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识分子

[美]拉塞尔.雅各比
简介

知识分子译丛总序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消逝的知识分子?
第二章 波西米亚精神的衰微
第三章 去郊区的路上：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
第四章 纽约、犹太人以及其他的知识分子
第五章 校园新左派I：自由的学人
第六章 校园新左派Ⅱ：穿过院校的长征
第七章 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

知识分子译丛总序

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浪漫的激情渐渐隐去。法国哲学家福柯悲哀地说，“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门家”。与福柯的悲观主义不同，大约十年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则欢呼雀跃知识分子“新阶级”的诞生，他历数“新阶级”的种种特征，尤以拥有文化资本而迥异于传统的财富资本拥有者。然而，乐观主义的好景不长，几年后另一位老派美国知识分子雅各比抛出一本轰动知识界的书，其标题极富象征意味——《最后的知识分子》，福柯的悲哀好像又卷土重来。只要对西方学界文献稍加翻检，便会发现知识分子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主题。当然，谈论知识分子，并不轻松，说起来这话题还真有点儿沉重。

新千年伊始，一个知识爆炸性增长时代的图景日趋显著。“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时代”、“信息社会”、“专业社会”林林总总的描述，似乎都在确证一个共识：知识的急剧增长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于是，专事于知识生产、传播乃至消费的社会角色的讨论，也就合乎逻辑地多了起来，热闹起来。

回到了福柯的命题：如今专家有的是，但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

福柯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眼中的知识分子是啥模样?也许，每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知识分子想象性的建构，都在反思自己该如何履行这个称谓的角色行为。换言之，何为知识分子的提问，决非抽象概念的厘定，更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关乎当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和行为问题。

追问何为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因为当代社会的确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职业分工越加细密的专业社会，学院体制越来越制度化，知识与常识的距离越来越远，技术的工具理性已深入到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各个层面。一言以蔽之，种种难题凸显面前：知识分子与权威的关系如何?知识分子在当代与民众及其社会运动有何联系?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学院化，是否正在改变知识分子的功能?怎样在专门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关联?如何在大众媒介霸权盛行的社会中践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全球化和发展不平等的格局中，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什么是知识的政治?何为批判性话语?……无数新的难题构造了我们时代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特殊语境。于是，从个人身份到群体作用，从制度安排到理论话语，从国家利益到世界公民，从专业知识到民众教育，毋庸置疑，善于反思的人总是面临着更多的困惑。

反观中国，近代以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变，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从识字扫盲到远涉重洋寻找真理，从兴办学堂书局到国民性批判，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介入伟大的社会革命。摆脱了传统文人仕与隐两难困境的现代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卷入了宏大的历史变革实践。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此话真矣!今天，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在社会面临急剧变革的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无疑遭遇到更多的挑战和困境。

据此，我们选编了这套译丛，旨在透过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寻找一些有价值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诚然，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相去甚远，我们也未必赞同诸种理论观点，不过，他山之石，毕竟可以攻玉。

周宪许钧

2001年6月于古城南京

致谢

我讨厌包罗万象的致谢时尚，因此我要把致谢辞写得简短一些。感谢诺米·格劳伯曼，我坚定的同志和伴侣，还有我的孩子莎拉和山姆，我欠他们的太多了。我感谢保罗·布赖内斯，乔尔·科沃尔，卡尔·博格斯，以及生活在这个大陆各地的那些批评我、反驳我和支持我的朋友们。我特别要说的是，没有雪利·查斯拉夫和在温哥华与蒙特利尔的其他诸君，这一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最后，谨向现已为我编辑三本书的编辑斯坦夫·弗莱瑟致以衷心的谢意。

前言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编年史家哈罗德·斯特恩斯(1891—1943)在他1921年的著作《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正纷纷逃往欧洲，他对这一行为表示支持，不久也步其后尘，并因此成为那个最有名的“失落的一代”的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

今天，我们也许还会重提斯特恩斯的那个问题，但是他的回答却不能成立了。他认为是商业文明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冲击，把年轻的作家们驱赶到了欧洲。这同当前的情况已不相符合了。如今，年轻人成为宠儿；知识分子如果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毫无疑问会受到青睐和获得必要的资助。年轻人奔向欧洲不是逃逸而是去度假，有时是去参加会议。在今天的美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生活在流亡中。然而，这个问题还摆在我们面前：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哪里?这是我全部问题的出发点。

我没有举出很多知识分子——我以“年轻的”知识分子为标准，也就是45岁上下的知识分子，这可能令真正年轻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快。当然，我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的。美国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出生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才是我要研究的对象。他们的存在以及发出的独特声音，是那些比他们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

然而，这种说法会产生误导；其实，问题不是道德的堕落而是时代的变迁。知识分子的经历改变了，这的确不是新闻，但是原因还没有查明；而且，知识分子经历的改变所带来的一个起码的后果未被注意，这个后果正产生巨大的危害：这就是造成了公共文化的贫困。

以旺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在纽约和旧金山可能像低租金的租房一样罕见。在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前，昔日混迹于城市的大街和咖啡屋里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现在他们已经被高科技知识分子、顾问和教授——这些常人所取代了。当然，这些人也许很有能力，他们的能力可能超过那些知识分子，但他们决不能丰富我们的公共生活。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的生活都在校园里，他们直接面对专业同行，而别人既不知道他们，也无法接近他们。这显然是一种隐患，也是一种威胁；今天的公众文化依赖的是正在衰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正在与他们的继承者失之交臂。

在下面各章中我将在不同代的文人中考察这一断裂；我将提供几种可能性并评估一下失落的代价，仅此而已。当然，面对如此宏大的一个主题，一本小册子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我将跳过其中的大部分，讨论某些部分。

这里我不去谈论那些展示大千世界的小说家，我要涉及的是非虚构小说，特别是文学的、社会的、哲学的以及经济的思想。在这些思想中，我相信一代代人之间的断裂是非常显著的，而且也非常有害。我这里排除了音乐、舞蹈、绘画、诗歌以及其他艺术。不可能有一种单一的研究适合于所有的文化形式。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脱离社会离群索居；我以为对其他领域作批判性的和断代的考察也许也不无裨益。

比如，小说涌进大学——“创造性写作”的中心机构及作家的“栖身处”建立起来；学院派的或英语系的小说异军突起；几年甚至几十年间先锋派的缺席——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晚近的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面临同样的压力。拉美人、东欧人、以及黑人妇女的小说显得日益重要，这表明创造性的活力在外部和边缘涌动，在写作中心，中心和边缘的界限正在消解。

然而，虚构小说要比非虚构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也许因为诗人和小说家始终是偶尔被关注的局外人，所以他们捡一些桌上的面包屑就可以维持生计。大量的小型文学期刊——有时它们被称为“小”杂志，刊登小说和诗歌，表明想象性的文学十分繁盛。

然而，即使是“小”杂志最扣人心弦的东西也不是经久不衰的；过多的期刊杂志都是些受到资助的胶印廉价副产品；这些期刊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和方向。它们只刊登小说和诗歌，而且，与以往那些知名期刊不同的是，它们还是文化碎片化的见证。正如小型文学期刊的一个协调人指出的，现在没有什么小型文学期刊能“坚持一种批判的立场；散文，甚至书评及书信变得越来越稀罕”。眼下，它们似乎正致力于缝合当下那四分五裂的边缘。

我的概括是以美国(及加拿大)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排除在国外出生和受教育的人(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夫妇、汉娜·阿伦特夫妇、威尔海姆·赖希夫妇)。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影响——事实正相反——将他们排除在外仅仅是为了筛选出美国一代人中的精英。一旦被排除在外，他们巨大的影响便会略显端倪。我所要讨论的知识分子们并不等同于整体。选择哪些知识分子并非必然，通向时代精神的道路并非仅此一条。知识分子的生活没有清晰路线；当文化本身含混不清时，要求精确也就是在苟求一种取向于琐屑的研究。有关迷失一代的讨论，要求一个全面而透彻的说明；这意味着需要仔细研读一些作家而忽视另一些作家。这必然要把几代人闪光的一面展现出来，他们长久以来是文化造假的维系者。这也意味着有犯错误的危险。

我将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几代人、文化生活。但我并不想竭尽全力地作一些界定。太多的定义、太多的谨慎会消灭思想。当代的分析哲学为创建健全的概念方法努力了几十年，却无法产生思想。它那苍白的实例记载当然不能避免毫无根据的判断。我相信，认真细致地考察，我们可以了解过去几十年、几个时代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探究的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著述，有时可能显得不太礼貌，而且我论争的是大学对文化生活的冲击，所以我必须申明：我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写此书的。当我说“他们”或“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是指“我们”，我研究“消逝”的一代，事实上也在探讨我这一代人。当我对学术成就提出质疑时，我也在检讨我朋友的及我自己的著述。我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在一个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我常阅读一些学术专论和期刊。我热爱大学图书馆，那没有尽头的书架和宽大的期刊阅览室都使我心往神驰。我已经任教于好几所学院。我决不想把自己假扮成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我对消逝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是一种自我批判。

然而，我还是要补充一点，我不是一个完全的学术圈内的人。十几年里，我已经游走于七所大学并涉猎了好几门学科。我不只一次地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也许我还得申明，这本书的撰写既无基金支持，也没有大学的资助；我不会感谢那些研究助理和研究生，也无需感谢未曾给予我支持的这个或那个高级研究中心。

冒着作虚假宣传的风险——自称什么事物比其本身更有争议性——我要申明：大概不会有人完全赞成这部书中的观点。它破坏了传统的忠诚。我的朋友们，我们这一代，还有我自己，都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牺牲品。我赞美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我相信他们已。经放弃了很多。我将老一代知识分子作为衡量的尺度，他们的工作是我经常批评的；我看中保守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贵的生机掩盖了没精打采的虚伪和冲突。如果尚未思考就赞誉朋友和现成的观点，思想就凋谢了。

最后我要申明：书名，“最后的知识分子”，我故意用这个含混的字眼——它指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也指刚刚过去(好比去年)的一代，暗示不久将出现的另一代人。我既不抱乐观的态度去写，也不作为一个纯粹的观察家去写。正当我完成这部书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书在各地涌现，每一部都是对一门学科的挑战——像《政治学的悲剧》、《经济学修辞》、《国际研究和学术事业》，还有《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这些著作并没有坚持一种单一的立场，但它们显然不满于过分的专业化；在我看来，这里面暗含着一种也许是姗姗来迟的重建公共文化的颠覆性力量。

还有其他一些迹象。有一种东西困扰着美国的大学，或至少是大学教授：这就是厌倦。一代知识分子在60年代中、后期进入大学，那时校园里生机勃勃；今天，这些教师们即使不是垂头丧气，也是一脸倦容。一项报道表明，学院和大学的教授们为近40％的人已经或打算离开学术界而“深感烦恼”。这种潜在的不满可能已经呈现出来，重新和公共生活联接起来。保守派注意到并惧怕这一点；因此他们继续对想象中的来自大学的威胁不断攻击。我认为他们错了。但是，我希望他们是对的。

第一章 消逝的知识分子?

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同时识别一个新的物件——一盏灯，一幅画，一面钟——这是一种日常经验。但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并立刻指出最近刚搬走的东西就很难做到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添加了什么，却不太容易注意到“减少”了什么，比如物体和声音的消失。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意识到它们已不复存在。也许，有一天一进屋我们便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不适：什么东西消失了，可那是什么呢?

本书讨论的是文化中的一种缺失，即年轻人声音的缺失，或许是一代人的缺失。少数——极少数——在35岁甚至45岁以下的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美国知识分子已经很少引发什么评论了。他们之所以容易被忽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缺席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时间、慢慢消失的；而且一去不复返了。这已为时晚矣——这代知识分子已老朽得无法出场了。

这是一个过去几乎没有讨论过的问题，如今却激起了热烈的反应。作家和编辑退却了，他们好像受到了侮辱。今天的青年作家——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难道不如过去的作家那么有才华和魄力吗?被激怒的教授们列举出了在他们的领域引起轰动的知识分子少壮派。左派人士退却了，他们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带着怀旧的心情谈论着即将成为历史的那一代人。那些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年轻激进分子，难道不如过去的激进分子光彩照人，甚至队伍更壮大吗?最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刊登的献给纽约知识分子的一曲挽歌，激发了一些愤怒反响：知识分子的生活正在纽约以外的地方日益兴盛；没必要为曼哈顿知识分子的衰落感到惋惜。60年代使他们过早地衰老并退居二线。这没什么不好。

这是黑暗中的啸鸣。我一开始就应该说明：说到消逝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中伤某一个具体的人。这里不涉及个人的正直和才华；也与任何具体的作家和艺术家无关。很多复杂的因素都在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打下了烙印；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努力想唤起、激活他们枯竭的生命，可是我们都失败了。然而，比起这个有趣的发现，还有更多关系重大的问题；公共文化的活力才是问题所在。

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论题，至少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问题。有关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和激进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消亡已经谈得很多了。当然，新保守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和激进主义的衰弱是和政治现实的变化相对应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在白宫用膳；他们受到公众的青睐、承认，并受到了政府的支持，我这么说也许会让人满意——此书旨在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做一个全面的解释：年轻的知识分子，总的来说比新保守主义分子更激进，他们常常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被忽视；他们和时代不合拍。也许。但这么说可能又让人费解。和50年代相比，左派已经很活跃。马克思主义教授们在各地授课；激进分子发表无穷无尽的言论；更广大的左派几乎不怕麦卡锡主义的压制。然而，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似乎在公众中消失了。为什么?政治现实不容忽视，但更深的思潮——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影响着知识分子的生活。

一代知识分子是“看不见”了，下这么一个结论是困难重重的。人们似乎接受了“媒体”——报纸、书评、电视问答节目——的评判并信以为真；这有混淆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混淆电视曝光和知识分子真正的影响力的风险。媒体几乎不可能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它一向趋附于金钱、权力或戏剧性事件，而对无声的才华和创造性的工作无动于衷。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作家们、评论家们就曾谴责出版社歪曲了文化生活。公共领域比起市场来讲，更少自由市场的观念，它显现出来的只有市场的力量。

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那么我的观察判断很容易变为一种陈词滥调，也就是说，统治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研究沦为经济学。包含书籍、文章、杂志、讲座、公共讨论，或许还有大学授课在内的知识分子生活，显然从属于市场和政治势力，但不能缩减为仅是市场和政治势力。网络电视或全国新闻周刊对文化生活的冲击也不能低估；然而，这些还不是我研究的全部内容。事实上，城市的重建，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结束，大学的膨胀：这一切也都给文化增添了活力。它们理所当然地也都是我研究的重要主题。

我关心的是把普通的或有教养的人当作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和思想家。显然，这就排除那些其作品太专业或太深奥而无法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有人认为，当公共文化衰退时，那些不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私人知识分子”——就会茁壮成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神话。“私人的”和“公共的”脑力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至少可以说：它们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那些伟大的人物，从伽利略到弗洛伊德，他们并不满足于“私人的”的发现；他们寻找并发现了公众。如果他们距离我们太遥远，太高不可攀，那么就拿最后一代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毫无疑问，他们也还是拥有公众；而后继的一代就做不到了。

当然，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也许不会拥有公众了。公众在最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抢购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并为他的演讲喝彩，或是站上几个小时听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辩论的公众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当公众越来越喜欢电视的时候，他们关注的范围便缩小了。爱读书的公众也许再也没有了。如果说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缺席了，那么，那些消逝的听众有可能会说明为何如此。

这是真的，但又不是全部的事实。读严肃书籍、杂志和报纸的公众已经不多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到丹尼尔·贝尔，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还能诱发人们的兴趣和讨论，这说明还有公众在。公众人数可能正在减少，但年轻的知识分子确实都消逝了。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而不是公众的消失。

准确地说：在过去的50年里，知识分子的习性、行为方式和语汇都有所改变。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是，为有教养读者写作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渐渐消失了；的确，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以往常常为小刊物写作；但这些刊物，只要还有希望，都面向一个庞大的社群。“我们把艺术视为生活的一部分，”1917年，充满活力的文化月刊《七种艺术》的编辑在辞别社论上这么说，“艺术是经验和想象的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根源。”④投稿人都把自己视为男女文人，看重并追求一种简约的文体。他们为各地的知识分子及支持者写作；这些刊物规模虽然不大，毕竟是面向世界的。通过这些刊物，作家便可能得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公众群，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一些小杂志上训练过以后，马克斯·伊斯门或德怀特·麦克唐纳或欧文·豪得以轻而易举地转向较大的刊物和公众。

今天，非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是处于危险之中的一类人；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冲击严重地破坏了他们的环境。他们继续在文化界露面，因为他们掌握着公共话语。新的学院人士的人数虽然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们没能拥有为公众熟悉的语言，所以局外人也很少知道他们。

学院派人士为专业刊物写作。同那些小杂志相比，专业刊物的读者相当有限。这不是一个发行的问题——事实上，那些专业期刊都有固定的读者群，其发行量要远远超过小规模的文学评论刊物——而是和一般公众的不同关系的问题。教授们共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他们聚集在年会上交流论文，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艺术史家的著名是相对于同行而言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知识分子既然成了学院派人士，就没必要在公共读物上写文章了；他们不写，最终也就不能写了。

老一代知识分子以不可言喻的方式把知识传给了后代，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梦想和希望留给了后代，这种文化的传送带正遭遇威胁。更为宽泛的文化传播有赖于人数正在减少的老年知识分子，这些老年知识分子又没有接班人。年轻的知识分子被大学生涯完全占据了。他们的专业生涯成功之时，也就是公共文化逐渐贫乏衰落之日。

对消逝的知识分子的考察颇有讽刺意味：从公共生活中退离的知识分子大多是那些20世纪60年代的成年人——那会儿正是持续了近15年的动荡时期。这些群众运动的老手们过去经常把大学作为他们攻击的靶子，谴责他们的老师，并嘲笑过去的思想家，今天他们怎么会变得比老前辈更平静，干上大学教师这最严肃的职业呢?我不给出惟一的或简单的回答，然而，这个讥讽暗示着大规模的文化重建。到20世纪60年代时，大学从根本上囊括了一切知识性工作；一种在校园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显得不切实际。此后，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没离开过校园；还有人发现，除了学校就找不到别的去处。他们成了激进的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女权主义理论家，但算不上是公共知识分子。

我们是如何推断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缺席呢?当然，没有人告诉我们。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想一想，就会发觉那里的确是一片空白。举出一组重要的、年轻的美国批评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这也许靠不住；他们的名字都不响亮。然而，要说出“青年”知识分子的名字并不总是困难的。一度作家们、批评家们习惯于抱着成见探索新的一代人；他们可以提出新一代人的很多名字，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尽管对他们的德性却说法不一。今天，即使是一份最简洁的名单中也会出现许多空白：重要的年轻的批评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

可是回到50年代，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活跃的批评家，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玛丽·麦卡锡、菲利普·莱福、C·怀特·米尔斯、德怀特·麦克唐纳、莱昂内尔，特里林、大卫·里斯曼、欧文·豪、小亚瑟·施莱辛格、埃德蒙·威尔逊、路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锡德尼·胡克，还有其他无数的人。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朽著作：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的社会》、贝蒂·弗雷登的《女性的奥秘》、保罗·古德曼的《成长的荒诞》、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C·怀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威廉姆·H·怀特的《组织人》、以及麦克尔·哈林顿的《别样美国》。

我简单列举这些著作及其作者，是想说明两个震撼人心的事实：占领着当今的文化巅峰的还是这些著作和这些作者，很少有别的著作或作者进入这个巅峰。今天，25年过去了，我们还在继续倾听早在50年代就受到关注的那些知识分子诺曼·梅勒、丹尼尔·贝尔、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或高尔·维达尔给我们阐述的理论和思想。

当孤独的年轻知识分子出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联合起来向老一代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挑战，甚至没有人能对老辈作者的思想有所补充。他们通常露个面就销声匿迹了。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岗位上掌三十几年大权——从50年代到肋年代——是令人惊讶的；在一个以青年人及自身的生机勃勃为荣的社会里，这同样是令人震惊的。当日趋老化的美国工业设备引起大量的话题时，知识阶层的老化却没被注意。人们不禁要问：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哪里呢?

十多年前，一个研究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家对年轻的思想家和批评家的缺席发表了评论。查尔斯·卡杜辛发表了他对美国思想家所做的广泛的经验主义研究的成果；他想归纳出——指出并描述——美国“知识精英”的特性。为此，他采访了110个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人所知，因为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期刊上，诸如《纽约书评》、《评论》、《哈泼斯》、《大西洋月刊》、《纽约人》和《纽约时报书评》等。‘卡杜辛在研究中收集到了很多有趣的和不那么有趣的资料，包括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的名单。1970年的10名重要的知识分子是：丹尼尔·贝尔、诺曼·乔姆斯基、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欧文·豪、德怀特·麦克唐纳、玛丽·麦卡锡、诺曼·梅勒、罗伯特·西尔弗斯、苏珊·桑塔格，以及并列第十名的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埃德蒙·威尔逊。除了桑塔格(1970年她37岁)，其他人谁也不年轻。即使知识分子的名单扩充到“前”70名，其中还是没有青年人，这使卡杜辛深感烦恼。应该说，他的研究方法并没有错。

“[名单上]没有青年知识分子，这个事实不是一个‘错误’，它反映出这一时期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结构，”卡杜辛总结道。青年知识分子只是没有出现在文化生活中，哪怕是某个时期。更有甚者，老朽的“精英”今天并没有退位，他们自20年前以来一直占据着显赫位置。“1970年的美国知识精英，”卡杜辛说，“基本上还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走红的那批知识分子。”

卡杜辛要求那代“精英”能承认刚刚出道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做不到。卡杜辛认为这未必会意味着永久的空缺，他猜测：“后来者尚未使自己成名。”他又充满信心地认为这种状况很快就会改变。可是15年以后看来，他的这一信念没有充分的依据；后来者仍然没能使自己出名。今天，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名单看上去很像卡杜辛的名单(除了已故的)——这份名单15年前就发黄了。

自从卡杜辛的研究开始，其他非正式的对知识分子状况的研究也已出现了。尽管它们没有为消逝的一代知识分子感到痛惜，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它们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了知识分子的缺席。比如，丹尼尔·贝尔成了几代纽约知识分子的代表。最近，“第二代知识分子”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惊喜，也没有新的名字(诺曼·波德霍雷茨、斯蒂文·马尔库斯、罗伯特·布鲁斯坦、米奇·得克特、杰森·爱泼斯坦、罗伯特·西尔弗斯、苏珊·桑塔格、诺曼·梅勒、菲利普·罗斯、西奥多·索拉塔罗夫)。当今一些反映重要见解的文学选集也反映出同样的文人老化；《党人评论》(1984)，创刊50周年纪念的特刊——近400页——中，我们看不到年轻人的面孔。甚至为展示青年人的才华做出更大的努力，也是为时不久的事情。《乡绅》杂志定期刊登激烈而有益的年度讨论，内容是有关“新一代人中的佼佼者：正在使美国发生变化的40岁以下的女士和先生”，他们普遍撒网，刊物上随处可见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的肖像。如果把计算机能手、建筑师和艺术总监放在一边，《乡绅》1984年和1985年都没有刊登显赫于他们专业以外的任何重要的作家和批评家。

当然，对这些原始资料都应给予具体分析。比如，卡杜辛的研究受到五个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这项让他煞费苦心的经验的和“科学的”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循环论证的：要求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说出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那么如何选出第一批呢?在“有影响的”杂志的2万篇论文中努力搜寻，我们便能认出最频繁投稿的人。缺陷在这里：要被采访的群体已经被有影响的杂志抢先选中了。而且，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又还能指出谁是有影响的呢?大概只能是他们自己吧。

我浏览期刊并随意地向熟人提问题，也肯定了一代人的缺失。《纽约书评》或许被我当作一级刊物推出，它表明了年轻的知识分子的缺乏。反映美国的过去的重要期刊——《拨号盘》、《大众》、《党人评论》——与成年知识分子息息相关，从约翰·里德到马克斯·伊斯门和菲利普·莱福。然而，将近25年以后，要想说出一个和《纽约评论》有关联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很困难。当然，出类拔萃的作家也确实在刊物中出现，从玛丽·麦卡锡到拉什·克里斯托弗再到高尔·维达尔，但是他们都不是年轻人，而且都是成了名的。

接下来我要展示的是我非正式的研究结果。几年来，我已经请报刊编辑、大学教师及作家说出有广泛意义和重要性而不是什么专家的新的美国知识分子。以其读不懂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而受称赞的X教授不发表看法，以其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电脑化而受称赞的Y教授也不发表看法。我的标准和哈罗德·斯特恩斯在1921年对知识分子的调查中运用的标准大体一致：“政论学家、非商业性杂志的编辑、小册子的撰写者、一般论题的作家。”

我没有得到什么让人信服的回应，而且，常常是毫无回应。以自己的智慧和悟性而骄傲的朋友们通常迅速地回答：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谈话就这样开始了：不，我再强调一遍，我正在寻找在美国(或加拿大)土生土长的人。然后我听到：伯克·肯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诺曼·O·布朗、锡德尼·胡克。不，不是，我又重申，是新的、年轻的、有普遍重要性的活生生的知识分子。“噢，年轻的美国知识分子?……在最后的10—15年中的?……是，当然……有……呵……你是说，10—15年，不是25年吗?……呵……是……对……没……有……没有……”谈话就这样不了了之，朋友们都若有所思地走了，为那个既让人震惊又没被人注意到的缺席而困惑不已。

这是令人惊讶又不被人注意的；而且这绝非小事一桩。社会越来越依赖于那些带着30年前文化和政治斗争烙印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美国文化的未来不是“绿色的”而是“灰色的”。

考察难以捉摸的文化生活，我很难提供一种准确无误的结论来拒绝所有可能的其他答案。我关于消逝的知识分子的论点有可能受到这样一种观点的挑战，就是认为知识分子活跃在新闻报刊上。我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新的”和不怎么新的报刊(个人新闻报导、丑闻报导、僵硬呆板的评论)证明——或曾经证明——充满活力的年轻的一代是存在的。而且，不说其他工作领域的知识分子，仅报刊记者就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然而，一个知识分子把所有的生活都仅仅局限于出版——截稿日期、篇幅、稿费这些烦琐的日常工作上，最终肯定是冲淡而不是加强了智力劳作的意义。我在本书最后的一个章节中简要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的论点也可能受到这样一种回应的攻击，即年轻的知识分子出现在电影和电视上；或者认为在老一代编辑和出版发行人操纵的公共舞台之外，新作家不但存在而且正茁壮成长。然而，新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主流影片或收视率很高的电视片上是看不到的；而且，不管这些编辑们是多么专横或目光短浅，他们是否能把握时代的方向也是让人怀疑的。

更为重要的是推进文化的发展、时常也使文化降温的经济风向。在数以千计的描述20世纪美国变革的统计中，有两项或许能大致解释消逝的一代知识分子：第一，受聘于大公司的人数不断增长，取代了独立的商人、工人和手工艺者；第二，二战后高等教育的“大爆炸”。这些潮流使知识分子从独立性转向了依赖性，并放弃了自由撰稿人，转向在学院里作付酬的教学工作。在1920-1970年间，美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大学老师却增加了10倍，从1920年的5万人发展到1970年的50万人。

新创建和扩充规模的学院，如果我们不说是强迫的话，只是容许知识分子为了一个稳定的事业而放弃不安定的生活。他们以安稳的带薪和有津贴的教学工作，取代了截稿期和自由写作必不可少的压力，还有暑假可以写点东西，混混日子。当丹尼尔·贝尔在1958年为了过大学生活而离开《财富》杂志的时候，他告诉鲁西他有四个正当的理由：“六月、七月、八月和九月。””在这四个月的假期中，他可以写点东西，休息休息。诗人戴尔默·施瓦茨对他的一个同事抱怨道：“除了教学，所有的一切给我带来的烦恼就是一个人花那么多的时间为挣钱而煞费苦心……人的精神分裂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都从城市进入校园，从咖啡屋进入自助食堂。他们放弃了晚上迟迟不睡觉、和朋友聊天、梦想着他们自己的计划的快乐，这些似乎都不足挂齿；当然，他们也抛弃了为吃饭和付房租把自己的美好愿望断送于冷漠而平庸的编辑的烦恼。圈内的人很少把自由写作的生活浪漫化。埃德蒙·威尔逊说到他的朋友、音乐评论家保罗·罗森费尔德时这样写道：“他决不会理解写作也是一件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如果没有人赞助，这商品就得以火爆炒作的方式出售。”

然而，大学教师生活所获得的有利因素，诸如薪水、安稳、暑假等，似乎还没有不利因素多：有时早晨8点钟就得去开讲座，委员会辛苦而单调的工作，有时新居远离老朋友等。然而，这些得失权衡并没有包含真正的损失，它们尽管不怎么引人注意，却最终是决定性的。这就是在知识分子的生活被重新塑造的同时，知识分子的精神也被重铸了。

像大学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既不再依赖于发表一些评论和文学研究的小杂志，也不再依赖于像《纽约人》或《财富》这样规模较大的期刊作为他们表达思想的途径。专业刊物和专集维持着他们的生计。现在，他们的文章由学术编辑、“评审人”以及同行来评判，而不是一般的《新共和》或《党人评论》的编辑来审阅。他们的学术天地小得多了，这还是刚刚开始。稿件没有被《经济史杂志》采用并不会造成生活拮据。工资还是能拿到的，因为校方得履行合同。然而，大学教师要升职称，最终要获得一个职位，关键要得到同行的赞同和承认。

学院派生活的局限和堕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对美国大学的无情而猛烈的批评最早出现于阿普顿·辛克莱的《正步》(1923)，以及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1918)。凡勃伦有意用了一个副标题“关于全面堕落的研究”。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现了这种情况，而在于这种情况出现的范围和程度。当大学教师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一个扇面，他们的缺点(和优点)也就产生了一种不小的影响。当他们在文化生活以外再划出一个活动范围时，他们的规则便成了法定的规则。

这些规则并未鼓励一种坚强的独立意志。而“迎合、取媚流行趣味”，向商业卑躬屈膝——凡勃伦谴责的“全面堕落”尚未完全反映现实，即战后年代里庞大的大学体系及其要求。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知其然和多产是最关键的，而政治上胆怯倒没什么。事业的成功取决于给院长和同仁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一个教师在学术圈内是否胜任要比对他在圈外，也就是在广大社会生活中的情况更感兴趣。这对于维持这个大学体系也是极其重要的。新一代的大学教师著书立说的时候，一只眼睛还得关注着一大堆东西——他们的发现、论点、事实和结论。

因为心浮气躁，他们对所写的东西并不精打细磨。学院派知识分子不珍视深入浅出或文笔优美的写作，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此不屑一顾，而是这几乎算不了什么。大多数学术文献包含论点或成果综述；出版发表要比怎么写重要得多。这些迫切的要求不断地决定着教授们如何去阅读，如何去写作；他们注重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那种已变得不堪卒读的公报式的学术论著，通过感谢同行和知名人土来加以粉饰。当然，晦涩的学术论文写作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问题是它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欣欣向荣的大学吸纳了知识分子，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有的、而不是暂时的现象。知识分子不是突然间进人大学的，也不是突然间就唾弃那些平庸的生活。然而，当他们加速进入大学被认为打破了代际的节奏时，有关“消逝的”一代的秘密就基本上被揭开了。

在1940年左右或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从这样一个社会中涌现出来：大学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几乎已经完成。做一个知识分子就得成为一个教授。这一代人涌人大学，如果他们想做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就得一直呆在那儿。他们走不出学校，不是他们缺乏才能、勇气或政治态度；相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公共话语；结果，他们的写作就缺少对公众的影响。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对于更庞大的公众来说，他们还是看不见的。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

对于1940年以前出生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所起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学院都很小，而且拒激进分子、犹太人和妇女于门外。做一个知识分子并不意味着在学院教书。哈罗德·斯特恩斯在1921对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回顾特别排除了教授。学院这条路因为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也就谈不上被断然拒绝：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确切地说，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必须搬到纽约或芝加哥去，并在那里著书立说。

认识一下1900年、1920年及1940年的那几代人，便可以对于这些粗浅的分类做一些附加的限定。世纪之交出生的知识分子——路易斯·芒福德(1895-)，德怀特·麦克唐纳(1906-1982)，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代表着传统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以书籍、评论和报刊为生；他们从没有，或很少在大学里教书。他们是一流的散文家和高雅的作家，从容地为公众写作。还不止于此，他们还是公众崇拜的偶像、批评家和不屈从任何人的辩论家。

在192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人——艾尔弗雷德·卡津(1915-)、丹尼尔·贝尔(1919-)、欧文·豪(1920-)——可以被称作承前启后的一代。当大学还处在边缘的时候，他们已成长起来为小型杂志写文章了；这种体验赋予他们一种文风——优雅的、易接受的论文，面向更广大的知识界。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常常接受大学的教职，当非学术界人士的习性衰微时，他们作为大学教师的优越性就越来越强。他们掌握了公共话语，仍然忠实于自己的过去；在一种确定的意义上说，他们过时了。

学院化的全部重要性打击了194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所成长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并不存在大学之外的知识分子。由于上一代知识分子很少留意大学里的职业，在他们身上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另一种情况：这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不留意大学以外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每一种情况下，“留意”意味着对真正的选择做出评定；它折射出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不仅是变化了的个人意愿。

这些社会现实不仅要求平庸之中有变化，同时还鼓励知识分子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彻底革新。1940年以后出生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从青春期开始就在大学的环境里成长；大学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就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比如，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从计划到完成——这通常会遭到局外人的嘲笑——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学位论文是获得一个重要学术地位、过上知识分子生活的资格证书；即使不进行调研写作，为了获得这张证书，也得多少年紧张地耗尽心力。对于很多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学位论文的完成是一件文化大事，也是他们人生的较量。

当论文完成时，它便不容忽视，论文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研究风格、专业术语、对特定“学科”的认识，以及自己在学科中的位置：这些标明了他们的心智。还有：完成的论文要由自己的博土导师和专家委员会评定，为此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长期的、常常是羞辱人的努力。这就形成了一个他们不得不服从的密集的关系网——一种服从——这同他们的人生及未来的事业紧密关联。(17)即使他们希望——而通常他们是不希望——年轻的知识分子也不能把自己从这种经历中解放出来了。

然而，更早的美国知识分子却几乎完全没有受到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1900年的那一代很少有人写过那种论文；而且，当这极少数的人写那种论文的时候，大学在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微不足道，也不能让他们把眼光紧紧地盯着论文，而是把目光投向大学以外的更大的公众群。特里林在回忆他的博士论文时提到这一点：“我决心涉及……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气质……这一决心就是要发现自己的受众，但这种受众不在学者中，而在一般公众中。”(18)在沿着一条笔直而又狭窄的学术之路前行方面，特里林完全是个例外。“过渡”的这一代人中也没有人获博士学位。他们在50年代进入大学(在后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他们成为没有博土学位点的“重点”大学里有终生教职的教授；或者根据以后几乎不再被沿用的条款，他们被授予更高的学位。丹尼尔·贝尔回想起当他就要被获准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时，遇到了一个让人棘手的问题。他们问他：“‘你有博士学位吗?’我说‘没有。’他们又问：‘怎么会没有呢?’我说，‘我从来不会屈从于一篇论文。’”最后他们根据他以前的工作，那本他写成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授予他一个博士学位。这个问题就圆满地解决了。”

这种非正式性反映了过去的一个时代。现在像欧文·豪或艾尔弗雷德·卡津那样没有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要在大学里谋一教职就不可能了，或者像丹尼尔·贝尔、奈森·格莱泽那样因过去的工作和成果而被授予学位的人也没有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可能带着为几种刊载着《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杂志写的一堆论文出现在论文“答辩”中。而他们的前辈无需获得必要的学分或上讨论课——也不用付正常的费用。很显然，后来的这些学术障碍或新规定比什么麻烦都烦人；多年来，它们的实行限制了年轻的生命并最终限制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状态和个性。

当然，对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以外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不再可能。那时开放的文化空间不存在了，他们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作有一种被禁锢的感觉。正在萎缩的文化空间——不管是否被承认——把年轻的知识分子成群地赶进了大学。如果大学教师的薪水和安稳只是诱饵的话，那么，传统知识分子生活的衰落对他们来说才是可怕的打击。

