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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成：院中闲度一日，光影已过百年

周有光：最美好的东西，最美好的事情

老树画画：刻意求不得，不求自然来

朱赢椿：蜗牛慢吞吞

于谦：玩儿

向京靠着半边床，时间就此凝滞

韩松：凌晨4点，在杂乱书堆里感受宇宙呼吸

中国故事

《人物》杂志1980年创刊，是中国最早创刊的人物时政类杂志。报道重要人物，细微到每个表情。甄别、描摹这个时代最具进步价值、最值得世人尊敬的人士，横跨商界、政界、文化界、艺术界，追寻“人之为人”的意义，永远与拥戴自由、国家进步、尊严荣誉的人在一起，追求文字之美和人物深度刻画之完美结合。

刘香成：院中闲度一日，光影已过百年

文|陶冶 摄影|李英武

刘香成先生习惯于把自己淹没在成堆的照片中，整理、修复、核对、出版。

在这个位于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之间的四合院里，62岁的刘香成先生每天晚上10点入睡，第二天早晨6点起床浏览新闻，有时候在两个公园间游走散步，或是搭乘609路公交车去国贸附近的健身俱乐部游泳；但更多的时候，他习惯于把自己淹没在成堆的照片中，整理、修复、核对、出版。

作为曾经的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得主，他的家中却极少悬挂自己的作品，就连登上全世界无数家报纸头版头条的《戈尔巴乔夫扔稿子》也不例外。正是这张记录了苏联解体时刻的独家照片，使他成为获得普利策摄影奖的唯一华人。

从1975年至今，他举起相机定格世界，已经拍了38年，尽管如今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总是出没于枪林弹雨中。“一个人不能够一生都站在新闻第一线，因为身体都不能够支持了。但是你对做事情的方向应该很明白，什么东西有兴趣，什么东西没兴趣。”

1994年，时任美联社摄影记者的刘香成结束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在地球的各个角落穿梭多年之后，习惯于游走和旁观的他选择停下自己的脚步，来到中国定居。

决定买下这座已经居住了16年之久的四合院，刘香成只花了30秒钟来思考。1994年，一位媒体同行向刘香成介绍了大石作胡同的这间院子，原来的主人很早就去了美国，院子一直闲置。刘香成当场同意：“我1979年来到北京，是美国第一批派驻中国的记者。我喜欢北京，也熟悉这个城市，我知道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20世纪80年代，先后任职《时代周刊》和美联社驻华摄影记者的刘香成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甚至知道八达岭长城上哪个地方拍照最好看。通过他的镜头，歪歪斜斜的毛泽东画像、端坐在故宫的前皇弟溥杰、拎着青岛啤酒的尼克松、露出13颗白牙的撒切尔夫人、指着自己画像欲说还休的西哈努克，一一出现在西方报刊的版面上。

不过，刘香成自己更愿意回忆的还是自己镜头中的中国百姓：尝第一口可口可乐的中年人、公园里亲密的年轻人、黑压压的自行车人群、在天安门广场上借着华灯准备高考的学子，“从生活的细节里面去报道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怎么从毛的身影里面走出来”。

30秒决定买下的四合院，刘香成打理它却花了整整两年。“这个东西急不了，你要做就要做好。”事实上，除了院子里的两棵已有百年之久的石榴树，一切几乎都是重建的。最耗时的是砌墙，四合院讲究的是磨砖对缝，每块砖都是工人手工打磨而成，不用水泥抹灰就能严丝合缝。这样的砖头，每个工人每天至多能磨8块。

然而，让一个拥抱过加州阳光的人晒不到太阳，仿佛说不过去。为此，他对厨房做了别出心裁的改造，还让北欧式的桑拿房坐进卫生间，“全部要用木头”，他毫不掩饰对自己创意的欣赏：“大家不会想象在四合院里有个桑拿房，北京冬天能洗一个桑拿澡也很好。”

两年的装修经历在旁人看来过于漫长也过于琐碎，但对于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刘香成向来充满耐心，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1991年12月25日晚，被美联社派驻莫斯科的刘香成成为唯一被邀请进入克里姆林宫的摄影记者。时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把演讲稿重重一摔、宣布苏联解体的那一瞬间，刘香成悄悄按下了快门，几乎同时，“砰”，克格勃的一记重拳也砸在了刘香成的后背。

其实他很清楚克格勃在盯着自己，也明白有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但我不能够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在我眼前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是这张照片，使他的名字登上了普利策奖的名单。

午后阳光正好，我和摄影师邀请他拍照，他笑着说：“要我怎么配合，请随意。”摄影师为了追求更好的光线效果，让他调整角度，他把木椅前前后后挪了五六遍。让他抱雪纳瑞拍照，他乐呵呵地一把搂起七岁的爱犬，亲了又亲，还不停地鼓动它看镜头：“你可是大明星啊。”

作为全世界最著名的摄影记者之一，“刘香成”是年轻摄影师学习新闻摄影时绕不开的名字，但他却反对别人从技术角度分析摄影作品。在拍摄间隙，当摄影师问及如今被划分得五花八门的摄影类别时，他马上皱起了眉头：“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从事新闻工作这么多年，都没有把我拍的东西当成新闻。”

摄影师仍有疑惑，追问：“那什么才是新闻摄影？”

“我给你举个例子。”他突然摆摆手，推开木椅站起身来，径直走向餐厅南面三米外的书房。我们跟进书房，见他蹲在地板上，正翻着四本天蓝色外皮的塑料文件夹，里面嵌满已经发黄的剪报。他把每本都一页一页地翻了一遍，塑料薄膜唰唰作响。没找到，又重新翻，终于，他的目光落在一张发黄的《纽约时报》上，它对折着躺在那里。他将它挑起翻开，轻轻一抖，站起来转身走回餐厅。

他把报纸铺在明黄色的法式台布上，摘下眼镜，双手撑在桌上。1983年9月19日，《时代周刊》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整版广告，推出以邓小平为年度人物的新一期杂志。杂志封面图挤在右下角，而另一张照片却躺满大半版：中国历史博物馆前，几个工人正换下巨幅毛泽东画像，它意味着“毛的个人崇拜时代结束了”。

大半版的照片正出自刘香成之手。他举起右手比划：“像这样的画面，一张图片就告诉你整个时代是怎么回事。一个时代过去了，邓小平要把中国带到一个新的局面。这张图片，它的力量那么大，你说它是新闻图片还是什么图片？其实它就是生活中的图片。为什么非要去定义它是什么类别呢？”

如果不是他翻出自己多年前的这些作品，我似乎很难感受到这座400多平方米的院落与他那些年出生入死经历的关联。做摄影记者的18年间，刘香成喜欢把自己扔进充满内乱的地方——他经历过6场战争，足迹遍及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格鲁吉亚、阿富汗、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燃起战火的国家。

但事实上，过往的生活还是在刘香成的家里留下了影子。书柜、衣橱、桌椅、床头灯，说得夸张一些，几乎每一件家具背后都有一个复杂的故事。西厢房中的一张旧式鸦片床从20世纪80年代就跟着他环游世界，从美国到印度，再到韩国、俄罗斯，再到中国，刘香成开玩笑说，曾经搬过这张床的工人几乎可以组建一个小联合国。“单这一张床的故事，就够写一本书了。”

零距离观察了太多的人情冷暖后，刘香成决定切换到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自1997年起，他搬入了在北京的四合院，也就此淡出了新闻第一线。与过去相比，他依然和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有关联，但却换了方式和心态，“四合院的隔音效果非常好，外面的嘈杂声音就都听不到了”。

关上四合院大门，刘香成在不同的房间里享受着前半生难以获得的闲适与自由。最喜欢哪一间？尽管酷爱读书，刘香成的选择却并不是书房，因为读书仍会让他感受到紧迫和焦虑，“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知道得太少”。他给出的答案是厨房，对他而言，厨房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角色，既可以烹制美食，也可以招待客人，必要的时候，这里还会举办沙龙。亲手烹饪的过程对刘香成来说，“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放松，甚至是治疗”。

不过，闲适缓慢的生活状态并不是刘香成在这间四合院中的全部。就在人们习惯了他的新身份，几乎淡忘了他与摄影曾经的深度关联时，刘香成却拿出了一个让世界瞩目的作品。《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2008年，这部他主编的摄影集以英、法、德、日等6种语言在全球发行。

实际上，在刘香成搬入四合院之前，从20世纪80年代起，每隔几年，他就会“花大力气”梳理照片，出版一本又一本关于中国的摄影书。“做文化工作有一个连续性、逻辑性、思想性。”在他看来，“有价值的理想值得追求”，哪怕一辈子只花精力做一件事。“我做这么多事情都是围绕影像的。国内国外的人其实对很多影像都不大了解，东西方的经历让我有一对这样的眼睛，可以帮助梳理，这个工作，我觉得值得做。”

为了《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这本书，刘香成花了4年半时间搜集了88位摄影师的作品。他无法数清楚自己甄选了多少张照片。他的朋友们曾经建议他找几个帮手，但却被他拒绝。“这项工作其实别人分担不了，需要的不是别的，就是我的这对眼睛。”

2011年，他独立编辑的《壹玖壹壹》出版，精选出四百余张照片呈现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聊到它，他一贯平稳缓慢的语调忽然激动起来：选图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跑遍所有的博物馆，从大英博物馆到德国的一些博物馆，到意大利，到欧洲国家大学图书馆，“我花了一千多个小时恢复这些图片，这种事情在今天在西方已经不可能了”。

搬入四合院后，刘香成不再奔走于新闻的第一现场，但却不停地拍摄人物肖像。如今，他常在院子里整理1976年以来未曾公开发表的肖像作品，打算将其结集出版，取名“China Dream”。

