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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的火柴

作　　者：张　楚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黎　萍

技术编辑：凌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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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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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梵高的火柴

安葬蔷薇

樱桃记

关于雪的部分说法

蜂房

简买丽决定要疯掉

莱昂的火车

履历

略知她一二

声声慢

忆秦娥

直到宇宙尽头

守望与怀着远方

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张楚

（自序）

我曾无数次回想起满月的情形。这段记忆被我在家庭餐桌上无数次提及，一开始是小心翼翼的，多说了几次，就肆无忌惮起来。然而都被母亲微笑着否认了。她说，怎么可能呢？出生三十天的孩子是没有记忆的。可我的语气如此确凿，表情如此肃穆，有时竟让她不由自主地狐疑起来。我说，我躺在一间光线昏黄的矮屋中，身体被棉被盖得密不透风。很多人围过来看，嘴唇不停地翕动。他们肯定是在赞美这个肥胖白皙的男婴。在乡村，这是种必要且真诚的美德。还有位穿对襟棉袄的老太太把一顶项圈套在我的脖颈上，唠唠叨叨。她脸如满月，喜乐慈悲。母亲这时通常会插嘴道：这倒没错，你过满月时，你外婆（母亲的干妈）的确送了你银项圈。可是——她犹豫着说，你那时除了哭啼就是吃奶，跟别的孩子也没什么两样啊。

这时我通常保持沉默。下面的细节我从来没敢告诉她：那些亲朋邻里犹如水底游鱼不断在我身边穿梭，我倏尔迷茫起来：我在哪里？我是谁？当他们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窃窃私语时，我觉得无比委屈，甚至是心有不甘。于是我号啕大哭起来。身处如此陌生之境，谁都不认识，空气里满是杨花凉薄冷清的气味，我甚至不清楚为何要躺在这样一张绵软的被褥上，动也不能动，犹如刚由花蕾结成的果实掩映在月光下：光滑孱弱，困惑自知，却没法站在枝头大胆窥视枝条以外的世界……

母亲常常将此事当作笑话讲与旁人听。他们初闻时也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不停地争辩着，讨论着，最后得出貌似真理的论断：我所言及的或许只是段梦境，然而我却将这段梦境当作事实记录下来。当然他们的理由也颇为充分：出生三十天的孩子对物件是没有概念的，所以我不可能知道什么是银项圈；出生三十天的孩子对气味也没有经验，所以我更不可能分辨出杨花的香味……

当他们颇为得意地将这结论讲出来时，通常会长吁口气，仿佛一块在空中飘移了多日的陨石终于落入河流。巨石沉潜水底，没伤得顽童牲畜，没砸得谷物野花，该是幸事。而我只能悻悻地望着他们哂笑，同时内心荡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滋味。当我日后无数次地品尝到那种无以言说的滋味时，我晓得它有个略显矫情的名字：孤独。

是的，孤独。孤独而已。

我八岁时仍住在华北平原上的一个乡村。父亲在北京当兵。母亲拉扯着我和弟弟，种着田里的几亩麦子和花生。我那时最怕的是夜晚。那个年代，大陆的乡村还没有通电，母亲通常会点盏煤油灯，在灯下纳鞋底。我不晓得为何如此害怕夜晚，害怕它一口一口地将光亮吞掉，最后将整个村庄囫囵着吞咽到它的肺腑中。我记得当时让我的祖父做了把红缨枪，枪杆是槐树的枝丫，枪头用斧头砍得尖利无比。为了美观，我还在枪头周围绑了圈柔软的玉米穗。它是我依仗的武器，是大卫王的利剑。当弟弟熟睡、母亲仍在纳鞋底时，我会蹑手蹑脚地从炕上爬起，手里攥着红缨枪闪到过堂屋，扒着门闩窥视着黑魆魆的庭院。庭院里什么都没有，只是墨汁般的黑，偶有野鸟怪叫。当母亲轻声地唤我时我才转身溜进屋，跟她解释说撒尿去了。每晚都要如是反复几次。

母亲后来有些担忧。我偷偷听她对姑妈说：这孩子啊，可能患了尿频尿急的病症，是否要去看医生呢……我忘记了当时姑妈如何安慰她，但那时，我内心委实涌起一种莫名的自豪。母亲永远不会晓得，我在用红缨枪保护着她和弟弟，保护他们免受夜晚的侵袭。可我永远不会把我的想法告诉她。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那种无以言说的滋味又在我矮小的身躯里荡漾开去。我当时当然不晓得它的名字。

十岁时我随父母去了大同。父亲是通信兵，猫在山沟，由于没有小学三年级，我被寄养到市里的老乡家。上了半年学得了过敏性紫癜，住进了医院。多年后的梦境里，那所医院、那间病房以及死亡或活下来的孩子们依然会出现。在我印象里，那间病房是童话里肮脏的城堡，护士们戴着白帽子给我们打针，逼迫我们吃药。她们面相甜美，唯有面相甜美，才能做童话里的白雪公主。而病友们全是脏兮兮的孩子，由于吃激素，一个比一个白皙肥胖，仿佛娇嫩的蛆虫。我们在城堡里下棋、读书、打牌、洗澡、被抽脊髓和血液化验，一个孩子出院，马上会有另外一个孩子住进来，似乎童话的城堡里，总是要保持相同的人数。我中间逃离过一次医院。那天窗外的天是血红的，我听医生们私下里说，可能要地震了。我哀伤地意识到，如果葬身在这间弥漫着酒精味、饭味和尿臊味的病房里，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亲爱的父母和瘦弟弟了。于是，我从一条地下通道里逃跑了。那条通道如此黑暗、漫长，当我用手电筒照到某个房间的门时，上面写着三个字：“太平间。”我撒腿就跑。多年后我尚记得自己是如何在那条光柱的牵引下伴随着恐惧抵达出口的：浑身如被大雨浇透，在推开大门的瞬息，浑浊的光线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如癞皮狗般伸着舌苔大口喘息，同时目光焦灼地注视着依然如血的低矮天空。后来我扔掉手电筒开始往家奔跑。那时我们家已搬到了市里的军区大院，医院和军区大院的距离在我看来简直就是火星到地球的距离。当我敲开房门见到母亲时，我气定神闲地说：医生知道我想你了，让我在家里住一宿……母亲什么都没问，给我热了牛奶面包，然后看着我狼吞虎咽。

翌日父亲将我送到医院时，我被那个木乃伊般的老女人（儿科主任）批评半天，并让我写了封检讨书。那是我这辈子的第一封检讨书。海明威说：“作家最大的不幸，是童年的幸福。”莎士比亚也曾抚摩着丧失双亲的孩子的头颅说：“多么幸运的孩子啊，你拥有了不幸。”

我想说，宁愿不当作家，也要当母亲怀里的小绵羊。

等读了大学，学财会专业的我最喜好的是泡图书馆读小说。大量阅读的后果就是，我觉得我也可以写他们写的那种小说。这是种隐秘膨胀的窃喜。我常常晚上躲在教室，在日记本上虚构着我臆想出来的故事。这和我上班之后的情形如出一辙。一九九七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乡村税务所，管理着十来家死死灭灭的工厂。由于单身，我经常替同事值班。那是如何的夜？我曾在随笔《野草在歌唱》中如是描述：

“无数个值班的夜晚，我光着膀子开着电风扇，一写就写到天亮。我那个精通奇门遁甲的老同事说，我们税务所的院子里住着三位仙家：狐仙、白仙（刺猬仙）和柳仙（蛇仙），她们已在此处深居修炼多年，道行高深莫测。在那些不眠之夜，我多希望她们在我写得疲乏无聊之时，现身陪我说说话，抽根烟，或者喝口廉价的本地啤酒。可她们从没出现过，哪怕是在黑沉沉的梦中。我只听到风从檐角下疾走，只听到旁边小卖部里男人响亮的鼾声，只听到野猫交媾时淫荡的叫声和夜行人匆忙的脚步声。也许她们认为，我写得太烂了。她们只喜欢貌若潘安、脸颊从不生青春痘的文弱书生。而我，太像一个粗蠢的举重运动员了。”

结婚后也是如此，只有当暗夜降临，我才拥有了纯粹的自由和创造新世界的魔法——我必须承认，那是种冒充上帝的虚伪快慰：在一张张白纸上，写下一行又一行齐整密集的汉字。那些汉字瘦小孤寒，或许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然而于我而言，却是抵御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的孤独感与幻灭感的利器——犹如少年时那柄散发着树木清香的红缨枪。从本质上来讲，我可能仍是那个被襁褓围在土炕上的婴孩，仍是那个在乡村的夜里惶恐孤单妄图用树枝保护亲人的少年。而纵观我的小说创作，我方才发觉，那些主人公或多或少都有着这样的特质：惧怕孤独、沉溺孤独，或者虚无地、无望地抵御着孤独。

在小说《广场》里，我让两个小镇青年、曾经的高中同学酒后跑到市里，漫无边际地游荡。他们并不是很熟悉，甚至彼此有些隔阂，在偌大的广场上，他们经历了一系列没有实际威胁的冒险，最后在台阶上，他们回忆曾经的青春。这是两个孤单的、散发着野姜花气味的男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在描写我寡淡无味的青春期，在《郭靖和浅水湾有个约会》里，一群县城里的“守望者”相互取暖、相互伤害。我并没有刻意去模仿塞林格，我只是倔强地认为，这些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同类，正是我灵魂里依恋的人。在那篇修改了无数遍的《一条鱼的欢乐颂》里，我对词汇和结构的迷恋印证了我曾经是个技术主义者。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篇没有写完的小说，名字已然忘却，但是里面的气味我至今还能闻到：曾经的革命者、行将腐烂的老太太被空心菜上的腻虫折磨得神经衰弱；往昔的红卫兵小将、如今的下岗女工在偶然中干起了卖淫的勾当；而主人公，那个身手敏捷的锅炉工兼小偷，最喜欢一本叫《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书……以上这些作品从来都没有发表过，有的仍锁在抽屉里，有的手稿已遗失，可它们的确是我对虚无城邦的最初构建。它们激情四射，荷尔蒙汁液乱溅，淹没了无数个没有名字的黑夜。我无比怀念那段时光。在我看来，它是写作者由自发写作阶段向自觉写作阶段的过渡期。那时最迷恋的是词汇和语感、结构和平衡，完全不管不顾地将自己沉浸在语言的河流中，舍不得抬头看看头顶上更广袤深邃的星空。

二〇〇一年到二〇〇四年，我写了《旅行》《曲别针》《安葬蔷薇》《关于雪的部分说法》《穿睡衣跑步的女人》。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何自己一下就逃离了青春期写作，而将狐疑的目光投向庸常生活。也许跟我失去了第一个女儿有关？冥冥中我似乎懂得了如何写生活中最疼痛的细节、懂得了如何让事件在意象中凸显最本质的意义。当然，在构思和书写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作为上帝的痛苦：你让子民们拥有了土地、河流、山峦、居所、牲畜、树木、芳香与阳光，也让他们拥有了无以逃避的幻灭感。如果说这是不道德的，那么，这种不道德也是一种变异的美德。唯有如此，只能如此。或者说，这种不道德是让小说成立的必然条件，如同在大洪水时，必然有那么一艘诺亚方舟。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散漫的写作者，我感到窒息。这和生活有关，和工作有关，更与无时无刻蔓延的孤独感有关。我常骑着辆破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目光游离，脊背佝偻，仿佛春天的病人。没有人和你谈论任何关于文学的话题，没有人赞美你写下的汉字，没有人在暴雨将至之时借给你屋檐避雨。我的诗人朋友活着时曾说：当我行走在人群中，意识到自己是位诗人时，常常泪流满面。我对他的矫情在小说《我们去看李红旗吧》中进行过善意的嘲讽——其实，这何尝不是对自我的一种嘲讽？我耳畔时常响着西蒙娜·薇依的那句话：“神圣在尘世中应是隐蔽的。”我知道，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文学的声音如此微弱，有时甚至是卑微的。我在默默行走中除了自我疗伤，更要提防他人好奇的目光。作为一个从来都没有自信过的写作者，我总是将自己隐身到一个自认为最隐蔽最安全的地方。多年后回想，这是多么可笑。如果真的把文学当成一种信仰，那么他最应该做的，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用平常的语速和日常的表情和朋友谈论着他的信仰。不卑微、不造作、不矫情、不伤怀。我很庆幸我现在做到了这点。对我来讲，这是多么缓慢的进化过程。

当你时常走出小镇，走到你从没去过的地方，看到了从没看到过的人，你的世界会豁然开朗。我感谢后来认识的那些师友和同行，他们是我生命中的光、我生命中的火焰。我不想历数罗列他们的名字。对我而言，他们的名字同那些圣人一样不可触摸侵犯。我只想说，当沉默的我不再沉默、哀伤的我不再哀伤时，我感觉到了孤独在渐渐地离我而去。这不能说是一件好事，但肯定不是一件坏事。对于生性懦弱、彷徨苦闷的写作者而言，即便同行者一个善意的眼神，也足以温暖平原上的一个冬季。

当然，我仍然生活在平原上的县城里。只不过，这个县城已经不是以前的县城。县城发生变化是近十年的事。之所以变化，是因为这里开了几家私营钢厂。每个钢厂都很大，都有很多工人，闹哄哄的，热腾腾的，空气里的粉煤灰落在他们脸上，让他们的神情显得既骄傲又落寞。慢慢地，高楼越来越多，而且前年，县城终于出现了超过二十层的高楼。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这里还经常地震，人们都怕住高楼。而现在，人们似乎什么都不怕了，不但不怕了，有了点钱还专门买好车。我很多小时候留级的同学，现在都是这个公司的老板、那个公司的董事，坐在几百万的车里朝你亲切地打招呼。

犹如《百年孤独》的马孔多小镇一样，这个县城越来越光怪陆离，越来越饕餮好食，空气中的气味也发生了变化：以前虽灰扑扑、干燥，但骨子里有种干净的明亮，我相信那不是气候的缘由，而是人心的缘由。如今，小镇上虽有了肯德基，有了各样专卖店，有了各种轿车，可人却越来越物质化和机械化，谈起话来，每个成年人的口头都离不开房子、金钱、女人和权力，似乎只有谈论这些，才能让他们的身上的光芒更亮些。我想，或许不单单是这个县城如此，中国的每个县城都如此吧？这个步履匆忙、满面红光的县城，无非是当下中国最普通也最具有典型性的县城。在这样的县城里，每月都会出现些新鲜事，当然，所谓新鲜事，总是和偷情、毒杀、政治阴谋、腐败连接在一起，归结到底，是和俗世的欲望连接在一起。由于这欲望如此明目张胆又如此司空见惯，我总是忍不住去窥探。我一直在想，人，到底真正需要什么，其实人人心里有谱，珍惜何物，舍弃何物，全乎一念之间。这一念，就是我们一辈子的执念。对我而言，我希望自己的眼神是清澈的，自己的思想也是清澈的。看到了暖，写了暖；看到了悲凉，也写了暖，只不过这暖，是悲薄后的暖。

一晃写了将近二十年。除了日渐衰老，我似乎没有什么收获。我想，我可能是个真正的悲观主义者，一个虚无的、孤独的、可耻的完美主义者。对于自我，从来都是厌弃，很少自珍。对于年复一年的写作，我感觉到了疲惫。为何总要写悲伤的故事？为何总要让自己不快、也让主人公郁郁寡欢？每念及此，眼前都会出现动画片《海绵宝宝》里章鱼哥冷漠绝望的眼神。我想我可能就是那条对世间万事万物都不抱期许的章鱼。为何不能随心所欲地写？没有章法地写？不做章鱼哥，而是做没心没肺的派大星（一只智商情商都不高的海星）？或因此，我才写了《简买丽决定要疯掉》，写了《梵高的火柴》，写了《略知她一二》，写了《履历》，写了《莱昂的火车》。在我的小说写作中，这些作品是异类，是不着调的变音，是对庄重肃穆的一种反讽。可是当我写完，当我日后重读时，我发觉这些作品骨子里其实仍无大的变化：那些主人公，依然活在生活不完美的褶皱里，依然在探寻不可能的道路和光明。当发觉这一点时，我反而有种莫名的窃喜：我还是那个我厌弃的我，我还是那个善良的悲观主义者。这很好。如果这不好，那么，我可能会喜欢上我。如果一个人喜欢上自己，该是多大的笑话。

如此看来，无论有多老，我依旧是孤独的，小说里的那些人依旧是孤独的，无论他们生了怎样的面孔。

所以，我是在回溯时光时发觉了人孤独的本质，多么愚钝。多年后读到三岛由纪夫的《假面的告白》时曾哑然失笑。三岛由纪夫比我更荒诞，他竟然记得自己出生时的情形。他说，出生时洗澡用的澡盆是崭新的光亮的树皮盆，他甚至还记得，从内侧看到盆边射出微微亮光……

所以，我也在回溯时光时，发觉了自己小说的特质：那群内敛的人，始终是群孤寒的边缘者，他们孑孑地走在微暗夜色中，连梦俱为黑沉。只有在黑暗中，他们才能各得其所。这是件真正细思恐极之事。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小说看似冷清，骨子里实则喧闹世俗，而实际情况可能是，我的小说骨子里仍冷清晦涩，缺乏适度的光亮暖意。

可是，真的如此吗？我又狐疑了。不过，想想也释然。无论如何，一个小说家对自己的小说无以判断，该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二〇一五年四月五日于倴城

梵高的火柴

全是钻天的白杨。肥绿的树冠将整个天空都要覆盖了。灰喜鹊在枝丫间跳来跳去。有那么片刻，她突然失聪了，木然地瞪着小樱。小樱的嘴唇一直翕动。肉嘟嘟的嘴唇涂了玫瑰红，在她眼里仿若复瓣蔷薇，瞬息盛放瞬息焦枯，瞬息重又盛放，瞬息重又焦枯……她不禁敲了敲自己的耳朵，世界仍是无边的、浩瀚的……静。然后她发觉小樱哭了，泪珠顺着鼻翼歪歪斜斜地流。就伸出手，摸了摸小樱的头发。这时，她听到自己说：

“别这样，孩子。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阿姨……”小樱哽咽着，“我们先坐会儿吧……起码还要等半个时辰。”

她们就找了个台阶坐下。

海鹏的同学和朋友们，就三三两两散在附近。他们有的抽烟，有的聊天，还有的不时往这边瞄两眼。她没有看到涣之。涣之有可能去办理手续了。这个地方，虽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来，可是，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辞别，总要在这里貌似隆重地举行。如果人多，还要排队，如果排队困难，还要拉关系走后门，让跨往天堂的步伐迈得更轻盈些。还好，这是秋天。北京的秋天大抵是这个样子：棉花般大朵大朵的暖云，大海般邃蓝邃蓝的天，清冽的长风，以及空气里不时抖索的鸽哨音。这个季节，少有人匆忙离世，仿佛不度过这明艳的、海藻般气味的季节，便是对老天最大的不敬。

“吸烟吗？”小樱问，“点五的。”

她摇摇头。她这辈子从来没有吸过烟。

“……今天就要回青岛吗？”小樱似在喃喃自语，“在北京多住两天吧……海鹏留下那么多东西，总要仔细收拾收拾。”

她手里缓缓捻动着一串佛珠。这是串橄榄核雕的十八罗汉，已然盘得油光明亮。“你们走你们的，别管我，”她说，“你大老远地从牡丹江跑过来，难为你了。”

小樱没再说什么，只是眼泪又流了满脸。她瞥了眼小樱，暗自想，如果当初海鹏娶了小樱，再生个胖儿子，该多圆满。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想到海鹏，手里的佛珠“啪”一声摔落于地，惊得灰尘四处飞逸。

她来北京，也只不过是第四天。四天前，她正帮一个外地居士买火车票。她排了一个小时的队，前面的人却总也不见少。她难免烦闷起来。青岛的秋，本是用海水洗过的，干净清润，可那天她的脖颈不停冒汗，左眼老跳。她从包里掏出矿泉水瓶——里面是早晨灌的白开水，小口小口喝起来。这时踱过来一个老乞丐，拄着拐杖，浑身散着馊臭味。她想也没想就去摸零钱。就是此时接到涣之的电话。售票厅嘈杂燥热的吵闹声让她根本听不清涣之说些什么。涣之本来就是个说话低沉、慢条斯理的孩子。她小跑着出了售票厅，在一堆黑人游客旁停下。她把手机紧紧贴在耳廓上，听到涣之缓慢地说：“阿姨……海鹏……出事了……”

到了北京她才晓得，海鹏已经住了半年医院。并不是突然犯病。她看到海鹏躺在窄小的病床上，浑身插满了细长柔软的白管子，像只孱弱的蜂鸟困在蛛网里。本来一米八三的大个儿，蜷成短短一截，曾让姑娘们疯狂迷恋的那张脸，蜕成枚瘪小枣核。她掀开盖在他下身的棉被。还好，被褥很干爽，也没有生褥疮。她的手来来回回摸着儿子的胸膛、小腹、大腿、小腿和脚踝。海鹏哼哼唧唧呻吟起来，她哆嗦着直起身，将耳朵贴在他唇边。她听到海鹏说：“妈姆……妈姆……”她不禁恍惚起来，仿若眼前躺在床上的海鹏，还只是个牙牙学语的婴孩……她猛地转过身，朝缩手缩脚站在身后的涣之嚷道：“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嚷着嚷着，她扬起手臂，狠狠地扇了涣之两个耳光。耳光如此冒昧，又如此响亮，把护士都招来了。“怎么了？”那个三角眼的护士乜斜着他们说，“你们最好保持安静。还嫌病人遭的罪少啊？”

涣之什么都没说。他给她倒了杯白开水。他还记得她只喝白开水，从来不喝饮料。他诺诺地说，他们确实不该瞒她，可海鹏说，这种病，就是上帝惩罚他们这种人的，从来没有人能笑到最后。他不想让她难过，况且，即便她知道了又能如何？已经是晚期了。

她盯着涣之的眼睛。这孩子是桃花眼，可并无水气，相反，倒像口黑魆魆的枯井。她还记得他第一次来他们家时，可不是这样。那时，他眼色胆怯，瑟瑟地杵在海鹏身边，憋了半晌方才红着脸说句话。她向来对羞涩的男人有种天然的好感。这个海鹏的公司同事，在他们家住了个把月。这个把月里，他帮她做饭，帮她洗衣，帮她喂鸽子，帮她遛狗，帮她到公园喂流浪猫，晚上则一起烧香拜佛。这孩子，全然不像海鹏那般毛手毛脚，做起事来一点不慌张。她当时想，要是有这么个老儿子就好了：听话，干净，惜生，跟佛也有缘。他晚上都在书房里陪她抄《金刚经》。他的小楷写得有模有样。有次他问她：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可这“一切有为法”是何用意？她竟一时语塞，无以复答。后来她讪讪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怕是因缘生法的意思吧？日后，难免对这个叫涣之的孩子愈发亲近。

说实话，她只是个半路出家的居士，之所以烧香拜佛，就是没事找事做。那些退休后的职工，要么参加老年大学绘画班，要么参加夕阳红秧歌队，还有的去广场跳兔子舞。这些她都不喜欢。她喜欢静。丈夫在海鹏十二岁时得肺癌死了，她一个人拉扯俩孩子，也没改嫁，就这么一夜一夜熬过来，好不容易熬到退休，还东奔西跑敲锣打鼓作甚？有个老邻居信佛，时常跟她讲讲佛法，于是她就动了心，挑良辰吉日请了菩萨过来，每日里焚香诵经，倒也安详自在。唯一让她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海鹏。女儿海翎早早嫁了，虽说只是嫁了个出租车司机，可有房有车，有公婆有孩子，算是殷实发旺之家，用不着惦挂。海鹏就不同，大学毕业后跑到上海，在公司做设计，晃荡几年，又跑到北京，一待就是五载。平日也不回家，过年呢，也只待上三两天，早早就跑回去。开始还带着女友小樱一起来，后来，小樱也不见了踪影。跟他盘问呢，只是说回了牡丹江做公务员，路不同不相为伴。其实她很喜欢小樱。这姑娘跟“牡丹江”三字相若，念叨起来是那种瓷实、饱满、明丽而壮硕的喜感。她觉得这姑娘跟海鹏不止是般配，简直是天设的一对。可姻缘也要讲因缘，佛曰，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灭世间，强求反倒逆了天意。

如果没有记错，随后几年，海鹏回家的次数多了起来。当然，每次都带着涣之一起。海鹏说，涣之是孤儿，无父无母，无亲无靠，已然把这里当成了他自己的家。海鹏这么说，做母亲的也心怡。她觉得，涣之和海鹏，都是有慧根的人。

她看到涣之朝她这厢走过来。涣之比海鹏矮不了多少，身形却比海鹏消瘦，模样也更清俊。他的白衬衣领子满是黑色汗渍。他在她旁边站了会儿，愣愣地盯着她手里那串佛珠，半晌方才说道：“阿姨，手续办好了，我们这就进去吧。”

她没有看他，径直起身，在小樱的搀扶下一步步朝告别厅走去。按照惯例，亲朋好友们要在那里举行告别仪式。主持仪式的是海鹏公司的业务经理，一个头发比鹦鹉还要艳丽的中年男人。他一只手握着话筒，一只手攥着发言稿，声音尖厉得像用砂纸打磨过。由于稿子写得激情澎湃，他的手脚也不禁舞动起来，仿佛只有如此方才对得起昨日离世、貌比潘安、才冠九州、公司里最优秀的员工海鹏。稿子有点长，念至后来，经理似乎有些许疲惫，时不时拿眼逡巡着送葬的人群，同时让自己的嗓音变得委婉低沉。最后他拧着眉头说：“让我们在沉痛哀悼李海鹏的时刻，不要忘记了他的母亲。下面，请老太太为大家说两句。”

他们是围着棺木站立的。海鹏就躺在那具透明的、低温的玻璃棺木里。他已经在里面躺了很久。她接过话筒清了清嗓子，然后朝四周张望。所有的人都在看她。她张了张嘴唇，闭上，又张了张嘴，又闭上。后来，她手里的麦克风被涣之拿了过去。她听到涣之颤抖的声音：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走好，海鹏。”

接着，更为悲戚的音乐奏起。这是最后的仪式：众亲朋看海鹏一眼，然后，海鹏会被推进高温炉，被大火焚烧成尘埃。

众人的哭声大起来。这里面有海鹏的发小，有海鹏的中学同学，有海鹏的大学同学；有海鹏的前同事，有海鹏的现同事；有海鹏的前女友，有海鹏的现……她不晓得涣之是以一种什么身份来哭。她觉得这是个有些可笑、又有些可怜的问题。她去瞅涣之，这才发现涣之扑在玻璃棺上，死死地抱着，犹如抱着一个巨大的、晶莹剔透的火柴盒。他的眼泪劈里啪啦地落在棺木上、落在水泥地板上、落在阻拦他的旁人身上、落在一个小小的无以凝望的时间旋涡上……这一切，都是心在动。“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她默念着这句话，走到涣之身旁，轻抚他的脊背。他良久才转过身，一把搂住她，旋即胡狼般嗥吠起来。她的脖颈几乎被他勒得喘不过气。她用力推开他，漠然地说道：

“昨晚，我为他念了《往生咒》，不用太伤心了……涣之。”

海鹏和涣之的事，是秋天时被她发现的。怎么说呢，也许是他们故意让她发现的。他们总不能瞒她一辈子吧？不管怎样，当她参加居士聚会归来，已上午十一点。她打开房门换鞋，屋子里很静，回家度“十一”假期的小伙子们，还在赖床吗？她朝他们的房间蹑手蹑脚走过去，轻轻拧开房门，然后，她看到让她惊诧不已的场景。这场景日后时常惊扰她，犹如梦境中有群魔舞动。她只得日日夜夜诵读《金刚经》，可心魔仍未消除，又陆续诵《大般涅槃经》、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和《净土诸经》。当她把最后一句默诵完毕，她发觉，一切都还在，一切仍不是虚妄，她还是不能见诸相非相。

那个上午，她在海边坐了良久。这座漂亮得犹如豪华游轮的城市，海是最廉价的礼物。可她喜欢海边。丈夫去世那年，她时常来到这儿，坐在沙滩上，一坐就是小半天，什么也不想，只望着弧形的海岸线一直延伸至天地尽头……有一次她偶然回头，才发觉海鹏站在她身后。见她回头，他俏皮地做了个鬼脸。还有一次，天暗，风大，浪头怒哮着拍击海岸。岸边几乎没有游客。她鬼使神差地站起来，一步一步朝大海里走。她走得很慢，不是她不想走得快些，而是海浪一直在往岸边推她。她当时想，与其带着两个孩子在世上受苦，不如让两个孩子独自受苦。她承认自己当时是自私的，她只想被拽进海底，被群鱼蚕食，然后骨头变成石头沉至海底，躺上千年万年，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念……海水越来越凉，快要淹没到她的腰部。然而，一种滑腻的、皮肤才有的暖环抱住了她。她感觉自己被一点一点地往岸边拖……她号啕起来。她从来没有那么大声哭过……她缓缓地转身抱住那个肉乎乎的孩子。无疑，他就是她世上唯一的儿子海鹏……从那以后，她就安生过日子了，一过就是几十年……那个上午，她戴着老花镜在岸边坐了很久。后来她安慰自己，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被设置好的，海鹏喜欢涣之，应该也是如此。

回到家里，桌子上有张纸条，是海鹏写的。他说公司有笔业务，急等他办理，跟涣之先回北京了。这孩子什么都没说，可正是因为什么都没说，反而把所有的话都说破了。他一直是个聪明、骄傲的孩子。

有段时间，她疯了似的搜寻相关信息。她去过心理门诊。医生告诉她，海鹏和涣之的这种恋情不是病，自古有之，不过，可以试着用电疗法医治，只是效果不甚理想。她上过很多相关网站，看过数以万计的相关文章。她甚至知道了若干种做爱方式和若干种学术用语、俚语。她还进过很多聊天室，跟那些年龄、身高、体重、职业、地域迥异的男人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思想交流。她越是做这一切，越是憎恨海鹏；越是憎恨海鹏，越是憎恨涣之。她想，海鹏并不天生就是这种人，如果他是天生的，为何还交往过一茬又一茬的女友？一定是涣之教坏了他，他们都在一个公司上班，朝夕相处，算是“境遇式”的吧……

那年春节，海鹏一个人回来的。回来了，也不怎么讲话。年三十晚上，娘俩默默地包饺子。包着包着海鹏哽咽起来。她刚开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一心一意包着三鲜馅饺子。到后来，海鹏不哭了，她才慢条斯理地对他说，他干吗不把涣之带回家一起过年呢？她也很想他呢。海鹏沉默半晌，说，其实他来青岛了，就住在酒店里。她把手擦拭干净，对儿子说，还愣着干吗？还不快去给他打电话？

涣之是来了，手里拎着昂贵的礼品。只不过来了的涣之看上去比第一次更拘谨。他手足无措地站在海鹏旁边，只是低着头，盯着自己脚上的棕色尖头皮鞋。她的心就软起来，想去拉他的手，可手都抬起来了，又硬生生压回去。她也不晓得自己是怎样的想法。仿佛她把他在除夕夜请到家里，唯一的目的就是漫不经心地羞辱他。

“别哭了。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大笑无声。”她对涣之说，“这么多年了，还不明白？”

“我明白，”涣之吸溜着鼻子说，“可是，我还是想哭。我忍不住。我怎么都……忍不住……”

涣之的嗓子说什么话都带哭腔。他们已经从告别厅出来。海鹏被工人们推走了，用不了多久，他身体的一部分会变成灰尘，从长烟囱里冒出，然后凝成云朵，再化成春雪或雨滴；还有一部分，变成砂粒般的碎骨，被埋葬到一个他从未涉足之地，开始最漫长的沉默和睡眠。

“他得病多长时间了？”她淡淡地问，“早治疗的话，是不是有希望？”

“他自己也不知道，”涣之皱着眉头说，“你也知道，他总是大大咧咧。”

她就不再问。在医院这几天，她极少和涣之讲话。他们只是轮流护理海鹏，帮他擦身，帮他叫医生，帮他换吊瓶，帮他喂稀饭，帮他撒尿大便。他们翻动他身体时，他总是发出轻微的呻吟声，仿佛在提示他们，他还活着，他还有很多的话要慢慢同他们讲。他以前一百六十多斤，而现在却不足九十斤。看着他的身体，她会情不自禁地颤抖，心脏皱得比玻璃球还小，一种无以言说的疼会以光的速度瞬间蹿过她所有的血管、神经和皮肉。有时，她逼迫自己的眼睛从他身体上挪开，将视线移到涣之身上。涣之一会儿摸摸海鹏的手，一会儿摸摸海鹏的头，要不，就拿条湿毛巾擦拭海鹏的脚趾。总之，他不会让自己闲下。他喂海鹏饭时，她跟医办室的医生护士聊了聊。很显然，他们对海鹏和涣之的了解一点都不比她少。那个三角眼的护士甚至安慰她说，知足吧，哪怕是个女人，对自己的爱人都不会像涣之对海鹏那么好，那么真，钱物不说，半年多来端屎端尿，不是一般人能扛下的。何况，是两个大男人！

她多少有些欣慰。可当“两个大男人”从护士嘴里说出时，她还是感到些不适。她找了个借口匆忙离开。在病房外，透过玻璃，她看到涣之攥着海鹏的手。她想，也许，自己对涣之过于苛刻了。意识到这一点又有何用？海鹏死后，涣之会再找一个男朋友。他很快就会忘记海鹏，就像当年她努力忘记自己的丈夫一般。

“阿姨，我跟你商量个事……”涣之将一刀草纸点着，潮湿的草纸呛得他鼻涕都流出来，“我想……我想……”

“有话就直说吧，涣之，”她的声音逐渐暖起来，“海鹏走了……你就是我的亲儿子。”

涣之扫她一眼，继续低头烧纸。

“要是难受，就使劲哭吧。”她说，“泪干了，就好了。”

涣之蹲在那里再烧了几刀草纸，然后久久凝望着她说：“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海鹏和涣之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她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想的。反正她是觉得自己想通了。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既然世上所有的表象都是虚无的、缥缈的，那么，人的皮囊也是假的，如果皮囊是假的，那么又何必在乎皮囊里的是男是女？男与女，男与男，女与女，都不外乎是表相，唯有不见男，也不见女，才是见到佛。一切想透，光亮就照进。有时，她甚至做了更周密详细的打算，那就是让海翎再生个孩子，过继给海鹏和涣之，以防养老。如是念头炊烟般袅袅升起时，一种无望的幸福会麻痹她所有的末梢神经，让她憧憬起他们的未来。可是，一走出自己的老屋子，看到街坊邻居、看到满目新鲜的游客、欧式建筑、看到有轨电车、地铁、看到蝴蝶犬、马戏团的猴子和蟒蛇、看到骑着马的漂亮女巡警、天上的飞机……一种深入骨髓的负罪感又潜入每条毛细血管。她实在搞不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每次接海鹏电话，既不企盼也不欢喜，淡淡的，问一句答一句，不问的话，电话里就没有了声音，两个人都在静静地听着电流微弱的、焦躁的流动声……似乎唯有若有若无的冷漠，方能让她更心安些。而每次放下电话后，她又立马后悔了：为何用如此生硬的口气跟儿子说话？为何不能心平气和地聊聊天？这些莫名的事，让她头疼不已。等下次接到海鹏电话，依然是如此的情形……如果没记错，海鹏一年多没回家了。过年都没有回家，只是打了个电话，说是去赫尔辛基出差，草草几句就挂掉……她也想他们想得少了，功课做得更勤，《金刚经》已然抄写了十二遍。

小樱过来告诉她和涣之，工人让他们去领骨灰。涣之跟她对视一眼，转身走了。她把手里的罗汉捻了一遍，口中念念有词，这才跟着涣之前行。

骨灰裹在一块黄色包裹中。她哆哆嗦嗦地将包裹打开，先闻到一股味道——那是如何的一种味道？焦煳，呛人，还有种檀木的香气。她的眼睛紧紧闭上，深深吸了一大口气。她感觉到秋日和暖的阳光漫过宽大的白杨树叶筛落在眼皮上，那些光斑不停地跳跃，犹如昆虫扇动着透明的羽翼。半晌她才睁开眼，愣愣地去瞅涣之。涣之正盯着骨灰流泪。她轻轻推搡开他，说：“别把眼泪落上头，会延误他轮回的路。”涣之的嘴角抽搐了下，面无表情地望她一眼。她就吩咐说：“把骨灰盒拿过来。”

是个黑色锦盒，上面没有花里胡哨的纹络，不大，也不小。她将外衣脱下，铺在地上，再将包裹轻轻放到外衣上，然后开始把骨灰抓进盒子里。骨灰是温热的，甚至还冒着热气。抓第一把时，她感觉自己要昏厥过去了……她想到他刚生下来时，她第一次抱他的情形：肉嘟嘟的一团肉贴到乳房上。他生下来眼睛就黑亮，不哭不闹，只盯着白色房顶。她久久地抱着他，犹如抱着自己的一颗心脏……现在，肉身已然化成灰烬和骨块，没有水分，没有表情，它甚至和一把砂粒、一棵植物、一颗盐粒没有任何区别。

“妈，我跟你商量个事，”涣之说，“……我想要一把……海鹏的骨灰。”

这就是他所说的要商量的事？他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她低着头，不紧不慢地、一把把地将骨灰抓进盒子。这是海鹏最后的床。海鹏的身体柔韧性好，小时候学过几年体操。他的身体几乎能折叠起来塞进旅行箱，高中时，他甚至配合一名著名的魔术师表演过海底逃生术。他的食指也异样柔软，轻轻一掰就能贴上手背，他曾自诩自己是世界上手指最软的男孩……

她往后退了一步，静静地看着涣之。涣之从衬衣兜里掏出个火柴盒。这只是个普通的火柴盒。她盯着他将火柴盒拉开，盯着他小心翼翼地捏了些骨灰，盯着他将骨灰一点一点撒进火柴盒。他的手指很细很长，骨灰从他的大拇指和食指间宁谧地流，犹如沙子从漏斗里悄无声息地流下。有那么片刻她忘了海鹏，忘了殡仪馆的哀乐，忘了一切不该忘的，眼里只有那些在阳光下细细流淌的、飞舞的……尘。

“我看看，”她对涣之说，“给我看看。”

涣之把封好的火柴盒递给她。这是个精致的火柴盒。盒面上是幅油画，一个戴帽子的外国人，从耳朵到下颌被一条白布紧裹，嘴上叼着咖啡色烟斗，身上披着件果绿色大衣。

“这是谁？”她瞥他一眼，“这是谁？”

“梵高，”涣之说，“这是梵高……荷兰的一个画家……”

“梵高？”

“是的……梵高……海鹏最喜欢的画家……”

“哦……”

“他只有一只耳朵。”

“为啥？”

“他自己割掉了一只……”

“哦……”

她将火柴盒翻过来。这面也是那个叫梵高的人，也是戴着帽子，耳朵和下颌包着白色纱布，也穿着那件果绿色大衣，只不过，这次他没有叼烟斗。

“这都是他的自画像，”涣之说，“他一辈子画了很多自画像，他喜欢戴帽子……有时戴棉帽……有时戴草帽……有时戴礼帽……除了小丑的帽子，他把世界上所有的帽子都戴遍了……他总是对着镜子画自己……省钱……”

“哦”，她扫了他一眼，然后，将火柴盒拉开，把里面的骨灰颇为麻利地倒出，她很仔细，连火柴盒里最后一粒骨灰也没放过。她把这些灰，这些曾经的灵与肉，统统抓进那个黑色的骨灰盒里。

涣之脸色苍白地望着他，嘴唇剧烈地颤抖着。

“他是我的，”她想，“他是我的。”当然，她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

涣之抻了抻衬衣的领子，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闷头点了支香烟。这时小樱也走过来。小声询问是否已安置妥当？她点点头，说，一切都好了，现在，大家可以回家了。小樱迅速地瞄了眼涣之，问：“还有什么事吗？”

涣之哑着嗓子说：“把那只招魂的公鸡放了吧。”

小樱说：“刚才放了……飞树上去了……”

涣之说：“在这里多住几天吧，帮我们拾掇拾掇海鹏的遗物……有喜欢的，尽管拿去好了……”

小樱说：“你辛苦了……”

涣之说：“不……一点都不……”

小樱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恨过你……”

涣之有气无力地说：“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

小樱说：“走吧，我们。”又转过身对她说，“阿姨，我们坐涣之的车回后现代城。”

她没吭声，只将黑色锦盒死死搂入怀中。她突然想起，这三四个月里，凌晨一两点，电话铃声总是慌张着响起，而她只是盘腿坐在床上，捻着一颗又一颗的佛珠。每捻一颗，夜就短了一寸。要捻多少颗佛珠，夜才会逝，光才会亮？她没想过这个问题，她只是想，谁会这么晚打电话？电话是老式的电话，常常串线，也没来电显示，她更没刻意去查过。现在想想，会不会是海鹏打的？那么多夜晚，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给她打电话，而她从来就没有接过一次……

她的心脏再次绞痛起来。习研佛法多年，她深信，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如心动，则人妄动，伤其身，痛其骨。可是，这一刻，她宁愿伤身痛骨。这么想时，她又忍不住去看涣之。涣之跟小樱正在送海鹏的同学，他不停地朝他们挥手，不停地跟他们告别，还要时不时扭过头跟小樱争辩着什么……而刚才，她竟然连一火柴盒的骨灰都舍不得赠他，更不消说如母亲一般待他……为何自己心硬如磐石，每每摸触又如覆坚冰？想着想着就哭了。当那滴硕大的泪珠在她粗糙、皲裂的手背上来回蠕动时，她觉得仍然未能顿悟。她只有将衣襟掀开，将冰凉的锦盒贴在自己耷拉着的、干瘪的双乳之上，似乎唯有如此，方能把海鹏的魂灵攥得紧些、再紧些。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于唐山

安葬蔷薇

把声音压得再低再低，像谈论一个死去的孩子

——阿尔贝·萨曼

走出医院昏黑的甬道，阳光就那么着打花了眼。他母亲转身对丁兰姨妈说：“你知道哪儿有合适的地方吧？”丁兰姨妈就住医院附近。

他母亲手里拎着团青稞纸，布满老人斑的手背青筋突兀。他忍不住再次瞥了一眼。那些粗粝的纸打着卷，没人知道里面包裹的是什么。他眼睛有点刺痛，也许昨夜的啤酒仍在血液里暗涌。“医院南边有片麦子。麦田旁边倒是有块闲置的空地。”丁兰姨妈急促而含混地回答。她是个哮喘病患者，说完后呼噜着搭讪，“以前是荷花坑来着，水干了，藕抠光了，就成了闲地。”

他似乎是第一次来到小镇。他盯着一个穿运动服的男孩，嘴里叼着半只苹果，贴着墙壁练习倒立，而那个小镇著名的疯子，仍在十字路口象征性地指挥着交通。“你快点，”他母亲催促道。母亲，丁兰姨妈，还有弟弟，已经朝医院的南方走了过去。母亲走最前面，她走得慢条斯理。弟弟走在最后，眼眉蹙着。他是个演员，前几天刚从北京回来。

清晨见到丁兰时，她蜷在病床上，像只脱水小兽。愣着眼扫到他，她河马般宽阔的嘴巴紧张地翕动着。片刻她才仿佛真正认出他，羞涩地笑了笑。他的吃惊慢慢变成了愤恨：她竟然还还能笑出来。他压着嗓子嘟囔道：“你好些吗？”她母亲连忙说请他放心，丁兰命大，没受大苦，折腾得不凶，“毕竟孩子还小”。

母亲边走边不停回头瞅他。他的嘴唇不停颤抖，头颅被层层纱布包裹着。当她把青稞纸拎起时，她认为他会讲点什么。他只是恐慌地盯着那堆青稞纸。她嘘叹了一声。她的叹息让病房里所有病人将目光甩到他身上。邻床的丈夫踱步过来。无疑这是个富于同情心的警察，他弹出根香烟递给他。他摇摇头，那个警察就拍拍他的肩膀，自己点着了。

现在他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散漫地走着。路过一家日杂商店时，丁兰姨妈跟一个身材臃肿的胖女人嘀咕着耳语。后来她从胖女人手里接过把锈迹斑斑的钢锹。他母亲就是这时小跑着奔过去，把锹揽进自己手里。她扭过头，凝望着他。

他们三个远远地等着他。他母亲本来打算今天去劳人局办理退休手续。这些天她一直在为这事情奔波，如果能在下岗前办好退休手续，她将每月有二百元退休金。这些钱对她至关重要。她年轻时曾是桃源镇红极一时的红卫兵，一生中最骄傲的事，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见过五回主席，“有一次，主席坐着红旗轿车，摆着手，从我们的身边过去了，他的头发被风吹得很乱。”她时常眯着略显囊肿的眼泡甜蜜地总结道，“可他仍是个英俊的老人啊。”如今，十五岁时率领一帮初中生进京串联的激情已经没有了，她对下岗的恐惧证明了她的衰老是迅速的：眼角堆砌着松弛的肌肉，瞳孔幽深，唯独唇线滑筛时才显露出冷酷的神情。当儿子把钢锹默默从她怀中抽过去时，她发觉了他眼里似乎闪烁着亮斑，她用严肃的声音低声训斥道：“别给我哭，你要是男人就别给我哭。”说完她把目光移向南方。南方的麦田还有段距离，“这有什么大不了呢……”她喃喃自语道，“这对你构不成威胁，你还这么年轻，”她的声音随即柔和起来，“你不一直是个有主心骨的男人吗？”

对母亲的话他没有应答。“你的章程这么硬！可这有屁用！”他母亲曾恨恨地教育他。那次是因为他和丁兰的事情让母亲伤心。他和丁兰处了六个月后，她希望他们结婚，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和她现在连手都没牵过，”他争辩说，“和一个连手都没牵过的人结婚，这……不合适吧？”

其实他和丁兰是大学同学，丁兰比他低一届而已。那时的丁兰体态丰腴，衣着朴素，走起路来像只懵懂的企鹅。他和她虽是同乡，却无特别印象。唯一的那次，是他从“梅里美”镭射影院出来时，碰到了她和她的几个同学。他寒暄着问她，你觉得电影怎么样？“很好，”她盯着地面说，“我喜欢阮玲玉，可她干吗自杀？”他说：“是吗？”“是啊，”她倾斜着身体说，“她死得真不值。”他含混不清地回答道：“是的，悲伤的人性。”显然她对他使用“人性”一词很是诧异。她不知道他那阵正好爱上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哲学。后来他借故说买包香烟，于是丁兰和她的同学们先走了。其实他什么都没买，那天刚好飘着零星小雪，他目视着她矮小的身影被路灯拉得极为纤细羸弱，投射到肉乎乎的雪地上。他绝对没有料到，若干年后，他会和她结婚，而且，和她生一个孩子。

已经回忆不起，他最终为何答应了母亲的建议呢？他的默许无疑令母亲开心不已。她给他倒了满满一杯啤酒，买了半斤护心肉和只过了保质期的坛子烧鸡。他的瞳孔在啤酒泡沫里逡巡着荡漾，在那一刻，他恍惚想起了那场电影……那场暧昧的雪色……高脚路灯，以及，那个喜欢《阮玲玉》的女孩。

那个女孩子如今躺在病床上，成了一位母亲。她分娩了。那个满脸雀斑的小护士抱着孩子走到她身边，问她是否看一眼，她把头扭到一旁，坚毅地、冷冷地回答道，“不”。这个细节是他母亲不经意间告诉他的。这更加剧了他对她的憎恨。她竟然连看孩子的勇气都没有。他觉得她没有资格当母亲。他甚至有个奇怪的念头，等她出院后，他们就离婚。是的，离婚……他木木地找母亲。不知不觉中他已把母亲抛在身后。他的目光又停滞在母亲手里的那卷青稞纸上……他的心尖锐地痛了下。

