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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先生白岩松

问他什么是“有种”？他吐出两字：勇气。

“今天是白岩松坐在演播室，你要相信他的是非判断。”

辗转腾挪

“一个会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

“为了钱、权、名……”他不满地说。

怎么做一个既得利益者？

谈奥运与体育

谈音乐与读书

谈职业与央视

谈官员和体制

谈改革与民主

谈互联网与微博

谈教育和孩子

谈人生与自我

正确先生白岩松

文|张卓  图|谷知霖

有时，他是中国最直言不讳的声音之一，有时他又会含糊自己的说辞和指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支持改革开放，而他的言论风格又标志性地解释着何为“新闻战线”。在中国，只有这一个人，无论何时，无论何事，无论是谁，听到他的话，都觉得颇有道理。他口吐诤言却不刺耳，他站在爱护党的立场上说话，也没有显得古板。这有时让他显得乏味，却又极其难得。这几乎成了新闻界的常识：他的尺度就是央视的尺度。他是开明先生，他是理性先生；在公众形象上他是典型的半框眼镜、国字脸和正色先生；也很难说他不是狡黠先生。最终，白岩松是稳健先生和正确先生。

图1

下午4点，白岩松先生驾车驶出北京朝阳区798。他车开得很稳，比你想象的更稳。受龙永图之邀，他刚刚录完贵州卫视一档《伦敦归来谈奥运》的节目。一般情况下，他不参与其他电视台的节目，龙永图是例外，中国入世前后，作为央视主持人的他和龙部长打了多年交道，关系亦师亦友。“龙部长一句话，我不可能说不。”白岩松说，“不怕事找人，就怕人找人。中国人嘛，谁不讲人情？”

他不断看着表，6点前必须赶回中央电视台：看直播策划、商量选题、化妆。一周7天，有3天晚上的21:30，他端坐在《新闻1+1》的直播间，点评新闻，褒贬人物。

车行一个多小时，接近目的地，路上开始有点拥堵。一辆出租车从右侧蹿过来，司机摇下车窗，大喊：你后备厢上有镜子！“镜子？”白岩松一愣，回头一瞅，乐了——后备厢左侧躺着一副黑色半框眼镜。

“刚才和龙部长道别时，太匆忙了，戴上墨镜，换下的眼镜随手扔在后备厢上了。”他恍然大悟，“哈哈”乐起来。

这副眼镜右边500度，左边100度。儿时放二踢脚，点上火，没着，跑过去看，却响了，于是右眼的视力开始下降。类似这样的眼镜他有三副，换着戴。眼镜也是他重要的主持道具，戴上，是央视正气凛然的主持人；摘下是一名普通中年男子。时常，他摘下眼镜，压低帽子，去坐地铁，上车后出溜到门边，一靠，很少有人能认出来。

取回后备厢上的眼镜，再次握住方向盘的白岩松有点得意：“我开车开得稳吧？”20多公里的路，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其间还有各种拐弯刹车，这真是个小小的奇迹。

那副没有滑落的、稳稳躺在车上的眼镜，似乎挑起了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情绪，他忽然跟《人物》记者谈起星座，说自己是狮子座，这是一个“一群人坐在车里，把方向盘交付给他会最安全”的星座。因为狮子座“有使命感，负责任，会非常认真地开车”。

在央视，每次做大型直播，白岩松总对导播说，“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把镜头切给我；如果前面信号断了，你把镜头切给我。”

问他什么是“有种”？他吐出两字：勇气。

《新闻1+1》是央视新闻频道唯一一档“时事新闻评论直播节目”。刚开播时，白岩松是观察员，后来成为评论员。8月份，白岩松点评了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陕西微笑局长的名表、邹恒甫告北大淫乱事件……

节目组内部，他写下过 “有料、有趣、有种、有方向”。问他什么是“有种”？他吐出两字：勇气。

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后，白岩松反对把参加者定义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之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肯定了他的说法。在《新闻1+1》中，他批评居多，少有歌颂，有时碰到官员，对方认可他的说法：“说得对，我们要调整政策。”

在央视，白岩松和他的节目拥有了体制内最大的话语权。“白的节目是口径较大的节目，另一档是《新闻调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编导对《人物》记者说。

2003年央视改版，新闻频道成立，白岩松成为央视第一位评论员。什么是评论员？央视副台长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定义：“具备独立和相当完整的话语姿态，可以对新闻事件解读分析。”

在央视20年，他从记者干起。自1993年起，他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后，又在《焦点访谈》《新闻周刊》做主持人，从香港回归、朱镕基第一次总理招待会、江泽民和克林顿人民大会堂答记者问，到中国加入WTO、伊拉克战争、连宋大陆行、北京奥运会……举凡国家大事要事，他全程参与，无一遗漏。

风口浪尖，他几乎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除了1997年香港直播前的演练，他因为精神压力过大，把“驻港部队”多次说成“戒严部队”。如果以1993年推出《东方时空》为起点，当年的五大主持，只剩下白岩松稳坐一线。

领导满意，群众满意，高层满意，他是“正确先生”。虽然从没做过《新闻联播》的主播，但在央视每年制作的年历上，他总出现在显著的“一月份”位置。于是，又有人叫他“央视一哥”。

图2：这是白岩松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典型形象：半框眼镜、国字脸、神情严峻、目光深邃，即便微笑，背后也藏着审视的意味。

“今天是白岩松坐在演播室，你要相信他的是非判断。”

8月的一天，下午1点，《新闻1+1》节目组在开选题策划会：“邹恒甫告北大淫乱”、“保钓事件”、“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坍塌”——按照白岩松的规定，选题会放到中午12点开，这样可以保证晚上9点30分的直播内容是当日最热话题。通常，三个选题以邮件的形式递交给白，经他确认，选定一个。这天，白对三个选题都认可，从节目展现效果考虑，制片人王晓琛选择聊“邹恒甫”。

下午3点，栏目组开始进入实际操作：联系采访对象，找资料，准备直播PPT。“今天是白岩松坐在演播室，你要相信他的是非判断。”编导孔茜在说服一个重要的联系人接受采访时说。

在栏目组，白岩松没有固定的办公桌和电脑，但他的影子无处不在：墙上贴着年度优秀主持人名单，白岩松赫然在列——一等奖；一进办公室迎面墙上挂着他从英国带回来的招贴画：keep calm and carry on——这句英文最近成为了他的名言警句。他敬仰英国人的这个精神，提到这句话，“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朝西的一间房门后，有一张2004年评论部的大合影，照片上，他缩在最右侧，笑得有点萌。

下午4:30，责编赵威通知大家：岩松已经在路上了。这时，化妆师也到位了，一般情况，白岩松花费在化妆上的时间是5—10分钟，这时，他会对节目稿提出口头意见。

节目直播前，白岩松习惯去央视旁边的玉渊潭公园走走，一个人，想想晚上的直播。这些年，他坚持自己写解说词，用笔，在纸上删删改改。

21:18，他举着文字稿走进《新闻1+1》直播间：上身西装领带，下身运动裤，一双120块钱的白蓝相间浅色低帮鞋。摄像师傅好久没见白岩松了，他摆好机位问：“你怎么没在伦敦接着解说残奥会啊？”“残奥会？”白岩松自嘲地笑，他大马金刀地坐在演播台的台阶上说：“再主持下去，我就残了。”

