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出版总序

林徽因主编民国小说选

出版说明

《小说选》题记

一点回忆

避  难

报  复

报  复

小还的悲哀

疯  子

享  福

失  业

模影零篇

路  路

这年头

驿路上

求  恕

无  聊

黎  明

附   录

窘

九十九度中

亡友鲁迅印象记

小  引

一  剪  辫

二  屈原和鲁迅

三  杂谈名人

四  《浙江潮》撰文

五  仙台学医

六  办杂志  译小说

七  从章先生学

八  西片町住屋

九  归国在杭州教书

一〇  入京和北上

一一  提倡美术

一二  整理古籍和古碑

一三  看佛经

一四  笔名鲁迅

一五  杂谈著作

一六  杂谈翻译

一七  西三条胡同住屋

一八  女师大风潮

一九  三一八惨案

二〇  广州同住

二一  上海生活——前五年

二二  上海生活——后五年

二三  和我的交谊

二四  日常生活

二五  病  死

读后记

附  录

怀亡友鲁迅

一  三十五年的回忆

二  致死之由

三  生平和著作

回忆鲁迅先生

回忆鲁迅

鲁迅翁杂忆

初次见鲁迅先生

鲁迅眼中的自己

花边文学 伪自由书

花边文学

序  言

未来的光荣

女人未必多说谎

批评家的批评家

漫  骂

“京派”与“海派”

北人与南人

《如此广州》读后感

过  年

运  命

大小骗

“小童挡驾”

古人并不纯厚

法会和歌剧

洋服的没落

朋  友

清明时节

小品文的生机

刀“式”辩

化名新法

读几本书

一思而行

推己及人

偶  感

论秦理斋夫人事

“……”“□□□□”论补

谁在没落？

倒  提

玩  具

零  食

“此生或彼生”

正是时候

论重译

再论重译

“彻底”的底子

知了世界

算  账

水  性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做文章

看书琐记

看书琐记（二）

趋时和复古

安贫乐道法

奇  怪

奇怪（二）

迎神和咬人

看书琐记（三）

“大雪纷飞”

汉字和拉丁化

“莎士比亚”

商贾的批评

中秋二愿

考场三丑

又是“莎士比亚”

点句的难

奇怪（三）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骂杀与捧杀

读书忌

伪自由书

前  记

观  斗

逃的辩护

崇  实

电的利弊

航空救国三愿

不通两种

赌  咒

战略关系

颂  萧

对于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

从讽刺到幽默

从幽默到正经

王道诗话

伸  冤

曲的解放

《平津会》杂剧

文学上的折扣

迎头经

“光明所到……”

止哭文学

“人话”

出卖灵魂的秘诀

文人无文

最艺术的国家

现代史

推背图

《杀错了人》异议

中国人的生命圈

内  外

透  底

“以夷制夷”

只要几句：案语

言论自由的界限

大观园的人才

文章与题目

新  药

“多难之月”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王  化

天上地下

保  留

再谈保留

“有名无实”的反驳

不求甚解

蔡元培自述

我的老家及家世

绍兴山阴县笔飞弄故宅

世代经商

父亲故去

我的母亲

十年私塾寒窗

始进家塾

严厉的李塾师

学作八股文

就学王子庄老师

十七岁中秀才

科举之路漫漫

到省城乡试

伴读徐君

受益最大的三本书

金榜题名

做上虞县志局总纂

补应殿试朝考

南下游历

委身教育

甲午听惊雷

冷眼观变法

绍兴中西学堂

尝试书院改革无果

宁绍会馆

在杭州

执教南洋公学

我的第二次婚姻

中国教育会

爱国女学

东瀛之行

爱国学社

会社分裂

青岛少憩

沪上革命

办报生涯

准备暗杀暴动

创立光复会

加入同盟会

留学德国

赴德留学

初到柏林

进莱比锡大学

冯德教授

兰普来西教授

美术与音乐

编书、译书

奉行素食

旅行经历

响应辛亥革命

在动荡的民初岁月

力荐黄兴

出任教育总长

迎袁专使

继任教育总长

我所做的教育改革

超越党派

唐绍仪内阁

再度赴德

二次革命

游学法国

主持北大的六年

出任北大校长

破除读书做官的旧观念

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

调整学科

充实文理法科

沟通文理

采行选科制

北大国史馆

以美育代宗教

提倡体育运动

劳工神圣

我的办学方针

我与学生运动

开放女禁

长沙讲学

欧美教育考察

教育独立议

离开北大

国民政府时代

响应北伐

出任大学院院长

主持中央研究院

淡出世事

客居香港

怀念故友

书杜亚泉先生遗事

记宗仰上人轶事

章太炎革命行述

追悼曾孟朴

哀刘半农先生

记鲁迅先生轶事

记俞英厓

记徐锡麟

孙逸仙先生传略

记徐宝璜

记陈独秀

记刘师培

悼长女蔡威廉[1]

我在教育界的经历

孑民自叙

关于不合作宣言

自书简历

爱国女学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

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

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

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

——在南京北大同学聚餐会上的演说词

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

辛亥那一年

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

爱国女学三十五年来之发展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自传之一章

章炳麟传

第一章 最近三百年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鸟瞰

第一节 绪  言

第二节 满洲政府的罪恶

第三节 民族主义的沦没

第四节 帝国主义的猖狂

第五节 固有学术的消沉

第二章 革命元勋的章先生

第六节 幼年期的民族思想

第七节 会见国父痛驳康有为时期

第八节 光复会时期

第九节 入狱时期

第十节 编辑《民报》时期

第十一节 功成后的做官

第十二节 功成后的被幽囚

第三章 国学大师的章先生

第十三节 治学与师友

第十四节 革命不忘讲学

第十五节 语言文字学上的贡献

第十六节 文学上的贡献

第十七节 史学上的贡献

第十八节 经子及佛学上的贡献

第十九节 对于中印文化沟通的期望

第四章 先生晚年的志行

第二十节 对于甲骨文的始疑终信

第二十一节 对于全面抗日的遗志

第二十二节 先生的日常生活

第二十三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附录一 《訄书》选

附录二 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

民国大师著作精选

名人名著民国典藏整理系列（套装共5册）

出版总序

民国时期是中国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蜕变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个时期,政治风云变幻,思想文化激荡,内忧外患迭起。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与旧、中与西、自由与专制、激进与保守、发展与停滞、侵略与反侵略,各种社会潮流在此期间汇聚碰撞,形成了变化万千的特殊历史景观。民国时期所出版的文献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全景式纪录,全面展现了民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精彩呈现了风云变幻的历史格局;生动描绘了西学东渐,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真实叙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族入侵,走向民族独立的斗争历程。因此,民国文献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及艺术代表性。

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出版业萌芽和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规模层次各不相同的出版机构鳞次栉比,难以胜数。既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这样著名的出版机构,亦有在出版史上昙花一现、出版物硕果仅存的小书局。对于民国时期出版物的总量,目前还没有非常精确的统计。国家图书馆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以三馆馆藏为基础整理出版了《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中文图书124040种。据有关学者调查统计,这一数量大约为民国时期图书总出版量的九成。如果从学科内容区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出版物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外重要的民国文献收藏机构,馆藏宏富,并且作为国内图书馆界的领头羊,一向重视民国文献的保存保护。由于民国文献所用纸张极易酸化、老化,绝大多数已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难堪翻阅。为保存保护民国文献,不使我们传承出现文献上的断层,也为更多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阅读利用到民国文献,2011年,国家图书馆联合国内文献收藏单位,策划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项目。随着项目的展开,国家图书馆在文献普查、海外文献征集、整理出版等各方面工作逐步取得了重要成果。

典藏阅览部作为国家图书馆内肩负民国文献典藏管理职责的部门,近年来在多个层面加大了对于民国文献的保存保护力度,组建了专门的团队,对民国文献进行保护性的整理开发,先后出版了《民国时期连环图画总目》《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时期毛边书举要》《民国时期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等。

然而,民国时期出版物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就国家图书馆馆藏而言,从早期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到我国的第一本毛边本《域外小说集》,从大批的政府公报到名家译作,涵盖之广,其所具备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亦足令人惊叹。相较之下,我们的整理工作方才起步。为不使这些闪烁着大家智识之光的思想结晶空自蒙尘,为使更广大的读者能够从中汲取养料,我们会陆续择其精者,将其重新排印出版,希望读者能够喜欢。

国家图书馆

2014年9月

林徽因主编民国小说选

出版说明

1936年，《大公报》创刊10周年之际，萧乾推荐林徽因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小说选集。林徽因接受了这份工作，很快编出《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选入小说30篇。小说囊括了当时比较著名的作家作品，如沈从文、巴金、萧乾等。

本书选取了部分篇目，很多文章和作者都是这个时代不曾被人关注过的，但在那个年代，他们的作品曾风靡一时，受到民国文学青年的喜欢。此外，本书在附录部分，还选取了林徽因创作的其他小说作品。

《小说选》题记

林徽因

《大公报·文艺副刊》出了一年多，现在要将这第一年中属于创造的短篇小说提出来，选出若干篇，印成单行本供给读者更方便的阅览。这个工作的确该使认真的作者和读者两方面全都高兴。

这里篇数并不多，人数也不多，但是聚在一个小小的选集里也还结实饱满，拿到手里可以使人充满喜悦的希望。

我们不怕读者读过了以后，这燃起的希望或者又会黯下变成失望。因为这失望竟许是不可免的，如果读者对创造界诚恳地抱着很大的理想，心里早就叠着不平常的企望。但只要是读者诚实的反应，我们都不害怕。因为这里是一堆作者老实的成绩，合起来代表一年中创造界一部分的试验，无论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它，断定它的成功或失败，谁也没有一句话说的。

现在姑且以编选人对这多篇作品所得的感想来说，供读者浏览评阅这本选集时一种参考，简单的就是底下的一点意见。

如果我们取鸟瞰的形势来观察这个小小的局面，至少有一个最显著的现象展在我们眼下。在这些作品中，在题材的选择上似乎有个很偏的倾向：那就是趋向农村或少受教育分子或劳力者的生活描写。这倾向并不偶然，说好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他们——农人与劳力者——有浓重的同情和关心；说坏一点，是一种盲从趋时的现象。但最公平地说，还是上面的两个原因都有一点关系。描写劳工社会、乡村色彩已成一种风气，且在文艺界也已有一点成绩。初起的作家，或个性不强烈的作家，就容易不自觉地，因袭这种已有眉目的格调下笔。尤其是在我们这时代，青年作家都很难过自己在物质上享用，优越于一般少受教育的民众，便很自然的要认识乡村的穷苦，对偏僻的内地产生兴趣，反倒撇开自己所熟识的生活不写。拿单篇来讲，许多都写得好，还有些特别写得精彩的。但以创造界全盘试验来看，这种偏向表示贫弱，缺乏创造力量。并且为良心的动机而写作，那作品的艺术成分便会发生疑问。我们希望选集在这一点上可以显露出这种创造力的缺乏，或艺术性的不真纯，刺激作家们自己更有个性，更热诚地来刻画这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

除却上面对题材的偏向以外，创造文艺的认真却是毫无疑问的。前一时代在流畅文字的烟幂下，刻薄地以讽刺个人博取流行幽默的小说，现已无形地摈出努力创造者的门外，衰灭下去几至绝迹。这个情形实在也是值得我们作者和读者额手相庆的好现象。

在描写上，我们感到大多数所取的方式是写一段故事，或以一两人物为中心，或以某地方一桩事发生的始末为主干，单纯地发展与结束。这也是比较薄弱的手法。这个我们疑惑或是许多作者误会了短篇的限制，把它的可能性看得过窄的缘故。生活大胆的断面，这里少有人尝试，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也无多少人认真地来做。这也是我们中间一种遗憾。

至于关于这里短篇技巧的水准、平均的程度，编选人却要不避嫌疑地提出请读者注意。无疑的，在结构上、在描写上、在叙事与对话的分配上，多数作者已有很成熟自然的运用。生涩幼稚和冗长散漫的作品，在新文艺早期中毫无愧色地散见于各种印刷物中，现在已完全敛迹。通篇的连贯，文字的经济，着重点的安排，颜色图画的鲜明，已成为极寻常的标准。在各篇中我们相信读者一定还不会不觉察到那些好处的，为着那些地方就给了编选人以不少愉快和希望。

最后如果不算离题太远，我们还要具体地讲一点我们对于作者与作品的见解。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小说的情景即使整个是虚构的，内容的情感却全得借力于迫真的、体验过的情感，毫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着伤感的“情节”！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需实际的经过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许多人因是自疚生活方式不新鲜，而故意地选择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并不熟识的生活来做题材，然后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这种创造既浪费文字来夸张虚伪的情景和伤感，那些认真的读者要从文艺里充实生活认识人生的，自然要感到十分的不耐烦和失望的。

生活的丰富不在生存方式种类的多与少，如做过学徒，又拉过洋车，去过甘肃又走过云南，却在客观的观察力与主观的感觉力同时的锐利敏捷，能多面地明了及尝味所见，所听所遇种种不同的情景；还得理会到人在生活上互相的关系与牵连；固定的与偶然的中间所起戏剧式的变化；最后更得有自己特殊的看法及思想，信仰或哲学。

一个生活丰富者不在客观地见过若干事物，而在能主观地能激发很复杂、很不同的情感，和能够同情于人性的许多方面的人。

所以一个作者，在运用文字的技术学问外，必须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情感上横溢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辅，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笔下才现着活力真诚。他的作品才会充实伟大，不受题材或文字的影响，而能持久普遍的动人。

这些道理读者比作者当然还要明白点，所以作品的估价永远操在认真的读者手里，这也是这个选集不得不印书，献与它的公正的评判者的一个原因。

一点回忆

宋翰迟

这是一个使人感觉舒服的早晨，阳光在人身上，古怪的温暖。

同样一个早晨，太阳的光照到各人身上也暖暖的，正有一支小小队伍在中国南部×省边境旷野里蠕动。狭小的山路，只能作单行前进，一连人挪成了很长的一条线，像一挂爆竹。一挂爆竹头上的一端触着火时，立刻就会爆炸起来，一直爆炸到最末的一颗；军队要是尖兵接触了敌人，全线也马上受了影响，在顷刻之间，每一个单位便各具有一种强大的破坏力。

这一支队伍的尖兵离开了队伍，向前搜索。一片泽沼，一个小山，一个接连一个，皆过去了。远远的落过木叶的树梢上冒出了青烟。队伍接近了村子，接近了树林。

尖兵之一发现了林子外面有人惊慌的样子，料定是敌人无疑。于是就喊：

“站住！”

乡下人碰到了大兵，副爷们在另一时的一切行为，还好好地保留在记忆中，温习起来，心里就有点发慌。小兽物样子，敏捷的，偷偷摸摸的正打主意想逃，听到有人叫“站住”，便更着了慌，伸开腿，拼命地向林子里蹿去，一会儿就消灭了。

“土匪！土匪！”

啵——

曲……出自土匪方面一声枪响了后，一切依然那么静寂。

尖兵选择了隐蔽处卧下了候着，并无什么动静。

“不行！”

“追上去！”

但一过前面，枪声又响了。

大曲队因枪声在对面小山后，村子里却静静的，路旁还有妇人正在晾晒青菜，便进了村子。村子里的人家皆大开着门，瘦瘪瘪妇人和一些肮脏孩子，皆堆在门前的石级上，很安静地玩着。忽然见兵队进了村里，许多双眼睛皆带着惊讶出神的样子，望着这些不常见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说什么话。

“你们的男家都往哪里去了？”

“他们都下了田，在田里做活！”

“怎么田里没有一个人！”

“不会的。老爷！”

“这里安静么！”

“没有什么事。土匪老早过去了！”

“为什么有人报告这里有土匪呢？”

“不晓得，要问我们当家的。”

一部分兵士从竹园跑去，即刻又退回来。

呼……呼……呼……

曲……一粒子弹从瓦背上飘过。“唔！唔！妈呀！……”妇人小孩嚷做一团，挤进门去，“啪”地把门合上了。

“来了！他妈的，撒谎！烧尽这些房子！”

“谁说没有，留点神，兄弟，他妈的都是一伙子！”

大家皆乱着，向村外跑去。

一个兵士跑来，这人脸上发青，喘着气，报告连长，说是前面发现了敌人，人数似乎很多，开了火，一排人因地势不熟，已经退下来了。

这时候，枪声在左前方密密地响，愈响愈近，连长很忙促地把腰边那枝连槽枪取出，把丝绦套在颈项上，带着队伍匆匆地出了村子上前方去了。

到了前面小山边，退下来的兵士卷起袖子，撑着枪，张开口，坐在地上。帽子挂在脑后，帽檐朝天，汗珠从额角淌下来，黑红色的脸上发光。看见连长援队到了，各人脸上皆现出喜欢神气。

排长报告着山前情形，众人且胡乱说着。

“妈的，他们会有这么多的枪，把我们赶了两个坡，真危险！”

“可不是，现在的土匪不比从前了。从前的土匪见了军队就逃，那里会像如今这样大胆地抵抗呢，不但抵抗，一个不留神还要被他们缴枪咧！”

连长见事多，为证明隔山那方面究竟是不是敌人，就令司号兵吹号发问，号兵走上一个堡子石墙，向着前方，号嘴刚触到嘴唇，曲……曲……这号兵把手中的放光短喇叭远远摔去，人从堡子高墙上滚下来了。

两方不久便开始了激战，枪声密密地响了一阵，子弹打在面前土地里，便坌起一堆土，打在树上，叶子一片片地乱飞。连长拿着战旗，偷偷地带了几个人，溜下山，抄到右前方，能够看见前面的人了，就把战旗放开，高高举起，先绕了一个圈子，然后向左右各摆两下；对面的人也竖起了旗子，半红半白的旗子在空中摆动。于是知道自家人了，枪声也停止了，听到的全是咒骂。

在一个小山边破庙前，两连人都集合了。问明了冲突的原因，原来彼此都是看到两个向导引起的误会。为耳边枪声所骇从高墙上摔下的号兵，懒懒地躺在一株树下，没有一个人受伤。兵士们连笑带骂地嚷着，表示着亲昵。两个青年连长互相也笑着，交换着纸烟，离开了队伍，过庙后一处商量什么去了。

太阳上升得极快，晒得人身上发热，黄色的原野同天空打成了一片。各人望到这无尽的原野，皆知道还应当前进，还应当尽头上的日头与脚下的土地，折磨一整天。

连长回来后，把向导叫过去，照地图询问图上所载村落的人数。向导说了一阵，又用树枝在地下画着。

一会儿，这队伍又上了路。

……

这队伍于一九二六年九月某日里的黄昏中，在一个山谷里，随同落日已完全消灭了。只一个记忆还留在一个活着兵士的印象中。让黄昏来时，我再说那另外一个黄昏的一切。

避  难

祖  文

四外乡村的男女都逃到矿局里来。大皮箱，小皮箱，大包袱，小包袱，也都随着向里边跑。商人，农人，不常迈出大门半步的年轻姑娘，装束奇特的女学生，……他们能和局里的员司或工友联上一点亲戚或是仅是一面之交的，没有一个不带着热望来投奔。房屋的狭小，天气的燥热，人多的拥挤，主人的招待不周，都是他们意料中的事。然而，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没有什么不满意、不特满意，而且还要感激主人的厚恩，这种情形真是以前所没有的。

几天来，人们竟像流水般地向局里流，像蚂蚁般地往来奔走、扰攘。先来的人找得过夜的地方，心里便觉得像酷热的天气里忽然落了一阵倾盆大雨，于是悠闲地在各处走着，直到看见一个神色仓皇的人时，才似乎感到一些不安；便问道：“从哪里来的？兵多么？”那人所来的地方距他家越近，所引起的不安的程度也越高。

矿局似乎也知道近日的情形有点吃紧，就在门上和井架上高高地悬挂起英国旗来，旗在半空中经了风吹，便不停地摇摆起来——这更增加了人们的信仰。进来的人也越发多了。

施娄到矿局里避难，已经有了三天。除去他自己，还有他的太太和他的女儿。他们借住在一位朋友家里，这朋友家的房屋虽然不多，却还够住，自从施娄开其端，接踵而至的竟有三四家之多，于是坑上地下都挤满了人。主人深恐得罪了亲友，时时对客人说：“在这样紧急的时候，真是没法；我知道大家饮食起居各方面都不舒适，但是我真没有办法！……一个不相识者来到这里，如果办得到，我们也要给他点东西吃，给他个睡觉的地方，何况诸位亲友呢？……我们绝没有讨厌的意思！绝没有讨厌的意思！……无论怎样，都请各位……”客人不待主人说完，都齐声说：“没有的话！没有的话！”

施娄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他承认主人的话很诚实的，丝毫没有客气与虚伪；但他立刻又想起大家挤在一处过夜的情形，这个本分小乡绅，一点儿道德的观念使他便不大自在起来了。但是还有比这更难堪的事呢：日本军队的可怕，本国军队一点也不想打仗，只知道抢，抢，抢，讹索，杀戮。跑出来的总算侥幸，跑不脱的还不知有多少，被杀害的还不知有多少，跑出来而没有投奔的又还不知有多少呢。……在这离乱当儿扮演这些人事悲剧的角色他全无份，而是另外的一些人。说来他真有福！

但这个人究竟不能完全泰然坦然。三个又高又肥的棕色骡子，无缘无故地被兵牵去，这便使他损失了五六百块钱。想起骡子，他不高兴起来了，便低下头去，很想找出个所以然来，但终于没有。一切是命，他明白他命里注定有这件事，便不再思索了。

他是一个胖子，夏天的蒸郁常常使他出汗，晚上总是睡不着，汗滴像一个一个地从毛孔里钻出。他热得无可奈何，便用扇子用力地扇着。睡不着时他想到他个人。当大家谈着避难的时事，提及某某人不能入局里来，他必说：“一个男子，没什么要紧，逃得脱，很容易！”但当他想起女儿来便有些发慌，他明白十八九岁的姑娘常常是副爷们抢夺的对象，胡闹的对象。他听人说过张家的姑娘怎样被兵玩弄，挣扎的结果还没有保持住伊的清白；李家姑娘怎样被兵轮奸，后来又因羞投了井；某家姑娘刚爬上墙头想逃，却被兵给拉到小脚拖下去……把这些事一一加在自己女儿身上，比较，思考，便得了一个结论：“娘儿们遇兵灾，危险！”

在廊中摊地铺睡觉的共七个人，各人皆有扇子，皆依次入了“黑甜乡”，停止了扇拍，施娄却眼睛光光的，同猫头鹰一样。

当他打听得他的亲家母也逃到局里，已住在某司事的家里后，便不告知家里人，决意到那里去商量件事情。

他穿上一件绸子大褂，一条很肥的裤子，头上戴一顶巴拿马草帽，更戴上一副眼镜，手里拿一把扇子。这样，便颇有富翁的气概了。他蹒跚地沿了矿局的住宅边小路走着，逃进来的人依然很多，许多人皆把箱子行李搁在路旁边。他别有心事，没闲暇去看旁的东西。他一路上盘算着开头怎样对他亲家母说话。他想他必须从旁的闲话入手，以后再折入本题，唐突之弊当然就没有了。

那家的门旁栽着两三棵槐树，树荫下有好些人在搬移棹椅大瓮，显然这些东西是被逃难的人挤出到露天下来的。那人家门儿开着。他看看没狗，便一直走进去，一面喊：“这里有一位董太太么？”

应声而出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脸皮作暗褐色，眼珠呆滞，稀疏的头发上搽着很光亮的油。照这小城市看来，这装扮是爱好的方办得到的。妇人衣服虽不华丽，却极干净，出来时把手按在腹部，站在门边。

看了一看来人后，于是发问：

“找谁呀？”

“董太太！”施娄想不到亲家母是那么一个时派人，故只是那么答应着，一时却说不下去。

但妇人却已明白来人是找她的，就说：

“董太太是我，你贵姓？”

“哦，董太太！我姓施，我们是亲家！”

那妇人笑了。

“哦，亲家，我知道。请屋里坐！”

施娄被让到一间全是杂乱行李的屋里，屋里先就有一个老头儿，正在屋角隅对着镜子用铗子扯胡子，见客人进来了，害羞似的赶忙想藏躲，却被妇人指定着：

“这位是我们亲家！这是我叔叔！”

那老头子只好不再躲。

董太太介绍完毕，便让座。

老头儿看了施娄一眼，心中有个数儿，不说什么，却拿起一根旱烟管吸起来了。

施娄坐在椅子上，右腿搭住左腿，一手扇着扇子，一只手摸着眼镜，开始他那预备好了的一盘闲话。

“亲家母，几时逃出来的？没受损失么？我丢了三个大骡子！”他伸出三个手指，用力地点点头，扇子拿在手里，暂时忘记了扇，但不久工夫却又大扇起来。

“我们昨天逃出的……谁家不受损失呢？我们的东西多半没弄出来！……丢了三个大骡子！吓！”……伊说得很简单，态度也很镇静。那态度全不像逃难人的态度。

“真不成样子！中国兵就会挖战壕！好好的平地弄得乱七八糟！他们打的仗在哪里？就是个抢！……看见日本人，竟像老鼠见猫……”

说得似乎太激昂了一点，自己便兴奋了，用手挽挽袖子，两只多肉的手腕显露出来。他后来又说到骡子，有点气愤了。用扇子在桌上猛力击了一下。

老头儿吸了一袋烟，把烟灰在鞋底上敲下来。他合拢眼睛，不说一句话——他正在想念他那到前线去挂电线的儿子呢。

施娄觉得这老头儿是个寡言寡笑的人，但也许是对他不满意的表现，因又向这个叔叔敷衍了一阵，那老头子却只是哼着，表示“是的”“对的”“我承认的”等等意思。

施娄把预先安排的话说尽后，还似乎无从说到本题，便只好沉默了。

过了一会，那董太太向前挺挺身子，作出发言的预告，仿佛同亲家说，又仿佛自言自语：“哪一天才是平定的日子呢？”说完了，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施娄关于这个问题，平时似乎就很留心。他采纳了旁人的谈话，更加上自己的意见，便做成一个答案。这答案他一向藏在心里，从没有发表过，现在机会来了。于是他说：“很难一定！这次比旁次不同：旁次是国内战争，这次是对外战争！就以往看，国内战争从来不会延持很久，但对外战争就不同了。三年五年是它，十年八年也是它……有人说，这次中日战争或将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真是那样啊……”

他说得得意洋洋，刚要继续下去，忽然想起来此是什么事了。这个离题太远，便把那快要吐出的话，硬咽下去。一心想折入本题，但一时竟不能想出个比较合适的方法，于是连连扇着扇子，很希望扇子帮个忙，把来此要说的话说出。

那亲家母平时会说话如今却不想说话。如今对于施娄所说的话，颇感到生疏：怎么对外战争就不同？世界大战都是那一些国家？明明是日本来打中国，怎能和世界大战连在一起……现在见他不说，便也乐得不再深究。

然而伊已觉得施娄此来的目的，一定不只是随便看看或谈谈的，必有些别的事情，但伊这时却不愿开口问个明白。

后来伊忽然想起一件新闻，于是说：“听说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包袱和一个孩子从家里跑出来，后面一个兵追着她。她吓坏了，想把包袱扔掉，仅抱着那孩子，免得太沉重。及至兵没有了，她定一定神，看看抱着的孩子，谁知却是个包袱！原来她扔错了！把孩子扔了！……”

施娄心中一动，“机会来了！”他把压在下面的腿提到上面，高声说：“岂止这个！未出阁的姑娘竟有好些自尽的！事情多，我们听过许多！原因当然是被那些大兵胡来乱为了一阵，怕见不起人！”

他一面说一面两眼注视着董太太，董太太因为他用了一个粗鄙字言，故不答理。

他又接着说：“但是父母也负着这种责任：他们为什么不早早把女儿嫁了？嫁了便不会有这类事发生了！”他更解释说：“被奸的姑娘谁还要？如果给了婆家，便是婆家的人了！不论奸淫不奸淫，他们能说出不要么？负责任的已经是他们！”

于是他折入本题：“所以，父母真是想不开……譬如，我们的姑娘就很是出嫁的时候了！”

董太太愕然地看着施娄的上下唇。

施娄恐怕伊会误解他的意思，于是两眼睁得更大，厚的唇向左右一动，作出笑容。他告给亲家母他并非不能养活女儿，实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不得不这样做。他说这主意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同时也是为了对方的好，又说有好些人家是这么办的。选择吉日良辰本属迷信，如今文明人皆不着兴这件事。不过如果亲家母乐意，也可以就近选择一个比较合适一点的，也未尝不可以。嫁妆他没有预备，实在也不能预备，但当平定之后他一定照数补给。按眼前这样情形看来，还不致大乱，时局恐怕就要这样延宕下去，彻底解决必得再过几年；并且，这种办法还可以省钱，亲友可以不必劳动。……他也觉得这种说法颇有几分“财迷气”，为了挽回这小枝节的过失，必得证明刚才所说是个笑话，他的意思并不在省钱这点上，说到末后于是他哈哈大笑起来。

亲家母那方面，因为他说得太明白，反而把事情利害弄不明白了。

老头儿虽然闭着眼，可是耳朵并没有闭着，他完全懂得施娄所说的意思；同时想如果这主张一旦成了事实，过几天老董家一家四口一定要回家去了。他暂时放弃了想念他儿子的心思，对于这种事表示出他自己的意见。他慢慢睁开两眼，用手摸着胡子说道：“这种办法是个办法！”他的声音有些沙。

施娄吃了一惊。他惊讶这木头般的老头儿居然说出一句话来，而且还是偏向于他这方面的一句话。正想捕捉下一句话，但老头子只说了一句又不说了。

董太太还是没有说话。这妇人正在打伊自己的算盘呢：儿子还在城里第七中学念书，办喜事不请客人吃吃，似乎减少光彩，迎娶期不择个最合宜的日子，对于伊的儿子必不利，女方没有嫁妆，成个什么样子？施娄说平定不在暂时，伊也不以为然。就过去的例子看，每个战争都不能持久，这次也当然不能例外。如果平定之后再办喜事，那就绝没有这些弊害了。于是她明白她到了应当说话时候了，向前挺挺身躯，两手按在坑沿上，用很客气的调子，说了二十种以上不宜于草草迎娶的意见，话说得又明白又婉转，其实还只是一句话：“她不答应。”

施娄没有料到董太太的心眼竟是这么不活动。他满心想把他对于女儿的责任移交婆家，免得将来许多危险和许多麻烦，所以来时他很带着几分希望。现在一同这亲家母对面，希望便经变成失望了！他有点儿后悔不该来。一种仿佛羞耻的心使他局促不安起来，他搔着光亮的头皮，用手摸着嘴角。他平时在镇上原称为智多星，每有什么打架斗殴之类的事，都要请他说合，结果常常是把两方调排得极好。现在他连董太太——一个妇人都说不服，那很显然的是大栽特栽了。他有点儿不平，有点儿气愤，心想说：“是我的女儿，也是你家媳妇！爱怎样就怎样！这回只当没来！”但是当他必需开口时，他却说：“亲家母，好，照你说的，慢慢地商量，日子长咧。”

他站起来，正正帽子，向外走了。

董太太把应分说的话说完后，就不开口了。

老头儿又想起他的儿子来了。矿局把他儿子派到田庄去挂电线，那里现在正开火，炸弹爆炸的声音，炮子画空飞去的响音，机关枪扫射的声音，从矿局里某一处敲打铁筒的声响里，皆联类想到。这一切在半空里飞蹿的钢铁，他儿子都有轮上的分儿。“如果他死了，那就……”他不能想了，眼前只有一片黑色的帐幕。

施娄回到住处时，见着了大姑娘。

“爸爸，你到什么地方去老半天？”

施娄说：“我在厂屋南面看狗打架。”说后却想到自己所说的谎话好笑，便笑着。

报  复

李同愈

站长板起铁青的面皮，坐在那把有大窟窿的旧藤椅子上，为了七次车的误点，心上暗暗生气。随着这七次车来的，有一个站长的少年时的好友，说是这一回到泰山旅行，路过××这小地方，想顺便看看老朋友。这当然是使站长高兴的事情。他在自己的房内预备了招待朋友的床铺，又预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七次车该下午五点半到站，此刻已过了二十分钟，邻站还不曾来要路签。这突然的误点，好像故意要站长生气似的。

站长就想象这朋友的神气，那猫头鹰脸，一副偏圆眼，一个短下巴。这人爽利清脆的口音还仿佛留在耳里，计算起来却已经十年不见了。

邻站的电话来了，说七次车的车头坏了机件，所以迟了半小时。站长把路签发了过去，随手摸了一枝烟，照例把白粉装上烟头，作高射炮姿势，用力吸了一口，耸耸肩膀，露一丝苦笑。

一刻钟之后，站长迎着那位十年不见的老友，走出了站台。在灯光之下，各人凝视着对方，脸上都显出了惊讶的表情，好像说：“怎么变了这个样子？”

这是的确要使人惊讶的。那里猫头鹰脸已变成胖子神气。而原来有胖子神气的站长，此刻瘦得成了一层皮绷在脸上，而这脸色又青得怕人。

然而他们一坐下来，胖子神气的人可耐不住沉默了。他放开了爽利的口音，问他的朋友：

“老管，怎么回事儿，变了样子？”

“那还不是当然的！十年啦，谁不变？”

这名为老管的站长，自从学来了烟头上装白粉，三年以来把一切嗜好兴趣全消磨净尽。他不曾娶女人，他没有父母，来去是一个人。而吸这烟头上的白粉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这是件不名誉的事。可是，老管就怕听人说到这。

“我爱这个，我高兴，谁也管不着。”

一生气，他就给人家一个钉子碰。他不愿意听人家好意的劝。他高兴这个，明知要伤害到自己的生命，但为了他高兴，就从不曾想到戒除。

“为什么要戒除？做人总有一件高兴的事！不高兴这个，高兴那个，不是一样？”

所以，谁都不去劝他了。

可是今天来的朋友却不知老管这执拗性情。老管就怕他来劝，如果照例给他碰回去，像不适宜于款待远来的朋友。他就先把话说在头里：

“大生，你看这个。”

他从衣袋里又摸出那包粉，随手装在一支烟头上。

“那是什么？老海？”

“对啦！这是老海。我告你，人生于世，总要寻一件自己认为高兴的事情。这个，我，高兴了三年……”

老管用火点着，使劲吸了一口。

“嗳！你怎么弄起这个来？”

老管不回答，若无其事，笑着。

“嗳嗳！我说老管，我劝你不要玩这一手。你不知道啦！这东西，害人……”

“我全知道，知道而且明白，谁也不能比我再知道得清楚。可是我不已经把话说完了？我爱这个。”

朋友大生还想说下去，老管可有点生气了。然而老管没有法子禁止他。他说：

“笑话笑话，哪有这样甘心堕落的人！这简直拿生命开玩笑！”

老管不再说话了。他是生了气，生了大气。虽说朋友是好心说的，但说得太过分了。这真是不可恕的侮辱。他不再说话，心里盘算，怎样给朋友报复一下。

把一顿特备的晚餐吃过以后，在这个小车站上，没有地方好去。他们谈一点过去的事情，随后，朋友似乎有点疲倦，就各在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起，朋友大生说昨晚吃多了菜，肚子有点痛。上了两次茅厕，还是不舒服。

“那么，你不要怕，尝一点儿这个。”

“不行不行。我没有吸过。”

“你别怕，尝一回肚痛就好，上不了瘾。”

于是老管装了少许白粉在烟头上，朋友大生也信了尝一回上不了瘾的话，递过来点了火，使劲吸着。

可不是？比药还灵。肚痛立刻好了。

在这小车站附近，除了几家做车站客人生意的小食店，什么也没有。四周是田野。顺道来玩的朋友住了一天，有点无聊。好意招待的主人就提议请几个人来打麻雀，这倒中了朋友的意。

“赞成。打一天小牌玩。”

于是把副站长和电报司事全邀了来。四个人坐下去，噼噼啪啪打了半夜。结果是朋友大生一家输。不知是否为了有“抬轿子”嫌疑，老管又提议接八圈，打一个通宵。大生虽输得不甘心，可是精神已有点支不住，就说：

“算了，倦得想睡。”

“那不要紧，你吸一口，就来劲。”有了着落了。

老管让朋友大生足足地睡了十多个钟头，把多少天来不够睡的时间补回去。醒来时，夜饭已预备在桌上了。

爬起床来洗脸，大生周身都发软。鼻子眼睛全不对味儿。不知怎么的，像还没有困醒。

“怎么，今天一准动身么？”

“想夜车走。回来再来看你。”

这可见鬼啦！大生眼里滚出眼泪来，老是打呵欠。他像饿又不是饿，像渴又不是渴，反正想吃一点什么似的。一下子，他可想起来了。

“老管，来一点儿。”

老管微微一笑，把那包东西（不再替他装在烟头上了）给了他。若无其事地说：

“这东西此地买价钱公道得多，你要，我跟你托人买一点，你带回去，反正用得着。”

大生坐了火车回家，他可没有去泰山。他觉得泰山没有什么趣味。他的趣味已改变了。

报  复

振  声

小翠也如其余岛上的女孩子一样，虽是长到十五岁了，所熟识的还只是一些鱼的名字和那一家的船头上画了两只老虎眼睛。她最快乐的时候，是扇着一双鳊鱼脚，从东邻踱到西舍，找同伴耍石子，在王二娘的磨盘上。见了生人，她也只会把个食指咬在口里，瞪着俩大眼睛呆呆地望。

当她妈把她许配给高二，她知道见了高二害羞——这是她见了男人害羞的第一次。在街上见他，她不敢咬着指头望他，扭身就跑，回家来关上门。若是同伴问起高二，她就狠狠地在人腿上扭那么一把。“穷根子嚼舌！”口里还如此咕哝着。

以后刘五多给了她妈一些礼钱，她妈又把她许配给刘五。这一来，她有点为难了。她不知道再见了高二，用不用跑。

刘五要娶她的头三天晚上，半夜三更里，高二约了一群好汉来抢亲。把她从妈的炕上拖下来，她只吓得哭。高二把她困到家中，叫她不要哭，她就不哭。过了几天，她就那么地作了高二的媳妇。可是她又不知道见了刘五，用不用跑。

高二与刘五的渔船在海上碰着头，刘五瞪眼看高二，又用力摇那橹，还骂那橹是强盗的儿子。高二是坦然，慢摇着橹唱渔歌。

一次刘五从高二门前过，小翠正在门前晒满太阳的空场上补网。刘五站住脚，两眼钉住小翠不放，小翠红了脸。只低头补网。网是补糟了。幸亏对门张大嫂子带出孩子到场上玩，小翠才敢喘出一口气，刘五才歪歪扭扭地转过墙角。张家的黑狗见他走了，也才放开嗓门，汪汪地叫个痛快。

在海边的小酒店里，刘五有时闯进来，要四两白干，坐在墙角上独酌。一个短短的身子，紫红脸，像只矮虎蹲在那里。谁的头要往他的方向转，他的眼便往你这边瞪。旁人的眼光都避着他的，对着其他的人笑。有时碰到高二也在酒店里，刘五的目光便更亮，他桌子上的酒壶酒盅也更摔得响。高二与旁人说话，声音也更高起来，笑的次数多而嘹亮。他听旁人说话也像更从容，一手挆了腮，一手用指头敲着桌子，在眼角上瞟着刘五，脸上挂一种轻蔑的笑——那是表示“你能把老子怎样”的笑。他是个宽膀子，高大身材，配上脸上的微笑，更显得堂皇。

二更初下，高二就站起身来要回家。这每惹起大家的笑。高二满不在乎地从笑声中走出去。刘五的酒壶在桌子上一摔，喊声“再来二两。”大家的笑声停止，眼光都向他射。刘五在这种高烈的情调之下，二两白干一仰脖颈便下去，站起来似将有所表示。

“你也早点回家，搂着枕头睡罢！”酒店里一个连腮胡子顾客不等到刘五开口先放火。咧着嘴呵呵地笑。

“强盗，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看罢！”刘五说完，曳着腿向外踱，门砰的一声，他出去了。

小翠有一天下午去山里挖菜，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头发蓬松，两腮红涨，脖子上还搔了几道血痕。人问她是“怎么啦？”她不说，只是哭。到家里关上房门，半天不出来。

高二后来听见了。用何种威吓逼出小翠的口供来，以及口供的内容如何，外面俱不得而知。只是高二的样子变了。有几天两眼灯亮，像疯狗一般地到处找寻刘五，怀里还藏了一把渔刀。到海边的小酒店里，拼命喝酒。进门先用眼四处搜刮。坐下两眼盯着门，这似乎是在等刘五，但刘五连影子也没有。

高二本是个外面粗硬、心里细软的汉子，他不怕硬只怕软。一句好话会使他像绵羊的驯柔。可是你若撞翻了他的脾气，他就不同你客气。哪怕你是块石头，他也拿头撞你个粉碎。这块得罪他的石头，他若找不到，他会去撞墙，撞石碑，找一切石头的本家来出气。

他的性子变得这样坏，谁见了他都得赔小心，特别是姓刘的。他吃了酒后，便于四处找架打，就是不姓刘也得躲远点。碰到旁人有不平的事情，不用你找他，他就会去找你的敌人，打一个落花流水。

他回到家来常是带了酒，性子像烈火一般。听到他的声音，小翠的两只腿都发软。她不敢问他一句话，因为一问就会出岔。她侍候他吃饭、睡觉，就像一只猫去侍候狗的那样畏怯。但他对她只有怒视，或是吼骂几声！从未打过她。

他有时酒喝多了，会哭，那样一条大汉子，在个弱小的女人跟前哭！她不敢过去安慰他，因为她一安慰，他的悲哀马上会变成暴怒，像雨后骄阳的猛烈。她又不敢不理会他，因为哭，总留着小孩子当日对付母亲的一套，不理会，他会越来越凶，像春雨变成夏雨，有时还来个暴雷。她几番经验里得来的最好的方法是陪着他哭。这样，他的悲哀就像多出两只眼孔作泄道。不久他会安静下去，爬到炕上乖乖地睡。小翠就蜷在一边，一声气息也没有，像母亲怕惊醒她的小孩子。

岛上的人，心中都为此事有点紧张，头顶上像似要打雷。

好歹挨到渔忙，没出乱子。各人悬在空中的心，一忙便好似有了交代。

春天的太阳底下，无数的女人孩子在海滩上补网，男人在海上捕鱼。日里满海的白帆，夜间满海的灯火，海岸上晒网的，碱鱼的，修船的，补帆的，男人，女人，孩子们如开庙会的热闹。全岛在忙碌中，现出活动与快乐。

但海风吹不散高二的怒，笑容盖不住小翠的愁，太阳也照不见刘五的影子。

一日黄昏，太阳特别红，天气也格外热。风是一丝不流，海面上碧澄澄的一波不起，像晴天万里，并无一缕烟云。满海的白帆在微红的夕阳里，往来像溜冰一般。入夜后渔船上都掌起灯火，千点万点，与天上的星光上下映照。鱼在海里浪漫起来，打得水面乱响，这是渔家的快乐！

将近二更，西北方忽然起了乌云，渔人知是风头，便快快落帆收网。但鱼多网重，一时不及收完。那乌云已到半天。一阵风起，吹灭了渔灯，掩藏了星斗，海上的漆黑。不到几分钟，海浪如山起谷落，那些渔舟也如沸锅的豆子一样，在水里乱滚。海上一片的哭声、风声与涛声。

岛上的女人孩子，一群群地跑到海岸，提高了风灯，向海上乱叫，又是一片的喊声、哭声与涛声。

在一片混杂不清的声音中，有多少舟子的喊声是消失了，人与船也消失了！

有两只渔船离岸只有一箭地的远近了。一起高浪赶来，把一只船摔向一峰乱石上。浪花卷回，借着岸上的灯光，看出来飘着几片碎板里一个尸身。岸上起了一片哭喊。又一冲浪头把那尸身泊近了那另一只船的左近。岸上卷起一片“救人”的喊声，接着又是一片“不要救”的喊声。那船上立起一个高身的舟子，一头撞下水去，浪头过处，见他已经一手捉住那具尸身，另一手向船上挣扎。但浪起浪落，那船已离开一丈远近。挣扎有十分钟光景，人力已尽，那船却更远了。再不到一分钟，只见两个尸身出现在水面。

几番浪头，把他们泊近海岸，已不到三丈多远。岸上几个汉子，在大家催促声中下水将他们打捞起来，一群风灯围照在他们的脸上。在大家惊异的眼光下看出了救人的是高二，被救的又恰是刘五，他们俩却都已死过去。

几个人把他们抬向高二家中，小翠吓得只跟在后面哭。

屋子里生起火来。几个人用干布在尸身上搓擦。

擦过几个时辰以后，高二先苏醒过来。他睁开眼向屋子里瞭了一瞭，明白这是他的家，把头在枕上动了动，大概是表示感谢大家救他的意思，又把眼闭上了。刘五是在高二苏醒过半个时辰以后才醒转过来的。他吐出最后的几口水，又昏沉一阵，再睁眼看一看，要想坐起来。大家按住他，他说不要紧，已经好了，要回家去，大概他已经明白他是在谁的家里！

高二也听出这是谁的声音。他不相信他的耳朵，睁开眼向声音来处望。此时天已放亮，窗纸都发白了。这又清清楚楚看出躺在另一个床上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冤家！他要他死，但是他死了，他又把他救活了，并且是自己死过一次才救活的！他不相信他的眼，他挣扎起来，探着身子细细看，从他眼里射出的怒光来判断，你可知道假使他手边有一把斧头，他会拿起来一斧砍死这个被他救活的人！

大家因为他们俩在一起，都没敢离开。见此情形，就把高二按着躺下。高二在炕上滚来滚去，像似心里有火在烧着。

刘五呢？大概一切都清楚了。眼也不敢瞧高二，只说要回家。

小翠先是看到他们俩死在一屋里，吓得哭都不敢哭；后来看到他们俩都活过来，又吓得笑也不敢笑。她早已躲藏起来了。直至大家把刘五扶走了，她才敢进来侍候她丈夫。

高二睡过一长觉之后，睁眼已是下午时分了。太阳从窗棂斜射进来，飞尘在一道道阳光中游泳。屋子里不知怎地那般沉静。小翠坐在床脚边小兀凳上低头缝旧衣，只听得一丝丝拉线的声音。她见高二醒了，抬起头望他一望，像似想问他要不要吃东西，但又像似有所畏怯而不敢开口，只是把头低下去，一声不响地继续她的缝纫。一线阳光正射在她的脸上，映出她长长的睫毛与一双怯怯的眼光。她不是以前咬着指头看人的小翠了，生命的艰苦已经把她磨炼成一个女人了！

高二在炕上翻动一回，又安静下去。两眼大张着望一回顶棚，又望一回小翠。他确是在想些什么，他由烦躁渐入安静，脸上的风云也渐渐地开霁了，他的心境分明是起了一种变化。

他叫小翠去盛碗稀饭来。小翠忙放下针线去取饭。赶小翠捧着饭进来，他已经背靠着墙，坐在床上了。他吃着饭，又很温和地问小翠：“一夜不睡不累吗？也上炕欹着歇回吧。”这在小翠，真是受宠若惊。自从她上山挖菜之后，久不见这样的声音笑貌了。“为什么他忽然变好了？”她在想，在莫名其妙。

不错，不独高二不同从前，刘五也有点奇异。他不像小翠被抢后的刘五了，因为他不是那样凶；也不像小翠挖菜后的刘五了，因为他不是那样险；更不像好久好久以前的刘五了，因为他又不是那样浮。那么他像什么呢？他像一只挨了打的狗，用怯懦的目光看人；又像一头驾在犁上的牛，终日低了头工作。总之，他是变了。

刘五似乎怕见高二而又心想见着他。高二呢，救人以后，也不到酒店吃酒，也没人听见他在背后再骂刘五。有一次他们俩在街上碰了头，刘五远远望见对面来的是高二，他不由己地望望左面的一条岔路，但是他却没有走那岔路。他又不由己地脚步放慢了，但仍是低了头往前走。走到高二跟前，他又不由己地抬起头来望望高二，像似想说话，但是又没有说话。高二望见刘五之后，没有把脚步放慢，却也没有放快。没有把头低下去，却也没有把头扬起来。他仍是一样地往前走。刘五望他的时候，他也转过脸来看看刘五。当他看见刘五眼光中所表现的意思，他似乎想对刘五点点头。但是忽然他又硬了脸，仍如以前的不快不慢地走过去了。他们俩对背的时候，刘五又不由己地回过头来望望高二，又低下头走了。高二呢？并没有回头。

小翠呢？渐渐也恢复到她被抢后挖菜前的常态。但她也不敢过分高兴，有时高二还会来一阵风云，无缘无故的。不过那样的坏天气一日比一日少，她也长得一日比一日好看点。

海边的小酒店里，一盏昏红的煤油灯，照出几个粗皮大手的汉子围坐在一张桌子上。他们几两白干下肚，常是争吵式地议论这两个人——高二与刘五。他们争论的焦点，不在刘五的改变，这个他们都了解；却在高二的异常，这个他们不明白。有人以为他是叫海水灌“瘪”啦。又有人以为他是叫小翠“媚上”啦。黄胡子李大比他们有了点年纪，也多了点知识。他的左耳朵动了两动——这是他要发表高见的预征。嘴咧到耳朵边，“哈哈！”他笑道：“你们说的都是瞎子相面，摸不到头脑！你们见过高二同罗小黑打架吗？罗小黑打他不过，这小子，狗尾巴失火，急啦！咬了高二一口。高二一气，猛一个老虎翻身，把小黑扑倒在地上，擎起拳头就打。你猜，罗小黑怎么样？这杂种，磨坊的驴子带眼罩，不要脸。他说‘你打吧，我反正躺在这里，你打死我，我也不回手。’高二的拳头投在空中，棺材进了坟，老停在那儿！”

“罗小黑，他偷我的鱼。这小子就真该揍！”一个粗眉大眼的渔子敲着桌子说。

“谁说不是？”黄胡子李大接道。“可是他碰的是高二，王大娘的鞋底，怕软不怕硬。”李大停了停，又睁圆两个小小的黄眼睛说：“刘五就好比躺在地上的罗小黑，高二的拳头打不下去。”

“那么他饶就了刘五吗？”又一个在怀疑。

“不饶怎么样？刘五现在是软皮蛋，高二下不得口！”黄胡子说罢，眼睛眯成两道线。

“也真他妈的凑巧，他偏偏救了他的冤家！”又一个在叹息。

“就是这个作怪。”黄胡子说：“你自己救活的人，你就不忍得再打死他。长虫总够歹毒，它也吞不下自己的蛋！”

酒店的人们是如此议论着。

快到端午节了。在渔家的日月，春天渔市一过，各人腰包里都有几个大，也正如农家过了秋收一般，且感觉松闲得像金鱼一样。高二收了渔账回来，肩上一个钱褡子沉甸甸的。路过海边上的小酒店。酒店红脸掌柜的陈老兴正坐在门前夕阳里喷闲烟。一群鸡在他的周围刨食吃。一只大锦鸡咕咕在唤母鸡，它是找到了个虫子，很有武士风度地让母鸡来吃。一群母鸡跑过去，刚争着伸嘴，大锦鸡却一低头，先把虫子吞下了。又弓起脖颈来，对母鸡们行个遣散礼。

“久不见啦！新到的好营口，来上一杯，试试这劲儿。”陈老兴在逗引高二。高二摇摇头，却站住脚不动。

“得啦，钱多了要压坏箱子底。就算我请你，桂子，打四两给高二叔。”

高二坐下了。三杯之后，是不在乎再来三杯的。酒喝多了，忘记的心事也会找上门来。心事一来，酒是不计较的。他喝到一更以后，晃晃荡荡地肩着钱褡子往家里走。刚一出门，碰见罗小黑走进酒店。

钱褡子很重，他走得发热。那酒力便似火上加油一般，涌将上来。他望着人家窗前的灯，一盏变成百盏，千盏；身子也荡荡的像在船中，正似那次刮大风的样子。他忽见前面一个人影，“是刘五这小子，这次不救他了！”他心想。忽起一种回忆，像火点炮门一般，他举起钱褡子，往那影子摔过去。扑的一声，那钱褡子被摔在龙王庙的旗杆底下。他踹过去，没有人，蹲下摸那钱褡子，摸着了，放在平地上像个枕头。他就把头放上去，睡着了。

一觉醒来，太阳已红红地照在旗杆顶上。他浑身发板，头皮也杠得痛。他坐起来一看，枕的是自己的钱褡子，方想起昨天收账吃酒的事。又见钱褡子上滴滴点点的血，他摸摸头再摸摸鼻子，都没有血。放开钱褡子一看，钱也没有动。“也怪，哪里来的血。”想想昨天的事，出了酒店以后，又都不记得了。他肩上钱褡子抱着一肚子疑闷回了家。

有人传说罗小黑包着头，叫人打得鼻青眼肿的。谁问他，他也不肯说是怎么回事。这与我的钱褡子有血无关，高二这样想。

端阳节到了。家家门旁插着香艾，贴着各色花纸剪的老虎、蝎子、守宫、蚰蜒、蜈蚣之类。小女孩子们都换上绿衣、红裤子，辫子上插上香艾，耳唇上抹着雄黄。穿着新绣的老虎鞋，一歪一扭地聚集到海滩上去拣蚌壳。

黄胡子李大听了点奇怪的消息，便去找高二。进门见小翠擦了一脸红粉在那儿包粽子，高二也穿件新蓝布小褂坐在对面抽烟。黄胡子接过高二送来的旱烟袋，抽着烟，理着他那短而粗硬的胡子说：“你那天告诉我你那钱褡子上面有血，你猜到了是哪里来的血吗？”高二摇摇头。

“量你猜不到！”黄胡子咧着嘴得意，“你那天一出酒店，碰见罗小黑？”

“那个我记得很清楚。”高二点头说。

“你走到龙王庙前，见过什么人吗？”李大精明的像个法官。

“那我可不记得了。”高二说。

“你在龙王庙前碰见了刘五。”胡子不慌不忙地说。

小翠手里的粽子米撒了一地，忙地用脚去压着。

“怎么？”高二跳起来，眼里冒火道：“是那小子！”

“你别急！”李胡子道。“顶风驶船，急也没用。我刚说刘五在庙前碰到你。见你醉了，他想过去扶你。你知道这小子现在变成好心眼了！你用钱褡子摔人，他就躲在庙门洞里。后来你睡了，他不放心，坐在那里看守你。你不信？你摇头！老鼠拉车，大的在后，你听着罢。不久罗小黑这王八蛋偷偷摸摸地跟来啦。做贼眼快，他知道是你躺在那儿，过去偷了钱褡子就走。你猜怎么啦？刘五跳过去从后面一把揪住他。两个人就滚了屎蛋。小黑死也不放手那钱褡子，叫刘五打得头破血出，他才放手跑了。这叫做贼遇到路劫，一户欺一户。刘五把钱褡子又放在你头下，他还不敢走。直在庙前等到天亮，才回家睡觉。这小子心眼真不错！”李大一气讲完，胡子都竖起来，两个黄眼睛瞪得溜圆。又点着头，足上一句：“你现在信不信？”

高二听了低下头，又在地上踱来踱去。黄胡子的两个眼睛像猫头鹰一般望着他转。高二忽然停止了脚步，对小翠说：“咱们今天就请刘五来过节，好不好？”

小翠红了脸，一声也不敢响。

黄胡子把脚一跺说：“好！真痛快！”

高二转身对李大道：“就劳你驾去请他，回头你们俩一块来。”

李大像炮弹一般地飞出去了。小翠的粽子却老是包不好。

高二急的跑到门外去等他们。小翠把粽子包完，蒸在锅里，加上柴火。听到门外一阵笑声，吓得跑到房里去了，他们三个人进门，高二叫她出来，半天她才露面，脸上红得像鸡冠子一般。刘五也红着脸站起来，问一声“高二嫂你好。”她连一个字也吐不出口，一直跑到锅台，低下头去做菜。

他们吃起酒来，小翠上菜，手脚都不听调动。她越想安安静静的，那盘子里的碗碟越响得厉害。往桌子上放汤，碗也歪了，汤都撒出来。

几杯白酒下肚之后，变成他们脸上的绛红。李大脖子上的筋都跳起来，像渔网的错综。高二与刘五见面都说不出话来，现在有酒蒙着羞，也都不顾忌地说出他们的心腹话。刘五先不济，话渐多也渐不清楚。但谁都听清楚他对高二说了这个：

“大哥，我不能再喝了，尿鳖子不是盛酒的家伙，哈哈！”他忽转庄重道，“嗐！自从你救过我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啦！我觉得我这条命是你给的。你就像我的亲哥一样！”他说过，酒像清醒一点，心里也像似去掉一块积痞得轻快了。

高二听罢，又喝上一大杯，嘻嘻地笑。把身子向前一扑，扑在桌子上，眯着醉眼望刘五：“唉，唉！兄弟！你那脸上多了一块疤！哈哈！”

他们的快乐传染给李胡子，勾成满脸的笑纹，那干枣红的脸。他用半欣赏的声调说道：“报仇不忘恩，冤家变成亲！”这是他们粗人的哲学。

也怪，粗人倒比细人明白！

小翠坐在屋角上，半天木木的。见他们这般的傻笑，她也禁不住笑了。她又想往嘴里插指头，但手到半路又放下来，她确是一个女人了！

小还的悲哀

叔  文

小还在一阵杂乱的语声中走出了教室，满心里蕴着说不出的难过，转了弯，仍然觉得有二十双令人难堪的眼光盯在脊背上，热辣辣的，老扯不断。心里越急，脚下就越走不快，汗水直打头发窠里往脖子里流，本来瘦削不健康的脸，到此也愈见苍白了。

你说小还准是犯了过，给老师罚站一点钟。做学生的，左不过是这些事：书背不出了，打了人了，骂了人了，然后又挨了老师的骂——哈，你这么想，你错了，全不是，全不是。

然而究竟为什么呢？小还今天有些异样。别的不说，走路丧魂失魄的总很明显。你瞧，走出校门，已撞过两次洋车了。第三次撞在一架卖鲜枣的担子上，把篮子里肥肥的一些大红枣滚了满地，害得那个卖枣子的一面歪下身子捉捕灰土里的枣子，一面就睁起一对大眼向小还叱骂：

“小砍头的，瞎了眼啦？干吗走路不瞧着走！赶杀也——”

小还撞泼了枣子，心里慌，本想为那人捡了起来，不想被那人一骂，就骂糊涂了。心里又羞又急，拔起腿就跑，在人丛中跑了一阵，书包在背后把大腿打得生疼。跑着跑着，耳朵里听得轰隆隆仿佛响雷声音，已到巷口大街上了。他站住，心里通通地跳，脸上火一样烧着。一列电车在他面前开了过去，司机人把铃子踏得叮叮叮乱响。大街上有数不尽的车子，数不尽的人。马路两旁摆了无数摊子，卖水果的，卖鸡毛掸帚的，卖花的，卖瓷器的，卖橙黄色柿子同花生的。馒头铺小伙计把热腾腾的蒸笼盖一掀，就拉长了嗓子喊：“噢……现出笼的热包子啦，三大枚一个。”于是就有一个夹着空车子慢慢走来的车夫被这声音吸引了去，放下车子，从腰间板带里掏出六个大子，换来两个热热的包子，一边吃，一边又夹着空车子走了。

小还脑子昏昏的，望着街上人来人往，热热闹闹。汽车走过去，扬起了一阵尘土。他定一定神，举起袖子揩一揩额上的汗水，他想：

“敢情是在做梦？”

可是立刻就知道不是做梦。他倒希望当真在做梦。唉，这么多的人，这么坏的天气，闷热，不下雨！

他耸一耸肩，把行将滑落下来的书包带子位置在原位上，于是越过马路，向对街一个小胡同走去。

胡同尽头倒数第三家，有两扇久经风雨颜色剥落的朱漆大门的，是小还的家。望到那个大门，仍然仿佛带得有点害羞神气，小还踌躇了。他怕进那扇门。就从今天起，他说不分明地对那个门有多少憎恶。只觉得有满肚子的怨愤，却不晓得该埋怨谁。

是的，说是从今天起，一点也不错，而且就是从末一堂课起。上末一堂历史课，吴大头吴老师把鸦片战争的正史讲完以后，照例地把手中最后一小段粉笔向痰盂里投去（他投粉笔同吐痰同样准确，全不作兴在五尺以内）。大家挺直了腰杆，把书合上，准备来听听大头老师的牢骚了。吴大头最爱发牢骚，发起牢骚来总是把那个呆头呆脑的大脑壳左右乱摆，兴奋到极点时，会突然把头停住，瞪着一双带有红丝的小眼睛，呆望着前面，就仿佛他那个不可知的仇敌，就在他眼前似的。这么样约有半分钟，然后又才像猛然有所省悟的样子，无可奈何地把头摇摇，结束了自己的宏论，说：

“总而言之，中国是没有办法的，最要紧的是强国强种，而强国强种的根本方法不能靠政府，要先能各善其身，靠自己！”

这一套话，正同总理遗嘱一样，在每个班上学生的脑子里记得烂熟，也正因为烂熟，就不再有意义。但他们对大头老师的兴味却从不因此稍减，那又为的是他那个头，正同庙会时卖的大头和尚的假头一样：一样大，一样呆气，一样傻得可爱。小孩子对假头总是爱好的。

在平时，吴老师在讲台上发着牢骚时，底下总有学生互相咬耳朵，（互相低声）窃笑，也总有个把好事学生，善意地为他在自己本子上留下一个体面的肖像：扁的脸，大的脑壳，眼睛是两弯细线。下课铃一摇，老师的脚刚一跨出课堂门，大家就一条声唱起来：

“大头先生，独善其身，吃着面条，想着馄饨。”

可是今天不同了，我说不同，是单指学生方面而言。至于那个先生，仍然同平时一个样子，仍然是牢骚，仍然是摆头，结束仍然用的是“总而言之”，然后“强国强种”，然后“各善其身”完事。但是下了课后，大家用眼睛把那颗大头送出课室门以后，大家喉咙皆好像有什么东西呃着，那个编排的歌也无人唱了。

他们沉默在那儿，不像往常先生一出门，大家都乱嚷嚷地理书包，同猴子开了锁似的往外跑。今天他们不，他们心里像有个铅块弹压得动不得。王纯亮平常最善淘气的，今天也异样。他只用铅笔在本子上画着“鸦片亡国”“鸦片鬼”“亡国奴”。他又全是机械地那么写，像中了魔术似的。李文辉先气闷不过，回头向王纯亮做鬼脸，照例王纯亮会回报他一个的。今天李文辉一个鬼脸没做完，看见王纯亮那严重样子，他把半个鬼脸又收回去了。

小孩子们到底不会在闷空气里活下去的，渐渐地班上起了不安，起了骚动。最初是在低语，后来终于有人叫了：

“我们听吴老师的话，我们要打倒一切鸦片鬼！”

周连第竟爬上老师的椅子，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大字：“打倒鸦片鬼！”

于是大家喊：“打倒鸦片鬼！”声音闹起来了，大家理书，理笔，寻橡皮，找本子，台板啌哃啌哃的乱响。

魏金宝说：“我爷爷就抽大烟，可是他管得我好凶，没法儿劝他戒。”

“我有法子！我有法子！”刘家荣这么说着，夹了书包，就嚷到魏金宝的座位上去了。魏金宝是他表姐。

这其间，小还把书包理好，挂到肩膀上。他白着个脸，走到刘家荣的空位上坐下来。他牵一牵同刘家荣同座的那个大学生的衣袖，怯生生地问：

“赵民德，我问你一句话。”他脸红了。

赵民德把一管亮亮的铜铅笔插到自己胸襟前口袋上，问“什么事？”

“我说，假如一个人生了病，生了病才抽上大烟，那算不算卖国贼？”

赵民德为这一问问住了，不知如何作答，这人是向不苟言的，是班里的老大哥。

“自然是卖国贼啦！”正在同魏金宝讨论如何摆布她烟鬼爷爷的刘家荣，听到小还的话，就掉转身来插上嘴：“一切的烟鬼都是卖国贼！是害群之马！是禽兽！病？病不会找大夫治吗？抽上瘾，就得戒，不戒就是卖国贼！”

一口气把话说完，看看小还脸上神气，刘家荣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把红红的小舌头一伸，扮个鬼脸，又缩到魏金宝座位上去了。

刘家荣一段理直气壮的讲演，颇引动一些同学的注意。大家都团了拢来，听这故事。坐在赵民德前一座的王兴安，他是自始至终听得明明白白的。他知道小还有点什么隐衷，很想弄个明白，于是掉转头来问：

“李小还，你爷爷抽大烟吗？”

“我没有爷爷。”

“你爹爹？”

小还摇头。

“你母亲吗？”

小还不言语了，羞愧地垂下了头。

事情当然一看就明白，一些先前高叫“打倒”的人，到此反倒无话可说了。大家挤鼻子扭嘴地互相交换着眼色。间或有一个刚刚走来还不知道底细的人问什么事，同学中就有人代答：“李小还的娘抽大烟。”于是问的人叫喊“打倒！”话还未喊完，刘家荣从人家肩膀上探出个头来，高声说：

“李小还，别难过。又不是你自己抽大烟，我们打倒的又不是你，你难过干什么？”

“你别多话！”刘家荣一下子又被他表姐捺到座位上去了。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窘得李小还无处存身，猛然又听见一个声音：

“难怪李小还那么瘦，血管中毒！”声音中带有无限怜悯。

“血管中毒，对啦，血管中毒！”另一个人和着说。

小还再忍不住了。他站起身来，恨不一下子冲破了屋顶飞得出去，永世不再回来。毕竟他逃出了那个屋子，在走廊中了。走过二年级教室时，里面有一群小孩子的声音在唱“功课完毕太阳西”那个散学歌，声音嫩嫩的，听到“见了父母行一礼，父母见我笑嘻嘻”，小还感觉这是在讥笑他，更难受。

一路昏昏沉沉，走到自家胡同里，心绪更加烦乱起来。他不欢喜这个家！自然他不怪他母亲。往日里，见到自己母亲与人家母亲不同，成天蓬着个头歪在烟铺上，从不把衣服穿得整齐一点，带他去中央公园走一趟，心里不自在，忍不过了时，就问：

“娘，你为什么要抽烟？”

回答是一声长叹，然后：“小还，你哪里知道！娘有病，没有法子！”

听着那说话声音，再听听那声叹息，小还心软了，他同情了他的母亲。

遇到这样时候，小还总不愿即刻离开母亲。小小心灵为一抹忧愁所笼罩，轻轻地在他娘对面躺下，守望着那张干枯灰瘦的老脸，觉得母亲十分可怜。明知道母亲吸足烟后，精神一来，那个说过又说过无数遍的父亲的故事，又该唠叨着了。这种谈话在小还实在不能算一种幸福，简直可说是受罪，可是为了可怜母亲，他总静静地听，耐心地听，一遍又一遍。也就是由这种谈话的机会上，他更接近了他母亲，却对那丢弃了他们母子在河南另娶了三个妾的军人父亲感到深深的怀恨。

想到这些事，小还急于要回家。他心头一阵明亮，下了决心，他要向母亲请愿，请她莫再吸烟！

于是小还到家了。

在堂屋里，赵妈接过他的帽子同书包，他兴奋着，那么一股劲，把母亲的门帘一掀。

“娘！”他喊。房里黯黯的，一股闷热的烟味冲着他脸扑过来。他习惯了，不在乎。床上点一盏幽幽的灯，这盏灯，在小还有生以来各样天气里，从未见它灭过。他走近床铺前，又叫了一声娘。那个被小还称为娘的正口含烟枪专心一意吱吱地在抽着，淡淡的青烟从鼻孔里冒出来。她动了动头，含糊地应了小还一声，仍然抽，顶开心。

小还跪到床前踏板上，望着那烟雾中的母亲发呆。

抽过了五个烟泡以后的母亲，迷过一回，半睁眼睛望一望小还，露出两列黑牙，接连打了三个大哈欠，说：

“小还，你干吗那样呆头呆脑的！你找赵妈玩玩去。”说完，闭上了眼。

“不，我不去。”

小还爬上了烟铺，在他娘对面躺下来。他心里计算着，等会子母亲醒来，怎样第一句开口劝她戒烟。他蛮有把握，心里怪高兴。他想，母亲疼他，会听他话的。于是他望了母亲一眼。母亲蓬松的乱发下面，一张灰色的皱脸，正张着大口在打鼾。他数着：“一、二、三”，大襟同脖子底下三粒扣子总不见钮好，焦黄的手指不时痉动一下。唉，这样的人就是小还的母亲。等等还不醒来，不耐烦了，轻轻地叫：“娘。”

不动。

再叫。

怪吝啬地把眼睛开一个缝，嘴唇动动，又睡了。

忽然一个声音在耳朵里响：“鸦片鬼！害群之马！卖国贼！禽兽！”小还愤怒到极点，他使劲在他娘膀子上摇了几下：“怎么还不醒？”

“祸害！闹什么？睡都睡不安。”这才睁开眼，随手又捡起烟签。

小还生恐把千钧一发的机会失去，赶紧伸出两只小手，紧紧地把那只捉烟签的手抱住，哀求说：

“娘，不要抽！你为什么老抽烟，老抽烟！”

“唉，没法子……”

小还不再为这声音打动了，心想：

“抽饱了睡，睡饱了抽。精神一来又骂父亲，总是这一套！”口里却轻轻地说：

“谁说的，许多人都戒掉了。”

“放屁！你娘吃了二十年烟，还戒？戒你的奶奶！”说完就挑起烟膏在灯上烧，烧得顶专心。

第二次抽足了烟的母亲，见小还半天不言语，就伸出那只焦黄手指的手来，摸摸小还的手，摸摸小还的头，摸完了，就哑着嗓子喊：

“赵妈！赵妈！关照你话总不听，早晨上学总不给少爷多穿件衣裳，又着了凉！”

赵妈来了，一手白白的面粉。那母亲对赵妈使个眼色，故意说：

“给少爷加件衣服，带他到厨房玩玩。”

赵妈会意，笑着拉小还：“少爷，到厨房看我包饺子。”小还正一肚子怨苦，无处诉说，赵妈一拉，顺势就挨下了床沿。

走到房门口，他撒开赵妈的手，把着门框硬不肯走。他想起大头先生的话，他想起在课堂上同学们的讥讽。“烟鬼都是卖国贼”“病？病不会找大夫吗？”这类的话又在他耳边响着。回头看看他娘，仍然在烧烟，仍然很专心。

赵妈第二次拉他时，大颗的眼泪从他眼角里流了下来。

“你这孩子怎么啦？”赵妈不耐烦地说。

二十二年二月一日为龙弟作，在北京。

疯  子

杨宝琴

“她们到底干什么呢？”

猜疑多日的米尔女士，这次真是忍无可忍了，好奇心鼓动着她忘了他们洋人最忌讳偷看人家私事的习惯，蹲下身躯，左眼闭着，右眼贴近门上锁钥的窟窿，向里望去，正看见学生张素兰和她同住的校医洪宝珠在接吻。米尔女士吓了一跳，中国人除了夫妇哪有接吻的？莫非她们正在实行同性恋爱？难怪洪医生一见张素兰来，就把她拉到自己的书房里去，原来做着这样丑事！想到这里，四十余岁老处女的脸上竟发起烧来。但为想看个究竟，她依然贴着锁孔张望。这时她看见洪校医的脸正对着她，慈母般替张素兰揩着眼泪。张素兰也像小鸟依人似的靠着洪医生正在抽咽。洪医生替她揩完泪，又把预备借她看的三册书和她自己带来的讲义夹子叠在一起，交给她，挽着她的手臂，像是要送她出来的样子。米尔女士赶紧站起来，躲到沙发上去翻杂志，果然洪医生和张素兰并肩走出来，送到客厅门口，还听见洪医生对张素兰嘱咐道：

“有工夫常来这里玩玩，不快乐的事情别闷在心里，那是会成病的。”

一直望到张素兰走出院子，她的背影为垂柳遮住，洪医生才转身回到客厅，看见米尔女士还在翻阅杂志，她不去搅扰她，轻捷地走到案头去整理正在盛开的芍药。米尔女士偷偷地抬起头来，望到她高高的个子，潇洒的举止，飘逸的态度，心不免又跳了起来。假如给她穿上一套男子的西服，准没人敢说她是女的。天生男子的身段，自然免不了会有男子的性格。难怪她爱张素兰这样的女子，一个温静娇弱的女子。

这时洪医生已插好花，抬起头来，发现米尔女士正在呆望她，不觉大方地一笑，眉峰向上微竖，口角向下微弯，这种笑态也完全是男性的。再看她那宽大的素罗的长衫，轻盈地随着步子飘动，这风度也是中国男子特有的。米尔女士无名地害起羞来，几乎不敢再抬头望她，但洪医生却已闲逸地走了过来，同坐在沙发上，叹息道：

“张素兰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说完两手抱着头，倚在沙发背上。米尔女士随着叹息声，眼光扫射到她的脸上，见她素白的面庞，呈着两颊的红润，不觉暗想道，方才在书房里和张素兰不知做了多少兴奋的举动，脸都涨红了，现在又来掩饰什么？但这些话怎好说出口来？不免假同情地问道：

“是不是她的出身很苦的？”

“可不是吗？”洪医生点头答道：“她的母亲生下她不到几个月就死了，她的父亲在她五岁时又死了，她既没有亲姐妹兄弟，又没亲叔伯，不得已寄养在一个远房的叔叔家里长大的。”

“但她还能上大学，总算不坏了。”

“这都仗着她父亲给她留下的一点遗产，可也就因为这点遗产，她那远房叔叔的儿子，要霸占她那有限的产业，她觉得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的，所以她请了律师，非要和她的堂房哥哥力争不可，可是她正在读书，又要惦着故乡打官司，这怎能使她不着急呢？方才又在我的书房哭了许多时候，可惜我不能帮她忙，也不知怎样安慰她。”

“我觉得你们很要好的，你应当多多给她安慰。”

“是的。”洪医生坦率地答道：“我起头也不认识她，今年春天才认识的。你还记得今年春天有个学生因为学骑自行车，把胳膊摔断了，这学生就是张素兰，是我把她送到××医院去医治，我得空总到医院去看看她。后来她出了院又回到本校的疗养院来休息，我也时常进去看她，陪她谈谈。因此她好了，非常感谢我。她说要是没有我帮她，她不死掉，也许会成残废的，所以很信赖我，把家里的私事都告诉我了，并且直到现在，她还常来看我，送我东西。其实治病是医生的责任，我对谁的病都一样留心在意，她真太好心了。”

洪医生说完，耸了一耸肩，表示她博施济众的胸怀。米尔女士表面上点着头，骨子里却在盘算，若是真个没有什么特殊情形，为什么每天来这里一趟不够，一得空还要到医院你的公事房去呢？并且一来这里，总是不坐在客厅里的时候多，两人关在书房里，有时大声说笑，有时又寂然无声，谁知你们在干些什么秘密的勾当，还拿什么好听的话来掩饰？反正你们两人接吻的光景已落在我的眼里了，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无论如何，总得报告校长，消灭这种耻辱，以维持优美的校风。

晚饭后，米尔女士果然颠危危地到校长住宅去访校长，报告她日来观察所得。校长不及听完，便已勃然大怒。中国人真是没出息，为着解决生理的要求，也应找条正当的出路，为什么做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假如风传出去，岂不丧失了学校的体面？有心要把洪医生辞去，一则顾念她平日对于病者尽心治疗，看护有功。二则，她是教会介绍来的，不为她个人设想，也应顾全教会的面子，在这学期当中，万万不能更动职员的。那么就把张素兰开除了吧？但是四年来她在学校里总是第一等的好学生，无论教员同学没有不喜欢她，钦佩她的。她自己的功课几乎没有一样不列在甲等，而课外她还加入着许多活动。学生自治会里，她当过主席，运动场上她是个健将，音乐队里，她也是个中坚份子，现在还正当着基督教团契学生部干事。她的一举一动，从来不曾有过差池，要想开除她，真比拔年轻人的牙还不容易。这真是个难题，急得校长浑身出汗，苍白的头发蒸笼似的直冒热气，还是米尔女士有主意，提议她把校内有实权的几位外国职教员都约了来商量个妥善的办法。

几个电话之后，几位职教员都到了，说也奇怪，出席的尽是老处女。老寡妇校长当主席，秘密地讨论起来。这十来位独身者的内心究竟如何，当前没有心理学家给她们分析，谁也说不清楚，但她们的外表却刻板似的严肃，冷淡，残酷，无情，猜忌，疑虑。一经校长报告，大家都咋了舌。想不到慈眉善目的洪医生，原来心地是这样的不纯良。中国人真是靠不住，大家都怒气冲冲，久久不能作声。半晌一位白发苍苍的数学教员发言道：

“这是莫大的羞辱，我们为保持学校的神圣计，不能不重重地惩治！”

“我也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校长应声道：“不过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件意外的事变。”

大家似乎都在搜索枯肠想办法，一时又寂静了。最后一位生物学教员建议道：

“为两全计，不如先警告洪医生，从此不许和张素兰往来。好在暑假快到了，那时候张素兰也毕业了，自然要离开学校的，如需要时再把洪医生也辞退了，岂不依然可以保全本校纯洁神圣的风气？”

大家觉得这真是一条尽善尽美的妙计，于是公推米尔女士去警告洪医生。洪医生听了，不觉哈哈大笑，外国人真是看不起中国人，疑神疑鬼地一下子又疑心到同性恋爱上去了。同性恋爱在外国原是一种极平常的现象，为什么一到中国人手里，便会变成这样严重的罪恶呢？何况真相不明，无故加个罪名，未免太欺侮人了。便坦白地解释道：

“事实胜于雄辩，我不愿为同性恋爱四字作辩护。不过我要声明的张素兰是个孤苦而要强的孩子，她为家事常到我这里来哭诉，我不免生了怜惜的同情心，尽力安慰她，开导她。因为青年人血气方刚，稍受打击，最容易陷于悲观绝望之境，所以我可怜她，常常叫她来玩，不知有他。”

米尔女士觉得中国人真滑头，明明自己错了，还敢狡辩！但碍于同住，不便深究，只要她不再理张素兰，也就没事了。

洪医生为表明自己清白高尚的人格，果然当张素兰再来访她时，便拒绝了，不再见她。张素兰碰了几回钉子，还是莫名其妙。连着来了几封信，询问不见的理由，洪医生回了一封信，照直地把事实叙了出来。张素兰看完信，真个青年人沉不住气，何况她的个性特别倔强，脾气也特别暴躁。周身血液沸腾起来，好像自己的个子膨胀得顶住了天花板，力量也像增加得两个手指可以捻死一个大人。拍，一巴掌打在墙上，却不见白墙有何动静，她更恨了，握紧拳头叠连捶打，一直捶到筋疲力尽，才觉得一口怨气出了半口，接着又放声大哭起来。她觉得外国人真是太会欺侮中国人了，四年来，无形中受的压迫，都隐忍过去了，想不到这次竟敢明目张胆地诬赖好人！她为中国哭，她为中国人哭。同时她又想到她自己，幼失怙恃。不知道父母的爱是甚样的滋味。二十年来都在自怜自惜中生长，今春一病，才遇见了这位仁慈的洪医生。在病中，她肯像大姐姐般看顾自己，照应自己，这怎能使她不感激，流露了赤子爱母的心肠？然而昏聩的外国人，哪里能了解她的苦衷，她不禁又为她自己的命运痛哭。

当她啼哭的时候，左右前后围满了同学，但她们早已知道她哭的原因，所以谁也不过来劝慰，却像看热闹似的，挤眉弄眼地流露着睥睨和不屑的表情。张素兰知道有许多同学在看她哭呢，于是揩干了眼泪，举着信站起来，向着大众数落校长的罪状，要求她们招集临时自治会，驱逐校长，平日服从惯了的学生们，哪里还有反抗的精神？唯恐树叶掉下来，碰破自己脑袋似的抱头鼠窜而逃了。孤掌难鸣，她一人的力量，哪里能驱校长呢？但她不能隐忍的，一定要消极的抵制，提起笔来给洪医生回信，叫她不可怯懦气馁，偏照常往来，让她们看看是不是同性恋爱？可惜洪医生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早已把少年的锋芒磨殆尽，绝不愿为这点事来怄气，这使张素兰更失望了，但她还不甘休，一天几趟地到洪医生公事房和她的住宅去找她，却都见不着她。回归宿舍，一肚皮的怨气，无处发泄，便躺在床上，放声大哭。同学们听见的，都把口角向下一拉，鼻端哼的一声说道：

“她失恋了！”

却没一个人了解她的她，也不求人家了解她、同情她，只是愈见不着洪医生，她心里愈气愤，哭的机会也愈多，半夜三更想起来，也要哭一通。这个消息早由同宿舍的同学传到校长耳里，校长不敢当面来冲锋，挽出几个平日和张素兰说得来的教职员和同学来劝止她、吓恫她，张素兰一见她们走来，知道她们来意，不等开口，先就溜走了。

有时在校园里偶然碰见洪医生，她像发狂般飞奔向前，抱着洪医生的颈项乱摇乱吻，于是大家又说她是“花癫”了，校长极为忧虑，托人替她找异性朋友，又托人来劝她出嫁，她冷笑道：

“哼，我才不忙着嫁人呢！即使要嫁，也用不着老处女、老寡妇来操心，谢谢她们，叫她们留着自己要吧！”

说完一溜烟跑了。

在教室里听讲，每逢教员讲到国际情形，或中外民族性之异同，或基督教之势力时，她一定站起来，臭骂外国人一顿，教员觉得她打断自己的话头，自然不高兴，同学也觉得她讲来讲去老是那一套，又与本课毫无关系，徒然白费时间，所以去禀告校长，要求停止她的听讲权利。校长也觉得她近来在宿舍里、校园里、教室里都是个扰乱治安的份子。这样下去，对于全校，一定很有妨碍，有意把她开除了，但她自己一人又不便做主，于是招集一个全体职教员会议，校长首先发表意见道：

“我们学校职教员连学生共有五百多人，却被她一人所扰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牺牲五百多人的安宁，所以我想把她开除了。”

“开除！”米尔女士直截了当地应道：“像她这样的疯子，早就应当开除了！”

“疯子？”国文系主任咬文嚼字地起立道：“说她个性倔强，言语激烈，行动失当则可；说她疯子，未免过甚。你们看她近几月来在东方杂志、大公报、国闻周报上登的那些批评现代教育之得失，以及中国所急需的教育等文章，哪篇不是写得鞭辟近里，一个疯子能作出这样好文章来？所以依我个人的意见，不如先警戒她一下，叫她好好地遵守校规。只有一个月她就毕业了，顾念她平素是个优秀的学生，何妨这次对她宽些？”

“宽些？”老处女数学教员狠狠地答道：“一个月的日子虽然不长，可是我们再纵容下去，她会把全学校毁了也说不定，所以我赞成为了众人牺牲她一个，开除！”

“不过开除也得有理由。”一个西国的男教员公允地提醒这一句。

“说她疯了，不能再继续读书，这理由还不够强硬么？”米尔女士振振有词地回答着。

“那得有个证明。”法律系主任黄女士郑重地提议道：“不然，我们怕应付不了社会的攻击。”

“那倒不难。”校长自信地说：“我们请洪校医写个证明就行了。”

洪医生见校长她们神经过敏、庸人自扰的态度，本想向她们解释一下，无奈自己是有嫌疑的，不便多说，只跟着同事们出席旁听罢了，现在叫她无故捏造证明书，她可不能屈服，和平地站起来声明道：

“我的职责只管检验生理的病症，心理的病象应当由心理病学家来检验，来给张素兰写证明书。”

校长听了，瞪洪医生一眼，却又无法驳她，全场哑了半晌。还是教育系主任司梯芬打破了沉闷的空气，他说张素兰是他本系最优秀的学生，他也不忍见他将要毕业的学生被开除了，所以请求校长先生找心理病学家来替张素兰检验，如果真有病，开除了才不冤枉，不然，还得另想方法，劝导她，叫她好好受课。会议便这样没有结果地结束了。张素兰一见心理病学家要来检验她，不觉大怒。校长真是太岂有此理了，一会诬赖她同性恋爱，一会儿诬赖她疯了。有心要把来检验她的人连踢带打赶他出去，但她为证明她自己并未疯狂，于是对着来人，操着极流利的英语，述说校长的糊涂和师长同学的不谅解她。

检验者听她伶牙俐齿有条不紊的话语，已断定她并未疯狂，但为慎重起见，又做了各种试验，也没找出疯狂的象征，最后他向校长负责声明道：

“你的学生并未疯狂，不过这一两月来，也许受了几次强烈的刺激，神经有点过敏，感情容易激发，叫她好好休息两星期，一定可以复原的。”

校长没有法子，只得接受了他的建议，把张素兰送到疗养院休养。张素兰听到自己并未疯狂的忠实报告，对于外国人倒不完全疾首痛心了，自己的心境也和平了许多，觉得这些日子真是太兴奋了，身心两方面都感到过度的疲劳，好像百战的兵卒，得了些许胜利，也想暂时躲一下懒，于是听凭校长摆布，静谧地一人住在隔离的病室里，看看书，写写文章，倒也自在。有时走到院子里，看看花，散散步，想和护士们谈谈话，但护士们一见她走来，都打讪着走开了，把其他在养病的学生病室的门也锁了。即在院子里晒太阳的病者，见她来了，也都曳着睡衣，踏着拖鞋，逃了进去。张素兰心里不免起了疑惑，她们见了自己，为什么像老鼠见了猫一般的恐慑？继而一想，不觉哈哈冷笑三声，大声嚷道：

“我既不是老虎，又不会吃人，你们怕我做什么？”

大家听了她的笑声和嚷声，更加畏惧了，能够不到院子来，总是不出来了。连每天必来病院办公的洪医生，自从她来住院后，把办公室搬到住宅去了，只叫她的助手到病院来巡视病人，所以张素兰想和她见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不免连洪医生也看不起了。常常走到洪医生从前办公室旁边，指着窗子骂道：

“卑俗的中国人，怯懦的中国人！”

没有回应，她自觉无趣，退回隔离的病室，又觉空空洞洞，毫无着落。软禁一个星期了，又没机会和人谈话，她怕天长地久她的说话机能离她而去，或者她会忘了她自己说话的声音。所以不时地自己在屋里高声读书，或大声独语。

这些举动印在病院里护士和工友的脑中，又传入校长她们耳里，她们确定她一定疯了，于是大家更有了戒心，不敢见她。可是张素兰走动的范围却更扩大了，她离开了病院，夹着书和笔记簿等到教室去听讲。米尔女士正在预备讲授教育哲学史，见她走来，合上书，走下讲台和气地对张素兰发言道：

“奉了校长的命令，在你休养期间，不叫你来听讲！”

“我又没病没灾。”张素兰也温和地答道，“本来不用休养的。再一个月我就要毕业了，怕我功课赶不上所以先来上课，人依然住在病院里，不是很好吗？”

“你的办法很好。”米尔女士唯恐得罪她，顺着她的意思答道：“不过最好先和校长声明，然后再来上课。”

张素兰知道校长向来是刚愎自用，不通情理的，和她商量，毫无益处，所以她赶紧解释道：

“我来听讲，并不违法，用不着小题大做。”

说完，就坐下来，准备听讲。米尔女士却不允许，边拉她，边喝道：

“这是校长的命令，我们不能不服从！”

张素兰以为米尔女士要来打她，她得抵抗，用尽平生气力，一把把米尔女士推过去，米尔女士站立不住，几乎跌在墙上，边退，边晃摇，活像不倒翁受了揿按的光景。她看着她那狼狈挣扎的情状，不觉哈哈大笑，胜利地兀坐椅上问道：

“校长是你的什么东西，要你这样口口声声地惦念她？她叫你去死，你也听她的吗？哈……哈……”

米尔女士晃摇了半天，才喘过一口气来，挥手向其他学生们命令道：

“你们快把这个疯子赶出去！”

学生们还没动手，张素兰早已气得两眼发直，眸子里直冒火星，两个拳头握得紧紧地按在膝盖上，泰山似地稳坐那里嚷道：

“你们谁敢来动我一下，我就把谁的头摘下来！”

真的，谁也不敢向前半步，这意外的事变早又轰动了邻近的各教室，师生们都跑出来围在米尔女士教室门前观望，却谁都不敢向前来多一句话，还是校长肯负些责任，率领着五个壮健的男工友来，死拉，活拉，才把张素兰架到病院里去，校长怕她又出来闹事，叫人把她的房门锁了，吃饭时从窗子里递进去。

张素兰遭了这种压迫，无边的怨气没处发泄，两手使劲捶墙。连骂带哭。叫人来开门，却没人回答。她一切都失望了！原想毕业后，回家去，亲自和堂兄弟谈判，一定不许他们霸占自己的产业。现在一切都完了，不能上课，不能听讲，自然不能毕业，哪里好意思回家？更不能理直气壮地和叔叔他们理论了。本来叔叔他们早就说过，女人读书，毫无用处。不许她进中学，不许她进大学，她偏进，叔叔他们没法，只好说她父亲的遗产都叫她当学费等用光了，但她一计算，绝不是，一定要从叔叔手里把尚未化尽的钱要出来。可惜冷饭已入死人肚里，哪里还吐得出来？谁叫自己父亲把钱交给叔叔经管呢？她像恨父亲，又像恨叔叔，又像恨学校，她简直被浸在恨渊里了，不知怎样才能出气！在屋里跳、嚷、捶、喊，还是没人理会。

忽然一手捶过去，恰巧打在玻璃窗上，哗啦一响，玻璃碎了。她想不能从门里出去，可以从窗里出去。她一定要听讲，一定要毕业，然后才好理直气壮地和叔叔他们打官司。当，当几下，玻璃都碎了，她从窗户跳了出来，脸上、手上、腿上，叫碎玻璃剐了好几道血痕，她也不觉痛疼，一迳跑到图书馆去读教员指定的参考书。图书馆里阅读者一见她血污浑身地撞进来，吓得一个个伏在案上。图书馆管理员们怕她又到这里来捣乱，硬着头皮围上去，把她按住了。她挣扎着，抵抗着，纵身一跳，跳到阅览桌上，演说似地向阅览者骂学校，骂校长，骂米尔女士，骂图书馆。但终以寡不敌众，当她正说得慷慨激昂的时候，一不留神，被图书管理员他们用粗绳捆了起来。校长也赶到了，觉得她这般凶狠，再纵容下去，一定会拿把刀子杀死几个人，或放把火把全校舍都烧了的。她为着全校的安全计，不惜牺牲几百元盘费，托个护士先给张素兰打一针安眠针，叫她睡熟了，然后偷偷地伴送她回故乡。

享  福

前  羽

炉子里的煤火爆着微响，老太太从沙发靠手边捞着了那个铁签子，把炉子的门打开了，红的火头上扬着碧焰，浮动的微弱的火光映照在老太太的脸上。天已夜了，屋中还无灯光。

老太太看看炉里的火焰，觉得自己像是浮在水上，晚饭时吃下的“卫生”的东西老是耿着在心上，总似乎还有些气味，怪不好受。

小孙六六充满了快乐跑进屋里来，她望着炉边的老太太说：

“奶奶，你真像个菩萨，像个贴了金的菩萨。嘿！天黑了，我来开灯。”她走去扭电灯机关，踮着脚那只手还仍然够不着。“唉！我开不着，奶奶，我六岁了怎么还不长高呀，我去叫妈来开。”

老太太望着六六出去后，她一手扶着沙发背，想站起来去开电灯。这时节六六的妈妈却进来了，一眼看见老太太站起来了，赶忙又扶着她坐下，顺手把灯扭亮了。屋子里陡然一亮，老太太只觉得眩目，赶忙闭着眼睛。六六看了看老太太的座位，然后说：

“奶奶，太近火炉边不合卫生，老这样坐着也闷了吧，您坐过这边来，换换地方新鲜些。”说了就把另一大沙发上的锦垫拍着，安置停当，来扶老太太。

老太太微笑着换了个座位，除了灯光刺眼，她觉得和坐在那边一样。

外面屋子里的无线电收音机放出了抑扬的歌声，六六的哥哥携着六六从外面屋子里进来了。

“奶奶，这时有好音乐，八百银子一点钟，快到外面客厅里听音乐去。”

“奶奶快去呀！我来替你拿烘笼。”六六随即提起了灯笼。

老太太记起“音乐是助消化的东西”，且记起别的话语，只得站起身来。

老太太起身扶着六六的哥哥后，六六赶忙跑上前开了门。到了大客厅里。

“奶奶坐在这里吧，六六把烘笼放在这里。”六六的嫂嫂说着扶着老太太坐在一把新派怪不好看的矮的沙发里，老太太把脚蹬在烘笼上，觉得这烘笼连脚全都是累赘。

收音机随即放出尖嗓子的歌声，客厅里全是快乐的面孔，老太太假笑着，仿佛是这歌声把她刺激得这样的。在她那皱纹的笑容里，好像表示了一千个不愿听，然而还得勉强听下去。

六六的侄儿青青和聪聪进来了，后面还跟着进来一个白而胖的客人。客人一进门就俯身问候了老太太，接着又说：

“老太太，您真是好福气！这么些个子子孙孙。”

客人即刻转过头去和六六的哥哥谈起来了，老太太听见些什么政治经济、公债地产，她不懂得。她在想：都说好福气，什么好福气？

聪聪和青青走到她身旁，把小手搁在膝头上，为老太太述说日里出去在马路上看见的事事物物。老太太觉得好听。她想跟着他们的话，假设一道马路，把那些事事物物全摆上去，但是热闹的马路在她的印象中很模糊，总摆不真切。于是她便想起她所熟悉的小镇市那一条窄窄的街道，那里住得有朱乡约、王四癞子、刘寡妇。她不管这街道已住了多少人，仍然还把聪聪青青说的那些事事物物搬上去，于是那小街完全改变了样子，显得热闹起来了。她觉得真的好看，真的热闹。可是青青和聪聪不管奶奶脑子里想些什么，却把话说到别的方面去了。他们说一本童话。两人为童话的内容和寓意意见不一，即刻争吵起来了。老太太的幻景被打断后，抬起头来茫然地望着他们。“聪聪，闹什么！”想那么问，却并未开口。

那位白胖客人留下一屋子雪茄烟味儿，打着哈哈走去了。六六的哥哥关闭了收音机，老太太清静了许多。但她觉得这清静不是她所要的。她要的是一家中人大大小小皆不注意她，尽她自在消化消化吃的食物。

青青和聪聪仍然在争吵，他们的父亲因此便要考他们的功课，聪聪的英语说得很流利，父亲满脸喜悦遂记起《颜氏家训》上一段记载，夸奖聪聪有本领将来做大事。屋子里人都觉得聪聪不过是十二岁的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说得这样好的英语，大家也都显出得意的笑容。老太太低着头，肩膊骨头有点疼，耳边嗡嗡的。她也要说这样那样，可是她同谁说？说什么？

“青青，你唱个渔光曲，六六，你跳个蝴蝶舞给奶奶看。”六六的嫂嫂注意地望了老太太一下然后说。

两个小孩子当真就唱唱跳跳起来了，把地板弄得轧轧响。

老太太抬起头来，茫然地望着她们。

六六的母亲又把收音机开了，六六跳完后又要哥哥和嫂嫂跳舞给老太太看，两个大人也在尽孝意义下作起老莱娱亲的玩意儿，老太太立刻觉得耳边一阵哄，灯光下的人影错杂起来，她把身子斜倒着，她觉得眼前怪不舒服，然而她又不敢说不要这个，又不便说要什么，不得不茫然地望着他们。

跳舞停止了，六六的嫂嫂就大声在老太太耳朵说：

“奶奶，开心不开心？……哟，您喝点茶吧，下半天还不喝茶！”

老太太于是喝了一口茶，腹中咕咕响了一阵。

大家接着又谈起来了。老太太看见他们笑，看见他们争论，但始终就没听清他们说的是什么，为什么笑，为什么争论。她自己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呢？她成天就是这样儿，没做什么，没想什么，她的眼睛皮到晚上就不大能够尽开，现在更垂下了。

一阵哄然大笑，吓了老太太一跳。把眼皮打开了，她看见些一堆大小不一快乐的脸在面前转动，做什么？她一个一个看去。这些儿孙还是笑着。

笑声终于止住，谈话转了方向，他们谈到家乡，六六的哥哥说起在乡下的那个老屋，屋后一片竹园，那块菜园，菜园边的几株大枫树，他说他年幼时候常爬上那几棵树。那时枫树还不怎么高，现在真不知有多少高了。他又断定那几株枫树定然老了，树腰必已长了疙瘩，如一切老东西一样，因为他已经三十几岁了。

听着他这么说，满屋子的人都安静下来了，大家的眼睛都凝视着，仿佛看见了那老屋、那枫树，眼前的情景与他们好像离得很远似的。老太太的脸上堆上了快乐的微笑，眼里射出了光芒，仿佛她已回到了老屋，她想起她初来到那老屋时，她还是一个小姑娘，那时屋角的枫树还只是一颗很小的树，她开口了。

“奶奶人老了，枫树自然也要老了。记得我来你们家时，枫树不过是我这么高，那时你们老太公欢喜栽树，屋前屋后都是树，夏天我们在树底做活，又凉快又荫爽……”

青青不等老太太说完，插嘴问道：

“您多大出嫁的，太太，您怎么会嫁到我们家来的？您说，您快说吧！”

“我怎么来的？我和你太公是表姐弟，你太公的妈说我相貌端正，长得有福气的样子，一定要我做媳妇，我就坐花轿到你家中来了。做新娘子时候我十七岁，那时家里不是财主，全家的人都没个闲着的，作媳妇的织布、绩麻、喂猪，那些猪……”

“奶奶从前累了，现在正是享福的时候。”

六六的嫂嫂有机会插嘴说话时，六六、聪聪、青青已把头搁在母亲身边睡着了。娘姨进屋子里把他们带去睡觉，六六嫂嫂跟着照料去了。六六哥哥也躺在火炉边沙发上打哈欠。老太太眼睛光光的毫无倦容，就自言自语地说：

“什么都不变，什么都得变……”

这老太太被扶扶牵牵上了床，躺在那大雕花床上白被单里时，好像年轻了许多，因为她已回到家乡，回到那个“过去”生活里，仿佛正卷了衣袖，用花布裹了头发忙乎乎的，在菜园里追赶吃菜的小猪，她快乐了。

失  业

徐转蓬

做酒的龙水，从二十岁进酒坊做伙计，守在大缸边看火候接酒，吃人家的饭，拿人家的工钱，到了四十岁。今年，他没有进店，没有店家肯收容他，只好留在家里吃“死食”，吃自家的了。他好像生长在酒糟里的虫，喜欢喝那么一碗，现今离开了酒坊，穷在家里，想到酒，他的干喉咙就痒痒的需要一滴那个东西来润湿它；甚至于他的鼻子也渴望能嗅到酒的气息。

好几回，店东从他的床下搜查出他私下偷藏着的货色。

一坛酒被捧出来放在他的面前，受着审问：

“龙水，这是你的货色吧？”店东仍装着笑脸和平的神气。看透世故的人便知道那种笑法可怕到如何程度。龙水自然不知如何是好。他说话的技巧并不能掩饰他作伪的行为。

在店中当伙计，每餐照例可以喝酒，但喝的酒有个分量规定的，龙水的酒量却超过所规定的分量过十倍。于是方便时，他就不能不背着店东的眼光，用家伙把酒偷藏起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喝个痛快。

看见酒被店东搜查出来，面孔因为羞辱青一阵红一阵，像蚯蚓一般粗的太阳脉急跳着，眼睛也发花了。

“怎么说呢，龙水？”店东反问他。

“错处在你手上，叫我有什么话可说，那——那只有听你处分了——”

“听我处分？那便是一条大路！”

龙水会转圜，这事还有可商量处。如今却被店东把他的工钱结算清楚，辞退了他，要他滚蛋，把他的被铺和箱子远远地投出店外。

“龙水，你到别地方去发财吧！”

常常因为这件事，被询问，被辞退，龙水因此也就从这家酒坊到了那家。龙水被人问到时，就解释说：“这是命运。”到后来，命运益坏，××地方所有洒家皆拒绝这个人上门，没有店家敢再收容他了。

龙水失业闲居在家里，头发长长的毫无光泽，面孔青灰色，颧骨突出，眼圈深深的陷落，蓬头垢面，什么事都懒做，半死半活，偶然洗一次脸，已算是最大的努力了。

想跑出圈子外奔活路可不成。他，有一个家庭牵累着。他有个扁脸短身的老婆。以前，妻子儿女完全依靠他的工资生活，自从失业后，生活没有把握，前途的可怕是料想得到的，他明白自己。他记得一句话，说是船漏了就得下沉，他明白自己似乎就如一只破漏的船，不久会沉落海底去的。但有一种奇迹，他却始终不沉，闲荡半年，家中可以换钱的东西，都变卖掉了，单单只剩下几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还有怀孕数月行将出世的一个孩子，两夫妇同许多上流夫妇一样几乎没有一天不吵架，因了口角，眼睛就突出，举起拳头来解决，有时在半夜吵闹了，两人便从床上打到床下揉成一团。完事后一个鼻中哼哼响着，一个鼻涕眼泪大把大把，两人还得上床睡觉。

老婆把他看作“恶鬼”，孩子把他看作吃人的“野兽”。

龙水在家中威风不失，在别人面前，却是十分可怜的样子。俯着头走路，眼睛不敢直视，说话也不响亮。人瞅不起他，狗瞅不起他，当他经过街上，就追在他背后吠叫。双手找不着工作做，显然成了一只断翅膀的鸟，即使有力也飞不起来了。

他又托人各处来询问工作，又亲自去找寻门路，跑了路，混一些日子，看店东们没有表情的脸，丝毫没有结果，才吐一堆口沫垂头丧气地回家。

老婆每次见他回来时必问他：

“有没有门路呢？”

沉重地摇头。

不熟稔世故的女人急了，发出怨声：

“世界上哪有比你再无用的？以后叫我们靠什么活？我们总是人，人是要吃饭……像你，先前简直不必讨老婆、生儿子，多害一批人……”

说着那妇人重重地拍着怀孕四五月的膨胀的腹部，要把胎儿打落下来似的，恐吓男人。

龙水受了刺激，怒吼了。

“你这个婊子，那么糊涂！我喜欢不做事？喜欢饿肚子的吗？”

他埋怨女人不体量他的苦衷。刚从外面碰了钉子回来，又不给他一点家庭的温暖，一些同情，反而说些有刺的话刺伤他。

于是，拳头对准她的鼻子挥过去，并未落下，他笑了，“婊子你真是天日不知。”

老婆就说：“你不管，我当真做婊子去。”

当他去询问工作时，店东们照例都用同一的话拒绝他。

“龙水，到别家设法去吧，我们的伙计早就定了，够了。”

“再添雇我一个好吗？”

“人多了，有什么用处？”

“不拿你工钱，就是吃你的饭，糊糊口，好吗？”

“就是你自己带饭米来也不成！”

坚决地被拒绝，在这时刻，龙水搔着头发，抽动着眼皮，悲苦地反省一下：“自家简直一个小钱也不值了！”

天注定他劳苦到死的龙水，在家闲了三个月，手脚便绵软无力，好像病后一般的萎靡，对一切感到虚无、空洞；每天在沉，却总不到底。到底，大约是死了罢。

他渴望着工作。他卜课，卦中说子牙八十遇文王，年纪也并不大。

当他在店的日子，把喝酒的意义看作比吃饭重要，到今四十龄的今日，才体味着吃饭的难处。

他近乎疯狂，整日整夜想着想不通的问题。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现在却呶呶不休。吃饭的时候，突然地，他放下手中的碗。

“人为什么天天吃饭？而又天天大便？不吃饭，不大便，和一株树一样不好吗？啊，啊……天生人，它就特地和人作对，折磨人。”他以为他在受折磨。他因此叹息了。

这种古怪可笑的思想不断地发生，他且毫无罪恶地希望一个做酒的同行死去。他就常常诅一个林九索。那是个在本镇上一家酒坊的老伙计。他们二人生平没有丝毫恶感，这真如俗话说的：你莫吃它，它就吞你。有九索就无龙水。

龙水只单纯愚蠢地想着：“他死了，我就补他的缺……”因之，龙水便无端地怀恨了他，甚至于真用木人头去诅咒老朋友即早翻天。

有一次龙水晚上做梦，梦中那酒坊里的伙计果真死掉了，可是那店家雇了另外一种人补了他的缺位，并没有雇用龙水，于是在梦中他不知羞耻荷荷地哭将起来。

老婆一巴掌打在脸上，把他弄醒，问他“为什么哭？”

就说：“林九索死了。”

“林九索死了关你什么事，他又不是你的干爹娘舅，你哭！”

“能糊口就行了。”近来这句话几乎成为他生活和工作的一句口号了。

毕竟龙水在离家十五里的大别镇的一家酒坊住下了，只吃饭，不拿工钱，替东家做作。贪小便宜的店东，虽明白龙水手脚，觉得一切小心，尽龙水进店帮忙吃闲饭，算起来并无损失而且有利，就说试试看，试试看，收留了他。

他怕失业，怕被店东辞退，做事比从前兴奋了许多。把不好的习惯戒除掉，很方便时，也不敢再偷酒喝了，只小心谨慎地做事。

他把长长的蓬乱的头发剃去了，便好像年轻了许多，做工十来天，大概因为饮食安定的缘故吧，脸上便光润起来，尖削的下巴似乎缩去了一段；晚上也不做那古怪荒诞的梦了！——同时呢，家里老婆小孩子全忘掉了。

店东看看，小子不坏，觉得他容易欺侮，于是常常把两个工人才做得了的事，推在他一人身上。

“龙水，你做得好，你去做！”

强压地执行着。喘着气，疲乏地倒下来。晚间，睡在床上骨骼也发痛，当他追忆到往日。用力地搥着床板。

“从前拿八九十块钱一年的工钱，事做得并没有这么多，现在没有工钱，只吃白饭，他妈妈的……”

自己的肚子虽然不至于饿了，但他还有一个“家”跟随着。

妻带了孩子赶来缠缚着他。

“我以为你投河了，还托乡约放信，看各处水塘有不有你。谁知你自己有了好地方吃饭，甩下我们！叫我们吃石子，没良心的！”

妻子眼角挂着泪，一面说一面用袖子擦眼睛。

龙水慌张无措地说：

“有良心，无良心，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那么，将孩子交还你，我不管。”她神气似乎要把孩子当场就摔死在男人面前。

龙水可不知怎么说下去了。

瞪住八九岁的孩子失神地看了一阵：眉目清秀，圆而大的脸，黑的瞳子；只是面孔贫血，老是合着嘴巴，浸透了人生悲苦似的。

心痛地，他紧紧把孩子抱在膝上，在喉底下说话：“苦命的孩子！”

无可奈何地，龙水把他的孩子牵到店东面前去哀求，希望能够得到点怜悯。

“老板，譬如修善，救救孩子，借把我一点工钱……”

店东听明白了龙水的意思后，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蹬着脚。

“什么话，你口是干什么的？不是一言说定，只有吃饭，不拿工钱吗？哼，在我这里，你的肚子吃太饱了，又该让你饿些日子。好，就滚你的吧！”

龙水结结巴巴地说：

“老太爷，我没有说别的；我说，譬如修福……”小孩子这时正咬着指甲，龙水在孩子头上拍了一下，轻轻地吼着：“嘘，杂种。”

店东望望龙水望望天，不再回答他。第二天龙水又被辞退了。

咬住牙齿，怀恨回家去，他明白这一次被辞退，问心无愧，完全因为是有个家跟随着的原故。如果没有他们，不靠他的工钱养活，不向店东拿工钱就行了。

“婊子狗杂种全该死……”

他准备回家去出气。到了家里，老婆正在院子里砍柴，一柴飞起打在龙水的眉头，“天有眼。”龙水想想，什么气皆消了。

龙水又闲在家里了。头发长长地留着，蓬头垢面，荡来荡去，街上常看见他悲惨的影子……不知他从谁学来一句话，“一只漏底的船，不久会沉落到海底去。”他大有尽它沉罢的气概，再也不找寻机会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

模影零篇

林徽因

钟  绿

钟绿是我记忆中第一个美人，因为一个人一生见不到几个真正负得起“美人”这称呼的人物，所以我对于钟绿的记忆，珍惜得如同他人私藏一张名画轻易不拿出来给人看，我也就轻易的不和人家讲她。除非是一时什么高兴，使我大胆地、兴奋地告诉一个朋友，我如何如何地曾经一次看到真正的美人。

很小的时候，我常听到一些红颜薄命的故事，老早就印下这种迷信，好像美人一生总是不幸的居多。尤其是，最初叫我知道世界上有所谓美人的，就是一个身世极凄凉的年轻女子。她是我家亲戚，家中传统地认为一个最美的人。虽然她已死了多少年，说起她来，大家总还带着那种感慨，也只有一个美人死后能使人起的那样感慨。说起她，大家总都有一些美感的回忆。我婶娘常记起的是祖母出殡那天，这人穿着白衫来送殡。因为她是个已出嫁过的女子——其实她那时已孀居一年多——照我们乡例头上缠着白头帕。试想一个静好如花的脸，一个长长窈窕的身材，一身的缟素，借着人家伤痛的丧礼来哭她自己可怜的身世，怎不是一幅绝妙的图画！婶娘说起她时，却还不忘掉提到她的走路如何的有种特有丰神，哭时又如何的辛酸凄婉动人。我那时因为过小，记不起送殡那天看到这素服美人，事后为此不知惆怅了多少回。每当大家晚上闲坐谈到这个人儿时，总害了我竭尽想象力，冥想到了夜深。

也许就是因为关于她，我实在记得不太清楚，仅凭一家人时时的传说，所以这个亲戚美人之为美人，也从未曾在我心里疑问过。过了一些年月，积渐的，我没有小时候那般理想，事事都有一把怀疑，沙似的挟在里面。我总爱说：绝代佳人，世界上不时总应该有一两个，但是我自己亲眼却没有看见过就是了。这句话直到我遇见了钟绿之后才算是取消了，换了一句：我觉得侥幸，一生中没有疑问地，真正地，见到一个美人。

我到美国××城进入××大学时，钟绿已是离开那学校的旧学生，不过在校里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我就常听到钟绿这名字，老学生中间，每一提到校里旧事，总要联想到她。无疑地，她是他们中间最受崇拜的人物。

关于钟绿的体面和她的为人及家世也有不少的神话。一个同学告诉我，钟绿家里本来如何的富有，又一个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个如何漂亮的军官，哪一年死去的，又一个告诉我，钟绿多么好看，脾气又如何和人家不同。因为着恋爱，又有人告诉我，她和母亲决绝了，自己独立出来艰苦地半工半读多处流落，却总是那么傲慢潇洒，穿着得那么漂亮动人。有人还说钟绿母亲是希腊人，是个音乐家，也长得非常好看，她常住在法国及意大利，所以钟绿能通好几国文字。常常地，更有人和我讲了为着恋爱钟绿，几乎到发狂的许多青年的故事。总而言之，关于钟绿的事我实在听得多了，不过当时我听着也只觉到平常，并不十分起劲。

故事中仅有两桩，我却记得非常清楚，深入印象，此后不自觉地便对于钟绿动了好奇心。

一桩是同系中最标致的女同学讲的。她说那一年学校开个盛大艺术的古装表演，中间要用八个女子穿中世纪的尼姑服装。她是监制部的总管，每件衣裳由图案部发出，全由她找人比着裁剪，做好后再找人试服。有一晚，她出去晚饭回来稍迟，到了制衣室门口遇见一个制衣部里人告诉她说，许多衣裳做好正找人试着时，可巧电灯坏了，大家正在到处找来洋蜡点上。

“你猜，”她接着说：“我推开门时看到了什么？……”

她喘口气望着大家笑（听故事的人那时已不止我一个），“你想，你想一间屋子里，高高低低地点了好几根蜡烛；各处射着影子；当中一张桌子上面，默默地，立着那么一个钟绿——美到令人不敢相信的中世纪小尼姑，眼微微地垂下，手中高高擎起一支点亮的长烛。简单静穆，直像一张宗教画！拉着门环，我半天肃然，说不出一句话来！……等到人家笑声震醒我时，我已经记下这个一辈子忘不了的印象。”

自从听了这桩故事之后，钟绿在我心里便也开始有了根据，每次再听到钟绿的名字时，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张图画。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个古代年轻的尼姑，微微地垂下眼，擎着一支蜡走过。

第二次，我又得到一个对钟绿依稀想象的背影，是由于一个男同学讲的故事里来的。这个脸色清癯的同学平常不爱说话，是个忧郁深思的少年——听说那个为着恋爱钟绿，到南非州去旅行不再回来的同学，就是他的同房好朋友。有一天雨下得很大，我与他同在画室里工作，天已经渐渐地黑下来，虽然还不到点灯的时候，我收拾好东西坐在窗下看雨，忽然听他说：

“真奇怪，一到下大雨，我总想起钟绿！”

“为什么呢？”我倒有点好奇了。

“因为前年有一次大雨，”他也走到窗边，坐下来望着窗外，“比今天这雨大多了。”他自言自语地眯上眼睛，“天黑得可怕，许多人全在楼上画图，只有我和勃森站在楼下前门口檐底下抽烟。街上一个人没有，树让雨打得像囚犯一样，低头摇曳。一种说不出来的黯淡和寂寞笼罩着整条没生意的街道，和街道旁边不做声的一切。忽然间，我听到背后门环响，门开了，一个人由我身边溜过，一直下了台阶冲入大雨中走去！那是钟绿……

“我认得是钟绿的背影，那样修长灵活，虽然她用了一块折成三角形的绸巾蒙在她头上，一只手在项下抓紧了那绸巾的前面两角，像个俄国村姑的打扮。勃森说钟绿疯了，我也忍不住要喊她回来。‘钟绿你回来听我说！’我好像求她那样恳切，听到声，她居然在雨里回过头来望一望，看见是我，她仰着脸微微一笑，露出一排贝壳似的牙齿。”朋友说时回过头对我笑了一笑，“你真想不到世上真有她那样美的人！不管谁说什么，我总忘不了在那狂风暴雨中，她那样扭头一笑，村姑似的包着三角的头巾。”

这张图画有力地穿过我的意识，我望望雨又望望黑影笼罩的画室。朋友叉着手，正经地又说：“我就喜欢钟绿的一种纯朴，城市中的味道在她身上总那样的不沾着她本身的天真！那一天，我那个热情的同房朋友在楼窗上也发现了钟绿在雨里，像顽皮的村姑，没有笼头的野马，便用劲地喊。钟绿听到，俯下身子一闪，立刻就跑了！上边劈空的雷电，四围纷披的狂雨，一会儿工夫她就消失在那冰雾迷漫之中了……”

“奇怪，”他叹口气，“我总老记着这桩事，钟绿在大风雨里似乎是个很自然的回忆。”

听完这段插话之后，我的想象中就又加了另一个隐约的钟绿。

半年过去了，这半年中这个清癯的朋友和我比较地熟起，时常轻声地来告诉我关于钟绿的消息。她是辗转地由一个城到另一个城，经验不断地跟在她脚边，命运好似总不和她合作，许多事情都不畅意。

秋天的时候，有一天我这朋友拿来两封钟绿的来信给我看，笔迹秀劲流丽如见其人，我留下信细读，觉到它很有意思。那时我正初次地在夏假中觅工，几次在市城熙熙攘攘中长了见识，更是非常地同情于这流浪的钟绿。

“所谓工业艺术你可曾领教过？”她信里发出嘲笑，“你从前常常苦心教我调颜色，一根一根地描出理想的线条，做什么，你知道么？……我想你绝不能猜到两三星期以来，我和十几个本来都很活泼的女孩子，低下头都画一些什么……你闭上眼睛，喘口气，让我告诉你！墙上的花纸，好朋友！你能相信么？一束一束的粉红玫瑰花由我们手中散下来，整朵的，半朵的——因为有人开了工厂专为制造这种的美丽！……

“不，不，为什么我要脸红？现在我们都是工业战争的斗士——多美丽的战争！——并且你知道，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报酬；花纸厂的主人今年新买了两个别墅，我们前夜把晚饭减掉一点居然去听音乐了，多谢那一束一束的玫瑰花！……”

幽默的，幽默的她写下去那样顽皮的牢骚。又一封：

“……好了，这已经是秋天，谢谢上帝，人工的玫瑰也会凋零的。这回任何一束什么花，我也决意不再制造了，那种逼迫人家眼睛堕落的差事，需要我所没有的勇敢，我失败了，不知道在心里哪一部分也受点伤。……

“我到乡村里来了，这回是散布知识给村里朴实的人！××书局派我来揽买卖，儿童的书，常识大全，我简直带着‘知识’的样本到处走。那可爱的老太太却问我要最新烹调的书，工作到很瘦的妇人要城市生活的小说看，——你知道那种穿着晚服去恋爱的城市浪漫！

“我夜里总找回一些矛盾的微笑回到屋里。乡间的老太太都是理想的母亲，我生平没有吃过更多的牛奶，睡过更软的鸭绒被，原来手里提着锄头的农人，都是这样母亲的温柔给培养出来的力量。我爱他们那简单的情绪和生活，好像日和夜，太阳和影子，农作和食睡，夫和妇，儿子和母亲，幸福和辛苦都那样均匀地放在天秤的两头。……

“这农村的妩媚、溪流树荫全合了我的意，你更想不到我屋后有个什么宝贝？一口井，老老实实旧式的一口井，早晚我都出去替老太太打水。真的，这样才是日子，虽然山边没有橄榄树，晚上也缺个织布的机杼，不然什么都回到我理想的已往里去。……

“到井边去汲水，你懂得那滋味么？天呀，我的衣裙让风吹得松散，红叶在我头上飞旋，这是秋天，不瞎说，我到井边去汲水去。回来时你看着我把水罐子扛在肩上回来！”

看完信，我心里又来了一个古典的钟绿。

约略是三月的时候，我的朋友手里拿本书，到我桌边来，问我看过没有这本新出版的书，我由抽屉中也扯出一本叫他看。他笑了，说：你知道这个作者就是钟绿的情人。

我高兴地谢了他，我说，“现在我可明白了。”我又翻出书中几行给他看，他看了一遍，放下书默诵了一回，说：

“他是对的，他是对的，这个人实在很可爱，他们完全是了解的。”

此后又过了半个月光景，天气渐渐地暖起来，我晚上在屋子里读书老是开着窗子，窗前一片草地隔着对面远处城市的灯光车马。有个晚上，很夜深了，我觉到冷，刚刚把窗子关上，却听到窗外有人叫我，接着有人拿沙子抛到玻璃上，我赶忙起来一看，原来草地上立着那个清癯的朋友，旁边有个女人立在我的门前。朋友说：“你能不能下来，我们有桩事托你。”

我蹑着脚下楼，开了门，在黑影模糊中听我朋友说：“钟绿，钟绿她来到这里，太晚没有地方住，我想，成许你可以设法，明天一早她就要走的。”他又低声向我说：“我知道你一定愿意认识她。”

这事真是来得非常突兀，听到了那么熟识，却又是那么神话的钟绿，竟然意外地立在我的前边，长长的身影穿着外衣，低低的半顶帽遮着半个脸，我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伸手和她握手，告诉她在校里常听到她，她笑着答应我说，希望她能使我失望，她远不如朋友所讲的那么坏！

在黑夜里，她的声音像银铃样，轻轻地摇着，末后宽柔温好，带点回响。她又转身谢谢那个朋友，率真地揽住他的肩膀说：“百罗，你永远是那么可爱的一个人。”

她随了我上楼梯，我只觉到奇怪，钟绿在我心里始终成个古典人物，她的实际的存在在此时反觉得荒诞不可信。

我那时是个穷学生，和一个同学住一间不甚大的屋子，却巧同房的那几天回家去了。我还记得那晚上我在她的书桌上，开了她那盏非常得意的浅黄色灯，还用了我们两人共用的大红浴衣铺在旁边大椅上，预备看书时盖在腿上当毯子享用。屋子的布置本来极简单，我们曾用尽苦心把它收拾得还有几分趣味：衣橱的前面我们用一大幅黑色带金线的旧锦挂上，上面悬着一副我朋友自己刻的金色美人面具，旁边靠墙放两架睡榻，罩着深黄的床幔，和一些靠垫，两榻中间隔着一个薄纱的东方式屏风。窗前一边一张书桌，各人有个书架，几件心爱的小古董。

整个房子的神气还很舒适，颜色也带点古黯神秘。钟绿进房来，我就请她坐在我们唯一的大椅上，她把帽子外衣脱下，顺手把大红浴衣披在身上说：“你真能让我独占这房里唯一的宝座么？”不知为什么，听到这话，我怔了一下，望着灯下披着红衣的她。看她里面本来穿的是一件古铜色衣裳，腰里一根很宽的铜质软带，一边臂上似乎套着两三副细窄的铜镯子，在那红色浴衣掩映之中，黑色古锦之前，我只觉到她由脸至踵有种神韵，一种名贵的气息和光彩，超出寻常所谓美貌或是漂亮。她的脸稍带椭圆，眉目清扬，有点儿南欧曼达娜的味道；眼睛清棕色，虽然甚大，却微微有点羞涩。她的头脸、耳、鼻、口唇、前颈和两只手，则都像雕刻过的形体！每一面和他一面交接得那样清晰，又那样柔和，让光和影在上面活动着。

我的小铜壶里本来烧着茶，我便倒出一杯递给她。这回她却怔了说：“真想不到这个时候有人给我茶喝，我这回真的走到中国了。”我笑了说：“百罗告诉我你喜欢到井里汲水，好，我就喜欢泡茶。各人有她传统的嗜好，不容易改掉。”就在那时候，她的两唇微微地一抿，像朵花，由含苞到开放，毫无痕迹的轻轻地张开，露出那一排贝壳般的牙齿，我默默地在心里说，我这一生总可以说真正地见过一个称得起美人的人物了。

“你知道，”我说，“学校里谁都喜欢说起你，你在我心里简直是个神话人物，不，简直是古典人物，今天你的来，到现在我还信不过这事的实在性！”

她说：“一生里事大半都好像做梦。这两年来我飘泊惯了，今天和明天的事多半是不相连续的多；本来现实本身就是一串不一定能连续而连续起来的荒诞。什么事我现在都能相信得过，尤其是此刻，夜这么晚，我把一个从来未曾遇见过的人的清静打断了，坐在她屋里，喝她几千里以外寄来的茶！”

那天晚上，她在我屋子里不止喝了我的茶，并且在我的书架上搬弄了我的书，我的许多相片，问了我一大堆的话，告诉我她有个朋友喜欢中国的诗——我知道那就是那青年作家，她的情人，可是我没有问她。她就在我屋子中间小小灯光下愉悦地活动着，一会儿立在洛阳造像的墨拓前默了一会，停一刻又走过，用手指柔和地，顺着那金色面具的轮廓上抹下来。她搬弄我桌上的唐陶俑和图章，又问我壁上铜剑的铭文。纯净的型和线似乎都在引逗起她的兴趣。

一会儿她倦了，无意中伸个懒腰，慢慢地将身上束的腰带解下，自然地，活泼地，一件一件将自己的衣服脱下，裸露出她雕刻般惊人的美丽。我看着她耐性地，细致地，解除臂上的铜镯，又用刷子刷她细柔的头发，来回地走到浴室里洗面又走出来。她的美当然不用讲，我惊讶的是她所有举动，全个体态，都是那样的有个性，奏着韵律。我心里想，自然舞蹈班中几个美体的同学，和我们人体画班中最得意的两个模特，明蒂和苏茜，她们的美实不过是些浅显的柔和及妍丽而已，同钟绿直无法比较得来。我忍不住兴趣地直爽地笑对钟绿说：

“钟绿你长得实在太美了，你自己知道么？”

她忽然转过来看了我一眼，好脾气地笑起来，坐到我床上。

“你知道你是个很古怪的小孩子么？”她伸手抚着我的头后，（那时我的头是低着的，似乎倒有点难为情起来。）“老实告诉你，当百罗告诉我，要我住在一个中国姑娘的房里时，我倒有些害怕，我想着不知道我们要谈多少孔夫子的道德，东方的政治，我怕我的行为或许会触犯你们谨严的佛教！”

这次她说完，却是我打个呵欠，倒在床上好笑。

她说：“你在这里原来住得还真自由。”

我问她是否指此刻我们不拘束的行动讲。我说那是因为时候到底是半夜了，房东太太在梦里也无从干涉，其实她才是个极宗教的信徒，我平日极平常地画稿，拿回家来还曾经惊着她的腼腆。男朋友从来只到过我楼梯底下的，就是在楼梯边上坐着，到了十点半，她也一定咳嗽的。

钟绿笑了说：“你的意思是从孔子庙到自由神中间并无多大距离！”

那时我睡在床上和她谈天，屋子里仅点一盏小灯。她披上睡衣，替我开了窗，才回到床上抱着膝盖抽烟，在一小闪光底下，她呶着嘴喷出一个一个的烟圈，我又疑心我在做梦。

“我顶希望有一天到中国来，”她说，手里搬弄床前我的夹旗袍，“我还没有看见东方的莲花是什么样子。我顶爱坐帆船了。”

我说：“我和你约好了，过几年你来，挑个山茶花开遍了时节，我给你披上一件长袍，我一定请你坐我家乡里最浪漫的帆船。”

“如果是个月夜，我还可以替你调一曲希腊的弦琴。”

“也许那时候你更愿意死在你的爱人怀里！如果你的他也来。”我逗着她。

她忽然很正经地却用最柔和的声音说：“我希望有这福气。”

就这样说笑着，我蒙眬地睡去。

到天亮时，我觉得有人推我，睁开了眼，看她已经穿好了衣裳，收拾好皮包，俯身下来和我作别。

“再见了，好朋友，”她又淘气地抚着我的头，“就算你做个梦吧。现在你信不信昨夜答应过人，要请她坐帆船？”

可不就像一个梦，我眯着两只眼，问她为何起得这样早。她告诉我要赶六点十分的车到乡下去，约略一个月后，或许回来，那时一定再来看我。她不让我起来送她，无论如何要我答应她，等她一走就闭上眼睛再睡。

于是在天色微明中，我只再看到她歪着一顶帽子，倚在屏风旁边妩媚地一笑，便转身走出去了。一个月以后，她没有回来，其实等到一年半后，我离开××时，她也没有再来过这城的。我同她的友谊，就仅仅限于那么一个短短的半夜，所以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也就是最末次，会见了钟绿。但是即使以后我没有再得到关于她的种种悲惨的消息，我也知道我是永远不能忘记她的。

那个晚上以后，我又得到她的消息时，约在半年以后，百罗告诉我说：

“钟绿快要出嫁了。她这种的恋爱真能使人相信人生还有点意义，世界上还有一点美存在。这一对情人上礼拜堂去，的确要算上帝的荣耀。”

我好笑忧郁的百罗说这种话，却是私下里也的确相信钟绿披上长纱会是一个奇美的新娘。那时候我也很知道一点新郎的样子和脾气，并且由作品里我更知道他留给钟绿的情绪，私下里很觉到钟绿幸福。至于他们的结婚，我倒觉得很平凡；我不时叹息，想象到钟绿无条件地跟着自然律走，慢慢地变成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渐渐离开她现在的样子，变老，变丑，到了我们从她脸上身上再也看不出她现在的雕刻般的奇迹来。

谁知道事情偏不这样的经过，钟绿的爱人竟在结婚的前一星期骤然死去，听说钟绿那时正在试着嫁衣，得着电话没有把衣服换下，便到医院里晕死过去在她未婚新郎的胸口上。当我得到这个消息时，钟绿已经到法国去了两个月，他的情人也已葬在她们本来要结婚的礼拜堂后面。

因为这消息，我却时常想起钟绿试装中世纪尼姑的故事，有点儿迷信预兆。美人自古薄命的话，更好像有了凭据。但是最使我感恸的消息，还在此后两年多。

当我回国以后，正在家乡游历的时候，我接到百罗一封长信，我真是没有想到钟绿竟死在一条帆船上。关于这一点，我始终疑心这个场面，多少有点钟绿自己的安排，并不见得完全出自偶然。那天晚上对着一江清流，茫茫暮霭，我独立在岸边山坡上，看无数小帆船顺风飘过，忍不住泪下如雨，坐下哭了。

我耳朵里似乎还听见钟绿银铃似的温好的声音说：“就算你做个梦，现在你信不信昨夜答应过请人坐帆船？”

吉  公

二三十年前，每一个老派头旧家族的宅第里面，竟可以是一个缩小的社会；内中居住着种种色色的人物，他们错综的性格、兴趣和琐碎的活动，或属于固定的，或属于偶然的，常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展演如一部戏剧。

我的老家，如同当时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在现在看来，尽可以称它做一个旧家族。那个并不甚大的宅子里面，也自成一种社会缩影。我同许多小孩子既在那中间长大，也就习惯于里面各种错综的安排和纠纷；像一条小鱼在海滩边生长，习惯于种种螺壳、蛤蜊、大鱼、小鱼，司空见惯，毫不以那种戏剧性的集聚为稀奇。但是事隔多年，有时反复回味起来，当时的情景反倒十分迫近。眼里颜色浓淡鲜晦，不但记忆浮沉驰骋，情感竟亦在不知不觉中重新伸缩，仿佛有所活动。

不过那大部的戏剧此刻却并不在我念中，此刻吸引是我回想的仅是那大部中一小部，那错综的人物中一个人物。

他是我们的舅公，这事实是经“大人们”指点给我们一群小孩子知道的。于是我们都叫他做“吉公”，并不疑问到这事实的确实性。但是大人们却又在其他的时候里，间接地或直接地，告诉我们，他并不是我们的舅公的许多话！凡属于故事的话，当然都更能深入孩子的记忆里，这舅公的来历，就永远地在我们心里留下痕迹。

“吉公”是外曾祖母抱来的儿子；这故事一来就有些曲折，给孩子们许多想象的机会。外曾祖母本来自己是有个孩子的，据大人们所讲，他是如何的聪明，如何的长得俊！可惜在他九岁的那年一个很热的夏天里，竟然“出了事”。故事是如此的：他和一个小朋友，玩着抬起一个旧式的大茶壶桶，嘴里唱着土白的山歌，由供着神位的后厅抬到前面正厅里去……（我们心里在这里立刻浮出一张鲜明的图画：两个小孩子，赤着膊；穿着挑花大红肚兜，拾着一个朱漆木桶；里面装着一个白锡镶铜的大茶壶；多少两的粗茶叶，泡得滚热的。）但是悲剧也就发生在这幅图画后面，外曾祖父手里拿着一根旱烟管，由门后出来，无意中碰倒了一个孩子，事儿就坏了！那无可偿补的悲剧，就此永远嵌进那温文儒雅读书人的生命里去。

这个吉公用不着说是抱来替代那惨死去的聪明孩子的。但这是又过了十年，外曾祖母已经老了，祖母已将出阁时候的事。讲故事的谁也没有提到吉公小时是如何长得聪明美丽的话。如果讲到吉公小时的情形，且必用一点叹息的口气说起这吉公如何的顽皮，如何的不爱念书，尤其是关于学问是如何的没有兴趣，长大起来，他也始终不能去参加他们认为光荣的考试。

就一种理论讲，我们自己既在那里读书学做对子，听到吉公不会这门事，在心理上对吉公发生了一点点轻视并不怎样不合理。但是事实上我们不止对他的感情总是那么柔和，时常且对他发生不少的惊讶和钦佩。

吉公住在一个跨院的旧楼上边。不止在现时回想起来，那地方是个浪漫的去处，就是在当时，我们也未尝不觉到那一曲小小的旧廊，上边斜着吱吱哑哑的那么一道危梯，是非常有趣味的。

我们的境界既被限制在一所四面有围墙的宅子里，那活泼的孩子心有时总不肯在单调的生活中磋磨过去，故必定竭力地，在那限制的范围以内寻觅新鲜。在一片小小的地面上，我们认为最多变化，最有意思的，到底是人：凡是有人住的，无论哪一个小角落里，似乎都藏着无数的奇异，我们对它便都感着极大兴味。所以挑水老李住的两间平房，远在菜园子的后门边，和退老的老陈妈所看守的厨房以外一排空房，在我们寻觅新鲜的活动中，或可以说长成的过程中，都是绝对必需的。吉公住的那小跨院的旧楼，则更不必说了。

在那楼上，我们所受的教育，所吸取的知识，许多确非负责我们教育的大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随便说吧，最主要的就有自鸣钟的机轮的动作，世界地图，油画的外国军队军舰和照相技术的种种，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吉公这个人，他的生平，他的样子，脾气，他自己对于这些新知识的兴趣。

吉公已是中年人了，但是对于种种新鲜事情的好奇，却还活像个孩子。在许多人跟前，他被认为是个不读书不上进的落魄者，所以在举动上，在人前时，他便习惯于惭愧、谦卑、退让、拘束的神情，唯独回到他自己的旧楼上，他才恢复过来他种种生成的性格，与孩子们和蔼天真的接触。

在楼上他常快乐地发笑；有时为着玩弄小机器一类的东西，他还会带着嘲笑似的，骂我们迟笨——在人前，这些便是绝不可能的事。用句现在极普通的语言讲，吉公是个有“科学的兴趣”的人，那个小小楼屋，便是他私人的实验室。但在当时，吉公只是一个不喜欢做对子读经书的落魄者，那小小角隅实是祖母用着布施式的仁慈和友爱的含忍，让出来给他消磨无用的日月的。

夏天里，约略在下午两点的时候。那大小几十口复杂的家庭里，各人都能将他一份事情打发开来，腾出一点时光睡午觉。小孩们有的也被他们母亲或看妈抓去横睡在又热又闷气的床头一角里去。在这个时候，火似的太阳总显得十分寂寞，无意义地罩着一个两个空院；一处两处洗晒的衣裳；刚开过饭的厨房；或无人用的水缸。在清静中，喜鹊大胆地飞到地面上，像人似的来回走路，寻觅零食，花猫黄狗全都蜷成一团，在门槛旁把头睡扁了似的不管事。

我喜欢这个时候，这种寂寞对于我有说不出的滋味，饭吃过，随便在哪个阴凉处呆着，用不着同伴，我就可以寻出许多消遣来。起初我常常一人走进吉公的小跨院里去，并不为的找吉公，只站在门洞里吹穿堂风，或看那棵大柚子树的树阴罩在我前面来回地摇晃。有一次我满以为周围只剩我一人的，忽然我发现廊下有个长长的人影，不觉一惊。顺着人影偷着看去，我才知道是吉公一个人在那里忙着一件东西。他看我走来便向我招手。

原来这时间也是吉公最宝贵的时候，不轻易拿来糟蹋在午睡上面，我同他的特殊的友谊便也建筑在这点点同情上。他告我他私自学会了照相，家里新买到一架照相机已交给他尝试。夜里，我是看见过的，他点盏红灯，冲洗那种旧式玻璃底片，白日里他一张一张耐性地晒片子，这还是第一次让我遇到！那时他好脾气地指点给我一个人看，且请我帮忙，两次带我上楼取东西。平常孩子们太多他没有工夫讲解的道理，此刻慢吞吞地也都和我讲了一些。