弟弟的身影正离他们越来越远。他扔掉手中的香烟，一声不吭地扭头回走。这次回家，本是说带女友见母亲的。他打电话吩咐，让母亲为他准备间干净舒适的房间，“就是给我准备个洞房，”他在电话里的口气让他母亲觉得他总算衣锦还乡了，顺便给她捎回个漂亮儿媳，“她做什么职业的？模特！多大了？总不会七老八十吧！哪儿的老家？我说你还查户口怎么着？”他略带京腔的不屑口气让母亲隐隐兴奋起来，好歹也是影视界的腕儿了啊。可让母亲失望的是，他只是把自己带回了家。当他用脚踢开房门时，他们看到了一个套着圆领汗衫、神态离索的男人。总之，这个所谓的著名演员，怎么看也不像电视剧里飞檐走壁的大内密探。

昨天晚上他和几位私企老板一起喝酒。他故意没有带手机，他很纳闷丁兰能找到酒店的电话。他总是低估她的嗅觉能力。去年冬天，他和一帮朋友猫在一家啤酒厂的车间喝酒，她竟然把电话打到车间。她能有什么事情？她总是在喝酒时打扰他，叮嘱他早点回家，或者不要喝多了。在众人喧哗的酒令声中，他听到丁兰抑郁的呻吟，“你快点回来……我很难受，你把我送医院去吧……好不好？”

他和丁兰婚后两年都没要孩子。开始时他们采取了繁复的大众化措施：气味、纹络、型号、颜色千差万别的劣质避孕套。当他把这些紧绷的雨衣撑开，将之戴在那个器官上时，他显得心不在焉。这种心不在焉甚至对他构成了某种不必要的威胁。经常是在套弄那东西时，他的欲望突然就急速而滑稽地消却了，这浪费了他不少时间。而丁兰塑料模特一样僵硬地绷直身体躺在席梦思床上，眼睛注视着房间的屋顶。后来他们干脆采取了更为保险的安全措施，他逼迫丁兰疯狂食用避孕药。她每次似乎都极为不情愿地把白色药片塞进嘴巴，咕咚咕咚灌溉着凉白开。有一次他窥视到她的眼角沁出潮湿的液体。他犹豫着搂住她，妄图通过怀抱给她些实质性安慰，然后他听到她轻声地念颂：“我们干吗不要个孩子呢？我想要个孩子……”他沉默着把她扳倒在床上……最后时刻来临时，他总是果断地抽离她的身体：这种不必要的行为被丁兰发觉后，她小声抽泣起来。他只好改变了这种似乎孕育着背叛味道的抽离。“也许我们真的该要个孩子了，”他那时经常神情恍惚着劝诫自己，“不然丁兰都患抑郁症了。”

孩子是什么时候怀上的呢？他们在幻想要个孩子后，开始有计划地做爱，为了操作更具有指导性，他买了一本六百页码的《新婚大全》，把那些关于女人生理的经典条款背诵得滚瓜烂熟，后来，他甚至能准确地推算出丁兰的经期、排卵期和生理高潮期。但半年过去，丁兰的肚子还安静着，他开始对自己的生育能力产生了怀疑。某个春日下午，他偷偷去一家疑难诊所看医生，把一管白色的浆液递给化验师时，他有点紧张。后来那个长着两颗臼齿的医生冷冷瞥他一眼说：“你的精子比蝌蚪游得还活泼。”他方才放心。那么原因有可能在丁兰了，但他没有对丁兰提示什么。之后他们的夫妻生活开始懒散，有一个月他们甚至一次也没做。那么孩子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这时他所熟悉的女人生理知识似乎变成了一堆垃圾，而孩子在子宫里柔弱的心跳也是个暧昧的话题了。总之，当丁兰从厕所里出来，微笑着把试孕纸递给他时，他看到了纸上浅红的波浪。他无所谓地点点头。

很多个夜晚，丁兰熟睡后，他偷偷掀开丁兰的睡衣，手指像昆虫那样爬过她隆起的腹部。那个孩子似乎对他小心谨慎的动作有所反应，在他的手指漫过的部位，悄然而好奇地涌动着。他越来越相信，那个莫名其妙来到女人子宫里的孩子，正仿若一朵秘密花朵，伸展着甜美、脆弱的花瓣。

抵达麦田之前，他们经过了一个垃圾场。这是个标准的垃圾场。一股恶臭的气味弥漫着，呛得丁兰姨妈刺猬似的咳嗽起来。她用手捂住鼻孔，忧心忡忡地说：“政府啥时候能把它搬到郊外呢？”后来她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母亲。他母亲轻声地询问道：“什么？”

“很多人家，把小产的婴儿扔在这里呢。”她说。

“是吗？”他母亲问。

“是啊。”丁兰姨妈说，“孩子死了知道什么啊，扔哪里不是一样？”

他母亲攒眉看他。在医院时，丁兰母亲就建议把孩子扔进医院的垃圾箱，她没有同意。她把孩子裹得颇为严实，可孩子的小脚还是支棱着露出来。她抚摩着孩子的小脚，孩子虽然没有呼吸了，但软软的脚丫还温热着，像新长的蒜瓣一样白生生的。孩子的脚大。她儿子就是大脚。

很明显他听到了两个女人的对话。他的身体似乎哆嗦了一下。

“这里有野猫吗？”他母亲问丁兰阿姨。

“有啊，”丁兰阿姨说，“多着呢，春天的时候都来这里叫春。”

“野狗呢？”

“野狗也不少。野狗最喜欢垃圾场里的肉骨头。”

“我们走吧。”他母亲叹息了声，对丁兰姨妈说，“我们走吧。”说完她去看儿子。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朝麦田行进了。他走路快，像竞走运动员那么快。有时候，母亲会懊悔地想，如果打小让他去练竞走，没准他早成奥运冠军了。当个奥运冠军，无论如何，都比当个没有出息的公务员强吧。

他母亲和丁兰的姨妈距离他越来越远。他是个步伐很大的人，他和丁兰不冷不热地谈着恋爱时，他走路的姿势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交流。他身材高大，丁兰身材矮小；他无论什么时候步行都像是在参加竞走比赛，而丁兰走路时似乎总在思考些单纯的问题（她最喜欢的书是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她似乎相信这世界上有魔法戒指、有吃不厌无花果的公主和靠喝风活着的王子）。他们总是一前一后走路，有时为了调节气氛，他故意将步伐放慢，这样丁兰跟上来时，她脸色潮红，感激地瞥他一眼，仿佛他已经为她做出了重大牺牲。更多时候，他们散步时像两只忧郁的花狸鼠，各不相干、神态冷漠地走着。他从小走路就快。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想拿第一。他天生是个要强的男孩子，这相当可笑，除了功课拿第一名，他的体育课、音乐课以及美术课也都是满分。他和弟弟不一样。弟弟长的像条瘦弱的虫子，每次挑苹果的时候总是说：“哥哥你先挑。”等他拿完了，弟弟就说，“哥，我要你挑的那个。”在弟弟眼里，别人的东西总是最好的，这和多年后的他判若两人：他辞掉了律师事务所的职务，跑北京去做什么狗屁演员。他在京城混了五年，也只是在一部古装剧里饰演了一个弱智的大内密探：他爱上了那个专横跋扈的格格，最后还为她自杀未遂。

荧荧是唯一一个嘲笑他的女孩子。她那时总不屑一顾地嘲笑他，“你是个可怜的孩子”。她是个喜欢叶芝的小布尔乔亚女孩，“可怜的孩子，上帝恩宠。”她使用“孩子”“上帝”一干词让他羞愧不安。上大学时他们开始频繁地通信。他在大连读税务学院，她在西安读一所民族大学，学的是藏语。他搞不懂她干吗学藏语。在他印象中，西藏是个神秘之地：布达拉宫、喇嘛、牦牛、朝圣者、雪山、完美的法器……但他不明白这和荧荧有何关联，而毫无疑问，如果不出意外，荧荧毕业后，将被分配到那里，做一名中学老师。很长一段时间，他把西藏隐隐当成了自己的敌人：它会把荧荧掠夺走，从实质上打击他。他们的通信从本质上讲，也是克制和节俭的行为。孩子们，互相描摹着彼此的城市，不痛不痒地抒发着对大学生活莫名其妙的忧伤。

一九九五年冬天，荧荧在来信中提到，有个男生追求她。“我和他喝了点酒。只喝了一点，他就喝多了，说，他爱我，他用筷子拼凑了一个爱字。我觉得他是不成熟的男人。我不假思索地把筷子拆掉，”她写道，“我对他说，我承担不起这个字。”对她的来信以及在信中描述的事情，他马上做了回复。他对她说，冬天这么冷，找个男朋友也不错，红泥火炉话春秋，总比一个人挨暖和。于是在下封信中，荧荧说，她和那个男生看了两场电影、吃了一顿“肯德基”，她问他是否想看看她和那个男人在大雁塔下的合影。

“她在等我说什么？她以为她在折磨我吗？”他想，“我不会上当的。我比她聪明。”

等他们毕业，如他所猜度的那样，荧荧去了西藏，那个地名很古怪，叫“和布克赛尔”，这名字念起来有种异域气息，更像是某个北欧小国家的名称。毕业前夕，荧荧给他邮寄了盘磁带。他很失望，她只是用藏语唱了很多支歌。他一句也没听懂。她干吗唱些他听不懂的歌？而他回了老家，在家行政单位做了名小公务员。四年了，他们再没见过。他们知道对方都结了婚，而且荧荧已经有了个藏族血统的儿子。电话也不好打，他想，是西藏的那些雪山和有灵性的语言，阻隔了那些真实的信号和电波。

昨天在丁兰打电话之前，荧荧在他的手机上发了条短消息：

“我已回唐，明天上午九点，新华电影院见，荧荧。”

这则短消息让他在喝酒时压抑住了兴奋。本来他是个喝酒很疯的人。他不想明天和荧荧会面时，仍是个昏昏欲睡的醉鬼。

他母亲和丁兰姨妈气喘吁吁地追上他时，他已经在那片麦田的旁边稳稳站立。疯狂的麦子流泻着灿黄，肆无忌惮地涌至天尽头。他不知道他神情抑郁地走路时，马路上的行人好奇地乜斜着他：他们盯着一个头裹纱布、手攥钢锹的男人行色匆匆地朝着麦田行进，身后尾随着两个土拨鼠似的老女人。他又想起了在医院时丁兰的眼神：当她看到他时，她像尊蜡像，她的眼神是渐渐暖和起来的，那种她惯常的羞涩和不安开始复苏。她的眼神总是野鸽子那样怯怯地不安。他一直固执地认为，那是一个人缺乏自信的表现。他那时还不相信她早产了，他们的孩子没有在预定时刻降临，而是提前了四个半月。这么想时他的眼睛潮湿了。

昨晚接到丁兰电话后，他从饭店的楼梯上“咚咚”地往下奔跑起来。摩托车路过“花无缺”书店时，面部烧伤的店主喊住他，“你的《弗兰德公路》来了！”他点点头，无暇顾及，慌乱中把那本书扔在摩托车的底座上：后来在他摔倒的时候丢失了。他是在拐弯时摔倒的，摩托车从他身体下蹿出去，他蟾蜍一样蜷趴到柏油路面。他的下巴就是那时摔伤的，血蜿蜒着从上衣流淌至裤子：他整个人看起来血乎乎的，像个屠宰场工人。赶到家时，丁兰已被她父亲送到了医院，丁兰母亲看到女婿鲜血淋漓地站到面前时，哑巴一样张大了嘴巴，而他只是颇为冷静问道：“孩子呢？孩子没事吧！”

到医院时，丁兰已检查完毕，那个妇产科的女医生是他初中同学。他把她拽到一边。她是个戴眼镜的姑娘。她的眼睛透过镜片有种破碎感，“我只能告诉你，”她冷静地说，“孩子可能保不住了。她子宫里连一滴羊水都没了。”

他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从本质上讲更像是个劣质玩笑。他强装镇定地问：“不可能吧？你可别吓唬我。”这几个月丁兰一直保养得很好，没磕过没碰过，他不信她会莫名其妙地把羊水都流干净了。女医生显然有点不知所措，她斟酌着说：“你……你去叫你妈，我有话和她商量。”

母亲现在已经站在他身旁。他们在麦地的田垄上静默着。母亲蹲下，把卷裹的青稞纸轻柔地放在草地上，“你有火柴吗？或者火机？”她柔声问道，“有没有？”

他恍惚着摇摇头。丁兰怀孕后他就戒烟了。他有六个月没有吸烟了，当时他把所有的香烟全赠送给了科里的老马。老马是个烟鬼。

“你先等着，我去买火柴。”他母亲转身对丁兰姨妈说，“你先琢磨个好地方。”

他听出他母亲的声音有点哽咽。那卷青稞纸就安静地躺在那里：青稞纸卷裹的是他的女儿，是的，他的死去的女儿。他女儿产下十分钟后就死了。他女儿活着时他没在医院。他没有想到她这么快就降生。昨天晚上他们只是告诫他，这个孩子不能保了，“你们还年轻，再要个孩子也很容易的，”医生说，“如果打保胎素的话，我们不敢保证这孩子将来是否健康。你自己定个主意。”他一个人缩到墙角，默不作声。再后来，他扶着墙角呕吐起来。一个小护士走过来，对他说，要吐吐到厕所，“没见过你这么没教养的人”。他盯着她托盘里的体温计、针头、药水，酒精，咧嘴笑了。

母亲买火柴回来了。母亲脸上的皱纹在阳光下伸卷着，像秋末苍白的波斯菊。本来他想在她回来之前，打开那些青稞纸，看一眼自己的女儿。是的……他的女儿……他死去的女儿……那时丁兰羸弱的姨妈正在田垄里寻找墓地，即便他哭了，也不会有人看到，可母亲这么快就回来了。昨晚是她劝他回家睡觉的，“你待在这里做什么？又没有床位，我和你岳母在这里守候着就行了，回家睡吧，”她抚摩着儿子的头发说，“回家睡吧，啊。”今天早晨他赶到医院，丁兰已经产下了他的女儿。他当时没有留意到病房门角那堆青稞纸里卷裹的，就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被泛黄的青稞纸卷裹着……女儿……女儿……他母亲告诉她，孩子已经很大了，“小脚丫这么长，肉乎乎的”。她极力把孩子形容得更丰满些，可却不清楚她儿子根本没注意她的手势。

“你挖吧，”他母亲说，“你把坑挖在这里，”她指点着田垄上的青草说，“这里水源肯定旺盛，孩子会睡得更安稳些啊。”

上午的阳光暴戾地射击着涌动的麦浪。他开始挖坑，“挖得深一些，”他母亲说，“让孩子把手脚伸展开。”

他很快把坑挖好了，他母亲试探着把孩子放进去，“还是有点小啊，”她说，“你难道不能挖得深一些吗？”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那种刺耳的“铃铃”声让两个女人皱了皱眉头。他捏着手机溜了眼号码，他突然想起了和荧荧的约会。已经九点半了，荧荧一定等着急了。他把手机关掉。他恍惚着想起了那盘毕业前她送的磁带。那次酒后，朋友们谈起了情人的话题，有人叫嚣着嚷，操，欧阳这么帅，连个马子都没泡到！做人真失败！当然他真醉了，他想起了那盘多年前的磁带，“这是个女孩子唱给我的歌，你们说，她算不算我情人？”在朋友们的哄笑声中，他负气似的翻出那盘磁带，“不信你们听听！听听吧你们！”接下去他蜷缩在沙发里，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开始在多年后的房间里流淌。大伙都沉默了，后来有个人说，你的话没错，她都这么露骨地表示了，你要说你没和她上过床，打死我也不信了！你知道她唱的是什么吗？朋友盯着他说，“这女孩，在这么长的带子里，用不同的曲调重复了一句藏语：我爱你。”他当时愣住了。这样的情节，仿佛只有在蹩脚的爱情小说或者煽情的电影里才会发生，然而现在，却真实地发生在他身上了……他终究没有她聪明……可是现在……我在埋葬我的女儿，他隐约想着，有什么比埋葬夭折的孩子更重要的事情呢？他的眼睛倏地就红了。他母亲吩咐道：“你……先站一边吧。”

他走到一旁。他从来都听母亲的话。母亲一直骄傲地相信，他永远是个孩子。她从来搞不清，这个曾经栖息在她子宫里的男人在想些什么，就像她老搞不懂，她去了五次天安门，毛主席五次从天安门经过，为什么她却从未真正看过他哪怕一眼？她的个子太矮了，那些疯狂尖叫的孩子把她挤压在重叠的变形的身体之间，鼻子里满是黏糊糊的汗味儿，她只有大声喊叫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可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后来她焦灼地蹦跳起来，她曾是学校里的女生跳高冠军，可是她的瞳孔里仍然只是一颗颗伤心的头颅。再后来，她的脚背上湿漉漉的，她低下头，尼龙袜子和偏口布鞋被一种液体浸染得发黑，她好奇地蹲下身，顺着裤管，她摸到了一把血，浅红色的，正从她的身体里缓缓流着的血。她不知所措地偷偷地看着别人，并没有人留意她。她呜呜地哭起来，我怎么了呢？她绝望地想，我只不过想看看毛主席啊……她开始拼命地号啕大哭，一个女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很快被那些疯狂热情的合唱声、呼喊声淹没了……那年十五岁吧？

他闭上眼。他没有看他的母亲埋葬他的女儿……灼热的阳光在眼皮上惶惑着碎舞……他把手伸进裤兜里时，摸到一团柔软的东西，他以为是昨天擦拭伤口的手纸。当他睁开眼睛，他看到了一朵枯萎的蔷薇。他以为那是团沾满血渍的手纸，可无疑这是朵蔷薇……一朵蔷薇……我什么时候把它放进衣服里的呢？他极力回想它的来处。后来他恍惚着想，是的，他确实往衣服里放了朵蔷薇。昨晚回到家里时，他曾在庭院里站了会儿，葳蕤蔷薇的芬芳让他略为清醒片刻，他就是那时把这朵蔷薇塞衣服的。当时他亲了亲蔷薇，因为黑暗，他看不到它的颜色，他嘀咕了句，“上帝，保佑我的孩子平安无事吧。”然后就睡觉了。他从没信过上帝，可是那时上帝在他眼神中盛开了。

“我们走吧。”母亲把剩余的青稞纸烧完后走过来，丁兰姨妈也安详地注视着他，“我们走吧，孩子会睡得很安静，”他母亲瑟瑟着说，“喏，你抽根烟，”她从衣兜里亮出盒香烟，笨拙地拆开，揪出根递给他，“你现在可以抽烟了，你没有必要戒烟了，抽吧。”

他接过，母亲点着，“你才二十六岁……会好起来的……她只是去别的地方享福了……”。他拖着锹，走在马路上，嘴里叼着根劣质香烟，另一只手攥着那朵色泽鲜艳的蔷薇。他想母亲埋葬女儿时他怎么没有发现它？他可以把它和女儿安葬在一起……女儿和一朵蔷薇睡在一起，会很开心的……这么想时，他突然“哇啦哇啦”地大声号哭起来，他的声音那么亮，像他刚从母亲的子宫里掉出时的泣声那么亮……他慢慢地走着，边走边哭，手里紧紧攥着那朵蔷薇，就像握着一颗仍然跳动着的、孱弱的、幼小的心脏。

二〇〇一年七月

樱桃记

1

倘没记错，樱桃和罗小军十一岁时就成了敌人。这么些年来，罗小军的绿军帽、铁皮耳朵、沾着粥米汤的嘴唇和他的小眼睛，仿佛被沙尘暴卷到铁门上的塑料袋：摘下扔到犄角旮旯，过几天复又卷回，挂在门角，脱水的干水母那样婆娑着旋舞。他的牙也难看。他竟然生了满嘴碎米粒，这样他咧开嘴骂人时，他的牙齿就成了台廉价碾米机：污言秽语仿若粮食在吐沫的搅拌下飞旋，没得目的，全乎出于恶毒的惯性。

樱桃第一次和他打交道是小学四年级，那时樱桃已是学校里跑得最快的女生。她比五年级的刘若英跑得还快。刘若英跑得快是因了腿长，而樱桃的腿粗肥短壮，她有幸成为清水镇小学最著名的长跑能手，应当感谢那些小流氓。或许那些男孩称不上流氓，他们的嘴唇上方刚蹭出毛茸茸的胡须。樱桃不认识他们，可这不妨碍他们放学后，将她围堵墙角，揪她头发，踢她屁股。当然，倘若他们来了雅兴，就要迫使她唱歌。他们的要求不高，也只是让她唱他们想象出的黄色小调，比如一知半解的十八摸之类。樱桃刚开始只懂得哭，她的哭声让那些毛糙的男孩更为厌恶。通常某个男生撸下樱桃的红领巾，皱着眉头训斥，哭哭哭！除了哭你还会别的吗？把手伸出来！

樱桃伸出她的左手。

你个猪猡！耳朵里灌水了？我说的是右手！

樱桃就伸出右手：她的右手只长了三根手指。男孩子们睁圆眼睛，犹如盯着窝白胖蛆虫。如果单只长了三根手指，或许尚不能引起他们的好奇，关键便在这里：她的手指肥硕白皙，仅有的三根手指，鸭蹼似的结成一个奇异肉团。在男孩们天长日久的注视中，樱桃对自己的手指已熟视无睹。她不看自己手指，而是窥那些男孩的面孔。就是在那堆如此清晰的面孔中，她发现了罗小军。之所以发现罗小军，是因为他和别的孩子不同，他从不看她的手掌，而是瞄她的眼睛。

这头猪！心里偷着笑话你们呢！罗小军通常提醒哥们儿，他背着手远远站开，绅士似的欣赏着孩子们继续折磨樱桃。

这样，樱桃十一岁时，就记下了这个满嘴碎米牙的男孩。他比别的孩子更让她害怕。她甚至想，他的眼睛是条蛇。这条蛇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男孩子们的游戏也快结束了：最后他们在她胸脯上凶巴巴地捶两拳，用红领巾勒住她的额头，让她看上去更加像白痴，然后，就骂骂咧咧地散伙。而她倒希望他们折磨她的时间，能更长久些，或许，同回家相比较，她更愿意选择如是的闲散时光。

她母亲是裁缝。从樱桃懂事起，母亲便天天坐在那架“飞人牌”缝纫机前，佝偻着背，“咯噔咯噔”地踩着脚踏板，缝制宽大的阿拉伯睡袍。母亲是个不会笑的女人，即便那个煤矿工人来探家，她也只是从那架缝纫机前撤出身，掸掸身上的破线头，从乱糟糟的布料中摸出个发卡，拢住碎发，对这个面皮黝黑的男人说，回来了？她讲话时从不看着人家，眼神探着人家身后，这样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自己后面尚站着旁人。

男人回来时会给樱桃带些零食，比如麻糖，比如切糕。切糕本是白的，糯米面，镶着金丝小枣，涂着蜂蜜，咬上口甜死人。可男人带来的切糕，总沾着些黑色煤渣，那些细小的煤渣相当烦人，将这些亮晶晶的矿物剔除，并非是件易事。通常时候，她挑根绣花针，坐门口石头上，挑煤渣。男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樱桃的印象就是，他给她带来甜美的食物，同时顺便给她带来些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被称作继父的男人，在离家二百里的煤矿上，个把月回来一趟，等他把那些食物塞给樱桃时，他会拍拍樱桃的肩膀，说，樱桃，去找同学玩会儿吧。

母亲和男人进了屋子后，窗帘就拉上了。窗帘是母亲缝制的，布料上点缀着串串紫色葡萄和缠绕纠结的绿叶。门被插上，听着风声从门缝里挤压出来，樱桃的心脏跳得很快。她搞不懂大人们的把戏，无论如何，那些柔软甘甜的食物，足以弥补由好奇带来的沉闷。这个时候，她通常去找刘若英。

刘若英比樱桃大两岁，离樱桃家有百米，十三岁了，是学校里的长跑运动员。她和樱桃比较要好的原因是，樱桃竟然比她跑得还快。她一直搞不清，这个长得敦粗矮胖的孩子，怎么跑起来比鬼还快？本应该是练铅球的好手。对于樱桃的来访，她既不热心，亦不冷淡。总之，她保持了一个急速发育的女孩子的矜持和友善。对樱桃带来的那些肮脏切糕和不干不净的麻糖，她体现出同龄孩子少有的克制和主见，你也别吃了，那么脏，她安慰樱桃说，我们家有饼干呢，有大象的，玫瑰的，鸵鸟的也有，你喜欢吃哪种？

2

罗小军对她的兴趣是日渐浓厚起来的。起先，樱桃放学要对付的是一群狼和一条蛇，后来她对付的，便单是这条蛇。那帮大些的男孩，早对樱桃了无兴致，他们更喜欢尾随在那些漂亮女孩身后，齐声喊着“一二一”，数着女孩子们的屁股在一分钟扭动的次数，他们甚至已经学会了根据女孩子走路的姿势来判断她们是否已经“红”过。罗小军显然是档次低一些的，就是说，他裆部的发育情况决定了他的行为，那就是，他每天放学后，开始疯了似的追逐樱桃。

情况通常是这样的：樱桃在老师说完“散学”后，把花书包挎到肩膀上，慢慢走出教室，而令她惊奇的是，无论她何时出教室，她都会发现罗小军猫在教室外的那株杨树后面，露着窄小的脑袋盯着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她产生了一种错觉，那就是，她把教室外的那棵树当成了罗小军，后来，她再也不敢到那棵树下，和女孩子们跳皮筋或者丢沙包了。

校园里好歹安全，他不敢在有老师的地方欺辱她，最危险的地方是学校的那个小卖部。出了小卖部就是出了学校，这时真正的危险就来临了，罗小军会突然以战斗机滑翔的速度狂奔起来，樱桃似乎感觉到这孩子狂热的呼吸声正以闪电的形式朝她劈过来，如她稍有怠慢，那条吐着芯子的蛇便会附进她身体，让她浑身僵硬、四肢麻冷。她最好的选择便是：争取变成一架比罗小军战斗力强大的飞机，让他永远飞在自己身后，让他永远淹没在自己的影子之中。

一九八五年秋天，很多放学的孩子，每天都会欣赏到一部枯燥的彩色电影：一个肥猪般的小女孩，背着个花书包在清水街的柳树下飞奔，另一个精瘦的男孩背着绿军用书包若猎犬如影随形。当然，他们也会发现女孩比男孩更擅长奔跑。多数情况下，这个女孩和这个男孩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在五米左右。当樱桃发觉两人的距离远些时，通常会放慢速度，喘息着走两步，当罗小军渐渐追上，樱桃又会像麋鹿一样飞奔。有时她把他落得很远，十米都有了，她安静地站住，窥视着那个老鼠样的家伙甩动着瘦弱的小腿，屁颠屁颠地不停奔跑。

他真可怜，他没我跑得快，樱桃会突然怜悯起他。她扶着株柳树，远远凝视着他。他脸上的肌肉由于不停跳跃，仿若刚被屠夫剁掉四肢的猪肉抽搐着，一层毛茸茸的汗气从纤细的毛孔里兀自晕开。她才察觉，他的眼睛其实并不小，或者说，他的眼睛其实很大，他的眼睛只是在愤怒或者伪装成愤怒时才变得细小。她甚至想，当他喘息着揪住她头发，有些不相信似的望着她时，他的眼睛一定是水淋淋的，还是双眼皮。她老老实实地伸出右手，无限甜蜜地说，这是我的手，我的手是鸭子手。你打我吧！你为什么不狠狠地踢我的胖屁股呢？

当然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他们的追逐游戏通常在那家“国营第四食品门市部”前休止。这时他们会分道扬镳，罗小军往南走，樱桃往北走。他们看着对方，都不相信致命的追逐已经终结，他们闻着从门市部里飘散出的火腿肠的香味，最后忧心忡忡地望对方一眼，各自走开了。

那次，罗小军怎的就打碎了两人的游戏规则，也许是他被那些酱猪蹄和猪头肉的香气激发了兴致。在十字路口，他没朝南走，而是依然疯狂地追樱桃。樱桃那天穿着双凉鞋，跑着跑着凉鞋带子就折了，樱桃毫不犹豫地将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飞奔。她的脚很快被一枚玻璃片扎得流了血。她丝毫不敢大意，边哭边跑。那是唯一的一次，因被人追打而哭。由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的哭声是安然的，没有声息的，直到刘若英家门口，罗小军还尾随着她。就在这时，刘若英从门口走出来，手里捧着那个鞋盒。无疑，她是出来跳舞的。

她父亲是县政府办公室的秘书，家境算是富裕。她有双红皮鞋，是她爸上北京出差时给她买的。夏天，她总是把它从精美的鞋盒里搬出，顺便把樱桃叫来，说，你帮我擦鞋油吧，樱桃，擦完后我给你小豆雪糕吃。樱桃对食物永远表现出天生的热忱。她按照刘若英的安排，把白色鞋油挤满鞋面，然后用刷子来来回回地蹭，由于劳动时她的脑袋里满是小豆雪糕，那些鞋油被她弄得满手皆是，可刘若英不在乎这些。她不说话，托着腮凝望着不远处的铁轨。那些铁轨上通常跑着黑色火车，并不很长，火车的鸣笛声也不是很响，慢吞吞地驶向菱角山。通常樱桃的鞋擦好，刘若英露出白白的脚趾，将那双红色的鞋子套进去，然后，她开始跳舞。她跳舞的姿势很轻盈。樱桃就龇着牙，傻傻地笑着。

那天，她看到樱桃光着脚奔跑，后面跟着个人，无疑是欺负人欺负到家了。她把樱桃拉到身后，看着罗小军。她什么都没说，罗小军也什么都没说，然后罗小军斜背着书包走了。樱桃坐地上，用手摸着脚上的血。血被马路灰尘搅拌得黑乎乎，伤口早被渍死。她望着罗小军的背影想，他要追她追到什么时候呢？他想追她追一辈子吗？樱桃在多年后想起这个男孩子的背影，还会经常从梦中惊坐而起，用手去触摸仿佛是挂在黑暗中的影子……这影子如此虚妄，只潮湿地悬在夜空。

3

冬天的清水街是灰的。什么都是灰的，树，鸟，教堂，人，还有不远处那个火葬厂。在气候极端恶劣的日子里，罗小军仍没放弃对樱桃的围追堵截。为了使自己的身体处于巅峰状态，整个冬天，罗小军都没穿棉衣棉裤。而樱桃也只套了毛衣毛裤，为了减轻负荷，她连书包都不背。她左手抓着书和作业本，右手夹着铅笔和橡皮。

那天下了雪，樱桃出了教室，看到罗小军蹬着双灰不溜秋的鞋。原来罗小军把他哥哥的溜冰鞋给穿来了，他早把溜冰鞋系好，靠着那株杨树，就待樱桃出现。樱桃也没料到罗小军的溜冰技术如此高超。樱桃只听得身后的雪地被兵刃破划开，伴随着一声更比一声近的粗重喘息。她尚未来得及回头，辫子就被人抓住了。那是樱桃唯一被罗小军抓到的一回。她听到罗小军激动颤抖的欢呼声，我终于逮着你了！我终于逮着你了！

樱桃惶恐地闭上眼。她想象不出这个像蛇一样的男孩会以如何的手段折磨她。空气很凉，樱桃的鼻涕不时流出。雪其实停了，但是没有阳光，樱桃很奇怪，一个人即使闭着眼睛，也能看到些东西，譬如，她虽然看不到罗小军，却窥了一种白色，以及那种白色所胁迫来的无端凛香。使樱桃更奇怪的是，罗小军并没揍她。她睁开眼睛，罗小军正凝视着她。他胸口剧烈起伏，书包带一张一弛，长睫毛麻木地眨着，脸上兴奋的表情缓缓殆尽。他好像很冷，搓搓手，一屁股坐到雪地上，将溜冰鞋脱了，直起身，觑着眼，打量着樱桃。樱桃抬起右手，举着三根手指，在罗小军眼前晃了晃。

樱桃就走了。边走边回头看罗小军。如果没记错，那是罗小军最后一次追樱桃。之后罗小军再也没在学校门口等候过樱桃，即便在上学或者放学路上遇到，罗小军也是直挺挺地从她身旁走过，连头也不扭。说实话，樱桃有些失望。她对自己感到失望有些不安。再后来，她甚至很少见到罗小军，好像这人从她的奔跑生涯中，就那么失踪了。在小学最后一次见到罗小军，是在毕业汇演上。

罗小军的个子更高，也更瘦，眼睛似乎也大了。他参加了学校的艺术团。罗小军在那出名为“三个优秀少先队员”的节目中，扮演一位中年丧夫、晚年丧子的孤寡妇人。樱桃夹在具具热气腾腾的肉体中，右手揪着红领巾。她看到罗小军的脸被胭脂涂抹成花朵的颜色，额头用碳素铅笔勾勒了几条深线，可能为了使老妇人形象更逼真，美术老师还用两条黑色电光纸把他的两颗门牙包裹起来，可能为了使罗小军说话时有气无力，美术老师又在他嘴巴里塞了三粒泡泡糖，好让他的舌头伸卷时漏出气若游丝的效果。樱桃看着罗小军躺在两张椅子凑成的床上，艰难地咳嗽，每咳嗽一声，他的躯体都象征性地起伏，每一起伏，他头上的假发髻便剧烈地颤抖。樱桃觉得伤心极了，他为什么要饰演一个没有牙齿的老太太呢？他的脸甚至被胭脂染成了绯红色，他追她的时候，脸也从未这么鲜艳过。

她才发觉，她从未像如今这般厌恶过他，这种厌恶盖过了几年后她对弟弟草莓的厌恶。对这个母亲和矿工生育的男孩，她抱了种天生敌意。从母亲怀孕的日子里，这种敌意似乎便来临了：她发觉自己的胸部也像个孕妇一样慢慢鼓囊起来，最原始的肿块消失后，一种恍惚的力量让她胸脯的肌肉蓬松起来，晚上睡觉时，她时常恐惧地去蹭一下那个部位，感觉到一种无形的手正在肌肉里揣摩，那种磨蹭促使这个地方像放了酵母的面团发酵起来。

母亲临盆之前，樱桃的身体不再是那种单纯的肥胖，似乎她身体里的脂肪和液体，每晚都被一只芬芳的管子疏导进母亲的身体之中，甚至当她碰一下母亲，那些汁液也会通过手部的血管和无形的空气，流淌到那个变形的裁缝身体中。其次是尽管胸部膨胀，但身体的其他部位却消瘦起来，比如那双腿，她惊异地发觉，已经和刘若英的一样修长，本来白皙的肉上开始纹了一条条暗黄色褶皱，她不晓得这是脂肪消退后留下的痕迹，就连右手的那三根手指，鸭蹼般连接的部位正慢慢分化，手指间的缝隙正越来越明显……她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她不喜欢这种变化，她甚至恨起了这种变化。她想，这都是母亲怀孕后发生的变化，那么，是不是自己也怀孕了呢？母亲和继父睡一张床，自己和他们也睡一张床，母亲怀孕了，自己是不是也同样的后果？这想法开始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可笑，因为母亲的肚子大得像灌了一袋米，而自己的肚子，尤其是小腹，却光华平坦，摸起来就像花朵的花瓣一样：柔软嫩滑，隐隐散发着一种馝馞之气。

4

可她就是不喜欢草莓，这男孩嗜哭。他哭起来跟春天野猫在房后嘶叫似的，而更令她腻烦的是，母亲在缝制衣服时，看守孩子的重任就落她头上。她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孩子身上的气味，那是一种怎样的气味呢，尿臊搅拌着乳臭。她把他抱在怀里，就没有时间看《射雕英雄传》，而她是多么喜欢看啊。有天傍晚，她领着刚满周岁的草莓在屋前溜达时，看到了罗小军。她知道罗小军家搬到了这片公房附近。他们已经两年没说过话。罗小军的胳膊上戴着黑箍。她知道他母亲前些日子去世了。他母亲是这一带著名的疯子，活着时，天天在桃源镇的大街小巷闲逛。她蹬着双黑色旅游鞋，套着碎花罩衫，独自跳舞，或者唱歌。他们，那些大人们，说她跳的是“忠字舞”，唱的是《我的祖国》，他们，那些大人说，她是个爱国的疯子。

罗小军。樱桃轻轻地招呼到。

若要因。草莓也招呼着。

罗小军的脸上缀着几颗暗疮，他的眼睛更大，脸上好像除了那双眼睛，就再没旁的器官。

嗯。

你吃了吗？

没。

哦。你……去做什么？

不做什么，走走。

罗小军就走了过去。樱桃还想说什么，可还是闭了嘴，她感觉到自己的手指正被什么东西吮吸着，像蚂蚁爬蹿，酥痒而慵懒着舒服。她低下头，却是草莓把她的右手的一根手指含在嘴里，舌头壁虎般卷动着。她愣愣地拔出手指，又看看罗小军。他的腿很长，他的肩膀也很宽，他的屁股走起路来很有劲，他和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

继父好像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喜欢上了一种叫“沧州白”的劣质白酒。他还会每个月末回来。他不再像樱桃小时候那样买些切糕或者麻糖，他似乎把樱桃当成大人了，给樱桃买的东西和给母亲买的东西仿佛，比如一双袜子，短腰的那种，或者一条透明丝巾，有次他还给樱桃买了管口红。他喝酒后撒尿时蹭过樱桃的身体，樱桃正在刷碗，手里正抓着把筷子，她闻到股浓烈的酒气，她的屁股被他碰了下，然后感觉到一只手把某样东西塞进裤兜。

翌日，日头底下，樱桃欣赏着那管口红。她发现这种桃红色的口红比她想象中的还妖艳。她照着镜子将嘴唇描成瓣桃花。嘴唇上细腻的光泽在镜子里晃了晃，然后她听到背后有人问：谁买的口红？

樱桃知道是母亲，她诺诺地回了句什么，悻悻走开。她听到母亲似是叹息了一声。

自那日起，樱桃便与母亲和草莓分屋而居。更确切地说，是和继父分屋而居。母亲在厢房给她置备了张床。虽是厢房，也只摆得下一张狭小的檀木板床，这檀木板床好歹是多年来唯一属于樱桃自己的东西，樱桃躺在上面，觉得从没如此舒适和安然过。清晨起来，樱桃隐隐兴奋着，随手拉了后窗的窗帘，便有个男孩正自窗外疾走。不是旁人，正是罗小军。

原来罗小军每天上学，都要路过自家门口。樱桃极力回想几年前他追逐自己的模样，虽然恍惚了，但想起时心还会怦怦跳。她背了书包，饭也没吃，出了家门。

正是春天，空气中浮动着杨树的涩香。罗小军穿着牛仔裤，两条修长的腿走起路来像蜻蜓掠过水面。樱桃也加快了步子。罗小军没有她跑得快，但走路却比她迅捷。不一会儿樱桃便呼哧带喘。后来她站住了，心里突然忧伤起来。

这样每天清晨，樱桃都守候在厢房后窗，等候着罗小军路过。他走路的样子其实有点难看，他是罗圈腿。两根修长的麻秆在大腿处稍稍分开，拱出棱角分明的两条弧线。他脚上总是一双黑色耐克鞋。有时樱桃跟在他身后，便觉得前面这个人，仿佛是两根倒立的黑色铁钉，在铁钉胶合处，是他干瘪的、几乎是扁平的臀……他每天匆忙赶路，同时身体挥发出铁器冰凉的、恹恹的气息。而这气息，和鼻孔里不时涌动着的各路野花、树木的气息如此相背离，或者说，这个面孔生硬的男孩身上的气味，已经脱离了季节的症候。他的手里还时常攥着卷得长长的纸。面积磅礴而被卷得细细的纸，随着他身体运动倾斜着，衬得他的身材更为单薄。有天，罗小军突然扭过身体，面无表情地盯着樱桃。樱桃便低了头，在他的注视下错开身子，急急晃过去。本来她想回头，看看他是否还在望她，但也只是想想罢了。

樱桃不得不去请教刘若英。当然她没提到跟随罗小军走路的事情，她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你还认识罗小军吗？刘若英正在清点情书。刘若英上了初三，出落得清丽怡人，书包里总出现莫名其妙的信笺。当然，她会非常冷静地处理这些东西：一封封欣赏完，然后冷笑一声，再用火柴烧干净。这些她都不瞒樱桃的。她头也没抬地问，罗小军吗？认识啊？我收到他一封信，用血写的呢。他的字可真难看。谁知道是用猪血写的还是用鸡血写的呢？刘若英说完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完把信烧了。

樱桃心里有些酸，眼睛盯着已被焚烧的信笺，在地上慢慢打着卷，卷成黑色蝴蝶。她不好再问什么，伸了脚，将那些蝴蝶捻得更碎。刘若英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你怎么想起问他来了，他小时候可是老欺负你来着。听说，他最近在收集地图，都有些魔怔了。上课也不好好上，专门去旧物市场搜那些用不着的破地图。

5

很长一段时间，樱桃散学后，抱着草莓去镇上的旧物市场闲逛。旧物市场在家老茶馆门口。通常只几个神情萧索的老人，春天了，还紧裹着破棉衣，蹲蹴着，摆弄着地摊上的古币、描了细眼的仕女胆瓶、毛主席像章。买客也稀疏，通常是稀稀拉拉的茶客打茶馆里晃悠出，半俯着摸摸这个敲敲那个。樱桃抱着草莓在地摊上瞄着人家的物什，并不吭声。这样去了四五天，有个独眼老头便问，丫头，是在找什么呢？樱桃便急急地走开了。哪里有什么地图，连和地图沾边的字画都没有。

待继父回来时，樱桃便和继父说，她想要一张东北三省的地图，而且不要新的，最好是旧的，是人家用剩的那种。继父那天又喝了些酒，眯缝着眼看樱桃。樱桃便又重复了一遍，并且说，不光东北三省的，别的省的也成，越老越好。继父点了头，算是应允了。

于是，不几天继父又回了。让樱桃惊喜的是，继父不但给她拿了一张崭新的东北三省地图，还拿了北京、上海和南京的交通地图，都是散发着墨香的，明显是刚从书店里买回的。樱桃感激地笑笑，一个人跑进厢房，将那些地图在床上次第铺开。那些蜘蛛网似的线条便密密麻麻地交织满床。蓝色的是河流和海洋，黑色的是铁路和公路，褐色的是输油管道……罗小军干吗喜欢地图呢？樱桃伸出三根手指，细细抚摩着洁净的图面，慢慢眼睛就花了，仿佛自己变成了只蚂蚁，在那些迷宫似的曲线里蹩脚地散步。说实话，她不晓得罗小军在想些什么，更不晓得自己在想些什么。

待拿了地图去上学，跟在罗小军身后疾走，却没勇气赶上他，将这些地图亲手交给他了。本来有那么一次，樱桃差点就拍拍他肩膀，手都伸出去了，三根手指僵硬地停驻在他肩膀之上，却无论如何放不下。这时罗小军不知怎的转过身，发现身后伸着一只手，他尖叫了一声。他叫声很大，很多学生都朝这边好奇地张望。樱桃仓促着后退两步，罗小军已飞也似的滑出去十来米。很多年后樱桃还记得这个男孩惊恐的不着边际的叫声，以及他仓皇奔跑的姿势：他两条倒立的铁钉腿似乎是笔直地迈出去，同时倏地身体也木木地飘出，而他手里本来抓着的一张地图，惶惶落到地上。樱桃弯腰拾起。地图用猴皮筋扎着，紧紧的。

罗小军！罗小军！她轻轻地唤着他的名字，而罗小军连头也不回地消失了。樱桃确信罗小军是消失了。也许是樱桃的眼睛黑了下，不管如何，当樱桃再次逡巡着过往的人群时，那个单薄的男孩子，仿佛月光下唱歌的蟋蟀，突地就隐藏进浮动的花影里。

罗小军掉下的那张地图竟然是张外国地图：《布宜诺斯艾利斯交通地图》。多么奇怪的名字。罗小军干吗喜欢有着如此奇特名字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哪里的城市呢？很明显这是张老地图，色泽黯淡，图面上点着黄色斑迹，有的路线还被圆珠笔狠狠地画过……除了刘若英，没有人能帮樱桃的忙了。刘若英见到樱桃时只是抿着嘴笑。她笑得很暧昧。樱桃的左手按着右手，也只涩涩地笑。后来樱桃说，你帮我把那这几张地图给罗小军吧。刘若英说我又不认识他，干吗要我给他？樱桃诺诺地说，他不是给你写过情书吗？你给他，他一定要的。

刘若英摸摸她的头发，没说什么。后来她按住樱桃的一根手指，说，你不知道，你这样做很傻吗？你也……长大了。

樱桃没吭声。回到家里，母亲和草莓已睡了。初春的晚上有风，不冷，甚至有略略暖意。月光也暖暖的，伴着不远处火车的鸣笛。母亲缝制的阿拉伯睡袍就堆砌在厢房。樱桃褪了衣服，将一件睡袍裹了身子，光了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后来她出了厢房，推了母亲的房门。母亲的鼾声有节奏地起伏着。在穿堂的立镜前，樱桃绷直了身体。她约略有点羞涩。她的身体早不属于那个叫樱桃的女孩了。先前她厌恶的乳房越发高耸，而她小时候引以为耻的两条腿，摸上去如此细腻。镜子里三根银色的手指依次滑过樱桃的耳垂、脖颈、乳房和臀部，后来久久驻在她的那张脸上。有两条虫子顺着鼻翼爬下，这让樱桃羞愧不已。她圈住自己的身子，蹲在镜子前，像抱住了另外一个人。

6

上学的时候，樱桃在窗口再也没见到过罗小军。即便在学校，樱桃也很少看到他。在学校的春季运动会上，樱桃看到罗小军报了三千米。他穿着一条深红色的短裤和一件白色跨栏背心，瘦瘦的肩胛骨突兀地鼓将出来。他脚上还是那双黑色耐克鞋，脚腕上是双黑袜子。他没有樱桃想象中跑得快，或许是他不规范的跑步姿势妨碍了他的水平。樱桃想如果罗小军能把小时候追赶她的跑步天赋发挥出来，拿个冠军应该没什么问题。罗小军最后只拿了个第八名。本来班里的体育委员也给樱桃报了女子八百米，可樱桃没去跑。在报名处点名时她佯装去了厕所。透过女墙上葱茏的蒲公英，她看到男子四百米的预赛又开始了。竟然还有罗小军。罗小军这次很争气，拿了个小组第一名。樱桃从墙角拔了棵蒲公英，在手里捉玩了半天。后来她吹了口气，白色降落伞就飘出去了。樱桃想，如果有一朵，恰恰就落在罗小军身上，那该多好。

晚上到家，没承想继父又回来了。见到樱桃，他朝她点点头，从书包里拽出张地图。樱桃笑了笑接过。晚上吃饭时，草莓老是哭个不停，继父正在喝酒，被草莓哭得心烦，顺势打了他一巴掌，草莓便哭得愈发厉害，母亲搂抱着他，说，摸着头有些热，估计是发烧了，要去附近的门诊看医生。

家里就单剩了樱桃和继父两人。那天樱桃吃得心不在焉，米粒被牙齿磨来磨去，却不下咽。眼睛也是昏昏的。继父便问，樱桃，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樱桃没吭声，继父便接着说，女孩子大了，心事也就大了。说罢继续喝酒。樱桃吃得没滋味，推了碗，径自去了厢房。把继父新买的那张地图徐徐展开，是张《巴黎交通地图》，樱桃真搞不懂这些古怪的地图继父是从哪里寻来的。然而要这些地图有什么用处呢？罗小军干吗迷恋这些与清水镇不相干的东西呢？看不到真的水和村镇，看不到真的街道和人，所有真的，都被虚拟成单调的颜色，所有立体的，都被投影成平面。他想去那里旅行吗？他不喜欢清水镇的风景和人吗？

樱桃恍惚着，似乎有股酒气袭来。原来是继父晃悠着进了屋。他打着酒嗝，愣愣地问，你要这些地图做什么？你长大了想周游世界吗？还是想当个地质勘探学家？你的想法倒真是大呢。