21:24，他坐上主播台，最后修改稿件。演播室外，责编赵威叮嘱导播：“岩松如果不改标题就用有标题的开篇，改了，就用另外一个。我们准备了两版。”

21:27，他抿了抿嘴，进入直播状态，3分钟后，直播开始，与下午的策划稍有出入，白岩松加入了在“邹恒甫告北大淫乱”一事中对女性服务员的关注。“没有人关注她们，这群女孩子的名声怎么办？”第二日，白岩松跟同事交流时说道。

21:57，结束直播，没有口误，只在两个地方有些许停顿。

22:10，他已经换好运动T恤，几乎是一路小跑地走出灯火辉煌的央视大楼，开着那辆银色的奥迪车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他轻车熟路。”《新闻1+1》编导刘楠评价说。

图3：有时直播，白岩松一张口，张巍觉得“挺险，怎么会扯到这里”，但最后总能“收回来”。“前面是意料之外，后面是情理之中。他思维跨度大，能把看似不相关的事情扯到一起。”

辗转腾挪

有媒体问白岩松，边界在哪儿？他形容自己在“潜行”，并不能知晓边界：“这意味着我经常要试边界，就像探雷一样，有多少探雷的人腿是被炸断的。”但起码到现在，他的腿都好好的，除了双侧膝盖和右踝因踢球受伤留下长长的三条伤口。

张巍和白岩松合作过《东方时空》《360度》等多档节目，有时直播，白岩松一张口，张巍觉得“挺险，怎么会扯到这里”，但最后总能“收回来”。“前面是意料之外，后面是情理之中。他思维跨度大，能把看似不相关的事情扯到一起。”

《新闻1+1》曾做过哈尔滨暴力强拆事件，最初策划以城市街景切入，白岩松改为：“今天上午，今年的人大闭幕，而且通过了把保障人权都写进新版的刑事诉讼法……之后温家宝总理开了一个长达3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谈到了改革包括尊重人……”然后引出了哈尔滨强拆中一家普通居民的故事。

“白岩松讲话在绕腾什么啊？”总有朋友这么问时间，他是《东方时空》的制片人，被白岩松视为“伯乐”与“职业导师”。“很隐晦对不对？不能太明白了说，是吧？太明白了就没意思了。”时间“呵呵”乐了。

“白岩松的语言特点是词藻丰富华丽，以至于隐晦性更强，这是他涉及敏感性话题的优势。”时间说， “但他的本意是什么啊？他有什么样的观点？他的方向性是什么？你琢磨不透，看不出来的，很含糊的。”

白岩松擅长转折。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每一个尖锐回答之后，他的转折通常是表达对未来的乐观和对体制的信任。8月底，白岩松和龙永图聊伦敦奥运的节目中，有观众问他：中国足球如何发展？他说：“国家领导人是不是要考虑人民需求？现在人民对大球的情感需求越来越大了。”“啪啪啪”现场掌声不断。随即，白话锋一转：“我问过蔡振华，他现在打算建免费足球场，他对足球的发展很乐观，我也很乐观。我告诉他，没有政绩就是你最大的政绩。”

“他站在爱护党的态度上说话，然后对现实提出批评。”在回答“为什么白岩松会成为央视评论员”时，时间解释。

新闻评论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编导肯定了这种看法：“白岩松能把上下政策吃得比较透，他不会简单曲解上面的意思，无论站的姿态还是高度都很准，从不把官员当傻子。”

他也有妥协，当年美国9•11，央视不让直播，虽然他是第一批知道这个消息的媒体人。第二天，办公室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指着他说，“不是什么大事都能见到你吗？为什么昨天晚上没见到呢？”“我5年能做的事情，在央视可能需要7年。”白岩松对《人物》记者说。

“他说的话永远有人愿意听，有人不愿意听。他会判断，谁愿意听，谁不愿意，这几乎成为一种本能。”张巍说。

现在，白岩松有两档节目：《新闻1+1》《新闻周刊》，一共30多个成员。虽然他不是制片人，但是在团队内绝对核心。“他也不好意思连累别人。出点问题，人家也会给他打预防针，不断敲打他，所以这会变成约定俗成的一种文化。他会知道自己的身份，话说到什么尺度，他有经验。”时间对《人物》记者说。

他的节目预算充裕，又被称为财神爷。“和领导要钱，领导知道白岩松是主持人，会很放心。”一位不愿具名的央视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白岩松赢得了体制的信任，体制也回馈给他更大的空间。张巍形容，这片天空是他在“体制给予”和“个人争取”的博弈中获得的。

图4：白岩松说：“我平常不怎么笑，这就算是我笑得最夸张的时候了。”

在央视，他没有任何行政职位。“不开车，不做官。”白岩松的母亲曾叮嘱他。她觉得这两件事都“不太安全”。“现在车开上了，就不能做官了。”白开玩笑说。

“一个会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

《人物》记者建议他做一份政治坐标测试，他看了一眼题目，表现出明显不悦：“我最讨厌这种测试了，我不会划分自己。”

他不站队，讨厌“左”、“右”之说，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讨厌往自己身上贴标签，对外界冠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他的态度是：“我做好自己就行了。”

2000年前后，白岩松身兼三个节目的制片人，后来看了《道德经》，全推了。“36岁本命年的时候，《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一下子让我把很多问题想明白了，‘无私为大私’，不是说总像我们说的要大公无私，喊口号，人家就告诉你，无私为大私——当你真无私的时候你得到的是最多的。”在央视，他没有任何行政职位。“不开车，不做官。”白岩松的母亲曾叮嘱他。她觉得这两件事都“不太安全”。“现在车开上了，就不能做官了。”白开玩笑说。

1992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东方时空》，这档早间节目被视为“改变电视语态”的试验田。最初，白岩松兼职做“策划”，此前，他在《中国广播报》做编辑。制片人时间不喜欢主持系出来的主持人，劝白岩松出镜。考虑到是早间节目，没什么人看，白岩松答应了。后来节目火了以后，有人给时间写信：怎么能选白岩松这种长相的人当主持？

自上而下的改革和体制内放宽的话语空间，让《东方时空》成为国内最尖锐的舆论监督节目，水均益通晓国际、方宏进擅长经济、白岩松更偏社会话题。“他提问好，像一根针，一颗子弹。”时间形容。

1995年，《东方时空》设立总主持，白岩松并列四大总主持之一，奠定了在央视的地位；而让全国观众知晓的是1997年央视第一次在香港回归采用直播时他的表现。他注意到了深圳关口的邓小平画像，谈到了“驻港”的拼音“zg”和“祖国”一致，他出口成章，语言漂亮，充满人文气。

那时，他三十而立，跟领导拍过桌子、摔过门，在评论部尝试成立了工会，还叫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2003年，央视改版成立新闻频道，很多栏目被撤销，节目内容朝资讯、碎片化发展，一批体制内的制作人选择离开，现在，一套已少有专题栏目。“现在舆论环境多元，对媒体的日常管理也在加强。”张巍说。在新闻评论部的一个内刊中，张泉灵也感叹：现在的平台还能否激发出主持人和制片人的能量？