他并不急着出版，“我还在拍”。说着，他找来样书，拆掉塑料包装，一页一页翻给我们看：高圆圆、骆家辉、冯小刚、范冰冰、陈丹青、韩寒、柴静、艾未未、周有光、崔健、张艺谋、周润发、黄永玉、陈凯歌、马友友、金星、贵州贫困山区的学生，一一从他指尖划过，甚至，江泽民和李岚清在舞台上唱歌。

“为什么拍这些人物？”他自问自答，“他们各有各的代表性。1976年至今，中国是怎么改变的，用这些画就能表达出来。”

每天早晨6点左右，刘香成起床，泡上一杯咖啡，然后搅着麦片，开始浏览当天的时政新闻。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已经无法改变这个习惯，尽管这些内容时常让他感到有些许压抑，并希望自己的生活与之保持距离：“你会看到，中国的每一天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但是对我来说，我住在四合院里，关上门就是自己的世界，我不想离那些浮躁的东西太近。”

“我永远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我就凭着我的直觉去做我能做的事情，把它做好。”他喝了一口铁观音，靠在椅背上悠悠地说：“我以后的生活就是现在的生活。”

刘香成在厨房做了一个加州式的玻璃房顶，使得阳光能够完完全全洒下来

《纽约时报》上刊登的刘香成作品

西厢房中的一张旧式鸦片床从20世纪80年代就跟着刘香成环游世界

刘香成的书房

周有光：最美好的东西，最美好的事情

文|包丽敏 摄影|周裕隆

一个世纪的历史浩荡、人生汹涌，最后平静地流汇到北京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一幢灰色的老楼里。

我只比你大100岁哩

当人生进入第108个年头，照顾了周有光先生16年的保姆说，这些年他“变得越来越慢”。的确，当他转身从窗台或书架上拿一本书，或者伸手从书桌拿起一件物什，或者因为听不清将手举起来放到耳朵后边时，一切都有点像电影里的慢镜头。

岁月从这位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身上获取了越来越多的战利品：尽管他最早的记忆还能追溯到5岁前后祖母教他念唐诗，但记忆力会突然“像电流一样断掉”。他早年能流畅使用的法文和日文，现在读不了了。有些字他想不起怎么写，有些说法也已记不清，甚至人生中一些事情他全然忘了，直到看到有些关联物或有人提起，才恍然记起。

他已经无法独自走路了。即使是在他不到120平方米的家里，从小书房到卫生间，到餐厅，到起居室看电视，短短的距离，他也需要保姆的帮助。他的两手扶住保姆的两只胳膊，保姆往后退，而他则迈着细碎的步子往前挪。

他终日待在朝北的小书房里，坐在一扇小窗户下，有访客来，他一一接待，讲到激动和酣畅处，忍不住用指关节敲击桌子，或者哈哈大笑得像个孩子。没有访客来，他就埋头在一个失去了声音的世界里。

好几年里他都不再回卧室的床上睡觉，无论午睡还是过夜，都在一张沙发上屈腿度过。“床太高了，懒得动了。”他说。

但有些东西却是岁月没能夺走的。他还剩几颗牙，像战斗到最后的士兵，他始终依靠它们进食，而不是假牙。而更顽强的，或许是他对外界新鲜事物的好奇和跟进。

他每天都要固定阅读五种以上报刊，《参考消息》是必看的，因为“里面还是有材料”；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也几乎每天都要看，因为要知道哪些中文说法跟英文说法对应。他定期读友人从海外寄来的《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以及各种各样的图书。有些时新的书，在国内版本面市之前，他早已经读过了。“有的时候一天看一本书。我看书快得很，常常一本书里面我一下子能找到我要看的东西。”他一边读书，一边用红笔在书上勾勾画画，做满记号。

电影《阿凡达》热映的时候，他想去看。北京5号线地铁开通不久，他就坐着轮椅亲自走了一遍。报上说星巴克火，他要坐上轮椅让儿子推着到王府井去尝一尝。他说5号线太方便了，等于从儿子家门口直接到他自己家门口；星巴克很不错，经营得科学。

他104岁的时候，跟人家大谈一种叫“推特”的“新花样”，还对手机大加赞叹：“手机几乎是万能的，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新闻，可以看书，可以谈话并看到对方的脸。手机将人融合在一起，集合信息化的大成，将来还会有大的变化。”

即使腰背已经弯曲，再无法挺直，他仍然有一点雄心：“假如有人请我去演讲，我讲3个钟头不会累的。”确实，他快满100岁的时候，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了一场为时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关于比较文字学，只带了提纲，讲稿全在肚里，讲完还现场答疑一个半小时。

102岁那年，他在亲友陪同下到北京郊区泡温泉，对一个2岁的婴儿说：“我只比你大100岁哩。”

偶然的事情，我不研究

周有光开玩笑说，他从80岁以后开始重新计算年龄，81岁算1岁。某种意义上，他人生一扇全新的门也正是在那之后不久打开的。那是1989年他83岁离休。在此之前，他是术业有专攻的语言文字学家；在此之后，他成了一个文化学者，研究世界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规律，以耄耋之年不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就一些公共话题发表意见。

大多数人对他在语言文字学专业领域的成就不甚了了，虽然有数以亿计的人正在享受他的工作带来的便捷。他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他创建了现代汉字学；他研究比较文字学，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他还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推动中国人加快跨入中文信息处理的新时代。

但相比较而言，文化学者周有光的公开言论，比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引起了更多的共鸣。他谈论所谓“中国模式”，说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他引用李慎之的观点，赞同回归“五四”；他批评中国的教育现状，直言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2011年，105岁时，他还在以敢言犀利而著名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从“阿拉伯之春”看政治的全球化，谈论为什么北约要轰炸利比亚，因为联合国有一个“保护责任”新理念的决议，决议“确认当独裁者屠戮本国民众时，世界大国有权利和义务介入”。他谈论中国的“中产阶级”：“改革开放，建设小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应当是谁？应当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就是中产阶级。可是迎新时候，掀起盖头，一看不是中产阶级，而是新兴权贵。”他写道。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说，中国的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一批老知识分子，而不是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撑起了新启蒙的旗帜，周有光就是其中一位。

周有光也调侃自己是“两头真”：年轻时“天真盲从”，年老时“探索真理”。

“探索真理”的过程是离休后真正开始的。因为年龄已经不允许他经常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他不得不放弃语言文字的学术研究，开始了被他描述为“随便看书”的新一段生涯。这一看，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知识的海洋”，而“我就是一个文盲，我得赶紧给自己扫盲”。

“这样子眼光就放大了。我原来是越钻越深，越钻越小，井底看天，天就是月亮那么大嘛。”老头儿坐在他的小书桌边，淡定地说。皱纹像蛛网一样织满了皮肤表层，眉毛几乎掉光，露出两弯光滑圆润的眉骨。

某种程度上，绝大部分时间，他的世界小到只有这眼前的9平方米和这张长90厘米、宽55厘米掉了漆的老旧书桌。白天的时间，他基本就坐在这里，读书、看报、思考、写作。

但他的世界又出奇大。百岁之后，他的耳朵越发不灵，除了有访客到来，他会特意戴上助听器，其余时间，他往往沉浸在一个几乎无声的世界里。但是两只做了人工晶体手术的眼睛，却让他无须借助老花镜就能够阅读打印出来的五号字，让他能够自由地在书本的世界里追寻世界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规律。

他的头脑中似乎始终揣着一个坐标系：纵的那一条，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而横的那一条，是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

周有光这样描述人类文化发展的步骤：在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简单说也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神学依靠“天命”，玄学重视“推理”，而科学讲“实证”。

“人类历史就像一条田径跑道，世界各国都在这条跑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后来可以居上，出轨终须回归。”他时常坐在他的小书桌旁，在一堆书籍的包围中，向不同的访客谈起这样的观点，“道路只有一条，没有第二第三道路”，而竞走的目标，则是科学和民主。

来来往往的访客们总想从这位世纪老人那里寻求一些智慧，难免问问他怎么看这个国家的走向。他总是充满乐观：“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是世界的一员，整个历史前进，中国不可能不前进的，不过是快一点慢一点的问题，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发愁了。”他笑眯眯地笃定地说。

著名学者资中筠有一次来拜访，说起她的悲观。“我说你是太心急了。我说我不心急。她说你为什么不心急，我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500年也是短时间嘛，你等300年一定进步。”周有光说着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习惯性地用手掩一下嘴，仿佛怕失了礼仪，接着补充说：“一方面是笑话，一方面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嘛。”

“那么您觉得中国在前进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再发生动乱？”我问。

老先生想了一想，回答说：“这是偶然的事情，我不研究。就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波浪变化太快，我又没有资料，我不研究；我研究河的下面的潜流，潜流是有规则的，就是历史的轨道。研究历史的轨道非常有趣，也很重要，所以我是乐观的。”

我觉得人生最有意义的就是学习知识

周有光1906年1月出生时，清朝的皇帝还坐着龙廷，他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油灯变成用电灯，然后又跨入电脑时代，看着手机怎样“让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他的一生几乎就伴随着这个古老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一个世纪的阵痛。

他常说自己一生经历三次倾家荡产。太平天国起义攻入他的出生地江苏常州，曾祖父投水而死，家里破产；10岁时迁居苏州，抗战期间逃难到四川，将苏州老家托付他人照管，结果等抗战胜利回家，发现家里已经住着完全不认识的人；“文革”期间，下放宁夏“五七干校”，等林彪死后回京，发现家里面“连一张纸片片都没有了”。

最悲苦的岁月要数抗战时在重庆。日机轰炸的日子里，天天面对死亡。一次，他坐滑竿下坡到码头，一个炮弹飞来，旁边的人都炸死了，而他自己“吓得不知道害怕了”。一家人的住处三次被炸光。有一处，他们尝试从废墟挖下去看看还能抢救出什么，结果只挖出一双橡皮鞋还算完好。他5岁的小女儿，仅仅因为得了盲肠炎，在缺医少药的战时，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脸上少有地现出痛苦，将两弯眉骨紧紧地锁起来。