靠写书评、写文章维持生计已不再是什么困难不困难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可能了。有影响的杂志和报纸的数量不断地在下降(仅存的几种杂志和报纸的稿酬也没怎么上涨)，无路可走，于是所有的路标都指向学院。如果说西部的疆土边界线19世纪90年代就封闭了，那么文化的边界线到20世纪50年代才封闭。这10年以后，知识分子不得不进入也已确立的学院体制或重新接受培训。

正在萎缩的空间不仅是一个比喻；它意味着生活范围的丧失，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全都更新为杂货店和住宅。20世纪初以来最主要的城市波西米亚群落——格林威治村，以保证人生自由、艺术、性和自由思想为承诺，吸引了美国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一切付廉价的租金就能得到。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约翰·里德、弗洛埃德·德尔、马克斯·伊斯门就生活在格林威治村放浪形骸的生活之中，并赞誉这种生活。当然，有时他们也对这种生活感到不满。

格林威治村尽管经常被描写得死气沉沉，但在40和50年代期间的确是充满生机的。“我是在1949年一个秋天的下午抵达的，”麦克尔·哈林顿写到，“放下我的行李便去找格林威治村。”他找到了，那里的人都来自一个大家族，“自愿脱离中产阶级。”对哈林顿来说，当50年代“垮掉的一代”把火炬传给60年代反文化的一代时，格林威治村就结束了。那是60年代初的某一个晚上，一个“腼腆的、名叫鲍勃·狄伦的小孩，戴着一顶松松垮垮的帽子出现在一队骑兵中[聚集在他们常去的小酒店]并模仿着伍迪·格思里的样子。”

格林威治村的消亡，当然不能说出准确的时间，但它的消亡无疑使新一代独立知识分子的生活黯然失色。整个50年代，这地方成了逃离传统职业的人们的避难所；即使作为一个神话，它也使一种独立的生活初见端倪。当然，一些伪善者、骗子和爱捣乱的人也涌入格林威治村，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情况一点也不错，况且，这或许正说明了这个地方的某种魅力：他们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去。没有格林威治村，年轻的知识分子不能想象除了大学还有其他什么选择，也不能向其他选择进行挑战。

即使H·L·门肯对波西米亚群落没有特别的好感(“这个村落只能制造毫无意义的噪音”)，也得承认“这里的景观给了我愉悦”，因为它展现了“年轻人对教授们教学上的专横的自然而然的反叛”。在“对预科课上的一团迷雾嗤之以鼻后”，我们发现一个从乡下来的、穿着灯心绒裤和丝绒夹克的年轻的准诗人，在麦克道戈尔街地窟里愤怒地用拳头敲击一张松木桌……他的话里充满了对诗集、未来主义、幽灵、旋涡画派(未来派的一种)以及表现主义的精神错乱式的尖刻批判。这是一个奇迹吗?——他问道。

不再是奇迹了。绅士化使格林威治村的廉价租金取消了，把边缘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挤了出去。本来属于波西米亚式生活中心地带的地皮，在真正的房地产开发商出现的时候就割让给了他们。经济上的迫切需要把纽约变成了一个处于困境中的城市，一个再也不能维持不富也不穷的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生活的城市。

在其他各地，城市波西米亚式文化人也屈从于同样的经济压力。格林威治村是主要的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聚集地，但不是惟一的中心。旧金山的北海滩、洛杉矶的威尼斯也同样吸引着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其他城市也自诩为年轻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临时的、小而整洁的波西米亚驿站。这些做法当然很容易受到诽谤。然而，不管你对社会有这样或那样看法都不应忘却，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甚至在一切个体的生活中——众人拾材火焰高，几个朋友在一起才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朋友可以相聚在圣·路易斯的咖啡屋里，也可以相聚在西雅图的书店里。波西米亚群落就可以这么小，同样也会生气勃勃。

然而，即使这与世隔绝的书店或咖啡屋在近几十年中也相继关闭了，变成了健身中心和酒吧，重新开始营业。滋养着波西米亚文化人的廉价而又使人心旷神怡的城市空间已不复存在了。城市生活环境的暗淡无光使文化空间也完全黯然失色。杰罗尔德·西格尔在他对波西米亚的研究中写道，“曾经被放浪不羁知识分子占据的自由空间——无论是真实的或想象的——现在已经变得日益狭小，甚至越来越难以发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在被严格细分为郊区购物中心、繁华的市中心以及荒凉的贫民区这样的社会中成长。无论是在文化上或是物质上，地理环境都没有为在城市或郊区的校园以外寻求类生活的知识分子提供避难所。

所谓的文化生活，乃是由知识分子的如下活动构成的，他们不只是写作或思考或画画，而且还生活、工作在特定的环境之中。这并不是一个新发现，但却很容易被忘却；埃德蒙·威尔逊或乔弗雷·哈特曼，后者是耶鲁大学的英语教授，德里达和解构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他们俩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生活。我提及这点是因为我的论述将由于他们的小传而变得耐人寻味；至少我将提供出生日期，有时还提供当前的活动。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要把这本书搞乱，而是要为读者提供一代一代人发展过程的轨迹。它关系到那些为《纽约人》或《中西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撰稿的人，不论他们是出生于1910年还是1940年。

然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观念是不一样的。生平经历不能取代思想。为了这项研究，了解他们什么时候出生，他们过去做了什么，现在又正在做什么是很重要的；但这还不够。人生的全部不可能只简化为他们的生活和职业，精神也许更为重要。

保险业的官员也许能写出好诗；哈佛大学的教授们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写出革命文告。然而，通常他们都不会这么做。最好是记住这种事而不要为之烦恼。保险业官员常常作一些记录和摘要，而哈佛大学的教授也常常写专题论文和奖学金申请。精神也是一个问题，这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训戒。人们固然是干什么的，就是什么人，但也不完全如此。

有几点需要加以注意：对一代代知识分子的讨论不针对个体，但也不回避个体。评论必须锁定在对具体人所作的判断上。然而，如果公共文化被金钱和政治所歪曲，随意发表见解的知识分子就不值得注意。也许，正在衰老的一代人把握着公众的注意力，而没有被公众注意到的则是正在繁荣兴旺的青年人文化。这些情况谁又能说得清呢?

是的，没人能说得清。然而，和公共生活毫无关联的隐秘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如果判断比想象更多，就必须依赖一些事实，从手头掌握的材料，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著作着手。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选择哪些著作呢?公正的调查必须仔细分析所有材料，同时应该看到它们都是带有偏见的；即使最审慎的文化上的结论也不仅是对个别艺术家和作家的评定，而且还是对事先选定的群体的评定。当然，从狭义上说，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这群人和那些没有能给公众留下任何印象的人相比是成功的。就那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而言，即使最离经叛道的几代人也是从众者；他们认可了某种文化上的规训。

然而，他们无路可逃。一个批评家可能向苏珊·桑塔格或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有影响的观点发起挑战，但是，向全部的作家候选人发起挑战并同时提出另一份不知名的候选人名单就不可能了。这或许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些人想象到一个平和的历史进程优胜劣汰，选推出了天才而埋没了平庸者，这些人相信有形的文化包括了值得一看的一切。对于这一点，我是不相信的。我既不想把看不见的或默默无闻的天才浪漫化——这是一些历史学家的一贯爱好——我更不想夸大那些受到赞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位更应该归功于他们的运气和朋友，而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内在才能。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至少自从《拨号盘》于1918年从芝加哥搬到纽约开始，曼哈顿及其知识分子便有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力。不仅主要的出版社，还有主要的知识分子刊物都云集在纽约：《纽约时报书评》、《评论》、《纽约人》、《国家》、《纽约书评》及《哈泼斯》。

这是令人遗憾的。西海岸的作家和诗人长期为没能受到纽约出版社和评论家的注意而牢骚满腹。得出以下结论是合理的，即纽约是因为强权和腐败而称霸一方的。也许，西海岸至今仍没能创办和纽约抗衡的知识分子刊物倒是个严峻的问题。从人口密度、平均收入以及图书销售来看，洛杉矶这个大都市足以和纽约抗衡，或许还超过纽约，但这些数据却不能变成文化杂志的数量。《洛杉矶时报》虽然不能和《纽约时报》相提并论，倒还有点名气，而《星期日书评》杂志就算不上什么了。

在20世纪80年代，纽约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可能基于一种让人眩目的视觉幻象。虽然文化活动涌人诸多城市和大学，这个日益衰退的文化之都仍然显得富丽堂皇。尽管年复一年纽约在缩小，但由于没有一个与之匹敌的中心，它投下的长长的影子仍然把别处都覆盖了。从佛罗里达的盖恩斯维尔或俄勒冈的波特兰来看，纽约像是一座文化的高峰。

我在论述过程中也被同样的幻觉缠绕着。即使当我涉及到一些个人和20世纪50年代及更早期的期刊时，我也不想夸大认为他们有显著优越性的幻觉；即使当我在论证一代知识分子的消逝时，我也不想把前几代人奉为圣人——对于以往那些没有写出什么经典之作而让人失望的纽约知识分子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更明确地说，如果说那些来自5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直雄踞于文化风景之上直到80年代，那么，这不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太高了，而是因为文化的风景已变得太平板化了。

当然，50年代的一些著作——德怀特·麦克唐纳、C·怀特·米尔斯、路易斯·芒福德的著作——是一流的；而且名单还可以扩大——但人数不会太多。美国知识分子所作的文学的、社会的、抑或文化的批判很少令人震惊。在莱昂内尔·特里林身上可略见一斑，他通常表现为美国(和纽约)知识分子的代表，其文风是世界性的、有思想的和优雅的。

莱昂内尔·特里林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的优势恰恰是他明显的局限。使莱昂内尔·特里林出类拔萃的是他文章的韵律和审慎的自由主义，而不是他的才气、独创性或思想的力量。他的研究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至多不超出英美文学；他的社会理论是肤浅的；他的哲学是薄弱的。他那些为仰慕的听众作演讲的文章不堪卒读。在《自由想象》的首篇文章中，特里林对V．L．帕林顿的说法正好可以用于他自己：他不是“一个有伟大心智的人……也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是简单的思想，因其高尚和热情而著称”。甚至同情特里林的一些研究也暗示，他的文章是含糊不清，或是“无足轻重的”。

然而，就其单一但却完全是批评性的特质来说，50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大地超过了他们的接班人：他们掌握了公共话语。不论是莱昂内尔·特里林、保罗·古德曼以及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还是欧文·克里斯托尔和小威廉·P，巴克利，都因为他们掌握了公众话语而隐约出现在广大公众之中。5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是政论家：他们为有教养的公众写作。接下来的一代人却放弃了这种语汇，因而也没能得到公众的认同。

60年代的活动家赢得了公众的注意。而和60年代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却没能在公众中占有一席之地；许多人去从事其他事业；还有一些人消逝在大学里。今天要说出哪怕几个60年代成年的、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决非易事；甚至那个时期的作品——《反文化的形成》、《美国的绿化》、《追求孤独》——都缺乏早先社会批评的力度。当然，这一事实重申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60年代的知识分子?后来他们的情况又怎么样?一些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露面了然后又退出了。所以说，一代知识分子消逝了。

第二章 波西米亚精神的衰微

一

要说明波西米亚精神的发展及其与文化生活的关系，常常会引出一些恼人的问题：如何界定波西米亚精神?它的兴衰是什么造成的?它又是何时并如何对知识分子及艺术家的活动产生影响的?以其关于官僚化的“铁的法则”而闻名的罗伯特·米歇尔斯曾提出“波西米亚的社会学”这一说法。米歇尔斯相信对于青年人来说，波西米亚过去常常是以贫困、自由和对资产阶级的仇恨为特征的一个场所。作为一个通道，它可能通向——这里米歇尔斯沿用了亨·默格的经典描述——艺术学院，也可能通向医院和停尸房。

除了短暂停留在这里的青年人和学生，还有或多或少的永久居民及“多余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起组成了波西米亚群落。对于米歇尔斯来说，这些知识分子在大萧条期间写作，在那个生产相对过剩的社会里“确实”成了多余人，这是“知识生产没有得到控制”的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多余人。在大萧条期间，写作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第一类经过努力，在现有企业中找到了能赚钱的工作。“出于责任感或对失业的担忧”，他们忠诚地拥护教会、望族和君主。然而，多余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第二类，变成了无业游民、局外人、不满者，他们聚集在波西米亚，梦想着未来和回忆着过去。

米歇尔斯反映的情况仅供参考，而不是结论性的。他强调了在大多数有关波西米亚的讨论中被忽视的事实。’这些事实毫不掩饰地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波西米亚群落进行了界定：他们控制着人的去向，并塑造了一个环境。如果说人类物质匮乏，那么波西米亚群落有可能枯竭；如果说栖息地环境太恶劣，那么波西米亚群落是不可能扎根的。任何有关波西米亚的论说都必须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居民(他们的祖籍、职业以及失业)和城市环境。

波西米亚群落是远离城市的。最有代表性的是乡村波西米亚群落，他们为了短暂的兴旺或仅仅为了有个避暑别墅离开市中心。然而，使波西米亚赖以生存的不是一个城市的规模和财富，而是这个城市的氛围或特质。繁忙的街道、经济实惠的小餐馆、合理的房租以及优雅的环境，这些不牢靠的城市居住条件滋养了波西米亚群落。经济萧条、繁荣、城市的复兴、高速公路、贫民窟或郊区都会轻易地损害这些居住条件。当这些娇弱的环境被破坏或被改造了以后，“多余的”知识分子不是失踪了而是离散了，他们分散在乡村各地。100个艺术家、诗人和作家携家带口和朋友们一起分散在城市的10个街区是一回事；而分散在10个州或10个大学城，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其中的区别是很重要的。

对怀疑论者来说，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对城市生活和机构的依赖有点虚伪的味道：自称是局外人却无一例外地得益于局内。他们要求街道、咖啡屋和代表城市文明的酒吧逃避城市文明的重负：工作和常规。奥地利作家艾尔弗雷德·波尔格曾经对“中心咖啡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那是一次大战以前维也纳知识分子和放浪形骸的文化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他称之为“避难所”。这是收容那些不能顺应生活的人，那些抛弃“家庭、职业或同伴”，或被他们抛弃的人的“避难所”。这是一个“将混乱的人群组织起来”的一种形式。由德国来避难的一个学者阿尔伯特·索罗门对此表示赞同，并把波西米亚咖啡屋称为“无家可归的思想家、诗人和科学家的沙龙，低收入的作家的客厅”。

然而，波西米亚的虚伪不是单纯的不诚实，它暗示着一种公然的冲突。劳动力和财富的社会是武装起来向这个社会时常承诺的闲散和乌托邦发起进攻的。思想和梦想都需要能自由支配的时间，知识分子不停地逗留于咖啡屋和酒吧，乃是以努力摆脱金钱和苦力的束缚来影响坚如磐石的公民的，哪怕这种努力只是做个样子。维护现存秩序的人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把批评家和反叛分子污蔑为纯粹的“咖啡屋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罪恶的清单中，波西米亚的知识分子至少要占两条，那就是他们思考得太多，做得却太少。被加冕的贵族对他们也表示同样的蔑视。当那位迫使奥地利加入一次大战的伯爵被警告说，战争有可能点燃一次俄国革命时，他反驳道，“谁来发动那场革命呢?托洛茨基还在中心咖啡屋呢。”(托洛茨基住在维也纳已有好几年了，经常光顾那间咖啡屋。)一些良民对咖啡屋的常客表示蔑视，当然，他们也受到这些常客的蔑视。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总是把自己和传统的社会疏离开来，从“庸人”和“有产者”到“耿直的人”和“率真的人”，这些20世纪50年代的词汇折射出他们和社会的距离。这套术语包括像来自一战前圣彼得堡波西米亚意味的“迷路狗咖啡屋”的“药学家”这类怪癖的词语。一个“迷路狗咖啡屋”的常客回忆道：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将人划分为不平等的两类：艺术的代表和‘药剂师’，后一类人是指艺术代表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20世纪50年代的这些词一旦失去了它们的锋芒，就像到了60年代出现的那种情况，那么波西米亚精神就失去存在的理由了。

城市咖啡屋和街道为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避难所，这一事实似乎再清楚不过了，但这种环境是如何，或是否使他们的作品和生活附有色彩却很难说清。沃尔特·本雅明认真思考了19世纪的巴黎——它的街道和拱廊——和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类型之间的关系，比如作家，他们到处游荡，下午便安顿于咖啡屋为报纸、杂志写一些文化方面的补白文章：“在大马路上，他随时准备着记下一起事件，下一则妙语和下一个谣传。在那里，他将他与同仁及城市居民的关系的实质直陈无疑。”本雅明将文艺栏目的通俗性和许多欧洲日报宣传知识分子对文化和生活看法的这一特点都归因于这种生活。

在他的回忆录中，本雅明回忆了他青年时代的咖啡屋。他回想起在柏林的西区咖啡屋，那是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的大本营，“一个晚上，我记得自己在烟雾缭绕中坐在一张围着中央圆柱的沙发上等待着，”尽管他坐在那里，他“并没有那种期待的热情，没有了这种热情，一个人就无法充分欣赏咖啡屋的魅力”。

对于中欧咖啡屋里的生活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很容易发展开去——表明了与现在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在咖啡屋前聚集起来组成一个社会群体，并在小商品店和高速公路上游荡。露天停车场、高坡、快车道，现在还有购物中心都重新塑造了城市，同样，也改变了文化发展的进程。亨利·帕切尔，一个逃避纳粹的难民，曾经也是柏林咖啡屋的常客，当他在美国的学院教书时，他哀叹道：“没有咖啡屋了——而学院里的自助餐厅根本不是一个有助于聊天的地方。”

冷静的人可能反驳道：纳粹主义也不存在了。我们不必为在今天的北美已衰退的旧世界机构深表惋惜，同时，我们不能使时代精神的罪孽与荣耀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负。然而，厚着脸皮把这司空见惯的事当作无关紧要的却不是高明之举。知识分子的生活节奏渗透在他们的写作中。这不奇怪。如果电话取代了书信，咖啡屋让位于会议，思考本身——它的密度和参数——可能和这些变化相对应。波西米亚精神的衰落可能不仅仅是造成了城市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听众的衰微，还导致了城市思想的衰落。和过去的看法不同，咖啡屋文化创造了格言警句和散文；学院校园产生了专题论著和演讲——还有奖学金申请。

二

那是1948年。一些退伍军人，包括一个纽约本地的青年人，27岁的米尔顿·克朗斯基去了格林威治村。他们在寻找波西米亚精神或生活方式，克朗斯基没发现它。时代变了。“那种大家都没有工作而且都不在乎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克朗斯基总结道。现在租一套公寓都得走“门路”，金钱至上。“不知怎么的，美国商业界的赤裸裸的标语——‘他能挣多少钱?’已经被格林威治村套用了：‘他常在哪里出现?’也就是‘他发表了些什么?”’退伍军人们来到格林威治村，“期望看到20年代的黄金时代或30年代的白银时代，但他们毫无准备地遇到了破落的时代。”

然而，克朗斯基注意到满怀希望的人们还不断来到这里，“有些人是为了摆脱父母的束缚……有的是为了自由恋爱；还有的是为了追求艺术。”其他人“来自各地以接近这个伟大的时代，但他们很快又离去了”。“托尼”女子学院的大学生们住进来——过了暑假就离去了。结伴而来的波西米亚式的旅客们虽然跟上了形式，但却住在别的地方。甚至那些靠战争和不动产发财的老住户们，也已减少各种开销，诸如请精神分析医师、培养子女、漂亮的公寓等。

对于克朗斯基来说，成功正在毁灭波西米亚。不仅是美元侵入过去人们常去的地方，战争也冲破了清教美国的“道德防线”，任其漂流于波西米亚的河流里。“在这个村子里还有与以往一样多的自由，但是，因为这里被大街赶上甚至超过了，哪里还有对习俗的蔑视与反叛呢?”这些习俗曾经注入了格林威治村。只有“爵士一毒品俱乐部”和“嬉皮士”还继续怀念社会之外的生活，或许是对抗社会的生活。

同年，1948年，早在15年前就针对美国的放纵主义作了经典的解析(《阁楼和冒牌学者》[1933])的阿尔伯特·帕里，回到格林威治村去观测那里发生的变化。他参观了他过去经常出入的地方，询问有关新的有才之士的情况，并同样得出结论：波西米亚生活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他承认，对于放浪形骸的文化人来说，昨天总是比今天好。然而，“这个村落被改变了。”一些舞蹈家和艺术家仍然亮相，但是高房租赶走了那些无名小辈，而让“绅士、愚人和商会”占领了村落。繁荣景象的“眩目的外观”照耀着村落，甚至有顽强的生命力的波西米亚文化人也要离去。

12个月以后，21岁的麦克尔·哈林顿从中西部来到纽约，继而出去找到了波西米亚的格林威治村。哈林顿没有意识到格林威治村已经被宣判消亡了，他发现波西米亚“伙伴”还在。阿尔伯特·帕里、亨利·米勒、马尔科姆·考利以及其他宣布波西米亚死灭的人全都错了。“直到我到了那里。这个村子才消亡的。”他不“仅仅是沉溺于对正在衰退的前波西米亚的怀旧以留驻他自己的青春……我真的在四五十年代后期的纽约发现了一个有才华的波西米亚文化人，或许还是个天才”。

哈林顿在格林威治村并不孤单。同年，也就是1949年，后来成了一个艺术批评家和新闻记者的X岁的约翰·格伦，带着他的画家妻子简·威尔逊从衣阿华市来到这里。正如他在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备忘录——《散伙了》里面所记述的，他们住在西12街的一个长15英尺、宽12英尺的单间里，他们相信只有这个村落才是生命和创造的避难所。像哈林顿一样，他们找到了一群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海伦·弗兰肯塞勒、罗伯特·马瑟韦尔、拉里·里弗斯，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在奋斗并改造着这个众人注目的中心。

其他人在1N9年也陆续到达这个村落，包括后来成了编辑和作家的13岁的乔伊斯·约翰逊，她寻找并发现了波西米亚群落。老远从第16街来的约翰逊，和她最好的朋友一起向闹市区进发，去寻找无名的禁区。她从一些女中学生——穿着“黑色外衣，戴着长耳环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那里听说这个村子蕴含着“浪漫和奇遇”。她期待看见一个新世界，但却仅仅发现在华盛顿街心公园迎着倾盆大雨唱歌的六个游荡者。然而，他们就足以改变她的生活，激发她遭遇垮掉的一代。

有关死亡和死而复生的报道汗牛充栋。哈林顿坚持认为，这个村落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处在活跃状态。其他人则相信，它在20世纪20年代或更早些时期曾达到了顶峰，这以后就寿终正寝了。弗洛埃德·德尔宣称，“格林威治村在战争期间曾经是商业化的，”——德尔提到的只是一次世界大战。他在自传中回忆道，“狭小的地下室和小阁楼餐馆对远离商业区的人来说是一种诱惑，他们来到这个村落，口袋里塞满了钞票，心里充满了投入让人愉快的波西米亚式生活的渴望。”对于德尔来说，这一切已经结束了。“我讨厌这个村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成了一个供人观赏的场所。”真正的村民正离开这里；为了填补空缺，“现在出现了一种职业‘村民。’”德尔也不是第一个哀叹这一衰败的人。他说，“我已经听过辛克莱·路易斯和其他人讲述那早些的日子——‘真正的’村落的那些日子，就像他们自豪地说起的……”

这些相互冲突的证言表明，要说出波西米亚群落所在的格林威治村或任何文化群体消亡的日期是不可能的。各种判断相差太大；这个研究对象——文化生命力——太难以捉摸。忙于生活和发展的人们发现，格林威治村衰败以后，他们在这里和在纽约、巴黎或芝加哥别无二致。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历史学家或回忆录的撰写者们告诉他们，他们来此地已经太晚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特别是假如他们发现了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德尔本人表明，新来的人快乐地体验着村落里的生活，而意识不到他所作的判断。“这里都是些青年人，和我们当时一样年轻，和我们当时一样欢快、热切。他们是格林威治村的新村民。他们不介意这里的变化，因为他们从没见过我们的村落。”

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群落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为其商业化和消亡而哀叹的一些评价几乎回到它的起源问题，至少是涉及到了波西米亚俱乐部的发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波西米亚俱乐部从一个自由的记者、反叛者群体发展为期待成功者的藏身处。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旧金山的波西米亚俱乐部及其在红杉林里的夏日营地，亦即波西米亚果园，已经逐渐成了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当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于1963年出现在波西米亚果园，预测他作为州长的前景时，《纽约时报》以“州长在州立波西米亚果园度周末”的标题报道了这件事。

情况不总是这样的。成立于1872年的波西米亚俱乐部和西海岸的很多作家及诗人都有联系，包括安布罗斯·比尔斯、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然而，几年内，这个俱乐部遭受了波西米亚群落共同的命运：那就是缺钱。许多人因付不起房租而不能加入进来；其他人也采取了行动。一个颇为富有的成员回忆道，“很快就清楚了，只有才能而没钱是不能维持这个俱乐部的。”这个逻辑很简单：“我们作了一个决定，我们必须邀请一部分人加入俱乐部，也就是说，邀请一些既有钱又有头脑的人，但严格地说，他们不是放荡不羁的文人。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对此多抱以蔑视的态度。”有了这个决定，“我们如何取得永久的成功的问题便解决了。”

并非所有的人都开心。在1880年后期，一些持异议的并自称为群魔的画家和作家，抗议“商业主义”并离开了俱乐部去重新捕捉最初的波西米亚精神，但是仅仅因为资金短缺而失败。后来，一个不知名的成员指责财神在成员中的权势，结果还是徒劳无益：“开始，富人绝对是被排除在外的，除非他们具有真正的波西米亚气质……现在他们因为有钱而加人进来。”奥斯卡·王尔德对此似乎表示赞同；他在参观俱乐部时说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多衣冠楚楚、脑满肠肥、商人模样的波西米亚文化人。”

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历史学家说：“1926年11月，当人们在波西米亚俱乐部的房间里发现了乔治·斯特灵的尸体时，旧金山的波西米亚已经确定无疑地以悲惨的结局告终了。”斯特灵，一个二流的诗人，一度是安布罗斯·比尔斯的追随者，自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一直深处海湾区域文化的中心。”在为H·L．门肯设晚宴的那个晚上，如果说他的自杀结束了这个黄金时代，那么它只是结束了一个章节，而不是整个一本书；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精神向外渗透，某个时候正好迅猛地发展成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波西米亚俱乐部可能已经变得富裕和保守了，但其他中心，例如连接着30年代的波西米亚文化和60年代的同性恋文化的“黑猫咖啡屋”，或者像作为50年代落拓不羁的文化人和诗人的家园的城市之光书店，都还保持着波西米亚原来的风格。

结论就是波西米亚从没有消亡也几乎没有变化吗?1910年和1980年之间，在纽约或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群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可能吗?肯定有证据表明这点。波西米亚——所有的文化——绝对地相似，历史上的一切都不改变，这种聪明的说法是给人以安慰的。在我们得到安慰之前，必须做出重要的区分：一些个体和整个一代人的经历是不同的。一些人可能宣称、相信或发现他们正住在波西米亚；这可能是恒定不变的，在今天和过去都一样是正确的。然而，对于要形成一代知识分子的波西米亚来说，这是不同的情形。为此，波西米亚需要更多深入的和在场的了解。

个人的经历和一代人的经历之间的区别不是挖空心思找出来的，这种区别常常出现在文化生活中。特殊的社群——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很少在一刹那间消失。甚至在他们衰败的时候，他们中间还可能产生一些经历和特征都与早期居民相去不远的人。例如，争论早期纽约市东部或布朗斯维尔对一代美国犹太人的重要性将是困难的；要强调这些社群已经为后人保留了它们的重要性也同样是困难的。然而，它们的衰败并不意味着旧日的中心已经完全消失了，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居民都离开了。波西米亚社群的演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需要划出同样的界限——在个人与一代人之间。我们的任务是对一代知识分子是如何经历波西米亚的，或对他们是否经历了波西米亚做出鉴定；而不是确定波西米亚从地球上消失的具体日期。问题是何时、为何波西米亚不再吸引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了。

美国作家马尔科姆·考利(1898—)已经毋庸置疑地提供了有关波西米亚和几代人的最有影响的说明；他的思考对象是他自身那一代人，也就是出生于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据考利说，“作家不是偶然地在一个时间的间歇中挺身而出的，他们是在贫乏的岁月里成群结队地出现的。”他引用了P．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话，“真正的一代人”有“他们自己的领袖和发言人”，并“把刚好在他们之前和之后出生的人的引入了他们的轨道。”

在考利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外在方面毁灭”了他那一代人，并且使他们“染上”了不负责任的“病毒”、危险以及“使我们过去的生活似乎变得无法容忍”的兴奋。战后，“我们大多数漂流到曼哈顿，到第14大街的南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在那里你只要每周花二三美元就可以租一间装修、布置好的廊底小卧室……我们来到这个村落……因为这里的消费水平不高，因为我们的朋友已经来到这里……因为纽约似乎是年轻作家可以发表作品的惟一的城市。”对于考利那代人来说，这个村落不仅是“一个场所、一种心境、一种生活方式：像所有的波西米亚群落一样，这里也是一种教义”。

然而，当他那一代人到达的时候，成功正威胁着这个村落。考利修正了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点，即清教伦理——自我克制、禁欲主义、罪恶感——给资本主义的机器添加了润滑剂。正如考利指出的——而且很多学者也都同意的——鼓吹“努力工作、深谋远虑、勤俭节约”的“生产伦理”，属于较早时期的机器时代。新近的资本主义不需要工作和节俭，而需要休闲与花销，不需要生产伦理，而需要消费伦理。

在这种旧的“生产伦理”和新的“消费伦理”的冲突中，格林威治村起到了出人意料的作用；它本身对娱乐和自我表现的热衷与时代的消费精神正好吻合。波西米亚证明是市场的前卫。“为此时此刻活着，”这曾经是一个激进的观念，激发人们购物的愉悦；价格和实用性就不再成为一种约束了。甚至可以说，如果“女性平等”只在波西米亚群落中而不在现实中出现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使香烟的消费增加一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严肃的学说以宽松的方式服务于美国以增强消费，这体现了新型伦理的活力。美国烟草公司聘用了弗洛伊德的侄儿，爱德华·伯奈斯策划了一次运动，鼓励女性吸烟。伯奈斯向早期美国精神分析学家A．A．布里尔请教，并了解到吸烟再现了通过口腔满足性欲的升华，这象征了妇女的解放，甚至是“自由的火炬”的象征。利用这一发现的伯奈斯招收女性于1929年在第五大街举行的复活节游行中吸烟。他通过喇叭高喊，“我们10个年轻女性组织起来的游行队伍于复活节在第五大街上点燃了‘自由的火炬’，以示对女性不平等的抗议，这一行为引起了全国轰动。”

广告商叫嚷着传播一种曾只是少数人采用的波西米亚式抗议；美国人排成了一个列队。考利观察到，“格林威治村的典范在商业的帮助下，已经传遍了全国。”那些吸烟者在各州搞种种庆典或集会。如果说这个村落行将就木，那么，正如新闻界不断宣称的那样，“它正死于成功。”最近对这个村落的一项研究总结道，“事实上，反叛已经作为美国社会的探索和发展的一派发生作用了，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吸取了它的对抗文化。”在全国范围内，中产阶级把一个简单的“自制”准则，或“通过自我否定来获得拯救的新教徒精神”，转换成一种消费生活方式。

哈林顿以及其他的评论家把考利的论争向前推进了30年；对于他们来说，“60年代的那一代人”的性、颠覆以及疯狂已经商业化和大众化了，最终毁灭了波西米亚的伦理。格林威治村放弃了它存在的理由。哈林顿相信，“在60年代早期的某个地方，美国对它自身实用主义的正当性失去了信念，波西米亚也就开始死灭了。”小说家及批评家罗纳德·苏肯尼克表示赞同；60年代，当一个地下的村落文化公开时，这种文化便死灭了。“阿伦·金斯堡戴着山姆大叔的大礼帽出现在为《常青评论》所作的广告中，广告词是‘加入地下活动’，这个时候，整个60年代的美国人都在这么做。”

没有必要在考利和哈林顿之间做出抉择，他们可能都对。考利目睹了波西米亚民主化的较早阶段，而哈林顿则目睹了较晚阶段，或许是最后的阶段。终于，商业化和大众化的波西米亚除了保留在纽约和旧金山的一些纪念物以外放弃了一切。到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不再对波西米亚的吸引力做出反应了，因为被重新命名为反文化的波西米亚已经进入了主流。而且，使波西米亚赖以存在的城市肌理，到20世纪50年代就垮掉了。波西米亚已经失去了它的城市家园和身份。对于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及以后的几代人来说，波西米亚既不是一种理念，也不是一个场所。

三

城市波西米亚的衰亡和郊区的扩张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波西米亚和郊区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相反，它们体现了同一个星座的不同方面，也就是汽车统治之下的城市的不同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城市变得让人讨厌，无法居住了，而且，新建的高速公路给人们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工具，使得中心街区和相邻地区失去了生命力。《从商业区到乡村》，这是有关城市美国的一本书的副标题。

1950年夏季的《时代》杂志的封面是威廉·J·赖维特的照片，此人率先在郊区大量建造家园，在一排整齐、相同的房屋前面有这样一个标题“房屋建造者赖维特，出售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就是那时的一种生活；赖维特建造的房屋不仅有洗衣机和电视机，而且契约还详细说明了每周(适时)给草坪除草，禁止盖围墙，禁止户外洗衣。美国人大量涌人赖维特售房的办公室。

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出现郊区，像别墅、花园和城镇外的人行道一样，郊区也几乎是和城市同时兴起的。4520世纪50年代也没有为郊区创造出什么理论根据。1925年的一项研究把非中心化的郊区称为对拥挤的城市所产生的弊病的应答。“一个拥挤的社会必定要么是褊狭的，要么是野蛮的。”在1900年，阿德纳·韦伯就已经写过，“‘郊区的兴起’使得城市生活的弊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根治的某种希望有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对健康的城市街道生活的关注也有很长的历史。“街道的问题是第一个、最后一个，也是城市的物质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戴勒斯.P.韦尔柯克斯于1904年这样写道，“正是街道使得城市有可能产生。”48至少这一点是清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5年里，城市化的进程要远远超出二战以前——或二战以来的任何事物。汽车、新高速公路，还有联邦政策的鼓励、或许是命令人们向郊区迁移。在这过程中，城市被抽空了。单身家庭从1944年的约十万上升到1950年的近一百七十万，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增长。郊区在以几乎超出中心城市10倍的速度发展。研究郊区的历史学家肯尼斯·T·杰克逊这样写道，“因为由联邦政府支持的家园建设的高涨占有如此大的比例，郊区的新房屋是中心城市衰落的主要原因。”

由《1956年州际高速公路法》所体现的联邦政府对高速公路的大量投资强化了人口分散。高速公路承担了战后政府运输费用的75％；1％用于市区大量的传送。杰克逊写道，“州际系统有助于使得公共运输继续螺旋下降，并从根本上保证未来的城市发展，将永远保持无中心地向四面八方伸展。”公共交通已经被“向远方突进的、没有便利公共设施”的城市的发展所阻碍，公共交通正在瓦解。路易斯·芒福德在1958年指出，“当时对大规模交通系统的反对主要来自它已经被允许衰败这一事实。”它衰败时，更多的人造访了汽车销售商。1950年，纽约的地铁每天都要运载200万名乘客。当车费上涨而公共设施下降时，一半人都放弃了大型交通系统，而进人曼哈顿的小汽车的数量成倍增加。“有这样一个对照：1946年生产了200万辆小汽车，而1953年则生产了600万辆。

郊区的急剧扩张产生了大量的文学、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从赫曼·沃克1955年的畅销小说《玛乔李晨星》，到威廉姆.H.怀特1956年的研究成果《组织人》。足足500页的讽刺、漫骂之后，沃克笔下的波西米亚式人物嘴上咬着月票。“我准备放弃了，玛乔李，”艺术家诺埃尔说道。“那对于你将是一个好消息。我所希望的一切就是做一个愚钝的凡人……终日不睡觉，到处乱胡搞男女关系，大口喝香槟酒，啊，如此疯狂，啊，如此放荡，这是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烦扰……我想做一些让人沉闷但却可靠的广告代理方面的工作。”太迟了。玛乔李已经选择了郊区和米尔顿律师。他“强壮有力、靠得住、有把握”，能举办传统的婚礼并安排她一直渴望的生活。

