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谍影
Author: 约翰·勒卡雷
Date: 2010-10-05T16:00:00+00:00
Publisher: EasyPub by lucida

目录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Chapter 4

Chapter 5

Chapter 6

Chapter 7

Chapter 8

Chapter 9

Chapter 10

Chapter 1

英国国宝级大师经典代表作：柏林谍影 作者：[英]约翰·勒卡雷

勒卡雷 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1)

文/唐诺

在阅读勒卡雷小说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人物，这人名叫阿兰·图灵，天才的数理和密码分析专家，二次大战期间的英国知识分子。

图灵原本是剑桥大学里学术世界的一员，“二战”期间他做了一件最特别的事，那就是应英国政府的秘密征召，进驻白金汉郡的柏雷屈里园，负责德军作战密码的破译工作，其中最精彩的成就，是图灵和他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奇形怪状伙伴（有瓷器权威，有博物馆研究主任，还有全英西洋棋冠军以及一堆桥牌顶尖高手云云），在“二战”进行不到一半，即神不知鬼不觉地破解了德军的神奇密码机“奇谜”。这不仅在往后每一处战场、每一次重大战后帮助盟军化险为夷，它的威力还一路贯穿到最终决定性的诺曼底登陆一役，几近完全透明地准准研判出彼时德军所部署58个师的数量、身份和位置（只误差了两处），从而及时修改了最后D-DAY的登陆作战计划，所以亨利·兴斯里爵士说：“倘若政府代码暨密码学校（即柏雷屈里园）未能解读‘奇谜’密码，收集‘终极’情报的话，这场战争将迟至1948年，而非1945年才结束。”

所以说图灵和他这群被丘吉尔称之为“会下金蛋，但从不咯咯叫的鸡”的解码伙伴从此成了英雄是吗？很抱歉还没有，只因为英国政府要持续保有这个秘密优势，不仅不愿公开“奇谜”机已被破解的真相，而且还把大战期间掳获的数千台“奇谜”机送往各殖民地，借此监视战后风起云涌的各殖民地一举一动。同时，柏雷屈里园亦正式关闭，相关资料全数封存或直接销毁，除了少数人转入政府常规情报机构之外，大部分人哪里来哪里去放回民间，当然，每个人都得宣誓守密。

这个秘密整整被保护了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的漫漫时光之中，我们差不多可想像这批曾为大英帝国和女王陛下立下不可磨灭功勋的人的尴尬甚至说悲伤处境——对英国政府而言，英不英雄再说，当务之急在于他们是一群“知道太多”的麻烦之人，得防贼般严密监视每一个人；同时，这些人还得时时面对各自身旁之人的询问、质疑和公开指控：当大家都在为国家存亡流汗流血奋战时，你在哪里？你做过什么？你要不要自己说说看？

三十年太长的时间，所谓的真相、功勋、正义云云，在揭晓并褒奖那一刻来临时早已失去了实质意义，只像是噩梦醒来终于可放心呼口大气的慰藉而已；而且你可想而知的，很多人等不起这三十年，锦衣夜行早把所有秘密带往天国上帝的正义法庭去了。

其中，功勋最大的阿兰·图灵是等不及的人之一，也是下场最悲惨的人之一。1952年，他在报告一宗窃案时，居然向警方坦承当时他正和自己同性恋伴侣相处一室的事实，遂以重大猥亵的罪名遭起诉并定罪。他从此身败名裂，已批准的研究计划被取消，还得接受荷尔蒙治疗变成性无能而且变得痴肥，如此两年，图灵终于以一个注射了氰化物的毒苹果自杀，当然不会有英国王子他日来吻醒他，才四十二岁。

勒卡雷一定知道图灵的故事，他没写图灵的真人真事，然而他的间谍小说中始终有着这样子那样子的不同阿兰·图灵，以及其悲伤孤寂荒谬的处境。

行内人的小说

有关勒卡雷和间谍小说，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甚至就是一句话来充分说明：勒卡雷就是间谍小说家的第一人，而且第二名可能还没有出生。

这样子讲话，乍听之下不敬，也不妥，而且不全然完全合于事实，我想我们可解释一下——不敬，是因为如此的实话实说可能冒犯了其他勤勤恳恳的间谍小说书写者，很抱歉，我们晓得，不管在虚幻的间谍世界或我们硬碰硬的现实人生里，实话，差不多永远是最伤人、最具破坏力量的；不妥，是因为书写创作不是比百米赛跑不是打一场篮球，正常状况下理应没有第一名第二名这类童稚游戏的胜负排名，除非有近乎奇迹的事发生了，而不巧勒卡雷正是此一书写领域的如此奇迹，他的规格、视野、深度和情感完全超越了所有间谍小说书写者甚至这个类型小说基本框架所能拥有的，他仿佛独自在另一个层面书写，独自探向只属于他一个人的辽阔天空；不全然合于事实，是因为我们并非没读过可堪比肩或甚至更胜一筹的间谍小说，比方说台湾现阶段有中译本可读的，《哈瓦那特派员》，或《沉静的美国人》（《喜剧演员》可不可以也划进来呢？），但这么说我们就更明白了，上述这些作品全出自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之手，一般我们并不以间谍小说来辨识它们，一如我们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并入推理犯罪小说一般，这差不多已直接告诉我们，勒卡雷小说“不仅仅”是间谍小说而已，说勒卡雷是间谍小说世界的只此一人，说真的也并不是多高的一种赞誉，有一大部分的勒卡雷应该被正确置放到小说整体的经典世界才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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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卡雷 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2)

格林本人很喜欢勒卡雷小说，至少从《冷战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这部成名作开始，他的慧眼和慷慨引介对勒卡雷的崛起乃至于今天的超越类型地位助了可不止一臂之力；同样的，勒卡雷亦一直真心推崇格林，毕竟他看待世界和情感关怀的方式本来就和格林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他的小说也始终有着浓郁的格林气味，事实上，这两位英籍作家几乎可自成一个谱系来读。

像阿兰·图灵的悲剧，我们首先会惊觉，间谍世界是多么奇怪、多么悖于我们“正常人性”的一个世界，它好像独立于我们的现实人生之外，单独封闭起来，用完全不同的情感、信念和游戏规则进行，很多我们在现实人生中坚信的、视为珍贵的，乃至于已习焉不察铸成我们自然反应的东西，在这个诡异的世界中都得去除，比方说信任、诚实、善意和悲悯云云；但要命的是他们仍都是人，和我们一样拥有着共通的，而且并非有弹性到可任意扭曲折弄的根本人性和需求，我们喜爱的他们一样有反应，我们会悲伤的他们一样有感觉，一样蛮求有个家可回，有朋友在的小酒馆可去可交谈，有亲密可放松一切警戒的人可讲最心中的话，有一个同样有限因此得弄清所为何来的生命本身，这些被用尽力气压制下去的东西不可能就此消失，它们只是黯淡了，但也因此更尖锐更蠢蠢欲动。

这样一个（被强迫）隔绝的异样世界，对你我这样的正常人来说极难凭空想像并有效掌握，遂使得间谍小说的书写一样呈现了相应的诡异封闭气息——作为一种类型小说，间谍小说的总量相对来说并不大，却奇峰突起般有不成比例的醒目作品乃至于像勒卡雷这样的人冒出来；而且它的书写者，似乎一直有着某种森严的资历限制，得多少是在这个世界浸泡过的“行内人”（勒卡雷和格林都有这个他们日后不太愿意提起的资历），而不是先靠门外的破碎资讯和纯粹想像瞻望所可替代。举个最刺激的实例是推理小说一代女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有缜密的清楚脑子这完全不必怀疑，有丰富到难以比拟的书写实战经历这也路人皆知，事实上她还多少有二手的间谍世界经验来源，但她偶尔伸脚进去写的间谍式小说却令人骇异得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四大天王》（The Big Four）是神奇的波洛系列直跌谷底的败笔，《七钟面》（The Seven Dials Mystery）则是一场小学生式的可笑儿戏，间谍小说书写的独特严苛资历要求由此可见一斑。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间谍小说一直“不正常”地被英籍作家所垄断，这当然不可能跟什么神秘的民族心性有关，纯粹是历史偶然，只因为英国这个老帝国长期垄断着跨国的间谍事务，而且大量使用半业余的工作人员，包括驻外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以及旅居的作家或一般商人云云，这中间原本就有笔在手却奉女王陛下荣光之命误闯间谍世界的文人遂成为间谍小说书写的最大供应来源。

这里，我们再进一步把间谍小说置放到真实的时间之流里。现代间谍小说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东西冷战是什么东西？是一长段不能战也不能和的外弛内张或外张内弛的可怖武力和意识形态对峙，是一页他日回顾起来令全世界人僵在那里的荒谬历史，人类世界硬生生被一刀划开为两个阵营，所有人都同时拥有正常人和恶魔两种身份，当我们用人的角度去思考时，世界什么事也没发生而且实在没道理发生，当我们以恶魔的角度看事情时，世界登时危险一如累卵极可能旦夕间化为一个大爆竹。如此诡谲几无交集的冷战二元背反面貌，直接转入间谍小说书写，便把间谍小说裂解为泾渭两种书写方式及其成品。其一是恶魔角度的，可以伊恩·弗莱明为代表，或直接讲就是他笔下反复拯救世界不休的007情报员詹姆斯·邦德，在这组小说中，善恶两方已然分明到电灯开关般不必劳神多想下去，间谍世界剩下的只是行动，或专业些称之为任务吧，由他的上司M下达，用邦德的手来完成，因此，我们可以让思维休息而交由感官来和这组小说相处，是一种享乐，坐云霄飞车或高空弹跳那种脑子一片空白的享乐。另一是正常人角度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勒卡雷，正常人太复杂了善恶永远在相互讨价还价之中，塞不进冷战那种琐罗亚斯德[1]拜火教创始人，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真神和一个凶神。——编者注[1]式的简易框架之中，当人不再只是单维度的间谍，而同时也是个人时，冷战的核心荒谬性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顺此善恶二分原则所建构成的秩序也骨牌般一个一个倒塌下来。想想，相隔数千里数百里的素昧平生之人彼此何来深仇大恨？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就算敌对是可能的、习焉不察承继下来的，又如何能说就是至善至恶之别呢？而既然不是至善至恶之争，这样的不惜以死相搏又所为何来呢？当这组小说通过书写重建起具体的人、具体的实物世界时，光是常识就可以轻易看穿冷战封闭间谍世界的扭曲和变态，那种自以为一举一动事关天下人的安危，那种愿意拼死阻止世界毁于一旦（不管是遭敌方渗透破坏征服的败战形式，抑或大战引爆万劫不复的同归于尽方式）的信念怎么看都只是幻觉，真正伤害人折磨人的，不是未来式，而是进行式，不必等那个甚至永不发生的终极性毁灭，倒是当下且已持续相当时日的人性和道德扭曲，是人被此种神圣幻觉催眠摆布的必然又可悲又可笑样态。也就是说，真正的敌人极可能不是你要杀他他也要杀你那些敌对间谍，他们其实只是你意识形态背反，但处境雷同的相濡以沫可怜虫，而是整个荒唐间谍世界的构成，它是个太小的囚牢，不仅禁锢人，还把人硬生生扭折成各种可怖的样态。

勒卡雷 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3)

从同情到背叛

老实说，如果我们跳出冷战的意识形态泥淖，跳出间谍的封闭世界，纯粹从理论思辨的层面来理性地说明间谍世界的荒谬本质并不难，要用道德来质疑它攻击它那更容易，毕竟，间谍这个古老的行业本来就冒犯了一堆人的基本道德信念，其道德正当性自始至终孱弱不堪。事实上它的存在理由也不靠这个，人们之所以忍受它，最终仍是某种实然的无奈，它是依附在战争冲突下一个偷偷摸摸的次等恶棍，偶尔战争冲突取得某种神圣正义光环，它鸡犬升天般跟着神气，而人类一天没办法根除彼此间的战争冲突，我们也就只能看着间谍霉菌在这上头继续生存并代代繁衍。

但这不是勒卡雷的方式及其真正价值所在。勒卡雷用的是小说而不是理论；勒卡雷是站进间谍世界之内而不是在外头指指点点；勒卡雷也不是打开始就清楚豁脱于冷战两造的意识形态之上，事实上，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英式知识分子，勒卡雷是有他基本位置的，他大体上仍站在所谓自由民主和欧洲基督教文明这一侧，包括像《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这部小说，当他把笔锋转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时，他还是把回教徒划到对立的那一面。这样的基本位置本来会局限他，但勒卡雷以他的诚实、不受催眠的清醒洞察力和同情心，以及他无与伦比的小说书写技艺击败了这个限制。

也许就像格林讲的，人不得已总是有一边要站的，但如果我们能把基本位置的选定当成开始，而不是完成，超越其实是可能的，而且还会是一种较有真实质地的超越，只因为那种极不舒服的拘限，往往让你更警觉到自己让步了什么省略了什么，而且你也因此更深刻了解这个基本位置的弱点和漏洞，这通常不是一开始就摆出敌意姿态的门外之人看得到，尤其是感受得到的。

勒卡雷从间谍内部来，不管是《冷战谍影》那样令人心痛的冷血成功，或如《镜子战争》（The Looking Glass War）那样一败涂地的荒唐，勒卡雷总是同情先于批判，他对自己笔下这些间谍不是打开始就准备好用一句生冷的话来结论他们打杀他们，而是耐心地、深情款款地进入他们，包括他们间谍任务外的下班时光和家居生活，包括他们的彼此闲谈和牢骚，包括他们被挤压被搁置的情感和其他但凡谁都有的计划梦想，包括他们内心最深处偶尔冒出来的某个短暂或从此挥之不去的念头云云。当他们不再只是个名字，是个职称或代号，而是个完完整整的正常人时，某种被延迟下来的批判、被延迟下来的愤怒和哀伤就蓄满了情感的风雷出现了——这个愤怒和哀伤由同情转换而生，用最普遍素朴的人性支撑起来。

也就是说，勒卡雷是同时写两部小说的，类型的间谍小说和开放深沉的一般小说，同时创造出两个世界，间谍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既彼此暴烈冲撞又相互暧昧渗透，机智与无能，伟大与细琐，忠贞与怀疑，信任与背叛，陌生与熟稔，遥远但热血沸腾的异国城市与每天回去但阴冷的家……勒卡雷小说的丰饶渔场便如此由两股不同颜色和不同温的洋流汇集纠缠成驻留的漩涡，他更耐心地记录着他们的遭遇并等待他们的命运和抉择。有时，间谍世界的神圣幻觉和森严秩序会暂时获胜，像《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Tailor，Soldier，Spy）那样，把人内心的声音和渴求给压回去，成为某种永恒的疑惑和蠢蠢欲动的不安。然而勒卡雷也容许人性冲决而出，放任他背叛，甚至还让背叛坦荡而且熠熠发光。最清楚的莫过于《俄罗斯大厦》（The Russia House）里那位得以满怀希望、等在伊斯坦布尔港边窗口守候他因此换得苏联爱人一家子自由那艘船的英籍中年书商，奇怪反而是勒卡雷小说最令读者舒服到不敢置信的太快乐结局；或者像《女鼓手》，情节上的胜利尽管属于用尽一切心机手段包括感情陷阱的以色列可恶特工，但真正让人同情、在人性上获胜的却是那桀骜但神秘的死去巴勒斯坦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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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卡雷 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4)

差不多等于是说，每当勒卡雷愈“叛离”自己西欧基本位置一分，他的小说似乎就获得了多一分的自由和欢愉（某种一无所有但赢回自己的欢愉），饶富深意。

也因此，只用“批判”两字来说勒卡雷小说和间谍世界的关系是不准确而且明显不足够的，它更正确的形态不是薄薄一层的某个结论，而是一个丰饶的旅程，一个有时间厚度的历程，一个包括作家本人和读者缓缓思索并且发现的过程。勒卡雷通过小说重建了一次又一次的具象情境，重建了一个又一个具体完整的人及其独特遭遇，这不仅赋予了概念性批判通常不具备的可感形式，还容受着批判所携带不了的更宽阔也更深沉的心思，包括这一端更柔软的同情不忍，也包括另一端更深沉的悲恸和绝望。我们读小说的人几乎什么都看到都参与了，独独更弄不清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何谓喜剧何谓悲剧，而这样缺乏明白胜负判决的暧昧感受其实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正常人生基本样态不是吗？不恰恰好说明了我们跟随勒卡雷进入后又穿透出封闭阴湿的间谍世界，归回生命现场，是如此一趟恍如隔世的旅程，得失细碎遍存于我们一言难尽的感受之中？

甚至，从人性而不是间谍游戏的判准来说，我们读到的总是某种“失败”，可能是人明显的失败和毁灭，也可能是人短暂胜利底下“更深刻的意志消沉”——这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说法。

池塘结冰了的间谍世界

1990年柏林围墙拆除前夕，我个人恰好去了德国一趟，那是个二月里不下雪不积雪的暖冬，我们穿越著名的查理检查哨进入仿佛永远阴天的灰扑扑东柏林，依旧全副武装的守兵没开枪，只要求我们依规定至少先换六马克东德货币作为买路钱。我们走的是间谍小说中（通常是结尾）的惊险换俘之路，干的却是不知死活的观光客之事——午餐吃了一客就是那么回事的德式烤猪脚，逛去跳蚤市场花十马克买了一枚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颁出的铁十字勋章，还到柏林围墙边租榔头和凿子敲喷满各种颜色涂鸦的围墙石头当纪念品带回家。这座冷战的象征长城完全没偷工减料，硬到人虎口快裂伤了就是剥落不下一小方有意义的水泥来，因此很多人干脆花小钱买现成的，一块儿拳头大小的围墙石叫价六马克，还有缀成耳环和项链的供女生挑挑拣拣。

柏林围墙倒下来是历史大事，但倒塌之后跟着来的却是麻烦事。彼时经济力正处巅峰的西德政府尤其紧张得不得了，他们慷慨地让东西马克以1比1兑换，更是加重了统一重建的负担。

柏林围墙倒塌也在间谍小说世界引起生死存亡的紧张讨论，很多人以为这就是间谍小说到此为止的判决时刻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这么想，勒卡雷大概是其中态度最坚决的一个，他的回应不断被引述至今已近乎宣言：“间谍小说不因冷战而兴，也就不因冷战而废。”

我想，勒卡雷不是光凭意志做此豪勇宣告，他是有自己书写的实际而且严肃理由讲这话。我们晓得，军事对峙、政权乃至于政治制度这一类东西可能一夕改变，但社会不如此，人心更不如此，这部分是连续的而且会持续余波荡漾很长一段时日的。也就是说，如果间谍小说和冷战的关系只是题材，那的确会因敌人的消失，柏林、维也纳、日内瓦、伊斯坦布尔这些交界城市不复谍影重重而终结；但如果你是勒卡雷，你关怀的是人心，那事情当然还没结束，甚至短期来说更暴烈更尖锐，包括一群失业的间谍、失业的技艺、失业的神圣幻觉、失业而且极可能已来不及转行的半辈子志业云云。这里有一个忽然拔根而起的猛爆性危机，一个早已预期但居然就来了的措手不及噩梦成真。

“公园池塘结冰了，野鸭子要往哪里去？”——这个小说家塞林格昔日在纽约中央公园问的傻问题，如今抛掷到勒卡雷手中了。

当然，除了写出《神秘朝圣者》（The Secret Pilgrim）等这样的后冷战小说孤独留在欧陆的间谍战场废墟上数尸体，勒卡雷也被逼出走欧洲，像他尊敬的前辈格林一样，到犹有战火犹有冲突斗争犹有间谍在其中偷鸡摸狗的所谓第三世界去——从勒卡雷的写作年表来看，这个出走早在冷战正式告终就已展开，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比任何人，甚至包括美苏两方的政治军事高层，更有资格提前看到冷战的终点。1983年的《女鼓手》，整整早柏林围墙拆除作业七年时间，便开启了勒卡雷小说的出走序幕。

勒卡雷 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5)

因此，有意义的改变不是对抗的终结，不是间谍此一古老行业的就此消失，人间没这等美事，地球之上，比冷战更炽烈更狂热的战争仍此起彼落，人们仍旧荒谬地仇视并狙杀陌生的彼此，有意义的改变远比这个深沉而且可能更黯然些，比方说少了冷战那种不战不和虚张声势的奇怪大氛围，间谍世界有更多迫在眉睫的渗透追猎而少了回身思省的空间。比方说战争配备及其形态的变化，间谍的身份及其工作方式是否相应地变化或进一步更非人性化，失落了一部分信仰和志业的幻象，更像个训练有素的杀人佣兵，或更像个操作精密机器的朝九晚五高科技上班族云云。这才是后冷战间谍小说家得面对的。

最重要的，是踽踽于伦敦市街那些潦倒虚无但不失优雅的老式英国间谍可能得从此凋零，默默隐入他们非得适应却永远适应不良的广漠正常人世界从此消失，这则是勒卡雷终究要去面对的。

我个人不是个重度的间谍小说读者，小说的世界中，我总有一个反数学的想法，那就是部分能大于整体。一个顶尖的小说家，对我而言，也比十个廿个二流小说家乃至于整个书写领域的成败更重要，因此我关心并乐意持续追踪勒卡雷，优先于我对间谍小说未来书写的关注。

今天，勒卡雷犹无恙，2004年他仍交出《挚友》（Absolute Friends）一书，这样，间谍小说是否随冷战终结这个问题我便可当它不存在了。我们仍可幸福地阅读勒卡雷，并安心地静静等待他日下一个勒卡雷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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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冷战谍影》是我的第三本书，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是我用心最多的作品。该书的写作实际上是偷偷进行的，直到书籍得以付梓。当时我还在从事秘密工作，为了掩人耳目，我用了化名。该书出版后，以往那种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永远离我而去。无论我怎样努力，譬如全家隐居到希腊的一个僻静小岛上，都再难回到以前。可以说，《冷战谍影》是我在不显山露水的情况下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无论利弊，我的写作生活自此都将公开进行了。对出版业来说，今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小”勒卡雷书付印，因为匿名出书毕竟是所有称职艺术家所爱恨参半的非正常活动。

该书大约在五六周的时间内写完，非常地匆忙。那时我在柯尼希斯温特区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利用早上的点滴时间和工作间隙进行写作。甚至在莱茵河汽车轮渡上，我也在汽车方向盘上写一会儿。有时候阿登纳总理的防弹大奔驰车（要么是宝马车？）就停在我旁边，我曾看着他迈着稳重的步伐走向办公楼。当我报告说他目前所读的报纸种类时，外文部新闻司里总会一片哗然，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处总是轻率地断言，是哪个主要撰稿人在影响着这位伟大的人物。我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早就没有什么人能对他施加影响了。我也曾和他四目相对，他有时会对坐在挂外交牌照小车里的我报以微笑。但那时的他身负重任，很少会表现出常人那样的神态。

我那时去柏林当然是因为柏林墙，我从波恩飞到柏林，看着柏林墙一天天地修建。我和同去的大使馆同事，看着那些人正保卫着克里姆林宫的最新部署。我的同事还曾要我不要流露出一脸的傻笑，而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那样的表情，我只有在最严肃的时刻才会一脸伤感地傻笑。当然对那种景象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反应，我只是觉得厌恶和恐惧，这也是柏林墙带给我的感觉——柏林墙是意识形态疯狂的完美象征，是这种畸形的完美展示舞台。

人们太容易忘却恐惧。我是在我柯尼希斯温特区的住所里听到要修建柏林墙的新闻的，那时有工人正在给我住所的餐厅粉刷。勤恳的德国工人默默地将刷子洗干净后，像个好男人一样下班回家。我们那时在大使馆的保密室里讨论过撤退计划。可当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时，哪里会有藏身之处？在查理检查站，也就是很快被大家所熟知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美国和苏联集团的坦克在一百码的狭长地带对峙着，相互瞄准着。双方时不时开动战车，好像热车后就冲向对方一样。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只是一场心理战，就像拳击恶战前的心理较量。柏林墙那边，美国、法国和西德的秘密特工因为窃听而被抓。据我所知，他们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抓的，现在他们也只能为自己的失败而后悔了。自那以后，许多特工转行，有些潜入了地下。潜伏下来的特工只能用秘密电台联络，或者启用应急的约定密写方法。有了柏林墙，间谍工作变得更加的隐秘，更加的危险，更加的复杂，当然参与的人也更多。那些潜伏在西德的苏联间谍，他们的想法我无从得知。我知道的是，他们也是被困在了西德，他们的潜伏生涯已经变得非常的艰难。

柏林墙还在，并且被加固加高。那里设有雷区，墙附近撒着细土，就是一只兔子爬过，也要留下爪痕。不时有人翻越它，撞击它，或在它底下挖地道，甚至用滑翔机飞越它。多年来那些大胆的行动难以计数。能从柏林墙逃离到西方的男男女女都成了英雄，或许因为能顺利逃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更因为他们很勇敢。现在从东德的报纸上可以了解到，人们做出这样的英雄壮举少部分是因为英雄主义，更多的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现在看来，东德政府确实被它治下的人民所痛恨。逃过柏林墙，不是少数人的英雄行为，而是东德人民的共同愿望。以往对东德领导层腐败的指控，现在几乎都成了事实。这些现实也许使我这本书读来更加让人心寒。

前言(2)

是什么促使我创作本书？是从哪里获得的灵感？哦，多年以后已经很难说清楚了。我知道我的职业生涯中有着太多的不愉快，我曾经历极度的孤独和情感困扰。也许我把我的一些孤独和苦痛注入了本书主人公阿历克·利玛斯身上。我知道我渴望爱情，可我的过去、我内向的性格使我无法获得爱。或许是这带刺的铁丝网和阴谋诡计充当了横在我和自由之间的另一种障碍。我在贫穷中生活了太长的时间，酒也喝得太多，我在内心深处甚至开始怀疑我从事秘密工作的能力。满腔热忱投入一个机构当中，又奋力地消除它的影响，这些取代了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对我来说，面对柏林墙就像面对挫折本身，它触动了我心底的愤怒，也自然地流露到本书中。这些话在以往的采访中，我从没有表露过。也许我还把自己当成一名特工，也许我对自己还没能完全把握，通过本书的诉说，也许能部分解决我心中的困扰。

当然我再也不会用这种心态写作了。以前人们常说我只有写一本书的才气，《冷战谍影》这本书的成功也是偶然的，说我再也创作不出同样优秀的作品了。其实我随后出版的《镜子战争》中有更真实的描写，可我亲身经历的那些苦痛却被英国的批评家们说成是无趣而虚假的。也许是吧，因为我那时没有听到任何英国评论家的赞许。

在本书一炮走红后，反响之大使我不得不躲起来。随后我的婚姻破裂了，我经历了大多数走红作家都曾有过的隐居生活，尽管很多人否认有过那种经历。后来我找到了一位新的贤妻，生活又走上了正轨。我挺了过来，只要可能我没有理由不写下去，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在写作的道路上求索。

可以肯定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令人绝望的过去，包括我创作该书的六周时间。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约翰·勒卡雷1989年12月

