛刚出世。粗野。独特。除了那些人，在书中出现的人，你在工作中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作者永远不会为他们惋惜。不，我对这有把握，不，写书，写作。因此通向舍弃的门永远敞开。作家的孤独中包含自杀。他甚至在自己的孤独中也是单身一人。永远不可思议。永远危险。是的，这是敢于出来喊叫所付的代价。

在房子里，我在二楼写作，我不在楼下写。后来却相反，我在一楼中央那个大房间里写，为的是不那么孤单，也许吧，我记不清了，也为了能看见花园。

书里有这个，书里的孤独是全世界的孤独。它无处不在。它漫及一切。我一直相信这种蔓延。和大家一样。孤独是这样一个东西，缺了它你一事无成。缺了它你什么也不瞧。它是一种思想方式，推理方式，但仅仅是日常思想。写作的功能中也有它，既然你每天都可以自杀，那你首先也许会想不要每天都自杀。这就是写书，不是孤独。我谈论孤独，但我当时并不孤单，因为我要完成这个工作，直至光明，这是苦役犯的工作：写作《法国副领事在拉合尔》。书写成了，被译成全世界的各种语言，被保存了下来。在书中，副领事向麻风病开枪，向麻风病人、穷人和狗开枪，然后向白人，向白人总督开枪。他枪杀一切，除了她，一天早上溺死在三角洲的她，劳拉·瓦莱里·施泰因，沙塔拉和我童年的女王，驻永隆总督的这位妻子。

这是我生命的第一本书。它发生在拉合尔，也是在柬埔寨，在种植园，无处不在。《副领事》一开始就有一位十五岁的怀孕的女孩，这位安南姑娘被母亲赶了出来，在菩萨蓝色大理石的山区里游荡。后来如何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寻找这个地方，寻找我从未去过的这座菩萨的山。我的书桌上摆着地图，我循着乞丐和孩子们走的小路寻找，孩子们两腿无力，目光呆滞。他们被母亲所抛弃，捡垃圾充饥。这本书很难写。不可能做提纲来表述苦难的深度，因为没有引发这苦难的明显事件。这里只有饥饿和痛苦。

野蛮的事件之间没有联系，因此始终没有计划。我生活中从来没有计划。从来没有。生活和作品中都没有，一次也没有。

我每天早上写作。但没有任何时间表。从来没有。除非是做饭。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让食物沸腾或避免烧焦。对于书我也心里有数。我发誓。用一切发誓。我从未在书里说谎。甚至也从未在生活里说谎。除了对男人。从来没有。这是因为母亲以前吓唬我说，谎言会杀死说谎的孩子。

我想这正是我责怪书籍的一点，因为，一般来说，它们并不自由。通过文字就能看出来：书被制作、被组织、被管辖，可以说变得规规矩矩。这是作家经常对自己使用的审查职能。于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寻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无害的形式。还有几代人死气沉沉，书写得十分腼腆，甚至还有年轻人。这是些可爱的书，但没有任何发展，没有黑夜。没有沉默。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作者。应景的书，解闷的书，旅行的书。但不是嵌入思想、讲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伤的书，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谈。

我不知道书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有书时我们知道。没有书时，我们知道，好比知道我们活着，还没有死。

每本书和每位作家一样，有一段艰难的、无法绕过的行程。他必须下决心将这个失误留在书里，使它成为真正的、不撒谎的书。孤独，我还不知道它后来如何。我还不能谈论它。我相信的是这种孤独变得平凡，天长日久变得平庸，而这很幸运。

当我第一次谈到法国驻拉合尔大使的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副领事之间的恋情，我感到毁坏了这本书，使它辜负了期望。可是没有，它不仅站住了，而且不负所望。作家也有失误，像这种失误，它实际上是机遇。成功的、美妙的失误使人欣喜，就连其他的失误，仿佛出自孩童之手的浅易的失误常常也是美妙的。

别人的书，我往往觉得很“干净”，但常常仿佛出自毫无危险的古典主义。大概该用“必然”一词。我不知道。

我平生读得最多的书，我独自阅读的书，是男人写的书。是米什莱。米什莱，还是米什莱，催人泪下。也有政治书籍，但较少。圣朱斯特，司汤达，但奇怪的是没有巴尔扎克。文本中之文本是圣经中的《旧约》。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摆脱人们可能称作的危机，神经性危机或迟缓、衰落的危机，它仿佛是虚假的睡眠。孤独也是这个。一种写作。而阅读就是写作。

有些作家感到恐惧。他们害怕写作。就我的情况而言，也许我从来不害怕这种恐惧。我写了一些难以理解的书，但它们有读者。最近我读了其中一本，我有三十年没有重读它，我觉得它很精彩。书名是：《平静的生活》。此前我完全忘了它，只记得最后那句话：“除我以外，谁也没有看到他淹死。”这本书是一气呵成的，根据的是谋杀案十分阴暗的普通逻辑。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走得比书本身更远，比书中的谋杀案更远。走向你不知道的地方，走向对那位妹妹的爱慕，这又是兄妹恋爱的故事，是的，是永恒爱情的故事，炫目的、冒失而受到处罚的爱情。

我们因希望而患病，我们这些六八年的人，我们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作用。我们，不会有任何法律，任何东西，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医治好我们的希望症。我想再加入共产党。但同时我知道不应该。我还想对右派说话，带着全部愤怒去辱骂它。辱骂和写作一样强有力。这是有对象的写作。我写文章辱骂一些人，这和写首好诗一样痛快。我认为左派与右派截然不同。有人会说这是同一些人。左派中有贝雷戈瓦，谁也取代不了他。第一号贝雷戈瓦就是密特朗，他也不同于任何人。

我可与众人一模一样。我相信走在街上从来没有谁回过头来看我。我是平庸。平庸的杰作。就像《卡车》那本书中的老妇人。

像我对你讲的那样生活，在孤独中生活，天长日久会冒风险。不可避免。当人孤单时会失去理性。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当人完全孤单时会精神错乱，因为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产生个人的谵语。

人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身体上永远不是孤单的。永远不。人总是在一个地方。他听见厨房的声音，电视或广播的声音，在邻近的套间，在整座大楼。特别是当他从不要求寂静时，不像我那样。

我想讲一件事，我第一次曾讲给为我拍过片子的米歇尔·波尔特听。在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在与大房子相通的那间被称作食物贮藏室的“小”房子里。独自一人。我在那里等米歇尔·波尔特。我经常这样独自待在安静而空荡荡的地方。待上很久。那一天，在寂静中，我突然看到和听到，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贴着墙，一只普通的苍蝇在做垂死挣扎。

我在地上坐了下来，免得吓坏它。我一动不动。

在这么大的空间里，我和它单独在一起。此前我从未想到苍蝇，除了诅咒它以外。和你一样。我和你一样，从小就憎恶全世界的这个灾星，带来瘟疫和霍乱的灾星。

我走过去看它死去。

它想从墙上脱身，花园的湿气可能使墙上的沙子和水泥将它粘住。我注视苍蝇怎样死去。时间很长。它做垂死挣扎，也许持续了十至十五分钟，然后便停止了。生命肯定停止了。我仍然待在那里看。苍蝇和刚才一样贴着墙，仿佛粘在墙上。

我弄错了：它还活着。

我仍然待在那里看，盼望它重新开始希望，重新开始生活。

我的在场使它的死亡更显得残酷。这我知道，但我仍待在那里。为了看。看死亡如何逐步地入侵这只苍蝇。也试着看看死亡来自何处。来自外面，还是来自厚墙，或者地面。它来自怎样的黑暗，来自大地或天空，来自附近的森林或者尚无以名之的虚无——它也许近在咫尺——也许它来自我这个试图寻找正在进入永恒的苍蝇的轨迹的人。

我记不得结局了。苍蝇精疲力竭，多半掉了下来。它的爪子从墙上脱开。它从墙上掉了下来。我再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我从那里走开。我对自己说：“你在发疯。”我从那里走开了。

米歇尔·波尔特来的时候，我把那个地方指给她看，对她说有只苍蝇在三点二十分时在那里死去。米歇尔·波尔特大笑。狂笑。她有理由。我对她微笑，这件事到此为止。可是不：她还在笑。我现在向你讲的时候，就是这样，是真话，我说的是真话，刚才讲的是苍蝇和我之间的事，这还没有什么可笑的。

苍蝇的死亡，是死亡。是朝向某种世界末日的进程中的死亡，它扩大了长眠的疆界。我们看见死去一条狗，我们看见死去一匹马，我们说点什么，比方说，可怜的畜生……但是对苍蝇的死，我们什么也不说，不做任何记载。

现在我写下了。人们可能冒的风险也许正是这种十分凄惨的偏移——我不喜欢这个字眼。事情并不严重，但这件事本身，全部，具有巨大的意义：无法企及的、无边无际的意义。我想到了犹太人。我像在战争初期一样仇恨德国，用整个身体，用全部力量仇恨它。在战争期间，看到街上的每个德国人，我就想到要谋杀他，臆想和完善这个谋杀，我想到杀死一个德国肉体时的那种巨大快乐。

如果作品接触到这个，这只垂死的苍蝇，那也很好，我是指：写出写作的恐惧。死亡的确切时刻，既然被记载，便已经使死亡成为无法企及的，使它具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在地球上生命的总图中具有精确的地位。

苍蝇死亡时刻的精确性使它有了秘密葬礼。证据就在这里，它死了二十年，我还在谈论它。

此前我从未讲起这只苍蝇的死亡，它持续的时间，它的缓慢，它难以忍受的恐惧，它的真实。

死亡时间的精确性反映出与人的共存，与殖民地民族，与世上庞大无比的陌生人群，与处于普遍孤独中的孤单人们的共存。生命无处不在。从细菌到大象。从大地到神圣的或已死亡的天空。

对于苍蝇的死，我没有做什么事。光滑的白墙，它的裹尸布，已经在那里，它的死亡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自然的与不可避免的。这只苍蝇显然到了生命的末日。我无法抑制自己不去看着它死。它不再动弹。还有这一点，我也知道人们不能说这只苍蝇存在过。

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我从未像刚才那样讲述过，甚至包括对米歇尔·波尔特。我当时还知道的，看到的，是苍蝇已经知道渗透它全身的冰冷就是死亡。这是最可怕的。最出人意料的。它知道，它也接受。

孤零零的房子是不会这样存在的。它周围必须有时间，有人，有故事，有“转折点”，有像婚礼或这只苍蝇死亡之类的事，死亡，平凡的死亡——单数与多数的死亡，全球的，无产者的死亡。战争，地球上巨大如山的战争所造成的死亡。

那一天。我约好要与朋友米歇尔·波尔特单独会面的那一天，没有时刻的那一天，一只苍蝇死了。

我瞧它的时候，突然到了下午三点二十分多一点：鞘翅的声音停止了。

苍蝇死了。

这只蝇后。黑色与蓝色的蝇后。

这只苍蝇，我看见的这只，它死了。慢慢地。它挣扎到最后一刻。然后它完了。前后大概有五分钟到八分钟。时间很长。这是绝对恐惧的一刻，也是死亡的起点，朝向别的天空，别的星球，别的地方。

我想逃走，但我同时对自己说应该朝地上的这个声音看看，因我曾听到一只普通苍蝇死亡时那种湿柴着火的声音。

是的。是这个，苍蝇的死亡，它成了文学的移位。你在不知不觉中写。你写如何看着一只苍蝇死去。你有权这样做。

米歇尔·波尔特，当我告诉她苍蝇的死亡时刻时她大笑不止。现在我想，以可笑的方式讲述苍蝇死亡的人也许不是我。当时我无力表达，因为我正瞧着这个死亡，这只黑色和蓝色的苍蝇的死亡。

孤独总是以疯狂为伴。这我知道。人们看不见疯狂。仅仅有时能预感到它。我想它不会是别的样子。当你倾泻一切，整整一本书时，你肯定处于某种孤独的特殊状态，无法与任何人分享。你什么也不能与人分享。你必须独自阅读你写的书，被封闭在你的书里。这显然有种宗教味道，但你并不马上有这种感觉，你可以事后去想（正如我此刻做的），根据某个东西，比方说生命或对书的生命的答案，根据话语、呼喊、闷声的吼叫，发自世界各国人民的这些无声的可怕声音。

在我们周围，一切都在写，这一点应该有所觉察，一切都在写，苍蝇，它也写，写在墙上。在大厅里，在池水所折射的光线中，苍蝇写了许多，可以填满整整一页纸，苍蝇的字迹。它会是另一种文字。既然它可能是文字，那么它就已经是文字了。有一天，也许，在未来的世纪中，人们会阅读这种文字，也会辨识它和翻译它。于是一首难辨而广阔无垠的诗会在天上展开。

然而，在世界某处，人们在写书。所有人都在写。我相信这一点。我确信是这样。例如，对布朗肖来说，就是这样。疯狂围绕着他。疯狂也是死亡。巴塔耶就不是这样。他为什么躲避自由的、疯狂的思想？我解释不了。

关于苍蝇这件事，我还想说几句。

我仍然看见它，看见这只苍蝇在白墙上死去。先是在阳光中，后来在方砖地上阴暗的折射光线中。

你也可以不写，可以忘记苍蝇。只是看着它。看它也在挣扎，可怕的挣扎记入虚无的、陌生的天空中。

好，就这些。

我要谈谈虚无。

虚无。

诺弗勒的所有房屋都是有人住的：冬天时住户或多或少，这当然，但毕竟有人住。它们不是像通常那样只用于夏天。它们全年都开着，有人住。

诺弗勒堡这座房子最重要之处，在于窗子，它开向花园和门前通往巴黎的大道。大道上有着我书中女人们的身影。

我常常睡在那间成为客厅的房间里。我一直认为卧室不过是习俗。我在哪个房间工作，它便成为不可或缺的，像其他房间一样，甚至包括楼上的空房间。客厅里的镜子属于在我以前的房主。他们把它留给了我。至于钢琴，我在买房以后就立刻买了它，价钱几乎相同。

一百年前，顺着房子有一条让牲口去池塘饮水的小路。池塘如今在我的花园里。牲口却没有了。同样，村里也不再有清晨的鲜奶。一百年了。

当你在这里拍片子时，这所房子才真正像那所房子——在我们以前的人所曾见到的那个样子。它在孤寂和风韵中突然显示出另一个样子，成为可能再属于另一些人的房屋。仿佛剥夺房子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不是不可能的。

在室内冷藏水果、蔬菜、咸黄油……有一间房专作此用……阴暗和凉爽……我想这就是食物贮藏室，对，就是它。就是这个词。可以藏匿战争储备的地方。

这里最早的植物就是现在长在门口窗沿上的那些。来自西班牙南部的粉色天竺葵。像东方一样芬芳。

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从来不扔花。这是习惯，不是命令。从来不扔，即使花朵枯死也留在那里。有些玫瑰花瓣在那里待了四十年，待在短颈大口瓶里。颜色仍然粉红。干枯而粉红。

一年中的问题是黄昏。夏天和冬天都一样。

第一个黄昏是夏天的黄昏，室内不应开灯。

接着是真正的黄昏，冬天的黄昏。有时我们关上百叶窗，避免看见它。还有椅子，为夏天排在那里的椅子。露台，每个夏天我们都在那里。和白天来的朋友们谈话。经常为了这，为了说话。

每次都很忧愁，但不悲惨，冬天，生活，不公正。某天早上是绝对的厌恶。

仅仅是这，忧愁。时间在流逝，我们不习惯。

在这座房子里，最难受的就是为树木担惊受怕。总是如此。每次都如此。每当有暴风雨，而这里常有暴风雨，我们就为树木担心，为它们害怕。突然间我忘了它们的名字。

傍晚，在黄昏时刻，作家周围所有的人都停止工作。

在城市，在村镇，在各处，作家是孤独的人。他们无时无处不是孤独的。

在全世界，光线的终结就是劳动的终结。

而我始终感到这一时刻对我来说不是劳动的终结时刻，而是劳动的开始时刻。对作家而言，自然中就存在某种价值颠倒。

作家的另一种工作有时使人羞愧，它大都引起众人最强烈的对政治秩序的遗憾。我知道人们为此耿耿于怀。他们变得像警犬一样凶恶。

在这里，你感到脱离了体力劳动。你必须适应和习惯这一点，然而什么也消除不了这一点，这种感情。将永远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世界这个地狱的不公正性，这使我们流泪。工厂地狱，种种恶行：老板的藐视与不公正，残暴、资本主义制度的残暴，它所带来的一切不幸，富人有权支配无产者，将失败归咎于他们而从不将成功归于他们。令人不解的是无产者为什么接受呢。不过许多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种状况不会继续很久。我们大家做到了一点，可以对他们可耻的文章作新的解读。是的。是这样。

我不坚持，我走了。但我说的是大家的感受，即使人们不善于体验它。

常常，在劳动终结时，你回忆起最大的不公正。我指的是日常生活。这种回忆一直来到房屋里，一直来到我们身上，不是在早上，而是在晚上。如果我们毫无感受，那我们就一文不值。我们就是：虚无。而在所有村庄的所有情况下，这种事人所共知。

当黑夜开始来临时，就是解脱。室外的劳动停止了。剩下的是我们的奢侈，能够在夜里写作的奢侈。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写。不受制于任何命令、时刻表、长官、武器、罚金、侮辱、警察、领导和领导。以及孵化出明日法西斯主义的母鸡。

副领事的斗争既天真又具有革命性。

这就是时代的，各个时代的最大的不公正：如果平生一次也不为此哭泣，那就不为任何事哭泣。而从不哭泣不是生活。

哭泣，也应该哭泣。

即使哭泣无济于事，我认为也应该哭泣。因为绝望是可以触知的。它会留下来。对绝望的回忆会留下来。有时它会杀人。

写作。

我不能。

谁也不能。

应该说明：人们不能。

但人们写作。

人们身上负载的是未知数，写作就是触知。或是写作或是什么都没有。

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写作病。

我试图在这里说的话并不简单，但是我想各国的同志们能理解。

人本身有一种写作狂，强烈的写作狂，但人们疯狂并不是因为这个。正相反。

写作是未知数。写作以前你完全不知道将写什么。而且十分清醒。

这是你本身的未知数，你的头脑和身体的未知数。写作甚至不是思考，它是你所具有的能力，属于在你身边与你平行的另一个人，他是隐形人，出现并前进，有思想有怒气，他有时自己使自己处于丧失生命的危险之中。

如果你在动笔以前，在写作以前，就大概知道会写什么，你永远也不会写。不值得写。

写作就是试图知道如果先写会写什么——其实只有在事后才知道——这是人们可能对自己提出的最危险的问题。但也是最通常的问题。

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赤裸裸的，它是墨水，是笔头的东西，它和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不一样，仅此而已，除了生活以外。

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

一个故事的起始，开头。

这就是我第一次要讲的故事。这本书里的故事。

我想这是写作的方向。是这样，例如写给你看，虽然我对你仍一无所知。

写给你看，读者：

事情发生在距多维尔很近、离海边几公里远的一个村庄里。村庄叫沃维尔，在卡尔瓦多斯省。

沃维尔。

就是这里。这是路牌上的名字。

我是在特鲁维尔的商人朋友们介绍下头一次去到那里。她们曾向我谈起沃维尔可爱的小教堂。因此那天，在这头一次参观中，我看了看教堂，却对我要讲的事漠然无知。

教堂确实很美，甚至很可爱。教堂右侧有一个十九世纪的小墓园，它高贵、华丽，有点像拉雪兹神父墓园。在精心的装饰下，它仿佛是停顿在千百年中央的、凝止不动的游园会。

在教堂的另一侧有那位年轻的英国飞行员的尸体，他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天被打死的。

草坪中央有一座坟墓。一块光滑无瑕的浅灰色花岗岩石板。我没有马上看见它。当我知道这个故事后我看见了它。

他是一个英国孩子。

他当时是二十岁。

他的名字刻在石板上。

人们最初称他为年轻的英国飞行员。

他是孤儿。在伦敦北面的一所郡立中学读书。他像许多英国青年一样参了军。

那是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天。也许是最后一天，这很可能。他攻击了一个德国炮兵连。闹着玩的。他朝炮位射击，德国人还击。他们朝这个孩子射击。他才二十岁。

他被卡在飞机里。一架“流星”型单座飞机。

是这样，是的。他被卡在飞机里。飞机落在森林里一株树的顶端。他在夜里，他生命的最后一夜里，在那里死去——村民们这样想。

在一天一夜里，沃维尔的全体居民都去森林里为他守灵。就像从前，像古代人们做的那样，他们用蜡烛、祈祷、咏唱、眼泪和鲜花为他守灵。然后他们终于将他从机舱里拉了出来，又将飞机从枝叶中扒了出来。这很费时、很费事。他的身体原来一直卡在横七竖八的钢铁和枝丛中。

他们将他从树上放下来。花了很长时间。黑夜结束时，事情做完了。尸体一下来就被抬到墓园，他们马上挖墓穴。第二天，我想，他们就买了那块浅色花岗岩墓板。

故事由此开始。

年轻的英国人仍然在那里，在那个坟墓里。在花岗岩石板下。

他死的那一年，有人来看他，看这位年轻的英国士兵。他带来了花。一位老人，也是英国人。他来是为了在墓前悼念这个孩子和祈祷。他说自己是这个孩子在伦敦北面一所中学念书时的老师。是他说出了孩子的姓名。

也是他说这孩子是孤儿。不需通知任何人。

他每年都来。持续了八年。

在花岗岩石板下，死亡在无限地延长。

接着，他再也没有来。

世上再没有谁记得这个孤僻的、疯狂的孩子曾经存在过，有人说：这个疯狂的孩子单枪匹马赢得了世界大战。

后来只有村民们记得和照料他的坟墓、鲜花和灰石板。我呢，我想在好些年里，除了沃维尔的居民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件事。

那位老师说出了这孩子的姓名。它被刻在墓石上：

W.J.克利夫。

老人每次提到这孩子都要流泪。

第八个年头，他没有再来。此后永远没有再来。

我的小哥哥死在日本发动的战争中。他死了，他，没有任何坟墓，被扔进万人坑里的死尸堆上。这事想起来多么可怕，多么残酷，叫人无法忍受，而且在亲身经历以前，你不知道它如此可怕。这不是尸体的混杂，绝对不是，这是他的尸体消失在大堆的其他尸体之中。他的尸体，他所拥有的身体被扔进死尸坑，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除了为所有死者的祈祷。

年轻的英国飞行员情况不同，因为全体村民曾围着他的坟墓跪在草地上唱诗和祈祷，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夜。但我仍然想到西贡附近那个有保罗尸骨的万人坑。不过现在我相信不止如此。我相信有一天，很久以后，再以后，我不知道多久，但我知道，是的，很久以后，我会找到，我已经知道，找到某个实物，我会认出它，像停留在他眼洞里的微笑。保罗的眼睛。那里不止有保罗。年轻的英国飞行员的死亡对我成为如此具有私人意义的事件，包含比我所想的更多的东西。

我永远不知道是什么。人们永远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这也使我回想起我们的爱。有我对小哥哥的爱也曾有我们的爱，我们，他和我，强烈的、隐藏的、有罪的爱，时时刻刻的爱。在你死后仍然可爱。年轻的英国死者是所有的人也是他独自一人。是所有的人和他。但所有的人是不会令人流泪的。而且还有这种渴望，想看看这位年轻的死者，虽然根本不认识他但想核对一下没有眼睛的身体上端的那个洞是否曾是他的脸，想看看他的身体，他被“流星”型飞机的钢铁所撕碎的死人的面孔。

人们还能看到什么吗？我刚有这个想法。我从未想过我能写这个。这是我的事，我，与读者无关。你是我的读者，保罗。既然我这样对你说，这样对你写，这便是真的。你是我一生的爱，你控制我们对大哥的愤怒，在我们的整个童年，在你的整个童年中。

坟墓是孤零零的。正如他生前。坟墓有它的死亡年龄……怎么说呢……不知道……草地的状况，还有小花园的状况。邻近的另一座墓园也起了作用。可是，真的，怎么说呢？怎样让被埋在草地高处的那个六个月的小孩和这个二十岁的孩子聚在一起呢？他们两人仍然在那里，还有他们的姓名和年龄。他们是孤单的。

后来我看到了别的东西。我永远在事后才看到东西。

我透过田野里被毁的、残缺不全的树，黑色的树，看见了天上的太阳。我看到树木仍然是黑的。还有市镇小学，它也在那里。我听见孩子们在唱：“我永远忘不了你。”为你而唱。为你一个人。这一切的原因是此后有了那个人，还有那个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小哥哥，还有另一个人，英国孩子。他们都一样。死亡也能施洗礼。

在这里，我们离身份很远。这是一位死者，二十岁的死者，直到世界末日都如此。就是这样。姓名也不必了：死者是孩子。

可以停留在这里。

可以停留在这里，一个二十岁孩子的生命中的这个地方，他是战争的最后一位死者。

任何死亡都是死亡。任何二十岁的孩子都是二十岁的孩子。

这并不完全是任何人的死亡。这始终是一个孩子的死亡。

任何人的死亡就是全体的死亡。任何人就是所有的人。而这个任何人可以采取孩童的残酷形态。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农民们向我讲述了它们，残暴的事件就是：一个二十岁的孩子在和战争闹着玩时被打死了。

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位英国死者才始终完好无损，他始终停留在这个可怕的残酷的年龄——二十岁。

我们与村民们交上了朋友，特别是与看守教堂的那位老妇人。

枯死的树木仍在那里，乱七八糟，凝固在固定不变的混乱之中，连风也抛弃了它们。它们没有变化，这些殉难者，它们呈黑色，流着被炮火击毙的树木的黑血。

这位二十岁死去的英国青年对我——过路者——而言成为神圣的。每次我都为他流泪。

还有那位年年在这孩子墓前哭泣的英国老先生，我很遗憾没有结识他，好谈谈那孩子，谈谈他的笑容，他的眼睛，他的游戏。

这死去的孩子由全村人来照料。他们喜爱他。战争的孩子，他的墓石上将永远有花。剩下未知的是哪一天这些事会停止。

在沃维尔，我又回想起那位女乞丐唱的歌。十分简单的歌。疯子的歌，无处不在的、所有的疯子的歌，冷漠无情的疯子的歌。轻易死亡的歌。因饥饿而死亡的歌，在大路上、沟渠里，被狗、老虎、猛禽和沼泽的硕鼠吞食了一半的尸体的歌。

最难以忍受的是被毁的面孔、皮肤和被挖去的眼睛。眼睛失去了视力，不再有目光。呆滞。朝着空无。

它有二十岁。年龄，年龄的数字在死亡时停住了，它将永远是二十岁，它成了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看。

我想写写他这个英国孩子。但我不能再写他。可我还是在写，你瞧，我在写。正因为我在写我才不知道这可以写。我知道这不是记叙。这是一个突然的、孤立的事件，没有任何回响。事件就足够了。人们会讲述事件。还有那位一直哭泣的老人，八年中他每年都来，但有一次就不再来了。永远不再来。他，莫非也被死亡夺去？肯定。这事会在永恒中结束，就像那孩子的鲜血、眼睛和被死神苍白的嘴所打断的微笑。

学校的孩子们在唱他们早就爱他，爱这个二十岁的孩子，他们永远忘不了他。他们每天下午都这样唱。

而我在哭泣。

暮色像这些学童的眼睛一样蓝。

天空有这种蓝色，海的蓝色。这里有被杀害的所有树木。还有天空。我瞧着它。它用缓慢覆盖一切，每日仍无动于衷。难以揣测。

我看到地点与地点相连。森林的连续性除外，它消失了。

突然我不想再回来。我又哭了。

我到处都看见他，那个死去的孩子。他死了，因为他把战争当游戏，他假扮是风，是英勇而精明的二十岁的英国人。他玩的是高兴劲。

我仍然看到你：你。孩童的化身。像小鸟一样死亡，永恒的死亡。死亡姗姗来迟，被飞机的钢铁撕裂的身体在疼痛，他，他恳求上帝让他赶快死去，免得再受苦。

他叫W.J.克利夫，是的。这名字现在写在灰色花岗岩上。

我们穿过教堂的花园，朝在同一院子里的市镇小学走去。朝猫走去，朝那大群的猫，疯疯癫癫的猫走去，它们具有难以置信的、残酷的美。这些猫被称作“龟壳”，黄色像红火焰，像血，还有白色和黑色。黑色像被德国炸弹的烟炱永远熏黑的树木。

沿着墓园有一条河。再过去，在孩子坟墓的另一边还有些枯树。被烧的树顶着风在呼号。声音很大，仿佛是世界末日尖厉的打扫声。使人胆战心惊。然后，突然间，声音消失了，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认为是莫名其妙，无缘无故。后来农民们说这没有什么，只是树木的液汁中保留有它们伤口的木炭。

教堂内部的确很美。我们辨认出了一切。花就是花，植物、色彩、祭台、刺绣、地毯。很美。就像一个暂时被遗弃的房间在等待因天气恶劣而没有来的情人。

在这种激动之下我想做点什么。也许从外面写写，也许只是描写，描写在那里的、现场的物品。不要杜撰任何别的东西。别杜撰任何东西，任何细节。根本不要杜撰。绝对不。不要陪伴死亡。最后抛开它，这次别瞧那一边。

通向村子的路是老路，很老的路。属于史前时代。据说它们似乎一直在那里。它们是通往陌生的小道和泉水和海边的必经之处，也是躲避狼群的必经之路。

死亡之事从未使我如此震惊。我完全被吸住。被粘住。现在结束了，我不再去周围地区。

只剩下沃维尔这个游戏方格，只剩下去辨识某些坟墓上的名字。

只剩下森林，每年都向海边伸延的森林。它始终是烟炱色，黑色，等待未来的永恒。

死去的孩子也是战争中的士兵。他也可能是法国士兵。或者美国人。

我们距离盟军登陆的海滩十八公里。

村里的人知道他来自英国北部。那位英国老先生曾向他们谈到这个孩子，那位老先生不是这孩子的父亲，孩子是孤儿，他多半是孩子的老师，也许是孩子父母的朋友。他爱这个孩子。像爱自己的儿子。也许也像爱自己的情人，谁知道呢？是他说出了孩子的名字。这名字刻在了浅灰色的墓石上。W.J.克利夫。

我什么也不能说。

我什么也不能写。

也许会有不成文的写作。有一天会有的。文字简洁，没有语法，只有单词。去掉语法支撑的单词。迷失的词。它们被写了出来就立刻被抛掉。

我想讲述为悼念那位年轻的英国飞行员而举行的仪式。我知道某些细节：整个村庄都参与了，它又焕发了一种革命积极性。我也知道那座坟墓的修建并未得到许可。镇长没有介入。为了表达对孩子的崇敬，沃维尔变成了某种哀悼节。哭泣和歌颂爱的自由节日。

村里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个孩子的事。也知道那位老人，那位老教师来访的事。但他们不再谈起战争。对他们来说，战争就是这位在二十岁被谋杀的孩子。

死亡曾经笼罩着村庄。

妇女们在哭泣，情不自禁。年轻的飞行员死了，真正的死亡。如果人们歌唱这个死亡，那不会是同一件事。由于妇女们崇高的谨慎——我这样想，虽然不敢完全肯定——孩子被埋在教堂另一侧尚无任何坟墓的地方。那里现在也只有他的坟墓。以躲避狂风。她们抱起孩子的尸体，将它洗净，然后放在这个地方，放进坟墓，有浅色花岗岩石板的坟墓。

妇女们对这些事只字不提。如果当初我和她们在一起，和她们一起干，我想我就不可能写出来。我所体验的参与事件的万分强烈的感情也许就不会产生。如今我独自一人，激情再次袭来。独自一人，我为这个成为战争的最后死者的孩子哭泣。

这件事是永远的话题：就在和平来临的那一天，一个二十岁的孩子被德国大炮打死了。

二十岁。我是说他的年龄。我说：他当时二十岁。他在永恒面前永远是二十岁。不论永恒存在与否，这个孩子就是永恒。

当我说二十岁时，这很可怕。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年龄。我为他感到的痛苦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上帝的概念从未出现在孩子周围。上帝这个词很平常，最平常的词，但谁也没有说。在这个二十岁孩子下葬时谁也没有说，孩子曾驾着他的“流星”型飞机玩打仗，飞越像大海一样美丽的诺曼底森林。

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件事相比。宇宙间有许多这种事。缺口。在这里，人们看到了这件事。也看到了孩子因玩打仗而死亡。围绕孩子的死亡，一切都很清楚。

飞出森林时，他曾经很满意，十分高兴，没看见一个德国人。能飞行，能生活，能决心杀死德国士兵，他为此高兴。这个孩子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喜欢打仗。他死了便一直是另一个孩子，任何二十岁的孩子。到了夜里，头一个夜里，他的生命便中断了。他成了这个法国村庄的孩子，他，英国飞行员。

在这里，在注视他的沃维尔村民面前，他签了自己的死亡证。

这本书不是一本书。

不是一首歌。

也不是一首诗，不是思想集。

而是眼泪、痛苦、哭泣、绝望，无法抑制也无法劝导。像信仰上帝一样强烈的政治愤怒。甚至更为强烈。更为危险，因为没有尽头。

这个死于战争的孩子，他也是那些在大树顶上找到他的人们的秘密，他被飞机残骸钉在树木这个十字架上。

我们无法写这个。不然就写出一切。写出一切，都写出来，等于不写。一文不值。这种阅读难以忍受，就像是广告。

我又听见市镇小学的孩童的歌声。沃维尔的孩童们的歌声。它应该是可以忍受的。我们仍难以接受。听见孩子们的歌声时，我总是流泪。至今仍在流泪。

人们已经很少看见那位年轻的英国飞行员的坟墓了。它在四周的风景中仍然可以看到。但已永远远离了我们。它的永恒将通过这死去的孩子长存。

教堂侧面通向孩子的坟墓。在那里仍然有什么事在发生。我们现在离事件已有好几十年，然而在这里，坟墓仍是事件。也许是由于死于战争的孩子的孤独，由于对他冰冷的花岗岩墓石的温柔抚摸？我不知道。

村庄成了这个二十岁的英国孩子的村庄。它仿佛是一种纯洁和绵绵不绝的眼泪。对他坟墓的精心照料将是永恒的。人们已经知道。

年轻的英国孩童飞行员的永恒就在那里，人们可以亲吻灰色的墓石，触摸它，倚着它睡去，哭泣。

这个字——永恒这个字涌到嘴边——仿佛是依靠，它将成为在未来战争中本地区被打死的所有人的公共墓穴。

也许这是一种崇拜的诞生。上帝被取代了？不，上帝每天都被取代。人们从来不缺上帝。

我不知道怎样称呼这件事。

一切都在那几十平米的土地上。一切都在那里，在杂乱的死人堆，华丽的坟墓里，坟墓的豪华使那地方给人强烈的印象。不是数目，数目已经分散到别处，分散到德国北部的那些德国平原上，整个大西洋海岸地区的大屠杀中。这个孩子始终是他自己。独自一人。战场仍然很远，在欧洲各处。这里却相反。这里是孩子，战争死亡之王。

他也是国王：这个在孤独中死去的孩子就像是在孤独中死去的国王。

人们可以拍摄那座坟墓。如实的坟墓。姓名。夕阳。被烧焦的黑黑的树。拍摄那两条姊妹河，它们变得疯狂，每晚都像饿狗一样吼叫，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们要什么又为什么。这两条成为上帝败笔的、先天失调又难看的河每晚都相互撞击，彼此厮打。我在哪里也不曾见过。它们是另一个世界的疯子，在哐声、杀戮声和大车声中寻找道路，汇入哪个大海，哪座森林。还有猫，大群大群的猫在惊叫。墓园里总有猫，不知它们在窥伺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件，只有它们这些野猫，迷途的猫能理解。

死树、草地、牲畜，这里的一切都瞧着沃维尔的夕阳。

这个地方仍然很荒凉。空的，对。几乎是空的。

教堂的女看门人住得很近。她每早喝完咖啡后就去看看那座墓。一位农妇。她穿着深蓝布的围裙，我母亲二十岁时在加来海峡省就穿这个。

我忘了：离沃维尔一公里远的地方，还有那座新墓园。单一价格的墓园。有像树一般硕大的花束。一切都涂成白色。但这里没有人，地下没有人，仿佛空空的。不像是墓园。不知这是什么，也许是高尔夫球场。

沃维尔周围有中世纪以前的十分古老的小路。在它上面是现在为我们修筑的大路。沿着千年的篱笆是为新的生者修的路。罗贝尔·伽里玛告诉我诺曼底有整整一套初期道路的网络。海岸人，北方人[1]的初期道路。

大概有很多人写过道路史。

应该说的是不可能讲述这个地方，这里，还有这座墓。但我们仍然可以亲吻灰色的花岗岩和为你哭泣。W.J.克利夫。

应该从反方向开始。我指的不是写作。而是一旦写成的书。从水源一直追到蓄水库。从坟墓一直追到他，那位年轻的英国飞行员。

常常有记叙而很少有写作。

也许只有一首诗，为了试试……什么？我们再什么也不知道，连这也不知道，不知道该做什么。

伟大的平凡：森林、穷人、疯狂的河流、死掉的树，还有像狗一样食肉的猫。红色和黑色的猫。

生命的无邪，是的，不错，它在那里，就像学童们唱的轮舞曲。

这是真的，生命的无邪。

无邪得叫人落泪。那古老的战争已在远处。当你独自待在村里，面对被德国炮火烧焦的、受难的树木时，战争现在已成碎片。树木被杀害，像烟炱一样黑。不。再没有战争。孩子，战争的孩子，取代了一切。二十岁的孩子：他取代了整个森林，整个地球，还有战争的未来。战争与孩子的尸骨一起被关进了坟墓。

现在平静了。最中心的光辉是思想，二十岁的思想，玩战争的思想，它光彩夺目。像水晶。

如果不曾有这些事，就不会有写作。但即使写作在那里，时刻准备喊叫，哭泣，你也不会写。这种激情十分精细、深邃、肉感而且很重要，完全无法预测，正是它才有能力在一个肉体内孕育出多个完整的生命。这就是写作。写作的列车驶过你的身体。穿过它。你从那里出发去谈论这种激情，它难以说清，十分陌生，但却突然攫住了你。

在这里，在沃维尔这个村子里，我仿佛在家里。我每天去那里流泪。后来有一天我不再去了。

我写是因为我有机会插手一切，参与一切，有机会来到这个战场，这个战争已离去的舞台，有机会扩大这种思考，它慢慢地触及战争，二十岁年轻孩子死亡的这个进行中的噩梦，这个二十岁英国孩子的尸体，他与诺曼底森林的树木一同进入同样无边的死亡。

这种激动将超越它本身，扩及全世界的无限。经过好几个世纪。接着有一天——在整个地球上，人们会理解某些东西，例如爱。对他的爱。对在这森林里与德国人玩战争而死去的二十岁英国孩子的爱，森林巨大而美丽，人们会说它那么古老，甚至可爱，对，就是这样，就是叫可爱。

人们应该能拍出一部片子。一部使用强调手法的，有倒叙和重新开始的片子。然后将它搁置起来。也拍摄这种搁置。但人们不会这样做的，他们已经知道。永远不会拍摄的。

为什么不拍摄这件不为人知，尚且不为人知的事？

我两手空空，脑子空空，拍不了这个片子。但今年夏天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它。因为这个片子毕竟会是一部思想疯狂并难以掌握的片子，一部关于活生生的死亡之文学的片子。

文学写作向每本书，每位作家，每位作家的每本书都提出问题。没有写作就没有作家，没有书，什么都没有。由此人们似乎也可以对自己说，如果如此，那也许再什么也没有了。

世界的默默崩溃是在那天开始的，也就是二十岁的英国青年在诺曼底森林上空——大西洋海岸上的这座纪念碑，这个光荣——痛苦地慢慢死亡的那一天。这个消息，这惟一的事实，这神秘的消息被嵌入仍然在世的人们脑中。世界在首次沉默中达到了无法返回的临界点。人们知道从此不必再抱希望。地球上处处如此，而这仅仅起始于一个二十岁的孩子，上次战争的年轻死者，童年时代最后战争的被遗忘者。

然后有一天，再没有什么可写，没有什么可读，只剩下这个如此年轻，年轻得让人嚎叫的死者生命中无法表达的东西。

[1] 作者将诺曼底人Normand分解为Nord-man。

罗马

这是意大利。

这是罗马。

这是一家饭店的大堂。

这是傍晚。

这是纳沃纳广场。

饭店大堂是空的，但在露天座上，有位女士坐在扶手椅上。

侍者端着托盘去伺候露天座上的客人，他们又回去，消失在大堂深处。又回来。

女士睡着了。

来了一位男士。他也是饭店的顾客。他站住。他瞧着睡觉的女士。

他坐下，不再看她。

女士醒来。

男士胆怯地问：

“我打搅您了吧？”

女士微微一笑，不作答。

“我是饭店的客人。我每天看见您穿过大堂来这里坐下。（停顿）有时您睡觉。我瞧着您。您也知道。”

沉默。她瞧着他。他们对视。她不说话。他问道：

“您完成形象了吗？”

“……是的……”

“那么对话也完成了？……”

“是的，早就有了，在形象以前我就写了对话。”

他们不瞧对方。明显的局促。他低声说：

“影片会在这里，现在，此时此刻开始……当光线消失。”

“不。影片已经在这里开始了，从您询问形象时起就开始了。”

停顿。局促在增长。

“怎么？”

“刚才，您一问及形象，老片子就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

停顿——缓慢。

“以后……您不知道……”

“不……一无所知……您也一样……”

“的确，一无所知。”

“那您呢？”

“在这一刻以前我一无所知。”

他们转头朝着纳沃纳广场。她说：

“我从来就不知道。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点钟，他们拍摄了喷泉……您那时还没有来到饭店。”

他们瞧着喷泉。

“好像在下雨。”

“每晚都认为是下雨。其实没有下。这几天罗马没有下雨……是泉水被风吹洒在地面上。整个广场湿漉漉的。”

“孩子们光着脚……”

“每天晚上我都瞧着他们。”

停顿。

“天气几乎冷了。”

“罗马离海很近。这是海的冷气。您是知道的。”

“我想是的。”

停顿。

“还有吉他声……是吧？有人在唱歌，真好像……”

“是的，和喷泉的声音……都混在一起。不过他们确实在唱。”

他们不聆听。

“一切都可能是假的……”

“我不清楚……也许什么都可能不是假的。我们不可能知道……”

“已经太晚了？”

“也许吧。在开始以前就晚了。”

沉默。她接着说：

“您瞧瞧中央的那个大喷泉。看上去冰冷，毫无血色。”

“我看过它……它在电灯的光线下，仿佛在冷水中燃烧……”

“是的。您在石头缝隙中看到的是另一些河流的形状。中东的河流以及更远处的中欧的河流的流程。”

“还有人们身上的这些阴影。”

“这是其他人的影子，瞧着河流的人的影子。”

长停顿。她说：

“我害怕罗马的存在……”

“它存在。”

“您肯定……”

“是的，还有河流。还有其他的。”

“您怎能忍受这个……”

沉默。她低声说：

“我不知道这种害怕是什么，害怕人们在阿庇亚大道的石柱女像眼中所看到的东西以外还有什么。人们只看见它们显示的自己，只看见它们在显示时所隐藏的自己。它们领我们去哪里，朝向哪个黑夜？就连这个幻觉，白石的反光，完美而匀称的光，我也表示怀疑，不是吗？”

“您害怕的似乎是事物的可见性。”

“我害怕，仿佛被罗马击中了。”

“被它的完美？”

“不……被它的罪恶。”

长停顿。目光。然后他们低下眼睛。

他说：

“是什么不变的思想使您如此苍白，使您有时坚持在露天座上等待天亮……”

“您早知道我睡眠不好。”

“是的。我也睡得不好。和您一样。”

“您也这样了。您瞧。”

停顿。

“您此刻心不在焉地想什么？”

“经常有一种思想使我背离罗马，它有别于罗马思想……但可能与罗马思想属于同一时代，可能产生在别处，远离它，远离罗马的地方，例如欧洲北部，您明白……”

“它什么也不会留下来？”

“什么也不会。除了一种模糊的记忆——可能是臆造的，但合乎情理。”

“您在罗马想起了这个北方国家。”

“是的。您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

“是的，是在这里，在罗马，在小学校车上。”

停顿。沉默。

“有时，在傍晚，太阳快落山时，阿庇亚大道的色彩很像托斯卡纳的色彩。这个北部地区，我很小，还是孩子时，就知道它了。第一次是在旅游指南中看到的。后来在学校的一次远足中见到。它的文明与罗马同时代，但现在已消失。我真希望能对您讲讲这个地区的美，在那里，这种文明和这种思想在一种可爱而又短暂的巧合中产生了。我希望能对您讲讲它们朴实的存在，简单的地理，它们眼睛的颜色，气候的颜色，农业、牧场和天空的颜色。”——停顿。——“您明白，这就像您转瞬即逝的微笑，发生过后无处可寻。像是您消逝的身体，一种没有您也没有我的爱情。怎么说呢？怎能不爱呢？”

沉默。延迟的目光。

停顿。他们不说话。他瞧着远方，茫然。她说：

“我不认为罗马从前有思想，您明白。它表述自己的权力。人们在别处，在另一些地区里思想。思想是在别处产生的。罗马仅是战争和掠夺思想的地方，颁布思想的地方。”

“那本书，那次旅行到底说明了什么？”

“书中说在别处各个地方都有艺术品，雕塑艺术、圣殿、民用建筑、公共浴室、保留区、实施死刑的竞技场——而在这里，在这片荒原上，看不到任何类似的东西。

“那次阅读发生在我童年。接着它被忘却了。

“后来又一次。在乘校车郊游中，女老师说这个文明曾经存在于这里，存在于汽车所经过的荒原上，其光辉是其他任何地方从未达到过的。

“那天下午在下雨。没有什么可看的。于是女老师讲起了被欧石南和薄冰覆盖的荒原。我们听着她仿佛盯着她似的。仿佛盯着荒原……”

沉默。他问道：

“那地区很平坦，没有起伏的地势，你们什么也看不到？”

“什么也看不到。除了田野下方的海岸线。荒原，我们中间谁也没想到，从来没想到，您明白……还从未想到过。”

“罗马呢？”

“罗马是在学校里讲授的。”

“女老师谈到……”

“是的。她说——虽然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在这里产生了一种文明。在地球上的这个地方。它应该还在这里，被埋在平原下。”

“这无边无际的平原。”

“是的，它一直伸到天边。这种文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只有一些洞，地上的空洞，从外面是看不见的。有人问：人们知道这些洞不是坟墓吗？不知道，回答说，但也从来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寺院。人们只知道它们是人为的，是用手建造的。

“女老师说这些洞有时像房间一样大，有时像宫殿一样大，有时又好比是走廊、通道、暗道。这一切都出自人手，由人手筑成。在某些深厚的黏土层人们发现了手印，它们贴在墙上。是人手，五指张开，有时带着伤痕。”

“女老师认为这些手印是什么呢？”

“她说是喊叫声，为了使后来的人能够听到和看到。用手发出的喊叫。”

“那次出游时您有几岁？”

“十二岁半。我赞叹不已。在天空下，在洞的上方，我们看见了一些农作物，它们年复一年地越过各个世纪，一直来到我们这些坐小学校车的小姑娘身边。”

沉默。她在注视。在辨认。

“这些洞离大洋很近。它们在荒原的可耕地上，沿着沙堤。荒原不穿过任何村庄。森林消失了。它消失以后，人们没有重新给荒原命名。不。自它从被水浸没的土地中央的淤泥中冒出来，它就存在于空间与时间中。这我们知道。但再也不能看到它，触摸它。完结了。”

“人们怎么知道您说的这些呢？”

“怎么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人们知道。大概是因为人们一直知道，人们一直提问，回答也总是一模一样。几千年来一直如此。人们对每个开始懂事的孩子都这样说，告诉他：‘瞧，你看见的这些洞，是从北方来的人修筑的。’”

“正如别处的人们说：‘瞧瞧耶路撒冷的这些平石，母亲们在儿子被钉上十字架的前夜曾在这里歇脚，他们是犹太地区上帝的狂热信徒，被罗马人视为罪犯。’”

“人们也同样说：‘瞧那儿，那条凹下去的小路是为了去打水，也为了从乡间去到城里的商店，耶路撒冷的小偷也从这里去到髑髅地被吊死。所有这些事都通过这惟一的路。它也是孩童玩耍的地方。’”

沉默。

“在这里也可以谈谈被人赞美的爱情吧？”

“我不清楚……大概可以吧……”

沉默。局促。嗓音改变了。

“这种爱情故事中的女人可能是谁呢？”

“我会说：例如沙漠中的一位王后。在正史中，她是萨马里亚的女王。”

“那么萨马里亚战争中的胜者，回应爱情的那个人是谁？”

“是罗马军团的一位将军。帝国的首领。”

“我想您说得对。”

沉默。更为沉重，仿佛很遥远。

“整个罗马都了解这场战争的历史。”

“是的。罗马是通过战争史来了解历史的。而在这里，爱情所遭遇的困难恰恰与因对她——萨马里亚女王——的爱而发动的战争宣传有关。”

“是的。这个爱情很伟大。人们是怎样知道的？”

“就像人们晚上悄悄说的那些死亡人数，人们知道俘虏的人数。在和平期间人们也会知道的。既然他囚禁她而没有杀她，人们同样会知道。”

“是的。”

“在几千名死者中，萨马里亚的这位年轻女人，犹太人的女王，罗马不知如何处理的沙漠中的女王，被恭恭敬敬地带回罗马……怎能不猜测到爱情丑闻……

“罗马全城在吞噬有关这个爱情的消息。每天晚上，每天夜里。最小的消息……她在牢房窗后衣服的颜色，眼睛的颜色。她的哭泣，她啜泣的声音。”

“这个爱情比历史上记载的更伟大？”

“更伟大。是的。您早知道？”

“是的。比他这位寺院摧毁者所想的更伟大。”

“是的。更伟大。也更少为人知。不过等等……我想他并不知道自己爱她。既然他没有爱她的权利，他就不相信自己爱她，您明白……我记得这一点，模模糊糊的这一点，他对自己的爱情漠然无知。”

“大概除了这个时刻以外：卫兵们睡着了，他在宫殿的房间里任意支配她。人们说：黑夜将尽时。”

“对，大概这个时刻除外……我们不知道。”

长停顿。他说：

“您认为荒原的人们听说了罗马企图统治思想和物质的世界？”

“我想是的，他们知道这种企图。”

“在从海中升起的这头一块土地上，这片荒原上，人们什么都知道。”

“是的，是这样。在这片地下荒原上，人们从帝国的逃亡者、逃兵、上帝的游民、小偷那里得知消息。他们对罗马的企图一目了然，并且目睹罗马在挥霍自己的精神。当罗马宣布它的权力，您知道，当它丧失自己思想的血液时，洞里的人们仍然处在精神的黑暗之中。”

“思想，他们知道自己在思想吗？”

“不。他们不会写也不会读。在很长的时间，几个世纪里。他们不知道这些字的含意。但我还没有说到最基本的：这些人的惟一活动涉及上帝。他们两手空空，瞧着外面。夏天。冬天。天空。大海。还有风。”

“他们就这样与上帝相处。像孩童玩耍似的与上帝说话。”

“您在这个片子里谈到过现时的爱情？”

“我记不清了。好像谈过现时的爱情，但仅仅提到这个。”

“与罗马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那段对话可能是在罗马发生的。围绕那个爱情故事的对话，在几个世纪中，给罗马罩上一层新鲜的色彩。情人们在罗马历史的笨重尸体处为他们的故事，为他们的爱情哭泣。”

“他们哭什么？”

“哭他们自己。他们因分离而重聚，终于哭了。”

“您说的是殿堂的情人。”

“大概吧。是的。我不知道在说谁。可能在说他们，是的。”

停顿。沉默。他们不再相看。然后他说：

“殿堂情人没有留下一个字，没有任何知心话，没有任何形象，对吧……”

“她不会说罗马话。他也不会萨马里亚语言。正是在这个沉默的地狱中产生了欲望。他是主人。绝对的主人。

接着欲望之火熄灭了。”

“据说那是一种禽兽般的、残酷的爱。”

“这我相信，是的，是这样，禽兽般的、残酷的爱。这我相信，仿佛这是爱情本身。”

停顿。

“元老院得到情报后，代替他这位罗马首领来完成这项苦差事：向她宣布抛弃她的决定。”

“是他向她宣布的……”

“是的。是在晚上。很迅速。他去到她的住所，用从未见过的粗暴口吻向她宣布船很快就到。

“他说，几天之内，她将会被送回塞萨雷。

“他说他只能还她自由，别无办法。

“他似乎在流泪。

“他说，为了活下去，她必须离开他。

“他还说他将再也看不见她。”

“可她听不懂罗马话。”

“听不懂。但她看到他流泪。他流泪，她也跟着流泪。她哭什么，他不知道。”

停顿。

“她本该死。但是没有。她仍然活着。”

“她活着。她没有死。她后来死于这个诱惑：既是一个男人的俘虏又爱他。

“但她靠这个活着，直到时间的尽头。

“她活着，因为她知道，她明白，爱情仍在那里，完好无损，即使它破碎了，它仍是时时刻刻的痛苦，但它仍然在那里，完好无损，越来越强烈。

“她为此而死。”

“她哭泣……”

“是的。她哭泣。最初她以为是为遭受抢劫的王国，为即将面临的可怕的空虚而哭泣。她活下来是因为她哭泣。她靠哭泣为生。她不清楚自己的眼泪，所以说她爱这个罗马男人。”

“她被他俘获，也许这是她爱他的原因？”

“是的。不如说：她发现了委身于他的强烈魅力。”

“如果他被她的军队俘获，您想他会这样疯狂地爱她吗？”

“我想不会。不会的。

“您瞧她。

“她。

“闭上眼睛。

“您看见了她的泰然。”

“是的，我看见了。”

停顿。她说：

“她听从命运的安排。她很愿意当女王。她很愿意当俘虏。他想让她当什么她就当什么。”

“她身上隐藏的这种天赋是从哪里来的？”

“也许是由于她的女王职务。也许是由于她有预感到死亡的能力，这一点与《福音书》中的妇女，耶路撒冷山谷中的妇女一样。”

“他怎能如此漠视她的绝望……”

“在作出决定的时候，我想。您知道，他以王国的名义能支配一切。”

沉默。他说：

“在他身后始终有黑色卫兵。”

“是的。但他看不见。他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他看不见正在经历的事。

“他身上所剩的黑色荒原的残迹当他走出房间就永远消失了。”

“黑色荒原。”

“是的。”

“它在哪里……？”

“似乎哪里都有，在最遥远的北方国家的沿海平原上。”

“他痛苦吗？”

“他不流泪。我们不知道。不。夜里他喊叫，在夜里，像个惊恐的孩子。”

“求求您，给他一些痛苦吧。”

“夜里他醒来时，往往痛苦得难以忍受，他知道她就在那里，但日子不多了。”

“将她接回塞萨雷的船就要到了。”

“此时，人们只看见那位亲王不停地反复说：有一天，有天早上，会来一条船将您接回塞萨雷，您的王国。塞萨雷。”

沉默。

“在这以后，在故事的这一刻，我清楚地看见他面无人色地走出房间。”

“后来呢？”

“后来我再什么也看不见了。”

沉默。

您和我，我们本可以谈谈后来发生的事，当他告诉她将有船来接她时。我们本可以谈谈，如果元老院没有把她送走，她会怎样死去，某天夜里，躺在罗马宫殿那个偏房的草堆上独自死去。

我们也可以谈谈那无止境的死亡，他发现她时的那份塞萨雷之恋。她二十岁。他抢走了她要与她结婚。永订终身。他不知道这是杀死她，他说结婚，他还不知道这是要杀死她。

我们也可以谈谈在多个世纪以后，人们在罗马废墟的尘土中发现了一副女人的骨架。骨架说明了她是谁。以及在何时何地被发现的。

怎能避着不看她，不去看她，不去看这位仍然年轻的女王。在两千年以后。

高个子。她死了仍然是高个子。

是的。她的乳房坚挺。它们很美。在囚衣下赤裸着。

大腿。两脚。行走的姿势。整个身体在轻轻摆动……您记得……

停顿。

尸体肯定穿越了沙漠、战争、罗马的炎热和沙漠的炎热、苦役的臭味和流放的臭味。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了。

她仍然是高个子。很高。苗条。瘦削，像死亡本身一样瘦削。头发像黑鸟一样黑。眼睛的绿色与东方的黑色尘土掺杂在一起。

眼睛是否已沉溺于死亡中……

不，她的眼睛仍然沉溺在如今已古老的她的青春眼泪中。

身体的皮肤现已与身体，与骨架分离。

皮肤灰暗、透明，像丝绸一样细腻，脆弱。她仿佛变成了水源头的沙粒。

死后她又成了塞萨雷的女王。

这个普通女子，萨马里亚的女王。

饭店大堂的灯熄灭了。在室外，黑暗更浓。

纳沃纳广场的喷泉不再流水。

男士本想说当他看见她躺在饭店露天座上时，他立刻就爱上了她。

接着白昼来临。

他也说过她在他面前睡着了，他很害怕，于是他离开她，因为这种模糊的恐惧已经散布开来，遍及他的身体和眼睛。

纯洁的数字

长期以来，食用油商家使用“纯洁”一词。长期以来，橄榄油被保证为纯洁油，而其他各种油，无论是花生油还是核桃油，统统不行。

这个词只有单独使用时才起作用。它通过本身，只依靠自己起作用，它不形容任何东西和任何人。我是说它无法适应其他，它仅仅根据自己的使用来清清楚楚地确定自己。

这个词不是概念，不是缺点，不是瑕疵，也不是优点。这是一个孤独的词。这是一个孤单的词，对，就是这个，一个短促的、单音节的词。孤单。它大概是最“纯洁”的词，在它周围和在它以后，它的同义词都自动消失而且自此以后永远不合时宜、方向不明、摇摆不定。

我忘了说：这个词在一切社会中，一切语言中，一切职责中都是一个神圣的词。在全世界，这个词莫不如此。

自从基督诞生，这个词肯定在某处被说了出来，而且永远如此。萨马里亚的一位行路人或者为圣母接生的一位女人……肯定说过这个词。我们不知道。这个词在某处被说了出来而且永远如此，它始终留在那里，直至耶稣上十字架。我不信教。我只相信耶稣基督在尘世间的存在。我相信这是真的。相信基督和贞德确实存在过，相信他们的殉难直至随后而来的死亡。它也存在过。这些词仍然存在于全世界。

我不作祈祷，我说过，某些晚上我为此流泪，以摆脱强制性的现实——它体现在如今宣传酸奶和汽车未来的电视广告中。

这两个人，基督和贞德，他们就自认为听到的声音：上帝的声音，讲了真话。他，基督被杀害，像政治流放犯。而她呢，米什莱森林中的巫婆，她被开膛破肚，被活活烧死。遭强暴。被杀害。

在历史上，在遥远的过去，早就有了犹太人，犹太民族。犹太人被杀害，但仍然埋在如今的德国土地上，死亡结束了他们的认知过程，使他们仍处在最初阶段。至今谈到这件事叫人无法不吼叫。真难以想象。对于这种谋杀，德国成了潜在的、患了地方病的死人。我想它还没有醒过来。也许它永远也不会完全清醒。它大概害怕自己，害怕自己的未来，自己的面孔。德国害怕自己是德国。有人说：斯大林。但我说：无论斯大林怎样，他打败了这些纳粹分子。如果没有斯大林，纳粹可能屠杀了全欧洲的犹太人。如果没有他，我们得亲自动手杀死杀害犹太人的德国凶手，做德国人所做的事，和他们一同这样做。

犹太人这个词在各处都是“纯洁”的，但它必须在实际上被认为是惟一能表达对它的期盼的词。期盼它什么，我们已不清楚，因为犹太人的过去已被德国人烧掉了。

德国血统的“纯洁性”造成了德国的不幸。同样的纯洁性使得几百万犹太人被杀。在德国，我完全这样想，这个词必须公开地被烧掉，被杀掉，让它仅仅流出德国血，不是象征性捐赠的血，让人们一见这受人嘲弄的血便真正地哭泣——不是为自己哭，而是为这血本身哭。但这可能还不够。也许人们永远不知道怎样做才足以使这个德国的过去不在我们的生活中被制造出来。也许永远不知道。

我想请求读到这篇短文的人帮助我完成一个计划。自从三年前在比扬古的雷诺工厂被宣布关门以来，我就有了这个计划。我要将在这国际知名的国家工厂里度过一生的所有女人和男人的姓名记录下来。从世纪之初雷诺工厂在布洛涅比扬古建厂时起。

这将是一份完整的名单，不需任何评论。

它会达到一个大首府的数字。任何文字都无法抵消这数字的事实，在雷诺厂劳动的事实，全部的辛苦，生命。

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为了看看它总共起来会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墙。

在这里，历史将是数字：真理就是数字。

无产阶级最明显的纯洁是数字的纯洁。

真理是未经过比较也无法比较的数字，纯洁的数字，不需任何文字评论。

画展

为罗贝尔托·普拉特而作

空间很大。在一面墙的高处有玻璃窗。天空静止不动，呈蓝色。只有一片厚厚的白云离开蓝色。它缓缓地越过玻璃窗，越过蓝色。

这里没有书。在一张报纸上没有写字。在小词典上没有词汇。一切都井井有条。

空间中央有一张矮桌，它下面有另一张更矮的桌子。两张桌子上都堆满了空颜料管，它们被扭弯，往往中间被切断，往往被切断，被摊开，被刀刮抹过。

用过的颜料管和尚未动用的颜料管没和那些被挤空的颜料管放在一起。它们是圆圆的、鼓鼓的，很丰满，很硬实，仿佛是还未完全成熟的果实。它们被摆放的姿势让人看不见标明颜色的标签。它们都是呈金属灰色的合金软管。管盖下是密封的。

在这张桌子上的一个罐中放着画笔。五十支画笔，也可能一百支。它们基本上都不成形，缩得很小，扁平，裂开，还掉了毛，全在干了的颜料中变得僵硬，显得滑稽可笑。它们没有管中的颜料或说话的男人那种可触知性。真认为它们是在洞穴中，在尼罗河的坟墓里被找到的。

在这许多东西中间有一位男人。他独自一人。穿着白衬衣和蓝色牛仔裤。他在说话。他指着沿着另一面墙排列的几立方米的画幅。他说这些是画好的，是为展览会画的。

画幅很多。都面朝墙。颜料管里原有的颜料都用到这些画幅上了。现在颜料在那里，在画幅上，它结束了画幅的进展。

那人在说话。他说这些画有大有小。可以相信他，是的，它们尺寸不一。这种每次都有所不同的差异，向这个人提出了一个神秘的问题。有时人们可以将大幅画和小幅画混放在一起。但这次不行。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知道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他一个人在讲，大声讲，有时声音急促，在喊叫。我们不知道当他作画时是否为画而喊叫。我们知道这个人时时刻刻在作画，白天和夜晚，睡眠中或清醒时。

这个人说一口他所特有的法语。他用只有他说的这种法语来讲正在讲的一切。他在这种语言中停止了进步。那要花时间而且不值得。

他谈到如何挂画。他这就亲自动手。他谈到这个。他谈到画展在哪里，在城里什么地方举行，是在塞纳河边一家旧时的精装作坊里。

他说自己有七年没有展览作品了。他生活中有另一项工作，而且他做得很开心，但问题不在这里。春天以前，他突然强烈地想展览自己的画。他说：七年了，我觉得重新开始是对的，不是吗？

他说得越来越快，他道歉，说太紧张。七年。他说：我停止了一切活动。在这里关了四个月。四个月以后展览会准备就绪。他说最重要的是决心。

他必须成功。

他开始展示展览会上的画。

他一幅一幅地拿起来，当他走到与放画的墙相对的那面墙时，他将画翻向墙壁。不论他拿着画还是翻转画，他一直在讲。有时他仿佛在犹豫翻不翻画，但他还是做了，翻转了画。

他一直在讲他想遵循的展览顺序。他不愿意这些画被相互比较。他喜欢一种自然顺序，使所有的画在展览会的墙上地位平等。决不能将画孤立起来，或占突出地位或在极不显眼的地方。它们必须在一起，几乎相互挨着，几乎，对，就是这样。它们不能像在这里一样相互分开，你明白？

画一幅幅地被拿过来，进入到光线中。

那人说这些画是同一个人在他生命的同一时刻作的。因此他想把它们都挂在一起，这事让他很操心，他并不希望它们合而为一，不，绝不是，绝不是这样，但他愿意它们按照自然的、正确的顺序相互靠近，只有他对这种靠近负责，只有他知道这种靠近的价值。

他就画幅之间的距离谈了许多。他说有时几乎不需要任何东西。有时也许根本不需要任何东西，画幅就彼此贴近，是的，有时。他其实也不知道。面对他作的画，他和我们一样，茫然。

在他滔滔不绝的话声中，画被展示出来。他说话是为了让话语声伴随着进入光线的画幅。他说话是为了产生局促不安，为了最终出现对痛苦的解脱。

最后我们任他独自完成自由驰骋的工作，任他承受他的痛苦，承受他那无视一切评论，一切暗喻，一切模糊的可怕义务。也就是说任他承受他自己的故事。我们进入到他强烈的绘画之中。我们看着画，我们不看他，不看说话的人，画家，在沉默大陆上挣扎的人。我们看画，只看画。说话的这人作了画却意识不到在作画，他处在意义之外，重要的消遣之中。

人们可以说：所有的画都用同样的速度。有时它们长了翅膀，仿佛有人指引。有时带动它们的力量像波涛一样覆盖自己，呈蓝黑色。

在上方，当人们上溯到力量时，天空中可能有一张熟睡孩子的面孔。几乎说不上是孩子，说不上是天空，什么也无法确定。什么也没有。而是全部绘画。

一个白色地面的白色房间通过这里，开向空旷，一扇门上留下一段白色门帘。

还有特征不清的牲畜，浮肿块，古老绘画的轻柔笔触，他本可以鉴别它们。一些符号看上去像物体。消逝和隐没中的树干。潮湿的水源和青苔中的几段海蛇身体。流动，出现，概念和物体间可能的接近，物体的永久性和虚幻性，关于概念、色彩、光线以及天知道其他事物的内容。

- 痛苦

- 某先生，化名皮埃尔·拉比耶

- 首府的阿尔贝 保安队员泰尔

- 折断的荨麻

- 奥蕾莉娅·巴黎

版权信息

- 书名：痛苦

-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66000

- 译者：王东亮　朱江月

- 责任编辑：缪伶超

- 产品经理：邵明鉴

献给

尼古拉·雷尼耶

弗雷德里克·昂泰尔姆

痛苦

在诺弗勒堡别墅的蓝色壁橱里，我又找到了这两本日记。

我根本不记得写过这些东西了。

我知道这是我的作品，是我把它写出来的。我认出了我的笔迹，认出了我所叙述的细节。我眼前又出现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奥赛火车站，又看到那些往返奔波，但我回想不出我写这本日记时的情景了。那是什么时候、哪一年、什么时辰、在哪所房子里？我一概不记得了。

显然，很难想象这些文字是在我等待罗贝尔·L的时候写的。

我怎么会写出这些东西来呢？我至今也不知道该如何为之定性，而重读之后又让我惊骇异常。我又怎会将这篇手稿长期地遗弃在冬季常常被水淹没的乡间别墅中呢？

《女巫》杂志向我要一篇青年时期的作品，这才使我第一次想到它。

《痛苦》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说它是“写作”未免不太合适。当时我看到的，是整页整页极其规范静谧的细小字体，也是我不敢再触碰的极度紊乱的思想和情感。在它面前，文学令我羞愧。

…………………… ……………………

四月。

壁炉前面有电话机，它就在我身边。右侧是客厅的门和走廊，走廊的尽头是大门。他大概会直接回来，会按门铃：“谁呀？”“是我。”他也许会一回来就在接待站打电话：“我回来了，我正在吕特西亚旅馆办手续。”事先不会有预兆。他会打电话的，他会回来的，这种事是可能的。他还是会死里逃生的。他不属于特殊情况，他没有什么特殊理由不回来，也没有什么理由一定回来。他可能会回来。他会按门铃：“谁呀？”“是我。”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他们终于渡过了莱茵河。阿夫朗什[1]的防御工事终于被攻克了。他们终于撤退了。我终于活到了战争结束。我应该心里有数：他要是回来的话，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很正常。应该注意别把这件事看得异乎寻常。我应该理性面对：我在等着应该回来的罗贝尔·L。

电话响了：“喂，有消息吗？”我需要对自己说电话也可作此用途。不要挂断，应该接听。不要喊叫别打扰我。“毫无消息。”“一点儿都没有？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你知道贝尔森[2]已经被解放了？是的，昨天下午……”“我知道。”沉默。我还要再问一次吗？是的，我问她：“你是怎么看的？我开始感到不安了。”沉默。“别泄气，坚持下去，不仅仅你一个人，我认识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我知道，很抱歉，我该出去了，再见。”我放下电话，原地不动，不该活动太多，那是浪费精力，还是积蓄力量应对磨难吧。

她说了：“你知道贝尔森解放了吗？”其实，我并不知道。又一个集中营被解放了。她说了：“昨天下午。”人员名单明天一早就到，这点她没有说，但我知道。应该下楼，买报，阅读名单。不行，我感到太阳穴跳动得越来越厉害。不行，我不能去读名单。首先，读名单的方法我试用了三个星期，这方法不合适。另外，名单越多，公布的名单越多，上面出现的名字也就越来越少。名单会一直公布下去的。如果是我读名单，他的名字就永远不会在上面。该动一动了。站起身来，走两步挪到窗前。医学院在那儿，一如既往。过路的行人也一如既往，当我得知他永远也回不来的时候，他们还会在那里行走，一如既往。死亡通知书。最近已经开始通知了。有人按门铃：“谁？”“区政府社会福利员。”太阳穴不停地跳动，我应该让它停下来。他已经死去的念头缠绕着我，敲击着我的太阳穴。不会错的。让太阳穴停止跳动，让心脏也停止跳动，让心平静下来，它是不会自行平静的，应该帮助它平静下来。理智在逃遁，在逃离大脑，必须制止理智的越轨行为。我穿上外套，下楼。女门房在那里：“您好，L太太。”她今天神情毫无异常。街道也一如既往。外面是四月天气。

我在街上走着，犹如梦游。双手规矩地插在兜里，双腿向前迈步。绕过报亭。绕过接待站。盟军在各条战线上挺进，几天前这还是很了不起的事，现在却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不再看战报了。一点儿用也没有，反正他们将一直挺进下去。神秘纳粹的真相将大白于世。四月，这将发生在四月。盟军在德国境内挺进，柏林在燃烧。苏联红军在南线势不可挡，德累斯顿[3]被攻下。每一条战线都在向前推进。德国缩小到原来的版图。莱茵河防线崩溃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之后是这场战争的重要时刻：雷马根[4]。事情是在这天之后发生的：在一个壕沟里，他头俯在地上，双腿扭曲，两臂平伸，正在死去。他死了。布痕瓦尔德[5]集中营的尸骨中也有他的尸骨。整个欧洲天气炎热。在大道上，盟军从他身旁走过，一路向前。他死在那里三个星期了。就是这样，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我对此深信不疑。我走得更快了。他的嘴大张着。那是夜晚。他死前曾想到我。痛苦如此剧烈，令人窒息，透不过气来。它需要发泄的空间。街上行人太多，我真想走在广阔的原野上，独自一人。在临死之前，他大概呼唤了我的名字。在德国所有的大道两旁都有像他那样横卧的尸体。成千上万，还有他。他既是这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员，对我来说，又与这成千上万人有所不同，与他们完全不同，他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在杳无音讯的情况下所能经历的一切，我都正在经历着。德国人最初让这些人疏散，但到最后时刻还是杀了他们。战争是一个普遍事实，战争的必然结果——死亡也是普遍事实。他是念着我的名字死去的，他怎会念着别的名字呢？那些以普遍事实为生的人与我毫无共同之处。没有任何人和我有共同之处。巴黎的街道上此刻有人在笑，主要是年轻人。我如今只有敌人。天晚了，我该回去等电话。他那边现在也是晚上。壕沟里越来越暗，他的嘴现在隐入黑暗之中了。红色的太阳在巴黎上空缓缓落下。六年的战争结束了。这是本世纪的大事件。纳粹德国被摧毁了。他也被摧毁了，是在壕沟里。一切都结束了。我无法停下脚步。我像石头一样，又瘦又干。壕沟的一侧是艺术桥上的栏杆、塞纳河。确切地说，它们是在壕沟的右侧。一片黑暗将它们与壕沟相隔。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再属于我，除了壕沟里的这具死尸。夜晚是红色的。这是世界的末日。我无依无靠而死。简单自然地死亡。我将结束生命。这对我无所谓，什么时候死我都无所谓。了此一生，我再见不到他，再不用等他了。我会事先通知D：“最好是一死了之，你能指望我怎样。”我会巧妙地使D认为我虽生犹死，以后，当死亡真正降临时，对他就是一种解脱。我心里就这样盘算着。该回去了。D在等我。“没有消息？”“没有。”他不再问我身体如何，不再说你好。他只说：“没有消息？”我说：“没有。”我走过去坐在电话机旁边，坐在长沙发上。我沉默着。D坐立不安。他不注视我的时候，显得忧心忡忡。一个星期来他就在撒谎。我对他说：“给我说点什么吧。”他不再说我精神失常，不再说我不该让大家心神不安。现在他很勉强地说：“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像别人那样回来。”他笑笑，他也很瘦，笑的时候面部绷得很紧。要不是D在我身旁，我想我会支持不住的。他每天都来，有时一天来两次。他就待在那里。他打开了客厅的灯，他待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小时了。现在大概是晚上九点多钟，我们还没有吃饭。

D坐得离我远远的。我望着黑色窗子外面的某一点。D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他冲我笑笑，但这不是真的。上个星期他还靠近我，拉着我的手说：“罗贝尔会回来的，我向你发誓。”现在我知道他在考虑也许不抱希望为好。有时我说：“对不起。”一个小时以后，我说：“怎么会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他说：“集中营里还有成千上万的犯人，盟军还没有到那里，你怎么能指望有消息呢？”过了很久，我让D向我发誓罗贝尔一定会回来。于是，D发誓说罗贝尔一定会从集中营回来。

我去厨房，去煮土豆。我待在那里，前额靠着桌沿，闭上眼睛。D在房间里没有一点儿动静，只有煤气的响声。大概是深夜了。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消息是这样的：两个星期前，他死了。十五个夜晚，十五个白昼，尸体抛在壕沟里，脚掌朝天，身上是雨水、阳光和胜利的队伍扬起的灰尘。他的手是张开的，他的每一只手都比我的生命更宝贵。我熟悉这双手。只有我如此熟悉它们。我叫了起来。客厅里响起了缓缓的脚步声。D走过来。我肩上感到有一双温柔而镇静的手，它们把我的头从桌上扶起来。我靠在D身上，说道：“真可怕。”“我知道，”D说。“不，你不可能知道。”“我知道，”D说，“振作起来，我们能挺住。”我可挺不住了。拥抱给人以宽慰，有时会让人感到好受些。片刻之内，空气不再令人窒息。我们坐下来吃饭。马上我就想吐。这是他吃不到的面包，他因吃不到而饿死。我希望D离开。我需要空间来承受磨难。D走了。我脚下的房间摇摇晃晃。我关了灯，走进卧室。我走得很慢，为的是争取时间，别让脑子里的东西翻腾。如果不加注意，我就会失眠。如果我彻夜不眠，第二天情况会更糟。每晚我都睡在他身边，在阴暗的壕沟里，挨着死去的他。

四月。

我去奥赛接待站，费了很大周折才把我一九四四年九月创办的报纸《自由人》寻人部设立在那里。人家反驳说我这个寻人部不是官办的。调查总局已经在此落足，它不愿意向任何人让位。最初，我借用假证件、假许可证悄悄地安顿下来。我们因而收集到许多有关战俘营的转移运送情况，并发表在《自由人》上。还有不少个人的讯息：“转告某某家，他们的儿子还活着，我昨天才和他分手。”我的四个同志和我被赶出来。理由是：“大家都想待在这里，这不可能。这里只接受德国战俘营秘书处的人。”我反驳说我们的读者是七万五千名战俘和集中营犯人的家属。“很遗憾，不过按照规定，这里不能设立任何非官方机构。”我说我们的报纸与众不同，它是唯一发行战俘名单专刊的。“这个理由不充分。”和我说话的是弗雷讷部长属下负责遣返战俘的高级军官。他看上去忧心忡忡，神情里透着冷淡和焦虑。他彬彬有礼地说：“很遗憾。”我说：“我要坚持到底。”我朝办公室的方向走去。“您去哪儿？”“我要想办法待在这里。”我试图挤进满满一走廊的战俘群里去。高级军官指着战俘们对我说：“您请便，不过要多加小心，他们还没有消过毒。不管怎样，如果您今晚还在这里，我将非常遗憾地请您出去。”我们找到了一张小白木桌，把它放在出入口。我们向战俘提问。有不少战俘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收集到成百条消息。我埋头工作，什么也不想，只想着把名字拼写清楚。时不时，就有一个军官走过来，他与众不同，很年轻，黄卡其衬衣十分板整，显得魁梧。他来打听我们是什么人。“寻人部，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有通行证吗？”我出示一个假通行证，对付过去了。接着，又过来了一个负责遣返工作的女人：“你们找他们做什么？”我解释说向他们打听消息。她问：“你们问消息干什么？”这是一个金黄头发的年轻女人，穿着海军蓝套装和颜色相配的皮鞋，优质长袜，指甲涂成了红色。我说要把消息登在一个为集中营犯人和战俘办的叫《自由人》的报纸上。她说：“《自由人》？那么你们不是部里的喽？（原话如此）。”不是。“谁给你们权利这样做？”她的神情开始冷淡了。我说：“争来的。”她走了。我们继续询问。由于战俘们流通得特别缓慢，我们的事情还比较顺利。他们下火车，去第一个接待处，即身份检查站，这中间需要两个半小时。从集中营出来的犯人用的时间还要长，因为他们没有证件，并且大部分都疲劳过度、体力不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上衣扎着皮带的军官过来了，他用生硬的语调问：“怎么回事？”我们又解释了一遍。他说：“本接待站已有一个类似的机构。”我壮起胆子说：“可你们怎样把消息通知他们的家属呢？要知道三个月以后他们才能恢复写信能力。”他打量我，哈哈大笑起来：“您没有明白，重要的不是消息。重要的是有关纳粹暴行的情况，我们正在整理这方面的材料。”他走开，随即又回来说：“谁告诉你们他们说的是真话？你们干的事情太危险了。你们不会不知道他们中间有保安队员[6]吧？”我没有回答说保安队员是否全被抓获与我无关。我没有回答。他走开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位将军径直来到我们桌前，他身后跟着那第一位军官，还有身着套装、也戴军衔的年轻女人。他说话就像个警察：“您的证件。”我拿出来给他看。“这还不够。你们可以站着工作，但我不愿意在这里再看到这张桌子。”我说它并不占很大地方。他说：“部长明文规定接待大厅里禁止放桌子（原话如此）。”他叫来两个童子军搬走了桌子。此后我们就站着工作。时不时地，广播里就变换节目，一会儿是爵士乐，一会儿是爱国歌曲。战俘的队伍越来越长。我不时到大厅尽头那个窗口询问：“一直没有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吗？”“没有。”整个车站到处都是制服。都是负责遣返的穿制服的女人。人们不禁要问：经过六年被占领的生活，这些人、这些漂亮的衣服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还有这些皮鞋，这一双双手，这种不论是出于愤怒、高傲还是和蔼都显得傲慢、粗暴、蔑视的腔调，这一切都是从哪里钻出来的？D说：“好好看看他们，别把他们忘掉。”我问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突然和我们在一起了，首先这都是些什么人。D告诉我：“是右派，右派就是这帮人。你看见的就是上台的戴高乐派的人。右派甚至通过战争在戴高乐主义中又站住了脚。你会看到对不直属于戴派的抵抗运动他们将一概反对。他们将占领法国。他们自以为是法兰西的保护人和中枢神经。他们将长期毒化法国，应该习惯和他们打交道。”这些女人讲到战俘时称他们为“可怜的小伙子”。她们就像在客厅里一样互相打招呼：“喂，亲爱的……”除了极少数例外，她们都带有法国贵族口音。她们在那里是为了告诉战俘们火车几点钟开。她们有种特殊的笑容，在这笑容中，她们愿意让别人看出她们很劳累，并在竭力掩饰这种劳累。这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她们的确很操劳。军官们不时地来看她们，他们互赠英国香烟：“哟，还是这么精力充沛？”“是呀，上尉先生。”大笑。大厅里回响着嘈杂的脚步声、耳语声、哭泣声、牢骚声。来人络绎不绝。卡车列队而过。是从勒布尔热[7]火车站来的。战俘们每五十人一批被卸在接待站。每批战俘一出现，便马上奏起音乐：“这是前进的道路，前进，前进，没有尽头……”大批战俘到达时，就奏《马赛曲》。歌曲与歌曲之间是一阵寂静，然而很短促。“可怜的小伙子们”看着接待大厅，人人都在微笑。负责遣返的军官领着他们：“朋友们，来，排队。”他们排队，仍然面带笑容。头一批到达身份检查窗口的战俘说：“时间可真长。”不过他们还是和蔼地笑着。有人询问他们情况时，他们的笑容就消失了，竭力回忆起来。最近这些天我一直在巴黎东站，看到一位女士指着自己的军衔责备一个外籍军团士兵说：“怎么，朋友，你不给我敬礼吗？你看我是上尉呢（原话如此）。”士兵看看她，她年轻、漂亮，士兵笑了起来。这位女士跑开了：“真没教养！”我去找接待站负责人解决寻人部的问题。他允许我们留在这里，但让我们到队尾，到行李寄存处旁边去。只要集中营犯人还没到，我就能坚持。从吕特西亚旅馆接待站回来了一些集中营犯人，而通过奥赛火车站回来的目前只是零零落落。我害怕罗贝尔·L会突然出现。一听说有从集中营回来的，我就马上走出接待站，这是事先和同志们说好的。只有等那些人都走光了我才回来。回来的时候，老远同志们就向我做手势：“没有消息。没有人认识罗贝尔·L。”晚上，我去报社递交名单。每天晚上，我都对D说：“明天我不去奥赛了。”

四月二十日。

装载魏玛集中营政治犯的火车今天到，这是第一批。早晨他们从接待站给我打电话，说我可以去，政治犯下午才到。说是去一个上午，可我一待就是一天。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不垮掉。

奥赛。在接待站的外面，战俘的妻子们紧紧地聚在一起。白色的栅栏把她们和战俘隔开。她们喊道：“有某某的消息吗？”有时，士兵们停下来，有的士兵回答她们的问话。早晨七点钟，女人们就已经等在那里了。有的人是凌晨三点才回去，早上七点又来的。但是也有人从深夜三点到七点一直待在那里。人们不准她们进接待站，许多人不等任何人，也来到奥赛火车站，只是想目睹这个场面，看战俘怎样到达，看女人怎样迎接他们，还看其他一切，看这一切怎样进行，看这个可能永远不会再现的场面。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些旁观者，因为他们不喊不叫。他们与那一群群女人保持一段距离，为的是能同时看到战俘的到达和妻子对他们的迎接。战俘有秩序地到达了。夜里，他们是坐着美国大卡车到达的，在强烈的灯光下涌下车来。女人们在喊叫、鼓掌。战俘停下来，感到目眩、窘迫。白天，只要看到卡车从索尔菲利诺桥上开过来，女人们就开始喊叫。夜里，当卡车在距接待站不远处开始减速时，女人们便叫开了。她们喊着德国城市的名字：“诺瓦斯瓦尔达[8]？”“卡塞尔[9]？”或者喊着战俘营的编号：“A7营？”“A3营？”战俘们似乎很吃惊，他们是从勒布尔热、从德国直接来到这里的。有时他们也回答问题，但他们往往不太清楚人们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微笑着，转过头瞧着法国女人，这是他们重新见到的第一批法国女人。

我干得很差，我记下来的所有名字里没有一个是他的名字。每干上五分钟，我便想一走了之，扔下铅笔，不再探问消息，今生今世再也不到这里来了。下午两点钟，我去打听魏玛的车何时到，我离开了办手续的地方，去找一个可以问话的人。在大厅的一角，我看到十几个女人席地而坐，一个女上校正在讲着什么。我走过去。女上校高高的个子，身穿海军蓝套装，挂着洛林十字徽章，烫过的白色卷发染成青色。女人们看着她，她们看上去精疲力竭，但张大着嘴听女上校讲话。她们身边杂乱地放着包袱、捆绑的箱子，还有个小孩睡在包袱上。她们很脏，面色惶恐，其中有两个人挺着大肚子。另一个女军官在一边看着。我走过去问她发生了什么。她看着我，低下头，羞愧地说：“S.T.O.[10]志愿者。”女上校叫她们站起来跟她走。她们站起来，跟她走了。她们之所以面色惊慌，那是因为守候在接待站大门口的战俘妻子们刚才向她们起哄。几天前，我目睹了S.T.O.志愿者到达的情景。他们也和其他战俘一样，微笑着到达这里，但逐渐地他们明白了，于是他们也有了同样惶恐不安的面孔。女上校手指着那些女人，对刚才同我说话的身穿军服的年轻女人说：“怎么处置她们？”另一个回答：“我不知道。”女上校大概曾对这些女人说她们是垃圾。有人在哭泣。有身孕的女人目光呆滞。女上校让她们再坐下，她们就又坐下了。她们当中大部分是女工，她们的手被德国的机器油弄得黑黑的。其中两个人大概是妓女，她们涂着胭脂，头发是染过的，但她们大概也开过机器，她们的手也一样乌黑。一位负责遣返的男军官走过来：“这是些什么人？”“S.T.O.志愿者。”女上校的声音是刺耳的，她向这些女志愿者转过身来，威胁她们说：“坐下，安静些……听见了吗？别以为你们能这样走掉……”她用手势威胁着。负责遣返的军官走近那些女志愿者，打量着她们，并当着她们的面问女上校：“您有命令吗？”上校说：“没有，您呢？”“我听说是拘留半年。”上校仰起有一头漂亮卷发的脑袋，表示赞同：“罪有应得……”男军官向那群正在倾听他们谈话、目光惊慌的女志愿者头部上方喷出几口烟——骆驼牌香烟，他说：“同意！”然后，这位年轻、潇洒、魁梧、手里夹着骆驼牌香烟的男军官就走了。那些女志愿者看着、窥伺着等待她们的命运的某种迹象。没有任何迹象。我拦住要走开的女上校：“您知道魏玛的车什么时间到吗？”她专注地打量着我，说：“三点钟。”她把我看了又看，她在测量我，稍稍厌烦地说：“用不着都挤在接待站里等人，这里是将军和长官待的地方，回家去吧。”我没料到她这样待我。我好像骂了她什么，我说：“那别人呢？”她反驳说：“我最讨厌这种心态！到别处去诉苦吧，亲爱的。”她非常恼火，走过去和一小群也穿军装的女人谈了这件事。她们听她讲，气愤起来，看着我。我走向其中的一个人问道：“她呢，她在这里没有人要等待吧？”对方看着我，非常恼火。她试图使我安静下来。她说：“她有很多事儿要做，可怜的人，她神经紧张。”我回到出口处我们那个寻人部。不大一会儿，我又来到大厅。D拿着假通行证在等我。

三点钟左右，响起一阵嘈杂：“来了！”我离开办手续的地方，站到一个小走廊的入口处，面对着大厅。我在等待。我知道罗贝尔·L是不会来的。D在我身旁。他负责跟那些从集中营出来的人打听谁认识罗贝尔·L。他脸色苍白。他顾不上我。大厅里一阵喧哗。穿军装的女人在女志愿者周围忙碌着，让她们在一个墙角坐下。大厅空了。战俘的到来中断了片刻。负责遣返的军官们走来走去。麦克风也沉默了。我听到有人说：“部长来了。”我在一群军官中间认出弗雷讷。我仍旧待在小走廊的入口处，望着大门。我知道罗贝尔·L没有任何可能从这里出现。不过也许D会得到一点儿消息。不好，我发抖了，感觉很冷。我靠在隔板上。突然一阵喧哗：“他们来了！”外面，女人们没有喊叫。她们没有鼓掌。突然从入口处的走廊里走出两个童子军，他们抬着一个人。那个人紧抱着他们的脖子。两个童子军四臂交叉抬着他的腿。那人身穿便服，头剃得光光的，仿佛受过许多苦。他身上有种奇怪的颜色。他大概在哭泣。不能说他很瘦，不是瘦不瘦的问题，他简直没有多少人样了，叫人怀疑他是否还活着。尽管如此，他还是活着，他的面孔痉挛成可怕的怪样。他活着。他的眼睛什么也没看，没看部长，没看大厅，也没看国旗，什么都没看。他有那副怪相大概是因为他在笑。这是第一个从魏玛回来的进入接待站的人。我不自觉地走到了大厅中央，背靠着麦克风。又有两个童子军扶着一位老人进来了。然后其他十多个犯人走过来，他们的气色比前两个要好些，别人搀扶着他们走。人们让他们坐在从公园搬来的长凳上。部长朝他们走去。第二个到达的那位老人哭了。不知道他是否真的那样老，也许他只有二十岁，无法知道他的年纪。部长走过去，摘下帽子，走向那位老人，朝他伸过手去。老人抓住他的手，他并不知道这是部长的手。一个身穿蓝军服的女人向他喊道：“这是部长，他来看您了！”老人继续哭着，没有抬头。突然，我看见D坐在老人身旁。我很冷，牙齿不停地打战。有人走近我说：“别待在这里，没有必要，您会病倒的。”我认识他，他是接待站的人。我没有走。D和老人谈了起来。我很快恢复过来。这个老人可能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认识罗贝尔·L。巴黎开始有人传言说军人们有布痕瓦尔德的幸存者名单。除了哭泣的老人与一些风湿病患者，其他人看上去身体状况并不太糟。部长和一些高级军官坐在他们旁边。D和老人谈了很久。我只注视着D的面部。我觉得时间太长了。于是我慢慢向长凳走去，走到D的视线以内。D看见我了，他看着我，摇摇头：“不，他不认识。”我走开了。我太疲劳，真想在地上躺一会儿。现在，穿军服的女人给从集中营回来的人拿来了饭盒。他们开始吃饭，一边吃一边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令人惊异的是别人和他们说的那些话并不使他们感兴趣。明天，我会从报纸上知道在这些人中间，在这些老人中间，有夏尔将军及他的儿子于贝尔·夏尔——圣西尔军校的学生（他当天晚上，也就是在他回来的当夜死去），有奥迪贝尔将军，烟草管理局局长费里埃尔，国立图书馆馆长于里安·坎，厄尔托将军，马赛尔·保尔，昂热医学院絮阿尔教授，里谢尔教授，克罗德·布代尔，情报部长泰让的兄弟，还有莫里斯·内格尔……

下午五点钟左右，我离开了接待站，沿着塞纳河岸回家。天气真好，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急于回家，急于闭门守着电话，重新回到阴暗的壕沟里去。我一离开河畔，走进巴克街，城市就又变得遥远，奥赛火车站就消失了。也许他终究会回来。我不知道。我太累了。我太脏了。有时我在接待站过夜。回家时我得下决心洗个澡，我大概有一个星期没洗澡了。春天里我还这么怕冷，想到洗澡便不寒而栗，我仿佛染上某种再也摆脱不掉的寒热病。这天晚上我想到了自己。我从未见过像我这样懦弱的女人。我回顾了一下，那些像我一样在等待的女人，不，她们谁也不像我这么懦弱。我认识一些十分勇敢的女人，出类拔萃的女人。我的懦弱别人都无法加以形容，只有D是例外。寻人部的同志们把我看成病人。D对我说：“无论如何，没有权利这样自暴自弃。”他经常对我说：“你病了，你疯了，看看你自己，简直不成样子了。”我听不懂人们对我说什么（甚至此刻，当我重新抄写青年时期的这些事时，我也不理解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一刻感到有鼓足勇气的必要。鼓足勇气可能就是我的懦弱。苏琪为了她的小孩而勇气十足。而我，我和罗贝尔·L的小孩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死去了——他也是死于战争。战争期间医生夜里很少出诊，他们缺少汽油。于是我孤身一人。在我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节省精力。没有人非要让我去斗争。我进行的斗争谁也不了解。我在和黑暗壕沟的境象斗争。有时候，这幅境象十分强烈时，我就喊叫或出门走走。D说：“将来你回想起来，会感到羞愧的。”街上的人和平日一样，商店前面排着队，樱桃已经上市了，为此那些女人在排队等待。我买了一份报纸。俄国人已经到了施特劳斯贝格[11]，甚至可能更远，接近了柏林。排队买樱桃的女人在等待着柏林的陷落。我也等待着。“他们将明白，他们将看到自己的下场。”人们这样说。全世界都在等待。全世界的政府都意见一致。报上说，如果德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战争就彻底结束了。朱可夫[12]布置了密集的炮群，从柏林外围六十公里远的地方向柏林市中心轰击。柏林在燃烧。它将被烧得寸草不剩。德国人的血将在废墟中间流淌。有时人们似乎闻到了血腥味，看到了鲜血。战俘中的一个教士把一个德国孤儿带到了接待站。他牵着那个孩子，他很自豪，向人们炫耀，解释他是怎样找到孩子的，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没有错。女人们不满地看着教士。他竟然给予自己提前原谅和宽恕的权利。他不曾体验任何痛苦、任何期待。他竟然在此时此地允许自己行使原谅和宽恕的权利，却根本不了解人们的仇恨，那可怜而善意的、给人以宽慰的仇恨，如同对上帝的信仰一样的仇恨。他在讲些什么呢？从来没有哪个教士如此举止不当，女人们将目光转开去，唾弃那张挂着宽容明亮微笑的面孔，她们无视这个孩子的存在。一切都在分裂。一方是女人们的战线，它密集、坚不可摧。另一方是这个孤独的男人，他是正确的，但他的语言无法被那些女人理解。

四月。

蒙蒂[13]大概已经越过易北河，不过还不敢肯定，蒙蒂的路线没有巴顿[14]的路线清楚。巴顿在猛攻。巴顿已经到达了纽伦堡。蒙蒂大概拿下了汉堡。大卫·卢塞的妻子打电话来：“他们到汉堡了。好几天里他们都避而不谈汉堡—新加默集中营。”这几天她焦急不安，这是有道理的。大卫在那儿，在贝尔森。德国人在枪毙犯人。盟军前进得很迅速，德军来不及带走集中营里的人，就把他们枪杀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有的时候，德军来不及枪杀时，便丢下犯人逃了。哈雷的敌军被全部歼灭。开姆尼茨[15]被攻克了，队伍朝德累斯顿方向大步前进。帕奇[16]清除了纽伦堡的德军。乔治·皮杜尔[17]就旧金山会议问题与杜鲁门总统会晤。我在街上走着。我们累了，累了。《解放晚报》上说：“人们将永远不再谈起法伊英根[18]。地图上标志森林的浅绿色将延伸到恩茨河[19]。钟表匠死在斯大林格勒，理发师曾在巴黎服役，傻瓜曾占领雅典。现在的大街上空无一人，街上的路面就像死鱼一样肚皮朝天。”十四万战俘回国了。直到现在，还没有集中营的犯人的数字。内政部门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进展不大。战俘们在杜伊勒里宫的花园里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人预言今年的电影之夜将爆满。在法国有六十万犹太人被捕，据说只能回来百分之一。也就是回来六千人。人们当时还这么想。他可能和犹太人一起回来吧？他本该一个月以前给我们消息的。为什么不是和犹太人一起回来呢？我觉得我等够了。我们累了。将有另一批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回来的人。一家面包店开张了，也许应该去买些面包，不要把票券浪费了。浪费票券是有罪的。有些人什么也不等待，也有一些人不再等待什么。前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去波拿巴街通知一家人。我按门铃，门开了，我说：“我是从奥赛接待站来的，您的儿子快回来了，他身体很好。”那位太太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五天前他们的儿子来了信。D在门外等我。我说：“他们知道他们儿子的消息，他写过信，这么说他们可以通信。”D没有作声。这是两天前的事。我一天天减少期待。晚上，门房在门口等着我，让我去看看学校的门房博尔德太太。我告诉她我明天上午去，她不必担心，因为今天回来的是A7战俘营，A3战俘营还没到。门房跑着去告诉她了。我缓缓地上楼，我累得气喘吁吁。我不去看博尔德太太了，明天上午再试试看吧。我很冷。我又去坐在靠近电话机的长沙发上。这是战争的尾声。我不知道我困不困。一段时间以来我再感觉不到困倦了。醒来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睡过了。我起了床，前额贴在窗玻璃上。楼下圣本笃饭店里挤满了人，像蜂窝一样。付得起钱的人可以享受一个不公开的菜单。这样的等待是反常的。我将永远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有好几个月他都处在饥饿之中，他在临死之前也没有再见到一块面包，哪怕只是一次。死前的最后满足，他也没有得到。四月七日以前，我就有所选择了。他大概是贝尔森两千名被枪杀者中的一个。在格拉特巴赫[20]中部的一个万人坑里找到了一千五百具尸体。在条条大道上都有惊恐不安的大队犯人，他们被带着，不知去哪里，卡波[21]们不知道，领队们也不知道。今天，布痕瓦尔德的两万名幸存者向集中营的五万一千名死者致哀，他们是在盟军到达前夕被枪杀的。只差几个钟头，就被枪杀了，这是为什么？据说是为了灭口。在某些集中营里，盟军到达时尸体还是温的。德国人在战败的最后一刻做了些什么呢？捣坏餐具、用石头打碎玻璃、把狗杀掉。我不再恨德国人了，这种感情再不能叫做恨了。我在某个时期曾恨过他们，这是清楚的，毫不含糊的，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部杀光，把所有的德国人都从地球上消灭掉，使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现在，在我对他的爱和对德国人的恨之间，我不知如何区分了。这是一幅画的两个侧面：一面是他，胸膛对着德国人，十二个月以来的希望在他眼里泯灭了；另一面是正在瞄准的德国人的眼睛。这就是画的两面。在两者之间我应该作选择，或者是滚倒在战壕里的他，或者是重新扛起冲锋枪离去的德国人。我不知道是该把罗贝尔抱在怀里而让德国人跑掉，还是不管罗贝尔·L而去抓住杀他的那个德国人，抠出那双刽子手的眼睛。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想应该阻止他们在逃跑的时候杀人。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建议。本来可以派遣伞兵突击队在盟军到达之前的二十四小时占领集中营。从一九四四年八月起，雅克·奥伏莱就试图制订这个计划，但没有实现，因为费雷讷不愿这一创议归功于抵抗运动。作为战俘和集中营犯人们的部长，他无能为力，因此就听任德国人杀戮。从现在一直到最后一个集中营被解放，都将有人被枪杀。没有办法阻止他们这样做。在我那幅双面画中，有时在德国人背后有费雷讷的眼睛。我前额靠着冰冷的窗玻璃，这样舒服些。我支撑不住我的脑袋了。双腿和双臂很沉重，不过没有脑袋沉重。这不再是个脑袋，而是个脓包。窗玻璃是凉爽的。一小时以后D就来了。我闭上眼睛。他要是回来，我们就去海滨，这是让他最高兴的事了。我想不管怎样我要死了。他回来我也会死的。如果他按门铃：“谁呀？”“是我，罗贝尔·L。”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门打开，然后死去。他要是回来，我们一定去海滨，那将是夏天，盛夏。从我开门到我们在海边重聚的这段时间里，我死了。在某种劫后余生的状态中，我看到大海是绿色的，还有一个浅橘黄色的海滩，沙丘。在大脑深处，腥咸的海风使我停止了思想。我不知道我看到大海的时候他在哪里，但我知道他活着。他在地球上的某一处，也在呼吸着。这样我就可以躺在海滩上休息。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去海滨，去一处炎热的海滨，这是让他最高兴、也是对他最有好处的事情。他会回来的，他会到海滨去，他会站在沙滩上，望着大海。我呢，只要看着他，看着他我就心满意足了。为自己我一无所求。我头倚着窗玻璃。我大概在哭泣。六十万人中，有一个在哭泣。在大海前面的那个人，是他。德国的夜是寒冷的。在那儿，在海滩上，他只穿着衬衫出来，他在和D交谈。他们专心于交谈。我将死去。他一回来，我就死去，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这是我的秘密。D不知道这一点。我选择了像现在这样等待他，直到为此而死。这是我个人的事。我又回到长沙发上，躺了下来。D按门铃。我去开门：“没消息？”“没有。”D在客厅里挨着长沙发坐下。我说：“我看没有多少希望了。”D看上去很疲倦，没有回答。我接着说下去：“明天是四月二十二日，百分之二十的集中营都解放了。我在接待站见到索雷尔，他对我说五十个人中回来一个。”D没有勇气回答我，但我继续说着。门铃响了。是罗贝尔·L的妹夫：“怎么样？”“没有消息。”他摇摇头，沉思了一下，然后说：“联系方面有问题，他们不能写信。”他们说：“德国已经没有定期的邮政业务了。”我说：“可以肯定的是已经有了布痕瓦尔德的犯人的消息了。”我提醒说，罗贝尔那一批人，八月十七日的那一批人是到布痕瓦尔德去的。“谁告诉你他年初没有被转移到别处去呢？”我让他们走，让他们回家去。我听了一会儿，他们在谈话，后来声音就越来越听不清了。谈话间有长久的沉默，然后声音又传了过来。我觉得有人抱住了我的肩，是D。我是睡着了。D喊道：“你怎么了？怎么这样睡呀？”我又睡着了。等我醒来时罗贝尔的妹夫已经走了。D去找温度计。我在发烧。

在高烧中，我又看见了她。她和别人一道在柳林街[22]排了三天队。她大概有二十岁。她的肚子高高地挺着。她去那里是为了一个被枪杀者，为了她丈夫。她接到通知，来取他的遗物。她来了。她仍然害怕。为了取遗物她排了二十二个小时的队。尽管天气很热，她还是浑身发抖。她讲着，滔滔不绝地讲着。她取他的遗物是为了再看看它们。是的，两个星期后她就要分娩了。孩子见不到他的父亲了。排队的时候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最后那封信：“告诉我们的孩子，我是勇敢的。”她边讲边哭，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想起了她是因为她不再等待了。我不知道如果在街上遇见她，我能不能认出她来，我忘记了她的面孔是什么样子，我只记得她那高高隆起的腹部，只记得她拿在手中仿佛要给别人看的那封信。二十岁。别人递给她一个折叠凳。她试图坐下去，但又站起来，她只有站起来才能支撑自己。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D在我这里过夜。这一夜仍然没有电话。我应该去看看博尔德太太。我煮了很浓的咖啡，吃了一片退烧药。头昏、恶心都会过去的。好一些了。今天星期日，邮递员不来。我给D端去一杯咖啡。他看着我，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谢谢你，我的小玛格丽特。”我喊着说不。我的名字让我害怕。吃过饭以后，我满身大汗，烧也退了。今天我既不去接待站也不去印刷厂。应该买一份报纸。又是一张贝尔森的照片，一个长长的坟坑里躺着尸体，从未见过如此骨瘦如柴的躯体：“战线离柏林市中心只有四公里了。”“俄国的战报一反往日的审慎。”普利文[23]先生摆出统治法国的架势，他宣布调整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丘吉尔先生说：“再等不了多久了。”也许盟军和俄国人今天就会师。德伯吕布吕代尔反对在没有战俘和集中营的人参加的情况下进行选举。《国民阵线》第二版的报道说有一千名集中营犯人在四月十三日早晨被活活烧死在马格德堡[24]方向的一个谷仓里。弗雷德里克·诺埃尔在《艺术与战争》里说：“有些人认为艺术革命是由战争引起的，实际上战争是在其他方面产生影响。”森普松抓到两万名俘虏。蒙蒂会见艾森豪威尔。柏林在燃烧。“斯大林大概在他的指挥台上看到了这壮观而又可怕的场面。”据统计，在最后这二十四小时里，柏林响起了二十七次警报。还有活着的人。我来到博尔德太太家。她的儿子就在门口。女儿在长沙发上哭泣。房间又脏又乱，很阴暗。小屋里回荡着博尔德太太的哭声。这屋子就像法兰西。“这下我们可好了，”儿子说，“她不肯起床。”博尔德太太躺着，看着我，哭得脸都变了形。她说：“完了。”我又说道：“您没有理由这样不珍重自己，A3营还没有回来呢。”她用拳头捶打着床，喊叫着：“这话您对我说了一个星期了。”“我可不是骗您，您看看报纸吧。”“报纸上说得不清楚。”她很固执，她不愿意再看我。她说：“您告诉我他回不来了。街上都在这么说。”他们知道我经常去弗雷讷部、去寻人部。如果我应对得当，博尔德太太未来三天还会起床。可是我太疲劳了。确实，两天前A3营就该解放了，博尔德太太等着我告诉她消息。那边，在大路上，一个男人从纵队里走出来。一阵冲锋枪声。我很想任她死去。但她的小儿子看着我。于是我就读报上的专栏：“回来的人们……”我们编造着。我去买面包，又回到楼上。D在弹钢琴，他总是弹钢琴，他一生中在任何境遇下都如此。我坐在长沙发上。我不敢叫他别弹了。这使我头疼，又感觉到恶心了。这确实很奇怪，直到现在一丁点儿消息也没有。他们在忙别的事。几百万人都在等待末日的到来。德国被打得稀巴烂。柏林在大火中。一千座城市被夷为平地。成百万的平民百姓在逃难，希特勒的选民们在逃难。每分钟都有五十架轰炸机从机场起飞。这里的人忙着地方选举，也忙着战俘的遣返工作。有人谈过要征用私人汽车和住宅，但是未敢付诸行动，唯恐得罪那些财产所有者。戴高乐对此兴趣不大。戴高乐讲话时，总是先谈北非阵线，然后将政治犯问题一带而过。四月三日，戴高乐说了这几句罪不可恕的话：“流泪的日子已经过去，光荣的日子重新来临。”我们永远不会宽恕他。他还说：“命运挑选了地球上的某些地方来宣布其判决，巴黎历来就具有象征意义……一八七一年一月巴黎的投降成就了普鲁士德国的胜利……一九一四年那令人难忘的日子……一九四○年也不例外。”他没有谈到巴黎公社。他说一八七○年法国的战败成就了普鲁士德国。对戴高乐来说，巴黎公社养成了人民相信自己的存在、相信自己力量的恶习。戴高乐确确实实是右派的颂扬者——他面对着右派、并且只面对着右派讲话——他想使人民丧失活力。他愿意人民软弱、信教，他愿意他们像资产者一样成为戴派，他愿意他们成为资产阶级。戴高乐不提集中营，很明显，他绝口不谈，很明显，他公然反对把人民的痛苦纳入到胜利中去，因为他怕削弱他戴高乐本人的作用，怕减少他戴高乐本人的影响。是他要求此刻就进行市镇选举的。他是个职业军官。我周围的人在三个月以后就看清了他，永远唾弃了他。女人们也恨他。后来，他曾说：“人民自主的专政孕育着削弱个人责任的危险。”他什么时候提起过领导者的责任所带来的难以胜数的危险呢？尊敬的巴尼斯神甫在巴黎圣母院谈到革命一词时说：“人民起义、总罢工、巷战等等，可以是很好的电影素材。可是这些东西，除了场面轰动怎能算是革命？怎能算是真正的、深刻的、持久的变革？请看一七八九、一八三○、一八四八年吧。在暴力和政治动乱之后，人民厌倦了，他们要养家糊口、要工作。”必须使人民丧失勇气。尊敬的巴尼斯神甫还说：“在维护秩序方面，教会毫不含糊，它拥护秩序。”戴高乐决定为罗斯福设立哀悼日。没有人为那些死于集中营的人设立哀悼日。应该照顾美国。法兰西将为罗斯福哀悼。对自己的人民无需哀悼。

除了等待以外，生命不再存在。出现在我们头脑里的种种场面比发生在德国大道上的还要多。每一分钟都有冲锋枪在大脑里扫射。我们还活着，发生在大脑里的扫射并不置人于死地。他走在路上被射死，他腹中空空地死去。他的饥饿像秃鹫一样在我脑中盘旋。我无法给他任何东西吃。总可以把面包伸向虚空，但我甚至无法知道他是否还需要面包。我买了蜂蜜、糖和面条。我想，如果他死了，我就把这一切烧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减轻他的饥饿给人带来的煎熬。人们死于癌症，死于车祸，但并不死于饥饿，不，不是死于饥饿，而是在饥饿之前完结。饥饿的所作所为由射向心脏的一颗子弹圆满完成。我真愿意把我的生命给他，但我现在却连一块面包也不能给他。这还叫做思想吗？一切都悬在那里。博尔德太太和我，我们生活在现在时中。我们可以设想再活一天，却不能设想再活三天。购买三天的奶油和面包，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对上帝旨意的侮辱。我们已经与上帝连在一起，纯粹在听天由命中苟活。D对我说：“什么傻话、蠢话你都会说出来……”博尔德太太也是这样。此刻有人在说：“应该对事件进行思考。”D是这样对我说的：“应该努力去读点什么，不管发生什么都可以读点什么。”我努力试过，我什么都试过，不过句子连贯不起来，当然，我猜想这连贯性是存在的，但有时觉得它并不存在，它从来就不存在，眼前的一切才是真实的。另一种连贯性把我们攫住了，那是他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生命的关联。也许他在两个星期前就死了，静静地躺在阴暗的壕沟里。蝇虫爬遍他的身体，栖息在他身上。一颗子弹击中后颈、心房、眼睛？他那苍白的嘴唇贴着德国的土地，而我还一直在这里等他，因为事情并不完全确定，也许他还可以再活一秒钟。因为他也许会在顷刻间死去，但是此刻还没有死。因此，生命每时每刻都会离我们而去，所有的希望都会破灭；生命每时每刻都会归来，所有的希望也会重现。也许他正在犯人队伍中，也许他正弯着腰一步一步往前走，也许他那样劳累，不会再迈出第二步？也许这没有迈出的第二步距今已经十五天了？半年？一个小时？一秒钟？写出来的书一行字也读不下去，对于博尔德太太和我来说，所有的书都来迟了。我们处在一场战斗的前列，这是一场没有名称、没有武器、没有流血、没有荣耀的战斗。我们处在等待的前列。在我们身后，文明化为灰烬，多少个世纪积累下来的思想也全部化为灰烬。博尔德太太不接受任何假设。在博尔德太太的头脑里如同在我的头脑里一样，出现的是没有对象的骚动、无名的痛楚以及同样的压迫感。还出现一些距离，它们仿佛指向某些出口，可随后就被堵塞，被消弭，直至被灭绝。痛苦、流血和呐喊无处不在，因此无法形成思想。思想不属于混沌，而它往往被混沌取代。在混沌面前，思想无能为力。