郊区急速扩张也产生了高速公路“沙皇”罗伯特·摩西。他的坚持不懈的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总结道：“在20世纪，罗伯特·摩西对美国城市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都重大。”四十多年来，令人敬畏的摩西在纽约城和纽约州的高速公路、隧道和桥梁上冲撞。在50年代中期，他计划使通过华盛顿广场公园中心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下沉——占地仅七英亩——以便和另一条穿过曼哈顿南部的高速公路接上。为了从由摩西指挥的纽约筑路工的手下保护好格林威治村和华盛顿广场公园，简·雅各布斯和她的同胞一起发起了一场成功的战斗，她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这场战斗激发创作的。

摩西的故事表明了——他并没有致使——美国的非城市化。摩西策划与发展的新高速公路使得郊区居住区兴盛起来。城市波西米亚群落因郊区的繁荣而受侵蚀。罗伯特·卡罗，在他为非凡摩西所写的非凡传记《权力经纪人：罗伯特·摩西与纽约的衰落》一书中，把1955年看作纽约及其郊区不可改变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摩西否定了计划中的运输轨道线，开始建造长岛高速公路，他把这个岛毁坏成像他的公园大道那样的发散型的岛。

只要列举摩西的几个计划就可以看出他的影响，高速公路有：迪根主高速、凡·威科高速、谢立丹高速、布鲁克纳高速、克罗斯·布朗克斯高速、长岛高速、哈莱姆河车路、西部高速、南北州公园大道、布鲁克林一皇后高速、索·米尔河公园大道、克罗斯岛公园大道。桥梁有：特伯勒、维拉扎诺、思罗格斯·奈克、亨里·哈德逊、布罗克斯一怀特斯通。公园有：琼斯海滩(也许是他最大的创造)、森肯草地、蒙塔克、东点、火岛、卡浦特里。加上水闸和房屋规划。而且，这还只是一部分目录。

满怀激情、意志坚定的摩西一生致力于重建大都市，以便小汽车的车主们可以开车去他创建的公园或去曼哈顿旅行。摩西推崇私人小汽车。按他的规划，在不利于公共汽车通行的不足的空间里建起了立交桥，有效地防碍了没有小汽车的城市居民。正如他的总工程师后来解释的：摩西先生有一种直觉，那就是，有那么一天，政治家们将试图把公共汽车搬到公园大道上……他过去常对我们说，“让我们设计这些桥梁吧，这样，空间就正当地只留给小轿车了。”他深谙……你不能在一座桥建好之后再去改变它。结果是，从纽约来的公共汽车不能通过公园大道，即使我们要它通过也不行。

像许多纽约人一样，摩西本人从没有学过驾驶，他出去是由别人开车。这一事实暗示了他的梦想中的疯狂性。

当然，为现代纽约的形成去指责或褒奖某人是不可能的。摩西重新绘制了纽约地图，但他却是与巨大的经济力量共同完成这一点的；甚至“摩西建造”这个碑文都会给人以误导，好像他是亲手挖路基而不是和政治家集团、发展商、劳工联盟共同努力的。然而，没有人类的介入，城市就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如果说摩西是和历史同步前行，那么他个人也发出了一些决定性的指令；而且他所取得的明显的成功被很多城市开发者广泛效仿。他是一个象征——而且不只是一个象征——他是小汽车和郊区的象征。

20世纪50年代记载下了城市波西米亚的衰亡以及郊区的激增。这不仅是人口统计的变化，也是文化的改变。波西米亚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一向落在后面的资产阶级社会最终赶了上去。同时，使城市波西米亚得以存在的脆弱环境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到50年代末，通常在郊区长大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少搬到纽约、芝加哥或旧金山去开创作为独立作家的生活了。相反，他们涌进广阔的大学城，安全地与衰落的城市疏离开来。

四

几乎没有观察家或史学家承认在文化冲突中，厌倦至关重要：没有人会二度出名。在20世纪50年代引发了无数报告、小说和杂志文章上的郊区问题，最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最近一些年里，甚至几十年里，有没有核心杂志或电视报道来反映郊区生活呢?对新一代人来说，也就是对那些在郊区长大却没有搬到那里去的人来说，有关郊区生活的弊端和愉悦的无尽的争论并没有激发起很大的兴趣。郊区就是郊区，人们并不陌生。它几乎不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正是由于缺乏兴趣，这个主题似已终结了。

但情况又不尽其然。新的几代人确实做出了贡献。尽管他们不再为郊区的优点而争辩，但到20世纪80年代已有许多人用行动表明了态度。在最近的几年里，相当数量的——但也不是大量的——满怀热情地从城市逃向郊区的老辈的孩子们已经返回城市了。如果城市已经重新获得了公众的关注并重新获得生机，那么这要归功于来自郊区的两个因素：人与购物中心。

两者都不能保证恢复城市社区的状况。购物中心是郊区对非城市化的散落的人群的解决办法；当商业区衰亡或被拆除以后，它们又因高速公路重新在远处汇集起来。购物者喜欢这种大的连锁店，周围有宽阔的停车场。“郊区化和出生高峰期创造并明确了对这种文化的需求和渴望”，《美国的购物中心化》的作者威廉·科文斯基在书中谈到了他个人对购物中心的解释，“高速公路最终界定了那种文化将在哪里和怎样繁荣起来。”

然而，怀旧常常会遮蔽对购物中心的讨论；一个生气勃勃的城市似乎只潜藏在过去。购物中心取代了人头攒动的人群和商店的商业区，日夜和我们的生命一起跳跃着。是这样吗?科文斯基承认他儿时的商业区几乎不是田园式的；新的购物中心提供了，尤其是为青年人提供了一个聚集的场所，否则他们就无处可去。

购物中心再不能提供别的什么了，通常还不足以提供这么多。对购物中心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认识也并非易事：它是大还是小、是在室内还是在露天、有没有人造喷泉、有没有观光电梯、有没有当地的手工艺展览。购物中心是销路不错的部门，不像城区大街，购物中心是由私人公司设计并经营的，这样每一平方英尺，包括长条凳和喷泉，都提高了人们的购物情绪。一家公司做决策，其中包括决定哪些店铺可以开业或长期开下去。租金通常以可租面积的平方尺数为基础，加上总收入的一个百分比。显然，那些不能带来足够利益的店铺就不再延续它们的租约，以保证购物中心均衡发展。一家书店如果有太多读者只是来浏览书籍，就没有前途。店铺的营业时间也是由公司决定的，因为很少有人住在购物中心附近，根本就没有人住在购物中心里面；下午六点或晚九点以后，购物中心就空无一人了。

购物中心是美国的一个成功的经历。随着停车场和高速公路的出现，它们也和战后郊区一起成倍增加；1946年，仅仅有八个购物中心；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星罗棋布的购物中心有4000个。这些曾经招致商业区衰亡的郊区的人为现象，现在给城市的弊病开出了良方，而且还继续在市中心被建造。这一现象实际上是给讥讽再添讥讽。购物中心的一个大开发商维克托·格伦有一个独创性的观点，认为购物中心将城市引入了饱受隔离之苦的郊区。

战后，来自奥地利的难民建筑师格伦作为第一个购物中心的设计师和建造者出现了。他以一个改革者的姿态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购物中心将取代丑陋、分散、没有社会性的商业地带在郊区出现。不仅是停车处，而且购物中心也提供散步、聊天和休憩的空间。它几乎是重新创造城市。

格伦在对购物中心的期望里，灌注了他对欧洲市场及对其故乡维也纳的看法，亦即“我们必须敏感地观察欧洲中心城市的集市广场上出现的丰富多彩的、激动人心的、商业繁荣的城市景象”。他向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们指出，“我们新的购物城”能够“填补一项现存的空缺”，提供一个“社区”或是旧式的城镇广场和集市场所的新形态。

格伦成功了，而且他的公司维克托·格伦联合公司成为且一直是主要的开发商。然而，购物中心的现实状况始终与他的想象相去甚远。他认为购物中心应当克服郊区没有中心的零散状态，而不是扩大这种状态。格伦是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他的思维方式有点像罗伯特·摩西，但更像路易斯·芒福德和简·雅各布斯。他蔑视小汽车产生的影响。他质问道：“为什么只承认香烟有害，而不承认小汽车有害呢?”

他从这些既非城市也非乡村的新发展中得出结论：“购物中心指的是村庄，以及人们发现了城乡商店和乡村俱乐部的任何地方……分店的名字指的是不存在的湖泊、森林、幽谷、山谷……”格伦总结道，复兴城市的时刻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对非中心化的郊区的信心“现在已经被击碎了”。他敦促接受“中心化和城市主义的价值”。梦想破灭的格伦最终回到了他亲爱的维也纳，在那里他就进步与发展的两难困境以及小汽车的弊病进行写作。

为恢复城市生机提供保证的另一个来自郊区的因素是人。在最近10年里，最让人惊讶的是城市居民的回归或重新出现——“贵族化”的或者说是新的、年轻的、富裕的居民对老居民的革新，这是一个从温哥华到巴尔的摩都看得见的过程。“有关这一现象的所有的一切——它的程度、范围、影响和意义——都存有争议，这些新居民似乎是“郊区的孩子”，他们因为生存或者说是生活方式喜欢上了商业区的生活。

一直在郊区长大的第一代人，对那些绿树、庭院以及购物中心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而这些曾使他们来自拥挤城市的父辈眼花缭乱。一项有关贵族化的调查表明，“一套郊区的住宅对20世纪50和60年代的许多新组成的家庭来说，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今天，这些郊区居民的富裕的后代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住在中心城市是一种时尚”。而且，单身男女，包括无依无靠的父母——这是越来越多的那一部分人——看来在要求，或者说至少是选择住在城里而不是郊区，因为城市为社交、抚育孩子、购物、膳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对商业区生活的新的青睐不仅仅是城市变化的原因，而且是城市变化造成的结果：旧工业的逝去，商业区“无烟”商业的发展——金融、广告、技术。来到城市的人们都是新的劳动力，他们取代了以往的蓝领劳动者。“新的‘生产方式’——在现代办公室里——被林立的公寓、褐色沙石建筑物和改造过的阁楼所形成的‘劳动阶层区’环绕着。那些原来用于轻工业生产的大通间改造成了上层人士住宅，这是城市经济重铸的极好的标志；在那里，新的消费者取代了旧的生产者。而且，那些大通间本身尽可能地被金融分析家和大公司的律师所占据而不是被艺术家所拥有，这证明了“对于一个典型的郊区家园的同样的空间价值观……一种对充足的空气、轻松宽敞的空间的喜爱”。

在数量和程度上，贵族化和大通间生活是受到限制的；它没有蔓延到广大的城市地区。相反，它只限制于有选择的几个地区，通常是典雅的旧式住宅，靠近商业区，在公园、河流或港湾附近。这种复兴几乎无法挽救城市的衰落。今天的富裕与过去的衰朽并存；一部分人穷困潦倒，而就在他们身边的另一部分人却飞黄腾达。贵族化随后带来了加速上涨的房租和新的同质化，这两种现象都给城市的多样性和波西米亚式文化造成威胁。

这一点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简·雅各布斯于1961年就城市成功的危险进行了评论，那时，这还是一件罕为人知的事情。一种称心的邻里关系诱惑着这些富裕的人们，而他们又排斥那些不如他们富裕的人。

如此多的人希望住在本地，以至于大规模地、甚至是泛滥地为那些能出最多钱的人建造房屋都将是有利可图的。这些人往往无儿无女……而且……是能够或者愿意为了最小的空间付出最多的人。为这一小部分能带来利益的人提供的膳宿及其他供给便利成倍增加，这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众多的家庭，各种各样的景观，以及大批的企业……都被挤了出去。

贵族化造成的压力不仅淘汰了低租金的房屋，而且还消除了廉价的餐馆、咖啡屋和书店。从桑塔·莫妮卡到布鲁克林·海茨，新的妇女时装用品小商店、卡片商店、冰激凌柜，还有昂贵的小甜饼批发商店把那些获利微薄的商店排挤掉了。“书商发起反击，”这是《纽约时报》针对发生于布鲁克林·海茨的出售文学书籍的老社区书店和冰激凌小商店之间的一场经典的战斗的一篇报道。由于冰激凌连锁批发店出两倍的租金，房主便想把租给书店的房子收回。《纽约时报》声明，“正在争议中的是房主是否有权提高商业用房的租金，这种手段可能迫使‘夫妻’零售店从他们重新富裕起来的街坊中间被排除出去。”文章还指出“在街区南部”的一个全国连锁书店(沃尔登图书)“在出售畅销书，生意兴隆”。稍作改动，这篇文章可以应用于许多城市。

在选择街坊和加速提高房租方面，贵族化都削减了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作家和艺术家社群对廉价住房的依赖不能被过分地强调。但是，如果低租金取消了，那么一个社群就要散掉。莱昂内尔·阿贝尔1929年在他19岁的时候搬迁到纽约，和亲戚住在一起。他解释说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在格林威治村买了自己的房子。最后，“一个出版商……给了我一份合同，要我翻译兰波的诗歌，我接受了合同才得以在这个村子住下去。”今天，类似的一个合同几乎不可能支付在纽约的房屋租金，不管租金是多么的适度。

当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反思“波西米亚的衰亡”时，他们常常控诉翻新的住房及随之而来的高价租金。“往事总是挥之不去，”威廉·菲利普斯于1952年这样写道，但是没有热水的普通套房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去的是游走徘徊而又没有工作的作家和艺术家。”较高的房租显然不能导致艺术生命的终止；但艺术家们确实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约稿、更多的客户。对于年轻的或没有成名的艺术家来说，这房租简直是他们不可能支付的。

当然，贫困和低租金也编造了一个波西米亚式生活的神话，它们很容易被讥讽为那些从来不曾潦倒的前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没有恶意的梦想。的确，生活水平总是相对的。陷在贫穷家庭里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能力逃离困境去过波西米亚式生活的，不管加入波西米亚群落的代价是多么低廉，波西米亚群落的贫困毕竟不是那种让人绝望的贫困。正如欧文·豪列举的，在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太贫穷了，以至于不会为波西米亚式的教义式的贫穷去冒险……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周围的民众一起生活，与他们同甘共苦，朝夕相处”。

不相信郊区、购物中心，或者是贵族化削减了波西米亚群落的怀疑论者，也许会争辩说城市仅仅是在小范围内对部分地区进行了翻新，其他的地区仍然适合于那些边缘作家和艺术家居住。而且，波西米亚群落从来不是原地不动的，在纽约，它从格林威治村迁移到南方(索霍)，而且现在也许正向东村或其他城市转移，比如霍伯肯或者是纽瓦克，还有新泽西。

这是真的，但它并不是在强调变化的程度。绝对新奇的事物并不是问题所在。商业化和波西米亚群落的迁移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困难在于要计算出变革的速度，而不仅仅是变革的事实；这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假如商业化对于20世纪70或80年代来说不是什么奇特的现象，那么商业化的速度或许是奇特的。波西米亚群落的发展现在是协调稳步的，并受到资助。“索霍远不是一个本土的或自发的艺术家社区，它确实是由投资气候创造出来的，”莎伦·朱津总结道。

提供低租金住房和廉价餐馆的格林威治村至少维持了75年；索霍或许只有10年的历史，而东村历史则更短。《美国艺术》的一个编辑克雷格·欧文斯把东村的复兴视为纽约的“曼哈顿化”，是年轻的、富裕的专家们对形形色色的团体的灭绝。据欧文斯说，东村的艺术背景不是波西米亚式的，而是商业的摹仿。“在东村构建起来的不是真正的当代艺术景况，而是它的微型复制品——是青年文化产业家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成就。”

这也许是不公平的，然而，它证明了文化商业化的加速发展。波西米亚群落可能得到发展，但是当那些文化人还能开个小商店、还有公寓住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过波西米亚式的生活的，只有当他们被排除在外以后，波西米亚群落才可能萌生。歇斯底里的发展毒杀了艺术家的放浪不羁的性格，也可能挫败他们的创造性。一项报告对昂贵的不动产把艺术家赶出曼哈顿作了尖锐的阐释，“过去，才华横溢的纽约人虽然不容易，但还是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献身艺术，而不一定是为了财富和当下的名誉。而在目前的情形下，在东村、索霍或在剧院大街的那些仅仅为了名利而艺术的艺术家们却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房租猛涨，剧院、舞蹈学校以及书店的数量在纽约都已急剧下跌；廉价的房屋、阁楼，附近的小酒吧以及餐馆已成了朦胧的记忆。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贵族化在空间上尽可能地受到了限制，城区的其他地方是对作家和知识分子开放的。然而，纯粹的可用性从来就不是争论的问题。在舒适的环境中租金适中的住房和餐馆的不可言喻的结合养育着波西米亚群落。贵族化正好相反，它与城市的瓦解并存；城市正在加速分层，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闻；贫民窟与豪华公寓邻接。这两点都不能给作家和艺术家群体以鼓励。

当然，内心坚定果敢的人可以住在南布朗克斯的贫民区，并从事写作与绘画。然而，一些离散的个人是不能组建成一个集体的。初来乍到的人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收入丰厚的工作，他们将很快发现在纽约或旧金山的相当不错的地区房租非常高；他们有可能发现那些房租还过得去，但生活却似乎困难的市区。那么他们便决定：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努力呢?为什么不住在弗蒙特州、蒙大拿州或阿肯色州的乡下，并在那里写作呢?真的，为什么不这样呢?

向乡村转移是过去的事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激励了很多的人背离城市去乡村；而60年代的社会风气开拓的是一种可敬的美国人的自足精神，就像美国佬对城市的罪恶与肮脏的怀疑一样。甚至是20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也发挥了作用，他们带着城市的信息来到乡村。这些额外的推动力保证了新兴的波西米亚群落不再聚集于大城市，那里的生存障碍是人们不断争论的话题；相反，他们分散在北美大陆，通常安居于乡村地区，以求过一种不同的生活。然而，一旦放弃了城市生活，波西米亚就决不可能和以前一样了。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多少人加入了波西米亚群落是很难估量的。从弗蒙特州到新墨西哥州，再到太平洋的西北部——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波西米亚文化人群体，前波西米亚文化人群体，以及60年代的退伍军人都幸存下来，并常常作为业余农场主、零售商人及手艺人而生活得兴旺红火。在萧条的岁月，报刊的编辑们派记者写当地的一群人。有一篇题为《乡村居民寻求自足的生活，并珍惜孤独》的典型文章，反映了八个家庭的情况，他们在纽约州北部种植自己的蔬菜、采集蜂蜜、放养羊群，做酸乳饼等。这篇文章指出，“对社会的反叛”促使这些新来的居民中的大多数人背弃了城市；他们“来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的‘还乡’运动”，温和冷静的《纽约时报》把这场运动界定为“为了寻求被认为是乡村乌托邦的某种东西而懵然隐退乡村”。

很难估量这些群体的范围和广度，而这正表明了这一重大变革：当波西米亚群落向乡村迁移后，它就看不见了。这不是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小小的转移；为人所不见使波西米亚群落失去了来源于城市的对人们的吸引力和诱惑力。这种力量对波西米亚的生命力至关重要。由于吸引了新的个人，波西米亚群落不断地被注入新鲜血液；而且，它使得波西米亚群落常常影响更广泛的文化。但是，在城市变得不适于居住的同时——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波西米亚文化人为了高速公路、校园和乡村而背离了城市。当今，郊区和城区的青年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波西米亚的遗风；即使一些人看见了并感觉到了，也没有人能够发现真正的波西米亚群落。

第三章 去郊区的路上：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

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可以而且已经被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下来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却越发让人困惑，但又显得至关重要。这个时期包含了一个迅速的城市郊区化过程，麦卡锡主义的兴衰，以及垮掉的一代。这个年代也见证了一个新的全国性危机：青少年犯罪，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研究调查的主题。然而，报纸社论也为另一种几乎是相反的现象——麻木不仁、从众的青年——而哀叹。在这群人中如何会出现60年代的这一反叛情绪的高涨的呢?一项研究总结说：“任何一个在1959年对校园情形作过一番调查的人都不可能对20世纪60年代做出预测。”

也许，在重新构建的城市环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线索。到20世纪50年代末，不仅城市的居住条件改变了，城市的知识分子和放浪形骸的文化人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最后的波西米亚式的人——垮掉的一代——和最后的城市研究者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意味着一种文化形态正在消逝，而另一种形态正在生成。在高速公路将各个州连成一片的时代，垮掉的一代就是波西米亚人。这一代人过去后，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和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就成了历史，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简·雅格布斯、珀西瓦尔·古德曼和保罗·古德曼、威廉姆·H·怀特、路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出现危机的时刻奋起作战；他们代表了对有教养的公众负责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

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和波西米亚人并没有什么个人交往。比如，简·雅格布斯和杰克·克鲁亚克，他们生活在毫不相同的个体世界里。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的社会构成也不相同。城市研究者是经典的美国知识分子，独立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们有关城市的论说是让人信服而不可辩驳的，但几乎没有人步其后尘。另一方面，垮掉的一代几乎形成了一种文化运动。如果不是计划好的，那也是随时代思潮而来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酝酿着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然而，在对衰退的城市环境做出的反应中，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不仅体现了地理上同时也是文化上的裂变和转型。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注意到了城市的空间被小汽车和高速公路阻塞，并为此发表言论。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城市的没落；他们是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最后的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继承人却为了进入大学而放弃了城市。垮掉的一代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当城市日益陷入困境，分化出贫富区域时，他们是最后的波西米亚人。这一代人过去后，波西米亚式的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便跳出城市的樊笼而进入了社会主流。世纪中期，美国文化从城市转移到了校园和郊区，这从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的身上便可略见端倪。

当然，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的写作并不能表明对城市进行理性分析的终结。年轻的观察家和学者继续面对都市的环境，而城市研究者在大学里的迅速扩展(在各种学科中：城市历史、城市规划、地域研究、城市地理)，很难补充什么有关城市的公共写作。而独立的报刊编辑和学者队伍的缩减又在相当的程度上削弱了公共写作。由于这个原因，城市化也和其他领域共同占有一个奇特的文化轨道：50年代末达到顶峰的、充满激情而又让人信服的写作的上升曲线，以及后来的急转直下，几乎没有增加什么被同样的热情、果敢激发的年轻思想家——或著述。

即使最有才华的和最多产的年轻的城市研究者，像地理学教授和《社会公正与城市》(1973)的作者大卫·哈威(1935—)，在有限的学术圈外却几乎无人知晓。哈威的最近期的著作《资本的都市化》(1985)和《意识与都市体验》(1985)都揭示了个中奥妙：“这著述是为作者的专业上的支持者和朋友们而准备的。”

他的新书遵循流行的学术风尚，充满了妄自尊大。然而，这几卷副标题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的著作却引发了太多的讲座、座谈会和研讨会。哈威的书里膨胀着一个他很得意的内容——他自己。这也没什么用。他开始就告诉我们“自从写《社会公正与城市》开始，我的抱负就是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的历史和理论做出更为明确的阐释”。他通过引用自己的话对他更明确的阐释做出了结论。在这两点之间——无论什么样的理论革新——是一片贫瘠的沙漠，对于任何对极端的学术环境毫无准备的人来说，这是必死无疑的。下面是他结论中的一段话：对资本循环中的不同时刻和过渡期的探寻表明了循环在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成型过程的地理学基础，表明了生产与消费(在多少有点适应于地理变化的社会技术条件下)空间划分的地理学基础，也表明了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财政协调体系的地理学基础。资本循环预设了加速分离和碎片化过程中紧密的时空协调。把一个没有某种都市化生产的物质过程想象为一个可以在其中继续进行资本积累的“合理环境”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还不够清楚的话，他接着又说：“城市构成和经济过剩的产生，拨用及集中之间的关系早已被人注意到。”被谁注意到呢?哈威举出他自己。不幸的是，由年轻的城市研究者所撰写的几本书却与本人及专业关系不大，相反几乎都有模糊不清、不够精确的毛病。

和这些书的文字相比，1959年至1960年所出版的一组书都充溢着公共讨论的声音，开放、切题、清晰。像简·雅格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1961)、威廉姆.H.怀特编辑的《城市大爆炸》(1958)、路易斯·芒福德的《历史上的城市》(1961)、珀西瓦尔·古德曼和保罗·古德曼的《公有制的社会》(1960)、‘默里·布克金的《城市的极限》等。这些书全由独立的学者和作家撰写，年轻的知识分子都未能超过他们。

随着郊区化发展到顶峰，简·雅格布斯出版了她充满激情、极有影响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兴衰》。她是格林威治村的居民，但并未沉溺于放荡的生活，而是专注于这个村落最重要的环境条件：社区、邻里、街道生活及夜生活。她极有说服力地论证说，专业人员——规划者、顾问和工程师们——以改革的名义削弱了城市的活力；呈几何形状的街区、高速公路为有效的、有时也是故意的使用而划分的地区毁掉了邻里；城市退化为破坏人类的持续活动的同质单元(比如，下午5点钟以后商业区空无一人，而在远离食品杂货店和热闹街道的居住区人却陡然增多。)《美国大城市的兴衰》一书凭着作者及内容的分量，深刻阐释了文化世界。简·雅格布斯(1916—)是上一代人中典型的知识分子。她是一位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记者，后迁至纽约写作，最后加盟《建筑论坛》。也许因为她远离学术机构和专业，这使她能对城市规划者提出挑战。她认为自己之所以能不盲从权威，是因为可以到处行走和观察而不受传统的规划思想的阻碍。

雅格布斯写道：“改革者早就看到城里人在热闹的地方游荡，流连于糖果店和酒吧，坐在门阶上喝汽水饮料，于是做出判断，大意是‘真可怜!如果这些人有一个像样的家……他们就不会流落街头!’”在雅格布斯看来，这种判断“说明对城市完全不了解”。

她的书对城市规划人员脱离城市实际，醉心于反城市的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和蓝图加以猛烈攻击。她主张认识应植根于城市生活而不是统计数字的调查。例如她说，人们对布鲁克林商业区所作的种种专业调查“告诉我们的东西……还不如一条报纸广告中的短短五行字来得多。”这条广告列出了一家连锁店的营业时间：布鲁克林分店关门很早，而格林威治村和时代广场的分店却一直营业至午夜。”在雅格布斯看来，这些事实证明布鲁克林商业区经济萧条。她的书中有一页是“图解”，却根本没有插图。她在这页上说：“说明本书的图景全在我们身边。要看插图，请仔细看看真正的城市。”

雅格布斯主要关心的既不是汽车，也不是郊区。她的书的结尾描绘了“毫无生气的郊区化”和“愚钝的城市”这一幽灵。这是所有50年代城市规划者要对付的问题和威胁。由于被公路所割裂和被郊区吸干了血液，传统的城市正在消亡。芒福德在1958年反省说：“也许我们的时代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看成是推土机的时代……这种推平一切的内心习惯哪里都比不上对待城市的方式这样带有灾难性。”这一“致命的错误”牺牲了所有的交通工具而让位于私人汽车。他预计将来城市会成为一个“机械化的无用之物”，“一大堆混乱的公路、立交桥和停车场”。

雅格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的早期版本，以《商业区为的是人民》的标题刊载在由威廉姆·H·怀特所编辑的《城市大爆炸》的论文集中。两年前，怀特发表了《组织人》一书，这是对郊区生活习俗一次批判性的探索。他不想加人为生活的肤浅而叹息的合唱。“这本书中不会有对‘大众人’的责难……也不会有对旅行汽车、电视机或灰色法兰绒西装的责难。这些都和主要问题无关……也无伤大雅。”

和简·雅格布斯一样，威廉姆·H·怀特(1917—)也是50年代经典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也和雅格布斯一样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当了记者，后又成为一家纽约杂志(《财富》)的编辑。他的集子《城市大爆炸》攻击了汽车和郊区这一新的“宗教”。怀特开篇的论文《城市是非美国的吗?》宣告了一种城市爱情：“这是一本由喜爱城市的人所写的书。”这本书还提出了一个警告；郊区有瓦解城市中心的危险。如果城市想依然成为一种文化力量，“那么城市就必须有一群支持城市中的剧院、博物馆、商店和饭店的核心人群。”怀特接着说：“哪怕是一种波西米亚式的放荡分子也有所助益。”

三十多年来，怀特一直关注城市文化和活动。他的讲话和著作都反对最新的城市潮流：光秃秃的混凝土堡垒围着几英里长的地下大道。他一直被称为“自由密探”，鼓动那些想使城市变得适合居住的人。他那探索街道生活的著作《社会生活与狭窄的都市空间》对巨大建筑物和购物广场对城市生活的破坏提出了质询。他指的是底特律的复兴中心，亚特兰大的国际大厦和洛杉矶的波拿文都拉综合大楼。他说：“脱离街道的最终发展就是这城市堡垒。”这些中心试图挽救商业区，结果却被设计成“完全内化的环境……空白的围墙，没有窗户，朝着街的一面几乎是坚硬的水泥或砖墙”。对行人毫无吸引力，甚至人都走不进去；全是地下入口和停车场，只能吸引汽车。

虽然怀特不想说得太尖锐，但他并不是不动感情的。当他攻击那些新的专业人士的时候，他说话的口气有时也像雅格布斯或C·怀特·米尔斯一样。在《组织人》一书中，他要人们警惕那些忽视技术问题的年轻的城市研究者。

不久以前，年轻的社会科学家倾向将自己的学科看成是抗议社会的工具……为他们开此风气之先的前辈往往都是些愤怒的人……不隐瞒自己强有力的观点。但现在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了，在年轻人看来那不过是一伙“伪善者”……年轻人不想抗议，他们想合作。

怀特已经感觉到了未来的发展：50年代的城市研究者后继无人。他也提到年轻一代的被动态度，这是50年代常说的口头禅。批评家们常常对顺应潮流、麻木不仁的年轻人表示惋惜。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随着城市变得不适宜居住，不仅知识分子离开城市搬进校园，甚至连最后一代波西米亚文化人也动身离去。

二

马尔科姆·考利一直不断地追踪文坛。他在这10年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可以将50年代发生了的事和记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事作个比较。”当然，新旧现实并不尽一致；现在，很少有年轻人表现出“前辈的那种个人化的冲动”。写作与评论变成了职业而非呼吁。小说家们的行为已经不再像波西米亚文化人或无产阶级。很难说作家和其他任何人有什么区别。许多年轻人住在住宅区，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正设法买下它来。他们是家长一教师协会的热心会员。其他人则“直接由学习创造性的写作变成教授这种写作，中间完全不经过自己创造性的、哪怕是商业性的写作”。

报刊主笔们都见解一致。他们经常报导说校园很宁静——太宁静了。年轻人似乎都“沉默了”、“从众”、“麻木不仁”。一位避难的德国教授路德维希·马尔库斯(与赫伯特·马尔库斯没有关系)在《党人评论》中将美国青年称为“最老的年轻一代”。他认为自己的这一代人养成了“个性、热情和对父母师长的敌意”。这一传统烟消云散了。现在的年轻人沉默、缺乏感情、油滑。他们并不是幻想破灭，因为他们没有幻想。马尔库斯得出结论说：“没有年轻的一代，只有18到28岁的人。”

卡罗琳·伯德在《哈泼斯百货店》中将年轻人称为“不迷惘的一代”。她问道：为什么新的一代“如此没有志向，如此过分地适应环境和麻木不仁”。她的看法是年轻人从童年起就被训练去合作，实际上，是去从众。而新的一代也在反叛——对抗父母的反叛和那沉溺于在语言上寻求乌托邦的迷惘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反对崇拜个人体验、反对性实验、反对迷恋空谈、反对怀疑一切”。

有些人驳斥了对叛逆的、波西米亚式的这几代人所唱的那些挽歌。1958年，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奥托·巴茨有感于洋洋自得、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发出的哀叹，出版了一部专题论文集。在文章中，“11位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审视了自己和世界。”这些反省的文章鼓舞了巴茨，让他看到了这些投稿者构成了“尚未沉默的一代”。然而，这些作者既未表明身份——稿件上未署名——也未宣扬任何异端邪说。一位评论家说，如果讲这些年轻人“没有沉默”，那是因为他们表达了对事业、服兵役和宗教的半信半疑。“而在这种意义上讲，几乎人人都‘没有沉默’……”但是，这一温和的探索却让巴茨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他被普林斯顿大学所解聘。

对叛逆的年轻人的消失所表示出的挥之不去的遗憾，恰恰与其相反的全民动员反对青少年犯罪的运动形成了对照。对50年代的公众来说，“青少年犯罪”已经取代了对叛逆的以至非传统的年轻人的记忆。上千个会议、机构、委员会和报纸通告全国警惕这一危险。青少年犯罪是身边惟一的反叛，必须加以制止。

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文章大量涌现。专家们将其称为“全国流行病”，形象地报导了250万个案例。一本畅销书《一百万个青少年罪犯》警告说：“除非这个毒瘤及早得到扼制，否则它将继续扩散，传染我们社会的许多健康细胞……青少年犯罪正在转向正道。”好莱坞也加入了宣传，愤怒的青年影星詹姆斯·迪安和马龙·白兰度演出了电影如《野人》(1954)、《无缘无故的反抗》(1955)和《黑板丛林》(1955)等。

在电影里，报纸中和国会的委员会上，青少年犯罪似乎无处不在；然而，对于未来、对于60年代的青年文化，当代的观察家却未发现有什么暗示。没有人看到有什么熟悉的波西米亚式的或抗议的年轻人的迹象。罗伯特·林纳在《你必须从众吗?》一书中，以及保罗·古德曼在《成长的荒诞》一书中，的确将青少年犯罪看成是一种伤害自己或者自我毁灭的抗议，但是，他们的看法大都被人忽略了。林纳说：“一种令人窒息的从众主义激起了青年人的反叛。‘好’学校不会起什么作用；更严格的法律、更严厉的惩罚、童子军、警察体育联合会、视察教育计划、受害地区的社会工作等等都不会起作用。这一切只会将绞索拉得更紧。”

然而，全国上下似乎都相信青少年犯罪是对生活、对自由、对幸福的一种威胁。但是不能只从表面上来看待对年轻人犯罪的念念不忘。最近一次评估对其基本前提提出了质疑：“每位参加广泛的公共讨论的人都认为确实的情况——即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年轻人的犯罪在数量上及严重性方面都在增加——现在看来却值得怀疑……尽管报纸上登着煽动性的大幅标题，尽管不断指控野蛮的暴行，而在这个时期内青少年犯罪的证据似乎并未急剧增加。”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轩然大波呢?詹姆斯·吉尔伯特认为，“由于政府和民间集团压力的敦促，警察对年轻人强化了新的权威。这些年轻人的行为似乎在慢慢改变。例如，对许多社区针对年轻人所实行的宵禁的违反次数在青少年犯罪中大大增加。”这些数字说明当地警察逮捕了一些不遵守宵禁的青少年。记者和专家们就公布这些数字，以此作为犯罪上升的证据。加利福尼亚青年委员会用这样的办法宣布1957年在17岁的青年中有四分之一的人犯过罪。

青少年犯罪的增加，其实不过是违反宵禁或其他一些小的违法行为，并不能证明他们犯了多少罪，而恰恰说明正在出现一种威胁传统规范的青少年的大众文化。由于更容易挣钱，特别是更容易拥有汽车，这使得年轻人能避开留心自己的父母，让自己成为具有特殊性要求、音乐趣味和消费需要的个体。对保守派来说，青少年犯罪就像共产主义一样，颠覆了美国的生活方式。1954年，一位美国参议员说：“甚至连共产党的阴谋也比不上美国成年人对所谓青少年犯罪这一灾难的麻木不仁的态度能更有效地败坏、分裂、困惑和摧毁我们未来的公民。”

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在当局谴责青少年犯罪的同时，在人们的注意力之外，更加阴险的威胁，即最后一代波西米亚文化人正在聚集。考利于50年代中期作了调查研究，在结尾时他发现了一帮青年人，他们不同于一般所认为的灰色、谨慎的年轻人。这些青年“拒绝从众，进行一种顽强的反抗……反对被大家接受的法律、风俗、忌讳、思维习惯和文学标准这一整个体系”。他们强调“个体，有虚无主义思想”，喜欢“酷”和地下活动。考利认为对这一“垮掉的一代”最好的描述是一部“未出版的长篇叙事作品”名为《在路上》，由一位不见经传的杰克·克鲁亚克创作。