时间认为，这10年媒体的表现不如过去，10年前离开新闻评论部后，他形容像“受了刺激”一样，很久不看电视，因为很多节目显得“既卑贱又犬儒”，“不谈能否打动人，而是开始欺骗人了。这几年，我常说，‘讲真话，救中国’。”

白岩松没有以前尖锐、犀利了。他的风格被定义为“稳定而活泛”。他不再享受“拍桌子的乐趣”，而是想拍完桌子能干点什么？他常把《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艾丰的话挂嘴边：“一个会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

现在，但凡抨击一件事情，他要想好解决办法。去伦敦，看到人家的公园都是开放的，他回国问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围墙拆了，安保会变得更糟糕吗？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公开呼吁将北京的公园围墙拆掉：“围墙维护的是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图5：白岩松44岁了，头发白了一小半，这是他少有的轻松表情。

“为了钱、权、名……”他不满地说。

白岩松44岁了，头发白了一小半。他跟旁人开玩笑：现在，人吃饱了，两件事情提前了——头发白和眼睛花。

他特别焦虑，声称以时间为敌。好多事情等着他做，往小了说，每天的节目直播、去台里开各种会、看书；往大了说，民主民生、新闻自由、安全法、心灵改革……“用多少时间能实现？”他自问。去年，他写了一本书《幸福了吗？》，他认为，中国人需要一场道德革命，并试图找出“人人都不快乐”的原因。

这些问题太大了，有时会困住他。他开始提倡“无用论”，在今年除夕，在给同事刘楠的拜年短信中他写：“做公认有用的事情太多了，新一年，愿拿出点时间多做点无聊的事情。”“什么是有用的事情？”“为了钱、权、名……”他不满地说。

从伦敦奥运会回国后，他怀念在英国的日子：散散步，踢踢球，新鲜的空气、绿植；也怀念每年回家乡的日子，那里的人们不看新闻，哥们儿喝酒、聊天、唱歌，“在我老家，人和人之间的情谊比什么都重要。”

张巍觉得离白岩松“远了”，不是人情关系的远，而是无法理解他的焦虑，以前新人很好和白打交道，现在，难了。“他的焦虑也许是个人坚持和外界前所未有的变化所带来的激荡。很多事情无法达成一致。他要破解，但无可借鉴，没有榜样，他自己成老前辈了。”

白岩松也在更新系统，听小娟的民谣、“痛苦的信仰”的摇滚，看最新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福尔摩斯》。伦敦奥运会闭幕式上，他点评辣妹成了“辣妈”，将跳桑巴舞的巴西人比喻成“中国城管”。网上流传着他的“吐槽”帖，他才知道，原来“那么说话”就叫“吐槽”。

他半开玩笑形容崔永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有时，他也会显得“老气横秋”。《人物》记者问：“像你这代人都应该喜欢金庸啊，你却喜欢古龙。”“我特别希望你们这代人，不要划分这个年代。”他的口气顿时变得像个长者，“希望你以后看待人性这个问题，多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下。”

“在这里工作，我100%是因为老白。”《新闻1+1》策划刘楠告诉《人物》记者，她刚刚写完一本有关新闻评论部的书，明年，部门成立20年了。

2009年，白岩松录制《岩松看美国》时，在耶鲁大学作过一场演讲，谈了自己的“中国梦”。事后，美国媒体评价：白是一个有个性的央视主持人；但对于他的批评者来说，他带着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自命不凡的态度：自由主义式的“精英”媒体观。

王朔曾批评：对白岩松种种突如其来的断语和始终如一的自信过目难忘，他像是一个早已洞悉了生活真相并具有超常理解力的能者，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能迅速给出当然的解释。

面对批评，他学会“置若罔闻”。他有极强大的自我防御系统。问他，你心目中的官场什么样？他说，你们自己心里有答案。问他，你有讨厌的官员吗？他说，那我能告诉你名字吗？刀来剑往，滴水不漏，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对一些他实在不想回答的问题，眼镜背后会闪出一丝不悦的目光，有时起身绕两圈，回来就换了话题，有时干脆直接用反问扔回来。

去年推出的新书《幸福了吗？》的扉页，白岩松引用了仓央嘉措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

问：“你隐藏过秘密吗？”“我更喜欢后半句。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他反应很迅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告诉记者：“等他到了60岁，有心人帮他写本书吧，一定有很多现在无法说的事情。”

柴静解读白岩松：“他是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两边不讨好，唯有苦苦支撑。”

“他应该离开央视，我们都应该离开。”时间说。

“为什么不离开央视？”《人物》记者问白岩松。

“因为除了央视，家里在边远地区的亲戚看不到。”其实，对这个问题，白岩松给出过很多答案：中央电视台每前进一步，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要参与到这个进程中；背靠着大树，你自己就成为大树……很多答案亦真亦假，难辨真心。

时间分析：“留在这个平台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气候，在这个气候下会互相影响，这种影响是互相捆绑，而不是互相连累，捆绑是有利益的。”

现在，白岩松觉得他要感谢央视，央视也要感谢他。在这个平台，只有他敢说出这样的话。“他的言论与众不同，他是多元的，他是央视华彩的部分。”张巍说。

问他，如果时光倒退，现在的你会对当年那个身陷牛棚的孩子说什么，他毫不犹豫地答：我早说过了，相信未来。

现在和白岩松见面，时间会聊点别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业务已经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在价值观上，我们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我选择了快走，他选择了慢走。”

有一天，白岩松开着车，听到汪峰在唱《光明》：“也许征程的迷惘会扯碎我的手臂，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虽然挫折的创伤已让我寸步难行，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他忽然一下热泪盈眶。

“那些焦虑、痛苦，是相似的。”他将自己的新书《幸福了吗？》送给汪峰，扉页写下：“你的音乐就是我这本书的音乐版，我的书是你音乐的文字版。”

怎么做一个既得利益者？

文|林天宏  张卓    图|贺延光

图6

谈奥运与体育

“我一直说我要是北京市长，就赶紧把公园的墙拆了，再在我的城市里建100个这样的球场。”

图7：2012年6月23日，英国，白岩松参与2012伦敦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

“我突然明白，这是一个城市，完全出于人的需求建设的，羡慕得我啊，让摄像赶紧拍，在节目上播出去。”

《人物》：北京是上一届奥运会的承办城市，你刚从伦敦奥运回来，两者相比，你有什么感触？

白岩松：我觉得我不太愿意去对比，我很反感说“北京奥运好、伦敦奥运会不好”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伦敦是一届很正常的奥运会。北京太认真了，所以非常高水准，很难被超越。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大部分第一次都这样，中国第二次办的时候可能也正常了。

但我还是要说，伦敦给北京上了一课。无处不在的运动的人，无处不在的运动场地。我从我们的记者站楼上往下看，下面有一个不太干净的河道，我每天都能看到小孩在赛艇，“哐当”掉水里面，爬起来接着划，我才知道人家赛艇为什么那么厉害，请问在中国你见过一个小孩或者是大人划过赛艇吗，除了运动会上？

在伦敦我忽然看到一种渴望已久的球场，5人制的，各个小区周边都有。底下是5人制的球门，横梁上一个篮球架子。我突然明白这是一个城市完全出于人的需求建设的，羡慕得我啊，让摄像赶紧拍，在节目上播出去。