四月，星期日。

我一直待在电话机旁边的长沙发上。今天，是的，今天柏林就要被攻克了。人们天天都这样宣告，不过今天确实是要结束了。报纸告诉我们用什么方式通知大家：以最后一次鸣警报的方式。那将是这次战争的最后一次警报。我再不去接待站了，再也不去了。还是有人陆续回来，从吕特西亚旅馆，从东站，从北站。完结了。我不仅不再去接待站，甚至动也不动了。我相信一切都完结了，昨天就相信了，可昨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是出了门，我坐地铁，我去敲D的门。他给我打开门。他把我抱在怀里：“从刚才到现在没有什么消息吧？”“没有。我撑不住了。”我又离开了。我甚至都不愿意走进他的房间，只是想看看D，看他脸上是否有特殊的迹象，是否有关于死亡的谎言。敲响十点钟的时候，当时我刚到家门，恐惧突然袭来。那是对一切的恐惧。于是我又来到门外。我抬起头来，突然看到房间变了样，灯光也变了样，突然黄了起来。突然的确信，枪弹狂射般的确信：他死了。死了。死了。四月二十一日，他四月二十一日死的。我站起身，来到卧室中央。这是一秒钟内发生的事。太阳穴不再跳动。再不是太阳穴的问题了。我的脸在蜕化，在改变。我整个人也在蜕化，散了架，改变了模样。卧室里没有人。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恐怖像洪水一样慢慢升起来，我被淹没了。我是那样害怕，我不再等待了。完结了，是完结了吗？你在哪里？怎么才能知道呢？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这是个什么地方？这都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是罗贝尔·L？再没有痛苦。我正在明白在这个人和我之间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等待另外一个人也会如此。我不再存在，为什么要等待罗贝尔·L？如果愿意等待的话，还不如等待另外一个人。在这个男人和她之间再没有任何共同点。这位罗贝尔·L是谁？他确实存在过吗？是什么东西产生了这个罗贝尔·L，是什么？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另外一个人被等待？她到底在等待什么？她在等待其他什么等待吗？两个星期以来她在等待中情绪激动，这玩的是什么把戏？这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她是谁？她是谁，D知道。D在哪儿？她知道，她可以去看他，请他解释。我该去看他，因为发生了一件新的事情。我去看了他。表面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电话响了。我在黑暗中醒来。我点亮灯，看看闹钟：五点半。还是夜里。我听见：“喂？……什么？”接电话的是D，他睡在我身旁。我听见：“什么，您说什么？是的，是这里，对，罗贝尔·L。”沉默。我就在拿着听筒的D身旁。我试图夺过听筒来。好长时间。D不放手。“什么消息？”沉默。对方在巴黎的另一端讲话。我试图夺过听筒，很难，不可能。“什么？同伴？”D放下电话对我说：“罗贝尔·L的几个同伴到了戈蒙[25]。”她声嘶力竭：“这不是真的。”D又拿起听筒：“罗贝尔·L呢？”她试图夺过来。D什么也没说，他听着，电话在他手里。“你们不知道别的了？”D向她转过身来：“他们两天前和他分手的，他当时还活着。”她不再试图夺过电话机了，她瘫在地上，摔倒了。他两天前还活着，这几个字使什么东西爆裂了。她随它去。这东西爆裂了，从嘴里、鼻子里、眼睛里流出来。应该让它流出来。D放下电话，呼唤着她的名字：“亲爱的，亲爱的玛格丽特。”他没有走近，他没有扶她起来，他知道不能碰她。她在忙着。让她安静。那个东西从各处涌流出来。活着。活着。他说：“我亲爱的，亲爱的玛格丽特。”两天前，像你和我一样，他活着。她说：“别管我，别管我。”那个东西流了出来，以呻吟和哭喊的方式，以它愿意的各种方式流了出来。它出来了。她随它而去。D说：“我们该过去了，他们在戈蒙，他们在等我们，我们还是先喝杯咖啡再去吧。”D这样说是为了让她喝杯咖啡。D笑了。他不停地说：“啊！真有他的……怎么能想到他们会……罗贝尔真鬼……他大概在最后一刻躲了起来……我们还以为凭他那样子不会那么机灵呢。”D在浴室里。他说了“凭他那样子”。她靠在厨房的壁橱上。确实，他的样子与众不同。他总是漫不经心，仿佛什么也看不见，总是在追求至善之境。她在煮咖啡。D又说：“再过两天就会看见他回来了。”咖啡已煮好。喝着热咖啡，又想起来：他还活着。我很快换上衣服，吃了一片退烧药。还总是发烧，浑身是汗。街上空荡荡的。D走得很快。我们来到了改成接待站的戈蒙公司。事先说好，我们要见埃莱娜·D。她来了，笑容满面。我浑身发冷。他们在哪儿？在旅馆里。她带着我们走。

旅馆。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有穿着条纹衣服的集中营犯人，也有穿着白外套的女护理员。整夜不断有犯人来。这就是那个房间，女护理员走了。我对D说：“敲门吧。”心在剧烈地跳动，我大概无力进去。D敲了门，我和他一起进了屋。床角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是家属。床上有两个集中营回来的人，一个睡着了，大约二十岁，另一个对我微笑。我问：“您就是贝罗第吗？”“是我。”“我是罗贝尔·L的妻子。”“两天前我们和他分手的”。“他怎么样？”贝罗第看看D说：“有人比他更疲惫不堪。”年轻人醒了：“罗贝尔·L，啊，是的，我们本来应该和他一起逃跑的。”我靠近床边坐下。我问：“他们枪毙人吗？”两个年轻人互相看了看，没有立即回答，随后说：“就是说……他们不再枪毙人了。”D接过话来：“当真？”贝罗第回答：“到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两天不再枪毙人了。”两个战俘自己说开了。年轻人问：“你怎么知道？”“集中营里的俄国犯人头儿告诉我的。”我问：“他告诉您什么？”“他说他们接到命令不再枪毙人。”年轻人说：“有时候他们枪毙犯人，有时候不。”贝罗第看看我，又看看D。他笑了笑说：“我们累了，请原谅。”D的眼睛盯着贝罗第，问：“他怎么没和你们在一起？”“火车启动时我们一起找过他，没找到。”“我们确实仔细找了。”“你们怎么会没有找到？”“天很黑，”贝罗第说，“况且人还很多。”“你们仔细找过了？”“您是说……”他们对视着。“噢，是的，”年轻人说，“是找过……甚至还喊过他的名字，尽管这很危险。”“他是个好伙伴，”贝罗第说，“我们找过他，他还给我们做过有关法国的讲座呢。”“他讲得很好，嗬，那神气……他把听众给迷住了……”我问：“既然你们没有找到他，那么说他已经不在了？他被枪杀了？”D来到床边，他动作粗暴，他很生气，但控制着自己，他的脸色几乎跟贝罗第一样苍白：“你们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我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他们累了。”我们仿佛在审问罪犯，一秒钟也不让他们喘息。“不管怎么说，我看见他了，我敢肯定。”年轻人说。他目光茫然地看着什么，重复说他敢肯定，可是他什么都不能肯定。D还是不停地问：“努力想一想，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我是在队伍里看见他的，你记不得了吗？在右边，天还没黑……到达火车站前一小时。”年轻人说：“那时候真是筋疲力尽……不过我，我是在他逃跑以后又见到他的，这我敢肯定，因为我们还说好从那里、从车站逃走。”“什么？他逃跑？”“是的，他企图逃跑，又被抓回去了……”“什么？逃跑的人不被枪杀吗？你们说的不是真话。”贝罗第不知再说什么了，什么也说不出，他的记忆破碎了，他泄气了。“不是跟你们说了他会回来的。”这时，D粗暴地插话，他让我住口，然后他又开始问：“他是什么时候逃跑的？“他们彼此看看：“是头一天吧？”“我想是的。”D在询问，在恳求：“努力想一想，很抱歉……不过努力想一想。”贝罗第微笑了一下：“我很理解你们，不过我们太累了……”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绝对的沉默。然后年轻人说：“我肯定在他逃跑以后我见过他，是在队伍里看到他的，现在我敢肯定。”贝罗第问：“什么时候？怎么看到的？”“他和吉拉尔一起，在右边，我敢肯定。”我又问：“你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否枪毙人呢？”贝罗第说：“这您不用害怕，我们会知道的，我们每回都知道，纳粹党卫队在队伍后面枪毙人，然后同伴们把消息一直传到队伍前面。”D说：“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找到他。”“天太黑，”贝罗第接着说。“也许他第二次逃跑了，”年轻人说。“总之，你们在他第一次逃跑以后见到过他。”“确实，”贝罗第说，“确确实实。”“他们把他怎么样了？”“嗯，他被狠狠揍了一顿……菲利普会比我讲得更清楚，他们是伙伴。”我问：“他们怎么没有枪毙他呢？”“美国人那么近，他们来不及了。”“再说，每次情况都不一样，”年轻人说。我问：“在他逃跑以后，你们一起商量好逃到火车站的吗？”沉默，他们彼此看着。D说：“你们明白吗，如果你们是在他逃跑以后和他商量的话，那就增加一份把握了。”不，他们不知道了，关于这一点他们什么都不记得了。他们记得队伍的某些骚动，记得几个伙伴跳到壕沟里藏身的某些动作，他们还记得遍地都是美国人。而其他的事情，他们都不记得了。

另一个磨难期开始了。德国在燃烧。他在德国本土，这不十分肯定，不十分肯定。但可以这样说：如果他未被枪杀，如果他还待在犯人队伍里，那么他就置身于在德国燃烧的熊熊烈火之中了。

四月二十四日。

上午十一点半。电话响了。我一个人在家，是我接的电话。对方是弗朗索瓦·密特朗[26]，化名莫尔朗。“菲利普回来了，他一星期前看见了罗贝尔。他当时还好。”我解释说：“我见过贝罗第了，罗贝尔好像逃跑了，又被抓了回去。菲利普有什么消息？”弗朗索瓦说：“是的，他试图逃跑过，又被一些孩子抓了回去。”我问：“他最后一次看见他是什么时候？”沉默。弗朗索瓦说：“他们是一起逃跑的，菲利普跑得远，德国人没看见他，罗贝尔就在路边上，他被打了一顿。菲利普等着他，没有听见枪声。”沉默。“确实吗？”“确实。”“就这些吗？后来他再没看见他？”沉默。“没有，因为菲利普离开了，逃跑了。”“那是什么时候？”“十三号。”我知道这都是弗朗索瓦·莫尔朗算出来的，毫无差错。“你怎么看？”“没问题，”弗朗索瓦说，“他会回来的。”我问：“犯人队伍里有被枪杀的吗？”沉默。“说不准。来印刷厂吧。”“不，我累了。菲利普怎么看？”沉默。“没问题，四十八小时以后，他就该回来了。”我问：“菲利普怎么样？”“很疲劳，他说罗贝尔还坚持得住，状况比他好。”“他知道那批犯人去哪里了吗？”“不，一无所知。”我问：“你没骗我吧？”“没有。你到印刷厂来吧。”“不，我不去。告诉我，要是四十八小时以后他还不回来呢？”“你要我怎么回答你呢？”“为什么你对我说这个数字，四十八小时？”“因为菲利普说他们是在十四号到二十五号之间被解放的。不会有别的可能。”

贝罗第十二日逃跑，二十四日回来，菲利普十三日逃跑，二十四日回来。算起来需要十天至十二天。罗贝尔大概明天或后天到，也许是明天。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D请来了医生，我的高烧总也不退。卡茨太太、我的女友让妮·卡茨的母亲到我家来住。她在等待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和罗贝尔的姐姐玛丽路易丝一起被关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27]。里比打过电话，问罗贝尔的情况。他也在犯人队伍里，是在贝罗第之前逃跑的，比他回来得早。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音讯杳无。夜里和白天都是如此。D给我带来了《战斗报》。最新消息，俄国人拿下了德国的一个地铁站。但是，朱可夫的大炮还在密集围攻轰炸着德国的废墟。什切青[28]和布尔诺[29]已被拿下。美国人到了多瑙河。整个德国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占领一个国家并不容易。他们会把它怎么样呢？我也变得和博尔德太太一样了，我不再起床。由卡茨太太上街买东西、做饭。她心情不好。她为我买来美国牛奶。我想，要是我真的病了，她就不会那么想念她的女儿了。她的女儿是个残疾人，得了一次骨结核病以后一条腿就瘫痪了。她是犹太人。我在接待站里听说过他们杀害残疾人。人们开始知道些关于犹太人的消息了。卡茨太太等了六个月，从一九四五年六月一直等到十一月。她的女儿是一九四五年三月死的，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通知她，费了九个月才确认了她的姓名。我没有和她谈罗贝尔·L。她到处张贴她女儿的寻人启事，在所有的接待站，在所有的过境线，还告诉所有的亲属，但是没有人知道。她买了五十罐美国牛奶，二十公斤糖，十公斤果酱，还有钙片、磷酸盐、白酒、花露水、大米、土豆等。卡茨太太一字一句地说：“她的衣服都洗过、补过、熨过了，我又给她的黑外套加了衬里，添上了兜。所有的衣服原先都放在一个有樟脑丸的大箱子里，我拿出来晒晒，一切都准备齐全了。我让人给她的鞋子上了掌，又给她的袜子缝了几针。我想我什么都没有忘记吧。”卡茨太太在向上帝挑战。

四月二十七日。

没有任何消息。黑洞。一丝光亮也没有。我重新连接时间的链条，但是，从菲利普没有听到枪声起到没有人在火车站见到罗贝尔·L，这中间出现了一个空白、一个深渊。我起了床。卡茨太太到她儿子家去了。我穿上衣服，坐在电话机旁。D来了。他一定要我和他一起去饭馆吃饭。饭馆里满座。人们在谈论战争的结束。我不饿。每个人都在讲述德国的暴行。我永远不再感到饿。别人吃的东西令我作呕。我想死。用一把剃须刀割断与身外世界的联系，甚至和D的联系。可怕的猜想：如果今晚再没有他的消息，他就是死了。D看着我，他当然可以看着我，他死了。我说出来也没有用，D不会相信我。《真理报》上写着：“德国末日的丧钟敲响了。火与铁的包围圈在柏林周围收缩。”结束了。和平到来的时候他将不在人世了。意大利游击队在法恩扎[30]俘获了墨索里尼。整个意大利北部都在游击队手中。墨索里尼被俘，其他一无所知。多列士[31]谈到了将来，他说应该努力工作。我为罗贝尔·L保存着所有的报纸。他要是回来，我和他一起吃饭。在这以前，我不吃饭。我想起了那个十六岁的小德国兵的母亲，她的儿子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七日孤零零地躺在艺术桥畔的石堆上奄奄一息，而她还在等待她的儿子。现在戴高乐掌了权，他成了四年来挽救我们荣誉的人。他声名显赫，可他对人民的赞颂却吝啬得很，他身上有一种可怕、残忍的东西。他说：“只要我在，国家就会运转。”除了和平，戴高乐什么也不等待。只有我们还在等待，这是一种永恒的等待，古往今来天下所有的女人的永恒的等待：等待男人们从战场归来。我们在世界的这一边，在这里，万人坑里的死者尸骨如山。这是在欧洲发生的事情。正是在这里，成百万的犹太人被烧死。正是在这里，我们为他们哭泣。美洲惊奇地看着欧洲巨大的焚尸炉在冒烟。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她将悲伤地等待儿子的消息，而她十六岁的孩子已在艺术桥畔死去，那样孤单地死去。我的孩子，也许有人会看到他，就像我看到这个孩子一样，看到他在壕沟里，手臂在做着最后的呼救动作，而双眼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看到他的那个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个男人对我意味着什么，而我也将永远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们属于欧洲，事情是在这里、在欧洲发生的，我们被禁锢在一起，面对着欧洲以外的世界。在我们周围是同样的大洋、同样的入侵、同样的战争。我们属于被焚尸炉烧死、在马伊达内克[32]被煤气毒死的种族，我们也属于纳粹的种族。布痕瓦尔德的焚尸炉、饥饿、贝尔森的公共墓穴对我们一视同仁。这些墓坑也掩埋着我们自己，这些如此相同的尸骨都是欧洲家族的尸骨。这些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巽他群岛[33]的一个小岛上，也不是在太平洋的某一个地方，而是发生在我们的土地、欧洲的土地上。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间在多拉[34]死掉的四十万德国共产党人的尸骨也在欧洲这个公墓中，其中还有几百万犹太人和上帝的观念以及每个犹太人、每个犹太人心中的上帝的观念。美国人说：“此刻所有的美国人，不管他是芝加哥的理发师还是肯塔基的农民，都知道在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美国人想向我们炫耀他们绝妙的战争机器，并想借此消除农民和理发师们的疑虑，因为这些人原先对让他们的儿子到欧洲前线去打仗持怀疑态度。当美国人得知墨索里尼被挂在屠宰场的铁钩上处死以后，他们将无法理解，他们将目瞪口呆。

四月二十八日。

等待和平的人不等待什么，什么也不等待。越来越难以解释为什么还没有消息。和平已经出现了，仿佛是即将来临的黑夜，也仿佛是遗忘的开始。证据已经在眼前了：巴黎的夜晚灯火通明。圣日尔曼德普雷广场亮如白昼。双偶咖啡馆座无虚席。天还是很冷，露天座上没有人。不过，小饭店也挤满了人。我出了门，和平向我逼近。在和平的逼迫下，我快速返回家中。我隐约看到一种可能实现的未来就要来临，一块陌生的土地将在这片混沌中出现，在那里不会有人再等待。而这里没有我的一席之地，我并不属于这里，而是属于那边，在那块别人无法接近、无法理解、此刻沦于烧杀之中的土地上，和他在一起。我抓着一棵救命草，抓着这最后的可能性，这根本不会被报纸理睬的可能性。灯火通明的城市对我来说失去了一切意义，它只象征着死亡，象征着没有他们的明天。这座城市只有对我们这些仍然在等待的人来说才具有现实性。对我们来说，这是他们再也见不到的城市。和平迟迟不来，大家都很不安。他们不签和约还等什么？到处都能听到这句话。威胁与日俱增。今天听说希特勒奄奄一息。是希姆莱[35]在德国电台最后的广播中说的，同时他向盟军请求投降。柏林在燃烧，只有那“三十个敢死营”在保卫它。在柏林，据说希特勒向自己的头部打进了一颗子弹。希特勒大概死了，但消息不确实。

四月二十八日。

全世界都在等待。希姆莱在他的文告中说：“希特勒奄奄一息，不会活到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对他将是致命一击。美国和英国回答说他们只能和苏联一起接受德国的投降。希姆莱是向旧金山会议提出投降建议的。作为最新消息，《战斗报》宣布：投降书同时也曾向俄国人提出。斯大林主义者们不愿意把墨索里尼交给盟军。报上说，墨索里尼应该交由人民处置。法里纳奇[36]受到民间法庭的审判，当着万头攒动的群众，在一个大城市的广场上被处死了。在旧金山会议上，欧洲处于艰难的时刻，欧洲是少数。斯退丁纽斯[37]主持会议。《战斗报》说：“面对几大国的表演，小国抬起了头。”人们已经谈到和平以后的事情了。

太多了，死去的人真是太多了。七百万犹太人被消灭，装在运牲畜的货车里运走，又在专门设置的煤气室里被毒死，然后在专门设置的焚尸炉里被烧掉。还没有谈在巴黎的犹太人呢。他们的新生儿被交给专门负责勒死犹太儿童的妇女，她们是用颈脉挤压法杀人的专家。这毫无痛苦，她们微笑着说。在德国发现的这种有组织的、合理化的死亡新貌使人愤怒，但首先使人困惑。人们震惊了。怎么还能当德国人？人们在别处、在以往的年代里寻找先例。没有先例。没有任何时代会如此头脑发昏，不可救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民族之一，所有时代的音乐之都，以国家工业那种完美无缺、有条不紊的方式在不久前杀死了一千一百万人。全世界都望着这座大山，这座上帝的造物给它的同类制造的死人堆。人们提到某位德国文学家，他为此深感不安，变得阴郁并沉入对这些事情的思考之中。如果纳粹的罪行没有扩大到世界范围，如果这一罪行没有在集体范围被理解，那么，那个在贝尔森集中营里带着集体思想和阶级意识孤独死去的人就遭到背叛了，正是这种集体思想和阶级意识使他在某个夜晚、在欧洲的某个地方，在没有上级、没有军装又没有证人的情况下撬开了铁轨。如果我们强调纳粹恐怖的德国性，而不是强调其集体性，那么贝尔森集中营那个人的所作所为就被纳入地区侨民的范围了。对这一罪行的唯一回答就是把它看成所有人的罪行。分担它。如同分担平等、博爱的思想。为了曾经承受并容忍这一观念，分担这一罪行吧。

我并不知道那是哪一天，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四月里的一天，不，是五月的一天。上午十一点钟，电话铃响了。是从德国打来的，是弗朗索瓦·莫尔朗。他没说你好。他几乎是粗暴的，但仍像平时那样清楚明了：“好好听我说，罗贝尔还活着。镇静。是的。他在达豪。坚强地听我说。罗贝尔身体很弱，到了你无法想象的地步，我不得不告诉你，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他还可以活三天，再长不了。D和博尚必须今天就动身，今天上午就动身来达豪。这样对他们说：让他们马上到我的办公室去。他们是知道的。他们会得到法国军官的服装、护照、委任状、汽油票、参谋部的证件和通行证。让他们立刻就去。只能这么做了。通过正式手续他们就到得太晚了。”

弗朗索瓦·莫尔朗和罗丹参加了里盖神甫组织的一个调查团，他们去了达豪，在那里找到了罗贝尔·L。他们闯进了集中营里存放已死和濒死的人的禁区。正是在那里，在那些人当中有一个人清楚地叫出了弗朗索瓦的名字，“弗朗索瓦”，然后眼睛就闭上了。罗丹和莫尔朗花了一小时才认出罗贝尔·L。是罗丹最后根据他的牙齿才把他认出来。他们把他像死人那样用毯子裹着运出集中营的禁区。他们把他放在集中营里住着幸存者的营房旁边。集中营里没有美国兵，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做。美国兵都住在哨所里，害怕染上伤寒。

博尚和D当天就从巴黎出发了，刚过中午就走了。那是五月十二日，和平日。博尚穿着莫尔朗的上校制服。D穿着法国中尉服，带着名叫D·马瑟的抵抗运动成员证件。他们整夜驱车，第二天早上到达达豪。他们找了罗贝尔·L好几个小时，后来路过一个躯体时，听见有人叫D的名字。我想他们没有认出他来，不过莫尔朗已经说过他无法辨认。他们带走了他，在这以后他们才认出他来。他们的衣服里面还有另一套法国军官制服。必须让他站起来，他自己站不起来，不过他们终于给他穿上了衣服。走过党卫队的营房时，得想法使他不必敬礼，必须让他通过哨所，避免打预防针，预防针会置他于死地的。美国兵——大部分是黑人——都戴着防毒面具，预防伤寒。令人惊恐不安。因为命令严格，倘若美国兵怀疑罗贝尔·L的身体状况，他们就会立即把他放进停尸房。罗贝尔·L一出来，就不得不走到“轻11型”汽车上去。他们扶他躺在后座上，罗贝尔·L立即昏了过去。他们以为这下完了，但没有。旅行艰难漫长。因为他患痢疾，他们每隔半个小时就得停一次车。一离开达豪，罗贝尔·L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他知道自己不会活着回到巴黎了。然后他就开始讲了起来，为了在死前把话都说出来。罗贝尔·L不控诉任何个人、任何种族、任何民族，他控诉人类。罗贝尔·L刚从恐怖中走出来，奄奄一息，精神错乱，但他还能做到不控诉任何人，除了在人民历史上充当过客的政府。他希望在他死后，D和博尚能把他说过的话告诉我。当晚他们就到了法国边境，是在维桑堡[38]附近。D给我打电话：“我们到了法国，刚过边境线。明天近中午时到家。你要作最坏的准备，你会认不出他的。”他们在一个军官食堂吃的饭。罗贝尔不停地说着、讲着。当他们走进食堂时，所有的军官都站起来向罗贝尔·L致敬。罗贝尔·L没有看见。这些事情他从来是看不见的。他讲到德国的殉难者，讲到所有人共同的苦难。他不停地讲着、讲着。这天晚上，他说他想在死前吃一条鳟鱼。在被洗劫一空的维桑堡城，大家为罗贝尔·L找到了一条鳟鱼。他吃了几口，然后又开始说话。他谈到了仁爱。他听到过尊敬的里盖神甫的某句演说词，他开始说出了这句非常晦涩的话：“要是有人和我谈基督的仁爱，我就会说达豪。”他没有把话说完。这一晚他们是在奥布河畔巴尔过的夜。罗贝尔·L睡了几个小时。他们在临近中午时到达巴黎。就在驶进圣本笃街之前，D停下车又给我打了电话：“我打电话是为了告诉你，情况比我们想象过的还要可怕。他很高兴。”

我听到楼梯上一阵克制的喊叫、一片忙乱和脚步声。然后是房门开关的声音、喊叫声。是这样。是他们从德国回来了。

我没能避开他，我下楼想逃到街上去。博尚和D挟着他的腋窝。他们在二楼的楼梯口停下来。他眼睛朝上看。

我记不清楚了。他大概看见了我，认出了我并向我微笑。我叫喊着不，我不愿意看。我又走开了，又上了楼梯。我嚎叫起来，这我还记得。战争在嚎叫声中宣泄出来了。六年没有喊叫了。我又到了邻居家，他们强迫我喝朗姆酒，把酒灌进我嘴里，灌进我的喊叫声中。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又回到他、罗贝尔·L面前的。我记得楼房里一片呜咽声，房客们在楼梯上待了很久，房门都开着。后来，别人告诉我女门房为了迎接他，曾经装饰了一下楼房大门，等他一过去，她就都扯掉了，闭门不出，躲在屋子里一个人哭起来。

在我的记忆里，在某一个时刻，嘈杂声停止了，我看见了他。触目惊心。在我面前。我认不出他了，他看着我。他笑了。他任我看。一种超自然的疲乏、终于能活到此刻的疲乏在他的微笑中显露出来。这个微笑使我突然认出他来，但是很遥远，仿佛在隧道深处。这是一种愧然的微笑。他对自己落到这个地步、成为这副残骸感到惭愧。然后微笑消失了。他又成了陌生人。但是我还认识他，这个陌生人就是他，罗贝尔·L，完完全全。

他想再看看房子。他被人扶着在各个房间里转了转。他的面颊褶皱着，但并没有从颌部脱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在笑。走过厨房的时候，他看见为他准备的水果蛋糕。他不再笑了：“这是什么？”别人告诉他。“用什么做的？”“樱桃，正是上市的季节。”“我可以吃吗？”“我们不知道，大夫会告诉你的。”他又回到了客厅，在长沙发上躺下。“那么说我不能吃？”“还不能。”“为什么？”“因为在巴黎已经有了好几起事故，有人太早就让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吃东西。”

他不再打听他不在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再看我们了。他的面孔罩上了一种剧烈的、无声的痛苦，因为人们不让他吃东西，就像集中营一样。就像在集中营里一样，他无言地接受了。他没有看见别人在哭。他没有看见别人几乎不能看他，不能回答他的话。

大夫来了。但他在门口突然站住，手扶着门把，脸色苍白。他看了看我们，然后看了看长沙发上的形体。他不明白。随后他明白了：这个形体还没有死去，它在生与死之间飘浮着。他、大夫被请来是为了努力让这个形体活下去。大夫走进屋。他一直走到那个形体旁边，那形体对他笑了笑。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这位大夫每天都来好几次，白天黑夜随叫随到。我们一害怕就去叫他，他来了。他救活了罗贝尔·L。他自己也充满了使罗贝尔·L起死回生的激情。他成功了。

我们趁他睡着的时候把水果蛋糕拿走了。第二天他仍然发烧，再也不谈任何食品了。

如果他从集中营一回来就吃东西，他的胃就会因为食物的重量而破裂，或者食物的重量会挤压心脏，而心脏在他瘦弱的空壳里已变得巨大，它跳动得那样快以致无法数脉搏，确切地说，它不再跳动，是在恐怖中瑟瑟发抖。不，他一吃东西就得死。可是如果一直什么都不吃也会死。难就难在这里。

与死神的斗争很快就开始了。应该小心谨慎地对待它，细致、灵巧、讲究策略。它将他团团围住。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个办法和他联系，这个联系孔并不大，然而生命仍然在他身上，生命充其量像根小刺，但毕竟是根小刺。死神发起进攻了。第一天三十九度五。然后四十度。然后四十一度。死神气喘吁吁。四十一度。心脏像琴弦一样颤动。四十一度，总是四十一度，但它在颤动。大家想，心脏，心脏就要停止跳动了。还是四十一度。死神猛烈地敲门，但心脏充耳不闻。不可能，心跳要停止了。没有。

大夫说可以给他粥喝，用咖啡匙喂。我们一天喂他六七次粥。一咖啡匙粥就使他喘不上气来，他抓住我们的手，大口吸气，又倒在床上。但他咽下去了。同样他一天要大便六七次。我们托着他的膝盖和手臂把他扶起来。他的体重大概只有三十七八公斤：骨头、皮肤、肝脏、肠胃、脑浆、肺统统算在一起，这三十八公斤分布在一米七八的个头上。他被扶到马桶上，桶沿上放了一块小垫子，因为关节直接接触皮肤的地方，皮肤一碰就痛。（圣殿街区那位十七岁的犹太小姑娘，她胳膊上的皮肤被肘关节穿破了，大概是因为她年轻、皮肤细嫩，她的关节露在外面而不是藏在里面，它赤裸裸地、干干净净地露在外面，她既不感到关节痛，也不感到腹部痛，她的生殖器官每隔一段时间就一个一个地被人从腹中拔出来。）一坐上马桶，他就一下子咕噜咕噜泻开了，声音之响令人吃惊。心脏所能克制的，肛门留不住，它将存物倾泻出来。一切，或几乎一切，都将容纳物倾泻出来，甚至手指也留不住指甲，抛弃了指甲。心脏，它还在继续保留着容纳物。心脏。还有头，它惊慌不安，但高尚、孤独，它从躯干中伸出来，它在回忆、叙述、辨认、要求。它在说。在说。大脑由颈部与身体相连，就像通常那样，但这个颈部是那样萎缩，一只手就可以把它全部捏住，那样干瘪，人们不禁要问生命是怎样从那里通过的，既然一匙粥都要费很大劲才能通过并且常常阻塞。起初，颈部与肩膀成直角。上面，颈部一直插到骨架中去，与上颌相贴，像常春藤一样绕着韧带。皮肤成了薄薄的卷烟纸，透过它可以看到椎骨、颈动脉、神经、咽部以及流动的血液。他排泄一种暗绿色的冒着泡沫的黏性物，那是没有人见过的粪便。他便完之后，我们又扶他重新躺下，他筋疲力尽，眼睛似睁非睁，持续了很久。

这种大便的状态十七天没有任何变化。这是非人的状态。它比发烧、瘦弱、失去指甲的手指、党卫队痛打的伤痕更使他与我们不同。我们给他喝的是金黄色的粥，喂婴儿的粥，而从他身上出来的却是泥淖一样的暗绿物。盖上马桶以后，还听到气泡在表层破裂的声音。这黏液会使人想起大口浓痰。大便一出来，房间里就充满了一种气味，不是腐物、尸体的气味——他身上还有属于尸体的物质吗？——而是属于植物腐殖土、枯枝败叶、厚密的林下灌木丛的气味。确实，那是一种阴暗而浓浊的气味，似乎源自他所经历的而我们却无从知晓的漫漫黑夜。（我靠在百叶窗上，街上的行人在我眼下穿行，由于他们不知道在这间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我真想告诉他们在他们头顶上楼上这间房里有一个从德国集中营回来的人，活着回来的。）

显然，他曾在垃圾堆里找过吃的，他吃过草、喝过机油，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在陌生的事物面前，我们寻找着答案。我们想，在此刻，在我们眼前，他也许正在吃着自己的肝和脾。如何得知呢？如何得知在他的腹中还存在着什么未知物，存在着什么痛苦呢？

在十七天里这种大便状况没有变化。十七天，这些粪便与已知物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他一天排便七次，我们嗅着粪便，看着它却无法辨认。十七天的时间，我们不让他亲眼看到他排泄出来的东西，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腿、脚和身体，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身体。

我们一直不习惯看他的身体，不能习惯。更难以置信的是他还活着。当人们来探望他，走进房间并看到毯子下面的形体的时候，他们不忍目睹，马上转过脸去。许多人夺门而出并且再也不来了。他从来没有觉察到我们所感受到的惊骇，一次也没有。他很高兴，他不再害怕。他还在发烧。十七天。

有一天，烧退了。

十七天以后，死神疲倦了。马桶里不再冒泡，粪便成了液体，虽然还是绿色的，但有了人的气味，人体的气味。有一天，烧退了，给他注射了十二升血清，某天上午，烧退了。他躺在九个坐垫上，脑袋下一个，小臂两个，大臂两个，手两个，脚两个，因为所有这些地方都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必须把它们的重量放在绒毛垫里，使它固定不动。

有一次，一天上午，他的烧退了。热度又袭来，但又退下去。再次袭来，稍稍低一些，又退了下去。然后，一天上午，他说：“我饿了。”

饥饿随着体温升高而消失，在退烧以后又回来。一天，大夫说：“试一试，试试给他点吃的，先给他吃点肉汁，他要是能消化就继续给他吃，同时给他点别的东西，但开始时要少给，三天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逐渐增加。”

上午，我到圣日尔曼德普雷大街的一家家饭店去找绞肉机。在大街上的一家大饭店里找到了一个绞肉机。他们不能出借。我说这是为了一个从集中营回来的病重的政治犯，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个女人想了想说：“我不能借给你，但我可以租给你，一千法郎一天（原话如此）。”我把我的名字、地址告诉她，还付了一笔保证金。圣本笃饭店以原价卖给我牛肉。

他吃肉汁消化得很好，三天以后他就开始吃些固体食物了。

他的饥饿勾起了饥饿。它变得越来越强烈，无法满足。

他的饥饿令人害怕。

我们不给他盛菜。我们只把饭菜直接放到他面前，让他一个人吃。他运转得很好。他在做为了维持生命而应该做的事情。他在吃。这件事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他几小时几小时地等待食物。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就狼吞虎咽。然后，当别人将食物拿走，他又开始等下一次。

他本人消失了，饥饿替代了他。也就是说，空洞替代了他。他往无底洞里送食，他把被掏空的干瘪的肠胃装满。这是他正在做的事。他遵循、服从、履行着一个神秘的功能。他怎能知道是饥饿使然？他怎能感觉到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他博学多识，他知道这些。

他在吃一块羊排。然后他吸骨髓，低着眼睛，只注意怎样才能啃干净。随后他又拿起第二块羊排。第三块。眼睛都不抬。

他坐在客厅阴暗处的椅子上，靠着半开的窗子，身子四周铺着坐垫，拐杖放在身边。裤筒里的双腿像拐杖一样摇晃。有阳光的时候，他的手是透明的。

昨天，他费力地拾起了掉在他裤子上、掉在地上的面包屑。今天他随它们去了。

他吃饭的时候，我们让他一个人待着。他不再需要帮助了。他已经恢复了力气，能够拿起匙和叉了。但切肉还是别人来做。我们让他一个人面对着食物。在隔壁房间里，我们避免说话，踮着脚走路。我们从远处看着他。他在运转。他对饭菜没有明显的偏好。越来越没有偏好。他像个无底洞一样吞东西。饭菜上得不够快时，他一边哽咽着一边说别人不理解他。

昨天下午他到冰箱里去偷面包了。他偷吃的。我们告诉他注意点儿，别吃得太多。于是他哭了。

我从客厅门口看着他。我不进去。十五天、二十天，我一直看着他吃饭，但我始终不习惯，他处于一种不变的快乐之中。有时这种快乐也使我落泪。他看不见我。他已经把我忘了。

精力恢复了。

我也一样，我又开始吃饭、睡觉。体重也恢复了。我们要活下去。同他一样，我十七天不能吃东西。同他一样，十七天我也未合眼，至少我自己认为没合眼。实际上，我每天睡两三个小时。我随便在哪儿就睡着了。我在恐怖中醒来，真可怕，每次我都以为他在我睡着的时候死去了。我夜里总是有点发烧，来看他的大夫也为我担心，他让人给我打针。针头扎不进我的大腿，我的肌肉仿佛得了强直性痉挛。女护士不愿意再给我打针。睡眠不足引起视觉错乱。我扶着家具走路，脚下的地在倾斜，我害怕滑倒。我吃了给他挤出肉汁的牛肉。那肉就像纸和棉花一样。我根本不再做饭，除了煮咖啡。我觉得自己很接近我所希望的死亡。我对此感到无所谓，甚至连无所谓这一点我都不去想，我的自我身份转移了。我只是那个醒来时感到害怕的人，那个恨不得替代他、成为他的人。我整个人都沉入这一欲念之中，即使罗贝尔·L情况十分不妙时，我这种欲念也是难以描述得强烈，因为罗贝尔·L还活着。我在失去小哥哥和小孩的时候，也失去了痛苦，也就是说痛苦变得漫无目的，它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此刻，希望是完整的，痛苦根植在希望之中。时不时我就会为自己没有死去感到惊讶：一把冰冷的剑深深地插在肉身里，日夜如斯，但我还是活着。

精力恢复了。

人们打电话告诉了我们。这消息我们向他隐瞒了一个月。当他的身体恢复以后，在维里埃尔勒比松[39]的一所为集中营回来的人准备的康复中心里，我们才把他妹妹玛丽路易丝的死讯告诉了他。那是在夜里。有他的小妹妹和我在场。我们说：“应该告诉你我们一直瞒着你的一件事。”他说：“你们瞒着我玛丽路易丝的死讯。”一直到天亮，我们一起待在房间里，没有谈她，没有说话。我吐了。我想大家都吐了。他不停地念叨：“二十四岁。”他坐在床上，手扶拐杖，没有哭。

元气大为恢复了。另外一天，我跟他说我们应该离婚，我想和D生个孩子，为了这个孩子将来的姓氏我们需要离婚。他问我以后我们是否还能再度一起生活。我说不会。自从我遇到D以后，两年来我没有改变主意。我告诉他即便没有D，我也不会重新和他生活在一起。他没有问我要离开的原因，我也没有告诉他。

一次我们来到阿讷西湖畔圣约里奥茨的一座集中营受难者的休养所。这是路边的一家旅馆饭店。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广岛，我们是在那里知道了广岛。他体重恢复了，他长胖了。他没有力气支撑他从前的体重。他借助那根拐杖走路，我记得那根粗重的深色木拐杖。有时，他似乎要用这根拐杖敲打墙壁、家具、门，他不打人，不，他想敲打路上他遇到的一切东西。D也在阿讷西湖畔。我们没有钱去住过去住过的旅店。

我记得在萨瓦[40]的时候他不在我们身边，他被陌生人包围着，他还是一个人，他绝口不谈他在想什么。他深藏不露。神情阴郁。一天早晨，在路边，报纸上巨大的标题：广岛。

他看上去像要敲打什么，愤怒使他丧失了理智，使他难以自控。广岛事件以后，我想他和D谈了，D是他最好的朋友，广岛可能是他从外部所看到、所读到的他生活之外的第一件事情。

另一次，那是在萨瓦以前，他在花神咖啡馆的露天座里。阳光明媚。他要去花神咖啡馆“看看”。他是这么说的。侍者们过来向他问好。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又看见他了，他喊叫着，用拐杖敲打着地面。我担心他打碎玻璃。侍者们眼泪汪汪、沮丧地望着他，一声不吭，然后我看见他坐下来，长时间保持沉默。

时间又过去了。

这是和平以后的第一个夏天，一九四六年。

在意大利的里窝那[41]和拉斯佩齐亚[42]之间的一个海滨。

他从集中营回来有一年零四个月了。他知道他妹妹的死讯以及我们分手的消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在那儿，在沙滩上，看着人们走过来。我不知道他看的是谁。他定睛看，他尽力看，我在巴黎等待他时所想象的他在德国的死亡形象中，首先死去的就是他这种目光。有时候，他长时间一言不发，眼睛看着地面。他还不能习惯接受妹妹死去的事实：二十四岁，双目失明，双脚冻裂，肺病到了晚期，被飞机从拉文斯布吕克运到了哥本哈根，到的那一天死去，而那一天正是停战的日子。他从来不谈起她。他从来不提她的名字。

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人类》，讲述他自己心目中的德国经历。这本书写完、交稿、出版以后，他再没有谈起过德国集中营。再没有说起这些词。从来没有。再也没有提起这本书的名字。

这是刮风的一天。

在这种伴着海风的阳光下，我不再想他的死了。

我躺在吉内塔身边，我爬上了海滩的斜坡，到了芦苇丛的深处。我们脱掉衣服。我们从海水浴的清新中走出来，阳光正烧灼着这种清新，但还没有战胜它。皮肤保护得很好。在我的两肋下部，一个凹处中，在我的皮肤上面，我看到心脏在跳动。我饿了。

其他人还在海滩上。他们在玩球。罗贝尔·L除外。他还没玩球。

苇丛上面可以看到卡拉拉采石场雪白的斜坡。上面是更高的闪烁着白光的群山。在另一个方向，稍近处可以看到马尔切洛山峰，它正好在拉玛格拉河口上面。看不见马尔切洛山的村庄，只看见山峰、无花果林以及峰顶那深色的松林坡。

我们听见他们在笑。埃里奥笑得最欢。吉内塔说：“你听听，他像个孩子。”

罗贝尔·L没有笑。他躺在太阳伞下面。他还不能晒太阳。他看着他们玩球。

海风吹不进苇丛，却给我们带来沙滩上的喧闹。天热得可怕。

吉内塔从她的浴帽里拿出两个半截柠檬，递给我一个。我们张开嘴挤柠檬汁。柠檬汁一滴滴落到我们的喉咙里，我们正感到饿，它使我们体验到饥饿的深沉和力量。吉内塔说天这么热的时候柠檬是最好的水果。她说：“你瞧卡拉拉平原上的柠檬，它多大呀，它的皮很厚，在阳光下也能保持新鲜，它的汁像橘子，但是味道很酸。”

我们一直听见他们在玩，但听不到他、罗贝尔·L的声音。在这种沉默中，战争依然存在，它通过沙子、海风涌出来。

吉内塔说：“我很遗憾，在你等待罗贝尔·L的时候我不认识你。”她说她觉得他身体不错，她感到他容易疲乏，她特别注意到他走路、游泳时那么缓慢、那么痛苦。由于她以前不认识他，她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但她似乎担心他不会恢复到去集中营以前的体力了。

一听到罗贝尔·L这个名字我就哭了。我仍然在哭。我将终生哭泣。吉内塔说声对不起，然后就沉默了。

每天她都以为我会谈到他，但我还不能。然而这天我对她说我想有一天我会谈他的。并且关于这次回归我已经写了一点东西。我也试图谈谈这份爱情。正是在那个时候，在他垂危之际，我才更好地认识了这个人，罗贝尔·L，我才感觉到他就是他，他与世上所有东西、所有人都不同。我讲生活在尘世间的罗贝尔·L所特有的气质，讲了他所特有的、使他承受了集中营生活的风度、智慧、学识、政治观以及那些难以描述的岁月，我讲了他所特有的、源于悲天悯人胸怀的不凡气质。

热得不能忍受了。我们穿上了游泳衣，跑着穿过沙滩。直接跑进海里。吉内塔游远了。我待在岸边。

风静了。也许这是在另一天发生的，一个无风天。

也许是在另一年。另一个夏季。另一个无风天。

海是蓝色的，甚至眼前那片海也是蓝色的，没有波涛，只有十分轻柔的细浪，似沉睡中的呼吸。其他人都停止了游戏，在沙滩的浴巾上蹲下来。他站起身来，向大海走去。我来到海边。我望着他。他看到我在望着他。他那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了眨，他向我微笑，轻轻摇摇头，一幅自嘲的样子。我明白他知道，他知道每一天的每个时辰我都在想：“他没有死在集中营。”

王东亮 译

[1] Avranches，法国下诺曼底大区芒什省城镇。

[2] Belsen，德国汉诺威州采勒附近的纳粹德国集中营。

[3] Dresden，德国萨克森自由州首府。

[4] Remagen，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城市。1945年3月盟军攻占雷马根桥，突破德国西战场最后的防线莱茵河天堑。

[5] Buchenwald，纳粹德国所设最早和最大的集中营之一，初设于魏玛西北山林，后设于图林根。

[6] 德国占领时期与德国合作的法国武装力量。

[7] Le Bourget，法国塞纳圣但尼省城镇。

[8] 我在地图上没有找到这个地方，我是按着听到的音原封不动地写上去的。——原注

[9] Kassel，德国黑森州城市。

[10] 义务劳动。1941—1944年德国占领时期，维希政府组织年龄在20—23岁之间的法国青年去德国进行为期两年的义务劳动，参加这种强制劳役的人被称为“志愿者”。

[11] Strausberg，德国勃兰登堡城市。

[12] Gueorgui Joukov（1896—1974），苏联元帅。

[13] 即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1887—1976），英国陆军元帅。

[14] George S.Patton（1885—1945），美国陆军上将。

[15] Chemnitz，德国东部萨克森州城市，1953—1990年称卡尔·马克思城。

[16] Alexander Patch（1889—1945），美国陆军中将。

[17] Georges Bidault（1899—1983），法国政治家，二战期间抵抗运动领袖，1946年任临时政府总统。

[18] Vaihingen，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城市。

[19] Enz，德国境内河流。

[20] Glattbach，德国巴伐利亚州城市。

[21] 纳粹集中营里被选来管理犯人的犯人。

[22] Rue des Saussaies，巴黎第八区的一条街道，1940年成为德国盖世太保所在地。

[23] René Pleven（1901—1993），法国政治家。

[24] Magdeburg，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府。

[25] Gaumont，位于巴黎十七区的电影厂，当时成为回国战俘的接待站。

[26] François Mitterrand（1916—1996），法国政治家，1981—1995年任法国总统。德国占领时期，他在维希政府的战俘总署任职，并同时领导着抵抗组织“全国战俘与集中营囚犯运动”，本书作者杜拉斯及其前夫罗贝尔·昂泰尔姆（即此文中罗贝尔·L）皆为该组织成员。

[27] Ravensbrück，德国菲尔斯腾堡附近的纳粹女集中营。

[28] Stettin，波兰西北部港口城市。

[29] Brno，捷克南摩拉维亚州首府。

[30] Faenza，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城市。

[31] Maurice Thorez（1900—1964），法国政治家，共产党创始人。

[32] Majdanek，德国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位于波兰卢布林的东南部。

[33] Sunda Islands，亚洲大陆东南，自马来半岛，朝新几内亚方向至马鲁古群岛的岛群。

[34] MittelbauDora，德国诺德豪森市附近的集中营。

[35] 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德国纳粹政客，警察首脑，陆军司令。

[36] Roberto Farinacci（1892—1945），意大利法西斯党重要成员。

[37] Edward Reilly Stettinius（1900—1949），美国国务卿，旧金山会议的美国首席代表。

[38] Wissembourg，法国下莱茵省城镇。

[39] Verrières-le-Buisson，法国巴黎南部埃松省城镇。

[40] Savoie，法国罗讷阿尔卑斯大区省份。

[41] Livorno，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港口城市。

[42] La Spezia，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港口城市。

某先生，化名皮埃尔·拉比耶

这是一个真实到细节的故事。正是顾忌这位此处名为拉比耶的男人的妻儿，我之前未曾发表过这个故事，而在此我仍然小心翼翼地不道出这个男人的真实姓名。四十载岁月尘封了这段往事，如今大家已经老了，即使这些事实公之于众，也不会像以往我们还年轻时那样对他人造成伤害了。

不过，人们或许要问：为什么在这里发表一篇可以说纯属细枝末节的文字呢？那是可怕的个人经历，令人惊恐失魂，但是仅此而已，它一直只是个人经历，从来没有进入文学的领地。那又怎样呢？

在疑惑中，我写下这篇文字。在疑惑中，我把它拿给我的朋友埃尔韦·勒马松和扬·安德烈亚阅读。他们认为应该将它发表出来，因为我描写了拉比耶，描写了他通过履行惩罚职能所臆想出的存在方式，他幻想着仅仅凭借这种多数情况下替代伦理、哲学和道德的惩罚就可以为自己的存在正名，而这样的惩罚并非只在警察局里才发生。

…………………… ……………………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上午，弗雷讷[1]监狱接待大厅。我来给我的丈夫送一件包裹，他在六月一日即六天前被捕。这时，警报骤响。德国人关上了门，把我们独自留在接待厅里。这里大约有十几个人，彼此不说一句话。成群的飞机盘旋在巴黎上空，轰鸣声震耳欲聋。我听到有人对我低声但却很清晰地说：“他们今天早上六点登陆了。”我转身一看，是个年轻人。我小声叫道：“这不可能。别散布假消息。”年轻人说：“这是真的。”我们不相信年轻人。所有的人都哭了。警报停止了。德国人疏散了接待厅里的人群。今日禁收包裹。我一回到巴黎，刚踏上雷恩街街头，就看到这样一番景象：我周围所有的脸都像疯子一样互相看着，面带微笑。我拦住了一位年轻人，我问他：“这是真的吗？”他说：“这是真的。”

食品包裹的收寄被sine die[2]搁置。我往弗雷讷监狱白跑了好几趟。于是我决定通过柳林街争取一张包裹许可证。我的一个女友是情报部的秘书，她帮我以她的上级之名给基弗医生（福煦大街）打电话，以便得到获取许可证的证明信。人们传她过去了。基弗医生的秘书接待了她，告诉她到柳林街老楼，找五楼的415E4办公室。证明信只字未提。我在柳林街等了好几天。队伍在人行道上排了有一百多米长。我们不是等着直接进入德国警局里面，而是等着轮到我们进去的机会。三天。四天。只有在包裹许可证办公室的秘书那里我才有可能提到基弗医生证明信的事情。我必须先到415办公室去见某位埃尔曼先生。我等了整整一个上午，埃尔曼先生不在。隔壁办公室的女秘书给了我一张字条，允许我第二天早上再来。这一次埃尔曼先生又不在，我又等了整整一上午。诺曼底登陆至今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溃败的情绪在德国警方的所在地蔓延。我的通行证中午就要到期了，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前一天见到的那个女秘书。眼看我就要白白浪费二十多个小时辛苦等待换来的进展。我上前叫住一个路过走廊的高大男人，请求他一定想办法帮我把通行证延期到晚上。他让我向他出示证件。我递给他。他说：“这可是迪潘街的案子啊。”

他说出了我丈夫的名字。他对我说逮捕我丈夫的人就是他。对我丈夫进行第一次审讯的人也是他。此人就是某先生，此处化名皮埃尔·拉比耶，是一名盖世太保。

“您是他的亲属吗？”

“我是他的妻子。”

“啊！……这是一件很麻烦的案子，您知道……”

我没有向皮埃尔·拉比耶提出任何问题。他显得彬彬有礼。亲自更新了我的通行证以后，他告诉我埃尔曼明天会来。

第二天，我为了包裹许可证的事情来找埃尔曼，这时我又见到了拉比耶。我在走廊里等着，他从一扇门后面走出来。他的怀里抱着一位脸色极其苍白的女人，她陷入半昏厥的状态，衣服全都湿透了。他冲我微微一笑，消失了。几分钟之后他又回来了，嘴角仍然挂着微笑。

“这么说，您一直在等着？……”

我说这没什么。他又提起了迪潘街的案子。

“那里就像一座真正的兵营……而且桌子上还摆着一张地图……事情相当严重。”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是否知道我丈夫是抵抗运动的成员？我是否认识那些住在迪潘街上的人？我说我不大认识或者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我说我写作，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关心。他对我说他知道这些，我的丈夫告诉过他。他说他甚至在逮捕我丈夫的时候在客厅的桌子上发现了我的两本小说，他笑了一下，他连这两本小说也都一齐拿走了。他不再向我提问了。他终于对我说出了实话，我不可能拿到包裹许可证，因为许可证被取消了。但还是有可能在德国预审官对犯人进行审讯的时候，通过预审官本人把包裹带进去。

他说的德国预审官就是埃尔曼，这个我等了整整三天的人。他在接近傍晚的时候来了。我对他谈到了拉比耶向我提议的办法。他说我不能见我的丈夫，但是他会负责把包裹转交给他和他的妹妹，我可以明天早上把包裹拿过来。走出埃尔曼的办公室，我再次遇到了拉比耶。他微笑着宽慰我：我的丈夫不会被枪决，“虽然发现了那份企图炸毁德国军事设施的地图，它和两本小说一起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他笑着说。

我生活在完全的与世隔绝中。唯一与外界的联系就是D每天早晨和傍晚打来的电话。

三周过去了。盖世太保并没有来搜查我的家。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认为他们不会再来了。我要求重新投入工作，得到了批准。我们这个组织的领袖弗朗索瓦·莫尔朗需要一位联络员，他让我接替前往图卢兹的费里。我答应了。

七月第一个星期一上午十一点半，我应该让迪蓬索（时任M.N.P.G.D.[3]驻瑞士代表）与戈达尔（战俘部部长亨利·弗雷讷的办公室主任）接上头。我们要在圣日尔曼大街正对着议会的街角碰头。我准时到达，找到迪蓬索。我走上前去与他攀谈，我们谈话的样子轻松自然，抵抗运动的成员公开场合通常这样掩饰自己。还不到五分钟，我就听见几米远的地方有人喊我：是皮埃尔·拉比耶。他一边叫我一边打着响指。他神情严峻。我想我们完蛋了。我对迪蓬索说：“是盖世太保，我们完了。”我毫不犹豫地走向拉比耶。他没有向我问好。

“您认出我了？”

“是的。”

“您在哪儿见过我？”

“在柳林街。”

或许拉比耶的出现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或许他就是来逮捕我们的。如果是后者，警察局的“轻11型”汽车此时就守在大楼的后面，我们想要逃脱已经太迟了。

我冲拉比耶笑了笑，对他说：“很高兴见到您。我到柳林街路口找了您好几次。我丈夫依然杳无音讯……”拉比耶严峻的神情顷刻消失了，但这并没有使我放下心来。他显得快活诚恳，他告诉我小姑子的消息，他见到她了，并且把埃尔曼负责的包裹转交给了她。他没有看见我的丈夫，但是他知道他的包裹已经送到。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记得这个场景：一方面，迪蓬索为了不失去我——“失去联络人”——待在原地没动。另一方面，戈达尔到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奇迹，他竟然没有上前和我讲话。我时时刻刻都在想象他把拉比耶当成了迪蓬索，然后走过来向我伸出手，可他没这么做。拉比耶和我，我们前后相隔五米被我的两个同志夹在中间。这种经典的喜剧场面却让任何人都笑不出来。我至今还在思忖拉比耶当时怎能没有注意到我的局促不安。我一定脸色铁青。我把嘴闭得紧紧的，以免牙齿打战。拉比耶好像并没有看见，滔滔不绝地说了十分钟。我没有听，什么都听不进去。看起来，他对什么都无所谓。时间一点点流逝，我感到一线希望穿越了我的恐惧：我在和一个疯子打交道。从日后拉比耶的行动看来，我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说话的时候，有些人经过并且在我们旁边停下来，比如比戈里女士和她的儿子，还有一些十年没见的街坊邻居。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很快就走开了，大概是被我的表情变化吓坏了。拉比耶对我说：“看来，您在这个街区认识不少人嘛”——后来，他经常会影射那一天我碰到那么多熟人——接着他又说起话来。我听到他说很快他就会有我丈夫的消息了。我立刻附和着他的意思，后来我也总是这样做。我坚持要约个时间再见到他。他就定了当天晚上五点半在马里尼大街的花园见面。我们分手了。我缓缓地走向迪蓬索，我对他说我不明白，盖世太保的同僚应该躲在大楼后面才对。我还有同样可怕的疑惑：无论如何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拉比耶要和我打招呼，为什么他把我拖了这么久。没有人从大楼后面出来。我给迪蓬索指了指站在三米开外的男子，那就是他要接头的人，戈达尔。我离开了，我完全不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没有亲自去提醒戈达尔一声是否不那么妥当。我没有转身回头，径直去了伽里玛[4]的家，一下子瘫倒在扶手椅里。当天晚上我得知：我的同志们没有被捕。

拉比耶的出现的确是个巧合。他当时停下来是因为认出了那个带着包裹到柳林街去的年轻法国女人。我后来了解到拉比耶非常崇拜法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由于没能实现盘下一家艺术书店的愿望，他才加入了盖世太保（原话如此）。

当天晚上我见到了拉比耶。他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消息，不论是我丈夫的还是小姑子的。不过他对我说，他肯定会有消息的。

从这天起拉比耶开始给我打电话，开始时是两天一次，后来变成了每天一次。很快，他便要求我和他见面。我照做了。弗朗索瓦·莫尔朗的命令很明确：我必须保持这种接触，因为这是我们与被捕同志保持联络的唯一希望。更何况，如果我不再赴约，拉比耶就会对我产生怀疑。

我每天都与拉比耶见面。他有时邀请我吃午饭，总是在那些黑市餐馆。大多数时间我们去咖啡馆见面。他给我讲逮捕抓人的那些事。但他尤为津津乐道的，并不是他现在的生活，而是他所向往的生活。他经常说起艺术书店。我每次都设法提醒他还有我丈夫这么一回事。他说他惦记着呢。我顾不得弗朗索瓦·莫尔朗的指示，很多次都试图和他断绝联系，不过我会提醒他，跟他说我要到乡下去，我累了。他不信。他不知道我是不是清白，他只知道我被他抓在手里。他是对的。我绝不会去乡下。我的心里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恐惧，害怕再也见不到罗贝尔·L，我的丈夫。我坚持要知道他在哪儿。拉比耶对我发誓说这件事包在他身上。他还声称曾经帮我丈夫躲过了一桩审判，他现在已经被划归为逃避义务劳动犯了。他也被我抓在手里：如果我知道我的丈夫被送到德国，我就不需要再见他了，他也明白这点。不久之后我听说义务劳动的故事是假的。就算拉比耶说谎，也是为了让我安心。我确信他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实际能力。我觉得他甚至相信他能让我的丈夫回来，这都是为了把我留在身边。最重要的是，他不会对我说因为他们不知道拿这些犯人怎么办，所以我的丈夫已经被枪毙了。

我再一次陷入了几乎彻底的与世隔绝中。命令要求任何人不要以任何借口来我家或与我相认。毫无疑问，我停止了一切活动。我消瘦了许多。我的体重轻得和集中营里的关押犯差不多。每天我都在等待拉比耶来抓我。每天我都“最后一次”告诉门房我和拉比耶约会的地点以及预计回家的时间。我只见一位同志——D，他化名马瑟，是罗丹司令的副手，自由行动小组的领导，《自由人》的主管。我们在离住地非常远的地方见面，一起走在大街上，或者在公共花园里散步。我对他讲述拉比耶告诉我的事情。

我们组织内部出现了分歧。

——一些人想要立即干掉拉比耶。

——另一些人希望我迅速离开巴黎。

在一封由D转交给弗朗索瓦·莫尔朗的信中，我承诺一旦我得知我丈夫和小姑子已经脱离拉比耶的控制，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离开法国，我将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让组织在警方插手之前干掉他。因为除了其他可能遇到的危险，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拉比耶如果发现我属于某个抵抗组织，罗贝尔·L的处境会愈加恶化。

我与拉比耶的故事经历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我与他在柳林街相遇开始一直到我写信给弗朗索瓦·莫尔朗。恐惧的时期。每一天，都是那样难以忍受，令人窒息。

第二个时期从给弗朗索瓦·莫尔朗的那封信到拉比耶被捕。同样恐惧的时期，当然。但是这种恐惧时常会伴有某种判决其死亡的愉悦。把他送到属于他的地方去，死亡。

拉比耶总是在最后一刻才跟我定下约会，总是定在意想不到的场所，意想不到的时间，比如五点四十分，四点十分。有时他约我在街上见，有时在咖啡馆。但是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咖啡馆，拉比耶总是比预定时间早到很多，并且总是在离会面地点较远的地方等着。假若约在咖啡馆，他兴许会跑去对面的街上等我，而不会在咖啡馆门口。假若约在街上，他又会站在离指定地点更远的地方。他出现的地方总能把赴约人看得一清二楚。我到的时候经常不见他的踪影，他会突然从我身后冒出来。有时我到了，看见他了，他却站在离约好的咖啡馆百米开外的地方，身旁停着他的自行车，靠着墙或路灯。他的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我每天晚上都记下与拉比耶会面的情形，以及我从他那里获得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诸如驶往德国集中营的囚车，前线的最新战况，巴黎的饥荒，粮食几乎什么都不剩了，我们与诺曼底切断了联系，而这五年间巴黎都是倚仗这块土地的补给。我记录下这些，是为了罗贝尔·L，等他回来的时候拿给他看。我还每天在一张参谋部的地图上圈圈点点，标记出盟军登陆诺曼底以及他们开赴德国的路线。我保存着每天的报纸。

按常理，拉比耶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最了解他的盖世太保活动、对他最危险、最可信的目击者从巴黎消失：这个人是作家，是抵抗运动分子的妻子，就是我。他没有这么做。

拉比耶总是给我提供情报，甚至是在不经意间。通常，这些情报都是柳林街上的闲言碎语。但就是这样，我了解到德国人开始害怕了，非常害怕，一些人逃跑了，交通成了最棘手的问题。

弗朗索瓦·莫尔朗也开始感到担忧，D从第一天起就开始担忧，为勒鲁瓦先生担忧，我的化名是勒鲁瓦先生。

忘记说了：我与拉比耶的会面总是在开放式的场所，有多个出入口的地方，街角或者十字路口的咖啡馆。他最钟爱的街区是第六区，圣拉扎尔[5]，共和国广场和迪罗克[6]。

一开始我总害怕他把我送到家门口之后会要求上楼到我家坐一会儿。他从没有这样做。我知道，从第一次在马里尼大街花园和我约会起，他就开始打这个主意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拉比耶的时候，他请求我“去他不在巴黎的朋友的单间公寓”喝一杯。我说：“下次吧。”我赶紧走掉了。但他明白没有下一次了。他已经决定当天晚上离开巴黎。可他不确定要如何处置我，如何折磨我，是带着我一块逃跑还是把我杀死。

我刚刚想起来他第一次被抓到是在勒诺多街，在他名下的单间公寓，我猜想。之后他被释放了。我还听说二十年后，就在同一条街上，乔治·菲贡[7]被法国警方发现“自杀了”。这条街我不了解。街名很阴郁，听起来仿佛是一处最后的、孤注一掷的藏匿之所。

我只见过一次他衣冠不整的样子，他栗色外衣的袖口已经脱线，衣服上没有扣子。脸上满是伤口。他的衬衫扯破了。是在迪罗克街区塞夫尔街尽头的一家咖啡馆里。他疲惫不堪但仍然带着笑容，和蔼的笑容，就像往常一样。

“没抓住他们。他们人太多了。”

他接着又说：“很困难，他们奋力抵抗，在卢森堡公园的水塘周围，一共有六个人。那些年轻人跑得比我快。”

或许，他的心里掠过一阵刺痛，仿佛被恋人拒绝了，露出一个抱赧的微笑：很快他就会老到捉不住年轻人了。

我想就是在那一天他和我谈起了所有抵抗运动不可避免产生的告密者。是他告诉我说，我们被组织内部的一名成员出卖了。被捕的成员经不住押解到集中营的威胁，什么都说了。拉比耶说：“这很简单，他告诉了我们在什么地点、哪个房间、哪个办公室、哪个抽屉。”拉比耶把告密者的名字告诉了我，我告诉了D，D告诉了抵抗组织。按照惯例，应该惩罚、自我保护，并且“不失时机”处置，于是达成决议：在解放日那天杀掉这位同志。甚至连地点都选好了，维里埃尔的一座公园。解放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一致同意放弃了这个计划。

拉比耶因为我没有长胖感到难过。他说：“我无法接受。”他能忍受逮捕别人，能忍受置人于死地，但是他却忍受不了我没有遂其所愿长胖。他给我带来了许多食物。我把它们都给了门房，或者扔进了下水道。至于钱，不要，我对他说我永远不会接受。在这一点上，我十分迷信。

拉比耶的志向，除了经营书店以外，就是成为一名绘画和艺术品司法鉴定专家。他在后来向法院递交的申诉书中说自己曾经是“《论战报》的艺术评论家，洛克布伦城堡的保管人，P.L.M.公司[8]的专家”。他这样写道：“目前，由于我已经在文献学和分析法方面有了丰富积累，并长期醉心研究一切古代和现代艺术的问题，我认为自己有能力运用储备的知识完成交给我的一切最严肃、最棘手的任务。”

他也约我在雅各街、圣父街会面。还有勒库尔贝街。

每次我要与拉比耶见面，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这个状态将一直持续到底。我每次去见他都设想着他对我的活动了如指掌。每一次，每一天都如此。

他们被逮捕了，被绑架了，被带到了远离法国的地方。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关于他们的一丁点消息，再也没有一丁点生命的迹象，再也没有。甚至没有人说没必要再等了，他们死了。甚至没有人让希望破灭，让痛苦在时间中消磨化解。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流放集中营的政治犯。对他们，同样没有必要发出通知，他们不会说别再等了，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永远。但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突然会产生疑问：是谁这样做的？谁呢？到底是谁？

这次是在塞夫尔街，我们从迪罗克区过来，正好经过迪潘街，我的丈夫和他的妹妹就是在这里被逮捕的。现在是下午五点钟。已经是七月天。拉比耶停下来。他右手扶住自行车，左手搭在我的肩上，脸朝着迪潘街，对我说：“看，今天，我们就是在四个星期前的今天相识的。”

我没有回答。我想：“完了。”

“有一天，”拉比耶接着说，他不紧不慢地展眼微笑，“有一天我接到任务要去逮捕一个德国逃兵。我首先得和他熟识，然后再跟踪他。有两个星期时间，我每天都和他见面，在一起待上很长时间。我们成了朋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四星期之后，我把他带到了一扇大门跟前，我的两个同事正在那里等着逮捕他。四十八小时后，他就被枪毙了。”

拉比耶还补充道：“我们相识到那天，也正好四个星期。”

拉比耶的手一直都搭在我的肩上。解放的夏天变得冰冷彻骨。

在恐惧中，血液撤离了大脑，视线变得模糊不清。我隐约看到塞夫尔街十字路口处的高楼在空中摇晃，人行横道在塌陷，漆黑一团。我再也听不清什么了，但又不是完全的耳聋。街道的嘈杂变得沉闷，像海水在齐声咆哮，但我还听得到拉比耶的声音。我还在一瞬间想到，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看到一条街道了。但我却认不出这条街。我问拉比耶：

“为什么和我讲这个？”

“因为我想请您跟我来。”拉比耶说。

我发觉我一直都在期待着这一刻。有人曾经对我说，在极度的惊恐之后，紧接着的是解脱和平和。是这样的。在那儿，就在人行道上，我已经被逮捕了，从此我将不再受到拉比耶、这位恐惧制造者的控制，我逃脱了。拉比耶又开始说话了：“我想请您跟我到一家您从没去过的餐厅。能邀请您我荣幸至极。”

他又走了起来。从第一句到第二句话，他隔了将近一分半钟，我们也刚好走到了布锡考特小广场。他又停了下来，这次他盯着我看，露出暧昧的笑容。从那张残酷、可怕的脸上发出猥亵的笑声。猥亵且粗俗，突然在那张脸上四溢开来，令人作呕。他大概经常以这副嘴脸对待与他来往的女人，无疑是一些妓女。他进行完这种可笑的表演之后，她们就要为他付出了。我在想，他在柳林街度过的一年中，大概以这种方式有过许多女人。

拉比耶害怕他的那帮德国同事。德国人害怕德国人。拉比耶并不知道，德国人的军队对被占领国家的人民造成了多么大的恐惧。德国人像匈奴、狼群、罪犯，特别是精神病罪犯那样散播着恐惧。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我一直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向他们说明、向他们讲述这是怎样的一种恐惧。

在拉比耶案的审理过程中，我才得知他的身份是伪造的，他盗用了死在尼斯附近的一位表亲的名字。他是德国人。

拉比耶那天晚上在塞夫尔巴比伦[9]离开了我，心情愉快，非常自得。

我那时还没有宣判他的死刑。

我步行回家。我清楚地记得那天走的是塞夫尔街和圣父街前一条和缓的弯道，之后是飞龙街。人们在马路上行走，没有一辆车驶过。

突然间我品尝到自由的苦涩。我刚刚经历了希望的全盘覆灭和接踵而至的虚幻：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没有了记忆。我觉得心中升起一丝悔恨，我失去了英勇就义的机会。但是我继续走着，我从马路走上人行道，然后又回到马路上。我走着，我的脚在走。

我不再记得是哪家餐厅了，那是一家黑市餐厅，是附敌分子、保安队员和盖世太保经常光顾的地方。还不是圣乔治街上的那家餐厅。拉比耶以为，邀请我吃饭就可以使我保持一种相对健康的状态。也可以保护我免于沦入绝望，在他眼里，他就是我的保护人。有哪个男人能抵挡得了这样一个角色呢？他不能。这些午餐是最糟糕的记忆，餐厅的门紧闭，“朋友们”来敲门，桌子上摆着黄油，新鲜的奶油溢满餐盘，肉排滋着汁水，还有红酒。我不饿。他绝望了。

一天他约我在花神咖啡馆见面，一如往常，我到的时候他不在。既不在大街上也不在咖啡馆里。我在进门左手第二张桌子旁坐下来。我认识拉比耶还没有多久。他还不知道我确切住在哪里，但是他知道我住在圣日尔曼德普雷街区。所以那天他将约会地点选在了花神。那是存在主义者的聚集地，最时髦的咖啡馆。

但是，几天之内我就变得和他一样谨慎，我变成了他的警察，他将死在这个警察手里。恐惧在滋长，同时也明确了这个信念：他落到了我的手里。

我有时间报告组织。两个朋友在花神咖啡馆门口散步，他们的任务正是提醒别人不要接近我。所以我还算清静。我开始习惯于死亡的恐惧。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我其实更应该这样说：我开始习惯于死亡的意念。

他在花神咖啡馆做的事，今后再也不会做了。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它，从里面掏出一把手枪。他把公文包放回桌上，然后又把手枪搁在公文包上。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一言不发。接着他从皮带和裤兜之间掏出一副手铐链子，好像是金的。他对我说：“您看，这是手铐链子，金的。钥匙也是金的。”

他重新打开公文包，取出一副手铐放在手枪旁边。在花神，他做这样的事情。这一天对他是个重要的日子，在那里引人注目，带着完美警察的全副行头。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是想让大家都看到我和一个盖世太保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让我体验世间的奇耻大辱吗？或者他仅仅是想向我证实他原本如此，只是如此，这就是他仅有的职能：将不属于纳粹的人置于死地。他从公文包中拿出一沓照片，选了一张递到我的面前。

“看看这张照片。”他说。

我看了看照片。这是莫尔朗。很大的一张特写，几乎和真人一般大小。弗朗索瓦·莫尔朗微笑地看着我，我们四目相视。我说：

“我不太明白。这是谁？”

我完全没有想到。照片旁边是拉比耶的手。它们在颤抖。拉比耶满怀希望地颤抖着，因为他料定我会认出弗朗索瓦·莫尔朗。他说：

“莫尔朗，”他停顿了一下，“您对这个名字一点印象也没有吗？”

“莫尔朗……”

“弗朗索瓦·莫尔朗，他是您丈夫参加的抵抗组织的头目。”

我一直盯着这些照片。我问：

“这么看来我应该认识他？”

“也不一定。”

“您还有其他照片吗？”

他又拿出了另一张。

我注意到：浅灰色套装，短发，领结，小胡子。

“如果您能告诉我怎样找到这个男人，您的丈夫今晚就能获释，他明天早上就能回家了。”

极浅的灰色，小胡须特别突出，头发非常短。斜纹套装。标志性的领结。

拉比耶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不住地颤抖。我并没有颤抖。一旦不仅仅关系到自己的性命的时候，我们反而会知道怎么去说了。我知道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得救了。我说：“即使我认识他，从我的口中向您透露这样的情报也是件极恶心的事。我不明白您怎么敢问我这个。”

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睛正在看另一张照片。

他的口气不再那么自信了：“这个男人值二十五万法郎。不过，倒也不是钱的问题。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莫尔朗的生命正攥在我的手中。我替莫尔朗感到担心，而不再为自己担惊受怕了。莫尔朗成了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受到了威胁，我要用生命来保护他。这是我的责任。顷刻之间，有生命危险的变成莫尔朗了。拉比耶继续说：

“我向您保证，向您发誓：您的丈夫今天晚上就会离开弗雷讷监狱。”

“即使我认识他，我也不会告诉您。”

我终于打量起咖啡馆里的人们。好像没有人注意到桌上放着的手铐和手枪。

“这么说，您不认识他吗？”

“是这样。我恰好就不认识他。”

拉比耶把照片重新放回到公文包里。他还是有些颤抖，但不再笑了。他的眼神中似乎流露出一种悲伤，但只是一瞬的悲伤，很快便消失了。

我同样记下了一些能够让罗贝尔·L开心的事。他会笑的，大声地笑。我记下了手铐的金钥匙、金链子。我仿佛听到罗贝尔·L发出的大笑。

在我认识拉比耶之前，他就已经完成了二十四起拘捕行动，然而他本来希望拿到更多的逮捕令。他原本设想能够逮捕比现在多三倍的人，特别是那些重要人物。他把他的警察职能当做一种晋升的阶梯。在此之前，他逮捕的主要是犹太人、伞兵以及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抵抗分子。如果能逮捕到弗朗索瓦·莫尔朗，这将成为他一生中史无前例的大事。我断定拉比耶看到了逮捕莫尔朗和艺术书店之间某种可能的联系。他狂妄地说道，这次神奇的逮捕行动一旦实现，会让行动组织者享有这一等级的奖赏。拉比耶从来没有考虑过德国会战败。因为如果拉比耶想着今天当一名警察，明天当一名巴黎艺术书店的老板，那么他的梦想也只能通过德国的胜利来实现。因为只有一个建立在法国领土上的德法纳粹社会才会认可他的服务，并且敞开怀抱接纳他。

一天，拉比耶对我说，如果德国人被迫撤离巴黎——这一点他是绝不相信的——他将会留在法国执行秘密任务。我记得那是在一家餐厅，在两道菜之间的某个时刻，他的口气十分随意。

我用仅剩的钱买了三公斤遭虫蛀的四季豆和一公斤黄油，物价还在飞涨，一万两千法郎一公斤黄油。我用这样的花销来维系生命。

D和我，我们每天见面，我们谈论拉比耶。我向他讲述拉比耶说的话。我感到很难向他描述拉比耶本性中的愚蠢。他整个人都被这种愚蠢包裹着，密不透风。拉比耶身上的一切都流露出这种愚蠢，包括种种情感、想象以及那糟糕透顶的乐观倾向。从一开始就如此。我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这位死神搬运工一样孤独的人了。

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照片里，那些委员们在我看来都陷入了和拉比耶一样的孤独。那是被蛀食的灵魂，霍乱中的孤独，不仅如此，每个孤独的灵魂尽管衣冠楚楚，却每时每刻都出于对身边人的恐惧以及对不知何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死刑的恐惧而战栗。

然而在拉比耶的身上，有某种东西让他显得比别人更加形单影只。除了艺术书店，拉比耶或许还在等待一场梦魇的结束。但是他从未提起过这一点。由于他盗用了一位死者的姓名，并且从这位死于尼斯的年轻人身上偷走了他的身份，那么这位拉比耶早年的时候就该犯过某宗刑事罪，那桩案子理应受到司法的制裁，却至今悬而未决。他活在一个化名之下。一个法国名字。这就使这个男人更加离群索居。只有我一个人倾听拉比耶。但是拉比耶是不容易被听到的。我指的是他的声音，听不到拉比耶的声音。那个声音经过组装，经过计算，仿佛从一个假器官中发出。我们或许可以用“被调整过的声音”来形容它，但是实际情况却比这更严重。对于我来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声音不容易听到，我才特别用心地听。有时候他的话也会还带上一些口音。但那是什么口音？最多我们会说：“有点像德国口音？”也正是因为这种陌生性，这种从记忆中渗出并弥漫在声音中的陌生性，才使一切可能表露其身份的形迹从他身上被彻底抹去。但凡在自己的故乡度过了完整的童年并且在学校里拥有同伴的人，没有一个会像他那样说话。

拉比耶不认识任何人。他甚至不与他的同事们说话，我猜想他们也不愿意理睬他。拉比耶只与生命攥在他手里的人说话，他将那些人运送到焚尸炉或者集中营，他还同那些留守的太太们说话，她们正在为消息闭塞而苦恼。

他之所以给那名德国逃兵提供了三个星期的缓刑，为的是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找个人说说话，谈谈他自己，拉比耶。对我他算是失策了。他本可以随心所欲地逮捕我。他从我这里大概找到了一个从不曾拥有过的听众，不知疲倦的听众。这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如此被人倾听，让他变得有点轻率，一开始还无关紧要，后来就越来越严重，如此一来，他就顺理成章地被推向死刑的绝境。

夜里醒来，举目无人的空洞感在黑夜中极为强烈，恐惧袭来，真可怕。忽地想起还没有任何消息。只有再过些日子，当消息陆续来临时，等待才真正开始。

拉比耶娶了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女人。他四十一岁。他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他和家人住在巴黎的近郊。每天他都骑车来巴黎。我觉得自己从来就不知道他怎样对妻子说平日里他做的那些事。她不知道他是盖世太保。这个男人很高大，有一头金发，他近视，戴着一副镶金边的眼镜。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总是笑意盈盈。这样的眼神背后隐藏着他充沛的体力。他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每天都换一件衬衫。每天都把皮鞋擦得锃亮。指甲也修剪得干干净净。他的整洁让人难以忘怀，那样的细腻，几乎像一种怪癖。他应该是把这件事看成了原则问题。他打扮得像一位绅士。从事这一行的人理应有一副绅士模样。他打人、搏斗、带着武器工作，手到之处无不流淌着血和泪。他仿佛带着洁白的手套动手术，用他那双酷似外科医生的手。

在德国溃退最初的日子里，拉比耶总是带着微笑说：“隆美尔会反击的。我有情报。”

我们刚刚从交易所旁的一家咖啡烟草店出来，一道走在路上。天气宜人。我们谈论着战争。我必须不停地说话，不然就会显得忧伤。我不停地说，我告诉他，最近几个星期诺曼底前线的形势毫无进展。我说巴黎在忍饥挨饿。一公斤黄油要一万三千法郎。他说：“德国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走着。他认真地打量着周围的事物，空旷的街道，人行道上的人群。公报的言辞很明确，他们的战线随时都会垮掉，全世界都在等待这一时刻，等待德军的第一次撤退。他充满爱意地注视着巴黎，他太了解它了。在这些大同小异的街道上，他曾经逮捕了许多人。每一条街都承载着他的记忆、他的咆哮、他的叫喊、他的啜泣。这些记忆并没有让拉比耶感到痛苦。他们是巴黎这座大花园的园丁，他们迷恋巴黎这些街道，如今，在这些街道上犹太人已经被扫除殆尽。拉比耶只记得他出色完成的任务，而全然没有任何关于残暴的印象。他每每谈起那些被逮捕的人，总会变得很温柔：所有的人都很理解，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令人伤感的义务，他们从没有让他为难，大家都是那么地配合。

“您很忧郁，我不能忍受您忧郁。”

“我不忧郁。”

“不，您忧郁，您一言不发。”

“我想见我的丈夫。”

“我认识一个在弗雷讷的人，她能打听到一些您丈夫的消息，她会告诉您他将乘坐哪辆列车。但是得给她点钱。”

我说我没有钱，但是我有首饰，一枚金戒指，上面镶嵌着一块非常美的黄玉。他说我们总可以试试。第二天我带着戒指来了，把它交给了拉比耶。第三天他对我说，他已经把戒指转交给那个女人了。之后他就不再说什么了。很多天过去了。我想问问他戒指的下落。他对我说他试着再去找那个人，但是没有结果，他觉得她可能不在弗雷讷工作了，可能已经回德国了。我没有问她是否带着那枚戒指走了。

我始终认为拉比耶没有把那枚戒指给过人，我觉得他应该把它私吞了，他杜撰出那个在弗雷讷工作的女人，为的就是留住我，让我相信我的丈夫还在那里，还联系得上，而他可以随时试着接近我的丈夫。拉比耶不可能把戒指还给我，否则就戳穿了他自己编造的谎言。

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非常漂亮的公文包，异乎寻常的漂亮。我一直怀疑这是他在某次逮捕行动或者在某间空房子搜查时夺取的一件“战利品”。他的公文包里从来就只有手铐和手枪。没有纸张，从来没有。除了那次在花神，那些莫尔朗的照片。

在他身上，上衣的内兜里还装着另外两把手枪，它们比公文包里的那支口径更小一些。据他的辩护律师F先生说，除了那两把以外，他有时还会再配上两把手枪，还是放在上衣的内兜里，这些内兜专干这个用。

他如此毫无节制地佩戴手枪，这在他的诉讼案中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看看这个傻子，他竟然浑身上下装着六把手枪。”F先生这样说道，他是法庭指派给拉比耶的律师。

在被告席上，拉比耶是孤独的。他认真地聆听。这里所说的一切都和他有关。他没有否认那六把手枪。人们正谈论着他，他一生中最大的目标就此实现了。人们谈论拉比耶，向他提问，他来回答。他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带着六把手枪，还带着金手铐、金链子和金钥匙。没有人向他作出解释。

他在被告席上是孤独的。但他并不担心，反而有一种称得上超然的勇气，似乎对于即将来临的死亡无动于衷。他友好地看着我们。D、他和我，只有我们三个比其他人话少。他将这样说起我和D：“他们是正派的敌人。”

我去了弗雷讷监狱。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在每天早上出发去那里打探消息。我们在弗雷讷监狱宏伟的大门前等候。我们向从这扇门里走出的每一个人询问情况，不论是德国士兵还是法国女佣。他们的回复总是一个样：“我不知道。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沿着押送犹太人和集中营囚犯的列车经过的铁轨，人们有时能找到一些写着名字的小纸片，上面还有邮寄地址和列车编号。许许多多这样的小纸片最后都寄到了收信人的手上。有时候最初的纸条上面还会附有另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法国、德国或者西里西亚的某个地点，表明最初的纸条发现地。我们也开始这样等待，等着从车厢里扔出来的纸条。不放过任何机会。

德国在诺曼底的抵抗土崩瓦解了。我们想知道德国人要如何处置囚犯：他们是希望加紧将政治犯关押到集中营，还是想在离开之前枪毙他们。几天来总是有公共汽车从监狱里驶出，满车满车的人都被持械的士兵严密地看管着。有时他们会喊出一些消息。一天早晨，我在一辆汽车车厢外的平台上看到了罗贝尔·L。我小跑着，问他要去哪儿。罗贝尔·L大声喊叫。我觉得似乎听到他在说“贡比涅”。我昏了过去。人们朝我走来，向我证实的确听到了“贡比涅”这个名字。“贡比涅”是负责集中营供给物资的调车场。他的妹妹应该已经离开了。我觉得既然还有一些火车在运行，那么现在他被杀死的可能性便没那么大了。我后来才知道——大概是从莫尔朗口中，记不太清了——我想错了，罗贝尔·L在八月十八号那天是被重案列车运往了德国。

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对D说我决定把拉比耶交给抵抗组织，这样可以趁他逃跑之前迅速行动。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能让抵抗运动中的一些成员认出拉比耶。时间一下子紧迫起来。我怕死。所有人都怕死。这是一种可怖的恐惧感。我们不了解德国人。可我们确信德国人就是一帮杀人犯。我知道拉比耶可以杀死我，不费吹灰之力。我的这种想法一天天地被印证。虽然说拉比耶还是坚持每天给我打电话，可是他却经常一连好几天“不能来见我”。他应该是要转移文件，我猜测。然后有一天他又能来见我了。他问我是否可以与他共进午餐。我说可以。像往常一样他半个小时后又打来电话，定下会面的时间和地点。D按约定也打来电话。他对我说，为了安全起见，会派两个人来辨认拉比耶。

这是圣乔治街上的一家餐厅，离圣拉扎尔火车站不远，几乎只有盖世太保才会光顾这里。鉴于新的形势，拉比耶大概开始害怕和同僚们过于疏远。

拉比耶像往常一样在餐厅外面等我，在圣乔治和罗莱特圣母街交会的十字路口。

餐厅里有很多人。内部十分昏暗，分隔成两个大小相等的餐区，其中一个面向街道。两个餐区之间由一条长长的人造革沙发隔开。拉比耶和我在朝向街道的那个餐区最里面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我直到坐到他身边才抬起眼睛。同志们都还没到。餐厅差不多坐满了。几乎每个人的胳膊底下都夹着一个公文包。拉比耶向大家问好。勉强有几个人应和了他一声。我更加确信了，即使在这个地方，在他的同僚当中，拉比耶也是孤独的。

我重新低下头——眼皮像铅一样沉重地垂下，它庇护着我，没人能再看到我的眼神。我感到耻辱，害怕。简单地讲：我是这里唯一一个不为德国警方效力的人。我害怕被杀，又耻于活着。两种感觉我不再分辨得清了。把我折磨得一天比一天消瘦的，不仅有恐惧和饥饿，还有耻辱。为罗贝尔·L担惊受怕如今已仅仅局限于对战争的恐惧了。人们还不知道集中营的命运。现在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只有等到下一个春天再看了。虽然失去了曾经征服的领地，但是德国的本土尚未遭遇盟军的讨伐。纳粹的暴行还没有暴露它的真面目。正是由于那场震惊世人的溃败，我们开始为那些俘虏和流放集中营的囚犯忧心忡忡。我们仍然不太清楚一九三三年以来在德国发生了什么。我们正处于人性的太初时期，它此时仍像一位童贞的少女，纯洁无瑕，这种状态还将再持续几个月。人性世界中的任何奥秘都尚未被启示。我为一些初始的情感所折磨，任何事物都无法玷污这种感情的纯洁。我为自己坐在盖世太保皮埃尔·拉比耶的身边感到羞耻，同时也为必须向他、这个犹太人的捕猎者扯谎而感到羞耻。甚至一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他手里，我就耻辱难耐。

消息对德国人来说很不利。蒙哥马利在昨天夜里已经捣毁了阿夫朗什的阵线。隆美尔被最高统帅部从诺曼底前线紧急调回了。

旁边的一桌坐着一对夫妇，拉比耶似乎不太认识他们。他们开始谈论战争。我又垂下了眼皮，有时望着街道。我有意避免直视他们——我有种预感——那样做风险太大了。我忽然发现，这里的人眼神是如此有穿透力，它钻进别人的眼睛里、笑容里、坐姿里，同时还尽量表现出很自然的样子。邻桌的女人对我和拉比耶说：“知道吗？他们昨天夜里来过了。他们不停地撞门。我们没有问是谁，也没有开灯。”

我明白，抵抗运动的成员昨天夜里去了这些人的家。他们公寓的房门都装上了铁甲，抵抗运动成员进不去。拉比耶笑了，他转过来对我低声说：“她呀，她害怕了。”

他点了红酒。那些人还没来。红酒改变了一切。恐惧融化了。我问他：

“那您家的门呢？”

“我家的门不是装甲的，我不害怕，您很清楚。”

我第一次和他谈起那天我在盖世太保警察局的走廊上遇见他时，那个昏倒在他怀里的女人。我说我知道那是一种“浴缸刑”。他带着孩童般的天真笑了。他说这不算什么，根本没什么，只是不太舒服罢了，人们对此太过夸张了。我看着他。他已经无足轻重了。什么都不是。他只不过是一名德国警察，而不再是别的什么。我突然觉得他像一出十分滑稽的悲剧中的丑角，这出悲剧愚蠢得如同一份蹩脚的修辞作业，他被与他同病相怜的死神袭击，而死神自己也好像吃了败仗一样神威不再。D对我说他们打算在最近几天除掉拉比耶。地点都选好了。应该赶在他离开巴黎之前行动。

我无法想象，D和他的人到达餐厅时将是怎样一番景象。我想他们是那样英俊、那样年轻，一进来就会被德国警察认出来。我觉得他们会手足无措的。我与拉比耶交往的这几个星期所经历的恐惧，对抵制不住恐惧的恐惧——救命稻草就在这里，在这种言说方式之中，这种恐惧他们并不了解。他们是些天真的人。在我和拉比耶周围都是些天真的人，他们从未以任何方式亲历过死亡。

我对拉比耶说：“消息对你们不利。”

他给我倒上红酒，一杯又一杯。他从没有这样做过，我也从没有这样喝过：酒一斟满，我便一饮而尽。我说：“对我来说，那可都是好消息。”

我笑了。酒精的作用。很明显，是酒精的作用。我喝个不停。拉比耶看着我，他真该带着这样的眼神死去。他已经与所有人隔绝了，头上顶着一轮光环，他已经变成了即将出现在被告席上的那副模样，再不可能有别的样子了：一个英雄。

“有一天，”拉比耶说，“我要去抓一些犹太人，我们走进了一所公寓，里面空无一人。餐厅的桌子上放着几支彩色铅笔和一幅儿童画。我没有等别人到来就离开了。”他甚至对我说万一他知道我要被逮捕，他会提前通知我的。我这样理解：万一有另一个人而非他本人接到了对我的逮捕令。他就是这样，对人类的痛苦置若罔闻，却破例去承受某些私人的痛苦，那个小犹太人和我，我们都欠他一条命。

我又看了他一眼，借着酒劲，我也越来越频繁地盯着他看。他说起了德国。我无法认同他的信念。在他看来，德国是不可认知的，尤其是对于其他人——我们这些战败的法国人。我对他说：

“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了。三天后蒙哥马利就会到达巴黎。”

“您不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德国人自己才明白。”

他将死于神的旨意。报纸会这样写。而我要说：再过三个晚上他就会死。我清楚地记得：我观察了一下他的新衬衫。他穿着栗色的套装。衬衫是丹东领的，略微泛出金黄的米色，和套装搭配得十分协调。我想，真可惜了这件新衬衫，偏偏穿在了一个死刑犯身上。我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又在内心狠狠地念道：“我告诉你你今天下午别去买鞋了，没有这个必要了。”他没有听见。我觉得他丧失了领悟思想的能力，他丧失了一切，他只需去死。

我以为，他强迫我像这样喝下去，是因为他已经陷入了战败的绝望，可奇怪的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他这样灌我酒喝是为了把我拖到旅馆里。但是他拿不准，他目前还没想清楚在旅馆里要对我做什么，是要占有我，还是要杀了我。他说：“啊，简直太可怕了，您又瘦了。我受不了这个。”

那天上午我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正是这个逮捕犹太人并把他们运进焚尸炉的人，却受不了我出现在他眼前的形象，一个消瘦而又痛苦的女人的形象，而他本人就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他经常说，如果他早知道我会这样，他就不会逮捕我的丈夫了。每一天他都掌握着我的命运，每一天他都会说，如果他早知道，我的命运会和现在不同。无论他知不知道，事先还是事后，我的命运都攥在他手中。是警察的职能授予了他这个权力。但是在警局里，警察与受害者通常都是隔绝的。而他通过与我交往，切身验证着他的权力，他借助这一绝妙的机会，深入到自己行为的阴暗处，独自享受那份只属于他的隐秘之乐。

我突然察觉到笼罩在餐厅里的一种巨大的恐惧。就在我的恐惧感消散之时，我望见了这种恐惧。那里的四五十个人在之后的几天里都将活在死亡的威胁中。屠杀，已经开始。

我记起了酒，清凉的酒。红色的。我记得他并没有喝。

“您不了解德国，也不了解希特勒。希特勒是一位军事天才。我得到确凿情报，两天之内将会有大批增援部队从德国赶来。他们应该已经越过边境。英国人前进的步伐将被阻止。”

“我不这么认为。希特勒不是军事天才。”

我又补充道：“我也有情报。您等着瞧吧。”

那位女士指指我，问道：“她说什么呢？”

拉比耶朝她转过身去。他突然变得冷酷、疏远。

“她对战争与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拉比耶说。

那个女人既不明白拉比耶说的话，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如此生硬。

我看到他们把自行车停在路边。是D。第二个人，他们挑选了一位年轻的姑娘。我低下了头。拉比耶看了看他们，然后移开了视线，他什么都没有觉察到。那姑娘约莫十八岁，是一个朋友。我仿佛看到他们正在穿越一片火海，神情并不激动。他们穿过餐厅，寻觅一张桌子。这里的空桌非常少。他们大概已经开始担心找不到座位了。我用余光看着他们。我继续喝酒。终于，他们找到了一张空桌，与我们隔了两桌，正对着我们。我注意到在稍远处还有一张桌子，可他们并没有选择坐在那边，而是挑了离我最近的地方安顿下来。他们或许已经入戏太深，满是轻率和孩童般的躁动。我用余光扫过他们的面颊，望见了他们眼中的喜悦。他们一定也从我的眼中读出了同样的喜悦。

拉比耶说：“您瞧，昨天我在荣军院[10]那边逮捕了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他的母亲也在那儿。真可怕。我们当着他母亲的面逮捕了那个年轻人。”

一名侍者走到他们的餐桌前，他们在看菜单。我吃着饭，却不再知道吃的是什么。拉比耶接着说：“很可怕。那个女人吼叫着。她向我们解释说她的孩子是个好孩子，她作为母亲，很了解自己的孩子，我们应该相信她。但是您知道吗？那个孩子，他却什么都没说。”

一名小提琴手走进餐厅。一切都变得更简单了。我接着他的话问：

“那个孩子，他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这太令人惊讶了。他非常镇静。他在跟我们走之前还试图安慰他的母亲。啊！他更接近我们，而不是他母亲，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招呼小提琴手。我等着，我没有回答拉比耶。现在演奏的是一首我熟悉的曲子，这是一首人们在重逢时经常一起唱的歌。我疯狂地笑起来，完全控制不住。拉比耶不解地看着我。

“您在笑什么？”

“战争结束了。太好了，结束了，这是德国的末日。真是大快人心。”

他仍然和蔼地冲我微笑，然后对我说了下面这番令人难忘的话，如果是纳粹分子听到，还会觉得这话值得尊敬：

“我理解您，您希望是那样。您看我对此完全理解。但那是不可能的。”

“德国失败了，战争结束了。”

我笑着，笑得停不下来。他们也在笑，在那边。小提琴手纵情沉浸在音乐中。拉比耶说：“您看着真开心，那我也就很高兴了。”

我说：“您本可以放过那个年轻人，在战争结束的前一天，那样做对您有什么意义呢。您把他杀死就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战争还没有结束，是这样吧？”

以下是我和D已经知道的：

“不是这样的。战争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我将继续为德国服务，直到死亡。如果您真想知道，我是不会离开法国的。”

“您不能再待在法国了。”

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我几乎向他挑明了我的身份。而他却听不进去：

“德国不会失败的，您心底里很清楚。两天后您就会看到您意想不到的事情。”

“不。一切都结束了。两天、三天或者四天之后，巴黎将获得自由。”

尽管小提琴的琴声不绝于耳，邻座的女士还是听到了我们谈论的一切。恐惧感离我而去了。大概是酒精的缘故。这位女士叫嚷道：

“她到底想说什么？”

“我们逮捕了她的丈夫。”拉比耶说。

“啊！是这样……”

“是的，她是个法国人。”拉比耶说。

很多人打量着我对面的两个朋友，打量着这对突然出现在他们地盘上的情侣。他们似乎并没有想弄清楚这两个人是谁。他们微笑着，心中宽慰下来：死亡毕竟还没有那么近。

小提琴手在这对迷失的恋人面前重新演奏起来。我发觉只有我和我的朋友们不感到害怕。小提琴手演奏的都是最近流行的曲子。一些德国占领时期的曲子。对这些人来说，这些曲子如今透着伤感、怀旧。恍如隔世。我问拉比耶：

“那些装甲门管用吗？”

“很贵，但是很管用。”他又笑了笑。

那位盖世太保的夫人看着我，很着迷的样子，她希望知道一些关于战争结束的事情。我来自法国，一个对她来说很遥远的国度。我觉得她想问我战争是不是真的结束了。我问：

“您将来想做什么呢？”

“我在考虑开一家小书店。”拉比耶说，“我一直都很热爱收藏书籍，说不定您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我试着直视他，却做不到。我说：“谁知道呢？”

我突然想起一件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关乎恐惧的事情。据说在冲锋枪的扫射声中，人们可以从体内感知到皮肤的存在。第六感也在我身上出现了。我醉了。差一点儿我就说出来，对他说出来我们要干掉他。再来一杯，或许只要一杯就够。刹那间，一种轻松感油然而生，就像在夏天一头扎入大海里。一切都变得可能。为了不让他这个告密者蒙在鼓里，告诉他这个，告诉他我们要杀死他。在第六区的一条街上。或许仅仅因为害怕D的斥责，我才没有向拉比耶泄露风声。

我们离开了餐厅。

两个人都骑着自行车。他骑在前面，离我有几米远。我记得他蹬车时的样子。很平静。这是一个熟悉巴黎路途的人。他的脚踝周围挂着铁铐，让我觉得很可笑。他的公文包放在行李架上，由一条皮带勒紧。

我迅速举起右手，假装瞄准，砰！

他总是在蹬车，行进在永恒中。他不回头。我笑了。我瞄准他的后颈。我们骑得飞快。他的后背渐渐展开，非常宽阔，离我只有三米远。这么宽阔的后背，绝不可能失手，砰！我笑了，我赶紧抓住车把以免跌倒。我瞄得很准，后背中央对我来说更有把握，砰！

他停了下来。我也在他身后停下。然后，我来到他身边。他面色苍白。他在颤抖。终于。他非常小声地说：“跟我来，我有一个朋友在附近有间公寓。我们可以一起去那里喝一杯。”

这是一个很开阔的十字路口，沙登堡的十字路口，我记得。这里人很多，我们被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淹没了。

“就一分钟，”拉比耶恳求道，“就来一分钟。”

我说：“不。下次吧。”

他知道我永远不会接受。他这样问是为了表明问过了，仿佛告别前的例行公事。他很激动，但是没有真正的信心。恐惧已经攫获了他。或者说，是绝望。

他突然打退堂鼓了。他从一扇拱门下离开，迈着他那官员的步态走远了。

他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巴黎解放了。他应该听到了全巴黎所有教堂的钟声一起敲响时令人震撼的喧腾，他或许也看到了所有人都簇拥着冲上街头。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或许他又躲回了自己在勒诺多街的巢穴。他的妻子和儿子已经前往外省，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他的妻子因为他的诉讼案被法庭传讯——一个证人形容，她美丽但无足轻重——她说她对拉比耶的警务活动一无所知。

我们试图绕过司法程序把拉比耶亲手杀死，试图避开刑事法庭一系列常规的手续。我们甚至连地点都选好了，在圣日尔曼大街，确切的位置我已记不清了。但我们没能找到他，只好把他的情况报告给了警方。警方找到了他。他在德朗西[11]集中营，只身一人。

诉讼过程中我两次出庭作证。第二次我遗漏了那个被他放过的犹太男孩。所以我请求重新出庭说明此事。我说我上一次忘记提起他曾经救过一个犹太家庭，我讲述了犹太小孩的那幅画。我说在此期间我还听说他曾经救过两名犹太妇女，把她们带到了自由区。总检察官冲我嚷嚷起来：“您必须明白您想要什么，您控告了他，现在却又来替他辩护。”我回答说我只想说出真相，万一这两件事可以使他免于死刑，我就要把它们说出来。总检察官要求我出去，他被我惹恼了。审判厅里的人都反对我。我离开了。

在拉比耶案的审理过程中，我得知他曾经用节省下来的积蓄购买了许多原版图书。有马拉美、纪德、拉马丁、夏多布里昂，或许还有季洛杜[12]：这些书他从没有读过，永远也不会读了，或许原来尝试读却最终没有成功。在我眼中，这则有关拉比耶的讯息同他的职业一样都独属于他，独属于我所认识的这个男人。不仅如此，还要加上他的绅士风度，他对纳粹德国的忠诚信仰，他偶尔的仁慈，他的粗心大意，他轻率的行为，或许还有他对我的依恋，而最终他将因我而死。

后来，拉比耶完全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我把他遗忘了。

他大概是在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的那个冬天被枪决的。我不知道行刑的地点在哪里。有人对我说：可能是在弗雷讷监狱的院子里，一如往常。

随着夏天的到来，德军溃败了。彻底的溃败。它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整个欧洲。夏天来了，与之相伴的是那些战争中的亡灵，那些幸存者，以及从德国集中营里折射出的难以想象的痛苦。

朱江月 译

[1] Fresnes，法国瓦勒德马恩省城镇。

[2] 拉丁文，无限期。

[3] 全国战俘与集中营囚犯运动。

[4] Gaston Gallimard（1881—1975），法国出版商，伽里玛出版社的创始人。

[5] SaintLazard，巴黎圣拉扎尔火车站。

[6] Duroc，巴黎的一个地铁站。

[7] Georges Figon（卒于1966），法国自由记者，曾卷入“本·巴卡事件”。本·巴卡是在法国避难的摩洛哥左翼反对派领袖，1965年10月29日在圣日尔曼大街被绑架后遭杀害。乔治·菲贡曾指控杀手，后被发现死于自己的公寓，官方说法为自杀。

[8] 巴黎里昂马赛铁路公司。

[9] Sèvres-Babylone，巴黎的一个地铁站。

[10] Les Invalides，位于法国巴黎第七区。

[11] Drancy，法国巴黎塞纳圣但尼省的郊区。1941—1944年，此地设有德朗西集中营，曾是纳粹德国在法国屠杀犹太人的规模最大的集中营之一。

[12] Jean Giraudoux（1882—1944），法国文学家，戏剧家，外交家。

首府的阿尔贝 保安队员泰尔

这些篇章本应承接日记《痛苦》，但是我更愿意把它们分开排列，与战争的喧嚣保持一段距离。

泰蕾兹就是我。折磨告密者的人是我。想和保安队员泰尔做爱的人，也是我。我将透过以下文字，把这个严刑逼供的她呈献给你们。请用心阅读吧：这些是神圣的篇章。

首府的阿尔贝

自从第一辆吉普车驶过，自从歌剧院广场上的德军司令部被占领，已经过去两天了。现在是星期天。

下午五点钟，在黎塞留小组的驻扎地，一名侍者从这栋大楼邻近的小酒馆跑来：“我们酒馆里来了个帮德国警方做事的家伙。他住在努瓦西。我也住在努瓦西。我们那边的人都知道他的事儿。你们还能抓住他，不过动作要快。”

D派出了三名同志。消息传开了。

多年以来，我们不断听到有关告密者的传闻。起初，我们以为这种人无处不在。今天这个人可能是第一个我们确确实实见到的告密者。不管怎样，我们有时间去证实，去看看告密者究竟长什么样。我们的好奇心很强。比起法国解放以来这一个星期的种种传奇见闻，我们对于在德国占领时期茫然经历的事情怀有更大的好奇。

人们挤满了大厅、酒吧和门口。两天以来，他们不再战斗了，大家在小组里都无事可做。除了睡觉、吃饭，因为武器、汽车或姑娘彼此发生口角。有些人一大早开着车跑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寻机战斗，直至深夜才回来。

他到了，被那三个同志押解着。

人们把他带进了“酒吧”。我们就是这样称呼这块类似衣帽间的地方，起义期间人们就在柜台后面分发食物。他在酒吧中间站了一个小时。D检查他的证件。其他人都看着他，靠近他，死死盯着他。不停骂他：“混蛋。贱货。流氓。”

他五十岁，有点斜视，戴着一副眼镜。他的领子笔挺，系着一条领带。他长得又肥又矮，胡子拉碴。他的头发是灰色的。他总是在微笑，就好像这是一场玩笑。

他兜里有一张身份证，一张老女人的照片，那是他的妻子，还有他自己的照片，还有八百法郎现金，一本通讯录，里面大部分地址都不完整，零散地记着些姓名和电话。D注意到一条奇怪的信息频繁出现，随着进一步翻阅，这条信息的含义也逐渐明朗起来。他把小本子拿给泰蕾兹看。刚开始，每隔几处便出现一条完整的信息：“首府的阿尔贝”。后来变成独立出现的词：“阿尔贝”或“首府”。通讯录的最后，每一页都只有几个字母：CAP或者AL[1]。

“‘首府的阿尔贝’是什么意思？”D问道。

告密者看看D。他好像在寻找着。他有一副老实人的模样，似乎由衷地为自己找不到而懊恼，但他却很想找到，而且在真心诚意地寻找。

“什么的阿尔贝？”告密者问道。

“首府的阿尔贝。”

“首府的阿尔贝？”

“对，首府的阿尔贝。”D说。

D把小本子搁到柜台上，空手走近告密者。D盯着他，显得很平静。泰蕾兹拿起通讯录，快速向后翻。八月十一号，最后一次出现AL。现在是二十七号。她放下本子，这回轮到她盯着告密者了。同志们都默不作声。D面对着告密者。

“你想不起来了吗？”D问道。

他又向告密者凑近了些。

告密者后退了。他的眼神变得局促不安。

“啊，对了！”告密者说，“我可真笨！是那个阿尔贝，首府的侍者。‘首府’是火车东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住在努瓦西勒塞克[2]，所以可不是嘛，我有时下了火车会去首府咖啡馆喝上一杯……”

D又回到柜台旁。他派了一个人去找邻近小酒馆的那个侍者。派去的人回来了。侍者已经回家。整个酒馆的人都听说了。但是他没有讲任何细节。

“阿尔贝长什么样？”D问告密者。

“他是一个金发小个男孩。很和善。”告密者面带微笑，态度随和。

D转身走到站在酒吧门口的同志们跟前。

“去开那辆标致302，立即出发。”D吩咐道。

告密者看着D，他不再笑了。起初他显得有些发呆，随即恢复了镇定。

“不，先生，您搞错了……您真的弄错了，先生……”

他的背后响起一片骚动：“流氓。混蛋。你就笑吧。流氓。看你还能瞎扯什么。贱货。”

D继续搜查。一包空了一半的高卢牌香烟，一小截铅笔，一支崭新的自动铅笔。一把钥匙。

三个男人走了。传来302轿车启动的马达声。

“您真的搞错了，先生……”

D继续搜查。告密者在冒汗。他好像只愿意和D说话，大概是因为D看起来彬彬有礼，他从不骂人，总能准确地、用词考究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看得出来，他有意想站到D的一边，努力以自己的方式把他和其他同志区别开来。他隐隐约约地在D的身上寻找着一种默契，想尽可能笼络这个被他引为同类的兄弟。

“你们抓错人了。我没开玩笑，先生，相信我，我不想开玩笑。”

他兜里什么都没有了。搜出的所有物品都放在了柜台上。

“把他带到财务室隔壁的那间屋子去吧。”D说。

两名同志走到告密者身旁。告密者用眼神向D苦苦哀求：“先生，我向您保证，我求求您……”

D重新坐下，再一次拿起记事本翻看起来。

“来，你过来，”一名同志说道，“别在那儿装蒜了……”

告密者和那两个同志一起离开了。不知谁在酒吧深处吹起了口哨，是一支活泼欢快的小曲。大部分人都走出了酒吧，聚在门口等着那辆标致车。D独自一人和泰蕾兹留在酒吧里。

远处不时传来冲锋枪扫射的声音。大家习惯性地定位：声音来自国家图书馆那边，在意大利人大道的拐角处。同志们说起那些告密者，谈论着等待他们的命运。听到汽车的声响清晰地传过来的时候，他们便停止说话，走出酒吧。不，不是那辆标致302。又有谁吹起口哨来，还是同样的曲调，那支活泼欢快的小曲。

从意大利人大道那边传来一阵低沉的喧闹，马达声、喝彩声、歌声、男男女女的喊叫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两天两夜以来，处处是欢乐的海洋。

“重要的是，”泰蕾兹对D说，“要搞清楚这个家伙到底是不是告密者。我们会在首府的阿尔贝身上耽误不少时间，‘樟脑丸’[3]很快就到了，我们会被他们耍弄。他们什么也不会让他坦白的，还会把他给放了。或许他们会说，此人可能有利用价值。”

D说要有耐心。

泰蕾兹说不能再有耐心了，已经等了很久了。

D说绝不能急躁，现在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耐心。

D说从首府咖啡馆的阿尔贝开始，我们就可以将线索一环扣一环地串成一个链条。他说这个告密者无足轻重，是个可怜的家伙，只不过按人头领取工钱。我们的目标是那些办公室里的头目，他们签署了对成百上千犹太人和抵抗分子的处决令，却享有每月五千法郎的薪金。在D看来，这些头目才是我们要抓的人。

泰蕾兹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看了看表。

一周前的某个夜晚，小组的另一个领导罗歇回到食堂，宣布他们逮捕了七名德国俘虏，并讲述了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俘虏的。他说他们让这些俘虏睡在新鲜的稻草上，还给他们发了点啤酒。泰蕾兹边骂罗歇边起身离开饭桌。她声称她倒是希望他们把这些德国人杀死。罗歇笑了。所有人都笑了。大家都赞同罗歇的观点：不应该虐待德国俘虏，他们被抓的时候都在战斗。泰蕾兹走出了食堂。所有人都在笑，从此人们有意与她保持一定距离。除了D。

这是她那晚以来第一次和D独处。D破例什么都没做。他在等那辆标致车。他紧盯着酒吧入口的那扇门，等待着首府咖啡馆的阿尔贝。泰蕾兹坐在他对面。

“你认为我那天晚上做错了吗？”泰蕾兹问。

“哪天晚上？”

“讨论德国俘虏那次。”

“你当然有错。其他人也有错，他们不应该怨你。”

D把他的那包烟递给泰蕾兹。

“拿着……”

他们点燃了香烟。

“你愿意审讯他吗？”D问。

“你说了算。我无所谓。”泰蕾兹回答。

“那好。”D说。

汽车回来了。三个同志下了车，只有他们三个。D走出酒吧。

“怎么样？”

“还说呢，十五天前就溜了，说是去度假了……”

“他妈的！”

D走进二层的食堂。泰蕾兹紧随其后。大伙儿吃完了晚饭。泰蕾兹没有吃，D也没有。

“得处理一下那个家伙了。”D说。

大伙儿都不动了，望着泰蕾兹和D。将由泰蕾兹审讯告密者，这是意料之中的。没什么可说的。

泰蕾兹站在D身后，脸色有些苍白。她神情凶狠，形单影只。法国解放以来，这种境况就更加明显了。自从她来到中心以后，人们从来没有看到她亲近过谁。起义行动如火如荼时，她曾不遗余力地为组织卖命，勤勉有余但温柔不足。她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孤零零的。她在等待一个可能已经被枪决了的男人。她的孤僻在今晚看来尤为明显。

有十位同志站了起来，走向D和泰蕾兹。他们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处置告密者，甚至包括那天晚上笑得最凶的几个。D从他们中间选了两个人，他们蹲过蒙吕克监狱，还在那里挨过揍。没什么可说的。没有人反对，但是也没有人肯再坐下。他们等待着。

“我先吃点东西，”D说，“我马上就和你们会合。听明白了吧，泰蕾兹？最重要的是问出首府阿尔贝的地址，或者他最常见面的那些人的地址。我们得将整个团伙一网打尽。”

泰蕾兹和那两个蒙吕克来的人——阿尔贝和吕西安——走出了食堂。其他人都机械地跟在后面，没有人下得了决心再坐下。整座楼只有一部分区域靠着打印室里的发动机供电。打印室太远了，而且可能已经被占用。需要到楼下的酒吧里去找一盏防风灯。泰蕾兹和蒙吕克来的两个人一起下了楼。其他人凑成一群也跟了下去，一直和他们三个拉开点儿距离。拿到防风灯以后，他们顺着侧梯径直朝一条空走廊上的会计室走去。到了。蒙吕克的一名同志用D交给他的钥匙开了门。泰蕾兹第一个走了进去。蒙吕克的两个人跟在她后面进去并关上了门。其他人留在走廊里。暂时还没有人想回去。

告密者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摆着一张桌子。听到门锁扭动时，他的头大概是埋在手臂里的。现在他又直起身子。他侧过脸想要看清进屋的人。防风灯发出的灯光刺得他眼花，他眨了眨眼睛。吕西安把灯放在了桌子中间，灯头对准他，对准这个人。

房间几乎是空的，只放了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泰蕾兹拿起第二把椅子坐到了桌子的另一端，灯的后面。告密者全身笼罩在光亮中。另外两个同志守在他的身后，站在明暗交界的地方。

“脱衣服，要快点，别在你这张皮上跟我们耽误时间。”阿尔贝说。

阿尔贝还太年轻，他只会摆出一副有点冷酷的样子。

告密者站起身，好像一个刚刚睡醒的人。他脱掉了上衣。他有一张铅灰色的脸，深度近视，虽然戴着眼镜，却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他的举止非常缓慢。泰蕾兹觉得她的同志说错了。正相反，他们现在有的是时间。

告密者把上衣放到椅子上。两个同志始终一边一个监视着他。他们一言不发，告密者也不说话，泰蕾兹也一样。紧闭的门后，人们在窃窃私语。告密者缓缓地把上衣放到椅子上，动作很仔细。他慢腾腾地服从着。他别无选择。

泰蕾兹在寻思是否有必要让他脱衣服。既然他已经在那儿了，事情也就没有那么紧急了。此刻，她感受不到任何情绪，没有仇恨也没有焦虑。什么都没有。她只是觉得很漫长。就在这个男人脱衣服的时候，时间已死。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走掉。离开这里的念头向她袭来，可是她并没有离开。现在，事情已经无法避免。要回溯很远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由她，泰蕾兹，来审问这个告密者。D把这个男人交给了她，她接过来，拿在手中。这男人是个稀罕物，但她现在不想要这个稀奇物了。她想睡觉。她心里想：“我睡了。”告密者此时脱下裤子，还是那样仔细地把它放到衣服上面。他的灰衬裤皱皱巴巴的。“应该在什么地方做点什么事情。”泰蕾兹想。现在，我在这里，在一间黑屋子里，与阿尔贝和吕西安这两个蒙吕克来的人关在一起，与这个揭发犹太人和抵抗分子的告密者关在一起。我感觉正在电影院里。她在那里。有一次，她来到了塞纳河畔，那是一个夏日午后，两点钟，有个男人吻了她，并对她说他爱她。她当时在那里，她现在还记得。一切都有个名分：那一天，她决定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现在，这个名分是什么？它将会是什么？不久以后她就要去列奥米尔街，到报社去做她的工作。人们以为这是些不同寻常的事。其实，没什么不同寻常的。像其他事一样，它会发生在你身上。然后，事情就发生了。它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泰蕾兹在看着，手臂支撑在桌上。告密者脱掉了他的皮鞋。同志们也在看着。年纪较大的是吕西安，他二十五岁，是勒瓦卢瓦地区的一名汽车修理工。在中心他不太招人喜欢。虽然他很能打，可一旦回顾起事情的经过，他又能恢复平静。他很饶舌。另一个同志是阿尔贝，他是一家印刷厂的零工，十八岁了，来自儿童救济院，打起来时他总是最勇猛的一个。他会偷走所有他找到的武器，有一次还把D的手枪也顺走了。他个子矮小。这个男孩儿吃得很差，开始工作的时候又太小，那时他才十四岁，是一九四〇年。D并不因为阿尔贝偷走了他的手枪而怨恨他，他说这很正常，应该把武器留给那些真正喜欢它们的人。泰蕾兹看着阿尔贝。说起来，这是一个很怪的男孩，阿尔贝。对德国人，他是最狠的一个。他从不把对德国人做过的事和盘托出。上个星期有一天，他在皇宫广场用一瓶汽油点燃了一辆德国坦克。汽油瓶在一个德国人的脑壳上爆炸，把他活活烧死了。告密者的袜子有破洞，露出了一只指甲发黑的大脚趾。从他的袜子可以看出，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他走了很长的路。这些天里，他走在路上肯定吓破了胆，然后不得已他又回到了小酒馆，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酒馆。然后我们的人就赶来了。他被“拿下”了。