樱桃没料到继父会挨着她坐下。她站起来说，我妈该回来了，我去刷碗。你歇会儿吧。

医院离这里远着呢，一时半晌回不来的。继父点着支香烟。吸了没两口，人突然就像座山似的朝樱桃压将过来。樱桃惊叫了声，继父已将她身子支在床上，伸手去解她的腰带。樱桃感觉身下的地图嗦嗦着响动，她能想象得到那地图被压成条条褶皱，沉闷地挣扎，而那座叫巴黎的城市，正在以平面的形式坍塌，就像她身上的那具硬邦邦的身体和一条硬邦邦的蛇，它们野兽般吼叫着，正要把她压成一张平面地图……她没想到男人的气力是如此之大，她除了恐惧外，好像再也没别的办法。恍惚中她的运动裤被男人褪下来了，真正的危险在屋子里以气态刺啦着轻爆。男人的小腹已贴住了她的小腹，男人粗糙的火热的迸发着酒气的蛇让樱桃瞬间清醒过来。她伸着右手，高声尖叫着：

“罗小军！罗小军！你快来啊！罗小军！”

那三根手指被白帜灯泡晃成橘黄，樱桃的眼泪唰地就迸了出来，男人的手慌乱地摸着她的耻骨，樱桃再次大声地叫道：

“罗小军！罗小军！罗小军！”

继父猛地从她身上起来，巡视着厢房。好像真的有人在开门。草莓的哭声在门外蔓延。是母亲回来了。继父慌乱地整理着衣裤蹿出厢房。樱桃躺在床上，顺势抓了被褥，遮掩好身体。不久母亲就进来了。她有些狐疑地问：樱桃，你怎么了？你刚才嚷嚷什么？

樱桃的脸蒙着被子，半晌闷闷地说，没什么，我刚才不小心睡着了，做了个噩梦。母亲又问，你没事吧？樱桃努力平静着说，没事。没事就好，母亲抱着草莓出了厢房，边关门边叮嘱说，夜里凉着呢，多盖床被褥啊。

樱桃“嗯”了声，眼泪就洇了枕巾。她关了灯，将门插死，这才想起那张《巴黎交通地图》。她狠狠地把它攥在手里，使劲揉搓着。揉搓成团后搂着自己的腰轻泣。不知又想起什么，将那张地图小心着展平，那些细小的褶皱浪费了她很长时间。她盯着自己的手指，三根手指，在这座她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上，一点点滑过。她想，明天，一定亲自把这张地图送给罗小军。以后，她再也不为他收集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了。

7

第二天，叠被褥的时候，樱桃在床单上发现了一抹红。她隐隐地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是从来没有流过的，她突然恐惧起来，她不敢想发生了什么，一点都不敢想。把床单塞在床铺底下，默默地洗了脸，方觉得下身也隐隐疼痛起来，找了些上厕所的草纸，敷衍了事地裹掩了。母亲他们还未起床，出了院子，站在阳光下，攥着那张地图，樱桃觉得有些眩晕。

她早早地在学校门口等罗小军。运动会没结束，今天还有男子四百米的决赛，罗小军不会不来上学。渐渐地学生多了，罗小军真就让她等到了。当然，罗小军没想到樱桃是在等他。他只是瞥了她眼就迈了过去。他发觉樱桃和以往不一样，她在直勾勾地盯着他。她以前可从来没有这么张狂地盯过他。

罗小军。

她的声音很微弱。罗小军听到了。他继续往前走。

罗小军。

樱桃又喊。

罗小军转过身。他看到樱桃的眼睛红肿，头发凌乱，套着身带白色条纹的蓝运动服。

你过来下好吗？我给你件东西。

罗小军摇摇头。

樱桃就朝罗小军走了过去。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七八米，是小时候他们追逐着奔跑时，通常保持的那种距离。樱桃走得很慢，罗小军在她瞳孔里变得越来越真切。他的脸还那么瘦削，他的眼睛还那么大，好像他的脸上除了这双眼睛，再没别的器官。他小时候的铁皮耳朵，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扩大，这样看上去，他的耳朵便显得失却比例。而他那双修长的腿，他的那双淹着汗渍的运动鞋，似乎在轻颤。他和她只有一米左右的距离，他和她长这么大，还没有如此近地面对面对视。

罗小军……

当樱桃还没来得及将地图递出，罗小军突然撒腿就跑了。他没朝学校里跑，而是朝通向清水镇中心的街道跑了起来。他开始时跑得很慢，比走路快不了多少。然而他很快就加速了，同时边跑边扭头瞥着樱桃。

樱桃突然就流泪了。她慢慢地朝他跑了过去，开始也慢慢地，当他们离得越来越远时，她飞也似的狂奔起来。她手里攥着那张《巴黎交通地图》，脚下的风呼呼地扯动。公共汽车、自行车、马车和拖拉机如魅影一闪即逝，而前面那个男孩子，他时远时近。有那么片刻，樱桃察觉出裹在那个地方的草纸粗糙地摩擦皮肤，一股疼痛缓缓浮腾起来。那是怎样的一种疼呢？她从未体验过。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二日

关于雪的部分说法

1

颜路打电话说，蓝城下了雪，他说蓝城在他记忆中，还没有下过如此大的雪。无疑他的口气颇为兴奋。在我的印象中，只要提到他不感兴趣的事情，他都会变得格外兴奋。

“我嫂子好吗？”他问。

“米佩好吗？”后来他问。

“那只刺猬还喜欢吃苜蓿吗？”后来他又问。

我听到他在放音乐。他喜欢给我打电话时放那种抒情音乐，而且通常声音弄得很大，我听到这次是M2M的《pretty boy》，“真是变态啊，”他嘟囔着说，“我为什么老碰到变态的事呢？你知道吗，小轩又回来了。”

我说他不是去新西兰了吗？

“是啊，”他笑着说，“去了才不到一个月。这次回蓝城，据说是因为把那条方格围巾忘在家里了。所以回来拿。”

“他回来就为了拿那条方格围巾？”

“是啊，”他郁郁寡欢地说，“小轩是坐专机回的。最近新西兰那边老有坠机事件，他妈怕是拉登搞鬼，所以派专机接他回来。你不知道吗？他妈是意大利一个跨国公司在蓝城的业务总代理。什么？我从没和你谈过？这怎么可能？反正他回来就开始下雪了。你说，我为什么老碰到变态的事呢？”

“你和你的那个汤姆·克鲁斯处得如何了？”

“还好啊，”他笑着说，“我们昨天又约会了。可是……”接下去他说那个汤姆·克鲁斯在和他约会时，要求做“那样的事情”。所谓“那样的事情”就是他不喜欢的事情，就是那些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我没答应的……”他笑了。他笑的时候好像很内疚，“昨天我们在酒吧跳舞，克鲁斯的男朋友又打手机了，肯定听到酒吧的音乐声，”他沉默了会儿说，“我好像成第三者了。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可是，我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我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我都二十一岁了，老了呢。”

我不知道要对他说些什么。我好像从来不知道要对他说些什么。在我们的交往中，大部分时间是他在电话那头讲述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而我在电话这头安静地听着。我必须承认他是个口才很好的人，也许这和他做过一段时间的电台主播有关系。比如，他擅长使用那些极为客套的词语，“对不起啊，我又占用了您这么长时间”，“谢谢您啊，您是个宽宏大量的人”。有时候他也使用那种抒情口吻，“今天蓝城天气晴朗，适合情侣去爬山，当然，千万别忘记带避孕套。”我常误以为我正在倾听一个午夜电台的主持人，单独在为我一个听众播音，除了感激，我还能说些什么？“这么晚了，人们都睡了，只有我还醒着”，他经常这样结束那些芜杂纷乱的谈话。

“你知道我不喜欢下雪，”颜路最后总结，“可是小轩喜欢，所以他回来后，我们这里就下雪了。我去机场接他，坐在出租车里，靠着车窗，雪就开始下了，和他离开蓝城时一模一样，只不过，那次我哭了，这次没有。”他好像喝了些水，他的喉咙咕咚咕咚响着，我似乎看到他的喉结核桃那样做着活塞运动，“我觉得很奇怪。你说，我这么单纯的人，干吗老遇到这么变态的事呢？”

2

二〇〇一年春初某个晚上，我接到蓝城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说他的表弟颜路从佳木斯旅游回来，路过A城买不到车票，要我帮忙搞一张。这个同学大学里好像和我一个系，但不同班，在我印象里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交往，我对他知道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和我老婆在火车站当售票员感到很诧异。我当即答应了他。

“他在第八个售票口的第三根柱子旁边等你，他是个很帅很高的孩子。耳朵总是塞着耳机，听莫文蔚的那些烂歌，他干吗喜欢那些靡靡之音呢？真是的！”最后他似乎赌气似的挂掉电话，也许，他把我当成他不怎么喜欢的表弟了。

我老婆搞到票的那天恰巧没上班。我只好去送票。我没料到赶上塞车。那个司机肯定是个抑郁症患者，在半个多小时的行程中竟然没说半句话。交通电台的女DJ不停播放着一些摇滚乐。我被那些重金属敲击得失去耐性，变得焦躁不安。这种情绪让我在见到那个叫颜路的男孩时保持了冷漠的态度。如他表哥所言，他真的站在第八个售票口的第三个柱子旁，肩膀上背着一只硕大旅行包。见我朝他走过去，他犹豫着朝我摆摆手。

“你是颜路吗？”

他点点头。

“这是今天晚上的票，你快去候车大厅，还有半个小时就检票了。”

他点点头，把票接过去的时候他才问道：“多少钱？”

我摆摆手，他就没吭声。我觉得这一切在瞬间变得异常可笑。他的确很高，那条喇叭腿的牛仔裤和那头金黄色的板寸让他显得很时尚，在夜鸟般嘈杂的旅客喧哗声中，他显得疲惫而略带伤感。我本以为他至少应该说声谢谢，然而他只是瞥了我一眼，问道：“多少钱？”

我说车票才三十块钱，就算了，然后又说了些“以后有事情找我”之类的客套话。而他只是恍惚注视着那些匆忙的旅客，后来他把火车票随手掖进长长的T恤袖口，面对着我，拍拍我的肩膀说：“再见。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了。你放心，我会把车票钱给你邮寄过来。”

3

二〇〇一年春末，我老婆经常上夜班。我觉得，让一个刚结婚半年的女人每天值夜班是件残忍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老婆向她们班长反映，说她胆小如鼠，而且患有轻微的心脏病和梅尼埃病，值夜班只能加剧她的病情。但是那个满嘴黄牙的女班长一口拒绝了她，后来她继续向站长反映，那个终日满身酒气的站长盯着她说，他知道她是个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具有超强责任心的好同志，她应该为组织交给她这么艰巨的任务感到荣幸。我老婆相当沮丧，以至有段时间，我必须像哄三岁婴儿上幼儿园那样哄着她去上班。后来她就习惯了，什么事情一习惯你就慢慢爱上它。所以之后的情形是：每天傍晚六点，我老婆迫不及待地吞咽掉我为她煮的精美晚餐，挤在那些刚刚下班的人群中，像只敏捷的袋鼠跳上二十三路公共汽车，匆忙赶往她无比热爱的火车站。这种颠倒黑白的上班制度让我们的共处变成一种奢侈行为。很多个夜晚，我单独吃完晚饭，不知道自己能做点什么。后来我通常会在那个小区花园溜达两圈。春天让这个所谓的花园保持了华丽色彩，那些单瓣花朵和耀眼的枝条吸引了众多昆虫。我突然有个念头，我想逮些蜜蜂放进我们家客厅，也许它们嗡嗡的歌唱声会让那些沉闷的夜晚像蜂房般温暖。

我就是小心地逮一只细腰金色蜜蜂时发现了那只刺猬。我从来没想到刺猬竟然长得那么丑，我弯腰拎起它，它狐狸样的嘴巴让我觉得滑稽极了，而且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它的那些灰褐色的刺如此柔软。我用手抚摩着它并不可怕的武器，突然觉得这个春天真他妈荒谬。

我觉得至少应该为这只小动物准备一个像样的巢穴，对这个想法我有些吃惊。要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讨厌动物的人，尤其是那些动物的眼睛。在我的印象中，当我注视着它们幽深的瞳孔时，我常常发现它们和人类有着完全相同的眼神。这让我总是怀疑，这些动物的瞳孔里是否栖息着那些死掉的人。这只刺猬也如此。我想要不是我真的无聊到了极点，它一辈子也不会出现在我的房间。

电话是我正在给刺猬找箱子时“丁零零”地聒噪的。在这座陌生城市，我的朋友极为有限，他们仿佛一群患了自闭症的鼹鼠昼伏夜出，而且除了跟我借钱，他们一般不会前来贸然拜访。他们也从不给我打电话，因为他们认为，对着话筒和一个看不到面孔的人交谈是愚蠢的行径。我迟疑着拿起话筒，然后我听到了一个男孩的声音，“是米佩家吗？”我说“是的”。然后那边沉默了。我听到了他轻微的喘息声，他好像正在斟酌着讲话的方式，“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种恋人间最喜欢玩的幼稚把戏，由一个男孩来做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懒懒地说了声“不”后，那边又沉默了。我有些不耐烦起来。“你现在做什么？”他问。

“我正在给一只刺猬造房子。”

“你也喜欢养动物吗？哈哈。”他略显夸张的笑声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震动，“我也喜欢呢。你知道我养了只什么动物吗？”

我极力回忆这个人是谁。然而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一条蛇还是一只蜥蜴？现在好像挺流行这个的。”

“错了啊，”他说，“我养了一只正在吃奶的狼崽。知道它的名字吗？它叫小鸭子。”说完他自己在那头开心地大笑起来。很显然他似乎把我当成了他的朋友。或者说，这个陌生人有种让人能片刻和他交上朋友的能力，我发觉我并不是很讨厌这个人，这个人竟然养了一只狼，还给它起了个“小鸭子”的弱智名字。

“你到底是谁？”

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开始喋喋不休，“哎，你不清楚，当初把这只狼从东北带回来费了多大周折。上火车前我把它藏进我的旅行包，为了不让它窒息而死，我用瑞士军刀把我五百块钱买的亚得牌背包割了十三个洞——真巧啊，和我耳洞的数目一样多呢。更重要的是，我得逃避母狼的追捕，你不知道吗？母狼对幼崽的气味有种超乎寻常的追踪能力——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培养大批母狼，作为稽查毒品的秘密武器呢——在火车站检票口，小鸭子的嘴巴竟然从一个洞里钻了出来。在火车上，我一共喂了它一百二十八根火腿肠和三只苹果，对，还有一个蛏子味儿的馅饼和一把芹菜，我真不知道狼还是素食动物呢。”

我把话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听他叙述关于饲养狼的种种心得。在这期间，那只刺猬不知何时从箱子里跑了出来，开始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在地毯上匍匐。我发觉它在爬行过程中保持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警备状态，它玻璃球状的黑眼珠仿佛淘气的孩子那样乜斜着我，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你觉得很可笑是吗？这可是真的，”那个人笑着说，“我妈现在也开始喜欢上小鸭子了，我估计小轩也会喜欢上它的，因为它除了牙齿尖利一些，好像和一条狗没什么区别呢。我为什么就不能养一条牙齿尖利一些的狼呢？等它到了发情期，我会把它捐赠给我们这里的森林动物园。”

我悄悄放下话筒。那只刺猬已经骄傲地爬到卫生间去了。等我拎着它短小的脚趾，顺手将它扔到盛电脑的纸箱里后，方才想起了那个神秘的电话。可是当我重新拿起话筒时，我只是听到了“嗡嗡”的电话挂线的声音。

4

每天下午四点，我老婆还在睡觉时我就开始为她准备丰盛的晚餐。我时常陶醉在那种做家务的快乐中。这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结婚前我是从不接触厨房的男人。厨房里那些油腻餐具、青菜被洗涤剂揉搓过的气味和植物油滑腻的流动都会让我反胃。我开始想，或许是这个火车站售票员改变了我。我是多么热爱她，尽管在新婚之夜我发现她已经不是处女。可这有何关系？爱一个人和她是不是处女完全是两回事，这是我多年前就已总结出的真理。我们会通宵达旦地做爱。她的身体让我着迷，她做爱时夜莺般的呢喃声常常让我在一个人的时间里神情恍惚。我体味到了爱一个人是多么自由美好的事情。那天我在厨房熘鱼段，她从后面揽住了我的腰，之后她温暖的鼻息在我脖颈处恍惚着扩散，她的一绺头发蹭着我的耳朵，她膨胀的乳房紧紧顶住我的脊梁骨……我想我们这样一辈子抱着，什么也不做，该多好啊。我强迫症患者似的爱上了她的气味、她的肉体、她温柔的叹息声，她的一切，我甚至把我们谈恋爱时她赠送我的瑞士军刀整日揣在怀里，只是因为上面有她漂亮的螺形指纹。

她对我每天坐在家里写那些狗屁文字抱了种宽容态度，即便我在电脑前坐一整天一个字不写，她也总是蹑手蹑脚地在房间里走动。只是她对我新近饲养的刺猬颇有微词。那只丑陋的家伙在我们睡觉时宛如老人哮喘的咳嗽声让她接连失眠了四五天。最让她气愤的是，这只刺猬把她一双价值不菲的红色皮鞋咬了一个洞。此外，它那些不规则排泄的液体和粪便让我们的房间充斥了一种尿臊味，她不得不用空气清新剂在每个房间里喷来喷去，后来她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把它扔掉呢？”

是啊，我为什么不把它扔掉呢？等她去值夜班时，我开始为抛弃这只刺猬做准备。我打算仍旧把它扔到那个街心花园，也许它本来就喜欢那个地方。我用塑料袋裹紧它，在塑料袋里放了一只苹果。在我锁防盗门时，电话铃响了，“喂，你还好吧？我嫂子还好吧？”

我一下子想起了他是谁，“你那只狼还活着吗？”

“还不错啊！”他的声音有些疲倦，“它长得越来越大了呢，”他的声音原来还是很好听的，是那种男孩子刚刚发育完之后的声音，有些悦耳，又有些沙哑的磁性，间或流露出那种变音前略显尖锐的痕迹，“你那只刺猬还活着吗？”

“我正想把它扔掉呢。”

“为什么扔掉它？”他说，“我觉得刺猬挺可爱的，我去年养了十三只刺猬呢，可惜后来它们从阳台上集体逃跑了，我估计它们的结局很惨。第二天，我过我们家对面那条马路时，发现了被车轧死的一只刺猬，是那只叫辣妹的。它们为什么要集体出走呢……对了我告诉你，刺猬喜欢吃茼蒿、苜蓿、榛子、腐竹、马铃薯叶子、无花果和南京产的臭豆腐。如果把臭豆腐用色拉油过一下，它们吃起来简直像做爱那么高兴呢。”

他说话的间隙，那只刺猬开始在塑料袋里抖索着挣扎。它把塑料袋弄得“哗啦哗啦”响，“我们上网聊聊吧，”他说，“我都快闷死了。”

“我从不上网。”

“真的吗？”他有些惊讶地叹息着，“我以为你会是那种有成千上万个网友的人呢。”

我只好关上门，把那只刺猬从塑料袋里解放出来，它趴在地上动也未动，我怀疑它刚才可能险些被闷死。“我真倒霉。哎，今天晚上我见了我的第八十三个网友。”

“还满意吗？不会是那种超级恐龙吧。”

“什么呀。我又不变态。”他唏嘘着说，“约我见面的那个人在网上说自己十九岁了，见了面一看，我靠，我看他倒像是九十岁的。我为什么总是这么倒霉呢？”

我“呵呵”地笑着，又听到他说，“你不相信我见过八十三个网友？我干吗要骗你？我还建立了一个他们的档案。我按他们的年龄、籍贯、身高、体重、皮肤粗糙和细腻度、普通话标准度、眼睛是否双眼皮、鼻梁的高矮、鞋子号码大小、喜欢的颜色、家庭住址和接吻时在一分钟内的呼吸次数建立了索引，这样很方便，到时候在网上我一问他们的详细情况，就知道是我见过面的人还是没有见过面的人了，这可以节约我很多时间，”他似乎喝了口饮料，“小轩要是知道我见过这么多网友，肯定会拿菜刀把我的两条腿剁掉呢。还好，他根本没机会了。”

我搞不清他在唠叨些什么，“小轩是你朋友吗？你带他一起和女孩子约会，他就不会生气了。”

“你说什么呢！我干吗和女孩子约会呢？我又不是变态。和我约会的都是男人。”

刚被我拎起肉乎乎身体的刺猬从手指间摔到地上，“什么？你说什么？”

“哦，”他字正腔圆地说，“我没有告诉过你吗？这怎么可能呢？我是一个同志。知道什么是同志吧？”他似乎对我的反应有点不快，“我是男孩，我喜欢另一个男孩小轩，我就是个同志，你听明白了吗？我还没告诉过你什么？你一起问好了。”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我挂电话了啊。”

“你怎么不认识我呢？”他笑着说，“我没告诉过你吗？我是颜路啊。上个月我在A城倒火车，是你给我买的车票。还是你出的钱呢。等改天我有时间，一定把路费寄给你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啊？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不礼貌吗？你怎么了？喂？咦——？”

5

那只刺猬没有被我扔掉，这让我有些疑惑。同样使我疑惑的是，我老婆不久就回来了。她再次见到它时皱了皱眉头，我一把搂住她，把她摔上床，她就什么埋怨都没了。我们把战场从床上转移到了地毯上，这极大启发了我的兴奋度和创造性，然后我又把战场转移到了厨房、沙发和阳台。在厨房里我闻到了黄瓜和茄子的清香……而在沙发上时我们采取了高难度的体位……在她甜蜜的呻吟声中，电话铃突然爆响起来。她有些慌乱，轻轻推搡开我，伸着手臂去够电话，后来她把电话递给我，“找你的。”

我听到路颜的声音时有些愤怒。我对着电话嚷道，“我现在很忙！你有什么事？”

“我忘记了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情，”他好像很开心，“我是个成年人了，我觉得你应该尊重我，虽然我和你不太一样。”她爬过来，头枕着我的胯部，我哑然了，“另外我想告诉你，我是个优秀的美容师和厨师，我会做满汉全席的所有糕点，鲁系菜是我的强项，当然潮州菜和上海本帮菜也难不倒我。另外，我还是个获过西班牙美容大赛亚军的高级美容师，除了给那些漂亮女人们做隆胸手术，我最拿手的还是针灸美容……”

我挂掉电话，然后拔掉电话线。我觉得我简直快被这个饶舌的家伙弄得疯掉了。我老婆还躺在床上，似乎漫不经心地抚弄着我的喉结，我的欲望被她的手指再次挑动起来……当我们大汗淋漓着抱着喘息时，我听到了她的哽咽声。我以为是我粗暴的动作弄疼了她，可她仍紧紧地搂住我，不停抚弄着我最敏感的地方，于是我们只好又来一次。当我们像两尾脱水的鱼重叠着沉沉睡去时，我听到她嘟囔着说，她再也不想值夜班了，半夜里注视着那些行色匆匆的陌生人，她很害怕……

“真的，”她呢喃着说，“售票厅很大，灯也很亮，可我……就是害怕，有时候一个人都没有，空荡荡的，可是我还得必须在那里坐着……”

我只好温存地抚摩着她的尾椎骨，擦掉她的眼泪，并且保证说，过年时我给她们站长送一箱茅台，那样她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在家里睡安稳觉了。有什么比睡个安稳觉更重要的事情呢？

6

在接下去的日子，我很少受到颜路的干扰。白天时我专心研究菜谱，并且为一家发行量磅礴的南方晚报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文字。只是那些甜腻的文字好像已不受青睐，那个声音柔美的责任编辑打电话说，我能否写一些“另类而有趣”的文字。什么叫另类而有趣呢？那个编辑是这么说的：“就是写写那些吸毒的、卖身的、搞同性爱的，当然，也可以写写靠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你应该知道，读者们最好这口。”

那只刺猬在我们家重又居住，它已经聪明地学会了在一只痰盂里撒尿，并且把粪便排泄到一只纸盒里。我老婆也慢慢喜欢上了这只会咳嗽的动物。我们甚至开始计划着要个孩子，总之我觉得自己像是生活在天堂里，除了颜路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小轩要出国了，你知道吗？你别放电话好吗？他要去澳大利亚。他马上就会见到那些成群奔跑的袋鼠和那些像我这么可爱的考拉了，也许他还会见到鸭嘴兽。我喜欢鸭嘴兽你不知道吗？鸭嘴兽的嘴巴很像小轩的嘴巴。”（二〇〇一年四月五日）

“我们这里很热呢。我刚和小轩从酒吧里出来，我们打算下个礼拜去黄山旅行。黄山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全是那种白痴一样的松鼠。”（二〇〇一年五月三日）

“我为什么不和小轩去澳大利亚？因为小轩不是同志啊！难道我没有告诉过你吗？他喜欢的是女孩子。他有一个像莫文蔚那么漂亮的女朋友啊。我们三个经常一起在酒吧喝那种便宜的七喜饮料呢。是啊，有过又怎么样呢？我和小轩是做过，可这不代表他就是同志啊。”（二〇〇一年五月四日）

“我爱小轩都五年了，我活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见过像小轩这么帅气的男孩。什么？我找个女朋友？我又不变态！找女孩子做什么呢？不过我以前确实有个女朋友，我可不想耽误人家。我很理智的。是啊。小轩知道我喜欢他，他对我也很好呢。可是我们只是朋友，我从十六岁就爱上他，一直爱到现在。和他一起去澳大利亚又有什么用呢？即便我们同居又怎么样呢？他不爱我，他只爱他的女朋友。”（二〇〇一年七月七日）

“小轩刚从北京体检回来。他的签证办好了。我今天给他买了双拖鞋。我听说澳大利亚的天气很热，穿皮鞋会得脚气的。另外，我想给他买一把藏刀，做防身用的啊。我听说澳大利亚有土著人，对，奥运会那个蝙蝠一样的四百米女运动员就是土著人。我没和你说过吗？大部分土著人都是毛利人，生吃人肉，比袋鼠跑得还快，你说小轩要是不小心落在他们手里，多危险啊，就是不知道藏刀算不算凶器，能不能携带出境。我得去出境管理处咨询一下。是啊。听说毛利人的飞镖很厉害的，像飞行器一样，扔出去还能绕着三百六十的弧度飞回来。”（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九日）

“我给小轩买了条围巾。真丝的。他戴上比那些好莱坞的明星还帅气。”（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日）

“今天小轩走了……我们这里下雪了，我和他妈、他女朋友一起把他送到飞机场……刚开始没下雪，我们上了出租车后也没下雪……雪是小轩下了出租车后飘上的，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我本来不想哭，可是一看到下雪了，就忍不住哭了。我没抒情啊，我说的是实话。小轩上了飞机后雪就停了。为什么我总是在下雪的时候情绪不好呢？为什么呢？”（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以上这些颜路的话本来我想以《一个同性爱者的苦与乐》为题发给那个女编辑，我想她一定会感兴趣的。然而，我只是抱着那只刺猬发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么让人恶心过，我也许比刺猬排泄的粪便还让人恶心。后来我把它从电脑里删除了。

7

冬天时我老婆还在疯狂地上夜班。我开始为她煲那种黄酒鸡，听说这是最好的暖身食品。我还跑到“华联商厦”为她买了条围巾。买围巾的时候我想起了颜路。他有段时间没和我联系了，他说他找了个像克鲁斯那么酷的男朋友，只不过这个克鲁斯很快要到葡萄牙和前任男朋友结婚。他说他们没有做过，他只是喜欢他抱着他听音乐，他说小轩最后没去澳大利亚，而是去了新西兰，因为新西兰没有毛利人。他还说小轩过圣诞节的时候，回了蓝城一趟，专门来拿那条颜路买给他的真丝围巾。他说他也要出国了，不过他绝不去新西兰，因为新西兰没有毛利人，“说实话，我更喜欢澳大利亚，我喜欢土著人。我打算从土著小伙子中挑一个当男朋友。我不喜欢新西兰的原因很多啊，我没有和你说过吗？最主要的是，听说那里不允许同时挑着两担水走路。多荒谬的法律啊。”

那年冬天很冷，我独自猫在家里看一些租来的法国影碟。《在撒旦的阳光下》《第八日》《罗塞塔》《法国中尉的女人》《我美丽的洗衣店》《悲情世界》……这些片子抽象晦涩得让人便秘的情节、演员们内敛而又激情澎湃的表演和大提琴悲怆的呜咽声让我时常感到恐惧。那只刺猬倒是活得很滋润。它像吃了激素，长得飞快，身上的刺也越来越锋利，夜晚时它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老人似的咳嗽，而是像婴儿般安详均匀地呼吸。我在客厅里时常点支香烟，半天也不吸一口，目视着烟丝燃烧成蚕虫般的乳白粉尘。后来我把那只刺猬抱在怀里，勒上大衣。我打算去看望一下我老婆。这么静的夜，我老婆会遇到哪些神态各异的旅客呢？那些旅客夜鸟一样慌乱的神色怎么会让她觉得害怕呢？在出租车里我看着路灯恍惚飞驰，而刺猬在我怀里安静地睡着，肚皮温暖光滑，我的手指触着它的心脏有条不紊地跳动。到了这个小城昏暗而憔悴的火车站时，我开始微笑起来。我想象着我老婆见到我时的惊讶神色。也许她会扳着我的头颅亲亲我的耳朵。她最喜欢像老鼠咬家具那样啃我的耳窝。

火车站好像也困顿了，凤毛麟角的乘客在候车大厅里脸色恹恹地熟睡着。让我失望的是，我老婆的那个窗口没开，透过那扇透明的玻璃窗，我仿佛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水气味……我下面突然硬了……我想上趟厕所自己解决该是最好的途径。

收费处一个人也没有，厕所里灯光陆离。我站在小便池前，突然为如何处理我的刺猬发愁。把它放在哪里好呢？思来想去的时候，我听到了厕所某扇门内传出轻微的呻吟声。很明显那是个女人的声音。我有点紧张地抱紧了刺猬。尽管它的刺扎疼了我的小腹。那种呻吟声似乎越来越清晰，我甚至听到了一个男人粗重而压抑的喘息。我的头突然大起来。我想怀里的那只刺猬也许已经掉到地上了，我已经明显判断出那些欢乐而沉重的呼吸声是怎么一回事情。我甚至知道了那个女人通常在何种情况下会得到满足。她还喜欢在高潮来临前发出夜莺般美妙的呢喃声……她最喜欢坐在男人的身上。她喜欢坐在男人的身上摇摆自己的身体……我神情恍惚地踱出厕所，我想他们也一定听到我恐惧的叹息声。后来我像个特务一样蹩进收费口的一个角落，然后如我猜度的那样，不久，我看到我老婆和一个男人从男厕晃了出来。

那个男人我认识，我和我老婆结婚的时候，他敬过我们酒。他很漂亮，长了一双女人才会有的桃花眼。他和我老婆一样，同是这个火车站职工，只不过他是一名机修工人。我甚至留意到他们分手的时候，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摸了摸我老婆的屁股。我开始靠着墙角呕吐起来。我把胃里的食物都吐了出来。后来我突然想起我的那只刺猬。我把它放在哪里了呢？我一点想不起来。我重新进了厕所，我想或许是我把它掉在厕所里了。可厕所里除了污秽的垃圾，什么都没有。我吸着一根香烟。香烟的味道再次诱发了我的呕吐。那些粗糙饼干、大米粒、已经糜烂的劣质咸菜顺着我的喉管喷涌。我的眼泪这才开始流出来。我凝望着窗外，看到了路灯下樱花般飘舞的雪色，原来，是下雪了。

8

我打了辆车回家。刚坐上沙发电话就响了。是颜路打来的。

“你干什么去了？半天也没人接！”他的声音颤抖着，“真是变态啊！我的小鸭子丢了！我的小鸭子怎么会丢了呢？！”

我说我也够倒霉的，刚才我也把我的刺猬丢了，“我和你一样，我和你一样倒霉。”

颜路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已经发动了我妈妈、居委会的老太太和片警集体出动寻找小鸭子，可是它真的找不到了啊！”

我从未听过如此尖锐的声音。他的声音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那种诙谐和俏皮。我觉得这对极了。我深信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正确的，“我们这里也下雪了，颜路，我刚才抱着刺猬去大街上散步，然后我就把它丢了。刺猬丢了，就开始下雪。我为什么也碰到这么变态的事情呢？”

“我没心思和你开玩笑！我的小鸭子丢了！我从东北带回的公狼丢了！”

我挂掉电话，打开影碟机，又听到了法国人卷着大舌头说话时浓重的鼻音。我看到一个戴红色贝雷帽的金发姑娘在巴士上凝望着那个巴士司机。那个巴士司机从反光镜里朝她笑了笑。我从来不知道一个男人可以笑得这么暧昧。

9

翌日，我老婆回来时我还在睡觉。她的小手悄悄地挠我的痒痒，“真是奇怪，今天早晨下班时，我在二十三路车站牌下，发现了一只死刺猬，”她亲亲我的单眼皮，“是被公共汽车轧死的，都成一张皮了，血和肉都没了，真恶心。咱们家的刺猬呢？我买了些榛子给它。咦，刺猬跑哪儿去了啊？你怎么了？”

这个冬天，每天下午我都给我老婆炖鸡汤喝，晚上给那家报纸写些狗屁文章。一切还是老样子，只是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再也没有接到过颜路的电话。在这么漫长的黑夜里，我时常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到电话旁边，希望那种急促而尖锐的声音再次响起。但是我似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不知道颜路怎么样了，不知道他是否去了那个袋鼠在草原上疯狂奔跑的澳大利亚，也不知道他是否找了个毛利人小伙子做男朋友。我本来想给我那个大学同学打个电话，间接询问一下他表弟的情况，但是我翻遍了电话号码本，也没有找到这个同学的名字。也许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根本就没有开始，也就无所谓结束了。我老婆每天白天还会和我做爱，只是我再也不会让她摇摆在我的身体上。我们通常机械地操作着彼此的肉体，让那些汗水和身体的皮屑混淆着弄脏床单或者地毯，然后用毛巾擦掉遗留下的痕迹。

所以说接到颜路表哥的电话时我还是很吃惊。他的声音沙哑，嗓子似乎肿胀了。我以为他又要托我买火车票，可是他支支吾吾的声音让一切变得虚幻起来，“是米佩吗？我是赵博啊。”接下去的寒暄让我们的交谈显得空洞而缺乏实质性内容。后来他叹息着问我，“你还记得我的表弟颜路吗？”

“记得啊。怎么？他不是去澳大利亚了吗？——他还好吧？”

“澳大利亚？什么澳大利亚？你说什么？他死了啊。”

“你说什么？”

“颜路死了。”

我夹着烟的手指开始不停哆嗦，我甚至怀疑起现在这个和我交谈的人是否就是那个颜路。他们的声音真的有几分相像。

“真是不可思议。颜……颜路还有那个倾向……我真的不知道呢。我怎么这么笨呢？”他的声音在黑夜里仿佛一口深不可测的地窖，“这孩子在仪表厂上班，两个月前，他的下水管道堵塞了，一个修理公司的工人来给他修下水道，颜路给他去买香烟。这个修理工有顺手牵羊的毛病，他在搜索颜路的抽屉时……”他在电话那头好像哑巴了。

“颜路不是……美容师吗？”

“美容师？不啊，他在仪表厂当工人。他爸妈死得早，给他留下一处房子。”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那个修理工在颜路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些人体器官……”他似乎呕吐了起来，我听到了呕吐的声音，“那是一个男人的手指，被福尔马林浸泡过，另外还有两只蜡封的耳朵和……和一个男人的生殖器。那个修理工吓坏了，于是去报警。颜路买香烟回来，发现有异常，就吓跑了。你相信吗？后来警察们在颜路的日记里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这些器官是一个外号叫狼的小伙子的。他和颜路好了五年，后来去东北做生意。其实……其实是去东北做皮肉生意的……颜路就到东北，在一个下雪天把他给杀了……他带着这个男孩的手指……耳朵……和生殖器，用一个旅行包背回了蓝城……颜路的尸体是在蓝城郊区一座废弃的轧钢厂房里被发现的……他……干吗自杀呢？他把自己的手腕割了一个洞……他身体里的血全流光了……”

我后来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出于激动或别的因素，他叙述得不是很清晰，“……其实，颜路在逃跑之前，来过我这里，留下了些东西，是给你的。你想要吗？颜路真的是个好孩子，他怎么做出这么愚蠢的事呢……他是死心眼儿，那个叫小轩的孩子去了东北后，他省吃俭用，每个月给小轩邮100块钱……他哪里是什么美容师啊？他这辈子只会用电焊焊接那些破损的机床……他根本没出过国，别说澳大利亚了，除了蓝城他就去过佳木斯……还是杀人去了……”

10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封蓝城来信。那天我老婆扒着我的耳朵说，她以后再也不用值夜班了，宣布完这个幸福消息后，她从身后搂住我，双手在我的腰上打了一个结。我刚剁掉一只白条鸡，手里还捏着把菜刀。后来我用刀背在她白皙的手指上轻柔地滑动，我听到金属和皮肤“沙沙”亲吻的媾和声，刀身上凝固的鸡血仿佛蠕动着的蚯蚓蹭到了她的手背上。我闭上眼……我听到了门铃声。从邮差手里接过那个大信封时我犹豫了片刻。我老婆顺势从我手里抢过去，嬉笑着问，“哪个老情人给你写的情书啊？我检查检查。”

她撕开信封，在抽信笺时一些崭新的纸币飘出来，“喏，有人给你寄了三十块钱，”然后她把一张照片在太阳光线下晃来晃去着欣赏。后来她故作失望地把照片递给我，“这两个帅气的小伙子是谁？景色也很美呢。”

我接过来。我看到了一张在雪地里拍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两个男孩子，并肩站在海边，或许是因为下雪的缘故，他们的面目有些模糊。不过，他们手里那只毛茸茸的考拉和一只跳跃姿态的袋鼠倒是醒目。其中拿考拉的那个男孩，把考拉的嘴唇贴在另一个男孩的耳朵上，开心地笑着。我不知道他们哪个是颜路，哪个是小轩。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你干吗啊？弄得我手上都是鸡血，”我老婆嗔怪道，“脏兮兮的，多难洗啊。”

也就是在这时，我混乱的思维无比清晰起来，我突然回忆起，那个晚上，我是在火车站女厕找到那只刺猬的。这个好色之徒溜进了女厕所，在那些卫生巾里拱来拱去。当我把它揽进我怀里时，它拼命地蠕动起来，我只是死死地按住它的脑袋，让它狭小的头颅贴着我的大衣袖口抽搐，后来它惊恐的眼珠配合着恐怖的吱吱声让我……在瞬间无声地抽泣起来。

我把瑞士军刀从它柔软的小腹抽出，搁到我的头顶上空凝望着。一些黑色的血顺着刀身缓慢流淌，另一些血，则像暗夜里盛开的细碎花朵，在钢刃处，支离破碎地，胶着着。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蜂房

1

发烧的那天晚上，阴历八月初二，是我招呼朋友们喝的酒。我的意思是喝点酒，没准烧就退了。我想不起来是否呕吐过，不过我记得我量了体温，三十七度六。量完体温我打开电视，我喜欢看本地卫视的“魔术揭秘”。主持人是个比鹭鸶还瘦的男孩，在揭露魔术障眼法的过程中常常忘了台词，这让我怀疑他其实是个狡猾的魔术信仰者，他揭秘的目的不是让观众对魔术失去信心，而是让观众更加迷恋魔术。可惜看着看着我就睡了，直到被电话惊醒，当时电视里正推销一种治疗脑溢血的精密仪器。

“睡了？”

“啊。”

“还烧吗？烧的话用冰块敷敷。冰箱的冷冻层里有两袋冰块。对了，还有两根小豆雪糕。你吃一块吧。你晚上去哪里了？”陆西亚的声音很小，“睡吧。明儿早晨我给你煮粥。”

“亲亲我……”

“要是烧得厉害你就盖棉被。棉被你知道放哪儿了吗？对，就在橱柜的顶层，上面全是冬天的毛衣。棉被里有臭球，你把它拿出来，放到床头的抽屉里。明年还能接着用的……”

我刚挂掉电话，铃声又响了，“还有什么事，西亚？”

没人说话。我听到一种类似动物的粗重喘息。

“西亚？”

一个男人的声音：“靠。西亚谁呀？我不是西亚，不认识我了？你怎么样三哥？”

“……”

“怎么？听不出来啊？彪乎乎的！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老四吗？你是老四？”

“没错，是我！我在富丽华酒店唱歌呢。”他憋嗓子说普通话，口音里那种洗不掉的海蛎子味儿被冲得很淡，“唱着唱着就突然想起你们这帮货，就翻电话簿，打了七八个电话，就你的打通了！这帮家伙怎么都睡这么早啊？”

我就是这时犯的酒劲。酒劲上了我就磕巴，而且声音哽咽。我相信当初老四被我打动，可能正是因为我煽情的腔调给他造成了错觉。

“你别哭，我好好的。我这不好好的吗？”接下去我忘记他说了些什么。他是我大学时的铁子。我反复揣摩着他的模样。我们有七八年没见面了。这七八年里，关于他的消息凤毛麟角，那些老同学提到他时总是轻描淡写，譬如他们说，“老四和人打仗进局子了”，“老四花三万块钱进了财政局”，“老四结婚了”，“老四贪污公款二进宫了”。之后关于他的消息就没有了，在我印象中，他还在监狱里蹲着。

“我很好，你放心吧，三哥。”

短暂的热情过后我们都陷入了沉默。窗外夜行车的光亮不时滑筛出柔弱的光亮，光亮里一些飞蛾扑棱着飞。我觉得该是告别的时候了：

“有时间……过……过来玩吧。挺想你。”

“好。再见啊三哥。”

放下电话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太需要睡眠了。最近几天我总是无休止地做梦。

2

每年九月中旬，我都会生场病。也不是什么大病，无非是痢疾、感冒或者干燥性鼻炎。时间很短，床上躺两天，打几瓶点滴，也就痊愈了。但今年这样的持续低烧让我烦躁。在家休息了三四天，吃了瓶扑热息痛，上身还时常拱出一小串冷。我只好穿上了陆西亚给我织的毛衣，这让我有点滑稽，我下身还穿着短裤。我去喝酒时也这种打扮，他们嘲笑我真是个有个性的公务员。

生病之前我刚送走周虹。她是我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我就没见过她。那时她常和我钻一条修建于抗日年代的破地道。黑暗中她喜欢搂紧我的腰，贴着我的耳朵呢喃，她“一生中最大的理想”，便是离开这座以地震著名的城市，“我害怕地震，你想想吧，那些十几层的楼房在三秒钟内坍塌，然后楼板、家具、粮食、下水管道钢管、粪便和熟睡的邻居，统统压在我身上，把我的肠子和脑浆挤出来，”说到这里她身体通常象征性地颤抖两下，“我觉得，我早晚有天会被地震逼疯的。”大学时我们鲜有联系，对她的贸然来访，我多少有些意外。她在小镇待了两天，她说这次是因公出差，到北京采访一位地下电影导演，这导演拍的一部纪录片，刚在康城国际电影节上获了独立单元奖，“我顺便来看看你，”她吸着香烟说，“你没什么变化嘛，和你十八岁时一样老。”

那天晚上周虹在我梦里出现了。她穿着条藕黄色连衣裙，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她连续不断地做着起跳运动，一刻也不停歇。我觉得疲惫至极，睁开眼，已凌晨三点。我拿出根香烟，还没抽，手机突然响了。

“是三哥吗？”老四的声音略显疲惫，“我现在到山海关高速路口了。你开车来接我吧。我朋友对京沈高速不是很熟。”

“你说什么？”

“你打个车来接我吧。我朋友开宝马送我来了。我们不知道怎么走了。”

“送你去……去哪儿？”

“唐山啊。你不是说让我有空去看你吗？我现在就空得厉害。”

我一下子变得比没发烧还清醒。我想他一定疯了。除此外再没更好的理由。要么他就是和我一样在发烧，甚至比我烧得还厉害。他所在的那座城市，那座盛产广场和美女的城市，离我这儿足有两千里，他深夜来看我？

“我从没去过山海关，”我尽量保持冷静，“山海关离我们这儿还有三百六十七点五华里，”我希望能尽量用数字说明问题，“你让你朋友送到唐山。到唐山给我电话好吗？”

他爽快地应允。我手里攥着手机，开始琢磨是否收拾一下我的狗窝。对于远方来访的朋友，我的房子过于邋遢，而且电冰箱都变烤箱了，电饭锅开关经常漏电，客厅的木质地板已半年没打蜡，堆砌着杂志、脏袜子和避孕套。当然，我只是这么想了想，我想着的时候已经睡着了。也许我本来就是做着梦，想这些事情的。

3

早晨七点，老四来电话说，他到了唐山。我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怀疑我打算去接他的想法是否正确。后来我给西亚留了便条，说我出去一趟，早饭她自己吃好了。然后我打了辆出租。小镇离市区尚有七十里。司机是个新手，开车比蜗牛还慢。到了市里又接连碰到堵车和红灯。老四大概等得不耐烦，其间又打了七次电话。他说，朋友已开车返回大连。他说，他正在顺着北新道收费处往南走。他说，他很饿，昨天晚上他没吃饭，只喝了两瓶白兰地。最后他问：

“你们这里怎么这么多蜜蜂？刚才有个小伙子骑车经过，竟被蜜蜂蜇得连人带车栽倒在路上！天，我的天，”我听到他惊诧的喊叫声，“它们又来了！黑压压的……”

我见到老四时他正躲在一棵松树下。他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可笑：他的两只耳朵上分别裹着两条黄色塑料袋，一个公文包像朝鲜妇女顶着瓦罐那样技巧性地顶着，而两只手缩进了衬衣袖口。总之，他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风。见到我时他眼睛里流泻出的惊恐之色尚未退却。就这样他耳朵上戴着两只干瘪的塑料袋和我拥抱。这和我想象中的相逢场景驴唇不对马嘴。

“你们这里有很多养蜂场吗？”他说，“刚才飞过来一群黑云，近了才看清，原来是蜜蜂，没有十万只也有九万九，”他推了推眼镜。他以前的黑框眼镜换成了无框树脂眼镜，这让他的脸比多年前显得虚胖，“刚才有只小蜜蜂，竟然飞进了一个女孩的耳洞里，被卡住了，疼得那女孩又哭又叫，眼泪把脸上的妆都冲花了，我帮她取了出来。”为了证实他的话，他把我领到了一个垃圾箱旁边。我真的看到了许多蜜蜂的尸体，金灿灿铺了薄薄一层，有几只还在蠕动，“这是落单的，被人用笤帚打死了，”接着他问，“我头上有疙瘩吗？有好几只刚才蜇到我了。”

我说没有。我留意到他的白色鳄鱼T恤浸着红色污渍，无疑是洒溅的红酒，他的皮鞋也没打油。我闻到他身上散发着女人的香水味儿。他好像并不是刚从监狱里出来。

我和他互相换烟抽。我想表达一下我对他的感激，或者试图恢复到大学时代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这种念头和见到周虹时的完全不同。见到周虹时我已经认不出她了，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对陌生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距离，我只朝她笑了笑。她黄色的毛寸和灰褐色的套装让她仿佛是一颗烈日下曝晒的核桃仁。打招呼的方式与多年前一样，她朝我挤挤眼睛：她的单眼皮已经拉成双眼皮，茂密的假睫毛把她的眼仁割成许多片幽暗的碎光。大家都这么干燥。

“我没耽误你工作吧？今天好像是礼拜一，”老四问，“你有摩托车吗？”

我说有一辆，但去年出车祸时被撞得粉碎，就剩俩破轮胎和一个发动机了。

“要是没毛病就好了，”他指着香烟盒说，“西柏坡，是不是在你们唐山？你上你的班，我骑摩托去西柏坡玩半天，晚上再找你喝酒。”