最后那天下午，我们跑到伦敦的摄政公园踢了一场野球，太舒服了，草地一望无际。我们请的英国司机，车后备厢里就有球门，到那儿组装。踢到半场的时候，来了4个老外跟着我们一起踢，那天是最愉快的一天。我一直说我要是北京市长，就赶紧把公园的墙拆了，再在我的城市里建100个这样的球场。

《人物》：在伦敦还有什么收获？

白岩松：我在伦敦最大一个收获，是我在伦敦发现一句话，“Keep calm and carry on”。怎么满街，大街小巷全这句话，各种纪念品，杯子，什么T恤衫，全是。

我开始一直没明白。直到有一哥们儿给我讲了背后的故事。二战时德军开始轰炸英国，英国已经做好了要沦陷的准备。沦陷了怎么办？怎么给民众鼓劲？政府私下印了300万张海报，就想一旦沦陷了之后人手相传，那种符合英国民族性格的含蓄，保持尊严，但是信念又在里面，“保持冷静继续前行”。由于没有沦陷，英国政府就把这些海报全部销毁，谁也不知道。但是前几年有一个出版商，在家里头莫名其妙翻到了一张海报，这哥们就不明白，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开始请历史学家钩沉，这个故事浮出水面。

这个故事一下子触动了我，我跟你说我现在手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震动，感动，太感动了。我在那儿买到了海报，挂在我办公室里，也送给朋友，太牛了。此时的中国和我自己，太需要这句话了。从我个人来说不用说了，我觉得中国现在也处在一个急速向前走阶段，问题、成绩似乎都很多，你不要天天在那儿说成绩，也不要就被问题击倒了。如果中国此刻能够拥有一种保持冷静、继续前行的定力，作为其中一员，你会比现在更有安全感。

《人物》：刘翔退赛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白岩松：说白了，不就是一个比赛吗，回到体育。刘翔退赛那晚，我去安慰他爸妈，那个时候他们连刘翔都没见着。所以我去安慰，说是采访，但我30%是采访，70%是安慰，我想跟他们聊聊天，帮助他们缓解一下。看刘翔比赛的时候他妈妈号啕痛哭。他爸送走两个朋友之后在卫生间哭的。

我跟他爸爸抽了半天烟，聊很多事，包括我也受过伤，我给他看我骨折手术留下的痕迹，我说我这么一个非专业运动员副韧带撕裂，两条腿各半年，左腿骨折手术，我说我把所有专业运动员会受的伤都受遍了。再一个我跟他的父母讲，我说你想过没有，每届奥运会110米栏冠军，第二届都摔倒在跑道上，2004年的时候刘翔的前辈约翰逊摔了，眼镜都掉了；然后2004年的冠军刘翔2008年退赛了；2008年的冠军罗伯斯，这回摔了。我这么一说完，他父母说，哎，真是。所以他们就会好受一点。

刘翔受伤的消息早就公开了，但我不知道受伤的程度。网上关于刘翔退赛，有一种阴谋论。我不同意这种论点。我觉得在透明度上，将来也许会有更多的东西展现在大家面前。你觉得他不想好好比赛吗？哪个获得更大的利益？因为哪怕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人家也期待的是跑好。

《人物》：说说羽毛球队消极比赛的事吧，事后你第一时间发表了一些观点，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白岩松：没有人说消极比赛是对的。但有多少人去了解规则问题？坏的规则激活了人们内心不好的那一面。英国《泰晤士报》的标题是《因为想赢，所以必须输》。英国最主要的五份报纸，有两份认为运动员就该这么做，另外三份批评了消极比赛，但是接下来全转到抨击规则。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不合理，你制造了荒唐的规则，最后把棍子打在了个人的身上，我当时就认为中国应该申诉。中国开始不申诉，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还记得那届亚洲杯，在北京，决赛是中国对日本，日本进的第一个球是手球，但是我们运动员之前就被告知，因为中日对立情绪，尽量不要刺激观众，结果我们的球员非常冷静，没有申诉。如果那个手球不算，有可能中国夺冠了。

不要说我们是大国，要考虑大国形象，参加个奥运会，又不是选道德模范，跟人家比国大国小有什么道理。过去我们从来不申诉，结果这届奥运会后半程我们开始申诉了。“金牌焦虑”被2008年解决了，现在我们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道德焦虑”，想在奥运赛场上也全部都是道德模范。不是，体育就是体育。

有好多人说李永波是一个只想赢的人。但在10年前，李永波接受采访时就公开对着镜头说，他不喜欢奥运会的羽毛球比赛。真正感动的是他开车经过，看到路边有人打羽毛球，他会停下来看半天，他觉得这才是羽毛球最可爱的时候。

《人物》：你怎么看待“举国体制”？

白岩松：中国太大了，必须有那种“冠军期待”，所以“举国体制”的确有它很合理的一面，比如说举重这种项目，丢到市场上会彻底完蛋。

好在现在社会抨击和监督越来越有力量，我也看到很乐观的变化，新的生长点，包括体育商业化和职业联赛。比如李娜、丁俊晖，就是举国体制下裂变出来的新花朵。现在很多运动队越来越开始用市场化的方式去融资，用赞助商来打造产业化。这个东西它绝不会一两年就立即带来改变，一定需要时间。

将来在举国体制下，必须借鉴很多市场环境下的选拔和竞争方式。我觉得到下一届，会有几个很重大的变化，将来我们的旗手，在我看来，身高身低、是男是女，都不重要了，列出一堆候选人来，个个不同。有的国家是运动队来选，就是这个代表团各个项目的人来投票，运动员自身选择。还有的是交给公众，还有像美国这种就选择有故事的人。我也认同就选择有故事的人，比如李娜。

这种体制的改变，不是一个乐不乐观的问题。去想明天会更好一点，它可能明天真的更好一点；如果你认为明天会更坏，那它真的更坏一点，因为它改变了你的行为方式。

《人物》：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英国人用了他们的音乐来串场。如果你是北京奥运会的导演，你会选什么样的中国音乐？

白岩松：这不可能，做不到。英国的音乐确实有着全球化的影响，这是他们的骄傲。请问我们除了《茉莉花》之外，有哪首是全球化的？当然，还有自由、民主，都是他们的骄傲，他们可以展示的东西，只是这次他们选择了音乐。

图8：在龙永图的节目现场，白岩松侃侃而谈，肢体语言要比电视上丰富许多。

谈音乐与读书

“现在大家都在读‘人民币’这本书，读完了之后可能就要回来。”

《人物》：我知道你在家总听音乐，是边听边工作吗？

白岩松：在家什么都有可能。有时在工作，但有时会一瞬间专注下来，音乐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等着你。

比如今年2月有一天晚上，我听傅聪的《夜曲》。《夜曲》我听得太多了，但那天晚上突然有一瞬间我就蒙了，我一下子就进去了。我听到了一首新的《夜曲》，一首属于中国人的《夜曲》，当时我就叫我的夫人注意听。后来我跟好多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肖邦的《夜曲》，那是大多数人的夜曲，但是傅聪的《夜曲》是少数人的。肖邦的是夏天，傅聪的《夜曲》是冬天，这里头有中国人特有的血脉相通，中国人一直拥有“月”、“夜”这样文化中的意境，所以那一瞬间我毛骨悚然，起鸡皮疙瘩，这就是音乐可爱的地方。