两个小伙子让他一直脱到袜子，他们自己大概在蒙吕克监狱的时候也遭遇过同样的待遇。这有点蠢，泰蕾兹想，这两个伙伴都有点蠢。这是两个蠢货，但他们在蒙吕克监狱没有开口，什么也没说。D是通过其他同志知道的，所以今晚他指派了这两个人。泰蕾兹和这些同志已经共同生活了十天，不止，是十天十夜，她给他们分发酒、香烟和汽油瓶。有时候他们在困顿中谈天，聊聊战斗、开坦克的德国人、各自的家庭和同伴。他们回不来的时候，就有人在等他们，彻夜未眠。上周一就有人在等候阿尔贝，等了整整一夜。

告密者脱掉了他的袜子，他一直在脱这些粘在脚上的袜子，脱了很久。

“再快点儿。”阿尔贝终于开口了。

直到这时，泰蕾兹才注意到阿尔贝有些尖细干涩的嗓音。她思忖着为什么那天晚上她等了他那么久。有战斗的时候，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彼此等待。大家避免有所偏袒。现在，一切要重新开始了。要重新开始，人们将各有偏爱。

现在他开始摘掉领带。没错，是领带。世界上只有一种摘领带的方法。把脖子伸到一边，拉扯领带的一端又不弄散打好的结。告密者像其他人一样摘掉了领带。

告密者有一条领带。三个月前他还系着这条领带。一个小时之前，领带还在，香烟还在。下午约五点钟的时候他还喝开胃酒。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泰蕾兹注视着这个告密者。罕见的是，今晚这些差别却如此明显，她感到一阵眩晕。这个人当时走进了柳林街，他上了楼梯，敲开某一扇门，然后说他得到了那个人的体貌特征：高个，棕发，二十六岁，地址，时间。人们交给他一个信封。他说谢谢先生，然后他去了首府咖啡馆喝一杯开胃酒。

泰蕾兹说：“跟你说了，快点脱。”

告密者抬起头。迟疑了片刻，用一种显得幼稚的细小声音说道：

“我已经尽可能地快了，请相信我……但是为什么……”

他欲言又止。他走进柳林街的时候可是从不拖沓，从不。他的衣领里面很脏。他在那里从来没有犹豫过，从来没有。或许他在那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的白领衬衫很脏。一个告密者。两个男孩扒掉了他的内裤，他踉跄了一下，像一个厚重包裹一样在房间的角落跌倒，发出一声闷响。

自从他们在对待德国俘虏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以后，罗歇几乎不再和她讲话。还有其他人。不只是罗歇一个人。

远处传来最后一批楼顶射手的枪声。结束了。战争离开了巴黎。在大门口、街道上、客满的旅店房间里，人们欢呼雀跃。到处都有像她一样的女孩子，和诺曼底登陆的士兵们走在一起。对天南地北的很多人来说，无所事事的悲伤终于结束了。但是对她，这还不算结束。无论是战后的欢乐还是淡淡的忧伤都不属于她。对她来说，她的任务就是待在这里，和告密者以及蒙吕克的两个人独处一室，和他们一起关在这个封闭的房间。

现在他赤身裸体。她平生第一次并非因为爱情面对着一个赤裸的男人。他靠着椅子站立，眼皮低垂。他在等待。他们会同意这个做法的，先是这两个人，这两个同伴，然后剩下的人也会同意，肯定会，他们已经等了很久，可还没有任何收获，他们会一直等下去。他们已经不知道行事自由为何物，因为他们一直在等待。

现在他的衣物都放到了椅子上。他在发抖，不住地打战。他害怕，害怕我们，害怕我们这些害怕过的人。对那些经历过恐惧的人，他感到恐惧。

现在他赤身裸体。

“还有眼镜！”阿尔贝说。

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到那堆衣服上。在桌沿一侧看得到他那衰老干瘪的睾丸。他在防风灯的灯光下显得肥胖红润。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气味，没洗干净的肉体的气味。两个小伙子在等待。

“一个战俘值三百法郎，对吗？”

告密者发出了第一声呻吟。

“那么，一个犹太人值多少钱？”

“我说过的，你们搞错了……”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泰蕾兹说，“首先你得告诉我们首府咖啡馆的阿尔贝在哪儿，然后你和他干了什么，又和他见了谁。”

告密者假装在哭，没有眼泪。

“我和你们说过的，我对他的了解就这些。”

房间的门开了。其他所有人都默默地走了进来。女人站在前面，男人在后面。看起来这个场面让泰蕾兹有些尴尬。她被别人当场抓住，正在打量一个裸体的老男人。但是她不能命令他们出去，没有任何理由，更何况那些人反倒愿意取代她的位置。她站在防风灯的后面。人们看到她乌黑的短发，只露出一半的白皙的前额。她重新坐下。

“来吧，”泰蕾兹说，“应该让他先告诉我们怎样找到那个首府的阿尔贝。”

她的声音不那么确定，微微有些发颤。

不知从四只胳膊中的哪一只落下了第一拳。发出怪异的回响。第二下。告密者试图躲闪。他大声喊叫：“啊！啊！你们把我弄疼了。”后面有人笑着说：“看清楚了，这可不是无意的……”

在防风灯的灯光下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着他。两个小伙子打得非常凶猛。他们捶打他的胸口。一拳又一拳，缓慢而有力。在他们捶打的时候后面的人一直保持沉默。两个男孩停下拳头，重新望着泰蕾兹。

“现在你明白了吧？……这只是一个开始。”吕西安说。

他搓揉着胸口，轻轻地呻吟着。

“接下来，你得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样进入盖世太保的。”

她的话简短而有力。现在，刑讯开始了，正在稳步进行，小伙子们下手很重。事情是严肃的、确确实实的：我们正在拷打一个男人。对此可以不认同，但是不可以嘲笑，不可以怀疑，也不可以为此感到难堪。

“怎么样？”

“嗯……像所有人一样。”告密者说。

在他身后一直神情紧张的那群人松弛下来：“啊……”

他唉声叹气：“唉……你们不知道……”他沉默了。他用双手的掌心搓揉着胸口。他说：“就像所有人一样。”

他说：“就像所有人一样。”他以为他们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并没有说他没进过盖世太保。他的背后，房间深处的人群在交头接耳：“他进去了。他说他进去了。”进入盖世太保。柳林街。他的胸口上逐渐显现出大块大块紫红色的瘀痕。

“你说就像所有人一样？所有人都进去了，进盖世太保？”

背后传来：“混蛋，混蛋，混蛋。”不绝于耳。他害怕了。他重新站起来，试图看看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那里有很多人，他无法聚焦到任何人身上。他兴许也以为自己在电影院里。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又恢复了镇静。

“进去时需要出示身份证，然后把它存放在楼下，等下楼离开的时候再把证件取走……”

背后的耳语声再次响起：“混蛋，流氓，贱货。”

“我到那里是去做黑市交易，我觉得我做得不赖，我一直是一名爱国人士，跟你们一样。我卖给他们一些破烂货。可现在……或许我做错了，我不知道……”

他的声音总是带着哭腔，像是幼稚的童声。鲜血开始流淌。他胸口的皮肤已经爆裂开。他好像没太在意。他很害怕。

就在他提到黑市交易的时候，房间深处响起了新一轮喧哗：“流氓，猪头，混蛋。”罗歇走了进来。他加入了后面的人群。泰蕾兹听出了他的声音。他也在骂：“流氓。”

“继续。”泰蕾兹说。

他们捶打的时候并非毫无章法。也许他们确实不懂得怎样审问，但是他们很清楚如何挥舞拳头。他们打得很聪明。当感觉到这个人能说出些什么时，他们便放慢节奏。而一旦发觉他恢复了点力气，便开始新一轮的拷打。

“你进入盖世太保时出示的那张身份证，它是什么颜色？”

两个小伙子笑了。后面的人群也笑了。甚至连那些不清楚证件颜色的人都觉得这是个很巧妙的问题。他们出手很重。他的一只眼睛被打破了，鲜血顺着脸往下滴。他哭了。带血的鼻涕从鼻子里流出。他不停地呻吟着：“啊，啊，唔，唔。”他不再回答了。他胸口的皮肤一直开裂到肋骨附近。他不停地用手搓揉着，抹得身上血迹斑斑。他那双深度近视的眼睛里透露出一股呆滞的目光，他盯着防风灯，却又视线模糊。一切都来得太快。事已至此：他是死是活，都不再取决于泰蕾兹。这根本不重要了。他变成了一个和其他人毫无共同之处的人。每一分钟，这种差别都在扩大，都在落实。

“我们在问你身份证的颜色。”

阿尔贝凑近他的鼻子。一个声音在说：“差不多够了吧……”

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阴影里传出。

两个小伙子停了下来。他们转身寻找那个女人。泰蕾兹也转过身。

“够了？”吕西安说。

“对这样一个告密者？”阿尔贝问。

“这并不是一个理由。”那个女人说，她的声音不大坚定。

新一轮的拷打又开始了。

“再说最后一次，”泰蕾兹说，“我们问你，你在柳林街出示的身份证是什么颜色的。”

后面传来一个声音：“又来了……我要走了。”又是一个女人。

“我也是……”

另一个女人。泰蕾兹转过身说：“如果有人感到不耐烦，没必要非得留在这里。”

大家听到女人们在含糊地抗议着，但是她们没走。

“够了！”

这回是个站在后面的男人。

女人们不再嘀咕了。屋子里的人一直都只能看到泰蕾兹雪白的前额，有时候，当她俯下身时，能看到她的眼睛。

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同志们的阵营分裂了。某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正在发生。新问题出现了。支持某些人，就要反对另一些人。支持拷打的人跟得更紧了。反对者却变成了局外人。来不及认真区分：女人们和告密者站在一边，而告密者又向所有反对者靠拢。敌人和局外人的数目在增加，而拷打的欲望也更加膨胀。

“快说，什么颜色！”

两个小伙子又挥起拳头来。他们在旧的伤口上捶打。告密者尖叫着。当他们连续猛打时，他的呻吟哽塞了，变成了一种污秽的、好似胃液翻腾的汩汩声。听着这种噪声，他们只想打得更狠，以便用拳头把它熄灭。他试着躲开雨点般的拳头，但是他什么也看不清。他只好忍受所有的痛苦。

“嗯……和所有的身份证一样……”

“继续。”

他们打得越来越凶。没关系。他们永不知疲倦。他们打得越来越顺手，也越来越镇静。他们越打，他流的血越多，继续打下去的理由也就越明显，越真实，越正当。在乱拳的暴雨中升起了一些幻象。泰蕾兹成了个透明的人，她为这些幻象而迷醉。一个人顺着墙倒下了。另一个也倒下了。还有一个。无数个人倒下去了。五百法郎可以让他给自己买很多小玩意儿。他甚至不一定是反共分子、附敌分子，他甚至不一定排斥犹太人。不，他仅仅是在毫不知情、毫无痛苦的情况下“告了密”，他或许仅仅是为了替自己支付一些个人的小奢侈，为了补贴月底的开销，没有什么真正的必要。他只是撒谎成性。他应该知道，知道那些他不愿意说出来的事，而且只知道这些。如果他承认了，如果他不再替自己辩白了，那么他与其他人的差别就不会那么彻底了。但是他还在拼命地坚持。

“继续。”

他们继续打，就像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但是人类身上的这种严刑拷打的潜能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竟可以适应它，并且把它当成一项工作、一种义务。

“我恳求你们！我恳求你们！我不是一个坏蛋！”告密者叫喊道。

他怕死。怕得还不够。他一直不说实话。他想活下来。即使是跳蚤都要死咬住生命不放。泰蕾兹站了起来。她很焦虑，她害怕永远没有尽头。我们能把他怎样呢？我们还能想出什么新花样？这个顺着墙倒下的男人仍旧什么都没说，多么不同寻常的沉默，在他顺墙而下的那一刻，他的生命缩减成令人束手无策的沉默。这种沉默，这个告密者，在这里，贴墙倒下，应该让他说话。我的天，永远不会有尽头。有那么多人在看笑话，女人们刚刚离开，起义的时候那些躲起来的贪生怕死之徒现在说起了风凉话：“你们的起义、你们的除奸行动让我们觉得好笑。”继续打。如果我们在此刻不能成为正义的化身，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永远不会有正义。一出喜剧。几个法官。铺着护墙板的大厅。没有正义。他们在一节节囚车车厢里高唱着《国际歌》，穿过大街小巷，资产者们在他们的窗户后面注视着这一切，他们说：“都是些恐怖分子。”应该继续打。碾碎他。让谎言灰飞烟灭。这个卑鄙无耻的沉默。光线淹没了他。要从这个坏蛋的喉咙里掏出真相。真相，正义。做什么用呢？把他杀了吗？这有什么用？这不是为了他。这与他无关。只是为了了解真相。打他的头，直到他从体内喷射出真相，喷射出他的廉耻、他的恐惧，喷射出那个昨天还让他如此强大、不可一世、不可触碰的秘密。

每一拳都在寂静的房间里回响。他们正在拷打所有的坏蛋，所有离开的女人，和所有躲在百叶窗后面对此感到不耐烦的人。告密者叫喊着“唔，唔”，并发出连绵不绝的呻吟。在这个男人背后，阴影笼罩的地方，只要乱拳落下，人们便沉默不语。只有当他们听到这个男人的抗议时，才会发出阵阵辱骂，这些人都咬紧牙关，攥紧拳头。他们口中只有辱骂，没有完整的句子。当告密者的声音证明他还在坚持的时候，房间里就会响起同样的辱骂。因为告密者的能量中还残存着这个用来撒谎的声音。他还在撒谎，那他就还有力气。他还没有到连撒谎的力气都使不出的地步。泰蕾兹看着落下的拳头，她听到击打在胸腔上的锣音，她第一次感到人体中还有无法捅破的厚度。重重叠叠的真相是那样深厚，难以企及。她记起她曾在对一对夫妇无休止的审讯中隐约地发现了这一点，但那时的感受尚未如此强烈。现在这工作让人感到筋疲力尽。这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工作需要深耕细挖。一下又一下。应该坚持，再坚持。不久真相将破土而出，像一颗微小坚硬的种子破土而出。这工作在这块孤独的胸膛上耽搁了太久。他们现在打到了胃部。告密者嚎叫着，用两只手托住他的胃，蜷缩成一团。阿尔贝打得越来越起劲，一拳击中了他的命根。他用两只手捂住自己的下体高声尖叫着。他的面部鲜血淋漓。这已经不是一个像其他人一样的男人了。他是个告密者。他不再费心去想人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来审问他。即使是那些给他付钱的人也不是他的朋友。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能将他和任何活物相提并论了。即使是死，他也不像一个死人。他会让大厅堵塞。或许这是在浪费时间。该做个了断了。没有必要把他杀死，也没有必要让他活着。他不再有任何利用价值。他完全没用了。正是因为没有必要杀死他我们才可以继续拷打他。

“够了。”

泰蕾兹站起身来走向告密者，她的声音在乱拳沉闷的锣音之后显得有些纤弱。该做个了断了。躲在深处的男人们听凭她处置这个告密者。他们信任她，没有给她任何建议。“坏蛋，流氓。”辱骂之声仿佛兄弟间亲密的絮语使她浑身充满热量。房间深处一片寂静。两个同志专注地望着泰蕾兹。人们在等待。

“最后一次，”泰蕾兹说，“我们想知道你证件的颜色，这是最后一次。”

告密者望着她。她离他非常近。他并不高。她的个子和他差不多。她消瘦、年轻。她说：“最后一次。”他立刻不再呻吟。

“你们想让我说什么？”

她是个小个子女人。她什么都不想要。她很平静，她感到一股平静的愠怒命令她镇定地呐喊出那些像基本元素一样有强大必然性的字字句句。她就是正义，而正义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消失了一百五十年了。

“我们想让你说出能让你进入盖世太保的那张身份证的颜色。”

他又开始抽泣起来。从他的体内升起一股奇怪的味道，令人作呕又有点发甜，是没洗干净的油腻皮肤混杂着血液的味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跟你们说我是无辜的……”

谩骂又开始了：“流氓，贱货，混蛋。”泰蕾兹又坐了下来。有片刻停顿，但谩骂声没有停止。泰蕾兹沉默着。房间深处第一次有人说到：“把他干掉就行了，做个了结吧。”

告密者抬起头。房间里一片沉默。告密者害怕了。他也不说话了。他张着嘴巴，看着众人，然后从喉咙里吐出一声细长的孩童般的呻吟。

“如果我起码知道你们想让我做什么……”告密者希望用一种纯粹哀求的口吻说话，可声音里却还是透着几分狡黠。

两个男孩满头大汗。他们用血迹斑斑的拳头擦去额头上的汗珠。他们看着泰蕾兹。

“还不够。”泰蕾兹说道。

两个男孩转向告密者，伸出拳头。泰蕾兹站起来，她叫道：

“不要再停下来。他会说的。”

拳如雪崩。结束了。房间深处再次变得寂静。泰蕾兹叫喊道：“你的证件也许是红色的？”

鲜血不住地流淌。他用尽全身力气嚎叫着。

“是红的吗？说出来，是红色的吗？”

他睁开了一只眼睛。他不再嚎叫。他很快就会知道这一次是真的结束了。

“红色的？”

两个男孩把他从墙角里拉出来，他不住地想躲到那里去。他们把他拉了出来，又把他像皮球一样扔回去。

“红色的？”

他没有回答。好像他正在努力思索答案。

“加油伙计们，再用点儿力，红的，快点，是红的吗？”

他们一拳打到鼻子上，血柱喷涌而出。告密者高叫着：“不……”

男孩们笑了。泰蕾兹也笑了。

“黄色的？和我们的一样，黄色的吗？”

现在他试图躲避到墙角里。每一次两个男孩都把他拖出来，他摔倒在地，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

“黄色的吗？”

泰蕾兹站直了。

“不……不是……黄色的……”

人们继续拷打。他呼吸困难。他又开始嚎叫。他的嚎叫声因为阵阵猛烈的拳击而变得时断时续。现在审问的节奏和拳头的节奏变得一致了，令人眩晕，但节奏一致。他不再说话了。看起来他不再想任何事了。他充血的双眼睁得大大的，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盏防风灯。

“如果它不是黄色的，那是……什么颜色？”

他总是沉默不语。但是他听到了，他看着泰蕾兹。他停止嚎叫。他的两只手扶住腹部，他把身体折叠起来。他不再逃避了。

“快点，”泰蕾兹说，“什么颜色的？快说……”

他又开始叫喊。他的叫声更低、更沉闷了。就快要结束了，但人们不知道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或许他永远都不会说出来，但是无论如何，已经接近尾声。

“它是，它是，快点……”

就像对待一个小孩子。

他们把他像一只皮球那样抛来抛去，用拳头打他，用脚踢他。他们大汗淋漓。

“够了。”

泰蕾兹走到告密者面前，蜷缩着身体。告密者看到她。他后退了几步。又是一片寂静。他甚至不再感到痛苦。仅仅是极度的恐惧。

“如果你说出来，我们就饶了你，如果你不说，我们就把你干掉，马上。继续打。”

告密者或许已经不再清楚我们到底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但是他就要说出来了。我们有这样的预感。需要提醒他这是关于什么的。他努力抬起头，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挣扎着呼吸。他就要说出来了。这是肯定的。就要成功了。不。是这些拳头妨碍了他说话。但是如果这些拳头停下来，他就永远都不会说了。所有人在这即将分娩的时刻都屏息静气，不只是泰蕾兹一个人。现在，无论如何要结束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

泰蕾兹尖叫道。

“我来告诉你，让我来告诉你你证件的颜色。”

她要帮助他。是的，她有预感，需要她来帮助他，他自己一个人做不到。她重复道：“我来告诉你它的颜色。”

告密者开始嚎叫。他的呜咽声像汽笛般持续地飘浮。他们不再给他时间说话。呜咽声破碎了：“绿色的……”告密者嚎叫着说。

寂静。小伙子们停了下来。告密者注视着防风灯。他不再呻吟了，好像完全迷失了。他倒在地上，他还可以说话。他或许在想应该怎样说话。他的背后是一片寂静。泰蕾兹坐下了。结束了。

“是的，”泰蕾兹说，“它是绿色的。”

她仿佛在确认某一件已经知道了几个世纪的事情。结束了。

D来到泰蕾兹身边。他递给她一支烟。她吸了一口。告密者一直躲在角落里，僵硬呆滞。

“穿上衣服吧。”泰蕾兹说。

但是他什么都没做。两个小伙子也吸了一支烟。D把一支烟递给告密者。他没有看见。

“德国秘密警察局特工人员的证件是绿色的。”泰蕾兹说。

房间深处的同志们开始挪动。一些人离开了。

“还有首府的阿尔贝。”深处有人在说。

泰蕾兹看了看D。是啊，还有首府咖啡馆的阿尔贝。

“再说吧，明天再说。”D说。

他好像对此不再关心了。他抓住泰蕾兹的手，扶她站起来。他们走出房间。阿尔贝和吕西安负责给告密者穿衣服。

酒吧里充斥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明亮光芒。是电灯。所有的女人都在那里，一共有五个女人和两个与她们一同离开的男人。

“他供认了。”泰蕾兹对他们说。

没有人回应。泰蕾兹理解。他们无所谓他是否供认。泰蕾兹坐了下来，她看着他们。很奇怪。他们已经在那儿半个小时了。刚才在这间酒吧里，他们在做什么？在等什么？他们出来是为了躲避到灯光下。

“他供认了。”泰蕾兹重复道。

五个女人没有一个看她。一个女人站起身来，还是没有看她：“你想让我们有什么反应？”她心不在焉地说，“那么恶心。”

站在泰蕾兹身边的D走向那个女人：“你让她清静会儿可以吗？”

罗歇和D拥抱了泰蕾兹。女人们不说话了。她们离开了。那两个和她们一起的男人也吹着口哨离开了。

“你去睡觉吧。”D说。

“好。”

泰蕾兹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她感到D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酒很苦。她放下了杯子。

“让他走吧，”泰蕾兹说，“他还可以走路。”

罗歇拿不准是否应该让他离开。

“让他从眼前消失。”泰蕾兹说。

“这样一个猎物，他们可不会愿意放了他。”罗歇说。

“我会向他们解释。”D说。

泰蕾兹哭了起来。

保安队员泰尔

早上，D说：“该把泰尔带到博班那里去。”

泰蕾兹没有问为什么。D负责很多事情：逮捕、战俘、同志们的粮食供给、场所的分配、车辆和汽油的征调、审讯。黎塞留中心人满为患。会计室里有十一个保安队员，包括泰尔。大厅里有三十名附敌分子。楼下是一帮法国纳粹党人、一个德国人、一个柳林街的警察、一个负责家务的女佣和她的作家女主人、一个俄罗斯上校、几个记者、一个诗人、一个女诉讼代理等等。可能是为了清理一下人满为患的会计室，D才想把泰尔转移到绍塞昂丹街，那里是“埃尔南德斯—博班”小组的所在地。

于是泰蕾兹开车带着D和泰尔来到绍塞昂丹街上的博班小组驻地。现在是下午三点。刚到楼门口，他们就像往常一样听到西班牙人的吵嚷。院子里堆满了自行车和一些征调来的、或者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汽车。今天，这里又新添了一辆灰色的小卡车。

埃尔南德斯—博班小组驻扎在一栋大楼的底层，这栋楼对着两个院子，第一个院子通过大楼的走廊与街道相连，另一个非常小，与周围的院子由一条铁栅栏隔开。这一大一小两个院子通过一条贯通底层的走廊相接。一进第一个院子，便能听到西班牙人在空寂宽敞的底层大声喧哗。

博班站在走廊的入口。他是一个高大的家伙，长着粗壮的腿，结实的胳膊，小巧的脑袋，巨人的肩膀。他有一张英俊的脸和一双孩童般的温柔的蓝眼睛。D走到博班身边朝他打招呼。博班神色诡异。他没有和D问好。他一会儿看看入口，一会儿又望向走廊的另一端。现在走廊尽头出了点儿事。

西班牙人喊得越来越起劲。博班看起来很不自在。

D、泰尔和泰蕾兹在走廊的入口停下，站到博班身边。发生了某件不同寻常的事。走廊尽头洒满阳光的小院里有一群男人，大概十五个，他们一边指手画脚，一边用西班牙语高声交谈。D、泰尔和泰蕾兹不再往里走了，他们等在原地观察着，博班也一样。这群男人忽地散开了，三三两两地凑着，这样就能看到他们刚才聚成一团围着什么东西。那个物体出现了。白色的。白色的，平放在地上。人们沿着走廊站在它的两侧。他们中有两个人抢上前，把那个白色物体从地上稍稍托起，抬走了。

D、泰蕾兹和泰尔撂下博班，朝着走廊尽头走了几步。尸体从他们面前经过。走廊里非常安静，西班牙人都默不作声。两只麂皮鞋露在床单外面，鞋子几乎是崭新的，一双蓝袜子上整齐地系着两根鞋带。这个物体软软的，随着搬运者一起一伏的脚步颠簸，好像面糊一样。因为两只手放在肚子上，所以腹部比脚部更加凸起。床单下拱起一颗头颅的轮廓和隆起的鼻尖。

D朝着那群聚集在走廊尽头的西班牙人走去。泰蕾兹和泰尔紧随其后。D抓住一个西班牙人的胳膊，问那死人是谁。

“一个混蛋。”

他跑去和院子里的那群西班牙人汇合了。

D、泰蕾兹和泰尔快速朝通向大院子的走廊入口走去，跟在所有西班牙人后面。搬运者把尸体放在楼梯的台阶上。刚才停在院子里的那辆灰色小卡车正在倒车。两扇车门敞开着，两个男人将尸体塞了进去。两只穿着麂皮鞋的脚伸在外面，还能看到海蓝色长裤的裤脚。两个男人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小卡车立即启动，驶过走廊，消失在大街上。

西班牙人立刻又哄吵起来。他们涌进走廊返回房间。D、泰尔和泰蕾兹跟着这群西班牙人。博班加入了他们。D又问了一次那人是谁。还是相同的回答：“一个混蛋。”

西班牙人的房间非常大，墙上贴着防护板。这几乎是间空屋子。没有一把椅子。没有一幅画。只有一些武器堆放在房间的四个角落，由一个男人看守。屋里有一座精美的白色大理石壁炉，上方架了一面两米高的镜子。壁炉上一件物品都没有。西班牙人睡觉、吃饭都在这间屋子里。除了这些武器，他们的东西就都装在兜里了。房间就这样光秃秃的，挤满了两个多星期没换衣服的男人，他们轻盈灵活，战斗把他们磨炼得十分精干。

D在寻找博班。泰蕾兹和泰尔跟着他走进了西班牙人的隔壁，这间既是戈捷的办公室，同时也是法国人的房间。除了戈捷的办公桌椅，里面同样没有任何家具。博班正站在那里和戈捷争执。二十多个贴着墙根坐着的男人听着他们说话。这帮人时不时嚷嚷起来，喊声淹没了博班和戈捷的声音。他们大喊大叫是因为没有酒，并且只能吃金枪鱼三明治。发起起义的第一天，D和博班在某个德军指挥所发现了一千个金枪鱼罐头。从此黎塞留中心的八十个人和昂丹中心的六十个人就只吃金枪鱼了。十七天了，这些男人受够了金枪鱼。博班痛骂戈捷。戈捷说他带回来了一大轮格鲁耶尔干酪，是在勒瓦卢瓦一辆废弃的德国卡车里发现的。他说这轮干酪昨天还在卡车里。而卡车昨天还在院子里。可是现在，只剩卡车了。干酪不翼而飞。男人们又开始喧哗起来。他们认为戈捷在指责他们偷了干酪。博班满脸厌恶地走开了。D抓住他的胳膊一把拦住他，问那人是谁。

“一个盖世太保。来自首战中心。埃尔南德斯小组把他击毙的。”

“在哪儿？怎么干的？”

“他们朝他的后脑勺开了三枪。就在这儿，院子里。”

博班走开了。D和泰蕾兹走向院子。在离大门一米远的地方有一块微微凹陷的石头，石头上的血凝固了，在阳光下红得发亮。石头旁边长着一棵树。正对院子的窗户大多都紧闭着，窗前看不到一个人影。院子里空无一人。

“石头上为什么会有血迹？”泰蕾兹问道。

D没有回答。D和泰蕾兹站在门口凝望着那摊血迹。这是他们处决的第一个人。这是第一次。

博班经过。不等D开口他便说道：

“他那时哭了。”

他又走了。他大概是去找偷干酪的人了。这回戈捷来了。他也在寻找什么。他在找博班。

“你当时在场吗？”D问道。

“不在。博班在哪儿？”

没人知道。皮埃罗来了，管D要了一支烟。D给了他一支烟，自己也拿了一支，点燃。皮埃罗是个年轻人，大概十八岁。

“你在看这个吗？”皮埃罗问。

“你当时在场吗？”D问。

“还说呢！”皮埃罗说，“如果我当时在的话……那人哭哭啼啼地说自己真不是人，他说如果人们能饶了他，他甘愿做牛做马，他还说知道自己错了……完全知道。”

皮埃罗还说西班牙人彼此之间争执不休。他们不停地吵吵到底该由谁来开枪。最后是埃尔南德斯和另外两个人一起用一把八毫米口径的手枪击中了他的后脑勺。

皮埃罗又走了。D和泰蕾兹回到了西班牙人的房间。一群人在屋子中央激烈地争论着。有些人对这种辩论毫无兴趣，他们沿着墙根蹲在地上，拆卸并擦拭着自己的步枪。

泰尔背靠着壁炉。没错，是泰尔。保安队员泰尔。泰尔面色苍白，但又不是刚才博班脸上的那种苍白，两者有差别。泰尔的鼻子被手指掐过，开始发青，他的嘴唇像粉笔一样白，眼睛里灰蒙蒙的。是啊，我们把泰尔忘了。大概有十或十五分钟，我们把他遗忘了。泰尔眼睁睁地看着担架经过，并且透过朝向内院的大门看到了石头上的血迹。没有人会想到泰尔看见了这些。西班牙人当然不会，甚至连泰蕾兹和D都没有想到。

现在人们终于发现了泰尔，他背靠着壁炉，形单影只。D走了过来。泰尔一看到D走过来（他应该从一开始就盼着D走过来），脸就绷得紧紧的，毫不夸张地说是面部扭曲地朝向D，但是他并没有离开壁炉。D凑到泰尔跟前，泰尔想同他讲话，他把声音压得很低。

“我想给家人写两句话。”泰尔说。

D和泰蕾兹面面相觑。他们刚才忽视了泰尔。而现在他们知道泰尔已经目睹了担架经过，并且从大门口望见了血迹。D盯着泰尔，不住地盯着他看。然后D给了泰尔一个微笑。

“不，”D说，“我们把你带到这儿不是为了处决你。”

泰尔抬起眼睛看着D。泰尔的这个眼神，这个把眼睛望向D的动作，是鼓足勇气做出的，他努力抬起眼皮去看D……

“啊！”泰尔说，“因为我很想知道。”

“不，”D说，“放心吧……”

泰尔的眼皮和头沉沉地耷拉下来。泰尔不再说话了。他一动不动，总是用手肘撑着，背靠壁炉，身体微微倾斜。D也背靠着壁炉，站在泰尔身边。D总是盯着泰尔看。泰蕾兹也是。一批又一批的人从他们身旁经过。泰尔一直低着头。大家此时还在为干酪的事互相争执。戈捷对博班紧追不舍。博班烦透了戈捷。他挨个跑到西班牙人面前问谁看到了那轮干酪。一轮干酪？根本没有人看到。戈捷紧跟着博班，仿佛抓住什么把柄似的在他背后冷笑。人群中不时迸发出一阵狂笑，而起因总是那轮干酪。

男人们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十分细致地擦拭着他们的步枪。一些人在吃饭，法国人吃金枪鱼三明治，西班牙人吃金枪鱼三明治配西红柿。西班牙人的兜里总是装着些西红柿，他们从早到晚嘴里都在嚼。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并且怎样找到这些西红柿的。

D拿起一包烟。他把一支烟递到泰尔面前。泰尔的手迅速动了一下。他接过那支烟。“谢谢。”泰尔说。D又递给泰蕾兹一支。他自己也拿了一支，然后把火举到泰尔面前。看到火光泰尔又抬起眼睛望着D。D笑了。泰尔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而后又低下头背靠着壁炉。他拼命抽着那支烟，深深地吸起来。

博班召集了所有人，跟他们讲起干酪神秘失踪的事情。博班解释说，没有理由啊，一轮三十公斤重的干酪不会自己跑掉。人们边听边笑，又开始议论纷纷。还是没有人看到过干酪，根本没有。博班满头大汗，他又嚷又叫，不厌其烦。他宣布了当晚分组住宿的安排。话音刚落，一个西班牙人走上来对他说了些什么。博班立刻想起了什么，他问下面的人谁拿走了轻机枪，这支枪昨天还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有两支冲锋枪今天早上也不见了，一支属于组织，另一支属于小FAI[4]党员，就是刚才走上来和他说话的人。小FAI表示赞同，十分气愤的样子。人们既没看到冲锋枪，也没有看到轻机枪。小FAI从一个小组走到另一个小组，总是抛出同样的问题：“你看到冲锋枪了吗？”边说边摊开两只空空的手掌，没有人看到。

泰尔仍旧在吸烟。D和泰蕾兹不由自主地打量着他。

泰尔二十三岁，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他没有穿外衣，人们可以看到他前臂的肌肉，修长而细嫩。他的腰很纤细，优雅地收在一根皮带里。他面色不再苍白。但是他依然用力地吸着烟，他在吮吸那支烟。他已经九天没有刮胡子了。他的蓝衬衫是丝质的，鞋子是麂皮的，皮带是用米灰色的美洲野猪皮做的。若不是这样的丝质衬衫、麂皮鞋和皮带，人们很可能把他当成中心的一员。但是泰尔拥有一段肮脏的过去。没有办法，他摆脱不了。这个骇人听闻的过去长在泰尔年轻的生命里，他大概会因此而死去。

D和泰蕾兹看着他。他在吸烟，双目低垂。他夹着香烟的手颤抖着，另一只手扶着壁炉。泰尔时而抬起眼睛，他看见了D，露出抱赧的微笑。

房间里的所有角落，男人们都在擦拭着他们的步枪，议论着不翼而飞的冲锋枪、干酪，还有那个盖世太保。

D继续专注地观察保安队员泰尔。二十三岁。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人生。他成为了拉封[5]的朋友，拉封因为他的装甲车、装甲墙和装甲办公桌而使泰尔着迷不已。泰尔是一个奇怪的家伙。他的脑子里从来没有任何思想，只有欲望，他的身体是为寻欢作乐、打架斗殴而生的。一周前D和罗歇审问了泰尔。泰蕾兹目睹了审讯经过。那些目睹了泰尔审讯经过的人现在就好像老朋友一样了解他。

泰尔曾经是博尼[6]—拉封帮的朋友。

“为什么你要参加保安队？”我们这样问过泰尔。

“因为要想得到一把枪，没有别的途径……”

“为什么要一把枪？”

“有枪很帅。”

人们纠缠了他一个小时，为了问出他拿他的枪做了些什么，用它杀死了多少抵抗分子。

“我是我们帮里末流中的末流，我可没资格杀抵抗分子。”

他说他有一次和电影艺人们到索洛涅[7]森林去打猎。他曾经一度是拉封的秘书。他并没有说如果他可以杀抵抗分子他也不会那样去做。

泰尔混进了巴黎十五区法国内地军[8]的一个小组，可是却被发现了，内地军把他推给了黎塞留小组，因为他们自己那里已经没地方看押他了。我们还问他：

“你到法国内地军里来做什么？”

“我想战斗……”

“用什么武器？”

“用我自己的枪。”

“你觉得这是唯一的躲藏办法，是吗？”

“不，我只是为了战斗，我对德国人并无恶念，不，我只想战斗。”

人们找到泰尔的时候从他的兜里发现了一个法国内地军袖章。人们问他拿这件袖章干了什么。他笑着说这件袖章是他捡到的：“不，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像我这么个家伙，怎么能佩戴袖章呢……”

博班经过，他还在苦苦寻觅着轻机枪和干酪。

“你什么时候能腾出点儿时间？”D问。

“来吧。”博班说。

他们走远了，边走边讨论着。只剩下泰蕾兹和泰尔站在壁炉旁边。她觉得博班和D应该是在谈论泰尔的事，而泰尔却丝毫没有觉察。实际上，泰尔已经开始走神了。他的目光追随着那群正在擦拭武器的西班牙人，虽然偶尔也看看D和博班，但是他尤其关注那些西班牙人。因为这就是泰尔。为了开小轿车，为了在兜里装把手枪，他不在乎丢掉性命。他与拉封和博尼纵情狂欢。当拉封在犹太区搜查的时候，他驾驶着拉封的装甲车在街上狂飙。一天，在打猎的途中，他在树丛后面开了枪，他并不清楚自己是否打死了人。可是大家全都知道。泰尔立刻供认不讳。

对于泰尔来说，世上的事情都很简单。泰尔心想：“我有一把抢，我是拉封帮的人，我在树丛里开了枪，我将要被处决。”做恶事的人应该被处决。辩解毫无用处，泰尔这样想。他屈从于正义和社会的金科玉律。他相信法官们的洞见，相信司法，相信恶有恶报。而在这一切到来之前，看着别人拆卸武器，听着咔嗒咔嗒的声响，也很好玩。泰尔活得就像一株植物，一个孩童。

泰蕾兹和D对泰尔有某种偏爱。这是难免的。人们难免对一些人偏爱有加，对另一些人却感到厌恶。在黎塞留中心有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人，他犯的罪过比泰尔轻得多，他知道自己会平安无事的。可是泰尔不，他确信自己会被枪毙。这个上流社会的男人要求人们把他和他的“圈内人”安置在一起，因为他“有权受到尊重”。于是D便把他安置在大厅的公共隔离间里，让他和一位摔跤冠军及一名贴身女佣待在一起。

一年之内，泰尔在一家德国采购署赚了六百万。

“这活儿让你进账多少？”

“一九四三年六百万，今年两百万。”

泰尔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泰尔的确没有任何诡计，也没有丝毫傲气。他最想要的是香烟。还想要一个女人。在他被捕一周接受审讯的时候，泰尔一再盯着泰蕾兹看。泰尔有一副浪子的容貌，他一定非常渴望女人。他的情妇在楼下大厅，但是不可能让她上来，这是明令禁止的。会计室里已经有十一个人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同样，香烟也不行，禁止给囚犯香烟。

D回到泰尔和泰蕾兹身边。

“我们走吧。”

泰尔走在前面。D凑到泰蕾兹耳边，小声说：“博班这里没地方了。得给寻南街中心打电话。”

出门的时候，D向埃尔南德斯做了一个友好的挥别，泰蕾兹也是。埃尔南德斯体型庞大，是一名共产党员，正是他和组里的另外两个人一起处决了那个警察。他们这个小组有十七个人，在战斗方面，所有的法国人都把他们尊为前辈。在D和泰蕾兹看来，由埃尔南德斯负责处决那名警察无疑坚定了他们对埃尔南德斯的信任。这项任务交给他的小组来完成是顺理成章的。死了的警察是法国人，但是那些法国人没有什么异议，他们或许不那么确定必须处决这名警察，可埃尔南德斯，他对此很确定。埃尔南德斯正在吃西红柿，他露出大男孩般的笑容。理发师是他的职业，而西班牙共和党人的身份才是他的立命之本。要是能推动西班牙革命的爆发，他会抱着同样的坚定，同样果断地将一颗子弹射入自己的脑壳。当西班牙人不战斗的时候，他们便擦拭缴获的枪支。他们很熟悉那些寻枪的角落，经常整夜待在外面，睡眠极少，他们无休止地议论着未来在西班牙领土上的战斗。他们一致认为出发的日子就要来临。“该轮到佛朗哥了，”埃尔南德斯经常这样说。他们难以入眠，巴黎的解放让西班牙人浮想联翩。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回收武器和重组军队。社会党人在重组军队问题上提出了让共产党人和FAI党人难以接受的条件。FAI党想在西班牙边境以自己的方式集结队伍。而社会党人则希望在巴黎组织一支远征军。整整一天，大家都在讨论向西班牙进发。所有的人都放弃了他们的职业整装待发。

遇到埃尔南德斯以后，泰蕾兹认为，如果要在今后的日子处决泰尔，最好能由他、埃尔南德斯来执行。她本人更希望由埃尔南德斯来执行。她冲他笑了。只有埃尔南德斯拿捏得准到底出于多么严重的原因才必须杀死他。她不知道D和博班在保安队员泰尔的问题上说了哪些细节。这些无疑都是组织上的事。泰尔就要离开这个中心了，或许他就要被处决了。

泰尔很乐意离开昂丹中心。他迈着灵活轻盈的步子走在D和泰蕾兹前面。他知道他会回到黎塞留中心的那间会计室，但是他暂时不去想这些。从昂丹中心到黎塞留中心，一想到能乘着小车兜风，他就把什么都抛在脑后了。这就是泰尔，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到了街上，在汽车旁边，泰尔突然离开了D和泰蕾兹，他绕到汽车的另一边，做了个很大的动作，非常绅士地微笑着为泰蕾兹打开车门。当然，他非常高兴离开昂丹中心，但是喜悦不止于此。他还非常喜欢泰蕾兹和D。泰蕾兹驾车，而他自己以前也开过各种各样的汽车，他便感到和泰蕾兹有了一种情同手足的亲密。泰尔不是个普通的囚犯。因为在审讯他的时候发生了件奇妙的事情：泰尔被D的正直深深打动了，在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全盘供认中，他肯定渴望讨好D。这就是泰尔，简单得仿佛一株植物。

泰尔坐到开车的泰蕾兹身边。D坐在汽车后排的长椅上。他的右手握着一只小口径的老式手枪，这是D剩下的唯一一件武器了，他的轻机枪和八毫米口径的手枪在黎塞留中心被偷走了。D手上的这把枪被卡住了，坏了很久。D在他办公桌抽屉里原先放置八毫米手枪的地方找到了这把枪。无从知晓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泰蕾兹也知道这把瞄准泰尔的手枪已经不听使唤了。当然，泰尔还蒙在鼓里。即使他注意到这把手枪小到滑稽可笑的地步，可是由于D给他的印象太过深刻，他也根本不会怀疑这把手枪是坏的。对泰尔来说，D佩戴的武器只能像他的灵魂一样完美。

泰尔安静地坐在泰蕾兹身旁。

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街上没有警察。警方曾与巴黎人民发生冲突，自从巴黎解放以来他们还没有复职。三天了，街上看不到警察的踪影。挤满法国内地军的汽车向着所有方向乱闯，甚至不顾禁止通行的标示，它们的车轮飞速旋转，并且还擅用人行道超车。处处弥漫着一股叛逆的狂热，人们为无拘无束而沉醉。

狂飙的汽车，惊人的车流，一支支枪管伸出车门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泰尔为眼前的这一切所倾倒。

“良机不可错过啊！”D突然说道，“街上还没有警察，这景象真是百年不遇……”

泰尔转过身来，D的手中正举着一把瞄准他的枪。他笑了。

“确实如此。”

这就是泰尔，他很高兴街上没有警察。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警察。他和D相处得轻松愉快，正因为D不是警察。泰尔不思考，他不去想没有警察就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而他不会活到那个时代了。他不再往下想了。

泰尔专注于离合器的踩踏、加速，专注于汽车如何在大街小巷阳光灿烂的漩涡中穿梭。泰尔喜欢操纵汽车、枪支、金钱和女人。他喜欢会跑的东西，喜欢能咔嗒作响的东西，还喜欢花费精力的东西。对他来说，开车本身就是一件顶吸引人的事情。更何况他和另外十个保安队员在会计室里挤了整整十一天，出门兜兜风对他可是不小的变化。天气确实晴朗宜人，许许多多的汽车满载着和泰尔年龄相仿的年轻小伙和姑娘，在街上飞速奔驰，车门上的每一个方向都竖起了正在瞄准的冲锋枪和卡宾枪，这景象将夏天点缀得更加炽烈，更加迷人。这一派恣意奔放、无拘无束的凯旋狂欢景象也隐隐感染着泰尔，他为自己置身于这些车流中、无论以什么名义亲历这一变动而感到幸福。

这大概是泰尔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乘车兜风了。

在每一处转弯，泰尔都一丝不苟、专心致志地把手臂伸出窗外，让汽车走得更加通畅。这辆汽车将径直把他带回他在黎塞留中心的囚室，而他再一次从这间囚室里出来时，大概就只能坐囚车了。

从楼房的屋顶上不时传出机关枪的鸣响，枪声回荡，阳光明媚，绿树葱茏。如果枪声离得太近，行人们便躲到门廊底下，他们冲着开车驶过的法国内地军们微笑。

在某一时刻，泰蕾兹转向D，冲他的那支坏掉的手枪眨了眨眼睛。D和泰蕾兹相视一笑。只有泰尔是严肃的。他一丝不苟，一到转弯处便伸出手臂。

当泰蕾兹和阿尔贝把泰尔送到他的囚室时，泰尔问泰蕾兹是否可以在配额之外再给他点儿面包，他还想要一副扑克牌来打发时间。泰尔瞒着阿尔贝，向泰蕾兹小声地请求。

D来到厨房，朝里面的法国内地军大声嚷嚷，骂他们抢骗了囚犯的食物，而泰蕾兹则跑去找扑克牌和面包。

临近傍晚，泰蕾兹陪着阿尔贝来到会计室，给泰尔送扑克牌和面包。泰尔正坐在桌子上，给其他囚犯讲自己如何在巴黎城兜风。泰蕾兹将扑克牌和面包交给了他。

晚上，人们发现泰尔坐在桌子旁边，身边有三个保安队员，他们正在打牌。

其他人并不是真心想玩牌，他们无精打采地陪着泰尔。泰尔硬逼着他们玩。泰尔对打扑克怀有一种神圣的渴望，那是一种同仍将活下去的人没有任何差别的渴望。他盘腿坐在桌子上，强迫其他人摸牌、出牌。然后他出牌。他几乎一个人在玩。他把一张张扑克牌抛向桌面，赢了牌就非常开心。啪，我出黑桃A。我吃你的牌。我赢了。

泰尔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小块面包。这是泰蕾兹给泰尔拿来的三块面包中仅剩的一点了。泰尔把面包分给了大家。他们狼吞虎咽地把它消灭了。

甚至连阿尔贝都对泰尔格外偏爱。阿尔贝对其他所有人都凶巴巴的。有一天泰尔在楼下的大厅里，D看到他正在与阿尔贝畅谈。阿尔贝坐在一把皮制的扶手椅中。泰尔坐在他的脚边。

“来，给我讲一讲……女人的事儿？你有过多少女人？”

泰尔想了想。

“在多长时间里呢？”泰尔问。

“就是去年，去年有多少？”

“三百九十五个。”

然后泰尔和阿尔贝都笑得直不起腰，D也一样，他刚刚经过这里，三个人一起放声大笑。

泰尔是不可救药的。就算他明天会死，他今天也不会放过任何享受人生的机会。他确信自己行为卑劣，因为D就是这么对他说的，相信D没有错。泰尔没有自傲，脑子里空空如也，只有一点点孩子气。

我们不知道泰尔后来怎么样了，不知道他是被枪毙了还是活了下来。如果泰尔活了下来，他大概要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那里，赚钱很容易，思想很简单；在那里，对首长的绝对信仰是金科玉律，为此犯罪也在所不辞。

朱江月 译

[1] CAP是法语Capitale（首府）的前三个字母，AL是法语人名Albert（阿尔贝）的前两个字母。

[2] Noisy-le-Sec，法国巴黎东部的塞纳圣但尼省城镇。

[3] 二战早期退出抵抗德军的法国军队士兵的代称。这些士兵再度出现加入法国解放运动时，抛弃了旧有的制服，都身穿散发出樟脑丸味道的新制服。

[4]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该组织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地区非常有影响力，1927年由西班牙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政党“全国工人联盟”的激进分子建立。

[5] Henri Lafont（1902—1944），德国占领时期法国盖世太保头目。

[6] Pièrre Bony（1895—1944），法国警察，受德方指派与拉封共同领导法国盖世太保。

[7] Sologne，法国中央大区地区。

[8] 1940—1944年被占领期间法国国内抗击德军的游击队组织。

折断的荨麻

此篇是虚构的，它属于文学。

那时，我大概还是法国共产党的一员，因为这是一个有关阶级冲突的故事。它写得不错，但是不能被发表。在与我曾经从属的法国共产党那令人生厌的氛围相去不远的情况下，我有幸从事一种自己一直下意识去保护的文学创作。值得庆幸的是，这篇文字四十年间都未曾发表。我将它重写一遍。现在我不再知道它究竟写了些什么。但这是一篇视域开阔的文字。它或许也可以成为一部很好的电影脚本。

有时候，在我看来，那个陌生人就是保安队员泰尔。他从黎塞留中心逃走了，去寻觅一块死亡之地。促使我这样猜测的是那件浅色的套装、那双浅色的皮鞋、德国纳粹的白皮肤，以及当时的奢侈物——英国香烟的味道。

…………………… ……………………

陌生人坐在堆满道路两侧的大石板上。这些石板运到这里应该有一段时间了，甚至可能是在德国占领时期之前。尔后，在这条路上铺设人行道的计划大概就被放弃了。

这条路的每一侧都排列着一些棚屋，由包着铁皮的木板搭成。棚屋四周围绕着翘曲的篱笆，上面零零落落晒着一些衣物。石板周围的空隙处生长着一丛丛牵牛花和荨麻，环绕着棚屋的篱笆上也是如此，枝枝蔓蔓，无处不在。花园里、道路上零零落落地挺立着一棵棵洋槐，没有别的树种。

从这些棚屋中传出一阵阵碗碟的碰撞声、喧闹声、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叫嚷、母亲的呼喊，但没有说话声。

路上有两个小孩子走来走去。年龄大的有十岁光景。他推着一辆老旧的儿童小推车，载着他的小弟弟从陌生人坐着的地方一直走到路尽头的大坑处。从那个大坑里窜涌出一团团凌乱的废铁和荨麻。

自从陌生人来到这里之后，这个男孩便缩短了他的路程，他更频繁地从陌生人面前经过。小弟弟穿着一件窄小不合身的蓝衬衫，光着脚丫，金发的脑袋在小推车的座椅上来回晃动。他睡着了。头发僵直散乱，有几缕粘到了他闭合的眼皮上，那里有几只苍蝇，正在潮湿的睫毛影间盘桓。那个年长的男孩时不时停下脚步，带着一种敏锐且空洞的好奇神情偷偷打量着陌生人。他一边嚼着一根草，一边低声唱着什么。他也赤着脚。这是一个瘦骨伶仃的男孩，嘴唇隆起，头发暗淡蓬乱，漆黑一团。他穿着一件女童罩衫，也是蓝色的，胸前大敞着。他的头又小又窄，目光清澈深邃。有时候，当他感到陌生人也朝他这边看过来时，他的脸就会绷紧，他感到害怕。但是很快，他又在那些棚屋前面来来回回地走了起来。

陌生人到了有十分钟的时候，有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这条路上。他也坐到一块大石板上，离陌生人不远。这个男人是这里的常客。他约莫五十岁。头上戴着一顶油光锃亮的贝雷帽。他提起裤脚坐下来，他的小腿肚清瘦多毛，脚上穿着笨重的旧皮鞋。他穿着一件军用衬衫和一件稍短的灰色套装外套。那个男孩在这个工人面前停下脚步，脸上奇迹般地有了表情，他笑了一下。他们互相问好。

男孩把小推车放到路对面的一棵洋槐树下，然后走回来坐到男人身边。“你吃饭了吗？”“吃了。”男孩说。

这个男人也像那个男孩一样，偷偷看了眼陌生人，但他的表情无动于衷。他的脸黝黑干瘦，一双蓝色的小眼睛炯炯有神，和善有加。他的面颊有些凹陷，牙齿应该有不少都脱落了。

天很热，暑气凝重、黏稠，没有一丝风，一切都停滞不动。人们听到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来自那群苍蝇，它们在滚滚热浪之中从一片荨麻飞向另一片荨麻。

男人把他的背包拽到身前，从里面拿出一个饭盒和一瓶酒。那个陌生人好像有意不朝他看。陌生人应该知道这个男人正注视着他，也应该知道这个男人大概在琢磨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在这条通向世界尽头的路上，来了一个如此陌生的人。

男人拿出了饭盒，可以看到他的左手食指包在一个厚厚的皮指套里，套子系到手腕上。他打开饭盒，手指套一直跷着以免碰到饭盒。男孩的目光追随着这个男人的一举一动。他好像暂时忘记了陌生人。“还疼吗？”男孩问到。“没什么大事儿了。我已经不去想它了。”

饭盒里有一些白色的四季豆。男人从背包里掏出一块面包。他的动作很缓慢。陌生人此时摘掉他的帽子，把它放在身旁的石头上。他很热。他穿着一件浅色套装。几乎是白色的。

男孩看着男人的一举一动。他的面部松弛下来。在这个男孩身上有一种奇异的渴望，他想和男人说话。他们应该经常碰面。“你的父亲怎么样了？”男人问。“他好多了。”男孩说。

男人把他的饭勺在衣角上蹭了蹭，然后把它插入饭盒。他吃起来。他咀嚼。他吞咽。他的动作有序而缓慢，像在一场演出或者一次默声而徒劳的阅读中那样有序而缓慢。

在他们身后，陌生人、男人和男孩身后，是这座城市紧密坚固的块垒，在他们面前，是荨麻开始生长的地方。城市在杂草丛生和废铁堆积的起点终结。战争离开了这座城市。结束了。刺鼻的味道从眼前看不到的另一个大坑中散发出来，那个大坑大概被木棚里的居民当做了垃圾场。在熟睡的小男孩眼前贪噬着的苍蝇就是从那边飞来的。自从小男孩降生以来，他便成了这个垃圾场的苍蝇们的猎物，他正在呼吸着，淹没在这股刺鼻的味道里。有时候这股味道缓和些，有时候又卷土重来，这股可怕的味道充斥着整个夏天。

男人一直在男孩和陌生人的注视下吃着他的四季豆。他吃下一大口豆子，用小折刀切了一块面包，把它全部塞进嘴里。他咀嚼着。慢腾腾地咀嚼着。那个年龄大些的男孩看着正在咀嚼的男人。棚屋那边总是传出阵阵喊叫、孩子们的啼哭、碗碟的碰撞，没有说话声。

远处回荡着汽笛的鸣响，悠长哀怨，好像战争时期的警报。

男人把那块面包放到石头上，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一块表。还是那样缓慢，他把表调准时间。他说：“现在是正午过一分钟。”他转向陌生人：“讨厌的噪音，总是那么吓人。”

陌生人没有回答。人们或许会以为他是个聋子。男人又开始吃起他的四季豆。总是那样极度迟缓、拖延，在那个看不见的大坑臭味熏天的热气中缓慢地咀嚼吞咽。男孩不再看他了，他开始注意那个默不作声的陌生人。他从没有在这条路上看到过这个陌生人。这是一个非常整洁的白皮肤男人。一个金发男人。

“我们现在在哪儿？”陌生人问道。

男孩笑了，而后又低下头，有些困惑。男人不再咀嚼了。他看着陌生人，也显得颇为惊讶。

“那边就是小克拉马[1]了。”他指着废铁和荨麻堆的方向说，“这里，还是巴黎。总之，大概是这样吧……”

男人突然产生一种不安。

“为什么这么问？您迷路了吗？”

“是。”这个字在空中回响。

男孩又笑了，然后他止住笑，低下了头。

男人不再笑了。

男人拿出一瓶酒，一个杯子。他喝起来，不再说话了。

陌生人应该知道这个男人不会再讲他自己的事了。陌生人说起话来，他并不询问，他说：“您把手指弄坏了。”

男人举起他的手指，仔细端详着。

“我丢了一根手指头，差不多吧，是最上面的指节不见了。它被压在了压力机底下。”

男孩第一次说话了，他红着脸鼓足勇气，一股脑地说了起来：“他的手指当时被压得像卷烟纸，工厂里还有一个女人，她整只手都被压在里面，人们切掉了她的手。”

陌生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吃饭的嘴。男孩的眼睛也贪婪地看着一切。他不再把眼睛从两个男人身上移开。男人再一次说话了。

“那都是些大家伙，两吨重……在兵工厂里还有不少五吨重的……大怪物……”

小推车里的小男孩哭了起来。只哭了一下，是一场噩梦。一座棚屋的门前出现了一个年轻女人，她叫道：“马赛尔！”男孩站起身来看着那个女人说：“没什么事。”所有人都不说话了。小家伙又睡着了。

男人吃完了四季豆，又从背包里拿出一块奶酪。他切了一小块涂在面包上，又切开了涂着奶酪的那部分面包。他吃了起来，节奏依旧迟缓，但他轻松快活，吃得津津有味。男孩说：“真不可思议，你的面包刚好够把这些奶酪吃完。”

男孩因为正在吃奶酪的男人沉默不语而感到不安。陌生人也沉默不语，却没有让他感到不安。他看着这个名叫吕西安的男人。

“真可怕。”陌生人终于开口了。

男人转向陌生人。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男孩明白这个叫吕西安的男人已经开始害怕什么了。陌生人说：“您又重操旧业了。”

陌生人并没有把自己说什么放在心上，他机械地说着话，只是为了排遣沉默，排遣死亡。他在心里守着一件他不知如何讲述、如何倾诉的事，因为他并不理解这件事，他不知道如何诉说死亡。他面对着自己，同那个男人和男孩面对着他没什么两样。这一点男人和男孩都看出来了。男人将要代替陌生人说话，但是他将以同样的方式沉默不语。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排遣沉默。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如果这两个男人不能驱逐沉默，那么眼前的所有人，包括那两个孩子、陌生人和那个男人，都将面临某种危险，这种危险让人们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疯狂。

“是的，我又重操旧业了。”男人说，“去年我在铆接部做事，可我更喜爱压力机。这是个人喜好问题。我觉得压力机的工作没有那么单调，或许是因为它很危险。也许这工作更苦更累，但是我们有属于自己的部件、属于自己的机器。我更喜欢这样。”

陌生人重新陷入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状态。

“在压力机车间，”男人继续说，“我们有时也可能很多人一起干活，但这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亲眼看到自己做的零件成形。至于铆接，它有点儿……怎么说呢……那是个精细活儿，可是没什么个性。何况我们根本不能独立完成，总是和班组在一起。有时候人们更喜欢单枪匹马做事。”

男人说话的时候力求精确，这点让男孩非常着迷。男人身上的亲切感消失了，和善也离他而去。他现在说话只是为了阻止陌生人开口。陌生人并不回答。

男孩在某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中发出了一声尖叫。这种幸福感与男人对陌生人的新态度不无关系。

男人略带嘲讽笑了一下，他蓝色的眼眸透着几分冷酷。

“您或许在冶金业工作，”男人说，“谁知道呢。”

陌生人像男人一样笑了，一副自嘲的样子，但是他不予回答。他说：“不。”

男人的神情举止突然出现停顿，又是一片沉默。恐惧一点点在接近，变得越来越强烈。男孩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他感到自己被遗弃了。

男人从背包里又拿出一个一升的酒瓶子和一个酒杯。他灌下去一口、两口、整整三大口酒。喝完之后，他又把酒瓶递给了男孩。

“给，喝一口。”

男孩喝了一口，做了个鬼脸，费力地把酒吞下。陌生人抬起头，他说：

“您给他酒喝……给一个孩子？”

“是的，我给他酒喝……怎么了？您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陌生人看了看这个工人。他们相互对视。陌生人说：“没有。”

男人再次拿起他的表，看了看，然后把它塞回到衬衣兜里。他又拿出了一包高卢牌香烟。小家伙这时候又醒了。男孩跑到小推车旁边，重新推起它来，但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那两个男人。

陌生人突然转过身来，像是受了惊吓。没有明显的原因。然后他又回归沉默。男人说：“我还有一刻钟，够吸一根烟的时间。”

男人向陌生人递过一支烟。

“谢谢，”陌生人说，“我自己身上也带了。”

陌生人也从自己兜里掏出一包烟。男人点燃打火机递给他，他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他们默默地抽着烟。然后那个工人好像远远地看见了什么，就在他面前，但是没有。他非常惬意地吸着烟。恐惧来了又去了。它又来了。男人嗅了嗅空气，说：“您抽的是一支英国烟。”

陌生人没有回答，他不懂，他说：“您什么意思？”

男人看了看陌生人，就像刚刚陌生人看他一样。他没有回答。

两个人都默不作声。男孩开始把他们丢下了。他哼唱着一曲校园民谣。陌生人对男人说：“您高兴吗？”

男人看着他：“您说什么？”

陌生人思索起来，想弄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但徒劳无益。

“我不知道。”

在陌生人面前有一簇开了花的荨麻。这些植物就生长在道路的中央，簇拥成一团球形的灌木丛，充斥着凶汁和毒火。陌生人俯下身，折断了一支荨麻，然后把它放在手中搓揉。他苦笑了一下，把荨麻扔掉了，他不住地搓着两只烧得滚烫的手。男孩的笑声传来。男人完全不再抽烟。陌生人猜想这个男人正在看着自己，他仍然在荨麻堆前俯着身子，然后突然间他下定决心，抬起头来，开口说话了，他说：“对不起。”

男孩又笑了，一声狂笑。男人让他闭上嘴。男孩立刻敛住笑，他害怕被男人赶走。男人问：“您从来没见过荨麻吗？”

现在男人发怒了。他的恐惧融化了。他站在陌生人面前。

“不是的，”陌生人说，“但是我认不出来了。”

男人扔掉了他的烟，烟头掉落在一摊阳光里。他又拿出一支烟。他不再等待陌生人说话了。他好像已经忘了要去工作。他不再看陌生人。他想着他，想着这个陌生人，就好像在回想一段消逝的往事，一段无法认知的、虚幻的过去。陌生人不再说话了，他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他总是低着头，凝视着死亡。而男人本能地向着陌生人所在的死亡地带缓缓地移动。他说：“在德国占领时期我就待在这，我没有离开过这块地方。”

陌生人一动不动。男人现在绕着他走来走去，迈出几步，又走回来，指着城市。他说：“已经结束一周了。时不时还能听到屋顶射手的枪声，但是现在也越来越少了。”

汽笛声再一次回荡，男孩喊道：

“吕西安，时间到了。”

“我这就去。”吕西安说。

吕西安在犹豫。他来回踱步，他望着城市，然后他对男孩说：“你回家去吧。”

男孩整张小脸都绷紧了，好像努力想要理解发生在男人和陌生人之间的某些事。但是男孩顺从了。他回去了。他跑去找那辆小推车，然后回到了棚屋，他母亲不久之前曾站在那里。男人等他从视野中消失之后才转身离开。

陌生人还是一动不动。

他仍旧坐在那里，低着头望着地面，双手十指紧扣，手臂扶在膝盖上。

现在他独自一人占据了整条路。这片荒野，这条路，都归他一个人了。

当男孩从棚屋的窗户眺望远方的时候，他才想到，或许那个陌生人已经死了，死得神奇诡异，不声不响，无形无迹。

朱江月 译

[1] Petit-Clamart，法国上塞纳省城镇。

奥蕾莉娅·巴黎

此篇是虚构的。出于对那个被遗弃的犹太小女孩疯狂的爱，我写下此篇。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把《奥蕾莉娅·巴黎》搬上舞台。后来，我为热拉尔·德萨尔特做成此事。一九八四年一月，连续两个星期，在圆点剧院的小剧场，他通过出神入化的阅读演绎了这部剧作。

…………………… ……………………

今天，玻璃窗后面是一片森林，起风了。在这另一个北方国家，玫瑰花曾在那里盛开。小女孩不认识玫瑰。她从来没有见过眼下早已凋零的那些玫瑰，她也从来没有见过田野和大海。

小女孩伫立在塔楼的窗前，轻轻掀开黑色的帘布，向下凝望着那片森林。雨停了。夜幕即将降临，但是映在窗玻璃上的天空仍然是蓝色的。这座塔楼非常高，四四方方，由黑色的水泥砌成。小女孩在顶层，她看到其他同样黑黢黢的塔楼，零零落落。她从没来有到下面的森林里去过。

小女孩从窗边走开，用她自己都不懂得的语言哼起了一首外国歌曲。房间里光线依然明亮。她注视着镜中的自己。她看到自己乌黑的头发和清澈的双眸。她的眼眸是一种非常沉郁的蓝色，小女孩自己并不知道。她同样不知道自己一直会唱那首歌，不记得她曾经学唱过它。

有人在哭泣。是一直照看着小女孩、给她洗澡、替她喂饭的那个妇人。房间很大，空荡荡的，屋里的摆设差不多都卖光了。妇人坐在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她的身边放着一把手枪。小女孩知道，她一直都坐在那里，等待着德国警察。日夜如斯，小女孩不知道妇人在那里等了多少年。她只知道，一旦门后传来“PolizeÏ”[1]这个词，妇人就会立刻打开门把所有人都杀死，先是那些警察，然后是她们俩。

小女孩走上前关上黑色的双层帘布，然后回到床边。她打开书桌上的一盏小台灯。灯下有只猫，它在灯光下站立起来。它的周围零乱地铺放着关于帝国军队最新军事行动的报纸，妇人就是通过这些报纸教会小女孩写字的。猫的旁边摊着一只僵直的死蝴蝶，颜色如灰尘。

小女孩坐在床上，面向那只猫。猫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也面向她蹲了下来。他们的目光交接，互相注视着对方。这会儿，小女孩又唱起了那首犹太人的歌，唱给猫听。猫在桌子上躺下，小女孩爱抚着它，倾听着它。随后拈起那只死蝴蝶举到它面前，冲它做个鬼脸笑了一下，之后，又唱起了那首犹太人的歌。猫的目光和小女孩的视线再一次落到了一起。

突然，战争来了，从遥远的天际降临。轰鸣不止。走廊里妇人大喊着关上窗帘，别忘了。层层厚重的钢铁开始在森林上空呼啸而过。妇人叫道：

“和我说话。”

“还有六分钟，”小女孩说，“快闭上眼睛。”

从屋顶上传来的巨响更近了，那些庞然大物的肚子里负荷着死亡，塞满了炸药，它们光洁平滑，随时会打开。

“它们在那儿。快闭上眼睛。”

小女孩看着自己放在猫儿身上的那双瘦削的小手，那双手和墙体、窗户、空气、楼房、森林里的树木一起猛烈地震颤着。妇人叫道：“过来。”

飞机还在经过。小女孩话音刚落它们就到了。一片轰鸣声中骤然发出另一种声响。那是高射炮炮膛里发出的轰响。

没有东西从天而降，没有坠落，没有呼啸。庞大的轰炸机群保持着完好无损的队形划过天空。

“他们要去哪儿？”妇人喊道。

“柏林。”小女孩说。

“过来。”

小女孩穿过漆黑的房间。妇人就待在那儿，亮着光的地方。那里与外界完全隔绝，没有一扇窗户。那里是走廊的尽头，是大门口，警察应该会从那扇门闯进来。一只挂在墙上的灯泡映照着战时的景象。妇人在灯光下孤独地守护着孩子的生命。她把手里的针线活放在膝盖上。再也听不到任何响动，只有远处的高射炮声断断续续。小女孩坐在妇人的脚边，她说：“猫儿杀死了蝴蝶。”

妇人和小女孩像每天晚上一样长久地相拥而泣，然后欢快地安静下来。妇人说：“我又哭了，每天我都为生命这一美丽的错误哭泣。”

她们笑了。妇人摩挲着手里的一束束丝线和几个漆黑的带扣。响声渐行渐远。小女孩说：“他们已经越过了莱茵河。”

没有声音，只有狂风在森林里呼啸。妇人忘记了：

“他们去哪儿来着？”

“柏林。”孩子说道。

“对，对……”

她们笑了。妇人问：“我们会怎样呢？”

“我们会死去，”孩子说，“你会把我们杀死。”

“是的。”妇人说，她不再笑了，“你很冷吧。”妇人摸了摸小女孩的手臂。

小女孩没有回答，她笑了。她说：

“那只猫，我把它叫做阿拉娜沙。”

“阿拉娜沙沙。”妇人重复道。

小女孩笑得更欢了。妇人和她一起笑，然后她闭上眼睛摸了摸这个娇小的身躯。

“你可真瘦。”妇人说，“瞧我都能摸到你皮肤里面的小骨头。”

小女孩被这句话逗笑了。经常，到了晚上，小女孩会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感到好笑。

这时她们一块唱起那首犹太人的歌。妇人回忆道：“除了绣在你裙子里的这块小小的长方形白色棉布，我们对你一无所知。棉布上面绣着A.S.两个字母，还有你的出生日期。现在，你七岁了。”

小女孩侧身倾听。她说：“他们已经到达柏林上空。”她顿了顿，“成功了！”

小女孩猛地推开妇人，先是捶打她，然后站起身跑开了。她穿过走廊，没有撞倒任何东西。妇人听到她在唱歌。

一架架高射炮重新向披着蓝色外壳的钢铁发起进攻。小女孩招呼妇人：“任务完成了。他们回来了。”

飞机的轰鸣声不断加大，井然有序、悠长连绵。比去程的时候轻快了许多。

“没有一架飞机被击落。”小女孩说。

“死了多少人？”妇人问道。

“五万。”小女孩回答。

妇人鼓掌。

“太棒了。”妇人说。

“他们已经越过了森林。”小女孩说，“朝着大海飞过去了。”

“太棒了，太棒了。”妇人感叹着。

“你听。”小女孩说，“他们就要飞过大海了。”

她们等待着。

“成功了！”小女孩说，“他们已经飞过大海了。”

妇人在那里自言自语。她说所有的儿童都会被杀死。小女孩笑了。她对猫说：“她哭了。她是想让我过去。她害怕了。”

小女孩一边照镜子一边对自己说：“我是犹太女孩，我是个犹太人。”

小女孩走近镜子，望着镜中的自己：“我的妈妈在巴黎的罗西尔街[2]经营一家店铺。”

她冲着走廊喊：“这是她以前对我说的。”

小女孩对着猫说话，不停地说。

“有的时候我真想死。”小女孩说。她又补充道：“我的爸爸，我猜想他是一名旅行家，他来自叙利亚。”

外面天空的深处又升起了新一轮轰鸣。小女孩尖叫着：“他们又回来了。”

妇人再一次听到运载死亡的喧嚣。她们等待着。

“这次去哪儿？”

小女孩闭上眼睛倾听。她说：“杜塞尔多夫[3]附近。”

小女孩用手捂住脸，她害怕。远处，坐在走廊上的妇人背诵着巴拉丁[4]一座座城市的名字。她请求上帝屠杀所有德国人。

“我害怕。”小女孩说。

妇人没有听到。

猫儿离开了，它匍匐在灯光熄灭的走廊里，轰鸣声在那里稍小一些。

“我害怕。”小女孩重复道。

“有很多吗？”妇人问。

“一千架。”小女孩说，“已经过来了。”

到了，它们到了森林上空。飞机掠过森林。电停了。

“我想让它们掉下来，”小女孩嘶喊着，“我希望别再打仗了。”

妇人冲着小女孩嚷嚷，让她闭嘴，她说这真可耻。

妇人祈祷着，她像疯子一样高声背诵着一篇儿时习过的祷文。突然，小女孩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尖叫：“森林！”

突然，末日降临，一架飞机坠落，传来震耳的冲撞和爆裂声，之后是一片火海，烈焰熊熊。

头顶，机群继续前进。

坠落的飞机被遗弃了。

小女孩掀开窗帘，望着熊熊烈火。就在离塔楼不远的地方。

小女孩寻觅着英国飞行员的形迹。妇人在黑暗中高喊：“你过来，到我这儿来。”

小女孩过去了。

“是一架英国飞机，就掉在那儿了。”小女孩说。

她说森林着火了，就在那儿，在塔楼底下，稍微过去一点的地方。还说眼前是一片火海。

小女孩想跑去看那架坠落的飞机。妇人说她不想看，她看不了这个。小女孩坚持着，她说飞行员已经死了，哦不对，那只是一团火，她让妇人过来看看。

妇人哭了，她说没这个必要。

“如果我早知道的话……算了，别再说这个了，更何况我也没觉得这小姑娘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不过我倒情愿是犹太人，或者是比我更年轻的人来照料她……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两个人趁着深夜，乘着一辆十三节货车厢的火车离开了，但是他们到哪里去了？怎样做才可以向他们证明这个小姑娘就是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回来了，承认了这个孩子，为什么不呢？……这个小姑娘长得太快了，据说是因为吃不饱……要是按照那块长方形的小白棉布上的出生日期推算……她已经七岁了……”

小女孩听着妇人自言自语。有时候她爆发出一阵大笑，妇人便猛然惊醒。她问发生了什么事，谁在说话，他们要到哪里去。

“曼海姆[5]，”小女孩说，“或者法兰克福，或者慕尼黑，或者莱比锡，或者柏林，”她停了一下，“或者奈梅亨[6]。”

妇人说她爱这个小女孩，很爱。然后她沉默了。然后她又说自己爱她，爱得很深。小女孩轻轻地摇了摇妇人。她说：

“那么她是跑着上楼来的，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

“是这样。”

“谁？”

“你的妈妈。”妇人说道。

“‘请收下这个孩子，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小女孩说。

“是这样的，‘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我十分钟后回来。’”

“‘楼梯上有动静吗？’”

“是的。德国警察。”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吗？

“什么都没有了。”

“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了吗？”

“再也没有了。”

小女孩把头枕在妇人的膝盖上，让妇人抚摸她的头发。

妇人像小女孩渴望的那样用力地爱抚着她的头发，向她讲述着自己的生活。然后她的手不动了。她问道：

“那么，这些飞行员在哪儿呢？”

“在列日[7]，”小女孩说，“他们回去了。”

小女孩问妇人：“死去的那个人，他是谁？”

妇人讲述了一个英国飞行员的故事。

小女孩依偎在妇人的怀里紧紧地抱住她。妇人轻轻地呻吟。

“抱着我，抱着我。”小女孩说。

妇人做了一番努力，来回抚摸着小女孩的头发，她的睡意更浓了。城里接二连三地响起解除警报的鸣笛。

“告诉我他的名字。”小女孩说。

“谁的名字？”妇人说。

“那个你想说出的名字。”

“斯坦纳，”妇人说，“警察就是这样喊的。”

猫出现了。它从一间侧室踱了出来。

“飞机又回来了，”小女孩说，“它们将要飞过大海。”

小女孩开始爱抚起猫来。一开始还有些心不在焉，之后却越来越用力。她说：“它还吃了一只苍蝇呢。”

妇人听着。她说：

“没有听到飞机回来啊。”

“它们这次走的是北线。”小女孩说。

玻璃窗的那边，天空已经破晓。阳光钻入战争栖居的走廊。

猫仰睡在床上，因着奥蕾莉娅疯狂的爱抚，发出呼噜呼噜的低吟。奥蕾莉娅靠着猫躺了下来。她说：“我的妈妈，她叫斯坦纳。”

奥蕾莉娅用头抵住猫的肚子。肚子暖暖的，里面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好像一块宽广、隐匿的陆地。

“奥蕾莉娅·斯坦纳。跟我一样。”

还是这个房间，今天，我在为你们而写。今天，玻璃窗后面，那里曾是一片森林，那时候，起风了。

玫瑰花在这另一个北国凋零了，一朵又一朵，被冬天带走。

天黑了，现在我看不清纸上划过的文字了。我什么也看不到，除了我那只停止写下去的手。但是玻璃窗上的天空仍然是蓝色的。奥蕾莉娅眼睛的蓝色应该更沉郁一些，你们知道的，特别是在夜晚，这种蓝会失去它的本色，变成清澈幽深的黑暗。

我叫奥蕾莉娅·斯坦纳。

我住在巴黎，我的父母在那里做教师。

我十八岁。

我在写。

朱江月 译

[1] 德文，警察。

[2] Rue des Rosiers，巴黎第四区的犹太人街区。

[3] Düsseldorf，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首府。

[4] Palatinate，德国历史上巴拉丁伯爵的封邑。

[5] Mannheim，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城市。

[6] Nijmegen，荷兰东部城市。

[7] Liège，比利时东部城市。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版权信息

- 书名：夏夜十点半钟

-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65744

- 译者：桂裕芳

- 责任编辑：周冉

- 产品经理：邵明鉴

一

“帕斯特拉，这是姓。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对。他杀的人是佩雷斯。托尼·佩雷斯。”

“托尼·佩雷斯。”

在雨下，两位警察从广场上走过。

“他在几点钟杀死佩雷斯的？”

那位客人也不清楚，此时正近黄昏，大概在下午刚开始的时候吧。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杀了佩雷斯，同时还杀了自己的妻子。两具尸体在两小时前被发现，躺在佩雷斯的车库深处。

咖啡馆里已开始暗下来。在最里边湿润的吧台上，点起了两支蜡烛，黄色的烛光与微蓝的暮色交混在一起。大雨说来就来，此时却骤然止住。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的妻子多大了？”玛利亚问。

“很年轻。十九岁。”

玛利亚噘噘嘴，表示遗憾。

“我还要一杯曼萨尼亚酒。”

客人替她要了一杯。他也喝曼萨尼亚酒。

“我在想他们怎么还没有抓住他呢，”她说，“这座城这么小。”

“他比警察更熟悉这里。罗德里戈可是能手。”

酒吧里挤满了人，都在谈论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人们对佩雷斯看法一致，但是对罗德里戈年轻的妻子则不然。她是个孩子。玛利亚喝她的曼萨尼亚酒。那位客人吃惊地瞧着她。

“您总是这样喝酒？”

“看情况，”她说，“差不多吧，差不多总是这样。”

“独自一人？”

“此刻是的。”

咖啡馆的门不直接朝街，而是朝向一个方形的长廊，城里的那条主要大道穿过长廊，将它一分为二。长廊边上有石头栏杆，上面的扶板既宽又结实，孩子们可以在上面跳来跳去或者躺在上面观看即将来临的大雨和来往的警察。孩子们中间有玛利亚的女儿朱迪特。她把臂肘倚在栏杆上看广场，只比栏杆高出一头。

此时约为傍晚六七点钟。

另一阵大雨下开了，广场变得空荡荡的。中央花丛中的矮棕榈树被风吹得歪歪倒倒。树间的花被吹得七零八落。朱迪特从长廊跑来扑在母亲怀里。但她的恐惧已消失。闪电急剧地一个接着一个，连成了一片，天空的轰鸣声持续不断。这种喧闹声有时变为响亮的爆裂声，随着雨势渐弱，声音越来越低沉，但立刻又喧闹起来。长廊里一片宁静。朱迪特离开母亲去近处看雨，还有在条条雨丝中跳舞的广场。

“得下一整夜。”客人说。

雨却突然止住。客人离开吧台，指着被大片大片的铅灰色围绕的深蓝色天空，天空很低，触到了屋顶。

玛利亚还想喝。客人没说什么又要了曼萨尼亚酒。他自己也要喝。

“是我丈夫想来西班牙度假。我愿意去别处。”

“去哪里呢？”

“我没想过。到处走走。也来西班牙。您别在意我说的话。其实我很高兴今年夏天来西班牙。”

他拿起那杯酒递给她。他向侍者付了钱。

“您是在快五点钟时来的吧？”客人问，“您坐的大概是一辆黑色的罗孚牌小汽车，它在广场上停了下来。”

“是的。”玛利亚说。

“当时天还很亮，”他接着说，“还没有下雨。在这辆黑色罗孚车里你们是四个人。您丈夫开车。您是坐在他旁边？对吧？后座上有一个小姑娘，”他指着说，“就是她。还有另一个女人。”

“是的。从下午三点钟起，我们就在野外遇见了暴风雨，我的小女儿很害怕。所以我们决定今晚不去马德里，在这里停下来。”

客人一面说话一面紧紧盯着广场，天刚放晴，警察又出现了。在天空的嘈杂声中，客人竭尽全力听着从四处街巷里传来的警笛声。

“我的女友也害怕雷雨。”玛利亚又说。

落日在城里这条主要大道的尽头。那也是旅馆的方向。时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晚。雷雨扰乱了时间，使时间加快了。但现在时间透过厚厚的云层又显露出来，呈淡红色。

“他们在哪里？”客人问。

“在普兰西帕尔旅馆。我该去找他们了。”

“我记得有个男人，您丈夫，一只脚从黑色罗孚车下来，向一群年轻人询问城里有多少家旅馆，然后你们就朝普兰西帕尔旅馆开去。”

“没有房间了，当然。已经没有房间了。”

落日再次被云层遮住。新一轮雷雨在酝酿中。下午的这个深蓝色海洋大云团慢慢在城市上方推进。它来自东方。微弱的光线还能让人看清云团可怕的颜色。他们大概还待在露台边上。在那里，在大道的尽头。“可是你的眼睛发蓝，”皮埃尔说，“这次是因为天空。”

“我还不能回去。瞧瞧会发生什么。”

这一次朱迪特不回来。她瞧着孩子们光着脚在广场上的沟里玩耍。带泥的水在他们两脚间滚动。水呈暗红色，与城市的石头和周围的土壤一样红。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外面，在广场上，在闪电和空中不停的隆隆声下。雷鸣声中传来年轻人用口哨吹的、温柔的歌声。

大雨开始了。海洋倾泻在城市上。广场消失了。长廊里满是人。人们在咖啡馆里大声说话才能相互听见，有时简直在吼叫。还是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和佩雷斯的名字。

“让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歇歇吧。”客人说。

他指着警察，他们在长廊里避雨，等着雨过天晴。

“他结婚六个月，”客人继续说，“他发现她和佩雷斯在一起。谁不会这么干呢？罗德里戈，他会被宣告无罪的。”

玛利亚还在喝酒。她做了一个鬼脸。在一天的这个时刻，酒使她恶心。

“他在哪里？”她问。

客人俯向她。她闻到他头发上浓浓的柠檬气味。嘴唇光滑而美丽。

“在城里一家屋顶上。”

他们相互微笑。他走开了。她的肩窝里还留着他声音的热气。

“淋着大雨？”

“不，”他笑着说，“这是我听到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在咖啡馆最里边开始了一场关于罪行的讨论，声音很大，使其他讨论都停了下来。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的妻子是自己投入佩雷斯怀抱的，能怪佩雷斯吗？一个女人这样向你扑来，你推得开吗？

“能推开吗？”玛利亚问。

“很难。但是罗德里戈忘记了这一点。”

佩雷斯的朋友们今晚为他哀悼。他母亲待在市政厅里，独自守着尸体。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的妻子呢？她的尸体也在市政厅。但她不是本地人。今晚她身边没有任何人。她是马德里人，去年秋天来这里结婚的。

大雨停了，雨水的哗哗声也停了。

“结婚以后，她勾引村里所有的男人。怎么办？杀了她？”

“多古怪的问题。”玛利亚说。她指着广场上的一个地方，一扇宽宽的、关上的门。

“就是那里，”客人说，“是市政厅。”

一位朋友又进了咖啡馆，他们仍在谈论罪行。

雨停以后，广场上又挤满了孩子。城市边沿的大道尽头和普兰西帕尔旅馆的白色大楼显得模模糊糊。玛利亚发现朱迪特也夹在广场上的那群孩子中间。她谨慎地观察地点，最终下到发红的泥水里。客人的那位朋友请玛利亚喝一杯曼萨尼亚酒。她接受了。她来西班牙有多久了？“九天。”她说。她喜欢西班牙吗？当然喜欢。她从前来过。

“我得回去了，”她说，“这种雷雨天，哪儿也去不了。”

“去我家。”客人说。

他笑了。她也笑，但相当勉强。

“再来一杯曼萨尼亚酒？”

不，她不想再喝。她叫回了朱迪特，孩子的靴子上都是广场上的红水。

“您还回来吗？今晚？”

她不知道，有可能吧。

她们顺着人行道朝旅馆走去。城里飘着马厩和干草的气味。今夜将很舒服，滨海式的。朱迪特走在红水沟里。玛利亚随她去。她们遇见把守街道出口的警察。天几乎全黑了。停电还在继续，很可能还得一段时间。谁要是看那片屋顶，就会发现上面还有落日的余晖。玛利亚牵起朱迪特的手和她说话。朱迪特习惯了，并不听。

他们在餐厅里面对面坐着，朝玛利亚和朱迪特微笑。

“我们在等你。”皮埃尔说。

他瞧着朱迪特。在公路上她也十分害怕雷雨。她哭了。眼睛四周还有黑圈。

“风暴还在继续，”皮埃尔说，“很可惜。不然我们可以在晚上到达马德里。”

“早该想到的，”玛利亚说，“还是没有空房间，没有人敢走？”

“没有房间，连儿童都没有房间。”

“明天要凉快得多，”克莱尔说，“得考虑这一点。”

皮埃尔向朱迪特保证他们将留在这里。

“我们可以吃饭，”克莱尔对她说，“我们在走廊里放些床垫，让像你这样的小姑娘睡觉。”

餐厅里再没有一张空桌子。

“都是些法国人。”克莱尔说。

在烛光下，她的美丽更为明显。她听人说过爱她吗？她微笑着待在那里，准备度过将落空的一夜。她的嘴唇，她的眼睛，她今晚凌乱的头发，她张开的、五指分开的、轻快地等待近在咫尺的幸福的双手，并不证明她今晚起就不再默默地期待允诺过的即将到来的幸福。

雨又下了起来，在餐厅的玻璃天棚上哗哗啦啦直响，顾客们点菜时只得大声吼叫。有些孩子哭了。朱迪特迟疑着终于没有哭。

“什么雨呀！”克莱尔说，不耐烦地伸伸腰，“这么下雨真是荒唐，荒唐，你听听多大的雨，玛利亚。”

“你刚才害怕极了，克莱尔。”

“是的。”她回忆道。

旅馆里乱糟糟的。那时雨还没有下起来，但风暴已在近处虎视眈眈。玛利亚找到他们时，他们正坐在旅馆办公室里，正靠近坐着闲聊。她站住了，充满了希望。他们没有看见玛利亚。这时她发现他们的手垂在相互靠近的身体一侧，正得体地彼此握着。时间还早。人们可能认为已经是傍晚，其实是风暴使天空阴沉。克莱尔眼中不再有恐惧的痕迹。玛利亚发现自己有时间——时间——去广场，去来时看见的那家咖啡馆。

她们避免看皮埃尔而是看着那几位用托盘端着曼萨尼亚酒和赫雷斯葡萄酒来来去去的侍者。克莱尔叫住走过的一位，问他要曼萨尼亚酒。她大声喊着，因为玻璃天棚上雨声喧哗。人们的声音越来越高。办公室的门时时打开。总有人进来。这是特大的风暴，范围极广。

“你刚才去哪里了，玛利亚？”皮埃尔问。

“去了一家咖啡馆，和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的一位朋友。”

皮埃尔向玛利亚俯过头。

“如果你真坚持，”他说，“我们可以今晚去马德里。”

克莱尔听见了。

“克莱尔？”玛利亚问。

“我不知道。”

她几乎在呻吟。皮埃尔的双手伸向她的手，然后又缩回来。这个动作在汽车里就已经出现，当时她被风暴吓坏了，天空在翻滚，云层悬在麦地上，朱迪特在惊叫，光线昏暗。克莱尔脸色苍白，她的苍白比她表现的恐惧更令人吃惊。

“你不知道，克莱尔，你不知道那种不舒服：在旅馆走廊里熬夜。”

“我知道。谁没有见识过？”

她在想象中挣扎，还不到几小时以前，皮埃尔就在视而不见的玛利亚面前双手握着她的手。她的脸色又发白了？他注意到她又脸色发白了吗？

“今夜就留在这里吧，”他说，“就一次。”

他微笑。过去他曾微笑过吗？

“就一次？”玛利亚问。

皮埃尔的手这次到了尽头，碰到他妻子玛利亚的手。

“我是说我对这种不舒服还没有足够的体验，不像你说的那样畏惧它，玛利亚。”

玛利亚将身体稍稍离开餐桌，两手抓住椅子，闭上眼睛说：

“有一次，在维罗纳。”

她不看发生的事。在其他的嘈杂声中，克莱尔的声音清亮地显露出来。

“在维罗纳？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没睡好觉。”皮埃尔说。

晚饭开始了。蜡烛的气味十分强烈，盖过了满头大汗的侍者们一桌桌送上的饭菜的气味。有人在喊叫，在提出异议。旅馆的女经理呼吁客人们理解，由于雷雨，她今晚的处境很艰难。

“我喝了酒，”玛利亚说，“这一次我又喝了不少酒！”

“连你自己都总是吃惊。”克莱尔说。

大雨停了，在未曾预料的寂静中，玻璃天棚上雨水流淌的潺潺声显得欢快。朱迪特跑到厨房里去，被一位侍者带了回来。皮埃尔谈到卡斯蒂利亚地区，谈到马德里。他发现在这座城的圣安德烈阿教堂里有两幅戈雅的画。圣安德烈阿教堂坐落在他们进城时穿过的广场上。侍者端上汤。玛利亚让朱迪特喝汤。朱迪特满眼是泪。皮埃尔对女儿微笑。玛利亚放弃让女儿吃饭的希望。

“我今晚不饿，”克莱尔说，“你知道，可能是由于暴风雨。”

“由于幸福。”玛利亚说。

克莱尔专心地观察餐厅的景象。她在那突然深思的表情后面微笑。皮埃尔板着脸，抬眼看玛利亚——和朱迪特一样的眼睛——玛利亚对着这双眼睛微笑。

“人们早就期待这场雷雨，这阵凉爽。”玛利亚解释说。

“是这样。”克莱尔说。

玛利亚又开始努力让朱迪特吃饭。她成功了。朱迪特一勺一勺地吃着。克莱尔给她讲故事。皮埃尔也听着。餐厅的混乱稍稍缓解。但人们一直听见雷声，它随着风暴的或近或远而或强或弱。当玻璃天棚被闪电照亮时，总有一个孩子哭叫。

晚餐在继续，人们谈论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的罪行。有人在笑。和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一样，谁在生活中不遇到这种简单干脆地杀人的处境呢？

警笛仍在黑夜里响。当它们十分接近旅馆时，谈话声减弱了，人们在听。一些人抱着希望等待罗德里戈·帕斯特拉被抓获。这将是艰难的一夜。

“他在屋顶上。”玛利亚轻声说。

他们没有听见。朱迪特在吃水果。

玛利亚站起身。她走出餐厅。他们单独待着。玛利亚说她去看看旅馆的建筑。

旅馆里有许多走廊，大多是圆形的。有些走廊通向麦田。有些通向与广场切交的大道尽头。还没有人在睡觉。另一些走廊通向俯瞰城市屋顶的阳台。另一场骤雨又在酝酿中。地平线呈黄褐色，看上去十分遥远。风暴仍在扩大。你对今晚结束风暴不再抱希望。

“风暴来得快也走得快，”皮埃尔说，“刹那间的事。你别害怕，克莱尔。”

这是他说的。她的恐惧，她那受惊吓的青春具有无法抵御的魅力。玛利亚还不知道。这是几小时以前的事。

屋顶上是空的。它们大概将永远是空的，虽然人们希望看到上面人头攒动。

雨很小，但盖过了这些空屋顶，城市消失了。再什么也看不见。剩下的只是对臆想的孤独的回忆。

玛利亚回到餐厅时，女经理宣布警察来了。

“你们大概也知道，”她说，“我们城里今天下午发生了一件案子。我们很抱歉。”

二

谁也不需要自报身份。女经理为客人担保。

六位警察从餐厅奔过去。另外三位警察去到围绕餐厅的圆形走廊。他们去搜查走廊两边的客房。只是搜查这些客房，女经理说。会很快的。

“有人告诉我他在屋顶上。”玛利亚再次说。

他们听见了。她声音很低。但他们并不感到惊奇。玛利亚不再坚持。餐厅里一片混乱。所有的侍者都是这个村里的人，都认识罗德里戈·帕斯特拉。警察也是本村的人。他们相互打招呼。服务停止了。女经理进行干预。在这里说佩雷斯的坏话可要当心。侍者们仍交头接耳。女经理大声下命令但谁也听不见。

接着，渐渐地，侍者们说够了，客人们也逐渐恢复了平静，要求上完菜点。侍者继续服务。他们和客人说话。所有的客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侍者讲，盯着警察出出进进，他们感到不安，对搜查的结果抱有希望或不抱希望，有人还觉得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天真得可笑。几个女人谈到十九岁就被杀是多么可怕的事，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的妻子落到这个地步，今晚独自一人，独自一人待在市政厅里多可怕，她只是个孩子。然而在混乱中，大家都津津有味地吃着，吃的是侍者在混乱和愤慨中端上的食物。门在砰砰作响，是走廊的门。有警察穿过餐厅，在那里交错而过，手里端着冲锋枪，穿着皮靴，系着武装带，严肃之极，散发出一种令人恶心的湿皮革味和汗味。总有孩子一看到他们就哭。

两位警察朝餐厅左侧的走廊走去，玛利亚刚从那里出来。

朱迪特惊魂未定，不再吃水果。餐厅里没有警察了。替他们端菜的侍者又来到他们桌旁，气得发抖，一面嘟嘟囔囔地骂佩雷斯又赞扬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真有耐性。朱迪特手里拿着几片直滴汁的橙子，听着，听着。

他们肯定已经到了圆形走廊尽头的阳台，玛利亚刚离开那里。现在恰好不下雨，他们在顺着餐厅那个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玛利亚在玻璃天棚上的流水声中听见了脚步声，而此刻在餐厅里，谁也听不见。

平静似乎又回来了。天空的平静。雨水在玻璃天棚上平静的流淌声中夹着警察在最后那个走廊——搜查完客房、厨房、庭院——里的脚步声，能忘记这个吗？有一天？不能。

如果他们到过最后那个走廊尽头的阳台，如果他们到过那里，那么，罗德里戈·帕斯特拉肯定不在城里的屋顶上。

“他为什么对我这样说呢？”玛利亚又低声说。

他们听见了。但两人中间谁也不惊奇。

她看过这些屋顶。刚才，从阳台看下去，屋顶还展现在天空下，有规律地摊开、交错，赤裸裸的，赤裸裸的而且一律空无一人。

有呼叫声从外面传来，从街上？从庭院？从很近的地方。侍者们停了下来，端着菜等着。没有人抱怨。呼叫声仍在继续，在突然的寂静中形成恐怖的缺口。人们听着听着发觉这些呼叫声始终是一样的。是他的名字。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他们在长长的、有节奏的，几乎温情的呼叫中请他回答，请他投降。

玛利亚站了起来。皮埃尔伸出手臂，强迫她坐下。她乖乖地坐下。

“可他在屋顶上。”她低声说。

朱迪特没有听见。

“真奇怪，”克莱尔小声说，“我对这件事真无所谓。”

“只因为我知道这个。”玛利亚说。

皮埃尔轻声叫玛利亚：

“求求你，玛利亚。”

“这些叫声使人心烦，没别的。”她说。

呼叫声停止了。又下起大雨来。警察露面了。侍者们低着头，嘴边带笑地又继续侍候客人。女经理仍站在餐厅门口，她在监视手下人，她也在微笑，她认识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一位警察又走进旅馆办公室打电话。他打给邻近城市要求增援。由于玻璃天棚上的雨声他大声喊着。他说自从案子被发现全村就被认真地包围了起来，他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在天亮时找到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但必须等待，由于暴雨和停电搜索十分困难，但这场暴雨可能像往常一样在天亮时结束，现在需要做的是整夜把守城市的各个出口，因此还需要人，才能在天一亮就把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像老鼠一样逮住。对方明白了警察的意思。他等的回答很快就来了。再过一个半小时，快十点钟时，增援人员就会到。侍者颤抖地回到他们桌旁，对皮埃尔说：

“要是他们抓住他，要是他们能抓住他，他是不肯蹲监狱的。”

玛利亚喝酒。侍者走开。皮埃尔朝玛利亚俯下头。

“别喝这么多，玛利亚，我请求你。”

玛利亚举起手臂，推开这个声音可能构成的障碍，一推再推。克莱尔听见皮埃尔和玛利亚说话。

“我喝得不多。”玛利亚说。

“的确，”克莱尔说，“今晚玛利亚喝得比平时少。”

“你瞧。”玛利亚说。

克莱尔什么也不喝。皮埃尔起身说他也去看看这家旅馆。

旅馆里再没有警察了。他们鱼贯走下沿办公室的楼梯出去了。不下雨了。远处仍有警笛声。在餐厅里，人们又开始聊天，特别是抱怨西班牙菜难吃，侍者们还在给最后来的人端菜，一副热情而得意的样子，因为罗德里戈·帕斯特拉还没有被抓住。朱迪特很安静，现在打哈欠了。侍者回到他们桌旁时，对克莱尔，美丽的克莱尔说话，一面说，一面站住再一次看她。

“很可能还没有抓到他。”他说。

“她爱佩雷斯吗？”克莱尔问。

“不可能爱佩雷斯。”侍者说。

克莱尔笑了，侍者也笑起来。

“要是她爱佩雷斯呢？”克莱尔说。

“怎么能要求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明白呢？”侍者问。

他走开。克莱尔啃起面包来。玛利亚喝酒，克莱尔随她去。

“皮埃尔还不回来？”玛利亚问。

“我和你一样，不知道。”

玛利亚朝桌子靠过去，直起身体然后靠在克莱尔近旁。

“听我说，克莱尔，”玛利亚说，“你听我说。”

克莱尔做了一个相反的动作，在椅子上仰着身子，眼光投向玛利亚身后的远处，视而不见地瞧着餐厅深处。

“我听着呢，玛利亚。”她说。

玛利亚缩回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时间过了一刻。克莱尔停止了啃面包。皮埃尔回来说他在旅馆里为朱迪特挑选了最好的走廊，他看了天空，暴雨正逐渐平息，明天多半是个大晴天，而且，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很快就可以去马德里，当然先要看看圣安德烈阿教堂里戈雅的那两幅画。由于暴雨又起，他说话的声音比平时稍大。他的声音很悦耳，总是音正腔圆，今晚有几分演说的味道。他谈到戈雅的两幅画，不去看就太可惜了。

“没有这场暴雨，我们早把它们忘了。”克莱尔说。

她不经意这样说，然而在今晚以前，她从来不会这样说话。刚才，在玛利亚留给他们的暮色中，他们在哪里，在旅馆的什么地方先是吃惊继而赞叹地发现此前他们相互很不熟悉，他们之间可爱的默契慢慢发展，最后在那扇窗子后面得到确认？在阳台上？在那条走廊中？在阴暗的天空后面，在骤雨过后从街道升上的热气中，克莱尔，你眼睛此刻和雨一样的颜色。直到现在我怎么没有注意到？你的眼睛是灰色的，克莱尔。

她对他说这总与光线有关，他今晚大概看错了，由于暴雨。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玛利亚说，“离开法国以前，我们好像的确谈起过戈雅的这两幅画。”

皮埃尔也记得。克莱尔不记得。大雨停了，他们也谈妥。餐厅渐渐空了。走廊里响起喧哗声。人们大概在将床拆开。有人给孩子换衣服。朱迪特睡觉的时间到了。皮埃尔不作声。玛利亚终于说了：

“我去安排朱迪特在那个走廊里睡下。”

“我们等你。”皮埃尔说。

“我这就回。”

朱迪特没有表示不乐意。走廊里有许多孩子，其中几个孩子已经睡着了。今晚玛利亚不给朱迪特脱衣服。她用毯子将她裹起来，靠着墙，在走廊中部。

她等着朱迪特入睡。她等了很久。

三

随着时间的流逝，暮色的一切痕迹从天空中消失了。

“别指望今晚会来电。”旅馆的女经理说,“这个地方一向如此，风暴十分猛烈，整夜都会停电。”

电没有来。还会有暴雨，骤雨整夜连续不断。天空仍然低矮，一直被十分猛烈的风吹向西方。可以看见它在这完美的床榻上一直伸展到地平线尽头。也可以看见那条风暴线，它越来越侵犯天空中的明亮部分。

玛利亚从她所在的阳台上看到了这全部风暴。他们仍待在餐厅。

“我这就回。”玛利亚这样说过。

在她身后的走廊里，所有的孩子现在都睡了。其中有朱迪特。玛利亚转过身就能在挂在走廊墙上的煤油灯的柔光中看见朱迪特熟睡的身影。

“她一睡着，我就回来。”玛利亚曾对他们说。

朱迪特睡着了。

旅馆里人满为患。客房、走廊，不久以后，这条走廊还会更挤。旅馆里的人比城里整整一个区的人还多。在城外，公路摊开在那里，空无一人，直至马德里。自傍晚五点钟以来，风暴也奔向马德里，在这里或那里裂开，露出晴空，接着又合上。直至精疲力竭。什么时候？风暴将持续一整夜。

城里再没有一家咖啡馆开门。

“我们等你，玛利亚。”皮埃尔曾说。

这是个小城市，占地只有两公顷，整个城市缩在一个不规则但丰满的形状里，轮廓清晰。过了这城，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是一片光秃秃的田野，稍有起伏的地势今晚也难以分辨，但它在东面似乎突然塌陷。这是一个在此以前干枯的激流，但明天它会泛滥。

时间是十点钟。晚上。夏天。

有几位警察从旅馆的阳台下经过。他们大概开始对搜寻感到不耐烦了，在泥泞的街上拖着脚。案子已经发生很久，几个小时了。他们谈论天气。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在屋顶上。”

玛利亚记得。屋顶就在那里，空空的。它们在玛利亚所在的阳台下面隐约闪光。空空的。

他们在餐厅里，在收拾完的餐桌中间等她，但忘了她，一动不动地相互凝视。旅馆里满是人。他们只有在这里才有地方相见。

在城的另一端，在广场过去朝马德里方向又响起警笛。没有发生任何事。几位警察来到左边街头，停下来又走掉。这是简单的守卫换岗。警察在阳台下走过，转进了另一条街。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过后不久。时间过去了，她本该去餐厅找他们，到他们那里，插入他们的视线之间，坐下，再一次重复那个惊人的消息。

“有人告诉我罗德里戈·帕斯特拉躲在屋顶上。”

她离开阳台，回到走廊，在睡熟的朱迪特身边躺下，她的孩子，她的孩子在走廊里其他所有孩子中的形体。她轻轻地吻孩子的头发。

“我的生命。”她说。

孩子没醒过来，稍微动了动，微笑，又安静地睡去。

城市就这样在睡眠中静寂无声。有几个人仍在谈论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他发现了妻子在与佩雷斯做爱后赤身露体地睡在佩雷斯身旁。然后，她死了。十九岁的尸体躺在市政厅里。

如果玛利亚起身到餐厅去，她可以要一杯酒。她想象喝下头一口曼萨尼亚酒后嘴里的快感和随之而来的身体的宁静。但她不动。

在走廊外面，通过煤油灯的那层摇曳不定的黄光，应该能看见城里的屋顶，它上面是迅速移动、越来越厚的天空。天空就在那里，紧挨着开着的阳台的框架。

玛利亚又站起来，迟疑着是否去餐厅，在那里他们仍然痴迷于霹雳式的相互恋情，他们身在光秃秃的餐桌和疲乏不堪、盼他们走的侍者中间，但视而不见。

她朝阳台走去，抽了一支烟。雨还没有再下，得过一会儿。天空在酝酿雨，但必须等一等。在阳台后面，有几对男女来到了走廊。由于有孩子睡觉，他们轻声说话。他们躺了下来，最初沉默不语，希望能睡着，但无法入睡便又说起话来。从四处，特别是从住满人的客房，传来嘈杂的话语声，有规律地被警察命中注定的巡逻声所打断。

警察走过以后，在圆形走廊和客房里，夫妻们的嘈杂声重又响起，缓慢的、疲惫的、日常的声音。在门背后，在拆开的床上，在因暴雨的凉气而促成的男女交配中，人们谈论夏天，谈论这场夏季暴雨，谈论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的罪行。

骤雨终于来了。几秒钟内就使街道变为泽国。土地太干，吸收不了这么多雨水。广场上的树被风吹得歪歪倒倒。玛利亚看见树梢在屋顶尖脊后面时隐时现。当闪电照亮这个郊野中的城市时，玛利亚在灰白的光线中看到了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凝定不动的身影，他湿漉漉的，紧紧抱住阴暗的石头烟囱。

大雨持续了几分钟。风力减弱，又恢复了平静。在人们的期待下，平静下来的天空洒下朦胧的微光。光线随着人们的希望越来越亮，但人们知道它很快就会因另一轮暴雨的开始而暗下来。这时玛利亚看见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模糊的身影，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发亮的、不和谐的、模糊的身影。

警察的搜索又开始了。天空宁静下来，他们再次露面。他们始终在泥泞中前进。玛利亚俯在阳台栏杆上，看见了他们。其中一人笑着。全城响起同样的警笛声，警笛声均匀地相互隔开。这又是简单的守卫换岗，守卫会持续到早上。

除了玛利亚所在的这个阳台以外，还有其他的阳台，它们分布在旅馆朝北门廊的各层楼上。它们是空空的，除了一个阳台，在玛利亚右边，更高一层楼的那个阳台。他们大概刚去过那里。玛利亚并没有看见他们去。她稍微退到走廊口上，在走廊里人们正在睡觉。

这大概是他们头一次接吻。玛利亚灭了烟。她看见他们在迅速变化的天空这个背景前显得十分高大。皮埃尔亲吻克莱尔时，双手放在克莱尔胸前。他们多半在说话，但声音很低。说的大概是最初的甜言蜜语，这些话在两次亲吻之间涌上他们的嘴唇，抑制不住，如泉喷出。

在闪电下，城市变得苍白。闪电是不可预测的，杂乱无章。有闪电时，他们的亲吻也变得苍白，此刻合而为一令人无法辨清的身影也显得苍白。他最先亲吻的是被黑黑的天空遮住的眼睛吗？她不可能知道。你的眼睛下午有恐惧的颜色，此刻有雨水的颜色，克莱尔，你的眼睛，我几乎看不见它们，怎么可能注意到这个，你的眼睛多半是灰色的。

在这些亲吻前，离他们几米以外，罗德里戈·帕斯特拉裹着棕色毯子在等待，等待地狱般的长夜结束。到天亮就好了。

又一轮暴雨在酝酿中，它会将他们分开，并且使玛利亚再看不见他们。

他这样做时，她也这样做，她将两手放在自己孤独的胸前，然后两手垂下，抓住阳台，无所事事的样子。当那两人混合为一个独一的形体，难以区分时，玛利亚在阳台上很靠前，现在她便朝阳台里边的走廊稍稍后退，又有风已经钻进走廊的灯玻璃了。不，她不能不看他们。她仍然看见他们。他们的影子在这个屋顶上。他们的身体现在分开了。风吹起了她的裙子，在一次闪电中，他们笑了。吹起她裙子的风再次吹过全城，敲打着屋顶的尖脊。再过两分钟暴雨就要来了，在全城肆虐，使街道和阳台上空无一人。他大概退了一步为了更好地拥抱她，头一次幸福地拥抱她，因与她保持距离而臆想出的痛苦更增加了这种幸福。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暴雨将使他们今夜分开。

还须等待。等待的烦躁在增加，达到了沸点，于是出现了缓解。皮埃尔的一只手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到处摸，另一只手紧紧抱住她。事情这就完了。

现在是晚上十点半。夏天。

接着时间又过了一会。黑夜终于完全来临。在这一夜，在这座城里，没有地方做爱。玛利亚在这个事实面前低下眼睛：他们将忍受饥渴，在这个适于爱情的夏夜里，城里全是人。闪电继续将他们欲念的形式照得通亮。他们仍然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相互抱着，他的手现在停在她的腰部下边，一直停在那里，而她呢，她呢，她双手揽住他的双肩，紧紧抓住它们，嘴贴着他的嘴，她在吞食他。

与此同时，闪电将他们对面的屋顶照得通亮，在屋脊上的烟囱周围是围着裹尸布的罪犯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风力更大，猛烈地吹入走廊，越过孩子们熟睡的形体。一盏灯灭了。但什么也没有惊醒他们。城市漆黑，在熟睡中。客房里悄然无声。朱迪特的形体很安稳。

他们像来时一样骤然从阳台上消失了。他大概抓紧她，拖她——他怎能这样——到一个熟睡的走廊的角落里。阳台上空了。玛利亚再次看表，快十一点钟了。在越来越猛烈的风力下，一个孩子的形体——不是这一个——发出一声喊叫，只一声，然后翻身又睡了。

雨来了，重新散发出它那无法抹去的气味，泥泞街道上沉浊的气味。雨点落在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因痛苦而死、因爱而死的死亡形体上，如同落在田野上。

在旅馆里，他们今晚在哪里能找到相会的地方呢？今晚他会在哪里掀起她那条轻薄的裙子呢？她多么漂亮。你真漂亮，天知道你多漂亮。雨一来他们的身影完全从阳台上消失了。

在街上的雨中，夏天，在庭院、浴室、厨房中，夏天，处处，它无处不在，夏天，为了他们的爱。玛利亚伸伸腰，回到走廊里躺下，又伸伸腰。现在完事了吧？在另一个黑黑的、令人窒息的走廊里，也许没有任何人——谁认得这全部走廊呢？——但可能就在他们阳台的正上方，在他们阳台的延伸部分，有那个奇迹般地被人忘记的走廊，他们顺着墙躺在地上。完事了吧？

再过几小时就是明天了。必须等待。这场大雨比上一场雨时间更长，它依旧是倾盆大雨，打在玻璃天棚上的可怕声音传遍整个旅馆。

“我们刚才在等你，玛利亚。”皮埃尔说。

骤雨结束时他们来了。她躺在朱迪特身旁时看见他们两个身影朝她走来，无比巨大的身影。克莱尔那条胯部鼓起的裙子在膝盖处稍稍揭起。走道的风。太快了。从他们离开阳台到他们来找玛利亚，这中间他们没有多少时间。他们在微笑。刚才的希望是荒谬的。今晚在旅馆里他们没有做爱。还须等待。黑夜还剩下的全部时间。

“你说你要回去的，玛利亚。”皮埃尔又说。

“这是因为我很累。”

她刚才看见他在走廊的地上仔细找她，差一点从她身边过去，后来在她身边站住了，她是最末一个，然后就是走廊通往餐厅那个黑洞的入口。克莱尔跟在他后面。

“你没有回去。”克莱尔说。

“这是因为，”玛利亚重复刚才的话——她指着朱迪特——“她会害怕的。”

皮埃尔微笑。他的目光离开玛利亚，发现在走廊尽头有一扇开着的窗子朝向一个阳台。

“什么鬼天气。”他说。

他一发现这扇窗子便立即驱除了这个发现。他害怕了？

“这雨得下一整夜，”他说，“等天亮才会停。”

只从他的声音上，她就知道了。声音颤抖，变了样，也充满对那个女人的欲望。

接着，克莱尔也对朱迪特微笑，对着朱迪特那个裹在棕色毯子里的、歪斜的小小形体微笑。她的头发仍然被阳台上的雨弄得湿湿的。煤油灯的黄光照着她的眼睛。你的眼睛像蓝宝石。我要吃你的眼睛，他曾对她说，你的眼睛。在白色汗衫下，她的乳房显得年轻而丰满。蓝色目光有几分惊慌，因不满足、未能满足而呆滞。她的目光从朱迪特身上移开，又转向皮埃尔。

“你是否又回咖啡馆去了，玛利亚？”

“不，我一直待在这里。”

“幸亏我们没有动身去马德里，”皮埃尔说，“你瞧瞧。”

他再次转身对着那扇开着的窗子。

“幸亏没有动身，是的。”

在沿着旅馆的那条街上响起一声警笛。了结了？没有第二声。他们三人都在等待。不。又是简单的守卫换岗。由于街道泥泞而变得沉重的脚步朝城北方向远去。他们不说话。

“她今晚可不暖和。”克莱尔说。

玛利亚抚摸朱迪特的额头。

“还好，比平时凉一点。很舒服。”