我说西柏坡在石家庄，离我们这里有千把里地。

“那很近啊。骑摩托大概四个小时就能到。”

我耐心地告诉他，坐特快火车到西柏坡也要五个小时。去那个革命圣地要经过天津、廊坊、北京、保定、正定、鹿泉，再说了，高速让骑摩托车吗？

“能行。”他蛮有把握地说，“我在大连就常常上高速飙车，最快时二百迈也有了。我去沈阳都是骑摩托，尤其是晚上飙车，车少，特别爽，我从不戴头盔，戴上头盔就看不到星星，也听不到滨海公路旁的涛声，”他似乎留意到出租车司机抿着嘴窃笑，他安静下来。七个小时的旅途终于让他彻底放松了。他的头仰靠着座位，眼睛盯着车篷。

“你结婚了吗？”

他说：“两年前就结了。”

“有孩子了吗？”

他说“没有”，他笑着解释，他老婆总共怀了四次孕，但每回都是五六个月时，闷死在子宫里，“如果他们还活着，最大的那个，应该都会跑了。”

我觉得我该安慰安慰他，可他没有丝毫沮丧或者忧伤的神态，他看上去就像在谈论别人的事情，“没孩子好，离婚方便。”他盯着我，“结婚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我以后是不结婚了，不结婚，有些事情能解决得更方便。你们这里的小姐便宜吗？我昨天晚上包了个鞍山的，一小时一百五。她叫得真干净。天……三哥，那些蜜蜂。看，蜜蜂。”

我朝窗外看去。一堆黄云正沿着高速公路上空流淌，在耀眼的阳光下它们仿佛是块冶化了的金子。它们流动的速度一点不比我们的车缓慢。隔着玻璃窗我们能听到那种巨大的翅膀急速振动的声响。后来连车玻璃也随着声响开始共振。它们飞得越来越低。我们屏住呼吸，浓烈的花香已经弥漫在空气里。

4

到达小镇，已经是中午一点。我带老四去了快餐店，靠临窗的位子坐下。天气很热，座位旁边刚好是台柜式空调。我要了两杯扎啤，一盘红烧泥鳅，一盘香菇鸭片和一盆牛尾汤。老四盯着窗外的小商贩发呆。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周虹来访，我们来的也是这家快餐店，坐的也是临窗的座位，我们也要了两杯扎啤，甚至那天点的菜和今天的完全相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有些不安起来。

他或许真的饿了。上大学军训时，他一顿早餐就能吞掉五个花卷。现在我盯着他在五分钟内干掉了一扎啤酒，吃掉了四条泥鳅，啃掉一节粗壮牛尾。他吃泥鳅的方式很独特：他揪着泥鳅尖细的黑色头颅，牙齿间轻巧地一撸，等牙齿咀嚼时，他的手指只捏着条长骨刺。有那么片刻他望着手指上的鱼骨不知所措，像不相信那是他吃剩的。他乜斜着我，咧嘴笑了笑。我很欣慰他这么能吃能喝。我想起来这个擅长失恋的家伙，每次和女人分手后，自己喝斤“烧刀子”，床上滚一宿，翌日起床他就会忘了那些应该忘记的人。他一直是个聪明人。

“这是我的离婚协议书，”他犹豫着从公文包里掏出张纸片，“她不肯签字。她就是不肯签字。”他的手指搅拌着杯子里的啤酒，间或将手指头塞进嘴里，婴儿那样吮吸着。

我留意到一只蜜蜂停驻在玻璃窗上。它圆润的小腹晶莹剔透。我突然想起了高速公路上的那群蜜蜂。它们到达小镇了吗？

“我们结婚两年半了，这张协议我签了两年零五个月。我就等着她心甘情愿地签字。我不想逼她。”

我突然想点根香烟。我对这样的谈话缺乏兴趣，但我必须流露出那种渴望倾听的欲望。而这似乎颇为重要。可为什么这些失去联系十多年的人，在这个秋天，千里迢迢跑到小镇和我喝酒？他们只想暗示我，他们过得多糟或者多好？他们以为我比他们活得多好或者多糟？那天，周虹在酒桌上提到了她丈夫。她说，那个比她大二十岁的儒商是业界天才，经营着一家房地产公司，身价逾亿。她说话的口吻并没有炫耀的成分，她只是把这个事实传递给我，是的，她只是让我和她一起骄傲。在旅馆里我们吃了很多芒果。她用瑞士军刀把芒果切成薄片，递给我时她犹豫片刻，后来，她走过来，对我说，张开嘴。我就张开嘴。她说伸出舌头，我就把舌头伸出来。我为什么要张嘴，我为什么要伸舌头呢？我不仅张开了嘴，伸出了舌头，还把柠檬片小心地吞咽下去。一起吞咽的还有她的手指。她的手指有点咸。她的手指蹭着我的牙齿。不光蹭了我的牙齿，还蹭了我的嘴唇、鼻子和喉结。当她抱住我的头颅时，我的耳朵贴住了她温热的、跳跃着的乳房……后来所发生的细节，我没任何记忆，我只是感觉我被她硬生生地强奸了，而不是我和她愉快地通奸。她已非多年前那个害怕地震的女孩。她那时最怕天花板把她的身体挤成三明治。她以后不用害怕这些东西了。多好。

“你别劝我，没用，你不知道我多厌恶她，”他安慰我，“天下最毒妇人心，她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厉害的女人。我真想弄死她。”他声音亢奋起来，“她已经给他们家人写了遗嘱，说哪天她要是死了，一定是我干的。”他把另一条泥鳅剔成一根骨头，“三哥，电视，你看，电视……我没忽悠你吧？”

快餐店的电视里正在播报午间新闻，几个客人也在看。我听到女播音员有些颤抖的声音：

“今天上午八点，我市出现群蜂。它们成千上万地徘徊在市区。十二点正是下班高峰，已有数十名路人被蜜蜂蜇伤。为保障市民安全，市消防支队特勤二中队的消防战士穿上密不透风的防蜂服，开始力克群蜂。只见消防战士手拿高压水龙头，对着树上、电线杆、墙上的群蜂用水一阵猛冲，蜜蜂如密雨般纷纷落下，顷刻间，整条路上全是蜜蜂尸体。半个钟头后，机场中路的蜜蜂被彻底清除了。消防车又开向其他被蜜蜂占领的路段。”

电视里配合着蜜蜂被歼灭的画面，那些蜜蜂的尸体像黄金覆盖了路面、消防车的顶盖，还有几只不时撞向摄像机镜头。电视里水龙头的哗哗声、消防人员大声吆喝的声音和过往行人惊恐的尖叫声将画面渲染得有些像恐怖片。

“你们这里经常这样吗？”老四看起来有些慌乱，“你们这里不是流行地震吗？怎么，现在又流行蜜蜂了？那么多蜜蜂从哪儿飞来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蜜蜂。以前只有春天时，南方的养蜂人才会开着卡车，拉着蜂箱来这里采蜂蜜。

“我想洗澡，你带我去桑拿好吗？”老四擦着眼镜，不时观望着窗外，“那些蜜蜂不会跑你们小镇来吧？蜜蜂很厉害的，美国内达华州一九九六年就出现过蜂灾。那次总共有十六人被蜇死了。”

我说请他放心，小镇上会很安全。我这么说时其实心里也很不安。后来我说，你要洗澡的话，家里有热水器。不过你要真喜欢桑拿，小镇上也有两三家。

“那就别去了，在家里洗。这些泥鳅真不错。多少钱一盘？这么便宜？我干脆带回大连好了。味道真香。”

出饭店时他没提那盘泥鳅。他已忘了它。我觉得我有必要带他去泡桑拿。他这么远跑来和我喝酒，我为什么不能给他找个女人轻松轻松？当然，我很害怕被警察抓到。像我这种公务员，被人知道找小姐会是件丢脸的事。我给单立人打电话。单立人是我表弟，他不光是我表弟，还是个很有办法的人。

5

单立人找了个比较熟的女人。他说她捏骨的技术不错。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两个？他愣愣地盯住我说，你发烧了吗？在他印象里，我应该是那种宁愿用手解决问题也不愿碰小姐的胆小鬼。也许我本来就是个胆小鬼。我长了三十年没和同学打过架，没和同事红过脸，没和领导顶过嘴，没吃过女人豆腐，没搞过朋友的老婆。他们明着夸我是个老实人，私下里骂我是面鱼。知道什么是面鱼吗？面鱼就是不起性的男人。

这个女人圆滚滚的。我相信老四喜欢这样的女人，他口味该和我差不多。他第一个女朋友，在某高校当打字员的那个姑娘，就是个丰润肉透的女人。那时老四多喜欢她啊，他把她带到海边，租了帐篷，一晚上做了她六次，老四说每次干后半小时，他就硬了，于是再干，当然，他是用抒情的方式描述那个结束处男身份的夜晚：他提到大海淫荡的涛声，提到满天荡漾的星光，提到海鸥旖旎的欢叫，提到和打字员如何在沙滩上倔强地进入与湿漉漉地被进入，他甚至提到干破了的四只避孕套和在黑暗中的恐惧，“我干了她六次。真的，六次，”他那时还戴着黑框眼镜，看上去像大学里诚惶诚恐的年轻助教，“我真怕我精子流尽了，像被曝晒的海蜇那样没一点水分，干巴巴地死了。可一点事都没有。不过第二天，倒是她不会走路了。她走了两步就瘫在沙滩上。我想，我一定会和她结婚。我毕业后就跟她结婚。”

我不知道那个打字员是否嫁给了他。他进了包厢，我继续躺在休息室看电视。电视里的“热点透视”正在播放市民灭蜂的行动。主持人邀请了一位昆虫研究所的老教授，正在讨论蜜蜂的生理构造。那个老教授严肃地提到一些奇怪的名词，巢牌、蜡鳞、蜡腺、意蜂……然后他又兴致盎然地介绍新采的花蜜的含水量和含糖量，他说花蜜的含水量一般在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五十五，含糖量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五十；成熟的蜂蜜，含水量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五十以下……

主持人似乎也意识到老教授的言辞已经偏离主题，于是她开始转移话题，谈到了民间组织是如何应对这次蜂灾的。她说中午两点，出现了一支自愿前来收蜂的队伍。三个收废品的人从这里经过，由于他们以前都养过蜂，见此阵仗，他们估计蜂王有可能就在附近，于是三个人头戴塑料布，开始在隔离板上一层一层地拨开层层叠叠停在上面的蜜蜂，寻找蜂王，可是不到二十分钟，三个人的手掌、额头全都被蜜蜂蜇得肿成了馒头。又疼又急，三个人只好放弃。

这些疯狂的蜜蜂是从哪里飞来的？为什么陆西亚还不给我电话？我还在发烧，我想陆西亚。我从没这样想过她。陆西亚总是隔三岔五来我这儿，洗个热水澡，顺便将脱下来的乳罩、长腿丝袜晾晒到暖气片上，她把它们铺放得很平整。她每次都把这些贴身衣物摆放得很平整。这孩子是服装厂的裁缝，擅长在瞬间将两片布头缝成条肥大内裤。她说，他们厂的内裤全部出口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那些阿拉伯男人穿着他们厂的内裤去海边洗澡，或者去上班。她说话时那么自信，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那个国家的女人，如她详细描述的那样，蒙着白纱，骑着自行车，穿着“家美”牌超肥短裤去清真寺做祷告。

我为什么想她。我不过才和她认识四个月。周虹来时我曾幻想三个人一起吃顿饭。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做。那我该做哪些事情？哪些事情又是有可能的呢？比如，那些蜜蜂，有没有可能会飞到小镇呢？

6

从浴池出来，我们并没有发现蜜蜂。正是下午两点，本应日光最强，但天空低沉，没有往日高远的游云。空气里挥发着铁锈的腥味。像是要下雨了。

“爽吗？”

“干了团猪肉。”

到我家后他又洗遍澡。我很奇怪陆西亚怎么没在家。这个时候她该在浴室，或者躺沙发上看电影杂志。老四洗完后光着身体在狭小的客厅里散步。他从沙发旁走到巴西木前，再从巴西木走到沙发前。后来他去了阳台，蜷进一把黑漆的竹椅。他的样子让他看上去像只疲惫的猴子。他的肋骨还那么清晰，仿佛钢板上微微隆起的创记。他不停地抽着香烟。一根没抽完就掐了，接着点上一根，掐掉，再点上一根。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这些年都做了什么坏事？”他说，“你还像当年那样闷头闷脑。你一点没变。你干吗总这样软不啦唧的？”接着他又安慰我说，“不过，这样也挺好的。”

我递给他只削好的苹果。他咬了两口，把香烟头按在果肉上。我最怕闻到苹果和香烟混淆的气味。

“你把我的公文包拿过来。我给你念点东西。”我递给他，他有些笨拙地在公文包里翻来翻去。他从里面翻出了一只女人的乳罩，一双男式球袜，一些散乱的页码。

“这是我给她写的最后一封信，”他说，“我以后再也不给她写信了。你知道吗，我这半年里给她写了一百八十封信，一天一封。可我没心情伺候她了。我他妈玩腻歪了。”

他没想到我翻了翻将信又递给他，“你的字还和从前那样烂。我看不懂。”

我们都笑了起来，笑出了声。他和以前一样，笑起来时，脸颊上浮现出两个他最讨厌的梨涡。

我给你念。你听着：

王翠秀：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通牒。我是个重情意的人。这是我最大的弱点。两年来，你这个贱货，就是利用我最大的弱点，打击我，不让我过好日子。从我们认识那天起，你就勾搭我，还一直追到我家，和我上了床。你虽然流了点血，可是谁知道你是不是，抓破了身子的某个部位，冒充处女呢？你逼我和你结婚，说你有了孩子，虽然我不清楚是不是我的孩子，但是我没逼你打掉。我们结婚后，孩子四个月就死在你肚子里。

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平仄不分，他的身体在朗读的过程中缓慢地伸展开，大腿支到阳台上的窗棂，一只胳膊搭住花盆里的棕榈树。我看到一只蜜蜂从纱窗的破洞里钻进来，蛰伏在他的脚趾上。他的脚趾没动，也许他根本没发现它。后来他的声音开始有了起伏，愈来愈急促，那些我久违多年的充满了海蛎子味儿的大连方言在蜜蜂嗡嗡声中，将阳台点缀得不安而充满危机。我摸摸自己的额头。很凉。我想我已经不再发烧了。我默视着老四的嘴巴，他的嘴唇上也落着一只蜜蜂。那只蜜蜂在老四的嘴唇上急速扇动着花纹翅膀，后来，是的，后来，我眼睛里全是蜜蜂了。我看到无数只蜜蜂飞进阳台，它们跳着蹩脚的八字舞，将没有花朵和蜜汁的阳台变成了一只潮湿、阴柔的、巨大的蜂巢。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在精神病院的那段日子，你这个贱货，每个星期还来一趟，坐在我的身上和我干。当着另外两个精神病人的面，和我干。我出院时你又怀孕，我想要孩子，你却把他打掉，说那段日子我吃药，怕孩子有毛病。我知道你心虚。你在我住院期间，到底搞过几个男人……”

“你听明白了吧？这个婊子就是这么迫害我的。”他笑着说。

我没吭声。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想离婚，她不想离。”说完他从躺椅上站起来，“我离家出走过一次。我去找了王美。还记得王美吧，眼睛贼大的那个胖子。我跟她睡了三天觉，第四天早晨，我正在刷牙，我老婆就踢门进来了，”他皱着眉头，“她是个疯子，她怎么知道我跑到了王美那儿呢。她身后是我们单位的局长，还有公安局的。”

我盯着他。

“她指证我有精神病。他们就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去了。”说完他从躺椅上蹿起，赤裸着身体和我面对面站立着，“医生逼我吃药，我就吃；给我做电击，我就做；让我绕着操场跑步，我就跑。有啥扛不过的？我只是受不了那个女精神病。三哥，信吗？她晚上对我进行性骚扰。这个花痴，乳房贼大，光着屁股，颤着两只大奶子，整天病房里溜达来溜达去，她还老幻想自己是个电影明星，让我求她签名。有时候她心情好，就躺到我床上自慰。”他突然笑了，“还有个老女人，以为自己是根蘑菇，天天穿着黑衣黑裤，撑着把黑伞在院子里蹲着。”

关于老女人的这一段明显是他抄袭的，我以前在酒桌上听人家说过这段子。我盯着他。他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他的耳朵还是那么硕大，鼻子还是那么挺，牙齿还是那么白，眉骨上和蒙古人斗殴留下的刀疤还是那么突兀着暗红，说话时颧骨上的肌肉还是那样富有激情地抖动，并且因为急促的语速变得绯红——这让他看上去显得不安和羞涩……是的，除了他是否还能一夜和女人做六次值得商榷外，他所有的东西，都和若干年前，保持着朴素的一致性。

7

老四什么时候走的？他离开时和周虹离开时一样迅速。周虹说去看望我妈。她上高中时，最喜欢吃我妈炖的红烧肉。那天，老太太正在院子里翻一只斑点鸽。那只幼鸽被剪了膀儿，却不见了。我妈怀疑它是被一群野鸽子勾走的。她说她怎么都不明白，一只没膀儿的鸽子怎么会飞走呢？于是周虹和我妈到大街上找鸽子。他们在小镇电影院的垃圾箱里找到了它，据说当时它正在啄一只塑料拖鞋。她们把它用绳子捆绑好，以防止它再次失踪。周虹就是回去的路上离开的，她强行塞给老太太一百块钱，然后她就走了。我妈说她哭了，“这个害怕地震的丫头，在上海过得不好吗？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老四是下午三点走的。他在我家总共待了一个小时。天气越来越凉，老四望着天空发呆。如果没记错，他是在他的手机爆响后变得焦躁不安的。他握着手机对里面大声咒骂，后来，他不光咒骂，还手舞足蹈起来。再后来，他关了机，将手机扔到桌子上。我问他在骂谁？他说在骂他们局长。我说你为什么骂领导呢？他说我愿意骂谁就骂谁，我想骂谁就骂谁。我说要尊重领导，对领导说话要心平气和。他愣愣地看着我，想说什么。可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摸了摸我的头发，说，他必须得走了。他说下雨时他在别人家睡不好觉，而他最忍受不了的便是失眠。他说我要是真舍不得他走，那么现在就去酒店喝酒，喝醉后他再走。他说他回去后就找帮痞子，把她老婆先奸后杀，他就自由了。他说等他彻底自由后，再来拜访我。他说再来拜访我时，希望我的摩托车能修好，那样他就能骑着摩托车去西柏坡旅游了。

“你手里有现钱吗，借我二百，”最后他说，“我来的时候，其实是打车来的，从富丽华出来，我随便叫了辆出租车就来了。从大连到唐山不远，可他跟我要了一千二。我回去只能坐火车了。”

我没送他，我把手里仅有的钱全给了他。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他离开时已经下雨了，我去拿雨伞时，他已经带上房门离开。在桌子上我看到了他的手机。他把我的手机装走了。我坐在沙发上闷闷地量体温。四十二度三。再后来我打开电视，那个女主持人还在介绍蜂乱，她说一名叫边浩的中年男子，开着辆白色奇瑞车经过，看到密密麻麻的蜂群，他立刻买来白糖，兑成水喷在车子外壳上，停在科华中路五号门口一棵被蜜蜂包围了的槐树下，顷刻间，蜜蜂就把他的车子覆盖了，边先生说，这样可以把蜂王引出来，找到蜂王蜜蜂就会跟它回家。可是等了近一个钟头蜂王还是没有出现，边先生只好把这辆“蜜蜂车”开到了洗车场冲洗了……

我觉得我根本就没发烧，我觉得一切都正常。我想该和主任续假了，我的病假已经超期。单位的电话老占线，我拨了四遍仍然占线。我只好拨了第五遍。我又失望了一次。后来我忐忑地捏着老四的手机，欣赏着机体漂亮的花纹和各种美妙的铃声。我好像在等待着某些人再次打扰。再后来我干脆脱掉衣服，将左腿卸下，扔地板上，裸露着身体削苹果。几只黑头蚂蚁爬过来，啃着塑料假肢上的几缕淡血。虽然我一点不喜欢我的左腿，我还是用烟头烫死了蚂蚁。雨越发地大了，好像在打闷雷，闪电鬼魅地在房间蛇游。在雨声中，我似乎听到了昆虫“嗡嗡”的歌唱声。我只有将塑料假肢抱在怀里，期待着陆西亚快点回家。

二〇〇三年十月五日

简买丽决定要疯掉

每个周末，我都要挤十三号线地铁到东直门，然后转二号线去北京站。钻入那条满是假发票贩子的邮政胡同，我会看到一辆又一辆红色大巴。它们安静有序地排列在那里，仿佛随时都能把我带到那个叫作云落的滨海小城。

我的女朋友郭琪是云落县水务局的公务员。

约会简单而有规律：中午去万达广场吃云吞面或鸿宴肘子，饭后去万达广场对面的成兆才大戏院看一场电影，看完电影，我们就去戏院旁边的开滦大酒店开房。在房间里，郭琪和我想象中的一样疯狂任性。跟北京城相较，云落县城其实就是指甲盖大的地方，不过三十年的建县历史，和黯淡平静的它相比，我更喜欢看上去瘦弱羞涩实则奔放多汁的郭琪。她一点不比我经历过的其他女人逊色。也许，她比她们都好。

在云落我通常会遇到简买丽。第一次看到她时，她正穿着件裘皮大衣蜷在车里翻一张老唱片。多年后我还记得这个姑娘手忙脚乱的情形。她攒着眉头，眼角是那种热切的不耐烦，假睫毛间或缓慢眨动，让我怀疑一直有双无形而疲惫的手在漫不经心地拨弄。当她终于找到那张莎拉·布莱曼的唱片，这才舒了口气，对坐在副驾驶上的郭琪说：“亲，我们出发吧。饿死了。”

郭琪扭头朝我吐了吐舌头：“知道了吧，简买丽的标签很简单：强迫症加文艺女青年。上午小红莓，中午比约克，晚上布莱曼。否则她的车就会开到树冠上。”

这个有强迫症的文艺女青年开着她的红色敞篷宝马拉着她的闺密和闺密的男友去接她的男朋友。那时她的男朋友是个小警察。这个小警察五大三粗，擅长摔跤和投掷标枪。郭琪说，简买丽现在喜欢这种长得像棕熊的印第安式男人：孔武有力，浑身汗毛，肱二头肌通常比举重运动员的还要健硕。简买丽拉着小警察和我们去吃烧烤。小警察很能吃——他一口气吃了三串羊宝和五个猪腰。当然他的酒量也吓人，一口气喝了二十四瓶喜力。他很快把我灌倒了，接着很快把郭琪灌倒了。我只得和郭琪相互搀扶着去男女混用的洗手间呕吐。当我们都吐完了，不知道怎么就跌跌撞撞地搂抱在一起。她的舌头像蜂蜜一样甜，像冰冻糕点一样凉。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吻着，全然不顾“咚咚咚”的敲门声。说实话，后来我再也没有过那么美妙的激吻。一让我想起来就迅速勃起的激吻。

当我们踉踉跄跄坐好，发觉简买丽和小警察正互诉衷肠。我听到简买丽问小警察：“你真的爱我？像卡米耶·克洛岱尔爱罗丹一样爱我？”

小警察茫然却坚定地点点头。

简买丽睁着大眼睛问：“你能为了我去死吗？”

小警察重重地点点头。

简买丽问：“如果我怀了别人的孩子，你愿意跟我结婚吗？”

小警察哆嗦着厚嘴唇说：“愿意！我愿意！”

简买丽望着小警察笑，笑着笑着哭了。她哭的声音很大，惹得邻桌的小镇男女不停窥视。郭琪站起来咬着舌头挥舞着手臂嚷道：“你们这些傻逼，有什么好看的？一群套子里的人！”

那些套子里的人就灰头灰脑地继续喝他们的酒。我看着简买丽。她的脸色那么苍白，就像一个死了很久却没来得及安葬的人。

郭琪跟我讲过简买丽的事。作为简买丽的闺密，她不是个喜欢卖弄朋友隐私的女人。我只晓得简买丽和这个小警察谈了三个月恋爱。小警察是独生子，初中毕业后到职业高中念园林专业。后来在社会上混了几年，当过工商银行接待员、干过厨子，还在电影院当过临时放映员，最近不晓得怎么去了派出所做协警。他一辈子没坐过火车和飞机，没有在电影院里看过一场电影，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待在云落县城。除了他的酒量和他的厚嘴唇，我对他再也没有别的印象。我不太清楚简买丽为何跟他谈恋爱。不过在郭琪看来，简买丽做什么事都很正常。按照她的说法，简买丽天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这符合水瓶座的个性。“这个警察喜欢死她了，这就够了，”那天晚上郭琪嘬着我的耳垂说，“一个人，眼瞧着另外一个人为她要死要活意乱情迷，即便不喜欢，心慢慢地也会软了。”

话虽如此，我还是觉得不合情理。郭琪说简买丽在北京一家电器公司工作，算是职业白领。她父母呢，把老骨头砸碎了，给她出了一百二十万首付，在北三环芍药居附近买了套小平米的房子，她只需按月还贷就行。她是个特别孝顺的孩子，每个礼拜都会开车回云落探望日渐衰老的父母。她一直是父母的骄傲：在传媒大学上的本科，又念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郭琪说，她父母唯一的遗憾之处，就是简买丽没有去当演员。不过呢，这也让他们安心。郭琪说，这对在重点高中教了一辈子历史和语文的特级教师平日里最喜欢的就是娱乐圈的八卦新闻。他们清晰地意识到，一个女演员要想成名，必须睁着眼一路“睡”过去：除了睡导演睡制片人，还要睡灯光师睡摄影师睡剧务睡化妆师和编剧，没准连茶水也得睡。反正主流网站上的娱乐爆料都这么写。他们认为，尽管国色天香的女儿过着普通人的普通日子，却也足以让他们在亲戚朋友面前昂着头颅大声说话了。

“简买丽真的要结婚了，”郭琪不止一次对我说，“那个警察正装修房子。”她目光迷离地看着我，“连简买丽都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那时我在北京影视圈混了三四年，专门给一个导演剪片。这个导演在国内外颇有名望，二十多年前，他拍了一部关于黄河两岸秦腔爱好者的黑白电影，没有经审跑到戛纳电影节去参展并获了大奖。后来他又拍了大陆第一部关于站街女的电影。他穿着件油腻的军大衣在沈阳铁西区采访了三个月。沈阳的冬天那么漫长，他每天举着架老式莱卡拍她们的脸。我觉得即便他不当导演，肯定也会成为薇薇安·迈尔那样伟大的隐世摄影家。可以说，在他二十年的导演时光里，他的名字一直和“先锋”“被禁”“纯粹”“自由”“民主”这样的词汇混淆在一起。不过当我认识他时，他已是个常年黑眼圈、在片场跷着脚啜红酒、间或跑到房车里跟小女友搞一下的老男人。他的才华曾经让他像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今的他更像个眼神游离的犹大——每年他会从赞助商那里弄个七八百万，然后拍一两部软色情的微电影，口碑反倒有增无减。他对我不错，他知道我是个有才华的人，当然这个圈子里有才华的人比阴毛还多。我过得并不如意，每个月只拿四千块工资，刨去房租车马费饭费所剩无几，平日里还要老爹老妈接济。

郭琪一直盼我能定居云落。她一直想让我到云落县的电视台当摄影师。她舅舅是云落电视台的台长，帮我弄个事业编制还是游刃有余的。她时常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夫妻二人骑着电动车一起上班，一起去超市买菜，一起到幼儿园接孩子放学。

“我才不回来。我可受不了每天扛着摄像机，拍那些大腹便便的傻逼官员，”我对郭琪说，“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那好，”郭琪笑着说，“我等你。我最喜欢等郎心似铁的野男人。”

“小样，你能等到什么时候？”

“地老天荒呗。肯定让你看到树上的黄手帕。”

我必须承认，郭琪是个擅长说甜言蜜语的人。

很显然，简买丽不是个喜欢说甜言蜜语的人。那个小警察刚把房子装修好，她就跟他分手了。据说小警察当场气晕过去了。郭琪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丝毫不觉得意外。在我看来，简买丽即便和小警察结婚也不会幸福。他们是两个完全不搭的人：就像是在故宫城墙外又盖了一座黑乎乎的金字塔。一直让我纳闷的是，当初简买丽为何选择了这样一位男友？她真舍得为他辞掉北京的工作回云落？对于我的这些疑问，郭琪总是三缄其口。

“问那么多干吗？”郭琪说，“赶快去洗澡，晚上带你见位远方来的贵客。”

我们到金达莱烤肉店时，简买丽和那位客人已经等了很长时间。郭琪不停解释说，友谊路出了车祸，堵车堵了二十多分钟。简买丽努了努嘴，示意郭琪赶紧坐她身边。我只能挨着那位客人落座。对于我们的到来，这位远方来客似乎并未察觉，仍小心翼翼地摆弄着煎锅上的基围虾。基围虾壳既薄又脆很易烤煳。不过这位客人的手艺似乎不错，他用筷子有条不紊地将虾翻过来掉过去，淡淡地注视着虾皮由灰白变浅红，再由浅红变成玉白与樱红相交。当虾皮爆散出腥香的气味时他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这才叩着太阳穴对郭琪说：“美女，我们真的好久没见了。”

郭琪嬉笑着伸手，客人也伸出手。他的手指比郭琪的还要白细柔嫩。

“是啊，你比习大大都忙，”郭琪嗔怪道，“还在山西挖煤吗？”

客人响亮地笑了几声，将虾一尾尾夹进盘子，又翘着手指将虾皮剥落，一例一例分到碟子里。当他往吃碟里倒芥末膏和蒜蓉时，简买丽撇着嘴说：“你吃你的，难道别人没长手长脚吗？”客人得意地笑了笑，这才转头对我说：“你好，我是徐世强。您贵姓？”

那天晚上我跟这个叫徐世强的家伙喝了不少。跟小警察相比，他的酒量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不如何讲话，更多时候只静静看着简买丽。简买丽呢，单只歪头和郭琪叽叽咕咕，正眼也不瞧他一下。每逢此时，徐世强就朝我咧一下嘴，露出细密的白牙。他似乎认为我什么都知道，而事实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好了六年，”他恍惚着说，“真难以置信。”

我不晓得说什么，我只知道前些日子简买丽差点嫁给那个浑身是毛的小警察。

“她是那种脾气特拧巴的人。看起来像只温顺娴静、端庄可人的猫，可要真不耐烦不顺心了，就会变成……变成……变成……另外一只猫。”

他看起来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牛仔裤套头衫，笑容干净，瞳孔又亮又朗润。

“我知道有很多地方对不住她，可我真的爱她。”徐世强的舌头有些卷，他耸了耸肩说，“唉，有什么办法？你说是不是哥们儿？我们活在这个乱糟糟的世上，总是身不由己的时候多。而且，我们时常被意外打动。”

从烧烤店出来我们去钱柜唱歌。简买丽一直离徐世强远远地坐着，犹如矜持高傲的修女。徐世强丝毫不介怀，拿着麦克风凝望着简买丽唱情歌。他的声音高亢清亮，很有些林志炫的味道。“我觉得简买丽真过分！”郭琪嘟嘟囔囔地说，“人家大老远跑来看她，她却摆出副臭狗屎的嘴脸！”我掐了掐她的脸说，农民工的命，就别操中南海的心了。

后来，当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前奏响起，我们看到徐世强将简买丽一把揽进怀中。他们摇摇晃晃地移动着凌乱的脚步，犹如两位心事重重、患了帕金森综合征的老人在黑暗中瑟瑟着起舞。

郭琪啃着西瓜说：“喂！我们结婚吧！”

看着她没心没肺的样子，我想了半晌才说：“你……疯了吗？”

接下去那段时间我没再去云落。我们导演又接了新片。这次他让我当副导演，自己干脆做甩手掌柜。说实话我只在上大学时用DV拍过两部剧情短片，对于调度这么多人马还真是心虚。不过还好，摄影师是导演多年的铁哥们儿，圈子里也混了三十年，在业内颇有威望，据说王家卫请他都要排队的。除此之外他还是个格外和善的人。很多不懂的地方我都会提前向他请教，他也事事替我留心。我们在河北赵县拍了半个月，又跑到上海待了二十天，然后转战杭州……等回到北京已是深秋。我休息了几日，并没急着回云落。郭琪每晚都会给我打电话汇报行程：譬如她从淘宝买了件八十元的毛衣，穿了两天破了线，她只得给卖家打了“差评”；譬如她的皮鞋被老鼠咬了个洞，她去集市买那种剧毒的“灭鼠强”；譬如他们局长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结果情妇带着私生子到家里分割财产；譬如他们单位正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看完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后她含泪写了五千字的心得体会……我在电话这头嗯嗯啊啊，内心却是那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我想过我们的关系：我真的愿意在某一天去云落跟她结婚？婚后我真的会老老实实到电视台当新闻记者？如果这一切的答案是否定，那我为何还要跟她谈恋爱？这么想时，我怎么突然想到了简买丽。

我很久没见过简买丽了。多么奇怪，我们都在北京上班，我们也都留有彼此的手机号码，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联系过。仿佛我们只能在云落县城，只能在郭琪出现时，才能面对面坐着吃烤肉喝啤酒，抽烟或交谈，如果没有郭琪，这一切就不符合生活逻辑。想着想着我拨了简买丽的手机，不过还没来得及通话就急匆匆挂掉了。对于上次那个徐世强，我也一直心存疑虑。简买丽和他到底是何关系？如果是恋人，简买丽为何还要跟小警察谈情说爱？如果是情人，这个叫徐世强的男人，和我想象中的那些戴着黄金狗链、开着兰博基尼的土豪还真对不上号。

那个周末我又去了云落。郭琪见到我时老远就扑过来又亲又咬。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午后时光。我一直都不舍得从她体内抽离，仿佛每当我们的肉身分开，我就从光明走向了黑暗，只有当我坚硬的器官在她的子宫里跋涉时，我才仿佛正从黑暗走向光明……我咬着郭琪的脖颈不停痉挛，她慢悠悠地说：“简买丽回来了。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吧。”

我问简买丽还是经常回家吗？

“是啊，”郭琪擦了擦我额头的汗水说，“你不在的这几个月，她又交了个新男友。”

我问那个徐世强呢？

“她打算彻底离开徐世强，”郭琪说，“她现在爱的是检察官。”

见到检察官时我忍不住笑了。这个检察官简直就是缩水版的小警察。朴实健壮，头发根根竖起，说起话来一板一眼，很有些威严持重的味道。只有当他偷眼乜斜简买丽时，眼角才流露些许的孩子气。饭吃到一半他就很有礼貌地辞别。简买丽说他在反贪局工作，而毫无疑问，反贪局是这个时代最忙碌的一个单位。

我看着简买丽。我很久没见她。她没什么大的变化，胖了些，额头更光洁，那头棕色的长发变成了黑色，耳垂上的白亮鹦鹉贝壳变成了银色暗花耳钉。她更静了，只是用手剥着几颗煮熟的花生米。

“我跟他摊牌了，”简买丽说，“我跟他说，我爱上了别人。这次是真的。”

她说话时没瞅郭琪，也没有瞅我，仿佛她是说给口中的那个“他”听。如果没有猜错，那个“他”无非就是徐世强了。

“我等了他这么久，我都老了，再也没耐心了，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简买丽盯着餐桌上油腻腻的烤羊腿说，“我不爱他了，一点都不爱了。有个诗人说，爱能够体现一个人的最低道德和最高智慧，我想我已经很好地验证了这句话。所以，我不想再等下去了。”

我和郭琪对视一眼，什么都没说。我们只能听简买丽说。

“上一次跟警察结婚，纯粹是想让他有危机感。这一次是真的，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检察官。我把宝马车卖了，钱存进了他的银行卡。他送我的那套房子，我会办过户手续。我不占他一分一厘。我从小就不喜欢钱，长大了更不喜欢钱。”

“我知道，”郭琪说，“我们走吧，我们喝了很多。”

“他如果真的爱我，怎么舍得让我等了整整六年？你说呢？”简买丽点了支烟，抽了两口就咳嗽起来。

我们把简买丽拖进郭琪的车里，送她回家。她父亲开的门。这是个戴眼镜的男人，头发灰白，留着小胡子。他跟郭琪不是一般的熟络，拍了拍郭琪的头说：“丫头，又把买丽灌醉了？”他的声音没有一点呵责的意味，相反，倒饱含着一种亲昵和信任。郭琪大大咧咧地说，哪里是我把她灌醉了，是她自己把自己灌醉的。男人说：“你呀，总也改不了贫嘴的毛病。快回去吧，就不请你们到家里喝茶了。”他搀扶着简买丽一点一点挪进屋里，临关门前还微笑着朝我们摆了摆手。

“他不知道简买丽找了新男友。”郭琪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才是最糟糕的。”

那个深秋，我是云落和北京两头跑。在这样煞有介事的奔波中，我似乎渐渐爱上了云落。或者说，爱上了这种奔波本身。有次在大巴上翻看一篇叫作《褐色鸟群》的小说。那个叫格非的作家蛰居在一个叫作“水边”的地方写作。他坐在寓所的窗口，能够清晰地看到水底的鹅卵石，以及白如积雪的茅穗上甲壳状或蛾状微生物爬行的姿势。这段描写让我蓦然想起了简买丽。

简买丽和她的检察官男友办了一个“云落栖霞读书会”。这个读书会的会址是矗在城乡结合部一条河流上的巨大铁皮屋。房子曾经被检察官的叔叔用来开农家饭庄，不过他的叔叔死于车祸后就闲置下来。那是多奇怪的一间铁皮屋：它的底部被几十根松木桩稳稳地托在河水之上，四壁的厚铁皮被工匠用油漆分别涂成了雪白和湛蓝。我们坐在房子里，听简买丽气定神闲地朗读小说或者诗歌，就像是躺在云朵里听天使唱赞美诗。简买丽挑选的书五花八门，大部分是关于文艺或荒诞戏剧，而那些参加读书会的人更是来自各行各业：一个上高中二年级、好像患有自闭症的女孩；一个在县评剧团拉二胡的瘸腿男人；在超市里卖童装的中年妇女；在斯大林街卖南京板鸭的龅牙男人；还有一个总是怀揣速效救心丸的斜眼男孩……

当然，那个检察官偶尔也前来助阵。他总是穿着制服，仿佛那是他天生的胎记。他也总是很忙，帮我们捡掉在沙发缝隙里的莎士比亚十四行抒情诗的复印件，帮我们倒滚烫的茉莉花茶，帮我们用苍蝇拍打死飞进来的蚊虫，帮我们驱逐爬进来的草蛇和蟾蜍。更多时候，他盘腿坐在地板上，托着腮帮凝望着简买丽用那种甜美的、简直能挤出蔗糖的嗓音朗读诗歌：

我就要离开你

就要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爱你

在那里我会健康如初淡泊透明

我会参加劳动对生活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

如果阳光很好我会展露微笑

会对自己说除了你我什么都没有

这个时候，检察官会“腾”的一下从地板上耸身而起，笔杆条直地站好，用力拍击着他熊掌般厚实的手掌，然后，我们的掌声也会稀稀拉拉地响起。简买丽面色红润地朝我们点点头以示谢意，最后她的目光会盯在检察官四四方方的脸上，久久都不愿挪开。

更多时候我全然忘记了简买丽的声音，忘记了郭琪不停抚摸我脸庞的小手，忘记了我们的剧组和导演，只是将眼光随意瞥向玻璃窗外。窗外是浩瀚的烟雾般的河水，望不到头，野芦苇和凤眼莲杂乱地随风摇摆，将倒映下的白云一绺一绺地挤碎，栖息在睡莲上的水蚂蚱间或滑蹦过水面，消失在岸边的野姜花丛中。我想，住在云落还是不错的，在云落电视台当摄影师也是不错的选择。

当我再一次见到徐世强，读书会已经解散了。天气太冷，我们都受不了潮湿的水汽和阴凉的野风。简买丽信誓旦旦地说，等明年春天我们会举办更盛大的读书会，我们不但要办读书会，还要举办全市的诗歌朗读会。当然这些话她绝不会对徐世强说。当徐世强和我们面对面地吃着大锅炖鱼时，简买丽可是一声都没吭。

徐世强还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彬彬有礼，不停地用马勺搅动着铁锅里的嘎鱼、葱段和辣椒，同时左手扇动着汩汩冒将出来的水蒸气。“你们多吃点，”他用筷子不停地捞着鱼肉和粉条，又将一块玉米饼子小心着掰碎，撒在简买丽的鱼汤里。“美女又胖了呢，”他望着郭琪说。“你们的新电影什么时候上线？我跟买丽一定去捧场。”他望着我说。我和郭琪举起杯子跟他喝酒。他就说：“我们山西人都喝汾酒，要是喝啤酒，不如干脆用大碗喝！”

我跟郭琪没有异议，他就让服务生拿了三个大海碗，咕嘟咕嘟倒满，说：“我们半年多没见了。这样吧，一个星期喝一碗，我们连着干二十四碗。”说完就仰起脖子灌起来。我还没见过这样喝酒的，蛮劲就被他引逗出来。我们不停地哈哈大笑着灌酒，毛衣都被散出的酒液淋湿了。二十四碗喝下，我立刻现了原形。徐世强也好不到哪里。他撸起袖子伸出右手说：“哥们儿，我们掰掌吧，看看谁手劲大！”他纯真的目光中闪动着某种疯狂的火焰，我想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焚烧起来了。

“够了，你老老实实坐好，我有话跟你说。”简买丽抿了口茶水说，“你什么都不用说，只管听我说。”

简买丽没有抬头看我们，而是瞅着铁锅里沸腾的鱼汤。

“我二十岁那年在酒吧认识你，如今也六年了。你追我，我没拒绝。我确实喜欢你。我喜欢你这一款的男人，干净，不脏，嘴巴甜，疼惜人。你说我研究生毕业后就结婚，我信了你。你不停地跑山西，我才知道你本来就是山西人，北京这儿只是你的分公司。我怎么那么傻呢？你帮我在三环买了套房，我才知道你们家有钱有势。研究生毕业后我想找工作，你不让，只让我在空房子里待着，你说舍不得我上班，怕我受苦，怕我适应不了社会，我信了你。”

“我每天无所事事，做美容，练瑜伽，看美剧，读小说，做义工，参加豆瓣小组的读书会，把自己养得像条肥胖的白蛆。我那时最盼望的就是赶紧跟你结婚，生一窝孩子，忙起来。你呢，总是说我们还小，你事业的根基还不牢固，我信了你。等到偶然看到你的全家福，我才知道你结婚了，不但结了婚，还有对龙凤胎。你的嘴巴怎么那么紧？你上辈子是哑巴？我耍，我闹，你跟我说，给我一年时间，我保证离婚。你给我买了辆宝马，让我常回云落散散心。我信了你。”

“我一直信你，你也一直把我当傻子。我又等了你两年，结果呢？你还没有离婚。我受够了！我真受够了！我他妈只想找个正经男人结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早不爱你了！开着你的车回山西继续挖你的煤吧！”

徐世强咬着嘴唇一直微笑，简买丽的唾沫喷到他的脸颊上时也没有擦拭。当简买丽喊出“挖你的煤吧！”时，他才眯眼环视下四周，将食指竖在唇边，轻声轻语地说：“买丽，我想见一见伯父。”

简买丽冷哼一声。徐世强笑着说：“我好久没跟伯父喝衡水老白干了。我喜欢你们家那套画着梅花的酒盅。”

关于那次家庭聚餐我一直试图遗忘。可有些事越想忘掉，它就越像你额头的疤痕，在清晨洗脸照镜子时闪躲进你的瞳孔。我记得翌日晚上，简买丽父母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在他们的印象中，这个叫徐世强的男人是女儿的男朋友，他们未来的女婿。无疑他们很喜欢这个未来女婿，餐桌上摆着一大盘阳澄湖大闸蟹，还有罕见的两指长的东方虾。简买丽的母亲还炖了只柴母鸡，屋子里弥漫着油脂花椒的香气。那天来的客人不多，除了我跟郭琪，还有简买丽的姨妈。简买丽一直闷头闷脑地在厨房忙活，我跟徐世强则在客厅里看电视。在漫长的等待晚宴的过程中，徐世强一句话都没说。偶尔瞥我一眼，也只是严肃地点下头，仿佛我是他手下的一名煤矿工人。

当我们正襟危坐开始晚宴，简买丽的父亲先发表了一席简短的演说。他说，世强很久没来了，这次来得也仓促，没事先通知，他只是备了点家常小菜。不过酒还是可以喝点，是珍藏了三十年的茅台。说完他给我们每人斟了半杯，说：“来来来，祝我们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买丽，你老绷着丝瓜脸干吗？还不快端酒杯。”

我没料到徐世强一口就将杯中酒干掉。他迅速地瞥了我们一眼，然后死死盯着简买丽的父亲说：“伯父，我这次来，是跟您辞别的。”

简买丽的父亲愣了下说：“哦，又要出国了？这次去哪儿？上次你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蓝山蜂蜜，用来做柠檬蜂蜜鲑鱼排，味道真是鲜美啊。”

徐世强支吾着说：“不是这个意思。”

简买丽的父亲瞥了眼简买丽。简买丽低着头。他只能再次将目光甩向徐世强。徐世强笑了下说：“我的意思是，我跟买丽分手了。”

很显然，简买丽的父母和姨妈一下子全蒙了。他们脸上的肌肉似乎都在剧烈颤抖。我们听到简买丽的父亲问道：“你是来吃散伙饭的？”

徐世强说：“我不想承认这个事实，可事实是，我就是来吃散伙饭的。”

简买丽的父亲慢条斯理地说：“你们年轻人啊，要懂得互相体谅。老话说得好，守礼就是持戒，原谅就是解脱，知足就是放下，利人就是利己。没必要为小事动干戈。”

徐世强半晌才喃喃道：“伯父，我们的事不是小事。”

简买丽的父亲攒了攒眉头。徐世强站起身麻利地推开椅子，“扑通”一声跪在了简父面前。他的膝盖骨磕在木质地板上的声响沉闷又古怪。我们听到他，听到这个山西煤老板痛哭流涕地嚷道：

“伯父啊伯父！是我对不起买丽！我其实早结婚了！我一直在骗你们！我不是个东西！”

简买丽父亲手中的酒盅不停颤晃，我看到黏稠的茅台酒不时顺着盅壁上的梅花一滴一滴溢淌。简买丽的母亲睁着惊恐的眼睛注视着她的丈夫，似乎怕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男人做出什么惊人之举。简买丽的姨妈呢，那双玻璃球似的大眼骨碌骨碌不停乱转，也许在她多年的小镇生活中，还没有遇到过如此戏剧性的场景。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将目光聚集在那个鼻孔一直翕动的老男人身上。

“你们，”简买丽的父亲用手指点着简买丽，简买丽的母亲和姨妈，以及郭琪和我，“你们先出去转一转，我跟世强私下里唠两句嗑。你，”他又指了指简买丽的姨妈，“在屋里你就是个聋子，什么都没听到；出了屋你就是个哑巴，什么都不能说。”简买丽的姨妈慌里慌张地点着头，和我们推推搡搡地出了房间。

已经是冬天，户外干冷干冷的。满天繁星。简买丽的姨妈强拽着简买丽的母亲去了她家。我们三个则坐在郭琪的那辆破车里，将暖风开到最大。“有什么可说的？老爷子也真是的。”郭琪嘟囔道，“要不我去偷听一下他们讲什么？”

简买丽轻声轻语地说：“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已经铁了心。”

郭琪说：“我觉得你家老爷子的脾气真好，没扇徐世强嘴巴子。”

简买丽冷笑一声：“知识分子嘛。”

郭琪说：“哎，你们就这样分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难过呢。”