吉公楼上的屋子是我们从来看不厌的，里面东西实在是不少，老式钟表就有好几个，都是亲戚们托他修理的，有的是解散开来卧在一个盘子里，等他一件一件再细心地凑在一起。桌上竟还放着一副千里镜，墙上满挂着许多很古怪翻印的油画，有的是些外国皇族，最多还是有枪炮的普法战争的图画，和一些火车轮船的影片以及大小地图。

“吉公，谁教你怎么修理钟的？”

吉公笑了笑，一点不骄傲，却显得更谦虚的样子，努一下嘴，叹口气说：“谁也没有教过吉公什么。”

“这些机器也都是人造出来的，你知道！”他指着自鸣钟，“谁要喜欢这些东西尽可拆开来看看，把它弄明白了。”

“要是拆开了还不大明白呢？”我问他。

他更沉思地叹息了。

“你知道，吉公想大概外国有很多工厂教习所，教人做这种灵巧的机器，凭一个人的聪明一定不会做得这样好。”说话时吉公带着无限的怅惘。我却没有听懂什么工厂什么教习所的话。

吉公又说：“我那天到城里去看一个洋货铺，里面有个修理钟表的柜台，你说也真奇怪，那个人在那里弄个钟，许多地方还没有吉公明白呢！”

在这个时候，我以为吉公尽可以骄傲了，但是吉公的脸上此刻看去却更惨淡，眼睛正望着壁上火轮船的油画看。

“这些钟表实在还不算有意思。”他说：“吉公想到上海去看一次火轮船，那种大机器转动起来够多有趣？”

“伟叔不是坐着那么一个上东洋去了么？”我说：“你等他回来问问他。”

吉公苦笑了。“傻孩子，伟叔是读书人，他是出洋留学的，坐到一个火轮船上，也不到机器房里去的，那里都是粗的工人伙夫等管着。”

“那你呢？难道你就能跑到粗人伙夫的机器房里去？”孩子们受了大人影响，怀疑到吉公的自尊心。

“吉公喜欢去学习，吉公不在乎那些个。”他笑了。看看我为他十分着急的样子，忙把话转变一点安慰我说：“在外国，能干的人也有专管机器的，好比船上的船长吧，他就也得懂机器还懂地理。军官吧，他就懂炮车里机器，尽念古书不相干的，洋人比我们能干，就为他们的机器……”

这次吉公讲的话很多，我都听不懂，但是我怕他发现我太小不明白他的话，以后不再要我帮忙，故此一直勉强听下去，直到吉公记起廊下的相片，跳起来拉了我下楼。

又过了一些日子，吉公的照相颇博得一家人的称赞，尤其是女人们喜欢得了不得。天好的时候，六婶娘找了几位妯娌，请祖母和姑妈们去她院里照相。六婶娘梳着油光的头，眉目细细的、淡淡的画在她的白皙脸上，就同她自己画的兰花一样有几分勉强。她的院里有几棵梅花几竿竹，一个月门，还有一堆假山，大家都认为可以入画的景致。但照相前，各人对于陈设的准备，也和吉公对于照相机底片等等的部署一般繁重。婶娘指挥丫头玉珍，花匠老王，忙着摆茶几，安放细致的水烟袋及茶杯前面还要排着讲究的盆花，然后两旁列着几张直背椅，各人按着辈分岁数各个坐成一个姿势，有时还拉着一两个孩子做衬托。

在这种时候，吉公的头与手在他黑布与机器之间耐烦地周旋着。周旋到相当时间，他认为已到达较完满的程度，才把头伸出观望那被摄影的人众。每次他有个新颖的提议，照相的人们也就有说有笑得起劲。这样祖母便很骄傲起来，这是连孩子们都觉察得出的，虽然我们当时并未了解她的许多伤心。吉公呢，他的全副精神却在那照相技术上边，周围的空气人情并不在他注意中。等到照相完了，他才微微地感到一种完成的畅适，兴头地肩着照相机，带着一群孩子回去。

还有比这个严重的时候，如同年节或是老人们的生日，或宴客，吉公的照相职务便更为重要了。早上你到吉公屋里去，便看得到厚厚的红布黑布挂在窗上，里面点着小红灯，吉公驼着背在黑暗中来往地工作。他那种兴趣、勤劳和认真，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如果他晚生了三十年，这个社会里必定会有他一个结实的地位的。照相不过是他当时一个不得已的科学上活动，他对于其他机器的爱好，却并不在照相以下。不过在实际上照相既有所贡献于接济他生活的人，他也只好安于这份工作了。

另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喜欢兵器武艺的祖父，拿了许多所谓“洋枪”到吉公那里，请他给揩擦上油。两人坐在廊下谈天，小孩子们也围上去。吉公开一瓶橄榄油，扯点破布，来回地把玩那些我们认为颇神秘的洋枪，一边议论着洋船、洋炮，及其他洋人做的事。

吉公所懂得的均是具体知识，他把枪支在手里，开开这里，动动那里，演讲一般指手画脚讲到机器的巧妙，由枪到炮，由炮到船，由船到火车，一件一件。祖父感到惊讶了，这已经相信维新的老人听到吉公这许多话，相当地敬服起来，微笑凝神地在那里点头领教。大点的孩子也都闻所未闻地睁大了眼睛；我最深的印象便是那次祖父对吉公非常愉悦的脸色。

祖父谈到航海，说起他年轻的时候，极想到外国去，听到某处招生学洋文，保送到外洋去，便设法想去投考。但是那时他已聘了祖母，丈人方面得到消息大大的不高兴，竟以要求退婚要挟他把那不高尚的志趣打消。吉公听了，黯淡地一笑，或者是想到了他自己年少时多少的梦，也曾被这同一个读书人给毁掉了。

他们讲到苏彝士运河，吉公便高兴地，同情地，把楼上地图拿下来，由地理讲到历史，甲午呀，庚子呀，我都是在那时第一次听到。我更记得平常不说话的吉公当日愤慨地议论，我为他不止一点的骄傲，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结论总回到机器上。

但是一年后吉公离开我们家，却并不为着机器，而是出我们意料外的为着一个女人。

也许是因为吉公的照像相当地出了名，并且时常地出去照附近名胜风景，让一些人知道了，就常有人来请他去照像。为着对于技术的兴趣，他亦必定到人家去尽义务地为人照全家乐，或带着朝珠谱褂的单人留影。酬报则时常是些食品果子。

有一次有人请他去，照相的却是一位未曾出阁的姑娘，这位姑娘因在择婿上稍稍经过点周折，故此她家里对于她的亲事常怀着悲观。与吉公认识的是她堂房哥哥，照相的事是否这位哥哥故意地设施，家里人后来议论得非常热烈，我们也始终不得明了。要紧的是，事实上吉公对于这姑娘一家甚有好感，为着这姑娘的相片也颇尽了些职务；我不记得他是否在相片上设色，至少那姑娘的口唇上是抹了一小点胭胭的。

这事传到祖母耳里，这位相信家教谨严的女人便不大乐意起来。她觉得一个未出阁的女子，相片交给一个没有家室的男子手里印洗，是不名誉不正当的。并且这女子既不是和我们同一省份，便是属于“外江”人家的，事情尤其要谨慎。在这纠纷中，我才又得听到关于吉公的一段人生悲剧。多少年前他是曾经娶过妻室的，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并且也生过一个孩子，却在极短的时间内，母子两人全都死去。这事除却在吉公一人的心里，这两人的存在几乎不在任何地方留下一点凭据。

现在这照相的姑娘是吉公生命里的一个新转变，在他单调的日月里开出一条路来。不止在人情上吉公也和他人一样需要异性的关心和安慰，就是在事业的野心上，这姑娘的家人也给吉公以不少的鼓励，至少到上海去看火轮船的梦是有了相当的担保，本来悠长没有着落的日子，现在是骤然地点上希望。虽然在人前吉公仍是沉默，到了小院里他却开始愉快地散步；注意到柚子树又开了花；晚上有没有月亮；还买了几条金鱼养到缸里。在楼上他也哼哼一点调子，把风景照片镶成好看的框子，零整地拿出去托人代售。有时他还整理旧箱子；多少年他没有心绪翻检的破旧东西，现在有时也拿出来放在床上椅背上，尽小孩子们好奇地问长问短，他也满不在乎了。

忽然突兀地他把婚事决定了，也不得我祖母的同意，便把吉期选好，预备去入赘。祖母生气到默不做声，只退到女人家的眼泪里去，呜咽她对于这弟弟的一切失望。家里人看到舅爷很不体面的，到外省人家去入赘，带着一点箱笼什物，自然也有许多与祖母表同情的。但吉公则终于离开那所浪漫的楼屋，去另找他的生活了。

那布着柚子树阴的小跨院渐渐成为一个更寂寞的角隅，那道吱吱哑哑的木梯从此便没有人上下，除却小孩子们有时淘气，上到一半又赶忙下来。现在想来，我不能不称赞吉公当时那一点挣扎的活力，能不甘于一种平淡的现状。那小楼只能尘封吉公过去不幸的影子，却不能把他给活埋在里边。

吉公的行为既是离叛亲族，在旧家庭里许多人就不能容忍这种的不自尊。他婚后的行动，除了带着新娘来拜过祖母外，其他事情便不听到有人提起！似乎过了不久的时候，他也就到上海去，多少且与火轮船有关系。有一次我曾大胆地问过祖父，他似乎对于吉公是否在火轮船做事没有多大兴趣，完全忘掉他们一次很融洽的谈话。在祖母生前，吉公也还有来信，但到她死后，就完全地渺然消失，不通音问了。

两年前我南下，回到幼年居住的城里去，无意中遇到一位远亲，他告诉我吉公住在城中，境况非常富裕；子女四人，在各个学校里读书，对于科学都非常嗜好，尤其是内中一个，特别聪明，屡得学校奖金等等。于是我也老声老气地发出人事的感慨。如果吉公自己生早了三四十年，我说，我希望他这个儿子所生的时代与环境合适于他的聪明，能给他以发展的机会不再复演他老子的悲剧。并且在生命的道上，我祝他早遇到同情的鼓励，敏捷地达到他可能的成功。这得失且并不仅是吉公个人的，而可以计算作我们这老朽的国家的。

至于我会见到那六十岁的吉公，听到他离开我们家以后一段奋斗的历史，这里实没有细讲的必要，因为那中年以后，不经过训练，自己琢磨出来的机器师，他的成就必定是有限的。纵使他有相当天赋的聪明，他亦不能与太不适当的环境搏斗。由于爱好机器，他到轮船上做事，到码头公司里任职，更进而独立地创办他的小规模丝织厂，这些全同他的照相一样，仅成个实际上能博取物质胜利的小事业，对于他精神上超物质的兴趣，已不能有所补助，有所启发。年老了，当时的聪明一天天消失，所余仅是一片和蔼的平庸和空虚。认真地说，他仍是个失败者。如果迷信点的话，相信上天或许要偿补给吉公他一生的委曲，这下文的故事，就该应在他那个聪明孩子和我们这个时代上。但是我则仍然十分怀疑。

路  路

季  康

天漆黑，风越刮越大，宿舍都有点摇动。路路闷坐在灯下发愁，咬着一股卷曲的鬓发，反复地想，不知怎样好。随手扯了四方小纸，把心事写上，揉成团儿，两手捧着摇，心里默默祷告：四个纸团，包含两个问题，如神明有灵，该一个问题，拈着一个解答。路路把纸撒在桌上，恭恭敬敬，拈了两个。打开看，第一个“答应Tommy”。路路嘴角往上一动，漾出一丝微笑。再打开第二个，却是“不答应Tommy”神明也决不定了。还是没明白路路的意思？路路咬咬嘴唇，再把纸团摇乱，重新默默解释了一遍，再拈两个。这回是“Tommy明天来”“T，明天不来”，路路可不耐烦了，一顿儿把纸团扭碎，伏在桌上赌气，听听风，那么大，天更冷了，T明天还冒着风出城看她？昨天电话，不该那样决绝。

忽然路路惊跳一下，门上重重两声，林妈莽撞地推开了门进来。

“张小姐，王先生找。”

可是路路早洗过脸了，擦了满脸cold cream，眉都擦掉了，况且心上也不耐烦。林妈陪笑说：“张小姐，请您下去吧，王先生一脸都是血呢。”路路听说吓一大跳，赶忙擦脸，画眉，慌慌张张，走到楼梯边，方发现自己还穿着拖鞋，又急忙转回房中换鞋。

小王摔跤了，下火车，天已经黑了，风又大，洋车翻身，小王磕掉了两个门牙，颊上磕了三个洞，满脸泥和血，嘴唇又紫又肿，路路慌了手脚没办法。还是小王勉强打电话找他的朋友。路路跟他们上了医院，乱了好一阵，闷闷地回来。

都因为赶忙来看路路，小王摔得那么厉害。小王的朋友看着他点头叹气，路路怎么不觉得，这分明是可怜小王，受了她玩弄。路路本来也可怜小王，就为这一声叹息，心头愤愤，有些恨小王。谁请他来了？谁请他来了？可是路路到底又心软，小王像小孩子似的真心。路路好像也喜欢他，就是嫌他略矮了一点，自己是个长条儿，跟他走在一起，娘带儿子似的，人家笑。

路路仿佛觉得自己更喜欢T。他不知怎么的，叫人撇不下。可是家里嫌他穷，母亲说学化学的一辈子不能做官，小王是学政治的，他父亲现在就是个大官，家里又有钱，小王脾气又好。路路和亲母一样，都是官太太的命，路路自己也想，如果嫁了T，简直同命运打仗，不对。况且路路还想出洋呢！等美国的那免费学额弄成，（路路正等着同音，）路费零用，父亲早允许了的，出了洋，谁还说得定！

路路和小王差些些儿订婚了。小王不远千里地到路路家去看过她父亲，还中意。只嫌他少些丈夫气概。她母亲说不要紧，将来到三四十岁，留了胡子就神气了。路路喜欢他有趣。和他一起玩，不会厌。从前他们同学的时候，两人就是在溜冰场上玩熟的。他们玩了一暑假，照了好些相。小王在照片后面，细细密密记着好些不告诉第三人的记忆。路路又说小王真心，小王矮，路路也忘了。可是，一开学，T又来找路路。不知怎么的，T就叫人撇不下。小王又待她这样好。真是愁死了路路。怎么办呢？留心着，这礼拜天跟T玩，下礼拜天跟小王玩，他们还尽吃醋，这礼拜该小王来了，可是路路心上有事，在等着T。

因为上礼拜她跟T吵架了。也不是吵架，T又向路路求婚，路路还是说“不知道”。真的路路不知道。T说路路要他。问了两年总说不知道。不爱他，就别理他，大家撒开手。路路哭了。路路说：“又没请你来。”T静静地等路路哭完，客客气气地向路路告辞一声，就走了。T总是这样的，叫人又恨他，又怕他，过几天，又连连地打电话说要来（T从不肯请罪的）。路路赌气，说有事，不要他来，不过——如果骂他不要他来，他还来，不显得他更真心？所以路路在等。

第二天风更大了。路路没精打采，胭脂也懒得擦，胡乱抹些粉，也不穿高跟，随便穿双青缎面薄底绣花鞋儿，懒洋洋的下楼去弹琴。不想才下了半楼，就看见T高大的背影，在和林妈说话。他来了，路路倒又不高兴见他。扭转身想上楼，林妈却嚷了出来，“可不是张小姐下来了！”接着T也回过身来，路路想起前星期的事不免又生气，咬着嘴唇，用那双善于瞪人窘人的大眼，瞪了T两眼，无限委屈似的一步步挨下楼来。

T冷冷地说：“有事吧？”路路不理，两人默然进了会客室，路路坐下看着地毡，T坐在旁边看着路路的侧面，大家不说话，窗外呼呼的大风，震得窗户格楞格楞响。路路心想，小王为她摔掉了牙，满脸紫肿得不能见人，自己却陪T玩，心上七上八下的不安宁。面对着这一个，却觉得对不过另外一个。心上一乱，胃里又隐隐作痛。路路委屈地想：“你说我要你，你知道我为你们流了多少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说胃痛，你还笑，说我是孩子，哪来这大人的病……”T的脚尖在地毡上按拍地点着，路路回过脸，T的目光正锋利地射着她，路路最爱他的眼睛，会说话，也顶怕他的眼睛像一根冷刺，不易拔掉。因此避开目光，垂下眼皮弄手绢儿，T偏会赌气，尽看她，尽不说话，路路更怕他不说话，也不肯照旧例开口问声“看我什么？”心里乱乱的，小蚂蚁各处爬浑身不自然。

又是林妈推门进来。

“张小姐，王先生电话。”

路路站起了身子。T是醋罐子，也站了起来。

“对不起，打搅了。”拿起帽子，一躬身，一阵风走了。

路路满肚子气，手抖抖地拿起听筒，对方却是女子口音，是小王的表妹代打的，怒冲冲的声音，通知路路小王在发了烧，又气急声促地问：“小王摔得那么狠，怎么回事儿？”

“怎么回事儿！我知道么！”路路大怒，抨一声按上听筒愤愤上楼去躺着生气。

T却不回来；有这种没道理的人，巴巴地冒风出城来，一句话不说又走了。这一走，一辈子也别再来！——只怕真的不来了。路路越想越恨，又怨T无情，又愁T真的从此不理她了。想起这位小王的表妹，恨得牙痒痒的，暑假造谣说她跟小王订婚了，说她爱小王有钱，大概是她，一定是她。这会子，又要她城里赶来，管闲事讨好。

不到五分钟，林妈又来了。送了一个纸条儿，小王在医院写的。请路路去看看他。路路想，也许那表妹没走呢；也许T回来呢？可是不能不去，路路起来拢拢头发，抹了两颊黄胭脂，失魂落魄地撞了出去。

那表妹已经走了，小王靠在软枕上，拉路路在床头矮凳上坐下。捏住她的手，喃喃不清地诉苦。路路看他没了门牙的嘴，紫肿的唇，颊上贴了橡皮膏纱布，这张脸越发显得可笑。小王数落着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简直像个孩子，怪可怜的，可是路路又忍不住要笑，又觉得害羞。又怕给人撞见，怪不好意思的。看看他哭，觉得自己心太硬。挤挤眼睛半滴水也没有，路路心上抱歉。好容易小王不哭了，路路忙倒给他一杯白水吃。小王接了杯子，感激地望着路路笑了。两人很快乐地消磨了一个上午。

回来问问林妈，T竟没有再来，等他电话，也没有。一天，两天，毫无音信，一个铅锤子搁在心上，挪移不开。小王走，也没送。第三天，才接到T寄来双挂号的小包。路路脸色一变，拿了包飞跑上楼，锁上房门。完了！一切完了！T把她的信都退回来了。拆开看，果然。英文信中文信总共一二十封。路路不爱写信。写，也只寥寥几语。看看信全在里边了。路路心直往下沉。身子疲软。伏在枕上，呜呜咽咽哭起来。想起许多亲密的往事。T粗暴得可爱，奇怪的，他又能体贴入微，去年病后回家，T替她整理小皮，包药棉，纱布，火酒，橡皮膏，药水，药片……多么齐整，多么完备。完了，现在都完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空空洞洞的心。大颗泪珠源源不绝地滚出来，把枕头湿了碗大一块。起来照照镜子，可怜，几天来寝食不安，脸都黄瘦了。T丢了她！不理她了！失恋，悲剧的主角……路路对着镜子，又悲泣起来。泪痕满面地翻开那些金边洋信纸，看见自己写的称呼，又忍不住滚下泪来，狠心狠心的T！路路由怨而恨，拿出T的小照，剪个粉碎。两张大的却舍不得剪，叹了一声，塞在抽屉底里。可怜路路，什么也不想吃。

明天是假期，路路清早就起来，洗了脸，对着镜子，擦了两层粉，细细地匀上胭脂，画好眉，涂了口红，换一件深红绒袍，进城去看表姐。表姐同T是同学，T和路路认识，就是表姐介绍的。

路路到了表姐那儿，表姐照例打电话找T，T冷冷地回说有事，路路又生气，怪表姐打了电话。盘问路路又是怎么回事，路路就瞪着大眼生气，再打电话给T，回说有事出去了。表姐没办法，回房和路路对坐着闷闷地嗑瓜子。

一会儿，老妈子上来通知，T在会客室等着她们。表姐笑着把路路拉下楼，推进会客室，自己不进去，站在门口，听见路路抖声说：“我不懂，你算什么意思？”接着听见T轻轻过来，关上门。表姐就回房，写自己的情书去了。

好久好久，路路很轻快的脚步上楼，小鸟儿似的飞进房来，两颊红晕，嘴角抖着余笑，问她话，支支吾吾地不肯说。躺上床去装睡，半晌，路路坐起来，告诉表姐，明天要回家。

“回家？”

路路笑着点头，表姐对她看了好久，疑疑惑惑地说：

“反正也弄不明白你们的事，几时出来？——请我们吃蜜糕咧？”

路路嘴角往上一卷，满脸甜笑。停一会，很正经地说：“家里通不过，我不出来了。”

表姐笑了。“别装腔，姑夫什么不依你，姑母不赞成，也不过嘴里说。你一定要，他们又怎么！况且他们也没见过，见一见，保管越看越有趣呢！不过，哼，路路，你的洋可出不成咧！”路路认真了，张大了眼。表姐忍笑说：“少瞪眼吧，回头出了洋，把那群留学生都瞪糊涂了，把你当做奶油咖啡糖，分分吞下肚去！可不是T要不敢放你出洋了！”路路心上快活，啐了一声，又卷起嘴角笑了。明天T要送她上车，约定到家就写信。

晚上八点，路路回宿舍。林妈说王先生空来了几趟，留下两包东西送她。路路把东西拿上楼，打开看看，一包是一匣糖，另一包是一大块百果糕。都不想吃。路路先去洗了脸，换了衣裳。想想明天回家，这块糕还是送人吃了吧，取下交给林妈，叫她搁在厨房，明天蒸了请赵小姐钱小姐吃。她明天要回家呢。正说着，林妈向她身后努嘴，一回身，原来是小王站在背后摆手，一脸的笑。

“路路你好！约定了今天吃饭的，怎么躲了？”小王嘴已不肿，只是牙没镶好，说话有点漏风。

果然，怎忘了？路路不好意思，瞪瞪眼说：“谁答应你了？人家有事。”说着话，两人已进了会客室。

“研究C_6H_12O_6去了？”小王话里酸酸的。

路路瞪了他一眼，“我找表姐！”

“你明天回家呢？”

“谁说？”

“才将你不是在说？”

路路不能赖，忍笑把脸一板，“回家有事。”

“什么事？能问么？”

路路嘴角往上一卷，甜蜜地一笑：“大事！”

“一个人走么，那个表姐送？”

路路知道‘表姐’指谁，赌气说一个人走，没人送。

“小姐，我能送您么？”小王开玩笑，半站起，半弓着身子，两个眼睛，像讨肉吃的小狗那样。路路看他笑得鼻子眼睛都凑在一块儿，嘻着没牙齿的嘴，心里起了一阵说不出的感觉，不自主地坐得远了些。路路不耐烦地请他别送，说有赵小姐陪她进城呢。

“那我上车站等你。”

扭缠不过，路路只得告诉他上午十时车走。不过再三再四请他不要送。

小王叫路路早早睡，满脸笑容地走了。

第二天，小王一早赶进城。买了好些水果点心糖食罐头，就到车站等候。左等右等，不见路路影儿。看看钟，只差六七分了。心里焦急，又怕路路早已上了车。叫脚夫拿了东西上车厢里去找。找遍了头二等，没路路影子。难道坐三等？火车轮子已经动了。小王想，还是补票到丰台吧。于是捧了匣儿罐儿，提着两大蒲包的水果，从第一节火车找起，找到末一节。三等车里找着了一个老同学说是和路路一个汽车进城的，看见路路在×大学下的车。×大学！可不是去看T了。小王细细一想，恍然大悟。一抖气，也不下车，直接回××去了。

路路是下午五点车动身的。

回家以后，父亲母亲都很奇怪，路路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只说赶回家过旧历年。一转眼，一星期过去了，路路也不知道怎么写信告诉T，愁得没办法，幸亏T连来了两封信，母亲看见了×校的信封就问：“你还跟那个化学来往么？”这样谈起了这问题。

父亲还是上次的见解，女儿如看清楚了喜欢谁，他并不反对。只是不要糊糊涂涂地为这件事着了迷，分不清好坏。母亲也这样说。母亲说那种男人会迷人的。迷昏了，觉得他一举一动都是好的。将来看穿了一辈子受气，况且路路是吃用惯的。那次手边没多带钱，没让路路吃冰，回来还发了半天脾气呢。这是一辈子的事。别昏了头，懊悔也来不及的。

路路回家了这许多天，心里清楚多了，听了母亲的话更清醒了，可不是给迷糊涂了。T有什么好？嫁他些什么？真的，越想越觉得自己糊涂了。小王的性子，就比T好得多。以前功课不错，现在做事也不坏，将来跟他一块儿过，一定顶舒服顶随心的，不像T那样硬脾气，爱使性子。路路对父亲母亲说，从此远着T了。可是他们的意思，还要女儿出去，可以和小王接近些。路路也恐怕匆匆离校人家要造她什么谣言，于是打了个电报叫表姐接，冒着冷，再不远千里地赶回学校。

车站上，只T一人在接。表姐叫他接的。T意定事情圆满，喜冲冲地一把捏紧了路路的手，埋怨她不早些日子写信。路路避开了他的目光，局促不安。T忙忙地招呼脚夫搬东西到汽车上去，扶路路上车，问她累得怎么样，坐舒服没有。路路心不在焉地勉强敷衍，T只当她累得没精神了。汽车快到学校时，路路照着父亲教她的话对T说：“请不要再来看我，那些问题都谈不到，我还要念书呢。”T呆了，手都冷了，半晌，叹了口气，想说什么，又咽下了，脸上结了一层冰，两人都默默。直到车停，T帮她搬出东西，强笑着点点头说声再会，转身就走了。

路路心上不安宁，再想想，多少事也对不过小王。也许和小王好不上了。回到房里，却想不到桌上信堆里赫然有小王的笔迹。“一定埋怨我车站迟到了。只说我误了车。”微笑着拆开信封。怪极了！怪极了！真有这事？小王和他表妹订婚了。真不要脸的贱东西，抢人家的！怪道要造人谣言。路路狠狠地拉起通知帖儿，一扯几块，“人心是这般难测，怪道父亲说我太老实。”又气又羞又恨，路路愤愤地滚出泪来。想想方才T的细心体贴，想想方才对T说的话，十分懊悔，不该早说的。T的脾气决不会再来找她。路路觉得浑身没了着落，吊在半空中。定定神，再细细想想，越觉得无边无际的空虚，思前想后，活着只是没趣。路路怔怔地坐着，心上压得重重的，长叹一声，再把桌上的信一一过目。

路路的手指又抖了。美国来的信，呀！××大学的免费学额成功了，路路快活得心砰砰跳。对镜掠掠头发，照照自己的脸，镜里一对大眼，似笑非笑地瞪着自己。好像不懂事的那样瞪着。能瞪得明白的人也不懂事。路路嘴角往上一卷，满脸甜笑。“路路，不用愁！”“有什么可愁的？”

路路笑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九月十九日

这年头

隽  闻

民国二十二年春天，就异常风调雨顺。黑丑怀了满腔的希望，向人借了三十元的行息钱，和邻家搭伙买了头牛，完了上忙的粮，又买了把锄、两把镰，打算好好地耕种他那屡经荒歉所卖剩下的几亩田。

麦收非常丰登，可惜麦价跌落了——去年一斗价一元三角多，今年卖不到七角。黑丑原来还满希望着把麦子粜去还债呢，这一下子，可把他吓呆了。

“麦子不值钱，大秋值钱也行；粜了高粱小米去还债，留着麦子自己吃，……”黑丑就这样，把希望又移到秋收上去了。

秋收仍然非常之好，可以说是十成年头。但是五谷杂粮，样样都跌一半价格。

借的债不能不还，就是家常日用也全是没有洋钱不行：畜口捐，兵差，完下忙的钱粮，油盐……他使着车，载着麦子，赶了好几回集，价钱不用提，贱卖也没有主户收。几次上集，倒给了他老婆小翠一个方便，她坐到集上，一下车就向各处串去，到晌午还不回来。黑丑舍不得在集上吃顿午饭，每集早晚赶回家里来，自己做饭吃，可是他老婆小翠，直到傍晚，才从集上扭回来。

他娶过小翠来也不是一年半载了，谁还不知道谁的性情。不用说，他不敢管她，就管也管不了。黑丑老实得一句责骂人的话都说不出来，光知道低着头子傻干活；小翠呢，就能说能道，没理也说出八分理来，一嚷嚷得半截街都听得见，——这样成习惯后，人也不笑话她，她也就不知道害臊了。秋忙的时候，她从不卖力气干活，见了新下来的瓜果，还得先尝一尝新。

本区警官李文虎，是这个村子里的人。村人都传说小翠和李文虎姘着，可是黑丑也从没有眼见她和李文虎有过什么；不过从一逢赶集就胡逛行为上，已起了些疑问：女人有什么事，老往集上跑？他的闺女大云虽然出嫁了，也不断同她娘赶集逛庙； 黑丑觉得这很不对，得有个办法。总想责骂她一次，但是自己的老婆还管不了，哪能再管自己的女儿呢？一想到这里，他就万事皆休，什么也不愤恨了。

为着得筹点现钱，黑丑每天都很发愁，抽着旱烟，坐在屋角隅里，一坐就是一天。小翠很少在屋里，不是到别人家去斗纸牌，就在街上和一群妇人说东道西。忽然有一天，她向他提议道：

“咱们蹲下去等运气，不如开个茶铺吧。”

“好人家谁干这个！”黑丑抽了一口烟，思索了会，才这样答着。

“什么好人家不好人家，穷摆架子！开个茶铺，是丑事吗？你看村东头三疤瘌老升，开了个茶铺，弄得够吃的，够花的，比什么不强！”

黑丑惹不了她，就不言语了。

“咱们用自己的房子，凿个向街门，还可以卖点大碗面，米面又是自己的，获鹿煤也不值钱……”小翠把她的大计划，一直说下去，结末说：“闲着没事做的人，到茶铺里来喝碗茶，斗个小牌，……每月可弄不少的水钱头钱呢。……”

“什么干得干不得？来的都是老乡亲，什么招是惹非，……得了够了，你不干我干。”

“好人干不得，招惹是非！”

黑丑抽着旱烟，很老实地望了小翠一眼。小翠说：

“反正越和你商量越不行。来，咱们想法子盘个炉灶……明天我就到集上赊煤买碗去。……”

黑丑不赞成这件事，就以沉默来反对她。她倒会张罗。不管丈夫怎么样，找了两个邻人帮忙，一切按着她的指挥，当天就动工了。

两天之内，一切都弄成了。黑丑一看这事，是不能不同意了，觉得很生气，不愿意在家里坐着，就到他邻居双起婶家闲坐去了。双起婶是明事守本分的人，黑丑早就信仰她，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便向她说道一番。可是这女人却是个人虽在行却无好运气的，丈夫在关外做买卖，以往隔三四年回一趟家，现今关东被日本占据了，音信不通，她丈夫的生死也不明白。手下有一男一女，年纪还都很小，又赶上年月不好，吃的不缺，现钱却无一个。她家里有几亩地，因为人少，多半由黑丑帮忙耕种。这天黑丑来到她家，就将他老婆要开茶铺的事情，向双起婶说了说。

“咳，这年月，什么也论不得！……”她劝他道：“花钱的道多了。挣钱的道没有了。种地人是半年辛苦半年闲。老年上，女人家还可以纺纺线；男人就织布，或是做点小手艺。现在呢？……光在家里闲着，也不是事。……”

“做这玩意，不招惹是非吗？她还……她还……”黑丑想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找不出合适的话语，便叹了一口气，把烟杆塞进嘴里去了。女人明白那个，便说：

“咳，这年头，谁也说不了谁！……”

晚上黑丑躺在床上，对于老婆的开茶铺，越想越难同意，可是究竟因为什么呢，他也说不出来，只是在心理上非常厌恶。

黑丑想起了父亲传给的捆扫帚这种手艺，还可以挣点钱时，赌气子第二天起了个早，也没有告诉老婆一声，就担起捆扫帚担子到外乡去了。

正在秋后，各村捆扫帚的极多。每捆一把按六个大铜子算。手脚累得发麻，到晚上挣了沉甸甸的一大堆铜子。黑丑提着沉甸甸的铜子，非常喜欢。他想起父亲告诉他说过，老年上捆一把扫帚给二三个小钱，现在呢，哼，核一百二十个钱了。可是晚上一住店，吃了顿饭，一算账，沉甸甸的铜子给了店家一大半。他提着轻了一半的钱袋，有点伤心：“这年头，挣钱容易，花钱更容易！”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起来了，不能再工作时，黑丑一计算，三个多月才弄了十多块钱。

“十块钱，核起老年时的七八两银子呢！哼，可是现在，能办点什么事呢？不够还债的。……”在路上，黑丑一面走着，一面便摸索着钱口袋，那样想。

到家已经有傍晚时分了。茶铺里正好非常的热闹：有的围在一桌上斗纸牌，有的散坐着谈闲天。黑丑回了家，老婆似乎也很喜欢，给他灌了壶茶，就在沙锅里煮面。

黑丑把担子放在院子里时，看见院子里墙上拴着一匹马。他很奇怪，就想回到屋里问他老婆。可是他刚一进屋，正巧碰他的闺女大云从屋内间提着一把水壶出来。大云说：

“刚到吗，爹？没有吃过吧？”

黑丑顺声从鼻孔里哼了两声，向内间一瞅，警官李文虎躺在炕上，正在吸白丸。

“来吧，黑丑，抽一口吧，在外边跑得怪冷的！……”警官李文虎一起身，很客气也很自然地向他打了个招呼。

“您请抽吧。”黑丑一看是他，非常的恼丧，说声就扭头到外间里来了。

老婆给灌的一壶水，还有茶叶，这是黑丑从幼很少享受过的幸福，所以连喝了几杯，嗓子里感到非常滋润。茶一喝足，面条也熟了；香油珠在汤面上浮游着，吃了一口，便觉得比家常做的小米或高粱粥有味得多，适口得多。

屋子里很暖和，再加上吃了点面，黑丑身上就非常温暖舒畅了。老婆问他这次出门一共挣了多少钱时，他害怕这十几块钱，一来就得被老婆胡花了，所以一面说出数目，一面就说明用处：

“不行，才十块多钱，不够还债的。麦子价小也得粜，行息可真把人吃苦了，好，借十块钱就是三块的利钱！……”

“你挣了十块钱吗？行了，够还债的了。麦子那能粜呢，自己还磨了，卖大碗面呢……”她说时，非常有把握，非常畅快。

黑丑以为她在瞎吹牛，就不相信。肚子里也饱了，身上也暖了，可是看着他老婆和女儿，在汉子群里，走过来走过去，又灌开水又谈笑，感到非常的不痛快，非常的恼丧，“这还成什么样子，这简直是在我脸上抹灰！”

不管身体上多么舒服，精神上却感到异常的受侮辱，他看不惯这种情形，回家不久，就又到双起婶家里去了。

双起婶因为丈夫仍然没有音讯，家中又没有钱用，正在每天愁闷。他们俩就相对发牢骚。双起婶现在非常地佩服他老婆小翠了，时常在口头上带出这样话来：

“你不能再说她怎么不好了，她也真算个能人。你看看，她开这个茶铺，又卖大碗面，又卖杂货，弄钱不少呀！”

“倒是能弄点钱，不过，太不好看。”

“那有什么不好看，不是因为咱穷吗？欠人家的必得还人家，好看中什么用？”

“老乡亲们不笑话吗？”

“笑话什么。他们白借给咱钱用吗？现在反正弄得很富裕，欠债能还上；他们笑话人家，不是白费吗？”

黑丑以为双起婶是在说与她不相干的现成话来安慰他，所以心里仍然不畅快。沉思了一会，抽了一锅旱烟，才说道：

“她这样，还不要紧，老了，脸皮厚了，人也不说闲话了，可是……大云又跟着她学，像干什么的？”

“咳，这年头，难说呀！”说到这里，双起婶沉思了一会。“在老年上，春冬两闲的时候，女人家都纺线织布，一来能占住了她的心，二来能自己积攒点钱。可是现在呢，人都学得好吃好穿了。若是娘家没钱，丈夫也没钱，自己又没来钱的道……自己爱点讲究，也真没有办法呀。咳，这年头，什么事也难说了！”

黑丑一想，像双起婶那样明白人，都说没有办法。自己这样土瘪，受了一辈子老婆的气，到现在还会有办法吗？所以只好不管，装傻装瞎吧。

在乡下，茶铺是一个村庄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争论处。到了秋后，麦子播了种，秋庄稼收讫时，天气就渐渐冷起来了。地里的活不能做，家内手工业也渐渐消灭了。正是农人最闲暇的时候。平常农人家里是不生火炉，终日冷清清的，老婆子的炕头也坐厌了，闲得难过，就到茶铺里来。茶铺虽然也不过是几间旧土房，里边摆着几张肮脏方桌，几张板凳，只是因为生着火炉，满屋热气暖人，就是一村里最幸福的处所了，有钱爱花费的人，固然买点零嘴，喝壶茶，或是炀二两白干酒来得方便，就是一个铜元也不肯花的人，也可以在里边一坐半天。村中管事的大爷们，成天在这里，没有事时，斗纸牌，有事时，就在里边商量，且在此办公。区官区警来发公事或找地保时，也都先到这里来。村里有什么事，县衙门里派什么差捐，就先从茶铺里传布出去。不但乡下的闲事，就是国家大事，海外奇闻，也都是先有村中能人在这里一说，或是拿着张旧报，囫囵吞枣地一念，才渐渐地传播到各家去的。或是从京城大埠刚回家来了一个小商人，来的或只是一份报纸，就能在这沉滞的空气中，掀起一个波浪，使得人人都睁圆了眼睛，聚精会神地努力去领略这新闻。可是不到旧历年底，很少有人回家乡，向村中寄报纸的更是罕见。所以，一件旧事，便照例翻来覆去的不知道必需重提多少次，大家也不觉得烦厌——说的俨然第一次述说新闻，而听的也照例俨然第一次听到。各人皆为这种叙述十分兴奋。

“我说，×××为什么来到北方呢？”一个在北平古董店内当过伙计的老头子，为着表示他自己的见识，在大家没有话时，他就常懒洋洋地，好像自言自语地那么说。

“为着打小日本，是不是？”一个人明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用力抑制着要涌出来的喷笑，便故意那么驳他戏弄他。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他是奸臣，他已经和小日本勾通了！他是来盗皇宫里的宝贝呢。哎呀，皇宫的宝贝可真值钱了！聚宝盆、通天宝……哗！……”曾干古董店的老头子，说时，眼睁得很圆，表示极可惋惜的神气。

刚才故意驳他的那个人忍不住地喷笑出来了。

“南蛮子偷风水，盗宝，一点也不假，老人说过的话都灵验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吸着旱烟，正正经经地说了这话后，便长叹了一声。

“听说小日本，还要来占咱们这地方呢！”一个国术团的年轻人插上嘴说。

“一定占，一定占。咱们下棋的时候，都写‘两国交兵，黄河为界。’也验了，日本兵一直占到黄河。老人们嘴头上说的话，没有不灵验的！”这白胡子老头子，一遇机会，便发挥他的议论，决不会放弃过去。“常说‘俺的钱上不得串吗？’你看看现在的铜子，上得串了吗……”

“当亡国奴可不行。所以咱们非练国术不行！”这个国术团的青年，说话时，指手画脚得像摆什么拳术架子。

“反正谁来了，也得完粮上捐！……”

这样那样说下去，结果提到完粮上捐，许多人的幻想便消灭了。

假若警官李文虎偶然来到这茶铺里憩一会，大家就非常高兴地围近他，睁大了眼睛看着他，渴望他向大家述说什么新闻，或县衙门的公事。第一，警官李文虎是本村人，所以才敢就近他；第二，因为李文虎是做官为宦的，不是平凡人，所以他的一言一动，都是不可忽视的。

这一天因为黑丑觉得肚子作痛，他老婆小翠给他熬生姜红糖水。在茶铺里坐着的人，闲得怪难过，就和她开玩笑：

“小翠，你看你，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吗，小翠？不小心，还让你黑丑吃冷东西。”

“来你娘的吧！”小翠不害羞地和他们斗嘴。

草帘一掀，警官李文虎脸上冻得通红，撞进来了。

“哼，刮了一阵什么风，把你刮来了？”小翠回过头去，笑着高声说。

“风头不好，刮的是地界。”李文虎也笑嘻嘻的。

“请坐，请坐，天气很冷吧？”

“从哪里来呀？”大家都向他打招呼。

“北集。”李文虎一面脱他的老羊皮军装大衣，一面顺口答道。

“北集那家卖白丸的，听说发洋财了。”

“那是。”李文虎很肯定地说：“这洋财可发老了！”

“他们也得花给你们个钱吧？”

“多少花个吧。”李文虎只有谈到这种事，口气才假作客气。

“县衙门里也不捉拿他们吗？”

“省里，人都花钱买通了。好，小县官敢惹人家？县官有为难的地方，都找人家！”

“你别看行道不好。赖汉子还是干不了呢。”

“那是。”李文虎的口气，非常坚定。他一提到这话，身子同口气一齐用劲。“人家他二哥在武备学堂毕过业，又到过东洋，在天津干这玩意，弄了好几百万呢，家里干的是他三兄弟……好，他的同窗，当师长当军长的，做主席的，不知道有多少！”

小翠熟悉他的习惯，他一进门，她就给他预备烟具去了。一会儿，小翠把一个油光头从门边一晃：

“来吧，来吧，快来抽吧，别再过一会，腰也直不起来，光流清鼻涕了！”

“嬉嬉。”李文虎向大家一笑，内间去了。

等着他抽了几口，精神焕发时，她才问道：

“你和北集那一家，熟吗？”

“熟。我常到那里去。”李文虎说话时，烟气就喷涌出来。

“他既是那样发财，你给黑丑在他那里找个事，行不行？多了不敢领情，一年若能挣个四十五十的，也比他啃地皮做庄稼汉子强多了。”

“你别看他那样发财，对付他的下边的人，可狠多哩！在局子里肯花钱，那是不得已呀。”

小翠失望，沉默了，看着他的烟灯。

“我想起来了，那么办吧。”李文虎忽然放低了声音：“你卖这玩意，我在那里给你说句话，可以先赊着，好不好？……卖这个，利钱可不小呀！”

小翠沉思了一会，赞成了，可是，却故意说：

“不犯私吗？”

“有公就有私。”

“若来捉人呢？”

“我不派别人来，我亲自出马。”

“贼小子！”

他俩开心地大笑了。

小翠到外间去提开水时，看见丈夫黑丑好像肚子还在痛，弓着腰坐在炕上不动。她问道：

“喝了姜糖水，肚子还痛吗？”

警长在里边听着了，就说：

“肚子痛吗？来，来，抽一口管保你好了。”

“不用，不用。”黑丑低声拒绝着。

“乐抽，就抽一口吧，反正不花钱，省得肚子再痛。”

小翠说时，就将黑丑往里间拉。他半拒半随地到了里间，躺在灯旁。李文虎弄好烟泡，给他用签子拨看。

“行了，行了。”黑丑吸了一口，就想不再吸了。

“一口不行，不管事，倒坏事，再来一口。”

李文虎哄骗着，又让他吸了一口。

黑丑吸了第二口，赶紧跑到外间，松了一口气，他肚子里，果然不痛了，可是头脑有些晕，浑身舒服得发酥，心里想，“这真怪，这真怪。”

黑丑又跑到双起婶家里去，出门时却自言自语：“这年头，他妈的，警官的事也轮到了我！”他知道双起婶也同小翠是一样的人了。

黑丑在这茶铺里，除了担水之外，就拉风箱。他常常一面慢慢地拉着，一面慢慢地想那些他不明白的事情。

有时，年轻的男子们，坐在他旁边的板凳上，瞎谈胡论，谁和谁姘着，谁给谁拉皮条，从中赚了几块钱。

“我说这娘们怎么焦黄像个梨呢？一打听，原来她和她娘到石家庄混事去了，还向人家说是到她姨家去了呢。”

“我说她怎么穿得那么讲究呢？原来……”

“我说她怎会走了运，原来……”

黑丑一听到他们谈论这类事，就有些心虚，恐怕再谈到自己身上，不安地赶快走开，心里却仍然想着个念头：

“咳，这年头，真是，这年头！”

因为白丸制造时极费工夫，而且一般人吸时也很麻烦，白面于是盛行了。将烟卷在桌上顿顿，顿得有那么一节空筒，将白面倒进，烟卷朝上，点着火，一吸，就可以过瘾了。黑丑这茶铺内，随着大烟户的潮流，也代卖白面了，烟鬼们买了白面，就坐在茶铺里，一面和大家闲谈，一面从从容容地吸着。吸几口，过了点瘾，精神抖作起来时，头向着天，望着烟卷上缕缕的青烟，微笑着。

“不怕你吃，不怕你穿，就怕你烟卷朝了天！”

在旁边闲坐的人，听了这烟鬼的自咏，就大笑起来。

警官李文虎每次路过此地，进来过烟瘾时，就怂恿黑丑也来几口，黑丑每次都是在半拒半就之中用过的，用过之后，身上立时有说不出来的一股子劲儿，刺激着他去找双起婶。可是后来，每逢要找她时，就想吸几口，抖抖精神。日久之后，不吸就身上酸软，打嚏喷，流清鼻涕了。

“你抽上瘾了，我勒死你！”老翠就这样警告他。

“抽不上瘾，抽不上瘾。只是有点肚子痛。”

到了年底，家家都感到钱缺，讨账的逼着要钱；还不上账的就向各地方躲藏。但是黑丑家除了还清借债，仍有余钱买了几斤猪肉韭菜……预备庆贺新年了。

在乡村中，能有黑丑这样舒服日子的人，最少极了。黑丑在生活上不知不觉的，一步步习染下去，但是他心理上，感到非常的不安：

“这是怎么回事呢？老人们哪里是这个样子！咳，这年头，真难说。……咳，这年头！……”

驿路上

李辉英

费了好半天工夫，出了一身热汗，才算是掘好了土坑，把棚杆埋上了。王老头累了，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了一阵子，骨痛腰酸，身上怪不好受的。

“是老了。”

自言自语的他感到自己的体力已衰弱了，想一想三十多年前做长工下庄稼地时，背四斗的袋子上仓下仓，走十多级梯子，像玩着似的，那时力气的充足，比起现在，前后当真是两个人！是的，那时他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人家叫他王老大，现在是六十多岁的王老头了。

天气太热了，在一个老头儿是不容许劳动的，顶好坐在树荫下扇着扇子打瞌睡；然而他没有那种福分，为了生活，他是顾不得寒冷与酷热的。

到井台上打了一桶水，他就把腰里的面巾解下来，放在水里浸着，过一会，又拿出来，不停手地在脸上擦了一阵，然后擦胳膊、身子，擦下了一身汗垢。

精神就像增旺了一些，使得他有余暇在放下水桶之后，顺便把目光溜在左近一带的地方，浏览着，端详着。

这里是一个地势不恶的地方。北面，绵延着一条矮岭，像一幅屏障似的。西南边窜出一条小河，弯曲地奔流到东边去，河的两岸密生着低矮的林木。河水和矮岭之间的平地，是一片广大的田场；土地肥沃，每年都产出不少的粮食；只是没有王老头一点的份儿。随后，他的目光落到他的家屋上，二十多年久历风霜，抵御过雨淋雪压的两间茅草房。现在是有些倾斜了，要不是四边支着木柱，也许早已坍塌了。房上的茅草，有新的也有旧的，是儿子在春天增补的。房前边，这时候新添出来他埋好的棚杆，过些时那白棚就会搭上了。棚前面是一条驿路，沿着河的北岸，东西展长着，展长到远处的天边去。

每天总有些过路的人，背着包袱或是空着手走过他的门前，人人都为天气热得懒洋洋的，走得那样慢，仿佛两条腿有千斤重似的。

几年来，一年不如一年，他们的日子陷在穷困中总是挣扎不出。凭他们想过了多少法子，希冀在生活上得到一些儿满足，到后总像浮云似地飘过生活的记忆去。一直到最近，老两口子才想出这条救济生活的办法来，要开一个小小的茶棚，兜揽来往行人的生意。

“一定可以赚钱的。”

一起初，王老头就斩钉截铁地下着这样的断语，似乎他从历年的生活里面，已经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了。做生意，总是可以赚钱的。尤其是他们老两口子来看顾一个茶棚，可以说再合适没有的。别的笨重的工作，他们是没有气力担当的了。

老伴本来不赞成他的意见，但是也说不出反对的道理来，过后还是依从了他，把她从娘家带来的一副银镯子拿到镇上变卖了几块钱来作资本。

“就只有这点东西了。”

卖过镯子，她还硬着心肠说过这样的伤心话。这些年，她的首饰都弄净了，还亏得这样，总算换些钱来过日子，不然的话，在这两年兵荒马乱的年成，就把首饰留在家里，也难保要落在日本兵或是当地土匪的手里去的。他们如今换钱作资本的这副银镯子，要不是她经心经意地埋在炕洞子里，也绝不会保全到现在。可是只要这一回做买卖能有个小小的前途，那她是不会为这最后的财富惋惜悲叹的。她倒愿意从这上面获到一点利钱，可以补偿她这些年的损失。

开茶棚做了好些日子的生意，却少有顾客来光顾。在墙壁上贴了些红条子，写了些勾引旅客的字儿，也终是没有什么效果。

“七月的大热天，谁高兴到屋子里来坐呢？谁高兴喝滚热的茶水呢？”

有一天，王老头居然猜透了生意清淡的原因，后来就计划搭这个布棚，决定不卖水。热天走路的人都是愿意吃些凉东西的。他们就要改卖甜瓜、小米稀饭、麻花蜜果一类的零食了。王老头心里想，如果这样来生意还没有起色，那就只能说是天命使然了。

这样呆呆地站了一会子工夫，王老头的身上就悄悄地冒出汗珠来。老公鸡恰在这时一连叫了好几声，突破了沉热的空气。时候到了正午，王老头想起来，他该到茅屋里看看老伴把棚布缝到什么样子，就忘去了身上的沉热，顺便把面巾盖在脑袋上遮着太阳，大步走回茅屋里。

屋子里和他岁数差不多的老伴，这时候已经把白棚布缝好了，看他走进屋子里，就开口说：

“搭吧，布缝好了。”

她的脸上、皱纹中藏着粒粒的汗珠，她也是累了，可是她一声怨言都没有说，倒是陪着笑脸反说道：

“搭上棚，这回该有买卖了。”

说着，才伸手把脸上的汗抹了一抹。

屋子里虽然并没有透进多少阳光，但比外面还要热的多，幸亏南北窗是对着的，都敞开在那里，过窗风有时吹进一阵两阵，闷热的空气，才觉着好受些。

把棚布拿到手里，王老头横算竖量，打量着套上去能不能合适，——这一大块白布，又费去了他们两块多钱。

过些时，他们的儿子就要回家了，他是给人家雇去铲地做大工的。两块钱的布钱，正是他从东家那里透支来的。等他回家，还好有几块工钱带来，好预备买些甜瓜，因为现在只缺甜瓜，其余的东西都已备齐了。

“那就快搭吧。”

说着话，望一望老伴的脸，王老头征求着她的意见，也可以说是下着命令。然后又说：

“搭完就完事了，趁天早还不兜几个客人。”

这时候，她像记起了一件事情，便突然问道：

“那么你把棚杆都安插好了没有？”

“就等你了。”

“呵——”

呵那么一下，也不再说什么，就往屋外走去，于是两口子又在太阳底下开始消耗老力了。

天真是热，仿佛特意向他们两个老年人示威似的，尽管放散着灼灼的热气，热得两口子出了几身大汗，连短裤褂都湿得粘在肉皮子上，呼呼地气喘了大半天，才得把棚布搭上一半。

“歇歇吧。”

实在累得不能支持了，王老头觉得再也不能继续工作，才有这个提议。

老伴却是一肚子的刚强。依她的性子，恨不得一口气上完了棚布才好。不过终究支持不住了，到后仍不得不听从他的话，歇下了手脚。

“歇歇就歇歇罢。”

答应着王老头的话，然后又像不信任似地说：

“老了，不行了；怎么老了不能做事了呢？”

王老头没有答言，懒懒地走到井台那里去打水，再用面巾沾着井水擦那满脸满身的汗水，然后，把湿过的面巾又带回给他的老伴用了。

“怎么就这样热呢？年头一年比一年荒乱，天气也像一年比一年热，咱年轻时哪是这样！”

她一边擦着汗，一边不胜今昔地说着愤慨话。

“别提从前了，从前咱们还没有这样穷呢，从前还没有胡子呢，从前也没有日本兵呀！”

他这么说完，就陪着老伴一齐坐在搭好的半面棚布下乘着荫，躲避着天上火的太阳，人显得又懒散又疲倦。

没有风刮，河边的树林倒垂着枝叶一动不动。狗闭着眼睛在打盹，鸭子也只知道长时间把身子浸在河水里，懒得叫上一叫，闷热，沉静，占有了这附近一带的地方。

这么热的天气，不知止住了多少行路人的腿。路人们，不知是天热或是还有别的缘故，让王老头来比较比较，的确一年比一年少下去了。那应该埋怨火车，火车道没有修成的时候，这条大驿路哪一天也不缺乏车辆与过客。现在的大驿路，变成冷清的僻路了，比以前不知差了多少倍。要不然就是年头荒乱里住了行人的腿，就以他开的这个买卖来论，今天是开着，营业着，但说到明天能否再继续营业，那就没有人敢下断言了。胡子，日本兵，脚步一踏上地面，什么都会变了样，两间小茅草房，只要这些人里面有人高兴擦亮一根火柴，一会子工夫就化成一片烟灰。

这时候，老两口子擦着火柴点起烟袋，抽起来旱烟。这在他们还算得上是一件可人的事情。烟可以解闷，可以解忧，还可以混过去冗长难忍的时间。可以说，在抽烟时，人可以忘记周遭的一切困苦与快乐。

从那袅袅的烟雾中，还可以使人们进入一个新鲜的境界，可以使人获得意想的但又是属于空虚的暂时满足。同时，它也还可以引人沉入旧日的纷乱回忆里。

太阳歪了头，眼睛躲过棚布斜到王老头两口子坐着的地方，热气跟着就奔了过来。不耐烦的王老头把身子往旁边移动移动，后来索兴就站起身子催促着老伴说：

“行了，把那半面搭完吧，歇着也还是免不了热。”

两个人收好了烟袋，老伴先他站起身子紧跟着，一个冒汗的搭棚工作又开始了。

人老了，手脚有时就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如意地运用。王老头在这事件上，总好抱怨老伴手脚眼色的钝拙和不济事，因此，有时就发着一个老头子的脾气，但又并不显得怎样的严重，他会说：

“怎么，那块地方没有搭好你看不见么？”

或是这么说：

“你真是不中用。”

老伴的好脾气，见过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在年轻时，他有时因为喝醉了酒或是赌输了钱，向她发泄凶焰打她嘴巴的时候，她除了逃避之外，回骂一句的事情都没有过，自然更谈不到抵抗发作了。到现在人老了，性子更好了，他尽管发些零碎的脾气，总是激不起她的气愤。她不理会他，还是不停手地做着。

可有一宗，丈夫虐待她，她可以容忍，不说一句反抗的话，生活的困迫却使她大大地发过脾气。这几年，日子一年不如一年，惹得她有一次曾经愤愤地说过这样的话：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穷人老该受穷么？就不能翻翻身么？就过不到好日子了？”

还有一回她曾经暗暗地哭了半夜，生气命运为什么不肯帮他们的忙把日子过得像样一点。

不论天气怎样的热，棚布终于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搭好了，歇下手时，不约而同地全叹了一口气，这里面，含有无限的容忍、激愤和悲伤的成分。好在这总算做完了一件工作，内心里就像放下了一副重担，觉着松了不少。

太阳斜过棚顶的西边去了，老两口子坐在棚子下躲着太阳，不住用手抹着脸上的汗珠。面对面的两个人注视着好一会子，仿佛有什么话该说出口外，但是谁都不肯轻易开口。闷着，休息着。

这大幅棚顶布，是活动的，靠着两枝活动的棚杆，可以展开布面，又可以收缩在一堆，早上，晚上，只消把两枝棚杆挪动挪动，棚顶就可以搭出或是卸除了。现在，棚顶既然搭好，就只缺少棚下的桌凳一类东西了。

头顶上有棚布替遮着火热的太阳，棚的四外都敞着，等着凉风从各方面吹进来，再吹出去，坐在棚下吃瓜的人，那是再凉爽再享福没有的了。比一比棚后面的茅草房子里，相差的真是两个天地。旅客一经看到这白色的棚，从远处就会打定主意歇歇腿，既经坐在凳子上，歇腿之外还可以接受到一点凉风，透透胸中的热气，先就有三分喜气添上来，那他会不自主地就要吃上一些东西的。

“搬桌子去吧。”

胡乱想了一阵子，再看一看天气还早得很，王老头决意做一会买卖，就这样跟老伴说，老伴听从他意思，跟在他的身后，走回茅草房子里去。

堂屋里放着的长条桌，就是他们要搬的桌子，可是这东西又大又长，自然有它相当的重量的，所以是两个人一人搬着一端，使了半天的力气，谁也没有搬离开地面一点点的位置。汗珠子倒像一阵小雨似的又湿遍了全身。

搬不动呢。

“这笨东西！”

王老头上了火气，索性就把两手松开了，再跟老伴说：

“先拿板凳吧。”

看来这只长条桌只有等儿子回来才能搬出去。儿子原说晌午就可以回来，这多时候连影子都看不到，王老头一面往外搬着板凳走着，一面就恨起年轻人办起事来太少把握，做的事情和说的话难能是一致的。年轻人把些宝贵的工夫随随便便就耽误了。但随后他倒怜惜起他的儿子，他想到儿子在大热的天头下铲地、奔走，那比他苦多了。

等他们两个人把凳子搬完之后，就一同把身子坐在凳子上休息着，他们要吹吹凉风，好出一出胸中闷气和身上的热汗。另外，还为的要望一望将要回来的儿子。

河里面藏身的鸭子们，乱叫一阵以后，就歪歪斜斜地走上河岸，羽毛浸得怪新鲜的，懒懒的它们之中有的半闭着眼睛，走这段路像是不大情愿似的，走到两个主人的面前，它们“嘎嘎”地叫了一阵。

“喂喂去吧。”

嘱咐过老伴，眼看着鸭群跟她进院去了，王老头忽然间想起来，若是实在没有钱买货物的时候，卖去这几只鸭子，不是也能卖几个钱么。想是这么想，事实上，镇上的人，没有人在大热天来买鸭子吃，何况他还不忍心卖掉这几只动物呢。再说，这些时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有闲钱肯买鸭子的。

这是他们一家中唯一的家畜了。去年、前年还有些鸡、猪来的，后来打了仗，义勇军、日本兵来回地追着、打着，大道旁的牲畜都被宰净了。好的吃食，像白面、粳米一点都找不到。两年来，年年夏天都是这么打着，宣统作了皇帝，还是不能使天下太平，反倒多出来遍地的日本兵。算一算，日本兵占过来之后，日子老实比从前更不好过了。

西边高粱地边上，露出来一个戴草帽担担的人，“不会是一个客人？”想到这里，王老头就着急他的搬不出来的长条桌，不然，不是可以让这个过客坐坐么。

可是，他随即想到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想到多余的凳子暂时可以当作桌子放些东西，因此，心里也就不着急了，一面在预备兜揽客人的话。一开头，应该先说：

“歇歇吧，老客。”

然后再说：

“吃点么？要凉的有水饭、黄瓜菜；香的有麻花；甜的有蜜果；价钱顶便宜。”

是的，说到这里可以留下客人的两只腿。他喊屋子里刚刚进去喂鸭子的老伴。

“快把东西拿出来！喂！”

一时间忙迫的样子，好像稍微迟延一会就会放走了这位客人似的。

但是，等老伴走了三次把东西搬完了，客人也走到棚下了，他才发现到那个客人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担子放在棚下，装满了黄皮的甜瓜。

“哼——”

王老头也不再说什么，哼了一下，只是在暗地里埋怨自己的眼色不济事。停了好半天工夫，他才说：

“瓜买来了。”

儿子穿在身上的小褂和短裤湿透了，肩膀头肩担子的地方让扁担磨破了一个洞，肉皮子托出一片红色来。他摘下草帽当扇子扇着风，头上冒出一头的热气，随后坐上一只靠近的凳子上歇着，呼呼哧哧地喘着气，停一会愤愤地说：

“这王八蛋！他硬说今年这个月里不能再支钱，说了好半天才算由他赊来一担瓜！”

他没有支来钱。

处处都是不能随心如意，听了儿子这几句话，老两口子全愣住了。

儿子又说了：

“哪里是没有钱，何歪脖还支去两块钱呢！”

望望白布棚转过话头又说：

“棚搭好了。”

王老头看儿子累的那种样子，怜惜他不知说句什么话才好。仿佛儿子每喘一口气，就是放出他身上的一滴血。他怨恨老天爷不该把天气弄成这样热，故意和他的儿子为难。他只能急急催促着儿子说：

“去吧，到井台上洗洗脸去吧。”

儿子没有听从他的话，他看到棚下少了一张长条桌，就知道是留给他搬的主意，要先把桌子搬出来再去洗脸，因为这样来可以不耽误买卖。做父亲依从了，不一会三个人就把长条桌抬到棚子里。

做母亲的随后就收拾东西，抹擦桌面，把板凳都安置好，偷空望望儿子在井台上洗脸的动作。王老头在捡选甜瓜的个头，把它们分出等级预备标明价钱。

这时候有几个旅客向东走去，过棚前时，王老头竭诚地也招待着，往棚里让座，可是，全被拒绝了，客人只知道说“这棚子可不坏”，却没有人肯破费时间坐上一坐，要他们花费一些钱，看来更是难事了。他们还那么说：

“趁时候还早，打算多赶几里路。”

这情形，使回到棚子里的儿子也叹了一口气。买卖如果照这样继续下去，那还能行么，赶上这荒乱年头，本来旅客就很少有，他们再不肯花费一点点钱，看来靠旅客身上赚钱的事情，怕不能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了。

父亲、母亲、儿子三个人坐在棚子里等待着客人的光临，一直到太阳压上远山的顶尖，还是没有让他们留下一个满意的主顾。有几个路人曾经买几个甜瓜，但每次又都是争持了好多的工夫。

“看明天怎样吧。”

父亲说完话，对着眼前的黄昏有些迷惘了。

“明天也许会好一些。”

“明天一定差不多的。”

母亲、儿子先后说着自慰的话，收束了棚里的东西，明天究竟怎样，谁也断不定，但是，明天却能给他们一些希望，—— 一种空虚的不着边际的慰藉。

黑天时，他们收束完了棚里的东西，棚布卷在两枝棚杆里，让儿子扛进堂屋内。白天做好的一盆小米水饭，本来是预备给旅客吃的，这一来就做了他们自己的晚饭。

求  恕

程万孚

从巴黎开到荻艾浦来接上过海到英国的火车正在夜半到站，不问是回归故土的英国人或是到英国去的外国人，这些旅客全有些特别匆忙的样子，下了车还得忙着上船。经过法国警察在每人的护照上盖了一个离埠日期的印子后，手提背伏的连行李带人都在苍茫的深夜里，一个挨一个地上了停在港边吐烟等客的船。黎察·司特芬不慌不忙在所有的旅客之后，提了小箱，挟着毛毯也上船了。

头顶上是那么深蓝得近乎黑色的苍空，因为还看得见星星，许多人就很高兴的在谈论到天气，证明这是好天气，该不致有风浪。凡是渡过这英吉利海峡的全都知道它的利害，一个坐飞机打翻身不觉头晕的好汉，上了这条船过海也得吐呕得疑心是心脏也吐出来了的难过。甲板上到处是人，成双的或孤单的全都找了相当地位安置下来了。船还没有开，车站上已经没有了人影。岸上的路灯光亮得非凡，照得这满船面全是很明显的影子。远望还见港口有米小的灯光也许是些渔船。对岸的房子只在看惯了的黑暗中才衬着天边现出一些轮廓，一两个还有灯光的窗口，在夜色中仿佛是一些大黑猫的眼睛。镶在这只大黑猫身上似的放亮。夜深了，在巴黎住惯了的人就少见这般幽静的夜色。现在散在甲板上的旅客，有说话机会的在轻轻耳语，谁也犯不上吵闹这静悄无声的海口；孤单的除非倒在舱里就呼呼入睡的蠢汉，若不然对着这分不清一片深蓝的天与海，谁能不想起他过程中的一片一段？

司特芬找到一只救生船旁边，随地把毯子铺上坐了下来。面前是海，再前望就有微小的火光。这一点小火光在黑暗里集中了他的视线，回忆在他的面前布展开了：

一年前，他也从巴黎赶到这里过海去看他的至好朋友马克斯的尸身，满眼是泪，满心是忧急。现在这情形又涌到眼前来了。司特芬同马克斯在伦敦建筑学院过了四年的共同生活，同班毕了业之后，这一对抱负不凡的青年分了手。司特芬到巴黎去继续研究建筑学，马克斯就在伦敦一家地产公司当了建筑师。那一年冬天马克斯同一位伦敦小学里的舞蹈教师结了婚，司特芬在他的至好朋友的家里过了一个星期的圣诞节假日，十分快乐。

“努力呵，黎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雄图——把伦敦换个面孔！”马克斯临别的叮咛还在耳边，司特芬在巴黎接到马克斯夫人的恶报了！

“……皮尔在临终时他还是记惦到你。他叫我立即请你来，活着不能见你面时，死后亦非等你来见着他才甘心。他说他的书籍、草图、衣服等等全给你，只有你才是同他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来吧，如果可能的话请坐飞机来，不然明天早晨你也该到这里了。”这信上的话句句刺入司特芬的心，他是那么悲伤地赶回伦敦。他赶去看他的挚友，想去尽力安慰马克斯夫人，还可以算是新婚的夫妇，是那么如此恩爱不能离开的一对情侣，好心的司特芬设身为人想一想，他更感得难过了。

从医院里把马克斯送到墓园安葬之后，跪在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永别了七年来的唯一好朋友，在新寡妇之前他不愿意流泪填人愁恨，可是心里是难过万分。他陪马克斯夫人回到伦敦近郊的新家里，约好暑假再来料理马克斯遗下来的东西，司特芬应该为了他自己的工作回巴黎去了的。可是马克斯夫人的挽留与他自己想到应该尽力安慰朋友的寡妻，他允许住一星期再走。

司特芬，一个过分和气的青年，就不能算是一个美男子，至少是使多少女人为他倾过心。眉长鼻正，身高体壮；同他交往的人才更知道他的好性情，使人生爱。于今这可爱的司特芬日夜不离地伴陪着马克斯夫人——一个活泼到够得上说是风骚的美丽女人，如果不是她披着黑纱服着重丧，别人要把这两个人视为可羡慕的一对了。

那时候正是初春，伦敦的郊外渐渐地绿得可爱之极，马克斯夫人的新家就是被围在绿草鲜花的当中。他们每天晚上都到伦敦去吃晚饭，看戏消愁。她是一个在舞蹈上用过功夫的女人，告诉司特芬不少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日间在乡间，司特芬是惦记着巴黎的功课，看看一切的陈设都容易想起马克斯；倒是马克斯夫人就那么像是过一种新生活开始时的没有秩序与约束的显得快乐似的。她不提及马克斯，也不说及这日后将如何度日的事。从报纸上看来的一些城市小新闻或是知道哪一个戏院演中的名剧，这就是她与司特芬谈话的资料。起初，他疑心这是勉强地想排遣忧伤的法门，不久就证明这是想错了。她高兴得那么自然，叫人难以相信的是不时还哼伦敦流行的小曲。

“黎察，你能够告诉我吗？上帝这么把我安排在这种情形之下是什么意思呢？皮尔是个好丈夫，他爱我，每天除开工作的时间而外，他把他的时间全交给我了，我们的确是过了甜蜜的一年多时光。可是他又把我丢下了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斯夫人在饱食午餐之后，慢慢地调着咖啡，她说完这些话，再用眼睛把没有说出来的话送到司特芬的眼里，“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可怜的皮尔当然是不愿意你受苦的，这可怕的脑炎把他逼走了。”司特芬多半明白了她的意思，可是想不出再适当的答话。

“他不愿意是无疑的，事实上我已经是在开始受苦了。”

那一天晚上，她换了艳丽的晚服同司特芬到伦敦戏院去看戏。她自己把“纪念在心里，不在拘守形式”做为理由，要司特芬也换上了马克斯的夜礼服。

“如果皮尔看见了我们这种样子，无疑的他从心里为我们高兴。你看，镜子里是多么相称的一对！”马克斯夫人挽着司特芬的腕，这相称的一对从这一夜起更形亲密地往伦敦跑了。

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男人在她身边，她可以纵情地倒在这个男人怀里，满足她的欲望时，她把一切一切的从前都忘记了。就好像是一个刚刚出生，只认得愉快，不知道昨天，也不想到明天的大孩子。有多少女人为了一件愁苦的事忧郁一生，在马克斯夫人看来这是咎由自取的事。马克斯曾尽力使她快乐，她也真心真意地爱马克斯，使他从她身上得慰藉；但是不幸，马克斯没有尽职地把她丢下了，这当然“皮尔不愿意，至少他也没有权力使我受苦。谁能替代他的工作呢？当然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敌人。”马克斯夫人把这几句话认定是她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见解。

司特芬在那绿草鲜花围绕的小舍里留下了一个好印象；他自己带着思量故友的忧伤与瞻念前程的愁虑回到巴黎去了。跟着他到巴黎的就是马克斯夫人的信：

可爱的黎察：

送你上车之后，我带着一颗几吨重的心回到瓦莱市。这个家，从来没有使我觉得如此空洞的家，叫我害怕了。我站到窗前去望，想着你也许从纽海文又乘车回到我这里来了，站在窗前望到黄昏，这希望使我额外受了苦楚，我敢说你如果知道我是如何想念你而受苦时，你一定从巴黎飞回来安慰我了。你的甜蜜的声音，温柔的摸抚，没有一丝再微小不过的事不在我的心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哦，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

过海可有风浪？太阳是高高地照在瓦莱市，我想它也一样地照在海上。我心里在时刻求上帝保佑你，——我可是从来没有在任何教堂里去祈求过上帝的。我的信当然能够看见你平平安安在巴黎，如果它除了把我的相思传达了千万分之一而外，还能引起你回忆在此过去一周中——是只一周吗？叫人难以相信的留下数不清好印象的一周——的生活，使你不感苦痛，那我就得了意外的收获了。

昨夜我没有吃晚餐，可是做了一宵的甜梦，到今早还是梦把我喂饱了不觉得饿。东南角的远处不是巴黎吗？如果有德国人的大炮把我当炮弹一下子就送到那里才开心，恨我自己又没有长翅膀。再过三天我就该到学校里去了，开始同臭孩子鬼混的生活。

明天我去皮尔墓上放点鲜花，当然不会忘记替你向他问好。可怜的皮尔带走的只是我的快乐的回忆，可是你，可爱的人，你把我的灵魂带走了！我不知道我将如何过下去这日子。

你知道是哪一天可以回来吗？我把一切都预备如适，让你来过暑假。应该整理的东西亦等你来动手，我只是天天盼望你回来！

给你一千个从心底出来的热烈的吻！

爱你的S

此后，几乎是按日按时的有这样的情书来把司特芬陷在一种不能自拔的束缚中。每夜，马克斯的遗像站在案头，司特芬对着遗像给马克斯夫人写情书。有时他实在不知道这事情应该如何结束而气得不能写下去，可是那妖冶的女人立刻在他的耳边说，替代爱护她的人是马克斯的朋友，必不是他的敌人。无论如何信还是写成寄走了。

等得不耐烦的暑假到了，司特芬没有回家，就在马克斯夫人家里过了一个如她所期望的暑天！

现在司特芬在这行将启碇的船上，明天早晨就可以到伦敦，如果是去年，他这正是在一种新生活的开头，一面有想及马克斯的痛，那一方面有将去过另一生活的热望。可是现在，事情又全变了。去年暑假以后他还回到巴黎，马克斯夫人是怎么也无法跟到巴黎或者留司特芬在伦敦，他开始抱怨了。起初是信照旧有，后来疏了淡了；同时她在另一方面同另一个马克斯的同事就密了厚了。最后，她明白地告诉了司特芬这件事，求他原谅。

在浪里滚到纽海文，又让车拖到伦敦，极度疲乏的司特芬还是极感兴奋的想到马克斯夫人。他决定还是去瓦莱市看了马克斯夫人之后才能得到休息的可能。

马克斯夫人是那么亲亲热热地接待了司特芬，把一件不平凡的事就当是无事一样的从容。

“他——是叫胡通先生吗？没有回来？”

“同从前皮尔一样，下午五点半才回来？”

“你的生活可满意呢？”

“正如我所希望的一样满足。”

“那倒好。”司特芬把这话里藏住的话不说出来了。

“黎察，你要原恕我，这正如同我们从前向皮尔求恕的情形是一样。我不能孤独地过日子，这房子是如此的空虚，我也感得一样的空虚。皮尔丢了我，你也不能不去巴黎，丹尼士是如你一样的令人生爱，我没有理由可以放弃这个合适的人，所以，所以我们就这样的同居了。你是爱恤我的，我只求你的原恕。”

“我为你祝福，我没有权力可以原恕你的。”

司特芬昏昏沉沉地离了瓦莱市，到了烟雾迷人的伦敦。不断地还听见马克斯夫人在说：“我只求你原恕，我只求你原恕？”

无  聊

凌叔华

“天像是给人斗气，下了七八天雨还没够，一清早又是一个‘大黑脸’。瞧吧，还要下呢！”如璧起床时便很生气地自己咕哝道。

院子里倒还好，桃李花落完了枝子上却长了青翠的叶子，只是房子里到处都有一股又潮又霉的土腥味儿。随你摸到什么，都是腻滋滋的。食物橱里装在瓶罐里的东西，上面都似乎变了色附着一层霉。“放在显微镜下，管保你不看出多少花鸟虫鱼呢！”如璧一边想着早上对义生说的话，一边不耐烦地把橱门大敞开，把有些发霉的东西都倒出来，瓶子摔过一边，指着向张妈道：“你拿出去吧，不要了。”

张妈是如璧家用了十来年的老仆人，她常常不自觉地把主人的家当看作自己的，闻言正色答道：“干吗掷呢？掷了又要花钱买。等好天晒一晒吧。买来的还不是一样发过霉的。你没有瞧见，他们铺子里冬茹哪，虾米哪，那一样不发过一点霉。卖给你的时候，拿出来收拾收拾就是好好的东西。”她说着就把桌上的东西一样一样捡起装回瓶子罐子里，连正眼都不瞟如璧一下，这掷的像是她的东西。

如璧怏快地走过一边，没有话说，对窗立着。天还是嗒丧样儿。看那重重叠叠的乌云，像是永远不会有晴天的了。

“我看过一半天，天晴了，买十担二十担煤放着，倒是本应的事。”张妈又开始教训人了，“不是我爱说话，我瞧你花那么多钱栽花种树就不是事。常说前人种果后人收，您保得住永远不搬家吗？搬家，这都只好白白地送了人吧咧。这年头儿，钱！”

如璧怕张妈要滔滔地说下去，不得不止住她，“咱们中国人就是不肯花钱栽花种树，住过的房子都是乌烟瘴气的一团糟。人家外国人住过的地方都有个样儿，你看人家文华书院就像一座花园。”

“您说这个。人家外国人过得是什么日子！中国乱，他们溜回去就得。”

张妈说的一点不错，中国人凭什么同人家比呢？如璧偶然望到张妈脸上得意的神色，不觉心里倒起了反感，说道：“你们什么都要管一管，人家花自己的钱买花买树，你们也要不断地说来说去。什么是本应的事，你们看顶好就是吃饱了饭什么都不做，坐在家里等天黑。”如璧想到那天她在楼上听见张妈窃窃与隔壁的女仆议论，一个女人家只守着书房，挡得什么的话了。她说完便匆匆地走上楼去。

上到楼来，不知做什么好，想到自己方才急急地走开像煞有介事一般，不觉好笑。可是想到自己的无聊，又觉得可怜。她气呼呼地走到衣橱前打开门，想换一件单衣，换换精神，不想橱门一开，一阵潮腥气冲人鼻孔，很不舒服。

她狠狠地把橱门一摔，叹口气道：“老这样下去，人也要发霉了。”

其实人总有一天乖乖地躺在土里发霉的，有什么稀奇呢？就是现在有口气，能行能坐，身体里面有的部分也许已经发霉腐坏了。病痛是一年比一年多，这不是顶好的证明吗？

想到这里，她觉得这几天的懊恼生气更是无聊！可是除了暗地里生气落泪，又会怎样？

无聊，无聊，都是无聊，她一边念着却想起不知谁骂人的话来：“什么颓唐无聊，都是无病呻吟罢了，总而言之，这是懒罢了……”她一向觉得这话很对，常常记起来骂自己，今天却又用得着了。

对了，懒是可耻的，懒是一种不可原宥的恶习惯。想到这里，她便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把一月前译开的书及稿纸拿出来。拉一张椅坐下，一边研墨一边沉着心读那本要译的书，读得有点会心处，不觉心里轻松了一些，念过一章，提笔译了两行，忽听得前门一片嘭嘭声响，张妈连忙噔噔地走去开门。

“太太在家，您请坐。”张妈带笑说，声音是那么高兴，好像忽然遇到亲人一般！如璧郁郁地掷下笔。有什么法子，下去吧。

客人果然亲切，望见主人，远远地便含笑相迎道：“我有好几回想来看你，总没得空来，你们都好吧？”

“我们都好，谢谢。”如璧想了一下才想出一句话来回答，“天总不好，我也没有出门，也没去看你们。”

她常常不明白那些太太们从哪儿来的许多话，说出口来，又现成又得体。还有那样亲切的神气，随和的笑，都出人意料的来得快，怪不得有些男子说女子是怪物呢。

“像您现在才是自由自在呢，没有孩子吵，房子里收拾得多精致呵！”白太太又开口了。

“哪里讲得上精致，都是粗东西。”

“我们想收拾也没法子，你瞧那五个小猴子，什么时候能停手停脚的。房子里什么东西都不能有个准地方，禁得住七手八脚地搅吗？真是，‘一儿一女一枝花，多儿多女多冤家’，一些不错。没法儿，幸亏他们还怕父亲。若不，闹起来，连房子都拆了。”

如璧想到前六年，白太太就讲说要节育，那时只有三个孩子，为什么又添上两个呢？白先生是瘦得像只猴子，实在不能再加增负担了。

“你的孩子都还算安静的，两个大的已经很像大人了。”

“你没见他们淘气时候呢！”白太太说到儿女，她的得意文章来了。她重新又讲了二宝三宝两个怎样调皮，父亲怎样没法子，四宝五宝怎样争认隔壁的太太做干娘，这故事如璧似乎听过至少三次了。

主客对坐直讲到把一碟瓜子吃到露底子，张妈忙着献过三回茶水，客人才抱歉地起身告辞。

看白太太坐在洋车上得意自在的神色，愈发增加她的沉闷。为什么会那样得意呢？平白地做什么来呢？五个小猴子早晚吵一个不安生，长成了人还不知要耗多少心力，还能这样心平气和的，真也亏她！看到这样女人，如璧只有佩服，再也不忍酷求什么了。

上到楼来，心里仍沉不住。走到凉台看看，各家的屋瓦还是如常的一个挨一个稳稳地躺着。梧桐已经开过花结了元宝荚子了。东边的人家，有女人哭声，大约夫妇又在相骂了吧？他们时时拌嘴，可也常常并肩携手出门。年纪都也不小，都是三十边的人了。

南边是一个有七八个小孩的大家庭，那个四十左右的母亲，每天都摇颤着胖肿的身子，牵着或抱着孩子走出走入。脸是灰黄的肿着，眼睛老像睁不开，衣服总不见换，又是满了皱折，胸前一片精亮的，不知是积了多少时的油垢了。她不停地讲话却也不住地叱骂孩子呼唤仆役，夜间人家都睡了，只见她一人坐在灯下等丈夫回来，有时还巴巴地到厨房做宵夜给男人吃。这像是个铁打的人，磨折不坏的。

再过去两三家是一所小洋楼，里面住着一对年轻夫妇。男人天天清早便坐着包车去办公，直到晚上六七点方回家来。女人将近十一点收拾停当了，挟了小皮夹坐了包车出门，回来时总是两三点钟了，车上必是放着一包一包的东西，衣料包子或鞋盒子吧。有时还有两三个年轻人同来，手里都满了东西。回来不久，大家又匆忙地出去，直到半夜，这女人方才同丈夫回来。女人不出门时却又时常请客，客都是年轻人，间也有一两个时髦女子伴了来，楼上话匣的歌声乐声以及人的笑语声，隔一条街都听得见。附近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望着，据说这是城里一个小沙龙，是摩登女人做得最漂亮的事了。

看了这几家，她想起某名士解释的，家就是枷及家从“宀”从“豕”的滑稽字义的不为无理了。

但是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要给他带上一个枷？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要给人像养猪一样养着？愈想愈无聊，她离开窗前，很重地倒在一张藤椅上。

对了，猪是该无聊的呵，它除了吃饱了就睡，睡足了又吃，还能有什么希望呢猪，安安静静地在猪圈里歇歇吧！她心下念着，嘴边浮出苦笑，一会儿忽然跳起来走到写字棹前提起方才用开的笔。唉，天呵，楼下又嘭嘭的有人敲门了！

没有人声去开门，她只好又跑下去。

门开了，一个工人送回义生一封短简。他说中午不回来吃饭，明天三伯母请吃饭原来是三伯父的生日，教如璧赶紧买一样礼明早带去。信上且说“礼要值钱而又易携带的东西方好”。

她看看手上的表已过十一点三刻了，这一个早晨又算白过了。午饭完已是一点，再过一趟江，便两点了。那多么烦腻呵，游魂似的一间间铺子去飘荡，想起便使她头痛。她时常听见太太小姐们眉飞色舞地讲道怎样买东西，哪一间铺子贵，哪一间贱，哪家有什么货色，哪家缺少，翻来覆去，像唱一只名曲那样有兴致，且记得却又那么丝毫不差，她只有张大眼深致敬意。

如璧到了汉口，已是下午两点了。天还涡堵着雨意，街道低凹处有一滩一滩的黑泥浆，马路旁边的暗沟透出又霉臭又腥膻的怪味儿。行人都似乎患着失眠症，脸上没有血色，连眼珠子都像是假的。

街上绸缎庄、钟表行、西药房、洋货店、参茸店等等，差不多都贴着各色各样的大贱卖广告。还有两家绸缎庄，门口扎了灯彩，有两家洋货店楼上还有军乐队在窗口奏着乐，热闹极了。路上走过的人却像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他们仍旧茫然走他们的路。世上事原来都是矛盾的，把这灯彩同军乐队，搬到乡村去，够他们怎样开心欣赏呢！

“恐怕只剩棺材店没有贴大贱卖的条子吧！”如璧同时想起一些爱买便宜货，什么物价都打听过的太太小姐们，如若棺材店大贱买的话，不知她们要不要进去打听打听。

她一路看着窗口陈列的货物，却想不出什么好。忽然想到三伯母常说的“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话来，她便迈进一家门口没有扎彩的绸缎庄。

一个头发光亮，穿着淡灰华丝葛长衫的伙计迎上来，柔声问要什么料子。

“看一看再说。”如璧沿着玻璃柜一边走一边看。

谁说中国人不爱维新呢？只凭绸缎来说，老年间的梅兰竹菊、祥云如意或是什么松鹤长春等等花色，现在已是完全不见，玫瑰及紫罗兰都嫌有点西洋古董气，新的花色居然都是未来派的图案了。

真是花多眼乱，她绕了柜子看了一周都选不出一样合意的料子，看了看表已经快三点了。

忽然在柜的一角有一束虾青色的丝绉，花色却很幽雅，三伯父那样高大身子穿上这种料子多么合适呵。

“拿这料子我看看。”她决定之后，向伙计指着说。

伙计听到顾客的语气，脸上忽然罩了一层喜色，带笑说道：“这是前天由上海到的新货，材料真好，没有一点人造丝掺杂在里面。价钱也公道，才一块五一尺，买的人多得很呢。昨天特税局长太太来剪了一件，交通银行的小老板也剪了两身。这是道地国货，现时大家正提倡国货，穿上这料子，恰恰应时。”伙计见顾客不做声，便把料子打开披在身上，洋洋地说道：“您瞧，打开更好看，又大方，又贵气，穿起来同两三块钱一尺的双丝葛一般，谁也没猜到是一块来钱的货。剪一身吧？”

“等等再说。”如璧微微皱了眉，转身再向玻璃柜中细看。

“这是新生活呢，比方才的更好更便宜了，”伙计从柜中抽出一匹青灰的素绸出来，道：“这料子只有我们一家有，别家做梦都没有想到呢。我瞧您也是知识阶级的新人物，”说着他很精明地瞟了如璧手上一卷报纸，“您一定也赞成这新生活运动。若不自己用，剪一两身送人，也是一个纪念。您瞧，真好不是？”

如璧怕他又要打开，急说道：“我出去看看再说。”

说完话她便走出铺门，伙计惊疑地望着她。

谁说中国人只重精神文明呢？你看，新生活运动发起没有一个月，就有新生活布匹给人穿了！如璧茫然在路上想着送礼东西还是没着落，可是她再不要进绸缎庄了。

走了半条街，也没有看见一样合意的东西。偶然隔着窗看见一两样精巧的摆饰物，但是想着进去细瞧了不合意，空手出来，要看伙计幽怨的眼色，就不肯造次了。她有时在小铺子买东西，听掌柜如怨如诉地道着不景气的凄凉情况，她会忽然买了一件比普通价钱定得高许多的货物，那天买的铜壶就是如此做成的，可是过后想起这种行为简直迂得可笑，她会红了脸偷偷把那只壶藏起来。买东西真是怄气呵！她想起不免又叹息了。

走到街的尽头，她仍然没有看见什么合意的礼物，其实也可以说她根本没有看。看过三四间铺面的玻璃窗，已经觉得累得很，有一两次，两三个行路人看见她停步向窗内望，他们也站住望，这使她更加烦腻。以后她匆匆地走着路。街上物事便像蒙上一层雾，看不清楚，她也不要看清了。

“烦死人了，回去，回去再说吧。再不出来当买办了！”她一边自道，一边走到人力车的前面叫道：“江汉关，一角钱？”

一个年轻人拉着一辆很整齐的车跑过来说：“一角钱，我去。”

她坐上去。车夫拉起如飞地跑。他的忙碌得意神气，仿佛车上坐了个了不得的大人物，路上车夫都啧啧地又羡又妒地望着他。

“这不是开玩笑吗！有什么事要人家这样飞跑呢？多么矛盾可笑，一个闲人叫人拼了命拉着飞跑。无缘无故耗这年轻人那样大力气，罪过，罪过！”她愈想愈不舒服，忽然身上好像有十几个虱子东叮一片西叮一片的难过。想到绸缎庄伙计的话，她更加烦闷，难道她自己真像伙计所猜的人一样吗？

“给人当作阔人总比给人看作傻子强多了！”她叹了口气，想到自己平白地坐了一辆车飞跑，真有点傻气。傻子，小丑，愈来愈不堪了！

忽然车子碰了一个穿长袍的人，他提高声骂道：“瞎了眼了吗？忙什么！”

如璧无意地回头望了一下，却遇到这骂人的正在投过一个轻侮的眼色。

“不错，忙什么？”如璧点头自道。“忙什么？坐在车上装忙样子给人看吗？”她想起从前在北京东四大街上，天天看见一辆洋车拉着一个直着眼衣服却平平常常的中年女人。头一天她出来，大家知道是疯子就追着看，往后每天出来，大家都不注意了，有人指着问，方有人说可怜是个疯子了。

“像我这样坐在车上，多少也同那个疯子差不多了。”她想到不知哭好是笑好，最后她决定不坐在车上了。

“您买东西吗？我等一等。”车夫停下问。

“不，我不要坐车了。”

“不要车……”车夫是不愿意的声音。如璧明白，不等他再说上去，便把一角钱塞到他手里。车夫懒懒地伸手接着，很疑惑地盯了她一眼。不知为什么，她不敢抬眼回看车夫，她只觉得要赶紧走开才好。

她一边匆忙地走，一边却自问道：“忙什么？”

黎  明

威  深

夜里，就用树枝和蒿草烘起火来。

初春的阴湿的清冷的夜。树枝是从毗近村庄的一个小丛林里折来的，不十分干，加上蒿草，就烘烘地燃着了。草粒在火焰里噼噼啪啪地发着爆裂的声音。有时火焰冒得太高了，几乎要舐着那用秫秸铺成的污黑的屋顶；火焰渐渐地削弱了的时候，大的不容易燃着的树枝就嗞嗞地冒出烟来。蒿草烘完了，烟也跟着多了，浓了，有几个声音同时禁不住地咳嗽起来。

接着是一阵悄然的沉静。在朦胧的烟雾里，一星微弱的灯火喘息着，照出了围坐在屋里的人们的脸和身体的轮廓，大的黑的影子映在四边的墙上。

炕角里坐着那个老年的长工，嘴里叼着烟袋，他的脸被别人的脑袋遮在黑暗里，就是在谈话最激烈的时候，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好像那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与他丝毫无关似的，在他的眼睛里世界是一个无终息的沉默，可是又好像无论什么事情在人家说出来以前他就已经懂得了；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让他们藏在他的小屋里……

背靠着墙，懒散地伸直了腿，坐着那个新从都市里回家来的学生；他有一对大的阴郁的眼睛，因为烟气的侵袭，已经湿漉漉的了，他用手背拼命地在两个眼睛上揉了几下，打了一个呵欠，想睡觉，一片都市的夜色从他的脑袋里闪过去，他的思路便像一匹撒掉缰绳有翅的马腾空起来了，他急力想把它按住，却失败了，有一分钟的工夫他忘掉自己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一切都像一个梦，偶然他的眼睛落在对面坐着的那人的脸上，四只眼睛一秒间的对射，像有一个蓦地冲来的东西把他猛力地撞倒尘埃，从刚才的沉思中惊醒，他把右手向着那坐在炕角里的老年的长工摆了摆，做出一个拉门的姿势。

“门开一开，放烟出去！”

……

那是一顶光了板的皮帽，因为补缀上了几块大的不合适的兔皮，护耳的两边翻干吊上去，戴在头上，就显着特别大了。这是很仓促地从一个被枪弹打躺在地下的乡绅头上扯下来的，就套在了自己的脑袋上，可是却忘掉把那手枪同弹袋也抢过来，戴着这大的皮帽子，他抓着一棵树，蹬着树疤，他爬上一个短墙去，这时，枪弹的响声已经密集到关帝庙前的街心去，他向着那边张望，在淫湿的稀薄的黎明的灰光里，只能瞧见那高耸的关帝庙顶，和那因为被惊吓的老鸦的碰撞簌簌颤抖着的白杨树梢。他把不定那密集着枪声的地方是敌人还是自己的伙伴，他手里的枪却连着响了两下，弹丸便穿过摇湿的稀薄的黎明的灰光，穿过稀疏的树丛，向着那枪声密集的地方飞过去了。

在那短墙上站了约摸两分钟的功夫，他从一个堆满了废烂的篱笆的角落里跳下去，不知在什么时候，同他一起的几个伙伴已经不见了。绕过一堆乱柴，他走到一个天井里，从一间屋子的窗口发出来一个老妇人的惊骇的嘶声，他便一直冲向那通着街道的栅栏去。

当他沿着街道旁的墙脚走到一个胡同口的时候，枪声渐渐稀少了，最后两枪是向着天空发的，大约是示威，又是凯旋的意思吧，但在他，一切都完了。他站着的地方，离关帝庙仅仅隔着一个荒废的枣园，他听得那古庙的廊下有人在粗暴地骂着，这该是保卫团的队长之类人物吧。突然，他像明白了一切似的，转过身来，一直向着村外的大道上跑去。至于，他怎样被敌人和伙伴丢在了战线以外的事一点都没有想到。

他越过了一个坡冈，在那上面，他才感到白昼的光芒渐渐从荒漠的平野上泛起来了；那曾经在黎明之前爆发了一场恶斗的村庄，已经像一只熟睡的猫儿似的，蜷伏在低洼的田陇的尽头，不见一个老鸦盘旋的黑点，也不见一个人形在村外的大道上闪动，于是那没有人会再来追赶他的估量，重新在他的脑袋里显得清楚而鲜明了。在他觉察到自己的前额被那大的皮帽蒸出了汗的同时，发现了困倦和疲乏像大得奇特的蛛网紧紧地里住了他的全身，几夜没有好好地睡过一觉的回忆，也跟着那一切涌进他的记忆里了。

当他要打一个呵欠的时候，他发现了手枪还捏在手里。其实，他并没有忘掉那东西是在他的手里的，可是，一个人捏着手枪走路是什么样子呢？他必须装做一个通常的走路的人，于是，他明白自己要越过坡冈从那干涸上苇塘穿行过去的打算，是完全错误了。

他转回到大道上去。朝日铺在平野上的辉光软绵绵地厚起来了。他向着西走，瞧着自己倒在大道当中的拉长的影子，心头上又被一种蓬勃的欢欣浸透了。他感着自己全身的血流里充溢了力量，把刚才所觉到的困倦和疲乏赶掉无踪了，一切都待要继续下去，一切都待要从新开始。

一片丛林遮住了他的形影的时候，他把脚步放慢了。对于刚才发生过了的事变，无论怎样镇定自己，在他的记忆里，也像是做过了一次奇迹中的人物。他很明白，在实际里是没有什么奇迹的，但却禁不住要这样想；因为那一切发生的是那样迅速，当他听到最初的枪声时，从那只铺了一层干草的屋地上跳起，冲出门去，摔倒在一个坏了底的蜂箱上，爬起来，再跑，他要寻找火线的暴发点，但因为是失掉了思辨的能力，结果成了战场上一个畸零，直到站在那短墙上，向着枪声密集的地方开了两枪以后，才又见同自己一块儿冲出来的伙伴一个也不在了。

他从一度追想里恢复过来。初春的阴湿的道路在他的脚下轻轻地发着喋喋的声响，阳光爬在旷野的田陇上，偶尔有几滴融雪凝成的水珠和半埋在泥土里的破磁片闪烁着反光，他的睡眠不足的困倦的眼睛便感到一阵轻微的刺痛，一群灰色的鸽子悬空绕了一个圆圈，啪啪地响着翅膀落在荒坟上，匆忙地争着找寻草根里的柏籽；一只麻黄色的瘦削的野犬肆意在道旁打了个滚，飞快地冲向那群找食的鸽子去了。一辆远道来的货车在前面辘辘地驰行。在丛林的边际上，一个矮小的老人露出来，胡须和头发都是挂了霜似的灰白，左臂上缠着粗厚的布片，一只猛鹰静静地站在上面；一切都埋在悠久的平静里，外面是闲散，内部又是铅般的灰暗，生活是用了一种迟钝的锯齿横生的步态爬着，这就会使他觉到刚才经过的那由春荒的饥饿燎起来的一场恶斗像是奇迹了。他还没有明白这一点：要完成一个新的他，不仅仅要在火线上，（他却失掉了思辨的能力，而成了战场上一个畸零。）更困难地还要在灰色的鸽子、瘦削的野犬、辘辘驰行的货车和架着猛鹰的老人的面前牢牢地把住自己。因为那根旧的过去的线时时刻刻都准备套住他的脖子把他拉回。

一声山羊的嗥叫从丛林里飘出来，他抬起了头向远处眺望，在前面，约有半里路的距离，一条小河横着，大道随着河身的曲折向着西南蜿蜒开去。……

他一个人孤单单地在沙滩上行走……

附   录

窘

林徽因

暑假中真是无聊到极点，维杉几乎急着学校开课，他自然不是特别好教书的，平日他还很讨厌教授的生活——不过暑假里无聊到没有办法，他不得不想到做事是可以解闷的。拿做事当作消遣也许是堕落。中年人特有的堕落。“但是，”维杉狠命地划一下火柴，“中年了又怎样？”他又点上他的烟卷连抽了几口。朋友到暑假里，好不容易找，都跑了，回南的不少，几个年轻的，不用说，更是忙得可以。当然脱不了为女性着忙，有的远赶到北戴河去。只剩下少朗和老晋几个永远不动的金刚，那又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房子有太太有孩子，真正过老牌子的中年生活，谁都不像他维杉的四不像的落魄！

维杉已经坐在少朗的书房里有一点多钟了，说着闲话，虽然他吃烟的时候比说话多。难得少朗还是一味的活泼，他们中间隔着十年倒是一件不很显著的事，虽则少朗早就做过他的四十岁整寿，他的大孩子去年已进了大学。这也是旧式家庭的好处，维杉呆呆地靠在矮榻上想，眼睛望着竹帘外大院子。一缸莲花和几盆很大的石榴树、夹竹桃，叫他对着北京这特有的味道赏玩。他喜欢北京，尤其是北京的房子、院子。有人说北京房子傻透了，尽是一律的四合头，这说话的够多没有意思，他哪里懂得那均衡即对称的庄严？北京派的摆花也是别有味道，连下人对盆花也是特别地珍惜，你看哪一个大宅子的马号院里，或是门房前边，没有几盆花在砖头叠的座子上整齐地放着？想到马号，维杉有些不自在了，他可以想象到他的洋车在日影底下停着，车夫坐在脚板上歪着脑袋睡觉，无条件地在等候他的主人，而他的主人……

真是无聊到了极点。他想立起身来走，却又看着毒火般的太阳胆怯。他听到少朗在书桌前面说：“昨天我亲戚家送来几个好西瓜，今天该冰得可以了。你吃点吧？”

他想回答说：“不，我还有点事，就要走了。”却不知不觉地立起身来说：“少朗，这夏天我真感觉沉闷，无聊！委实说这暑假好不容易过。”

少朗递过来一盒烟，自己把烟斗衔到嘴里，一手在桌上抓摸洋火。他对维杉看了一眼，似笑非笑地皱了一皱眉头——少朗的眉头是永远有文章的。维杉不觉又有一点不自在，他的事情，虽然是好几年前的事情，少朗知道得最清楚——也许太清楚了。

“你不吃西瓜么？”维杉想拿话岔开，少朗不响，吃了两口烟，一边站起来按电铃，一边轻轻地说：“难道你还没有忘掉？”

“笑话！”维杉急了，“谁的记性抵得住时间？”

少朗的眉头又皱了一皱，他信不信维杉的话很难说。他嘱咐进来的陈升到东院和太太要西瓜，他又说：“索性请少爷们和小姐出来一块儿吃。”少朗对于家庭是绝对的旧派，和朋友们一处时很少请太太出来的。

“孩子们放暑假，出去旅行后，都回来了，你还没有看见吧？”

从玻璃窗，维杉望到外边，从石榴和夹竹桃中间跳着走来两个身材很高，活泼泼的青年和一个穿着白色短裙的女孩子。

“少朗，那是你的孩子长得这么大了？”

“不，那个高的是孙家的孩子，比我的大两岁，他们是好朋友，这暑假他就住在我们家里。你还记得孙石年不？这就是他的孩子，好聪明的！”

“少朗，你们要都让你们的孩子这样地长大，我，我觉得简直老了！”

竹帘子一响，旋风般地，三个活龙似的孩子已经站在维杉跟前。维杉和小孩子们周旋，还是维杉有些不自在，他很别扭地拿着长辈的样子问了几句话。起先孩子们还很规矩，过后他们只是乱笑，那又有什么办法？天真烂漫的青年知道什么？

少朗的女儿，维杉三年前看见过一次，那时候她只是十三四岁光景，张着一双大眼睛，转着黑眼珠，玩他的照相机。这次她比较腼腆地站在一边，拿起一把刀替他们切西瓜。维杉注意到她那只放在西瓜上边的手，她在喊“小篁哥”。她说：“你要切，我可以给你这一半。”小嘴抿着微笑，她又说：“可要看谁切得别致，要式样好！”她更笑得厉害一点。

维杉看她比从前虽然高了许多，脸样却还是差不多那么圆满，除却一个小尖的下颌。笑的时候她的确比不笑的时候大人气一点，这也许是她那排小牙很有点少女的丰神的缘故。她的眼睛还是完全的孩子气，闪亮、闪亮的，说不出还是灵敏，还是秀媚。维杉呆呆地想一个女孩子在成人的边沿真像一个绯红的刚成熟的桃子。

孙家的孩子毫不客气地过来催她说：“你哪里懂得切西瓜，让我来吧！”

“对了，芝妹，让他吧，你切不好的！”她哥哥也催着她。

“爹爹，他们又搭着伙来麻烦我。”她柔和地唤她爹。

“真丢脸，现时的女孩子还要爹爹保护么？”他们父子俩对看着笑了一笑，他拉着他的女儿过来坐下问维杉说：“你看她还是进国内的大学好，还是送出洋进外国的大学好？”

“什么？这么小就预备进大学？”

“还有两年，”芝先答应出来，“其实只是一年半，因为我年假里便可以完，要是爹让我出洋，我春天就走都可以的，爹爹说是不是？”她望着她的爹。

“小鸟长大了翅膀，就想飞！”

“不，爹，那是大鸟把他们推出巢去学飞！”他们父子俩又交换了一个微笑。这次她爹轻轻地抚着她的手背，她把脸凑在她爹的肩边。

两个孩子在小桌子上切了一会儿西瓜，小孙顶着盘子走到芝前边屈下一膝，顽皮地笑着说：“这西夏进贡的瓜，请公主娘娘尝一块！”

她笑了起来拈了一块又向她爹说：“爹，看他们够多皮？

“万岁爷，您的御口也尝一块！”

“沅，不先请客人，岂有此理！”少朗拿出父亲样子来。

“这位外邦的贵客，失敬了！”沅递了一块过来给维杉，又张罗着碟子。

维杉又觉着不自在——不自然！说老了他不算老，也实在不老。可是年轻？他也不能算是年轻，尤其是遇着这群小伙子。真是没有办法！他不知为什么觉得窘极，此后他们说些什么他不记得，他自己只是和少朗谈了一些小孩子在国外进大学的问题。他好像比较赞成国外大学，虽然他也提出了一大堆缺点和弊病，他嫌国内学生的生活太枯干，不健康，太窄，太老。

“自然，”他说，“成人以后看外国比较有尺寸，不过我们并不是送好些小学生出去，替国家做检查员的。我们只要我们的孩子得着我们自己给不了他们的东西。既然承认我们有给不了他们的一些东西，还不如早些送他们出去自由地享用他们年轻人应得的权利——活泼的生活。奇怪，真的连这一点我们常常都给不了他们，不要讲别的了。”

“我们”和“他们”！维杉好像在他们中间划出一条界线，分明地分成两组，把他自己分在前辈的一边。他羡慕有许多人只是一味地老成，或是年轻，他虽然分了界线却仍觉得四不像，——窘，对了，真窘！芝看着他，好像在吸收他的议论，他又不自在到万分，拿起帽子告诉少朗他一定得走了。

“有一点事情要赶着做。”他又听到少朗说什么“真可惜，不然倒可以一同吃晚饭的”。他觉着自己好笑，嘴里却说：“不行，少朗，我真的有事非走不可了。”一边慢慢地踱出院子来。两个孩子推着挽着芝跟了出来送客。到维杉迈上了洋车后他回头看大门口那三个活龙般年轻的孩子站在门槛上笑，尤其是她，略歪着头笑，露着那一排小牙。又过了两三天的下午，维杉又到少朗那里闲聊，那时已经差不多七点多钟，太阳已经下去了好一会儿，只留下满天的斑斑的红霞。他刚到门口已经听到院子里的笑声。他跨进西院的月门，只看到小孙和芝在争着拉天棚。

“你没有劲，”小孙说，“我帮你的忙。”他将他的手罩在芝的上边，两人一同狠命地拉。听到维杉的声音，小孙放开手，芝也停住了绳子不拉，只是笑。

维杉一时感着一阵高兴，他往前走了几步对芝说：“来，让我也拉一下。”他刚到芝的旁边，忽然吱呀一声，雨一般从他们头上喷洒下来的水点骤浇到背上，吓了他们一跳，芝撒开手，天棚绳子从她手心儿溜了出去，原来小沅站在水缸边玩抽水机筒，第一下便射到他们的头上。这下子大家都笑，笑得厉害。芝站着不住地摇她发上的水。维杉踌躇了一下，从袋里掏出他的大手绢轻轻地替她揩发上的水。她两颊绯红了却没有躲走，低着头尽他擦她的掌心。维杉看到她肩上湿了一小片，晕红的肉色从湿的软白纱里透露出来，他停住手也不敢拿手绢擦，只问她的手怎样了，破了没有。她背过手去说：“没有什么！”就溜地跑了。

少朗看他进了书房，放下他的烟斗站起来，他说维杉来得正好，他约了几个人吃晚饭。叔谦已经在屋内，还有老晋，维杉知道他们免不了要打牌的，他笑说：“拿我来凑脚，我不来。”

“那倒用不着你，一会儿梦清和小刘都要来的，我们还多了人呢。”少朗得意地吃一口烟，叠起他的稿子。

“他只该和小孩子们耍去。”叔谦微微一笑，他刚才在窗口或者看到了他们拉天棚的情景。维杉不好意思了。可是又自觉得不好意思得毫无道理， 他不是拿出老叔的牌子么？可是不相干，他还是不自在。

“少朗的大少爷皮着呢，浇了老叔一头的水！”他笑着告诉老晋。

“可不许你把人家的孩子带坏了。”老晋也带点取笑他的意思。

维杉恼了，恼什么他不知道，说不出所以然。他不高兴起来，他想走，他懊悔他来的，可是他又不能就走。他闷闷地坐下，那种说不出的窘又侵上心来。他接连抽了好几根烟，也不知都说了一些什么话。

晚饭时候孩子们和太太并没有加入，少朗的老派头。老晋和少朗的太太很熟，饭后同了维杉来到东院看她。她们已吃过饭，大家围住圆桌坐着玩。少朗太太虽然已经是中年的妇人，却是样子非常的年轻，又很清雅。她坐在孩子旁边倒像是姐弟。小孙在用肥皂刻一副象棋——他爹是学过雕刻的——芝低着头用尺画棋盘的方格，一只手按住尺，支着细长的手指，右手整齐地用钢笔描。在低垂着的细发底下，维杉看到她抿紧的小嘴，和那微尖的下颌。

“杉叔别走，等我们做完了棋盘和棋子，同杉叔下一盘棋，好不好？” 沅问他。“平下，谁也不让谁。”他更高兴地说。

“那倒好，我们辛苦做好了棋盘棋子，你请客！”芝一边说她的哥哥，一边又看一看小孙。

“所以他要学政治。”小孙笑着说。好厉害的小嘴！维杉不觉看他一眼，小孙一头微卷的黑发让手抓得蓬蓬的。两个伶俐的眼珠老带些顽皮的笑。瘦削的脸却很健硕白皙。他的两只手真有性格，并且是意外地灵动，维杉就喜欢观察人家的手。他看小孙的手抓紧了一把小刀，敏捷地在刻他的棋子，旁边放着两碟颜色，每刻完了一个棋子，他在字上从容地描入绿色或是红色。维杉觉得他很可爱，便放一只手在他肩上说：“真是一个小美术家！”

刚说完，维杉看见芝在对面很高兴地微微一笑。

少朗太太问老晋家里的孩子怎样了，又殷勤地搬出果子来让大家吃。她说她本来早要去看晋嫂的，只是暑假中孩子们在家她走不开。

“你看，”她指着小孩子们说：“这一大桌子，我整天地忙着替他们当差。”

“好，我们帮忙的倒不算了，”芝抬起头来笑，又露着那排小牙，“晋叔，今天你们吃的饺子还是孙家篁哥帮着包的呢！”

“是么？”老晋看一看她，又看了小孙，“怪不得，我说那味道怪顽皮的！”

“那红烧鸡里的酱油还是‘公主娘’御手亲自下的呢。”小孙嚷着说。

“是么？”老晋看一看维杉，“怪不得你杉叔跪接着那块鸡，差点没有磕头！”

维杉又有点不痛快，也不是真恼，也不是急，只是觉得窘极了。“你这晋叔的学位，”他说：“就是这张嘴换来的。听说他和晋婶婶结婚的那一天演说了五个钟头，等到新娘子和傧相站在台上委实站不直了，他才对客人一鞠躬说‘今天只有这几句极简单的话来谢谢大家来宾的好意！’”

小孩们和少朗太太全听笑了，少朗太太说：“够了，够了，这些孩子还不够皮的，你们两位还要教他们？”

芝笑得仰不起头来，小孙瞟她一眼，哼一声说：“这才叫做女孩子。”她脸胀红了瞪着小孙看。

棋盘，棋子全画好了。老晋要回去打牌，孩子们拉着维杉不放，他只得留下，老晋笑了出去。维杉只装没有看见。小孙和芝站起来到门边脸盆里争着洗手，维杉听到芝说：

“好痛，刚才绳子擦破了手心。”

小孙说：“你别用胰子就好了。来，我看看。”他拿着她的手仔细看了半天，他们两人拉着一块手巾一同擦手，又“吃吃”“咕咕”地说笑。

维杉觉得无心下棋，却不得不下。他们三个人战他一个。起先他懒洋洋地没有注意，过一刻他真有些应接不暇了。不知为什么他却觉着他不该输的，他不愿意输！说起来真好笑，可是他的确感着要战胜，孩子不孩子他不管！芝的眼睛镇住看他的棋，好像和弱者表同情似的，他真急了。他野蛮起来了，他居然进攻对方的弱点了，他调用他很有点神气的马了，他走卒了，棋势紧张起来，两边将帅都不能安居在当中了。孩子们的车守住他大帅的脑门顶上，吃力的当然是维杉的棋！没有办法。三个活龙似的孩子，六个玲珑的眼睛，维杉又有什么法子！他输了输了，不过大帅还真死得英雄，对方的危势也只差一两子便要命的！但是事实上他仍然是输了。下完了以后，他觉得热，出了些汗，他又拿出手绢来刚要揩他的脑门，忽然他呆呆地看着芝的细松的头发。

“还不快给杉叔倒茶。”少朗太太喊她的女儿。

芝转身到茶桌上倒了一杯，两只手捧着，端过来。维杉不知为什么又觉得窘极了。

孩子们约他清早里逛北海，目的当然是摇船。他去了，虽然好几次他想设法推辞不去的。他穿他的白嗬裤子葛布上衣，拿了他草帽微觉得可笑，他近来永远地觉得自己好笑，这种横生的幽默，他自己也不了解的。他一径走到北海的门口还想着要回头的。站岗的巡警向他看了一眼，奇怪，有时你走路时忽然望到巡警的冷静的眼光，真会使你怔一下，你要自问你都做了些什么事，准知道没有一件是违法的么？他买到票走进去，猛抬头看到那桥前的牌楼。牌楼，白石桥，垂柳，都在注视他。——他不痛快极了，挺起腰来健步走到旁边小路上，表示不耐烦。不耐烦的脸本来与他最相宜的，他一失掉了“不耐烦”的神情，他便好像丢掉了好朋友，心里便不自在。懂得吧？他绕到后边，隔岸看一看白塔，它是自在得很，永远带些不耐烦的脸站着——还是坐着？——它不懂得什么年轻、老，这一些无聊的日月，它只是站着不动，脚底下自有湖水、亭榭、松柏、杨柳、人——老的小的——忙着他们更换的纠纷！

他奇怪他自己为什么到北海来，不，他也不是懊悔，清早里松荫底下发着凉香，谁懊悔到这里来？他感着像青草般在接受露水的滋润，他居然感着舒快。奢侈的金黄色的太阳横着射过他的辉焰，湖水像锦，莲花莲叶并着肩挨挤成一片，像在争着朝觐这早上的云天！这富足，这绮丽的天然，谁敢不耐烦？维杉到五龙亭边坐下掏出他的烟卷，低着头想要仔细地，细想一些事，去年的，或许前年的，好多年的事，——今早他又像回到许多年前去——可是他总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本来是，又何必想？要活着就别想！这又是谁说过的话……”

忽然他看到芝一个人向他这边走来。她穿着葱绿的衣裳，裙子很短，随着她跳跃的脚步飘动，手里玩着一把未开的小纸伞。头发在阳光里，微带些红铜色，那倒是很特别的。她看到维杉笑了一笑，轻轻地跑了几步凑上来，喘着说：“他们租船去了。可是一个不够，我们还要雇一只。”维杉丢下烟，不知不觉地拉着她的手说：“好，我们去雇一只，找他们去。”

她笑着让他拉着她的手。他们一起走了一些路，才找着租船的人。维杉看她赤着两只健秀的腿，只穿一双统子极短的袜子，和一双白布的运动鞋；微红的肉色和葱绿的衣裳叫他想起他心爱的一张新派作家的画。他想他可惜不会画，不然，他一定知道怎样地画她。——微红的头发，小尖下颌，绿的衣服，红色的腿，两只手，他知道，一定知道怎样地配置。他想象到这张画挂在展览会里，他想象到这张画登在月报上，他笑了。

她走路好像是有弹性地奔腾。龙，小龙！她走得极快，他几乎要追着她。他们雇好船跳下去，船人一竹篙把船撑离了岸，他脱下衣裳卷起衫袖，他好高兴！她说她要先摇，他不肯，他点上烟含在嘴里叫她坐在对面。她忽然又腼腆起来低着头装着看莲花半晌没有说话，他的心像被蜂蜇了一下，又觉得一阵窘，懊悔他出来。他想说话，却找不出一句话说，他尽摇着船，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她才抬起头来问他说：“杉叔，美国到底好不好？”

“那得看你自己。”他觉得他自己的声音粗暴，他后悔他这样尖刻地回答她诚恳的问话。他更窘了。

她并没有不高兴，她说：“我总想出去了再说。反正不喜欢我就走。”

这一句话本来很平淡，维杉却觉得这孩子爽快得可爱，他夸她说：“好孩子，这样有决断才好。对了，别错认学位做学问就好了，你预备学什么呢？”

她脸红了半天说：“我还没有决定呢，爹要我先进普通文科再说。我本来是要想学……”她不敢说下去。

“你要学什么坏本领，值得这么胆怯！”

她的脸更红了，同时也大笑起来，在水面上听到女孩子的笑声，真有说不出的滋味，维杉对着她看，心里又好像高兴起来。

“不能宣布么？”他又逗着追问。

“我想，我想学美术——画……我知道学画不该到美国去的，并且你还得有天才，不过……”

“你用不着学美术的，更不必学画。”维杉禁不住这样说笑。

“为什么？”她眼睛睁得很大。

“因为，”维杉这回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低声说：“因为你的本身便是美术，你此刻便是一张画。”

他不好意思极了，为什么人不能够对着太年轻的女孩子说这种恭维的话？你一说出口，便要感着你自己的蠢，你一定要后悔的。她此刻的眼睛看着维杉，叫他又感着窘到极点了。她的嘴角微微地斜上去，不是笑，好像是鄙薄他这样地恭维她。没法子，话已经说出来了，你还能收回去？！窘，谁叫他自己找事！

两个孩子已经将船拢来，到他们一处，高兴地嚷着要赛船。小孙立在船上高高的细长身子穿着白色的衣裳在荷叶丛前边格外明显。他两只手叉在脑后，眼睛看着天，嘴里吹唱一些调子。他又伸只手到叶丛里摘下一朵荷花。

“接，快接！”他轻轻掷到芝的面前，“怎么了，大清早里睡着了？”

她只是看着小孙笑。

“怎样，你要在哪一边，快拣定了，我们便要赛船了。”维杉很老实地问芝，她没有回答。她哥哥替她决定了，说：“别换了，就这样吧。”

赛船开始了，荷叶太密，有时两个船几乎碰上，在这种时候芝便笑得高兴极了，维杉摇船是老手，可是北海的水有地方很浅有时不容易发展，可是他不愿意再在孩子们面前丢丑，他决定要胜过他们，所以他很加小心和力量。芝看到后面船渐渐要赶上时她便催他赶快，他也愈努力了。

太阳积渐热起来，维杉们的船已经比沅的远了很多，他们承认输了预备回去，芝说杉叔一定乏了，该让她摇回去，他答应了她。

他将船板取开躺在船底，仰着看天。芝将她的伞借他遮着太阳。自己把荷叶包在头上摇船。维杉躺着看云，看荷花梗，看水，看岸上的亭子，把一只手丢在水里让柔润的水浪洗着。他让芝慢慢地摇他回去，有时候他张开眼看她，有时候他简直闭上眼睛，他不知道他是快活还是苦痛。

少朗的孩子是老实人，浑厚得却不很笨，听说在学校里功课是极好的。走出北海时，他跟维杉一排走路和他说了好些话。他说他愿意在大学里毕业了才出去进研究院的。他说，可是他爹想后年送妹妹出去进大学；那样子他要是同走，大学里还差一年，很可惜，如果不走，妹妹又不肯白白地等他一年。当然他说小孙比他先一年完，正好可以和妹妹同走。不过他们三个老是在一起惯了，如果他们两人走了，他一个人留在国内一定要感着闷极了，他说，“炒鸡子”这事简直是“糟糕一麻丝”。

他又讲小孙怎样的聪明，运动也好，撑竿跳的式样“简直是太好”，还有游水他也好，“不用说，他简直什么都干！”他又说小孙本来在足球队里的，可是这次和天津比赛时，他不肯练。“你猜为什么？”他问维杉，“都是因为学校盖个喷水池，他整天守着石工看他们刻鱼！”

“他预备也学雕刻么？他爹我认得，从前也学过雕刻的。”维杉问他。

“那我不知道，小孙的文学好，他写了许多很好的诗，——爹爹也说很好的，”沅加上这一句证明小孙的诗的好是可靠的。“不过，他乱得很，稿子不是撕了便是丢了的。”他又说他怎样有时替他捡起抄了寄给《校刊》。总而言之沅是小孙的“英雄崇拜者”。

沅说到他的妹妹，他说他妹妹很聪明，她不像寻常的女孩那么“讨厌”，这里他脸红了，他说：“别扭得讨厌，杉叔知道吧？”他又说他班上有两个女学生，对于这个他表示非常得不高兴。

维杉听到这一大篇谈话，知道简单点讲，他维杉自己，和他们中间至少有一道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间隔，——只是一个年龄的深沟，桥是搭得过去的，不过深沟仍然是深沟，你搭多少条桥，沟是仍然不会消灭的。他问沅几岁，沅说：“整整的快十九了，”他妹妹虽然是十七，“其实只满十六年。”维杉不知为什么又感着一阵不舒服，他回头看小孙和芝并肩走着，高兴地说笑。“十六，十七。”维杉嘴里哼哼着。究竟说三十四不算什么老，可是那就已经是十七的一倍了。谁又愿意比人家岁数大出一倍，老实说！

维杉到家时并不想吃饭，只是连抽了几根烟。过了一星期，维杉到少朗家里来。门房里陈升走出来说：“老爷到对过张家借打电话去，过会子才能回来。家里电话坏了两天，电话局还不派人修理。”陈升是个打电话专家，有多少曲折的传话，经过他的嘴，就能一字不漏地溜进电话筒。那也是一种艺术。他的方法听着很简单，运用起来的玄妙你就想不到。那一次维杉走到少朗家里听到陈升在过厅里向着电话：“喂，喂，喂，我说，我说呀！”维杉向陈升一笑，他真不能替陈升想象到没有电话时的烦闷。

“好，陈升，我自己到书房里等他，不用你了。”维杉一个人踱过那静悄悄的西院，金鱼缸，莲花，石榴，他爱这院子，还有隔墙的枣树，海棠。他掀开竹帘走进书房。迎着他眼的是一排丰满的书架。壁上挂的朱拓的黄批，和屋子当中的一大盆白玉兰，幽香充满了整间屋子。维杉很羡慕少朗的生活。夏天里，你走进一个搭着天棚的一个清凉大院子，静雅的三间又大又宽的北屋，屋里满是琳琅的书籍，几件难得的古董，再加上两三盆珍罕的好花，你就不能不艳羡那主人的清福！

维杉走到套间小书斋里，想写两封信，他忽然看到芝一个人伏在书桌上。他奇怪极了，轻轻地走上前去。

“怎么了？不舒服么，还是睡着了？”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哥哥回来了。”芝不好意思极了。维杉看到她哭红了的眼睛。

维杉起先不敢问，心里感得不过意后来他伸一只手轻抚着她的头说：“好孩子，怎么了？”

她的眼泪更扑簌簌地掉到裙子上，她拈了一块——真是不到四寸见方——淡黄的手绢拼命地擦眼睛。维杉想，她叫你想到方成熟的桃或是杏，绯红的，饱饱的一颗天真，让人想摘下来赏玩，却不敢真真地拿来吃，维杉不觉得没了主意。他逗她说：“准是嬷打了！”

她拿手绢蒙着脸偷偷地笑了。

“怎么又笑了？准是你打了嬷了！”

这回她伏在桌上索性吃吃地笑起来。维杉糊涂了。他想把她的小肩膀搂住，吻她的粉嫩的脖颈，但他又不敢。他站着发了一会呆。他看到椅子上放着她的小纸伞，他走过去坐下开着小伞说玩。她仰起身来，又擦了半天眼睛，才红着脸过来拿她的伞，他不给。

“刚从哪里回来，芝？”他问她。

“车站。”

“谁走了？”

“一个同学，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她……她明年不回来了！”她好像仍是很伤心。

他看着她没有说话。

“杉叔，您可以不可以给她写两封介绍信，她就快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哪一个城？”

“反正要先到纽约的。”

“她也同你这么大么？”

“还大两岁多……杉叔您一定得替我写，她真是好，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了……杉叔，您不是有许多朋友吗，你一定得写。”

“好，我一定写。”

“爹说杉叔有许多……许多女朋友。”

“你爹这样说了么？”维杉不知为什么很生气。他问了芝她朋友的名字，他说他明天替她写那介绍信。他拿出烟来很不高兴地抽。这回芝拿到她的伞却又不走。她坐下在他脚边一张小凳上。

“杉叔，我要走了的时候您也替我介绍几个人。”

他看着芝倒翻上来的眼睛，他笑了，但是他又接着叹了一口气。他说：“还早着呢，等你真要走的时候，你再提醒我一声。”

“可是，杉叔，我不是说女朋友，我的意思是：也许杉叔认得几个真正的美术家或是文学家。”她又拿着手绢玩了一会低着头说：“篁哥，孙家的篁哥，他亦要去的，真的，杉叔，他很有点天才。可是他想不定学什么。他爹爹说他岁数太小，不让他到巴黎学雕刻，要他先到哈佛学文学，所以我们也许可以一同走……我亦劝哥哥同去，他可舍不得这里的大学。”这里她话愈说得快了，她差不多喘不过气来，“我们自然不单到美国，我们以后一定转到欧洲，法国，意大利，对了，篁哥连做梦都是做到意大利去，还有英国……”

维杉心里说：“对了，出去，出去，将来，将来，年轻！荒唐的年轻！他们只想出去飞！飞！叫你怎不觉得自己落伍，老，无聊，无聊！”他说不出的难过，说老，他还没有老，但是年轻？！他看着烟卷没有话说。芝看着他不说话也不敢再开口。

“好，明年去时再提醒我一声，不，还是后年吧？那时我也许已经不在这里了。”

“杉叔，到哪里去？”

“没有一定的方向，也许过几年到法国来看你……那时也许你已经嫁了。”

芝急了，她说：“没有的话，早着呢！”

维杉忽然做了一件很古怪的事，他俯下身去吻了芝的头发。他又伸过手拉着芝的小手。

少朗推帘子进来，他们两人站起来，赶快走到外间来。芝手里还拿着那把纸伞。少朗起先没有说话，过一会儿，他皱了一皱他那有文章的眉头说：“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维杉这样从容地回答他，心里却觉着非常之窘。

“别忘了介绍信，杉叔。”芝叮咛了一句又走了。

“什么介绍信？”少朗问。

“她要我替她同学写几封介绍信。”

“你还在和碧谛通信么？还有雷茵娜？”少朗仍是皱着眉头。

“很少……”维杉又觉得窘到极点了。星期三那天下午到天津的晚车里，旭窗遇到维杉在头等房间里靠着抽烟，问他到哪里去，维杉说回南，旭窗叫脚行将自己的皮包也放在这间房子里说：“大暑天，怎么倒不在北京？”

“我在北京，”维杉说，“感得，感得窘极了。”他看一看他拿出来拭汗的手绢，“窘极了！”

“窘极了？”旭窗此时看到卖报的过来，他问他要《大公报》看，便也没有再问下去维杉为什么在北京感着“窘极了”。

香山，六月

（本文原载于徐志摩主编的《新月》）

九十九度中

林徽因

三个人肩上各挑着黄色，有“美丰楼”字号大圆篓的，用着六个满是泥泞凝结的布鞋，走完一条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马路之后，转弯进了一个胡同里去。

“劳驾，借光——三十四号甲在哪一头？”在酸梅汤的摊子前面，让过一辆正在飞奔的家车——钢丝轮子亮得晃眼的——又向蹲在墙角影子底下的老头儿，问清了张宅方向后，这三个流汗的挑夫便又努力地往前走。那六只泥泞布履的脚，无条件地，继续着他们机械式的展动。

在那轻快的一瞥中，坐在洋车上的卢二爷看到黄篓上饭庄的字号，完全明白里面装的是丰盛的筵席，自然地，他估计到他自己午饭的问题。家里饭乏味，菜蔬缺乏个性，太太的脸难看，你简直就不能对她提到那厨子问题。这几天天太热，太热，并且今天已经二十二，什么事她都能够牵扯到薪水问题上，孩子们再一吵，谁能够在家里吃中饭！

“美丰楼饭庄”黄篓上黑字写得很笨大，方才第三个挑夫挑得特别吃劲，摇摇摆摆地使那黄篓左右地晃。美丰楼的菜不能算坏，义永居的汤面实在也不错，于是义永居的汤面？还是市场万花斋的点心？东城或西城？找谁同去聊天？逸九新从南边来的住在哪里？或许老孟知道，何不到和记理发馆借个电话？卢二爷估计着，犹豫着，随着洋车的起落。他又好像已经决定了在和记借电话，听到伙计们的招呼：“二爷您好早？用电话，这边您哪！”

伸出手臂，他睨一眼金表上所指示的时间，细小的两针分停在两个钟点上，但是分明地都在挣扎着到达十二点上边。在这时间中，车夫感觉到主人在车上翻动不安，便更抓稳了车把，弯下一点背，勇猛地狂跑。二爷心里仍然疑问着面或点心，东城或西城，车已赶过前面的几辆。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由他左侧冲过去，快镜似的一瞥鲜艳的颜色，脚与腿，腰与背，侧脸、眼和头发，全映进老卢的眼里，那又是谁说过的老卢就是爱看女人！女人谁又不爱？难道你在街上真闭上眼不瞧那过路的漂亮的！

“到市场，快点。”老卢吩咐他车夫奔驰的终点，于是主人和车夫戴着两顶价格极不相同的草帽，便同在一个太阳底下，向东安市场奔去。

很多好看的碟子和鲜果点心，全都在大厨房院里，从黄色层篓中检点出来。立着监视的有饭庄的“二掌柜”和张宅的“大师傅”；两人都因为胖的缘故，手里都有把大蒲扇。大师傅举着扇扑一下进来凑热闹的大黄狗。

“这东西最讨嫌不过！”这句话大师傅一半拿来骂狗，一半也是来权作和掌柜的寒暄。

“可不是？他×的，这东西最可恶。”二掌柜好脾气地用粗话也骂起狗。

狗无聊地转过头到垃圾堆边闻嗅隔夜的肉骨。

奶妈抱着孙少爷进来，七少奶每月用六元现洋雇她，抱孙少爷到厨房、门房、大门口、街上一些地方喂奶连游玩的。今天的厨房又是这样地不同；饭庄的“头把刀”带着几个伙计在灶边手忙脚乱地炒菜切肉丝，奶妈觉得孙少爷是更不能不来看：果然看到了生人，看到狗，看到厨房桌上全是好看的干果，鲜果，糕饼，点心，孙少爷格外高兴，在奶妈怀里跳，手指着要吃。奶妈随手赶开了几只苍蝇，拣一块山楂糕放到孩子口里，一面和伙计们打招呼。

忽然看到陈升走到院子里找赵奶奶，奶妈对他挤了挤眼，含笑地问：“什么事值得这么忙？”同时她打开衣襟露出前胸喂孩子奶吃。

“外边挑担子的要酒钱。”陈升没有平时的温和，或许是太忙了的缘故。老太太这次做寿，比上个月四少奶小孙少爷的满月酒的确忙多了。

此刻那三个粗蠢的挑夫蹲在外院槐树荫下，用黯黑的毛巾擦他们的脑袋，等候着他们这满身淋汗的代价。一个探首到里院偷偷看院内华丽的景象。里院和厨房所呈的纷乱固然完全不同，但是它们纷乱的主要原因则是同样的，为着六十九年前的今天。

六十九年前的今天，江南一个富家里又添了一个绸缎金银裹托着的小生命。经过六十九个像今年这样流汗天气的夏天，又产生过另十一个同样需要绸缎金银的生命以后，那个生命乃被称为长寿而又有福气的妇人。这个妇人，今早由两个老妈扶着，坐在床前，拢一下斑白稀疏的鬓发，对着半碗火腿稀饭摇头：“赵妈，我哪里吃得下这许多？你把锅里的拿去给七少奶的云乖乖吃吧！”

七十年的穿插，已经卷在历史的章页里，在今天的院里能呈露出多少，谁也不敢说，事实是今天，将有很多打扮得极体面的男女来庆祝，庆祝能够维持这样长久寿命的女人，并且为这一庆祝，饭庄里已将许多生物的寿命裁削了，拿它们的肌肉来补充这庆祝者的肠胃。

前两天这院子就为了这事改变了模样，簇新的喜棚支出瓦檐丈余尺高。两旁红喜字玻璃方窗，由胡同的东头，和顺车厂的院里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前晚上六点左右，小三和环子，两个洋车夫的儿子，倒土筐的时候看到了，就告诉他们嬷：“张家喜棚都搭好了，是哪一个孙少爷娶新娘子？”他们嬷为这事，还拿了鞋样到陈大嫂家说个话儿。正看到她在包饺子，笑嘻嘻地得意得很，说老太太做整寿，多好福气——她当家的跟了张老太爷多少年。昨天张家三少奶还叫她进去，说到日子要她去帮个忙儿。

喜棚底下圆桌面就有七八张，方凳更是成叠地堆在一边；几个夫役持着鸡毛帚，忙了半早上才排好五桌。小孩子又多，什么孙少爷，侄孙少爷，姑太太们带来的那几位都够淘气的。李贵这边排好几张，那边小爷们又扯走了排火车玩。

天热得厉害，苍蝇是免不了多，点心干果都不敢先往桌子上摆。冰化得也快，篓子底下冰水化了满地！汽水瓶子挤满了厢房的廊上，五少奶看见了只嚷不行，全要冰起来。

全要冰起来！真是的，今天的食品全摆起来够像个菜市，四个冰箱也腾不出一点空隙。这新买来的冰又放在哪里好？李贵手里捧着两个绿瓦盆，私下里咕噜着为这筵席所发生的难题。赵妈走到外院传话，听到陈升很不高兴地在问三个挑夫要多少酒钱。

“瞅着给吧。”一个说。

“怪热天多赏点吧。”又一个抿了抿干燥的口唇，想到方才胡同口的酸梅汤摊子，嘴里觉着渴。

就是这嘴里渴得难受，杨三把卢二爷拉到东安市场西门口，心想方才在那个“喜什么堂”门首，明明看到王康坐在洋车脚蹬上睡午觉。王康上月底欠了杨三十四吊钱，到现在仍不肯还，只顾着躲他。今天债主遇到赊债的赌鬼，心头起了各种的计算——杨三到饿的时候，脾气常常要比平时坏一点。天本来就太热，太阳简直是冒火，谁又受得了！

方才二爷坐在车上，尽管用劲踩铃，金鱼胡同走道的学生们又多，你撞我闯的，挤得真可以的。杨三擦了汗一手抓住车把，拉了空车转回头去找王康要账。

“要不着八吊要六吊，再要不着，要他×的几个混蛋嘴巴！”杨三脖干儿上太阳烫得像火烧。“四吊多钱我买点羊肉，吃一顿好的。葱花烙饼也不坏——谁又说大热天不能喝酒？喝点又怕什么——睡得更香。卢二爷到市场吃饭，进去少不了好几个钟头……”

喜燕堂门口挂着彩，几个乐队里人穿着红色制服，坐在门口喝茶——他们把大铜鼓撂在一旁，铜喇叭夹在两膝中间。杨三知道这又是哪一家办喜事。反正一礼拜短不了有两天好日子，就在这喜燕堂，哪一个礼拜没有一辆花马车，里面搀出花溜溜的新娘？今天的花车还停在一旁，“王康，可不是他！”杨三看到王康在小挑子的担里买香瓜吃。

“有钱的娶媳妇，和咱们没有钱的娶媳妇，还不是一样？花多少钱娶了她，她也短不了要这个那个的——这年头！好媳妇，好！你瞧怎么着？更惹不起！管你要钱，气你喝酒！再有了孩子，又得顾他们吃，顾他们穿。”

王康说话就是要“逗个乐儿”，人家不敢说的话他敢说，一群车夫听到他的话，各个高兴地凑点尾声。

李荣手里捧着大饼，用着他最现成的粗话引着那几个年轻的笑。李荣从前是拉过家车的——可惜东家回南，把事情就搁下来了——他认得字，会看报，他会用新名词来发议论：“文明结婚可不同了，这年头是最讲‘自由’‘平等’的了。”底下再引用了小报上捡来离婚的新闻打哈哈。

杨三没有娶过媳妇，他想娶，可是“老家儿”早过去了没有给他定下亲，外面瞎姘的他没敢要。前两天，棚铺的掌柜娘要同他做媒，提起一个姑娘说是什么都不错，这几天不知道怎么又没有讯儿了。今天洋车夫们说笑的话，杨三听了感着不痛快。看看王康的脸在太阳里笑得皱成一团，更使他气起来。

王康仍然笑着说话，没有看到杨三，手里咬剩的半个香瓜里面，黄黄的一把瓜子像不整齐的牙齿向着上面。

“老康！这些日子都到哪里去了？我这儿还等着钱吃饭呢！”杨三乘着一股劲儿发作。

听到声，王康怔了向后看，“呵，这打哪儿说的呢？”他开始赖帐了，“你要吃饭，你打你×的自己腰包里掏！要不然，你出个份子，进去那里边，”他手指着喜燕堂，“吃个现成的席去。”王康的嘴说得滑了，禁不住这样嘲笑着杨三。