最开始他研究的其实是经济学，并被一家银行派驻到美国华尔街工作。上海解放后，一家人高高兴兴买了船票回国。他以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没想到他的所学并不被需要。如果不是在1955年“被改行”调入文字改革委员会去搞语言文字研究，他很可能已经像他那些经济学家同行一样，不由分说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

他从未想过自杀。某种程度上，周有光得以从历次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部分是因为他刻意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他钻进学问里，坚持不从政。

“人家说我有许多机会做官，国民党里许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朋友；共产党里，我抗战时期就认识周恩来，每个月都在一起讨论问题，熟得很。国民党的时候我不参加国民党，共产党时候我不参加共产党，我要有独立的人格。”

然而当巨大的时代思潮汹涌而来时，他也曾是无数被裹挟的人之一。1933年他和新婚的妻子张允和利用老丈人给的嫁妆到日本去留学时，原本想的是要去师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结果没学成。“‘左’倾幼稚病嘛。”现在他这样调侃，然后哈哈地笑。

“人啊是会糊涂的，我的青年时候也是很糊涂的。老实讲吧，人家问我你是什么时候清醒过来的，我想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清醒不是容易的，要重新思考。”

当岁月一点点征服他的身体，腿脚不再灵便，头发日渐稀疏，牙齿慢慢松动，听力渐渐失去，周有光始终没有放弃“思考”这种宝贵的能力。“上帝给我们一个大脑，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思考问题的。”他这样说。

你如果想请教一下这个虚岁108的老头儿，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会回答你：“我觉得人生最有意义的就是学习知识。追求知识，享受知识，创造知识，就是人生的愉快。”如果你再问他，那人生最美好的是什么？他会说：“知识是最美好的东西，求知是最美好的事情。”

他信仰科学。“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规律。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社会科学是社会规律。”他信仰人类的发展规律，相信人类必然得这么发展，你要是走错了路，非得走回来不可。“中华民族就曾经走错了路。”他说，“改革开放是一只脚走了回来，另一只脚还没走回来，早晚还得走回来。”

他以科学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生活，比如，基本不怎么喝酒，不抽烟，因为此前患有青光眼常年坚持滴眼药，一天不落，还读了不少讲怎样锻炼脑子的书。

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他以科学的理性来帮助自己面对死亡。

当我问起他如何思考生死，他是这样回答的：“人都喜欢活，不喜欢死，这是常态。可是你假如研究过进化论，就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你心里就舒服了。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挡不住的。”

妻子张允和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中的老二，93岁那年去世，给了98岁的周有光“晴天霹雳”般的打击。“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他“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都懒得动”。儿子周晓平说，平时感情不外露的爸爸，花了半年时间才恢复过来。他自己解释说：“我走出了这次打击和阴影，是因为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

“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现在，在他那只有几十平方米的简陋的家里，年轻的、年老的，黑白的、彩色的张家二姐，从有大有小的一个个相框里微笑着陪伴着他。

去年（2012年）年底，由他口述的一本《百岁忆往》出版，回顾了一个世纪的经历。他人采写形成初稿后，暑天里周有光三次删改，竟删去一多半的文字，成了薄薄的一本，并且全书不配一幅图片，就像删去了繁华枝叶只剩枝干的一棵极简的树。

他的人生最后平静地流汇到北京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一幢灰色的老楼里。

从一个低矮的门洞走进去，老旧简陋的水泥楼梯，爬上三楼，左手进门，地板都没有，只是铺着简陋的地板革。无论外面阴晴，瘦瘦的周有光先生都静静地坐在窗户旁的小书桌边，写写画画，像时代激流之下紧紧扒住河床的一枚活化石。

老树画画：刻意求不得，不求自然来

文|陶冶 摄影|李英武

两年后，超过36万人关注了他的微博。简笔元代山水画，搭配歪歪斜斜的古体打油诗，调侃、自嘲、插科打诨。

在老树先生眼里，人不过是块肉，光溜溜地来，臭皮囊晃荡一圈，走了。所以，他终生所想，莫过于有自由的空间和时间能自己待着，想肉所想，做肉所做。“捆住了，我这个人哪是那种人，上班几点到几点离开，他奶奶的，杀了我吧。”

自打34年前“疯狂地迷上画画”起，老树找到了他的天地，好似遇见年少时代的麦田。在南开大学读书时，他占领了学校里的防空洞，四面漆黑，他找来一个小灯泡，拧上，天天画。后来到中央财经大学教书，他搬到学生宿舍楼的地下二层，水管常常爆裂，满屋子水，脚脖子在水里泡澡，他扶着实木案几继续画。3年前，尽管学校房屋紧张，他还是在财大学术会堂负一层的车库楼下，争取到了一间文化创意工作室，100多平方米的空间快要被装满了。

老在地下画画，他笑称自己是“一个地下工作者”。

老树现在是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学的是中文，教的是摄影，“画画只能算边角料”，却最紧密而长久，断断续续加起来画了14年。

为了有更多时间画画，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到高校任教。不过没几年，教学之外的行政工作让他痛苦不堪。当副院长时，每个星期一堆文件，他觉得头疼。他对教学秘书说，你在文件上画出三句，开会的时候我把那三句念完就完了。后来他索性辞掉行政职务，一周只上一两节课，其余时间是自己的。

在微博上，他化身一位长衫民国先生，钻入画里，一会儿抱着大镰绕着麦田乱走；一会儿躺进树荫下的大盆里泡澡；一会儿摆上一瓶小酒，煤油灯下翻《西厢记》。不忘总结：“一个复读生追求富二代的小故事。”最是春光灿烂时，他对着花木自言自语：“刻意求不得，不求自然来。有花在心里，迟早都会开。”

2011年7月，老树第一次把画发到微博上。起初，谁都没有太在意，没多久瞧见粉丝人数超过6000，他吓了一跳。两年后，超过36万人关注了他的微博。简笔元代山水画，搭配歪歪斜斜的古体打油诗，调侃、自嘲、插科打诨。网友用“质朴”“率真”“随性”“洒脱”“雅俗”“诙谐”“悠然自得”“针砭社会弊病”等词句赞美他。

天下起倾盆大雨，整个世界哗啦啦作响，我们跟着老树钻进地下，什么都听不见了。尽管地下潮湿，冬天待久了难免“骨头缝里冒凉气”，但老树喜欢在下面凉快，“心稍微静一点。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就猫在屋里待着，干活儿，多好啊。江湖嘛，乌泱乌泱的，没意思。”

1962年，老树出生于山东农村。小时候，天空和田地很大，他闷头干自己的事，可以十几天不说一句话。

这种经历影响至今。“一个人待着的时候特别享受。”他把孤独视为一种巨大的享受，“抓机会单独在一个地方，太幸福了！害怕孤独，那是扯淡。”

他至今记得最初那个契机，“太震撼人心了！”他回忆道，嗓门儿大到有点失控。20世纪80年代初，在天津艺术博物馆，画家黄宾虹、徐悲鸿、齐白石的真迹展览，农村青年老树遇上一群奔腾的骏马，太逼真，目光黏在画上了，久久不能挪动。他觉得“浑身不得劲”，“就想画画，回去就想学”。

回到学校宿舍，他急忙把同学的搪瓷脸盆摆上桌，又找来一张正面印着红色横条纹的信纸，翻个面，盯着脸盆中央的两条金鱼和几棵水草开始描。“画得特傻”，他回忆第一幅作品，因为不像，他很焦虑。图书馆杂志里印有国画，“特想偷！你知道吗？又不敢。”大半年，他专门到那儿上晚自习，一手拿着杂志，一手照着国画描个大概，回屋后琢磨如何添枝加叶。

上大学那会儿，天津画展少，周末，他背着破书包，坐火车到北京看画展，一路走一路看，盯着看半天。助学金一个月22块钱，走一趟北京花掉三分之一，他乐此不疲。好画纸贵，就在各种纸上画，人家送的几毛钱的宣纸、宣纸外头的包装纸、信笺纸、杂志空白地方，他节省生活开支，几乎只吃馒头和大葱大蒜，就着两块酱豆腐。

“我这个人看到一个东西，往死里干。”这种拼命，源自少年内心的不安全感。他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农村没有一个壮劳力，“人家欺负你，你得努力”。

“有些强迫症……这是我性格上很大的一个特点。”他说着，摁掉第20支烟。

画到1985年冬天，他感到沮丧：“画谁像谁，全成了别人的东西，就是画不出自己的东西。”他远离宣纸、砚台，后来，连毛笔也干脆找不着了。仅仅是，在年复一年枯燥的会议里，忍不住随手抓来一本杂志，翻到背面空白处，用钢笔涂涂画画。日子一长，钢笔画攒到上万张，塞满两大箱子。

“我一直是个理想主义者，现在也是。但我也挺悲观的，而且有很强的虚无感。”他撕下第二包烟盒的一角，说，“又理想又悲观。”1989年，27岁的老树走下广场，突然迷茫。

20年之间，他试图不再画了。却没料到，重新开始得深刻沉重。

太突然了。1995年的一天，死神轻轻敲了敲他父亲的门。“我的天，这可怎么办？”当晚头绪太多，他完全睡不着，急得在屋里转圈。凌晨3点多，他半天翻出两支毛笔、几张早已放旧的宣纸，定下心来画，转眼间，天幕泛起微光，渐渐亮起来。画着画着，想不到，那种多年求而不得的风格冒了出来。

20年的寻常日子一天天过下来，他与从前不同，“逐渐明白世事”。现在，画画对老树来说变得越来越单纯，“说一点小心情，一点小想法”，看着颜色在纸上变来变去，“觉得快乐”。笔蘸水多少，运笔快慢，墨由干变湿在纸上的变化，整个过程让老树有一种游戏感。也有人说他画得匠气，他笑笑：“心里郁闷了，想说点什么，我就涂像。比方说这个长衫人物，他和空间啊，会形成一个关系，再配上诗文暗示，那就是一个整体的画境嘛……”