玛利亚只需看克莱尔的胸脯便能知道他们相爱。他们将躺下，躺在她身旁，他们被分开但受欲火的折磨与煎熬。他们两人都在笑，同样有罪，同样惊恐与幸福。

“我们刚才等你了。”皮埃尔又说。

连克莱尔也抬起了眼睛。接着她低下眼睛，脸上只留着一个遥远的、难以抹去的微笑。只要看看垂下的眼睛和这个微笑，玛利亚就会明白。多大的胜利！克莱尔在这个胜利前闭上眼睛。他们肯定在旅馆各处寻找过他们的位置。没有可能。他们不得不放弃。于是皮埃尔就说：“玛利亚在等我们。”在将来的这几天里，是怎样的前途在等着他们呢。

皮埃尔的双手顺着大腿垂着。八年来它们抚摸玛利亚的身体。现在克莱尔进来了，进入到由这双手自然流出的不幸之中。

“我躺下了。”她宣告。

她取了一条旅馆负责人放在小圆桌上的毯子盖在身上，始终在笑，在煤油灯下躺下来，叹了一口气。皮埃尔没有动。

“我睡了。”克莱尔说。

皮埃尔也取了一条毯子，在走廊另一边靠着玛利亚躺下。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还在那里，在离他们三人二十米远的地方吗？是的。警察刚刚又在街上走过。克莱尔又叹了口气。

“呵，我睡了，”她说，“再见，玛利亚。”

“再见，克莱尔。”

皮埃尔点了一支烟。在凉爽的走廊里，在雨水和克莱尔的气味中，响起了均匀的呼吸声。

“很舒服。”皮埃尔低声说。

时间过去了。玛利亚本该对皮埃尔说：“你知道，真是荒谬，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确实在那里，在屋顶上，就在对面。天一亮他就会被抓住。”

玛利亚什么也没有说。

“你累了吗，玛利亚？”皮埃尔问，声音更低。

“比平时好一点，大概是因为暴雨，它有好处。”

“是这样，”克莱尔说，“不像别的晚上那么累。”

她没有睡着。一阵风将最后那盏灯吹灭了。走廊尽头又出现了闪电。玛利亚轻轻地回转头，但是从她和皮埃尔待的地方看不见屋顶。

“真是没完没了，”皮埃尔说，“你要我再点灯吗，玛利亚？”

“不必了。我愿意这样。”

“我也愿意这样。”克莱尔又说。

玛利亚不说话了，她知道：皮埃尔希望克莱尔快睡着。他不再抽烟，一动不动地靠在墙上。然而克莱尔还在说。

“明天，”她说，“一到中午就应该订马德里的客房。”

“是的，对。”

她打了一个哈欠。皮埃尔和玛利亚等待她睡着。雨很大。如果愿意，可以让全部暴雨浇在自己身上而死去吗？玛利亚似乎记起她曾在屋顶上看到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死去的形体。

玛利亚知道皮埃尔没有睡着，他在注意妻子玛利亚，他对克莱尔的欲望此刻蜕变成对妻子的回忆，他面色阴沉，惟恐她猜到了什么。一想到与他们从前相比，妻子玛利亚今晚又是多么孤独，他心绪不宁。

“你睡着了？”

“没有。”

他们又一次低声说话。他们在等待。是的，这一次克莱尔睡着了。

“几点钟了？”玛利亚问。

雨停了，警察又出现，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应该听得见他们。皮埃尔借着刚点着的香烟的光看表。

“十一点二十。你要一支烟？”

玛利亚很愿意要。

“天已经明亮些了，”皮埃尔说，“也许天会转晴。给你，玛利亚。”

他递给她烟。他们欠起身点烟然后又躺下。在走廊尽头，玛利亚看见阳台那道深蓝色屏障。

“这种夜晚真是漫长。”皮埃尔说。

“是的，试试睡着吧。”

“你呢？”

“一杯曼萨尼亚酒会让我高兴。但这不可能。”

皮埃尔没有立刻回答。最后一阵细雨盖住了罗德里戈·帕斯特拉。街上有人在低声唱歌，有人在笑。警察又一次出现。但走廊里一片宁静。

“你不想试试少喝一点吗，玛利亚？试一次？”

“不，”玛利亚说，“多喝。”

从街上升起泥土的气息，源源不断，眼泪的气味以及相随相伴的气味，成熟但潮湿的小麦的气味。她会跟他说吗？“真是荒唐，皮埃尔，可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就在那里，在那里，那里。天一亮他就会被抓住。”

她什么也没说。是他开口了：

“你还记得吗？维罗纳？”

“记得。”

皮埃尔如果伸出手，就能摸到玛利亚的头发。他提到维罗纳。他们曾在维罗纳的一个浴室里整夜做爱。也是风暴，也是夏天，也是旅馆客满。“来吧，玛利亚。”那时他感到奇怪。“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会厌烦你呢？”

“再给我一支烟。”玛利亚说。

他给她烟。这一次她没有起身。

“我向你提起维罗纳，是因为我情不自禁。”

一阵阵污泥与小麦的气味飘进了走廊。旅馆浸泡在这种气味里，此外还有城市，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和他的死者，以及对维罗纳爱情之夜的剪不断但完全徒劳的回忆。

克莱尔睡得很好。她突然翻身呻吟了一声，是因为熟睡城市的气味，和今晚皮埃尔抚摸她身体这件事的气味。皮埃尔也听见克莱尔的这声呻吟。过去了。克莱尔安静下来。躺在皮埃尔旁边的玛利亚再只听见孩子们的呼吸声，还有警察的声音，随着清晨的临近，他们更在一丝不苟地巡逻。

“你还不睡？”

“不，”玛利亚说，“告诉我几点钟了。”

“十二点差一刻。”他等了等，“给你，再抽一支烟吧。”

“好的。在西班牙几点钟天亮？”

“在这个季节很早。”

“我想告诉你，皮埃尔。”

她接过他递来的烟。她的手稍稍颤抖。他等自己再躺下才问：

“你想告诉我什么，玛利亚？”

他等了很久，没有回答。他不坚持。两人都在抽烟，由于地砖硌着胯骨而仰身躺着。只能承受这减至最小的不适。不能掀开盖在你身上的朱迪特的毯子的一角，否则就暴露在皮埃尔的目光下。只好尽量在两次吐烟之间闭上眼，再睁开眼，身体一动不动，沉默不语。

“找到这家旅馆还算幸运。”皮埃尔说。

“还算幸运，是的。”

他抽得比她快。一支烟抽完了。他将烟头在他与玛利亚之间的地方掐灭，他们躺在走廊中部熟睡的身体中间。大雨现在几乎结束，也就是克莱尔叹气的工夫。

“你知道，玛利亚，我爱你。”

玛利亚也抽完了烟，她像皮埃尔一样，将烟头在走廊的一块空石砖上掐灭。

“呵，我知道。”她说。

出了什么事？在酝酿什么？风暴真正结束了？骤雨来临时，大桶大桶的水倾泻在玻璃天棚和屋顶上。此时只有仿佛淋浴的声音，持续不到几秒钟。应该在风暴的这个阶段以前入睡。应该在这一时刻到来以前适应这个念头：这是糟糕的一夜。

“你得睡觉，玛利亚。”

“是的，可是有这个声音。”她说。

她可以这样做，她可以翻个身去完全贴着他。他们可以起身，一同远远地离开克莱尔的梦，随着黑夜过去，对克莱尔的记忆会变得苍白。他明白这个。

“玛利亚，玛利亚，你是我的爱。”

“是的。”

她没有挪动。街上仍然有警笛声，使人们相信曙光在即，越来越近。闪电变得微弱与遥远。克莱尔仍在被皮埃尔双手抱住裸露的胯部这个回忆中呻吟。而这个习惯就像孩子们呼吸时发出轻微喉音的习惯一样。雨水的气味盖过了克莱尔古怪的欲望，使它成为今夜在城里肆虐的普通欲望。

玛利亚轻轻抬起身体，勉强朝向他，停止了动作，瞧着他。

“真傻，可我看见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了。他在屋顶上。”

皮埃尔睡着了。他刚刚像孩子一样突然睡着了。玛利亚想起他总是这样的。

他睡着了。这个证明让她微笑。她不是很有把握的吗？

她稍微抬高身体。他没有动弹。她完全起来，擦过他那沉入睡眠的、得到解脱的孤独身体。

玛利亚来到阳台上，看了一眼她手腕上的表。十二点半钟。在这个季节，大概再过三小时，天就亮了。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在被她发现的那种死亡的姿势中，等着在天亮时被杀。

四

天空在城市上方升高，但在远方它仍然贴着小麦地。结束了。闪电变得微弱，雷鸣声也更微弱。不管天气如何，再过两个半小时就是黎明了，一个雾蒙蒙的、不祥的黎明，对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来说不祥的黎明。此刻所有的人都在旅馆里和城里睡着了，除了她玛利亚和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警笛声停止了。警察在城市周围巡逻，把住出口，等待能抓住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的快乐的黎明。再过两个半小时。

也许玛利亚会睡着。她那么想喝酒。也许等待黎明是她力不能及的事。在黑夜的这一刻，时间已经将你抛到不可避免的新一天的疲累之中。只要想到新的一天你就会感到疲惫不堪。在即将来临的这一天里，他们的爱情会有增无减。必须等待。

当一场新来的骤雨再次冲破天空时，玛利亚仍然待在阳台上。雨不大，还是温和的。

她对面那个由两个大斜面构成的屋顶在承受雨水。在屋脊上，在分割两个斜面的尖脊上，方形烟囱的周围有一团东西，从玛利亚十点半钟在闪电下看到它到现在，它的形状丝毫未变。这团东西外面裹着黑色。雨打着它仿佛打着屋顶。接着雨停了。东西仍在那里。它与烟囱的形状融为一体，你如果久久地盯着它，可能会怀疑它是人体。你会想，这可能是水泥，是烟囱的支撑，因陈旧而变黑了。但与此同时，当闪电照亮屋顶时，这是一个人形。

“什么鬼天气，”玛利亚说，仿佛是和皮埃尔讲话。接着她在等待。

那个形状仍然不变。在一辈子中只有一分可能性：这是一个人。警察在皮靴声中默默地、疲惫地穿过街道。他们过去了。

玛利亚这次呼叫起来：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一想到他可能回答、动弹、打破这非人的姿势，她的想象力就高兴异常。

“嘿。”玛利亚呼叫，朝屋顶做了一个手势。

毫无动静。困倦逐渐离开玛利亚。她仍想喝酒。她记得汽车里有一瓶白兰地。刚才她和皮埃尔说话时，喝酒的愿望还不强烈，轻轻擦过她，但现在变得十分强烈。她朝走廊里，朝走廊另一边瞧了瞧，看餐厅里是否有灯光能使她实现喝酒的希望。不，如果她要求皮埃尔去取酒，他会做的。今晚他会做的，他会去叫醒侍者。但她不会这样做，她不会叫醒皮埃尔。“你知道，玛利亚，我爱你。”等她一离开走廊，他就去睡在克莱尔身边。让他睡在克莱尔身边吧。让他睡吧，睡吧。如果看到的是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恰巧是在今晚，玛利亚是多么走运。这使她多多少少忘却了烦恼。她的烦恼，这一次是克莱尔。

“喂，喂。”玛利亚又喊起来。

必须等待。这个形状为什么一定是人呢？在一生中只有一次可能是人。但这是可能的。今晚为什么拒绝这种假设呢？

“喂。”玛利亚又喊。

警察迈着缓慢的、无精打采的步子走过来了，他们已接近黎明。玛利亚不作声。这会是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吗？可能性比爱情更小，但毕竟有几分可能。可能是他。因为她是玛利亚。可能他正好撞上了她。玛利亚，而且在今晚。眼下不就是证明吗？不容置疑的证明。玛利亚刚刚臆想出这是罗德里戈·帕斯特拉。谁也不知道这事，除了她，她与这个在城里被紧紧搜查的人，这个风暴中的凶手，这个宝贝，这个悲痛欲绝的人只相隔十一米。

雨点又有气无力地落在他身上，也落在其他东西上、其他的屋顶、麦田、街道上。那个形状没有动弹。它在等待被擒，等待明天黎明的死亡。黎明时屋顶将逐渐亮起来。等风暴离开麦田和这个地区后，黎明将呈粉红色。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玛利亚呼叫。

这么说他想死？警察又来了。他们不想打扰城市居民的睡眠，默不作声地在周围转悠，不相互呼喊，十分自信。他们走进了右边街道的沼泽中，脚步声没引起回响。玛利亚稍稍提高声音呼叫：

“你回答，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回答我。”

她靠在阳台的铁栏杆上。栏杆在动。这是玛利亚的心在跳动。他没有回答。希望变得又细又小，消失了。黎明时她将知道这是不是他。但那时就太晚了。

“求求你了，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回答我。”

这不是他？没有任何把握，除了玛利亚的愿望以外。

有人在走廊里咳嗽，动弹。是皮埃尔，对。

在未来两天里皮埃尔和克莱尔将会在一起。他们将致力于这种劳动。他们肯定能找到合适的地方。随之而来的事仍然是未知数，难以预料，时间的深渊。那段时间连他们本人，连玛利亚也不知道，它在风暴过后延长。马德里将是起点。明天。

使用哪些字眼？哪些？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你要相信我。”

已经是清晨一点钟了。再过两小时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就会像老鼠一样被逮住，如果在黎明以前除了时间流逝以外不发生任何事的话。

玛利亚朝阳台外侧俯身，凝视着那个男人。在他上方是明亮的天空。雨现在该停了，应该停了。在广阔与轻盈的天空里似乎出现了蓝色和几个月亮。烟囱周围没有动静，没有。落下的雨水轻声地从那个形体上流下来，和从其他屋顶上流下来一样。火同样也可以烧他。他不会在黎明时投降的。他肯定等着在这里被城里公认的枪手击毙。

玛利亚探身阳台外唱起歌来。声音很低。是这个夏天流行的曲调，他一定熟悉，一定在傍晚与他妻子和着这个音乐跳过舞。

玛利亚不再唱了。她在等待。是的，天气转为晴好。风暴远去。黎明将是美丽的。玫瑰色的。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不想活下去。那形体对歌声毫无反应。形体除了像他本人以外不像任何物体。它长长的、柔软的，就是人的模样，没有棱角，一端有个小小的脑袋，这突然的圆形从那个大躯体中伸了出来。一个男人。

玛利亚在黑夜里长久地抱怨。她真以为在做梦。那个形体没有动。真以为既然是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它就不会动弹了。玛利亚向它抱怨自己的命运。

城市变得抽象了，像牢房。再没有小麦的气味。雨下得太多。时间太晚。再不能说这是黑夜了。那是什么呢？

“哎，求求你，求求你，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即使用他来换一口白兰地，她也不会去取酒。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再过两小时就天亮了。

她现在说些毫无意义的话。困难很大。她呼叫他，呼叫这一痛苦的兽性。

“喂喂，喂喂。”

她不停地叫，就像唤动物那样轻声细语地，但声音越来越大。她关上阳台后面的窗。有人在低声咕哝然后又睡着了。

警察来了。就在那里。这批警察刚到，大概是新人，他们在说话，比前一批人爱说。黎明时的增援。旅馆里原来就传说他们要来。他们谈论天气。玛利亚俯身在阳台栏杆上看见了他们。其中一人抬头看天空，没看见玛利亚。他说这个地区的暴雨绝对是完全过去了。在广场上，远远地出现了微光。是运送增援的卡车？还是一家咖啡馆？由于这件案子，咖啡馆已经奉命开门，好让警察在黎明围城以前可以喝点和吃点东西。据说有三十个人来到旅馆增援。雨水从玛利亚淋湿的头发上流下来，她浑身是汗。巡逻队过去了。

“喂喂，嘿。”玛利亚仍在喊，仿佛在叫一个动物。

月亮隐没在一片云彩后面，但不会再下雨了。他没有回答。现在是一点一刻。云遮住天空时她看不到他。接着天空又从云中露了出来。没有下雨。他又出现在烟囱周围，始终纹丝不动，坚持不变，直到永恒。

“你真是笨蛋。”玛利亚喊。

城里谁也没有醒。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个形体仍然裹在它的愚蠢里。旅馆里没有动静，但是在与旅馆相接的那座房子里有扇窗子亮了灯。玛利亚稍稍后退。必须等待。窗子又黑下来。再不能喊叫。刚才那声喊叫来自旅馆里一位旅游者。人们又入睡了，又开始了一种极度的寂静。而在这片寂静中，玛利亚仍旧在骂人。

“笨蛋，笨蛋。”她说。她现在变得明智了，压低声音。

又是巡逻队。玛利亚不再骂人。巡逻队过去了。他们在谈论自己的家庭和薪水。玛利亚手里要是有武器，她会朝那个形体射击的。好让这事赶快结束。玛利亚衣衫上的雨水没有干，所以紧贴在肩上。必须等待黎明和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的死亡。

她不再呼喊。他知道。她又打开走廊的门。她看见，看见他们，其他人，在残酷的分离中睡觉。她久久地瞧着他们。这个爱还没有做成。多大的耐心，多大的耐心，她不离开阳台。他知道，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知道她就在那里。他仍在呼吸，在这个已近尾声的黑夜中他仍然活着。他就在那里，在他的位置上，从地理的角度看与她接合。

像夏天常见的那样，发生了气候的奇迹。地平线上的雾气散开，接着整个天空中的雾气也逐渐散开。风暴解体了，不再存在。出现了星星，是的，在黎明前的天空中。时间太久了。星星使人想哭。

玛利亚不再呼唤，也不再骂人。自从她骂过他，她就不再呼唤他了。但她仍然在阳台上，死死盯着他，盯着这个因惊恐而沦为低能动物的形体。她玛利亚自己的形体也是如此。

一刻钟过去了，绿色黎明前的时间又减少了，到那时人们将搜索麦田，还会搜索对面的这个屋顶，于是将在众人面前发现他，他会感到恐怖之极。不，玛利亚不再呼唤。这个时刻在变老，在被埋葬。她再不会呼唤，玛利亚。永远不会。

黑夜以令人目眩的速度继续，快速越过平静的各个发展阶段。

没有其他事件，只有痛苦的、持续的失败。玛利亚承认。

只剩下一个机会：他通过裹尸布能看见她仍在那里，在岗位上，她在等他。他也许会认为应该做最友好的表示，向她做手势。机会在于他必须想到时间在过去，而她仍在阳台上，在不舒服的环境中等他，也许在那里一直待到黎明。机会在于他应该为了她而暂时摆脱天真的绝望，回忆起人类行为的某些普遍性，如战争、逃亡、仇恨，回忆起他的家园的粉红色黎明，回想起普通的生存理由，久而久之，最后还是要生存下去，即使这些理由已消失。

现在天空射出一种蓝光。他不可能看不见这个在旅馆阳台上趋身向他的女人——从没有任何别的女人这样——的身影，哪怕他真想死。即使他想要这个特殊的命运，最后一次回答她也并非不可能。

又是地狱的警察。他们过去了。接着是寂静。在玛利亚身后，天空的蓝光很强，可以看到走廊里面，克莱尔和皮埃尔在睡觉，相隔很远。一种难以描述的差异，睡眠的差异，还会将他们分隔好几个小时。明天，他们将在旅馆，在马德里做爱，新奇的、吼叫的爱。呵，克莱尔。你。

她回转身时，他是否以为再见不到她了？

从黑色裹尸布中伸出了什么东西。白色的东西。一张脸？还是一只手？

就是他，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他们面对面。那是一张脸。

天气的确转晴了。他们面对面，对视。

在下面，在街上，突然走来了警察。他们在闲聊，能处死人已经使他们产生了清晨的愉快情绪。

玛利亚成了好运的俘获品。他们胆大了起来。当警察路过时，他们仍然相互对视。等待终于爆裂了，这是解脱。从天空中所有的点，从所有的街道，从睡觉的人们中解脱。她玛利亚只需看天空就能猜到这是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现在是清晨一点五十分。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在死前一个半小时同意看她。

玛利亚举起手来打招呼。她等着。一只手慢慢地、慢慢地从裹尸布下伸出来，举了起来，也表示默契。接着两只手都放了下来。

地平线终于被风暴洗涤得干干净净。它像一个刀片切割着麦田。一阵暖风吹来，开始吹干街道。天气晴好，天亮后会晴朗灿烂。黑夜仍在。也许有办法解决模糊不清的意识。可以这样认为。

玛利亚泰然地再次举手。他再次回答。呵，多么奇妙。她举手是为了叫他等待。她的手在说：你要等待。他明白了吗？他明白了。整个脑袋从黑色裹尸布里伸了出来，像糖衣果仁一样白。他们相距十一米？他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明白她想帮他吗？他明白。玛利亚又做手势，耐心地，理智地。你等等，等等，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再等一会儿，我就下来，我去找你。谁知道呢，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巡逻队过来了。这一次，玛利亚缩进了走廊。那个脑袋也听见了声音，又用裹尸布将自己蒙了起来。但下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连念头都没有闪过。他们又谈论工作、可怜的薪水和艰苦的警察生活。和前次巡逻时一样。必须等待。过去了。

脑袋主动地又从裹尸布下伸了出来，朝那个女人等待他的阳台上看。她再次做手势要他等着。脑袋点了点。是的，他明白必须等待，她这就下去，去找他。

走廊里的人都在睡觉。玛利亚脱去鞋子，在沉睡的身体中间穿过去。小姑娘也在那里仰面躺着，一种无比幸福的休息的姿势。克莱尔也睡了。还有皮埃尔。他离克莱尔只两步远，她想要他，但他不知道。克莱尔，是他们夫妻爱情缓慢弱化所产生的美丽果实。

玛利亚走过了走廊。她手里提着鞋。黑夜的光从玻璃天棚上泻到餐桌上，使桌布和空气显得发蓝。餐桌上的餐具没有完全撤去。在长椅上有人躺着：侍者们大概把他们的房间让给了旅游者。所有的员工还在睡觉。

玛利亚又穿过这些熟睡者。这是夏天。员工们精疲力竭。朝院子的门应该仍然开着。这是情杀，偶然的罪犯。为什么关门呢？右边是旅馆女经理的办公室，昨天晚上克莱尔和皮埃尔在这里待了很久，终于单独在一起，没有她在场。办公室里很暗。玛利亚从玻璃窗望里看。那里没有人睡觉。如果玛利亚想从旅馆这边出去，她就必须经过一段与走廊相接的小玻璃走廊。

这个走廊的门是关着的。

玛利亚又试试。她头上出汗。门是关着的。要上街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开向这个走廊的楼梯。还剩下配膳室的出口。

玛利亚重又穿过餐厅。最里面有门，其中一扇开着。这是厨房。首先是间配膳室，然后是狭长的大厨房。那里杂乱无章。杂乱之所以明显是因为从一个大窗洞射进的光十分强烈，胜过在餐厅。莫非是黎明了？不可能。玛利亚从窗洞往外看。这是停放汽车的院子里的一盏灯。厨房里仍充满了烤炉的热气，让人恶心的发黏的、滞闷的热气。

在厨房中央，靠近出口，有个年轻人睡在行军床上。

最里面，在窗洞和大橱之间的墙角处有一扇门仍然开着。它是开着的。玛利亚拉门，那个年轻人翻了个身，咕哝了一下就不作声了。玛利亚打开门。外面是一个螺旋楼梯。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是否仍抱着同样的希望？阶梯是木头做的，在玛利亚的脚步下格格响。外面像白天一样热。玛利亚的头发向下淌汗。两层楼。这个楼梯经过两层楼，整个在昏暗中。

玻璃门开着，它通向停车处，旅馆的内院。玛利亚没想到这一点。肯定有人在这里守夜。他不可能听见玛利亚呼唤罗德里戈·帕斯特拉。院子离街很远。也许没有人在这里，那么门就应该上了锁。玛利亚看看她的表。现在是清晨两点零五分。存放车的是皮埃尔。玛利亚不知道车在哪里。她走到院子里。这里好像是沙土地，浅黄色。汽车在最里头，很多车，在车棚的暗处。

玛利亚站在离门很近的地方。她关上门。门轻轻地发出尖细的声音，似乎没有人听见。没有人？得等等。是的，似乎没有人听见门的声音。

在这扇门和车棚之间，院子是空的，大而空。必须穿过这个空间。天上的弯月照着院子。一个屋顶的影子投射在院子中间。这是城里离麦田最近的、最后那座房屋的屋顶。是的，从窗洞射进厨房的光来自一盏防风灯，它高高地挂在车棚上，在黑夜的微风中晃动。汽车闪着光。必定有一位老实人在看着车。他在哪里？

玛利亚正下决心穿过院子时，警察来到院门外的那条街上。他们直接从另一条街，即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所在的那条街过来。玛利亚听出了他们走在泥泞的街上软软的脚步声：这条街是通往麦田的最后一条街。警察仍然在闲聊。玛利亚看表，发现自她离开阳台，也就是说自最后的巡逻队走过，过去了十三分钟。她在出楼梯的玻璃门前穿上鞋。她穿过院子，到达车棚。巡逻队已远去。

当然最好是弄出点声音。这辆是黑色罗孚车。玛利亚打开车门，然后等着。车里有一股熟悉的气味：克莱尔的气味。玛利亚大声地关上车门。

在车棚最里边有人在咳嗽，接着有人问是怎么回事。玛利亚又打开车门，让它开着，自己朝这声音走去。

那人没有移动。他在长椅上半坐起来，长椅靠着墙，在车棚里离门最远的角落里。

“我是旅馆的客人，”玛利亚说，“我在找我的黑色罗孚牌小汽车。”

她从裙子的口袋里拿出香烟，递给他一支烟，点上。这人大概三十多岁。他慢慢地接过香烟。他大概在睡觉，身上披着和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一样的棕色毯子。

“您现在就动身去马德里？”

他感到惊奇。玛利亚指着天空。

“不是的，”她说，“天气这么好。我不能在旅馆走廊里睡觉，我去走走。”

那人完全站了起来，站在她面前。她对他微笑。还有男人盯着她看。他们两人都抽着烟，在香烟的微光下彼此看得很清楚。

“我打搅您了，对不起。不过我是为了开大门。”

“没关系。门没有上锁。每年夏天都这样。”

他稍稍打起精神，谈到天气，说每夜到这个钟点就凉快。

“您再躺下吧，”玛利亚说，“我会关上大门的。”

他又躺下，仍然看着她。她往外走时他突然大胆地说：

“您就这样一个人走走？您要是愿意我可以来，如果时间不长的话。”他笑了。

玛利亚也笑了。她听见那人在空院子里笑。他不坚持。

玛利亚不慌不忙。她收起车顶篷，固定好。那人听在耳里。他已经很困，轻轻地喊道：

“暴雨过去了，明天是好天。”

“谢谢。”玛利亚说。

她上了车，先倒车，然后关着车灯驶到大门前。她在拖时间。得等两分钟后下支巡逻队从这里过去。可以看清时间。

巡逻队来了，在大门外停住，没有说话，又走了。他们大概想这是些旅游者趁夜里凉快动身去马德里。

玛利亚打开大门时巡逻队已从街上消失了。她必须再次下车，但这次动作迅速。她这样做了，然后关上大门。头发里一直发热。为什么这么恐慌？为什么？

有一次，湖水像今夜一样平静。是阳光灿烂的一天。玛利亚还记得湖水被太阳照着，但突然，在小船上，通过静静的湖水，她看到了在阳光下亮起来的湖底。水很清。一些形状显现出来。这当然是常见的形状，但受到阳光的蹂躏。

皮埃尔陪着玛利亚坐在小船上。

玛利亚又上车。看守没有跟着她。她看看表。再过不到一个半小时将是黎明。玛利亚拿起白兰地酒瓶喝了一口，长长的一大口。她浑身发热，快乐地闭上眼睛。

五

她不得不开进巡逻队刚刚离去的那条街。到了街尾他们才分道而行。他们朝右转，走上与麦田为邻的最后一条街。她呢，她斜着奔向与旅馆门廊平行的那个主要广场。她从阳台上清楚地看过城市的地形。事情是可行的。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所在的屋顶两侧是两条垂直相交的街道。

她轻轻地驶到离大门几米远的转弯处。然后必须加速。在下一支巡逻队到来之前只剩下十分钟了。除非她计算错了。如果真错了，玛利亚就很可能在黎明前两小时使罗德里戈·帕斯特拉落入城里的警察手中。

罗孚车发出十分沉闷的声音，很可能盖过了巡逻队因走在泥泞中而减弱的脚步声。但必须前进。现在她到了两条街的街口，从这里可以展望这两条街。它们仍然荒凉无人。只需再过一小时，人们就会起床去田里，此刻仍在睡觉。

在夜里这个时刻，发动机的声音的确没有吵醒任何人。

玛利亚没有下车。他听见了吗？她在轻声哼唱。

从她所在的位置，她看不见他。她只看见天空和天空中那个烟囱极为有限的一部分。朝玛利亚所在街道倾斜的屋顶被笼罩在黑夜的阴影中。

她继续唱歌，就是刚才她对他生命绝望时唱的歌。她一面下车一面继续唱。她打开后车门，收拾一下朱迪特在停车休息时收集到的扔在后座上的各种各样东西。还有报纸。皮埃尔的一件上衣。克莱尔的一条披巾，甚至还有玛利亚自己的披巾。报纸，报纸。

在巡逻队过来以前大概还剩八分钟。

一个影子打破了在明亮天空衬托下那十分清晰的屋脊线。这是他。他绕过烟囱。玛利亚一直在唱。声音在她嗓子里发紧。人总可以唱歌吧。既然她开始唱了，她还不能停止。他在那里。

这地区似乎又开始刮起热风了。广场上的棕榈树在风中呼叫。风在荒凉的街道上通行无阻。

他绕过烟囱，始终藏在那件黑色裹尸布下，她刚才凭它才认出他来。他开始爬，成为比原先更畸形的一大团，出奇地笨拙，丑陋。他在瓦片上爬，玛利亚在唱。

警察过来以前只剩六分钟了。

他肯定没穿鞋。他没有弄出任何响动，除了一种好似风吹过树木、房屋、街角的声音。

他很慢。他知道剩下的时间不多吗？他知道吗？他的两腿关节在长久的等待中变硬了，很不灵活。他遮着脸，但庞大的整个身躯摊开在屋顶上，仿佛是摊在肉案上的屠宰牲口。玛利亚一面唱歌，一面用两手打手势，让他顺着斜屋顶滚下来。接着她指着车，示意他滚下来时应该掉进她车里。她唱得更快，更快，声音越来越低。在城市的这一边，二十米长的街上没有门窗。谁也听不见玛利亚。

他照这样做，准备好姿势，先抬起双腿然后放下，他这样做。他的面孔再次消失在黑色裹尸布下，于是一大团呈难以形容的炭黑色的、被风雨磨损的破布朝玛利亚滚下来。

街上仍然没有人。他现在滚动得很灵巧，留心避免弄响屋顶的瓦片。玛利亚让发动机声音更大。她仍旧在唱，没有发觉这是徒劳的。他在那里，他来了，他就到了。她在唱。

他近了一米。她在唱，还是那首歌，声音很低。他又近了一米。他近了三米。街上仍旧空无一人，连那位守夜人也没有，他大概又睡着了。

一支巡逻队大概从广场出发朝普兰西帕尔旅馆方向，朝城北走。这是他们的路线。从那里传来话语声，最初声音很大后来逐渐小下来。离这些声音在沿旅馆的那条街街口响起，现在大约剩下四分钟，而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离玛利亚只有一米远。

她以为自己计算错了，因为这四分钟还没有过去她就听见脚步的回响声，警察走进了沿着旅馆阳台的那条街，她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不可能，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多半也是这样想的，他越过屋顶上剩下的一米距离，更迅速、更灵活地滚动，纵身一跃。他跳了下来，落进罗孚车里。一大团软软的、黑黑的布掉进了车里。

完成了。玛利亚启动车时，巡逻队大概正拐进这条街。他落在后座上。大概还继续滚动，滚到了后座下面。没有动静。他大概躺在地毯上，紧靠在她背后，仍然裹在毯子里。

一扇窗子亮了。有人在喊叫。

城里各处都响起了警笛，此起彼伏。玛利亚这就到了主要广场。他从屋顶上跳下的时候，檐槽被他踩断了，发出巨响，难以入耳的噪音。一扇窗子亮起了灯？是的，两扇窗子、三扇窗子亮起来了。黑夜的门在吱嘎响。

是刚刚刮起了热风？是罗德里戈·帕斯特拉？警笛声不断。发出警报的是沿着旅馆巡逻的警察。但他们没有看见在另一条街上，在离他们五十米远处启动的罗孚车。风将声音吹向了田野。田野上这些方形光亮就是从窗子里射来的。停电仍在继续，点灯颇费时间。玛利亚拐过弯后，离正在搜索屋顶的警察约一百多米。

一支巡逻队朝她跑过来。她停下。巡逻队到了她面前放慢脚步，仔细看看那辆空车便走了。巡逻队在稍远处，在一扇窗前停住，并且呼喊。无人回答。巡逻队已经到了街尾。

必须减速。为什么罗孚车恰恰停在断裂的檐槽在风中颤动的地方？黑色罗孚车是旅馆一位女客人的，她自由自在，独来独往，被这难受的一夜弄得心慌意乱。玛利亚有什么可怕的？

她不再害怕了？恐惧几乎完全消失。她只有回忆，新鲜的、刚成熟的、如花盛开的回忆，回忆过去的她。差不多一分钟过去了。恐惧变得不可思议，如同心灵朦胧的青春。

玛利亚必须经过广场。她这样做了。她现在知道身后的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不可能被人看见。后座是空的。出城不能不经过广场，广场上有两条出城的路，一条通往马德里，另一条通往法国，巴塞罗那。

一辆汽车，惟一的一辆，在夜里这个钟点，它必须起程朝马德里开去。人们会说这是第一位旅游者。

二十多位警察停在昨晚玛利亚喝曼萨尼亚酒的那家咖啡馆对面。他们在听警笛并且回答，他们在等待命令。其中一人挡住了玛利亚。

“您去哪儿？”

他看看空车，放下心来，朝她微笑。

“我是旅馆的客人。我们没订着客房，我没法睡觉，”她又补充说，“你们的声音这么大。我要去走一走。出什么事了？”

他相信她吗？是的，他仔细看她，然后转眼瞧着远处的旅馆，对她解释说：

“有人大概发现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在屋顶上，但不确定。”

玛利亚回转头。电筒光正在搜索离旅馆最近的最后几个屋顶。警察没有再说什么。

她轻轻启动车。去马德里的路就在她前面。必须绕过那丛矮棕榈树。她记得很清楚，这就是去马德里的路，不容怀疑。

汽车的机器在运转。克莱尔的黑色罗孚车开动了，朝玛利亚所希望的方向，朝马德里方向驶去。玛利亚坐在方向盘前，轻轻地、小心翼翼地绕着广场。檐槽还在城的另一处嘎嘎响，警笛声在那里持续不断。豺狼。那位年轻警察带着困惑的微笑看着玛利亚远去。她在他周围转，在广场周围转。她对他微笑了吗？她永远不知道。她驶上那条大街，旅馆前那条朝西的街。她没有看通往她所熟悉的走廊的阳台是否亮了灯。

这是去马德里的公路。西班牙最大的公路。它极为壮观，笔直地向前延伸。

当然，城市还没有结束。一支巡逻队，两支巡逻队相遇，都一无所获，他们瞧着这辆挂外国牌照的黑色罗孚车，它今天这么早就朝马德里开。然而昨夜的暴雨和现在突发的朝气使他们中间的几个人微笑。

其中一人呼叫这位独自开车的女人。

有两家汽车维修店。接着就是一个修理中心，它相当大，孤零零的。再过去就是几座很小的房子。玛利亚不知道现在几点钟。反正是黎明前的钟点。不过黎明还没有到。它得在它所需要的习惯时间里到来。它还没有来。

在房屋、小屋以后就是麦地。在蓝光下只有麦地。麦地呈蓝色。很久才能走完。玛利亚慢慢开车，但毕竟在往前驶。在夜里的某一时刻，汽车来到转弯处，车灯照着一块十分明显的牌子，于是她发觉现在离城十四公里，她已经离开了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的城市。

她继续开，一直来到浅色小麦中一条阴暗的土路。她开上土路，行驶了五百米就停车了。这条路两侧都是和刚才一样的小麦，而黑夜仍未退去。极目望去，看不见任何村庄。一片寂静，因此玛利亚关了发动机。

玛利亚回转身时，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正从裹尸布里钻出来。

他在后座上坐了下来，环顾四周。在黑夜的蓝光里他的面孔模糊不清。

这片平原上如果有鸟，它们肯定还在泥泞的黏土上，在麦秆之间睡觉。

玛利亚从口袋里掏出几支烟，取出一支递给他。他扑向这支烟。当她给他点烟时，她发觉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冷得发抖。他两手抓住烟不肯放手，吸了起来。在西班牙的暴雨之夜，黎明前一个小时，天气很冷。

他抽烟。

他没有看这个女人。

她可在看他。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是姓名。她一面看着麦地，一面看他。

他的头发贴在脑袋上，衣服贴着身体就像他是淹死的人。他大概又高又壮。也许三十岁？他仍然在抽烟。他在瞧什么？瞧他的烟。当他瞧着香烟时，她看清他，他的眼睛大概是黑色的。

玛利亚打开身旁的旅行毛毯递给他。他接过去放在后座上。他没有明白。他又抽起烟来，然后看看车外的两侧。他首先开口。

“这是哪里？”

“去马德里的路。”

他没有再说话。玛利亚也一样。她朝前方转过头去。两人都在抽烟。他先抽完。她再递给他一支。他一直在发抖。在火柴的微光下，他的表情木讷，只注意克制颤抖。

“你想去哪里？”玛利亚问。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多半是头一次瞧她，远远地，毫无兴趣。但他毕竟在瞧她。玛利亚看不见他的眼睛，但看见他的目光，就像在大白天一样十分清楚。

“我不知道。”罗德里戈·帕斯特拉说。

玛利亚又朝前转过头去，接着又忍不住转头瞧他。她强烈地想看看他。他刚才看她时的那种惶恐表情已经消失。只剩下眼睛。当他将香烟递到嘴边时，眼睛上的眼皮本能地抬起。什么也没有。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只有抽烟的力气。他为什么跟着玛利亚来到这里？大概是出于一种善意，一种礼貌。有人呼唤，你就回答。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以后是什么人呢？玛利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伸手可及的奇人，今晚从混乱的情爱中生长的黑色花朵。

他用枪打碎了她的脑袋。他的爱妻死了，十九岁，还光着身子，裹在与他在屋顶上时一样的棕色毯子里，躺在市政厅的临时停尸房里。他，另一个呢，胸前中了一枪。他们被分开。

“现在几点钟？”罗德里戈·帕斯特拉问。

玛利亚指指她的表，但他不看。

“两点半过一点。”

眼睛又重新看着麦田。他靠在后座上，玛利亚似乎在宁静中听见一声男人的叹息。接着又恢复了宁静。接着又是黎明前的时光在流逝，无止境地流逝。

天很冷。刚才吹向城市的热风存在过吗？那是暴雨后的阵风，它已经过去了。成熟的麦子曾在风雨的淫威下形成麦浪，现在却纹丝不动。

突然从凝滞的空气中渗出了寒气，它刺激着肩膀和眼睛。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大概睡着了。他的头靠在后座的椅背上，半张着嘴。他睡着了。

她呼吸到空气中有点变化，小麦泛出苍白色。过了多少时间？他睡了多久？在地平线的某处开始了一场争斗，它没有颜色、不规律，难以模仿。头脑里某处也开始了争斗，身体越来越感到不适，它与任何其他不适不同，它在寻找自己的秩序。但是，但是，可以说天空清纯发蓝。它仍然如此。当然这只是偶然的光明，是情绪变化的完美幻觉，是由早已积累的种种疲劳以及这次疲劳，这一夜的疲劳所形成的、突然被美化的幻觉。也许是这样？

不，这是黎明。

他在睡觉。他在睡觉。

在黎明中还没有任何确定的颜色。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正在做梦。他正处在睡眠中做梦的时刻。玛利亚转头对着他，下巴枕在椅背上瞧着他。她有时看天，但更是看他，仔仔细细地——什么意思？她看着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是的，在这里，他睡得很安稳，他张开鸟的翅膀越过一切混乱。这看得出来。他这个从此以后无比沉重的人现在全身被托起，超越了一切混乱，而且他在不知不觉间同意这样做。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睡觉时，玛利亚就看不到他那完全茫然的眼神。

他刚刚在睡眠中微笑。她敢发誓在他半张半闭的嘴上出现了一个战栗的微笑，它酷似生活满意的微笑。另一些字眼被黎明排除了。

在他大腿之间，生殖器旁边，有一个武器的形状，是一把枪。毯子在他脚下。旅行毛毯在他身旁。不必替他盖上。何况她想看见他全身，永远。她看得很清楚。他睡得安稳、平静。

别抬头看天。

其实大可不必。曙光在他身上升起。苍白的光线逐渐照射到他全身。这个身体的轮廓更清楚，更明确。它再次有一个姓名：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到钟点了，他在此刻原本会被人逮住，就像老鼠。

玛利亚有点像他那样摊靠在前座上，瞧着曙光照到他身上。

她想起了一个孩子，想起了孩子。她驱赶这个想法。他仍在做梦，就像昨晚一样做梦。

必须再等等。然后该叫醒他。

他现在变成了粉红色。一种平稳的疲惫笼罩着田野以及玛利亚。天空在平静里染上了色彩。她还有一点时间。一辆汽车在国家级公路上朝马德里驶去。玛利亚偷偷看看另一侧的天空。他身上的粉红色来自天空。第一批出发的时刻到了。驶往马德里的那辆车肯定是从旅馆来的。在仍然阴暗的走廊里，克莱尔在这艰苦的一夜后痛苦地伸展四肢，心中在欢呼照射他们爱情的黎明，然后她又睡去。

他仍然在睡。玛利亚坐了起来，从车门的前面口袋里取出那一小瓶白兰地。空腹饮酒，熟悉的、灼热的酒又回涌到喉咙，引起恶心，令人清醒。太阳。地平线上有太阳。寒气立刻减弱。眼睛感到不适。他睡了将近一个小时。阳光扫过他的身体，进入他半张半闭的嘴，他的衣服开始轻轻地冒气，就像没有完全熄灭的火一样。他的头发也冒气。被丢弃的火发出的极细极细的烟气。他还没有感到光亮。他的眼睛轻微地颤动，但是眼皮紧锁着睡眠。他不再微笑。

难道不应该赶紧叫他，尽快叫他，好办完事吗？

玛利亚又取来那一小瓶白兰地喝了，然后放回车门上的口袋里。她仍在等待。她还没有叫醒他。她还没有叫醒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然而，然而，最好是让玛利亚生活中的这一刻尽快过去：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将在罗孚车里醒来，看到自己身在麦田小路上，身边是这位陌生女人。在醒后几秒钟里，他会恢复记忆——这点可以预见到。他明白自己刚才在做梦，会呆着发愣。玛利亚必须下决心将他叫醒。

半个太阳在地平线上露面了。两辆汽车、六辆汽车在公路上快速驶向马德里。玛利亚又拿起那小瓶白兰地，再喝一口。这一次，严重的恶心使她不得不闭上眼睛。然后她开始轻轻地叫唤：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他没有听见。眼睛颤抖了两下然后闭得更紧。白兰地引起的恶心还在继续。要呕吐。玛利亚闭上眼睛，免得吐出来，免得看他。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她摸索着将白兰地瓶放回车门上的口袋里，更深地将头埋向座位后面。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后座上有什么东西在动。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没有醒。玛利亚又直起身子，这次瞧着他。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他的眼睛眨了眨。白兰地引起的恶心过去了。玛利亚又来一次，拿起小瓶喝酒。这一口酒比前一口酒还厉害。也许她会晕倒？不。只不过她有点眼花，无法平静地说话，只会喊叫。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玛利亚又将头埋在前座的椅背里。

应该这样做。应该唤醒他。从汽车后部传来低沉的叫声，长长的呻吟声。

玛利亚转过头来时，觉醒的最初一刻已经过去了。他坐在后座上，用有眼眵的、充血的眼睛瞧着麦田，他家乡的麦田。他感到惊奇吗？是的，他仍然惊奇，但很轻。现在他的眼睛离开了麦田。他还是直着身体坐着，再不看任何东西。他想起了一切。

“我该回旅馆了。”

他不作声。玛利亚递给他一支烟。他不看它。她朝他伸出烟，但他始终不看它。他开始瞧玛利亚。当她说她必须回旅馆时，他抓紧了那条棕色毯子，但这个动作后来停止了。他发现了玛利亚的存在。大概是她勾起了他的回忆。

她避免深呼吸以防呕吐。可能是她在黎明时喝的最后一口白兰地回涌到了喉咙里，就像抽噎一样必须时时克制住。

他瞧着她，瞧着，瞧着。目光呆滞，充满了在此以前难以想象的冷漠。他瞧着玛利亚时又发现了什么？他发现她时为什么又惊奇？他当时意识到玛利亚再不能帮他忙，不管是玛利亚还是任何人吗？他意识到随着黎明来临，被黑夜隐藏的新事实将被揭露吗？

“我有个孩子在旅馆，”她说，“所以我必须回去。”

结束了。他不再看着她。她把手中的烟再递过去，他接下，她给他点火。他掀起座位上的棕色毯子。

“听我说。”玛利亚说。

也许他没有听见。她的声音很低。他打开车门下车，站在车旁。

“听我说，”玛利亚重复，“这里离国境线不远。可以试试。”

他站在小路上，再次环顾四周故乡的麦田。接着他走回来，他记起来了，他关上车门。他记起来了。同样，在夜里，他回答了对他名字的呼唤。昨天，他很可爱。阳光明亮，迫使他眯起眼睛。

“可以试试。”玛利亚又说。

他慢慢地摇头，表示他不知如何是好。

“中午十二点，”玛利亚说，“中午十二点我就回来，我回到这里。中午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罗德里戈·帕斯特拉重复着。

她用手指指太阳，然后朝他张开两只手。

“中午十二点，十二点。”她又说。

他点点头。他听懂了。然后他转过身去寻找，在这一大片麦田里，在这片自由的空间里，他该去哪里待着，去哪里藏身。太阳完全露出了地平线，完全照着他，他在麦地上的影子很完整，长长的。

他可能已经找到去处，找到歇脚的地方。他在小路上远去。他手里拿着的毯子拖在他身旁。他光脚穿着绳子结成的凉鞋。他没有外衣，只有一件深蓝色衬衣，和村里的所有男人一样。

他在小路上走着，停下，仿佛在犹豫，接着他在离罗孚车大约二十米的地方钻进麦田，突然一下在那里摊开手脚倒下。玛利亚等着。他不再站起来。

当她走出麦田那片新鲜的黏土地，回到国家级公路上时，炎热已经开始了。它还会增强，无可避免地一直到中午，然后在整整一天里扩散，一直到黄昏。这是众所皆知的。

玛利亚被阳光照着后颈，又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她双手紧握着方向盘，与困倦斗争。她以为克服了困倦时，其实陷得更深。不过，她仍然朝旅馆开去。

这里是那个修理中心。

这里是那两家维修店。

而且已经出现了农民。去马德里方向的汽车还不多。

当玛利亚认为再无法抗拒困倦时，她想起了朱迪特，于是她抵达了城市的近郊，然后是城市，然后是广场。

那里仍然有警察。夜间的这批人该睡觉了。在大白天这些警察显得很气馁。他们在打哈欠。他们满脚是泥，衣服被揉皱，但还是在城里各处吹警笛。他们虽然疲惫，仍在市政厅前守卫着前一天被谋杀的两个人的尸体。

旅馆的大门开着。一位老人替换了那位年轻的守夜人。车棚里有车位。刚才那些汽车确实是从旅馆里走的。玛利亚又从大门出来，在街上围着旅馆转了一圈，昨天夜里她就是在这条街上认识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的。她喝了太多的酒走路困难，但街上还是空空的，没有人看见她。

走廊里有空地方。她恶心得难受，必须赶紧挨着女儿躺下，然后才有勇气睁眼看。棕色毯子上还留有朱迪特的体温。走廊里仍旧安静和凉爽，有人关上了通往阳台的走廊门。多么好的休息。朱迪特在始终快乐的睡眠中翻了一个身。玛利亚开始休息。

他们两人仍旧在那里，仍旧在睡。她离开走廊已经过了两个小时。时光还早。清晨四点钟。他们在睡梦里大概是无意识地相互靠近。克莱尔的踝骨放松地靠着皮埃尔的脸。他的嘴轻轻地碰着克莱尔的踝骨。克莱尔的踝骨在皮埃尔张开的手上。如果他握紧手，这个女人的踝骨就整个在他手里了。然而玛利亚怎么看也是枉然，这事没有发生。他们在熟睡。

六

“玛利亚。”

玛利亚醒过来。是皮埃尔在叫她。见她睡个没完，他微笑。他靠在墙上看着她。

“十点钟了。”他抱歉地说，“所有的人都走了。”

“朱迪特呢？”

“她在院子里玩。没事。”

在玛利亚周围，走廊已经空了。去阳台的窗子开着，阳光斜照着走廊。它照在红色地面上，十分明亮，像昨天一样，并且反射在皮埃尔的脸上。玛利亚又感到恶心。她起身又躺下。

“等一等，我这就起床。”

在走廊尽头，已经有侍者端着清凉饮料的托盘走来走去。客房的门开着。几位妇女一面收拾床铺一面唱歌。暑热已经来了。

“我让别人别惊醒你。”皮埃尔说，“不过再过几分钟，太阳就要照着你了。”

他紧紧盯着她。她拿出一支香烟，试着抽一口然后又扔掉了。虽然感到恶心，她仍旧对皮埃尔微笑。

“早上对我来说是最难过的，”她说，“不过我这就起床。”

“你要我留在这里吗？”

“你还是去餐厅等吧，酗酒后醒酒时不该有旁人在场。”

他们两人都微笑。皮埃尔走开了。玛利亚又叫住他。

“克莱尔呢，她在哪里？”玛利亚又问。

“和小家伙在下面。”

她好不容易起来走到餐厅时，皮埃尔桌上正有罐咖啡冒着热气。皮埃尔知道某几天早上玛利亚需要什么。他静静地让她喝，喝完全部咖啡。然后她伸懒腰，伸懒腰，两手伸进头发，最后抽烟。

“好多了。”她说。

餐厅里除了另外两桌以外，他们是惟一的客人。餐厅又变得井然有序，十分干净。白白的桌布上已摆好午餐的餐具。在夜里呈蓝色的玻璃天棚下，张开了一大张深灰色帆布来遮阳。在这里炎热还可以忍受。

“你昨晚喝酒了，玛利亚。”皮埃尔说。

她用手摸摸脸。用手摸脸时她才感觉到，她才知道自己从前很美，现在开始不行了。她以毫不宽容的方式双手摸脸，她知道自己已经承认自己憔悴了，永远憔悴了。她没有回答皮埃尔。

“这还是毅力问题。”皮埃尔继续说，“你可以少喝点嘛，至少在晚上。”

玛利亚大口大口地喝完咖啡。

“呵，这样真好，”她说，“早上一个难受的时刻就过去了。”

“夜里我找过你。车也不在。守卫告诉我你出去遛弯了。于是我明白了。”

他欠起身，也抚摸玛利亚的头发。

“玛利亚，玛利亚。”

她没有对他微笑。他的手在她头发上待了一会儿然后就缩回去了。他明白玛利亚为什么没有笑。

“我去冲个澡。”她说，“然后，你要是愿意，我们就走。”

克莱尔来了。她牵着朱迪特的手。她们进来了。克莱尔穿一身蓝。她进来时首先看皮埃尔。她一进来就看得出她对皮埃尔的欲望像影子一样跟着她。真好像她在呼喊。但她跟玛利亚说话：

“你夜里出去了？”

玛利亚寻找答话，但找不着。她不由自主地凝视克莱尔。

“夜里他们把我们吵醒了，”克莱尔接着说，“他们以为找到了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所有的人都跑到窗口看。乱极了！我们到处找你。”

他们发现夜里她不在时，他们又做了什么？一旦他们发现她还没回来，罗孚车也没回来，一旦孩子们又沉沉睡去，旅馆又安静下来，走廊，渐渐地整个旅馆都安静下来，他们做了什么呢？成事了吗？

“我和警察在一起，”玛利亚说，“我和警察一起喝曼萨尼亚酒，就在昨晚那家咖啡馆。”

克莱尔笑了。皮埃尔也笑，但不及克莱尔笑得厉害。

“呵，玛利亚，”克莱尔叹口气说，“玛利亚，玛利亚。”

他们爱她，玛利亚。克莱尔的笑并不完全正常。这事并非不可能，他们可以在黑暗的走廊里，一面等她，等着罗孚车回来，一面相互紧紧拥抱。谁知道呢？

“朱迪特。”玛利亚喊。

玛利亚伸手拉她，看着她。这小姑娘夜里睡得很好。眼睛是蓝色的。眼睛下方恐惧的黑圈已经消失。玛利亚将她推开，推得远远的。他应该还在麦地里。他在睡觉。麦秆的阴影很细，他开始感到热。如果罗德里戈·帕斯特拉获救，那最终获救的是谁呢？

“她吃早餐时可是狼吞虎咽，”克莱尔说，“凉爽的一夜过后，她狼吞虎咽。”

朱迪特又回到玛利亚身边。玛利亚又拉着她，又看她，然后几乎粗鲁地又推开她。朱迪特习以为常。她听任母亲兴之所至地看她然后又推开她，她走开去，在餐厅里转悠，一面唱着歌。

“到马德里的时间不能太晚，”克莱尔说，“尽可能在天黑以前。为了找旅馆。”

玛利亚想起来了，走开去，去办公室。浴室是空的。淋浴很舒服。时间就这样过去。玛利亚看着自己孤独而赤裸的身体。如果将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带往法国，最终能拯救什么呢？他在汪洋一片的小麦地睡觉。水顺着她的乳房和腹部流下，使她感到舒服。她在等待，等待时间流逝，而水源源不断。当然，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会判减刑。人们将考虑到他对佩雷斯的嫉妒心理。但是除了考虑使他杀人的这种嫉妒心理以外，人们还能做什么？

在餐厅里，只剩下克莱尔在等玛利亚。

“皮埃尔去结账了，”她说，“然后我们就走。”

“你真漂亮，”玛利亚说，“克莱尔，你的确的确漂亮。”

克莱尔低下眼睛。她忍住，接着说：

“在他们结束对那个可怜人的搜寻后不久，汽车就开始启动了。不可能再睡。我是说很难再入睡。但终究睡着了。”

“那是几点钟？”

“还是夜里，我不清楚是几点钟。全城都响着警笛。在那边，瓦片哗啦地响，大概是风。他们惊慌失措。我很晚才又睡着。”

“很晚？”

“好像太阳正在升起。是的。我躺着，看见了天空。皮埃尔和我，我们说了话，是的，仿佛一直到天亮。”

克莱尔等着。玛利亚不再追问。朱迪特回来了。克莱尔喜欢朱迪特，她是皮埃尔的孩子。

“永远再不会有暴雨了，”克莱尔对朱迪特说，“你不该害怕。”

“永远？”

这是对她的许诺。她又去旅馆的走廊里转悠。皮埃尔回来了。他说已准备好。他结清了旅馆手续。他抱歉说让她们久等了。然后他就不说话了。今早克莱尔没有看他。她低着眼睛抽烟。即使在黎明前，他们在黑暗的走廊里大概也没有相聚。她想错了，玛利亚。他们不像头天晚上那样相互看着，他们避免四目对视，这是因为他们之间已低声倾诉了他们的爱情，那时麦地的上空是粉红色的，黎明的来临使他们想起了玛利亚，这个念头在他们强烈的新生爱情面前显得可悲和可憎。拿玛利亚怎么办？

“还得去看看圣安德烈阿教堂呢，”皮埃尔说，“三幅戈雅的画，哪怕只是为了以后不后悔。”

有客人进来。是女人。皮埃尔不再看她们。

“我累了，”玛利亚说，“我等你们。”

“你喝什么了？”克莱尔问。

“白兰地。我在车上等你们。快到中午时会好些。”

他们交换了眼色。昨天夜里他们肯定也谈到了这个，希望玛利亚再次变得明理，希望并且高兴她在别处忙于别的事而不去想自己又一次的不幸。

他们走了出来。浴后的清凉消失了，玛利亚认出院子后立刻又感到疲乏，仿佛命中注定。需要巨大的力量才能将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从麦床上拉起来。这件事应该告诉他们，阻挠他们新生的欲望，放弃马德里——在那里今晚该成就他们的爱情。玛利亚瞧着他们装车——她不去帮忙——他们笑着完成这小小的苦差事，这差事会使玛利亚呻吟。

玛利亚坐在前面，靠着皮埃尔。在她后面是克莱尔，她正在叠后座上胡乱放着的旅行毛毯，没有提出问题。玛利亚看见她整理，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在城里的路程和夜里玛利亚走的一样。现在是十一点钟。广场上还有四位警察站岗，他们由于整夜的搜寻像玛利亚一样疲惫不堪。圣安德烈阿教堂坐落在广场上，和市政厅一样。被害人的尸体应该还在那里，被保存着。

“他们没有抓住他。”皮埃尔说。

他在整夜开着的那家咖啡馆对面在阴凉处停了车。再一次是教堂。再一次是戈雅的三幅画。再一次是度假。为什么拯救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拯救他脱离什么？他的被惊醒这次会是如何？将这个身体从麦地里拉出来，在克莱尔因欲望受阻而变得粗暴的态度下，将这个身体装上汽车。现在是十一点十分。

“真的，”玛利亚说，“我很累，我就待在这里。”

克莱尔下车，后面跟着朱迪特。皮埃尔让车门开着，等着玛利亚。

“就十分钟，”他说，“你能行，玛利亚，来吧。”

她不愿意。他关上车门。他们三人朝圣安德烈阿教堂走去。他们进去了。玛利亚再看不见他们。

正午将到，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将明白他被抛弃了。玛利亚闭上一刻眼睛。她还记得吗？是的。她记得那瞧着小麦但识别不出来的眼神，她记得那在阳光下醒过来的眼神。当她睁眼时，有两个孩子站在那里，被罗孚车迷住了。他们还没有回来。大概还看了些别的画，不仅是戈雅的作品，还看了某位早期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牵着手一起看其他风景画。从打开的窗子望出去的远处的小山谷、树林、村庄、羊群。暮色时分的树林，四周是可爱的天使、羊群、山丘上冒炊烟的村庄，在山丘之间流动的空气就是他们爱情的空气。远处，有个湖，它像你的眼睛一样蓝。他们牵着手互相看着。在阴暗处，他对她说：在这以前我没有注意到，你的眼睛更蓝，像这湖水。

玛利亚必须动动，必须去正对着汽车的酒吧喝杯曼萨尼亚酒。她的手开始颤抖，酒在她的喉咙和身体里引起了幻想，和洗澡的幻想同样强烈。如果他们还不回来她就去这个酒吧。

他们回来了。朱迪特在他们中间蹦蹦跳跳。

“这里不仅仅有戈雅的画，”皮埃尔说，“你本该来的。”

克莱尔拉开车门。玛利亚阻止了她。皮埃尔挨着她。

“昨天夜里，”玛利亚说，“你们睡觉时，我发现了警察找的那个人，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克莱尔变得十分严肃。她等了一秒钟说：

“你喝多了，玛利亚。”

皮埃尔没有动静。

“不，”玛利亚说，“这是偶然。他当时在旅馆阳台对面的屋顶上。我将他带到去马德里的公路上，离这里十四公里的地方。我对他说我中午十二点钟回去。他在麦地里躺下了。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皮埃尔，皮埃尔，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皮埃尔拉起玛利亚的手。从说完以后的沉静中她明白自己刚才在大叫。

“求求你了，”他说，“玛利亚。”

“这是真的。”

“不，”克莱尔说，“不，不是真的，我敢发誓，不是真的。”

她从汽车旁稍稍走开，庄严地挺直身体，使玛利亚低下眼睛。

“我想我们去不去对他都无所谓，”玛利亚说，“对他完全无所谓。我们完全可以不去。我想最好别去。”

皮埃尔努力微笑。

“那这不是真的？”

“是真的。这城很小。他在屋顶上，屋顶正对着旅馆的阳台。这事有几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但是真的。”

“你今早没有说。”克莱尔说。

“为什么你没有说，玛利亚？为什么？”

为什么？克莱尔和朱迪特从汽车旁走开。她不愿意听玛利亚的回答。

“也是偶然，”玛利亚对皮埃尔说，“我第一次看见他时，你和克莱尔在旅馆的一个阳台上。”

玛利亚看见克莱尔又朝他们走回来。

“很久以后，你们两人都睡着了，我才相信他就是罗德里戈·帕斯特拉。那已经很晚了。”

“我知道。”皮埃尔说。

有人在广场上停住了。他们瞧着慢步回到罗孚车旁的克莱尔。

“这我对你说过，”玛利亚继续说，“在我们结束谈话以后。但你睡着了。”

“我知道。”皮埃尔重复说。

克莱尔回来了。

“这么说，他在等你？”她低声问。

她突然又变得温和。她离皮埃尔很近，比任何时候都近，带有威胁性但又谨慎。皮埃尔已经在注意听玛利亚讲的事。

“呵！我不知道，”玛利亚说，“我想这对他无所谓。”

“十一点二十分了。”皮埃尔说。

“我根本不想去，”玛利亚说，“你们看着办吧。”

“去哪里？”朱迪特问。

“去马德里。我们可以去另一个方向。”

警察又开始拖着疲累的步子在广场上转悠。已经是中午时分的炎热使他们十分疲惫。阳光已经将街道晒干。只需两个小时就能使水沟里滴水不剩。

“旅行毛毯，”克莱尔说，“就是这件事？”

“是的。呵！首先我想喝杯曼萨尼亚酒，首先。”

她背靠着后座，看见他们相互对视，然后寻找广场上有没有一家开了门的咖啡馆。他们会永远允许她喝酒，会永远满足她的喝酒愿望，永远。

“来吧。”皮埃尔说。

他们到昨晚的咖啡馆。曼萨尼亚酒是冰的。

“你为什么喝白兰地？”克莱尔问，“晚上喝白兰地最使你难受。”

“一个疯狂的念头。”玛利亚说。

她又叫了一杯曼萨尼亚酒。他们随她去。皮埃尔也一心只想着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他向侍者要了一份报纸。头版上登着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拙劣的身份证照片。另外两张照片也在上面。佩雷斯的照片和一位长着圆脸、深色眼睛的十分年轻的女人的照片。

“他们结婚只有八个月。”皮埃尔说。

克莱尔拿过报纸看，然后扔在椅子上。咖啡馆的侍者朝他们走来，用手指着警察。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是我一位朋友，”他说——他笑了——而且用手势表示让警察一直找下去吧。

“他们没有抓住那位先生。”朱迪特说。

“再来一杯曼萨尼亚酒。”玛利亚说。

皮埃尔没有阻止她要酒。一般来说，他会阻止的。他让她喝下第三杯。他看看表。朱迪特坐在克莱尔膝上，专心看着。侍者走远了。

“你说是中午十二点？”

“是的。他重复了这个词，说了中午十二点。但他不相信。”

皮埃尔也要了一杯曼萨尼亚酒。玛利亚已喝下三杯了。她在微笑。

“这真奇怪，真新鲜。”她说。

“你要胡说些什么，玛利亚？”克莱尔问。

玛利亚的微笑有增无减。于是皮埃尔介入进来。

“你别再喝了。”他说。

他拿起曼萨尼亚酒杯时，手在稍稍颤抖。玛利亚答应不再喝酒。克莱尔忘记了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又开始死盯着皮埃尔。阳光照到了带栏杆的长廊。整个广场开始进入中午的宁静中。

“可是他们，”玛利亚说，“他们当时还处在爱情的初期。”

皮埃尔牵起她的手，紧紧握着。但玛利亚指指市政厅。

“他妻子在那里，”她说，“佩雷斯也在。为了合乎情理，他们被分开放着。”

“玛利亚。”皮埃尔叫。

“是的，我说过：也许去国境线。他没有回答。真麻烦！麻烦！”

在她周围已经是酒精造成的孤独。她还知道何时该停止说话。她会停止的。

“毕竟会变的。”她说。

侍者又回来。他们默不作声。皮埃尔付了酒钱。他们去马德里吗？侍者问。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谈论风暴。昨天他们是在路上吗？他们勉强回答，侍者不再追问。

“你能认出那地方吗？”皮埃尔问。

“能认出。可是度假呢？”

“如果这是你提的问题，”皮埃尔说，“那无可选择。你让我们陷于不容选择的处境。”

他说话时并不带火气。他在微笑。克莱尔默不作声。

“度假，”玛利亚说，“我说度假，主要想到的是你们，不是我。”

“我们知道。”克莱尔终于开口了。

玛利亚起身。她直直地站在一动不动的克莱尔面前。

“我无能为力，”她低声说，“无能为力。任何人也无能为力，任何人，任何人。这是我想说的。我并没有选择去看见那人待在夜里的屋顶上。你也会像我一样做的，克莱尔。”

“不会。”

玛利亚又坐下来。

“我们不去。”她宣布说，“首先，我们没办法将他藏起来，他个子很大，是巨人。即使我们办到了，他也会满不在乎，我们的努力会徒劳无功，甚至可以说滑稽可笑。只能救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一条命。克莱尔，你去马德里。我不走了。去马德里吧。”

克莱尔轻轻敲着桌子。皮埃尔站了起来。

“我不走了，”玛利亚又说，“我要喝曼萨尼亚酒。”

“十二点差二十五分。”皮埃尔说。

他独自走出咖啡馆，朝汽车走去。朱迪特跑着跟在后面。克莱尔看着他离开。

“来吧，玛利亚。”

“好的。”

她抓住玛利亚的手臂。玛利亚站了起来。不，她没有喝很多酒。在白兰地以后，她又喝得早了一点，但是这会过去的。

“会过去的，”她对克莱尔说，“你别担心。”

皮埃尔朝她走了回来，指着已经坐在汽车后座上的朱迪特。

“朱迪特？”他问。

“呵！她还很小，”玛利亚说，“稍稍注意就行了。”

他们慢慢地离开广场。城市很安静。警察们累垮了，在栏杆的平板上睡觉。

“很简单，”玛利亚说，“你走去马德里的公路，那里，在对面。”

这是去马德里的公路。西班牙最大的公路。它极为壮观，笔直地向前延伸。

广场过后城市还在延续。一队巡逻警察溃不成军地，一个跟着一个走了回来。他们不再看这辆黑色罗孚车。从清晨起他们见到很多了。外国牌照也不再让他们转过头来。

他们之中谁也不看这辆罗孚车。

有一家维修店。一家维修店。玛利亚曾经数过是两家。

“去的时候，”玛利亚说，“我很担心。回来时又醉了。但我会想起来的。那时还有另一家。”

“去马德里的公路，”皮埃尔说，“你不会弄错吧。”

出现了另一家。皮埃尔开得很慢，几乎像她在夜里开车一样。

“然后是一个维修中心，相当大，而且孤零零的。”

“就在那儿。你别担心。”皮埃尔说。

他轻轻地说。他很热。大概也害怕。谁也没有回头看沉默不语的克莱尔。

维修中心到了。它开着门。炙热的空气中充满锯床的噪音。

“然后，好像是房屋，很小的房屋。”

房屋也在那里，矮矮的，有孩子在门廊里看汽车。他们不再问现在几点钟。反正在正午以前的某个时刻。很快，过了房屋，田野上再没有任何阴影，除了鸟儿飞逝的阴影以外。

麦田帮不了忙。看不到任何标志。只有令人目眩的光线下的麦田。

“我在这地里开了很久，”玛利亚说，“我跟你说过有十四公里。”

皮埃尔看看里程表，低声计算走过的距离。

“还有五公里，”他说，“五公里。很快就到了。”

他们注意地看着朝地平线轻轻起伏的景色。天空是一片灰色。去马德里的公路两旁是望不到头的电线杆。天这么热，汽车不多。

“这条路不转弯？”皮埃尔问。

她说她记得有一个转弯处，是的，但她没有转弯。然后是一直往前，直到那条小路。

“一切顺利，”皮埃尔说，“前面就是路口。瞧瞧左边。好好瞧瞧，玛利亚。”

他语气平和大概是因为朱迪特在场。也许还因为有克莱尔。朱迪特精神很好，正平静地唱歌。

“他热死了，完了。”玛利亚说。

这是条缓缓的上坡路。

“你记得吗？这个小坡，你记得吗？”

她记得。的确是条缓缓的上坡路，她当时开到坡顶，坡顶是几条小路的分水岭，从那里可以看见左边的一条小路以及其他的麦地，其他的、无边的麦地。

“真蠢，真荒谬。”玛利亚喊。

“不，”皮埃尔说，“不。”

前面是别的麦地，它们不像刚才的麦地那么整齐。麦地上有硕大的色彩鲜艳的花朵。克莱尔说：

“这里已经开始收割了。”

七

“这是地狱。”玛利亚叫道。

皮埃尔完全停了车。朱迪特听着，试图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不说话，于是她又玩别的。

“你再看看，”皮埃尔说，“求求你了，玛利亚。”

小路朝左笔直地下到谷底。路上还没有人。

“就是这条路，”玛利亚说，“收割的人很远，在路两侧大概五百米以外。天黑以前他们到不了这里。你明白，克莱尔。”

“那当然。”克莱尔说。

突然间，玛利亚清楚地认出了这条路，它柔和又柔和的曲线，它精确的宽度，它隐藏在小麦中间的特点，甚至它的光线。玛利亚伸手去取车门口袋里的白兰地。皮埃尔用手臂挡住了她这个动作。她将小酒瓶放了回去，不再坚持。

“他在小麦中间躺了下来，”她说，“大概在那里，”她指着一个无法指明的地方，“等着中午十二点。时间过了这么久，他会在哪里呢？”

“谁呀？”朱迪特问。

“一位先生，”克莱尔说，“他应该和我们一同去马德里。”

皮埃尔慢慢开动车，在去马德里的路上走了几米远，然后仍然慢慢地开上那条小路。两条清晰的汽车轨迹与大车的轨迹交叉在一起。

“罗孚牌汽车的轮子。”皮埃尔说。

“你瞧，你瞧，”玛利亚说，“此刻不会有麦秆的阴影。他热死了。”

酷热。小路已经被晒干了。大车和罗孚车的轨迹从此刻定在那里，直到下一次暴雨。

“呵！多傻呀，”玛利亚说，“原先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十二点过了一会儿，刚过。这是她宣布过的正点时刻。

“别说话，玛利亚。”克莱尔说。

“我不说话。”

田野上这里那里有花，它们长在被土路围着的大长方形麦地里，土路都无一例外地缓缓往下通向山谷。人们瞧着朝他们开来的汽车，心里在纳闷这些旅游者如果不是走错了路，到这里来干什么。他们停止了工作，都站着瞧那辆罗孚车。

“他们在看我们。”克莱尔说。

“我们在这条路上休息一会儿，”皮埃尔说，“昨夜的暴雨闹得我们睡不好觉。旅馆里没订到客房，你记得吧，克莱尔。”

“我记得。”

朱迪特也瞧着那些收割者。刚四岁的她试图去理解。她坐在克莱尔膝上可以一直看到山谷底部。

玛利亚现在完全恢复了对地点的记忆。暑热在小路凹处停滞不动，让人体各处都沁出汗来。

“还有二十米。跟着车轮的痕迹。我会告诉你的。”

皮埃尔往前开。收割者始终站着看他们靠近。这条路是死路，只通往他们的田地。田地是一个精确的大四边形，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就在这个四边形的中央睡了七个小时。他们从山谷底部开始收割，一直往上，在天黑时分抵达去马德里的公路边。

小路更加下陷，比麦田的地势更低。他们现在只看见收割者的头，因聚精会神而一动不动的头。

“你得停车。”玛利亚说。

他停下车。收割者没有动。其中几人很可能会朝罗孚车走来。

皮埃尔下车，朝最近的两个男人做了一个友好的手势。几秒钟过去了。两人中的一人回应了皮埃尔的手势。于是皮埃尔将朱迪特抱出汽车，抱起她，朱迪特也像他一样，做手势问好。玛利亚后来想起这事时，会发觉皮埃尔看上去很快活。

所有的收割者都回答了小姑娘的手势。那两个男人，接着是他们身后远处的那三个女人。他们的脸色变了：他们在笑。由于阳光，他们的笑相很古怪：是远远能看见的水上的涟漪。他们在笑。

克莱尔在车里不动。玛利亚下了车。

“他现在不可能走出这块地。”她说。

皮埃尔指给玛利亚看山谷底处的一组大车。在半坡处，在这第一组大车和去马德里的公路之间，还有几辆大车和马匹。

“再过半个小时，”皮埃尔说，“他们都会到大车的阴凉处吃饭。小麦高高的，他们再也看不见我们。”

有人在汽车里说话。

“半个小时后我们都会热死了。”克莱尔说。

她又抱回朱迪特，给她讲故事，一面用眼光跟随着玛利亚和皮埃尔。

他们又开始工作。从谷底吹来的空气中夹着小麦细屑，刺激喉咙。这空气还有种香味，它经过夜里暴雨的洗涤。

“我去看看，”玛利亚说，“至少告诉他要等一等，要耐心。”

她像散步一样慢慢远去。她在唱歌。皮埃尔在阳光下的小路上等着。

她唱的是黎明前两小时给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唱的那支歌。一位收割者听见了，抬起头来，不明白这些旅游者为什么在这里停下来，反正弄不明白，又干起活来。

她本能地往前走，平静的步伐和清晨四点钟她离开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时他的步伐一样。小路往下陷，谁也看不见她。除了皮埃尔和克莱尔。

如何称呼在玛利亚面前展开的时间呢？希望的准确性？呼吸到的空气的更新？没有目标的爱的白热化和爆发？

呵，谷底应该有激流，风暴的亮晶晶的水仍在那里流动。

她没有弄错。希望很准确。在她左边，麦田里突然出现一个空洞。在这里她再看不见他们。她再一次单独和他在一起。她拨开小麦，钻了进去。他在那里。在他上方，小麦又天真地交叉起来。在一块石头上，小麦也同样弯曲着。

他睡着了。

今早在朝阳下从这里驶过的有色彩的大车没有将他惊醒。他就在这里，在她离开时他歇息、投身、倒下的地方。他俯身躺着，两腿像孩童般地微微弯曲，姿势难以描述，是出于不为厄运所制约的追求舒适的本能。这两条腿曾载着厄运缠身的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一直来到这片麦地，只有这两条勇敢的腿对他的睡眠感到知足。

他的手臂在脑袋周围，像两腿一样，孩童般地自然放松。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玛利亚喊。

她弯下身。他睡着了。她将把这个身体带去法国。这个暴雨中的凶手，她的奇迹，她将带他走得远远的。这么说，他在等她。他相信清晨她说的话。她突然想挨着他的身体躺下，躺在麦地里，好让他醒来时认出世界上的某个东西，认出一个女人陌生的、感激的面孔。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

她低声呼唤，既害怕又希望惊醒他，她弯下腰叫着。皮埃尔和克莱尔不可能看见她和听见她，甚至不可能想象她。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她低声喊着。

她以为自己仍然酒醉未醒，因为她找到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是那么高兴。她原先以为他忘恩负义。可他一直在这里等她，准时等她。这就是春天。

她更大声地喊：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是我。是我。”

她更俯身呼唤。这一次离他更近，声音很低。

当她近到能触及他时，她才发现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死了。

他面朝土地睁着眼。脑袋四周以及麦秆上的污迹，玛利亚原以为是他的阴影，其实是他的血。这事已发生很久了，大概在黎明后不久，有六七个小时。他的脸像孩童突然困倦时随手扔掉的玩具，一支手枪靠在他脸边。

玛利亚站起来，走出麦地。皮埃尔站在路上，朝她走去。他们走到了一起。

“不必等了，”玛利亚说，“他死了。”

“怎么？”

“大概是热死的。结束了。”

皮埃尔在玛利亚身旁站着不动。他们相互看着，一言不发。玛利亚最先露出笑容。很久以前他们也曾这样相互看着，仿佛在重温旧梦。

“这没有意义，”她说，“我们走吧。”

她在原地不动。皮埃尔离开她，朝她刚刚走开的麦田凹处走去。他大概也俯身瞧着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他过了很久才回来。他朝玛利亚走过来。克莱尔和朱迪特沉默无言地等待他们。玛利亚摘下一支麦穗，又摘下一支，拿在手中，然后扔掉，接着又摘又扔。皮埃尔来了。

“他自杀了。”他说。

“傻瓜，傻瓜。不谈这事了。”

他们在小路上面对面站着，等待对方对这件事说一句结论性的话，但这话迟迟不来。接着，皮埃尔扶着玛利亚的肩膀，呼唤她：

“玛利亚。”

从罗孚车里传来另一声呼唤。当然是克莱尔。她在叫皮埃尔。皮埃尔做了一个示意动作回答。他们走近车。

“那位先生呢？”朱迪特问。

“他不来了。”皮埃尔说。

玛利亚打开后车门，请克莱尔坐到前面。她要在后座和朱迪特在一起。

“他死了。”皮埃尔低声对克莱尔说。

“怎么死的？”

皮埃尔犹豫了一下：

“大概是中暑。”

他发动车，开始倒车。这样做很不容易。小路很窄，不得不稍稍侵占人行道。皮埃尔回头时，看见玛利亚抱起了朱迪特，给她擦汗。她像平时那样擦得很细心。坐在前面的克莱尔默默无言。玛利亚看不见在麦田背景前克莱尔那美丽的后颈。

倒车结束。皮埃尔又爬坡，一路上开得很慢。现在是去马德里的公路了。

“我们怎么办？”克莱尔问。

没有人回答。

“我口渴。”朱迪特说。

这是去马德里的公路。极为壮观的、笔直的路向前伸展。收割者们在地里大概又直起了身子，但谁也看不见他们。皮埃尔又停下来，朝玛利亚转过身，没有说话。

“没有任何理由，”她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做我们决定了的事。”

“准确地说二百五十三公里，”克莱尔说，“天黑以前我们能到。”

皮埃尔又开动汽车。速度使炎热变得可以忍受。它吹干了汗，使头脑轻松些。朱迪特又呻吟说口渴。皮埃尔答应她在下一个村庄停下。还有四十八公里。朱迪特仍在抱怨。她厌烦了。

“她厌烦了。”克莱尔说。

早在到达这个村庄以前，公路突然变了。它先是朝一个山顶的上坡路，由于这段上坡路很长，他们几乎感觉不到是在上坡。接着是下坡，同样的坡势，然后是一个更高、石头更多、更凄凉的地区。轻微的下坡比刚才的上坡更缓，接着又是平坦而笔直的公路。

“大概进入了卡斯蒂利亚地区吧？”克莱尔问。

“大概吧。”皮埃尔说。

朱迪特又在喊口渴。

“你要是哭，朱迪特，”玛利亚平静地说，“你要是哭……”

朱迪特哭了。

“我就把你扔在路边，”玛利亚吼道，“你要是哭就当心，朱迪特。”

皮埃尔加快速度。越来越快。车尾扬起大片尘土和沙石。空气炙热。克莱尔靠在座位上，盯着公路。

“犯不着自杀。”她说。

麦田消失了。现在只剩下石头，大堆大堆的被阳光晒得完全脱色的石头。

朱迪特不再哭泣，偎在母亲身旁。尽管克莱尔发出了警告，皮埃尔还是越开越快。玛利亚不作声。

“妈妈。”朱迪特在呼唤。

“我们要自杀了。”克莱尔宣布。

皮埃尔不减速。他开得这么快，将朱迪特摇来晃去，从椅背摇到母亲身边。母亲用手臂挽住她，让她贴着自己的胯骨。朱迪特就待在那里，又是要哭的样子。

“皮埃尔，”克莱尔叫他，“皮埃尔。”

他稍稍减速。高原结束了，又是上坡路。山顶又是平坦的，但这一次没有下坡路。尽头是一圈圆顶山。汽车往前走，另一些山也露了出来，古怪地堆挤在一起。这些山堆在那些山上面，现在四面都是山，一些山整个压在另一些山上，荒谬地挤撞着，白色或是被曝光的硫化物染成的粉色或蓝色。

“妈妈。”朱迪特又喊。

“别说话，别说话。”玛利亚吼道。

“她害怕，”克莱尔大声说，“朱迪特害怕。”

皮埃尔再减速。在后视镜里他看见玛利亚搂着朱迪特亲吻，朱迪特也终于笑了。

旅行按正常的速度进行。离皮埃尔说的那个村子只有十公里了。休息，这是在发现罗德里戈·帕斯特拉在麦地的尸体后，在赶时间和情绪低落以后的第一次休息。

“房间，”这时克莱尔说，“别忘了在傍晚以前打电话去订房间。昨天可是说好的，在下午三点钟以前打电话。”

玛利亚放开了安静下来的朱迪特。玛利亚又看见克莱尔，此刻能使她流泪的美貌的克莱尔。克莱尔在那里，她看见她的侧面。后面是天空和含硫的、乳白色的山，在天边的这些山意味着离今晚到达终点马德里的路程还很遥远。今晚，皮埃尔。刚才皮埃尔开快车时克莱尔害怕在这种等待中死去。现在，她若有所思，这种期待战胜了她的恐惧：今晚，在马德里，今晚在马德里，她将缠绕在皮埃尔身上，今晚，在马德里，在遮阳房间的湿热中她将赤身露体，而玛利亚将独自沉入酒后的睡眠中。

现在就能看见他们今晚在马德里藏在那张白床上的情景吗？能看见，只是她不知道裸体的克莱尔是什么样子。

“我永远爱你，克莱尔。”玛利亚说。

克莱尔回过头来，没有对玛利亚微笑。皮埃尔没有回头。汽车里一片寂静。克莱尔还从未在玛利亚面前赤身露体。她今晚将在皮埃尔面前这样做。时间一到，不可阻挡，就像刚才黎明时一样。在克莱尔的眼神里，已经看到今夜的命运。

“朱迪特，你瞧。”皮埃尔叫道。

这正是他想抵达的村庄。它迅速靠近，就像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的村庄一样。皮埃尔放慢速度。他那双漂亮的手放在方向盘上，柔软、修长、被晒成棕色，而且此后具有独一无二的延展性。克莱尔老是瞧着它们。

“这是公路客店。”皮埃尔说，“在村庄的出口。”

村庄已沉入平静的午睡中。公路客店位于皮埃尔说话的松林里。

这是一座相当古老的大房子，对暑热封闭得紧紧的。松树下有许多汽车。一个圆形阳台，面对着田野，上面空无一人。

不知不觉已到了午饭时间。大家已经吃饭了。有些人是从普兰西帕尔旅馆来的。他们相互认识。克莱尔对一位年轻女人微笑。

“我饿了。”朱迪特说。

排列成梅花形的、宾客满座的几个餐厅十分凉快，使人一下子感到舒服。

“刚才可真热。”玛利亚终于说话了。

侍者将他们安排在一个朝向松林的小间里——透过遮帘能看见松林以及与之平行的橄榄林，中间隔着一条小径。侍者给朱迪特送上水。朱迪特喝着，顾不上喘气。他们看着她喝。她不喝了。

玛利亚在克莱尔和皮埃尔之间。他们在她两旁。连他们也叫了曼萨尼亚酒。朱迪特恢复了精力，开始在他们的餐桌和客店进口处之间来回跑动。玛利亚喝曼萨尼亚酒。

“好喝，”她说，“我看我会喝得没够。”

她喝酒。克莱尔仰躺在长椅上笑。

“随你便，玛利亚。”她说。

她迅速地环视周围，是幸福的眼光。餐厅里坐无虚席。这是夏天，在西班牙。每天在这个时刻果味食品令人恶心，今天也一样。

“我不饿。”克莱尔宣布说。

“我们不饿。”玛利亚说。

皮埃尔抽烟，喝曼萨尼亚酒。自度假以来他在这两个女人中间长久地沉默不语。

皮埃尔叫了烤小龙虾。玛利亚给朱迪特叫了肉，要鲜美的嫩肉。侍者答应了。朱迪特被放在餐桌旁惟一的一张椅子上，上面放着几个坐垫好抬高位置。

“我们本可能让他过得好好的，”玛利亚说，“也许我还会爱上他。”

“谁知道呢？”克莱尔说。

她们一同笑了，然后沉默，然后玛利亚继续喝酒。

侍者给朱迪特端上了肉，肉还不错。稍后又端来了烤小龙虾和橄榄。

朱迪特吃得很好。

“终于，”皮埃尔瞧着女儿说，“她终于饿了。”

“因为风暴，”克莱尔说，“今天早上她也饿。”

朱迪特乖乖地吃着。玛利亚给她切肉。她嚼着然后咽下去。玛利亚再递上一块。他们一面吃饭一面瞧着朱迪特乖乖地进食。小龙虾新鲜、滚烫，吃起来很脆，有一股火的气味。

“你喜欢这个，皮埃尔。”克莱尔说。

她嘴里吃着一只小龙虾。只听见她在用牙咬。她又禁不住自己对皮埃尔的欲念。她现在丢掉了冷酷，从罗德里戈·帕斯特拉这个活生生的危险中得到了解脱，又变得美丽了。她问他是否像她一样喜欢小龙虾时，声音变了，变得甜甜的。

“一会儿人们就会发现他，”玛利亚说，“再过几个小时。此刻他仍然在麦地里。”

“你知道，谈也无济于事。”克莱尔说。

“但我还是想谈。”玛利亚说，“应该阻止我？”

“不，”皮埃尔说，“不，玛利亚。为什么呢？”

玛利亚继续喝酒。西班牙的小龙虾最好。玛利亚又叫了小龙虾。他们吃得比原先估计的要多。当玛利亚感到疲乏时，克莱尔却像朱迪特一样精神焕发，狼吞虎咽地吃小龙虾。他呢，他也在吃。

“一次较量刚开始就输了。”玛利亚继续说，“就是这种失败让你们没完没了地指责。”

“我很愿意救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皮埃尔说，“这是真心话。”

“他不是因为中暑，对吧？”克莱尔问。

“是中暑。”皮埃尔说。

朱迪特吃饱了。她想要一个橙子。皮埃尔细心地给她剥皮。朱迪特羡慕地盯着他手的动作。

他们都吃饱了。遮帘外挡风的外板窗送来绿色的阴影。很凉爽。克莱尔在皮埃尔注视下再次全身在长椅上躺下。他没有看她，但他怎能不知道呢？克莱尔瞧着遮帘，视而不见地看着橄榄林。暑热的影子在她眼中跳跃。她的眼睛处于强烈的警惕之中，像水一样变化不定。蓝色的眼睛，像她的蓝衣裙一样，在遮帘的绿色阴影中呈深蓝色。今早当玛利亚睡觉时，在旅馆里发生了什么事？

玛利亚眯起眼睛，好更仔细看看克莱尔这个女人。

然而除了克莱尔死死盯住遮帘的目光以外，她身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好奇的玛利亚的警惕性一下子隐藏起来。

这时皮埃尔突然起身，朝门口走去，开门——仿佛忽有所悟——走了出去。十分钟过去了。

“我要他回来。”玛利亚说。

克莱尔做了一个泛泛的手势：她不知道皮埃尔去了哪里。她就那样待着，脸朝着大门，不愿意看玛利亚。她们不说话一直等到他回来。他抽着烟，肯定是去阳台上点烟的。

“空气真烤人。”他说。

他们把朱迪特从椅子上抱下来。

“你刚才去哪儿了，皮埃尔？”克莱尔问。

“去阳台了。公路上没有人。”

玻璃瓶里还剩一点曼萨尼亚酒。玛利亚喝了下去。

“求求你了，玛利亚。”皮埃尔说。

“我总算累了，”玛利亚说，“我喝最后一次。”

“天这么热，现在还不能走，是吧，皮埃尔？”克莱尔问。

她指着朱迪特。孩子在打哈欠。

“不能走，”玛利亚说，“她得睡一会儿。”

朱迪特不乐意。皮埃尔抱起她，将她放在进口大厅深处蒙着浓阴的一张长沙发上。朱迪特任他摆布。皮埃尔朝玛利亚和克莱尔走回来。他回来时，克莱尔一直用眼睛跟着他。他又在小间里坐下来。必须等朱迪特睡完午觉。

“她已经睡着了。”他说——他转身瞧过了女儿。

“我们原本可以带他去法国，”玛利亚又说，“他也许会成为我们的朋友。谁知道呢？”

“永远也不知道，”皮埃尔说——他在微笑，“别再喝了，玛利亚。”

八

“真累，”玛利亚说——对皮埃尔说，“人们似乎能抗拒世上任何东西，除了这种累。我要睡觉了。”

玛利亚很温柔。皮埃尔适应这种温柔就像过去适应她的身体一样。他对玛利亚微笑。

“这是久已有之的累，”他说，“是由一切，确实是由一切积累而成。有时就表现出来。今天，玛利亚，这你很清楚。”

“人总是过高地相信自己的力量，”玛利亚说，“我想我要好好睡一觉了。”

“你总是过高地相信你的力量。”克莱尔说。她们相视而笑。

“是酒，”玛利亚说，“有什么办法呢，然后就是猜疑，这你不会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们可以一直这样谈到晚上。”

“呵，不，”玛利亚说，“我要睡了。”

她在长椅上躺下。克莱尔在她对面。

皮埃尔回去看看朱迪特。

“她睡得真沉。”他说。

“这是可能的，”玛利亚说，“这样的长途旅行，又在这么热的天，对她这么小的年纪来说是太难了。”

她占用了皮埃尔在长椅上的位置。许多旅游者也像她一样躺了下来。几个男人躺在地上，躺在粗绳编的地毯上。厅里一片沉寂。所有的孩子都在睡觉，没有人说话。

“我原来可以带他去旅行，到处走走，一次又一次，”她打了一个哈欠，“慢慢地，一天一天地，我能改变他，让他看着我，然后听我话，然后……”

她又打哈欠，伸个懒腰，闭上眼。

“到达马德里以前，你别再喝了。”皮埃尔说，“绝对。”

“绝对。我答应。我喝得不多，还不至于……”

“不至于什么？”克莱尔问。

“不至于夸夸其谈，”玛利亚说，“不至于对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的放弃太失望。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打定主意和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玩一场大较量。可是刚一开始就输了。就是这样。我喝得不多，不会不承认这个的。真困！我睡了，克莱尔。”

她闭上眼睛。他们在哪里？她听见克莱尔的声音。

“再等半个小时可以叫醒朱迪特吧？”

皮埃尔不回答。于是玛利亚最后一次说话：

“如果你愿意。随你便。我可要一直睡到晚上。”

皮埃尔说他去给马德里的民族旅馆打电话订三个房间。他声音很低。他去打电话。没有发生什么事。克莱尔大概就在近旁。玛利亚身旁的那声叹息，空气中那股檀香气味，那就是克莱尔。玛利亚梦见她在睡觉。

皮埃尔回来，说已在马德里的民族旅馆为今晚订了三个房间。他们沉默片刻。今晚在马德里订了房间。他们知道一到马德里，玛利亚就要喝酒，在酒吧里转悠。他们必须十分耐心。他们两人十分默契地都闭上眼睛。即使她睡着了，他们也羞于在她面前相互对视。但他们仍然彼此看着，虽然不可能行动。接着，在无法抗拒的急迫欲念下，他们再次闭上眼睛。克莱尔说：

“她睡了。”

多么安静。克莱尔轻轻抚摸长沙发上的粗布。由于不断的抚摸，她的指甲在上面刮出了印迹。皮埃尔看见她这样做，看着她在一步步地抚摸，她突然停下来，手痛苦地离开长沙发垂落在她的蓝衣裙上。

第一个起身走出小间的肯定是她。几乎感觉不到的这种空气的摩擦，裙子展开时的这种爆烈声，伸直身体时的这种缓慢，这种怠惫，表明这是女人。这种松脂的气味中夹着肉体所挥发的香水味，香水的调配适用于她，适用于她的呼吸、败坏与蓝衣裙下隐蔽的冲动，玛利亚在上千种气味中也能分辨出来。

玛利亚周围的香气没有了，风也息了。他跟她走了。玛利亚满有把握地睁开眼睛。他们已不在那里。终于走了。

玛利亚又合上眼。这事即将完成。在半个小时内。一个小时内。然后他们爱情的变化就会倒转。

她愿意看到这事在他们中间发生，以便像他们一样也得到启发，也好进入这个共同体，这是某个夜晚她在维罗纳发明的并传给他们的共同体。

玛利亚她睡着了吗？

在这间公路客店，这间对夏天紧闭的房子里，总有些对夏天开放的地方吧。应该有个内院。走廊转来转去，消失在被人遗弃的阳台上，在这个季节，阳台上的花每天也是奄奄一息，只盼着黄昏。白天里谁也不去这些走廊和阳台。

克莱尔知道他跟着自己。她知道。他这样做过。他善于尾随他想要的女人，他远远地跟在后面，好使她们气急败坏。他可是喜欢她们这样。

由于田野上致命的酷热，这里没有一个人。就在这里？克莱尔停了下来，正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气急败坏，因为他还没有赶上来，因为他在她身后的步伐还很平静均匀。

他来到了克莱尔身边。他来到了克莱尔的唇旁。但她不愿将嘴唇给他。

“在她醒来以前有一个小时。我们可以租一间房。你要是不方便，我可以去租。我受不了了。”

他不回答。

“我了解她，”她继续说，“我当初就知道她会睡觉的。你注意到了吗？喝下四杯曼萨尼亚酒以后，她已经那个样子了，她睡了。”

他不回答。

“可你注意到了吗？求求你。你注意到了吗？皮埃尔？”

“是的。可今天她没睡着。”

她朝他走过去，整个身子，从头到脚，从头发到大腿，都贴着他，整个人交给他。他们没有亲吻。

酒精使心脏跳得异常快。还有多久才能到晚上。玛利亚稍稍张开大腿，她的心在那里跳动，一把匕首。

“难道我已经失去了你？”

“我的爱人，你怎么能够？……”

克莱尔缩回去，走开，走远。他独自待着。她回来时他仍在原地没有挪动。她手里有一把钥匙。

“办好了。”她说。

皮埃尔没有答话。她从皮埃尔面前走过，没有停步。他听见她说办好了。她走开。他远远跟在后面。她来到楼梯上，楼梯在阴暗处。就连那些收拾房间的女服务员都仍在睡觉。他们离开玛利亚还不到十分钟。她在楼梯上回头说：

“我说是为了睡午觉。”

这就是那间房，得打开。这由他来做。房间很大，朝向橄榄林。她突然慢下来，打开窗子说：

“运气多好，你瞧瞧。”她又喊叫着添了一句：“呵，刚才我真受不了。”他瞧着，他一面瞧着她，一面大胆地开始触摸她。他堵住她的嘴不让她叫喊。

在荒凉无人的田野上炎热仍然令人目眩。

她的心如此剧烈地跳动，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她稍稍睁开眼睛。他们不在那里。她又合上眼。她的腿动弹了一下，重新搁在长椅上。接着她起身，透过打开的百叶窗看着与他们所看到的同样的橄榄林，林子在酷暑中变得僵硬。接着她又躺下，再次闭上眼睛。她以为自己睡着了。心平静下来。她喝多了。所有的人都这样说，尤其是他。你喝得太多，玛利亚。

窗户在墙的正中心。林子在外面。橄榄树很老。在它们周围的土地上，没有一根草。他们不瞧橄榄林。

皮埃尔躺在床上，瞧着克莱尔脱去蓝衣裙，光着身子朝他走来。后来他会知道他曾看见她在窗外是橄榄树的开着的窗子框架内朝他走来。后来他会知道吗？她很快脱去衣裙，跨过它来到他身边。

“你很美。天知道你多美。”

也许他什么话也没说。

罗德里戈·帕斯特拉清晨在麦地里自杀，这是可以预见的事。大车的噪音，越来越热的阳光，口袋里那把手枪妨碍他躺平睡觉，这种种不适使他想起此前一直不曾留心的被忘却的那意外的解脱：死亡。玛利亚睡着了。她敢肯定。如果她坚持，她会做梦。但她不坚持。她不做梦。她发现自己醒着而突然感到平静，这真好。这么说她没有睡着。

皮埃尔第一个从床上起来。克莱尔在哭。皮埃尔从床上起来时她还在高兴得哭。

“她什么都知道，”他说，“来吧。”

哭泣的克莱尔平静下来。

“你这样想？”

他是这样想的。他穿好衣服站在她旁边，而她还是光着身子。接着他转身瞧着窗子，再次说应该走了。

“你不爱我？”她问。

他的声音变得低沉。他对她说：

“我爱你。我爱玛利亚。还有你。”

窗外的景物柔和起来。他不愿意知道她正起床。阳光不再直射。在他们做爱时，橄榄树的阴影在不知不觉间开始拉长。暑热有所减弱。玛利亚在哪里？她是否喝得醉死？玛利亚的豪饮和视死如归是否使她嬉笑着走得很远，像罗德里戈·帕斯特拉一样去麦地里？这另一个女人，玛利亚，在哪里？

“快点，”皮埃尔说，“来吧。”

她准备好了。她在哭泣。

“你不再爱玛利亚了，”她喊道，“记住，你不再爱玛利亚了。”

“我不知道，”皮埃尔说，“你别哭，别哭，克莱尔。我们离开她已经一个小时了。”

她也瞧着窗外的景色，又立刻转过头。她在窗旁的镜子前化妆。她忍住眼泪。

死在麦田里，玛利亚？脸上是在奔跑中停滞的笑容，内心深处是玩笑？玛利亚在麦地里孤独的玩笑。这是他的景象。橄榄树的阴影突然变淡，暑热突然让位给即将到来的傍晚，炎热的尖峰已结束，这种种迹象都使他想到玛利亚。

皮埃尔站在房间门口，手放在门把上。她站在房间中央。他说他先下去。他的手在门上颤抖。于是她叫了起来：

“这是怎么了？皮埃尔，皮埃尔，说话呀。”

“我爱你，”他说，“别怕。”

是旅游者们把玛利亚吵醒了。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出发了。朱迪特在那里，在进门的地方，有人抚摸她，她十分高兴，午睡的汗使她的头发贴在头上，她快乐地手里拿着院里的小石子。玛利亚站起来，于是朱迪特赶紧跑过来。

“我热，”朱迪特说，然后走开去。

他们还没有回来。酷暑的想象力仍然沉甸甸的，客店里的光线显得异样。在做爱以后遮帘被拉了起来。

“我给你洗个澡，”玛利亚对朱迪特说，“你看看，再过五分钟。”

领班走过。玛利亚要了咖啡。她坐着等咖啡。皮埃尔这时来了。

他从餐厅走来，走到她面前。

“呵，我睡了一个好觉。”玛利亚说。

领班送上咖啡，玛利亚贪婪地喝着。皮埃尔在她身旁坐下，抽烟，一言不发。他不看玛利亚，他看朱迪特，时而是朱迪特，时而是大门。克莱尔来了，他稍稍缩后，给她腾地方。

“你睡了吗？”

“睡了，”玛利亚说，“时间很久吗？”

“不知道，”克莱尔说，“所有的人都走了。大概很久。是的。”她又补充说，“你睡了一觉，这很好。”

“你该喝杯咖啡，”玛利亚说，“这一次咖啡不错。”

克莱尔要了咖啡，转身对玛利亚说：

“你睡觉的时候我们去旅馆后面的林子里走了走。”

“热得要命吧？”

“是的。不过忍住就行了。你知道。”

“马德里的房间已经订好了，”皮埃尔说，“早一点晚一点，你想什么时候走就走，玛利亚。”

“我给朱迪特冲个澡，然后我们就去马德里？”

他们同意。玛利亚领朱迪特去一楼的淋浴室。朱迪特顺从她。她将朱迪特放在莲蓬头下面。朱迪特笑。玛利亚也和她一同站在莲蓬头下面。两人都在笑。

她们回来时，克莱尔说：

“你们真清爽。”她扑向朱迪特，亲吻她。

在室外，暑热仿佛没什么变化，但人们的情绪变了，远离了清晨和清晨的痛苦而生活在对傍晚的期望中。农民又出现在田野里，收割同样的小麦，天边的粉色山脉令人想起清晨已逝的青春。

克莱尔开车。皮埃尔坐在她身边默不作声。玛利亚提出和朱迪特坐在后面。他们朝马德里进发。克莱尔开车十分稳妥，比平时快不了多少。表面看来，旅行的节奏只是在这一点上有所变化。每个人都接受和理解这种变化，所以不必谈论。

卡斯蒂利亚地区伴随他们直至黄昏前。

“最多再过一个半小时，我们就到马德里了。”皮埃尔说。

穿过一个村庄时，玛利亚要求停车。皮埃尔并不反对。克莱尔停下车。皮埃尔给她点了一支烟。他们的手汇在一起，碰在一起。现在他们拥有精确的回忆了。

村庄相当大。他们停在村口第一家咖啡馆前。农民们都还在地里。他们之外没有别的顾客。咖啡馆的厅堂很大，很空。必须大声喊才有侍者来。后堂收音机的声音盖不住苍蝇在玻璃窗上没完没了的嗡嗡声。皮埃尔喊了好几次。收音机关了。来了一个还很年轻的男人。玛利亚今晚要葡萄酒，皮埃尔也要。克莱尔什么也不喝，朱迪特也一样。

“现在多舒服呀。”玛利亚说。

他们不回答。朱迪特在厅里跑来跑去，瞧着壁画。收获的场面。一些孩子在大车下和狗嬉戏。麦田里全家人一同吃饭，庄严而天真，这些都画在墙上，一望无际。

“只要看看朱迪特，”皮埃尔说，“就知道热气开始减退了。”

玛利亚叫她，给她理理头发。她瘦长，光着身子穿着一件小游泳衣。母亲给她梳头时她轻轻扮个鬼脸。

“她将来会和你一样漂亮。”克莱尔说。

“我也这么想，”皮埃尔说，“她整个就是你。”

玛利亚将朱迪特稍稍推远好更仔细看看，接着又放她朝壁画中的麦田跑去。

“她的确漂亮。”她说。

玛利亚喝葡萄酒。吧台后的男人瞧着克莱尔。皮埃尔不再喝了。必须等玛利亚喝完这瓶酒。这酒不好，酸酸的，温温的。但她说喜欢。

“今晚可以出去，”她说，“我们到旅馆，冲个澡，换身衣服就可以上街了，对吧？一到旅馆，很快我就把朱迪特托付给一位收拾房间的女人。行吧？”

“当然行。”皮埃尔说。

玛利亚又喝酒。皮埃尔看着瓶里的酒在减少。她喝得很慢。必须等着。

“可是你累了。”克莱尔说。

玛利亚撅撅嘴，仿佛突然之间酒太多了。

“不累，你知道，晚上从来不累。”

她向吧台后的男人做了个手势：

“今早起有关于罗德里戈·帕斯特拉的其他消息吗？”

那人想了想，记起来了。一个罪犯。

“死了。”他说。

他举起手，将假想的手枪放在太阳穴上。

“怎么知道的？”皮埃尔问。

“广播，一小时以前。他在一块田里。”

“这么快，”玛利亚说，“我很抱歉用这件事来烦你们。”

“你别再说了，玛利亚。”

“我早就知道。”克莱尔说。

玛利亚喝完了酒。老板又回到吧台后面。

“来吧，玛利亚。”皮埃尔说。

“当时我来不及选择，”玛利亚说，“他跳到我身上。到了边境，我本可以放他去林子里，然后在一条河边等着，在夜里。我真害怕。那他会成功的。只要他在必要的时间里到达边境不自杀，那后来当他认识我们以后他就不会自杀了。”

“你能不能试着忘记这件事？”

“我不愿意，”玛利亚说，“他占据了我的全部思想。这仅仅是几小时以前的事，克莱尔。”

他们走出咖啡馆。大车已经从田间回来，就是那些最早完工的农民。他们对这些旅游者微笑。他们的脸上是灰色的土。有些孩子睡着了。

“胡卡尔山谷很美，”克莱尔说，“在马德里前一百公里。我们现在进入山谷。”

开车的是皮埃尔。克莱尔想和朱迪特在一起。玛利亚随她去。克莱尔的手搭在朱迪特身上。驶出村庄以后玛利亚很快又睡着了。他们没有叫醒她来欣赏胡卡尔山谷，只是当马德里在望时才叫醒了她。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它与麦田在同一水平线上。他们按预定时间，太阳下山以前抵达了马德里。

“呵，刚才我真累。”玛利亚说。

“马德里，你瞧。”

她瞧。马德里朝他们迎来，它首先像一座石山。接着他们发现这座山上布满了阳光挖掘的黑洞，山像几何图形似的摊开成高度各异的长方形大块，块与块之间是空旷的空间，光线射进去，粉红色，好似疲乏的曙光。

“真美。”玛利亚说。

她直起身子，两手插进头发里，瞧着被麦海包围的马德里。

“真可惜。”她又说。

克莱尔突然转过身来，仿佛在骂人：

“什么事？”

“谁知道？也许是美吧。”

“你刚才不知道？”

“我刚才睡了，现在才发现。”

皮埃尔减速，他必须这样做，因为只有从远处看，马德里才美。

“刚才的胡卡尔山谷也很美，”他说，“可你不肯醒过来。”

旅馆又是满满的，但他们的房间保留着。

可以让困得要命的朱迪特吃饭。

房间里仍然有白天的热气，因此冲澡是痛快的事。他们久久地用大水冲身，水是温的，因为热气侵入了城市，一直侵入到地下水。他独自冲澡。

克莱尔在她房里准备即将到来的夜里的婚礼。皮埃尔躺在床上，想着这事，但由于对玛利亚的怀念而闷闷不乐。

他们的房间相连。克莱尔今晚在快乐中不能叫喊。

朱迪特睡了。克莱尔和玛利亚在为不同的夜晚作准备。皮埃尔回想起维罗纳。他从床上起来，走出房间，敲妻子玛利亚的房门。他突然对死去的爱情产生了迫切的兴趣。当他走进玛利亚的房间里，他处于哀悼之中，哀悼他对玛利亚的爱情。但他不知道他在玛利亚身上引起了对孤独的狂喜以及她今晚对他的悼念。

“玛利亚。”他说。

她等着他。

“吻吻我。”她说。

她身上有一种难以取代的香味，那出自他对她的影响，他对她爱情的背叛，他对她的诚意，香味散开了，她身上有那种爱情死亡的气味。

“再吻吻我，再吻吻我，”玛利亚说，“皮埃尔，皮埃尔。”

他照办了。她退后，瞧着他。朱迪特在睡觉。他知道随后会发生什么。他知道吗？她朝墙后退，一直瞧着他，而不像往常那样不顾羞耻地朝他奔去。

“玛利亚。”他叫。

“是的，”她也唤他，“皮埃尔。”

她的姿势显得羞愧，两眼垂下看着自己的身体。然而她害怕得惊叫。

他朝她走过去。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她别吵醒朱迪特。他压着她。她由他去。

“吻我，吻我，快点，求求你，吻我。”

他一再吻她。她又后退，十分平静。

“我们能怎么样呢？”她问。

“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说，“我再不能只满足于新的女人。我不能没有你。这我知道。”

“我们的故事结束了，”玛利亚说，“皮埃尔，结束了。一个故事的结束。”

“你别说。”

“我不说。可是，皮埃尔，结束了。”

皮埃尔朝她走去，双手捧起她的脸。

“你确信？”

她说是的。她恐怖地瞧着他。

“从什么时候起？”

“我刚刚发觉。也许很早就这样了。”

有人敲门，是克莱尔。

“你们迟迟不来，”她说，她突然脸色苍白，“现在来吗？”

他们去了。

一个男人在台上跳独舞。这地方座无虚席，有许多旅游者。那人跳得很好。音乐替换他在弄脏了的光木板上的舞步。几个女人围着他，她们穿着茨冈女人刺眼的衣裙，那是匆忙之间穿上的，显得发旧。他们多半跳了整个下午。这是盛夏时节的劳累。男人停止跳舞时，乐队演奏一种快速的双步舞曲，于是那男人对着扩音器唱起来。他脸上时而贴着白粉勾画的笑容，时而戴着爱情的面具；这爱情如醉如痴、有气无力又叫人恶心，令你对人产生错觉。

在大厅里，在人群中，像众人一样挤在一起的有玛利亚、克莱尔和皮埃尔，他们在观赏这位舞蹈者。

- Ⅰ

- Ⅱ

- Ⅲ

版权信息

- 书名：广场

-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65737

- 译者：王道乾

- 责任编辑：李月敏

- 产品经理：邵明鉴

…………………… ……………………

她们是包揽家务的女佣，在巴黎火车站下车的不计其数的布列塔尼女人。他们是乡村集市的流动小贩，卖点儿针头线脑，零七八碎。他们——成千上万——不名一文，惟有一个死亡的身份。

这些人惟一关心的是如何生存下去：不要饿死，每晚都要找到栖身之地。

还要不时地，在偶然的相遇中，聊聊天。聊聊他们共同的不幸与各自的艰辛。这一幕幕往往发生在夏日的广场上，列车上，以及集市上那些熙熙攘攘、伴有音乐的咖啡馆里。没有这些，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就无法摆脱孤独。

“先生，再给我讲讲坐满人的、演奏音乐的咖啡馆吧。”

“小姐，没有它们，我就活不下去。我很喜欢它们……”

“我相信我也很喜欢它们……有时候我很想到那个地方去走走，可是您看，一个像我这样的姑娘，单身一人，是不可能的、不许可的。”

“我忘了：有时候，有一个人在注意看您。”

“我知道。走近了？”

“对，走近了。”

玛格丽特·杜拉斯

一九八九年冬[1]

[1] 本书于一九五五年由伽里玛出版社出版。再版时作者对其稍作修改。两个版本不同之处，编者均加注说明，以供参考。此处系新版本所添加。

Ⅰ

一个小男孩从广场花园深处悄悄走出来，走到姑娘面前，站在那里。

“我饿了。”小孩说[1]。

对那个男人来说，这倒是引起谈话的机会。

“真的，是吃点心的时候了。”他说。

那位年轻姑娘没什么不快的表示。相反，她对他同情、好意地微微一笑。

“真是，我看真是快四点半了，吃午后点心的时间，差不多。”

她从靠近身边搁在长凳上的一个食篮里拿出两片涂果酱面包，递给小孩。接着，又在小孩脖子上轻捷灵巧地系上一条餐巾。

“很乖嘛。”那个男人说。

姑娘头摇摇，表示异议。

“不是我的孩子。”她说。

小孩拿着两片面包走开了。因为是星期四，这里的小孩真不少。在广场花园里，小孩很多，大一点儿的，玩弹子，或者追来追去跑着玩，小一点儿的，玩沙坑，最小的，坐在四轮童车里面耐心等待时间到来，以便和别的小孩一起走。

“您看，”那个姑娘接着说，“倒也可能是我的孩子，人们常常把他当做是我的孩子。我应该说，不是，不是我的孩子，跟我一点儿也不相干。”

“我明白，”那个男人说，微笑着。“我也没有孩子。”

“有的时候，小孩那么多，到处都是小孩，没有一个和自己相关，也怪有趣儿的，您不觉得？”

“那还用说，小姐，不过，已经是那么多了，不是吗？”

“先生，那可也不见得。”

“不过，人们喜欢孩子，孩子也讨人欢喜，这难道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相反的意见怕也不好说吧？”

“那还用说，小姐，是的嘛，这个，想必也要看他性格怎么样。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满足于已经生了这样一些孩子。我认为我是属于这些人当中的一个，这种人我见过不少，而且我也可能有那么几个孩子，不过，您看，我对他们很满意，这我也办得到。”

“先生，您当真见过许多？”

“是呀，小姐，我到处旅行嘛。”

“我明白了。”那个年轻姑娘很讨人喜欢地这样说。

“此刻是例外，我正在休息，我是无时不在旅行之中。”

“广场，原就是规定给人休息的地方，尤其是在当前这个季节。我喜欢广场，我也是喜欢广场的；我喜欢户外活动。”

“那个么，也不花费什么，因为有这样一些小孩，总是叫人心喜的，其次，认识的人很少，有时候，在这里，又有机会和谁谈谈、讲讲。”

“不错，照这个意思说，真的，是很方便很实际的。先生，您在旅行当中还销售货物？”

“是的，这是我的职业。”

“永远卖同样的货色？”

“不不，货色不同，不过，您知道，都是些小玩意儿，小商品，不可缺少的，人们常常忘记买的。我那个中型手提箱里面样样都有。如果愿意的话，不妨说我就是旅行商贩，我说的这个意思您是明白的。”

“可以在集市上看到，货箱在您面前就那么一摆？”

“对了，是这样，小姐，在露天集市边边上可以看到我。”

“先生，我是不是可以问一句：这收入是不是正规？”

“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小姐。”

“我也不是这么想的嘛，您看。”

“收入很可观，不不，不能这么说，不过，日复一日，总有所得。我说正规，就是这个意思。”

“先生，我冒昧再问一句：因此您是饥来则食，不缺什么？”

“那当然，要是饿了，就有饭吃。我也不想说每一天都按同样方式吃我的饭，不是那样，有些时候，手头有点紧，总而言之，每天都有饭吃，这是办得到的，不错。”

“那太好了，先生。”