周围的人也都跟着笑起来。

本来准备着对付赖账的巴掌，立刻打在王康的老脸上了。必须得扭打，由蓝布幕的小摊边开始，一直扩张到停洋车的地方。来往汽车的喇叭，像被打的狗，呜呜叫号。好几辆正在街心奔驰的洋车都停住了，流汗车夫连喊着“靠里！”“瞧车！”脾气暴的人顺口就是：“他×的，这大热天，单挑这么个地方！！”

巡警离开了岗位；小孩子们围上来；喝茶的军乐队人员全站起来看；女人们吓得只喊，“了不得，前面出事了吧！”

杨三提高嗓子只嚷着问王康：“十四吊钱，是你——是你拿走了不是了——”

呼喊的声浪由扭打的两人出发，膨胀，膨胀到周围各种人的口里“你听我说”“把他们拉开”“这样挡着路瞧腿要紧”。嘈杂声中还有人叉着手远远地喊，“打得好呀，好拳头！”

喜燕堂正厅里挂着金喜字红幛，几对喜联，新娘正在服从号令，连连地深深地鞠躬。外边的喧吵使周围客人的头同时向外面转，似乎打听外面喧吵的缘故。新娘本来就是一阵阵地心跳，此刻更加失掉了均衡；一下子撞上，一下子沉下，手里抱着的鲜花随着只是打颤。雷响深入她耳朵里，心房里。

“新郎新妇——三鞠躬”——“三鞠躬”。阿淑在迷惘里弯腰伸直，伸直弯腰。昨晚上她哭，她妈也哭，将一串经验上得来的教训，拿出来赠给她——什么对老人要忍耐点，对小的要和气，什么事都要让着点——好像生活就是靠容忍和让步支持着！

她焦心的不是在公婆妯娌间的委曲求全。这几年对婚姻问题谁都讨论得热闹，她就不懂那些讨论的道理遇到实际时怎么就不发生关系。她这结婚的实际，并没有因为她多留心报纸上，新文学上，所讨论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恋爱问题，而减少了问题。

“二十五岁了。”有人问到阿淑的岁数时，她妈总是发愁似的轻轻地回答那问她的人，底下说不清是叹息是啰嗦。

在这旧式家庭里，阿淑算是已经超出应该结婚的年龄很多了。她知道，父母那急着要她出嫁的神情使她太难堪！他们天天在替他选择合适的人家——其实哪里是选择！反对她尽管反对，那只是消极的无奈何的抵抗，她自己明知道是绝对没有机会选择，乃至于接触比较合适，理想的人物！她挣扎了三年，三年的时间不算短，在她父亲看去那更是不可信的长久。

“余家又托人来提了，你和阿淑商量商量吧，我这身体眼见得更糟，这潮湿天……”父亲的话常常说得很响，故意要她听得见，有时在饭桌上脾气或许更坏一点。“这六十块钱，养活这一大家子！养儿养女都不够，还要捐什么钱？干脆饿死！”有时更直接更难堪：“这又是谁的新褂子？阿淑，你别学时髦穿了到处走，那是找不着婆婆家的——外面瞎认识什么朋友我可不答应，我们不是那种人家！”懦弱的母亲低着头装作缝衣：“妈劝你将就点，爹身体近来不好，女儿不能在娘家一辈子的。这家子不算坏，差事不错，前妻没有孩子不能算填房。”

理论和实际似乎永不发生关系，理论说婚姻得怎样又怎样，今天阿淑都记不得那许多了。实际呢，只要她点一次头，让一个陌生的，异姓的，异性的人坐在她家里，乃至于她旁边，吃一顿饭的手续，父亲和母亲这两三年——竟许已是五六年——来的难题便突然地，在他们是觉得极文明地解决了。

对于阿淑这订婚的疑惧，常使她父亲像小孩子似的自己安慰自己：阿淑这门亲事真是运气呀，说时总希望阿淑听见这话。不知怎样，阿淑听到这话总很可怜父亲，想装出高兴样子来安慰他。母亲更可怜；自从阿淑订婚以来总似乎是她抱歉，常常哑着嗓子说：“看我做母亲的这份心上面。”

看做母亲的那份心上面！那天她初次见到那陌生的，异姓的异性的人，那个庸俗的典型触碎她那一点脆弱的爱美的希望，她怔住了，能去寻死，为婚姻失望而自杀么？可以大胆告诉父亲，这婚约是不可能的么？能逃脱这家庭的苛刑（在爱的招牌下的）去冒险，去飘落么？她没有勇气说什么，她哭了一会，妈也流了眼泪，后来妈说：“阿淑你这几天瘦了，别哭了，做娘的也只是一份心。”现在一鞠躬，一鞠躬地和幸福作别，事情已经太晚得没有办法了。

吵闹的声浪愈加明显了一阵，伴娘为新娘戴上手指，又由赞礼的喊了一些命令。

迷离中阿淑开始幻想那外面吵闹的原因：洋车夫打电车吧，汽车轧伤了人吧，学生又请愿，当局派军警弹压吧！但是阿淑想怎么我还如是焦急，现在我该像死人一样了，生活的波澜该沾不上我了，像已经临刑的人。但临刑也好，被迫结婚也好，在电影里到了这种无可奈何的时候总有一个意料不到快慰人心的解脱，不合法，特赦。恋人骑着马星夜奔波地赶到，但谁是她的恋人？除却九哥！学政治法律，讲究新思想的九哥，得着他表妹阿淑结婚的消息不知怎样？他恨由父母把持的婚姻，但准知道他关心么？他们多少年不来往了，虽然在山东住的时候，他们曾经邻居，两小无猜地整天在一起玩。幻想是不中用的，九哥先就不在北平，两年前他回来过一次，她记得自己遇到九哥扶着一位漂亮的女同学在书店前边，她躲过了九哥的视线，惭愧自己一身不入时的装束，她不愿和九哥的女友做个太难堪的比较。

感到手酸，心酸，浑身打颤，阿淑由一堆人拥簇着退到里面房间休息。女客们在新娘前后彼此寒暄招呼，彼此注意大家的装扮。有几个很不客气在批评新娘子，显然认为不满意。“新娘太单薄点。”一个摺着十几层下颌的胖女人，摇着扇和旁边的六姨说话。阿淑觉到她自己真可以立刻碰得粉碎；这位胖太太像一座石臼，六姨则像一根铁杵横在前面，阿淑两手发抖拉紧了一块丝巾，听老妈在她头上不住地搬弄那几朵绒花。

随着花露水香味进屋子来的，是锡娇和丽丽，六姨的两个女儿，她们的装扮已经招了许多羡慕的眼光。有电影明星细眉的锡娇抓把瓜子嗑着，猩红的嘴唇里露出雪白的牙齿。她暗中扯了她妹妹的衣襟，嘴向一个客人的侧面努了一下。丽丽立刻笑红了脸，拿出一条丝绸手绢蒙住嘴挤出人堆到廊上走。望着已经在席上的男客们。有几个已经提起筷子高高兴兴地在选择肥美的鸡肉，一面讲着笑话，顿时都为着丽丽的笑声，转过脸来，镇住眼看她。丽丽扭一下腰，又摆了一下，软的长衫轻轻展开，露出裹着肉色丝袜的长腿走过另一边去。

年轻的茶房穿着蓝布大褂，肩搭一块桌布，由厨房里出来，两只手拿四碟冷荤，几乎撞住丽丽。闻到花露香味，茶房忘却顾忌地斜过眼看。昨晚他上菜的时候，那唱戏的云娟坐在首席曾对着他笑，两只水钻耳坠，打秋千似的左右晃。他最忘不了云娟旁座的张四爷，抓住她如玉的手臂劝干杯的情形。笑眯眯的带醉的眼，云娟明明是向着正端着大碗三鲜汤的他笑。他记得放平了大碗，心还怦怦地跳。直到晚上他睡不着，躺在院里板凳上乘凉，随口唱几声“孤王酒醉”才算松动了些。今天又是这么一个笑嘻嘻的小姐，穿着这一身软，茶房垂下头去拿酒壶，心底似乎恨谁似的一股气。

“逸九你喝一杯什么？”老卢做东这样问。

“我来一杯香桃冰激凌吧。”

“你去拣几块好点心，老孟。”主人又招呼那一个客人。午饭问题算是如此解决了。为着天热，又为着起得太晚，老卢看到点心铺前面挂的“卫生冰激凌，咖啡，牛乳，各样点心”这种动人的招牌，便决意里面去消磨时光。约到逸九和老孟来聊天，老卢显然很满意了。

三个人之中，逸九最年少，最摩登。在中学时代就是一口英文，屋子里挂着不是“梨娜”就是“琴妮”的相片，从电影杂志里细心剪下来的，圆一张，方一张，满壁动人的娇憨。——他到上海去了两年，跳舞更是出色了，老卢端详着自己的脚，打算找逸九带他到舞场拜老师去。

“哪个电影好，今天下午？”老孟抓一张报纸看。

邻座上两个情人模样男女，对面坐着呆看。男人有很温和的脸，抽着烟没有说话；女人的侧相则颇有动人的轮廓，睫毛长长地活动着，脸上时时浮微笑。她的青纱长衫罩着丰润的肩臂，带着神秘性的淡雅。两人无声地吃着冰激凌，似乎对于一切完全地满足。老卢、老孟谈着时局，老卢既是机关人员，时常免不了说“我又有个特别的消息，这样看来里面还有原因”，于是一层一层地做更详细原因的检讨，深深地浸入政治波澜里面。

逸九看着女人的睫毛，和浮起的笑涡，想到好几年前同在假山后捉迷藏的琼两条发辫，一个垂前，一个垂后地跳跃。琼已经死了这六七年，谁也没有再提起过她。今天这青长衫的女人，单单叫他心底涌起琼的影子。不可思议的，淡淡的，记忆描着活泼的琼。在极旧式的家庭里淘气，二舅舅提根旱烟管，厉声地出来停止她各种的嬉戏。但是琼只是敛住声音低低地笑。雨下大了，院中满是水，又是琼胆子大，把裤腿卷过膝盖，赤着脚，到水里装摸鱼。不小心她滑倒了，还是逸九去把她抱回来。和琼差不多大小的还有阿淑，住在对门，他们时常在一起玩，逸九忽然记起瘦小，不爱说话的阿淑来。

“听说阿淑快要结婚了，嬷嘱咐到表姨家问候，不知道阿淑要嫁给谁！”他似乎怕到表姨家。这几年的生疏叫他为难，前年他们遇见一次，装束不入时的阿淑倒有种特有的美，一种灵性，奇怪今天这青长衫女人为什么叫他想起这许多。

“逸九，你有相当的聪明、手腕，你又能巴结女人，你也应该来试试，我介绍你见老王。”

倦了的逸九忽然感到苦闷。

老卢手弹着桌边表示不高兴：“老孟你少说话，逸九这位大少爷说不定他倒愿意去演电影呢！”种种都有一点落伍的老卢嘲笑着翩翩年少的朋友出气。

青纱长衫的女人和她朋友吃完了，站了起来。男的手托着女人的臂腕，无声地绕过他们三人的茶桌前面，走出门去。老卢、逸九注意到女人有秀美的腿，稳健的步履。两人的融洽，在不言不语中流露出来。

“他们是甜心！”

“愿有情人都成眷属。”

“这女人算好看不？”

三个人同时说出口来，各个有所感触。

午后的热，由窗口外嘘进来，三个朋友吃下许多清凉的东西，更不知做什么好。

“电影院去，咱们去研究一回什么‘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吧？”逸九望着桌上的空杯，催促着卢、孟两个走。心里仍然浮着琼的影子。活泼、美丽、健硕，全幻灭在死的幕后，时间一样地向前，计量着死的实在。像今天这样，偶尔地回忆就算是证实琼有过活泼生命的唯一的证据。

东安市场门口洋车像放大的蚂蚁一串，头尾衔接着放在街沿。杨三已不在他寻常停车的地方。

“区里去，好，区里去！咱们到区里说个理去！”就是这样，王康和杨三到底结束了殴打，被两个巡警弹压下来。

刘太太打着油纸伞，端正地坐在洋车上，想金裁缝太不小心了，今天这件绸衫下摆仍然不合适，领也太小，紧得透不了气，想不到今天这样热，早知道还不如穿纱的去。裁缝赶做的活总要出点毛病。实甫现在脾气更坏一点，老嫌女人们麻烦，每次有个应酬你总要听他说一顿的。今天张老太太做整寿，又不比得寻常的场面可以随便。

对面来了浅蓝色衣服的年轻小姐，极时髦的装束使刘太太睁大了眼注意了。

“刘太太哪里去？”蓝衣小姐笑了笑，远远招呼她一声过去了。

“人家的衣服怎么如此合适！”刘太太不耐烦地举着花纸伞。

“呜呜——呜呜……”汽车的喇叭响得震耳。

“打住。”洋车夫紧抓车把，缩住车身前冲的趋势。汽车过去后，由刘太太车旁走出一个巡警，带着两个粗人：一根白绳由一个臂膀系到另一个的臂上。巡警执着绳端，板着脸走着。一个粗人显然是车夫；手里仍然拉着空车，嘴里咕噜着。很讲究的车身，各件白铜都擦得放亮，后面铜牌上还镌着“卢”字。这又是谁家的车夫，闹出事让巡警拉走。刘太太恨恨地一想车夫们爱肇事的可恶，反正他们到区里去少不了东家设法把他们保出来的。

“靠里！靠里！”威风的刘家车夫是不耐烦挤在别人车后的——老爷是局长，太太此刻出去阔绰地应酬，洋车又是新打的，两盏灯发出银光，哗啦一下，靠手板在另一个车边擦一下，车已猛冲到前头走了。刘太太的花油纸伞在日光中摇摇荡荡地迎着风，顺着街心溜向北去。

胡同口酸梅汤摊边刚走开了三个挑夫。酸凉的一杯水，短时间地给他们愉快，六只泥泞的脚仍然踏着滚烫的马路行去。卖酸梅汤的老头儿手里正数着几十枚铜元，一把小鸡毛帚夹在腋下。他翻上两颗黯淡的眼珠，看看过去的花纸伞，知道这是到张家去的客人。他想今天为着张家做寿，客人多，他们的车夫少不得来摊上喝点凉的解渴。

“两吊……三吊……”他动着他的手指，把一叠铜元收入摊边美人牌香烟的纸盒中。不知道今天这冰够不够使用的，他翻开几重荷叶和一块灰黑色的破布，仍然用着他黯淡的眼珠向瓷缸里的冰块端详了一回。“天不热，喝的人少，天热了，冰又化得太快！”事情哪一件不有为难的地方，他叹口气再翻眼看看过去的汽车。汽车轧起一阵尘土，笼罩着老人和他的摊子。

寒暑表中的水银从早起上升，一直过了九十五度的黑线上。喜棚底下比较荫凉的一片地面上曾聚过各种各色的人物。丁大夫也是其间一个。

丁大夫是张老太太内侄孙，德国学医刚回来不久，麻利，漂亮，现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声望，和他同席的都借着他是医生的缘故，拿北平市卫生问题做谈料，什么虎疫、伤寒、预防针、微菌，全在吞咽八宝冬瓜、瓦块鱼、锅贴鸡、炒虾仁中间讨论过。

“贵医院有预防针，是好极了。我们过几天要来麻烦请教了。”说话的以为如果微菌听到他有打预防针的决心也皆气馁了。

“欢迎，欢迎。”

厨房送上一碗凉菜。丁大夫踌躇之后决意放弃吃这碗菜的权利。

小孩们都抢了盘子边上放的小冰块，含到嘴里嚼着玩，其他客喜欢这凉菜的也就不少。天实在热！

张家几位少奶奶装扮得非常得体，头上都戴朵红花，表示对旧礼教习尚仍然相当遵守的。在院子中盘旋着做主人，各人心里都明白自己今天的体面。好几个星期前就顾虑到的今天，她们所理想到的今天各种成功，已然顺序地，在眼前实现。虽然为着这重要的今天，各人都轮流着觉得受过委屈，生过气，用过心思和手腕，将就过许多不如意的细节。

老太太颤巍巍地喘息着，继续维持着她的寿命。杂乱模糊的回忆在脑子里浮沉。兰兰七岁的那年送阿旭到上海医病的，那年真热，生四宝的时候在湖南，于是生育、病痛、兵乱、行旅、婚娶，没秩序、没规则地纷纷在她记忆下掀动。

“我给老太太拜寿，您给回一声吧。”

这又是谁的声音？这样大！老太太睁开打瞌睡的眼，看一个浓妆的妇人对她鞠躬问好。刘太太，——谁又是刘太太，真是的！今天客人太多了，好吃劲。老太太扶着赵妈站起来还礼。

“别客气了，外边坐吧。”二少奶伴着客人出去。

谁又是这刘太太？老太太模模糊糊地又做了一些猜想，望着门槛又堕入各种的回忆里去。

坐在门槛上的小丫头寿儿，看着院里石榴花出神。她巴不得酒席可以快点开完，底下人们可以吃中饭，她肚子里实在饿得慌。一早眼睛所接触的，大部分几乎全是可口的食品，但是她仍然是饿着肚子，坐在老太太门槛上等候呼唤。她极想再到前院去看看热闹，但为想到上次被打的情形，只得竭力忍耐。在饥饿中，有一桩事她仍然没有忘掉她的高兴。因为老太太的整寿大少奶给她一副银镯。虽然为着捶背而酸乏的手臂懒得转动，她仍不时得意地举起手来，晁摇着她的新镯子。

午后的太阳斜到东廊上，后院子暂时沉睡在静寂中。幼兰在书房里和羽哭着闹脾气：“你们都欺侮我，上次赛球我就没有去看。为什么要去？反正人家也不欢迎我，慧石不肯说，可是我知道你和阿玲在一起玩得上劲。”抽噎的声音微微地由廊上传来。

“等会客人进来了不好看，别哭，你听我说绝对没有这么回事的。咱们是亲表谁不知道我们亲热，你是我的兰，永远，永远的是我的最爱最爱的你，信我！”

“你在哄骗我，我永远不会再信你的了。”

“你又来伤我，你心狠！”

声音微下去，也和缓了许多，又过了一些时候。才有轻轻的笑语声。小丫头仍然饿得慌，仍然坐在门槛上没有敢动，她听着小外孙小姐和羽孙少爷老是吵嘴，哭哭啼啼的，她不懂。一会儿他们又笑着一块儿由书房里出来。

“我到婆婆的里间洗个脸去。寿儿你给我打盆洗脸水去。”

寿儿得着打水的命令，高兴地站起来。什么事也比坐着等老太太睡醒都好一点。

“别忘了晚饭等我一桌吃。”羽说完大步地跑出去。

后院顿时又堕入闷热的静寂里，柳条的影子画上粉墙，太阳的红比得胭脂。墙外天蓝蓝的没有一片云，像戏台上的布景。隐隐地送来小贩子叫卖的声音——卖西瓜的——卖凉席的，一阵一阵。

挑夫提起力气喊他孩子找他媳妇。天快要黑下来，媳妇还坐在门口纳鞋底子，赶着那一点天亮再做完一只。一个月她当家的要穿两双鞋子，有时还不够的，方才当家的回家来说不舒服，睡倒在炕上，这半天也没有醒。她放下鞋底又走到旁边一家小铺里买点生姜，说几句话儿。

断续着呻吟，挑夫开始感到苦痛，不该喝那冰凉东西，早知道这大暑天，还不如喝口热茶！迷惘中他看到茶碗、茶缸，施茶的人家，碗、碟、果子杂乱地绕着大圆篓，他又像看到张家的厨房。不到一刻他肚子里像纠麻绳一般痛，发狂的呕吐使他沉入严重的症候里和死搏斗。

挑夫媳妇失了主意，喊孩子出去到药铺求点药。那边时常夏天是施暑药的。

邻居积渐知道挑夫家里出了事，看过报纸的说许是霍乱，要扎针的。张秃子认得大街东头的西医丁家，他披上小褂子，一边扣钮子，一边跑。丁大夫的门牌挂高高的，新漆大门两扇紧闭着。张秃子找着电铃死命地按，又在门缝里张望了好一会，才有人出来开门。“什么事？什么事？”门房望着张秃子生气，张秃子看着丁宅的门房说，“劳驾——劳驾您大爷，我们‘街坊’李挑子中了暑，托我来行点药。”

“丁大夫和管药房先生‘出份子去了’没有在家，这里也没有旁人，这事谁又懂得？！”门房吞吞吐吐地说，“还是到对门益年堂打听吧。”大门已经差不多关上。

张秃子又跑了，跑到益年堂，听说一个孩子拿了暑药已经走了。张秃子是信教的，他相信外国医院的药，他又跑到那边医院里打听，等了半天，说那里不是施医院，并且也不收传染病的，医生晚上也都回家了，助手没有得上边话不能随便走开的。

“最好快报告区里，找卫生局里人。”管事的告诉他，但是卫生局又在哪里？

到张秃子失望地走回自己院子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他听见李大嫂的哭声知道事情不行了。院里磁罐子里还放出浓馥的药味。他顿一下脚，“咱们这命苦的！”他已在想如何去捐募点钱，收殓他朋友的尸体。叫孝子挨家去磕头吧！

天黑了下来张宅跨院里更热闹，水月灯底下围着许多孩子，看变戏法的由袍子里捧出一大缸金鱼，一盘子“王母蟠桃”献到老太太面前。孩子们都凑上去验看金鱼的真假。老太太高兴地笑。

大爷熟识捧场过的名伶自动地要送戏，正院前边搭着戏台，当差的忙着拦阻外面杂人往里挤，大爷由上海回来，两年中还是第一次——这次碍着母亲整寿的面，不回来太难为情。这几天行市不稳定，工人们听说很活动，本来就不放心走开，并且厂里的老赵靠不住，大爷最记挂！

看到院里戏台上正开场，又看廓上的灯，听听厢房各处传来的牌声、风扇声、开汽水声，大爷知道一切都圆满地进行，明天事完了，他就可以走了。

“伯伯上哪儿去？”游廊对面走出一个清秀的女孩。他怔住了看，慧石——是他兄弟的女儿，已经长得这么大了？大爷伤感着，看他早死兄弟的遗腹女儿，她长得实在像她爸爸！

“慧石，是你。长得这样俊，伯伯快认不得了。”

慧石只是笑，笑。大伯伯还会说笑话，她觉得太料想不到的事，同时她像被电击一样，触到伯伯眼里蕴住的怜爱，一股心酸抓紧了她的嗓子。

她仍只是笑。

“哪一年毕业？”大伯伯问她。

“明年。”

“毕业了到伯伯那里住。”

“好极了。”

“喜欢上海不？”

她摇摇头：“没有北平好。可是可以找事做，倒不错。”

伯伯走了，容易伤感的慧石急忙回到卧室里，想哭一哭，但眼睛湿了几回，也就不哭了，又在镜子前抹点粉笑了笑；她喜欢伯伯对她那和蔼态度。嬷常常不满伯伯和伯母的，常说些不高兴他们的话，但她自己却总觉得喜欢这伯伯的。

也许是骨肉关系有种不可思议的亲热，也许是因为感激知己的心，慧石知道她更喜欢她这伯伯了。

厢房里电话铃响。

“丁宅呀，找丁大夫说话？等一等。”

丁大夫的手气不坏，刚和了一牌三翻，他得意地站起来接电话：

“知道了，知道了，回头就去叫他派车到张宅来接。什么？要暑药的？发痧中暑？叫他到平济医院去吧。”

“天实在热，今天，中暑的一定不少。”五少奶坐在牌桌上抽烟，等丁大夫打电话回来，“下午两点的时候刚刚九十九度啦！”她睁大了眼表示严重。

“往年没有这么热，九十九度的天气在北平真可以的了。”一个客人摇了摇檀香扇，急着想做庄。

“咯突”一声，丁大夫将电话挂上。

报馆到这时候积渐热闹，排字工人流着汗在机器房里忙着。编辑坐到公事桌上面批阅新闻。本市新闻由各区里送到；编辑略略将张宅名伶送戏一节细细看了看，想到方才同太太在市场吃冰激凌后，遇到街上的打架，又看看那段厮打的新闻，于是很自然地写着“西四牌楼三条胡同卢宅车夫杨三……”，新闻里将杨三王康的争斗形容得非常动听，一直到了“扭区成讼”。

再看一些零碎，他不禁注意到挑夫霍乱数小时毙命一节，感到白天去吃冰激凌是件不聪明的事。

杨三在热臭的拘留所里发愁，想着主人应该得到他出事的消息了，怎么还没有设法来保他出去。王康则在又一间房子里喂臭虫，苟且地睡觉。

“哪儿呀？我卢宅呀，请王先生说话，”老卢为着洋车被扣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了，在晚饭桌他听着太太的埋怨。那杨三真是太没有样子，准是又喝醉了，三天两回闹事。

“对啦，找王先生有要紧事。出去饭局了么？回头请他给卢宅来个电话！别忘了！”

这大热晚上难道闷在家里听太太埋怨？杨三又没有回来，还得出去雇车，老卢不耐烦地躺在床上看报，一手抓起一把蒲扇赶开蚊子。

(本文原载于1934年5月《学文》1卷第1期)

亡友鲁迅印象记

小  引

鲁迅逝世，转瞬快到十一周年了。那时候我在北平，当天上午便听到了噩音，不觉失声恸哭，这是我生平为朋友的第一副眼泪。鲁迅是我的畏友，有三十五年的交情，竟不幸而先殁，所谓“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因此陆续写了十多篇纪念的文字，如《怀亡友鲁迅》《怀旧》《鲁迅的生活》《回忆鲁迅》《关于〈弟兄〉》《鲁迅和民族性研究》《〈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鲁迅诗集〉序》《鲁迅的几封信》等，都是“言之未尽，自视焰然”。

近来，好几位朋友要我写这印象记，我也觉得还有些可以写的。只是碌碌少暇，未能握笔，最近景宋通信也说及此事，有“回忆之文，非师莫属”之语，我便立意随时写出，每章只标明目次，不很计其时间之先后。可惜现在身边没有《鲁迅全集》，有时想找点引证，多不可得，这是无可奈何的！

一  剪  辫

一九〇二年初秋，我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预备日语；鲁迅已经在那里。他在江南班，共有十余人，也正在预备日语，比我早到半年。我这一班也有十余人，名为浙江班，两班的自修室和寝室虽均是毗邻，当初却极少往来。我们二人怎样初次相见，谈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大约隔了半年之后吧，鲁迅的剪辫是我对他的印象中要算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

留学生初到，大抵留着辫子，把它散盘在腮门上，以便戴帽。尤其是那些速成班有大辫子的人，盘在头顶，使得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口里说着怪声怪气的日本话。小孩们见了，呼作“锵锵波子”。我不耐烦盘发，和同班韩强士，两个人就在到东京的头一天，把“烦恼丝”剪掉了。那时江南班还没有一个人剪辫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监督——官费生每省有监督一人，名为率领学生出国，其实在东京毫无事情，连言语也不通，习俗也不晓，真是官样文章——不允许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监督姚某，因为和一位姓钱的女子有奸私，被邹容等五个人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我也兴奋地跑去看过的。姚某便只得狼狈地偷偷地回国去了，鲁迅剪辫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大约还在姚某偷偷回国之先。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阿，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所以我说这是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一个印象。

鲁迅对于辫子，受尽痛苦，真是深恶而痛绝之。他的著作里可以引证的地方很多，记得《呐喊》便有一篇《头发的故事》，说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晚年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云：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回国之后，照例装假辫子，也受尽侮辱，同书里有云：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1911年10月10日），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可以从此昂头露顶，慢慢地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同上）

鲁迅的那篇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有云：

……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她的。

看了上面所引，鲁迅在初剪辫子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喜悦，也就可以推测，无怪不知不觉地表现到脸上来了。

二  屈原和鲁迅

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我看见了这些新书中间，夹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这本书，他后来赴仙台学医，临行时赠给我了——稍觉得有点奇异。这也是早期印象之一。他曾经对我说过：“《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所以他的《中国文学史》（即《中国文学史略》）上，关于《离骚》有这样的话：

其辞述己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虽怀内美，重以修能，正道直行，而罹谗贼。于是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申纾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次述占于灵氛，问于巫咸，无不劝其远游，毋怀故宇。于是驰神纵意，将翱将翔，而眷怀宗国，终又宁死而不忍去也。

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关于《天问》说：

若求之诗歌，则屈原所赋，尤在《天问》中，多见神话与传说，如“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鲮鱼何所？鬿堆焉处？羿焉弹日？乌焉解羽？”是也。

记得郭沫若先生著《庄子与鲁迅》一文，说鲁迅熟于《庄子》，就其文章中惯用《庄子》的词句摘了好多出来，这话是确当的。鲁迅又熟于《屈子》，我也仿照就其几首旧诗中，很粗略地摘一点出来，以见一斑。其中有全首用骚词，如：

一枝清采妥湘灵，

九畹贞风慰独醒，

无奈终输萧艾密，

却成迁客播芳馨！

此外，如：

又鲁迅采作《彷徨》题词的是：

朝发轫于苍梧兮，

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

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

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八句正写升天入地、到处受阻、不胜寂寞彷徨之感。

又鲁迅在北平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寓屋书室，所谓“老虎尾巴”者，壁上挂着一副他的集骚句，倩乔大壮写的楹联，其文为：

望崦嵫而勿迫；

恐鹈鴂之先鸣！

这表明格外及时努力、用以自励之意。

我早年和鲁迅谈天，曾经问过他，《离骚》中最爱诵的是哪几句？他便不假思索，答出下面的四句：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

登阆风而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无女！

依我想，“女”是理想的化身。这四句大有求不到理想的人誓不罢休之意，所以下文还有“折琼枝以继佩”之句。

至于说“《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也是正当的。可惜书中至今还有未得其解的地方，自近年来，卜辞出土，新证遂多，使难以索解之文渐次明白了。例如王国维先生考定了《山海经》中屡称帝俊，俊就是帝喾；又所说王亥（《大荒东经》）确是殷代的先祖。于是《天问》中，“该秉季德……恒秉季德……”，足以证明了“该”即王亥，乃始作服牛之圣。“恒”是玉恒，也是殷的先祖。所以王先生说：

壬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解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也。

三  杂谈名人

二十世纪初年，我国译界负盛名的有两人：曰严复，曰林纾。鲁迅受过这两人的影响，后来却都不大佩服了。有一天，我们谈到《天演论》，鲁迅有好几篇能够背诵，我呢，老实说，也有几篇能背的，于是二人忽然把第一篇《察变》背诵起来了——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鲁迅到仙台以后，有一次给我通信，还提及《天演论》，开个玩笑。大意是说仙台气候寒冷，每天以入浴取暖。而仙台浴堂的构造，男女之分，只隔着一道矮的木壁。信中有云：“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自注：“昨夜读《天演论》，故有此神来之笔！”

严氏译《天演论》，自称达旨。为什么称达旨呢？只要取赫胥黎的原本——《进化和伦理学》，和严氏所译一对照，便可了然。原本中只是一节，而译本扩充为一篇。达是达了，究竟不能说是译书的正法。他又译穆勒的《名学》，亚丹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较为进步。总之，他首开风气，有筚路蓝缕之功。鲁迅时常称道他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给他一个轻松的绰号，叫作“不佞”。——鲁迅对人，多喜欢给予绰号，总是很有趣的。后来，我们读到章太炎先生的《社会通诠商兑》，有云：

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

从此鲁迅对于严氏，不再称“不佞”，而改称“载飞载鸣”了。

林纾译述小说有百余种之多，也是首开风气的事业。他不谙原文，系经别人口述，而以古文笔法写出。出版之后，鲁迅每本必读，而对于他的多译哈葛德和科南道尔的作品，却表示不满。他常常对我说：“林琴南又译一部哈葛德！”又因其不谙原文，每遇叙难状之景，任意删去，自然也不以为然。

严林二人之外，有蒋智由，也是一位负盛名的维新人物而且主张革命的。他居东颇久，我和鲁迅时常同往请教的，尤其在章先生上海入狱的时候。他当初还未剪辫，喜欢戴一顶圆顶窄檐的礼帽，通俗所谓绅士帽者是。他的诗文清新，为人们所传诵，例如《送匋耳山人归国诗》——

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

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

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

匋耳山人指吾友陶焕卿，归国是为的运动革命。焕卿名成章，是一位革命元勋，留学未久，即行返国。生平蓬头垢面，天寒时，用草绳做衣带，芒鞋日行八九十里，运动浙东诸县的豪俊起义，屡遭危难，而所向有功。又游南洋群岛，运动侨民。辛亥年自爪哇归时，浙江已反正了，举汤寿潜为都督了，焕卿被任为参议，郁郁不得志，自设光复军总司令部于上海，募兵，为忌者所暗杀。我撰挽联有云：“看今日江山光复，如火如荼，到处染我公心血。”观云这首诗的头两句，就很能映出焕卿的时代背景及其一鸣惊人的神采。

又有一首是：

金陵有阁祀湘乡曾氏，悬额：“江天小阁坐人豪”，有人以擘窠大字题其上曰：“此杀我同种汉贼会国藩也。”诗以记之。

“江天小阁坐人豪”，收拾河山奉满朝。赢得千秋题汉贼，有人史笔已如刀。

可是有一次，蒋氏谈到服装问题，说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而指他自己的西式礼帽则无威仪。我们听了，颇感奇怪。辞出之后，鲁迅便在路上说：“观云的思想变了。”我点点头。我们此后也不再去。果然，不久便知道他和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于是鲁迅便给他一个绰号——“无威仪”。

四  《浙江潮》撰文

一九〇二年春，革命元勋章太炎先生避地东京，和中山先生会见，英杰定交，同谋革命，同时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励光复，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沈痛。有云：“……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鲁迅那时已在东京，当然受到这位革命元勋的莫大的影响。

翌年，章先生在沪，又和同志公开讲演革命，讲稿辄在《苏报》上发表，后来竟成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章先生和邹容虽因此而入狱，然而革命党的声气从此大盛，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俨然成了敌国之势。这时候，东京方面，杂志云起，《浙江潮》也出世了。命名之始，就起了两派的争执；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这个名称，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起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二人主编。百里撰《发刊词》，有云：“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其最引人注意的，是登载章先生狱中的诗四首，最为鲁迅所爱诵，现录两首于下：

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二首（六月十八日）

神狐善埋搰，高鸟喜回翔。

保种平生愿，征科绝命方。

马肝原识味，牛鼎未忘香。

千载《湘军志》，浮名是锁缰。

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

中兴沴诸将，永夜遂沉眠。

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

借君好颈子，来者一停鞭。

还有章先生的《张苍水集后序》，也是鲁迅所爱诵的，其末段有云：

……乃夫提师数千，出入江海，一呼南畿，数郡皆蒲伏，至江淮鲁卫诸豪，悉诣军中受约束，群虏詟栗，丧气而不敢动。若公者，非独超跃史何诸将相，虽宋之文李，犹愧之矣。余生后于公二百四十岁，公所挞伐者益衰。然戎夏之辨，九世之仇，爱类之念，犹湮郁于中国。雅人有言：“我不见兮。言从之迈”，欲自杀以从古人也。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犹得是编丛杂书数札，庶几明所乡往。有读公书而犹忍与彼虏终古者，非人也！

这时我和鲁迅已经颇熟，我觉得他感到孤寂，其实我自己也是孤寂的。刚刚为了接编《浙江潮》，我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他的这种不谦让、不躲懒的态度，与众不同，诺言之迅和撰文之迅，真使我佩服！这篇文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后来他虽自惭幼稚，其实天才没有不从幼稚生长来的。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

鲁迅又撰一篇《说》，这是新元素“镭”的最初的绍介。那时候“镭”刚刚被居里夫妇发见，鲁迅便作文以饷国人，并且唤起纯粹科学研究的重要。

五  仙台学医

鲁迅往仙台学医的动机有四：我在《鲁迅的生活》和《回忆鲁迅》文中已经叙明了。别后，他寄给我一张照片，后面题着一首七绝诗，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我也在《怀旧》文中，首先把它发表过了。现在只想从他的仪容和风度上追忆一下：

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这些特质，充满在他的生命中，也洋溢在他的作品上，以成为伟大的作家，勇敢的斗士——中华民族的魂。

他的观察很锐敏而周到，仿佛快镜似的使外物不能遁形。因之，他的机智也特别丰富，文章上固然随处可见，谈吐上尤其层出不穷。这种谈锋，真可谓一针见血，使听者感到痛快，有一种涩而甘、辣而腴的味道。第三章所举给人绰号，便是一个例子。吾友邵铭之听他的谈话，曾当面评为“毒奇”。鲁迅对这“毒奇”的二字评，也笑笑首肯的。

他在医学校，曾经解剖过许多男女老幼的尸体。他告诉我：最初动手时，颇有不安之感，尤其对于年轻女子和婴孩幼孩的尸体，常起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非特别鼓起勇气，不敢下刀。他又告诉我：胎儿在母体中的如何巧妙，矿工的炭肺如何墨黑，两亲花柳病的贻害于小儿如何残酷。总之，他的学医，是出于一种尊重生命和爱护生命的宏愿，以便学成之后，能够博施于众。他不但对于人类的生命，这样尊重爱护，推而至于渺小的动物亦然。不是《呐喊》里有一篇《兔和猫》，因为两个小白兔不见了，便接连说一大段凄凉的话吗？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鲁迅的伟大之心！

他学医的成绩很不错，引起同学们一度的嫉妒和侮辱，记得他的《朝花夕拾》里曾经提到。吾友谢似颜觉得最可注意的，是他的伦理学成绩在优等。这话很切当。可见鲁迅不但在说明科学，研究有得，而且在规范科学，也是聚精会神，恢恢乎游刃有余。因之客观方面既能说明事实的所以然，主观方面又能判断其价值。以之知人论世，所以能切中肯綮；以之与人辩驳，所以能论据确凿，自立于不败之地；以之运用于创作，又每有双管齐下之妙。这种造诣，非有得于规范科学，洞悉真善美的价值判断者万不能达到的。

鲁迅学医时期的轶事，像水户下车去访朱舜水的遗迹呀，火车上让座给老妇人，弄得后来口渴想买茶而无钱呀，记得我已经发表过，无须再赘。现在忽然记起一件和我有关的故事来了。

一九〇五年春，我在东京高师学校读完了预科，趁这樱花假期，便和钱均夫二人同往箱根温泉，打算小住十天，做点译书的工作。路上偏遇到大雨，瀑布高高地飞着，云被忽然来裹住了，景色实在出奇。所以我住下旅馆，就写了好几张明信片，寄给东京的友人何燮侯、许缄夫、陈公孟、鲁迅等——鲁迅在春假中，也来东京，和我同住，不过他学校的假期短，须早回仙台去——报告寓址和冒雨旅行的所见。隔了一二日，收到友人的回片，或称我们韵人韵事，或羡我们饱享眼福，我看了不以为意。后来，公孟忽然到了，鲁迅也跟着来了。我自然不以为奇。大家欣然围坐谈天，直到夜半。第二天结伴登山，游“芦之湖”，路上还有冰雪的残块，终于爬到山顶。这个湖是有名的囱口湖——我译火山为地囱，译火山喷口为囱口——真是天开图画，风景清丽绝了。一排的旅馆临湖建筑着，我们坐在阳台上，只见四山环抱这个大湖，正面形成一个缺口，恰好有“白扇倒悬东海天”的“富士山”远远地来补满。各人入浴既了，坐对“富士”，喝啤酒，吃西餐，其中炸鱼的味道最鲜美，各人都吃了两份。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这里似的好鱼。兴尽下山，大家认为满意，不虚此行。

谁知道公孟之来，原是有“特务”的。因为有章某向同乡造谣，说我们是为的“藏娇”到箱根去的。同乡友人们不相信，公孟也不信，却自告奋勇，要得个真相。鲁迅也不信，说假使真的“藏娇”，还会自己来报告寓址吗？天下没有这样傻瓜！果然，后来情形大白了，同乡友人们均鄙视这造谣的人。这件事隔了好久，鲁迅才对我说穿，我们相视大笑！

六  办杂志  译小说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茅盾先生说得好：

……我看到了古往今来若干伟大的Humanist中间一个——鲁迅先生！

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化战士，一定也是伟大的Humanist；换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正因为他们所追求而阐扬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不得不抨击一切摧残，毒害，蔽塞“最理想的人性”之发展的人为的枷锁——一切不合理的传统的典章文物。这是各时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而鲁迅先生，则于“同”中更有其特殊者在。这特殊的什么，乃是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而现在则镣索重重的“东方文明”古国之历史的与现实的条件所产生而养育的。讲到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儒者流确已说得很多；然而这些美丽动听的词句，经过现实的天平，就露了马脚。鲁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礼教”，就是批判数千年最有力的美丽动听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图案和规章，而追问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伟大的Humanist的事业，一句话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萧艾，培养“人性”的芝兰。然而不是每个从事于这样事业的人都明白认出那些“萧艾”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长，又在什么条件之下，那些“芝兰”方能含葩挺秀。中国古来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种明白的认识。“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无时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之中，会形成“人性”的同中之异，此即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

鲁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在我看来，除了其他重大的意义外，尚有一同样或许更重大的贡献，就是给三个相联的问题开创了光辉的道路。……（《中苏文化》第九卷第二三期合刊——茅盾：《最理想的人性》）

鲁迅想办杂志而未成，记得《呐喊》自序上已有说明：出版期快到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任文稿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余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这三个人乃是鲁迅及周作人和我。这杂志的名称，最初拟用“赫戏”或“上征”，都采取《离骚》的词句，但觉得不容易使人懂，才决定用“新生”这二字，取新的生命的意思。然而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说这会是新进学的秀才呢。我还记得杂志的封面及文中插图等等，均已经安排好好的，可惜没有用；而鲁迅做事的井井有条，丝毫不苟，很值得敬佩。

后来他在《河南》杂志撰文，如《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等，和他的少年作相较已经大有进步了，他深深地慨叹中国的无声，历史上虽伟大作家如屈原，抱九死无悔之贞，而乏反抗挑战之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性缺点之一。有云：

……

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汩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思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摩罗诗力说》）

鲁迅编译《域外小说集》二册，实在是中国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人，我在《鲁迅的生活》中已经论及，现在从略。

七  从章先生学

章太炎先生是革命元勋，同时是国学大师。他的学术之大，可谓前无古人。拙著《章炳麟传》（胜利出版社印行）的序言中说：

……试看满清一代的学术，惟有语言文字之学，就是所谓小学，的确超轶前贤，光芒万丈，其余多是不振的。其原因就在满洲入关以后，用种种凶暴阴险的手段来消灭我们汉族的民族意识。我们看了足以惊心动魄，例如兴文字狱呀，焚书呀，删改古书呀。民多忌讳，所以歌诗文史趋于枯窳；愚民策行，所以经世实用之学也复衰竭不堪。使一般聪慧的读书人，都只好钻入故纸堆里，做那考据训诂的学问。独有先生出类拔萃，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然而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的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

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其阐明语原，例如说，天得声于囟，地得声于也：

“说文”，囟，头会脑盖也。象形。……卤变为天颠，犹一孳乳为真，齿音敛为舌音也。天，颠也；颠，顶也。……天为人顶，引伸为苍苍者，犹也为女阳，孳乳为地也，初只作卤也而已……（详见《章氏丛书·文始》卷三，卤字）

“说文”，也，女阴也。从乁。象形。乁亦声。此合体象形也。秦刻石作芒孳乳为地，重浊阴为地。古文地当只作也。……人体莫高于顶，莫下于阴（原注，足虽在下，然四支本可舒，故足不为最下，以阴为极），故以题号乾坤。（详见《文始》卷一，也字）

其推见本字，例如说“蝉嫣”“蝉联”，蝉都是单之借。因为《诗经》“其军三单”，《毛传》训袭，乃是单字的本义。何谓“三单”？说经者以为三辰之旂，未谛。乃是说更番征调，以后至者充前人之缺，犹今时常备、后备、预备之制，这是先生的创获之一。

……单训为袭，是其本义。古文作，象其系联也。小篆为单，象古文变其形。《释天》：太岁在卯曰单阏。”孙炎作蝉焉。《方言》：“蝉，联也”。《杨雄传》曰：“有周氏之蝉嫣”。蝉嫣训连，连续即相袭义；此借蝉为单也。《孟子》曰：“唐虞禅。”《汉书·文帝记》曰：“嬗天下。”禅本封禅，嬗本训谖，今以此为继位之义，亦借为单。禅位犹言袭位也。明此，则毛公训单为袭，斯为本义。其军三单者，更番征调，犹卒更，践更，过更之制，其事易明。……《说文》训大，及之假借也。（《太炎文录》卷一《与尤莹问答记》，并参阅同卷《毛公说字述》及《文始》卷一，单字）

其证方言，例如今言“甚么”即“舍”之切音；今言“光蜑”即“”之切音；元寒戈歌对转，即今言蘩菜声如菠菜；古无轻唇音，故蜚虱本读毕虱。（详见《章氏丛书·新方言》）

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

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

八  西片町住屋

一九〇八年春，我结束了东京高师的课业，打算一面补习国文，仍旧就学于章先生之门，一面续习德文，准备往欧洲留学。为要选择一个较优的环境，居然在本乡区西片町寻到一所华美的住宅。这原是日本绅士的家园，主人为要迁居大阪，才租给我的。规模宏大，房间新洁而美丽，庭园之广，花木之繁，尤为可爱，又因为建筑在坂上，居高临下，正和小石川区的大道平行，眺望也甚佳。我招了鲁迅及其弟起孟、钱均夫、朱谋宣共五人居住，高大的铁门旁边，电灯上署名曰“伍舍”。

西片町是有名的学者住宅区，几乎是家家博士，户户宏儒。我们的一家偏是五个学生同居。房屋和庭园却收拾得非常整洁，收房租的人看了也很满意。由西片町一拐湾出去，便是东京帝大的所在，赫赫的赤门，莘莘的方帽子群进群出。此地一带的商店和电车，多半是为这些方帽子而设的。方帽子越是破旧的，越见得他的年级高，资格老，快要毕业了。

鲁迅从小爱好植物，幼年时喜欢看陈淏子的《花镜》等书，常常到那爱种花木的远房叔祖的家，赏玩稀见的植物。又在《朝花夕拾》里，描写幼年读书的家里，一个荒废的“百草园”，是何等有趣而足以留连！他在弘文学院时代，已经买了三好学的《植物学》两厚册，其中着色的插图很多。所以他对于植物的培养有了相当的素养。伍舍的庭园既广，隙地又多，鲁迅和我便发动来种花草，尤其是朝颜即牵牛花，因为变种很多，花的色彩和形状，真是千奇百怪。每当晓风拂拂，晨露湛湛，朝颜的笑口齐开，作拍拍的声响，大有天国乐园去人不远之感。傍晚浇水，把已经开过的花蒂一一摘去，那么以后的花轮便会维持原样，不会减小。其余的秋花满地，蟋蟀初鸣，也助我们的乐趣！

鲁迅生平极少游玩。他在仙台时，曾和同学游过一次松岛，有许多张海上小岛的松林雪景的照片给我看。在东京伍舍时，有一次我和他同游上野公园看樱花，还是因为到南江堂购书之便而去的。上野的樱花确是可观，成为一大片微微带红色的云彩。花下的茶肆，接席连茵，铺以红毡，用清茶和樱饼饷客，记得袁文薮曾有《东游诗草》，第一首便是咏上野樱花的：

阿谁为国竭孤忠，

铜像魁梧“上野通”，

几许行人齐脱帽，

樱花丛里识英雄。

“上野通”是上野大道的意思，西乡隆盛的铜像建立在公园中，日本人对他没有一个不脱帽致敬的。

我和鲁迅不但同居，而且每每同行，如同往章先生处听讲呀；同往读德文呀——那时俄文已经放弃不读了；又同访神田一带的旧书铺，同访银座的规模宏大的丸善书店呀。因为我们读书的趣味颇浓厚，所以购书的方面也颇广泛，只要囊中有钱，便不惜“孤注一掷”，每每弄得怀里空空而归，相对叹道：“又穷落了！”这些苦的经验，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滋味的。

可惜好景不常，盛会难再，到冬时，荷池枯了，菊畦残败了，我们的伍舍也不能支持了——因为同住的朱钱两人先退，我明春要去德国，所以只好退租。鲁迅就在西片町，觅得一所小小的赁屋，预备我们三个人暂时同住，我走以后，则他们兄弟二人同住。我那时对于伍舍，不无留恋，曾套东坡的诗句成了一首《留别伍舍》，如下：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壶中好景长追忆，

最是朝颜裹露时。

九  归国在杭州教书

一九〇九年初春，留欧学生监督蒯礼卿辞职，我的学费无着了，只好把欧游临时终止，归国来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了。鲁迅对我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他托我设法，我立刻答道：“欢迎，欢迎！”我四月间归国就职，招生延师，筹备开学。其时新任监督是沈衡山先生，对于鲁迅一荐成功，于是鲁迅就在六月间归国来了。我在《关于〈弟兄〉》文中，有一段说道：

……鲁迅在东京不是好好地正在研究文艺，计划这样，计划那样吗？为什么要“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呢？这因为作人那时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阿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自己牺牲了研究，回国来做事。鲁迅《自传》中，所谓“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几个别人”者，作人和羽太信子也。……

鲁迅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是简明扼要，为学生们所信服。他灯下看书，每至深夜，有时还替我译讲义，绘插图，真是可感！到了冬天，学校里忽然起了一个风潮，原因由于监督易人：衡山先生被选为谘议局副议长了，继任者是一位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我们名之曰“夏木瓜”。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集会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即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鲁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员计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嵚，张宗祥，钱家治，张邦华，冯祖荀，胡濬济，杨乃康，沈朗斋……统统搬出了校舍，表示决绝。夏震武来信骂我是“离经畔（叛）道，非圣侮法”，简直是要砍头的罪名；我便报以“理学欺人，大言诬实”。使得他只好勉强辞职，我们便回校，回校后开了一个“木瓜纪念会”。

鲁迅最富于正义感，义之所在，必尽力以赴，不畏强御而强御畏之。那时候他在家乡也遇到这样的事：他的外家在安桥头，《社戏》中所描写的乡间景色，便是这里的景色。其舅氏鲁寄湘是个书生而擅长中医，和中药店伙章某相友善。章某怂恿他在镇塘殿开个药店，章某自荐可以任经理；其地离安桥头不过三里，舅氏可以随时前往，为人诊病，以资消遣；言之成理，小店遂开成了。不料章某自便私图，在几个月内就盗弄一空，舅氏看事无可为，赶快把店铺收歇了。章某还不满意，看得舅氏忠厚可欺，又怂恿孙断市有大势力的孙某，假借市商务分会的名义来反对歇业，定期开会，通知舅氏出席，打算和他为难。舅氏大窘，特地来和鲁迅商量对付之法。鲁迅说这事理直气壮，毫无可怕，我就可做你的代表出席。届时，鲁迅便单身独往，等候到晚，竟没有一个人来会，鲁迅自行回去了，此事也就风平浪静了。

鲁迅极少游览，在杭州一年之间，游湖只有一次，还是因为应我的邀请而去的。他对于西湖的风景，并没有多大兴趣。“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汉”，虽为人们所艳称的，他却只说平平而已；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为人们所留连忘返的，他也只说平平而已。

一〇  入京和北上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定都南京，蔡孑民先生任教育总长。其时一切草创，规模未具，部中供给膳宿，每人仅月支三十元。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日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我即连写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先生殷勤延揽之意。鲁迅在《朝花夕拾·范爱农》有说：

……然而事情很凑巧，季茀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

不久，鲁迅来京了，我们又复聚首，谈及故乡革命的情形，多属滑稽而可笑。我们白天则同桌办公，晚上则联床共话，暇时或同访图书馆，鲁迅借抄《沈下贤集》《唐宋传奇集》所收的《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就在这时抄写的。或同寻满清驻防旗营的废址，只看见一片焦土，在瓦砾堆中，有一二年老的满洲妇女，住在没有门窗的破屋里，蠕蠕而动，见了我们，其惊惧似小鼠，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鲁迅为我讲述当年在路矿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言下犹有余恨。后来蔡先生被命北上，迎接袁世凯去了，次长景耀月来代理部务。此人好大喜功，只知扩充自己势力，引用私人，忽然开会议要办杂志了，鲁迅不很睬他，他也太不识人，据说暗中开了一大张名单，送请大总统府任命，竟把周树人的姓名无端除去。幸而蔡先生就回来了，赶快把这件事撤销，否则闹成大笑话了。

四月中，我和鲁迅同返绍兴，五月初，同由绍兴启程北上，还有蔡谷清和舍侄世璿同行。记得在上海登轮之前，鲁迅买了一部有正书局出版的《红楼梦》，以备船中翻阅。在分配舱位时，鲁迅忽发妙语说：“我睡上铺，谷清是被乌龟背过了的，我不愿和他同房。”于是他和舍侄住一间，我和谷清住一间。至于“乌龟背过”，乃系引用谷清的自述，说从前在北京时，曾到八大胡同妓院吃花酒，打茶围，忽遇骤雨，院中积水，无法出门了，由妓院男子背负涉水而出。鲁迅偶然想起提出，也是一种机智，令人发笑。

到京后，同住山会邑馆，其时已改为绍兴会馆，先兄铭伯先生原居在此——嘉荫堂，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同住，舍侄住对面的绿竹舫，鲁迅住藤花馆。先兄和鲁迅一见如故，谈话很投机，此后过从也很密。鲁迅看见先兄的书桌上，放置着《越中先贤祠目序例》多册，便索取了一册去，这是到京馆第一天的印象。

《越中先贤祠目序例》，会稽李慈铭编撰。祠目以西汉的西域都护郑吉为首，直至清代为止，自言选择审慎，惟其摈斥王充，见解殊嫌迂陋。祠屋门口的楹联，也是慈铭所撰，征引乡邦文献，自铸伟辞，可见工力。现在抄录于下：

溯君子六千人，自教演富中，醪水脂舟，魁奇代育，有谢氏传，贺氏赞，虞公典录，钟离后贤，暨孙问王赋以来，接迹至熙朝，东箭南璆，三管豪耑长五色。

表镇山一十道，更瑞图王会，篑金嵞玉，钟毓尤灵，况渐名江，镜名湖，宛委洞天，桐柏仙室，应婺宿斗维而起，翘英遍京国，殊科合辙，一堂辇下共千秋。

鲁迅籍隶会稽，对于乡邦文献，也是很留意的。李周二人，后先辉映，实为吾越之光。鲁迅撰集先贤的逸文，足供后人瞻仰景行，所刊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便是一个例子。其序文有曰：

……是故序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古作者之用心至矣！其所造述虽多散亡，而逸文尚可考见一二。存而录之，或差胜于泯绝云尔。因复撰次写定，计有八种。诸书众说，时足参证本文，亦各最录，以资省览。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

文中所谓八类，是谢承的《会稽先贤传》，虞预的《会稽典录》，钟离岫的《会稽后贤传记》，贺氏的《会稽先贤像赞》，朱育的《会稽土地记》，贺循的《会稽记》，孔灵符的《会稽记》，夏侯曾先的《会稽地志》。这部《会稽郡故书杂集》，民国三年用周作人的名刊行，即此就可以见得鲁迅的牺牲精神，而以名利让给其弟。

一一  提倡美术

教育总长蔡孑民先生就职以后，即竭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在政务百忙之中，自撰《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说：“教育界所提倡之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固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又说：“美育为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哀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例如……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

这种教育方针，当时能够体会者还很寥寥，惟鲁迅深知其原意；蔡先生也知道鲁迅研究美学和美育，富有心得，所以请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因之鲁迅在民元教育部暑期演讲会，曾演讲美术，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这是他演讲的特色。他并且写出一篇简短的文言文，登载在教育部民元出版的一种汇报。这汇报只出了两册，便中止了。我近年来遍搜未得，耿耿于心——廿七年（1938年）编印的《鲁迅全集》内未经收入。记得鲁迅这篇文章之中，说到刻玉为楮叶，可以乱真，桃核雕文章，可逾千字，巧则巧矣，不得谓之美术。深愿在最近的将来，这两册汇报，能够觅到，也是搜逸补遗的一种工作。

鲁迅的爱好艺术，自幼已然，爱看戏，爱描画；中年则研究汉代画像；晚年则提倡版画，工作的范围很广，约略言之：（一）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是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的。他曾经告诉我：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二）搜集并印行近代木刻，如《北平笺谱》等。（三）奖掖中国青年木刻家，不但创办木刻讲习会，自己担任口译，使他们得以学习；创开各国名画展览会，使他们有所观摩；对于本国新进者的作品，鼓舞批评，不加客气。（四）介绍外国进步作家的版画，例如精印《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位有丈夫气概的女子作品实在伟大，这本精印的选集实可宝贵，“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且介亭杂文末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说到这本选集，永远引起我的悲痛，记得廿五年（1936年）七月底，我从嘉兴回北平，道经上海，往访鲁迅，盘桓了一日。这时候，他大病初愈，选集初初印得，装订成册的还只有几本，他便挑选了一本赠我，亲手题几行小启，曰：“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到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茀一册，以为纪念耳。”晚九时后，我将去上沪平夜车了，手执这本巨大宝贵的书，握手告别，又喜悦，又惆怅。景宋为我叫汽车，鲁迅送我到门口，还问我几时回南，那里知道这便是永诀呢！痛哉！

一二  整理古籍和古碑

自民二（1913年）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其序文有云：“……今此校定，则排摈旧校，力存原文。其为浓墨所灭，不得已而从改本者，则曰：字从旧校，以著可疑。义得两通，而旧校辄改从刻本者，则曰：各本作某，以存其异。”并作《逸文考》《著录考》各一卷附于末尾，便可窥见他的工夫的邃密。

老实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

此外，鲁迅辑录《谢承后汉书》，尚未印行。《会稽郡故书杂集》已说在前。又，搜辑并考证历代小说史料，计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抄》三部，是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副册。搜罗的勤劬，考证的认真，允推独步。近年来研究小说者虽渐次加多了，宋以后的史料虽有新获了，但是搜辑古逸之功，还未见有能及鲁迅的呢。

至于鲁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已略述于前章。即就碑文而言，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如《南齐吕超墓志跋》便是一例。这篇跋文，全集中未经收入——其实，鲁迅的汉魏六朝石刻研究，书未完成，故不付印。我知道吕超墓志石出土以后，经年即为舍亲顾鼎梅所得，藏在杭州，舍亲范鼎卿及鲁迅均有跋文，考证详明，两人不谋而合。鼎梅曾将这两篇跋文付石印，因即驰书商索，承其寄示，不禁狂喜。志文十五行，每行十九字，可释者仅仅百余字。现在先钞可释之字，后录鲁迅所撰全文如下：

□□墓志

故龙□将军隋郡王国中军吕府君讳超□□□

□东平人也胄兴自姜奄有营北飞芳□□□□

□□□□□因官即邦今居会稽山阴县□□□

□□□□□□令誉早宣故孝弟出于天性□□

□□□□□□风猷日新而修豇有期舂□□□

□□□□□岁在已巳夏五月廿三日□□□□

□□□□□一年冬十一月丙□□□□□□□

□□□□□同录中军将军刘□□□□□□□

□□□□金石□志风烈者□□□□□□□□

□□蔼蔼清猷白云排岫出□□□□□□□□

□□嘉□知□应我□□□□□□□□□□□

□□□□其□春□□□□□□□□□□□□

□□□□□□□□□□□□□□□□□□□

□□□□夕悄松□□□□□□□□□□□□

鲁迅跋文

吕超墓志石，于民国六年出山阴兰上乡。余从陈君古遗得打本一枚，以漫漶难读，久置箧中。明年徐吕先生至京师，又与一本。因得校写，其文仅存百十余字，国号年号俱泐，无可冯证。唯据郡名及岁名考之，疑是南齐永明中刻也。按随国，晋武帝分义阳立，宋齐为郡，隋为县。此云隋郡，当在隋前。南朝诸王分封于随者惟宋齐有之。此云隋郡王国，则又当在梁陈以前。《通鉴目录》，宋文帝元嘉六年，齐武帝永明七年，并太岁在己巳。《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六年冬十月，广陵王诞改封隋郡王。又《顺帝纪》，升明二年十二月改封南阳王翙为随郡王，改随阳郡，其时皆在己巳后。《南齐书·武帝纪》，建元四年六月，进封枝江公子隆为随郡王。《子隆本传》云，永明三年为辅国将军，南琅琊彭城二郡太守，明年迁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贼平，迁为持节，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东中郎将，会稽太守。《祥瑞志》云，永明五年，山阴孔广家园柽树十二层，会稽太守随王子隆献之，与传合。子隆尝守会稽，则其封国之中军，因官而居山阴，正事理所有。故此已巳者，当为永明七年。五月廿三为卒日。□一年者，十一年。《通鉴目录》永明十一年十戊寅，十二月丁丑朔，则十一月为戊申朔，丙寅为十九日，其葬日也。和帝为皇子时，亦封随郡王，于时不合。唐开元十八年己巳，二十一年十一月丙寅朔，与志中之□一年冬十一月丙寅颇近，然官号郡名，无不格迕，若为迁窆，则年代相去又过远，殆亦非矣。永明中，为中军将军见于纪传者，南郡王长懋，王敬则，阴智伯，庐陵王子卿。此云刘□，泐其名，无可考。□志风烈者云以下无字。次为铭辞，有字可见者四行，其后余石尚小半。六朝志例，铭大抵不溢于志，或当记妻息名字，今亦俱泐。志书随为隋，罗泌云，随文帝恶随从辵改之。王伯厚亦讥帝不学。后之学者，或以为初无定制，或以为音同可通用，至征委蛇委随作证。今此石远在前，已如此作，知非随文所改。《隶释·张平子碑颂》，有“在珠咏隋，于璧称和”语。隋字收在刘球《隶韵》正无辵，则晋世已然。作随作隋作陏，止是省笔而已。东平本兖州所领郡，宋末没于魏。《南齐害州郡志》，言永明七年，因光禄大夫吕安国启立于北兖州。启有云“臣贱族桑梓，愿立此邦”，则安国与超盖同族矣。与石同出垅中者，尚有瓦罂铜竟各一枚。竟有铭云：“郑氏作镜幽冻三商幽明镜”十一字，篆书，俱为谁何毁失。附识于此，使后有考焉。

以上是鲁迅跋文，考证工夫邃密如此！

范鼎卿跋文也很是详赡，以史志互证，确定吕超的时代及卒葬月分，和鲁迅所考全同。范跋有云：“文内有中军将军刘□□，其名已泐，当为撰志之人。今就精拓石本细审之，刘字下尚有玄字之笔道可辨。考《南齐书》有刘玄明者，临淮人，为山阴令，大著名绩，附傅琰传。《南史》载刘玄明为山阴令，政为天下第一，终于司农卿。盖吕超为山阴人，玄明曾宰是邑，与超有旧，故于葬时为之撰志，而其时玄明已任中军将军，未几殆即改官司农矣（中军将军与司农卿，官秩并为第三品）。夫吕超为故乡人物，而撰文者又属前代名宦，则此志之可贵为何如也。”

一三  看佛经

民三（1914年）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买了《瑜伽师地论》，见我后来也买了，劝我说道：“我们两人买经不必重复。”我赞成，从此以后就实行，例如他买了《翻译名义集》，我便不买它而买《阅藏知津》，少有再重复的了。他又对我说，“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份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是后来鲁迅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所以他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别人读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的。他的信仰是在科学，不是在宗教。

鲁迅最后给我的一封信，还说到佛教。我因为章先生逝世，写了一篇《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中间引用先生“以佛法救中国”之言。鲁迅看了，不以为然，写信告诉我，另外说到纪念先生的方法，特抄录于下：

季市兄：

得《新苗》，见兄所为文，甚以为佳，所未敢苟同者，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国耳。

从中更得读太炎先生狱中诗，卅年前事，如在眼前。因思王静安没后，尚有人印其手迹；今太炎先生诸诗及

“速死”等，实为贵重文献，似差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故宫博物馆（院）印刷局，以玻璃板印盈尺大幅，每百枚五元，然而五十幅一本，百本印价，不过二百五十元，再加纸费，总不至超出五百，向种种关系者募捐，当亦易集也。此事由兄发起为之，不知以为何如？

与革命历史有关之文字不多，则书简，文稿，册叶，亦可收入，曾记有为兄作汉《郊祀歌》之篆画，以为绝妙也。倘进行，乞勿言由我提议，因旧日同学，多已崇贵，而我为流人，音问久绝，殊不欲以此溷诸公之意耳。

贱恙时作时止，毕究如何，殊不可测，只得听之。

专此布达，并请道安。

弟飞顿首

九月二十五日

这封信，在我所得鲁迅给我的诸信中，是最后的一封。九月二十五日，离他十月十九日去世，仅仅二十四天。我知道鲁迅的那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看了我的这篇纪念文才作的。因为我文中引用了先生的狱中诗，鲁迅跟着也引用，故有“卅年前事，如在眼前”的话。这“狱中诗”四首，本系先生在狱中写寄蒋观云的。我由观云处索得，登入《浙江潮》，手迹则由我收藏，弥足宝贵，所以在鲁迅信中有“汇印成册”的提议。

鲁迅读佛经，当然是受章先生的影响。先生在西狱三年，备受狱卒的陵暴。邹容不堪其虐，因而病死。先生于做苦工之外，朝夕必研诵《瑜伽师地论》，悟到大乘法义，才能克服苦难，期满出狱后，鼓动革命的大业。先生和鲁迅师弟二人，对于佛教的思想，归结是不同的：先生主张以佛法救中国，鲁迅则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中国。

一四  笔名鲁迅

我自民六（1917年）秋，于役南昌，和鲁迅别开三年。在这中间，鲁迅的生活起了大变化，前后可以划分为两段：前者是摩挲古碑，后者是发表创作。这个变化即发表创作，是《呐喊》序文所谓“老朋友金心异”——按即玄同——的催促怂恿与有力的。创作的开始在民七（1918年）四月，发表在同年五月号的《新青年》，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其第一篇《狂人日记》（《呐喊》），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来猛烈地掊击过去传统和礼教的弊害，开始用“鲁迅”作笔名。我说过：“这是鲁迅生活上的一个大发展，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章。因为从此，文学革命才有了永不磨灭的伟绩，国语文学才有了不朽的划时代的杰作，而且使他成为我们中国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战士。”我当时在南昌，读到这篇《狂人日记》，所说他和人们没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又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说穿了吃人的历史，于绝望中寓着希望，我大为感动。

……觉得这很像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天下岂有第二个豫才乎？于是写信去问他，果然回信来说确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册里有署名唐俟的新诗也是他做的。到了九年的年底，我们见面谈到这事，他说：“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至于唐俟呢？”他答道，“哦！因为陈师会（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对他说，‘你叫作槐堂，我就叫俟堂罢。’”

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涵义，那时部里的长官某颇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把“俟堂”两个字颠倒过来，堂和唐这两个字同声可以互易，于是成名曰“唐俟”。周、鲁、唐又都是同姓之国也。可见他无论何时没有忘记破坏偶像的意思。（拙著《鲁迅的生活》）

这样用母姓的事，以后就很多。不是蔡孑民先生晚年署名曰“周子余”吗？有一个蔡先生的熟人，不明这个底细，便向蔡先生开玩笑，说“你现在也姓了周吗？哈哈。”因为他只知道蔡夫人是姓周，而不知其母夫人姓什么。蔡先生乃正色答道：“这因为先母姓周……”那位熟人听了，立刻肃然道歉而退。

因为鲁迅只是笔名，所以鲁迅不愿意别人把鲁迅上面再冠一个周字的。而且他自己的署名总是仍用树人，凡有给我的信署名都是如此；但是自从十九年（1930年）三月以后，则不得已而用种种化名，如“索士”“树”“迅”“飞”……这是为免除收信者横受嫌疑计，用意是很周到的。

说到鲁迅笔名，我还记起一件小小的故事：十八年（1929年）夏，鲁迅至北平省亲回来，对我说：“我为了要看旧小说，至孔德学校访隅卿，玄同忽然进来，唠叨如故，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张我的名片，便高声说：‘你的名字还是三个字吗？’我便简截地答道：‘我的名片从来不用两个字，或四个字的。’他大概觉得话不投机，便出去了……”所谓用两个字或四个字，乃是微微刺着玄同的名片，时而作“钱夏”，时而作“玄同”，时而作“疑古玄同”。《两地书（一二六）》有云：“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便是指玄同而言。直到鲁迅去世了，玄同作文追悼，还提及这件小小的故事呢。

一五  杂谈著作

据我所知，鲁迅的著作有好多篇是未完成的。他对我说过，想要做一部《中国字体发达史》，在开始说明字的起源，就感觉得资料不足。甲骨文中所见的象形，“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从这图形上，又能发见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我答道诚然，像西班牙亚勒泰米拉（Altamira）洞里的野牛形，在中国的实物上似乎还没有找到。他这部字体发达史，终于没有写出，只在《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中略现端倪。用“门外”二字作题目，虽说是由于门外乘凉的漫谈，但其实也含着自谦的美意啊。

鲁迅想要做《中国文学史》分章是：（一）从文字到文章，（二）诗无邪（《诗经》），（三）诸子，（四）从《离骚》到《反离骚》，（五）酒、药、女、佛（六朝），（六）廊庙和山林。其大意也曾片段地对我说过。关于诸子者，他说杨子为我，只取他自己明白，当然不会著书；墨子兼爱，必使人人共喻，故其文词丁宁反覆；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总嫌其太阴柔；庄子的文词深闳放肆，则入于虚无了。关于《反离骚》者，以为杨雄摭《离骚》而反之，只是文求古奥，使人难懂，所谓“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但假使竟没有可以回复之处，那将如何呢？《离骚》而至于《反离骚》，《恨赋》而至于《反恨赋》，还有甚么意思呢？关于酒和药者，他常常和我讨论，说魏晋人的吃药和嗜酒，大抵别有作用的，他们表面上是破坏礼教，其实是拥护礼教的迂夫子。他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是这部文学史的一部分。至于全集所载的《汉文学史纲要》乃是用作讲义，很简单的。

有人说鲁迅没有做长篇小说是件憾事。其实他是有三篇腹稿的，其中一篇曰《杨贵妃》。他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对于盛唐的时代背景、地理、人体、宫室、服饰、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所以能够原原本本地指出坊间出版的《长恨歌画意》的内容的错误。他的写法，曾经对我说过，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从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他看穿明皇和贵妃两人间的爱情早就衰歇了，不然何以会有“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人密誓愿世世为夫妇的情形呢？在爱情浓烈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来世呢？他的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一层。

鲁迅对我说：“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但是对于《西游记》，却考证不出甚么。”我问孙悟空的来历是否出于印度的传说，他答道亦有可能，但在唐人传奇中，已可寻出其出处。李公佐的《古岳渎经》所谓禹“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即是。这件禹伏无支祁的故事，历经演化，宋时又传为僧伽降水母，又得吴承恩的描写，遂成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了。

鲁迅编《莽原》杂志和《国民新报副刊》时，曾经几度怂恿我去投稿，劝我多写杂文，不要矜持，但是我因行文拙钝，只投过几篇：《论面子》《论翻译之难》……而已。鲁迅则行文敏捷，可是上述的好多篇腹稿和未成稿，终于没有写出，赍志以殁了。其原因：（一）没有余暇。因为环境的艰困，社会政治的不良，自己为生活而奋斗以外，还要帮人家的忙，替别人编稿子，改稿子，绍介稿子，校对稿子，一天忙个不了。他从此发明了一种战斗文体——短评，短小精悍，有如匕首，攻击现实，篇篇是诗，越来越有光彩，共计有十余册，之外，再没有工夫来写长篇了，真是生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所无可奈何的！（二）没有助手，他全集二十大册，约六百万言，原稿都是用毛笔清清楚楚地手写的。此外，日记和书简，分量也很可观。浅见者说鲁迅的创作只有七大册，翻译多于创作，似乎还比不上外国文豪们的著作等身；殊不知照一个人的精力，时间和事务比例起来，是做不了这许多的。他们誊稿和写信，或许有书记助手可以代劳，但是鲁迅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鲁迅的著作，国际间早已闻名了。记得一九二五年，他做了《自传》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嘱我代写一份，因为译者王希礼要把它影印出来，登在译本的卷头。

他曾告诉我：“瑞典人S托人来征询我的作品，要送给‘管理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S以为极有希望的，但是我辞谢了。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倘因为我是黄色人种，特别优待，从宽入选，反足以增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媲美了，结果将很糟。……”这是何等谦光，又是何等远见！

他又告诉我：“罗曼·罗兰读到敬隐渔的法译《阿Q正传》说道：‘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因之罗氏写了一封给我的信托创造社转致，而我并没收到。因为那时创造社对我笔战方酣，任意攻击，便把这封信抹煞了。……”鲁迅说罢一笑，我听了为之怃然。

一六  杂谈翻译

鲁迅自从办杂志《新生》的计划失败以后，不得已而努力译书，和其弟作人开始介绍欧洲新文艺，刊行《域外小说集》，相信这也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他们所译偏于东欧和北欧的文学，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他们富于挣扎、反抗、怒吼的精神。鲁迅所译安特来夫的《默》和《谩》，迦尔洵的《四日》，我曾将德文译本对照读过，觉得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使我非常兴奋。其《序言》所云“第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勿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实在是诚信不欺之言。第一册出版以后，我承惠赠了好几册，但我还特地到东京寄售处购买一册，并且时时去察看，为的怕那里有不遵定价、额外需索的情形，所以亲去经验，居然画一不二，也就放心了。不过销路并不好，因为那时的读者，对于这样短篇新品，还缺少欣赏的能力和习惯。我那时正有回国之行，所以交给上海寄售处的书，就由我带去的。

鲁迅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时，曾对我说：“这是一部有独创力的文学论，既异于科学家似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者的繁碎。作者在去年大地震里遭难了。我现在用直译法把它译出来。”我照例将原文对照一读，觉得鲁迅的直译工夫较前更进步了。虽说是直译的，却仍然极其条畅，真非大手笔不办。他深叹中国文法的简单，一个“的”字的用处，日本文有“の”“處”“的”等等，而中国文只有一个“的”字。于是创造出分别来：“其中尤须声明的，是几处不用‘的’字，而特用‘底’字的缘故。即凡形容词与名词相连成一名词者，其间用‘底’字，例如Social being为社会底存在物，Psychische Trauma为精神底伤害等；又，形容词之由别种品词转来，语尾有tive，tic之类者，于下也用‘底’字，例如Speculative，romantic，就写为思索底，罗曼底。”本书中所引英诗的翻译，我曾效微劳，他在《引言》中还特别提到。

鲁迅译《小约翰》也是一部力作。本书的著者荷兰望·蔼覃（全集卷十四，题下，荷兰误作德国，全集卷一总目内没有错），本来是研究医学，具有广博的知识，青年著作家的精神的领袖，鲁迅的学力很有些和他相似，所以生平爱读这部象征写实的童话诗。有意把它译成中文，发愿很早，还在留学时代，而译成则在二十年以后。初稿系在北平中央公园的一间小屋内，和吾友齐寿山二人挥汗而作；整理则在翌年广州白云楼，那时我和他同住，目睹其在骄阳满室的壁下，伏案工作，手不停挥，真是矻矻孜孜，夜以继日。单是关于动植物的译名，就使他感到不少的困难，遍问朋友，花去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他书后附有《动植物译名小记》，可供参考。至于物名的翻译，则更难，因为它是象征，不便译音，必须意译，和文字的务欲近于直译已大相反。小鬼头Wistik之译作“将知”，科学研究的冷酷的精灵Pleuzer之作“穿凿”，小姑娘Robinetta之作“荣儿”都是几经斟酌才决定的。

至于鲁迅译果戈里的《死魂灵》，更是一件艰苦的奇功，不朽的绝笔。他受果戈里的影响最深，不是他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就和八十多年前，果戈里所写的篇名完全相同吗？“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当鲁迅卧病的时候，我去访问，谈到这部译本，他告诉我：“这番真弄得头昏眼花，筋疲力尽了。我一向以为译书比创作容易，至少可以无须构想，那里知道是难关重重！……”说着还在面孔上现出苦味。他在《“题未定”草（一）》有云：

……“苦”字上头。仔细一读，不错，写法的确不过平铺直叙，但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隐藏，要感得到；虽然重译，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锋头。里面确没有电灯和汽车，然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菜单，赌具，服装，也都是陌生家伙。这就势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

又在同题二有云：

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作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总之，鲁迅对于翻译的理论极其实际，都是成功的，开辟了大道，培养的沃壤，使中国的新文艺得以着着上进，欣欣向荣。

一七  西三条胡同住屋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一九一九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全眷来住入，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全集卷一《坟》）文中所云：“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便是他的儿童教育的意见。他对于侄儿们的希望很大，很想为他们创造出一个最适宜于发育的环境，所谓“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呐喊·故乡》）。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我在拙著《关于〈弟兄〉》一文已经提及。一九一七年，他和作人还同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北平正流行着传染病猩红热，作人忽然发高热了。这可真急坏了鲁迅，愁眉不展，四处借钱，为的要延医买药。后经德国医师狄普耳诊断，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于是他第二天到部，精神焕然地笑着对我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倘若母亲在此，不会使我这样着急了。”接着又述昨夜医师到来的迟缓，和他诊断病情的敏捷，但是我看见他的眼眶陷下，还没有恢复呢！又记得一九二一年，作人养疴在香山碧云寺，因为费用浩大，鲁迅又四处奔走，借贷应急，并且时常前往护视。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太夫人谈锋极健，思想有条理，曾用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朱夫人是旧式的女子，结婚系出于太夫人的主张，因而“瑟琴异趣”，鲁迅曾对我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北屋的中间，后面接出一间房子去，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彷徨》的全部以及其他许多的译著，皆写成于此。这老虎尾巴将永久成为我国国民的纪念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线充足，望后园墙外，即见《野草》第一篇《秋夜》所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又生了一场病，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一八  女师大风潮

一九二五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杨校长便不到校，后来任意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除名，并且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学生们不服。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并且命司长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们出校。女师大的许多教职员，本极以章杨二人的措置为非，复痛学生的无端失学，遂有校务维持会的组织。鲁迅本是女师大的讲师，所以成为该会的委员之一，而章士钊视作眼中钉，竟倒填日子，将他的教育部佥事职违法免去了。

我因为和杨荫榆校长是前后任的关系，对于这次风潮，先是取旁观态度，绝不愿意与闻的。待到章士钊无端把鲁迅免职，我不能熟视无睹了。既恶其倒填日子，暗暗免部员之职，又恶其解散学校呈文中，叠用轻薄字句来诬蔑女性，才和齐寿山（教育部视学）二人发表宣言，指斥其非，并且正式送给他一张以观其变，于是他也把我们二人免职了。宣言全文如下：

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

署教育总长章士钊，本一轻薄小才，江湖游士，偶会机缘，得跻上位。于是顿忘本来，恣为夸言，自诩不羁，盛称饱学，第以仅有患得患失之心，遂辄现狐埋狐搰之态。自五七风潮之后，即阳言辞职，足迹不见于官署者数月，而又阴持部务，画诺私家，潜构密谋，毁灭学校，与前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相联结，驯致八月一日以武装警察解散该女子师范大学之变。案学生所陈，仅在恳请当局，撤换校长，冀学业稍有进步而已。倘使处以公心，本不致酿成事故。而章士钊与杨荫榆朋比固位，利己营私，必使成解散之局，于停办该大学呈文中，尚腼然自饰，谓先未实行负责，后令妥善办理。且叠用佻达字句，诬蔑女性，与外间匪人所造作之谣诼相应和。而于滥用警士，殴击学生等激变之故，则一字不提。是不特蔽亏国人视听之明，实大淆天下是非之辨。近复加厉，暴行及于部中。本月十三日突将佥事周树人免职，事前既未使次长司长闻知，后又不将呈文正式宣布，秘密行事，如纵横家，群情骇然，以为妖异。周君自民国元年由南京政府北来供职，十有四年，谨慎将事，百无旷废；徒以又为该大学兼任教员，于学校内情，知之较审，曾与其他教员发表宣言，声明杨荫榆开除学生之谬。而章杨相比，亦撄彼怒，遂假威权，泄其私愤。昔者以杨荫榆之党己也，不惜解散学校，荒数百人之学业以徇之；今以周君之异己也，又不惜秘密发纵以除去之。视部员如家奴，以私意为进退，虽在专制时代，黑暗当不至是。此其毁坏法律，率意妄行，即世之至无忌惮者亦不能加于此矣。最近则又称改办女子大学，即以嗾警毁校自夸善打之刘百昭为筹备处长，以掩人耳目。举蹂躏学校之人，任筹备学校之重，虽曰报功，宁非儿戏。旋又率警围校，且雇百余无赖女流，闯入宿舍，殴逐女生，惨酷备至，哭声盈于道涂，路人见而太息，以为将不敢有子女入此虎狼之窟者矣。况大队警察，用之不已，是直以枪剑为身教之资，隶教部于警署之下，自开国以来，盖未见有教育当局而下劣荒谬暴戾恣睢至于此极者也。寿裳等自民元到部，迄于今兹，分外之事，未尝论及。今则道揆沦丧，政令倒行，虽在部中，义难合作，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谨此宣言。

我们对于章士钊的这些举动，认为无理可喻，故意不辞职，而等他来免职，也不愿向段祺瑞政府说理，所以发布这个宣言。鲁迅对于章士钊，也视若无物，后来之所以在平政院提起诉讼，还是受了朋友们的怂恿而才做的，结果是得到胜诉。

女师大被非法解散以后，便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重新开学，教员们全体义务授课，我也是其中之一，师生们共同克苦支持。如是者三月，女师大就复校了。章士钊解散学校之外，还有那些主张读经，反对白话等等玩意儿，鲁迅都一一辞而避之。关于他的排斥白话，我和鲁迅都笑他日暮途穷，所做的文言文并不高明，连庄子中“每下愈况”的成语（况，甚也），都用不清楚；单就他那《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所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这几句骈文，也比不上何栻《齐姜醉遣晋公子赋》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这些谈资都为鲁迅所采用，文见《华盖集·答SK君》。至于章士钊的主张读经，也是别有用意，明知道读经是不足以救国的，不过耍耍把戏，将人们看作笨牛罢了。鲁迅有一文《十四年的“读经”》（《华盖集》），揭发得很透彻，摘录一二段如下：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谎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

一九  三一八惨案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发生最黑暗最凶残的事件：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了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的市民和学生，死伤至三百余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女师大学生当场遇害者二人：刘和珍和杨德群。受伤者六七人。这天下午我（二天以前才辞去教务长兼职）偶然跑到学校去看看，忽听得这个噩耗，并且遇着受伤同学的逃回，便立刻拉着新任教务长林语堂同车赶往国务院察看。到时，栅门已闭，尚留一条缝容许出入，只见尸体纵横枕藉，鲜血满地，是一个最阴惨的人间地狱！刘和珍的尸骸已经放入一具薄棺之中了。并排的还有好几具，都是女子的。

刘和珍面目如生，额际尚有微温。我瞥见毛医师正在门外人群中，急忙请他进来诊视，那知道心脏早停，已经没有希望了。又听得还有许多许多的受伤者在医院里，赶紧往视，则待诊室内满是尸体，这些该是当初还没有死，抬到医院——或没有抬到，途中便已气绝了罢！杨德群的尸骸，放在一张板桌上，下半身拖落在旁。呜呼！惊心动魄，言语道断，我不忍再看了！我一向不赞成什么请愿，绝对不参加什么开会游行，然亦万料不到会有如此喋血京师的惨事！

从这天起，我竟夜不成寐，眼睛一闭，这场地狱便出现，如是者继续至十余天才止，这是因时光的流驶才把苦痛和血痕渐渐冲淡了罢。鲁迅关于这事，有云：“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又云：“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

同书里，鲁迅又有一篇《纪念刘和珍君》，那是情文并茂、感人最烈的伟大的抒情文，现在摘录一二段如下：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一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得一个尽头！

……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时，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华盖集续编》）

惨案发生以后，便有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令，按着又有要通缉五十人——其实名单上只四十八人——的传说，我和鲁迅均列名在内。鲁迅有一篇《大衍发微》（《而已集》附录），把名单全部的籍贯职务调查得相当清楚，尤其把要捉的原因探究分析得很详细。齐寿山很为我们担忧，热心奔走，预先接洽了临时避居的地方，对我们说：“一有消息，就来报告，务必暂时离家。”果然，有一天下午，寿山来电话，说：“张作霖的前头部队已经到高桥了，请立刻和鲁迅避入D医院，一切向看护长接洽就得。”我就立刻去通知鲁迅，于是同时逃入了。

D医院中，一间破旧什物的堆积房是我和鲁迅及其他相识者十余人聚居之所，夜晚在水门汀地面上睡觉，白天用面包和罐头食品充饥。——也有人住六国饭店和法国医院的。我住了十天光景，便移居病室，医师来诊，则告以无病，遂一笑而去。鲁迅亦然，但在这样流离颠沛之中，还是写作不止呢？

二〇  广州同住

同年八月底，鲁迅离开北京，至厦门大学教书去了。临行，我表示亦将离京谋事，托他随时为我留意，因为，我和他及寿山三人的教育部职务虽已恢复，总觉得鸡肋无味。他极以为然，所以对于我之所托，非常关心，视同己事，《两地书》中时时提到，至十几次之多，如云：“玉堂在此似乎也不大顺手，所以上遂的事竟无法开口。”（书四二）又云：“上遂的事则至今尚无消息，不知何故。我同兼士曾合写一信，又托伏园面说，又写一信，都无回音，其实上遂的办事能力，比我高得多。”（书八一）又云：“上遂南归，杳无消息，真是奇怪，所以他的事情也无从计画。”（书九六）

到了十二月底，他知道了我的事容易设法，就接连的来信通知，现录一通如下：

季市兄：

昨寄一函，已达否？此间甚无聊，所谓国学院者，虚有其名，不求实际。而景宋故乡之大学，催我去甚亟。聘书且是正教授，似属望甚切，因此不能不勉力一行，现拟至迟于一月底前往，速则月初。伏园已去，但在彼不久住，仍须他往。昨得其来信，言兄教书事早说妥，所以未发聘书者，乃在专等我去之后，接洽一次也。现在因审慎，聘定之教员似尚甚少云。信到后请告我最便之通信处，来信寄此不妨，即我他去，亦有友人收转也。此布。

即颂

曼福。

树人上。十二月廿九日

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后，就接连来信催我前往，略说兄之聘书已在我处，月薪若干，此间生活费月需约若干，所教功课，现尚无从说起，因为一切尚无头绪，总之此校的程度是并不高深的。开学是三月二日，但望兄见信即来，可以较为从容，谈谈。从沪开来之轮船如何如何。唐餐间胜于官舱，价约若干……他的指示很周到，使我感激不可以言宣，真是所谓“穷途仗友生！”这几封催我前往的信，我因为在抗战那年，检入行箧中，老是携带着，前年在重庆写了一篇《鲁迅的几封信》，把它发表，作为他逝世九周年的一点纪念，所以这里不再抄引了。

我航海既到广州，便在逆旅中，遣使送信去通知鲁迅。使者回，说人不在家。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景宋见访，始知鲁迅才从香港讲演回来，因足受伤，不良于行，教她来接我至校同住。那时候，他住在中山大学的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相见忻然。书桌和床铺，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内对角线的两端。这晚上，他邀我到东堤去晚酌，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我要付账，他坚持不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后来，开学期近了，他是教授兼教务主任，忙于开会议，举行补考，核算分数，接见种种学生，和他们辩论种种问题，觉得日不暇给，豪兴更减了。

我对于广州的印象，因为是初到，一切觉得都很新鲜，便问他的印象如何。他答道：革命策源地现在成为革命的后方了，还不免是灰色的。我听了很受感动。又问他在香港讲演的题目是什么，反应是怎样。他答道：“香港这殖民地是极不自由的，我的讲演受到种种阻碍，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有人想把我的讲稿登载报上，可是被禁止了。”

这间大钟楼是大而无当，夜里有十几匹头大如猫的老鼠赛跑，清早有懒不做事的工友们在门外高唱，我和鲁迅合居其间，我喜欢早眠早起，而鲁迅不然，各行其事，两不相妨，因为这间楼房的对角线实在来得长。晚餐后，鲁迅的方面每有来客络绎不绝，大抵至十一时才散。客散以后，鲁迅才开始写作，有时至于彻夜通宵，我已经起床了，见他还在灯下伏案挥毫，《铸剑》等篇便是这样写成的。有一天，傅孟真（其时为文学院长）来谈，说及顾某可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

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的一组，我和鲁迅、景宋三人合居。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方以为课余可以有读书的环境了。那知道感触之来，令人窒息，所谓“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寞”。清党事起，学生被捕者不少，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归来一语不发，我料想他快要辞职了，一问，知道营救无效。不久，他果然辞职，我也跟着辞职。他时常提起，有某人瘦小精悍，头脑清晰，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鲁迅从此潜心写作，不怕炎热的阳光侵入住室到大半间，仍然手不停挥：修订和重抄《小约翰》的译稿，编订《朝华夕拾》，作后记，绘插图，又编录《唐宋传奇集》。十月回至上海。自去年秋，出北京，中经厦门，广州，至此仅一年，他的生活是不安的，遭遇是创痛的。

二一  上海生活——前五年

（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鲁迅自一九二七年回上海，至一九三六年逝世，这十年间，国难的严重日甚一日，因之，生活愈见不安，遭遇更加惨痛，环境的恶劣实非通常人所能堪，他的战斗精神却是再接再厉，对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社会上封建余毒的弥漫，一切荒淫无耻的反动势力的猖獗，中国文坛上的浅薄虚伪，一点也不肯放松，于是身在围剿禁锢之中，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步，苦战到底，决不屈服。从此在著译两方面，加倍努力，创作方面除历史小说《故事新编》，通讯《两地书》（与景宋合著）等以外，特别着重前所发明的一种战斗文体——短评，杂文——来完成他的战斗任务。翻译方面则有文艺理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童话等。他又介绍新旧的“木刻”，提倡“新文字”，赞助“世界语”。同时他在行动上，又参加了三“盟”，即“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及“民权保障同盟会”。总之，他是不朽的作家，文化的导师，正义的斗士，中华民族的灵魂。

这十年间，我因为在南京和北平服务，虽不能常常晤见鲁迅，但每次道经上海，必定往访，所以每年至少有十余次的会见，最后两年晤面较稀，但每年亦至少四五次。他初回上海，即不愿教书，我顺便告知蔡孑民先生，即由蔡先生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与李审言同时发表。

一九二九年九月，景宋夫人产生一个男孩，名曰“海婴”。我知道了很欣喜，立刻要求鲁迅赶快领我到医院去道贺，我说：你俩本来太寂寞，现在有了“宁馨儿”可以得到安慰了。不料其未满八岁，鲁迅便去世，不及见其成立啊！海婴生性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作《答客诮》一诗，写出爱怜的情绪云：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

一九三〇年春，鲁迅被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其罪名曰“反动文人”，其理由曰“自由大同盟”，说来自然滑稽，但也很可痛心。那时，浙江省党部有某氏主持其事，别有用意，所谓“罪名”“理由”，都是表面文章，其真因则远在编辑刊物。当鲁迅初到上海，主编《语丝》的时候，有署名某某的青年，投稿揭发他的大学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鲁迅就把它登出来了。这反响可真大，原来某氏是该大学毕业生，挟嫌于心，为时已久，今既有“自由大同盟”可作题目，借故追因，呈请通缉，而且批准。

鲁迅曾把这事的经过，详细地对我说过：“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甚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迨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鲁迅又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这愤慨是无怪的。

鲁迅又常常说：“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

同年三月，鲁迅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会，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左翼作家联盟”到这时候才成立呢？因为鲁迅已经首先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这些译书的影响确是很大，从此内讧停止，开始深入的发展，形成崭新的阵营。在“左联”成立之先，鲁迅常对我说：“骂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议论大都是不中肯的。骂来骂去骂不出所以然来，真是无聊。”现摘引一段如下：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

“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糊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e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实秋）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于社会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在“左联”成立时，鲁迅发表演说，首则警戒“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继则提出今后应注意的几点：“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从此“左联”成为中国新文艺界的主力，一直发展下去，而鲁迅则成为其领导者。

一九三一年一月，因柔石等被捕，谣传鲁迅也被拘或已死了。大报上虽没有记载，小报上却言之凿凿。我正在忧疑焦急，而他的亲笔邮信忽然到了，知道他已经出走，这才使我放心。信中体裁和以前的大不相同，不加句读，避掉真名而用“索士”和“令斐”，这是同一个人，我素所知悉的。且以换住医院，代替出走。原信录如下：

季黻吾兄左右昨至宝隆医院看索士兄病则已不在院中据云大约改入别一病院而不知其名拟访其弟询之当知详细但尚未暇也近日浙江亲友有传其病笃或巳死者恐即因出院之故恐兄亦闻此讹言为之黯然故特此奉白此布即请

道安

弟令斐顿首  一月二十一日

至于谣传被拘的原因是这样的，鲁迅告诉我：“因为柔石答应了去做某书店的杂志编辑，书店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为要他省掉多跑一趟路，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钞了盖印交给他，临别时我看他向大衣袋里一塞，匆匆地去了。不料翌日就被捕，衣袋里还藏着我那盖印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这是谣传我被拘的原因。”柔石原名平复，姓赵，浙江宁海县人，创作之外，致力于绍介外国文艺，尤其是北欧东欧的文学与版画。被捕后二十日，秘密枪决（参阅《二心集·柔石小传》）。鲁迅更有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南腔北调集》），写得真挚沉痛，中有一诗如下：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他对我解释道：“那时我确无写处的，身上穿着一件黑色袍子，所以有‘缁衣’之称。”同时他又写给我看许多首旧作。这诗中“刀丛”二字，他后来写给我的是作“刀边”。

鲁迅说：同是青年而不可以一概论，志行薄弱者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别国的硬汉为什么比中国多？是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中国也有好青年，至死不屈者常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其不能熬刑至死者，就非卖友不可，非贩人命以自肥不可。所以坚卓者壮烈而先亡，游移者偷生而堕落。

鲁迅是大仁，他最能够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尤其能够感到暗暗的死者的惨苦。他说：“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他又说：“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他说话时的神情，悲悯沉痛，至今还使我不能忘记。

二二  上海生活——后五年

（一九三二——一九三六）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万恶的日本军陷沈阳，攻下吉林，又破黑龙江，关东三省皆陷。翌年一月，又以海军陆战队窥上海，二十八日夕敌突犯闸北，我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所部迎击，神圣的抗战遂起。我挂念鲁迅的寓所正是在火线中，乔峰的也是如此，无法通讯，不知其如何脱离虎口，不得已电讯陈子英，子英即登报寻觅，于是鲁迅知道了，立刻给我一信如下：

因昨闻子英登报招寻，访之，始知兄曾电询下落。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涂，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倘赐信，可由“四马路杏花楼下，北新书局转”耳。此颂

曼福。

弟树顿首  二月二十二日

乔峰亦无恙，并闻。

我又挂念他虽已逃出了，或许寓屋被毁，书物荡然，又挂念他此后的行踪，所以接连通讯，兹摘录其来信数通如下：

季市兄：

顷得二月二十六日来信，谨悉种种。旧寓至今日止，闻共中四弹，但未贯通，故书物俱无恙，且亦未遭劫掠。以此之故，遂暂蜷伏于书店楼上，冀不久可以复返，盖重营新寓，为事甚烦，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倘旧寓终成灰烬，则拟挈眷北上，不复居沪上矣。

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希释念为幸。

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勳，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燹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素无储积，生活为难，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

钦文之事，在一星期前，闻虽眷属亦不准接见，而死者之姊，且控其谋财害命，殊可笑，但近来不闻新消息，恐尚未获自由耳。

匆复，即颂

曼福。

弟树启上三月二日

乔峰广平坿笔致候。

信中所云被裁之事，即指特约著作员的薪水。

季市兄：

快函已奉到。诸事至感。在漂流中，海婴忽生疹子，因于前日急迁至大江南饭店，冀稍得温暖，现视其经过颇良好，希释念。昨去一视旧寓，除震破五六块玻璃及有一二弹孔外，殊无所损失。水电瓦斯，亦已修复，故拟于二十左右，回去居住。但一过四川路桥，诸店无一开张者，入北四川路，则市廛家屋，或为火焚，或为炮毁，颇荒漠，行人亦复寥寥。如此情形，一时必难恢复，则是否适于居住，殊属问题。我虽不惮荒凉，但若购买食物，须奔波数里，则亦居大不易耳。总之，姑且一试，倘不可耐，当另作计较，或北归，或在英法租界另觅居屋，时局略定，租金亦想可较廉也。乔峰寓为炸弹毁去一半，但未遭劫掠，故所失不多，幸人早避去，否则，死矣。此上，即颂

曼福。

树启上  三月十五日

季市兄：

近来租界附近已渐平静，电车亦俱开通，故我已于前日仍回旧寓，门墙虽有弹孔，而内容无损。但鼠窃则已于不知何时惠临，取去妇孺衣被及厨下什物二十余事，可值七十元，属于我个人者，则仅取洋伞一柄。一切书籍，岿然俱存，且似未尝略一翻动，此固甚可喜，然亦足见文章之不值钱矣。要之，与闸北诸家较，我寓几可以算作并无损失耳。今路上虽已见中国行人，而迁去者众，故市廛未开，商贩不至，状颇荒凉，得食物亦颇费事。本拟往北京一行，居留一二月，怯于旅费之巨，故且作罢。暂在旧寓试住，倘不大便，当再图迁徙也。在流徙之际，海婴忽染疹子，因居旅馆一星期，贪其有汽炉耳。而炉中并无汽，屋冷如前寓而费钱却多。但海婴则居然如居暖室，疹状甚良好，至十八日而痊愈，颇顽健。始知备汽炉而不烧，盖亦大有益于卫生也。钦文似尚不能保释，闻近又发见被害者之日记若干册，法官当一一细读，此一细读，正不知何时读完，其累钦文甚矣。回寓后不复能常往北新，而北新亦不见得有人来，转信殊多延误，此后赐示，似不如由内山书店转也。此上，即颂

曼福。

迅启上  三月二十一夜

此后，关于寓屋及闸北被毁的情状尚有数信见告，兹从略。

一九三三年，“民权保障同盟会”成立，举蔡先生、孙夫人为正副会长，鲁迅和杨杏佛、林语堂等为执行委员。六月，杏佛被刺，时盛传鲁迅亦将不免之说。他对我说，实在应该去送殓的。我想了一想，答道：“那么我们同去。”是日大雨，鲁迅送殓回去，成诗一首：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这首诗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龚自珍。是日语堂没有到，鲁迅事后对我说：“语堂太小心了。”记得鲁迅刚由广州回上海不久，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一文“Lusin”当然深致赞扬，尤其对于他在广州讲演魏晋风度，称其善于应变。有一天，我和鲁迅谈及，鲁迅笑着说：“语堂我有点讨厌，总是尖头把戏的。”后来，语堂谈小品文而至于无聊时，鲁迅曾写信去忠告，劝其翻译英文名著，语堂不能接受，竟答说这些事等到老时再说。鲁迅写信给我说：“语堂为提倡语录体，在此几成众矢之的，然此公亦诚太浅陋也。”

是年四月，鲁迅迁居北四川路大陆新村九号，来信说：“……光线较旧寓为佳，此次过沪，望见访，并乞以新址转函铭之为荷。”他住在这里一直住到死，这是后人应该永远纪念的地方。

近年来，鲁迅因受禁锢，文章没有地方可以发表，虽则屡易笔名，而仍被检查者抽去，或大遭删削。鲁迅说：“别国的检查不过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即使在删削的时候，也是删而又删，有时竟像讲昏话，使人看不懂。”

鲁迅有时也感到寂寞，对我详述独战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我默然寄以同情，但我看他的自信力很强，肯硬着头皮苦干。我便鼓励着说：“这是无足怪的，你的诗‘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已经成为两间余一卒，挺戟独冲锋了。”相与一笑。

鲁迅说：“章先生著《学弊论》所谓‘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这话诚然不错，然其欲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因为穷不是好事，必须振拔的。”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日本的大学多用为教本，所以有增田涉的译本。其工作颇诚恳不苟，开译之前，特地来上海，亲就鲁迅寓所听其讲解，每日约费三小时，如是者好几个月。回国后，即整理笔记，开始翻译，有疑难时，则复以通讯请益，凡二年而始脱稿。印刷装订，均极华美。出版后，增田氏以两册赠鲁迅，鲁迅即以一册题字赠我，并且笑着说：“我的著作在自己本国里，还没有这样阔气装璜过的。”

鲁迅一生做事最大目标是为大众，为将来。故于大众艺术和大众语文，晚年最所致力。

（一）大众艺术，可以他的提倡木刻为代表。他不但创办木刻讲习会，自己担任口译，不但广搜现代欧洲的名作，开会展览，连我国古书中的木刻，有可给青年学子做参考材料的，也竭力搜罗善本而印行之，例如陈老莲的《博古叶子》，他写信给我说：“有周子竞先生名仁，兄识其人否？因我们拟印陈老莲插画集，而《博古叶子》无佳本，蟫隐庐有石印本，然其底本甚劣。郑君振铎言曾见周先生藏有此书原刻，极想设法借照，郑重处理，负责归还。兄如识周先生，能为一商洽否？”我因为子竞在上海，便函托蔡先生就近商借。又鲁迅对于青年木刻家，一方面鼓励，一方面予以不客气的批评，《鲁迅书简》中关于讨论木刻的很多，例如给李桦的诸信，言之甚详。

（二）大众语文，鲁迅发表了许多篇，如《汉字和拉丁化》《门外文谈》《中国语文的新生》《关于新文字》和《论新文字》。现在摘引一段如下：

现在写一点我的简单的意见在这里：

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我们所办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试用广东语之类，读者较多的言语，做出东西来看；（丙）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青年木刻家，仍应支持……

四、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

五、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士语是不必用的。……（《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至于鲁迅的为将来，可以他的儿童教育问题为代表。“救救孩子”这句话是他一生的狮子吼，自从他的《狂人日记》的末句起，中间像《野草》的《风筝》说儿童的精神虐杀，直到临死前，愤于《申报·儿童专刊》的谬说，作《立此存照（七）》有云：“真的要‘救救孩子’。”（《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他的事业目标都注于此。在他的《二十四孝图》中说：“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就是为的儿童的读物。

在他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有云：“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因之对于儿童读物，费了不少心血，他的创作不待言，他的译品就有多篇是童话，例如《表》（全集第十四册）的译本，真是又新鲜，又有益。“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的在向后转。……”（《表·译者的话》）不仅此也。鲁迅对于儿童看的画本，也有严正的指示，现在引一段在下面：

……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的……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

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

二三  和我的交谊

我和鲁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交谊，彼此关怀，无异昆弟，例如他为我谋中山大学教书事，备极周到，已述于前第二十章。他的著译编印的书，出版后大抵都有惠赠给我，并且大抵有题字，弥足珍贵。例如《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的题字（见第十一章），日译《支那小说史》的题字（见第二十二章），亦已述及，赠与稠叠，永留纪念。一九〇九年我和沈夫人结婚，鲁迅赠以《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他知道我爱诵乡先生李慈铭的文章，即以厂肆所搜得的曾之撰刻《越缦堂骈体文集》四册给我。我读了，才知世传《孽海花》一书的作者曾朴，就是曾之撰的儿子，其序文明言令儿子朴受业为弟子。因之偶和鲁迅谈及，他即采入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云：“……使撰者诚如所传，则改称李纯客者，实其李慈铭字莼客（见曾之撰《越缦堂骈体文集序》），亲炙者久，描写当能近实，而形容时复过度，亦失自然。”（《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足见鲁迅著书、取材和引例都费斟酌，具深心的。

吾越乡风，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现在抄录如下：

计有功  宋人  《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  又有单行本）

辛文房  元人  《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  《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  《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吴荣光  《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  明人  《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刘义庆  《世说新语》（晋人清谈之状）

王定保  五代《唐摭言》（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葛  洪  《抱朴子外篇》（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

王  充  《论衡》（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王  晫  《今世说》（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以上所列书目，虽仅寥寥几部，实在是初学文学者所必需翻阅之书，他的说解也简明扼要。

一九一八年初夏，内子沈夫人由北京初到南昌，不及半月便病故。鲁迅远来函唁（可惜我在南昌收到的书函均已散失了），大意是说惊闻嫂夫人之丧，世兄们失掉慈母，固然是不幸，但也不尽然。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因为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他真想得深刻，不是普通吊唁的套语。

一九一九年春初，伯兄铭伯先生应友人之邀，出席夜宴，忽患左体不遂症，次晨即命舍侄世璿走访鲁迅，商量延医之事。那时我在南昌，后据璿侄转述：鲁迅先生想了一想，便说这个病不容易完全治愈的。德医逖普耳太忙，法医某不很知悉，还是请意大利的儒拉来诊罢。伯兄因为和鲁迅平素气味相投，过从亦密，所以病中对于凡来存问的戚友，必先述鲁迅之言，德医如何如何，法医如何如何，还是意大利医生儒拉罢。其后亦曾遍觅良医，但是果然无效，计病二十九个月而殁，鲁迅闻讣即来吊。

一九三四年年冬，三女世玚在嘉兴患扁桃腺炎，我远在北平，不及照顾，只好倩内子陶伯勤往访鲁迅烦他绍介医师。他为人谋，最忠实不惮烦，阅下面的几封信便可了然：

第一封

季市兄：

二十三日嫂夫人携世玚来，并得惠函，即同赴筱崎医院诊察，而医云扁桃腺确略大，但不到割去之程度，只要敷药约一周间即可。因即回乡，约一周后再来，寓沪求治。如此情形，实不如能割之直捷爽快。因现在虽则治好，而咽喉之弱可知，必须永远摄卫；且身体之弱，亦与扁桃腺无关，当别行诊察医治也。后来细想，前之所以往筱崎医院者，只因其有专科，今既不割，而但敷药，内科又须另求一医诊视，所费颇多，实不如另觅一兼医咽喉及内科者之便当也。弟亦识此种医生，俟嫂夫人来沪时，当进此说，想兄必亦以为是耳。又世玚看书一久，辄眼酸，闻中国医曾云患沙眼，弟以问筱崎医院，托其诊视，则云不然，后当再请另一医一视。或者因近视而不带镜，久看遂疲劳，亦未可知也。舍下如常，可释远念。匆布，即请

道安。

弟飞顿首  十月二十七日

第二封

季市兄：

惠函早收到。大约我写得太模糊，或者是兄看错了，我说的是扁桃腺既无须割，沙眼又没有，那么就不必分看专门医，以省经费，只要看一个内科医就够了。

今天嫂夫人携世玚来，我便仍行我的主张，换了一个医生，他是六十多岁的老手，姓须藤，经验丰富，且与我极熟，决不敲竹杠的。经诊断之后，他说关键全在消化系，与扁桃腺无关，而眼内亦无沙眼，只因近视而不戴镜，所以容易疲劳。眼已经两个医生看过，皆云非沙眼，然则先前之诊断，不大可怪耶。

从月初起，天天发热，不能久坐，盖疲劳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渐愈矣。上海多琐事，亦殊非好住处也。

专此布达，并请

道安

弟飞顿首  十一月廿七日

第三封

季市兄：

顷奉到十二月五日惠函，备悉种种。世玚来就医时，正值弟自亦隔日必赴医院，同道而去，于时间及体力，并无特别耗损，务希勿以为意。至于诊金及药费，则因与医生甚熟，例不即付，每月之末，即开账来取，届时自当将世玚及陶女士之账目检出寄奉耳。

弟因感冒，害及肠胃，又不能悠游，遂至颓惫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渐开，不日当可复原，希勿念为幸。

专此布复，并颂

曼福

弟飞顿首  十二月九日

一九三五年七月，长女世琯和汤兆恒在上海新亚酒家结婚。我因为国难期间，不敢发柬，但是戚友来者已不少，鲁迅一向不肯出门酬应，独对于我是例外。那天下午偕景宋挈海婴惠然来贺，并且到得很早。郑介石君来，翻阅来宾签名簿，见“周树人”三个字，便忻然问我：周先生也来了吗？我遂导引上屋顶花园，他们相见，非常高兴，因为已经阔别好几年了。近来我读《鲁迅书简》（一九四六年出版），才知道他为我费去许多宝贵的光阴。“……月初因为见了几回一个老朋友，又出席于他女儿的结婚，把译作搁起来了，后来须赶译，所以弄得没有工夫”。觉得他的光临是非常忻幸，但是耽误了他的译作又是抱歉万分！

二四  日常生活

鲁迅出学校以后，从事战斗的新文艺工作，亘三十年。这三十年间始终维持着最朴素的学生和战士的生活，“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节衣缩食以购图书，以助穷苦青年的学费。景宋说得好：“‘囚首垢面而谈诗书’，这是古人的一句成语，拿来转赠给鲁迅先生，是很恰当的。我推测他的所以‘囚首垢面’，不是故意惊世骇俗，老实说，还是浮奢之风，不期引起他的不重皮相，不以外貌评衡一般事态，对人如此，对自己也一样。”又说：“说到废纸做信封，我更忆起他日常生活之一的惜物。……他则正惟其如此，日积月累地，随时随地可省则省，留有用的金钱，做些于人于社会有益的事。不然，不管他如何大心助人，以区区收入，再不处处俭省，怎能做到他当时所愿做的呢。”（《新中国文艺丛刊》三，景宋：《鲁迅的日常生活》）

关于他的衣着，他在南京读书时，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裤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这是他逝世以后，母太夫人才告诉我的。他在杭州教书时，仍旧着学生制服，夏天只做了一件白羽纱长衫，记得一直穿到十月天冷为止。后来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全集第八册插图，便是这服装的照片。他的鞋是革制而遮满足踝的。我还记得他在绍兴中学堂教书时，有过一件皮鞋踢鬼的趣事：他的家和学堂的距离颇远，中间有一条近路，是经过义冢堆的。有一天晚上，在学堂里弄得时候迟了，回家时，心想走那一条路呢。决定仍走近路。两边草长得很高，忽地望见正面有个白东西毫不做声地停住着，而且渐渐变为矮小，终于成为石头那样不动了。他当时有些踌躇，这样深夜，会有人在这样地方行动，大约是所谓“鬼”罢？对这恶物的袭来，是“进攻”还是“退却”呢？短时间的决定：还是冲上去，而且走到这白东西的旁边，便用硬底皮鞋先踢了出去，结果那白东西“呵唷”一声，站起来向草中逃去了。鲁迅终于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他后来讲到这趣事时，笑着说：“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他到广州以后，少着皮鞋，改用黑色帆布面胶底的了。

关于他的饮食，饭菜很随便，惟不很喜吃隔夜菜和干咸品，鱼蟹也少吃，为的怕去骨和剥壳的麻烦。除饮茶和吸烟外，并无嗜好。茶用清茶，烟草用廉价品，每日大概需五十支。早上醒来便在卧帐内吸烟，所以住会馆时，他的白色蚊帐熏成黄黑。还有一段趣事，即本书第五章所说，“火车上让座给老妇人，弄得后来口渴，想买茶而无钱”，原因也是在爱吸烟草。有一天，他从东京回仙台，付过了房饭钱和人力车钱，买好了火车票之后，口袋里只剩两角银货和两个铜板了。因为火车一夜就到，他的学费已经先由公使馆直寄学校留交了。他大胆地把这两角钱统统买了烟。自以为粮草已足，百事无忧，扬长登车去了。不料车到某站，众客拥挤而上，车内已无余坐，鲁迅便对一位老妇人起立让坐，她因此感激，谢了又谢，攀谈既久，馈以一大包咸煎饼。鲁迅大嚼之余，便觉口渴，到了一站，便唤住卖茶者，但立刻记得口袋中的情形，支吾一声不要买了。但是老妇人已经听得他的唤茶而不买，以为是时间来不及之故，到了次一站，她便代为唤住，鲁迅只好推托说，我现在不渴了。于是她买了一壶送给他，他也不客气，一饮而尽。有谁知道他的口袋中只有两个铜板呢？（参阅拙著《回忆鲁迅》）他不敢多喝酒，因为他的父亲曾有酒脾气，所以他自己很有节制，不敢豪饮。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他发胃病的时候，我常见他把腹部顶住方桌的角上而把上身伏在桌上，这可想见他胃痛的厉害呀！

鲁迅能健谈，和他相处，随便聊天，也可见其胸怀磊落，机智疾流，有光风霁月之概。所谈有种种，或叙述，或评论，或笑话，或悲愤，都令人感到亲切和痛快。可惜我当时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损失至巨。李霁野说得好：“……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所经历的人生经验是何等深刻，他谈话时的两眼显然表示着他的观察是何等周密和锐敏，听到不以为然的事时，他的眉头一皱，从这你也不难看出他能感到怎样的悲愤。笑话是常有的，但却不是令人笑笑开心的笑话，那里面总隐藏着严肃和讽刺，他的谈锋和笔锋一样，随时有一针见血的地方，使听者觉得这是痛快不过的谈吐。”有人以为鲁迅好骂，其实不然，我从不见其谩骂，而只见其慎重谨严。他所攻击的，虽间或系对个人，但因其人代表着某一种世态，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且用语极有分寸，不肯溢量，仿佛等于称过似的。要知道：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才是骂；说婊子是婊子，那能算是骂呢？

鲁迅写字用毛笔而不用墨水笔，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因为根据他的经验和理论都是拥护后者的。他在学生时代记讲义都是用后者，而且记得很清晰纯熟，又很美观；对于禁用后者又曾反对，以为学生用后者写字当然比前者来得便当而且省时间。他说：“据报上说，因为铅笔和墨水笔进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笔了。……倘若安砚磨墨，展纸舔笔，则即以学生的抄讲义而论，速度恐怕总要比用墨水笔减少三分之一，他只好不抄，或者要教员讲得慢，也就是大众的时间被白费了三分之一了。所谓‘便当’并不是偷懒，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这就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古人说，‘非人磨墨墨磨人’，就在悲愤人生之消磨于纸笔中，而墨水笔之制成，是正可以弥这缺憾的。”（《准风月谈·禁用和自造》）话虽如此，但是他的全集的原稿可说全是用毛笔写；其余未印的二十五年间的日记和已印未印的几千通的书简也都是用毛笔写的。这用毛笔的原因，大概不外乎（一）可以不择纸张的厚薄好坏；（二）写字“小大由之”，别有风趣罢。

鲁迅对于书籍的装饰和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他所出的书，关于书面的图案，排字的体裁，校对的仔细认真，没有一件不是手自经营，煞费苦心。他用的图案总是优美的，书的天地头及题目左右总是宽裕的。他常说：“字排得密密层层，不留余地，令人接在手里有一种压迫感。”又说：“书的每行的头上，倘是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的时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对人的那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在上一行里，分嵌四个‘铅开’，那么，就有一个字挤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经他校过的书，错误是很少很少的。关于线装书，内容有缺页的，他能够抄补；形式有破烂的，也能够拆散，修理，重装完好；书头污秽的，能用浮水石把它磨干净；天地头太短的也能够每叶接衬压平，和北平琉璃厂肆的书匠技术一样高明。他喜欢毛边不切的书，说光边好像和尚头似的；尤其喜欢初印红字本，所以我以初印红字本《章氏丛书续编》赠送，他接在手里，非常高兴。由于他的爱护书籍，纤悉必至，有人把他珍藏的书，借去弄得污损了，他非常悲叹，不叹书而叹那人的心的污浊。即此一端，便可推见其爱护民族爱护人类的大心！

总之，鲁迅一生的起居是很朴素的，刻苦耐劳的，始终维持着学生和战士的生活。最后的十年间，有景宋夫人的照料，饮食较为舒适，然她自己还以为罪过，说：“记不清有谁说过，鲁迅的生活，是精神胜于物质。的确的，他日常起来迟了，多在十一时余，那么午饭就吃不下了。这样一起床就开始工作，有时直至吃夜饭才用膳，也不过两三种饭菜，半杯薄酒而已。想起来却是我的罪过，不会好好地注意他的营养，到后来，好像灯油的耗尽，那火光还能支持吗？”他的寝具一向是用板床薄被，到上海后，才改用最普通的铁床。书桌旁边放着一张藤躺椅，工作倦了，就在这椅上小坐看看报纸，算作休息而已。

二五  病  死

终于说到鲁迅的病死了！他因患肺结核而死。这样可怕的病，当初并不以为意，其实是伏根很早，从少年时已然，至少曾发过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以致肋膜变厚，不通X光，但当初竟并不医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痊愈者，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到了一九三六年五月，就是他临死四个月前，美国D医师来诊，也说他是最能抵抗疾病的人。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

他的身体底子虽好，却经不起多年的努力和苦斗，以致陷入这种重病中，病危之后，还是力疾工作，不肯小休，而且“要赶快做”。这年四月五日，他寄给我的信中，述及病情，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信中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糊涂，以为不过是重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动他节劳调摄而已。到了五月下旬，我因公事至南京，二十九日特地往上海去看他，才知病势沉重，胃口不开，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看了真叫人难受。这一天，须藤医师给他注射强心剂。三十一日，我再去看他，似乎已略有转机，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这一天的下午，便是上述的D医师来诊，宣告病危。我返北平以后，景宋来信虽说病体已转危为安，然而仍不肯入院疗治。六月五日，孙夫人宋庆龄先生在病院中，写信慰问鲁迅，劝其马上入院医治，说：“……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但是鲁迅仍不肯住院或转地疗养，他觉得如果“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就更不应该自己轻易舍去。六月五日以后，精神委顿，便不能按日写日记了！一直到六月三十日，他有一段追记如下：

自此（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热时志。

七月一日起，鲁迅居然又按日写日记了，直至十月十八日——逝世前夕始止。兹录一段如下：

七月一日。晴热。上午得文尹信。午季市来，并赠橘子及糖果。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Takamol，是为第四次。……

这一天，我刚由北平到上海，所以立刻去慰问，看他的病体确已渐臻恢复，甚为欣喜。他告诉说，“医师劝我转地疗养，我正在考虑中，国内是无处可走，国外则如东京之类，来客必多，亦非静养之地，俟后再定。”我竭力怂恿出国疗养，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复信云：

季市兄：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尒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顷得曹君信，谓兄南旋，亦未见李公，所以下半年是否仍有书教，毫无所知，嘱弟一探听。如可见告，乞即函知，以便转达，免其悬悬耳。

目前寄上版画一本，内容尚佳，想已达。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弟树顿首  七月十七日

可怜！旅行之期始终未能决定。隔了十天（七月二十七日），我回北平，道经上海，再去看他，身体虽瘦，精神已健，确乎已转危为安，只须好好调养罢了。我们长谈一日，他以手自经营，精印题词的《凯绥·珂勒惠支板画选集》赠我（参阅本文第十一）。到了晚九时，我握着这本选集告别，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下楼送我上车，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词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十月十九日上午，我在北平便得了电传噩报，知道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鲁迅竟尔去世了。我没法想，不能赶去执绋送殡，只打了一个电，略云：“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许景宋夫人，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导师，民族丧其斗士，万分哀痛，岂仅为私，尚望善视遗孤，勉承先志……”鲁迅的寿仅五十六岁，其致死之由，我在拙著《怀亡友鲁迅》文中，举出三点：（一）心境的寂寞，（二）精力的剥削，（三）经济的压迫，而以这第三为最大的致命伤。他大病中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就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鲁迅毕生为反帝反封建而奋斗，淡泊自甘，痛恶权势，受禁锢而不悔，受围攻而不屈，受诬蔑不知若干次。翻译几本科学的文艺理论，就诬他得了苏联的卢布；出版一本《南腔北调集》，就诬他得了日本万金，意在卖国，称为汉奸；爱罗先珂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就说这些宣传，受之于他，因为他的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淑姿的信〉序》，就说她是他的小姨；“一二·八”战事骤起，寓所突陷火线中，得日本人内山完造设法，才避居于其英租界支店的楼上几天，就说他托庇于日本间谍。

鲁迅对这些诬蔑，能够愤而安之，“细嚼黄连而不皱眉”。惟独在病势沉重之际，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因为有人诬陷他，则不能不扶病明白答复，主张不分派别，一致联合来抗日的。他说：“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又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强调为了民族生存上，非和日本侵略者决战不可。“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果然，他的文字的感召力极强，所以死后不到一年，伟大的神圣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鲁迅之丧，我虽挂名为治丧委员之一，却是未能实际赶到参加。景宋曾寄给我一大套丧仪的照片，大约有三四十张，我看了下泪。关于丧仪的盛况，是有一种特色的，报章杂志上都记载得很详，现在取其叙述简单的内山完造（他也是治丧委员之一）的《鲁迅先生》文中一二节如下：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期间，有一万人光景从朝到晚作着长蛇形的行列。二十二日出殡，虽说是下年两点钟，可是从早晨就开始拥塞进来的群众，围绕着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走路都没有的。

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预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的男人和少年。旗子挽联，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罢，拿旗子挽联的也罢，全部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医生一个人之外，一辆自备汽车也没有，仅仅由

“治丧委员会”租来九辆汽车（按时间计算租金）。一个僧侣也没有，一个牧师也没有，一切都由八个治丧委员办了。这等等，毫无遗憾地发挥着被葬者的人格。两小时半的大行进，一丝未乱，什么事故也没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开始放射青辉到礼堂上的下午六时了。

内山完造是鲁迅的好友，基督教徒，内山书店的老板，其人好义有识见。抗战中，鲁迅的冢墓被敌伪毁坏了，后忽有人把它完全修复而不以告人。据景宋说，想必是出于他的慷慨而不肯居功。

我和吾友罗膺中，为要永久保留鲁迅的手迹，遗物，以及工作室的全部情形起见，曾经同至西三条胡同住宅，照了十几张相片，以存纪念，且以一套邮寄给景宋。

至于哭挽鲁迅的诗和文，当然很多，我仅就吾友中，选录许季上（丹）、张冷僧（宗祥）的诗各一首，马幼渔（裕藻）、罗膺中（庸）的挽词各一联，附录于下，以见一斑。

许季上《哭豫才兄》——

惊闻重译传穷死[1]，

坐看中原失此人。

两纪交情成逝水，

一生襟抱向谁陈。

于今欲杀缘无罪[2]，

异世当知仰大仁[3]，

岂独延陵能挂剑，

相期姑射出埃尘。

张冷僧《哭豫才诗》——

老友飘零剩几人，

海滨惊报损愁身。

文章几度疑戕命

魑魅千年见写真。

别有烦冤天莫问，

但余慈爱佛相亲。

呕心沥血归黄土，

天下黔娄识苦辛。

马幼渔《挽豫才联》——

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蓟汉阁；

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

罗膺中《集遗诗句挽鲁迅先生联》——

荷戟独彷徨，岂惜芳心遗远者；

大国犹酩酊，如磐夜气压重楼。

翌年一月我利用假期回南，特至万国公墓，在鲁迅墓前献花圈以申哀吊，归途成《哭鲁迅墓诗》一首，附录于此，以终斯记：

身后万民同雪涕，

生前孤剑独冲锋。

丹心浩气终黄土，

长夜凭谁叩晓钟。

[1]十月十九日夜，见《日文晚报》载兄死讯，述垂死前情况至为凄切，不忍再读。——作者注

[2]子贡子路相与言曰，“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作者注

[3]兄慈仁恻怛，心如赤子，而世人不省，伐树削迹，厄之至死。——作者注

读后记

在新旧转变期中的一个文化工作，社会改革者如鲁迅先生，我们任何人都可以研究他，这是超乎捧与骂的一种任务。如众所知，就他三十年的文笔生涯，正是研究近代文化史的不可少的强有力的佐证。但是，关于这方面，仅只从作者自身是不够的，因之有渴求同时代有关系者的阐发。

许季茀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同乡，同学。而又从少年到老一直友好，更兼不时见面，长期同就职于教育部，同执教于各地，真可以算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知己好友。在这种弥足珍贵的情谊之下，我敢于请求许先生写回忆，谅来不是冒昧的。

他们两位是知交，个性却不大相同。闲尝体察，他们在侃侃畅谈的时候，也会见解略异。首先必是鲁迅先生绷起面孔沉默着。但过不多时，彼此又水乳交融，毫无隔阂地谈起来了。不但和许先生如此，有时遇见别的老友齐寿山邵铭之先生等也会有此情状的。奇怪的是齐、邵先生等也和许先生一样，稍稍沈默之后又欢快地交谈了。鲁迅先生时常坚信地说：“季茀他们对于我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就这样，他们的友谊互相坚守信赖。就这样，鲁迅先生常常引以自豪，认为生平有几个生死不渝的至友。

有时也会听见鲁迅先生批评许先生人太忠厚了，容易被伪善者的假装所蒙蔽：他相信这人是好的，结果却会是或明或暗地首先反对他。因此时常为许先生操心。我也部分地同意鲁迅先生的话。因为在女师大风潮发生的时候，坚持拥护杨荫榆暗暗反对许先生的，就是他委以女附中主任的那一位。她有权术威胁那些毕业与快毕业的女中学生，不得不拥护杨荫榆。使转眼之间，从女中转入女师大的同学态度为之丕变，使整个学生团体立刻分裂为二。

然而许先生的忠厚却赢得鲁迅先生的友情。不，他们互相的忠厚，真诚地遇见了。许先生一生朋友中，毕竟还有鲁迅先生其人在内，因此又可以说鲁迅先生的操心是过于仁慈了。只要把握着这份友情，其余何足道呢？他们像友爱的亲兄弟般相处，同仇敌忾，一见于对章士钊的暴谬，再见于广东中山大学的辞职，无患得患失之心，惟大义懔然是见，求之古人，亦不多遇，世情硗薄之秋，得此顽廉懦立了。

被五四潮流激荡了的青年，求知心是非常迫切的。不甘于初师毕业了此一生的我，原希望入大学，而被经济限制了，转而投入女师大，因此幸运地得在许先生当校长时滥充一学生。他和蔡孑民先生约定，凡北大有学术讲演，女师大学生可以尽量参加，而所有教师，也多自北大延聘，因此把女师大学生的程度无形提高了。这都是由于许先生苦心孤诣的布置。然而挡不住一些拥护女人长女校的醉心之徒的播弄，在我入学校一年之后许先生辞职了。随着北大派的教员也陆续解聘。继之而来的是不孚众望的人物，提高程度马上要相反地受阻遏。在锦绣满身，以文凭为增饰声价者流自然毫不在意的。

然而在千辛万苦、半工半读的自觉青年却觉得是无比的打击。因之风潮一发生，就坚不可拔。而许先生那时也自觉系铃解铃，非己莫属，不忍袖手旁观，毅然在师生共同维持的小小局面的宗帽胡同临时学校里担任职务，直至学校恢复，才始让贤而退。说到这里，我记起许先生说：“鲁迅对人，多喜欢给予绰号。”确是不错。我的脾气，平常是不大奔走师长之门的。但为了学校的事情，需要预备些官样文章如写呈文之类，我们是不大内行的，有时就迫得跑到鲁迅先生府上去请教。一进门，耳边常听说“害马来了”。四顾又没有旁人，有时许先生却在座微笑。真弄得莫明其妙。后来听的次数多起来，才猜出是给我起的绰号。原来杨荫榆把六个学生自治会的职员开除了，理由大约说是：“以免害群。”于是我们便成了害群之马。直到现在，还在社会做“害马”。

回忆是不轻的沈痛。幸而许先生能在沈痛中淘净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工作者的一点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罢，也弥足珍视的了。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人肯如此写出吗？这不但是我私人的感幸。

许先生来信一定要嘱我写篇序。他是我的校长，是严师，我不敢也不配写序的。却又不能重违师命，为读后记。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九日  许广平

附  录

怀亡友鲁迅

许寿裳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这是鲁迅哭范爱农的诗句，不料现在我在哭鲁迅了！怀念“平生风谊兼师友”，我早该写点东西了！可是总不能动手，挥泪成文，在我是无此本领的。日前有《益世报》记者来要我关于鲁迅的文字屡辞不获，匆匆写了一短篇，题曰《我所认识的鲁迅》，聊以塞责，未能抒怀。现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献给这一篇：先叙回忆，次述其致死之由，最后则略及其生平和著作。

一  三十五年的回忆

三十五年来，对于鲁迅学术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养的伟大，我是始终佩服的。一九〇二年夏，我往东京留学，他也是这一年由南京矿路学堂毕业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们在弘文学院同修日语，却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后的略历如下：

1902年—1904年夏  弘文学院预备日语

1904年秋—1906年春  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1906年春—1909年春  在东京研究文学兼习德文俄文

1909年春—1910年夏  归国，在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及化学教员

1910年秋—1911年冬  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师范学校校长

1912年春—1926年夏  一九一二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员，同年夏部迁北京任科长佥事，一九二〇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1926年秋冬  任厦门大学教授

1927年春夏  在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1927年秋—1936年10月19日  在上海专事著译

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一九二〇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一九二七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人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呐喊·自序》文里写这“转变”的经过很详细。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他对于这文艺运动——也就是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体的情形比较最佳，确乎已经是转危为安了。谈话半天，他留我晚饭，赠我一册病中“手自经营”，刚才装订完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于卷端手题小文：

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市一册，以为纪念耳。

到了九时，我要去上京沪夜车了，握着这版画集告别，又欣喜，又惆怅，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送我下楼出门，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字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二  致死之由

鲁迅所患的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结核，虽经医师给了好几回警告，他却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谁都知道肺病是必须安心调养的，何况他自己是懂得医学的，但是他竟不能这样做！本年四月五日给我一信，其中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糊涂，以为不过是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劝他节劳调摄。五月底我往上海，看见他气喘未痊，神色极惫，瘦削不成样子，才知道这病势严重，极为担心，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地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六月初，景宋来信云病体已转危为安，到七月一日，我再晤面，确乎已渐恢复。医师劝他转地疗养，我便竭力怂恿，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复信有云：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尔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又九月二十五日信云：

贱恙时作时止，毕竟如何，殊不可测，只得听之。

病势拖久，原是极可忧虑之事。他九月五日所作的一篇《死》（《中流》一卷二期），中间有记述D医师诊断的一段，很可注意：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再检视两年前他的手札，如云：“从月初起，天天发热，不能久坐，盖疲劳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渐愈矣。上海多琐事，亦殊非好住处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云：“弟因感冒，害及肠胃，又不能优游，遂至颓惫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渐开，不日当可复原。”（十二月九日）话虽如此，其实病根都在肺部，偶因感冒或过劳而加剧罢了。所可悲痛的是始终不能优游，直到临死的前日，还不能不工作如故，而且“要赶快做”。呜呼鲁迅！不幸而有此病，带病奋斗，所向无敌，而终于躺倒不起者，我看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心境的寂寞

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试读他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集外集·彷徨》），“惯于长夜过春时”（《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就可想见其内心含着无限的痛苦！又读他去年的一首《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凤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俯仰身世，无地可栖，是何等的悲凉孤寂！

（二）精力的剥削

他的生命是整个献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诗可说是实践到底，毫无愧色的。可是我们的同胞没有让他能够好好地整个儿贡献，倒是重重剥削，各各脔分，有许多人都争着挖取它的精神的一分。有些书店老板借它以牟利，有些青年作家借它以成名。还有，他的生前和死后，版权毫无保障，翻版或偷印本层出不穷，单是一本《南腔北调集》，改头换面的就不知道有若干种。自政府以至人民，自亲朋以至社会，有谁曾经保护过他点什么，赠给过他点什么？毕生所受的只有压迫，禁锢，围攻，榨取。……譬如一池清水，这个也汲取，那个也汲取，既没有养活的源头，自然容易枯掉。

（三）经济的窘迫

他的生活只靠版税和卖稿两种收入，所有仰事俯畜，旁助朋友，以及购买印行图书等费尽出于此。但是版税苦于收不起，卖稿也很费力，只看那《死》中的一句云：“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便可窥见他的隐痛了。在日本，虽有几个杂志社很欢迎他的文章，酬金也颇优，只是他不愿意多写，必待屡次被催，实在到了情不可却的时候，才写出一点寄去，因为他自己知道文章里免不了讽刺友邦。例如《我要骗人》的末尾有云：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我到后来才明白：他大病中之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所以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多半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

三  生平和著作

鲁迅的人格和作品的伟大稍有识者都已知道，原无须多说。至于他之所以伟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冷静则气宇深稳，明察万物；热烈则中心博爱，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实这二者是交相为用的。经过热烈的冷静，才是真冷静，也就是智；经过冷静的热烈，才是真热烈，也就是仁。鲁迅是仁智双修的人。唯其智，所以顾视清高，观察深刻，能够揭破社会的黑暗，抉发民族的劣根性，这非有真冷静不能办到的；唯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顾到那愁苦可怜的劳动社会的生活，描写得极其逼真，而且灵动有力。他的一支笔，从表面看，有时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实是藏着极

大的同情，字中有泪的。这非有真热烈不能办到的。欲明此意，只将《呐喊》中的《阿Q正传》和《彷徨》中的《祝福》两篇，比照对看便知。

鲁迅又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二百万言以上的创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伟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一篇可泣可歌光明正大的至文，这仁智双修言行一致八个字，乃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

有人以为鲁迅多怒，好骂是一个缺点，骂他者和被骂者都不是他的敌手，实在不值得费这许多光阴，化这许多气力去对付，所谓“割鸡焉用牛刀”。殊不知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他看准了缺点，就要愤怒，就要攻击，甚而至于要轻蔑。他的最近作《半夏小集》里有这样的话：

琪罗编辑圣·蒲孚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Mes Poisons）；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我从来不曾看到鲁迅有谩骂，倒是只看见他的慎重。他的骂人是极有分寸，适如其分，连用字都非常谨严，仿佛戥子秤过似的。所谓“以直报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的慎重，我在此只举一个例，就可以概见其余。当一九二五年初，《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有许多人大开书目，陆续发表，连我也未能免俗，他呢？只写了十四个大字，叫做：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后面有附注（见《华盖集》）。可见自命为青年的导师的，不见得胜任愉快，而他的谨慎工夫，则真可为青年的领导。

又有人以为鲁迅多疑，这是确的，他曾经有自白，例如《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集外集》）其一有云：

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又其二有云：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作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然而旧社会上，另一方面的下劣凶残，每每有出于他的猜疑之外的，这又从何说起呢！例如《纪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所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又有人以为鲁迅长于世故，却又有人以为他不通世故，其实都不尽然，只是与时宜不合罢了。他在《世故三昧》（《南腔北调集》）里说得很明白：

……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这种使人扫兴的事，那些更“‘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者决不会做，而鲁迅热情难遏，偏要“说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总之，鲁迅是伟大的。竟不幸而孤寂穷苦以终，是谁之过欤！是谁之过欤！

然而，我确信将来他是愈远愈伟大的。现在就引用他的《战士和苍蝇》（《华盖集》）中的几句话作为结束罢：

Schopenhauer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鲁迅逝世后十九日

回忆鲁迅先生

萧  红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的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美，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他就生气了，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里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回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还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已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它，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

客厅后边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一点补助，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因为鲁迅先生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药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一本别人的著作，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