我最早被古典音乐打动是1994年一个冬夜，当时我也是当背景音乐，但从来没有真正进去。那时我采访一群老先生，季老（季羡林）、胡绳、张岱年等人，我写了1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结果那天晚上我在听《悲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我记得是第一乐章，突然一个转折，最优美的旋律一起来，我瞬间泪流满面，一下子就进去了。

这是因为心境。那段时间是我回忆中心最静的一段日子，你想想，我能用两个月的时间去准备这个选题，10位学者，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这是我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没有那一次的持续几个月专注安静地对这些老人的采访，我觉得我没有今天，那几个月时间，他们身上很多东西深深改变了我。

《人物》：在你年轻时，中国的摇滚音乐，有崔健、有唐朝、有黑豹，为什么现在中国没有能与之匹敌的摇滚乐了？

白岩松：你说的这几个人，我恰恰都是某种见证人。崔健第一场音乐会1986年在工体，我是跟同班同学去买的票。唐朝录专辑的时候，我同宿舍哥们儿是副录音师，我跟他们天天滚在一起。我当时在北京交通台兼职，播他们的歌，在中国是最早的。我跟黑豹他们关系很好。当时在学校管广播站，我放了恨不得有一两个月的黑豹。

那个时候，中国的摇滚乐一片空白，在空白当中突然长出一棵树，会显得非常打眼，就像你饿极了吃个包子，觉得好吃。当你饱了，给你吃什么都不会觉得好吃，但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包子就不如你饿的时候吃的那么好。我也不认为现在就一定糟糕。我觉得现在我们越来越进入到一个正常社会，完全多元化了，很难有谁的声音那么特别，全部被分化了，就像我始终在说，我也不过是万千声音当中的一个。你要有效地让自己汇入到这股力量中去，你怎么会愚蠢到去想自己会起多大多大影响，不会。

《人物》：你说过，如果有机会，你会做一档音乐类节目。对这个节目，你大概怎么设想？

白岩松：回到最本质的东西。音乐是什么，或者读书是什么。现在我们总在说读书节目活不下去了，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中国人真正读书的时代还没来呢。现在大家都在读“人民币”这本书，读完了之后可能就要回来。

不是读书节目没有市场，而是我们读书节目做得不好。这在我看来和音乐节目是一模一样的，归根到底是人，是人的情感和感受。将来我岁数大了，真要去做音乐节目、读书节目，会牢牢地咬住“人”和“情感”这两个最关键的词，这才能真正触动观众。而不是我介绍一本书、这本书有什么，全是理念，这不对。

比如说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崔健，那我的重点不是介绍他的歌，而是不同的人曾经在不同的状态下听到他的歌后，拥有不同的感动和触动，在他的成长中留下的痕迹，我觉得这才是音乐的本质。

就像这回在伦敦做《奥运1+1》，我每天都在选歌，后来我们的编导说，白老师，我还跟你学了怎么选歌。孙杨拿了男子第一块金牌，我就正好想到了16年前的1996年，我采访蒋承稷，那是那届奥运会第一个向奖牌发起冲击的中国运动员，拿了两个第四，然后2004年的银牌，然后到这次的金牌，然后我就选了张行的《一条路》，配得上这16年中国游泳队的路程。然后刘翔退赛，我选的一个小MV，《对你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回头看那个歌词，太贴切了。

《人物》：如果真有那一天，你的第一期音乐节目会选什么歌？读书节目呢？

白岩松：读书节目，我可以推荐《巨流河》，还有我最近在看的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会让很多人去谈他们的故乡、他们的乡村。中国人现在是既没故居，又没故乡，我们的故居都被广场化了。

音乐节目的话，如果是流行音乐，我要从达明一派说起。那种末世的情怀，香港这一个城市的迷茫，在他的歌里面全有了，表达得非常清晰。

图9：当别人说话时，白岩松会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地注视着对方，很难说这究竟是种职业习惯，还是情感的自然流露。

谈职业与央视

“我觉得要互相感谢，我感谢央视，央视也得感谢我吧。”

《人物》：你如何看待自己这些年的职业生涯？

白岩松：40岁的时候，我写了12个字到《南方周末》上：“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我也给自己栏目写了9个字：“有料、有趣、有种、有方向”。记得当初有人说，当评论员最重要的是有思想，我说思想就是真理，就几个。我们不会天天去说那种思想，思想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敏锐、勇气和方向感是重要的，敏锐，你要非常敏感地看到很多问题，有勇气，还有方向感。我一直是用方向来判断，而不是用速度，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我从不想走当官这条路，我是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我妈妈告诉我，“不开车，不当官”。现在开上车了，所以当官就算了吧。我也不适合官场。

但是当你必须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你要承担。各种机缘巧合，我必须要做制片人，到2003年赶上新闻频道，结果在这个组里创办了《时空连线》，然后创办了《新闻会客厅》和现在的《中国周刊》，当时我兼着这三个栏目的制片人，结果到8月份的时候都已经成熟了，都已经比较不错了，我就全闪了。一下子十来个人全提拔，多好。我们组的成才率现在是最高的，现在诞生了15个正副制片人、5个记者站的站长、3个副主任，还有柴静、张泉灵，没有哪个栏目能比。

一度，新闻评论部被撤销过，当时我很愤怒，说这是拍脑袋的决策，用不了多久还会回来。因为《东方时空》毕竟是中国电视改革的发端，它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它是一种理想，一种寄托。它依附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等，依附在我们这一群人，依附在一次又一次的年会过程当中，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你们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个部门的建制，但是在我们内部，一路走过来，当然清楚它不仅仅如此。

当年那个时候，这个社会的确需要的是平等、是尊重、是人文关怀，我们20年前最重要的使命是创造新的语态，用人性化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传媒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但是你不能20年后，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的时候，你还是强调这些东西，那你速度跟不上，死路一条。

但评论部式微是正常的，我个人觉得评论部的时代的确结束了，它现在应该是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存在。它应该化为一种精神内核，蕴藏在所有的人或者栏目当中，这点很重要。但是就不必再去怀念什么。人不要因为怀念而成为时代的阻拦者，因为再往前走，就不会再怀念。

《人物》：怎么看待工作过程中受到的束缚？

白岩松：我跟你说句实话，在这个领域我还真有点发言权。我觉得怎么着现在也比过去好多了。我太知道这20年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还有两大问题。一个是我很少去抱怨这种所谓的体制或者怎么怎么着，因为咱换一种角度去讲，每年我们的“规定动作”，也许有20%到30%，请问你把剩下的70%“自选动作”做好了吗？如果现在中国的媒体把“自选动作”都做好，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新闻人是世界上最痛苦又最幸福的。痛苦在于可能有很多的约束，但幸福在于我们立即就可以把所有没做好的理由都推到体制身上。

我还担心另一个问题。由于生存所导致的媒体的扭曲，快速生长、滥用自由、突破自由的底线。所以这两者现在形成了一种极其拧巴的新闻现实，传统的管制在那儿，可是你发现多少媒体报道失实、迎合、渲染，然后编造等等，大量的这种出现。所以我认为将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前者是呈下降趋势，可是后者是呈上升趋势，因为生存会成为媒体越来越大的一个压力。

《人物》：怎么看待央视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白岩松：这就是一艘大船，铁打的盘，我们只不过是流水。我觉得要互相感谢，我感谢央视，央视也得感谢我吧。