“谢谢，小姐。是的，我差不多每天都有饭吃，您看。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由于我就一个人，我又没有固定住所，所以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忧虑，当然。不过，也有一些忧虑，仅仅与我一个人有关。有的时候，我缺一管牙膏，有些时候，我缺少同伴，除此而外，都过得去，是这样，过得去。小姐，承您关切，谢谢了。”

“先生，这是不是一种人人都能胜任的工作？至少您认为是这样？”

“是的，一点儿也不错。这甚至是任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最好的一种工作。”

“看，我还以为这种工作得具备某些必不可少的本事才行呢。”

“严格地说，最好能够阅读，因为晚上住在旅馆里读报，搞清楚车站名称，让你生活做事方便，也不过就这些。要求并不多，而且，您看，饿了就有的吃，天天都是如此。”

“我嘛，我想的是另外一些必不可缺的本事，我的意思是说耐力，不如说是耐心吧，还有坚韧不拔这一类品质。”

“因为除了这种工作之外我没有做过别的事情，所以我无从判断，不过您说的那些品质，我看不论别的什么工作都同样需要，都少不得。”

“要是我还敢再问一句，先生，我就问问：您是不是认为您还要继续这样旅行下去？您是不是认为有一天就不再外出旅行了？”

“我不知道。”

“随便谈谈嘛，是不是，先生。请原谅我一再向您提出这些问题。”

“请呀请呀，小姐……不过我真是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别的我也没法说，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可能知道呢？”

“这就是说，也许永远这样旅行下去，总该有一天不想再出门了，我问的就是这个意思。”

“看起来，事实上应该有那样的打算，是这样。不过，一种职业又怎么能停下来不做，再去另换一个行当？又怎么会为了这个行当丢掉那个职业，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是我理解得不错，不再出门旅行，全凭您一个人做主，不关什么旁的了？”

“意思是说这类事情怎么决定，这我可从来就不大清楚。我没有什么知交，我是孤单一个人。除非哪一天交上好运，我看不出为什么我要改换工作。而且我也不知道在我这一生里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机会，我不知道它竟有可能像一阵风那样从什么地方吹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一阵好风不可能有那么一天也吹到我头上来。不可能知道嘛，是不是？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好风吹来我会不愿意，不是的，决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就当前而言，真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好风在吹，促使我下那个决心。”

“那么，比方说，先生，您不能索性抱有那样的愿望？愿意换一换工作？”

“不行呵，小姐。我愿意每天都生活得干干净净，吃得饱饱的，还要有地方睡觉，穿得体体面面的。我怎么会有闲心企望得到更多？何况旅行也没有让我感到不愉快，我应该坦白承认。”

“请原谅我。不过，我还是想问问您是怎么开始的？”

“怎么和您说呢？这种事，说来话长，很复杂，其实我觉得简直无从说起，说也说不清。无疑需要从头说起，这么一来先就叫人感到心烦，不过，总括起来说，我觉得我这种情况和其他别的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不同。”

一阵微风吹来。从这阵和风推测，夏天快要到来了。这风一吹，天上的浮云吹散，新到来的热气就在城市上空扩散开来了。

“天气多么好呵。”那个男人说。

“真是这样，”姑娘也说，“热天几乎已经开始，日复一日，天气将要变得越来越好了。”

“小姐，要知道，任何职业，任何立身之道，那特殊规定的条件我都不具备。我相信，对我来说，这种情况实质上还要继续下去，是这样的，我相信是这样。”

“这么说，对任何生活、任何职业，您一律都抱有反感，都讨厌？”

“不是反感，不是讨厌，那言重了，但也不是感兴趣。总之，我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不同。我成了现在这副样子，和所有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真是这样。”

“不过，您所以这样，是由来已久的，和您现在这样的情况两者之间，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每一天都找不到做出改变的时机？是不是从来没有对别的事、对某一件事发生兴趣，没有这样的机会？”

“哎呀，那可好！时机总是有的，我并没有说没有，这种情况对许多人来说想必一定发生过，是的，但对有一些人来说，情况就不相同，不是这样。总有人情愿什么变化也不要发生。我的情况实际上就属于这一类。真的，对我来说，我相信是这样，而且还要继续下去。”

“对我来说，先生，那是继续不下去的。”

“您能够预见到这一点，小姐？”

“是呀。我的情况就不是可以长此以往继续维持下去的。按性质说，迟早总要告一段落。我正在等待结婚。我一结婚，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就算结束了。”

“我明白，小姐。”

“我的意思是说，在我的生活里，它只会留下一点痕迹，就仿佛从来不曾经历过似的。”

“也许我也差不多，谁也不可能预见一切，对不对？有朝一日我或许也会变换一下工作。”

“我嘛，我是一心向往；先生，这是不一样的。我的职业，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职业。人家这么叫它，为的是把问题简化。那并不是一种职业。那是某种状态，彻头彻尾的状态，您明白吧，比如说，是一个小孩，或者是病人。所以应当叫它告一段落，有个了结，不能叫它再继续下去。”

“您的意思我懂了，小姐。您看，我，不久之前，我做生意，跑了一趟，兜了一个大圈子，现在我在休息。一般说，我不大喜欢考虑将来，而且今天我休息，更不愿意想将来的事；所以我很难给您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自作自受拖延着，不想有什么变动，甚至事先想一想也不愿意。请原谅我吧。”

“先生，应当请您原谅我。”

“哪里，小姐，随便谈谈总是可以的。”

“是呵，真的，谈谈也不会引起什么后果。”

“这么说，小姐，您在期待着别的什么事？”

“是呵。有什么理由不许我像别人一样也有结婚的一天。刚才我讲给您听的就是这个意思。”

“果然不错。不许这样的事有一天也发生在您身上，那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像我所处的这种状态，坏话被人说了不知多少，人家还是可以说出相反的意见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这种事也发生在我身上。像我这样的处境，为了使那样的事看起来合理，那就必须竭尽全力促使它实现。我想要得到的就是这样。”

“没有理由不进行到底，毫无疑问，至少人家是这么说的，小姐。”

“我考虑过很久。我还年轻，我身体很好，我又不是好说谎的人，我不过是这么一个女人，和那些所有地方都能见到的女人一模一样，大多数男人都能接受。我奇怪这样一个男人就是找不到，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个男人，注意到这种情况，又能跟我合得来。我反正抱着希望就是。”

“那是没有问题的，小姐，但是对我来说，如果您的意思是指这种变化的话，那么，有了一个女人，那又叫我怎么办？我全部财产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箱子，我一个人还勉强可以维持。”

“先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您非有这个变化不可。我说变化，是就一般而言。对我来说，那就是结婚。对您来说，那就牵涉到别的事情也说不定。”

“我并不认为您讲得不对，不过，也存在着特殊情况。我愿意像您，像您那样使出全力希望发生变化，我愿意变化一下，可是办不到。看来您是一定要变化一下的，不论怎么样，您反正想来个变化。”

“那是因为您希望变化不要太大也说不定，先生。我嘛，我觉得我是希望变化越大越好。您看，说不定是我错了，不过，我看我周围发生的任何变化，跟我的意愿相比，那些变化我看都很简单，没意思。”

“但是，您就不认为一个人在非常急于寻求变化的场合下，可以按照他的特殊处境希望发生不同情况的变化？”

“先生，我请您原谅，我嘛，哪怕是处境特殊，我也不管，我也不想知道。我给您再说一遍，我是抱着希望的。我应当说，我要尽我之所能促成希望实现。所以，每个星期六，我都参加舞会，逢会必到，谁请我跳舞，我就跟他跳。正像人们所说，实情最后总会看得明，我相信我是一个有资格结婚的姑娘，和别的姑娘没有什么不同，总有一天，会被看得明明白白的。”

“要知道，就我这方面说，仅仅参加舞会还不够，即便我一心想变一变，采取的方式也可能不像您那么彻底，小姐。我的职业，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职业，确实微不足道，说是职业也勉强得很，总的说，对于一个男人，我怎么说呢，算半个男人吧，勉强说是也就可以了。所以，面对发生变化的生活，像这样的变化，哪怕仅仅在极短的时间，我也不可能。”

“所以说，先生，处在您这样的处境，换一个职业，也许换一次就够了？”

“但是又怎么从现在这个职业脱出身来？这个职业本身就不允许我设想结婚，又怎么能从中脱身而出？我的装货的小箱子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总是把我拖得越走越远，甚至于，是的嘛，从这一顿饭拖到下一顿饭，马不停蹄地不叫我停步，不给我时间让我从容地想一想。变化应该朝着我一步步临近，我仍然没有余暇迎面走上去。其次，是的，这一点我承认，我自始就感到没有人需要我去给他效力，更不需要我去陪伴，不仅如此，甚至有些时候，我真觉得奇怪：社会竟还容得下我这个人这么一个位子。”

“先生，对您来说，变化会给您带来和那种感情相反的感情也说不定？”

“那当然。但人究竟如何这您是知道的：他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嘛，至于他本身，您叫他怎么个变法？另一方面，说到最后，我也只好喜欢我的这个职业，尽管它是这么微不足道。我喜欢坐火车。随遇而安，到处倒下就睡，没有什么不便，也不怎么讨厌。”

“先生，我觉得您不该养成这样一些习惯。”

“不成问题，我已经有点儿习惯了，您看。”

“我可不喜欢生活里面只有那么一箱子货物随身做伴。有时候我觉得我会害怕的。”

“那还用说，可能是那样，尤其是在开头的时候；不过这些小小的别扭、不舒服也是可以习惯起来的。”

“我认为我更喜欢我现在的处境，先生，宁可干我现在的职业，尽管不利的地方这么多。说不定这是因为我才二十岁。”

“我的职业并非只有叫人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小姐。因为在路上，在火车上，在广场上，我有那么多时间，有那么多时间去考虑问题，几乎什么都能好好考虑考虑，好好想一想。过这样一种生活最后自己也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好像是这么理解的：您只有考虑您自己的时间，先生，考虑如何把现状维持下去，而没有考虑别的事情的时间。”

“不是的，小姐。我缺少的是考虑将来的时间。思考别的事情的时间，我有，时间我有，您要是愿意的话。因为，除了考虑维持生活之外，还能考虑别的事，像您说的那样，那是有条件的，生活有保证，有饭吃，所以不必去考虑。如果吃过这顿，又开始想下顿，那就只有发疯了。”

“不错，先生，那是没有疑问的。不过您看，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就像这样，除了一个旅行箱以外，没一个伴儿，我呀，那可真要把我逼疯了。”

“人也并不永远只是孤独一人，我要请您注意，孤独一人，就要发疯，那也不见得。坐在船上，搭上火车，可以四处看看，到处听听。嗬，发疯的可能性一冒头，也是可以设法避免的。”

“我是一心要从我那个处境摆脱出来，可是先生，您偏偏总是拿它当做您不要从中脱身的新理由，说来说去您总归有理，可这对我又有什么用？”

“不不，不是那样，因为真正让我看到有充分理由改变职业的机会，我一定会抓住不放；但事实并不是这样，那种机会对另一种情况也适用，比如说，叫我想到这个职业还有许多好处，毕竟也有好的一面嘛，一方面，经常出外旅行，另一方面，促使人变得更加有理性，让人有这样的感受。请注意：我并不是说我有理性、有道理，不，远非如此，甚至很可能我全部都错，也许不知不觉我甚至变得比过去更加缺乏理性。不过，关系不大，不是吗，既然那是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

“这么说，先生，您是不停地奔波在外，我嘛，我是死盯住一个地方不动，半斤八两，没什么区别。”

“对了，尽管我有时也返回原来已经去过的地方，但是那种情况也并不相同。比如说，春天到了，樱桃上市了。我说的意思是这个，不是说我干这个工作习以为常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不错的，再过两个月樱桃就上市了。对您所说的，先生，对您我挺满意。在市场上，还看到有别的什么吗，您说说？”

“有成千上百种东西呵。有时是在春天，有时是在冬天，有时是出太阳，或者在下雪。此外那就不知道了。樱桃嘛，它变化最大。樱桃总是突然之间出现的，在市场上，您看吧，一下子，出现了，鲜红一片。是呵，再过两个月。您看，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我不是说我这工作对我完全适当。”

“除了市场上的樱桃，冬天，下雪，再说说还看到什么吧。”

“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就是千千万万细枝末节使得一切发生变化。要知道，一切都以你的情绪为转移。人们看到一些地方、一些人，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人们也会认不出；对于某处集市，有人觉得它拒人于千里之外，很不好客，突然之间它一下又会变得对你又热情又殷勤。”

“有些时候，不见得一切都是这样吧？”

“有些时候，是的，什么都没有变，叫人觉得那个地方好像昨天才离开似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因为一切依然如故，像这样的情况，也是不可能的。”

“除了集市上的樱桃、冬天和下雪以外，还有呢？”

“有的时候，一幢新起的大楼竣工，上一次来的时候它还在修建。现在大楼已经住满了人，到处是人声嘈杂，到处是叫喊声。城里人口也不见得那么多，可大楼盖好后一看，似乎真有必要。”

“先生，所有这些新鲜事物对每个人都一样，难道就没有关于您自己的吗？”

“我有时也会有的，不过，可有可无，是的，一般说，这都是因时因事而出现的新鲜事物，对于我，倒也未必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你面前，如果是你，如果樱桃是你栽培的，这些新鲜事物出现，肯定会改变你的想法的。”

“先生，您说的我明白了；我也试着设身处地站在您的地位上着想，可是不行呵，我觉得我害怕。”

“这是可能的，应该说，我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在半夜里醒来。不过，只是在夜里我才感到害怕；对了，有几次，是的，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再是在雨天，或者在大雾弥漫的时候。”

“真稀奇，没有实际经历过居然也领会到这种恐惧是怎么个味道。”

“是这样嘛，您看，这是一种普遍性的恐惧，并不仅仅您一个人才有；不是那种恐惧，像人们说的，人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那种恐怖。”

“就像有人突然之间发现他当时竟是那样，发现他不是另一个样，也不是另一种什么情况，而是像他现在这样，因此才感到那种恐怖？”

“对了，既像别人，任何别的什么人，同时又像他自己当时那个样子。是呀，我相信，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一类情况，肯定就是这一类情况……不是随便任何一类。”

“这么复杂，是的，是的，我明白了，先生。”

“因为另一种恐惧，就是关于悄然死去不为人知的那种恐惧，我发现它终于竟成为我对我的命运感到欣慰的依据。一个人知道他的死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痛苦，甚至不会使一只小狗有什么痛苦，我看他的死的分量就会大大减轻。”

“先生，我尽量领会您的意思，可是很遗憾，办不到。这是不是因为女人是不相同的？至于我，我知道，像您这样单独一个人再加上一个箱子，我可受不了。倒不是我不喜欢旅行，不是的，但是，对于一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感情有待于我到那里去的什么地方，我就不可能动身到那里去旅行，不能那么办。再说一遍，我认为我是怎样宁可就怎样。”

“小姐，您是指在您希望的那样的变化到来之前，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不对呀，先生。看起来您没有弄明白渴望摆脱现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不得不停留在这里同时又时刻拼命思考那个问题，否则我知道我就休想做到那一步。”

“也许我确实是不知道。”

“先生，您不可能知道，即使您稍有所知，也是按照您的方式，所以您不可能知道在如不在是怎么一回事。”

“您也未必知道，小姐，如果我理解得不错，对于您，是不会有人哭您的？”

“不会有人哭，是的。半个月前，我二十岁了。总有那么一天，有人来哭我。我抱着希望。不可能不是这样。”

“要有人哭您，当然是哭您，不会是哭别人，当然是这样。”

“是不是？我就是这么说嘛。”

“是的，小姐。如果允许我再说一句，那么请问，您是不是有饭吃？”

“对，这我可要谢谢您，先生，我是有饭吃，还不止于此，我可以吃得饱饱的。我只是一个人，一直是单独一个，可是干我这个职业，吃嘛，既然在这里是为了挣一口饭吃，是有得吃的，而且吃的全是好东西，有时吃的是羊腿。我不仅是吃，而且，对了，我还要吃得体壮人肥，更加强健有力，好让人家多注意看看我。长得肥壮强健，实现我的愿望的机会好像也多一些。您可能说我这大概是幻想，可是我相信我的健康光彩夺目，人家就会更加喜欢我。所以，您看，咱们是非常不同的。”

“小姐，那没有疑问，不过那也并不妨碍我有我的真诚意愿。刚才我没有解释清楚。我向您保证，如果我有变一变的愿望，我一定像所有的人一样也同意变。”

“啊！先生，真对不起，要相信您真不容易。”

“那没有问题，不过您看，一般地说，不抱希望固然毫无根据，但是对我来说，我也看不出究竟有多大希望，这总是一个事实。要我相信这一点对于我、与对于别人同样是必要的，那么我觉得，多少有一点也就足够，只要有一点信念于我也就足够。为得到这样一点信念，难道我缺少时间？谁知道？我不是说在火车上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同旁人闲扯占去的时间，不是，我是说另一类时间，就是摆在今后的时间，就是今天之后的明天。这是为着开始去思考它，并且设法弄清我究竟需要多少时间。”

“先生，对不起。我推想，而且刚才您自己也说了，您是不是曾经也有过与一般人一样的一段时间，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不过，我不相信竟然能够是这样。一个人不能同时什么都是，也不能同时希望得到一切，像您所说的那样；但是对这种不可能性，我也不相信，所以选择一个职业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能很好地解决。您已经知道，我无论如何已经是到处流动，到处旅行，这也不坏，我的小旅行箱带着我差不多走遍各地，对了，甚至有一次把我带到外国某个大地方。我在那边没有做什么大生意，不过外国到底是让我看到了。几年以前可能有人对我说过，那个地方我也会希望有一天去看看，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也有可能去。您看怎么样，居然有一天，一觉醒来，我心里那么一想，人就走了。事情虽小，但这件事毕竟落到我的头上了，您看，那个地方我还是去看过了。”

“在那个国家，也有些人是不幸的，是吗？”

“是，确实有。”

“也有像我这样年轻的姑娘在等待着？”

“毫无疑问也有，小姐。”

“还有呢？”

“那里也死人，也有不幸，也有像您这样满怀希望正在等待的人。这都是真的。与其待在我们这个万事万物千篇一律的地方，为什么不到那个地方去看看？为什么除了这个地方就不再去看看那个地方，为什么？”

“因为，先生，也许我想的不对头，您又要说了，不过，我也无所谓。”

“等一下，小姐。比方说，那里的冬天不像这里这么冷，这很简单吧，人们似乎不知道有冬天……”

“人们只能在一个地方，根本不会同时无处不在，这不是真实的，即便是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很美的冬季，也不可能同时无所不在，不可能，一个人只在他当时所在的地方，是不是？”

“是呀，小姐，我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城市，范围也仅限于一个无比宽阔的广场，四周有阶梯环绕，那些阶梯仿佛没有止境似的。”

“先生呵，不不，我可不想知道。”

“全城都刷上了白石灰浆，您就想象那是盛夏的白雪吧。这个城市就处在海上一个半岛的中心。”

“海是蓝蓝的，我知道，蓝蓝的，不是吗？”

“是，小姐，是蓝蓝的。”

“好了好了，先生，对不起了，但和您讲到海是蓝色的那些人，我厌恶他们。”

“但是，小姐，那有什么办法？从动物园看出去，围绕城市四周的就是海。随便什么人用眼睛去看，海总是蓝的，我又有什么办法。”

“如果没有我刚才说的那种意愿，我看，海就是黑的。先生，我并不想叫您不愉快，不过，我想要生活变一变，从那种生活里面走出去，所以对于旅行我不感兴趣，我也不想去看什么新奇事物。那些城市您看了不也是白看，对您一点也没有用，也没有让您前进一步，您停下来，依旧留在原地，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但是，小姐，咱们谈的不是同一类事情。我给您说的不是改变人的整个存在、整个生活的那些变化，我说的是使人在经历变化的时间中感到乐趣这样一些变化。旅行叫人消愁解闷。希腊人，腓尼基人，所有的人都旅行，就人的记忆所及，情况都是如此。”

“不错，我们讲的确实不是同一类事，我向往的不是这种变化，什么旅行呵，什么看看沿海的城市呵。我向往的变化，作为开始，就是自主，能掌握、占有一些什么，哪怕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但必须是属于我，属于我的一个地方，一个房间，反正属于我就行。您看，有时我做起梦来，竟梦到一套煤气灶归我所有。”

“小姐，这也和旅行一样。走了一步，就再也收不住脚了。接下去，您就想要一台电冰箱，再接下去，又想要别的什么。和旅行一样，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没有止境。”

“您认为有了冰箱还不止步，这有什么不妥吗？”

“一点也没有，小姐，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就我而言，不是吗，我这是就我而言，我总觉得这样的想法比旅行更累，比外出旅行，漂流不定，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更叫我感到吃力，不耐烦。”

“先生，我生下来，长大成人，和别人还不是一样，我看看我的周围，看得不少，我发现要我安于现状，真没有道理。我应当采取各种手段现在就动手抓住一点什么值得重视的东西。如果一开始我就对自己讲：一台电冰箱也会叫我觉得丧气，那么，我甚至连煤气灶也不会有。其实这我又怎么能知道？先生，如果您这样说，那是因为您也许真的考虑过这一点了？一台电冰箱难道让您那么讨厌？”

“不不，电冰箱我不但没有，而且连有一台电冰箱的可能性也没有一点影子。不，不，那不过是有那么一个印象。讲到电冰箱，我顺口那么说说，因为那个东西对旅行者来说未免太笨重，不能随身携带。毫无疑问，如果是别的什么东西，我就不会那么说了。不过，我心里非常明白，小姐，您是比如说有了那套煤气灶甚至电冰箱您才可能出外旅行。我还想说一句，都怪我不是，容易气馁，缺乏勇气，一想到电冰箱就没有主意了。”

“是呀，事实上看起来是有点怪嘛。”

“在我的生活里，曾经有过一次，有那么一天，我不愿意再活下去了。我肚子饿了，要吃饭，可是那天我身上一文不名，为了吃这顿午饭，无论如何，我非得出去干活不可。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命该如此，可是我偏偏就是这个命！就是在那天，那种情况我很不适应，我不想再活了，因为我发现，是的嘛，不仅是我，而且和所有的人一样，根本没有理由让那种情况再继续下去。整整一天，我设法去适应，恢复常态，当然，后来，我又提着我的货箱到集市上去，我又吃了饭。这种事，和过去一样，一再发生，一再出现，不过情况不同，从此以后，凡是瞻望未来，哪怕仅仅考虑一下是不是搞一台电冰箱，都更加叫我心烦。”

“您看，我猜也会这样。”

“所以，从此以后，我每想到自己，所用的尺度不是富有的、有得多的人的，就是不足的、有得少的人的尺度，所以在生活里多一台或少一台电冰箱也就不像对您那么重要了。”

“先生，那个叫您那么赏心悦目的国家，您去是在这一天之前还是以后？”

“以后。每次我想到它，我总是高兴的，我觉得富有的、有得多的人不去一趟很可惋惜。您知道，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懂得欣赏它，不是那样；不过我觉得既然到了一个地方，无论如何总该多看看，多看它一个地方，不应该是少看。”[2]

“尽管我不能把我换到您的地位上，先生，您说的那个意思我懂，我觉得您说得很好。您说的那个意思是大有可为的，既然到了一个地方，总该尽可能把可看的东西多看一看，而不应该不看，是这样的意思，是不是？所以，时间也更容易打发掉，更让人感到愉快一些？”

“您愿意这么看，小姐，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意思。在我们人生一世的时间内，有没有决心那样做，也许只有这个问题咱们不大一致。”

“不仅是这样，先生。因为，不管那可能是什么事，要我讨厌它，我还没有这个机会呢。等待，还不包括在内，那是当然的。先生，您明白，我不想说您一定就比我幸福，不过，果真不幸福，那您可以对您的不幸加以补救，您可以换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生活，您可以去卖别的东西，先生，很抱歉，您甚至还有别的办法。我呢，我连考虑考虑也无从考虑起，甚至连一些细枝末节也不可能去设想。对我来说，除了我活着以外，什么都还没有开始。有的时候，比方说在夏天，天气极好，我有这样的心情：也许就是这样吧，也许不知不觉无影无踪事情就发生了，有了个开端吧，可是我害怕，是呵，我怕我随着这么好的天气就这么混过去了，同时把我心里希望得到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迷失到细枝末节里面，把首要的本质的东西偏偏忘掉。在我的生存之中，我面对着的是细枝末节，那我可就完蛋了。”

“但是，小姐，允许我再说一句，我觉得您很爱这个小孩。”

“还不是一样，我才不想知道这个呢，我才不要陷到这种处境之中，开这么一个头，自寻烦恼，甚至闹得只好乖乖忍受下去；那样的话，我再说一遍，我仍然还是完蛋。我的工作很多，我得去干。即便人家天天把工作都给我增加一点，我也干。最后甚至给我加上艰辛困苦的工作，我一句话不说，也干。因为，我不去干，拒绝它，那说不定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的处境可能因此得到改善，变得轻松，可能变得能维持得下去，干脆地说吧，变得可以忍受下去。”

“生活有可能过得轻松，同时又拒绝它，小姐，这总有点异乎寻常。”

“是呵，先生，我什么也不拒绝，人家要我做的事我没有拒绝过。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在开始的时候，拒绝并不难；来者不拒，永远这样下去，就越来越容易了，我的工作也就越来越多。从我能记得起来的时间算起，一直是来者不拒，都顺从，都接受，一直到再也受不了的那一天。您也许会说，这很简单，但是，要从中脱身出来，我可没有办法。有人什么都能适应，但是十年以后，我可以肯定，我看他们依然如故，和我现在一样，还是老样子。在任何生活状况之下，人都能生存下去，即使像我这样的生存状态，也混得下去；不过，千万小心，千万注意，我不要深陷到这种状态里面不能自拔。您看，有几次，我真是非常心焦，是的，焦虑，忧愁，因为，竭力避免适应任何一种生存状态也免不了有这种危险，危险又是这么大，就是避掉了，很可能也还是逃不脱。先生，您讲了下雪天，讲了樱桃，讲了正在建设的公寓大楼，还有什么新鲜事儿再给我讲讲？”

“旅馆有时候业主易手，新来的老板是讨人喜欢的人，愿意和顾客聊聊，原来的老板嘛，殷勤待客那一套他厌烦了，他见了你不理不睬，也不和你说话了。”

“先生，每天我总是老样子，难道我不该感到惊奇？不这样，难道达不到那个目的？”

“我相信，任何人每天发现自己在那里依然故我，都会感到惊奇。我认为人们对他能做到的都感到惊奇，他不可能确定对此一事感到惊奇，而对彼一事就不感到惊奇。”

“每天早晨，我都对我在这里依然故我觉得惊奇，一次比一次都更厉害，我倒不是有意这样。一觉醒来，立刻我就感到惊奇诧异。在这个时候，有些事情就又浮上心头。我也曾经是一个小女孩，和所有别的小女孩也没有什么两样，从表面上看，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樱桃成熟的季节，啊，姑且就这么说吧，我们一起跑到果园去偷樱桃吃。直到最后那天，我们还一起到果园去偷樱桃。因为在那个时候，就在那样的季节，我就是被那样安排在那里的。除开您已经给我说过的事以外，包括旅馆老板在内，先生，您再说说，好吗？”

“完全和您一样，我也偷过樱桃，从表面上看，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也许是我很喜欢这些人。旅馆老板，已经说过，除此之外，那里还有一架新的收音机。这很重要。一家没有音乐的咖啡馆变成了一家有音乐的咖啡馆。到那里去的人当然增多，而且在那里逗留到很晚才走。这就使晚上的收入很不错了。”

“您说是收入很好？”

“是呵。”

“啊，有时我觉得早知如此……我的母亲来过，她对我说：‘好啦好啦，现在到时候了，走吧，结束了。’您知道，我听之任之，就像要上屠宰场的牲口，没什么两样。啊！先生，早知如此，我是要反抗的，那样，我也许就得救了，我会求我的母亲，我会好好求求她，我一定要祈求！”

“但是我们原来并没有料到。”

“樱桃季节像往年一样，一直延续到最后季节过了。已成过去的樱桃季节在我的窗下带着歌声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我曾经躲在窗后偷偷看它一年一年地过去，为了这个，我还挨过骂，受到申斥。”

“等到我去采撷樱桃，为时已晚，太迟了。”

“我躲在窗后，就像犯了大罪的罪犯。瞧，先生，我的罪就因为我是十六岁。您是说太迟了？”

“太迟了。作为男人的一生，可能是太迟了。您看。”

“先生，还是给我讲讲坐满人的、演奏音乐的咖啡馆吧。”

“小姐，没有这些咖啡馆，我就活不下去。我很喜欢它们。”

“我相信我也很喜欢它们。我也可能到那个地方去，站在柜台前面，就站在我丈夫身边，我们听着收音机。有人和我们讲些什么事，又谈了别的一些什么事，我们应承着，我们答话，我们两个在一起，在那个地方，和别的人在一起。有时我很想到那个地方去走走，可是您看，一个像我这种情况的年轻姑娘，单身一个人，那是不可能、不许可的。”

“我忘了：有时候，有一个人正在注意看您。”

“我知道。走近了？”

“是呀，走近了。”

“无缘无故的？”

“是无缘无故。这样谈起话来就不是一般性的。”

“那又怎么样，先生，那又怎么样呢？”

“在一个城市停留我从来不超过两天，小姐，至多三天。我出售的东西不是那种人家急需的。”

“可惜，可惜，先生！”

已经减弱的微风又吹起来了，吹散天上的浮云，按这温煦的空气，又一次让人推测夏天是快要到了。

“真的，今天天气真好。”那个男人又这样说。

“夏天快来了。”

“也许，有事无须有意开头做，要发生的明天自会发生，原谅我这么说吧，小姐。”

“啊！先生，照您这么说，要做的事今天已经排得满满的，无暇顾及明天。那我呢，我今天什么也不是，空空如也，一片沙漠。”

“小姐，总之一句话，您从来没有做过您可以认为是您已经做过的一件事？”

“没有呀，我什么也没有做过呀，我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但没有一件事可以说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是我做的。我对自己甚至连提出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也没有。”

“我再说一句，小姐：我不愿意说和您的意见相反的话。不过，不论您做什么，您现在生活的这一段时间，以后终究是对您有用的。您说的那个沙漠在您的记忆中总有一天还会回想到它，而且它还会以一种惊人的准确程度自行扩大，叫人逃也逃不掉，避也避不开。人们认为它并没有开始，也没有出现，可是它已经开始，已经出现了。自以为什么也没有做，可是，已经做了。自以为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其实在走回头路，要解决的问题绕到背后去了。所以，这个城市我当时也没有按照它的原样去估量它。旅馆也不见得好，我订下的房间已被人占了，时间已经很迟了，而且我也饿了。城市是很大的，除了这个城市本身，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在等我，请想一想：对一个第一次看到它的疲倦的旅人来说，这样一座大城市，只注意自身事务的大城市，那又可能是怎么一种情况？”

“不，不，先生，我简直无从想起。”

“除了一个很坏的房间，面对着又吵又闹又脏的天井，只有这么一个房间在等着你，没有别的，没有人，没有什么事需要你。但回想起来，我就知道这次旅行把我改变了，在旅行之前我看到的许多事情把我引到这里来，这种种事情现在是清清楚楚了。只有到了事后，人们才知道他究竟到了怎样的城市，小姐，这您总是理解的吧。”

“如果您是这样理解的，那么，您也许是对的，有道理的。事情也许已经发生，这个嘛，它就应当是在此之前我希望它发生的某一天。”

“是呀，小姐，人们以为事情没有发生，但是您看，我倒觉得：在您生活里那将要发生的事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恰恰就是您准备过一种虽在犹无的生活的那种意志。”

“对，不错，我懂了，先生。但是，也请您全面了解我，哪怕事情此时此刻已经出现，可是我也无能为力，仍然是无所知，我没有充分的时间旅行的事，我希望今后有一天我也能像您那样有所知，希望将来我回顾过去，一切一切在我背后都显示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现在，我确实是深深地沉陷在这一切之中，想要有所预见也不可能。”

“是这样的，小姐，是呀，不能亲见的事别人就不可能给你讲清楚，不过试图有所作为的诱惑力是很大的。”

“先生，您真好呵，但是，别人对我讲的我究竟还是不大理解呵。”

“应该理解，应该理解呵。小姐，请相信我，我是懂得您的意思的，但是，无论如何，这项工作任何时候都必须进行，总该去做吧？很明显，我这里并不是给您提什么忠告、建议……不过，比如说，不是您，是别的人，他总不能不经过一番努力就希望获得一个没有艰苦辛劳的工作的未来吧？如果是别的人，难道他不愿意那么办？这一点请您考虑考虑。”

“先生，由于我不管干什么从来都不拒绝，所以工作越来越多，这我也逆来顺受，决不抱怨，长此下去，时间越拖越迟，总有一天，我会完全失去耐性，情况如果是这样，您说您怕不怕？”

“您的这个意志，而又不能让它变得缓和一些，我的确感到不安，小姐，但是我所以同您谈这件事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因为我觉得像您这样年纪的人竟选择在这样严峻的条件下生活，那是难以忍受的。”

“先生，其他的解决办法我没有呵。相信我，这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

“小姐，我可不可以问一问：有几口人？”[3]

“七口。”

“在几层楼上？”

“七楼。”

“房间多少？”

“八间。”

“哎呀！哎呀！”

“没什么呀，为什么呢，先生？不能这样计算。我准是没有说清楚，您也没有听明白。”

“小姐，我认为工作永远是可以计算的，不论是什么情况，工作总归是工作嘛。”

“我这个工作嘛，不对不对，肯定不是那么一回事。这种工作，可以说，只有做得越多越好，多做总比少做好。如果在它之外容得你有时间玩，有时间让你思考，那可就完蛋啦。”

“您才二十岁呀。”

“是呀，正像人家说的，去干坏事，我还没有那个时间呢。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

“正好相反，我倒倾向于相信：问题是在这里。那种人，他们大概也没有忘记这一点。”

“他们叫我们去干这种工作，我们接受了，那不是他们的错。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位上，我也照样这么办。”

“小姐，我很想给您讲讲我把我那个旅行箱放在旅馆房间之后是怎样进城来的。”

“好呵，先生。不过，不要因为我弄得您心中不安。如果有一天，我会失去耐性，我自己也会大吃一惊的。我总想到那种情况，是有失去耐性的危险，所以我一定是要大吃一惊的，没办法，您明白吗？”

“小姐，那是在黄昏的时候，我把小旅行箱放好……”

“先生，您知道，那是因为想得太多，我们都是这样。工作把我压得站不起来，能容得我们去做的事只有这么一项，这就是思考，左思右想，想个不停，疯了似的。可是也并不尽像您那样，束手无策什么也不做。我们是在痛苦中思考呵。时时刻刻，在痛苦中思考呵。”

“是在傍晚，工作之后，晚饭之前。”

“我们这些人，想的永远是同样的事，同样的人，永远在痛苦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那么谨慎小心，本来是用不着担心的。您看，您刚才谈到职业，这不就是一种职业，叫您在痛苦中想象一整天？您是说，在傍晚，放下您的旅行箱之后？”

“对。是在傍晚，在旅馆房间里放下我的旅行箱之后，恰恰是在晚饭之前，我到城里去散散步。我去找一家饭馆。不是吗，当价钱受到限制，要找一家合适的饭馆很费时间，不容易找到。正在寻找的时候，我不觉就从市中心走出来了，无意之间走到动物园这里。起了风。人们从紧张的工作中走出来，到这个动物园里来散步，这个动物园我给您说过，是处在俯临全城的高地上的。”

“可以肯定，先生，生活是美好的。不是这样，嘿，那就不值得活了。”

“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一走进公园，我就变成一个生气勃勃的人了。”

“先生，我不懂，一个公园，一看到它，一个人怎么就觉得幸福快乐起来了？”

“我说的这个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事，小姐。在您的生活里，类似的事您以后会听到很多。您知道，我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比如说，谈谈我的这种生活，对我来说，倒也成了一项意外收获。所以，在公园里，突然之间，我感到很舒畅，好比公园既为别人同时也是为我而开辟的。我不知怎么给您说才好，就好像转眼之间我突然变得高大了，就好像我终于与我自己生活中出现的许多事件变得相称相配了。叫我离开这个公园，我简直下不了决心，办不到。微风习习，光线变成蜜黄色，甚至动物园的狮子的皮毛也熠熠放光，在兽笼里幸福得直打呵欠。空气里弥漫着火焰和狮子的气息，我呼吸着这种空气，觉得像是友爱的芬芳，友爱之情终于也扩展到我身上来了。所有走过的行人，彼此互相关切，互相注意，在黄昏蜜色的光照下，疲劳辛苦尽都解除。我记得我当时觉得这些行人也很像那些狮子。突然之间，我觉得我很幸福。”

“怎么幸福，就像一个人得到了休息？就像一个人感到炎热气闷竟找到了清凉？幸福得和别的人通常那样？”

“我想还不止于此，或许是因为我不曾有过那种经验，那种习惯。我只觉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往我头上冲，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

“一种使人痛苦的力量？”

“也许是，之所以叫人痛苦，就因为它施展不出来，得不到满足。”

“先生，我看那就是希望吧。”

“对，是希望，我知道。毕竟是希望呵。但希望什么呢？什么也不希望，对希望的希望。”

“先生，如果世界上许多人都像您，那我们就什么也说不上了。”

“但是，在那个公园每一条小径的尽头，的确是在每一条小径的尽头，人们都站在那里眺望大海。大海嘛，我承认，按通常我生活的习惯来说，大海于我本来也无所谓，我并不在意，但是，在那个公园里的情况却是：所有的人都要去看看海，甚至海边出生的人也要去看看，甚至笼中的狮子似乎也在那里注意看那个海，我这样认为。人们都要看的东西，哪怕对你习以为常的东西来说无关紧要，你又怎么能不去看一看呢？”

“您说太阳已经西沉，既然如此，大海大概不那么蓝吧？”

“它是蓝蓝的，我从旅馆出来，随后我走进动物园，它色调变得暗淡，越来越平静。”

“不，既然起了风，它就不会那么平静。”

“要知道，风是很小的，轻轻的，只在高空吹动，在城市上空吹过，在平原上没有风。我不知道风从什么方向吹来，可以肯定不是从外海吹来的。”

“还有，先生，这夕阳可能不会照到所有那些狮子。要不然，所有的狮笼一定朝着动物园一个方向，一律正对着夕照。”

“小姐，我可以肯定，情况正是这样，它们都是朝着一边的。夕阳照到所有的狮子，没有例外。”

“所以太阳就沉落在前面的海上。”

“是，是这样，您猜对了。城市和动物园还照射着夕阳，大海已经处在暗影之下。这是三年前的事。记忆犹新。我很喜欢讲讲这些往事。”

“我明白。人们以为闲谈是不必的，其实不对。我常常就像这样和一些不相识的人闲谈，就像咱们现在这样，是的，永远都是在像这样的广场上。”

“要想说说话，那种要求是非常强烈的，奇怪的是人们对这一点一般都不加注意。好像只有在广场上，这样谈谈才是正常的。小姐，刚才您说是八个房间，是吗？八个大房间？”

“我也不很清楚，我可不能像别人那样八个房间都走进去看看。一般说，我觉得那些房间都很大。也许也不见得那么大。说真的，那也得看在什么日子，以此为转移。有些时候，我觉得它们大而无边，另一些时候，我又觉得小得叫人气闷。先生，您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小姐，不为什么，无非是好奇。没有什么，就是好奇。”

“先生，我知道，那可能有点傻头傻脑吧，我有什么办法？”

“我要是理解得不错的话，小姐，您大概很有点像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别人有的他都想有，他心怀这样的愿望，看来总是一往直前，以致人家也可能误会……可能认为他……像英雄似的……”

“先生，英雄这个词儿我不怕，我根本想也没有想到。您看，我竟被剥夺成了这个样子，我豁出去了，没有什么做不出的，可以这么说。我有多大力量甘愿一死，就有多大力量活下去，是不是？先生，您告诉我：这样的勇气我该拿来奉献给现存的怎样一种幸福？是谁，是什么，可以把它那个强度放松一点？不论谁，他真要得到我希图得到的，处在我的地位上，他必定也要这么办。”

“那没有问题，是这样，小姐。在某种场合下，任何人都做他认为应当做的事，是不是？在有些场合，做一个英雄，也是不可避免的。”

“要知道，先生，一件什么事，不论什么事，一旦我拒绝去做，那我就一定要妥善把自己安排好，把自己保护好，全神贯注做好我正在做的事。我一定以某件事作为开头，接下去再抓另一件，再下去，抓什么？我的权利我要专心注意，反正我一定认真对待，我认为这些权利是客观存在着的。对此我一定要认真思考。这样，也许我就再也不会感到烦恼厌倦了。这样，我也许就毁了。”

他们两人陷入沉默。太阳被云遮住，随后又放出光芒。接着，姑娘又开始说：

“先生，您走进动物园，感到如此高兴幸福，后来，是不是仍然是快乐幸福的，说给我听听？”

“我高兴了好几天。是可能的嘛。”

“您认为人人都可能是这样，是不是？”

“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也可能有。尽管这个想法叫人受不了，这种事情毕竟有。”

“这是您提出的假设，先生，是不是？”

“是吧，也可能我错了。小姐，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可是看起来对这个问题您很有体会，先生。”

“不不，小姐，我并不比别人知道多少。”

“先生，我想再问一下：在那些地方，太阳沉入大海之前，是很快就落下去，所以暗影跟着很快就漫过市区，是不是呢？太阳沉入大海十分钟以后，那种情况就出现了，是吗？”

“是，小姐，而且我可以肯定，我就是在那个时刻到那里的，您知道，在那个时候，霞光满天，好像是烧起了一场大火。”

“先生，我相信。”

“别说了吧，小姐。”

“要说，要说，先生。其实您也可以在另一个时候到那里去，后来就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不是吗？”

“对，那也可能。但是，我是在那个时候到那里去的，尽管在一日之内也不过仅仅绵延几分钟时间。”

“问题不在这里吧？”

“是，问题不在这里。”

“那么，后来呢？”

“后来，动物园依然如故，不同的是天黑了。海上浮起一片清新气氛，白天天很热，那一派清新凉爽真叫人心喜。”

“说到最后，到底也该去吃晚饭，是不是？”

“我并不觉得怎么饿，突然之间，我渴了。那天晚饭我没有吃。也许我根本没有想到。”

“您走出旅馆不就是为了去吃晚饭？”

“是呵，后来我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先生，您看看，我嘛，我每天每日可都像生活在黑夜里呵。”

“小姐，那是因为您自己要这样，不对吗？您既然已经身在其中，您就可以下决心从那里跳出来，一句话，就像从漫漫长夜一觉醒来。宁愿叫黑夜把自己紧紧裹起来，我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是的嘛，不过，我看，那也还是白费心思，白天的危险照样可以穿透一切出现在您眼前。”

“好啦，黑夜也不见得那么浓厚，先生，我也不信白日对黑夜就有那么大的威胁。我二十岁。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夜里睡得很好。总有一天，我要醒过来，总有那么一天。”

“这么说，尽管每一天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小姐，但时间同样在您面前消逝而去。”

“今天晚上，他们要请几个朋友，每逢星期四都是如此。我也要吃羊腿了，不过那是在过道的一端，在厨房里，孤零零一个人吃。”

“他们谈话的声音您听起来也是一模一样的，在远处听起来甚至叫人相信每个星期四谈的都是老一套？”

“是呵，我一点也听不懂，一向如此。”

“您坐在那里，孤零零一个人，昏昏沉沉，似睡非睡，面前摆着多余下来的羊腿。有人叫您去把羊腿从席上撤下来，上别的菜。”

“不是人叫，是打铃叫，您搞错了，不是什么人跑来把我叫醒，我是在半睡半醒中伺候人家吃饭。”

“他们让人伺候着，他们根本不知道您可能是怎样一个人。所以您已经解脱了，总之，他们既不让您觉得难过，也不会使您开心，您睡就是了。”

“对了。随后他们也就走了，于是房里又归于寂静，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于是第二天早上您又开始尽可能十全十美地伺候他们，可是关于他们您也全无所知。”

“当然。可是我睡觉睡得很好，唉！我的睡眠也就是一阵昏天黑地，他们根本不可能睡成这样。可您为什么讲这个，先生？”

“也许为了让您回想回想这些事吧，我也不知道。”

“先生，是这样，没有问题。但是，您看吧，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个时间，在两点半，我走进客厅，我要说话。”

“应该。”

“我说：从今天晚上起，我不干了。太太会转过脸来望着我，大吃一惊。我说：为什么我还要干，从今天晚上开始……从今天晚上开始……但是，不行呀，这么重要的事怎么说得清我还不知道呀，不行呀。”

那个男人这时闭着嘴没有应声，人们也许认为他正在注意那令人心旷神怡的微风吧，这时风正在吹动。年轻姑娘对她刚刚说过的话会有什么回应倒也无意去听。

那个男人说：“再过几天，就是夏天了，”接着，他又悲怆怨叹加上说，“啊！咱们的确是最末的人当中最末的人。”

“人家说：该。”

“人家说完全应该，小姐，是呵，是呵。”

“不过有人有时也问为什么竟是这样，先生。”

“为什么不是别人偏偏是我们？”

“是呵，但处在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人家还问，是我们，不是别人，可是事情来得也并不相同。有的时候，人家这样问。”

“是的，有些时候，在某种情况下，归根结底，这是可以放心的。”

“对我说，不行，我不能放心，不行，不行。想必我仅仅知道这只是和我有关，同别人并不相干，我所知道的仅限于此。要不然，那我可真是完蛋啦。”

“谁知道呢，小姐，这种事在您也许很快就可以了结，也许就在刹那之间，谁知道，也许就在今年夏天，说不定就在今年夏天，您就走进客厅，宣布说：从今以后，您另谋高就，不再给这个世界服务了。”

“实际上，又有谁知道？我说这个话，您又该说了，说这是出于骄傲。我觉得，我说世界，那是就世界整体而说，您明白吗？”

“明白。”

“先生，将来总有一天，我推开客厅那扇门，只那么一下就行了，看吧，仅此一次就成了永不再来的一次。”

“您将永远记得那一刹那，就像我记得这一次旅行一样。从此以后，我不可能再重复这一次旅行，使我这样幸福的一次旅行再也不可能有了。”

“您为什么突然之间这样悲哀，先生？我有一天将要推开那扇门，在这件事上，您看到有什么可悲可哀的？您认为那完全不值得期求？”

“不是的，小姐，我认为那完全应该，而且还不止于此。要说有点让我觉得悲哀，那也是真的，您说您要推开那扇门，门一经打开，那就永远不可能再重复第二次，以后您就再也不可能那样做了。何况我常常觉得再回到我所喜欢的地方去，像我刚才对您说的那个地方，时间要等那么长，那么久，我甚至怀疑，禁不住总问自己，任何地方都不去岂不更好？”

“先生，很对不起，您是可以理解的，我对于看到一座城市，希望再见到它，在等着再见到它的时机到来这段时间，您竟感到心头充满着悲伤，我不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不可能了解。您反复对我说，说这是不愉快的，不论您好心怎么说也没有用，我还是不明白。我什么都搞不懂，但是我知道一条：总有一天，我非推开那扇门不可，我一定对那些人讲个一明二白。”

“是的，小姐，当然。上面那些考虑，不必介意。您给我讲了，我脑子里生出这样一些想法，我决不希望我这些想法挫伤您的勇气。甚至相反，您看，我还要对您提这样一个问题：请问，您还等什么，小姐，门，推开嘛，打开嘛，比如说，为什么不在今天晚上就推门进去？”

“单独一个人，我可不行。”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小姐，没有钱，得不到指导，只好下次再说，您是说那么办是徒劳的，无济于事？”

“我是这个意思，但还有另一层意思。我说我孤独一人，我就好像——我不知怎么对您说才好——就好像失去了方向，丧失了意义。是这样。孤独一人，我不可能有什么变化。我只好照老章程去参加参加舞会，等待有一天，有一个男人走来，请求我嫁给他，做他的妻子，我照办。在这之前，不行，办不到呵。”

“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就一定是那样，像命中注定似的？”

“我试过。试过以后，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我知道单是我一个人……除了安于现状之外，孤独一个人在一座城市里……是的，就像刚才您说的，我就一定变得没有方向，六神无主，我想要怎么样自己也不知道，不知所措，甚至我是谁也茫然不知，改变生活的愿望根本就忘得一干二净。我只好那么待着，什么也不做，对自己说：算了算了，没有必要，不值得，算了吧。”

“您说的意思我有点清楚了，是的，小姐，我看那也相当不错嘛。”

“必得有一个人选中我。照这样，我才得到力量去改变生活。并不是说人人都得如此。我是说我必须这么办。我已经试过，我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是因为我饿过肚子，不是的，既然饿过肚子，那么，对我来说，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在我身上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饿了要吃我甚至都不大清楚。”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小姐，我理解这意思也许可能是……是的，我猜到了，虽然我从来没有像您——您希望的那样——有人选中我，也许，机缘凑巧，这事竟发生在我头上，大概我也不会对这件事的重要性提出问题。”

“先生，您知道，必须明白，我可是至今不曾被任何人看中过，除非看上我那些平常不过的工作能力，还要尽量把我搞得成为某种不存在状态，所以我必须有某一个人选中我才行，即使仅仅是一次。不然的话，我活不下去，让我自己看看，也说不上是存在，因此搞得我完全不知道我需要有所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急于结婚，您懂了吧。”

“对对，小姐，那没有问题。但是您为什么自己不去选择，总希望被别人选中，这我怎么也搞不懂。”

“我知道这种事看来似乎不可能，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发生。正因为我是听任人家选择，所以所有的人不论谁对我都是适当的，只要他有点想要我，就这么一个条件。一个男人仅仅注意到我，单凭这一点，我就觉得他合意，那么，不论谁只要他想要我，我总觉得行，这样的话，我又怎么知道是不是合意？不会知道。对我来说，只能去猜测猜测，我是孤独一个人，我根本不可能知道。”

“就是一个小孩也知道什么合他心意。”

“可我不是一个小孩，如果我让我成为一个小孩，希图得到这种廉价的欢乐，嘿，我很清楚，欢乐处处有，俯拾即是，那第一个走来的人我跟了他去就是了，他要我，同样也是为了这种欢乐，那我就和他一起去追求欢乐吧，在那个时候，我就彻底完蛋了。我是能够过另一种生活的——不错，您或许会这样对我说；不过，这样一来，就要重新开始，直接面对生活，我没有这样的勇气。”

“您不曾想过另一个人，以您的名义让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不合您的意，以致日后可能造成他的不幸？”

“这我倒是想到的，要想到过的，但是，不论我开始要做什么，在开始之前，我不会想到以后我会给别人造成什么可能的痛苦不幸。我只能拿这么一件事告诫自己：如果人生在世，有所抉择，不免失误，如果这一切是难免的，那么好！我也是难以避免的嘛！如果一定是这样，如果人人都非这样不可，那么，那种不幸，那种恶果，我避也避不开，躲也躲不掉。”

“小姐，放心好了，将来总有人看到您曾经有一天存在过，这您可以放心，对于他们以及对于别的人，都是一样。不过，要明白，您所谓时机错过在别人有的时候也可能发生。”

“什么时机错过？没有被人选中？”

“如果您同意，就算是这个意思吧。被选中——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那我才奇怪呢，简直叫我好笑，我相信。”

“我可一点也不认为有什么奇怪不奇怪的，我。我倒觉得完全正常。反过来，没有被选中，我倒觉得奇怪，一天比一天更加叫我觉得惊奇。这种事我就搞不懂，对这种事我就是适应不了，不习惯，受不了。”

“小姐，这种事是会发生的，我可以向您保证。”

“先生，我谢谢您了。您讲这一点，是为了叫我开心，要么是说这些事在我这方面已经有了苗头、有目可见了？”

“当然是有目可见，是这样。说真话，我这么说虽不是出于深思熟虑，但也不是为了叫您开心，一点也不是。我说的是明摆着的事实，就是这样。”

“那么，先生，就您自己而言，这您又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嘛，因为……恰恰我对这个问题并不感到奇怪，是呀，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所以我根本就不觉得可怪，但是您倒大惊小怪，奇怪您怎么不像别人那样依着您的希望被人家选中。”

“先生，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我就不惜一切代价抱着强烈愿望，有所追求，我决不这样安于现状。”

“但是，小姐，我既然没有那种强烈愿望……愿望就只能来自外部。不是这样，那又怎么办呀？”

“啊，先生！您的话让我想去死。”

“尤其是我，还是这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

“先生，这是一种说话的方式，那没有疑问，既是说的您，也是说的我。”

“小姐，不论对谁，我都不喜欢让一个人心里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次。”

“先生，请原谅。”

“哎呀，小姐，这也无关紧要嘛。”

“我还是要感谢您的。”

“感谢什么？”

“先生，我也不知道，感谢您的一片好心吧。”

[1] 一九五五年版：他宣布说。

[2] 此处多与少，与前文所谓人的两个尺度相呼应。

[3] 指这个做女仆的姑娘的主人家有几口人。

Ⅱ

那个小孩从广场花园里悄悄走出来，又一次站到姑娘面前。

“我渴了。”小孩说[1]。

姑娘从手提袋里拿出一个热水瓶和一个金属杯子。

那个男人说：“对了，两片果酱面包吃过，该喝点水了。”

姑娘拿起热水瓶，打开瓶塞。里面的牛奶在阳光下还在冒着热气。

“先生，”她说，“牛奶我给他带来了。”

小孩贪馋地把一杯牛奶喝尽，把杯子还给那个姑娘。在他红红的嘴唇四周留下一圈奶迹。姑娘手势轻巧准确地给他把嘴擦一擦。那个男人对小孩笑着。

“我这里讲他，”他说，“只是因为注意到他，仅仅是注意，没有别的。”

小孩完全无动于衷地看了看这个对着他微笑的人。然后，他转过身去，往沙坑那边走了。姑娘以目相送，看他离去。

“他叫雅克。”她说。

“雅克。”那个男人这样重复了一句。

关于这个孩子他并没有多去想他。

他继续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注意到，这些小孩喝过牛奶以后，牛奶在嘴唇四周还留着一层印迹。很有意思。他们说话、走路，已经很有些自己的举止风度了，可是在他们喝牛奶的时候，一下子，真相大白了……”

“这小家伙不说牛奶，而是说我的奶。”

“当我看到这类事情，比如看到牛奶，我心里突然就充满着一种信心，什么道理我也说不清，好像有什么不可名状的重压减轻了不少，是呵，我认为这些小孩又把我招引到动物园这些狮子这里来了。我看他们都像是些小狮子，我看他们真像是狮子，是这样。”

“他们叫您感到幸福，同对着太阳摆着的笼子里面的狮子让您感到幸福可能不是一回事。”

“他们是叫人感到某种幸福，不过两者并不相同，确实是这样。他们叫你心神不安，永远搅得你意乱心慌。倒不是我特别偏爱狮子，您知道，并非如此。不，这不过是一种说话方式。”

“先生，说不定您对那个城市过于重视，您生活的其他方面因此不免有所失，受到损害。或者说，尽管我没有亲眼看见它，您还是希望我理解它带给您的幸福？”

“也许是吧，小姐。把那种幸福给一位像您这样的小姐好好描述一下，我倒是十分愿意的。”

“谢谢您，先生，您真好，不过，您看，我不是说处在我这样的处境，我就特别不幸，比其他与我处境相同的人还要不幸，不，不是这个意思。其中另有缘故，我担心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可能亲自去看一看。”

“请原谅我，小姐。我说我愿意把我在那个地方度过的某些时刻细细讲给像您这样的人听，我决不是在暗指您是一个不自知的不幸者，也不是说您了解一些什么事情就会对您有好处，不是那个意思。我不过是说：我觉得您体会人家说的话比别的人更相宜更适合。我向您保证，意思就是这样。不过，对那个城市无疑我强调得过分了，您无疑可能也被搞糊涂了。”

“没有，肯定没有，先生，决没有这种事，被您错误地认为我是不幸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过是想给您指出，预先告诉您：是您搞错了。有些时候我哭过，那是显然的，是真的，但也仅仅是由于缺乏耐性，心里气愤发火，如果您愿意这么看的话。不，在我身上，真正的伤心我还未遇到过，我等着就是。”

“我明白，小姐，我明白，您有时也会搞错的，是不是，对那件事有什么不妥之处，也会视而不见。”

“不会的。今后我变成不幸者，那就和所有的人一样，或者，今后我不是不幸者。我倒真想和别的人一样也是不幸的，或者我尽我所能不要成为不幸者。如果我生活不是幸福的，但愿一切全由我自己承当，彻底地承担起来，您明白，尽可能彻头彻尾全部一个人担当；那么好！接下来，我将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死去，将来会有人哭我。一句话，我别无他求，只求有一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命运。不过，先生，还是请您给我说说那已经过去的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我也不太清楚。您知道，我没睡觉，但我也并不觉得累。”

“还有呢？”

“我没吃饭，但我也不觉得饿。”

“还有呢？”

“我所有这些微不足道的作难之处也都烟消云散了，仿佛它们根本不曾存在似的，甚至仿佛在想象中存在着。它们好比遥远的往事又在记忆中复现，我付之一笑。”

“归根结底您总要吃，总会感到疲倦吃力，不可能不是这样。”

“那没有问题。不过，我在那个城市停留时间不长，还不至于感到饥饿和疲劳。”

“您在别的城市再一次感觉累的时候，累的程度是不是加深了？”

“我在大路旁边的树林里一睡就睡了一整天。”

“就像流浪汉，叫人害怕的流浪汉？”

“是呵，很像，我的旅行箱还带在身边。”

“先生，我明白了。”

“不，小姐，我不相信您会明白。”

“我意思是说我可以试一试，先生，总有一天可以办到，您刚刚给我说的，总有一天，我可以全部理解的。这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不是吗，先生？”

“是的，我认为您总有一天能够完全理解，能够透彻地理解。”

“哎呀，先生，我说的这个，要想做到这一点，您简直无法想象该是多么困难，由自己独自一人获得同大家一样的命运，是多么困难。我的意思主要是说，您要知道，克服这种厌倦情绪有多么困难，这种厌倦情绪来自你自身，而且仅仅为着你自己，一心企求获得大家都有的好处——克服这种厌倦情绪，是多么困难呵。”

“不知有多少人试图得到那种种好处事实上都因此而受到阻碍。我佩服您，您要战胜这种困难。”

“唉唉！意志不是一切。直到如今，如果说已经有一些男人喜欢我，可是至今没有一个人对我提出要我做他妻子的要求。对一个姑娘感兴趣和想要娶她做妻子，是不同的两件事。就说是无可回避的吧。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我这一生至少应该得到一次认真对待。先生，我想问问您：一个人要是每日每时、日日夜夜一心想要得到一件什么东西，他总该得到它吧？”

“我不相信他一定能得到，小姐，最好的办法是去试一试，得到它的机会最大，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

“先生，咱们这是随便谈谈，对不对，而且大家互不深知，您可以跟我实话实说。”

“不错，小姐。可是我还要说一句，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也许我经验不足，真实情况我还不能全部了解。”

“因为我听到人家说，一件东西根本无意得到，竟反而得到了。”

“但是，小姐，一定要得到的东西怎么会不想得到它？”

“是呵，我也和自己这么说。说真的，这样的做法我可从来没有拿它当真。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企图得到某种事物的个别部分的人才有的，他们已经得到了什么东西，由此又指望得到别的，这样的做法我看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的做法，对不起，先生，像我这样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想要得到一切、得到全部的人，而不是得到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在……怎么说呢？”

“在根本上。”

“也许是吧。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给我再说说那些小孩的事。您说过，您是喜欢小孩的。”

“不错。有些时候，我找不到什么人可以谈谈，我就和小孩谈话。您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和小孩谈话，谈不了多少。”

“啊！先生，您说的对，我们是最末的人当中最末的人。”

“不过，依我说，我的意思也并不是说我有些时候感到有谈话的要求，要求竟是那么强烈，以致我非跟小孩子谈话不可，因此我感到很不幸或者很伤心。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对我过的生活毕竟还是稍有选择的，要不然，别的不去选偏偏选上不幸，那我定是发疯了。”

“刚才我说的意思并不是这样，我很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看天气是那么好，不由得嘴上就把那个话说出来了。您该了解我，可不要不高兴。天气好有时候反叫我什么都怀疑，什么都不相信，不过这仅仅是几秒钟之间的事。我很抱歉了，先生。”

“没有什么关系，没什么。有的时候，我来到广场，经常是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说话了，要知道，一句话不说，随便谈谈的机会也没有，就这个样子，我没有机会说话，除非和买我的东西的人说上几句，那些人总是匆匆忙忙，又是那么多疑，不相信人，甚至除开兜售我的纱线讲几句，其他一句话也没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几天过去以后，于是这种感觉出来了，那是必然的。和一个什么人扯得过分，说得太多，也叫人心烦，就是有一个人总是那么听你说话，也叫你觉得不大好受，弄得你焦躁不安。”

“对，对，我知道，就仿佛什么都可以不要，不吃，不睡，除了想说说话，别的都不想干。先生，您在这个城市，不必和小孩打交道了，是不是？”

“在这个城市嘛，是呵，小姐。在这之前，我也不是和小孩在一起呀。”

“这我明白。”

“我是站在远处看看他们。近郊区的小孩可真不少，都是很自由随便的，像您带的孩子那样大小，刚五岁吧，他们就自个儿穿过市区到动物园去玩。他们随时可以吃，下午就在狮笼前头遮阴的地方睡午觉。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是的，他们就在狮笼背阴的地方躺下来睡觉。”

“真是那样，反正小孩有的是时间，谁跟他们说话他们就说，他们随时随地都愿意听你说，但是能跟他们说的话不很多。”

“是呀，恼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对孤独单身的人并无成见，不论对谁，他们可不是不信任，正像您说的，就是没有多少话好和他们说。”

“还有呢，先生？”

“噢！在他们看来，我们彼此都相差不多，如果我们给他们谈飞机、火车机车的话。能和他们谈的不过是这些，永远是这一类事情。总之，没有多大变化。”

“其他的事情他们不懂。比如说，不幸，跟他们说也没有多大益处。”

“你如果跟他们谈别的事，他们听不进，他们就跑开了。”

“有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说话。”

“我也有这种情况。”

“我不是自己对自己谈，不是。我是和一个想象出来的对象谈，他不是随便什么人，不过，他是我的仇敌，就是仇敌本人。您看，我没有朋友，就像这样，我给我自己制造出来一些敌人。”

“小姐，您对他是怎么说的？”

“我骂他，折辱他，根本不作解释，一点也不告诉他。先生，说给我听，为什么会是这样？”

“谁知道？无疑因为敌人根本不会理解您，被理解那种欣慰感受您接受不了，这种事情提供给您的轻快之感您无法忍受。”

“毕竟是说明了一点什么吧，是不是，毕竟不是一句关于我的工作的什么话吧。”

“是的，小姐；既然没有人听您说话，既然这么做您觉得高兴，就那么做好了，不要去制止吧。”

“我讲到不幸，小孩不能理解，那么，我就讲讲普遍的不幸好了，也就是说，讲讲所有的人而不是某一个个别的人的不幸。”

“这话我是理解的，小姐。不幸是人们不堪忍受的，其实小孩也懂。无疑只有他们的不幸，人们是无法忍受的。”

“那种人，幸福的人，并不多，是不是？”

“不，我不这样看。有些人认为做一个幸福的人那可非同小可，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是幸福的，其实他们也不见得就那么幸福。”

“我或许相信这就是所有的人的一种责任，做一个幸福的人是一种责任，就像人们总在寻求阳光避开黑暗一样。先生，您看，比如说，比如说我，我带给自己的所有不幸。”

“小姐，这当然像是一种责任，肯定是这样，我也是这么看的。但是您必须明白，您如果寻求阳光，那就是以黑夜作为出发点。您不能不是这样。人总不能在黑夜里生活。”

“可是我是在黑夜里呀，先生，别人寻求阳光，我和别人一样，也那么做，寻求幸福也是一样呵。我那样做正是为了寻求我的幸福。”

“是呵，小姐。所以对您来说，事情也许比别人更加简单，您没有别的选择，别人是另有选择的，所以说他们对他们所不知的别的事情都觉得厌烦，是可能的。”

“我所伺候的那位先生，说他幸福，人们也许会相信。他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人，钱多得很，可是人恍恍惚惚，是啊，是一个很苦恼的人。我相信他从来没有看过我一眼，我相信他看到我也不会认识我。”

“小姐，您毕竟是一个有人会看的人。”

“但是，他什么人也不看，可以说，他根本不知道使用他的眼睛。所以，有时我觉得他不像人们相信的那样幸福。他好像对什么都感到厌倦，包括看一看也厌倦。”

“他的女人呢？”

“他的女人也一样，人们也许会说她是幸福的。可是我，我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这种人的女人容易战战兢兢，担惊受怕，她们的眼睛总是垂下来，她们的眼睛也厌倦了，好像不再有梦想的女人那样，不是吗？”

“我说的那个女人不是那样，她的眼睛清澈有光，什么也不能出其不意让她感到意外。她可算得上生气勃勃。不过我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干我这一行，这种事是懂得的。在晚上，她常到厨房来，闲得没事儿干似的，那是谁也瞒不过的，她那样子是找我来做伴儿的。”

“正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其实，那些人究竟有福也难以承受。他们当然渴望幸福，一旦到手，他们又心急如焚，梦想得到其他东西[2]。”

“先生，我不知道是幸福难以承受呢，还是那些人对幸福理解得不对头，要么他们也不清楚他们应该得到怎样一种幸福才是幸福，要么就是他们不大知道拿幸福怎么享受，要么他们在过于珍惜眼前的幸福的同时对幸福也感到厌倦了，这我也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人们总是讲到幸福，这两个字存在着，而且发明出这两个字来也不是无因的。可是我怀疑这两个字既无根据也无目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知道许多可说是幸福的女人，每天晚上不免还要扪心自问，问她们为什么过这样的生活，有这样的存在，为什么不是其他。我现在就是这么个看法。”

“那当然，小姐。说这种幸福叫人难以承受，我们说这话的意思也不是因此就能够丢开它不要。小姐，我很想问问您，每天六点钟这个女人就来找您？她是不是问您这一时刻觉得如何？”

“是呀，就是在这个时间呀。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先生，真的，我知道许多女人恰恰在这个时间，别的倒也没有什么，偏偏对她们自己所有的一切感到心烦意恼，不过我是不会远远避开的。”

“所有的条件集中到一起，事情在进行，情形就是这样，那些人是设法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发现幸福未免是含有苦味的了。”

“先生，这对于我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倒也很想尝尝这种幸福的苦味儿。”

“我这么说，小姐，不过说说而已，别无他意，有什么呢。”

“先生，可以说，您虽然不想让我泄气，却在给我打预防针。”

“有那么一点儿，小姐，是有那么一点儿，不过在很小的限度内，我可以保证。”

“凭我的职业，我对幸福那些不适当的方面早有所知，您就放心好了。其实我也是无所谓的，幸福或别的什么，我都无所谓，但是，总得给我一口饭吃呵。照我现在这样，工钱必须给我，这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说的。我做得一丝一毫不差，和所有的人一模一样。一旦死掉，现金就拿不到了，那简直不可想象。只有在傍晚的时候，太太走来看我，轮着我也用太太那种神色看着那笔现金，那就算是账结清了，两讫了。”

“人们无法想象您也会眼神疲惫，小姐。这您大概是不知道，不过，您的一对眼睛很美。”

“将来到一定的时候，先生，它们将是美的。”

“想到您有一天也会和这个女人有些相像，这总有点叫人失望，可是您也没有别的办法好想。”

“该怎么就怎么吧，先生，要是一定那样的话，我反正逃避不了。这正是我最大的希望之所在。我的两只眼睛不再美丽的时候，也会像所有的眼睛一样，变得暗影重重了。”

“我说您眼睛美，小姐，我主要是说眼神。”

“这是因为您弄错了，先生，您无疑是搞错了。即便您没有搞错，我嘛，眼神归我所有，我也不可能就此感到满足。”

“您的意思我明白，小姐。不过在别人看来，您是有一双很美丽的眼睛，这一点不承认也难。”

“不然的话，那我就真的完蛋了，先生。如果我仅仅满足于我有这样的眼神，我也是完蛋。”

“那么，您刚才说的那个女人，她到了厨房，又怎么样了？”

“对，她有时到这里来，一天之中，只有在这个时刻才到厨房里来。她总是问我这样的话：怎么样，你好吗？”

“就仿佛您头一天晚上和今天都有不同的变化似的？”

“是呀，就像是那样。”

“这些人对我们的事一向怀有错觉，这也许同我们的服务没有关系，可是那里面却掺杂着这种错觉。”

“先生，您是不是也曾为哪个老板服务过，所以您对这类事很了解，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

“不，小姐。这一向是摆在像我们这种处境的人面前的一种威胁，所以对这种事我们比别的人看得清楚。”

这时，在这男人和姑娘之间，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人们也许认为他们只对这一天温煦美好的天气十分注意，此外全不理会。后来，还是那个男人先开口说话，他说：

“咱们在原则上是看法一致的，小姐。我再重复一遍，我说到那个女人，还有那样一些人，也就是不想做完全幸福的人的那些人，我意思并不是说不应该仿效他们的榜样自己也去试一试，哪怕失败。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应该放弃您要一套煤气灶的愿望，事先就回避您继之而来的拥有其他一些东西，譬如电冰箱，甚至还有幸福这样的愿望。我丝毫没有这个意思，一分钟也没有。相反，我觉得它完全正当，合情合理，小姐，您相信好了。”

“这么一说，先生，您大概是想走了吧？”

“哪里哪里，小姐。我希望您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照您刚才说话的样子，我还以为您是想给刚才说的话归纳出几点结论，因为有什么事催着您快点走。”

“不是的，小姐，我不忙，不忙。我已经给您说过，我是完全赞成您的，我还要补充一句：我弄不大清楚，我再说一遍，我不懂：人家让您做的附加工作，一直要您做的，而且不管是什么工作，不管怎样您总是照单全收。小姐，我很抱歉，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因为我还不能完全接受，虽然对于您接受做这些工作提出的理由我是了解的。我担心……我担心的，您看，就是您认为您必须承担的可能最苦的差事，目的是为了有那么一天苦尽甘来，您终于也有那么一天。”

“但是，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一天？”

“不不，小姐。我相信，没有人负有使命跑出来奖赏我们个人的贡献，特别是我们这些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的人。我们是被抛弃的人。”

“如果我对您说，不是为了那个目的，而是为了使这种职业的可耻可怖依然保持原状，怎么样？”

“我很抱歉，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能同意。我认为您事实上已经在过着一种生活，小姐，而且您不得不坚持不懈地把这种生活重复下去，同您谈这种事，我很感厌烦苦恼，是呵，我认为这是既成事实，您已经开了头，而且对您来说，时间同样也在过去，而且时间您已经白白浪费掉了，时间您已经丧失了，比如说您接受干这种苦役或别的什么，本来您是可以避免的。”

“先生，您真好，您肯设身处地为别人想问题，又那么体谅人。我嘛，我还是无法避免。”

“您是有办法的，有别的事好做的，您看，是有嘛，不抱希望，乐得悠闲就是。”

“我既然下决心准备从那里面摆脱出来，也许这是真的，也许就是这样吧，这就是表明事情已经开始的一个消息。并且我，有的时候，禁不住要哭，这大概也是一个信息，也许我不应该再对自己隐瞒，故作不知。”

“人总是要哭的，这不成问题，问题是您存在着，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有一天，我去我们工会了解情况，我发现我们从事的大部分公务都属于正常的职权范围。这是两年前的事。现在我可以告诉您，我们做的工作实质上有时候就是照管一些年纪很大的老太太，有的是八十二岁，体重九十二公斤，而且神志不清，糊糊涂涂，大小便白天黑夜随时屙在裙子里，她们说些什么，没有人肯听一听。太难办了，是呵，我不能不承认，有时我们只好去找工会。竟然有这样的情况：这类事情是并不禁止的，甚至人们根本不去考虑它。其实就是想到了，先生您知道，不论什么工作总会有人接受的，我们拒绝干的事情总有人偏偏肯去接受，那种叫人耻于去做的事儿有人偏偏去做。”

“小姐，您说是九十二公斤？”

“是呀，根据最近称出来的重量，她还在往肥里长呢；我请您注意：两年前，在我从工会问过情况回来以后，我居然没把她给杀掉；她已经够肥的了，可是我才十八岁，而我居然没有把她给杀掉，没有，杀她是越来越容易，越来越方便，那是肯定的，因为她越来越老嘛，而且，尽管那么胖，又那么脆弱，在浴室里给她洗澡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浴室就在过道尽头，这个过道刚才我已经给您说过，过道有这个广场一半那么长，只要把她按到水里三分钟就万事大吉。还有，她这么老，她这一死她的孩子也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对头，另一方面她自己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她是任什么都不知道了，一概不知，所以我要请您注意，我非但没有那么办，而且相反，我把她照顾得周周到到，照料得很好，自始至终是为了那些理由，就是我给您说过的那些理由，因为我如果把她搞死，那等于说在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之中我面临着我的处境可能因此得到改善，直截了当说，我的处境变得叫人忍受得了；如果我不好好伺候她，对我的计划来说，依旧同样是相违背的、相互抵触的，这一点且不去说它；归根结底总归会有人把她伺候好就是了。‘丢掉一个，找来十个’，这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地位。没有法子呀，没有法子呀。只有一个男人，只有他才能把我从那种处境救拔出来，工会无济于事，我自己也无能为力。让我再说一遍，请多多原谅我吧。”

“哎呀！小姐，我真不知给您说什么好。”

“那就不谈吧，先生。”

“是呵是呵，不过，最后再提一下，像这样一个女人，我觉得，而且您也说了，是不好办。但是，没有人，连她本人对于那么办也不觉有什么不妥，您也说过。还有，我这并不是给您出主意，是不是？不过，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有人，别的人，比如说，为了稍稍改善自己的生活，可以那么去做，同样，也可以对未来抱有希望。”

“不，先生，对我这么说也无济于事。我宁可叫这种厌恶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是我摆脱困境的惟一途径。”

“随便谈谈总是可以的，是不是，小姐？不过，我不明白，这会不会有点像从那种期望求得宽慰必须履行的义务？”

“先生，我认识一个人，其实我可以说给您听，而且也可以去做的，和我差不多的那么一个人，就曾经试着去干，去谋杀。”

“不不，也许她自以为是那样，但是，这不可能是真的，她并没有杀人。”

“杀了一条狗。她十六岁。您也许会对我说那算不上是一回事儿，但是她那么做了，她说那是非常像的。”

“一定是不给它吃，那，那不算是谋杀。”

“怎么不算？他们两个吃得一模一样。要知道，这是一条售价昂贵的狗。所以，如果说他们一个人一条狗吃得与别人不同，但是他们两个吃的完全一样。有一天，她偷了它的牛排，只此一次。后来，一块牛排就不够了。”

“她是那么小，就像别的小孩一样，馋肉吃。”

“她把它毒死了。她趁它睡觉的时候，在狗食里面掺上一些海绵。她对我说，它睡不睡也没有多大关系。那条狗拖了两天才死。是呵，是一样的嘛。她知道，它要死了，她亲眼看它死掉。”

“小姐，她要是不那么做，反倒是不合情理的。”

“为什么对这条狗这么气恨，先生？尽管它吃了那许多东西，毕竟是她仅有的朋友嘛。人们都不认为是坏事，可是您看！”

“小姐，这样的事不应当有。可是这样的事现在终于发生了，于是也轮到我们不可避免地做出我们不当做的事。避免不了，绝对避免不了。”

“人家知道狗是她害死的，把她辞掉了。因为害死一条狗也说不上触犯刑律，也不能拿她怎么样。她说她宁可叫人家惩罚她，因为她非常懊悔。这种职业就叫你生出这些可怕的怪念头。”

“小姐，那您就离开那里好了。”

“我整天工作，不停地干，我宁愿做得更多，但不是这种工作，而是别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工作，看得见的工作，像其他所有的人那样可以计算得出的工作，挣钱的工作。我真想到大马路上干那种砸石头的工作，到炼铁炉上干炼铁的工作。”

“去做呀，小姐，到大路上去砸石头，把现在的工作丢开。”

“不行呵，先生，我已经给您说过，独自一个人，我办不到。我试过，我办不到呵。孤独一个人，没有爱，我相信我只有饿死，我没有力量活下去，坚持不下去。”

“修路砸石头的女人，是有的，是有，也是女人嘛。”

“这我知道，我每天都想到的，没有忘记，您不必担心。您看，我本来应当就从这里起步。现在我才明白，我不行，不可能。这种状况真叫人寒心，以致身在其外就不如身临其中有意义，这我刚才已经给您说过，甚至在自己看来连摄食养生以便活下去也不具备充分理由。不行呵，不行呵，今后我是非有一个男人不可的，我只能因他而存在，到那个时候，我才能有所作为。”

“小姐，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叫什么？……”

“不知道，先生，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必须在这种奴隶状态下努力坚持下去，以求有一天，比如说，重新获得饮食养生继续活下去的兴趣。”

“我很是对不起了，小姐。”

“没有的事，您看，我总得留在那里呵，要多少时间——时间我总有呵。请相信我，这决不是我缺乏诚意，不是的，这是因为在您所说的那样的希望面前本来就用不着什么自我安慰，因为如果我试着去做的话，我知道，为我自己，我是无可希望的。我等待着。在等待之中，我注意不要去杀人，也不要害死狗，因为那样，问题就非常严重，就害得我这一生都是恶劣的，成了一个坏人，就会冒这样的风险。先生，咱们还是谈谈您的事吧，您不停地到处旅行，而且您又是这么孤独。”

“我总是在旅行，小姐，不错，而且我又是孤独一个人。”

“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也出去旅行。”

“一次只能看到一个方面的事，世界这么大，要看看世界只能由自己去看，用自己的眼睛看。看到的少而又少，不过，您看，所有的人都喜欢出去旅行。”

“敢情好，尽管一次所见少而又少，我推想，总归是排遣时光的一桩好事儿。”

“是最好的办法，没有问题，至少可以这么认为。坐在列车上，时间完全充分地流逝而去，时间充满一切，包括睡眠。坐船，那更好。您看船走过的航迹，时间一条线似的流逝而去。”

“但时间经过是这样慢，可能让您有这样的感觉——您脱离肉体飞走了。”

“小姐，说不定您也可以小小旅行一次，过一个星期的假日。只要想去，就能够去。在等待的过程中，我说，从现在起，您就可以那么办。”

“等待的时间的确是很长的。我已经参加了一个政党，我认为那倒不是在我这方面说事情会有进展，而是我不会觉得事情还要久久拖下去，时间可以短一些，但是，总归要拖得很久的。”

“正因为这样，在您参加政党期间，也到舞会去跳舞，您认为对您有益的事您应该去做，为的是有一天能从那种处境拔身出来。总之，在等待过程之中，您所希望的事情真的开始取得进展之前，您完全可以做一次小小的旅行。”

“这可不是故意转移话题，我不得不说：有时候，这么办还嫌等得太久。”

“只要您稍稍去掉一点这样的情绪就行了，小姐，您完全可以出去旅行一个星期。”

“星期六，舞会之后，有几次，我都大哭一场，刚才不是已经给您说过了。怎么可以逼着人家喜欢你、要你？爱情不是逼出来的。说不定就是这种情绪，您刚才说的，让我在男人看来很不讨人喜欢。这是一种怨恨的情绪，它怎么会讨人喜欢？”

“我说的不是这种情绪，小姐，我是说有一种情绪阻碍您去请一个星期假。我并不劝您也像我一样，认为希望过奢，徒劳无益，多此一举，不是的。但是也要明白，人们觉得对自己有益的，比如说，让这样一个女人有必要的时间过她要过的生活，但求有一天从当前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而不是其他，为了这个目的，人们把要求于您的都尽力做到，在这样的时刻，比如说，作为一种补偿方式，几天的假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出去散散心，到处走一走。即便是我，我觉得，我也要这么去做。”

“先生，您的意思我懂了，但是，您说说看，我拿这几天假期怎么办？干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拿它派什么用场。度假当中，我会看到不少新鲜事儿，但是从中一点乐趣也得不到。”

“应当学学呀，小姐，即使是行之不易。展望未来，今后您应当去学一学。可以学起来的，是这样，怎么看新事物是可以学起来的。”

“但是，先生，在等待明天的过程中，我已经精疲力尽，气也喘不过来，我今天又怎么能领会那种乐趣，感到心欢意畅？不行呀，连看看新事物这份耐心我甚至也没有。”

“那就不谈吧，小姐。我无非给您提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小建议。”

“哎呀，先生！您要是知道的话，那我该多么喜欢！”

“如果有一个人邀请您跳舞，小姐，难道您马上想到他可能娶您？”

“就是呀，是这样呀。您看，我是太讲究实际了，一切不幸就是这样来的。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我觉得在没有得到自由之前，不可能爱任何人，这个自由只有一个男人能够给予我。”

“小姐，如果我可以这样说，我要问您一句：一个男人他不请您跳舞，您是不是认为他依然可能娶您？”

“我想不大可能，因为，看起来，在舞会上，在跳舞的动作和跳舞的带动下，我认为一个男人对我是什么人可能会转眼就忘掉，或者，他知道我是何许人，可能对这一点比在别的场合不那么反感。是的，跳舞我跳得很不错，以致我本人身份处境不大看得出。我变得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我自己嘛，也忘记自己是何等样人。哎呀！我有的时候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

“您在跳舞的时候，还想那个问题？”

“不想，跳舞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在跳舞之前或者过后，我才想它，而在当时就像是在睡梦之中。”

“小姐，那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人们以为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过后一看，事情发生了。有亿亿万万人，您期待的事在他们身上没有发生。”

“我担心您对我所期待的东西怕是误解了，先生。”

“这就是说，我谈的不仅是您认为您所期待的，还有您并不认为是您所期待的。也就是您在无意中期待却并不迫切需要的东西。”

“对了，您要说的意思我明白。那的确不是我立刻就想到的。不过我也很想知道您那方面是怎么一个情况。说给我听听，先生，您愿意说说吗？”

“和所有的人一样。”

“和我知道我有所期待一样？”

“相同。这种事您根本不知道，又怎么对您说呢？我认为这种事可能出其不意突然出现，也可能慢悠悠的，以致叫人只能略略有所察觉。这类事情出现了，发生了，就不再使人感到有什么奇怪了，人们还以为事情早已就有了。有那么一天，您一觉醒来，瓜熟蒂落，事情已告发生。就好比那套煤气灶，一天，一觉醒来，您甚至不知道它怎么到您这里来的。”

“先生，您到处旅行，而且一直在旅行，如果我理解得不错，有些事件发生，您很少介入是不是？”

“这是到处都可能发生的，小姐，甚至偶然也发生在火车上。和您一心向往要亲身生活其间的事件的惟一区别，就是这些事件是没有结果的，对它们人们也无能为力。”

“可叹！先生，没有结果的事情却时时刻刻生活于其间，您就是这么做的，说到最后，该是多么可悲！我看您呀，有时您也应该痛哭一场。”

“哪里的话，哪里的话，这就如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习以为常了。痛哭嘛，我的天，至少每一个人都要痛哭一次，地球上亿亿万万人中每一个人至少要痛哭那么一次。这本身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其次，我应该说，还有一点什么也让我感到安慰。我每天清晨一觉醒来，睁开两眼，我都感到很是愉快。刮脸的时候，我还唱歌呢，一向都是如此。”

“噢！先生，您说这话，我可不信唱歌能说明什么问题。”

“但是，小姐，我活得愉快；在这方面，我不认为人家会发生误解，我的意思是说，任何人都不会误会。”

“先生，那个情况我不清楚，所以我大概理解您很困难。”

“小姐，不论您有什么不幸，简单一点说吧，原谅我强调这一点，我说，如果我敢于这么说，我说您应当多拿出一点良好意愿。”

“但是我不能再等下去，先生，不过我还是在等待着。就说那个老太婆吧，我不可能给她洗澡，可是我毕竟还是在给她洗。我在不可能那样做的情况下仍然那样做了，难道不是这样？”

“按照良好意愿，我认为您可以给那个老太婆洗澡，就像洗别的什么东西，比如说洗一个平底锅。”

“不成呀。我也试过，可是，办不到。还对你微笑呢，臭极了，是活人嘛。”

“唉，那可怎么办？”

“有的时候，我真不知怎么办。这种事情开始的时候，我不过十六岁。开头我没有注意，后来，您看，我现在已经二十一岁，就像这样，在我这方面，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任什么也没有出现，一片空白，您看，反而外加上这么一位上了岁数的老祖母，到现在都不死，直到今天，不见有人向我求婚，要我做他的妻子。有时，我问自己：莫非我在做梦，莫非这许多艰难困苦都是我凭空搞出来的。”

“小姐，也许您可以换一个人家，选择一个没有那么老的老人的人家，也许在这样的人家做事更好一些，我的意思是说，相对而言更好一些，那当然。”

“不是那么回事，任何一个人家对待我永远和他们自家不一样。其次，在这种职业范围之内换一换人家根本没有什么意思，因为真正需要的是这种职业根本不存在。如果我真落到像您说的那样一家人家，我也不一定就受得了。再其次，由于今天换一家，明天又换一家，换来换去换不出什么名堂来，最后弄得我只好相信，我怎么知道，最后还是只好相信命运，可能我还是回到这个观念上来：那也值不得再坚持下去了。没有办法呀，我现在这么看，我势必就只好停留在这上头，留下来，一直到我走掉那个时刻到来——有时我倒是相信这一点的，相信到怎么一个程度可说不上来，我没法给您说，就像此时此刻我知道我在这里，反正就是这么个处境就是了。”

“所以您留在这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去旅行一下，您可以去嘛，小姐，我相信您是办得到的。”

“旅行，也许可以，我可以试试看。”

“是呀，可以试试嘛。”

“不过，照您的说法，先生，要去的那个城市想必是很远很远的了。”

“我是分阶段一步一步去的，我是这里停一天，那里等一日，一步一步用了半个月时间才到达的。有条件的，坐火车一夜就到了。”

“一夜，就到了？”

“是呀。在那个地方，已经是盛夏的天气。我这可不是说那个城市对别的人而言也像我觉得那么美，不是的。在别人看来，甚至可能觉得它不合口味。那个城市，我看到的无疑和别人不同，那些人也许只是见到这座城。”

“假如人们已经知道某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遇到某种机缘，我想，他也就不会完全以同样的眼光去看这个城市了。咱们这是随便说说，是不是，先生？”

“是呵，是呵，小姐。”

他们都不说话，沉默了。不知不觉之间，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同时，对于冬天的回忆笼罩在城市上空。这一次开始先说话的是那位年轻的姑娘。

她说：“我想说：这样的机缘总该在那边的空气里留下一点什么，人们在呼吸的时候，总感觉得出。您不认为是这样，先生？”

“我不知道。”

“先生，我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在火车上，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您身上，那您能告诉我吗？”

“不，小姐，决不会有那样的事。在我身上，发生这样的事，就这样，完了。要知道，像我这等流动商贩，感到合意、合得来的人很少。”

“先生，我是包揽家务的女仆，而且我还抱着希望。可不该那么说。”

“请原谅我吧，小姐，我说不清楚。您嘛，您一定能改变您的生活；我嘛，我不相信我会有什么变化，我是决不相信的。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毫无办法的，尽管我不愿意，我不能忘记我是这样一个旅行商贩，流动小商人。我在二十岁的时候，穿着白色运动短裤，我还打网球呢。不管怎么样，事情就这样开始了。也不太清楚是怎么搞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在生活里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多，事情就如此这般安排就绪，后来，终于有一天，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哪怕仅仅想变一变，也会叫人大吃一惊。”

“那应当是一个可怕的时刻。”

“不不，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就像时间流逝一样，小姐，不该让您发愁、悲伤。我这生活，我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想也不去想它，随便什么芝麻绿豆小事都可以给我消愁解闷，说真的。”

“先生，说到究竟，您的生活可以说还没有全部说出来。”

“小姐，我向您保证，我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

“我也知道生活是可怕的，同样我也知道：它是美好的。”

在这男人和姑娘之间，沉默又一次出现。夕阳更低了。

“虽然我乘火车路程是一小段一小段走的，”那个男人又开口说了，“但我认为车费并不贵。”

“用费嘛，我也没多少，说真的，”姑娘也接着说，“总的说来，那是花在舞会上的费用。可不是，即使火车票很贵，您看，要是我心里想，我也可以出去旅行。不过，我还是要说，不论到了哪里，我就怕那种虚度光阴的心绪。我也许会问自己：你不去跳舞，跑到那儿去干什么？你的位子目前是在这里，不是在别的地方。不管我到了什么地方，我总要想到这个问题。事实上，那是在十四区，要是您想知道的话。那里军人很多，这些人并不想结婚，很不幸啊，不过，也有一些别的人，人们也搞不清楚。是的，那是在尼维尔十字，名称叫做尼维尔十字舞会。”

“我很感谢您，小姐。不过，要知道，在那边，经常也举行好几种舞会，您都可以去，不清楚您是不是决定出去走走，旅行一趟。在那里是没有人认识您的。”

“都是在公园里，是不是？”

“对了，在公园里，露天。星期六，通宵达旦。”

“我知道。那么说，我必须说谎了，关于我是什么人我得讲谎话骗人了。您一定会说，我在那里什么也不是，但是，这种状况就好像我隐瞒了什么似的，好像我有什么错在隐瞒着。”

“您既是那么急于要结束您那种状况，闭口不说也可以说是撒了半个谎。”

“我认为我只能对我承担责任的事撒谎，否则不行。再说，这也很怪，我好像是被限定非去参加尼维尔十字舞会不可，别的舞会就不许去。这是一种小型舞会，对于我这种情况的人以及对于我想利用它达到目的倒是适合的。别的地方我觉得有点不对路，陌生。您要是去的话，先生，要是您愿意，在等别的人邀请我跳舞的时候，咱们可以先跳一两次。我跳得很不错。我并没有专门学过。”

“我也是呵，小姐。”

“真有意思，您不觉得，先生？为什么我们都很会跳，这是怎么一回事？咱们跳得好，别人不行，怎么搞的？”

“您意思是说，宁可咱们跳，不是跟旁的人跳，他们跳得不好？”

“是呵。我很清楚。哎呀！您要是看到他们就好啦！他们什么都不懂，跳舞就像看中国字一样难……哎呀！哎呀！”

“啊！小姐，您笑了。”

“又怎么禁得住呵？跳不好舞的人总叫我觉得好笑。他们左试右试，一门心思跳，无济于事，他们不会跳。”

“这大概是一种不是一学就会的事儿，您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您认识的那些人，他们乱扭乱跳，或者拖过来拖过去？”

“她嘛，跳跳蹦蹦，他嘛，叫人家拖着跳，是两个人一块儿跳……啊！……我没法给您描述。您也许会说，也不怪他们……”

“当然不能怪他们。但还会叫人感到他们跳舞跳得这么不行也是说不过去。”

“也许人们搞错了吧。”

“也许，是的，但说到底，跳舞好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先生，对，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看呀，仿佛在我们身上也有一点潜在的力量，噢！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您不觉得那样？”

“不过他们毕竟也可以跳得十全十美，小姐。”

“那当然，先生，不过，其中总有点别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是专门保留给我们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可他们就是没有。”

“我也不大清楚，小姐，不过我相信是这样。”

“先生，我要坦率承认，我非常喜欢跳舞。说不定这是我现在做的事中，我惟一希望我这一生继续做下去的。”

“我也一样，小姐。您看，不论在什么场合，甚至在像我们这样的处境下，人们都是爱跳舞的。我们要不是那么喜欢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跳这么好了。”

“究竟喜欢到什么程度，说不定我们现在也弄不清，谁弄得清楚？”

“有什么重要性吗，小姐？只要过得去，咱们就继续下去好了，用不着去弄清楚。”

“先生，可叹的是：舞会一结束，一切又灌回到脑子里来，一切又回想起来了，特别是星期一。我一边给她洗澡，一边咒骂她‘老混蛋’。不过我不认为我心怀不善，当然了，没有人跑来对我讲这个事，所以我只能相信我自己。我骂她‘混蛋’，她还对着我笑。”

“我可以直说，小姐，您并不是那样的。”

“可是当我想到那些人的时候，那的确是糟极了，您要是知道就好了，在这种事情上仿佛这些人也不可忽视，算得上一点什么。我自己和自己评理也没有用，我不可能从别的角度去考虑那种事。”

“这种种考虑不值得注意。您不是那样的人。”

“您真这么看？”

“我是这么看的。总有一天，不论是对待您一生的时间还是您本人，您一定是十分宽宏大度的。”

“先生，您呀，您可真好。”

“小姐，我对您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好心善意。”

“但是，先生您自己，您自己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小姐，没什么，我已经算不上年轻，像您可以看到的那样。”

“但是，您曾经想到自杀，您不是说过吗？”

“哎呀，那不过是懒得去吃饭，不过如此，值不得认真看待。不不，什么事也没有，没什么。”

“先生，那不可能，或者，有什么事发生过，或者您希望在您身上什么事也不发生。”

“除去每一个人每一天发生的事以外，我这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先生，对不起，在那个城市，难道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曾经不是孤独一个人。后来我又发现我是孤独一个人。我相信这是一种偶然。”

“不，不，如果一个像您这样的人，对什么都不抱希望，那就是说他发生过什么事，这不是正常的嘛。”

“小姐，以后您慢慢会明白的。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他们的生活有如此多的乐趣，以至于他们可以摒弃希望。我一边吟着歌一边刮胡子刮脸，天天早上都是如此，还要怎么样？”

“那么，到过那个城市以后，您又痛苦过吗，先生？”

“是呵。”

“那么，这一次您没有想关在房间里闭门不出？”

“没有，这一回不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一个人也可能不再是孤孤独独一个人，哪怕是事出偶然。”

“先生，告诉我，上午起身以后在其他时间您做些什么？”

“我出去做生意，接着我吃饭，然后我出去走走，接着我看报。看报是我的消遣，非寻常可比，好极了，我把报纸全部看完，包括报上的启事。我看完一份报纸，我还得回想一番，咀嚼咀嚼，我都记不得自己是谁了，太投入了。”

“从这个角度上我还要说：除开做这些事以外，除开上午，卖您的货品，坐火车，吃饭，睡觉，看报，除开这些以外，您还做些什么非肉眼直接可见的事？我的意思是说，看似什么都不做，但还是有所为的那些？”

“您的意思我懂了，是的……我认为，在可以看到的作为以外，我不知道我还做过什么。有几次，我也很想知道我还做了些什么，我说不清，大概还不充分、不够，大概我也没有怎么充分想办法去弄清楚，那种情况也许可能出现过，但是我始终不知道。噢，您是明白的，我相信，在生活之中事物总是在发展着，但为什么是那样，不可能全知，这也是司空见惯的。”

“先生，我看总可以比您现在设法更多地知道一些吧。”

“您要明白，我全靠那么一根线在维系着，我也靠这根线掌握着自己，所以，生活对于我比之于您要轻松一些。全部问题实际上就在这里。所以，有些事情是否有知，我可以随它去不加计较。”

说到这里，他们又一次沉默了。但是那位姑娘还有话要说：

“还有，先生，请原谅我，我不能完全了解您是怎么达到现在这样的情况的，怎么做起这种小买卖来的。”

“我已经给您说过，是逐步地，一点一点地。我的兄弟和姐妹都达到了目的，取得了成功，他们知道他们要什么。我嘛，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他们也说他们不懂我怎么在人生的道路上总是走下坡路。”

“这话说得真有趣儿，先生，看起来，说您缺乏勇气应该比较恰当。不过我嘛，我仍然不懂您怎么竟走到这一步。”

“说真的，对于事业成就我一向不在意，对我来说，事业成就这句话意义是什么自始我就搞不清；问题也许就出在这上头。您看，我这个职业，我就看不出竟是那么微不足道。”

“原谅我用了那么一个说法，不过，我觉得，我可以这么说，我的职业也不至于竟是那样。为了鼓励您多谈谈，我才说到它，为了让您知道我觉得您好像是一个神秘人物，但不是为了让您去犯错误。”

“我明白，我可以向您保证。搞出这个说法来的是我，我很过意不去。我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人是能按照我这种职业的真正价值去看它，一点也不看它不起。我没有什么不愉快的，实说吧，我刚才说话心不在焉，信口而说。讲自己的过去我总觉得心烦。”

他们又沉默了。这一次，关于冬天的记忆淹没了一切。太阳已经看不见了。太阳的行程已经达到这一步，自此以后，城市整体就把它给遮住了。那姑娘默默不语。于是就由那个男人再一次开始说话。

“我很想告诉您，”他说，“我真不愿意让您觉得我是想劝您做什么事情，哪怕一秒钟我也不愿意。即便讲到那个老太婆，也不过是一种说话的方式。由于总是听到那些人……”

“哎呀！先生，别说了。”

“对对，不谈不谈。我刚才不过是说，为了理解那些人，至少试着设身处地探索一下那个可能把他们从难熬的等待中拉出来的问题，所以提出一些设想，一些假设，不过我说话里面还包括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从上面那样的要求到提出建议——这中间还需要跨一大步，我本意很想一步跨过去，但是我自己也还没有弄清楚……”

“先生，关于我的事就不谈吧。”

“那就不谈了，小姐。”

“先生，我还有点事儿要问问您。自从到过那个城市以后，再给我说说……”

那个男人沉默了，不说话了。姑娘也并不坚持。后来，她那样子看来也不一定要听到回答，但是他竟答话了。

他说：“我已经说了，到过那个城市之后，我曾经很不幸。”

“怎么不幸，先生？”

“我看可能有多不幸就多不幸。我认为我过去从来不曾这么不幸。”

“已经过去了吗？”

“是的，已经过去了。”

“过去从来不曾是孤独一个人，从来不是？”

“从来不是。”

“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不论白天黑夜，从来都不是。那种情况仅仅持续了一个星期时间。”

“后来您就发现自己完全成了孤零零一个人？”

“是的。从此以后我就完全成了孤独一个人。”

“您刚才说因为疲倦困惫，让您睡了整整一天，您的旅行箱就放在您的身边？”

“不，是因为我不幸。”

“对，您说过您曾经是不幸的，有多不幸就有多不幸。现在您还那么看？”

“是的。”

现在，那位小姐不说话了，沉默了。

“小姐，不要哭，我求求您。”男人面含微笑说。

“我忍不住。”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避也避不开，没有人可以避免得了。”

“噢！先生，并不是那样，这种事我并不怕。”

“这也正是您希望的呵。”

“是，我希望那样。”

“您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女人没有经受那么大的痛苦，不会那么迫切要求生活下去。别哭了。”

“我不哭。”

“您看夏季很快要来到了，那扇门[3]您就要一劳永逸地把它推开来。”

“您看，先生，有时这我也无所谓。”

“您看吧，快了，快了。”

“我看您应当在那个城市留下来，先生，无论如何您应该试一试。”

“我尽可能在那里多待了一些时间。”

“没有呵，您肯定没有尽力设法留在那里，我可以肯定，您看嘛。”

“为了留下，我已经做了我认为我应当做的一切。不过也可能我没有搞对头。不要再去伤脑筋吧，小姐。您将会看到，很快会看到，夏天一来，对您来说，事情就要成功了。”

“也许是吧，谁知道？不过我也经常问自己这是不是值得。”

“值得的。您刚才也说过，既然已经如此，也并没有提出一定要求非那样不可，但是，既然在这里，也就必须这样去做。此外，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您要那样做。从现在到夏天，去把那扇门打开。”

“有时我觉得我不会去打开它，一旦我准备那么做，我就会畏缩后退。”

“不，您会那么去做的。”

“先生，您说这个话，是因为您认为我选择的方法是从我当前处境摆脱出来的惟一好办法？最后能有所作为？”

“是，我相信是这样，我相信这些方法对您是最适宜最好的办法。”

“您看，您说这个话是因为您认为别人可能选择别的方法，而不是上面说的那些方法，您认为除开我选择的方法还存在着别的方法。”

“毫无疑问还有别的方法，是嘛，但是这些方法对您肯定不合适。”

“真是这样，是吗，先生？”

“我认为是，小姐，不过，不论是我，或是任何什么人，当然，都不可能对您完全肯定说是。”

“先生，刚才您说，由于旅行，见多识广，就变得明理、有理性。所以我才拿这件事向您讨教。”

“说到希望这样的问题，我肯定不见得就像您所说的那样，小姐。如果真是那样，那也不过是在日常琐事、在一些小小的难题上，在重大问题上，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重复一遍，虽然我对您使用的方法并不完全、不是全部有把握，但是对于从夏季到来开始您必将打开那扇门——我是完全有把握的，肯定的。”

“这我可要谢谢你了，先生。不过我还要再问一下：您呢，您又怎样？”

“春天到了，天气好了，我就要走了。”

最后一次，他们两人又默不作声了。同样也是最后一次，那个姑娘又是先开口说话。

“先生，您在树林里睡醒之后，是什么叫您站起来，又开始继续您的行程？”

“我不知道，那种事一定是要发生的。”

“您刚才说：那是因为您知道人有时可能不是孤独一个人，哪怕是事出偶然。”

“不是那个意思，这样的事，是在事后，几天以后我才知道的。当时，不，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说，先生，您看，咱们是大不相同的，不管怎么说。我嘛，我认为，我也许就拒绝再站起来。”

“不对，不对，小姐，拒绝谁，拒绝什么呀？”

“什么都不是。反正我拒绝就是。”

“您搞错了。您也会像我那样做的。天很冷。我觉得冷得很，我不能再睡，我就起来了。”

“咱们不一样，咱们是不同的。”

“是不一样，无疑，是这样，在如何对待我们的烦恼这一点上，采取的方法不同。”

“不不，差别应该还不限于这一个方面。”

“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我们的差别比一般人之间的差别更大。”

“我实际上搞错了也是可能的。”

“何况我们彼此是了解的，小姐，至少试图彼此了解。我们都喜欢跳舞。您刚才说，在尼维尔十字？”

“对了，先生。这是很有名的舞会。像咱们这样的人有很多是经常去。”

[1] 一九五五年版：他宣布说。

[2] 一九五五年版：他们又心急如焚，梦想要……

[3] 指前文所说推开主人客厅那扇门，走进去，有所宣告。此处这扇门似成为某种象征，门一打开，局面将为之一变。

Ⅲ

小孩从广场深处悄悄走出来，站到那个姑娘面前。

“我累啦。”小孩说[1]。

那男人和姑娘看了看他们四周。天空事实上已经不像刚才那样金光灿灿的了。已经是黄昏时分。

“真是不早了。”姑娘说。

这一次，那个男人没有讲什么话。姑娘把小孩两只小手擦擦干净，收起他的玩具，放到手提袋里。不过她也没有从长凳上站起来。小孩突然不想玩了，坐在了她的脚边。

“闲谈当中时间过得更快。”姑娘说。

“接下去时间又好像过得非常慢。是呵，小姐。”

“确实，先生，好比那就是另一种时间似的。不过谈谈倒是很好的。”

“很好，有好处的，只是事后，在谈过之后，有点叫人心烦，时间过得就慢了。也许自始就不该多谈。”

“也许是吧。”停了一会儿，她这样说。

“就是因为以后时间过得这么慢，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小姐。”

“说不定还因为咱们两个人等一会儿就要回到沉寂无言之中。”

“不错，是这样，咱们两个人等一会儿又要进入沉寂无声之中，仿佛已经是这样了。”

“先生，今天晚上就没有一个人再跟我说话了。就像这样，等一会儿，我就这样上床睡觉，在沉寂无声之中。我二十岁[2]。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什么，世界竟是这样？”

“算了算了，小姐，在这方面不要多去冥思苦想吧。宁可想想将来对这个世界您能做些什么。是的，也许根本不应该说话。既然说了，就好比一种早已放弃的美妙习惯又重新找到一样。尽管这个习惯您从来不曾有过。”

“真是这样，就好像人们真的深知谈话的乐趣似的。这应该是出自本性，理所当然的，所以那么强烈有力。”

“听到有人找您说话，那也未必不是出于本性，不那么强烈，小姐。”

“那当然。”

“过不多久您就会明白，小姐。我希望您能这样。”

“先生，我说得太多了，我很抱歉。”

“噢！小姐，这也是世界上必然有的事，如果那么做了，也不必因此感到歉疚。”

“谢谢您，先生。”

姑娘从长凳上站起来。小孩也站起来了，拉着她的手。那男人仍然坐着未动。

“天已经有点凉了。”姑娘这样说。

“在白天人们就会发生这样的错觉，不过夏天还没有到来，的确是这样。”

“是呵，人们真把这一点给忘了。这有点像谈了半天话，又回到沉默无言一样。”

“实际上是那么一回事儿，小姐。”

小孩把姑娘往自己身边拉着。

他一再说：“我累了，我累了。”

那姑娘看样子并没有听他。

“我还是该回去了。”她最后这样说。

男人仍然坐着不动。他茫然看着小孩。

“先生，您，您还不走？”姑娘问道。

“不走，我再等一会儿，等广场花园关门再走。”

“今天晚上您没事儿吧，先生？”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我嘛，我不得不回去了。”犹豫了一下，她这样说。

男人稍稍从长凳上站起来一下，他微微现出一点赧颜。

“小姐，这一次，比如说，您不能稍稍……晚一点回去？”

姑娘微微犹豫了一下，接着，她指了指那个小孩。

“先生，非常遗憾，不好办哪。”

“我这么说，意思是谈谈话散散心，特别是对您，对您有好处，就是这个意思。”

“噢！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先生，不过，我不可能。通常规定的时间已经超过了。”

“那就再见吧，小姐。您说，您星期六是要去尼维尔十字舞会？”

“是呵，是呵，每个星期六，先生。您要是来的话，可以一块儿跳几次，您愿意的话。”

“也许行，小姐，只要您同意。”

“很高兴呵，就这样，我是说，先生。”

“我也就是这么个意思呀，小姐。好了，也许很快再见面，也许是星期六，谁知道。”

“也许是吧，先生。再见了，先生。”

“再见，小姐。”

姑娘迈出两步，又回过身来，说：

“先生，我刚才是想说……您不能起来散散步，别那么坐着等关门？”

“谢谢了，小姐，我看不了，我还是喜欢在这儿等关门。”

“走一圈遛遛也没什么，我是说，先生，您也去散散步？”

“不了，不了，小姐，我还是留在这里等吧。遛一圈也没什么意思。”

“天气渐渐凉起来了，先生……我所以这么坚持说，那是因为……您也许不知道广场花园关门以后像那样叫人多么心上起愁……”

“这我知道，小姐，我还是喜欢再待一会儿。”

“您一向都是这样，先生，一直等到广场花园关门？”

“也不是，小姐。我和您一样，一般我也不喜欢这个时刻，不过今天我很想等一等。”

“也许您有您的道理。”姑娘怅怅若有所思地这么说。

“为什么会这样，小姐，就是因为我卑怯。”

姑娘上前走近一步。

她说：“哎呀！先生，您说这个一定是因为我的缘故，因为我说了那些关于我的话，肯定是这样。”

“不不，小姐，我那么说，是因为每到这个时间总是迫使我看出并且直接说出真实情况。”

“我求求您，不要再说这样的话。”

“但是，小姐，自从我们谈话开始，我说的每一句话都透露着这种卑怯。”

“不对，不对，先生，这样的事不是两个字可以说得清楚的，这是不正确的。”

男人略略一笑。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请相信我好了。”

“先生，我不明白广场花园关门怎么突然叫您发现了您卑怯？”

“因为为了避免……失望，小姐，恰好相反，我毫无作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先生，走一走、遛一圈的勇气也没有？”

“为了避免失望，您看，不论做什么都可以分散注意力，不去注意这一次失望。”

“先生，那么我请求您，就请随便去兜一圈好了。”

“小姐，不行呵，我的全部生活就是这样。”

“就这一次，仅仅这么一次，先生，试试看。”

“不行呵，我不愿意就此改变生活。”

“哎呀，先生！我看我真说得太多了。”

“完全相反，听您说话，非常高兴，听您说话，我感到我平时被我的卑怯弄得有多么麻木，多么迟钝。不过这种卑怯既没有比昨天更大，比如说，也不比昨天小。”

“先生，我可不明白这卑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迎面看着您的卑怯，反叫我对我的勇气感到有点惭愧。”

“在我这方面，小姐，您的勇气叫我觉得我的卑怯是更加突出。是这样，说吧。”

“看您这样，先生，勇气也好像没有什么用，归根结底好像人家也用不到它。”

“其实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您有您的勇气，我有我的卑怯，这很重要。”

“当然，先生，但是卑怯为什么那么诱人，而勇气却不，您不这么看？”

“向来是卑怯占上风，小姐，要知道，这是很容易的。”

那个小男孩拉了一下姑娘的手。

“我累啦。”他又一次宣告说。

男人抬起眼来，神色有些杌陧不安。

“您会被责怪吗，小姐？”

“免不了的，先生。”

“很抱歉。”

“先生，这没有什么关系，您知道的。换成别人也和我一样，都要责怪的。”

他们一言不发，又这样等了几分钟。有很多人从广场走出去。在一些街道尽头，天空是一片淡红色调。

最后，姑娘说：“确实如此，”她说话的声音很像是从睡梦中发出来的声息，“确实，人只能做他能做的，先生，您嘛，您有您那个卑怯，我嘛，我有我的勇气。”

“不管怎么说，咱们有饭吃。这一点咱们是办到了。”

“对，是这样，和任何一个人一样，我们也每天都有饭吃。”

“还有，时不时的，总可以找到机会谈一谈。”

“对了，尽管让人感到痛苦。”

“一切一切都叫人痛苦。有的时候，吃也叫人感到痛苦。”

“您意思是说饿了很久，饿得非常厉害以后才吃？”

“是这样吧，是呵。”

小孩在哼哼唧唧。姑娘看看他，好像这才发现有这么一个小孩似的。

“我可真该走了，先生。”她说。

她第二次转过身来，对着小孩，温和地说：

“就这么一次，要乖一点儿。”

她又转过身对着那个男人。

“那么，咱们就再见吧，先生。”

“再见了，小姐。也许在舞会见。”

“是呵，也许，先生。您已经知道您是不是也去？”

那个男人做了一番努力，以便做出回答。

“不，还没有定。”

“这真奇怪，先生。”

“我是卑怯的，确实如此，小姐，您总该知道。”

“您去不去，请不要以卑怯为准则，先生，我这里请求您了。”

男人还竭力在想，想想如何做出回答。

“去，还是不去，要我弄清楚，实在是很困难的。我无能为力，是呵，我现在还弄不清楚。”

“一般情况下您不也偶尔去去吗，先生？”

“我去，是呵，但到了那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这一次姑娘又笑了。

“为了开心欢喜，怎么欢喜您就怎么办。您会看到我跳得不错。”

“小姐，如果我真是去的话，那当然是因为欢喜，相信我好了。”

姑娘笑得更欢畅了。那个男人对这种笑却难以承当。

“先生，您责备我对我这种生活的乐趣太不重视，刚才我好像是懂了。”

“是，小姐，确实是这样。”

“而我不该对它如此怀疑。”

“您要是知道，小姐，您对它了解得太少了。”

“我好像有这样的印象：您对它的认识不如您认为的那样清楚，先生，我这么说我很抱歉。我说的是跳舞的乐趣。”

“是呵，小姐，和您一起跳。”

小孩又哼哼唧唧地叫了。

姑娘对他说：“咱们这就走，”然后又对那个男人说，“我给您说再见了，先生，也许这个星期六再见。”

“也许，对对，小姐，再见。”

姑娘拉着小孩匆匆远去。那男人看着她走去。他望着她，尽可能看着她走远了。她没有回过头来看一看。[3]

[1] 一九五五年版：他宣布说。

[2] 前文她曾提到她二十一岁。看来不是笔误，是有意为之。

[3] 一九五五年版中，此后还有一句：他把这一切看作是对参加舞会的某种鼓舞、促进。

- 劳儿之劫

- 有关劳儿的一些背景材料

- 名可名，非常名——译本修订后记

版权信息

- 书名：劳儿之劫

-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65768

- 译者：王东亮

- 责任编辑：周冉

- 产品经理：邵明鉴

…………………… ……………………

劳儿·瓦·施泰因生在此地，沙塔拉，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她的父亲曾是大学老师。她有一个大她九岁的哥哥——我从未见过他——据说住在巴黎。她的父母现已不在人世。

关于劳儿·瓦·施泰因的童年，即便从塔佳娜·卡尔那里，我也从来没有听到什么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事情。塔佳娜是劳儿中学时最好的女友。

星期四的时候，她们俩在学校空寂的操场上跳舞。她们不愿意与其他人一起排队出去，她们宁愿留在学校里。塔佳娜说，学校也不管她们俩，她们长得可爱迷人，比别人更知道讨巧，学校就准了她们。跳舞吗，塔佳娜？邻近建筑物里传来过时的舞曲，那是电台里的恋旧歌曲节目，这对她们就足够了。女学监们没了踪影，这天的大操场上只有她们两个，舞曲的间歇传来街上的噪音。来，塔佳娜，来呀，我们跳舞，塔佳娜，来吧。我知道的是这些。