他画过许多树，秃干的、开花的，画着画着，都长斜了。“别人说这个想象力丰富，这哪是想象，我就是这么长的……”小时候上山砍柴，他碰上雷雨，躲到枝叶繁密的百年柿子树底下，突然，一个雷把树劈成两半，“差点把我给劈死，这种经验太深切了，你还废什么话，第二天我看那个树就斜成这样了”。

他从纸箱里翻出一卷画，展开，“这是别人要了的”，有人喜欢，就卖一些，“我又不靠这个吃饭”。画廊代理一些，画展现场也卖，但更多的人“在微博上看看，看好了私信我谈谈价钱”。有个老爷们儿看他画一把手枪，“特想要”：“哎，能不能给我画把枪啊。”老树乐了，“他对你的东西有认同感”，这种时候很多。不过也有人找他画，要求太具体，他拒了，“这个画不了……完全把我给限制住了。”

老树说，过了40岁，好多事开始做减法。“每个此时此刻都很认真地对待，你所有的生活连缀起来很像个样子，或者不像样子也不重要，最起码你对自己有个认真的交代。”

老树在画室还是一个人一待就是一天。有时候，天黑了，他好像看见自己一个人在老家后院向北的麦田里撒腿就跑，把鞋往天上一扔。运气好的话，能扣下一只来吃虫的蝙蝠。

图说：

笔蘸水多少，运笔快慢，墨由干变湿，整个过程让老树有一种游戏感

老树配字：爱看秋风梳衰草，爱看红叶漫天飞。爱看英雄瞎折腾，爱看史书落满灰

一沓一沓完成还未装裱的水墨画，一些裱好的画侧身立在桌角和墙边，无法计数

工作台上摆满陶瓷器皿，有的装花草，有的盛茶，各司其职，姿态随意

老树印章，款式多样

朱赢椿：蜗牛慢吞吞

文|吴达 摄影|皇甫珊珊

在这个过分追求效率和速度的国家，朱赢椿是慢的乐趣的传人。经其手制作的书籍带给读者久违了的中式审美愉悦，并两次被评为“世界最美的书”。

守弱

朱赢椿先生刚刚丢掉拐杖。此前，他在南京师范大学里散步时一脚踏空，摔倒了，胫骨骨折，休养了半个月才痊愈。他将这善意地理解为上天的再次提醒：慢下来。

其实，和他一样慢的中国人已经少见。他从21岁起在这所有“东方最美校园”之称的大学里求学、工作、成家、观看植物四季的变化，21年间从未离开。同一个农耕时代的人那样，他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夏天早上4点钟起床，冬天早上5点钟起床。早饭后在校园里散步，6点到9点留给自己独处，泡一壶茶，摸一摸古琴，然后发呆，“像农村人家打扫院子一样，‘扫心’”。

朱赢椿是个活得古典的人，这体现在形象上——一身修道士般的长袍、戴围巾、鼻子上架一副暗红色圆框眼镜；也体现在他对自然的特别偏好上，不仅欣赏其美，还从中觅得安身立命的准则。为了避让门口一棵古朴老树的枝丫，他不惜让工作室“随园书坊”的屋顶生生缺了一角。在屋子里，他曾先后与一只流浪猫、一只蜗牛、两只小老鼠、两只三黄鸡、几尾鱼和若干只蚂蚁共同生活。他追踪蚂蚁，观察蜗牛，在雪天携带一灰一白两只小老鼠走进原野，记录下它们的故事，把这些流动的影像绘制为静止的书——《蚁呓》《鼠述》《蜗牛慢吞吞》，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有大篇幅的留白，朱将这视为对读者参与的邀约。不过并非所有读者都会买账。有人拿着绘本《蜗牛慢吞吞》到书店退货，责怪这本书前6页“印重了”——事实上，那是蜗牛探出一只触角、两只触角，“我告诉他们，你太快了，要有点耐心”。

很难说他和他饲养的动物，谁才是这个园子的主人——它们有时会让他备感尴尬。比如，从医院讨来的老鼠很快由两只繁殖到十几只，味道很大。医生建议他用“颈椎脱位法”：一手拎头一手拎尾巴，一拉就死掉了。“怎么可以这样？”朱赢椿拒绝处死这些小生灵，即便是安乐死也不行，后来他把它们分送朋友的孩子收养。

他向我展示了摆在天井的一本书，封面材料采用了红绿色相间的防滑垫。这是在为他策划出版的《语录杜尚》做材料实验，“室外晾上个四五天，看看会不会裂”。这位已故法国艺术家曾经将男用小便池当作艺术品展出。朱赢椿推崇他的这句话：“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

朱赢椿工作室沙发后面的匾额上写着三个字：“平为福”。“我不是一个逞强的人，是一个守弱的人。”为了解释清楚，他开始背诵《道德经》中的一段：“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不裁

朱赢椿的童年在凋敝的苏北农村度过，与田间地头的小动物为伴，周围很难见到带字的读物，人生中的第一本书是《怎样栽桑养蚕》，他临摹书中的插画，又将它们贴上墙。1995年，从南师大国画系毕业后，他把作品卷成筒背在身上，踏遍南京的中学去找一份美术教师的工作。没人要他，最偏僻的地方也不要。恰好南师大在那个时候成立了出版社。朱赢椿找到社长，告诉他：“我别的都很好，就一条不好，我家里没人。”这位正直的领导先是质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争取来名额让他得以留校。

此后10年，朱赢椿和所有同行一样熬夜、加班、比稿。作为这家出版社唯一的美编，他要为所有教辅书设计封面，高考、小升初、英语辅导每个月做几十本。直至有一天，他到样书库里取东西，推开门后惊呆了，里面密密麻麻堆满了10年来自己所设计的东西。他倚着门框，问自己：这些书有几本能够留下来？这10年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声音在召唤，只不过这个声音太微弱了，也许只能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但当第二天太阳升起、周围的人涌上大街的时候，又被暂时地忘掉了，我想都市人都是这样。”

这成为朱赢椿的“决定性瞬间”，之后的又一天，他找到出版社领导，说想自己出来开工作室，领导答应了，但附加了苛刻条件：社里的活儿不能少做，工资停发，按件计酬。每本的报酬少则一百元，多则二三百。

他给工作室取名“书衣坊”（随园书坊前身），取意“为书作嫁衣裳”。刚开业时举步维艰，朱赢椿一度吃睡在工作室里，接的活儿多半还是教辅书。2004年，他接手的一本名为《人文江南关键词》的书成为其职业生涯的拐点。

市面上同类书籍已有很多，出版社对这本书并不看好，只同意小批量生产。朱赢椿要求纯手工粗麻线装订，但大印厂嫌利润微薄不愿接，他只好找了一家业务清淡的小印厂。几天后，厂长建议他另找厂家，厂长带来的样书满眼瑕疵——麻线装订歪歪斜斜，老式机器压力不够，导致墨线不匀，尤其是裁切机的刀刃老化，切边不齐。朱赢椿反复端详这个不合格产品，竟渐渐心生欢喜，索性强化缺点，用这些瑕疵作为设计元素：印刷机用老式单色机，造成油墨自然不匀，切合古书刻本的斑驳肌理；破坏老式裁切机的刀口，越钝越好，切出来的书的切边呈不规则状，每一本都不重样，让人禁不住想用手指轻轻摩挲。这本书上市后连续加印三次，被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评为当年“中国最美的书”。

凭借这次获奖掰正身份，朱赢椿和书衣坊的选择余地多了起来，一些人文社科类的图书设计开始陆续找上门。2006年，他的一位女性朋友打算将博客文章结集出书。朱赢椿把这本书做成书页封起来的毛边本，并且在环衬上附上一把纸质模压小刀，读者阅读时需要边看边裁，借此收获一种短暂的等待和喜悦。这本书最终定名《不裁》，既有“小女子不才”的谐音，也有不加修饰之意。2007年，《不裁》获选德国莱比锡图书博览会“世界最美的书”奖项。这个活动由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德国国家图书馆和莱比锡市政府联合举办，每年吸引几十个国家的图书设计师参选，是书籍装帧行业的最高奖项。但是现在的朱赢椿已经不愿谈论《不裁》，“那本书有点作，太抢戏”。他曾私下询问过一些朋友，发现九成以上的人都没有看过书的内容，单是为了装帧才买下。

拒绝

成名后，朱赢椿白天几乎无暇工作，他要接待来自天南海北的访客。几乎每个客人都会用“我是第一次来南京”作为开场白，他听了只有奉茶、请上座，陪着清谈。“我是一个不懂拒绝的人。”

但他不得不学着拒绝，因为蜂拥而至的东西实在太多：素不相识者的登门拜访、媒体的采访邀约、朋友和官员点名做书的请托。其中最难的或许是“大干快上”的利益诱惑，他给自己画下道来：一年只做10本书，设计前先通读文本，不能被打动就不做。

拒绝并不容易，朱赢椿害怕与人发生正面冲突。这个42岁的男人平生几乎从未和人吵过架、红过脸。绘本《蜗牛慢吞吞》第一版8000本印出来，图片颜色不达标，面临全部销毁的命运，他异常生气，最终却委托一位朋友去同印厂交涉，理由是自己去的话，免不了冲人发火。这个好好先生为自己的性格感到苦恼。“这样不好，太优柔寡断。”

至于一年只做10本书，他不把赚钱当回事儿，前提是要养活工作室的员工们。2012年，他花半年时间设计出的随笔集《一个一个人》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而全部报酬只有5000元。事实上，他收到的最高一笔设计费也不过两三万元——拜不景气的书业所赐，书籍装帧是平面设计中利润最薄的一块。