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

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崭然的会心的笑。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鲁迅先生家里生客人很少，几乎没有，尤其是住在他家里的人更没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围着桌子坐满了人。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是这样的，周建人先生带着全家来拜访的。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鲁迅先生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初看似乎对的，穿着中国裤子，头发剃得很短。当吃饭时他还让别人酒，也给我倒一盅，态度很活泼，不大像个商人；等吃完了饭，又谈到《伪自由书》及《二心集》。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地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先生是新剪的头发，还能记得桌上有一碗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说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从西藏经过时，那西藏女人见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这商人可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并且海婴叫他X先生，我一听那X字就明白他是谁了。X先生常常回来得很迟，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

有一天晚上X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我说。

鲁迅先生很有意思地在地板上走几步，而后向我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X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

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

“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青年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的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勒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

史沫特莱，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

鲁迅先生介绍给人去看的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其余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也常介绍给人的。鲁迅先生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看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我是去过兆丰公园，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

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

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转弯到XX书店走一趟吗？”

鲁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

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他说：

“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

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挟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回来必带回来。出去时带着回给青年们的信，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

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还提着一把伞，一进门客厅里早坐着客人，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

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抱着印花包袱，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顺手也带到楼上去。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先生想请一个北方厨子，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男佣人，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

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先生下手，我问许先生为什么用两个女佣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许先生说她们做惯了，海婴的保姆，海婴几个月时就在这里。

正说着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楼梯来了，和我们打了个迎面。

“先生，没吃茶吗？”她赶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刚刚下楼时气喘的声音还在喉管里咕噜咕噜的，她确是年老了。

来了客人，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这菜简单到极点。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

“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的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

来了客人还要到街上去买鱼或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

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子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的信筒那里去。落着雨的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些是白了的。

夜里去看电影，施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鲁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让我们坐。许先生，周建人夫人……海婴，周建人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我们上车了。

鲁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还有别的一二位朋友在后边。

看完了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

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婴，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

海婴不安地来回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地坐下。

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鲁迅先生陪客人到夜深，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那饼干就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到夜深许先生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先生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先生打开立柜再取一碟，还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来客人必不可少。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五十枝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烟听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起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海婴从三楼下来，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咐他说：

“轻一点走，轻一点走。”

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

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

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边睡着了。

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

鬼到底是有的是没有的？传说上有人见过，还跟鬼说过话，还有人被鬼在后边追赶过，吊死鬼一见了人就贴在墙上。但没有一个人捉住一个鬼给大家看看。

鲁迅先生讲了他看见过鬼的故事给大家听：

“是在绍兴……”鲁迅先生说，“三十年前……”

那时鲁迅先生从日本读书回来，在一个师范学堂里也不知是什么学堂里教书，晚上没有事时，鲁迅先生总是到朋友家去谈天。这朋友住得离学堂几里路，几里路不算远，但必得经过一片坟地。谈天有的时候就谈得晚了，十一二点钟才回学堂的事也常有。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鲁迅先生向着归路走得很起劲时，往远处一看，远远有一个白影。

鲁迅先生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学时是学的医，常常把死人抬来解剖的，鲁迅先生解剖过二十几个，不但不怕鬼，对死也不怕，所以对于坟地也就根本不怕。仍旧是向前走的。

走了不几步，那远处的白影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幻无常的吗？

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到底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

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到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心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的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声叫出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眼看去，他却是个人。

鲁迅先生说在他踢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来是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做着工作。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

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

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

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是不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是不新鲜的。鲁迅先生说：

“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私下和许先生谈过，许先生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那怕一点点小事。”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到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起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圈了一个圈，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地玩着。

鲁迅先生隔壁挂着一块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

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

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钟，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的。

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再说坐一下：“十二点钟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面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么？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么？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有“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于是脚踏着方块的水门汀，走出弄堂来，回过身去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看，鲁迅先生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诉得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XX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往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台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边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架床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面向着窗子，上海弄堂房子的窗子差不多满一面墙那么大，鲁迅先生把它关起来，因为鲁迅先生工作起来有一个习惯，怕吹风，他说，风一吹，纸就动，时时防备着纸跑，文章就写不好。所以屋子热得和蒸笼似的，请鲁迅先生到楼下去，他又不肯，鲁迅先生的习惯是不换地方。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先生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都不肯。只有满身流汗。

鲁迅先生的写字桌，铺了一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角都用图钉按着。桌子上有小砚台一方，墨一块，毛笔站在笔架上，笔架是烧瓷的，（在我看来不很细致，是一个龟，龟背上带着好几个洞，笔就插在那洞里。）鲁迅先生多半是用毛笔的，钢笔也不是没有，是放在抽屉里。桌上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还有一个茶杯，杯子上戴着盖。

鲁迅先生的习惯与别人不同，写文章用的材料和来信都压在桌子上，把桌子都压得满满的，几乎只有写字的地方可以伸开手，其余桌子的一半被书或纸张占有着。

左手边的桌角上有一个带绿灯罩的台灯，那灯泡是横着装的，在上海那是极普通的台灯。

冬天在楼上吃饭，鲁迅先生自己拉着电线把台灯的机关从棚顶的灯头上拔下，而后装上灯泡子。等饭吃过了，许先生再把电线装起来，鲁迅先生的台灯就是这样做成的，拖着一根长的电线在棚顶上。

鲁迅先生的文章，多半是在这台灯下写的。因为鲁迅先生的工作时间，多半是在下半夜一两点起，天将明了休息。

卧室就是如此，墙上挂着海婴公子一个月婴孩的油画像。

挨着卧室的后楼里边，完全是书了，不十分整齐，报纸和杂志或洋装的书，都混在这屋子里，一走进去多少还有些纸张气味，地板被书遮盖得太小了，几乎没有了，大网篮也堆在书中。墙上拉着一条绳子或者是铁丝，就在那上边系了小提盒、铁丝笼之类。风干荸荠就盛在铁丝笼里，扯着的那铁丝几乎被压断了在弯弯着。一推开藏书室的窗子，窗子外边还挂着一筐风干荸荠。

“吃罢，多得很，风干的，格外甜。”许先生说。

楼下厨房传来了煎菜的锅铲的响声，并且两个年老的娘姨慢重重地在讲一些什么。

来了客人都是许先生亲自倒茶，即或是麻烦到娘姨时，也是许先生下楼去吩咐，绝没有站到楼梯口就大声呼唤的时候。所以整个的房子都在静悄悄之中。

只有厨房比较热闹了一点，自来水花花地流着，洋瓷盆在水门汀的水池子上每拖一下磨着嚓嚓地响，洗米的声音也是嚓嚓的。鲁迅先生很喜欢吃竹笋的，在菜板上切着笋片笋丝时，刀刃每划下去都是很响的。其实比起别人家的厨房来却冷清极了，所以洗米声和切笋声都分开来听得样样清清晰晰。

客厅的一边摆着并排的两个书架，书架是带玻璃橱的，里面有朵斯托益夫斯基的全集和别的外国作家的全集，大半多是日文译本。地板上没有地毯，但擦得非常干净。

海婴公子的玩具橱也站在客厅里，里边是些毛猴子、橡皮人、火车汽车之类，里边装得满满的，别人是数不清的，只有海婴自己伸手到里边找什么就有什么。过新年时在街上买的兔子灯，纸毛上已经落了灰尘了，仍摆在玩具橱顶上。

客厅只有一个灯头，大概五十烛光，客厅的后门对着上楼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一方丈大小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看，只有一棵很高的七八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树是柳桃，一到了春天，喜欢生长蚜虫，忙得许先生拿着喷蚊虫的机器，一边陪着谈话，一边喷着杀虫药水。沿了墙根，种了一排玉米，许先生说：“这玉米长不大的，这土是没有养料的，海婴一定要种。”

春天，海婴在花园里掘着泥沙，培植着各种玩艺。

三楼则特别静了，向着太阳开着两扇玻璃门，门外有一个水门汀的突出的小廊子，春天很温暖地抚摸着门口长垂着的帘子，有时候帘子被风打得很高，飘扬的饱满得和大鱼泡似的，那时候隔院的绿树照进玻璃门扇里来了。

海婴坐在地板上装着小工程师在修着一座楼房，他那楼房是用椅子横倒了架起来修的，而后遮起一张被单来算做屋瓦，全个房子在他自己拍着手的赞誉声中完成了。

这间屋感到些空旷和寂寞，既不像女工住的屋子，又不像儿童室。海婴的眠床靠着屋子的一边放着，那大圆顶帐子日里也不打起来，长拖拖的好像从棚顶一直垂到地板上，那床是非常讲究的，属于刻花的木器一类的。许先生讲过，租这房子时，从前一个房客转留下来的。海婴和他的保姆，就睡在五六尺宽的大床上。

冬天烧过的火炉，三月里还冷冰冰地在地板上站着。

海婴不大在三楼上玩的，除了到学校去，就是在院子里踏脚踏车，他非常喜欢跑跳，所以厨房，客厅，二楼，他是无处不跑的。

三楼整天在高处空着，三楼的后楼住着另一个老女工，一天很少上楼来，所以楼梯擦过之后，一天到晚干净得溜明。

一九三六年三月里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脸色略微灰了一点。

许先生正相反的，脸色是红的，眼睛显得大了，讲话的声音是平静的，态度并没有比平日慌张。在楼下，一走进客厅来许先生就告诉说：

“周先生病了，气喘……喘得厉害，在楼上靠在躺椅上。”

鲁迅先生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旁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到的。鼻子和胡须在扇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藤躺椅后边靠着枕头，鲁迅先生的头有些向后，两只手空闲地垂着。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来了吗？”鲁迅先生睁一睁眼睛，“不小心，着了凉……呼吸困难……到藏书的房子去翻一翻书……那房子因为没有人住，特别凉……回来就……”

许先生看周先生说话吃力，赶快接着说周先生是怎样气喘的。

医生看过了，吃了药，但喘并未停，下午医生又来过，刚刚走。

卧室在黄昏里边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外边起了一点小风，隔院的树被风摇着发响。别人家的窗子有的被风打着发出自动关开的响声，家家的流水道都是哗啦哗啦地响着水声，一定是晚餐之后洗着杯盘的剩水。晚餐后该散步的散步去了，该会朋友的会友去了，弄堂里来去的稀疏不断地走着人，而娘姨们还没有解掉围裙呢，就依着后门彼此搭讪起来。小孩子们三五一伙前门后门地跑着，弄堂外汽车穿来穿去。

鲁迅先生坐在躺椅上，沉静地，不动地阖着眼睛，略微灰了的脸色被炉里的火光染红了一点。纸烟听子蹲在书桌上，盖着盖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

许先生轻轻地在楼梯上走着，许先生一到楼下去，二楼就只剩了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呼喘把鲁迅先生的胸部有规律性地抬得高高的。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是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三十年集（即《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做，赶快做。当时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都以为鲁迅先生不加以休息不以为然，后来读了鲁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了然了。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又都摆起来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

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

《海上述林》校样，一九三五年冬，一九三六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地校着，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样来总是十页八页的，并不是统统一道地送来，所以鲁迅先生不断地被这校样催索着，鲁迅先生竟说：

“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

有时客人来了，一边说着笑话，一边鲁迅先生放下了笔。有的时候也说：“就剩几个字了……请坐一坐……”

一九三五年冬天许先生说：

“周先生的身体不如从前了。”

有一次鲁迅先生到饭馆里去请客，来的时候兴致很好，还记得那次吃了一只烤鸭子，整个的鸭子用大钢叉子叉上来时，大家看着这鸭子烤得又油又亮的，鲁迅先生也笑了。

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竹躺椅上吸一支烟，并且阖一阖眼睛。一吃完了饭，有的喝多了酒的，大家都乱闹了起来，彼此抢着苹果，彼此讽刺着玩，说着一些刺人可笑的话，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阖着眼睛，很庄严地在沉默着，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丝，慢慢地上升着。

别人以为鲁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

许先生说，并不是的。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吃过了饭总要阖一阖眼稍微休息一下，从前一向没有这习惯。”

周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大概说他喝多了酒的话让他听到了。

“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有喝醉过……”

鲁迅先生休息好了，换了一支烟，站起来也去拿苹果吃，可是苹果没有了。鲁迅先生说：

“我争不过你们了，苹果让你们抢没了。”

有人抢到手的还在保存着的苹果，奉献出来，鲁迅先生没有吃，只在吸烟。

一九三六年春，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但没有什么病，吃过了晚饭，坐在躺椅上，总要闭一闭眼睛沉静一会。

许先生对我说，周先生在北京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跃过去，而近年来没有这么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

这话许先生和我是私下讲的，鲁迅先生没有听见，仍靠在躺椅上沉默着呢。

许先生开了火炉的门，装着煤炭哗哗地响，把鲁迅先生震醒了。一讲起话来鲁迅先生的精神又照常一样。

鲁迅先生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那仅仅是一个方木盘，许先生每餐亲手端到楼上去，那黑油漆的方木盘中摆着三四样小菜，每样都用小吃碟盛着，那小吃碟直径不过二寸，一碟豌豆苗或菠菜或苋菜，把黄花鱼或者鸡之类也放在小碟里端上楼去。若是鸡，那鸡也是全鸡身上最好的一块地方拣下来的肉；若是鱼，也是鱼身上最好一部分许先生才把它拣下放在小碟里。

许先生用筷子来回地翻着楼下的饭桌上菜碗里的东西，菜拣嫩的，不要茎，只要叶，鱼肉之类，拣烧得软的，没有骨头没有刺的。

心里存着无限的期望，无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许先生看着她自己手里选得精精致致的菜盘子，而后脚板触着楼梯上了楼。

希望鲁迅先生多吃一口，多动一动筷，多喝一口鸡汤。鸡汤和牛奶是医生所嘱的，一定要多吃一些的。

把饭送上去，有时许先生陪在旁边，有时走下楼来又做些别的事，半个钟头之后，到楼上去取这盘子。这盘子装得满满的，有时竟照原样一动也没有动又端下来了。这时许先生的眉头微微地皱了一点。旁边若有什么朋友，许先生就说：“周先生的热度高，什么也吃不落，连茶也不愿意吃，人很苦，人很吃力。”

有一天许先生用着波浪式的专门切面包的刀切着一个面包，是在客厅后边方桌上切的，许先生一边切着一边对我说：

“劝周先生多吃些东西，周先生说，人好了再保养，现在勉强吃也是没用的。”

许先生接着似乎问着我：

“这也是对的。”

而后把牛奶面包送上楼去了。一碗烧好的鸡汤，从方盘里许先生把它端出来了。就摆在客厅后的方桌上。许先生上楼去了，那碗热的鸡汤在桌子上自己悠然地冒着热气。

许先生由楼上回来还说呢：

“周先生平常就不喜欢吃汤之类，在病里，更勉强不下了。”

（那已经送上去的一碗牛奶又带下来了。）

许先生似乎安慰着自己似的：

“周先生人强，欢喜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

许先生楼上楼下地跑，呼吸有些不平静，坐在她旁边，似乎可以听到她心脏的跳动。

鲁迅先生开始独桌吃饭以后，客人多半不上楼来了，经许先生婉言把鲁迅先生健康的经过报告了之后就走了。

鲁迅先生在楼上一天一天地睡下去，睡了许多日子就有些寂寞了，有时大概热度低了点就问许先生：

“有什么人来过吗？”

看鲁迅先生精神好些，就一一地报告过。

有时也问到有什么刊物来。

鲁迅先生病了一个多月了。

证明了鲁迅先生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须藤老医生每天来了，为鲁迅先生先把肋膜积水用打针的方法抽净，共抽过两三次。

这样的病，为什么鲁迅先生自己一点也不晓得呢？许先生说，周先生有时觉得肋痛了就自己忍着不说，所以连许先生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怕别人晓得了又要不放心，又要看医生，医生一定又要说休息。鲁迅先生自己知道做不到的。

福民医院美国医生的检查，说鲁迅先生肺病已经二十年了。这次发了怕是很严重。

医生规定个日子，请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详细检查，要照X光的。

但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又过了许多天，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查病去了。照X光后给鲁迅先生照了一个全部的肺部的照片。

这照片取来的那天，许先生在楼下给大家看了，右肺的上尖角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块，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边边黑了一大圈。

这之后，鲁迅先生的热度仍高，若再这样热度不退，就很难抵抗了。

那查病的美国医生，只查病，而不给药吃，他相信药是没有用的。

须藤老医生，鲁迅先生早就认识，所以每天来，他给鲁迅先生吃了些退热的药，还吃停止肺部菌活动的药。他说若肺不再坏下去，就停止在这里，热自然就退了，人是不危险的。

鲁迅先生在四月里，曾经好了一点，有一天下楼去赴一个约会，把衣裳穿得整整齐齐，腋下挟着黑花包袱，戴起帽子来，出门就走。

许先生在楼下正陪客人，看鲁迅先生下来了，赶快说：

“走不得吧，还是坐车子去吧？”

鲁迅先生说：“不要紧，走得动的。”

许先生再加以劝说，又去拿零钱给鲁迅先生带着。

鲁迅先生说不要不要，坚决地就走了。

“鲁迅先生的脾气很刚强。”

许先生无可奈何地，只说了这一句。

鲁迅先生晚上回来，热度增高了。

鲁迅先生说：

“坐车子实在麻烦，没有几步路，一走就到。还有，好久不出去，愿意走走……动一动就出毛病……还是动不得……”

病压服着鲁迅先生又躺下了。

七月里，鲁迅先生又好些。

药每天吃，记温度的表格照例每天好几次在那里画。老医生还是照常地来，说鲁迅先生就要好起来了，说肺部的菌已停止了一大半，肋膜也好了。

客人来差不多都要到楼上来拜望拜望，鲁迅先生带着久病初愈的心情，又谈起话来，披了一张毛巾子坐在躺椅上，纸烟又拿在手里了，又谈翻译，又谈某刊物。

一个月没有上楼去，忽然上楼还有些心不安，我一进卧室的门，觉得站也没有地方站，坐也不知坐在那里。

许先生让我吃茶，我就倚着桌子边站着，好像没有看见那茶杯似的。

鲁迅先生大概看出我的不安来了，便说：

“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

鲁迅先生又在说玩笑话了。

“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

鲁迅先生听了这话就笑了，笑声是明朗的。

从七月以后鲁迅先生一天天地好起来了，牛奶、鸡汤之类，为了医生所嘱也隔三差五地吃着，人虽是瘦了，但精神是好的。

鲁迅先生说自己体质的本质是好的，若差一点的，就让病打倒了。

这一次鲁迅先生保持了很长的时间，没有下楼更没有到外边去过。

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

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

有人来问他这样那样的，他说：

“你们自己学着做，若没有我呢！”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

还有一样不同的，觉得做事要多做……

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

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又过了三个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十七日，一夜未眠。

十八日，终日喘着。

十九日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回忆鲁迅

郁达夫

鲁迅作故的时候，我正飘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刚在南台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一见面就问我，鲁迅逝世的电报，接到了没有？我听了，虽则大吃了一惊，但总以为是同盟社造的谣。因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会过他，我们还约好于秋天同去日本看红叶的。后来虽也听到他的病，但平时晓得他老有因为落夜而致伤风的习惯，所以，总觉得这消息是不可靠的误传。因为得了这一个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终席我就走了。同时在那一夜里，福建报上，有一篇演讲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从南台走回城里的时候，我就直上了报馆。

晚上十点钟以后，正是报馆里最忙的时候，我一到报馆，与一位负责的编辑，只讲了几句话，就有位专编国内时事的记者，拿了中央社的电稿，来给我看了；电文却与那一位日本记者所说的一样，说是“著作家鲁迅，于昨晚在沪病故”了。

我于惊愕之余，就在那一张破稿纸上，写了几句电文：“上海申报转许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奔回到了上海。

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活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以前鲁迅生前的知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

当时中国各地的民众正在热叫着对日开战，上海的智识分子，尤其是孙夫人蔡先生等旧日自由大同盟的诸位先进，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鲁迅适当这一个时候去世了，他平时，也是主张对日抗战的，所以民众对于鲁迅的死，就拿来当作了一个非抗战不可的象征；换句话说，就是在把鲁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事件之一。在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情绪下的全国民众，对鲁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当时全国所出的刊物，无论哪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满了哀吊鲁迅的文字。

但我却偏有一种爱冷不感热的特别脾气，以为鲁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这许多追悼他的文字与著作，那我这一个渺乎其小的同时代者，正可以不必马上就去铺张些我与鲁迅的关系。在这一个闹热关头，我就是写十万百万字的哀悼鲁迅的文章，于鲁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个证明。因此，我只在《文学》月刊上，写了几句哀悼的话，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现在。

现在哩！鲁迅的《全集》，已经出版了；而全国民众，正在一个绝大的危难底下抖擞。在这伟大的民族受难期间，大家似乎对鲁迅个人的伤悼情绪，减少了些了，我却想来利用余闲，写一点关于鲁迅的回忆。若有人因看了这回忆之故，而去多读一次鲁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对于故人的报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写这些断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汉寿

和鲁迅第一次的见面，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以及人的姓名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见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将一个人的名氏和一个人的面貌连合起来，记在心里——但地方却记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为记得那一天天气很阴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若说起那一年的大事情来，却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那一个冬天。

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却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同正中的地方。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棵枣树。大门朝北，而住屋——三间上房——却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说的倒骑龙式的房子。

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橱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却十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的盖子。笔筒是没有的，水池却像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的小市上买来的无疑。

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晓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回寓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同一个来访我的学生，谈起了鲁迅。他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访问他时，来开门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妇人。她人亦矮小，缠足梳头，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绍兴太太。

前数年，鲁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时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鲁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后面西三条的小房子里，去看过这中年的妇人。她现在还和鲁迅的老母住在那里，但不知她们在强暴的邻人管制下的生活也过得惯不。

那时候，我住在阜城门内巡捕厅胡同的老宅里。时常来往的，是住在东城禄米仓的张凤举，徐耀辰两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的三昆仲；不时也常和周作人氏，钱玄同氏，胡适之氏，马幼渔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里，或在公共宴会的席上。这些同事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而对于鲁迅的古怪脾气，都当作一件似乎是历史上的轶事在谈论。

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但终鲁迅的一生，他与周作人氏，竟没有和解的机会。

本来，鲁迅和周作人氏哥儿俩，是住在八道湾的那一所大房子里的。这一所大房子，系鲁迅在几年前，将他们绍兴的祖屋卖了，与周作人在八道湾买的；买了之后，加以修葺，他们兄弟和老太太就统在那里住了。俄国的那位盲诗人爱罗先珂寄住的，也就是这一所八道湾的房子。

后来，鲁迅和周作人氏闹了，所以他就搬了出来。所住的，大约就是砖塔胡同的那一间小四合了。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正在他们的口角之后不久的期间。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痛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君子。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作了汉奸，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

这时候的教育部，薪水只发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办的，所以，鲁迅很有工夫教书，编讲义，写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孙伏园氏拿去，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教书是除北大外，还兼任着师大。

有一次，在鲁迅那里闲坐，接到了一个来催开会的通知，我问他，忙么？他说，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说虽则这样的说，但做到无论什么事情时，却总肯负完全的责任。

至于说到唱戏呢，在北平虽则住了那么久，可是他终于没有爱听京戏的癖性。他对于唱戏听戏的经验，始终只限于绍兴的社戏、高腔、乱弹、目莲戏等，最多也只听到了徽班。阿Q所唱的那句“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乱弹班《龙虎斗》里的句子，是赵玄坛唱的。

对于目莲戏，他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有好几次同我说，这戏里的穿插，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经举出不少的实例，说到一个借了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将身体伏矮了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的做出来给我们看过。说这一段话时，我记得《月夜》的著者，川岛兄也在座上，我们曾经大笑过的。

后来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予倩、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来作宣传的话，他根本就不赞成，并且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孙伏园氏在晨报社，为了鲁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恋爱的诗，与刘勉已氏闹翻了脸。鲁迅的学生李小峰就与伏园联合起来，出了《语丝》。投稿者除上述的诸位之外，还有林语堂氏，在国外的刘半农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却是《语丝》的中心。而每次语丝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因此，在这一两年中，鲁迅在社交界，始终没有露一露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或正式）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

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的埋没了他。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属望的青年之一。

鲁迅和景宋女士（许广平）的认识，是当他在北京（那时北平还叫作北京）女师大教书的中间。前后经过，《两地书》里已经记载得很详细，此地可以不必说。但他和许女士的进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前，章士钊做教育部长，使刘百昭去用了老妈子军以暴力解散女师大的时候。

鲁迅是向来喜欢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钊的横行不法，又兼自己还是这学校的讲师，所以当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师大的时候，他就和许季茀、沈兼士、马幼渔等一道起来反对。当时的鲁迅，还是教育部的佥事，故而部长的章士钊也就下令将他撤职。为此，他一面向平政院控告章士钊，提起行政诉讼，一面就在《语丝》上攻击《现代评论》的为虎作伥，尢以对陈源（通伯）教授为最烈。

《现代评论》的一批干部，都是英国留学生；而其中像周鲠生、皮宗石、王世杰等，却是两湖人。他们和章士钊，在同到过英国的一点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点上，都不得不帮教育部的忙。鲁迅因而攻击绅士态度，攻击《现代评论》的受贿赂。这一时候他的杂文，伯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热意的妙笔。在这一个压迫和反抗、正义和暴力的争斗之中，他与许女士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机会。

在这前后，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北平，上武昌师范大学文科去教书了。可是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钊的状子，而女师大为校长杨荫榆的问题，也正是闹得最厉害的期间。当他告诉我完了这事情的经过之后，他仍旧不改他的幽默态度说：

“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钉枪伤老虎，在扮演周处或武松。”

这句话真说得我高笑了起来。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认识，以及有什么来往，我却还一点儿也不曾晓得。

直到两年（？）之后，他因和林文庆博士闹意见，从厦门大学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馆去看他，谈到了中午，就约他及景宋女士与在座的许钦文去吃饭。在吃完饭后，茶房端上咖啡来时，鲁迅却很热情地向正在搅咖啡杯的许女士看了一眼，又用诫告亲属似的热情的口气，对许女士说：

“密丝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罢！”

在这一个极微细的告诫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许女士中间的爱情。

从此之后，鲁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闸北去窦乐安路不远的景云里内一所三楼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里。他住二层的前楼，许女士是住在三楼的。他们两人间的关系，外人还是一点儿也没有晓得。

有一次，林语堂——当时他住在愚园路，和我静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鲁迅，谈了半天出来，林语堂忽然问我：

“鲁迅和许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只笑着摇摇头，回问他说：

“你和他们在厦大同过这么久的事，难道还不晓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

说起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我只举一个例出来，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当他在美国向他的夫人求爱的时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册克莱克夫人著的小说《模范绅士约翰·哈里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记了，又捧呈了她以这册受批john Halifax Gentleman。这是林夫人亲口对我说的话，当然是不会错的。从这一点上看来，就可以看出语堂真是如何的忠厚老实的一位模范绅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绅士态度，我们都在说，这些都是从他的Inferiority Gomplex（不及错觉）心理出发的。

语堂自从那一回经我说过鲁迅和许女士中间大约并没有什么关系之后，一直到海婴（鲁迅的儿子）将要生下来的时候，才兹恍然大悟。我对他说破了，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说：

“你这个人真坏！”

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枝装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袄的袋里去摸出一枝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不晓是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是什么牌？

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爱护他、关心他的健康无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问我：“周先生平常喜欢喝一点酒，还是给他喝什么酒好？”我当然答以黄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却说，他喝黄酒时，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来她在给他喝五加皮。并且说，因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时拔开，好教消散一点酒气，变得淡些。

在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为鲁迅牺牲的伟大精神来；仔细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泪的，但我当时却笑了，笑她的太没有对于酒的知识。当然她原也晓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学常识，可是爱人爱得过分时，常识也往往会被热挚的真情，掩蔽下去。我于讲完了量与质的问题，讲完了酒精成分的比较问题之后，就劝她，以后，顶好是给周先生以好的陈黄酒喝，否则还是喝啤酒。

这一段谈话过后不久，忽而有一天，鲁迅送了我两瓶十多年陈的绍兴黄酒，说是一位绍兴同乡，带出来送他的。我这才放了心，相信以后他总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我的记忆力很差，尤其是对于时日及名姓等的记忆。有些朋友，当见面时却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载以上，不晓得他的名姓的；因为混熟了，又不好再清教尊姓大名的缘故。像这一种习惯，我想一般人也许都有，可是，在我觉得特别地厉害。而鲁迅呢，却很奇怪，他对于遇见过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点纠葛过的人，都记得很详细，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说起过的，鲁迅到上海的时日，照理应该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为他于离开厦门大学之后，是曾上广州中山大学去住过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顾颉刚起了冲突，脱离中山大学之后；并且因恐受当局的压迫拘捕，其后亦曾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他对于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之后，在广州闲住的半年那一节事情，也解释得非常有趣。他说：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那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地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之后，对方的注意力有点松懈了，就是对方的雄鸡，坚忍力有点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备，而离开了广州。

人虽则离开了，但对于代表恶势力而和他反对的人，他却始终不会忘记。所以，他的文章里，无论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话，他总不肯放松一着，老会把这代表恶势力的敌人押解出来示众。

对于这一点，我也曾再三地劝他过，劝他不要上当。因为有许多无理取闹，来攻击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来成名。实际上，这一个文坛登龙术，是屡试屡验的法门；过去曾经有不少的青年，围攻击鲁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释，却很彻底。他说：

“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他们，而真理愈得阐明。他们的成名，是焰火似的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屯等，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练与光辉。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成绩俱在，在这里可以不必再说。

此外还有些并不对他攻击，而亦受了他的笔伐的人，如张若谷、曾今可等；他对于他们，在酒兴浓溢的时候，老笑着对我说：

“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关于堂·克蓄德这一名词，也是钱杏屯他们奉赠给他的。他对这名词并不嫌恶，反而是很喜欢的样子。同样在有一时候，叶灵凤引用了苏俄讥高尔基的画来骂他，说他是“阴阳面的老人”，他也时常笑着说：“他们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创造社和鲁迅的纠葛，系开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评，后来一直地继续到了创造社的被封时为止。

鲁迅对创造社，虽则也时常有讥讽的言语，散发在各杂文里，但根底却并没有恶感。他到广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们结成一条战线，来和反动势力拮抗的；这一段经过，恐怕只有我和鲁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于我个人与鲁迅的交谊呢，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和所与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始终没有和他发生过冲突。

后来，创造社因被王独清挑拨离间，分成了派别。我因一时感情作用，和创造社脱离了关系，在当时，一批幼稚病的创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独清等的煽动，与太阳社联合起来攻击鲁迅，但我却始终以为他们的行动是越出了常轨，所以才和他计划出了《奔流》这一个杂志。

《奔流》的出版，并不是想和他们对抗，用意是在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

当编《奔流》的这一段时期，我以为是鲁迅的一生之中，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一个转变时期。

在这一年当中，鲁迅的介绍左翼文艺的正确理论的一步工作，才开始立下了系统。而他的后半生的工作的纲领，差不多全是在这一个时期里定下来的。

当时在上海负责在做秘密工作的几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静安寺路的寓居里进出的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做的煤介。不过，左联成立之后，我却并不愿意参加，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是不适合于这些工作的。我对于我自己，认识得很清，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所以，左联成立之后，我就在一月之内，对他们公然地宣布了辞职。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的帮忙，也着实不少。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

鲁迅的热心于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说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却外边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后来却用攻击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还是彰明显著的事实。而另外还有些“挑了一担同情来到鲁迅那里，强迫他出很高的代价”的故事，外边的人，却大抵都不晓得了。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

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青年的学生，因平时被鲁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鲁迅当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云里那一所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但这一位青年，误解了鲁迅的意思，以为他没有儿子——当时海婴还没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约总是想把自己当作他的儿子的意思。后来，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来同住，意思是为鲁迅当儿媳妇的。可是，两人坐食在鲁迅的家里，零用衣饰之类，鲁迅当然是供给不了的；于是这一位自定的鲁迅的子嗣，就发生了很大的不满，要求鲁迅，一定要为他谋一出路。

鲁迅没法子，就来找我，教我为这青年去谋一职业，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职业，那么亦必须请一家书店或报馆在名义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当由鲁迅自己拿出，由我转交给这书局或报馆，作为月薪来发给。

这事我向当时的现代书局说了，已经说定是每月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的钱来，使用这一位青年。但正当说好的时候，这一位青年却和爱人脱离了鲁迅而走了。

这一件事情，我记得章锡琛曾在鲁迅去世的时候写过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实却很复杂，使鲁迅为难了好几个月。从这一回事情之后，鲁迅就爱说“青年是挑了一担同情来的”趣话。不过这仅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实还正多着哩！

民国十八年以后，因国共分家的结果，有许多青年，以及正义的斗士，都无故而被牺牲了。此外，还有许多从事革命运动的育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长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专为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业工人等救济而设的一个团体，是共济会。但这时候，这救济会已经遭了当局之忌，不能公开工作了；所以弄成请了律师，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铺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清求保释的局面。在这时候，带有国际性的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起来。鲁迅和我，都是这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后来也连做了几任的干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缉令下来，杨杏佛被暗杀的时候为止。

在这自由大同盟活动的期间，对于平常的集会，总不出席的鲁迅，却于每次开会时一定先期而到；并且对于事务是一向不善处置的鲁迅，将分派给他的事务，也总办得井井有条。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不仅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原是也具有实际干才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他的做事务的精神，也可以从他的整理书斋，和校阅原稿等小事件上看得出来。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是把书斋弄得乱杂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对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涂改当然是不免，但总缮写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婴长大了，有时候老要跑到他的书斋里去翻弄他的书本杂志之类；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看见他含着苦笑，对海婴说：“你这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海婴含笑走了的时候，他总是一边谈着笑话，一边先把那些搅得零乱的书本子堆叠得好好，然后再来谈天。

记得有一次，海婴已经会说话的时候了，我到他的书斋去的前一刻，海婴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图。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着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鲁迅的开怀大笑，我记得要以这一次为最兴高采烈。听这话的我，一边虽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了“死”这一个定命，心里总不免有点难过。尤其是像鲁迅这样的人，我平时总不会把死和他联合起来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边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当时当然也对于死这一个观念的极微细的实感都没有的。

这事情，大约是在他去世之前的两三年的时候；到了他死之后，在万国殡仪馆成殓出殡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遗容，一面又看见海婴仍是若无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丧服在那里快快乐乐地跑，我的心真有点儿绞得难耐。

鲁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谁也知道是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本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启明、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

北新书局从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扩张的时候，所靠的也是鲁迅的几本著作。

后来一年一年地过去，鲁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来了。北新和鲁迅之间的版税交涉，当年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北新对著作者，平时总只含混地说，每月致送几百元版税，到了三节，便开一清单来报帐的。但一则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项，老要拖欠，再则所报之帐，往往不十分清爽。

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账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

照北新开给鲁迅的旧账单等来计算，在鲁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元了。这诉讼，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这一点，就四处地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起诉讼，大家设法谈判。

当时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写了的《蜃楼》写它完来。但住不上几天，北新就有电报来了，催我速回上海，为这事尽一点力。

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鲁迅答应把诉讼暂时不提，而北新亦愿意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

这一场事情，总算是这样地解决了；但在事情解决，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在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也是鲁迅的学生，当时也在经营出版事业的某君。北新方面，满以为这一次鲁迅的提起诉讼，完全系出于这同行第三者的挑拨。而忠厚诚实的林语堂，于席间偶尔提起了这一个人的名字。

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发青，从座位里站了起来，大声地说：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他的声明，大约是声明并非由这第三者的某君挑拨的。语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是对鲁迅的讽刺；两人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的险恶。

在这席间，当然只有我起来做和事佬：一面按住鲁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语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楼。

这事当然是两方的误解。后来鲁迅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为劝语堂多翻译一点西洋古典文学到中国来，而语堂说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这当然也是误解，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是曾有极悲痛的唁电发来的。

鲁迅住的景云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尽头的西面，去虹口花园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内山书店亦只有几百步路。

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在中国先则卖药，后则经营贩卖书籍，前后总已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他生活很简单，懂得生意经，并且也染上了中国人的习气，喜欢讲交情。因此，我们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总老喜欢到他店里去坐坐谈谈；鲁迅于在上海住下之后，也就是这内山书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他的三弟乔峰（周建人）被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

他那时也听到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讲到乔峰被殴伤的那一段谣言的时候，还加上了许多我们所不曾听见过的新鲜资料，证明一般空闲人的喜欢造谣生事，乐祸幸灾。

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他的实际参加联合抗敌的行动，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实际上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的。

“一二·八”战事过后，他从景云里搬了出来，住在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家大厦的三层楼上；租金比较得贵，生活方式也比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时要想寻出一点弱点来攻击他的人，就又像是发掘得了至宝。

但他在那里住得也并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缉令下来，上海的反动空气很浓厚的时候，他却搬上了内山书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陆新村（四达里对面）的六十几号房屋去住了。在这里，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时候为止。

南京的秘密通缉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几个，多半是与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有关的文化人。而这通缉令呈请者，却是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的诸先生。

说起杭州，鲁迅绝端地厌恶；这通缉案的呈请者们，原是使他厌恶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山水的爱好，别有见解，也是他厌恶杭州的一个原因。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许钦文到杭州去玩过一次；但因湖上的闷热，蚊子的众多，饮水的不洁等关系，他在旅馆里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就逃回到上海来了。自从这一回之后，他每听见人提起杭州，就要摇头。

后来，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他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有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指此而言。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过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邻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的奸淫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

鲁迅不但对于杭州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生地的绍兴，也似乎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这可从有一次他的谈话里看得出来。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时候，有一回我们谈起了前两天刚见过面的孙伏园。他问我伏园住在哪里，我说，他已经回绍兴去了，大约总不久就会出来的。鲁迅言下就笑着说：

“伏园的回绍兴，实在也很可观！”

他的意思，当然是绍兴又凭什么值得这样的频频回去。

所以从他到上海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绝没有回去过绍兴一次。

预言者每不为其故国所容，我于鲁迅更觉得这一句格言的确凿。各地党部的对待鲁迅，自从浙江党部发动了那大弹劾案之后，似乎态度都是一致的。抗战前一年的冬天，我路过厦门，当时有许多厦大同学曾来看我，谈后就说到了厦大门前，经过南普陀的那一条大道，他们想呈请市政府改名“鲁迅路”以资纪念。并且说，这事已经由鲁迅纪念会（主其事的是厦门《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及记者们与厦大学生代表等人）呈请过好几次了，但都被搁置着不批下来。我因为和当时的厦门市长及工务局长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应他们说这事一定可以办到。但后来去市长那里一查问，才知道又是党部在那里反对，绝对不准人们纪念鲁迅。这事情，后来我又同陈主席说了，陈主席当然是表示赞成的。可是，这事还没有办理完成，而抗战军兴，现在并且连厦门这一块土地，也已经沦陷了一年多了。

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当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譬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他，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大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这中间，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作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情。可是从此一别，我就再也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关于鲁迅的回忆，枝枝节节，另外也正还多着；可是他给我的信件之类，有许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烧了，有几封在上海北新书局里存着，现在又没有日记在手头，所以就在这里，先暂搁笔，以后若有机会，或许再写也说不定。

鲁迅翁杂忆

夏丏尊

我认识鲁迅翁，还在他没有鲁迅的笔名以前。我和他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相识，晨夕相共者好几年，时候是前清宣统年间。那时他名叫周树人，字豫才，学校里大家叫他周先生。

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遍，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我担任教育学科方面的翻译，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此时，他还兼任着几点钟的生理卫生的教课。

翻译的职务是劳苦而且难以表现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语言传达他人的意思以外，并无任何可以显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古文的风气尚盛，周先生对于古文的造诣，在当时出版不久的《域外小说集》里已经显出。以那样的精美的文字来译动物植物的讲义，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浪费，可是在三十年前重视文章的时代，是很受欢迎的。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

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幺”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这是当时的一段珍闻。

周先生那时虽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

民国十五年初秋他从北京到厦门教书去，路过上海，上海的朋友们请他吃饭，他着的依旧是洋官纱。我对了这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以后，不禁提出“洋官纱”的话来。“依旧是洋官纱吗？”我笑说。“呃，还是洋官纱！”他苦笑着回答我。

周先生的吸卷烟是那时已有名的。据我所知，他平日吸的都是廉价卷烟，这几年来，我在内山书店时常碰到他，见他所吸的总是金牌、品海牌一类的卷烟。他在杭州的时候，所吸的记得是强盗牌。那时他晚上总睡得很迟，强盗牌香烟，条头糕，这两件是他每夜必须的粮。服侍他的斋夫叫陈福。陈福对于他的任务，有一件就是每晚摇寝铃以前替他买好强盗牌香烟和条头糕。我每夜到他那里去闲谈，到摇寝铃的时候，总见陈福拿进强盗牌和条头糕来，星期六的夜里备得更富足。

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他那时不做小说，文学书是喜欢读的。我那时初读小说，读的以日本人的东西为多，他赠了我一部《域外小说集》，使我眼界为之一广。我在二十岁以前曾也读过西洋小说的译本，如小仲马、狄更斯诸家的作品，都是从林琴南的译本读到过的。《域外小说集》里所收的是比较近代的作品，而且都是短篇，翻译的态度，文章的风格，都和我以前所读过的不同。这在我是一种新鲜味。

自此以后，我于读日本人的东西以外，又搜罗了许多日本人所译的欧美作品来读，知道的方面比较多起来了。他从五四以来，在文字上，思想上，大大地尽过启蒙的努力。我可以说在三十年前就受他启蒙的一个人，至少在小说的阅读方面。

周先生曾学过医学。当时一般人对于医学的见解，还没有现在的明了，尤其关于尸体解剖等类的话，是很新奇的。闲谈的时候，常有人提到这尸体解剖的题目，请他讲讲“海外奇谈”。他都一一说给他们听。

据他说，他曾经解剖过不少的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经验，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什么了，不过对于青年的妇人和小孩的尸体，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怜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更觉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气，拿不起解剖刀，我曾在这些谈话上领略到他的人间味。

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

初次见鲁迅先生

马  钰

我从前不爱看小说，有时跟同学在一块，他们老看，我呆着，也太没意思，所以也就拿一本看看；看看，倒也看惯了，就时常地看。

在所看的这些小说里，最爱看的，就是鲁迅先生所作的了。我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不是像别人，说一句话，还要想半天，看说的好不好，对得起人或者对不起人。鲁迅先生就不是，你不好，他就用笔墨来痛骂你一场，所以看了很舒服，虽然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的意思，我看不懂；但是在字的浮面看了，已是很知足的了。

但是鲁迅这人，我是没有看见过的，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在我想来，大概同小孩差不多，一定是很爱同小孩在一起的。不过我又听说他是老头儿，很大年纪的。爱漂亮吗？大概许爱漂亮，穿西服罢。一定拿着Stick（手杖），走起来，棒头一戳一戳的。分头罢？却不一定；但是要穿西服，当然是分头了。我想他一定是这么一个人，不会错的，虽然他也到我们家来过好几次，可是我都没有看见他。

有一天，我从学校里回来，听见父亲书房里有人说话似的，我问赵增道：“书房有什么客？”“周先生来了一会了。”我很疑惑地问道：“周先生，那个周先生？”“我也说不清！”我从玻璃窗外一看，只见一个瘦瘦的人，脸也不漂亮，不是分头，也不是平头。我也不管是什么客人，见见也不妨，于是我就进去了。

见了，就行了一个礼，父亲在旁边说：“这就是你平常说的鲁迅先生。”这时鲁迅先生也点了点头，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我觉得很奇怪。鲁迅先生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

我呆了一会，就出来了；父亲叫我拿点儿点心来，我就拿碟子装了两盘拿了去，又在那儿呆着。我心里不住地想，总不以他是鲁迅，因为脑筋已经存了鲁迅是一个小孩似的老头儿，现在看了他竟是一个老头似的老头儿，所以不很相信。这时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只看着他吃东西，看来牙也是不受什么使唤的，嚼起来是很费力的。

后来看得不耐烦了，就想出去，因为一个人立着太没意思；但是刚要走，鲁迅先生忽然问我道：“你要看什么书吗？《桃色的云》你看过没有？这本书还不错！”我摇了摇头，很轻地说了一句：“没有。”他说：“现在外面不多了，恐怕没处买，我那儿还有一本，你要，可以拿来。”我也没响。这么一来，又罚了我半天站，因为不好就走开。但是我呆着没话说，总是没有意思，就悄悄走出来了。看见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看了不知是什么，踮起脚来一看，原来是破的一丝一丝的。

自鸣钟打了五点了，鲁迅先生还没有走的信息。我就只等着送，因为父亲曾对我说过，我见过的客，送时总要跟在父亲后头送的，所以老等着，不敢走开。

当！当！……打了六下了，还是不走，不走倒没什么关系，叫我这么呆等着，可真有点麻烦。玩去，管他呢，不送也不要紧的！不行呀，等客走了，又该说我了，等着罢！

“车雇好了。”赵增进来说。我父亲应了一声，这时听见椅子响，皮鞋响，知道是要走了，于是我就到院子里来候着。一会儿，果然出来了，父亲对我说：“送送鲁迅先生呀！”鲁迅先生又问我父亲说：“他在孔德几年级？”我父亲答了，他拿着烟卷点了点头。我在后头跟着送，看见鲁迅先生的破皮鞋格格的响着，一会回过头来说：“那本书，有空叫人给你拿来呀！”我应了一声，好像不好意思似的。一会送到大门口了，双方点了一点头，就走了。我转回头来暗暗地想：“鲁迅先生就是这么一个样儿的人呵！”

一九二六年三月

鲁迅眼中的自己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地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地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地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花边文学 伪自由书

花边文学

序  言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二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做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三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他玩笑》，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先生的来信，笔伐得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章”可以真不行。一九三三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官家的书报检查处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拼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连接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地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论愿和知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这恰如先前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未来的光荣

张承禄

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后有德哥派拉；只有伐扬古久列，大家不愿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谈政治，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又挣得“外国文氓”的恶谥，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他大约就要做小说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那是没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却一样可以看电影。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斐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

文学在西欧，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grotesque）、色情的（erotic）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然而倘遇呆问，则以笑话了之，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

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女人未必多说谎

赵令仪

侍桁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今年是“妇女国货年”，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快哉快哉！

批评家的批评家

倪朔尔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地笑他们糊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藉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的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

漫  骂

倪朔尔

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

这“漫骂”，有人写作“嫚骂”，也有人写作“漫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漫骂”。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

有钱不能就有文才，比“儿女成行”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儿女成行”只能证明他俩口子的善于生，还会养，却并无妄谈儿童的权利。要谈，只不过不识羞。这好像是漫骂，然而并不是。倘说是的，就得承认世界上的儿童心理学家，都是最会生孩子的父母。

说儿童为了一点食物就会打起来，是冤枉儿童的，其实是漫骂。儿童的行为，出于天性，也因环境而改变，所以孔融会让梨。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向，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

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糊糊地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京派”与“海派”

栾廷石

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

其实，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前年大难临头，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唯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这不是自己彻底地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北人与南人

栾廷石

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

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二陆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到清朝，又重理了这一篇账，至今还流衍着余波；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真不独是南人的如天之福。

当然，南人是有缺点的。权贵南迁，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性情也不同，有缺点，也有特长，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样。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如此广州》读后感

越  客

前几天，《自由谈》上有一篇《如此广州》，引据那边的报章，记店家做起玄坛和李逵的大像来，眼晴里嵌上电灯，以镇压对面的老虎招牌，真写得有声有色。自然，那目的，是在对于广州人的迷信，加以讥刺的。

广东人的迷信似乎确也很不小，走过上海五方杂处的弄堂，只要看毕毕剥剥在那里放鞭炮的，大门外的地上点着香烛的，十之九总是广东人，这很可以使新党叹气。然而广东人的迷信却迷信得认真，有魄力，即如那玄坛和李逵大像，恐怕就非百来块钱不办。汉求明珠，吴征大象，中原人历来总到广东去刮宝贝，好像到现在也还没有被刮穷，为了对付假老虎，也能出这许多力。要不然，那就是拼命，这却又可见那迷信之认真。

其实，中国人谁没有迷信，只是那迷信迷得没出息了，所以别人倒不注意。譬如罢，对面有了老虎招牌，大抵的店家，是总要不舒服的。不过，倘在江浙，恐怕就不肯这样的出死力来斗争，他们会只花一个铜元买一条红纸，写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或“泰山石敢当”，悄悄地贴起来，就如此地安身立命。迷信还是迷信，但迷得多少小家子相，毫无生气，奄奄一息，他连做《自由谈》的材料也不给你。

与其迷信、模糊不如认真。倘若相信鬼还要用钱，我赞成北宋人似的索性将铜钱埋到地里去，现在那么地烧几个纸锭，却已经不但是骗别人、骗自己，而且简直是骗鬼了。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

广州人的迷信，是不足为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

过  年

张承禄

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

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但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

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但是，感慨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地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叫人整年地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

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运  命

倪朔尔

电影《姊妹花》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自然，这是教人安贫的，那根据是“运命”。古今圣贤的主张此说者已经不在少数了，但是不安贫的穷人也“终是”很不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里的“失”，是在非到盖棺之后，一个人的运命“终是”不可知。

预言运命者也未尝没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处都是。然而他们对于主顾，肯断定他穷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学说又不能相一致，甲说当穷，乙却说当富，这就使穷人不能确信他将来的一定的运命。

不信运命，就不能“安分”，穷人买奖券，便是一种“非分之想”。但这于国家，现在是不能说没有益处的。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运命既然不可知，穷人又何妨想做皇帝，这就使中国出现了《推背图》。据宋人说，五代时候，许多人都看了这图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希望应着将来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乱了一百本，与别本一同流通，读者见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时，上海却还大卖着《推背图》的新印本。

“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现在的优学生，本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中国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济运命说之穷，而历史又偏偏不争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还有立志传，絮絮叨叨地在对人讲西洋的谁以冒险成功，谁又以空手致富。

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

大小骗

邓当世

“文檀”上的丑事，这两年来真也揭发得不少了：剪贴、瞎抄、贩卖、假冒。不过不可究诘的事情还有，只因为我们看惯了，不再留心它。

名人的题签，虽然字不见得一定写得好，但只在表示这书的作者或出版者认识名人，和内容并无关系，是算不得骗人的，可疑的是“校阅”。校阅的角色，自然是名人、学者、教授。然而这些先生们自己却并无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所以真的校阅了没有是一个问题；即使真的校阅了，那校阅是否真的可靠又是一个问题。但再加校阅，给以批评的文章，我们却很少见。

还有一种是“编辑”。这编辑者，也大抵是名人，因这名，就使读者觉得那书的可靠。但这是也很可疑的。如果那书上有些序跋，我们还可以由那文章、思想，断定它是否真是这人所编辑，但市上所陈列的书，常有翻开便是目录，叫你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的。这怎么靠得住？至于大部的各门类的刊物的所谓“主编”，那是这位名人竟上至天空，下至地底，无不通晓了，“无为而无不为”，倒使我们无须再加以揣测。

还有一种是“特约撰稿”。刊物初出，广告上往往开列一大批特约撰稿的名人，有时还用凸版印出作者亲笔的签名，以显示其真实。这并不可疑。然而过了一年半载，可就渐有破绽了，许多所谓特约撰槁者的东西一个字也不见。是并没有约，还是约而不来呢，我们无从知道；但可见那些所谓亲笔签名，也许是从别处剪来，或者简直是假造的了。要是从投稿上取下来的，为什么见签名却不见稿呢？

这些名人在卖着他们的“名”，不知道可是领着“干薪”的？倘使领的，自然是同意的自卖，否则，可以说是被“盗卖”。“欺世盗名”者有之，盗卖名以欺世者有之，世事也真是五花八门。然而受损失的却只有读者。

“小童挡驾”

宓子章

近五六年来的外国电影，先是给我们看了一通洋侠客的勇敢，于是而野蛮人的陋劣，又于是而洋小姐的曲线美。但是，眼界是要大起来的，终于几条腿不够了，于是一大丛；又不够了，于是赤条条。这就是“裸体运动大写真”，虽然是正正堂堂的“人体美与健康美的表现”，然而又是“小童挡驾”的，他们不配看这些“美”。

为什么呢？宣传上有这样的文字——

“一个极顶聪明的孩子说：她们怎不回过身子儿来呢？”

“一位十足严正的爸爸说：怪不得戏院对孩子们要挡驾了！”

这当然只是文学家虚拟的妙文，因为这影片是一开殆就标榜着“小童挡驾”的，他们无从看见。但假使真给他们去看了，他们就会这样的质问吗？我想，也许会的。然而这质问的意思，恐怕和张生唱的“咍，怎不回过脸儿来”完全两样，其实倒在电影中人的态度的不自然，使他觉得奇怪。中国的儿童也许比较的早熟，也许性感比较的敏，但总不至于比成年的他的“爹爹”，心地更不干净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那可真真可怕了。但事实上大概决不至于此，所以那答话还不如改一下：

“因为要使我过不了瘾，可恶极了！”

不过肯这样说的“爸爸”恐怕也未必有。他总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度了之后，便将这心硬塞在别人的腔子里，装作不是自己的，而说别人的心没有他的干净。裸体女人的都“不回过身子儿来”，其实是专为对付这一类人物的。她们难道是白痴，连“爸爸”的眼色，比他孩子的更不规矩都不知道吗？

但是，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所以做起戏来，是“妈妈”类献身，“儿子”类受谤。即使到了紧要关头，也还是什么“木兰从军”“汪踦卫国”，要推出“女子与小人”去搪塞的。“吾国民其何以善其后欤？”

古人并不纯厚

翁  隼

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喇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但广州开的耆英会，却明明收集过一大批寿翁寿媪，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有照片为证。

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像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还有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心为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像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由此看来，翻印整部的古书，也就不无危险了。近来偶尔看见一知石印的《平斋文集》作者，宋人也，不可谓之不古，但其诗就不可为训。如咏《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达，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又咏《荆公》云：“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那指斥当路的口气，就为今人所看不惯。“八大家”中的欧阳修，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学家的罢，然而那《读李翱文》中却有云：“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它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也就悻悻得很。

但是，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的。

法会和歌剧

孟  弧

《时轮金刚法会募捐缘起》中有这样的句子：“古人一遇灾祲。上者罪己，下者修身……今则人心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末由消除此浩劫。”恐怕现在也还有人记得的罢。这真说得令人觉得自己和别人都半文不值，治水除蝗，完全无益，倘要“或消自业，或淡他灾”，只好请班禅大师来求佛菩萨保佑了。

坚信的人们一定是有的，要不然，怎么能募集一笔巨款。

然而究竟好像是“人心浸以衰矣”了，中央社十七日杭州电云：“时轮金刚法会将于本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启建，并决定邀梅兰芳、徐来、胡蝶，在会期内表演歌剧五天。”梵呗圆音，竟将为轻歌曼舞所“加被”，岂不出于意表也哉！

盖闻昔者我佛说法，曾有天女散花，现在杭州启会，我佛大概未必亲临，则恭请梅郎权扮天女，自然尚无不可。但与摩登女郎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电影明星与标准美人唱起歌来，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么？

大约，人心快要“浸衰”之前，拜佛的人就已经喜欢兼看玩艺的了，款项有限，法会不大的时候，和尚们便自己来飞钹、唱歌，给善男子、善女人们满足，但也很使道学先生们摇头。班禅大师只“印可”开会而不唱《毛毛雨》，原是很合佛旨的，可不料同时也唱起歌剧来了。

原人和现代人的心，也许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过几百年，那恐怕即使有些差异。也微乎其微的，赛会做戏文，香市看娇娇，正是“古已有之”的把戏，既积无量之福，又极视听之娱，现在未来，都有好处，这是向来兴行佛事的号召的力量，否则，黄胖和尚念经，参加者就未必踊跃，浩劫一定没有消除的希望了。

但这种安排，虽然出于婆心，却仍是“人心浸以衰矣”的征候。这能够令人怀疑：我们自己是不配“消除此浩劫”的了，但此后该靠班禅大师呢，还是梅兰芳博士，或是密斯徐来，密斯胡蝶呢？

洋服的没落

韦士繇

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彩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历，看见那边的服装，高兴得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叫作《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他是赞成恢复古装的。

然而革命之后，采用的却是洋装，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要便捷，要腰骨笔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装，还厌恶别人穿袍子。那时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这故事颇为传诵一时，给袍褂党扬眉吐气。不过其中是带一点反对革命的意味的，和近日的因为卫生，因为经济的大两样。后来，洋服终于和华人渐渐地反目了，不但袁世凯朝，就定袍子马褂为常礼服，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了，请学生们公议，那议决的也是：袍子和马褂！

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因其不合于卫生。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地自然地没落了。

这洋服的遗迹，现在已只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辫子小脚，不过偶然还见于顽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来了一道催命符，是镪水悄悄从背后洒过来了。

这怎么办呢？

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来改去，大约总还是袍子马褂牢稳。虽然也是外国服，但恐怕是不会脱下的了——这实在有些稀奇。

朋  友

黄凯音

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进中学是在城里，于是兴致勃勃地看大戏法，但后来有人告诉了我戏法的秘密，我就不再高兴走近圈子的旁边。去年到上海来，才又得到消遣无聊的处所，那便是看电影。

但不久就在书上看到一点电影片子的制造法，知道了看去好像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奇禽怪兽，无非是纸做的。这使我从此不很觉得电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它的破绽，自己也无聊起来，第三回失掉了消遣无聊的处所。有时候，还自悔去看那一本书，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该写出制造法来了。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暴露者只在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反反复复地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变戏法的时时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几分就是对着明白戏法的底细者而发的，为的是要他不来戮穿西洋镜。

“朋友，以义合者也”，但我们向来常常不作如此解。

清明时节

孟  弧

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来祭祖，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

坟有这么大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

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罢，他就深相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土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人生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

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个疑冢，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冢君尸。”于是后之论者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阿瞒虽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么人，非掘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传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

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有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如果有遗骨，还可照《洗冤录》的方法来滴血，但是，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

小品文的生机

崇  巽

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角。骂幽默竟好像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

倘若真的是“天地大戏场”，那么，文场上当然也一定有丑角——然而也一定有黑头。丑角唱着丑角戏，是很平常的，黑头改唱了丑角戏，那就怪得很，但大戏场上却有时真会有这等事，这就使直心眼人跟着歪心眼人嘲骂，热情人愤怒，脆情人心酸。为的是唱得不内行，不招人笑吗？并不是的，他比真的丑角还可笑。

那愤怒和心酸，为的是黑头改唱了丑角之后，事情还没有完。串戏总得有几个角色：生、旦、末、丑、净，还有黑头。要不然，这戏也唱不久。为了一种原因，黑头只得改唱丑角的时候，照成例，是一定丑角倒来改唱黑头的。不但唱工，单是黑头涎脸扮丑角，丑角挺胸学黑头，戏场上只有白鼻子和黑脸孔的丑角多起来，也就滑天下之大稽。然而，滑稽而已，并非幽默。或人曰：“中国无幽默”。这正是一个注脚。

更可叹的是被谥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谈》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癞鳌，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虽引据仍不离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这又是一个注脚。

但林先生以谓新近各报上之攻击《人间世》，是系统的化名的把戏，却是错误的，证据是不同的论旨，不同的作风。其中固然有虽曾附骥，终未登龙的“名人”，或扮作黑头，而实是真正的丑角的打诨，但也有热心人的谠论。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

刀“式”辩

黄  棘

本月六日的《动向》上，登有一篇阿芷先生指明杨昌溪先生的大作《鸭绿江畔》，是和法捷耶夫的《毁灭》相像的文章，其中还举着例证。这恐怕不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罢。因为生吞活剥的模样，实在太明显了。

但是，生吞活剥也要有本领，杨先生似乎还差一点。例如《毁灭》的译本，开头是——

“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

而《鸭绿江畔》的开头是——

“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

人名不同了，那是当然的；响声不同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特别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个“式”字。这或者也难怪，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挂“日本指挥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样自己打造的了。

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莱奋生所带的是袭击队，自然是袭击敌人，但也夺取武器。自己的军器是不完备的，一有所得，便用起来。所以他所挂的正是“日本的指挥刀”，并不是“日本式”。

文学家看小说，并且预备抄袭的，可谓关系密切的了，而尚且如此粗心，岂不可叹也夫！

化名新法

白  道

杜衡和苏汶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坛上的两种秘密，也是坏风气：一种是批评家的圈子，一种是文人的化名。

但他还保留着没有说出的秘密——

圈子中还有一种书店编辑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籍，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

Oho！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支旗竿，竖在庙后面。但哪有只竖一支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读几本书

邓当世

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地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

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绍介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榻糊涂了。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三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Symbolism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中国的白璧德，中国的吉尔波丁，中国的高尔基，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少得很。莫非因为都有了“国货”的缘故吗？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易卜生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见第三本：柴霍甫和莫泊桑的选集，也似乎走了虎头蛇尾运。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译的；莎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的有三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有两种。

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自然，现在是国难时期，哪有工夫译这些书，看这些书呢，但我所提议的是向着只在暴躁和牢骚的大人物，并非对于正在赴难或“卧薪尝胆”的英雄。因为有些人物，是即使不读书，也不过玩着，并不去赴难的。

一思而行

曼  雪

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俨然。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嫌不够。

人间世事，恨和尚往往就恨袈裟。幽默和小品的开初，人们何尝有二话。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哪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漫骂。油腔滑调，幽默也；“天朗气清”，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有想反此名世之人，于是轰然一声，天下又无不骂幽默和小品。其实，则趁队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数不在少的。

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现在则受之者已等于被骂：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净的名称；自爱者闻文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真的没有实在的伟人，实在的学者和教授，实在的文学家吗？并不然。只有中国是例外。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看，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如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们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鄙弃，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社会仗这添些热闹，是值得感谢的。但在乌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也想一想，社会未必就冷静了，可是还要像样一点点。

推己及人

梦  文

忘了几年以前了，有一位诗人开导我，说是愚众的舆论，能将天才骂死，例如英国的济慈就是。我相信了。去年看见几位名作家的文章，说是批评家的漫骂，能将好作品骂得缩回去，使文坛荒凉冷落。自然，我也相信了。

我也是一个想做作家的人，而且觉得自己也确是一个作家，但还没有获得挨骂的资格，因为我未曾写过创作。并非缩回去，是还没有钻出来。这钻不出来的原因，我想是一定为了我的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吵闹，她们也如漫骂批评家一样，职务是在毁灭真天才，吓退好作品的。

幸喜今年正月，我的丈母要见见她的女儿了，她们三个就都回到乡下去。我真是耳目清静，猗欤休哉，到了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可是不幸得很，现在已是废历四月初，足足静了三个月了，还是一点也写不出什么来，假使有朋友问起我的成绩，叫我怎样回答呢？还能归罪于她们的吵闹吗？

于是乎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我疑心我本不会有什么好作品，和她们的吵闹与否无关。而且我又疑心到所谓名作家也未必会有什么好作品，和批评家的漫骂与否无涉。

不过，如果有人吵闹，有人漫骂，倒可以给作家的没有作品遮羞，说是本来是要有的，现在给他们闹坏了。他于是就像一个落难小生，纵使并无作品，也能从看客赢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泪。

假使世界上真有天才，那么，漫骂的批评，于他是有损的，能骂退他的作品，使他不成其为作家。然而所谓漫骂的批评，于庸才是有益的，能保持其为作家，不过据说是吓退了他的作品。

在这三足月里，我仅仅有了一点“烟士披离纯”，是套罗兰夫人的腔调的：“批评批评，世间多少作家，借汝之骂以存！”

偶  感

公  汗

还记得东三省沦亡，上海打仗的时候，在只闻炮声，不愁炮弹的马路上，处处卖着《推背图》，这可见人们早想归失败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后，华北华南，同濒危急，而上海却出现了“碟仙”。前者所关心的还是国运，后者却只在问试题、奖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迥不相同，而名目则更加冠冕，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于“科学”的。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五四时代，陈大齐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哪里说起。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麻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首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

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经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论秦理斋夫人事

公  汗

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而自杀的记事，但为了这些，便来开口或动笔的人是很少的。只有新近秦理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杀，却起过不少的回声，后来还出了一个怀着这一段新闻记事的自杀者，更可见其影响之大了。我想，这是因为人数多。单独的自杀，盖已不足以招大家的青睐了。

一切回声中，对于这自杀的主谋者——秦夫人，虽然也加以恕辞，但归结却无非是诛伐。因为——评论家说——社会虽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责任是生存，倘自杀，便是失职，第二责任是受苦，倘自杀，便是偷安。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这自然也说得下去的，然而未免太笼统。

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前一派，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就麻烦，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杀的批判者，则是大抵属于后一派。

诚然，既然自杀了，这就证明了她是一个弱者。但是，怎么会弱的呢？要紧的是我们须看看她的尊翁的信札，为了要她回去，既耸之以两家的名声，又动之以亡人的乩语。我们还得看看她的令弟的挽联：“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视为千古美谈之意吗？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我们固然未始不可责以奋斗，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况且自杀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战斗的应援者，当他人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也许倒是鸦雀无声了。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也正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论补

曼  雪

徐先生在《人间世》上，发表了这样的题目的论。对于此道，我没有那么深造，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想来补一点，自然，浅薄是浅薄得多了。

“……”是洋货，五四运动之后这才输入的。先前林琴南先生译小说时，夹注着“此语未完”的，便是这东西的翻译。在洋书上，普通用六点，吝啬的却只用三点。然而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地长起来。九点，十二点，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读者也大抵这样想，有敢说觉不出其中的奥义的罢，那便是低能儿。

然而归根结蒂，也好像终于是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其实是一无所有；不过须是孩子，才会照实地大声说出来。孩子不会看文学家的“创作”，于是在中国就没有人来道破。但天气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到底也得躲进宫里去，连点几行的妙文，近来也不大看见了。

“□□”是国货，《穆天子传》上就有这玩意儿，先生教我说：是阙文。这阙文也闹过事，曾有人说“口生垢，口戕口”的三个口字，也是阙文，又给谁大骂了一顿。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到目前，则渐有代以“××”的趋势。这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东西多，对于这著作的内容，我们便预觉其激烈。但是，其实有时也并不然。胡乱×它几行，印了出来，固可使读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检查员之峻严，但送检之际，却又可使检查员爱他的顺从，许多话都不敢说，只×得这么起劲。一举两得，比点它几行更加巧妙了。中国正在排日，这一条锦囊妙计，或者不至于模仿的罢。

现在是什么东西都要用钱买，自然也就都可以卖钱。但连“没有东西”也可以卖钱，却未免有些出乎意表。不过，知道了这事以后，便明白造谣为业，在现在也还要算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生活了。

谁在没落？

常  庚

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

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喻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契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爰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此事已由俄方与中国驻俄大使馆接洽，同时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亦奉到训令，与我方商洽此事。……

这是一个喜讯，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我们当欣喜于“发扬国光”之后，还应该沉静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实——

一、倘说：中国书和印象主义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得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

二、苏俄的象征主义的没落，在十月革命时，以后便崛起了构成主义，而此后又渐为写实主义所排去。所以倘说：构成主义已渐没落，而写实主义“引成欣欣向荣之概”，那是说得下去的。不然，便是梦话。苏俄文艺界上，象征主义的作品有些什么呀？

三、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角，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哪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深意义？

欧洲离我们也真远，我们对于那边的文艺情形也真的不大分明，但是，现在二十世纪已经度过了三分之一，粗浅的事是知道一点的了，那样的新闻倒令人觉得是“象征主义作品”，它象征着他们的艺术的消亡。

倒  提

公  汗

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动物的，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就要办。所谓办，虽然也不过是罚钱，只要舍得出钱，也还可以倒提一下，然而究竟是办了。于是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自然，鸡鸭这东西，无论如何，总不过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然而它不罢言语，不会抵抗，又何必加以无益的虐待呢？西洋人是什么都讲有益的。我们的古人，人民的“倒悬”之苦是想到的了，而且也实在形容得切帖，不过还没有察出鸡鸭的倒提之灾来，然而对于什么“生刲驴肉”“活烤鹅掌”这些无聊的残虐，却早经在文章里加以攻击了。这种心思，是东西之所同具的。

但对于人的心思，却似乎有些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爱怜，所以西崽打叭儿，则西崽被斥，平人忤西崽，则平人获咎，租界上并无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正因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

然而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也正有这气味。

这类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悬的，而且虽在送往厨房的时候，也无人暂时解救。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的缘故。

附：

论“花边文学”

林  默

近来有一种文章，四周围着花边，从一些副刊上出现。这文章，每天一段，雍容闲适，缜密整齐，看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似乎是小品或语录一类的东西。今天一则“偶感”，明天一敢“据说”，从作者看来，自然是好文章，因为翻来覆去，都成了道理，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但从读者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譬如甘地被刺，就起来作一篇“偶感”，颂扬番“摩哈达麻”，咒骂几通暴徒作乱，为圣雄出气禳灾，顺便也向读者宣讲一些“看定一切”“勇武和平”的不抵抗说教之类，这种文章无以名之，且名之曰“花边体”或“花边文学”罢。

这花边体的来源，大抵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据这种小品文的拥护者说是会要流传下去的（见《人间世·关于小品文》）。我们且来看看他们的流传之道罢。六月念八日申报《自由谈》载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倒提》。大意说西洋人禁止倒提鸡鸭，华人颇有鸣不平的，因为西洋人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于是这位花边文学家发议论了，他说：“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

为什么“并未”呢？据说是“人能组织，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所以租界上没有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不禁止虐待华人，当然就是把华人看在鸡鸭之上了。

倘要不平么，为什么不反抗呢？

而这些不平之士，据花边文学家从古典里得来的证明，断为“不妨变狗”之辈，没有出息的。

这意思极明白，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他虽也正面的承认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实在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从“古典”来证明这是华人没有出息。

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他们和同胞做起生意来，除开夸说洋货如何比国货好，外国人如何讲礼节信用，中国人是猪猡，该被淘汰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口称洋人曰：“我们的东家。”我想这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气，大抵不出于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因为第一，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气；第二，他们往往赞成西洋人（也就是他们的东家）统治中国，虐待华人，因为中国人是猪猡；第三，他们最反对中国人怀恨西洋人。抱不平，从他们看来，更是危险思想。

从这般人或希望升为这般人的笔下产出来的就成了这篇《花边文学》的杰作。但所可惜是不论这种文人，或这种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辩护说教，中国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因为西洋人虽然不曾把中国放在鸡鸭之下，但事实上也似乎并未放在鸡鸭之上。香港的差役把中国犯人倒提着从二楼摔下来，已是久远的事，近之如上海，去年的高丫头，今年的蔡洋其辈，他们的遭遇，并不胜过于鸡鸭，而死伤之惨烈有过而无不及。这些事实我辈华人是看得清清楚楚，不会转背就忘却的，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蒙混过去呢？

抱不平的华人果真如花边文学家的“古典”证明，一律没有出息的么？倒也不的。我们的古典里，不是有九年前的五卅运动，两年前的一二八战争，至今还在艰苦支持的东北义勇军么？谁能说这些不是由于华人的不平之气聚集而成的勇敢的战斗和反抗呢？

“花边体”文章赖以流传的长处都在这里。如今虽然在流传着，为某些人们所拥护。但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现在是建设“大众语”文学的时候，我想“花边文学”，不论这种形式或内容，在大众的眼中，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

这篇文章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拒绝。莫非这文章又犯了要报私仇的嫌疑么？但这“授意”却没有的。就事论事，我觉得实有一吐的必要。文中过火之处，或者有之，但说我完全错了，却不能承认。倘得罪的是我的先辈或友人，那就请谅解这一点。

笔者附识。

玩  具

宓子章

今年是儿童年。我记得的，所以时常看看造给儿童的玩具。

马路旁边的洋货店里挂着零星小物件，纸上标明，是从法国运来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见一样的货色，只是价钱更便宜。在担子上，在小摊上，都卖着渐吹渐大的橡皮泡，上面打着一个印子道：“完全国货”，可见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着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样的印子，那却应该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大公司里则有武器的玩具：指挥刀、机关枪、坦克车……然而，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拿着玩的也少见。公园里面，外国孩子聚沙成为圆堆，横插上两条短树干，这明明是在创造铁甲炮车了，而中国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脸，躲在大人的背后，羞怯地惊异地看着，身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极的长衫。

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鸦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虽是儿童年，虽是前年身历了战祸，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样抄。然则明年不是儿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红绿，连作一排，筒内藏一个弹簧，旁边有一个把手，摇起来就格格地响，这就是机关枪！也是我所见的唯一的创作。我在租界边上买了一个，和孩子摇着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胜利的日本人看见了，大抵投给我们一个鄙夷或悲悯的苦笑。

然而我们摇着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为这是创作。前年以来，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好像此非不足以自显其高洁，现在沉默了，那高洁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却创造了粗笨的机枪玩具，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的玩具争。他们，我以为是比从外国买了极新式的武器回来的人物，更其值得赞颂的，虽然也许又有人会因此给我一个鄙夷或悲悯的冷笑。

零  食

莫  朕

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使有心人发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发愁。人而有心，真要“日坐愁城”了。

但是，这情形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不过略有变迁，更加显著而已。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欢吃零食，假使留心一听，则屋外叫卖零食者，总是“实繁有徒”。桂花白糖伦教糕，猪油白糖莲心粥，虾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罗）蜜橘，瓜子大王，还有蜜饯，橄榄，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为这又不比肥鱼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前几年的出版物，是有“养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门”，或曰“ABC”，或曰“概论”，总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花钱数角，费时半点钟，便能明白一种科学，或全盘文学，或一种外国文。意思就是说，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这人发荣滋长，抵得吃五年饭。试了几年，功效不显，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试验，如果有名无实，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修仙炼金，而代以洗温泉和买奖券，便是试验无效的结果。于是放松了“养生”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还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开的。

于是而出现了小品，但也并不是新花样，当老九章生意兴隆的时候，就有过《笔记小说大观》之流，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关门之后，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为什么倒弄得闹闹嚷嚷，满城风雨的呢？我想，这是因为在担子装起了篆字的和罗马字母合璧的年红电灯的招牌。

然而，虽然仍旧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应力却比先前敏捷了，否则又何至于闹嚷嚷。但这也许正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假使如此，那么，零食的前途倒是可虑的。

“此生或彼生”

白  道

“此生或彼生”。

现在写出这样五个字来，问问读者：是什么意思？

倘使在《申报》上，见过汪懋祖先生的文章，“……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文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的，那就是许能够想到，这就是“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的意思。

否则，那回答恐怕就要迟疑。因为这五个字，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

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糊。我们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们的知识，并且须仗我们已有的知识，给它注解，补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话之后，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径就用白话，即使多写了几个字，但对于读者，“其省力为何如”？

我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正是时候

张承禄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东西是自有其时候的。

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关岳，是清朝屡经封赠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闲却；从新记得，是哀世凯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凯一同盖了棺；而第二次重新记得，则是在现在。

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标雅致，看古书。

如果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要勇往直前，拼命挣扎的，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只得向前干。虽然成家立业之后，他也许修家谱，造祠堂，俨然以旧家子弟自居。但这究竟是后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

这大宅子里有仓中的旧货，有壁角的灰尘，一时实在搬不尽，倘有坐食的余闲，还可以东寻西觅，那就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来消磨他若干岁月。如果是穷极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现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这两种人，小康和穷乏，是不同的，悠闲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场的缓促，也不同的。但当这时候，却就正在古董中讨生活，所以那主张和行为，便无不同，而声势也好像见得浩大了。

于是就又影响了一部分的青年们，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这么闲适，看看急迫者，是这么专精，这，就总应该有些道理。会有仿效的人，是当然的。然而，时光也绝不留情，他将终于得到一个空虚，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张者倘无特操，无灼见，则说古董应该供在香案上或掷在茅厕里，其实，都不过在尽一时的自欺欺人的任务，要寻前例，是随处皆是的。

论重译

史  贲

穆木天先生在二十一日的《火炬》上，反对作家的写无聊的游记之类，以为不如给中国介绍一点上起希腊罗马，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我以为这是很切实的忠告。但他在十九日的《自由谈》上，却又反对间接翻译，说“是一种滑头办法”，虽然还附有一些可恕的条件。这是和他后来的所说冲突的，也容易启人误会，所以我想说几句。

重译确是比直接译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译者自惭不及，怕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译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将中国的粤语译为京语，或京语译成沪语，也很难恰如其分。再重译，便减少了对于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书上面末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译错误，而间接译却不然的时候。

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

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日本改造社译的《高尔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责为投机，但革命者的译本出，却反而显出前一本的优良了。不过也还要附一个条件，并不很懂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速成译本，可实在是不可恕的。

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

再论重译

史  贲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觉得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地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功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鲁迅译的《毁灭》，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的《搭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所以我们有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

“彻底”的底子

公  汗

现在对于一个人的立论，如果说它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论者的反感了，但若说它是“彻底”，是“非常前进”，却似乎还没有什么。

现在也正是“彻底”的，“非常前进”的议论，替代了“高超”的时光。

文艺本来都有一个对象的界限。譬如文学，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当然要有深浅。而主张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还是作者的本分。然而这时“彻底”论者站出来了，他却说中国有许多文盲，问你怎么办？这实在是对于文学家的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不过还可以另外请一支救兵来，也就是辩解。因为文盲是已经在文学作用的范围之外的了，这话只好请书家、演剧家、电影作家出马，给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东西。然而这还不足以塞“彻底”论者的嘴的，他就说文盲中还有色盲，有瞎子，问你怎么办？于是艺术家们也遭了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那么，作为最后的挣扎，说是对于色盲瞎子之类，须用讲演、唱歌、说书罢。说是也说得过去的。然而他就要问你：莫非你忘记了中国还有聋子吗？

又是当头一棍，闷死，都闷死了。

于是“彻底”论者就得到一个结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

他立定了这个结论之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谁来“彻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艺家。然而文艺家又是不“彻底”的多，于是中国就永远没有对于文盲、色盲、瞎子、聋子，无不有效的——“彻底”的好的文艺。

但“彻底”论者却有时又会伸出头来责备一顿文艺家。

弄文艺的人，如果遇见这样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脸，那么，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切实的文艺家必须认清这一种“彻底”论者的真面目！

知了世界

邓当世

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所以，有人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像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算  账

莫  朕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地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这些大门面。

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账。——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

水  性

公  汗

天气接连地大热了近二十天，看上海报，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记载。这在水村里，是很少见的。

水村多水，对于水的知识多，能浮水的也多。倘若不会浮水，是轻易不下水去的。这一种能浮水的本领，俗语谓之“识水性”。

这“识水性”，如果用了“买办”的白话文，加以较详的说明，则：一、是知道火能烧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样柔和，好像容易亲近，因而也容易上当；二、知道水虽能淹死人，却也能浮起人，现在就设法操纵它专来利用它浮起人的这一面；三、便是学得操纵法，此法一熟，“识水性”的事就完全了。

但在都会里的人们，却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却了。平时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那当然是要死的。而且我觉得，当这时候，肯设法救助的人，好像都会里也比乡下少。

但救都会人恐怕也较难，因为救者固然必须“识水性”，被救者也得相当地“识水性”的。他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拼命地向救者的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

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预先学一点浮水工夫，不必到什么公园的游泳场，只要在河滩边就行，但必须有内行人指导。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地记住！

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像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瞪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康伯度

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我因此记起的是别一件事，是在现在的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之前，他早是一位对于那时的白话，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

他曾经有过极不费力，但极有力的妙文：

“我现在只举一个简单的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这太老式了，不好！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

这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

这段话见于《中国文法通论》中，那书是一本正经的书；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现在又成古人了。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的，所以我想重新提起，并且提出他终于也是“论语”社的同人，有时不免发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的。

实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实是，那论法，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还低，脸孔也不白”的那些话，并没有两样的。

自然，刘先生所反对的是“太欧化”。但“太”的范闱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二法，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只有将“子曰”改成“曰子”是决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

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附：

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

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这我真不知是从哪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华人的言语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李乙说：“是的，天凉了。”若照尊论主张，就应该改作：“今天下雨了”，张甲说。“天凉了，——是的。”李乙说。这个算得是中华民国全族的“必要”吗？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刘半农先生说：“翻译是要使不懂外国文的人得读”；这是确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骂其半农，认为非使全中国人都以欧化文法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

文公直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

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但我看先生决不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所以也想由此证明我也并非那一伙。否则，先生含狗血喷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地再看着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专此布覆，并请

热安。

弟康伯度脱帽鞠躬。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康伯度

别一支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讨伐的不是白话的“反而难懂”，是白话的“鲁里鲁苏”，连刘先生似的想白话“返朴归真”的意思也全没有，要达意，只有“语录式”（白话的文言）。

林先生用白话武装了出现的时候，文言和白话的斗争早已道去了，不像刘先生那样，自己是混战中的过来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怀旧日，慨叹未流的情绪。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极其自然的。

这“幽默”便是《论语》四十五期里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他因为要问木匠讨一点油灰，写好了一张语录体的字条，但怕别人说他“反对白话”，便改写了白话的、选体的、桐城派的三种，然而都很可笑，结果是差“书僮”传话，向木匠讨了油灰来。

《论语》是风行的刊物，这里省烦不抄了。总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语录式的一张，别的三种，全都要不得。但这四个不同的角色，其实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个人扮出来的，一个是止生，就是“语录式”，别的三个都是小丑，自装鬼脸，自作怪相，将正生衬得一表非凡了。

但这已经并不是“幽默”，乃是“顽笑”，和市井间的在墙上画一乌龟，背上写上他的所讨厌的名字的战法，也并不两样的。不过看见的人，却往往不问是非，就嗤笑被画者。

“幽默”或“顽笑”，也都要生出结果来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当它“顽笑”看。

因为事实会并不如文章，例如这语录式的条子，在中国其实也并未断绝过种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弄口去看一看，有时就会看见一个摊，坐着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写信，他所用的文章，决不如林先生所拟的条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语录式”的。这就是现在从新提起的语录派的末流，却并没有谁去涂白过他的鼻子。

这是一个具体的“幽默”。

但是，要赏识“幽默”也真难。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应就不能这样了罢。

没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适意的时候，恐怕终于是“中国没有幽默”的了。

做文章

朔  尔

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曝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看书琐记

焉  于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扎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扎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章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看书琐记（二）

焉  于

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作《本国话和外国话》，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小姐出来招呼了，但无话可说，勉勉强强地说了几句，他们也无话可答，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

因了这经验，有一个兵便模模糊糊地想：“这世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战争的世界。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国度。那里面，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

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好像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

其实，这也无须小姐和兵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算作“封建余孽”或“买办”或别的什么而论都可以——和几乎同类的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无语可说。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己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倘是宴会，就只猜拳，不发议论。

这样看来，文学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实在有些艰难。“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

于是而据说文学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极，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汇集于作者一个人。然而文学家却又悲哀起来，说是吐血了，这真是没有法子想。

趋时和复古

康伯度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像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了。

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终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伯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

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稀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先前认真地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安贫乐道法

史  贲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开不完，新近就看见了两种，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当。

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当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须是轻松一点的职业。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点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厉害。倘若问他们自己罢，我想，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

还有一种是极其彻底的：说是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这也是一张少见的富有诗趣的药方，不过也有煞风景在后面。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上海中学会考的优良成绩发表了，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其中有一段——

“……若德业已立，则虽饔飱不继，捉襟肘见，而其名德足传于后，精神生活，将充足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由《新语林》第三期转录）

这比题旨更进了一步，说是连不能“充腹”也不要紧的。但中学生所开的良方，对于大学生就不适用，同时还是出现了要求职业的一大群。

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有这么的彰明较著，其实，据我的愚见，是大可以不必再玩“之乎者也”了——横竖永远是没有用的。

奇  怪

白  道

世界上有许多事实，不看记载，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非洲有一种土人，男女的避忌严得很，连女婿遇见丈母娘，也得伏在地上，而且还不够，必须将脸埋进土里去。这真是虽是我们礼义之邦的“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古人，也万万比不上的。

这样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分隔男女的设计，也还不免是低能儿！现在总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都只是“不同席”的演绎。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

我想，这只好用“西法”了。西法虽非国粹，有时却能够帮助国粹的。例如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却不坏；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几圈。以此类推，防止男女同吸空气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养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里，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凯末尔将军治国以前的土耳其女人的面幕，这回可也万万比不上了。

假使现在有一个英国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记》那样的讽刺的小说，说在二十世纪中，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看见一群人在烧香拜龙，作法求雨，赏鉴“胖女”，禁毅乌龟；又一群人在正正经经地研究古代舞法，主张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应该不许其露出。那么，远处，或是将来的人，恐怕大抵要以为这是作者贫嘴薄舌，随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满的人们的罢。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倘没有这样的事实，大约无论怎样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总不能怎样的出奇，所以人们看见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这一句话。

奇怪（二）

白  道

尤墨君先生以教师的资格参加着讨论大众语，这意见是极该看重的。他主张“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还举出“中学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误用的许多时髦字眼”来，说“最好叫他们不要用”，待他们将来能够辨别时再说，因为是与其“食新不化，何如禁用于先”的。现在摘一点所举的“时髦字眼”在这里——

共鸣  对象  气压  温度  结晶  彻底  趋势  理智  现实  下意识  相对性  绝对性  纵剖面  横剖面  死亡率……（《新语林》三期）

但是我很奇怪。

那些字眼，几乎算不得“时髦字眼”了。如“对象”“现实”等，只要看看书报的人，就时常遇见，一常见，就会比较而得其意义，恰如孩子懂话，并不依靠文法教科书一样；何况在学校中，还有教员的指点。至于“温度”“结晶”“纵剖面”“横剖面”等，也是科学上的名词，中学的物理学矿物学植物学教科学里就有，和用于国文上的意义并无不同。现在竟“最误用”，莫非自己既不思索，教师也未给指点，而且连别的科学也一样的模糊吗？

那么，单是中途学了大众语，也不过是一位中学出身的速成大众，于大众有什么用处呢？大众得需要中学生，是因为他教育程度比较的高，能够给大家开拓知识，增加语汇，能解明的就解明，该新添的就新添；他对于“对象”等等的界说，就先要弄明白，当必要时，有方言可以替代，就译换，倘没有，便教给这新名词，并且说明这意义。如果大众语既是半路出家，新名词也还不很明白，这“落伍”可真是“彻底”了。

我想，为大众而练习大众语，倒是不该禁用那些“时髦字眼”的，最要紧的是教给他定义，教师对于中学生，和将来中学生的对于大众一样。譬如“纵断面”和“横断面”，解作“直切面”和“横切面”，就容易懂；倘说就是“横锯面”和“直锯面”，那么，连木匠学徒也明白了，无须识字。禁，是不好的，他们中有些人将永远模糊，“因为中学生不一定个个能升入大学而实现其做文豪或学者的理想的”。

迎神和咬人

越  侨

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带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

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虽在通都大邑，现在也还有天师作法，长官禁屠，闹得沸反盈天，何尝惹出一点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为恐怕神看见还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一面则也憎恶他的不与大家共患难。

迎神，农民们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出而劝阻迎神，被大家一顿打，终于咬断了喉管，死掉了。

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据的。《精忠说岳全传》说张俊陷害忠良，终被众人咬死，人心为之大快。因此乡间就向来有一个传说，谓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为怨恨而至于咬，则被咬者之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约民国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这样的规定罢。

咬人，农民们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想救死，想逃死，适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

这回他们要得到“天讨”，他们要骇怕，但因为不解“天讨”的缘故，他们也要不平。待到这骇怕和不平忘记了，就只有迷信讹传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灾荒的时候，依然是迎神，咬人。

这悲剧何时完结呢？

附记：

旁边加上黑点的三句，是印了出来的时候，全被删去了的。是总编辑，还是检查官的斧削，虽然不得而知，但在自己记得原稿的作者，却觉得非常有趣。他们的意思，大约是以为乡下人的意思——虽然是妄信——还不如不给大家知道，要不然，怕会发生流弊，有许多喉管也要危险的。

看书琐记（三）

焉  于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

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

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现在可以换了一个说法了，连并非作者，也憎恶了批评家，他们里有的说道：你这么会说，那么，你倒来做一篇试试看！

这真要使批评家抱头鼠窜。因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诚然，四五年前，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的也不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法。不过我们的读书界，是爱平和的多，一见笔战，便是什么“文坛的悲观”呀，“文人相轻”呀，甚至于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果然，现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但文坛呢，依然如故，不过它不再露出来。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大雪纷飞”

张  沛

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章士钊先生现在是在保障民权了，段政府时代，他还曾经保障文言。他造过一个实例，说倘将“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多么的不行。这回李焰生先生反对大众语文，也赞成“静珍君之所举，‘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地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酌量采用，是不能与提倡文言文相提并论”的。

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但是，两位先生代译的例子，却是很不对劲的。那时的“士”，并非一定是“读书人”，早经有人指出了，这回的“大雪纷飞”里，也没有“一片一片”的意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赘，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

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在浙江，倘要说出“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地下着”的，大抵用“凶”“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地和大众离开，那当然是“势所不免”的事。不过他倘不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关，那么，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已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大众虽然知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这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汉字和拉丁化

仲  度

反对大众语文的人，对主张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货色来看”！一面也有这样的老实人，毫不问他是诚意，还是寻开心，立刻拼命地来做标本。

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话。但是，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如果提倡缠足，则即使是天足的壮健的女性，她还是在有意地或无意地害人。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话。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么，反对者该是赞成文言或白话的了，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话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也拿出他的“货色”来给大家看看罢。

但是，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胡绳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夫，是无论用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却教我“足不出户”地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地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哪几个是用义，哪几个是借音，惯了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Uwao-li，读书人去抄，也极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Uwao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介绍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莎士比亚”

苗  挺

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一提便完；梁启超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证明了群众的盲目，连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也来译马克斯“牛克斯”的断片。为什么呢？将何为呢？

而且听说，连苏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剧了。

不演还可，一要演却就给施蛰存先生看出了“丑态”——

“……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现在》五卷五期，施蛰存《我与文言文》。）

苏俄太远，演剧季的情形我还不了然，齿的冷暖，暂且听便罢。但梅兰芳和一个记者的谈话，登在《大晚报》的《火炬》上，却没有说要去演《贵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同前）这当然非常之好。不过他所“言”的别人的“行”，却未必一致，或者是偶然也会不一致的，如《贵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实梅兰芳还没有动身，施蛰存先生却已经指定他要在“无产阶级”面前赤膊洗澡。这么一来，他们岂但“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国的国粹了。他们的文学青年，将来要描写宫殿的时候，会在《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贵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齿冷”，不做一下来凑趣，也使预言家倒霉。两面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说：“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何敢多撄众怒？”（同前）

末一句是客气话，赞成施先生的其实并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地在杂志上发表吗？——这“孤独”是很有价值的。

商贾的批评

及  锋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辛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社会月报》九月号）

着眼在经济上，当然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这“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出来的学说，和我们只有常识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向来只以为用资本来获利的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钱开书店来赚钱的老板。到现在才知道用文章去卖有限的稿费的也是商人，不过是一种“无形中”的商人。农民省几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换钱，教授卖嘴，妓女卖淫，也都是“无形中”的商人。只有买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钱一定是用东西换来的，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和有形中的两大类。

用希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断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无形中”的商人；如果并不以卖文为活，因此也无须“粗制滥造”，那么，怎样过活呢，一定另外在做买卖，也许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见识，无论怎么看，总逃不脱一个商人见识。

“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文章抄下来的，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地“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有些什么！

中秋二愿

白  道

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地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得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

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

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章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了她诗才。

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

考场三丑

黄  棘

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交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抄刊文”，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抄，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交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抄刊文，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哪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抄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交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是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由此看来，如果能抄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平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又是“莎士比亚”

苗  挺

苏联将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可见“丑态”；马克思讲过莎士比亚，当然错误；梁实秋教授将翻译莎士比亚，每本大洋一千元；杜衡先生看了沙士比亚，“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了。

我们的文学家杜衡先生，好像先前是因为没有自己觉得缺少“做人的经验”，相信群众的，但自从看了莎氏的《凯撒传》以来，才明白“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文艺风景》创刊号所载。）自然，这是根据“莎剧”的，和杜先生无关，他自说现在也还不能判断它对不对，但是，觉得自己“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却已经明白无疑了。

这是《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对于杜衡先生的影响。但“杜文《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里所表现的群众”又怎样呢？和《凯撒传》里所表现的也并不两样——

“……这使我们想起在近几百年来的各次政变中所时常看到的，‘鸡来迎鸡，狗来迎狗’式……那些可痛心的情形。……人类的进化究竟在哪儿呢？抑或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至今还停滞在二千年前的罗马所曾经过的文明的阶段上呢？”

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这一比，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戳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他是古时候的人，有这一手并不算什样玩把戏。

不过经他的贵手一取舍，杜衡先生的名文一发挥，却实在使我们觉得群众永远将是“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材料。倒还是被迎的有出息；“至于我，老实说”，还竟有些以为群众之无能与可鄙，远在“鸡”“狗”之上的“心情”了。自然，这是正因为爱群众，而他们太不争气了的缘故——自己虽然还不能判断，但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呀，有谁不信，问他去罢！

点句的难

张  沛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记》，想到了几句不关重要的话，是：断句的难。

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位大学者，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很有道理的。常买旧书的人，有时会遇到一部书，开首加过句读，夹些破句，中途却停了笔：他点不下去了。这样的书，价钱可以比干净的本子便宜，但看起来也真教人不舒服。

标点古书，印了出来，是起于“文学革命”时候的；用标点古文来试验学生，我记得好像是同时开始于北京大学，这真是恶作剧，使“莘莘学子”闹出许多笑话来。

这时候，只好一任那些反对白话，或并不反对白话而兼长古文的学者们讲风凉话。然而，学者们也要“技痒”的，有时就自己出手。一出手，可就有些糟了，有几句点不断，还有可原，但竟连极平常的句子也点了破句。

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隅，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哪一面对。

不过倘使是调子有定的词曲，句子相对的骈文，或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里是白话怎样坏，古文怎样好，一动手，对古文就点了破句，而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扬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么？说好说坏，又从哪里来的？

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点几圈，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但这事还是不要多谈好，再谈下去，我怕不久会有更高的议论，说标点是“随波逐流”的玩意，有损“性灵”，应该排斥的。

奇怪（三）

白  道

“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和穆时英两位先生编辑的《文艺画报》的大广告，在报上早经看见了。半个多月之后，才在店头看见这“画报”。既然是“画报”，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画报”的心，首先来看“画”。

不看还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戴平万先生的《沈阳之旅》里，有三幅插图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笔，记了一记，哦，原来是日本杂志店里，曾经见过的在《战争版书集》里的料治朝鸣的本刻，是为纪念他们在奉天的战胜而作的，日本纪念他对中国的战胜的作品，却就是被战胜国的作者的作品的插图——奇怪一。

再翻下去是穆时英先生的《墨绿衫的小姐》里，有三幅插画有些像麦绥莱勒的手笔，黑白分明，我曾从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书里记得了他的作法，而这回的本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FM两个字。莫非我们“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这作品，是像先翻成法文，托麦绥莱勒刻了插画来的吗？——奇怪二。

这回是文字，《世界文坛了望台》了。开头就说，“法国的龚果尔奖金，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颁给了一部以中国作题材的小说《人的命运》，它的作者是安得烈·马尔路”，但是，“或者由于立场的关系，这书在文字上总是受着赞美，而在内容上却一致地被一般报纸评论攻击，好像惋惜像马尔路这样才干的作家，何必也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云。这样一“了望”，“好像”法国的为龚果尔奖金审查文学作品的人的“立场”，乃是赞成“将文艺当作了宣传工具”的了——奇怪三。

不过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少见多怪”，别人倒并不如此的。先前的“见怪者”，说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现在的“怪”却早已声明着，叫你“见莫怪”了。开卷就有《编者随笔》在——

“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样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

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剥“琵亚词侣”，今年生吞麦绥莱勒的小玩艺，是在大才小用，不过要给人“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如果再从这醒眼的“文艺画”上又发生了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不是究竟也辜负了两位“中国第一流作家”献技的苦心吗？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

哈！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张  沛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彩。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地搬出去，还是这样地搬回来。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张  沛

而且梅兰芳还要到苏联去。

议论纷粉。我们的大画家徐悲鸿教授也曾到墨斯科去画过松树——也许是马，我记不真切了——国内就没有谈得这么起劲。这就可见梅兰芳博士之在艺术界，确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现代》的编辑室里也紧张起来。首座编辑施蛰存先生曰：“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现代》五卷五期。）要这么大叫，可见不平之极了，倘不预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生了脏臊症的。次座编辑杜衡先生曰：“据正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文艺画报》创刊号。）这可冷静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齐如山先生自愧弗及。赶紧来请帮忙——帮忙的帮忙。

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那么，他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目前还太早一点。他也许用别一个笔名，做一篇剧本，描写一个知识阶级，总是专为艺术，总是不问俗事，但到末了，他却究竟还在革命这一方面。这就活动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这篇东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这一方面了吗？

但我不知道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或者虚设一社，出些什么《戏剧年鉴》，亲自作序，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倘使没有，那可是也不会玩这一手的。

倘不会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了。

还是带住罢，倘再“略论”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会说因为被批评家乱骂，害得他演不出好戏来。

骂杀与捧杀

阿  法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适，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借”得他一榻糊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读书忌

焉  于

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但是否真实，却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有人实验过。

读书也有“忌”，不过与“食忌”稍不同。这就是某一类书决不能和某一类书同看，否则两者中之一必被克杀，或者至少使读者反而发生愤怒。例如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

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八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极有重量的，抄几句在这里——

“……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见西夷毡帐。高低不一，所谓穹庐连属，如冈如阜者。男妇皆蒙古语；有卖干湿酪者，羊马者，牦皮者，卧两骆驼中者，坐奚车者，不鞍而骑者，三两而行，被戒衣，或红或黄，持小铁轮，念《金刚秽咒》者。其首领顶一柳筐，以盛马粪及木炭者，则皆中华女子。皆盘头跣足，垢面，反被毛袄。人与牛羊相枕籍，腥臊之气，皆余里不绝。”……

我想，如果看过这样的文章，想象过这样的情景，又没有完全忘记，那么，虽是中郎的《广庄》或《瓶史》，也断不能洗清积愤的，而且还要增加愤怒。因为这实在比中郎时代的他们互相标榜还要坏，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

伪自由书

前  记

这一本小书里的，是从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为止的寄给《申报》上的《自由谈》的杂感。

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大约是去年的年底吧，偶然遇见郁达夫先生，他告诉我说，《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我就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

对于达夫先生的嘱咐，我是常常“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地说罢，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地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虽然他们之中，后来有的化为隐士，有的化为富翁，有的化为实践的革命者，有的也化为奸细，而在“创造”这一面大纛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十足，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对于文学的意见，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吧，然而所谈的大抵是空话。但这样的就熟识了，我有时要求他写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约寄来，则他希望我做一点东西，我当然应该漫应曰可以。但应而至于“漫”，我已经懒散得多了。

但从此我就看看《自由谈》，不过仍然没有投稿。不久，听到了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谈》里看见一篇文章，其中说的是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给他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笔，想做一篇反对的文章，因为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但是也没有竟做，改为给《自由谈》的投稿了，这就是这本书里的第一篇《崇实》；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何家干”，有时也用“干”或“丁萌”。

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

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论文章的是非，而先问作者是哪一个；也就是别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击了。自然，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侠客。总之，这种战术，是陈源教授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开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经忘却了，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都是做着关于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则牵连而至于左翼文学者。此外为我所看见的还有好几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后，以见上海有些所谓文学家的笔战，是怎样的东西，和我的短评本身，有什么关系。但另有几篇，是因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并存以便读者的参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查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现在便将那些都归在这一本里，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是为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于上海寓庐，鲁迅记

观  斗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赢。古时候有斗鱼，现在变把戏的会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东方杂志》，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

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人民不与闻，只是看。

然而军阀们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兵士们相斗争，所以频年恶战，而头儿个个终于是好好的，忽而误会消释了，忽而杯酒言欢了，忽而共同御侮了，忽而立誓报国了，忽而……不消说，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们玩把戏，只是看。

但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云。

“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

还是留着国产的兵士和现买的军火，自己斗争下去吧。中国的人口多得很，暂时总有一些孑遗在看着的。但自然，倘要这样，则对于外敌，就一定非“爱和平”不可。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逃的辩护

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现在这晦气落在学生头上了，进也挨骂，退也挨骂。

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验尸之后，报告书上说道，“身上五色”。我实在不懂。

谁发一句质问，谁提一句抗议呢？有些人还笑骂他们。

还要开除，还要告诉家长，还要劝进研究室。一年以来，好了，总算安静了。但不料榆关失了守，上海还远，北平却不行了，因为连研究室也有了危险。住在上海的人们想必记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研究室里还坐得住么？北平的大学生是知道的，并且有记性，这回不再用头来“碰”刺刀和枪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却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这正是这几年来的教育显了成效。

然而又有人来骂了。童子军还在烈士们的挽联上，说他们“遗臭万年”。

但我们想一想罢：不是连语言历史研究所里的没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么？不是学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备的飞机么？能用本国的刺刀和枪柄“碰”得瘟头瘟脑，躲进研究室里去的，倒能并不瘟头瘟脑，不被外国的飞机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么？

阿弥陀佛！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崇  实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吧。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吧，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黄鹤楼》诗以吊之，曰——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电的利弊

日本幕府时代，曾大杀基督教徒，刑罚很凶，但不准发表，世无知者。到近几年，乃出版当时的文献不少。曾见《切利支丹殉教记》，其中记有拷问教徒的情形，或牵到温泉旁边，用热汤浇身；或周围生火，慢慢地烤炙，这本是“火刑”，但主管者却将火移远，改死刑为虐杀了。

中国还有更残酷的。唐人说部中曾有记载，一县官拷问犯人，四周用火遥焙，口渴，就给他喝酱醋，这是比日本更进一步的办法。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遗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曾见一个囚在反省院里的青年的信，说先前身受此刑，苦痛不堪，辣汁流入肺脏及心，已成不治之症，即释放亦不免于死云云。此人是陆军学生，不明内脏构造，其实倒挂灌鼻，可以由气管流入肺中，引起致死之病，却不能进入心中；大约当时因在苦楚中，知觉瞀乱，遂疑为已到心脏了。

但现在之所谓文明人所造的刑具，残酷又超出于此种方法万万。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闻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前年纪念爱迪生，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航空救国三愿

现在各色的人们大喊着各种的救国，好像大家突然爱国了似的。其实不然，本来就是这样，在这样地救国的，不过现在喊了出来罢了。

所以银行家说贮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则就是吸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一道云。

这各种救国，是像先前原已实行过来一样，此后也要实行下去的，决不至于五分钟。

只有航空救国较为别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那将来也很难预测，原因是在主张的人们自己大概不是飞行家。

那么，我们不妨预先说出一点愿望来。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地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

一、路要认清；

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

所以还得战战兢兢地陈明一种愿望，是——

三、莫杀人民！

一九三三年二月三日

不通两种

人们每当批评文章的时候，凡是国文教员式的人，大概是着眼于“通”或“不通”，《中学生》杂志上还为此设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国文其实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马迁，倘将他的文章推敲起来，无论从文字，文法，修辞的任何一种立场去看，都可以发现“不通”的处所。

不过现在不说这些；要说的只是在笼统的一句“不通”之中，还可由原因而分为几种。大概的说，就是：有作者本来还没有通的，也有本可以通，而因了种种关系，不敢通，或不愿通的。

例如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的记载“江都清赋风潮”，在《乡民二度兴波作浪》这一个巧妙的题目之下，述陈友亮之死云：

“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

“军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类的费话，这里也且不说。最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像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稀奇。

现在，这样的稀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现。不过其实也并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缘故。头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为艺术的艺术”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法，来粉饰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者，但两者是都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这一类里的。

一九三三年二月三日

附：

因此引起的通论：“最通的”文艺

王平陵

鲁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笔名，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好久不看见他老先生的文了，那种富于幽默性的讽刺的味儿，在中国的作家之林，当然还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先生。

不过，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我以为也应该转变一下才是！譬如：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弯儿。在他最近所处的环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颂苏联德政的献词以外，便没有更通的文艺的。他认为第三种人不谈这些，是比较最聪明的人；民族主义文艺者故意找出理由来文饰自己的不通，是比较次聪明的人。其言可谓尽深刻恶毒之能事。不过，现在最通的文艺，是不是仅有那些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不免还是疑问。如果先生们真是为着解放劳苦大众而呐喊，犹可说也；假使，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出路，故意制造一块容易招摇的金字商标，以资号召而已。那么，我就看不出先生们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们所不齿的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者，究竟是高多少。

其实，先生们个人的生活，由我看来，并不比到被你们痛骂的小资作家更穷苦些。当然，鲁迅先生是例外，大多数的所谓革命的作家，听说，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场，拉斐花园里，可以遇见他们伴着娇美的爱侣，一面喝香槟，一面吃朱古力，兴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度他们真个消魂的生活。明天起来，写“工人呵！”“斗争呵！”之类的东西，拿去向书贾们所办的刊物换取稿费，到晚上，照样是生活在红绿的灯光下，沉醉着，欢唱着，热爱着。像这种优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们还要叫什么苦，喊什么冤，你们的猫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劳苦大众的同情，也许，在先生们自己都不免是绝大的疑问吧！

如果中国人不能从文化的本身上做一点基础的工夫，就这样大家空喊一阵口号，胡闹一阵，我想，把世界上无论哪种最新颖最时髦的东西拿到中国来，都是毫无用处。我们承认现在的苏俄，确实是有了他相当的成功，但，这不是偶然。他们从前所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文化的遗产，是多么丰富，我们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科学，哪一件不是已经到达国际文化的水准。他们有了这些充实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这些学有根蒂的领袖。我们仅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树，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万年，中国还是这样，也许比现在更坏。

不错，中国的文化运动，也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在这二十年中，在文化上究竟收获到什么。欧美的名著，在中国是否能有一册比较可靠的译本，文艺上的各种派别，各种主义，我们是否都拿得出一种代表作，其他如科学上的发明，思想上的创造，是否能有一种值得我们记忆。唉！中国的文化低落到这步田地，还谈得到什么呢！

要是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如不能从今天起，大家立誓做一番基本的工夫，多多地转运一些文艺的粮食，多多地树艺一些文艺的种子，我敢断言：在现代的中国，决不会产生“最通的”文艺的。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

《武汉日报》的《文艺周刊》

通论的拆通：官话而已

家干

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一提起笔，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

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地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哪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哪些人呀？是的，曾经有人当开学之际，命大学生全体起立，向着鲍罗廷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经有人做过《孙中山与列宁》，说得他们俩真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至于聚敛享乐的人们之多，更是社会上大家周知的事实，但可惜那都并不是我们。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

于是乎还要说到“文化的本身”上。试想就是几个弄弄笔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监禁、枪毙、失踪的灾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评，便立刻招来了“听说”和“如果”的官话，叫作“先生们”，大有一网打尽之概。则做“基本的工夫”者，现在舍官许的“第三种人”和“民族主义文艺者”之外还能靠谁呢？

“唉！”

然而他们是做不出来的。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

赌  咒

“天诛地灭，男盗女娼”——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几乎像诗云子曰一样。现在的宣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这种成语了。

但是，赌咒的实质还是一样，总之是信不得。他明知道天不见得来诛他，地也不见得来灭他，现在连人参都“科学化地”含起电气来了，难道“天地”还不科学化么？！至于男盗和女娼，那是非但无害，而且有益：男盗——可以多刮几层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几个“裙带官儿”的位置。

我的老朋友说：你这个“盗”和“娼”的解释都不是古义。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

战略关系

首都《救国日报》上有句名言：

浸使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

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

（见《上海日报》二月九日转载）

虽流血亦所不辞！勇敢哉战略大家也！

血的确流过不少，正在流的更不少，将要流的还不知道有多多少少。这都是反对运动者的血。为着什么？为着战略关系。

战略家在去年上海打仗的时候，曾经说：“为战略关系，退守第二道防线”，这样就退兵；过了两天又说，为战略关系，“如日军不向我军射击，则我军不得开枪，着士兵一体遵照”，这样就停战。此后，“第二道防线”消失，上海和议开始，谈判，签字，完结。那时候，大概为着战略关系也曾经见过血；这是军机大事，小民不得而知，——至于亲自流过血的虽然知道，他们又已经没有了舌头。究竟那时候的敌人为什么没有“被诱深入”？

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次敌人所以没有“被诱深入”者，决不是当时战略家的手段太不高明，也不是完全由于反对运动者的血流得“太少”，而另外还有个原因：原来英国从中调停——暗地里和日本有了谅解，说是日本呀，你们的军队暂时退出上海，我们英国更进一步来帮你的忙，使满洲国不至于被国联否认，——这就是现在国联的什么什么草案，什么什么委员的态度。这其实是说，你不要在这里深入，——这里是有赃大家分，——你先到北方去深入再说。深入还是要深入，不过地点暂时不同。

因此，“诱敌深入北平”的战略目前就需要了。流血自然又要多流几次。

其实，现在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学生，也已经各自乔迁。无论是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请深入罢。至于怕有什么反对运动，那我们的战略家：“虽流血亦所不辞！”放心，放心。

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

附：

备考：奇文共赏

周敬侪

大人先生们把“故宫古物”看得和命（当然不是小百姓的命）一般坚决南迁，无非因为“古物”价值不止“连城”，并且容易搬动，容易变钱的原故，这也值得你们大惊小怪，冷嘲热讽！我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居然从首都一家报纸上见到赞成“古物南迁”的社论；并且建议“武力制止反对”“流血在所不辞”，请求政府“保持威信”“贯彻政策”！这样的宏词高论，我实在不忍使它湮没无闻，因特不辞辛苦，抄录出来，献给大众：

“……北平各团体之反对古物南迁，为有害北平将来之繁荣，此种自私自利完全蔑视国家利益之理由，北平各团体竟敢说出，吾人殊服其厚颜无耻，彼等只为北平之繁荣，必须以数千年古物冒全被敌人劫夺而去之大危险，所见未免太小，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则古物必被敌人劫夺而去，试问将来北平之繁荣何由维持？故不如先行迁移，俟打倒日本，北平安如泰山后，再行迁回，北平各团体自私自利，固可恶可耻，其无远虑，亦可怜也，其反对迁移之又一理由，则谓政府应先顾全土地，此言似是而实非，盖放弃一部分土地供敌人一时之占领，以歼灭敌人，然后再行恢复，古今中外，其例甚多，如一八一二年之役，俄人不但放弃莫斯科，且将莫斯科烧毁，以困拿破仑，欧战时，比利时，塞尔维亚，皆放弃全部领土，供敌人蹂躏，卒将强德击破，盖领土被占，只须不与敌人媾和，签字于割让条约，则敌人固无如该土何，至于故宫古物，若不迁移，设不幸北平被敌人占领，将古物劫夺而去，试问中国将何法以恢复之，行见中国文明结晶，供敌人战利品，可耻孰甚，……最后吾人奉告政府，政府迁移古物之政策，既已决定，则不论遇如何阻碍，应求其贯彻，若一经无见识无远虑之群愚反对，即行中止，政府威信何在，故吾主张严责张学良，使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所不辞……”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颂  萧

萧伯纳未到中国之前，《大晚报》希望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会因此而暂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

萧伯纳既到香港之后，各报由“路透电”译出他对青年们的谈话，题之曰《宣传共产》。

萧伯纳“语路透访员曰，君甚不像华人，萧并以中国报界中人全无一人访之为异，问曰，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识余乎？”（十一日路透电）

我们其实是老练的，我们很知道香港总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雠，谁的太太的生日是哪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惜哉，就是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

所以我们不能识他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也不能深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

但我所谓伟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因为我们有“特别国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无从到四十岁。我所谓伟大的，是他竟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

阔人们会搬财产进外国银行，坐飞机离开中国地面，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罢；“政如飘风，民如野鹿”，穷人们可简直连明天也不能想了，况且也不准想，不敢想。

又何况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这问题极平常，然而是伟大的。

此之所以为萧伯纳！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

附：

又招恼了大主笔：萧伯纳究竟不凡

“你们批评英国人做事，觉得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好，也没有一件事怎样的坏；可是你们总找不出哪一件事给英国人做坏了。他做事多有主义的。他要打你，他提倡爱国主义来；他要抢你，他提出公事公办的主义；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国主义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义的大道理；他拥护国王，有忠君爱国的主义，可是他要斫掉国王的头，又有共和主义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责任；可是他总不忘记一个国家的责任与利益发生了冲突就要不得了。”

这是萧伯纳老先生在《命运之人》中批评英国人的尖刻语。我们举这一个例来介绍萧先生，要读者认识大伟人之所以伟大，也自有其秘诀在。这样子的冷箭，充满在萧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于是萧先生的名言警句，家传户诵，而一代文豪也确定了他的伟大。

借主义，成大名，这是现代学者一时的风尚，萧先生有嘴说英国人，可惜没有眼估量自己。我们知道萧先生是泛平主义的先进，终身拥护这渐进社会主义，他的戏剧、小说、批评、散文中充塞着这种主义的宣传品，萧先生之于社会主义，可说是个彻头彻尾的忠实信徒。然而，我们又知道，萧先生是铢锱必较的积产专家，是反对慈善事业最力的理论家，结果，他坐拥着百万巨资面团团早成了个富家翁。萧先生唱着平均资产的高调，为被压迫的劳工鸣不平，向寄生物性质的资产家冷嘲热讽，因此而赢得全民众的同情，一书出版，大家抢着买，一剧登场，一百多场做下去，不愁没有人看，于是萧先生坐在提倡共产主义的安乐椅里，笑嘻嘻地自鸣得意，借主义以成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究竟巧妙无穷。

现在，萧先生功成名就，到我们穷苦的中国来玩玩了。多谢他提携后进的热诚，在香港告诉我们学生道：“二十岁不为赤色革命家，五十岁要成僵石；二十岁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岁可不致落伍。”原来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只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义本身的价值如何，本来与个人的前途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要在社会里混出头，只求不僵，只求不落伍，这是现代人立身处世的名言，萧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们五体投地，真不愧“圣之时者也”的现代孔子了。

然而，萧先生可别小看了这老大的中国，像你老先生这样时髦的学者，我们何尝没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戏法已耍得十分纯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尔而笑曰：

“我道不孤！”

然而，据我们愚蠢的见解，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的是个诚字。你信仰什么主义，就该诚挚地力行，不该张大了嘴唱着好听。若说，萧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产主义的，就请他散尽了家产再说话。可是，话也得说回来，萧先生散尽了家产，真穿着无产同志的褴褛装束，坐着三等舱来到中国，又有谁去睬他呢？这样一想：

萧先生究竟不凡。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

也不佩服大主笔：前文的案语

这种“不凡”的议论的要点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不过是取得“伟大”的秘诀；二、这秘诀还在于“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三、照《大晚报》的意见，似乎应当为着自己的“主义”——高唱“神武的大文”，“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虽在二十岁就落伍，就变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萧伯纳不赞成这种“主义”，就不应当坐安乐椅，不应当有家财，赞成了那种主义，当然又当别论。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地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

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实属可恶之至”。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对于这种卑劣的市侩，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的目的。这是道地的“唯物主义”——名利主义。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

而《大晚报》还推论到一般的时代风尚，推论到中国也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这当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释了。可惜的是：独有那吃人的“主义”，虽然借用了好久，然而还是不能够“成大名”，呜呼！

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所以像中国历代的离经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该被皇帝判决“抄没家财”。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

《申报·自由谈》，原题《萧伯纳颂》

对于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

热河的战争开始了。

三月一日——上海战争的结束的“纪念日”，也快到了。

“民族英雄”的肖像一次又一次地印刷着，出卖着；而小兵们的血、伤痕、热烈的心，还要被人糟蹋多少时候？回忆里的炮声和几千里外的炮声，都使得我们带着无可如何的苦笑，去翻开一本无聊的，但是，倒也很有几句“警句”的闲书。这警句是：

“喂，排长，我们到底上哪里去哟？”——其中的一个问。

“走吧。我也不晓得。”

“丢那妈，死光就算了，走什么！”

“不要吵，服从命令！”

“丢那妈的命令！”

然而丢那妈归丢那妈，命令还是命令，走也当然还是走。四点钟的时候，中山路复归于沉寂，风和叶儿沙沙地响，月亮躲在青灰色的云海里，睡着，依旧不管人类的事。

这样，十九路军就向西退去。

（黄震遐：《大上海的毁灭》）

什么时候“丢那妈”和“命令”不是这样各归各，那就得救了。

不然呢？还有“警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十九路军打，是告诉我们说，除掉空说以外，还有些事好做！

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

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

十九路军失败，才告诉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

（见同书）

这是警告我们，非革命，则一切战争，命里注定的必然要失败。现在，主战是人人都会的了——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军的经验：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而战争又的确是他们在指挥着，这指挥权是不肯让给别人的。战争，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划么？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

呜呼，我们的“民族英雄”！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从讽刺到幽默

讽刺家，是危险的。

假使他所讽刺的是不识字者，被杀戮者，被囚禁者，被压迫者罢，那很好，正可给读他文章的所谓有教育的知识者嘻嘻一笑，更觉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却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知识者社会。

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个个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地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最先是说他冷嘲，渐渐地又七嘴八舌地说他漫骂、俏皮话、刻毒、可恶、学匪、绍兴师爷，等等，等等。然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得惊人”的，即使捧出了做过和尚的洋人或专办了小报来打击，也还是没有效，这怎不气死人也么哥呢！

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地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地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

从幽默到正经

“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当提倡国货声中，广告上已有中国的“自造舶来品”，便是一个证据。

而况我实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笑笑，原也不能算“非法”的。但不幸东省沦陷，举国骚然，爱国之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结果发现了其——是在青年的爱玩乐，学跳舞。当北海上正在嘻嘻哈哈地溜冰的时候，一个大炸弹抛下来，虽然没有伤人，冰却已经炸了一个大窟窿，不能溜之大吉了。

又不幸而榆关失守，热河吃紧了，有名的文人学士，也就更加吃紧起来，做挽歌的也有，做战歌的也有，讲文德的也有，骂人固然可恶，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经文章，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

但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因为他这时便被叫作“陈叔宝全无心肝”。所以知机的人，必须也和大家一样哭丧着脸，以免于难。“聪明人不吃眼前亏”，亦古贤之遗教也，然而这时也就“幽默”归天，“正经”统一了剩下的全中国。

明白这一节，我们就知道先前为什么无论贞女与淫女，见人时都得不笑不言；现在为什么送葬的女人，无论悲哀与否，在路上定要放声大叫。

这就是“正经”。说出来么，那就是“刻毒”。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

王道诗话

“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

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叫作”实验主义。

但是，这火怎么救，在“人权论”时期（一九二九年——一九三○年），还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卖价格做出来之后，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登载胡博士的谈话说：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么？自然，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

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

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

伸  冤

李顿报告书采用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国际合作以开发中国的计划”，这是值得感谢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电报已经“[JP3]谨代表京市七十万民众敬致慰念之忱”，称他“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电）了。

然而李顿也应当感谢中国才好：第一，假使中国没有“国际合作学说”，李顿爵士就很难找着适当的措辞来表示他的意思。岂非共管没有了学理上的根据？第二，李顿爵士自己说的：“南京本可欢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产潮流”，他就更应当对于中国当局的这种苦心孤诣表示诚恳的敬意。

但是，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时及何人对于如此伟大人力予以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日内瓦乎，莫斯科乎？”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但若日本坚持其现行政策，而日内瓦失败，则中国纵非所愿，亦将变更其倾向矣。”这两个问题都有点儿侮辱中国的国家人格。国家者政府也。李顿说中国还没有“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甚至于还会变更其对于日内瓦之倾向！这岂不是不相信中国国家对于国联的忠心，对于日本的苦心？

为着中国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光荣起见，我们要想答复李顿爵士已经好多天了，只是没有相当的文件。这使人苦闷得很。今天突然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件宝贝，可以拿来答复李大人，这就是“汉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这里可以找着“铁一样的事实”，来反驳李大人的怀疑。

例如这布告（原文见《申报》三月一日汉口专电）说：

在外资下劳力之劳工，如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应禀请我主管机关代表为交涉或救济，绝对不得直接交涉，违者拿办，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种手段，构成严重事态者，处死刑。

这是说外国资本家遇见“劳资间有未解决之正当问题”，可以直接任意办理，而劳工方面如此这般者……就要处死刑。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就只剩得“用国家意识统一了的”劳工了。因为凡是违背这“意识”的，都要请他离开中国的“国家”——到阴间去。李大人难道还能够说中国当局不是“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么？

再则统一这个“统一力量”的，当然是日内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这是李顿大人自己说的。我们这种倾向十二万分的坚定，例如那布告上也说：

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诱买勾串，或直受驱使，或假托名义，以图破坏秩序安宁，与构成其他不利于我国家社会之重大犯行者，杀无赦。

这是保障“日内瓦倾向”的坚决手段，所谓“虽流血亦所不辞”。而且“日内瓦”是讲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国两年以来都没有抵抗，因为抵抗就要破坏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国也不过装出挡挡炸弹枪炮的姿势；最近的热河事变，中国方面也同样的尽在“缩短阵线”。不但如此，中国方面埋头剿匪，已经宣誓在一两个月内肃清匪共，“暂时”不管热河。

这一切都是要证明“日本……见中国南方共产潮流渐起，为之焦虑”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无须亲自出马。中国方面这样辛苦地忍耐地工作着，无非是为着要感动日本，使它悔悟，达到远东永久和平的目的，国际资本可以在这里分工合作。而李顿爵士要还怀疑中国会“变更其倾向”，这就未免太冤枉了。

总之，“处死刑，杀无赦”，是回答李顿爵士的怀疑的历史文件。请放心罢，请扶助罢。

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

曲的解放

“词的解放”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

曲为什么不能解放，也来混账混账？不过，“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诗人温柔敦厚之旨，至于平仄不调，声律乖谬，还在其次。

《平津会》杂剧

（生上）：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只恨热汤滚得快，未敲锣鼓已收场。

（唱）：

〔短柱天净纱〕热汤混账——逃亡！

装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模仿中央榜样：

——整装西望，商量奔向咸阳。

（生）：你你你……低声！你看咱们那汤儿呀，他那里无心串演，我这里有口难分，一出好戏，就此糟糕，好不麻烦人也！

（旦）：那有什么：再来一出“查办”好了。咱们一夫一妇，一正一副，也还够唱的。

（生）：好罢！

（唱）：

〔颠倒阳春曲〕人前指定可憎张，骂一声，不抵抗！

（旦背人唱）：百忙里算甚糊涂账？只不过假装腔，便骂骂又何妨？

（丑携包裹急上）：阿呀呀，哙哙不得了了！

（旦抱丑介）：我儿呀，你这么心慌！你应当在前面多挡这么几挡，让我们好收拾收拾。

（唱）：

〔颠倒阳春曲〕背人搂定可怜汤，骂一声，枉抵抗。

戏台上露甚慌张相？只不过理行装，便等等又何妨？

（丑哭介）：你们倒要理行装！我的行装先就不全了，你瞧。（指包裹介）

（旦）：我儿快快走扶桑，

（生）：雷厉风行查办忙。

（丑）：如此牺牲还值得，堂堂大汉有风光。（同下）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

文学上的折扣

有一种无聊小报，以登载诬蔑一部分人的小说自鸣得意，连姓名也都给以影射的，忽然对于投稿，说是“如含攻讦个人或团体性质者恕不揭载”了，便不禁想到了一些事——凡我所遇见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中，往往不满于中国文章之夸大。这真是虽然研究中国文学，恐怕到死也还不会懂得中国文学的外国人。倘是我们中国人，则只要看过几百篇文章，见过十来个所谓“文学家”的行径，又不是刚刚“从民间来”的老实青年，就决不会上当。因为我们惯熟了，恰如钱店伙计的看见钞票一般，知道什么是通行的，什么是该打折扣的，什么是废票，简直要不得。

譬如说罢，称赞贵相是“两耳垂肩”，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对折，觉得比通常也许大一点，可是决不相信他的耳朵像猪猡一样。说愁是“白发三千丈”，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二万扣，以为也许有七八尺，但决不相信它会盘在顶上像一个大草囤。这种尺寸，虽然有些模糊，不过总不至于相差太远。反之，我们也能将少的增多，无的化有，例如戏台上走出四个拿刀的瘦伶仃的小戏子，我们就知道这是十万精兵；刊物上登载一篇俨乎其然的像煞有介事的文章，我们就知道字里行间还有看不见的鬼把戏。

又反之，我们并且能将有的化无，例如什么“枕戈待旦”呀，“卧薪尝胆”呀，“尽忠报国”呀，我们也就即刻会看成白纸，恰如还未定影的照片，遇到了日光一般。

但这些文章，我们有时也还看。苏东坡贬黄州时，无聊之至，有客来，便要他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你姑且胡说一通罢。”我们的看，也不过这意思。但又可知道社会上有这样的东西，是费去了多少无聊的眼力。人们往往以为打牌，跳舞有害，实则这种文章的害还要大，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给它教成后天的低能儿的。

《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现在的文人虽然改着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须取消或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

“文学家”倘不用事实来证明他已经改变了他的夸大、装腔、撒谎……的老脾气，则即使对天立誓，说是从此要十分正经，否则天诛地灭，也还是徒劳的。因为我们也早已看惯了许多家都钉着“假冒王麻子灭门三代”的金漆牌子的了，又何况他连小尾巴也还在摇摇摇呢。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

迎头经

中国现代圣经——迎头经曰：“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

传曰：追赶总只有向后跟着，普通是无所谓迎头追赶的，然而圣经决不会错，更不会不通，何况这个年头一切都是反常的呢。所以赶上偏偏说迎头，向后跟着，那就说不行！

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于收复失地与否，那么，当然“既非军事专家，详细计画，不得而知”。不错呀，“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这不是迎头赶上是什么！日军一到，迎头而“赶”：日军到沈阳，迎头赶上北平；日军到闸北，迎头赶上真茹；日军到山海关，迎头赶上塘沽；日军到承德，迎头赶上古北口……以前有过行都洛阳，现在有了陪都西安，将来还有“汉族发源地”昆仑山——西方极乐世界。至于收复失地云云，则虽非军事专家亦得而知焉，于经有之，曰“不要向后跟着”也。证之已往的上海战事，每到日军退守租界的时候，就要“严饬所部切勿越界一步”。这样，所谓迎头赶上和勿向后跟，都是不但见于经典而且证诸实验的真理了。右传之一章。

传又曰：迎头赶和勿后跟，还有第二种的微言大义——报载热河实况曰：“义军皆极勇敢，认扰乱及杀戮日军为兴奋之事……唯张作相接收义军之消息发表后，张作相既不亲往抚慰，热汤又停止供给义军汽油，运输中断，义军大都失望，甚至有认替张作相立功为无谓者。”“日军既至凌源，其时张作相已不在，吾人闻讯出走，热汤扣车运物已成目击之事实，证以日军从未派飞机至承德轰炸……可知承德实为妥协之放弃。”（张慧冲君在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席上所谈。）虽然据张慧冲君所说，“享名最盛之义军领袖，其忠勇之精神，未能悉如吾人之意想”，然而义军的兵士的确是极勇敢的小百姓。正因为这些小百姓不懂得圣经，所以也不知道迎头式的策略。于是小百姓自己，就自然要碰见迎头的抵抗了：热汤放弃承德之后，北平军委分会下令“固守古北口，如义军有欲入口者，即开枪迎击之”。这是说，我的“抵抗”只是随日军之所至，你要换个样子去抵抗，我就抵抗你；何况我的退后是预先约好了的，你既不肯妥协，那就只有“不要你向后跟着”而要把你“迎头赶上”梁山了。（右传之二章）

诗云：“惶惶”大军，迎头而奔，“嗤嗤”小民，勿向后跟！赋也。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

这篇文章被检查员所指摘，经过改正，这才能在十九日的报上登出来了。

原文是这样的——

第三段“现在通行的说法”至“当然既”，原文为“民国二十二年春×三月某日，当局谈话曰：‘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收复失地及反攻承德，须视军事进展如何而定，余’”。又“不得而知”下有注云：（《申报》三月十二日第三张）。

第五段“报载热河……”上有“民国二十二年春×三月”九字。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九夜记

“光明所到……”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

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以为胡适博士是李顿爵士的同乡，很有来历的缘故呢？

幸而我这回看见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

“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无新式标点，这是我僭加的——干注。）

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

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人会谈否？

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

而这位“光明”又因为大学和庚款委员会的事务忙，不能常跑到“黑暗”里面去，在第二次“慎重调查”监狱之前，犯人们恐怕未必有“很自由的”再说“英国话”的幸福了罢。

呜呼，光明只跟着“光明”走，监狱里的光明世界真是暂时得很！

但是，这是怨不了谁的，他们千不该万不该是自己犯了“法”。“好人”就决不至于犯“法”。倘有不信，看这“光明”！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

止哭文学

前三年，“民族主义文学”家敲着大锣大鼓的时候，曾经有一篇《黄人之血》说明了最高的愿望是在追随成吉思皇帝的孙子拔都元帅之后，去剿灭“斡罗斯”。斡罗斯者，今之苏俄也。那时就有人指出，说是现在的拔都的大军，就是日本的军马，而在“西征”之前，尚须先将中国征服，给变成从军的奴才。

当自己们被征服时，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是很苦痛的。这实例，就如东三省的沦亡，上海的爆击，凡是活着的人们，毫无悲愤的怕是很少很少罢。但这悲愤，于将来的“西征”是大有妨碍的。于是来了一部《大上海的毁灭》，用数目字告诉读者以中国的武力，绝对不如日本，给大家平平心；而且以为活着不如死亡（“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但胜利又不如败退（“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总之，战死是好的，但战败尤其好，上海之役，正是中国的完全的成功。

现在第二步开始了。据中央社消息，则日本已有与满洲国签订一种“中华联邦帝国密约”之阴谋。那方案的第一条是：“现在世界只有两种国家，一种系资本主义，英，美，日，意，法，一种系共产主义，苏俄。现在要抵制苏俄，非中日联合起来……不能成功”云。（详见三月十九日《申报》）

要“联合起来”了。这回是中日两国的完全的成功，是从“大上海的毁灭”走到“黄人之血”路上去的第二步。

固然，有些地方正在爆击，上海却自从遭到爆击之后，已经有了一年多，但有些人民不悟“西征”的必然的步法，竟似乎还没有完全忘掉前年的悲愤。这悲愤，和目前的“联合”就大有妨碍的。在这景况中，应运而生的是给人们一点爽利和慰安，好像“辣椒和橄榄”的文学。这也许正是一服苦闷的对症药罢。为什么呢？就因为是“辣椒虽辣，辣不死人，橄榄虽苦，苦中有味”的。明乎此，也就知道苦力为什么吸鸦片。

而且不独无声地苦闷而已，还据说辣椒是连“讨厌的哭声”也可以停止的。王慈先生在《提倡辣椒救国》这一篇名文里告诉我们说：

……还有北方人自小在母亲怀里，大哭的时候，倘使母亲拿一只辣茄子给小儿咬，很灵验的可以立止大哭……

现在的中国，仿佛是一个在大哭时的北方婴孩，倘使要制止他讨厌的哭声，只要多多地给他辣茄子咬。

（《大晚报》副刊第十二号）

辣椒可以止小儿的大哭，真是空前绝后的奇闻，倘是真的，中国人可实在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别“民族”了。然而也很分明地看见了这种“文学”的企图，是在给人一辣而不死，“制止他讨厌的哭声”，静候着拔都元帅。

不过，这是无效的，远不如哭则“格杀勿论”的灵验。此后要防的是“道路以目”了，我们等待着遮眼文学罢。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

附：

备考：提倡辣椒救国

王  慈

记得有一次跟着一位北方朋友上天津点心馆子里去，坐定了以后，堂倌跑过来问道：

“老乡！吃些什么东西？”

“两盘锅贴儿！”那位北方朋友用纯粹的北方口音说。

随着锅贴儿端来的，是一盆辣椒。

我看见那位北方朋友把锅贴和着多量的辣椒津津有味地送进嘴里去，触起了我的好奇心，探险般地把一个锅贴悄悄地蘸上一点儿辣椒，送下肚去，只觉得舌尖顿时麻木得失了知觉，喉间痒辣得怪难受，眼眶里不自主涌着泪水，这时，我大大地感觉到痛苦。

那位北方朋友看见了我这个样子，大笑了起来，接着他告诉我，北方人的善吃辣椒是出于天性，他们是抱着“饭菜可以不要，辣椒不能不吃”的主义的；他们对于辣椒已经是仿佛吸鸦片似的上了瘾！还有北方人自小在母亲怀里，大哭的时候，倘使母亲拿一只辣茄子给小儿咬，很灵验的可以立止大哭……

现在的中国，仿佛是一个大哭时的北方婴孩，倘使要制止他讨厌的哭声，只要多多地给辣茄子他咬。

中国的人们，等于我的那位北方朋友，不吃辣椒是不会兴奋的！

三月十二日，《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

硬要用辣椒止哭：

不要乱咬人  当心咬着辣椒

王  慈

上海近来多了赵大爷赵秀才一批的人，握了尺棒，拼命想找到“阿Ｑ相”的人来出气。还好，这一批文人从有色的近视眼镜里望出来认为“阿Ｑ相”的，偏偏不是真正的阿Ｑ。

不知道是什么来历的何家干（即鲁迅），看了我的《提倡辣椒救国》（见本刊十二号），认北方小孩的爱嗜辣椒，为“空前绝后”的“奇闻”。倘使我那位北方朋友告诉我，是吹的牛皮，那么，的确可以说空前。而何家干既不是数千年前的刘伯温，在某报上做文章，却是像在造《推背图》。北方小孩子爱嗜辣椒，若使可以算是“奇闻”，那么吸鸦片的父母生育出来的婴孩，为什么也有烟瘾呢？

何家干既抓不到可以出气的对象，他在扑了一个空之后，却还要振振有词，说什么：“倘使是真的，中国人可实在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别民族了。”

敢问何家干，戴了有色近视眼镜捧读《提倡辣椒救国》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北方”两个字？（何家干既把有这两个字的句子，录在他的谈话里，显然的是看到了。）

既已看到了，那么，请问斯德丁是不是可以代表整个的日耳曼？亚伯丁是不是可以代表整个的不列颠群岛？

在这里我真怀疑，何家干的脑筋，怎的是这么简单？

会前后矛盾到这个地步！

赵大爷和赵秀才一类的人，想结党来乱咬人。我可以先告诉他们：我和《辣椒与橄榄》的编者是素不相识的，我也从没有写过《黄人之血》，请何家干若是一定要咬我一口，我劝他再架一副可以透视的眼镜，认清了目标再咬。

否则咬着了辣椒，哭笑不得的时候，我不能负责。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

但到底是不行的：这叫作愈出愈奇

斯德丁实在不可以代表整个的日耳曼的，北方也实在不可以代表全中国。然而北方的孩子不能用辣椒止哭，却是事实，也实在没有法子想。

吸鸦片的父母生育出来的婴孩，也有烟瘾，是的确的。

然而嗜辣椒的父母生育出来的婴孩，却没有辣椒瘾，和嗜醋者的孩子，没有醋瘾相同。这也是事实，无论谁都没有法子想。

凡事实，靠发少爷脾气是还是改不过来的。格里莱阿说地球在回旋，教徒要烧死他，他怕死，将主张取消了。但地球仍然在回旋。为什么呢？就因为地球是实在在回旋的缘故。

所以，即使我不反对，倘将辣椒塞在哭着的北方孩子的嘴里，他不但不止，还要哭得更加厉害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