也知道下面这些：劳儿在十九岁那年遇到了麦克·理查逊，是学校放假的时候，一天早晨，在网球场。他二十五岁。他是T滨城附近大地产主的独生子。他无所事事。双方家长同意结婚。劳儿该是六个月前订的婚，婚礼要在秋季进行，劳儿刚刚辍学，她来到T滨城度假，正赶上市立娱乐场举办本季的盛大舞会。

塔佳娜不相信这著名的T滨城舞会对劳儿·瓦·施泰因的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塔佳娜将病因追溯得更早，甚至早于她们的友谊。它早就孵在那里，孵在劳儿·瓦·施泰因身上，因为一直有来自家庭、其后又来自学校的呵护关爱包围着她，才没有破壳而出。她说，在学校里，并且也不止她一个人这样想，劳儿的心就已经有些不在——她说：那儿。她给人印象是勉为其难地要做出某种样子却又随时会忘记该这样去做，而面对这样的烦恼她又能泰然处之。温柔与冷漠兼而有之，人们很快便发现，她从来没有表现出痛苦或伤心，从来没有看到她流出过一滴少女的泪。塔佳娜还说劳儿·瓦·施泰因长相漂亮，在学校里很抢手，尽管她像水一样从你的手中滑落，你从她身上抓住的那一点点东西也是值得做一番努力的。劳儿很风趣，爱开玩笑，也很细致，尽管她自己的一部分总是与你远离，与现在远离。远离到哪里呢？到少女之梦中吗？不是，塔佳娜说，不是，可以说还没有任何着落，正是这样，没有任何着落。是不是心不在焉呢？塔佳娜倒倾向于认为，也许实际上劳儿·瓦·施泰因的心就是不在——她说：那儿。心有所系，是大概要来到的，可是她，她没有经历到。是的，看来在劳儿身上，是感情的这个区域与别人不一样。

传言劳儿·瓦·施泰因订婚的时候，塔佳娜她对这个消息半信半疑：这个被劳儿发现又吸引了她全部注意力的人是谁呢？

当她认识了麦克·理查逊并且见证了劳儿对他的疯狂激情后，她动摇了但还是有所疑虑：劳儿不是在为她那颗不完全的心安排归宿吧？

我问她，后来劳儿的疯狂发作是否证明她自己弄错了。她重复说不，在她看来，她认为这一发作与劳儿从一开始就是合为一体的。

我不再相信塔佳娜所讲的任何东西，我对任何东西都不再确信。

以下，自始至终所述，混杂着塔佳娜·卡尔讲的虚实莫辨的故事以及我自己有关T滨城娱乐场之夜的虚构。在此基础上，我将讲述我的劳儿·瓦·施泰因的故事。

这一夜之前的十九年，我不想知道得比我所说的更多，或差不多一样多，也不想以编年顺序以外的方式去了解，即便其中隐含着使我得以认识劳儿·瓦·施泰因的某个神奇时刻。我不愿这样，是因为劳儿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在这个故事中的出现，有可能在读者眼中会略微削弱这个女人在我的生活中沉重的现实存在。因此，我要去寻找她，抓获她，在我以为应该去这样做的地方，在她看起来开始移动向我走来的时候，在舞会最后的来客——两个女人——走进T滨城市立娱乐场舞厅大门的确切时刻。

乐队停止演奏。一曲终了。

人们缓缓退出舞池。舞池空无一人。

年长的那个女人迟行片刻，环顾大厅，然后转过身来朝陪同她的年轻姑娘微笑。毫无疑问，两人是母女。两人都是高个子，一样的身材。但如果说那年轻姑娘在适应自己的高挑身材和有些坚硬的骨架上还略显笨拙的话，这缺陷到了那母亲身上却成了对造物隐晦否定的标志。她那在举手投足一动一静中的优雅，据塔佳娜说，令人不安。

“她们今天上午在海滩上，”劳儿的未婚夫麦克·理查逊说。

他停下来，他看到了新的来客，然后他将劳儿拖向酒吧和大厅尽头的绿色植物那里。

她们穿过了舞池，也朝这同一个方向走来。

惊呆了的劳儿，和他一样，看到了这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带着死鸟般从容散漫的优雅走过来。她很瘦。大概一直这样瘦。塔佳娜清楚地记得，她纤瘦的身上穿着一袭黑色连衣裙，配着同为黑色的绢纱紧身内衬，领口开得非常低。她自己愿意如此穿戴打扮如此以身示人，她如其所愿，不可更改。她身体与面部的奇妙轮廓令人想入非非。她就是这样出现，从今以后，也将这样死去，带着她那令人欲火中烧的身体。她是谁？人们后来才知道：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她美丽吗？她多大年龄？她有过什么经历，这个不为他人所知的女人？她是通过什么神秘途径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带着快乐且耀眼的悲观厌世，轻如一粒灰尘的、不易觉察的慵散微笑？看来，惟一使她挺身而立的，是一种发自身心的果敢。但这果敢也是优雅的，和她本人一样。二者信步而行，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再相分相离。哪里？任何东西都不再能够触动这个女人，塔佳娜想到，任何东西都不再能够，任何东西。除了她的末日，她想。

她是否行走时顺便看了麦克·理查逊一眼？她是否用抛在舞厅里的那种视而不见的目光扫了他一眼？不可能知道，因而也就不可能知道我讲的劳儿·瓦·施泰因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她的目光——走到近处人们会明白原来这一缺陷源自她的瞳孔那几近繁重的脱色——驻落在眼睛的整个平面，很难接收到它。她的头发染成棕红色，燃烧的棕红色，似海上夏娃，光线反而会使她变丑。

她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们互相认出来了吗？

麦克·理查逊向劳儿转过身来邀请她跳他们毕生在一起跳的最后一支舞的时候，塔佳娜·卡尔注意到他面孔苍白，布满了骤然而至的心事，于是她明白他也看到了这个刚进门的女人。

劳儿无疑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好像是不由自主地来到他面前，没有对他的惧怕也从来没有惧怕过他，没有惊奇，这一变化的性质看来对她不是陌生的：它是麦克·理查逊这个人身上所固有的，它与劳儿到目前为止所了解的他有关。

他变得不同了。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看出来他不再是大家原以为的那个人。劳儿看着他，看着他在变。

麦克·理查逊的眼睛闪出光亮。他的面部在满溢的成熟中抽紧。上面流露着痛苦，古老的、属于初世的痛苦。

一看到他这样，人们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任何词、任何强力能阻止得了麦克·理查逊的变化。现在他要让这变化进行到底。麦克·理查逊的新故事，它已经开始发生了。

对此情此景的亲眼目睹和确信无疑看来并没有伴随着痛苦在劳儿身上出现。

塔佳娜发现劳儿也变了。她窥伺着这一事件，目测着它辽阔的边际，精确的时辰。如果她自己不仅是事件发生也是事件成功的动因，劳儿不会如此着迷。

她又和麦克·理查逊跳了一次舞。这是最后一次。

那女人现在一个人，与柜台稍有些距离，她的女儿与舞厅门口处的一群相识聚在了一起。麦克·理查逊向女人走去，情绪那样激动，人们都担心他会遭到拒绝。劳儿，悬在那儿，她也在等待。女人没有拒绝。

他们走进舞池。劳儿看着他们，像一个心无旁系的年老妇人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开自己，她看上去爱着他们。

“我应该请这个女人跳舞。”

塔佳娜清楚地看到了他以新方式行动，前进，像受刑一样，鞠躬，等待。女人轻轻皱了皱眉头。她是否也认出他来，因为上午在海滩上看见过他，仅仅为了这个原因？

塔佳娜待在劳儿身边。

劳儿本能地与麦克·理查逊同时朝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的方向走了几步。塔佳娜跟着她。这时她们看到了：女人微微张开嘴唇，什么也没说，惊奇地看到上午见过一面的这个男人的新面孔。待她投入到他的臂弯中，看到她突然变得举止笨拙，因事件的促发而表情愚钝、凝滞，塔佳娜就明白他身上适才的慌张也传到了她身上。

劳儿回到了酒吧和绿色植物后面，塔佳娜跟着她。

他们跳了舞。又跳了舞。他，目光低垂到她脖颈后裸露的地方。她，比他矮些，只看着舞厅的远处。他们没有说话。

第一支舞跳完的时候，麦克·理查逊像往常一直做的那样走到劳儿身边。他眼中有种对援助、对默许的恳求。劳儿向他微笑。

随后，接着的一首曲子跳完时，他没有回来找劳儿。

安娜-玛丽·斯特雷特与麦克·理查逊再没有分开过。

夜深了，看起来，劳儿所拥有的痛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好像是痛苦没有在她身上找到滑入的地方，好像她忘记了爱之痛的古老代数。

晨曦即至，夜色退尽的时候，塔佳娜注意到他们都老了许多。尽管麦克·理查逊比这个女人年轻，但他也达到了她的年纪并且他们三个——还有劳儿——一起长了许多年纪，有几百岁，长到了沉眠在疯人身上的那种年纪。

在这同一个时辰，他们一边跳着舞，一边说了话，几句话。舞曲间歇，他们继续完全沉默，并排站着，与众人保持距离，一成不变的距离。除了他们的手在跳舞时交合在一起外，他们没有比初次相见时更接近。

劳儿一直待在事件发生、安娜-玛丽·斯特雷特进门时她所处的地方，在酒吧的绿色植物后面。

塔佳娜，她最好的女友，也一直在那儿，抚摸着她放在花下的小桌子上的那只手。是的，是塔佳娜在整整一个夜晚对她做着这一友好的动作。

黎明时分，麦克·理查逊用目光向大厅深处寻找某个人。他没有发现劳儿。

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的女儿早就离开了。看上去，她的母亲既没有注意到她的离去，也没有注意到她不在场内。

劳儿大概和塔佳娜一样，和他们一样，都还没有留意到事物的另外一面：随着白日到来，一切都将结束。

乐队停止了演奏。舞厅看上去差不多空了。只剩下几对舞伴，其中有他们一对。此外，在绿色植物后面，还有劳儿和这另一个年轻姑娘，塔佳娜·卡尔。他们没有注意到乐队停止了演奏：在乐队本该重新演奏的时刻，他们又自动地拥在一起，没有听到音乐已经没有了。正在这时候，乐师们一个一个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小提琴封闭在阴郁的琴盒中。他们做了个让乐师们停下来的手势，或许要说什么，无济于事。

麦克·理查逊把手放在自己额头上，在舞厅中寻找某种永恒的标记。劳儿·瓦·施泰因的微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他没有看到。

他们默默地互相注视着，长久无语，不知该做什么，怎样走出这一夜。

这时候，一个有了些年纪的女人，劳儿的母亲，走进了舞厅。她一边谩骂着他们，一边质问他们对她的孩子做了些什么。

谁会把这一夜发生在T滨城娱乐场舞厅里的事情通知了劳儿的母亲呢？那不会是塔佳娜·卡尔，塔佳娜·卡尔没有离开过劳儿·瓦·施泰因。她是自己来的吗？

他们在自己的周围寻找被辱骂的人。他们没有回答。

当母亲在绿色植物后面发现她的孩子时，空寂的大厅里响起混杂着抱怨和关切的声音。

当母亲来到劳儿身旁碰到她时，劳儿终于松开了手中的桌子。此时此刻她只意识到一个结局显现出来，不过是模糊地意识到，还不能明确区分会是哪一种结局。母亲在他们和她之间的屏障是这个结局的前兆。她用手，非常有力地，将之掀翻在地。抱怨和关切混杂的声音停了下来。

劳儿第一次叫喊。这时，一些手重新落到了她肩膀周围。她当然辨识不出都是谁的手。她避免自己的脸被任何人触碰。

他们开始移动，向着墙走去，寻找着想象中的大门。黎明在厅里厅外都是一样的昏暗。他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大门的方向，开始非常缓慢地朝那个方向走去。

劳儿不停地叫喊出一些合乎理性的东西：时间还早，夏令时弄错了。她恳求麦克·理查逊相信她。但是，因为他们继续往前走——人们试图阻止她跟去，可她还是挣脱了——她向门口跑去，一头撞到了门板上。大门，铆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们低垂着眼睛从她面前走过。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开始往下走去，然后是他，麦克·理查逊。劳儿用目光追随着他们穿过花园。到她看不见他们时，她摔倒在地，昏了过去。

…………………… ……………………

施泰因太太讲，劳儿被领回沙塔拉，她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几个星期没有出门。

她的故事以及麦克·理查逊的故事已是尽人皆知。

人们说，劳儿的消沉那时带有痛苦的迹象。可是无名的痛苦又怎样可以言说呢？

她总是说同样的事情：夏令时弄错了，时间还早。

她愤怒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劳儿·瓦·施泰因——她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

然后，她开始抱怨，更明确地抱怨，抱怨自己对这样的等待感到疲惫不堪。她感到厌倦，要大喊大叫。她大喊大叫实际上是她没有什么可以思想，而同时她像孩子一样不耐烦地等待着，要求着给这一思想的缺乏一剂立即见效的药。然而，人们为她提供的任何消遣都不能使她摆脱这一状态。

然后，劳儿开始停止抱怨任何事情。她甚至逐渐停止说话。她的愤怒衰老了，泄气了。她说话的时候，只是想说难以表达出做劳儿·瓦·施泰因是多么令人厌倦，多么漫长无期，漫长无期。人们让她努把力。她说，她不明白为什么。她在寻找惟一一个词上面临的困难似乎是无法逾越的。她看上去什么都不再等待。

她是否想着某件事，她自己？人们问她。她听不懂这一问题。人们会说她自暴自弃了，说不能摆脱这一状态的无尽厌倦没有被思考过，说她变成了一个沙漠，在沙漠之中一种游牧的特性将她抛向了永无休止的追逐，追逐什么？不知道。她不回答。

人们说，劳儿的消沉，她的疲惫，她的巨痛，只有时间能够战胜。人们判定她的这一消沉没有最初的谵妄严重，它可能不会持续很久，不会给劳儿的精神生活带来重大变化。她的青春年少很快会将之扫荡一空。人们认为她的消沉是可以解释的：她因亲眼所见的一时自卑而不能释怀，因为她被T滨城的男人抛弃了。她现在所弥补的，这迟早会发生，是舞会期间对痛苦的奇怪疏忽。

然后，在继续保持沉默无语的同时，她重新开始要吃，要开窗，睡眠。并且很快，她就愿意人们在她周围说话。对人们在她面前所说、所讲、所断言的一切，她都表示赞同。所有这些话的重要性在她看来是一样的。她听得入迷。

关于他们，她从来没有问过什么消息。她没有问过任何问题。当人们认为有必要告诉她他们已经分手的消息时——他的离去她是后来才知道的——她表现出来的平静被认为是个好兆头。她对麦克·理查逊的爱死了。随着部分理智的恢复，她已经以不可否认的方式接受了这件事情，接受了事物的公正回归，接受了她有权享用的公正报复。

她第一次出门是在夜里，一个人，没有打招呼。

若安·倍德福在人行道上走着。他距她有百来米远——她刚刚出门——她还在自己家门口。看见他的时候，她把自己藏到大门的一个门柱后面。

在我看来，若安·倍德福向劳儿所讲的那一夜的事情对她目前的故事产生了作用。这是最后的具有先见意义的事实。其后，有十年光景，它们几乎全部从这个故事中消失了。

若安·倍德福没有看到她出来，他以为是一个散步的女人，害怕他这个深夜独自出游的男人。林阴道上空荡荡的。

那身影年轻、灵活，走到大门口时他看了一下。

使他停下不走的，是微笑，当然是胆怯的但其中闪烁出欢快的喜悦，因为看到来了某个人，就是他，在这个晚上。

他停下来，也朝她微笑。她从藏身处出来并向他走来。

她的举止或穿戴中一点儿也显示不出她当时的状态，除了也许有些凌乱的头发，但她也许是跑来的并且这个夜晚起了点风。若安·倍德福想，很有可能她是从空寂的林阴道的另一头跑到这里来的，因为她害怕。

“如果您害怕，我可以陪您一下。”

她没有回答。他没有坚持。他开始走路，她也在他身边走，带着明显的快乐，像个闲逛的人。

走到林阴道的尽头，快到郊区的时候，若安·倍德福开始相信她并不是朝哪个明确的方向走。

这一行为让若安·倍德福感到惊讶。当然他想到了疯狂，但没有往心里去。也没有想这会是场艳遇。她大概在玩游戏。她非常年轻。

“您向哪边走？”

她做了番努力，看了看他们刚走过的林阴道的另一侧，但她没有指明。

“也就是说……”她说。

他开始笑，她也跟他笑，由衷地笑。

“来吧，从这儿走。”

她顺从着，和他一样从来路返回。

尽管如此，她的沉默还是越来越让他困惑。因为与之相伴的，是对他们所走过的地方的非同寻常的好奇，即便这些地方完全平淡无奇。这会让人以为她不仅是刚到这座城市，并且她来这里是为了找回或寻找某些东西，一座房子，一处花园，一条街，甚至是一个对她极其重要而她却只能晚上来寻找的物件。

“我住得离这儿非常近，”若安·倍德福说，“如果您要找什么东西，我可以告诉您。”

她明确地回答：

“什么也不找。”

如果他停下来，她也停下来。他觉得这样做很好玩。但她没有注意到这一游戏。他继续这样做。有一次他停的时间有些长：她就等着他。若安·倍德福停止了这一游戏。他让她任意而为。他假装领她走，实际上他跟着她在走。

他注意到，如果非常留心，如果让她以为是在跟着走的话，到每一个拐弯处，她都继续前行，往前走去，但不多不少，就像风遇到田野才刮起一样。

他又让她这样走了一会儿，然后他想再走回到他发现她的那条林阴道会怎么样。他们经过某一处房子的时候，她干脆转弯走。他认出了那个大门，她就是在那里藏着的。房子很大。大门一直敞开着。

这时候他才想起她也许就是劳儿·瓦·施泰因。他不认识施泰因一家，但他知道他们一家住在这一街区。年轻姑娘的故事他知道，就像城里所有的中产人士一样，他们大多去T滨城度假。

他停下来，抓住她的手。她任他这样做。他吻了这只手，那上面有灰尘一样的平淡味道，无名指上有一枚非常漂亮的订婚戒指。报纸报道了富有的麦克·理查逊卖掉所有资产去了加尔各答的消息。戒指闪闪发光。劳儿也看着它，带着适才看其他东西时一样的好奇。

“您是施泰因小姐，对吧？”

她几次地点头，起初不太确信后来更加明确地点头。

“是的。”

顺从如初，她随他去了他的住处。

在那里，她任凭自己快乐地漫不经心。他对她说话。他对她说他在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他是音乐家，刚来到法国度假。她听着。他说很高兴认识她。

“您想要什么？”

尽管做了番明显的努力，她还是回答不上来。他没有打扰她。

她的头发和她的手有同样的味道，源自久弃不用之物的味道。她很美，但脸色因忧伤、因血液上行的缓慢而现出灰暗和苍白。她的面部轮廓已经开始消失于这种灰白之中，重新陷入体肤的深处。她变得年轻了。让人以为只有十五岁。即便在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病态般地年轻。

她挪开看着他的专注目光，在流泪中她语似恳求地说：

“我有时间，太长了。”

她朝向他站起身来，就像一个窒息的人要寻找空气一样，他抱住了她。这就是她想要的。她紧紧抓住他，也抱住了他，把他弄疼了，就好像她爱着他、爱着这个陌生人一样。他友善地对她说：

“也许在你们两个之间一切都会重新开始。”

他喜欢她。她诱发了他喜好没有完全长大、神情忧郁、无羞无愧、无声无息的小姑娘的欲望。他不情愿地告诉她这个消息。

“也许他会再回来。”

她寻找着词，慢慢地说出：

“谁走了？”

“您不知道吗？麦克·理查逊卖掉了他的家产。他去印度找斯特雷特夫人去了。”

她以有点习惯性的方式点了下头，神情忧郁。

“您知道，”他说，“我不像别人那样认为他们不对。”

他说声对不起，对她说他要给她母亲打电话。她没有反对。

接到若安·倍德福通知的母亲第二次来找她的孩子领她回家。这是最后一次。这一次劳儿跟着母亲走，就像刚才她跟着若安·倍德福走一样。

若安·倍德福没有再见到她就向她求婚。

他们的故事迅速传开——沙塔拉不是一个大得可以听不到闲话吞得下奇闻的城市——人们怀疑若安·倍德福只爱心灵破碎的女人，人们还更严重地怀疑他对受人遗弃、被人弄疯的年轻姑娘有奇异的癖好。

劳儿的母亲将过路人这一独特的举动告诉了她。她还记得他吗？她记得。她接受。母亲对她说，若安·倍德福，因为工作的关系，要远离沙塔拉好几年，她也接受吗？她也接受。

十月的一天，劳儿·瓦·施泰因与若安·倍德福结婚了。

婚礼在相对私密的氛围下举行，因为，据说，劳儿好多了，她的父母要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使她忘掉第一次订婚的事。不过，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没有通知也没有邀请任何一位从前与劳儿要好的年轻姑娘，包括最好的女友塔佳娜·卡尔。这一措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它证实了那些包括塔佳娜·卡尔在内的人们的看法，他们认为劳儿病得很重。

劳儿就这样并非情愿地结婚了，以适合她的方式，没有经过野蛮的选择，没有抄袭在某些人眼中视为罪行的东西，即找一个取代T滨城的出走者的心上人，尤其没有背叛他所留给她的堪称典范的抛弃。

…………………… ……………………

劳儿离开了沙塔拉，她的故乡之城，有十年时间。她住到了U桥镇。

婚后这些年她有了三个孩子。

在这十年里，她周围的人认为，她对若安·倍德福忠贞不渝。这几个词对她是否有什么具体意义，人们大概从来也不知道。在他们之间从来也没有谈到过劳儿的过去和T滨城那著名的舞会之夜，从来没有。

即便在病愈之后，她也从来没有打听过她婚前认识的那些人都怎么样了。母亲的死——婚后她最不想再见到她——也没让她流一滴泪。但是，劳儿的无动于衷没有受到周围人的质疑。人们说，她是因为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才变成这样的。从前那么温柔的她——人们谈到她那已成为马口铁的过去时通常这样说——自从与麦克·理查逊的故事发生后，就自然变得冷漠无情甚至有些不够公正了。人们寻找为她开脱的理由，尤其是在她母亲去世的时候。

她看上去对她生活的未来进程很有信心，不想改变什么。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人们说她很自在甚至是幸福的。有时她陪他去出公差。她还参加他的音乐会，鼓励他去做所有爱好的事情，据说还鼓励他与他厂里的年轻女工私通。

若安·倍德福说他爱他的妻子。爱本来的她，婚前婚后始终未变的她。他说他一直喜欢她，他不认为是自己改变了她，他认为是自己选择了她。他爱这个女人，劳拉·瓦莱里，这个近在他身边的安静存在，这个站着的睡美人，这个使他在遗忘和重逢之间来来往往的经常的消隐，他时而遗忘时而重逢的是她的金黄色头发，是她睡醒后也从不见有所改变的丝质身体，是他称作柔情、他妻子的柔情的这种恒定且沉静的潜在性。

U桥镇劳儿的家中有着严格的秩序。它几乎是劳儿所希望的，几乎在空间与时间上都一样秩序井然。钟点被严格遵守。所有东西的位置也一样。劳儿周围的人都一致认为，再也不能比这更接近完美了。

有时，尤其是劳儿不在家的时候，这种不变的秩序会使若安·倍德福感到震惊。还有那种勉强的平淡格调。房间、客厅的布置是商场橱窗布置的忠实复制，劳儿照料的花园也是U桥镇其他花园的直接翻版。劳儿在模仿，但模仿谁呢？其他人，所有的其他人，最大可能多数的其他人。午后劳儿不在时的客厅，难道不是上演着其意义已飘飞的绝对激情的独角剧的空荡舞台？若安·倍德福有时害怕难道不是不可避免的吗？他难道该去窥伺冬日之冰的第一声破裂吗？谁知道？谁知道他是否有一天会听到？

但是，使若安·倍德福安下心来是容易的，当他妻子在家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是这样——当她居中而治的时候，这种秩序就失去了它咄咄逼人的一面，较少地引发人们去提出问题。劳儿将她的秩序安排得几乎自然而然，这很适合她。

十年的婚姻过去了。

某日人们向若安·倍德福提供了处于不同城市的几个更好的升迁职位供其选择，其中就有沙塔拉。他一直有点留恋沙塔拉，他是应劳儿母亲的要求，在婚后离开的。

自麦克·理查逊最终离去也有十年光景了。劳儿不仅没再谈起过他，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变得越发快乐。如此一来，即便若安·倍德福在接受提供给他的职位上有些犹豫，劳儿还是很容易地打消了他的迟疑不决。她只是说能收回一直出租着的父母的房子她将非常快乐。

若安·倍德福给了她这一快乐。

劳儿·瓦·施泰因以在U桥镇时同样严格的一丝不苟布置了沙塔拉的故居。她成功地引进了同样冰冷的秩序，使它以同样的时间节奏运行。家具没有换。她花很多时间料理被冷落遗弃的花园，前一个花园她已经是花很多时间料理了，但这回她犯了个错误，花园路线上的错误。她想要那种围绕着门厅有规则地扇形分布的小径。结果，这些互不相通的小径，不能使用。若安·倍德福觉得这一疏忽很有趣。人们又辟了一些侧径旁路将前面那些扇形小路切分开，逻辑上说可以在花园里散步了。

在丈夫的境况有了明显改善后，劳儿在沙塔拉雇了个女管家，这样她就摆脱了照顾孩子的事务。

她突然有了自由时间，大量的时间，她养成了在她童年的城市及其周围散步的习惯。

而在U桥镇的十年，劳儿外出那样少，少得使她丈夫出于健康的考虑，有时强迫她外出，在沙塔拉她自己养成了这一习惯。

首先，她时不时地外出，去购物。然后，她无缘由地外出，每天有规律地外出。

这些外出散步很快就成了她的必需，就像到目前为止她身上的所有其他东西一样，比如：准时，秩序，睡眠。

…………………… ……………………

在我看来，既然要在劳儿·瓦·施泰因的故事中虚拟出我所不知道的环节，更正确的做法是铲平地面、深挖下去、打开劳儿在里面装死的坟墓，而不是制作山峦、设置障碍、编造事端。因为对这个女人有所了解，我相信她也会宁愿我在这个方向上补足她的生平事件的缺乏。另外，我也总是依据某些假设才这样做的，这些假设并非毫无根据并且在我看来已初步得到证实。

因而，其后发生的故事，虽然劳儿没有向任何人谈起过，她的女管家倒是有点儿记忆：她记得有一天街道上很安静，一对情侣从房前经过，劳儿向后撤身——她来倍德福家的时间不长，还从未见过劳儿有这样的举动。因此，同我一样，从我这里，我相信自己也回忆起某些事情来，我继续叙述：

她的家安置好以后——只剩下给三楼的一个房间布置家具了——某个阴天的午后，一个女人从劳儿的房子前走过，她注意到了她。这个女人不是一个人。跟她在一起的男人转过头来，看到了新漆的房子、园丁们在工作的小花园。劳儿一看到这一对男女在街上出现，就躲到一处篱笆后面，他们没有看见她。那女人也看了看，但没有男人看得认真，像一个对这里已经有所了解的人。他们说了几句话，尽管街上很静，劳儿也没有听到，除了那女人说的单独几个词：

“她也许死了。”

走过花园，他们停了下来。他把女人揽在怀里，悄悄地用力吻她。一辆汽车的声音使他放开了她。他们分手了。他顺原路折回，脚步更快地走着，再经过那座房子时他没有去看。

劳儿，在花园里，不太确信认出了那女人。某些相似的东西围绕着那张脸漂浮。围绕着那一步态，也围绕着那一目光漂浮。但是劳儿所看到的他们分手时那罪过、美妙的一吻，难道它也没有对她的记忆产生一点儿影响？

她并没有往下去寻思她看没看到谁。她在等待。

不久以后她开始编造——她从前看上去是什么也不编造的——外出上街的借口。

这些外出与这对男女经过的关系，我没有从劳儿瞥见的那女人的似曾相识上看出来，也没有从她不经意说出而劳儿可能听到的那句话中看出来。

劳儿动作起来，她回到了她的睡眠中。劳儿外出上街，她学会了随意行走。

一旦她走出家门，一旦她来到街上，一旦她开始行走，散步就将她完全俘获了，使她摆脱了比到目前为止的耽于梦想更有作为的意愿。街道载着散步中的劳儿，我知道。

我数次跟踪她，而她从来没有突然看到我，从来没有回头，她被她前面的、径直的东西攫住了。

某种微不足道的偶然，她甚至都不会留意的偶然，决定着她在何处转弯：一条街的空寂，另一条街的曲线，一家时装店，一条笔直的林阴道的忧郁，花园的角落里、门厅下相拥的男女。她在一种宗教的静穆下走过。有时，被她突然撞见、一直都没有看见她走过来的情侣们，会被吓一跳。她该是表达了歉意但声音如此之低，从来没有任何人会听到她的道歉。

沙塔拉的市中心是伸展的，现代的，有垂直的街道。居民区坐落在市中心的西部，宽阔，舒展，布满了蜿蜒曲折的街道，意料不到的死胡同。居民区之外有森林，田野，大道。在沙塔拉的这一侧，劳儿从来没有去过远至森林的地方。在城市的另一侧，她到处走，那里有她的家，被包围在大工业区内。

沙塔拉城市较大，人口也较为稠密，这会使劳儿散步的时候比较放心，觉得自己的散步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更何况她没有偏爱的街区，她到处走，很少到同一个地方去。

另外，在劳儿的穿着、举止上没有任何东西会引起更明确的注意。惟一可能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就是她这个人物本身，劳拉·施泰因，在沙塔拉出生并长大，在T滨城的娱乐场被抛弃的年轻姑娘。但是，即便有人在她身上认出了这个年轻姑娘，麦克·理查逊残酷的不端行为的牺牲品，谁又会不怀好意、缺乏教养地使她想起这些呢？谁又会说：

“也许我弄错了，但您不是劳拉·施泰因吗？”

正相反。

即便倍德福一家回到了沙塔拉已经风传开来并且有人因看到年轻女人走过而得到了证实，但还是没有任何人向她走过来。人们大概判定她能回来是做出巨大努力的，她应该得到安宁。

既然劳儿自己也不走向任何人，似乎以此显示自己忘却的愿望，我不相信劳儿想到过人们避免认出她是为了不致落入尴尬境地，以免让她想起旧日的一个痛苦、过去生活中一段艰难的经历。

不，劳儿大概将在沙塔拉的隐姓埋名归功于她自己，将之视作每天要接受而每天都可胜利凯旋的一种考验。在她散步之后，她会一直越来越安心：如果她愿意，别人几乎很少能看到她。她相信自己熔入到一个性质不定的身份之中，可以有无限不同的名称来命名，但这身份的可见性取决于她自己。

这对夫妇的定居，安家，他们的漂亮房子，宽裕的生活，孩子，劳儿安安静静的有规律的散步，她那件庄重的灰色披风，那些适合白天穿的深色连衣裙，不都证明她已经摆脱了痛苦的危机？我不知道，但事实摆在那儿：在穿越全城的数星期幸福漫游中，没有人走近过她，没有人。

她呢，她是否在沙塔拉认出过某个人？除了那个阴天在她家门口她没有看清的那个女人？我不相信。

在跟着她走的时候——我躲在她的对面——我看到她有时冲某些面孔微笑，或者至少让人以为是这样。但是，劳儿那拘谨的微笑，她的微笑中一成不变的自满，使得人们不能比自己对自己微笑走得更远。她看上去在嘲笑自己和他人，有些局促但又很开心地来到宽宽的河流的另一侧，河流把她和沙塔拉的人们分开，她来到他们不在的一侧。

这样，劳儿就回到了沙塔拉，她的故乡之城，这个城市她了如指掌，却不拥有任何东西，任何在她眼里表明认识这个城市的标志。她认出了沙塔拉，不断地认出它，或者因为她很久以前认识，或者因为她前一天认识，却没有从沙塔拉发回的可资证明的证据，每一次子弹打过去弹孔总是一成不变，她孤单，她开始更少地认出，然后是别样地认出，她开始日复一日、一步一步地回归她对沙塔拉的无知之中。

世界上的这个地方，人们以为她经历过逝去的痛苦、这一所谓的痛苦的地方，渐渐地从她的记忆里物质地消失了。为什么是这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无论劳儿去哪一地点，她都像是第一次去。与记忆的不变距离她不再具有：她在那儿。她的出现使城市变得纯粹，辨识不出。她开始行走在沙塔拉豪华的遗忘宫殿中。

当她回到家的时候——若安·倍德福向塔佳娜·卡尔证实了这一点，当她重新在她所安排的秩序中就位的时候，她是快活的，同她起床时一样一点儿也不累，她更能接受孩子们，更多地迁就她们的意愿，甚至在仆人们面前自己把责任承担下来，以确保她们在她面前的独立，庇护她们做的蠢事；她们对她的无礼言行，她一如既往地原谅；甚至那些她要是早晨注意到不可能不难过的小小迟到，在时间上的小小不规律，在她的秩序的建构上的小小错误，散步回来后她也几乎注意不到。另外，她已经开始和丈夫谈起这一秩序了。

有一天她对他说也许他是对的，这一秩序也许不该是这样的——她没有说为什么，她可能要改变一下，过些时候。什么时候？以后。劳儿没有明确。

就好像是第一次一样，她每天都说她散步到哪里哪里，在哪一个街区，但她从来没有提到过她可能看到的任何一个事件。若安·倍德福认为妻子对自己的散步有所保留是自然而然的，既然这一保留涵盖着劳儿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活动。她的意见很少，她的叙事是不存在的。劳儿越来越大的满足，难道不证明着她在自己青年时期的城市里感觉不到任何苦涩与忧伤？这才是最主要的，若安·倍德福大概这样想。

劳儿从来不谈她本该进行的购物。她在沙塔拉散步的时候从来不去。也不谈天气。

下雨的时候，周围的人知道劳儿在她房间的窗户后面窥探着晴天。我相信她会在那儿，在单调的雨声中，找到这一别处，整齐、无味且高尚的别处，在她的灵魂中比她现在生活中的任何其他时刻都令人倾慕的别处，这一别处是她回到沙塔拉以来在寻找的。

她的整个上午都奉献给她的家，奉献给她的孩子们，奉献给只有她才有力量和见识支配的如此严格的秩序的庆典。但是当雨下得大不能外出时，她什么也不做。家务事上的这种狂热，她尽量不过多地表现出来，在她出门的时候，或者上午天气不好而她本该出门的时候，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此前十年这样的时候她做了些什么？我问过她，她不知道回答我什么。在同样的时候她在U桥镇是否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还有呢？她不知道怎么说，什么都不。在窗玻璃后面？也许，也是，是。也是。

我相信的是：

在劳儿·瓦·施泰因行走的时候，来到她脑中的是一些思想，一片思绪，在散步一结束一概遭遇贫瘠，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思想走进过她的家门。就好像是她身体的机械移动使这些思想在一个无序、含混、丰富的运动中一起醒来。劳儿带着愉悦、在同等的惊讶中接收它们。家中刮起风，干扰着她，她被驱逐。思想就来到了。

初生的和再生的思想，单调平常，一成不变地蜂拥而至，在一个边际空阔的可支配空间里形成生命和气息，而其中的一个，惟一的一个，随着时间到来，终于比其他思想更可读、可视一些，比其他思想更催促劳儿最终抓住它一些。

舞会，古老的舞会，在远处颤抖，雨中的沙塔拉现已平静的海洋上惟一的漂浮物。塔佳娜，后来，当我这样告诉她时，同意我的看法。

“这样说来她是为了这个才去散步，为了更好地去想舞会。”

舞会重新获得了一些生命，战栗着，紧抓着劳儿。她为它暖身，保护它，喂养它，它长大，脱离褶皱，伸展四肢，有一天它准备好了。

她进去了。

她每天都进去。

这年夏日午后的日光劳儿没有看到。她深入到T滨城舞会那人工的、奇异的光线中，置身于向她的惟一目光大大开放的围场中，她重新开始了过去，她安排它，她的真正居所，她对它进行布置。

坏家伙，塔佳娜说，她大概一直在想着同一件事。我的想法和塔佳娜一样。

我认识劳儿·瓦·施泰因是通过我所能采取的惟一方式：爱。基于这一认识，我才得以相信这一点：在T滨城舞会的众多方面中，抓住劳儿的是它的终结。是它终结的确切时刻，当黎明以前所未闻的粗暴降临，将她与麦克·理查逊和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组成的一对永远、永远地分开的时刻。劳儿在这一时刻的重建中每天都有所进步。她甚至成功地截取了一点它闪电般的迅疾，将它展露出来，将其中的瞬间安上铁栅栏，固定在极度脆弱但对她来说是无限恩惠的静止之中。

她还在散步。对她想看的东西她看得越来越确切、清晰。她要重建的是世界的末日。

她看到自己，这才是她真正的思想，自己在这一末日中，总是处在同一个位置，在一个三角测量的中心，而黎明和他们两个是永恒的界标：她刚刚瞥见这一黎明而他们还没有注意到。她知道，他们还不知道。她无力阻止他们知道。她重新开始想：

在这一确切的时刻一个东西，哪一个？本该试一试却没有试。在这一确切的时刻劳儿待在那里，四分五裂，没有声音喊救助，没有论据，无法证明面对这一夜晚的白日是不重要的，在她整个生命经常且徒劳的恐慌中任黎明将她从他们那一对那里抓获，掳走。她不是上帝，她谁也不是。

她笑了，当然，是对着她生命中这一被思考的时刻笑。源自某种可能的痛苦甚或任何一种忧伤的天真随风飘落了。这一时刻只剩下它纯粹的时间，尸骨的白色。

又重新开始想：关闭的、封固的窗，夜色下被筑上围墙的舞会，将他们三个人，只有他们三个人存留住。劳儿对此深信不疑：在一起，他们会被另一个白日、至少另一个白日的到来所拯救。

会发生什么呢？劳儿没有在这个时刻所敞开的未知中走得更远。对这一未知，她不拥有哪怕是想象的任何记忆，她一无所知。但是她相信，她应该深入进去，这是她应该做的，一劳永逸地做，为了她的头脑和她的身体，为了它们那混为一体的因为缺少一个词而无以言状的惟一的大悲和大喜。因为我爱着她，我愿意相信如果劳儿在生活中沉默不语，那是因为在一个闪电的瞬间她相信这个词可能存在。由于它现在不存在，她就沉默着。这会是一个缺词，一个空词，在这个词中间掘了一个窟窿，在这个窟窿中所有其他的词会被埋葬。也许不会说出它来，但却可以使它充满声响。这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空锣也许可以留住那些要离开的词，使它们相信不可能的事情，把所有其他的不是它的词震聋，一次性地为它们、将来和此刻命名。这个词，因为缺失，把所有其他的糟蹋了、玷污了，这个肉体的窟窿，也是中午海滩上的一条死狗。其他的词是怎么被找到的？通过那些与劳儿的故事平行的、窒息在卵巢中、充溢着践踏和屠杀的随处可见的故事。而在这些尸骨堆积到天际、血腥永无止境的故事中，这个词，这个并不存在而又确实在那儿的词，在语言的转弯处等着你，向你挑战，它从来没有被用来从它那千疮百孔的王国中提起、显露出来，在这一王国中消逝着劳儿·瓦·施泰因电影里的大海、沙子、永恒的舞会。

他们看着小提琴走过，惊讶不已。

应该给舞会筑上围墙，使它变成这艘光之航船——每天下午劳儿都要登上它而它却待在那里，待在不可能的港口里，永久地停泊又准备载着它的三个乘客出发——变成劳儿目前置身其中的这一全部未来。有的时候，在劳儿眼中它有着与泰初之日一样的奔放，一样神奇的力量。

但劳儿还不是上帝也不是任何人。

他会缓慢地脱下她的黑色连衣裙，而这段时间内会穿越很长一段旅程。

我看到被脱了衣服的劳儿，还是无法安慰的，无法安慰的。

劳儿要是不在这一动作发生的地方是不可思议的。这一动作没有她不会发生：她与它肉贴着肉，身贴着身，眼睛封固在它的尸首上。她生下来就是为了看它。其他人生下来是为了死。若没有她来看，这个动作会饥渴而死，会化为碎屑，会跌落在地，劳儿成为灰烬。

另一个女人细长纤瘦的身体将逐渐出现。在一个严格平行且反向的进程中，T滨城男人身边的劳儿会被她代替。被这个女人代替，瞬息之间。劳儿屏住呼吸：随着女人的身体在这个男人面前出现，她的身体从这个世界消隐，消隐，快意无限。

“你，就你一个。”

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的衣裙非常缓慢地被脱掉，她本人的柔软的消陨，劳儿从来没有能够把它进行到底。

舞会以后劳儿不在场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劳儿从来没想过。如果她想到他们分手以后，不管她怎么样他永远地离去了，这还是一个有利于她的好兆头，证实了她对他一直以来的想法，也就是说他真正的幸福只有在义无反顾的短暂爱情之中，仅此而已。麦克·理查逊此前给倾情地爱着，仅此而已。

劳儿不再想这一爱。永远不。它已经带着死亡之爱的气味死了。

T滨城的男人只有一个任务要完成，在劳儿的世界中这任务总是一成不变的：麦克·理查逊，每天下午，都开始为不是劳儿的另一个女人脱衣服，当另一个女人洁白的乳房在黑色的紧身衣下出现的时候，他待在那里；头晕目眩，像对脱光衣服、他的惟一任务感到疲倦的上帝一样，劳儿徒劳地等待他再次开始，从另一个人虚弱的身体中她发出叫喊，她徒劳地等待，她徒劳地叫喊。

然后有一天这虚弱的身体在上帝的腹中翻动起来。

…………………… ……………………

劳儿一看到他，就认出他来。他是几个星期前从她家门口走过的那个人。

这天他是一个人。

他从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出来。大家拥挤在过道上的时候，他却不紧不慢。到人行道上以后，他在日光下眨了眨眼，在他周围看了好一会儿，没有看见劳儿·瓦·施泰因，他的外衣是用一只手搭在肩上的，他用手臂的一个动作将它朝自己拉了拉，轻轻地向空中一甩，然后径直走去，依旧是不紧不慢。

他像她的T滨城未婚夫吗？不，他一点儿也不像。他是否在举止风度上有某些那个消失了的情人身上的东西呢？大概，是的，在看女人的目光上。这个人，他大概也是惯于追逐女性的，只接受她们那苛求的身体，而那身体每一接触他的目光就表示更进一步的需要。是的，劳儿断定，在他身上，从他那里发出的，是麦克·理查逊最早的目光，舞会之前劳儿所了解的目光。

他没有劳儿第一次看到时那样年轻。不过也许是她弄错了。她大概觉得他会性情急躁，也许会轻易变得残忍起来。

他察看着林阴道，电影院周围。劳儿绕到他身后。

在他身后，穿着灰色披风的劳儿停下来，等着他做出走的决定。

我看到的是：

她直到这一天为止一直漫不经心地承受着的夏日的炎热迸发、蔓延开来。劳儿淹没在其中。一切都被炎热淹没，街道、城市、这个陌生人。哪儿来的炎热、哪儿来的这一疲惫？不是第一次。几个星期以来，她有时就想在那儿，像在一张床上一样，平放上这个滞重的、灌铅的、难以移动的身体，平放上这份几乎跌倒在喑哑且饕餮的大地上的负义且温柔的成熟。唉！这突然之间她感到拥有的身体是哪儿来的呢？在此之前一直伴随着她的如不倦的云雀般的身体哪儿去了呢？

他决定了：他朝林阴道的高处走。他犹豫了吗？是的。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决定朝那个方向走。劳儿已经知道怎样称呼他就要遇到的那个女人了吗？还不完全知道。她不知道通过这个沙塔拉的男人她追踪的是她。而那个女人已经不仅仅是在她的花园前被瞥见的那位了，我相信对劳儿来说她是更多的东西。

如果说他在某个确定的时间要去某个明确的地方的话，在那个时刻与目前此刻之间他还有一些时间。因而，他这样使用这段时间，朝着那里而不是其他地方走去，带着茫茫的希望，劳儿相信他从未放弃过这一希望，就是又遇到另一个女人，跟着她，忘掉他要去见的那个女人。这段时间，劳儿认为他支配得出神入化。

他不慌不忙地走，走到橱窗旁。几个星期以来，他不是第一个这样走的男人。看到独身一人的漂亮女人，他就转过身，有时停下来，庸俗。劳儿每次都要跳起来，就好像他看的是她。

她青春年少的时候，在海滩上，她已经看到沙塔拉的许多男人都有相似的举止。她忆起她曾经突然感到痛苦吗？她为此发出微笑了吗？很可能这些青春萌动从此进入了劳儿温馨幸福的记忆。现在她若无其事地看着那些人偷窥她的目光。她看不到自己，人们这样看到她，从别人的目光中。这就是她身上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不属于哪个特定的船籍港。

他们走在海滩上，为了她。他们不知道。她不费力地跟着他。他的步子很大，上半身几乎完全不动，矜持。他不知道。

这一天不是周末。人很少。度假的高峰期接近了。

我看到的是：

谨慎、有成算的她，在他身后远远地走着。当他用眼睛跟踪另一个女人时，她低下头或轻轻转过身去。他也许能看到灰披风、黑贝雷帽，仅此而已，这并不危险。当他停在一个橱窗或其他东西前时，她就暂缓脚步以避免和他同时停下来。要是他们、沙塔拉的男人们看到她，劳儿就会逃开。

她要跟踪。跟踪，然后突然出现，出其不意地威胁。已经有段时间了。即使她也愿被人突然撞见，她也不想这样的事在她自己没有做出决定之前发生。

林阴道缓缓地上升至一个广场，他们一起到达。从那儿再分出三条通往郊区的林阴道。森林就在这一边。孩子们的叫声。

他走上了离森林最远的那条道：一条新开辟的笔直的林阴道，人流车流比其他道更多些，是出城最快的通道。他加紧了脚步。时间过去了。他在约会之前所拥有的空余时间，他们两个，劳儿和他所拥有的时间，在逐渐减少。

在劳儿眼里，他以能找到的近乎完美的方式支配着时间。他消磨掉它，他走，走。他的每一个脚步在劳儿身上累加，都击中、准确地击中同一个地方，血肉之钉。几天以来，几个星期以来，沙塔拉男人们的脚步都同样地击中她。

我在虚构，我看到：

只有当他在行走之余做了一个额外的动作，当他把手放到头发上，当他点燃一支香烟，尤其是当他看着一个女人走过的时候，她才感觉到夏日的令人窒息。这时候，劳儿以为她不再有力气跟踪，但她还是继续跟着，跟踪沙塔拉男人们中的这一个。

劳儿知道这条林阴道通向哪里，在此之前要经过广场的几处别墅，还有一个与城区脱离的居民点，那里有一家电影院，几间酒吧。

我在虚构：

这样的距离他甚至听不到她走在人行道上的脚步声。

她穿的是散步用的走起来没有声响的平底鞋。不过，她还是采取了另外的预防措施，将贝雷帽摘下来。

当他在林阴道尽头的广场停下时，她将她的灰披风也脱了下来。她穿的是海军蓝衣服，他一直没有看见这个女人。

他在一个汽车站旁停了下来。人很多，比城里还多。

劳儿就在广场上绕了一圈，站在对面的汽车站旁边。

太阳已经消失了，掠过房顶。

他点燃一支香烟，在站牌附近前后走了几步。他看了下手表，注意到还没有完全到时间，等待，劳儿发现他往周围到处张望。

女人们在那里，零零落落，有的在等车，有的在穿越广场，有的在走过。没有任何一个逃得出他的眼睛，劳儿自编自想，任何一个可能对他合适或严格说来对他之外的另一个男人合适的女人，为什么不呢？劳儿相信，他在裙中搜寻，呼吸顺畅，在那里，在人群中，约会到来之前他已经掌握了想象中的滋味，把女人们抓在手里，想象着占有几秒钟，然后扔掉，放弃所有女人，任何一个女人，惟一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还不存在，但她可以使他在最后一分钟思念那个在千人之中将要到来的女人，为劳儿·瓦·施泰因而降临的女人，劳儿·瓦·施泰因与他一起在等着她。

…………………… ……………………

她真的来了，她从一个挤满了晚上回家的人的汽车上走下来。

当她向他走来的时候，她那非常舒缓、非常温柔且循环不断的腰肢扭动使她行走的每一刻都像是对自己轻柔的、隐秘的、无尽的谄媚，那雾蒙蒙干巴巴的一头黑色浓发，那非常小的白色三角脸上占据着一双巨大的、非常明亮的眼睛，眼中因拖着私通之躯的不可言喻的愧疚而凝集着某种沉重的忧戚，一看到这些劳儿就承认自己认出了塔佳娜·卡尔。只是，劳儿认为，这个名字几个星期来就在什么地方远远地漂浮，现在它在那儿了：塔佳娜·卡尔。

她不引人注目地穿着一身黑色运动套装。但她的头发是精心修饰过的，插着一朵灰色的花，用金质梳子别起，她用了全部的细心来固定住易散的发式，又长又厚的黑色头带遮住她的前额，贴着她的明亮眼睛，使它们看上去更大、更忧戚，它本该只被惟一的目光触摸，不可能在飘飞的风中不受损坏，她大概——劳儿猜想——将自己的目光囚禁在暗色的短面纱中，为了在时机到来之刻惟有他才可以触动并毁坏其奇妙的随和，只一个动作她就沉浸在她披落的密发之中，劳儿突然回忆起来，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那明亮的眼睛与浓密的黑发的并置。那时候，人们说她迟早有一天不得不把头发剪掉，这头发让她感觉疲惫，它的重量会把肩膀压弯，它的浓密凝重也会使脸部变形，眼睛会变得更大，面孔会更小，缺肤少骨。塔佳娜·卡尔没有剪掉头发，她赌定了让自己成为多发者。

那一天，就是这个塔佳娜吗？或者有一点儿像她，或者根本不是她？她也有将头发披散到背上、穿浅色连衣裙的时候。我不再清楚。

他们彼此说了几句话，从这同一个林阴道走去，走过了镇子。

他们前后错开一步走。他们几乎没有说话。

我相信看到了劳儿·瓦·施泰因大概会看到的东西：

他们之间有一种惊人的默契，它并非来自互相了解，而是正好相反，来自对了解的轻蔑。他们对无言的沮丧、对恐慌、对深度的冷淡有着同样的表达。他们靠近着，走得更快。劳儿·瓦·施泰因窥伺着，她孕育、制作着这对情侣。他们的步态骗不了她。他们彼此没有爱。对她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别人至少会这么说。她，却有不同的说法，但她不说。使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感情的作用，也不是幸福的作用，是其他的无悲无喜的东西。他们既不幸福也没有不幸福。他们的结合建立在无动于衷之上，以一种一般的他们随时体会到的方式，任何的偏好都被排除了。他们在一起，就像彼此擦身而过的火车，周围肉体的景色与植物的景色别无二致，他们看到了，他们并不孤单。可以与他们和平相处。通过相反的途径他们得到了与劳儿·瓦·施泰因同样的结论，他们，是通过做、说、尝试、出错、来往、说谎、失去、赢得、前进、再返回，而她，劳儿，却没费吹灰之力。

有一个位置要去获得，十年前在T滨城她没有成功地得到。哪儿？她不配有T滨城的显要位置。哪一个？应该先满足于此然后再去开辟通道，朝向他们、其他的人居住的遥远的彼岸前进一点儿。朝向什么地方？彼岸在哪儿？

长长的、窄窄的建筑物从前大概是个营房，或者是某个行政大楼。一部分用来作车库。另一部分，就是森林旅馆，口碑不佳但却是城里的情侣们惟一的安全去处。林阴道叫森林大道，旅馆是森林大道上的最后一个门牌号。建筑物前面有一排很老的桤木，其中缺了几棵。后面延伸着一大片黑麦田，平滑，没有树木。

在这一马平川的乡间，在这片田野上，太阳还没有离去。

劳儿知道这家旅馆，因为她年轻的时候与麦克·理查逊来过。散步的时候，有时，她大概一直走到这里。是在这里，麦克·理查逊向她发出了爱的誓言。冬日午后的回忆也淹没在无知无识之中，淹没在她脚下的沙塔拉缓慢的、日复一日的冰结之中。

沙塔拉的一个青春少女，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了打扮——大概持续了几个月——为参加T滨城的舞会。她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参加舞会的。

在森林大道上，劳儿失去了一点儿时间。既然她知道他们要去哪儿就没有必要紧跟着他们。冒着被塔佳娜·卡尔认出的危险是令人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情。

她来到旅馆时他们已经在上面了。

劳儿，在大路上，等待。日落了。暮色降临，红霞一片，大概伴着忧伤。劳儿在等待。

劳儿·瓦·施泰因在森林旅馆后面，待在建筑物的拐角处。时间过去了。她不知道现在出租的还是不是窗子开向黑麦田的那些房间。麦田，离她有几米远，隐没，越来越隐没在绿色与乳白色的阴影里。

森林旅馆三楼一个房间的灯亮了。是的。房间还和从前一样。

我看见她是怎么做的。很快，她走进黑麦田里，自己溜进去，坐下，躺下。她的前方是亮灯的那扇窗。但劳儿在光线照不到的地方。

她在做什么她的脑中没有想过。我还是认为第一次她在那里时，她对此没有意识，如果有人问起她会说在休息。一直走到那儿时走累了。下面要走的路也很累。还要重新出发。精神焕发，精疲力竭，她深深地呼吸，这晚的空气似蜜，甜得令人困乏不堪。她没有去想哪儿来的妙不可言的虚弱，使她躺在了田里。她任其所为，使其充盈到窒息的程度，粗暴地、无情地摇动她，直到劳儿·瓦·施泰因睡去。

黑麦在她的身下吱嘎作响。初夏的青麦。眼睛盯牢那扇亮灯的窗户，一个女人在聆听着虚无——饱餐、狂食着这不存在、看不见的演出，有其他人在那里的一个房间的灯光。

某些记忆，经仙女的手指，从远处掠过。劳儿刚躺在田里不久它就轻轻地触碰她，它向她展示着，在夜色渐深的时刻，在黑麦田里，这个女人看着一扇长方形的小窗，一个狭窄的舞台，像块石头一样局促，上面还没有任何人物出场。劳儿她也许害怕了，不过只是一点点，她害怕可能与其他人有更大的分离。但她知道有些人会抗争——她昨天还这样——他们在剩下的一点儿理性使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在麦田里时会跑着回家。但这是劳儿学到的最后的惧怕，别人今晚在她的位置上会有的惧怕。他们，会充满勇气地将它囚禁在自己的心房。而她，恰恰相反，她珍爱它，驯服它，用她的手在黑麦田上爱抚它。

地平线，在旅馆的另一侧，失去了一切色彩。夜降临了。

男人的影子在长方形的光线中穿过。第一次，然后是第二次，方向相反。

光线有了变化，它更强了。它不再来自房间深处，窗户的左侧，而是来自天花板。

塔佳娜·卡尔，披着黑发裸露着身体，也穿过了光线的舞台，缓慢地。也许是在劳儿的长方形视线内，她停下来。她将身体转向男人应该在的房间深处。

窗户很小，劳儿应该只能看到两个情人腹部以上的上身。所以她没有看到塔佳娜头发的末梢。

以这样的距离，他们说话时，她听不见。她只能看到他们的面部运动，这面部运动与他们一部分身体的运动一样，无精打采。他们很少说话。并且，只有在他们经过窗户后面的房间深处时，她才看得到他们。他们面部的沉默表情更相像，劳儿发现。

他又在光线中走过，但这次，穿着衣服。过后不久，塔佳娜·卡尔也出现了，还是裸着：她停下来，挺了挺胸，头轻轻地抬起，然后上身做了个旋转的动作，手臂伸向空中，双手达到头部，她把她的头发揽到胸前，卷一卷，撩起来。与她的清秀苗条相比，她的乳房是沉重的，已经相当松塌，是塔佳娜全部身体上惟一处于这种状态的部位。劳儿应该记得从前它们是多么挺拔高耸。塔佳娜·卡尔与劳儿·瓦·施泰因年龄一样大。

我想起来了：当她摆弄自己头发的时候，男人走过来，他俯下身，将他的头搭在她柔软、浓密的黑发上，亲吻她，她，继续撩起她的头发，任他亲抚，她继续撩头发又放下来。

他们从窗户范围内消失了很长一会儿。

塔佳娜又一个人回来，她的头发重新散落着。她走向窗前，嘴里衔着一支烟，曲臂而倚。

劳儿，我看见她：她没有动。她知道如果人们没有被告知她在麦田里没有人会发现她。塔佳娜·卡尔没有看到黑麦田里的暗点。

塔佳娜·卡尔离开了窗前，再出现时穿着衣服，重新穿上了那身黑套装。他也经过窗前，最后一次，外衣搭在肩上。

房间的灯不一会儿就灭了。

大概是电话叫的一辆出租车在旅馆前面停了下来。

劳儿站了起来。夜色一片。她手脚麻木，开始几步走得趔趄但很快，一走到小广场，她就找到一辆出租车。晚饭的时间到了。她迟到很久。

她丈夫在街上，他在等她，惊慌失措。

她撒了谎，大家相信了她。她说她为了买一样东西而不得不去了远离市中心的地方，这东西她只能到市郊的苗圃去买，是一些苗木，她想用来在花园与街道之间建一道篱笆。

大家对她在阴暗无人的路上走了这么长时间温柔地表示同情。

劳儿对麦克·理查逊的爱对她的丈夫来说是妻子操守的最安全保障。她不可能再找到一个与T滨城的那位一模一样的男人，要不她就得编造出这样的男人来，而她什么都不编造，若安·倍德福认为。

…………………… ……………………

其后的日子里，劳儿寻找着塔佳娜·卡尔的地址。

她没有停止她的散步。

但舞会的光线突然破碎了。她不再看得清。灰色的霉气将情侣的脸、身体一律包裹起来。

卡尔一家从未在沙塔拉居住过。劳儿和塔佳娜是在中学里相识的，她们去T滨城度假。他们的父母可以说是互不相识。劳儿忘记了卡尔一家的地址。她给校友联谊会写信：父亲退休后，卡尔一家搬了家，他们住在海边，离T滨城不远。关于塔佳娜，自这次搬家以后就没有消息了。劳儿坚持着，她向卡尔太太写了一封尴尬的长信，告诉她说她非常想找到塔佳娜，她惟一从来没有忘记过的女友。卡尔太太亲热地给劳儿回信，告诉她女儿的地址，说她八年前嫁给了沙塔拉的柏涅大夫。

塔佳娜住在一幢很大的别墅里，在沙塔拉城南，森林附近。

有好几次劳儿都散步到这幢别墅周围，就像城里所有的别墅一样，这别墅她已经看见过。

她来到一个缓坡上。一个很大的林木葱郁的花园让人看不清别墅的正面，但是从后面，通过一个宽阔小径的蜿蜒通道，看得更清楚些。有带小阳台的楼层，还有一个大阳台，那是塔佳娜夏天常去的地方。别墅的栅栏门开在这一边。

急匆匆去塔佳娜家大概不是劳儿的计划，但首先要绕房子走一圈，在它周围的街巷里转一转。谁知道？塔佳娜或许会出来，她们就这样重逢，她们就这样再见，表面上看是不期邂逅。

这并没有发生。

第一次，劳儿大概看到塔佳娜·卡尔在大阳台上，躺在一条长椅上，穿着泳衣，晒着太阳，闭着眼睛。第二次也是这样。有一次，塔佳娜·卡尔大概不在。有她的长椅，一张矮桌还有一些彩图杂志。这一天是个阴天。劳儿耽搁了一会儿。塔佳娜没有出现。

于是劳儿决定造访塔佳娜。她对丈夫说她想再见过去中学时的女友，塔佳娜·卡尔，她收拾东西时偶然又看到了她的照片。她以前和他说过吗？她不记得了。没有。若安·倍德福甚至连这个名字都一无所知。

因为劳儿从来没有表达过去看谁或再见谁的愿望，这一破天荒之举令若安·倍德福感到惊讶。他询问劳儿。她抓住给他的惟一理由不放：她想知道一些过去中学里的女友尤其是这位塔佳娜的消息，记忆里，她是最讨人喜欢的一个。她是怎么知道她在沙塔拉的地址的？她看到她从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里出来。她给她们的校友联谊会写了信。

若安·倍德福在这么些年里习惯于看到妻子满意知足，一点儿也不为自己多要求些什么。劳儿与人闲谈的形象是无法想象的，甚至在认识她的人看来有些令人生厌。不过，看起来若安·倍德福没有做什么来阻止劳儿终于像其他女人一样行为处事。证明她这些年来大大好转的日子，应该迟早会到来，若安·倍德福大概记得他这样希望过，要么就是他宁愿她停留在U桥镇那十年之中，继续处在那无可指责的潜在性之中？我想象若安·倍德福产生了一种恐惧：他不信任的应该是他自己。对劳儿的主动他大概假装高兴。他对她说，所有使她摆脱日常琐事的事情，都让他高兴。她难道不知道吗？那她的散步呢？他可以认识塔佳娜·卡尔吗？劳儿答应过些天就可以。

劳儿为自己买一件连衣裙。她将对塔佳娜·卡尔的探访推迟了两天，好有时间买这件不易买到的裙子。她决定买下这件盛夏穿的、白色的连衣裙。家里所有人都认为，这裙子非常适合她。

这一天，她背着她的丈夫、孩子、仆人们，准备了好几个小时。不只是她丈夫，所有人都知道她要去看一个中学时非常要好的女友。大家为此惊讶，但都默不作声。出门的时候，大家对她赞赏不已，她认为有义务与大家说清楚：她选择这件白色连衣裙是为了塔佳娜·卡尔能更好地、更容易地认出她来；她想起来了，那是在海边，在T滨城，她最后一次见到塔佳娜·卡尔，十年以前，并且在那个假期里，应一个男朋友的要求，她一直穿白色衣服。

长椅还在那个位置上，桌子也是，杂志也是。塔佳娜·卡尔也许在家。是星期六下午四点钟左右。天气晴朗。

我是这样认为的：

劳儿，再一次，围着别墅转了一圈，不是希望与塔佳娜不期而遇而是试图使这种让她激动、奔忙的烦躁平静一下：对于那些还不知道自己的安宁生活从此将永远被打破的人，任何东西也不要显露出来。塔佳娜·卡尔在几天之内就变得对她如此珍贵，如果她的尝试失败了，如果她要是看不到她，城市就会变得令人无法呼吸，枯燥乏味。应该成功。对这些人来说，这些日子将比一个更遥远的未来更明确，它们将是她的所作所为，将出自她之手，她，劳儿·瓦·施泰因。她将制造必要的条件，然后她将打开应该打开的大门：他们将进去。

围着房子转，稍有些超过她预定的探访时间，心情愉快。

劳儿·瓦·施泰因是在哪个失落的空间学会了粗暴的意志和方法？

晚上到塔佳娜家对她来说本来也许更合适。但她判定她应该显示出周到审慎，她遵循了中产阶级之间惯常的走访时间，塔佳娜和她都属于这个阶级。

她敲响了栅栏门。她可以说看到自己粉红色的血升到了脸颊上。今天，她应该美丽得引人注目。今天，根据她的意愿，人们应该对劳儿·瓦·施泰因注目。

一个女仆在大阳台上出现，看了她一会儿，消失在内室中。几秒钟以后轮到塔佳娜·卡尔，穿着蓝色连衣裙，来到阳台上看。

大阳台离栅栏门有百来米远。塔佳娜努力想认出不期而至的来人。她没有认出，命令开门。女仆重新消失。随着一声电动开关响，劳儿吓了一跳，栅栏门打开了。

她进了花园。栅栏门又关上了。

她在花园的小径上往前走。当两个男人走到塔佳娜身边时，她距她还有一半的路程。其中的一个男人就是她要找的。他是第一次看见她。

她向前面几个人微笑着，继续缓缓地向大阳台走去。小径两侧的草坪上有一些花坛，绣球花在树阴下枯萎着。它们已经变味儿的汁液大概是她惟一的思想。绣球花，塔佳娜的绣球花，与现在的塔佳娜同享此时，她片刻之间就要叫出我的名字。

“是劳拉吗，我没有弄错吧？”

他看着她。她发现他的目光同在街上一样饶有兴致。正是塔佳娜，这是她的声音，温柔，忽然变得温柔，具有古老的色彩，她那孩童似的忧郁声音。

“可不，这不是劳儿吗？我没有弄错吧？”

“是我，”劳儿说。

塔佳娜跑着走下台阶，来迎接劳儿，就要到她面前时停下来，惊喜莫名却又略带惊慌地看着她，神情从快乐到不快，从恐惧到放心，劳儿这个擅入者，学校操场上的小丫头，T滨城的劳儿，那个舞会、舞会，疯女人，她一直爱着她吗？是的。

劳儿落到她怀中。

大阳台上的男人们看着她们拥抱。他们听塔佳娜·卡尔讲过她。

她们离大阳台很近。分秒之间阳台与她们相分的距离就会永远地被越过。

在距离消失之前，劳儿所找的男人忽然落到了她的目光正中。脑袋放在塔佳娜肩上的劳儿，看着他：他有些轻轻摇晃，他转过眼去。她没有弄错。

塔佳娜身上不再有学生宿舍里新衣物的味道了，在宿舍里她的笑声随着她逐个找人讲明天有何好去处而在夜晚响个不停。明天在那儿了。此时披金戴银的塔佳娜散发着琥珀的香气，现在，惟一的现在，在旋转，在灰尘中旋转，最后落在了叫喊之上，羽翼被折的轻柔叫喊，那折痕只有劳儿·瓦·施泰因能觉察得到。

“天啊！十年我都没有看到你了，劳拉。”

“十年，确实，塔佳娜。”

她们拥抱着走上台阶。塔佳娜向劳儿介绍皮埃尔·柏涅，她的丈夫，还有雅克·霍德，他们的一个朋友，也就是我，距离被越过了。

…………………… ……………………

我三十六岁，从事医生职业。我来到沙塔拉只有一年。我在省医院皮埃尔·柏涅主管的部门工作。我是塔佳娜·卡尔的情人。

劳儿一进到房里就再没有看过我一眼。

她马上跟塔佳娜谈起最近收拾顶楼一个房间时偶然找到的一张照片：她们两个都在上边，手拉着手，在学校的院子里，穿着制服，十五岁。塔佳娜想不起这张照片来了。我自己相信它的存在。塔佳娜要求看一下这张照片。劳儿答应了她。

“塔佳娜和我们谈起过您，”皮埃尔·柏涅说。

塔佳娜不善言谈，而这一天她比往日更甚。劳儿·瓦·施泰因说什么她都听着，她诱导她谈最近的生活。她既想让我们了解她，她自己也总想知道得更多，关于她的生活方式，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房子，她的时间安排，她的过去。劳儿言词不多但讲得清楚、明晰，足以让任何关心她现状的人放下心来，但不是她，塔佳娜。塔佳娜，她对劳儿的担心是与别人不一样的：她这样完好地恢复了理智让她悲伤。爱情应该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治愈的。并且，劳儿的爱情又是不可言喻的，她一直承认这一点，尽管她对它在劳儿的发疯中所起的作用还是持保留态度。

“你把自己的生活说得像本书，”塔佳娜说。

“年复一年，”劳儿说——她带着含混的微笑——“我看不出我的周围有什么不同。”

“给我讲点东西，你知道是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塔佳娜恳求着。

劳儿竭尽全力地试图猜想出青年时期的什么东西、哪一个细节会让塔佳娜找回一点她在中学时对她怀有的热烈友谊。她没有找到。她说：

“如果你想知道，我觉得是人们弄错了。”

塔佳娜没有回答。

谈话流于一般，放慢下来，陷入迟钝，因为塔佳娜窥伺着劳儿，她的每一次微笑，每一个动作，并且只顾这些。皮埃尔·柏涅和劳儿谈到了沙塔拉，谈起自两个女人的青年时期以来它所发生的变化。劳儿对沙塔拉的扩大、新街的开辟、城郊的建设规划了如指掌，她用沉稳的声音谈起这些就像谈到她自己的生活一样。然后，沉默重新降临。大家谈起了U桥镇，大家谈着。

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哪怕是稍纵即逝地从这个女人身上看出麦克·理查逊给劳儿·瓦·施泰因所带来的奇异哀伤。

有关她的疯狂，被毁灭、夷平的疯狂，看来没有任何东西存留下来，没有任何遗迹，除却这天下午她在塔佳娜·卡尔家中的出现。这一出现的原因为平直单调的地平线装点上色彩，不过有些勉强，因为完全有可能是她感到烦闷，便来到了塔佳娜家。塔佳娜还是在想为什么，为什么她就在这儿了。不可避免的：她什么也没跟塔佳娜说，什么也没讲，她们的中学回忆，她看上去有着非常受损的、遗失的记忆，在U桥镇度过的十年，她几分钟就说完了。

我是惟一知情的，由于她在拥抱塔佳娜时看我的那无边的、饥饿的目光，我知道她在这里的出现有一个明确的原因。这怎么可能？我怀疑。为了在寻求这一目光的确切意义上找到更多乐趣，我更加怀疑。它与她目前的所有目光都不同。一点儿也没留下来。但她现在对我所表示的毫无兴趣，过分得已经不自然了。她避免看我。我没有和她说话。

“怎么弄错了？”塔佳娜终于问。

她神情紧张，不喜欢人这样问她，但还是做了回答，为使塔佳娜失望而难过：

“在原因上。在原因上人们弄错了。”

“这我知道，”塔佳娜说，“也就是说……我说呢……事情从来不是那么简单……”

皮埃尔·柏涅，又一次，改变了话题，他显然是我们三个之中在劳儿谈起她的青年时期时惟一一个难以接受她的面部表情的人，他重新说话，和她说话，说什么？说她的花园很美，他曾路过那里，在房子和人来车往的街之间建一道篱笆真是一个好主意。

她看上去嗅到了什么，怀疑在塔佳娜与我之间有友谊之外的关系。当塔佳娜稍微放下劳儿，停止追问她时，这一点看上去更明显：塔佳娜在她的情人们面前总是因对最近森林旅馆之约的回忆而激动不已。不论是走动、起身、整理头发还是坐下来，她的动作都是肉感的。少女的身体，它的创伤，它令人快乐的劫难，在喊叫，在呼唤失去的合为一体时的乐园，在不停地呼唤，呼唤着让人来安慰它，这身体只有在旅馆的床上才是完整的。

塔佳娜递上茶。劳儿用眼睛跟着她。我们看着她，劳儿·瓦·施泰因和我。塔佳娜的任何其他方面都变成次要的了：在劳儿和我的眼中，她只是雅克·霍德的情妇。我依稀听见她们两个现在用轻缓的语调说起她们的青春，说起塔佳娜的头发。劳儿说：

“啊！你披散的头发，晚上，全宿舍的人都来看，大家都帮助你。”

从来没有说到劳儿的金发，也没有说到她的眼睛，从来没有。

我会知道为什么，知道我该怎样做，为什么，我。

这事发生了。当塔佳娜再次整理她的头发时我想起了昨天——劳儿看着她——我想起来，昨天，我的头埋在她的胸间。我不知道当时劳儿看到了，可是她看塔佳娜的眼神让我想起来了。当塔佳娜在森林旅馆的房间里赤裸着梳理头发时，可能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我觉得已经不那么一无所知了。

从如此伟大、如此强烈、据说使她失去理智的爱情中平静地还魂归来，这后面隐藏着什么呢？我严阵以待。她温情脉脉，面带微笑，她谈着塔佳娜·卡尔。

塔佳娜，她不相信舞会是导致劳儿·瓦·施泰因疯狂的惟一效力，她追溯得更早，她生命中更早的时候，比青年时期更早的时候，她在别处看到它。她说，在中学里，劳儿就缺少某些东西，她已经奇怪地有些心智不全，她以要求自己做什么样的人却没有能变成这样一个人的方式度过了她的青春期。在学校里她是温柔与冷漠的奇迹，她变换着女友，她从不与烦恼抗争，从来没有流过一滴少女的泪。当传闻说她与麦克·理查逊订婚时，塔佳娜对这个消息半信半疑。谁会发现劳儿，谁会吸引她全部的注意力？或者吸引她至少足够一部分的注意力使她投入到婚姻中去？谁会征服她那颗欠缺的心？塔佳娜还认为自己弄错了吗？

我觉得塔佳娜也跟我讲了一些传言，很多传言，也包括劳儿·瓦·施泰因结婚时在沙塔拉的流言。说她当时已经怀了她的第一个女儿？我记不清了，此时在远处流传的谣言，我不再能将之与塔佳娜的叙述区分开来。此时，在这些传播流言蜚语的人之间，只有我，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有关劳儿的第一个发现：对她一无所知就是已经了解她了。依我看，对劳儿·瓦·施泰因还可以知道得更少，知道得越来越少。

时间过去了。劳儿待在那儿，一直很快乐，不用说这是因为重新见到塔佳娜。

“你有时路过我家门口吗？”塔佳娜问。

劳儿说有这么回事儿，她下午散步，每天，今天她是有意来的，找到那张照片后，她给学校写了好几封信，然后又给她父母写了信。

她为什么还要待着不走？

已经是晚上了。

晚上，塔佳娜总是忧伤。她永远不能忘记。今晚上也是，她看了会儿外面：情人们初次出门旅行的白旗一直飘扬在变得黑暗的城市上空。失败不再是塔佳娜的命运，它四处散播，流在宇宙之间。塔佳娜说她很想旅行一次。她问劳儿是否她也有这样的愿望。劳儿说还没有想过。

“也许吧，可是去哪儿呢？”

“你会找到的，”塔佳娜说。

她们很吃惊彼此从来没有在沙塔拉城里碰到过。不过确实，塔佳娜说，她自己出门很少，这个季节她常去父母家。错了。塔佳娜有空余时间。我占用了她所有的空余时间。

劳儿背书似的讲起她的生活，从结婚开始：她的生育，她的假期。她详细地——她也许以为这是人们想知道的——讲述她在U桥镇最后住过的房子有多大，一间一间地讲着，讲了相当长时间，使得塔佳娜·卡尔和皮埃尔·柏涅重新感到局促不安。我没有丢掉一个字。她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住所随她的到来而变得空寂。

“客厅大得可以跳舞。我一点也没有办法，怎么布置家具都不够。”

她还在描述。她谈到U桥镇。突然，她不再为了让我们高兴而乖乖地讲了，就像她本来打算的那样。她讲得更快，声音更高，目光也放开了我们：她说大海离她在U桥镇住的别墅不远。塔佳娜吓了一跳：大海离U桥镇要两个小时。但劳儿什么也没注意到。

“也就是说要是没有那些新盖的大楼本来可以从我的房间看到海滩。”

她描述这个房间，中途留下了错误。她又回到T滨城，她没有把它和任何其他东西混淆，她重新出现了，把握着自己。

“有一天我会回去的，没有理由。”

我想再看到她的眼睛看着我，我说：

“为什么不这个夏天回去？”

她看了我，如我所愿。她没有控制住的目光改变了她思想的方向。她胡乱地回答：

“也许今年。我很喜欢海滩——”转向塔佳娜——“你记得吗？”

她的眼睛天鹅绒一般柔和，只有深色眼睛才这样，不过它们又混杂着死水与淤泥，此刻波澜不兴，只流过一丝睡意蒙的柔情。

“你的脸总是那样温柔，”塔佳娜说。

笑了，笑容里，是开心的嘲弄，在我看来，来得不是时候。塔佳娜忽然意识到什么。

“啊！”她说，“有人当时对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也这样嘲笑。”

她也许刚刚睡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没有嘲笑。是你这样认为的。你那么美，塔佳娜，噢！我记得太清楚了。”

塔佳娜起身拥抱劳儿。另一个女人让位于后者，无法预料的，被移动的，难以辨认的。如果她嘲笑会嘲笑谁呢？

我应该认识她，因为她希望这事情发生。她对我来说如玫瑰，她微笑，嘲笑，为了我。天气热，在塔佳娜的客厅里突然喘不过气来。我说：

“您也很美呀。”

一个猝不及防的头部动作，就像我打了她一个耳光一样，她转向我。

“您觉得？”

“是的，”皮埃尔·柏涅说。

她又笑了。

“怎么可能！”

塔佳娜神情变得沉重。她热切地打量她的女友。我明白她差不多确信劳儿没有完全康复。她大大地放下心来，我知道；劳儿残存的疯狂，即便光彩尽失，也打败了事物可怕的转瞬即逝，稍许减缓了那些逝去的夏日荒谬的逃遁。

“你的声音变了，”塔佳娜说，“但你的笑声我就是在铁门后面也能听出来。”

劳儿说：

“不要担心，你不该担心，塔佳娜。”

她垂下眼等着。没有人回答她。她是在和我说话。

她向塔佳娜俯过身去，神情好奇，饶有兴致。

“她从前什么样？我记不清了。”

“烈性子，有点。你那时说话快。让人听不大清。”

劳儿开心地笑了。

“我耳聋，”她说，“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像聋子一样说话。”

星期四，塔佳娜讲，她们俩拒绝和学校一起列队出去，她们在空旷的操扬上跳舞——跳舞吗，塔佳娜？邻近楼房，总是那一幢楼房的电唱机放着老舞曲——她们等待的电台恋旧歌曲节目，女学监们没了踪影，学校的大操场上只有她们俩，这一天，听得到街上的噪音。来，塔佳娜，来，我们跳舞吧，有时更激烈，她们在一起玩闹，喊叫，玩互相恐吓的游戏。

我们看着她听塔佳娜说话，她看上去是让我作为这段过去的见证。是这样吧？她是这么说的吧？

“塔佳娜和我们说起过那些星期四，”皮埃尔·柏涅说。

塔佳娜就像每天一样任黄昏的微曦落入，我可以长时间地看着劳儿·瓦·施泰因，相当长时间地看着她，在她走之前，为了永远不再忘记她。

塔佳娜点亮灯时，劳儿不情愿地起身。她要回到什么样的虚幻住处去呢？我还不知道。

她站起身来，正要离开时，她终于说出了她要说的：她要再见到塔佳娜。

“我要再见到你，塔佳娜。”

这样一来，本来应该显得自然的事倒显得虚假了。我低下眼睛。正寻找我目光的塔佳娜落了空，像硬币落地一样。为什么看上去不需要任何人的劳儿要再见到我，我，塔佳娜？我走到台阶上。夜还没有完全降临，我发觉了，远没有降临。我听塔佳娜问：

“你为什么要再见到我？那张照片那么让你产生再见到我的愿望吗？我不太明白。”

我转过头来：劳儿·瓦·施泰因失态了，她的眼睛在寻找我，她从谎言到真诚，勇敢地停在了谎言上。

“有那张照片的原因，”她补充说——“也因为这些日子我该认识些人。”

塔佳娜笑了：

“这可不像你，劳拉。”

我见识了劳儿在说谎时自然得无与伦比的笑。她说：

“走着看吧，看我们会怎么样，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真好。”

“走着看吧，”塔佳娜开心地说。

“你知道人们可以停止去看我，我理解。”

“我知道，”塔佳娜说。

这个星期沙塔拉有剧团巡回演出。难道不是见面的一个机会吗？她们然后去她家，塔佳娜终于可以结识若安·倍德福。皮埃尔·柏涅与雅克·霍德不是也可以一起来吗？

塔佳娜犹豫着，然后她说她会来，说不去海边了。皮埃尔·柏涅有空。我试试看，我说，取消晚上的一个饭局。这天晚上我们和塔佳娜应该去森林旅馆。

塔佳娜成了我在沙塔拉的女人，成了供我糟蹋的绝妙美人，我再也离不开塔佳娜。

第二天我给塔佳娜打电话，我对她说我们不去倍德福家。她相信了我的诚意。她对我说，她不可能不接受劳儿这第一次邀请。

…………………… ……………………

若安·倍德福回到他的房间去了。他明天有场音乐会。他要练习小提琴。

在夜晚的这一时刻，在十一点半钟左右，我们在孩子们的游戏室。房间很大，没什么家具。有一张台球桌。孩子们的玩具在一个角落，排放在箱子里。台球桌很旧，大概在劳儿出生以前施泰因一家就有了它。

皮埃尔·柏涅在击球算分。我看着他。走出剧场的时候，他对我说应该让塔佳娜和劳儿·瓦·施泰因两个单独待一会儿，然后再和她们在一起。他补充说，很有可能劳儿有一些重要的贴心话要和塔佳娜说，看她表示要再见到她时的迫切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绕着台球桌转。窗户向花园开着。一扇通向草坪的大门也开着。游戏室连着若安·倍德福的房间。劳儿和塔佳娜会像我们一样听到小提琴声，但没有我们这儿听到的声音大。一个门厅将她们两个与男人们所处的两个房间隔开。她们也应该能听到台球桌上的球沉闷的互相撞击声。若安·倍德福在双弦上拉着很高的音。它们那单调的投入传出狂乱的乐音，正是这一乐器本身的吟唱。

天气很好。不过劳儿还是有悖惯例地关上了客厅的窗洞。当我们来到这座阴暗的、窗户敞开的房子面前时，她对表示惊讶的塔佳娜说，这个季节她都是这样做的。今天晚上，不。为什么？大概塔佳娜问了她。是塔佳娜要向劳儿敞开她的心扉，我们从来没有一起谈过的心里话，不是劳儿，这我知道。

劳儿领塔佳娜看了她三个在熟睡的孩子。听得到她们克制的笑声在楼层间回响。然后她们又下楼回到客厅。我们已经在台球房了。我不知道劳儿没有看到我们是否惊讶。我们听到关三个窗洞的声音。

她，在门厅的另一侧，而我在这儿，在我漫步着的游戏室，我们等着彼此再见。

戏很有趣。她们笑过。有三次，只有劳儿和我笑。幕间，我走过正在匆匆交谈的塔佳娜与若安·倍德福身边，我明白他们在谈劳儿。

我走出台球房。皮埃尔·柏涅没有注意到。通常，因为塔佳娜的缘故，我们不愿意长时间面对面相处。我不相信皮埃尔像塔佳娜以为的那样还蒙在鼓里。我绕着房子走了几步，来到客厅的一个侧窗洞后面。

劳儿坐在这个窗洞对面。她还没有看到我。客厅比台球房要小，布置了几把不甚协调的椅子，还有一个很大的黑木玻璃橱，里面放着一些书和一套蝴蝶标本。墙上空无一物，白色。一切都一尘不染，直线排列，大多数椅子都靠墙放着，不足的光线从天花板上洒落下来。

劳儿站起来，递给塔佳娜一杯樱桃酒。她，还没有喝。塔佳娜大概正要跟劳儿吐露一个隐情。她说着什么，停歇下来，垂下眼睛，又说了句什么，还不是要说的事。劳儿走动着，试图避开这一击。她不要听塔佳娜的隐情，无需去听，就好像这会让她尴尬。我们在她的手中？为什么？怎么样？我一无所知。

两天以后，后天，我才能在森林旅馆见到塔佳娜。我愿意是今天晚上从劳儿家出来以后。我相信今天晚上我对塔佳娜的欲望将得到永远的满足，无论这任务执行起来多么艰巨、多么困难、多么长久、多么令人疲惫，而我将面临着某种确信。

哪种确信？它与劳儿有关，但我不知道它怎么与她有关，不知道它的意义所在，不知道在我对塔佳娜的熊熊欲火中劳儿的哪一个身体空间或精神空间会被照亮，我不想去知道。

这会儿塔佳娜站了起来，激烈地说了什么。劳儿先是走开了，然后又回来，走近塔佳娜，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

戏散场后，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我都努力要将塔佳娜带到森林旅馆去，而我应该见的却是劳儿。我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女友，塔佳娜说，这么长时间没见面，她有着那样的过去，现在又是这样脆弱，你没注意到吗？我不能不去。塔佳娜相信了我的诚意。过一会儿，过一会儿，不到两天我就将占有整个的塔佳娜·卡尔，完完全全，自始至终。

劳儿一直抚摸着塔佳娜的头发。先是她专注地看着她，然后她的眼睛开始走神，她像一个要认出什么的盲人一样抚摸着。这时是塔佳娜后退了。劳儿抬起眼睛，我看到她的嘴唇在说着塔佳娜·卡尔。她的目光蒙、温柔。看着塔佳娜的这一目光落到我身上：她瞥见了窗洞后的我。她没有表示出一点儿激动。塔佳娜什么都没有觉察。她向塔佳娜走了几步，她走过来，她轻轻地拥抱她，并且不易觉察地将她引到朝向花园的落地窗前。她打开落地窗。我明白了。我顺着墙往前走。到了。我待在房子拐角上。这样，我就能听到她们说话。突然，她们交错的声音，轻柔和缓，在夜色的稀释下，女性味儿十足地向我袭来。我听见了。如劳儿所愿，她在说：

“看所有这些树，我们的这些树，多么温馨怡人！”

“最难的，对你来说是什么，劳拉？”

“固定的时间。孩子、吃饭、睡觉。”

塔佳娜抱怨着，长长地叹息一声，倦倦地说：

“我家更是乱得一团糟。我丈夫很富有，可我没有孩子，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劳儿，用和刚才一样的动作，将塔佳娜带回到客厅中央。我又回到我刚才看见她们的那个窗洞。我听得见她们，也看得见她们。她递给她一把椅子，这样她就背朝花园。她坐在她对面。整排窗洞都处在她的目光之下。如果她想看是可以看的。她一次也没这样做。

“你希望改变吗，塔佳娜？”

塔佳娜耸了耸肩，没有回答，至少我什么也没听见。

“你错了。不要改变，塔佳娜，噢，不，不要。”

塔佳娜在说：

“最初我可以选择：像我们年轻时一样生活，一般的对生活的看法，你记得，或者过一种非常具体的生活，像你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对不起，不过你明白的。”

劳儿听着。她没有忘记我的存在，但她确实为兼顾我们两个而为难。她说：

“我没能选择我的生活。对我来说，据说这样更好，我又会怎样做呢，我？但是现在我想象不出我还能有任何一种其他的生活来代替它。塔佳娜我今晚非常幸福。”

这次是塔佳娜站起来拥抱劳儿。我看得很清楚。劳儿显示出轻微的抗拒，但塔佳娜以为那是因为劳儿的羞怯。她没有为此感到不快。劳儿逃脱掉，站到房间中央。我躲在墙后面。当我再一次去看时，她们又回到了各自的椅子上。

“听若安拉琴。有时他一直拉到早晨四点钟。他完全将我们忘记了。”

“你一直听吗？”

“差不多一直听，尤其当我……”

塔佳娜在等。后面的话再没说出来。塔佳娜又说：

“将来呢，劳儿？你什么也没有设想？没有一点儿不同的考虑吗？”——塔佳娜说得多么温柔。

劳儿拿起一杯樱桃酒，轻啜着。她在思考。

“我还不知道，”她终于说了，“我想得更多的是第二天的事而没想那么远的事。房子这么大。我总是又有点什么事情要去做。这是很难避免的。噢，我说的是家务事，你知道，买一些东西，要买的东西。”

塔佳娜笑了。

“你装傻，”她说。

她又站起来，在客厅里走了一圈，有点失去耐心的样子。劳儿没有动。我藏了起来。我不再看得见。她大概现在又回到自己的位置。是的。

“买什么东西？”塔佳娜突然问道。

劳儿抬起头，慌乱？我大概要冲到客厅里，让塔佳娜住口。劳儿马上用负疚的语调说：

“噢！再也配不成套的一些盘子，比如。是的，还是希望在郊区的一家商店能找到。”

“若安·倍德福跟我谈起你上个星期去郊外买了一次东西，那么远，那么晚了……真是非同寻常！有这么回事儿吧，劳拉，告诉我？”

“这么短的时间他就跟你说了？”

我从一个窗洞到另一个窗洞，为了看得更清楚或听得更清楚。劳儿的声音里不再有不安。她身体稍稍转向塔佳娜。她要说的话她不感兴趣。她看上去在听，听塔佳娜听不到的某些东西：我顺着墙根走来走去的脚步声。

“事情是自然而然说起来的。我们谈起了你，你的生活，你的秩序，他看上去为此有一丝苦恼。你知道吗？”

“在这方面他从来没说过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劳儿补充说——“依我看我出去的时候他很高兴，”劳儿还补充说，“你听这音乐，还有他们玩台球的声音。他们也把我们忘记了。我们很少接待客人，尤其是这么晚的时候。我喜欢这样，你看。”

“你想要买一些小灌木，是吧？做篱笆用的苗木？”塔佳娜这次过于自然地问道。

“若安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这个地区有时可以种些石榴树。这样我就开始寻找。”

“有千分之一的机会能找到，劳儿。”

“不，”劳儿神情严重地说，“没有任何机会。”

这一谎言并没有让塔佳娜为难，正相反。劳儿·瓦·施泰因在说谎。这一次，塔佳娜谨慎有加，有所预防地变换了一下方式，冒险进入另一个区域，更远的区域。

“在中学时我们是那么要好吗？那张照片上我们俩怎么样？”

劳儿带着遗憾的语调说：

“我又把它弄丢了。”

塔佳娜现在清楚了：劳儿·瓦·施泰因对塔佳娜·卡尔也说谎。谎言来得粗暴，不可理喻，具有某种深不可测的幽晦。劳儿向塔佳娜微笑。看上去塔佳娜在卷起行装，她要放弃了。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非常要好，”劳儿说。

“在中学的时候，”塔佳娜说，“中学，你不记得了吗？”

塔佳娜目不转睛地盯着劳儿：她要将她一劳永逸地抛弃，还是相反要再见到她，满怀激情再见到她？劳儿一直在向她微笑，神情漠然。她是否和我在一起，在窗洞后面？或在其他的地方？

“我不记得了，”她说，“不记得有任何友谊，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

她好像明白了应该加以注意，她好像有些担心将要发生的事情。我看到了，她的眼睛在寻找我的眼睛。塔佳娜还什么也没看见。她说，她也开始说谎了，她试着说：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像你看上去希望的那样经常再见到你。”

劳儿变得恳切起来。

“啊，”她说，“你会看到的，你会看到，塔佳娜，你会习惯我的。”

“我有情人，”塔佳娜说，“我的情人们完全占据了我空余的时间。我愿意这样。”

劳儿坐下来。一种失落的忧郁映在她的目光里。

“这些词，”她低声说，“我原来不知道你会用，塔佳娜。”

她站起来。她踮着脚尖离开了塔佳娜，就好像不要把身边熟睡的孩子吵醒一样。塔佳娜跟着她，面对她自以为使劳儿更加忧伤的局面，她有些懊悔。她们来到窗边，离我很近。

“你觉得我们的朋友雅克·霍德怎么样？”

劳儿向花园方向转过身去。提高了声音，语气呆板、背诵似的说道：

“所有的男人中最好的一个对我来说死去了。我没有看法。”

她们沉默了。我从她们背后看着她们，两人被围在落地窗的窗帘内。塔佳娜喃喃地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问你是否……”

我没有听到塔佳娜这句话余下的内容，因为我正往台阶上走，那里站着劳儿，背朝着花园。劳儿的声音总是清楚、响亮。她要避免窃窃私语，她愿为人所知。

“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在想着他。”

她转过身来，微笑着，几乎不加停顿地说：

“雅克·霍德先生在这儿，您没有在台球房？”

“我从那儿来。”

我走到光线里。对塔佳娜来说一切看上去都自然而然。

“您好像有点儿冷吧，”她对我说。

劳儿让我们进屋。她为我倒了樱桃酒，我喝了。塔佳娜若有所思。她是否觉得被打扰，有那么一点儿被打扰，因为我过来得太早？不，她是因为太专注地想着劳儿。劳儿呢，她将手放在膝盖上，身体向前弓着，以很亲热的姿态对着她。

“爱，”她说，“我记得。”

塔佳娜目视着虚空。

“那个舞会！噢！劳儿，那个舞会！”

劳儿没有改变姿势，眼盯着塔佳娜眼前的同一块虚空。

“怎么？”她问，“你怎么知道？”

塔佳娜有所怀疑。她终于喊了起来。

“可是劳儿，我整整一夜都在那儿，在你身边。”

劳儿没有惊讶，甚至没有努力去回忆，无济于事。

“啊，是你，”她说，“我都忘了。”

塔佳娜她相信吗？她犹豫着，窥伺着劳儿，喘不过气来，出乎意料地得到肯定。而劳儿带着恍若青春岁月已迁徙百年的破碎的好奇问：

“我痛苦了吗？告诉我，塔佳娜，我从来也不知道。”

塔佳娜说：

“没有。”

她长时间地摇头。

“没有。我是你惟一的证人。我可以说：没有。你向他们微笑。你没有痛苦。”

劳儿将她的手指插入脸颊深处。两个人沉浸在那次舞会中，把我忘记了。

“我想起来了，”她说，“我大概微笑过。”

我在房间里围着她们转。她们沉默下来。

我出去了。我要找在台球房的皮埃尔·柏涅。

“她们在等我们。”

“我找您来着。”

“我在花园里。现在过来吧。”

“有把握吗？”

“我觉得她们谈话时有没有我们在场她们无所谓。也许她们还更喜欢这样。”

我们走进了客厅。她们还在沉默。

“您不去叫若安·倍德福？”

劳儿站起来，走进门厅，关上一扇门——小提琴的声音顿时减弱。

“他愿意今晚离我们远一些。”

她为我们倒上樱桃酒，自己也喝了一口。皮埃尔·柏涅一口气喝干，沉默使他害怕，他难以忍受。

“如果塔佳娜想走，”他说，“我随时听从她的吩咐。”

“噢！不要，”劳儿请求着。

我站着，在房间里徘徊，眼睛看着她。事情应该是明显的。但塔佳娜完全陷入到T滨城的舞会之中去了。她没有要走的愿望，她没有回答她丈夫的话。那个舞会也是塔佳娜的舞会。她又看，她在她的周围看不到任何人存在。

“若安越来越喜欢音乐了，”劳儿说，“有时他一直拉到早晨。这越来越常见。”

“是一个大家都在谈的人物，大家谈他的音乐会，”皮埃尔·柏涅说，“很少在晚餐、晚会上他不是个话题。”

“差不多是这样，”我说。

劳儿说话是为了把他们留下来，把我留下来，寻找着如何让我更便于行事。塔佳娜没有听。

“您，塔佳娜，您谈过他，”皮埃尔·柏涅说，“因为他娶了劳儿。”

劳儿坐在椅子边上，如果有人发出离开的信号，她随时准备起身。她说：

“若安是在有趣的情形下结的婚。大概也是为这个人们才谈他，他们记得我们结婚的事。”

这时候，我向塔佳娜问道：

“麦克·理查逊那时是怎么样的？”

她们没有吃惊，她们永无穷尽地互相看着，永无穷尽，共同确定着那不可能性，不可能讲述、描述那些时刻、那一夜，而那一夜只有她们才了解其真正的浓厚，她们看到了它的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滴落，一直到最后的时辰，直待爱情换了手，换了名字，换了错误。

“他从来没有回来过，从来没有，”塔佳娜说，“那是怎样的一夜！”

“回来？”

“他在T滨城什么都没有了。他的父母去世了。他也卖掉了自己的财产，一直没有回来。”

“我知道，”劳儿说。

她们自顾自地说着。小提琴在继续演奏。大概若安·倍德福也是为了今晚不和我们在一起才去拉小提琴的。

“他也许死了？”

“也许。你那时爱他如命。”

劳儿轻轻地撇嘴，表示疑惑。

“警察，他们为什么要来？”

塔佳娜看着我们，有点儿出乎意料，惊慌失措：这，她是不知道的。

“不，你母亲说起过但他们没有来。”

她思考。这时，幽暗回来了。但它只回到舞会，还没有到其他任何地方。

“可是我觉得是这样。他应该离开的？”

“什么时候？”

“早晨？”

劳儿是在沙塔拉度过的整个青年时期，在这里，她父亲原籍德国，是大学里的历史老师，她母亲是沙塔拉人，劳儿有一个大她九岁的哥哥，他在巴黎生活，她从来不谈这惟一的一个亲属，劳儿是在学校放暑假时遇到T滨城的男人的，某个上午，在网球场，他二十五岁，是附近大地产主的独生子，无业，有教养，出色，非常出色。性情阴郁，劳儿一看见麦克·理查逊就爱上了他。

“既然他变了，他就该离开。”

“那女人，”塔佳娜说，“她是安娜-玛丽·斯特雷特，一个法国女人，法国驻加尔各答领事的妻子。”

“她死了？”

“不。她老了。”

“你怎么知道？”

“我夏天有时看到她，她来T滨城待几天。结束了。她从来没有离开她的丈夫。他们之间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几个月。”

“几个月，”劳儿重复着。

塔佳娜抓起她的手，放低了声音。

“听着，劳儿，听我说。你为什么要说假话。你是故意这样做吗？”

“在我周围，”劳儿又开始说，“人们在原因上弄错了。”

“回答我。”

“我说谎了。”

我问：

“什么时候？”

“任何时候。”

“在你喊叫的时候？”

劳儿没有企图后退，她把自己交给了塔佳娜。我们没有动，一个动作也没做，她们忘记了我们。

“不，不是那个时候。”

“你当时愿意他们留下来？”

“也就是说？”劳儿说。

“您当时想做什么？”

劳儿沉默了。没有人坚持。然后她回答我。

“看他们。”

我走到台阶上。我等她。自从第一刻起，当她们在大阳台前拥抱的时候，我就在等劳儿·瓦·施泰因。她要这样。今天晚上，将我们留下来，她是在玩火，以这一等待为戏，将之不停地向后推移，好像她还在T滨城等待要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弄错了。我们这是和她去什么地方？人们可以不停地弄错但这次不，我停下来：她要看到明日的黑暗，和我一起到来，向我们前行，将我们吞没，那将是T滨城之夜的黑暗。她就是T滨城之夜。过一会儿，当我亲她的嘴的时候，门户将打开，我将进去。皮埃尔·柏涅在听，他不再说走了，他的窘迫消失了。

“他比她年轻，”塔佳娜说，“但夜尽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年龄一般大。我们都有了很大的、数不过来的年龄。你是最老的。”

每次她们中有一个说话，一道闸门就打开了。我知道最后一道闸门永远也不会到来。

“你注意到了吗，塔佳娜，跳舞的时候他们说了什么，最后？”

“我注意到了但我没听到。”

“我听到了：也许她要死去。”

“不。你一直待在那儿，待在我身边，绿色植物后面，舞厅深处，你不可能听到。”

劳儿醒过来。现在，她忽然变得无动于衷，漫不经心。

“这么说，抚摸我手的那个女人，原来是你，塔佳娜。”

“是我。”

“啊！没有人，没有人想到这个！”

我进来了。她们两个人都想起来我一句话也没有漏听。

“天开始亮的时候他用眼睛找你但没有找到。你知道吗？”

劳儿什么也不知道。

对劳儿的接近是不存在的。人们无法接近她或远离她。应该等待她过来找你，等待她要。她要，这我明白，她要的是她在此时此刻布置好的某个空间被我遇到，被我看见。哪个空间？它是否住满T滨城的鬼魂，还有塔佳娜这惟一的幸存者，是否布满虚幌的陷阱，还有二十个以劳儿为名的女人？它是别样的吗？过一会儿就将发生由劳儿操纵的我向劳儿的自我介绍。她将怎样将我带到她身边？

“十年以来我相信只剩下三个人，他们和我。”

我又问：

“您想要什么？”

带着不折不扣的同样的犹豫、同样的沉默间歇，她回答：

“看他们。”

我看到了一切。我看到了爱本身。劳儿的眼睛被光亮刺透：周围，一个黑圈。我同时看到了光亮和包围它的黑圈。她向我走来，一直是同样的脚步。她既不能走得更快也不能放慢脚步。她动作中的任何一点改变在我看来都是一场灾难，是我们的故事的最后失败：没有人会去赴约。

可是我对自己无知到这一程度而她又催促我知道的是什么呢？那一时刻在她身边的将是谁呢？

她走过来。继续走过来，甚至当着别人的面。没有人看见她往前走。

她又说起麦克·理查逊，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试图离开舞会，他们走错了，朝着想象中的门走去。

当她说话的时候，当她有所动作、看着或者漫不经心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目睹了一种说谎的个人方式，决定性方式，一片广阔的但是有着铜墙铁壁般边界的领域，谎言的领域。为了我们，这个女人就T滨城、沙塔拉、那个夜晚说谎，为了我、为了我们，她过一会儿将就我们的相遇说谎，我预感到了，她也就她自己说谎，为了我们她说谎是因为她和我们处在相离相异的状态，这一离异是她一个人宣读的——但在无语中宣读——在一个离她而去而她又不知自己做过的如此强烈的梦中。

我如饥似渴地想饮啜劳儿·瓦·施泰因口中流出的混浊无味的言语之乳，成为她谎称之物的一部分。无论是她掠我而去，历险从此变得不同，还是她将我同其余之物一起捣碎，我都将卑躬屈膝，但愿同其余之物一起被捣碎，变得卑躬屈膝。

一段久久的沉默降临。我们对自己所保持的不断增强的注意力是沉默的原因。没有人意识到，还没有人，没有人？我肯定吗？

劳儿走向台阶，缓慢地走，同样折回。

看着她，我想这对我也许就足够了，看着她，任事情这样进行，没有必要在动作、在我们将要说的话上更往前行。我的手成了陷阱，在陷阱中将她固定，将她留住，不让她总是来来往往于时间的尽头。

“太晚了，皮埃尔起得又太早，”塔佳娜终于说。

她以为劳儿出门是要请他们离开。

“噢，不，”劳儿说，“我去关若安书房的门时他都没有注意到，不，求你了塔佳娜。”

“你替我们向他致歉，”塔佳娜说，“没有关系。”

坏了，我没有留心事情的进程，我看着劳儿：塔佳娜的目光现在是严峻的。事情没有按照她希望的方式发展。她刚刚发现：劳儿没有说出一切。在房间里，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是否有一种潜流，有一种她比任何其他人更生担心的毒药的味道，有一种在她面前形成而她又被排除在外的默契存在？

“这房里发生着某些事情，劳儿，”她边说边努力试图微笑，“或许只是个印象？你是否在等让你担心的某个人，在夜间的这个时辰？你为什么要这样留我们？”

“某个只为您一个人而来的人，”皮埃尔·柏涅说。他笑。

“噢，我不这么认为，”劳儿说。

她这种嘲笑的方式塔佳娜不再喜欢。不。我也弄错了。塔佳娜什么都不知道。

“实际上，如果你们想回去，你们可以这样做。我本想我们今晚一起再多待会儿。”

“你向我们藏着什么东西，劳拉，”塔佳娜说。

“即便劳儿说出这个秘密，”皮埃尔·柏涅说，“它也许也不是劳儿以为的那一个，她言不由衷，这秘密有所不同，它与……”

我听见说：

“够了！”

塔佳娜保持着平静，我又弄错了。塔佳娜说：

“太晚了，让人犯迷糊。原谅他。给我们说点儿什么，劳儿。”

劳儿·瓦·施泰因看上去在休息，有点儿厌倦了太容易到来的一场胜利。我以明确的方式知道的，是这一胜利的关键所在：光亮的退却。在我们之外的其他人看来，这时候她的眼睛是过于快乐的。

她没有面对任何人，说：

“这是幸福。”

她脸红了。她笑了。这词让她觉得好笑。

“不过，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她补充道。

“你不能说为什么吗？”塔佳娜问。

“说不清楚，没有必要。”

塔佳娜跺脚。

“不管怎样，”塔佳娜说，“一句话，劳儿，关于这种幸福。”

“这几天我遇到了一个人，”劳儿说，“幸福来自这一相遇。”

塔佳娜站起身。皮埃尔·柏涅也站起身。他们走近劳儿。

“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塔佳娜说。

她刚刚与惊骇擦肩而过，我不知是哪种惊骇，她有了一个病愈者的微笑。她几乎在喊。

“你可要注意喽，劳儿，噢！劳拉。”

劳儿也起身了。在她面前，在塔佳娜身后，是雅克·霍德，我。他想自己刚才弄错了。劳儿·瓦·施泰因寻找的不是他。涉及到的是另一个人。劳儿说：

“我青年时期的故事对我没什么妨碍。即使事情重新开始，对我一点也没有妨碍。”

“注意喽，注意，劳儿。”

塔佳娜向雅克·霍德转过身来。

“一起走？”

雅克·霍德说：

“不。”

塔佳娜看着他们俩，一个挨一个地看。

“噢，是这样，”塔佳娜说，“您要与劳儿·瓦·施泰因的幸福相伴了？”

…………………… ……………………

她送走柏涅夫妇回来。她缓缓地到达，背靠在落地窗上。她低着头，身后的手紧紧抓住窗帘，待在那儿。我要倒了。某种虚弱从我体内升起，某个层面被越过，血被淹没，心像淤泥一样，柔腻，生垢，要睡去。谁代替我给她遇到了？

“那么，那场相遇？”

女人弓着背，瘦瘦的，穿着她的黑衣裙。她抬起手，叫我。

“噢！雅克·霍德，我确信您猜到了。”

她剧烈呼救。马戏。

“还是说出来，说吧。”

“什么？”

“那人是谁。”

“是您，您，雅克·霍德。我七天前遇到您，先是一个人，然后有一个女人相伴。我跟你们一直跟到森林旅馆。”

我害怕了。我想回到塔佳娜那边，在街上。

“为什么？”

她的手放开了窗帘，直起身，过来了。

“我选择了您。”

她过来，看着，我们还从来没有接近过。她的皮肤是赤裸透明的一种白色。她亲我的嘴。我什么也没给她。我太害怕了，我还不能够。她觉得这种不能够是预料中的。我在T滨城之夜里。完了。在那里，人们什么都不给劳儿·瓦·施泰因。她来拿。我又想逃之夭夭。

“您要什么？”

她不知道。

“我要，”她说。

她不言语了，看着我的嘴。然后就这样，我们四目相对。专制，不可抗拒，她要。

“为什么？”

她做了个手势：不，她说我的名字。

“雅克·霍德。”

贞洁的劳儿说出了这个名字！谁会注意到以名指人的不可靠性，除了她，劳儿·瓦·施泰因，所谓的劳儿·瓦·施泰因？迅如闪电的发现，来自那个被其他人遗弃，不被他们所识，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人，沙塔拉所有男人共有的虚幻既定义着我自己也定义着我血液的流淌。她采摘了我，把我在巢中擒获。我的名字头一次说出来没有指称。

“劳拉·瓦莱里·施泰因。”

“是的。”

透过她被烧毁的存在，被破坏的天性，她以微笑迎接我。她的选择不带任何偏好。我是她决定跟踪的沙塔拉男人。我们现在拴在了一起。我们的荒芜在扩大。我们重复着我们的名字。

我再次接近这个身体。我要触摸它。首先用我的手然后用我的唇。

我变得笨手笨脚起来。在我的手放到劳儿的身体上那一刻，一个陌生死者的回忆来到我的脑际：他将为永恒的麦克·理查逊、T滨城的男人尽责，与他相混，彼此不分地搅在一起合二为一，不再能认出谁是谁，在前、在后还是在过程中，将在一起失去踪迹，失去名字，将这样一起死去，因为忘记了死亡，一块一块地忘记，从一个时间到另一个时间，从一个名字到另一个名字。道路打开了。她的嘴向我的嘴张开。她放在我臂上的张开的手预示着一个多形状的、惟一的未来，这手光彩夺目，联结着弯曲、折曲的指骨，似羽毛一样轻飘，在我眼里似鲜艳的花朵。

她身材修长、优美、挺拔，因遵循着某种持续的内敛以及童年形成的某种立姿而变得僵直，长大了的寄宿女生的身材。但在她的脸上以及手指的姿态上显示的，则是完完全全的柔顺谦恭，尤其是当她的手指在触摸一个东西或我的手的时候。

“您的眼睛有时那样明亮，您的头发又是那样金黄。”

劳儿的头发上有她手上的那种花粒。她神采飞扬，说我没有弄错。

“是这样。”

她的眼睛在低垂的眼睑下熠熠生辉。应该习惯这些蓝色小行星周围的空气稀薄，她那目光就沉落、悬挂在上面，怅然若失。

“您从一家电影院出来。那是上个星期四。那天天气很热，您想起来了吗？您把外衣拿在手上。”

我听着。在语词之间小提琴声不断浸进来，在某些音群中激昂不已，又趋和缓。

“您甚至都没有想过，您当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您从那个黑色过道、从那家电影院出来，您一个人去看电影是为了打发时间。那一天，您有时间。一到大街上，您就看您周围走过的女人。”

“不是这样的！”

“啊！也许，”劳儿嚷道。

她的声音又重新放低了，大概就像她青年时期一样，但还保持着细微的缓慢。她自己投到我的怀中，眼睛闭着，等待着应该到来的另外的东西到来，而她的身体已经在叙说着即将到来的庆典了。这就是，她低声说：

“后来，来到汽车站那个广场的女人，她是塔佳娜·卡尔。”

我没有回答她。

“是她。您是一个迟早要向她走去的男人。我知道。”

她的眼睑带着细小的汗珠重新阖上了。我吻着闭上的眼睛，一动不动地隐藏的眼睛就在我的唇下。我放开她。我离开她，我来到客厅的另一头。她待在她所在的地方。我打听情况。

“不是因为我长得像麦克·理查逊吧？”

“不，不是这个，”劳儿说，“您不像他。不——”她拖长着词句——“我不知道是什么。”

小提琴声停下来。我们沉默了。琴声重新响起。

“您的房间亮着灯，我看到了塔佳娜在灯光下走。她赤身裸体披着她的黑发。”

她没有动，眼睛看着花园，她在等待。她刚刚说塔佳娜赤身裸体披着她的黑发。这句话还是她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我听到：“赤身裸体披着她的黑发，赤身裸体，赤身裸体，黑发。”最后两个词尤其带着一种均等、奇异的密度在回响。塔佳娜确实像劳儿刚刚描述的那样，赤身裸体披着她的黑发。她就是这样在封闭的房间里，为了她的情人。句子的密度突然增大，空气在它的周围劈啪作响，句子爆炸了，它炸裂了意义。我听到它带着震耳欲聋的力量，我不理解它，我甚至都不再理解它没有任何意义。

劳儿一直在我的远处，原地不动，一直面朝花园，眼睛都不眨一下。

已经赤身裸体的塔佳娜的赤裸被过度曝光放大，被它变本加厉地剥夺微乎其微的可能的意义。虚无是雕塑。底座在那里：句子。虚无就是塔佳娜赤身裸体披着她的黑发，这个事实。它在变形、挥霍，事实不再包含事实，塔佳娜走出她自己，通过打开的窗户蔓延，在城市里，大路上，污泥，液体，赤裸的潮汐。它来了，塔佳娜·卡尔赤身裸体披着她的黑发，突然，来到劳儿·瓦·施泰因和我之间。那句话刚刚死去，我再听不到什么，一片沉寂，它死在劳儿的脚下，塔佳娜在它的位置上。像盲人一样，我触摸，我辨识不出任何我已经触摸过的东西。劳儿期待我的，不是在她的目光中认出某种调和，而是我不再害怕塔佳娜。我不再害怕。现在，我们是两个人，看着塔佳娜赤身裸体披着她的黑发。我盲目地说：

“美妙可人的婊子，塔佳娜。”

头动了动。劳儿有一种我还不了解的口音，哀怨且尖利。离开了森林的野兽在睡，它梦见出生的赤道，一阵战栗之中，它的太阳之梦在哭泣。

“最好的，所有的婊子中最好的是吧？”

我说：

“最好的。”

我走向劳儿·瓦·施泰因。我拥抱她，我舔她，我嗅她，我吻她的牙。她没动。她变得美丽了。她说：

“真是非同寻常的巧合。”

我没有回答。我又把她丢在那儿，离开她，她一个人在客厅中央。她看上去没有觉察到我离开了。我又说：

“我要离开塔佳娜·卡尔。”

她任凭自己滑落到地上，沉默无语，她做出一个无限恳求的姿势。

“我恳求您，我祈求您：不要这样做。”

我向她冲过去，扶起她。别人可能会弄错。她脸上没有现出一丝痛苦，而是表达着信任。

“什么？”

“我恳求您。”

“说为什么？”

她说：

“我不愿意。”

我们被封闭在什么地方。所有回音都死寂了。我开始看得清楚，一点一点，非常非常少。我看到一些墙，平滑，没有任何可以抓握之处，刚才它们没在那儿，现在刚刚围绕着我们升起来。好像有人向我表示愿意搭救我，我不理解。我的无知本身也被封闭了。劳儿站在我前面，她又恳求我，我突然对翻译她感到厌倦。

“我不会离开塔佳娜·卡尔。”

“对。您应该再见她。”

“星期二。”

小提琴不响了。它退出了，留在它后面的是最近回忆中迸发的火山口。我被劳儿以外的其他人所惊吓。

“您呢？您？什么时候？”