朱赢椿不混圈子，更没兴趣和标新立异的同行打交道，一次做客广州顶尖设计师沙龙，听着身边人开口动辄“接了多少多少万一个大单”，他感到如坐针毡，悄悄离席溜去书店翻书了。

朱赢椿喜欢袁枚，这位清代性灵派文人生性疏淡洒脱，于壮年辞官，隐居随园，优游自得，不复出仕。一个有趣的对比是，袁枚以广收女弟子闻名于世，而随园书坊仅有的6名员工也全是女生。对于聘用员工，他有几条规则：女性，南京本地人（无租房压力），家境殷实（父母不缺钱）。因为怕耽误人家赚钱养家，他“撵走”了所有男性设计师，让他们把原有的客户业务带走，并对这些客户说找我也是他们做，而且更贵。

工作室管理松散，甚至称得上情绪化。例如，和甲方拟定的合同没有明确的截稿时限。“你可以口头告知日期，我来掌握。”朱赢椿说，“但不能落到纸面上，我会害怕，怕人催。”

快餐、快递、快客、快印、速配、闪婚……在朱赢椿看来，这个国家过分追求效率和速度，而慢的乐趣正在失传。走在校园里，能感到周围的人脚步匆匆，有时自己的名利之心也不免被激起。2011年，校方对已经当了15年讲师的朱赢椿许以硕士生导师的头衔，只要填完一张职称申报表，填到一半，他把表撕了，写信谢绝了这份好意。“上面格子密密麻麻，全是论文数量、教学任务、发表作品……这是又一个名利枷锁，填了，就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他说，人生就像蜡烛，他更愿意烧得匀、烧得长。朱赢椿不上网。他不愿被稍纵即逝的新闻分散精力，另一个原因是害怕听到非议和批评。《蚁呓》上市后，一篇名为“朱赢椿：做书是要有良心的”的文章指责他：“森林资源如此紧张，木材和纸张那么紧缺，你做一本书不到2000字，80%是留白，这也配叫书？”朱赢椿像犯了错误一样不敢吭声。2008年的德国莱比锡图书博览会上，这本书获“世界上最美图书特别奖”。

在4个多小时的采访里，朱赢椿未曾数落任何人的不是，他只愿意表达自己。当我提出请他谈谈厌恶什么样的设计时，他岔开了话题：“我买书从不看设计。”遇到实在看不过眼的，他会扯下封面，这是他罕见的决绝时刻。

于谦：玩儿

文|赵涵漠 采访|赵涵漠 张博岚 摄影|张旭明（紫羿云天）

于谦就喜欢这种生活，坐在院子里喝茶，看动物，能待上整整一天，“就算没人跟我聊天也没关系”。

相声里的“于谦”曾经出国留学——虽说是索马里联邦共和国；他爱刷微博、四处招惹小姑娘——小姑娘1.89米大个儿，体重200多斤，护心毛跟张飞似的。按照相声迷的说法，“于谦”一家子都为中国相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儿子姓郭，父亲姓王，老爷子爱吃面馅的月饼；祖父威震北京，号“冷面杀手”，全称“朝鲜冷面杀手”，就上辣白菜更了不得。

搭档郭德纲说三句，于谦先生应一句。他总是站在场面桌后面，头发烫得蓬松，纹丝不乱。有时探着头听搭档挤对，嘿嘿咧嘴一笑，现出深深两道法令纹。

在网络上，人们为他抱屈，“于谦的父亲怎么了？”“郭德纲怎么老损于谦？”可事实上，这位在舞台上能屈能伸的演员，把日子过得无比舒展。他会放风筝，懂品茶；养蛐蛐、逗鸟、遛狗、放羊、喂马。他在北京大兴有60亩地，打理得就像座动物园。大院子里长着百十来棵梨树，还在园子里种油菜、大白菜、豇豆、茄子，养鸡得蛋，试图自给自足。

“他一天能赶八回饭局，只要沾着玩儿的，没有不喜欢的。”郭德纲曾对着电视镜头描述，“我们俩是鲜明的反差，他活得太值了！”

一步踏入相声全面衰败的时代

从城里开车到于谦的“动物园”，需要一个多小时。此地成员至少包括一只白狐狸，由一头名叫“长毛”的狗率领的30多位同伴，50多匹马，新盖的红砖鸽舍里住着100多只鸽子，池塘里养着上千条锦鲤。

于谦会像个大收藏家那样向人展示自己的珍宝：“啪”地打开水族箱的灯，一条长着寿星公般额头的罗汉鱼正瞪视前方；温室里一棵树上，两只产自南美的松鼠猴正上蹿下跳，为了这两只小猴，于谦还特意申请了国家二类保护动物饲养繁殖许可证。

“其实就是一个自己玩儿的地方。”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于谦哈哈一笑，他说他就喜欢这种生活，坐在院子里喝茶，看动物，能待上整整一天，“就算没人跟我聊天也没关系”。

如果时间回到1990年左右，于谦很难想象自己会在未来过上如此惬意的生活。作为刚从北京市戏曲学校相声班毕业一年多的新人，他一步就踏入了相声全面衰败的时代——曲艺团没演出；他的搭档远赴日本学习经营管理；就连曾经以创作相声为生的老师们都纷纷改行，以写小品或影视剧为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曲艺节目主持人大鹏2005年就开始为德云社录节目，他将于谦描述为“新旧交替的一辈儿”，“他过去看到的都是能够代表相声最高水平的老一辈人的相声，所以他知道相声说到最好的程度是什么样。他看过100分的，但他和曲艺团的伙伴们表演时只能表演到30分，心里觉得很苦闷。”

但他爱相声，也为了生计，接到演出机会还是不推辞。那时，刚刚出现的小品让人们感到新鲜，霹雳舞和摇滚也都传进内地，但凡出场，收获的全是尖叫和掌声。

相声演员倒也能享受同等待遇——尖叫和掌声——但那是声音震天的起哄，根本不让演员张嘴。除非于谦灰溜溜地转身下台，观众才心满意足地停歇。

现在，当于谦再次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他形容自己上台前总是“发怵”，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怎么才能不被哄下来？”

他曾经在一个大体育馆里表演过，场地中间，搭着一个小小的方台。他一走上台，场内的起哄声、倒彩声全响起来了，没人爱听相声。于谦只好站在那儿等着，等观众喊累了，声音小了，他问了一句：“你们爱听相声吗？”

“不爱听！下去吧！”人们一点不客气。

“那你们爱听什么？”于谦问。

“爱听唱歌！”一个声音最大。

“我也会唱歌！”于谦干脆抓着话筒走下台，爬上体育馆的阶梯，奔着那位最大声的观众聊天去了。

这种场面不常见，观众也乐。于谦装模作样地和人聊了一会儿，赶紧走回台上，趁着那点热乎劲儿，跟搭档抓紧时间把相声说完。而这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里仅有的几次成功表演之一。

相声没落，这位前相声演员后来改行出演影视剧。他的演出经历包括著名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中只出现了一次的警察，晃悠着警棍，呵斥着；以及在另一著名电视剧《小龙人》里饰演一名唐朝书生，参与了中国早期“穿越戏”的演出，同样只出现了一次。

因为被欺负，所以被喜欢

在相声段子里，于谦带着股逆来顺受的劲头。即便在生活里，人们也很难从于谦身上找到“非如此不可”的气质，前提是不触碰他的底线。

郭德纲曾说于谦：“有的时候，比如说说话我多多少少还要顾及一下场合、时间，合适不合适。于老师没有，此时此刻这个话不说出来就得死，他不管你多大领导在，他也不管你跟前合适不合适，他要不说出来，他活不了。他的人生很快乐，也很单纯。”

一些曾经和于谦打过交道的人形容他“随和”。在歌手沙宝亮看来，他“身上软乎乎的，没什么刺”。

接受记者采访时，于谦的第一句话是：“你好，我是于谦。”第二句话则是：“你想怎么问就怎么问，没关系。”在事业上也许同样如此。没法说相声，他就改拍电视剧、演电影、做主持人，甚至去北京电影学院影视导演系进修，道路宽广。

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他和从小一起学艺的朋友在家里聚会，酒过三巡，他们把剩菜收拾收拾，支起摄像机，在镜头前说段相声。自拍，没人当观众。“现在想起来挺心酸。可那时候不伤心，来不及伤心。”于谦摇摇头，“就为留着自己将来看看，瞎玩儿呗。”

直到2000年左右，团里找回于谦，请他为被借调来的郭德纲捧哏。他并不想去，说自己“对相声伤心了”。

可于谦其实还爱相声。他自小就听收音机模仿相声大师。12岁退学去曲艺团学艺，当时的先生不看好他，说他“死羊眼，一张脸”，意思是眼睛不灵动，脸上没表情，勉强学艺也是块朽木。幸好班上的大师哥花了一个星期时间调教他，拿着练功用的板带，连打带骂地逼着他背下要领。这一下子，他开窍了。

于谦说，相声这行就是个不断开窍的过程，开了一个窍，就爬上一个台阶。

另一次开窍是在曲艺团领导的劝说下，勉强回到团里与郭德纲搭档之后。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北京六环外的农村巡演，大部分时候，场院就是剧场，两台拖拉机倒着开，俩车斗一对上，就成了舞台。

就在那些四面灌风的场院里，于谦发现自己曾经走在既正统又颇被束缚的表演路数里。他从郭德纲的表演里发现了许多过去曲艺团认为不能说、不屑于说，甚至认为过分传统早该被淘汰的东西，但郭德纲重新为这些元素赋予了活力。

记者试图让他用一两个例子说明，但他想了想后表示，一切只能意会，“真的说不出来，那是一场演出的整体感觉”。大鹏则记得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于谦说：“突然间发现这是我小时候老先生表演相声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相声，而且能够自己亲身去说。”

后来，郭德纲、于谦开始正式搭档。直到今天，44岁的于谦发觉自己“越演越多新鲜劲儿”。郭德纲则形容他是“行业里不可多得的捧哏奇才，大智若愚”。每次上台前半个小时，俩人才凑在一起。对话简单极了：