［塞普特版前言］

我的勤勉的出版商善意地向我建议，我不妨借新版的出版，修改小说原始文本里显眼的矛盾之处，和——我敢说吗？——不合适的地方。我拒绝了。对我来说，它们是光荣的伤疤，对或不对，都是我的一部分，至今还刻在三十五年前我写作生涯的入口处。

约翰·勒卡雷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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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站(1)

那个美国人又递给利玛斯一杯咖啡，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去睡一会儿呢？只要他一来，我们就打电话通知你。”

利玛斯没有回答，眼光透过检查站的窗户，注视着前方空旷的街道。

“先生，你也不能一直等下去啊。也许他以后什么时候能来。一有消息我们就会让警察和你们特工部门联系，那样你二十分钟内就能赶到这里。”

“不。”利玛斯说，“天快黑了。”

“可你不可能一直等下去啊，按计划他已经晚了九个小时。”

“你要是想走，你就先走吧。你这次表现很好。”利玛斯又加了一句，“我会和克莱姆说的，你的表现非常好。”

“那你还要等多长时间？”

“等到他为止。”利玛斯走到瞭望窗口前，站在两名一动不动的警察之间。他们的望远镜都对着东德的检查站。

“他在等天黑下来。”利玛斯咕哝道，“我了解他。”

“今天早上你还说他会和上班的工人一起过来的。”

利玛斯转身面对他。

“特工不像飞机航班，他们是没有时刻表的。他暴露了，正在惊慌中逃亡。蒙特在追捕他，行动正在进行着。他现在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就让他来选择过关的时间吧。”

那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想走又觉得还没到时候。

岗亭里电话铃响了。他们等着，都警觉起来。一个警察用德语说：“黑色欧宝车，型号是‘创纪录’，挂联邦德国牌照。”

“光线不够，他不会看那么远吧。他是瞎猜的。”美国人低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蒙特是怎么发现他的？”

“闭嘴。”窗前的利玛斯说。一名警察离开岗亭走向距分界线两米处的沙袋掩体。路上白色的分界线和网球场上的边界线类似。另一名警察直到他的同伴蹲到掩体中的座式望远镜后面，才放下手中的望远镜。他接着从门边的挂钩上取下钢盔，认真地戴到头上。检查站的探照灯突然亮了起来，照在他们前方的路上，像是舞台上的聚光灯。

警察开始说话了，利玛斯用心听着。

“车停在第一道关口。车上只有一个人，一个女人。现被送到人民警察检查站接受证件检查。”他们默默地等待着。

“他说什么？”那美国人问。利玛斯没有回答。他拿起一副备用望远镜，开始紧盯着东德检查站那边。

“证件检查完毕。被放行至第二道关口。”

“利玛斯先生，那是你等的人吗？”美国人坚持问道，“我要打电话给特工处。”

“等等。”

“车在哪里？在干什么？”

“货币检查，海关里。”利玛斯急促地说。

利玛斯看着那辆车。驾驶席门边有两个民警，一个检查、问话，另一个站在旁边等着。还有一个绕着车走动，他在车后备箱处停下，接着走回驾驶员处拿钥匙，最后打开了车后备箱。他朝里看了看，关上后备箱，又把钥匙还了回去。接着他向前走了三十码，走到分界线附近的关口。那里只有一名东德守卫，暮色中能看到他穿着皮靴和马裤的矮胖身影。那两个人站在一起说话，在探照灯的亮光下，他们显得有些不自然。

前面两个民警做了一个例行公事的手势，给车放行。车开到了分界线处的两名守卫边，又停了下来。他们走到驾驶座门边，又开始了问话。最后，他们好像不太情愿地把车放行到西德这边来了。

“你不是在等个男人吗，利玛斯先生？”美国人问道。

“是的，等的是个男人。”

利玛斯把衣领竖起，走进十月的寒风中。他又记起了那群人，在岗亭里时并没有想起这些令人迷惑的人。每次人群的组成都不同，可表情却总是一样。他们就像车祸现场的围观者，没人知道事故起因，也不知道怎样帮忙。探照灯的光束中，烟雾、灰尘泛起，不断地划破黑幕。

利玛斯走到车边，对那女人说：“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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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站(2)

“他们来抓他时，他逃了。骑自行车走的。他们肯定还没有发现我。”

“他去了哪里？”

“我们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有间房子，下面是个酒吧。他在那里放了些东西，钱和证件什么的。我想他会去那里，然后才过来。”

“今天晚上？”

“他说是今天晚上过来。其他人都被抓了，保罗、维莱克和兰瑟，还有所罗门。他的处境很危险。”

利玛斯默默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兰瑟也被抓了？”

“就在昨天晚上。”

一名警察站到利玛斯身后。

“你不能停在这里。”他说，“交叉路口不能被阻塞。”

利玛斯稍稍转过身。

“滚开。”他叫道。德国警察愣住了，这时那女人开口说：“上车吧，我们停到拐角去。”

他上车坐到她旁边，她把车慢慢地开到了一条岔路上。

“我不知道你还有车。”他说。

“是我丈夫的车。”她淡淡地答道，“卡尔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有丈夫吧？”利玛斯没有说话。“我丈夫和我都在一家光学公司工作。他们让我们来这边做生意。卡尔告诉你们的是我结婚前的名字，他并不想让我和……你们有什么瓜葛。”

利玛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

“你要有个住的地方。”他说。他说话的声调很沉闷。“在阿尔布莱特—丢勒大街上有间公寓，靠近美术馆，门牌是28A。那里面什么都有。他一过来我就打电话给你。”

“我要和你一起在这里等。”

“我也不在这里等了。你去公寓吧，我会打电话给你。现在等在这里没有意义。”

“可他说要在这里过关的。”

利玛斯吃惊地看着她。

“他亲口对你说的？”

“是的。他认识这里的一个民警，是他房东的儿子，这可能会对他有用。这也是他选择从这个检查口过来的原因。”

“他告诉你的？”

“他信任我，什么都告诉了我。”

“天哪。”

他把钥匙给她，回到了岗亭内，把寒冷抛到了身后。他进去时，里面的警察正在交头接耳。见他进来，那个块头大点的警察还做作地背过身去。

“对不起，”利玛斯说，“我不应该对你态度不好。”他打开一只陈旧的公文包，在里面摸了一会儿才摸出要找的东西：半瓶威士忌。年长一些的警察点头接过酒，给几个杯子里分别倒了半杯酒，再掺上咖啡。

“那个美国人去哪里了？”利玛斯问。

“谁？”

“那个中央情报局的孩子，刚才和我在一起的。”

“睡觉去了。”年长的警察说，他们都笑了起来。

利玛斯放下杯子问他们：

“需要开枪掩护对面来的人时，你们有什么规定吗？我是说那种要逃过来的人。”

“我们只有在对方民警的子弹打到我们这边时，才能还以火力掩护。”

“也就是说，人没有过分界线，你们是不能开枪的？”

年长的警察说：“那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提供火力掩护，怎么称呼您？”

“汤姆斯。”利玛斯回答说，“我叫汤姆斯。”他们握了握手，同时两名警察也各自报了姓名。

“我们无法提供火力掩护，是这样的，上头说如果我们开枪，会引起战争的。”

“他们瞎说。”年轻的警察借着酒劲说了一句，“如果联军不在这里，柏林墙早就没了。”

“那柏林也就丢了。”年长的警察咕哝道。

Chapter 2

“我今晚有个人要从对面过来。”利玛斯突然说。

“这里？从这个检查口过？”

“让他过来事关重要。蒙特的人正在追捕他。”

“柏林墙还是有地方可以爬过来的。”年轻的警察说。

“那不适合他，他要从对面蒙混过关。他有证件，但不知道证件还是不是有效。他会骑自行车过来。”

1 检查站(3)

岗亭里只有一盏灯，是配着绿色灯罩的阅读灯。可探照灯的亮光，像明亮的月光一样，洒满了岗亭里面。黑暗降临，四周一片寂静。他们小声交谈着，像是怕人偷听似的。利玛斯走到窗前，等待着。前方的路穿过柏林墙，一道用煤渣砖和铁丝网构成的墙，丑陋而肮脏。在惨淡的黄色灯光下，它像是集中营的一角。柏林墙的两边是还没有被修复的柏林城，尽管满目都是战争废墟，却已被隔成两半。

那个可恨的女人，卡尔为她还对我撒谎，利玛斯这样想着。也不能说他们撒谎，他们是故意隐瞒，全世界的间谍都这样。你教他们怎样欺骗、掩饰，他们就反过来骗你。卡尔只提起过她一次，是去年在舒尔茨大街吃饭后说起的。那时候正是卡尔大有斩获的阶段，头儿想要见见他。头儿总在成功的时候出现。他们三人，利玛斯、头儿和卡尔，一起共进了晚餐。卡尔就喜欢那种事情，他出现的时候打扮得整整齐齐，戴着礼帽，一副很正经的模样。头儿和他握手的时间足有五分钟。头儿说：“卡尔，见到你真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利玛斯站在边上看着，心里想：“这样一来，我们一年又要多付给他几百块钱了。”吃完饭后，头儿又使劲地和卡尔握手，不停地点头，暗示他必须走了，像是要去继续他神圣的冒险，然后才上了他那辆有专职司机的车。头儿一走，卡尔就笑了，利玛斯和他一起笑了起来。直到他们喝完香槟，他们还在笑话头儿。后来在卡尔的坚持下，他们去了一家酒吧，艾尔维拉已在那里等他们，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金发女人，非常厉害。

“阿历克，这是我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的事情了。”卡尔说。可利玛斯还是非常生气，不久他们就吵了起来。

“她到底知道多少？她是什么人？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卡尔生气地拒绝回答。自那以后，事情开始变得不顺。利玛斯尽力改变工作程序，不时更换接头地点和接头暗号。可卡尔对此很反感，他知道利玛斯那样做的原因，却就是不喜欢。

“如果你不信任她，那也为时已晚。”卡尔这样说。利玛斯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再多说。但那以后，利玛斯做事非常谨慎了。他很多事情都不再和卡尔说了，更多地运用间谍的敷衍战术。现在那个女人就在那边车里，她什么都知道，整个间谍网的情况都了解，隐藏地点也清楚，总之没有她不知道的。利玛斯为此不止一次发誓再也不相信任何特工人员了。

他走到电话边，拨打他公寓的电话号码。那边的马莎太太接电话。

“我们在丢勒大街那里要有客人入住。”利玛斯说，“一男一女。”

“是夫妻吗？”马莎问。

“差不多吧。”利玛斯说。对方发出刺耳的笑声。当他挂上电话时，一名警察转身叫他。

“汤姆斯先生，快看。”利玛斯走到了观察窗前。

“一个男的。汤姆斯先生。”年轻的警察低声说，“骑自行车来的。”利玛斯拿起了望远镜。

是卡尔，尽管离得很远，能肯定是卡尔的身影。他穿了一件旧风衣，推着他的自行车。他成功了，利玛斯想，他肯定没问题了。现在他已经通过证件检查，仅剩下海关检查。利玛斯看到卡尔把自行车靠到栏杆上，悠闲地走到海关检查岗亭边。不要演得过火，他想。卡尔终于出来了，对岗亭里的人愉快地挥了挥手，红白相间的栏杆慢慢地被抬了起来。他通过了，正向他们这边走来，他成功了。当然前面分界线的地方，还站着一名民警。

就在那时，卡尔似乎听到什么声音，感觉到了危险。稍稍回头看了看，在自行车上弓着腰，开始拼命地蹬了起来。分界线处的那名警卫转过身来，看着卡尔。突然之间探照灯全亮了起来，白色的灯光异常明亮，跟踪照着卡尔，就像照着在汽车大灯下逃窜的兔子一样。警报声响了起来，时高时低，混杂着各种疯狂的喊叫。利玛斯前面的两名警察单腿着地，敏捷地将他们的自动步枪子弹上膛，透过沙袋掩体的射击孔开始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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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站(4)

那个东德卫兵开枪了，很小心地仅把子弹射到自己的边界内。第一发子弹像是把卡尔向前推了一把，第二发又似乎把他向后拉。惊奇的是他还在向前移动，还骑着自行车从卫兵边通过。卫兵再次开枪，这时他才倒下，摔在了路上。他们清楚地听到自行车摔在路上的声音。利玛斯祈祷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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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圆场(1)

[1]圆场（circus）是勒卡雷小说中英国情报机构的代称，这个虚构的机构坐落在实有的地名剑桥圆场（Cambridge Circus）。——编者注[1]

他看着滕珀尔霍夫机场的跑道渐渐下沉。

利玛斯不是一个沉思型的人，不是那种想得太多太复杂的人。可他知道他的事业完蛋了，从此以后他只有承受这个现实，就像人们必须面对癌症和坐牢一样。他清楚过去的一切都无法弥补。失败就像死亡一样无可回避，他只有把怨恨放在心里，坚持度过被冷落的日子。他能撑到现在，和大多数人相比时间不能算短，可最后还是被打败了。据说狗没了牙就活不下去，现在利玛斯的牙齿也被拔光了：是蒙特拔光了他的牙齿。

如果早十年，他还可以另选行当，比如在剑桥圆场的某座大楼里做个文员。那样的话，利玛斯可以工作到岁数很大的时候才退休，可利玛斯根本就不是能那样生活的人。就像让一名赛马选手改行做精算师一样，让利玛斯放弃特工行动而去从事枯燥的政府文案工作，对他来说太为难了。之前他一直长驻柏林，知道人事部门每年年底都要审查他的档案。说他顽固、任性、藐视规则等。他那时就知道有一天会有麻烦的。情报工作有个准则，那就是结果决定一切，政府也赞许那样的准则。利玛斯在蒙特出现之前，也曾成绩斐然。

利玛斯不知道在何时感到了蒙特对他的威胁。

汉斯—迪爱特—蒙特，四十二年前出生于莱比锡。利玛斯看过他卷宗里的照片，面孔棱角分明，面无表情，有着一头金发。利玛斯知道他是怎样地爬到了“部门”第二把交椅，并且成为行动部门的实际领导。利玛斯是从雷迈克和其他叛逃者那里了解到这些的，雷迈克作为东德党中央的成员，和蒙特同在保密工作委员会工作。雷迈克对蒙特一直心存畏惧。事实上，雷迈克一暴露，蒙特就杀了他。

蒙特直到1959年还只是“部门”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他那时以东德钢铁业代表团成员为掩护，在伦敦从事间谍活动。他在谋杀了两名他们自己的雇员后，匆忙地逃回东德得以保命。那以后一年内他音信全无，接着又突然出现在莱比锡的“部门”总部，任行动保障处负责人，负责为特别行动提供经费、设备和人员。那年年底，“部门”内部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苏联联络官的人数和影响力被大大削减，几个老派人物以思想问题被清洗，同时有三个人物登场：费德勒成为反间谍处的首脑，雅恩接替蒙特，蒙特又上了一个台阶，任行动部副处长，那年他才四十一岁。他们的工作作风开始有所改变了。利玛斯损失的第一名特工是个女孩。她只是特工组织中的小人物，起传递信息的作用。他们在她离开一家西柏林电影院时，当街用枪打死了她。警察一直没有抓到凶手，起初利玛斯还倾向于认为她的被害是个意外，和她特工身份无关。一个月后，德累斯顿的一名铁路搬运工，也是彼得·吉勒姆组织内一名被废弃的特工，在一条铁路线边被杀死并被肢解。利玛斯明白那不可能再是意外了。不久，利玛斯控制的另一个特工小组的两名成员被逮捕，他们很快都被判处了死刑。事态就那样无情而折磨人地发展着。

现在他们又杀了卡尔，利玛斯也就失去了最后一名有价值的特工，他只有空手离开柏林，就像他当初刚来柏林白手起家一样。蒙特赢了。

利玛斯个子不高，有着厚密的花白头发，身材不错，像一名游泳运动员。他很强壮，看他那厚实的肩背，结实的脖颈和粗壮的双手，就知道他很有力气。他的穿着习惯和他的性格相似，都注重实用性。就算选择偶尔戴的眼镜，也都是带钢丝边框的。他的西装基本上都是化纤材料的，也不配穿西装背心。他最喜欢穿的还是那种领口有纽扣的美式衬衫，以及橡胶底的山羊皮皮鞋。

他的面孔棱角分明，薄嘴唇边的入纹透出坚毅，很能吸引人。他的眼睛是棕色的，有人说他有着爱尔兰人的小眼睛。从外貌上，别人很难对他定位。如果他走进伦敦的高级会所，看门的一定会认为他是会所的成员之一。事实上，在柏林的夜总会里，他总被安排到最好的位置上。他看上去像个很难惹的人，绝不会充当冤大头，但也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绅士。

2 圆场(2)

飞机上的空姐对他很感兴趣，猜他是英国北方人（是在北方待过），有钱（未必）。她估计他的年龄在五十岁（差不多吧）。她还猜他是单身（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实际上，他在很久之前就离了婚，孩子都十几岁了。城里有家很奇特的私人银行会定期给那些孩子付赡养费。

“您还要再来一杯威士忌吗？”那名空姐问他，“要的话，就要抓紧，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就到伦敦了。”

“不要了。”他没有看她，而是看着窗外肯特郡的灰绿色田野。

福里到机场接他，开车送他进市区。

“头儿对卡尔的事情很不开心。”他看了一眼边上坐着的利玛斯说。利玛斯点了点头。

“是怎么回事？”福里问。

“他中枪了。蒙特他们干的。”

“被打死了？”

“我想是吧。被打死了最好。他差一点就过了关。如果他能再沉稳些，对方也许就更难断定他了。实际上当时他已经通过了检查，可‘部门’的人正好赶到。他们拉响警报，一名民警在他离分界线二十码的地方开枪击中他。他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

“可怜的家伙。”

“是啊。”利玛斯说。

福里不喜欢利玛斯，这一点就算被利玛斯知道他也不在乎。福里是那种所谓的俱乐部男人，喜欢扎着显身份的领带，很得意自己的运动才能，有大人物的派头。他从心底里认为利玛斯不可靠，利玛斯则觉得他是个蠢货。

“你现在在哪个部门？”

“人事部。”

“喜欢吗？”

“棒极了。”

“我会去哪里？坐冷板凳？”

“还是让头儿告诉你吧，伙计。”

“你知道了？”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对不起，伙计。”福里答道。一时间利玛斯差点发火，可转念一想，也许福里根本就不知道呢。

“好吧，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我要自己在伦敦找住的地方吗？”

福里抓抓耳朵。“不会吧，伙计，不会的。”

“不会？谢天谢地。”他们把车停在剑桥圆场附近的一个计费车位上，一起走进了圆场大楼。

“你还没有通行证吧？你最好填张会客单，伙计。”

“我们是什么时候要求出示通行证的？麦考尔和我熟得不能再熟了。”

“就是做个样子，你也知道，圆场人越来越多了。”

利玛斯没有说话，他对麦考尔点了点头，没出示通行证，就径直进了电梯。

头儿像医生检查骨骼一样，小心翼翼地和他握手。

“你肯定累坏了吧，”他用歉疚的口气说，“快坐下。”声音还是乏味难听，依旧那样卖弄着斯文。

利玛斯在椅子上坐下，面对一只橄榄绿的加热器，加热器上面放着一碗水。

“你觉得冷吗？”头儿问道。他在加热器前弯下腰，搓了搓双手。他黑色的夹克衫里穿着一件棕色的旧羊毛开衫。利玛斯想起了头儿的妻子，那个叫曼迪的小个子蠢女人，她似乎认为她丈夫在煤炭管理委员会之类的部门工作。头儿以前说过，那件毛衣是他妻子给他织的。

“天气太干燥，人不舒服。”头儿接着说，“冷倒是不冷了，可空气又太干，同样对人体非常不利。”他走到桌边，按了一下按钮。“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咖啡来。”他说，“吉妮不在，就不太方便。他们给我临时找了个姑娘顶她，真是麻烦。”

他比利玛斯印象中的更矮一些，最多一样高。还是那种貌似超然、自命清高的神情。他那种循规蹈矩的作风和利玛斯完全不同。他有着例行公事的微笑，转弯抹角的表达，而且对他坚守的行为准则，还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架势。依然是那样的陈腐。

他从桌上拿过来一包香烟，递给利玛斯一支。

“香烟会越来越贵。”他说。利玛斯应付地点了点头。头儿把那包香烟放进自己口袋，坐了下来。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利玛斯先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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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圆场(3)

“雷迈克死了。”

“是啊，是那样的。”头儿说，口气像是在鼓励利玛斯，“很不幸，太……我估计是那个女的使他暴露了——那个叫艾尔维拉的？”

“我想是的。”利玛斯不会问他是怎么知道艾尔维拉那个人的。

“是蒙特让人打死了他。”头儿加了一句。

“是的。”

头儿起身去房间里找烟灰缸。拿来一只后，放在他们坐的椅子之间的地上，不是很方便的位置。

“你当时有什么感受？我是说他们向雷迈克开枪的时候。你当时就在现场，对吧？”

利玛斯耸了耸肩。“我当时非常气愤。”他说。

头儿用一只手撑着头，眼睛半开半闭。“你的感受肯定不止那一点吧。你不觉得沮丧？有那些情绪才正常嘛。”

“我是很泄气，那有什么奇怪？”

“就一个男人来说，你对雷迈克印象好吗？”

“还好吧。”利玛斯有点无助地说，“现在再说那件事没有什么意思。”他又加了一句。

“雷迈克被害后的那个晚上，你是怎么度过的？”

“喂，这算什么事情啊？”利玛斯激动地问道，“你到底要说什么？”

“雷迈克是最后一个，”头儿若有所思地说，“他是一系列被害者中的最后一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第一个被杀的是名姑娘，她参加婚礼后，从电影院里出来时被枪杀。接着是德累斯顿的那个人，再后来吉娜被捕。一个接一个，就像侦探小说里的那十个小黑人。保罗、维莱克和兰瑟都死了以后，最后轮到了雷迈克。”他露出轻蔑的微笑。“这样的代价不算小啊。我想你是不是已经受够了？”

“受够了？什么意思？”

“我想你是不是觉得很疲惫，需要好好休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随你的便。”利玛斯最终说了一句。

“我们这一行是不讲怜悯的，是不是？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我们相互配合，曾度过不少艰难的时光。可不能再那样继续下去了……人不能一直待在寒冷之中，有必要从寒冷中归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利玛斯眼里似乎又出现了那个场面。鹿特丹郊外漫长的公路，又长又直，在山丘中穿过，路上是一队队行走的难民。远处有架小飞机飞来，人们停下来看着它。飞机飞来了，像是擦着小山飞来。炸弹在路上炸开了，一片混乱，好似地狱。

“我不想再兜圈子了。”利玛斯最后说道，“你现在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在寒冷中再坚持一会儿。”利玛斯没有说话。头儿就接着说了下去：“按照我的理解，我们的工作有个准则，那就是从不主动进攻。你认为这样对吗？”

利玛斯点了点头，尽可能地少说话。

“我们在和对手较量中，总是处于守势。不能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和对手较量是为了让普通大众能安全平静地生活。这样说，是不是太浪漫了？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时也用些很毒辣的手段。”他像个孩子似的笑了笑，“在这个特殊的领域，我们对欺骗有各自的衡量标准。无论如何，现实和理想还是有差距的，是不是？”

利玛斯听糊涂了。以前他也碰到过听头儿说一大堆废话后才谈正题。可头儿刚才说的那些话，却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

“我是说必须把现实的工作方式和最佳的方式比较一下。我想我方和对方在战后的工作方式变得越来越相似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政府的政策比较宽厚，我们在工作中就可以心慈手软。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他低声笑了笑。“决不能心慈手软。”他说。

我的天啊，利玛斯心里叫道，这么一大堆该死的说教。他到底要说什么？

“所以啊，”头儿接着说，“我就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除掉蒙特……对，除掉他。”说完，他生气地转向门口。“为什么该死的咖啡还没有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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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圆场(4)

头儿走到门前，开门和外面什么地方坐着的姑娘说话。回来时他说：“我真的认为有机会就要除掉他。”

“为什么？我们在东德的内线全没了，一个不剩。你刚才也说过，雷迈克是最后一个。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了。”

头儿坐下来，盯着自己的双手看了一会儿。

“也不能这样说。”他终于开口说话，“不过详细情况我就不说了。”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告诉我，”头儿接着说，“你是不是对间谍工作厌倦了？不好意思，我可能问过你这个问题了。我的意思是，那也是我们这一行可以理解的心理。就像飞机设计师要考虑金属疲劳问题一样，我们特工人员也有疲劳和厌倦，我觉得两者很有可比性。如果你真的厌倦了我们这一行，请直说。”

利玛斯想着早上乘飞机回伦敦的情况，依然沉思着。

“如果你真的厌倦了，”头儿加了一句，“我们就要另想办法去对付蒙特。我想的是采取一些特别的手段。”

门外的姑娘送来了咖啡。她把托盘放在桌上，倒好两杯咖啡。头儿等到她出门，才开口说话。

“真是个傻姑娘。”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好像再也找不到好的女秘书似的。要是吉妮没有在这段时间休假就好了。”他郁闷地搅了一会儿咖啡。

“我们必须让蒙特吃点苦头。”他说，“你说，你是不是喝酒喝得很多？我是指威士忌之类的烈性酒。”

利玛斯觉得自己对头儿还是很不了解。

“我平常是喝点酒，不过从不过量。”

头儿理解地点了点头。“你对蒙特了解多少？”

“他是个杀手。他在这里待过一两年，是东德钢铁业代表团的长驻人员。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行动顾问，叫曼斯顿。”

“一点不错。”

“蒙特那时候发展了一名特工，一个外交人员的妻子。后来他杀了那个女的。”

“他还试图杀害乔治·史迈利。当然把那个女人的丈夫也杀了。他是个非常可恨的人，曾经加入过希特勒的青年团等组织。他不是那种知识型的共产党员，而是冷战的急先锋。”

“和我们一样。”利玛斯冷淡地说了一句。头儿没有笑。

“乔治·史迈利对这件事情很了解，可他已经离开了。尽管如此，我希望你去找他。他目前在研究十七世纪的德国，住在切尔西，就在斯隆广场后面的贝瓦特街，你熟悉那里吗？”

“是的。”

“吉勒姆当时也参与了，他现在就在四号楼一楼。你驻外期间，这里的变化还不小。”

“是啊。”

“你花个一两天和他们见见面，他们知道我的想法。如果你愿意的话，去我家度周末吧。”他连忙又加了一句，“我妻子要去照顾她的母亲，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谢谢，我很愿意。”

“这样我们可以在放松的环境下谈事情了，会很开心的。我想你可能会有个赚大钱的机会，而且赚到的钱全归你。”

“谢谢。”

“当然，如果你还愿意去干……没有觉得厌倦或有其他什么情绪。”

“如果是要去杀蒙特的话，我很愿意干。”

“你真的愿意？”头儿礼貌地问道。他仔细地打量了利玛斯一会儿才说：“是啊，我真的觉得你行。但你千万不要勉强自己。我想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恨情仇都是过眼云烟。有些事情过去了，留下的仅是些不愉快的记忆，人们不愿意再提起的记忆。我冒昧地问一下，对卡尔·雷迈克被枪杀这件事，是不是就给你这种感觉？你对蒙特没有恨，你对卡尔也没有爱，你只是有一种深深的挫折感……他们告诉我说，那天你一夜没睡，一直在柏林的大街上行走。是那样的吗？”