她说星期三，地点，时间。

我没有回我自己的家。城里什么都没开。这样我就来到了柏涅夫妇的别墅前，然后我顺着园丁出入的门进去。塔佳娜的窗户是亮着灯的。我敲窗玻璃。她有习惯。她很快穿好衣服。早晨三点钟了。她蹑手蹑脚，尽管我确信皮埃尔·柏涅心知肚明。但她坚持这样做就好像事情仍旧是个秘密。在沙塔拉，她以为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个忠实的女人。她在意这一名声。

“可是，星期二呢？”她问。

“星期二照常。”

我把车停在了远离栅栏门的地方。我们去森林旅馆，顺着别墅开的时候，车灯全关掉了。在车里，塔佳娜问：

“我们走后劳儿怎么样？”

“中规中矩。”

…………………… ……………………

星期二，预定时间，已经是日落时分了，当我在等待塔佳娜·卡尔的森林旅馆房间里向窗前走去的时候，我相信在山脚与旅馆中间的地方看到了一个灰色形体、一个女人，黑麦秆间那灰黄色的头发瞒不过我，这时尽管我对一切都有所准备，我还是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激动，我无法立即说出它的真正性质，它处在怀疑与惊骇、恐慌与喜悦之间，诱使我要喊“当心”，要求救，要一劳永逸地拒绝或一劳永逸地爱上全部的劳儿·瓦·施泰因。我抑制住了一声叫喊，我希望上帝的帮助，我跑着出门，我又原路走回，我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过于孤独地面对着爱或不再爱，备受煎熬，因我的生命对这一事件可怜地缺乏认识而备受煎熬。

其后，激动的心情有点儿平静下来，缩成了一团，我可以包容它了。这一时间与我发现她也大概在看我的时间吻合。

我在说谎。我一直在窗前没有动，甚至可以以眼泪为证。

…………………… ……………………

突然，那一块黄色不再与先前一样，它动了动，然后固定下来。我认为她大概意识到我发现了她的存在。

我们就这样互相看过了，我相信这一点。多长时间？

我转过头来，竭尽全力，看她所不在的麦田右边。从这一边，穿着黑色套装的塔佳娜到达了。她付了出租车钱，开始缓慢地在桤木间走过。

她没有敲门就打开了房间的门，轻轻地。我让她和我一起到窗前来，待一会儿。塔佳娜过来了。我将山丘和黑麦田指给她看。我站在她身后。这样，塔佳娜，被我展示给她看了。

“我们从来不看景色。旅馆的这一侧还是相当美的。”

塔佳娜什么也没看到，她回到了房间里头。

“不，这景色是凄凉的。”

她叫我。

“没什么可看的，来吧。”

没必要对她有任何接近的表示，雅克·霍德就和塔佳娜·卡尔到了一起。

雅克·霍德狠狠地占有了塔佳娜·卡尔。她没有做出任何反抗，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拒绝，为这样的占有而惊叹。

他们的快感是巨大的，共享的。

这一绝对遗忘劳儿的一刻，这一刻，这一闪电释发的瞬间，劳儿在她窥伺的一成不变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希望会感受到，劳儿要它这样发生。它发生了。

缠在她身上的雅克·霍德不能与塔佳娜·卡尔分开。他对她说话。塔佳娜·卡尔对雅克·霍德向她说的话的所指目标没有把握。毫无疑问，她不相信这些话是说给她的，也不因此就是说给另外一个今天不在的女人的，但它们表达着他内心的需要。为什么是这一次而不是另外一次？塔佳娜在他们的故事中寻找，为什么。

“塔佳娜你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塔佳娜。”

她的情人这天的疯话，塔佳娜首先是带着她所喜爱的快意听着，那是躺在一个男人怀里做一个所指不明的女人的快意。

“塔佳娜我爱你，我爱你塔佳娜。”

塔佳娜接受着，安慰着，带着母性的温柔：

“是的。我在这儿。在你身边。”

首先是在快意中听着，乐于见到别人在她身边是多么无拘无束，然后，突然，她呆住了，面对着这些话的不良指向。

“塔佳娜，我的姊妹，塔佳娜。”

听到这儿，听到她如果不是塔佳娜他会说出的话来，啊！甜言蜜语。

“还能再为你做什么，塔佳娜？”

我们三个在那儿大概有一个小时了，其间她看到我们轮流地在窗户的框架内出现，在这面什么都不映照的镜子面前她有滋有味地品尝着她所希望的对她的排除。

“也许在不知不觉之间……”塔佳娜说，“你和我……”

终于到了晚上。

雅克·霍德又重新开始越来越吃力地占有塔佳娜·卡尔。有一个时刻，他不间断地向另外一个看不见也听不到的女人说话，在这样的亲密无间中，他看上去奇怪地存在着。

再往后，雅克·霍德再也无法再占有塔佳娜·卡尔的时刻来临了。

塔佳娜·卡尔以为他睡着了。她让他这样歇着，蜷在他身上，而他远在千里之外，不在任何地方，在田野里，她等待他再一次抓住她。但是，徒劳无益。在她以为他睡着了的时候，她对他说：

“这些话，你不该说，这些话，很危险。”

塔佳娜·卡尔后悔了。她不是他本来可以去爱的那个女人。可是她难道本来不是可以和另一个女人一样，成为他的所爱吗？一开始就说好了她只是沙塔拉的女人，其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她并不认为麦克·理查逊闪电般的移情别恋对这一决定起过什么作用。可是突然之间多可惜呀，这些情话，烟消云散了？

塔佳娜说，这个晚上，是T滨城舞会后第一次，她找到了，在嘴中品尝到了共享的滋味，内心的甜蜜。

我又回到窗前，她一直在那儿，在田野里，单独一个人在麦田里，以一种她无法在任何人面前证实的方式。我从她那儿知道了这一点，也同时知道了我的爱，握在儿童手中不可侵犯的、硕大无比的自足。

他又回到床上，靠着塔佳娜·卡尔躺下。他们在清爽的夜色中拥抱在一起。打开的窗子飘进麦香。他告诉了塔佳娜。

“黑麦的味道？”

她闻到了。她对他说天色已晚她该回去了。她跟他约到三天以后，担心他会拒绝。他反倒接受了，甚至都没有查看一下那天他是否有空。

在门口，她问他是否可以给她讲讲他现在的状况。

“我要再见到你，”他说，“一次一次地再见到你。”

“哎！你不该这样说，你不该。”

她走了以后，我关掉了房间的灯，以便劳儿能离开麦田，回到城里，不用担心碰到我。

…………………… ……………………

第二天我借故在下午离开医院一个小时。我找她。我又经过那家电影院门前，她是在那里发现我的。我来到她家门前：客厅的门开着，若安·倍德福的汽车不在那儿，这是个星期四，我听到了小女孩的一声笑，它来自草坪而台球房就是朝向草坪的，然后又听到两声交织在一起的笑，她只有女儿，三个。一个女仆下台阶往外走，年轻且相当漂亮，系着白围裙，她走在一条通向草坪的小径上，注意到我停在街上，向我微笑，消失了。我走了。我要避免朝森林旅馆的方向走，可我还是去那儿了，我停下车，我远远地绕旅馆走了一周，我又去黑麦田转了一圈，麦田里空荡荡的，她只有在我们、塔佳娜和我在的时候才来。我又动身了。我轻缓地在主干街道上开着车，我灵机一动想到她也许在塔佳娜住的那片街区。她在那儿。她在靠近她家房子的那条林阴道上，距那座房子有二百米远。我停下车，步行跟踪她。她一直走到大道的尽头。她走得相当快，她走路的姿势从容、优美。她看上去比我前两次见她时更高了。她穿着灰披风，戴着无檐黑帽。她向右转，朝着她家的方向走去，她消失不见了。我回到车上，疲劳不堪。这么说，她还继续着她此前的散步，而我，如果我无法做到等到约会的时候才见她，也可以在她散步时遇到她。她走得相当快，她放慢脚步，有时甚至停下来，然后重新上路。她比在她家时更高、更修长。那件灰披风我认出来了，那顶无檐黑帽我还没见过，她在黑麦田时没戴着它。我永远不会去跟她打招呼。我也不。我不会去跟她说：“我无法一直等到那一天，那个时辰。”明天。星期天，她出门吗？星期天到了。这一天无边无际、美妙亮丽。我不在医院值班。我与她有一天之隔。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寻找她，开车、徒步。她哪儿都不在。她的房子一直那样，门户敞开着。若安·倍德福的汽车一直不在那儿，没有小姑娘的笑声。五点钟我要去柏涅夫妇家喝茶。塔佳娜提醒我劳儿后天星期一的邀请。愚蠢的邀请。就好像她要和别人一样，塔佳娜说，规规矩矩地生活。晚上，今天这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又回到了她家门前。门户敞开的房子。若安·倍德福的小提琴声。她在那儿，她在客厅里，坐着。头发披散着。她的周围三个小女孩在走动，不知在忙些什么。她没有动，神情茫然，她没有和孩子们说话，孩子们也没有跟她说话。我待了有一阵时间，小女孩们一个一个地亲她，离开了。二楼的窗子亮灯了。她待在客厅里，姿势没变。突然，她自己冲自己笑了。我没叫她。她站起身，关灯，消失。是第二天了。

是青镇火车站附近的一家茶馆。从沙塔拉到青镇坐客车不到一个小时的路，是她定的地点，这家茶馆。

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那儿了。人还不多，时间还早。我立刻看到了她，一个人，周围桌子空无一人。从茶馆的深处，她向我微笑，一种客套、习惯性的微笑，与我所了解的有所不同。

她几乎是彬彬有礼、亲切可人地迎接我的到来。但当她抬起眼睛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种野蛮的、疯狂的喜悦，她全部的生命大概都为之兴奋不已的喜悦：在那儿面对着他的喜悦，面对着与他有关的一个秘密的喜悦，这秘密她永远也不会揭示给他，他知道这一点。

“我找您，我在街上四处走。”

“我散步，”她说，“我忘了跟您说吗？每天长时间散步。”

“您跟塔佳娜说了。”

再一次地，我认为我能够就此打住，停在那儿，只是看着她。

一看她我就崩溃了。她并不要求任何言语，她可以忍受无限沉默。我想做什么，说什么，发出长长的吼叫，它由熔入、回流到同一个岩浆的所有词语组成，劳儿·瓦·施泰因听得懂这一吼叫。我沉默着。我说：

“我从来没有这样等待过这什么都不会发生的一天。”

“我们走向某些东西。即使什么都不发生我们也是朝着某个目标前进。”

“哪一个！”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些关于生活的静止不变的东西。所以一旦这静止被打破，我就知道。”

她又穿上了第一次去塔佳娜·卡尔家时穿的同一件白色连衣裙。可以通过解开搭扣的灰色披风看到它。因为我在看连衣裙，她索性把灰披风脱掉。她向我显露出她赤裸的双臂。夏日映在她清新的双臂上。

她往前倾着身，低声说：

“塔佳娜。”

我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提出的问题。

“我们星期二见过。”

她知道。她变得美丽，是四天前的深夜我从她那里夺来的那种美丽。

她一口气问下去：

“怎么样？”

我没有马上回答。她以为我理解错了她的问题。她继续问：

“塔佳娜当时怎么样？”

如果她没有谈起塔佳娜·卡尔，我也会谈起的。她焦虑不安。她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的问题会引起什么后果。我们两个人都面对着她的问题，她的坦白。

我接受了这个。星期二我已经接受了。甚至大概在我和她相遇的最初时刻就接受了。

“塔佳娜美妙可人。”

“您不能没有她，是吧？”

我看到一个梦境几乎抵达。肌肤撕裂，流血，醒觉。她试图听到内心的嘈杂，她没有做到，她被她欲望的结果、即便是未完成的结果淹没。她的眼皮因强烈的光线作用而跳动。这一时刻非常漫长的终结在持续的时候，我停止去看她。

我回答：

“我不能没有她。”

然后，不由自主地，我又看了她。她的眼中溢满了泪水。她抑制住一种非常大的痛苦，她没有在这痛苦中沉沦下去，相反她竭尽全力地将它保持在接近它的最高表达即幸福的表达上。我没有在她的生命的这一无定状态中给予她帮助。这一时刻结束了。劳儿的泪被咽下去了，回到她体内所存的泪河之中。这一时刻没有滑动，既没有滑向胜利也没有滑向失败，也没有染上什么色彩，惟有快感、惯于否定的快感流逝过去。

她说：

“您将看到，过一些时候，塔佳娜和您之间将更好。”

我朝她微笑，依旧是在既无知又通晓的状态下，面对着只有她自己能指称却也并不了解的未来。

我们两个都一无所知。我说：

“我愿意。”

她的脸变得苍白。

“可是我们，”她说，“我们会对此怎么办呢？”

我理解，这一判决，该由我替她宣读。我可以把自己放到她的位置上却是在她所不愿的那一边。

“我也愿意，”她说。

她降低了声音。在她的眼睑上，有我自那一夜以来尝到过滋味的汗珠。

“可是塔佳娜·卡尔在那儿，是您生命的惟一。”

我重复道：

“我生命的惟一。当我谈起她时我就是这么说的。”

“应该这样，”她说——她补充道，“我已经，那样爱您了。”

这个词穿过空间，寻觅并停落。她把这个词放到了我身上。

她爱，爱那个该爱塔佳娜的人。没有人。我身上没有人爱塔佳娜。我是她以惊人的执着正在构建的一个前景的一部分，我不会去抗争。塔佳娜，渐渐地，穿入，破门而进。

“来吧，我们走一走。我给您说些事情。”

我们走到了林阴道上，车站后面没有多少人。我挽起了她的胳膊。

“塔佳娜在我到达后稍迟来到房间。有时她故意这样做，试图让我以为她不来了。我知道。但昨天我疯狂地想和塔佳娜在一起。”

我在等待。她没有提出问题。怎么知道她了解呢？怎么知道她确信我在黑麦中发现了她呢？是因为这一点：她不提问题？我继续说：

“她到的时候，带着那种值得称赞的神情，您知道，她的那种愧疚与装羞的神情，但我们知道，您和我，我们知道塔佳娜在那后面隐藏的是什么。”

“小塔佳娜。”

“是的。”

他向劳儿·瓦·施泰因讲述：

塔佳娜脱掉衣服，雅克·霍德看着她，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不是他的所爱的女人。每当一件衣服脱落，他总是更进一步地认出其存在与否与他无关的这一欲壑难填的身体。他已经勘察过这一身体，他比塔佳娜本人更了解它。不过，他还是长时间地看着她身上白色的林中空地，这种白色，在她身体各个部位的边缘产生细微的色调变化，或是动脉的纯青色，或是日晒的茶褐色。他看着她，一直看到每个部位、所有部位甚至全部身体都变得面目皆非。

可是塔佳娜说着话。

“可是塔佳娜说了什么，”劳儿低声说。

要是能让她中意，需要编造上帝我也会编造出来。

“她说了您的名字。”

我没有编造。

他将塔佳娜·卡尔的脸埋在被单里，这样他手中就控制着无头的身体，任其摆布。他使它转过来，把它放平，随心所欲地摆弄，分开四肢或把它们再并拢一处，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它不可逆转的美，进去，不动，等待着在遗忘中如胶似漆，遗忘来了。

“塔佳娜真是懂得如何任人摆布，多美妙啊！肯定是非同一般的。”

这次约会，塔佳娜和他，他们从中获得了很多的快乐，比以往更甚。

“她没再说什么？”

“她在盖着她的被单下讲劳儿·瓦·施泰因。”

塔佳娜讲了市立娱乐场舞会的很多细节，并且常常回到同样的细节，据说在这次舞会上劳儿失去了理智。她又长时间地描述了穿着一身黑衣的纤瘦女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以及她和麦克·理查逊这新成的一对情侣。她也讲述了他们如何有力量再把舞跳下去，如何让人惊讶莫名地看到这一习惯在这样的一夜风暴中能够被他们保持下去，而这一夜的风暴看上去驱散了他们所有的习惯，甚至——塔佳娜说——爱的习惯。

“您想象不出的，”劳儿说。

应该重新让被单下的塔佳娜沉默。可是随后，又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了。分手的时候她问雅克·霍德他是否又见到了劳儿。尽管他们两个在这个问题上什么也没有约定，他还是决定向塔佳娜说谎。

劳儿停下来。

“塔佳娜不会理解的，”她说。

我俯下身，我闻到她的脸。她有一种幼儿的肤香，爽身粉一样的香味。

“与我们的习惯相反，我让她第一个离开。我关了房间的灯。我在黑暗中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她的答话有所偏离——瞬息之间正可以说起其他——她神情黯然地说：

“塔佳娜总是那么急匆匆的。”

我回答：

“是的。”

她目视着林阴道，说：

“塔佳娜和您之间在那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我无法知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您给我讲的时候，涉及到的是另一回事。”

她重新走起来，低声问：

“被单下藏着头的塔佳娜，那不是我，对吧？”

我抱住她，我大概把她弄疼了，她轻叫一声，我放开了她。

“那是为了您。”

我们贴着墙走，躲着。她在我的怀中呼吸。我看不到她那么温柔的脸，看不到她白皙的轮廓，也看不到她几乎总是惊愕的眼睛，几乎总是惊愕、寻觅的眼睛。

就这样想到了她会离我而去，这想法对我来说变得难以忍受。我对她说了这一刚出现在脑中的折磨我的想法。她，她没有任何同样的感受，她感到吃惊。她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离开呢？”

我表示了歉意。但恐慌在那里，我无能为力。我意识到她不在、她昨天不在，我任何时候都想她，已经想她了。

她和她丈夫说了。她对他说她认为在她和他之间事情结束了。他没有相信她。她从前不是也对他说过类似的事情吗？不，她从没有这样做过。

我问：她还一直回去吗？

我说得很自然，但是，她没有误解我突然的声音变化。她说：

“劳儿一直回去，只是不和若安·倍德福一起回。”

她离题万里地谈到了她心中的一个恐惧：在她的周围，人们，尤其是她丈夫，认为她有朝一日旧病复发不是没有可能。正是为此她才没有如己所愿地与她丈夫谈得更清楚。我没有问她的这一恐惧目前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她没有说。想必她十年以来也从没谈起过这一威胁。

“若安·倍德福以为是将我从绝望中拯救出来，我从来没有揭穿他，我从来没有跟他说实际上是另外一回事。”

“是什么？”

“那个女人一进门，我就不再爱我的未婚夫了。”

我们坐在长椅上。劳儿错过了她打算乘的那趟火车。我吻了她，她回吻我。

“当我说不再爱他时，我想说的是您想象不出在无爱的路上人们会走得多远。”

“说一句给我听听。”

“我不知道。”

“塔佳娜的生活，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比一个我甚至都不知道姓名的陌生、遥远的女人的生活更重要。”

“不止如此。”

我们没有分开。她在我的唇下，热烈撩人。

“这是一种替代。”

我没有放开她。她和我说话。火车经过。

“您要看他们？”

我吻住她的嘴。我让她放心。但她挣脱开，看着地上。

“是的。当时我不再处在我的位置上。他们带走了我。我又成了一个人。”

她轻轻皱了皱眉，这在她是那样异乎寻常——我知道这点——已经让我惊慌不安了。

“我有时有点害怕会重新开始。”

我没有再抱她入怀。

“不。”

“可是又不害怕。那是个说法。”

她叹了口气。

“我不明白是谁处在我的位置上。”

我将她揽向自己。她的嘴唇清凉，几乎是冰冷的。

“不要改变。”

“可是如果有一天我……”她撞到那个她找不到的词上——“他们还会让我去散步吗？”

“我将把您藏起来。”

“那一天他们会弄错吗？”

“不。”

她转过身来，高声说话，带着极大信任的微笑。

“我知道，不论我做什么，您都会理解的。应该向别人证明您是对的。”

我要在这一刻将她永远带走。她蜷缩着准备被带走。

“我愿意和您在一起。”

“为什么不？”

“塔佳娜。”

“确实。”

“您可以照样爱着塔佳娜，”她说，“没什么区别，对……”

她补充道：

“我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

“没什么区别。”

我问：

“为什么两天后，要有这顿晚餐？”

“应该有，为了塔佳娜。让我们沉默一会儿。”

她沉默着。我们一动不动地待着，我们的脸差不多碰到一起，一句话也不说，很长时间。火车的声音融汇成一种喧嚣，我们听到了。她没有动，双唇微启，对我说：

“在某种状态下，感情的所有痕迹都被驱散了。当我以某种方式沉默的时候我并不爱您。您注意到了吗？”

“我注意到了。”

她伸展四肢，她笑了。

“然后我又重新开始呼吸，”她说。

我应该在星期四五点钟见塔佳娜。我和她说了。

…………………… ……………………

这样就有了劳儿家这次晚餐。

柏涅和我不认识的三个人被邀请了。一个年老的妇人，她是U桥镇音乐学院的教师，她的两个孩子，一个年轻男士和一个年轻女士，后者的丈夫只能在饭后才来，若安·倍德福看上去非常希望见到他。

我是最后一个到的。

我没有和她定约会。上火车的时候她对我说今晚我们再约。我等着。

晚餐在相对的寡言少语中进行。劳儿没有做出任何让谈话热络一些的努力，也许她没有注意到。整整一个晚上，她都没有费心说明一下为什么她把我们聚在一起，哪怕是拐弯抹角的暗示也没有。为什么？我们大概是她惟一足够了解的人，所以才被请到她家来。若安·倍德福有些朋友，主要是音乐界朋友，据塔佳娜告诉我，他与他们相见总是在外面，不带着他妻子。劳儿将她所有的相识聚到了一起，这很清楚。可是为什么？

在老妇人与若安·倍德福之间形成了个别交谈。我听到：“如果年轻人知道我们的音乐会存在，相信我，音乐厅一定会爆满。”年轻女士在和皮埃尔·柏涅说话。我听到：“十月的巴黎。”然后是：“……我终于做了决定。”

塔佳娜·卡尔、劳儿·瓦·施泰因和我，我们三人再次处在一起：我们沉默无言。塔佳娜昨夜给我打了电话。昨天我找了劳儿，但在城里和她家里都没找到。她饭后和女儿们待在一起的客厅，没有亮灯。我睡得不好，总是被一种疑虑缠绕：白日里一切都会烟消雾散，人们会有所觉察，人们会不再让劳儿一个人在沙塔拉外出。

塔佳娜看上去急于想看到晚餐结束，她烦躁不安。依我看，她大概有什么事情要问劳儿。

我们一直是差不多完全沉默着。塔佳娜问劳儿她去哪里度假。法国，劳儿说。我们又沉默了。塔佳娜轮番看着我们，她大概注意到上一次在劳儿家我们彼此间的互相关注消失了。自从我们上次在森林旅馆的约会后——作为一个单身汉我经常到柏涅家吃晚饭——她再没有和我谈过劳儿。

时不时地，谈话出现一些共同话题。人们问女主人一些问题。被邀请的那三个人待她亲切热情。人们待她有点儿过于殷勤，超过了谈话或答话的内容所需。在这样的亲切温情中——她丈夫也注意到了——我看出了往来不断的忧虑，她的所有亲友们应该就生活在这样的忧虑之中。人们和她说话是因为应该和她说话，但人们又担心她的回答。这样的担心是否今晚比以往更甚呢？我不知道。如果不是这样，倒让我放下心来，我便可以将其视作劳儿对我谈起她丈夫时所说的话的证实：若安·倍德福什么也不怀疑，谁也不怀疑，看起来他惟一的顾虑就是避免他妻子脱口说出危险的话来，在大庭广众之下。今晚也许尤其是这样。他对今晚的聚会并没有抱以赞许的姿态，尽管他还是任劳儿来安排了。如果他担心什么人，这个人就是塔佳娜·卡尔，塔佳娜执着地看着他妻子的目光，这目光我看得很清楚，我不时去看，他注意到了。他即使在与老妇人谈他的音乐会时也没有忘记劳儿。他爱劳儿。但是如果他被剥夺了劳儿，他很有可能还会一直这样：和蔼可亲。劳儿·瓦·施泰因对我们两个的吸引——这很奇怪——使我对他敬而远之。我不相信他对劳儿的认识除了通过她曾经疯狂的传闻还有其他什么方式，他大概以为他有一个充满出人意料的魅力的妻子，而其中非同小可的，便是她受到威胁的魅力。他以为在保护着他的妻子。

餐桌上的交谈有所停顿，空中飘荡着劳儿主动宴请之举的明显荒谬性，它使空气变得稀薄，这时候我的爱被看出来了，我感觉到它是可见的并且尽管我不愿意还是被塔佳娜·卡尔看到了。不过，塔佳娜仍旧有所怀疑。

人们谈到倍德福一家以前的房子，谈到花园。

劳儿在我的右首，坐在皮埃尔·柏涅和我之间。突然她向我倾过脸来，没有看我，没有表情，就好像她要问我一个问题却没问出来。就这样，与我这么近，她向餐桌另一侧的老妇人问道：

“花园里又有孩子们去了吗？”

我知道她在我右面，一只手将她的脸与我相分，从模糊一团中突然冒出、升起爱的锋尖，爱的定针。这时，我的呼吸中止，感到窒息，因为有太多的空气。塔佳娜注意到了。她也注意到了，劳儿。她非常缓慢地退回。谎言被掩盖。我恢复镇静。塔佳娜开始猜想大概这是劳儿的病态分神，随后又认为这并非是完全无意的举止，但它的意义何在，她一无所知。老妇人什么也没看到，她回答说：

“花园里又有孩子们去了。他们真可怕。”

“那么，我走之前种的小花丛呢？”

“唉，别提了，劳儿。”

劳儿表示惊讶。她希望生活中没完没了的重复有某种中断。

“人走后应该把房子拆毁。有人这么做。”

老妇人带着友善的嘲讽对劳儿说，别人还可能需要你们遗弃的房子呢，劳儿笑了起来。这笑声感染了我，然后又感染了塔佳娜。

她的女儿们就是在那座花园长大的，她看来在十年的生活中花了很多时间去照料它。她把一个完美状态下的花园留给了新房主。音乐界的朋友们对那里的花坛和树木赞誉有加。这个花园出让给劳儿十年的时间，为了使她今晚在这儿，奇迹般地保持着与出让给她的人们的不同。

她是否怀念那所房子？年轻女士问她，U桥镇那所又漂亮又大的房子？劳儿没有马上回答，所有人都看着她，她的眼中好像掠过某种东西，似一种战栗。她在某种掠过她的东西的打击下定住了，什么东西？未知的、野蛮的说法，她生命中的野鸟，我们知道什么？它们从四面八方横穿、撞击她？然后这一飞翔的风平静下来？她回答说自己不知道从前住过那里。这句话没说完。两秒钟过后，她恢复镇定，笑着说那是句玩笑话，她不过想说，在这里，沙塔拉，比在U桥镇更开心。人们没有点破，她清楚地说的是：沙塔拉，U桥镇。她笑得有些过多，解释得也过多了。我难过，似有若无；每个人都害怕，似有若无。劳儿沉默下来。塔佳娜大概证实了她料想中的分神。劳儿·瓦·施泰因还是病着的。

人们离开餐桌。

年轻女士的丈夫带着两个朋友到了。他在U桥镇继续举办由若安·倍德福开创的音乐晚会，他们很长时间没见面，兴高采烈地交谈着。气氛不再萎靡不振，客人人数一多起来彼此之间的走动交谈大多数人就都不太注意，除了塔佳娜·卡尔。

也许劳儿今晚把我们聚在一起并非轻率之举，也许是为了观察塔佳娜和我在一起的情形，看着自从她闯入我的生活以后我们之间怎么样了。我一无所知。

塔佳娜一个包围式动作，劳儿便被截获了。我想到若安·倍德福与她相遇的那一夜：塔佳娜一边与她说话一边堵住了她的去路，她做得相当机敏，让劳儿意识不到她是无法通过的，塔佳娜就这样阻止着劳儿向其他来客走去，她让她脱离了人群，自己带着她，将她孤立起来。二十来分钟之后就成了这种情形。劳儿看上去很随遇而安地与塔佳娜在一起，在客厅的另一头，坐在台阶和窗洞之间的一个小桌子前面，那一天晚上我就是通过那个窗洞看她们的。

今晚她们两个都穿着深色连衣裙，这让她们看上去更修长、更苗条，也许在男人眼里更看不出她们之间的不同。塔佳娜·卡尔这次与和她的情人们在一起时不同的是，她的发式柔软、散落，结成一团的沉重浓发几乎触及到肩部。她的连衣裙不像她那些午后穿的刻板套装一样紧裹着她的身体。劳儿的连衣裙，与塔佳娜的正相反，依我看，它紧紧地裹着她的身体，使她看上去更具有长大的寄宿女生身上的那种规矩僵直。她的发式与往常一样，在脖颈后面盘了个结实的发髻，也许十年来她一直这样。今晚她化的妆我觉得有点过重，不够精心。

塔佳娜将劳儿成功地据为己有时露出的笑容我是了解的。她在等着她吐露真情，她希望劳儿与她说的悄悄话有些新内容，既让人感动又令人生疑，带些相当拙劣的谎言，以使她塔佳娜看得更清楚。

看着她们这样聚在一处，人们会轻易地认为塔佳娜·卡尔和我是惟一对劳儿潜藏的或外显的怪异全然不在意的人。我相信是这样。

我走近她们的小圈子。塔佳娜还没有看到我。

通过塔佳娜嘴唇的动作我明白了向劳儿提出的是个什么问题。看得出她说的是幸福这个词。

“你的幸福？你说的那个幸福？”

劳儿朝我的方向微笑。过来。她留下时间让我再走近些。我在只盯着劳儿看的塔佳娜的斜对面。我静悄悄地过来，我从别人之间插过来。为了听清楚我走得相当近。我停下来。但劳儿还是没有回答。她抬眼看我，目的在于向塔佳娜示意我的出现。目的达到了。塔佳娜很快抑制住了一种必然的不快：她想见我的地方是森林旅馆，而不是在这儿和劳儿·瓦·施泰因一起。

从远处看我们三个都处在一种表面上的无动于衷之中。

塔佳娜和我在窥探劳儿的回答。我的心在剧烈跳动，我担心这会被塔佳娜看破，她是惟一会发现的，发现她情人血液中的混乱。我差一点碰着她。我后退一步。她什么也没发现。

劳儿要回答了。我听天由命，听任她以发现我的同样方式了结我。她回答了。我的心睡了。

“我的幸福在那儿。”

塔佳娜·卡尔缓缓地向我转过身来，她带着非凡的冷静，微笑着，让我做她的女友这一表白形式的见证。

“她说得多好。您听到了吗？”

“她说了。”

“但说得那么好，您不觉得吗？”

这时，塔佳娜勘察着房内、客厅尽头热闹的人群，这是劳儿的存在的外在标志。

“自从我再见到你以后我很想你。”

劳儿举止幼稚地用眼睛追随塔佳娜的目光环视一遍客厅。她不明白。塔佳娜让自己既语含训戒又温柔体贴。

“可是若安怎么办？”她说，“还有你的女儿们？你要做什么？”

劳儿笑了起来。

“你看他们来着，原来你看的是这个！”

她止不住地笑，塔佳娜终于也笑了，不过是痛苦地笑，她不再扮演上流社会的淑女，我认出了夜里打电话的那个女人。

“劳儿你让我害怕。”

劳儿吃了一惊。她的惊讶直接冲击着塔佳娜没有坦白的害怕。她揭穿了谎言。完成了。她神情凝重地问：

“塔佳娜你害怕什么？”

塔佳娜忽然什么也不再隐瞒。但没有坦白她害怕的究竟是什么。

“我不知道。”

劳儿又看了一下客厅，向塔佳娜解释一件与塔佳娜想知道的事情不同的事情。塔佳娜落入了自己布下的陷阱，她又重新提起劳儿·瓦·施泰因的幸福。

“可什么都不是我所要的，你知道，塔佳娜，有了的东西，发生的事情，什么都不是我所要的。一切都站不住脚。”

“而如果是你所要的，现在难道不是一样。”

劳儿陷入思考，她在脑中搜寻的表情，她貌似遗忘的神态达到了艺术的完美。我知道她在胡说八道：

“是一样。从第一天起就和现在一样。对我来说。”

塔佳娜叹息，长长地叹息，呻吟着，呻吟着，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可是这一幸福，这一幸福，告诉我，啊！告诉我一点儿什么。”

我说：

“劳儿·瓦·施泰因在遇见他的时候，心里大概就已经有了这一幸福。”

塔佳娜带着刚才动作中的那种迟缓向我转过头来。我脸色苍白。帏幕向着塔佳娜的痛楚刚刚开启。但奇怪的是，她的怀疑并没有立即落到劳儿身上。

“您怎么知道关于劳儿的这些事情？”

她是想说：您又不是女人，不是劳儿那样的女人，您怎么知道？

塔佳娜尖酸刻薄、话里有话的腔调与她有时在森林旅馆里说话的腔调如出一辙。劳儿站了起来。为什么有这样的恐惧？她做出一个逃离的动作，她要把我们两个留在那儿。

“不能这么说，不能。”

“对不起，”塔佳娜说，“雅克·霍德最近几天性情古怪。他胡言乱语。”

电话中她问我是否觉察出我们之间以后、往后有可能以一种不是爱情而是互相爱恋的方式。

“你是否可以这样做：就好像有朝一日让自己适应一下，在我身上找出新意并非全无可能，我将改变我的声音、衣裙，我将剪掉我的头发，什么也不剩下。”

我没有放弃自己所坚持的东西。我对她说我爱她。她挂掉了电话。

劳儿放下心来。塔佳娜再次恳求她。

“给我说说这一幸福，给我说说。”

劳儿没有不快，亲切友好地问她：

“为什么塔佳娜？”

“这算什么问题劳儿。”

这时，劳儿开始搜寻，她的面部肌肉抽紧，她艰难地试图谈她的幸福。

“那一天晚上，黄昏时分，但太阳落山已经有些时候了。出现了一个光线更强的时刻，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分钟光景。我并不是直接看到海。我在面前墙上的一面镜子里看到它。我感觉到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要去那里，去看。”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我问她：

“您去了吗？”

这一点劳儿即刻回想起来。

“不。我确信，我没有去海滩。镜中的图像在那儿。”

塔佳娜专注于劳儿，忘记了我的存在。她抓起她的手，亲她。

“再跟我说，劳儿。”

“我没有去海滩，我，”劳儿说。

塔佳娜没有坚持。

劳儿昨天白天去海边匆忙旅行了一次，所以我才没有找到她。她什么也没说。黑麦田的画面在我眼前闪回，突如其来，我痛苦不堪地问自己，我问自己对劳儿还能再抱什么指望。什么指望？我被、我可能被她的疯狂本身给愚弄了？她到海边去找什么，我又没有在那儿，去找什么食粮？远我而去？如果塔佳娜不问这个问题，我就问。她问了。

“你去哪儿了？可以问一下吗？”

劳儿对自己要回答的是塔佳娜·卡尔稍有些遗憾，要不就是我又弄错了：

“T滨城。”

若安·倍德福，大概也是为了拆开我们这个三人小圈子，放起了电唱机。我没有等待，我甚至都没有问一下自己，我没有考虑怎样做更谨慎些，我邀劳儿跳舞。我们离开了塔佳娜，她一个人待在那儿。

我跳得太慢了，常常舞步迟钝，赶不上节奏。劳儿漫不经心，跟着我跳错。

塔佳娜看着我们绕着客厅艰难地转圈。

终于，皮埃尔·柏涅向她走去。他们跳了起来。

劳儿在我的怀抱里有一个世纪。我以不易觉察的方式跟她说话。由于皮埃尔·柏涅多变的动作，塔佳娜在我们看来被隐匿起来，这样她既不能看见我们，也不能听见我们。

“您去了海边。”

“昨天我去了T滨城。”

“为什么什么也不说？为什么？为什么要去？”

“我以为……”

她没有说完，我轻柔地坚持。

“试着跟我说说。以为……”

“您会猜到。”

“这不可能，我应该见您，这不可能。”

塔佳娜露面了，她是否注意到我以急切的方式，在重复着什么话？我们沉默了。然后，再一次地，只有若安·倍德福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们，那目光有些不冷不热，不易觉察。

在我的怀抱中，劳儿迷失了——她突然不再跟着我跳——她步履沉重。

“如果您愿意，后天我们一起去T滨城。”

“多长时间？”

“也许一天。”

我们应该在火车站碰头，很早。她对我说了一个具体时间。我应该和皮埃尔·柏涅说一下，提前告诉他那天我不上班。我该这样做吗？

我在杜撰：

塔佳娜想，看他们又沉默了。我有经验，我知道怎样使他落入无声的、忧郁的迟钝，他很难从中自拔，他喜欢这样。他和劳儿·瓦·施泰因所保持的沉默，我觉得他从未和我一起保持过，即便是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一天下午，皮埃尔不在家的时候，他一句话不说，就把我带到了森林旅馆。我不知道的是：这个说他爱、他想、他要再见我的正在消隐的男人，随着他所说的话而更加消隐。我大概有点儿发热。一切都离我而去，我的生活，我的生活。

重新，乖乖地，劳儿跳了起来，跟上我的脚步。塔佳娜看不到的时候，我将她往后移了移，为了看她的眼睛。我看到了：明澈的目光在看着我。我又看不到了。我使她贴在我身上，她没有反抗，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我想。明澈的目光穿透我，我又看见它，现在蒙着水汽，走向了更朦胧的其他东西，没有尽头，它将走向我永远也不会知晓的其他东西，没有尽头。

“劳儿·瓦莱里·施泰因，嗯？”

“啊，是的。”

我把她弄疼了。我从颈间带着热气的一声“啊”中感觉到了。

“应该结束。什么时候？”

她没有回答。塔佳娜的监视又开始了。

我在杜撰：塔佳娜对皮埃尔·柏涅说：

“我应该与雅克·霍德谈谈劳儿。”

皮埃尔·柏涅会搞不清真正的意图吗？他对塔佳娜有着久经考验的爱，他拖曳着这一感情，他将一直拖曳到死，他们是连为一体的，他们的家比任何一个家都更坚固，经历了风霜雪雨。在塔佳娜的生活中，第一项也是最后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总是要回家，不可想象她有一天会逃脱此项责任，皮埃尔·柏涅是她的归路，她的歇息地，她惟一的忠贞。

我在杜撰：

今天晚上，皮埃尔·柏涅，耳朵贴在墙上，感受到了劳儿一直听到的他妻子的声音失常。

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此刻的亲近，是我在支付费用，他们之间却从来没有谈到过。

皮埃尔·柏涅说：

“劳儿·瓦·施泰因还病着，您看到了，在餐桌上，她心不在焉，给人印象太深刻了，这大概是让雅克·霍德产生兴趣的地方。”

“是吗？可是她，她适于这样的兴趣吗？”

皮埃尔·柏涅安慰道：

“可怜的女人，有什么办法？”

皮埃尔·柏涅把他的妻子紧紧抱住，他要阻止她那尚处初生状态的痛苦长大成形。他说：

“就我说来，我在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什么也没有，坦白地说，除了我刚说到的这一兴趣。”

塔佳娜有些不耐烦但没有显示出来。

“您要是能好好看看的话。”

“我要这样做。”

另外一张唱片换下了第一张。舞伴们没有分开。他们现在到了客厅的另一头。突然变得众目睽睽的，不是他们的笨拙——现已不再那么明显，而是他们跳舞时脸上的表情，既不是亲切可爱的，也不是彬彬有礼的，也不是彼此厌烦的，而是——塔佳娜有道理——严格遵守着令人窒息的持重。尤其是在雅克·霍德同劳儿说话而劳儿回答他的时候，这一持重中没有任何东西发生变化，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略微猜想得出所提问题以及将要做出的回答的性质。

劳儿回答我说：

“要是知道什么时候就好了。”

我忘记了塔佳娜·卡尔，这罪行我犯下了。适才的瞬间我在火车上，她在我身边，好几个小时，我们已经向T滨城行驶了。

“为什么现在旅行？”

“因为是夏天。是时候。”

因为我没有回答她，她便向我解释。

“并且应该尽快去，塔佳娜已经盯上您了。”

她停下来。劳儿愿意我杜撰的这些发生在皮埃尔·柏涅与塔佳娜之间吗？

“您愿意这样吗？”

“是的。但您也该这样。她应该一无所知。”

她的言谈神情几乎像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她这样做可以让没有塔佳娜和皮埃尔·柏涅那么难缠的观察者们安下心来。

“我会弄错。也许一切都是完美的。”

“为什么再一次去T滨城？”

“为我。”

皮埃尔·柏涅真挚地朝我微笑。在这微笑的深处，现在有一种确定、一种警告，那就是：明天，如果塔佳娜哭了，我将被省医院他的那个部门解职。我编造着皮埃尔·柏涅说的谎话。

“您多心了，”他对他妻子说，“他对劳儿·瓦·施泰因完全是无动于衷的。他都没怎么听她说的话。”

塔佳娜·卡尔被谎言包围着，她出现了一阵眩晕，死亡的意念凉水一样涌流，它流洒在这一片灼伤上，它淹没了这一耻辱，它流过来，那时就真相大白了。什么真相？塔佳娜叹息着。舞曲结束了。

我和U桥镇的女人跳舞了，很好，并且我和她说话了，我也犯下了这一罪行，带着宽慰，我犯下了。而塔佳娜大概确信罪在劳儿·瓦·施泰因。可是我觉得劳儿·瓦·施泰因使人感兴趣的地方，是我自己发现的吗？难道不是她指示给我的，难道不是她的作为？对于被背叛的塔佳娜来说，今晚，许多年以来，惟一的新奇之处就是痛苦。在我的杜撰中，这一新奇钻透了她的心，在她铺张的厚发中打开了汗水的闸门，剥夺了她目光中堂皇的忧伤，使它变得狭隘，动摇它昨日的悲观：谁知道？也许，情侣们初次外出旅行的白旗即将从离我家很近的地方飘过。

塔佳娜穿过大厅，走过来，要我和她一起跳这曲乐声刚起的舞。

我和塔佳娜·卡尔跳舞。

劳儿坐在电唱机旁边。她看上去像是惟一一个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人。唱片在她手下滑过，她看上去泄气了。今晚，关于劳儿·瓦·施泰因我相信的是：事情在她的周围清晰下来，她从中突然看到了尖锐的鱼骨，拖曳、转动在世界各地的遗骸，已经被老鼠咬了一半的弃物，塔佳娜的痛苦，她看到了，不知所措，她看到了遍地的情感，人们在这一油脂上滑倒。她相信虚实变换的时间是可能的，它被装满又被倾倒，然后又一直准备为人所用，她还相信着，她将总是相信，她永远不会痊愈。

塔佳娜低声、急促地和我说起劳儿。

“劳儿说幸福的时候，她指的是什么？”

我没有撒谎。

“我不知道。”

不顾体面，这在与雅克·霍德有了交往后是第一次，塔佳娜·卡尔当着她丈夫的面向她的情人抬起脸来，那样近，他都可以把嘴唇放到她眼睛上。我说：

“我爱你。”

话一出口，嘴唇就呈半开状，几个词从中流出，直到最后一滴流尽。可是如果又有命令下达，还应该重新开始。塔佳娜看到他的眼睛，它们在低垂的眼睑下，空前专注地看着她的旁侧、她不在的地方，那里是劳儿·瓦·施泰因放在唱片上的无力的手。

今天早晨电话里，我已经和她说了。

她在侮辱下战栗着，但是打击发出了，塔佳娜被击溃。这几个词，她随时都可以获得，塔佳娜·卡尔，今天她在挣扎，但是她听到了这几个词。

“撒谎，撒谎。”

她低下了头。

“我不能再看你的眼睛，你肮脏的眼睛。”

然后又说：

“你以为有了我们在一起做的事情这就无关紧要了，是吗？”

“不。是真的，我爱你。”

“住嘴。”

她运足气力，努力想击得更远、更有力。

“你注意到劳儿那样子、那身体了吗？和我的相比，它就像死尸一样，毫无意义。”

“我注意到了。”

“你注意到她还有其他什么你可以跟我说的吗？”

劳儿一直一个人，在那儿，唱片在她手下滑过。

“很难。劳儿·瓦·施泰因可以说不是任何言行有则的人。”

带着表面听来如释重负的声音，带着几乎可以说是轻快的语调，塔佳娜·卡尔发出了一个她不了解其后果的威胁，对我来说它包含着一种无名的惊恐。

“听着，如果你待我的变化太大，我就不再见你。”

这曲舞跳完后，我走向皮埃尔·柏涅告诉他我打算第三天一天都不去上班。他没有问我为什么。

然后，我又回到塔佳娜这儿，又一次。我对她说：

“明天。六点钟。我会在森林旅馆。”

她说：

“不。”

…………………… ……………………

我去赴约了，六点钟，说好的那天。塔佳娜大概不会来了。

灰色的身形在黑麦田里。我在窗前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她没有动。看上去好像睡着了。

我躺在床上。一个小时过去了，该开灯的时候我把灯打开。

我起床，我脱下衣服，我重新躺下。我浑身燃烧着对塔佳娜的欲念。我为此哭泣。

我不知道做什么。我去了窗前，是的，她在睡。她来这儿是为了睡觉的。睡吧。我又起来，我又躺下。我抚摸自己。他在和永久迷失的劳儿·瓦·施泰因说话，他安慰着她，使她从一个不存在的而她本人也无从知晓的不幸中解脱出来。他这样度过时间。遗忘来临。他打电话给塔佳娜，请求她来帮助他。

塔佳娜进来了，头发松散，眼睛也是红红的。劳儿在她的幸福之中，承载着这一幸福的我们的忧伤，在我看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麦田的气味一直飘到我身上。现在塔佳娜的气味将它压下去了。

她在床边坐下，然后缓慢地脱掉衣服，在我身旁躺下，她哭了。我对她说：

“我自己也是处在绝望之中。”

我甚至没有尝试去占有她，我知道我无力这样做。我对麦田里的那个身形有太多的爱，从今往后，太多的爱，完了。

“你来得太晚了。”

她把脸埋在被单里，隔着很远的距离说话。

“什么时候？”

我不能再撒谎。我抚摸着她流散在被单之间的头发。

“今年，今年夏天，你来得太晚了。”

“我不能准时来。正是因为太晚了我才爱你。”

她爬起来，扬起头。

“是劳儿？”

“我不知道。”

还是泪水。

“是我们的小劳拉？”

“回家去吧。”

“那个疯子？”

她大喊大叫。我阻止她，用我的手。

“告诉我是劳儿要不我就喊了。”

我最后一次说谎。

“不。不是劳儿。”

她站起来，赤裸着在房间里走动，走到窗前，回来，又回去，她也变得无所适从，她有些话要说，她迟疑不决，要说的说不出来但还是低声说出来了。她通知我。

“我们将停止见面。结束了。”

“我知道。”

塔佳娜对未来一些天将要接踵而来的事情感到羞愧，她将自己的脸埋在双手之中。

“我们的小劳拉，是她，我知道。”

愤怒重新侵袭了她温情的梦。

“这怎么可能？一个疯子？”

“不是劳儿。”

带着更多的镇静，她浑身发抖。她来到我身旁。她的眼睛死盯着我的眼睛。

“我会知道的，你知道。”

她离开我，她面对着黑麦田，我看不到她的脸，她的脸朝向麦田，然后我又看到了，她的脸色没有变。她刚才在看落日，燃烧般的黑麦田。

“我会去做的，温柔地告诉她，我，我知道，一点儿也不会伤害她，告诉她不要打扰你。她是个疯子，她不会痛苦，疯子就是这样，你知道？”

“星期五，六点钟，塔佳娜，你再来一次。”

她哭了。泪水还在流，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从泪水后面涌过来，同所有的泪水一样被等待，终于如期而至，而我好像记得，塔佳娜看上去并没有对此不满意，还显得年轻了。

…………………… ……………………

就像第一次一样，劳儿已经在站台上了，几乎是一个人在那儿，工人们乘坐的火车更早些，凉风在她的灰披风下吹着，她那在站台石板上拉长的身影映衬在晨光日影之中，交互成一种四散的绿色光线，挂落成无数盲目地窜来窜去的光斑影点，挂落在她那笑意盎然、从远处向我迎来的双眸上，它们肉身的矿石在闪耀，在闪耀，无遮无拦。

她没有急赶，火车五分钟后才到，她头发有些凌乱，没戴帽子，她来的时候穿过了一些花园，风在这些花园里横冲直撞。

走进那矿石，我发现了劳儿·瓦·施泰因发自全身心的喜悦。她沉浸在喜悦之中。这喜悦的迹象几乎难以置信地明显起来，从她自己整个的生命中喷薄而出。严格地讲，在这一喜悦之中，惟一看不出的，只是它来自何方。

一看见穿着灰色披风、穿着沙塔拉制服的她，她就是森林旅馆后面黑麦田里的女人。也不是那个女人。在黑麦田的女人与在我身边的女人，我拥有了她们俩，将她们一起藏在我身上。

其余的，我忘记了。

在一整天的旅行中，这一情况没有发生变化，她在我身边又与我相离，既是深渊又是姊妹。因为我知道——我以前对什么事物有过这样的了解吗？——她对我来说是不可知的，人们不可能像我接近她这样接近一个人，比她自己更接近如此经常飞离世间生活的她。如果在我之后来的其他人也知道这一点，我接受他们的到来。

我们在站台上漫步，什么也没说。我们的目光一接触到一起，就笑。

在旅客列车与工勤车之间的这列火车几乎是空的，只为我们所用。她是有意选择的，她说，因为这列火车非常慢。我们中午时分到达T滨城。

“我愿与您一起再见到T滨城。”

“您前天已经再见到它了。”

她意识到她说不说无关紧要吗？

“不，我从来没有完全回去过。前天，我没有离开火车站。我在候车室里。我睡着了，没有您我认为这没有必要。我会什么都认不出来。我坐回程的第一趟车回来的。”

她整个人都跌倒在我身上，绵软无力，羞羞答答。她要求得到拥抱却没用言辞表示。

“在我对T滨城的回忆中我无法少了您。”

我拥抱她的身体，抚摸她。车厢空寂得如同一张铺好的床。小女孩，三个，从我的脑际掠过。我不认识她们。长女，是劳儿，塔佳娜说。

“塔佳娜，”她低声说。

“塔佳娜昨天在那儿。您说的对。塔佳娜美妙可人。”

塔佳娜在那儿，如同另外一个人，比如塔佳娜，陷在我们中间，昨天的她和明天的她，不论她什么样。她那灼热、被禁言的身体，我深陷进去，对劳儿来说那是低峰时间，那是遗忘她的美景良辰，我插入，我吮吸着塔佳娜的血。塔佳娜在那儿，为了让我在那儿忘记劳儿·瓦·施泰因。在我的身下，她慢慢变得血色全无。

晚风下的黑麦在这个女人的身体周围微微作响，她在看着我和另外一个女人、塔佳娜在一起的一家旅馆。

劳儿，在我身边，接近着，接近着塔佳娜。如其所愿。中途停车到站时车厢还是空的。我们还是单独在车厢里。

“您愿意我一会儿带您去旅馆吗？”

“我想不行。我有这个愿望。比您更甚。”

没有下文。她抓住我抽回去的手，把它们放在她身上。我说，我恳求：

“我受不了，我要天天见您。”

“我也受不了。应该小心。两天前我回去晚了，我发现若安在街上，他在等我。”

我心生疑惑：前一次，这次之前那次，她是否看到了我在旅馆的窗前？她是否看到了我当时在看她？她自然而然地讲那次的事。我没有问她去哪儿了。她说了出来。

“有时我很晚出门，那一次。”

“您又重新这样做了？”

“是的。但他不再等我。这就严重了。至于我们两个的见面，不能天天这样，因为有塔佳娜。”

她又蜷缩起来，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专心致志。她心满意足地在我的身旁深深地呼吸。在我的手下、在我的眼前看不出她有任何差异的迹象。可是，可是。此时此刻谁在那里，这么近又这么远？什么样飘荡的思绪此起彼伏，在夜里、日里所有的光影之下，将她缠绕不休？甚至在此时此刻？在我可以相信她就像其他女人一样在这列火车上、在我身旁的此时此刻？在我们周围，是墙：我试图爬上去，我攀住，我掉下来，我重新开始，也许，也许，我的理智没有变化、无所畏惧，我掉下来。

“我想和您谈谈我爱您所感到的幸福，”她说，“几天以来我一直需要和您说一说。”

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她身上。她的手指摆动强调着她说的话，然后又落到她的白裙上。我看不见她的脸。

“我不爱您可是我又爱您，您理解我的。”

我问：

“您为什么不自杀？您为什么还没有自杀？”

“不，您弄错了，不是这么回事。”

她不带忧伤地说。如果我弄错了，那也没有别人错得严重。关于她，我只能从更深层的地方弄错。她知道这一点，她说：

“您这是头一次弄错。”

“您高兴吗？”

“是的。尤其是以这种方式。您这样接近……”

她讲了实际地爱着的幸福。在她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与一个不是我的男人在一起，这幸福波澜不兴地存在着。

几小时以后或几天以后，什么时候结局会到来？人们将很快把她收回。人们将安抚她，在沙塔拉她的家中她将被温情包围。

“我对您有所隐瞒，真的。夜里我梦想着和您说。可是白天一到一切烟消云散。我理解。”

“不应该什么都对我说。”

“不应该，不。您瞧，我没有说谎。”

自她去T滨城旅行之后，三个夜晚以来，我为她的另一次旅行提心吊胆。恐惧并没有随黎明散去。我没有对她说我在她散步时跟踪她，并且每天都去她家门前。

“有时在白天，可以想象没有您，我毕竟认识您，但您不在那里了，您也消失了；我没有做蠢事，我散步，我睡得很好。自我认识您后，不和您在一起我感觉很好。也许是在这些时刻，当我得以相信您消失了……”

我等着。当她寻找时，她还是可以继续说下去的。她寻找。她合上的眼皮不易觉察地与她的心一起跳动着，她很镇静，今天她高兴说话。

“……的时候我感觉最好，我应该的那样。”

“痛苦什么时候会重新开始？”

她惊讶。

“不。不是的。”

“从来没有过？”

语调变了，她隐藏着什么。

“您瞧，这、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不知道。”

“从来、从来没有？”

她寻找。

“当家务做得不好的时候，”她抱怨起来，“不要问我问题。”

“问完了。”

她重新镇静起来，她表情严峻，她在思考，过了很长的一段时刻，她喊出了她的思考。

“啊，我真想能把我的可憎之处给您，因为我长得丑，这样别人不会爱上我，我想把它给您。”

“您给我了。”

她稍稍抬起头来，一开始有些惊讶，然后一下子，由于过分激动而变老、变形，这使她失却了她的优雅、她的细致，使她变得肉感。我想象着她的裸体在赤裸的我身旁，她一丝不挂。奇怪的是，头一次，我在瞬间想到如果那一时刻来临我也许会无法承受。劳儿·瓦·施泰因的身体，如此之远，可又与它自身相融相洽，离群索居。

她继续讲她的幸福。

“大海在候车室的镜子里。这时候海滩上空无一人。我坐的是一列非常慢的火车。洗海水浴的人都回去了。大海就像我年轻时的一样。那时候，甚至在那之前，您根本没在这座城市。如果我相信您就像别人相信上帝一样，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是您呢，这有什么意义？不过海滩上空无一人，就如同上帝没有完成它一样。”

我又给她讲大前天在我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我仔细打量了我的房间并且移动了各种物件，偷偷摸摸似的，并且考虑如果她来了她会有什么看法，也考虑到她在这些物件中的位置，她走来走去，它们则是纹丝不动的。我在想象中把它们移动了那么多次，以致一种痛苦攫住了我，某种不幸留驻在我手中，那就是不能确定这些物件在她的生活中所处的确切位置。我打了退堂鼓，我不再试图将活的她放到死的物中间去。

我对她讲的时候手没有放开她。应该一直抓着她，不要放开她。她待着。她说着。

我理解她要说的意思：我所讲的关于我房间的物件，是与她的身体有关的，这让她产生联想。她带着她的身体在城市里走。但这还不够。她还问自己这身体应该在哪儿、应该准确地把它放在哪儿，才能让它停止抱怨。

“我不比以前知道得少很多。我很长时间都没有把它放在它应该在的地方。现在我觉得我接近它会感到幸福的地方。”

我用张开的手以越来越急切和粗鲁的方式触摸她的身体时，通过她的脸也只有通过她的脸，她感受到了爱的快感。我没有弄错。我这么近地看着她。她炽热的呼吸燃烧了我的唇。她双目死闭着，当它们再睁开时，我也第一次看到了她昏迷的目光。她虚弱地呻吟着。目光浮出水面，落在我身上，忧郁且空洞。她说：

“塔佳娜。”

我让她放下心来。

“明天。就在明天。”

我把她抱在怀里。我们看窗外景色。到了一站。车停下来。一个小城围绕着一个新漆成黄色的市政厅。她开始具体回忆起地点来。

“这是T滨城的前一站，”她说。

她说，她自言自语。我专心致志地听着一个有些不连贯、对我毫无意义的独白。我听着她的记忆在运转，在理解着她一个个叠放在一起的空壳，如同在做着遗忘了规则的游戏。

“那儿有小麦。成熟的小麦。”她补充说——“多有耐心啊。”

她是乘这列火车坐在这样的一个车厢里回去的，周围是她的父母在擦拭她额头上流的汗，他们让她喝水，让她躺在座席上，母亲称她为她的小鸟、她的美人。

“这片树林，火车从更远处经过。田野里一点儿影子都见不到，可那天却是阳光灿烂的，我眼睛疼。”

“可是前天有太阳吗？”

她没注意。前天她看到了什么？我没有问她。她目前正处在连续认出地点、事物的一个机械性进程中，是这些东西，她不会弄错，我们正是在开向T滨城的火车上。她在一个好像对她暂时有用的脚手架上堆集着树林、小麦、耐心。

她非常专注于她寻求重见的东西。她是头一次这样远地离我而去。可是，时不时地她就朝我转过头来并向我微笑，就像——我不该如此认为——某个不会遗忘的人一样。

接近在缩短，困扰着她，最后她几乎一直说个不停。我没有全部听到。我一直把她抱在怀里。就像有人吐了，我们轻轻抱住他。我也开始看这些不可毁灭的地点，它们此时成了我来临的地点。我进入劳儿·瓦·施泰因记忆的时辰到了。

舞会将是旅行的尽头，它像沙中塔一样倒塌，就像此时此刻的旅行本身。她生平最后一次再见到她这一记忆，她将它埋葬。将来她会记起的，是今日这一视见、身旁的这一陪伴。它会像现在的沙塔拉一样，在她目前的脚步下被毁弃。我说：

“啊，我真爱您。我们怎么办？”

她说她知道。她不知道。

火车更趋缓慢地在阳光明媚的田野上行驶。地平线越来越清晰。我们将在吉时良辰到达一个阳光普照的地区，阳光使海滩上空无一人，将是中午时分。

“当您就像那天晚上那样看着塔佳娜却对她视而不见时，我觉得好像认出了一个被忘记的人，舞会中的塔佳娜本人。这样，我就有些害怕。也许我不该再看到你们在一起，除非……”

她很快地说话。也许这次她说的话是被火车的第一下刹车打断的：我们到了T滨城。她站起身，来到车窗前，我也站起来，我们一起看到迎面而来的海水浴场。

在直射的光线下熠熠生辉。

这就是大海，风平浪静，在一片疲乏的蓝色中因海底的深浅不同而呈现出变幻的虹色。

火车向它低驶过去。大海上面，齐天高的地方，悬挂着一片紫色的雾，阳光此刻正破雾而出。

可以看到海滩上只有很少的人。海湾那壮观的曲线被一大圈更衣室装点得五颜六色。错落有致、洁白高耸的路灯给这个地方平添了一种都市大道的高傲姿态，一种奇怪的高度，城市的高度，就好像大海曾经延伸到城市，自童年以来。

在T滨城的市中心，是市立娱乐场，乳白的颜色，像只庄重的大鸟，它那规整的围着栏杆的双翼，它那悬垂的阳台，它那绿色的穹顶，它那垂向夏日的绿色的遮帘，它的大而无当，它的鲜花，它的天使，它的装饰，它的金银，它一如既往的洁白，似奶、似雪、似糖。

在尖锐、拖长的刹车声中，它缓缓地驶过。它停下来，看来是完全停下来了。

劳儿笑了，开着玩笑。

“T滨城的娱乐场，我可是认识的。”

她走出车厢，在过道上停下，思考。

“我们不至于还在候车室里待着吧。”

我笑了。

“不。”

在站台上，街上，她挽着我的手臂走，我的女人。我们走出了我们的爱之夜、火车的车厢。由于有了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彼此的触碰就更容易、更亲近了。我现在了解她如此温柔的脸——还有她的身体、她的眼睛、她去看的眼睛也是温柔的——的力度和敏感，它沉浸于浮在肌肤平面的无休止的童年的温馨之中。我对她说：

“一起坐火车后我更了解您了。”

她理解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她放慢脚步，好像要克制住后退的欲望。

“您现在参加了人们十年以来不要我做的这一旅行。他们真蠢。”

走出火车站，她在街上左右张望，在行走方向上犹豫不决。我把她带到娱乐场的方向上，此时娱乐场的主体建筑被城市遮挡着。

在她身上什么也没发生，除了表面上认出什么东西，总是非常纯粹、非常镇定，也许有点儿自得其乐。她的手在我的手中。原本的回忆早于这一回忆，早于回忆自身。在T滨城发疯之前她原是头脑清醒的。我讲什么呢？

我说：

“这个城市将对您一点儿用也没有。”

“我会记住什么呢？”

“来这里就像在沙塔拉一样。”

“这里就像在沙塔拉一样，”劳儿重复。

街很宽，和我们一起走向大海的方向。迎面来的年轻人顺坡而上，有的穿着游泳裤，有的穿着鲜艳的连衣裙。他们有着同样的肤色，头发因沾过海水而顺贴，他们看上去要回到家庭成员非常多的同一个大家庭中。他们分手，道别，约好一会儿再见，大家一起到海滩上。他们大部分都是回到有家具的单层小屋中，越往前走，他们走过的街上就越显得冷清空落。女人们的声音喊着一些小名。孩子们回答着来了。劳儿带着好奇凝视着她的青春。

我们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娱乐场。在我们左边，一百米的地方，它在那儿，在一片草坪中央，从火车站我们看不到它。

“我们过去吧，”劳儿说。

一条长长的走廊穿越娱乐场，一头通向大海，另一头通向T滨城的中心广场。

T滨城的市立娱乐场里，一个人都没有，除了门口存衣处的一位妇人，以及一个穿着黑衣背着手踱着方步的男人，他打着哈欠。

有花枝图案的暗色的大幕帘，关闭着所有的门窗，横穿走廊的风将它们吹得不停地摆来摆去。

风吹得稍强些时，可以看到关闭的窗子后面空寂的大厅，一个游戏厅，两个游戏厅，一些覆盖着绿钢板大转盘的上了锁的赌桌。

劳儿在每一个门口都要探探头，笑一笑，就好像这再见的游戏让她很开心。这笑传染了我。她之所以笑，是因为她在寻找某些她以为会在这里找到、她应该找到的东西，而她又找不到。她走过来，又走过去，掀开一个幕帘，探过头去，说不是这个，不用说，不是这个。她让我见证着她每次落下幕帘时的徒劳无功，她看我，她笑。在长廊的阴影中，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明亮照人。

她的眼睛什么都不放过。包括通知晚会、竞赛的布告，陈列珠宝、衣裙、香水的橱窗。除我以外的其他人在此刻会弄不清楚她的意图所在。我成了一种出乎意料的、不可抗拒的快乐的旁观者。

踱方步的男人向我们走来，向劳儿倾下身去，问她是否需要他的服务，他是否可以帮助她。劳儿窘迫地转向我。

“我们找舞厅。”

男人和蔼可亲，他说在这个时辰，娱乐场当然是关门的。今晚，七点半钟。我解释着，我说我们看一眼就心满意足了，因为我们年轻时来过这里，为了再看一看，我们只想看一眼。

男人笑了，理解了，让我们跟他走。

“全关上了。你们看不清楚。”

他转到与前一条走廊成直角排列的走廊上：刚才这样走才对。劳儿止住了笑，她放慢脚步，落在后面跟着我们。我们到了。男人掀起一个门帘，还没有看见什么，他问我们到底是否记得舞厅的名字，因为娱乐场有两个舞厅。

“闲言厅，”劳儿说。

“喏，就是这儿。”

我们进去。男人放下门帘。我们是在一个相当大的厅里。围绕中央舞池摆着一些桌子。一侧有一个用红幕布遮闭起来的舞台，另一侧是一条两边有绿色植物的过道。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在那儿，窄而长。

劳儿看着。在她身后我试图将我的目光紧紧跟随她的目光，这使我开始回忆，每一秒钟都更多地回忆起她的回忆。我回忆起与见过她的那些人相毗连的事件，我回忆起黑暗的舞厅之夜中模糊瞥见旋即消逝的近似轮廓。我听到了一段没有历史的青春的狐步舞曲。一个金发女子在放声大笑。一对情侣向她走来，缓慢的火流星，爱的初生的下颌，她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次要事件的劈啪作响，母亲的叫喊，出现了。宽广且阴沉的黎明草地到来了。一阵壮观的沉静掩盖了一切，吞噬了一切。一点痕迹留存下来，一点。惟一的，不可磨灭的，还不知道在哪儿。什么？不知道？一点痕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一切都被掩埋了，劳儿与一切。

男人走着，在走廊门帘的后面走来走去，他咳嗽着，他没有等得不耐烦。我走近劳儿。她没看见我过来。她断断续续地看，看不清楚，闭上眼睛为了更好地睁开，更好地看，她的表情认真、固执。她可以这样无休止地再看下去，愚蠢地再看不可能再被看到的东西。

我们听到了一声电源开关响，大厅被十盏吊灯一起照亮，劳儿发出一声叫。我对那男人说：

“谢谢。不用了。”

男人关上灯。大厅由于光线对比的缘故变得更黑暗了。劳儿走出来。男人在门帘后等着，面带微笑。

“有很长时间了吗？”他问。

“噢，十年了，”劳儿说。

“那时我在这儿。”

他改变了表情，认出了劳拉·施泰因小姐，闲言厅里不知疲倦地跳舞的女孩，十七岁，十八岁。他说：

“对不起。”

他大概知道后来发生的故事，我是这样看的。劳儿完全没有注意到被这人认出来。

我们从通向海滩的大门出来。

我们毫不迟疑地去了海滩。坐了半天的火车，劳儿伸着懒腰，长长地打着哈欠。她笑了，她说：

“早晨起那么早，我都困了。”

阳光，大海，它降低，降低，身后留下天蓝色的沼泽。

她躺在沙滩上，看着沼泽。

“我们要去吃饭，我饿了。”

她睡着了。

她的手和她一起睡着了，放在沙子上。我摆弄她的结婚戒指。戒指下面的肌肤更加白皙、细腻，像伤疤上的一样。她什么都不知道。我取下戒指，我闻它，没有味道，我重新给她戴上。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没有试图同劳儿·瓦·施泰因致命的无味记忆抗争。我睡了。

…………………… ……………………

她一直在睡，姿势都未变。她睡了一个小时了。阳光略微斜照过来。她的睫毛被照出了影子。有一点儿风。她的手还在她刚睡时放的地方，向沙子里更陷进去一些，看不见她的指甲。

我醒之后她很快就醒了。这边的海滩人很少，泥沙多，人们都去远处、几公里以外洗浴，海水很低，是平潮的时刻，下面有一些愚蠢的海鸥在叽叽喳喳。我们相互打量。我们相遇不久。我们首先惊讶。然后我们找到了我们现在的记忆，美妙、清新的早晨的记忆，我们拥抱，我把她抱紧，我们就这样待着，没有说话，一个字也没有说出，一直到海滩的另一边、洗浴的人聚集的地方——劳儿脸埋在我的脖颈中看不见——有了一阵人群攒动，大家聚集在某个东西周围，也许是条死狗。

她站起来，带我到一个她认识的小餐馆。她饿极了。

我们就这样在T滨城，劳儿·瓦·施泰因和我。我们吃着。其他的进展本来可以出现，其他的运行，在处于我们这个位置的其他人之间，有着其他的名字，其他的时限本来可以生成，更长一些或更短一些，其他的充满遗忘、向遗忘垂直下坠、猝然进入其他记忆的故事，其他的有着无尽的爱的长夜，我知道什么？这与我无关，劳儿是对的。

劳儿吃着，她在充饥。

我拒绝可能使我们分开的终结的到来，拒绝它的轻而易举、它令人神伤的简单易行，而既然我拒绝这一个，我就接受了另一个，一个有待发明的、我所不知的、还没有人创造出来的终结：劳儿·瓦·施泰因没有终结的终结，没有终结的初始。

看着她吃，我在遗忘。

我们无法避免在T滨城过夜。这一明显事实在我们吃饭时落到我们头上。它与我们巩固在一起，我们忘记了会有别的做法。是劳儿说的：

“如果您愿意，今晚我们就留在这儿。”

我们不能回去，确实如此。

我说：

“我们留下来。我们没有其他办法。”

“我要给我的丈夫打电话。我在T滨城留下的理由还没有充分到让他……”

她补充说：

“过后，我会非常听话。既然我已经跟他说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难道我，我还不能改变一下吗？我能，您瞧。”

她抓住这一信念不放。

“看着我的脸，应该看得出来，对我说我们不能回去。”

“看得出来，我们不能回去。”

她的眼里不间断地溢满滚滚而来的泪水，她含着泪笑，我不了解这一笑。

“我要和您在一起，但要依我所愿。”

她让我去订一个房间。她要在海滩上等我。

我去了一家旅馆。我订下房间，我问，别人答，我付钱。我和她一起在等我自己：大海终于涨潮了，海水一块一块地淹没了蓝色的沼泽，沼泽带着同样的缓慢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与大海融为一体，这片沼泽这样了，其他的在等待着它们的轮回。沼泽的消亡使劳儿充满了糟糕的忧伤，她等待，预料、看到了这一消亡的出现。她认出了它。

…………………… ……………………

劳儿梦想着另一种时光，在那里，将要发生的同样的事情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另外的方式。千遍万遍。到处发生。不分彼此。在其他人之中，成千上万的人，和我们一样，梦想着这种时光，不可避免。这一梦想传染了我。

我不得不为她脱去衣服。她自己不会去做。她现在赤身裸体。谁在那儿，在床上？她认为是谁？

躺着的她一动不动。她忧心忡忡。她一动不动，待在我把她置放的地方。当我也脱下自己的衣服时，她用眼睛满房间跟随着我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这是谁？危机出现了。我们在此刻的处境，我们单独在这个房间里的情形，她和我，引发了这一危机。

“警察在下面。”

我没有反驳她。

“楼梯上在打人。”

我没有反驳她。

她认不出我，一点儿也认不出。

“我不明白了，是谁？”

然后，她艰难地辨认我。

“我们要走。”

我说警察会把我们抓起来。

我在她身旁、在她紧闭的身体旁边躺下。我闻到了她的气味。我抚摸着她，眼睛没有看她。

“哎，您把我弄疼了。”

我继续。在触摸中我辨识出一个女人的身体的岗峦起伏。我在上面画了一些花。她不再抱怨。她不再动，大概记起她是和塔佳娜·卡尔的情人在一起。

可她这时终于怀疑起这一身份来，她惟一识别的身份，她惟一一直在要求、至少在我认识她的时候要求的身份。她说：

“是谁？”

她呻吟着，要我告诉她。我说：

“塔佳娜·卡尔，比如。”

我疲乏不堪，精疲力竭，我让她帮我：

她帮我。她会。在我之前是谁？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无所谓。

然后，在喊叫之中，她辱骂起来，她同时恳求、乞求再要她或饶了她，被围捕的她试图逃离房间，逃离床，却又赶过来为了被捕获，乖乖地被捕获，在她与塔佳娜·卡尔之间不再有区别，惟一不同的是她的眼中没有愧疚之色，另外她有对自己的指称——塔佳娜不指称自己——并且用两个名字指称：塔佳娜·卡尔和劳儿·瓦·施泰因。

是她把我叫醒的。

“该回去了。”

她穿好了衣服，灰披风在身上，站着。她继续与夜里的她保持相像。她样子很规矩，因为她本来还想留下来，本来想一切重新开始却发现不该这样。她目光低垂，她一点儿也没有提高的声音放慢了。

在我穿衣服的时候她走到窗前，而我也避免再接近她。她提醒我应该在六点钟到森林旅馆见塔佳娜。她忘记了很多事情，却没有忘记这一约会。

在街上，我们互相看了看。我叫她的名字，劳儿。她笑了。

车厢里并不是只有我们俩，应该小声说话。

她应我的要求谈起麦克·理查逊。她说他非常喜欢打网球，他写了一些诗她觉得很美。我坚持让她说说。她能给我说得更多些吗？她能。我痛苦不堪。她说着。我还要求。她慷慨大度地赐我痛苦。她背诵着在海滩上的那些夜晚。我要知道得更多。她给我说了更多。我们笑着。她就像第一次、在塔佳娜·卡尔家时那样说话。

痛苦消失了。我对她说。她不再说话。

结束了，真的。她可以向我讲述关于麦克·理查逊的一切，她所要讲的一切。

我问她是否相信塔佳娜会告诉若安·倍德福在我们之间发生了某些事情。她听不懂这个问题。但是听到塔佳娜的名字，想起那个对自己的命运还懵懂无知的黑发小脑袋，她笑了。

她没有谈塔佳娜·卡尔。

我们等最后的乘客下了车才走出车门。

对劳儿的远去我还是感受到几多艰难。什么？等一下。我让她不要马上回去，时间还早，塔佳娜可能在等着。她预想到这一点？我不相信。她说：

“为什么今天晚上？”

我到森林旅馆时，夜幕降临了。

劳儿比我们来得早。她在黑麦田里睡着了，疲惫不堪，因我们的旅行而疲惫不堪。

有关劳儿的一些背景材料

在诅咒世界的毁灭、兆示大地的沉沦方面，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不吝惜笔墨，人们不仅能看到《毁灭，她说》（一九六九年）这样意指明晰的书名，也能听到她作品中人物的妄语谵言：“让世界消亡！让世界消亡！”（《卡车》，一九七七年）早已将虚构与现实、文学与生活的界限打破的女作家，在作品之外更是无时无处不在激扬着她的愤懑与厌世。一九七九年的一天，在极度消沉、濒于自绝（这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正如她酒精中毒被送进医院急救一样）的边缘，她与一位打过电话来的朋友又谈到了“世界的末日”，并使用了“沉没”这个词。朋友问她：“您真的认为末日将临吗？请设想一下，一个世纪以后再没有人读您的作品了。”她马上回答：“我？我的作品会有人读的。在盖洛普民意调查上，我属于人们最后还要读的那一打作家中的一个。”

不难看出，对杜拉斯来说，写作的诱惑还是大于死亡的冲动，而对其作品在她死后是否有读者的在意更胜于“时日何丧，予及汝皆亡”似的“终极关怀”。人们无法知道她希冀传世的是哪些作品，也很少有作家像她那样懂得什么是文学时尚，但从她自己的倾向、作品本身的价值尤其是作品所提出的问题看，这里面大概至少有这部与童话《睡美人》有互文关系的经典之作，小说《劳儿之劫》，或译《劳儿的劫持》。

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从书名开始就浸透着某种隐晦和歧义。事实上，国内法语界人士尚未就书名达成一致，有的译成《洛尔·维·斯坦的迷狂》，有的译成《劳拉·维·斯坦的沉醉》。《劳儿的劫持》也是个无奈的选择。法文书名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中, 定冠词le与介词de除外，只有女主人公的父姓Stein较少疑问，“施泰因”是日耳曼语系中的姓氏（书中交待劳儿的父亲原籍德国），在杜拉斯的文学世界中，它常常与犹太性相连。至于Lol V. (劳儿·瓦)，那是Lola Valrie（劳拉·瓦莱里）的简写、缩写，书中女主人公在发疯后就是这样自称并这样让人称呼她的。论者一般都注意到从 Lola 到 Lol的转换中名字的西班牙性及女性特质的减损与消失，从Valrie到缩写V.的变动中真实名字的隐藏与截断。至于难以定夺的 Ravissement,它是杜拉斯有意选用的多义词，主要有“强夺、绑架、劫持”与“迷狂、狂喜、迷醉”两层意思，也与宗教的乐极升天及世俗的诱拐妇女有些关联。依杜拉斯本人的说法：“这本书应该叫做Enl vement（劫持、诱拐），之所以用Ravissement，是想保留它的歧义。”（《法兰西文学报》，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六日）然而，即便做出了“劫持”的选择，书名还是令人困惑：劳儿到底是劫持的主体还是被劫持的对象，也就是说，她是劫持者还是被人劫持？或许，这正是作者设置的诱饵，正如拉康所说“劫持者乃杜拉斯本人”，是我们读者被杜拉斯诱拐、劫持，中了魔一样被吸引到她的文本世界之中，与她的笔下人物一起经受着某种痴迷、狂乱。

至于女主人公劳儿乃至整部小说的来历，据法国符号学家让-克罗德·高概教授在《杜拉斯文本的符号学分析》中记载：“有一天［杜拉斯］去一家治疗心理脆弱患者的医院。里面的男女通常是一些接受药物治疗的病人。她到的那一天，是一个节庆的日子。大家在庆新年，有一个舞会。进入舞厅的时候，病人在跳舞，当然有些人病症严重得一眼就能让人看出他们是病人。在那里跳舞的其他人中有一位年轻女人面部绝对平静。她跳得如此之好，人们会误认为她一点儿病也没有。可是，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非常严重。正是看到了这么个人才使杜拉斯产生了写一部精神病人的书的灵感，后来就写出了《劳儿之劫》。”（《话语符号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劳儿之劫》一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从当时发表的一些主要书评文字中可以窥见其反响之一斑。

雅克琳·皮亚捷（《世界报》，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据书名看，应该把《劳儿之劫》当作一次着魔来接受。除此之外，该书是让人不适、令人生厌的。［……］

玛格丽特·杜拉斯意图何在呢？描写一例神经官能症还是把握女性在爱情痛苦的反弹上的极端显现？［……］

神经官能症、痴迷着魔、被过去的创伤纠缠不休，难道这些主题不都令人想起罗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吗？［……］但是杜拉斯并没有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将两人之旅贯彻到底。［……］她的作品中最缺少的，便是对着魔迷狂的演绎阐发。她很快就跌落到自己的世界之中，这世界自《如歌的中板》以后越来越局限于爱的创伤。

罗贝尔·康泰（《费加罗文学报》，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

读《劳儿之劫》，首先让人有点怀恋《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行文的完美、自如 ［……］但过不久便会注意到本书中的缺陷恰是它的长处所在 ［……］，对话的作用只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受沉默的内涵［……］，那些看来叙述得很笨拙的场景是为了向我们提示某些缺失、某些空洞、甚至是某种虚无。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大概是因为这一虚无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而我们也不愿意对它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女基督徒独立青年团阅读委员会：

一个知晓事物等级之所在的基督徒面对这部贫瘠的作品不可能不表示惊讶，作者的聪明和才智不足以掩盖书中内容的空乏。［……］

所有的叙述都以冷峻、客观的方式进行，自始至终没有任何道德判断介入。俨然一份临床报告。冰冷的语调为这一极其险峻的叙事添上了某种高洁的色彩，而这种高洁又通过非常古典、纯粹的语言得到强化。可是，这种对神经官能症的研究还属于文学吗？［……］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现代小说中占据着首要的位置。人们不可忽视她写的书［……］。但是，喜欢她以前作品的人这次定将对这本书感到失望，即便它对应着“一种新美学”。

《劳儿之劫》看来是部失败之作。

克洛德·莫里亚克（《费加罗报》，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也许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最美的小说。令人困惑并且有着看似简单的假象。［……］

玛格丽特·杜拉斯身上所迸发的，是才华和聪慧。在文学事业中，没有比女作家听凭其感受去理解、去阐释更罕见、更美的了。聪明才智在这里服务于她随着迹象的出现去破解、去翻译的本能。

这部小说技巧娴熟细腻。它得到“新小说”作家的赞美，他们从中发现了他们自己所关注的事情，但杜拉斯却以一种个人的方式和语气将其表达出来［……］玛格丽特·杜拉斯停留在句子的表层、面部的平面。但是，借助她独特的才能，她懂得在词语的闪烁模糊及动作的犹豫不决中截取出更深层的隐秘来。

克洛德·鲁瓦（《解放报》，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

《劳儿之劫》是一部独特的作品，首先是晦涩难懂［……］。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和电影剧本是一些悲剧诗篇，其中的人物常处在一个放大并加强着日常特征的危机时刻。［……］

杜拉斯运笔强劲且迟缓地表达出生命中的这些时刻，这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旁观者，在命运面前感到迷惑、恐慌不安；她用慢镜头的手法表达一些与撞车、垂死和地震相类似的事故，［……］

“世上的任何爱也不能代替爱本身，”杜拉斯的一部小说（《塔尔奎尼亚的小马》）中有个人物如是说。她所有作品要表达的别无其他。［……］与玛格丽特·杜拉斯堪为同类的不是新小说的作家们，而是写出了伟大的形而上中短篇小说的契诃夫。

劳儿甚至牵动了结构主义大师、心理学家雅克·拉康的神经，他为此专门著有《向写了〈劳儿之劫〉的杜拉斯致敬》（一九六五年）一文，开始了对这部小说的精神分析解读。而杜拉斯本人对拉康在“致敬”中所流露出的男权中心思想的不满，作品本身的女性人物——男性叙述者——女性作家写作方式及其所提出的问题，又使得对小说的女权主义批评形成不小的规模。可以说，是拉康的“致敬”使得《劳儿之劫》受到了知识界先锋派、精神分析学家及女权批评家的广泛关注，从而激发了文学评论界对杜拉斯与《劳儿之劫》的研究热情；又是拉康的盛名及其一以贯之、在“致敬”中丝毫不见藏掖的矫饰语言与晦涩文体，吓跑了许多的普通读者，使《劳儿之劫》渐渐被公众视为难读、难懂的作品，杜拉斯本人也因而渐有了隐晦作家之名，直到一九八四年《情人》的成功才使她重新“通俗”。

尽管小说中劳儿的女友塔佳娜将劳儿的病因部分地归咎于劳儿少时就有的某种心不在焉、某种若有所失、某种心智不全，拉康还是像书中叙述者雅克·霍德一样，更倾向于考察“舞会事件”本身。在拉康看来，构成场景即所谓“原始场景”的，是舞会中两个一见钟情的男女跳舞时的忘我与沉醉（Ravissement），众目睽睽之下劳儿成了被排除在外的第三者：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就“劫持”了她的未婚夫。整部小说可以说是这一场景的不断回闪与重现，它与另一个幻象中的场景一起不断缠绕着劳儿：她的未婚夫在他们去过的旅馆房间里“为另一个女人、一个不是她劳儿的女人脱下衣服”。劳儿走向了沉默与沉睡，十年一梦的婚姻生活，却在自己的家门口被另一对情人的亲吻唤醒。她走进这个二人世界，“劫持”了女友的情人，以欲望的主体身份重演了“原始场景”的三人剧。

只是，在拉康看来，这不是能导致“治愈的事件”，新的三人剧更像是系了个更紧的打不开的结，劳儿沉溺于更强、更深的欲望之中：“看”。她的“看”动摇着雅克的“我思”，分裂了认识的主体，“使叙事的声音变成了叙事的焦虑”，使叙述者——男主人公无所适从、不知所终。正如拉康所说：“这种三人的存在，是劳儿安排的。正是因为雅克·霍德的‘我思’以过于接近［病者］的治疗——小说结尾处他陪她‘朝拜圣地’而不是让事件发生——缠绕着劳儿，劳儿才变疯了［……］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将劳儿拉回到黑麦田,看来是一个不够果断的结尾，它让人猜想应对那种令人感动的理解有所提防。被理解不适合劳儿，‘劫持’是不可救药的。”

拉康认为，创作了劳儿这一人物形象的杜拉斯走在了精神分析之前，应该向艺术家“致敬”：“尽管玛格丽特·杜拉斯亲口告诉我说，她不知道在她所有的作品中劳儿来自何方，并且我自她其后的话中也能隐约看到这一点，但我认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有权采取的——或许不被如此认可的——立场的惟一好处，便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提醒人们：在这一方面，艺术家总是走在他前面，他没有必要在艺术家为他开辟了道路的地方再以作为心理学家而自鸣得意。”“我在《劳儿之劫》中正是认识到这一点，玛格丽特·杜拉斯看起来不需要我也知道我教授的东西。”文章最后，论及“精神分析的伦理”时，拉康甚至将玛格丽特·杜拉斯与写了《七日谈》的玛格丽特·德·那伐尔及“年鉴学派”史学家吕西安·费伏尔相提并论，称赞杜拉斯描述了“生之磨难”的“真历史”，创造了“个人灵魂的神话”，说她在“以无可名状之物礼赞空虚生命之无语婚庆”的时候，为“无望之慈善注入了生机”。

可是，对拉康的“致敬”，杜拉斯似乎并不十分领情。当然，能得到拉康的好评和善解是让她高兴的，她也表示出起码的礼尚往来：“关于《劳儿之劫》，人们对我说的最漂亮的话出自一个批评家之口，类似说‘《劳儿之劫》是我写的’。”但是，女性作家的敏感马上使她显示出对男权中心式话语的反感：“是谁让劳儿·瓦·施泰因从棺材中走出来的？不管怎么说，是个男人，是拉康。”（《话多的女人》，一九七四年）对“杜拉斯看起来不需要我也知道我教授的东西”这句话，杜拉斯更是总要抑制不住地抨击：“这是男人、主人的话。至少是有权力的男人的话，显而易见。作为参照的，是他。‘我教授的东西’，她，这个小女人，居然知道。这份敬意是巨大的，但这份敬意最后绕到他自己头上去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蒙特利尔》，一九八一年）

女性批评家、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在《劳儿之劫》发表二十年以后对杜拉斯作品主题的总体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稍有距离的观照。在《黑太阳——消沉与忧郁》（一九八七年）一书中，克里斯蒂瓦专辟了一章（最后一章）“痛苦病：杜拉斯论”。作者认为，现代世界进入了空前的危机状态，继可见的政治、经济、宗教危机后，使现代人感受最深的是思想与言语、表现与意指的危机。内心痛苦与精神张力的无以名状使文学与艺术转向了非理性、空白和沉默。在文学语言越来越内在化的时候，杜拉斯似乎掌握着将个体的体验外化的某种文法，以某种显得滞重、令人感觉不适的语言去尽量贴近笔下人物的心理创伤和精神障碍。于是我们就在《劳儿之劫》中看到了与人物和叙述者的心智衰退相联的不合常规的言语使用。这种对内在不适与心理病症的忠实也体现在价值判断的消失、净化作用的减退上：“没有治愈，也没有上帝，没有价值，也没有美，除了处在深度分裂中的病态美。大概，艺术从来没有这样缺少疏导，缺少净化。”为此，《黑太阳》的作者提醒人们：杜拉斯的作品不适合脆弱的读者，因为它让人“与疯狂擦肩而过”，“它不是从远处展示着、观察着、分析着疯狂，让人有距离地承受，期望着一个出路”，“相反，它与疯狂合为一体，直向你冲来，没有距离，来不及躲开”。

至于劳儿，在克里斯蒂瓦看来，她的问题不是压抑，而是“性冲动枯竭”，她所能激起的只是“迷恋”而不是快感，她的痛苦与女性存在的深度分裂实为一体。是痛苦的无可言说使杜拉斯在“修辞的滞重”之外又选择了“语义的漂洗”，构筑起一个“令人不安且传染着痛苦之病的空间”：“她说话的时候，只是想说难以表达出做劳儿·瓦·施泰因是多么令人厌倦，多么漫长无期，漫长无期。人们让她努把力。她说，她不明白为什么。她在寻找惟一一个词上面临的困难似乎是无法逾越的。她看上去什么都不再等待。她是否想着某件事，她自己？人们问她。她听不懂这一问题。人们会说她自暴自弃了，说不能摆脱这一点的无尽厌倦没有被思考过，说她变成了一个沙漠，在沙漠之中一种游牧的特性将她抛向了永无休止的追逐，追逐什么？不知道。她不回答。”

克里斯蒂瓦大概是要给杜拉斯以及她的劳儿做出社会历史学的解释，我们似乎还可循着同样的逻辑提出社会伦理学的问题，比如劳儿的疯狂是否反理性、反社会、反道德、反规范尤其是情爱的规范，因她的“乌托邦”是一个没有排他性的三人世界？我们甚至可以追问：在世界的普遍沉沦面前，杜拉斯是否想说，除了死亡，疯狂几乎是惟一的选择，惟一可以让人接受或者说不能不如此接受的生存状态？

作者杜拉斯本人似乎更愿意“就事论事”，让人更多关注她的作品、人物。比如，她将劳儿与《副领事》中到处流浪、失去一切的印度丐女做比较：“劳儿的疯狂是区域性的疯狂，个人的疯狂。丐女的疯狂是无限广泛的疯狂，就像整个领土都被占据一样。”（《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蒙特利尔》）又比如，她说：“我书中的所有女人，不论年龄大小，都来自劳儿，也就是来自某种自我遗忘。”（《物质生活》，一九八七年）而对各种各样的解读、批评，杜拉斯显得比较开通：“这毕竟是一部到处都有翻译的书［……］自劳儿从我这里出去、我第一次看见她以后，再也没有找到她。劳儿，她属于你们，是你们造就了她。”（《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地方》，一九七七年）也许，杜拉斯说这话时忘记了，劳儿正如她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一样，很难在一部书中自生自灭，他们会在其他作品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再次出现，直至最后的消失，许多人物都是随着杜拉斯的去世而消失的。

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或可称为杜拉斯另一部经典之作的《副领事》中，劳儿的未婚夫麦克·理查逊与他的情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出现了，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劳儿。在据《副领事》改编的电影《印度之歌》（一九七五年）中，劳儿和舞会的故事出现在画外音中。

一九七一年发表的小说《爱》似乎是《劳儿之劫》的续篇，占据中心的是沙塔拉与T滨城的舞厅。一个疯女人（劳儿？）在海边不停地走着，跟在一个“疯囚犯后面”（劳儿的情人雅克？），而在她身后跟着一个旅行者（劳儿的未婚夫麦克？）。人们谈到舞会，旅行者与女人也来到T滨城的娱乐场，他走进“不再有舞会”的舞厅，而她则睡在海滩上。女人，与一前一后的两个男人一样，无名无姓。在电影《恒河女》（一九七二年）中，画外音讲着没有命名的劳儿的故事，其中提到“救护车来到黑麦田把她接走”，但人物的“记忆丧失了”，成为“灰烬”。

劳儿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物质生活》（一九八七年）中，杜拉斯提到一部遗失的名为《劳儿·瓦·施泰因的电影》的电影稿本。据她回想，她最后看到的劳儿是这样的：“衰老的劳儿脸上涂着浓妆，从T滨城娱乐场的舞厅出来，被人抬在轿上，如中国女人。轿子是男人们抬的，放在肩上，像棺材一样。”不难看出，劳儿的终点就是她的起点，故事开始的地方；而杜拉斯也和她的劳儿一样，被回归初始所纠缠：这里，她根本没有进入文学想象，她只是又看到了世纪初的印度支那，她十八岁走出却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的印度支那。

从此，杜拉斯的“睡美人”劳儿再也没有醒来，而杜拉斯也于一九九六年三月永远地沉默了。

翻译《劳儿之劫》是一种挑战，这挑战来自小说的叙述和语言；也是一种考验，对翻译者的神经与理解力的考验。因为它看上去讲的是一个疯女子的故事，而讲这个故事的人不能说没被传染上某些相关的病症。

故事讲到将近一半的时候，匿名的外在于叙事的“我”突然拥有了名字和身份，从此，“我”的主要功能似乎不仅在于讲故事了……

“这个词，这个并不存在而又确实在那儿的词，在语言的转弯处等着你，向你挑战。”

一个完整的句子，表述着简单的事实，被拆散，被打破，被割裂，碎尸一般；而承载着某种不定的情境、状态或认识的一个火车一样的长句终于走到尽头时却遭遇猝不及防的质疑和否定。与此相比，“她”（劳儿）与“她”（塔佳娜）的混同，“我”与“他”（同是雅克·霍德）的分裂，实在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说做法。

在这同生命本身一样破碎、一样隐晦的语言面前，翻译又是什么呢？准确与忠实当然是最好的意愿。而对于在汉语中很少被如此严格对待的生命体验，怎能指望方块字早已准备好一些现成的表达方式呢？在译文中寻找文雅与优美肯定是徒劳的，因为一些接近此类标准的如“中规中矩”、“言行有则”似的四字结构，在如此极端的经验与语言面前，早已是离题千里了。

或许，译者由于过分投入于他的工作，也传染上了书中的某些语言病症？

劳儿的疯狂。这是书中其他人的说法，塔佳娜也属于其他人，在他们看来，归根结底，劳儿是个疯子。“我”在书中试图接近劳儿，以“我”的方式，去爱，去理解，问题是“我”无法向其他人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劳儿是这样对“我”说的：“我知道，不论我做什么，您都会理解的。应该向别人证明您是对的。”

使翻译工作得以进行下去的，是一个词，是对一个词的寻找。“在寻找惟一一个词上面临的困难似乎是无法逾越的。”这个词，最近，被来这里讲学的保罗·利科，一个法国哲人，说出来了。他当时谈到自杀，但这也令人想到疯狂，他说：

我尊重，我尊重这一行为。这是生与死交汇的一种情形、一个点，是生的最后行为，是死的最初行为。这是生命的大神秘。而我，我没有判断。［……］有的人因为绝望而自杀。如果有绝望存在，那它是对什么绝望，那它就证明着什么。它证明着我不能提供救助。自杀的问题是苟活下来的我的问题，它是苟活的我的失败，是苟活者的失败。

尊重。我要找的就是这个词。

王东亮

一九九九年初秋 蔚秀园

名可名，非常名——译本修订后记

I

《劳儿之劫》讲的是劳儿的故事，一个很常见的女孩子失恋的故事：一个年轻姑娘被未婚夫抛弃，痛苦得难以自拔，失去了部分理智。另一个男子走近她，娶她为妻，带她到另一个地方生活，生儿育女。若干年以后，姑娘故地重游，偶然的事件唤起了她沉睡的记忆，爱的创伤复发，也许从来没有治愈。

这样的故事无处不在，并且不限于男女情爱。就好像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受伤，为了受伤以后疗伤，而所谓的日子或许只是疗伤的过程，对治愈的期盼，以及对不可救药的确认。

这样的故事，一千个作家有一千个讲法。杜拉斯的讲法有些特别，她不是自己在讲劳儿的故事，而是让书中一个人物、一个叫雅克·霍德的男人来讲。这个叙述者不是传统小说中常见的那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是视角有限却能冷眼旁观的所谓“见证人”。他努力筛选材料，辨别真伪，试图去讲述劳儿生活的主要线索和重要事件，可是故事讲到快一半的时候，他自己却走进了故事，参与了事件，使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重合，使叙述者和人物混为一体。

这首先是一个所知有限的叙述者，他习惯使用否定句和疑问句：

“她有一个大她九岁的哥哥——我从未见过他”；

“关于劳儿·瓦·施泰因的童年……，我也从来没有听到什么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事情”；

“她自己的一部分总是与你远离，与现在远离。远离到哪里呢？”

“她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们互相认出来了吗？”

即便是正常的陈述，他也不忘记时常加以否定和质疑：

“二者信步而行，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再相分相离。哪里？”

“［她］首先要绕房子走一圈，在它周围的街巷里转一转。谁知道？”

“……一种游牧的特性将她抛向了永无休止的追逐，追逐什么？不知道。”

为了能够讲述劳儿的故事，这个实际上一无所知的叙述者雅克·霍德，只能借助一些道听途说：“沙塔拉不是一个大得可以听不到闲话吞得下奇闻的城市”，或者依赖他的情人、劳儿当年的女友塔佳娜的记忆。可是，在发现自己和那些“传播流言蜚语之徒”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而塔佳娜所讲的也是“虚实莫辨的故事”以后，他“对任何东西都不再确信”，并坦言自己要“杜撰”、“虚构”、“编造”劳儿的故事，讲述他的劳儿·瓦·施泰因的故事。

在这个实为杜拉斯虚构而杜拉斯虚构中的叙述者又再次虚构的劳儿的故事中，惯常的名与实、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消失了，出现的是一些缺失，断裂，破碎，乃至空无。

劳儿的名字。劳儿对自己的名字有着不同寻常的使用。让劳儿发疯的舞会事件发生后，在痛苦和愤怒之中，她改变了自己的名字。原来完整的名姓组合Lola Valrie Stein（劳拉·瓦莱里·施泰因）被她改成了Lol V. Stein（劳儿·瓦·施泰因）。从此，她不仅这样指称自己，也要别人这样指称她。单从字形看，一个完整的有国别和性别指向的Lola Valrie就变成了被删减、被截断、被隐藏的Lol V.，成了一个看不出属于哪一国家、哪一语言名称系统的残缺的存在。在小说结尾处，与雅克·霍德在T滨城的旅馆房间里，劳儿又有了对自己的另一个指称：塔佳娜·卡尔和劳儿·瓦·施泰因。劳儿对自己名称的改动，可以说隐含着某种自我寻找和认同，也可以说是在知晓所指本质上无可确定之后对能指的恣意和游戏。当劳儿第一次对雅克·霍德说出他的名字时，雅克·霍德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名字“头一次说出来没有指称”：“谁会注意到以名指人的不可靠性，除了她，劳儿·瓦·施泰因，所谓的劳儿·瓦·施泰因？”而这样的识见，也几乎成了劳儿的一个行为策略，在沙塔拉匿名漫游的时候，“她相信自己熔入到一个性质不定的身份之中，可以有无限不同的名称来命名，但这身份的可见性取决于她自己”。

劳儿的言说。劳儿出场的时候看起来是个快乐女孩，在中学的操场上，伴着远处传来的恋旧歌曲，她叫着女友：“跳舞吗，塔佳娜？”“来，塔佳娜，来呀，我们跳舞，塔佳娜，来吧。”舞会事件后，她先是愤怒地自说自话，继而厌倦地大喊大叫，最后逐渐停止说话，沉默不语。结婚、生育，过上所谓正常生活后，她周围的人常常处在一种关切的忧虑之中，“人们和她说话是因为应该和她说话，但人们又担心她的回答”，她丈夫惟一的顾虑就是避免他妻子在公众场合脱口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实际上，劳儿与别人交流时多数时间是“中规中矩”的，只有在说到过去的伤痛、今日的欲念时，才偶尔有辞不达意、答非所问甚至完不成句子的情况出现。

自以为对劳儿有所理解并深爱着劳儿的叙述者雅克·霍德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劳儿“撞到那个她找不到的词上”，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去倾听，去等待她寻找，她也许会找到，会把中断的句子继续下去。不过，劳儿找到的词、说出的句子有的时候却有“震耳欲聋的力量”，在她听凭自己的欲念说出塔佳娜“赤身裸体披着她的黑发”时，“最后两个词尤其带着一种均等、奇异的密度在回响……句子的密度突然增大，空气在它的周围劈啪作响，句子爆炸了，它炸裂了意义”。

在劳儿思想着她的“舞会”，她“永恒的舞会”的时候，她却一直找不到她在寻找的那个词，“她在寻找惟一一个词上面临的困难似乎是无法逾越的”。生活在“因为缺少一个词而无以言状的惟一的大悲和大喜”之中，她继续寻找这个词，她相信这个词可能存在：“这会是一个缺词，一个空词，在这个词中间掘了一个窟窿，在这个窟窿中所有其他的词会被埋葬。也许不会说出它来，但却可以使它充满声响。这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空锣也许可以留住那些要离开的词，使它们相信不可能的事情，把所有其他的不是它的词震聋，一次性地为它们、将来和此刻命名。”

“可是无名的痛苦又怎样可以言说呢？”

这个词，她终于没有找到。因为没有找到这个词，劳儿没有回复到完整的Lola Valrie Stein，也没有再成为其他的指称，她依旧是Lol V. Stein，带着这个名字所指称的所有缺失，所有残破，所有空无。

童话一般结构的劳儿的故事结束了。真正的白马王子麦克·理查逊走了，只会杜撰的说书人雅克·霍德成了他的替身，他吻醒了睡美人劳儿，与她共度一段劫难，但是不能最后拯救她。睡美人又睡去了。

很难给这个讲述爱与疯狂的故事做出什么合乎理性的结论，因为书中的许许多多都超出了我们平常得以安身立命的所谓理性。杜拉斯进入的是一个我们在生活中情愿回避的领域，进入这一领域需要有一些胆识和勇气：

“她发现了一个感觉生命的新源泉，一片世界在逃遁、意义在消逝的精神领地。自从《劳儿之劫》以后，她力图洞穿这一不可言喻之境。杜拉斯在我们最为幽晦的感知区域点燃烈火；将她认为过于贫瘠平乏的真实推向极限；拓宽、扩展着我们的理解界域。她感兴趣的，不是我们每个人内心存有什么，而是在我们前面、也许我们够不到但却应该努力去征服的东西。”（洛尔·阿德勒，《玛格丽特·杜拉斯》，伽里玛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页四四○至四四一）

Ⅱ

《劳儿之劫》五年前曾以《劳儿的劫持》（春风文艺出版社，二○○○年一月）之名出版。这次再版修订，主要检查了语言理解方面的错误和疏漏，对译文进行了一些加工，使之尽量符合中文表达习惯。另有三处明显修改，分别涉及到书名、人名和地名。

在《有关劳儿的一些背景材料》中，译者提到过法文书名中的ravissement是杜拉斯有意选用的多义词，既可以表示与理性消减有关的状态如“迷狂、狂喜、迷醉”，也可以表示某种强力行为如“强夺、绑架、劫持”。汉译中找不到如英文ravishing一样的近似对应词（单看小说的英译名The Ravishing of Lol V. Stein就可以知道西文互译与西文汉译会有多大的不同），只能在两个词义间进行选择。

原译本选择的是“劫持”，作为支持的是杜拉斯本人的声明，原文如下：Ce livre devait sappeler《 Enl vement》. Jai voulu, dans Ravissement conserver l quivoque. (Lettres franaises, 30 avril-mai 1964)，译为：“这本书应该叫作Enl vement（劫持、诱拐），之所以用Ravissement，是想保留它的歧义。”另外，小说中的人物行为线索也大致围绕着两起与强取、劫夺有关的事件：T滨城的舞会上，一个神秘的黑衣女人一出场就让劳儿的未婚夫麦克·理查逊神魂颠倒，众目睽睽之下就把她的未婚夫劫走了，一去不返；十年以后，劳儿本人以看似自然实际“专制、不可抗拒”的方式俘获、劫持了她少年女友塔佳娜的情人，小说的叙事者雅克·霍德。

但是，“劫持”不能令人满意，作为书名它显得生硬、突兀，封闭了语义的空间，容易令人想到绑架、劫匪等暴力行为，虽然书中情劫、爱劫、诱劫等场景未必不传递着另一种意义上的暴力。

在对书名一直不满意的译文修订工作中，在与一个心仪杜拉斯的朋友的通信交流中，译者想到了单字“劫”：劳儿在舞会上经历的难道不是一场劫难？未婚夫麦克的移情别恋难道不是一种劫数？与若安·倍德福的十年婚姻生活难道不是一种劫后余生？回归故乡沙塔拉难道不是再蹈劫火、再度劫波？小说结尾她重返黑麦田难道不预示着她的爱和她的疯狂都将同样地万劫不复？

现代汉语中的“劫”字有着土生土长的词义如“威逼、胁迫”、“抢夺、强取”、“盗贼、劫匪”等，也有着源自西天印度表示时间却早已超越了时间概念的蕴涵：“佛教名词。梵文kalpa的音译，‘劫波’（或‘劫簸’）的略称。意为极久远的时节。”（《汉语大词典》第二卷，一九八八年，页七七八）不过，即便是本来意义的比世纪还长的时间，这“劫”看起来对劳儿也再合适不过。舞会上，眼见得未婚夫投入到另一个女人的怀抱，她一下子老了“几百岁”；舞会以后，她觉得“做劳儿·瓦·施泰因是多么令人厌倦，多么漫长无期，漫长无期”；当她第一次走出家门也是若安·倍德福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语似恳求地对他说：“我有时间，太长了”……

与书名的改变相比，一个人名和一个地名的改变实在是无足轻重的。

劳儿的丈夫名为Jean Bedford，原译为让·倍德福，全名在文中无论什么地方出现都没有问题，但是当“让”这个单名在人物的对话中出现时，会干扰中文阅读，有时会让人误以为是作为动词和介词的“让”。修订本通改为“若安”，以避混淆。没有考虑到法语人名翻译的习惯问题，因为从字面上、从小说内容上无法确定Jean Bedford是法国人，正像无法从劳儿的原名确定她是哪国人一样：Lola（劳拉）是西班牙女性常用的名字，Valrie（瓦莱里）是法语单名（若安·倍德福在小说中不带重音称劳儿为Lola Valrie，表明他至少不是法语国家的人），父姓Stein（施泰因）是德语姓氏，与犹太人有不少关联，杜拉斯笔下的很多人物似乎都有犹太血统。

专名的国际化、非确指性似乎也体现在地名上。

《劳儿之劫》中三个主要地名分别为S.Tahla，T.Beach，U.Bridge。S.Tahla是劳儿的故乡，故事的起点和终点；T.Beach是舞会事件发生地，劳儿心之所系的港湾，而舞会则是“她每天都要登上的航船”；U.Bridge是劳儿丈夫工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十年，养育了三个女儿。S.Tahla在杜拉斯其后出版的其他书中写为S.Thala，作者和论者通常暗示它源自希腊语thalassa（“海”）。考虑到词源因素及小说中地名三足鼎立的情况，原译本中分别把它们译为S海市，T滨城，U桥镇。

这样的处理，在这部小说的范围内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些，比如去阅读被视为《劳儿之劫》的续篇《爱》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在更合适的书名应该是“爱之劫后”或“劳儿之劫后”的这部以单字“爱”为名的小说中，书中人物没有名字，S.Thala是惟一被命名的，似乎比人物更重要。在直指存在、略有诗化的叙述语言中，在与大海和故乡相关的指涉中，S.Thala作为音响形象的能指似乎也参与着文本意义的构建。显然，在下文的情况下，再把它译为S海市似乎实感太强，物化太重，韵味全无：

“S.Thala，是我的名字”（《爱》，伽里玛出版社，一九七一年，页六二）

“我的S.Thala”（页一○二）

“在他身后，S.Thala在燃烧”（页一二九）

姑且将S.Thala半音译为“沙塔拉”（沙子、沙滩也是《爱》中的主要意象，同大海、烈火、灰烬一样），为了阅读《爱》，也为了强化能指的声响效果以及与具体空间概念渐渐脱离的走向。《劳儿之劫》中故事地点三足鼎立的效果似乎不那么强了，不过，这三个地方对劳儿来说，本来就不具有同等的意义。她是沙塔拉的女儿，沙塔拉的漫游者，沙塔拉的疯女人。她永远要回来、从来也没有真正离开的，就是沙塔拉。劳儿就是沙塔拉，杜拉斯不止一次这样说过。

“名可名，非常名。”就好像一个东方先哲在遥远的古代说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想到了不知历经多少个世纪以后，会有个西方女子写出一个奇异的故事来，为他这句话作个注。

王东亮

二○○四年初冬 哨子营

- 第一章

- 第二章

版权信息

- 书名：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

-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65751

- 译者：王道乾

- 责任编辑：周冉

- 产品经理：邵明鉴

前不久我买得一处房屋。所在地点十分佳美。让人觉得就像是在希腊一样。房屋四周的树木也都归属于我。其中有一株树巨大无比，在夏天，绿阴如盖，我不会以溽暑为苦了。我要找人修筑一座露天平台。黄昏时分，在平台上，我将眺望希腊夕照……

在这里，在某些时刻，阳光是纯一而绝对的，把一切都照得通体分明，是多重性的，同时又是准确无误的，猛烈地射向那惟一的一个目标……

——一九六○年夏日听到的谈话

第一章

它是从那条山路左侧走过来的。它窸窸窣窣穿过矮小灌木和荆棘丛，来到山岗上这个地界，这里全部覆盖在树林之下。这里就是山上平台的边缘。

这是一条棕色的狗，身个儿小小的。它肯定是从另一侧山坡那些小村镇上跑来的，从那边上来，翻过山顶，约摸有十公里路程。

山的这一侧，猝然断陷，十分陡峭，下面就是平原。

这条狗急步从山路上窜下来，待到沿峭壁而行时，立刻换成缓慢的碎步。它嗅着浮在平原上空醉人的阳光。这平原上，在村镇四周，都是庄稼地；这个村镇有许多条大路向地中海一处海边伸展过去。

屋前有一个人坐在那里。那狗没有立即看见那个人。这是它从山那边远处那些小村镇跑来的路上仅有的一处房屋。坐在屋前那个人正在望着前面一片空无所有、只有一群群飞鸟有时横空掠过、闪耀着阳光的空间。他坐了下来，又热又倦，气喘吁吁。

多亏停下来喘息一下，它觉得它并不是完全孤独的，它后面有一个人出现，它的孤独就给打破了。昂代斯玛先生坐在柳条椅上，椅子随着他吃力的呼吸节奏发出悠悠缓缓的轻轻响声。这种具有独特规律的节奏是骗不过那条狗的。

它掉转头来一看，发现有人在，它的两个耳朵一下竖了起来。它已经跑得很累，这一来累也不见踪影了。它仔细打量着那个人。自从它长大可以满山跑来跑去，山上的来龙去脉都熟悉了解，屋前这个平台它当然是一清二楚的。总不至于因为年老，除开别的房主，连昂代斯玛先生也认不出。在它通常在山上走过的行程中，这里有那么一个人出现，这还是第一次也说不定。

昂代斯玛先生坐在那里不动，他对那条狗既没有表现出什么敌意，也没有显出什么友善。

狗以一种带有静观意味的固定方式朝他看了一会儿。这种不期而遇，使它有点畏惧。它觉得自家是负有义务的，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所以它垂下耳朵，摇着尾巴，朝昂代斯玛先生走近几步。这一番用心，在人那方面没有引出任何相应的表示，它随即放弃再做努力的打算，趁着还没有触及到人，急忙止步，站着不动。

一阵倦意又袭上身来，它又喘起气来了；接着，掉过头去，穿过树林走了。这一回是奔村镇那个方向走了。

它大概每天都到山上来，寻找母狗，或者找食吃；它大概一直要跑到西坡三个小村子那边，它大概每天下午都要兜这么一大圈，沿途搜索各种意想不到的获取物。

“母狗，臭垃圾，”昂代斯玛先生心里这样想着，“这条狗我总是看到它，它有它的习惯。”

这条狗也许想要喝水，应该给它一点水喝，应该让它穿过森林、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跑过长途旅程，在这个地方给它一点安慰，在可能的限度内，也应当让它艰苦的生活得到一些便利。从这里走去，一公里之外，有那么一个水塘，它肯定可以在那里喝水，不过水塘里的水不好，不干净，水让杂草的浆液浸得浓厚浑浊。那里的水必定是发绿的，粘搭搭的，蚊虫孑孓滋生，不卫生的。对这条渴望天天都活得快活的狗来说；需要有很好的清水给它喝才是。

瓦莱丽会喂它喝水的，在它经过她住的房子的时候，瓦莱丽会给这条狗喝水的。

它又转回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它又一次穿过平台，平台前面是悬崖，正面对着天空。它再一次打量着那个人。这一回，那个人向它做出好意的表示，尽管如此，它也不想靠近他。它慢慢掉头走开，是再也不打算回头了，这一天，就这样走开了。它沿着惯常穿行的小径，在飞鸟飞行的高度上向着灰蒙蒙的空间，一溜烟地走了。它走在山崖怪石嶙峋之上，步态尽管那么谨慎小心，它的指爪抓在岩石上嚓嚓有声，在附近的半空中，它曾经在这里走过，留下了记忆的痕迹。

这里的一片森林深远浓密，荒无人迹。林中空地也难得见到。惟一一条从林中穿过的山路——就是那条狗沿着走下去的那条路，在这里这处房屋后面，猝然转弯。所以狗沿路转过去立刻就消失不见了。

昂代斯玛先生抬起手来，看看他的表，已经是四点钟。所以这条狗经过这里的时候，米歇尔·阿尔克照原来约定的时间还未见来，已经迟误了。两天前他们两人相约，讲定时间，到这里平台上见面。米歇尔·阿尔克说四点差一刻来，说这对他是适宜的时间。现在已经四点了。

昂代斯玛先生把手放下，坐着的姿势变动了一下。柳条椅格格的声音更响了。接着，他那坐在椅子里的身躯，才又恢复了有规律的呼吸。刚才走过一条橙黄色的狗，印象在记忆中已经变得模模糊糊，影影绰绰了，只有他那个七十八岁高龄的肥硕躯体，此外一无所有。他那肥厚庞大的躯体在静止状态下，很容易变成为僵硬笨重，所以昂代斯玛先生不时要在柳条椅上挪动挪动，变换变换位置。这样他才能坐着等待。