三

垮掉的一代似乎故意被用来贬低文化评论家。哀叹从众的那些说教并未提到活生生的反对者，即这个垮掉的一代。有关青少年犯罪的讲话没有提及这一更大的危险。直到50年代后半期，还没有什么人知道垮掉的一代。由于阿伦·金斯伯格的《嚎叫》和克鲁亚克的《在路上》的流传，他们才最后引起公众的注意。这时他们辉煌的日子就逐渐暗淡了。虽然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但公众对垮掉的一代的兴趣说明了时代精神的转变。

然而，垮掉的一代决不只是作文化预言的风险一个例证。他们是最后一代波西米亚人，也是60年代反文化主义者的第一批。在对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的死灭的记叙中，垮掉的一代是消失的行动者。他们将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带进了郊区时代，在那里这一代人离散并消失了。如果说波西米亚死于成功，那么，垮掉的一代既举办了最后的葬礼，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流行版本。有关60年代的记叙认可了垮掉的一代，但光认可还是不够的。垮掉的一代留下的许多影响并不是60年代复兴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想，而是性、吸毒、神秘主义和疯狂。

1957年克鲁亚克才35岁，他的自传《在路上》记录了他10年前到那时的生活经历。而由克鲁亚克的朋友约翰·克莱龙·霍姆斯所写的第一部表明垮掉的一代的自我身份的小说《走》出版于1952年，并且，就像作者后来说的一样，消逝于1952年。《走》与《在路上》属于同一类小说，将垮掉的一代描写成为城市波西米亚人。

他逐渐了解了他们的世界，包括楼梯肮脏的“公寓”、时代广场的饭馆、爵士乐舞厅、整夜的东游西逛、街角上的集会、搭便车旅行、遍布全城的无数“嬉皮”酒吧以及街道本身等等。他们不时地跑来跑去，过着夜生活，东奔西跑地“相互往来”；突然不见了，进了监狱，或者上了路，然后又突然冒出来相互寻找……一次，帕斯特奈克(克鲁亚克)对他说……“你知道，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些鬼鬼祟祟，都算是垮掉的一代。他们走在街上全都像犯了什么罪，但又不相信真的犯了什么罪。我能立刻把他们认出来。这种情况发生在全国，对每个人都一样；一种精神革命……”

五年后，《在路上》出版时，时代变了。贪婪的公众突然对垮掉的一代发起攻击。1959年《生活》杂志惊叹说：“美国这块文明瓜地里生长出来的最大、最甜、最有味道的甜瓜却孵化出了开天辟地以来最毛绒绒的、最瘦的、对一切最不满的”果蝇——“罕见的垮掉的一代叛逆者”。他们几乎讥笑当代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老妈、老爸、政治、婚姻、储蓄银行、有组织的宗教，以及自动洗碗机和跃层别墅，等等。《生活》杂志将他们看成主要是一些“衣服褴褛，留着胡子的男人”和“面孔苍白，脸色阴惨的姑娘”。他们住在旧金山的北滩，威尼斯(洛杉矶)的“破旧公寓”和格林威治村的廉价饭店里。

在年纪大一些的同情者看来，垮掉的一代反对宣告波西米亚的死灭。写出第一部描述垮掉的一代的通俗作品《神圣的野蛮人》的二流小说家和诗人劳伦斯·利普顿称赞波西米亚的时代精神又回来了。“他回忆说：远在20年代后期，他在芝加哥第一次见到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时候，“他和今天垮掉的一代中的任何人一样像垮掉的一代。我是这样，我大多数的朋友也是这样。”

雷克斯罗斯(1905—1982)表示赞同，尽管他哀叹说“在老年”，他“有点倦于做青年人的代言人”。垮掉的一代“自甘贫穷，在艺术上绝对诚实，不介入社会活动，承担个人价值”，这些标志着一种新文学的开始，或许是一种新型社会的开始。

在利普顿看来，垮掉的一代可以追溯至20年代，不是追溯到当时的摩登女郎，而是追溯到席卷格林威治村和芝加哥近北的工作室，以及全国大城市里下等区域的“造反精神”。在那些年代里，我们从上层阶级那里“夺来了”悠闲的艺术、罪恶和“蔑视常规的特权”。这就是利普顿所谓的“非道德的民主化”，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然后断断续续一直风靡全社会。在利普顿看来，垮掉的一代不是最后的而是最新的波西米亚文化人。”

和雷克斯罗斯一样，利普顿认为未来属于垮掉的一代，属于那些远离美国社会腐败和暴力的文静的反叛者。然而，无论是垮掉的一代的赞美者还是批评者都未料到历史的狡计：正当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在城市中被扼杀时，垮掉的一代却出现了，四处散布信息。他们干得很漂亮。有两个特点使他们区别于以往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并使他们成为天才的宣传家：首先是他们对汽车、道路和旅行的热爱，这使得他们和一小批模仿者不断来来往往于全国各地；其次是他们的民粹主义，亦即对美国人民的深爱。

格林威治村是垮掉的一代的聚集地，第八街书店的老板伊莱亚斯·威伦茨在他的经典选集《垮掉的一代实况》中说，所有的撰稿人“都是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但全都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然而，垮掉的一代的民粹主义却将他们与几乎以对庸俗大众的蔑视为标志的“典型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区别开来。这使得垮掉的一代与一些诗人有来往，如诗人威廉·卡罗斯·威廉斯，他的作品颇有美国风格。垮掉的一代那种放浪不羁的精英倾向(这反映在他们常用的“率直”和“耿直”语汇中)已经被他们将普通生活和民众浪漫化的倾向所淹没，有时，他们还赞美通俗文学。

霍姆斯后来说：我们是和通俗文化以及对这种文化毫不羞愧的热爱一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美国人。《在路上》一书中，萨尔报告说：“我最后告诉迪恩，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成为丹佛的市长，或者成为兰波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但他却总是跑出去看微型汽车比赛。我和他一起去。”

萨尔偶然碰上一场傍晚的垒球赛，邻居们放松地，一动不动地用心站在那里观看。克鲁亚克写道：“都是一些穿着校服在沙地上玩的孩子。在我作为运动员的一生中，我还从未让自己在一些家人、女朋友和邻居的孩子面前这样玩过……以前往往是在大学里，是高水平的比赛，人人脸上都很严肃。”克鲁亚克曾获得橄榄球奖学金而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没有像这样孩子气的，人们很喜欢这样。”

这不是说文化贵族在贬低——或逃避——粗俗的大众；相反，《在路上》一书赞赏日常生活和其中的快乐。迪恩犯的“罪”

不是什么满脸怒气和鄙视嘲笑；而是叫喊着“yea”，爆发出美国式的疯狂。这是西部的方式，是西风，是从大草原传来的颂歌，是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早在预料中，长时间里逐渐来临的东西……我所有的纽约朋友都站在反面……贬抑社会，提出他们不耐烦的、迂腐的理由，或者政治的以及心理分析的理由。但是，迪恩却在社会上奔忙，迫切地想赢得面包和爱。

对他的纽约“朋友”这种民粹主义和波西米亚式的攻击对纽约知识分子也并非不起作用。他们不喜欢60年代的反叛者，也不大喜欢他们的前辈——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诺曼·波德霍雷茨在他的文章《一窍不通的波西米亚文化人》中捍卫了文明，反对野蛮人的侵袭。他说：“在[克鲁亚克写的]那些书中，有一种压抑的呼声：杀死那些讲话能有条理的知识分子，杀死那些能一次静坐五分钟的人。”“50年代波西米亚主义”“敌视文明，崇拜原始主义、本能、活力和‘血腥”’。在波德霍雷茨看来“这是精神贫困者的造反”“。

波德霍雷茨认为他看到了垮掉的一代和青少年罪犯之间的联系：他们共同憎恨文明和理智。“我恰恰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缺乏道德力量，这与50年代青少年犯罪的流行有直接关系。但我也相信青少年犯罪部分是出于那种对正常情感的憎恨和用克鲁亚克与金斯伯格书中隐藏的智慧来对付世界的企图。”

然而，波德霍雷茨和其他批评家很难抵消垮掉的一代的吸引力。垮掉的一代发出的信息是他们的生活，这种生活并未被势利的屏障遮蔽，在城市波西米亚群落里也不显得突出。相反，这种生活被用一种传教般的热情来向世人炫耀。“全国各地都在进行，人人都受到影响；这是一种精神革命。”这一信息，或者这些马不停蹄四处奔跑地传递信息的人充满了民粹主义倾向，对年轻人来说其吸引力之大是无法抗拒的。保罗·古德曼在对《在路上》的评价中抱怨说：“在300页书中，这些家伙就横穿美国八次，通常都住宿在朋友或亲戚家。”

诗人加利·斯奈德将《在路上》一书中克鲁亚克虚构为“迪恩”的尼尔·卡萨迪描写成“19世纪肋年代的牛仔在丹佛的孙子，但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牧场好让孙子在里面干活”。

卡萨迪这一类型的人属于边疆型，只会成天在赌场里赌博，开车在全国来回奔跑……以前，在美国你该做的事就是踏进荒野；结果100年后你所做的事就是驾驶汽车开足马力来回奔跑。起初，你在完全荒野的地方漫步，而最后你所干的却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飞快地奔驰。是典型的西部精神、边疆精神使得克鲁亚克和金斯伯格这样看待卡萨迪这一人物……这一坚韧不拔的行为最后赢得了一批观众的认可，获得了一些新的领地。这些领地容纳了垮掉的一代和波西米亚群落，并将他们卷入所谓的60年代，卷入嬉皮士和反文化的潮流之中。文化和人口统计学开始相互交叉。当垮掉的一代和未来的垮掉的一代上路后，他们就碰到了新的青年中心和大学校园，那些挤满了出生高峰期的那一代人。由于人数之多，这些校园中的青年几乎构成了一大群批评者，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

一部有关这一代人的编年史解释说：“数量庞大的学生一旦到了大学以后，就立刻就压倒了等待他们的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结果是这些人就在伯克利、波士顿、奥斯汀、纽黑文和安阿伯这些地方开始从事自己的社会化活动。正式生和旁听生的社团围满了一流大学，就像围着100个太阳的黑子阴影一样。”在像安阿伯和麦迪逊这样的小城市中，学生、工作人员和靠他们为生者几乎占了30％。“青年人不再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而是一个社群。”在这些青年的“聚居区”中，垮掉的一代建立起了家园。

当然，事实并不完全这样简单。虽然垮掉的一代输出了一种放荡不羁的文化信息，但60年代的政治并非来源于他们。垮掉的一代中有些人适应了新的术语和关注事务，而另外一些人，最明显的是克鲁亚克，却不能认清年轻人的反崇美主义情绪。一位历史学教授西恩·威伦茨(伊莱亚斯·威伦茨之子)回忆说当他父亲的书店在60年代中期搬迁时，许多属于垮掉的一代的人都帮了忙，后来还举行了庆祝会。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中午消息从哈莱姆传来说马尔科姆·X刚刚被杀了。屋子的所有人都十分惊异，然后，气氛显得紧张。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勒罗伊·琼斯立刻停止了手上的种种事情。我感到格林威治村再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第二次我在书店中看到琼斯时，他的名字已经被改成巴拉卡了。

然而，垮掉的一代却变成了公路与衰落的城市这一时代中的放浪形骸的信使。他们不是郊区的居民，但他们对不适宜人住的城市和新的公路这样的现实也有所反应。一旦60年代的文化爆炸烟消云散之后，50年代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垮掉的一代不仅扩大和总结了民众化的“非道德”倾向，用马尔科姆·考利的话来说，他们不仅助长了以消费的伦理道德来代替劳动的伦理道德，而且，他们也预见了美国的非城市化，废弃城市而代之以小的中心、郊区、大学城和边远地带。在城市的伸延时期，垮掉的一代是最后的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

第四章 纽约、犹太人以及其他的知识分子

1956年，H·斯图尔特·休斯对文化界做了观察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过时了吗?”H·斯图尔特·休斯是一个有名的反智主义者，为麦卡锡主义所困扰，他相信美国没有为“自由沉思的头脑”留下空间。可争论的问题的范围也就缩小了。更有甚者，正在膨胀的大学和政府机关雇用的是专家和技术人员，而不是批判性的作家和思想家。“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活动范围相对缩小的社会和时代。”被“依从”这个“几乎是不可抵挡的压力”所压倒的美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难以预测的未来”。

休斯的声音并不是孤独的。在一些题为《知识分子：衰退萎缩了吗?》或《知识分子的没落》的文章中，许多评论家都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小亚瑟·施莱辛格总结道：“1953年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数不胜数的令人感到压抑的大量事实。”对一些观察家来说，不是迫害，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富裕威胁着知识分子。在约翰·W·奥尔德里奇看来，美国的知识分子从共产主义和欧洲精英文化的幻象中走出来，屈从于“金钱、地位、安稳和权力”。默林·金在《新共和》中谈道，“从经济方面来看，知识分子吃得比过去好了，住得也比过去好了，而且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纵容并得到满足了。”

早在10年前，战争结束之时，《党人评论》就已经提出警告：专家和大学教师正在取代不属于任何机构的独立知识分子。牛顿·阿尔文在1945年宣称，作为“管理革命”的成果，一个新的“美国学院形态”在“各地应运而生”。这新一代人为了“成果”和事务管理而放弃了“广泛的、奇异的、冒险的及人的研究”。因为有了学术领域和相关学术领域，有了委员会和组织，新一代的大学教师正准备把“我们的文学传承建立在一个坚实的、令人信任的基础上”。另一位评论家也表示赞同；过着庸常生活，并按照习惯思维思考问题的大学教师正逐步淘汰自由作家、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以及前卫知识分子。“学院的等级制度……迫使我们警惕那些富于想像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知识分子”；即使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教授们也不能“有明显的不一致”。

这些哀叹也许都成了些陈词滥调。知识分子始终被自己所困扰，不断地哀叹他们的无能、堕落，或者是死到临头。对一个怀疑论者来说，对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悲叹仅仅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中的另一个章节。然而，这种怀疑论也许太相信，或太宁愿相信事物是永恒不变的了。为了避免走极端，怀疑论也必须对自身表示怀疑。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二战后的岁月显示出了在两类知识分子类型之间的一个动荡的时期：在大学教师和专家面前，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退却了。当然，知识分子不是突然间为了郊区的家园和设备齐全的办公室而放弃他们的城市里的公寓和简陋的阁楼，但是在50年代，这种趋势加速发展，几乎没有什么人不为之动心。到50年代末，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在本质上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甚至是一些通俗杂志都满是高谈阔论，这些杂志一度在校园外也能看到。《党人评论》本身，作为不恭敬的纽约知识分子的象征，最后也落人大学教师的手中，它的编辑大部分都是英文教授。

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明显地感觉到下一代人感觉不到的东西，即他们生活的重新构建。当艾尔弗雷德·卡津回忆起他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的那几年时，他这样说，“过去我就是我自己的研究员，一个完全不依附于任何组织的自由作家和一个在大萧条中期自学成才的、偶尔去夜校讲课的教师……”对于在60年代以及60年代以后成年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以外的生活甚至都没留下什么记忆。然而，像菲利普·莱福、艾尔弗雷德·卡津以及欧文·豪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在做了几年的自由作家和编辑以后才成为教授的。

其他人，像路易斯·芒福德、埃德蒙·威尔逊、高尔·维达尔或德怀特·麦克唐纳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变迁。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由自由撰稿人变为教授的过程及其后果。马尔科姆·考利回想起，在20世纪初教学和写作是“分离的两个世界”；但是，今天作家的角色再也不是“独立的手艺人”，而是教授，政府或编辑部的高收入雇员。

变化的迹象似乎随处可见；大学和全国性刊物急需雇用知识分子：卢斯出版集团或《纽约人》都会给德怀特·麦克唐纳、艾尔弗雷德·卡津、埃德蒙·威尔逊、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诺曼·波德霍雷茨、丹尼尔·贝尔还有其他许多人发去邀请。一些大的出版社为青年作家和前卫作家创办了“小”杂志。袖珍本书籍出版社创办了《发现》；阿尔文出版社创办了《新声》，双日出版社创办了《新作家》，而发行了米基·斯皮兰著作平装本的美国新图书馆出版社创办了最成功的系列刊物《新世界写作》。其中的一期讨论的是“琼—路易斯”的《垮掉的一代的爵士乐》，这是克鲁亚克未出版的《在路上》的一个摘要。

对于芝加哥的一个散文家伊萨克·罗森费尔德(1918—1956)来说，这些发展表明了贫困和抗议的知识分子生活已经属于过去。“作家很少像过去那样站出来抗议这个世界，而当他站出来的时候，他可能正在故作姿态，这是危险的。”即使收容了贫穷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波西米亚群落也有了革新迹象。“小阁楼仍然存在，但是租金上涨了。”

然而，怀旧不能歪曲历史。如果一些知识分子相信新的形势暗含着堕落，那么，大多数人则认为它意味着进步。像特里林、里斯曼和贝尔这样的批评家——这名单可以轻易地扩大——称赞并接受了这新的现实。莱昂内尔·特里林在1953年有关知识分子的一次讨论中说道“在许多文明世界都出现过这么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屈从于头脑和想象……屈从于趣味和敏感”。

他宣布了一则好消息：“在美国，这种屈从现象一度是看得见的。”经济的繁荣削弱了众所周知的美国知识分子的疏离，这些知识分子现在“趋附于上层社会”。即使是过去受到嘲弄，收入很低的教授现在也获得了新的地位和丰厚的薪水，这使得教育事业对那些曾经对此抱以蔑视的人又具有了吸引力。现在选择了大学教师生活的特里林教授得意洋洋地说，“一个人不能不被富裕学生的人数打动。”

特里林的评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1952)，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被大量引证的《党人评论》专题论集中，其中许多知识分子为他们新的地位而欢呼。这本专题论集的编辑表明仅仅在10年以前，知识分子还时常痛斥美国社会的庸俗和空虚。“然而，从那时起，这种趋势已经发生了转向，现在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感觉更接近他们的国家和文化了。”他们尖锐地指出“不管好坏，大多数作家不再认为疏离是美国艺术家的命运；相反，他们很想成为美国生活的一个部分。越来越多的作家已经不再把自己视为反叛者和流亡者”。

一些辩护者，包括菲利普·莱福和诺曼·梅勒在内都不同意这种观点。莱福对“波西米亚的文化人或无产阶级”的流逝进行了反思，它是战后繁荣的结果，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促使知识分子融入这个国家的体制生活”。对莱福来说，知识分子现在是从内部审视美国社会的。“我们正目睹了这样一个过程，它可能被很恰当地描述为美国知识分子圈层的市侩化过程。”

然而，持异议者毕竟是极少数。大卫·里斯曼评论说，知识分子“已经来到了，他们值得重视”，像特里林一样，他欣喜地提出富裕珍藏着文化。“知识分子以前的敌人有许多来自上层社会”——律师、医生、行政官员——现在都“从事”文化。然而，太多的知识分子仍然固着在欧洲模式上，他们相信自己的地位更有赖于“一个正在扩大的敌对面的圈子而不是正在扩大的支持者的圈子”。马克斯·勒纳把他的自传当作一个“展览”拿出来。他那时正在致力于美国文明的研究，这一研究早在10年前他自己本应该判断为“伤感的、从众的、甚至是沙文主义的”。但是，时代变了，而且他对美国的“长期压抑着的”爱最终被“释放”出来了。”

50年代的知识分子受到了重视，他们也应该受到重视，原因有几个。作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广阔的文化天空中隐约出现。他们从外部审视文化生活的专业化，这是他们的后辈无能为力的；而且，或许是因为他们原本是自由作家，他们的写作通常出类拔萃。他们是为了让读者阅读而写的。许多人在文学和政治方面继续起到积极的作用。几十年来他们主导了知识界的景观。

另外，他们主要地界定了一种文化政治，这种文化政治不仅相对完好地保存下来，而且在近期还统治了美国的文学。人们常常会忘记20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由同样的陈述者对50年代保守主义的一次重新陈述。“到现在为止，‘新保守主义’成了老生常谈。”这种陈述——30年前所作的——表明整个战后的年代，保守一直持续不断。可以肯定的是，保守主义过去是，某种程度上，现在也是“自由派的”；它的创建者通常是以前的不断推进改革的激进分子。而且，纯粹的保守主义在美国从不是根深蒂固的——这是特里林在他的《自由想象》中的一个论点。然而，自二战以来，这种自由的保守主义就形成了美国的文化。

5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整个80年代的出场和成功并不仅仅是取决于他们的才华。在60年代衰退以后，50年代的一些现实，尤其是冷战思潮和反共产主义，在原来的文化脚本和模式中又得到了复兴并激发了兴趣。他们的出场和成功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什么人起来向老一代文化卫士挑战。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出现表明新的公共思想家的缺席。没有什么能与之较量，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可能比当时的实际状况和现在的状况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毫不宽容的研究一定对老一代知识分子同样无情。

即使是对这些老一代人的粗略的调查也表明，他们并不是知识分子的随意组合。相反，在50年代，纽约人和犹太人占领着文化高地，并经常界定术语和划定争论范围。有关近来美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必须对纽约和犹太知识分子作出的贡献进行评定。这些研究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来源，他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名声显赫而多才多艺的纽约知识分子。然而，新近的细读研究某种程度上更正了常识性的认识。纽约和犹太知识分子的才能和活力是所向披靡的。然而，回忆一下，他们的激进主义似乎是动摇的。他们的成就虽然不小，但还达不到人们期望的程度。

二

哥伦比亚大学对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认识。在哥伦比亚的三个同事，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历史学家里查德·霍夫斯塔特和社会学家C·怀特·米尔斯囊括了从犹太人到非犹太人、从右派到左派的整个知识分子谱系。正是米尔斯对特里林有关知识分子的系统表述提出强烈的反对；也正是霍夫斯塔特指出了一条中间道路。然而，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能遮蔽他们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更多地把自己视为面对公众并论说公众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只是教授；而且他们都寻找并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受众群。”这一点不应忘记。

特里林在哪儿称赞文化的进步，米尔斯就在哪儿哀叹文化的衰落，哀叹政治话语沦为口号和牙膏广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读牛仔故事，而决定性的政府决策是由一无所知的专家所作的。1955年米尔斯反驳道，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尖锐的反对意见听不到了，知识分子都拥有一种“新的、保守的绅士气派”。他们不是指责平庸和没有思想，而是欣赏他们新的社会地位；不是充当“社会的道德良知”，而是把繁荣和正在发展的文化混为一谈。米尔斯把特里林称为众多屈从于这种混乱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米尔斯的言论使特里林不满，他起而反驳，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并以与米尔斯私人关系的破裂而告终。特里林解释说，他只是在揭示知识分子的新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在赞美它。“我只是试图使人们注意到形势要求广大人民接受知识熏陶……所有这些人……都感受到了思想的傲慢……一种文化的革命已经发生了……这场革命带来了许多修正和改进的可能。”

坚强不屈的米尔斯回答说，特里林混淆人文知识分子和明显走红的政策专家之间的本质区别。谈到美国文明从属于“精神、趣味和敏感”就离题太远了。特里林本应该强调专家和顾问的统治，而这却不是“你的文章的主旨”。

在话语特征和气质方面，米尔斯属于和特里林(还有霍夫斯塔特)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从战争结束到离开人世，他一直指责那些为了薪水和地位出卖伦理道德和想像力的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他在1944年写道，“正因为人类面临着势不可挡的失败而悸动不安，”这是一种他们通过“紧张工作和自我欺骗”来掩盖的形势。

米尔斯的《白领》(1951)继续鞭挞教授和知识分子。“才华横溢、精力充沛、富于想象的人们”没有被拉到大学里去。大学也没有“助长独立的精神，就更不必说创造出什么独立的思想了”。教授是“三六九等中处于底层的一员，因为其中产阶级环境和将思想生活从社会生活中疏离开来的做法，教授几乎完全成了一个封闭体……平庸的人制定自己的法则，确立自己的成功偶像”。知识分子中更大一部分人情况并不及这些教授；他们为了行政和个人的成功抛弃了政治。“知识分子丧失意志，甚至丧失思想”，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上的失败和激进党派内部的堕落”。他们已经接受了他们在国家或媒介科层化机构中的职位，尽管有时他们也为此而感到悲哀。”

米尔斯在向霍夫斯塔特征求对《白领》的看法时，发现他的这些攻击性的宣传激怒了霍夫斯塔特。霍夫斯塔特写信给米尔斯谈道，“你过分地憎恨白领阶层了，完全是太过分了，也许你是用某种偏激的方式来看待他们的……假如情况果然像你所说的那么糟——我是表示怀疑的——那么用一本书来进行分析和力求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时，为什么就不能给一点怜悯和温情呢?”“你过分地憎恨白领阶层”的评价伤了他与米尔斯之间的和气，这个评价要求他对白领工人、教授和知识分子做出更为明智和审慎的评价。

里查德·霍夫斯塔特(1916-1970)，在50年代的争论结束时做出了适当的贡献，他是一个勤奋的、有思想的历史学家；他因《改革时代》(1955)和《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他所做的大量的工作都是对朴素的自由主义的挑战。他在最后一批著作的其中一部中解释道，“我们当中那些在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成长起来的人，再也不能和那些充分享受美国自由主义的进步作家抱有同样单纯的信念。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更为复杂和恐怖的世界里。”

霍夫斯塔特和米尔斯同龄，出生在纽约布法罗，在1937年搬到纽约市并和纽约知识分子有关联之前，他在布法罗大学主攻历史和哲学。他的好朋友艾尔弗雷德·卡津回想起在他的“第一个”纽约公寓拜访他的情景。“他看上去好极了，生气勃勃、强健有力，具有来自布法罗大学的学生那种明显的口音。”霍夫斯塔特和他的妻子菲利斯·斯瓦多斯一起加入了共产党。根据最近一项报告，这表明他的“对麦卡锡主义的谨慎的反应”。随着进一步对劳工阶级以及苏维埃联邦祛魅，霍夫斯塔特和其他的纽约左派重新审视了美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地位。

他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总结了以往对知识分子的讨论，认真地在接受和反对之间选出一条道路。他的书是一本“个人的书”，是对&quot;20世纪50年代政治和思想状况”的回应。麦卡锡主义和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彻底击败阿德莱·斯蒂文森，使美国社会特有的反智主义得以恢复。霍夫斯塔特写道，重新审视的时机成熟了，因为约翰·肯尼迪的总统权位正在埋葬反智主义。“假如说在麦卡锡主义甚至在艾森豪威尔当局中存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分子遭遇令人恐怖的末日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如今华盛顿对哈佛大学的教授和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再次变得如此友好，表明这已不再可能了。”

这本书的结尾对当前的争论作了一番总结性的论述。“20年的令人幻灭的经验”明确而有力地指出了“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对疏离的错误崇拜思想，这种疏离曾经是道德和政治上的律令。然而，霍夫斯塔特在60年代早期写作的时候观察到由“正在兴起的一代”那些持异议的作家带来的“对疏离的老承诺”的复兴。“当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作为民族自我批判的独立资源时，美国吸纳了知识分子，”持异议者对这一事实做出了回应，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指出，美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富有生气的批评家。

霍夫斯塔特对欧文·豪在10年前写的一篇题为《从众的时代》(1954)的文章进行了鞭笞，这篇文章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经典陈述。霍夫斯塔特把它称为“左派知识分子的宣言”。像米尔斯一样，豪也反对特里林对知识分子的新的威望和尊严的称赞。豪认为“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瓦解”加速了知识分子的依从性，他说，“在青年作家曾经共同面对世界之处，现在他们沉沦于郊区、乡村别墅和大学城。”大学“吸收”知识分子意味着“他们不仅失去了传统的反叛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再发挥知识分子的职能”。

豪强调陈述了以下事例：

大学仍保证自由的意识形态，而且许多教授努力地并真诚地靠这种意识形态生存。假如知识分子不能离开工作和亲戚而独立生存，那么学院通常是他们最适宜去的地方。但是，任何一个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生活一直和可能仍是什么的人，都不可能接受学院是有才之士天然家园的观念。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豪自己也被置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教授。他在自传中解释道，“到了50年代初，在纽约开始有了这么一种说法：找到这样一种工作或许是有可能的——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项事业——那就是在大学教书。”尽管他们没有高级的学位，也没有大学的奖学金，豪以及其他的文学人土都被正在扩张的大学恳请去教书。布兰代斯大学提供给豪的职位是难以被拒绝的，豪对许多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涯作了一番分类——因为它意味着“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也意味着摆脱“我为《时代》作的那些令人厌倦的评论”。

在他的书中，霍夫斯塔特十分高兴地把豪称为教授，因为到了1963年，这位独立的批评家已经成为他早已警告过的画地为牢的教授。“霍夫斯塔特并不与像豪这样的“疏离的预言家”为伍，这些持异议者用“最大可能的否定主义”来衡量知识分子的美德。他们相信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对社会进行启蒙，而是提出批判社会的主张”。

持异议者被迫变得“声音尖锐”——或更糟；霍夫斯塔特用了像“道德虚无主义”、“浪漫的无政府主义”、“青春期的反叛”这类术语来影射诺曼·梅勒以及垮掉的一代。他嘲笑这样的信念，即认为创造性需要波西米亚群落，或认为“被认可的机构”损害了有识之士。把知识分子加人现存机构指控为背叛，这曲解了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成功的诱惑和崇尚孤独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个人的选择”。霍夫斯塔特提出这样的告诫：知识分子应该既不成为“仅仅和权力相关的专家”，也不要成为“情愿疏离”的批评家，这些批评家“更为关心的是保持他们自身的纯洁感，而不是使他们的思想观点产生效用”。霍夫斯塔特在他的书的结尾里，礼节性地称赞了因“自由的社会”而成为可能的“知识分子生活的多样性”。他只是担心，“思想单一的人”有可能统治未来。

霍夫斯塔特的结论有一种负责的、审慎的语调：权力的仆人和疏离的预言家同样威胁到多元论的共和党的利益。然而，简单地折中调和有时会产生误导。霍夫斯塔特不是一个有着简单信念的简单的人。假如他是一个像卡津在《纽约犹太人》中所说的“隐蔽的保守分子”，那么他也是一个暗藏的激进分子。甚至在他和米尔斯的关系恶化以后，他仍然审慎地表示了对米尔斯的立场和努力的认可。

霍夫斯塔特对《权力精英》(1956)，也就是米尔斯对美国社会权力的集中所作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控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他补充道，米尔斯是自凡勃伦以来的第一个直率的社会学家。霍夫斯塔特在这篇未发表的评论中写道，“勇敢地试图在这危险和自满的时代以一种明显的反叛的立场面对社会的重大问题，一个美国大学教师所持的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值得注意和尊重的。”

然而，霍夫斯塔特公开地站在特里林的热情和米尔斯的无情之间。特里林着迷于自由的权利，很容易被美国社会接受，有时是反讽地接受。米尔斯担当美国社会反叛的角色，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局外人；而霍夫斯塔特巧妙地占据他们之间的中间位置，带有批判性，但又不是怨天尤人。克里斯托弗·拉什对霍夫斯塔特的《对哥伦比亚大学的信念》和他《对史学职业的最高信任》发表了评论。”这三位哥伦比亚的同仁在他们的选择和命运方面几乎是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的缩影。

这里有关于激进主义和犹太及非犹太的知识分子的什么教训吗?特里林，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的第一个犹太人，总是为他的好运感到惊讶，并得意洋洋，他始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教授。米尔斯，一个揭丑的人、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局外人，甚至在哥伦比亚大学也和他们保持距离；他曾经自称“局外人，不仅是地区上的，而且是一个十足的骨子里的局外人”，他补充道，“我的得克萨斯祖父和我的这种局外身份也有关系。”霍夫斯塔特居特里林和米尔斯中间，是一个“半”犹太人，他坚持一种兼顾了特里林和米尔斯两者的批判自由主义。卡津记得他那副十足的学院气派。但“他很快就讲一些犹太人的笑话、关于犹太人的笑话，装扮成犹太人。”霍夫斯塔特“在许多事上都是隐密的，奇特地介于他说意地绪语的波兰父亲和已故的路德教信徒母亲的影响之间”。

三

在描绘文化生活的时候，通常很少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能令人信服地记录下时代精神。诺曼·波德霍雷茨在他的发展和政治活动中代表了纽约的犹太知识分子的轨迹。像其他人一样，他首先是一个政论学家——一个记者、书评家和文笔优美、驾轻就熟的散文家。他确立了一种声音和存在。从他的第一本书《建构与毁灭》的封底可以看出，青年波德霍雷茨注视着远方，领带松散着，眼睛眯着，嘴上叼着烟，他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他被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青年批评家”。

最初，他也对他一度没有注意到的保守主义作了清楚的说明。1957年，27岁的波德霍雷茨竭力劝诱人们过一种与革命和波西米亚相对抗的成熟的生活。他声称“总体上”，战后的美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不错的环境”。这种形势要求知识分子有一个新的面貌，因为“由对革命理想的信仰和在格林威治村公寓的承诺所体现出的‘疏离’的老作风”，有点20世纪30年代的意味。20世纪50年代召唤着一种“新的‘成熟’的风格”，这就假定“真正的生存冒险并不是在激进政治和波西米亚群落中发现的，而是在个人的‘道德生活’中发现的……是在成人的社会发现的”。

对于波德霍雷茨来说，他的一个“计谋”是“不要像一个心浮气躁的少年一样对生活吹毛求疵”，而要尽可能快地过成年人的生活。这不是“从众”，而是意识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有可能找到生活的“最佳和最深邃的可能性”的。

25年后，经过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或者至少是越南战争(一个他不再记起的事实)这么一个短暂迂回后以后，“波德霍雷茨重复了他过去的才智。用与几十年前几乎同样的词语——尽管多了一点歇斯底里——他在他的传记《打破等级》的后记中忠告他的儿子，激进主义造成了“在一个成年人的社会里拒绝……担当责任”。这是“轻蔑地拒斥美国及其中产阶级的任何事物”。当然，波德霍雷茨在那些岁月中也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他警告其子注意一场“精神瘟疫”，这场瘟疫经过民族的血脉，攻击“整个人类的命脉，即阻止男人做父亲，阻止女人做母亲”。他对儿子说，成为一个成年人就是做父亲。“没什么比男人拒绝成为父亲，或做父亲，或者女人拒绝成为母亲，或做母亲更重要的责任了。”

波德霍雷茨个人体现了一种保守主义——或者是一种新保守主义，或者是一种自由的保守主义——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的持续。当然，他并不代表纽约的犹太知识分子，但也很难说他是一个孤立的或罕见的个案。然而，根据通常的解释，犹太人作为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是“被过分地再现了”；一个贫困的移民族类有着巨大的自豪感和对文化的热爱，他们自然反叛歧视和不公正。

在一本有关犹太人的激进主义的书的开头这样写到，“犹太人在20世纪对美国的左派所做的贡献，在所有的移民或少数民族中是首屈一指的……美国的犹太人为社会主义的组织和运动提供了很多的领导人、活动家和支持者，其占人口中的比例有时达到或超过了主要族裔。”另一项研究表明犹太人的优势一直延续到新左派，特别是在其早期阶段：占美国人口3％的犹太人，构成了新左派成员及其领导人的大多数。”

这些看来是千真万确的。然而，熟悉这种说法不利于冷静而公平地评价这一说法对纽约知识分子的公正性。对许多纽约的和非纽约的知识分子事业的总体观察，并不会对此做出单调浅薄的驳斥，而是对它进行了极大的修正。一项有关美国保守主义的研究表明，“仅在1972年，奈森·格莱泽、锡德尼·胡克、路易斯·福伊尔和西摩·马丁·里普塞特的名字就出现在(保守主义的)《国家评论》上。这些人都有些什么共同之处呢?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先前都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保守分子。他们都是犹太人。其中三个(格莱泽、福伊尔和里普塞特)早在60年代就呆在伯克利(学生革命的发源地)……也许最有趣的是他们所有的人一度都是‘激进派’。”

假如说犹太知识分子曾大量地趋向激进主义，那么他们也迅速撤退了。到50年代，不仅是格莱泽、胡克、福伊尔和里普塞特，而且欧文·克里斯托尔、莱昂内尔·特里林、丹尼尔·贝尔、莱斯利·菲德勒，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为了前途暗淡、毫无价值的事业而放弃了过去的红色岁月。相比而言，非犹太的(及通常非纽约的)知识分子似乎更愿意或更有能力在他们的事业中保持激进主义。

这类概括很容易受到一系列反对的质疑。要列举出很快抛弃其激进主义的非犹太人并不困难，而且，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最有力的政治运动和社会现实作出了反应：这并不是某种族裔特征，而是历史事件把知识分子从早期的堡垒中赶了出来。欧文·豪强调了对共产主义的幻灭感、麦卡锡主义的冲击，以及战后年代的繁荣——加上简单的成熟——来解释犹太知识分子的不断发展的保守主义。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

然而，标示出较大潮流时，不应该忽视那些较小的旋涡，因为正是这些旋涡对少数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些小的旋涡似乎被染上少数民族或宗教色彩。再者，这是一个微妙的、含混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没有理由回避的问题。

长期的观察不是表明有多少，而是表明相对于非犹太人，犹太知识分子中保持激进和持有异议的人少到什么程度。这可以在几对有犹太血统的和非犹太人的知识分子身上发现：莱昂内尔·特里林(1905—1975)和德怀特·麦克唐纳(1906—1982)；丹尼尔·贝尔(1919—)和C·怀特·米尔斯(1916—1962)；诺曼·波德霍雷茨(1930—)和麦克尔·哈林顿(1928—)。其他的非犹太人也可以加进来：埃德蒙·威尔逊、高尔·维达尔、保罗·斯威齐、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克里斯托弗·拉什。但是，始终致力于以激进的视角看问题的犹太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单看来是短一些。

60年代的情景是：路伊斯·福伊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教授，曾经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在伯克利校园的抗议中看到了文明的没落。他把学生运动描述成“道德堕落”的一块磁铁，学生运动提倡“各种各样的麻醉剂、性变态、学院卡斯特罗主义”。福伊尔从没有从惊恐之中恢复过来。在对岸的三个学生，一个拿着一听啤酒，在斥责召开于纽约大学的教职员大会以后受到热烈称赞。被诽谤中伤的锡德尼·胡克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一事件称为“一生中最让我震惊的经历”。同时，远离商业区的德怀特·麦克唐纳徘徊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得出如下结论：学生骚乱是对不可容忍的形势的正当的回应。“他和他的妻子与许多学生激进分子交上了朋友。

四

纽约的犹太知识分子指责早期激进主义，而另一方面，非犹太知识分子则给予同情，这是典型的情况吗?犹太知识分子朝拜激进主义，而更多的非犹太知识分子却身处逆境，这是可能的吗?一个强大而坚实的美国背景长期以来比许多犹太人共通的移民历史提供了更多的生活保障，这是可能的吗?