“我是出去散步了。”

“散步散了一夜？”

“是的。”

“艾尔维拉情况怎么样？”

Chapter 3

2 圆场(5)

“谁知道……我现在只想和蒙特算账。”他说。

“好，很好。另外，如果你见到这里的老朋友，我想你最好也不要和他们谈起这件事情。事实上，”头儿停顿了一下，“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就让这里的人认为我们对你很不好吧。要做一件事情，那就开个好头吧。”

3 堕落(1)

利玛斯开始坐冷板凳了，人们对此并不觉得意外。不少人说，柏林站的工作这几年来都很失败，当然应该有人来承担责任。另外，他年纪大了，也不适合再执行任务，毕竟特工人员的反应能力应该和网球运动员一样出色。利玛斯在战争期间的表现不错，这个大家也知道。那时他在挪威和荷兰的工作开展得还可以。那里的工作结束后，上面给了他一块奖章就打发了他。当然后来他又被征召进来。只是可惜了他的退休金了，太可惜了。这些话是会计科的爱尔西透露出来的。她在食堂里对人说，可怜的利玛斯因为离职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以后的退休金只有四百镑一年。爱尔西觉得这个规定应该改一改，不管怎么说利玛斯都做过特别工作。可财政部的人对这种事情盯得很紧，比以前紧多了，即便以前在曼斯顿掌权的那段困难时期，情况也比现在好得多，所以会计科也没有办法。

人们向新进的人员说，利玛斯是个老派人物，喜欢打打杀杀，接受的是古板的旧式教育。上头对利玛斯也做得有点过分，毕竟他精通德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并且荷兰语也讲得很不错。他并不那么保守，尽管他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

利玛斯的工作合同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所以上头把他安排到资金调配部混日子。资金调配部和会计科不同，它负责向国外调拨资金、为特工人员和特别行动提供财力支援。这个部门的大部分工作由一个办公室打杂的就可以完成，只有个别涉及高度机密的工作除外。所以资金调配部被大家归类为供人养老的部门。

利玛斯开始堕落了。

一个人变坏，一般都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可利玛斯的情况是个例外。他在同事的眼里，很快就从一个有荣誉感的男人，急速地变为一个令人讨厌的酒鬼，整个过程也就只有几个月。酒鬼会做出一些特别的傻事，他们在没有喝醉的情况下，也会做些难以理喻的事情。而利玛斯变坏的速度快得惊人，他变得不守信用，经常从文秘人员那里借点小钱，却从来不还。还时常找些拙劣的借口，迟到早退。起初同事们还迁就他，也许是因为他的堕落让大家不舒服，就像乞丐和残疾人让人不舒服一样。人们厌恶那些不正常的人，是怕他们自己也变得不正常。最后，由于利玛斯的健忘、无礼和怪异，他被同事们孤立了。

让大家惊奇的是，利玛斯对坐冷板凳毫不在意。他的意志好像在突然间崩溃了。新来的文秘人员觉得特工人员都不是凡人，人们这时就会以利玛斯为反面典型，告诫那些新来的人。他对自己的外貌举止越来越不注意，他去供低级职员进餐的食堂吃饭，据说他在那里偷着喝酒。他变得很孤立，变成一个无用武之地的可怜虫，就像一个不许下水的游泳运动员，或者一个不让上台的演员。

有人说他在柏林犯了错误，他手下的特工被人一网打尽。大家也不是很清楚，只是都觉得对他的处罚太严厉了。连人事部那个以做事辣手著名的人，也觉得上头对利玛斯有些不公。人们从他身边走过时，会对他指指点点，就像人们见到过气的运动员那样。人们会说：“那就是利玛斯，他在柏林栽了跟头。现在变得自暴自弃了。”

不久后的一天，他消失了，没有和任何人告别，甚至和头儿都没有打招呼。在大家看来，那也没什么奇怪的。离开特工这个行当的人，本来就不会有什么欢送仪式。尽管如此，利玛斯的消失还是有些突然。人们了解到，他是在工作合同到期前离开的。会计科的爱尔西透露了一点点消息说，利玛斯把他工资账户里的钱都提走了，据爱尔西的意思，利玛斯肯定是个人财务方面出了问题。其实他的退休金在月底就可以领了，爱尔西不肯透露退休金有多少，但肯定有四位数，利玛斯真是个倒霉蛋。他的国民保险卡已经寄出了，人事部有他的地址。爱尔西当时还用轻蔑的口气加了一句：当然了，人事部是绝不肯透露他的地址的。

有关利玛斯有经济问题的说法开始流传，不知道是谁传言说：利玛斯的突然离开和资金调配部的账目出问题有关。有一大笔钱不见了（据在电话总机房工作的某位女士讲，那笔钱高达四位数），后来虽然大部分钱被追回，上头还是把利玛斯的退休金给扣了。还有人说他们不相信那是真的，他们说，如果阿历克真要盗用资金的话，也不会傻到偷总部的钱，他应该有很多别的办法搞到钱。认为他偷钱也是正常的事情，只是偷的方法应该会更高明一些。而那些不太认同利玛斯有犯罪倾向的人，则把原因归结为他酗酒成性，需要支付大笔的离婚赡养费。还有就是他原来驻国外有津贴，现在收入减少了，所以当他手上掌握大量资金的时候，想到自己没几天就退休了，他才做出那样的傻事。不过大家都同意一点，那就是：如果阿历克真的手脚不干净，那他就永远完蛋了。离职安置部门不会管他的，人事部门也不会给他发推荐信。那是令大多数工作人员胆寒的情况。盗用公款是人事部门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也是最不可能被宽恕的罪行。如果阿历克真的偷了总部的钱，人事部门会恨他恨到死，就算他死了也不会给他一块裹尸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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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堕落(2)

他走后一两周，有人开始关心他的下落。可他以前的朋友都早就和他划清了界限，他已经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人，不断地攻击特工这个行当及其管理层。用他的话来说，特工部门就像一家大兵管理的俱乐部。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美国人和他们的情报部门。和对东德“部门”的仇视比起来，他好像更恨美、英的特工部门，尽管他很少提及东德的“部门”。他还暗示是美、英的特工部门出卖了他在柏林建立起来的组织。他着魔似的攻击，想以此获得心理平衡，结果使那些本来了解他的人，甚至对他印象还不错的人，都和他断绝了关系。利玛斯的离开也没人太当回事，人们很快就忘却了他，去关注新的热点了。

他的房间又小又脏，棕色的墙壁上挂着一些照片。房间对着三座仓库的灰色后墙，为了美观，那边的墙上还画了几扇假窗户。仓库顶上还住着一个意大利人家，那家人是晚上吵架，早上拍地毯，没有安宁的时候。利玛斯没什么心思收拾房间，只是买了灯罩装上，用两条床单把房东提供的格子麻布换了。其他的利玛斯都不管了，还用着那些简陋的花布窗帘、磨损的棕色地毯和笨重的粗木家具，弄得房间像船工的招待所。平时他花一先令从那个黄色的破热水器上取开水。

他需要去打工，因为他没钱，一点钱也没有。看来他因为缺钱而挪用公款的事情是真的了。为此，特工部门对利玛斯也没有做什么合适的安置。他自己起初想在工商行当找个工作，曾有一家工业黏着剂厂商考虑过他申请担当的经理助理和人事主管工作。尽管他没有以前工作单位的推荐信，没有从业经验，那家厂还是以六百镑的年薪雇用了他。他在那家厂工作一周后，厂里鱼油的味道已经把他衣服和头发都熏得臭烘烘的，怎么都无法去除，连呼吸都像有一股死鱼的味道。结果利玛斯干脆把头发剃得非常短，还把他最好的两套西装都扔了。接下来一周他开始了新的工作，到郊区向家庭主妇们推销百科全书。可他不是那种容易被家庭主妇们所接受的人，主妇们不喜欢他，也就不会买他的百科全书。每天夜里他都很疲惫地回到住处，夹着一套没人要的百科全书。一周下来，他只有打电话给卖书的公司，说他一套也没有卖出去。对方丝毫没有觉得奇怪，只是提醒他必须把样书送还，双方结束关系。利玛斯一怒之下，扔下书就走出了打电话的电话厅。他跑到一家酒吧，喝了很多很多的酒。因为付不起二十五先令的酒钱，还对一位想帮他的女人大喊大叫，结果他被人从酒吧里扔了出去。酒吧的人发誓再也不让他进门，可一星期后他们就忘了以前的誓言。利玛斯在那一带开始小有名气了。

人们时常能看到他步履蹒跚地从楼里出来。他话很少，没有朋友，男女朋友都没有，狗都不认识他。人们猜测他生活中有了麻烦，可能是逃婚出来的，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不知道东西的价格，别人告诉他也记不住。找零钱的时候，往往要把身上的口袋先摸个遍。买东西从来不记得带篮子，总是买口袋装东西。人们不喜欢他的出现，为他的行为觉得遗憾。人们还觉得他脏，因为他常常不刮胡子，穿的衬衫也肮脏破烂。

住在撒得贝雷大街的一位叫迈凯德太太的女人每星期去他那里打扫一次房间，可他从来没对她的劳动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她是街坊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话传得很快，因为那里做生意的人也需要了解附近的居民，从而决定能不能赊账给某人。关于赊账的问题，迈凯德太太的意见是不能赊给利玛斯。她说，利玛斯从来没人给他寄信，大家都觉得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他没有任何照片，只有很少几本书；她说他还有一本外国书，书还很脏。按她的估计，他剩下的钱很少了，很快就会变成十足的穷光蛋。她知道他每周四去领救济金。贝瓦特街的住户商家都受到提醒，没有必要再提醒一遍了。人们听迈凯德太太说，他酒喝得很多，酒吧的人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酒保和女清洁工不存在赊账的问题，可他们的消息传到了那些可以赊账的人们耳里。

4 丽兹(1)

他后来去图书馆工作了。是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让他去的，每周四他领失业救济金那天的早上，让他去图书馆工作半天。在这之前，介绍所给他安排的一些工作都被他拒绝了。

“那个工作也不完全适合你，”皮特先生说，“可工资还不错，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工作也很容易。”

“什么样的图书馆？”利玛斯问。

“是区里的心理研究图书馆，是捐资兴建起来的。那里的藏书有几千卷，什么样的书都有。有很多书还没有整理，所以需要一个人去帮忙。”

他领了救济金和一张表。皮特又加了一句：“那地方是有点怪，但至少让你有个工作做，是不是？你还是去试着做做看吧。”

皮特也有点怪。利玛斯觉得以前肯定在哪里见过他，可能是战时在圆场遇见过他。

那家图书馆像是教堂，里面非常冷。馆里两边各有一台黑色的煤油炉，弄得到处都是一股煤油味。房子中央隔出来一个小房间，像个方木箱似的，里面坐着图书管理员克莱尔小姐。

利玛斯从没有想到他会在一个女人手下工作。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的人也没有告诉他这一点。

“我是新来帮忙的，”他说，“我叫利玛斯。”

克莱尔小姐从卡片盒中抬起头，像是听到了什么粗话，瞪着眼说：“帮忙？你是什么意思？帮忙？”

“来做助手。是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的皮特先生让我来的。”他说着把一张油印的表格在台子上推了过去，表格上用斜字体填着他的个人信息。她拿起表格，研究起来。

“你是利玛斯先生。”以此开头，接下来还有很多审讯。

“你在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工作？”

“不，我是他们介绍来的。他们说你这里需要一名助手。”

“明白了。”她挤出一丝生硬的笑容。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她接电话后，就和什么人吵了起来，吵得很厉害。利玛斯估计通话双方已经吵了很多次了，因为他们是电话拿起来就吵，根本没有先兆。她的声音又拔高了一度，开始为音乐会的票子问题争吵着。他听了一两分钟后，离开去了书架那边。他发觉有个姑娘站在书架间的梯子上，正在整理图书。

“我是新来的，”他说，“我叫利玛斯。”

她从梯子上下来，很正式地和他握了握手。

“我叫丽兹·戈尔德。你好，你见过克莱尔小姐了吗？”

“是的，她目前正在打电话。”

“估计又在和她母亲吵架。你要做什么？”

“不知道，工作吧。”

“目前我们把书登记在册，不久前克莱尔小姐启动了重新登录图书的工作。”

她个头高，身材却不太协调，腿长腰也长。为了不显高，她穿着平底的尖头鞋。和她身材一样，她的五官也都是大号的，让人说不准她是美还是相貌平平。利玛斯估计她年龄在二十二三岁，是个犹太人。

“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查查书在不在架子上，你看，这是书的清单。找到书的话，就用铅笔在新的书目清单上做个记号，再把旧的索引画掉。”

“然后呢？”

“只有克莱尔小姐才能用钢笔处理书目清单，这是规定。”

“谁的规定？”

“克莱尔小姐的规定。你从考古类书籍开始做，可以吗？”

利玛斯点了点头，他们一起走到另一个由三面书架围成的区域，那里地上放着一只装满卡片的盒子。

“你以前做过这样的工作吗？”她问。

“没有。”他弯下腰，拿起一把卡片理了理。“皮特先生让我来的，他是职业介绍所的人。”他又把卡片放了回去。

“克莱尔小姐也是惟一能用钢笔在卡片上写字的人吗？”利玛斯问道。

“是的。”

她走开后，他犹豫了一下，拿出一本书，看了看扉页。书名是《小亚细亚考古发现》，第四卷。图书馆里好像也只有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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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丽兹(2)

下午一点，利玛斯觉得饿了，于是走到丽兹工作的地方说：“中饭怎么解决？”

“哦，我带了三明治。”她看上去有点难为情，“我们可以分着吃，就是不知道你够不够。附近没有吃饭的地方。”

利玛斯摇了摇头。

“我出去吃，谢谢。我正好要去买点东西。”她看着他推开转门走了出去。

他两点半才回来，身上一股酒味。手上两个袋子，一个装满了蔬菜，另一个装着杂货。他把袋子放到一个角落，又无精打采地开始整理起考古学书籍来。他工作了十分钟后，才察觉到克莱尔小姐正看着他。

“利玛斯先生。”他站在梯子中段，回头俯视着她问：

“有事吗？”

“你知道那些袋子是什么地方来的吗？”

“是我的袋子。”

“明白了，是你的袋子。”利玛斯等着她的下文。“很遗憾，”她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我们这里不允许把购物袋带进图书馆。”

“我还能放在哪里？除了这里，我没地方放它们。”

“不许放在图书馆里。”她一本正经地说。利玛斯不睬她，继续整理考古学书籍。

“正常情况下，”克莱尔小姐接着说，“中午吃饭时间里，你是没时间去采购的。我们都做不到，戈尔德小姐和我都没有时间去买东西。”

“那你多花半小时不就可以了？”利玛斯问道，“那样就来得及了。如果工作做不完，晚上加半小时班不就可以了吗？如果你真的那么忙的话。”

她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看，很显然是在考虑怎么回答。最后，她宣称：“我要去和‘铁边’先生谈谈这个问题。”说完就走了。

五点半整，克莱尔小姐穿上外套，故意只说了一句“晚安，戈尔德小姐”就离开了。利玛斯估计她为两个购物袋的事郁闷了一个下午。他走到旁边的架子边，丽兹·戈尔德正坐在梯子下沿，读着一本小册子之类的东西。当她看到利玛斯过来时，有点歉疚地把小册子放进她的手提包里，站了起来。

“谁是‘铁边’先生？”利玛斯问她。

“我想那个人根本不存在。”她回答说，“她答不上话的时候，总是那样说。有一次，我问她那是个什么人，她装得神神秘秘的，要我别管。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那个人。”

“克莱尔小姐还真有一套。”利玛斯说。丽兹·戈尔德露出了微笑。

六点的时候她锁上门，把钥匙给了看门人。看门人的年纪很大了，据丽兹说，一战中他怕德国人袭击而整夜不睡，结果落下了战斗疲劳症。外面非常冷。

“回家的路远吗？”利玛斯问。

“走二十分钟就到了，我都是走回去的。你呢？”

“不太远，”利玛斯说，“晚安。”

他慢慢地走回住处，进门后转了一下电灯开关，灯不亮。他又去开微型厨房里的灯以及床边的电取暖器，都没有反应。门口垫子上有封信，他捡起信，借着楼道上昏暗的灯光看了起来。那是电力公司地区经理来的信，说他有九英镑四先令的电费没有付清，很遗憾必须断他的电。

他成了克莱尔小姐的眼中钉，而她就喜欢和别人过不去。她有时训斥他，有时冷落他。每当利玛斯走近她时，她就浑身发抖，左顾右盼，像是要找自卫武器，或是寻找逃跑路线似的。如果利玛斯无意中把外套挂到了她自认为专有的衣架上，她就变得义愤填膺，站在衣架前发抖足有五分钟，直到丽兹看到她那样，把利玛斯叫来为止。利玛斯就走到她身边问：

“克莱尔小姐，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她咬着牙说，“什么事都没有。”

“是我外套的问题吗？”

“没什么。”

“那就好。”他说完就回到了书架边上。她那天一直都在颤抖，压低声音打了半个上午的电话。

“她在把这件事告诉她母亲，”丽兹说，“她什么都要告诉她妈妈，也经常在电话里谈论我。”

4 丽兹(3)

克莱尔小姐对利玛斯如此痛恨，以至于她觉得简直没法和他说话。有天他吃中饭回来，在他工作梯的第三格上发现一个信封，信封上把他的名字写错了。他拿着那只装钱的信封，第一次主动走到她面前说：“克莱尔小姐，你把我的名字写错了两个字。”她在那里不停地颤抖，两眼乱转，胡乱地摆弄着手中的铅笔，直到利玛斯离开。随后的几小时里她又鬼鬼祟祟地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

利玛斯在图书馆工作三周后的一天，丽兹请他去吃晚饭。她是在那天下午五点，装着心血来潮的样子请利玛斯去的。她似乎知道，如果请他明后天去吃饭的话，他可能会忘记。所以她在五点的时候问他，利玛斯开始好像还不太情愿，最终还是接受了她的邀请。

他们在雨中走到她的公寓。欧洲的城市风格差别不大，让人分不清这里是伦敦还是柏林。石头铺成的路上，积水中有光怪陆离的倒影，车辆在潮湿的街道上沉闷地行驶着。

有了第一次，以后利玛斯就经常去她住处吃饭了。她叫他去，他就去，她经常请他去。他的话一直很少。她知道利玛斯肯来吃饭后，常常在早上去图书馆上班前就把餐桌布置好，有时候把蔬菜也事先准备好，还准备好餐桌上的烛台——她喜欢烛光。她知道利玛斯肯定是个有很多隐情的人，预感到利玛斯有一天会因为某种她不知道的原因不辞而别，并且会再也见不到他了。她试图把她的感觉告诉他，有天晚上她说：

“你想走就走，我不会缠着你，阿历克。”他那棕色的眼睛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我走的时候会告诉你的。”他说。

她的公寓是带厨房的一室一厅。厅里有两把扶手椅和一个长沙发，还有一只放满平价书的书橱。都是些经典名著，她也从没有读过。

晚饭后，她就和他聊天，他则躺在长沙发上抽烟。她说话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听进多少，她也并不在意。她会跪坐在沙发边，握着他的手放在自己脸上，和他说话。

有一天晚上，她对他说：“阿历克，你有什么信仰吗？不要笑——告诉我。”她等他回答。

他终于开口了：“我相信：去市中心要乘11路公交车，并且不相信开车的人是上帝。”

她像是认真地思索着，最后她又问：“那你到底相信什么呢？”

利玛斯耸了耸肩。

“你肯定相信什么吧。”她坚持地问道，“比如说上帝，我知道你有信仰的，阿历克。你有时候的神情给人的印象是，你肩负着特别的使命，就像传教士那样。阿历克，你不要笑，我说的是真的。”

他摇了摇头。

“对不起，丽兹。你搞错了。我不喜欢美国人和公立学校。我也不喜欢那些阅兵队列，和那些参加阅兵式的士兵。”接着他认真起来，加了一句，“我还不喜欢谈论人生。”

“可是，阿历克，你还不如说……”

“我应该再加一句，”利玛斯打断她的话，“我不喜欢别人教导我应该怎样思考问题。”她知道他快要生气了，可她还是忍不住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那是因为你不想思考问题，你不敢去思索。你的脑子中毒了，有着太多的仇恨。阿历克，你其实是个狂热的信徒，我知道这一点，可我不知道你信仰什么。当然你并不想把你的狂热传染给别人，那样反而对你更不利。你很像一个发誓要复仇或者要做什么事情的人。”棕色的眼睛盯着她，利玛斯开口说话时，她被他的语气吓坏了。

“如果我是你的话，”他生硬地说，“我就不管别人的闲事。”

接着他又露出微笑，那种坏坏的笑。他以前没有这样笑过，丽兹知道他是在施展他的魅力。

“那我们丽兹相信什么呢？”他问。

丽兹回答道：“我不是好糊弄的，阿历克。”

后来有天晚上，他们又谈起信仰问题。那是利玛斯先开的头，他问丽兹是不是信上帝。

“你误解我了。”她说，“全错了，我不相信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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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丽兹(4)

“那你相信什么？”

“历史。”

他吃惊地看了她一会儿，笑了起来。

“哦，丽兹，哦，不。你难道是个共产主义者？”她点了点头，听到他的笑声，她像个小姑娘似的红了脸。她有点生气，也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他并不在意这一点。

那天晚上，她让他留下来过夜，他们成了情侣。他早上五点就离开了她的住处，对此她能理解。她倒是觉得很自豪，而他似乎还有点难为情。

他离开她的住处后，转向通往公园的路。晨雾中，十几米外的路上有个人影。那是一个穿风衣的男人，又矮又胖。那人靠在公园的栏杆上，雾中的身影有点朦胧。等利玛斯走近时，雾好像更浓了，包裹着栏杆处的那个男人。浓雾散后，那个男人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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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赊账(1)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他没有来图书馆。克莱尔小姐开心了，她十一点半不到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她的母亲。中午吃饭回来，她在利玛斯一直整理的考古学书架前站下，摆出一副特别专心的样子，看着那些书。丽兹知道她是摆出一副检查利玛斯有没有偷书的架势给人看。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丽兹一直不搭理她，对她的问话装作没听见，尽力把心思放在自己的工作上。下班回家后，她是和着眼泪入睡的。

第二天她一早就到了图书馆，觉得她要是能早点上班，也许利玛斯就能出现似的。随着上午时间的流逝，她的希望逐渐破灭。她知道他再也不会来了。那天她忘了给自己准备三明治当午餐，所以决定乘车去外面吃饭。她觉得人很空虚难受，并不觉得饿。她应该去找他吗？可她保证过不缠着他的。但是，他也说过走时会通知她的啊。她应该去找他吗？

她叫了一辆出租车，把他的地址告诉了司机。

她费劲地走上那昏暗的楼梯，按下他房间的门铃。门铃好像已经坏了，她根本没有听到铃声响起。门口的脚垫上放着三瓶牛奶和一封电力公司寄来的信。她犹豫了一会儿，开始用力地敲门。她听到房里有轻微的哼声，于是跑到楼下，按下面住户的门铃。没有听到回音，她马上又下了一楼，发现自己到了一家杂货店的后间。角落里坐着一个老妇人，在椅子上摇来摇去。

“顶层房子里，”她喊道，“有人病得很厉害，谁有房间钥匙？”

老妇人看了她一会儿，朝前面店里叫道：“亚瑟，过来一下，亚瑟，这里有个姑娘。”

一个男人穿着棕色的工作服，戴着灰色的软毡帽，伸头进来问：“有姑娘？”

“顶层房子里有人得了重病，”丽兹说，“他无法走过来开门，你有他房间的钥匙吗？”

“没有。”杂货商说，“不过我有榔头。”他们一起向楼上跑去，杂货商还戴着毡帽，手上拿着一把大螺丝刀和一把榔头。他用力地敲门，接着屏着呼吸听门里的声音，门里没有任何动静。

“我刚才还听到里面有呻吟的，我能肯定。”丽兹低声说。

“我把门砸开，你愿意负责修理费吗？”

“我愿意付。”

榔头发出可怕的声音，砸了三下，他就把门边的一块板敲开，门锁也跟着掉了下来。丽兹抢先进了门，杂货商也跟了进去。房间里冰凉刺骨，暗淡的光线中，他们依稀看到角落的床上有个人影。

“哦，我的天哪。”丽兹想，“如果他死了，我可不敢碰他。”她还是走到他的床前，发现他还活着。她拉开窗帘，走到床边跪下。

Chapter 4

“需要的时候我会去叫你，谢谢你。”她头也没回说道，杂货商点了点头下楼去了。

“阿历克，怎么啦？怎么会生病的？怎么啦，阿历克？”

他的头在枕头上动了动，深凹的眼睛紧闭着。苍白的脸上，黑色的胡子很长。

“阿历克，你一定要告诉我。求你了，阿历克。”她把他的双手放在手心，泪水不停地从脸上滑落。她急得不知所措，最后站起身来，跑到房里的小厨房，开始点火烧水。她那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才好。水一开始烧，她就拎起手提包，从床边的桌子上拿起利玛斯的房门钥匙，冲下楼去。她一口气跑到街上，奔向路对面的药店。她在那里买了一些牛蹄冻、牛肉精之类的补品，还有一瓶阿司匹林。出了药店门，她又跑回去买了一包面包干。总共花了她六先令，她包里还剩四个先令，邮政银行里还有十一英镑呢。不过银行里的钱，今天取不出来了。她回到房间的时候，水壶里的水正好开。

她在玻璃杯里冲了牛肉汤，为了防止玻璃杯炸裂，她先在杯子里放了一把调羹，这些都是她从母亲那里学来的。那段时间里，她不停地回头看他，像是怕他突然死掉一样。

她必须把他扶坐起来才能让他喝汤。他的房里只有一个枕头，也没有靠垫什么的。她只好从门后把他的外套取来，卷起来垫到他的背后。碰到他的身体时，她觉得很恐惧。他的身上都是汗，汗水还打湿了他刚开始变灰的短发，变得滑溜溜的。她把杯子放在床边，用一只手扶着他的头，用另一只手喂他喝汤。喂他喝了几口后，她把两片阿司匹林碾碎，放在调羹里给他喂下。她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坐在床边看着他，时而摸摸他的头和脸，一遍又一遍地叫他的名字：“阿历克，阿历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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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赊账(2)

慢慢地，他的呼吸变得平稳起来，身体也不再紧绷着，从发烧的苦痛中解脱出来，安静地睡着了。丽兹看着他，知道最坏的阶段已经过去。这时她才突然察觉到天已经黑了。

接着她开始有点自责，她觉得早就应该去整理打扫房间。她于是跳起身来，从厨房里拿来地毯刷和抹布，卖力地干了起来。她找出一块干净的桌布，铺在床边的桌子上。把厨房里乱七八糟的杯碟都洗干净。事情都做完后，她看了看手表，已经八点半了。她又开始点火烧水，接着回到床前。利玛斯正看着她。