简买丽说：“有些事，不去争才算得上是慈悲。对我也好对他也好，都是一样的道理。”

“慈悲”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倒让我心底升腾起某种不安。郭琪说：“要是我啊，房子和车都不还他。便宜他了！”

简买丽看着我说：“唉，你懂什么呢。”

我们等了个把小时，他们似乎还在喝酒。在门外我们听到酒杯碰酒杯的声响，间或是一两句大声争辩的声音。我们想开门进去，又怕简买丽的父亲再次把我们轰出来。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简买丽的父亲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我们就站在楼道里小声说话，不停地抽烟，要么就将耳朵贴在门壁上，再次辨听他们的谈判到了如何的地步。一个小时过去，简买丽的父亲打电话让简买丽进屋。我们在简买丽身后鬼鬼祟祟地尾随着。

“我现在告诉你，简买丽，”她父亲一板一眼地说，“我不允许你跟世强分手。”

我们都睁大了眼看他。他并没喝醉，眼神比晚宴时更冷峻。他说：“我们深谈了很久，世强是真的喜欢你。你既然已经等了他六年，又何必在乎多等几年？”

我们面面相觑。简买丽狐疑着问道：“爸，你的意思是，继续让我当这个男人的小老婆？”

简买丽的父亲重重地摆了下手：“我不管什么小三小四的，人家世强有‘财’有貌，心都掏给你了，你何必计较这些形式？江青当初不都是这样熬过来的吗？”

简买丽突然大笑起来，她看了看郭琪，看了看我，睁着凤眼嚷道：“听见没，这就是我爸！他被徐世强洗脑了！徐世强啊徐世强，你给我听好了！我就是嫁给一头猪，嫁给一条狗，也不愿意再多瞅你一眼！”

徐世强耸耸肩膀，貌似无辜地凝望着简买丽的父亲。简买丽的父亲叹息了一声，然后拍拍简买丽的肩膀说：

“如果你跟世强分手了，我们就断绝父女关系。我向来说到做到。你最了解爸爸了。”

简买丽在北京的房子有两处，一处是徐世强的，她已经还给了他；一处是父母给她买的，目前正往外出租。这样简买丽只能住在郭琪家里。简买丽在郭琪家住了挺长一段时日。徐世强回山西了，继续挖他的煤炭。我也回了北京，继续剪导演的新片。说实话，我跟郭琪对简买丽父亲的行为有些费解。我们宁愿相信他是鬼迷心窍。可据郭琪说，老人家并不是个贪财的人，“文革”期间因为仗义执言还被打成过“右派”。那么他为何要强迫简买丽等徐世强？这个问题一直让我困惑不已。

郭琪说，简买丽偶然提过，徐世强的老婆是当地黑社会老大的女儿，别看是个女人，却很有两把刷子，兴致来了也会带着小弟挨家挨户收保护费。她一直怕见到徐世强的老婆，怕这个传说中的女人用利器捅进她的身体，或者让她不知不觉消失在某个小煤窑里。然而，她的父亲，她那个教了一辈子高中历史的父亲，却固执地让她等那个男人。为了这个煤炭老板，父女俩彻底翻了脸。郭琪说，简买丽再也没有回过父母家。而那个深爱着简买丽的检察官，被简买丽的父亲找过三两次后，也消失在简买丽的生活中。简买丽再也不能在湖边的房子里举办读书会了。简买丽也找过检察官，不过检察官总是以工作忙碌为由拒绝见面。他和简买丽最后一次通话时总共说了三句：

“我知道你还爱着徐世强。我从不当感情上的第三者。我是个有原则的人。”

据郭琪说，检察官的语气斩钉截铁，就像是在给疑犯下判决书。

而徐世强，隔三岔五就去趟云落，简买丽不见他，他就去找简买丽的父亲喝酒。他还给简买丽的父亲买了一辆奥迪A6，给简买丽的母亲买了一颗钻石戒指。郭琪说，简买丽绝食了一个礼拜，最后没挺住，还是吃了点方便面。简买丽经常对着镜子嘀咕，我要疯了，我要疯了，我真的快被他们逼疯了……郭琪想带她去丽江旅游散心，也被她一口回绝。她现在哪里也不去，就住在郭琪给她租的两间阁楼里睡觉，脸也不洗，只有心情好的时候，才会跟着郭琪到街里吃点东西。“这可怎么办呢……”郭琪时常在电话里忧心忡忡地说，“她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的。前两天徐世强来看她，被她用剪子吓跑了。”

等我再回云落，已经临近春节。云落下了场大雪。我跟郭琪和简买丽去吃海底捞。简买丽面无表情，衣着邋遢，完全没有了美女的风范。倒是郭琪日益变得红润起来，话也格外多。回北京后没几天，我接到郭琪的电话，她郁郁寡欢地说，简买丽真的有些不正常了，经常自言自语，而且有时会接连失踪好几天，等她重新出现时，她竟然不记得自己去了哪里。我安慰她说，最好年后让简买丽回北京，以她的学历找份体面的工作不成问题。郭琪只是不停地叹息。

过年的时候，导演又给我派了活儿。我时常想，理想主义者是不是最终都会沦落为腐朽的享乐主义者？为了他的钱，为了他的女人，他只有不停地、毫无愧疚感地操着别人的身体与灵魂。大年初一晚上，我收了工回家。在惠新西街南口步行时，我在微信上勾搭了个女人。我跟她说，我现在就想操别人。她说，她现在就想被别人操。不过，最近手头有点紧，最好能给她点钱。我对这个妓女说，你过来吧，让我狠狠地操你一把，钱不是问题。

我跟那个女人在冰凉的单人床上折腾了很久，我没有戴套子，直接射在了她里面。她也无所谓的样子，安慰我说除了宫颈有些糜烂，她什么毛病都没有。我把五百块钱塞进她的手里。尽管我们做了那么久，她的手脚还是那么凉。她看了我一眼，说，兄弟，今天是大年，我给你打个八折吧，然后把一百块钱塞进我的裤兜。我什么都没说，送她上了电梯。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郭琪。郭琪问我在干吗。我说刚去外面吃了碗兰州拉面。她说你什么时候完工？快来云落吧，我给你包三鲜馅饺子吃。我手里攥着那张陈旧的、有些褶皱的一百块钱，一时竟有些语塞。她又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简买丽似乎真的疯了。她父母将她接回了家。不过，昨天晚上那么冷，她还是裸露着身子跑出去了。

“你知道她跑哪里去了吗？”

“不知道。”

“她竟然跑到那个检察官的家门口。手里拿着惠特曼的《草叶集》。”

“哦。”

“检察官给她裹了条毯子，开车送她去了精神病医院。”

“真的吗。”

“真的。”

“简买丽真的疯了，”郭琪抽泣着说，“我好怕。我真的很怕……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怕什么，”我沉默了一个世纪那么长，然后慢吞吞地说，“既然她想疯，干脆让她疯掉好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快乐的疯子。”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日于滦南

莱昂的火车

我们只好去坐火车。

有从云落县城直达秦皇岛的汽车，但是莱昂说，坐火车舒服。这样我们只能先坐汽车到滦州，再从滦州倒火车。即便这样我也没说什么。谁不想舒服点？尤其是莱昂。整个冬天他好像都没换衣服。有一天我提醒他说，他一个月没换那件暗红色格子衬衣了。他轻蔑地瞥了我一眼，伸出四根手指我在眼前晃了晃说，纯棉的，舒服。于是我知道，他有四件一模一样的格子衬衣。在此之前，我已经知道他有三双一模一样的灰色登山鞋。

到滦州时下午两点四十。火车是下午五点四十的。我们还要干等三个小时。我说还是坐汽车吧，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趟前往秦皇岛。再说，这个点儿正逢春运，过滦州的火车都开往东北，人肯定多如牛毛，别说座位，估计连卫生间都挤满了民工。这样站着到秦皇岛，怎么会舒服呢？

也许最后一句话打动了他。他勉强同意去坐汽车。可是刚买完票他就反悔了。他犹豫着说，我们把票退了吧，还是坐火车好。他连续说了五遍我都没有吭声。我只是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吸烟。

上汽车后，莱昂一声不吭地套上双黑色手套。我问你冷吗？他点点头。那双手套很破了，线头挓挲着，上面粘着干巴的饭粒。后来他又窸窸窣窣地掏出口罩。口罩很大，上面印着贝克汉姆的鼻子和嘴巴。我很担心他会把那顶黑色线绒帽也戴上。我乜斜着坐在身边的他。果不其然，他缓缓地从怀里掏出了柔软的帽子，慢慢套在头上。他完全把自己装在了套子里。他紧挨着窗口大声咳嗽，仿佛刚病愈的肺结核患者。

途中莱昂变成了一个哑巴。我问他和家里打招呼了吗？他摆摆手。我问刚过去的是昌黎县城吗？他打开手机里的谷歌地图让我自己看。我问你不舒服吗？他仍闭着眼，仿佛入定的老僧。还好，我们终于到了秦皇岛。凯威开车来接我们。凯威还是老样子，看上去就是个警察。莱昂这才仿佛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过来，跟凯威打着招呼，说他晕车了。那辆破公共汽车的司机肯定是新手，而且肯定中午饮了酒，专挑坑坑洼洼的地方开，他的骨头都要散架了。他简直要昏过去了。

凯威只是笑。他比我们都小。从年龄上论，管我们叫叔叔也没什么不妥。可他是莱昂的远房表弟。他在这个城市当警察。连续一个月来，每逢礼拜四他都会给我们发短信：“这周能来不？滑雪，咖啡，电影，酒吧，夜店，系列套餐哟。”后来我跟莱昂说，如果我们再不去，雪就化了，春天就来了。我们本来还想叫铁中轩一起来，可是他说他在北京。

吃饭时我们喝了很多啤酒。凯威的酒量我早领教过。我认识他时他十八岁，还在上警校。那次我的电脑坏了，莱昂来给我修理，他跟在莱昂身后，留着非主流的妖冶头发，裹件紧身风衣。干完活后我请他俩吃饭。凯威说什么也不喝酒。他说，他爸爸如果闻到酒味会打他。他说，他父亲一直把他当小孩，去超市总忘不了给他买果丹皮和棒棒糖。说完这席话他羞涩地低下头，仿佛为他的父亲感到羞愧。现在十来年过去，凯威早已不是爱吃果丹皮的凯威。他穿警服的样子很威风，只是脸上青涩的胡茬儿让他略显忧郁。

我告诉他，我把他的恋爱经历写成了一篇情色小说，将要发在一本叫《鲤》的杂志上。他说，写就写吧，不过等我过生日了，要给我买一套圣斗士模型作为报酬。我说这很简单啊。他的眼睛亮了一下说，是吗？我要的可是圣衣神话啊！也不是很贵，一般的黄金或青铜价格是伍佰元一个。我问一共多少个？他想也没想就说，二十多个啊。

为了遥远的圣斗士星矢我们喝了很多酒。莱昂一直心不在焉，也许他还在晕车。后来他说下雪了，你们先喝，我去海边拍照。他说话的语气很坚定，丝毫没有让人反驳的余地。我和凯威对视着苦笑一下。

“你觉得，我们能把他拽出沼泽吗？”

“我觉得够呛。也许他现在很享受这种生活了。”

上次凯威回家时，我们一起吃烧烤。当然没有莱昂。我们都对莱昂有些失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觉得莱昂已经不是以前的莱昂。莱昂年轻的时候，是云落镇最拉风的男人。他说普通话，穿修身黑色休闲西服，戴蛙式墨镜，骑一辆庞大的黑摩托车，飞驰起来就像是基努·里维斯。他在银行工作，却老是和铁中轩研究一些如何到法国当雇佣军的问题。他也给雀巢公司写过求职信，为了让求职信漂亮醒目，他还专门到市里参加一个公文写作培训班。他会攒电脑，精通各类电子产品，喜欢美剧和欧洲电影。那时云落县城的女孩都专门跑到他工作的储蓄所办理业务，为的只是看他一眼。

“他结婚后就老了。”

“是的。尤其是有了女儿后。现在他的女儿就是他的上帝。”

“他的生活出了问题。”

“没错。也许他自己也感觉到了。”

我和凯威叽叽咕咕时莱昂回来了。他的黑色绒帽上落着硕大的雪花。凯威朝我使了个眼色，于是我对莱昂说，一会儿我们去酒吧。

去酒吧之前我们先和凯威回宿舍换了便装。他套上翻领飞行服，戴条黄金项链，脚上是双齐膝的靴子。戴上墨镜时他摆了个pose，吐着猩红的舌头说：“我就是传说中的夜店王子哟。有一次局长大人在大街上见到我，惊讶得下巴都掉下来了呢。”

那个酒吧就在市中心。我们坐在椭圆形的吧台一侧，凯威点了十二瓶啤酒。莱昂从不喝酒，点了瓶矿泉水。舞池里的人们正在蹦迪，他们扭动身体，扭得我们的鼻尖上都沁出了汗。我跟凯威不停地碰着酒瓶，酒瓶碰撞在一起根本听不到声音。过了会儿两个穿空姐制服的姑娘走过来，喝我们的酒，抽我们的烟。我们很开心。是我跟凯威很开心。那些姑娘都涂着厚重的眼影，茂密的睫毛让我们根本看不清她们的瞳孔。我觉得她们很像《银翼杀手》里的机器人。也许她们真是机器人。我们挑了最漂亮的一个机器人，让她去陪莱昂。机器人站在莱昂身边，可莱昂根本没有扭头。我们这才发现，他耳朵里塞着耳塞。我想起来，他从网上买了两对美国进口的耳塞。而他买耳塞的原因很奇怪。他们家楼上新搬进了一对老年夫妇。

这对老夫妻可能是从农村搬来的。莱昂曾抱怨说，每天晚上那个老头都穿着大头皮鞋在他头顶上走来走去。他能感觉到那双钉了鞋掌的皮鞋就踩着他的耳膜，让他整夜未眠痛苦不堪。第三天黄昏，他鼓足勇气去敲楼上的门，建议老头不要穿皮鞋在深夜里溜达。老头爽快地答应了他。可当天晚上，那双大头鞋还是铿锵着响动。后来可能老头想起什么，鞋声没了，他也恍惚着睡着。过了没多久，那双可恶的鞋底又开始摩擦地板，莱昂在房间里坐到凌晨三点，才听到“砰砰”两声。那是老头把鞋子扔到地板上。翌日中午，莱昂买了双棉拖鞋送到楼上，对老头说，老这样穿皮鞋走动会把木质地板蹭坏，为了保护他们家的地板，他特意给老人家买了双拖鞋，希望老人家能收下。老头把拖鞋收下，千谢万谢。可是到了夜晚，那双大头皮鞋又犹如幽灵般在头顶上徘徊。莱昂神秘兮兮地说，他怀疑那个老头是撒旦派到云落县的魔鬼，没准儿，那个老头就是撒旦本身。

这就是莱昂买耳塞的原因。现在他戴着那对耳塞看小说。漂亮的机器人看他没有任何反应，撇撇嘴巴走了。我跟凯威对视一眼，无语。就这样，在轰隆轰隆的音乐声中，我们的莱昂安安静静地坐着玩手机。不时有姑娘过去跟他敬酒，他只是晃晃手里的矿泉水，象征性地喝上一口，然后继续埋头读小说。还好，小丑终于出现了。这个小丑踩着一对高跷，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气球，时不时吹响挂在脖子上的哨子。他跟顾客玩那种孩子们才玩的“锤子剪子布”，谁赢了他就奖给谁一个气球。莱昂嗖地从高椅上跳下来，拨拉开拥挤的人群挤进去。

“他的心终于跳了一下，”凯威得意洋洋地说，“他还有救。”

我伸着脖颈看着莱昂。五分钟后他举着一个气球回来了。他兴高采烈地跟我们大声嚷嚷，说他第一次出的锤子，小丑出的布；第二次他还是出的锤子，小丑也出的锤子；第三局他出了剪刀，小丑出的布。这样他们就打平了，于是他们开始了第四局……声音太吵了，我没听清他决胜局到底出的锤子还是布。凯威举起酒瓶跟他干杯，庆祝他赢了小丑。他跟莱昂说，这个酒吧里，还从来没有人赢过小丑呢。莱昂谦逊地笑了笑，又挤进人群里找小丑。不过这次，他的运气不是很好，他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回来时发现第一次赢的气球不知道被谁拿走了。他又戴上耳机看小说。

当钢管舞女郎出现时，莱昂才抬起头看一眼。这女的很高，腿比鹭鸶的腿还瘦。她跳了好一阵，又开始唱英文歌。凯威朝我使了个眼色，我就看莱昂。莱昂一直盯着这姑娘。

“他喜欢她，”凯威说，“这女孩肯定不超过十九岁。”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她腰上的皮肤。你要想知道一个姑娘的真实年龄，就看她的腰。”

又有几个穿女仆装的过来。我们装模作样地问莱昂喜欢哪个，我们可以出钱让他带走。莱昂皱着眉头想了想说，他喜欢刚才那个跳钢管舞的。他好像知道我们在拿他开涮。

那天晚上我们喝酒喝到很晚。凌晨三点钟凯威才开着车把我和莱昂送到宾馆。雪很厚，飘在我们被酒精麻痹得滚烫的脸上，说不出的清爽。凯威回单位宿舍了。我和莱昂躺在各自的床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仿佛能听到窗外雪花旋转着落在树枝上。良久我才吭声，问莱昂，你是不是……过得很不好？他没有应答我。也许他又戴上那副耳塞了吧。半晌我才听到他喃喃道：

“我们回家的时候，一定要坐火车。”

“不。”

“坐火车舒服。”

“坐火车很麻烦。我不喜欢倒车。我讨厌麻烦。”

“可坐火车舒服。”

“不。”

“那我们分头走。你坐汽车，我坐火车。”

我没有搭理他，很快睡着了。

第二天中午很晚凯威才过来。他带我们去滑雪。凯威和我都不想滑雪。我们就看着莱昂自己滑。他从来没有滑过雪。当他第一次从坡顶滑下来时，不出我们意料地摔了一跤。他爬起来时朝站在坡下的我们挥了挥手，略显羞涩地笑了笑。

“他总算开心了点。”

“是的。这段时间他和你嫂子好像有些问题。”

“他们怎么了？”

“我也不清楚。他从不跟朋友说自己的私事。”

“我现在都快不认识他了。你知道吗，他是我少年时的偶像。”

“他是很多少年的偶像。”

“现在不是了。”

“我知道。从我第一次看到他手指缝里全是孩子的屎时候就知道。”

凯威也过得不好。他老想找个漂亮女朋友结婚，可就是找不到。他跟很多女人上过床，可没有愿意跟他结婚的。

莱昂很快就不滑了，他一瘸一拐地朝我们走过来，不停埋怨我们不跟他一起滑。

那天晚上，我找了秦市的一个朋友小红。小红是个写小说的胖子，喜欢吃肥肉。他说要请我们去吃羊蝎子，还说会喊一帮文艺青年过来。“我顺便把流萤也叫来，”他在电话里说，“我也好久没见过她了。”

他说的这个“流萤”是大学老师，我对她印象深刻。四五年之前，小红带着我和凯威曾跟她吃过饭。那时候凯威刚上班，典型的一枚小正太。我记得流萤在吃饭时一直很得体地调戏凯威。最后她亲了凯威一下。当时凯威几乎晕过去了。后来凯威偷偷告诉我，这是第一次有女人亲他。我跟莱昂提过此事。于是我跟莱昂说，我们打赌吧，流萤肯定不认识凯威了。莱昂面无表情地说，她肯定还认识他，怎么会忘了一个自己曾经调戏过的男人呢？

那天陆续来了很多朋友。我没想到秦皇岛有这么多文艺青年。他们人手一册酒鬼诗人布考斯基的《样样干》，还有一本马尔克斯的小说集，名字忘了。锅还没开，他们又讨论起昆汀·塔伦蒂诺的《被解救的姜戈》，说是这几年最好的伪西部片。其中一个像美剧《破产姐妹》里的妹妹的姑娘，大赞莱昂纳多的演技，说这个曾经花里胡哨的奶油，终于知道如何演戏了。一个戴着高度近视镜的男孩马上反驳说，扯犊子吧，从《禁闭岛》开始他就脱胎换骨了。

客人一个一个地来，每一次有人推门而入，我跟莱昂都忍不住去瞅。我们都在急切地盼望着流萤的到来。可是我们失望了一次又一次。莱昂挨着“破产妹妹”坐，可是好像也没什么兴致。

流萤终于来了。我有好几年没看到过她了。她一身玄色劲装，梳了低低的发髻，还真有些国际章的范儿。见到众人先行抱拳，一字一句地说：“人生的每一次相逢，都是久别重逢。”大家便都知道她刚看了《一代宗师》。眼镜男孩马上答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众人一阵哄笑。我跟莱昂去看凯威，凯威正瓷着眼望流萤。也许，真正念念不忘的是他。流萤说，她这些天都一直在练咏春拳，已小有所成，有谁不信可上前一试。那个眼镜男孩就晃着膀子上去。两人二话没说就演习起来。当然，结果不出我们意料，男孩被流萤一掌推了开去，倒退几步后几乎跌坐到地板上。这时莱昂脱口说：“好搓手！”

我知道莱昂喜欢武术，不过那是多年之前的事。我也知道莱昂对咏春拳情有独钟，曾经跟着视频练习过两个礼拜。流萤对着莱昂说：“这位仁兄，对咏春也略知一二吗？”我相信莱昂这时已忘了我跟他打的赌。我听到他中气十足地说：“我倒知道一点。”流萤道：“不妨一叙。”莱昂就是这时突然全身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犹如一颗宝石终于被人擦拭掉厚厚的蒙尘。我看到他站起来，先朝众人点点头，这才目视着流萤款款道：

“咏春拳，主要包括小谂头、标子和寻桥三套拳；手型呢，有凤眼、柳叶；手法倒是多些，有挫手、撩手、三搒手、左右破排手、沉桥、黏打；步法嘛，有三字马、追马。”

流萤的眼睛亮了。她“哎哟”了声，拍着小手坐到了莱昂身边，恭恭敬敬给他倒了一杯茶。众人也都满怀敬意地逡巡着莱昂。我相信莱昂也知道大家都在瞅他。他正襟危坐，面携微笑，时而颔首，时而沉思，时而目光坚定地盯着炭锅里翻滚上来的五花肉，稳稳用筷子夹起一条，放进嘴里细细地嚼。我相信在流萤眼里，连他稍微翘起的沾着肉汁的嘴角也是迷人的。

那是顿难忘的、热烈的晚餐。只有凯威挨着我喝闷酒。流萤已经不认识他了。流萤完全忘记了这个曾经让她难以释怀的小正太。他想去打招呼，又觉得很没面子。莱昂跟流萤倒是一副相见恨晚的模样，我们听到他大声地给她解释凤眼拳如何如何，又站起来耸身习练一番，拳风几乎击到我脸上。“破产妹妹”也对他侧目相看起来，不停地问些关于叶问的轶事。莱昂就掉转身子对“破产妹妹”说，叶问去香港后就再没回去过，还经常去嫖妓，这些正史里都是只字不提的。流萤一看“破产妹妹”出手，马上又连珠炮般问了莱昂若干“沉桥”的手法。莱昂又掉转身形去看流萤。

“他现在很开心，”凯威笑着说，“他没有白来。”

“我们该为他高兴。”

“这就是我们强把他拽到这儿的原因啊。有美女，有美酒，还有滚烫的涮羊肉。”

“他好像很喜欢她。一个男人有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就会舒服点。”

“希望如此吧，”凯威努努嘴，“瞧，他们已经在互留手机号码了。”

那天晚上，我们闹腾到很晚，小红也喝多了，夹了一块又一块的肥油塞进红润的嘴巴；“破产妹妹”跟眼镜男孩一直在讨论《样样干》；莱昂跟流萤，留了号码后又切磋起拳法……

回到酒店时，莱昂洗了澡。我问他，你要出去吗？他瞥我一眼说，明天，我们还是坐火车回云落县吧。我问他，春天的时候你会邀请流萤到我们那儿看桃花吗？他又瞥我一眼说，如果你不坐火车，你自己去坐汽车好了……然后他戴上耳塞平躺在床铺上。他很高，他躺在床上也很高。我觉得他即便戴了耳塞，还是会失眠的。

第二天我们去坐火车。凯威开车送我们到了火车站。火车站很怪异，要走上百个台阶才能到候车室。由于是始发站，人很少。莱昂上了火车后，先戴上那双破手套，上面粘着的饭粒不晓得什么时候蹭掉了。后来他又窸窸窣窣地戴口罩。我说过，那个口罩很大，上面印着贝克汉姆的鼻子和嘴巴，看上去让莱昂像一个烧伤的病人。当他缓缓地从怀里掏出柔软的帽子箍在头上时，我闭上眼睛假寐了会儿。我知道，一切都不会改变，一还是一，二还是二，三也不会生出万物……在火车的隆隆声中，我真的睡了过去。当我一个激灵醒过来时，我看到莱昂正坐在窗户旁边，拿手机录窗外的风景。火车正顶着弥漫起来的雪色飞奔。可除了雪，还有什么好看的？依然是平原那种司空见惯的破矮平房、灰秃秃的麦田和一晃即逝的肮脏羊群。我只是盯着莱昂的那顶黑色绒线帽，迷迷瞪瞪地想，莱昂终于坐上火车了。他的口罩委实很好看。

二〇一三年三月四日于滦南

履历

四

那一年我处了个女朋友。个子很高，梳马尾辫，语速快。她在县里的法院工作，我在镇上的国税所工作。因为我是单身，又是新分配的，难免常常替老同事值班。我们所离海边很近，春天时常刮很响很腥的风。晨起，庭院里到处爬的都是灰褐色的小螃蟹。我们用虾油将小蟹泡了就米饭吃。

这个女友很黏人，每晚我都守在电话机旁给她打电话。我们在电话里什么都说，仿佛我们亲密无间。其实呢，真正见面时还是很陌生的。我给她打电话时，总想不起她到底长什么模样，只是张白皙的、点着雀斑、略显虚胖的脸。她在大学里学的中文，我也是个喜欢读书的人。我们就在电话里谈读过的书。她的口才比我好，读的书也比我多。我记得那阵她老给我推荐一本叫《一个人的微湖闸》的书，还有棉棉的《糖》。在电话里她会给我朗读《糖》里面的片段，然后嘘唏着说，你为什么不会弹钢琴，也不会拉小提琴呢？通常我会很羞愧，然后转移话题，跟她聊聊我收税时遇到的好玩的事。比如我去啤酒厂收税，他们给我准备的是两麻袋的五毛钱纸币，自行车驮不了，我就怀抱两个硕大的写着“尿素”的白塑料袋，穿过稻田赶往银行。在她看来，我这些所谓有趣的事并不能打动她的耳膜。她轻轻叹口气，犹豫着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县城呢？

我记得那阵她嫂子刚好怀孕，就住她家里。我们家呢，时常被我妹妹和她男朋占据。于是我们只好去书店。那时云落县新华书店已经可以自己挑选书籍。我们通常在“世界文学”和“当代文学”那块找书看。我们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她看她的书，我看我的书。她是个看书很认真的人，有时我闻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水味，老忍不住想去亲亲她厚实的耳垂。可那些书店职员经常在各个柜子之间往返穿梭，仿佛他们鹰隼般的眼随时都盯到我身上。我只好把凑上去的嘴巴硬生生挪回，伸出手指来回翻动那些白净的纸页。我记得我竟然在书店里看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

有一次我终于亲了她。当时我旁边坐着的小学生让我迟疑良久，可莫名的欲望马上让我忘记了旁边系红领巾的男孩。当然，孩子可能也没有发觉我在亲那个长得像骡子一样壮实的姑娘。我记得她一愣，然后笑了。她的牙齿比骡子的牙齿白多了。接下去，她用比骡子的牙齿还粗白的门牙啃了啃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很挺。一直有陌生人因为我的鼻子说我是维吾尔族人或俄罗斯人。她的牙齿让我浑身颤抖。我一直想不清当初为何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也许是从来没有姑娘啃过我鼻子的缘故。

那天我们在书店里坐了一下午。她倾斜着靠住我，黑油油的发梢搔着我的脸颊。我当时想，要是我们结婚了，我们就这样坐在沙发上一起读书。当然，读累了我们就可以在沙发上做爱。我当时根本没想到半年后她会因车祸死去。那阵子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她还给我织了件酱红色毛衣。那是冬天，下了场云落有史以来最大的雪，雪化后路上都是冰。我一个哥们儿开着卡车，见她骑着自行车在前面走，就想开玩笑吓唬吓唬她，于是脚底下踩了踩油门……我只记得那个宁谧的、明亮的、仿佛身置天堂的午后，我们在书店里一起读书。我读的是显克维支的一篇小说，名字忘了。但我永远记住了显克维支这个名字。她读的是一本诗集，顾城的。我当时对顾城非常不屑。不是因为他杀了老婆。我很讨厌这个总是戴着一顶大厨的白帽子的男人。我一直不喜欢装逼的男人。

“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她把顾城的诗集放在膝盖上，似乎有些累了，手指挠着我的掌心。

“好吧。我们国税所……”

“讲讲你自己的故事，比如，你大学里的女朋友。”

我看了一眼她。她的头颅靠着我的肩膀。她的眼睛闭合着，额头被白炽灯泡浸得油亮。那天一直下雪。屋子里的暖气烧得很暖。

于是我就给她讲了下面这个故事。也许根本不是什么故事。反正无所谓了。她喜不喜欢都无所谓。她好像要随时睡着的样子。

三

大学时我买了一本书。为什么买那本书呢？我在扉页上写道：“我需要一些质地坚硬的食物。”后来在英语课上我开始看那本《卡夫卡小说选》，第一篇小说就是《变形记》——现在谁还看卡夫卡？除了那些对写作有阴谋的人。说实话，这是篇让我至今仍觉压抑的小说，在小说结尾，格里高尔死后，他的母亲、父亲和那个高傲而深情的妹妹坐着电车去布拉格郊外春游，“车厢里充满温暖的阳光，”他们已经在思忖着如何给女儿找个好婆家了。他们都因为格里高尔的死亡而放松，或者说，重新体验到什么是累赘灭亡后的自由。我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我联想到一些让我头疼的问题，比如，是否将来我死后，我的妻子也会于翌日愉快地去菜市场买莴笋和牛肉，或者几个月后和别的男人约会？而我的父母去“夕阳红秧歌队”继续扭他们的秧歌？这是个让人绝望的问题，而我怀着这种绝望的心境，继续读了《城堡》《审判》和《美国》。我发誓读过这些东西后再也不去碰它们，我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而事实是，很多个夜晚，在宿舍的那帮哥们儿玩扑克时，我仍拿着支铅笔，在我的钢丝床上勾勒着小说里让往我窒息的句子并且把它们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没有人强迫我这么干，但我确实这么干了。我觉得我的行为应该让那些中文系的才子们感到羞愧。

大学里的女生中，有个特喜欢看小说的家伙，她时常来向我借书，但她有个不好的习惯，便是常常将我的书再转借给别人，等书回到我手里，往往已经脏得像从垃圾箱里捡来似的。书籍惯有的墨香往往变成菜汤的恶臭或者大米粒发馊后的气味。后来有次我心怀叵测地把那本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借给她，告诫她说，我以后买的书全是这个样子，你要是喜欢看可以随时来拿。三天后她打着哈欠告诉我，她看得都睡着了。“有没有普鲁斯特或乔伊斯的小说？”她郁郁寡欢地说，“我真搞不明白，你们男生怎么都喜欢看这种浅显无聊的书呢？”

说实话，我开始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姑娘。她是长沙人，长得有点像江青。我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画报，江青就是她那个样子：短头发、面部的线条很僵硬，眼皮有点下耷。不过她身材很好，凹凸有致。大学二年级的暑假，她做了双眼皮手术，这样她看上去顺眼多了，好像因为眼睛变大了，她的内心世界也因为割了两刀而更加温润。我记得大学一年级时她还当过我们班的体育委员，不过变成双眼皮姑娘后，她就把体育委员的职位辞掉了。这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她的好感。她还是个喜欢吃零食的姑娘，兜里总装着香蕉片。有一次看电影她塞给我一把。那是我第一次吃香蕉片，我当时觉得香蕉片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零食了。

我们是何时一起到书店买书的呢？我已经全忘了。曾经有段时间，我的书友是我们宿舍的老六。他长得像泰国人，肤色黝黑，还有四块腹肌。后来为了让自己有六块腹肌，他就不陪我去书店了，而是定期去健身房。我跟这个姑娘去书店时经常是没有课的下午。从学校走到黑石礁，然后坐二十三路到友好广场，再从友好广场走到天津街的新华书店。我有段时间委实怀疑她是否真的喜欢读书。在长达半天的时间里，她只是在音像制品旁流连，间或去旁边的冷饮店买冰激凌，要么就挑一本有关服饰的杂志《芙蓉坊》，看里面的台湾服装和美女。等我挑了几本书出来，她通常两手空空。

那个时候，我记得大连的天黑得早。当我们再挤上二十三路车，其实也就五六点钟，刚下班的样子，可窗外已黑如鸦翼。车厢里挤满了沙丁鱼，我们是里面最年轻的两条。当然，我们在车厢里总是挨着，肢体间有距离，偶尔我会感觉到她的乳房轻触到我的后脊，很暖和。当上车下车人员嘈杂大乱时，我就趁机握住她的手，怕把她挤丢了。她的手很软，我相信她的手肯定比江青的手要软。

等我们到了黑石礁，食堂已经没饭了。我们就去一家朝鲜面馆吃朝鲜冷面。我天生喜欢酸甜口。她呢，对什么吃的好像都没有特别的兴趣。她把碗里的面一点一点夹到我碗里。她似乎非常热衷把碗里的饭菜都倒腾给别人，最后她只象征性地喝一口汤，剩下的汤她也倒给我。有时她眯着眼看我把最后一口汤灌进胃里。也许她下半辈子再也见不到吃相如此狼狈的男人了。

为了感谢我经常借书给她，这个姑娘曾邀我吃过一顿丰盛的大餐。我记得那时我至少半个月没吃到肉了，于是我建议去“东北财经”门外的“小帽烧烤”吃羊肉串——当然，我们不仅吃了烤羊肉串，还吃了“烤鸡翅”“烤鱿鱼”“烤老板鱼”“烤蚕蛹”“烤里脊”“烤牛肝”，后来我还偷偷点了一串“烤牛鞭”，我使劲咀嚼着牛的坚硬器官，又咬着牙喝了三瓶“大棒”啤酒。等姑娘去算账时，我又要了几串“烤猪腰子”，打算给宿舍的哥儿们去补补肾。我想我当时憨厚的吃相和恐怖的牙齿让姑娘对我更加心仪，后来的一个礼拜，她开始邀请我看电影。我们看了《甜蜜蜜》，我们看了《情欲的空间》，我们看了《欲望号街车》，我们还看了《玛格皇后》，我们甚至看了《本能》，当然，在沙朗·斯通举起冰斧打算干掉床上性致勃勃的男人时，姑娘起身拉我出了镭射影院，去小花园里坐了会儿。如你所猜度的那样，坐着坐着，她就坐到我腿上了。我也感觉到吃完“牛鞭”的后果了。但我们什么都没干。我不知道该怎么干。这个姑娘可能打死都不会相信，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和我借小说的姑娘后来去了广州，据说在一家纯文学杂志社当编辑，业余给报纸写专栏。我们已经多年没有见过了。有一次她给我打电话，问，你现在还写小说吗？还看卡夫卡的小说吗？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说卡夫卡的小说确实很好看，每天睡觉前，我都翻上两页。我不晓得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接着她说十月她要去泰国旅游了，“我想看看人妖，是不是真的很漂亮”，这个好奇心浓重的女人声色甜美地说，“当然和我男朋友一起去，他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但是那个晚上，我们确实在花园里坐到很晚。大连的夜晚经常下雾，我们在花园里坐得有点冷了。她打着哈欠说，好无聊啊。我说是啊。她说，你给我讲个故事吧。我说我从小生活在镇上，能有什么故事呢？她就撇着嘴巴说，那就讲讲你喜欢过的女孩。你总有喜欢过的女孩吧？我嘟囔着说：“哦，好吧。”于是我给她讲了下面这个故事。当时雾霭慢慢浓起，我讲到有些口干舌燥时，几乎快要看不到坐在身旁的她了。那一刻，我突然哀伤地意识到，虽然她拉了双眼皮，但她其实长得还是很像江青。

二

高中时，我们班的男生普遍对我充满敌意，因为那些女孩喜欢和我坐在一起，听我唱歌，或者讨论为什么三毛和荷西不要孩子的问题——这些本身让我们害臊的问题被抬到桌面后，变得神清气爽而纯洁无比；在历史老师不让我们背诵《唐朝的疆域和对外关系》时，我还会给她们唱《滚滚红尘》。原本是陈淑桦唱的。她的声音有时很空灵，清淡的音乐声让她的嗓音仿佛虚弱而略带疲惫，正是这种虚弱和疲惫方显出事情的精髓：我们正好喜欢这种虚弱以及由虚弱造就的莫名的忧伤：很多个傍晚，她们和我一起唱歌，在我记忆里，她们个子都很高，高粱那么高，她们的脖颈上翘展着金色绒毛，她们的嘴唇因为激动或者即将激动而无比红润，她们柔弱的尖细嗓门让我们的教室仿佛变成了教堂。

她们当中，有个嗓子最粗的女孩，叫老三。我忘记了她应该叫什么。但是她们宿舍的都叫她老三。老三的嗓子不好，但喜欢三毛的书。我已经想不起为什么喜欢三毛和搜集三毛，总之是这个叫三毛的台湾女人把我和老三的距离拉得格外近。

为了买三毛的那本《滚滚红尘》，我曾经和老三一起去过市里。我们都相信市里的新华书店里肯定有这本书。我记得那是一个礼拜天，我们凌晨六点就走到车站等车。我们都没有吃早餐。车行到一半时，她塞给我一块巧克力。三两口我就吃完了。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她把自己的巧克力掰开，意意思思地递给我。她的手很大。那是双经常干农活的手。

我们在终点站下了车，我们都不知道书店在哪里。在我印象里，这个时候应该找警察叔叔。可我们环顾四周，到处都是獐头鼠目的人。还有在玻璃上贴着“男士保健用品商店”字样的黑乎乎的二层小楼。有个满脸皱纹的老女人走过来，问我要不要住旅店，我没有听清楚，她就扒着我耳朵小声嘀咕着说，我们那里的姑娘很便宜，十块钱一炮。我搞不懂她说什么，老三也搞不懂。老女人失望地离开了，后来我们看到有那种三马子车，就问人家往新华书店怎么走。车主是个脸色衰黄的男人，我怀疑他是个肝炎患者，他的瞳孔也是黄的。他说，你们要去书店吗？没问题，我拉你们去吧。我问多少钱？他张开一个巴掌在我眼前晃了晃。我就和老三上了车。

关于那个糟糕的星期天的上午，多年之后我仍记得一清二楚。下车时我递给男人五块钱。男人皱着眉头嚷道，一个人五块，一共是十块！我跟老三傻眼了。我们俩总共带了三十块钱，来回的车票是二十块，那本《滚滚红尘》售价是三块二，这样还剩下六块八，我们还打算去吃回民街有名的羊杂汤。我记得我当时跟这个黄瞳孔的男人争辩了很久，但不久我就妥协了。这个貌似身患疾病的人从兜里忽然拽出一把弹簧刀。那把弹簧刀很旧，刀身已没有什么光泽，可我还是妥协了。这证明从小时我就不是个勇敢的男人。

我们低着头进了书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买了《滚滚红尘》，我们就没办法回家了，或者说，剩下的钱只够一个人回家。我们闷头闷脑地在书店里闲逛，很快就找到了那本书。那本书很厚，但是字很大，而且是一个剧本。老三说，没事的，我们就坐在这里看吧，看完了我们就回家。

那天我们下午两点钟看完的书。看完后我们开心得不得了。我们甚至忘了上午被敲诈的事。我们谈着里面的人物和对白，就这样走到车站，然后我们买了票，在车上继续讨论。我们说话的声音很高，我们都相信这个车厢里的人只有我们两个看过《滚滚红尘》。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其实，老三最喜欢的是三毛那本《哭泣的骆驼》，我呢，最喜欢三毛的《撒哈拉沙漠的故事》。我被沙漠里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和阿拉伯人有趣的属性深深吸引，并幻想着有朝一日去那里参观旅游。那里的驾驶执照是否真的那么好考？阿拉伯女孩子是否十三岁就要出嫁、并且每年夏天去海边的澡堂洗肠子？但老三关注的不是这些，她关注的是那些奴隶是否都是黑人、奴隶是否已经被解救，以及三毛为何不把奴隶都买下来从而赐予他们自由。我们时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对我们而言，这些争论的问题本身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时常疑惑，为何我们的思想总是如此背离不可交汇呢？

大一那年，我写一篇小说时让老三当了我老婆。在那篇蹩脚的小说里，我带着老三去镇上的照相馆照结婚照。老三笑得很开心，而我由于牙疼，嘴巴有些歪——写下这个细节时我暗自窃喜，我甚至想在接下去的情节里，让她给我生个三胞胎。我把那篇小说邮给了《收获》。我甚至想着小说刊登出来时，我可以把这本杂志邮给在山西上学的她。她肯定会骂我。我多么希望她骂我啊。当然，小说并没有刊登出来。那篇小说也不知道被我扔到哪个犄角旮旯了。

我和老三最要好的那段时光是三毛死后。有天她红着眼睑悄声告诉我，三毛用一条丝袜将自己吊死了，而且是在厕所里。我没有吭声，我从昨日的《新闻联播》里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来老三当着我嘤嘤哭泣起来，我也在转眼泪——有什么能比十六岁的少年更能体验到什么是死亡、什么又是死亡的恐怖呢？那个我们觉得比地理老师、比数学老师、比父母、比兄弟姐妹、甚至比朋友还亲近的女人死了，死在厕所里，而且把脖子伸到了一条长筒丝袜里。“她的舌头吐得长长的，脸色铁青，小腿由于长时间垂挂，血管都青了，”老三好像亲眼看到了三毛的遗体一样，哽咽着询问我，“她为什么不用煤气杀掉自己呢？她不知道窒息死亡，是很疼的吗？”

那年冬天，我们还在怀念三毛，我们甚至手拉手到学校外的野地里，坐在垢雪上唱歌。那歌的名字叫《追梦人》，凤飞飞唱的。我以前一直不喜欢凤飞飞，因为觉得她唱得都是靡靡之音。但是我们还是爱上了她，她声音那么浑厚，让我们想到了那个长头发、长得像印度人或者印第安人，用透明的袜子把自己送到天堂的女人。

忘了说一件事，那天从新华书店里出来时，我看到了我们家属院的美艳。她跟她爸爸和她姐姐从偏门走进来。我匆忙低下头，怕他们看到我。美艳的爸爸是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使车很方便，经常带孩子们去市里玩。我当时竟没有搭他们的车回县城，那样的话就可以把《滚滚红尘》买下来了。也许我想到了，只是怕美艳看到我和老三在一起。我可不想让她知道我跟一个女孩一起来市里。我怕我老爸打断我的腿。

“你认识刚才进去的人吧？”当时老三问。

我说：“是啊。她爸跟我妈在一个单位上班。”

老三还想说什么，也只是嘴唇翕动几下。她向来不是个饶舌的人。有时候，我觉得她更像个货轮上的水手。

一

不知道“琼瑶”这两个字对别人意味着什么，对我而言，这个名字首先是和一个胖胖的女孩联系在一起。那时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那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却比我高一个年级，我上初一她上初二。她们家有台“熊猫”电视，彩色的。每逢礼拜六，我洗完澡，然后抹上我妈的“少女之春”雪花膏，到她家里看电视。她还有个姐姐，在我印象里，姐姐仿佛便是只孱弱的猫：脖颈葫芦那么细，脸色苍白，淡黄色发梢，窝在沙发里。那时我们通常在电视里欣赏到台湾演员歇斯底里的喊叫声和声情并茂的撕打哭泣，我们兴奋地意识到，琼瑶的电视剧又开始了：那个叫刘雪华的瘦姑娘会瞪着核桃那么大的眼睛凝望着秦汉，或瞪着我们，从眼窝里流淌出一串串眼泪。这个时候，女孩的父亲首先让我觉着羞涩：这个牛高马大的男人的眼睛，被白炽灯泡晃动着，满是闪闪泪光；然后女孩的母亲，不时从成卷的卫生纸上撕下一块，递给她丈夫，而她患有囊肿性酒糟鼻的鼻翼两侧，已满是鼻涕或者别的咸湿液体。这个时候，我多么希望他们忘记我的存在，或者说，在那个时刻，我幻想着我是透明的。因为目睹一个家庭的眼泪，是件多么让一个有些自闭的男孩感到羞涩的事。也就在这时，胖胖的女孩会凑过来，对我说：“你看过琼瑶的小说吗？”

这个叫美艳的女孩把我带到她房间，然后从被褥底下，掏出几册书。如果没记错，正是这个叫美艳的女孩，让我爱上了琼瑶的小说，她的被褥下面，仿佛是个可怕的书库，源源不断地冒出一册又一册琼瑶的小说：《月朦胧，鸟朦胧》《心有千千结》《一帘幽梦》《却上心头》……我的眼睛就是在她的货源和激情供给下骤然变近视的。每天晚自习回来，在被窝里，我打着手电筒，那个圆形的光柱笼罩住一行行蠕动着的汉字，让我不由自主地哽咽，或者在睡梦中梦到书中那些美丽而命运不济的女孩。而美艳和我的关系也因为这些书籍变得紧密起来。那时她已经完全蜕变成一个满口“好也好也”，“我好好烦哟”，“这几天你想偶没哟”的台式女孩。

她曾经带我去一个书店租书。书店的老板是个留长头发的男人。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穿件白衬衣，悠然地坐在那里抽烟。美艳似乎跟他很熟，嘴里叫着“威哥，威哥，最近有什么好书”，男人就吞云吐雾地告诉她，有个叫岑凯伦的，写得也不错。美艳就不屑地说，写那么烂，我才不稀罕看呢。威哥就笑，不再吭声。美艳拉我到一排排的书架前挑，除了琼瑶，她对别人似乎没有太大兴趣。那些她已经看过的书，她也有兴趣重新翻上一翻，一边翻一边说，看，这一页是紫嫣在跟莫生表白呢，莫生怎么那么傻呢？一点都没感觉到紫嫣的心。翻到另外一页又会叽叽喳喳地说，瞧！这一页是奶奶发现了孙女是假的！她是多么痛苦啊！唉，有什么办法呢？谎言有时候也是善意的哟。

她本性本是豪爽和外泄的，是那些琼瑶的文字或者忧伤的情节让她变得多愁善感。她的多愁善感常因为内心的狂热和烦躁变得有些走形。尤其是那次，我等着她拿书时，她却从被褥底下拽出摞信件。这时她母亲在楼下唤她，她神色匆忙地跑了下去。我随手拿起封信，犹豫片刻后读了起来。那是男孩给她写的情书。这个男孩誊写了很多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至今还记得一句：“但你永恒的夏天将没有止尽/你所拥有的美貌也不会消失/死神终难夸口你游荡于死荫/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信还没读完她就上楼了。无疑她对我莽撞的行为甚是恼怒。她将双手按在胸前盯着我说：“你怎么能偷看别人的信呢？我好好伤心耶。”其实我还是习惯之前的她——大踏步过来，敲敲头我坚硬的头颅骂我，你个臭小子！后来我们面面相觑，半晌她才红晕着脸庞支支吾吾道：“我是要考大学的。怎么能跟他们这些人来往呢。”她的房间里有一面镜子，和我一样高，天尚未黑，在镜子里我看到了院外的行人，踢足球的两个小男孩，延展着铺向南方的黄色麦田，以及扑棱着飞的麻雀。那一刻，我难过极了。