“今天说什么段子啊？”

“说这个。”郭德纲有时会掏出一张便签纸来，但上面也仅仅写了一些关键词。有时，就这么两三分钟一过，俩人就能上台。

有人说，“好嘛”这俩字谁都说，就于先生味道、火候最好。曾有姑娘在开场前冲着穿灰大褂的于谦大喊：“于老师，我爱你！”也有男人紧跟着起哄：“于老师，我爱你的发型！”

当然，谁也没有郭德纲损，台上，他冲着那位向于谦示爱的姑娘笑嘻嘻地说了句：“你也不怕脏。”

如今，或许部分是因为他的角色总被欺负、占便宜，段子里的“于谦”已经成为相声舞台上一个格外讨喜的角色。与德云社合作多年的优酷网《名人坊》制片人刘峥告诉《人物》记者，自己曾经也问过于谦，是否会介意台上被挤对。于谦回答：“台上无大小，只要把观众逗乐就行。”刘峥评价：“这个道理很多演员都懂，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于谦在舞台上活得窝囊，他爸爸“王老爷子”同样命苦。有人总结过，有关老爷子的死，说法多样：有说是去探病的老郭探鼻息捂断气的；有说是老郭踩到了氧气管子；有说是孝子于谦自己踩的，老爷子就剩一口气，又说不出话来，用笔颤颤巍巍地在纸上写下几个字“滚！踩我氧气管子了”；还有说是去家门口加油站挖石油，拿打火机照了一下，享年83岁。

真实生活里，于谦的父亲曾是油田地质勘探的领导。从粉丝到记者，很多人关心舞台下的老爷子，担心他会不会受不住台上的那些调侃。但于谦说：“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些事，这就是我们行内的传统。”

他挺喜欢台上那个“于谦”：老实、厚道，代表观众说话、发泄、问问题。像所有普通人一样，那位看上去忠厚老实的中年人还有点小聪明、小幽默，会揪着搭档的一个话把儿毫不客气地反击回去。

比如在那段著名的《我要幸福》里，郭德纲抄着手、瘪着嘴自我勉励：“郭德纲，你会幸福的！你跟超人唯一的不同就是你把裤衩穿里头了。”

“嗯，是，明天您把裤衩儿穿外头试试。”于谦一本正经地使坏。台下笑声一片。他的一位资深粉丝后来曾提起过这一段，并下了句评语：“于谦反击的时候最逗，比挨损更逗。”

在大多数人看来，逗哏与捧哏是红花与绿叶的角色。但对于谦来说，他在捧哏的生涯里享受了巨大乐趣，“有很多的包袱，到最后是产生在我身上。当众把这个包袱剖开，抖给大家。在这点上，我觉得是捧哏过瘾的地方。所以捧哏这行干得好，你让他逗哏他绝对不去！”

深不可测，深不可测

于谦分得清台上的角色和台下的自己，正如他分得清台上的生活与台下的生活。

他和郭德纲曾对《人物》记者描述了对方在相声之外的爱好。于谦说，郭德纲走下舞台的爱好仍旧是相声、戏曲、大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郭德纲说，于谦“全部精力就是体现在一个玩儿上，他说相声也是，他有一半是为了自己，开心，快乐，台下也是一会儿没溜了耍闹”。

于谦紧跟潮流，衣服有不少来自日本的潮牌，还擅长唱周杰伦的歌。据刘峥说，于谦还是“老摇滚铁托”，喜欢唱崔健的《一块红布》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老北京”一系列，鸟笼、核桃、葫芦、手串、钩子、盖板，于谦没有不收藏的。秋天，他去保定淘葫芦，家里攒着四五十把。别人养蛐蛐只是从市场里买几只玩玩，于谦却从虫卵开始培养。他还四处搜罗品相好的老北京观赏鸽，动用了“复杂的遗传工程学”，花几年时间配种。好不容易培育出自己相当满意的鸽子，一转身，朋友喜欢，就把鸽子送了。

他曾在天津搜罗到两张金银器世家“前门张”的盖板，一模一样。薄铜盖板上刻着八仙，连眼神都刻得好。于谦描述起来得意极了，“抖搂抖搂，纸脆似的，那次可是得着了！”可给这两张盖板配上合适的笼子太难，“得配俩一模一样的笼子，年份得差不多。还得找着像样的钩子，身份差不多；还得配罐子。凑一套笼子可不容易，有一点儿错都让人笑话。”

家里也有名贵的鸟笼，搭配好罐子、钩子、盖板。但他和很多玩家一样，平日把鸟笼擦净，高高挂起，只有遛鸟前，才把鸟从普通笼子迁进名贵笼子，遛完再把鸟迁回去。但就是街上那么一小会儿时间，“往那儿一放，大家围过来欣赏，主人得意一番。谝去！”

有时候仅仅是看着都让人欢喜。一次，相声演员孙越和于谦在上海淘了三个几十年的旧鸟笼。傍晚，俩人坐院子里聊天，夕阳照下来，水汽在笼子上氤氲，俩人感叹，“太漂亮了，这个照得！”

于谦声称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相声，对于舞台他丝毫不感到疲倦。相声演出繁多，话剧、电影邀约不断。不过，无论去哪一个城市出差，这位爱睡懒觉的演员总会大清早就爬起来，去逛逛当地的花鸟鱼虫市场。

孙越还记得一次在上海演出，他和于谦一行四五个人浩浩荡荡去逛鸟市，说好这天午饭在外解决。可在鸟市买了几只鸟，钱就花光了。孙越提议：“咱中午赶紧回住的酒店吃饭去。”

“不能，不能，咱们都出来外面了，得比他们吃得好！”于谦反对。

可确实没钱。最终于谦提议，就随便吃吃，回头吹吹牛不就完了嘛。几个人在离酒店不到1公里的路边摊吃了每碗3块的榨菜肉丝面，边吃边说：“回去就吹啊，回去就吹，吃得好，找了个上海馆子。”

回了酒店他们见到郭德纲，胡乱吹嘘了半天。直到郭德纲抛出一句：“你们不是吃的面吗？”之前他坐车经过，早就看见这几个人坐小板凳上。

“你都知道我们吃面了，还等我们吹完了才说！”于谦回他。“你知道吧，他真就是小孩子心态！”孙越笑着回忆。

按“玩友”孙越说法，于谦“打小喜欢玩儿，鸟粪里长起来的”。四五岁，于谦就去鸟市“逛个一溜够”。他是典型的老北京人，小时住在大杂院，邻居们养着鸽子、猫、狗、金鱼。数百年来的传统，皇上玩什么，大臣就玩什么，底下老百姓就跟着追什么。

但他于1969年出生，在他的童年时代，“玩儿”被视为“遗老遗少的做派”。他记得大人告诫小孩，爱玩的人是流氓，见到都要绕路走。后来才听老人们说起，“文革”时候有舍不得鸽子的，就在自家屋里挖个地窖，白天把鸽子藏在地窖里，直到晚上才敢喂食，放它在屋子里飞一飞。

等到不听话的于谦自己开始养鸽子并碰到难题，他才鼓起勇气跟那些人打交道。那时，他突然发现，“人家好着呢！有情趣，工作也不耽误，生活充实极了。”

在微博里，于谦陪着动物们频繁亮相。他给黄爪猕猴“看手相”，或是隔着军大衣跟凶猛的西伯利亚苍鹰合影留念。一条微博上流传甚广的视频令于谦大为赞叹。一只小狗可以顶着鼻子上的一块饼干，一动不动，“这就是玩儿出来的，功夫！”

他提起自己马场里的狗群。在他和工人都还没察觉的时候，狗群里已经悄悄出现了领导和分工。每天放羊的时候，有两条狗帮忙放羊；等到收马的时候，又有另外两条狗跟着收马。每天夜里，每过一个小时，就会有一条不同的狗绕着60多亩的马场跑一圈，“巡逻”。所有有人过夜的房间，门口都会有两只狗“站岗”。如果房间没人，岗哨自动取消。

狗群里有藏獒、黑贝，可是于谦最后发现，一只品相最为普通、朋友送的“串儿”（混血狗）才是其中的领导。他曾在微博里写过关于这条名叫“长毛”的狗的故事：“朋友送猴一只拴于院内玩耍。乘人不备而逃，野性回归蹿房上树，时而下来偷水果，时而进屋抓粮食，见人就跑，多次抓捕未果。院内有犬名叫长毛，见抓猴失利悄声而退。不多时口衔猕猴进屋示人，众人皆惊，细审猴身毫毛未损。忙锁其猴取食赏狗，长毛傲然食之复归屋外蹲守。”

有人惊叹“《聊斋志异》也不过如此”

于谦说，在“玩儿”的世界里，并不是钱就能决定一切，“重要的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不管我花钱多少，人家一看这东西就知道”。于谦学了一下羡慕者的表情语气，他跷起大拇指，双眼一瞪：“人这玩主！”

眼下，于谦更喜欢马，马场里有17匹迷你马来自荷兰，以从海拉尔运来的草料为食。他会笑着说：“所谓人马合一，深不可测，深不可测。”

后来，郭德纲一本正经地把这段“人马情”说进了段子，“每一匹小马都倾注了于老师的骨血”。

因为爱马，他和歌手沙宝亮、峦树也成了朋友。在峦树看来，于谦对马称得上“痴迷”，他俩有时为了选一匹公马，就在北京的大风天里跑到特别荒凉的野外去，“黄沙漫天”。

为了赞助一场马术比赛，于谦还曾捐出一个蛐蛐探子筒——象牙探子、檀香筒。沙宝亮拍下了这个宝贝送给父亲，但他不愿意透露价格：“反正肯定是价值连城，但谦哥是性情中人嘛！”