“阿历克，你不要生气，求你了，”她说，“我这就走，我保证。但先让我给你烧一顿像样的晚饭。你病了，你不能这样下去，你……哦，阿历克。”她忍不住哭了起来。用双手捂着脸，眼泪从指间渗出，哭得像个孩子。他让她哭，用他那棕色的眼睛看着她，而他的手却紧握着床单。

她帮他擦洗、剃须，给他的床换上干净些的床单。让他吃了一些牛蹄冻和外面买来的罐头鸡脯肉。她坐在床边，看着他吃，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

很快他又睡着了。她给他盖好被单，走到窗前。分开破旧的窗帘，推上窗扉，向外望去。院子里还有两扇窗户亮着灯。有扇窗里闪动着电视机的蓝光，电视机前的几个人像着魔似的一动不动。另扇窗里有个很年轻的女人，正在用卷发器给自己卷头发。丽兹触景生情，真想大哭一场。

她坐在椅子上睡着了，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醒，觉得很冷，身体僵硬。她走到床前看着利玛斯的时候，他惊醒了。她把指尖放在他的嘴唇上，他没有睁开眼，而是温柔地拉着她的手，把她拉到自己身上。她突然觉得自己非常需要他，想不顾一切地拥有他。她不停地亲吻他，等她抬起头来时，看见他好像露出了一丝微笑。

以后的六天里，她每天都来。他很少和她说话，只是有一次当她问他是否爱她时，他说他不相信神话。她躺在床上，头枕在他的胸上，有时他会用粗壮的手指紧紧地抓着她的头发，那时丽兹会笑着叫痛。周五晚上，她发现他穿上了出门的衣服，胡子没有刮，她想弄明白他为什么会不刮胡子。也说不出为什么，她突然警觉起来。房子里少了一些小东西——他的钟和本来放在桌子上的廉价无线收音机不见了。她想问他，却又没敢问。那天她带来了一些鸡蛋和火腿，她在做晚餐的时候，利玛斯坐在床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饭做好后，他去厨房拿来了一瓶红酒。

他晚餐的时候很少说话。她看着他，心中的担忧越来越深，终于忍不住喊道：“阿历克……哦，阿历克，这算什么？是不是要分手了？”

他站起来，拉着她的双手，用从未有过的方式亲吻着她，温柔地和她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她对他说的事情几乎听不明白，也没有认真去听。她想既然要分手，说什么都无所谓了。

“再见，丽兹，”他说，“再见。”接着一句：“不要跟着我，不许再找我。”

丽兹点了点头，低声说：“我们说好的。”她要感谢黑夜和寒冷，它们掩藏了她的泪水。

第二天早上，周六，利玛斯要杂货商赊账。他要求人家赊账的方式很笨，一点也不讲究提要求的技巧。他拿了六七样东西，总价值不超过一英镑。店员把东西包好放进他的购物袋后，他说：“你还是过几天把账单送给我吧。”

杂货商费劲地挤出一丝笑容说：“那样恐怕不行。”说话中对他的称呼也省了。

“为什么不行？”利玛斯问，他身后排队等待结账的人们开始躁动不安起来。

“不认识你。”杂货商说。

“别犯傻了。”利玛斯说，“我来这里买东西有四个月了。”杂货商的脸色变了。

“没有银行的信用咨询，我们不能赊账。”那人说。这时，利玛斯开始发脾气了。

“你别胡说八道，”他喊道，“至少一半来这里买东西的人，连银行的门都没有进过，根本就没有什么银行信誉担保。”听他这样说，旁边的人对他都很气愤，尽管他说的是事实。

5 赊账(3)

“我不认识你，”杂货商不客气地说，“我也不喜欢你。你现在就滚出我的店。”边说边去抢利玛斯手上紧握的购物袋。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后来人们的说法就有分歧了。有人说，杂货商为了夺回袋子，推了利玛斯，有人说没有推。反正不管推了没有，利玛斯确实打了人。很多人回想起来，那时候他右手还拿着购物袋。他好像没有用拳头，而是用左手掌斩了过去，非常地迅速。左手肘跟着击中，杂货商马上像个木头一样倒下不动了。后来法庭上认定杂货商受了两处伤，并且被告也没有否认。第一下打得杂货商颧骨骨折，第二下使他下巴脱臼。报纸对这个案子报道得够详细，但也没有过分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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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接触(1)

夜里他躺在监狱的床铺上，听着犯人们发出的声音。有个年纪很轻的犯人在抽泣；一个老犯人敲着饭盒，唱歌打发时间。每唱一句，一个看守就叫喊，“闭嘴，乔治，你这个讨厌的浑蛋。”可是，没有人理他。还有个爱尔兰人在唱爱尔兰共和军的歌曲，可大家都说他是犯强奸罪进来的。

利玛斯坐牢期间，白天尽可能多地锻炼身体，希望晚上能睡得好点，不过作用不大。到了晚上，你才切身感到身陷牢狱之痛，空虚的黑夜里，身处可怕的囚室，你很难再自我欺骗。周围是挥之不散的监狱气味——囚服的味道和监狱厕所发出的刺鼻气味。犯人们的吵闹声也一直不断。夜晚是犯人最感屈辱难过的时候，对利玛斯来说，是他最想在阳光下的伦敦公园里散步的时候。那时候他对关着他的丑陋铁栏非常仇视，恨不能用手把铁栏拉开，砸碎看守的头，走向自由，走向伦敦的自由空间。有时他会想起丽兹，他只让丽兹在脑海里一闪而过，用很少时间回味抚摸她颀长身体的感觉，然后就把她从记忆中抹去。利玛斯不是那种习惯于生活在梦境中的人。

他藐视他的狱友，而狱友们则痛恨他。他们恨他的原因是：他能对人一直保持着神秘的感觉，这是坐牢的人非常向往而很难做到的。他把自己个性的一部分隐藏得很好，谈论情人、家庭和孩子那些话题时，他也不会感情外露。狱友们不了解利玛斯，他们想慢慢地探究他，可就是不成功。一般来说，新犯人分为两类：有人在耻辱、恐惧和震惊中，逐渐了解监狱的生活方式。有人关进来后，就编些拙劣的故事，让自己尽快地和同狱犯们熟悉起来。利玛斯和他们都不一样，他不讨好别的犯人，也不招惹他们。而犯人们都恨他，觉得像被社会抛弃一样，他也不需要他们。过了大约十天，犯人们就受够了他，觉得要给他做做规矩才行。于是他们在吃饭排队的时候开始“夹击”他。所谓的“夹击”是监狱犯人惯用的手法，据说起源于十八世纪把人推来推去的行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事件弄得很像是场意外事故，在这过程中把受害人的餐盘打翻，把饭菜扣到囚服上。那天利玛斯被人从边上推了一把，另一边的人抬手把他的餐盘打翻到他身上，就那么简单。利玛斯什么也没说，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边上的两个人。随后看守对他的臭骂，他也默默地忍受了下来，尽管那名看守明知道是别人在作弄他。

四天以后，他们在监狱的花园里用锄头干活。他双手握锄，锄把横在胸前，把端离右手有六英寸远。忽然，他好像要摔倒似的。就在他跨出一步保持身体平衡时，他右边的犯人突然双手捧腹惨叫一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犯人敢“夹击”他了。

让犯人们觉得最奇怪的是他离开时的那个棕色纸袋。说起来有点荒唐，对犯人来说，棕色纸袋就像婚礼上要用戒指来见证一样，它是犯人回归社会的象征。出狱时，看守把棕色纸袋交给利玛斯，让他签收，纸袋里装着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利玛斯觉得那一刻是他三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感到受辱的，他打定主意：一出狱门就把那个纸袋扔掉。

他在狱中算是个安分的人，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监狱长对他的案子有一点点兴趣，私下里把利玛斯的犯罪行为归结于爱尔兰人的急脾气，发誓说他能肯定利玛斯有爱尔兰血统。

“你有什么打算，”他问，“出狱以后干什么？”利玛斯带着一丝诡异的微笑对监狱长说，他要开始新的生活。监狱长说，那样就太好了。

“你家里人怎么样了？”他问，“你还能和老婆复婚吗？”

“试试吧。”利玛斯心不在焉地答道，“不过她已经再婚了。”

保释官要利玛斯去一家精神病院当男护士，利玛斯同意去申请一下。他甚至把精神病院的地址和乘车时间都记下了。

“现在的火车很多都电气化了，很快就能到那里。”保释官又加了一句。利玛斯说那倒不错。然后他们把纸袋给他，他就离开了监狱。他先乘了一段公共汽车，接着开始步行。他口袋里还有一些小钱，他想先去吃顿像样的晚饭。他走过几家公园，穿过几个广场，找到一家大点的饭馆，进去点了份六先令的牛排。

6 接触(2)

那天的伦敦很美，正是晚春时节，公园里盛开着番红花和黄水仙。南边吹来清新的空气，让他愿意在路上逛一整天。可他还带着那个一定要扔掉的口袋。问题是垃圾桶的入口太小，他很荒唐地想把纸袋塞进垃圾桶，可没塞进去。他想到还是要留几件东西，就是那些皱巴巴的纸头，放在一个邮局的牛皮纸信封里——保险卡、驾照和他的。可是他突然又不想费这个事了。于是在小路边的长凳上坐下，把纸袋放在一边。接着人移开，离纸袋更远一点。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往回走，把纸袋留在了长凳上。他没走多远听到后面有人在喊什么。他转身，转得有点急，看到一个穿军用风衣的男人在叫他，手里举着那个棕色的纸袋。

利玛斯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没有往回走，只是扭头看着那个穿风衣的男人。那人犹豫了一下，很显然是等着利玛斯回去拿，至少对他手上的东西有些反应。可利玛斯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反而耸了耸肩，继续往前走。他又听到那人喊了一声，他没有理睬，但知道那人追了上来。他听到了那人在石子路上小跑的脚步声，很快又一个声音响起，有点气喘，有点气恼。

“喂，你，说你呢。”男人赶到的时候，利玛斯停下脚步，转身看着他。

“什么事？”

“这是你的纸袋没错吧？你忘在那边位子上了。刚才我叫你，你为什么不停下来？”

那人是个大个子，一头棕色的卷发，穿着淡绿色的衬衫，打着橙色的领带。利玛斯估摸这个人脾气急，有点娘娘腔，像是个学校校长，或是改行经营底层戏剧俱乐部的老师，眼光不锐利。

“你可以把它放回去，”利玛斯说，“那东西我不要了。”

那人火气大了起来。

“你不能把它放在那里，”他说，“你这是乱扔垃圾的行为。”

“我愿意，怎么啦？”利玛斯反驳说，“说不定有人还觉得那东西有用呢。”他想继续往前走，那人站在前面挡住他，双手捧着纸袋，像抱孩子一样。“别挡路，”利玛斯说，“让开行吗？”

“你看，”那个陌生人提高了声调说，“我刚才是好心帮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客气？”

“如果你热心帮我，”利玛斯说，“你又何必跟在我后面跟了半小时？”

利玛斯想，这个人算有点本事了。还没退缩，不过心里肯定有些发抖了。

“我是看你像我在柏林认识的一个人，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

“所以你就跟踪我半小时？”

利玛斯语调里的讽刺意味很浓，他那棕色的眼睛一直盯着对方的脸。

“哪有半小时，我就在不远的地方看到你，以为你是阿历克·利玛斯，我曾向那个人借过一些钱。我以前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柏林站工作，那时候向他借了一点钱。我有良心，一直记着要还钱，所以才跟过来看看你，就想证实一下。”

利玛斯仍然一言不发地看着他，觉得对方事情做得不算很漂亮，不过也还过得去。对方编的故事不太可信，那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他在利玛斯不配合的情况下，能演完这场戏就行。

“我是利玛斯，”他最后说，“你到底是谁？”

他说他叫阿什，什么的“什”，他很快地加了一句说。利玛斯知道那是他编出来的假名。在一起吃午饭时，他装作不太相信利玛斯就是他要找的那个利玛斯，因此还查看了利玛斯在棕色纸袋里的国民保险卡，让利玛斯觉得这个娘娘腔很是可笑。阿什点菜的时候，对价格显得很不在意。他们喝高档的红酒，回忆过去的好时光。利玛斯开始的时候一直坚持说他不记得阿什，阿什说他对此觉得很吃惊。他用一种很受伤的语调对利玛斯说，他们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聚会地点是德里克·威廉姆斯在库达姆的住处（这点他说准了）。那次去了不少新闻从业人员。他问阿历克想起来了吗？利玛斯说没有，想不起来。那好，又问他记不记得《观察家报》的德里克·威廉姆斯，那个在家里提供美味比萨给聚会者吃的好人？利玛斯说他经常记不住别人的名字。后来他们又谈了很多，发了很多感慨……阿什说别人也叫他比尔，那是他的教名昵称。说他对过去很多事情还记忆犹新。他们喝了不少酒，威士忌、白兰地和薄荷甜酒混着喝，两人都有点醉意了。阿什又说，那时候德里克还给他们找了不少漂亮姑娘，都是从那家有名的夜总会找来的，问阿历克还记不记得。利玛斯说好像有点想起来了，让比尔继续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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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接触(3)

比尔还真的继续编故事给利玛斯听，谎话也说得很动听。他稍微提了一点找女人玩的事情，说他们在聚会后同三个女孩子一起去了夜总会。说阿历克那时是领馆的工作人员，那次比尔没带钱，后来是阿历克帮他付的钱。那天比尔要带个姑娘回家过夜，利玛斯就又给了他十英镑……

“天哪。”利玛斯说，“想起来了，我全想起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想起来的。”阿什开心地说，又对面前的利玛斯点着头说，“你看，这事很有意思吧，我们要再接再厉啊。”

有种人和人相处的原则就是得寸进尺，别人退让他就变本加厉，别人强硬他就退缩，阿什就是这种人的典型。他做人没有自己的原则和偏好，常常是人云亦云。他这种人喜欢追逐流行、自命风雅。听到什么惨剧发生，一定会表现出非常的同情；听到什么恶行，一定会表现得十分愤慨。利玛斯对眼下扮演的被动角色很不满，于是不断地逗弄阿什。谈话中，利玛斯经常把阿什弄得难以自圆其说、狼狈不堪。他有时显得很无赖、很固执，有意让他们的交谈几乎继续不下去。他们附近的餐桌旁，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男人，愁眉苦脸地读着一本有关球状轴承制造的书。那人如果在听他们谈话，一定会认为利玛斯是个虐待狂；如果那人更聪明一点的话，就会知道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能忍受利玛斯的冷嘲热讽。

他们结账的时候，已经快到下午四点了。利玛斯坚持要各付各的，阿什却坚决不肯。阿什付完账后，还开了张支票给利玛斯，说是还他的钱。

“二十英镑整。”他说着填上了支票日期。

接着抬起头，瞪大眼睛看着利玛斯，很开心的样子。

“我说，给你支票没问题吧？”

利玛斯有点难为情地说：“我目前还没有银行户头，我刚从国外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办。最好我拿支票去你的开户银行取现金。”

“我亲爱的朋友，我确实没有想到这是个问题。这样的话，你要走很远的路去银行兑钱了。”利玛斯耸了耸肩，阿什笑了起来。他们约好第二天还在这里见面，时间是下午一点，那时候阿什带现金来。

阿什在街角叫了出租车，利玛斯一直目送他离开。他这才看了看手表，正好是下午四点。他估计还有人跟着他，就走了一段路后，去一家咖啡店要了一杯咖啡。接着去书店逛了逛，在报栏前看了看晚报。然后好像心血来潮似的，在一辆公共汽车关门前突然跳了上去。路上车很多，他就下车钻进了地铁站。买了一张六分的地铁票，上了地铁最后一节车厢。乘了一站，他下车换乘另一列地铁。等他出地铁站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钟了，外面很冷。地铁站前有辆面包车等着，司机已经睡着了。利玛斯看了看车牌，走到车窗边问了一句：

“你是克莱门茨来的吗？”那司机突然醒了，反问他：

“你是汤姆斯先生？”

“不是。”利玛斯答道，“汤姆斯没有来，我是从汉斯罗来的爱密斯。”

“上车吧，爱密斯先生。”司机说着打开了车门。他们向西边开去，司机对路很熟。

头儿前来开门。

“乔治·史迈利出去了，”他说，“我借他的房子用一用。进来吧。”头儿等到利玛斯进门，把门关上后才打开里面的电灯。

“吃完午饭就没人跟着我了。”利玛斯说。他们走进一个小会客厅，那里有很多书。房间不错，丝毫没有压抑感，有着十八世纪的装饰风格，落地窗和壁炉都不错。

“他们今天早上找上了我，是个叫阿什的男人。”他点了一支烟，“是个娘娘腔。我们约好明天再见面。”

头儿认真地听利玛斯讲，从打杂货商那天起，到今天早上遇见阿什的经历，利玛斯作了详细的介绍。

“你在监狱里过得怎么样？”头儿问他，口气像是利玛斯刚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一样，“当然，我们很抱歉，没有办法让监狱优待你，想让你稍微舒服一些，可没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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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接触(4)

“没有什么。”

“做事就是要认真，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对待。我们既然开了头，就只有干下去。我知道你还生了一场病，我很抱歉。那时你得了什么病？”

“发烧而已。”

“多长时间不能起床？”

“十天左右。”

“真是太不幸了。而且还没有照顾你。”

他们长时间地沉默。

“你知道她是党员吧？”头儿平静地问他。

“知道。”利玛斯回答说。又是一阵沉默。“我不想把她牵涉进来。”

“为什么要把她牵涉进来？”头儿严厉地说，不过他很快就回到了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谁说要把她牵涉进来？”

“没人说过。”利玛斯答道，“我只是把话说在前面。我知道这种事有很多特别行动要采取，有很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存在，阴错阳差的事情也很多，我不想她卷进来。”

“是啊，是啊。”

“职业介绍所的那个皮特是什么人？二战时期他在圆场工作过吧？”

“我没听过那个名字。你说那人叫皮特？”

“是的。”

“没这个人，没有。你是说他在职业介绍所工作？”

“哦，算了吧。”利玛斯低声咕哝了一句。

“不好意思，”头儿说着站起身来，“我也算这里的主人，却忘了招待你了。你要喝点什么吗？”

“不了，我想今天夜里就离开这里。头儿，我想去乡下活动一下筋骨。可以吗？”

“我已经把车安排好了。”他说，“你明天什么时候和阿什碰头？是一点钟吗？”

“是的。”

“我叫人安排你去打壁球，你最好去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上次的病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病就算了。”

“随便你。”

头儿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开始悠闲地看起房里书架上有什么书来。

“史迈利怎么不在？”利玛斯问。

“他不喜欢这次行动。”头儿淡淡地说，“他觉得没意思。尽管他也认为这次行动很有必要，可他不想参与。他的毛病——”头儿带着古怪的微笑接着说，“又发了。”

“他以前就对我这次行动不太热心。”

“没错，他不想参与。可他把蒙特的情况和背景资料都给了你，对吧？”

“是的。”

“蒙特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头儿说，“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他是一名很优秀的特工。”

“史迈利知道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吗？真实意图知道吗？”

头儿点了点头，喝了一口威士忌。

“知道了还是不喜欢这次行动？”

“无所谓喜欢不喜欢。他就像一名厌倦了血腥的外科医生。事情只要有人干，他就满足了。”

“告诉我，”利玛斯接着问，“你怎么知道这次我们能达到行动目标？你怎么知道要和东德的特工而不是捷克或者俄国的情报人员去打交道？”

“你放心吧，”头儿有点自负地说，“我们都有安排了。”

他们走到门口时，头儿把手轻轻地放在利玛斯的肩上。

“这是你最后一次行动，”他说，“然后你就彻底摆脱了。关于那个姑娘的问题——你要我们给她一些经济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帮助吗？”

“等这件事结束了，我自己去处理吧。”

“好的，现在还不是帮她的时候。”

“没人去打扰她就行，”利玛斯又加重语气说，“我就是不想把她牵涉进来。我不想给她的生活留下污点，我要她忘了这一切。”

他对头儿点了点头，悄悄地掩入夜色，进入寒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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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沃(1)

第二天，利玛斯比约好和阿什吃午饭的时间晚了二十分钟，浑身都是酒气。阿什看到他来还是很兴奋。他说他也刚到，之前去银行耽搁了一会儿。他递给利玛斯一个信封。

“都是一英镑的票子，”阿什说，“用起来方便些。”

“谢谢。”利玛斯答道，“让我们一起喝一杯。”他没刮胡子，身上的衬衫一股怪味。他叫来侍者，给自己点了大杯的威士忌，给阿什点了粉红杜松子酒。酒送来后，利玛斯颤抖着给酒里加苏打水，差点把酒倒得溢出来。

他们一起吃了午饭，喝了很多酒，基本上都是阿什在说话。利玛斯让对方多谈他自己的情况，这样做虽然不是什么新招式，但还是很有效。

“老实说，我最近碰到一件大好事。”阿什说，“我帮国外的通讯社做自由撰稿人。我从柏林回来初期，工作不太顺利。公司没有和我续签工作合同，我只有去帮人管理一家糖果店，主要为老头老太服务，没意思。现在想想真是太可怕了。后来那家店受罢工影响而关门，我才摆脱了。接着我在母亲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她开一家古董店，幸好店的生意还很不错。不久我收到一个朋友的信，那人叫山姆·基沃。他那时开始经营一家小型通讯社，专门向国外报纸提供英国生活方面的稿件。你知道，就是那些花边新闻之类的东西。山姆还是有点本事的，他把英文稿翻译成外文后才卖出去，这就不一样了。有人会说，国外的报纸不也可以请人翻译吗？可是如果你是报纸的编辑的话，需要稿子的时候根本不愿意花钱去找人来翻译。山姆的诀窍是直接同编辑建立联系。为此，他在欧洲到处跑，像个吉普赛人似的。尽管辛苦，回报却很高。”

阿什停了一下，等着利玛斯接上话头，能谈谈他的情况。利玛斯继续装糊涂，无精打采地点点头说：“很好啊。”阿什想要点葡萄酒，利玛斯说只喝威士忌。饭后咖啡上来的时候，他已经喝了四大杯威士忌。他看上去很糟糕，和大部分酒鬼一样，他喝酒前总是把嘴凑到酒杯边上，像是怕酒洒了似的。

阿什沉默了一会儿。

Chapter 5

“你不认识山姆吧？”他问。

“山姆？”

阿什的口气有点恼怒。

“山姆·基沃，我的老板。就是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个人。”

“他以前也在柏林吗？”

“不，他会说德语，但从没有在柏林住过。他曾在波恩做过自由撰稿人之类的工作。说不定你以前见过他呢。很不错的一个人。”

“不会吧。”停顿了一会儿。

“你这些日子在干什么，老朋友？”阿什问。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我被打入了冷宫，”他回答的时候还有点傻傻地笑了笑，“被贬到冷宫里了。”

“我忘了你在柏林是做什么工作的，你是那些神秘的冷战斗士中的一员吗？”我的天哪，利玛斯想，问话开始升级了。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脸有点红，接着粗鲁地说：“帮美国佬跑腿，很多人都那样的。”

“我说，”阿什装着经过慎重考虑过的一样，“你应该去见见山姆，你会喜欢他的。”说到这里，他突然问：“对了，阿历克，我还不知道你现在住在哪里呢。”

“你不会知道的。”利玛斯有气无力地说。

“我不会去找你的，老朋友。不过你到底住在哪里？”

“我就住在这一带，不太固定。我没有工作，那帮浑蛋不肯给我足额的养老金。”

阿什一副很吃惊的样子。

“啊，阿历克，那真是太糟糕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样吧，你先住到我那里去吧。我住的地方虽然不大，却还有一间空房间。不过里面只有简单的床铺，你不在意就行。你总不能住在树林里吧，老朋友!”