通常的看法是，与基督教文明的疏离促使犹太人进行改革和革命。然而，这一看法可以颠倒过来，或者至少重新考虑一下：个人的疏离并不导致鲁莽的激进主义。表达了分隔之苦的焦虑也是对统一的渴望——或统一的替代物：被承认和被接受的渴望。仅仅建立在疏离基础上的社会批评也破坏了疏离。

犹太人的和移民的生活的经济现实，大大有助于解释犹太人为什么无力得到通常意义上的成功——金钱和被承认。那些过多地进行体力劳动的人希望他们的儿女靠头脑做得更好。欧文·豪回忆道，“我于1936年进了纽约市立学院，人们都认为像我这样一个犹太孩子就该上大学。当移民社会的主要信条是‘我儿子不应该在商店打工’时，还能有什么别的可能吗?那是一切愿望和才智的开始和终结。”而且，对犹太知识分子来说，要完成大学学业或者在大学谋一教职是特别让人高兴的；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这通常表明他们是家族中最出色的人。

经济剥夺和文化疏离通常导致认同及过分地认同主流文化，这并不是非得用弗洛伊德的蹩脚理论来解释的。”来自说意第绪语家庭的犹太知识分子——特里林、菲德勒、豪、卡津——通常热爱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这个现象是我们熟悉的，但它与美国知识分子的相关性却没有被注意到。“外国人”——犹太知识分子——守护着他的新文化家园，有时为了得到承认和赞同，他们迅速调动进行批判的聪明才智。没有类似的文化疏离问题的本国人却避开主流文化，常常还转向外国的资源。当特里林沉浸在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中时，威尔逊却在学俄语。锡德尼·胡克坚持研究约翰·杜威，而C·怀特·米尔斯却徘徊于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丛林里。

强大而坚实的美国背景允许了——显然不是强迫——一种能使激进主义长期存在的距离，这可能吗?对非法和迫害的忧虑没有困扰美国知识分子吗?他们有时更为富有的和贵族的背景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立足点了吗?较多的原则和较少的烦恼激发了非犹太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了吗?当米尔斯、威尔逊、维达尔或加尔布雷思的得克萨斯州的、清教徒的或苏格兰的身份导致了一种更能抵制经济上的和社会上的优越性的坚定的激进主义时，满是焦虑的激进主义偷偷滑向保守主义了吗?

特里林和米尔斯体现了犹太和非犹太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比。特里林代表了有着激进历史的、成功的、谦和的犹太教授；米尔斯却代表对折中调和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叛逆者。特里林的说意地绪语的父母亲(他的父亲是一个裁缝和不成功的毛皮商)鼓励他学习；他被认为必定会上大学，像其他犹太知识分子一样，他一生致力于英国文学。他的才能得到了回报：特里林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在英语系他是第一个得到终生教职的犹太人。

有关特里林的一切，从他的名字到他的品行，都意味着成功地顺应了英美文化。正如他妻子后来写道的，“在形象和姓名上”特里林都让寻找其第一个犹太人成员的英语系“赢了一把”。“如果他的名字是他外祖父的名字，伊斯雷尔·科恩，那么他是否能进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系就很值得怀疑了。”作为一个娴熟、明智而审慎的人文主义和文学批评家，特里林获得了大学教授的职位、大量的奖品、各种荣誉称号以及国家的承认。对于被夹在左派、通常是少数民族的历史和冷战的繁荣之间的知识分子来说，特里林重重地敲响了右派的声音；他为“使非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顺应其自身及社会地位”做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在他的一些老相识看来，特里林已经走得太远了；艾尔弗雷德·卡津对他“敏锐的顺应感”，无力、抽象的论文中，对像“几乎不”、“调适”、“我们受教育的阶层”这些词的嗜好不敢恭维。“相对于特里林，我总是‘过于犹太化了’，过于强调我的社会较低层的经历。而他总使自己免于他过去的经历的烦扰。”

和特里林相比，米尔斯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之处是有启发意义的。米尔斯是也是来自一个经济背景一般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个得克萨斯州的沃克的保险推销员，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其他的情况都和特里林不同：米尔斯不追求大学教师的职业和前途，也没有被鼓励成为学者；他进了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学院，成了一名工程师。当他转到得克萨斯大学后，他偶尔接触到了哲学和社会学。直到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都仍然对学院生活保持怀疑，不相信他常常蔑视的职业常规。不像特里林，他尽管珍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位，但他并不是那么高兴地安于这个职位；他的同事发现他观点尖锐，不好相处。

对于一个出生于移民家庭的人来说，大学的前途——地位、薪水和安稳——这些都体现了真正的优势。这里，在一个美国人和一个移民的经历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区别。米尔斯回想起过去的家庭——他的祖父母——都是独立的牧场主。这属于事实还是虚构倒并不重要，因为它形成了对自我和对世界的看法：在一间办公室做雇员的生活——大学、政府、或出版社——不论头衔、金钱或尊严，这种生活是不合标准的。对于其他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同样如此，比如威尔逊、维达尔或加尔布雷思。他们回顾自己的家庭，都是独立的农场主、政治家或反叛者，这些似乎为激进生活提供了安全的基础。这一点在加尔布雷思的有关他苏格兰一加拿大生活的传记的题目，《坚持到底》中就可以看到。

肯尼斯·雷克斯罗斯是一个诗人及波西米亚文化人，在自传中，他思考了家族谱系在产生一种奇特的美国式反叛中所起的作用。他相信他自己的过去提供了“一种家庭史诗，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一直认为我在其中起到了一种作用”。“施温克费尔德教派(德国清教神秘主义派别)，孟诺派教徒，四八年德国革命党，废奴论者，妇女参政主义者，北美印第安女人和印第安商人，黑白混血儿和巡回马商，戴大沿草帽的农场主，留着大胡子、大衣上挂着佩剑环、喝烈性酒的小城镇的旁观者”的祖先们，塑造了一种抵抗顺从的个性。

雷克斯罗斯认为他过去的生活经历很典型。“源于19世纪早期的大多数美国家庭，其传统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开拓，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责任感，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责任感。国家确实是他们的国家，国家也确实属于他们，这种感觉便产生了激进的批评家、反叛者、改革者及离经叛道的人。”

威尔逊和维达尔有一种貌似相像的思想。高尔·维达尔曾经表明他和威尔逊对美国的清教徒传统的源流有同样的“感觉”。威尔逊在《内地》中回顾道，甚至在他离开了他年轻时代的、他父母的、祖父母的城镇35年以后，他感到自己仍然属于这个城镇。每个人都知道他及他的家庭；每个人都有往来，有几座房子属于这个家族的成员。“我们在这个(纽约州)路易斯县这个小地方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以至于我始终能从中获得一种稳定的优越感。”作为美国人中“今天有点过时的少数族裔的一员”，对威尔逊来说，在与开发者的战斗中与更“传统的美国人”，纽约州的印地安人、易洛魁人达成团结过程只有一步之遥。

米尔斯的家庭(或他的家庭感)不能和雷克斯罗斯的或威尔斯的相比，然而，他对死于枪战的得克萨斯牧场主父亲的模糊不清的印象却漂浮在他的作品中。另一个沃克居民——也是被击毙的——是反叛的记者威廉·库柏·布拉恩，他出版了《反对崇拜偶像的人》一书。在米尔斯身上探寻他的稍纵即逝的身影几乎是可能的。“我们被郑重确告，”布拉恩写道，“这个世界正变得更好；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在过去，他们常常把那些说真话者的头向下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今天他们仅仅用左轮枪敲击他们的头部，并用一根绳子拽着他们在一所浸礼教徒的校园里游街。一个改革家现在所必须具备的一切是一个坚硬的脑袋和一个橡皮颈子。”(这看来是过于乐观了：布拉恩与浸礼教徒学校贝勒大学的不共戴天之仇最终导致他被暗杀——刺客也死了，因为布拉恩回击了一枪。)在比真人还要大的牧场主兼带枪记者布拉恩的塑像旁边，米尔斯的父亲，一个保险推销员，就显得逊色多了。米尔斯的《白领》是对新兴官僚阶层的全面反击，包括他在题为“点子公司”的一章中挖苦、愚弄的学究，他的反击至少是半自传性的。他追溯了独立群体的衰退，像农场主和小承包人，不屈不挠的、民主的个人，他也追溯了大公司和企业里不可靠、畏缩胆小的雇员人数的上升。米尔斯曾经揭示道，他自己的家庭从牧场主上升为推销员带来了沉痛的损失。“自我10岁那年起，我就看着我的白领父亲为每一次推销的旅程做准备。”

一个朋友回忆道，在纽约这个社会大环境中，米尔斯把自己看成一个局外人，一个得克萨斯人，他还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摇摆不定的人，顽固的美式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反对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并把他们的独立放在首位。无论何时他喜欢上了什么人，他会说‘那家伙是个真正摇摆不定的人’。”米尔斯的第一部著作《权力新人》中就有这么一首被当作警句的无名摇摆诗：当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乘船

来到埃弗雷特，当地官员说道

你们再过来一点

反正你们的头儿要下地狱

谁是你们的头儿?

那些摇摆不定的人在后面嚷嚷——我们不是没头儿

我们都是头儿

他们正不停地走来。

当然，这是很容易被夸张的，米尔斯本人也许已经过分地扮演了得克萨斯的反叛角色。一个朋友回忆道，“他以一种相当笨重的装束来到哥伦比亚，让人想到将要去迎战敌人的游击队勇士，他常常穿着野营靴……戴着骑摩托用的头盔，扎着多余的军用帆布袋或装满书和笔记的军用背包。”

米尔斯感到，他与另一个让人讨厌的、植根于独立农耕传统的批评家索尔斯坦·凡勃伦之间有某种深刻的亲昵性，他把凡勃伦视为“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和“美国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批评家”。(不足为奇，美国另一个无情的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注意到凡勃伦并暗示凡勃伦自己就喜欢摇摆不定的人。)米尔斯为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写的导言读起来很像他为自己写的。“在性格与经历方面，在精神和日常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局外人。”他“憎恨虚伪，并以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给虚伪以现实的和浪漫的一击”。米尔斯告诉我们，凡勃伦“是一个不受任何人制约的、桀骜不驯的人，如果我们必须把他归在美国社会的什么地方，那么就把他和最倔强的美国人，摇摆不定的人归为一类。凡勃伦在更高层教育的边缘，试图像一个摇摆不定的人一样生活。对于这样一种努力，美国是一个奇特的地方”。

对于米尔斯来说，美国也是努力做一个摇摆不定的人的奇特的地方。当然，米尔斯不能代表所有非犹太的持异议的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固执却带有点奇特的美国味儿。当德怀特·麦克唐纳见到米尔斯的时候，他谈到他们在气质方面的密切相似性。“我们都是天生的叛逆者，傲视一切公认的观念和业已确立的体制。”

米尔斯、威尔逊、雷克斯罗斯或维达尔及其他人，在其十足的美国家庭史中找到了叛逆的根源，相信这点，也许就是屈从于他们自己创造的神话。然而，这些神话使他们能够抵制成功的诱惑，而这种诱惑对于更多的穷途末路的移民来说是难以抵挡的。特里林为教授身份受到富人的尊重而欣慰，波德霍雷茨为自己“做到了这一点”而高兴，这与米尔斯把失败赞颂为见证率直形成鲜明对照。“凡勃伦的美德不是疏离，而是失败……在美国学院史上没有一种失败像凡勃伦的失败这么伟大。”“对米尔斯来说，这都是些赞誉之词。

必须说明对于这种讨论的几点限定。人们常常注意到犹太知识分子向右派的转变。然而，很容易过分夸大这种转变；也很容易把明显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更多更潜在的、也许更坚定的激进犹太人群体混淆起来，诸如社会工作者、律师、编辑、教师、工会分子以及政治活动家。新保守主义也许只限于广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甚至在这个被选定的群体里，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仍然把他们自己放在左派阵营。属于这一类的有与《异议》杂志有关的人，像欧文·豪，或与《国家》杂志有关的文人，像诺曼·伯恩鲍姆，以及其他一些人。然而，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果用“一些”这个词还不精确的话，那么，可以说更多的犹太知识分子现在，特别是和过去相比，把自己视为保守主义。

犹太激进知识分子这份不长的或者人数在缩少的名单，包含了过多来自特定政治领域：无政府主义的人。对于非犹太激进分子来说，也许同样如此。摇摆不定的人及凡勃伦为美国的持异议者一脉相承。

在犹太激进分子中，保罗·古德曼、诺曼·乔姆斯基、默里·布克金，某种程度上还有伊撒克·罗森费尔德都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不同面目。当然，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奇特的复出并不神秘费解。就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他们怀疑庞大的机构、国家、大学及其职能。他们不那么容易受头衔和薪水的腐蚀，因为他们的抵抗是一种品性，近乎于一种本能。

当然，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指责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不是从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然而，这恰恰揭示了他们长久的(还是短期的?)抵抗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能够相信而且确实相信，应使精神和伦理道德服从于一个更大的目标或常常被忽视的远大事业。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则不那么容易受到这个逻辑的影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来说，当前的无政府主义者，诺曼·乔姆斯基是对那些为美国外交政策而抱歉的知识分子展开批评的精力最旺盛的一位批评家，这决非偶然。

保罗·古德曼和诺曼·乔姆斯基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人物，而默里·布克金却仍然被我们所忽视。”这几乎可以说明公众注意力的褊狭；较之于那些走红的知识分子，他的著作显得更深刻、更丰厚，而他却很少被注意。

布克金(1921—)是由他的说俄语的社会革命家的祖母和母亲在纽约抚养长大的(意第绪语和英语是他的第二、第三语言)，他经历了我们所熟悉的他那一代人的更替。正如他所解释的，“我自己在30年代的生活是跟着像欧文·豪这样的人走的”(他并不认识欧文·豪)。他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首先是少先队组织。“到处都有我们和我们的军乐队……那些能买得起一套蓝色制服的人，买到了并穿着它，不再举起他们紧握的拳头，而是把一只张开的手举过右边太阳穴，表示这个世界的‘六分之五’尚未被社会主义征服。”后来，他成了一名共青团团员。然而，人民阵线、莫斯科审判以及苏维埃一纳粹盟约不容置疑地将他驱赶到对立面，即托洛茨基派，也就是持异议的托派。在军队里服役后，他成了铸造工人和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名工人。10年的工厂工作使他相信无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的甚或是激进的力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进入了军校。

布克金没有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而转入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而是转向了无政府主义；而且，早期的大多数激进派习惯于忽视的两个论题：生态学和城市，在布克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打下了印记。布克金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我们的综合环境》是1962年出版的(用的是笔名，路易斯·哈伯)。在雷恰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前六个月，《我们的综合环境》再版发行，正如其作者于再版中所说，这本书差点被《寂静的春天》所淹没。

只要注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布克金被错误地当作雷恰尔·卡森的追随者，或因为太过乌托邦色彩而被打人冷宫。与卡森不同，布克金不仅研究农药，还研究食物添加剂、化学化的农业、X光、放射性尘埃以及膨胀的城市。对于评论家来说，这太多了。《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推断说，“没人会要阻止这个社会前进，除了那些像哈伯先生的遁世者，才会让我们退回到过去。”布克金的《我们的综合环境》以这样一种想象来结束，亦即“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综合、全国与地区综合、城镇和乡村综合”。

然而，不管这本书的下场如何不幸，它却开始了他不倦的写作事业；他的著作《城市的极限》、《后稀缺的无政府主义》、《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自由生态学》，为一种生态学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前景而斗争。他是作为一个政论家、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哲学家而写作。

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共产主义者迥异，布克金对20世纪60年代的不满不是来自右派，而是来自左派：马克思主义太保守了，太拘泥于对资本主义修修补补了。他的最受称赞的有关60年代的小册子《听着，马克思主义者!》大肆攻击了僵死的、致命的列宁主义口号在新左派中的复兴。布克金站出来挥臂表示不满：“30年代所有过时的陈词滥调又死灰复燃了。”

他一直扮演着对学界激进派和软弱改革派的严厉批评家的角色。

在我们这个时代，激进的政治渐渐意味着一个死气沉沉的投票站，一场无声而乏味的请愿运动，满车的标语口号，操控一切的政治家们充满矛盾的辩驳，群众集会式的旁观者运动会，最后，是卑躬屈膝地请求小小的改革——无论如何，激进的政治只能是直接行动的预兆、是摆好阵势投入的战斗、是暴动的冲突、是在历史上标志着每一次革命计划的社会理想主义……而当今的“激进主义”更是令人恐怖的尖叫、哭喊着要“玩命”——“L'audace!L'audace!Encorel'audace!”(玩命!玩命!再玩命!)——那响彻1793年法国大革命高潮的丹东的声音，对那些自封为激进派的人来说是困惑不解的，他们假正经地提着内装备忘录和授权书的大使专员的公文包走进会议室……并通过电子扩音器向群众集会说空话。

布克金的激进主义至少来源于两个方面。像最好的革命家一样，他对未来的想象，特别是对未来城市的想象是来源于过去。“我们住在文化的少数族裔区，但又是充满强烈创造性的地区，也是经济上非常自治的地区，”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时，移民的社会主义运动表达了多么丰富的思想，而今天，文化财富又在怎样的程度上丧失了，忘记这点是容易的。过去有合唱团、有讲演团体、有教育团体，还有曼陀林乐队。”

对布克金来说，现在和未来的要求一如从前。他的无政府主义使得他坚持到底。“我自豪地接受这一赞誉(对我的无政府主义的赞誉)，因为，即使没什么意义，却也是一条看不见的道德边界，防止我滑进新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最终是改革派阵营。”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上也有罪人和机会主义者，但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同前托洛茨基派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一起共度良宵。无政府主义者的文化基准是前工业社会的秩序，就此而言，比起那些改良而非重建社会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往往提供了一种对工业文明更具穿透力的批评。当马克思主义者梦想着五年计划时，那些进行道德和政治批判的无政府主义者却点燃了乌托邦的火焰。

五

几年前丹尼尔·贝尔注意到，新左派和垮掉的一代的回忆录如潮水一般面世。但是，除了几部比较老的(由泰丝·施莱辛格和玛丽·麦卡锡写的)长篇小说和惟一的一部传记(波德霍雷茨的《成功》)以外，几乎再没有什么是由纽约的知识分子写的。“几乎没有回忆录和自传，没有自传体的故事，没有反思。”对贝尔来说，自传的缺乏说明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纽约知识分子对美国文化的突出的贡献。羞于他们的移民身份和淡褐色皮肤的祖先，这些纽约人带着复仇的心理转向文化。他们不想谈论他们家族的历史；他们想谈论思想观念。“他们受限制的背景的实质表明，真正激活他们并驱使着他们的是对文化的渴望。”

贝尔的话不准确——而且不仅是因为不幸选错了时间。贝尔说1976年没有纽约回忆录问世，但那时正是回忆录大量涌现的开端：欧文·豪、威廉·菲利普斯、莱昂内尔·阿贝尔、威廉·巴雷特和锡德尼·胡克都提供了他们回忆录。贝尔也忘记了这批回忆录中有最好的两本，亦即艾尔弗雷德，卡津的《城市中的步行者》和《在30年代出来》在此前已经面世(他的第三卷《纽约犹太人》于1978年出版)；而波德霍雷茨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是按梅勒出版于1959年的《自我推销》的模式写的。

纽约知识分子在美国文化中确立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常常使非纽约知识分子黯然逊色，这是事实；这部分是如下原因造成的，贝尔——和他以前的许多人，包括凡勃伦——曾概括了这些原因。犹太人成为知识分子的原因和他们成为零售商店的店主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不是自动被排斥的，而且他们掌握着先决条件，即才智和进取精神。

然而，众所周知的情况使这种说法耐人寻味；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而不是被确立的。比如，在有关50年代的讨论中，有关特里林或莱福或波德霍雷茨的谈论就很多，而有关威廉姆·H·怀特、肯尼斯·伯克或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几乎就没有什么。如果相信纽约人使他们自己成了卓越的知识分子，而其他人就成了别的什么，诸如通俗作家或批评家，这是合理的，甚至是公正的。但也是值得疑问。

仅仅从质量上，把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与非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明确区分开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纽约知识分子的作品集既不是如此地才智进发，也不是如此地光芒四射，以至于其他人所有的作品都显得平庸苍白。比较合理的看法是把这种常识颠倒过来：50年代的重要书籍都是由非纽约知识分子写的。C.怀特·米尔斯、简·雅格布斯或雷恰尔·卡森写的书所具备的活力和创造性是纽约知识分子的书无法比拟的。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纽约知识分子得到了名人的关注不是由于他们的才智，而是由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运气：他们住在纽约，出版业对他们来说是近水楼台。此外，他们不懈地监督自己，为进一步的研究(和神话)打下了基础。对那些用在Z的晚会上，作家X对编辑Y说了些什么的报道或传闻来充塞文化史的人来说，纽约这个地方便是一个主矿脉。而有关诺曼·O·布朗或肯尼斯·伯克的研究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他们周围没有什么圈子和流言蜚语。

文化上的关注和内在的美德很少符合，但是，即使在有关弗洛伊德研究这一难得的领域里，纽约知识分子也落后于非纽约知识分子一筹；比如，关于弗洛伊德，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诺曼·O·布朗的写作属于大致同一时期。在认真的思想研究上，布朗的《生与死》在美国的精神分析研究中是无与伦比的；相比而言，特里林的有关弗洛依德的写作就显得马虎而平常。

然而，特里林写了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又写了一些有关他自己和周围的社会环境的散文；而且，作为一个纽约知识分子，他还写一些回忆录。他的作品结集出版了，里面充满了他的妻子黛安娜·特里林的回忆。关于特里林的一些书已经问世，更多的不久就会出来。另一方面，布朗从不属于纽约这个圈子中的一员；《生与死》被欣赏，事实上也被重视，但是，很少有人去写一些有关他的文章。对于美国的文化史来说，他几乎不存在，这不是因为他的贡献甚微，而是因为他对纽约圈子没有影响。

当然，要说出纽约知识分子复杂圈子的特点是非常困难的。然而，盲目地崇拜其无与伦比的才华和睿智是不可取的。对纽约知识分子的冷静评价与贝尔的判断正好相反：当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生活时，他们是最优秀的——最让人信服的、能言善辩的、有敏锐观察力的，但是，他们的让人信服的论著却是凤毛麟角。贝尔把这个问题完全搞错了：恰恰是因为过去的移民经历和脆弱的境况，纽约知识分子才专门研究自我；他们的作品是一些精神分析、个人散文、回忆录和给编辑的信件。在文体和主题上，他们的著述通常是高度主观的。当然，这并不是失败。强烈的个人的声音穿透了他们才华横溢的作品，比如卡津的著作——显然也包括他的自传。

即使是纽约知识分子中最富有哲思的人，也没能创造出使人叹服的纯理论的作品。如果说特里林是纽约知识分子中一流的文学批评家，“能真正思考的英语教授，他的写作……影响了思想运动”。那么锡德尼·胡克就是他们的哲学家。贝尔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献给了胡克：“我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锡德尼·胡克……一代宗师之一。”欧文·克里斯托尔也把胡克看作他们那个群体的“宗师”。其他人也表示赞同，诸如德怀特·麦克唐纳、威廉·菲利普斯、威廉·巴雷特、奈森·格莱泽，甚至豪和卡津，他们都称赞胡克是那个群体富有哲思的天才。麦克唐纳宣称，“锡德尼·胡克是美国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是多产的作家，因为他在理论上的敏锐及充满活力，胡克似乎配得上给予他的所有嘉奖。

胡克的早期作品证明这些赞扬是有道理的。对于被教条和褊狭弄得单调乏味的美国马克思主义，他的《走向理解卡尔·马克思》(1933)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带来的是创新、恢弘和欧洲思想。这些书力求给马克思主义以约翰·杜威式的转向，它们恰当地被称为有关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最佳”的美国著作。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胡克后来的著作缺乏这些早期著述的力量和冲击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他写一些有思想的、富有哲理的著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他陷入了一条哲学老路，无止境地重新改造同样的观点。当然，要对一个以其二十多本书为荣的个人的所有作品作一番简要概括，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然而，数量要比内容更吓人。胡克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他已经在各式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的结集。论文和演讲组成了这些著作，像《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学术自由和学术无政府主义》(1970)，《革命、改革和社会正义》(1975)，《哲学与公共政策》(1980)，《马克思主义与超越》(1983)。有一些书，像《探寻存在》(1961)，或《实用主义和生命的悲剧感》(1974)，书名就暗含着内在始终如一的哲学探索，这些书里充满了演讲、论坛专稿和杂志上的片断。例如，《探寻存在》就是典型一例，它包含两篇演讲，几篇选自《纪念文集》和哲学杂志上的论文，两篇选自投给《评论》文章，五篇是投给《党派评论》的论文，还有一些交流的信件。

收集一些演讲和散文并没有什么错；但是，这些书重复同样的观点和论点，没有认真推敲一种哲学命题。它们确实是在重复：读胡克1985年的著作就如同读他1975年、1965年、1955年、1945年乃至于1935年的著作。胡克没有一部著作的结尾不是重申，共产主义与其支持者对民主构成了威胁。即使那些似乎远离他日常关注的著作，例如，《哲学与公共政策》和《实用主义和生命的悲剧感》，也充满了我们所熟悉的他的论文(比如《法律和无政府主义》，《言论自由受限制吗?》)。他的《教育和权力的训诫》(1974)，一部经典的胡克论文的八宝箱，包括一篇30年代中期的论文，就是献给这样一些人的，“他们是在深受政治暴君、胆小怕事的行政官员、同事、学生乌合之众控制，在国内外为了学术事业和学术自由深受其苦却不声张的人。”在他最近的著作中，胡克仍然从1937年的一家美国共产主义报纸中寻章摘句，证明共产主义的教授“违背了学术自由准则和诚实准则”。

像其他纽约知识分子一样，胡克首先是一个政论家。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写几乎没人问津的书；他是一个对哲学几乎毫无贡献的哲学家。有关他的完整的传记表明他热衷于给编辑写信，听他们的答辩，并给予答复；他们的主题通常是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某人对它的误解。即使胡克《纪念文集》的编辑，对他大力赞扬的同时还称他为“实用智慧”大师，意思是说他几乎没有写什么哲学著作。

问题不是论文的形式，形式本身不可能阻止哲学的产生，而是胡克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微乎甚微。不像其他纽约知识分子的文章，胡克的文章缺乏优美文风。它们似乎是一些急就章，出自一个愤怒的作家，而且当把它们集结起来时，也没什么改进。《教育和权力的训诫》的第一章是这样开头的：“今天，直率地对美国教育发表见解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公众受到一种以教育‘改革’、‘革新’及‘自由’为名的欺骗。”第二章是这样开头的，“有关教育的哲理已经说了大量的废话。”与其说胡克是一位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演说家。

胡克最近在思考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复兴时，他自己的著作却没有被引用。他抱怨道，“我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的著述的范围很广，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新“词典”里压根儿没被提及。原因可能是几十年来胡克对马克思主义这门学问毫无贡献。很久以前，他就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了。胡克是一个散文家、政论家、爱讲轶事的人。他专门研究政治文化观念，但是，由于他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杜威式的解释，他没有写出一本有独创性及条理清晰的哲学著作。

假如胡克被晚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所忽视，那么“另外”一个理论上的原因也起到了作用：左派对于这类哲学家绝无好感，因为他夜以继日地确立种种根据，以便把颠覆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学生激进分子从大学驱逐出去。胡克的著作毫不留情地提出警告：左派分子、共产主义者、激进分子，还有他所说的“墨守成规的自由主义者”都危及到自由。尽管他的盲视恰恰就是他贬低左派的问题，但他在面对其他威胁时显得反应较为愚钝。

一次大战前，胡克仅有一次提出了纳粹反犹太人的问题，这使他在反共方面赢得了喝彩。“让我们记住，”他于1938年写道，“正是从斯大林那里，希特勒学到了对全体无辜人民进行斩草除根的艺术。我们不能抱着善心去抗击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却同时对600万……苏联集中营的难民保持沉默。”在对纽约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亚历山大·布罗姆评论道，“他(胡克)是如此地固执于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以至于他不可能“以某种方式来讨论纳粹反犹太人问题”。

六

直到最近，有关“知识分子”的论争才从19世纪90年代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得到启示。当时的艺术家、作家和教师，包括向政府对德雷福斯的迫害提出异议的左拉，都变成了知名的“知识分子”。对于反德雷福斯人士来说，他们是一个新的和持有异议的群体。正如一个反德雷福斯分子所写道的，在我看来，这位小说家[左拉]对军事审判的干涉是鲁莽的，恰如一个警长干涉造句或诗律的问题一样……至于这个正在知识分子中展开的请愿，有人最近创造了知识分子这个词，用来指那些生活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的个体，纵使他们是贵族，这件事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荒唐的怪事之一。

此外，俄语中“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术语，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了，后来渐渐地传人了英语，或至少成为英语中“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个词意义的一部分，深化了其反派的色彩。为俄国革命铺路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界定为“与政府疏离并和政府敌对”。

这一段历史给随后的一些讨论增添了色彩。一些思想家想越过这一段过去的历史；其他的则想重申这段历史。“当H·斯图尔特·休斯展望知识分子的未来的时候，他也回顾了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的历史。(也许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纵观了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然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则有所不同，它把原先的许多色彩消褪了。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没有停止，但说法却变味了。过去人们曾把知识分子说成是批判者和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现在却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阶层来谈论了。说法的变化表明了生活的转变。

一些老问题似乎不那么迫切了，因为这些问题并没有一致答案或结论性的看法，而是由各种事件来加以解答。就有关郊区的争论而言，与其说解决了“进步”问题，不如说忽略了这个问题；重要的问题悄悄溜走了，因为它们只反映了一个不再延伸到现在的过去。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人问及独立的或波西米亚的知识分子之未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因为不存在什么未来。事实上，评论家和学者们提出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是否能构成一个“新阶级”。

当然，这个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重新陈述这个问题却揭示了生活的重构。知识分子越来越不作为独立的作家或诗人而生活了，他们更多的是作为专业集团、利益联盟，或许是一些阶级而存在。对于一些像艾尔文·古德纳这样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的“新阶级”组成了“现代社会最进步的力量”。欧文·克里斯托尔却不同意这个观点；新阶级是一个“雄心勃勃而又遭受挫折的阶级”。《华尔街杂志》的一个编辑发现——或是产生了这样的幻觉——“由商业帝国创建的许多巨大财富现在都已经被知识分子占有了，而且，正被用来……攻击商业并提升这个新阶级”。

对丹尼尔·贝尔来说，“新阶级”是一个“搞不清的”范畴。实际上，他主张根据知识分子通常依附的社会机构对他们进行分类，他列举了五种社会机构：商业、政府、大学、医学和军事机构。贝尔列举的这五种机构表明距离已经拉开。阶级和机构这样的社会学术语代替了对怀有一个好奇心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这类说法。

今天的知识分子带着履历表和名片旅行，他们靠社会机构的支持而生存。在大学教师中，常见的首要或次要问题不是“谁?”而是“在哪里?”，意思是问某人加人了哪个机构；它把人们区分开来。1964年，路易斯.科塞尔把埃德蒙·威尔逊称为来自“被遗忘了一半的历史”的“纪念碑”。20年以后，历史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说得尖锐些，在20世纪50年代，不属于任何社会机构的知识分子的前途引发了一场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问题是一个知识分子阶级的前途。阶级代替了知识分子，这隐含了某种变化。

“新阶级”，这个事实或术语的新颖还不是一个问题。当牛顿·阿尔文把一种新的学者类型定为管理专家时，他提到了詹姆斯·伯恩海姆的《管理的革命》(1914)。这本书提到了一个新的“管理者”社会，它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伯恩海姆这个前托派人物，借用了老托派就谁统治苏维埃国家的争论中的说法，亦即是新资本家还是新官僚统治苏维埃?不过，这个术语早已有之，它被用于政治论争中至少有一个世纪了。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古问题；因为如果很多知识分子从左派转向右派，他们也保留或修改了他们的旧词汇。主要由保守派编写的文集《新阶级?》就是献给马克斯.诺麦(1881—1973)的，他在一战以前与波兰革命家简·麦克耶斯基(1866—1926)合作拟订了几次革命方案。麦克耶斯基有力地提出了知识分子作为新统治阶级的理论。在一系列著作中，诺麦也如法炮制。他把麦克耶斯基的观点呈献于美国文化。正如诺麦的著作充分表现的那样，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无论词汇还是概念都算不得新东西。今天，这些边缘的关注——诺麦的写作从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渐渐地向中心移动，而有关独立知识分子的论争却悄然隐退了。

不仅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的问题预示着时代的变迁；几乎到处都已经开始了对教授形象的重新设计。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小说中，教授都是游荡于社会中的无害的环境不适者；他就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普宁》(1957)中的普宁教授，完全忘了周五演讲的路；或是玛丽·麦卡锡的《学术丛林》中的马里海教授，他的车——“车顶漏了；前窗的玻璃没有了；雨刮器断了”——体现了他的生活。

也许这样的人物仍然存在，但是他们对于虚构的小说来说也已稀少得不能再少了，以至于不再被写进小说，甚至不再被取笑了。当代小说需要有点时代味儿的素材。把教授写成一个头脑不够用的书呆子，将会使这部小说被贬斥为过时之作；确切地说，现在的教授充满古怪的情欲或专业抱负。在唐·狄里罗《白色噪音》中，默里为了得到一些忠告，拜访了他的同事杰克。默里对他大加称赞并表示了自己的敬佩。杰克开创了希特勒研究，这在学界成了一个小小的产业。每个人都敬重他、服从他甚至奉承他；他被邀请出席无数次会议。“围绕这个人物[希特勒]，你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形成了有无数分支的宏大的结构……我叹服于你的努力。这是大师的、锐利的、了不起的创新。这是我想用猫王(普莱斯利)作研究的东西。”

近期学界讽刺小说的一个批评家对这种境况作了如下总结：过去，如果你想让人们嘲笑教授，你得把他们描写成凸眼的知识分子，如此地偏离现实世界，穿着不合脚的鞋子，并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废话。今天……心不在焉的教授形象已经被一群举止文雅的人所代替……新一代带有喜剧色彩的教授，不再从纷繁的现实世界隐退，而是过多地投身于这个世界。他渴望得到一大笔钱，开着赛车，贪求授予各种职位，并为得到爱、奢华和名誉而奔赴一个又一个的会议。

1965年，哈罗德·罗森伯格回顾了过去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讨论。罗森伯格(1906—1978)受过律师培训，在他成为《纽约人》的艺术批评家以前，他已有一个多样化的生涯，既是诗人又是政府和广告公司的顾问。在20世纪60年代，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他反映了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

他的论文《正在消失的知识分子》重新考察了一些著述，包括霍夫斯塔特的《反智主义》和科塞尔的《观念的人》。罗森伯格并不担忧知识分子会失踪；他相信知识分子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姿态和假象，并且他们常常在被当作历史的垃圾后又重新亮相。知识分子躲避着各种分类，他们避开了对他们即将死亡的各种预测。罗森伯格相信知识分子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罗森伯格在他的文章结尾提到科塞尔参与编辑的杂志《异议》，最近报道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学生运动。报道把伯克利称为“校园知识分子、唯美主义者和政客们的熔炉”；它描述了在校园餐厅和在电信大街上咖啡屋里的人群：“这里……学生的比例大得惊人，他们都是校园里思想上最严肃、道德上最警觉的学生。”对罗森伯格来说，寓意是很清楚的：“关于20年代‘波西米亚的衰亡’，以及不依附任何组织的独立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就此为止。””’对罗森伯格和许多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人来说，60年代的种种辩驳已使所有对妥协的或消逝的知识分子的怀疑都结束了。然而，当灰尘——泥土、岩石，还有卵石——都已经平息堆积后，这种怀疑又死灰复燃。

第五章 校园新左派I：自由的学人

在《预言的少数》(1966)中，杰克·纽菲尔德(1938—)考查了新左派的起源及其影响。这本书也许是早期研究中最好的一部，它提出新左派——“预言的少数”——注定会越来越重要。他预测在15年内，“学院课堂上将会讲授鲍勃·狄伦的诗”，艺术剧院里将会放映披头士的电影。他还大胆地猜测新左派理论家将作为社会的下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汤姆·海登、诺曼·弗鲁西尔、罗布·伯莱奇、马里罗·萨维欧、里查德·弗莱克斯、鲍勃·帕里斯以及卡尔·奥格莱斯比将成为主要的社会批评家。”

作为一个文化观察家，纽菲尔德的表现不错。披头土的电影有时被艺术剧院订购，鲍勃·狄伦，虽然他的诗也许没有被研究，但他在诗坛仍很活跃。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预言家，纽菲尔德只能得零分。明确地说，“主要的社会批评家”是一个不准确的分类。在他列举了这份名单的20年后，名单上的人物没有一个有哪怕极小的可能被视为主要的社会批评家和著名的知识分子。当然，汤姆·海登(1939-)，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改革派的民主党人(简·芳达的丈夫)名声不小，但是他还不能算一个显赫的知识分子。剩下的人中有几个已经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马里罗·萨维欧[1942-]，鲍勃·帕里斯[1935-])；一个成了社会学教授(里查德·弗莱克斯[1938-])”；其他的都活跃在城市里、地方上或和平政治领域(诺曼·弗鲁西尔[1937-]，罗布·伯莱奇[1937-]，卡尔·奥格莱斯比[1935-])。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他们所作的贡献有多少价值，而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和一个更大的公众群的关系。

错误可能是难免的，纽菲尔德这位《乡村之声》的高级编辑和专栏作家，有可能作了完全错误的预测。事后聪明要比先见之明更可靠，回顾历史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应该不是困难的：谁是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后来又怎么样了?