我和央视是一种合作关系，我要妥协，也许我用5年能做到的事情，在这里得用7年或者8年。但你意识到这就是现状，它在美国在中国都可能发生，很正常。但另一方面它也要妥协，《新闻1+1》不就出来了吗。

而且央视要去接受现状，你做对了什么事情，不要指望别人真的能多表扬你，因为你是央视；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别人批评你很正常，因为你是央视，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已经算不错的了，表扬声不少了，但是骂我的人，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回嘴？你凭什么接受了表扬，甚至是夸张的表扬，就不能接受批评，甚至是夸张的批评呢？太不公平了吧。

图10：某期节目结束后，白岩松在擦拭眼镜。据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照片之一，他解释道：“因为它真实。”

谈官员和体制

“一场金融危机，让中国人得出结论：我们体制很好，比西方好。不会吧？我不希望得出这个结论。”

《人物》：你最欣赏的官员是谁？讨厌的官员呢？

白岩松：（我最欣赏的是）朱镕基。中国有几个领导干部有幽默感、自信、从容？他会给人更多信心。朱镕基来视察央视，我逗他：你可是我们女编导的偶像，他很开心。在他与我之间，没有级别横亘。他题词，他写“群众喉舌”，我鼓掌，他一回头，说：“还有。”（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在与《焦点访谈》栏目主创人员座谈后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写完之后，我问他：“总理你是即兴的还是想了很久？”他说：“我一夜没睡着，今早起来，一量血压都高了。”最后一届两会，他最后一次露面，我去送他，说“辛苦”，他叹口气：“我辛什么苦？” 我说：“政息人去后，人民会更多记住你。”他说：“不骂我就好了。”（大笑）

还有龙永图，我视他为师长。他直率，语言有魅力，有个性，也不是传统官员那种“一、二、三、四”、八股文。他对我影响很大。我对现代性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很多都是他教给我的。过去中国人谁接受双赢啊，革命下只有一方赢、一方输；从龙永图开始，教会了中国人妥协。包括他最初跟我讲，为什么要入关？一定要让中国的改革不可逆啊。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我希望中国官员更外向、开心一点，多说人话。我还是喜欢有个性的领导干部，虽然他们在中国很难存活，但现在，越来越多。而且越是高层，反而觉得越容易打交道。我采访俞正声，他妙语连珠，跟我说，“处理塌桥事件，总书记问我，赵州桥也是拱桥，怎么没塌啊。”还有采访张百发，他说，“都说我百发百中，奥运会我怎么没中啊。”全是这样的，很多。从内心里，我觉得我和他们是平等的。

我讨厌的官员，我能跟你说名字吗？我不喜欢的官员多了。我最不喜欢的不是贪的，是坐在位置上不干事的人。我见过贪官但能干的，真有不少。我更讨厌好像也不贪、也从来不干事的官员。

《人物》：你怎么评价官员这个群体？

白岩松：整体在往前走。20年前的官员总体比现在糟糕吗？我觉得不如现在。20年前，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都不如现在。而且（现在）有了互联网。的确，现在有些官员不会跟百姓打交道，不会和媒体打交道。中国官员一定有一天会意识到，他们错过了多少好的时机。

我现在更关注，我们究竟有没有继续改革的勇气。市场经济20年，可是我们看到了政府部门成为更加吃香的位置、国企在做大。20年前，刚市场经济的时候，要知道，政府部门的人往外走。现在考公务员被称为“国考”。这让我很担心。一场金融危机，让中国人得出结论：我们体制很好，比西方好。不会吧？我不希望得出这个结论。（笑）

我更担心，权力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应该是被弱化，但实际上强化。说句良心话，这就涉及好多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总理去广电部，没几个人知道，台里老员工在食堂碰见他，随便和他聊天。现在你靠近部长试试，处长进来恨不得都集体站起来。我们现在是个人崇拜减少，权力崇拜增加。奇怪的是，这些东西也不一定是权力拥有者直接营造的。这个社会氛围在发生变化，人人在骂，人人看到官员又都站起来，这太奇怪了。我看不懂。

《人物》：你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怎么看？

白岩松：我们忧患中国很多事情，时间长了，甚至忘记中国的很多优点，好像所有责任都是别人的。那我们一起把它毁了好不好？

中国没在向前走吗？你愿意回到“文革”吗？还是愿意在现代呢？我们比“文革”时更危险还是更安全了？当然，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安全的时代，这是前进必经的路。我感受过，经历过“文革”，我非常明白，稍微不注意，还会回去。往哪儿走？不往前走吗？甚至有人说怀念毛时代，怀念集团权威，怀念那个混乱的时代、没有法律的时代，怀念一个人人都穷、人人都平等的时代，开国际玩笑！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段。接下来要做什么？负责任的人是要避免悲观前景的出现，寻找药方，包括民主、包括透明、包括体制的健全，都要去做啊。我在这个位置上，只能做我该做的，而且你总要相信，每一个位置上都有人在做。

在我的新书里，谈到了我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但你怎样做一个既得利益者，性质是不一样的。你能不能为年轻人铺路？你能不能有的时候牺牲自己所谓的利益？你还有没有勇气？你是当维持会会长，还是再继续往前冲？这都是。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不就是要解决既得利益，还有动力向前走，并且敢于削减自己的利益。否则的话就很麻烦。改革为什么迟迟推不动，因为既得利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图11：紧缩眉头、抿嘴，这是白岩松的习惯表情之一。

谈改革与民主

“我一直在提民主这个词，我也一直在说，要让这个词‘脱敏’。”

《人物》：怎么看待未来的改革方向？

白岩松：上午我们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共产党要不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

中国一直在提两个“改革”，第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又提“政治体制改革”，我同时在提第三个改革，叫“心灵改革”。中国社会必须要进行一次心灵改革，否则解决不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比如，要不要把中国文化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将来写进党的理论中？这是一个看似非常荒唐的提问，但是很充分。

我们现在拥有全世界最高的道德期待，但是却拥有不断突破的道德底线，问题出在哪儿？今天上午我座谈的时候，特别谈到这个。我说要告别从道德上谈道德，事实证明这失败了，我们都把这口号化了，还是要回到人性基础。

中国一个最重要的接下来的变革，是心灵的变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决策，都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你我。我们都一样，既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关键看周围的东西是抑制我们的恶，还是抑制了我们的善，而不是你是好人我是坏人。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敬畏。“敬畏”是两个字，“敬”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好的，要靠近它，“畏”就是你知道害怕了，你不敢突破它。

你比如说药厂，“问题胶囊”一查，28个省、市、自治区有问题，我们天天喊的口号少吗？为什么没用？那我们说药监局你应该天天去查。查不过来？我去采访过美国药监局，美国药监局告诉我，人民、老百姓和媒体是他们机构的重要成员，它是透明和民主的，让媒体随时可以去查，民众随时有权力找第三方机构去检测，这样增加他犯罪的成本，他就越来越不敢。当然美国也有干坏事的，但如果一个社会干坏事90%都抓不着，另一个社会是90%都被抓着，你觉得哪个道德水平更高？