“我倒不太觉得有什么。”利玛斯边说边拍了拍口袋里那只装钱的信封。“我要去找个工作，”像是下了决心似的点点头，“给我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会好起来的。”

7 基沃(2)

“你要找什么工作？”

“哦，我不知道，做什么都行。”

“可你不能这样露宿街头啊，阿历克。我记得你的德语说得非常好，很多工作你都可以做的。”

“我已经做过很多工作了，我为一家美国人的狗屁公司卖过百科全书，我在一家精神病书籍图书馆帮人整理，还在一家臭烘烘的胶水厂里上过班。我到底能做什么？”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着阿什，而是低头看着桌面。恼怒中他说话很快。阿什凑过身来看着他，带着一些胜利的感觉，加重口气说了起来。

“阿历克，你需要关系，明白吗？我很理解你的处境，我自己也曾活得很狼狈。这时候最需要有人帮你。我不知道你以前在柏林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想知道。可我想你在那里做的工作不能让你建立很多关系，是不是？如果我没有在五年前遇到山姆的话，我今天也还过着穷日子。阿历克，你搬到我那里先住一两个星期吧。我去问问山姆和其他以前在柏林的朋友，他们要是在的话，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可我不会写稿子啊。”利玛斯说，“我什么都不会写。”阿什把手放在利玛斯的手臂上。“好了，你别急，”他用安慰地口气说，“事情一件一件地解决。你的东西在哪里？”

“什么东西？”

“你的东西：衣服、包之类的东西。”

“我没有，我把所有东西都卖了，只剩下一个纸袋。”

“什么纸袋？”

“那个你在公园里捡起来的棕色纸袋，也就是我想扔掉的东西。”

阿什在海豚广场有一所公寓。和利玛斯想像的一样，公寓不大，里面放着一些临时准备的德国工艺品：一些啤酒杯、农夫用的烟斗和几个低档的宁芬堡陶器。

“我周末的时候住在我母亲家，”他说，“平时住在这里，这样方便一些。”说话的口气好像不太重视这里。他们在小客厅里，把行军床支好。这时候已经四点半了。

“你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利玛斯问。

“哦，大概一年左右吧。”

“这样的房子很容易租到吗？”

“这样房子的房客流动性很大。要租房的时候，你去登记一下，有房子空出来他们会电话通知你，一点也不难。”

阿什准备了茶。两人喝的时候，利玛斯不说话，好像还没有适应这种舒适的生活。阿什说话的声音也没有那么响了。喝完茶，阿什说：“我出去一下，在商店关门前买点东西回来。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解决问题。可能的话，我今天晚上给山姆打个电话，我想你们最好能尽快见个面。你还是休息一会儿吧，你气色不太好啊。”

利玛斯点了点头说：“你真够意思。”他笨拙地做了个感谢的手势，“很够意思。”阿什在他肩膀上拍了拍，拿起他的军用风衣出门了。

利玛斯一旦确证阿什已经出了那栋楼，马上出了公寓的门，并且不让门锁上。他跑到楼上的大堂里，用大堂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接通后说要找汤姆斯先生的秘书。电话里很快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我是汤姆斯先生的秘书。”

“我代表山姆·基沃先生给你打电话，”利玛斯说，“他已经接受了邀请，希望今天晚上和汤姆斯先生见面。”

“我会转告汤姆斯先生。他知道在哪里能联系到你吗？”

“海豚广场。”利玛斯答道，把地址报给了对方，“再见。”

他去公寓传达室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回到了阿什的公寓，坐在行军床上看着自己紧握的双手。过了一会儿，他才躺下。他决定听从阿什的劝告，先睡一会儿。闭上眼睛的时候，他想起丽兹在床边照顾他的情景，模模糊糊地想知道她现在的状况。

他被阿什叫醒，看到阿什身边有个矮胖的男人。那人头发很长，正开始变灰，穿着双排扣的西装。说话带点中欧国家口音，可能是德语口音，不过也说不准。自我介绍说他叫山姆·基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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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沃(3)

他们一起喝金托力酒，基本上都是阿什在说话。他说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大家在柏林也是这样一起寻欢作乐的。基沃说他不能回去太晚，明天还要上班。他们约好一起去阿什熟悉的那家中餐馆吃饭，就是警察局对面的那家，他们自己带葡萄酒去。阿什在厨房里令人惊奇地找出了两瓶好酒，他们带着酒上了出租车。

饭菜很好，他们把两瓶酒都喝光了。基沃在开始喝第二瓶酒时说话，说了不多的几句话。他说他刚从西德和法国回来。法国到处乱糟糟的，戴高乐快不行了，以后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成千上万的白痴恶棍从阿尔及利亚回到法国，他估计法国也要变成法西斯横行的地方了。

“德国的情况怎么样？”阿历克特意问他。

“就要看美国佬能不能帮他们撑住了。”基沃说着，用鼓励的眼光看着利玛斯。

“那是什么意思？”利玛斯问。

“就像我说的那样，杜勒斯给了西德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肯尼迪又把那权力收了回去。所以他们火气很大。”

利玛斯用力地点了点头，说：“美国佬就那样。”

“阿历克好像不喜欢我们的美国朋友啊。”阿什加重语气插了一句。基沃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只低声说了一句：“哦，是吗？”利玛斯想，基沃装得更像，更有耐心。他像一名驯兽师，让对方围着他转。他似乎愿意给对方一些赏赐，但对方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能得到。他分寸掌握得非常好。

吃完饭后，阿什说：“我知道有个好地方，山姆你也去过的。那里服务很不错。我们叫车过去玩玩吧。”

“等一下，”利玛斯说，他说话的口气让阿什迅速地转头看着他，“我先问个问题好吗？去那个地方谁付钱？”

“我来付，”阿什马上回答说，“我和山姆付钱。”

“你们两人谈好了吗？”

“这个——没谈呢。”

“你们知道，我没钱。我可没钱去玩乐。”

“没问题的，阿历克。一直以来我也没有用过你的钱，是不是？”

“是的，”利玛斯回答说，“是的，没有用过。”

他好像要说什么，又改变主意不说了似的。阿什看上去没有生气，只是显得有点担心。而基沃还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利玛斯在出租车里拒绝说话。阿什还讨好地和他搭腔，利玛斯仅恼怒地耸了耸肩。他们到达那里，下车时利玛斯和基沃都没有付车费的意思。阿什领着他们拐进一条深巷，路过的店面橱窗里放着色情杂志。巷子尽头有一块俗丽的霓虹灯招牌，写着：“尤物俱乐部，仅限会员。”门两边贴着姑娘们的照片，照片上都订着一张纸条，用手写体写着：“人体探究，仅限会员。”

阿什按了按门铃，门马上就开了。开门的是个很高大的男人，穿着白衬衫、黑裤子。

“我是会员。”阿什说，“这两位先生是和我一起的。”

“看看你的会员卡？”

阿什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米色的卡片，递了过去。

“你带来的客人每人要付一块钱的临时会员费。算他们是你带来的，行吗？”他正要把会员卡递还给阿什的时候，利玛斯抢先一步，把卡接了过来。利玛斯拿着卡看了一会儿，才把它还给阿什。

利玛斯从裤子口袋里取出两英镑，放在门口那个男人伸出的手中。

“两块钱，”利玛斯说，“临时会费。”他不管阿什的惊讶和抗议，领着他们走过挂着门帘的门道，进入昏暗的俱乐部前厅。他转身对跟过来的看门人说：

“给我们找张桌子，”利玛斯说，“送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来，接下来就别管了。”看门人犹豫了一下，没敢多说什么，陪着他们下台阶。走在台阶上，耳边传来的音乐，就像被压低了的呻吟声。

他们选了房子角落处一张单独的桌子。房子里有个两人乐队正在演奏，姑娘们二三成群地坐着。他们进来的时候，有两个姑娘站了起来，可大个子看门人对她们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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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沃(4)

在等酒送上来的时间里，阿什不安地看着利玛斯。基沃似乎稍稍有点烦躁。侍者送来了一瓶威士忌和三只酒杯，给每个杯子里倒了少许的酒，这过程中没人说话。利玛斯从侍者手中拿过酒瓶，给三只杯子里又加了不少的酒。加完酒，他凑到桌前对阿什说：“现在你应该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

“什么意思？”阿什有点心虚地问，“阿历克，你在说什么？”

“我出狱那天你就跟着我了，”他平静地开始了，“你编些愚蠢的故事，什么在柏林见过我之类的。你没有借过我的钱，却还钱给我。你花不少钱请我吃饭，还让我住在你的公寓里。”

阿什脸红了，他说：“如果是以为……”

“不要打断我的话，”利玛斯不客气地说，“等我把话说完，不行吗？你这里会员卡上的名字是墨菲，是你的真名吗？”

“不，不是的。”

“我想是你一个叫墨菲的朋友把卡借给你用的，是不是？”

“那倒不是。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那我告诉你，我有时来这里找姑娘玩，我用假名字办了张会员卡。”

“是吗？”利玛斯毫不客气地接着问，“你住的公寓不也是用墨菲的名字租下的吗？”

基沃终于开口说话了。

“你先回家吧，”他对阿什说，“这事我来处理。”

一个姑娘正在跳脱衣舞，是个年轻俗气的女孩，大腿上有块乌青。由于长得瘦，她给人的印象不是性感而是尴尬，没有美感，也勾不起人的欲望。她慢慢地转过身，四肢不时地抖动。她很少跟着音乐节奏动，看着观众的眼光，类似于成人堆里的早熟儿童。突然音乐的节奏加快了，那姑娘像头听到口哨声的狗，乱蹦乱跳起来。她脱下胸罩，举到头顶，展示她那干瘪的身材。下身只穿着一条缀着闪光片的三角裤，看上去像一种基督教的装饰品。

他们两人默默地看着，利玛斯和基沃都不说话。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说我们以前在柏林看的表演更精彩？”利玛斯开口说。基沃看着怒意未消的利玛斯。

“看过也不错啊，”基沃愉快地回答，“我自己经常去柏林，不过我不喜欢去夜总会。”

利玛斯没有说话。

“当然了，我不是说自己脱俗，一个凡人而已。如果我需要女人的话，我知道在别的地方用更少的钱就能得手。如果我想跳舞，我也了解哪里有更好的跳舞场所。”利玛斯对他的话似听非听。

“也许你可以说说那个娘娘腔找我的用意？”他问。基沃点了点头。

“当然可以，是我让他去找你的。”

“为什么？”

“我对你感兴趣。我要向你提供一份工作，新闻方面的工作。”

一阵沉默。

“新闻方面的，”利玛斯重复了一遍，“我明白了。”

“我经营一家通讯社，提供国际性的新闻服务。收入不错，非常不错。提供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资料。”

“谁出版那些资料？”

“通讯社的经济效益很好，像你这样有国外工作经验和工作背景，并且能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的人，如果从事这行工作，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经济问题，不会再为钱发愁。”

“谁会出版那些资料，基沃？”利玛斯的语气中隐隐有些威胁的成分。一时间，只是很短的时间里，基沃光滑的脸上似乎掠过了一丝担心。

“外国客户。我在巴黎的助手帮我承担了很多工作。老实说，资料最后由谁出版我也不完全清楚。”他露出让人宽慰的微笑，说，“我也不想管那么多。客户们愿意付钱，生意能做下去就行了。你知道，利玛斯，那些客户往往对枝节问题不感兴趣。他们付钱爽快，并且可以帮着把钱汇到国外银行，那样的话就很方便，不会有税收之类的麻烦。”

利玛斯没有说话，盯着手中的酒杯。

利玛斯想，天哪，他们这么快就把话挑明了，也太快了一些。他想起一个有关音乐厅的愚蠢笑话来：“没有一个正经女孩会接受这个要求，当然了，做正经女孩值不值得也是个问题。”仔细想想，利玛斯觉得他们这么急也没有错。我现在一贫如洗，刚从监狱出来，对社会非常不满。我不再年轻，没有什么指望，也就不需要保持什么绅士的自尊心、荣誉感了。另一方面，他们也做好了被我断然拒绝的准备。我表现出害怕也是正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特工部门对叛节者是毫不留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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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沃(5)

总之，对方知道这是一场赌博，从人类做决定的非一致性来看，精心策划的间谍手段也不一定就有效。有时候骗子、罪犯能够抵御诱惑，而令人尊敬的绅士却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做出惊人的背叛。

“他们必须付出很多钱。”利玛斯最后低声说了一句。基沃又给他酒杯里加了一些威士忌。

“他们愿意先付一万五千英镑，钱已经存到了柏林的坎通奈尔银行。等我的客户把需要的取款证明交给你，你就可以去取钱了。我的客户保留在今后一年内向你询问的权力，为此他们会再付给你五千英镑。他们还可以帮你解决……如果你需要在什么地方安居的话。”

“我有多少考虑时间？”

“没有考虑时间。你以后不需要把你记得的所有东西都写出来，只是和我的客户见面，他会让人记录下资料的。”

“我会在什么地方和那个人见面？”

“我们觉得为了大家都方便，还是在英国以外的地方见面为好。我的客户建议在荷兰见面。”

“我没有护照了。”

“我冒昧地帮你准备了护照。”基沃客气地说。他的语言举止完全是一副谈生意的商人模样。“我们明天早上九点四十五乘飞机去荷兰。我们回到我的住处再讨论其他细节问题好吗？”

基沃付了账，他们乘出租车去了一家相当高级的公寓。

基沃的公寓非常豪华、奢侈，可还是给人一种临时拼凑起来的感觉。有人说，在伦敦能买到整堆的书回去装门面，也可以请专门的画师来装潢房间墙壁。利玛斯尽管对这种事情不太感兴趣，却也能感觉到这里的生活气息不浓，更像是一套酒店客房。基沃把他领到一间房里（窗外是一个昏暗的内天井，不是临街的房间），利玛斯问他；

“你在这里住多长时间了？”

“哦，时间不长。”基沃轻松地回答，“几个月吧，最多了。”

“花了你不少钱吧，不过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谢谢。”

他房间里放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一只苏打水瓶和一个镀银的托盘。房间另一端，有条过道通往卫生间，被帘子遮着。

“真是个温馨的小窝啊，都是伟大的‘工人阶级’出的钱吧。”

“住口，”基沃厉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如果有事找我，你可以用内线打电话到我房间，我会醒的。”

“我自己会有办法的。”利玛斯顶了他一句。

“那好，晚安。”基沃不多说，离开了房间。他也快装不下去了，利玛斯想。

利玛斯是被床边的电话铃声唤醒的，是基沃打来的。

“六点了，”他说，“六点半吃早饭。”

“好的。”利玛斯说完挂上电话。他觉得头痛。

基沃肯定事先打电话订了出租车，因为七点整的时候门铃响了。基沃问：“有什么要带的吗？”

“我没有行李，”利玛斯说，“只要带把牙刷和刮胡刀就可以了。”

“那不是问题。你都准备好了？”

利玛斯耸了耸肩。“算是吧，你有香烟吗？”

“没有。”基沃说，“不过飞机上有香烟。你现在最好把这个熟悉一下。”说着他把一本英国护照递给利玛斯。护照上的名字和照片都是真的，照片角上盖着外交部的钢印。护照不新不旧，注明利玛斯的职业是职员，单身。第一次拿到这样的护照，利玛斯有点不安。这种事情就像结婚一样，一旦开始，生活就不能再回到从前。

“要用多少钱呢？”利玛斯问。

“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都是通讯社出钱。”

8 海市蜃楼(1)

那天早上很冷，天空中飘着灰色的薄雾，冷风刺骨。机场的景象让利玛斯想起了打仗的日子：各种装备在雾里半隐半现，耐心地等人来操纵；嘈杂声和回音，喊叫声和女人高跟鞋敲打石头地面的声音，都混入震耳的发动机轰鸣声。放眼所见都是早起赶来的人，他们都见证了黑夜的消亡和晨光的出现，人们之间有种同甘共苦的感觉。而机场里的工作人员，在这样寒冷的清晨，变得像从前线打仗归来的男人一样，对旅客和他们行李的态度都有些冷漠——那样的清晨里，别指望什么热情服务了吧。

基沃给利玛斯准备了一件行李。利玛斯不禁暗暗佩服对方准备得很周到。不带行李的旅客容易引起别人注意，那可是基沃不希望出现的情况。他们在航空公司柜台办了登机手续后，按指示来到护照查验处。中途他们走错了路，那时基沃对一名机场搬运工非常不客气，表现得有点可笑。利玛斯猜想基沃是因为担心护照出问题才失态的，其实完全没那个必要，利玛斯知道护照一点问题都没有。

Chapter 6

查看护照的是个年轻的矮个男人，系着边防专用领带，衣襟上别着特别的徽章。他留着淡黄色的胡子，极力掩饰着他的北方乡下口音。

“您在国外逗留的时间长吗？”他问利玛斯。

“几个星期吧。”利玛斯回答说。

“那您就要注意了，先生。您的护照月底到期，需要换新的了。”

“我知道了。”利玛斯说。

他们并肩向候机室走去，路上利玛斯说：“基沃，你真是个多疑的家伙。”对方轻声笑了笑。

“我们对你可不敢大意，按规矩是小心为妙。”他回答说。

他们在那里要等二十分钟。于是找了张桌子，点了咖啡。“把这些东西给我收掉。”基沃指着桌子上别人留下的杯碟、托盘对侍者说。“马上就会有人推车子来收拾。”侍者回答说。

“现在就收掉。”基沃又生气地说了一遍，“不及时把脏东西收掉，太不像话了。”

那个侍者转身径自走了，并且没有去服务台叫人，也没有给他去端咖啡。基沃气得脸色发白。“我的天哪，”利玛斯低声说，“算了吧，别生那个闲气了。”

“浑蛋，十足的浑蛋。”基沃骂道。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出气的时候，不然别人都知道我们了。”

在海牙出关的过程很顺利。基沃似乎不再焦虑，变得轻松起来。他们从飞机走到海关的路上，他的话很多。年轻的荷兰海关官员例行公事地看了一眼他们的行李和护照，用怪腔怪调的英语说：“祝你们在荷兰生活愉快。”

“谢谢。”基沃说，有点喜形于色地加了一句，“太感谢了。”

他们沿走廊来到候机楼另一边的接人处。基沃领路向候机楼主出口走去，两边有很多小商店，有些旅客看着商店的香水、照相机和水果之类的东西。他们推着玻璃转门出候机楼的时候，利玛斯回头看了一眼。在报亭那边站着一个体形像青蛙的矮小男人，埋头看《大陆日报》。他戴着眼镜，面有愁容。利玛斯觉得他像公务员，或类似的人。

停车场里有辆车在等他们，是一辆挂荷兰牌照的大众车。开车的是个女人，一句话也没有和他们说。她车开得很慢，路上碰到黄灯马上停下。利玛斯猜想是有人让她这样开的，后面应该还跟着一辆车。他看了看车旁的后视镜，想知道是什么车在跟着，可没能发现。有段时间后面有辆黑色的标致车，拐了个弯就不见了。后面的车变成了一辆装家具的货车。他二战时在海牙待过，所以对这个城市非常熟悉，于是一路都辨认着车开的方向。他估计目前车正开向西北方的斯海弗宁恩。很快他们的车就开过市郊，来到一群别墅前，周边是靠海的丘陵地带。

车就在那里停下。他们还在车上，那个女人下车走到靠尽头处的一间奶黄色小屋前，按响了门铃。房子的前面钉着一块铸铁招牌，上面用哥特字体写着几个浅蓝色的字：海市蜃楼。房子的窗户上有张告示，说这里全部客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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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市蜃楼(2)

开门的是位面善的胖妇人，她看到司机身后的车，就走下台阶面带微笑地向他们走去。看到她，利玛斯想起了自己的一位姑妈，小时候因为不爱惜粮食被她打过的那位姑妈。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她说，“对你们的到来，我们非常高兴!”他们跟着她进了房子，基沃走在前面。司机回到了车上。利玛斯看了一眼来时的路，在三百米开外停着一辆黑色的车，可能是辆菲亚特或标致，一个穿雨衣的男人正从车里出来。

到了厅里后，那位妇人热情地和利玛斯握手。“欢迎，欢迎来到‘海市蜃楼’。旅途愉快吗？”

“愉快。”利玛斯答道。

“你们是乘飞机还是乘船来的？”

“乘飞机。”基沃说，“航班飞行很顺利。”说话的口气好像航空公司是他家开的。

“我去给你们准备午饭。”她说，“一顿特别的午餐。我要为你们准备特别可口的饭菜。现在你们有什么需要吗？”

“哦，天哪。”利玛斯咕哝的时候，门铃响了。那个妇人跑进了厨房，基沃去打开了前门。

进来的人穿着带皮扣的风雨衣，身高和利玛斯差不多，年纪要大几岁。利玛斯估计对方年龄在五十四岁左右。他脸色发灰，皱纹很深，应该当过兵。他伸出手说：

“我叫彼得斯。”他的手指细长干净。

“你们旅途顺利吗？”

“是的。”基沃马上回答说，“一切顺利。”

“利玛斯先生和我有很多事情要谈，我想我们就不留你了，山姆。你可以乘门外的大众车进城去。”

基沃微笑着。利玛斯知道那是如释重负的微笑。

“再见，利玛斯。”基沃说，话中透露出兴奋，“祝你好运，老朋友。”

利玛斯点了点头，对他伸过来的手视而不见。

“再见。”基沃再次告别，接着悄悄地走出前门。

利玛斯跟着彼得斯走进后间。房里挂的窗帘上有花边和流苏，窗台上放着盆栽植物，有大仙人掌、烟草和其他一些奇怪的阔叶植物。家具是仿古的，很厚重。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雕花椅。桌上铺着铁锈色的绒布，像块地毯。两个位子前都放着一沓纸、一支铅笔。旁边的柜子上放着威士忌和苏打水。彼得斯走过去，调了两杯酒端来。

“喂，”利玛斯突然开口说，“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客气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都是行家。你们得到了一名叛逃者，运气很好。你们没必要装出一副喜欢我的样子。”他说话的口气显得紧张而心虚。

彼得斯点了点头。“基沃告诉我说，你是个骄傲的男人。”他冷静地说。接着又认真地加了一句：“不然的话，有谁会打一个卖杂货的呢？”

利玛斯猜他是俄国人，但不能确定。他英语说得非常好，并且有着文明社会中常有的修养和习惯。

他们在桌边坐下。

“基沃对你说，我会付钱给你的，是吗？”彼得斯问。

“是的，一万五千英镑，在波恩的银行里提取。”

“没错。”

“他说你在今后的一年里，可以继续问一些问题，”利玛斯说，“如果我配合的话，你再付我五千块。”

彼得斯点了点头。

“我不接受这个条件，”利玛斯接着说，“你我都明白，那是没法做到的。我拿到一万五千块后，我们就两清了。你们的人对叛徒不留情，我们这边的人同样毫不客气。你们按我提供的情报去收网抓人的时候，我可不想坐着等死。他们也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要找谁算账。你我都清楚，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

彼得斯点头说：“当然了，你也可以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愿意吗？”

“住到你们那边去？”

“是的。”

利玛斯摇了摇头，接着说：“我想你们的初审需要三天时间，然后再回头谈论细节问题，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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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市蜃楼(3)

“那也不一定。”彼得斯回答说。

利玛斯感兴趣地看着对方。

“我明白了，”他说，“你们派专家来了，要么是莫斯科派人来了？”

彼得斯不说话，只是看着利玛斯，让他表演。最后才拿起面前的铅笔说：“我们从你战时经历开始，可以吗？”

利玛斯耸了耸肩。“随便你。”

“好，那我们就从你战时的经历说起。你说吧。”

“我1939年进技工学校学习。快毕业的时候，看到招收懂外语的人担任海外特别任务的告示。因为我懂荷兰语和德语，法语也不错，加上我那时已经厌倦了烧电焊，于是就报了名。我对荷兰很熟，我父亲曾在莱顿从事机械工具业务，我在荷兰生活过九年。通过常规的面试之后，我被送到牛津附近的一所学校，学习那些常用的鬼把戏。”

“那所学校的负责人是谁？”

“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来认识斯帝德—俄斯佩里，才知道学校由他和一个叫费尔丁的牛津学者共同管理。1941年我被派到荷兰，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两年。那段时间，我们损失的特工很多，常常来不及补充人员，斗争非常残酷。荷兰是个很难开展间谍活动的国家，它几乎没有什么偏远的地方，很难找到隐秘的地方做活动基地或架设电台。我们那时候一直没有固定的居所，经常换地方，工作得非常艰难。我1943年离开荷兰，回英国待了几个月。然后又被派到挪威。比较起来，挪威的工作环境要好多了。1945年的时候，他们让我退役，我于是又回到荷兰帮我父亲打点生意。因为生意不好，我和一个老朋友去布里斯托开了一家旅行社。那家旅行社经营了十八个月就被卖掉了。不久，我收到‘组织’的一封信，问我愿不愿意重新工作。那时候我不想再做特工了，就回复他们说要考虑考虑。我在仑迪岛租了一间房子，在岛上住了一年，吃了很多好东西。后来我厌倦了岛上的生活，就给他们写信。1949年年底，我又成为正式的组织成员。当然了，他们不连续算我的服务年限，这样我的养老金就少了，他们是成心整我。我说得是不是太快了？”

“没有。”彼得斯说着给他加了一些威士忌。“我们以后还会再谈细节问题，如名字和日期等。”

有人敲门，那位妇人送来了午饭。饭菜的量很大，有冷肉、面包和汤。彼得斯把记录纸推到一边，两人无言地吃了起来。审讯才刚刚开始。

餐具收走后，彼得斯说：“你后来又回圆场工作了，是吧。”

“是的。他们让我先做了一段时间的案头工作，处理报告、评估铁幕国家的军事力量、收集有关资料等。”

“你在哪个部门？”

“四处。从1950年2月到1951年5月在那里工作。”

“你的同事有哪些人？”

“彼得·吉勒姆，拜伦·德·格雷，乔治·史迈利。史迈利在1951年年初离开我们去了反间谍部门。1951年5月，我被派到柏林担任地区副主管，负责所有的特别行动。”

“你手下有哪些人？”彼得斯记录的速度很快，利玛斯猜他用了特别的速记方法记录。

“哈克特、萨罗和德·扬。德·扬在1959年死于交通事故。我们曾怀疑他是被谋杀的，可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他们都有各自的组织网络，我是总负责。你要这方面的细节吗？”他淡淡地问了一句。

“当然要，不过不是现在。你接着说。”

“1954年下半年，我们在柏林捕到了一条大‘鱼’：佛里兹·费格。他是东德国防部的第二号人物。在那之前的工作很艰难，但在那年11月我们和佛里兹搭上了。他和我们的关系持续了两年整，直到有一天他永远地消失了。我听说他死在了监狱里。那后面的三年，我们没有找到什么可以与他媲美的人。到了1959年，卡尔·雷迈克出现了。卡尔在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他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间谍。”

“他已经死了。”彼得斯说。

8 海市蜃楼(4)

利玛斯的脸上似是露出了一丝羞愧的神情。

“他被枪杀的时候我在场，”他低声说，“在那之前，他的女人过来了。他把一切都告诉了那个女人——她知道他那该死组织的全部情况。他不出事才怪。”

“我们以后再谈柏林的事。先说这个。卡尔死了以后你飞回了伦敦。你剩下的职业生涯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吗？”

“是的，尽管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你在伦敦做了什么工作？”

“在资金调配部，主要是监督特工的酬劳发放，为海外的秘密特工行动提供资金。是些小孩子都能干的工作，只要按指示签发汇票就行了。就是保密工作有点麻烦。”

“你们直接和那些特工联系吗？”

“那怎么可以。国外的‘线人’先提出资金要求，经上头批准后转给我们，再由我们进行支付。通常情况下，我们把钱汇到潜伏特工所在国家的一家外国银行，再由‘线人’提款后交给间谍。”

“间谍用什么标志？用假名？”

“用数字。圆场给他们都指定了代号，数字前面加一个字母。卡尔的代号是A—1。”

利玛斯出汗了。彼得斯冷静地看着他，像个职业赌徒打量着他的对手一样：利玛斯还有多少价值？什么能够使他屈服、害怕，什么能吸引他，什么是他所痛恨的。最重要的还是他知道些什么。他会不会把最有价值的情报放到最后说，等着卖个好价钱？不过彼得斯没有那样认为，他觉得利玛斯现在已经稳不住了。他是一个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一个选择了背叛过去的人。对此，彼得斯并不觉得奇怪，他有这样的经验：他见过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信仰的人，见过经过内心挣扎背叛自己事业、家庭和祖国的人。那些人就算认为他们找到了新的信仰或希望，还是摆脱不了背叛行为给他们留下的阴影。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费尽全力保守住了部分最高机密，他们还是会感受到背叛的耻辱。就像过去那些背叛基督教的人也不敢烧十字架一样，叛节者常常在主客观之间摇摆不定。而彼得斯作为经手人，必须在给予安抚的同时，摧毁叛节者的自尊心。他们双方对这种事都有清醒的认识，利玛斯也说过要和他公事公办，因为利玛斯的自尊心让他必须这么做。彼得斯也了解，利玛斯不会全说真话。他会有意地隐瞒一些情况，那也是一种欺骗。这都是他的自尊心或职业习惯在作祟。他必须让利玛斯把情报一点一点全提供出来，要让他知道，隐瞒情报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利玛斯会有选择地提供情报，而彼得斯要的是毫无保留的坦白。利玛斯有能力预见彼得斯需要的情报内容，他有意隐瞒的一些细节，很可能对彼得斯来说就十分重要。在这场挑战中，彼得斯还要考虑到对手是酒鬼，因而更具有不确定性。

“我想，”他说，“我们应该更详细地谈谈你在柏林的工作情况，也就是从1951年5月到1961年3月的情况。再来一杯酒。”

利玛斯看着他从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根烟点上。他注意到两个情况：彼得斯是左撇子，他点烟时又一次点的是靠香烟商标的那一端，这样香烟的商标会先被烧掉，这是利玛斯很欣赏的习惯。而这些都说明彼得斯和他一样，也曾做过秘密潜伏工作。

彼得斯的脸长得有些怪，脸色发灰，没什么表情。这种脸色应该是他早年革命时期坐牢造成的。那种特征一旦形成，到死也难以改变。彼得斯头上灰白的头发以后会变得全白，但他的脸色不会变。利玛斯有点想知道彼得斯的真实姓名和婚姻情况。在彼得斯身上有一种正统的气质，这是利玛斯所欣赏的。他的正气来自他的实力和自信。彼得斯这种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撒谎。他如果要撒谎的话，那也是经过算计并且必须要撒的谎，他不会像阿什那样说一些拙劣的谎话。