“人话”

记得荷兰的作家望·蔼覃（F.Van Eeden）——可惜他去年死掉了——所做的童话《小约翰》里，记着小约翰听两种菌类相争论，从旁批评了一句“你们俩都是有毒的”，菌们便惊喊道：“你是人么？这是人话呵！”

从菌类的立场看起来，的确应该惊喊的。人类因为要吃它们，才首先注意于有毒或无毒，但在菌们自己，这却完全没有关系，完全不成问题。

虽是意在给人科学知识的书籍或文章，为要讲得有趣，也往往太说些“人话”。这毛病，是连法布耳（J.H.Fabre）做的大名鼎鼎的《昆虫记》（Souvenirs Entomologiques），也是在所不免的。随手抄撮的东西不必说了。近来在杂志上偶然看见一篇教青年以生物学上的知识的文章，内有这样的叙述——

“鸟粪蜘蛛……形体既似鸟粪，又能伏着不动，自己假做鸟粪的样子。”

“动物界中，要残食自己亲丈夫的很多，但最有名的，要算前面所说的蜘蛛和现今要说的螳螂了。……”

这也未免太说了“人话”。鸟粪蜘蛛只是形体原像鸟粪，性又不大走动罢了，并非它故意装作鸟粪模样，意在欺骗小虫豸。螳螂界中也尚无五伦之说，它在交尾中吃掉雄的，只是肚子饿了，在吃东西，何尝知道这东西就是自己家的主公。

但经用“人话”一写，一个就成了阴谋害命的凶犯，一个是谋死亲夫的毒妇了。实则都是冤枉的。

“人话”之中，又有各种的“人话”：有英人话，有华人话。华人话中又有各种：有“高等华人话”，有“下等华人话”。浙西有一个讥笑乡下女人之无知的笑话——“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

然而这并不是“下等华人话”，倒是高等华人意中的“下等华人话”，所以其实是“高等华人话”。在下等华人自己，那时也许未必这么说，即使这么说，也并不以为笑话的。

再说下去，就要引起阶级文学的麻烦来了，“带住”。

现在很有些人做书，格式是写给青年或少年的信。自然，说的一定是“人话”了。但不知道是哪一种“人话”。为什么不写给年龄更大的人们？年龄大了就不屑教诲么？还是青年和少年比较的纯厚，容易诓骗呢？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出卖灵魂的秘诀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作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博士回答道：“到无可奈何之时，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呵——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即为日本计，也非万全之道。

因此，胡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彻底停止侵略”，原只要执行“公平的”李顿报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文人无文

在一种姓“大”的报的副刊上，有一位“姓张的”在“要求中国有为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这实在是对透了的。但那“无行”的界说，可又严紧透顶了。据说：“所谓无行，并不一定是指不规则或不道德的行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也都包括在内。”

接着就举了一些日本文人的“恶癖”的例子，来作中国的有为的青年的殷鉴，一条是“宫地嘉六爱用指爪搔头发”，还有一条是“金子洋文喜舐嘴唇”。

自然，嘴唇干和头皮痒，古今的圣贤都不称它为美德，但好像也没有斥为恶德的。不料一到中国上海的现在，爱搔喜舐，即使是自己的嘴唇和头发罢，也成了“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了。如果不舒服，也只好熬着。要做有为的青年或文人，真是一天一天地艰难起来了。

但中国文人的“恶癖”，其实并不在这些，只要他写得出文章来，或搔或舐，都不关紧要，“不近人情”的并不是“文人无行”，而是“文人无文”。

我们在两三年前，就看见刊物上说某诗人到西湖吟诗去了，某文豪在做五十万字的小说了，但直到现在，除了并未预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别的大作都没有出现。

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文人不免无文，武人也一样不武。说是“枕戈待旦”的，到夜还没有动身，说是“誓死抵抗”的，看见一百多个敌兵就逃走了。只是通电宣言之类，却大做其骈体，“文”得异乎寻常。“偃武修文”，古有明训，文星全照到营子里去了。

于是我们的“文人”，就只好不舐嘴唇，不搔头发，揣摩人情，单落得一个“有行”完事。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

备考：恶癖

若  谷

“文人无行”久为一般人所诟病。

所谓“无行”，并不一定是不规则或不道德的行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也都包括在内。

只要是人，谁都容易沾染不良的习惯，特别是文人，因为专心文字著作的缘故，在日常生活方面，自然免不了有怪异的举动，而且，或者也因为工作劳苦的缘故，十人中九人是染着不良嗜好，最普通的，是喜欢服用刺激神经的兴奋剂，卷烟与咖啡，是成为现代文人流行的嗜好品了。

现代的日本文人，除了抽烟喝咖啡之外，各人都犯着各样的怪奇恶癖。前田河广一郎爱酒若命，醉后呶鸣不休；谷崎润一郎爱闻女人的体臭和尝女人的痰涕；今东光喜欢自炫学问宣传自己；金子洋文喜舐嘴唇；细田源吉喜作猥谈，朝食后熟睡二小时；宫地嘉六爱用指爪搔头发；宇野浩二醺醉后侮慢侍妓；林房雄有奸通癖；山本有三乘电车时喜横膝斜坐；胜本清一郎谈话时喜用拇指挖鼻孔。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日本现代文人所犯的恶癖，正和中国旧时文人辜鸿鸣喜闻女人金莲同样的可厌，我要求现代中国有为的青年，不但是文人，都要保持着健全的精神，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再犯着和日本文人同样可诟病的恶癖。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

《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

风凉话：第四种人

周木斋

《文人无文》一文，论中国的文人，有云：

“‘不近人情’的并不是‘文人无行’，而是‘文人无文’。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是有的。进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专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诚如这文所说，“这实在是对透了的”。

然而例外的是：

“直到现在，除了并未预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别的大作却没有出现。”

“文”的“界说”，也可借用同文的话，“可又严紧透顶了”。

这文的动机，从开首的几句，可以知道直接是因“一种姓‘大’的副刊上一位‘姓×的’”关于“文人无行”的话而起的。此外，听说“何家干”就是鲁迅先生的笔名。

可是议论虽“对透”，“文”的“界说”虽“严紧透顶”，但正惟因为这样，却不提防也把自己套在里面了；纵然鲁迅先生是以“第四种人”自居的。

中国文坛的充实而又空虚，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不过在矮子中间找长人，比较还是有的。我们企望先进比企图谁某总要深切些，正因熟田比荒地总要容易收获些。

以鲁迅先生的素养及过去的造就，总还不失为中国的金钢钻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来又是怎样？单就他个人的发展而言，却中画了，现在不下一道罪己诏，顶倒置身事外，说些风凉话，这是“第四种人”了。名的成人！

“不近人情”的固是“文人无文”，最要紧的还是“文人不行”（“行”为动词）。“进，吾往也！”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

《涛声》二卷十四期

乘凉：两误一不同

这位木斋先生对我有两种误解，和我的意见有一点不同。

第一是关于“文”的界说。我的这篇杂感，是由《大晚报》副刊上的《恶癖》而来的，而那篇中所举的文人，都是小说作者。这事木斋先生明明知道，现在混而言之者，大约因为作文要紧，顾不及这些了罢，《第四种人》这题目，也实在时新得很。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诏”。我现在作一个无聊的声明：

何家干诚然就是鲁迅，但并没有做皇帝。不过好在这样误解的人们也并不多。

意见不同之点，是：凡有所指责时，木斋先生以自己包括在内为“风凉话”；我以自己不包括在内为“风凉话”，如身居上海，而责北平的学生应该赴难，至少是不逃难之类。

但由这一篇文章，我可实在得了很大的益处。就是：

凡有指摘社会全体的症结的文字，论者往往谓之“骂人”。先前我是很以为奇的。至今才知道一部分人们的意见，是认为这类文章，决不含自己在内，因为如果兼包自己，是应该自下罪己诏的，现在没有诏书而有攻击，足见所指责的全是别人了，于是乎谓之“骂”。且从而群起而骂之，使其人背着一切所指摘的症结，沉入深渊，而天下于是乎太平。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

最艺术的国家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譬如说，中国的固有文化是科举制度，外加捐班之类。当初说这太不像民权，不合时代潮流，于是扮成了中华民国。然而这民国年久失修，连招牌都已经剥落殆尽，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同时，老实的民众真个要起政权来了，竟想革掉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参政权。这对于民族是不忠，对于祖宗是不孝，实属反动之至。现在早已回到恢复固有文化的“时代潮流”，那能放任这种不忠不孝。因此，更不能不重新扮过一次，草案如下：第一，谁有代表国民的资格，须由考试决定。第二，考出了举人之后，再来挑选一次，此之谓选（动词）举人；而被挑选的举人，自然是被选举人了。照文法而论，这样的国民大会的选举人，应称为“选举人者”，而被选举人，应称为“被选之举人”。但是，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因此，他们得扮成宪政国家的选举的人和被选举人，虽则实质上还是秀才和举人。这草案的深意就在这里：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族祖宗看见是忠孝——忠于固有科举的民族，孝于制定科举的祖宗。此外，像上海已经实现的民权，是纳税的方有权选举和被选，使偌大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这虽是捐班——有钱的为主，然而他们一定会考中举人，甚至不补考也会赐同进士出身的，因为洋大人膝下的榜样，理应遵照，何况这也并不是一面违背固有文化，一面又扮得很像宪政民权呢？此其一。

其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从这一方面看过去是抵抗，从那一面看过来其实是交涉。其三，一面做实业家，银行家，一面自称“小贫而已”。其四，一面日货销路复旺，一面对人说是“国货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两面光滑的。

呵，中国真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

现代史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变把戏”的，也叫作“变戏法”的。

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

一种，是教一个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还有一匹用稀粥养活，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

一种，是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在嘴巴里，点上火，从嘴角鼻孔里冒出烟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要了钱之后，一个人嫌少，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一个人来劝他，对大家说再五个。果然有人抛钱了，于是再四个，三个……

抛足之后，戏法就又开了场。这回是将一个孩子装进小口的坛子里面去，只见一条小辫子，要他再出来，又要钱。收足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大人用尖刀将孩子刺死了，盖上被单，直挺挺躺着，要他活过来，又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Huazaa！”（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译音似“哗嚓”，形容撒钱的声音）变戏法的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地说。

别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细的看，他是要骂的；再不听，他就会打。

果然有许多人Huazaa了。待到数目和预料得差不多，他们就捡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

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地走散。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Huazaa Huazaa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

推背图

我这里所用的“推背”的意思，是说：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

上月的《自由谈》里，就有一篇《正面文章反看法》，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

里巷间有一个笑话：某甲将银子三十两埋在地里面，怕人知道，就在上面竖一块木板，写道“此地无银三十两”。隔壁的阿二因此却将这掘去了，也怕人发觉，就在木板的那一面添上一句道“隔壁阿二勿曾偷”。这就是在教人“正面文章反看法”。

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

例如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

一、××军在××血战，杀敌××××人。

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

三、芳泽来华，据云系私人事件。

四、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

五、××××……

倘使都当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骇人了。但报上也有“莫干山路草棚船百余只大火”“××××廉价只有四天了”等大概无须“推背”的记载，于是乎我们就又糊涂起来。

听说，《推背图》本是灵验的，某朝某帝怕他淆惑人心，就添了些假造的在里面，因此弄得不能预知了，必待事实证明之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

我们也只好等着看事实，幸而大概是不很久的，总出不了今年。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

《杀错了人》异议

看了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杀错了人》，觉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觉得有些还不免是愤激之谈了，所以想提出几句异议——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扶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地做好人了。

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

这事情，一转眼竟已经是二十年，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那时还在吸奶，时光是多么飞快呵。

但是，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

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临末，对于“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我也有一点异议，但因为自己早在“中年以上”了，为避免嫌疑起见，只将眼睛看着地面罢。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

记得原稿在“客客气气的”之下，尚有“说不定在出洋的时候，还要大开欢送会”这类意思的句子，后被删去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记

附：

备考：杀错了人

曹聚仁

前日某报载某君述长春归客的谈话，说：日人在伪国已经完成“专卖鸦片”和“统一币制”的两大政策。这两件事，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大家认为无法整理，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办得有头有绪。所以某君叹息道：

“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咸以积重难返，诿为难办；何以日人一刹那间，即毕乃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为国人一大病根！”

岂独“病根”而已哉！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痨病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荡旧势力。

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诿为难办”。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

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杀错了人”。我常和朋友说：“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错了人。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就可以得‘亡国灭种’的‘眼前报’。”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

《自由谈》

中国人的生命圈

“蝼蚁尚知贪生”，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我为暂时保全自己的生命计，时常留心着比较安全的处所，除英雄豪杰之外，想必不至于讥笑我的罢。

不过，我对于正面的记载，是不大相信的，往往用一种另外的看法。例如罢，报上说，北平正在设备防空，我见了并不觉得可靠；但一看见载着古物的南运，却立刻感到古城的危机，并且由这古物的行踪，推测中国乐土的所在。

现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来了，可见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还是上海的租界上。

然而，房租是一定要贵起来的了。

这在“蚁民”，也是一个大打击，所以还得想想另外的地方。

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生命圈”。这就是说，既非“腹地”，也非“边疆”，是介乎两者之间，正如一个环子，一个圈子的所在，在这里倒或者也可以“苟延性命于×世”的。

“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据日本报，说是在剿灭“兵匪”；据中国报，说是屠戮了人民，村落市廛，一片瓦砾。

“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据上海报，说是在剿灭“共匪”，他们被炸得一塌糊涂；“共匪”的报上怎么说呢，我们可不知道。但总而言之，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只要炸弹不要误行落下来，倒还有可免“血肉横飞”的希望，所以我名之曰“中国人的生命圈”。

再从外面炸进来，这“生命圈”便收缩而为“生命线”；再炸进来，大家便都逃进那炸好了的“腹地”里面去，这“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

其实，这预感是大家都有的，只要看这一年来，文章上不大见有“我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套话了，便是一个证据。而有一位先生，还在演说上自己说中国人是“弱小民族”哩。

但这一番话，阔人们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们不但有飞机，还有他们的“外国”！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

内  外

古人说内外有别，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贱内”。伤兵在医院之内，而慰劳品在医院之外，非经查明，不准接收。对外要安，对内就要攘，或者嚷。

何香凝先生叹气：“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内外不同的。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次之者，两害取其轻也。所以，外面的身体要它死，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那心活，所以把身体治死。此之谓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当真要闹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言抗日”。

为要镇静大家，心死的应该出洋，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

何香凝先生以为“谁为罪犯是很成问题的”——这就因为她不懂得内外有别的道理。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

透  底

凡事彻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连自由的本身也漏掉了，原来只剩得一个无底洞。

譬如反对八股是极应该的。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但是，这是为着要聪明，不是要更蠢笨些。

不过要保存蠢笨的人，却有一种策略。他们说：“我不行，而他和我一样。”——大家活不成，拉倒大吉！而等“他”拉倒之后，旧的蠢笨的“我”却总是偷偷地又站起来，实在是属于蠢笨的。好比要打倒偶像，偶像急了，就指着一切活人说，“他们都像我”，于是你跑去把貌似偶像的活人，统统打倒；回来，偶像会赞赏一番，说打倒偶像而打倒“打倒”者，确是透底之至。其实，这时候更大的蠢笨，笼罩了全世界。

开口诗云子曰，这是老八股；而有人把“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曰”也算做新八股。于是要知道地球是圆的，人人都要自己去环游地球一周；要制造汽机的，也要先坐在开水壶前格物……这自然透底之极。其实，从前反对卫道文学，原是说那样吃人的“道”不应该卫，而有人要透底，就说什么道也不卫；这“什么道也不卫”难道不也是一种“道”么？

所以，真正最透底的，还是下列的一个故事：

古时候一个国度里革命了，旧的政府倒下去，新的站上来。旁人说，“你这革命党，原先是反对有政府主义的，怎么自己又来做政府？”那革命党立刻拔出剑来，割下了自己的头；但是，他的身体并不倒，而变成了僵尸，直立着，喉管里吞吞吐吐地似乎是说：这主义的实现原本要等三千年之后呢。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

附：

来  信

家干先生：

昨阅及大作《透底》一文，有引及晚前发表《论新八股》之处，至为欣幸。惟所“譬”云云，实出误会。鄙意所谓新八股者，系指有一等文，本无充实内容，只有时髦幌子，或利用新时装包裹旧皮囊而言。因为是换汤不换药，所以“这个空虚的宇宙”，仍与“且夫天地之间”同为八股。因为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说”，仍与“子曰诗云”毫无二致。故攻击不在“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说”与“这个宇宙”本身（其实“子曰”“诗云”，如做起一本中国文学史来，仍旧要引用，断无所谓八股之理），而在利用此而成为新八股之形式。先生所举“地球”“机器”之例，“透底”“卫道”之理，三尺之童，亦知其非，以此作比，殊觉曲解。

今日文坛，虽有蓬勃新气，然一切狐鼠魍魉，仍有改头换面，衣锦逍遥，如礼拜六礼拜五派等以旧货新装出现者，此种新皮毛旧骨髓之八股，未审先生是否认为应在扫除之列？

又有借时代招牌，歪曲革命学说，口念阿弥，心存罔想者，此种借他人边幅，盖自己臭脚之新八股，未审先生亦是否认为应在扫除之列？

“透底”言之，“譬如，古之皇帝，今之主席，在实质上固知大有区别，但仍有今之主席与古之皇帝一模一样者，则在某一意义上非难主席，其意自明，苟非志在捉虱，未必不能两目了然也。

予生也晚，不学无术，但虽无“彻底”之聪明，亦不致如“透底”之蠢笨，容或言而未“透”，致招误会耳。

尚望赐教到“底”，感“透”感“透”！

祝秀侠上

回  信

秀侠先生：

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所谓新八股是礼拜五六派等流。其实礼拜五六派的病根并不全在他们的八股性。

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我是已经说过了；礼拜五六派有新八股性，其余的人也会有新八股性。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即使明明是你理直，也会弄得读者疑心你空虚，疑心你已经不能答辩，只剩得“国骂”了。

至于“歪曲革命学说”的人，用些“蒲力汗诺夫曰”等来掩盖自己的臭脚，那他们的错误难道就在他写了“蒲……曰”等等么？我们要具体地证明这些人是怎样错误，为什么错误。假使简单地把“蒲力汗诺夫曰”等等和“诗云子曰”等量齐观起来，那就一定必然地要引起误会。先生来信似乎也承认这一点。这就是我那《透底》里所以要指出的原因。

最后，我那篇文章是反对一种虚无主义的一般倾向的，你的《论新八股》之中的那一句，不过是许多例子之中的一个，这是必须解除的一个“误会”。而那文章却并不是专为这一个例子写的。

家干

“以夷制夷”

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仿佛有些像的，但是，其实不然。那时的中国的许多人，的确将国联看作“青天大老爷”，心里何尝还有一点儿“夷”字的影子。

倒相反，“青天大老爷”们却常常用着“以华制华”的方法的。

例如罢，他们所深恶的反帝国主义的“犯人”，他们自己倒是不做恶人的，只是松松爽爽地送给华人，叫你自己去杀去。他们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们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将飞机炸弹卖给华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对付下等华人的有黄帝子孙的巡捕和西崽，对付知识阶级的有高等华人的学者和博士。

我们自夸了许多日子的“大刀队”，好像是无法制伏的了，然而四月十五日的《××报》上，有一个用头号字印《我斩敌二百》的题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觉得胜利的，但我们

再来看一看本文罢——

（本报今日北平电）昨日喜峰口右翼，仍在滦阳城以东各地，演争夺战。敌出现大刀队千名，系新开到者，与我大刀队对抗。其刀特长，敌使用不灵活。我军挥刀砍抹，敌招架不及，连刀带臂，被我砍落者纵横满地，我军伤亡亦达二百余。……

那么，这其实是“敌斩我军二百”了，中国的文字，真是像“国步”一样，正在一天一天地艰难起来。但我要指出来的却并不在此。

我要指出来的是“大刀队”乃中国人自夸已久的特长，日本人员有击剑，大刀却非素习。现在可是“出现”了，这不必迟疑，就可决定是满洲的军队。满洲从明末以来，每年即大有直隶山东人迁居，数代之后，成为土著，则虽是满洲军队，而大多数实为华人，也决无疑义。现在已经各用了特长的大刀，在滦东相杀起来，一面是“连刀带臂，纵横满地”，一面是“伤亡亦达二百余”，开演了极显著的“以华制华”的一幕了。

至于中国的所谓手段，由我看来，有是也应该说有的，但决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哪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给你看。

这例子常见于中国的历史上，后来的史官为新朝作颂，称此辈的行为曰“为王前驱”！

近来的战报是极可诧异的，如同日同报记冷口失守云：“十日以后，冷口方面之战，非常激烈，华军……顽强抵抗，故继续未曾有之大激战”，但由宫崎部队以十余兵士，作成人梯，前仆后继，“卒越过长城，因此宫崎部队牺牲二十三名之多云”。越过一个险要，而日军只死了二十三人，但已云“之多”，又称为“未曾有之大激战”，也未免有些费解。所以大刀队之战，也许并不如我所猜测。但既经写出，就姑且留下以备一说罢。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

附：

跳踉：“以华制华”

李家作

报纸不可不看。在报上不但可以看到虔修功德如念念阿弥陀佛，选拔国士如征求飞檐走壁之类的“善”文，还可以随时长许多见识。譬如说杀人，以前只知道有斫头绞颈子，现在却知道还有吃人肉，而且还有“以夷制夷”“以华制华”等等的分别。经明眼人一说，是越想越觉得不错的。

尤其是“以华制华”，那样的手段真是越想越觉得多的。原因是人太多了，华对华并不会亲热；而且为了自身的利害要坐大交椅，当然非解决别人不可。所以那“制”是，无论如何要“制”的。假如因为制人而能得到好处，或是因为制人而能讨得上头的欢心，那自然更其起劲。这心理，夷人就很善于利用，从侵略土地到卖卖肥皂，都是用的这“华人”善于“制华”的美点。然而，华人对华人，其实也很会利用这种方法，而且非常巧妙。

双方不必明言，彼此心照，各得其所；旁人看来，不露痕迹。据说那被利用的人便是哈吧狗，即走狗。但细细甄别起来，倒并不只是哈吧狗一种，另外还有一种是警犬。

做哈吧狗与做警犬，当然都是“以华制华”，但其中也不无分别。哈吧狗只能听主人吩咐，向仇人摇摇尾，狂吠几声。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身份。警犬则不然：老于世故者往往如此。他只认定自己是一个好汉，是一个权威，是一个执大义以绳天下者。在那门庭间的方寸之地上，只有他可以彷徨彷徨，呐喊呐喊。他的威风没有人敢冒犯，和哈吧狗比较起来，哈吧狗真是浅薄得可怜。但何以也是“以华制华”呢？那是因为虽然老于世故，也不免露出破绽。破绽是：他俨若嫉恶如仇，平时蹲在地上冷眼旁观，一看到有类乎“可杀”的情形时，就纵身向前，猛咬一口；可是，他绝不是乱咬，他早已看得分明，凡在他寄身的地段上的（他当然不能不有一个寄身的地方），他绝不伤害，有了也只当不看见，以免引起“不便”。他咬，是咬圈子外头的，尤其是，圈子外头最碍眼的仇人。这便是勇，这便是执大义，同时，既可显出自己的权威，又可博得主人底欢心：因为，他所咬的，往往会是他和他东家的共同的敌人。主人对于他所痛恨，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给你一些供养和地位，叫你自己去咬去。因此有接二连三的奋勇，和吹毛求疵的找机会。旁观者不免有点不明白，觉得这仇太深，却不知道这正是老于世故者的做人之道，所谓向恶社会“搏战”“周旋”是也。那样的用心，真是很苦！

所可哀者，为了要挣扎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之下，竟然不惜受员外府君之类的供奉，把那旗子斜插在庄院的门楼边，暂且作个“江湖一应水碗不得骚扰”的招贴纸儿。也可见得做中国人的不容易，和“以华制华”的效劳，虽贤者亦不免焉。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大晚报》副刊《火炬》

摇摆：过而能改

傅红蓼

孔老夫子，在从前教训着那么许多门生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意思是错误人人都有，只要能够回头。

我觉得孔老夫子这句话尚有未尽意处，譬如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之后，再加上一句“知过不改，罪孽深重”，那便觉得天衣无缝了。

譬如说现在前线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而有人觉得这种为国牺牲是残酷，是无聊，便主张不要打，而且更主张不要讲和，只说索性藏起头来，等个五十年。俗谚常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看起来五十年的教训，大概什么都够了。凡事有了错误，才有教训，可见中国人尚还有些救药，国事弄得乌烟瘴气到如此，居然大家都恍然大觉大悟自己内部组织的三大不健全，更而发现武器的不充足。眼前须要几十个年头，来作准备。言至此，吾人对于热河一直到滦东的失守，似乎应当有些感到失得不大冤枉。因为吾党（借用）建基以至于今日，由军事而至于宪政，尚还没有人肯认过错，则现在失掉几个国土，使一些负有自信天才的国家栋梁学贯中西的名儒，居然都肯认错，所谓“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塞翁失马，又安知非福地聊以自慰，也只得闭着眼睛喊两声了，不过假使今后“知过尚不能改，罪孽的深重”，比写在讣文上，大概也更要来得使人注目了。

譬如再说，四月二十二日本刊上李家作的“以华制华”里说的警犬。警犬咬人，是蹲在地上冷眼傍观，等到有可杀的时候，便一跃上前，猛咬一口，不过，有的时候那警犬被人们提起棍子，向着当头一棒，也会把专门咬人的警犬，打得藏起头来，伸出舌头在暗地里发急。

这种发急，大概便又是所谓“过”了。因为警犬虽然野性，但有时被棍子当头一击，也会被打出自己的错误来的，于是“过而能改”的警犬，在暗地里发急时，自又便会想忏悔，假使是不大晓得改过的警犬，在暗地发急之余，还想乘机再试，这种犬，大概是“罪孽深重”的了。

中国人只晓得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可惜都忘记了底下那一句。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大晚报》副刊《火炬》

只要几句：案语

以上两篇，是一星期之内，登在《大晚报》附刊《火炬》上的文章，为了我的那篇《“以夷制夷”》而发的，揭开了“以华制华”的黑幕，他们竟有如此的深恶痛嫉，莫非真是太伤了此辈的心么？

但是，不尽然的。大半倒因为我引以为例的《××报》其实是《大晚报》，所以使他们有这样的跳踉和摇摆。

然而无论怎样的跳踉和摇摆，所引的记事俱在，旧的《大晚报》也俱在，终究挣不脱这一个本已扣得紧紧的笼头。

此外也无须多话了，只要转载了这两篇，就已经由他们自己十足地说明了《火炬》的光明，露出了他们真实的嘴脸。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

言论自由的界限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

然而竟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世界上没有这许多甜头，我想，该是明白的罢，这误解，大约是在没有悟到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而还想说开去。

这是断乎不行的。前一种，是和《新月》受难时代不同，现在好像已有的了，这《自由谈》也就是一个证据，虽然有时还有几位拿着马粪，前来探头探脑的英雄。至于想说开去，那就足以破坏言论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这我是亲眼见过好几回的，非“卖老”也，不自觉其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鉴焉。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

大观园的人才

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个人才。

而今时世大不同了，手里象刀，而嘴里却需要“自由，自由，自由”“开放××”云云。压轴戏要换了。

于是人才辈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笑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不知道是时世造英雄（说“美人”要妥当些），还是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

美人儿而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不但有手无寸铁的人，而且有了……况且又遇见了太露骨的强奸。要会应付这种非常之变，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没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说，“以天下与人易。”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地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

然而娼妓说她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虽然，这新鲜压轴戏的玩笑却开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是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进场，玩笑旦出场，大观园的人才着实不少！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文章与题目

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然而只要一步一步地做下去，每天又有帮闲的敲边鼓，给人们听惯了，就不但做得出，而且也行得通。

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

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了绝顶。

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

这三种意思，做起文章来，虽然实在稀奇，但事实却有的，而且不必远征晋宋，只要看看明朝就够。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民命，杀戮清流，做了第一种。李自成进北京了，阔人们不甘给奴子做皇帝，索性请“大清兵”来打掉他，做了第二种。至于第三种，我没有看过《清史》，不得而知，但据老例，则应说是爱新觉罗氏之先，原是轩辕黄帝第几子之苗裔，遯于朔方，厚泽深仁，遂有天下，总而言之，咱们原是一家子云。

后来的史论家，自然是力斥其非的，就是现在的名人，也正痛恨流寇。但这是后来和现在的话，当时可不然，鹰犬塞途，干儿当道，魏忠贤不是活着就配享了孔庙么？他们那种办法，那时都有人来说得头头是道的。

前清末年，满人出死力以镇压革命，有“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口号，汉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齿。其实汉人何尝不如此？吴三桂之请清兵入关，便是一想到自身的利害，即“人同此心”的实例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记：

原题是《安内与攘外》。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

新  药

说起来就记得，诚然，自从九一八以后，再没有听到吴稚老的妙语了，相传是生了病。现在刚从南昌专电中，飞出一点声音来，却连改头换面的，也是自从九一八以后，就再没有一丝声息的民族主义文学者们，也来加以冷冷的讪笑。为什么呢？为了九一八。

想起来就记得，吴稚老的笔和舌，是尽过很大的任务的，清末的时候，五四的时候，北伐的时候，清党的时候，清党以后的还是闹不清白的时候。然而他现在一开口，却连躲躲闪闪的人物儿也来冷笑了。九一八以来的飞机，真也炸着了这党国的元老吴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闪闪的人物儿的小胆子。

九一八以后，情形就有这么不同了。

旧书里有过这么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一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有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地答道：是药渣。

照前几天报上的情形看起来，吴先生仿佛就如药渣一样，也许连狗子都要加以践踏了。然而他是聪明的，又很恬淡，决不至于不顾自己，给人家熬尽了汁水。不过因为九一八以后，情形已经不同，要有一种新药出卖是真的，对于他的冷笑，其实也就是新药的作用。

这种新药的性味，是要很激烈，而和平。譬之文章，则须先讲烈士的殉国，再叙美人的殉情；一面赞希特勒的组阁，一面颂苏联的成功；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讲妓院；因国耻日而悲杨柳，逢五一节而忆蔷薇；攻击主人的敌手，也似乎不满于它自己的主人……总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

复药虽然好像万应，但也常无一效的，医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过对于误服这药的病人，却能够使他不再寻求良药，拖重了病症而至于糊里糊涂地死亡。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多难之月”

前月底的报章上，多说五月是“多难之月”。这名目，以前是没有见过的。现在这“多难之月”已经临头了。从经过了的日子来想一想，不错，五一是“劳动节”，可以说很有些“多难”；五三是济南惨案纪念日，也当然属于“多难”之一的。但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扬，五五是革命政府成立的佳日，为什么都包括在“难”字堆里的呢？这可真有点儿稀奇古怪！

不过只要将这“难”字，不作国民“受难”的“难”字解，而作令人“为难”的“难”字解，则一切困难，可就涣然冰释了。

时势也真改变得飞快，古之佳节，后来自不免化为难关。

先前的开会，是听大众在空地上开的，现在却要防人“乘机捣乱”了，所以只得函请代表，齐集洋楼，还要由军警维持秩序。先前的要人，虽然出来要“清道”（俗名“净街”），但还是走在地上的，现在却更要防人“谋为不轨”了，必得坐着飞机，须到出洋的时候，才能放心送给朋友。名人逛一趟古董店，先前也不算奇事情的，现在却“微服”“微服”地嚷得人耳聋，只好或登名山，或入古庙，比较的免掉大惊小怪。总而言之，可靠的国之柱石，已经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楼峻岭了，地上就只留着些可疑的百姓，实做了“下民”，且又民匪难分，一有庆吊，总不免“假名滋扰”。向来虽靠“华洋两方当局，先事严防”，没有闹过什么大乱子，然而总比平时费力的，这就令人为难，而五月也成了“多难之月”，纪念的是好是坏，日子的为戚为喜，都不在话下。

但愿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来；但愿中国里惨案不要再有；但愿也不再有什么政府成立；但愿也不再有伟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则，日积月累，不久就会成个“多难之年”，不但华洋当局，老是为难，连我们走在地面上的小百姓，也只好永远身带“嫌疑”，奉陪戒严，呜呼哀哉，不能喘气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新近报上说，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车。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报效坦克捐。我倒记起了另外一件事：有一个自称姓“张”的说过，“我是拥护言论不自由者……唯其言论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来，所谓冷嘲、讽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在压迫钳制之下，都应运产生出来了。”这所谓不负责任的文体，不知道比坦克车怎样？

讽刺等类为什么是不负责任，我可不知道。然而听人议论“风凉话”怎么不行，“冷箭”怎么射死了天才，倒也多年了。既然多年，似乎就很有道理。大致是骂人不敢充好汉，胆小。其实，躲在厚厚的铁板——坦克车里面，砰砰碰碰地轰炸，是着实痛快得多，虽然也似乎并不胆大。

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古时候有厚厚的城墙，为的要防备盗匪和流寇。现在就有钢马甲、铁甲车、坦克车。就是保障“民国”和私产的法律，也总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脸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礼的。

独有下等人要这么自卫一下，就要受到“不负责任”等类的嘲笑：

“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总之，死活都有罪。足见做人实在很难，而做坦克车要容易得多。

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盛氏的祖宗积德很厚，他们的子孙就举行了两次“收复失地”的盛典：一次还是在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治下，一次就在当今国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不是年年都在纪念五七和五九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

最近又在报上发现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这却叫我吃了一惊。打听起来，说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沪宁的时候，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绅而至于“劣”，再加上卖国的旧罪，自然又该没收了。可是为什么又发还了呢？

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那么，为什么呢？

学理上研究的结果是——压迫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压迫”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

初初看见报上登载的《五一告工友书》上说“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我也是吃了一惊的。这不是提倡阶级斗争么？后来想想也就明白了。这是说，无理的压迫要反对，有理的不在此例。至于怎样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说“必须刻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还有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没有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天下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一切压迫也是如此。何况对付盛宣怀等的理由虽然很少，而对付工人总不会没有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

王  化

中国的王化现在真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了。溥仪的弟媳妇跟着一位厨司务，卷了三万多元逃走了。于是中国的法庭把她缉获归案，判定“交还夫家管束”。满洲国虽然“伪”，夫权是不“伪”的。

新疆的回民闹乱子，于是派出宣慰使。

蒙古的王公流离失所了，于是特别组织“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

对于西藏的怀柔，是请班禅喇嘛诵经念咒。而最宽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广西对付瑶民的办法。据《大晚报》载，这种“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下蛋”，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将而不战自降”。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的威武之类。

而红头阿三说的是：勿要哗啦哗啦！

这些久已归化的“夷狄”，近来总是“哗啦哗啦”，原因是都有些怨了。王化盛行的时候，“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这原是当然的道理。

不过我们还是东奔西走，南征北剿，决不偷懒。虽然劳苦些，但“精神上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等到“伪”满的夫权保障了，蒙古的王公救济了，喇嘛的经咒念完了，回民真的安慰了，瑶民“不战自降”了，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呢？自然只有修文德以服“远人”的日本了。这时候，我们印度阿三式的责任算是尽到了。

呜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

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HT]

这篇被新闻检查处抽掉了，没有登出。幸而既非瑶民，又居租界，得免于国货的飞机来“下蛋”，然而“勿要哗啦哗啦”却是一律的，所以连“欢呼”也不许，——然则惟有一声不响，装死救国而已！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夜  记

天上地下

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炸进去之一例曰：“日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

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详查中。……”（同日《大晚报》北平电）

应了这运会而生的，是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和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住在租界里的人们是有福的。但试闭目一想，想得广大一些，就会觉得内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敌军在天上，没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损害正详查中”，而太平之区，却造起了宝塔。释迦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此之谓也。

但又试闭目一想，想得久远一些，可就遇着难题目了。假如炸进去慢，炸进来快，两种飞机遇着了，又怎么办呢？停止了“安内”，回转头来“迎头痛击”呢，还是仍然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他跟着炸进来，一前一后，同炸“匪区”，待到炸清了，然后再“攘”他们出去呢？……不过这只是讲笑话，事实是决不会弄到这地步的。即使弄到这地步，也没有什么难解决：外洋养病，名山拜佛，这就完结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

记得末尾的三句，原稿是：“外洋养病，背脊生疮，名山上拜佛，小便里有糖，这就完结了。”

十九夜补记

保  留

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掷一炸弹，犯人当场捕获，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绑赴新站外枭首示众云。

清朝的变成民国，虽然已经二十二年，但宪法草案的民族民权两篇，日前这才草成，尚未颁布。上月杭州曾将西湖抢犯当众斩决，据说奔往赏鉴者有“万人空巷”之概。可见这虽与“民权篇”第一项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却很合于“民族篇”第二项的“发扬民族精神”。南北统一，业已八年，天津也来挂一颗小小的头颅，以示全国一致，原也不必大惊小怪的。

其次，是中国虽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但一有事故，除三老通电，二老宣言，九四老人题字之外，总有许多“童子爱国”“佳人从军”的美谈，使壮年男儿索然无色。我们的民族，好像往往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到得老年，才又脱尽暮气，据讣文，死的就更其了不得。则十七岁的少年而来投掷炸弹，也不是出于情理之外的。

但我要保留的，是“据供系受日人指使”这一节，因为这就是所谓卖国。二十年来，国难不息，而被大众公认为卖国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虽然他们后来依然逍遥自在。至于少年和儿童，则拼命地使尽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携着竹筒或扑满，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数了。虽然因为他们无先见之明，这些用汗血求来的金钱，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爱国之心是真诚的，卖国的事是向来没有的。

不料这一次却破例了，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

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

这一篇和以后的三篇，都没有能够登出。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

再谈保留

因为讲过刘庚生的罪名，就想到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举几个例在这里——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Ｑ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Ｑ”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说反对者是拿了卢布的，所以在学界捣乱。然而过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靠俄款享福，听到停付，就要力争了。这虽然是现世的善报，但也总是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不过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则如各报章上，“敌”呀，“逆”呀，“伪”呀，“傀儡国”呀，用得沸反盈天。不这样写，实在也不足以表示其爱国，且将为读者所不满。谁料得到“某机关通知：御侮要重实际，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无裨实际，后宜屏用”，而且黄委员长抵平，发表政见，竟说是“中国和战皆处被动，办法难言，国难不止一端，亟谋最后挽救”（并见十八日《大晚报》北平电）的呢？……幸而还好，报上果然只看见“日机威胁北平”之类的题目，没有“过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汉奸”的字样却还有。日既非敌，汉何云奸，这似乎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漏洞。好在汉人是不怕“过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头来，挂在街头，给中外士女欣赏，也从来不会有人来说一句话。

这些处所，我们是知道说话之难的。

从清朝的文字狱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经过敏，预先改称为“上国”或“天机”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

“有名无实”的反驳

新近的《战区见闻记》有这么一段记载：

记者适遇一排长，甫由前线调防于此，彼云，我军前在石门寨、海阳镇、秦皇岛、牛头关、柳江等处所做阵地及掩蔽部……花洋三四十万元，木材重价尚不在内……艰难缔造，原期死守，不幸冷口失陷，一令传出，即行后退，血汗金钱所合并成立之阵地，多未重用，弃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五月十七日《申报》特约通信）

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第一，他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为花了三四十万大洋建筑了防御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总算还好，他没有想到进攻）。这是不懂策略：防御工程原是建筑给老百姓看看的，并不是教你死守的阵地，真正的策略却是“诱敌深入”。第三，他虽然奉令后退，却敢于“痛心”。这是不懂哲学：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额手称庆”，实在高兴得太快了。这是不懂命理：中国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痴呆的排长，难怪他连叫两个“不幸”，居然自己承认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其实究竟是谁“有名无实”，他是始终没有懂得的。

至于比排长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说，他们只会“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弟兄，处于今日局势，若非对外，鲜有不哗变者”（同上通信）。这还成话么？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以前我总不大懂得这是什么意思：既然连敌国都没有了，我们的国还会亡给谁呢？现在照这兵士的话就明白了，国是可以亡给“哗变者”的。

结论：要不亡国，必须多找些“敌国外患”来，更必须多多“教训”那些痛心的愚劣人民，使他们变成“有名有实”。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

不求甚解

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学家自己做的文章还要自己来注释，觉得很麻烦。至于世界要人就不然，他们有的是秘书，或是私淑弟子，替他们来做注释的工作。然而另外有一种文章，却是注释不得的。譬如说，世界第一要人美国总统发表了“和平”宣言，据说是要禁止各国军队越出国境。但是，注释家立刻就说：“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则为条约所许，故不在罗斯福总统所提议之禁止内”。（十六日路透社华盛顿电）

再看罗氏的原文：“世界各国应参加一庄严而确切之不侵犯公约，及重行庄严声明其限制及减少军备之义务，并在签约各国能忠实履行其义务时，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质之武装军队越出国境。”要是认真注解起来，这其实是说：凡是不“确切”，不“庄严”，并不“自己承允”的国家，尽可以派遣任何性质的军队越出国境。至少，中国人且慢高兴，照这样解释，日本军队的越出国境，理由还是十足的；何况连美国自己驻在中国的军队，也早已声明是“不在此例”了。可是，这种认真的注释是叫人扫兴的。

再则，像“誓不签订辱国条约”一句经文，也早已有了不少传注。传曰：“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这里，主要的是一个“敢”字。但是：签订条约有敢与不敢的分别，这是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拿枪杆的人却用不着研究敢与不敢的为难问题——缩短防线，诱敌深入之类的策略是用不着签订的。就是拿笔杆的人也不至于只会签字，假使这样，未免太低能。所以又有一说，谓之“一面交涉”。于是乎注疏就来了：“以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清算无益之抗日。”这是日本电通社的消息。这种泄漏天机的注解也是十分讨厌的，因此，这不会不是日本人的“造谣”。

总之，这类文章浑沌一体，最妙是不用注解，尤其是那种使人扫兴或讨厌的注解。

小时候读书讲到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先生就给我讲了，他说：“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注解虽有，确有人不愿意我们去看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

蔡元培自述

1903年，袁世凯(前排正中)视察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与管理人员、中外教师合影。二排右三为蔡元培，时为译学馆教师。

迎袁专使合影。前排左一为汪精卫、左二为刘冠雄，左四至右依次为魏宸组、蔡元培、钮永建

1912年3月，袁世凯令唐绍仪组织第一届内阁。前排从右至左为总理唐绍仪、署外交总长胡惟德、海军总长刘冠雄、署工商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蔡元培。后排从右至左为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司法总长王宠惠、陆军总长段祺瑞、交通总长施肇基、农林总长宋教仁。

1917年1月27日，蔡元培(前排左三)与北大诸同仁合影。第二排右二是鲁迅。

1933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与张静江（右三）陈和铣（右二）、吴稚晖（左三）、李石曾（左一）在上海筹设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

1933年2月17日，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住宅内宴请肖伯纳后留影。右起：鲁迅、林语堂、伊罗生、蔡元培、宋庆龄、肖伯纳、史沫特莱

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的蔡元培

1924年1月，蔡元培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候补执监委

社会科学译家杨杏佛（右）与蔡元培合影（1933年）

蔡元培之女蔡威廉

蔡元培书法

我的老家及家世

绍兴山阴县笔飞弄故宅

前清同治六年（1867年）丁卯十二月十七日亥时，我生于浙江省山阴县城中笔飞弄故宅。

那时候，山阴县属绍兴府。绍兴府有八县，山阴、会稽两县署与府署同城，自废府以后，乃合山阴、会稽两县为绍兴县。笔飞弄是笔飞坊中的一弄。相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王右军（即王羲之）舍宅为寺的戒珠寺，王家山（即蕺山）。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妪常求题扇，有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飞坊的缘故。此说虽近于神话，但戒珠寺山门内有右军塑像，舍宅为寺的话，大约是可靠的。

世代经商

我家明末由诸暨迁至山阴，我祖先有营木材业者，因遭同行人妒忌，被斧砍伤，受伤后遂不复理木材业。自此祖又两世，至我曾祖，行四。我曾祖之兄行三者，营绸缎业于广东，因偷关被捕，将处极刑，家中营救，罄其所有，免于一死。

我祖父营典当业，为当铺经理。遂在笔飞坊自置一房，坐北朝南，有大厅三楹。生我父兄弟七人。先三叔好武艺，外出，不知所往，亦不知所终。留在家同居者只六子耳。六叔、七叔年最幼，长子及二、四、五子均已结婚。先祖又在屋后加盖五楼五底，以备大家庭合住之用。我等为大房，住一楼一底之外，尚多一骑楼，骑楼虽多只一间，亦意存优待于长子也。

我同胞兄弟四人，四弟早殇，实为兄弟三人，即我有一兄一弟。

我有两姊，均未出阁，均在二十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殇。

先父为钱庄经理，二叔为绸缎店经理，四叔亦经营钱庄，五叔、七叔为某庄副经理，全家经商，惟六叔读书。

我家至我六叔，始考试入学（秀才）。后并补廪（廪生）。自六叔以前，祖传无读书登科之人。

父亲故去

一八七七年六月廿三日，我的父亲去世。父亲讳宝煜，字曜山。任钱庄经理。去世后，家中并没有积蓄。我的大哥仅十三岁，我十一岁，我的三弟九岁。亲友中有提议集款以充遗孤教养费者，我母亲力辞之。父亲平日待友厚，友之借贷者不必有券，但去世后，诸友皆自动来还，说是良心上不能负好人。母亲凭借这些还款，又把首饰售去了，很节俭地度日，我们弟兄始能生存。我父亲的好友章叔翰先生挽联说：“若有几许精神，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

我父亲在世时，四叔父也任钱庄经理，五叔父及七叔父均任钱庄的二伙（即副经理之意），二叔父任绸庄经理，六叔父在田氏塾师，都有职业。我的外祖父家周氏，大姨母家范氏，四叔母的母家王氏，都住在笔飞弄，而且家境都还好，亲戚往来，总是很高兴的，我们小孩儿，从不看到愁苦的样子。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这一房，固然陷于困苦，而不多几年，二叔父、五叔父、七叔父先后失业，即同住一弄的亲戚家，也渐渐衰败起来。

我那时候年纪虽小，但是听我母亲与诸长辈的谈论，也稍稍明了由盛而衰的缘故，引起感想，所以至今没有忘掉。

我的母亲

我母亲素有胃疾，到这一年（即1885年），痛得很剧，医生总说是肝气，服药亦未见效。我记得少时听长辈说：我祖母曾大病一次，七叔父秘密刲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祖母服之而愈，相传可延寿十二年云云。我想母亲病得不得了，我要试一试这个法子，于是把左臂上的肉割了一小片，放在药罐里面，母亲的药，本来是我煎的，所以没有别的人知道了。后来左臂的用力与右臂不平均，给我大哥看出，全家的人都知道了。大家都希望我母亲可以延年，但是下一年，我母亲竟去世了。当弥留时，我三弟元坚，又割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终于无效。我家还有一种迷信，说刲臂事必须给服药人知道，若不知道，灵魂见阎王时，阎王问是否吃过人肉，一定说没有吃过，那就算犯了欺诳的罪。所以我母亲弥留时，我四叔母特地把三弟刲臂告知，不管我母亲是否尚能听懂。

一八八六年正月廿二日，我母亲病故，年五十岁。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我本有姊妹三人，兄弟三人，大姊、大哥、三弟、三妹面椭圆，肤白，类母亲。二姊、四弟与我，面方，肤黄，类父亲。就是七人中第一、第三、第五、第七（奇数）类母，第二、第四、第六（偶数）类父。但大姊十九岁去世，二姊十八岁去世，四弟六岁殇，七妹二岁殇。所以受母教的时期，大哥、三弟与我三个人最长久。我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将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的用工。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十年私塾寒窗

始进家塾

一八七二年，我始进家塾，塾师是一位周先生。那时候初入塾的幼童，本有两种读书法：其一是先读《诗经》，取其句短而有韵，易于上口。《诗经》读毕，即接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一是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等书，然后接读四书。我们的周先生是用第二法的。但我记得只读过《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种。那时候塾中以读书为主要功课，先生坐着，学生立在先生之旁，先生先读，学生循声仿读，然后学生回自己座位，高声读起来。读书以外，只有两种功课，一是习字，一是对课。

习字，先用描红法，即购得红印范本，用墨笔描写。先由先生把住学生的手，依样描写，连笔画的先后也指示了。进一步摹写，是墨印的或先生写的范本，叫做影格，用纸蒙着上面，照样摹写，与现在用拷贝纸的样子，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仿写出来。

对课，是与现在的造句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水字、海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即都是品性相近的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功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并且也是作诗的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候，先生还用圈字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圈在左下方，上声左上方，去声右上方，入声右下方。学生作对子时，必要用平声对仄声（仄声包上、去、入三声），仄声对平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

严厉的李塾师

因父亲见背，无力再聘塾师，我就在我家对门李申甫先生所设的私塾读书了。李先生的教授法，每日上新书一课，先朗读一遍，令学生循声照读，然后让学生回自己位置上复读，到能背诵止，余时温习已读各书。在上课以前，把读过的书统统送到先生的桌上，背先生而立，先生在每一本上撮一句，令学生背诵下去，如不能诵或有错误，就责手心十下退去，俟别的学生上课后再轮到，再背诵，如又有不能诵或错误，就责手心二十下。每次倍加。我记得有一次背诵《易经》，屡次错误，被责手心几百下。其他同学当然也有这种状况。

学作八股文

我一八七九年始试作制艺，就是俗称八股文的。那时候试作制艺的方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是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六比或八比，每两比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就学王子庄老师

一八八○年始就学于王子庄先生，先生讳懋修，设馆于探花桥，离我家不过半里。我与三弟朝就塾，晚归家，在塾午餐，每月送米若干，每日自携下饭之菜。其他同学有回家午餐的，有宿于先生所备之宿舍的。是时我已读过四书及诗、书、易三经，又已读删去丧礼之小戴记（那时候读经，专为应试起见，考试例不出丧礼题，所以不读丧礼），正读《春秋左氏传》。先生为我等习小题文（未入学的，考试时文题多简短，叫做小题；乡、会试的题较长，叫做大题），不可用四书五经以外的典故与词藻，所以禁看杂书。有一日，我从一位同学借一部《三国演义》看，先生说看不得，将来进学后，可看陈寿的《三国志》。有一日，我借得一部《战国策》，先生也说看不得。但王先生自记[己]却不是束书不观的。他因为详研制艺源流，对于制艺名家的轶事，时喜称道，如金正希（声）、黄陶庵（淳耀）的忠义，项水心（煜）的失节等等。又喜说吕晚村，深不平于曾靖一案。又常看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于朱陆异同，有折中的批判。对于乡先生王阳明固所佩服，而尤崇拜刘蕺山，自号其居曰仰蕺山房。所以我自十四年至十七年，受教四年，虽注重练习制艺，而所得常识亦复不少。

那时候，在王先生塾中的同学，不下三十人，与我最要好的是薛君朗轩。薛君长于我两岁，住大路，他每晚回家，必经过笔飞弄口，所以我们每日回家时必同行，路上无所不谈，到笔飞弄口始告别。

那时候，我所做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王先生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叫我自改。昼间不能完卷，晚间回家后，于灯下构思，倦了就不免睡着，我母亲常常陪我，也不去睡。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黎明即促我起，我尔时竟一挥而就。我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

十七岁中秀才

这三年里边，我记得考过小考两次。那时候小考分作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试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试三场。道考由提学使主持，旧称提学道，所以叫做道考，正试一场，复试一场。每次考试的点名，总在黎明以前。我母亲于夜半即起煮饭，饭熟乃促我起，六叔父亦来共饭，并送我进考场。所以为我的考试，我母亲也辛苦了多少次。直到我十七岁，才进了学（根据当时清朝的制度，考中秀才，也就获得了进入官立学校深造的资格）。那一期的提学使是广东潘峄琴先生，讳衍桐，广东番禺人。

科举之路漫漫

到省城乡试

一八八五年八月初旬，我第一次随六叔父往杭州，应乡试。启行这一日，照六叔父成例，祭祖告别。晚餐后上乌蓬[篷]船，船行一夜，到西兴，渡钱塘江，到杭州。初八日黎明进考场，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初九日出场。十一日第二次进场，作五经文五篇，十二日出场。十四日第二次进场，对策问五道，十五日出场。杭州与萧山只隔一江，故萧山人应试者常回家赏中秋。凡第一场、第二场试卷上有犯规的，如烧毁或不合格式等，辄于蓝纸上写号数，揭之考场照壁，俗称上蓝榜。我虽初次观场，幸而未上蓝榜。

乡试卷不但编号糊名，并须由官派誊录用朱笔誊写一份，使考官不能认识考生的笔迹。但誊录往往潦草塞责，使考官不能卒读，因此有一部分誊录，先期与考生接洽，于首行若干字内，插用某某等三字，以便检出，特别慎写，借以取得特别酬资。

每次留场二日，饮食须自备，考生自携白米及冷肴、汤料等。每号有一勤务兵，时称号军，所携之米，本可付号军代煮，但号军多不良，所以我等都自携紫铜炊具，叫做五更饥的，用火酒炊饭。

每号之末间即厕所，坐近末间，每闻恶臭。又登厕时亦常苦呼吸为难，则携艾绳进场以避秽。

集万余人于考场，偶有神经错乱，于试卷上乱写情诗或漫画杂事，甚而至于自杀的。闻者每附会事因，认为报应，并且说点名将毕时，有官役举一黑旗，大呼“有恩报恩，有冤报冤”云云，皆无稽之谈，但那时候常常听人道及的。

乡试后举人例游西湖，那时候游湖的都出涌金门，门外有茶馆数处，忆其一名三雅园。由此地呼舟可游彭公祠（即三潭印月）、左公祠（左宗棠公祠）、蒋公祠（蒋益澧公祠）、刘公祠（刘典公祠）等处，都是满清功臣，所以辛亥后都废，只有三潭印月，至今尚存，但也没有人再提彭公祠的名了。别墅忆只有高庄与俞楼。

杭州人喜用主试的姓作俏皮的对子，是年主考为白、潘二君，杭人就用《白蛇传》同《金瓶梅》作对，是“精灵犹恋金山寺，魂魄长依紫石街”。

伴读徐君

一八八六年我以田春农先生的介绍，往徐氏为徐君以（名维则）伴读，并为校勘所刻《绍兴先正遗书》、《铸史斋丛书》等。

我自十七岁以后因不再受王子庄先生之拘束，放胆阅书。六叔父茗珊先生所有之书，许我随意翻阅，如《说文通训定声》、《章氏遗书》、《日知录》、《困学纪闻》、《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笺》等，都是那时候最喜读的书。于是就学作散文与骈文，每有所作，春农先生必大加奖励，认为可以造就，所以介绍我到徐氏，一方面固为徐君择友，一方面为给我以读书的机会，真是我生平第一个知己。

田氏、徐氏，藏书都很多。我到徐氏后，不但有读书之乐，亦且有求友的方便。王君寄庼（名佐）为以弟硕君之师，熟于清代先正事略等书，持论严正。以之师朱君茀卿，人甚豪爽，善为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魏君铁珊（名彧）有拳勇，能为诗古文辞，书法秀劲，皆尔时所识。以之伯父仲凡先生（名树兰）搜罗碑版甚富。那时候，年辈相同的朋友，如薛君朗轩、马君湄莼、何君阆仙等，都时来徐氏，看书谈天。曾相约分编大部的书，如《廿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但往往过几个月就改变工作。这种计划，都是由我提出，但改变的缘故，也总是由我提出，所以同人每以我的多计划而无恒心为苦。徐君以尝评我为“无物不贪，无事不偏”。

受益最大的三本书

我十七岁，考取了秀才，我从此不再到王先生处受［授］业，而自由读书了。那时我还没有购书的财力，幸而我第六个叔父茗珊先生有点藏书，我可以随时借读，于是我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大戴礼记》等经外，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其中最得益的，为下列各书：

一、朱骏声氏《说文通训定声》。清儒治《说文》最勤，如桂馥氏《说文义证》、王筠氏《说文句读及释例》，均为《说文》本书而作。段玉裁氏《说文解字注》，已兼顾本书与解经两方面，只有朱氏，是专从解经方面尽力。朱氏以引申为转注，当然不合，但每一个字，都从本义、引申、假借三方面举出例证，又设为托名标帜，与各类语等同类，不但可以纠正唐·李阳冰、宋·王安石等只知会意不知谐声的错误，而且于许慎氏所采的阴阳家言如对于天干、地支与数目的解说，悉加以合理的更正。而字的排列，以所从的声相联，字的分部以古韵为准，检阅最为方便。我所不很满意的，是他的某假为某，大半以臆见定之。我尝欲搜集经传中声近相通的例证，替他补充，未能成书，但我所得于此书的益处，已不少了。

二、章学诚氏《文史通义》。章先生这部书里面，对于搭空架子、抄旧话头的不清真的文弊，指摘很详。对于史法，主张先有极繁博的长编，而后可以有圆神的正史。又主张史籍中人、地名等均应有详细的检目，以备参考。我在二十余岁时，曾约朋友数人，试编二十四史检目（未成书）；后来兼长国史馆时，亦曾指定编辑员数人试编此种检目（亦未成书），都是受章先生影响的。

三、俞正燮氏《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俞先生此书，对于诂训、掌故、地理、天文、医学、术数、释典、方言，都有详博的考证。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读了觉得有趣得很。俞先生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见解与推想，不可以后人的见解与推想去追改他们，天算与声韵，此例最显，这就是现在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的读史法。自《易经》时代以至于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称谓贵重》、《姬姨》、《娣姒义》、《妒非女人恶德论》、《女》、《释小补楚语笄内则总角义》、《女吊婿驳义》、《贞女说》、《毫州志木兰事书后》、《尼庵议》、《鲁二女》、《息夫人未言义》、《书旧五代史僭伪列传后》、《易安居士事辑》、《书旧唐书舆服志后》、《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家妓官妓旧事》等篇，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贞女说》篇谓：“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家妓官妓旧事》篇，斥杨诚斋黥妓面，孟之经文妓鬓为“虐无告”，诚是“仁人之言”。我至今还觉得有表章的必要。我青年时代所喜读的书，虽不止这三部，但是这三部是我深受影响的，所以提出来说一说。

金榜题名

一八九○年春，往北京应会试，偕徐君以行。先至杭州，因雨滞留数日，向某公司借小汽船拖无锡快至上海，因那时候还没有小轮船公司的缘故。到上海后，寓北京路某茶栈，徐氏有股份的。有人请吃番菜，看戏，听唱书，游徐园、张园，那时候张园称作味莼园，左近房屋不多。愚园正在布置。由上海乘招商局轮船到天津，换乘内河船到通州，换乘骡车到北京。

那时候，我们同乡京官有鲍敦甫、吴解唐、王止轩诸翰林，李莼客、娄炳衡诸部曹。莼客先生是我在徐氏的时候常常读他的诗文与尺牍的，又常听杨宁斋先生讲他的轶事，所以到京后，最崇拜的自然是他了。

会试后，我中试，房师为王黻卿先生（讳颂蔚），是很有学问而且怜才的。座师虽有四位，而我的卷子却在孙崃山先生（讳毓筠）手中。是年会试题为“子贡曰夫子之文章至惟恐有闻”。我的文中有“耳也者心之译，躬之督也及顺译道张督权而已矣”等语，有人问孙先生：“督躬有来头吗？”孙先生说：“这何必有来头。”这一年的殿试，文韵阁写□闾阎而□□一句，误落阎字，乃改而为面，又写一而字，预备倩友人代为挖补，仓猝间不及改，即缴卷。阅卷时，有人疑闾面误写，翁叔平知是文君，特为解释说：“此有所本，我们年轻时，尝用闾面对檐牙。”遂以第二名及第。当时北京流传一对子：“闾面居然登榜眼，督躬何必有来头。”

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留俟下科殿试，仍偕徐君出京。此行往返，均由徐氏请一酒商张湘文氏做伴照料，张君对我很关切，甚可感。

做上虞县志局总纂

一八九○年，上虞县设修志馆，朱黻卿氏为馆长，王寄庼氏为编纂，聘我为总纂。我为拟访事例：以山水、都里、土产为各乡取录之例，以道里、山、水、祠庙、院塾、先正遗事、忠义、烈女遗事、节烈、书籍、家谱、碑碣等为各里分录之例。又为拟志目，分地篇、吏篇、户篇、礼篇、刑篇、工篇、学篇、书篇、碑篇、列传、士女篇、杂篇、文征等篇，大抵本章实斋氏之说而酌为变通，名目既不同旧志，而说明又多用古字、古句法。同事多骇异之，喧传于馆外，引为笑谈。我作《罪言》一篇，取万历本及嘉庆本上虞旧志之目与我所拟者作一表，并说明或因或革之故，然彼等攻击如故，我遂辞职回家。

补应殿试朝考

一八九二年我又往北京，补应殿试朝考。向来殿试卷是专讲格式，不重内容的，只听说张香涛氏应殿试时不拘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时候也没有拘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并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闻为汪柳门先生（讳鸣銮）所赏识。有一位阅卷大臣，说此卷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都在卷子后面圈了一个圈，就放在二甲了（根据清制，补行殿试者，例不得入一甲）。朝考后充庶吉士。是年回绍兴。

南下游历

一八九三年四月十八日出游，由宁波至上海，又乘长江船往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七月到广州，寓清鹾总局，陈孝兰先生陔所招待也。陶心云先生（溶宣）适在广雅书局，常取廖季平氏之新说，作子所雅言至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制艺数篇，我亦戏取是年广东乡试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作一篇，陶先生自作一评，并为征求朱蓉生山长、徐花农学使、吴梦蜚孝廉等各缀一评而印行之，题为《蔡太史拟墨》，其意至可感也。陶先生为言，廖季平氏在广雅时，常言诸经古文本出周公，今文本出孔子，孔子所记古制，皆托词，非实录，例如禹时代，洪水初平，扬州定是荒地，禹贡乃言贡丝，自是孔子照自身所处时代写之耳。其他新说，类此甚多。然廖氏除印行关于今古文之证明外，最新之说并不著之书。南海康长素氏（祖贻）闻其说而好之，作《新学伪经考》，时人多非笑之，惟石茂才称许康氏，说此人不凡云云。我于是得廖、康二氏已印行的著作，置行箧中。

冬，由广州至潮州，以同年李雪岩君之介绍，寓澄海林君冠生处。李君以说北京话及苏州话，林君甚诚笃，又有陈君爱南时偕谈燕，喜说梁节庵、康长素诸人琐事。汕头海关绍兴沈雪帆君与其子步洲，招待甚周。

委身教育

甲午听惊雷

（一八九四年）六月间，日本兵侵入朝鲜，京官多激昂。我正与黄鹿泉、王书衡、吴雁厂、胡锺生诸君为诗钟之会，亦尝赋诗与寄愤，但未尝参加松筠庵联名主战的宣言。

冷眼观变法

（一八九八年）戊戌，与友人合设一东文学社，学读和文书。是时，康、梁新用事，拜康门者踵相接。孑民与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关系，而于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谭复生君。然是时梁、谭皆在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纳交。直至民国七年，为对德宣战问题，在外交后援会演说，始与梁卓如君相识。然八月间，康党失败，而孑民即于九月间请假出京，乡人因以康党疑之，亦不与辩也。

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

绍兴中西学堂

那时候，绍兴已经有一所中西学堂，是徐君以的伯父仲凡先生所主持的。徐先生向知府筹得公款，办此学堂。自任督办（即今所谓校董），而别聘一人任总理（即今所谓校长），我回里后，被聘为该学堂总理。

我任绍兴学堂总理。该学堂学生，依年龄及国学程度，分为三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数学及外国语例外）。今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君与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时第一斋的小学生。今之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祀光君，浙江省教育厅科员沈光烈君，都是那时第三斋的高才生。堂中外国语旧有英、法两种，任学生选修。我到后，又添了一种日本文。教员中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湄莼、薛朗轩、马水臣诸君，授数学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诸君，主持训育的有胡锺生君。在那时候的绍兴，可谓极一时之选。但教员中颇有新旧派别。新一点的，笃信进化论，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习惯，随时有所纠正；旧一点的不以为然。讨论的机会，总是在午餐与晚餐时。因为餐室是一大厅，列许多方桌，每桌教员一人，学生六人，凡不与学生同桌之教员与总理，同坐中间圆桌。随意谈天，总不免涉及政治上、风俗上的问题，所见不同，互相驳辩，新的口众，旧的往往见诎。此种情形，为众学生所共闻，旧的引以为辱。而我与新派的教员却并不想到这一点。

旧派的教员，既有此观念，不能复忍，乃诉诸督办。督办是老辈，当然赞成旧派教员的意见，但又不愿公开地干涉。适《申报》载本月二十一日有一正人心的上谕，彼就送这个上谕来。请总理恭录而悬诸学堂，我复书痛诋，并辞职，后经多人调停，我允暂留。

尝试书院改革无果

当我离绍兴中西学堂以前，嵊县官绅聘我为剡山书院院长。照旧例，每月除官课由知县主持外，举行师课一次，由院长出《四书》文题、试帖诗题各一，为评定甲乙就算了。院长到院与否，都无关系。我觉得此种办法，实太无聊，到院后，曾演讲数次，说科学的有用，劝院生就性所近，分别考求；但书院经费有限，不能改进，我担任一年，就辞职了。

那时候，诸暨有丽泽书院，亦聘我为院长，我未能到院，一年后，我力劝改为学校了。

宁绍会馆

那时候，留居嘉善县的宁波、绍兴两府同乡建立宁绍会馆，聘我为馆中董事。因为嘉善同嘉兴等县，自太平天国事变以后，本地人经兵与疫的两次扫除，地旷人稀，农田尽成荒地。先有湖南人领地垦荒，绍兴人继之。绍兴离嘉善较近，往垦的更多；日久，遂有购数百亩、数千亩的地主，招佃代种，于是关系渐趋复杂。而宁波、绍兴的商人，来此地开设钱庄、杂货铺的，也与年俱增。又宁波人的习惯，客死者必须归葬，力不能归柩时，须有一停柩的地方。宁绍会馆的设立，一方面用以调解地主与佃户，或农人与农人间的纠纷；一方面用以改良旧日停柩的公所。因地主中有单君继香者是我旧日学生，提议请我，经其他发起人赞同，所以有此聘书。但我虽去过好几次，也不过对于立案、定章等事稍有帮助，没有多大的贡献。

当我在嘉善的时候，我见县衙门的告示，禁止安吉、孝丰人来此养蜂。推原其故，安、孝居民善养蜂（当然是旧式的），常用木桶袋蜂群，分寄于邻近各县民居的窗前，给小费，托照料，定期来割蜜，本是两利的事业，不意嘉善等县人忽扬言蜂采蜜，于谷有害，禀官禁止，自此遂沿为成例。其实蜂为植物界虫媒之一种，于果谷是有益的；但积非成是，一时竟无术纠正。

在杭州

我在绍兴学堂时，偶往杭州，得识许君秋帆（沅）。许君以丹徒人宦游杭州。设一方言学社，教授英文，曾至绍兴学堂参观。曾为我等述吴君稚晖在南洋公学训练学生的成效，我始注意于吴君之为人。

我自离绍兴学堂后，曾与童君亦韩同往杭州，筹办师范学校。是时杭州著名的学堂有二：一为高等学堂，用求是学堂改组的，其程度约如今日的高中。一是养正书塾，是私立的，其程度约如今日的初中。养正书塾的教员，如陈介石、林少泉、陈叔通诸君，监学邵伯君，均时相过从。学生中如汤尔和、杜杰峰、马夷初诸君，均杰出之才。林、陈诸君出一白话报；林君后改号白水，以犀利的白话文著名，实于是时开始练习之。高等学堂所聘的教员，有宋君燕生（恕），博览，广交游，善清谈。著有《六斋卑议》，反对洛闽理学，颇多新思想，但虑患特深，特喜作反语，自称著有十种《鸣冤录》，如《汉学鸣冤录》等等，中有一种是《满洲鸣冤录》。又尝为驻防营的桂翰香作诗集序，汤、马诸君深不以为然。

我与章太炎君相识，亦始于此时。我与童君亦韩自杭州往临安，为绍兴同乡组织小学校，路过余杭，访章君于其家。童君与章君本相识，故为我介绍。章君本名炳麟，字枚叔，但是时以提倡排满之故，自比于明遗老顾亭林、黄梨洲两先生，因改名为绛（亭林名），而字太炎（取于黄太冲、顾炎武）。是时所发表的是第一版的《訄书》。此书汉人虽读之感痛快，但畏祸，不敢多为传布；而杭州驻防金梁，乃购数十部分赠满人之识字者，说：“汉人已如此，我们还可不振作吗？”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

执教南洋公学

我三十五岁（1901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那时候南洋公学还只有小学、中学的学生；因沈子培监督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继为学监。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愿习日本文的；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每月课文一次，也由我评改。四十人中，以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谢沈（今名无量）、李叔同（今出家号弘一）、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才生。

我的第二次婚姻

我的元配王夫人之卒，已过了一年，友朋多劝我续娶，并为我介绍相当之女子；我那时提出五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同乡的人，对于（一）、（二）两条，竟不易合格；而对于（四）条又不免恐慌，因而久不得当。有林君为言都昌黄尔轩先生之次女天足，善书画。黄先生方携眷属需次杭州，可托人探询。我适与童君又往临安，抵余杭，薄暮，童君识余杭革局长叶祖芗君，往投宿。叶君设宴相款，我大醉，叶君谅我真率。晚餐后，叶君导观大厅中所悬之图画，均极精细之工笔画，款署黄世振，字亦秀劲。叶君说，这是我同乡黄君尔轩之女，甚孝，尝刲臂疗父疾，工书画。童君就告以我有求婚的意思，叶君慨然以媒介自任。后来借叶君之力，我得与黄女士订婚，己丑己亥月（实为辛丑十一月廿二日），结婚于杭州。

是时，孑民虽治新学，然崇拜孔子之旧习，守之甚笃。与黄女士行婚礼时，不循浙俗挂三星画轴，而以一红幛子缀“孔子”两大宇。又于午后开演说会，云以代闹房。

其时孑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义说进化论，又尝为三纲五伦辩护，曰：“纲者，目之对，三纲，为治事言之也。国有君主，则君为纲，臣为目；家有户主，则夫、父为纲，而妇、子为目。此为统一事权起见，与彼此互相待遇之道无关也。互相待遇之道，则有五伦。故君仁，臣忠，非谓臣当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义也。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孔子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若如俗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者，不特不合于五伦，亦不合于三纲也。”其时孑民之见解盖如此。

中国教育会

是时留寓上海之教育家叶浩吾君、蒋观云君、钟宪鬯君等发起一会，名曰中国教育会，举孑民为会长。

中国教育会成立于一九○二年四月，会址设在上海泥城桥外福源里21号。中国教育会成立的本意是推动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但后来多从事政治活动，成为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中国教育会的活动主要有：为收容南洋公学退学青年设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并办有科学仪器馆、镜今书局、《中国白话报》、军事讲习会、同川学堂、女子俱乐部等，另常熟支部办有塔后小学，同里支部办有自治学社。此外，中国教育会还曾假张园组织演说，并经常为《苏报》撰稿，发起拒法、拒俄运动。一九○三年七月“苏报案”发生后，中国教育会遭受打击，于一九○七年停止活动。

爱国女学

一九○二年，我在南洋公学任教员。是时，经莲三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偕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来，均提倡女学。由我与亡室黄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贤里寓所开会。到会者，除经、林二氏外，有韦氏增珮、增瑛两女士，吴彦复先生偕其女亚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三女士，陈梦坡先生偕其女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我与林、陈诸先生均有演说。会毕，在里外空场摄影，吴彦复夫人自窗口望见之而大骂，盖深不以其二女参与此会为然也。未几，薛锦琴女士到沪，蒋智由先生设席欢迎，乃请仲玉与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到席。盖其时男子尚不认娶妾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爱国女学，即在此种环境中产生也。是年冬，由蒋智由、黄宗仰两先生提议，设立女校，我与林、陈、吴三先生并列名发起，设校舍于登贤里，名曰爱国，而推蒋先生为校长。未几，蒋先生往日本游历，我被推继任。开办时，所有学生，即发起人家中之女子。及第二年始招外来女生。而第一届学生，多因年龄长大、家务分心而退学，故学生甚少。

爱国女学第一次之发展，在爱国学社成立以后，由吴稚晖先生提议，迁校舍于学社左近之泥城桥福源里，并运动学社诸生，劝其姊妹就学；而学社诸教员，亦兼任女学教课，尔时本校始有振兴之气象。

第二次之发展，则在钟宪鬯先生长校时期。是时，张竹君女士初自广州来，力倡妇女经济独立之必要，愿教以手工。钟先生因于本校课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设手工传习所，请张女士及其弟子传授。由本校学生之宣传，而内地妇女，纷来学习。其他手工传习所虽停办，而爱国女学之声名，传播已广。

第三次之发展，则为蒋竹庄先生长校时期，厘定课程，使适合于中小学教育之程途；订建校舍，使教室与运动场有相当之设备，从此本校始脱尽革命党秘密机关之关系——我长本校，前后数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焕卿、杨笃生、黄克强诸先生到上海时，我与从弟国亲及龚未生同志等，恒以本校教员资格，借本校为招待与接洽之机关。其时，较高级之课程，亦参革命意义，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理化注重炸弹制造等。又高级生周怒涛等，亦秘密加入同盟会。而入于纯粹的教育事业之时代。

第四次之发展，则为季融五先生长校时期，遵教育部学制，划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体育专科与附属小学四部；迁至江湾路尘园，由租赁之校舍而进于自建；校产沙田，亦经整理；于是学校之基础，盖亦稳固矣。

东瀛之行

在南洋公学时，曾于暑假中往日本游历一次，与高君梦旦同船，到东京后，亦同寓一旅馆。是时，桐城吴挚甫君（汝纶）新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到日本考察，日人以“清国大儒”称之，宴会无虚日，盖吴君任直隶莲池书院甚久，以桐城派古文授诸生，为日人所素识，且尔时日人正以助中国推行教育自任，对于此惟一国立的大学，自然特别注意了。我本预备逗留一个月，忽逢吴君稚晖被日警逮解出境的案，遂陪吴君回国。

吴君自前几年游日一次后，称日本教育进步，劝亲友送子弟赴日留学，自愿任监护之役，所以第二次赴日，从往者颇多。其中年龄长一点、志气高一点的，都想学陆军，吴君率以往使馆，请公使介绍；是时中国驻日公使蔡钧，揣摩政府意志，不轻送汉人受军事教育。见吴君所率诸生意气颇激昂，愈不敢转请于政府，托词拒绝，屡去屡拒。最后一次，吴君与诸生留使馆不归，必待公使允许始离馆。使馆招日本警役入馆，拘留吴君于警署，遣散学生。第二日早晨，留日学生开会，商营救吴君及责问公使的办法。我与高君亦共商吴挚甫君，请营救吴君。后探知日方将递解吴君出境，留学生陆君世芬等愿任沿途照料的责任，但至远到神户为止。有人说：蔡钧恼羞成怒，说不定一面向政府报告，诬吴君为康党；一面与日人密商，送吴君往天津，引渡于津吏，直送北京；倘非有人能同往天津，随时援救，则甚为危险，询有无谙悉北方情形，并愿同往者；我自认有此资格，遂偕行。及上船后，日警即不过问，而所乘船又直赴上海，我遂与吴君同抵上海。

那时候，我国留日学生，竞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策，各省留学生分出杂志，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浙江潮》的主笔，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蒋观云之子），同学陆军，成绩优异，有“浙江二蒋”之称。

吾国侨日商人，与留学生关系较密的，有东京的王锡三与神户的孙实甫，均宁波人。浙江第一次派遣学生留日，为章宗祥、陆世芬、吴世欺、陆宗舆等四人，均由王君招呼。孙君对于吴君事，甚尽力，我等到神户时，即宿于其寓。

爱国学社

南洋公学自开办以来，有一部分之教员及管理员不为学生所喜。吴稚晖君任公学教员时，为组织卫学会，已起冲突。学生被开除者十余人。吴君亦以是辞职，赴日本。而不孚人望之教员，则留校如故。是年（1902年）11月间，有中院第五班生，以误置墨水瓶于讲桌上，为教员所责。同学不平，要求总理去教员，总理不允，欲惩戒学生。于是激而为全体退学之举。特班生亦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之资格，而相率退学，论者谓为孑民平日提倡民权之影响。孑民亦以是引咎而辞职。

南洋公学学生既退学，谋自立学校，乃由孑民为介绍于中国教育会，募款设校，沿女学校之名，曰爱国学社。以孑民为代表，请吴稚晖君、章太炎君等为教员。与《苏报》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任论说一篇，而《苏报》馆则每月助学社银一百圆以为酬。于是《苏报》馆遂为爱国学社之机关报矣。吴君又发起张园演说会，昌言革命。会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十余人，亦来学社，章行严君其一也。于是请彼等教授兵式体操。孑亦剪发，服操衣，与诸生同练步伐。无何，留日学生为东三省俄兵不撤事发起军国民教育会，于是爱国学社亦组织义勇队以应之。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惟一之革命机关矣。

会社分裂

方爱国学社之初设也，经费极支绌。其后名誉大起，捐款者渐多，而其中高才生，别招小学生徒，授以英、算，所收学费，亦足充社费之一部。于是学社勉可支持，而其款皆由中国教育会经理，社员有以是为不便者，为学社独立之计划，布其意见于学社之月刊。是时会中已改举乌目山僧为会长，而孑民为副会长与评议长。于是开评议会议之。孑民主张听学社独立，谓鉴于梁卓如与汪穰卿争《时务报》，卒之两方面均无结果，而徒授反对党以口实。乌目山僧赞成之，揭一文于《苏报》，贺爱国学社独立，而社员亦布《敬谢中国教育会》一文以答之。此问题已解决矣。而章太炎君不以为然，以前次评议会为少数者之意见，则以函电招离沪之评议员来，重行提议，多数反对学社独立。孑民以是辞副会长及评议长，而会员即举章君以代之。于是孑民不与闻爱国学社事矣。

青岛少憩

我在爱国学社时，我的长兄与挚友汤垫仙、沈乙斋、徐显民诸君均愿我离学社，我不得已允之，但以筹款往德国学陆军为条件；汤、徐诸君约与我关切者十人，每年各出五百元，为我学费。及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冲突后，我离社，往德的计划将实现。徐君从陈敬如君处探听，据言红海太热，夏季通过不相适宜，不如先往青岛习德语，俟秋间再赴德。于是决计赴青岛。陈君梦坡为我致介绍于李幼阐君。李君广东人，能说普通话，谙德语，在青岛承办工程方面事业，设有《胶州报》，其主笔为广东易季圭君。李君初于馆中辟一室以居我，我租得一楼面后，乃迁居，自理饮食。日到李君处习德语，后李君无暇，荐一德国教士教我。不到两个月，我的长兄来一电报，说：“家中有事速归。”我即回沪，始知家中并无何等特殊之事。汤、徐诸君以爱国学社既停办，我无甚危险，遂取消集款助学之约，而嘱我长兄留我于上海，谋生计。于是我不能再往青岛，而德语亦中辍。

沪上革命

办报生涯

我回上海后，有甘肃陈镜泉君，自山东某县知县卸任后，来上海，稍有积蓄，愿意办一点有助于革命的事业，与中国教育会商，决办一日报，名为《俄事警闻》，因是时俄国驻兵东三省，我方正要求撤退，情势颇紧张，人人注意，故表面借俄事为名，而本意则仍在提倡革命。以翻译俄国虚无党之事实为主要部分。论说预列数十目，如告学生、告工人、告军人之类。每日载两篇，一文言，一白话。推王君小徐主编辑及译英文电。我与汪君允宗任论说及译日文报。乃日俄开战，我国转守中立，我等没有面目再对俄事发言，乃改名《警钟》，王君主张不直接谈革命，以避干涉，及王君他去，我与汪君迭任编辑，遂不免放手，蹈《苏报》覆辙。我与王、汪诸君皆不支薪俸，印刷费由陈君任之。后来陈君又办一镜泉书局，他的资本为经理所干涉，陈君不能再任此报印刷费，则由我等随时由各方面募集小款，勉强支持。我等到不能支持时，乃由刘申叔、林少泉诸君接办，后被封停办。

准备暗杀暴动

自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杨笃生君、何海樵君、苏凤初君等，立志从暗杀下手。乃集同志六人，学制造炸弹法于某日人，立互相鉴察之例，甚严。何君到上海，访孑民密谈数次。先介绍入同盟会，次介绍入暗杀团，并告以苏君将来上海转授所学于其他同志。其后苏君偕同志数人至，投孑民。孑民为赁屋，并介绍钟宪鬯君入会，以钟君精化学，且可于科学仪器馆购仪器、药品也。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然能造药矣，而苦无弹壳。未几，黄克强、蒯若木诸君，先后自东京来，携弹壳十余枚。是时王小徐君、孙少侯君已介绍入会，乃由孙君携弹药至南京隐僻处，试之，不适用。其后杨笃生君来，于此事尤极热心，乃又别赁屋作机关，日与王、钟诸君研究弹壳之改良。其时费用，多由孙君担任，而经营机关，则孑民与弟元康任之。元康既由孑民介绍入会，则更介绍其同乡王子馀、俞英厓、王叔梅、裘吉生及徐伯荪诸君。徐君是时已联络嵊、天台诸会党，而金、衢、严、处诸府会党，则为陶焕卿君所运动。孑民既介绍陶君入会，则乘徐、陶二君同到上海之机会，由孑民与元康介绍陶君于徐君，而浙江会党始联合焉。制弹久不成，杨君奋然北行。抵保定，识吴樾君及其他同志三人，介绍入会。并为吴君介绍于孑民，言吴君将送其妹来上海，进爱国女学校。吴君后来函，言有事不能即来。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孑民等既知发者为吴君，则弹必出杨君手，恐其不能出京。孙少侯君乃借捐官事北上，访杨君于译学馆。知已被嫌疑，有监察者。其后杨君卒以计，得充李木斋君随员而南下。

创立光复会

我在《警钟》报馆时，曾再任爱国女学校长，那时候，我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各教员中，与闻此事的，以从弟国亲及龚君未生为最多。龚君本随陶君焕卿（成章），属往金、衢、严、处等地，运动会党，劝他们联合起来，待时起事。而绍兴又有一派秘密党，则为嵊县王君金发、祝君绍康所统率，而主动的是徐君伯荪（锡麟）。此两派各不相谋，而陶、徐两君均与我相识；我就约二君到爱国女学，商联络的方法，浙东两派的革命党，由此合作，后来遂成立光复会。

加入同盟会

我入同盟会在乙巳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同盟会成立之年，或其次年，介绍入会者，何海樵也。

次年，黄克强持孙先生手书来。派我为上海支部部长，是年我返绍兴故乡一行。

我在爱国女学，从弟国亲相助数年，我已为介绍入同盟会。国亲回绍兴，参与女学、报馆等事，又为王子馀、裘吉生、王叔梅、俞英厓诸君介绍入会。秋竞雄女士在东京时已与徐伯荪、陶焕卿诸君订为同志，回国后，即在绍兴运动。嵊县姚茂甫君迁居绍兴。爱国学社旧同志敖梦姜君亦时来绍兴。那时候，绍兴一个小地方，革命的空气颇为浓厚，但均守秘密，普通人士认为新党罢了。诸同志建议办一绍兴学务公所，用以促进绍属八县的教育事业。推我为所长，促我回里，我于是回绍兴，办学务公所，邀裘吉生、杜海生诸君相助，先办一师范传习所，讲授各种教育上需要的科学。要办一师范学校，筹款辄为人所阻挠，我愤而辞职。

留学德国

赴德留学

我那时候预备离开绍兴，适北京友人来信，说政府要派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留日、留欧，由本人自择，劝速往北京登记。我自离青岛后，本时时作游学计划，得此消息，不能不心动，遂往北京。适同乡章君一山（）长译学馆，请我为教授，任乙班的国文及西洋史。我本拟在北京度岁，静候派遣消息；不意从弟国亲忽来一电：“家中有事，速归”，我遂惘惘然走平汉路南下，因天津口已冻了。回家后，始知家中实无甚要事，彼闻有不利于我的传说，特促我南避。北京的朋友，知道家中的电，亦认为必有他故，章君恐为我所累，特来一电，解教授之约。然我欲不为所阻，度岁后，我仍往北京。

我到京后，承陈君仲骞相招，寄住赣南馆，盖陈君所娶，为黄夫人的第四妹，君与我为僚婿。到北京后，始知编检志愿游学的人数太少，政府遂搁置不办，适得孙君慕韩（宝琦）使德的消息，乃托他的兄弟仲（宝瑄）及叶君浩吾为我关说，愿在使馆中任一职员，以便留学；我亦自访孙君，承孙君美意，允每月津贴银三十两，不必任何种职务。一方面与商务印书馆商量，在海外为编教科书，得相当的报酬，以供家用。我遂于是年五月间随孙使由西伯利亚铁路赴德。

初到柏林

到柏林后，我与齐、钱二君同寓，齐君本通德语、钱君善英语，我得两君助力不少；齐君本译学馆学生，他的同学顾君孟余（兆熊）留德已数年，诸事熟悉，我等所请的德语教员，均顾君所代选代订。又由顾君而认识薛先生仙舟（颂瀛）、宾君敏陔（步程）。

薛先生爱国好学，自奉甚俭，携他的甥女韦增瑛女士留学，常自购蔬菜，借房东厨房自烹。最恶同学中的游荡者，对于娶西妇的人，尤时时痛骂。闵我初学德语的艰苦，排日为我讲德语的文法，而嘱我为彼讲中国古文，作为交换条件，我得益不少。

宾君是豪爽的人，留德较久，于各方面情形，甚熟悉，初到德国的同学，赖他帮忙的很多。中山先生到德国建设同盟会时，即在宾君寓所开会，然我在德时，宾君从未谈及，直至回国后十余年，宾君为其母夫人征寿序，始为我述此事。

同时留学柏林的，尚有马君武、夏浮筠（元塛）诸君，亦时相过从；夏君每日于大学课程听完后，常到我寓，同往旅馆晚餐，或觅别种消遣（各人自付钱，不必相请）。

孙使恐我旅费不足，适唐君少川之侄宝书、宝潮等，来柏林留学，均不过十余岁，国学尚浅，因令于预备德语外，请我授国学，每月报酬德币百马克。

进莱比锡大学

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德语进步甚缓，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归国，岂不可惜！适同学齐君宗颐持使馆介绍函向柏林大学报名，该大学非送验中学毕业证不可，遂改往莱比锡（Leipzig）进大学。那时候，中国学生留学莱比锡的，还只有张君仲苏（谨）一人，且与齐君同籍直隶，同在译学馆肄业，与齐君甚相得。我接齐君报告后，遂向孙使声明，而于戊申暑假中往莱比锡。

莱比锡属撒克逊王国，在它的都城特来斯顿邻近。特来斯顿山水著名，莱比锡风景平常。但德意志最高法院在此，又每年有一次市集，各方货物辐辏；它的大学自设立以来，已历五百年。

该大学设有中国文史研究所，主持的教授为孔好古氏（August Conraty），彼甚愿招待中国学生，我由彼介绍进大学，毫无留难。

第二年，迁居莱比锡，进大学听讲，凡三年。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曾进实验心理学研究所，于教员指导之下，试验各官能感觉之迟速、视后遗象、发音颤动状比较表等。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又于课余，别延讲师，到寓所，讲授德国文学。

冯德教授

我所听的讲义，是冯德（Wilhelm Wundt）的心理学或哲学史（彼是甲年讲心理，乙年讲哲学史，每周四时，两种间一年讲的）；福恺尔（Vokelt）的哲学；兰普来西（Lemprechs）的文明史；司马罗（Schmalso）的美术史；其他尚听文学史及某某文学等。我一面听讲，一面请教师练德语，一面请一位将毕业的学生弗赖野氏（Freyer）摘讲冯德所讲之哲学史。借以补充讲堂上不甚明了的地方。

冯德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德国大学本只有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近年始有增设经济学等科的）；而冯德先得医学博士学位，又修哲学及法学，均得博士；所余为神学，是彼所不屑要的了。他出身医学，所以对于生理的心理学有极大的贡献。所著《生理的心理学》一书，为实验心理学名著。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即彼在莱比锡大学所创设的。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此书叙哲学史较详），没有一本不是元元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

那时候冯德一派的学者摩曼教授（Meumann），适也在这大学。他是应用心理学的实验法于教育学及美学。所著《实验教育学讲义》，是在瑞士大学的讲稿。又著《现代美学》及《实验美学》两书，虽篇幅不多，而门径分明。我想照他的方法，在美学上做一点实验的工作。于是取黑色的硬纸，剪成圆圈，又匀截为五片，请人摆成认为最美的形式。又把黑色硬纸剪成各种几何形，请人随意选取，列为认为最美的形式。此等形式，我都用白纸双钩而存之，并注明这个人的年龄与地位，将待搜罗较富后，比较统计，求得普通点与特殊点，以推求原始美术的公例。但试验不及百人，归国期迫，后来竟未能继续工作。

兰普来西教授

兰普来西氏是史学界的革新者，他分历史为五个阶段：（一）符号时代；（二）雏形时代；（三）沿习时代；（四）个性时代；（五）主观时代。符号时代，是人类意识最蒙昧，几没有多大的分别。如中国文字上一二三等指事的文，又如各民族图画上的几何形。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共同生活，饥了就食，倦了就寝，并没有何等有机的社会组织。雏形时代，就进一步，有一种类别的意识。如中国或埃及的象形文、鸟、兽、虫、鱼，各就它们一类中共有的特点表现出来。在社会上，自图腾以至于宗法，自渔猎以至于农工商业，渐成分工的组织。沿习时代，是一种停滞的意识，承雏形时代的习惯，变本加厉，不求其所以然。如中国文学由小篆变为楷书，诗文上的拟古，图画上的模仿。在社会上，贵族与平民，公民与奴隶，男与女，资本家与工人，都不考求他们的成立的因由，而确认为天然不平等的阶级，没有改变的可能。个性时代，就又进一步。如图画上之写真，每一个人的面目，不能移到别一人。人人有“人各自由”之观念。人人有自尊人格的气概；平民与贵族争，有法国的革命；奴隶与公民争，有林肯的解放黑奴；女子与男子争，有各种妇女运动；工人与资本家争，有社会主义，无一非“人权”的意识所表现。主观时代，为我见的扩大。是[如]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我，菲希德“我与非我”的哲学的我，并非为小己的竞争生存着想，而以全体人类为一大我。“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伊尹乐尧舜之道，思天下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诸沟中。”“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鳏寡废疾皆有所养。”“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社会主义者理想的世界，将要待人类文化更进时始能实现的。（因兰氏所举例证，我已记不清楚，箧中又无书可检，用己意说明，不知道失了兰氏本意没有）兰氏依此主张，著《德意志史》，那时候已出二十余本，尚未到现代，兰氏旋于一九一四年逝世。

兰氏所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除兰氏外，尚有史学教授六七人，学生在三四年级被允许入所研究者，那时约四百人。我以外国学生，不拘年级，亦允入所并在兰氏所指导的一门中练习。他的练习法，是每一学期中，提出有系统的问题一组，每一问题，指定甲、乙二生为主任，每两星期集会一次，导师主席；甲为说明的，乙为反驳的或补充的，其他丙、丁等为乙以后的补充者。最后由导师作结论。进所诸生，除参加此类练习班外，或自由研究，或预备博士论文，都随便。

兰氏讲史，最注重美术，尤其造型美术，如雕刻、图画等。彼言史前人类的语言、音乐均失传；惟造型美术尚可于洞穴中得之，由一隅反三隅，可窥见文化大概。研究所中搜集各地方儿童图画甚多，不但可考察儿童心理，且可与未开化人对照。

美术与音乐

莱比锡大学礼堂中正面的壁画，为本地美术家克林该所绘。左部画一裸体而披蓝衫的少女，有各民族雏形的人物环拱着，这是希腊全部文化的象征。中部画多数学者，而以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为中坚，柏氏着玄衣而以一手指天，为富于理想的象征。亚氏着白衣而以一手指地，为创设实证科学的象征。右部画亚力山大率群臣向左迈进，为希腊人权威的象征。克氏又采选意大利各种有色的文石雕一音乐大家贝多芬坐像，设在美术馆庭中。

此地美术馆，以图画为主，当然不及柏林、明兴等处美术馆的富有，但自文艺复兴以后的诸大家，差不多都有一点代表作品，尤其尔时最著名的印象派作家李勃曼，因曾寓此城，所陈列作品较多。其第三层将各国美术馆所收藏之名画，购其最精的照片，依时代陈列，阅者的印象虽不及目睹原本的深刻，然慰情聊胜无。我常想，我们将来设美术馆，于本国古今大家作品而外，不能不兼收外国名家作品；但近代作品，或可购得，而古代作品之已入美术馆的，无法得之，参用陈列照片的方法，未尝不可采用。

美术馆外尚有一民族学博物馆，馆长符来氏（wöller），即在大学讲民族学者，我亦曾往听讲，其中所搜非洲人材料较多且精，因符来氏曾到该地。中、日亦列入，我亦曾助馆员说明中国物品。

有一花园名曰椰园（Palmgarten），因园中有一玻璃房，专培养热带植物。有一演奏厅，于星期日午后及晚间奏音乐，我常偕同学往听。德是音乐名家最多，普通人多能奏钢琴或提琴者，我也受他们的音[影]响，曾学钢琴，亦曾习提琴，然均不久而中辍。

有一戏院，每日演话剧或小歌剧。小歌剧轻松婉丽，同学张君仲苏最所爱听，我亦偶与同往。话剧多古今文学家作品，寄托遥深。又德国舞台科白，为标准德语，听戏亦为练习语言的一法。大学体谅学生，每日于门房中留有中等座位的折价券若干张，备学生购取。报纸则于星期日揭载七日戏目。我等愿于某日观某剧，如未曾读过剧本，可先购一本，于观剧以前读完它，更易得益。（莱比锡为德国印刷业集中地点，有一雷克漠书店<Becram>印行小本，版权满期的文学书或科学书，每号价不过二十生丁。）

德国最大文学家歌德氏（Goethe）曾在莱比锡大学肄业，于其最著名剧本《弗斯脱》中，描写大学生生活，即在莱比锡的奥爱摆赫酒肆中（Auerbach），此酒肆为一地底室，有弗斯脱博士骑啤酒的壁画，我与诸同学亦常小饮于该肆。（及民国十年，我借林宰平君重到莱比锡，再访该肆，则已改造为美轮美奂的饭馆了。）普通演《弗斯脱》剧本的，都只演第一本，即法国人所译编的歌剧，也只有第一本。第二本节目太繁，布景不易，鲜有照演的。惟莱比锡因系歌德就学之所，而弗斯德于芬斯脱节（Fenste）之夜，正欲服毒，闻教堂之歌舞而中止，所以莱城剧院于五月芬斯脱节前后，特排日连演第一、第二之两本。我在莱城三年，每年届期必往观。

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德国学者所著美学的书甚多，而我所最喜读的，为栗丕斯（T.Lipps）的《造型美术的根本义》（Grnndlage der Bildende Kunst），因为他所说明的感人主义，是我所认为美学上较合于我意之一说，而他的文笔简明流利，引起我屡读不厌的兴趣。

编书、译书

此四年中，编《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译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册。

《中国伦理学史》，谓“孟子之杨朱即庄周为我即全己之义，《庄子》中说此义者甚多；至《列子·杨朱篇》乃魏、晋间颓废心理之产物，必非周季人所作”。又清儒中特揭黄梨洲、戴东原、俞理初三氏学说，以为合于民权、女权之新说。黄、戴二氏，前人已所注意，俞氏说，则孑民始拈出之。

《中国伦理学史》，虽仍用日本远藤隆吉氏《支那思想史》之三时期分叙法，叙述的材料，亦多取给于此书，而详其所略、略其所详的却不少。其中如六朝人的人生观与清代黄梨洲、戴东原、俞理初三氏之编入，为我最注意之点。

奉行素食

孑民在莱比锡时，闻我友李石曾言肉食之害，又读俄国托尔斯泰氏著作，描写田猎惨状，遂不食肉。尝函告我友寿孝天君，谓“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然我之蔬食，实偏重戒杀一义。因人之好生恶死，是否迷惑，现尚未能断定。故卫生家最忌烟酒，而我尚未断之。至节用，则在外国饭庄，肉食者有长票可购，改为蔬食而特饪，未见便宜。（是时局未觅得蔬食饭馆，故云尔。）故可谓专是戒杀主义也”。寿君复函，述杜亚泉君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孑民复致函，谓：“戒杀者，非论理学问题，而感情问题。感情及于动物，故不食动物。他日，若感情又及于植物，则自然不食植物矣。且蔬食者亦非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之蔬，一勺之水，安知不附有多数动物，既非人目所能见，而为感情所未及，则姑听之而已。不能以论理学绳之也。”

旅行经历

我在莱比锡三年，暑假中常出去旅行。德国境内，曾到过特来斯顿（Dresden）、明兴（München）、野拿（Jana）、都绥多菲（Dtisserdorf）等城市。德国境外，仅到过瑞士。往瑞士时，我本欲直向卢舍安（Lucean），但于旅行指南中，见百舍尔（Basel）博物馆目录中，有博克令（Bocklin）图画，遂先于百舍尔下车，留两日，畅观博氏画二十余幅，为生平快事之一。博氏之画，其用意常含有神秘性，而设色则以沉着与明快相对照，我笃好之。

我去欧洲，先后五次。其中，在德国耽搁的光阴最久，先后计算起来共有五年。在法国，差不多先后也有三年。在欧洲，旅行是很方便的，以我个人的感想，尤其是在德国。在大战以前，我们在德国，往来很自由，不要护照，简直和德国人一样。那时是在欧洲大学听讲的，到了暑假，便去德国名胜的地方游历，有时到瑞士去。瑞士的山水，是足以使人流连的，因为语言通，交通便，所以瑞士时常有我的足迹。

瑞士的确可爱，自然风景很好，设备很方便，瑞士的人又很和平。瑞士的人，对有色人种，并不注意。一样看待，一样亲爱，所以到瑞士去游历，总觉得很舒服。除了瑞士以外，还有法国南方及意大利边境一带，像丽士、蒙脱利爱，一直往南去，我都非常欢喜。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向阳的，海水是青天，所谓碧海青天，的确不错。在这许多地方去旅行，身心都感觉到非常愉快。

还有一点，我觉到越是冷的地方，越是清洁，如荷兰以北的丹麦、瑞典、挪威这几个国家，气候愈冷，他们愈注意清洁。至于气候热的地方，就大不相同了，甚至于愈热愈差，对于清洁，比较冷的地方，就相去得远了。

我在旅行的时候，除游览名胜而外，对于有美术馆的城市，格外注意，如德国的München——这个地名在英文好像读Munich（慕尼黑），意大利的Rome（罗马），Florence（佛罗伦萨），还有法国的巴黎，在每一个有美术馆的地方，我总是很细心地去看的。总括地说，我向来旅行，很注意三点：第一，是看一种不同的自然美；第二，研究古代的建筑；第三，是注意博物院的美术品。

响应辛亥革命

辛亥是我留德的第五年，我于丁末五月间经西伯利亚往德国。到柏林后，始知有徐伯荪先烈刺恩铭于安庆，及秋竞雄先烈等在绍兴遇害之事。上海报载，问官说：“汝受孙文指使吗？”（大意如此）徐先烈说：“我运动革命，已二十年，还要受别人指使吗？”驻德孙慕韩公使读到此，有点寒心，乃强作解嘲语说：“革命党真是大言不惭。”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间，差不多年年都有惊人的大事。例如丁未七月间，孙先生有钦廉之役。十一月，又有镇南关之役。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庆起义。庚戌，有汪精卫先生刺载沣之事。至于辛亥二月间，温生才先生刺杀孚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于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义，而告一大结束。我也于是年回国了。

辛亥八月中旬（阳历十月初旬），德国大学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学已开课。我因几位德国朋友的介绍，往维铿斯多中学参观。这中学是私立的，是较为革新的，在课程上，重顿悟不重记诵；在训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于会食前，诵一条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祷；注重音乐，除平时练习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学生得举行茶会，邀教员及男、女同学谈话。我寄住在此校教员宿舍中，历一星期，觉得他们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见德国报纸上，载有武汉起义的消息，有一德国朋友问我：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为革命党预备已很久了。不久，又接到吴稚晖先生一函（自伦敦来，或自巴黎来，我此时记不清了），以武汉消息告我，并言或者是一大转机，我辈均当尽力助成（大意如此）。我于是先到柏林，每日总往同学会，与诸同学购报传观，或集资发电，大家都很热烈地希望各省响应就是了。同学中，有一位刘庆恩君，稍稍做了一点可资谈助的事：同学会中，本有两面小龙旗，插在案上花瓶中。有一日，刘君把这龙旗扯破了，他去备了两面五色旗来替它。又有一日，来了一位使馆的秘书，带笑着说道：“袁宫保出来了，革命军势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样子。刘君骂道：“放屁！”就打他一个耳光，别人赶紧劝开，那秘书也只好悄悄地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个月光景，接陈英士先生电报，催我回国，我就从西伯利亚回来。

在动荡的民初岁月

力荐黄兴

到上海，正是黄克强先生由汉口来上海的时候，孙先生还没有到。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垫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出任教育总长

那时候，有十七省代表十七人齐集南京，将开会公举中华民国总统，这被举的当然是孙先生了。但是浙军的将领，因与光复会有关系，而又自恃是攻南京有功的，对于选举问题颇有异议。章君太炎时在黄浦滩某号屋中，挂了一个统一党的招牌有其弟子十余人左右之，其一即汪君旭东，并邀我寓其中。章君对于浙军将领的主张，甚注意，特嘱我往南京，与各省代表接洽，劝暂缓选举。我到南京后，晤几位代表，除湖南代表谭君石屏外，都主张举孙先生，也不赞成暂缓的办法。我归而报告，章君语我：“如孙果被举，组织政府时，我浙人最好不加入。”我那时候空空洞洞地漫应之。后来孙先生果以十六票被举为总统（湖南代表独举黄兴），欲组织临时政府，命薛仙舟先生来招我，将以任教育总长，我力辞之；薛先生说：“此次组阁，除君与王君亮畴外，各部均以名流任总长；而同盟会老同志居次长的地位；但诸名流尚观望不前，君等万不可推却。我今日还须约陈君兰生同去，备任财长，如君不去，陈更无望了。”我不得已而允之，即回寓取行装，章君引浙人不入阁之约以相难，扣我行装，我告以不能不一去，去而面辞，如得当，无问题，否则我当于报纸上宣布我背约之罪以谢君。章君之诸弟子，亦劝其师勿固执，乃容我往。我到南京后，见孙先生。面辞，不见许，乃拟一广告稿，寄章君之弟子，请其呈师订正，备发表。未几，其弟子来一函，说章君不愿发表云。

迎袁专使

孙先生将被举为总统的时候，诸名流的观察，袁世凯实有推翻满洲政府的力量，然即使赞同共和政体，亦非自任总统不可。若南京举孙先生为总统，袁成失望，以武力压迫革军，革军或不免失败，故要求孙先生表示“与人为善”之乐，于被举后声明，若袁氏果能推翻清廷，我即让位，而推袁氏为总统之惟一候补者。孙先生赞同而施行之，故清廷退位后，孙先生辞临时总统，而推袁世凯，袁世凯遂被举为总统。但孙先生及同盟会同志以为，袁世凯既被举为总统，应来南京就职，表示接受革命政府之系统，而避免清帝禅位之嫌，迭电催促，殊无来意，于是有派员之举，而所派者是我。

我的朋友说：这是一种“倒霉的差使，以辞去为是”。我以为我不去，总须有人去，畏难推诿，殊不成话，乃决意北行。此行同去者，有汪精卫、宋渔父、钮惕生、唐少川及其余诸君。凡三十余人，包定招商局“新裕”轮船。船中尽是同志，而且对时局都是乐观派，指天画地，无所不谈。我还能记得的是迁都问题，这是在南京各报已辩得甚嚣尘上的了。大约同盟会同志主张南迁的多，但在船中谈到这个问题，宋君渔父独主张不迁，最大的理由是南迁以后，恐不能控制蒙古。他的不苟同的精神，我也觉得可佩服的。船驶至天津左近，忽遇雾，停泊数日，在船中更多余暇，组织了两个会：一是六不会，一是社会改良会。

六不会是从进德会改造的。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诸君，以革命后旧同志或均将由野而朝，不免有染着官场习气的；又革命党既改成政党，则亦难保无官吏议员之竞争；欲提倡一种清净而恬淡的美德，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条件（已娶之妾听之），凡入会的均当恪守，进一步则有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五条，如不能全守，可先选几条守之：同船的人，除汪君外，大都抱改革政治的希望，宋君尤认政治为生命，所以提议删去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条，而名此通俗化之进德会为六不会，以别于原有之进德会。

社会改良会是唐君少川所发起，而各人都有提议的。对于家庭市乡、礼仪习尚、慈善迷信，或应排斥，或应改良，或应增设，都有所论列。删去重复，忆有五十余条。同人签名发起，共三十三人，首列的是我的姓名蔡元培，最后的是江苏蔡培，亦是凑巧之一端。此会条文及发起人名单，亿曾付印，但今已无从寻检了。

到北京时，在前门欢迎的，当然非常之多，有官吏，有商人，有学生，而我所特别注意的，乃是龙泉孤儿院的学生，特与其最前的一位握手，而且演说几句。后来我要离北京时，特偕同人往孤儿院参观一回，并于所携公款中提出千元捐助该院，这也是此行的一种特殊纪念。

袁世凯方面，以梅酢胡同之法政学堂校舍为招待所，大约是一所停办的学校，所以不见有一点学校的设备。除唐君自有住宅、汪君住在他处外，同行的人都住在招待所。与袁见面，谈南行就职事，渠表示愿行，说肯想一脱离这个臭虫窝的方法，惟军队须有人弹压，如芝泉（段祺瑞）肯负责，我即束装。但袁派要人见面的，都力持袁不能南下之说。我的任务是迎袁，不能不力说南下之无害，相持了数日，一日（29日）晚餐后，我在钮君室闲谈，适汪君亦来，正谈笑间，忽闻啪啪的声音，有说是爆竹的声音，但钮君惕生说：“我是军人，听得出是排枪声，恐有变。”用电话到陆军部问，说的是第三师兵变。大门口亦有枪声，有人来报告，卫兵已不知去向了。于是大家主张由后面出去。有一人知道后墙对面，是一个青年会西人的住宅，先与接洽借住一夜。我等十余人觅后门不得，乃从小屋上逾墙而出，在西人客厅中兀坐至翌晨，始改寓六国饭店。

第二日，孙慕韩最先来慰问，说：“昨夜我正在总统处，总统闻兵变，即传令须切实保护梅酢胡同，并说‘人家不带一兵，坦然而来，我们不能保护，怎样对得住？’后来变兵闹得凶起来，左右请总统进地下密室，总统初不允，我等苦劝之，彼遂进密室，而我亦暂避六国饭店来了。”这一番话是否靠得住，也就无从证明。

闻变兵口号：“袁宫保自己要到南京做总统去，不要我们了！我们还是各人抢一点，回老家去！”所以这一夜没有杀人放火，就是抢劫；抢到的就往乡间逃；而兵变的夜间，统兵的将领，不敢派未变之兵出去弹压。第二日，始派兵巡查，变兵渐渐绝迹了。而直隶等省，有几处承风而起，也闹着兵变。

于是袁派的更振振有词了：袁总统尚未离北京，已经闹到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乱；这些话是人人的口头禅了。我们到北京迎袁的人，当然不敢擅主，请示于孙先生，往返磋商，结果准袁世凯在北京就总统职，在□月□□日（3月10日）举行就职典礼。我们变相的使节就此完毕，而回南京。

继任教育总长

当我们将离北京以前，唐君少川商拟一内阁名单，得袁同意，仍以我为教育总长。我力辞之，乃易为范君静生。到南京后，范君闻此消息，忽出京，不知所之；又有人散布谣言，谓以范易蔡，乃因蔡迎袁无效而受惩。以此种种原因，孙先生及唐君等定要我继续任职。我托人询范君以可否屈任次长，渠慨然愿任，我于是仍为教育总长之候补者，提出于参议院而通过。

我所做的教育改革

我在国务院中做了几个月尸位的阁员，然在教育部方面，因范君静生及其他诸同事的相助，颇有可以记录的事情。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我为提倡补习教育、民众教育起见，于教育部中增设社会教育司，以防止牵涉孔教，特请研究宗教问题之夏君穗卿任司长。不意我与范君离部以后，汪君伯棠代理教育总长时，夏君竟提议社会教育有提倡社会主义的嫌疑，须改名云云，我闻之甚为诧异。

我与范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又鉴于高等师范学校之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的充之（仿德国制）。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现一个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仿德国大学制），但在各大学未易实行。北京大学曾设一国学研究所，清华、交通等大学继之，最近始由教育部规定各国立大学所应设立科目。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未曾实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四十六岁（民国元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

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除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按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超越党派

我既任教育总长，次长为景君大昭，乃邀钟宪鬯先生及蒋竹庄、王小徐、周豫才、许季茀、胡诗庐诸君同为筹备员，从事于本部组织、学制改革、学校登记等事。景君未尝推举一人，亦不问部事，惟有时与我谈话而已，盖景君是一不羁的文学家，又热心党务，对于簿书期会等事，殊不耐烦。但是我到北京后，景君代理，景君忽开数十人名单，加以参事、司长、科长、秘书等名义，而请总统府发委任状，除旧有各员外，大抵皆文学家而非教育家。在景君之意，为彼等先占一地位，庶北迁时不致见遗。但蒋、钟诸君深不以为然，我归南京，联名辞职。乃开一会议，我声明次长此举，固是美意，但不为其他教育行政的专家留若干地位，使继任的长官为难。又多人即被委任，而或为后任长官所淘汰，则反使本人难堪，不如乘此尚未正式发表之时，取消它。多数赞同我说，景君亦不反对，遂将几十张委任状送还总统府。闻秘书长胡君汉民深怪我此等举动，对于本党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故政府北迁时，有人请胡君介绍入教育部，胡君对以“别部则可，教育部不能”。我那时候只有能者在职的一个念头，竟毫没有顾到老同志的缺望，到正式组织时，部员七十人左右，一半是我所提出的，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经验的多一点，却都没有注意到党派的关系。

唐绍仪内阁

那时候唐君所提出之阁员名单，除外交陆君子欣、陆军段君芝泉、内政赵君智庵、财政熊君秉三、交通施君植之外，司法王君亮畴、农林宋君渔父、工商陈君英士与我皆同盟会会员。唐君少川亦已入会，会员与非会员各得五人。到北京组织政府。陆君尚未回国，外交由唐君兼任，陈君英士不到，由次长王君儒堂代理。施君因常受同盟会会员不得意者之语责，谓：“汝有何功于革命而据此高位？”表示消极，不常到国务会议。国务会议中，显然分为两派，袁派要用总统制，同盟会派要用责任内阁制。袁则用责任内阁之名而行总统制之实，军政、财政及任免名单，皆由总统府决定而后交政府发表。熊君、赵君常常不参加会议，袁派惟段君一人来敷衍，事事以迎合总统为要点。我那时尚是书生，常与争执，其实皆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两方所集中致力的只有借款，一方由熊君出面，一方由唐君出面，各以捷足先得为快，然皆不成。有一次，熊君借成一小款，用英文合同送国务会议求承认，唐君与二王君提出有一二字用得不妥，然为总统所已决之办法，亦无法反对。

于是宋君忍不住了，以为政府已成立若干日，而尚无大政方针发表，殊不成话，愿任起草，同事当然赞成，草定后，在会议中传观一次，宋君亦有说明，都表示同意；盖宋君为同盟会中惟一之政治家，与进步党之汤济武、林宗孟诸议员有交情，提出后可望通过。但尔时惟一之难关是财政，故文中亦以财政为重要部分，虽用总理名义提出议会，而临时非财长加以说明不可；于是知照议会，定期全体阁员到会，有重要报告。在熊君方面，习惯于总统独断独行之方便，且对于农林总长之越俎代庖，尤为不快，于是在出席议会之前一日晚间，突借黄君克强为国民捐问题攻讦财长之电，驰函辞职，派员慰留，避匿不见。第二日出席议会，不能提出政策，仅报告政府困难情形，全体议员都有点诧异。有一进步党议员就责问总理，谓闻总理曾借到比款一千万，用途如何？何以不能报告？……这真是亡国总理。唐君愤愤，几不能置答。宋君要求代为说明，而议员又不许，遂空空洞洞地退席。

唐君已洞悉袁氏对于己之不信任，欲借议会中“亡国总理”之丑诋而辞职。各方面都慰留他，他亦无法决去，又敷衍了好几日。我也忍不住了，有一夜，我约了唐、宋、王、王四君密谈。我说目前情形，政府中显分两派，互相牵掣，无一事可以进行。若欲排斥袁派，使吾党同志握有实权，量力审势，决无希望。不如我辈尽行退出，使袁派组成“清一色”的政府，免使吾辈为人诽谤，同归于尽。尔时宋君不甚以为然，但亦没有较善的办法可以打破僵局的。于是决定，俟有适当机会时，吾党同志全体去职。

唐君担任组阁时，孙先生方面本也有几种条件：一是唐君必先加入同盟会，一是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必须维持外，须以王铁珊为直隶都督等等。在征袁同意时，袁亦含糊答应，唐君以为不成问题。不意唐君进同盟会一举，既引起袁派老同事的排挤，而直隶都督问题，又迟迟不肯发表；促之，则袁派用“釜底抽薪”法，劝王君铁珊离京，表示不任直督之决心；王君见风使帆，飘然而去。唐君一方面惧受吾党之诘责；一方面窥见袁氏对于同盟会、对于唐君个人已表示不再敷衍之端倪。而且他与袁共事多年，知道袁对于一个人有疑忌了，不管有交情无交情，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若公然辞职，危险殊甚。乃于□月□□日晨间与一西妇同车，赴车站，乘火车往天津，到天津寓所后，始电请辞职。照例慰留，唐君决不肯回，而陆君子欣适已回国，乃由陆君以外交总长代理总理，国务会议乃照常开会。我与二王及宋君亦联带辞职，袁派认为“拆台”，竭力挽留，梁君燕孙奔走最勤，宋君颇不以我等显然反袁为然。然我因有□日夜间之决议，持之甚坚，卒于同时去职。

再度赴德

我长教育部的时候，兰普来西氏曾来一函，请教育部派学生二人，往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相助，我已于部中规定公费额二名，备择人派往，人选未定，而我去职。南归后，预料政治上的纠纷方兴未艾，非我辈书生所能挽救，不如仍往德国求学；适顾君孟余亦有此意；我遂函商范君静生，告以与顾君同往德国之计划，请以前所规定之公费额二名，分给我与顾君二人，范君复函批准。我遂于□月□□日偕黄夫人及威廉、柏龄启行，顾君亦偕其夫人同行。记得所乘之船为奥国的Africa（阿非利加号）。偕妇孺作远游，尚是第一次，幸有顾君及顾夫人助为照料，得减除许多困难。

到德国后，仍住莱比锡。兰普来西要求我供给中国文明史材料，我允之。拟由我起中文稿，由顾君译成德文。但顾君因肺疾，与莱比锡之空气不相宜，医院的设备亦不完备，不得已而迁柏林。译事用通讯，亦无妨。

二次革命

国内忽有宋君渔父被刺案，孙先生力主与袁世凯决裂，招我等回国，陈君英士自上海来电催促，遂与汪君精卫约期，由西伯利亚回国。到大连后，从弟国亲来接。国亲于同盟会初成立的时候，在本党尽力不少；留学日本以后，渐接近于稳健一派，此次来接，实欲阻我入国。由国亲观察，国民党（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恐将为袁世凯所消灭，不如不卷入旋涡为妙。但我既有回国的决心，万不能到大连而折回，遂由大连到上海。

宋君之所以遇害，因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以后，吸收了许多进步党的人物，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宋君挟这些势力以要挟袁世凯，要求袁于被选为总统后，必依照宋君所计划的责任内阁。袁不能从。宋君改而运动黎君宋卿，预备以黎易袁，这就是袁派所以暗杀宋君的原因。宋君遇害以后，由凶手武士英而求出应桂馨，又由应所保留的电报而求出洪述祖、赵秉钧以至袁世凯，公认为无疑的铁案了。

孙先生正游日本，闻宋案，即回国，力主兴师讨袁。然国民党所能调动的军队，除江西、广东两省外，均归黄君克强节制，黄君知实力不足，迟疑不敢发难。黄君部下，以第八师为最精锐，其两旅长，一为福建王君用功，一为湖南黄君开第，均为黄君克强至好，而师长则为冯国璋之女婿，借作保护色，使不为袁派所忌。其中马队、炮队等设备，尚未完全，正拟逐渐增置，以为南方之模范师，不欲轻动。其他各师，亦均视第八师之动静为标准。故主战派以运动第八师为第一招。适李君协和自江西来，亦主战，主往南京运动第八师，以我与王君在爱国学社中相识，约同去。到达后，王君方卧病，在床边与之熟商，王君以为毫无把握，遂废然而反。是时赵君竹君约我与汪君精卫往谈，称北京方面愿与黄君筹妥协的办法，于是我与汪君日往来于黄赵之间，磋商条件。有一日，忽得南京电，第八师决动员，招汪君与我往，起通电草。我等两人遂同往。盖第八师下级军官均受主战派运动，跃跃欲试，旅长无法阻止也。于是战端起。不久而国民党的军队在南京、江西、广东各地者均失败。

游学法国

1913年秋，孑民复偕眷属赴法国，住巴黎近郊一年。欧战开始，遂迁居法国西南境，于习法语外，编书，且助李石曾、汪精卫诸君办理留法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不能如留德时之专一矣。

在法，与李、汪诸君初拟出《民德报》，后又拟出《学风杂志》，均不果。其时编《哲学大纲》一册，多采取德国哲学家之言，惟于宗教思想一节，谓“真正之宗教，不过信仰心。所信仰之对象，随哲学之进化而改变，亦即因各人哲学观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谓信仰自由。凡现在有仪式有信条之宗教，将来必被淘汰”。是孑民自创之说也。

孑民深信徐时栋君所谓《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明珠食客之说。随时考检，颇有所得。是时应《小说月报》之要求，整理旧稿，为《石头记索隐》一册，附月报分期印之，后又印为单行本。然此后尚有继续考出者，于再版、三版时，均未及增入也。

其时又欲编《欧洲美学丛述》，已成《康德美学述》一卷，未印。编《欧洲美术小史》，成《赖斐尔》一卷，已在《东方杂志》印行。为华工学校编修身讲义数十首，《旅欧杂志》中，次第印行。

主持北大的六年

出任北大校长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破除读书做官的旧观念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地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这种标准，虽不是一时就能完全适合，但我们总是向这方面进行。

调整学科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侯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充实文理法科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只有王亮畴、罗钧任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只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鲠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只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沟通文理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孑民又发现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于哲学，而应用物理、生理的仪器及方法。进化学，为现代哲学之中枢，而以地质学、生物学为根底。彼此交错之处甚多。故提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及教育调查会之赞成，由北京大学试办。

采行选科制

又发现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而其弊又传染于同学。适教员中有自美国回者，力言美国学校单位制之善。遂提议改年级制为单位制，亦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通过，由北京大学试办。

北大国史馆

国史馆停办后，仿各国例，附入北京大学史学门。孑民所规划者，分设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通史先从长编及辞典入手。长编又分政治史及文明史两部。政治史，先编记事本末及书志，以时代为次，分期任编，凡各书有异同者，悉依原文采录之，如马骕绎史之例。俟长编竣事，乃付专门史学家，以一手修之为通史，而长编则亦将印行以备考也。文明史长编，分科学、哲学、文学、美术、宗教等部，分部任编，亦将俟编竣，而由文明史家一手编定之。辞典，分地名、人名、官名、器物、方言等，先正史，次杂史，以次及于各书，分书辑录，一见，再见，见第几卷第几页，皆记之。每一书辑录竟，则先整理之为本书检目。俟各书辑录俱竣，乃编为辞典云。两年以来，所征集之材料及纂辑之稿，已粲然可观矣。

以美育代宗教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请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孑民对于宗教，既主张极端之信仰自由，故以为无传教之必要。或以为宗教之仪式及信条，可以涵养德性，孑民反对之，以为此不过自欺欺人之举。若为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盖人类之恶，率起于自私自利。美术有超越性，置一身之利害于度外。又有普遍性，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是也。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曾于江苏省教育会及北京神州学会演说之。

提倡体育运动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

除组织学生军外，北大还设体操部，请周思忠担任导师，规定“无论哪系学生，此两部中必须认定一部，作为必修的功课；均需用心练习，不能敷衍了事”。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这是我们公认的。人的健全，不但靠饮食，尤靠运动。这也是我们公认的。运动的必要，本来无疑。我们校内，有个体育会，每个学生都交体育费，就是要人人都有运动的机会。

劳工神圣

孑民又提倡劳工神圣说，谓：出劳力以造成有益社会之事物，无论所出为体力，为脑力，皆谓之劳工。故农、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劳工也。商业中，惟消费公社，合于劳工之格。劳工当自尊，不当羡慕其他之不劳而获之寄生物。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我的办学方针

孑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曾于《北京大学月刊》之发刊词中详言之：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惟心论与惟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我与学生运动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四五月间，因《巴黎和约》允许日本得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舆论主张我国全权代表不签字于该约；而政府中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不赞成。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学生联合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为此问题示威游行，到曹汝霖宅前破门而入，适见有火油一箱，遂试纵火，偶然有一人出，群以为即汝霖，攒殴之，后始知为宗祥。未几，巡警至，大捕学生，学生被捕的数十人。我与各校长往警察总监处具保，始释放。但学生以目的未达，仍派队分途演讲，巡警又捕学生。而未被捕的学生仍四处演讲，且人数日益加多。巡警捕拘不已，拘留所不能容，乃以北大之第三院在北河沿者为临时拘留所。拘学生无数，于是各地方均设学生联合会，各校均罢课。而留法学生也组织敢死队，包围我国的全权代表，要求不签字于和约。政府亦知众怒难犯，不能不让步，于是不签字的要求，终于达到了。但是学生尚有一种要求，是罢免曹、陆、章。政府迟迟不肯发表；学生仍罢课，仍演讲，北平[京]、天津、上海等工商界也为学生所感动，而继起要求，如政府再不执行，将有罢市、罢工之举。于是罢免曹、陆、章之令乃下。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大概。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政府的办理不善，深可慨叹；一方面是学生的热诚与勇敢，很可佩服。有人疑从此以后，学生将遇事生风，不复用功了。而结果乃与之相反，盖学生在此次运动中，得了两种经验：一是进行的时候，遇着艰难，非思想较高、学问较深的同学，不能解决，于是人人感力学的必要。二是专靠学生运动，政府还是不怕，直到工商界加入，而学生所要求的，始能完全做到。觉得为救国起见，非启发群众不可。所以五四以后，学生一方面加紧用功；一方面各以课余办平民夜校、星期演讲及刊布通俗刊物，这真是五四运动的收获。

在我呢，居校长的地位，即使十二分赞助学生，而在校言校，不能不引咎辞职；所以于五日即递辞呈。八日，闻政府已允我辞职，别任马君其昶为校长。我深恐发表以后，学生有拒马之举，致涉把持地位之嫌疑，故于九日赴天津，广告于《晨报》称：“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已正式辞去”等语，表示我之去京，实为平日苦于应接不暇之烦忙，而亟思休息也。

不意政府任命马君之事未能实现；而谋攫取北大校长之地位的是胡君仁源。胡君曾为南洋公学特班生；有哲学思想，文笔工雅，我甚器重之。后来留学英国，习工科，以性近文哲的学生肯习工艺，尤为难得。民国五年，任北大工科学长，并代理校长。余到北大后，仍请任工科学长。而彼不愿，遂改聘他人。以曾经代理校长的人来任校长，资格恰好。但推戴胡君的人，手段太不高明。他们一方面运动少数北大学生，欢迎胡君；一方面又发表所谓燃犀录，捏造故事，丑诋我及沈尹默、夏浮筠诸君，于是激起大多数北大学生的公愤，公言拒胡，并查明少数迎胡之同学而裁制之；胡君固不敢来，而政府亦不愿再任他人，乃徇北大教职员及学生之请而留我。

我自出京后，寓天津数日，即赴杭州，寓从弟国亲家，后又借寓西湖杨庄，满拟于读书之暇，徜徉湖山。奈北大纠纷未已，代表迭来，函电纷至，非迫我回京不可。经多次磋商，乃于七月十四日，与蒋君梦麟面商，请其代表到校办事，蒋君于十六日赴北京。又经函电商讨，我直至九月十日启行，十二日到北京，重进北大。

开放女禁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长沙讲学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我五十四岁。

暑假中，湖南学者周鲠生、杨端六诸君乘杜威留京，罗素新自英来的机会，发起长沙讲演会；北京各校著名的教授都被邀，我也参与。那时谭君组庵任湖南省长．招待我们。我讲了四次，都是关乎美学的。（实际讲了12次，其中有关美学的6次。演讲的题目依次为：《美术的价值》、《何谓文化》、《对于学生的希望》、《中学的教育》、《美术的进化》、《学生的责任和快乐》、《对于师范生的希望》、《中学的科学》、《美学的进化》、《美术与科学的关系》、《美学的研究法》、《美化的都市》。我曾把演说稿整理过，载在《北京大学月刊》。

欧美教育考察

这时候，张作霖、曹锟等深不以我为然，尤对于北大男女同学一点，引为口实。李君石曾为缓和此种摩擦起见，运动政府，派我往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适罗君钧任正由政府派往欧美考察司法情形，遂约定同行。遂于十一月下旬赴上海，乘一法国邮船于十二月下旬到法国。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我五十五岁。

一月，我方从法国到瑞士日内瓦，接蒋梦麟、谭仲逵二君电，痛悉黄夫人仲玉已于一月一日去世，哀哉！溯我从湖南回北京的时候，夫人已病，延法国医生诊疗，渐瘥，并为我整理行装。我行后，在船中曾以无线电询病状，亦得“渐瘥”的复电，不意到欧不数日而得此噩耗，我心甚痛，作祭文一首。

这一年的一月十八日赴法国，往来巴黎、里昂间。二月十二日到比利时。十六日又到法国。三月十三日到德国。二十八日到奥国。四月一日到匈牙利。五日复到瑞士。十日复到法国。十三日往意大利。二十四日复到法国。二十九日到荷兰。五月三日到英国。十七日复到法国。六月一日到美国。十日到加拿大。十四日又到美国。三十日上船。八月六日到檀香山，受教育部委托。参加太平洋教育会议。二十九日上船，九月九日到日本。十四日到上海。十八日回北京。

我在意大利时，四月十九日，得里昂传来宋汉章君电，知从弟国亲去世。国亲比我小十四岁，甚有才干；我的运动革命，推行教育，得他的助力很多。曾在司法界服务，现已入金融界，前途甚有希望；竟不永年；可惜可哀！

教育独立议

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著名的《教育独立议》一文，提出教育应摆脱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而独立。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不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教育是进步的：凡有学术，总是后胜于前，因为后人凭着前人的成绩，更加一番功夫，自然更进一步。教会是保守的：无论什么样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教育是共同的：英国的学生，可以读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学；印度的学生，可以用德国人所造的仪器，都没有什么界限。教会是差别的：基督教与回教不同；回教又与佛教不同。不但这样，基督教里面，天主教与耶稣教又不同。不但这样，耶稣教里面，又有长老会、浸礼会、美以美会等等派别的不同。彼此谁真谁伪，永远没有定论。只好让成年的人自由选择，所以各国宪法中，都有“信仰自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

离开北大

我在民国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会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地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国民政府时代

响应北伐

我于十五年二月依教育部电促返国。是时，我尚未辞去北大校长。抵沪，适平、津交通断绝，无法北上。乃留沪参加皖、苏、浙三省联合会，该会系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之组织。浙江省科学院筹备处成立，推我兼任正主任。是年冬，我任浙江政治分会委员，赴宁波出席会议。时北洋军阀在浙又占优势，分会委员分途暂避，我与马夷初氏同往象山，又改往临海，再乘带鱼船往福州。

我在福州及厦门阅两月，由集美学校借捕鱼船送至温州，又换船至宁波，再由宁波到杭州，参加浙江政治分会。国民政府成立，遂进京，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任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试办江苏、浙江、北平三大学区。

出任大学院院长

我六十一岁至六十二岁（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的组织，与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议试行大学区制，选取此名。大学区的组织，是摹仿法国的。法国分全国为十六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区内各种教育事业，都由大学校长管理。这种制度优于省教育厅与市教育局的一点，就是大学有多数学者，多数设备，绝非厅局所能及。我们为醉心合议制，还设有大学委员会，聘教育界先进吴稚晖、李石曾诸君为委员。由委员会决议，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苏、浙江试办大学区。行了年余，常有反对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学”，有蔑视普通教育的趋势，提议于大学院外再设一教育部的。我遂自动地辞职，而政府也就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试办的三大学区，从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学院的时候，请杨君杏佛相助。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正与民国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践，以他所长补我之短一样。

大学院时代，院中设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后来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图书馆。

大学院时代，设国立音乐学校于上海，请音乐专家萧君友梅为校长（第一年萧君谦让，由我居校长之名）。增设国立艺术学校于杭州，请图画专家林君风眠为校长。又计划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但此会开办时，我已离大学院了。

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他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

主持中央研究院

我于六十一岁时，参加中央政治会议，曾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诸君提议在首都（当时为南京）、北平、浙江等处，设立研究院，通过。首都一院，由大学院筹办，名曰国立中央研究院。民国十七年开办，我以大学院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我离大学院后，专任研究院院长，与教育界虽非无间接的关系，但对于教育行政，不复参与了。

淡出世事

蔡元培一生勤奋，至1935年68岁高龄时，他在社会上的兼职仍有二十余项，为更好地从事主要工作和学术研究，就在这一年的7月，蔡元培发表启示，原文如下：

以元培之年龄能力，聚精会神，专治一事，犹恐不免陨越；若再散漫应付，必将一事无成。今自八月起，画一新时期，谨为下列三项之声明，幸知友谅之。

（一）辞去兼职

荀子有言：“行衢道者不至。”又曰：“鼯鼠五技而穷。”治学治事，非专不可。余自民元以来，每于专职以外，复兼其他教育文化事业之董事及委员等，积累既久，其数可惊。“老者不以筋力为礼，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虽承各方体谅，不以奔走权门、创捐巨款相责。而文书画诺、会议主席以及其他排难解纷、筹款置产之类，亦已应接不暇。衰老之躯，不复堪此。爰次第辞去。略如下方；其所不及，以此类推。

中国公学校董兼董事长

上海法学院校董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董兼主席校董

苏州振华女学校董

南通学院校董

北平孔德学校校长

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故宫博物院理事及理事长

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

爱国女学校董兼主席校董

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员

中华慈幼协会会员

中国经济统计社社员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

国际问题研究会会员

音乐艺文社社员

大同乐会董事及副董事长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监事

杭州农工银行监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二）停止接受写件

余不工书，而索书者纷至，除拨冗写发者外，尚积存数百件。方拟排日还债，而后者又接踵而至，将永无清偿之一日。今决定停收写件，俟积纸写完，再行定期接受。

（三）停止介绍职业

事需人，人需事，谙悉两方情形者，本有介绍之义务。然现今人浮于事，不知若干倍。要求介绍者，几乎无日无之，何厚于此，何薄于彼！一而二，二而三，以至于无穷；遇有一新设之机关、或机关之长官更迭时，则往往同时、同处接到我多数之介绍函，其效力遂等于零。在我费无谓之光阴，在被介绍者耗无谓之旅费，在受函者亦甚费无谓之计较与答复，三方损失，何苦而为之！近日政府有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社会有职业指导所，各报亦有“自我职业介绍”及“谋事者鉴”等栏；且现在各国失业调查及救济之方策，我政府亦必将采用。个人绵力，乞可小休。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蔡元培谨启

客居香港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蔡元培先生忧怀国事，每每欲往国外，争取友邦同情。民国二十七年春，移居香港，即迁往九龙柯士甸道新寓。

蔡元培先生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日在九龙寓所失足倒地，伤及内脏，虽经输血手术治疗，终以年高体弱，疗效甚微，到五日晨九时四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怀念故友

书杜亚泉先生遗事

余之识亚泉先生，始于民元前十三年。是时，绍兴有一中西学堂，余任监督，而聘先生任数学及理科教员，盖先生治学，自数学入手，而自修物理、化学及矿、植、动物诸科学也。学堂本有英、法两种外同语，而是年又新增日文。先生与余等均不谙西文，则多阅日文书籍及杂志，间接地窥见世界新思潮，对于吾国传统的学说，不免有所怀疑。先生虽专攻数理，头脑较冷，而讨寻哲理、针砭社会之热诚，激不可遏。平时各有任务，恒于午膳、晚餐时为对于各种问题之讨论。是时，教职员与学生同一膳厅，每一桌，恒指定学生六人、教职员一人。其余教职员则集合于中间之一桌，先生与余皆在焉。每提出一问题，先生与余往往偏于革新方面，教员中如马湄莼、何阆仙诸君，亦多表赞同；座中有一二倾向保守之教员。不以为然，然我众彼寡，反对者之意见，遂无由宣达。在全体学生视听之间，不为少数旧学精深之教员稍留余地，确为余等之过失，而余等竟未及注意也。卒以此等龃龉之积累，致受校董之警告，余愤而辞职，先生亦不久离校矣。

先生本号秋帆，到上海后，自号亚泉。先生语余：“亚泉者，氩线之省写；氩为空气中最冷淡之元素，线则在几何学上为无面无体之形式，我以此自名，表示我为冷淡而不体面之人而已。”编印《亚泉杂志》，提倡数理之学。

未几，先生膺南浔庞君清臣之聘，长浔溪中学，所请教员，均为一时知名之学者。然终以一化学教员之故，校中忽起风潮。余时在爱国学社，特往南海调停，无效。先生卒以是辞职，而浔溪中学亦从此停办矣。