有人说我们天天都在抓贪官，可被抓着具有偶然性，他不是在一种透明的机制下完成的，所以下一步中国绕不开的，必须让人民和媒体拥有更大的权力，通过民主的方式去解决。

《人物》：改革和民主是什么样的关系？

白岩松：民主问题，中国回避不了，因为只有民主，才可以建立起更多的信任。否则的话民众觉得不信任你政府，改革也很难办，所以民主完全绕不开。

我反问你一句，你仔细研究了十七大报告吗？十七大是我做的直播，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嘉宾谈论民主，因为十七大报告，前半本谈民生，后半本都在谈民主，为什么不谈？我谈了一个小时，直播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也要多谈。

现在我们犯的许多幼稚错误，都是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当中，那是因为你制度没有完善。所以从媒体的角度来说，永远是透过表面发生的事情去看到背后那个东西。我觉得这十几年在变，我一直认为很多事情都处在量变的积累过程当中，还没到质变的过程。只有将来更民主化了，才会让这些量变积累下来的东西，发生重要的质变。

我当然愿意期待将来的事，大家都有选举权，而且宪法里面也是这么写的。但是我知道它不会一夜之间就立即改变，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去冲击，然后才能慢慢改变，就像我们过去都会认为，好像党代会上，或者人大上投票，没有单独的投票房间、写票房间，很正常，现在已经觉得很不正常了。我们已经出台了投票法，我们已经明确用法律规定，这些东西将来都必须要有。总有一天会可以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干吗呢？

我一直在提民主这个词，我也一直在说，要让这个词“脱敏”。如果我们都不提，那就更没人提了。

图12：白岩松十指交叉，面带微笑，这是一种积极的体态语言，透露出的信号是：他信心十足。

谈互联网与微博

“那些公共知识分子，我非常担心，他们在利益面前，只‘公共’，却不‘知识分子’。“

《人物》：听说你不会打字，也不开微博？这发生在你身上，好像是件蛮奇怪的事。

白岩松：也会打字，刚学不久，“一指禅”。我手机都是手写，我都很少用键盘。我觉得微博会碎片化你的生活。我做一件事，我就争取把它做好，可是我要开了微博，它反而影响控制了我，那能行吗？那不可以。再一个，我每天说的话不少，我再开一个微博，它代表是我个人，还是别人会解读成你代表央视的评论员？我觉得岁数大一点，还是让自己单纯一点、平静一点，要好得多。

但互联网和微博对中国来说来得太是时候了。它打开了一个声音的渠道，也告诉我们，你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可你还不给别人说话的权利吗？透过互联网，也像一面镜子一样，能照到我们自己。虽然网络上声音庞杂，有好有坏，但我们就要学着去接受它们，我发明过一句话，“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在这个时代，我就是万千声音当中的一个，将来有一天被淘汰了，或者被自我淘汰了，OK，回去当老师不是挺好。

《人物》：你怎么看待网上的左、右派之争？

白岩松：我不关心这些。我看重的是方向。别人说我左？右？太不重要了。别人给我“划线”？中国这事儿，邓小平的话早就放那里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而且，你认为真的有左吗，真的有右吗？我们被划分的左、右，是真的左、右？还是利益的左、右？有多少人是站在左能得到利益？多少人是站在右能得到利益？如果真左，反倒是很可爱了。

站队从来是危险的，而你去划分站队更危险，因为这里面存在太多误判。有时，你不会有这种感受吗？他怎么会说这番话啊，这番话可以给他带来利益啊。他在骨子里都不信。

那些公共知识分子，我非常担心，他们在利益面前，只“公共”，却不“知识分子”。我一直认为，公知或者新闻工作者应该是啄木鸟，应该是叼出害虫，维护整个森林的健康和安全，而不是把害虫当食物，只是为了寻找食物。我们的天职是，在寻找害虫时要保证树木的健康。可有些公知，只为寻找食物，而不断生成寻找食物的梦想，最后忘记作为知识分子的最初天职。有时，我看到他们那么说，只能一乐——“哈哈哈，好吧。”

《人物》：很多时候，互联网似乎成了中国人的战场，骂政府、骂这个、骂那个，相互攻伐，戾气十足。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白岩松：要懂得妥协，双方妥协才会共同进步。妥协这个东西在当下太重要了。跳开说，社会上的这种暴力事件，群体事件越来越多，将来怎么去解决？如果要是非理性的情绪遇到了非理性的政府，那好得了吗？谁先理性下来？政府要先理性下来，不能总是这么“无厘头”。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总是觉得责任都是别人的，从来不反省自己。我这几年谨谨慎慎、颤颤巍巍地在小声提议，一边反抗、一边自责。不一定所有人立即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因为我们不缺乏反抗，我们缺乏自责。在这个团队内部，我已经明确了，要一边反抗，一边自责，我们也要自己约束自己。每个中国人既是原告也是被告，一样的。

《人物》：你如何看韩寒？

白岩松：韩寒很不错。他能发出声音，而且这些声音不仅仅跟自己有关。我们不是“韩寒”多，是太少了。他起码独立，不依附权力、利益和父母。很重要的一点，他也在成长。比你想象的成长速度要快，扮演着他该扮演的角色，这就够了。

《人物》：如何看木子美？

白岩松：木子美把社会容忍的幅度拓宽了，我自己喜欢不喜欢不重要，用自己的能力接着走人生的路，OK吧。没什么可做道德评价。

《人物》：那方舟子呢？

白岩松：（沉默5秒）我们可以换一个话题吗？

谈教育和孩子

“我希望他跟别人说起我的时候就一句话：这哥们儿还行。”

《人物》：你曾经做过季羡林、启功的专题。那么现在中国，谁还能称之为“先生”？

白岩松：（沉默10秒钟）说出来你们未必知道，有的岁数太大了。我特别想对你说真心话，永远要相信，在很多角落有人在默默坚持伟大的事情。我们全家都是搞历史的，跳出眼前乱象，你看到社会没乱成那样，也没好成那样，永远有人在做事。

有一年“时尚先生”颁奖典礼，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我弄进去了。后来我开玩笑说，经过30年艰苦不断的努力，我们毁掉了“小姐”这个词，“同志”也阵亡了，现在是“教授”、“老师”好像也废了吧，见谁都“老师”。我有一同事，一喊我“白老师”，我就喊他“方教授”，一块毁吧。“先生”硕果仅存。“先生”太高，为什么很多优秀女性，也要称之为“先生”，它不是称谓，是敬词。

你们看过《燃灯者》吗？看得我热血沸腾。所以我决定今年我要带学生，类似于私塾性质。我初步想法，在广院新闻系招三个，播音主持招两个，北大招两个，清华招两个，我想凑够一桌饭（大笑）。一个月有一天课，第一课是达明一派和世纪末的香港，一定不是课本里的（笑）。这个想法有5年了，跟一些学校沟通过，后来觉得还是自己干。

中国现在的教育有问题，但我们都是从中国教育中出来的。有些东西被妖魔化了，但起码我选择让孩子大学毕业后再出去。有问题，我也让他去面对。受教育，不仅是学校问题，有大环境问题。他是学文科的，在没到20岁前，他怎么可能对我们民族的文化有更深了解？到了国外，同学天南海北，会有真正的友谊？我很难接受人的一生没有朋友，他将来怎么办？