我好久没看到美艳了。她没有考上高中，初中毕业后就到锁厂上班，早早嫁给了一个轧钢厂的吊车司机。她在结婚前曾找到我，要我帮忙保存些东西。当她把一个笔记本递给我时，神情木讷地说了声，“这是我初二的日记本，你留着吧，”——后来我把它藏在单位的保险箱里，和那些现金、专用发票和账本锁在一起。当然，我从来没有翻看过。

略知她一二

如果没有记错，那天他回来得很晚。二十岁生日这天，他干了一件从没干过的事。他并没体验到快感，相反一种黏稠的、散发着蜗牛分泌液的腥气始终挥之不去，即便在学校附近的沿海公路上行走了整个夜晚，他还是能闻到那种腥气，这气息遮蔽了大海的盐味、汽车尾气的焦煳味、凤凰树的甘甜味以及身上的汗臭。他怕自己很快就要变成只蜗牛，驮着螺旋状硬壳继续在漆黑的路上蠕动，如果不出意外，身后还会留下或明或暗的黏液。

到男生宿舍楼时已凌晨一点。门卫室还亮着灯。五月的风不算湿热，这让他清醒些。透过明亮的玻璃，他看到女人正趴在桌上睡觉。宿管是两个女人，轮流值班。一个五十多岁，另一个瞧不出年龄。趴在这里睡觉的无疑是那个年龄模糊的——她有一头黝黑短发，还戴着咖啡色发卡。他盯着她抽了支烟，等过滤嘴烧到手指才激灵了下，连忙低头踩灭。抬起头时那个女人正愣愣地看他。他笑了笑，说，这么晚了还没睡？女人点点头说，哦，是啊，这么热。他说，还没到夏天，等到了七八月，就像焦炭在火焰里烧。女人瞪大了眼睛问，是吗？他说，我怎么会骗你？你哪里人？女人垂下眼睑说，四川。他说，你暖壶里还有水吗？渴死了。

女人打开房门让他进来，倒了杯水递给他。递给他后才嗫嚅着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一次性纸杯，这是我的杯子……他说，没关系，我喝口就走。

她打开了收音机。那是台奇怪的收音机，做成京剧花脸的形状，里面传出粤剧的唱腔。她将音量调至最小，刚好能听到男人咿咿呀呀的声音。她似乎很热，将台式电风扇对准自己不停地吹。风大，将她的那件花格短袖衬衣吹得窸窣着响。他看到她脖颈上的头发也被吹了起来，像鸭尾浮悬在透明的水中。

他问道，还习惯这里的生活吧？

她明显一愣，旋即点头，习惯了。

以前出来过吗？

她讪讪地答道，很少。

我小时候也没出过门。最远一次是坐着火车到西安，买了个夜光滑板，吃了碗羊肉泡馍。

你们这代人，幸福多了，她漫不经心地说，没吃过苦的，都泡在蜜罐里。说完低头凝视着自己的手掌。他离她很近。她的手指修长，很黑，掌心满是暗黄老茧。

让我给你看看手相吧，他说，把右手给我。

她坐在椅子上，他跷着脚坐在床边。把她的手拽过来，展平，按实，拇指在她掌心蹭来蹭去。你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说，本来命里该有第三个孩子，可是因为计划生育打掉了。他抬头看她，她惶恐地点点头。你的生命线很长，但你十岁时差点死掉，你生了场大病，是鼠疫，对不对？她这次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早就意料到他会这么说。你的婚姻很幸福，你丈夫是个本分人，虽然挣钱不多，但很疼你，从不在外拈花惹草……

她啧啧道，你这孩子倒真有一套。我男人……以前专门研究过《奇门遁甲》，可他给人批八字时老被人臭骂……她说话的声音绵软，是那种蜜糖般的川普，每个字发音都不在正确的音节上，每个字又都清脆圆润。你的戏拍完了吗？她说，你们这些学生，也蛮辛苦，不过将来都有大出息，能当大导演，拍大戏，赚大钱。说完她略显羞涩地瞄他一下，垂了头胡乱摆弄着收音机。

她竟知道他在拍戏。他不禁晃了她两眼。她的眼睛大，也只是大而已。眼角有颗玉米粒大小的疤。他的心忽地就软了，还没有呢，资金遇到了困难。不过也没啥，明年的毕业作品，不着急。

我总看到你背着摄像机跑来跑去。瘦瘦的，个子这么小，老担心你肩膀被压塌了……

我劲头大着呢。他说，我可是学校春季运动会的五千米亚军。

她撇撇嘴。他说，你还不信啊？拇指就顺着她的掌心滑到手腕，捏了捏。

日后想起那个吊诡的夜晚，他觉得都是上帝事先安排好的。当他的手攀上她手腕时两眼倏地一黑。宿舍楼断电了。不光是男生宿舍楼，连远处的教学楼和图书馆也一片昏黑。两个人仿佛忽然掉入了漆黑的密室中，彼此还僵硬地保持着刚才的动作：他的手搭着她的手腕，并没有挪开。他能听到她略显紊乱的呼吸声……在他打算抽手时怎么就触到一团滑腻坚挺的肉。是的，一团突如其来的、温暖的、打翻了一切经验主义的肉。事后他想，可能是她站起来去拿手电筒，而他那只孩童般的手就顺着她的胳膊沿着条诡异的轨道滑至她胸脯，稳稳地停驻在那里，犹如一只稀里糊涂穿越了星际之门到地球旅行的火星花栗鼠……他口干舌燥想也没想就用力掐了掐——这个动作让他瞬间有些羞愧，然而那种饱满、瓷实、温软滑腻又令他血液沸腾。没等到她那声“哎呀”喊出，他近乎勇猛地一把将她扯揽过来，想也没想就胡乱亲起她的脸颊。

她身上有股浓烈的芒果味，那种过了保质期尚未彻底糜烂的芒果味。这气味不时蹿进鼻孔，轻易就将整个晚上萦绕的蜗牛腥气驱逐散尽。也许就是这种黏稠的、渗透着汗液气的香味让他不禁将她箍得更紧，肆无忌惮地撩开她的花格短袖衬衣，轻佻地攥住了她的乳房。她乳房小。她一动不动，没有再试图喊叫。黑暗中他的手指变成了无数条灵巧的小蛇在她的乳房、小腹、脖颈和耻骨处窜来窜去。有那么片刻他妄图将她按在那张掉了漆皮的桌上，从后面强行进入她。楼上开始传来嘈杂的走动声，肯定是熬夜的学生们一边骂娘一边从储物柜里翻寻蜡烛。

楼上有没人住的房间吗？他舔着她的耳垂问。

有……她声音比蚊蚋声还微弱。

我们上去坐会儿好吗？只是上去坐会儿。他下身紧顶着她。

……好……

我喜欢你……我喜欢成熟的女人……

嗯……

我喜欢你挺长时间了……每次从这儿过，都忍不住多瞅你两眼……

她默然着搡开他，从床头摸索到一个手电筒。

他们顺着那条颤抖的光柱一前一后往六楼走。他一直攥着她的手。她手心潮湿冰凉，仿佛渗出的汗随时都结了冰。他知道六楼有几间空房，堆砌着废弃的旧电脑和烂床板。当她用钥匙打开房门时，他将手电筒抢过来扔到地板上，抱着她踉踉跄跄挪向更暗的角落……她比他想象中的要魁梧壮硕，他听到她的牙齿在不停叩响。他还听到她用古怪的四川方言不停地嘟囔，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我的天呀……

睡梦中他似乎还沉浸在莫名难言的情欲中，只有睁开眼，阳光打在瘦小的身躯上，他才有种这辈子从未有过的羞耻感。他和一个老女人发生了关系，不是一次，而是三次。她有四十岁了吧？该和他母亲年龄差不多。怎能睡一个跟母亲年龄差不多的女人？这种近乎乱伦的恶心比醉酒后的恶心还要浓郁。他想起她空洞的大的眼，想起她结实但不对称的小乳房，想起她石榴花朵般的臀，想起暗夜中苟且的种种……想着想着一切也就豁然坦然，相反，一种古怪的欲望又从胯下滋生蔓延开去。

打饭了！宿舍的同学说，天天赖床！今天别迟到，是华教授的课呢。他气若游丝地说，妈的，我精尽人亡了，替老子请个假吧。

他躺在床上继续想那女人。想着想着难免毛骨悚然。如果女人，那个乡下来的女人去学校告他强奸怎么办？他确实强奸了她……他们做了三次。一次在坚硬的床板上，一次贴在冰冷的墙上，还有一次是在岑寂的楼道里……该是如何的欲望驾驭着他将她拖出仓库按在楼道地板上不停进入和抽离？要知道，这层楼还住着经管系的十多名研究生……第三次他没用安全套，他身上只有两个。他裸身在屋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边走边猛抓自己的发根，仿佛唯有如此才能将懊恼和恐惧变得更渺小。后来他哆嗦着钻进被子盯着墙壁。墙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水珠。这所学校濒海，每逢五月大海磅礴神秘的水汽就会从厚厚的墙壁渗出，仿佛病人额头上总也擦拭不完的汗水。间或有肉潮虫在水珠间爬，无数条细小粉腿将水珠割裂成更细碎的水珠。他从墙上捏了只潮虫塞进嘴里嚼。他想，可能从来没有人吃过潮虫，就像从来没有男学生搞过宿管阿姨一样。

临近中午，他忍不住偷偷下楼看了看门卫室。楼梯拐角处什么都看不到，也不敢贸然下楼，索性又折回宿舍。他想，如果真的告发他强奸，他就一口咬定是她诱奸了他。按照常理，没人相信一个学生去强奸身材臃肿的中年妇女……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敢去餐厅吃饭。等到下午饿得前胸贴后背，他才晃晃悠悠拐下楼。他想去吃碗兰州拉面。他想即便真的会碰到她，他也要去吃一碗正宗的兰州拉面。

她就坐在门房里。他惊慌地瞥她一眼。她低着头，好像正在读书。她换了根粉红色发卡。他咬了咬嘴唇趿拉着拖鞋径直往外疾走。你怎么一天都不吃饭？他听到她问，不饿吗？

他皮笑肉不笑地看她。她瞥他一眼说，你这个年龄正长身体，可不能饥一顿饱一顿。他嗫嚅着说我知道，我知道的。她说，我这里有几个虾饺，你拿去吃吧。他说不用了，我不爱吃虾饺。她说，你要不喜欢，我这里还有灌汤包。她从抽屉里拎出几个塑料袋。如果没有猜错，除了虾饺和灌汤包肯定还有水果。他闻到了芒果的味道。你拿去吃，她不容争辩地说，长得像棵豆芽菜，要记得多吃哟。

他从她手里接过食物和水果，头也没回上了楼。虾饺很硬，无疑买了很长时间，包子还有些温热。他想，她没有生他的气，看样子也不会去学校告状。如果她有那样的想法，又何必送他这么多吃食？没准这些食物就是她特意买给他的。她一定在等他，按照惯例她早该换班了。她是如何想的呢？他三两口吞咽下包子，望着窗外。窗外的花树挡了太阳。他想，天马上就要黑了，还是先把华教授的碟还了吧。

这年他读大三。跟许多导演系学生一样，他并不想毕业后回老家。他父亲，那个面如萨满面具的男人，那个曾经显赫的某局局长如今正在监狱里度过他的第二个春天；而他的母亲，县城最大的KTV老板，则在另外一所女子监狱里成了名笨手笨脚的裁缝。他探望过他们一次。他们抱着他哭，仿佛只在那一刻他们才意识到这个羸弱的男孩是世上最亲的人。他只是扭过脸木然地盯着警察。他们从来没有管教过他，十几年的光阴里，他们仿佛月光下陌生人的影子，模糊冷清，连声音都像是被吸尘器吸走。祖父祖母去世那年他正高考。他想，此后他成了真正自由的人。父母没给他留下太多钱，地下室两千多万的人民币美金和港币早入了国库。从他们踏入监牢开始，他身上属于他们的血液也被抽空了。他只是想毕业前拍摄一部关于少年的短片，最好能赶上上海国际电影节。

华教授一直认为他是学院最有才华的学生。他常邀他喝酒，更多时候华教授去巷子的发廊里找小姐，他在外面把风。华教授总是教导他说，不嫖妓的导演永远是三流导演，他要睡很多女人，才能拍出伟大牛逼的电影。他觉得华教授一点都不幽默。满脸络腮胡的华教授长得很像自己的祖父，尽管年龄要小很多。

在男生宿舍楼外，他再次看到了她。她推着辆老旧的自行车往前走。他才发现，她穿了条缀着碎白花的蓝色连衣裙。她走得慢，似乎不是她推着自行车，而是自行车牵引着她。他突然害怕起来，如果刚才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缓兵之计呢？她只是犹豫，拿不定主意是否告他。她只是想暂时稳住他，让他疏忽大意，然后在他觉得事情安息时再给他一记闷棍。这念头一蹦出来就再挥之不去。他若无其事地跟在她身后慢慢走，内心却犹如正被雷电劈打。还好，他终归想出了个好主意，这主意简单而有效，那就是：他必须再跟她睡一次。是的，再跟她睡一次。如果她同意，说明她已经默认了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换句话说，她对她和他的肉体欢愉是留恋的。这样事情的本质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强奸成了通奸，明晃晃的肉欲也有了些情分的味道。

他大踏步走到她跟前，问，下班了，你？

她愣愣地看他，好久才微笑了下，是啊，下班了。

如果你没什么事，我们到校外的餐馆吃顿便饭吧。你喜欢重庆火锅不？他眨着眼笑。他知道自己笑的时候，瞳孔里满是微微了了的小火焰。那些女孩总是这样形容他。

她沉默了良久才说，好吧，我们去吃火锅。

我帮你推自行车，他说，要不然我驮着你？

如他想象，她立马拒绝了这个建议，并迅速朝四周狐疑地逡巡一番。你先到学校外面等我，她声音很温和，像母亲在叮嘱自己的孩子。

那个晚上他们吃了顿重庆火锅。他不是很喜欢火锅，他有痔疮。但他颇为肃穆地从滚烫的红油里打捞着辣椒大口大口吞下去。他还要了几瓶冰镇珠江啤酒，先给她倒了满满一大杯。他说，能在这样的季节认识她，真的很开心。他用了“开心”这个词，而不是“幸福”“美妙”或者“有幸”。说实话，他一直为昨晚在她耳畔说的那些情话害臊不安。

真羡慕你们呢。她喝掉大半杯啤酒后说，我高中的时候学习也好，考上了省里的中专，家里没钱，就没去读，秋后就嫁了人。

是吗？他装出惊讶的样子，你现在也可以去蹭课啊。没听说吗，北大的保安，清华的食堂师傅都考上研究生了。有梦想才会有收获啊。

我哪儿有那样的运气嘛，她羞怯地笑了笑。

吃完火锅夜色漫卷过来。他们推着自行车在路灯下散步。你喝了那么多酒，去宾馆休息会儿吧，他说，反正也没什么事。

她没有表态。她没有表态的意思就是认同了他的建议。他顺利地开了钟点房，一前一后上了楼。上楼时她竖起衣领遮了下颌。那是间逼仄的房，只有张双人床，卫生间虽有淋浴，却窄得转不开身。她先洗了澡。等他裹着布满黄斑的浴巾出来，她已裸露着卧躺在床上，那条蓝色裙子叠得整整齐齐撂在方凳上。他拽掉浴巾慢慢地爬到她身边。灯亮着，她一直用胳膊挡着眼。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他亲吻着她的手指，她布满了茧花的手指，然后他的舌尖来回荡着她布满细小纹络的脖颈。当他的舌头吻裹住她的乳头时，她轻轻推搡开他。他听到她满怀歉意地说：

别笑话我，都被孩子们嘬瘪了。

他没有把跟女人的事告诉华教授。一想到女人那句话，眼眶就会悄然湿润。她说，她的乳房都被孩子们嘬瘪了。她到底是个怎样的农村妇女？孩子们多大了？读书还是跟她一样在外打工？老公在哪里上班？为何到了这般年岁才跑到南方捞营生？是不是家里遇到了什么不测？这些话他想问她，却没勇气说出口。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她不会去学校告他，看来他真是多虑了。他想起当他们离开钟点房时，她非要塞给他一百块钱。他惊诧地看着她问，你要干吗？她叹息了声，说，你是穷学生，不能让你掏钱呢。他笑了，你怎么知道我是穷学生？她把钱塞进他手里，说，富人家的孩子哪能像你这样，整天忧心忡忡没个笑脸？

他沉默了，她也不再吭声。两个人又走了很远，她才说，你快回学校吧。明天我早班，早饭你别打了，我给你带。他很认真地打量着她。她的眼睛大，看着很空荡，可凝望久了，就能望出里面其实淌着湍急的水；若是凝望得更久，一切又都复归岑寂，犹如没有星斗和云朵的夜空。他想，她其实生得好，那头短发让她略显刚毅，可眼角那颗玉米粒大小的疤痕让她又蕴含着被某种暗力摧残后的柔美。除了她的年龄，她似乎没有哪里不好。他一直想问她到底是哪年出生的，可一直没问。

第二天清晨他早早起来。他很少这么早起床，可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们有任何往来。他蹦蹦跳跳下了楼，透过玻璃窗窥到了她。她似乎等他很久，右手缩在胸前机械地、小幅度地晃着。他快步走过去，到窗口了站立，她递给他两个便当盒。他龇着牙朝她笑。她也笑。她笑起来时嘴巴有点歪。很明显她知道自己的缺陷，所以笑得总是很短暂。她轻声细语地说，快吃，吃完了把盒子还我。

一个便当盒里是龙抄手，汤汤水水却没有溢出。另一个便当盒里是水饺和肠粉。他一个人在阳台上全吃掉。吃完跑到水房冲洗干净，又蹑手蹑脚地下楼。她没在，他把便当盒放桌子上，在窗外站了良久。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他只是感觉到一种细若游丝的暖意……当他意识到这点时立即警惕起来。我不会喜欢上她了吧？他懊恼地想，太他妈扯淡了！

心里却似乎真的有了点挂牵。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他不知道、也不敢琢磨这是否就是恋爱。作为有才华的导演系高才生，他向来只在戏里教导别人如何把握角色。比如系里新拍的话剧《欲望号街车》，那个饰演斯坦利的青岛男生总是一上台就大吼大叫，故意装出流里流气的模样。他有些不耐烦地告诉他，斯坦利不是这样的。他是个高傲的、对女人了如指掌的恶棍，可他并不沉溺其间。说白了，这是个有着艳俗色彩的“有种男人”，而不单单是个猥琐低俗的流氓。而现在，没有一个人来教导他该如何对待这个沉默的四川女人。

他打算当面向华教授讨教。以前他遇到困惑的事，通常会向祖父讨教。那天傍晚他去登门拜访。华教授的出租房缩在学校附近的一条窄巷，家里从来不锁门。华教授曾得意地说，除了五个书橱的碟片，他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即便小偷来访，也只能偷走那台十九英寸的长虹牌电视机和总是卡碟的爱多牌DVD。

推开房门，华教授蜷在沙发上睡着了，茶几上是东倒西歪的空啤酒罐。电视机里正播着部黑白电影。他推了推华教授，没醒，索性坐在茶几旁的地毯上。很老的电影了，也不晓得名字。一个寡妇被一个吊儿郎当的光棍追求，寡妇瞧不上光棍，却也芳心攒动。他从地板上捡起封皮，晓得是田纳西的《玫瑰文身》。他将音量关闭，顺手抓起听啤酒眯眼盯着屏幕。白色窗纱不时被风吹起，发出沙沙轻响，世间瞬息静安下来。他想，即便将此事告诉华教授又如何？华教授自己的生活已够糟糕了，老婆儿子在内地的小县城，一年到头见不着几次面，课虽然教得好，也并没有被学校格外重视，如今也只是副教而已……风越来越大，湿热滚烫，吹出一身又一身黏汗。他还是没有忍住，掏出手机给她打了电话。

她的声音拘谨平淡。他简直能想象出她接手机的神情，肯定像被抓了现行的窃贼。没见过世面的女人都这样，无论做什么都没底气。想是被日子压弯了脊梁，顺便连肺里那口气也干瘪稀薄起来。他问她什么时候下班。她压着嗓子说，晚上九点。他说想请她吃川菜。她沉吟了会儿说，好吧。他听到她说“好吧”两字时，声线还是颤抖了下，就想，她可能也是很想跟他见面吧。

他们吃完川菜，照例去宾馆开钟点房。他倒一点不羞怯，反倒是她，仍和第一次一样将衣领竖起遮住下颌，身子慌里慌张地与他保持着距离。在楼梯拐角处她被一只破花盆绊了下，差点摔倒。那一刻他为她的笨拙胆怯愤怒起来，进了屋也没搭理她，径自躺床上。她洗了澡出来，见他还仰躺在那里，问，不洗澡了？他没吭声。她轻手轻脚过来，褪掉他的鞋袜，学习累吧？我知道，动脑筋可比插秧采茶劳神费力。说完将他的脚搬到她的腿上揉捏起来。她手上力道足，捏的穴位也准，他不禁呻吟几声。她就更加卖力，顺着脚踝一直捏到膝盖。他的心怎么就软了，说，你躺下，我也帮你按摩按摩。将她推倒，坐上她的臀部揉起肩膀来。她肩宽，肉也厚，捏着捏着就硬了，冷不丁从背后进入了她。她比他魁实，似乎也要比他高，他趴在她土地般温厚的后背上，犹如营养不良的牛犊气喘吁吁地耕着肥田。很快完了事，动也不动。她也是。他忍不住用手托起她的下巴，才发现她的脸上满是泪水。你怎么了？他惊慌地问道，我弄疼你了吗？

没有，她推搡下他，翻过身，复将他拽进自己怀里。他去吻她的乳头。这次她没有拒绝，一只手来回磨蹭着他坚硬的发根。我真的没事，她说，我只是没想到，这辈子还能碰到你。他笑了，说，你这句话好像戏里的台词呢。她说，是吗？你们拍戏肯定有意思。能将别人的日子演得那么好，不是简单的事。他说，你喜欢？喜欢的话给你配个角色？她无声地笑了，说，我能演什么呢，五大三粗，要是拍《水浒》，倒能演母夜叉。他柔声说，你比孙二娘美多了。她说，那倒是，别看我没啥文化，可我跳舞是我们镇上最好的。他诧异地问，你会跳舞？她说那当然，以前逢年过节，我都领着镇里的姑娘们跳。他嘿嘿干笑两声。她似乎有些恼了，说，不信的话我跳给你看。

那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难忘的舞蹈。房间只开了壁灯，她黑的皮肤在散漫恍惚的光线里格外突兀，犹如电影屏幕里的人物说着说着话就硬生生脱逸出来。她跳得大抵是种民族舞，手脚并用，忽东忽西忽前忽后，又是弯腰又是劈腿，动作虽有些硬，却不经意间流泻出某种斧凿过的柔亮。她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单膝着地，另一条腿微微弯曲，两只手则孔雀开屏般展向后背。这个动作她保持了足足有五秒，似乎在等待他的掌声。他就鼓了掌，然后迈下床跨到她身旁，紧紧搂住了她。

他们隔三岔五幽会一次。有时在宾馆，有时在海边，有一次宿舍的人都回家了，他还把她带到了自己床上。后半夜她就爬起来了，将他的脏衣服拿到水房一件件搓洗。等他醒来时她早走了，看着阳台上滴答着水珠的衣物，他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她不怕碰到起夜的学生？如果那些男生看到宿管阿姨三更半夜在水房里洗衣，会怎么想？还有一次，他约她去公园的凉亭，将她按到圆柱子上面对面地要她。无疑她很慌张，怕夜晚散步的人发现，可他已经疯了，又将她抱在自己腿上不停耸动。他们都出了一身汗，等最后时刻来临，他一口咬住了她的胸口，有些咸，他分不清是她的汗水还是自己的泪水。她匆忙整理好裙子，安静地坐在他身边，后来干脆将他的头揽到自己腿上。他茫然地望着夜空里的星辰，漫不经心地问道，你老公在哪里上班？

她极少提到家人。或者说她好像从来没有跟他提过自己的家人。他听到她重重地叹息了声，半晌没有搭话。他没在这个城市吗？他又问道，你的孩子们呢？他们都在哪里？

她依然没有回答。这次是连叹息声都没有。他觉得有些郁闷，从她怀里挣扎着爬起，穿好鞋子说，如果方便的话，下次我们去你家里。他说的是心里话，老开钟点房是开不起的，海边或公园这样的荒郊野外，老感觉一双无形巨眼在偷窥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果能去她家里，既省了钱又感觉很安全。她叹了口气说，也好。

只是说了这么句，也好。

她真的带他去了家里。离学校很远，在郊区一座破败的楼上。没有电梯，楼道墙壁上全是修锁电话、通下水道电话、卖枪支弹药电话、卖迷药电话和形形色色的治疗性病小广告。不时有流浪狗在垃圾堆里觅食。她家在五楼，五十平米的样子，除了台迷你冰柜，所有家具都被阳光晒得陈旧而舒适。边边角角也干净，明显事先精心打扫过。餐桌上摆着水果、点心和香烟。他笑着说，真把我当成客人了？她磕磕巴巴地说，没有呢，没有呢。话这么说，还是把挂着水珠的芒果递到他手里。他也没客气，剥了皮滋溜滋溜地吃起来。她问道，好吃吗？他说，很甜。她就笑，说，我女儿以前也最喜欢芒果。他有一搭一没一搭地问，现在不喜欢吃了？她没吭声，又递给他一个，说，喜欢吃就多吃几个，能吃也是种福分。

那天他们做了很长时间。她将他覆在身下，犹如水淋淋的肥硕海蜇死死包裹住一条鳗鱼。他简直不能呼吸。等海蜇被阳光暴晒水分散尽，鳗鱼才活了过来。他似乎真的把她刺穿了。临走时他又吃了个芒果。本来她极力挽留他用晚餐，但那晚系里有活动，他是副导演，这种事万万不能有闪失的。

接下去他颇为忙碌了段时间。先是华教授的老婆孩子来了，作为华教授的得意门生，他有义务陪他们吃饭、购物、洗海澡、逛那些逛了无数遍的景点。然后是戏剧节要开幕了，《欲望号街车》是重头戏，他陪着剧组成员整日泡在舞台上。饰演布兰琪的女孩已经疯魔自不必言，关键是那个情商智商都不高的青岛男孩总算是演得有模有样，让他略微放心了些。其间她联系过他几次，邀他去家里吃饭，被他婉言谢绝。等他回宿舍时通常很晚，值班的都是另一个宿管阿姨。从门房走过时他都有种恍惚的感觉，仿佛她已离开了这里，不但离开了这里，而且离开了尤为漫长的时光。一切似乎都那么不真切，那次他站在楼梯口回望着门房，心里格外宁静。

等忙过那段两人见面时她似乎更黑些。依旧在她家。依旧满桌子的水果点心。两人什么都没说就先扑倒在床。他很疲惫，很快了事。她有些意外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说，你等着，我给你做酸菜鱼。不一会儿就听到她在厨房里嘟囔说，我真糊涂，怎么忘了买白胡椒呢，真是老糊涂了……他听到开门关门的声响，听到楼道里急促的脚步声。懒洋洋爬起来冲个澡，坐在凳上吃西瓜。他的目光重又扫视了一遍客厅：灰色布艺沙发、掉漆皮的茶几、一幅简陋的复制山水画，一盆叶子暗淡的巴西木、几把鸡屎黄的塑料矮凳……然后，是那个迷你小冰柜。这个冰柜是房间里唯一鲜亮时髦的电器。银白色，每个棱角都在白炽灯泡下闪着光。里面有什么好吃的？他不禁好奇起来，趿拉着拖鞋走过去打开盖子。

只有一个袋子。他拎着袋子左右晃了晃。这是个手工缝制的红色布袋，上面是薄薄的白色冰碴。他以为是烧鸡或者烤鸭。看来她真是个吝啬的人，冻了这么长时间也舍不得吃。他把袋子扯开，里面是白色棉花。他还没见过这么坚硬的棉花。他好奇地将棉花一层一层揭下来。这花了他不短的时间。

是颗干瘪的、黑褐色的内脏。看来她很喜欢煲汤。他有些厌恶地将内脏重新装回袋子，一股古怪的气味不断蔓延开来，他不停皱着鼻子。这时他猛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然后是女人尖厉的叫声。你在干吗？！他扭过头。她脚下是堆破碎的啤酒瓶和白色泡沫。

你怎么了？他耸了耸肩说，吓我一跳。

放下！放下你手里的东西！她嚷道，谁让你动它的！

他把内脏扔进冰柜朝她吐了吐舌头。她小跑过来搡开他，捧起那团黑乎乎的东西掸了掸，又吹了吹，仿佛怕上面沾了灰尘。他尴尬地笑笑，委实不晓得该说什么好，只得拿了笤帚扫碎啤酒瓶。

那顿晚餐异常沉闷。他只是随意吃了几口酸菜。她也不说话，一直低着头，间或目光与他撞到也迅速移开，仿佛怕他问询什么。他索然无味地推开碗筷说，我走了。如果不方便，我以后就不来了。

她伸出筷子给他夹了块鱼头，然后盯着他小心翼翼地问，你……想知道那是什么吗？

他说，不就是猪内脏吗？放了这么久还能吃吗？以后要去超市买新鲜的。这个地方比不得四川，东西很容易就腐烂了。

她咬着嘴唇凝望着他，半晌才说，那不是猪内脏。

那是什么？他吐着烟圈笑着问，难道是狮子的心脏吗？

不是狮子的心脏，是我女儿的。

他问，你说什么？

她说，那是我女儿的心脏。

他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后来他真的从椅子上站起来，身子贴紧墙壁，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那个迷你冰柜。

我女儿的心脏……她的声音听不出有何异样，十七岁那年来南方，跟我说在手机配件厂当女工，每个月都往家里寄一千块钱……事后我才知道，其实她一直在歌厅当小姐……后来就死了，怎么就死了呢……谁也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告状告了三年……法院只是让歌厅赔了五万块钱……多听话的孩子啊……眼睛比小鹿都漂亮……法医是个女的，心疼我……我就把它带回了家……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只能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

他侧身踅进洗手间不停洗手，后来扶着生锈的水龙头呕吐起来。

那晚之后他没主动跟她联系。一想到那个夜晚他就浑身不自在。他知道那不是她的错，当然更不是他的。她看起来普普通通，却不知道埋藏着如何惨烈的过往？他不止一次想起她的女儿，想起那个他从未见过的女孩，想起那颗黑乎乎、干瘪、冒着寒气，属于一个女孩的心脏……他知道自己该宽慰她，可又不知从哪里做起。他只好安慰自己说，这件事超越了他的理解能力，这个世界上有谁不是受害者？他早知道世界的本质是一望无涯的黑，身处其间最好不要总是仰望，因为头顶不会有星空；最好也不要回头，因为身后也不会有烛火。从父母入狱起他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可当黑暗夹裹着星光碎片再次来袭时，他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他甚至厌弃起她的身体。怎能沉湎于一具如此衰老的肉身？想起她脂肪隆起的小腹，想起她辽阔粗糙的后背，想起她比乳鸽还小的乳房，觉得一切都寡淡无味，甚而隐隐鄙夷起来。

出乎意料的是，她也没再联系他。去食堂打饭，他也没在门卫室遇到过。有一次晚饭时他急匆匆冲下楼，才在人群中瞅到了她。她正跟戏文系的一个男孩吵架。或者说，是那个男孩梗着脖子在骂她。他侧耳听了听，却是男孩养的仓鼠丢了，在大门口贴了寻物启事，被她撕掉。他贴了三次，她撕了三次。他听到她唯唯诺诺地辩解说，最近教育部要来如何如何，学校不让随意粘贴广告……男孩嚷道，你个奴才！你个傻逼！学校让你死你就去死吗？！再敢撕我的广告就打断你的腿！说完他猛地推了她一下。她没有躲，怔怔地踉跄几步差点跌倒。他本想拨开人群走过去拉架，可双腿却死死钉在原地。他怕她看到，弯腰缩躲在人群中。当他忍不住抬头逡巡时，他好像看到她正默然凝望着他。透过那些高低起伏的头颅，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甚至窥到她眼角那颗玉米粒大小的疤痕在神经质地抖动。他转身上了楼。

又过了几天，他仍没联络她。她也是。她突然从他的视线里彻底消失了。那天华教授请他去海边吃海鲜。华教授喝了很多酒，喝了很多酒的华教授当着他的面号啕大哭。好像还从来没有成年男人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哭过。华教授说，他要回老家了，他在老家的某所专科学校找了教职。他再也受不了这里的生活，混乱，肮脏，盐粒簌落，空气满是涩的味道。图什么呢？那天在海边，他去拉儿子的手，儿子果断地甩开了，然后冷漠地瞥他一眼……他觉得儿子的那一眼无疑就是天启。上帝在警示他，他必须选条干净圣洁的路，否则等待他的将是一条又一条歧途，走到最后连块墓碑都没有……

他觉得华教授喝多了，完全没必要为儿子辞掉这么好的职位，怎么说也是所211大学，回到老家岂不是自毁前途？可华教授说的似乎并非醉话，结账后抱着他又是一通痛哭。他只好拍着华教授的肩膀说，以后我肯定去看望你的，明年我的毕业作品拍摄完，要请你剪片审片呢。

送完华教授，他沿着滨海公路返校。那是条潮湿漫长的路，海浪的咆哮声不停拍打着耳廓。他不禁想起多日前的夜晚，在海边一块巨大的岩石上，他搞了位小姐。在进入陌生之地前他曾颤抖着吻了她的下身，一股蜗牛般腥臭的气味弥漫开来……这气味让他怎么都硬不起来。他们什么都没做。从岩石上溜达下来时他无比沮丧，哭丧着脸递给她一百块钱。她问他，怎么了？不开心？别怕，你只是太紧张了。他说，今天是我二十岁生日。小姐笑着说，多美好的日子啊！然后她从包里掏出五十块钱，我给你打五折吧，算是送你的生日礼物。他不要，可她硬塞进他手心，拧了拧他的脸颊，笑嘻嘻地说，祖国的小花朵……

他就是那晚遇到她……如果不是他恰巧口渴，如果不是学校碰巧停电……

回到学校时已十一点，男生楼正是最喧闹。他在门卫室前站了片刻。值班的是那个五十多岁的宿管。宿管问道，有事吗同学？

他迟疑半晌才说，那个，那个，我想问下，另一个阿姨，怎么好久不见了？

宿管扶了扶老花镜说，你说的是安秀茹吗？

他才知道她的名字，他竟从来没问过她的名字。是的，他说，安姨去哪儿了？

宿管上下打量着他问，你找她有事吗？

没什么事……他沉吟着说，我和安姨的女儿是高中同学……好久没见她了。

她呀，不在这里做了，走了。宿管说，唉，说走就走了，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你知道她去哪里了吗？

宿管摇摇头说，我们这些人啊，就是沙滩上的贝壳，谁知道会被海浪冲到哪儿去呢。

他笑了笑。宿管能说出如此富有诗意的话倒着实让他意外。他道了声谢，转身朝楼梯口走去。上楼梯前他忍不住扭头瞥了两眼。那个叫安秀茹的女人正趴在桌子上打着瞌睡，那台京剧脸谱收音机里传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他使劲揉了揉眼睛，宿管阿姨大抵坐累了，正戴着花镜直着腰板一丝不苟地做着扩胸运动……日后怕是再也见不到她了……想到她大的空洞的眼，想到她古怪的发型，想到她短促的笑容，他的心脏就被弹簧刀狠狠剜了下，当然，也只是剜了下而已，很快就不疼了。说实话，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意外。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声声慢

1

女孩住在朝阳区吧？很旧的楼了，有暖气，温热的气流因了锈迹斑斑的暖气片疏散，待在房子里，身体常哆嗦着。他是第一次在北京过冬，他没料到北京这么冷。刚来的那段日子，起床之后，他喜欢在窗前站会儿。窗外有几棵老槐，槐上群鸦呱呱叫，叫得这冷愈发黑亮，似乎随着阳光的枝条漫散，寒气反更为彻骨。

女孩通常起得早。女孩和他住一个房间。她睡双人床，他睡沙发。似乎怕打扰他休息，女孩起床时总是悄悄地。女孩本来就瘦，走在水泥地板上如羽浮游，即便如此，每次女孩起床，他还是轻易就醒了，只不过醒了的他保持着睡眠的姿势。女孩喜欢光着脚去洗手间。他常常忍不住要叮嘱她，那样会受凉的，地板这么潮，这样的不小心往往会导致感冒。可每次他都没吭声。也许，他很愿意看到穿着睡衣睡裤的女孩走路。她的脚通常随着猫步在肥大的碎花睡裤里伸缩。她的脚白，瘦，偶尔他窥到她脚背上青色血管蠕动，然后是她粉红的脚掌，粘着水泥地面上的纸屑，或者一缕两缕的头发，起起落落。然后，他听到女孩稀里哗啦小解的声响，在马桶轰鸣中，女孩小声地、反复地哼唱着《欢乐颂》。也许，在女孩看来，每天从睡梦中安全地苏醒，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女孩的生活也很有规律。化妆后去上班，从不吃早饭，中午在公司吃，只在家吃顿晚餐。苏格都是早早把饭煮好。苏格的厨艺算不上高超，但拿手的菜还是有几个的。一个男人爱过的女人越多，他的厨艺一般就越精湛。和芳芳一起生活时，芳芳最喜欢吃牛排，那种七八分熟的，带着点血腥气。这个小布尔乔亚的爱好和芳芳在法国生活过两年有关系。和老婆一起过日子时，老婆最喜欢吃潮州菜。老婆是台湾高雄人，最难以忍受的便是苏格顿顿不离肉。苏格很少吃青菜和水果，而她认为不吃青菜和水果的男人，发生疾病的概率高过常人。按照她的说法，为了保证两个双胞胎儿子有一个健康长寿的父亲，苏格必须每天吃点油菜、茼蒿、柚子、芒果。而毫无疑问，苏格好像不是个长寿的人，他总是把那些昂贵的进口水果偷偷扔进垃圾桶。

超市离女孩家不远，苏格手里还是有点积蓄的，买菜时不会含糊。有一天他甚至买了瓶法国进口的葡萄酒。也许，对于女孩的好客，从饭菜上找齐让苏格住得安心。从法式牛排到潮州小菜，从西安小吃到东北乱炖，那几天的晚餐让女孩觉得自己雇了一位高级厨师。

“你做的菜比我妈做得好吃。”女孩咀嚼着土耳其烤肉说，“我要是吃胖了怎么办啊？”

女孩无疑是在炫耀自己的身材。像她这么瘦的女孩，应该不多见。也许她该去当模特，她这种骨感美人应该很适合在T型台上展示自己的三围。

“肉感好啊。性感。”

“是吗？”

“是啊。”话是应了，苏格却难免有些不自在。他一直努力把女孩变成“刀子”，变成那个和他讲黄段子的哥们。而事实是，他总是遇到障碍：她确实不是“刀子”，而是“刀子”之外的另一个陌生人。他死也没想到这个叫“刀子”的网友会是个女孩。电话是通过的，刀子声音沙哑，是女孩柔弱的沙哑，他当时并未怀疑。刀子也自嘲说自己有点“娘娘腔”。他甚至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分析他如此这般的成因。他说他从小就和女孩一起玩，言谈举止都有些女性化，“你要是不介意，先来我这里住段时间，我一个人住，很方便的。”

见了面苏格难免有些吃惊。却是个女孩。女孩一袭黑羊绒大衣，黑靴子，淡黑色眼影一直弥漫到鬓角。苏格还以为这是刀子的朋友替刀子接站。“走啊。你饿了吧？我们去喝羊杂汤。百年来店哟，味道蛮纯的。”只有通过她的声音，他才判断出：这个人就是“刀子”。

不管怎么着，这些事对苏格来说，是极小的事情。他首要的任务是找份工作，安定下来，再租处合意的房子。女孩心细，早帮他备了一米高的报纸。初来的一两天，他的任务就是戴着眼镜，坐沙发上翻阅广告。在上海时他在一家证券公司做信息部经理，月薪一万，刚好够两个人生活。那么在北京，要是不想饿死，即便独身一人，怎么也得月薪五千。月薪五千是个底线：刨去房租、饭费、孩子们的抚养费、手机费，上网费、打车费，他还得购买书籍、光盘以及必要的衣服。在上海积攒的那些名牌都送朋友了，他是真正轻装上阵了：拎着一只棕色皮箱，就从上海飞到了北京。以他的资历，在上海那边找份月薪万八块的工作并非难事，而在北京，则有些奢侈的成分。他想找家杂志社当编辑，工资不低又比较清闲。他对这个还算拿手，想当初也是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走了几家杂志社后，他几乎有些绝望。最中意的那家经营一本小资杂志，专门给城市女人介绍服装、珠宝、煲靓汤的若干做法以及如何消遣夜生活。当主编询问他在上海的薪水时，他隐瞒了实情。“五千啊？这么高？”主编咂着茶水嘟囔，“如果你在我们这里做，超不过四千。你知道我拿多少吗？我才五千八啊。”

钱不钱的无所谓，他又不是来北京淘金。在干冷熙攘的街道上漫游，他总是打量着过往的年轻女人。他知道，在这种盲目的行走中发现芳芳，该是多么奢侈的想法。

2

刚开始女孩回来得挺早，估计怕是苏格一个人闷得慌。两个人吃完饭就看电视，电视也无聊，两个人便到街上走走，走也是漫无目的地走，通常溜达十来分钟，苏格便提醒女孩说：“回吧。这么冷。”慢慢地，女孩晚上回来得就晚些。她朋友多，而且杂，男男女女的，有时也带到家里，叫上苏格一起打麻将。那些人似乎完全忽略了苏格的存在，在房间里吵吵闹闹，苏格便觉得他们终和女孩是一个圈子里的，自己掺和进去，圈子的味道就变了。这个时候苏格就去附近转悠转悠，路不熟，便觉得时间过得慢，不是一般得慢，尤其是在颇显繁华的街道上，这种“慢”被赋予另外一种含义：他行走的每个姿势，都像是光碟里的马赛克，卡住了，要等半天，才会播放出下个清晰片段。

而芳芳的手机号，早已注销。巴鲁的手机倒常开着，然而却从来不接的。巴鲁的鼻子和猪一样灵敏，即便苏格换了新号他也不接。在对待苏格这件事上，巴鲁不是一般的狡猾。苏格和巴鲁也不是一年两年的朋友，都深知对方脾性。巴鲁对苏格的任性早已领悟得透彻非凡，所以他知道最好的选择是：拒绝给苏格任何消息，哪怕是任何没有价值的消息。即便是旁人眼里没有价值的消息，对于苏格来说，也可能变成最有价值的。巴鲁一直相信苏格有这个能力。苏格也知道巴鲁相信他有这个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在北京，要想通过巴鲁找到芳芳，就像他开着飞船到火星，从火星娶个老婆回来一般匪夷所思。

而逛得久了，难免找家餐馆喝上几杯的。苏格的酒量在朋友圈里很有名。对于白酒，苏格倒没什么讲究，东北三块钱的“烧刀子”他也照样喝得欢。酒喝欢了，什么酒都无所谓。

那天就喝高了。一个男人独自喝酒是很容易醉的。夜深了，行人不多。他是在十字路口碰到那两个警察的。也许他浑身的酒气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要查看苏格的身份证。苏格掏了半天，才想起来放女孩家里了。两个警察对这样的人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他们又要苏格的居住证。苏格说身份证是有的，居住证还没办。警察过来拉他，很显然他们要把他推进那辆路边的警车，然后押解到派出所。对这样的闲散人员他们处理起来轻车熟路。苏格没反抗。他们把他带到哪里都一样。这时对面又踉跄着晃来两人。从穿着打扮看，这是两个民工。一个警察过去盘问。在苏格尚未上警车前，两个民工和警察吼叫着撕扯起来。苏格就是在另一个警察跑过去时，以金钱豹追逐羚羊的速度奔跑起来的。干吗要逃跑？逃跑并非出乎他的本意。可那一刻他最想做的事情是，赶紧跑女孩家，躺沙发上酣睡。一想到沙发柔软的弹性、厚重的鸭绒被、鲍比小熊靠垫，他觉得他已经在奔跑中睡着了……当然，如果能把芳芳抱怀里，那会更好。他忍不住小声抽噎起来。

打开女孩家房门，苏格才发觉回的不是时候。女孩那帮朋友早做鸦雀散了，女孩双人床上躺着两个人，很显然他们对闯进房间的苏格都有点吃惊。苏格喝醉了，一眼扫到了女孩乳鸽大小的乳房。她乳头红润饱满，像两颗即将溃烂的樱桃。而男人的第一反应是找内裤。这是个有点衰老的男人，低头套裤子时，油亮的头顶有块面积不小的秃斑。不过男人穿戴齐整时，倒颇显气派，那身昂贵的名牌西服将他肥硕的小腹掩饰得得体而儒雅。他离开的动作有些猥琐：他几乎是袋鼠一样跳出房间的，他的一只棕色袜子在他的鞋帮后拖着，让他的偷情者身份更为真实起来。

男人无疑将苏格当成了女孩的男友。苏格很纳闷，为何自己没有及时退出房间？他应该非常知趣地转身离开，可他并没那么做。女孩呢，女孩没穿衣服。她裸着身体去了洗手间，也许她忘了自己没穿衣服。走过苏格身边时，她随意弹了弹苏格的头发。她的这个动作似乎蕴藏着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宽恕；而另一方面，则是无所谓。苏格闻到她手指间清淡的香水味儿。如果他再不离开这里，那么他真是天下最无耻的男人了。女孩从洗手间出来，安静地盯着苏格收拾行李。苏格瞥她一眼，笑了笑。女孩也笑了笑。当苏格将两件内裤塞进皮箱拉好拉链时，女孩说：

“哥们儿，没必要吧？”

苏格又将洗面奶塞进箱子。女孩就是这时走过来的。她披了条厚毛毯，细长的脖颈在暗绿毛毯里像鸵鸟般机警地扭转着。她将他的洗面奶掏出来，将他的吉利刀片掏出来，将他的电脑硬盘掏出来，在掏出那瓶古龙香水时，她放在鼻子下嗅了嗅，然后深深吸了口气，很陶醉似的说：

“纯正的法国香水啊。谁送的？等你找到房子再走吧。你犯不着为今天的事别扭。真的，没必要。睡吧。”

第二天和往常没什么区别，女孩照常早早起床，照常猫悄着洗漱，照常稀里哗啦着撒尿。当然，这一天对苏格而言，还是和以往有区别的。这一天，巴鲁接了苏格的电话。

3

像巴鲁这样的男人即便是条蛆，肯定也是厕所里最有本事的一条蛆。他还和以前一样，没胖也没瘦，左腮上那块铜钱大小的胎记让他的脸和四个月前一样刻板。他发育不良的手指上还戴着那枚笨拙的铂金方戒指。苏格本来怕自己见到巴鲁时会有些意外之举：譬如一拳砸扁他本来就有点塌的鼻梁，或者将衣兜里的弹簧刀插入他羸弱的胸脯。可是真正看到巴鲁，他倒冷静了。他们还像以前见面那样，开了几句玩笑，他们几乎是一同笑骂着说道：

“香蕉个疤瘌，你他妈活得挺滋润啊。”

苏格搞不懂巴鲁为什么会接了他的电话，也搞不懂巴鲁为何答应见他一面。在苏格看来，巴鲁既然有勇气来见自己，肯定心里没鬼了。还有什么鬼呢，有鬼的话，这四个月里也被巴鲁吃了，消化了，排泄了。

“芳芳好吗？”

“胖了，”巴鲁说，“人要是开心了，就会长肉。”

“你们……住一起吗？”

“你说呢？”