余长爱国女学时，先生与寿孝天、王小徐诸君，均为不支薪俸之教员，先生所教者为理科。

嗣后，先生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服务三十年，所编教科书甚多，大抵关于数理，余非习数理者，不敢妄论。余终觉先生始终不肯以数理自域，而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三十余年，未之改也。最近，先生曾在其子弟所设之中学，试验人生哲学的谈话。就近人编译书籍中，选其足以开发青年思想者数种，劝学生阅读；又就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科学中，编辑其新颖警切的理论，每周为学生讲述一次；尤于各科学的名词界说，为学生逐一检查词典，严密注意。后因学校停办，先生乃取搜集的材料，加以扩充与整理。编为《人生哲学》，作为高级中学教科书，于十八年八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分三大部分：（一）人类的机体生活（生理的）；（二）人类的精神生活（心理的）；（三）人类的社会生活（伦理的）。而前方冠以绪言，后方结以人生的目的和价值与人生问题和人生观二章。中学教科之人生哲学，本为旧日伦理学教科之改名，旧日伦理学中，虽亦有关于卫生及养心之说明，然皆甚略。先生此书，说机体生活及精神生活，占全书三分之二，以先生所治者为科学的哲学，与悬想哲学家当然不同也。先生既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如惟物与惟心，个人与社会，欧化与国粹，国粹中之汉学与宋学，动机论与功利论，乐天观与厌世观，种种相对的主张，无不以折中之法，兼取其长而调和之；于伦理主义取普泛的完成主义，于人生观取改善观，皆其折中的综合的哲学见解也。先生之行己与处世，亦可以此推知之。

（《新社会半月刊》，第六卷第二号，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记宗仰上人轶事

上人本姓黄氏，江苏常熟人，出家后，法号宗仰。受翁叔平氏熏陶，能为诗古文辞。其所发表之诗文，自署乌目山僧；但当时报纸，亦有称为黄中央者。

余与上人相识，由蒋观云氏介绍。其时上海有一日报曰《大同》，不能支持；而上人正在哈同花园罗伽陵夫人处主持佛事，颇愿尽力于革新之事业，乃由罗夫人出款，接办《大同日报》，而观云为之编辑。

上人曾为罗夫人印释藏全部，但不甚流通。

民元前十一年冬，观云与林少泉、陈梦坡、吴彦复诸氏发起爱国女学，上人亦赞同之，商诸罗夫人，助经费，至前四年始截止。

前十年，南洋公学学生全体退学，除少数家居上海，或有戚族在上海可依止者外，大多数均寓旅馆；推代表向中国教育会求助。教育会开会讨论，上人谓：“一切旅费，可由我担任。”退学生赖以维持，至爱国学社成立而后止。其款亦罗夫人所出也。

前九年，中国教育会改选职员，举上人为会长。五月，学社社员不满意于中国教育会，于报端揭《敬谢教育会》一文；教育会开评议会，决定态度，余主张听学社独立，多数赞同。上人乃以中国教育会会长名义发布《贺爱国学社之独立》一文答之。时章太炎氏亦为评议员，独反对学社独立，乃函促各评议员之在他地者来上海开会，取消前此议决案。上人与余遂不复与闻爱国学社事。

上人曾游日本一次，时中山先生适在日，盘桓颇久。上人归国后，曾为我说中山先生轶事。民元前一年，中山先生自海外归来，上人先得讯，雇一小汽船到吴淞迎之。

《蔡元培先生全集》

章太炎革命行述

章氏幼年情形，本人不甚深知。某年，余由杭去临安，过余杭，始初识章氏，时年二十有余，方作《訄书》也。辛丑，章即去发辫，徜徉过市，复倡排满革命之说，邻里侧目。章氏太炎之名，实慕明末清初学者黄太冲、顾炎武之为人而取。时杭州有《经世报》者，章常著论辱骂政府，鼓吹革命。终因环境关系，未久，即来上海，为《苏报》、《民报》撰稿。迨“苏报案”发，章及多人被捕。他人即经营救出狱，惟章以《驳康有为书》中，有骂光绪为“小丑”字样，经判禁西牢三年，与陈蜕庵同狱。余时往探视，并递送书籍及零用钱。出狱时，章剃一光头，人谓恐风吹伤脑。章笑曰：刀尚不怕，乌论风吹。乃东渡日本，在东京讲学，听者均年长于章，而国学根蒂甚深者，一时对留东学生影响甚大。复在北京大学及现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中，不乏章氏彼时之高足。中年而后，犹不忘情政治，对时局时有通电，发表主张。近年复致力讲学，惜未竟全功，而遽归道山，殊人怀念不置。

（《申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

追悼曾孟朴

我是四十多年前就知道曾君表（曾孟朴的父亲）先生了。那时候，我正在李莼客先生京寓中课其子；而李先生于甲午年去世，他的几位老友与我商量搜集李先生遗著的事，我所以知道君表先生。最近两年，我在笔会里常见到虚白先生。然而，我始终未曾拜见孟朴先生。今所以参加追悼的缘故，完全为先生所著的《孽海花》。

我是最喜欢索隐的人，曾发表过《石头记索隐》一小册。但我所用心的，并不只《石头记》，如旧小说《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以至于最近出版的《轰天雷》、《海上花列传》等，都是因为有影事在后面，所以读起来有趣一点。《孽海花》出版后，觉得最配我的胃口了，它不但影射的人物与轶事多，为以前小说所没有，就是可疑的故事，可笑的迷信，也都根据当时一种传说，并非作者捏造的。加以书中的人物，半是我所见过的；书中的事实，大半是我所习闻的，所以读起来更有趣。

我对于此书，有不解的一点，就是这部书借傅彩云作线索，而所描写的傅彩云，除了美貌与色情狂以外，一点没有别的。在第二十一回中叙彩云对雯青说：“你们看看姨娘，本来不过是个玩意儿，好的时候抱在怀里，放在膝上，宝呀贝呀的捧。一不好，赶出的，发配的，送人的，道儿多着呢。就讲我，算你待得好点儿，我的性情，你该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该明白了；当初讨我的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什么三从四德，三贞九烈；这会儿做出点儿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没什么稀罕。”似乎有点透彻的话，可以叫纳妾的男子寒心；然而她前面说：“我是正妻，今天出了你的丑，坏了你的门风，叫你从此做不成人，说不响话，那没有别的，就请你赐一把刀，赏一条绳，杀呀，勒呀，但凭老爷处置，我死不皱眉。”可见她的见地，还是在妻妾间的计较，并没有从男女各自有人格的方面着想。所说“出丑”、“坏门风”、“做不成人，说不响话”，完全以男子对于女子的所有权为标准，没有什么价值。彩云的举动，比较有点关系的，还是拳匪之祸，她在瓦德西面前，劝不妄杀人，劝勿扰乱琉璃厂，算是差强人意。后来刘半农、张竞生等要替她做年谱、谋生计，还是这个缘故。观孟朴先生“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称：初稿是光绪三十二年一时兴到之作，是起草时已在拳匪事变后七年，为什么不叙到庚子，而绝笔于“青阳港好鸟离笼”的一回？是否如西施沼吴以后（彩云替梁新燕报仇）“一舸逐鸱夷”算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文法？但是第二十九回为什么又把燕庆里挂牌子的曹梦兰先泄露了？读卷端台城路一阕，有“神虎营荒，鸾仪殿辟，输尔外交纤腕”等话，似是指彩云与瓦德西的关系。后来又说：“天眼愁胡，人心思汉，自由花神，付东风拘管。”似指辛亥革命。是否先生初定的轮廓，预备写到辛亥，或至少写到辛丑，而后来有别种原因，写到甲午，就戛然而止？可惜我平日太疏懒，竞不曾早谒先生，问个明白，今先生去世了，我的怀疑，恐永不能析了。这就是我追悼先生的缘故！

（《宇宙风》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哀刘半农先生

刘先生死了！为青年模范的刘先生，是永远不会死的！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说学者心理上进展的状况，是最好没有的了。从各种科学中或一种科学的各方面中，择自己性所最近的专研起来，这是知的境界。研究开始了，渐感到这种工作的兴趣。废寝忘食，只有这惟一的嗜好，这是好的境界。学成了，在适当的机会应用起来，搜罗新材料，创造新工具，熟能生巧，乐此不疲，虽遇到如何艰难，均不以为意，这是乐的境界。我个人所见到的刘先生，真是具此三种境界的。

刘先生早年求学的状况，我知道的不多。我认识他是在民国六年。那时候刘先生已经二十余岁了，在大学预科任教员，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诗文，就在国内做“商量旧学，培养新知”的准备，亦未始不可；但他一定要出去留学。到了法国了，以他平日沉浸于文史的习惯，也未尝不可以选点轻松的学科，在讲堂上听听讲，在书本上寻点论文的材料，赚一个博士的证书；然而他经再四考虑以后，终选定了语音学。这是刘先生的知。他选定了这学科以后，对于测验的纤琐、计算的繁重，毫不以为苦；我到巴黎见他时，一问到，他就“头头是道”、“津津有味”地讲起来。这是刘先生的好。他回国了，在北京大学的国学门研究所，布置语音学实验室，这是他的主要工作。当然能者多劳，他除北大研究所以外还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和各大学院长教务长等职务，并在各杂志或日报上也有相当的发表，但是他的兴趣，还是集中于语音学。他时时有新的发明，如改良测验的仪器，由笨重变为轻便；改良计算的方法，由繁难变为简易，都是他最得意的事。他对于考察方音，决不畏旅行的艰苦。此次由北平经绥远而达百灵庙，染病以后，尚极有兴会，不得已而回平，以至疾笃，亦从无怨无尤人的感想。这是刘先生的乐。以我个人的观察，刘先生可谓实践孔子所说“知之”、“好之”、“乐之”的三境界，可以为青年求学者的模范了。

刘先生不幸而死，但是无数青年如能以刘先生为模范，而对于所学能由“知之”以至于“好之”而至于“乐之”，则刘先生就永远不死了。

（《人世间》第十期，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记鲁迅先生轶事

鲁迅先生去世，是现代文学界大损失，不但我国人这样说，就是日本与苏联的文学家也这样说，可说是异口同声了。鲁迅先生的事迹，除自传外，各报发表的也不少，无取乎复述。我现在记他的几件轶事。

三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觉得学德语的困难，与留学东京之堂弟国亲通信时，谈到这一点。国亲后来书，说与周豫才、岂明昆弟谈及，都说“最要紧的是有一部好字典”。这是我领教于先生的第一次。后来，国亲又寄给我《或外小说集》一部，这是先生与岂明合译的，大都是北欧的短篇小说，译笔古奥。比林琴南君所译的，还要古奥，只要看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时候于小说的热心了。

先生进教育部以后，我们始常常见面。在南京时，先生于办公之暇，常与许君季茀影抄一种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后来先生所发表的有校订本魏中散大夫《嵇康集》等书，想就是那时期工作之一斑了。

先生于文学外，尤注意美术，但不喜音乐。我记得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教育部废去洪宪的国歌，而恢复《卿云歌》时，曾将两份歌谱，付北平中学练习后，在教育部礼堂唱奏，除本部职员外，并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细听，选择一份。先生与我均在座，先生对我说：“余完全不懂音乐。”我不知道他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否把“懂”字看得太切实，以为非学过音乐不可；还是对教育部这种办法，不以为然，而表示反抗？我后来没有机会问他。

我知道他对于图画很有兴会，他在北平时已经搜罗汉碑图案的拓本。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重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先生特别搜辑，已获得数百种。我们见面时，总商量到付印的问题，因印费太昂，终无成议。这种稿本，恐在先生家中，深望周夫人能检出来，设法印行，于中国艺术史上很有关系。先生晚年提倡版画，印有凯绥·珂勒惠支及E.蒙克版画选集等，又与郑君振铎合选北平南纸铺雅驯的信笺印行数函，这都与搜辑汉碑图案的动机相等的。

先生在教育部时，同事中有高阳齐君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先生职后，齐君就声明辞职，与先生同退。齐君为人豪爽，与先生的沉毅不同；留德习法政，并不喜欢文学，但崇拜先生如此，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宇宙风》第二十九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记俞英厓

——《琴绿堂遗草》序

余与俞君英厓交十余年矣。六年前，余将赴德意志，别君于奉天。今年，与君相见于北京、于上海，而余又将游德，君亦复取道海参崴，为延吉之游矣。君滨行，以先德小舟先生《琴绿堂遗草》见示，余受而读之。因地为集，有沈水、萍水、紫水、鉴水、滦水、莲水等目。而编年，自丁酉迄丙寅，凡四十年。盖先生宦游，西至蜀，东北至辽沈，南至闽粤，并经游湘、赣诸地。以所闻见。托诸吟咏，使后之人读之，得以想见当日各地方之状况，与夫宦游者之境遇，乃与亲炙无异，岂一等闲吟风弄月之作所可拟者。英厓游踪，虽不逮先生之广，然往返间，经由俄、韩；而今之时局，又与先生所处不同，必将别有枨触。其亦将托之吟咏，以媲美于先德欤？余读先生之诗，而有此感，因题于卷端云。

（一九一二年九月九日）

（蔡元培手稿）

记徐锡麟

——徐锡麟墓表

有明之亡，集义师，凭孤城，以与异族相抗者，于浙为最烈；而文字之狱，亦甲于诸省。故光复之思想，数百年未沫。自晚村以至定盦，其间虽未有伟大之著作为吾人所发见，而要其绵绵不绝之思潮，则人人得而心摹之。

在所见世以言论鼓吹光复者，莫如余杭章先生炳麟；而实力准备者，莫如山阴徐先生锡麟，及会稽陶先生成章。顾章、陶两先生，皆及见清帝之退位，中华民国之成立；而徐先生乃于前五年赍志以没。其没也，又为光复史中构造一最重大之纪念，此后死者之所以尤凭吊流连而不能自已者也。

徐先生，字伯荪，浙江山阴人也。少时，治算学及天文学，廓然有感于因果之定律，宇宙之溥博而悠久，他日杀身成仁之决心，托始于是矣。其后，为家庭教师，以光复大义授弟子许克丞。继为绍兴中学堂教习，以尚武主义为学生倡，并以时涉历诸暨、嵊诸县，交其健者，以大义运动之。及至上海，由蔡元培、元康昆弟之介绍，而与陶成章合。成章方以嘉兴敖嘉熊、龚国铨诸志士之倾助，而奔走金华、衢、严诸府，运动其秘密会党，有成议。两先生既成交，浙江诸会党有统一之机。于是相率至绍兴，谋以绍兴为根据地，施军事教育，为革命军预备。许克丞愿任经费设武备学堂，格于例不果；乃设大通师范学堂，凡浙东秘密会党诸魁桀，皆以是为交通总机关，各遣其相当之徒属就学焉。公然陈武装，演说革命，乡里窃窃然议之，而先生善交欢清吏，得无恙；然亦于其间积种种经验，知不惟绍兴，即浙江一隅，亦未足以大举。乃由许克丞出资，为先生及成章、鼎铨、陈子英分别捐道员若知府，相率赴日本，学陆军，定议毕业后捐请分发重要都会，揽其兵柄。无何，试验不及格，均不克入联队。

先生先返，偕克丞以道员赴湖北，以其地占全国形势，而练军亦较他省为精劲，可利用。时湖北适停分发，乃赴安徽。初主陆军小学；逾年，移主巡警学堂。安徽故多会党，即练军亦间有具新思想者。先生既至，颇欲从容布置，谋定而后动；会女侠秋瑾偕嵊县平阳党魁祝兆康、王镜发等驰书促举事；陶成章在日本亦数数相责备；而巡抚恩铭又微露疑先生意；先生乃与同志陈伯平、马家（宗）汉谋，乘五月二十八日举行巡警生毕业式，诸大吏毕集，尽杀之，以乱军心；亦檄召浙江诸豪刻期会安庆。无何，恩铭令改期，以二十六日至。先生不及俟援军，及期，出手枪击恩铭，死之；他吏散走。先生率巡警生百余人占军械局，为敌兵所击散，先生被执。清吏搜先生室，得布告，有云：“与我同胞，共复旧业，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及被鞫，而宣言则又谓：革命人人可能，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立宪愈快，革命亦愈快。越五年，而其言皆验矣。

二十七日，清吏杀先生，刳其心以祭恩铭，而稿葬之。及中华民国成立，先生之弟锡□、锡骥等，始克迎先生之榇以归里。元年九月，葬诸西湖之堧。同里蔡元培，于先生为同志，爰表先生之大节于墓前，以告下马而展谒者，使知吾辈之自由幸福，得诸徐先生之赐者，殊非浅鲜焉。

（一九一二年九月）

（蔡元培手稿）

孙逸仙先生传略

——在里昂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致词

在外国搜集材料颇难，仅据所见所闻之荦荦大者记之，俟他日补正。

先生名文，逸仙其字也，又号中山。民国纪元前四十七年，生于广东省之香山县。年十三，在私塾肄业，闻人说洪秀全轶事，为之感动，即立志革命。其后赴夏威夷（Honolulu），进耶稣教会学校。寻归广东，入博济医学校，识同学郑士民、士良。士良夙入会党，闻先生谈革命，甚悦服，愿于起事时率会党候指挥。是为先生运动革命之始，亦即与会党关系之始。

翌年，先生转学于香港医学校，常往来香港、澳门间，鼓吹革命。毕业后，行医于澳门及广州。图实行革命，与同志陆皓东游京津，经武汉，观察形势。民元前十三年，清政府与日本开战，先生以为有机可乘，赴夏威夷，设兴中会。旋归国，往来广州、香港间，布置攻取广州之计画。翌年七月，事泄，同志多被捕，先生脱险，赴日本，复往夏威夷，往美洲，推广兴中会。美洲华侨多立有洪门会馆。洪门会者，倡自明末清初，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以互助为联合法。积久，则满意于互助之益，而革命宗旨，几不复在记忆中。先生与同志多方提醒，而会众始觉悟，愿受先生指挥。

先生由美至英，为清使龚照屿诱入使馆而拘留之，赖香港医学校旧教习康德黎之营救而得脱。

先生留欧洲二年，考察各国政治风俗，始悟富强之国，人民尚多痛苦。从前于排斥异族政府外，虽已决定采用共和制，而于最新之社会主义，尚未暇顾及。至是始感其必要，乃于民族、民权两主义外，复采取民生主义，而三民主义之计画始定。

复赴日本，遣同志陈少白回香港，发行《中国报》，鼓吹革命，是为中国革命党机关报之始。遣史坚如入长江联络会党，而郑士良则在香港设会党招待所。于是长江各省及广东、广西、福建之会党，均并合于兴中会矣。

会清廷信用义和团，与列强开衅。先生以为机不可失，乃遣郑士良率会党攻惠州，史坚如入广州与之响应。士良迭克数城，以援绝失败，而坚如谋炸两广总督署，以事泄见戕。然国内有志者受刺激渐深刻，以言论反对清政府，或在各省起事者渐多。事败，苟不被戕害或拘留，则大率亡命至日本，间亦至欧美，仍努力传播革命主义，信从者日众。先生知事机渐熟，于是游历各国，揭橥所抱之三民主义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同盟会，开第一会于拨鲁塞尔（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十余人。开第四会于日本之东京，加盟者数百人，自甘肃而外，十七省之士皆与焉。于是定中华民国之名称，公布于党员，使传布主义于本省。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各省亦先后成支部焉。于是在东京发行《民报》，是为革命党机关杂志之始。

民元前五年，革命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宁调元、胡英等在萍乡、醴陆（陵）间起事，为清军所破。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涉，排斥先生，先生乃往安南。自河内遣同志攻潮州、黄冈，不利。攻惠州，攻钦州、廉州，均不利。先生又亲率同志袭取镇南关，图攻龙州，又不利，退回安南。清政府与法政府交涉，排斥先生，先生乃往新加坡。遣黄兴等攻钦、廉，遣黄明堂等攻河口，又不利，先生乃往美洲筹款。同志有运动广州新军举事者，事泄，又不利。先生亟自美洲赴日本，被侦悉，不准居留，乃赴槟榔屿。

民前一年三月，会中知名之士，均潜入广州，于二十九日奋攻总督署，卒不胜，仅一二人得脱，而被戕者七十二人，所谓七十二烈士者也，义声震于全国。

当是时，先生三十年间所传播之革命思想，已弥漫各省，凡新式军队亦多表同情，重以广州一役之激刺，则热度陡增。及八月间武昌起义，各省次第响应，而清室遂以颠覆。先生所提倡之民族主义，于是实现。且以先生于鼓吹民族主义时，同时标举民权，而早定中华民国之名称，故革命功成，人人不复作汉族立君之梦想，而群凑于民国之一鹄。各省代表之会于南京者，遂选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焉。

先生自美洲归，则于阳历一月一日就职，即废除阴历，而以是年为民国元年，建设临时政府。及清帝退位，先生即辞临时总统之职，而袁世凯继之。

先生尝预定革命方略，曰：规律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

第一为破坏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军法，以革命军担任打破满清之专制，扫除官吏之腐败，改革风俗之恶习，解脱奴婢之不平，洗净鸦片之流毒，破灭风水之迷信，废去厘卡之障碍等事。

第二为过渡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县之下，再分为乡村区域，而统于县。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或于三年之内，该县自治局已能将其县之积弊扫除，如上所述者，及能得过半人民能了解三民主义，而归顺民国者，能将人口清查，户籍厘定，警察、卫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约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顾就者，亦可立行自选其县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团体。革命政府之对于此自治团体，只能照约法所规定而行其训政之权。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之已达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察院。宪法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院人员失职，则国民大会自行弹劾而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五权宪法也。宪法制定，总统、议员举出后，革命政府当归政于民选之总统，而训政时期，于以告终。

第三为建设完成时期，拟在此时期施行宪政。此时一县之自治团体，当实行直接民权。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官之权。而对于一国政治，除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此宪政时期，即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此革命方略之大要也。曾于民元前一年广州之役节要宣布之。

其后革命实现，受各方面之牵制，卒未能建设革命政府，先生不能不取“藏器待时”之态度，以待机会。一方面徇袁世凯之请，任全国铁路督办；一方面允会员宋教仁之请，吸收政见较为接近之小党，改组革命同盟会，而名为国民党，先生被举为国民党总理。是时，国民党在议会中，占大多数，教仁欲利用之，以制裁世凯。世凯暗杀教仁，国民咸抱不平。先生以为此一机会也，乃主张起师讨世凯，其后义师屡败，而议院中国民党员悉被世凯违法而斥逐。于是先生赴日本，又选国民党中急进派，组织中华革命党。四年，世凯谋复帝制，先生遣党员赴各省，起师讨世凯。世凯死，国民党议员复职，先生回上海。

六年，段祺瑞政府解散议院，先生以为此又一机会也，赴广东组织军政府，被举为大元帅。七年，军政府改组，被举为总裁。八年，辞职。十年，被举为军政府大总统。十一年，部下一部分军队哗变，先生赴上海。十二年，党军恢复广州，先生又赴广东，组织大元帅府，被举为大元帅。

先生以己之政见，在军阀中，最不肯了解者为曹锟、吴佩孚一派，故不能不先认曹、吴一派为惟一之敌党。而其他如段祺瑞、张作霖辈，虽了解之程度亦不甚高，而同有嫉视曹、吴之意见，则对于攻击曹、吴之举，正不妨与之合作也。是以有联段、联张之主张。

先生又以国内各小党中，与民生主义较为接近者，惟共产党，而共产党员又有一部分同时为国民党党员，故有改组国民党而收入共产党之举。

先生又以国际上列强与中国所订之种种不平等条约，最为民生主义进行之障碍；而首先声明取消者为俄国，不能不认俄国为惟一之友。而且俄国故领袖列宁所创立之苏维埃制度及各种施行程序，与先生所主张训政时期之设施，极相类似；而列宁个人坚强之意志，牺牲之精神，又适与先生相等，故先生尤引列宁为惟一之友。

凡此等经历，皆特有一部分之理由，而先生平日所抱之政见，超然如故，固并不受其牵制也。

先生一生之精力及时间，虽大半消费于革命运动之中，然有暇则读书，自奉颇简素，而有钱则用以购书，故于新时代科学家之理论，类皆能去其糟粕而撷其精英，更以己意融会之，以证成其特有之主义。读所著《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孙文学说》及其他讲演集，可以知其概略。

自十二年间，曹锟以贿得总统，吴佩孚更凭借中央政府权力，实行其武力统一之计画；最近因冯玉祥之反戈，与段祺瑞、张作霖之协力，而曹、吴失败，祺瑞被推为执政。先生应祺瑞之请，取道日本而至北京。洞见祺瑞一派无建设革命政府之能力，不得已而思其次，力主国民会议；而段派又不能用，必先举行其所谓善后会议，以敷衍实力派；先生乃宣告本党党员表示不合作之意见。先生与他党联合之程度，大率如是。其与共产党及苏俄，亦非一切苟同，可推而知矣。

先生夙有肝疾，到北京，疾转剧，历经名医手，均无效，竟于本年三月十一日去世。年六十有一。遗嘱国民。全国无智愚，无新旧，罔不痛悼！北京及各省以至流寓他国之华人，举行追悼会者，不可胜数。各国报纸，属左党者，固推服无异词。即属右党者，虽于其政见，或不无微词，而要皆公认为中国最有关系之人物。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未之有也。

先生初娶陈夫人，有一子二女。子科，在美国研究市政，曾任广州市政厅长。长女适戴恩赛，次未嫁而殇。先生于民元三年与陈夫人离婚，续娶宋夫人庆龄。遗嘱处置家事曰：“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余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呜呼，一生尽瘁国事，可以矜式国人矣！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蔡元培手稿）

记徐宝璜

——徐宝璜行状

先生讳宝璜，字伯轩，姓徐氏，江西九江人。幼而岐嶷，七岁失怙，居丧，哀毁如成人。就学于邑之文化学堂，试辄冠曹。年十二，依其世父子鸿公于京师，先后肄业于汇文中学校、北京大学校。子鸿公曾留学日本，与黄公克强等组织国民教育会，倡导革命。返国后，仍潜谋不懈。先生亲承謦效，濡染至深，后日之热心党国，已树基于童年矣。

中华民国元年，先生考取留美官费生，入米西庚大学（今密歇根大学），习经济、新闻等科，好学不倦，声誉日盛。三年，子鸿公以众议院议员，力抗袁氏，罹难。先生闻耗，痛不欲生，人以是愈多之。

五年，归国。元培适长北京大学，闻其贤，聘为教授，兼校长秘书，及新闻学会主任。九年，元培兼任民国大学校长。因事去国，请先生代理民大校长。民大素无基金，惟恃募捐，先生奔走呼吁，勉力支撑，校务渐有进展。

十七年，任盐务学校校长。是校辖于盐务署，校长之进退，往往视政局为转移，一岁数易，无能久于其位者；而校款仰给盐署，或不时支付，先生则力请于署长，指拨高线公司标价一款以为基金，而是校之根底，始较前巩固；添置化验室，以重实习，设备始渐臻完美；改订任用条例，以广出路，而学生始免用非所学之感。任事二年，殚精竭智，劳怨不辞，而先生之疾，即伏于是矣。

历任华盛顿会议外交后援会主任，全国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教授兼总务主任，北平政治分会秘书兼第三股主任，京华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北平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平民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注册部主任。或黾勉从事，或循循善诱。著有《货币论》、《新闻学》等书，见重士林。性和易，而律己甚严，尝书铭座右以自励。素尚俭，而不吝施与。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大学授课，猝患晕厥。阅三日卒，享年三十七岁。

元配文夫人，早殁；继配蔡夫人，侧室梅氏。子四：厚仁、厚义，文出；厚尧，蔡出；厚舜，女一：厚智，梅出。

余等与先生共事大学，十有余载，良朋骤失，痛何如之！不辞固陋，而为之状，庶当世君子有所采焉。

（一九三〇年）

（江西九江《徐氏宗谱》）

记陈独秀

——《独秀文存》序

二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警钟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最不能忘的，是陈君在芜湖，与同志数人合办一种白话报，他人逐渐的因不耐苦而脱离了，陈君独力支持了几个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

后来陈君往日本，我往欧洲，多年不相闻问。直到民国六年，我任北京大学校长，与汤君尔和商及文科学长人选，汤君推陈独秀，说独秀即仲甫，并以《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问明陈君住址，就到前门外某旅馆访他，他答应相助。陈君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与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周启明诸君甚相得；后来又聘到已在《新青年》发表过文学革命通讯的胡适之君，益复兴高采烈，渐渐儿引起新文化的运动来。后来陈君离了北京，我们两人见面的机会就很少；我记得的，只有十五年冬季在亚东图书馆与今年在看守所的两次。他所作的文，我也很难得读到了。

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我所以写几句话，替他介绍。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四月

（《独秀文存》，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二年出版）

记刘师培

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惟尚杂以三种性质：（一）好胜。此尚是书呆本色。盖所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也。弟尚记得一段笑话：有一日，吴彦复言：夏穗卿到彦复处，见申叔所作《□书》，有言黎民即汉人指目苗种之名，则大诧曰：光汉小子，好盗人书。盖穗卿曾于《汉族纪□》（见《新民报》）中有此说。以为申叔袭之，而不著其所自出也。时陈镜泉在座，曰：申叔前见屠敬山之《历史讲义》有此说，尝曰：吾书不可不速刊，否则人将以此说为创于屠氏也。（二）多疑。此则在其与何震结婚，及主任《警钟日报》以后，始时时发见。其最著者，在芜湖任安徽中学堂事，敖梦姜、陶焕卿（成章）、龚未生诸君皆与其事。后校中有冲突，敖君为某某等所殴，寄居于申叔家中。一日，敖君不知以何事到衙门一次，而申叔家人即大猜疑之，谓其告密于官，将捕拿申叔。顿加敖以白眼，立刻欲驱逐之。（三）好用权术。此则弟已不能举实事以为例证，惟曾忆有此情状而已。此三种性质，甚之为老实人之累。盖世界自有一种机警之人，心术至正，而能用权术以求售事，然必非老实人所当为。如弟者，自量无用权术之机智，则竟不用之。在申叔，未免好用其所短。然此等性质，充类至尽，亦不过于自党中生冲突而止。万不料其反面而受满人端方之指挥，且为之侦探同党也。弟初见书生侦探之说，即疑之。然彼报未几即自取消。弟尚以为在疑似之间。一月前，得钟君宪鬯来函，有云：近来风云大变，素日同志，改节易操者，盖多有之，如刘申叔辈，其尤甚也，云云。钟君素不妄语，弟于是始知申叔之果变节。及后则《民呼日报》，两载端方携其亲信之书记陶保濂主政、刘师培孝廉赴北洋云云，则彼又公然入端方之幕矣。现又得阅先生所示各证据，此人之变节殆已无疑。（□□一节，弟亦从未闻之，张君疑为太炎所造或然）然何以变而一至于此！最后之希冀，或者彼将为徐锡麟第二乎？徐君当将到安徽之时，其刎颈交攻之颇剧烈，后来之事。大出意外。然则论定一人，非到盖棺时竟有未可质言者。此亦先生所谓与进与洁之意也。

（《蔡元培全集》，第十卷）

悼长女蔡威廉[1]

近两月来，友人来函中，偶有述及报载威廉不幸之消息者，我于阅报时留意，竟未之见，而文铮来函，均为威廉附笔请安，疑诸友人所述之报误也。日内阅昆明寄来之《益世报》二十六日有女画家蔡威廉昨开追悼会新闻，二十七日有女画家蔡威廉遗作展览新闻，于是知我威廉果已不在人世矣，哀哉！亟以告养友，始知养友早已得此恶消息，且已电汇法币四百于文铮充丧用，饮泣数夜，但恐我伤心，相约秘不让我知耳。

威廉以民元前八年（一九○三）生于上海。幼年仍随母黄仲玉夫人到绍兴及杭州、新城县等处，时我正游学德国也。民国二（元）年，随父母往德国；二年，回国。是年秋，随父母往法国，进天主教小学。五年冬，随父母回国，到北京，进孔德学校。十年，黄夫人去世。十二年，我续娶周养浩夫人。是年，威廉又随父母往比国，进比京美术学校。未几，往里昂，进美术学校，习油画。

十五年，我与周夫人回国。威廉留里昂，其弟柏龄正将由比国往巴黎，可互相照料也；十七年，威廉回国，应杭州美术专科学校之聘，任该校教员；十八年，与林文铮君结婚。二十七年，杭校奉教育部令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合并，在沅陵改组，威廉因而去职。文铮任杭校教务长十余年，亦于是时去职。威廉曾产四女一男；自沅陵迁昆明后，又产一女。不数日，竟以产后疾溘逝，哀哉！

（蔡元培手稿）

[1] 原文无标题，系后来所加。

我在教育界的经历

孑民自叙

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浙江省之绍兴。

一八七二年  五岁始入家塾。

一八八五年  始研究中华古代哲学、字学及文学。

一八九二年  入翰林院。

一八九八年  弃官归，立志委身于教育界。

（一八）九九年  在绍兴为中学校校长。

一九○一年  在南洋公学，为特班学生教习。

（一九）○二年  为苏报社作论说及演说，皆鼓吹革命主义。

因南洋公学散，学生建设爱国学社，去公学，为学社教习，为爱国女学校校长。

（一九）○三年  为《警钟日报》主笔。赞成共财产、废婚姻之主义。作《新年梦》小说，揭于《警钟》以寓意。惟常谓此等主义，非一社会中已得大多数之赞同，必不能实行。故现在为纯粹鼓吹时期，鼓吹者尤当戒贪、戒淫。庶闻者不至疑其借学说以自便而易于信从。

（一九）○六年  为北京译学馆教习。

（一九）○七年  赴德意志，寓柏林习德语。

（一九）○八年  赴来比锡，入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哲学、美学。

（一九）○九年  始戒肉食。友人有贻书诸之者，对以兼有卫生、戒杀、节费。

十一年[1]十月归国。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部总长。宣布新教育宗旨。谓现在中国言教育者多提倡尚武主义及实利主义（科学教育），在今日之中国此两者诚不可废，而要当以道德教育为中坚。道德之大纲不外乎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于华人历代相传之道德论适相符合。惟欲完成道德教育，不可不以一种哲学思想为前提。而哲学思想之涵养，恃有美学之教育，故美学教育为最当注意之点云。

“三义”而尤以戒杀为主。友人驳之谓植物亦有生命，不肉食而蔬食，于戒杀之义未完。答之曰：蔬食主义乃情感上之问题，而非知识上之问题。即兼知识言之，亦进化论之范围，而非目的论之范围。盖人类文化愈浅，则其所牺他以自益者愈与己近似。而文化渐进，则所牺者以渐疏远。最显之例，其始以人异人，如肩舆及人力车；稍进，则用马车；更进，则用油，用电。其理由有二：一则知识进步，利用之术渐精；二则情感进步，恻隐之心渐广也。野蛮人能食人，而开化之民俗则不能。以野蛮人尚无人类同等之观念，其视异种之人，犹开化人之视禽兽也。自达尔文进化论发行后，人兽同祖之说积渐为人类所公认，而动物心理及动物教育之成绩日渐进步，于是人兽同情之观念日渐萌芽于普通人之脑中，而蔬食主义渐行矣。若以论理绳之，不特植物亦有生命，与戒杀之名不合，即姑加戒杀以不杀动物之界说，而一叶之蔬、一勺之水，固亦难保无多数之小动物生活其间，亦决不能谓达其戒杀之目的也。惟其为情感问题，而近日之进化尚仅能发起人兽同情之观念，则止能为肉食主义与蔬食主义交换之时代，而其他则不能不让之后人云。

一九一二年  辞教育部职，九月赴来比锡，仍研究哲学、美学。

（一九）一三年  五月归国，九月来法，俊法文稍通，愿留法继续研究美学。

所著已成者有《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

（《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

关于不合作宣言

《易传》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

当民国七年南北和议将开的时候，北京有一个和平期成会，我也充作会员。会员里面有好几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会中发言道：“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这样快？惟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绝无希望。激烈点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运动，就是和平点的，也陆续离去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军一起，袁项城一进北京，清室就像‘摧枯拉朽’的倒了。现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觉悟了没有。若是这一次他还是不肯开诚布公的与南方协议，那就没有希望了。我们至少应该相率离京，并家眷也同去。”我那时听了这一番话，很为感动。当局的坏人，大抵一无所能的为多，偶有所能，也是不适于时势的。他所以对付时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机械的学者替他在衙署里面，办财政、办外交等，替他在文化事业上作装饰品。除了这几项外，他还有什么维持的能力呢？所以这班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只要有饭吃，有钱拿，无论什么东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语说的“有奶便是娘”的样子，实在是“助纣为虐”。他们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

八年的春季，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开会，有一部分会员提出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会场上通过。我那时候就问他们：“我们提出去了，万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们怎么样？我个人的意思，要是我们但为发表意见，同新闻记者的社论一样，那就不必说了。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我那时候就缕述和平期成会中某君话告大众，并且申说：“现在政府那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若学生相率辞职，政府当得起么？”此是我第一次宣传某君的名言。

去年春假，教职员联席会议，因教育经费没有着落，请八校校长出席发表意见。我因前一年从欧美归来，不久进病院，这一回算是第一次出席联席会议。我那时候声明我的意见，以为教育费不发，教职员无论为教课上进行障碍，或为个人生计困难，止须向校长辞职。若教职员辞职的多了，校长当向政府辞职。我想这种辞职的效力要比罢课与包围教育当局还大得多，也缕述某君的一番话备他们参考。这是我第二次宣传某君的名言。

但是我个人性情，是曾经吴君稚晖品评过，叫做“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我自己反省过来，觉得他的品评是很不错。我对于某君的名言，虽然极端佩服，但是除前说两次宣传外，偶然于谈话时传述过几次，却从没有用这种主张向何等人作积极的运动，不过为自己向这个方向准备。

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

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支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所以近几年来，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决不致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

到现在布置的如此妥当，我本来随时可以告退，不过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扯，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罗案再议的事件，叫我忍无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

罗案初起，我深恶吴景濂、张伯烈的险恶，因为他们为倒阁起见，尽可用质问弹劲的手续，何以定要用不法行为，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剥夺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总统的大事糊涂，受二个人的胁迫，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草草的下令逮捕，与前年受张勋压迫，下令解散国会，实在同一糊涂。我那时候觉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经很急迫了。但是那时候这个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依法办理，他们的倒阁目的已达，不再有干涉司法的举动，或者于法律保障人权的主义，经一番顿挫，可以格外昭明一点，不妨看他一看。现在法庭果然依法办理，宣告不起诉理由了，而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

（《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自书简历

蔡元培（年五十八岁。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七日生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

一八九二年  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

一八九四年  任翰林院编修。

一八九八年  出京，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一九○一年  任南洋公学（今名南洋大学）特班教习。

一九○二年  任爱国学社社长及爱国女学校校长。

一九○六年  任北京译学馆教习。

一九○七年  到德国柏林。

一九○八年  到Leipzig，进大学听讲。

一九一一年  革命军起，归国。

一九一二年  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总长。政府移北京，仍任教育总长，五月辞职。九月，复到德国Leipzis。

一九一三年  四月回国。九月赴法国。

一九一六年  回国。

一九一七年  任北京大学校长。

一九二一年  美国纽约大学赠名誉博士。

著有《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简易哲学纲要》、《石头记索隐》等书。又，北京大学学生所设新潮社印有《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蔡元培手稿）

爱国女学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今日爱国女学校二十五周年的纪念节，我不能亲来祝贺，抱歉得很。今把我要说的话写出来，请内子养浩代我说一说。

诸位看着本校有这许多学生，学科这样完备，校舍也这样宏敞，而且建筑校舍的地基也已经规定，不久就可以着手建筑，将以为本校是向来这样容易发展的。殊不知二十五年前初建设的本校，实在简陋不堪。

当民国纪元前十年顷，我与前继室黄仲玉结婚后，同来上海，寓新马路登贤里。那时候，林少泉先生借他的夫人与他的妹子宗素女士由福建来上海，而通电反对大阿哥的经连山先生有意提倡女学。曾于吾寓中开会一次，到会的女士，除林氏两位外，有韦增珮、增瑛姊妹，吴弱男、亚男姊妹，薛锦琴、陈撷芬诸女士；男子除林、经二先生外，有蒋智由、陈梦坡、吴彦复诸先生。于是有开办女校的计划。到这一年的冬季，就由我与蒋、陈、林、吴诸先生开办这所女学校了。尔时，又由蒋先生介绍乌目山僧，因彼是罗伽陵夫人的代表，愿出点捐款，助我们成功。

开办的时候，所有学生，都是发起人的眷属，教员就是发起人。公推蒋先生任校长，不到一个月，蒋先生要往日本游历，把校长的职务卸给我了。到第二年的正月，年纪大一点的旧学生，都不能来；我们招了几个小学生，只请了一位专任的教员，其余的功课，我与仲玉担任了。等到南洋公学散学以后，组织一个爱国学社。学社的名，就是从本校推用过去的，因为那时候，本校的发起人已经同别的学者组织了一个中国教育会，本校与爱国学社，都作为中国教育会所办的事业。尔时，学社设在泥城桥，从吴稚晖先生的劝告，把本校移到学社左近。于是社中学生的姊妹，竞来就学，学生人数渐多。中国教育会的会员，来任教员的也较多，如王小徐先生的数学，叶浩吾先生的史学，吴稚晖先生、蒋竹庄先生的国文，钟宪鬯先生的理科，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教员。

爱国学社解散后，我辞了本校校长，请钟宪鬯先生继任。适逢张竹君女士到上海，宣传女子职业的重要，提倡手工，本校增设手工班，招特别学生，来学者及数百人。后来，张女士拟自立手工学校，学生有去此就彼的。钟先生辞职，中国教育会仍令我任校长，我的从弟国亲，同乡何阆仙先生、吴丹初先生都来帮助。办了一年多，我要回绍兴办学务公所，又辞职。嗣后，经徐紫虬先生、蒋竹庄先生、徐固卿先生、宋侠公先生与季融五先生的继续经营，才有现在的盛况，较之我从前办理的时候，真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深喜本校现在的光荣，并祝将来不断的发展。

（《上海爱国女学校二十六周年纪念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纯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缆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钉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祀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了乞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时候蒋梦麐（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于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翼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授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衡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遥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镀生、皮皑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翼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篡辑两股；篡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阁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篡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麐（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出版）

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

我六岁（以阴历计，若按新法止四岁余），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本来初上学的学生，有读《三字经》的，也有读《千字诗》或先读《诗经》的，然而我没有读这些。我读了三部“小书”以后，就读四书。四书读毕，读五经。读小书、四书的时候，先生是不讲的，等到读五经了，先生才讲一点。然而背诵是必要的。无论读的书懂不懂，读的遍数多了，居然背得出来。

读书以外，还有识字、习字、对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义的开始。识字是用方块字教的，每一个字，不但要念出读法，也要说出意义。这种方法，现在儿童教育上还是采用的，但加上图画，这是比从前进步了。习字是先摹后临，摹是先描红字，后用影格。临则先在范本的空格上照写，后来用帖子放在前面，在别的空白纸上照写。初学时，先生把住我的手，助我描写，熟练了，才自由挥写。对句是造句的法子，从一个字起，到四个字止，因为五字以上便是做诗，可听其自由造作，不必先出范句了。对句之法，不但名词、动词、静词要针锋相对，而且名词中动、植、矿与器物、宫室等，静词中颜色、性质与数目等，都要各从其类。例如，先生出了“白马”，学生对以“黄牛”、“青狐”等，是好的；若用“黄金”、“狡狐”等等作对，就不算好了。先生出了“登高山”，学生对以“望远海”、“鉴止水”等，是好的；若用“耕绿野”、“放四海”等作对，用颜色、数目来对性质，就不算好了。其他可以类推。还有一点，对句时兼练习四声的分别。例如，平声字与平声字对，仄声字对仄声字对，虽并非绝对的不许，但总以平仄相对为正轨。又练习的时候，不但令学生知道平仄，而且在仄声中，上、去、入的分别，也在对句时随时提醒了。

我的对句有点程度了，先生就教我作八股文。八股文托始于宋人的经义，本是散文的体裁，后来渐渐儿参用排律诗与律赋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体，通常虽称八股，到我学八股的时候，已经以六股为最普通了。六股以前有领题，引用题目的上文，是“开篇”的意义；六股以后又有结论；可以见自领题到结论，确是整篇。但是领题以前有起讲（或称小讲），约十余句；起讲以前有承题，约四五句，二十余字；承题以前有破题，仅二句，约十余字；这岂不是重复而又重复吗？我以前很不明白，现在才知道了。这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先将题目的一句演为两句（也有将题目的若干句缩成两句的，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为）；进一步，演为四句；再进一步，演为十余句；最后才演为全篇。照本意讲，有了承题，就不必再有破题；有了起讲，就不必再有破题与承题；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与起讲；不知道何时的八股先生，竟头上安头，把这种练习的手续都放在上面，这实在是八股文时代一种笑柄；我所以不避烦琐，写出来告知未曾做过八股文的朋友。

我从十七岁起，就自由的读“考据”、“词章”等书籍，不再练习八股文了。

（《人问世》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

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

我是将迈七十岁的人了！回想二十岁的时候，还是为旧式的考据与同章所拘束，虽也从古人的格言与名作上得到点修养的资料，都是不深切的。我到三十余岁，始留意欧洲文化，始习德语。到四十岁，始专治美学。五十余岁，始兼治民族学，习一点法语。但我总觉得我所习的外国语太少太浅，不能畅读各国的文学原书；自然科学的根抵太浅，于所治美学及民族学亦易生阻力；对于音乐及绘画等，亦无暇练习，不能以美学上的实验来助理论的评判；实为一生遗憾。

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这些话似乎偏于求学而略于修养，但我个人的自省，觉得真心求学的时候，已经把修养包括进去。有人说读了进化论，会引起勇于私斗敢于作恶的意识；但我记得：我自了解进化公例后，反更懔懔于“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条件。至于文学、美术的修养，在所治的外国语与美术史上，已很足供给了。

蔡元培

（《大众画报》第十八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

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

我五岁零一个月（旧法算是六岁）就进家塾读书，初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后来就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最后读《诗经》、《书经》、《周易》、《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当我读《礼记》（《小戴礼记》的省称）与《左传》（《春秋左氏传》之省称）的时候，我十三岁，已经学作八股文了。那时我的业师，是一位老秀才王子庄先生。先生博览明清两朝的八股文，常常讲点八股文家的故事，尤佩服吕晚村先生，把曾静案也曾详细的讲过。先生也常看宋明儒的书，讲点朱陆异同，最佩服的是刘蕺山先生，所以自号仰蕺山房。先生好碑帖，曾看《金石萃编》等书。有一日，先生对一位朋友，念了“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两句话，有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学，笑着说：“先生念了《西厢》的淫词了。”先生自己虽随便看书，而对于我们未成秀才的学生，除经书外，却不许乱看书。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国志演义》，看了几页，先生看见了，说：“看不得，陈寿《三国志》，你们现在尚不可看，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有一日，我借到一本《战国策》，也说看不得。先生的意思，我们学作小题文时，用字都要出于经书；若把《战国策》一类书中的词句用进去，一定不为考官所取。所以那时我们读书为考试起见，即如《礼记》里面关乎丧礼的各篇各节，都删去读，因为试官均有忌讳，决不出丧礼的题目；这样的读书，照现代眼光看来，真有点奇怪了。我十六岁，考取了秀才，我从此不再到王先生处受［授］业，而自由读书了。那时我还没有购书的财力，幸而我第六个叔父茗珊先生有点藏书，我可以随时借读，于是我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大戴礼记》等经外，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其中最得益的，为下列各书：

一、朱骏声氏《说文通训定声》。清儒治《说文》最勤，如桂穰氏《说文义证》、王绪氏《说文句读及释例》，均为《说文》本书而作。段玉裁氏《说文解字注》，已兼顾本书与解经两方面，只有朱氏，是专从解经方面尽力。朱氏以引申为转注，当然不合，但每一个字，都从本义、引申、假借三方面举出例证，又设为托名标帜，与各类连语等词类，不但可以纠正唐李阳冰、宋王安石等只知会意不知谐声的错误，而且于许慎氏所采的阴阳家言如对于天干、地支与数目的解说，悉加以合理的更正。而字的排列，以所从的声相联，字的分部以古韵为准，检阅最为方便。我所不很满意的，是他的某假为某，大半以臆见定之。我尝欲搜集经传中声近相通的例证，替他补充，未能成书，但我所得于此书的益处，已不少了。

二、章学诚氏《文史通义》。章先生这部书里面，对于搭空架子、抄旧话头的不清真的文弊，指摘很详。对于史法，主张先有极繁博的长编，而后可以有圆神的正史。又主张史籍中人、地名等均应有详细的检目，以备参考。我在二十余岁时，曾约朋友数人，试编二十四史检目（未成书）；后来兼长国史馆时，亦曾指定编辑员数人试编此种检目（亦未成书），都是受章先生影响的。

三、俞正爱氏《葵巳类稿》及《葵巳存稿》。俞先生此书，对于沽训、掌故、地理、天文、医学、术数、释典、方言，都有详博的考证。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读了觉得有趣得很。俞先生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见解与推想，不可以后人的见解与推想去追改他们，天算与声韵，此例最显，这就是现在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的读史法。自《易经》时代以至于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称谓贵重》、《姬姨》、《姊姒义》、《妒非女人恶德论》、《女》、《释小补楚语笄内则总角义》、《女吊婿驳义》、《贞女说》、《毫州志木兰事书后》、《尼庵议》、《鲁二女》、《息夫人未言义》、《书旧五代史僭伪列传后》、《易安居士事辑》、《书旧唐书舆服志后》、《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家妓官妓旧事》等篇，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贞女说》篇谓：“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家妓官妓旧事》篇，斥杨诚斋黥妓面，盂之经文妓鬓为“虐无告”，诚是“仁人之言”。我至今还觉得有表彰的必要。我青年时代所喜读的书，虽不止这三部，但是这三部是我深受影响的，所以提出来说一说。

（《读书生活》，第二卷第六期，

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出版）

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

——在南京北大同学聚餐会上的演说词

今天北大同人会集于此，替我祝寿，得与诸先生、诸同学相见，我心甚为愉快，但实觉得不敢当。刚才听得主席王同学报告，及前教授石先生等致词，均属极恳挚的勉励和奖誉之言，真叫我于感激之余，惭愧的了不得。我今年实在还未到七十岁的足数日子，记得莲伯玉有句话：“行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我今年就算七十，那么今是昨非之感，恐怕不过是六十九年的种种错误罢了。自今以后，极愿至其余年，加倍努力于党国及教育文化事业，以为报答，并希冀借此稍赎过愆。

今日在座者，皆北大有关系之人，请略说当年北大情形。北大在民元以前叫做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译学馆等部分，我当时也曾任译学馆教员，是为我服务北大之始。尔后我因赴德国留学，遂与北大脱离。至民五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有人劝我不必就职，说北大腐败极了，进去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人就说，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思。我到底服从后说而进北京。

自入北大以后，乃计议整顿北大的办法：第一，我拟办的是设立研究所，为教授、留校毕业生与高年级学生的研究机关。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晓得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求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自己也是不讲进修的，尤其是北大的学生，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殖继下来，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重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若使一位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然时常请假，他们还是攀附得很，因为毕业后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这类习惯费了多少年打破工夫，终不免留下遗迹。

第二件事就是所谓开放女禁。其实中国大学无所谓女禁，像英国牛津等校似的。民九，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否创制新法？”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条文；从前女生不抗议，所以不招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这是我国大学男女同学的开始。稍后，孔德学校也有女学生，于是各中、小学逐渐招收她们了。我一向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可惜今天到会的女同学，只有赵、谭、曹三位，仍觉得比男同学少得多。

第三件我提倡的事，就是变更文体，兼用白话，但不攻击文言。我本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子一类的主张，因为学术上的派别也和政治上的派别一样，是相对的，不是永远不相容的。在北大当时，胡适之、陈仲甫、钱玄同、刘半农诸君，暨沈氏兄弟，积极的提倡白话文学；刘师培、黄季刚诸君，极端维护文言。我却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曾声明，作美术文，用文言未尝不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的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妨害。可是文言、白话的分别适用，到如今依然没有各得其当。

以上系我在北大时举办的或提倡的几件较大的事情。其他如注意美育，提倡军训，培养学生对于国家及人类的正确观念，都没有放松。只可惜上述这些理想，总没有完全实现。可见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终是有限。综计我居北大校长名义，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所成就者仅仅如是。一经回忆，对于知我罪我，不胜惭悚！

今天在座的，年龄皆少于我，未来服务于国家社会的机会正多，发展无量。况且以诸位的年龄，合计不知几千百倍于本人，而预料诸位将来达于七十岁的时候，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更不知将几千百倍于本人；所以今天诸位先生与同学以祝我的，我谨以还祝诸位健康。

（《中央周报》第四○六期，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

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

南洋公学，自民元前十六年奏准后，即于第二年设师范院，其程度如民国元年之师范学校。又设外院，考取学生，派师范生轮流教之，其程度如今日之小学也。第二年，设中院，其程度如今日之中学。前十二年。上院校舍落成，适有北洋大学学生避拳乱来上海者，乃设铁路班以收容之，是为高等教育之发端。故自外院，而中院，而上院，即自小学，而中学，而高等学校，是为南洋公学正式之系统。所设之师范院，本为例外。而当时尚有一例外之班，与师范相类者，为特班。交通大学中，尚保存拟设《南洋公学特班章程》一通，其第五条有云：“师范生应遵守之规约，及应独得之优礼，特班从同。”足为特班与师范院相类之证也。

特班之设，为沈总理（总理即今之校长）曾植所提议，而盛督办宣怀从之。其考试，据特班同学彭清鹏君所述：“招考二次，每次各取二十人，初试在南洋公学，复试在盛宅。所试皆国文，复试题为《明夏良胜中庸衍义书后》及《请建陪都议》，与试者大都不知第一题之出处，由监试员检示《四库全书提要》，乃勉强完卷。开学以后，陆续报到者三十八人，均寄宿校中。”其时彭君与邵闻泰、谢忱二君皆未满二十岁，亦彭君所能忆及者也。然交大所保存之特班常年经费，则言学生三十人，伙食每人三元，每月九十元，似不过三十人。今据我与彭君及老校友沈叔逢君所能忆及之特班同学，则尚不满三十人。今姑依姓氏画数之多少，题名于左，并以予所忆及之籍贯及略历附注之：

王世澂号莪孙，福建闽侯人，治法学。

王世□  世澂之弟。

朱履龢  字笑山，江苏吴县人，留学英国，治法学，曾任司法部次长。

吴叔田

李漱桐（叔同）  天津人，曾留学日本，初为美术家，书画篆刻，无不精工；并参加春柳社。后皈依佛教，改名弘一。

贝寿同  字季眉，江苏吴县人，留学德国，治建筑术，在司法部任技正甚久。

邵闻泰  字仲辉，后改名力子，浙江绍兴人，善为文，努力革命，现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林大同  浙江永嘉人，在杭州办水利局多年。

范彦矧  浙江平湖人。

胡仁源  字次珊，浙江吴兴人，善为文，富哲学思想，留学英国，治工程，曾任北京大学工科学长并代理校长。

殷祖同  字志伊，江苏常熟人，在特班时，富革命思想，善为文。散学后未久，于归途中失足坠水卒。

项骧  号微尘，浙江永嘉人，治财政学，曾在财政部服务。

黄炎培  号韧之，后改名任之，江苏上海人。在清季，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后在江苏教育界服务甚久；创设中华职业教育社及人文图书馆等。

陆梦熊  字渭渔，曾留学日本，在交通上服务甚久，现任交通部专员。

郭奇远  浙江永嘉人。

彭清鹏  字云伯，江苏吴县人，在司法部任秘书甚久，现任司法行政部科长。

穆湘瑶  号恕再，江苏上海人，曾在警察上服务，现营实业。

钟枚  字卡岑，浙江杭州人，曾在浙江行政上服务。

谢忱  字元量，今以字行，四川人，善为文，现任监察院监察（委）员。

魏斯灵  号阜欧，江西人，曾任江西财政厅长及国会议员。

右所记不过二十人，其籍贯及略历，恐亦尚有说误，姑记之以待补正。

特班章程第一条云：“特设一班，以待成材之彦之有志西学者。”是课程重在西学。又于第四条规定：功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初级功课，后期为高级功课，各限三年卒业。初级功课为英文之写诵、文法、章句；算学之数学、代数、几何、平三角；格致化学之手演。高级功课为格致化学之阐理，地志，史学，政治学，理财学，名学。是其本意在以英文教授政治、理财等学，养成新式从政人才，而令于初级中补受数、理、化普通教育也。

因特班生对于初级功课，有已习或未习者，故均在中院上课，或插班，或开班，我已忘之。我所忆及者，章程之第七条所规定：“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以为学优则仕之地。”特设教员二人以管理之。其一任监督，初聘江西赵君从蕃任之，赵君辞职后，聘黄岩王君舟瑶继任。其一任指导，则由我任之。

指导之法，稍参书院方式，学生每人写札记，由教员阅批。月终，由教员命题考试，评次甲乙，送总理鉴定。其时学生中能读英文者甚少。群思读日文书，我乃以不习日语而强读日文书之不彻底法授之，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

特班开办于民元前十一年之春，解散于前十年之冬，自始至终，不及二年。不特章程第四条之初级功课未能修毕，即第七条之自修，恐亦影响甚微。其中多数特班生卒能在学术上、社会上有贡献者，全恃此后特殊力学之结果耳。惟同学聚散，不无雪泥鸿爪之感。黄任之君曾于民元十六年，邀集特班同学，在上海半淤园聚餐，到者忆不过十余人。忽忽十年，尚未有第二次之集会。适交通大学四十年纪念册征文，余以此事亦校史中特别之史实，故就所忆及者记述之，以充篇幅。

（蔡元培手稿）

辛亥那一年

辛亥是我留德的第五年。我于丁未五月间经西伯里亚往德国。到柏林后，始知有徐伯荪先烈刺恩铭于安庆，及秋竞雄先烈等在绍兴遇害之事。上海报戴（载），问官说：“汝受孙文指使么？”（大意如此）徐先烈说：“我运动革命，已二十年，还要受别人指使么？”驻德孙慕韩公使读到此，有点寒心，乃强作解嘲语说：“革命党真是大言不惭。”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间，差不多年年都有惊人的大事。例如丁未七月间，孙先生有钦廉之役。十一月，又有镇南关之役。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庆起义。庚戌，有汪精卫先生刺载沣之事。至于辛亥三月间，温生才先生刺杀孚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于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义，而告一大结束。我也于是年回国了。

辛亥八月中旬（阳历十月初旬），德国大学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学已开课。我因几位德国朋友的介绍，往维铿斯多中学参观。这中学是私立的，是较为革新的，在课程上，重顿悟不重记诵；在训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于会食前，诵一条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祷；注重音乐，除平时练习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学生得举行茶会，邀教员及男、女同学谈话。我寄住在此校教员宿舍中，历一星期，觉得他们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见德国报纸上，载有武汉起义的消息。有一德国朋友问我：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为革命党预备已很久了。不久，又接到吴稚晖先生一函（自伦敦来，或自巴黎来，我此时记不清了）。以武汉消息告我，并言或者是一大转机，我辈均当尽力助成（大意如此）。我于是先到柏林，每日总往同学会，与诸同学购报传观，或集资发电，大家都很热烈的希望各省响应就是了。同学中，有一位刘庆恩君，稍稍做了一点可资谈助的事：同学会中，本有两面小龙旗，插在案上花瓶中。有一日，刘君把这龙旗扯破了，他去备了两面五色旗来替它。又有一日，来了一位使馆的秘书，带笑着说道：“袁宫保出来了，革命军势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样子。刘君骂道：“放屁！”就打他一个耳光，别人赶紧劝开，那秘书也只好悄悄的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个月光景，接陈英士先生电报，催我回国，我就从西伯里亚回来。到上海，正是黄克强先生由汉口来上海的时候，孙先生还没有到。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垫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那时候，又有一段新闻，关于辜汤生先生的事。自武昌起义以后，望平街各报馆每日发好几次传单，并在馆门口用大字誉写，借示行人，于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状。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通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语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此为我回国以后所闻，未知确否。

（《越风》，杂志第二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

民国五年的冬季，我正在法国，接到教育部的电报，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本来，在民元我长教育部以前，那时名叫京师大学堂，我便在那大学堂一部分的译学馆任国文及西洋史的教员。现在要我来任北大校长，我算是第二次为北大服务了。

当我从法国回到上海的时候，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些朋友说：既然知道他的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接受了后说，到北大来。

到北大以后，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教书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便算功德完满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我到校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授着手。

因此，我到北大，由医专校长汤尔和君的介绍，便首先聘请了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君任北大文科学长，同时在《新青年》上，我们认识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职。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而他们一定要参加，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张（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的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祀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我离京之时，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的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并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章、陆，于是，五四运动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虽然五四运动的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需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苦而无功的生活，

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书）》，告以学生救国，重在研究学术，不可常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至此，北大因五四运动而起的纠纷才算平息了。

（《中国学生》，第二卷第九期，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爱国女学三十五年来之发展

爱国女学之成立，已三十五年。余为三十五年前参与发起之一人，回想当年，不胜今昔之感。

民国纪元前十年，余在南洋公学任教员。是时反对清廷议立大阿哥之经连山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借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来，均提倡女学。由余与亡室黄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贤里寓所开会。到会者除经、林二氏外，有韦氏增珮、增瑛两女士，吴产复先生偕其女亚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三女士，陈梦坡先生偕其女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余与林、陈诸先生均有演说。会毕，在里外空场摄影，吴产复夫人自窗口望见之而大骂，盖深不以其二女参与此会为然也。未几，薛锦琴女士到沪，蒋智由先生设席欢迎，乃请仲玉与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列席，盖其时男子尚不认娶妾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

爱国女学，即在此种环境中产生也。是年冬，由蒋智由、黄宗仰两先生提议，设立女校，余与林、陈、吴三先生并列名发起，设校舍于登贤里，名曰爱国。罗伽陵夫人代表乌目山僧捐资相助，而推蒋先生为校长，发起人均任教员。未几，蒋先生往日本游历，余被推继任。开办时所有学生，即发起人家中之女子。及第二年，始招外来学生；而第一届学生，多因年龄长大、家务分心而退学，故学生甚少。

爱国女学第一次之发展，在爱国学社成立以后。由吴稚晖先生提议，迁校舍于学社左近之泥城桥福源里，并运动学社诸生，劝其姊妹就学，而学社诸教员，如王小徐、叶浩吾、吴稚晖、蒋竹庄诸先生，亦兼任女学教课，逐时本校始有振兴之气象。

第二次之发展，则在钟宪鬯先生长校时期，即爱国学社被解散之后。是时，张竹君女士初自广州来，力倡妇女经济独立之必要，愿教以手工。钟先生因于本校课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设手工传习所，请张女士及其弟子传授。由本校学生之宣传，而内地妇女纷来学习。其后，手工传习所虽停办，而爱国女学之声名，传播已广。

第三次之发展，则为蒋竹庄先生长校时期。时在民元前三年一月。厘订课程，使适合于中小学教育之程度；订建校舍，使教室与运动场有相当之设备。从此，本校始脱尽革命党秘密机关之关系——余长本校前后数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焕卿、杨笃生、黄克强诸先生到上海时，余与从弟国亲及龚未生同志等，恒以本校教员资格，借本校为招待与接洽之机关。其时，较高级之课程，亦参革命意义，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理化注重炸弹制造等。又高级生周怒涛等，亦秘密加入同盟会——而入于纯粹的教育事业之时代。民元四月，徐固卿先生继任校长，民三（年），添办体育科、文科，校誉日益隆盛。江苏教育厅批准立案。徐固卿先生解职后，曾由萧蜕公、宋侠公、吴和士诸先生相继任校长。

第四次之发展，则为季融五先生长校时期。时在民国十年。遵教育部学制，划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体育专科与附属小学四部。民十六年，因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教育行政系统更易，本校划隶上海市区，改向上海市教育局立案，奉令更名为私立爱国女子中学。其后因来学者众，原有校舍不敷应用，乃于十九年秋迁至江湾路尘园，次第自建校舍。高中部复添设师范科，于是基础益形巩固，校务日见发达。

在此节节发展时期，不幸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全部校舍，悉被焚毁，三十年来之文物，损失殆尽。不得已，遂假法租界贝勒路志成小学余屋，招集学生，以维教学。逾月，复迁至吕班路大陆坊。是年秋，季融五先生因感受刺激而辞职，校董会推孙翔仲先生为校长，迁回尘园，以图复兴，重建校舍，添置校具，并办女童军训练班，设第二小学于新闸路。二十二年秋，得校董祷民谊、潘守仁两先生之助，更添建仁斋、谊斋两宿舍。逾年，孙翔仲先生辞职，校董会推季毅生先生任校长。是年秋，移设校内附属小学一部于昆山路，奉令改称爱国女子第一小学，附设幼稚园。二十四年秋，复就昆山路校舍，添设初中第二院，学生亦颇众多，并呈准教育部将体育科正名为体育师范科，校后更辟田径场，运动成绩，与年俱进；而各科课程，亦多注重实际。自二十一年秋至今，可谓爱国女学之复兴时期。

今年为三十五周年，观历来发展之历史，又兼以主持者之毅力，预料前途，必更有辉煌之象也。

（《爱国女学校三十五周纪念刊》，

该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我自六岁至十七岁，均受教育于私塾；而十八岁至十九岁，即充塾师（民元前二十九年及二十八年）。二十八岁又在李蕴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师半年（前十八年）。所教的学生，自六岁至二十余岁不等。教课是练习国文，并没有数学与其他科学。但是教国文的方法，有两件是与现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对课，二是作八股文。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或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工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候，先生还要用圈字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圈在左下角，上声在左上角，去声右上角，入声右下角。学生作对子时，最好用平声对仄声，仄声对平声（仄声包上、去、入三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讲领题，其后分作八股（六股亦可），古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我三十二岁（前十四年）九月间，自北京回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这是我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这个学堂是用绍兴公款设立的。依学生程度，分三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今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麐（麟）君、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而现任中央研究院秘书的马祀光君、任浙江教育厅科员的沈光烈君，均是那时候第三斋的高材生。外国语原有英、法二种，我到校后又增日本文。教员中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泪菇、薛阁轩、马水臣诸君，授数学及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诸君，主持训育的有胡钟生君，在当时的绍兴，可为极一时之选。但教员中颇有新旧派别，新一点的，笃信进化论，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旧一点的不以为然。后来旧的运动校董，出而干涉，我遂辞职（前十三年）。

我三十五岁（前十一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那时候南洋公学还止有小学、中学的学生；因沈子培监督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继为学监。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愿习日本文的；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每月课文一次，也由我评改。四十人中，以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谢忱（今名无量）、李（叔）同（今出家号弘一）、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材生。

我三十六岁（前十年），南洋公学学生全体退学，其一部分借中国教育会之助，自组爱国学社，我亦离公学，为学社教员。那时候同任教员的吴稚晖、章太炎诸君，都喜昌言革命，并在张园开演说会，凡是来会演说的人，都是讲排满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激烈环境的影响，遂亦公言革命无所忌。何海樵君自东京来，介绍我宣誓入同盟会，又介绍我入一学习炸弹制造的小组（此小组本止六人，海糕与杨笃生、苏凤初诸君均在内）。那时候学社中师生的界限很宽，程度较高的学生，一方面受教，一方面即任低级生的教员；教员热心的，一方面授课，一方面与学生同受军事训练。社中军事训练，初由何海樵、山渔昆弟担任，后来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来社，他们的领袖章行严、林力山二君助何君。我亦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至我离学社始已。

爱国学社未成立以前，我与蒋观云、乌目山僧、林少泉（后改名白水）、陈梦坡、吴彦复诸君组织一女学，命名“爱国”。初由蒋君管理，蒋君游日本，我管理。初办时，学生很少；爱国学社成立后，社员家中的妇女，均进爱国女学，学生骤增。尽义务的教员，在数理方面，有王小徐、严练如、钟宪鬯、虞和钦诸君；在文史方面，有叶浩吾、蒋竹庄诸君。一年后，我离爱国女学。我三十八岁（前八年）暑假后，又任爱国女学经理。又约我从弟国亲及龚未生、俞子夷诸君为教员。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一方面受苏凤初君的指导，秘密赁屋，试造炸药，并约钟宪鬯先生相助，因钟先生可向科学仪器馆采办仪器与药料。又约王小徐君试制弹壳，并接受黄克强、剧若木诸君自东京送来的弹壳，试填炸药，由孙少侯君携往南京僻地试验。一方面在爱国女学为高材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并由钟先生及其馆中同志讲授理化，学分特多，为练制炸弹的预备。年长而根抵较深的学生如周怒涛等，亦介绍入同盟会，参加秘密小组。

我三十九岁（前七年），又离爱国女学。嗣后由徐紫虬、吴书箴、蒋竹庄诸君相继主持，爱国女学始渐成普通中学，而脱去从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了。

四十岁（前六年），我到北京，在译学馆任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仅一学期，所编讲义未完，即离馆。

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前五年至一年），又为我受教育时期。第一年在柏林，习德语。后三年，在莱比锡，进大学。

四十六岁（民国元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除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按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改教育部后，我为提倡成人教育、补习教育起见，主张增设社会教育司。

我与次长范静生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又鉴于高等师范学校的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的充之。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现一种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伺所研究的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此仿德国大学制）。但是各大学未能实行。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迄未实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五十一岁至五十八岁（民国六年至十二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民国五年，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我遂于冬间回来。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我从少数友人的劝，往北京。

北京大学所以著名腐败的缘故，因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竟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我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并提倡进德会（此会为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史、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选认戎），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只有王亮畴、罗钧任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只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镀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

那时候，受过中等教育的女生，有愿进大学的；各大学不敢提议于教育部。我说：一提议，必通不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默许了。

我于民国十二年离北大，但尚居校长名义，由蒋君梦麐（麟）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欧洲归来，始完全脱离。

我六十一岁至六十二岁（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的组织，与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议试行大学区制，遂取此名。大学区的组织，是摹仿法国的。法国分全国为十六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区内各种教育事业，都由大学校长管理。这种制度优于省教育厅与市教育局的一点，就是大学有多数学者，多数设备，决非厅局所能及。我们为心醉合议制，还设有大学委员会，聘教育界先进吴稚晖、李石曾诸君为委员。由委员会决议，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苏、浙江试办大学区。行了年余，常有反对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学”，有蔑视普通教育的趋势，提议于大学院外再设一教育部的。我遂自动的辞职，而政府也就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试办的三大学区，从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学院的时候，请杨君杏佛相助。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正与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战，以他所长补我之短一样。

大学院时代，院中设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后来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图书馆。

大学院时代，设国立音乐学校于上海，请音乐专家萧君友梅为校长（第一年萧君谦让，由我居校长之名）。增设国立艺术学校于杭州，请图画专家林君风眠为校长。又计划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但此会开办时，我已离大学院了。

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

我于六十一岁时，参加中央政治会议，曾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诸君提议在首都（当时为南京）、北平、浙江等处，设立研究院，通过。首都一院，由大学院筹办，名曰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开办，我以大学院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我离大学院后，专任研究院院长，与教育界虽非无间接的关系，但对于教育行政，不复参与了。

（《宇宙风》第五十五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出版>、

五十六期<一九三八年一月出版>）

自传之一章

余家明末由诸暨迁至山阴，余祖先有营木材业者，因遭同行人妒忌，被斧砍伤，受伤后遂不复理木材业。此余闻祖先轶事之最早者。自此祖又两世，至我曾祖，行四。余曾祖之兄行三者，营绸缎业于广东，因偷关被捕，将处极刑，家中营救，罄其所有，免于一死。

余祖父营典当业，为当铺经理。遂在笔飞坊自置一房，坐北朝南，有大厅三楹。生我父兄弟七人。先三叔好武艺，外出，不知所往，亦不知所终。留在家同居者只六子耳。六叔、七叔年最幼，长子及二、四、五子均已结婚。先祖又在屋后加盖五楼五底，以备大家庭合住之用。余等为大房住一楼一底之外，尚多一骑楼，骑楼虽多只一间，亦意存优待于长子也。

余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八）丁卯，十二月十七日亥时，初言十八日子时，后改正为十七日亥时。其时无钟表，计时亦难准确。

余同胞兄弟四人，四弟早殇，实为兄弟三人，即余有一兄一弟。

余有两姊，均未出阁，均在二十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殇。

先父面方，肤色颇黄，先母面椭圆，肤色白营。余兄弟姊妹七人，凡居单数者均像母，居双数者均像父，余行二，故像父亲。

先父为钱庄经理，二叔为绸缎店经理，四叔亦经营钱庄，五叔、七叔为某庄副经理，全家经商，惟六叔读书。

余家至我六叔，始考试入学（秀才），后并补康（廪生）。自六叔以前，祖传无读书登科之人。

余幼时，先父延聘教师在家教读。年十一，先父见背，家中不克复延教师，即附学他处。先父之丧为夏六月，是年下半年起，余即寄居姨母家附近读一年。十二岁、十三岁，又在一李先生家附读两年。十四岁，始从王子庄先生学作八股文，王先生其时八股文名家也。余从王先生学至十七岁，余入学游泮矣（秀才）。

十八岁、十九岁余自设馆教书。

自二十岁起，不复授徒。余在徐家校书矣。绍兴有徐家，藏书甚富，又喜校书印书，喜以文会友，故亦延聘及我。余自此不复作八股，改作辞章考据之学。

二十一、二、三、四岁四年中，均校书徐家，多得读书之益。

二十四岁，己丑年，（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余入乡闺中式（举人）。

此后成进士及殿试，《言行录》等处已说及，不必赘述矣。述其未说及者一二如次。

余入同盟会在乙巳年（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为同盟会成立之年，或其次年，介绍入会者，何海樵也。

次年，黄克强持孙先生手书来，派余为上海支部部长。是年余返绍兴故乡一行。

又次年丁未，余随孙宝琦赴德，彼任钦差，余往留学，由西比（伯）利亚行，同行者有齐寿山。

寿山告余，李石曾先生吃素，及其理由，余以为然，因亦吃素。直吃至民国十年腿病不能行走，医生感觉病时素食不易调理，为简便计，劝我恢复肉食，我从之，实仍偏重素食，惟不如以前之严格耳。

戊申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我始游巴黎。

辛亥革命，余在德国，得陈英士电，促即回国，余乃取道西伯利亚东归。归后，命我任教育总长。此后诸事，知者更多矣。

萧瑜笔记

（《传记文学》杂志第十卷第一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台北出版）

[1] 此处当为“一九一一年”。“ 十一年”属作者的写作习惯。

章炳麟传

1919年12月20日孙中山和章太炎为南洋商业学校自治讲习所讲演《自治精义》后合影

章炳麟在《民报》工作

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与章太炎等人会面。前排左起：孙中山、章太炎、胡汉民；后排右起：朱执信、古应芬、汪精卫。

章炳麟的老师，著名经学家、文学家俞樾

身穿日式和服的章炳麟

第一章 最近三百年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鸟瞰

第一节 绪  言

一    革命元勋

章先生名炳麟，字枚叔，爱慕昆山顾炎武的为人，改名曰绛，别号太炎。是革命元勋，同时是国学大师。这个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只要一看那时代的背景，便可了然。先生公元1869年（民国纪元前四三年，即清同治八年），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生年比国父小三岁。那时侯，正是中英缔结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二十七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后九年，太平天国运动被消灭后五年。从里面看，满清政府的腐败一天厉害一天；从外面看，列强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天沉重一天。但是当时士大夫们苛且偷安，懵然无觉。所谓优秀分子者，也不过或言变法，或谈立宪，议论纷纷，徒乱一般人民的视听。自从先生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首正大义，截断众流”，又和国父相见定交，同谋革命，先生的文字鼓吹的力量，特别来得闳大壮美。因之遭逮捕，入幽牢，百折不挠，九死无悔，而后国民感慕，翕然从风。其于民国艰难缔造之功，国父而外，实为第一，所以称之曰革命元勋。

二    国学大师

至于章先生学术之大，也是前无古人。试看满清一代的学术，惟有语言文字之学，就是所谓“小学”，的确超轶前贤，光芒万丈，其余多是不振。其原因就在满洲入关以后，用种种凶暴阴险的手段来消灭我们汉族的民族意识。我们看了足以惊心动魄，例如兴文字狱呀，焚书呀，删改古书呀，民多忌讳，所以歌诗、文史趋于枯窳；愚民策行，所以经世实用之学也复衰竭不堪。使一般聪慧的读书人，都只好钻入故纸堆中，做那考据训诂的学问。独有先生出类拔萃。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然而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的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曰国学大师。

三    中华民国国名的解释

章先生的地位，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或在中国革命史上都是卓绝的。我们有国父和先生才有革命，有革命才有“中华民国”。要晓得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现在录一节如下：

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以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羲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原注：据《世本》，西城为汉中郡属县，故公孙尼子言舜牧羊于汉阳。据《地理志》，汉中郡褒中县有汉阳乡），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阳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是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者，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人也。”“蛮夷猾夏”，《帝典》已有其文，不知起于夏后之世。或言远因大夏，此亦与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或谓之漾，或谓之沔，凡皆小别互名；本出武都，至汉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际。因水以为族名，犹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其后因族命地，而关东亦以东夏著。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

（太炎《文录·别录卷一》）

由此可知华是国名，原于华山。雍、梁二州，中间以华山山脉为界（秦岭山脉应正名为华山山脉）。我们的祖先开国，本以这二州做根据。故就华山山脉以定方位，而名其国土曰华。夏是族名，《说文》训中国之人。因为本是族名，并非邦国之号，所以得称诸夏。国父说过：“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这句遗训，于今于古，都是恰当的。我们从古以来，自称华夏。华夏二字连称，便可作为国父所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的一个实证，又得先生这样明白地解释，使人豁然贯通，真可谓之“相得益彰”。

第二节 满洲政府的罪恶

四    满清盗有中夏

满洲爱新觉罗氏是女真的遗族，自从努儿哈赤起兵，蚕食邻部，其子皇太极入据全辽，我国适有流寇之乱，开门揖盗。于是多尔衮、福临父子，乘隙而入，宰割我国土，屠戮我人民，盗窃我政权，卒使黄帝遗胄，沦为奴隶者二百六十七年，四海困穷，救死不给。即如康熙中叶，人们每艳称为家给人足，但按其实际，何尝是如此！唐甄生当其时，他的《潜书·存言篇》有云：“清兴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困穷，中产之家，尝旬月不睹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冄农民冻馁，丰年如凶。良贾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华月无；入其家室，朝则囱无烟，寒则蝟体不伸。吴中之氏，多鬻男女于远方，遍满海内。”所谓最盛时期，富庶地方尚且是这样，其余更可想见了。

五    政谷十大罪

满清统治，稔恶盈贯，章先生写其凶虐的情形，历历如画，兹录一节如下：

……今将数虏之罪，我中华国民其悉心以听：昔拓跋氏窃号于洛，伐北群胡，犹不敢陵轹汉族。虏以要害之地，建立驻防，编户齐民，岁供甲米，是有主奴之分，其罪一也。既据燕都，征固本京饷以实故土，屯积辽东，不入经费；又镕金巨亿，贮之先陵，穿地藏资，行同盗贼，故使财币不流，汉民日匮，无小无大，转于沟壑，其罪二也。诡言仁政，永不加赋，乃悉收州县耗羡以为己有，而令州县恣取平余；其余厘金夫马杂税之属，岁有增加，外窃仁声，内为饕餮，其罪三也。自流寇肆虐，遗黎彫丧，东南一隅，犹自完具。虏下江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后，丁壮悉诛，妇女毁郭，汉民无罪，尽为鲸鲵，其罪四也。台湾郑氏，舟师入讨，惧海滨居民之为向导，悉数内迁，特申海禁。其后海外侨民为荷兰所戮者三万余人，自以开衅中华，上书谢罪。大酋弘历，悉置不问。且云寇盗之徒，任尔殄灭，自是白人始快其意。遂令南洋侨民，死亡无日，其罪五也。昔胡元入寇，赵氏犹有瀛果之封，宗室完具，不失其所。满洲狀虐弘光，朱氏旧宗，剿灭殆尽。延恩赐爵，只以欺世，其罪六也。胡元虽虐，未有文字之狱，自知貉子干纪，罪在不赦，夷夏之念，非可绝。满洲玄烨以后，诛求日深，反唇腹诽，皆肆市朝。庄廷、戴名世、吕留良、查嗣庭、陆生楠、汪景祺、齐周华、王锡侯、胡中藻等皆以议论自恣，或托讽刺国，诗歌字书之间，虏遂处以极刑，诛及种嗣；展转相牵，断头千数，其罪七也。前世史书之毁，多由载笔直臣，书其虐政，若在旧朝，一无所问。虏以人心思汉，宜所遏绝，焚毁旧藉八千余通，自明季诸臣奏议、文集而外，上及宋末之书，靡不烧灭。欲令民心忘旧，习为降虏，其罪八也。世奴之制，普天所无。虏既以厮役待其臣下，汉人有罪，亦发八旗为奴。仆区之法，有逃必戮。诺有隐匿，断斩无赦。背逆人道，苛暴齐民，其罪九也。法律既成，即当遵守，军容国容，互不相入。虏既多设条例，务为纠葛。督抚在外，一切以便宜从事。近世乃有就地正法之制，寻常私罪，多不复按。府电朝下，囚人夕诛。好恶因于郡县，生杀成于墨吏。刑部不知，按察不问，遂令刑章枉桡，呼天无所，其罪十也。警察之设，本以禁暴诘奸。虏既利其虚名，因以自煽威虐，狙伺所及，后盗贼而先士人；淫威所播，舍奸宄而取良奥。朝市骚烦，道路侧目，其罪十一也。犬羊之性，父子无别。多尔衮以盗嫂为美谈，玄烨以淫妹为法制。其他烝报，史不绝书。汉士在朝，习其淫慝。人为雄孤，家有麀鹿。使中夏清严之俗，扫地无余，其罪十二也。官常之败，恒由贿赂，前世赃吏，多于朝堂杖杀，子姓流窜，不齿齐民。虏有封豕之德，卖官鬻爵，著在令典，简任视事，率由苞苴。在昔大酋弘历，常善任用贪墨，因亦籍没其家，以实府藏。盗风既长，互相什保。以官为贾，以法为市。子姓亲属，因缘为奸，幕僚外嬖，交伍于道。官邪之成，为古今所未有，其罪十三也。氈笠绎缨以为帽，端罩箭衣以为服。索头垂尾以为放鬘，鞅靷璎珞以为饰。往时以蓄发死者遍于天下，至今受其维絷，使我衣冠礼乐，夷为牛马，其罪十四也……

（《太炎文录》卷二《讨满洲檄》）

第三节 民族主义的沦没

六    文字狱

国父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中国到今日已经失去了这个宝贝。……并且不只失去了一天，已经失去了几百年。”这是说我们的民族主义被满清政府消灭了的痛史。其所用以消灭的方法不一，有软的，有硬的。前者示恩，如开博学鸿辞科之类，以牢笼士人；后者示威，如屡兴文字狱、焚书及删改古书之类，以毁坏历史。兹仅将后者三项，分节略述：

文字狱的案件甚多，不仅由于讥刺清朝，所谓“反动”而已。亦有出言隔膜，或乡曲迂儒，不识忌讳，或草野愚民，关心皇室，然其运命大抵悲惨。现在此类档案，已由故宫博物院陆续刊布。这里仅就上节所述关系民族思想的庄廷等九人之狱，略叙述如下：

（一）庄廷《明史》之狱。廷，浙江人。编《明史辑略》，于清廷的事概施直笔，为归安知县吴之荣所掲发，时廷已卒，乃戮其尸，株连死者七十余人。

（二）戴名世《南山集》之狱。名世，安徽人。《南山集》多采取方孝标所记，并用永历年号，遂处以极刑，族皆弃市。

（三）吕留良选文之狱。留良，浙江人。评选时文，内有论夷夏之防。国亡著书，多种族之感。雍正时，以曾诤狱牵涉，至于戮尸，株连甚众。

（四）査嗣庭试题之狱。嗣庭，浙江人。为江西正考官。试题曰：“维民所止。”讦者谓此“维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而去其头。胤禛帝竟谓其逆天负恩，并且迁怒于浙江全省的士子，谓恐其效尤，乃停乡、会试若干年。此亦一段清代考试的史料。嗣庭死于狱，仍被戳尸。

（五）陆生楠论史之狱。生楠，广西人。著《通鉴论》十七篇。胤禛谓其借古诽今殽乱国事，乃被杀于军前。

（六）汪景祺作诗之狱。景祺，浙江人。随年羹尧为记室，作《西征随笔》。胤禛谓其作诗讥讪圣祖，大逆不道，立斩枭示，其妻子发往黑龙江，给穷披甲为奴。

（七）齐周华刻书之狱。周华，浙江人。好游览，有《五狱游草》，足迹遍天下。以保吕留良，刻其书，磔于市。

（八）王锡侯字书之狱。锡侯，江西人。作《字贯》一书，于《康熙字典》多所纠正。胤禛以其凡例内将庙讳及御名开列，就算不敬，治以大逆之罪。

（九）胡中藻诗抄之狱。中藻，广西人，鄂尔泰门生。鄂与张廷玉二人互相龃龉，朝官依傍门户者，彼此攻讦，倾轧不已。弘历帝深恶之，因欲借文字狱以示惩儆。中藻所刻诗曰《坚磨生诗抄》，弘历乃指二藻以此自号，为有心谋逆，且寻摘诗词中疑似的字句，指为谤讪诋毁，遂被弃市。

七    焚书

焚书亦是十四大罪之一。国父说：“所有关于记载满洲、匈奴、鞑靼的书，一概定为禁书，通通把它消灭，不准人藏，不准人看。”因为弘历假奖励文化的美名，行察勘禁书的私意，所以章先生揭发其隐并列举书名及著者甚详，今摘录一段如下：

……自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他省催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原注：谕曰：“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及明隆庆以后，诸将相献臣所著奏议、文录，若高拱《边路》，张居正《太岳集》，申时行《纶扉简牍》，叶向高《四夷考》、《籧编》、《苍霞草》、《苍霞余草》、《苍霞续草》、《苍霞奏草》、《苍霞尺牍》，高攀龙《高子遗书》，邹元标《邹忠介奏疏》，杨涟《杨忠烈文集》，左光斗《左忠毅公集》，缪昌期《从野堂存稿》，熊廷弼《按辽疏稿》、《书牍》、《熊芝冈诗稿》，孙承宗《孙高阳集》，倪元璐《倪文正遗稿》、《奏牍》，卢象昇《宣云奏议》，孙传庭《省罪录》，姚希孟《清閟全集》、《沆瀣集》、《文远集》、《公槐集》，《公槐集》中有《建夷授官始末》一篇，马世奇《澹宁居集》诸家，丝帙寸札，靡不燃爇。虽茅元义《武备志》，不免于火（原注：《武备志》今存者，终以诋斥尚少，故弛之耳）。厥在晚明，当弘光、隆武，则袁继咸《六柳堂集》、黄道周《广百将传注》、金声《金太史集》；当永历及鲁王监国，则钱肃乐《偶吟》，张肯堂《寓农初议》，国维《抚吴疏革》，煌言《北征纪略》；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及诸文士侯、魏、丘、彭所纂述，皆以诋触见烬。其后纪昀等作《提要》，孙、顾诸家稍复入录，而颇去其贬文。或曰：朱、邵数君子实左右之。然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其他遗闻轶事，皆前代逋臣所录、非得于口耳传述，而被焚毁者不可胜数也。……乾隆焚书无虑二千种，畸重记事，奏议、文献次之……

（《检论》卷四《哀焚书》）

八  删改古书

国父说：“到了乾隆时代，连满汉两个字都不准提起了，把史书都要改过，凡是当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通通删去。”同门鲁迅也说：“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四部丛刊续编》中，多系影宋刊本或旧抄本，还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所以他举出两部书：（一）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二）宋晁说之的《嵩山文集》。洪氏书，据张元济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所没有。例如《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袭。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秸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至于《嵩山文集》，卷末就有单将《负薪对》一篇和《四库》本相对比，以见一斑的实证。现在摘录几条在下面，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

《旧抄本》：

金贼以我疆场之臣无状，斥侯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结河东。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

以百骑却虏枭将。

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恐怖之号，顾弗之惧哉！

我取而歼焉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谓敢眦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

何则？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

褫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态度。

取故相家孙女姐妹，缚马上而去，执侍帐中，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四库本》：

金人扰我疆场之地，边城斥侯不明，遂长驱河北，盘结河东。

为上下臣民之大耻。

以百骑却辽枭将。

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顾弗之惧哉！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谓竟酿患滋祸一至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异地乎？

遂其报复之心，肆其凌侮之意。

故相家皆携老襁幼，弃其籍而去，禁掠之余，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鲁迅说：“即此数条，已可见“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但是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读者不自改，尚存旧文，使我们至今能够看见晁氏的真面目。”

（《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综观以上三节，都是满清政府用来消灭汉人的民族意识，使对于历史文化，不致发生观感，也使后世对于满洲的秽德，无从知道。其藏身之固，防汉之术，可谓周密！哪里知道一到晚清，他们的阴谋完全暴露，我们民族意识的潜力也重新发芽了。

第四节 帝国主义的猖狂

九    外患纷呈

清代的内政既极腐败，以至外患纷呈，国权日蹙。中间以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的订立，为划定外交新局面的界线，前乎此者是自尊自大，看不起外国人；后乎此者是一味屈辱，造成无数国耻。每当割土地、丧权利的时候，满洲政府所持惟一的政策是“宁与仇人，不与家奴”。其侮辱我们全体汉族为“家奴”，丧心病狂，已至于此！现在先把鸦片战争以后外患的年代，列一简表如下：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结局，与英议和，订《南京条约》，割香港，许五口通商，是为中国对外第一次之失败。

1857年（咸丰七年）英法同盟军陷广州。翌年至天津，陷大沽炮台。1860年再至天津，陷通州，入北京，毁圆明园。奕帝避难热河，为外兵侵入国都之第一次。

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灭琉球。

1880年曾纪泽出使俄国，议改收还《伊犁条约》。1882年与俄定《喀什噶尔东北界约》。

1884年中法战起，翌年议和，失安南。

1886年与英订缅甸条约，失缅甸。

1893年英法共谋暹罗，废止入贡。

1894年中日战起，翌年马关议和，割台湾、澎湖列岛，失朝鲜。

1897年德占胶州湾。

1898年俄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

1899年法占广州湾。

1900年八国（英、俄、日、法、德、奥、美、意）联军入北京，载湉帝避难西安。翌年订《辛丑和约》。

1903年日俄战起，以我东三省为战场。

1905年与日订《满洲协约》。

1910年（宣统二年）外蒙库伦携贰。日本并灭朝鲜。

1911年英兵侵据片马。

综观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国际关系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而《天津条约》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第二时期：自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而《马关条约》实为改变中日过去平等关系为不平等关系的枢纽。第三时期：《辛丑和约》以后。在第一时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作平行的竞争；在第二时期，他们由平行转入对峙，英日同盟与俄法同盟就是国际对峙的产物；在第三时期，八国联军之后，国际对峙的形势，更盘旋于门户开放与共同瓜分的两种政策之间。门户开放政策，首倡者为美国，而英国和之。然而日本不甘心辽东半岛的退让，而帝俄在东北亦继续其独占的企图。于是有1903年日俄在中国领土之内的东三省鏖战，以划分其势力范围的国耻。而日本亦从此遂确立了它的大陆政策的初基，以为今日为祸于亚洲和世界的起点。

十    国权日蹙

国权日蹙的要目，如割地，如租界，如势力范围、租借地，如使馆界，如领事裁判权，如外国军队驻扎权、军舰行驶停泊权，如海关税务管理权、关税协定权，如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如铁路建筑权，如矿山开采权，如设厂制造权，等等，其影响所及，使我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无不颓风外暴，危机内伏，国将不国，民亦非民，几将毁灭我再生的基础，杜绝我复兴的根源，实为历史先例之所无。

章先生尝谓列强帝国主义的凶暴，甚于满清政府。二者均应攘除，然不能不先其所急，而以推翻满清为首要。有云：“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箠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捍御哲族，不其忸乎？”

（《文录》卷二《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

第五节 固有学术的消沉

十一    清代学术的畸形发达

清代学术，惟有小学昌明，余多不振，绪言中已发其端。这种学术上的畸形发达，就因为在异族统治之下，顾忌太多的缘故。鲁迅说：“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绝没有看懂的古书。……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的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花边文学·算账》）言之极为沉痛。有人以为满清一代，国学渊微，发明已备，后生只要追踪前修，无须更事高深。此乃浅见之言，其实缺陷正多着呢！考史者虽则留心于地理、官制，而其他如姓氏、刑法、食货、乐律之学，却无一不见衰微。章先生有云：

姓氏之学，自《元和姓纂》以降，郑樵亦粗明其统绪；至邓氏《辩证》，渐确凿矣。元、明以降，转变增损，又益繁多，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原注：《元史·民族志》别是一种）。刑法之学，旧籍惟《唐律》为完，汉、晋、南北朝之事，散在史传，如补兵以减死，督责以代仗，又皆律外方便之门，皆当校其异同，评其利病，又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食货之学，非独关于租赋，而权度之大小，钱币之多少，垦田之盈诎，金银粟米之贵贱，皆与民生日用相系，此不可不论列者，又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乐律之学，略有端倪，陈氏《通义》，发明荀勖之学，可谓精且博矣。然清康熙朝所审定者，丝声倍半相应，竹声倍半不相应，相应者乃八与一，九与四。其言人气折旋，必有度数，皆由证验所明，更谓丝器不可以名律吕，亦可谓得理者。而陈君犹取倍半相应之说，两者孰是？必听音而后知之，非衍算所能尽理，又未有商略是非者也。斯四术者，所包闳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此皆实事求是之学，不能以空言乱者，既尚考证，而置此弗道乎？

（章先生《自述学术次第》）

十二    先生学术的精深独到

先生更进言清代的小学与玄理，并且自述其独到之处，与下文第十三节所引可以互参。其言云：

近世小学，似若甚精，然推其本则未究语言之原，明其用又未综方言之要。其余若此类者，盖亦多矣。若夫周、秦九流，则眇尽事理之言，而中国所以守四千年之胙者。玄理深微，或似佛法，先正以邹鲁为衡，其弃置不道，抑无足怪。乃如庄周天运，终举巫咸，此即明宗教惑人所自始。惠施去尊之义，与名家所守相反。子华子迫生不若死之说，又可谓管乎人情矣。此皆人事之纪，政教所关，亦未有一时垂意者。汪容甫略推墨学，晚有陈兰甫始略次诸子异言，而粗末亦已甚。此皆学术缺陷之大端，顽鄙所以发愤。古文经说，得孙仲容出，多所推明。余所撰者，若《文始》、《新方言》、《齐物论释》，及《国故论衡》中《明见》、《原名》、《辨性》诸篇，皆积年讨论，以补前人所未举……

（《自述学术次第》）

综观以上所述，满清政府的罪恶，帝国主义的猖狂既如彼，民族主义的沦没，固有学术的消沉又如此，在这暗无天日的中间，忽然现出了光明的救星，这便是章先生所负的使命。换句话说，便是救中国——光复中华，振兴学术——的事业。其所完成的，不但和曾国藩这一派的洋务，康有为这一派的变法截然不同，就是和梁启超的运动，有志革命而仍徘徊于君主立宪的，也根本有别。这是先生伟大的所在。

第二章 革命元勋的章先生

第六节 幼年期的民族思想

十三    幼年的民族思想和外祖的启发

古来伟大的天才，其萌芽每见于幼年时期，但亦须有启发导引之人，知所爱护，不使它中途摧折，才能欣欣向荣，开灿烂无比的花，结硕大无朋的果。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者，大概由于环境或教育违背了自然，不能遂其发展的缘故。章先生从小聪慧，读书多悟，内心所含的民族主义的种子发芽最早，愤满洲统治之虐，明《春秋》夷夏之防，而又有外祖朱有虔及时启导。在先生十一二岁的时候，外袓就把蒋氏《东华录》中曾静案，讲给他听，并且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

先生便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

朱答：“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

先生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

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参阅朱希祖所记《本师章太炎先生口述少年事迹》）

章先生的民族主义伏根之早如此！年十三四，就能够读《东华录》，年二十就读全袓望文，于郑成功事，愤然欲与满清拼命。

十四    民族思想的发这和运用

可是返观当时一般的情形，大不相同。凡是反对革命最烈的人，都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如康有为（《章先生痛驳康氏》见第七节）、如杨度便是。杨度曾做了一篇《金铁主义说》，反对民族主义，其大意略说：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先生本其卓识，发为鸿之，痛斥杨氏之有三惑，最足以看出先生民族思想的发达和运用。其言曰：

为是说者，盖有三惑：一曰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反傅为言。夫华本华山，居近华山而因有华之称。后代华称既广，忘其语原，望文生训，以为华美，以为文明，虽无不可，然非其第一义，亦犹夏之训大，皆后起之说耳。……今夫蛮夷戎狄，固中国所以表别殊方者。其始画种为言，语不相滥，久之而旃裘引弓之国，皆得被以斯名。胡本东胡、久之而称匈奴者亦谓之胡，久之而称西域者亦谓之胡，番本吐蕃，久之而称回部者亦曰西蕃，久之而称台湾之野人者亦曰生番。名既滥矣，而不得谓同称者即为同国同族。况华之名，犹未同也。特以同有文化，遂可混成为一，何其奢阔而远于事情耶？二曰援引《春秋》以诬史义。是说所因，起于刘逢禄辈，世仕满洲，有拥戴虏酋之志，而张大《公羊》以陈符命，尚非《公羊》之旧说也。按中国自汉以上，视蛮、闽、貉、狄诸族，不比于人，故夷狄无称人之例。《春秋》尝书邢人，狄人伐卫，齐人、狄人盟于邢，《公羊》不言其义。夫引异类以剪同族，盖《春秋》所深诛。狄不可人而邢人、齐人人之，则是邢人、齐人自侪于狄也。非进狄人，实以黜邢人、齐人。《老子》有言，正言若反。观于《春秋》书狄为人，其言有隐，其声有哀，所谓志而晦哉……夫弃亲昵而媚诸夷，又从而则效之，则宜为人心所深嫉。今人恶范文程、洪承畴、李光地、曾国藩辈，或更甚于满洲，虽《春秋》亦岂有异是？若专以礼教为标准者，人之无道，至乎杀父烝母而极矣。何《春秋》之书此者，亦未尝贱之如狄也……夫子本楚之良家，而云楚为非种，以忧劳主父，效忠穹庐故，遂不惮污辱其乡人，虑大义灭亲之太过也。盖《春秋》有贬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以同诸夏者。杞用夷礼，则示贬爵之文。若如斯义，满洲岂有可进之律？正使首冠翎顶爵号已图鲁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三曰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如彼谓混淆殊族至千百种，历久而称中华如故是也。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或曰：若如是，则满洲人亦居少数而已，稍稍同化于我矣，奚不可与同中国为？答曰：所以容异族之同化者，以其主权在我，而足以翕受彼也。满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抚治而得之，乃以陵轹颠覆我而得之。二者之不可相比，犹婚媾与寇之例。以婚媾之道，而归女于吾族，彼女则固与吾族同化矣；以寇之道，而据我寝宫，入我床第，亦未尝不可与我同化，然其为怨为亲，断可识也。吾向者固云所为排满洲者，亦曰覆我国家、攘我主权之故。若其克敌致果，而满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适黄龙之府，则固当与日本、暹罗同视，种人顺化，归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权未复，即不得举是为例……

（《文录·别录卷》卷一《中华民国解》）

此外，如《检论》中之《序种姓》上、下二篇，如《清建国别记》，都是辨章族类的名著。

第七节 会见国父痛驳康有为时期

十五    英杰定交，同谋匡济

章先生提倡民族主义，著书立说，渐次为世所重。戊戌政变，长江一带通缉多人，先生的名字亦在其内。乃避地合湾，以为彼地有郑成功的遗风，割隶日本未久，当有可图，然终于没有所就。翌年己亥，游日本，始在梁启超坐中，遇见国父，尚未相知。迨至庚子年，唐才常事败，先生虽非同谋，亦被通缉、翌年掌教苏州东吴大学，并木刻《訄书》行世，为巡抚思铭所诇知，欲兴大狱。乃于壬寅春，再避日本。其时国父方在横滨，英豪会见，握手定交，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应大书特书的事。

……余亦素悉逸仙事，偕力山（按：秦道）就之。逸仙导余入中和堂，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欢，自是始定交。

（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从此互相往来，革命之机渐熟。中和堂这一会，兴中会的同志，畅叙欢宴，每人都敬先生一杯。先生共饮七十余杯而不觉其醉。国父对于先生雅相推重，凡开国的典章制度，多与先生商榷。先生亦佩服国父的善于经画，《检论》中有《相宅》、《定版》诸文，可以窥见一斑。《相宅》系述国父之言，此后建都，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黎。《定启籍》一文，则系共同讨论土地赋税问题。要之，国父和先生二人，志同道合，千载一会，张良之赞汉高，刘基之佐明袓，犹未足以喻其得意，真有“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若巨鱼纵大壑”之概。

十六    痛驳康有为的莠言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时莠言曰众，上面已经说过，凡是反对革命最烈的人，都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康有为便是一个代表。他的《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公然说清帝圣明，并且说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先生作书痛斥，就其两点，在种族异同上，在情伪得失上，层层驳诘，使他体无完肤，莫可开口。文词条畅，洋洋万言。兹引一段如下：

若夫今之汉人，判涣无群，人自为私，独甚于汉、唐、宋、明之世，是则然矣，抑谁致之而谁迫之耶？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陈名夏、钱谦益辈，以北面降虏，贵至阁部，而未尝建白一言。有所补助，如魏征之于太宗，范质之于艺祖者。彼固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学诸儒如熊赐履、魏象枢、陆陇其、朱轼辈，时有献替，而其所因革，未有关于至计者。虽曾、胡、左、李之所为，亦曰建殊勋，博高爵耳。功成而后，于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尝有所筹画焉。是并拥护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则弹动权贵，出则搏击豪强，为难能可贵矣。次即束身自好，优游卒岁，以自处于朝隐。而下之贪墨无蓺，怯懦忘耻者所在皆是。三者虽殊科，要其大者不知会计之盈绌，小者不知断狱之多寡。苟得廪禄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术矣。无他，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固二百年而不变也。明之末世，五遭倾覆。一命之士，文学之儒，无不建义旗以抗仇敌者。下至贩夫乞子，儿童走卒，执志不屈，而仰药剚刃以死者不可胜计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则愿为外国之顺民，官则愿为外国之总办。食其俸禄，资其保护，尽顺天城之中，无不牵羊把茅，甘为贰臣者。若其不事异姓，躬自引决，缙绅之士殆无一人焉。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为满洲之主则听之，其为欧美之主则听之，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变也。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原注：以上录旧箸《正仇满论》）夫以种族异同，明白如此，情伪得失，彰较如彼，而长素犹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者，宁智不足，识不逮耶？

（《文录》卷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此文一出，真是朝阳鸣凤，连那些老师宿儒读了，也有深表钦佩的。而且康党的大言眩惑，更自白于天下，所以它的影响是异常重大的。先生后来之所以入狱，此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八节 光复会时期

十七    反对勤王  剪除辫发

庚子年夏，唐才常乘义和团之变，召集人士，宣言独立。然尚以勤王为名，部署徒众，欲在汉口起兵。章先生对才常说：“我们要谋光复，应该明确推翻满清，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倘要勤王，我不敢赞同。”因即断发以示决绝。改定本《訄书》的末篇为《解辫发》，有云：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隐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殁。《春秋·榖梁传》曰：吴祝发。《汉书·严助传》曰：越发（晋灼曰：，张楫以为古剪字也）。余故吴、越间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

因为剪辫变夷，所关非浅，所以必须考据凿凿，全文在手订《检论》时已经删去了。先生剪辫以后，短发分梳，垂于额际，常著长袍，而外面裹以和服，偶然亦著西装，所谓“方袷直下，犹近古之端衣”。

十八    纪念中夏亡国

壬寅年春，先生和秦遁等十人在东京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励光复，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沉痛。书中有云：

……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是用昭告于穆，类聚同气，零涕来会，以志亡国。凡百君子，同兹恫瘝。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

（《文录》卷二）

这是东京留学界组织爱国团体的权舆。临时，会未开成，因为清使馆假借外力，横来制止，但是大义所被，已经深入人心了。

十九    光复会和陶成章

癸卯年春，留东学生因争俄约，组织义勇队，旋即为清政府所忌，乃自动解散，秘密为“军国民教育会”，与上海主光复者相应和。于是成立“光复会”，宗旨在颠覆满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家。先生著《光复军志序》，首述缘起，有云：

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辄言以清代明，宁与张、李也。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而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陶成章、李燮和继之。总之，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也……

（《检论》九卷《大过》附录）

光复会会员如徐锡麟、熊成基等的革命事迹，多见于先生文著中。惟陶成章功大而名最隐，先生之所以未为撰传，所谓犹有忧患者。成章会稽人，为光复会副会长。生平蓬头垢面，芒鞋日行八九十里，运动浙东诸县豪俊起义，屡遭危难，而所向有功。又游南洋群岛，运动侨民。辛亥年自爪哇归时，浙江已反正，举汤寿潜为都督，成章被任为参议，郁郁不得志，自设光复军总司令部于上海，募兵，为忌者所暗杀。其著作有《汉族权力消长史》行世。

第九节 入狱时期

二十    公开讲演革命

自癸卯年春，蔡元培先生设爱国社，以安顿南洋公学的退学生，中国教育会予以赞助。蔡请章先生讲论，多述明、清废兴之事。教育会会员每周至张园公开讲演革命，讲稿辄在《苏报》发表，以先生排满革命之论为最激烈，遂为清政府所注意，后来成为“苏报案”。其时邹容著《革命军》，自署曰：“革命军马前卒。”求先生替它润色。先生喜其文辞浅露，便于感动平民，且给它作序。宗仰出资行，又将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刊出，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立尽。

二十一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于是清政府下了密谕，拿办上海爱国党。上海道商之于总领事。总领事已经签字，但工部局以政治犯例应保护，不肯执行。被拿者六人：章炳麟、蔡元培、邹容、宗仰、吴敬恒、陈梦坡。工部局屡传蔡、吴前去，告以尽力保护之意，实即暗示被拿诸人从速离开上海罢了。不久，两江总督魏光焘派道员俞明震来沪查办，于是蔡赴青岛，吴赴欧洲，陈赴日本，宗仰避居哈同花园。独有章先生不肯去，并且教邹容也不可去，说道：“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査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清政府严谕魏光焘，有“上海爱国党倡言革命，该督形同聋聩”之语，魏惶恐，因工部局不肯拘人，乃问计于律师，律师以为只有诉诸法律。于是魏光焘代表清政府为原告，控诉章炳麟等六人于会审公廨。工部局于是年闰五月初六日，出票拘人。西捕至爱国学社，进客室，问谁是章炳麟。先生正在客室，自指鼻端答道：“章炳麟就是我。”欣然跟了同去，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节概。

如此勇猛无畏，挺然独往，以为生民请命，才真是革命道德的实践者。宜乎后进慕其典型，追其踵武，而革命终以成功。邹容从后门逃出。先生从狱中作书，动以大义，使他自行投到，翌日，邹容果然自首了。

二十二    所谓“罪状”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

此案原告是清政府，律师是英国人，被告是章炳麟等六人，到者二人。裁判官则为会审委员及英国领事，不伦不类，极为可笑。所控“罪状”，乃是摘取《苏报》中的论说，以及《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语句，尤以驳康书中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两句，视为大逆不道。这正因为带了封建余孽的眼镜，以为呼名不讳，便是大罪。其实翻成白话，就变了平淡无奇。小丑就是小东西，未辨菽麦就是没有常识的意思。况且说载聒未辨菽麦，也是切合实情，并非过甚其辞。要晓得他的祖宗弘历，虽说是个能干的君主，却也是个未辨菽麦的人。他南巡时，不是看到田里种着的稻秧，便问这是甚么草吗？弘历对于民间事业尚且隔膜如此，载湉从小生长在深宫，自然更不消说了。裁判官问章先生有功名否，先生答道：“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珠[1]，还说甚么功名呢！”接着指出清政府的种种罪状，滔滔不绝。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苏报》案”，从此革命党声气大盛，和清政府对质于公堂，俨然成敌国之势了。

二十三    狱中苦工·邹容之死·出狱东渡

这样审问二次，即行阁置。因为清政府用种种诡计，先以外交手段在京和英国公使交涉，要求引渡二人，而不见许；继又愿以沪宁路权变换，亦不见许。二人初拘在工部局，禁令尚宽，每周可容亲友前去探视一次，到了翌年三月，此案始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均罚作苦工，监禁期满，“逐出租界”。自移禁西牢之后，即不许接见亲友。狱中所作之工，则为裁缝，缝做那些巡捕的制服之类。狱卒——印度巡捕——狐假虎威，陵暴无状，见先生目力近视，工作偶不敏捷，辄持棍殴击。先生自知无生理，绝食七日而不死。有时亦以拳抵抗凶暴，屡遭踶趹，或竟用软梏挛其手指，有好几次几乎死去。邹容年少性急，不胜压迫，未及满期，即病死于狱中。惟独先生素有涵养，苦役之余，朝夕必研诵《瑜伽师地论》，悟到大乘法义，才能够克服这种苦难。到了丙午年五月初八，即阳历六月二十九日，期满出狱，国父已派孙毓筠在沪迎接。是日晨，同志们集合在工部局门前守候，因为从西牢解放以后，还须经工部局执行“逐出租界”的手续。到了十一时，先生才出，自由恢复，日月重光，同志们鼓掌欢迎，一一与之握手，即晚登日本邮船，东渡至东京。

二十四    狱中日记与诗

先生有《癸卯狱中日记》云：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以不任宅其位，緊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

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文录》卷一）

自知必死，毫无恐怖，惟斯文将丧是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狱中有诗，称心而言，不加修饰。《浙江潮》杂志曾登四首，兹录如下：

狱中赠邹容  闰年二十八日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乾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惨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见杀  六月十二日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魑魅差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二首  六月十八日

神孤善埋搰，高鸟喜回翔。

保种平生愿，征科绝命方。

马肝原识味，牛鼎未忘香。

千载《湘军志》，浮名是锁缰。

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

中兴沴诸将，永夜遂沉眠。

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

借君好颈子，来者一停鞭。

[1] 满珠、满注、曼殊，均为女真语的音译，都是指满洲。

第十节 编辑《民报》时期

二十五    欢迎会上发狮子吼

章先生既抵东京，发长过肩，肌体颇腴，闻系狱中食物无盐之故。

阳历七月十五日留东学生在神田区锦辉馆楼上开会欢迎，到者七千余人，座无隙地，至屋檐上皆满，为的来看革命伟人、中国救星。先生即席演说，发狮子吼。其大意：首先述自己平生的历史，次以涵养、感情两事，勉励大众，庄谐间出，听众耸然。这是寿裳亲接音容、幸蒙受记之始。现将此演说摘录数段于下：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当时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癫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癫，我还守我疯癫的念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鼓掌）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甚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欢呼）或者诸君推重，也未必不由于此。若有人说，假如人人有神经病，办事必是瞀乱，怎得有个条理？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卤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誓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际；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以上所说，是略讲兄弟平生的历史。

至于近日办学的方法，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当初柏拉图说：“人的感情，原是一种醉病。”这仍是归于神经病了。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最是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先说宗教……孔教、基督教既然必不可用，究竟用何教呢？我们中国本称为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但今日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的杂质，与他本教不同，必须设法改良，才可用得。……我们今日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有的说佛教看一切众生，皆是平等，就不应生民族思想，也不应说逐满复汉，殊不晓得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且如婆罗门教分出四姓阶级，在佛教中最所痛恨。如今清人待我汉人，比那刹帝利种虐待首陀罗更要利害十倍。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其余经论，王、贼两项都是并举。所以佛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了。

次说国粹。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第三要说人物事迹。中国人物，那建功立业的，各有功罪，自不必说。但那俊伟刚严的气魄，我们不可不追步后尘。与其学欧、美，总是不能像的，何如学步中国旧人，还是本来面目。其中最可崇拜的两个人：一是晋末受禅的刘裕，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飞，都是用南方兵士打胜胡人，可使我们壮气。（鼓掌）至于学问上的人物，这就多了，中国科学不兴，惟有哲学，就不能甘居人下。但是程、朱、陆、王的哲学，却也无甚关系，最有学问的人就是周、秦诸子……近代还有一人，这便是徽州休宁县人，姓戴名震，称为东原先生。他虽专论儒教，却是不服宋儒，常说：“法律杀人，还是可救，理学杀人，便无可救。”因为这位东原先生，生在满洲雍正之末，那满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谕，责备臣下，并不用法律上说话，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却不晓是理学助成的。因此那个东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小册子。他的书上并没有明骂满洲，但看见他这本书，没有不深恨满洲。这一件事，恐怕诸君不甚明了，特为提出。（鼓掌）照前所说，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

这篇演说，洋洋洒洒，长六千言，是最警辟有价值的救国文字，全文曾登《民报》第六号，而《太炎文录》中未见收入，故特地多抄一些如上。

二十六    《民报》撰文风行海内外

章先生抵东后，即入同盟会，任《民报》（同盟会的机关报）编辑。其中胡汉民、汪兆铭等诘难康、梁诸作，文笔非不锋利，然还不免有近于诟谇之处。惟有先生持论平允，读者益为叹服。而又注意于道德节义，和同志们互相切励：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如《革命道德说》、《箴新党论》二篇，即系本此意而作。《革命道德说》阐明道德衰亡是亡国灭种的根极。凡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无道德者决不能担当革命。至于德目，则引顾炎武所标举的“知耻”、“重厚”、“耿介”。三事之外，更加入“必信”一事。因为前三者还是束身自好之谓，而信则周于世用。虽江湖聚劫之徒，亦惟有信，才能得徒众的死力。我们必须实践此四事，则所谓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者于是乎在。《箴新党论》说明新党的竞名死利，其污辱较前世党人为甚，视顾炎武所讥的明末俗尚之年、社、乡、宗，则略有异同。其相同者，惟年与乡。宗则今日所轻，而重渐移于姻戚；社则今日所绝，而恩又笃于拜盟。新党之所以自相援助，传之自旧，虽昌言维新，而不废者亦有四事：―曰师生，二曰年谊，三曰姻戚，四曰同乡。这种偏弊，至今日犹未能彻底革除。篇末，且论及当时的学生，以为学生之所为，又是新党的变形而已。其言曰：

夫其学术风采，有异昔时，诸所建白，又稍稍切于时用。然其心术所形，举无以异于畴昔。其尊师帅，有异于向者之称门生乎？其应廷试，有异于向者之叙年谊乎？其分省界，有异于向者之护同乡乎？以借权为长策，以运动为格言，凡所施为，复与党人无异。特其入官未久，不如昔人之熟识径途，故不敢冒昧以求一试，迟之数岁，必森然见其头角。且新党虽多谄曲，而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犹其所优为者，彼虽恃其客气，外以风节自高，则不得不有所饰伪，今则并其饰伪者而亦不知，惟以阿附群公为事。若夫呵殿出门，登坛自诩，以其爵命夸耀诸生，而祝其取青紫如拾芥者，则新党虽顽顿无耻，犹必噤口不言。然则新党者政府之桀奴，学生者当途之顺仆。新党犹马，不饱则不行，学生犹狸，不饥则不用。自专权自恣之政府计之，则学生之谨愿小心，其可用自优于新党。学生用而新党废者，非独时势适然，亦其品格愈卑，易于策使之故……

（《文录·别录》卷一）

凡此所言，皆足以使人警惕，因之同志们奉为圭臬，节操弥坚，舍命不渝，敌忾致果，这都是先生的宿学雄文提倡扶持的力量呢！

其他如《排满平议》、《定复仇之是非》、《代议然否论》、《国家论》、《五无论》、《四惑论》等，名言谠论，不胜枚举。同门李植称之曰：

辨名分，申正义，使天下易其观听，而不惑于保皇、君宪之说。……忧深思远，蒿目而观世变，其立说皆远在二十年前，而流弊隐患之勃发，则在民国建立之后。当时闻其说者，漫不加察，指其无的放矢，而不知先生之虑思深也。

（《余杭章先生事略》）

这话是事实。然当时，《民报》已风行海内外，清政府禁之愈严，而销行愈畅。国内有志的学生，无不阴相转输，竞先讽诵，甚至缙绅耆宿，亦复奋兴感慨，而知光复之不可以已。

《民报》周年纪念会，先生有祝词如下：

我汉族兄弟所作《民报》，俶载至今，适盈一岁。以皇祖轩辕之灵，洋溢八表，方行无阂。自兹以后，惟不懈益厉，为民斗杓。以起征胡之铙吹，流大汉之天声。白日有灭，星球有尽；种族神灵，远大无极。敢昭告于尔丕显皇祖轩辕，烈祖金天，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圣帝，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兄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先皇亦永有依归！

（《文录》卷二）

第十一节 功成后的做官

二十七    归国

《民报》终于被禁止了。章先生遂专心于讲学与著书。至辛亥年八月十九（阳历十月十日），霹雳一声，大义举于武昌，推黎元洪为鄂军都督，用事者为谭人凤、孙武，都是先生的旧识。嗣闻湖南、江西相继反正，始中止讲业，附轮归国，十月抵上海，盖自去国居夷已经六年了。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国父就临时大总统职，成立政府，颁行阳历，以江宁为南京。延先生至京，任为枢密顾问。二月，南北和议告成，国父退让，推荐袁世凯，袁遂被选继任，复任先生为高等顾问。袁既就职，同志虑其难制，欲令南来以困之。先生反对。然后来追惩前失，深自引咎，观其《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可以知之，有曰：

武昌之师，以戋异族；云南之师，以荡帝制；事虽暂济，而皆不可谓有成功，则何也？异族帝制之势，非一人能成之。其支党槃结于京师者不可胜计。京师未拔，正阳之关未摧，虽仆一姓，毙一人，余蘖犹鸟兽屯聚其间。故用力如转山，而收效如毫毛。遽以是为成功者，是夸诞自诬之论也。人情偷息，抚此小康，未暇计后日隐患。某等虽长虑却顾，不敢自逸，无若众论之灌呶何！自南京政府解散，提挈版藉而致诸大酋，终有癸丑之变。祸患绵亘，首尾四岁，以诒诸君子忧，繄岂小人偷息之咎，某等亦与有罪焉。

二十八    东三省筹边使

先生出仕，除上述顾问外，实仅二职：一为民国元年任东三省筹边使，二为民国六年任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然为时皆甚暂。筹边使署设于长春，经费既少，僚属仅十人。公事清简，颇注重于测绘土地。先生曾赴三姓，北抵卜魁，凡所规画，外掣手陈昭常辈，内扼于袁氏之忮忌，未能一一展布；然张布告以求民隐，为黑龙江浙江同乡会呈请褒扬吕留良的后裔以振遐荒，又作熊成基哀辞，以彰先烈而斥凶人。凶人指陈昭常。哀辞末段有云：

……今是凶人，贪以败官，又造矫诬以摧义士，其罪视曾扬（即杀秋瑾之张曾扬）且什百。民国政建，而犹晏居东表，专镇一圻，斯实国家之耻。昭告君之神灵，凡今日与奠者，自奠之后，而不能本君革除之志，以锄贪邪，而敢有回旋容阅以为凶人地者，有如松花江！

（《文录》卷二）

其他遗事尚多，如滴道山煤矿事，侨居延吉的韩人求归化事，均见先生《自定年谱》。

民国二年三月，袁世凯使贼杀宋教仁于上海，先生闻之，即日去官奔赴，躬与执。

二十九    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

民国六年夏，九省督军皆反。张勋以清废帝溥仪复辟。黎总统避居东交民巷，密令段祺瑞出击张勋，勋败，冯国璋觊觎总统位，迫黎解职。七月，国父率海军总长程璧光与先生及前国务总理唐绍仪赴番禺，九月，被选为海军大元帅，建军政府，先生被任为大元帅府秘书长，为国父草就职宣言，词严义正，末段有云：

文于是时，身在海隅，兵符不属，会海军总长程璧光奉命南来，共商大计。既遣兵轮赴秦皇岛，奉迎黄陂，亦不能致。犹谓人心思顺，必有投袂而起者；迁延旬月，寂然无闻。是用崎岖奔走，躬赴广州，所赖海军守正，南纪扶义，知民权之不可泯没，元首之不可弃遗，奸回篡窃之不可无对抗，国际交涉之不可无代表也。于是申请国会，集于斯地，间关开议，以文为海陆军大元帅，责以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奉迎元首之事。文忝为首建之人，谬膺澄清之责。敢谓神州之广，无有豪杰先我而起也哉！徒以身为与共和生死相系，黄陂为同建国之人，于义犹一体也。生命伤而手足折，何痛如之！艰难之际，不敢以谦让自洁，即于六年九月十日就职。冀二三君子，同德协力，共赴大又。文虽衰老，犹当搴裳濡足，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废总统者！

三十    桂黔川之行

章先生见广州事难就，欲应云南督军唐继尧之招而西行。国父使人来曰：“今人心不固，君旧同志也，不当先去以为人望。”先生曰：“此如弈棋，内困则求外解。孙公在广东，局道相逼，未有两眼，仆去为作眼耳。嫌人失望，以总代表任仆可也。”国父从之。遂与议员五人授继尧副元帅印证者同行。正办理护照，准备起程。北京政府商法国公使，电致安南总督，不许革命政府人员过境，因之广州法领事拒绝护照签字。乃各易姓名，先生则易姓名为张海泉，同行者沿途戏以海泉呼之，先生应如响。及抵安南海防，华侨来招待，得安全通过。抵昆明时，继尧衣上将礼服，率饮飞军郊迎，执礼甚恭。遂馆于八邑会馆，每日下午，赴军署欢宴，谈谐至深夜，时或大醉。居半月余，与继尧同赴贵州毕节——川、滇、黔三省军事指挥总部所在地。启行时，先生命制大纛，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名义，其大超过继尧的约三分之―。继尧的副官长以告，继尧但笑颔之。即令副官长随先生行，照料一切。凡滇、黔旅行者，皆知非在正站则食宿均感不便。兵站供应均设正站，故大军尤应按站而行。先生则随兴所至，或多行二三十里，或少行一二十里，且常索白兰地酒、大炮台香烟，曰借以驱除瘴气。

不久，先生自毕节赴巴，有诗《留别唐元帅》云：

旷代论滇士，吾思杨一清。

中垣消薄蚀，东胜托干城。

形势稍殊昔，安危亦异情。

愿君恢霸略，不必讳从横。

兵气连吴会，偏安问汉图。

江源初发迹，夏渚昔论都。

直北余逋寇，当关岂一夫？

许将筹箸事，还报赤松无？

《文录续编》卷七）

此诗勉励继尧，希望其能佐国父扶义，为西南诸将的领袖。

第十二节 功成后的被幽囚

三十一    在共和党本部

在上述两次出仕之间，便是有名的被袁世凯幽囚之期，首尾四载，自民国二年秋至五年夏。地址三易，初为共和党本部，继为龙泉寺，最后则在东城钱粮胡同。

共和党是武汉革命团体，民社中人在民国二年，反对三党合并的进步党而宣告独立的。推黎元洪为理事长，章先生副之。自南事败坏，袁世凯帝制已渐萌芽，先生在上海时时发表反袁文字，一纸甫传，各报竞载。又念袁氏网罗周布，无所逃死；中国既经光复，不愿再做亡命之客。适共和党人急电催先生入都，因为国民、共和二党惩于旧衅，愿意复合，先生决计北行，虽经友人力阻，而先生则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于八月冒险入京，宿共和党本部。袁命陆建章派宪兵守门，名为保护，实则禁其出京，而且监视其言论。至冬，国民党被解散，十二月国会亦解散。某日，先生乘马车出赴晚宴，宪兵跃而登车，前后夹卫，初未注意，及宴毕回寓亦然。先生怪而问之，才知是袁世凯派来保护者。先生大怒，起而持杖逐之。宪兵皆逃。先生喜曰：“袁狗被我赶走了。”其实宪兵被逐以后，仅仅换了便服，仍住门房如故。先生既被软禁，每日书“袁贼、袁贼”以泄愤，又喜以花生米佐酒，尤喜油炒花生，吃时必去其蒂曰：“杀了袁皇帝的头。”以此为乐。某日，建章派秘书长秦某来，请同寓吴宗慈为先容，问其何事，则谓：“敝总长奉大总统命，说章先生居此，虑诸君供亿有乏，将有所赠。”宗慈入告，导与相见。秦某入，致词毕，探怀出银币五百元置书案。先生当初默无一语，至此忽然起立，持币悉掷秦面，张目叱之曰：“袁奴速去！”秦乃狼狈而逃，其时黎副总统居瀛台，颇系念先生起居，召吴宗慈、张伯烈共商所以安慰之策。属转询先生，在京有否愿做的事，并说袁对于先生尚具善意，但不欲其出京及发表任何文字。先生表示愿任“函夏考文苑”事，袁氏允年拨经费十五万元，先生则开具预算，坚持非七十五万元不可。袁允经费可以酌加，但不必如预算所列，亦不必设机关办事。先生最后表示，经费可略减，但必须设机关，办实事。事终不就。

穷愁抑郁，可以伤生。纵酒痛骂，亦非长局，遂决意作冒险出京之计。党部同人设筵为饯，逆料出京必然被阻，但欲其恣饮狂欢以误车行。至下午五时，先生放杯起立说：“时间不早了。”匆匆赴车站，而京奉车早经开出，不得已，移寓扶桑馆，以便明晨由水门上车，派庶务员同住照料。明晨，宗慈得庶务员电话报告：“章先生独自赴总统府了。”服蓝布长衫，手持羽扇，以勋章作扇坠，兀坐新华门招待室侯电话。不久，梁士诒来招待，方致词，先生曰：“我见袁世凯，哪里要见你？”梁只好默然而去。旋又一秘书来说：“总统刚才事忙，请稍候。”久久没有消息，先生怒，打毁招待室的器物略尽。直至下午五时许，陆建章始入，鞠躬向先生曰：“总统有要公，劳先生久候，深为抱歉！今遣某迎先生入见。”先生熟视一晌，随陆出登马车，车出东辕门，先生怪而问曰：“见总统，为何不入新华门？”陆佯笑对曰：“总统在居仁堂，出东辕门，过后门，进福泽门，车可直达，以免步行。”而先生不知已被骗了。

三十二    在龙泉寺

从此禁锢在龙泉寺。龙泉寺偏院屋五间，颇整齐清丽。袁氏谕建章应特别优待，不得加以非礼，但不许其越雷池一步。建章奉命惟谨，先生则焦怒，常以杖扫击器物，并欲焚其屋宇，建章只吩咐守者慎防而已。据建章言：“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先生：（一）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二）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三）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四）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五）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六）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七）求见者必持许可证。（八）保护全权完全交给你。”建章又告人曰：“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由此可知袁、陆二人，对于先生尚知敬畏。记得移居龙泉寺的翌日，袁克文亲送锦缎被褥，未敢面先生。先生觉窗缝外有人窥探，牵帷一看，乃是袁克文。即入室点香烟，把被褥烧成许多洞穴，累累如贯珠，遥掷户外，曰：“拿去！”三年夏，先生又绝食七八日，神气转清，惟步起作虚眩。其时弟子们环吁床前，请进食，先生始尝梨一片。旧友黄节致书当事，道不平。当事恐先生饿死，复延医生来省，于是得移至东城钱粮胡同。

三十三    在钱粮胡同及爱女之死

钱粮胡同的屋宇宽敞，政府月致银币五百元，赁屋炊食悉自主之。以巡警充门房，稽察出入，书札必副总厅检视，宾客必由总厅与证，而书贾与日本人出入无阻。当事常派人来窥探意旨，偶道及国体，先生即以他语乱之。尝作魏武帝、宋武帝二颂，及肃致使、巡警总监二箴，以示讽刺。

四年七月，筹安会起，劝进者数百。先生固知袁氏恶贯将满，然不能无感愤，赖以禅观制止。某日，以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二大字，悬于壁上。至九月，其长女忽一夜自尽而死，先生大恸。这事传至日本，误谓先生已死，既而上海报纸依以入录。汤夫人（民国二年与先生结婚）急电来问安。先生复曰：“在贼中岂能安？”露章明发，逆料袁氏技穷，无能为害的。爱女开吊之日，先生书挽联于灵像前，曰：“汝能如此，我何以堪？”又撰事略如下：

亡女，字蕴来，性端简。生十岁丧母。余适以事遭胡清逮捕，故从其伯父受学。三年，余违难抵日本东京，始通书存问。又四年，东行，余教之诗，不深好也。适嘉兴龚宝铨，年十七矣。宝铨素与会稽陶成章善，亦数离患东走，从余学，故成章为致辞。既婚，未得归国，濡滞东京。岁余武昌军兴，余始与宝铨、先后归上海，而成章解遘遇祸；宝铨不自聊，夫妇居钱唐西湖，无问世意。民国元年夏，复与宝铨同赴东京治疾，逾年归。性狷好洁，平居衣履有小褰垢，必颦蹙刮治之，而恶与乘时取势者往来。然处家委顺，善得尊长欢，与叔妹居，无闲言。独时邑邑不乐，常欲趣死。余数遇祸，而宝铨亦时怏郁。民国四年四月，如京师省视，言笑未有异也。然燕处辄言死为南面王乐，余与季女常慰藉之；宝铨数引与观乐，或游履林囿间，终不怡；见树色，益抚然若有亡者。九月七日夕，与宝铨、，谈笑至乙夜就寝；明旦起视，已自经，足趾未离地，解抚其胸，大气既绝矣。医师数辈皆言不可治，遂卒。呜呼！余以不禄，出入生死几二十年，宝铨亦颠沛者数矣，幸虽有功，未得以觞酒与宾婚故人相劳，而衅咎复时中之。成章之死，与其他故旧困穷失据之状，皆所亲睹也。身处其间，若终身负疚疾者，其厌患人世则宜然。未死十日，余尝以苛养欲购石药，惧有故，辄止仆人毋往，其操心危厉如是，而遽自毁其躬；比敛，面如生，颜色更如欢笑者，此曷为而然者耶！

民国四年九月十一日，章炳麟书。

（文录续编》卷四）

十二月，云南护国军起，袁世凯始恐怖，翌年三月，取消洪宪年号。至六月，袁世凯呕血，渐不支。先生急欲观南方的实际状况，友人有在海军部者，与日本海军增田大佐、柴田大尉相识，示以易和服出走，从铁路达天津。至期，日本驻津领事密携宪兵迎于东站。既发，未上车，侦者踵至，作无赖口吻说道：“你欠了我钱，为甚么逃走？”遂抢取指环及常弄的古玉而去。另外有一伙曳以走，日本军官在内。领事所携宪兵前进，夺军官而去。先生则被曳至巡警总监。时袁世凯已病，警吏气焰亦衰，但催促他回去罢了。六月六日袁世凯自毙，十六日撤警，增田、柴田皆来贺。二十五日先生出都，七月一日至上海。

第三章 国学大师的章先生

第十三节 治学与师友

三十四    自述治学工夫

绪言中已经说过，章先生学术之大，前无古人，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论其学术次第，有两篇自述最足参考：一在《菿汉微言》中，一为单行本的《自述学术次第》。兹就前者摘录首尾二段如下：

余自志学讫今，更事既多，观其会通，时有新意。思想迁变之迹，约略可言：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虽尝博观诸子，略识微言，亦随顺旧义耳。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自余闳眇之旨，未暇深察。继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义解渐深，卒未窥其究竟。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

……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世固有见谛转胜者耶。后生可畏，安敢质言？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诮，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故，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

自述如此，不夸不饰，毫无溢美，识者称之。

三十五    本师俞樾

清代朴学，始于顾炎武，嗣后硕儒辈出，至乾隆朝，则成学著系统者：一自吴，始于惠栋；一自皖南，始于戴震。震生于休宁，受学于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无不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延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翬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而《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然理解。授其子引之为《经传释词》。于是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者，皆廓尔洞达。要之，王氏父子小学训诂的深通，不但是超轶唐、宋，简直是凌驾汉、魏。

章先生的本师是俞樾。俞君德清人，三十岁成进士，入翰林，旋放河南学政，两年被人言免官。免官以后，幡然改计，乃读王氏父子书，从此精研朴学，旁及艺文。他的著述《春在堂全集》五百卷，中以朴学为上，文学次之，朴学中又以《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各三十五卷，及《古书疑义举例》七卷，为最博大精深。此三书中，《群经平议》成书太早，视王氏《经义述闻》，间有未谛之处，故其晚年自敕为《茶香室经说》。《诸子平议》则足与王氏《读书杂志》抗衡。至于《古书疑义举例》，则超过《经传释词》，于解释古书之词例及谬误，可谓集其大成，实在是一部整理中国古书文法的杰作。其治学方法，悉本高邮王氏，门径既正，造诣又深。古义多所发明，宿疑为之冰释。开浙学之中兴，张清学之后殿。著述而外，并主讲西湖诂经精舍，历三十一年之久，主持风雅，宏奖人才，其功至为伟大。

章先生自二十三岁肄业诂经精舍，因得从俞君学，亲炙良师，时亘七载，其所成就益大。昔戴震论学曰：“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三百年来，兼此三长者，惟有先生。先生论治学方法，谨严不苟，足为后学南针，有云：

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

（《文录》卷一《说林》下）

又论朴学的等第，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使后学知所别择，有云：

以戴学为权度，而辨其等差，吾生所见，凡有五第：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守一家之学，为之疏通证明，文句隐没，钩深而致之显，上比伯渊，下规凤喈，若善化皮锡瑞，此其次也。己无心得，亦无以发前人隐义，而通知法式，能辨真伪，比辑章句，秩如有条，不滥以俗儒狂夫之说，若长沙王先谦，此其次也。高论西汉，而谬于实证，侈谈大义，而杂以夸言，务为华妙，以悦文人，相其文质，不出辞人说经之域，若丹徒庄忠棫湘潭王闿运，又其次也。归命素王，以其言为无不包络，未来之事，如占蓍龟，瀛海之大，如观掌上，其说经也，略法今文而不通其条贯，一字之近于译文者以为重宝，使经典为图书符命，若井研廖平，又其次也。

（《文录》卷一，《说林》下）

章先生对于本师的尊敬，至老不渝，然却有过一段趣事，见于“谢本师”文中，大意是说既游台湾，往谒俞君于曲园，俞君督敕甚厉，说他讼言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邦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生对曰：“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此事在所撰《俞先生传》，并未提及，只言“老而神志不衰，然不能忘名位”而已。

三十六    学友黄以周、孙诒让、宋衡等

章先生交友，以学问相切磋者甚多。其风义在师、友之间者，有黄以周、孙诒让诸氏，皆朴学大师。友人则有宋衡先生，深通佛典。

兹各略述如下：

黄以周，定海人。所著以《礼书通故》百卷为最大，其精审过于秦蕙田的《五礼通考》。章先生为之传，称此书“与杜氏《通典》比隆，其校核异义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尽明之矣。”主讲南菁书院，江南诸高材皆出其门。

孙诒让，瑞安人。著《周礼正义》、《墨子闲诂》、《古籀拾遗》、《札迻》，又著《契文举例》、《名原》，为研究殷契之第一人。章先生为之传，有云：“以为典莫备于六官，故疏《周礼》；行莫贤于墨翟，故次《墨子闲诂》；文莫正于宗彝，故作《古籀拾遗》。”又云：“《札迻》者，方物王念孙《读书杂志》，每下一义，妥聑宁极，淖入凑理……诒让学术，盖龙有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过之。”