我们一说国外就好得不得了，请问，也是那几所学校吧。中国现在的情况我就不愿意接受，最好的孩子和最不好的孩子，都送到国外。我在美国看到，隔壁一桌，七八个男女，抽烟喝酒，老板偷偷告诉我，父母有钱，送过来了，天天在这里吃。这些故事我听多了。

《人物》：你和孩子是怎么相处的？

白岩松：我期许是不考第一。绝不是开玩笑，他出生我给他写文章，说绝对不争第一。在任何一个时代，第一没用，第一太容易让人走向负面。这小子从来没考过第一，也没出过前十名。

他的球队这个暑假打“百队杯”，北京亚军。他踢后卫，左后卫，左撇子。他左撇子，我不纠正他。这是我对他的教育态度：平等。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当父母，还蛮拧巴，那还真该悲观。

我希望他跟别人说起我的时候就一句话：这哥们儿还行。如果有一天，他跟我彬彬有礼，客气，那完了。我经常推开他的门说：哥们儿，干吗呢？比如昨天我跟他说，告诉你一个最新不幸的消息啊，我们跟皇马抽到一个小组了。他是曼城球迷。曼城上赛季最后一场比赛，我和他一起看的，88分钟哭，知道没戏了，90分钟扳平还哭，93分钟反超，又哭。我们两个高兴得满地打滚，都夜里一点多了，我允许一年有五六场比赛让他熬夜看，这个乐趣替代不了。有时候比赛迟，我说你去睡两个小时，一会儿我叫你起来。放学回来跟我说，我们班就我看了，我说废话，谁家长让看。

我们之间吵架不多，我问他，我打过你吗？他说，我妈打过。但他有严重的过于自我的表现时，我得敲打他。“一、二、三、四”地讲道理，像做节目一样。5年前，上半个月，他妈给他50块，下半月，我给他50块，现在他一个月160块。他手里有一点点钱，学会支配，自我管理，才不会有不好的想法。他的零花钱绝对不多。

他不会跟同学说我爸是白岩松。从小很平常，他的幼儿园都取消了，小学是离小区100米的学校，已经倒闭了。从小我就告诉他，我的工作很普通，我在家里更多是自嘲。我也从来不去给他开家长会，这不是给人找麻烦吗？

有时候我会跟他聊恋爱问题。我会开玩笑跟他说：思想上可以很复杂，行为上要很单纯。他听得懂。其实我很羡慕他们这一代人的男女交往，周末约着看电影、打桌游。有时，他也会成为别人的闺密，打电话聊天。我从来不管。我曾经尝试过和他聊聊性，结果他拍着我肩膀说：你有什么不懂可以问我。（大笑）

图13：岩松在央视内部春晚上演小品。

谈人生与自我

“跟同学喝几顿大酒，喝完之后人家说你没变，那就很开心。”

《人物》：作为新闻评论员的身份，和您作为一个普通中年男人的身份，有没有在什么事情的判断上有过冲突？

白岩松：这是个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会是什么呢？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它是什么。真正需要矛盾的是接下来可能将要面对的，你的体力跟你的干劲之间的冲突，那我觉得会有。现在我还可以，但是再隔一些年，你也许体力就不如现在，那时候你就要调整你的节奏，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高强度快节奏地运转。那个时候会有冲突，起码现在没有。

以前我老着急，一急就发脾气，但现在随着年岁的增长好一点了。去年央视内部足球赛，我们队夺冠，我居然连一张黄牌也没得。以前常吃红黄牌，和裁判急，和对手干起来，很正常。但现在，队友跟别人发生冲突，我劝他，因为我是队长。

年岁渐长，过去很多东西你慢慢也会想得很开。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容易有一种焦虑，叫终极梦想。人类永远没有实现终极梦想的一天，永远没有。就是在这个阶段，现在“心”和“肝”有问题。你这代人的使命就是把“心”和“肝”治好。然后下一代人“心”、“肝”没问题了，“肺”有问题，治“肺”。永无止境，所以这么一想你就坦然多了。你认为一百年后的知识分子不焦虑吗？倒推回去，在唐朝，盛唐时期，坐在酒楼里头的中国知识分子会不焦虑吗？都在焦虑。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题，解决好了，就可以了。

《人物》：你去年的新书《幸福了吗？》的扉页上，引用了仓央嘉措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你隐藏过什么样的秘密？

白岩松：我更喜欢后半句：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我这有什么？我这不存在隐藏什么秘密。新闻就是记载历史，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想办法让它可以不就完了。

《人物》：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敌人是谁？

白岩松：我觉得最重要的敌人是时间，来不及，太多的事要做。比如说民主也好，新闻自由也好，中国的改革步伐，或者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多长时间你能实现？在你80岁的时候，还是60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真正的敌人，永远是时间。

但必须乐观，我说的必须乐观是：如果悲观，你还有力量往前去走吗？人有时候需要自己给自己一点支撑吧。如果不相信明天会变得更好的话，我今天还做什么。尤其做新闻，经常需要麻醉一下自己。如果你不能经常地麻醉自己，小小地骗自己一下，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很难往前走。人生归根到底就是直奔死亡而去，那就不活了吗？

还是要寻找内心平静。每次做完一系列节目之后的那几天，是最开心的，因为觉得我有权利去享受几天生活。有时候我会回老家内蒙古，我很幸运能有这样一个对于全中国来说都很少见的故乡。你们要去过呼伦贝尔就知道了，你们就知道天高是什么样，空气是什么样。那几天我就会知道原来新闻没什么用，跟同学喝几顿大酒，喝完之后人家说你没变，那就很开心。

图14：这是刚进央视不久的白岩松，那时候的他，还略带青涩。

图15：现在的白岩松，看上去稳健、淡定、胸有成竹，但他的内心始终处于焦虑状态。

《德商张大中》 查建英

《大脚印儿》 关军

《祖父黄炎培》  口述：黄且圆 采访：丁东  邢晓群

《我在哪里等你呢》 午炎

《李玫瑾：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蒋明倬

《美剧启示录》 周黎明

《“南科”一梦：朱清时与南科大》

《何伟，再见涪陵》 刘晋锋

《正确先生白岩松》 张卓 林天宏

《无法回家的人》 杨磊

《“小升初”的秘密》

《再见乒乓》 关军

《杨箕村生死录》

《寻找香格里拉》

《我们留守，我们在家》

《我们的1978》 梁晓声等

《挺进美利坚》

《他们在岛屿生活》 房慧真

《人生有何意义》 胡适

《视若无睹的中国》 郭怡广(美)等

《新欧洲 旧欧洲》周宁

《诗人之死》 雪汗青

《在印度相遇》 曹可臻  李国卿

《农历》 司徒朔

《真实合伙人》 张伟、张悦、季艺、张卓

《大佬的夜宴：陈惠敏的“面子”人生》 陈光之 杨林

《地下人生》

《伤痕与荣耀——张培刚的戏剧人生》 杨猛

《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郑也夫 贾樟柯等

《周家往事》 口述者：周启博 采访者：丁东、邢小群

《胡正的反思》 口述者：胡正 采访者：陈为人

《范达人在“梁效”的经历》 口述者：范达人 采访者：郑实

《相亲记》 李天田

《太平轮一九四九》 张伟 赵涵漠

《中国故事》 周黎明

《英雄本色》 周黎明

《比死亡更久远》 张伟 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