苏格觉得没必要再问巴鲁什么。每家麦当劳店都这么热闹。热闹得有点不正常。苏格喝着饮料，眼睛不晓得瞅谁。巴鲁也没看他。他这个人和人谈话时最喜欢盯着自己的手指。他的手指甲很长，修饰得也干净。苏格曾嘲笑他说，他留这么长的指甲，只有跟女人做爱时才用得着。

“我想见芳芳。”

巴鲁不说话了。

“见一次就行，”苏格说，“一次都不行吗？”

苏格在巴鲁起身离开时攥住了他的手。苏格的动作有点硬，巴鲁的手在自己掌心里慢慢地萎缩，像坚挺的器具喷出液体后慢慢地萎缩。巴鲁从不是个会心虚的人。“你把我的手指甲弄劈了，”巴鲁望着他说，“你早没事了。你没芳芳一样活，也许活得更好。”

苏格就放了手。巴鲁打车走的。打开车门时他朝苏格摆摆手。以前芳芳他们深夜从酒吧出来，各自钻进车门时，巴鲁通常会这样朝苏格和芳芳晃手。巴鲁的这个动作，在上海时多少让苏格有点温暖，而在北京，无疑是在溃疡的嘴巴里硬塞了一粒晶盐。不过巴鲁肯见他一面已很给他面子了。也许巴鲁只是心血来潮才见了他一面，这多不容易。在和巴鲁交往过的四年里，他几乎就没有心血来潮的时候。巴鲁这个人，就是一根扔在旮旯的黑色铁钉，冰凉、罩着灰尘，也许已然生了锈，可突然扎进别人的肉时，让人体验到的疼，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天晚上苏格给女孩做了“梅菜扣肉”。女孩吃饭时话多。她似乎忘了昨天的事。她跟他说起公司发生的趣事，很显然，这件所谓的趣事并不适合在餐桌上提起。女孩说，他们单位今天来了个男人，把他们的一位女同事安妮，那个漂亮的女秘书脸上划了一刀。这样的事永远逃脱不了情伤的旧巢。可女孩谈性很高，对于女同事也没抱以同情或怜悯。在提到女同事用手摸着脸上的刀痕时，她甚至有点兴奋，“血流了她一手，顺着手指缝直流呢，”她咀嚼着一块肥硕的猪肉香甜地说，“当时就昏死过去了。”

苏格就问男人跑了没有。女孩说没跑掉，被保安给逮起来了。说起公司的保安女孩再次兴奋起来。她说其中的一个保安简直是这么多年来，她遇到的最帅的男人了。帅到什么程度呢？帅到每个女孩都想跟他上床。在提到“上床”时女孩的脸才有些不自在起来。

苏格问：“你觉得那个男人这么做，值不值？”

女孩说：“一标准的傻B。”过了会儿女孩低着头，闷闷地说，“不过，偶尔当次傻B，也没什么不好的。你说呢？”

苏格就笑了，继续吃饭。吃完后就刷碗。苏格是在刷碗时接到芳芳电话的。他打了一只碗。

4

芳芳约他在天安门广场见面。苏格从来没去过天安门广场。七岁时母亲带他来过一趟北京。不过母亲只带他去了北京动物园。小时候北京在他印象中，就是一个庞大的动物园，有蟒蛇，有猴子，有鳄鱼，还有豺狼。二十三岁和老婆结婚旅游时也来过北京。老婆是台湾人，对北京的好奇心不亚于少女对男人身体的热望，不过老婆住宾馆得了盲肠炎，他们只好坐飞机匆忙返回福州。芳芳说到了广场会给他打手机。苏格哆嗦着绕着广场散步。从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二点，苏格总共绕着广场走了十三圈。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苏格只好又绕着广场走了一圈。这样，苏格在绕着广场走了十四圈后，觉得很有必要再给巴鲁打个电话。昨天芳芳是用公用电话和他联系的。芳芳那样头脑简单的人，一定是巴鲁提醒她这么做。芳芳的思维经常短路。芳芳这么漂亮的女孩，要是再聪明点，也不会离开苏格，至少苏格这么认为，“她总有一天会后悔的，”苏格想，“没准儿她现在已经有点后悔了。”他反复把玩着手里的苹果牌MP3。这个MP3花了五千四百块。芳芳一直想拥有这么豪华的一款MP3。

巴鲁没接电话。巴鲁没接电话很正常。芳芳和他见面肯定是经过巴鲁批准的，芳芳没来，要不就是芳芳自己反悔了，要不就是巴鲁反悔了。看着广场上巡逻的警察、各种肤色的外国游客、售卖纪念品的小商贩，苏格觉得冷已经从指尖一点一点浸到心脏。

回来路过一家音像店，苏格买了张A片。苏格四个多月没过性生活了。芳芳离开他后他连自慰都没有过。芳芳不光自己走了，也把苏格的下半身带走了。即便芳芳没走，他们的性生活也很贫乏。从何时起对彼此的肉体厌倦了？芳芳和他一起生活了两年，从开始同居时的昼夜奋战到后来只是抱着安眠，他们的关系一直非常亲昵。苏格不明白芳芳为何离开他。芳芳只是个没主见的孩子。苏格还记得芳芳临走前的晚上，和他一起洗的澡。在浴缸里芳芳抚摩着他有点发福的身体。她的手指从他的额头蜿蜒至他的脚趾，又从他的脚趾回到他的额头。她喜欢像抚摩芭比娃娃一样抚摩男人……苏格没想到，这会是和芳芳最后的夜晚。

女孩的家里有部DVD，效果倒是蛮好，他曾和女孩一起看那部《欲望号快车》。一群斯文漂亮的男人女人，以撞车为乐，好像从头到尾都下着雨，天一直黑着，黑到影片结束：女主角被男主角开车撞死，男人爬过去，在汽车的残骸中和将死的女人做爱。女孩，就是在男人覆盖上女人时大笑起来的，她笑得那么响亮，震得苏格只好摘了眼镜，讪讪地用棉被盖上头颅。有时候，女孩让苏格觉得不可思议，他搞不清她想些什么，虽然他们在同一屋檐下吃饭、刷牙、大便、洗澡，但是永远都仿佛是两个不相干的人。或者说，即便女孩当着他的面换睡衣，露出她干瘦的、灿烂的身体，他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也许在女孩看来，苏格太正常了。有时候，在她换衣服的时候，她故意朝他笑笑，苏格知道她没别的意思。她要是有别的意思，就不是她了。

当A片放映时，他有点惊讶。音乐前奏太熟，是那首《敖包相会》。他想他上当了。北京的商贩缺德也缺得颇有创意，卖的A片竟是民歌集锦。然而在他的自嘲尚未结束前，坐轮椅的白种男人出现了，接着两个皮肤乌鸦一样黑的女人穿着泳衣出现了，像所有胎中婴儿迟早诞生一样，一张硕大的床也出现了，再然后呢，男人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戴上了副眼镜。他为什么要戴眼镜？苏格听着深情的民歌，欣赏着粗鲁的画面。房间里的风不知何时变得细琐，苏格的手一直没有停闲，蛆虫一样蠕动……蠕动是美好的，他很快就软了，睡了过去。

5

苏格没料到这一睡就睡了一天半。他还是没能扛住那种凛冽的冷。他在床上躺了两天。这两天女孩请了假，一直陪着他。女孩的厨艺不是一般的糟，她给他煲的鸽子汤差点把苏格变成只蝙蝠。不过女孩拿头的手艺不错，在女孩手指的拿捏下苏格清醒许多。女孩的两只耳朵上不知何时打了洞，苏格注视着她耳朵上的六只耳钉。

“疼吗？”

女孩笑了笑，“他觉得好看。”

“你很喜欢他吗？”苏格有一搭没一搭地问。

“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女孩说，“这么冷的天，”她似乎有些茫然，“有个暖和点的身子靠着，也挺好的。”

苏格不晓得女孩口中的“他”是否就是那天碰到的中年人。问或者不问都让他尴尬，而继续赖在床上只能让自己更难受。女孩在他起身时按捺住他。她说他应该再好好休养几天，不过她下午就要上班了。她还说，北京冬天，会一直这么冷，冷到明年开春就好了。北京的春天虽然有沙尘暴，但是花红柳绿的，还算可爱。

女孩走后，苏格换了身衣服。在把衣服扔进洗衣机时，苏格看到里面堆积着女孩的几件衣物：两双袜子，一条内裤，还有一条镶嵌着蕾丝花边的乳罩。以前和芳芳在上海，都是苏格洗衣服，芳芳从没洗过的。以前和老婆在福州，都是老婆洗衣服，苏格从没洗过的。想到老婆，他方想起，这个月还没给她寄钱，电话也没打过。每个月给老婆两千块的。老婆在福州开了三家日本料理店，加上三四处房产，手里有几百万的。钱虽不缺，但总得尽点做父亲的责任。老婆虽和他分居两年，但好歹还没离婚。也不是没想过离婚的问题，月月谈月月谈到一半，两个人都觉得离婚除了诸多害处，好处倒没得一点。谈到兴趣索然处，累了，都劝对方找个情人好了。老婆知道苏格身边有人的，苏格也知道老婆这几年仍守身如玉。苏格都不清楚，老婆到底是为谁守呢？

卡里的钱剩得不多了。苏格在邮局寄钱时接到了芳芳的电话。芳芳首先道歉，说前几天有笔重要生意，急着见客户，忘了和苏格的约会。苏格听着她解释，心里突突地跳着。芳芳声音很细，压着嗓子。芳芳喜欢这样压着嗓子同别人讲话，怕旁人在她身上安装了窃听器似的。而且她说话时，会不自觉地夹杂着法语。和苏格第一次上床高潮迭起时，芳芳的呻吟声里也夹杂着这样一句两句的法语。有时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有时是一两个简朴的音节。后来苏格才知道，她是在念诗。这个女孩喜欢和男人做爱的时候，背诵那些镶嵌着蝴蝶、瓷器、云雀、时光诸如此类字眼的诗歌。苏格觉得芳芳真是可爱到了极致。现在听着这个做爱间歇性朗诵诗歌的女孩的声音，苏格身体有了反应。他急促的呼吸让芳芳沉默了。芳芳的意思是，想和苏格另约个时间，一起到酒吧坐坐。苏格说，不如现在就去吧。芳芳说天还亮着，公司里还有些杂事，等天黑了再说吧。

苏格飞快跑回女孩家，洗澡刮面，又去专卖店买了几件衣物。等天黑了，才想起没给女孩做饭。也顾不上了。到了蓝岛附近的一家哈根达斯店，等着芳芳。其间女孩打电话说，晚上有点事，会回来很晚，也许就不回来了。苏格便琢磨起晚上可能发生的事了。既然芳芳肯见面，也就有了机会，有了机会，就什么都有了。当然，最坏的事也许仍会出现，芳芳有可能不来。苏格太了解她了。除了那次离开苏格跑到北京，她做事从没自己的主见。对于一个十九岁的女孩来说，没有主见也许是最大的主见，因为她身边从不缺有主见的男人。

如猜度的那样，芳芳这次还是失了约。苏格吃了一大桶冰淇淋。胃都吃成了一座冰山。回到女孩家，胃隐约在疼，苏格便想，最好去酒吧坐坐，喝些红酒或黑啤，也许这疼便麻木了。器官麻木是会传染的，胃不疼，没准心脏就不会疼，心脏不疼，忘记些事情，便要容易得多。北京的酒吧多如牛毛，选择任何一家，能喝到健忘症的地步，睡个死觉，多好。这念头支持他放肆起来，怎么说呢，他喝了不下二十杯所谓的巴伐利亚黑啤，随着一趟趟跑洗手间，倒愈发清醒。在酒吧的光线里，终于，有个女人偎到他身旁。酒吧里很暖和，可即便女人的身体紧贴着他的身体，苏格还是觉得冷。冷。像小时候在大兴安岭那么冷。苏格八岁时在大兴安岭住过半年。那半年似乎全是冬天。他和二姐蹲在雪橇上，那条狗在白色的野地里疯跑……父亲那年在东北做生意的，也是在那一年，父亲认识了一位俄罗斯女人，一个卖伏特加和劣质果酒的老太太。有一天父亲失踪了。一失踪就是二十年，谁知道他死了还是活着？最大的可能性，便是父亲和那个老太太私奔了……身边的这个女人，染了头黄发，可她是个中国女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她身上的气味很好闻，至少在苏格的鼻子里，她身上的气味掺杂了茉莉和郁金香的清香。女人的气味是用来做爱的，不是用来闻的。可当女人穿着乳罩和一条透明内裤躺在女孩家的床上，安静地等候着苏格时，苏格突然兴致索然。

“你……自己做，”苏格说，“我……想看着你……做。”

女人问：“你说什么？”

苏格是连话都懒得说一句了。也许不是懒得说，而是没有气力说。女人盯了他半晌，后来径自打开电视看广告，也许看得乏味，便问苏格家里“有没有爆米花”。苏格没吭声，他想呕吐，他试着将手指插入喉咙，死活吐不出，只得趴沙发上蜷缩着身体逡巡着女人。女人真就找到包爆米花，坐床上嘎嘣嘎嘣嚼着，苏格就那么着昏睡了过去，中间也醒了几次。有次他看到电视里正转播一场拉丁舞大赛，那个女人，几近裸露着身体，拽着一个塑料衣服架，跟着电视里的音乐跳舞。她那么高，那么壮，衣服架被她随心所欲地操纵着，当她抱着衣服架做一个高难度转身时，她的眼神刚好和苏格的眼神撞到一起。苏格听到女人低低嘟囔了句：“真是无聊啊。”

女人何时走的？半夜里苏格醒来，电视尚开着，衣服架倒在地上，爆米花撒得满地皆是。苏格没心思收拾残局，开始拨打芳芳的手机。这差不多是他的一种恶习了。那个女人的提示音他相当熟悉，甚至，让他有些甜蜜的安慰。是的，芳芳的这个号码已经消失了，可另外一个不相干的女人的声音，却在时刻提醒着他，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他撸起自己的胳膊。胳膊上那条暗红色的伤疤像朵艳俗的高丽花。他想起有一次，在半梦半醒中，女孩，站在沙发旁，盯着他的胳膊。她也许一直想问问他的过去，他为什么来北京？他为什么会做那么多美味的菜肴？他为什么从不问问她的过去？应该是这样的。可她从未张过口。只有一次她看电视，漫不经心地问了句：“你是不是觉得……北京特冷？”他没有回答。他不是不想回答，而是，不知道如何回答。

6

清晨醒来，房子还是老房子，乌鸦还是老乌鸦。女孩彻夜未归，也不知跑哪里疯去了。苏格喝了袋牛奶，又去跑工作。跑也是往常一样，坐公共汽车里，身体随着铁皮厢颠簸。售票员一口傲慢的京腔，倒让他怀念起绵软的上海话。怀念是要不得的，尤其是男人，要是太恋旧，或许就真的老了。苏格跑了一家通信公司和两家杂志社，夜幕低垂时，回女孩家里，烧了一盆荔枝汤圆，嚼着荔枝，苏格才想起，女孩还没回家。

女孩的手机不通。苏格有些担忧。想打女孩公司的电话，拿起手机，方想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女孩在哪里上班。他甚至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是的，他对女孩一无所知，除了她的身体。身体也是距离之外的身体。他没有触摸过的身体。他开始拨芳芳的号码，然后给巴鲁打手机。没有一个人回应。他们都失踪了。也许没失踪，只是让苏格在他们的生活中失踪而已。苏格搂了被褥，将眼睛蒙上，又是半宿长梦。

第三天女孩没有回来。苏格真的有些焦灼起来。女孩就这么着不见了吗？苏格打开女孩的衣橱，满是女孩时尚的衣物，打开洗衣机，女孩的内裤和乳罩都有些异味了。苏格犹豫了会儿，用洗衣粉泡了，用力地搓揉。

第四天女孩没有回来，苏格倒安生起来。也许她出去旅游了。她这样的女孩，什么样的事做不出？他想起女孩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去家百年老店吃的“羊杂汤”。女孩小口地咂摸着羊舌，突然就问：“你现在是不是有点恨我？”说完她笑了。她笑时方显出稚气的一面：牙齿暴露，尖下颌和鹰钩鼻翼让她很像新疆人。她眼神中星星点点的狡猾打动了苏格，让苏格深信，这女孩，有点让人难以置信的单纯。

第五天，苏格看电视，有人敲门。苏格想，她终于回来了。她为什么自己不开门，而要敲门呢？他等着她出现。又是两三声零落的敲门声，他故意把电视声音弄得很大。电视里正在演《动物世界》，一只猴子率领着一帮猴子在河里游泳。苏格还真不知猴子会游泳。这惊讶让他有点分神，或者说，让他暂时忘记了敲门声。等猴子游到河对岸，他才想起，女孩还没有进屋。扒了猫眼观看，门外空荡荡的，只有楼梯朱红的扶手，顺着台阶拐到另外一个楼层。他有些失望。他突然非常想念这个女孩了。他甚至有点忘了她长什么模样了。

女孩好像真的失踪了，六天过去，她还没有回家。这期间房东来收过房租。不贵，一个月两千。苏格就先替女孩付了。他好像越来越热爱这个家。洗澡间的水龙头被水锈渍住，他用绣花针将堵塞的孔一一挑开；马桶活塞老化了，冲水时老留污物，他去杂货店买了新皮垫换上；女孩的汗渍把床罩上的床单躺出了人形，苏格将床单洗得香艳如新……他还擅自做主，把房间的墙壁染成了嫩紫，一眼望去，自己犹如身处一朵子宫饱满的紫云英花蕾中。他想女孩可能再也不回来了，如果她不回来，他是不是会一直在这里住下去呢？

那天，接到芳芳的电话时，他正在给阳台上的巴西木浇水。芳芳告诉苏格，她要和巴鲁结婚了，告诉他这个消息后，巴鲁接过芳芳的电话接着说，他要和芳芳结婚了。他们的声音丝毫没有热切的成分，也没有邀请苏格参加婚礼的意思。他们只是要告诉苏格这个事实而已。苏格“嗯”了声，挂了线。后来他打算去跑步。于是找自己的那双彪马运动鞋。他记得那双鞋放在女孩床底下。女孩的双人床是两张单人行军床拼的。苏格掀起碎花床罩，摸索着。然后，手就触到一只柔软的东西。苏格把毛茸茸的东西掏出来，却是一只死猫。这是只漂亮的猫。它黝黑的毛皮让四肢上的血渍并不很明显。这只猫，什么时候跑到房间里的呢？什么时候死的？谁弄死的？苏格懒得去想，除了将猫扔进垃圾桶，没有别的更明智的选择。扔完猫后，他觉得很有必要洗洗手，就洗了。洗完手他走到窗前，望着路上的行人。

二〇〇四年四月三日

忆秦娥

后来，我对这个长了双抹香鲸眼睛的人说，不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这人是个牛奶商。他的职业是苦恼的原因之一：送奶时要先跟过磅的胖姑娘睡，然后再跟质检车间的瘦姑娘睡。通常是过完磅就质检，所以说他对睡女人，无论是胖女人还是瘦女人，都相当精通。“胖的喜欢在上面，瘦的喜欢在下面，”他皱着眉说，“这不仅关乎情商，更关乎智商，我总不能让她们互通底细吧？我最受不了的是，送奶车的座垫太硬了。”当然，这些不是他苦恼的源头。他跟一位卖化妆品的女孩好了两年，他老婆也知道，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后来不知怎了，老婆不打算闭眼了，就跟他离了婚。他想娶化妆品女孩，可女孩说，她并不爱他。他就整日喝得烂酒，跟不同的女人睡。他从小喝羊奶长大，体格异于常人，还擅长甜言蜜语。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据他说睡了九十八个女人，这些女人职业各异：有米粉店的湘妹子，有超市的收银员，还有某老板的秘密情人。对于年仅三十岁的他来讲，这数字不算小。他还说，如今对女人完全不感兴趣了，换句话，他觉得地球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爱情。当“爱情”两个字从他嘴里蹦出时，他面色阴沉地冷哼一声，犹如被质检员发现牛奶里掺了石灰和水。

你讲吧，他盯着手机，开始从“陌陌”上勾搭女人。世上已无良家妇女，他说，不过，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故事。

我是在出了检票口后发觉老周有些异样的。老周不停地环视着四周，仿佛在寻找什么人。鼻涕虫不停哼唧，她也没搭理他，如果是往常，她早把鼻涕虫抱怀里喂奶了。老张也有点不正常，在人群中长颈鹿般扭动着细脖子。他大抵是中国当时最瘦的陆军军官，只有八十三斤，很快他就被人流夹裹着冲出了检票口。他大声喊叫着老周的名字，不时回头看我们，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老周左手牵着我，右手拽着鼻涕虫，仍然踮着脚尖左顾右看。后来，我听到她尖叫一声，撒了我和鼻涕虫的手，推搡开她身边的那个戴前进帽的黑胖子和一个满脸蝴蝶斑的妇女，从人群中旋风般刮了出去。鼻涕虫开始哇哇乱哭，我就抓了他的小手钻出人群，跑到老张身边。老张手里拎着行李和土特产。

这是一九八〇年的北京火车站。

很快，老周就领着个女孩回来了。老张凑过去跟她说话。鼻涕虫哭得更厉害，我不停用手给他擤鼻涕，再把鼻涕偷偷抹在行人衣服上。鼻涕虫才不哭了，咯咯着笑。我一直盯着老周和老张，恐怕他们再次跑掉。每当我淘气惹老周生气，她都恶狠狠地对我说：小冤家！再不听话就不要你了！所以我的警惕性一直很高。我看到他们三个人不停地说话，中间夹杂着激烈的手势。后来那个女孩转身就走，被老张一把拽住了她的草绿色军用书包。她脸憋得通红，瞪着大眼怒视着老张。老张这才讪讪地撒了手。老周从后脊掴了老张一把，将姑娘拽到一旁继续说话。我知道老周是个能干的人，人家都说，老周要是愿意，能把刚咽气的死人说活。老张蹑手蹑脚地走到我和鼻涕虫旁边，跟我们一起看着她们说话。她们说了多久呢，后来我都有些困乏，拽着老张的手睡着了。

等我睡醒时，我们已经到了老张的部队。我们都坐在部队的食堂里。桌子上全是好吃的。那个女孩坐在我对面，绷着脸。我想她要是笑起来一定很好看。他们都说，我们村里最漂亮的就是老周，可她比老周好看多了。鼻涕虫一直啃鸡爪，我就使劲吃肉。鼻涕虫很傻，所以总是这么瘦，都四岁了才只有三十斤。可老周那么聪明，也不吃东西。她坐在女孩身边，不时抚摸下女孩的头发，然后给女孩碗里夹鲫鱼夹肘子夹丸子。我听到老周轻声细语地说，妹子，吃点菜吧，坐了这么久的火车。女孩只是“嗯”了声，筷子连动也没动。我还听到老周说，妹子，这种事怎么能强求？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女孩仍是“嗯”了声。我想，这个女孩也许是个哑巴。这个哑巴干吗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呢？

那天晚上，鼻涕虫和老周老张一个屋睡，我跟女孩一个屋睡。睡到半夜我要撒尿，就大声地喊老周。灯亮了，我看到女孩开了门取尿壶。等我尿完她就熄了灯。我听到长长的叹息声。等我再次醒来，天已蒙蒙亮，我看到那个女孩盘腿坐在床铺上，呆呆地凝望着屋顶。等开始有鸟叫，她跳下床，扒开窗帘一角，久久地看着窗外。士兵跑早操的声音不时传来，那声音高亢明亮。女孩推开门走了出去，然后我听到交谈的声音，声音嘈杂低沉，被“一二三四”的口号声压得更为缥缈。我听到一个战士中气十足地争辩道：连长有吩咐，怕你人生地不熟的，让我跟着你！女孩退回屋里，砰的一声关上门，仍是伫立在窗前。

这个女孩跟我们在石景山的八大处住了段时日。前几天，女孩无论走到哪里，身后都会跟着个姓李的德州士兵。女孩去食堂看大师傅们炒菜，他站在食堂门口；女孩去猪场看刚出生的猪仔，他端着胳膊靠着白杨树吹口哨；女孩去厕所，他蹲在厕所旁边偷偷地抽烟、逮蚂蚁。有天女孩转过身，死死盯着那个士兵。士兵可能被她看得发毛，就嗫嚅着说，这是领导的命令，你可不能怪我。女孩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士兵的脸就红了。红了脸的士兵没有再说话，继续跟在她身后绕着操场走了六圈。

老周那几天很忙，跟另外几位军官家属一起帮战士们洗被褥缝衣服，有天闲下来，就问女孩，你想通了没？女孩不语。老周说，你看，世上的事总是如此，彩云易散琉璃脆，他的心不在你这里，你也没必要再想他。女孩终于说话了，她的声音柔软低沉。她说，他的心还在我这儿。老周说，即便他的心还在你这儿，我妈不同意也没办法。你去青岛找他，难道会出现奇迹？你不是不知道，他一直是孝子。女孩不吭声了，低头抠弄着指甲。老周又说，你在这里再待几天，想通了就回老家吧。女孩将头硬硬地扭向一旁，半天都没正眼看老周。

后来的几日，老周带着她、鼻涕虫和我逛了许多新鲜地方，我们先去的天安门，看到了相片里的毛主席，又去了纪念馆，看了水晶棺里的毛主席。我们还逛了故宫和北海公园。我从来没去过这么多地方，这个女孩肯定也没有去过这么多地方。她开始说话了，有时还会忍不住笑。她笑的时候鼻翼两侧会皱起细小的浅纹络，这让她变得更美了。鼻涕虫比我还喜欢粘她，不是趴在她背上就是蜷在她的怀里。她也不恼，总是掏出手绢小心地擦鼻涕虫的鼻屎。老周有时会盯着她的背影看，然后轻声地叹息。

那天上午鼻涕虫发烧，老周带他去诊所打针。女孩带我到部队的大礼堂看电影。那是部外国电影，好像是谈恋爱的，高鼻梁的小伙将大辫子姑娘死死压在草垛里。电影院里很黑，我也看不懂，就去攥她的手。她的手肉乎乎的，暖而软。她摸了摸我脑袋，目光仍然盯着巨大的屏幕。后来她突然站起来，说，我们走吧。走吧。

如果没有记错，那时已经是初春了。风是干热的，风里满是大朵大朵的柳絮。我们身边不时走过三五成群的士兵，他们穿着葱绿色的军背心嘻嘻哈哈地打闹，像一群毛孩子。女孩带着我，走过了书店，走过了露天电影院，走过了游泳池，走过了军部，走过了澡堂，走过了食堂，走过了猪圈，一直走到山上。山上全是松树和柏树，偶有几株野杏。我们走累了，就在草丛里坐下。草丛里点缀着野花，小蜂和小蝶乱飞。我还在草丛里逮到只壁虎，把它的尾巴揪了下来。她只是安静地坐着，蝴蝶在她头上飞来飞去。她头发很黑，很密，当阳光照在上面，头发就变成了耀眼的金黄。我们谁都没说话，我甚至闻到了空气里腥甜的气味，当那种暖洋洋的、慵懒的气息被风吹走时，我忽然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忧伤。是的，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忧伤是什么滋味。后来她站起来，说，我们回去吧，看看鼻涕虫退烧了没有。

我们就往山下走，走到山脚时，我们都有些累了。她牵着我的手走到一株杏树下，靠住黑色树干。树干上开着粉红花朵，兴许是被春雨浇过，花朵是月的浅白。我偎在她身旁，看着一瓣一瓣的杏花从眼前飘走。她忽然转过身紧紧地抱住我。她的身体一抖一抖的，嘴里发出细碎的呜咽声。当我仰起头吃惊地打量她时，她的眼泪滚落在我的脸颊上。我听到她抽噎着说：

“小楚……你知道……我有……多爱……你老舅吗？”

我踮起脚，擦她的泪珠，可是，够不着。

女孩是第二天走的。她对老周说，她保证不去青岛了，她向来说话算话，所以请老周放心。不过老周似乎还是不放心，亲自送她去了火车站，除了给她买了回云落县的车票，还买了只昂贵的全聚德烤鸭。

之后三十年，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牛奶商“嘁”了声，拿着手机问我，这货怎么样？海员的老婆，别看文静得像只猫，床上完全是头猛虎。又问，这个呢？收费站的，巨乳童颜。我老想睡她，她不肯，被我缠得没辙，干脆把她妹妹介绍给了我。她妹妹也是魔鬼身材……咦，你接着讲故事啊。这女孩后来怎么了？自杀了？他一本正经地凝望着我说，我知道，那个年代的人都傻得要命，尤其是被男人抛弃了的女人。

女孩离开那天，我和鼻涕虫跟老周又哭又闹。老周狠狠掐了我们的胳膊，又狠狠踢了我们的屁股，我们就不敢再吱声，跑到屋外看士兵们训练。

等到冬天，关于女孩的消息才隐约传来。据说冬季征兵时，女孩穿身绿军装信心十足地跑到公社报名，想去青岛当海军。为了参军顺利，除了在村里练了半年晨跑，她还在公社的中学练了个把月举重。可女兵名额只有一名，她很快被刷了下来。据说她在公社大门口呆呆坐了半天，才被她母亲强行拽回家。回家后她在炕上躺了三天三夜，滴水未沾。当她走出家门时，邻居发现她瘦成了木乃伊。他们都说，她一下子就从女孩变成了老妇。当老周用略显惋惜的口吻叙述着关于女孩的一切时，我竖起比灵猫还敏锐的耳朵仔细倾听。我眼前依然是她微笑时的模样：鼻翼两侧皱起细小的纹络，眼睛弯成一潭活水。我觉得难过极了。我不知道为何这么难过，她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邻居。

之后多年，我没有听说过她的任何消息。我在缓慢地成长，鼻涕虫也在缓慢地成长，只有老张迅速发起福来，纤细柔弱的脖颈被时光慢慢催化成粗壮的树桩。他当了多年指导员，再也没有被提拔过，一直在考虑转业的问题。老周依然是老周，还在我们村当妇女干部。她经常带着村里的姑娘们跳上拖拉机意气风发地去县城的职工俱乐部汇报演出。她们最拿手的是天津快板。那出《赞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快板曾在县城风靡一时。

再次听到女孩的消息，是一九九〇年，我十六岁。那时老张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统计局，当了名沉默寡言的统计员，老周在县里的锁厂当现金保管，我们家的锁头永远是最新的款式。我成了个身材蠢大、满脸青春痘的男孩，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会跳霹雳舞的流行歌手。鼻涕虫依然瘦小，整日幻想着组建一支摇滚乐队。每天黄昏，我们家都会传来焦灼凌乱的架子鼓声。

我记得那是初夏，吃晚饭时老周看了看老张，问，你还记得满树香吗？

老张想了想说，记得啊，怎么了？

老周说，我在街上看到她了。多年未见，她还是那么水灵。见到我啊，亲热得不行，姐姐长姐姐短地喊个不停，喊得我心里怪难受。

老张说，难受什么啊。老周说，如果当初我们没把她在北京截下，兴许她跟我弟早结婚生子了。唉，他都二十八岁了，还是不肯找女友……

原来那个女孩叫满树香。这名字跟她的人多般配。

老周说，她今年结婚了，你猜新郎是谁？

老张狐疑地瞥她一眼。老周说，你还记得那个德州兵小李不？她跟小李结婚了。

老张嚼了一半的萝卜从嘴里掉出来。这怎么可能？他瞪着豹子眼说，这怎么可能？

老周说，我也没想到。当年你派小李监视她，没想到小李就暗地里喜欢上人家了。小李复员后回德州当了五年保安，实在忍不住就跑过来，追了她三年，两人就结了婚。老张“哦”了声，半晌才骂道，这小李也太不仗义！结婚也不给我发请柬！我好歹是他老领导！

老周又是声叹息，唉，当年我们也是棒打鸳鸯……可谁能执拗过我妈？她老嫌满树香家穷，姊妹五个，全是茶壶把没个茶壶嘴，怕弟弟将来受累。弟弟那年刚考上军校，我们这些当姐的，说实话，也都盼他找个吃商品粮的姑娘……

我老舅是在满树香结婚半年后领着舅妈回家探亲的。这个四川籍的舅妈白皙矮瘦，头发焦黄，只有那双南方人特有的深凹眼还算明亮。据说她在部队的招待所上班。老周和我姨妈们见到舅妈时都很失望，何止是失望，简直是泪水涟涟。我亲眼看到二姨妈和三姨妈躲在大门口暗自垂泪，嘴里念叨着过世的外祖母。也难怪，老舅长得如此英武帅气，却找了个如此不提气的矮冬瓜，矮冬瓜也认了，偏又是个闷嘴葫芦，从不主动跟人讲话。老周她们都快疯了，可还得咬着牙为舅舅操办婚礼，摆了足足五十张酒席。舅舅倒是副欢喜模样，有说有笑，举手投足间满是喜气。摆完婚宴他们就匆匆回了青岛。据说部队有什么紧急任务。

两年后，舅妈生下个男孩。他们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周大海。

仍是从老周那里陆续听到满树香的消息。老周来县城也就几年，只是锁厂的工人，人脉却比老张活络。她说，满树香和丈夫去了新疆。他们成立了装潢公司，带着云落县的工匠奔走于乌鲁木齐和伊宁之间……满树香和丈夫去了阿勒泰包地，整整种了两百亩葡萄，据说我们县城超市里的葡萄干全是他们的产品……满树香和她的丈夫回云落县了，他们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开了最豪华的酒店，县长要想在那里吃顿饭，也得提前一天预订……

这样，又是十年。

真他妈没劲，牛奶商嚼着鸭脖说，你们一家人真是目光短浅，放走了这么能干的媳妇……我说是啊，他们都很后悔。这是月老不成全。牛奶商“呸”了声，屁缘分啊，你说我睡了那么多女人，都跟她们有缘分？见了面打一炮，提上裤子走人，我连她们的名字都没问过！我说你这样有意思吗？牛奶商吃惊地看着我说，你说呢？男人一辈子，不就是多挣点钱，多睡几个女人？我一时无语。他也沉默了会儿，说，我知道你心里嘲笑我，我没读过书，不会讲大道理，我那些哥们，跟我都是一样的想法。人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想床上那点事，男人想，女人也想。甭给我谈什么低俗下流，男人不光为张嘴活着，也为下面那杆枪活着。没看到网上说，连和尚都包二奶了？

我说，跟头种猪一样地活，也是件快事。

牛奶商嘿嘿干笑两声，好吧，你继续讲你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吧。

二〇〇〇年我老舅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我们县的电力局，当了名架线员。我舅妈在超市租了柜台卖龙抄手。我们都知道四川女人是天生的厨师。大海呢，脑子特别聪明，考试向来都是第一名。只是个子不高，我们都想，肯定是遗传了舅妈的基因。二〇〇三年，有那么段时间，大海总是面色苍白，头抬不起来，胳膊也酸疼，有时写着写着作业就睡着了。老舅以为是孩子上学太累，也没往心里去。等到了暑假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孩子得了种奇怪的病，叫肌萎缩侧索硬化。他的肌肉在不断萎缩，医生说，到了晚期，孩子会骨瘦如柴，连走路吃饭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坐在轮椅上，最后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老舅和舅妈带着大海四处求医。多年积蓄很快花完，亲戚们的资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老舅偶然间听人说，上海有家医院，治疗这种病很有经验，就想带大海去趟上海。可存折上连买张机票的钱都不够了。那天下午他正坐在单位的沙发上发愁，便听到有人敲门。等敲门的人进屋，他不禁吃了一惊。

进来的是个女人，体态微胖，短发，一双眼睛定定地瞅他。他看了半晌才迟疑着问，你是……树香吗？

女人说，是我。

老舅说，快请坐……我们……我们……你……喝茶不？

满树香摇摇头说，我不渴。

老舅说，我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听说你生意做得挺大，发财了呢。一直想去饭店看看你，也没个时间……

满树香笑了笑，我没别的事。前几天听别人说，你儿子生病了，来看看你。

老舅不晓得再说什么好。满树香说，是这样的，我这儿有点私房钱，你先拿去给孩子治病吧。

老舅说那怎么成呢，你们做生意也不易……他还没说完，满树香就将一个硕大的纸袋轻轻放在办公桌上，说，我还有点事先走了，你赶紧带孩子去医院，钱用在刀刃上才是钱。

满树香走了，老舅也没出去送，窸窸窣窣地拆开纸袋，头就有些发蒙。他颤抖着手指数了数，总共十万块。他把那些钱搂在怀里，不晓得是一直这样搂下去，还是跑出去还给满树香。他在沙发上傻坐了半天，才想起来给老周打电话。

当老周把这事告诉家人时，他们都觉得蹊跷。满树香都这个岁数了，难道还没忘了老舅？鼻涕虫认为，钱既然收了也就收了，当务之急是给孩子治病。老周还是很在意鼻涕虫的看法，毕竟他是我们家唯一的公务员，脑子活见识广。老周虽从县锁厂下了岗，成了超市里的保洁员，可仍是这个家的主心骨。她说，给大海看病重要，可我们周家的脸面更重要。当初没娶人家，如今怎能觍着脸收人家的救命钱？况且听人说，满树香现在也是麻烦缠身。如今的小李早已不是当年的勤务兵小李，他成了腰缠万贯的老李。老李跟酒店的东北服务员好上了，不但好上了，还明目张胆地生了个儿子。满树香那么厉害的角色，对此不闻不问。两个人如今的关系不必多说。这时收了满树香的钱，是否会被人家笑话？

钱最后还是没退回。老舅带着大海去了趟上海。钱花了个差不离才回来，病情却没有明显好转。不管如何，还是要去感谢下满树香的。那天晚上老舅带了点水果去拜访她。那是栋独门独院的别墅，门口没植松柏，而是栽了几株杏树。满树香只是打开防盗门，站在门缝里跟老舅闲聊了两句，并没邀他去屋里做客。尽管如此，老舅也觉得没什么不妥。他诺诺地跟她说，钱要过些时日才能还给她。满树香笑了笑，说，你跟我，还谈什么钱不钱的？你欠我的，不是钱。老舅磕磕巴巴地说，那个时候年轻，也不懂事……满树香沉默了会儿说，是啊，年轻的时候无论做错什么，都可以原谅。两个人又在门口站了会儿。老舅说那个晚上他才发现，满树香还是从前的满树香。她说话的语气、她的发型、她轻笑时的模样、她欲言又止的神态，都跟几十年前一模一样……那一刻，他竟有些恍惚。

后来，隔三岔五，满树香都会给老舅送钱，有多的时候，也有少的时候。多的时候四五万，少的时候三两千。开始老舅死活不收，可满树香通常一声不吭地将钱塞进他裤兜，转身就走。老舅只有呆呆站在原地，兜里的钱吐着蓝色火舌吞噬着他。他觉得以前对不起满树香，现在更对不起满树香。可为了大海，一切都变得不重要。有时，满树香也会到老舅家看大海。老舅跟舅妈介绍，这是他高中同学。舅妈也没问别的。大海跟满树香很投缘，每次满树香去，都会带些玩具，比如钢铁侠、圣斗士星矢、变形金刚什么的。开始舅妈也没在意，胡乱堆在墙角，偶一次有人来串门，说，你们真是娇惯孩子，玩具都这么贵，一个要三四千块吧。舅妈听了大骇，问老舅是如何一回事。老舅就支支吾吾着说，满树香是他以前的初恋情人。舅妈只是“哦”了声，也没问别的。她没问别的也在情理之中。我们都知道她是个话比黄金还珍贵的女人。

有一次，满树香邀请老舅去她家小坐。如果没有记错，那是初春的傍晚，云落县城里满是花香。老舅买了盒毛尖茶，骑着自行车慢慢悠悠地去了。到了满树香家，她正在读书。后来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喝茶。老舅说，两个人谁都没有吭声，有时他看满树香一眼，满树香就低下头，有时满树香看他一眼，他也低下头。喝第二泡茶时，突然停电了，两个人谁也没动，仍闲坐着喝茶。这时满树香说，能跟你这样安安静静地坐着，多好。要是这样坐一辈子，就更好了。她的声音有点哽咽，让老舅禁不住想走到她身边，紧紧抱住她。可他没动。他觉得，如满树香说的那样，就这样，在春天的傍晚，在漆黑的、温暖的客厅里，和曾经的恋人喝一杯茶，也知足了。

如果那天晚上只是如此，也断然不会有后来的事。门突然被打开了，满树香的丈夫，曾经的小李，现在的老李回家了。如我们所能猜度的那样，当他看到黑暗中坐着两个人时，先是惊诧，然后是无可抑制的愤怒。老李认为，他在光天化日下睡多少女人都无可指责，但老婆若是跟别的男人在黑暗中喝盏茶，他就等于被戴了绿帽子。那晚的情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对老舅动了手，可又不是老舅对手。

他的鼻梁骨被老舅一拳砸折了。

老李没有起诉老舅，大家都没有想到。让大家更想不到的是，满树香把老李起诉了。她要跟老李离婚。

那是云落县颇为著名的离婚案。老李不肯离婚，但满树香说，她愿意净身出户，老李就同意了。他跟满树香没有孩子，那个二十出头的东北老婆不仅比满树香漂亮，怀里还抱着个牙牙学语的私生子。不损失一根汗毛解决了元配，简直是天赐的良机。

没人知道满树香是如何的想法。他们都认为满树香疯了。女人到了这岁数，不诚惶诚恐地看男人脸色行事，还敢如此折腾，真是精神出了问题。满树香离婚后在后街租了两间房，酒店是不用去了，闲来无事，就溜达到老舅家探望大海。那段时间大海在家里疗养，病情似乎也稳定些，可仍离不开人，都是舅妈照看。满树香呢，性子好，大海也喜欢跟她玩。这样舅妈就省心了，依然到超市去卖她的龙抄手。

有天舅妈下班回来，看到满树香正给大海洗脚，就将她叫到一旁，问道，满大姐，你一个人女人家租房住，多有不便，要是不嫌弃，就搬我家来吧，正好跟大海做个伴儿。

满树香张大嘴盯着舅妈看。舅妈说，你跟大海住一个房间，放心，我们除了管吃管住，每月还会给你点辛苦费，钱不多，也算是我们一点心意。

当老周听到满树香搬到老舅家时，认为舅妈也疯了。老张悻悻地说，这不是引狼入室吗？鼻涕虫说，这样说人家满树香可不对，好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不过，这样瓜田李下的，舅妈就不怕出绯闻吗……

不管怎样，满树香确实跟老舅住到了一个屋檐下。

那可能是满树香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据老周说，她经常看到满树香推着轮椅上的大海去花园里散步，或者去儿童乐园里看孩子们游泳、玩蹦蹦床。大海虽然不能动，却常常咧着嘴笑。有时候，满树香还会推着大海去电影院看电影。大海咀嚼困难，她就把爆米花嚼碎了，再一口一口喂他。大海不嫌脏，吃得比任何时候都开心。

当老周在电话里给我讲这些事时，我通常有些不耐烦。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北京的某家公司做业务员，整日里飞来飞去。那个县城，那个县城里的人，离我越来越远。他们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忘记一切。

听到大海去世的消息时，我还是回了趟老家。那是个简单的葬礼。老舅哭得晕死过去，舅妈还好，手里攥着串佛珠，静静坐在角落，仿佛这世上的事，都跟她没有关系。我听老周说，大海一生病，她就开始信佛了，每日烧香念经，还常常跑到千里之外的寺庙进香还愿。

葬礼上，我没有见到满树香。

大海过世后，满树香在老舅家住了半月有余，就主动搬走了。据说我舅妈很诚恳地挽留过她。我舅妈说，无论大海在还是大海不在，她都当满树香是亲姐姐。她一个南方人在云落县生活了多年，从没有人像满树香这般对她好。每日烧香，她都祈求菩萨，保佑满树香能再找个称心的好男人。

满树香仍是租了后街的房。老周说她常看到满树香一个人在广场闲逛。她越来越像个老年人，头发花白，眉头起了皱纹。老周邀请她一起参加“俏夕阳秧歌队”，被她婉言谢绝，邀请她参加“夕阳红锣鼓队”，她也没去。老周有点生气，也有点失望。她说，满树香打腰鼓肯定是把好手。

又过了半年，老舅在单位办了病退手续，舅妈也不再去超市卖龙抄手。他们去了峨眉山脚下的一座寺庙做了居士。对于老舅此举，老周甚是愤怒。老周家就老舅这么根独苗，虽说命不好，可也不能看破红尘断了香火。不过才四十多岁，跟舅妈再生个孩子，老了不一样安享天伦之乐？老舅说，舅妈心意已决。她烧了几年的香，慢慢地也是菩萨心境了。再说，别看她平日里不怎么讲话，不过话一旦讲出，就是八匹马也不能让她回头。

老周就问，那满树香怎么办？你对得起人家满树香吗？

老舅说，舅妈也曾邀请满树香一起到寺庙修行。可满树香说，她前半辈子从没信过鬼神，下半辈子也断然不会信。她还说，他们尽管去，每日素斋粗茶，对身体好，每日焚香诵经，也能早日将大海超度。她要是哪天想他们了，就去峨眉山拜访他们。她可是一直期盼着去旅行。这么多年了，除了新疆和北京，她还没有抵达过更遥远的地方。

牛奶商关了手机，一言不发地看着我。后来呢？满树香后来去哪里了？她不会真的去峨眉山找你舅妈他们吧？她干吗离婚？她这辈子到底图什么？这女人，还真让人捉摸不透。我说，你真想知道她在干什么？牛奶商怔怔地说，当然想了。我说好吧，你先将单买了，我就告诉你。

二〇一五年春节，我带老婆孩子回了趟老家。说实话，我一点不喜欢回老家。这座灰扑扑的县城，跟别处的县城没有区别，到处是尚未竣工的高楼，满街跑着名车，足疗馆一家挨一家，却没有一家书店，洗头房和小店铺门前的低音炮里，放着最大音量的《最炫民族风》和《小苹果》。可老周老张他们都太老了，我真怕以后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大年初五，我和四五个同学在一家小酒馆聚会。这家酒馆以秘制肘子闻名。肘子确实肥而不腻香而不甜。不过年下吃荤吃多了，难免想起糖拌萝卜之类的解酒菜。同学就喊服务员。那个服务员上完菜后好像没有立即走开，我一直感觉她站在我身后。

后来，有人轻轻拍了拍我肩膀。我扭头，就是那个服务员。她瘦，个子高挑，有点佝偻，额头皱纹深。她盯着我问：你父亲是张某某吗？

我说是啊。她眼睛瞬息明亮起来：“那你是小楚？”

“没错，”我说，“对不起，我眼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我是……我是你姑姑。”她的声音温柔而低沉。

姑姑？我脑子迅速转动，极力搜索记忆里的某位长辈，可却一无所获。她的眼神渐渐黯下去：“我是胡村的。你不记得我了？”

胡村？我没有胡村的亲戚。她看我依旧皱着眉头，似乎颇为失望，转身欲走，走前又回头望我一眼说：“那年，北京的八大处军区大院，我带你看过电影……还爬过山……”

我脑子灵光一闪：“你是树香姑？”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呢，”她羞怯地笑了，“我都三十五年没看到你了。”

“可不是吗，”也许是酒喝多了，我的声音有些哽咽，喉咙似乎也被鱼刺卡住。再去瞅她，她眼里竟噙着泪珠，一晃一晃，似乎就要跌落下来，“唉，我命薄，没福分成为周家的媳妇……”她声音愈来愈小，最后简直低到尘埃里，“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吧……我去忙了……”

她转身走了，我却再没心情饮酒。后来酒场早早散去。出了饭馆，才发觉天上荡着雪。我想起一九八〇年春，她曾带我爬山。在山脚的杏树下，她忽然紧紧搂住我小声抽泣。后来她说，小楚……你知道……我有……多爱……你老舅吗？