从阿什、基沃到彼得斯，他们的素质和职位一个比一个高，给利玛斯展现了情报系统里的森严等级。利玛斯估计他们的思想也是一个比一个好。阿什像个雇佣兵，基沃是跑腿的，接下来才是彼得斯。当然他们的目的和手段是相同的。

8 海市蜃楼(5)

利玛斯开始谈柏林的事。彼得斯很少打断他的话，很少发问或作评论。可只要彼得斯一开口，他的问题就很有针对性并且很有提问技巧。利玛斯觉得对方在这方面的本事和自己不相上下。利玛斯甚至对彼得斯的审问技巧有些赞赏，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

要在柏林东区建立一个像样的间谍网，需要很长时间，利玛斯这样解释说。开始阶段，那个城市里有很多的二流特工。那时候特工人员的信誉度很差，有时候在酒会上就能招进一个人做特工，在饭桌上给对方稍稍介绍一下就行。那种人往往到第二天早上就暴露了。这种情况对职业特工人员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众多的手下，却有很多是对手派遣来的；工作上千头万绪，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太少，施展拳脚的空间太小。1954年，他们失去了和费格的联系，完全失去了。1956年的时候，当每个部门吵着要发展高层次间谍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却毫无进展。实际上费格总是提供一些价值不高的情报，很多情报只比新闻报道快一步。而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情报，这让他们又等了三年才等来了机会。

有一天，德·扬去东柏林的一处森林里野餐。他车上挂的是英国的军用牌照，当时他把车等在运河边一条僻静的小路上，把车上了锁。野餐后，他的孩子们提着篮子，跑在前面。孩子们跑到车边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会儿，扔下篮子转身往后跑。有人撬开了车门，弄坏了把手，使车门半掩着。德·扬想起照相机还放在车里，不禁骂了一句。他上前去检查车子，发现门把手被人用钢管之类的工具撬坏，所用的工具应该不大，是便于隐藏的那种。车里的照相机还在，放在车里的外套和他妻子的几样东西都没有丢。驾驶位上有一个香烟铁盒，烟盒里放着一个小金属圆桶。德·扬一眼看出那是什么：微型照相机的胶片盒，用的可能是美乐时相机。

德·扬开车回家，把胶卷冲了出来。照片上是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记录。正巧他们手上有从其他来源获得的同样情报，经对照，确认照片内容是真实的。

利玛斯把这件事接了过来，他那时候十分需要获得一次成功。因为他到柏林后，工作上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加上他年龄越来越大，快超过担任全职特工行动的年龄限制了。他在一周后，把德·扬的汽车停到同样的地方后，到别处去散步了。

德·扬所选的野餐地点比较偏僻，在运河边的狭长地带上。那里有一些弹痕累累的废弃碉堡和一些干燥的沙地。东面有片稀疏的松树林，离运河边的石子路有二百米左右的距离。那地方的好处就是僻静——这样的地方在柏林并不多，而且那里还很难被监视。利玛斯走在树林里，他没有试图去观察汽车旁的动静，因为他不知道对方会从哪个方向接近汽车。如果他从树林里监视着汽车边的动静，也许会让送情报来的人失去信心。他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当他回到车里时，发现车里并没有东西。只好开车回到柏林，骂自己是个傻瓜：中央委员会怎么会隔两周就再召开一次啊。三周以后，他又借了德·扬的车，把二十美元票面的一千美元放在一个野餐盒里。他没有给车上锁，离开两个小时后再回去。发现车里多了一个香烟铁盒，装钱的野餐盒不见了。

这次的胶卷上拍了很多有价值的文件。随后的六周内，他又这样做了两次，每次情况都一样。

利玛斯知道他钓到了大鱼。他给这个情报来源起了个代号叫“梅费尔”，而给伦敦的汇报信中，他对此表现得并不乐观。因为利玛斯知道，如果稍微对这件事情乐观一些，那么伦敦方面就会把它接管过去，这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他把这个情报来源看做是他证明自己的惟一渠道，而伦敦对那么有价值的情报来源是要直接插手的。就算他在向上汇报时有所保留，可圆场还是在插手：定规矩、提意见、提醒注意和催促行动等。圆场会提出送新的美元票子给对方，以便进行追查。他们还要他把胶卷盒送到圆场检查。他们还想进行拙劣的跟踪。照他们那样做，对方恐怕很快就会暴露。圆场的人最主要的还是想借此向上邀功。利玛斯像发疯似的工作了三周，把东德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个人档案全都研究了一遍，还把可能接触到会议记录的所有人员列了个名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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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市蜃楼(6)

从文件最后一页上的分发人员名单上，他把情报提供者的范围缩小到三十一个人，包括职员和文秘人员。

要从这三十一个人的不完整记录中，确定谁是情报提供者，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利玛斯再次研究对方送来的文件。他后来说过，他早就应该把精力放在研究文稿上了。胶片上的文件都有编号，但都没有盖保密章。在第二和第四次送来的文件中，有用铅笔或彩笔修改过的痕迹。他最后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认定：胶卷上拍的文件不是正本，而是文件草稿。这样就把情报来源限定到了秘书处，而秘书处的人员并不多。从拍摄文件草稿的方式来看，拍得很好很仔细，这说明拍照人有充足的拍照时间，还有自己的办公室。

利玛斯又去研究人员名单。发现秘书处有个叫卡尔·雷迈克的人，他以前在军队医疗队里当过下士，曾被当做战俘在英国坐了三年牢。当苏联军队占领波美拉尼亚时，他有个姐姐住在那个地方，他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姐姐的消息。他已婚，有个女儿叫卡拉。

利玛斯决定冒一次险。他从伦敦查到雷迈克做战俘时的编号为29012，他被释放的日期是1945年11月10日。他买来一本东德的儿童科幻读物，在书的扉页上用德文模仿孩子的字体写下：“本书属于卡拉·雷迈克，1945年11月10日出生于北德纹市，月光仙子29012签名。”在下面他又加了一句：“希望飞向月亮的人要向卡拉·雷迈克亲自提出申请，申请表已附上。人民民主共和月亮国万岁!”

他在一张练习簿纸上画了一个表，有姓名、地址和年龄栏，并且在纸的底部写上：“每个候选人都需要经过面试。可将希望的面试时间和地点注明后送到老地方，申请的评估时间为七天。卡拉·雷迈克。”

他把这张纸夹在书里。利玛斯又开车到老地方，开的还是德·扬的那部车。在书里夹上五张旧的一百美元钞票，把书放在了车的座位上。当利玛斯再次回到车里时，书不见了，车位上放着一个香烟铁盒。烟盒里有三卷胶卷。利玛斯连夜把胶卷冲了出来。一个胶卷拍的是最新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第二个拍的是东德和经互会关系的文件草案；第三个胶卷内容是东德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情况，有完整的机构设置情况和详细的人员情况。

彼得斯插了一句：“等一等。”他说：“你是说这些情报都是雷迈克提供的？”

“不奇怪啊，你应该了解他有那个能力的。”

“不太可能。”彼得斯说，很像是自言自语，“他肯定有同谋。”

“后来确实是有的，我就要说到了。”

“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可你就没有想过‘上面’还有人帮他弄情报吗？包括他后来从情报部门人员那里得来的情报？”

“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

“现在回头看看，你觉得有那个可能吗？”

“不太可能。”

“当你把那些情报全部送到圆场时，他们就从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雷迈克那样级别的人能搞到那么多情报吗？”

“没有。”

“圆场没有问过你：雷迈克的照相机是哪里来的？谁指导他拍文件的？”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

“没……有。肯定没有问过我这些问题。”

“好极了。”彼得斯平静地说，“对不起，你接着说。我并不想打断你的叙述。”

利玛斯接着说：一周后他又开车到运河边，这次他觉得有些紧张。当他把车开到土路上时，看到前面的草地上倒放着三辆自行车。二百米开外的运河边，有三个钓鱼的男人。他像往常一样从车里出来，开始朝另一边的树林走去。他刚走了二十米左右，听到一声喊声。他转过身来，看到一个男人在叫他。另外两个男人也转头看着他。利玛斯穿着一件旧风衣，手插在风衣口袋里，还来不及拿出来。他知道旁边的两个男人在保护中间的那个男人，如果他现在把手从口袋里拿出，对方很可能会开枪，对方会认为利玛斯的口袋里有一支转轮手枪。利玛斯在离中间那个男人十米处停下。

8 海市蜃楼(7)

“有什么事吗？”利玛斯问。

“你是利玛斯吗？”他是一个矮胖的男人，非常沉稳，说的是英语。

“是的。”

“你的英国身份证号码是什么？”

“PRT—L58003—1。”

“日本投降那天，你是怎么度过的？”

“我在荷兰莱顿我父亲的工厂里，和一些荷兰朋友度过的。”

“我们去散散步吧，利玛斯先生。你不用穿风衣了，你把它脱下，放在你现在站的地方，我的朋友会帮你照看。”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耸了耸肩，脱下了风衣。接着他们一起快速地向树林走去。

“你我都知道那人是谁，”利玛斯疲惫地说，“他是东德内务部第三号人物，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人民保卫事务协调委员会负责人。我想他看过你们情报部门的反间谍资料，所以才知道了我和德·扬。他身兼三项职务，所以能接触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和经济机密，也能调看东德情报部门的档案材料。

“他只能看到部分资料，情报部门以外的人是没办法看到所有资料的。”彼得斯坚持说。

利玛斯耸了耸肩。

“确实如此。”他说。

“他是怎么处理那些钱的？”

Chapter 7

“从那个下午开始，我没有再给过他钱，这事被圆场立即接管了。后来钱都是汇到西德银行去的。他甚至把我以前给他的钱还给了我，让圆场把那些钱通过银行汇给了他。”

“你把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伦敦圆场吗？”

“从那以后，全都汇报上去了。我不得不那样做。圆场再朝上汇报。那以后，”利玛斯怨恨地说，“完蛋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圆场有上头撑腰后，就变得非常贪婪。不断地催我们向他要更多的情报，给他更多的钱。最后，我们只有建议卡尔去发展别的情报员，我们帮他形成一个情报员网。那样做其实很愚蠢，给了卡尔很大的压力，让他承担更多的风险，也影响了他对我们的信任。那是事情败露的开始。”

“你从他那里搞到多少情报？”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

“多少？天哪，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持续时间已经比预期的要长很多。我认为他在被抓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暴露。最后几个月里，他的情报质量下降不少，估计那时候他已经被怀疑，不让他接触到重要资料了。”

“他一共给你多少情报？”

利玛斯一件一件地回忆卡尔·雷迈克给他的情报。像利玛斯这样喝那么多酒的人，还能有很好的记忆力，连彼得斯也觉得很是佩服。利玛斯不但能记得日期和姓名，还能记得伦敦方面的反应，以及情报的查证情况。他记得对方索要的金额和他们支付的金额，记得别的成员加入情报员网的日期。

“对不起，”彼得斯又说，“可我不相信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小心、多么勤奋，能够弄到那么多情报。就算他弄到了，也没能力全都拍到照片上。”

“他确实有那个能力。”利玛斯坚持说，突然发火道，“他就有那个本事，事实就是那样。”

“圆场从来没有让你去向他打听，问他是怎么获到那些情报的？”

“没有。”利玛斯马上回答，“雷迈克对那种事很敏感，伦敦方面也没有多问的意思。”

“好吧，好吧。”彼得斯若有所思地说。

过了一会儿，彼得斯问：“你听说了那个女人的事吗？”

“哪个女人？”利玛斯警觉地问道。

“卡尔·雷迈克的女人，就是那个在雷迈克被枪杀的晚上跑到西柏林的女人。”

“怎么啦？”

“她一周前死了，被人杀死的。离开她公寓时被人开枪打死。”

“那公寓以前是我住的。”利玛斯呆板地说。

“也许她比你更了解雷迈克情报网。”彼得斯试探说。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利玛斯反问。

彼得斯耸了耸肩。

8 海市蜃楼(8)

“真是奇怪。”他说，“是谁杀了她呢？”

说完卡尔·雷迈克的案子后，利玛斯开始说别的不太重要的情报人员。接着是他在柏林办事处的工作程序、联络情况、人员情况和其他一些细节，包括住处、交通方式以及录音和拍照设备等。他们的长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直到利玛斯倒在床上睡着。整整两天里，利玛斯把他所知道的柏林情报工作全都说了出去。在此期间，他喝了两瓶威士忌。

有一件事情让他不解：彼得斯为什么一直坚持说雷迈克有同谋，认为有一个高级别的人在帮他搞情报。头儿曾经问过利玛斯同样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头儿确实问过雷迈克的情报来源问题。怎么对立的双方都怀疑雷迈克有别的情报来源呢？雷迈克的帮手是肯定有的，就像那天在运河边见面时旁边的两个男人。可那些帮手都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卡尔也都说过他们的情况。可彼得斯，也只有彼得斯，能清楚地了解卡尔能搞到什么样的情报，所以彼得斯才拒绝相信卡尔是单干的。在这点上，彼得斯和头儿的看法倒是一致的。

也许真是那样，也许还真有别的情报来源，也许这是头儿严防蒙特知道的机密。那样的话，卡尔·雷迈克就是和某个特别人物合作，共同提供他们两人弄来的情报。也许那是头儿和卡尔那天晚上在柏林的利玛斯住处单独会面时商谈的内容。

不论怎样，明天就会揭晓。明天他要显显手段了。

他不知道谁杀了艾尔维拉，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杀她。当然可以作这样的猜测：艾尔维拉知道雷迈克的秘密同谋是谁，所以被那个同谋杀了……不对，那样太牵强了。这样的猜测没有考虑到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难度，毕竟艾尔维拉是在西柏林被杀的。

他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头儿从来没有告诉他有关艾尔维拉被杀的情况。如果头儿及时通知他，那么彼得斯问起这件事，他也好有个思想准备。现在想得太多也没有用，头儿做事一定有他的理由。他们都是很难琢磨的人，往往花很长时间都猜不透他们的真实用意。

他入睡前还低声说了一句：“卡尔真是个傻瓜。都是那个女人害的，肯定是她。”现在艾尔维拉死了，一切都结束了。他想起了丽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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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天(1)

彼得斯第二天早上八点来了，没什么客套，两人坐到桌边继续谈。

“回到伦敦后，你做了些什么？”

“他们让我坐冷板凳。我在机场见到人事部来接我的那个蠢货时，我就知道完蛋了。我不得不自己去找头儿，汇报卡尔的事情。我只能说卡尔死了，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他们开始的时候说我可以在伦敦圆场混些日子，混到能拿养老金的年限。我对他们这种做法非常反感。我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对我的待遇问题那么较真的话，他们应该算一下我工作的总年数，没必要说我的工作期限曾经中断过。我这样一说，他们就变得更不讲理了。他们把我调到资金调配部，让我和一群娘们一起工作。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我不太记得了，那时起我喝酒有些多，日子过得很倒霉。”

他点上一根烟。彼得斯点了点头。

“后来他们整我也有这个因素，他们不喜欢我喝酒。”

“你把你能记住的资金调配部工作情况给我说一说。”彼得斯建议道。

“那个部门的工作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了解自己，不是坐办公室的料。所以我才一直赖在柏林，知道他们调我回去的话，我肯定要坐冷板凳了，可……天哪!……”

“你在那里做什么事情？”

利玛斯耸了耸肩。

“办公室里坐在我后面的是几个女人。一个叫周比，一个叫拉里特，我叫她们俩‘周四’和‘周五’。”说着他露出一丝傻笑。彼得斯疑惑地看着他。

“我们就做一些案头工作。金融部送封信来说：‘经批准，支付给某某七百美元，自某日起生效，请处理。’大意是这样。收到后，‘周四’和‘周五’先评说一番，再编号盖章，然后我就签发一张支票，或者去银行汇款。”

“什么银行？”

“布拉特—罗德尼银行，是市里一家俗气的小银行。圆场选那样的银行的理由是：真人不露相。”

“那样说来，你知道世界各地间谍的姓名？”

“不是那么回事，没那么简单。我确实签发支票或到银行汇款，但收款人的姓名那一栏是空着的。我所做的是进行签发汇款事务，完成后我们把文件送到‘特别调配部’。”

“那是个什么部门？”

“那里的人才掌握所有间谍的资料。由他们填上收款人的姓名后，把支票或汇票寄出。他们这样做，是个聪明办法。”

彼得斯看上去有些失望。

“你是说你根本无法知道收款人的姓名？”

“一般来说无法知道，没有办法。”

“有例外吗？”

“有时候我们多少知道一些。文件在‘资金调配部’、‘金融部’和‘特别调配部’之间转来转去，难免会出些问题。所以有时我们会意外地知道一些东西，也算让工作有点意思。”

利玛斯站起身来。“我已经把我记得的资金调配细节都写出来了，”他说，“就在我房间里，我去拿来。”

他走出房间。自从到了荷兰以后，他走路就不太稳当。回来时，他拿着几张从低档练习簿上撕下的纸头。

“这是我昨天夜里写的，”他说，“我想这样能节省一些时间。”

彼得斯接过纸头，仔细地慢慢读着，似乎比较满意。

“好。”他说，“很好。”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关于‘滚石’的事情。为了那件事情，我还出了几趟差，去过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去把钱存到银行里。”

“多少钱？”

“在哥本哈根存了一万美元，在赫尔辛基存了四万德国马克。”

彼得斯放下手中的铅笔。

“给谁的？”

“天知道。我们为‘滚石’制定了一套存取款程序。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份伪造的英国护照，让我去哥本哈根的皇家北欧银行和赫尔辛基的芬兰国民银行。我用假名在银行开出可由其他某人共同取款的账户，把钱存进去。另一个授权提款人的姓名也是假的，但我会把那个假名的签字样本留给银行，样本是圆场的人给我的。把存款单和一份假护照给那个人，他就可以去银行取钱了。据我所知，这当中用的全是假名。”他听自己这样说着，觉得荒唐得有些可笑。

9 第二天(2)

“所有的程序都是这样的吗？”

“不。这是特别制定的支付方法，有专门的申请名目。”

“什么名目？”

“那是仅限于很少人知道的一个姓名代号。”

“哪些姓名代号？”

“我已经告诉你了，就是‘滚石’。它包括在不同的首都城市不定期地支付一万美元。”

“每次都是在首都城市？”

“就我所知，是这样的。我从文件中了解到，在我去资金调配部前，就已经开始给‘滚石’付钱了。但以前采取的是资金调配部委托当地特工人员支付的方法。”

“在你进资金调配部前的那些支付工作是在哪里进行的？”

“有一次是在奥斯陆，其他的我记不清了。”

“收款人用的假名都是同一个吗？”

“不是。为保密起见，用不同的假名。我后来听说这一套方法是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是我见过的最精心设计的支付方式。同样，我每次出差也用不同的假名和不同的护照。”这样吊对方胃口，让对方去想像。

“他们也要给那名特工准备假护照，让他能去取款。你见过那些假护照吗？护照的内容和送交方式是什么？”

“不知道。只知道那个人去取钱必须获得那些国家的入境签证和入境章。”

“入境章？”

“是的。我估计给那个人准备的假护照只用在取钱时作身份证明用，而入境时用的是他自己的护照，按合法方式进入那些国家。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

“你说开始的时候支付是由当地特工人员实施的，而后来改为从伦敦派人去送钱，为什么要作这种改变？”

“我知道原因。我问过资金调配部‘周四’和‘周五’那两个女人，她们说头儿有些担心……”

“头儿？你是说头儿亲自插手这项工作？”

“是的，他亲自运作。他担心当地的特工在银行会被人认出，所以就派我当跑腿的。”

“你几次出差的时间是什么？”

“我6月15日去的哥本哈根，当天晚上就飞回伦敦。去赫尔辛基是在9月底，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在28号左右回去的。我在赫尔辛基找地方乐了乐。”他说时笑了笑，彼得斯无动于衷。

“还有呢，其他的送钱时间是什么？”

“不记得了，对不起。”

“可肯定有一次是去奥斯陆？”

“是的，在奥斯陆。”

“由当地特工付钱时，两次付钱之间的间隔时间有多长？”

“我不知道。应该不会长吧，我想在一个月左右，也许更长一些。”

“在你的印象里，以前由当地特工进行的支付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文件里有这方面信息吗？”

“没有印象了。那些文件里只有实际支付金额。第一次支付是在1959年早期，别的日期就没有了。这是特工工作的规矩，不会让人了解详情。一项工作在每份文件里只有部分信息，只有能看到所有文件的人才能了解全貌。”

彼得斯在不停地记录。利玛斯估计房间里某个地方还藏着一台录音机，当然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材料也很费时间。而彼得斯现在进行记录，他晚上就可以据此发电报向莫斯科方面汇报了，同时在海牙的苏联大使馆里，女职员们会连夜把录音材料按时通过电报发到莫斯科。

“告诉我，”彼得斯说，“那些钱的数目都很大，支付工作也花了不小的精力和财力。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利玛斯耸了耸肩。

“我怎么看？我想头儿肯定找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报来源，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些情报，所以我不清楚。我不喜欢那件事情的工作方式——太重视、太复杂、太讲究了。他们直接和那个人见面，把现金亲手交过去不就行了吗？有必要让那个人带着真护照，而凭假护照出国去拿钱？对此我有怀疑。”利玛斯说。现在他该给这件事布上疑云，让对方去揣摩。

9 第二天(3)

“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就我所知，那些钱从来没有被取出过。假使那个人是隐藏在铁幕国家的高级别官员，那么存在银行的钱就要那个人等机会去提取。这都是我的推测，我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没那个必要。它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也仅知道一小部分情况。这些情况你也都明白。你对它就是再有兴趣，也没有办法。”

“如果像你所说，钱没有被提取的话，为什么还要费劲给那个人伪造护照？”

“我在柏林工作的时候，也给卡尔·雷迈克做好了独自逃亡的准备。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份伪造的西德护照，冒充是杜塞尔多夫市的居民。他只要按事先确定的方法，可以很方便地拿到那本护照。而且那份护照永不过期——‘特别旅行部’会对它进行定期的更新。头儿在这件事情上，采取的也是类似的办法。当然这些也都是我猜的。”

“你怎么能肯定确实有那些护照呢？”

“这在资金调配部和特别旅行部之间的公文中有记录。‘特别旅行部’专门安排有关假身份证件和假签证方面的事务。”

“我明白了。”彼得斯想了一会儿，接着问，“你去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出差所用的假名是什么？”

“罗伯特·朗，来自德比市的电气工程师。这是去哥本哈根用的。”

“你去哥本哈根的确切日期是什么？”

“我刚才说过了，是6月14日。我早上11点半到达那里。”

“开户银行是哪家？”

“哦，够了，彼得斯，”利玛斯突然发火了，“是皇家北欧银行，你都记在纸上了。”

“我只是核实一下。”彼得斯回了一句，还在不停地记录。“你在赫尔辛基用的假名是什么？”

“史蒂芬·伯内特，来自普利茅斯的海洋工程师。”他用讽刺的口吻加了一句，“我是9月底去那里的。”

“你到达那里的当天就去了银行？”

“是的。那天是24或25日，我说过，我记不太清了。”

“你把钱从英国随身带到那里？”

“当然不是。每次都是把钱汇到当地特工的账户上。当地特工把钱取出来，带着装钱的手提包到机场接我，再由我把钱送到银行。”

“哥本哈根的当地特工是谁？”

“彼得·杰生，大学书店的会计。”

“在银行开户时，给取款人用的假名是什么？”

“在哥本哈根用的是赫斯特·卡尔道夫。我想是这个。对了，就是这个，我想起来了。我那时候老是把名字错说成卡尔肖斯特。”

“个人资料是什么？”

“经理，来自奥地利克拉根福市。”

“在赫尔辛基呢？用什么名字？”

“费特曼，阿道夫·费特曼，来自瑞士的圣盖仑。还加了个头衔，对了，费特曼博士，文献学家。”

“明白了，都说德语？”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可那人不可能是德国人。”

“为什么不可能？”

“我做过柏林组织的负责人，对不对？如果是德国人，我应该知道。在东德的高级别间谍都是由柏林站负责联系的，我不会不知道的。”利玛斯站起身来，走到柜子旁边，给自己加了些威士忌，并没有给彼得斯添酒。

“你说过，在这项工作中采取了特别的保密程序，也许他们认为这件事没必要让你知情。”

“别冒傻气了。”利玛斯立即不客气地反驳说，“我肯定会知道的。”这一点无论怎样他都必须一直坚持，这样才能让对方自以为比他掌握的情况更多，也更相信他提供的情报。头儿对利玛斯说过：他们会作出他们自己的推断，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些线索，还要对他们推断出的结论表示怀疑，充分利用他们的自以为是、相互猜疑的特点，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彼得斯点了点头，像是发现了一个不愿见到的事实。“你是个很有自尊心的男人，利玛斯。”他又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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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天(4)

彼得斯很快就离开了。他和利玛斯道别后，沿着海边的路走了。那时是午餐时间。

Chapter 8

10 第三天(1)

彼得斯那天下午没有出现，第二天早上也没来。利玛斯在焦急中等待着消息。他去问旅馆的那个女人，她只是微笑着耸了耸她那厚实的肩膀。第二天早上十一点左右，他决定去海边散散步，一个人抽着烟，沉闷地对着大海发呆。

海边有个姑娘在给海鸥喂面包，背对着他。海风吹动着她的长发和衣服，使得她的身材像把弓，一把瞄准大海的弓。他知道这种感觉只能在丽兹身上找到，如果他还能回到英国的话，他一定要好好地去追寻。追寻一种平淡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拿着一片面包，走到海边喂海鸥。这些平常小事，对利玛斯来说都是奢求。无论是追求平淡还是追求爱情，无论他还能不能回去，他心中都有丽兹的影子。也许一周或两周以后，他就能回家了。头儿说对方付的钱全归他，那么多钱足够了。有了那一万五千英镑，加上圆场给的退役津贴和退休金，他就能像头儿说的那样：苦尽甘来了。

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回到旅馆的时间是十一点三刻，旅馆的那个女人一言不发地让他进了门。可他走进房间后，听到她拿起话筒打电话的声响，她通话的时间很短。十二点半的时候，她送来了午餐。令他高兴的是还送了一些英文报纸来。他于是看起报纸，一直看到三点钟。利玛斯平常不读报，现在却认真地看了起来。他看得很仔细，用心地记住报纸文章的细节，像姓名、地点和人物等。他简直不是在看报纸，而是以他独特的方法背诵着报纸内容，非常地专心。

三点整的时候，彼得斯来了。利玛斯一看到他就知道出事了。他们没有坐到桌边，彼得斯连外衣都没有脱。

“给你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说，“他们开始在英国追查你了，听说是今天早上开始的，在各个交通出入口都有了布置。”

利玛斯无动于衷地问：“追查我的理由呢？”

“名义上是说你在出狱后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去警察局报到。”

“实际上呢？”

“听说是要指控你违反公务员保密法。伦敦的各家晚报都登了你的照片，报纸的描述都非常模糊。”