四点差一刻，这是米歇尔·阿尔克说的。季节还是很热的，与别的地区相比，这个地方夏季午睡歇晌的时间无疑要长一些。昂代斯玛先生的午睡时间，不论是夏季、冬季，一向都按医疗保健要求严格保持同等的时间。所以他不会忘记别人也要歇晌，尤其是星期六的午睡，在村里广场各处的树阴下睡个午觉，睡得很实，有时还特别喜欢睡在屋里。

昂代斯玛先生曾经对米歇尔·阿尔克解释过：“那是为了修筑这里的露台，露台要俯瞰下面的山谷、村镇和大海。露台修在房子的另一面，那没有什么意思，修在这一边才对。只要露台建造得美观、牢固，而且宽大，需要花费多少，我都准备照付。当然，在原则上，这，阿尔克先生，您肯定是明白的，我想提出一份预算。自从我女儿瓦莱丽希望有这样一个露台，从那一刻起，一笔不小的款子我就已经准备好了。不过，预算还是有必要，这您是明白的。”

米歇尔·阿尔克是明白的。

瓦莱丽还要买下那边的水塘，那条狗刚才就在水塘边上歇脚。那也不在话下。

在这一片山林之间，只有这一处房屋，昂代斯玛先生前不久已经把它买了下来。这处房产连带庭院所占面积，包括山上最高处全部平面土地在内，这山上的平地沿山坡呈阶梯形层层下降，一直通到山下平原，村镇，直到海边。今天，海上风平浪静。

昂代斯玛先生住在这里村上已有一年光景。一年之前，他年纪是这样大了，理所当然应该罢手不要再辛劳工作，在悠闲清静中等待大限之日来临。他为瓦莱丽买下这处房屋，现在他亲自来看看，这还是第一次。

我的爱，紫丁香有一天将要盛开

丁香花开将永远永远花开不败

不知是谁在山下这样高唱。也许是午睡时间过了？也许是吧，午睡时间过去了。歌声无疑是从村镇上传出来的。不是从村里，难道会是别处？在下面村镇和昂代斯玛先生给他女儿瓦莱丽刚买下的这所房子之间，确实没有任何其他建筑物。

这里除开你这一所房屋之外，没有其他房子，任何建筑物也没有。以后，正因为这座房子归属于你，所以它就成了绝无仅有的了，即使换成别人，不论他是谁，也依然会做出这不可预料的事，用生石灰把它粉刷得雪白，掩映在这松林深处。

昂代斯玛先生曾经对米歇尔·阿尔克解释过：“我买下这所房子，主要因为在这一类房子之中它是独一无二的。请看，在它的四周，到处都是森林，只有森林。到处都是森林。”

那条山路，在距房屋百米远的地方，车辆就不能通行了。昂代斯玛先生乘车上来的时候，也是到此为止，车辆开到这里只好停下，这是一片林中空地，地面平平的，汽车开到这里，可以掉头。是瓦莱丽开车来的，后来，一掉转车头，又开车走了。她没有下车，也没有上来到这处房子里来，连那样的意愿也没有。她劝她父亲好好耐心地等待米歇尔·阿尔克，说等傍晚天清气爽——她并没有确定什么时间——她再来接他。

几天前，他们曾经在一起谈到这条山路，以及把整个这块地方，一直到水塘那边，全部买下来的可能性，那样的话，这条路就划归私有，除了瓦莱丽的朋友以外，别的人就不准通行了。

昂代斯玛先生的朋友已经都不在人世，不存在了。水塘一经买下，就没有人来这里了。没有人来了。只有瓦莱丽的朋友算是例外。

她在山路溽热气氛中刚才还哼着唱着：

我的爱，紫丁香有一天将要盛开

现在，他独自坐在这张跷脚的柳条椅上，柳条椅是他刚才在那屋里一个房间里面找到的。天气热得很，她就好像一点也不觉得热似的唱着：

丁香花开

可是他却吃力地爬到山上，照着她的意思，一步一步往上走，谨谨慎慎地走到平台上来。在别的一些什么地方，在一个清新凉爽的黄昏，或黑夜，也许她照样也唱着同样的歌。难道还有什么地方她会闭口不唱？

将永远永远花开不败

他在向山上走的时候，歌声还可以听得到。后来汽车马达声把歌声冲乱。歌声减弱，声音听不清，随后零星片段还能让他听得见，接着，就空空然什么也听不到，声音消失了。等他上到屋前平台上，她的声音，她的歌声，就一点也听不见了，其间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同样，他那肥硕的身躯安坐在这柳条椅上，也颇费张致，费去长长一段时间。当他这么安坐下来，那就什么也听不到了，瓦莱丽的声音，她的歌声，甚至汽车马达声，都听不到了，真的，任什么也听不到了。

昂代斯玛先生前后左右完全处在静谧不动的森林包围之下，那房屋也是如此，整个山岭也是如此。在树木之间，在浓阴密叶下，埋藏着各种声响，甚至他的女儿瓦莱丽·昂代斯玛的歌声也深深埋藏于其中。

是的，是这样。是山下的村镇从午睡中醒来了。从这一个星期六到下一个星期六，夏季就是这样过去的。舞曲声断断续续地从山下一直飘到山上平台这里。这就是工人度周末的一段憩息时间。昂代斯玛先生已不需再工作。别人可需要在繁重工作之余休息休息。从此以后，这可是别人的事了。昂代斯玛先生对他们只能有所期待，期待着他们的善意。

村镇上那照得白闪闪的矩形广场上，有一群人从中穿行而过。昂代斯玛先生只能看见矩形广场的一角。他无意站起来，走上十步，走到那条深沟前面，看看广场的全貌；站在那个地方，看广场可以一目了然，广场上有一排绿色长椅，因为天气很热，空无一人，在那一排绿色长椅后面，瓦莱丽的黑色汽车停放在那里，他只要走上几步，瓦莱丽的汽车他就可以看在眼里。

那里刚刚有一场舞会在进行。

舞会已经停下来了。

在昂代斯玛身后过去不远，就是那个水塘，浮萍遮满水面，上面是大树遮着，水塘边上静悄悄的，那不是几个小孩在那里捉青蛙，捉上来慢慢戏弄它们，乐得哇哇大笑吗？刚才那条狗从这里经过，肯定它每天都要在水塘边上喝水；刚刚他还决定买下水塘，据为己有，除他女儿瓦莱丽以外，任何人都禁止来；从此以后，昂代斯玛先生就总是想到水塘边上的这些小孩。

在他四周，突然发出一阵短促而干裂的喀嚓喀嚓声响。有一阵风在森林上空吹拂而过。

“嗬，这么快，”昂代斯玛先生脱口而出，声音很大，“这么快……”

他听到自己在说话，吓了一跳，赶紧闭上嘴。在他四周，森林如层层柔波，整体地向一侧弯曲倾斜。在昂代斯玛先生一生中，这是他今后难得再见到的景象。一片森林一齐朝向一个方向倾侧，整齐划一之中又有差异，树木有高有低因而显出不一致，树木枝柯槎牙轻重不一，倾侧深浅也不一样。

昂代斯玛先生还没有想到举手看看他的表。

风止了。森林又恢复它长在山上固有的静谧姿态。还不到黄昏降临的时刻，那不过是一阵风偶然吹过，并不是山间黄昏吹起的晚风。可是在山下，在村里广场上，人愈聚愈多。想必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昂代斯玛先生清楚地想着：我必须和米歇尔·阿尔克讲一讲。好热，好热。我额头上全是汗水。他还不来，迟了怕不止一个小时。我真想不到他竟是这样。让一个老头坐在这里空等。

下面是一场舞会，在这样的季节，每逢星期六，一向都是举行舞会的。[1]

电唱机一放再放的乐曲是从中心广场播送出来的。空中布满乐曲声。放的就是刚才瓦莱丽唱的那个曲子，就是他在他们家里听她走过走廊经常唱的那个曲子；她说房里那些走廊太长，她说走过那些地方怪心烦的。

昂代斯玛先生侧耳倾听，那乐曲他听得很专心，听得心恬意满，等米歇尔·阿尔克也就不那么叫人心急难耐了。瓦莱丽唱这个歌的歌词他都记得。他一个人孤孤单单，身衰体弱，今后也休想再跳舞，那是无能为力的了，尽管这样，也禁不住依然感觉到跳舞的诱惑，他又看到这无法克制的紧迫要求，与他暮年相平行的这种诱惑力的存在。

瓦莱丽有时觉得房里的走廊太长，长得叫人厌烦，她就在这走廊里跳舞，昂代斯玛先生记得多数情况都是这样，除非是她父亲昂代斯玛先生在午睡，午睡时间很长，一睡就是几个小时。瓦莱丽赤脚在走廊里跳舞的嗒嗒声，他每次都听得清清楚楚，每次他都觉得他的心也在随着狂跳，弄得他神眩魂乱，心也要跳死了。

昂代斯玛先生不言不语，在耐心等着一个人。

他听着那舞曲的曲调。

他逝去的青春留给他的不过这一点点，他有时还把穿在黑皮鞋里的脚有节拍地那么动一动。平台上沙土干爽平滑，在上面轻移舞步倒很相宜。

“要有一个露台，”瓦莱丽说过，“米歇尔·阿尔克也主张把它修好。我跟你分开。可是我还要回来。每天都来，天天都来，天天回来。时候到了。是要离开你了。”

也许她正在广场上跳舞？昂代斯玛先生说不清。瓦莱丽，她很想有这样一所房子。她这样的想法一有表示，昂代斯玛先生就给她把房子买下来。瓦莱丽说她是有理的。她说于她并非必要她就根本不提要求。她还说，水塘也要，别的我什么都不要。

给瓦莱丽买的这处房屋，昂代斯玛先生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处房屋他并没有亲见，仅仅为满足她的心愿，就把它给她买下来，给他的女儿瓦莱丽买下来了。这是几个星期前的事。

昂代斯玛先生坐在柳条椅上，在柳条椅格格声中，环顾审视瓦莱丽看中的这个地方。这房子是小小的，但环绕房屋四周的地面却是平坦一片。什么时候只要瓦莱丽有意扩大四周环境，那么，从三个方向上开拓起来是易如反掌的。

“你看嘛，我的房间一定要朝着露台。每天早晨我就在那里吃早餐。”

瓦莱丽将是身穿睡衣，从睡梦中醒来，一睁开眼睛，一如她所意想的那样，就看见大海。大海有时也像今天这样，是一片宁静安谧。

那时我们的希望朝朝暮暮无时不在

那时我们的希望永远永远长驻久在……

整整有二十分钟，舞曲声隐隐约约不断传来，声音愈来愈强烈，不停地反复着，变得愈来愈纠缠不休，聒噪恼人。这时广场上不停地跳着，整个广场在舞着，跳着。

海面有时可能是白浪滚滚，有时甚至隐没在雾中恍然若失。有时海上展现一片深紫色彩，浪涛汹涌；有时海上有暴风雨袭来，吓得瓦莱丽慌忙从露台上逃走。

所以昂代斯玛先生为他的孩子瓦莱丽很是放心不下。对她的爱无情地支配着他行将结束的生命。昂代斯玛先生担心瓦莱丽一觉醒来，在这高悬在海面上的露台上，猛烈袭来的暴风雨会把她吓坏，她会一览无余地看到海面上肆虐的狂风暴雨。

在村镇广场上的，想必多是青年人。在荒凉空寂的水塘边，即使对于方才匆匆跑过的狗来说，那些花开得也不很茂盛，稀稀落落，到明天恐怕都要凋零萎落了吧？瓦莱丽应该到她的水塘那里去看看她的花，有一条近路通到那里，很快就可以走到的。买下这处水塘，所费无几，那是毫无疑问的。瓦莱丽自己想要得到它，也理所当然。瓦莱丽仿佛看见青蛙在水塘的水面上游水，直在笑，不是吗？瓦莱丽手里抓着青蛙仿佛玩得很开心，不是？就那么吓唬它们，逗弄着它们，不是？反正昂代斯玛先生也弄不清。即使弄死它们那一段时间已属过去，难道她不会变换别的法儿捉弄它们取笑？看它们鲜蹦活跳地攥在她的手里，看它们吓得死去活来？反正现在昂代斯玛先生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米歇尔·阿尔克叫告诉您，”一个小女孩说话了，“他马上就来。”

昂代斯玛先生根本没有看见这个小女孩到来。或许她走近的时候他迷迷糊糊睡着了？他突然发现她，就站在眼前，就在平台上，远近就同刚才那条橙黄色的狗出现的地方一样。是他睡着了，她才走到近前，要么是睡着以后已经来了很久了？

昂代斯玛先生说：“谢谢，谢谢你来这里。”

那小女孩，站在那里，保持这么一个距离以表示敬意，打量着那嵌在柳条椅里面的肥大身躯，看到这么胖的人，在她这还是第一次。大概她在村里已经听人谈起过。他那头部很像是长者的模样，光着头，笑容可掬，脑袋下面的身体穿着很是阔气，一身深色漂亮的服装，干干净净，精心刷得一尘不染。他那庞大的形体只能看出大致一个轮廓，巨大的形体上庄重得体地穿了这么一身非常漂亮的衣服。

“怎么说，他这就来？”昂代斯玛先生亲切地问。

她点点头，是说他就要来。她的脸型从侧面看去显得长了一些，竟然是这样，所以，单从她看他让他觉得很不舒服这种看人的眼神，昂代斯玛先生推想她大概还是一个小孩。

一头乌黑的头发，黑发下面一对眼睛显得灼灼有光。小小的脸颊，相当苍白。她的眼神对昂代斯玛先生这样一副形体相貌渐渐适应了。她的眼光从他身上移开，打量着房屋四周。这个地方她认得？也可能。她大概跟别的小孩结伴来过，甚至水塘那边也去过——恐怕很快她就去不了了——大概她是去过的。在这之前，这村上的孩子和后山远处村镇的孩子大概都在那个地方相会过，无疑是这样。

这小女孩等在那里不动。昂代斯玛先生很费了一番力气，在他的坐椅上摇晃着，从他坎肩口袋里掏出一块一百法郎硬币。他把钱拿给她。她走到他跟前，单单就是为接过那一百法郎硬币。这么一来，她是一个小孩这样的印象，他得到了证实肯定下来了。

“先生，昂代斯玛先生，谢谢啦。”

“啊，你倒知道我姓什么，”昂代斯玛先生和蔼地说。

“米歇尔·阿尔克，是我的父亲。”

昂代斯玛先生微微—笑，像是对那个小女孩致意似的。她也做出一个小怪脸表示回礼。

“您有什么话要我告诉他吗？”她问。

昂代斯玛先生没有料到这一着，捉摸着怎么说，过了一会儿，他想好了。

“不管怎么说，天时还早，不过，要是他来得不太迟的话，那就很感谢他了。”

他们这一老一小相对而笑，对这样的回答都感到满意，好比这完美无缺的回答原就是那孩子所期待的，也是昂代斯玛先生为让她开心才想出来的。

她非但不走，反而走到这将要修建的露台的边沿上坐下来，她从那里望着下面的深谷。

音乐一直不停地飘扬上来。

小孩听着音乐，听了有几分钟，接着，她掀动着她的裙子——蓝色的——下摆玩，把裙子拉到腿上叠过来，还把裙子往上翻，又把它铺开，多次这样弄来弄去。

后来，她打呵欠了。

当她转过身对着昂代斯玛先生的时候，昂代斯玛先生发现她整个身体突然受了一惊，颤抖了一下，她两个手分开，一百法郎硬币从手上滑落到地上。

她没有去拾它。

“我有点累了，”她说，“我就下山把您对我说的话告诉我的父亲去。”

“噢，不急，不急，你尽管在这里歇着，”昂代斯玛先生央求她说。

我的爱，紫丁香有一天将要盛开

他们两个人都在听这首歌曲的叠句，当这首歌唱到第二段，小姑娘跟着用尖声细气含糊不清的声音也唱起来，转过脸去朝着阳光灿烂的深谷，把身边坐着的老人完全给忘了。尽管下面音乐声很大，可是昂代斯玛先生独独听到孩子的歌声。他知道，像他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不论是对谁，尤其是孩子，有他在眼前，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妨碍。她转过身去，自顾唱着，就像在学校里唱歌时那样打着拍子，把这首歌曲从头到尾唱了一遍。

这首歌曲唱过，一阵嘈杂声随之而起。歌声每唱过一遍，男人、少女欢呼吵闹声又交错响起。有人叫着要再唱一遍，但是歌曲并没有再唱。很奇怪，广场上是一片沉寂，几乎阒无声息，笑也笑够了，闹也闹够了，笑闹得太厉害了，一下都停下来，几乎无声无息了。这时，这个小女孩还在吹着口哨，吹这首歌子的曲调。口哨声音尖细，音调也不该那么慢悠悠的。看来她还没有到跳舞的年龄。她吹口哨吹得也不好，可是吹得专心、用力。口哨声在树林里穿行，听的人的心里也有它的回音，这小女孩自己一点也不理会，自己也听不到。瓦莱丽在房子走廊里也吹口哨，她吹得很好，而且动听，在她父亲午睡醒来之后她才吹口哨。我的小瓦莱丽，你从什么地方学会的？吹得这么动听？她也说不上来。

小女孩吹完歌曲的叠句，就注意察看下面村里的广场，看了相当一段时间，然后回转身来，对着昂代斯玛先生，现在她是一点也不害怕了。她那眼色看起来反而是喜悦的。那么，那么，她是不是要人夸她而夸她的话却没有说出？难道她记性这么坏，居然以为这个老人会夸她吹得好？那又为什么这样开心？她那满含幸福的眼色保持不变，后来，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变得十分严峻，这严峻的眼色同样是凝固不变的，难以解释的。

昂代斯玛先生说：“你口哨吹得好。是在哪里学的？”

“我也不知道。”

她的眼睛在询问，她问昂代斯玛先生：

“我这就走吧？我这就下山吧？”

“哎，不急不急，”昂代斯玛先生劝阻说，“你急什么，你歇歇，还早呢。那一百法郎掉到地上了。”

这好意关切反让她感到为难。她捡起那块硬币，接着又打量他沉陷在椅子里堆成一大堆的威严的躯体——正好遮在白色屋墙阴影之下，这一块庞然大物。是不是她想从他打战的双手、他的微笑上发现某种急切不安的信息？

昂代斯玛先生琢磨着说什么，使她的注意力分散。可是昂代斯玛先生一时又找不到适当词句，仍旧一言不发。

小女孩说：“您看，我也并不怎么累。”

说着她的眼光就避开了。

“噢，你尽管待着，不忙不忙，”昂代斯玛先生说。

浮现在昂代斯玛先生脸上的笑容不再是自自然然的。除非开向花园的那扇落地窗窗口上有瓦莱丽出现，除非那一脸皱纹被无法控制的兽性的欢快给抹平，昂代斯玛先生是不会笑的；只有想到礼节需要他才笑上一笑，还要费劲做一番努力，才能做出一个性情愉快的老人惯常所有的那种笑容。

“你不急嘛，我担保，你有时间，”他翻来覆去地这样说。

小女孩站起来，好像是在想什么。

“那么，我去蹓一圈儿去，”她用决定的口吻说，“我父亲来了，我就跟他一起坐车下山。”

“那边有一个水塘，就在那边，”昂代斯码先生说，拿左手指着将要归瓦莱丽所有的那一片树林。

这，她是知道的。

她沿着山顶方向往上走去，刚才那条橙黄色的狗就是从那个方向上来的。她笨拙地走着，她的腿瘦瘦的，线条可说优美好看，像小鸟的脚爪一样；老人眼含笑意，颔首望着。他看她渐渐远去，一直到看不清，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见她那衣裙像一个小小的蓝点。随后，他又陷入孤独之中，这种被遗弃的孤独之感正因为她来过(当然她的到来这件事本身是这般审慎而深有用心)，更加显得深广无边，令人张皇失措。

她那件连衫裙刚才在照满阳光的平台上显得非常蓝。昂代斯玛先生闭上眼睛，它那色调依然清晰可见，可是在此之前，从这里走过的那条狗，它那橙黄色的毛色却已经淡忘，难以分辨了。

他猛然后悔让她走了。他叫喊，要她回来。

“你父亲究竟是在干什么呀？”他问。

到此为止，她对于年迈力衰的人尽管敬畏，但总觉得厌恶，现在她变得很有些肆无忌惮。于是从树林里传出一声气势汹汹的刺耳的叫声：

“他在跳舞。”

昂代斯玛先生的等待又重新开始。

等待，说起来显得矛盾，这等待现在倒是心平气和的，不像刚才那么叫人难熬。

他望着那光芒耀眼的深谷。大海从这个高度看去几乎是一片蓝色，他发现，海和天空是同样的蓝色。他站起来，两腿舒展一下，更好地看一看大海。

他站起来，往深谷那边走上三步，深谷里的光线已经开始呈现黄色的色调，正像他预料的那样，村里广场树阴里一排绿色长椅附近，瓦莱丽的黑色汽车就停放在那里。

接着他又转回身，走到椅子跟前，又坐下去，再一次估量着自己这庞大躯体，穿着深色服装，沉陷到椅子里去。坐好以后，他就准备等待米歇尔·阿尔克，不但是等他，还要等那个小女孩，等她回来，是预计要等她的。这时候，就在这一段空白时间内，昂代斯玛先生将要看到死亡的恐怖。

他神智清醒循规蹈矩重新坐到椅上，准备等米歇尔·阿尔克，他将要迟到，他准备承受下来，他对他礼貌不周，他也情愿以完全宽容的态度处之，因为在这一刻他想到瓦莱丽毕竟是近在咫尺——她的那部黑色汽车不就在那边吗？不就停在村里白闪闪的矩形广场上吗?——可是，就在这一刻，昂代斯玛先生看到了那可怕的死亡。

这是不是因为看见那个小女孩走在路上，步履不稳娇弱地走在满地松针之上？是不是因为想象她一个人在树林下踽踽独行？她心惊胆怯地朝着水塘急行？是不是因为想到她父亲叫她来通知老人，这个见了就叫她厌恶的老人，这虽说是苦役，可是她还是得顺从照办，哪怕顺从最后也还是让傲慢给摧毁无遗？

昂代斯玛先生觉得自己被一种欲念所吞没，去爱另一个孩子，他感受到这样的欲念，他的感情只能顺应这种欲念，此外他是无能为力的。

他有时也许会讲起在他漫无止境的风烛残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次意外事件，他总是坚持说：自从这个小女孩向着荒凉的山顶走了以后，而且她走路的身姿那么袅娜娇弱，是往水塘方向走去，他知道，瓦莱丽决然不会一个人单独去水塘那里的，从这个时刻起，就是在那一天，他觉得，那强烈的欲念就在他心里盘踞滋长。就是在那一天，而且是最后一次，他想改变他的感情，倾心于那个小女孩的欲念在他心里滋生出来了；可是那个小女孩，却以某种粗犷甚至凛然不可犯的力量竟自往水塘那边走去，他说，从前他曾经以同样的力量对一个女人也发生过同样强烈的欲念——真是致命的情欲呵。

不过，现在，他的欲望是这么强烈，恍惚间像是闻到了瓦莱丽孩子似的头发发出的芳香，他面对着自己的无能，他生命最后阶段的这种无能，痛苦得两眼紧紧闭起。但是——在树林深处是不是掩藏着许多花卉，未曾见过的鲜花，一阵轻风吹来，把花香吹到他的面前？是不是那另一个女孩从他面前走过，他没有察觉，她留下的芳香依然飘动不散？——正因为这样，对他自己孩子那芳香四溢、金光闪闪的美发的记忆又涌现在心头，正是因为这样呵，那金发不要多久很快很快就要在这座房子里把一个不相识的男人的睡梦熏染得芳馥无比——这地狱似的可怕的记忆，就这样预先盘踞在他心上萦回不已。

一种渗透性的沉重感徐徐潜入昂代斯玛先生的身体，这种重量流布在他四肢五体，从整个身体又一点一点扩散到他的精神领域。他手搭在坐椅扶手上，变得像铅那样沉重，他的头也恍恍惚惚渺渺茫茫，头脑甚至感到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消沉沮丧，也不知头脑是不是还保持着清醒健全。

昂代斯玛先生想要挣扎一下，他想说这样长久枯坐不动，等待米歇尔·阿尔克，天气又这么热，不应讳言，对他的健康来说这简直是灾难。但是毫无办法。沉重感在他身上越来越加重，越来越深入，更加使人消沉无力，更加叫人无法理解。昂代斯玛先生想要阻止这种情况再发展，阻断它不要再往身体里面渗透，可是这种沉重感在他身上还是不停地在扩展。

这种重量终于占领了他整个生命，并且潜伏下来，这时，这种游走性的东西在取得全胜之后，就安然睡去了。

这沉重之感盘踞在他身上安然睡去，在这期间，昂代斯玛先生却试图去爱他根本不可能爱的另一个女孩。

当它躲在他身上沉睡的时候，昂代斯玛先生又试着唤起对瓦莱丽的回忆。瓦莱丽这时就在山下村里白色矩形广场上，瓦莱丽把他给忘了。

“我要死啦，”昂代斯玛先生大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感到吃惊。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像刚才听到一阵风吹来一样。不过，这声音这时即使出自另一个不相识的人，也不会让他感到惊诧，因为爱水塘边上那个小女孩，他是无能为力的。

这样，他只好不去爱那个小女孩了，若是他能他是要爱的，正因为他不能，所以他只有一死，一种并不置他于死命的虚构的死亡。总会有一个人去爱她，爱得如醉如狂，那个人不是他，本来可能是他，但他毕竟将不是那个人。

他并没有死，虽然他竟自相信已经死去。他静静地等待这个意识带来的如此强烈的震惊逐渐消逝。他这样的情绪，他想改变一下，但是不可能，他想采取另外一种爱的意向，也不可能；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他倾其所有的力量集中于审视四周生长的树木，强使自己搜寻那些树木的奇姿美态。美丽的树也帮不了他的忙。他心里想着另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站在水塘岸边，并不去看四周的树，只顾注意池边青草难以察觉的萌生滋长，可是草木的生长又于他何干，也帮不了他的忙，他宁可爱他的女儿瓦莱丽，对瓦莱丽的爱永远是灿烂发光、不可言传的。这是既成的事实。

“这家伙，真是坏透了，”他又开口说道。

徒劳无用呵。你看，他在想方设法，还是回到等待中来，久久的期待，他被撇在等待之中，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久久的等待，长久地等下去，他完全可以说是空等一场，这就是失望！瓦莱丽有多么好的金发，她走遍世界，世界也要为之黯然失色，在他看来，世界上有这样美的金发，该有多好，但是他又为什么要想到这个呢？昂代斯玛先生这样想。同时，昂代斯玛先生，他也知道这些都不该去想。如果可以去想，那为什么他又满怀痛苦，心碎欲裂，而不是柔情满怀、心喜情悦？昂代斯玛先生继续想着，这时，他发现他是在说谎，他知道只有在极端痛苦之中才会有意作如是之想。

昂代斯玛先生认为这样的痛苦未免幼稚，还带有青春气息，幼稚得可憎。痛苦持续了多久？他也说不出。反正持续时间相当久。最后，他也只好甘心承认是它爪下的牺牲物了。在他一生当中，理性从来不曾遭际到任何险境，恰恰相反，一向是受到称赞的，说它是可能存在的理性之中最完善卓越的理性；现在，这样的理性也不得不从一贯运行的轨迹上改弦更张，还要妥善地去适应。

昂代斯玛先生同意不再去发掘什么其他的奇遇，只专注于爱瓦莱丽。

“米歇尔·阿尔克今晚不会来了，为什么还要等他？”

他又大声地说。他有意把话大声说出来。他觉得他发出的是发问的声调。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可怕，他自己又作出回答。因为发现了瓦莱丽金发之美含有普遍意义，与他能感到的恐惧相比，世界上难道还会有更可怕的事物？

“事实上，究竟是谁搞成这样的？”他自己回答说，“处在我的位置上，谁能不生气？”

他往左边朝山路上看了一看，等一下那个已经被昂代斯玛先生抛弃不顾的小女孩就要从这条路上走回来。昂代斯玛先生就这样，直直坐在他的柳条椅上。可是那个小女孩并没有从水塘返回。黄灿灿的柔和的阳光照耀下的下午，这时充分展现出来了。

昂代斯玛先生在这样的身姿下睡着了。

后来，昂代斯玛先生认为这一天下午他一度成为某种前所未曾发现的事件的受害者——据他说，这新发现的事件既惊心动魄，又空无着落——他一生不曾有过闲暇去注意这样的事，由于他年事已高，本来也不一定使他这样心乱神慌，但是竟害得他这样疲于应付；他认为这件事肯定不是无关紧要的琐事。为图方便，或者因为思绪恍惚找不出一个确切的字眼，他把这一发现就叫作对他女儿的爱的灵智的发现。

话题是由米歇尔·阿尔克引起的，他独自一人在这里讲了一大篇话，他还要继续讲下去，可是米歇尔·阿尔克究竟是何许人，原来他也不甚了了。他本来是温和平静的，接下来，措词激烈、满腔愤懑的话语就滔滔不绝地在平台上响起来了。他自己也听得清清楚楚。

昂代斯玛先生处在这种绝非他力所能当的恐惧情绪之下，如同在死之盛宴上吞嚼自己的心肝脏腑一样。他隐隐约约感到这种狂吃大嚼的乐趣，同时，无疑也是由于恐惧，昂代斯玛先生想到米歇尔·阿尔克对他这样漠不关心，这时一团怒火涌了上来。

这以后他朦朦胧胧沉入半睡眠状态，那充满柔和的黄色阳光的山谷就在他面前。

在山下一片平原上，在某些点上，在灌溉过的耕地的上空，已经腾起一片细薄的水汽，这山谷下黄色柔和的阳光要把这一片水汽驱散是愈来愈不容易了。

盛夏六月中这一天，真是完美无比，是难得一遇的，不用说，也是寂寞单调的。

昂代斯玛先生打一个盹儿继续了多少时间？他也根本说不上来。他说在他整个迷瞑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些说来可笑但又令人称心的快事，关于同米歇尔·阿尔克谈给瓦莱丽修建未来那个一年四季面对大海的露台的预算的事。

其实打个盹儿，不过片刻时间，充其量不过让那个小女孩走到水塘去玩又从水塘走回来那么一点时间。事实上她正从山顶往下走呢。

于是昂代斯玛先生又回忆起在他生命最后时刻与这另一个小女孩曾经有过接触这件事。

走在地上发出的脚步声，先是在树林的远处，渐渐由远而近。这脚步走在铺满枯叶的山路上发出的声音是那么轻盈，昂代斯玛先生就是睡去也不会受到惊扰。他还是听到了脚步声。他知道有人走过来，他估计那是在南山的半坡上；他对自己说，那个小女孩从水塘已经转回来了，他认为离平台还远，还可以再睡一会儿，所以他没有准备去迎她，管自己睡着，睡得这么实，转眼就什么也听不见了，甚至她走到离他只有几米远他还一无所知。

小女孩果然是回来了。昂代斯玛先生沉沉睡去，睡得可真好，他的脑袋，那还用说，依旧朝着她从水塘回来必经的那条山路的方向，就那么低着头睡着。

她是不是一声不出、默默看他看了好一会儿？他不知道。她兜了这一圈前后是多长时间，他也不知道。睡了这一觉，他也不知道。

“喂，先生，”小孩轻声叫他。

她的脚轻轻拍击着平台上的沙地。

昂代斯玛先生两眼一睁开，就看到别人在看他——一种已经见过的纯洁无瑕、放肆无礼的眼神。她在他身边靠得很近，这和她第一次来时是不同的。在阳光下，他看她那一对眼睛明澈有光。他发现他把她全给忘了。

“啊，啊，我一直在睡着，整个儿地睡着了，完全睡着了，”昂代斯玛先生抱歉地说。

那小女孩没有答话，她只顾拿他从上到下不动情地贪求不已地好奇地打量着。这时昂代斯玛先生追寻她的眼光。她的视线，他是捕捉不到了。

“你看，米歇尔·阿尔克还没有来，”昂代斯玛先生又这样说。

小女孩眉尖紧蹙，好像在想什么。她的视线从昂代斯玛先生身上移开，向着他身后张望着，望着他身后那一片白墙，想要看到什么，想要看到她要看却没有看到的什么东西。这时她脸上突然现出极可怕的狂暴恶狠的表情，在某种并非实有的目光的作用下，脸色勃然大变。她要看一场梦境，她非常痛苦。要看的梦境她是看不到的。

“你坐呀，你坐一坐，”昂代斯玛先生和蔼地说。

她脸色稍稍温和了—些。她的视线虽然落在他身上，但是并不认识这个老人。还是依着他的意思，她坐下来，坐在他脚边，把头靠在椅子腿上。

昂代斯玛先生坐着不动。

他一呼一吸，数着他的呼吸，尽力作深呼吸，让他的呼吸和林中静谧气氛相协调，也和那个小女孩身上一派宁静气象相互一致。

她轻轻把右手向着昂代斯玛先生举过来，小手又细又长，脏脏的，张开着，托着一块一百法郎硬币。她头也没有转过来，说：

“我在路上拾到的。”

“啊，好好，好好，”昂代斯玛先生含含糊糊地说。

刚才他真是把她看清了？遗忘应该是暂时的，把她忘得无影无踪不过是短短的瞬间，后来他大概把她丢开不去想她了。

她不作声，在墙边阴影下，头靠着椅子腿。

她眼睛是不是在闭着？昂代斯玛先生看不到她的脸，只见她两个手半开着，一动不动。右手拿着那块一百法郎硬币。太寂静了，昂代斯玛先生觉得气闷，喘不出气来。

我的爱，紫丁香有一天将要盛开

丁香花开将永远永远花开不败

歌声持续唱着，她一动也不动。歌声停了，她才抬起头来，倾听村中广场传来的欢声笑语、呼喊喧闹。笑语叫声停了，她仍然还是那样，扬着头，坐着不动。昂代斯玛先生坐在椅子上动来动去。

小女孩开始笑了起来：

“您这椅子，快要散开来了，”她说。

她站起来，他这才认清这曾经见过的小女孩。

“我块头大，”他说，“椅子又不是给我定做的。”

他也笑了。可是，她一下又变得不苟言笑，板起了面孔。

“我父亲还没有来？”她问。

昂代斯玛先生急切回答说：“他就要来，他就来，你要是愿意，你可以等着。”

她留下来没有动，不过，很通情知理地想这段时间怎么消磨才好；父亲是把她忘记了，转眼之间，她也成了孤儿。因为刚才穿过树林迷失方向，一阵心慌，她的神色就像孤儿那样仍然显得孤僻而且粗野。她把手伸到脸上，用两只手在嘴上抹了一下，又揉揉眼睛，就像刚刚睡醒时所做的那样。

她在水塘边上怎么玩的？她的手让干泥弄脏了。她先是把那一百法郎硬币还给昂代斯玛先生，大概后来松手让它滑落下来了。实际上她两手空着放下来垂在裙边。

“我走吧，”她说。

昂代斯玛先生猛然想起瓦莱丽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米歇尔·阿尔克的大女儿和别的女孩不一样。米歇尔·阿尔克认为他这个女儿与众不同。听说，病并不那么严重。不过有些时候，一下子把什么都遗忘得干干净净。可怜的米歇尔·阿尔克，他的女儿真是不一般。”

她嘴上说她—定要走，可也并不急于想走。也许在这老人身边她感到心安？或者，在这里或在别处反正都是一样，都无所谓，宁可在这里等着，也许会另有想法出现，反比刚才想要回家的想法更好？

“我去告诉父亲说您还要等他好久，要吗？”

她微微一笑。她的脸相完全呈现出来了。她在等昂代斯玛先生回答的这一瞬间，有某种狡狯意味暗暗渗入她的微笑。而昂代斯玛先生脸颊涨得红红的，高兴地叫着她。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天没有黑下来，就一直等米歇尔·阿尔克？”

这样的回答她听懂了吗？是的，她懂了。

可是，她走了，她在平台的灰色沙地上看见那块一百法郎硬币。她注意地看了看，俯下身去，又一次把它捡了起来，把它拿给昂代斯玛先生。她的眼色是一目了然的。

“您看哪，”她说，“有人把它丢了？”

她还在笑着。

“是呵，是呵，”昂代斯玛先生肯定地说，“你收着吧。”

她的小手，准备要攥起来，啪的一下就合起来了。

她又变得迷迷惘惘，神不守舍的样子。她往昂代斯玛先生身边走近几步，伸出她的左手，一百法郎硬币不在这只手上。

“过后我会害怕的，”她说，“我跟您说再见啦，先生。”

她这手是热热的，还沾着水塘里的污泥，被弄得很粗糙。昂代斯玛先生想伸手拉住她的小手，可是她的小手怵怵地又巧妙地避开了，她的手柔韧纤细，即使做出种种动作，也像是从地上拔出来的一枝嫩草一样。她手伸出来，心有所不愿，伸出来又后悔，她伸出手来如同一个很小的小孩明知可怕又不得不顺从。

“说不定米歇尔·阿尔克到夜里才来吧？”

她指着山下，下面山谷里村上正在举行舞会。

她说：“您听。”

于是她站在那里不动，她那身体的姿态令人费解地就那么固定化了。随后，不知为什么，她那姿态一下子解体，变了，也许因为下面舞会已经停止？

“你在水塘那边干什么了？”昂代斯玛先生问她。

“什么也没有干，”她说。

她沿着刚才那条橙黄色的狗走过的山路走了，有把握不会搞错方向，很乖觉的样子，慢慢地走了。昂代斯玛先生动了一动，像是要拦住她不放她走，她并没有看见。于是他站起来，想办法留住她，想想怎么说好，但是来不及了，他叫着：

“你要见到瓦莱丽……”

她已经走到山路转弯那个地方，转过去就不见了，她答了一句什么话，可是她没有掉头往回走。

昂代斯玛先生听到吹口哨的声音。

他又回来坐到椅上。他尽力分辨这小女孩在沉寂的森林中留下的话语，但是一无所获。是不是她说她不认识瓦莱丽？或是她说：瓦莱丽知道她的父亲在等她？或者答非所问，说的是不相干的别的事？

小女孩的回声在昂代斯玛先生四周飘摇荡漾，很久很久都没有消散，这回声可能含有某些或然的意义，但是一点也没有捕捉到，回声渐渐远远飘去，渐渐消散，消融到悬浮在深谷阳光上千差万别的闪光之中，变成无限闪烁的光芒组成成分之一。回声终于消失了。

昂代斯玛先生剩下孤零零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等待一个没有确定时间来的人。在大树林中，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总有一天，这森林中的树木必是要砍倒的，藤蔓荆棘必将连根拔除，从浓密的丛生杂草的乱树中清理出一块土地来，开辟一些宽敞的林中空地，让清风吹进来，空气自由流通，最后把这座乱木荒林混乱无序的大建筑推倒。

下面村镇广场上，天清气朗，多么明丽，谁想看一看，都看得一清二楚，尽收眼底。在他女儿瓦莱丽未来的露台的建筑基地上，露台的轮廓已经设置妥当。将要着手的建设，人们已经耳闻其事。人们都知道，他正在等米歇尔·阿尔克。他穿着一身常穿的深色服装。不错，人们也能看到他，他那深坐在柳条椅上穿暗色衣服的身影，人们在下面也可以分辨得出，他坐在前不久为他女儿瓦莱丽买下的房屋的白墙前，后面衬着白墙，他那穿深色衣装的身躯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深色的斑点，远远望去，随着时间一分一分流逝，逐渐变得暗淡，渐渐扩大开来，他出现在这空无一物布满阳光的平台上，也越来越变得无可否认了。在山上这一侧地上尽是沙砾；是的，瓦莱丽应当能够看到他，看到她的老父亲，如果她有意想看他的话，看到他正在等待米歇尔·阿尔克。别人也能够看到他。他在那里，呈现在众目睽睽之下，每个人都知道只能是他，昂代斯玛先生。购买这一处山地这件事在村子里议论纷纷。这份产业是以瓦莱丽·昂代斯玛的名义由她父亲买下来的，包括山上森林四十五公顷在内。他们父女二人在下面山谷中心的村上已经住有一年之久，据说，他决心从纷纭事务中抽身引退，事业使他操劳忙迫，事情总是办也办不完，以后，他和他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长居久住了。按他惟一的心愿，不过是这几个星期以来的事嘛，他为他的孩子买下一直到水塘边的这一侧山岭。他还要把水塘也买下来。

“哎呀，这位阿尔克先生，啊，这个家伙！”昂代斯玛先生脱口说出这样的语句。

他自己的声音对他是熟悉亲切的。

他吃力地从椅上半起身，把椅子往前拖了几步，更靠近平台的边缘，为的是往下看得更清楚。面前虚空一片，他不去看它。从歌声推断，可知舞会还在进行。更确切地说他在看他自己瘫在椅子上——比刚才那个小女孩在面前的时候更显得是堆在椅子上，还穿着这么一身深色料子的衣服。他的肚子撑在两膝之上，紧紧裹在深色料子缝制的坎肩里面，这料子是他女儿瓦莱丽给他挑选的，因为这料子质地好，色调浓淡适中，身材肥大的人穿起来很舒服，保证更能把庞大身躯掩饰起来。

昂代斯玛先生孤独一个人，无所事事，带着烦闷的心情，看着自己最后竟自变成这般模样。那条山路上，—直不见有什么动静。从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如果他愿意的话，瓦莱丽那辆停靠在那边的黑色汽车，他应该是看得见的。

但是，他说过，在一段时间内，他是既看不到瓦莱丽那部黑色汽车，也不能够去想那个小女孩。在一段由他看是同样长久的时间范围内，在不同事物共同处于同一条件下，有这许多回忆笼罩着他，一个记忆牵引出另一个记忆，纷至沓来。他知道：如果不是同样都使他感到惶恐，他是既不敢正面去想瓦莱丽的金发，也不敢面对另一个被他弃之不顾的小女孩狂乱的感情的。就是四周的树木，昂代斯玛先生也不要看，这天下午，就是这些树木，也同样无缘无故具备了这种百思莫解意想不到的存在。

昂代斯玛先生收视返听，审视着自己。他从他自身的表现找到了安慰。这种安慰叫他厌恶，他整个身心都灌注了这种不可逆转、确定不移的厌恶之感。这天黄昏时分他感到的这种厌恶，与他过去一生所具有的信心无分轩轾，完全相等。

一阵风吹来了。米歇尔·阿尔克始终不见踪影。

时间在消逝，昂代斯玛先生还在等待，再次适应着这种等待。

因此，这就又产生了一个希望，他心里暗暗抱着希望：刚才那个小女孩第二次离去，不是回到村镇去，但愿她还在平台附近游逛没有远去；他因此回转来适应这样的设想，设想她还在他面前，就站在那里，就在附近什么地方，甚至他热切想见到她，他热切期待小女孩回来的心情甚至超过他期待米歇尔·阿尔克和瓦莱丽。

从她手上失落的一百法郎硬币就在他眼前，在沙地上闪闪发光。她又把它丢掉了，又一次把它丢掉，失落了。

“她张开手，把东西都丢了，她一点不懂得好好拿住。不过她总还记得，总还有记忆吧。这是无从说起的。”

昂代斯玛先生做出努力，想要捡起那一百法郎硬币，后来他又放弃了。他非但不去伸手拾，相反，用脚去踢，尽可能远远踢开去，把它踢到看不到的地方去。他本想把它踢到平台边上草丛里去，没有踢到，仍然留在一米远软软的沙土上，有一半埋在沙土里面。

对了，她今天是不会回来了。现在她应该已经到了镇上。下山并不吃力，没有什么困难，吹着口哨，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看树，看看地上——她的小腿那么娇弱又那么轻盈灵便，依着她的意愿，带着她走——一边走，一边采集一些什么东西，小小的圆石，或者一些树叶，这些东西一时之间对她，只对她一个人，有着难以明言的使她着迷的意趣。后来，她又随手放开，放弃所有这些占有物。

“不过，有时，已经遗忘的，她又回忆起来。”

走在这一段路上，她害怕吗？这一段路程，她是不是曾经走过一次、两次？会不会迷路？

“不会的，这些山路，她比她的弟弟妹妹都熟悉，当然她的弟弟妹妹都是心智健全的。为什么？等着看吧。”

什么时候她才会重新记起忘记一百法郎硬币这件事？若是她记起来，那又怎么样？呵，你看吧，她一定会在途中停下来，她一定会发现自己孤零零一个人走在不见人迹的山路上，一定会懊悔得要命，问自己要不要再回到这老头身边来。照她颠狂症正待发作的情况看，她肯定不会走回头路，这种丧失理智、幼稚无知的举动她是不会这么做的，她反而要继续往前走，一直往村镇方向走。

昂代斯玛先生吃力地抓起一把沙土抛到一百法郎硬币上，他不要再看到这块硬币。他再也见不到它了。他每一次这样费力动一下，都要深深地叹气抱怨。

他稍稍恢复了平静。倘使今晚他提前下山，他还有机会在村镇广场上见到那个小女孩。

瓦莱丽经常对他讲米歇尔·阿尔克这个女儿的事，昂代斯玛先生早已把它忘得无影无踪。

可是村里的广场他从来就没有去过。今天去不去?

他叹息，接着，拿定主意。如何去找这个小女孩，他自有办法。问瓦莱丽怎么去找就行。他准备送她一笔钱。等米歇尔·阿尔克这件事退居于次要地位，把小女孩也许忘记的钱再给她送去这另一种期待于是占了上风。

将要出现何等难以逆料的后果，昂代斯玛先生想；又会出现何等重大的新的责任！她会不会记得他、想到他？会的。刚才她是那样看他，如果他对她多多表示善意殷勤，只要一想就会想起来。这位有钱的先生，赋闲无事，又这么年老，他的女儿就是瓦莱丽，你不是都知道吗？当然是知道的。她来到平台上见他，她不是直呼其姓叫过他嘛。

“别人了解的事，她不一定明白，不过有些事情她毕竟也懂，也记得住，不会忘。照自己的意思说话，总会说得清。”

山下传来欢乐的叫声。一场舞会随后把喧声淹没。是带唱的华尔兹舞曲。哎呀，让他们尽情跳吧，爱怎么跳就怎么跳吧，但求他们不要因为有负于我而在跳舞的时候忍痛匆匆收场，不再跳下去。

她到了广场，以为那一百法郎一直拿在手里，又想买一袋糖果，又要负责关照父亲说昂代斯玛先生一直等他等到天黑，难道因为有这样两件事分心，小女孩这才发现她的钱已经丢失不见？忘记的事于是又重新想起？

她寻路直奔广场走去，她多么顺从，多么乖巧，她从跳舞的人群中穿行过去。她父亲也在，看他跳舞跳得多么好。她真伤心，恨不能哭它一场，她忍住了，没有哭?

“昂代斯玛先生说，只要天还没有黑，他就一直等你去。”

“真的吗，天哪，真的呀！”瓦莱丽叫出声来。

是不是宁可说她沿广场四周一心想买一袋糖果，因此发现在老人身边捡到的一百法郎原来又一次给丢了？

记性这么坏，多么善忘，她躲在一个墙角里哭？

今天晚上，事情究竟如何，他一定会知道的。今天晚上。他愿意弄清楚这件事。

“真的吗，我的天！”瓦莱丽叫着，“晚了，来不及了。”

没有，父亲叫她办的事，小女孩不会忘记，她也许在广场灰蒙蒙的地上找过那块一百法郎硬币。人们看着她，可怜她。她哭了吗？

后来她从跳舞的人群中挤过去一直走到米歇尔·阿尔克身边。要办的事办了。

米歇尔·阿尔克说：“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在森林里他路也不识。等待多么心焦。”

不，不。应该办的事，小女孩已经忘记。一百法郎硬币，她忘记了，露台的事，也忘记了。她独自一个人，哭了。她的父亲兴高采烈，跳呵跳呵，什么也不顾。她在哭，在什么地方哭？谁看到她哭，谁看到她在哭？

昂代斯玛先生在等待，等着等着，等待终于又变得一平如水，安安静静。太阳高悬在天空。刚才他讲那件事的时候，他就一直在等待，一直要等到傍晚。他知道那个小女孩把他这个老头给忘了。

不等又有什么办法？等瓦莱丽汽车开来。他格格笑了起来。他是被他的女儿瓦莱丽给封锁在森林里面了。

他在这平台上静坐空等，最后他只好在心中细细盘算，对于将修建的露台的形状、面积大小，把指示要点明确地准备好，以便一一告诉米歇尔·阿尔克。他们见面的时间不会很长。他认为米歇尔·阿尔克应当如何去做，露台四周栅栏应当扩展到哪里，他要用几句话就对米歇尔·阿尔克说明白。

露台将是半圆形的，不要有任何棱角，露台要铺到阳光照耀的断崖前面两米之处。

瓦莱丽在早晨从睡梦中醒来，她，她头发散乱，她的金发披落在她的眼睛上。她醒来以后，可以透过她纷披散乱的金发从归她所有的露台上一眼望去，就看见前面的大海。

太阳已经西斜了？毫无疑问，昂代斯玛先生这样判断着。离他有几米远的一株山毛榉树，投在地上的帚形树影显得庄严伟大，令人肃然起敬。树影逐渐和白石灰墙的影子交叠在一起了。

我的爱，紫丁香有一天将要盛开

我们的希望每天每日永远永远常在

唱这首歌的人，音调富于青春活力，唱得悠扬缓慢。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这首歌曲重复唱了两遍。

歌唱停止以后，欢呼叫笑声也减弱了。只听到一些零星的笑声，欢笑声渐渐消失了。

歌曲唱完，昂代斯玛先生是不是还在睡梦之中？

[1] 在法国小村镇，在夏季周末一般都在广场上举行露天舞会。

第二章

昂代斯玛先生无疑是睡着了。他是睡着了。未来的露台的地基现在全部笼罩在山毛榉的阴影之下。在树影的庇护下，昂代斯玛先生什么都不知道，都记不清了，只觉树影婆娑，渐渐延伸扩展。

是啊，他一定是睡着了，又睡了一觉。

从现在起，打村镇广场往上看，是一点也看不到他了。山毛榉的浓阴暗影胜似房屋那堵墙投下的阴影，山毛榉树的阴影铺开的面大，正好他又是坐在树影当中。另一方面，刚才他离前面山崖边上很近，其实近也没有用。现在不能再靠前，决不能再往前靠了。

现在他能把这次睡去同前一次睡去分辨清楚，这次还做了乱梦——梦中之事既是美妙的可是又叫他感到痛苦——同以前一些琐碎可笑的乱梦也可以区分得分明；最后，那个小女孩痴痴癫癫的两个眼睛，他在耀眼的阳光下看到的，连同他想象她怎样在水塘泥泞的岸边弄脏两手的情景，也一一都回忆起来了。这证明他真的又睡了一觉。

一点风也没有，阴影不知不觉间一直在扩大；这时，他觉得好不奇怪：他又想闭目睡去。

昂代斯玛先生说：“这样等下去，非休息几天才能恢复疲劳，真是的，真是这样。”

这几句话是在他的孤独这种庄严的气氛下大声说出来的，他这几句话使米歇尔·阿尔克对他采取的态度这个问题因此也变得严重了。所以昂代斯玛先生为让这一点取得验证，就设法为米歇尔·阿尔克耽搁过久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编造出一些理由来骗自己。

他就像这样继续等待着，继续等下去，他认为米歇尔·阿尔克对他犯下的过失他是不能理解的。

于是他又一次开口说话，声调和蔼可亲而且彬彬有礼，他是在说谎，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我不明白，我弄不懂。就阿尔克先生那方面说，那是不好的，让一个老头坐在这里空等，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像这个样子，那是不好的。”

他闭上嘴不说话了，不禁又有点惶惑。他眼睛垂下，随后又慢慢地把眼睛抬起，审视着那未来的露台建筑基地，心绪很有些焦急。

“他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来？”

总有一天，瓦莱丽穿着色彩鲜丽的裙子，站在这里露台上，面对着这条山路，就在像现在这样的傍晚时刻，守候着。这山毛榉，树影扶疏，轻轻摇曳，一定永远施惠于人，不论是谁，只要是站在树下，在将来，就在这样的季节；瓦莱丽也会站在山毛榉树阴之下，在等待一个人到来。事实上，也许就应该是在这个地方，瓦莱丽必然确定在这里等待什么人，她将不会久久等待的。

昂代斯玛先生在静静思忖着这件事。他在平台上不停地往后退，直退到看不到下面的村镇为止。

村镇上的广场，他一点也看不见了。广场上的舞会也停止了。

还是不见有人来。

昂代斯玛先生原想这样久候下去，时间长了，实在吃不消；但是在等待之中，他又觉得慢慢变得愈来愈适应了。下午将要过去，天色已晚，气温凉爽多了，他的力气有所恢复。尽管这样，他心里还是生气，用脚踢着平台上的白色沙土，出出气。他笑了，笑他的鞋也弄得很脏，也笑自己这一股劲头，很可笑。就像这样，时间消磨过去，不论是谁，不免都是这样，好比一个人，也是在下午，坐在花园里，在等着吃晚饭的时候，也是这样消磨时间。

一阵风吹来。山毛榉瑟瑟抖动。在山毛榉簌簌声中，有一个女人走来，昂代斯玛先生一点也没有注意到。

她走到他面前，和他说话了。

“昂代斯玛先生，”她开口说道。

她看他脚在沙地上那样踢踢弄弄，看了有多长时间？无需说，不过是一会儿，没有多少时间。不过是她从山路上走过来，走到他面前那么一点时间。

昂代斯玛先生轻轻从椅上站起，向前弯着腰。

“昂代斯玛先生，我是米歇尔·阿尔克的女人，”她说。

她长着一头黑发，相当长，平平板板的，披在两肩之下，一对眼睛清澈有光，昂代斯玛先生认出刚刚那个小女孩也是这样的眼睛，大大的，也许比小女孩的显得更大一些。她也穿平底布鞋，夏季连衫裙。因为她很瘦，显得比她人实际上更要高大一些。

她正好面对着昂代斯玛先生。

“您正在等的工程承包人，”她又重复说了一遍，“我就是他的女人，”

“我知道了，”昂代斯玛先生说。

她坐在平台阶沿上，直直的，侧着脸对着椅子。

她看来天生就是小心翼翼老成持重的，既不是愁眉苦脸，也不见垂头丧气，不过她的身体僵直，眼神有一种毫无表情的紧张——这紧张真可说到了十全十美的境界——她正在注视着老人，她这种体态，这种眼神，都出自一种寻根究底的意志，这一点瞒得过别人，可瞒不了昂代斯玛先生。这眼睛，除非是乏了累了，闭上了，闭那么几秒钟，你准会相信它天生就是如此，生来就这样死样怪气、蠢蠢可厌，但是，当这眼睛闭了起来，那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她变得异样地美，变得如此之美——因为夜里眼皮合上，眼睛才获得了生气——以致昂代斯玛先生认为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并不是米歇尔·阿尔克的女人，阿尔克的女人应该是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他怀疑他根本就没有见到过。

难道那个米歇尔·阿尔克的女人，他曾经见过？

她说：“您不大出门，我没有见过您，不认识您。”

她手指着山。

“这里山高。我稍稍休息休息。”

昂代斯玛先生好不容易从椅子上站起来，让出位子。

“请坐，请坐，”他说。

那女人估量那空出来的椅子，犹豫着，她谢绝了。

“多谢您了，我坐在这里挺好。”

昂代斯玛先生也不勉强，又沉重地把自己塞到椅子里去。那女人仍然在原来平台阶沿上坐着没有动，现在头转过去面对着悬崖下面山谷。她现在是坐在太阳地里，就像刚才她女儿那样，山毛榉的阴影还遮不到她身上。她也像她女儿刚才那个样子，默然而坐，一言不发。照说她该带有她丈夫口信来通知昂代斯玛先生，可是她一句话也不说。不过，说到底，你又怎么知道她不是专门来到老人身边就是为了一句话也不说？你又怎么知道她不是专门挑上这个地方，就是要找这样一个见证人？

昂代斯玛先生是又急又慌，恨不能立刻打破这沉默，急于要找出一句话来说说。他的手在椅子靠手上打战发抖，震得柳条椅吱吱响，这响声她并没有听见，只顾把脸对着阳光照耀的山谷。

村里的广场，由于昂代斯玛先生一直往后退，在这个地方他是看不到了。山下那个村镇隐隐约约传来一些分辨不清的嘈杂声，也可能是从别处村镇传来的，除此之外，山下深谷现在是沉寂的。

昂代斯玛先生出于礼貌，从他的坐椅上轻轻欠身起立，总算对那个女人说了一句话。

“阿尔克先生今天晚上还来不来？”

她急忙转过身来。可以肯定，她本以为说明她来的理由并没有必要。所以她说：

“肯定来，所以我才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您嘛。是的，他今天晚上要来的。”

“啊，麻烦您啦，”昂代斯玛先生说。

“那有什么，看您想的，”她说，“路也不怎么远。该来一趟。”

从充满阳光的山谷里，歌声又开始飘到山上来。

还是那架电唱机。播放出来的歌曲声音强弱不定。声音变低了，变得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那女人专心在听，也不管声音是从远处传来还是从近处传来的。她是不是真在听？

昂代斯玛先生看她，什么也看不清，只看见她那像闪光的乌丝一般的长发如同一片方巾披在她袒露着的双肩和两臂上，她两臂双手紧紧合抱着她的双膝。是的，她什么也没有听，而是坐在那里睁着眼睛看。昂代斯玛先生估计她准是用心察看村上的广场，特别注意有树和摆着长凳的那一侧，就是刚才小女孩离开他到水塘去以后他也注意看的那一边。

“舞会又开始了？”他问。

“没有没有，不跳了，结束了，”她说。

昂代斯玛先生心绪稍稍平静一些。她答话的声调平平板板、不紧不慢。

昂代斯玛先生心里明白，反正是有什么事正在发生——他把他们等一会儿要见面这件事说成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在当前这一段空白时间过程中深深扎下根去，无论如何，势必如此，这一段时间总是要过去的，这一过程也是不可避免的，昂代斯玛先生感到惊讶也罢，这惊讶也是要过去的，毕竟要过去，它也会变得衰老。这一点，昂代斯玛先生是从以下的事实意识到的：柳条椅在他身下格格作响，高一阵低一阵，时断时续，接着这响声在他身下很快就听不到了，听到的只有那有节奏的、令人安心的困难呼吸声。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让他感到迷惑不解，后来又让他惊慌害怕。那女人脚上一只鞋掉到地上，从她抬起的一只脚上掉下来的。这脚裸露在外，衬着太阳晒成棕色的大腿，显得又白又小。女人一直就像这样坐在山毛榉宽广的阴影的外面，换句话说，树影还没有罩到她的身上，所以她那只脚比在阴影下更显得赤裸裸、更加毫无遮掩。更加触目的是她那异常的态度：脚上的鞋脱落下来她一点没有感觉到，毫不为之所动。脚因此赤裸裸地伸在那儿，完全被遗忘了。

现在和刚才完全不同，昂代斯玛先生觉得有必要，急于要干预一下，他觉得有必要告诉那个女人一下。他想起来了。一个小女孩刚才来过又走了。回忆起小女孩的事会不会在他们两人之间因此而成为使他们分开的原因？对于这个小女孩，难道还会有人因她而不能一致？

“您离开村上出来的时候，女孩已经回去了吧？”昂代斯玛先生和蔼地问她。

那女人稍稍侧一侧身子。她说话的声调还是那样，仿佛她来到这里说话一直未曾停过似的。不过，她的脚还是那么露在外面，完全被遗忘了。

她说：“是呀。她告诉我说她见着您了。她一到我就不得不跑来通知您米歇尔·阿尔克可能比他预料的还要再迟一点才能来。他说他要晚半个小时。我从村里出来，已经有一个小时过去了。”

“一个小时？”

“是呀，一个小时。”

“她没有告诉我时间，迟多久更加说不准。”

“我看也是，”她说，“她大概是忘了。看起来您也忘了。”

大海变得像是一望无际光滑无比的金属平面一样。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得更慢，拖得更长，一点点地让位给今日下午开初已经固定下来的那些时间。这是谁也无法掩饰的。

“我有时间，您知道，”昂代斯玛先生说。

“小鬼已经告诉她父亲了。只要天亮着，您就一直等下去。”

“一点儿也不错。”

他一直存心想把那个小女孩从迷狂状态下解救出来，他畏畏缩缩地说：“那个孩子是在路上找到这个东西的。后来又把它忘掉。我可以把它拿给您，我怕过后我也忘记。这就是，拿去吧。”

孩子丢掉的一百法郎硬币早已埋没在沙土里不见了。他从他的坎肩口袋里另拿出一块硬币，悬空托在手上，拿给她。女人动也不动，也不回过身来，只顾死死盯着下面深谷看。

“这有什么要紧的，”她说。

她还说：

“她没有给我说起，这事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太孩子气了，真不该，不该这样。不过，不要紧的，没什么，过一天就像是没这一回事了。”

昂代斯玛先生把这新拿出来的一百法郎又收回去。他肥胖的身体在椅子里面动着，缩成一团。椅子又吱吱嘎嘎响个不停。

那女人换了一个姿势，坐着。她抱着两膝的胳臂分开来；她的脚伸到布鞋里去穿上鞋，看也不去看一看。

“当然，”昂代斯玛先生说，“没什么，不要紧的，没关系。”

她没有答话。

昂代斯玛先生心里想：现在他怕就怕她站起来甩手走掉，回到村里去，不过，她真是要走，他就请她留下来，不要走。尽管他知道他对于她的贪求不已的好奇心她决不会满足他，他还是希望今天下午她留在他身边不要离开。在他这里，即使一言不发，无止境地沉默下去，这天下午他还是热烈希望她不要走，留下来。

介于当前这许许多多瞬间与他闭上眼死掉这两者之间，还有若干年的时间，即使是完全出于偶然，以后他坐在汽车里在村镇街道上穿行而过，也许还会遇到她。她大概不会再认识他了，不然就是不愿意认识他。

她留下来，没有走，而且总是用那平平板板的声调讲话，从她大段内心倾诉当中走漏出来的一言半语，她偶或让它们透露出来，谁愿意听就听。

她说：“音乐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放；所以，舞会应该全部结束，就是广场邻近几条街上也没有人跳舞了，因为天气热，有时候有人就在街上跳起来。这些人大概都已经走了，不过也并不忙，上山慢慢地上，不忙。应该等一等，应该等待。”

“噢，我不急，不忙，”昂代斯玛先生一再这样说。

“我知道，”她说，“人家都知道。”

昂代斯玛先生为了让她安心，表现出一片发自肺腑的热情，还有他说话亲切和蔼的声调，使他原来抱定坚强的决心也为之软化了。她对这位老人家非同寻常的敬畏的态度和表现，却一直是被忽视的。

她说话的声调有点恹恹无力。刚才她的孩子讲过的话，她一再重复。她，她只顾把脸对着下面深谷。

“我再等一等，等他来了跟他一起下山。”

她把脸俯下去，埋到她的两臂之间，她的长发一下把她的脸全给遮上了。

“我有点累了。”

不仅她们的神态表情不分彼此，而且她和她的孩子的说话声气，如果不问她的苦况的话，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她是那个小女孩的母亲，一望可知，何况她们两个昂代斯玛先生刚刚一先一后都见到了。

“下山之前，为什么不多等一会儿，不多休息一会儿，”昂代斯玛先生说。

“我有五个孩子，”她说，“五个。我年纪还轻，这您是可以看得出的。”

她放开两个手臂，伸开来，做出一个搂抱的姿势。接着，两臂放下来，又恢复她那傲慢而又厌恶的样子，直僵僵地坐在平台边上，阳光照在她身上。

“啊，我明白了，我懂了，”昂代斯玛先生说。

对话也许就可以从五个孩子、从她作为一家的母亲的生活这方面这样谈下去；也许种种琐事眼下就可以这样似真非真地扯下去。

“那小女孩是老大吧？”

“是。”

昂代斯玛先生用这种闲谈的口吻又说道：

“在她没有到这里来前不久，对了，正好是在她来到之前二十分钟，有一条狗打这里经过。怎么说呢？一条棕色的狗，对了，我看是一条毛色棕黄的狗。是不是您那几个孩子养的狗呵?”

“为什么问我这个？”她问。

昂代斯玛先生一副可怜相地说：“就和问别的事情一样呵。我在这里已经有两个小时，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看到这条狗来过，还有那个小女孩。所以我心里想说不定……”

“您别说了，别提了，”她说，“这狗是没有主儿的。专跟着小孩跑。它并不坏。这狗在村里是没有主儿的，这是一条见人就跟的狗。”

山毛榉的阴影向她身边漫过来。他们两个人都不说话，沉默着。她一直毫不放松地拚命注意看下面村上的广场，这时昂代斯玛先生看到山毛榉阴影一点一点往她身上侵来，他惶惶然愈来愈感到不安。

她一下被树影盖上了，她感到一阵凉意，她发现天更晚了，她是不是马上就走？

她意识到这个问题。

她看看她的四周，四周的景象也为之一变。这一阵凉气，这一片阴影，是从哪里来的，她转过身来，她看，她在寻找，她看看那棵山毛榉树，她看山，最后又看看昂代斯玛先生，看了很久，她在他身上搜索某种最终的确信，她好像一直在期待获得这种确信，她判定她热切希望得到的终极的确信。

“啊，真是晚了，”她叹息着，“看天上的太阳，时间竟是这么晚了，怎么可能。”

“阿尔克先生即便今天晚上不来，”昂代斯玛先生高兴地说，“比如说明天，要么周末，我总归还要来，这有什么办法呀？”

“为什么？不要，不要，我可以向您保证，他要来的。我奇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不过，我知道，他是要来的。”

她又转过脸去对着山谷，然后又转回来，对着昂代斯玛先生。

“特别是在夏天，何况又是六月天，”她说。

这一点昂代斯玛先生是知道的。

“再说，瓦莱丽没有告诉您他一定来？”

昂代斯玛先生没有马上回答。在他一生中，出其不意抓住他、不给他时间、逼他作出反应，本来是易如反掌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言谈举动变得越来越迟钝、慢吞吞的，这就让这个女人发生了误解。

“昂代斯玛先生，我问问您，”她又说，“瓦莱丽是不是没有告诉您说我男人今天晚上一定会来？”

“是瓦莱丽带我到这里来的，”昂代斯玛先生后来这样回答说，“事实上，阿尔克先生是她约的。我想，那是昨天的事。一年以来，约会都是由她帮我安排。”

女人站起来，走近昂代斯玛先生，不再盯着山谷下面看了，索性就在他旁边坐下，几乎就在老人的脚下。

她说：“好啦，您看看吧，总必须等呀，应该等下去呀。”

在这女人面前，昂代斯玛先生自认应当受到责备。她又往前靠近一些，软弱无力地靠近他坐了下来，就像对着一个聋子说话一样，大声地说：

“您就只相信瓦莱丽？”

“是呀，”昂代斯玛先生说。

“要是她告诉您他答应来，请相信我，耐心等着就行。我了解他，就像您了解瓦莱丽一样。他是说话算数的。”

骤然间她的声音变得娇声娇气，好像从温情的深处发出来的一样。

“您看，他如果让别人为难，那是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好想，那是因为力不从心，没有办法。除非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才会对您做下错事，他就是这样的人，一点坏意也没有，不过，有时，他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好像是存着什么不好的意图似的。”

“我明白，我明白，”昂代斯玛先生应道。

“我知道您明白。瓦莱丽不是这样？”

她把自己整个儿地缩成一团。她身体苗条瘦小，就让她的长发和两臂把身体团团包住。她吃力地说：

“在当前情况下，谁能不是这样？谁？您过去不能不是这样，今天我也不能不是这样。”

昂代斯玛先生听她这么一说，心里想道：他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企图——不过这个老头，对他的过去是不是真的吃得那么准？——就是对这个女人要心狠一些，他知道，她对他的态度已经证明是冷酷无情的，他对她无情那是为了自卫。然而真正出自理智的理由果真是这样吗？或者说，是不是因为女人刚才气势汹汹决意不让自己的感情有所流露，而现在却意志消沉地匍伏在他脚下，以致自己身体也这样抛却不顾了？完全屈服于她自己的感情，突然变得那么专横的感情？她是米歇尔·阿尔克的女人，那种感情居然使她在昂代斯玛先生面前这样低首下心、抬不起头来？

在已经消逝的过去的时间里，当他还有力量使他足以把她压倒，这个老人，他记得，他早已那样做过了。

他也曾经是冷酷无情的。首先谈到瓦莱丽的，就是他，他，昂代斯玛先生。

“您认识我的女儿瓦莱丽吗？”他问她。

“我认识她，”她说。

她把身子挺直，她平静地从不想说话转到有话要说。她谈了瓦莱丽，就像刚才讲到米歇尔·阿尔克一样。昂代斯玛先生的冷酷狠心其实并没有击中目标，根本没有触及到她。

她确定：“我认识她已经有一年时间。你们搬到这里来差不多也整整一年，不是吗？来的那一天，是星期一。六月里的一天的下午。就在你们到的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您的女儿瓦莱丽·昂代斯玛。”

她回忆着那天下午的情景，从心底里升起富有深情的微笑。

说到那天下午，昂代斯玛先生也微微地笑了。

他们两人一起追忆一年之前的那个女孩瓦莱丽。

他们都不说话，沉默着，微笑着。

后来，昂代斯玛先生问她：

“您那个女孩现在和去年的瓦莱丽差不多年龄一样大吧？”

这话，她拒而不答，不过很乖觉而又和颜悦色地不予回答。

“别谈我那个孩子吧。等她长大，还早着呢。”

她好像又回到去年的六月，那时，瓦莱丽还是一个孩子。

“听说您在以前，好几年以前，曾经到这个地方来过。听说您那时刚刚丢开您的生意退休了。”

“噢！那可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昂代斯玛先生说，“不过，她是想住在靠近海边的地方。”

“您那时起初是买市政府后面那处大住宅，后来又买地产。然后，您就买下这处房子。接着又买土地。听说，在这之前，您是同瓦莱丽的母亲一起到这地方来的。”

昂代斯玛先生低下头来，突然陷入某种虚脱状态。那女人注意到了？

“别是我搞错了吧？”

“没有，没有，您没有搞错，”昂代斯玛先生颓然无力地说。

“您非常有钱。这事人家很快就知道了。所以有人来找您出卖地产。人家说：您随随便便就买了。您有的是钱，产业买下来也不去看一看。”

“有的是钱，”昂代斯玛先生喃喃地重复着。

“要知道，这是人家能理解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他倒在椅子上，深陷在椅子里，心有所怨地嘟嘟囔囔。那女人心定气静，只管自己继续说下去。

“水塘您也准备买它？”

“也买，”昂代斯玛先生嗫嚅地说。

“这么说，瓦莱丽将要掌管一大笔财产了？”

昂代斯玛先生表示是这样。

“您为什么对我讲到我的财产？”他叹气了。

她笑着回答说：“我跟您讲的是瓦莱丽，您不要误会。您为什么买那么多地产，那么多，又那么随随便便毫不在意似的？”

“瓦莱丽想要整个这个村子。”

“那是在什么时候？”

“几个月之前。”

“她不会的。”

“她不会，”这句话昂代斯玛先生重复了一遍，“但是，她要。”

女人又把她的双膝屈起，两个胳臂合抱着，喜不自胜地念着这个名字：

“啊，瓦莱丽呀，瓦莱丽。”

她愉快地叹着气，叹了很久。

“哎呀，我记起来了，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一样，”米歇尔·阿尔克的女人继续说，“搬家的卡车在广场上整整停了一夜。那些卡车是在您到达之前先到的。那时还没有人见到过您。到了第二天，那时候正好我站在窗口，就像我经常站在那个地方那样，我望着广场，时间已经靠近中午，看，我看到了瓦莱丽。”

她一跃而起，就那么站着，就站在昂代斯玛先生身旁。

“那时候，学校快要放学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在等我的孩子放学回家。瓦莱丽突然来到广场上。不用怀疑，我是第一个看见她的。瓦莱丽那时候是几岁？”

“差不多十七岁。”

“正是，是呀。怕是我忘记了。所以，我不是给您说过，她从广场上走过去。有两个男人——他们是在我之后看见她的——就站在那里不走了，为了看她从广场上走过去，她从广场上走过去，广场是很大的，她在广场上走着，要穿过广场，横穿过广场。昂代斯玛先生，您那个孩子，她从广场上走过去了，好像是总走不到尽头似的。”

昂代斯玛先生抬起头来，和那个女人同时静静地观赏瓦莱丽从广场上一步一步走过，这是一年以前的事，在一年以前，她并不知道在村镇广场阳光照耀之下她的步态身影是那样辉煌美好。

“那么多人注视着她，她全不在意？”昂代斯玛先生问道。

“哎呀，您要是知道就好了！”

山下充满阳光的深谷中，乐曲声突然又响起来。

原说那里没有人跳舞了，居然他们还在跳，并没有停下来。

米歇尔·阿尔克的女人，昂代斯玛先生，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女人又说道：“她全不在意，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嘛。我们，就是那两个男人，还有我，我们都在注意看她。她拉开中心食品店的门帘。她走进食品店，那时候我们就看不到她了。我们三个人没有一个人肯动一动。”

山毛榉树影这时已经掩过山谷。树影投射到深谷之中就沉落下去不见了。

“在中心食品店，”昂代斯玛先生重复着这句话。

他不禁笑了起来。

“对，我明白啦！”

“因为搬家卡车在广场停了一夜，所以我知道买下市政府后头那所大宅邸的人不几天就要迁来。昂代斯玛这个姓氏已经传开了。这所房子您是在几个月前买下来的。人家都知道你们只是两个人，人家说：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已经上年纪的老父亲。”

“人家说老父亲竟是这么老？”

“是的，镇上人家都这么说：您年纪很大了，才得了这个女孩，是最后一次结婚生的。您看，瓦莱丽长得这么大了，多么好的金发，您知道，您搬到这里来，还有她在，在这两件事的关系上，我一下子还联系不起来。我总是对我自己说，那金发该有多好呵，她必是长得美极了。”

“啊，”昂代斯玛先生呻吟着，“知道，我知道。”

“她长得该是多么美，我心里这么说，不过，她的美，是不是跟别人想象的分毫不差、一模一样，当她开始走过广场的时候，从她走路的风度，从她那满头的金发看?”

说到这里，她不慌不忙地停下来，不顾老人在等着听下去。过了—会儿，她又开始说了，说话的声音变得十分清晰，音调也提高了，有点像朗读那种声调：

“中心食品店的门帘在她头发上又闭拢。所以我问我自己：带她到这个镇上来的是谁？等一会儿和她会合的又是谁？另外那两个人也感到奇怪，我们互相看着都在这么问。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都在问：这么一位金发姑娘是谁家的姑娘？我们只能说金发姑娘，因为我们谁也没有看见她的脸。只看见这么一头金发又有什么用，这也叫人无从想象呀。后来呢？她只顾在里面耽搁着不出来。”

她靠近老人，紧挨着老人身边坐下来。这一次，在她说话的时候，恰恰是在她说话这一段时间之内，他们彼此都在注意看着对方。

“后来嘛，”她说，“她到底出来了，又出现了。门帘分开来。当她从广场中间走过去的时候，我们把她看清楚了。她走得慢慢的。不慌不忙的。这时别人也不慌不忙仔细看着她，那就好比是全部的永恒，时间全都忘记了。”

“全都忘记了，”昂代斯玛先生重复了一句。

他们两个人一起又一次被留在这一刹那的时间之内。也正是在这一刹那间，好像是一次发现，可以说是一次具有永久意义的发现：她从整体上看到了瓦莱丽·昂代斯玛的美。

说到这里她就沉默了。昂代斯玛先生深深地坐在他的椅子里。他从他手扶着的柳条椅格格响动中看到自己在瑟瑟颤抖。

他问：“请问太太，这个房子一再转卖，好像有人告诉过我，其中总有个什么缘故吧？”

她笑了，摇摇头。

“您肯定是无所谓的，”她说。

突然她又用严重的口气说：

“不过，其中是有一个原因，是的嘛，毫无疑问。”

阳光照射在森林之上。所有的暗影都沉落在原来充满阳光的深谷之中，阴影现在已经倾斜，拖得长长的，以致山岭上太多的阴影已经容纳不下了。

“这房子的房主我一个也不认识，”她说，“房子不断地转手，这倒是真的。人们都知道，有些房子就是这样。”

她对房屋四周迅速地扫了一眼，然后，又注意看着下面照着阳光的深谷。

“长此以往，这房子无疑是孤立的，隔绝的，”她说。

“长此以往，那是可能的。”

“因为，”她继续说，“在开始的时候，比方说，夫妻一对，也许会喜欢这样?”

“啊，那还用说，毫无疑问，”昂代斯玛先生喃喃地说。

“后来，您看这太阳光线，到了夏天，多么厉害。”

“太阳现在已经下去了，”他说，“您看。”

阳光是看不见了。在树林和田野上空，暮霭已经升起，暮色更深了。海上，是一片色调柔润的缤纷色彩。

“米歇尔·阿尔克在我们结婚后不久，您看，他也打算把它买下来，”她继续说，“不过，房子当时还叫您之前的房主占着。后来，米歇尔·阿尔克再也没有说起。我只来看过一次，三年前带着我的孩子到过水塘那边。在夏天。”

“修一个露台从来没有人想到过？那么这是第一次了？”

“怎么没有，啊，米歇尔·阿尔克就曾经想到过。”

“就只有他一个人？”

“还有别人？那谁知道呀？就算有，只要一看到这个平台，人家肯定会说就应该有这样一个想法，为什么在您之前就没有人也想到？昂代斯玛先生，要是您知道，就请您告诉我那是谁。”

“钱呢？”

“没有。”

“时间？”

“唉！昂代斯玛先生，也许时间来不及，露台还没有修好，就又要搬走，离开这所房子，因为它孤零零的，久而久之就叫人无法忍受得了，刚才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嘛。您不这么看？”

昂代斯玛先生没有回答。

她回身转过脸来。

刹那之间，她终于看清了这个形体，这个看来令人厌恶的明确的形体。他可并没有一现真容这样的意图。这时，她对他已经过去的生活又产生了某种关切。昂代斯玛先生看她那眼睛总在自己身上久久流连不去，从她半眯着的眼睛里透露出来的视线他明白了她的意思。所以他后来说他在这女人身上所有的种种品德中发现了最伟大的一种品德，即在类似的场合，哪怕只是在几秒钟的时间之内，这种品德竟能让她为他行将熄灭、僵冷的漫长的生命着想，忘却自己，不顾自身的利益。

她亲切地问他：“自从她的母亲离开您走了以后，她和别的男人有没有生过孩子？是不是还打了一场官司？”

昂代斯玛先生摇摇头。

“官司拖的时间很长？花的钱也很多？”她继续问。

“官司我打赢了，您知道的嘛，”昂代斯玛先生说。

她慢慢站起来，更靠近他一些。她手扶着椅子的靠手，就这么站着，身子朝前俯着，看着他。

他们两人靠得很近：如果她倾身倒下来，他的脸正好就触到她的脸。

“您对她一定抱着很大的希望吧？”

他闻到一种夏季穿的连衫裙的气味，还有一个女人头发散乱发出来的气息。以后，除非是瓦莱丽，再也不会有人这样靠近他了。米歇尔·阿尔克的女人这样接近他，是不是使她说的话增添了一层重要意义？

“这个么，我没有想过，没有想法，”他低声说，“还没有想到。您明白的。什么想法也没有。也许，这正是我为什么使得您觉得我仿佛是六神无主吧。”

他还补充说，声音放得更低：

“有这个小孩之前，我所知道的事我都记不得了。您看，自从我有了她，我就什么也不去想，对任何事情都不存什么想法，啊，除开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笑了，至少是想要笑一笑，就像他此后所做的那样，只是假笑。

“请相信我，面对生命这样一种可能性，我是糊涂了。我爱这个孩子，这爱比我的年岁、比我的衰老都要活得长久，啊！啊！”

女人直起身来站着。她的手从椅子上缩回。她说话的声调变得比较生硬，也显得勉强。

她说：“我很想和谁讲一讲瓦莱丽·昂代斯玛。请放心，我保证不会叫您难堪，您能忍受得住。”

“我可不知道，”昂代斯玛先生心绪纷乱地说，“我可不知道我能不能行。”

“那可好。没有人对您谈到过她，可是看看，她长大了，有多好哇。”

现在暗影已经掩过整个平台。是这座山投下的阴影。山毛榉的阴影和房屋的阴影完全跌落到山崖之下深谷当中分辨不清了。

山谷，村镇，大海，田野，这时还照在阳光之下。

一群群的飞鸟，越来越多，从山中飞出，在照满夕阳的空中翻飞回旋，如醉若狂。

暗影漫过这里这座房屋比村镇上的房屋为时要早。还没有来得及想到，昂代斯玛先生没有想到，瓦莱丽也没有想到。米歇尔·阿尔克的女人，她是注意到了。

“瓦莱丽到这里来，就白白丢掉村里一个小时的阳光。”

“您看，阿尔克先生也没有对我说。”

“他知道？就是为我们两个要买这所房子的时候，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又说，“那是十年前的事。”

“在那地方看太阳看得太清楚了，也是叫人难受的事。”

“要注意到这种情况，就必须像咱们现在这样，站在这里来看。不然，在这之前，谁会想得到？”

她往山路的方向走了几步，又转身走回来，然后又坐下来，离开老人几米，好像很不情愿似的。

“瓦莱丽弄得我很痛苦，”她说。

仍然和刚才—样，用一种怪别扭的声调讲着有关这里的房屋的事。她说话的方式简直可以叫人相信世上所有的人，依她看，没有不是为着某种带传染性的混乱状态在受苦，不过也仅仅是为这种事而受苦，如此而已。

瓦莱丽·昂代斯玛从广场上走过去，还有随后相继发生的一切，都已经纷纷扰扰地算是过去了，成了刚刚过去了的过去，这样一种过去所特有的温馨甘美意味，再加上她的痛苦，两者相等，都带有这种混乱状态的外观。

她又一次起身往山路上走去，她这走路的姿态和刚才她的小女儿的步态完全一样，步履轻捷，有点歪歪斜斜，上身挺直，只见两腿摆动，毫不费力似的。昂代斯玛先生尽管衰老不堪，耳聋欲聩，将生未死，他依然还能察觉人家就凭这些理由还是会爱他的。而她又是这样一个女人：要她整个肉体不去感受她自己的各种情绪，各种随起随伏或持续较久的情绪，那也不可能。各种情绪，不论是颓丧、温柔、残酷，她的肉体都会按照种种情绪的形象随之在外形上变化出来。

后来她又从山路上退下来，往回走，她走路的姿态是昏昏沉沉、小心翼翼的，真是一反常态，像小孩走路的样子——叫人捉摸不透——而且，别人可能推想：就在她单独一人走在这条山路上这一刹那，她还在想着如何从她所遭受的无声无息的生活困境中解脱出来。就像她的孩子刚才也曾渴望从困境中挣脱出来一样。

当她在山路上还没有掉头走回来的时候，这里，昂代斯玛先生却已经感到他是多么渴望再看到她，渴望她留在他身边不走，一直留到黄昏，甚至黑夜，他开始怕米歇尔·阿尔克来，他来了，要看到她——这种可能，就被夺走了。

他对她笑着。

可是她从他面前走过去，也不看他。正当她走过，有一阵风从平台上吹拂而过。风是从她身后吹来的。她就从这一阵风谈起。

“起风了。天应该比我想的要晚得多。刚才咱们乱说了一阵子闲话。”

“才六点十分，”昂代斯玛先生说。

她又在刚才她离开的那个地方坐下来。始终离他远远的。

此情此景是不是她都注意到了？或者说，是不是早已注意到？

“瓦莱丽的汽车不在广场上了，”她对他说。

“啊！您看见了，”昂代斯玛先生不由得叫出声来。

歌声又传到山上来了，由于距离很远，歌声受到干扰。有人急忙调低电唱机，比上一次声音更快就低下去。

“好了，我看他们不会再拖多久，”她说，“他们这两个人都是老老实实、挺可爱的人嘛。”

“啊，不错不错，他们是这样，”昂代斯玛先生喃喃地说。

她又站起来，往山路上走过去，后来又从路上走回来，情绪激动地对着山路方向注意听林中发出的响声，她一直不放松地注意着。她走回来，停下，眼睛半眯着。

“汽车往上开的声音还听不到，”她说。

她还在注意听：

“路又不好走，比想的要远。”

她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堆积在椅子上的昂代斯玛先生僵而不动的庞大身躯。

“我能和您讲讲她，除开您还有谁，这您总该知道吧？”

她又走开去，然后又走回来，然后又走开去。

昂代斯玛先生眼睛一直盯着她不放，她有没有注意到？毫无疑问，她没有注意到；不过她或许知道：他的视线并不妨碍她倾听，听那森林、山谷、整个山区，甚至远到天边，近到他们这里的平台。昂代斯玛先生对这天旋地转发狂似的倾听，要削弱它，即使是制止它仅仅那么一秒钟，他觉得他无能为力，不知怎么办才好。昂代斯玛先生发现他就处在这样的不可能之中，这种不可能甚至把他紧紧锁在她身上了。

他也像她那样，而且是为了她，也去听有什么声息向着平台这边传过来，有什么迹象要出现。离得最近的树枝的响声，树枝之间嚓嚓之声，枝柯碰撞发出的音响，有时风力增强，参天大树树干扭曲发出的沉闷响声，使森林像是瘫痪似的那种静寂之中突然发出的震动，以及阵风吹过，忽然响声四起，连绵不断，还有远处狗叫声，家禽叫声，人声笑语，在这空间距离内交错混杂，汇合成为一篇高谈阔论的讲话，还有那歌声，那许许多多的歌曲。他在倾听着这一切。

紫丁香花开

……我的爱

我们的希望……

他们两个人在惟一的一个远景前一起眺望。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侧耳倾听。他们同时也在听着这首歌，这首歌如同是被扼紧的喉咙发出的不绝如缕的柔声呜咽。

她每一次从山路上转身走回来，每次她的长发都让风吹得散散乱乱。风一阵阵地吹来，一阵比一阵增强。每一次当她朝昂代斯玛先生身边走过来，每一次她一只手总是不停地往后拢住她的长发，手紧紧地抓住她的头发，她的脸面这样就毫无遮掩地完完全全显露出来，这样，有好几秒钟之久，就像那已经过去的夏天的面容又显露出来了，在那已经过去的夏日，当她在海上游泳，紧紧靠在米歇尔·阿尔克的身边，那时，她应该听到有人说她是美的，对米歇尔·阿尔克，对于他，她的确是美的。

一阵大风吹来，吹得她的头发纷纷披落在脸上，要一把拢住那散乱的头发是不可能的，随它去，随它去。她的面颊遮在乱发下看不见了，她的眼睛也看不见了。她不再往平台上走，站在那里，不动，就站在那条路上，站着不动，等那阵吹乱她头发的狂风过去。

风停下来，她又有条有理伸手重新理顺她的乱发。她的脸又显露出来了。

“我曾经想过，那么多的金发，满头金丝细发，那么多，有什么用，那么多的金发，真是又愚又傻，这样的金发，何苦来？莫非为着让一个男人淹没在里面？我真不知道谁会发疯淹没在这样的金发里面。要是我，必须给我一年的时间。一年时间。多么稀奇古怪的一年时间。”

暮色开始掩过田野，暗影一点一点逼近村镇。

下面山谷里有纷繁杂乱的喧声飘浮到山上来。

山路上空寂一片，不见人迹。

“人们都到街上去了，”她说。

“太太，您刚才说，”昂代斯玛先生心情急切地脱口说出，“您刚才对我说食品店的门帘拉开来了。”

“汽车已经不在那儿了，”她说，“人们已经不跳舞了。而且，到海滩去，天太凉了，没有人去了。”

她慢慢走到老人的身边。她说话也是缓缓慢慢的。

“门帘是拉开来了。我有时间，我不急，让我好好讲给您听。是的。门帘拉开来。接着，她就走到广场上，从这一边穿过去，走到那一边，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不是已经给您说过了嘛。我还可以告诉您。她走到门口。珠子串成的门帘遮着她，她把珠子门帘撩开来。她走到门外，珠子门帘在她身后落下来，那珠子门帘窸窸窣窣的声音这一天我听过有一千遍，这一天我听这响声听得我的耳朵都聋了。我还可以告诉您：她是怎样用一个游泳划水的姿势把那她还不习惯的门帘往两边分开，她分开门帘的时候，微微含笑，闭着两个眼睛，怕被门帘上一串串珠子碰伤，后来，从门帘里一下走出来，来到阳光灿烂的广场上，她睁开眼睛，面带微笑，那是不安的发窘的微笑。”

“啊，我看见了，我知道了，”昂代斯玛先生叫道。

女人还是不慌不忙慢慢地继续说：

“后来，她从从容容一步一步从广场上走过去。”

歌声又开始唱起来。

她不说话，专心听着歌声。

“就是这首歌，今年夏天在这里好像是非常流行。”

她又往那条山路上走过去，走过去又走回来；后来，来来去去这一套不搞了，就在她停下的那个地方坐下来，往地上一坐。风爱怎么吹，就让它吹，头发吹乱了，随它去，手闲下来就在地上随意划弄着。

她说：“美，人人都认识美，以自身作为出发点，不论是谁，都可以认出美来。可是在爱的时候，人家就对你说：你多么美。难道从不认识什么是美这样的谬误出发，难道不管你听到对你讲的是真心还是假意，也心平气和，也能忍受？瓦莱丽呀，她可不是这样，瓦莱丽不是这样，我第一眼看到她，简直叫人无法相信，听到那句话该有多么甜蜜，该是怎样在意料之中呵，那她是一丝一毫都不怀疑的。她心里在热烈地期待着，盼望着，她在追求着，总有一天，有一个什么人，向她走来，对她说，仅仅是为她一个人而说，还要亲口把这几个字告诉她——她追求着，她期待着，可是自己并不知道。”

“她在穿过广场的时候，”昂代斯玛先生说，“您不是也在么。”

“她已经长大了，昂代斯玛先生，我说给您听：您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村镇上是一片沉寂。

她默默地在专心注意着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她的嘴蠢蠢地半张着——她的眼睛在追踪瓦莱丽的黑色汽车沿着海岸公路开过去。那辆汽车，昂代斯玛先生也看见了。

先开口说话的仍然是她。

她说：“要弄清您那个女孩金发为什么美得叫人吃惊这个问题，我是非要有一年的时间不可。仅仅承认世界上有这么美的金发，接受这样的事实：瓦莱丽就在这里，还要想到她有一天也要无保留地委身于什么人，是谁？是谁？——这想法是多么可怕，要战胜这个可怕的想法——必须要一年的时间。”

瓦莱丽的汽车一闪就看不见了。

公路沿海滩而行，接着进入把海滩和山麓连接起来的松林之中。在向东的一侧，还有阳光在照耀着。

汽车已经从通到瓦莱丽这里的房屋的一条路的岔道上开过去了。

每有一阵风吹来，她就拿手拢住她的头发，把长发理好。昂代斯玛先生一面看着她拢弄头发的手势，一面听着她说话。她的手势毕竟永远是米歇尔·阿尔克的女人应该有的风姿。

“您说的那种事……其实，她已经知道，她早已经知道了……”昂代斯玛先生哀叹着。

“单独一个人是不会知道的。不会的，她并不知道。”

昂代斯玛先生从他的椅上站起来，声音低沉地说：

“她知道，她知道。”

女人是错了，她自以为问题已经确立。关于这一切，她有她的回答。

“您也许根本就不该把这个可怕的问题提出来，”她说，“也许在明天，也许就在今天晚上，她就会知道也说不定。”

她神色严厉地审视着昂代斯玛先生那丑陋笨重的肥大身躯。

“昂代斯玛先生，您没有看见她的汽车沿着海滩开过去？”

“我看见了。”

“那么，咱们两个人此时此刻是站在一个共同点上，此时此刻说不定就是她在心里把那件事领会到了的时刻。”

她立即进入另一种境界，但是却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般被钉在了瓦莱丽曾经穿过的那阳光照耀的广场上。

“那天早晨，瓦莱丽第一次穿过广场，”她说，“金发的瓦莱丽第一次穿过广场，您，您是她的父亲，这您知道得非常清楚，她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不认识的人的注视下，走过广场的，她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肯定什么都不在意，不过，她现在说她还能回忆得起来。她还以为曾经抬起头看到了我。”

“瓦莱丽是我的孩子，您不会不知道，”昂代斯玛先生满腹哀伤地说。

“瓦莱丽从食品店走出来，而且等她走过去很久，我才明白瓦莱丽是一个孩子。这是在后来。在想了一想之后。”

“她走出来手上拿着什么？拿着什么？”

“对啦!”她叫出声来。

声音沙哑、拖得很长的大笑震动着昂代斯玛先生的身体。她呢，她也哈哈大笑，笑声越来越高，笑到—半，突然一下，不笑了。

“拿着糖果！”她接着说，“她什么人也不看，什么人也不睬，不管她说什么，恰恰相反，手上偏偏拿着一袋糖果！停一下！她停下来，打开袋袋，拿出一块糖来，多等一会儿都等不及了。”

她望着那一片松林，瓦莱丽的汽车隐没在里面看不见了。

“就这样，这一下，我可想起来了：她还是一个孩子呢。她究竟有几岁呀？”

昂代斯玛先生重复着这句话。

“十六岁过了。差不多十七岁。还差两个月。瓦莱丽是秋天生的。是九月。”

昂代斯玛先生心里不知有多少话要说，要说的话如同泉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他很不习惯，他战栗着。

“因为您爱她，弄得她还像一个小姑娘似的。不过您也该明白，哪怕您千阻万挡也挡不住她很快就到了离开您的那个年纪。”

说到这里，她闭上嘴，不说了。由她引起的这一阵沉默之中，对于痛苦的往事亲切可意的回忆好似柔肠百转渗入昂代斯玛先生的心腹之间。

“不过，那另一个小女孩，您的那个孩子？”他幽幽咽咽地说道。

她眼睛一直看着松林，就是这一片松林遮住了瓦莱丽的汽车。

“别提她了，”她说。

“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她现在大概是在什么地方？”昂代斯玛先生叫喊着。

“她就在那边，”她不急不慌地回答说，“那边。她以为丢了什么东西，正在广场上找。我看见她了。她就在那儿。”

她的视线从树林那边移开，在平原上移动，向村镇方向看过去。

“她穿着蓝裙子，我认得出。”

她手指着一个地方，在昂代斯玛先生所看不到的那个方向上。

“那儿，”她说，“她就在那儿。”

“我看不见，”昂代斯玛先生抱怨说。

对痛苦的往事的亲切回忆，又在他心上被牵动起来，比起对那恍惚若见的爱的无可告慰的追悔，在他心上渐渐、渐渐扰动得更加厉害了。爱好像是乍见端倪，便被扼杀，像其他千百种爱一样，在千百种别样的爱之间被忘却了。

丧服也无非是穿在这衰颓身体日久年深的皮肉上面的。不过这么一回事。这一次，头脑是得救了，免得又要为忍受痛苦而忧心忡忡。

“她根本找不到，”昂代斯玛先生说，“什么也找不到。”

在广场炎热的阳光下，在灰尘蒙蒙中，她的孩子正在那里寻找被遗忘了的东西，她是不是真的看见她了？

“她找呵找呵，”她说，“她并不是不幸的。她找到了，找到她要找的东西，完全想起自己忘记了，这时她反而感到心里不安。”

她慢慢侧过头去，又一次被松林和大海吸引住了。森林郁郁苍苍，严封密锁。大海是一片荒凉。

那大海，转眼之间，昂代斯玛先生已经看不见了，正像刚才他一眼看到一样。

她突然伸出两臂抱住自己双肩，瑟瑟畏寒的样子。

“我心里开始想：瓦莱丽·昂代斯玛一天天很快就接近离开您过独立生活的年纪。您明白吗？”

她一步一步小心地往断崖前走上几步，并不想听到昂代斯玛先生的回答。昂代斯玛先生怕她松开她的肩膀，他认为只要两肩松开上前再迈一步拉不住就跌下深谷。可是她两臂抱住双肩一直保持这样的姿势向他又转回身来。看见她逼近深渊，昂代斯玛先生吓得心惊肉跳，吓得他可能以为他这残生稍一大意就烟飞火灭了。

“昂代斯玛先生，您睡着了？您怎么不回答我呀？”

昂代斯玛先生指指那大海。昂代斯玛先生把孩子完全忘记了。

“天并不像说的那么晚，”他说，“您看看海上。太阳老高的。您看看那大海。”

她没有看，耸耸肩。

“他们总归要来的，时间越过得快，他们来的时间也越快，有什么可急的？”

不知从山上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阵的笑声。

那个女人站在昂代斯玛先生面前一动不动，和石像一样。笑声停止了。

“这是瓦莱丽的笑声，米歇尔·阿尔克的笑声，”她喊着，“他们在一起，一起在笑。您听！”

她又笑着说：

“我问问您：他们笑什么？”

昂代斯玛先生举起他那保养得很好的僵硬的手，做出一个姿势，表示不知道。她迈着像黄鼠狼那样的步子走到他旁边，她突然好像是很开心的样子。他是不是现在希望她快快走开？他心里想，她走了，这平台上就变得空无一人，萧疏荒凉。所以，在她走过来的时候，倾其全力注意看她怎么说。

“您是不是愿意知道？我是拿糖给她吃，才认识她的。贪馋，瓦莱丽，不是吗？”

“是啊，贪馋！”昂代斯玛先生承认道。

想到这一点，真是不可救药呵，他不禁笑了。

“是我，”她说，“是我叫她走的，您正在睡午觉。”

昂代斯玛先生觉得是受到了鼓舞。

“非叫她走不可？”

“是的嘛。您这么大年纪，撇下您一个人，她又不忍。惟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在睡午觉的时候，在您歇晌睡觉的时候。”

“这房子呢？”

“在散步的时候，米歇尔·阿尔克带她看过。”

“露台呢？”

“他告诉她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有一处房子，又这么高大敞亮，又是在山里，又有一个露台，是很好的；站在露台上，可以眺望风和日丽的好天色，可以看到暴风雨，在露台上可以听到各种声音，即便是海湾那一头传来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到，不管是在早晨，黄昏，甚至是黑夜。”

“他们刚才没有笑吧，不像您以为的那样，”昂代斯玛先生说，“没有听到汽车开上来嘛。”

“要是他们从水塘那边过来，那就只好把车留在山上更低的地方，那就要走好长一段路，所以听不到汽车声。其实也没有关系，等一下马上就可以知道。”

笑声又从山上另一个地点传过来。她细心在听。

“大概是几个小孩吧？”她问，“是从水塘那边传来的。”

“不错，不错，”昂代斯玛先生肯定说。

她那高兴的劲头冷了下来。她走到椅子边上，靠得很近。

“您怎么想？”她声音放得低低地问，“我们还有必要等下去吗？刚才是我骗了您。刚才我对您说他们一定来，这不是真的，我拿不准，不能肯定。”

“我一个人不能下山，除非送掉我这条老命，”他说，“我女儿是知道的。”

“这我可没有想到，”她说。

她笑了，大声笑了起来，这真是胡闹，一个是他，一个是她。

“我已经给您的小姑娘讲过了。我要等米歇尔·阿尔克，一直等到天黑之前。天还大亮着呢。”

“她给他也说过。”

“那就好啦，好啦，等着吧。”

她靠在椅子脚边坐下来，就像不久前那小女孩那个样子。似乎她什么也不等，无所期待。她闭着眼睛。

她的长发铺散在椅子柳条上，像是抚弄那些柳条儿似的。

她说：“开始，我给她糖果，她不要。因为您过去这样教过她，不要人家的东西。哪怕是糖果也不要。有好几次呀。”

她很累了，她反反复复这么说着：

“好几次，好几次。弄得我有时几乎没有信心再试一试。”

她转过身来对着他，逼视着他，昂代斯玛先生的眼睛垂下来。要不是这个女人，要不是刚才那个小女孩，在这难以度过的一刹那，今后还会有谁这样看昂代斯玛先生?

“听说您是什么也不想了，”她仍然低声细气地说。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昂代斯玛先生嗫嚅地说，“我心里记得她，忘不了，就是她在眼前，也永远是一样，不变，不变，我的心里全是这样的记忆，我就懒得再去想了。”

“您听得清我说的话吧。”

“您这不是在跟我说她么。我睡午觉的时候，她溜到您的花园里去了？”

“要不是热得叫人受不住，是嘛，是在我们那个花园里。”

“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知道不知道，在我都一样。”

“您怎么突然说这个，”她笑着说。

“阿尔克太太，在我这样的年纪，像我这么一个老头从午睡中醒来，就是您说的那种睡眠，睡得很沉，浓得像松脂一样，根据我的许多记忆，我知道，活这么久能有个什么用，真是在开玩笑，一个太平凡、太没味儿的玩笑呵。瓦莱丽在清晨怎样，在黄昏又怎样，我还有我的想象，但是，对于这一切，我也是一无所能了。我看，想象瓦莱丽清晨起身，这样的想象也将要舍我而去，我还没有走到我生命中这样的时刻。我想，我将要背负着全部重负死去，在我的心上，我将要带着对瓦莱丽无限的爱的重负死去。我看事情将一定是这样。”

对他，她心里猛然涌出一阵冲动，一股热情，直到此刻为止，她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激动。

“米歇尔·阿尔克是挺好的人，”她说，“您放心，不要焦躁。”

“我觉得我并不是那样，”昂代斯玛先生说，“不过您也许是对的，我也可能是那样，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我精神上觉得乱乱的，以至我非但不感到焦躁，相反，和您建立了信任，我倒感到心喜。”

“那就请再加把劲儿，请听我说，”她恳求着说，“我可以向您发誓，我比任何人都了解米歇尔·阿尔克。等一会儿，您就见到他。请费神好好认识认识他，我这样请求您了。您会看到米歇尔·阿尔克是怎么一个人。”

“我相信您，”昂代斯玛先生茫然地说。

那女人发现她并没有引起昂代斯玛先生的注意，因此她感到惴惴不安。

“昂代斯玛先生，要是我接着再讲他，您就睡着了吧？”

“我也不知道呀，”昂代斯玛先生懵懵然回答说，“午睡的时候，想到她正在那个关着的花园里，这该有多好，多么可意。我在可悲地呼呼大睡，她关在花园里不出来。”

“听，听！”

山上是无边的静寂。暮色已经延伸到了海边。

她说：“我相信听到了什么声音。”

昂代斯玛先生从这时开始感到非常厌烦，想要摆脱掉这个女人，让她走开，想赶走这最后一个接近他的女人。

“啊呀，在午睡的时候，她离开不知有多少次，您看，我记都记不清了。”

“可是，昂代斯玛先生，她在您睡醒之前回去。睡醒前十分钟，她开始看表，总是这样。后来她就朝着您的花园跑去，随后，轻轻把铁栅栏门关上，又跑到您的房间落地窗前。昂代斯玛先生，看您，您这是在想什么呀？”

“这我好像也看到过，至少有一次，只有一次。”

他忧伤地摇摇头。她也摇着头。他们两人都对昂代斯玛先生这种处境感到可悲可悯。

“现在我才相信，”她说，“您已经失去了记忆力。您什么都记不得了。”

“啊，让我静一静，让我静一静，”昂代斯玛先生突然叫道。

我的爱，紫丁香有一天将要盛开

丁香花开……

她注意听着歌声，昂代斯玛先生含有怒意的悲哀这时她是毫不在意的。

“我么，我也有我的记忆，”她说，“我只记得这样一个人，我有我对米歇尔·阿尔克的回忆。我们现在在等他。不过，有一天，我将要有一个和这个记忆全不相同的记忆。总有一天，我一觉醒来，对于此时此刻的记忆也忘得一干二净，全都忘记。”

突然之间，她的脸色大变，接着又说：

“因此我要承担一项责任。听见了没有？”

他听见了。

“是的，是的，”他说。

“啊，他们闯进我的生活，我已经感觉到了，闯到我的生活里来，几十个，几百个，许许多多不认识的男人闯到我的生活里来了，啊！他们将要把我对他的记忆给我抹掉，就是现在我在您的面前这一刹那的记忆也给抹掉，记忆是多么沉重，几乎是无法承担的。不过，您可以看到，感谢您这么亲切，我要把它承担起来。是啊，我将会感到惭愧，把这些暂时的困难都诚心诚意地告诉给您。您难道也许要死去？”

他低低地垂着头，现在轮到他只顾看着前面的深渊。

“我看您想说什么就说吧，”他嘟嘟囔囔地说。

她转过脸去，也面向着昂代斯玛先生看着的深谷，她呼叫着说她现在是属于米歇尔·阿尔克的。

“总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有另外一个人找到我的身边，从他的眼色我就能感觉到第一个出现的欲望的信息，在我的血里，那个重量啊，火热的热力啊，瞒也瞒不过我。情况完全一样。换上另一个男人，他就不能靠近我，我决不能忍受，即使是他，即使是米歇尔·阿尔克，那时候，我也不能容忍。情况完全一样，如果他……”

昂代斯玛先生打断她的话。

“瓦莱丽走过广场，手里拿着一袋糖果。那么后来呢？”

一时之间，她惊呆了，后来注意听森林里的响声也就掩过了她这一时之间的震惊。

“她怎么走过那些广场您不知道？”她心不在焉地问道，“这件事您想要我给您讲一讲？”

昂代斯玛先生格格地笑着。

“嘿！”他说，“我就一点也不该知道。”

“别人比我知道得清楚得多，而且是最新的消息。您去问他们。”

“安安静静的，天热也不顾？”昂代斯玛先生坚持要问。

“是的，是的。可是怎么跟您说呢？”

“我的小瓦莱丽，她的确是很乖，很安静的，真是这样，”昂代斯玛先生说。

坐在她面前这个男人，从此以后是虽有若无、无需一提的了，这一点现在她已经确信不移。

她从他身边走开去，走到山路上，就坐在地上，转过身去，背对着他，管自己独自说话。

“哎呀，多难哪，”她这样说，“要描述这么简单的痛苦，一种爱的痛苦，是多么困难。要能遇到一个人，能够跟他谈谈，该是多么美妙的安慰！这老头有过各种困难，他都脱身解除了，只有不可避免的死这一条，无论怎样，可怎么对他说呢？”

“请到这边来，”昂代斯玛先生恳求说，“您搞错了。其他一切都无所谓，只有一件，您再给我说说。喂，请过来呀。”

她不情愿去，还是顺从了，走到他这边来。

她说：“我们曾经是那样忠诚那样专—不分日夜结合在一起，甚至我们有时候会感到羞愧懊悔，因为我们看到自己受到了如此幼稚的惩罚，不许有其他比我们的会晤更冒险的会晤。”

昂代斯玛先生威严地抬起手来，往她那边伸过去，她拒绝去握那伸来的手。

“瓦莱丽，瓦莱丽，”昂代斯玛先生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她走了，”她厌恨地说，“您知道她穿过那些广场，还是一年之前，她穿过那些广场、那些街道。金发的女人啊。眼睛里看到的永远是那金发。她只顾吮着糖果，眼睛还看着另一些糖果，可惜不能把所有的糖果一次都含在嘴里。”

昂代斯玛先生脸上布满了凝固不变的微笑。

“这个小瓦莱丽，一向如此，一向如此。”

在他们上山一向确定要走的那一侧的山脚下，出现了低沉的汽车的马达声，回声也在四处反响着。

那女人立刻抓住老人的手，摇着它。

“喂！喂！这是瓦莱丽的车！”她叫着。

昂代斯玛先生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示。

“看您，您是多么年老，多么呆呀，昂代斯玛先生，您真是应该这样啦！听呀！汽车停下来啦！”

“您这是乱说的吧，”昂代斯玛先生说。

汽车果然是停下来了。

这时候，是一片沉寂，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声息。接着，在山脚下，在那一侧，有两个人走在路上的脚步声历历可辨，一定是米歇尔·阿尔克和瓦莱丽·昂代斯玛，或另外两个什么人，从那确定的方向走上来发出这样的脚步声。

“您对瓦莱丽的一片爱心，同她的幸福，这两方面不能互相结合而必须两两分开，必须适应它。您和我远远地分开，但愿它是完满无缺、无可比拟的。昂代斯玛先生，您听见了吗？”

昂代斯玛先生脸上的笑容依然如故，抹也抹不掉。这样一副被这笑容所撕裂、麻痹僵化的脸相——他自己的面容——他是永远记得的，他这种笑容，他既不能为它辩解，也无法去制止。

在两个人的沉重的脚步声中，还夹杂着克制住的低低的笑声，笑声不仅没有丝毫嬉笑之意，更不带有任何欢乐之情，不过，这笑声很像昂代斯玛先生那种笑，也是一发而不可止，收也收不住。

女人仔细谛听那传来的笑声，接着，像野兽的冲动一样，她惊慌地向昂代斯玛先生身边扑来。

“这笑声，我听不出是谁在笑，”昂代斯玛先生说，“我看，大概是到水塘去的小孩的笑声。”

“他们来啦！”那女人急忙说，“他们的笑我们能听得出，这笑声不一样，这是他们的一种不同的笑声。他们在一起，他们就这样笑，我很清楚！听，听！看他们走得多么慢！多么慢！他们简直不情愿往前走。哎呀，他们走得多么慢！”

“真烦，真讨厌！”昂代斯玛先生喃喃地说。

那女人从昂代斯玛先生身边远远地走开，她在平台上走来走去，两手乱动，意态狂乱，披头散发，两个手扭在一起，在悬崖边上走着，一点不知小心。昂代斯玛先生只想把那发僵的笑容从脸上弄掉，也顾不上当前这一幅景象是何等可怕。

暗影不仅延伸到海边，而且已经笼罩在海上，几乎把整个大海都遮没了。昂代斯玛先生觉得就像从一次长达数年之久的午睡中刚刚苏醒过来。

“这件事怎样让他们知道才好？”那女人继续说，“这是留下来的惟一的一个问题。”

她在斟酌用什么字眼表达好，然后，她平心静气地宣告说：

“这也是我们惟一根本就弄不明白的问题。”

天空和大海之间，只可以看到一线亮光。昂代斯玛先生一直在微笑着。

“这个问题他们将怎么去说？全镇都已经知道，人人都已经知道，莫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这一瞬间？”

“您说些什么，我不问，”昂代斯玛先生说，“我只要听您说话。”

“只差几分钟，他们就到了，您看天色已经不早了。”

“他们一点都不知道？”昂代斯玛先生终于这样问道。

“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直到今天早晨，一点也不知道。”

“我的女儿瓦莱丽也不知道？”

“不知道。瓦莱丽不知道，米歇尔·阿尔克也不知道。”

我的爱，紫丁香有一天将要盛开

“听！瓦莱丽在唱！”

昂代斯玛先生不答话。她最后一次又走到他的身边，拉着他的手，摇着他的手。

“她从村里广场走过之后，您不是还要了解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我心里真痛苦极了，我必须好好讲给您听。您是这么老了，您能全听得明白？”

“是您的小女儿又上山来了，”昂代斯玛先生说，“是她。她的声音我听得出。”

“几分钟之内，他们就到了，”那女人祈求说，“我只把最紧要的讲给您听。我求求您。”

“我什么也不要听，”昂代斯玛先生抢着拒绝她说。

几分钟时间内，她的手按在他的手上，摇着他的手，或来来去去抚摩着他的手；在前面的深渊之中，布满着已经失去光彩的一色光芒，就在这深渊前面，将要有人来到、将要有人令人眼花缭乱地来到之前仅有的几分钟之内，她到底把话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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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 & 乌发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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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情人

乌发碧眼

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

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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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让我们消遣了一段时间

化学气味

黑岩夫人

话语的高速公路

戏剧

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

酗酒

第六区的乐趣

永隆

河内

黑色团块

博纳尔

披巾的那种蓝色

男人

房屋

卡堡

动物

特鲁维尔

星

M.D.制服

作家的身体

阿兰·万恩斯坦

拉辛森林

波尔多开出的列车

书

基依伯夫

说谎的男人

照片

断水人

乔治·菲贡

瓦文萨的妻子

电视与死亡

说来话巧

绿牛排

你不愿意？

普瓦西瞭望台

地中海

巴黎

红躺椅

圆石

衣橱

时间亡失

《印度之歌》的壁炉

《夜船》中的音响

夜食

八二年十月

危险状态

信

幻影纷至沓来

翻译后记

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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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

某先生，化名皮埃尔·拉比耶

首府的阿尔贝 保安队员泰尔

折断的荨麻

奥蕾莉娅·巴黎

扬·安德烈亚·斯泰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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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安德烈亚·斯泰奈

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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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章

阿巴恩，萨巴娜，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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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

成天上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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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天上树的日子

蟒蛇

道丹太太

工地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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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

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

罗马

纯洁的数字

画展

英国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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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凶杀案

译后记

劳儿之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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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儿之劫

有关劳儿的一些背景材料

名可名，非常名——译本修订后记

夏夜十点半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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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广岛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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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

前言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附录

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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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Ⅱ

Ⅲ

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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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