如果没记错，那一年，她十八岁。我六岁。

雪越发大，我跟同学们分了手，步行回家。我眼前不时闪现着满树香的脸，那张被时光淹没了的、衰老的脸。哀伤再次席卷而来，再后来，这张脸渐渐与老周的脸、老张的脸、老舅的脸、舅妈的脸，与所有人的脸莫名重叠起来，分不清男与女，分不清彼与此，分不清镜与月，分不清尘与土。想到这些终将老去、终将消逝的肉身与灵魂，眼泪还是落在雪上。

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

直到宇宙尽头

他们选了张紧靠落地窗的米色餐桌。窗外行人简直能看清她颧骨上的蝴蝶斑。

这是家粥饼铺。韦礼安端了盘酱煎鲫鱼，拎了两瓶冰镇黑啤，她则犹豫着盛了碗百合莲子粥。老板娘问她加不加冰糖，她恍惚着摇摇头，旋即又恍惚着点点头。

“喝啤酒不？”韦礼安将鱼头攮进嘴里，刺都没舍得吐，“你该喝点酒，太鸡巴热了，我都快休克了。”

他即便休克过去也很正常。他忙活了足有半个时辰。有那么片刻她隐约听到水流哗哗地响，她怀疑洗漱间的塑料水管漏了，刚挣扎着起身侧耳细听，他就猛地将她重新卡按在黏糊糊的床单上……床单上满是墨西哥沙漠里那种肥硕苍绿的仙人掌，一棵连一棵，棘刺是模糊的咖啡灰，他猛烈地撞她一下，仙人掌的棘刺就狠狠扎进她皮肉，等他松弛着收腰时那些棘刺又迅疾地猝然拔出。在他不知疲倦的高速运动中，她感到自己的肉身已然被那些针刺扎得鲜血淋漓。当他蜥蜴般的长舌来回涤荡着她的耳蜗时，她忍不住偷偷伸手蹭了蹭床单。没有血，只有汗液和皮屑。

“其实……”韦礼安朝她挤挤眼，“我们该换个房间。”

那间房确实窄小，在阴面，泛黄的空调虽一直“嗡嗡”响动，却仿佛吹的热风。当他死死勒紧她的小腹大声咆哮时，她皱着眉搡开他烙铁般的肩膀。在墙上那面碎了一角的镜子里，她看到两头黄昏时分从水族馆爬出来的河马：又老又笨，瞪着干涸的眼。

“哦，”她低头应了句，“我一点不热。”

韦礼安讶异地盯着她说：“你属蛇的吧？”

她乜斜他一眼：“你要回家了吗？”

“晚上还得跑趟满洲里。”韦礼安一口气将整瓶啤酒灌下，“你知道我们这行就这操性，赚的辛苦钱。妈逼的，命不好，只能一辈子当孙子。”

多年来他一直跑长途大货。她不但知晓他是个半吊子司机，还知道他是匹昼夜发情的种马。据说有一次路经新疆某个山沟加油，十分钟内他就勾搭上位哈萨克姑娘。他跟浑身柴油味的姑娘在亮银色的空油罐里折腾到鸦翼遮天。当他拍拍屁股离开时姑娘死活要跟他私奔。“还是个处女，”他曾摇头晃脑地炫耀，“皮肤滑得像天鹅绒，头发是奶茶的香味儿。”他老婆是独眼，一只眼球是玻璃的，在超市的金银专柜当收银员。据他说很久之前就分居了。她知道他的话不可信。他是那种一说谎话立马就能被人察觉的人，也许他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我忘了洗澡，”他大大咧咧地抓了抓裆部，“我现在就想洗个热水澡。”

她眼皮都未挑，只用筷子将百合一瓣瓣剜出来抿到餐桌上。

“一切都会好起来，”他点了根烟。男人们都喜欢饭后和做爱后吸支香烟。

“我很好，”她的嘴角撇了撇，“莲子真难吃。”

“凡事都往好里想，”韦礼安剔着稀疏的牙齿，“比如我老婆总头疼，老怀疑自己得了脑瘤，又不敢看医生，一拖就拖了两年。前天到医院做CT，才发现只是长了个石榴大的囊肿。”

“没事吧？什么时候动手术？”

韦礼安一愣：“你问我，我他妈问谁？”

他结了账，笑着跟她辞别。他不笑的时候很像个正经人。

“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吗？”她突兀地问道，“宇宙……”

他问道：“什么？绿豆？”

她慌里慌张地摆摆手：“没什么……快去吧……”

他猫腰钻进那辆二手迈腾，关车门时还朝她来了个俄军式敬礼。黑夜已至，屋内格外柔亮。她踉跄着跑进卫生间搂着马桶狂吐起来。眼泪都吐出来了。等按捺住眼角掏纸巾，方才察觉纸巾袋是空的。她蓦然想起全被韦礼安用了。旅馆里没准备卫生纸。

她有些疲乏，下身也隐约着疼。坐在马桶上时她恹恹地想，现在身边要是有张超级柔软的席梦思该多好。如果床上有本科普读物就更完美了。能有什么比在壁灯下躺着读书更舒服的事？她开始想念起旅馆的那张双人床，她依稀记得，床头满是死去蚊蚋的旧血。

她好不容易打上一辆出租车。那家旅馆离街心很远。

她未曾料到一切如此顺利。下午给韦礼安打电话时，他明显有些意外，不过很快就应允了。她选在一家破落偏僻的旅馆，旅馆有个辉煌磅礴的名字：好莱坞。旅馆老板为何起这样一个店名？叫加州旅馆或许更妥帖。她跟韦礼安都有些局促不安。即便韦礼安这样的情场老手，也只是讪笑着在屋内踱来踱去。后来他忍不住说，有事尽管说，你知道我手里没钱，可街上的黑白两道都是铁哥们。不是吹牛逼，只消一个电话，让他们砍张三的胳膊他们不敢砍李四的大腿。

他向来河东说话河西听。她默然凝望着他，仿佛他是她顽劣的孩子。你过来，她摆手说，过来吧。

韦礼安吹着口哨走过来。裤子上粘了什么？她拧着眉头问，这么大的人，吃东西也不当心。她小声地、温柔地苛责着，手指颤颤巍巍在他大腿处掸了掸。裤子上什么都没有。她说，哦，是米粒……米粒……他猛地攫住了她的手，呼吸瞬息急促浑浊起来……他肯定想不到，在他敲门之前，她强迫自己吞咽了三粒安定。

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跟想象中一模一样，就连他高潮时的表情都跟臆想中的如出一辙：丹凤眼狰狞地挑耸着，而擅长说谎的嘴角神经质地抽搐，散发着烟草味儿的口腔则犹如一条幽深污秽的隧道，仿佛随时随地都能将她吞噬。事后他沉默了，不过马上缓过神，吹着口哨捏了捏她的乳房。她赌气似的腾开他的手说，你能老实点吗？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能。一双手又钻过来。她利落地跳下床铺，在满地的手纸中慌乱地套上长裙，说，我饿了。他嬉皮笑脸地说，好吧，做爱不光是技术活，更是体力活。

她撇了撇嘴。在他折腾的过程中她始终左肘护胸，右手紧按住瞳孔。她努力让自己更像是一具仓库角落里废弃多年的塑料交警：色泽黯淡，表情麻木，浑身笼罩着陈旧的灰尘。她甚至有种古怪的想法：也许她厌倦的样子会让他兴致索然。而事实是，她羞涩、略显绝望的模样反倒让他更为亢奋……后来，她只得强迫自己……想象着正懒懒地坐在高速收费口的亭子里小憩……

那条沿海高速公路大抵是全省最岑寂的一条公路，政府修建它的目的，仿佛也只是为了让往来的司机在狭长的海岸线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身孤心疲。在漫长的、犹如凝固了的闲暇时光里，她通常读点闲书。她从小就喜欢宇宙方面的科普读物，小学六年级时还写过一篇关于时空隧道的科幻小说，在全县小学生作文竞赛中获了二等奖，奖品是一套《大西洋底来的人》光盘和一个超人模型。多年后她还能想起那个模型的样子：超人浑身隆起的肌肉让他更像是个在舞台上走秀的健美先生。如果没有记错，这位终生都在拯救别人的克利普顿星球人穿件蓝色紧身内衣，勒着红色三角裤，鲜红的斗篷被骤风高高吹起，他的腿呢，一条直立，另一条则轻快俏皮地抬起，左手悠然地背揽在身后，右手则热切地伸擎，仿佛随时随地他都能腾空而起飞奔浩瀚的太空……在高中时她陆陆续续读完了斯蒂芬·霍金的《宇宙简史》，然后是彭罗斯的《通向实在之路》，卡尔萨根的《暗淡蓝点》……她喜欢这些貌似刻板实则让人绝望的书籍，只有在这些冷静的、没有任何色泽的文字里，她才能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人”的渺小，是的，渺小的、可笑的、粗鄙的但又不乏高贵的“人”……这段时间她正在读约翰·巴罗的《宇宙的起源》，当然，这次她读得异常缓慢……有时读着读着就走神了，铁皮岗楼犹如狭窄的蒸箱，她却从未觉得炽热……此时的宇宙是静透的蓝。她自己也是透明的，孑孑走向宇宙的边缘，没有风，没有影子，没有黑洞，也没有光，更没有彗星和坍塌的小行星。只是干净的、荒芜的椭圆形纯蓝……

“退房吗？”前台姑娘问，“如果现在退，我按钟点房给你算。”

姑娘说话时没任何表情。她轻声轻语地说，不退，我要在这里多住几天。“你眼力真好，”姑娘嚼着口香糖说，“我们家老板的表哥是这片派出所的副所长，你尽管放心。要是整月包房，我给你打八五折；如果办张VIP卡，我还能给你打七折。”

“不用，”她垂着眼睑说，“把房间的床单换下好了。”

“我们一天只换一次，”姑娘拉着长音说，“如果你真想换，要额外交三十块钱。”

她给了姑娘三十块钱，“喷点空气清新剂，”她说，“要柠檬味儿的。”

她不想闻到床单上汗液的馊臭味儿。她希望在安炜到来之前屋子清洁明亮，犹如挂满彩灯的洞房。安炜有轻微洁癖。他从来不用公共场所的马桶。

安炜这么快就赶来了。他骑着辆白色哈雷。这个财政局的公务员唯一的爱好就是摩托车。多年前他骑的是辆豪爵，然后是五羊、嘉陵、宗申，再后来是钱江、力帆、新大洲……也许可以这么说，他的座骑史就是一部摩托车简史。他现在的这辆哈雷是用刚到手的房屋拆迁款买的。

她从窗口探出身子，俯瞰着他将摩托车小心翼翼停好。他没有立刻上楼，而是眯眼抽了支香烟。她还从来不知道他也吸烟。他的牙齿一直很白，身上总是阿迪香水的柠檬味。他是个自驾游爱好者，也是本地摩托车俱乐部的会长。他骑摩托车去过丽江和青岛。不过他最大的梦想是去布达拉宫。听说他已经选好了路线，要从云落出发，途经北京、河北、陕西、山西和四川，然后由雅安入藏，往返一万公里。他有个卖童装的老婆，抽烟喝酒打麻将，还会跳拉丁舞。

“瘦了，你，”安炜皱着眉头问，“睡不好吗？”

“整宿整宿睡不着，”她捂着嘴打个哈欠，“老怕一闭眼，就醒不过来。”

安炜摸着鼻尖问道：“源源还好吧？”

源源是她的儿子。这个患了自闭症的五岁男孩一直由她母亲带着。源源最喜欢装蜂蜜的玻璃瓶盖。他喜欢所有紫云英气味的铝合金瓶盖。他终日攥着圆形瓶盖坐在玻璃鱼缸旁边玩蚂蚁。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候她木木地想，也许对于可怜的蚂蚁而言，这个喃喃自语的五岁男孩就是整个宇宙。

“昨天他的瓶盖丢了一个，哭闹半天，”她说，“不过他现在认识我了。只要我唱一句《数鸭子》，他就知道我是他妈妈。”

“他这样的孩子通常都有某种天赋，尤其是在音乐数字跟绘画方面。看过《莫扎特和鲸鱼》没？《雨人》呢？”

“没。我哪儿有时间看电影……书都看不过来。”

“我老有种预感，没准哪天，他也能成为舟舟那样的指挥家。”

安炜掸掸坐垫微笑着坐进沙发。窗子开着，不远处未拆迁完的阁楼在黑夜里犹如沉默的鲨鱼骨架。“有事就跟我直说，”他没像以往那样喊她的名字，“你其实也清楚，谁离了谁都照样活。我有个驴友，前年登喜马拉雅山时死了。他老婆跟他青梅竹马，葬礼上哭得死去活来，可半年后就跟另外一个驴友同居了。这个世界就这样。世界本来就这样。”

她起身踱到窗前拉上窗纱，背对他抻了抻吊带。他不知何时将电视打开了，是电视直销节目。两个港台腔的男女嗲声嗲气地推销一款价格不菲的不粘锅。“我们家也有这种锅。”安炜说，“炒出的菜比猪食都难吃。”他不知何时站到了她身后，一具精壮的肉身冒着温热气息。她想转过身，身子却仿佛被夜风凝住。她听到他轻声说，日子再难也得凑合着过。哪里有天随人愿的事？他一直想去西藏，可往返行程要二十五天，休年假根本不够。这些年他一直疯了似的锻炼身体，为了让心脏更健康，每天要在跑步机上跑十公里；为了减少腰腹赘肉，每天要跳二十分钟有氧拉丁操；为了提高心肺功能，每天要骑八分钟动感单车；他甚至练了两年瑜伽，好让自我与天神合一。

“可我就是去不了西藏，”他悻悻地说，“我经常做梦，梦到自己坐在布达拉宫门口，跟一帮哥们儿喝啤酒吃鸭脖玩德州扑克。”

她终于转过身。他还在喋喋不休地念叨西藏之行。他的鼻尖沁出了汗珠，颌下修剪得齐整漂亮的胡茬冒着青光。她不禁伸手摸了摸。他稍稍愣了下。她又摸了摸他的耳朵。当她的手指蜻蜓点水般蹭着他的肱二头肌时，他果敢地握住了她的小手。他的手很大。

“我一直都喜欢你……真的……你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漂亮吗……”他咬着她的耳垂呢喃着，仿佛不是在跟她说话，而是在迟疑着说服自己，好让接下去的一切更顺理成章。当他们磕磕绊绊地脱甩掉衣服时，他忽然焦躁不安地说：“等我，你等我，我出去趟。”

她再次从楼上俯瞰着他。他没有立马发动摩托，而是托着胳膊又抽了支香烟。他在想什么？夜色已然弥漫开来，她看到他跨上摩托，在一阵急促沉闷的声响中猛然蹿了出去。橘黄色的尾灯光亮在黑暗中愈晃愈小，最后全然被黑夜一口吞掉。她遽然觉得完全不能呼吸，甚至惧怕起摩托车排气管道的骤响。她觉得一刻也不能在这里停留，必须收拾行李下楼，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个有着愚蠢名字的旅馆。当她在收银员好奇的目光中跌跌撞撞地推开玻璃门靠住一棵树时，不禁闭上眼颤栗起来……

安炜回来时，看见她正裸着身子蜷缩在沙发里看电视。安炜手上拎着条色泽艳俗的床单讪笑着说，幸亏超市还没有关门，否则我真的黔驴技穷了。她盯着他将床单铺好，抻了抻床单的四角，又从裤兜里拽出瓶香水在上面仔细喷洒着。“来吧，”他略显羞涩地说，“来吧，我们……”

她盯着屋顶。这是栋年久失修的老房，屋顶全是下雨时透流而下的水渍，被风阴干，犹如纵横交错的庞大蜘蛛网罩住了本就暗黄的涂料。在安炜耐心无比地挺动中，那些蜿蜒着的奇形怪状的水痕在她眼里幻化成了遥远的、迷人的仙女座星系……仙女座星系里全是这样罅隙般的狭长彗星，它们拖着耀眼的尾巴在宇宙里漫无目的地旅行，直到某颗巨大的燃烧着氢气的恒星将它们彻底蒸发……“舒服吗？嗯？”安炜边撞击边在她耳畔近乎淫荡地呢喃，“我想干死你……干死你……”她没有吭声……仙女座星系是离银河系最近的一个螺旋形星系，它们正在相互靠近对方。科学家们说三十亿年之后，仙女座星系将和银河系碰撞到一起，到那时将会形成一个明亮、结构复杂的混血星系。“你的乳房跟戈壁玉那么凉……”一系列恒星将被抛散，星系中大部分游离的气体将被压缩，进而诞生一批比精子还要繁多的恒星。“你干吗老哆嗦呢……”再过几十亿年，星系的旋臂将会消失，两个螺旋星系将会融合成一个巨大的椭圆星系……“等有空了，我骑摩托带你进藏……哦……西藏……西藏……操！我操！”科学家们还说，人类根本不用杞人忧天。如果真的有那天，人类要么业已消亡，要么早移居到二十五光年外的红矮星Gliese581去了……

“下个礼拜，我们一帮驴友去翡翠岛，一块儿去吧？我从网上买了顶帐篷，到时可以海边夜宿。　安炜”

这是安炜走后给她发的短信。她愣愣地端详了半晌，然后转发给了韦礼安。她现在最需要他的舌头。他的舌头不但擅长舔舐女人身体，更擅长传播流言。夜似乎凉下来了。她看了看墙上的钟表，晚上八点半。她简单地冲了个澡。热水器里全是冷水，她也懒得找服务员。冰凉的水流蔓延过脖颈乳房，徐缓着流进下水道。那块香皂是安炜带来的，散发着榆木清香，她使劲擦蹭着身体，手指流畅地滑过每寸肌肤。每寸肌肤都是木质的，它们跟一棵死亡的榆树没有任何差别。她机械地想，贺医生什么时候能到呢？

贺医生在另外一座城市的眼科医院上班，每隔半月回趟家。通常礼拜六晚上，四五家朋友会一起吃顿晚餐。晚餐总是安排在她的前夫，王小塔的饭店里。按照王小塔的说法，肥水不流外人田。贺医生不轻易喝酒，可一旦喝起来别人就全都趴下。在她印象里，贺医生是个神秘的男人，不显山不露水，到了关键时刻却从不掉链子。如果说王小塔是地球，那么，贺医生更像是围绕着地球旋转的月亮。在旁人看来这只是颗天然卫星，只有她知道，这是颗不简单的卫星，在地球诞生之前，它已在太空自传了一亿年。

她跟贺医生交往不多。只记得有次聚会，男人们喝高了，女人们也都喝高了。平静的家庭聚会骤然衍生出一种古怪恣肆的欢乐：安炜的老婆搂着小塔跳起了华尔兹，为了让姿势更优美，她高高掀起了蓬松的朱红色裙摆；而韦礼安则攥着幼儿园老师的手变魔术，让他们惊讶的是，真的有一条绿色蜥蜴从他手心里跳出来……

她偷偷踅进走廊，趴在窗上看着夜空。她不晓得贺医生何时也走过来，杵在她身旁。开始谁都没说话，仿佛他们是两个偶遇的陌生人。后来他递给她一粒口香糖。她犹豫着接过去。贺医生问，看什么呢？她想了想说，什么都没看，我在散步。贺医生沉吟着问，在哪里散步？她说，在宇宙里啊。见他狐疑半晌没有吭声，她才羞怯地笑着说，吓到你了吧？我有个坏习惯，喜欢望着天空发呆。贺医生感慨地说，唉，我有多久没看过星空了？她说，把你病人的眼睛治好，让他们晚上替你看星星。贺医生说，好吧。她盯了他一眼，迟疑着说，其实……我小的时候……却半晌无语。贺医生问道，你小时候怎么了？她扭过头看了看楼道，餐厅里传出明朗的笑声。她还是什么都没说。他似乎有点失望，目光转向窗外的灯火。

其实她想告诉他，她曾经见到过不明飞行物。那年她十四岁，十四岁的她上初二，上初二的她戴副厚厚的眼镜，走路从来都盯着地面。她是他们班唯一不会骑自行车的女生。那时她觉得，自己天生缺乏掌握平衡的能力，就像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煮饭。有天夜色刚至，喝醉了的父亲让她用自行车去同事家驮袋大米。这是个古怪的建议，父亲知道她不会骑自行车。可她什么都没说，推着一辆自行车就出了门。走着走着，她的脚步越来越轻盈，而自行车的辐条也转得越来越快。黑暗中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如此飘逸，仿佛脚下踩着会飞的云朵——当她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骑在鞍座上时，不禁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那是一段揪心的旅途，她忍不住轻声细语地唱起了歌谣。在宁谧的黑暗和自行车辐条清亮的滚动声中，她的眼前突然凭空漂移着一个巨大的飞行物。那个比屋顶还要庞大的环状飞行物犹如金属盘悠然地悬挂在半空，一动不动，无声无息，只是通体发射出耀眼的金黄。她想，它多像一块烤煳了的玉米馅饼。她揉揉眼睛，莫名地笑了。飞行物在半空中滞留了几十秒后骤然消失了。它消失得如此模糊，她只恍惚盯到一枚极度刺眼的亮斑“倏”地隐匿进无尽的黑幕中，或者，进入到另外一重她永远也抵达不了的空间。

那个晚上，她差点就将这桩往事告诉贺医生。当她留意到贺医生脸上失望的表情时，她觉得有点抱歉。于是她问道：“你知道韦礼安的蜥蜴藏在哪里吗？”贺医生摇摇头，然后满怀期待地看着她。她说：“我也不知道呢。”贺医生笑了。他笑得很慢，犹如纪录片里缓缓绽放的花朵。她从他的笑容里窥捕到一星半点东西。那种东西是什么？她并没往深处细想。

她是昨天给他发的短信。她的短信很简单，她说，想跟他聊聊。发完后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怕他回短信，又怕他不回。还好，今天中午他回话了。他的言辞跟她的邀请一样简洁明了。他说：没问题，但要先到岳父家吃饭。

她知道他岳父是离休干部，以前是这座城市的纪委副书记。他的妻子，那个笑容永远像蒙娜丽莎一样得体矜持的女人在幼儿园当音乐教师，如今刚怀了八个月身孕。她迅速瞄了瞄床上那条艳俗的床单，一大朵一大朵绛红玫瑰纠缠着盛开，简直能闻到催情糜烂的气味。安炜忘了把床单带走。也许是故意遗忘的。有洁癖的人怎会把洒满体液的床单卷回家？她想起来，还没有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也没有给她打电话。这段时间她一直住在母亲家。离婚时王小塔把房给了她，可她再也没回过那处带跃层的豪华住宅。

贺医生是晚上十点钟到的。

在她开门的刹那他咧嘴笑了笑：“天这么热，我给你买了个西瓜。切好了。”

他的白色衬衣湿透了。他不停地擦拭着额头。她从洗浴室拿了条毛巾给他。他二话没说接过去，将湿毛巾贴在脸颊上。“夏至就这么热，还让不让人活了？”他嘟囔道，“晚上又吃的涮火锅。老爷子最喜欢吃羊蝎子。”她方才闻到他身上弥漫着股浓烈的羊膻味。当他将毛巾从脸上掀下来时，直勾勾地盯着她问：“姜欣，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他好像知道她并非刚到旅馆。“你还有什么好留恋的？他是什么人，你不比我清楚吗？”他递给她一块西瓜。她没接，而是紧紧捂住脸庞。良久她才将手放下，不安地平摆在瘦削的膝盖上。手心全是大滴大滴的泪。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庞大的眼泪。

“我什么都懂，”她仰着脖颈说，“你……回去吧。”

他缓缓走过来，离她不过一尺左右的距离。房间里没有开灯，那对癫狂的男女主持人开始推销一种廉价的黄金手镯。他背对着电视机，斑驳流离的光影和杂音在身后闪来闪去。月光筛在他脸上，让他的瞳孔明亮幽深：他更像一位刚走进手术室的眼科医生了。她赤脚蜷在沙发上望他，坚果般的心脏仿佛被他清澈的目光轻砸开一条裂缝——犹如巨大的彗星终被恒星融化，内里的冰冻物、间歇泉和尘埃瞬息喷涌而出。她记得约翰·巴罗曾经说过，整个彗星看上去就像外部包裹着沥青的肮脏雪球，只有被蒸发后，才会产生绵延数百万公里的耀眼彗尾……

“回家吧，”贺医生说，“不为自己考虑，也得想想源源。”

她傻笑着摇摇头。他说：“你也知道，我跟他是发小，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有些话我也不好当面直说。这种事，女人总归是输家。有几个邓文迪那样的？”

小塔跟她离婚半个多月了。离婚时她才听别人说，他包养的女人，那个歌厅的东北小姐，给他生了个儿子，两岁，就住在他们小区，不但住在他们小区，而且就住在他们楼上。她曾无数次见过那女人抱着孩子在院里溜达。春天时她买了美国大樱桃，见到女人正推着婴儿车在草丛上晒太阳，还分了一半给她。女人也没拒绝，只是接过后心安理得地笑了笑。

“他追了我五年，我才嫁给他，”她机械地啃着西瓜，红色的汁水顺着脖子流到胸脯上，“他给我写了十多封血书……”

“我知道。”

“他从来没抱过源源，好像源源不是他的儿子。”

“我也知道。”

“他说开饭店缺钱，我从娘家给他拿了三十万。”

“我都知道。”

“那个女人，长了张锥子脸，鸭公嗓。以前傍过锹厂老板，还傍过中医院的院长。”

“我们……都知道。”

“他把……小晴也睡了……”

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小晴是她的闺密。后来，他叹息着走上前紧紧抱住她的肩，停驻片刻后，手缓缓地、缓缓地滑落在她的手腕上。她的手腕上全是一道道暗红的疤，那是用利器割划过的痕迹，虽已痊愈，在灯光下依然如死去的蜈蚣般狰狞地躺在隐隐露出的血管上。她扒住他肩头，瞪着马路上车辆的灯光幻灯片般在墙壁上游移。宇宙里有无数黑洞，最大的黑洞有十亿颗太阳那么重，她感觉自己就像颗迷途的小行星，正被贺医生强力拽引进去。从来没有人知道黑洞里面是什么，就像最顶尖的科学家也说不好宇宙的边缘究竟在哪里。

“你走吧”，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她真的什么都不想做了。“回家吧。好好对你老婆。多给她煲核桃排骨汤，记得要用新疆核桃。”

“你多保重，”他虽然这样说，却将她搂得更紧。他们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拥抱过另一具温热的肉身。

他们静静地抱着，然后一束一束的光聚集成白昼般的明亮，那是房间的灯被打开了。

门口站着两个警察。“身份证拿出来！”其中一个长着对龅牙，声音里是那种恶狠狠的得意，“身份证！”他再次高亢地重复了一句。

贺医生倒没如何惊慌，他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先屋里待着，别出来。”

她看到他们连抻带拽地走出屋子。走廊里传来不耐烦的嘀咕声、打电话的喧哗声、时高时低的争辩声。她把自己蜷缩成一个婴儿。她想，最糟糕的时刻还是来了。

然而贺医生很快就进了屋。他自嘲似的说：“放心好了，一帮小喽啰，好打发。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有钱能使鬼推磨。”

她刚才想赶他走，现在却渴望再次趴在他的肩膀上。他的肩膀很宽。他身上的羊膻味愈发刺鼻。

他双手插裤兜里淡淡地扫她一眼：“我真走了。她妊娠反应很厉害。”

她光着脚走过去，仿佛走了几光年。她的双脚一寸一寸踩上他的皮鞋，双臂软软勾住他的腰身。他有些许发福，但还不是很胖，腰上的赘肉摸上去很舒服。他们以这种僵硬的姿势站了良久。“你真的想要吗……”他叹息着说，“如果这样能让你舒服点，我无所谓。我真的无所谓。”

醒来时天尚黑着，她看了看手机，凌晨三点。她不晓得贺医生何时离开的。他没有洗澡。她还记得做着做着怎么就流血了。她知道来例假了。她没有告诉贺医生。贺医生很体贴，却也没留意到她体内流出来的血已将身下的床单浸得脏艳。有那么片刻她曾感到一种火辣的干疼，然而也只是小声呻吟了几声。贺医生的力气就更大。他大抵好长时间没做，坚硬得犹如一块生铁。后来她抚摸着他的脊背问：“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吗？”贺医生喘息着说不知道。“你知道宇宙的尽头在哪里吗？”贺医生喘息着说知道，就在你身体里。她失望地掸了掸他湿漉漉的头发说：“宇宙开始只是个无限热、无限小、无限密集的点，只有亚原子大小……”贺医生喘息着说是吗，比白细胞还小吗？她说：“是啊，后来，历史上最疯狂的一刻发生了，这个点爆炸了。”贺医生喘息着说是吗。她说：“是啊，宇宙大爆炸之后，才产生了时间、空间和物质。”贺医生喘息着说是吗。她说：“是啊，没有爆炸，就没有时间，所以说宇宙的尽头，就是时间的尽头。”

贺医生停下乜斜她一眼：“你连宇宙都想通了，干吗还放不下他？”

她将浴巾抻过来，小心地擦他的汗水。

“其实……韦礼安傍晚给我打电话了。我什么都知道。”贺医生咳嗽了声，“既然你想这样，我就满足你吧。除了满足你，我还能干点什么？”

他知晓她跟韦礼安的事，可他还是跟她做了。她骤然恶心起来。所有的一切都无比恶心。她扭转过身子，将头深深埋进枕头。她怕自己要哭出声了。他的手指弹钢琴般抚蹭着她汗津津的皮肤，从颈椎骨到耻骨，再从耻骨到脚踝，仿佛他不是在抚摸她，而是心不在焉地替病人体检。“你是不是也给安炜打了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冷漠克制，“你到底想怎样……”

他还说了什么她真的忘了。她甚至不晓得何时沉睡过去。她睡得一点不踏实，五点钟醒过来一次，天泛白，云雀在野树间歌唱。再次睁眼已是八点一刻。窗外的风溽热起来，一帮孩子正在棵桑椹树下捡黑色的果子。

这个时候，王瑜山肯定早把牛奶打回去了。

王瑜山是云落某行政单位的副局长。他老婆去年得胰腺癌去世了，他也没有再续弦。他平素跟她关系很好。关系很好的意思就是，她觉得他像自己的亲兄长。每次出差他都给她买小礼物。那次从东京考察回来，他送了她一个昂贵的星空投影仪。这个投影仪长得就像《银河系漫游指南》里的机器人马文，有双哀伤宁静的眼睛。它能够模拟流星划过夜空，能够观看一千二百多颗恒星，还能演示星座连线示意图。王瑜山连她的爱好都一清二楚。在这个庞大的家族里，王小塔最佩服的就是王瑜山。在王小塔眼里，王瑜山不是他同父同母的兄长，而是他多年前离家出走至今仍杳无音信的父亲。

她在王瑜山家门口站了很久。跟王小塔离婚后王瑜山给她打过几次电话，让她有空的话带源源去他家里坐坐。她知道他是什么想法。他一直为弟弟的做法内疚。他就是那种人，总是替别人的罪过感到不安，并且被这种不安打动。她一直不明白这样的人是如何在官场里混的。可王瑜山混得很好，坊间有传言说，用不多久他就会接替那个快二线的局长荣任一把手了。他生活很有规律，凌晨五点半去星海广场打陈式太极，七点半绕嘉华雅苑绿化带跑十圈，八点钟去奶农家买牛奶。他早餐只喝一杯鲜牛奶。

途经那家性用品保健商店时，她曾犹豫了片刻，然后才毅然地迈进去。那个左颊印块刀形胎记的老板说，这种药男人只要服下，就算他是柳下惠，都能从清晨一直硬到黄昏……她接过来时老板又意味深长地叮嘱，一片就足够了。她胡乱“嗯啊”着小跑出去。她不断安慰自己，所有的这一切，都跟她没有半点干系。如果浩瀚的宇宙里真的居住着一个神（她记得有篇科幻小说里说，神的外形就是一个平面加一个点，因为神认为，这样简洁的外形最具美感），那么，没有肉身的神也会庇护她，原谅她，让她将自己卑微的计划一点点实现。这世界已然这样，那么，她也要和这个世界一个样子。这不是她的错，而是所有人的错。

王瑜山从门缝里窥到她时先是一愣，继而憨厚地笑起来。他的笑很符合他的身份，也符合他的年龄。他没有说话，而是伸臂做了个“请”的动作。她屏住呼吸悄然进屋，磨磨蹭蹭地换了拖鞋，然后稳稳坐在那条掉了漆皮的春秋椅上。她曾坐在这条椅子上跟嫂子一块织毛衣，也曾手把手教嫂子绣十字绣。

“源源怎么没一起来？”王瑜山说，“前天我刚让秘书给他买了套夏装，还放在单位，改天你去拿一下。”

她一直没有抬头。在过去的几年里，逢年过节，他们一家三口都要到王瑜山家来吃饭。大嫂是个不会做饭的人，用王瑜山的话来讲，大嫂天生没有长味蕾。通常都是她下厨。无论多普通的青菜，她炒出来都格外清香，更不用说炖鱼炖肉。王瑜山最爱吃她做的菜。他不止一次跟王小塔说，你这辈子能娶到姜欣，真是当皇帝的命啊。

“那个混蛋，早晚有一天我会收拾他！”王瑜山说，“你只管照料好源源就行。等秋天了，我把他送进最好的特殊教育学校。你放心，你们离了婚，不代表没了我这个大哥。”

她默默地睃他一眼，他又说：“你喝水吗？”

他倒了杯茶递给她，随后自己也倒了一盏。她小心地握住杯颈，仿佛稍不留心就要将它捏得粉碎。“我昨晚买了菠萝，你尝尝。你最爱吃菠萝了。”他还记得她最爱吃的水果。她偷偷瞄他一眼，他果真去厨房了。她看了看茶几上的茶杯，摊开手心，手心里的白色药片静静地躺着。她又去瞥他，他正在用削皮器削菠萝。

“你那道菠萝酱鲫鱼，我试着做了几次。可总不是那个味道。”

“菠萝要先用蜂蜜熬制一下。”

“我说呢。”

他将果盘端过来。她一直木木地盯着那盏茶。杯底缓缓冒出细碎的水泡，将几片嫩茶叶顶得轻柔滚动。她觉得难受极了。她觉得哪怕再这样坐一秒都会昏厥过去。

“我走了，大哥。”她急匆匆地说，“我要带源源去游乐场。他一直想坐旋转木马。”

王瑜山似乎对她的猝然辞别并不惊讶。他淡然地看着她，嘴唇翕动几下，却什么都没说。

“我很好，大哥，一切都好，你不用惦记，”她说，“改天……我再带源源来看你。”

“也好，”他的目光越过她，盯着墙壁上的一只蚊子，“又要买灭蚊剂了。你知道什么牌子的好使吗？”

她摇摇头，起身朝门口走去。在湿凉的手指握住门把手时，她忍不住扭头看了看王瑜山。他倒背着手站在那里，仍木然地盯着那只花腿蚊。

她扶着电梯大口大口地喘息。电梯竟然停电了，看来只能顺着楼梯走下来。她要往下走十七层。楼梯间的声控灯也坏了，大概从住户搬进来为止，尚未有人用过安全出口。恍惚着走到十六层时，她收到条短信，是贺医生发出来的：

“因为时间没有尽头，所以，宇宙也没有尽头，是这样吗？”

她想也没想就删除了。她其实很想告诉他，那个学会骑自行车的晚上，到底还发生了什么。当那个比屋顶还要庞大的环状飞行物骤然消失时，那辆陈旧的加重自行车也缓缓倒进路旁一堆大粪里。城乡结合部的农民都喜欢春天时把猪圈里的肥料堆在庭院外发酵，等雨水过后给庄稼施肥。她闻到猪粪的臭气正在弥散，低下头，一只脚就踩在里面，污秽的汁液正从凉鞋的镂孔里挤出来。

那是如何的一种懊恼？她小声着啜泣。自己的一只踩脚在粪堆里，另一只脚则颤颤巍巍地站在干爽的泥土上。她抬头望望天空，没有月亮，连星斗也稀疏，更别说那个幽灵般的金黄色飞行物。在越来越小的抽泣声中她渐渐静下来。黑暗中她甚而剥生出一丝莫名的狂喜。她想，她是多么幸运，一只脚脏了，另一只却是干净的。这么想时，一种冲动的念头也越发强烈：她想把自己的另一只脚也弄脏。她记得当时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然后，这个念头就再也消弭不去，最后她望着漆黑的天空，闭眼把另一条腿也迈进肥料里……她冷静地想，这才是她想要的最完美的结果：要么干净得不染一尘一埃，要么从头到尾都散发着恶臭。她当时完全为自己的做法折服，只是在水房里反复冲洗着小腿鞋袜时，眼泪才滴到四处飞溅的水花上。她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她想，在肉眼看不见的暗物质中，在神秘的超越了光速的飞行物里，一定有疲惫的眼睛审视并嘲笑着她：她渴望头顶上神秘高贵的星空，而事实是，她的双脚只能陷进牲畜的排泄物里……

她到底睡了王小塔的三个铁哥们。过不了几天，整个云落人便会全部知晓了。这多好。她本来还想拿了王瑜山的体液去派出所报案，说他强奸了她，可是……她苦笑一声，笑声在黑漆漆的楼道里显得如是空洞，那笑声甚至遮蔽了手机刺耳的铃声。

她思索半天才决定接不接。是王小塔打来的。这个时候他打电话干吗？办完离婚手续后，他从来没有联系过她。她犹豫着按了接听键，然后，是无尽的沉默。她似乎能听到王小塔均匀的呼吸声，他睡觉从来不打呼噜，总是以这样一种匀速的、安然的呼吸度过漫长的黑夜和短暂的黎明。

“他们，操你操得爽不爽？”

他声音平淡，犹如午夜时分哮喘病患者庸常的咳嗽声。

“我知道你天生就是个婊子，一个装模作样的婊子，一个研究狗屁宇宙的婊子，一个从不给男人口交的婊子。你天生就是个婊子。”

王小塔挂了手机。她的身子晃悠了几下，继续走在幽暗的似乎永无止境的楼道里。当手机再次刺耳地响起，她想也没想就掐掉，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疾走起来。在十三楼转角处，她被一团废弃的电缆绊倒了，牙齿磕到廊杆扶手，一阵钻心彻骨的疼。可她还是很高兴。当她坐到楼梯上缓神时，下身又开始流血。早晨只记得买药，却忘了买护舒宝，那里只用手纸胡乱垫了薄薄几层。现在，那些温热的、肮脏的血正顺着她的大腿蜿蜒，也不晓得流到何时。她又想起十四岁的那个夜晚，她的脚站在粪堆里，而她的眼睛则久久盯着UFO消失的夜空……

而现在，通道里没有一丝光，没有一丝人语，甚至没有一丝心跳，她仿佛就坐在宇宙尽头，单待那个无限热、无限密集的点在上帝之手的拨弄下，以超越光速的速度爆炸开去。起初只有亚原子大小，电光火石间点就变得和地球一样，然后，继续在疯狂的膨胀中虚无地蔓延。她按抚着下身无比沮丧地想，时间，终于诞生了。

写于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改于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守望与怀着远方

——张楚　张鸿

（访谈）

张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副编审。现居广州。

张鸿：几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你的创作，我们有过一次在深圳的文学对话，但真正这么认真地进行文字的交流还是第一次。听说你最近离开了唐山去了石家庄？是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吗？

张楚：是的。上一次我们文学对话还是二〇一二年六月份，在“深圳晚八点”栏目，一晃都四年多了。

我在国税局当了十九年公务员，做过企业专管员，税政科科员，办公室文秘，党委办公室主任……回望这些年，五味杂陈，有欢乐，也有忧虑。最大的感慨其实还是没有自由时间进行创作，所以有机会去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税务系统。不舍是肯定的，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留给了那里。不过人到四十，不惑而行，一个作家的黄金年龄很短，我不能犹豫。我不想耄耋之年再去后悔。

问：你看到我这个标题一定就想起了李敬泽老师写的那篇《那年易水河边人》，我读了那篇文，让人感动。他写到了你的“怀着一个远方”，还有你的“守望”，这两者矛盾吗？

答：我觉得敬泽老师把我的小说甚至是我这个人看得特别透，读那篇文章时我既感动又惶恐。我写小说的时候，完全是无意识地表达了那种“怀着远方”的心境，而“守望”，更是潜意识。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幻想着逃离此地，当他坐上火车回望故乡，肯定心怀骄傲与耻辱——骄傲是因为他终于变成了一个行动者，耻辱感则是对自己逃离的一种感伤型审判。在《冰碎片》《我们去看李红旗吧》《夏朗的望远镜》这些篇什里，主人公都有“去远方”的情结，这种情结可能也从属于我自己。与“去远方”相比较，“守望”则是对沉滞生活的一种展露和无望。《长发》《刹那记》《蜂房》这些小说，其实都有种“守望”的模糊情绪，但这种“守望”是痛苦的、神经质的甚至是病态的，他们没有办法将自己的肉身抽离泥潭，只能在泥潭里象征性地挣扎，当没顶之灾来临，他们才醍醐灌顶：“守望”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说实话，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又心怀慈悲，所以表现在作品里，就显得比较分裂，但这两者并不矛盾。

问：不少评论家说你的写作是“小人物”写作，写的都是底层的、寻常百姓的生活，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相对来说，在中国，什么样的文学是“高层文学”“贵族文学”？文学就是文学，还分身份的高低贵贱吗？

答：其实写小人物是文学的一种传统，鲁迅写的小人物，沈从文、老舍、张爱玲他们写的也都是小人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里，小人物是塑造得最成功的，阿Q、孔乙己、湘女潇潇、骆驼祥子、曹七巧，他们就像是我们熟悉、喜欢又厌恶的亲戚。国外也如此，舍伍德·安德森、福克纳、奥康纳、安妮·普鲁、塞林格、卡佛，他们小说里写的也都是小人物。奥康纳的小说集《好人难寻》我特别喜欢，《好人难寻》里的劫匪“格格不入”说：“人生没有真正的乐趣。”我觉得他更像是个残忍的哲学家。安妮·普鲁的《俄亥俄州故事》里的短篇都非常短，通常只有五六千字，但字字珠玑。《身处地狱但求杯水》《工作史》《断背山》《一对马刺》，读起来有种中国文言文的味道。塞林格的《九故事》《香蕉鱼的好日子》《笑面人》，普通的对话背后是说不尽的忧伤。卡佛就不用说了，这几年在中国火得一塌糊涂。关于卡佛我想多说两句。我赞成徐则臣的观点：这是个技术高妙的匠人，大刀斧劈带了表演的成分……但小说该有的枝蔓和丰沛，文字该有的毛边和艺术感，以及在更高精确度上需要呈现的小说和故事的基本元素，是忍受不了如此删刈的。卡佛的做法固然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空白和值得尊敬的沉默，不过稍不留心，也有可能把小说简化为单薄的故事片段乃至细节。

所以你看，其实现当代国内外文学史，就是小人物文学史。这种说法可能不客观、不准确，有些刻意，但符合基本概况。

我写小人物可能跟生活环境有关。平时接触的都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人：工人、小公务员、做小生意的商人、种地的农民。话虽这么说，但哪怕最卑微的人，都有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跟他们接触的时间长了，你能感受到他们身上某种高贵品质，比如善良、诚实、担当，当然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比如斤斤计较、小农意识比较强。了解得深，就想把他们的精神世界描摹出来。小人物一点都不小，他们的精神世界辽阔、丰饶、厚重，常常让我有流泪的欲望。

问：过去的一周，《卡夫卡全集》和《博尔赫斯全集》又由不同出版社出版了，从一九九六年以来，这两位作家的书在中国隔个三两年就出版一次，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现象在世界出版史上都少见。卡夫卡对文学事业的贡献无非就是抛弃了“真实”，投入了“虚构”的怀抱，而博尔赫斯的创作是反故事的。中国很多作家都说这两者是自己文学创作的“前辈”，你怎么看？

答：卡夫卡的作品我基本上都读过，博尔赫斯读得少。博尔赫斯读得少是因为当时读不懂，后来就没有勇气重读。他的小说更像是意象斑驳的诗。也许等我老了，会再重读。

卡夫卡的小说手法其实相当现实主义，也是白描、对话、描写（景物与心理都有），没有意识流，他之所以现代，并非是因为写了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吴承恩也让石头变成猴子了），而是他将人类的境遇进行了基于现实性的荒诞化处理（进行荒诞化处理时，生活细节诞生出古怪的陌生化效果），把资本时代对人性的异化、物化、畸化用钢铁般冷静的腔调和多维角度进行了全新阐述、解剖。我特别喜欢他的《城堡》，相对于其他短篇（譬如《饥饿艺术家》《乡村医生》），我觉得这一部更具有深入骨髓的力量。它让人灵魂战栗。

我不知道别的作家如何看待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卡夫卡、福克纳、福楼拜、尤瑟纳尔、马尔克斯、海明威、奥康纳。不过我知道一些作家朋友有收藏的爱好，当他们看到全集漂亮的封面，闻到书页的墨香，会像吃了毒品般癫狂。当然，这是美好的癫狂。

问：从发表第一个作品到现在有十几年了吧，你倒不是高产作家，但每一篇都能产生反响，说说你的创作的情况吧。

答：是的，十四年了，写得也不多。我觉得个人创作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发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青春期写作，模仿经典作家，语言恣肆奔放毫无节制，也不讲究结构，说白了就是个练笔阶段；二是自觉阶段，我称之为后青春期写作。这个时候对语言、写作技巧有了自己的判断和努力方向，人也变得不如青春期时叛逆，看世界的眼光很宽容、澄明，因为有荷尔蒙支撑，小说里还有明显的激情痕迹；第三个阶段应该是中年写作时期了。过了不惑之年，对社会、对世界、对人际关系、对世间万物，都有了成形的观点，不容易左，也不容易右。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男作家最好的时光。我希望我能充分享受这段时光。

问：评论家李云雷曾经形容你的创作是“黑暗中的舞者”，似乎表明的是对你作品中一种“冲突”状态的欣赏，是吗？

答：“舞者”本该是在光线下表演的，黑暗中的“舞者”就成了种悖论。不但他者欣赏不到肢体语言，“舞者”自己也无以观摩，这是种刻意的矛盾，也是种刻意的冲突——如果“舞者”愿意，她可以随时从黑暗中走到光的边缘。我想云雷所说的“黑暗中的舞者”，除了表明对我作品中“冲突状态”的欣赏，更是借用了拉斯·冯·提尔在这部电影中要传递的某种观点，那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残酷的、黑暗的，所有温情的、弱小的、闪着萤辉的肉身和灵魂都会受到伤害，但是，这些温情弱小的灵魂并不孤独，他们会照亮他者内心的黑暗。

问：这些年来在不少作家专注于写长篇的时候你主要还是写中短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对你有怎样的吸引力？

答：我是个老实人，多年前看到有些前辈作家说，写作者应该先写短篇，后写中篇，最后手艺齐全了才写长篇。就潜意识地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了。这些年来断断续续地写了五十个中、短篇，其实产量算是低的。在我的写作经验中，感觉短篇比中篇要难写。中篇只要构思好一个或多个事件，按照事件铺排人物就好，当然，除了事件，还要表达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而短篇之所以比中篇难写，就是它不需要一个完整的事件，它需要的只是一个或多个细节，如何让细节在叙述中变得饱满、明亮、光彩照人，同时让它们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操作起来是很困难的。它需要我们要有一双格外犀利的眼睛，也需要我们有一颗格外善感的心脏。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虑写长篇。我觉得写长篇的年龄到了。不惑之年，对世界看得还算透彻，经历的也不少，换句话说，我觉得欠自己一个对世界的诠释和总结。我会继续衰老，激情慢慢消退，我想在荷尔蒙还算充沛的时候，构建一座迷人、成熟、尚有青春余味的城邦。我希望在两年内能够完成。

问：“我是唯一的/我甩掉了骑在我身上的空虚/这是我的棚。我在慢慢生长/我吞噬着这里的荒寂。”这是特朗斯特罗姆的一首诗里写到的，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作家的最好的状态，你认为呢？

答：没错。作家吞噬着这里的荒寂，也创造着另外一个世界的荒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