利玛斯一动不动地站着。

头儿开始动手了，开始造声势了，这是惟一的解释。即使阿什或基沃已经被抓住，即使他们都已经坦白交代，头儿还是要造这样的声势。头儿曾说过：“几周后，我估计他们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审讯，可能还是在另一个国家。有几周的时间，够他们把你看穿了。这以后就要看你见机行事，必须保持低调，让事态自行发展，对此我很有信心。我决定要对你的行动提供支援，直到蒙特被消灭为止。照这样做，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现在事情成了这样。

当初讨论计划时，没有这一条，现在，事情大不一样了。他们到底要他干什么呢？如果现在终止行动或拒绝和彼得斯一起走，那么以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彼得斯也可能是在撒谎，这是对他的一次考验，使他能下决心和彼得斯一起走。如果他同意离开，同意向东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其他什么地方，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把他叛逃的事泄露出去；而且，既然他是西方正在追捕的目标，就更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

通缉他这件事是头儿指使干的，他能肯定。这次行动中，头儿给他的待遇太优厚了，他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情。头儿他们的钱不是好花的——除非他们觉得你不可能活下来向他们要钱时，才会变得很慷慨。拿他们的钱都要付出痛苦和危险的代价。当然这些都是头儿不肯公开承认的。其实同意给那么多钱就是一种警告，而利玛斯没有察觉到这是个警告。

“现在我麻烦了，”他平静地说，“怎么会这样？”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于是说：“有可能是你的朋友阿什或者基沃出卖了我……”

“也有可能。”彼得斯回答说，“你我都清楚，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这个行当本来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他似乎有点不耐烦地接着说，“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在追查你。”

10 第三天(2)

利玛斯好像没有听到彼得斯说的话。“现在我是上了你的钩了，对吧？彼得斯。”他说，“现在你们的人都开心了吧，恐怕都在等赏钱了？”

“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彼得斯尖刻地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派人跟踪我？你说啊。我今天早上出去散步，就有两个穿棕色西装的矮个子男人，一前一后，相隔二十米，沿海边跟着我。我一回到旅馆，旅馆的人马上就给你打电话。”

“我们还是说说我们知道的情况吧。”彼得斯建议，“你自己方面的人是怎么发现你的问题的，这一点我们并不关心。我们看重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确实在追查你。”

“你搞到伦敦出的那些晚报了吗？”

“当然没有。这里没办法买到。我们是从伦敦发来的电报中了解到的。”

“你在撒谎，你很清楚你们外站人员只能和中心[1]小说中苏联情报机构的代称。[1]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外站之间也可以直接联系。”彼得斯生气地反驳道。

“好了，好了。”利玛斯带着阴笑说，“你肯定是个大人物，”他突然想起，“要么就是中心直接处理这件事了？”

彼得斯不理睬这个问题。

“你知道有很多方法解决，你可以让我们来照顾你，让我们安排你安全离开，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应付。你如果自己逃亡，最后肯定会落网。你没有假证件，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你现在用的英国护照十天内就会失效。”

“还有一种选择。给我一本瑞士护照和一些钱，让我走。我能照顾自己。”

“我想那不是个好办法。”

“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没有完成对我的审问，要一直把我榨干为止？”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你们对我审问结束后，打算怎么处置我？”

彼得斯耸了耸肩。“你有什么建议？”

“我要一个新的身份，最好是北欧国家的护照。还有钱。”

“都是些很正常的要求。”彼得斯回答说，“不过我要请示上级。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利玛斯犹豫了一下，带着一丝不安的微笑问：“如果我不愿意跟你走，你准备怎么办？毕竟我还有很多情报没有告诉你呢，对不对？”

“很多情报核实起来很困难。我今天晚上就要离开。阿什和基沃也要……”他耸耸肩膀。“现在怎么想？”

利玛斯走到窗口。窗外灰色的北海上空，乌云密集，暴风雨就要来了，他看到海鸥在乌云下盘旋。海边的姑娘早就不见了。

“好吧。”他最后说，“就这么办。”

“明天才有去东面的航班。一小时后有班飞柏林的飞机，我们必须赶上。时间会很紧。”

那天晚上利玛斯一直服从安排，也再次见识了彼得斯他们工作的高效率。他的护照早就准备好了，想必是他们的中心提前安排好的。护照上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塞特，旅行社职员。半旧的护照上盖有很多的出入境章，和宣称的职业很吻合。机场的荷兰边防检查人员点了点头就在护照上盖章放行，那时彼得斯隔着三四个人站在排队的行列中，对这种检查显得很无所谓。

进入候机区域后，利玛斯看到飞机有个报摊，陈列着各国的报纸，其中有一些英国的日报和周刊。他看的时候，卖报的姑娘走到报架前，把一份英国的晚报在架子上推了推。利玛斯马上过去从架子上拿起那份报纸。

“多少钱？”他问。他说着把手伸进口袋，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荷兰货币。

“三毛。”那姑娘回答说。她很漂亮，显得健康而且快乐。

“我只有两个英国先令，相当于一个荷兰盾。你愿意接收吗？”

“可以的，请。”她回答道。利玛斯把钱给了她。回头一看，彼得斯还在排队等候检查护照，正好背对着利玛斯。这时他毫不犹豫地向男厕所走去。他在那里快速地把报纸的每页都看了一看，然后把报纸扔进旁边的小垃圾筒，走了出去。他们说得没错：报纸上是有他的照片，下面还配了一小条含糊的消息。他不知道丽兹会不会看到报纸上这个内容。他若有所思地走到旅客候机室。十分钟后，他们登上了飞往汉堡和柏林的航班。从开始执行这次行动以来，利玛斯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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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利玛斯的朋友(1)

那些男人在同一天晚上来找丽兹。

丽兹·戈尔德住在西区的北端，房里有两张单人床。她有一个漂亮的烟灰色燃气取暖炉，不是老式的那种，给房间里平添了一点现代气息。利玛斯来这里的时候，她经常盯着炉子发呆，那时房间里只有炉子火焰发出的光亮。他总是躺在床上，躺在里面那张她睡的床上，而她常常坐在他边上吻他，或者和他依偎着，看着炉中的火焰。现在她并不愿意多想他，因为如果想得太多，对他的记忆反而会变得模糊。所以她每次想他的时间都不长，和她时而远眺昏暗天际的时间相仿。她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他说过或做过的一些细节，他看她的眼神，还有他那对她视而不见的神情。想到这些，她不禁很沮丧地发现，他没有给她留下任何能勾起回忆的东西，没有照片，没有纪念品，什么都没有。他们甚至连个共同的朋友都没有，而那个对他满腔仇恨的克莱尔小姐根本不能算是他们的朋友。丽兹以后又去过一次他原来住的地方，看到了那里的房东。她那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后来鼓足勇气还是去了。那个房东对阿历克印象不错，说利玛斯先生很规矩地结清了房租，全都结清了。是一两周内，一个利玛斯先生的老朋友过来结清的，而且付钱爽气，什么都没有问。所以房东坚信利玛斯先生是个好人，说他开明、正派，是名真正的绅士。尽管他有时候脾气不太好，酒也喝得多了那么一点点，当然也没有过喝醉了回来发酒疯。房东还记得，来结账的是个害羞的矮男人，戴着眼镜。那人说，房租一定要全部结清，这是利玛斯先生专门交代过的。如果这样的人不是绅士，这世界上还有绅士吗？天知道他哪来的钱付房租，但他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无可指责。就算他打那个杂货商的事，也是做了一件大家很久以来就想做的事情。那间房间？哦，房子又租出去了，现在住的是名韩国来的先生。利玛斯被带走后两天，新房客就搬了进去。

她现在还去图书馆工作的原因只是在那里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至少那里有他触摸过的梯子、书架、书和书目卡片，也许有一天他还会回到那里。他说过他再也不回来了，可她不相信那是真的。这就像有时候觉得世界末日到了，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一样。克莱尔小姐认为他会回来，因为发现他还有一些工资没有领走。像他那样的魔鬼，居然少领钱而不计较，这又让克莱尔小姐非常愤怒。利玛斯离开以后，丽兹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打那个杂货商？她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可也没有到打那种人的地步。那件事应该是他早就计划好，一旦病好了就会去实施。不然的话，打人前的那个晚上他为什么要和她告别呢？那是因为他知道在第二天就要去打人了。她拒绝接受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他对她厌倦了，决定离开她。第二天因为分手使他情绪不好，所以才在一怒之下打了那个杂货商。她早就知道，也一直了解的是，他有一项必须要去完成的使命。他甚至亲口说过这个问题。当然那是什么样的使命，丽兹并不了解。

她本来以为他和那个杂货商吵起来后，勾起了他心中压抑多年的仇恨，可能是因为婚姻或家庭问题，造成他心里有阴影，所以才打了人。可是，任何见过那个杂货商的人，都会觉得打他那种人是件很荒唐的事情。那人是个典型的小市民，为人谨慎、守旧而平庸。而且就算阿历克和那个杂货商有仇，他也没有必要在周六商店最忙的时候打人，他难道要让大家都看到他打人吗？

在她参加的党支部会议上，大家也谈论过这件事情。支部管账的乔治·汉比那天正巧路过那家店。因为人多，他没有能看到打人的全过程。但那里有个看到整个过程的人，把情况都告诉了他。汉比对这件事印象很深，还给《工人报》打了电话。后来对利玛斯的审判中，《工人报》派人去了，还在报纸上作了较多的报道。《工人报》上的文章说，这件事是对社会的抗争，是人民意识的觉醒，是对剥削阶级仇恨的体现。把情况告诉汉比的那个人（是个戴眼镜的小男人，算是小白领的那种人）说，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照他的说法是出人意料。总之，这让汉比更加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民的残酷压迫。汉比谈论的时候，丽兹很少说话，当然支部里也没人知道她和利玛斯的关系。她只是觉得非常讨厌乔治·汉比，认为他是个轻浮、下流的小男人，总是色眯眯地看着她，总找机会想摸她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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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利玛斯的朋友(2)

后来那两个男人打电话给她。

她觉得那些人如果是警察的话，显得太干练了一些。他们是开着一辆装有天线的黑色小车来的，其中一个人长得矮，且相当胖。那人戴眼镜，身上穿着昂贵而不太合身的衣服，是一个可亲而有些神经质的男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丽兹对那人就有一种信任感。另一个男人长得比较普通，但显得很年轻，丽兹估计他四十岁不到。他们说他们在特种部门工作，出示过塑封并且带照片的工作证。开口说话的基本上都是那个胖男人。

“我相信你和阿历克·利玛斯关系不错。”他这样开头说。她听到这样的话应该会生气的，可对方说得那么真诚，让她有火也发不出。

“是的。”丽兹回答，“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是前段时间碰巧知道的。人进了……监狱以后，必须留一个亲友的姓名地址。利玛斯说他没有亲友。那当然不是真话。监狱的人告诉他，如果他在监狱里出了什么事，监狱方也好通知他的亲友。利玛斯于是就给了你的名字。”

“明白了。”

“还有别人知道你们这种关系吗？”

“没有。”

“开庭的时候你去了吗？”

“没去。”

“有记者、债主之类的人找过你吗？”

“没有，我说过了，没人知道我们的关系，连我父母都不知道。我们在图书馆共过事，就是那家精神病学研究图书馆。那里还有一个叫克莱尔小姐的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不过她不可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她是个很古怪的人。”丽兹简单地把情况讲了。

那个矮个男人很严肃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接着问：“利玛斯打杂货商那件事，你觉得意外吗？”

“是的，当然。”

“你觉得他打人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是因为那个杂货商不肯赊账给他吧。他就是那样的人吧。”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可她真的想找个人说说这件事。她很孤独，反正说说也没有什么坏处。

“可那天晚上，也就是出事前的那个晚上，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有些特别意义的晚餐。阿历克的意思我明白，那是我们最后度过的夜晚。他那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瓶红酒。我不太喜欢喝红酒，大部分都是阿历克喝的。后来我问他：‘这算是告别吗？’——是不是全都结束了的意思。”

“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他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

双方沉默了很长时间，矮个男人看上去更加地担心。最后他问她：“你相信他的话吗？”

“我不知道。”她突然非常地为阿历克担心，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男人又问：

“利玛斯结过婚，还有两个孩子。他告诉过你这个情况吗？”丽兹没有说话。“尽管如此，他在入狱时留的亲友情况还是你的名字。你认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矮个男人提这个问题时，好像还有点难为情。他问的时候，看着自己握在一起的两只胖手。丽兹的脸红了。

“那时我正爱着他。”她回答说。

“那时候他也爱着你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

“你现在还爱他吗？”

“是的。”

“他有没有说过会回来找你？”年轻一点的男人说。

“没有。”

“可他向你告过别，对吧？”另一个男人马上问道。

“他和你说过再见吗？”矮个男人用平缓、客气的口吻重复问了一遍。“我保证，这些问题不会对他有任何不利，我们是想帮他。如果你知道他打杂货商的缘由，哪怕是他的一些暗示也行，那就请你告诉我们。这都是为了阿历克好。”

丽兹摇了摇头。

“请你们走吧。”她说，“你们不要再问了。请你们现在就走。”

走到门口时，那个年长的男人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轻轻地放在桌上，像是怕发出声响似的。丽兹觉得他是个很害羞的小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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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利玛斯的朋友(3)

“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如果有任何利玛斯的消息，或者……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明白了吗？”

“你是什么人？”

“我是阿历克·利玛斯的一个朋友。”他犹豫了一下。“还有一件事，”他加了一句，“最后一个问题。阿历克知道你是……阿历克知道你党员的身份吗？”

“知道，”她无助地回答，“我告诉过他。”

“党知道你和阿历克的关系吗？”

“我告诉过你，没有别的人知道。”脸色苍白的她突然哭了起来，“他在哪里？告诉我，他现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能帮助他，你们不知道吗，我能照顾他……他就算发疯了，我也不在乎，我发誓不会……我给他在的监狱写过信。我知道我不应该写信去的。我就想对他说，我会一直等他回来，我会永远地等下去……”她哭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站在房间当中，用手捂着脸不停地抽泣。那个矮个男人在一边看着她。

“他去国外了。”他温柔地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没有发疯，可他不应该告诉你任何情况。真是遗憾。”

年轻点的男人说：“我们会尽力照顾你。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都可以。”

“你们是什么人？”丽兹又问道。

“我们是阿历克的朋友。”年轻的男人再次这么说，“好朋友。”

她听到他们悄悄地下楼出了门。她从窗口看到他们乘上了一辆黑色的小车，向公园方向开走了。

她这才想起了那张名片。走到桌边拿起名片看了起来。名片很高级，她觉得不是警察用得起的那种名片。立体印刷的名片上，没有职务，没有警局名称，什么都没有。姓名前的称呼是‘先生’，上面的地址也绝不是警察住得起的地方。名片上印着：乔治·史迈利先生，下面是地址和电话。

真是太奇怪了。

12 东边(1)

利玛斯解开了他的座椅安全带。

据说要死的人会有一种突然的快感，就像扑火的飞蛾一样，在圆满的感觉中走向灭亡。利玛斯决定跟对方走以后，一时间就有了类似的欣快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随后又回到恐惧和渴望之中。

他现在应该求稳，头儿对一切的判断是正确的。

去年年初，他对雷迈克的情况有了新认识。那时候卡尔向他传递了一个信息：要送给他一些特别的东西，他很难得地要来西德一趟，要去卡尔斯鲁厄市参加一个法律研讨会。

利玛斯于是想办法飞到了科隆，在机场弄到了一辆车。那时还是清晨，他希望路上车会少一些，可通往卡尔斯鲁厄的高速公路还是有不少重型货车在行驶。他半小时就开了七十公里，在车流间左冲右突，为了赶时间，不惜冒险。前方四十米处，一辆像是菲亚特的小汽车突然向他所在的快车道拐进来。利玛斯紧踩刹车，晃大灯，按喇叭，在千钧一发之际避让开了那辆车。他超过那辆车时，眼睛余光看到那辆车的后排坐着四个孩子，在笑着挥手。还瞄到开车的父亲那张愚蠢而惊恐的脸。他骂着向前开去。突然间，非常突然之间，他的双手颤抖，满脸通红，心怦怦狂跳。他坚持着把车在路肩上停下，手忙脚乱地下车，站在外面喘粗气，看着路上川留不息的车流发呆。他好像看到他撞上了那辆小车，车全都被撞毁了，疯狂的警笛和闪烁的警灯，孩子们残缺的躯体散落在路上。

后面的路上，他车开得很慢，错过了和卡尔见面的约会。

以后他每次开车都能唤起他内心深处的这个记忆，想起在那辆车后排向他挥手的孩子们，想起那个像农民握犁头一样紧握方向盘的父亲。

按头儿的话来说，这是他心里的阴影。

他沉闷地坐在飞机中部。旁边的座位上是个美国女人，穿着高跟鞋和尼龙外套。他曾想过让那个女人带个信给柏林同事，但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那女人也许会认为他是在骚扰她，闹出的动静就会全被彼得斯看到。话说回来，那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头儿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切本来就是头儿策划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头儿没有谈过这些问题，谈的都是些技术问题。

“不要一下子把什么都告诉他们，要让他们费点力气。多用细节问题迷惑他们，给他们留些想像空间，要掌握主动权。要表现得暴躁、固执、不好对付。拼命喝酒，不要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让步，对方不会相信你的思想会有什么转变。对方的真实意图就是花钱收买你的情报，他们对双方的对立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阿历克，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急迫的叛逃者。总之，他们会对你的话作出判断和证实。我们已经打了一些基础，在很久之前就作了部署，都是些细节问题，很难被查清的问题。你演的是这场好戏中的最后一幕。”

这使他无法拒绝，许多人已经尽力地完成了早期的战斗，决战中出场的人怎么可以退缩？

“有一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为了我们的事业，这件事值得去干，阿历克。干下去，那就是我们的伟大胜利。”

他不认为自己能熬过对方的严刑拷打。他记得在柯斯勒的一本书中，有一名老革命者被人用火柴烧手指也不屈服的描述。他没有读完那本书，但那个情节却忘不了。

飞机在滕珀尔霍夫机场降落时，天已经快黑了。利玛斯看着柏林的灯火越来越近，感受到飞机着地的震动，看到昏暗中即将登机检查的海关和边防人员。

一时间，利玛斯有点担心会在机场碰到熟人认出他。他和彼得斯并肩走在漫长的机场通道中，通过了简便的海关和边防检查，并没有见到什么熟面孔。他这才认识到他的这个担心其实是他的一个希望，希望出点什么意外能终止他这个不完全自愿的行程。

有意思的是，彼得斯现在对他很放心，好像觉得西柏林是个很安全的地方，没有保持警惕的必要了似的，仅把这里当做一个去东德的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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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边(2)

他们穿过候机楼大厅，向主出口走去。彼得斯像是突然改变了主意，一个转弯领着利玛斯通过边门走向外面的停车场。彼得斯在门口的灯下，稍稍犹豫了一下，接着把手上的箱子放在身边的地上，有意识地把腋下夹着的报纸拿到手中，折叠后放入风衣左边的口袋。然后再把箱子提起。很快，停车场里有辆汽车的前灯亮了一下又熄灭了。

“走吧。”彼得斯说着，快步向停车场那边走去。利玛斯跟在后面，走得更慢了。他们走到第一排停车位时，一辆停着的奔驰车的后备箱被人从车内打开，后备箱内的灯也亮了起来。彼得斯走在利玛斯前十米左右，快速走到车边，低声和司机说了什么，接着回头叫利玛斯。

“就是这辆车，快点。”

他一言不发，坐进了那辆老式的奔驰180轿车。彼得斯和他一起坐在车后排。车开出去的时候，他们看到一辆前排坐着两个男人的DKW小车。二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个电话亭，有个男人在打电话。那人一直盯着他们，不停地在说着什么。利玛斯回头看了一眼车外，那辆DKW小车跟在了后面。迎接仪式还真像回事啊，他想。

车开得很慢。利玛斯双手放在腿上，目不斜视地坐着。他没有兴趣观赏柏林的夜色，尽管他知道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现在的姿势，使他可以用右手锁住彼得斯的咽喉，或者打碎他的喉结，然后再下车做S形逃跑动作，逃脱背后射来的子弹。那样的话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他在柏林有人，会在他们的掩护下离开这里。

可他什么也没有做。

利玛斯知道要穿过这里的边境并不困难，可也没有想到会是那么的简单。他们在过境前等了十分钟左右，利玛斯估计他们是要在约好的时间过去。他们的车快到西德边境检查站的时候，那辆DKW车故意发出很响的轰鸣声，超过他们的车，先停到了检查站前。奔驰车等在三十米开外的地方。十分钟后，红白相间的路栏抬起，DKW车和奔驰车一起开过了关口。奔驰车挂着两挡，发动机吼叫着。司机双手伸直握着方向盘，身体紧贴在座椅靠背上。

他们开过两边检查站之间的那五十米后，利玛斯模糊地看到了东德那边柏林墙上的新工事，有龙牙、瞭望岗楼和双层的铁丝网，所有的设施都刚翻修过。

奔驰车在第二个检查站根本就没有停，路栏早就抬起，他们直接开了过去。旁边的民警只是用望远镜看着他们通过。那辆DKW车不见了，过了十分钟又看见它跟在了后面。

这时他们的车开得很快，利玛斯本来以为他们会在东柏林停下来换车，相互庆祝这次行动成功。可他们没有停，穿过市区向东驶去。

“我们去哪里？”他问彼得斯。

“就在这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会好好招待你的。”

“我还以为要再向东边去呢。”

Chapter 9

“有这个打算。我们先在德国这边待一两天。我们觉得德国方面的人应该和你谈谈。”

“我明白了。”

“不论怎么说，你主要的工作是在德国这边进行的。我把你所说的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他们。”

“是他们提出要见我的吗？”

“他们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你这样……资源比较丰富的人。所以我们这边认为，他们应该和你见见面。”

“然后呢？德国这边的见面结束后去哪里？”

“再向东。”

“我和德国方面的什么人见面？”

“有分别吗？”

“没什么大的分别。他们情报部门的人我大多知道一些，所以才有些好奇。”

“你希望和谁见面？”

“费德勒，”利玛斯马上回答说，“安全部副主任，蒙特的副手。重要的审讯都由他经手。他是个浑蛋。”

“为什么这么说？”

“他是个残忍的恶棍。我听说过他的情况。他曾抓到彼得·吉勒姆的一个手下，差点把那个人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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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边(3)

“谍报工作可不是请客吃饭。”彼得斯挖苦说。说完，他们又都不开口了。见面的人就是费德勒了，利玛斯这样想。

利玛斯对费德勒很了解，看过他的档案照片和他以前的手下对他做的情况介绍资料。

他是一个身材修长、整洁的人，很年轻，面色柔和。有着黑头发、明亮的棕色眼睛。就像利玛斯说过的那样，这个人聪明而残忍。他身手灵活、反应迅速，而又稳重、耐心。给人的印象是没有什么野心，但对待他人又毫不留情。像费德勒那样的人在“部门”里也很少见。他从不参与内部的争权夺利，似乎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蒙特的阴影里，没有往上爬的意思。他不属于任何小圈子，就是那些和他工作关系很密切的人也不知道他站在权力斗争的哪一边。费德勒独来独往，令人害怕，没什么人喜欢他、信任他。他把一切都隐藏在他尖锐的嘲讽之下。

“费德勒是我们最大的赌注。”头儿曾经这样说过。那时他们三个人——利玛斯、头儿和彼得·吉勒姆——一起在头儿家里那个小房间里吃饭。头儿和他那眼睛亮晶晶的老婆住的地方，放着不少包铜皮的印度风格家具。“费德勒不会甘心久居人下，他总有一天要除掉他的上司。他也是惟一能与蒙特较量的人。”——那时候吉勒姆点头称是——“他满怀怨气。别忘了费德勒是个犹太人。他和蒙特是两种人，不是什么好搭档。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一点。”头儿又指着吉拉姆和他自己说：“我们要借费德勒之手毁掉蒙特。这就要你，我亲爱的利玛斯，去促使他下手。当然都是用间接的方法，因为你不可能见到费德勒。至少我希望你不要见到他。”

说到这里，当时他们两人都笑了，吉勒姆也笑了起来。像是头儿讲了一个精彩的笑话，一个只有头儿那种人才觉得好笑的笑话。

时间肯定已过了午夜。

他们的车有段时间在土路上行驶，穿过树林和田野。现在车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那辆DKW也停在了旁边。当他和彼得斯下车后，利玛斯注意到旁边那辆车上一共坐了三个人。其中二人已经下了车，剩下那个人还坐在车的后排，借助车内的灯光看报纸，依稀看到那人的身材保持得很好。

三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些废弃的牲口棚，利玛斯借着车前灯的光亮，看到旁边还有一间农舍，由原木和刷了白灰的砖墙构成。他们下车后，明亮的月光洒在他们的身上，也照在四周长满树木的小山上，和深色的夜空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一起向农舍走去，彼得斯和利玛斯走在前面，那两个男人跟在后面。第二辆车里的那个人还坐着不动，仍旧在那里看报纸。

他们走到门前时，彼得斯停下脚步，等后面两个男人走上前来。一个男人的左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开门的时候另一个男人站在一边看着，手插在口袋里，掩护着同伴。

“他们也太谨慎了。”利玛斯对彼得斯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人啊？”

“他们是瞎操心。”彼得斯回答说。接着转身对其中一个男人用德语说：“他马上过来吗？”

那个德国人耸了耸肩，向车那边看了一眼说：“他就过来，他喜欢一个人来。”

那个男人领着他们走进农舍。这房子像是打猎人用的小屋，半新不旧的。屋里只有顶灯，显得有些昏暗。这地方因为长久无人居住，有股霉味。像是平时不住人，这次特地选来用一用的。在屋里仍能辨别出一些公用设施的痕迹——贴有火警逃生提示，门被漆成这里常见的绿色，门上装着结实的弹簧锁。客厅里布置得很舒适，放着的深色家具很厚重，只是已经很旧了。屋里当然免不了挂着苏联领导人的画像。利玛斯从这些细节中能感到“部门”的一些官僚作风。对他来说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自己这边的圆场也是个很官僚的部门。

彼得斯坐了下来，利玛斯跟着坐下。他们等了十分钟，也许还要长一些，彼得斯对那两个笨拙地分站在屋子两端的男人中的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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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边(4)

“去告诉他我们在等他。给我们找点吃的来，我们饿了。”那个男人向门外走去的时候，彼得斯又叫道：“还要威士忌，让他们送威士忌和酒杯来。”那个男人不情愿地耸了耸粗壮的肩膀，出去时没有关上门。

“你以前来过这里吗？”利玛斯问。

“来过。”彼得斯说，“来过几次。”

“来干什么？”

“就这种事情。每次都不一样，反正都是工作。”

“和费德勒一起来的？”

“是的。”

“他这个人怎么样？”

彼得斯耸了耸肩说：“对一个犹太人来说，他还行。”这时利玛斯听到屋子那边有些动静，他转头看到费德勒就站在门口过道处。一只手拿着一瓶威士忌，另一只手拿着酒杯和矿泉水瓶。他身高不超过五尺六，穿着深蓝色的单排扣西装，上衣长了一些。他身材匀称而结实，棕色的眼睛很明亮。他并不看着他们，而是看着门边的那名守卫。

“走开。”他说。说话带有轻微的撒克逊鼻音。“去让他们给我们送吃的来。”

“我早就让他们去了，”彼得斯叫道，“他们知道了也不把吃的送来。”

“他们都是些大傻瓜。”费德勒用英语平静地说，“他们觉得给我们送吃的委屈了他们。”

费德勒在加拿大度过了战争时期。利玛斯想起这点，也察觉到了他说英语的口音。他的父母曾是德国的犹太难民，都信仰共产主义。他们直到1946年才重返故土，急切地献身于建设一个斯大林式的德国。

“你好。”他对利玛斯说，接着随意地说了一句，“见到你很高兴。”

“你好，费德勒。”

“你的路走到头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利玛斯立即问他。

“我的意思是，彼得斯和你说得都不对，你不会再向东走了。对不起。”他欣快地说。

利玛斯转向彼得斯。

“是这样的吗？”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是真的吗？告诉我!”