当然，第一个问题并不简单，许多人甚至争议其合法性。保守派和激进派很少取得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有时却一致认为60年代和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保守分子来说，60年代代表了一个反文化的非理性的性开放和政治爆炸的时代。约瑟夫·爱泼斯坦这样写道：“60年代就像一次席卷过美国的浪潮，浪头开始向后翻转了，但接踵而来的是海岸到处可见的乱扔的碎玻璃、死动物和各种各样的垃圾。”根据《新标准》杂志的说法，我们仍然生活在对思想进行阴险攻击的余殃中，这种精神曾是60年代的激进运动最让人不快的特征之一……对文化生活的影响仍在延续，并出现了悲惨的结局……要讲述这段低劣的完整故事，需要把吉本和托克维尔的才智结合起来……但是，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天才才能认识到这种逃离理智的某种恶果……

对文化生活并没有产生延续的、更谈不上灾难性的影响，这一点，一些激进分子也许大致会同意但又为此表示遗憾。这两种不同的态度给予同样的剧情以不同的评价：60年代的“直接行动”、毒品、性行为以及摇滚乐取代了知识分子或向他们发起了挑战。

就一点而言确乎如此。仅仅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60年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轻视作家、哲学家以及政论家的影响也同样是错误的。在60年代的每一个阶段，学生抗议组织——学生和平协会(SPU)，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SDS)，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北方学运(NSM)——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学术讨论会激发了对越南战争的抗议；60年代的最后几章是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学院发生的，在那里，1970年5月国民警卫队员和警察枪杀了抗议的学生。当然，学生和知识分子不同；但是，60年代的校园政治不能脱离书本、观念或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广泛渗透在学生之中。

谁是6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大多数不是美国人：让—保罗·萨特、阿尔伯特·加缪、弗朗兹·法侬、赫伯特·马尔库斯、艾萨克·多伊彻、威尔海姆·赖希。学生们不必领会，甚至不必阅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或马尔库斯的《单面人》，但是，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洋溢着和美国自由主义决裂的抗议、革命精神和道德热情。当艾萨克·多伊彻于196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院教师大会上发言时，这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1．2万名听众的起立欢呼。这并不能说明听众已经钻研了他那煌煌三大卷论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而是说明多伊彻表现为一个介入型的知识分子，对美国(和苏联)的官方思想发起了挑战。

要想象出一个能引发这种反应的美国知识分子委实不容易，除了C·怀特·米尔斯，而他于1962年就去世了。一些美国知识分子在60年代仅仅扮演了小角色，随后就隐退了；其他人则扮演了将自身置之度外的角色：保罗·古德曼、诺曼·梅勒、麦克尔·哈林顿、威廉姆·H·怀特、雷恰尔·卡森、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贝蒂·弗雷登。然而，米尔斯几乎在50年代的知识分子和60年代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搭起了桥梁。米尔斯的贡献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早期新左派的文化面貌，而且让我们看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

二

1959年，米尔斯直截了当地申明，“今天在美国根本没有左派。”他提供了一份辞职和退出人员的目录：倦怠的前共产主义者，他们以民族主义的欢庆取代了政治；或是一些“坏了”气氛的专职前共产主义者；或是一些为了事业辉煌而抛弃政治的“青年得意者”；以及“十足理性的，但……又拒绝以理服人的”大学教师。如此暗淡的政治前景却给了米尔斯一线希望。“在当前精神贫困枯竭、政治意志匮乏的形势下，依我看，美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独特的机遇可以东山再起。”

一年半以后，米尔斯以一种明显不同的语气发表了《致新左派的一封信》，他宣告了新的开端。菲德尔·卡斯特罗刚刚把巴蒂斯塔赶下了台，米尔斯就已经发表了气宇轩昂的为古巴革命的辩护，《听着，美国佬!》。他注意到，“意识形态的终结”思想假定了——或希望——现实问题消失，但这种思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在全球，一股新的政治清风给新左派的理论、道德和乌托邦主义带来了机遇。“让那些老家伙愁眉不展地去问‘不再冷漠了——又会怎么样?’吧。”他最后说道，“洋洋自得的年代正在终结。让那些老妇们自作聪明地去唠叨‘意识形态的终结’吧。我们正开始再次行动。”

对米尔斯来说，这个“我们”指的是知识分子。他所有的著作都详述了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影响。他追溯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他力求唤醒沉睡的知识分子；他自己也试图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米尔斯看来，知识分子组成了新左派。“我们不能通过放弃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能，成为工人阶级的鼓动者或机器式的政治家来创建左派……我们可以在自己工作中，作为知识分子面对问题来创建左派。”他直言，我们必须做知识分子，必须做“公共人”。

知识分子要获得新生不仅要求具备道德勇气。米尔斯相信，在美国早期的杰斐逊民主时期，知识分子生活在受过教育的人民中间，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听众。现在，学院和团体却阻止了知识分子对公众说话。米尔斯常常提到托马斯·潘恩，在他的时代，可以以小册子的形式开辟“一条直接通向读者的渠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今天写小册子几乎无人会问津；大部分杂志因为过分依赖广告和发行量而不能冒险发表离经叛道的观点。米尔斯指出，“在知识分子与其潜在的公众之间，存在着被他人拥有并操纵的技术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结构。”

这并没什么，假如仅有道德勇气还不够，那么它毕竟是一个先决条件。米尔斯始终作为一个道德家、党派人士和批评家写作。他为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屈服而悲哀：他们显得依从、谨小慎微，失去了乌托邦的想象。“在阶级、地位及自我形象方面”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更稳固的中产阶级，坐在书桌前的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体面的郊区住宅……他只是做一些记录，告诉别人要做什么，而不是写几本书告诉别人所以然”。他号召知识分子拥护“真理政治”。“知识分子应该是他那个社会的道德良知。”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中，他谴责了“文化的贫乏”，知识分子勇气的丧失殆尽。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应做政治知识分子……公众知识分子。”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好像到处都可以见到米尔斯的身影。他的著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听着，美国佬!》(被《哈泼斯》摘录)售出了成千上万册。他的观点常常被提起——也许引起了过多注意；他在有关古巴的电视辩论前夕突发心脏病。然而，米尔斯的精神、语言，以及他树立的榜样却被铭记在早期新左派的心中。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的成立宣言——为新的校园政治所作的辩护(休伦港宣言[1962])，就借用了他的观点和词语。宣言的主要作者汤姆·海登已经写了一篇有关米尔斯的学位论文。对于新左派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来说，米尔斯是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甚至是一个英雄。

这个时期过去了。当然，米尔斯的作品没有随新左派一道衰亡，但他的继承人却变成了社会学家，而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除了米尔斯，几乎再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激进社会学家了。今天，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或女权主义社会学家都能够并且确实充斥了会议厅，他们似乎无处不在。这种变化是惊人的——某种程度上也带有欺骗性。不断增加的人数并不能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数以百计的，或许是数以千计的左翼社会学家中，没人能和米尔斯同日而语。

这不是什么奇特现象，而是历史形势所趋。激进的社会学家也许梦想着革命，但是，他们却依赖其职业为生。专业化也意味着私人化，表明退出了一个更大的公共领域。米尔斯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公共思想家，他也是一名教授；今天，激进的社会学家首先是教授，至于公共知识分子，即使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1964年为了纪念米尔斯而出版的《新社会学》，是献给“美国社会学的毕业生”的。但是，在它发表二十多年以后，参加了这本书编写的年轻的美国作者们并没有超越社会学去从事公共写作。在这方面，他们体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一场更广泛的运动。

当他们在大学里获得了一个职位时，新左派知识分子便获得了利益：稳定的收入、长假以及写作的自由，有时他们想教些什么就教些什么。当然，问题还不这么简单。学术界被大量的不安全因素困扰着。一个人的前途依赖于同行和行政人员的一系列复杂的评判。学术自由本身是很脆弱的，它的原则常常被忽视。这些违反原则的人也不局限于爱管闲事的评审人员和外界调查人员。威胁在内部出现了，也许在不断加剧；大学教师的职业削弱了学术自由。这或许是一个悖论，但是，它使我们想起了学术自由的内在冲突——学院体制抵消了它所保证的自由。对于许多大学的许多教授来说，学术自由仅仅意味着做一个大学教师的自由。

三

米尔斯曾经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生，这是一所拥有悠久的独立激进主义传统的学校。麦迪逊分校的一份印有米尔斯和他的指导教师汉斯·格斯画像的杂志《左派研究》，体现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希望和命运。到50年代末，如果幻灭和麦卡锡主义已经损害了老一代共产主义左派，那么这也为并非老效忠者的左派开辟了新的生命空间。在1959年，那些创办早期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主要期刊《研究》的人，都把他们自己视为未来的教授。《研究》的创刊社论说道，“当研究生期待着学术事业的时候，我们却感觉到学术生命中的一种强烈的个人风险。”他们提倡复兴激进的学术。“我们相信对激进派学者的工作给予学术上的承认和接受……将会……复兴美国的知识生活。”

然而，《研究》从学术上的自满和专门化中逃离出来，1963年它从麦迪逊这个校园城搬到了纽约，呼吸新的空气，如果不是参与城市政治骚动的话。这种转移并不能解决该刊对于知识分子及其承诺的持之以恒的论争。几年以后，不满于刊物自闭式理论研究的三个编辑——诺曼·弗鲁西尔、汤姆·海登及斯托顿·林德——放弃了编辑工作去发挥更积极的政治作用。如果大多数编辑以及《研究》的同仁都成了教授，那么这三位编辑和其他一些人，像索尔·兰道(1936-)，华盛顿特区的政策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员及电影制片人，还有李·巴克森德尔(1935—)，一个报刊发行人，海滩裸体运动积极分子，还有詹姆斯·温斯坦(1926—)，社会主义报刊《在当今时代》的发行人，他们都是在大学外谋生的。问题是这些大学教授——马丁·斯柯拉(1935一)、罗纳德·拉多什(1937—)、沃伦·沙斯曼(1927—1985)、迈克尔·赖伯维茨(1937—)、詹姆斯·吉尔伯特(1935—)、琼·沃里奇·斯科特(1941—)以及其他人——并没有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非学院人士也没有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研究》的两位编辑斯托顿·林德和斯坦利·阿罗诺维茨走过的路十分显著地表明了选择的有限性。

他们的职业几乎成了镜像。林德是一个成了劳工积极分子的教授；阿罗诺维茨是一个成了教授的劳工积极分子。斯托顿·林德(1929—)是书香门第，他的父母(罗伯特·S和海伦·M·林德)是经典社会学著作《米德尔顿》的作者。罗伯特·S·林德，一个基督教徒及一个成了持异议的社会学家的改革部长，他的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给斯托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托顿自己的写作也倾注着道德精神。”斯托顿·林德沿着一条高层次的学术道路前行，从就读于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到任教于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然而，60年代紧张的政治活动——民权、反战以及抵制征兵——把他引向了另一个方向，中断了他与大学的联系。

1965年，在伯克利分校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林德回答了一个政治学教授，罗伯特·A·斯柯拉皮罗的提问，这位教授把这件事诅咒为对学术的“曲解”。林德向斯柯拉皮罗呼吁的规范学术的纯洁性发起了挑战。

我应聘于耶鲁大学，猪湾事件的设计师里查德·比斯尔就是这所学校造就的人才，《越南第六点计划》的作者W·W·罗斯托……以及迈克乔治·邦迪(越南战争时期的总统助理和精力旺盛的捍卫者)也都是这所学院培养出来的。因此，如果斯柯拉皮罗教授是研究越南暴动分子的专家，那么，我自己就是研究美国反暴动分子的专家。我想我知道有关常春藤联盟对这些没有被选中的专家们进行的培育：培养势利小人，培养褊狭的种族优越感，培训对人类犬儒式的和操纵控制的态度。”

耶鲁并不赞成这些观点，当它把林德踢出校门之后，林德对这所大学的不满迫使他去尝试另一种职业。他找不到什么方式把人类的价值和行为注入他的历史学领域，“我决不会……为了证明我也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即使我是个激进派)，而在余生中求得资深保守史学家的青睐。”结束了史学教授生涯以后，林德成了一名学法律的学生。1976年，他搬到俄亥俄州的杨斯顿开业当律师，为反对工厂停工的钢铁工人作法律代理。

他的写作反映了他的生活轨迹。他的第一本书是一部学术专论，《纽约荷兰人社区的反邦联主义》(1962)。后来，他研究美国激进主义的历史(《美国激进主义的思想起源》[1968])，对越南战争的征兵抵抗(和迈克尔·费伯合著的《抵抗》[1971])，以及工人阶级或组织者的经验(与艾丽斯·林德合著的《民众：劳工组织者的个人史》[1973])。晚近他就劳动法和钢铁工人抵抗工厂停工问题又出了一本书。他的《民众劳动法》(1978)是一本小册子，是为工会会员和组织者写的，概论了联邦劳动立法问题。

《向停工开战》(1982)一书对俄亥俄州的工厂停工作了说明，在那里林德为几个工会和社区组织作法律顾问。“在我成为一个律师以前，我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解释道，“在我们的斗争停止以后，自然要想到尽我所能告诉人们我们所做的事。”他又补充道“我已经特意将普通的钢铁工人放在叙事的中心位置。我想他们应该在那个位置上”。这种反精英的、民粹的、道德的立场始终贯穿于林德的写作和社会活动中。

林德作为一个劳工律师或编年史家所付出的努力，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并且，偶尔在报纸和杂志上，他还就更普遍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然而，他自己的职业无意中证明了似乎没有人能抵制的专业化。他拒斥了大学的褊狭、精英主义和思想贫乏；但他却没有成为(或许他不愿意成为)一个更普遍的知识分子。今天，他是作为一个担当社会责任的劳工律师而写作的。

另一方面，阿罗诺维茨(1933-)开始就做了工会组织者，对这份工作的种种限制的不满驱使他进了大学。几年前，两种小型学术期刊，《新德国批评》和《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包括阿罗诺维茨本人在麦迪逊开了一个会议。曾经与《研究》有联系的一个历史学教授保罗·布赖内斯(1941一)思考了阿罗诺维茨到麦迪逊去做教授和编辑的讽刺意味。他回想起《研究》离开了威斯康星的那早几年：从威斯康星搬到纽约市，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住在这里更便于和超越校园限制的左派分子活动的联系。那时，斯坦利·阿罗诺维茨是石油、化工及核工业工会的组织者，他的加入推进了这一目标。通过他，《研究》……不仅到了工人阶级手里，还把工人阶级带进了刊物。如今世事迁移，《社会文本》的三个编辑之一斯坦利·阿罗诺维茨成了一个有职位的教授。他正在寻找最初《左派研究》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东西。”

阿罗诺维茨本人就近乎于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这说明老一代独立的知识分子已经过去，教授们成长起来了。他的职业类似于麦克尔·哈林顿的职业，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著名的格林威治村的住处——白马的最后一次纷争中，阿罗诺维茨见到过麦克尔·哈林顿。阿罗诺维茨常常回想当年倾听那些蔑视50年代远离郊区的行为，坚持留在城里的“政治知识分子难民”的演讲。

在麦卡锡时代，劳工运动的战斗性明显地减退，消费社会的到来——这一切都不能使这一小部分激进分子气馁，他们每个星期五都在白马大量地喝啤酒。他们和垮掉的一代及那些老将一起挤在那间屋子里，这些老将都是(30年代的)陨落的文学激进主义分子。

在他的第一本书《虚假的承诺》(1973)中，他也体现为一种过渡性的人物。这本书是由自传和对劳工阶级生活的思考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的，表明了随心所欲的知识分子的活动范围。阿罗诺维茨在1950年就被大学开除了，他承担了一系列引导工厂工会活动的工作。他在石油、化工及核工业工会任职，在那里他呆了很多年，直到1967年退休。后来他又参加了反贫困运动和另一些学派，最终在斯塔顿岛社区学院找到了一个教职。

今天，他是纽约城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社会学教授。他更近期的著作——其中的术语和问题——反映了他的新境况。例如，一篇杂乱地讨论福柯、德里达及拉康的论文(收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一书中)是这样开头的：“话语的通约性问题是描述有关人类的知识结构的二律背反的一种方法：我们能说是一门统一的科学吗?或者说我们知识的对象是由根本不连贯的结构／话语构成的吗?”这是《虚伪的承诺》所涉及的大量问题之一。

当然，这是不公平的。凭着过去的联盟，阿罗诺维茨始终不仅对新的学术听众作贡献，甚至也不仅是对一种单一的学科做贡献，他还时常在《乡村之声》面对公众的一系列问题发表讲话。他最近的一部著作《劳工阶级英雄》标志着他又回到(也是一种修正)他的《伪诺》“的一些论题上。这里可能有几条线索可以大概地了解知识分子生活。假如阿罗诺维茨的作品光彩夺目，这或许纯粹是因为他的才能，也可能是因为他独特的人生轨迹；他站在城市非学界知识分子的传统末端。而且，在那里，从劳工和反贫困组织者到专职教授的发展扣去了最足智多谋的一部分人。《左派研究》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展现了全部的选择；他们也揭示了刊物的局限，这就是在一个学院时代的文化活动的本质。

四

以前在美国历史上决没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寻求并找到了大学里的职位。这个世纪初期的激进分子几乎从没有当过大学教师。马克斯·伊斯门完成了他所有的哲学博士学位的课程但却不去拿学位。他为什么要这样?斯科特·尼尔林作为极少数社会学教授之一，已经被开除了。印一本论文要30美元。伊斯门无法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大学教授。相反，他成了一个自由演讲者和作家，他是在“刊登不受欢迎的观点的破产的刊物”的几个编辑的召唤下才找到这份工作的。“你是《大众》选中的编辑，”聘书的正本就是这样写的，“无偿劳动。”

然而，当高等院校渐渐扩充的时候，甚至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能找到工作。当然，大学的规模不是惟一的因素；政治气候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至少几百名教授，或许更多，都和共产党有联系；然而，很少有人冒险再向前一步，成为一个公共激进分子。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前途。不仅是大萧条限制了新观点，麦卡锡主义也有力地提出大学教授禁止加入左派。当然，麦卡锡主义指的是由上议院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组合起来的反共产主义。然而，作为表示存心折磨与迫害的不确切的术语，它至少要追溯到1940年，当时，纽约州议会的一个委员会(由议员赫伯特·拉普和弗雷得里克·R·库代尔领导)开始在大学教员中调查颠覆分子。

众所周知，要计算出共产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人数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这很清楚：麦卡锡主义打着不同的幌子成功地肃清或平定了学界激进分子。仅在纽约市就有58名教师被解雇，也许在全国有100名。在麦卡锡主义末期，一项研究总结道，“马克思主义在校园里失踪了。其大多数主要实践者都被逐出学界，并且，左翼学派的传统……也被打破了。”

那些被逐出校园或是被煽动的人仅仅说出了整个经过的一个部分。大多数名牌大学的教师要么是自我审查，要么是被政府审查。那些被免职的人很少能谋到新的教职。华盛顿大学以莫须有罪名进行政治迫害的报告书中提到，“三个被免职的教员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能重新在更高的学府找到工作。”徒劳的尝试之后，一个被指控的教授以在公众中度其余生而感到宽慰。这个可悲的事例在艾伦·W·施雷克的《没有象牙塔》中作了详细说明。她在书的结尾写道：“大学院校没有与麦卡锡主义作战，却为麦卡锡主义做出了贡献。”

因为命运使一些教授被免职和失业，这一幽灵能使、也确实使这个教员队伍安静下来。他们的勇气至多有、或许还没有自由的个人群体那么多。早期差点被解雇的H.L.门肯说道，“考查一下经济学教授的情况，他们没有被赶出去。谁能说濒临崩溃的教训对他们不起作用呢?当然，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看，免职和将其湮没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于更宽泛的文化来说，这种区别就不那么重要了；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已经被湮没的激进分子(或保守分子)是不存在的。

然而，“湮没”可能被更精确地反应出来。在学术自由史上，常常模糊不清的是学术自由和专业化的反比关系。不是课堂教学而是公共声明或政治活动激发了对教授们的敌意。当他们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自然退缩了，并回到他们的专业上。专业化已经成了一个避难所；它也带来了大大挫败学术自由的私有化。

这里有一个似乎是学术自由的著名事例。1984年，威斯康星大学的里查德·T·艾利被指控为“鼓励”并为罢工和联合抵制“辩护”，特别是一个地方工厂的罢工和联合抵制。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评议员面前接受的审判是以对学术自由的大声辩护结束的。在一项其中部分继续对威斯康星大学校园表示景仰的声明中，评议员们宣称“不管是什么限制约束了在其他地方的调查，我们相信出类拔萃的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都应该永远鼓励持续的、无畏的汰沙拣金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真理。

然而，这些雄辩之词掩盖了一种失败，这种失败或许更预示着未来；因为艾利，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受审判后作出这样的结论，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写道的，“将来集中精力搞‘科学’调查比从事‘大众化’的写作要好得多。”几年后，当他成了一套系列丛书的编辑时，他对这套书的书名——《市民图书馆》表示不满，因为它似乎太大众化了，太不科学了。他以前的一个学生，爱德华·W·比米斯在芝加哥大学卷入了一场风波，他的命运强化了艾利从自己的事例——离开公共争议中得到的教训。

比米斯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铁路归公众所有。在伟大的、震撼了芝加哥的普尔门铁路大罢工那年，正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比米斯和罢工工人站到了一边。用约翰，D．洛克菲勒的资金建立起来的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并不赞成比米斯的立场：“对我来说，冒险进入任何一个芝加哥的俱乐部都是不安全的。”他向比米斯指出“在针对一些引起人们公愤的问题对公众说话时要十分地谨慎”。在学年末，比米斯被驱逐出校，任何补救措施都无济于事。

他们的命运为什么有种种不同?部分原因似乎是比米斯固执地致力于公共话语。事实上，比米斯已经写信给艾利，祝贺他的平反昭雪。然而，他又补充了一点遗憾。“你对接待解雇的工人代表或劝告罢工工人似乎表现出了极大的否定，好像他们都是错的，我仅对此为你感到遗憾。”比米斯继续哀叹说艾利已经退出了公共生活。几年后，他给艾利写信说道，“几年前，你在最通俗的刊物上写一些有关社会改革的、思想深刻的文章，我希望你偶尔回到这样的写作实践中去。”

他们的学术前途充分地反映了他们截然不同的与公众的关系。正如沃尔特·P·梅茨格所写的那样，艾利“在其余生中在学界保持了充分的体面”。然而，比米斯却成了“一个学界的以实玛利(被社会唾弃的人)，并有党派观点强及对政府不满的名声，这是他以后再也无法洗清的污名。在堪萨斯州，除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和一些不合适的生活用品以外，他再也没能在学界任职”。

当然，有关艾利和比米斯的这几个段落并没有穷尽学术自由的历史及其教训。另一个事例，社会研究新校的成立，也启示了学术自由和专业化的关系。新校的创始人不仅强烈地维护学术自由，而且还抗议大学生活和思想观点的褊狭性。新校常常和来到美国的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流亡学者保持联系，实际上它是由一战后美国的流亡学者建立的，这些流亡学者都是逃避现成大学的教授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成立了一个肃清颠覆性的和不忠诚的教授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发现了几个人：卜麦肯·卡特尔，几年来一直为师生掌管大学而申辩(“带来更广泛民主的学者的民主”43)，还有反对美国参战的亨利·华兹华斯和朗费罗·戴纳。他们俩都受到了指控。“他们的免职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和一些人的辞职。哥伦比亚大学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和詹姆斯·哈维·罗宾逊也辞了职。和其他人一起，包括索尔斯坦·凡勃伦和约翰·杜威，他们成立了社会研究新校，这是个只由师生掌管而不受好管闲事的行政管理者制约的机构。

对学术生活贫乏的普遍不满激活了新校的创始人。他们接受了凡勃伦的控告“美国的大学继续鼓励主要为了树立院校声誉的出版物，奖励平庸与奖励优秀一样平常，这样便对持异议的教师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从众”；他们拒绝遮蔽了道德和政治问题的“新专业主义的假设”。管理新集体的阿尔文·约翰逊把伦敦经济学院视为一个典范并想创造一个新的致力于“高级成人教育”的机构。厌倦了学院的常规和从众的罗宾逊也把成人教育视为新校的核心。对于比尔德来说，这些建议还不够。他希望和现有的大学完全断绝关系——甚至是它的气味：他建议新校建在“马房、车库或酿酒厂附近，在那里甚至是常规教育的嗅觉特征也将被有效地遮蔽掉”。

20世纪30年代，约翰逊在新校为欧洲流亡学者创建了流亡大学，这成了大学毕业生院。据路易斯·科塞尔说，尽管“被认可”，大学毕业生院“并不是美国文化生活和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部”。这是值得祝福的：它允许新校支持那些在其他地方无立足之地的学者们。近些年来，原先的气氛几乎看不见了；然而，通过支持院校并坚持其作为持异议的思想家的避难所的辉煌的历史而建立的新校有可能得到一个教训。当学术自由屈从于专业化时，学术自由便成了纯粹的空谈。

五

到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已经奄奄一息，大学也不再惧怕敌对的政府和敌对的政治气候。相反，高等教育正日益兴旺并充满自信。人口统计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部分：新的战后家庭的孩子们组成了一个比前辈更庞大的人群。出生高峰期的这代人以前所未有的人数进入大学。几乎所有的统计都清楚地表明了绝对和相对的增长：不仅1960年上大学的青年要比1900年多数百万，而且高中毕业后继续上大学的青年的百分比也稳步上涨。1900年，大学全然是精英们的事，在18至22岁的人中大约有4％的人能上大学；而到60年代末，18至19岁的人中有50％的人进入高等教育系统。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以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向大学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仅仅10年(1960-1970)之久，一些州(例如，纽约和马萨诸塞州)把教育经费增加了六七倍。大量的新校园，像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学、还有在阿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都是在60年代创办的。老的大学扩充并翻新了。一个评论员说，“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老的私立学院、破败的城市大学以及被遗弃的乡村学院计划并成立了数以百计的学生会、图书馆及艺术活动中心……小韦尔斯学院……建了一个特大的图书馆……苏提·韦恩州立大学用大理石和水晶建造的一个会议中心来装点学校。”

这些趋势使得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人数有了一个飞跃。“1900年美国的大学生人数约25万。今天，仅纽约市立大学的人数就超过了这个数字。”‘’毕业生——那些获得学士学位后就参加工作的人——从1939--1940年的大约十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一百多万人。“教职员，由1910年的3．6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五十万有余。在这段历史时期内，这些教职员吸纳了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有工作，还有更多别的什么：文化和政治的火焰正在校园里熊熊燃烧。

新左派和大学的关系有了大幅度的回升，这有赖于时代和政治派别。对于一些人来说，繁荣兴旺的大学仅仅是新的家园，他们高中毕业后就转到那里并打算一直呆下去。其他一些人指责大学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或是逃避真正的政治运动的避风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像那些参与《左派研究》的知识分子，相信大学可能聚藏着一种新的激进的文化。

据一些人的推理，教授和学生，或仅仅是教授形成了一个“新的”劳工阶级；大学作为资本主义所在地取代或补充了工厂。“通过分派教师和学生为“新的”工人，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使他们自己的活动合法化。有人提出争辩，“在知识产业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上的一个关键齿轮的同时，新资本主义带来了大学师生的无产阶级化。”左派分子做着更美好的梦，梦想他们是劳工阶级的一部分。

即使那些离开了大学，担当集体或劳工组织者的人也被那似乎充满生机的大学引诱回去，或者，他们更可能是作为被平息的骚乱分子回到大学。在校外生活了几年后，富有思想的新左派分子意识到对于一种思辨和写作的生活方式来说，最好的机遇是在大学里。很多人都沿袭这样一条轨迹：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前任主席1968年声明，“我……没有进一步的学术计划。”今天，托特·吉特林(1943-)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社会学教授。

更广泛的“运动”及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从来不面对面地谈论大学。当活动家常常蔑视纸上谈兵时，左派知识分子却主要把他们自己视为未来的教授。这里有一个暗示了学院力量的嘲讽。不像老左派，新左派正面抨击大学。然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大学时已经不那么懊悔了。对此，莫里斯·艾泽曼在他对新左派的形成所做的细致的说明中进行了如下评论。

当豪上了市立学院以后，他已经带着决不在学界工作的“决心”这么做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对于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惟一的问题是你在哪里任职”。新左派分子似是而非地对大学采取了一种比豪要敌对得多的政治立场，然而，同时，他们对在同样的那些大学里谋一个教职并不感到那么矛盾，而是感到自在得多。在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阶层飞快地从边缘的、受敌视的角色转变为安全地学院化的角色，尽管在校园里激进分子暂时占优势。

在他们1966年的著作《新激进分子》(是献给C·怀特·米尔斯的)中，索尔·兰道和保罗·雅格布斯转载了1959年的《左派研究》的开篇社论。他们指出，那些《研究》的编辑当时是激进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已经“认为在其他大学存在相似的毕业生圈层，并且认为《研究》将成为新左派理论的喉舌。然而，相似的毕业生圈层并没有发展……”他们又补充说“激进分子应该离开大学的观点还没有得到以后将会得到的广泛的支持”。

由兰道和雅格布斯所作的这些陈述被时代歪曲了；对大量激进的毕业生和青年教师寄予厚望的1959年的《研究》的社论几乎说到了点子上。到1966年，激进分子可以并且应该留在大学的观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相似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教师群体确实在许多学院出现了。在60年代中期，包括和《研究》有关系的一些教授创立了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作为激进的学术论坛。他们乐观地设想在这个国家的50名学者可能贡献出他们的论文，而且，或许几百名学者可能出席第一次大会。1000人参加了1965年的会议开幕式；到1967年，将近三千名新左派学者和随从人员参加了一个在曼哈顿的米德尔顿举行的激动人心的自由讨论会。

尽管还有许多人被拒之门外，在大学教师中，新左派还是充满自信地出现了。有多少人呢?《华尔街日报》是有关这类事的不可靠的来源，它推测有1.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在美国的学院任教。然而，这是不可能确定的。通过与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进行比较，可能会微微察觉其规模及其变化。1955年，关于在大学里的公共激进分子的讨论可能占了12页纸或少一点；在对C·怀特·米尔斯和保罗·巴兰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这种讨论开始泄气了。

今天，有关大学中激进分子的讨论可以写成七卷本的著作——事实上，已经有了。政治学教授奥尔曼·伯泰尔(1935-)和教师兼编辑爱德华·维诺合编了三卷本的调查，《左派学术：美国校园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它逐门学科地温习了左翼教授的写作。他们的调查是这样开始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正在美国的大学里发生……这是一场温和的、民主的革命，主要是用著作及演讲作战……”

每一篇论文里都提到了主要的人名和著作，并列举出附加的传记；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持异议的刊物，像《辨证人类学》，《反叛的社会学》，《新政治学》，《激进历史评论》，以及《对跖点》。奥尔曼和维诺的调查也不是穷尽一切的。不容置疑，激进分子已经在高等院校树立了他们自己的形象；左翼教授、著作、刊物是常见的；“社会主义学者”的会议以及女权运动的历史学家吸引了数千人。

对于保守分子来说，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闻，他们常常指控大学已经屈从于左派分子了。保守分子的刊物，如《评论》、《美国学者》或《现代》，几乎每个月都要发表一些文章，哀叹左派大学教师已经俘虏了大学。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开头写道：“我们当中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美国大学人文学科学士学位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在学界发生的一个主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这个作者所说的那些采用“启发式教学法”的左派教授的“入侵和征服”。

保守分子在白日里对大学的审视中也做着这个噩梦。大批的学界左派分子出了什么问题?回答是令人吃惊的：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官僚化和雇佣，这一平常的现实已经形成。留在校园里的新左派努力地工作，表现得很好。通常他们一步不拉地上了大学，毕业后紧接着就成了低年资的教师而后又保有了职称。

日常现实包含着常见的压力和威胁；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最终的危险是失业：免职或终止合同。在一个密集的市场中，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学术生命的终结。学术兴盛的年代之长久足以吸引大批的准教授们进人大学；他们足以明了地保证所有的人都看到“没有空位”的标志。专业化在失业的威胁下进一步发展。眼前和遥远的过去的教训，从麦卡锡主义到投向第一个局外人的第一块石头，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清楚的：融合进来；利用得到的时间建立学术上的资质；藏身于主流之中。

恐吓、威逼教授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消息总是传播得很快、很准的。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被逼出校门的教师的事例，不是因为他们是不称职的专家，而是因为他们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这些作为新闻来报道的事例不可避免地来自精英和常春藤联合会学派；仅靠宣传，它们就常常“愉快地”被解体了。

例如，哈佛大学的一个青年社会学教授保罗·斯塔尔(1949-)几年前出版了《美国医学的社会变迁》，献给《纽约时报》所称的“特别值得赞扬的人”。1984年，斯塔尔成了获得普利策奖的第一名社会学家。他在哈佛大学的前途似乎是安稳的——直到1985年他被解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解除教职，是被免职，这是为什么?