于谦觉得自己能和“动物园”里成群的动物交流，看着动物跑跳蹿蹦、腾挪纵跃，就能意识到它们的肢体是否最大限度地舒展开来。这是种“说出来特别特别枯燥，但观察的时候却特别有乐趣”的爱好。

《人物》记者问他对“建功立业”“争名逐利”之类的人生态度怎么看，于谦不肯直接回答，只说：“可能我这人的特点，我就觉得有个爱好，日子过得充实。”

一次在新西兰的一家酒庄，于谦戴着蓝色的小帽，手里握着一杯红酒，悠闲地坐在露台的木椅上。在他面前，是整片绿色的山林、坡地和草原。

有人问他此时的感受，他答：“要是有朝一日我的马都能在这儿养，马也舒服，养老也舒服，此生足矣。”

向京靠着半边床，时间就此凝滞

文|肖海生 摄影|范西

向京开玩笑说，对于个人居住来讲，她其实只需要床的一半大小，再加一个床头灯，吃完饭靠着半边床，看看书，就足够了。

向京女士的工作室里有一个角落特别像花园。顶光从天棚洒下来，十几盆大小不一的植物，一只半鹿半马的动物从阔大的绿叶后面优雅地伸出脖子来——那是她的雕塑作品。策展人冯博一来这里做客时语气断定地说：“向京，你一定十分小资。”

向京苦笑，小资这个词和她实在扯不到一块儿去。作为当今中国雕塑界最出色的艺术家之一，对向京来说，工作室的第一标准是实用。她也喜欢很多艺术家的工作室，窗明几净，光线明亮，自由分割的各个功能区。看到张晓刚开阔敞亮的厂房工作室时，向京开玩笑说：“直接越过羡慕，到达仇恨。”

因为雕塑工作的性质，她的工作室不能由着自己想当然来，得考虑制作大件作品必需的物理空间，得有足够的地方给打坯、铸模、打磨的助理和工人。粉尘更是无法避免，只要一开始翻制石膏模，几个小时打扫一次都不管用，灰尘永远掉得比人勤快，有洁癖的人只能坐等崩溃。

向京喜欢古典音乐，做作品时两只手都忙着，只有音乐可以不受限制地欣赏。但因为工作环境的“恶劣”，她也没法配很好的音响，粉尘会影响胆机寿命。做雕塑是件十分牵绊人的活儿，不但只能枯坐在那里，被一大堆材料包围着，而且一旦开始，中间就尽量不要停歇，否则光洗掉手上的泥巴和材料就得耗费半天时间。

工作室的那些植物，看似有心，其实很多是向京从外面捡回来的，回来换个盆，天气暖和时就把它们挪到外面的竹林边，吹风淋雨，接接地气。但她不算会侍花弄草的人，有些植物枯了，还继续黄着叶子立在那里，也挺好。生机勃勃的那些，就聚在一起相互鼓励，索性再搁一件雕塑进来，围出一个小的会客区。就这么一点用心，与苦心经营的“小资”相差十万八千里。

从2009年到北京来，这片工作区域已经用了四年，一切从实用性出发，慢慢生长出它独有的舒适和自如。比如光线，是向京最满意的地方。当时装修时，她特意在屋顶上开出三片采光的天棚。顶光的好处是，一天之内几乎光线都是恒定的；而那些四面开窗的，光线会随着一天的时间而变化，影响对色彩的判断，看着好，其实并不利于创作。

天天待着的地方，谁都会想弄得漂亮一点，但雕塑家的工作性质实际上不允许有太多审美的东西存在。和许多人的想象不一样，作为自由艺术家的向京，也遵循着朝九晚六的工作时间表，甚至比很多打卡上班的白领更准时。

周末时，只要不在外地，她都照常去工作室，助理、员工们都不在，她一个人待在工作室里，还是平时的光线、等待完工的作品。但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所以一切的意味就都和平日里不一样了。听听音乐，浇浇花，东摸摸西摸摸，“干什么都觉得很舒服”，向京觉得这是一种无法分享的隐秘的快乐，又有点像退休老人般彻底放松。

平时工作日，还是一样地做作品。还是听得烂熟于心的音乐。手上还干着活儿，突然就想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屋里屋外的光线是不是一样？向京就会突然跑出去看看。通常情况下，她总会看到流浪狗“总统”带着其他小狗在工作室门口晒太阳，跑来跑去。

除了植物，向京的工作室里最多的就是狗。都是各路各道来的流浪狗，不但在工作室里划分地盘，还按先来后到自己排了辈分。先来的“总统”有了优先权，有时会仗势欺负那些后来的，但也会站在工作室的大铁门口，带着客人走过百米长的小径，一直到雕塑工作室门口。

小狗和植物一样，对向京来说，它们的存在是活动空间里一种“必要的安慰”，因为相比起雕塑作品来，“它们是有生命的”。其他人都不在的时候，比如过年，比如周末，向京一个人待在工作室里，流浪狗们总是乖巧地在向京脚边蹭两下，又跑开。人和狗，仿佛是互为证明的存在。

从大铁门进来，整个工作区域有1300多平方米，被一一划分为车间、仓库、作品展览室、员工宿舍、稀奇艺术品牌的办公室等等。但向京自己的工作室却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也就110平方米左右。向京相信有气场一说，太大的空间她觉得暖不过来，所以110平方米对她已经足够了——甚至还要减掉那没有光线的三分之一区域——与当代艺术圈时刻显露出的膨胀的野心相比，这似乎有点背道而驰。

向京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十八平米，纵身一跳》，纪念她在上海工作室的一个小休息间。那是她第一次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空间，尽管只有18平方米。那时候，向京和先生瞿广慈共用一个工作室。当时任教的学校条件有限，因陋就简地找了块空地，破例给他们盖了间工作室，然后里面又隔出一个18平方米的空间。但就是这么一块小小的领地，也足以让向京欣喜若狂。每天去了第一件事就是拖地，一边趴在地上用抹布擦，一边还要放着噪音音乐，每次非要出一身大汗才觉得痛快。

2009年，向京和瞿广慈辞了教职，又把工作室搬回北京，所有助手、两只叫黑皮和花花的老狗，以及六大卡车的货物，走了1400公里回到北京，租下了现在的工作区。规划中俩人一人一间工作室，但后来瞿广慈那间做了仓库，于是又俩人共用一间工作室，再加上媒体记者、策展人、艺术圈的朋友来来往往，工作室也慢慢变成了杂处的客厅。

相比于工作室，向京对住的地方反而没那么上心。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时，一个宿舍四个女孩，大家都把床上的那方寸天地当成自己的作品，极尽布置之能事。只有向京挂了一块布帘，每天在教室待到很晚，回到宿舍，洗漱完了帘子一拉，自成一统。除了床铺外，帘子里就一盏台灯。

一直到现在，她还会梦到躺在帘子后面看书的姿势，那个小空间里的光线。躺在床上，帘子拉着，台灯在这个位置，然后一拧，就靠在床上，时间就此凝滞……这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向京开玩笑说，对于个人居住来讲，她其实只需要床的一半大小，再加一个床头灯，吃完饭靠着半边床，看看书，就足够了。以前在上海住联排别墅，地上三层加地下一层，每天回到家，她在一层的饭厅吃完饭，就直奔三楼的卧室。

2009年回到北京后，已经快四年了，但是家里还有向京不熟悉的角落——她一直并不那么在意一个现实的处所。她谈起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说：“每个女人都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但她觉得伍尔芙说的其实更类似一个内化的概念：现实空间即使再满意，也只是无限接近心灵需要的空间而已，或者说它只是气质上吻合。“人对现实空间的需要其实很小，远远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大。”在她眼里，追求现实空间，更像是男性在施展对现实世界的控制和权力感。

不过，她同时也很看重“真实地拥有一个很私人的空间”这件事，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独处与放松。这与空间大小无关，重要的是专属于自己。比如在上海时那个18平方米的小房间，向京一搬进去就把窗玻璃喷了一个磨砂效果。喷砂的时候，她特意留了个心眼，房子在二楼，她就在视线的高度贴了块胶布，喷完揭下来，就可以随时看到楼下过往的路人，而别人却看不到她。

对于如今的向京来说，创造的场所，工作室，即是她的安心之地。很多人喜欢问她：你的灵感都是在工作时诞生的吗？的确，工作累了时，她会坐在那里，喝口茶吃些点心，掏出随身携带的破笔记本，记几个突然想到的问题。

但她觉得，做雕塑时，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灵感问题。“它更像一种不停息的体验、一种持续的经验，日夜不停地在你体内发酵，无数的问题在脑中盘旋，然后你借助雕塑来表达那种综合的感受。那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实的空间其实没那么重要，工作室的大小、开间、光线……归根到底，它不过是一处实用的场所。

基于这个原因，有段时间，向京甚至烦了雕塑这件事，因为雕塑会把人圈牢在室内，一坐就是一整天，几乎无法挪地儿。她曾经想象过不做雕塑的日子，换一种其他的表达方式，比如写作，比如摄影，就可以居无定所，带着最简单的行李，住遍全世界各地的酒店。

但归根结底，无论哪里的房间，都只是一个现实的居住地。真正能让向京感到安心的，是一处抽象的心理空间，是几十年中各种不完美空间的叠加：美院带帘子的单人床，上海18平方米的休息间，工作室日日相伴的植物、狗……虽然这些不可能同时出现在眼前。

韩松：凌晨4点，在杂乱书堆里感受宇宙呼吸

文|王天挺 摄影|张旭明（紫羿云天）

这几乎是韩松最奢侈的时间。写作被安排在凌晨，不管睡得多晚，他总是4点左右起来，一直写到6点。

在位于宣武门像铅笔形状的新华社新闻大厦的一间办公室里，韩松先生盯着一只在微波炉里盲目地爬着的蟑螂，他的手边放着一瓶威士忌和一盒治头疼的药，桌上摆着几份《人民日报》。“上一次见到蟑螂还是在冰箱里。”他感到有些惊奇。