宋衡先生，平阳人。原名存礼，改名曰恕，又改曰衡。其学以仁爱为基，以大同为极，是一位伟大的革新运动者及文化批评者。著作繁富，生前仅刊《六斋卑义》一种，此书提倡革改，远在辛卯以前。又深研内典，章先生称之云：“平子疏通知远，学兼内外，治释典，喜《宝积经》。炳麟少治经，交平子始知佛藏。”又云：“……最后乃一意治瑜伽。炳麟自被系，专修无著世亲之说，比出狱，世无应者。闻平子治瑜伽，窃自喜，以为梵方之学，知微者莫如平子，视天台、华严诸家深远。”（《文录》卷二《瑞安孙先生伤辞》）宋先生掌教于杭州求是书院，“取法象山，限规不立，经史子集，任择从事。”寿裳幸得受业，并得因以知中国之有章先生。

第十四节 革命不忘讲学

三十七    东京讲学实际情形

章先生一生讲学，历有年所，循循善诱，至老不休。本节所言，系专指居东京、编《民报》之时，一面执笔为文，鼓吹革命，目不暇给。然犹出其余力，为后进讲语言文字之学。寿裳幸侍讲席，如坐春风。谨就当时实际情形，謦欬所承，略记于下：

先生东京讲学之所，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寿裳与周树人（即鲁迅）、作人兄弟等，亦愿往听。然苦与校课时间冲突，因托龚宝铨（先生的长婿）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者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义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即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亦起于此时。这是先生东京讲学的实际情形。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

三十八    论学微旨

先生讲书之外，时宣微旨，深达理要，补前修之未宏，诫肤受之多妄，实足发人猛省。兹录数则，以见一斑。如说读书论世，贵乎心知其意，勿拘于表面的文字，曰：

古称读书论世，今观清世先儒遗学，必当心知其意，若全绍衣痛诋李光地佻淫不孝，实未足以为大过。台湾之役，光地主谋，使汉绪由兹而斩，欲明加罪状则不能，故托他过以讥之也。江子屏《宋学渊源记》，不录高位者一人，自汤斌、二魏、熊赐履、张伯行之徒，下至陆陇其辈，靡不见黜。而顾、黄二子为明代人物，又别为论叙以见端，诚谓媚于胡族，得登膴仕者，不足与于理学之林也。其他微言难了者，尚复众多，而侈谈封建、井田者为甚。是议起于宋儒，而明末遗民陈之，其言乃绝相反（原注：除王而农别有所感，王崐绳辈意见，则纯同宋儒，其他皆有别旨）。宁人之主张封建，后世不明其故，戴子高犹肆口讦之，甚无谓也。宋儒欲以封建、井田致治，明遗民乃欲以封建、井田致乱。盖目睹胡人难去，惟方镇独立以分其权，社会均财以滋其扰，然后天下土崩，而孤愤易除也。当时无独立及社会主义诸名，有之亦不可明示。托于儒家迂论，乃可引致其途耳。自宁人以下者，斯类多矣。而清雍正、乾隆二朝，亦能窥其微旨。故有言封建、井田者，多以生今反古蒙戮，又数为诏令以驳斥之。若以为沿袭宋儒迂论者，又何必忌之至是耶？然终无可奈何，及同治、光绪以还，行省拥兵于上，会党横行于下，武昌倡义，上下同谋，而清之亡忽焉。则先正之谋果效，而腐朽化为神奇之说亦不虚也。呜呼！前哲苦心若斯者岂独一端已？后之学者其识之哉！

（《自述学术次第》）

又说中国学术，在野则盛，在朝则衰。故提倡自由研究之风，曰：

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凡朝廷所闿置，足以干禄，学之则皮傅而止，不研精穷根本者，人之情也。会有贤良乐胥之士，则直去不顾，自穷其学。故科举行千年，中间典章盛于唐，理学起于宋，天元四元兴宋、元间，小学经训昉于清世。此皆轶出科举，能自名家，宁有宫吏奖督之哉？恶朝廷所建益深，故其自为益进也。

（《文录》卷二《与王鹤鸣书》）

又说日本学术，采自西方，而中国犹有所自得，常以此谕青年学子，并作《原学》篇以申此义：

世之言学，有仪刑他国者，有因仍旧贯得之者，其细征乎一人，其巨征乎邦域。荷兰人善行水，日本人善侯地震，因也。山东多平原大坛，故邹、鲁善颂礼。关中四塞便骑射，故秦、陇多兵家。海上蜃气，象城阙楼橹，怳苯变眩，故九州、五胜怪迂之变在齐稷下。因也，地齐使然。周室坏，郑国乱，死人多而生人少。故列子一推分命，归于厌世，御风而行，以近神仙。族姓定，阶位成，贵人之子，以武建陵其下。故释迦令桑门去氏，此于四水入海，而咸淡无别。希腊之末，甘食好乐，而俗淫湎，故史多揭家务为艰苦，作自裁论，冀脱离尘垢，死而宴乐其魂魄。此其政俗致之矣。虽一人亦有旧贯。传曰：“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良冶之子，必学为裘。”故浮屠之论人也，锻者鼓橐以吹炉炭，则教之调气。浣衣者刮垢摩，而谕之观腐骨。各从其习，使易就成，犹引茧以为丝也。

然其材性发舒，亦往往有长短。短者执旧，不能发牙角。长者以向之一，得今之十。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短者即循循无所进取。通达之国，中国、印度、希腊，皆能自恢者也。其余因旧而益短拙，故走他国以求仪刑。仪刑之与之为进，罗甸、日耳曼是矣。仪刑之不能与之为进，大食、日本是矣。仪刑之犹半不成，吐蕃、东胡是矣。

夫为学者，非徒博识成法，挟前人所故有也。有所自得，古先正之所髳，贤圣所以发愤忘食。员舆之上，诸老先生所不能理，往释其惑，若端拜而议，是之谓学。亡自得者，足以为师保，不与之显学之名。视中国、印度、日本则可知矣。日本者，故无文字，杂取晋世隶书章草为之，又稍省为假名。言与文缪。无文而言学，已恧矣。今庶艺皆刻画远西，什得三四。然博士终身为写官，更五六岁，其方尽，复往转贩。一事一义，无胸中之造，徒习口说而传师业者。王充拟之，犹‘邮人之过书，门者之传教’（《论衡·定贤篇》）。古今书教工拙诚有异，邮与阍，皆不与也。中国、印度，自理其业，今虽衰，犹自恢，其高下可识矣。贷金尊于市，不如己之有苍壁小玑。况自有九曲珠，足以照夜。厥夸者，惟强大是信。苟言方略可也，何与于学。

夫仪刑他国者，惟不能自恢，故老死不出译胥抄撮。能自恢，其不函于仪刑，性也。然世所以侮易宗国者，诸子之书，不陈器数。非校官之业，有司之守，不可按条牒而知。徒思犹无补益，要以身所涉历中失利害之端，回顾则是矣。诸少年既不更世变，长老又浮夸少虑。方策虽具，不能与人事比合。夫言兵莫如《孙子》，经国莫如《齐物论》，皆五六千言耳。事未至，固无以为候，虽至，非素练其情，涉历要害者，其效犹未易知也。是以文久而灭，节奏久而绝（原注：案《孙子》十三篇，今日本治戎者，皆叹为至精，由其习于兵也）。庄子《齐物论》，则未有知为人事之枢者。由其理趣华深，未易比切。而横议之士，夸者之流，又心忌其害己，是以卒无知者。余向者诵其文辞，理其训诂，求其义旨，亦且二十余岁矣。卒如浮海，不得祈向。涉历世变，乃始然理解，知其剀切物情。《老子》五千言，亦与是类，文义差明。不知者多以清谈忽之，或以权术摈之。有严复者，立说差异，而多附以功利之说，此徒以斯宾塞辈论议相校耳，亦非由涉历人事而得之也。即有陈器数者，今则愈古（原注谓历史、典章、训诂、音韵之属）。今之良书，无谱录平议，不足以察。而游食交会者又邕之。游食交会，学术之帷盖也，外足以饰，内足以蔽人，使后生无所择，以是旁求显学，期于四裔。

四裔诚可效，然不足一切画，以自轻鄙。何者，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校术诚有诎，要之短长足以相复。今是天籁之论，远西执理之学弗能为也。遗世之行，远西务外之德弗能为也。十二律之管吹之，捣衣、舂米皆效情，远西履弦之技弗能为也。神输之针，灼艾之治，于足治头，于背治胸，远西刲割之医弗能为也。氏族之谱，纪年之书，世无失名，岁无失事，远西阔略之史弗能为也。不定一尊，故笑上帝。不迩封建，故轻贵族。不奖兼并，故弃代议。不烝民，故重灭国。不恣兽行，故别男女。政教之言愈于彼又远。下及百工将作，筑桥者垒石以为空阅旁无支柱，而千年不坏。织绮者应声以出章采，奇文异变，因感而作，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傅子说马钧作绫机，其巧如此，然今织师往往能之）。割烹者斟酌百物以为和味，坚者使毳，淖者使清，洦者使腴，令菜茹之甘，美于刍豢。次有囷棋、柔道，其巧疑神。孰与木杠之窳，织成之拙，牛胾之，象戏之鄙，角抵之钝。又有言文歌诗，彼是不能相贸者矣。

夫赡于己者，无轻效人。若有文木，不以青赤雕镂，惟散木为施镂。以是知仪刑者“散”，因任者“文”也。然世人大共标弁[1]，以不类远西为耻。余以不类方更为荣，非耻之分也。老子曰：“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此中国、日本之校已。

（《国故论衡》下卷）

学贵自得，勿轻易效人，类于神贩。此是青年学子必读之文，故录其全首如上。

[1] 标弁，《国故论衡》中作“僄弁”。

第十五节 语言文字学上的贡献

三十九   《文始》

章先生对于语言文字学上的贡献，洵可谓集一代的大成。少年时即精治小学，遍览清世大师的著作，以为诸家虽各有所长，然犹有未至者。久乃专读大徐《说文原本》至十余遍，以说解正文比较，于是疑义冰释。尝谓“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居东讲学时，不废著述，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言之根；次《小学答问》，以见文字之本；述《新方语》，以通古今之邮。又著《国故论衡》上卷十一篇，皆言小学要义。自谓“阴阳对转，区其弇侈（按：指成均图），半齿弹舌，归之舌头（按：指古音娘日二纽归泥的证明）；明一字之有重音，辨转注之系造字。比之故老，盖有讨论修饰之功。”兹就上述三书，各加说明，并举数例于下：

《文始》这部书是中国文字学上一大发明，探名言的渊源，极形声的妙用。先生自述其创作经过：

以为学问之道，不当但求文字。文字用表语言，当进而求之语言。语言有所起，人仁天颠，义率有缘。由此寻索，觉语言统系秩然。因谓仓颉依类象形以作书，今独体象形见说文者，止三四百数，意当时语不止此，盖一字包数义，故立三四百数已足，后则声意相迩者，孳乳别生，文字乃广也。于是以声为部次，造《文始》九卷。归国后，叶奂彬见而善之，问如何想得出来？答：“日读说文，比较会合，遂竞体完成耳。”

（同门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

其例如：

《说文》：“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旁转宵，变易为噭。师古说：“噭，口也。”凡有穴者通得言口，故转宵又孳乳为窍，空也。口对转东又孳乳为空，窍也。空又孳乳为銎，斤斧穿也。口又孳乳为扣，金饰器口也。

《说文》：“谷，泉出通川为谷。从水半见出于口。”此合体象形也。声义本受诸口，而有数读，在深喉则如今音，在浅喉则如浴欲，在齿音则如俗，亦作舌音，与通对转为训，大要分喉、舌二例而已。孳乳为沟，释水曰：“注谷曰沟。”又为，通沟以防水也。为渎，沟也。释水曰：“注浍曰渎。”为窦，空也。凡今言洞者皆借为窦，东侯对转也。谷亦对转东，孳乳为，大长谷也。窦旁转幽，孳乳为岫，山穴也。

诸有孔穴可容受者通言谷。对转东，孳乳为容，盛也。在本部孳乳为俞，空中木为舟也……其于衣为，绔踦也，或作。为，射臂决也。为，编枲衣，一曰头，一曰次裹衣也。为屡，履也。其于兵为，弓矢也。为弓衣也。于器为椟为匮，皆匮也。为缿，受钱器也。为瓯，小盆也。为匬，瓯也。为瓮为，皆罂也。于车为毂，辐所凑也。为，车毂中铁也。于乐为筒，通箫也。为筩，断竹也（原注：筩转东，则为大竹，簜为大竹）。于门为枢，户枢也。于草为澫，扶渠根也。澫对转东，舒作舌音为蕫，杜林说：“澫根也。”此皆有孔穴可容受者也。

泉出通川为谷，故谷对转东，孳乳为通，达也。又孳乳为斀，迭也（原注：迭借为达）。此二同字。又孳乳为洞，疾流也。洞又为洞渫之义。还侯作来纽为斀，屋穿水入也。……又孳乳为斀，去阴之刑也，犹去耳言刵矣。

人有九窍，各有所嗜，而男女为大欲，自洞以衍，既为涿字。谷本一切通孔之大名。对转东，亦孳乳为孔，通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此谓人道之通。孔次对转幽，变易为好，美也。释器言“肉倍好”，“好倍肉”，“肉好若一”，好即孔矣。其引伸则诗传好训说。还鱼，孳乳为欲，贪欲也。欲又变易为觎，欲也。易之窒欲，孟氏作谷。《乐记》“性之欲也”，《乐书》作“性之颂也”。《庄子天下葛》宋钘“语心之容”，即荀子所引宋子言“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然则欲字之义，又系于谷与容矣……凡谷字有深喉、浅喉、舌、齿四音，故所孳乳之字，亦备四音。

（《文始卷六喉东类》）

《说文》：“工，巧饰也。象人有规榘。”古文作，从彡。工者初文，者准初文。小篆用工，遂出字为古文矣。对转侯，变易为竘，一曰匠也。方言，吴越饰貌为竘，或谓之巧。次对转幽，变易为巧，技也。巧旁转宵，变易为，巧也。在本部孳乳又为颂，貌也。貌与颂皆有图画义。工又孳乳为攻，击也。《考工记》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摩、搏埴皆称工，治之皆曰攻。又孳乳为功，释诂功，成也，释名功，攻也。攻又孳乳为巩，以韦束也。诗传攻训坚。释诂巩坚皆训固。

工有规榘之义。规榘皆与工双声。凡圆者为鞠，隅者为角，锐者为圭，直者为径，磬折者为磬为球，从横折榘者为勾股，虽各有初文本字及佗字所孳乳者，然皆与工双声相系……

攻训击，对转侯则变易为，击也。次对转幽，则变易为考，也。其所孳乳，在侯为殴，捶击物也……其本部为水边石，亦与相转。

（同门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

四十    《小学答问》

《小学答问》这部书系答弟子之问，以明本字，借字流变之迹，其声义相禅，别为数文者，亦稍示略例，观其会通。其例如：

问曰：“《说文》：‘天，颠也。’易曰：‘其人天且劓。’马融曰：‘黥凿其曰天。’‘不解凿何以称天？’答曰：“天即颠尔。颠为顶，亦为。释畜：‘颡白颠。’周南：‘麟之定。’传曰：‘定，题也。’一本题作颠（原注：颠顶定题，古皆双声。陆以颠为误，非也）明题颡得称颠矣。去耳曰刵，去鼻曰，去而曰耏，去涿曰斀，皆从其声类造文。去髌直曰髌，凿颠直曰颠，不造它文，直由本义引而申之。又《刑法志》说秦刑有凿颠，《山海经》说兽名有‘刑天’。刑天无首，盖被凿颠之刑。彼颠即指顶尔。”

问曰：“《说文》：‘艾，仌台也。’《春秋传》言‘艾豭’，‘国君好艾’。孟子、《楚辞》言‘少艾’、‘幼艾’，不解少年何以称艾？”答曰：“老亦为艾。五十发苍，始服官政，以艾为称；少亦为艾，犹言苍生，亦如今言青年矣。艾转为牙，崔骃言‘童牙’，亦转为吾，管子言‘吾子’，皆幼少之名也。”

问曰：“《说文》：‘爽，明也。’雅训为差为忒，其义何取？”答曰：“阳鱼对转，爽借为疏。夏小正‘爽死。’传曰：‘爽也者，犹疏也。’是其例。周疏相对。周为密，亦为忠信；不密则差，亦为食言矣。”

问曰：“说文：‘雝，也。’相承训和者何字也？”答曰：“东侯对转‘字借为愉。祭义曰：‘有和气者亦有愉色。’《论语·乡党》：‘愉愉如也。’郑君曰：‘愉愉颜色和。’愉亦作姁。《汉书·韩信传》：‘言语姁姁。’师古曰：‘姁姁，和好貌也。’《史记》作呕呕。雝重言为雝容。鬼臾区为鬼容区，亦东侯对转矣。或曰：雝飞则鸣，行则摇，故声音赴节者谓之雝。《乐府》有《精列篇》，象其节奏，故音和谓之雝。”

四十一   《新方言》

《新方言》，真是洽见的奇书，不刊的硕记。其《自序》有云：“……中更忧患，悲文献之衰微，诸夏昆族之不宁一，略殊语，征之古音，稍稍得其理。盖有诵读占毕之声，既用唐韵，俗语犹不违古音者；有通语既用今音，一乡一州犹不违唐韵者；有数字同从一声，唐韵以来，一字转变，余字则犹在本部，而俗语或从之俱变者。远陌纷错，不可究理。方举其言，不能征其何字，曷足怪乎？……。”又云：“读吾书者，虽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既陟升于皇之赫戏，案以临瞻故国，其恻怆可知也。”例如今言“甚么”，即“舍”之切音；今言“光蜑”，即“矜”之切音，元寒戈对转，故今言菜，声如波菜；舌无轻唇音，故“蜚”本读毕。

《说文》：“曾，词之舒也。”“余，语之舒也。从入，舍省声。”曾余同义，故余亦训何，通借作舍。孟子《滕文公》篇：“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犹言何物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也。《晋书·元帝纪》：“帝既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宋典后来，以策鞭帝马而笑曰：‘舍，长官禁贵人，汝亦被拘耶？’”舍字断句，犹言何事也。亦有直作余者。《春秋左氏传》曰：“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犹言小白何物也。今通言曰“甚么”，舍之切音也。川、楚之间曰舍子，江南曰舍，俗作啥，本余字也。（原注：歌戈鱼模麻相转，甚舍齿音，旁纽相通，故甚么为舍之切音）

《方言》：“矜谓之杖。”寻古音矜如鳏，故老而无妻者或书作矜，或书作鳏。今人谓杖为棍，即矜字之变矣。又谓凶人为光棍。寻《说文》：“梼柮（原注：亦作杌），断本也。”古谓凶人曰梼柮，今谓凶人曰光棍，其义同也。《左传》梼柮，杜解以为即鲧。古人即名表德，尧、舜、桀、纣皆是。然则鲧之言棍，即古矜字矣。《楚辞》云：“鲧婞建直以亡身。”婞直亦与矜同义。婞为直立之物，故古人谓直为矜。《论语》：“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又云：“君子矜而不争。”廉直为矜，所谓婞也；忿戾为矜，所谓梼柮、光棍也。古今语正自不异。又今人亦谓无室家者为光棍，则正无妻为矜之义。训诂声音皆同。（原注：《说文》鲧鳏二文相接，并训鱼，疑本重文）

《尔雅》：“矜，皤蒿。”元寒歌戈对转，今言蘩菜，声如波菜。

《说文》：“蜚，臭虫负莓蠜也。”今淮南谓之蠜，山西谓之蜚虫。蜚读如此，古音无轻唇，蜚本读比。江南转入如毕，通言曰臭虫。

四十二    注音符号的来源

还有，现今常用的注音符号，亦系发源于章先生。先生曾说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故曾定纽文为三十六，韵文为二十二，皆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以代旧谱。至民国二年，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开会的时侯，有些人主张用国际音标，有些人主张用清末简字，各持一偏，争执甚烈。而会员中，章门弟子如胡以鲁、周树人、朱希袓、马裕藻及寿裳等，联合提议用先生之所规定，正大合理，遂得全会赞同。其后实地应用时，稍加增减，遂成今之注音符号。

第十六节 文学上的贡献

四十三    论文学

宋衡先生论文，颇右汉、魏，于并世则独推重章先生，尝谓：“枚叔文章，天下第一。”因为章先生的文章，上规秦、汉，下凌魏、晋，实与宋先生有同嗜。《国故论衡》中卷七篇，皆言文史。其关于韵语，以周、汉为宗，有云：

论辨之辞，综持名理，久而愈出，不专以情文贵，后生或有陵轹古人者矣。韵语代益陵迟，今遂涂地，由其发扬意气，故感慨之士擅焉。聪明思慧，去之则弥远。记称诗之失愚，以为不愚固不能诗。夫致命遂志，与金鼓之节相依。是故史传所记，文辞凌厉，精爽不沫者，若荆轲、项羽、李陵、魏武、刘琨之伦，非奇材剑客，则命世之将帅也。由商、周以讫六代，其民自贵，感物以形于声，余怒未渫，虽文儒弱妇，皆能自致。至于哀窈窕，思贤材，言辞温厚，而蹈厉之气存焉。及武节既衰，驰骋者至于绝膑，犹弗能企。故中国废兴之际，枢于中唐，诗赋亦由是不竞。五季以降，虽四言之铭，且拱手谢不敏，岂独采诗可以观政云尔。太史公曰：“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六律为万事根本，其于兵械尤所重。”自中唐以降者，死声多矣。“长子帅师，弟子舆尸”，相继也。今或欲为国驱，竟弗能就。抗而不坠，则暴慢之气从之矣；尨而无守，则鄙吝之辞就之矣。余以为古者礼乐未兴，则因袭前代。汉《郊祀歌》有《日出入》一章，其声熙熙，悲而不伤，词若游仙，乃足以作将师之气，虽云门大卷弗过也。以是为国歌者，贤于自作远矣。

（《国故论衡》中卷《辨诗》）

所云采诗岂独观政，便是国势的盛衰，民气的刚柔，亦可以从此处看出。《菿汉敬言》中曾有一段话说：“观世盛衰者，读其文章辞赋，而足以知一代之性情。西京强盛，其文应之，故雄丽而刚劲。东京国力少衰，而文辞亦视昔为弱，然朴茂之气尚存，所谓壮美也。三国既分，国力乍挫，讫江左而益弱，其文安雅清妍，所谓优美也。唐世国威复振，兵力远届，其文应之。始自燕、许，终有韩、吕、刘、柳之伦，其语瑰玮，其气驵奘，则与两京相依，逮宋积弱，而欧、曾之文应之，其意气实与江左相似，不在文章奇耦之间也。明世外强中干，弱不至如江左两宋，强亦不能如汉、唐，七子应之，欲法秦、汉，而终有绝膑之患。元清以外夷入主，兵力亦盛，而客、主异势，故夏人所谓文，犹优美而非壮美……。是故文辞刚柔，因世盛衰，虽才美之士，亡以自外。古者陈诗以观民风，诗亡然后《春秋》作。次《春秋》而有《史记》。《史记》者，通史也，晁错、仲舒之对策，贾太傅之陈奏，太史皆删不录，而于屈、贾、相如诸传，独存辞赋，诚以诸奏对者，被时持世之言，而辞赋本于性情，其芳臭气泽之所被，足以观世质文，见人心风俗得失，则弃彼取此矣。此即孔子删诗之志，又非有远识者不能为之。”这里所说，虽不专指辞赋，而足与上引韵语之言相发。至于《日出入》一章，其声恢绰，可被金石，在国歌尚未制定以前，宜于暂用，先生亦曾为寿裳言之。

关于持论，则以魏、晋为法，有云：

当魏之末世，晋之盛德，钟会、袁准、傅玄皆有家言，时时见他书援引，视荀悦、徐干则胜。此其故何也？老、庄、刑名之学，逮魏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单篇持论，亦优汉世。然则王弼《易例》，鲁胜《墨序》，裴颜《崇有》，性与天道，布在文章。贾、董卑卑，于是谢不敏焉。经术已不行于王路，丧祭尚在，冠昏朝觐，犹弗能替旧常，故议礼之文亦独至。陈寿、贺循、孙毓、范宣、范汪、蔡谟、徐野人、雷次宗者，盖二戴间人所不能上。施于政事，张裴“晋律之序”，裴秀“地域之图”，其辞往往陵轹二汉。由其法守，朝信道矣，工信度矣……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已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姓师矣……

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

（三段皆见《国故论衡》中卷《论式》）

“必先豫之以学”这句话，最为切要。世人但知道魏、晋崇玄学，尚清谈，而不知道玄学常和礼乐的本原、律令的精义，彼此相扶。玄学者其言虽系抽象，其艺则切于实际，所以是难能可贵。

四十四    文之自述

关于自言其文之所至，引二段如下：

余少已好文辞，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非为慕古，亦欲使雅言故训，复用于常文耳。犹凌次仲之填词，志在协和声律，非求燕语之工也。时乡先生有谭君者（按指谭献，仁和人，著有《复堂类稿》），颇从问业。谭君为文，宗法容甫、申耆，虽体势有殊，论则大同矣。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然于汪、李两公，犹嫌其能作常文，至议礼、论政则踬焉。仲长统、崔实之流，诚不可企。吴、魏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窘于步伐之内者也。而汪、李局促相斯，此与宋世欧阳、王、苏诸家务为曼衍者，适成两极，要皆非中道矣。匪独汪、李、秦、汉之高文典册，至玄理则不能言。余既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观夫王弼、阮籍、稽康、裴之辞，必非汪、李所能窥也……由此数事，中岁所作，既异少年之体，而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不欲纯与汪、李同流。然平生于文学一端，虽有所不为，未尝极意菲薄。下至归、方、姚、张诸子，但于文格无点，波澜意度，非有猖狂犯规者，则以为学识随其所至，辞气从其所好而已。今世文学已衰，妄者皆务为骫骳，亦何暇訾议桐城义法乎？

（《自述学术次第》）

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小学既废，则单篇摦落；玄言日微，故俪语华丽。不其本，以之肇末，人自以为杨、刘，家相誉以潘、陆，何品藻之容易乎？仆以下姿，智小谋大，谓文学之业，穷于天监，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平典之风，于兹沫矣。燕、许有作，方欲上攀秦、汉，逮及韩、吕、柳权、独孤、皇甫诸家，劣能自振，议事确质，不能如两京，辩智宣朗，不能如魏、晋。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将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虽容甫、申耆，犹曰采浮华、弃忠信尔。皋文、涤生，尚有谖言，虑非修辞立诚之道。夫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辞未剪，则不足以穷远致。言能经国，诎于笾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胶，不达形骸智虑之表。故篇章无计簿之用，文辨非穷理之器。彼二短者，仆自以为绝焉。

（《国故论衡·论式》）

所言绝无夸饰。因为典礼之文，所短每在繁碎，性道之文，所短每在缴绕。先生的文章确乎没有这两种短处，宜乎宋先生所以特别推重啊！

四十五    诗之自述

章先生的诗，不加修饰，弥见性真。其自述有云：

余作诗独为五言。五言者，挚仲治《文章流别》，本谓俳谐倡乐所施。然四言自风雅以后，菁华既竭，惟五言犹可仿为。余亦专写性情，略本钟嵘之论，不能为时俗所为也。

（《自述学术次第》）

任举一首，如民国十六年，先生六十岁，其《生日自述》诗是：

蹉跎今六十，斯世孰为徒？

学佛无乾慧，储书不愈愚。

握中余玉虎，楼上对香炉。

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

此诗即物言情，气韵深远，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虽身在江湖，面对于手造的民国，忧勤之心，未能一日去于怀！

第十七节 史学上的贡献

四十六    中国历史的特长

葆重中国的历史，和上两节的葆重语文，同为章先生的本志。尝谓提倡民族主义，发扬孔氏教育，皆当以历史为先务，有云：

孔氏旧章，其当考者，惟在历史，戎狄豺狼之说，管子业已明言。上自虞、夏，下讫南朝，守此者未尝逾越，特春秋明文，益当葆重耳。虽然，徒知斯义，而历史传记，一切不观，思古幽情，何由发越？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嫁穑然，要以史藉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若局于公羊取义之说，徒以三世三统，大言相扇，而视一切历史为刍狗，则违于孔氏远矣。

（《文录·别录》二卷《答铁铮》）

《国故论衡》中，亦有发挥此旨之文，如云：

……春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阔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太史公云：“《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其效也。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今中国史传连，百姓与知，以为记事不足重轻，为是没丘明之劳，谓仲尼不专记录。借令生印度、波斯之原，自知建国长久，文教浸淫，而故记不传，无以褒大前哲，然后发愤于宝书，哀思于国命矣。（原注：余数见印度人言其旧无国史，今欲搜集为书，求杂史短书以为之质，亦不可得。语辄扼腕。彼今文家特未见此尔）

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讫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借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纲维是？春秋之绩，其什伯于禹耶，禹不治洚水，民则溺。民尽溺，即无苗裔，亦无与俱溺者。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掠，则相安于舆台之分。诗云：“宛其死兮，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然则继魏而后，民且世世左衽，而为羯胡鞭挞，其甚于一朝之溺。春秋之况烝民，比之天地亡不帱持，岂虚誉哉？

四十七    论人物之例

史传所载的人物和制度，可以使人周知古昔，以兴感慕。章先生描写人物，只用简要之笔，便能将其个性和特绩，活跃于纸上。例如述大禹之功，有云：

惟后生于汶山，故知山川之首；学于西王国，故识流沙之外；眇达勾股，故能理水地高下之宜；以身为度，故辨诸侯万人之体。于是鬟河以道九牧，凿江以流九派，刊旅以通九山。天地得一，画为中区，五服弼成，民得字养。自百王之功，未有如后者也。

（《文录续篇）卷五上《禹庙碑》）

又如述孔子之当尊，在上述历史之外，还有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诸功。其文曰：

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藉、振学术、平阶级而已。往者《尚书》百篇，年月阔略，无过因事记录之书，其始末无以猝睹。自孔子作《春秋》，然后纪年有次，事尽首尾。丘明衍传，迁、固承流，史书始灿然大备。榘则相承，仍世似续，令晚世得以识古，后人因以知前。故虽戎羯荐臻，国步倾覆，其人民知怀旧常，得以幡然反正，此其有造于华夏者，功为第一。《周官》所定乡学，事尽六艺，然大礼犹不下庶人。当时政典，掌在天府，其事迹略具于《诗》、《书》，师氏以教国子，而齐民不与焉。是故编户小氓，欲观旧事，则固闭而无所从受。故《传》称“宦学事师”，“宦于大夫”，明不为贵臣仆隶，则无由识其绪余。自孔子观书柱下，述而不作，删定六学（即“六书”），布之民间，然后人知典常，家识图史，其功二也，九流之学，靡不出于王官；守其一术，而不遍览文籍，则学术无以大就。自孔子布文藉，又自赞《周易》，吐《论语》，以寄深湛之思。于是大师接踵，宏儒郁兴，虽所见殊途，而提振之功则一，其功三也。春秋以往，官多世卿，其自渔钓饭牛而兴者，乃适遇王伯之君，乘时间起，平世绝矣。斯岂草野之无贤才，由其不习政书，致远恐泥，不足与世卿竞爽。其一二登用者，率不过技艺之官，皂隶之事也。自孔子布文藉，又养徒三千，与之驰骋七十二国，辨其人民，知其土训，识其政宜。门人余裔，起而干摩，与执政争明。哲人既萎，曾未有年，六国兴而世卿废。民苟怀术，皆有卿相之资。由是阶级荡平，寒素上遂，至于今不废，其功四也。总是四者，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世无孔子，宪章不传，学术不振，则国沦戎狄而不复，民陷卑贱而不升，欲以名号加于宇内通达之国，难矣。今之不坏，繄先圣是赖，是乃其所以高于尧、舜、文、武而无算者也。

（《文录》卷二《驳建立孔教议》）

至于异族之人如伯夷、叔齐者，积仁诘行，廉顽立懦，感化力可谓伟大。章先生考其种族，谓以齐桓公伐山戎，斩孤竹观之，则夷、齐为山戎种，所谓鲜卑大人者是。其性墨胎，亦是虏姓而非汉姓。其后所隐首阳山，则从《史记正义》引说文在辽西，本为孤竹所辖。所谓采薇而食者，薇的茎叶皆似小豆，可以生食，即今之野豌豆苗。其不食周粟者，谓不食周室养老之饩。以东胡无米，独饶产豆，故就所有者为食，并非偏取豌豆而弃大豆。末段有云：

……其称饿者，夷、齐就周养老，常得肉食。鲜卑戎人又素以饮酪、食肉为主。比其归时，年老不任弋猎。胡俗贱老（原注：《三国志》注引《魏书》，乌丸俗贱老。鲜卑习俗与乌丸同），亦无以肉相饷者。乍食植物，则歉然如馁耳。借令今人得豆类为常食，首夏食豌豆，长夏食，秋食大豆，大豆坚实，又可熏暴以备冬春之需。其味丰腴甘美，视稻麦或不逮，视黍稷乃远胜之，何饿之有焉？其言饿且死者，大以为宫柱，名为蒿宫。诡诞之言，不可为典要矣。虽然，明堂在郊，亦只就三代言也。其在上古，则圜丘正为王宫之地。故附于郊丘者，有王宫祭日之典（祭法）。祭日之坛，而命之曰王宫，明王宫与日坛同处，朝觐于是，祭京于是，治事于是，授学于是。后世既不能继故，犹放物其意而建明堂、辟雍、三灵于郊野。灵台者，其所以拟群帝之台耶？

又寻山字之声类考之，则《说文》云：“山，宣也。”以声为训，明古音山宣不殊。而宣为天子正居。周有宣谢，汉有宣室，此皆因仍古语。彼天子正居所以名宣者，正以其在山耳。周之宣谢，《汉书·五行志》以为讲武之坐屋，此固未备。据顾命路寝所设，大训、天球、河图皆在焉。而鼖鼓赤刀，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则讲武之具也。蔡邕云：“古言天者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寻谢字古但作射，而射与夜相通（原注：左氏六年经，狐射姑，榖梁作狐夜姑。又左氏昭二十五年传，申夜姑，释文云：夜本或作射）。是宣夜即宣射。天子正室有观天之器。其在后世，始分观天之处于灵台。然太古灵台、宣室，未始有异，皆在山颠而已。复观祭法：“夜明为祭月之坛。”与日坛称王宫者密迩。至于汉世，而宣夜、夜明之语，转为掖庭。掖也，夜也，射也，谢也，榭也，豫也，序也，此七字皆同音而义相联者也。

又寻《尚书》有“纳于大麓”之文。古文家太史公说曰：“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此读麓为本字，所谓林属于山为麓也。今文家欧阳夏侯说曰：“昔尧试于大麓者，领录天子事，如今尚书官矣。”（原注：刘昭注《续汉书·百官志》引《新论》如此）又曰：“入于大麓，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原注：《论衡·正说篇》）古文于字义为得，顾于官制失之；今文得其官制，其字义又不合。即实言之，则天子居山，三公居麓，麓在山外，所以卫山也。尧时君相已居栋宇，而犹当纳于大麓者，洪水方滔，去古未远，其故事尚在礼官。初拜三公，当准则典礼而为之，则必入大麓以为赴官践事之明征。《左传》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鹿即麓也。衡麓在后世只为虞衡之官，而古代正为宰相。如伊尹官阿衡，亦名曰保衡，犹是衡麓之故名也（原注：说者以为阿倚衡平，则望文生训也）。至汉时有光禄勋，为天子门卫。勋者，阍也。（原注：胡广已言之）独光禄之义，至今未有确解。其实光禄即是衡麓。衡、横古通。又《尚书》今文“横被四表”，古文作“光被四表”。是衡、横、光三字为一也。（原注：古音同在阳部）……然证之以郎官，郎者光禄勋之属，亦天子守门之官也。《汉书·杨恽传》云：“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张宴曰：“山，财之所出，故取名焉。”此未必得其本义也。大抵古天子端居冈阜，而从官以射猎为事，多得其饶。故汉世因之，犹名财之所出为山郎。斯语虽见于汉，然自殷、周时已有此意。周语曰：“夫周，高山广川大薮也。而幽王荡以为魁陵粪土沟渎，其有悛乎？”又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乐干禄焉。若夫山林匮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民力凋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是则天子在山，取其饶用，从官得以干禄。至殷、周，虽已居城郭，犹必宅于高山旱麓之地。汉代因之，遂有山郎之名，其所从来远矣。

综考古之帝都，则颛顼所居曰帝丘，虞舜所居曰蒲阪，夏禹所居曰嵩山（原注：夏都阳城。阳城即嵩山所在。古无嵩字，但以崇字为之。故周语称鲧为崇伯鲧。《逸周书》称禹为崇禹）。商之先，相土居商丘。其后又有适山之文（原注：盘庚曰：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周之先，公刘后京，其后又处旱麓之地。夫曰山，曰丘，曰阪，曰京，皆实地而非虚号。上古橧巢，后王宫室。其质文虽世异，而据山立邑则同。左氏言“三坟”、“九丘”。贾侍中云：“三坟，三王之书；九丘，九州亡国之戒。”言坟言丘，并以都山为义。及其亡灭，宫室邑里已泯绝，惟丘陵之形独存，甚者或夷为汗泽。故伍员哀吴之亡，则言“吴其为沼”。而屠灭者至于潴其宫室。盖以为高丘者，君上之所居，通于神明；洿泽者，亡虏之所处，沦于幽谷也。然则天子居山，其意在尊严神秘，而设险守固之义，特其后起者也。

（《文录》卷一《官制索隐》）

至于《专制时代宰相用奴说》，亦摘引如下：

伊尹尝为阿衡（《商颂》），亦为保衡（《书·君奭》〉。衡之义，前已发之。所谓衡鹿，即光禄也。而阿保为女师之称（《后汉书·崔实传》：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注：阿保为傅母）。阿之为名，见于《礼记》，称为可者。说文阿字作妿。然则《吕览·本味篇》称“有姺以伊尹媵女，斯不诬矣。”孰谓其躬耕乐道耶？汤既引伊尹为腹心，而阿保之名无改。其后相袭，遂以阿保为三公。周有太保，王莽置太阿、少阿，皆自此出。而说者以为阿倚衡平，则不寻其本柢矣。又《本味篇》云：“伊尹说汤以至味。”然则割烹要汤之说，亦不诬也。《曲礼》述夏、商之制，太宰尚卑，是其职本在治膳。然自伊尹任政，而冢宰之望始隆。孔子言高宗以前，君薨则百官总己以听冢宰。明冢宰之贵，商时已然。至《周礼》，天官太宰遂正位为五官长。然其所属冗官，犹是宫中治膳之职……又伊尹能治汤液。故《周礼》沿之，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官，亦隶太宰。伊尹本为女师，故《周礼》沿之，使小宰治王宫之政令，而宫正、宫伯、宫人、内小臣、阍人、寺人、内竖皆属之；以至九嫔、世妇、女御之属，皆以太宰为其长官。后儒不审沿革，谓特使宫掖冗宫，隶于冢宰，使不得阻挠外政，所谓宫中、府中皆为一体者。不知周制实由沿袭而成，非别有深意也。宰夫之官，于《周礼》为左右太宰者，掌治朝之法，群吏之治，百官府之征令，以治法考百官府郡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其职崇矣。然见于《春秋·传》者，则列国之宰夫，犹是庖人。而汉世奉常，属官有痈太宰，专主熟食。由夏、商本是一官，其后分之，或从本职，则为庖人；或从差遣，则为执政。

相沿有宰相之名，其原委至暧昧也。相之为名，本瞽师之扶掖者耳。稍进而赞揖让槃辟之礼者示名为相，其本皆至贱矣。然自尧时举十六相，已渐崇贵。仲虺为汤左相，召公为固伯相，遂以其名被之执政。即观孔子之在夹谷，本赞正服位之相耳，而《史记》言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则以执政归之。盖昵近之臣，易得君旨，故二者往往相兼，此又相国，丞相之名所由起矣。

御之为名，诗言“瞽御”是也。周之御史，本居柱下，乃亦出巡邦国，至秦世遂以御史监郡。盖其始本以天子近臣，刺探邦国密事，犹后世以中贵人衔名也。秦之御史，已较周时为责。其长官御史大夫，则遂在三公之列。按《大雅·崧高篇》“王命传御，迁其私人。”郑云：“传御者，贰王治事，谓冢宰也。”是周世宰相，既以御名，而秦特沿袭其制耳。

仆射者，亦贱官之名也。《礼记·檀弓》言君疾：“仆人师扶右，射人师扶左。”此近臣最微末者。自春秋时，以仆人通书札，《左传》言魏绛授仆人书，此犹近世投刺者，必由阍人传入耳。秦时谒者，掌宾赞受事，尚书属少府博士通古今，与侍中皆天子近臣，而皆有仆射以领之。由是仆人，射人之名，始合为一，其被名非无故也（原注：《汉书百官公卿表》言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课之。其说不合。近孙仲容始以仆人、射人之说正之）。汉时有尚书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初，用宦者，其后更为中书，司马迁尝为之。后汉有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令，皆为真宰相。奄竖之称，施于执政，而世不以为耻者，由其习惯然矣。

侍中者，又贱官之名也。汉初侍中，非奉唾壶，即执虎子。至东汉，则侍中比二千石（原为“二千名”）。元魏以降，渐益显著，唐时亦以侍中为真宰相。然其所居，犹曰门下，斯与阍椓之徒何异，形迹之不可掩如此。

综此数者，则知古之宰相，皆以仆从小臣，得人主之信任。其始权藉虽崇，阶位犹下，最后乃直取其名以号公辅。然至于正位之后，而人主所信任者，又在彼不在此。汉之丞相、御史，权位皆至重也，东汉谓之司徒、司空，而国政已移于尚书矣。唐之尚书令、仆射、中书令、侍中，权位皆至重也。其后只为虚衔，而谋议国事者曰平章矣。明初亦置中书省，左右丞相，自胡维庸谋反以后，禁不得设，而天子所与论道者，归之内阁矣。明之大学士，秩不过正五品，至满洲乃以此为公辅之正名，而政权复移于军机处矣。是知正位居体之臣，为人君所特恶，必以近幸参之，或以差委易之，然后始得其欢心，知其要领。彼与奄人柄政，固未有以大殊也……

观于寺字、官字、臣字之得名，而知古代？所贵，惟天子与封君。其非有土子民之臣僚，则皆等于奴隶陪属。观于太阿、太保、冢宰、丞相、御史、仆射、侍中之得名，而知侍帷幄、参密议者，名为帝师，或曰王佐，其实乃佞幸之尤。世之乘时窃权而以致君尧、舜自伐者，可无愧耶？

（同上并参阅《检论》卷七《官统》）

四十八    论风俗之例

章先生之论风俗，亦独具慧眼，超出常流，溯风气之来源，穷社会的深奥。如说俗士以为魏、晋风俗，不及东汉，殊不知其敝俗无一不造端于汉代。汉代的纯德，在下吏诸生之间，虽魏、晋亦尽够与之相匹；魏、晋的侈德，下在都市，上即王侯贵人，虽汉世何尝没有！详见《五朝学》（《文集》卷一）。又如说晚世俗尚浮伪，滥称师生，其塾师在穷阎者，则弃之未尝一顾；而曲事座主，如对上皇，甚至执贽子上官，丑态百出。推究其始祸，实惟唐之韩愈！详见《箴新党论》。又如说唐代风俗淫佚，学者习为夸诞，不务质诚，都由于受了王勃之化。他的祖父王通的讲学著书，都出于他的假造。兹摘录首段于下：

隋、唐以科目更世胄，故鱼盐之士，管库之吏兴。匹夫有善，无勿举也。虽衰世犹有俊杰，此其贤于前世。及乎风俗淫佚，耻尚失所，学者狃为夸肆，而忘礼让，言谈高于贾、晁，比其制行不逮楼护陈遵。

章炳麟曰：尽唐一代学士，皆承王勃之化也。昔王应麟称《世说》清浮，《中说》闳实，天下治乱系之。此古所谓皮相者。凡论学术，当辨其诚、伪而已。《世说》虽玄虚，犹近形名，其言间杂调戏，要之中诚之所发舒。《中说》时有善言，其长夸诈则甚矣。案其言长安见李德林援琴鼓荡，及杜淹所为《世家》，称通问礼关朗，其年齿皆不逮（原注：晁公武《读书志》，叶大庆《考古质疑》，皆辨之），而房玄龄、杜淹、陈叔达，年皆长通，不得为其弟子（原注：近世黄式三辨之）。《旧唐书》称通仕至蜀郡司户书佐，疑其言献策者亦妄也。诸此诈欺之文，世或以为福郊、福畴增之。案通弟绩既以通比仲尼（原注：如汾亭操比龟山，白牛溪比尼丘泗涘之类），子姓袭其唐虚宜然。然其年世尚近，不可颠倒，而勃玄通稍远矣。生既不识李、房、杜、陈之畴，比长，故老渐调，得以妄述其事。《唐书》称通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续古《尚书》，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遗，定著二十五篇。由今验之，《中说》与《文中子世家》，皆勃所谰诬也。

夫其淫为文辞，过自高贤，而又没于势利，妄援隋、唐群贵以自光宠。浮泽盛，故虑宪衰；矜夸行，故廉让废。其败俗与科目相依，而加劲轶焉。终唐之世，文士如韩愈、吕温、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皇甫湜之伦，皆勃之徒也，其辞章觭耦不与焉。犹言魏、晋浮华，古道湮替，唐世振而复之，不悟魏晋老庄、刑名之学，覃思自得亦多矣。然其沭浴礼化，进退不越，政事堕于上，而民德厚于下（原注：魏、晋两代，惟西晋三四十年中，风俗大弊，然犹不及吴、蜀故虚，东晋则风俗已复矣），固不以玄言废也……

（《检论》卷四《案唐》）

所云房玄龄、杜淹、陈叔达不得为其弟子及种种诈欺之文，《菿汉昌言》卷六中亦有证明，云：“王绩《游北山赋》，自注称其兄门人百数，有董恒、程元、贾琼、薜收、姚义、温彦博、杜淹，而不及房、杜、魏征、陈叔达等。由今追观，玄龄少时已知隋祚不长，而仲淹方献太平策；以隋文之猜刻，太子广之奸狡，杨素之邪佞，乃欲其追比成康，其识不及玄龄远甚，知房必不事王也。魏征于隋未为道士，诡托方外，亦无执挚儒门之理。陈叔达答绩书，称‘贤兄文中子’，是叔达亦非仲淹门人。又云：‘叔达亡国之余，幸赖前烈，有隋之末，滥尸贵郡，因霑善诱，颇识大方’。则是尝以郡守下问部民，非著籍门下者也。绩书但举亡兄芮城，不及文中，果尝抗颜为师，安有不举为表旗者哉？唐初卿佐，薛收最少，其为仲淹门人，斯无可疑。然《中说》称‘内史薛公令子收往事，尚亦不谛；使道衡重仲淹如此，不令作蜀郡司户书佐矣’又《五朝学》自注云：‘世人谓清谈废事，必忘大节。此实不然。乐广、卫玠，清言之令。然愍怀之废，故臣冒禁拜辞，为司隶所收缚，广即解遣之。’卫玠于永嘉四年，南至江夏，与兄别于梁里涧，语曰：‘在三之义，人之所重。今曰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不得谓忘大节也。又世谓南朝人专务声色，然求之史传，竟无其征，就有一二，又非历朝所无也。唐人荒淫，累代独绝，播在记载，文不可诬。又其浮竞慕势，尤南朝所未有。南朝疵点，专在帝室，唐乃延及士民……”此亦足与上引东晋风俗已复之言相发。

四十九    论修史

章先生对于修史的意见发表甚多，例如《近史商略》一文，于元、明史既有评论，于清史体裁的纰缪，尤多匡正。《国语志》，如《儒学》、《畴人》二传，如《叛臣传》，如《卓行传》，如《不列佞幸传》，所评均极确当。兹仅录其最末《论艺文儒学》一节如下：

艺文经藉谙志，所以见古今书籍存亡之概，非为一代杨其华采也。自昔之为志者，大抵集合古今，归之部署。宋史虽多舛缪，旧藉存亡之数，犹可概知。独明志局于当代，观其序述，诚非好为更张。盖焦竑所为《经籍志》，多由臆造，若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南书》，齐、鲁、韩三家《诗》，贾逵，郑众之《春秋》，马融之《周礼》，卢植之《礼记》，李登之《声类》，谢承、华峤、司马彪、袁山松之《后汉书》，王隐、虞预、谢灵运、何法盛、藏荣绪之《晋书》，贾充、杜预之《晋律》，南宋以降，斩焉无存。而焦竑录之《志目》，其篇卷悉与汉、隋二志不异。此之荒诞，谁能信之？自是而外，文渊书目又不周详。是以明史专存一代，则慎言阙疑之旨也。而俗士昧其意趣，谓艺文当以断代为正，吾不谓断代非也。当代现有其书，则取而录之于志，如四柱清册者有旧管、新收、开除、现存之条。所谓现存，即以旧管、新收合计。作册者不专以新收为现存，作志者安得以一代作为断代耶？清时《四库书目》，外及私家储藏，虽非详尽，终异于虚张空簿者。不据斯以入录，而欲追踪明志，非所谓貌同心异者欤！且清世经师，多由博观自得，非有师法授受之统也。今为儒学传者，必推其原始，致之晚周，称商瞿受易孔子，曾申受诗子夏，师传阔绝，而以旦暮视之，何弄亢萧氏于酂候，追王家于齐建，施诸碑颂则可，行于方策则否矣。儒学当断限而反通，艺文宜广收而反局，何其瞀乱一至于斯也！或言古今具录，其目过繁。不悟唐志有书八万余卷，宋志有书十二万卷，清时新旧著录之书，宁能过是。若不知体要，而苟以虚伪鄙琐者相充，是虽清时一代之作，亦犹繁而难理矣。碑版传状所称著书如千卷者，其数可胜计耶？

（《检论》卷八《哀清史附录》

五十    论治史

章先生对于今人治史的缺点，慨乎言之。例如《救学弊论》一文，于现代学校课程的失当，多所指摘，以为欲省功易进，多识而发志者，要算是历史罢！其书虽广，而文易知；其事虽烦，而贤人君子之事与夫得失之故悉有之。其所从入之途，则须务于眼学，不务耳学。末段有云：

……今之文科，未尝无历史，以他务分之，以耳学囿之，故其弊有五：一曰尚文辞而忽事实。盖太史兰台之书，其文信美，其用则归于实录。此以文发其事，非以事发其文。继二公为之者，文或不逮，其事固粲然。今尚其辞而忽其事，是犹买珠者好其椟也。二曰因疏陋而疑伪造。盖以一人贯串数百年事，或以群材辑治，不能相顾，其舛漏宜然。及故为回隐者，则多于革除之际见之，非全书悉然也。《史通》曲笔之篇，《通鉴》考异之作，已往往有所别栽。近代为诸史考异者又复多端，其略亦可见矣。今以一端小过，悉疑其伪。然则耳目所不接者，孰有可信者乎？百年以上之人，三里以外之事，吾皆可疑为伪也。三曰详远古而略近代。夫羲、农以上，事不可知；若言燧人治火，有巢居桧，存而不论可也。《尚书》上起唐、虞，下讫周世，然言其世次疏阔，年月较略，或不可以质言。是故孔子序甘誓以为启事，墨子说甘誓以为禹事。伏生、太史公说金縢风雷之变为周公薨后事，郑康成说此为周公居东事。如此之类，虽闭门思之十年，犹不能决也。降及春秋，世次年月，始克彰著，而迁、固以下因之，虽有异说，必不容绝经如此矣。好其多异说者，而恶其少异说者，是所请（此处疑为“所谓”）好画鬼魅，恶图大马也。不法后王而盛道久远之事，又非所以致用也。四曰审达塞而遗内治。盖中国之史自为中国作，非泛为大地作。域外诸国与吾有和战之事则详记之，偶通朝贡则略记之，其他固不记也。今言汉史者喜说条支、安息，言元史者喜详俄罗斯、印度，此皆往日所通，而今日所不能致。且观其政治风教，虽往日亦隔绝焉。以余暇考此固无害，苦徒审其踪迹所至，而不察其内政军谋何以致此，此外国之人之读中国史，非中国人之自读其史也。五曰重文学而轻政事。夫文章与风俗相系，固也。然寻其根株，是皆政事隆污所致。怀王不信谗则《离骚》不作，汉武不求仙则《大人赋》不献。彼重文而轻政者，所谓不揣其本求之于末已。且清谈盛时，犹多礼法之士；诗歌盛时，犹有经术之儒。其人虽不自禄于世，而当世必取则焉，故能持其风教，调之适中。今徒标揭三数文士，以为一时士俗，皆由此数人持之，又举一而废百也。扬榷五弊，则知昔人治史，寻其根株；今之治史，摭其枝叶。摭其所以致此者，以学校务于耳学；为师者不可直说事状以告人，是以遁而为此。能除耳学之制，则五弊可息，而史可兴也……

（《文录续编》卷一）

第十八节 经子及佛学上的贡献

五十一    说经

自章学诚发六经皆史之说，龚自珍引申之曰：“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小学》也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今夫宗伯虽掌礼，礼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乐虽司乐掌之，乐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乐。故曰：六经者，周史之大宗也。”章先生常谓学诚之言为有见，谓《春秋》即后世史家之本纪；《列传》、《礼经》、《乐书》，仿佛史家之志；《尚书》、《春秋》，本为同类；《诗》多纪事，合称诗史；《易》乃哲学史之精华，即今所称社会学（参阅诸袓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工夫及志向》）。因为经史分部，魏以前无此说。经为官书，史官掌之，故谓之史。

章先生治经典，专崇古文，有云：“六经皆史之方，治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古文。”（《国故论衡·明解故》下）因之先生治经，以周官、左氏为本。其法依据明文，不纯以汉世师说为正，以为不如是则怪说不绝。虽尚汉学，而亦不黜魏、晋。有云：

余谓清儒所失，在牵于汉学名义，而忘魏、晋干蛊之功。夫汉时十四博士，皆今文俗儒。诸古文大师虽桀然树质的，犹往往俯而汲之，如贾景伯、郑康成皆是也。先郑、许、马濡俗说为少，然其书半亡佚，后人欲窥其微，难矣。黄初以来始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尚书》亦取马、郑，而尽废今文不用。逮《三体石经》之立，《书》、《春秋》古文一时发露，然后学有一尊，受经者无所恇惑。故其时有不学者，未有学焉而岐于今文者；以是校汉世之学，则魏、晋有卓然者矣。郑冲无俚，盗《石经》之字以造古文《逸书》，为世诟病，今所谓伪孔尚书是也。然今人知伪孔之非，为训说以更之者数家，猝然遇章句蹇棘，终已不能利解；就解其一二语，首尾相次，竟不知说何事，此有以愈于伪孔乎？无有也。清人说《周易》，多摭李鼎祚集解，推衍其例，则郑、荀、虞之义大备；然其例既为王氏略例所破，纵如三家之说，有以愈于王氏乎？无有也。《春秋》言公羊者不足道。清世说左氏，必以贾服为极。贾服于传义诚审，及贾氏治春秋经，例本刘子骏，既为杜氏释例所破，质之丘明传例，贾氏之不合者亦多矣。《易》义广大，不可以身质，王氏与郑、荀、虞或皆有圣人之道焉，不敢知也。若《春秋》者，语确而事易见，凡例有定，不容支离，杜氏所得盖什七，而贾氏才一二耳……

（《文录续编》卷一《汉学论》下）

五十二    说易之例

章先生于《易》，虽无专著，然迭遭忧患，深有会心。《检论》中之《易论》而外，复有自述中所条记。使人读了，足以明《易》道之大。兹仅录其首二条如下：

上经以“乾”、“坤”列首，而序卦偏说“屯”、“蒙”。“屯”者草昧，“蒙”者幼稚，此历史以前事状也。“屯”称“即鹿无虞”，斯非狩猎之世乎？其时人如鸟兽，妃匹皆以劫夺得之，故云“匪寇婚媾”也。然女子尚有贞而不字，君子尚有舍不从禽。廉耻、智慧，人之天性，故可导以礼而厚其生。“蒙”始渐有人道，故言“纳妇”。婚姻聘币，初与买鬻等耳，故云“见金夫不有躬”也。“需”为饮食宴乐，始有酒食，乃人农耕之世。“观”说“神道设教”，“易”明宗教之事惟此耳。而“观我生观其生”者，展转追求，以至无尽，则知造物本无。此超出宗教以上者也。

观之所受曰“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大凡肉刑皆起宗教、蚩尤泯棼，九黎乱德，人为巫史，五虐之刑亦作焉。参及域外，则有以违教而受炮燔之刑者矣。“噬嗑”有灭鼻、灭趾之象，斯所以继“观”也。受“噬嗑”者为“贲”。“贲”者文饰，今所谓文明也。而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故称“贲其趾，舍车而徒”。是为废刖足而代以髡钳役作也。又称“贲其须”，则并除耏刑也。其卦亦及妃匹之事，言“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者，文明之世，婚礼大定，立轺骈马于是行矣。然亲迎御轮，亦仿古者劫掠而为之，如系赤违韨以仿蔽前耳，故亦称“匪寇婚媾”（原注：睽亦称匪寇婚媾，王辅嗣说此爻，即以文明至秽为说，所谓君子以同而异也）。足知开物成务，其大体在兹矣。

（《自述学术次第》）

五十三    说书之例

章先生于《书》，有《古文尚书拾遗定本》，是一部最后的著作，千载丛疑，一旦冰释。兹录其三则如下：

《尧典》：“黎民俎（原注：从敦煌所得释文本）饥。”《五帝本纪》作“黎民始饥”。此同马本，俎作祖，故马亦云始也。《周颂正义》引《书》黎民俎饥。注云：俎读曰阻。阻，厄也（原注：十行本如此）。段氏《撰异》云：“盖壁中故书作俎，故郑云俎读曰阻。古且与俎，音同义同。孔壁与伏壁当是皆本作且，伏读且为俎，训始。孔安国本则或通以今字作俎。”按段氏此说，所见甚卓。且祖古今字也。故安国、史迁、马氏皆以古今字通之，而读曰祖，且俎古亦一字也。故郑氏作俎，而改读为阻。究之始饥之义，不甚妥帖，读阻亦非经旨。寻说文，且，薦也。薦正当作荐。且饥、俎饥，正即《春秋传》所谓“荐饥”。《诗》所谓“饥馑荐臻”耳。在榖曰饥，在民曰饥，其实无异也。（原注：汉《食货志》黎民祖饥，正作饥。俞先生平议已知祖即且字，训当为荐。然未录作俎之本，今为补正，义始明确）

《盘庚》下：“用宏兹贲。”释鱼：“龟三足，贲。”此以贲为龟之大名，犹后世言蓍蔡，以蔡为龟之大名矣。宏，《说文》云：“屋深响也。”又云：“宖，屋响也。”“宖，谷中响也。”皆一义所孳乳，是宏有响应之义。《系辞》云：“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虞翻曰：“同声相应，故如响也。”此言用应兹龟，义正如此，与“各非敢违卜”意相足。

《无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释文：“卑，马作俾，始也。”案《三体石经》，此字古文篆隶皆作卑，不从马读。服，古文作，借为服也。功，古文作。康，释宫云：“五达谓之康。”字亦作庚。《谛》有由庚，《春秋传》有夷庚，以为道路大名。康功者，谓平易道路之事；田功者，谓服田力穑之事。前者职在司空，后者职在农宫，文王皆亲莅之，故曰卑服。尝疑《周颂·执竞》云：“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康即谓成道。《诗》言“踧踧周道”，“周道如砥”，明周家自有道路之制，与夏、商异，匠人管之，合方氏达之，所以车同轨也。

五十四    说诗之例

章先生于毛诗微言，所得尤众，藏之胸中未及著录。其散见于《检论》及《文录》者，例如“关雎故言”（《检论》卷二），谓所陈系文王与纣之事。后妃淑女，乃指鬼侯之女。“案鲁连书及太史殷本纪，皆说鬼侯一曰九侯，声相似。鬼侯有女而好，献之纣。鬼侯女不喜淫，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故脯鄂候。文王闻之而窃叹，故拘之羑里库。”关雎辞在称美，而义有讽刺。

又如《小疋太疋说》（《文录》卷一）。谓依《说文》：“疋，足也。”古文以为诗大疋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记也。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而初造书契，所以记录帑疋，取义于足迹。“大小疋者，《诗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天下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颂本颂貌字。褒美则曰形颂，纪事则曰足迹。是故雅颂相待为名。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范宁述之曰：‘孔子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此则王者之迹，谓之小疋大疋，古训敫如也。”又谓“疋之为足迹，声近雅，故为乌乌，声近夏故为夏声，一言而函数义可也”。

又如说公刘“其三军单，……彻田为粮”，掸啧索隐，于制度及文字，无不迎刃而解。有云：

殷制，公侯不过百里，然自后稷封邰，公刘迁豳，大王迁岐，周地绵亘已数百里，不以殷法宰制。《周语》曰：“先王不窟窜于戎狄之间；及文王受命，建号称王，不侪于吴、楚之僭。”此则岐山以西，殷亦夷镇视之，势不能臣畜也。观《诗》有“彻田为粮”，“其军三单”，赋役车甲，悉能自为法令。

（《文录》卷一《封建考》）

此言当时周国的情形，了如指掌。至于“单”字，《毛传》训袭，本甚明了，而许君不能用，郑君亦在疑眩之间；王肃以下，更无论已。其实三单者，言更番征调，以后至者充前人之缺，犹今时常备、后备、预备之制。有云：

其军三单。传曰：“三单相袭也。”单训为袭，是其本义。古文作，象其系联也。小篆为单，象古文变其形。《释文》：“太岁在卯曰单阏。”孙炎作蝉焉。《方言》：“蝉，联也。”《扬雄传》曰：“有周氏之蝉嫣。”蝉嫣训连，连续即相袭义，此借蝉为单也。孟子曰：“唐虞祥。”《汉书文帝纪》曰：“嬗天下。”禅本封禅，嬗本训谖，今以此为继位之义，亦借为单。禅位犹言袭位也。明此，则毛公训单为袭，斯为本义。其军三单者，更番征调，犹卒更、践更、过更之制，其事易明。说为辰，经始多事矣。如三展，凭臆说为辰字，何不曰象弹丸，本弹之古文耶？凡钩摭钟鼎、诡更正文者，其无征多此也。说文训大，乃奲之假借也。

（《文录》卷一《与尤莹问答记》，

并参阅同卷《毛公说字述》）

五十五    说《左传》之例

章先生于《左传》，早岁即著《春秋左传读》，未刊行。其《叙论》一篇，系专驳刘逢禄，晚年自饬为《春秋左传疑义答问》。（见《章氏丛书续编》）先生又谓“《说苑》、《新序》、《列女传》中所举左氏事义六七十条，其间一字偶易，正可见古文《左传》，不同今本，而子政古文，代以训诂，亦皆可睹”，乃著《刘子政左氏说》。兹录数条如下：

僖十九年传：“盍姑内省德乎。”《说苑》述此作“胡不退修德”。案《说文》：“，却也。从夕。一曰行迟。，或从内。古文从。”案从内者，内声也。此内字乃之古文省借。子政识古文，退释内。《墨子·亲士》曰：“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俞先生曰：“内乃坏字，与进对文。”今观此文，则内固以声通矣。《释文》：“省，察也。”省德谓自察其德何如。作修德者，便文易之，非训诂也。寻上说文王云，退修教而复伐之，则此当以退劝宋公，寉然无疑义（原注：上作，此作内者，古文不定一体，故彝器每有一字而前后异议者）。今人溺于内省不疚之文，皆以内为本字，由不知六书假借也。

《昭二十九年传》：“实有豕心。”《列女传》实作宕。按梁端以宕为买之误，未必然也。《说文》：“宕，过也。从宀砀省声。”此宕即砀。《淮南·本经训》：“玄玄至砀而运照。”注：砀，大也。然则宕有豕心者，大有豕心也。古文正尔，子政所见未讹，不得反以今本改之。

五十六    说诸子及佛学

章先生于诸子，初治韩非、荀卿之书，以为精到，次及墨翟、庄周，益饶妙悟。惟不宋学，亦尚无意于释氏。观其自述，有云：

……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始观《涅槃》、《维摩诘》、《起信论》、《华严》、《法华》诸书，渐近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遭祸系狱，始专读《瑜珈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珈为不可加。既东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辄读《藏经》。又取魏译《楞伽》及《密严》诵之，参以近代康德。萧宾诃尔之书，益信玄理无过《楞伽》、《瑜珈》者。少虽好周、齐诸子，于老、庄未得统要。最后，终日读《齐物论》，知多与法相相涉，而郭象、成玄英诸家悉含胡虚冗之言也。即为《齐物论释》，使《庄子》五千言，字字可解。日本诸沙门亦多慕之。适会武昌起义，束装欲归，东方沙门诸宗三十余人属讲佛学，一夕演其大义，与世论稍有不同。东方人不信空宗，故于法相颇能讲受。而天台、华严、净土诸巨子，论难不已，悉为疏通滞义，无不厌心。余治法相以为理极不可改更，而应机说法，于今尤适……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许宋儒，颇以二程为善，惟朱、陆无取焉。二程之于玄学，间隔甚多，要之未尝不下宜民物，参以戴氏，则在夷、惠之间矣。至并世治佛典者，多以文饰诸膏梁，助长傲诞，上交则谄，下交则骄，余亦不欲与语……

（《自述学术次第》）

《齐物论释》“书，引证释、老，破除名相，是一部谈玄的奇作。”其序文有云：

……（庄生）以为隐居不可以利物，故托抱关之贱；南面不可以止盗，故辞楚相之禄；止足不可以无待，故泯死生之分；兼爱不可以宜众，故建自取之辩；常道不可以致远，故存造征之谈。维纲所寄，其惟《逍遥》、《齐物》二篇，则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齐物文旨，华妙难知。魏、晋以下，解者亦众。既少综核之用，乃多似象之辞……执此大象，遂以胪言，儒、墨诸流，既有商榷，大、小二乘，犹多取携，夫然义有相征，非傅会而然也……

庞俊撰《章先生学术述略》，对于先生之言玄哲，有云：

……于是欧陆哲理，梵方绝业，并得餍而饫之，盖至是而新知旧学，融合无间，左右逢源，灼然见文化之根本，知圣哲（原书此处为“圣智”）之忧患。返观九流，而闳意眇旨，觌于一旦，先后作《原道》、《原名》、《明见》、《辨性》、《道本》、《道微》、《原墨》诸篇，精辟创获，清儒不能道其片言。其说始出，闻者震惊，而卒莫之能易。其《齐物论释》一篇，以佛解庄，名理渊渊，高蹈太虚，足为二千年来儒、墨九流解其封执。若其说狙公赋芧之文，然后知天钧两行之言，不同于园滑也；明尧伐三子之问，然后知天演进化之论，实多隐也。胜义稠垒，员舆之上，诸老先生未有先言之者。

寥寥数言，于叙述先生玄学的深邃，上涉圣涯，下宜民物，可谓得其大概了。

第十九节 对于中印文化沟通的期望

五十七    古来中印两国文化的关系

章先生对于中、印两国联合，期望甚殷，尝谓“东方文明之国，荦荦大者独吾与印度耳。言其亲也则如肺腑，察其势也则若辅车，不相互抱持而起，终无以屏蔽亚洲”（《印度中兴之望》）。旨哉斯言！返观历史，两国文化的交流，远起于汉代，海陆并进。由中国方面看来，实在是输入远过于输出。输入中最主要的，当然是佛教。大法东来，发展得异常伟大，我国士大夫及平民无不感受深刻。当初还不是直接的由印度译来，而是间接的得于西域。即如后汉的安世高，是译经的第一人，是中国佛教开山之祖，而其籍则为安息；西晋的佛图澄是中国北地佛教的开拓者，而其籍则为龟兹。这两个都是西域人。自是以后，我国的贤哲，渐渐不满于西域的间接输入，要直接求于印度，于是有西行求法之举。五百年间，高僧辈出，冒万险，历百艰，所产生的结果，能够大有造于文化界，法显和玄奘是其代表，译经既富。显师所著的《佛国记》，奘师所著的《西域记》，以及慧立所著的《慈恩三蔵法师传》，不但佛学者奉为鸿宝，就是研究世界史者亦视为珍藏，欧洲诸国，均有译本。

我们对于印度文化，不但输入了教理，而且建设了诸宗。除此以外，还有科学、艺术、工业等很多。因之中、印两国，就国际的关系说，就文化先后的关系说，实在是难兄难弟。我们做弟弟的，究竟有什么礼物回敬老哥呢？有是有的，不过微薄点罢了。我们试读《续高僧传》，有云：“奘奉敕翻《老子》五千文为梵言，以遗西域。”又云：“又以《起信》一论，文出马鸣，彼土诸僧，思承其本，奘乃译唐为梵，通布五天。”可见玄奘的伟大，不仅阐扬大乘，建立新宗，而且是翻译中国名著的第一人，回译印度失传了的名论的第一人，这就是我们对于印度的贡献。

总之，我们吸收印度文化，绝不是生吞活剥，而是融会贯通。由印度佛教而创造出“中国的佛教”，由印度艺术而创造出“中国的艺术”，由印度的像印，而发明出“中国的印刷术”（敦煌发见的古物中有千佛像，就是用像印印成的。这种像印原于印度）。输入虽多，大有受用，不是模仿，而是创造，实在够得上称难弟！

五十八    先生居东时的努力

中、印两国文化的关系，密切如此！可惜明代以后，两国隔绝，历数百年，固由明代不竞，而语言文字的障碍亦其枢纽。为今之计，亟宜相互讲习，以恢复旧时的睦谊。章先生居东京时，一面亲从印度学士研究梵文，又咨问彼土诸宗学说；一面撰著鸿文，以祝印度的中兴，如《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印度中兴之望》、《印度独立方法》等（见《文录·别录》卷二）。其《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缠绵悲壮，异常动人，摘录如下：

印度法学士钵逻罕自美利坚来，与其友保什走访余于东京。余固笃志于薄伽梵教，而甚亲印度人者也。平生未尝与其志士得衔杯酒之欢，亦未由知其名号。既见二君，欢相得也，已而悲至陨涕。二君道印度衰微之状，与其志士所经者，益凄怆不自胜。复问余支那近状。嗟呼！吾支那为异族陵轹，民失所庇，岂足为友邦君子道！顾念二国，旧肺腑也，当斟酌其长短，以相补苴。支那士人，喜言政治，而性嗜利，又怯懦畏死，于宗教倜然无所归宿，虽善应机，无坚确之操；印度重宗教，不苟求金钱储藏，亦轻生死，足以有为，独短于经国之术。二者相济，庶几其能国乎！昔我皇汉刘氏之衰，儒术堕废，民德日薄，赖佛教入而持世，民复挚醇，以启有唐之盛。讫宋世，佛教转微，人心亦日苟偷，为外族并兼，勿能脱。如印度所以顾复我诸夏者，其德岂有量耶？臭味相同，虽异族，有兄弟之好。迩来二国皆失其序，余辈虽苦心，不能成就一二，视我亲昵之国，沦陷失守，而力不足以相扶持，其何以报旧德！今兹通请谒，复不得在故国，空借日本为瓯脱地，得造膝抒其衷情，相见握手，只益悲耳。

……昔德意志哲学者索宾霍尔（也可以译为“萧宾诃尔”）有言，恻怛爱人之德，莫印度若。欧罗巴之伦理，则旃陀罗（印度语，译言屠者）与蔑戾车（印度语，译言多须之野人）之伦理耳。吾视印度诸圣哲，释迦固上仁，拿法典与商羯罗之吠檀多教，亦哀隐人伦若赤子。回教素剽悍，既入印度，被其风，有宽容之德，与往世憎恶他教者异；载其清净，足以使民宁一。

近世欧人言支那即复振，其社会裁制，当为世界型范，夫体国经野之术，支那视印度，则昔人所谓礼先一饭者；至与万物相人偶，视若一体，卒勿能逮也。他日吾二国扶将而起，在使百姓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之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之责已。斯事固久远，不可刻限；然世人多短算，谓支那衰敝，难复振起，印度则且终于沦替，何其局戚无远见耶？昔希腊、罗马，皆西方先进国，罗马亡且千四百年，希腊亡几二千年，近世额里什与意大利犹得光复。印度自被蒙古侵略，至今才六百岁，其亡国不如希腊，罗马之阔远，振其旧德，辅以近世政治，社会之法，谁谓印度不再兴者？余闻梵教有塞音氏，始建印度改革协会，穆卒昙娄继之，至于今未艾，而锡兰有须曼迦逻之徒，昭宣大乘，以统一佛教国民为臬，国之兴，当题芽于是。愿二君以此自状，余虽孱然若虮蛾子哉，亦从而后也。

钵逻罕君之来，期薄，将西度支那，而保什君亦且诣美利坚。美利坚人之遇保什君，余不敢亿；抑吾支那之群有司，为满洲人台隶，惟强是从，岂念畴昔兄弟之好？钵逻罕君虽多学，且倜傥有大志。彼其相遇，或不能如君望。独自吴淞溯江而上，至于巴汉，北出宛平，以窥榆关之险，观其山渎之瑰奇、人物之蕃殖，而俯焉制于异族，以与师度相校，悲世之情，宜若波涛而起矣。

（《文录·别录》卷二）

五十九    西游之志

章先生以居士之身，承奘师之学，夙愿西游，冀以宣扬我文化，使中、印两国，重申旧好，相互扶持。民国五年三月，厄于北平，曾赐书寿裳，命为设法。因即就商于教育总长张一麟，托其进言，竟未有成，至今耿耿。其书录在下方：

季茀足下：数旬不觌，人事变幻，闻伯唐辈亦已蜚遁。今之政局，固非去秋所可喻。羁滞幽都，我生靡乐，而栋折裱崩，咎不在我；经纶草昧，特有异人：于此两端，无劳深论。若云师法段干，偃息藩魏，虽有其术，固无其时也。今兹一去，想当事又有遮碍，晓以实情，当能解其忧疑耶！梵土旧多同志，自在江户，已有西游之约，于时从事光复，未及践言。纪元以来，尚以中土可得振起，未欲远离也。迩者时会倾移，势在不救，旧时讲学，亦为当事所嫉。至于老、庄玄理，虽有纂述，而实未与学子深谈，以此土无可与语耳。必索解人，非远在大秦，则当近在印度，兼寻释迦、六师遗绪，则于印度尤宜。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质之当事，应无所疑。彼土旧游，如钵逻罕、匏什诸君，今尚无恙，士气腾上，愈于昔时远甚，此则仆所乐游也，兹事即难直陈当事，足下于彼，为求一纳牖者，容或有效，若以他事为疑，棋已终局，同归于尽可知矣，又安用疑人为，此间起居康健！

章炳麟白  二十三日

同年，先生归自北平，遍游新加坡、南洋诸岛，为华侨讲宗国安危的情势，以坚其内向之忱。岁晚始归。而先生西游之志，终未得达。

第四章 先生晚年的志行

第二十节 对于甲骨文的始疑终信

六十    早年作《理惑论》

甲骨文（或称殷契，亦称卜辞）的出土，是孔壁、汲冢以后最大的发现之一。距今不到五十年，研究者日多，已经蔚为一种新学问。章先生初甚怀疑，著《理惑论》（见《国故论衡》）以非难之。大意是说周礼有衅龟之典，未闻铭勒，其余见于龟策列传者亦刻画无传。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稍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蜃珧，其质同耳，朽骨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开首有这样几句：

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

先生作此论时，大约因为龟甲文初出，未暇细读，又因为素不信罗振玉（后来果然背叛民国，作了汉奸）的为人，遂牵连于其所研究的古文，这是甲骨文一时的不幸。

六十一    晚年议论的改变

甲骨文是商朝王室命龟之辞，太卜所典守的。我们现今能够在实物上考见文字，要以此为最古而最多。此文出土后，首先来研究考释之人要推孙诒让（第十三节中曾经提到他）。孙氏得了刘鹗所印的《铁云藏龟》，因为没有释文，苦难畅读，靠他平生四十多年攻治古文的心得和研究彝器款识的经验，参互解释，才得略略通晓。他的著书有二种：

（―）《契文举例》，其自序有云：“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大抵皆出周后[1]，未获见真商文字为憾。顷得此册，不意衰年睹此奇迹，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复者，互相采绎，乃略通其文字[2]。远古契刻遗文[3]，更三四千年竟未漫灭，为足宝耳。今就所通者，略事甄述，用补有商一代书名之佚，兼以寻究仓后，籀前文字流变之迹。”

（二）《名原》，也是根据甲骨文以探求文字沿革之迹。这两种书的成就，不但开了文字学的新途径，简直使中国学术上和全部古代文化史上增了新的认识。

继之者有王国维，著《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书，义据的精深，方法的缜密，可谓极考证家的能事。换句话说：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多所发明，正经典的误字，溯制度的渊源，从来说古书奥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

孙、王两氏之间，还有一个人须提明的，便是罗振玉，著有《殷虚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等。王国维称之为“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其他研究此学者尚众，不详举。

章先生晚年看见了这些创获，亦改变前说，认为甲骨文是可靠的。对于罗振玉的著作，说亦有可采处，真所谓“君子不以人废言”。惜乎此意未及写出，遽归道山，连腹稿亦埋藏地下，是多么不幸的事！时至今日，还有不明底细，援引先生早年《理惑论》之句以疑契文者信口胡说，未免太可笑了。

[1] 此三处引用有省略

[2] 此三处引用有省略

[3] 此三处引用有省略

第二十一节 对于全面抗日的遗志

六十二    万恶的日本军阀

日本之有文化，初则传自中国和印度，近时则传自欧、美诸国，但是日本军阀负恩忘义，穷凶极恶，不但要侵占中国，简直要独霸全球，种种阴谋，竟想干“逢蒙杀羿”的勾当，使我们忍无可忍。蒋介石说：

“……惟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在中国政治的统一愈有成功，其侵华的阴谋，即愈见积极。继‘五三’事件之后，又有‘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九·一八’以后，又有‘一·二八’之役，‘榆关’之役，‘热河’之役，‘长城’之役，‘藏本’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至‘卢沟桥’事变，乃激起我们中国全面的抗战。”

（《中国之命运》第四章第三节）

我们抗战四年以后，始对日本宣战，兹录《国民政府对日本宣战布告》的第一段如下：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

六十三    先生与抗日战争

因为严夷夏之防，是章先生一生志节的所在，所以对于抗日战争，提倡最力。当十九路军血战于上海，宋哲元军血战于长城，先生都发电嘉勉，以振士气。我们读《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知道抗战制胜之道，军民合作的如何重要。其文如下：

民国二十年九月，日本军陷沈阳，旋攻吉林，下之，未几又破黑龙江，关东三省皆陷。明年一月，复以海军陆战队窥上海，枢府犹豫，未有以应也。二十八日夕敌突犯闸北，我第十九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令旅长翁照垣直前要之，敌大溃，杀伤过当。其后敌复以军舰环攻吴淞要塞，既击毁其三矣，徐又以陆军来。是时敌船械精利数倍于我，发炮射击十余里，我军无与相当者。要塞司令邓振铨惧不敌，遽脱走，乃令副师长谭启秀代之。照垣时往来闸北、吴淞间，令军士皆堑而处，出即散布，炮不能中，俟其近，乃以机关枪扫射之，弹无虚发。军人又多善跳荡，时超出敌军后，或在左右；敌不意我军四面至，不尽歼即缴械，脱走者才什一，卒不能逾我军尺寸。始，日本海军陆战队近万人，便衣队亦三千人，后增陆军万余人，数几三万，我军亦略三万。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战三回，小战不可纪，敌死伤八千余人，而我死伤不逾千。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原其制胜之道，诚由将帅果断，东向死敌，发于至诚；亦以士卒奋厉，进退无不如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战剧时至五昼夜不卧，未尝有怨言；故能以弱胜强，若从灶上扫除焉。初，敌军至上海，居民二百余万，惴恐无与为计，闻捷，馈饷持橐累累而至；军不病民，而粮秣自足。诸伤病赴医院者，路人皆乐为扶舆，至则医师裹创施药，自朝至夜半未尝倦，其得人心如此。

章炳麟曰：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间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惜乎以内争散亡矣。统军者慎之哉！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章炳麟书。

（《文录续编》卷六）

我们又读“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知道先生期望全面抗战是何等的殷切，其文如下：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倭寇上海。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不及俟命，率所部二万人迎击。倭大创，增援者再，战几四十日，寇死五六千人，我军死伤亦称是。功虽未就，自中国与海外诸国战斗以来，未有杀敌致果如是役者也。

十九路军所部多广东子弟，死即槁葬上海，不得返其故。二十二年九月，度地广州黄华冈（即黄花岗）之南，以为公墓，迁而堋之。黄华冈者，清末志士倡义死葬其地者也；以二十一年上海之役相比，功足相副。

昔明遗臣张煌言死难，遗言立墓岳、于二公间，盖生以毅烈相附，死以茔兆相连，其义固然。今之迁葬，非徒饰美观，侈功伐，亦欲推其事类以兴来者。自黄华冈事讫，仅半载武昌倡义，卒以仆清，固其气足以震荡之。后之继十九路军而成大业者，其必如武昌倡义故事，以加于倭，然后前者为不徒死尔。盖功大者不赏，业盛者不能以笔札称扬，故略举死者之事，以俟后之终之者。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余杭章炳麟撰并书。

（《文录续编》卷五）

先生这些文字的感召力极强，所以殁后只一年，伟大神圣的全面抗战果然开始了。假使先生还健在的话，该是多么兴奋呢！该还有许多篇雄文，写我民族怒吼之声，永垂不朽呢！

第二十二节 先生的日常生活

六十四    饮食起居

同门王基乾，于章先生的晚年生活，知之甚稔。寿裳因请其写文，俾实本节，兹录之如下：

章先生是怎样一个人，世所共知，本文只就先生的日常生活略为介绍：先生是一个赋性恢弘而有远略的人。他论政，论学，固然头头是道，但对于一些细微末节，甚至自己的饮食起居，却又毫不经意。他晚年寓居上海，后因事到苏州。有人劝他就在苏州住家，并且介绍他买一所房子。那所房子在侍其巷，只有前面一重是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他走去一看，就很满意说：“还有楼。”看见树又说：“还有树。”后面也不再看，就和人家议价。人家看他这样满意，向他索一万五千元。这在当时已是超过时价很多，本有还价的余地。不料先生非但不还价，竞付出一万七千元成交。等到章夫人晓得赶来看时，一切手续业己办妥，房子竟不能住！要卖，原价已经很高，绝对卖不出，租也租不上价，结果只有空着，雇人看守，另在锦帆路筑一新屋。

先生生平除嗜吸纸烟外，对于饮食别无专好。章夫人是信佛茹素的，禁食一切肉类。因为要维持先生的健康，案上也常常设鸡，但先生却从不下箸，只食面前菜蔬。后来有人建议，把鸡肉放在先生面前，从此即见先生专以鸡肉佐餐了。这件事说来很奇怪，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宋朱牟《曲洧旧闻》说：“荆公又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筯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筯处。’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此即可看出一代伟人用功之深，精神有所专注，因此无暇据顾及饮食。人家骂王安石虚伪，不近人情。以先生之事例之，可见也并不尽然。

前段曾经说过，先生对于饮食别无专好，独嗜吸纸烟。他并不讲究好牌子，是纸烟就行。不过一经吸著，决不止一支。尤其是当讲学或和人谈天，总是一支接着一支，未尝去手。这时只见室中烟雾纷披，而先生神采方旺，谈锋更健。因为谈天也是先生乐事之一，只要有人触其机锋，话头便源源而出了。

先生素知医，于《伤寒论》尤有研究，间为人开方治病，也都能奏效。但关于自己的卫生，却又异常忽略。有时夫人劝他注意营养，多进补品如鸡蛋之类。先生听了，每每把夫人的话重述一遍，好像是闻所未闻。

先生更不从事运动，因此连走路似乎都很吃力。但如跟随他的人上前去搀扶，先生必极力挣脱，拂袖而去。由这一点，也可看出先生独立自由的精神。

先生对于金钱，简直可以说是视若无物，如前段所提的买房子就是一例。在别人看起来，他是受了欺，上了当。其实先生自己何尝有丝毫容心。不过先生的性情是叫人摸不着的，有时家里零用他都要管，甚至买一刀草纸，也得直接向他领钱。

六十五    精神生活

先生读破万卷，箸述等身。但藏书并不多，更不讲究版本。一部《十三经注疏》，只是普通的石印本。因为翻阅次数太多的缘故，已变成活叶。有一次为学生讲《尚书》，稍一不小心，书竞作蝴蝶飞，散落满地，引得哄堂大笑，而先生仍言谈自若，绝不在意。

先生的书名也不小，求书的人自然很多。他的书法自成一家，篆和行草都有一种面目。人家只要得到他的片纸只字，都视若拱壁，什袭珍藏，倒是先生本人，反不怎样满意自己的作品。往往一幅写成，看了一下，即放在废纸之列。这可给了他侍役一个赚钱的机会，竞串通一家装裱店，专窃这种字，印上先生的图章，装裱后价卖与人，得钱两人朋分，先生初不在意，一直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发觉，因此他想出一个防弊的方法，就是把写来不要的字一律撦破，塞在字纸篓里，图章也从侍役手中收回，以为这样总是一个稳妥的办法了。但是他却忘了，作弊是我国人的特性。有一种人会防弊，也就有一种人会舞弊。在这以后，完整的纸固不易得，撦破的字装裱起来，还不是一样？至于图章，在先生用了多次以后，反正是要交给侍役一洗的，这可又给了侍役一个盖章的机会。

先生晚年除著书讲学外，也常常做点应酬文字，大概不外是书文题跋和碑铭之类。一篇墓志铭或墓表，人家通常送他一千元到二千元。但他做文章，并不就以金钱为准。据说有一个纱厂的主人，想请他做一篇表扬祖上的文字，送他万元作为润笔。他却极力拒绝，一字也不肯写。他替黎黄陂做了一篇洋洋的巨文，又一钱不受。因为先生是最重感情的，他于当代人物，除孙公外，惟于黄陂有知遇之感。所以替黄陂做文章，认为是应尽的义务。

因为先生享有当代大名，所以常常接到一些不相干的信。或是同他讨论某种问题，或只是恭维他。那班替先生办笔札的人，对于这些信，往往置之不理。但先生以为人家既有信来，总得回答，免使人家失望。因为这些被弃置的信，反是先生亲笔答复。

（以上是录王基乾的《章先生逸事》）

第二十三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六十六    苏州讲学

章先生光复中华，振兴学术，功业虽成而精力弥瘁。民国七年以后，知植党无益，一切泊然。晚年见当世更无可为，乃退而讲学于苏州。王基乾《忆余杭先生》文中，言其扶病讲学，直至弥留时的情形甚详。兹摘录如下：

……先生虽衰老，然于讲学则未忽稍苟。初，先生患鼻衄，中央以先生功在国家，特赠予万元，以为医药资。先生初不欲，既受之，则以此款为人民血汗所出，不欲用诸个人，因复成立国学讲习会于苏州寓庐，冠章氏二字，距初在东京讲学时，盖已二十有八年矣。先生讲学，周凡三次，连堂二小时，不少止，复听人质疑，以资启发；不足，则按日约同人数辈至其私室，恣意谈论，即细至书法之微，亦无不倾诚以告，初不计问题之洪纤也。二十五年夏，先生授尚书既蒇事，距暑期已近，先生仍以余时为足惜，复加授说文部首，以为假前可毕也。顾是时先生病续发，益以连堂之故，辄气喘。夫人因属基乾辈，于前一时之末，鸣铃为号，相率出室外。先生见无人倾听，可略止。然余时未满，诸人复陆续就座。先生见室中有人，则更肆其悬河之口矣。以此先生病弥甚。忆最后一次讲论，其日已未能进食，距其卒尚不及十日。而遗著《古文尚书拾遗定本》，亦临危前所手定。先生教学如此，晚近真罕有其匹也。

先生病发逾月，卒前数日，虽喘甚不食，犹执卷临坛，勉为讲论。夫人止之，则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呜呼！其言若此，其心至悲。凡我同游，能无泪下？

六十七  “哲人其萎”·国葬

国丧典刑，“哲人其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先生逝世。寿裳在北平，闻“梦奠”之耗，不胜哀痛！曾于北平追悼会中，致开会辞，大意思说章先生之殁，举国同悲。但是我们今天在北平开会追悼，特别地加倍地来得悲哀！因为现在北平成为前线了！回念先生绸缪国是，每每不幸而言中。自民国元年，先生力主北都，以为辽东靠近强邻，易被凯觎。如果都城在南，控制必有所不及。到了国民革命军底定全国，奠都南京，东北虽改树国旗，仍旧自为风气，而先生昔日之言，渐不为人所称道。哪知道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之变，一朝而失三省，热河继陷，北平成为前线了。寿裳并集遗著，撰挽联云：

内之颉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义净之术，专志精微，穷研训故；

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首正大义，截断众流。

上联首二句，出于《瑞安孙先生伤辞》，次句《菿汉微言》；下联首二句《答铁铮》，次二句《与王揖唐书》。上联是国学大师，下联是革命元勋。以先生之德业巍巍，文章炳炳，原非数十个字所能形容，不过轮廊依稀在是而已。

国民政府闻丧震悼，崇礼宿儒，明令褒扬，特予国葬。令文是：

国民政府令，二十五年七月九日，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事，岿然儒宗，士林推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于国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

附录一 《訄书》选

原学第一（馗书一）

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希腊言：海中有都城曰韦盖，海大神泡斯顿常驰白马水上而为波涛（《宗教学概论》）。中国亦云。此非宾海者弗能虑造是也。伯禹得龟文，谓之九畴。惟印度亦曰：鸿水作，韦斯拏化鱼。视摩拏以历史，实曰“鱼富兰那”。二谶之迹，国有大川，而馈饷其诬。寒冰之地言齐箫，暑湿之地言舒绰，瀛坞之地言恢诡，感也。故正名隆礼兴于赵，并耕自楚，九州五胜怪迂之变在齐稷下。地齐然也。七雄构争，故宋钘、尹文，始言别宥，“以聏合欢，以调海内”。雅典共和之政衰，贵族执政，而道益败，故柏拉图欲辨三阶：以哲学者操主权，德在智；其次军士，德在勇；其次农工商，德在节制（柏拉图生于贵族，素贱平民主义，至是又惩贵族主义，故构此理想政体）。周室坏，郑国乱，死人多而生人少，故列子一推分命，归于厌世，“御风而行”，以近神仙。希腊之末，甘食好乐，而俗淫湎。故斯多葛家务为艰苦，作“自裁论”，冀脱离尘垢，死而宴乐其魂魄。此其政俗致之矣。培根性贪墨，为法官，以贿败。以是深观，得其精和，故能光大冥而倡利已。路索穿窬脱纵，百物无所约制，以是深观，得其精和，故能光大冥而极自由。庄周曰：封侯与治者，其方同也，惟其材性也。夫地齐阻于不通之世，一术足以杚量其国民。九隅既达，民得以游观会同，斯地齐微矣。材性者，率特异不过一二人，其神智苟上窥青天，违其时则舆人不宜。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

订孔第二（馗书二）

远藤隆吉曰：“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夫差第《韶》《武》，制为邦者四代，非守旧也。处于人表，至岩高，后生自以瞻望弗及，神葆其言，革一义，若有刑戮，则守旧自此始。故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在于孔氏。祸本成，其胙尽矣。”（远藤氏《支那哲学史》）章炳麟曰：凡说人事，固不当以禄胙应塞。惟孔氏闻望之过情有故。曰：六艺者，道、墨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女商事魏君也，衡说之以《诗》《书》《礼》《乐》，从说之以《金版》《六弢》（《金版》《六弢》，道家大公书也，故知女商为道家）。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撞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却走，职矣。《论语》者晻昧，《三朝记》与诸告饬、通论，多自触击也。下比孟轲，博习故事则贤，而知德少歉矣。荀卿以积伪俟化治身，以隆礼合群治天下。不过三代，以绝殊瑰；不贰后王，以綦文理。百物以礼穿穀，故科条皆务进取而无自戾。（《荀子·王制》上言：“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下言：“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二义亦非自反。雅声、旧文、旧器，三代所用，人间习识。若有用五帝之音乐、服器于今，以为新异者，则必毁废。故惊注曰：“复三代故事，则是复古不必远举也。”）其正名也，世方诸仞识论之名学，而以为在琐格拉底、亚历斯大德间（桑木严翼说）。由斯道也，虽百里而民献比肩可也。其视孔氏，长幼断可识矣。夫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惟才美弗能与等比，故终身无鲁相之政，三千之化。才与道术，本各异出，而流俗多视是崇堕之。近世王守仁之名其学，亦席功伐已。曾国藩至微末，以横行为戎首，故士大夫信任其言，贵于符节章玺。况于孔氏尚有踊者！孟轲则踬矣，虽荀卿却走，亦职也（荀卿学过孔子，尚称颂以为本师。此则如释迦初教本近灰灭，及马鸣、龙树特弘大乘之风，而犹以释迎为本师也）。夫自东周之季，以至禹，《连山》息，《汩作》废，《九共》绝，墨子支之，祗以自陨。老聃丧其征藏，而法守亡，五曹无施。惟荀卿奄于先师，不用。名辩坏，故言殽；进取失，故业堕；则其虚誉夺实以至是也，虽然，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迁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

白河次郎曰：“从横家持君主政体，所谓压制主义也。老庄派持民主政体，所谓自由主义也。孔氏旁皇二者间，以合意干系为名，以权力干系为实，此儒术所以能为奸雄利器。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则又不如纵横家明言压制也。”按：所谓旁皇二者间者，本老氏之术，儒者效之，犹不若范蠡、张良为甚。庄周则于《马蹄》《肤箧》诸论，特发老氏之覆。老、庄之为一家，亦犹输、墨皆为艺士，其攻守则正相反，二子亦不可并论也。故今不以利器之说归曲孔氏。余见《儒道》篇。

儒墨第三（訄书三）

《春秋》《孝经》，皆变周之文，从夏之忠，而墨子亦曰“法禹”。不法其意而法其度，虽知三统，不足以为政。戾于王度者，非乐为大。彼苦身劳形以忧天下，以苦自觳，终以自堕者，亦非乐为大。何者？喜怒生杀之气，作之者声也。故湩然击鼓，士忾怒矣。然撞于，继以吹箫，而人人知惨悼。儒者之颂舞，熊经猿攫，以廉制其筋骨，使行不愆步，战不愆伐，惟以乐倡之，故人乐习也。无乐则无舞。无舞则弱多疾疫，不能处憔悴。将使苦身劳形以忧天下，是何以异于腾驾蹇驴，而责其登大行之阪矣？嗟乎！巨子之传，至秦汉间而斩。非其道之不逮申、韩、商、慎，惟不自为计，故距之百年而堕。夫文始五行之舞，遭秦未灭。今五经粗可见，《乐书》独亡，其亦昉于六国之季，墨者昌言号呼以非乐，虽儒者亦鲜诵习焉。故灰烬之余，虽有窦公、制氏，而不能记其尺札也。乌乎！佚、翟之祸，至自毙以毙人，斯亦酷矣。诋其“兼爱”而谓之“无父”，则末流之噧言，有以取讥于君子，顾非其本也。张载之言曰：“凡天下疲癃残疾鳏寡惸独，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或曰：“其理一，其分殊。”庸渠知墨氏兼爱之旨，将不一理而珠分乎？夫墨家宗祀严父，以孝视天下，孰曰无父？（详见《孝经本夏法说》，此不具疏）至于陵谷之葬，三月之服，制始于禹。禹之世，奔命世也。墨翟亦奔命世也。伯禽三年而报政，曰：革其故俗，丧三年乃除。大公反之，五月而报政。然则短丧之制，前倡于禹，后继踵于尚父。惟晏婴镌之，庐杖衰麻，皆过其职。墨子以短丧法禹，于晏婴则师其孅啬，而不能师其居丧，斯已左矣。虽然，以短丧言，则禹与大公皆有咎，奚独墨翟？以蔽罪于兼爱，谓之无父，君子重言之。（又按：《水经·淇水注》：《论语比考谶》曰：“邑名朝歌，颜渊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独顾，由蹙堕车。”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顾视凶地，故以足蹙之，使堕车也。”寻朝歌回车，本墨子事，而《论语谶》以为颜渊。此六国儒者从墨非乐之证也。至于古乐，亦多怪迂，诚有宜简汰者。然乐则必无可废之义）。

儒道第四（訄书四）

学者谓黄老足以治天下，庄氏足以乱天下。夫庄周愤世湛浊，已不胜其怨，而托卮言以自解，因以弥论万物之聚散，出于治乱，莫得其耦矣。其于兴废也何庸？老氏之清静，效用于汉。然其言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其所以制人者，虽范蠡、文种，不阴鸷于此矣。故吾谓儒与道辨，当先其阴鸷，而后其清静。韩婴有言：“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国可耻。”儒道之辨，其扬搉在此耳。然自伊尹、大公，有拨乱之才，未尝不以道家言为急（《汉·艺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大公》二百三十七篇）。迹其行事，与汤、文王异术，而钩距之用为多。今可睹者，犹在《逸周书》。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弢》之旨，箸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其治天下同，其术甚异于儒者矣。故周公诋齐国之政，而仲尼不称伊、吕，抑有由也。且夫儒家之术，盗之不过为新莽；而盗道家之术者，则不失为田常、汉高袓。得本不求赢，财帛妇女不私取，其始与之而终以取之，比于诱人以《诗》礼者，其庙算已多。夫不幸污下以至于盗，而道犹胜于儒。然则愤鸣之夫，有讼言“伪儒”，无讼言“伪道”，固其所也。虽然，是亦可谓防窃钩而逸大盗者也。

儒法第五（訄书五）

自管子以形名整齐国，箸书八十六篇，而《七略》题之曰“道家”。然则商鞅贵宪令，不害主权术（见《韩非·定法篇》），自此始也。道其本已，法其末已！今之儒者，闻管仲、申、商之术，则震栗色变，曰：“而言杂伯，恶足与语治？”尝试告以国侨、诸葛亮，而诵祝冀为其后世。噫！未知侨、亮之所以司牧万民者，其术亦无以异于管仲、申、商也。然则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巳。今夫法家亦得一于《周官》，而董仲舒之《决事此》，引儒附法，则吾不知也。夫法家不厌酷于刑，而厌歧于律。汉文帝时，三族法犹在，刑亦酷矣。然断狱四百，几于兴刑措之治者，其律一也。律之歧者，不欲妄杀人，一窃箸数令，一伤人箸数令，大辟之狱差以米，则令诛。自以为矜慎用刑，民不妄受戮矣。不知上歧于律，则下遁于情，而州县疲于簿书之事，日避吏议，娖娖不暇给。故每蔽一囚，不千金不足以成狱，则宁过而贳之。其极，上下相蒙，以究于废弛。是故德意虽深，奸宄瘉因以暴恣，今日是也。仲舒之《决事比》，援附经谶，有事则有例，比于侯《九章》。其文已冗，而其例已枝。已用之，斯焚之可也！著之简牍，拭之木觚，以教张汤，使一事而进退于二律。后之廷尉，利其生死异比，得以因缘为市，然后弃表埻之明，而从缘游之荡。悲夫！儒之戾也，法之毙也。吾观古为法者，商鞅无科条，管仲无五曹令。其上如流水。其次不从则大刑随之。律不亟见，奚有于歧者？子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呜呼！此可谓儒法之君矣。

儒侠第六（訄书六）

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韩非·显学》：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是漆雕氏最与游侠相近也）。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岂惟儒家摈之，八家亦并摈之。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侯生之完赵也，北郭子之白晏婴也（见《吕氏·士节篇》），自决一朝，其利及朝野。其视聂政，则击刺之萌而已矣。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捍国之大患”者乎？夫平原君，僭上者也，荀卿以为“辅”；信陵君，矫节者也，荀卿以为“拂”（见《荀子·臣道篇》）。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而特其感概奋厉，矜一节以自雄者，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大侠不世出，而击刺之萌兴。虽然，古之学者，读书击剑，业成而武节立，是以司马相如能论荆轲。（《艺文志》杂家：“《荆轲论》五篇，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天下乱也，义士则狙击人主，其他藉交报仇，为国民发愤，有为鸱枭于百姓者，则利剑刺之，可以得志。当世之平，刺客则可绝乎？文明之国，刑轻而奸谀恒不蔽其辜，非手杀人，未有考竟者也。康回滔天之在位，贼元元无算，其事阴沈，法律不得行其罚，议官者廑而去之。虽去，其倗党众，于井里，犹疑沮事。当是时，非刺客而巨奸不息，明矣。故击刺者，当乱世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治世知其辅法，而法严诛于刺客，何也？训曰：大臣能厚蓄积者，必浚民以得之，如子孙之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故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本《唐书·卢坦传》载坦语）。彼攻盗亦捊取于不道矣，法则无赦，何者？盗与刺客冒法抵禁者众，则辅法者不得独贳以生。哲王者知其裨补于政令，而阴作其气，道之以义方已矣。今之世，资于孔氏之言者寡也，资之莫若十五儒，“虽危起居，竟信其志”；“引重鼎不程其力，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凡言儒者，多近仁柔。独《儒行》记十五儒，皆刚毅特立者。窃以孔书氾博，难得要领。今之教者宜专取《儒行》―篇，亦犹古人专授《孝经》也）

附：上武论征张良事

《楚汉春秋》曰：淮阴武王反，上自击之（淮阴武王，韩信也。汉世诸王，诛死者亦有谥。燕刺王是其比矣。言上自击之者，即伪游云梦事，古史文不甚明了耳），张良居守。上体不安，卧辒车中，行三四里，留侯走东追上，簪堕被发，辒车排户，曰（按《说文》：“，使也，从攴，省声。”此非其字，当是搑之或字。《说文》：“搑，推捣也，从手，茸声。”此则从攴，茸省声。搑辒车者，推启其窗）：“陛下即弃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骂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于东，淮阴害于西。”（按：反、害，字当互讹。时淮南未反也。准阴王楚，亦在长安东南，视淮南则在西矣），恐陛下倚沟壑而终也（引见《御览》三百九十四）世读《太史公书》，言留侯如妇人好女，皆念以为运谋深婉，不兆于声色间。观其簪堕被发，一何厉也？秦汉间游侠之风未堕，良又素习于椎击者。下邳受书而后，优游道术以自持，忍也。而轻侠蹈厉之气，遇亟则亦显暴，固与诸葛亮、谢安之徒异矣。武德衰，学士慕良，乐闻其阔缓宁靖，其材性则莫之崇法也。是故登为大帅，而不任举一佩刀，谋于轩较之下，目可瞻马。

儒兵第七（訄书七）

甚矣！《阴符经》之缪也。其言曰：“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以为杀机之蛰，必至是而后起也。夫机之在心也，疾视作色，无往而非杀，无杀而非兵。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岂必至于折天柱、绝地维哉！儒者曰：“我善御寇，‘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虽文王之用师，莫我胜也。”君子曰：田儓！其一曰：“我善御敌，仰屋以思，为兵法百言。虽以不教民战可也。”君子曰：“黠而愚！隅差智，故而呆。夫治兵之道，莫径治气。以白挺遇刃，十不当二；以刃遇火器，十不当一；以火器遇火器，气不治，百不当一。治气者，虽孟、荀与穰苴，犹是术也。有本有末而已矣！末而末者，可以撢其本。故蹴鞠列于技巧（《汉·艺文志》兵家有《蹴鞠》二十五篇），棋势、皇博列于术艺（《隋·经籍志》兵家有《棋势》四卷，《皇博法》一卷。按：今德意志教陆军有兵棋，其来远矣），不知者以为嬉戏也。其知者，以为民性有兵，不能旦旦而用于寇，故小作其杀机，以鼓其气。与儒者之乡射，其练民气则同。虽孟、荀与穣苴，犹是术也。此兵之本也。若夫临敌之道则有矣。方机动时，其疾若括镞；非先治气，则机不可赴；赴机以先人，而人失其长技矣。故曰：智者善度，巧者善豫，羿死桃棓不给射，庆忌死剑不给搏。王守仁知气，此所以成胜。

学变第八（訄书八）

汉晋间，学术则五变。

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教皇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故扬雄变之以《法言》。《法言》持论至剀易，在诸生间，陖矣。王逸因之为《正部论》，以《法言》杂错无主，然已亦无高论（《正部论》元书已亡，诸书援引犹见大略，下论亡书准此）。顾猥曰：颜渊之箪瓢，则胜庆封之玉杯（《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七百五十九引）。欲以何明，而比儗违其伦类？盖忿狷之亢辞也。华言积而不足以昭事理，故王充始变其术，曰：“夫笔箸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也。”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未有能逮者也。然善为蜂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斯所谓烦琐哲学者。惟内心之不充颎，故言辩而无继。充称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定贤篇》）。《新论》今亡，则桓、王之学亦绝。或曰：今之汉学，论在名物，不充其文辩，其正虚妄，审乡背，近之矣。东京之衰，刑赏无章也。儒不可任，而发愤者变之以法家。王符之为《潜夫论》也，仲长统之造《昌言》也，崔寔之述《政论》也，皆辨章功实，而深嫉浮淫靡靡，比于“五蠹”；又恶夫以宽缓之政，治衰敝之俗。《昌言》最恢广。上视扬雄诸家，牵制儒术，奢阔无施，而三子闳达矣。法家之教，任贤考功，期于九列皆得其人，人有其第，官有其伍，故姚信《士纬》作焉。乱国学者，盛容服而饰辩说，以贰人主之心，“修誉不诛，害在词主”（二语即《阮子正论》之言，见《意林》四引）。故阮武《正论》作焉。自汉季以至吴、魏，法家大行，而钟繇、陈群、诸葛亮之伦，皆以其道见诸行事，治法为章。然阔疏者苟务修古，亦欲以是快其佚荡。故魏衰而说变。当魏武任法时，孔融已不平于酒几，又箸论驳肉刑。及魏，杜恕倜傥任意，盖孟轲之徒也。凡法家，以为人性忮，难与为善，非制之以礼，威之以刑，不肃。故魏世议者言：“凡人天性多不善，不当待以善意，更堕其调中。”惟杜恕惎闻之，而云：已得此辈，当乘桴蹈仓海，“不能自谐在其间也”（《魏书·杜恕传》注引《杜恕新书》）。恕为《兴性论》，其书不传。推校之，则为主性善者。其作《体论》，自谓疏惰饱食，“父忧行丧，在礼多愆，孝声不闻。（引见《意林》五）”荀卿所谓顺情性而不事礼义积伪者也。盖自魏武审正名法，钟陈辅之，操下至严。文、明以降，中州士大夫厌检括苛碎久矣。势激而迁，终以循天性、简小节相上，固其道也。会在易代兴废之间，高朗而不降志者，皆阳狂远人。礼法浸微，则持论又变其始。嵇康、阮籍之论，极于非尧、舜，薄汤、武，载其厌世，至导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庄，玄言自此作矣。（魏晋间言神仙者，皆出于厌世观念，故多藉老庄抒其愤激。独葛洪笃信丹药，而深疾老庄，恶放弃礼法者如仇雠。观《抱朴》外篇《疾谬》《诂鲍》，其大旨在是矣。盖吴士未遭禅让，无所忿恚，故论多守文。及其惑于仙道，根诸天性，亦视愤世长往者为甚也）

凡此五变，各从其世。云起海水，一东一西，一南一北，触高冈，象林木而化。初世雄逸，化成于草昧，而最下矣。然箸书莫易以杂说援比诸家。故季汉而降，其流不绝。汉时周生烈已为《要论》。其后蒋济作《万机论》，谯周作《法训》，顾谭作《新语》，陆景作《典语》，杜夷作《幽求新书》，杨泉作《物理论》。秦菁、唐滂之徒，皆有论箸，或称杂家，或缘儒老。上者稍见行事兴坏，其次乃以华言相耀。惟荀悦、徐榦为愈。《申鉴》温温，怀宝自珍。《中论》朴质理达矣。殷基曰：“质胜文，石建；文胜质，蔡邕；文质彬彬，徐榦庶几也。”

学蛊第九（訄书九）

宋之余烈，蛊民之学者，程、朱亡咎焉，欧阳修、苏轼其孟也。修不通六艺，正义不习，而瞍以说经，持之无故，以御人，辞人也。不辨于名理，比合训言，反覆其文，自以为闻道，遭大人木强，而己得尸其名，以色取仁，居之不疑矣。轼之器，尽于发策决科，上便辞以耀听者；义之正负，朝莫之间，不皇计也。又飞钳而善刺也，审语默以自卫也，不知者个，宁墨藏其九；知不合一也，九合者不言。导人于感忽之间、疑玄之地以取之，故终身言谈无衅。且听辩之道，甲乙是非，本以筹策校计少多而断优绌。斯道少衰，惟后胜以为倞。故轼之诘人，专以后起伏击，无问其得失盈于算数未也。夫程朱虽未竟竘眇，犹审己求是；夸不若修，无寻常丈墨检式不若轼。修之烈，令专己者不学而自高贤，自谓以文辞承统，正体于上，玄圣素王。轼也使人跌而无主，设两可之辩，杖无穷之辞，遁情以笑，谓道可见端而不睹其尾，谓求学皆若解闭者，以不解解之也。孔子曰：亡而为有，虚而为盈，难乎有恒矣！巫医尚不可作，况朴学百艺邪？幸有顾炎武、戴震以形名求是之道约之，然犹几不能胜。何者？淫文破典，靡者众。今即诮士人以程、朱，辄勃然，以为侏儒鄙生我矣；诮以修、轼，什犹七八欢舞。校其乡背之数，学之不讲，谁之咎也？《易说》曰：“阴羽之鸣，其子和之，不如翰音，丧其中孚；中孚之丧，不如大风，噫气落山；风之噫而山材落也，款言所以为蛊也。”嗟乎！赫赫皇汉，博士黯之。自宋以降，弥又晦蚀。来者虽贤，众寡有数矣。不知新圣哲人，持名实以遍诏国民者，将何道也？又不知齐州之学，终已不得齿比于西邻邪？

世言尊君卑臣，小忠为教，至程、朱始甚。此则未是。唐末说《春秋》者日众，要以明其事君尽谄之义。盛均作《仲尼不历聘解》，孙郃作《春秋无贤臣论》，皆持此旨。宋人张之，亦其势也。然程、朱犹有是非然否之辨。程于妇人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盖一言以为不智尔。欧阳则一任名分，无复枉直可辨；其于孙复，颂美不尽，正以所见翕合故也。朱元晦亦言明复《春秋尊王发微》，推言治道，瘰瘰可畏。此则欧阳之余烈，已流及朱学矣。吾不谓程、朱绝无瑕疵，然即小忠为教一言，其祸首亦非程、朱也。

王学第十（訄书十）

王守仁南昌、桶冈之功，职其才气过人，而不本于学术。其学术在方策矣，数传而后，用者徒以济诈，其言则祗益缦简麤觕。何也？王守仁之立义，至单也。性情之极，意识之微。虽空虚若不可以卷握，其理纷纭，人鬓鱼网，犹将不足方物。是故古之为道术者，“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庄子·天下篇》语）《周官》《周书》既然，管夷吾、韩非犹因其度而章明之。其后废绝，言无分域，则中夏之科学衰。况于言性命者，抱蜀一趣，务为截削省要，卒不得省，而几曼衍，则数又亡以施。故校以浮屠诸论、泰西惟心合理之学说，各为条牒，参伍以变者，蛰之与昭、跛之与完也。夫浮屠不以单说成义，其末流禅宗者为之。儒者习于禅宗，虽经论亦不欲睹，其卒与禅宗偕为人鄙。义窭乏而尚辞，固质也。尝试最观守仁诸说，独“致良知”为自得，其他皆采自旧闻，工为集合，而无组织经纬。夫其曰“人性无善无恶”，此本诸胡宏（胡宏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完具，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又曰：“性者，善不足以言之，况恶邪？”）而类者也，陆克所谓“人之精神如白纸”者也。其曰：“知行合一”，此本诸程颐（程颐曰：“人必真心了知，始发于行。如人尝噬于虎，闻虎即神色乍变。其未噬者，虽亦知虎之可畏，闻之则神色自若也。又人人皆知脍炙为美味，然贵人闻其名而有好之之色，野人则否。学者真知亦然。若强合于道，虽行之必不能持久。人性本善，以循理而行为顺，故烛理明，则自乐行。”按：此即知行合一之说所始）则紊者也，徒宋钘所谓“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者也（按：以色变为行，是即以心之容为心之行也。此袛直觉之知，本能之行耳。自此以上，则非可以征色发声，遽谓之行也。然程说知行，犹有先后。希腊琐格拉底倡知德合一说，亦谓了解善为何物，自不得不行之。并有先后可序。王氏则竟以知行为一物矣。卒之二者各有兆域，但云不知者必不能行，可也；云知行合流同起，不可也。虽直觉之知，本能之行，亦必知在行先，徒以事至密切，忘其距离，犹叩钟而声发，几若声与叩同起。然烛而暗除，不见暗为烛所消，其实声浪、光浪，亦非不行而至，其间固尚有忽微也。要之程说已滞于一隅，王氏衍之，其缪滋甚）。其于旧书雅记邪，即言“尧舜如黄金万镒，孔子如黄金九千镒”，则变形于孔融者。融为《圣人优劣论》曰：“金之优者，名曰紫磨，犹人之有圣也。”（《御览》八百十一引）即言人心亡时而不求乐，虽丧亲者，蓄悲则不快，哭泣擗踊，所以发舒其哀，且自宁也，则变形于阮籍者。籍为《乐论》曰：“汉顺帝上恭陵，过樊濯，闻鸟鸣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鸟鸣！使左右吟声若是，岂不佳乎？’此谓以悲为乐也。”（《御览》三百九十二引）夫其缀辑故言如此其众，而世人多震慑之，以为自得。诚自得邪？冥心孑思以成于眇合者，其条支必贯，其理必可以比伍。今读其书，顾若是无组织经纬邪？守仁疾首以攻朱学。且朱学者，恒言谓之支离矣。泛滥记志而支离，亦职也。今立义至单，其支离犹自若。悲夫！一二三四之数绝，而中夏之科学衰。故持一说者，傀卓于当年，其弟子无由缘循榦条以胜其师，即稍久而浸朽败。自古皇汉先民以然，非独守仁一人也（丘震曰王氏自得之义，独“致良知”一说。此固不可推究以极其辞，何者？良知不可言“致”，受“致”则非良知，当言“致可能性”尔。王氏胶于《大学》致知之文，以是傅会，说既违于论理，推究之则愈难通。宜其弟子无由恢扩也）。抑吾闻之，守仁以良知自贵，不务诵习，乃者观其因袭孔、阮，其文籍已秘逸矣。将钩沉捃啧以得若说，而自讳其读书邪？夫不读书以为学，学不可久，为是阴务诵习，而阳匿藏之。自尔渐染其学者，若黄宗羲、李绂，皆博览侈观，旁及短书。然宗羲尚往往以良知自文。章言不饰，李绂始为之。

颜学第十一（訄书十一）

明之衰，为程、朱者痿驰而不用，为陆、王者奇觚而不恒。诵数冥坐与致良知者既不可任，故颜元返道于地官。以乡三物者，德、行、艺也，斯之谓格物（按：以习行三物为学，无为傅会格物。傅会则“格”字训诂，终不可通）。保氏教六艺者，自吉礼以逮旁要三十六凡目也。更事久，用物多，而魂魄强，兵农、水火、钱谷、工虞，无不闲习。辅世则小大可用，不用而气志亦日以奘驵，安用冥求哉？观其折竹为刀，以胜剑客，磬控驰射，中六的也；当明室颠覆，东胡入帝，而不仕宦，盖不忘乎光复者。藉在挽近，则骑而动旝也。故曰：“勇，达德也。”又数数疢心于宋氏之亡，儒生耆老痛摧折才士，而不用其尚武，则义之所激已。然外敕九容、九思，持之一跬步而不敢堕《曲礼》；自记言行，不欺晦冥；持志微眇若是，斯所以异于陈亮也。苦形为艺，以纾民难；其至孝恻怆，至奔走保塞，求亡父丘墓以归；讲室列弦匏弓矢，肄乐而不与众为觳；斯所以异于墨子也。形性内刚，孚尹旁达，体骏驵而志齐肃，三代之英，罗马之彦，不远矣！独恨其学在物，物物习之，而概念抽象之用少。其讥朱熹曰：“道犹琴也（本作“《诗》《书》犹琴也”，与前后文义皆不合，今以意更正），明于均调节奏之谱，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其距千里也。即又有妄人指谱而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均，理性情，通神明。’无越于是谱，果可以为琴乎？故曰以书为道，其距万里也。千里万里，何言之远也！亦譬之学琴然：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声求协律，是之谓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指从志，音从指，清浊疾徐有常节，鼓有常度，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志与指忘，指与弦忘，私欲不作，而大和在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指不弹，志不会，徒以习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徒以谱为琴，是指蓟丘而谈滇池也，故曰万里也（录颜说）。”

夫不见其物器而习符号，符号不可用。然算术之横从者，数也。数具矣，而物器未形，物器之差率，亦即无以跳匿。何者？物器丛繁，而数抽象也。今夫舍谱以学琴，乃冀其中协音律，亦离于袖象，欲纤息简而数之也。算者，谱者，书者，皆符号也。中国自六经百家以逮官书，既不能昭晰如谱，故胶于讲读者，缪于古人而道益远。非书者不可用，无良书则不可用。今不课其良不良，而课其讲读不讲读，即有良书，当一切废置邪？良书废，而务水火工虞，十世以后将各持一端以为教。昔管子明水地，以为集于天地，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惟他流士（希腊人）亦谓宙合皆生于水。海克德斯（希腊人），明神火播于百昌，则为转化，藏于匈中，干者为贤人，润湿者为愚人。此皆嵬琐于百物之杪枝，又举其杪枝以为大素，则道术自此裂矣，故曰滞于有形，而概念抽象之用少也。颜氏讥李颙不能以三事三物使人习行，顾终身沦于讲说。其学者李塨、王源，亦皆惩创空言，以有用为臬极。周之故言，仕学为一训（《说文》：仕，学也），何者？礼不下庶人，非宦于大夫，无所师。故学者犹从掾佐而为小史（秦法以使为师，此革战国之俗，而返之三代也）。九流所萌蘖，皆畴人之法，王官之契也。然更岁月久，而儒、道、形名，侵寻张大，以为空言者，社会生生之具至爻错。古者更世促浅，不烦为通论。渐渍二三千岁，不推其终始，审其流衍，则维纲不举，故学有无已而凑于虚。且御者必辨于骏良玄黄，远知马性，而近人性之不知；射者必谨于往镞拟的，外知物埻，而内识埻之不知；此其业不火驰乎？其学术不已憔悴乎？观今西方之哲学，不赍万物为当年效用，和以天倪，上酌其言，而民亦沐浴膏泽。虽玄言理学，至于浮屠，未其无云补也。用其不能实事求是，而理紊者多，又人人习为是言，方什伯于三物，是故文实颠偾，国以削弱。今即有百人从事于三物，其一二则以爱智为空言，言必求是，人之齐量，学之同律，既得矣！虽无用者，方以冥冥膏泽人事，何滞迹之有？颜氏徒见中国久淹于文敝，故一切以地官为事守，而使人无窈窕旷间之地。非有他也，亦不知概念抽象则然也。虽然，自荀卿而后，颜氏则可谓大儒矣。（按：《荀子·解蔽》云：“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有子恶卧而焠掌，可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目之欲，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何危？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据是，则至人无危，其次犹有闲居静思、辟欲远声者。以此思仁，是非李侗所谓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者邪？故知此事无与禅宗。特以藏息自治，任人自为，不容载诸学官律令，故师保诸职，未有一言及此。颜氏谓非，全屏此功，亦视思仁之道大轻矣，斯其不逮荀子者也）

清儒第十二（訄书十二）

古之言虚，以为两之间，当其无（本《墨子·经上》。即栌，柱上小方木也）。六艺者（凡言六艺，在周为礼、乐、射、御、书、数，在汉为六经。此自古今异语，各不相因，言者各就便宜，无为甘辛互忌），古《诗》积三千余篇，其他益繁，触无协；仲尼剟其什九，而弗能贯之以间。故曰：达于九流，非儒家擅之也。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宗教学概论》曰：“古者祭司皆僧侣。其祭祀率有定时，故因岁时之计算，而兴天文之观测；至于法律组织，亦因测定岁时，以施命令。是在僧侣，则为历算之根本教权；因掌历数，于是掌纪年、历史记录之属。如犹太《列王纪略》《民数纪略》并列入圣书中。日本忌部氏亦掌古记录。印度之《富兰那》，即纪年书也。且僧侣兼司教育，故学术多出其口，或称神造，则以研究天然为天然科学所自始；或因神祇以立传记，或说宇宙始终以定教旨。斯其流漫繁矣。”按：此则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学说则驳。《易》之为道：披他告拉斯家（希腊学派）以为，凡百事物，皆模效敷理，其性质有相为正乏者十种：一曰有限无限，二曰奇耦，三曰少多，四曰左右，五曰牝牡，六曰静动，七曰直线曲线，八曰昏明，九曰善恶，十曰平方直角。天地不率其秩序，不能以成万物，尽之矣（按：是说所谓十性，其八皆《周易》中恒义。惟直线曲线、平方直角二性，《易》无明文。庄忠械《周易通义》曰：曲成万物，在《周髀》为句股弦，引伸之为和为较，言得一角则诸角可以推也。《易》不言句股弦，而言曲成，何也？句股弦不能尽万物，故一言“曲成万物”，又言“不遗”也。天之运行十二辰，曲成也。地之山川谿涧，曲成也；人物之筋脉转动，曲成也。故言“曲成”可以该《周髀》，言《周髀》不可以该“曲成”也）。《诗》若《薄伽梵歌》，《书》若《富兰那》神话，下取民义，而上与九天出王。惟《乐》，犹《傞马》（吠陀歌诗）、《黑邪柔》（吠陀赞诵祝词及诸密语，有黑白二邪柔）矣，鸟兽将将，天翟率舞，观其征召，而怪迂侏大可知也。《礼》《春秋》者，其言雅训近人世，故荀子为之隆礼义，杀《诗》《书》。礼义隆，则《士礼》《周官》与夫公冠、奔丧之典，杂沓并出而偕列于经。《诗》《书》杀，则伏生删百篇而为二十九（《尚书大传》明言“六誓”、“五诰”，其篇具在伏书。伏书所无，如《汤浩》者，虽序在百篇，而“五诰”不与焉。以是知二十九篇伏生自定，其目乃就百篇杀之，特托其辞于孔子耳。谓授读未卒遽死者，非也。知杀《诗》《书》之说，则近儒谓孔子本无百篇，壁中之书，皆歆、莽驾言伪撰者，亦非也）。《齐诗》之说五际、六情，庋《颂》与《国风》，而举二《雅》（迮鹤寿曰：十五《国风》，诸侯之风也；三《颂》，宗庙之乐也；唯二《雅》述王者政教，故四始、五际专用二《雅》，不用《风》《颂》。按：刘子骏《移太常博士》曰：“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盖过矣。三家《诗》皆杀本经，而专取其一帙；今可见者，独《齐诗》。《齐诗》怪诞，诚不可为典要，以证荀说行于汉儒尔）。虽然，治经恒以诵法讨论为剂。诵法者，以其义束身，而有隆杀：讨论者，以其事观世，有其隆之，无或杀也。西京之儒，其诵法既狭隘，事不周浃而比次之，是故差失实，犹以师说效用于王官，制法决事，兹益害也。杜、贾、马、郑之伦作，即知“抟国不在敦古”，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论其社会以观世，而“六艺”复返于史。神话之病，不渍于今，其源流清浊之所处，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昭然察矣。乱于魏晋，及宋明益荡。继汉有作，而次清儒。

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远甚）。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始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稟焉。太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济阳张尔岐始明《仪礼》；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于闻；然亦泛滥百家，尝注《后汉书》及王士祯诗，其余笔语尤众。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沉》，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袓，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水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浚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翚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王引之尝被诏修《字典》，今《字典》缪妄如故，岂虚署其名邪？抑朽蠹之质不足刻雕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治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牴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然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袓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而说《礼》者羁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度制大定。惟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云。初，太湖之滨，苏、常、松江、太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按：方苞出自寒素，虽未识程朱深旨，其孝友严整躬行足多矣。诸姚生于纨绔绮襦之间，特稍恬悛自持，席富厚者自易为之，其他躬行，未有闻者。既非诚求宋学，委蛇宁靖，亦不足称实践，斯愈庳也）。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章益分。阳湖恽敬、陆继辂，亦阴自桐城受义法。其余为俪辞者众，或阳奉戴氏，实不与其学相容（俪辞诸家，独汪中称颂戴氏，学已不类。其他率多辞人，或略近惠氏，戴则绝远）。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既已媐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诗》，齐；《尚书》，伏生；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诗》，马、郑《尚书》。然皆以公羊为宗。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独喜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辞》，犹称说《周官》。其徒阳湖刘逢禄，始专主董生、李育，为《公羊释例》，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及长洲宋翔凤，最善傅会，牵引饰说，或采翼奉诸家，而杂以纤纬神秘之辞。翔凤尝语人曰：“《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藏》也。”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道光末，邵阳魏源，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雠。源一切掍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仁和龚自珍，段玉裁外孙也，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而仁和邵懿辰为《尚书通义》《礼经通论》，指《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顾反信东晋古文，称诵不衰，斯所谓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为姚易卓荦之辞，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俨语。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赞《论语》，为有师法。而湘潭王闿运并注五经。闿运弟子，有资州廖平传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大抵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何者？传记通论，阔远难用，固不周于治乱。建议而不雠，夸诬何益？鬼、象纬、五行、占卦之术，以宗教蔽六艺，怪妄！孰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社会污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故惟惠栋、张惠言诸家，其治《周易》，不能无捃摭阴阳，其他几于屏阁。虽或琐碎识小，庶将远于巫祝者矣。晚有番禺陈澧，当惠、戴学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调洽于他书，始勼合汉、宋，为诸《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此犹揃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刌色理同者。澧既善傅会，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稍尚记通，以言谈剿说取人。仲长子曰：“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说，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见《意林》五引《昌言》）

自古今文师法散绝，则唐有《五经》《周礼》《仪礼》诸疏，宋人继之，命曰《十三经注疏》。然《易》甩王弼，《书》甩梅赜，《左氏春秋》用杜预，《孝经》用唐玄宗，皆不厌人望。梅赜伪为古文，仍世以为壁藏于宣父，其当刊正久矣。毛、郑传注无间也，疏人或未通故言，多违其本。至清世为疏者，《易》有惠栋《述》，江藩、李林松《述补》（用荀、虞二家为主，兼采汉儒各家及《乾凿度》诸纬书），张惠言《虞氏义》。《书》有江声《集注音疏》，孙星衍《古今文注疏》（皆削伪古文。其注，孙用《大传》《史记》，马、郑为主。江间入己说。然皆采自古书，未有以意析者）。诗有陈奂《传疏》（用毛《传》，弃郑《笺》）。《周礼》有孙诒让《正义》。《仪礼》有胡培翚《正义》。《春秋左传》有刘文淇《正义》（用贾、服注：不具，则兼采杜解）。《公羊传》有陈立《义疏》。《论语》有刘宝楠《正义》。《孝经》有皮锡瑞《郑注疏》。《尔雅》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孟子》有焦循《正义》。《诗》疏稍胶，其他皆过旧释。用物精多，时使之也。惟《礼记》《榖梁传》独阙。将孔疏翔实，后儒弗能加，而穀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前无所袭，非一人所能就故。他《易》有姚配中（箸《周易姚氏学》），《书》有刘逢禄（箸《书序迷闻》《尚书今古文集解》），《诗》有马瑞辰（箸《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箸《毛诗后笺》）。探啧达指，或高出新疏上。若惠士奇、段玉裁之于《周礼》（惠有《礼说》，段有《汉读考》），段玉裁、王鸣盛之于《尚书》（段有《古文尚书撰异》，王有《尚书后案》），张逢禄、凌曙、包慎言之于《公羊》（刘有《公羊何氏释例》及《解诂笺》，凌有《公羊礼疏》。包有《公羊历谱》），惠栋之于左氏（有《补注》，皆新疏所本也）。焦循为《易通释》，取诸卦爻中文字声类相比者，从其方部，触类而长，所到冰释。或以“天元一”术通之，虽陈义屈奇，诡更师法，亦足以名其家。黄式三为《论语后案》，时有善言，异于先师，信美而不离其枢者也。《穀梁传》惟侯康为可观（箸《榖梁礼证》），其余大抵疏阔。《礼记》在三《礼》间，故无专书训说。陈乔枞、俞樾并为《郑读考》，江永有《训义择言》，皆短促不能具大体。其他《礼经纲目》（江永箸），《五礼通考》（秦蕙田箸），《礼笺》（金榜箸），《礼说》（金鹗箸），《礼书通故》（黄以周箸）诸书，博综三《礼》，则四十九篇在其中矣。然流俗言《十三经》。《孟子》故儒家，宜出。惟《孝经》《论语》《七略》入之六艺，使专为一种，亦以尊圣泰甚，徇其时俗。六艺者，官书，异于口说。礼堂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盐铁论·诏圣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后汉书·曹褒传》：《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是官书之长，周、汉不异）。《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本《钩命决》及郑《论语序》）。以是知二书故不为经，宜隶《论语》儒家，出《孝经》使傅《礼记通论》（凡名经者，不皆正经，贾子《容经》，亦《礼》之传记也）。即十三经者当财减也。至于古之六艺，唐宋注疏所不存者，《逸周书》则校释于朱右曾；《尚书》欧阳、夏侯遗说，则考于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于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于陈乔枞；《大戴礼记》，补注于孔广森；《国语》，疏于龚丽正、董增龄。其扶微辅弱，亦足多云。及夫单篇通论，醇美塙固者，不可胜数。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穿凿，弗能越其绳尺，宁若计簿善承展视而不惟其道，以俟后之咨于故实而考迹上世社会者，举而措之，则质文蕃变，较然如丹墨可别也。然故明故训者，多说诸子，惟古史亦以度制事状征验。其务观世知化，不欲以经术致用，灼然矣。若康熙、雍正、乾隆三世，籑修七经，辞义往往鄙倍，虽蔡沈、陈澔为之臣仆而不敢辞；时援古义，又椎钝弗能理解，譬如薰粪杂糅，徒睹其污点耳。而徇俗贱儒，如朱彝尊、顾栋高、任启运之徒，瞢学冥行，奋笔无怍，所谓乡曲之学，深可忿疾，譬之斗筲，何足选也！

学隐第十三（訄书十三）

魏源默深为《李申耆传》，称乾隆中叶，惠定宇、戴东原、程易畴、江叔沄、段若膺、王怀袓、钱晓徵、孙渊如及臧在东兄弟，争治汉学，锢天下智惠为无用。包世臣慎伯则言东原终身任馆职，然揣其必能从政。二者交岐。繇今验之，魏源则信矣。吾特未知其言用者，为何主用也？处无望之世，衒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罗网周密，虞候迦互，执羽籥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疐，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邪？古者经师如伏生、郑康成、陆元朗，穷老笺注，岂实泊然不为生民哀乐？亦遭世则然也。今观世儒，如李光地、汤斌、张廷玉者，朝读书百篇，夕见行事，其用则贤矣。若夫袁宏之颂荀彧者曰：“始救生人，终明风概。”数子其能瞻望乎哉！故曰：“大儒胪传，小儒压顪”，《诗》《礼》之用则然。比度于无用者，孰贤不肖？则较然察矣，定宇殁，汉学数公，皆拥树东原为大师。其识度深浅，诚人人殊异。若东原者，观其遗书，规摹闳远，执志故可知。当是时，知中夏黦黯不可为，为之无鱼子虮虱之势足以藉手；士皆思偷愒禄仕久矣，则惧夫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之门者，故教之汉学，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出则朝隐。如是足也！借使中用如魏源，能反其所述《圣武记》以为一书，才士悉然，东原方承流奔命不给，何至槁项自絷，缚汉学之拙哉？或曰：弁冕之制，绅易之度，今世为最微；而诸儒流沬讨论，以存其概略，是亦当务之用也。（任幼植箸《弁服释例》。幼植之学，出自东原。张皋文箸《仪礼图》。皋本文学出金辅之，辅之与东原亦最相善）

订实知第十四（訄书十四）

号钟，乐之至和也，弹以穆羽，惟钟期能辨其律者，非号钟为钟期调，为他人流嘶也。千岁之青，三代宝之，非格人则不兆，是孰为神灵哉？夫孔子吹律而知其姓，占鼎折足而知鲁人之胜越也，亦若此矣。王充曰：“圣人不前知，藉于物也。”尝试截解谷之管，使充以中声吹之，能知己姓所出乎？夫不藉物而知，谓之鬼神（如童谣鸟鸣之属，皆通言鬼神，非谓天神人鬼）；藉于物而知，谓之圣人（《周礼》大司徒：“知仁圣，义忠和。”圣本一德，《毛诗·凯风》传：“圣，睿也。”《说文》：“圣，通也。”故昭朗万形、不滞一隅者，谓之圣人，亦犹今言通人而已。春秋时称臧武仲为圣人，非为过情之誉。若后世言神圣者，无所取尔）。若上中仁智以下，虽藉物犹不知也（《古今人表》列上中仁人、上下智人。然非以其德慧材性区分，徒以仁智标目而已。今用其义）。詹何圣于牛，杨翁仲圣于马，樗里子圣于地，其术皆圣也。抟精一思，不足以旁通。至于圣人则具矣。虽然，其末也。夫三统之复，文质之变，圣人以上知千世、下知千世，则不藉于物矣。尧知稷、契后皆王，周公知齐、鲁强弱，孰与高祖之测吴濞犁五十年？故挈万祀之风教，而射之崇朝者，非圣哲莫能也。既知政教，又以暇游艺，藉物以诇其姓名人地，则《绿图》《幡薄》自此作。虽然，其粝者在姓名人地，而凿者在政教，则圣人所以作《绿图》《幡薄》者，其本末可知。《楼炭》也，《万岁历祠》也（《隋·经籍志》五行家，有《万岁历祠》二卷），《皇极经世》也，算人之藉物，亦以知来，其凿在彼不在此，是以非圣人之知也。今夫荧惑之占，填星之课，无益于民物，而巫咸好之，然其昭朗则不在是。知此者，可以知圣人之知矣！