斯塔尔似乎是为一个更大的公众群写作的，因此他对专业社会学的贡献是让人怀疑的。(前)系主任暗示说斯塔尔写了太多的报刊文章，在专业社会学以外误人了歧途。“假如我想成为一个自由写作的报刊撰稿人，”斯塔尔说，“那么我应该离开哈佛并做一个自由写作的报刊撰稿人。”《纽约时报》指出斯塔尔“独立工作，对公共问题感兴趣……他很少为专业社会学家的听众写作……‘主流’的行为是大不相同的……其话语是学理的，并且发表在专业刊物上。”

斯塔尔没有被拉进这帮伪君子中。由于他的知名度和成就，他很快就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一个职位。碰巧，普林斯顿最近辞掉了一个青年历史学家大卫·亚伯拉罕(1946--)，据他的污蔑者说，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懒散而草率；而据他的支持者说，是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一事例在报纸和杂志上引发了无止境的文章，那么，它也不是典型的。“然而，据新闻界的及时报道，在斯塔尔和在常春藤联合会学派的亚伯拉罕身上所发生的还在继续发生，并且在其他地方不再被报道了。要找到几个没能引起任何注意的事例，只要越过从哈佛大学到波士顿大学的查尔斯河。

亨利·吉罗克斯(1943-)是一个青年教育学教授，他向来比较刻薄，并持不同意见。他广泛地发表文章，还出了几本书，有一本被巴西的教育家保罗·费赖尔作了介绍。几个系主任和特别委员会一致推荐他在大学任教。然而，最终要由大学校长约翰·西尔伯拍板定论。他是一个对民权没有什么贡献的保守分子。他说，“把亨利·吉罗克斯赶出波士顿大学将是一件乐事，”他派一个新保守分子奈森·格莱泽做特别委员去对所有其他委员和推荐进行审查。格莱泽写文章对吉罗克斯进行了蛮横的政治攻击，认为他属于一个政治“宗派”，在高等院校不会有立足之地。尽管西尔伯在特别委员会的投票选举中以二比一胜了格莱泽，他还是接受了格莱泽的建议，免了吉罗克斯的职位。

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报道这件事——而且波士顿大学还是一个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因为涉嫌政治而被免职在哈佛和普林斯顿都可能制造新闻；在波士顿大学的一些类似的事情可能引发一些短时间的议论。但是，当一个青年教授由于政治原因被从坐落于俄克拉何马州韦瑟福德的西南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解雇出去，或者甚至是从日常新闻地带之外的著名的大学，像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解雇出去，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在当地社区之外，几乎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关心。

概述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有关大学教师生活的事例：保罗·皮可恩(1940-)翻译、编辑并且写一些有关欧洲社会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不仅在他主编的杂志《泰勒斯》上大量发表文章，还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他那些常常被选编的随笔、短论是用六种语言写的。他是一个真正勤奋而又精力充沛的学者和编辑；他写过一部有关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获奖的著作，是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在一大帮学者的热情支持下来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谋一教职，这些学者包括丹尼尔·贝尔(“我将毫不犹豫地推荐皮可恩先生获得更高一级的职位并保有教职……在对美国社会学的思考方面[他]已经最先努力拓展了一个更大的哲学向度”)，赫伯特·马尔库斯(“……皮可恩教授的著作一直是最重要的”)，于尔根·哈贝马斯(“……试图发展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我高度敬重保罗·皮可恩的著作及其鼓舞人心的影响”)。

皮可恩所在的系科评价了这些学者们的举荐，并一致表决授予皮可恩教职，表示“在他的专业领域，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并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他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学者和研究员……他的出版物……在很多方面都是才华横溢的……华盛顿大学能有这样一个高智能的、杰出的人物真是荣幸之至”。

华盛顿大学却坚决表示有这样一个人是大学的不幸。他们拒绝授予皮可恩职位；拒绝他为自己的呼吁，甚至拒绝他恳求为自己呼吁。面对学者们对他的举荐，行政部门认为皮可恩已经游离主流太远；一个系主任在审查了他的材料之后声称，他的贡献“和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之间的关系是可疑的，”仿佛主流是惟一的潮流。也就是说，和我们一起漂游在主流之中，否则就滚蛋。皮可恩再也没有找到另一个稳定的岗位。当然，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这一切从来都没有能引起片刻的关注。”

社区大学的情况更糟。在那里，学术自由的传统几乎不存在。而且，在所有高等教育中，能够引起注意的事例都必然是包含委员会和行政部门会面并写出推荐信的那些职位。然而，不断增加的大学教师(也许占了全国教职员人数的三分之一)都没有在大学里谋到一个长久的职位；他们常常兼职教书，或者和大学签订仅仅一年(可以续签，或不可以续签)的合同。让这些人离开学校不需要任何委员会的报告或介绍信；他们被免了职，除非重新被聘用。这样，他们在专业化的压力面前就变得特别脆弱；离失业只有半步之遥，他们正申请失业救济金(他们经常没有资格领取救济金)。

社会学家以及更冷静的保守派承认左翼教授首先是教授。一个社会学家说，大学的迅速膨胀意味着许多年轻的教授都是来自60年代的学生运动，这是一种本可能导致危机和时代冲突的形势。然而，没必要烦恼；有一点已经很清楚，“由现成学院大力支持的有关大学教师的常规政策已经重新肯定了政策本身。”

这是一些保守分子已经得出的一个结论。由保守分子智囊团，胡佛研究所出版的《大学里的激进派》一书承认，自从激进派1968年占领了现代语言学会(MLA)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回想起来，激进派在1968年取得的惊人的成功已经证明是暂时的。今天的现代语言学会和1968年以前的没有什么不同。”一个混进美国哲学学会的一次会议的保守分子感到一种让他愉快的惊讶：激进派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第六章 校园新左派Ⅱ：穿过院校的长征

一

当上一代知识分子进入大学以后，他们常常带着怀旧的心情反思不复存在的波西米亚人和独立的思想家——他们自己的过去。甚至作为教授，这代人也始终承担着对一个更大的公众群的责任。新左派一向介入日常生活并喜欢向大学发起攻击，反叛似乎是他们的本能。但如今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却成了目不斜视的教授，他们只盯着专业期刊、专题著作以及专题会议。也许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几乎完全包容在校园中，他们不能也不愿意向学术界的规范进行挑战。

当然，年轻的教授并没有被动地接受他们所看到的学术界的纪律。通过建立可靠的激进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他们指责那些在他们的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有来历的、或者根本就是官方的观点。这种学问是奇特的，它是左派知识分子进发出的情感，美国以前没有这样的学问。在几个领域里，新左派知识分子取得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学问也同样是奇特的：它带着强烈的学究气，除了专家无人能懂，因而也无人愿意读。当新左派、知识分子在一些重要的机构中获得了稳定的职位时，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便成了一种最深刻的讽刺。他们的学术看上去越来越像他们过去试图颠覆的那一套。最近25年，人们感到极大惊讶的事不仅是新左派教授的出现，而且是他们德行的丧失。最终入侵大学的不是一般新左派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满脑子装着学术话语、观念，并全神贯注于这些话语、观念的青年左派知识分子。

“伍兹、佩里和霍金教授是才气平平但功名心重的青年，对于他们来说，哲学仅仅是步人社会的跳板，”E．B．霍特在谈到他系里的几个年轻教师时这样声明，“我不尊重他们，我也不愿意与他们合作。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帮我洗刷了是他们(哪怕是名义上)的‘同事’的污名，为此，我感到十分高兴。”说了这番话以后，霍特于1918年从哈佛大学辞职，来到远离缅因海岸的一个小岛上。

然而，长期以来的学术生涯造就出来的充满敌意和尖酸刻薄的评论家不能轻率地被当作失败的或遭拒斥的学者而免职。马克斯·韦伯，非常成功的一个教授，曾经提议所有未来的大学教授都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忍受一个又一个的庸才，年复一年地盘踞在你的上面，而毫不气愤、毫不痛心吗?”他又补充道，“我发现只有几个人能忍受这种局面。”

对美国大学生活的两次最猛烈的攻击来自于20世纪初对名人丑闻的披露和报道。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1918)和阿普顿·辛克莱的《正步》(1923)都谴责操控大学的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压力。辛克莱著作的内容主要是以“标准石油大学”(芝加哥大学)和“钢铁托拉斯大学”(匹兹堡大学)为标题的几段文章。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止于列举出哪些压力联合起来对大学进行着错误的操控，辛克莱尔和凡勃伦都还谈到了对教师和科研的影响。

辛克莱尔回想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这样一件奇特的事——每一个人，只要他有点什么值得教给我的东西，都被迫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留下来的都是一些愚钝、世俗及狡诈的人。”

自己就有点神经质的批评家凡勃伦评论说，神经兮兮的批评家们认为，社会科学家由于保守势力的操控而在研究中受到压制。其实不然。教授们有充分的科研自由，并得到允许“可以充分表达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任何结论和信念”。没有外部障碍限制教授。然而，与他们保守的督学一样，“他们的认识视野被常识和偏见限定了。”对于学术上的成功来说，“一大群有攻击性的平庸之辈是最有资格的。”

就在这同一时期，H.L.门肯对大学教授也进行了严厉的挞伐。他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倾向性：“我所有的本能都让我站在教授的一边。我尊重勤奋地致力于一门学科的人……我天生是一个苦行僧。”然而，对教授们的调查并没有得出一个使他高兴的结果。从上到下都受到威胁的教授“几乎一律都在一种甜蜜的空虚愚妄中寻求自身的安全和稳定——也就是说，他们决不是有勇气的思想观念的代言人，也不是思想观念自由传播的倡导者……他们是所有人中最谨慎、最胆小的”。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教授们的行为就是他的证明。

他们自成一体，不是对暴民起到约束的作用，而成了他们最愚蠢的言行的最响亮的代言人。他们向民众灌输伪历史、伪哲学、伪理想主义、伪英雄主义……在那些伟大的日子里，为了教育后代，以及出于对子孙的担忧，我收集了一大堆学界的争论、说明和宣言……内容从对政府的装腔作势的赞歌到幼稚的长篇大论都有。

在凡勃伦和门肯以后，对学术界有力度的批评减少了——直到C.怀特·米尔斯。米尔斯珍视知识分子，他怀疑大学没有能保护或培养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在大学扩充的前夕，米尔斯把它的特征描述为“仍然是工作领域最自由的天地”。然而，“教授毕竟是合法的雇员，因此他们也受制于这个事实所包含的意味。”社会机构“自然地选择”顺从的人，他们被“如何写、何时写以及写什么”所左右着。威胁着学术界知识分子的不是黑名单、秘密警察，也不是逮捕，而是不安全感。

教师自由的最深刻的问题不是有时发生的免除教授职位的事，而是一种莫名的日常的担忧——有时被婉转地称为“谨慎”、“有品位”或“权衡能力”。“这是导致自我恐吓的担忧……真正的限制并不是像著名学者的一致观点对叛逆者的控制那样的外部禁忌。”

近来，对校园生活所作的分析更多的是着眼于社会学和统计学的角度，缺乏凡勃伦或米尔斯那样的活力。然而，它们所显示的情景也同样引人注目。它们并未对某个教授的偶尔被解职或者大企业所起的作用加以考虑，而只是评估学术界就职与晋升的规律。这些分析研究表明，要想成功，聪慧与贡献都不重要，因为两者都值得怀疑，都代表非职业性的能力；重要的是从众和“关系”，就是说要与著名机构或著名人物有交情。

对美国教授的一次调查清楚地说明：开始时，“一个人最终学位的高低和毕业时的导师是谁比其学术成就更重要，更易获得学校里的好职位。”而后来，专业上的成就也不能改变而只会加剧这一不平衡。起初的成功保证了后来的成功。“一旦开始时就获得了好职位，而这只是靠名望起作用，并不是靠表现出来的能力……后来的职位就由最初职位的名望高低所决定。”马丁·芬克尔斯坦总结了对大学生涯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在大学里的成功取决于“任职学校的声望和知名度”，或者是“关系人的地位和权力”，或者是“取得博士学位的学校的名望”，而不是取决于“发表的学术著作的质量和数量”。

莱昂内尔·S·路易斯的研究证实，博士学位体制即攻读研究生，构成了学术成就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对那些希望单纯靠教学能力或科研成果来获得职位的人来说，要想不被挤到最边缘的系科去，希望十分渺茫。”

路易斯设法收集到反映学习成绩的秘密文件——一些想在大学中获得职位的求职者们提交的推荐信。从这些信中他得知，人际交往的技巧和魅力胜过了学识，甚至才智。“在仔细阅读过一些学科的三千多份推荐信后，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体上，大学教师都希望周围的人有魅力、性格随和并善于交际。对教授们来说，诚实、有天分或科研成果丰富都是次要的，有无合作能力和适应工作的能力往往更加重要。”路易斯最后说，在一个受合作心理支配的社会中，大学似乎应该成为发挥个人主动性的最后的圣殿，现在却变成了“赞助、委员会决定、相互吃吃喝喝、漠不关心和狭隘的地方主义的深渊”。

用简单的话来说，这些调查研究说明上什么学校、认识什么人才至关重要，而不是干得如何。不是工作的质量而是社会关系对学术成就有普遍的影响。当然，这可能有些夸大。一个不用功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不见得比一个中田纳西州州立大学的毕业生更有出息。没有绝对的保障和自然而然的奖赏。然而，对大学生涯的调查表明：天平肯定向有良好关系者倾斜。南达科他州斯比尔费什的黑山州立学院的教授，尽管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由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好书，在专业上可能仍然没有知名度。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一篇学位论文就会被社会尊为专家。他的文章常被引用，本人常受邀请，并获得资助。

甚至科研方向的最新发明——引文、脚注、索引，鼓励的也是谦和与软弱无力的学术著作。一本出版三次的大部头《社会科学引用索引》从成千上万本期刊中抽出对一些文章书籍引文的脚注。查阅某个作家，例如，C·怀特·米尔斯或丹尼尔·贝尔，常常可以看到米尔斯或贝尔被引用的报刊文章的清单。大体上，这可以让科研人员找到探讨米尔斯或贝尔和有关问题的材料——或者至少是脚注。

然而，这一索引越来越被兜售为了解某个领域内有影响力的一些学者的科学方法。它也被用作职务晋升或获取奖赏的指南。总的来说，对某个教授引用得越多，则其地位就越高。对某个人引用得多，则表明他或者她很重要。相反，引用得少，或者根本无人引用则说明某人无知名度，毫不重要。约翰·韦纳评论说：“如果引用的索引变成了晋升或占有职位和获得补贴或资助的基础，那么，有人引用自己的脚注的意义就很清楚了。在思想市场上，脚注就是通货单位……人们肯定该给朋友们作脚注……并竭尽可能让他们也给你作脚注以为回报……”

像任何对名声的量化的研究一样，这一索引是流通的。它衡量的不是成果的质量，而是影响力和关系。然而，如果用它来衡量人的成就，那些努力奋斗的教授们所应吸取的教训就很清楚了：布一张大网，尽可能多地建立相互关系，不要让自己孤立于主流之外。不仅仅是作脚注，紧密结合别人的贡献来设计自己的科研都会很有好处。你引用别人，别人也会引用你。大家都从相互奉承的关系中得到好处。

二

研究职业本身也是一项职业。但是，对学术专业化的研究，包括薪金、阶级背景、民族和性别构成、地位等等，却不能测量出其根本的文化向度。这种研究常常会测不准或打了折扣：专业化会导致私人化或非政治化，使智能退出宽广的领域而局限于狭小的学科。进了大学的左派分子并未创造这一过程，但他们接受、甚至加速了这一过程。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未幸免。近年来它已经变成了一块被专家们耕耘的专业“田地”。

这里只可能大致地说明一些学科是如何屈从于专业化的。米尔斯的话很有见地，因为他最初的研究勾画出了美国的哲学是如何退居校园领地之内的。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内战以来的“哲学的专业化”，即哲学进入大学的进程。在20世纪，有自己的组织和刊物的专职哲学教授取代了一度曾构成美国哲学界主流的律师、图书馆员和科学家这些“相对自由的知识分子”。米尔斯甚至提供了有关哲学“衰退”，在公共舞台上出现次数减少的一些数字。他统计了登在一般杂志上有关哲学文章的数量，发现在专业刊物增多的同时，在一般传媒上对哲学的“注意力”减少了。哲学家们越来越宁愿相互对话。

尽管米尔斯对杜威的成就表示某种怀疑，但他仍将实用主义者看成是最后的公共哲学家，一种献身于人民大众和传播“开明及自由”的知识、反对专业化倾向的思想家。这种评价也许依然标志着杜威在哲学上的地位。杜威当然未被遗忘。然而，他在哲学系里的地位会像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地位一样，在一堂讲课的开场白中被说成是尽管享有名望却是不科学的先驱者。

杜威在其漫长而卓有成就的一生中经常批判经院哲学。他公开向公众阐述他的思想。他是一位宣传家。他痛恨哲学的经院化。他在最早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修道院的小室变成了专业的讲堂；一大堆‘权威’取代了亚里士多德，无穷无尽的专题讨论和刊物填补了时光的空白……如果说老一辈的经院哲学家吃力地把时间用来从古旧的稿纸上把字迹抹去的话，那么，新一代的经院哲学家……则批评某些别的批评家用来批评别人的批评……”

他的《哲学重建》一书谴责了“哲学退出现实舞台”这一状况。在杜威看来，“哲学的独特功能、问题和题材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压力。”哲学必须回归这种社会生活“以重新获得正在失去的活力”。这些话引自杜威1948年为他的1920年文本所作的新的序言。这表明了一个始终如一的观点。这也说明20世纪哲学丝毫也不注意杜威。

杜威从他生涯的一开始就在寻找听众。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他力图创办《思想新闻》，一种介于传单和刊物之间的读物，计划把哲学注入日常的天地中。这一“报纸”保证不讨论“哲学思想本身而是……将科学、文学、国家、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当作是人的一种生动的生活，因而是共同的兴趣，而不是将它们归于仅属专门兴趣的、与生活割裂的文件”。作为一位有声望的教授，他经常为《新共和》撰稿并参加许多活动和委员会，唤起公众对这种或那种弊病的警觉。例如，在78岁时，杜威成了调查苏联指控托洛茨基的墨西哥城的调查委员会主席。

但是，杜威并不是一个特例；他几乎代表了一代哲学家。布鲁斯·库克里克在其关于哈佛大学哲学的《美国哲学的兴起》一书中(该书并未提及在芝加哥和纽约任教的杜威)得出结论说：自从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亚那以来，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已经抛弃了公众。库克里克在论说的最后思考了“专业主义的胜利”这一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哲学教授“不知道美国哲学一度在大学以外显得很重要。即使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也会对前辈的观念模糊、思路不清和头脑糊涂表示轻蔑……19世纪哈佛大学的哲学还起着生活的向导的卓越作用，而20世纪中期的它却反映了认为生活毫无意义的观点”。新的哲学家“把时间用在行政管理、评定毕业生的委员会工作、组织会议和经营刊物等方面。当这些狭隘的专家只注意学识时，他们就将工作看成了游戏，一种不是面对生活问题而是逃避这一问题的方式”。

这就是库克里克，一位历史学家、哲学的门外汉得出的结论。但是，最近几年，一些专家本身也对自己的学科发出了警报。他们怀疑专业化或私人化是否已走得太远；是否应该重新再建公共文化。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对专业化所付出的代价提出了疑问。诸如威廉·M·沙利文的《重建公共哲学》，杰拉德·格拉夫的《反对文学的文学》，大卫·里奇的《政治学的悲剧》等著作对整个领域提出了挑战，对潜在的专业化倾向提出了指控。

约翰·杜威所作的哲学上的努力至少在威廉·M·沙利文看来是十分巨大的。他设法恢复公共哲学的活力。沙利文写道：“自从约翰·杜威去世以后，没有一位专业的美国哲学家在专业圈子之外的美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号召建立一种“和风俗习惯、和对日常生活实际的理解密切联系的公共哲学。要想保持哲学的真实性和保持使个人的公共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力量，那么，哲学既不能是在智识上脱离实际的一种理论，也不能只是一整套标语口号”。

约翰·E．史密斯在《美国哲学的精神》一书中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也同意杜威的观点，对美国哲学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经院之物”表示遗憾。英国分析哲学的全面胜利将哲学变成了“一种教授之间的内心对白”。大多数哲学家放弃了与重大问题的联系，忽视历史、文学、宗教和艺术。他希望如果哲学重新具有了更广泛的经验和理论的观念的话，那么，在文化生活中，“哲学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声音”的衰退倾向就会被逆转。”

一本有关约翰·杜威的书籍的作者理查德·J·伯恩斯坦记述了“哲学上越来越大的不安”，并说这种有益的不安部分是由于重新赞赏杜威所引起的。“像里查德·罗蒂这样一位哲学家引用杜威的话决非偶然，他极为明智地批评了现代哲学许多贫乏和不当之处，”要求“重新回到杜威的实用主义的精神上来”。

由于哲学几乎已经无法改革，很可能这些呼吁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当然，每一门学科的自我批判都有自己的过程。然而，哲学的自省也许是最软弱无力的，因为美国哲学所推出的是一种抵制批评性思考的专门知识。其逻辑和语言上的神化把少数能对哲学重新思考的人之外的大多数人都排除在外，而这种对哲学重新思考的努力是在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方面的一些学者时常在追求的。

像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在最无希望的地方有时却可看到改革和自我批判的迹象。但哲学却似乎是人文学科中最常规化的学科，最难以改革。正因为这个缘故，与社会学、文学或历史学不同，在哲学方面持异议的刊物寿命不长，影响甚微。《泰勒斯》这一哲学杂志的命运就是一个例证。在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的一些研究生于1967年创立了《泰勒斯》杂志。由于对教授们不谈欧洲哲学感到不满，他们组织了关于萨特的讨论会，然后他们决定创办一个新的刊物。

用编辑保罗·皮可恩的话来说，他们建议把哲学从“烦琐无聊”的境地挽救出来。”开始的几期就为后来成为《泰勒斯》规范的特征定下了调子：用长篇、密度很大的文章来介绍和分析不出名的却往往带有现象学倾向的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例如恩左·帕希和卡雷尔·柯西克。在第三期和第四期，《泰勒斯》进一步评价了法国结构主义、安东尼奥·葛兰西、赫伯特·马尔库斯和乔治·卢卡奇(他的主要著作还未被译成英文)。一篇研究《泰勒斯》历史的文章说：“现在大家公认《泰勒斯》成了让说英语的读者能接触到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近二十年后，《泰勒斯》依然在出版和评介欧洲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它对美国哲学有何影响呢?一句话，等于零。专业哲学的石头地面是无法耕种的。这也反映在《泰勒斯》的自我界定中。后来它被称为“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研究生哲学协会的正式刊物”，它还重新称自己为“完全处于美国哲学思想的主流之外的一种哲学刊物”。这是一种含蓄的说法。最后这家杂志完全放弃了与哲学的关系。此后，除了一些别的叫法之外，它称自己是“国际多门学科的季刊”，而最近又改称为“批判思想季刊”。

远离专业哲学并不仅是一个理论性问题。创建《泰勒斯》的青年哲学家几乎无人获得哲学方面的学术职位。刊物本身也未发现任何哲学系愿意资助它。一度，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默许了《泰勒斯》，但是，自创刊以来已经出版了厚厚的大约70期的《泰勒斯》(和其长期编辑保罗·皮可恩)却从来未附属于任何系科和大学。而且，在大批的编辑顾问(超过25人)中，仅有两三人具有哲学方面的职位；大多数都在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历史学系或文学系任教。

的确，《泰勒斯》也许代表的是一种并不比它所无法推翻的哲学更明白易懂、更具有公共性的理论模式。然而，它甚至不可能在哲学界占有一点点地盘，说明哲学这一职业不允许有任何批评和质问。当一门学科支持那些持异议的思想家或刊物时，这就说明它愿意重新考虑其表达方式和任务，甚至梦想重新赢得公众。

自省在诸如文学和国际研究等其他学科中更加有希望，因为在那里自我毁灭还不是那样彻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几乎没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国际研究就是一个专业化以及因此而付出代价的典型例证。特别在大战中及战后，当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重新关注世界时，他们将钱投人大学，对其进行研究。在最近出版的副标题为“美国学术领域的一个部分”的有关国际研究的书中，罗伯特．A·麦考伊论证说，制订和资助国际研究计划导致知识和兴趣从美国知识社会转变到大学之中，其结果是可疑的。

他告诉我们在大学里知识屈从于庸常的现实。青年学者为一般的读者或期刊写文章，会有被认为不够严肃的危险……而胸怀抱负的国际研究方面的低年资教师会因在自己的范围内或学科刊物上发表文章而享有更高的地位——而且可能获得继续任教的权利。这些压力带来的后果是使这一学科转为内部学科。麦考伊得出结论说：国际研究这一昌盛的新领域并未能丰富公共文化生活，反而变成了“主要是而且几乎只是”学术上的封建领地。

麦考伊一方面避免做出尖锐的判断，一方面却又指出国际研究学者比起早期独立的大学指导教授更加对基金会和政府卑躬屈膝。在抗议越南战争的高潮中，国际研究学者本该可以有所作为，相反却因无人加入而变得十分触目。”当然，对这一现象可以有各种解释。这些学者没有参加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事实的主观筛选而导致他们支持美国战略?抑或是他们恐怕公开质问美国政策会危及今后的资助或升迁呢?

另外一种估计认为许多“有资格的专家”用“高深的”文字质问了政府，却并未站出来成为公开的反对者。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敢受到同事们的白眼。这些人在倾向上、金钱上和价值观念上与政府连在一起了。“政治学家如在政治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显然会危及他的前途。”

麦考伊并未从辈分的角度来看问题，但其他人却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倾向：在外交事务上和政府部门中年轻的、更听话的学术专家取代了老一些的、独立的大学指导教授。所谓的中国通由于家庭、血统或生意关系了解中国，有资格质疑官方对蒋介石政府采取的立场——结果他们付出了代价，被解职或降到不重要的位置上去。较新的专家都是从国际研究的研究生院和著名的研究所出来的。他们了解得少得多，也更不愿意质询政府的决策。

大卫·哈伯斯塔姆将越南惨败归之于清洗掉了中国通而由哈佛大学的知识分子取代的缘故。这些所谓“最优秀、最聪慧”的人只是通过文章和论著了解亚洲。在中国生活过的外交官约翰·佩顿·戴维斯经过九次安全审查于1954年被开除出政府。(14年后他被勉强地宣布为无罪。)哈伯斯塔姆评论说，戴维斯的解职对美国来说标志着“提供亚洲报道和专家见解的某种完结。最优秀的被毁掉了，而新的专家都是不同的较差的人……约翰·戴维斯以后的美国人却很不一样；他们决心把美国对事件的看法和界定强加给亚洲各国人民。这变得易于操作，但并不反映实际”。

比起国际研究来，政治学是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杂乱得多的领域。最近，大卫·M·里奇在《政治学的悲剧》中、雷蒙德·西德尔曼和爱德华·J·哈珀姆在《被祛魅的现实主义者》中所作的判断都发现了此类常见病的后期症状。政治学已经缩小成为一种无聊的、自我封闭的职业游戏。里奇问道：谁是重要的政治学家?似乎没有。他认为“大思想家越来越少和大学变得越来越重要”是相互关联的。此外，一般知识分子的黯然失色意味着美国公民在依靠专家来获得信息。然而，这些专家所做的事只反映他们自己大学的状况，而非公众的需要。

西尔德曼和哈珀姆跟踪调查了专业政治学的兴起和解体，得出结论说：政治学初创时想将知识与有见识的老百姓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已经变小了。

指导美国政治学的信念和核心都让位于过分专业化，结果忽视了重要的政治问题……同时政治学门外的读者已经缩减，有时甚至已经消失……美国政治学在形成和发展的同时期望赢得有知识的公众及进步的优秀分子的注意和尊敬……(但是)现在政治学已经成为一种机构，而不是一场运动。

里奇根据不同的材料也提出了相似的论点。美国政治学学会发展了，但会议和出版物都让“非学术性的一般读者越来越不感兴趣，越来越读不懂”。在这一领域内，越来越多的专门术语并非反映了实际的需要而是学术王国的建立。教授们可以在一些微小的领域内称霸。政治学和社会学及国际研究的共用词汇将人类及社会的矛盾简化成图表和电脑打印件。这些学科将社会看成一个工程问题。

里奇写道：一本标准的教科书列出了传统的词汇并建议政治学家用专业词汇来代替它们。

在老词汇中有“专制主义”、“正义”、“民族”、“爱国的”、“权利”、“社会”和“暴政”等。而新的词汇中却有“态度”、“冲突”、“交互压力”、“游戏”、“相互作用”、“多元论”、“社会化”和“价值”等……尽管说是有正式的理由，而在政治学上术语的不断创新的重要原因与构成专业的形式关系甚大而与科学实质关系较少。

事业和出版的压力加剧了知识的大批量生产。只要认为出版的数量比质量更重要(在一篇研究文章中，质量只占第五位)而且好统计，必然的倾向就是“不断把政治学的范畴化成小而更小的专门知识的领域”。由于知识的范畴分细了，竞争者的数目也就减少，就更容易使自己成为一位专家。在六年之内，这一行业正式承认了33个新的领域。一度还读得下去或至少使人还感兴趣的文章已经完全关上大门，封闭起来了。

甚至已经开出的课题也反映了人们的谨慎小心和事业发展的要求。政治学家似乎经常忽视最急迫的问题。例如，在10年里(1959-1969)，三家最重要的政治学刊物(在924篇文章中)只有1篇有关越南的文章。在同一时期内，主要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只发表了1篇有关贫穷和3篇有关城市危机的研究文章。只要青年政治学家需要科研资金和支持他的推荐信——推荐信越多越好——那么，讨论一些温和而无刺激性的问题和采取纯技术性的论证方式就会将别人的反对减少到最低限度。把政治学家说成在追求真理会引起人们的讥笑。他们中大多数追求的是资助。

社会学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15年以前，艾尔文·古德纳发表了一篇对社会学随意进行评估的文章《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他希望学术性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互改变对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并非如其所想，这一希望却果然实现了。现在越来越难将两者分开。但是，他对社会学功能主义的攻击却很正确。这种理论使用了一整套技术词汇，将暴力、权力和不平等淡化为社会问题。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800页社会学巨著《社会行为的结构》中有4页是专论暴力的。

古德纳争辩说：社会学家本人的生活影响了社会学这一学科。古德纳写道：有些人是“绅士教授”和“绅士农夫”。

大多数人在过着郊区的生活；不少人有夏日别墅；许多人到处旅游……社会学家日常生活的状况将他融入现实的世界中……这是一个社会学家得以向前和向上发展的世界……他们本人的成功经验使得他们对发生这一切的社会的看法充满了情投意合的感情。

古德纳甚至指责说：帕森斯的功能主义控制了这一行业，并不是因为其理论的优越，而是因为帕森斯是哈佛大学的人，这就使他的理论体系自然获得了声望。随着发展着的社会学系科雇佣了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帕森斯的理论也就能到处传扬。

自从古德纳的书出版以来，情况有了变化，但变化不大。甚至几乎数年不见的帕森斯的理论还会卷土重来。“最近一位社会学家查阅了45年(1936--1982)以来的官方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帕特里夏·威尔纳希望找到评论像冷战、麦卡锡主义、抗议运动这类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件的社会学家。开始时，她还担心如何来区分所有这些文章。但结果她只发现了很少的几篇，在2，559篇文章中，只有不到5．1％的文章谈论这一类问题。在这个社会和政治的大混乱时期，择偶的动态却对社会学家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成了他们最乐于谈论的题目。此外，个人写文章迅速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伙人或一组人合写文章。“充满个人所写文章的期刊由69．4％急剧下降为2．4％。这一显著变化表明科研从‘承办人’转向了‘团体’，也表明了资助的科研活动的兴起。”

怎么办呢?里奇为政治学提出了一项策略，不幸的是，这一策略恰恰证实了这一专业的力量。他知道正面挑战这一学科的任何青年学者都会被赶出门外。因此，他建议：“在教书生涯开始的时候，最好表现出平平常常的专业能力，发表一些稳妥的意见，出版一些不引人注目的书。这一策略会有助于年轻的学者继续担任教职。”一旦学术地位建立起来，“大胆就更可以行得通了。”甚至可能用“浅显的文字”写出“了不起”的思想。不幸的是，里奇没有认识到或者是忘记了他的策略早已过时——或者说早就遭到失败：一切都毫无改变。当最后获得了必要的级别和安全感时，大胆思考的才能甚至愿望都早巳枯萎了。

西尔德曼和哈珀姆部分地回答了里奇的建议。在日渐萎缩的学术市场上，“不发表文章就灭亡”的老格言已经不够用了。

今天发表的文章如果不是登在适当出版社的适当的刊物上并受到大学褒奖的话，那么就完全可能是发表了文章也灭亡。这个制度不是用来欢迎无名小卒的……当幸运的得分者好不容易在一个重要的学院获得了继续任职的奖赏的时候，谁还可能——或者谁还肯——来捣乱呢?