这位48岁的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在白天负责将中国的新闻发布到全世界；而在太阳升起之前，作为科幻作家，他写在宇宙中飘荡的墓碑、窒息的红色大海和封闭的无限轮回的关于地铁的小说。

因为总是要加班，办公室是他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这里除了墙壁，几乎所有裸露的表面都被书报所覆盖，几个塞满书的铁皮文件柜摇摇欲坠，就连书的缝隙间都被填上了茶叶罐、调味酱、肥皂、鞋刷或是一碗农心辣白菜拉面——曾是他的最爱，“一年要吃好多集装包”。

但要分辨出韩松的阅读口味则有些困难，他几乎什么都看。在一本菲利普·迪克的科幻小说下面是本《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对外宣传工作论文集》旁边摆的则是一本《加缪全集》，而《南方周末》和《环球时报》则经常摞在一起。

说起整理，他懒得做这样的工作，只在心血来潮的时候给图书做个有趣的分类。他把马列著作、《邓小平文选》与实用公文写作宝典放在一起，在它们旁边是宗教的书和一本《资治通鉴》；而柯云路的《大气功师》、邵伟华的算命书则与史蒂芬·霍金的书码在了一起，韩松觉得“这个时代，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实在说不清楚”。

打开韩松的文件柜，科幻小说还是占了大部分，包括他最喜欢的阿瑟·克拉克、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小松左京和乔治·奥威尔的著作。但他觉得科幻的范围可以很广，何伟的《江城》被他当作科幻作品看，因为“一个美国人来到中国以后，就像外星人来到了地球一样，面对文化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你通过他的眼睛再来看中国”。

“这本也算吗？”我拿起手边的一本时尚杂志问。

“这里面有创意，有很多先锋的元素，有很锐利的、很酷的东西，它跟科幻的气息是相通的。”

韩松很少处理书和杂志，因为觉得有些书回过头来看会非常有意思。他翻了下1999年的《舰船知识》，发现那时人们对钓鱼岛今天的局势分析得相当准确。在难得的卫生清理中，他还发掘出了一些科幻“文物”，包括1991年成都世界科幻年会的会刊、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的总结报告、美国《新闻周刊》关于中国科幻的封面文章“The Sci-Fi Syndrome”，以及他上初中时写的“校园科幻”手稿。

长此以往，偌大的办公桌被堆成山的书挤得只剩两块巴掌大小，但他声称最享受的时刻就是在那里“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一边喝酒，一边看电视”，只是书不能是新闻类的，否则“看起来像审稿”，只能看一些与日常差别大的，比如《航空知识》《坦克装甲车辆》，这导致一顿饭需要吃40分钟。

这几乎是韩松最奢侈的时间。写作被安排在凌晨，不管睡得多晚，他总是4点左右起来，一直写到6点，他打字的速度要比说话快很多。在这期间他会自娱自乐地尝试鸡尾酒的各种做法，往白酒里加可乐，或是在芝华士里加干白，最后的结论是劲酒加二锅头最容易喝醉；他还会用微波炉煮三鲜速冻馄饨，有一次煮成了硬疙瘩。他熬夜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一次被安排参加了“全国新闻界夜班编辑交流休养团”，旨在增强夜班编辑的身心健康。

“夜晚会跟另外一个世界比较接近，整个历史和宇宙都像在呼吸一样。”在深夜，韩松的脑中似乎总是充满各种荒诞的意象，他在微博上写道：“老年痴呆症正在静悄悄地把宇宙一点点蚕食”，而“深夜那些自动充电的手机，是有亲人的死魂灵回来了”。在这个时间段里，他的读者除了球迷就是失眠患者。

“你是不是特别擅长在两个不相关的东西上建立联系？”

“这个以前没有人提过，”他好像对我抛出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写科幻的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思维，能够跨界，这也是科幻本身有魅力的一个方面，激发人的想象力。”

“但它是很自然的，就比如说这个床单必须得搭在这个沙发上一样。”他用手指了指沙发，“或者说沙发就是坐人的一样，就这么一种关系。好像也没有特别奇怪。”

这种思维方式对韩松来说已经成为习惯。有一次，他曾在一个度假山庄看到北京市各大精神病医院的院长在一起开会，本能的反应就是:“如果他们忽然都疯了怎么办？”另一次在看《人民日报》报道北京朝阳区红庙路口半径百米之内有密密麻麻400多个井盖的时候，他就会想宇宙中那么多黑洞可能是未来的某些政府部门搞出来的。

编剧宁财神在韩松的小说《地铁》的封底写道：“韩松不动声色地讲着鬼故事，好像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正是由于他的描述太像生活的真貌，读者总是抱怨文字过于惊悚和恐怖。“我其实也很恐惧。”他很抱歉地笑着。半夜加班，他总觉得一个人去外面的走廊有些胆怯，办公室的沙发几乎抵着门；他害怕坐飞机；想看却总是不敢看恐怖片，晚上必须开着灯睡觉；他半夜经常被胃疼弄醒，还有偏头痛，需要服用一种老家重庆才有的头疼粉。

“科幻作家喜欢想未来，而未知是最恐惧的。未知之后意味着你的命运是没法把握，当命运没法自己把握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体都会感到恐惧。对科幻作家来说，这种可能更大一些。”他觉得优秀的科幻作家都对现实充满疑虑，总觉得危险就在身边，写《银河帝国》的阿西莫夫从不坐飞机，而写《火星》的布雷德伯里却从不敢开汽车。

但他这两年总是违背自己的意志，不得不飞了好几次，他自我安慰：“还好，坐了这么多次，一次也还没有掉下来过。”

也有些东西让他觉得很放心。韩松的椅子背后放着一个粉色Hello Kitty的加湿器，桌子上摆着Hello Kitty的玩偶，一只巨大的娘口三三的毛绒玩具蹲在不远处的箱子上，“都是科幻迷送的”，这让他的女同事特别羡慕。摄影师让他抱着猫拍照的时候，他有些害羞地坐在椅子上。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猫？”

“还好。”

“可是你微博上转猫的帖子都说‘猫猫’的啊？”

“是挺喜欢的。”

拍完照片，韩松说最新的小说已经完成，还是关于地铁的，只是在送审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还是太过黑暗了。”他说道。

在这本小说里，他描述了一个国家的人为了生存，希望通过地铁逃脱的故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就生活在地铁里面，而整座城市就建立在地铁上方，人们要用地铁穿过地心逃到对面的美国去才能得救。不幸的是，之后人们发现地面的世界早已毁灭，美国人跟地球上所有国家的人早就将这些人抛弃，逃往了太空。“可是他们还在一往无前地穿过地心到美国去，这就非常绝望了。”

人物PORTRAIT = P

韩松 = H

P：中国科幻小说作品题材应该是不缺乏的，为什么好作品不多？

H：模仿太重。科幻创作，跟中国的整个科技、文化甚至经济一样，自己的创造力不够，就只能山寨和模仿，所以出不了特别大的作品。现在看，科幻很多都是西方人写过的，太空、机器人，这是科幻很大的一个危险，表面上看好像很怪很有新意，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有任何创造力的作品。外星人、机器人跟人的战争，物种之间的灭绝，只有这些题材，而且这些题材里面又挖不出新东西来。

P：你的朋友说你内心就像个孩子，充满了对“世界为什么不是那样而变成这样”的困惑，你觉得是这样吗？

H：是，不过我很多科幻中的一些朋友都是这样的，不管长多大，困扰他的核心的命题都是这个东西。不管他从事什么行业，我们这帮人跟社会打交道的能力都比较弱，所以也比较容易思考这个问题，这其实跟实际生活没有太大关系，只是从小那种最天真的一些问题。

P：很多人是不是不太理解这种想法？

H：很多人觉得这种问题很幼稚，没有用。但同时这确实是科幻小说的局限，很多现实主义的作家对人情世故更感兴趣，他是要回答具体的人在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就会把人情世故写得非常好。但科幻在人这方面就显得空了，最典型的是《银河系漫游指南》，留给你的最令人震撼的就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它最后工作的目的就是这么一个42（小说中虚构的关于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终极答案），这就是所有的科幻爱好者内心最深处要去回答的问题。整个小说人物也好，外星人也好，全部奔那个东西去了，最后读者记住的就是那个42，而不是主人公。

P：科幻作家是不是内心都有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

H：对，他心里有那种好的世界才能写，写得有好有坏，但是心里有一个好的世界才能对比出这个坏的世界。但一般科幻小说反乌托邦的比较多，这是科幻的一种传统。科幻小说有时候比现实主义小说更具批判性，它就是要跟你唱对台戏，对社会进行预警，所以它要写黑暗和极端的一面。比如说好的它觉得达不到，很多坏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偏偏要去写，比如《日本沉没》，那是很小很小概率的事情，但写得那么逼真。差的科幻小说，你会看到它比较假，凡是看到越像未来、越怪的，就越是比较差的科幻小说。

P：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写的题材？

H：一直很想写医院。医院是一个跟生死有关，跟人的群体性运动有关，跟宇宙终极的东西有关的地方。有种说法是人类就是宇宙中的一个病毒，一个癌症，从这个角度来看，医院就像个宗教场所，集中了所有最黑暗的东西、最腐烂的东西；同时在医院那个地方人往往抱有最大的希望，想活下去的希望，它们交织在一起，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科幻题材。

P：你的作品似乎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和完美的结尾，是故意的吗？

H：我也没有什么答案，我觉得世界本身就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就是无解，就是没有答案，而且即使有答案也是好多个都摆在你面前，你甚至无法选择。人就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这是比较真实的一种状态。

韩松的椅子背后放着一个粉色Hello Kitty的加湿器，桌子上摆着Hello Kitty的玩偶，一只巨大的毛绒玩具蹲在不远处的箱子上，“都是科幻迷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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