通谶第十五（訄书十五）

“积爱为仁，积仁为灵。”（《说苑·修文篇》语）夫灵，何眩谲奇觚之有？以其隐衷。人偶万物，而视以已之发肤。发肤有触。夫谁不感觉？是故其疴养则知之，其怖怒哀喜则知之，其微声如蛢如蟋蟀则知之，其积算至不可布筹则知之。泰上之谶，运而往矣。其次生于亡国逸民，将冒白刃，湛九族，以赴难而不可集，内恕孔悲，以期来者。惟爱恶之相攻取，而亦诇谍于千年。故史者为藏往，谶者为知来（凡纬书豫言来事，征验实众，前史所书，不可诬也。然其说经往往讹谬。诚以用在知来，而藏往非其所事尔。近世诸谶，文义鄙倍，多出明末遗贤。其言来事。亦信多验，而往者所不言也）。其次假设其事，已不知来，而后卒有应者（如王莽时，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此非定知为刘秀也。而光武因谶而命名，则应之；刘歆因谶而命名，则不应。佛书言“释迦去后，弥勒出世”。此亦无与中夏革命之事。而凡谋反者，皆喜自称弥勒。及韩山童以是鼓众，其子林儿卒称号十有二年，事虽不集，香军皆奉其正朔。虽明祖亦俟林儿殁后，始建吴元。亦可谓帝王之符矣。良由谶记既布，人心所归在是，而帝者亦就其名以结人望。故始虽假设，卒应于后也）。何者？金木、毒药、械用、接构，皆生于恶，恶生于爱；眴栗愀悲，亦生于爱。爱而几通于芴漠矣！（《宗教学概论》曰：热情憧憬，动生人最大之欲求。是欲求者，或因意识，或因半意识，而以支配写象，印度人所谓佗斯者也。以此，则其写象界中所总计之宗教世界观，适应人人程度，各从其理想所至，以构造世界。内由理想，外依神力，期于实见圆满。若犹太诗篇所载豫言，从全国人心之敬畏，以颂美邪和瓦。每饭弗谖，辄曰“何时得见弥塞亚也”。其在支那，是等宗教观念之豫言，亦甚不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亦冀望成就之辞也。然则世界观之本于欲求者，无往而或异。下逮琐末鄙事，宁能遁是？勿论何人，勿执何时，有不亲历其境者乎？亦有不以神力天助之憧憬佐其欲求者乎？是皆反省而可知也。世之实验论者，谓此欲求世界观与设定世界观，梦厌妄想，比于空华。然不悟理想虽空，其实力所掀动者，终至实见其事状，而获遂其欲求，如犹太之弥塞亚，毕竟出世。由此而动人信仰者，固不少矣）爱之精者，口耳勿能谕，假于星历五行以为旌旗。算术之有代数，则然也。好方者滞其名象。欲一切以是推究来者，是以其言凶悍而不娄中。章炳麟曰：京房、张衡、谯周、郭璞之伦，僵尸千祀，不再起矣。黄道周哉，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原人第十六（訄书十六）

赭石赤铜箸乎山，莙藻浮乎江湖，鱼浮乎薮泽，果然玃狙攀援乎大陵之麓，求明昭苏而渐为生人。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含生之类，不爪牙而能言者，古者有戎狄，不比于人，而挽近讳之。

余以所闻名家者流，斥天下之中央，则燕之北、越之南是已。然则自大瀛海以内外，为洲者五。赤黑之民，冒没轻儳，不与论气类，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是故古者称欧洲曰大秦（大秦即罗马。其曰大秦者，明非本称，乃实中国所号，犹彼土以震旦称我也），明其同于中国，异于荤鬻、豲戎之残忍。彼其地非无戎狄也。处冰海者，则有哀斯基穆人。烬瑞西、普鲁士而有之者，则尝有北狄。俶扰希腊及于雅典者，则尝有黑拉古利夷族，夫孰谓大地神皋之无戎狄？而特不得以是杚白人耳。戎狄之生，欧、美、亚一也。在亚细亚者，旧国亡（亚细亚，巴比伦、亚述之属）。礼义冠带之族，厥西曰震旦，东曰日本，他不著录。冈本监辅曰：“朝鲜者，鞑靼之苗裔。”余以营州之域，自虞氏时箸图籍矣，卒成于箕子、卫满；文教之盛，与上国同风，宜不得与鞑靼为一族。意者，三韩、貉之种姓，羼处其壤，则犹俄之有鲜卑（西伯利亚，或作锡伯，即鲜卑），奥之有匈牙利欤（即匈奴）？总之，傅于禹籍者近是。其他大幕之南北蒙古戹鲁特之窟，袤延几万里，犬种曰狄，亦自谓出于狼鹿（凡犬种等名，皆野人自号，及此方以相鄙夷者。然其犷悍蚩贱，不异禽雀，故因其可以非人而非人之说。详《序种姓》上篇）。东北绝辽水，至乎挹娄，豸种曰貉，瓯越以东，滇、交趾以南，内及荆楚之深山，蛇种曰蛮、闽。河湟之间，驱牛羊而食，湩酪而饮，旃罽而处者，羊种曰羌（羯亦从羊，然与羌异义。《日知录》三十三曰：羯本地名，“上党武乡县羯室，晋时匈奴别部入居之，后因号胡戎为羯。”是羯为地名，非种类名。与羌之言羊种人者，殊矣）。自回鹘之入，则羌稍陵迟衰微，亦掍殽不得析。是数族者，在亚细亚洲则谓之戎狄。其化皆晚，其性皆犷。虽合九共之辩有口者，而不能予之华夏之名也。惟西南焦侥，从人，长三尺，莫知其谁氏？要之，印度（印度本白种。自吠陀以来，哲学实胜中夏，而丘冈之族，至今尚称蛮民，亦文野半也）、卫蔵与西域三十六国，皆犹有顺理之性，则神农、黄帝所不能外。亦其种类相似，与震旦比，犹艾之与蒿，犹橘之与枳，夫西徼以外，自古未尝重得志于中国，而南方三苗之裔，尤犷愚无文理条贯。惟引弓之国，尝盗有冀州，或割其半，而卒有居三鬲六以临禹之域者。其遂为人乎？非也。其肖人形也，若禹与为也。其能人言也，若麟也。其不敢狂感大倍于人义也，若麟也。麟虽驯，天禄辟邪虽神，不列于人。吾珍之字之，不狝杀之而止。其种类不足民，其酋豪不足君。呜呼！民兽之不秩叙也，千有五百岁矣。凡大逆无道者，莫勮篡窃。篡窃三世以后，民皆其民，壤皆其壤，苟无大害于其黔首，则从雅俗而后辟之，亦可矣。异种者，虽传铜瑁至于万亿世，而不得抚有其民。何者？位虫兽于屏扆之前，居虽崇，令虽行，其君之实安在？虎而冠之，猿狙而衣之，虽设醮醴，非士冠礼也。夫龙举于华甬之下，乘云瑕，负凌兢，雨注天下，号令非不施也，吾不事之以雨师之神。民兽之辨，亦居可见矣（按：《海内南经》云：枭阳国，“在北朐之西。其为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寻枭阳即，乃亦称人称国。盖人兽之界限程度，本无一定，予之过滥，则枭阳尚以人言，况戎狄邪？若专以文理条贯格之，则戎狄特稍进于枭阳，未云人也）。不以形，不以言，不以地，不以位，不以号令，种性非文，九趠不曰人（惟行进乃自变耳。《旧唐书·突厥传》：颉利部落来降，溫彦博请置于塞下，曰：“古先哲王，有教无类。突厥以命归我，教以礼法，尽为农民。”是说以类为种类，谓奉教则种类自化。然虽进于戎狄，而部族与中国固殊云）。种性文，虽以罪辜磔，亦人。若夫华夏而臣胡虏之酋者，宁自处于牧圉，操棰而从之，则谓之臣矣。虽然，德之不建也，民之无援也，以大人岂弟，其忍使七十二王之萌庶，戕虐于诸戎，而不抍其死？不人兮其生也？故假手于臣异类，以全泰氏之民。既臣矣，仁故不代王，义故七十而致政，臣道也，不持以例民。民力耕冥息，珍食美衣，老幼以相字，夫妇以相欢，朋友以相掖，其名与实，未尝听命于戎人。强与之以听命之名，则犹曰“听命于龙”。其何不辨？辨之而不遰，弹之而不设隐括。惟政令之一出一入，曰以是分戎夏。呜呼！民兽之不秩叙也久矣。辨之而不遰，弹之而不设隐括。曰：彼抚有九域，自吾袓祢至今，世以食毛践土（据流俗语）。是则未谛于北山之雅人、楚之芋尹之言也。彼周世也，井田未废，则天子经略，诸侯正封，九畡之土，莫不曰王田，而置农官以督之，则民犹赁而耕者也。其言若是，岂不中哉！自秦汉以后，井田废，约剂在民间（后魏至唐，虽有均田，然无公私之别，又世业在口分外。此终与井田异旨也）。民归德于君，文饰其辞，则亦曰食毛践土，此非事实也。譬则以重华之圣颂其君，铜印以上皆习之为恒言，而心知其夸诬也，亦明矣。当秦汉以后，中国之君而犹若是，况异类乎？彼弃其戈壁，而盗居吾膏腴，则践我土也。彼舍其麋鹿雉兔，而盗食吾菽粟，则食我毛也。彼方践我土食我毛，而曰我践彼土食彼毛，其言之不应其肺肠欤？不然，何其戾也！

希腊之臣服土耳其也，数百岁矣。一昔溃去，而四邻辅之以自立，莫敢加之叛乱之名者，无他，种族殊也。意大利初并于日耳曼，逾年百五十，而米兰与伦巴多人始立民主。斯其为殊类也，间不容翲忽耳，然犹不欲以畀他人。繇是观之，兴复旧物，虽耕夫红女，将有任焉。异国之不忍，安忍异种？异教之不耦俱，奚耦俱无教之狼鹿？君子观于明氏之史，如刘基者，其于为震旦尽矣！难者曰：淳维之祖，犹吴之祖；今兽匈奴而民泰伯，悖。曰：匈奴之犬种，先淳维生矣。己夏王之胤，娶胡牝以为妇，而传胄焉。其胄非人也，岂直淳维？鄋瞒在三季矣，苟效吴泰伯，虽被发文身，以奔扬州之域，地故无异种，孰不曰人？若种类非也，蒲石之入帝，蒙古之全制，其犹是封豕巨鱼也（凡虏姓，今虽进化，然犹当辨其部族，无令纷糅）。且夫《春秋》以吴越从狄者，谓其左衽同浴，不自别于异类，故因是以贬损之，不谓其素非人。若赵盾、许止之弑，被之空言而不敢辞，非曰其以刃剚也。今蛮闽广东、福建之域，宅五帝之子姓矣。其民有世系，其风俗同九州，其与沙漠之异族，舞干戚而盗帝位者，其可同乎？故曰五者不足言，而种性重也。难者曰：必绌亚洲之戎狄，而褒进欧美；使欧美之人，入而握吾之玺，则震旦将降心厌志以事之乎？曰：是何言也！其贵同，其部族不同。观于《黄书》，知吾民之皆出于轩辕。余以姜姓之氏族上及烈山，与任宿之风自苍牙，则谓之皆出于葛天，可也（说详《序种姓》上篇）。海隅苍生，皆葛天之胄。广轮万里，皆葛天之宅。以葛天之宅，而使他人制之，是则祭寝庙者亡其大宗，而以异姓为主后也。安论其戎狄与贵种哉？其拒之一矣。余秩乎民兽，辨乎部族，故以《云门》之乐听之（《大司乐》注：“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一切以种类为断。是以综核人之形名，则是非昭乎天地。

序种姓上第十七（訄书十七）

凡地球以上，人种五，其色黄、白、黑、赤、流黄。画地州处，风教语言勿能相通。其小别六十有三（西人巴尔科所分）。然自大古生民，近者二十万岁（近世人类学者以石层、槁骨推定生民之始，最近当距今二十万年，其远者距今五十万年。如《旧约》所述，不逾万年，其义非是），亟有杂殽，则民种羯羠不均。古者民知渔猎，其次畜牧，逐水草而无封畛；重以部族战争，更相俘虏，羼处互效，各失其本。燥湿沧热之异而理色变，牝牡接构之异而颅骨变，社会阶级之异而风教变，号令契约之异而语言变。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

言人种学者，一曰：太初有黄、黑二民，或云白、黑；又曰：生民始黄。人各异议，亡定说。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东逾葱岭，与九黎、三苗战，始自大皞；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其后人文盛，自为一族，与加尔特亚渐别。其比邻诸部落，有礼俗章服食味异者，文谓之夷，野谓之狄、貉、羌、蛮、闽，拟以虫兽，明其所出非人。自贵其种而鸟兽殊族者，烝人之性所同也。然自皇世，民未知父，独有母系丛部。数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动植而为女神者，相与葆祠之，其名曰托德模（见葛通古斯《社会学》）。遭侮酿嘲，有以也。何者？野人天性阔诞，其语言又简寡，凡虚墓间穴宅动物，则眩以死者所化。故埃及人信蝙蝠，亚拉伯人信海麻。海麻者，枭一种也。皆因其翔舞墓地，以为祖父神灵所托。其有称号名谥，各从其性行者，若加伦民族，常举鹭、虎、狼、羚自名；达科他妇人，或名白貂，或名鼱鼩足，或名鼬鼠，箸其白晳轻趫；马廓落民族，以师子祝其王，亚细亚、埃及诸国，以金牛祝其王。仍世而后，以语简弗能达意旨，忘其表象，鸟兽其祖，则自是举以为族名矣。故排鸠亚尼民族，有巴加多拉者，猿族民也；有排鸠衣尼者，鳄族民也；有巴多拉西者，鱼族民也。因忒安种，有虎族、师子族、马爵族、鸠亚尼廊（兽名）族。其属科伦克多民族，崇信狼及白项乌，其传为造种者。是故狼为大族，其下小别，则有熊族、鹫族、海豚族、亚尔加（海鸟名）族。白项乌为大族，其下小别，则有鹅族、虾蟆族、蛙族、枭族、海师子族。狼、白项乌为全部神袓，其小别诸近祖次之。植物亦然。加伦民族，常以絮名其妇人；亚拉画科民族，常以淡巴菰名，久亦为袓。剖哀柏落人，有淡巴菰、芦苇二族，谓其自二卉生也。其近而邻中夏者，蒙古、满州推本其袓，一自以为狼、鹿，一自以为朱果，藉其宠神久矣。中国虽文明，古者母系未废，契之子姓自玄名，禹之似姓自薏苡名，知其母吞食而不为祖，亦犹草昧之绪风也。夏后兴，母系始绝，往往以官、字、谥、邑为氏，而因生赐姓者寡。自是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氏复远迹其姓以别婚姻。故有《帝系》《世本》，掌之史官，所以辨章氏族，旁罗爵里，且使椎髹鸟言之族，无敢干纪，以乱大从。及汉魏世守其牒，则时以门资勋伐援傅。要其大体，未尝凌杂也。拓跋氏始变戎姓，以从汉氏。唐世诸归化人，或锡之皇族，以为殊宠。明太祖兴，令北虏割裂姓氏，与汉合符，则统系樊然棼乱矣。懿！亦建国大陆之上，广员万里，黔首浩穣，其始故不一族。大皞以降，力政经营，并包殊族，使种姓和齐，以遵率王道者，数矣。文字政教既一，其始异者，其终且酵化。是故淳维、姜戎，出夏后、四岳也，窜而为异，即亦因而异之。冉駹朝蜀，瓯越朝会稽，驯而为同，同则亦同也。然则自有书契，以《世本》《尧曲》为断，庶方驳姓，悉为一宗，所谓历史民族然矣。自尔有归化者，因其类例，并包兼容。魏、周、金、元之民，扶服厥角，以奔明氏，明氏视以携养蘗子，宜不于中夏有点。若其乘时僭盗，比于归化，类例固殊焉，有典常不赦。善夫，王夫之曰：“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不其然乎！方今欧美诸国，或主国民，或主族民。国民者凑政府，族民者凑种姓。其言族民，亦多本历史起自挽近者。中国故重家族，常自尊贤。自《世本》以后，晋有贾弼《姓氏簿状》，梁有王僧孺《百家谱》，在唐《元和姓纂》，宋而《姓氏书辨证》，皆整具有期验。唯《广韵》犹箸录汉虏诸姓，其重种族如是。元泰定刻《广韵》，始一切刊去之，亦足以见九能之士，不贵其种而甘为降虏者，众也。顾炎武遭东胡乱华，独发愤，欲综理前典，为《姓氏书》，未就。其目曰：姓本第一，封国第二，氏别第三，秦汉以来姓氏合并第四，代北姓第五，辽金元姓第六，杂改姓第七，无征第八。其条贯度齐至明。呜呼！正大夫君子、邦人诸友之知方而治国闻者，户言师顾君，顾弗师其综理姓氏。余于顾君，未能执鞭也，亦欲因其凡目，第次种别。体大，宜专为一书。今以粗觕，就建姓本氏及蕃族乱氏者，为《序种姓篇》，以俟后王之五史。

宗国加尔特亚者，盖古所谓葛天（《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古今人表》，大皞氏后十九代，其一曰葛天氏。《御览》七十八引《遁甲开山图》，女娲氏没后有十五代，皆袭庖牺之号，其一曰葛天氏。案自大皞以下诸氏，皆加尔特亚君长东来者，而一代独其得名，上古称号不齐之故。其实葛天为国名，历代所公。加尔特亚者，尔、亚皆余音，中国语简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地直小亚细亚南。其人种初为叶开特亚，后与西米特科种合，生加尔特亚人。其《旧纪》曰：先鸿水有十王，凡四十三万二千年；鸿水后八十六王，凡三万三千九十一年；其次有米特亚僭主，八王，二百二十四年；其次十一王；其次为加尔特亚朝，四十九王，四百五十八年；其次为亚拉伯朝，九王，二百四十五年；其次四十五王，五百二十六年（其书为巴比伦人披落沙所纪。披落沙，共和纪元五百八十年人）。然始统一加尔特亚者，为萨尔宫一世，当共和纪元以前二千九百六十年（共和纪元与欧洲耶苏纪元相差八百四十一算）。其后至亚拉伯朝，以巴比伦为京师，当共和纪元前七百四年。其后二百五十年，为小亚细亚灭之。萨尔宫者，神农也（或称萨尔宫为神农，古对音正合），促其音曰石耳（《御览》七十八引《春秋命历序》曰：有神人名石耳，号皇神农）。先萨尔宫有福巴夫者，伏戏也；后萨尔宫有尼科黄特者，黄帝也。其教授文字称苍格者，苍颉也。其他部落，或王于循米尔，故曰循蜚；或王于因梯尔基，故曰因提；或王于丹通，故曰禅通。东来也，横度昆仑。昆仑者。译言华（俗字花）土也，故建国曰华。昆仑直拍米尔高原。拍米尔者，波斯语，译言屋极也。故曰：“天皇被迹于柱州之昆仑（《遁甲开山图》语。极与柱，皆状其山之高）。”其旁行者自卫藏。卫藏昔言图伯特，故曰：“人皇，出刑马山提地之国。”（《遁甲开山图》语。提地与图伯特一音之转。《华阳国志》谓巴、蜀本人皇苗裔，是人皇由卫藏入蜀也。二事皆元和汪荣宝说，义证确凿。特未知天皇、人皇，其时代于大皞前后何如？纬书或以伏戏、女娲、神农为三皇，如《保乾图》言：天皇“斟元陈枢以立易威”，则天皇即大皞。如《命历序》，人皇九头纪以后有五龙纪，始渐及伏戏。则天皇非其人矣。古事芒昧，难尽明也）君长四州，故有四岳。长民十二，故有十二牧。民曰黑头，故称黔首。文字如楔，故作八卦。陶土为文，故植碑表。尊祀木星，故占得岁。异名纪月（如《释天》“正月为陬”以下十二名，巴比伦亦有之）。故贞孟陬。故曰，中国种姓之出加尔特亚者，此其征也。

上古亚衣伦图，有亚柏勒罕法典。其言部酋之富，亡于土地，视牛羊繁殖耳。凡他部罪人，因事脱窜，或以同部争战，人人离散，将入竟，牝牛贵人登高陵而集合之，编其牧竖为一队，介以征伐，略夺他部畜产。被略夺者又贷之牝牛贵人，贵人则定其赁藉贡纳。希腊初世及加尔特亚、罗马、沙逊、佛朗哥、斯拉夫人，皆然。加尔特亚鸿水前第一皇，以牝牛兽带为统治符号，斯其所谓牝牛贵人者哉！上世畜牧善豢者强。《易》曰：“离，丽也。”“重明以丽乎正，及化成天下。”其卦言：“畜牝牛，吉。”此谓牝牛贵人集合逋逃以编军队者（《周易》错综前史而书其成事，若帝乙归妹、高宗伐鬼方等语，皆非臆造。牝牛事特稍隐耳）。唐、虞州伯称牧，牧亦视牛。及夫赁藉贡纳，悉自贵人定之，则井田食邑自此始矣。

文明之民，战胜之国，大抵起自海滨，为其交通易也。独中夏王迹，基陇坻、华山间，非自殊方东度亡繇。《五帝本纪》曰：“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次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隐》曰：江水、若水皆在蜀。《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是为帝颛顼。帝喾高辛者，“父曰极，极父曰玄嚣。”若然，黄帝葬于桥山，地在秦、陇，而顼、喾皆自蜀土入帝中国。其后喾子放勋，以唐侯升帝位，稍东。及舜之生，《世本》言在西城，所谓妫虚（或作西域，大误）。西城于汉隶汉中。而《公孙尼子》曰：“舜牧羊于潢阳。”（《御览》八百三十三引）潢阳者，汉阳之讹（汉阳，凡汉水之阳皆得称之。此所指自在汉中，非《左氏传》“汉阳诸姬”及今汉阳地也）。《六国表》曰：“禹兴西羌，汤起于亳（《集解》徐广曰：京兆杜县有毫亭），周以丰、镐伐殷。”《蜀王本纪》言：“禹，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然则舜、禹皆兴蜀、汉，与顼、喾同地，即上世封略，舒于西方，蹙于东南，审矣。《传》称大皞都陈，神农、少皞都曲阜，颛顼都卫，舜、虞邑实河东地，禹父曰崇伯鲧，后为夏室，在阳城中岳下。是五都皆偏东，亦其征伐所至，是留戍之，而帝者因以为宅。若周作雒邑以为天下大凑，非其本都。察其本都，奥区阻深，以丽王公，西方之人欤？

自黄帝入中国，与土著君长蚩尤，战于阪泉，夷其宗。少皞氏衰，九黎乱德，颛顼定之。当尧时，三苗不庭，遏绝其世，窜之三危。其遗种尚在，“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不修德义，“外内相间，下挠其民，民无所附，夏禹伐之，三苗以亡。”自是俚、繇诸族，分保荆、粤至今。自禹灭三苗，而齐州为宁宅，民无返志，与加尔特亚浸远。察彼土石刻：契者，亚细亚人，卒居商邑，未闻其归也。至周穆王，始从河宗柏夭，礼致河典，以极西土。其《传》言西膜者，西米特科，旧曰西膜，亚细亚及前后巴比伦（前巴比伦即加尔特亚）皆其种人。膜稷者，西膜之谷也；膜拜者，西膜之容也；膜昼者，西膜之酋也。其训沙漠及南膜拜，皆非是。又言“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谓茂苑”，此以箸东西同言。“至于黑水、西膜之所谓鸿鹭。”鸿鹭者，神坛也。加尔特亚人所奉最上神，命曰衣路；其名与希伯来人所奉哀路西摩，亚拉伯人所奉亚拉，声皆展转相似，则鸿鹭其近之矣。又西膜种事亚普路神，又曰上天之子姓；转入希腊，变音曰亚泡路，而为光明洁清之神，声类皆似鸿鹭。大抵其神坛在黑水云。当穆王时，盖先共和纪元二百余岁，即加尔特亚既灭于亚细亚矣。然犹览其风土，省其士女。庄周曰：“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其后《邶风》思西方美人，而《小雅》言：“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卷发如虿。”台笠野服，不可施于都人。缁布冠者，始冠，冠而敝之，后不竟箸？（《正义》亦设此疑，而云：“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则虽得服委貌”，“而俭者服缁布。”按：《诗》明言“彼都人士”，何得以为庶人）。且妇人敛发无髢，即孰睹其卷者（《正义》谓：“长者尽皆敛之，不使有余；而短者若鬓，旁不可敛，则因曲以为饰。”尤迂）明其非周宗法服，而念在西膜旧民也。

《穆传》又曰：“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按：《释地》以西王母为四荒。西母与西膜同音；王，闲音也。）西膜民族，始见犹太《旧约》，本诺亚子名，其后以称种族，迻名其地。穆王见其部人之大酋。大酋者，复以地被号。若《书》有将蒲姑，齐恒之斩孤竹，皆以国名名其君也。古者人君执神权，常自谓摄天帝。是故《西山经》言西王母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头戴胜；宜即加尔特亚所奉尼加尔神，其形半如人半如虎者，非大酋形体然，其所摄之神则然也。《汉·地理志》言“临羌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及“弱水昆仑山祠。”此其寝庙适在，而地绝远矣。

《穆传》又曰：“至于群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先王之所谓册府。”此亦信矣。自萨尔官一世，已建置书藏。其书皆陶瓦为之，而雕刻楔文于方面，其厚三寸，其长三寸或至三尺六寸。宝书复杇陶土于外，更刻其文。故历五千余祀以至今日，外虽毁剥，内书尚完具可读。中国初为书契亦然。观《说文》训“专”为“纺专”，又训曰“六寸簿”，足明古者以纺专任书。其后有簿、忽（今字作笏。笏也，簿也，手版也，三者异名同实），书思对命，亦以“专”名。最后称诸册籍曰簿，其义相引申矣。夫上世无竹、帛、赫蹄，独取陶瓦任文籍之用。其山产玉，则亦因而采之，足以摄代，故群玉为册府，宜也。萨尔宫之在中国，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不举文学，而亦无教令，独为书藏于其故国。后王怀之，知其自来，称之曰先王。穆王既西狩，因纪铭迹于县圃之上，弇山之石。亦以西膜民族，本以瓦石为书，则而效之，所以崇法先民，则刻石纪功自此始。

章炳麟曰：尚考方夏种族所出，得其符验，而姓氏次之。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其后亦或以官赐姓，故曰彻官：有百，“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姓有彻品，十于王谓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属万，为万官。官有十丑，为亿丑。”自品以下，皆称曰氏，而得氏者亦多术：“五帝三王之世，所谓号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谓谥也。齐、鲁、吴、楚、秦、晋、燕、赵，所谓国也。王氏、侯氏、王孙、公孙，所谓爵也。司马、司徒、中行、下军，所谓官也。伯有、孟孙、子服、叔子，所谓字也。”“巫、祝、匠、陶、段、梓、仓、庾，所谓事也。”“东门、西门、南宫、东郭、北郭，所谓居也。三鸟、五鹿、青牛、白马，所谓志也。”然上世自母系废绝，诸姓会最而为父系同盟，则邦邑、种族、姓氏三者，时瞀乱弗能理。何者？大上，民各保其邑落，百里之国，而种族以是为称。其后稍有蹊隧，乃更以王者之都为号。故舜称其民曰庶虞（《大戴礼记·四代篇》“于时鸡三号以兴庶虞，庶虞动，蜚征作”；《千乘篇》“祈王年，祷民命，及畜谷、蜚征，庶虞草”。是也），禹称其民曰诸夏（《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周称殷民曰庶殷（《书·召诰》：“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皆以京师迻言民种。近世四裔或称吾民曰汉，亦或曰唐，则邑居种族，其弗辨哉。姜，姓也，逋子为氐、羌（《后汉书》曰：“西羌之本，盖姜姓之别。”）马，氏也，援之溃卒为马留（隋唐时称马留，今曰马来由），其种族又因姓氏起云。自《帝系》《世本》，推迹民族，其姓氏并出五帝。五帝之臣庶，非斩无苗裔尔。《晋语》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河图》亦言庆都生尧于伊祁（《御览》一百三十五引）。然则豪右贵种，因其邦贯为姓；细民无姓，而亦从其长者。黄帝十四子，分长一部，则因之姓其国地，与民盟誓，合符同徽，不得异志。亦犹北虏乌桓，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后汉书·乌桓传》）。援之遗卒，隋末孳衍至三百户，而皆从其故帅，同氏曰马矣。当是时，史籍较略，民无谱谍，仍世相习，则人人自谓出于帝子，稷、契之托高辛是也。又上世习于战斗钞暴，而拥众多者常胜，其遇外族亡命，常尉荐拊循之，以为己子。希腊古史有言，受诺神以赫乔里神为养子，而罗马尼尔巴帝之世，其俗日浸。惟中国亦然，《离》言牝牛则详矣。又曰：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说曰：突者，也，倒子为，“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内也。”然则异族亡命，倍其家长，而畜逋逃者，方昫妪之，其后亦共为一姓。所谓技工兄弟者矣（社会学以技工兄弟别于天属兄弟）。近在明世，荐绅之家，苍头百人。是时承平亡战，特以饥寒质鬻，然犹舍其氏族以从主人。况于五帝，部落至强，攻伐所至则摧破，以术招携，而他族革而从之也则宜。及夫分气受形，正体于上，以守宗祊者虽多，亦十而一已。若纬书《苗兴》之说，恒以帝者受命，功在远祖，虽起自草茅，必其前世尝为贵种，陵夷而在皂隶者。以实推之，不亦远乎！（谱系至周世始确凿可信，夏、商犹惧未谛。前此多乱，纬书尤甚）上世同部男女旁午交会，无夫妇名。战胜略他族，女始专属，得正其位号。故败则丁壮旄倪悉戮，独处女被矜全，使侍房闼。蒋济《万机论》曰：“黄帝不好战，四帝各以方色称号，边城日警，介胄不释。黄帝叹曰：‘主失于国，其臣再嫁，厥病之由，非养寇邪！’遂即营垒，以灭四帝。令黄帝不虎变，与俗同道，则其民臣亦嫁于四帝矣。”（《御览》七十九引。案蒋济魏人，其言必有所据）繇是言之，师失其律，则弱女远嫁，彰也。其次不以累囚衅器，使服力役，于是有厮养隶圉。则胜者常在督制系统，而败者常在供给系统。一部悉主，一部悉伏地为僮仆。转相掍殽，同处一域，犹不能废阶级。印度《摩尼法典》，制国人为四阶，累世异礼。中国亦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共百事。”隶僚以下，其始皆俘虏，而后渐以惩谪罪人。一人一族，升降不恒，则阶级自是废也。然其贾贩齐民，犹以财力相君，江左区区，旅寓菰苇，“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竖之家，列竖以役；瓦金皮绣、浆酒藿肉者，故不可胜纪，至有列以游敖，饰兵以驱叱。”（《宋书·周朗传》朗上书语）痛夫！十等之法，隶以下迭相君臣，其名则丧，实故在也。夫妃匹亚旅，始皆略自他族，而与玉石重器金布畜产同俘，故一切资产视之。后世传其遗法：“帑者，金币所藏也”（《说文》），则称妇子曰帑；臧（藏本字）者，文书器物之府也（《周礼》宰夫注），而婢仆以臧获称。《书序》有俘宝玉，《春秋传》言内实四，明其所克获抚有，则人与资产不殊也。其次，怯儒者亡所略取，而歆专，有故勼合部人，相为盟誓，使凡略于他部之妇，其息女皆从母姓，则无嫌于内娶。自是一部得并包数姓，而多县属母系。及父系既盛，谣俗未变，犹丈夫称氏，女子称姓，然其名实愆矣。父系之始造，丈夫各私其子，其媢妒甚。故羌、胡杀首子，所以荡肠正世（汉王章对成帝语）。而越东有沐之国，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墨子·节葬下篇》）。何者？妇初来也，疑挟他姓遗腹以至，故生子则弃长而畜稚，其传世受胙亦在少子。至今蒙古犹然，名少子则增言斡赤斤。斡赤斤，译言“灶”也，谓其世守父灶，若言不丧匕鬯矣。中国自三后代起，宗法立长，独荆楚居南方，其风教与冀、沇、徐、豫间殊，时杂百濮诸民种，其俗立少。故《传》曰：“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左氏》文元年传文。户水宽人《春秋时代楚国相续法》曰：案楚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代立，曰熊延。又熊严有子四人，长子伯霜，次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伯霜卒，三弟争立。是亦未尝立少，盖楚国民间之法也）其成法然也。宗法虽萌芽夏、商间，逮周始定，以适长承祀。凡宗，别子为袓，继别者为大宗，继高曾袓祢者为小宗。大宗百世不迁。小宗四，亲尽，缌服竭，而移矣。婚姻则别以姓，宗法则别以氏。置司商以协名姓，而小史掌奠系世，辨昭穆，瞽矇鼓琴瑟以讽诵之，故能昭明百姓，无失旧贯。遭战国兵乱，官失其守，人知氏而忘系姓，赖有《世本》公子谱等，识其始卒。然弗能人人籀读，故自周季至今，宗法颠坠。豪宗有族长，皆推其长老有德者，不以宗子。婚姻亦以氏别，虽崔、郭、唐、杜，灼然知出于一姓，犹相与为匹耦。礼极而迁，固所以为后王之道也。凡姓世世不易，然其缘因母族，不废父系者，或一人二姓。故舜姓兼姚、妫。越为禹后则姓姒，为楚族则姓芈。锡土因生而各统其德者，父子则亦殊姓。咎繇偃姓，其子伯益而蠃；唐尧祁姓，其子丹朱而狸矣。及夫异系同姓，惟部落杂厕，更迭雄长，以为故然。则黄帝十四子，其一釐姓（釐亦作僖），其一依姓（《晋语》）。禹生均国，其后为毛民，亦以依姓（《山海经》）。长狄氏亦以釐姓。颛顼生头，头生苗民，犹釐姓也（《山海经》。凡《山海经》姓氏世系之说，多有淆乱，姑依用之）。凡氏数传则易。有支庶别氏于太宗，孟孙之有子服，季孙之有公，荀氏之有中行也。有亡逃惧祸而更氏，夫概王奔楚为堂谿氏，伍员属子于齐为王孙氏，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也。有兼官、邑字而为数氏，士又曰随、范，荀又曰智，郤又曰冀也。夫氏于国、邑者，封君以为恒义，及汉未绝，故赵兼因国以氏周阳（《汉书·酷吏周阳由传》），而折像者，其先折侯张江（《后汉书·方术折像传》）。然氏王父字者竟亡。其以事志，则久更踳驳丧实。晋之羊舌大夫者，或传说李果事，夸矣。中行穆子，尝一相投壶，因以事氏（《风俗通义》。案相投壶事在《左氏》昭十二年）。而投氏亦言本之郇伯，以投策称，此其割裂而成讹者（《广韵》十九侯：汉有光禄投调，本自郇伯，为周畿内侯；桓王伐郑，投先驱以策，其后氏焉。寻郇伯投策，史传无征。而中行本分于荀氏，则知投壶氏变为投氏，其人尚自知荀氏苗裔，然已忘得氏所由，遂造投策之说。凡姓氏书多展转传讹，而变复为单之氏，尤易傅会。所谓割裂成讹也）。姓氏之大别，炳炳如此。其失，男子犹或称姓。当周时，楚有彭、仲、爽、於、郑、姚、句、耳也，而汉有东、平、嬴、公；姜姓箸者尤众，宜慕本返始者所为。观晋士氏出于刘累，绝迹千年，不称其族，及士会蘖子在秦，则复故为刘氏。氏有返始，其或返而称姓，宜矣。亦有姓氏同言，弗能审别。若僖姓、任姓出黄帝，祁姓出尧，曹姓出祝融。其在周世，曹有僖负羁，晋有祁奚（《潜夫论·志氏姓》云，晋之公族郤氏班有祁氏，是也。其于黄帝子祁姓下亦引晋祁奚，则非也），皆以其谥号封邑氏。风姓之任，周之曹叔末裔，并氏其国，与彼四姓者绝异。故彭、姚、嬴、姜，或其氏族适与古姓同言，不诡自更也。独汉子南君嘉、褒鲁侯公子宽，用奉二王先圣祠祀，返姓曰姬（《汉书·恩泽侯表》），是乃为慕本耳。氏同者，公孙、桓、穆之伦，国有而非一姓。及夫夏出陈之少西，齐出卫之齐恶，秦出鲁之堇父，非伯禹、尚父、非子之裔。以故国为氏者，其不可同，亦犹负羁与僖姓之别也。夫王基产东莱，与太原王沈为婚。孔思晦祖尼父，而与孔末之后别族（见《元史·孔思晦传》）。虽在叔季，犹知其文字适同，其系世则不一袓。古之人乎，宜睹于是察矣。

章炳麟曰：余以姓氏分际，贞之《世本》，旁摭六艺故言，而志姓谱。盖《尧典》言“百姓”，今可箸录者五十有二：大皞风姓。炎帝姜姓。黄帝姬姓，其子青阳、苍林因之。其一亦称青阳，是为少皞，与夷鼓同为己姓。馀子为酉姓，祁姓，滕姓（《晋语》作滕，《潜夫论》作胜），葴姓，任姓，苟姓（《晋语》误为荀，从《广韵》正；《潜夫论》作拘），僖姓（《潜夫论》作釐），姞姓，儇姓，依姓。而尧亦为祁姓。高辛之子弃，亦为姬姓。高辛为房姓（《古史考》，见《御览》七十八引），子契为子姓。尧子丹朱为狸姓。虞舜为姚姓，亦曰妫姓。夏后禹为姒姓（《诗》亦为弋）。颛顼孙吴回，为火正，亦曰回禄，有子陆终，生长子樊，为巳姓，其后董父，别为董姓；三子篯，为彭姓，后复别为秃姓；四子求言，为妘姓；五子安，为曹姓，后复别为斟姓；六子季连，为芈姓。咎繇，颛顼裔子也，为偃姓，子化益为嬴姓。此三十姓，皆有谱谍系世，出于帝王。夏时有仍曰缗姓（《左》哀元年传：“后缗方娠。”女子举姓。故贾侍中曰：“缗有仍之姓也。”）周以前霍国曰真姓（《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世本》）。殷遗民在晋者曰怀姓（《左》定四年传）。樊氏、尹氏曰庆姓（《潜夫论·志氏姓》）。春秋时四国：胡曰归姓，邓曰曼姓，狄曰隗姓，阴戎曰允姓。此八姓者，不知所自出。而《山海经》复有句姓（似即苟姓，疑不能明也），於姓，阿姓，朌姓，桑姓，几姓，鼬姓，威姓，销姓，烈姓，气姓，或系神圣而分在夷狄之域。《说文》有姓，姓，娸姓（《说文》又云：“姺，殷诸侯为乱，疑姓也。”《春秋传》曰：“商有姺、邳。”洪亮吉曰：“姺、侁、、莘，并同音，盖即有莘国也。”则《说文》言疑姓者，不为定据。又曰：“，人姓。”段氏据《广韵》，知出何承天《纂文》。又曰：“罣，姓也。”亦属妄增。是等皆后世掍氏为姓者，故皆不录），皆史官所不载者。《山海经》虽夸，其道神巫，有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水经·涑水注》作贞），巫礼（亦作履），巫抵，巫谢，巫罗（《大荒西经》），巫阳，巫相，巫凡（《海内西经》）。咸、彭、朌、真（咸即葴），姓也。其他九巫，宜皆以姓箸者。疑事之不可质，尚已。

其国：

风姓，任、宿、须句、颛臾、巴、流黄辛氏、流黄酆氏（见《海内经》《海内西经》。巴、酆与姬姓之巴、酆异国。周之辛甲，盖出大皞。酆舒则不知何别也。凡《山海经》不尽可信，节取其雅驯者如此）。

姜姓，有逢、齐、纪、焦、申、吕、许、向、州、莱、姜戎。

姬姓，黄帝子，绝。

己姓，沈、姒、蓐、黄、郯。

酉姓，白狄（《潜夫论·志氏姓》）作媨。媨即酉）。

祁姓，黄帝子，绝。

滕姓，绝。

葴姓，滑、齐（《潜夫论·志氏姓》。非周时滑、齐）。

任姓，谢、章、薛、舒、吕（与群舒、姜姓之吕异国）、祝、终、泉、毕、过、挚、畴。

苟姓，栖、疏（据《潜夫论》有之。然其为国为氏未谛，姑据为异国）。

僖姓，长狄（作漆者，由来误“黍”也）。

姞姓，南燕、密须、偪。

儇姓，依姓，绝。

尧之祁姓，唐、杜、铸。

弃之姬姓，周也。分为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邗、晋、应、韩、凡、蒋、邢、茅、胙、祭、吴、虞、虢、东虢、郑、丹（《郑语》桓公取十邑中有丹国。《吕览·直谏》：荆文王得丹之姬。故《潜夫论·五德志》姬姓有丹）、燕、隗、杨、苪、彤、贾、耿、魏、滑、密、沈、唐、随、息、巴、方、养（《潜夫论·五德志》有）、刘、单、召、荣、甘、鲜虞、骊戎、大戎。

房姓，绝。

子姓，殷也。分为来、宋、空桐、稚、髦（一曰北殷）、时、萧、黎、小戎。

狸姓，房，傅氏不知其国也。

姚姓、妫姓，虞、遂、陈、庐。

姒姓，夏也。分为有扈、有南、斟灌、斟寻、彤城、费、杞、鄫、褒、莘、冥、越、匈奴。

已姓，昆吾、苏、顾、温、董、莒。

董姓，鬷夷、豢龙。

彭姓，大彭、豕韦。

秃姓，舟人。

妘姓，鄢、邬、桧、路、偪阳、鄅。

曹姓，邹、莒（《郑语》明言莒为曹姓，韦解又言莒为已姓，大史公又以莒为嬴姓，是三姓也）、郳。

斟姓，绝。

芈姓，楚、夔、罗、越。

偃姓，六、蓼、舒庸、舒鸠、桐、许、英氏。

嬴姓，秦、徐、梁、赵、葛、郯、莒（郯二姓，莒三姓）、钟离、运奄、菟裘、将梁、江、黄、修鱼、白冥。

缗姓，有仍。

真姓，霍。

庆姓，国绝。

庆姓，尹、樊、骆、越。（《潜夫论》言：“庆姓，樊、尹、骆。”案：骆宜即骆越。《越世家》正义引《舆地志》：“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南越及瓯骆，皆芈姓也。”言姓氏者古今不一，此无多怪）

归姓，胡。

曼姓，邓、鄾。

隗姓，赤狄也。分为洛、泉、徐、蒲、甲氏，留吁，铎辰，廧咎如，皋落氏。

允姓，阴戎。

句姓以下，国在《山海经》者，皆不能正言其地。姬、、娸，亦然。惟威氏有南威，不知其女出何国也（《战国策》：“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朝。”女子举姓，南之威犹《庄子·齐物论》言“丽之姬”也。寻《说文》：“威，姑也。”《汉律》曰：“妇告威姑。”然威姑即君姑。《说文》：“莙，读若威。”则威可借为君明矣。训威为姑，殊非本义。《广雅·释亲》：“姑，谓之姑。”亦承其误。窃以威本人姓，故其字从女尔。南威之国，尚无所考。至《广韵》引《风俗通义》云：威姓，“齐威王之后”。此则男子系氏而非姓）。而周封黄帝之后于蓟，重黎之后有程伯，高辛之后有商丘、大夏，不识其姓，以一人苗裔分数姓故。凡此有姓之国，大略具矣。其支庶分析，各为氏族，则不具记。曰：“芟夷其伪者，而本氏可睹也。”

序种姓下第十八（訄书十八）

尧、舜、彭铿虽在世，古之名族，箸于《世本》《潜夫论》者不二三，而在亦未能指其庐井、识其乔木也。大人不悲故姓之雕，而悲夫戎部代起以滑吾宗室者。明太祖革虏姓，令就汉族。汉族文二者削其一。自是系谍凌杂，不可斠理。顾炎武尝愤痛之。

然夷汉之殽，何渠自明世？当晋之衰，而拏错相乱者，既有萌矣。若渊、勒称刘、石，与赤县箸族相混，非独一二。独孤曰刘，而相似者三。杜伯自尧，独孤浑曰杜，而相似者四。房自丹朱，屋引曰房，而相似者五。

世皆曰中夏无金氏，尽金日裔也。至《广韵》则本其出于白帝金天之胄。又复姓有金留氏，其后削一不可知。隋文帝时，新罗王金真平遣使入贡。隋《东蕃风俗记》曰：“金姓相承，三十余叶矣。”（《通典》一百八十五引）新罗本辰韩种。辰韩耆老，自言秦时亡命至此。自隋而上，三十余叶，则金氏故秦族也。今在中国者，日与金天，亦不知何别也。齐大夫有长孙修。《世本》曰：“食邑于唐，其孙仕晋，后号唐孙氏。汉世治《孝经》者，犹曰长孙（见汉《艺文志》），晫晫自神明出。拓跋之部，亦有长孙氏，若无忌等，粲然为索虏。其沦隐者，未能明也。叔孙亦然，与鲁三家同号。周，姬姓也，魏献帝次兄普氏署焉。宿，风姓也，宿六斤氏署焉。梁，嬴姓也，拔列兰氏署焉。周之单子自文、武，魏之单氏自可单。上党之黎自黎侯，河南之黎自素黎。凡朱氏自邾娄，索头之朱自渴独浑。于之鼻祖自邘叔，其在东海，有定国，为汉丞相；北庭之于自万忸于。更氏曰侯，侂本于宣多，自贺吐。更氏曰窦，侂本于广国，自没鹿回。鲍氏箸者，于汉有宣，在齐曰叔牙；窃之者自俟力伐。寇氏在汉，恂最卓荦，为大官，本苏忿生为周司寇，后以官氏，窃之者自若口引。羽之颉，为大夫于郑，窃之者自羽弗。连之称，齐臣也，窃之者自是连。费之长房，在汉为方士，祎于蜀执国兵秉，一曰自大费至纣臣费仲，亦曰自夏禹出于江夏，一曰鲁季孙后也；窃之者自费连。田千秋者，以乘小车称车丞相，子孙氏之；窃之者自车焜。黄帝之师，或曰封钜者，实受族曰封；窃之者自是贲。云敞，或曰祝融后也，又曰缙云氏者，受族曰云；窃之者自宥连。毕公之子曰季孙，食采于潘，楚则有潘崇；破多罗氏摭之。共叔与段干木后，皆曰段；檀石槐之后匹摭之。扬之在晋，食于步以为族；步鹿根氏摭之。汉之兴，而有陆贾、娄敬；陆者，步六孤氏摭之；娄者，伊娄氏、匹娄氏摭之。汉之亡，而王莽有臣曰甄丰；郁原甄氏摭之。丘林氏曰林，错于放。丘敦氏曰丘，错于丘明。俟伏斤氏曰伏，错于博士胜。贺儿氏曰儿，错于御史大夫宽。可地延氏曰延，错于京兆尹笃。如罗氏曰如，错于陈郡丞淳。汉之守巴郡者鹿旗（见《风俗通义》），戎乱之自阿鹿桓。庞俭母曰艾（见《风俗通义》），戎乱之自去斤。齐建之后曰王家，戎乱之自阿布思（此惟安东王氏。唐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即胡种也）。且拓跋曰元，齐欢曰高，尉迟曰尉，胡瑊曰浑，则元咺、高傒、尉缭、浑之裔，殆替绝矣。汉詹事有蒲昌（见《风俗通义》），武都之氐而有蒲洪。洪更氏曰苻，今迁讹为苻云。中古鲁顷公孙雅，仕秦为符玺令，以得符氏，望于琅邪，此故有符也。汉大尉曰桥玄，望于梁国，其后书不正为乔。乔者，匈奴贵姓，而世为辅相，箸于前代，录汉则不蔇。是其文籍踳驳，以乱官族，亦以悲矣！何氏亦有庐江、东海、陈郡三望，本韩灭，子孙分散江淮间，音讹变而为何。武仕晚汉为名臣；妥父以细脚胡入郫，而窃其宗。吴公子柯卢，其后为柯；利用於柯拔袭有之。独《风俗通义》言吴夫概奔楚，其子在国，以夫余为氏；其后百济王亦氏夫余，世莫知其同异。汉则有鲜于妄人，荐第五伦者鲜于褒也，应氏以为箕子之世；今在朝鲜者，尚氏鲜于。二国与神州故同柢。同柢者，其玉步同；异柢者，其玉步异。是以有黄中而无阴血，无所析也。非是，则羼于石民，烝尝于炎虙者，谓之沴气。自江左及唐，既有贩鬻图谱，自傅甲族者，北人尤嗜进，不耻腥膻，若元、高、长孙、尉、浑之属，虽一二出炎黄，亦自引致于近贵，明矣。上世戎狄有树惇者，其享觐共主，白鹄之血以饮之，牛马之湩以洗之，鱼鞞鲛瞂以卫之，翠羽菌鹤以观之，白旄纰罽以荐之，内向非不诚也。报之，则胙以侯王，隆以大长，明有旌节，幽有玉匣，独氏族未尝锡之以为宠。至唐，则有赐姓，蛮夷降虏，或冠以李氏。阿史那之削，上羾佚、籀。重胤故乌石兰氏，自更曰乌，以援枝鸣。虽韩愈依违其间。夷汉互贸，为辞兹沓，昭穆无质，官氏自此而庙濯自彼。其不蘖芽于豪州受命之世，灼灼也。然犹幸有高俭、柳芳、林宝之伦，辨伦脊，察条贯，成周小史之职，未废于地。先是贾、王诸巨人，多有纂录；其后虽邓名世、王应麟，皆章章有功。自永嘉丧乱以至晚宋，更九百年，戎夏捽久矣，犹有畛略，不即于汗漫无纪，亦二三明哲辨章之力哉！蒙古入，遂放纷无次。至明太祖以行乞致南面，李善长、宋濂、王祎并起自蒿莱，不睹金匮，古学废秏，而姓氏失其律度，兹无谪焉。今又有忙氏、完氏、黏氏诸族，皆金元遗裔，遭明时未北徙。此其略可辨程者。其余回种，亦曰以蕃息，不可究度。

万物莫不知怀土，而乐归其本。不知地望，不能推陵谷；不自知其气类，不能观庙怪。故思古之情弛，合群恩国之念亦儽儽益衰。古者贞系世，辨乡望，皆树之官府，铭之宗彝，誓之皇门。然则其民重弃种类。当其流散，而魂魄犹斟酌饱满，永怀其故老，至于台笠杂佩，一簪一屦，凄凄怆怆；有事则率其类丑，以赴亟难。自荆翼之亡，赖三闾，九宗得复存立。江左衰微，其民挟注本郡，而不土断；闾伍不修，赋无所出，亦以爱类，得不沦于艽野，有以也。间者经纬诸子，历算、地形、六书、彝器诸艺，所在匡饬，而谱学不绍，旷六百年故王道日替，民以风波，悲夫！议者欲举晋衰以来夷汉之种姓，一切疏通分北之，使无干渎。愚以为界域泰严，则视听变易，而战斗之心生。且其存者，大氐前于洪武，与汉民通婚媾。婚至七世，故胡之血液，百二十八而遗其一。今载祀五百矣！七世犹倍进之。与汉民比肩，若日本之蕃别，则可也。要之，无旷谱官，使流别昭彰。诸夷汉部族，其物色故不相混者，董理则易也；相混者，虽微昧不可察，或白屋无乘载，宜诹其迁徙所自，递踪迹之，以得其郡望，必秩然无所遁。虏姓则得与至九命，而不与握图籍，以示艺极。国之本榦，所以胙胤百世而不易矣。巴、僰、、 蜑吊诡之族，或分于楚、越，亦与诸华甥舅，宜稍优游之，为定差等，勿使自外。独有满洲与新徙塞内诸蒙古，今在赤县，犹自为妃耦，不问名于华夏。其民康回虐饕，墨贼无艺。有圣王作，傥攘斥之乎？攘斥而不殚，流蔡无土，视之若日本之视虾夷，则可也。

原变第十九（訄书十九）

人谓紫脱华于层冰，其草最灵（《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引《礼斗威仪》：“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远方献其珠英、紫脱。”“紫脱，北方之物，生植紫宫。”按：紫宫，即北极。今北冰洋亦有浮生之草，斯即紫脱矣。本非奇卉，以致远物为奇尔）。紫脱非最灵也，其能寒过于款冬已。鼠游于火，忍热甚也。海有象马，嘘吸善也。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变至于人，遂止不变乎？人之相竞也，以器。风胡子曰：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黄帝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当今之时，作铁兵，为龙渊、泰阿、工布麾之，至于猛兽欧瞻，江水折扬，晋郑之头毕白（见《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石也，铜也，铁也，则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惟玉独无所见于故书轶事。

章炳麟曰：阖胡观于鞞琫礧具之用？以知璋之邸射，古之刀也；圭之上郯，古之铗也；大圭杼上而终葵首，古之铁椎也；琮之八隅，古之矛与戟也。及玉，不足以刃人，而仅存其璏珌以为容观。武库之兵，出之典瑞，以为聘祭之币。斯无以竞矣。竞以器，竞以礼，昔之有用者，皆今之无用者也。民无兽患，则狩苗可以废。社无鬼神，则朱丝、攻鼓可以息。自是以推，坐不隐地而跪稽（按：坐不隐地者，多不欲拜稽。《元史·宪宗纪》禽钦察部酋巴齐马克，命之跪。曰：“身非驼，何以跪人为？”此其一事。其详在《礼俗篇》），庙不揆景而刻石，大臣民戮者不赐盘水而拜恩，名实既诡，则皆可以替。竞以礼，竞以形，昔之有用者，皆今之无用者也。冰期非茸毛，不足与寒气格战。至于今，则须发为无用，凑理之上，遂无短毳矣。泰古之马，其蹄四指，足以破沮洳。今海内有大陆，而马财一指。然则热燥湿之度变，物之与之竞者，其体亦变。且万族之相轧，非直热燥湿之比者也。若是，人且得无变乎？浸益其智，其变也侗长硕岸而神明。浸损其智，其变也若跛鳖而愚。其变之物，吾不能知也，要之，蜕其故用而成其新用。吾不敢道其日益，而道其日损。下观于深隧，鱼虾皆瞽，非素无目也，至此无所用其目焉。鲸有足而不以厹，羖有角而不以触，马爵有翼而不以飞，三体勿能用，久之则将失其三体。故知人之怠用其智力者，萎废而为豦蜼。人迫之使入于幽谷，夭阏天明，令其官骸不得用其智力者，亦萎废而为豦雎。防风，釐姓也，后为侨如。马留，天汉之士卒也（《唐书·南蛮·环王传》：“又有西屠夷，盖马援还，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马。俗以其寓，故号‘马留人’，与林邑分唐南竟。”按：今马留遍殖南洋，孳乳固广，而彼土故种，亦沿其称号也），今其颜色苍黑，其思虑不徇通。自亚洲之域，中国、日本、卫藏、印度有猿，其他不产。奥洲无猿，亦无反噍之兽。其无者，化而为野人矣。其有者，庸知非放流之族，梼杌、穷奇之余裔，宅岫窟以御离鬽者，从而变其形也？以是为忧，故“无逸”之说兴，而“合群明分”之义立矣。

章炳麟曰：物不知群，益州之金马、碧鸡。大古有其畜矣，沾沾以自喜，踽踽以丧群，而亡其种，今仅征其枯腊（凡僵石，皆生物所化，亦有本是金石，而生物留其印迹者；又有生物已化去，而他金石之质往代其壳，与原式无异者。是盖鸡马枯壳已化，而金碧代之也）。知群之道，细若贞虫，其动翃翃，有部曲进退而物不能害。山林之士，避世离俗以为亢者，共侏张不群，与夫贪墨佣驽之役夫，诚相去远矣。然而其毙，将挈生民以为豦蜼。故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合群之义，其说在《王制》《富国》；知人之变，其说在《八索》。

族制第二十（訄书二十）

刑天无首而舞，跋难陀龙无耳而听，阿那律陀无目而见（见《楞严经》）。藉弟令非诬，其抑者若珊瑚与水母，动物而虚其脑也。若夫五凿异处，而视听之舍殊，此奚足眩矣？思士不妻、思女不夫孕也，舜若多神之无身触也（亦见《楞严经》），此非殊舍也，而犹若是。意者其犹电鱼之储气，将不行而至者邪？以电卧人，能使前知若远游，所睹星辰、水波、山谷、人物、虫兽、车马，诡谲殊状，皆如其志（瑞典人箸《催眠术》，言以电气使人熟睡，能知未来及知他人所念，或见异物殊状，有千里眼、梦游诸名。其原出于希腊。晚有《曼司莫立士姆》及《汉坡诺忒斯没》诸书，今皆命曰精神学。盖列子西极化人、易人之虑，谒王同游诸事，皆非诬也）。要之，万物莫神于辟历，苟非骸质，犹无以觉无以传矣。圣王因是以却鬼神，而天所生。

上古受姓皆以母，而姬、姜、姞、姚从女。自黄帝子为十二姓，箸之图录，冀统以父，然不能无棼乱。是故嬴氏之祖不章，而秦之先乃谍系颛顼，以出于其孙女修故（《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此。”索隐曰：“秦、赵以母族而祖颛顼，非生人之义也。”“《左传》，郯国，少皞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秦、赵宜祖少皞。”按：少皞，己姓，索隐误）。且诸侯皆一本，惟六、蓼，则并祖咎繇、庭坚。庭坚者，颛顼之才子（《古今人表》列高阳才子八人，以咎繇代庭坚，竟谓一人二名，此误）。女修于庭坚，盖姑姊妹。母系者传甥，是以舅甥两名其祖（《族制进化论》曰：世有不传官位于子，而传姊妹之子者。此由女系亲族法。故拔德儿曰：罗安高之市府酋长四人，皆国王甥也；王子不得嗣位。海农说中部亚非利加之俗亦然。佗斯佗士史载日耳曼古代风俗，曰：舅与从母之爱其甥，犹父之爱其子；甥爱舅与从母，或过其父；敌国交质，不取子而取甥，独财产传之其子耳。印度之连波人，夫以财物少许与妇，买其子归，冠以己族，始得专有；其女则必归妇家，而夫不得有也。班古罗夫之书所载亚美利加之其尼路人，传财产于女系子孙；初克佗人，儿童将入学校，父不命而舅命之。皆重甥之征也）。传称咎繇子为皋子（《列女·辨通传》。皋即咎）。惟咎繇亦称陶叔（《易林》需之大畜），而许由者实咎繇之异称（后有附说）。以是知繇者其名，咎则犹咎犯也（舅犯，古多作咎犯）。咎繇既传于母系，已亦从其宪典而授之甥；自甥称之曰咎，其后遂以为成俗习言，犹咎犯也。故化益虽以繇子，而别其姓曰嬴，独国邑未蔇以授人耳（见后附说）。胥臣曰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方以明彰族姓，而亟言甥，即黄帝子犹有母系，无疑也。嗟乎！核丝之远近，蕃蒌系焉（传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故父党母党七世以内，皆当禁其相婚，以血统太近故也）。遗传之优劣，蠢智系焉。血液之袀杂，强弱系焉（言人种改良者，谓劣种婚优种，其子则得优劣之血液各半；又婚优种，其子则得优种血液八分之六；至七世，则劣种血液仅存百二十八分之一，几全为优种矣）。细胞之繁简，死生系焉（生物学之说，谓单细胞动物万古不死，异细胞动物则无不死。然其生殖质传之裔胄，亦万古不死）。民之有统也，固勿能斥外其妣矣。观于深山大泽，而知其将生龙蛇，素成之道，书之玉版，其慎始敬终也。民之蔡哉！平等之说盛，而第高下者，持其故以相诘，曰：女智必不如士。胡蝶的争女也，而华其羽毛；鸡的争女，故生冠距；师子惟争女，故修项被鬣。其丽且武，皆以争而擅于其牡。虽人，亦动物也，自大上而静瘗者不增其材力，又常迫妊娠，至不能事事，是以《梓材》怜之，曰妇也，鳏寡也。妪之必厚，其权则必不得均于士矣。圣王因是以贵世适而尊祢庙，天子则及其太袓，虽文母犹系之子，世适之贵也，亦曰遗传尔。其敝至于任用一姓，而贵戚之卿守其胙。守胙者，诚宵其袓父，不丧蝉嫣，世卿奚讥焉？夫遗传，若冰之隐热矣，隐于数世，越世以发，以类其鼻祖，不必父子。故商均不宵舜，而宵瞽叟；周幽不宵宣，而宵汾王。且性犹竹箭也，括而羽之，镞而弦之，则学也。不学，则遗传虽美，能兰然成就乎？登啮肥乘坚之童，而摈羊裘之骏雄于椓杙，其道莫颇。圣王因是以革世卿而官天下，曰：弗乎弗乎？白雉不贡，泗水不出鼎，吾已矣夫！仲尼之遏于季孙、田成子，而不得进；子弓之骍角，而不得十二游以南面。遏之也力，故创之也甚。虽然，使上古无世卿，又安得仲尼、子弓也？彼共和而往，其任国子者，非以贵贵，惟竞存其族故。不然，今吾中夏之氏族，礧落彰较，皆出于五帝。五帝之民，何为而皆绝其祀也？是无他，夫自然之淘汰与人为之淘汰，优者必胜，而劣者必败。睿哲如五帝，氓固奔逐，喘弗能逮矣，则又封建亲戚以自屏翰，迫劫其异族使为一宗；不宗者以律令放流，屏于大荒深阻丛棘白草之间，以伍戎狄。繇轩辕以至孔氏，凱二千年，其名子姓者至于百姓千品万官亿丑，非其类者，又安所容其趾乎？且古之淘汰，亟矣！故戚施直镈，蘧篨蒙璆，侏儒扶卢，蒙叟修声，聋瞆司火，有时而用之。若夫童昏、嚚瘖、焦侥，官师之所不材也，以实裔土。夫屏之裔土者，惧其传疾以败吾华夏之种，故蹙蹙焉淘汰之也（凡负伤遗传，如狸犬或失其尾，则所产者亦无尾；人或堕指，其子亦无指；又骈指至六、七者，或数代皆同。此则形骸疾眚，皆有遗传矣）。古之人，未尝不僭滥于赏罚。欲良其种也，则固弗能舍是。

比端门之有命，而种既良矣，尽天下而皆出于厉山有熊，则孰为其优？而孰为其劣？于是废世卿，释胥靡，与天下更始。三古之世卿，若执桃茢以赤犮其不材之种，然后九州去其狼扈，而集其清淑。虽竞存，非私也。今至于桓、文，四裔之孤偾，其有以于吾族纪乎？其皆吾昆弟与皇之耳孙矣。虽不竞存，无进于其公也。自非前世之竞存，则仲尼、子弓雕额冒耏也久矣，又安得渊圣之材，而制是法乎？制法有程，而种之日进也无程。使人人之皆角犀丰盈者，必革其恒榦。革榦之道，非直严父，亦赖母仪焉。《十翼》以《归妹》为天地之大义（上《系》：“《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虞注：“四象，四时也；两仪，谓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离》《震》《兑》。《震》春，《兑》秋，《坎》冬，《离》夏。故两仪生四象。《归妹》卦备，故《彖》独称天地之大义也。”此则《风》始《关雎》，《书》首“釐降”，义皆该之矣。又按：自大极而两，而四，而八，则自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自可比类，非邵雍之私说也。今生物学家谓细胞极球，一裂为二，二裂为四，自此为八，为十六，为三十二，为六十四。是即《归妹》之旨），其成绩究乎“使跛能屦，使眇能视。”（《集解》本“能”作“而”。《履卦》亦然。然《释文》不出异文。据虞注，则作而；据《履卦》侯果注，则作能。按：废疾负伤，若夫妇同病，则必为遗传；若妇非跛眇，则幸可改良。凡改良之说，视此）呜呼，民之蔡哉！

附：许由即咎繇说

唐、虞以贵族行禅让。瞽叟者虞君，而舜其世适也，不欲以天位授庶人。太史公称“尧让天下于许由”，宋氏《尚书略说》以为伯夷。其义曰：“《大传》‘阳伯’，郑谓伯夷掌之。《左》隐十一年传：‘夫许，大岳之胤也。’《墨子·所染》《吕氏·当染》，皆云‘舜染于许由、伯阳’。伯阳，阳伯也。故知许由即伯夷矣。史言尧让许由，正傅会咨岳巽位之文也。”此其说知放勋之不禅布衣，其实犹未审谛。案，《吕氏》高注，谓“伯阳即老子”。说诚诬缪，然《尸子》言“舜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续耳、伯阳、东不识、秦不空，皆一国之贤者也。”（《御览》八十一引）是固别有伯阳，非许由矣。

余以许由即咎繇，《古今人表》书、作许繇，正与咎繇同字。《夏本纪》曰：“封皋本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皋陶即咎繇）古者多以后嗣封邑逆称其先人，以其子姓封许，而因称咎繇曰许繇，亦犹契曰“殷契”（盘庚迁殷，始有殷名。契始封商，不曰殷也。而《殷本纪》亦称殷契），弃曰“周弃”（大王迁岐，始有周名。弃始封邰，不曰周也。而《鲁语》云“夏之兴也，周弃继之”），不一一曲譬也。禅让之说，本在夏世。《夏本纪》言“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后，乃展转讹迁，以为尧让。古事芒昧，未足怪也。《伯夷列传》云，“余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冢”。《夏本纪》言“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益固咎繇子也。高注《吕氏·当染》，以许由为阳城人。箕山者，下临阳城（《括地志》印：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由冢在是，归葬故里也；益辟在是，誓守父墓也。亦犹禹辟商均于阳城，阳城以北为崇伯之国，将守故封，而视终身不奸天室之政矣（《夏本纪》正义：阳城县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按：嵩本作崇，即崇伯，鲧所封。禹、繇封邑相邻，特分南北耳）。若《皇览》言咎繇冢在庐江六县，与许由箕山不相应。此犹尧葬济阴（《五帝本纪》集解引刘向及《皇览》），而《墨子·节葬》以为蛩山，《吕氏·安死》以为縠林。舜葬九疑（《五帝本纪》），而《孟子·离娄》以为鸣条。古事芒昧，亦未足怪也。又，《御览》一百七十七引戴延之（西征记）曰：“许昌城，本许由所居。大城东北九里，有许由台，高六丈，广三十步，长六十步。由耻闻尧让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此台。”是说则后起者。然许昌即许县，与阳城同属颍川（《续汉·郡国志》）。则意咎繇封邑，本自阳城达许，其后世封许者，亦即守其故土，未可遽定也。或曰，墨、吕既箸舜染许由之文，又言禹染于皋陶、伯益，诚使许由、咎繇为一人，何故变名更举？是则以尧让之言，远起三季，墨、吕因习闻焉，而不察其为异称也。

民数第二十一（訄书二十一）

阴阳之气，发敛之度，无古今一也。丛林乔木，不一日而兹，惟蠛蠓醯鸡欤？蠕动群飞，其卵育亦不迮。人者独异是。自嬴氏以前，里闾什伍之数，尚已。盖汉平帝元始二年，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后汉和帝永兴元年，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此据《续汉·郡国志》注引伏无忌所记。东汉户口，此为最盛）。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明神宗万历六年，口六千六十九万。清兴以来，康熙四十九年，口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乾隆五十九年，口三万七百四十六万；道光二十八年，口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三万。其辜较如此。

夫自元始以来，至于康熙，千七百年，民数不相越。及乾隆之季，相去才八十年，而民增十三倍。此何说也？借曰天下久无事，民不见水火蜂刃，故日以孳乳。然自建武以逮和、安，由天宝溯贞观，中原无狗吠之警者，其距年亦相等，而倍不至是。借曰疆域袤延，前代所未有。未有者，即回部耳。汉尝开朝鲜、高句骊，以为乐浪、玄菟，今亦未能郡县之也。蒙古今为汗，羁属理藩。唐时则且灭突厥，以置刺史。较其长短阔狭，亦略相当。且沙漠之地，固稀人而旷土，其户口何足选？天府所登，未越九州也。

章炳麟曰：均庸调于地者，始自康熙朝。自康熙而往，上蔇秦、汉民皆有口赋。有口赋，则民以身为患，虽有编审，必争自匿矣。有司惧负课，会计其数，又十而匿三四。口赋既免，贫优于富厚，游惰优于勤生。民不患有身，虽不编审，而争以其名效于上矣。故乾隆之民数增于前十三倍者，曏之隐窜伏匿者多也。且升平之世，疆吏喜以膴盛媚于上。彼将曰：“袲益民数，既不足以累郡县，圣灵斐然，宜有所润色，以乐主听，则虚增之可也。”非直虚增尔，户籍属草稿，多受成于保甲。一人而远游，地既鬲越，有司不相知，榜其名家，复榜其名在所。及要最既上，无校雠者，卒不为删除重复。若是，则以一人为二人也。一隐之，―增之，故相去若丘谷，至十三倍其旧。然则元始以来，民必有盈万万者也。乾隆、道光之世，民不过倍万万也。虽然，古者乐蕃遮，而近世以人满为虑，常惧疆宇狭小，其物产不足以袭衣食。今淮、汉以南，江皋河濒沮洳之地，盖树艺无瓯脱矣。东南之民数，宜必数倍前代。使辟地于巨岛灌莽间，则邻国先之。使从事于河、雒，昔之膏腴，今乃为沙砾。地质易矣，不可以值稻粱，而犹宜于嘉卉，莫挈之则窳也。故弱者道殣，强者略夺。终则略夺不可得，而人且略夺之。章炳麟读《小雅》，至于“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欳然叹曰：呜呼！后司农见之矣。言有万民不能治，则能治者将得之也。

封禅第二十二（訄书二十二）

呜呼后世之封禅，侈心中之，而假于升中燔柴以恣其佚乐，斯无足论者。夫古之升中燔柴者，曷为者也？封大山，禅梁父，七十有二家，以无怀为最近。当是时也，天造草昧，榛薄四塞，雄虺长蝮，尽为颛民害。人主方教民佃渔，以避蜚征之螫，何暇议礼？然则其所以封禅者，必有所职矣。吾尝以为古之中夏，赢于西极，而缩于东南。东南以岱为竞。徐扬淮海，禹迹之所蹈，同于羁縻，有道则后服，无道则先强，故《春秋》夷吴、越。成周之盛，淮夷、徐戎，其种族犹吾人，而以其椎髹之俗，憬然犯南甸。若然，自岱而南，王教之所不及。帝王治神州，设险守固。其封大山者，于《周礼》则沟封之典也。因大麓之阻，絫土为高，以限戎马，其制比于蒙古之鄂博。是故封禅为武事，非为文事。彼夷俗事上帝，故文之以祭天以肃其志，文之以祀后土以顺其礼，文之以秩群神以扬其职。是其示威也，则犹偃伯灵台者也。三王接迹，文肆而质，而本意浸微。丧其本意，而曰行以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者为“仁物”也。夫国有峤嶞，不崇其高，堑之凿之赭之荡之，以为魁陵粪土，即有大寇，其何以御侮？为封域计，土石可伤邪？古者野庐几竟，宿息井树。单襄公有言：“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故至于狭沟丛树，而戎车疐矣。为封域计，草木可伤邪？然则所以恶伤土石草木者，在彼不在此；所以用蒲车者，在彼不在此。先王以“仁物”叫号于九围，而实阴收其利，故封禅可尚也。嗟乎！嬴、刘之君，南殄滇、粤，而北逐引弓之民，其所经略，则跨越乎七十二家之域矣。去病以武夫，知狼居胥之可封，而人不以僭越罪之也。使汉武寤于此，则岱宗之彻迹可以息矣！

公言第二十七（訄书二十七）

求朝夕于大地，而千岁不定，横赤道之带是也；藉假吾手所左右以期之，而上下于半球者异言矣；是以一方之人为公者也。黄赤、碧涅、修广，以目异；徵角、清商、叫、啸、喁于，以耳异；酢甘、辛咸、苦涩、隽永百旨，以口异；芳苾、腐臭、腥蝼、膻朽，以鼻异；温寒、熙湿、平棘、坚疏、枯泽，以肌骨异；是以人类为公者也。生而乐，死而哀；同类则爱，异类则憎；是以生物之类为公者也。公有大小，而人不营度，公其小者，其去自私，不间以白氂。是故至人谓之“累虒之智”。虽然，以黄赤碧涅之异，缘于人之眸子，可也；以目之眚者，视火而有青炎，因是以为火之色不恒，其悖矣。取歧光之璧流离。蔽遮之于白日，而白者为七色，非璧流离之成之，日色固有七，不歧光则不见也。火之有青炎，火者实射之，不眚目则亦不可见也。烛灺钧冶之上，七色而外，有幻火变火，可以熔金铁，而人目不能见。不见其光，而不得谓之无色；见者异其光，而不得谓之无恒之色。虽缘眸子以为艺极，有不缘者矣（右论色）。大鱼始生，卵割于海水，久渍而不知其咸。苟以是论咸味之无成极，而坐知咸者以舌臄之妄缘（《荀子·正名篇》已言“缘天官”，又言“验之所缘，无以同异而观其孰调”。释典未入中国，儒书言缘者始此）。夫缘非妄也，虽化合亦有其受化者也。且人日茹饮于酸素之内而不知其酢，及其食醯梅，则酢者觉矣。苟日寝处于醯梅而噍之，虽醯梅亦不知其酢也，乃酢于醯梅者则知之。是故分剂有细大，而淡咸无乱味。以忘微咸者而欲没咸之达性，固不厌也（右论味）。单穆公曰：目之察色，不过墨丈寻常之间，耳之察清浊，不过一人之所胜，故制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过是则听乐而震，观美而眩。声一秒之动，下至于十六，高至于三万八千，而听不逮。日赤之余（《说文》：“炎，火光上也”；“ ，炎光也”。按：“炎光”，即今所谓光线；光自发点以至人目，皆顺线，行至目则成圆锥形，即炎光上锐之义），电赤之余，光力万然蒸，而视不逮。余尝西登黄鹤山，瞻星汉阳，闪尸乍见，屑屑如有声。以是知河汉以外，有华臧焉，有钧天广乐之九奏万舞焉，体巨而吾耳目勿能以闻见也。以不闻见，毅言其灭没，其厌人乎？（上论声色二事）夫物各缘天官所合以为言，则又譬称之以期至于不合，然后为大共名也。虽然，其已可譬称者，其必非无成极，而可恣膺腹以为拟议者也。今吾已范人之形，而勿能求其异合于非人之形，其不从大共以为名者，数也。及夫宗教之士，知其宥，不知其别，以杜塞人智虑，则进化之几自此阻。吾与之陟灵台，曰：道刑乎域中，而智周九天之上。

平等难第二十八（訄书二十八）

天地之道，无平不陂，故曰：水平而不流，无原则遫竭；云平而雨不甚，无委云，雨则遫已；政平而无威，则不行。然则平非拨乱之要也。昔者平等之说，起于浮屠。浮屠之言平等也。盖亏盈流谦，以救时弊，非从而纵之，若奔马之委辔矣。何者？天毒之俗，区人类为四等：以婆罗门为贵种，世读书主祭；其次曰刹利，则为君相将士；其次曰舍，则为商贾；其次曰首陀罗，则苦身劳形，以事甽亩，监门畜之，而臧获任之。是四类者，庆吊不通，婚媾不遂，载在册府，世世无有移易。夫椭颠方趾一也，而高下之殊至是。此释迦所以不平，而党言平等以矫正之也，揉曲木者，不得不过其直，恣言至其极，则以为鷇卵毛鳞，皆有佛性，其冥极亦与人等。此特其左证之义，觊以齐一四类，而闳侈不经，以至于滥，有牛鼎之意焉。愚者滞其说，因是欲去君臣，绝父子，齐男女。是其于浮屠也，可谓仪豪而失墙矣。且平等之说，行之南北朝，则足以救敝，行之唐宋以后，则不切事情。是何也？当门地之说盛时，公卿不足贵，累囚俘虏不足贱，而一于种胄乎办之。至唐高俭定《氏族志》，犹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盖其俗尚之敝，与天毒同风。观夫王源与富阳满氏为婚，班列不当，无损无礼教豪发。而沈约弹之，以为生死点辱，于事为甚，若以兹事为至僻回者。嘻！其挛也。于斯时也，而倡平等之说于其间，则菅之弃，蕉萃之哀，息矣。其有助于政教，必不訾矣。今自包衣而外，民无僮仆。昔之男子人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稿者，今亦及身而息。自冕黼旄钺以逮蓝缕敝衣者，苟同处里闬，一切无所高下。然则以种族言，吾九皇六十四民之裔，其平等也已夙矣。复从而平之，则惟去君臣，绝父子，齐男女耳。昔者《白虎通德论》之言，以人皆上天所生，故父杀其子当诛。晋献公罪弃市，以杀其大子申生故。夫忍戾至于戕贼其所爱，则何人而不戕贼？又上绝其考妣之性，使无遗育，其在辟，宜也。今缪推其同出于上天以立义，虽夏楚之教，没其慈爱，而诬之以酷烈，责之以自擅；若是，虽法吏之囚锢役作其罢民，亦酷烈自擅也（欧美法有囚锢役作，无夏楚。说者必谓夏楚酷于囚锢役作，亦思数日之困悴，与一时之呼暴，在受者果孰甚乎？父之于子，必不忍囚锢役作之；成年而后，或施以夏楚，亦与榜掠异状。宁得倒置其重轻也）。乃夫男女之辨，非苟为抑扬而已。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淮南·地形训》语）。泽女不骈适则不夫，山女不适骈则不养（俄罗斯人威斯特马科《婚姻进化论》有此说，今本之），数也。中国无媒氏以会男女，其数不彰。一岁之为盗贼罪人、劳作饿夫以死者，皆男也。男之雕丧，则怨女自多，而不得不制妾媵以通之。且人类者，欲其蕃衍，与一女伉数男，则不若一男而伉数女。夫以一男而伉数女，此犹三十辐共一毂，即其势固不可以平等。就除妾媵矣，有生与之技，有形与之材，官其剂量，则焉可平也？第马而殊骏驽，第人而殊佣下与卓跞，亦剂量殊尔，然犹以其第厚薄之。虽舜与造父者，亦若是厚薄之，况不易之剂量哉？（按：普鲁士宪法，女子不得嗣君位，此大陆主义与偏岛固殊，亦剂量然也）昔樊英有疾，其妻使婢候问，英则下床答拜，曰：“妻，齐也，礼无不答。”（《后汉书·方术·樊英传》）君子齐其礼，而不齐其权也。古者谓君曰林烝，其义为群，此以知人君与民等，其义诚大彰明较箸也。及其然独立于民上，欲引而下之，则不能已。夫一哄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虽号以民主，其崇卑之度，无大殊绝，而其实固已长人。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彼道家之言曰：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然则以投缿定赏罚，以三载考绩易总统，是特当轴处中者之所以避怨，顾贤桀安取乎？夫父子夫妇之间，不可引绳而整齐之，既若是矣，君臣虽可平，抑于事故无取。故曰：平等之说，非拨乱之要也。虽然，吾尝有取矣，取夫君臣之权非平等，而其褒贬则可以平等也。昔者埃及之王称法老，死，大行至窆所，或颂其德，或指其邮，以得失相庚偿，过多则不得入墓。其王亦深自亟敕。惧罗罪辟，莫敢纵欲。是故中国称天以诔天王，而《春秋》有罪者不书其葬。

明独第二十九（訄书二十九）

遇灵星舞僮而谓之曰：“子材众庶也。”则按剑而。俄而曰：“子材固卓荦，天下所独也。”则笑屑然有声矣。则又曰：“子入世不能与人群，独行而已。”则又按剑。呜呼！是何于名誉则欲其独，而入世则以独为大邮也？彼痼俗也，僮子且然，而况丈夫哉！眯夫，其乱于独之名实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是故卓诡其行，虓然与俗争，无是非必胜，如有捲勇，如不可敔者，则谓之鸷夫而已矣；厚其泉贝，膏其田园，守之如天府之宲，非己也，莫肯费半菽也，则谓之啬夫而已矣；深谿博林，幽闲以自乐，菑华矣，不菑人也，觞鸟矣，不觞宾也，过此而靓，和精端容，务以尊其生，则谓之旷夫而已矣。三者皆似独，惟不能群，故靳与之独也。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日红采而光于鼌，天下震动也；日柳色而光于夕，天下震动也；使日与五纬群，尚不能照寸壤，何暇及六合？海尝欲与江河群矣，群则成一渠，不群则百谷东流以注壑，其灌及天表。曰：与群而成独，不如独而为群王。灵鼓之翁博，惟不与吹管群也，故能进众也。使嘉木与莸群，则莫荫其下，且安得远声香？凤之冯风也，小雏不能群，故卒从以万数。贞虫之无耦，便其独也，以是有君臣，其类泡盛。繇是言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

不眯于独，古者谓之圣之合莫。抱蜀不言，而四海应，人君之独也。握其节，莫与分其算，士卒无敢不用命，大率之独也。用心不枝，孑然与精神往来，其立言，诵千人，和万人，儒墨之独也。闭閤而省事，思凑单微，发其政教，百姓悦从如蒲苇，卿大夫之独也。总是杂术也，以一身教乡井，有贤不肖，或觥之，或挞之，或具染请之，皆磬折而愿为之尸，父师之独也。吾读范氏书，至《独行传》，迹其行事，或出入党锢。嗟乎！非独，何以党哉？古之人欤，其独而群者，则衣冠与骨俱朽矣。今之人，则有钱塘汪翁。其性廉制，与流俗不合。自湖北罢知县归，人呼曰“独头”（按：独头，语甚古。《水经·河水注》“河北雷首山”引阚骃《十三州志》云：“山一名独头，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攒茂丘皁，俗谓之夷、齐墓。”是则以其狷介赴义，号曰独头，因名其山矣），自命曰“独翁”，署所居曰“独居”。章炳麟入其居，曰：“翁之独，抑其群也。”其为令，斡榷税，虽一锱不自私，府臧益充，而同官以课不得比，怨之：其群于州部也。罢归，遇乡里有不平，必争之，穷其氐，豪右衔忿，而寡弱者得其职姓：其群于无告者也。悖礼必抨弹，繇礼必撎：其群于知方之士也。夫至性恫天下，博爱尚同，录以任之，虽贾怨不悔，其群至矣，其可谓独欤？入瞽师之室，则视者独矣；入伛巫跛击之室，则行者独矣。视与行，至群也，而有时谥之曰独。故夫独者群，则群者独矣。人独翁，翁亦自独也，案以知群者之鲜也。呜呼！吾求群而不可得也久矣。抑岂无辞以定民者吾与之耦？天下多败群。故西入周南，而东亡命郁之野，傥得一二。当是时，水陆未移，官号未革，权概未变，节未毁；俎犹若俎，钲犹若钲，羽犹若羽，籥犹若籥，戚犹若戚；而文武解弛，举事丧实，引弓持柄，无政若雨。是为大群之将涣，虽有合者，财比虮虱。于是愯然而流汗曰：“于斯时也，是天地闭、贤人隐之世也。”虽然，目睹其支体骨肉之裂而不忍，去之而不可，则惟强力忍诟以图之。余，越之贱氓也。生又羸弱，无骥骜之气，焦明之志，犹憯凄忉怛，悲世之不淑，耻不逮重华，而哀非吾徒者。窃闵夫志士之合而莫之为缀游也，其任侠者又吁群而失其人也，知不独行，不足以树大萃。虽然，吾又求独而不可得也。于斯时也，是天地闭、贤人隐之世也。吾不能为狂接舆之行唫，吾不能为逢子庆之戴盆。吾流污于后世，必矣！

冥契第三十（訄书三十）

章炳麟曰：吾不征伯夷，不尚观于斟雉之史，委蛇黄宗羲之言而攽君禄，曰：天子之于辅相，犹县令之于丞尉，非夐高无等，若天之不可以阶级升也。挽近五洲诸大国，或建联邦，或以贵族共和。贵族之弊曰“寡人”，则大君之尊，曰以骞损，而与列侯、庶尹同班。黄氏发之于二百年之前，而征信于二百年之后，圣夫！且夫鸡雍、桔梗，场圃以为至贱，而中其疾则以为上药。自古妄人之议，常冒没以施当时，卒其所言之中，亦与黄氏等者，盖未尝绝也。予观明武宗自号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兵部宣敕，虽御名不讳，传之后世，以为谈笑。又上求之，则汉灵帝尝内许凉、伍宕之说，谓大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因讲武平乐观，躬擐甲介马，称无上将军。此事稍不章。要之，二君皆淫酗昏虐之主，佻狎自丧，替其赤刀，诚无不酿嘲于后世者。然挽近尚武之国，其君皆自称元率，或受邻国武臣官号，佩其章韨，恹然勿以为怪，而戎事日修，则天子诚与庶官等夷矣。嗟乎！彼汉、明二主者，其惽欤？其逆计至是也？事之闯然而得之者，千世以后，辄与之相契合。章炳麟曰：岿乎君子，大哉黄中通理！南人曰：夏姬之蹙额，其里连衽；戚施效之，蹙其额，其里无炊灶。章炳麟曰：戚施之蹙额，其里无炊灶；夏姬效之，蹙其额，其里连衽。名实未亏，而爱憎相贸。于是知妄人之议不竟非，而举其事以酿嘲者，适咫尺之见也。

章炳麟曰：中夏之王者，谓之天子。是故言苍牙者，以为出于东皇大一；而创业之主，其母必上帝冯身以仪之。吾读浮屠书，称帝曰帝释，亦曰释提桓因。是无他，彼塞种者，其氏曰释迦，以其王为出于上天，而因以其氏被之。惟牟尼狭小其说，摈排上帝，而犹谓之瞿释迦氏（一作尸迦，亦称陈如，并一音之转）。彼神灵其国主，翕然以为出于朱鸟权衡之宿。其于中夏，一何其榘范之合也？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凡长人者，必雄桀足以欺其下，以此羑民。是故拱揖指麾，而百姓趋令若牛马。章炳麟曰：大哉黄中通理！章炳麟曰：《封禅书》有八神将，太公以来作之，而天主其一也，则邪苏以为号。《六韬》曰：“武王伐纣，雪深丈余，有五车一马，行无彻迹，诣营求谒。太公曰：‘此天方之神来受事。’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见《旧唐书·礼仪志》引。《太平御览》十二引《阴谋》所载，与此略同）则穆罕默德以为号。是二子者，西隔昆仑，而南隔黄支之海，未尝一觌尚父之苗裔，诵其图籍，而称号卒同（天主、天方，皆译语，然不失本意）。岂姜姓四岳之掌宾饯者，其怪迂之说固多欤？天降时雨，山川出云。章炳麟曰：岿乎君子，大哉黄中通理！

通法第三十一（訄书三十一）

帝王之政，不期于纯法八代。其次箸法，维清缉熙，合符节于后王，足以变制者，则美矣。周之克商，矢圭矢宪，与九鼎比尊。宪者，前代之图法，今以因革者也。明昭有刘，施于朱氏。

汉之政，可法有二焉。天子曰县官，亦曰国家（汉马第伯《封禅仪记》：“国家御首辇，人挽升山。”又云：“国家台上北面。”是称天子为国家也。法王路易十四日“朕即国家”，中国固用此义）。此其过制淫名。以土之毛，当会敛于己。然其名实自违，卒有私财，足以增修宫馆，得无亏大农经费。《新论》有曰：“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奉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臧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御览》六百二十七引桓谭《新论》。按：少府所入，不应倍天赋敛。盖是积岁羡余，非一年收入如此。然不审所据为何年，要指其著书时也）此为少府与主赋敛者分。帝有私产，不异编户，后王以皇室典范所录别于赋税者也。景、武集权于中央，其郡县犹得自治。古之王度，方伯之国则有三监。大国相也，其命曰“守”。故管仲言“有天子之二守”（《左》僖十二年传），栾盈亦以士匄为“王守臣”。（《左》襄二十一年传）小国相也，其命曰“令”。故楚以子男，令尹辅之。及秦罢侯，而闿置其孤卿；郡则御史监之，其主者言“守”，其下县道言“令”，皆因前世建国之差率以为比（晋侯问原守，史起为邺令。先秦之世，以方部大吏为守令，业有萌芽。要本被以相国之号，以为尊荣，亦犹后世藩镇之带京衔也。集成箸法，则自秦始）。是故郡县之始，亡大异封建。汉氏因之，太守上与天子剖符，而下得刑赏辟除。一郡之吏，无虑千人，皆承流修职，故举事易而循吏多。成哀之末，纲纪败于朝，吏理整于府。至于元始，户口最盛矣。其县邑犹有议院。《稿长蔡湛碑》阴曰“贱民、议民”，与“三老、故吏、处士、义民”异列。议民者，西方以为议员，良奥通达之士，以公民参知县政者也。贱民者，西方以为私人厮役扈养，不及以政，不得选人，亦不得被选者也。此其名号炳然。国命不出于议郎，而县顾独与议民图事，与今俄罗斯相类。凡汉世道路河渠之役，今难其费，彼举之径易者，无虑议院之效。后王觖望于斯制，如其初政，则因是也。新与晋、魏、隋、唐之政，可法有一焉。汉承秦敝，尊奖兼并。上家累巨亿，斥地侔封君，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踦岖无所跱足，乃父子氐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帑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伤心腐臧，不可胜陈（《通典》一引崔寔《政论》译如此）。新帝复千载绝迹，更制“王田”，男不盈八，田不得过一井。此于古制少奢。荀悦以为废之于寡，立之于众，土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此其所以败也。然分田劫假之害，自是少息。讫建武以后，乡曲之亲，无有兼田数郡，为盗跖于民间，如隆汉者矣。大功之成亏，亦不于一世也。晋之平吴，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然仕者犹差第官品，以得荫客。及元魏，制均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诸人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北齐之授露田，夫妇丁牛皆倍魏制，亦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以为桑田。周制：“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口十以上，宅五亩；口七以上，宅四亩；口五以下，宅三亩。”隋居宅从魏，永业、露田从齐，而陿乡每丁财二十亩。唐：男子丁、中者，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老男、疾废，口分半之。寡妻妾，口分田三十亩。先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黄、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疾废、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陿乡所受，口分视宽乡而半，易田倍给。大氐先后所制，丁男受田，最多百亩，少不损六十亩。亩以二百四十步为剂，视古百步则赢。民无偏幸，故魏、齐兵而不殣，隋世暴而不贫。讫于贞观、开元，治过文、景。识均田之为效，而新室其权首也。夫农耕者，因壤而获，巧拙同利。一国之壤，其谷果桑榆有数，虽开草辟土，势不倍增。而商工百技，各自以材能致利多寡，其业不形。是故有均田，无均富；有均地箸，无均智慧。今夏民并兼，视他国为最杀，又以商工百技方兴，因势调度，其均则易。后王以是正社会主义者也。朱梁之政，可法有一焉。奄寺，周而有之，至汉转盛；江左晋、宋几绝，而不能谶尽也（按：晋、宋二志，惟大后三卿，似为奄官，其余未见有位者。西晋贾后时，有宦者董猛，稍稍用事。东晋及宋，史传虽间见奄儿，然其箸者极鲜。固繇矜重流品，不使刑人干位。又元帝以相王草创，宋武素不好弄，故裁减奄官，几于尽绝也）。唐法魏、周，中官复贵。此非独以分权陵主当去，无罪而宫人，固无说焉。梁大袓龚行其罚，践位以后，切齿于薰诼，改枢密院曰崇政院，以敬翔为院使，不任中人，虽趋走禁掖者亦绝。及李氏破汲，诏天下求故唐宦者悉送京师。此梁无奄寺之征也。嗟乎！淫昏不道之君，作法于齐，犹高世主。生民载祀四千，而间十七，文德之流，轶于汤、武矣。后王欲循理饬俗，观视四夷，可无鉴是邪？明之政，可法有一焉。初罢行省，主疆域者曰布政使，凡理财、长民、课吏皆责之，西方之知事是也。按察使，掌刑名廉劾之事，西方诸裁判所是也。都指挥使（秩正二品，与当时布政使同秩）掌治军政，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西方之师团是也。三司同位，不相长弟，贤于后嗣常设督抚。后王式之，按察与布政分，则司法、行政异官之隧也；都指挥与布政分，则治戎、佐民异官之剂也。

哀乎！中夏之统一，二千年矣。量其善政，不过于五，然世犹希道之，斯足为摧心失气者也。及夫东晋之世，君臣有礼，而唐陈诗不讳，得尽见朝政得失、民间疾苦，此亦其可法者。然当时自以习贯率行，将法典之非成文者，故不陈于大褅也。

官统上第三十二（訄书三十二）

“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箸业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管子·宙合篇》语）盖先圣刘歆有言：“《书》曰：‘先其算命。’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历十二辰之数，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备矣。”“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律历志》说。本《史记·律书》，而去其余分）自子至亥，数以三积。《易》曰“亥子之明夷”（《易》“箕子之明夷”，赵宾作“荄兹”，云“万物方荄兹”也。惠定宇以为“亥子”虽非其本文，而训读则极当。《律历志》云“该阂于亥”，“孳萌于子”，是其义也），算命所取法，则在于是。彼明夷者，箕子、文王所公也。然阴阳气无箕子。箕子言五行，出于《雒书》；文王言八卦，《河图》也。是故言“元年”者，以“王”为文王，而摈箕子于海外营部之域，使无乱统。如彼积数至于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者；是安用邪？

章炳麟曰：此谓官制之大数，在察玉衡，箸于方明者也。凡官，皆以一统三。昔者管仲之治齐也，曰：“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齐语》）而临下相统，亦往往以三三积之。文王之立政也，“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庶慎”者，何也？公羊董仲舒《官制象天》曰：“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为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为九慎，以持九卿；九卿为三慎，以持三公；三公为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积四十慎，以为四选。选一慎三臣，皆天数也。”然则“慎”者，三之别称。《秦风·小戎》传曰：“胁驱，慎驾具，所以止入也。”此因止骖马之入以为名。“慎驾具”者，若言“三马之驾具”矣（乘马实有驷牡。然骖之命名，实因驾三而起。盖一服两骖，非骖服皆两也。慎驾具亦本此为名。而驷马之两骖驾具，即因名于是）。厥以慎名官者。《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厌次侯爰类，“以慎将，元年从起留”。慎将，为楚汉时官号，犹明之参将也（明《取官志》：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无品级，无定员。此参将与总兵、副总兵为三，慎将之名犹此矣。师古言“以谨慎为将”，义甚迁曲。汉初厩将，弩将、刺客将等，命名皆从其职，无以空言立号者。以慎为三，周、秦、汉之通言，故董氏用之）。夫慎者，三物之称；自上以下，积乘以三，故曰“庶慎”；僚佐辅殷，置自上官，故文王罔兼。此则官以三乘之义，明矣。先圣荀卿曰：后王之成名，“爵名从周”（《正名》）。明三百六十官者，其法为春秋所因。及夫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成百二十官，如不契合。然百二十官，未及中下士也；三百六十官者，下逮是矣。因元士八十一而参之，则二百四十三为中下士数，以增百二十官，则为三百六十有三。故董氏《爵国篇》曰：“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又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而谓之“周制”，夫何不合之有乎？（按：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中下士，皆谓其职名，非谓其员数也。如言以大夫为长官者，有二十七职；以元士为长官者，有八十一职。非谓大夫祗有二十七人，元士祗有八十一人也。《周礼》一官而有数大夫、数士者不少，然其官祗三百六十耳。况乡遂都鄙之正长，同此一官，而其员以千百计，虽尽中下士之数，犹不足充乎！又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说，《王制》及《尚书大传》皆同。郑君注《大传》曰：“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时之官也。周之官三百六十。《礼志》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百，殷二百，周三百。近之，未得其实也。据夏、周推其差，则有虞之官六十，夏后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为有所法。”鄙意《明堂位》说似与此不相涉。《大传》又言：“舜摄时，三公、九卿、百执事，此尧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则又谓先舜时已有百二十官，亦与《明堂位》官五十相戾。窃谓古制芒昧，学者多以周制说虞夏，或以虞夏制说周，纷如纠缠。今从《考工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文，定为周制。至所谓九卿者，即六卿与三孤，而三孤亦必兼六卿所属之官。如师氏、保氏，或言即是师保，殆其然欤）自午以下，至亥六等，其数至于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是为胥史陪属，递统而相增。六等者，何也？士之所臣曰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也。是在《春秋传》则比十日，今乃比于十二辰者，《传》有王、公、大夫、士，而大夫弗别于卿、士，又弗别元与中、下，是以为十；别之是以为十二，非其相舛盩也。《周官》府史胥徒之制，不皆以三相乘，虽其上亦然（如大夫，亦不止二十七职也）。要之，道其较略而已。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必若引绳切墨，而以三制之者，虽倕、商高为政，固勿能也。且夫爵名则因于周，若春秋所为斟酌损益者，亿甚众矣。是故荀子有《序官》（《王制》），其名或异《周礼》，然犹十取其七八，故曰文王之法云尔。及夫箕子所飏言，则以五行为臬枳，斯太古夏殷之成宪，而周时毁弃久矣。荀子道桀纣之世曰：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令行于竟内，谓之君（《正论》）。夫其千官者，则《郑语》言“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楚语》言“百姓，千品，万官，亿丑”是也。是皆以十相乘，然其本则在“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郑语》）。所谓五物之官，则《传》言“物有其官”，“故有五行之官”，“列受氏姓”，是已（《左》昭二十九年传）。古者计官，自士而止，不及皂舆陪属。故以三乘者，其下虽尚有六等，而曰三百六十矣；以十乘者，其下虽有万官亿丑，而曰千官矣。千官之法，本于五行，是则皞、顼、夏、商所意见闿置（金氏《求古录》谓“周以前，皆五官。《甘誓》召六卿，郑谓即周之六卿。不知《周官》所云‘军将皆命卿’者，谓选将而命之为卿，必非使大宰、司徒等六卿将之也。不可据此谓夏有六官”。其说最塙。下《曲礼》：“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郑曰：“此盖殷时制也。周则大宰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为春官，大史以下属焉。”“司士属司马”，府则“皆属司徒”，工则“皆属司空”。案：此为殷时五官之明证。周时始立六官，《通典》二十三云：“自宋、齐以来，多定为六曹，稍似《周礼》。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大唐武天后，遂以六部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若参详古今，征考职任，则天官大宰当为尚书令，非吏部之任。今吏部之始，宜出夏官之司士。”杜君此说，精审绝伦。周代冢宰，实为三公之副，若汉时以御史大夫副丞相矣。故小宰注谓“若今御史中丞”。明大宰若御史大夫也。后汉以御史大夫为司空，则为论道之职，而众务悉归尚书，故冢宰又若后汉以来之尚书令也。杜君又谓算计之任，本出于天官之司会。案近世普鲁士有会计检察院，直隶国王，为特立官。古者则以直隶宰臣。汉初张苍善算，以列侯主计，居相府，领郡因上计者，谓之计相。然则司会属于天官，犹计相居于相府，益明大宰是副相矣。又，世人多怪禁掖冗官，隶于大宰。不知大宰实兼统五官，而官于禁掖者，于五官并无所归，故直隶大宰耳。其与五官同列为六者，犹后汉至唐，以令仆与谈曹尚书同为八坐也。而六官取法，则与夏商以前取法五行者大异，盖神权始衰矣。又寻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岁登下其损益之数，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司士仅下大夫，则进退百僚，非其所任。盖官吏名籍，集于司士，所谓德、功、能、久者；自据其长官所考以诏王，非自任铨选也。此与汉世选部略似，而权尚不逮。若殷置司士，乃为五官之一，则与晋后之吏部一致，进退黜陟，专制于一人矣。上选卿尹，则非敬忌择人之道；下选榦佐，则非庶慎罔知之义。此魏、晋以来之积弊，而殷法已为其前导。故文王立政，大革斯制，然则以大宰为神官，以司士执铨柄，皆殷法之乖缪者，是以爵名从周也），而箕子以为王府之葆臧者（《隋书·倭国传》，其内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义，次小义，次大礼，次小礼，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夫以五官分职，实始五行之官。日本文教，受自百济王仁。隋《百济传》固言百济之先，出自高丽。则知以五德命官，必出于箕子也）。当殷之衰，“昊天不飨者六十年，糜鹿在牧，蜚鸿满野。厥登名民三百六十夫，故能不显，亦不宾灭。”（《逸周书·度邑篇》）以是知文王之为方伯，既尝改官，即每职举其一人以土殷室。故《周官》非肇制于公旦。父子积思，以成斯业，信其精勤矣。自周而下，设官在乎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而司天属神之职，有所勿尚。象物以五者，特兵事之斥候旌旃耳。儒有一孔，不法后王，而眩于神运，故荀子之讥子思、孟轲曰：“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非十二子》）则箕子之法，必不行于域中，而文王得持其元，故曰大一统也。《春秋传》于昭之五年，箸叔孙氏筮得《明夷》事，则曰“《明夷》，日也。曰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以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亦以见《明夷》之以日定位，久矣。而其言“亥子”者，则周室取之，以为官成之大齐者也。

问曰：斥候旌旃，象物以五，何事也？应之曰：《春秋传》曰“明其五侯。”贾逵曰：“五候，五方之候，敬授民时，四方中央也。”（昭二十三年）其后军候亦如之，故曰：“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宣十二年传）物者，旗物也。上《典礼》曰：“行，前朱雀而后玄武”（雀，今本误鸟），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则辕者，也（，从萑声。《说文》：“萑，读若和。”《大司马》：“以旌为左右和之门。”注：“军门曰和。”《縠梁》昭八年传：“置旃以为辕门。”是辕门即和门。辕、音皆近和，故可通借）。《考工》鲍人言“欲其荼白”，荼者，苕（《诗》传）右，即右白矣。蓐者，鹿蓐草也。《释草》所谓“菉王刍”者（某氏注谓“鹿蓐”，孙炎注谓“蓐草”，郭注亦同），其色绿，《小雅》“终朝采绿”，则是矣。追，画也（《诗》“追琢其章”，传：“追，雕也。”《广雅·释诂》：“彫，画也。”又“弴弓”，《公羊解诂》作“彫弓”。《说文》：“弴，画弓也。”是彫本有画义。追则与彫双声通借）。“左追蓐”，即“左画青”也。茅虑无者，茅虑，则《释草》所谓“茹藘茅蒐”也，“无”其余声。茅蒐可以染绛，其声合则为。“前茅虑”而“前朱”，明矣。权者，《释草》曰“黄华”，《释木》曰“黄英”，郭璞曰“牛芸草也”。《小雅》“芸其黄矣”，传亦云“芸，黄盛也”。故“中权”者，中央用黄色也。劲者，《释草》曰“，鼠尾”，孙炎以为“可染皂”。“后劲”，“后玄”也（凡七入之缁，六入之玄，皆得以皂通称）。《曲礼》独以军行载旗为义，传即旁及斥侯（旧解传者，皆支离。今考正如此）。军中以徽识物色教目依于五方，非以为神怪。及其末流，而有《卫侯官》十二篇，入阴阳家（《汉·艺文志》）。侯官者，侯官也。

官统中第三十三（訄书三十三）

七十一圣之官，命禄尽于今，陈诸东序，不为下国缀游。然其称号磨灭，或傥见于四裔与后嗣王所布法，而幽隐不箸者，第而录之。非苟为采获异闻，凡近世鸿胪、中允（即中盾）诸职，因名于古，而十世以后称其卓诡考迹者，称吾世也。

《虞书·尧典》称“内于大麓”。郑君说《大传》曰：“麓者，录也。”《新论》亦云：“昔尧试于大麓者，领录天子事，如今尚书官矣。”（刘昭《百官志注》引）《论衡·正说》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位，大总录二公事。”其说虽异古文以为“山足”，要之言相位者，必有所从受。及拟以录尚书事，则诬也。

繇汉而上，官号多难知，若长秋、光禄勋，其解诂犹近钩，宁独上世？余读《汉书·乌孙传》，说其国官制曰：“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自左右大将以下，皆汉语译录，独“大禄”非汉称。传又言：“昆莫有十余子，申子大禄强，善将；大子有子曰岑陬。”其下言：“岑陬者，官号也。”此则乌孙自以官称其人，即大禄为乌孙语，明矣。相大禄者，一官。大禄从主人，相从中国。史官所记，音义偕箸之也。都护韩宣奏“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明“大禄”为股肱贵臣，而与“大麓”译音正同，则《虞书》所说为相位，乌孙取于古官旧号，豁然矣。

乌孙故在祁连、敦煌间，后乃他徙（见《张骞传》），与瓜州允姓故邻壤，当舜时则成地也。隋《西域传》言高昌王坐室，画鲁哀公问政孔子像，其官曰“令尹”，曰“公”，多取周、秦以上。高昌于汉，则车师前王庭，今为土鲁番、辟展二城；当中世声教殊绝，犹上法《周官》，以为光宠，况于舜世，东西固未鬲也？故孔子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而杨子云喜识绝代方言，信其有征哉！

“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世本》及《吕氏春秋·勿躬》文）羲、和分，而皆有仲叔。及王莽，则合羲和为一官，亦犹秦之合仆射也（上《檀弓》：“扶君，卜人师扶右，射人师扶左。”注：“卜当为仆，声之误也。仆人、射人，皆平生时赞正君服位者。”故秦置谒者、侍中、尚书，皆有仆射，并仆人、射人为号。谒者辈皆近臣也。其后遂泛及他官，取其领事之号。《百官公卿表》谓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非其实也）。综校其实，既远起东周矣。

《文侯之命》言“父义和”者，郑以为晋仇其字义和，固无征也。马从孔安国故，以为晋重耳，其云“父能以义和我诸侯”，亦愈曼衍矣。义和者，羲和也；赐弓矢鬯以为侯伯，比于唐官分宅四方者。故取其尊号，而曰羲和。羲、和故分，尚仪亦非一名。《大传》曰：“仪伯之乐舞，鼚哉！”此其仪也（《大传》注：“仪当为羲，羲仲之后也。”按，下又有“羲伯之乐舞将阳”，则此非“義”之误。郑以下言羲伯为羲叔之后，此为羲仲之后。然同言羲伯，不应如此无辨。故知此仪伯，为“尚仪”之“仪”，非羲伯也），周世法之。《大雅》有“维师尚父”，《故训传》以为“可尚可父”，惟《别录》亦言“师之、尚之、父之”。此皆近望文生义。师者，大师；尚父者，尚也。大公之赐履而征五侯，其职侪于仪伯，故曰“尚父”。

周之爵号，秘逸者多矣。三晋之世，天子赏魏文侯以“上闻”（见《吕氏春秋·下贤》。旧作“上卿”。《汉书·樊哙传》如淳注引作“上闻”）。若羲和、尚父者，宁一事邪？

周之六典，亡三老、五更。三老，公也。五更者，世疑其出于秦官。秦爵：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皆以主领更卒，部其役使。凡将军，有前、后、左、右（《百官公卿表》），而大将军居中，而主莫府。故主领更卒者五人。

章炳麟曰：秦无儒，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尚首虏之国不有也。夫庶长、不更之号，夙箸于《春秋》纬书。《文耀钩》曰：“成周改号，苌弘分官。”（《续汉书·律历志》虞恭、宗诉等引）弘其取于秦官而建五更矣。今叔旦所制，既出山岩屋壁，独苌弘后定者不传。然其足以拨乱反正，宁不得与于苍姬之典乎？

屈原称其君曰“灵修”，此非诡辞也。古铜器以“灵终”为“令终”。而《楚辞》传自淮南（《楚辞》传本非一，然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则知定本出于淮南），以父讳更“长”曰“修”，其本令长也。秦之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此其名本诸近古。楚相曰“令尹”，上比国君（尹即古君字。故《左氏春秋》“君氏”，《公羊》作“尹氏”。上世家族政体，君父同尊。父从又持杖，尹亦从又持杖。《丧服传》曰：“杖者，爵也。”）其君曰“令长”，下比百僚。（楚官有“莫敖”，其君早殇及弑者亦曰“某敖”。敖本酋豪字，犹西旅献豪，今作“獒”也。此亦君号同臣之一事）南国之法章，君臣犹以官位辨高下，故参用亲羁而无世卿。夫“万物尊天而贵风雨”者，为其“不私暱近，不孽疏远”也。（《管子版法解》语）

官统下第三十四（訄书三十四）

后王择一相，大吏自相任，守令自司授，辅殷自府辟。如是，则教令一，吏部废，世胥散矣。

章炳麟曰：大武三曾而偃武与力，大文三曾而贵义与德。建官之法，中今之卒病，犹有六术焉。

捐纳则废，年资则废，科举则废，将论官者必于大学。求材于学，洽定之制也。今后王暴兴而置学堂，待其毕业，犹十有八岁，将空位不可以待矣。梅福有言，不循伯者之道。“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当时之士，犹察伯乐之图，求骐骥于市”也；“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绪，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夫遭时阽危，则薮泽之才者，必盛于平世；敷心优贤，不在校官矣。明大祖令中外诸臣，下至仓库杂流皆得举士，传相引擢。是时山林穷居皆得自达。故草昧一切之政，不举于学校，而举于荐引。一术。

议院者，别于科道，治定之制也。上书者，别于通政司之守，定与未定之通制也。当其未定，语无取翔博，言无取成文典。苟便于事，跖之黏牡，越人之不龟手，方伛偻以承之；若其勿便，虽不愆于旧章，蜚蓬之问，三王所不宾。虽然，上书则新旧杂糅，而持新者制之；群议则新旧杂糅，而持旧者制之。故据乱则通封事，乱已定则置议院。二术。

稷之善农，大费之善虞，咎繇之善李法，虽贤圣勿能以代官。因国之关道出乎总理，按察使出乎刑部，曏犹以为事守，而久更慢驰。其他之凌乱则旧矣！是故革故之政，相材而授之职。自治官、法吏、军帅，专对之使，帑臧之守，起自卒史，上至乎上卿，终身不出其曹。虽有大勋，止乎赐爵矣。三术。

处战国者，以军队为国之大郛，其势则不得不右武。因法既异，因国之文臣，虽握神雀力，持遏必隆之匕首，不足以统驭士卒。八国比合，以陷宛平，其主跳走，督抚则先与密为誓盟。夫以疆圉抗诏，叛也；又逡循多畏，而弗能自立为小国，虚设节镇也；孰用？后王废督抚而建师团，内受命于本兵，外有承宣布政使以长一部。四术。

明制，监司长吏以下，皆避本省。宋政和制，则授官无过三十驿。议者善宋，以朱买臣、毕安敬、张汉周、范仲淹之守本郡为故。之二议者，其失则均也。必不用乡人，则瞢于风土，其举戻民；必专用邻比，而勿远取，僻陋之地风俗弗革，其民将老死不相往来。夫豪俊虽超轶于里闬之士，其材性则大抵不出其里闬。东方日本，有少连焉（《礼记·杂记下》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曰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按：日本自神武天皇班功建德，胙土赐姓，于是有国，造县主之号。尔后氏族系膴，贵贱棍淆。逮天武天皇十三年，诏定八等之姓，曰真人，曰朝臣，曰宿祢，曰忌寸，曰道师，曰臣，曰连，曰稻，置以牢笼天下之姓氏。然则以官定姓，虽自天武始赐，实昉于神武也。仲哀天皇，当汉献帝初平、兴平、建安间，始置大连之官，亦因于古。盖是等官族，皆自神武建德赐姓始。神武元年，当周惠王十七年。少连、大连，盖即其时人。故孔子得称之。《论语》少连与柳下惠并称，曏不知其何时何国？今观《杂记》“东夷之子”一语，又证以东方氏族，而知少连、大连之称，犹汉世大小夏侯、大小戴等以氏族箸者，乃始豁然确斯云），其民蹲夷不恭，故贤者犹侏张。西方秦，有子桑焉（《论语》“子桑伯子”，正义曰：“郑以《左传》秦有公孙枝，字子桑，则以此为秦大夫。”按，郑盖以子桑、伯子为二人，与包氏异也），其民好稼穑，务本业（《汉·地理志》说秦俗如此），故贤者犹大简，不足以自拔也。今是秦、赵、燕、代、荆、楚、滇、蜀，陆行几万里。铁道未布，游者未能以遍至，赖远宦互革其俗，互增其见闻。必杜绝之，则民死其乡，吏死其牖下，川谷郡县鬲越而不达，风俗臭味窒阂而不流。若是，则其害于文明也最甚。故除吏者，无避本省，亦无迾远；人情有不通，则辅以三老、亭长。五术。

贵贱之情，视其权不视其位；轻重之情，视其禄不视其阶。有位而无权，有阶而无禄，则将军之策命，或厪足以易觞豆。往者有理藩院，则鸿胪寺替矣；有总理通商之臣，则理藩院轻矣。大学士，宰臣也；提督，持斧之帅也。自军机处之设，则内阁无政；自金陵之陷，则提镇为仆妾。至于郎曹观政之士，而不肯与均茵伏，名违其实，权舛其秩，故赏不劝而黜不创。必核其权实，而升降其阶位。其尤冗散无事者，则废。六术。

以是六术，规蒦其建置。若夫增损财益之凡目，则以时定也。章炳麟曰：若古官方之乱，莫泰元魏。县置三令长，郡置三大守，州置三刺史。刺史则皇室一人，异姓二人。守其泯棼，宜勿可以终一爨，然而犹曰“升平之世”，何也？其端未见也。见端而革，以其六典，上诸大旅，震来虩虩，无丧翼鬲，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商鞅第三十五（訄书三十五）

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呜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

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别其守，而陈其典，以扰攵天下，是之谓法。故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后世之有律，自萧何作《九章》始（汉《地理志》：箕子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李悝、高祖皆尝有作。然或行于小国，或草创未定之制。若汉唐及今变本加厉之法，则皆萌芽于何），远不本鞅，而近不本李斯。张汤、赵禹之徒起，踵武何说而文饰之，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于是乎废《小雅》。此其罪则公孙弘为之魁，而汤为之辅，于商鞅乎何与？鞅之作法也，尽九变以笼五官，核其宪度而为治本，民有不率，计画至无俚，则始济之以攫杀援噬。此以刑维其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也。故太史公称之曰：“行法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今夫家给人足，而出于虔刘之政乎？功坚其心，纠其民于农牧，使曏之游惰无所业者，转而傅井亩。是故盖臧有余，而赋税亦不至于缺乏。其始也觳，其终也交足，异乎其厉民以鞭棰而务充君之左臧者也。及夫张汤，则专以见知、腹诽之法，震怖臣下，诛谏士，艾杀豪杰，以称天子专制之意。此其鹄惟在于刑，其刑惟在于簿书筐箧，而五官之大法勿与焉，任天子之重征敛、恣调发而已矣！有拂天子意者，则己为天子深文治之，并非能自持其刑也。是故商鞅行法而秦日富，张汤行法而汉日贫，观于汲黯之所讥，则可知矣。繇汤之法，终于盗贼满山，直指四出，上下相蒙，以空文为治。何其与鞅反也？则鞅知有大法，而汤徒知有狴狱之制耳。法家与刀笔吏，其优绌诚不可较哉！且非特效之优绌而已，其心术亦殊绝矣。迹鞅之进身与处交游，诚多可议者，独其当官，则正如檠榜而不可。方孝公以国事属鞅，鞅自是得行其意，政令出内，虽乘舆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其贤于汤之窥人主意以为高下者，亦远矣：辱大子，刑公子虔，知后有新主能为祸福，而不欲屈法以求容阅。呜呼！其魁垒而骨骾也。庸渠若弘、汤之徒，专乞哀于人主，藉其苛细以行佞媚之术者乎？夫鞅之一日刑七百人以赤渭水，其酷烈或过于汤，而苛细则未有也。观其定令，如列传所言，略已具矣。吾以为酷烈与苛细者，则治乱之殊，直佞之所繇分也。何者？诛意之律，反唇之刑，非有所受也。汤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媚人主，故瘁心力而裁制之，若鞅则无事此矣。周兴、来俊臣之酷烈也，又过于鞅，然割剥之憯乱越无条理。且其意亦以行媚，而非以佐治，则鞅于此又不屑焉。嗟乎！牛羊之以族蠡传者，虑其败群，牧人去之而无所遴。刑七百人，盖所以止刑也。俄而家给人足、道不拾遗矣！虽不刑措，其势将偃齐斧以攻榱桷。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若鞅之为人，终曰持鼎镬以宰割其民者，岂不缪哉！余观汉氏以降，刀笔吏之说，多传《春秋》。其义恣君抑臣，流而及于民。汤之用“决事比”，其最俶矣。自是可称道者，特旌旗之以文无害之名，而不能谓之有益于百姓。是其于法家，则犹大岩之与壑也。今缀学者不能持其故，而以“抑民恣君”蔽罪于商鞅。呜呼！其远于事情哉。且亦未论鞅之世矣。夫使民有权者，必其辩慧之士可与议令者也。今秦自三良之死，后嗣无法，民无所则效，至鞅之世，而冥顽固以甚矣。后百余岁，荀子犹曰“秦无儒”，此其蠢愚无知之效也。以蠢愚无知之民，起而议政令，则不足以广益，而祗以淆乱是非。非禁之，将何道哉？后世有秀民矣，而上必强阏之，使不得与议令。故人君尊严若九天之上，萌庶缩朒若九地之下。此诚昉于弘、汤之求媚，而非其取法于鞅也。藕弟令效鞅，鞅固救时之相而已。其法取足以济一时，其书取足以明其所行之法，非若儒墨之著书，欲行其说于后世者也。后世不察鞅之用意，而强以其物色效之，如孙复、胡安国者，则谓之愚之尤；如公孙弘、张汤者，则谓之佞之尤。此其咎皆基于自取，而鞅奚罪焉？吾所为鞅者，则在于毁孝弟、败天性而已。有知其毒之酋腊而制之，其勿害一也。昔者蜀相行鞅术，至德要道弗踣焉。贾生亦好法矣，而非其遗礼义、弃仁恩。乃若夫挽近之言新法者，以父子异财为宪典，是则法乎鞅之秕稗者也。宝其枇稗而于其善政则放绝之，人言之戻也，一至是哉！夫民权者，文祖五府之法，上圣之所以成《既济》也。有其法矣，而无其人，有其人矣，而无其时，则三统之王者起而治之。降而无王，则天下荡荡无文章纲纪，国政陵夷，民生困敝，其危不可以终一铺。当是时，民不患其作乱，而患其骀荡姚易，以大亡其身。于此有法家焉，虽小器也，能综核名实，而使上下交蒙其利，不犹瘉于荡乎？苟曰“吾宁国政之不理，民生之不遂，而必不欲使法家者整齐而撙绌之”，是则救饥之必待于侊饭，而诫食壶飧者以宁为道殣也。

悲夫！以法家之鸷，终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终使民误膏泽。而世之仁人流涕洟以忧天下者，猥以法家与刀笔吏同类而丑娸之，使九流之善，遂丧其一，而莫不府罪于商鞅。嗟乎！鞅既以刑公子虔故，蒙恶名于秦，而今又蒙恶名于后世。此骨骾之臣所以不可为，而公孙弘、张汤之徒，宁以佞媚持其禄位者也。

正葛第三十六（訄书三十六）

临沮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苟罗骑斥侯之疏如是，则政令愈慢矣！皆窥闇者也。法家之所患，在魁柄下移。移者成于从横之辩言，其上则雄桀难御，不可以文法约束者为特甚。故韩非所诛，莫先于务朋党、取威誉。

附录二 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

许寿裳

先师章先生是革命大家，同时是国学大师，其阶位卓绝，非仅功济生民而已，前世纪之末，士大夫或言变法，或言立宪，议论纷纷，淆乱民听，自先师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首正大义，截断众流”，百折不挠，九死无悔，而后士民感慕，翕然从风，其于民国，艰难缔造，实为元功。

清失其鹿，民国肇兴。虽兵不血刃，百日而成，追惟事前经营之力，所以摩荡人心者，盖十有余年矣。炳麟不佞，始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时前总统孙公屏居日本，交游素寡，初与定交，同谋匡济。既而文字兴祸，絷于上海，海内为之激昂，幸得不死，东抵江户。以天之灵，黄农虞夏之佑我子孙，腾书驰说，不为四百兆人遐弃，内外喁喁，延颈望义。逮乎辛亥，大义举于武昌，十有四省，应如反掌。夫惟历史民族之义，足以为全国斗杓，故举兵不为犯顺，推亡不为篡盗。……

（民国三年《致袁世凯书》）

至于先师学术之大，前无古人，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

庄生之玄，荀卿之名，刘歆之史，仲长统之政，诸葛亮之治，陆逊之谏，管宁之节，张机范汪之医，终身以为师资。

……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世固有见谛转胜者邪。后生可畏，安敢质言。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诮，专志精微，反致陆沈，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

（《菿汉微言》）

观此三段引文，语语核实，而先师之神解聪察，丰功伟绩，已可窥见一斑。若其闳眇之旨，精微之言，著于简策，长留天地，固非浅学如我者所宜妄赞也。今就于己有关者数事，约略述之，以存纪念。

我生也晚，民元前十一年（一九〇一），始由宋平子（名恕，后更名衡）师得闻先师之大名。时末师掌教杭州求是书院，其教法迥异恒常，“取法象山，限规不立，经史子集，任择从事”。对于先师之排满论，宋师阳为反对，阴实赞同，尝曰：“枚叔文章，天下第一”，盖先师别号初为枚叔也。我此后得读《正仇满论》及改定本《訄书》，实由宋师启之。《訄书》当初多未了解，首受感动者，仅仅在《订文》之附录及《哀焚书》至《解辫发》数篇而已。《解辫发》有云：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翦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一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隐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殁。《春秋谷梁传》曰：“吴祝发”，《汉书·严助传》曰：“越发”（晋灼曰：“，张楫以为古翦字也。”）。余故吴越间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

翦辫变夷，所关非浅，故亦必考据凿凿。全文在先师手订《检论》时已经删去。《訄书》之外，如《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皆我所百读不厌者。

民元前九年（一九〇三），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有云：“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又尝为邹容所著《革命军》作序，先师遂与邹容俱被逮。时我在东京编辑《浙江潮》，常从蒋观云先生处，藉知先师狱中状况。一日，观云以先师狱中书视我，书后附写近作诗四首，我求抄以实《浙江潮》，观云即裁下予之。此我得观先师墨迹之始。原纸至今藏在行箧，弥可珍贵，诗录如下：

狱中赠邹容  闰月廿八日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翦刀除辫，乾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六月十二日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狱中闻湘人杨庋被捕有感  六月十八日

神狐善埋搰，高鸟喜回翔。

保种平生愿，征科绝命方。

马肝原识味，牛鼎未忘香。

千载《湘军志》，浮名是锁缰。

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

中兴沴诸将，永夜遂沈眠。

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

藉君好颈子，来者一停鞭。

民元前六年罾（一九〇六）阳历六月二十九日，先师出狱，即日东渡至东京，发长过肩，肌体颇腴。闻因狱中食物无盐之故。七月十五日，留东学生在神田区锦辉馆开会欢迎，先师即席演说，其大意首述自己平生历史，次以涵养感情两事勉励大众：（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此我亲接先师尊容之始。现将演说摘录数段如下：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当时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癫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癫，我还守我疯癫的念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鼓掌）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甚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欢呼）或者诸君推重，也未必不由于此。若有人说，假如人人有神经病，办事必是瞀乱，怎得有个条理？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卤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誓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际；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以上所说，是略讲兄弟平生的历史。

至于近日办学的方法，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当初柏拉图说：“人的感情，原是一种醉病。”这仍是归于神经病了。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最是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先说宗教……孔教、基督教既然必不可用，究竟用何教呢？我们中国本称为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但今日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的杂质，与他本教不同，必须设法改良，才可用得。……我们今日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有的说佛教看一切众生，皆是平等，就不应生民族思想，也不应说逐满复汉，殊不晓得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且如婆罗门教分出四姓阶级，在佛教中最所痛恨。如今清人待我汉人，比那刹帝利种虐待首陀罗更要利害十倍。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其余经论，王、贼两项都是并举。所以佛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了。

次说国粹。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第三要说人物事迹。中国人物，那建功立业的，各有功罪，自不必说。但那俊伟刚严的气魄，我们不可不追步后尘。与其学欧、美，总是不能像的，何如学步中国旧人，还是本来面目。其中最可崇拜的两个人：一是晋末受禅的刘裕，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飞，都是用南方兵士打胜胡人，可使我们壮气。（鼓掌）至于学问上的人物，这就多了，中国科学不兴，惟有哲学，就不能甘居人下。但是程、朱、陆、王的哲学，却也无甚关系，最有学问的人就是周、秦诸子……近代还有一人，这便是徽州休宁县人，姓戴名震，称为东原先生。他虽专论儒教，却是不服宋儒，常说：“法律杀人，还是可救，理学杀人，便无可救。”因为这位东原先生，生在满洲雍正之末，那满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谕，责备臣下，并不用法律上说话，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却不晓是理学助成的。因此那个东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小册子。他的书上并没有明骂满洲，但看见他这本书，没有不深恨满洲。这一件事，恐怕诸君不甚明了，特为提出。（鼓掌）照前所说，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

此演说录，洋洋洒洒长六千言，是一篇最警辟有价值之救国文字，全文曾登《民报》第六号，而《太炎文录》中未见收入，故特地多抄如上。现在中国虽称民国，而外侮日亟，民气日衰，一般国民之怯儒浮华，猥贱诈伪，视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唯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浯治诈伪心”，（先师《答梦庵书》中语，见《民报》第二十一号）一面尊重历史，整理国故，其不善者改良之，善者顶礼膜拜之，以养成民族的自信力，前路茫茫，何能有济？

民元前四年（一九〇八），我始偕朱蓬仙（宗莱），龚未生（宝铨），朱逖先（希袓）、钱中季（夏，今更名玄同，名号一致），周豫才（树人），启明（作人）昆仲，钱均夫（家治），前往受业。毎星期日清晨，步至牛込区新小川盯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二书，皆于此时著成，即其体大思精之《文始》，初稿亦权舆于此。“……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仇，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坒而次之，得五六千名，虽未达神恉，多所缺遗，意者形体声类，更相扶胥，异于偏觭之议。若夫囪罙同语，冏扩一文，天即为颠，语本于囟；臣即为牵，义通于玄。真出耑，同种而禅，巨父互，连理而发。斯盖先哲之所未谕，守文者之所疴劳。亦以见仓颉初载，规摩宏远，转注假借，具有泰初。……”（《文始叙例》）凡所诠释，“形音义三，皆得俞脉，”豁然贯通，此先师语言文字学之成就，所以超轶清代诸儒。惜我听讲时间既短，所得又极微，次年三月，便因事告归耳。

民元前一年（一九一一），武昌起义后，先师归国，时发谠言，至民国三年，被袁世凯幽禁，愤而绝粒者二次，各至十余日，如曩昔之在西牢，后以爱女北来，又经友人及弟子环吁床前，始渐复食，其后见洪宪之逆谋渐著，益深痛恨。因生平于印度之中兴，期望至切，见诸文字者甚多，如云“……昔我皇汉刘氏之衰，儒术堕废，民德日薄，赖佛教入而持世，民复挚醇，以启有唐之盛。讫宋世佛教转微，人心亦曰苟偷，为外族并兼勿能脱。如印度所以顾复我诸夏者，其德岂有量耶？臭味相同，虽异族，有兄弟之好。……印度自被蒙古侵略，至今才六百岁，其亡国不如希腊罗马之阔远。振其旧德，辅以近世政治社会之法，谁谓印度不再兴者！……”（《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又云：“东方文明之国，荦荦大者，独吾与印度耳。言其亲也，则如肺府，察其势也，则若辅车，不相互抱持而起，终无以屏蔽亚洲。……”（《印度中兴之望》）五年三月，先师决意出游梵土，赐书命我设法，我便就商于有力者某，托其进言，竟未有成，至今耿耿。其书录于下方：

季茀足下。数句不觌，人事变幻，闻伯唐辈亦已蜚遁。今之政局，固非去秋所可同喻，羁滞幽都，我生靡乐，而栋折榱崩，咎不在我，经纶草昧，特有异人，于此两端，无劳深论。若云师法段干，偃息藩魏，虽有其术，固无其时也。今兹一去，想当事又有遮碍，晓以实情，当能解其忧疑耶。梵土旧多同志，自在江户，已有西游之约，于时从事光复，未及践言。纪元以来，尚以中土可得振起，未欲远离也。迩者时会倾移，势在木救，旧时讲学，亦为当事所嫉。至于老庄玄理，虽有纂述，而实未与学子深谈，以此土无可与语寻。必索解人，非远在大秦，则当近在印度，兼寻迦释六师遗绪，则于印度尤宜。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质之当事，应无所疑。彼土旧游，如钵逻罕，匏什谈君，今尚无恙，士气腾上，愈于昔时远甚。此则仆所乐游也。兹事既难直陈当事，足下于彼，为求二纳牖者，容或有效。若以他事为疑，棋已终局，同归于尽可知矣。又安用疑人为？此问起居康健。

章炳麟白  二十三日

近年，先师讲学苏州，门徒大盛，我欲得有机会，重坐春风。却因奔走南北，未遑登门，而今已矣！末师前卒于民元前二年（一九一〇），先师哀其“怫郁以终”，又谓“……文辞多刺当世得失，常闭置竹笼中……其轶特魁垒之气，没世不可忘也。”（《检论·对二宋》）今年六月十四日先师又遽捐馆舍。国丧典刑，吾将安仰？“学术既亡，华实薨剥”，呜呼哀哉！

二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原载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新苗》月刊第八册，

又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

“太炎先生纪念专号”，现据《制言》录存。）

Table of Contents

出版总序

林徽因主编民国小说选

出版说明

《小说选》题记

一点回忆

避  难

报  复

报  复

小还的悲哀

疯  子

享  福

失  业

模影零篇

路  路

这年头

驿路上

求  恕

无  聊

黎  明

附   录

窘

九十九度中

亡友鲁迅印象记

小  引

一  剪  辫

二  屈原和鲁迅

三  杂谈名人

四  《浙江潮》撰文

五  仙台学医

六  办杂志  译小说

七  从章先生学

八  西片町住屋

九  归国在杭州教书

一〇  入京和北上

一一  提倡美术

一二  整理古籍和古碑

一三  看佛经

一四  笔名鲁迅

一五  杂谈著作

一六  杂谈翻译

一七  西三条胡同住屋

一八  女师大风潮

一九  三一八惨案

二〇  广州同住

二一  上海生活——前五年

二二  上海生活——后五年

二三  和我的交谊

二四  日常生活

二五  病  死

读后记

附  录

怀亡友鲁迅

一  三十五年的回忆

二  致死之由

三  生平和著作

回忆鲁迅先生

回忆鲁迅

鲁迅翁杂忆

初次见鲁迅先生

鲁迅眼中的自己

花边文学 伪自由书

花边文学

序  言

未来的光荣

女人未必多说谎

批评家的批评家

漫  骂

“京派”与“海派”

北人与南人

《如此广州》读后感

过  年

运  命

大小骗

“小童挡驾”

古人并不纯厚

法会和歌剧

洋服的没落

朋  友

清明时节

小品文的生机

刀“式”辩

化名新法

读几本书

一思而行

推己及人

偶  感

论秦理斋夫人事

“……”“□□□□”论补

谁在没落？

倒  提

玩  具

零  食

“此生或彼生”

正是时候

论重译

再论重译

“彻底”的底子

知了世界

算  账

水  性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做文章

看书琐记

看书琐记（二）

趋时和复古

安贫乐道法

奇  怪

奇怪（二）

迎神和咬人

看书琐记（三）

“大雪纷飞”

汉字和拉丁化

“莎士比亚”

商贾的批评

中秋二愿

考场三丑

又是“莎士比亚”

点句的难

奇怪（三）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骂杀与捧杀

读书忌

伪自由书

前  记

观  斗

逃的辩护

崇  实

电的利弊

航空救国三愿

不通两种

赌  咒

战略关系

颂  萧

对于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

从讽刺到幽默

从幽默到正经

王道诗话

伸  冤

曲的解放

《平津会》杂剧

文学上的折扣

迎头经

“光明所到……”

止哭文学

“人话”

出卖灵魂的秘诀

文人无文

最艺术的国家

现代史

推背图

《杀错了人》异议

中国人的生命圈

内  外

透  底

“以夷制夷”

只要几句：案语

言论自由的界限

大观园的人才

文章与题目

新  药

“多难之月”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王  化

天上地下

保  留

再谈保留

“有名无实”的反驳

不求甚解

蔡元培自述

我的老家及家世

绍兴山阴县笔飞弄故宅

世代经商

父亲故去

我的母亲

十年私塾寒窗

始进家塾

严厉的李塾师

学作八股文

就学王子庄老师

十七岁中秀才

科举之路漫漫

到省城乡试

伴读徐君

受益最大的三本书

金榜题名

做上虞县志局总纂

补应殿试朝考

南下游历

委身教育

甲午听惊雷

冷眼观变法

绍兴中西学堂

尝试书院改革无果

宁绍会馆

在杭州

执教南洋公学

我的第二次婚姻

中国教育会

爱国女学

东瀛之行

爱国学社

会社分裂

青岛少憩

沪上革命

办报生涯

准备暗杀暴动

创立光复会

加入同盟会

留学德国

赴德留学

初到柏林

进莱比锡大学

冯德教授

兰普来西教授

美术与音乐

编书、译书

奉行素食

旅行经历

响应辛亥革命

在动荡的民初岁月

力荐黄兴

出任教育总长

迎袁专使

继任教育总长

我所做的教育改革

超越党派

唐绍仪内阁

再度赴德

二次革命

游学法国

主持北大的六年

出任北大校长

破除读书做官的旧观念

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

调整学科

充实文理法科

沟通文理

采行选科制

北大国史馆

以美育代宗教

提倡体育运动

劳工神圣

我的办学方针

我与学生运动

开放女禁

长沙讲学

欧美教育考察

教育独立议

离开北大

国民政府时代

响应北伐

出任大学院院长

主持中央研究院

淡出世事

客居香港

怀念故友

书杜亚泉先生遗事

记宗仰上人轶事

章太炎革命行述

追悼曾孟朴

哀刘半农先生

记鲁迅先生轶事

记俞英厓

记徐锡麟

孙逸仙先生传略

记徐宝璜

记陈独秀

记刘师培

悼长女蔡威廉[1]

我在教育界的经历

孑民自叙

关于不合作宣言

自书简历

爱国女学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我所受旧教育的回忆

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

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

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

——在南京北大同学聚餐会上的演说词

记三十六年以前之南洋公学特班

辛亥那一年

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

爱国女学三十五年来之发展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自传之一章

章炳麟传

第一章 最近三百年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鸟瞰

第一节 绪  言

第二节 满洲政府的罪恶

第三节 民族主义的沦没

第四节 帝国主义的猖狂

第五节 固有学术的消沉

第二章 革命元勋的章先生

第六节 幼年期的民族思想

第七节 会见国父痛驳康有为时期

第八节 光复会时期

第九节 入狱时期

第十节 编辑《民报》时期

第十一节 功成后的做官

第十二节 功成后的被幽囚

第三章 国学大师的章先生

第十三节 治学与师友

第十四节 革命不忘讲学

第十五节 语言文字学上的贡献

第十六节 文学上的贡献

第十七节 史学上的贡献

第十八节 经子及佛学上的贡献

第十九节 对于中印文化沟通的期望

第四章 先生晚年的志行

第二十节 对于甲骨文的始疑终信

第二十一节 对于全面抗日的遗志

第二十二节 先生的日常生活

第二十三节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附录一 《訄书》选

附录二 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