彼得斯点了点头。“是真的。我是中间牵线的，必须这样做。对不起了。”他说。

“为什么要这样？”

“不可抗力。”费德勒接口说，“对你的初期审讯是在西方国家进行的，那里只有大使馆才能提供信息传送途径。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西方没有大使馆，目前还没有。所以我们的联络部门就给我们联系了一些目前不属于我们的通讯联络设施供使用。”

“你们这些浑蛋，”利玛斯气愤地骂道，“可恶的浑蛋!其实你们清楚我不会把自己全都卖给你们，所以才这样对我，是不是？所以你们才去求助于俄国人。”

“我们是使用了苏联在海牙的大使馆，不然怎么办？在那之前，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办的事情。变通一下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没想到，事实上没人想到，你们英国人那么快就盯上了你。”

“没有想到？你们派人引我上钩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费德勒，你说的是真话吗？是不是？”头儿对他说过，要一直表现得讨厌对方。这样他们反而会重视你提供的情报。

“真是太荒唐了。”费德勒生硬地回答。他对着彼得斯用俄语说了几句话。彼得斯点点头站了起来。

“再见，”他对利玛斯说，“祝你好运。”

他挂着疲倦的微笑，对费德勒点了点头，向门口走去。伸手去开门的时候，他又转过身来，再次对利玛斯说了一句：

“祝你好运。”他似乎在等着利玛斯的回应。利玛斯可能并没有听进他说的话，他面色惨白，双手放在身前，像是要打架的样子。彼得斯还站在门口。

“我早就应该知道。”利玛斯说，因为非常气愤，他说话有些走调，“我早就应该猜到你们没有那个胆量自己做这件事情，费德勒。你们这种垃圾国家出来的人只能做些零碎的活儿，全靠你们的老大哥照顾着。其实你们这里根本就不能算是个国家，不是个独立的政府，只是五流的狂热政治独裁。”他用手指着费德勒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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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边(5)

“我了解你，你是个虐待狂。这是你的本性。你二战时期在加拿大，对不对？躲到那种太平地方去。你要是听到飞机轰炸声，肯定要躲到你妈妈的围裙下。你现在算是什么东西？你只是蒙特的一个小跟班而已，你们全靠俄国人驻扎的二十二个师的兵力来保护你们。总之，我可怜你们，费德勒，总有一天你们早上起来，发现这一切全没了。到时候什么人都救不了你们，你们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费德勒耸了耸肩膀。

“别激动，利玛斯。事情早点做完，你也可以早点回家。先吃点东西，上床睡觉去。”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是回不了家的。”利玛斯反驳道，“你们是早有预谋，在英国的时候把我捧到天上，因为你们都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来东德这边的。”

费德勒看着他那瘦削而结实的手指。

“现在不是说道理的时候，”他说，“不过你也真的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们双方的合作有个前提，那就是总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情报工作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情，不像你自己国家的特工那样鬼鬼祟祟、神神秘秘。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有什么不对吗？所以看到你这么气愤，我都觉得有些好笑。毕竟我们这里不需要按照英国的清规戒律办事。”他又和气地说，“如果认真起来说，你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无可指责的。”

利玛斯用一种厌恶的表情看着费德勒。

“我了解你们，你只是蒙特的走狗。据说你想夺蒙特的位子，现在你恐怕已经得逞了吧。蒙特掌权的日子结束了，也许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费德勒回答。

“我让你立了大功，不是吗？”利玛斯讥笑说。费德勒似乎想了想，才耸耸肩膀说：“行动是成功的，你到底有多少价值还不清楚，这要看了。不过行动很成功，我们干这行的只要成功就行，要求不高。”

“所以说你立功了吧。”利玛斯回了一句，同时看了一眼门口的彼得斯。

“没有什么立功不立功。”费德勒干脆地说，“根本没有的事情。”他在沙发的扶手上坐下，若有所思地盯着利玛斯看了一会儿，开口说：“当然了，你对这件事情感到气愤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和你接触这件事，是谁报告给了你们的人？不是我们干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们真的没有那样做。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打算以后让你为我们工作呢，当然现在看来这种打算是不可能了。到底是谁告诉他们的？那时候你一无所有，到处游荡，没有住址，没有亲友。他们怎么会知道你不见了？肯定是有人告发。而且告发的人不太可能是阿什或基沃，因为他们两人现在都已经被抓起来了。”

“被逮捕了？”

“应该是的，也不一定是为了你的事情，他们还有别的事情……”

“好了，好了。”

“我对你说的都是实情。我们对彼得斯从荷兰发来的报告很满意。你要想拿钱离开，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把所有情况都告诉我们，我要所有的情报。以后我们也不会强留你，留了也是我们的麻烦。”

“麻烦肯定不小，这我清楚，当然这些都是你们搞出来的。”

大家都不说话，这时彼得斯对着利玛斯这边敷衍地点了点头，悄悄地走出了屋子。

费德勒拿起威士忌酒瓶，给两个杯子里各倒了一些酒。

“这里恐怕没有苏打水，”他说，“你要加点水吗？我让他们送苏打水来，他们送来的是令人讨厌的柠檬水。”

“哦，算了。”利玛斯说，他觉得非常的累。

费德勒摇了摇头。

“你真是个骄傲的男人。”他说，“不过没关系。你吃了晚饭去睡觉吧。”

一名守卫用托盘送来了吃的，有黑面包、香肠和蔬菜沙拉。

“晚饭比较简单。”费德勒说，“不过我们已经满足了。看来土豆是吃不到了，最近我们这里土豆比较缺。”

12 东边(6)

他们一言不发地吃了起来。费德勒吃得很小心，像是在减肥似的。

守卫把利玛斯领到了他的卧室。他们让他自己提着行李，就是基沃在他离开英国时给他的那个。他走在两名守卫当中，穿过宽宽的中央通道，来到一扇宽大的绿色门前。一名守卫把门锁打开，他们让利玛斯先进房间。他推开门，看到里面是一间不大的卧室，放着两张行军床，一把椅子和一张课桌，布置得和牢房有些像。墙上贴着年轻女人的图片，窗户装有百叶窗。房间的尽头还有一扇门。守卫们示意他再往里面走。他放下行李，走到第二扇门前，打开了门。里面的房间和外面这间完全一样，只是仅放了一张床，四周的墙壁还没有装饰过。

“帮我把行李拿进来。”他说，“我累了。”他躺到床上，没有脱衣服，几分钟内就沉沉地睡着了。

送早饭来的守卫叫醒了他。早饭是黑面包和劣质的咖啡。他起床走到窗前。

这间屋子建在一座较高的小山上。窗下的地势非常陡峭，能看到下面的松树林树冠。远处是连绵的群山，都覆盖着浓密的树林。起伏的山林中，有一些采木滑道和防火隔离带，像被神笔画出似的。放眼看去，四周渺无人烟，看不到房屋、教堂，连居住过的痕迹都没有。只有黄色的土路，蜿蜒地在山谷中穿行。这里非常的寂静，这么大的地方能那么静，让人不可思议。尽管寒冷，天空却很晴朗。昨天夜里肯定下过雨，地面还是湿漉漉的，蓝天衬托下的景色异常清晰，利玛斯能看清很远处的树木。

他理了理衣服，喝起那发酸的咖啡。就在他正要开始吃面包时，费德勒走了进来。

“早上好。”他愉快地说，“我不打扰你吃早饭。”他坐在了床上。利玛斯不得不递块面包过去，觉得对方的胆子还真大。当然他到利玛斯的房间来算不上胆大，因为外面房间还有两个卫兵守着。可费德勒表现出的那种气度，令利玛斯感到敬佩。

“你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他说。

“我把知道的全告诉了你们。”

“哦，没有。”他微笑着说，“还没有，不是全部。只是你觉得你知道的东西。”

“真聪明。”利玛斯低声说，同时把食物放到一边，点上了一根烟——身上最后一根烟。

“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费德勒用一种夸张的友好语调说，“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你提供的情报？”

“什么情报？”

“我亲爱的利玛斯，你只给了我们一份情报，就是有关雷迈克的情报，其实我们对此早有掌握。你告诉了我们你们在柏林的组织情况，人员情况。我不客气地说，都是些过时的东西。尽管你说的都是真的，你描述的该详细的地方也都很详细，没有什么漏洞。不时给我们留下一点点感兴趣的东西。不过恕我直言，你提供的情报不值一万五千英镑，不值。”

他又笑着加了一句：“按目前的情况，不值那么多。”

“听着。”利玛斯说，“不是我开的价，是你们定的。是你还有基沃和彼得斯定的。不是我爬到你们那个娘娘腔朋友面前，求着把过时的情报卖给他的。费德勒，这件事是你们一手策划的。你们既然开出这个价，你们就应该承担风险。还有，你别忘了，到现在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如果你说这件事不值得，那也别怪我。”让他们围着我转，这是利玛斯的想法。

“没什么值得不值得。”费德勒回答说，“事情还没有完，所以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你把你觉得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我们。我说过你确实给了我们一份情报。我现在谈的是‘滚石’那个组织的事情。我再问你一次：如果是我，或者是彼得斯，或是我们中的一员，告诉你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利玛斯耸耸肩膀说：“我会觉得不安。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你发现有一个或几个迹象表明，在自己这边潜伏着较高层次的间谍。可有什么办法呢？你又不能把重要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也没有办法设圈套让所有相关人员去钻。你只有紧张地继续寻找新的线索。有一点你别忘了，‘滚石’这个行动中，间谍的潜伏国家都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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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边(7)

“你是个行家，利玛斯。”费德勒笑着说，“不是清谈家。这点大家都清楚。现在让我从头开始，问你一些问题。”

利玛斯什么都没说。

“那份文件，有关‘滚石’行动的文件，是什么颜色的？”

“灰色带红线，属于保密级文件。”

“那份文件有什么附件吗？”

“有的，贴着保密注意事项的标签。上面写着；除标签上授权人员外，任何未经授权的人获得这份文件都必须立即把它交给资金调配部。”

“名单上有哪些人？”

“你指‘滚石’行动的文件上？”

“是的。”

“头儿的私人助理、头儿本人、头儿的秘书；资金调配部，特别登记处的布里姆小姐和四处。我想就这么多。可能还有特别派遣部吧，我不确定。”

“四处？四处是干什么的？”

“苏联和中国以外的铁幕国家。管那些地区的事务。”

“你是指东德吗？”

“我说的是一个地区。”

“四处的人全都可以看那份文件，是不是有些特别啊？”

“是的，也许吧。为什么那样，我不清楚。在那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文件。当然我在柏林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保密文件，但和那种仅限部分人阅读的文件不同。”

“那时的四处有哪些人？”

“哦，天哪。有吉勒姆，哈卫莱克，还有德·扬吧。德·扬那时候刚从柏林调回。”

“他们都可以看那份文件？”

“我不清楚，费德勒。”利玛斯有些恼怒地说，“如果我是你的话……”

“授权看文件的人，都是个人，只有四处是个部门，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说过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只是个经手的办事员。”

“谁负责文件在授权人员间的传递？”

“秘书，我想是他们。我记不清了，那是几个月前的……”

“为什么授权名单上没有秘书的名字呢？除了头儿的秘书以外。”双方都不说话。

“对了，你说得对。我现在想起来了。”利玛斯说，口吻中带些惊讶，“我们直接传递文件。”

“资金调配部里还有谁接触那份文件？”

“没人了。我到那个部工作时，就指定我管那种事情。在我之前是个女人管的，我去了以后，把工作接过来，别的人就不在授权名单上了。”

“那就是说，你把文件再传给了其他的授权人？”

“是的……是的。我想是的吧。”

“你把那份文件传给了谁？”

Chapter 10

“我……我记不清了。”

“好好想想。”费德勒说这话的时候，尽管没有提高声调，可他那种突如其来的迫切感，让利玛斯有些惊讶。

“我想是传给了头儿的私人助理。同时向他报告我们的处理结果或建议。”

“谁送文件来的？”

“你说什么？”利玛斯好像有些失态。

“谁把文件送给你阅读的？肯定是授权名单上的某个人送给你的。”

利玛斯不由自主地用手摸脸，显得紧张不安。

“是啊，那是肯定的。你知道，费德勒。我这段时期以来酒喝得多了一点。”他说话的口气软了许多，“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啊……”

“我再问你一遍。好好想想，是谁送那份文件给你的？”

利玛斯坐在桌边，摇了摇头。

“我不记得了。以后可能会想起来，现在我确实想不起来。你逼我也没用。”

“不太可能是头儿的秘书吧？你说过，你总是把文件还给头儿的私人助理。也就是说，所有授权的人当中，头儿是最后一个去看的。”

“是的，我想是那样的。”

“还有一个人就是特别登记处的布里姆小姐。”

“她是对文件登记注册的人，不用的文件也都由她保管。”

12 东边(8)

“那就是说，”费德勒冷静地说，“肯定就是四处的人送文件给你的了，对不对？”

“对的，我想是的。”利玛斯无助地说，像是在费德勒面前甘拜下风。

“四处的办公室在几楼？”

“二楼。”

“资金调配部呢？”

“在四楼。在特别登记处旁边。”

“你记得那份文件是哪个人送给你的吗？或者你记得是不是曾经下楼去取过那份文件？”

利玛斯绝望地摇了摇头。突然，他转向费德勒叫道：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是从彼得那里拿来的。”利玛斯好像突然清醒，激动得脸都红了，“就是这样。我去彼得的房间拿过文件，我们还聊了一会儿挪威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都在挪威工作过。”

“是彼得·吉勒姆吗？”

“是的，我把他忘记了。那时候他刚从安卡拉回来没几个月，授权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有的，肯定有的。名单上写的是‘四处’，后面的括号里写着他的姓名缩写。他的名字是后加的，有人把原来的名字用白纸片覆盖后，写上了彼得的姓名缩写。

“吉勒姆分管哪个地区？”

“就这里，东德地区。他手下有几个人，主要从事收集经济情报等非一线工作。他是条汉子。我记得他也给我送过一次文件。他那时候并不负责间谍活动，至于插手这件事的原因，我不清楚。他和其他几个人主要是研究食品短缺之类的问题，只是作情报评估。”

“你们没有谈论过那个人？”

“没有，那是我们的禁忌，不可以谈论。特别登记处那个叫布里姆的女人还特别啰唆了一阵：不许谈论，不许提问。

“考虑到对‘滚石’这件事情的保密工作如此严密，有没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吉勒姆的研究工作中部分地涉及‘滚石’间谍活动？”

“我对彼得斯都说了。”利玛斯拍着桌子，几乎是吼叫着说，“任何针对东德的间谍活动没有我不知道的，不可能瞒着柏林站的。如果真有那种事，我不会不知道，你明白吗？这个问题我要对你们说多少次才算完啊？我肯定会知道的。”

“你说得对。”费德勒客气地说，“你当然会知道。”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你要是秋天来的话，”他看着窗外说，“景色会更美，那时候是毛榉树叶变色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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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蛛丝马迹(1)

费德勒喜欢发问。他以前做过律师，提问成为他的一种乐趣，是发掘真相能力的体现。他坚信一点，在记者和律师那样的职业中，工作精髓就是不屈不挠地发问。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去散步，沿着石子路走到山谷，再顺着一条较宽的山路走进树林。路很崎岖，还横着倒伏的原木。费德勒不断地在试探，从不透露半点信息给利玛斯。问他剑桥圆场的建筑设施和工作人员情况。询问工作人员属于什么社会阶层，住在伦敦哪个地区，他们的配偶是不是在一个单位工作。还问到工资、休假、品行和食堂情况，以及他们的私生活、他们之间的闲话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他问了很多有关工作人员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而那些是利玛斯最难回答的问题。

“你说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信什么主义，就是些普通的人。”

“那你们信仰基督吗？”

“基督徒也不多吧，起码我知道的不多。”

“那他们按照什么生活呢？”费德勒坚持说，“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世界观吧。”

“为什么一定要有？也许他们就是没有，也不想有。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的。”利玛斯有些无助地回答说。

“那你说说你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

“哦，饶了我吧。”利玛斯顶了一句。他们无言地走了一段路后，费德勒顽固地又问起了哲学问题。

“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们怎么知道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呢？”

“谁说过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正确？”利玛斯生气地回答。

“难道不需要是非观念吗？是非观念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昨晚就对你说过，我们的情报部门就像是党的手臂，捍卫党的利益，是为和平和进步而奋斗的先锋。我们的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的情报部门是我们事业的先锋。斯大林这样说过，”他挤出一点笑容，“现在引用斯大林的话不时髦了。不过他曾说过，‘五十万人被清洗，那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因车祸死亡一人也是国家的悲剧。’你知道，他这是在嘲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敏感。他尽管很会冷嘲热讽，可话说得没错。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要关一批人、杀一批人。而且我们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从没有假装追求绝对的公正。《圣经》里也有一个罗马人说：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是正当的。”

“你们是那样的。”利玛斯厌烦地回答。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你的生活哲学是什么？”

“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浑蛋。”利玛斯恶毒地说。

费德勒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的看法。你的看法尽管原始、错误而愚蠢，至少是一种想法，而且就有人这么认为。圆场其他人的思想情况呢？”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你从没有和他们讨论过思想问题吗？”

“没有。我们又不是德国人。”他犹豫了一下，含糊地加了一句，“我想他们都不喜欢共产主义。”

“所以你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杀人？把炸弹扔进拥挤的餐馆里？难怪你们的特工会一个一个地被消灭。是不是？”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也许吧。”

“你明白，我们也做那样的事情，”费德勒接着说，“如果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利，我也会把炸弹放进餐馆。不过我会作总体的权衡，在牺牲的妇女儿童和对事业有利的程度之间作个权衡。而基督徒们——你们是个基督教社会——就不会去作这样的权衡。”

“为什么不呢？他们也要保护自己吧，对不对？”

“可他们相信人的生命不可亵渎，相信每个世人的灵魂都可以被拯救。他们崇尚牺牲精神。”

“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利玛斯接着说，“斯大林也没有作过你说的那种权衡吧？”

费德勒笑了起来。“我喜欢英国人，”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我父亲也喜欢，他很喜欢英国。”

13 蛛丝马迹(2)

“那我就太荣幸了。”利玛斯不客气地回答，接着就不说话了。

他们停下脚步，费德勒给了利玛斯一根烟，并给他点上。

山路越来越陡。利玛斯喜欢这样的运动，他迈着大步走在前头，肩膀前倾。费德勒跟在后面，步履矫健，像条跟着主人的猎犬。他们走了有一个小时，也许还不止。前面出现了一块林间空地，透出一片天空，他们已经登上了一座小山顶。从那里能看到密集的松树林间掺杂着灰色的毛榉树。利玛斯看到对面的山谷下隐现的猎人小屋，在树木中显得矮小而黯淡。空地中央有一张简陋的长凳，旁边有一堆原木，还有篝火的残迹。

“我们坐一会儿。”费德勒说，“然后就要往回走了。”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告诉我，那笔钱，存在国外银行的那一大笔钱——你认为那笔钱是派什么用场的？”

“什么意思？我告诉过你，那笔钱是付给某个间谍的。”

“是潜伏在铁幕国家的间谍吗？”

“是的，我认为是的。”利玛斯疲惫地回答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首先，那笔钱数目很大。其次是支付的手段很复杂，起用了特别的保密措施。还有就是，头儿直接参与了这件事。”

“你认为那个间谍会怎样处理那笔钱？”

“喂，我告诉过你，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取出了那笔钱。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那时仅是跑跑腿而已。”

“你是怎样处置那两个账户的存款证明的？”

“我一回到伦敦就把它们上缴了，连同我的假护照一起。”

“哥本哈根或赫尔辛基的银行有没有寄过信到伦敦给你，我的意思是按你的假名字寄信给你？”

“我不知道。我想任何这类信件都会直接送给头儿处理。”

“你开账户时用的假签名，在头儿那里留有样本吗？”

“是的。我进行过大量的签名练习，他们留有很多签名样本。”

“不止一个？”

“是的，有多份整页的签名。”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在你开户以后，他们可能和银行还有信件来往，不过没必要让你知道了。他们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签名发送信件。”

“是的，说得没错，我想是那样的。我还在很多空白信签上签了名。我一直觉得还有人负责和银行的信件联系。”

“可实际上你从不知道有哪些信件来往，对吧？”

利玛斯摇了摇头。“你搞错了，”他说，“整体认识上出了偏差。那时候，我经手的文件很多，这件事情只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对它也没有特别地关心，有那个必要吗？而且那也是不宜谈论的事情。反正我这一辈子也习惯了这样一套做法：你只了解部分情况，其他人了解剩下的部分情况。另外，我对文案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看到文件我就发困。出差倒比较喜欢，赚点行动津贴对我有些帮助。而且我也没有必要整天坐在办公桌前，想着‘滚石’的情况。还有一点。”他有些难为情地说，“我那时候酒喝得多了些。”

“你说得没错，”费德勒说，“当然了，我相信你说的。”

“你相不相信我，我一点都不在乎。”利玛斯不客气地回了一句。

费德勒微笑着。

“我很高兴，这是你的优点，”他说，“是你的美德。你不过分热心，有时候显得很气愤，有时候显得很有自尊心，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有什么说什么，很客观。我是这样认为的。”费德勒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你可以帮我们查出那笔钱是否已经被取走。你给那两家银行写信，查问目前的账户情况，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可以说你目前逗留在瑞士，给对方留个旅馆的地址。你对此有反对意见吗？”

“也许能行。不过要看头儿有没有用我的假签名分别和银行联系过。他如果联系过的话，这件事可能就不行了。”

13 蛛丝马迹(3)

“就算不行，对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如果钱已经被取走，尽管我认为不太可能，我们起码能知道那个间谍在某个特定日子里的行踪，那也是很有价值的情报。”

“你在做梦。你永远都不可能抓到他，费德勒，凭那点情报你就想抓到他？那个人只要到了西方国家，就可以去任何一个领事馆，甚至住在一个小镇上，都能得到另一个国家的签证。你们就不能放聪明些吗？你现在连那个人是不是东德人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查？”

费德勒没有马上回答。他困惑地看着山谷远方。

“你说你已经习惯了只知道事情的部分情况。现在有些话我也不好对你说，所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他犹豫了一下，“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滚石’组织确实是针对我们的。”

“我们？”

“我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微笑着说，“如果你愿意，称我们是东德地区也行，我都无所谓。”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费德勒，用他棕色的眼睛紧盯着对方。

“如果我不肯写那些信，”利玛斯问，“你们会把我怎么样？”他提高嗓门说：“费德勒，现在不应该说说我的事情吗？”

费德勒点了点头。

“为什么不呢？”他一口应承。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利玛斯开口了：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费德勒。我把所有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你和彼得斯。我从来没有同意过帮你们写信给银行——那种事情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了，我知道你不在乎我有没有危险。对你来说，我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

“我对你说实话吧，”费德勒回答，“你也知道，对变节者的讯问分两个阶段。对你来说，第一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你已经把主要的情报都提供给了我们，但你还没有把一些细节问题说清楚，当然我们还没有问过你。而且那些细节问题你是认为不值得说的。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问答都有下意识的选择性。现在我们要做的，利玛斯，我们需要尽力地在一两个月时间内，把细节问题搞清楚。这就是所说的讯问第二阶段，也是你在荷兰拒绝接受的那部分交易。”

“你是说还要盯我一段时间？”

“作为一名叛逃者，”费德勒微笑着说，“需要有很大的耐心，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还要多长时间？”利玛斯坚持问。

费德勒不说话。

“你说啊。”

费德勒突然用紧迫的语气说：“我向你保证，时间不会长，我会告诉你的。你看，我完全可以对你说假话，是不是？我可以说还有一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先稳住你，让你开心。可我要说的是：我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你也让我们觉得，在情况落实之前，我是肯定不能让你走的。但是，如果我的一些想法得到了证实，我不会亏待你的，你也需要我这样的朋友。我发誓，我说到做到。”

利玛斯听他这样说，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好吧，”他最后说，“就按你说的办，费德勒。如果你糊弄我，我有办法要你的命。”

“那样的话，都不用你动手。”费德勒回了一句。

一个人孤身独处，远离他人，就很可能出现心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欺骗是人的本能，绝大多数人无须练习就能实施高深莫测的欺骗行为。高明的骗子、戏子和赌徒还能赢得同类人的敬仰，而同样进行欺骗的秘密特工，则没有那么简单。特工实施欺骗是为了自我保护，他们不但要提防外部世界，还要伪装自己的真实情感。所以他们即使能赚到一些钱，在生活中也不敢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即使很博学，平常所说的也是一些陈词滥调；即使他们内心是很柔情的丈夫或父亲，在任何情况下也都要克制感情的自然流露。

如果在欺骗行动中碰到不断的难以抵御的诱惑，利玛斯就会诉诸他的法宝：就算实际上是孤身一人，他也强迫自己认为身边就有战友。据说巴尔扎克临终前还热切地询问他书中人物的情况，利玛斯同样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在他想像的世界里获得认同。因此他表现给费德勒看的那些特征：躁动的不安、掩饰羞愧的孤傲，都几乎成了他的本性流露，包括很多细节：走路拖沓、不注意个人形象、对食物好坏无所谓，以及不断增加的烟瘾酒瘾。即使在他一人独处的时候，他也保持这些习惯。有时候他还会演点戏，自言自语地抱怨以前工作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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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蛛丝马迹(4)

只有在很少情况下，他临睡前会让自己清醒一会儿，让自己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在演戏。

头儿的判断非常正确。费德勒像个梦游的人，不知不觉中落进头儿为他设置的圈套。看到费德勒和头儿之间好像看法越来越一致了，真是有趣。他们两人好似达成了协议，利玛斯则像是具体的落实者。

也许那就是问题的根结所在，也许费德勒就是头儿要尽力保护的对象。当然他对真相一点都不好奇，不想多问，也知道自己猜不出，他只是希望真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就还有回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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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名称：柏林谍影 作者：[英]约翰·勒卡雷

本书籍由网友“雨林木风”上传 日期：2009/11/27 12: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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