经济学领域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罗伯特·库特纳，一位独立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贫困》中指责了这一专业变得适应潮流和文不对题。经济学家越来越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式，倒不是因为这些模式可以说明现实，而是因为这样的文章易于发表。这些模式可让经济学家无需收集新的信息就可以写出文章。他提醒我们瓦西里·列奥迪耶夫(1906-)，这一专业最有名的数学家之一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常常指责这一专业对建立数学公式的崇拜。

1970年，列奥迪耶夫在对经济学家的一篇讲话中抱怨说：“建立数学模式这项产业已经变成经济学最显赫的分支之一，也许就是最显赫的分支。”不幸的是“这种对建立数学公式不加鉴别的热情往往导致掩盖了其中论点寿命短暂的内容”。这些模式的大多数在发表后“就被束之高阁”，因为它们无用或无效。其余的则为人丢弃，仅仅是因为更新的和更高级的版本出来了。而且这种状况似乎会永远继续下去。年轻的经济学家已经得到了这一信息。他们“靠建立更多的和更复杂的数学模式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列奥迪耶夫要求经济学家不仅要回到经验主义的调查研究上来，而且也要回到他们加以抛弃的“更广泛的公众之中”。

最近，列奥迪耶夫对八年里(1972-1976；1977—1981)这一专业最主要的刊物《美国经济学评论》作了调研，发现大多数文章没有任何数据就使用了数学模式。只有1％使用了作者本人所获得的直接信息。“年复一年，经济学理论家们不断产生许许多多数学模式……而计量经济学家则将各种可能形式的代数功能运用到基本上为同一套的数据上。”两者都未能促进对“真实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作”的理解。列奥迪耶夫得出结论说：只要资深的经济学家“继续控制年轻教师的训练、晋升和科研活动”，那么，这种情况似乎永远也不会改变。按库特纳的话说，列奥迪耶夫“对他的专业已经极为失望，他已经不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文章了”。

库特纳在对这一专业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种不同辈分的人的变化规律。仅有的仍然清醒面对经济现实的经济学家已年老或退休了。“在上一代，经济学更多地从事于观察、争论和本专业知识发展历史的研究。20世纪中叶的著名专家们经历过经济萧条和战争，看见经济学院真正摇摇欲坠，也曾在一些经济机构中工作过……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去世。”库特纳称之为“老一辈有个性的伟大经济学家”，包括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08-)和阿尔伯特·赫希曼(1915-)，“他们将自己的作品传播给广大的读、者，但在本专业内部却没有留下什么胚芽。”(名单上还可加上罗伯特·海尔布纳[1919-]和罗伯特·赖克施曼[1920-])。这些异教徒们都认为：“如果他们现在是想实行自己牌号的经济学的青年助教的话，他们就不会继续获得教职。”“本专业的社会学，能发表文章或获得晋升以及科研得到资助的那些人的政治学”“更加证明了这一咄咄怪事。

最近在专业内部出现了一种温和的批评，也就是一种自我批评。长期以来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工作的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判断说：“尽管仍然有冰冷的光芒在闪烁，”英美经济学“现已产生了许多残废的经济学家”。他们“对历史感到厌倦，不了解自己的文明，不关心伦理道德，也不考虑方法”。

麦克洛斯基还调查了《美国经济学评论》的稿件，发现在1981年至1983年期内在159篇全文登载的文章中“仅有6篇使用文字”。沉迷于使用统计数字、图表和“直接视觉刺激的方式”毁掉了经济学这一专业。稿件“让外行人连字面的了解都做不到。青年经济学家过高估计了一种狭隘的、有时也是愚蠢的独出心裁的技巧”。在麦克洛斯基看来，创新性的“科学主义、行为主义、操作主义、实证经济学”——这些一般说来科学的偶像——都已“不再有任何用处”。

虽然麦克洛斯基没有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要参加这种创新，但是，他暗示纽约知识分子们特别容易受这种科学崇拜的影响。他仔细审读了《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1964)。这本书树立了罗伯特·W·佛吉尔的声望。他把佛吉尔称为“经济史上使用数学统计法革命的拿破仑”。佛吉尔开创了经济史所使用的被广泛模仿的科学方法。

佛吉尔(1926-)出生于布朗克斯，青年时期热心于激进政治，后来才研究经济学。他在一个不稳定的学科中占有一席不稳定的地位——用麦克洛斯的话来说，“一个明显的右翼、非正统的领域”——这促使他采用了他那科学的用词和方法。

学术性政治学的需要要求这样做。在北美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经济学史系科……1964年经济史在美国经济学系科中处于守势，被那些穿着闪光盔甲在校园中趾高气扬的新技术专家论者斥之为过时了……重要的是青年经济史学家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佛吉尔一再显示了他的经济学武库的光芒。

自从佛吉尔的有关铁路的书出版以来，他的著作充分说明了专业化所付出的代价。他继续强硬地主张他所称为的“科学的”历史(而反对“传统的”历史)。在佛吉尔看来，“科学家“是穿着实验室工作服，使用复杂的统计数字勤劳工作的科研人员。而传统历史学家是梦想者、诗人，即文学家。科学经济学家的发现和报告甚至不是给下层民众阅读的。佛吉尔告诉我们，大多数数学统计家认为他们著作的适当读者不是“那些读历史来娱乐的人”——在这里，那种轻蔑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而是那些能评价和证实这些科研成果的人——不是一个广大的公众群，而是一小群受过高度专门训练的专家。”

按照佛吉尔的看法，大规模团队的努力是数学统计史的标志。他骄傲地宣称，“最近的一篇文章的作者不少于10个。”由于他们重视“事实和行为规范”，个人的声音被认为是一种失败。佛吉尔和他的专家们聚集在科研所里，梦想开拓新的殖民地。他列举了过去的胜利。佛吉尔得意地说，“在经济史中数学统计法极为迅速地得到发展并成为这一领域的占统治地位的研究形式……美国主要经济史刊物上刊载的大多数文章现在都是数学统计式的；数学统计学家在经济史学会的领导层中处于主导地位。”

尽管佛吉尔对专业上所取得的成功感到得意，但他说明历史现实的数字能力依然值得怀疑。1974年，佛吉尔和斯坦利·L．恩格尔曼(1936-)一起出版了《在十字路口的时代：美国黑奴经济》，这是一部两卷头的著作，自诩其科学量化的方法将奴隶史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缺陷表明了迷信方法的灾难：数字和方法掩盖了现实本身。“科学的”历史变成了科幻小说。

《在十字路口的时代》至少部分想证明奴隶劳动比从前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这一生产率不是靠外部的体罚而是靠先天的劳动道德观念得来的。赫伯特·C．古特曼在他的《奴隶制与数字游戏》这一尖锐攻击的著作中发现他们的证据与方法是完全不恰当的。例如，佛吉尔和恩格尔曼研究了一个农庄主对自己几年来鞭打奴隶所作的记录。他们作了必要的计算，得出结论说：“这个记录表明在两年期间总共鞭打了160次，每人每年平均被鞭打0．7次。”“在佛吉尔和恩格尔曼看来，既然鞭打的机会如此之少，不会产生什么作用，因此这几乎可以科学地证明奴隶不是被体罚强迫去劳动的。

古特曼却证明佛吉尔和恩格尔曼错算了在此农庄劳动的奴隶数目。但是，即使是按他们的说法，他质问这一数字——“每年每人被鞭打0．7次”——的意义何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事实如果重新解释一下，意思就会是“一个奴隶——‘平均’——每456天就要被鞭打一次。每两周就有三个奴隶被鞭打。”这说明受暴力折磨的水平要高得多。古特曼论证说：佛吉尔和恩格尔曼的错误方法有掩盖实际情况的危险。“例如，人所共知，在1889年与1899年间，每年‘平均’有127个黑奴被私刑处死。人们如何来评价这一平均数呢?设想1889年美国有600万黑人……只说这一记录表明每年每个黑人平均受到0．0003起私刑，故在1889年大约有99．9997％的黑人未受私刑，这有什么用?在古特曼看来社会暴力的作用不能用平均数来推断。”

古特曼的反驳很有典型意义，表明一些历史学家在逆专业化的潮流而动。历史往往对想重新发现没有人研究过的民族、劳工、妇女或少数民族历史的那些激进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吸引力。像古特曼一样，那些进入这一专业、属于左派的人士在两方面一直忠于自己的许诺：他们不仅要重现过去，而且要为参与的人——为公众群重现过去。因此，写劳工、奴隶、家庭、妇女以及冷战根源的美国历史学家为公众的议论提供了内容，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议论。威廉姆·A．威廉姆斯(1921-)，尤金·吉诺维斯(1930-)，霍华德·津恩(1922-)，克里斯托弗·拉什(1932-)以及其他人都出版了谈论公共问题的值得一读的书——从《美国外交悲剧》(1959)到《自恋的文化》(1979)。

在设法将历史引出学术领域、将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方面，赫伯特·古特曼自己的著作十分典型。古特曼(1928—1965)是犹太移民的儿子，活跃于左派政坛，起初就读于皇后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后转到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该校是独立左派和劳工研究传统的大本营。以后他在新泽西的法尔雷·迪金森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任教，最后又回到纽约，在市立大学任教。

古特曼的著作不是技术上的专论，而是公开的反驳。他的《1750---1925年间奴隶制和自由中的黑色家庭》一书就像开篇的第一句话所说的那样，是直接为围绕着丹尼尔·P．莫尼罕的《美国黑人家庭：导致民族行动的实例》”的公众和学术界的尖锐争论而写的。古特曼针对的是认为黑人家庭已经被美国社会所摧毁和瓦解的这种看法。他想表明黑人家庭包含着惊人的弹性和活力。他还想削弱莫尼罕报告的政策意义。这个报告认为黑人的贫困原因在于黑人家庭，而不是像古特曼所认为的那样在于结构性的事业和种族主义。

在重新研究被忽视的历史底面——不为人见的工人、黑人和少数民族的“新”社会史方面，古特曼是一位先驱者。他怕这一历史会忘记其公共义务。他对“新历史领域分裂的倾向”提出警告。许多历史“太狭窄地区分成类别，太狭隘地统计化和行为化……新的社会史正遭受着非常受局限的过分专业化的灾难。”古特曼不满这种学术化倾向，发起了一个至今仍在进行中的让历史公开的计划——美国社会历史学计划，计划出版一部上下两卷通俗的美国劳工史——《谁创立了美国?》，以及一系列为广大观众设计的幻灯片和电影。

古德曼的努力无疑是强大而很有影响的。但是，它是否可能属于一个几乎已被抛弃的文化社会呢?威廉姆斯、古特曼或者拉什是否是对专业以外的公众负责的、过时的“传统”知识分子呢?拉什曾经是古特曼和吉诺维斯两人的同事。他评论了他这一辈历史学家和他的师辈里查德·霍夫斯塔特的不同之处。他这一辈难于接受霍夫斯塔特非常自信的专业化观念。“我们自己觉得在学术生活方面很不舒服，往往与这一专业和大学格格不入。”然而，也许正是这种不舒服驱使他们在大学之外去寻找听众。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左派历史学家似乎更安于大学职位，更满意有校园听众。尽管有些这样的历史学家——这部分地是因为受到古特曼的鼓励——最近力图“补救”这种“对通俗历史和一般公众的忽视”，“但却很难确定谁会是威廉姆斯、古特曼或拉什的继承者。

确切地说，这一问题是由一位青年历史学家提出来的。里德学院的教授凯西·布莱克(1956--)问道：“青年左派历史学家在哪里?”他写道：“年龄大约在25岁与35岁之间的激进的历史学家们忙于学术职位的晋升，近年来并未注意一些大问题……青年左派历史学家往往出版一些仅仅是以前论文的补充著作，或者将它们运用到可以得到预期效果的新的社会群体或者地理区域上去。”如果这一点确实的话——布莱克将某些女权主义历史学家除外——那么，激进历史学的前途与其他学科并无二致。

三

新左派对大学的影响最大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25年前，马克思主义几乎在校园中并不存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被分成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理论和其他分支在大多数一流大学中教授。

就像许多美国工业一样，进口控制着马克思主义学术市场——其原因大致和汽车相同。尽管成品有时是在美国国内组装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却似乎更时髦、设计更好、更易加速，而且还更完善、更美观。为什么要死抓住沉闷的美国型号不放呢?最近一位美国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评述包括了有关乔治·卢卡奇、卡尔·柯尔施、安东尼奥·葛兰西、马克斯·霍克海姆、让—保罗·萨特和于尔根·哈贝马斯的章节，但仅仅是顺便提到一些美国有贡献的学者。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更大的领域中，常常提到的一位美国人和欧洲人同样重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被列为目前最具有独创性、最有影响力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部专论他的书的序言说：“大家公认杰姆逊是一位——也许是惟一的一位——当代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的书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到《政治无意识》(1981)都是基本的参考书。书的作者达到了很高的学术高度，被一流大学，如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杜克大学争相聘请。目前，他在杜克大学任教。说杰姆逊是一位精力充沛、有责任感的思想家，没有人会反对。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天地是在大学中：大学的方言、大学的问题、大学的危机等等。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马尔科姆·考利——从未抛弃过公众。而杰姆逊却从未去寻找过公众。他的著作是为大学的讲习班而写的。

随杰姆逊的著作，产生了许多次一等的解说文字材料，这一点也说明了这种变化。不需要任何向导来引导读者去阅读芒福德、威尔逊或者特里林。原因很简单，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介绍。他们写的东西就是为了让人读的。但是，在出版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一书的三年中，一家大学出版社却出版了一本书帮助初学者来理解它。“这本书名为《杰姆逊、阿尔都塞、马克思：“政治无意识”导言》。它让读者对学术上的一些取胜绝招一览无遗。

一些关心世事的教授被告知，杰姆逊的著作“近年来一直对叙述手法作了很多严肃的思考”。他们还被告知，杰姆逊的最终目的“是将个别文本拓展成为文本外的文本或者是其无法承认的难以容忍的矛盾的非语言表达方式”。而“它”，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的作者无法承认的是：真正的文本只不过是事业的发展和自我发展。

世界正在滑向核灾难、全球污染和饥荒，但是，相互吹捧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却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前途做交易。市场情况如何呢?尽管质量上不够巴黎标准，但今后几年的情况却很不错。“我们……正处于理论爆炸的时代。许多年轻的理论家特别显示出迅速发展的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杰姆逊是惟一能和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匹敌的用英文写作的人。”

不能让杰姆逊承担盲目崇拜者的罪名。但是，考查一下杰姆逊著作中讨论公众问题的一小部分内容还是颇为值得的。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杰姆逊将建筑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例证。“后现代主义”是文学评论家喜爱的一个题目。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意味着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已经消除。它表明出现了新类型的“文本”。后现代主义者与蔑视大众文化的早期评论家的优越感决裂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者恰恰钟情于这种低劣的‘堕落’景象，钟情于电视连续剧和《读者文摘》文化，以及广告和汽车旅馆等等。”

杰姆逊从这一角度研究了各种后现代主义“文本”，包括一座可以当作“后现代主义独创性空间观的突出范例”的“成熟的后现代大楼”。这座大楼就是由约翰·波特曼设计和开发的位于洛杉矶的波拿文都拉酒店。波特曼也是亚特兰大的桃树集市酒店和底特律的文艺复兴中心的建筑师。波特曼的代表风格是多层中庭，周围环绕着阳台和小商店伸延的内部空间，加上敞开的门厅，有倒影的水池和瀑布。四周围是观光电梯通过闪着微光的空间向上滑去。而在波拿文都拉酒店里，电梯几乎滑出楼顶到了露天所在，下面是伸延的洛杉矶城。在主塔顶上是一座旋转的圆形酒吧间。主塔上设有饭店房间的四个相同的圆柱体保持等距。甚至波特曼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他对能赚钱的流行建筑坦率的专注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位意大利评论家说：他不去“管那些让欧洲知识分子受到折磨的复杂建筑物””。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人们似乎喜爱他的作品——至少外地人常常被朋友领去乘这些电梯。

杰姆逊怎样看待这一切呢?他觉得怎样称赞或描绘波拿文都拉都嫌不够。他认为这已不能用通常的词汇来形容，甚至超越了常规的经验。

我们现在在一种建筑空间本身变了形的建筑物面前……我们……碰巧走入这一新的空间的人还未能跟上这种发展变化。我们还不具有适宜这一新的超越空间的知觉。这一较新建筑……站在那里就像提出一种要求，迫使我们去长出新的器官，扩展我们的感觉中枢和我们的身体以达到一种新的、现在还无法想象的……维度。

这一言词振奋的序言激励着杰姆逊。为了与后现代精神保持一致，波拿文都拉断然与上流趣味唱反调。不像富丽堂皇、远离市中心的典型的现代建筑物，波拿文都拉“嵌入”了城市的组织结构。它的进出口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和城市与以往不同的关系。豪华的老饭店不会“将通道放在远离通向老内城的街道”。国际风格的建筑物起着与城市“割裂”的作用。

然而，波拿文都拉的人口却是小的，是在侧面的，甚至是“后门似的”。“关于这些古怪的、无标志的人口，我首先想说明的是，它们似乎是由支配饭店本身的内部空间的某种新封闭类型所决定的。”和这种新空间相应的是“一种新的集体实践，一种个人行动和集合的新方式……一种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级人群”。

这还不是全部。杰姆逊一再表白：由于波拿文都拉这一后现代的“超级空间”超越了个人的知觉和认识水平，因此，他不知如何用语言来描绘。然而，他对这些辩证对立的电梯和自动楼梯的热情却唤起人们另外一些想法。它们表明了某种叙述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客人们被引导走过各种各样的通道。

然而，在波拿文都拉中，我们发现这一过程被辩证地强化了：于是，这里的自动楼梯和电梯代替了人的走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被看成是走动本身新的反身符号和象征。这里这种叙述性的漫步被强调了、象征化了、具体化了，并被一种运输机器所代替。这种机器变成了过去漫步的象征物……这是对一切现代文化自动性的一种辩证的强化。

这种对波拿文都拉的马克思主义式推崇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的问题就是波拿文都拉本身。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最新发展的理论来装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却不能发现这最简单的质询表明什么。杰姆逊认为需要用新的方法来测量的超验的后现代建筑物显然是前现代的。它预示未来主义的空间比护城河和封建城堡还要小。波拿文都拉通过使用厚重的墙壁和微小的人口来缩小与外人的联系。它被看成是堡垒式建筑物的完美典范。

杰姆逊认为这种奇怪的、看不见的人口代表着某种新的空间类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些人口既小而又无标识，为的是不让当地老百姓，主要是穷人和拉丁美洲人走进去。有一位评论家把主要人口称为“在四层楼高的巨大的水泥墙上打出的一个小洞””。因为建在城区新开出的土地上的波拿文都拉不是为当地居民服务的。真正的人口是让客人和企业家所坐的汽车进出的。步行的人实际上是无法走进饭店的。这一点任何想步行走进去的人都可以证实。从人行道上看，它就是一个“碉堡”。

波拿文都拉让几乎所有客人困惑的这种混乱无序与新的辩证空间并无太多关系，倒是与喜欢炫耀胜过喜欢合理设计的建筑师固有的混乱观念关系更加密切。有一篇对这一建筑采取支持却又带有批评性的评论说：尽管“整个复杂建筑成为一种标志和视觉中心，高塔竖立其上的巨大的水泥基墙与周围环境却不太协调”。狭小的街道通道威胁着整个工程。评论接着说：内部空间“很大且的确令人兴奋”，但也“让人辨不出东西南北，缺乏清晰和重心”。

饭店的无数柱子和接连不断的灰色水泥的弯曲楼梯只让人对中心空间感到困惑而不是留下深刻印象……波拿文都拉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饭店的客人有理由抱怨说走错了地方，跨进了一个大管子，简直就在绕圈子。最近已设法用彩旗来标出四个相同的高塔，但是，和中心空间的大峡谷对比起来，这种努力只是一种毫不起眼的姿态。

一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大肆宣扬波拿文都拉“嵌入”城市之中，却不顾它显然排斥了城市和使城市失去活力这一事实。这一点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爆炸”力量只用于研讨会中间的休息。一位——或者就是这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热衷于超级空间、新的集体行动、超级人群，而让一位不熟悉《马克思主义术语词典》(修订版)的批评家对人行通道和空间混乱提出质疑，这说明这一理论是在自说白话。问题不只在于杰姆逊的过剩术语，而在于术语本身：一切都是文本加文本。都市本身消失了。的确，对杰姆逊来说，这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存在。他的主要著作都与文学有关。然而，他的作品却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失败的例证。

这种新马克思主义与一种“后结构主义”结合，的确也部分地促进了后结构主义。这一后结构主义专注于文本、符号和象征，把它们看成是释义的材料。由于雅克·德里达和罗兰·巴特所提出的这一方法断定“文本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以及“对任何一个意义链的解释必然是一个符号链”，因此，他俩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或者物质环境上——或者说不去领略其意义——以及鼓吹无止境的螺旋状的评论上。

英语教授杰拉德·格拉夫谴责将文学看成只与其本身相关的那些做法。他认为这种相互解释的方式——越来越勉强而冗长地靠解释来做的解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专业化形式。格拉夫带着一丝嘲讽说：就像萧条后的经济需要清算传统的道德束缚一样，学术专业化也需要激进的批评革新来作为其扩张的条件。学术及批评“文章”多少的数量是专业化成就的主要尺度，而证明、证据、逻辑一致、表达清晰等褊狭的准则却只得加以丢弃，如果继续坚持就会拉后腿，影响发展。针对今天的学术出版物实行客观性和必须有证据的严格规则，就会像让美国经济回到金本位上来一样：结果会是整个体系的立刻崩溃。在专业出版的常规模式已经逐渐失去作用的时代，批评方式上的共批评与互批评的新浪潮也许对工业发展是一个必要的刺激。

查尔斯·纽曼对教授们沉迷于批评理论这种现象进行了思考，他表示同意说：“理论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无限使用的通货，成了通货膨胀最终的界限。”换句话说，随着文学的萎缩，文学理论却不断扩张。马克思提出的让人迷信的理论转变成其反面，成了对理论的迷信。

可以设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家对这种自我毁灭的理论的热心不会传染给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授。他们不可避免地更注意社会和经济现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在美国环境中还是一个新的类型。阿普顿·辛克莱在广泛巡视美国学术界的过程中写道：“如果在美国有一个教政治经济学又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教授，那么，这个教授就会像大海捞针一样难以找到。”而今天，辛克莱却可以发现几十根这样的针了。

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出现在几个大学之内。几年来，他们的组织“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URPE)”和他们的刊物《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成为新左派学术机构中最成功的一个。和其他左派专门职业者不同，激进的经济学家仍保持对一个较大的公众群承担义务。他们定期专门为有兴趣的门外汉举行会议和开办暑期学校。在左派学术团体中，他们的组织是惟一为外行读者出版小册子和书籍的团体。例如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编撰了一本有关国家削减社会服务机构的危机的书。这本题为《公共层面的危机：读本》的书不仅教育读者，还“有助于加速组织起对公共领域危机和目前‘削减’形势的反应的这一过程”。

这一切是值得庆贺的；也应该加以展望。但是，尽管激进经济学家的数目增加，他们的才能无可置疑，然而他们的成就依然有限。还提不出这个组织里任何一个年轻的激进经济学家所写的书——在写作和才气上——能与从保罗·斯威齐到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上一代激进经济学家相比。即使这一年轻团体的最好作品，如詹姆斯·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也显得散乱而繁杂。这一著作似乎越来越带有大学中的“对话”的同质化迹象。

例如，由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联盟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所写的最新书籍《民主与资本主义》，向常规的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但它又散发出常规政治理论常用的词汇与所关心问题的气味。两人认为忽视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其“高雅的批评追求”(例如心理学和哲学)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理论一般来说将个人选择的逻辑纳入其概念体系中，不懂得对宏观社会活动的微观方面批评的重要性，也未将个人自由的解放包括进去”“。这一(令人怀疑的)见解为政治学术理论的语言和思想开辟了道路——或者说已经成为其道路。

尽管他们作了有益的努力并偶尔取得成功，但是，归根结底，似乎没有一个激进经济学家能抵抗职业的要求。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断地采用了或屈从于标准经济学的形式和风格。事实上，这是保罗·A·阿特韦尔在他的研究成果《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作的结论。他认为60年代这一代人开创了向流行的经济学知识提出挑战的“左派学术”。然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个性和其存在的理由每年都在递减。

阿特韦尔所说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教授面临该职业的敌视。在任职体制下，他们是“附庸”，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证明自己的道德品行。阿特韦尔写道：“这一压力表明这是一种意欲采用学术形式和使马克思主义学术‘科学化’的企图。”阿特韦尔报导说：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越来越“通过采用学术形式，在被人看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和强调他们常用量化分析技术所得出的论据有严谨的经验基础等来证明他们的工作合规合法”。一方面，他们往往通过选择论题来保持本身的激进性；另一方面，“职业的压力”又迫使他们“接受学术方法和话语的主流规范”。

易于受到学术上的约束使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大学之外或在其边缘上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许正因为此，保罗·巴兰及保罗·斯威齐能清楚地将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条件(在《垄断资本》一书中)，而数量多得多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撰写的著作却在内容与影响上都显得更加软弱。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代与代之间的界限和其他领域一样明显。

尽管被人所忽视，《每月评论》杂志的同仁们所写的文章，特别是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哈里·布雷弗曼及哈里·马格道夫所写的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美国马克思主义在一致性、创造性和果敢精神方面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论。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求教于美国学者时，主要就是求教于这些作者。然而，《每月评论》派缺少学生来继续其工作。如果别的领域也可以说缺少继承人的话——如缺少特里林、威尔逊、芒福德或米尔斯的继承人——那么，斯威齐和巴兰缺少继承人这一事实是十分突出的。

把《每月评论》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大学以外的派别当然未免过于简单。保罗·巴兰(1910--1964)”所过的生活典型代表了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境遇——常常流亡他乡，在许多国家住过，有过许多经历。他出生于俄罗斯，在法兰克福和莫斯科上过学，但希特勒上台和斯大林主义的加强迫使他出走。他在波兰自己家庭的公司里工作了一阵以后，就移居美国，并进了哈佛大学。战后期间，他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工作过，包括美国战略轰炸研究所，在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手下任职，后者称巴兰为“我所认识的最聪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

战后巴兰又到处流浪——在商务部、联邦储蓄银行都工作过——直到最后1940年斯坦福大学给了他一个教职，后来美国政府深感后悔。保罗·斯威齐解释说：“由于冷战和政治迫害还处于早期，罪恶的阴影还未笼罩美国的大学校园，因此，大家还未对他公然宣扬的马克思主义过分地感到不安：许多开明的人，甚至一些保守分子仍然很天真地欢迎有人能表达与他们自己的认识截然不同的看法。”

天真消失了，对巴兰的工作量、薪水和请假的准官方干涉使他十分烦恼，有时情绪低落。这无疑表明学校想赶走他。这在古巴革命后更为变本加厉。因为他公开拥护古巴革命，并于1960年去古巴岛与卡斯特罗会面。

一个朋友告诉巴兰，他看到了斯坦福大学校友会寄来的一叠要求解雇巴兰的信以及斯坦福大学校长的正式回复。巴兰重述说：校长的回答“并未指出该大学忠于学术自由原则或者说说这一类的话，而是强调让我继续任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冻结我的薪金这件事已经不再成为秘密，而是(在给学校的捐款人中间)广泛宣传，以表明决不会做任何事情来‘鼓励我继续留在此地”’。巴兰又说，他本该“对这一切毫不在意的”，但结果“却怒火中烧”，并“使我的神经系统陷于崩溃”。”三年后，他于1964年死于心力衰竭。

保罗·斯威齐(1910-)的道路却几乎相反。他就读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的整个生涯：经济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师。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学位论文(有关英国煤炭贸易)。战争期间，斯威齐离校去战略服务局(OSS)任职。这一机构对许多大学师生和左翼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避风港。战后他又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辞去了在哈佛大学的职位，认识到“他的政治和唯理智的观点无法让他在哈佛大学继续执教”。

几年之内，斯威齐创办了《每月评论》，一家独立的社会主义刊物，今天，他仍担任编辑。第一期就重点刊载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这家杂志还建立了一个小出版机构“《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I·P．斯通关于朝鲜战争的书，名为《朝鲜战争秘史》。简单提一下《每月评论》的其他负责人：哈里·布雷弗曼(1920-1976)原为冶金工人和托洛茨基派活动家，最后变成丛林出版社的编辑。几年后，由于出版社拒绝出版伯特兰·罗素写的有关越南的书，他就辞职了，加入《每月评论》出版社。哈里·马格道夫曾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一连串新政和二战的机构中工作。在50年代，他像许多左派分子一样转来转去，没有稳定的工作——当过股票经纪人、保险推销员——最后他进入了出版界，于1969年加入《每月评论》，与斯威齐一道，两人同任编辑。

《每月评论》出版的最好的书都有清晰与独创的特征，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是罕见的。这些书包括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942)，它在阐述和论证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许仍无人能及；巴兰的《发展的政治经济》(1957)，是关于“不发达”讨论之开先河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著作；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4)带有新左派印记，是对美国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易于读者理解的书；马格道夫的《帝国主义时代》(1969)，是一本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读本；以及布雷弗曼的《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这本书是引起有关劳动“非技术化”讨论的一次深刻的研究。

这些著作的力量不能简单归之于这些作者的生活经历，但也不能截然分开。《每月评论》的这些作者主要处在大学之外。他们为有知识的读者写作。他们的书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翻版，也不是对同行说的独白。巴兰写道：“想说真话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惟一条件。另一个条件是勇气，随时对事物的后果进行理性的质询……反对舒服地、图私利地随大流。”他们是最后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埃德蒙·威尔逊和路易斯·芒福德更为相似，而不同于他们之后的大学马克思主义者。像《美国大城市的兴衰》一样，《垄断资本》和《劳动与垄断资本》也有学术继承者，但没有一个能有同样的活力和使用同样的语言。

也许可以从下列的情况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各代人的变化。当保罗·巴兰于1964年去世时，《每月评论》出版了一卷纪念集，“一组集体画像”，包括巴兰的朋友们和同事们谈论他的38篇讲话。这些大多数是由老知识分子讲的——外国人或者出生于外国并在外国上学的美国人。投稿人的名单包括从琼·罗宾逊，艾萨克·多伊彻和切·格瓦拉直到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奥托·柯克海默和赫伯特·马尔库斯。还包括巴兰的学生或朋友——四位年轻的北美人：彼得·克莱凯克(1938-)，约翰·奥奈尔(1933-)，莫里克·蔡特林(1935-)，弗雷迪·帕尔曼(1934-1985)；今天他们都是北美一流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克大学，多伦多分校)的美国研究或社会学的有地位的教授。他们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气质都不像巴兰。最后一位弗雷迪·珀尔曼在底特律创立了一家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社，名为“黑与红”，在几年里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和书籍。他的出版社和自己的名字只为几位左派文学鉴赏家所承认。

20年后，一本纪念斯威齐和马格道夫的纪念册出版，许多北美学者投了稿。“在大约17位年轻的美国投稿人中，没有人出版过一本像《垄断资本》或《劳动与资本》那样分量的书。除了一位之外，这些人全都在大学任教。当然，像任何目录一样，这份目录也隐藏着许多不同的情况和志向。很可能这些撰稿人没有一个想用《每月评论》的风格来写书，也可能有些人仍想这样做。然而，综观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其发展恰与其他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相似：同行代替了公众，行话代替了日常语言。今天，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学校园里有办公室和专用的停车位。

四

激进地理学的兴起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魂牵梦萦的这一普遍问题——成功。里查德·皮特(1940-)说：当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研究时，他们并不知道有什么激进的地理学传统。“我们无法理解有关激进的地理学的这一看法。”尽管地理系是受激进主义影响的“最后的”一个系，但是，当他们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读书时，学生运动促使他们去重新发现和发明这一传统。

刚开始做教授时，他们四散在全国各地任教。在麻省武斯特的克拉克大学，皮特和其他人决定为朋友们和支持者们设立一个论坛。1969年这些青年学者创办了《对跖点》，一家激进地理学刊物。最初几期提出了传统地理学极少谈论的一些题目——有关贫穷、不发达和城市化的地理问题，于是这一刊物成了研究生和年轻教师的催化剂。刚出版的大卫·哈威的著作激励其他地理学家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研究。

80年代初，时代变了。激进地理学家努力想在本行业中树立自己的地位。社会主义地理学家联盟也成了美国地理学家学会的正式分支(社会主义地理学专门研究小组)。皮特评论说：“甚至有稳定职位的激进教师如果想有学生来听课或通过发表的文章赢得学生尊敬的话，”他们就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向他们自己的刊物投稿的文章的数量以至对投稿的兴趣都减少了。“我们曾帮助并使之走向激进的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不再向《对跖点》投稿了。“‘在一个受人尊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代替了‘对这一运动的支持’。”

但是，《对跖点》依然存在并决定至少在形式上要专业化：自从1986年以来，它一直由一家有地位的学术出版社——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出版。皮特说：“对此我自己的感觉基本上是乐观的——一家专业出版社所具有的学术声誉加上重新恢复的活力和责任心……可以让《对跖点》在质量和影响力方面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轨迹是十分典型的，而且，对不可逃避的现实进行挑战或否认已经取得的成绩也是轻率之举。左派学术的繁荣，政治抗议的减弱，以及对大学阵地的固守几乎成了影响各学科的激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且，这一发展如果不是不可改变的话，也是空前的。激进的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处于边缘的或是消失的传统第一次有了光明的前途。它们可以重新被研究和教授，并将获得新的学生。最终这会具有决定性意义。

然而，有件麻烦事需要加以说明：如果说左派知识分子屈从于将他们赶人大学的那些要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果真是无辜的牺牲品。左派知识分子不是天真地、无奈地接受学校的规矩，他们是自己皈依大学的。奇怪的是，大学里左派对学院化的批评沉默下来了——比保守派的批评还要温和。当然，激进派的批评并非完全不存在。远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和米尔斯，近可以追溯到诺曼·乔姆斯基，他也许是激进派批评目前最勇敢的卫士。

作为权力经纪人的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怀疑论充斥了乔姆斯基的研究方法。由于他对美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乔姆斯基不仅召唤出了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也召唤出了政治上最怪诞的纽约知识分子德怀特·麦克唐纳。乔姆斯基与麦克唐纳一道开始写作《知识分子的责任》(1969)一书。“20年前，德怀特·麦克唐纳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知识分子责任的文章。战后年代我作为大学生读了这些文章。几个月前，我又有机会重读了这些文章。在我看来，它们并未失去其力量和说服人的本领。”乔姆斯基觉得在麦克唐纳身上有一个和自己相似的灵魂，个人敢于反对学界和左派的迷信。

在乔姆斯基看来，开明的和有技术的新知识分子抛弃了真理和道德，而代之以专业化和权力。他引用了赞成这一变化的兹别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话：“主要以人文主义为方向，偶尔带有点空想的知识分子中的持异议者正迅速被专家和专业人员所取代。他们都在政府的特别部门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加入政府部门和院校。“背叛社会主义革命承诺的一个因素是技术知识分子心甘情愿让自己融人新统治阶级中。”这一心甘情愿是在东欧和西方民主国家中起作用的因素。在乔姆斯基看来，左派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失败了，他们有时还与对方合作。而乔姆斯基却是一个不同寻常、颇为卓尔不群的人物：这样一位对院校中的知识分子持怀疑态度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美国左派中是十分罕见的。

更重要得多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大学的特点，在那里知识分子如果不能统治社会的话，也会改造社会。他们将会就职于社会的各种机构。这一前景削弱了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因为常常可能错误地观察了形势——也许知识分子确实正在改造社会。换句话说，左翼知识分子的学院化不仅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对左派分子来说，在国家或学术机关任职是迈向权力的道路上的一小步——或者，他们就是这样幻想的。追求名利和革命汇合在一起了。

20世纪初，进步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卜特纳清楚地表达了作为官方改革者的知识分子的希望。

通过科学、法律、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的训练，大学可从民主行政人员、立法人员、法官和专家的队伍中提供人员来担任官员，他们会无私地、明智地调解相互冲突的各方利益……对在经济与社会立法上和行政上的明智而有原则的进步的最大希望寄托在美国大学日益增大的影响上。这样说并不过分。

这种观念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左派知识分子进入大学。很难说这是一个“出卖”的问题。不如说激进知识分子并不是院校权力天生的反对者。而当有可能进入这些院校并或许有利可图时，他们就当仁不让了。如果说他们迅速记录了对学术自由以及有时是对种族和性别方面自由的侵犯，另一方面，他们却忘记了为学院化所付出的代价，这是典型的情况。

例如，用西德尔曼和哈珀姆的话来说：在政治学方面的激进分子“并没有为政治而放弃专业，相反，他们通过专业来坚持政治”。1967年由激进分子建立的“新政治学核心小组”成功地使官方政治学组织民主化。它在学科内部参加竞选，在会议上建立新的小组讨论会，并创立了一个新的刊物《政治学与社会》。然而，它的成功只在于成立了一个新的专业小组，“而不是发起一个知识分子联合运动，也不是一群知识分子设法建立与学科之外的公众的联系。其实，核心小组的活动只局限于政治学的政治本身。”最终“其目标只会缩小为学科内的一个利益集团的具体的、有限的物质要求……争论、批评和政治活动变成了教育和动员别的专业人员的一种努力”。

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依然如是。院校生活的“政治取代了大范围的政治。在左派教授中，马克思主义教授们是最该受谴责的，他们最热衷于服从院校的要求(并获得好处)。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继承了冷静的科学方法，蔑视无用的道德上的抗议。接受和利用大学有很好的政治意义。也许正是这一缘故，聪慧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往往不仅设法树立他们思想的可靠性，也创立院校或权力基地以及教授、研究生、出版物及基金的紧密网络。他们需要在院校的权势和威望。

最近出版了主要由左派教授编著的有关他们的一部论“历史社会学”的书。书中充满了关于这一“学科”的地位和成功的报导。塞德·斯柯克普宣称他们中间有几个主要人物十分成功。

查尔斯·蒂利在过去几年中获得了大量科研基金，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科研中心，并在四五个学科中充任专业掌门人的角色。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他在科研中心和刊物上……在各大学轮流召开的年会上，也在控制着每年年会几次会议的美国社会学学会一个部门中设法表明自己的世界体系观点。

对该领域的这一不断的探索描绘出了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和他们的成功。这是涉及从女权主义历史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各方面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文章的共同特点。但是，这种探索表明的更多的是财产状况和事业成功，而不是思想。

在谈到毕生事业时，左派学者当然不把推动他们自己或别人的动力说成是为了建立院校权力，而是说他们想设法建立一个在美国从未有过的“对立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左派学者不断提到葛兰西和他关于思想意识上的霸权主义的看法。他们把自己的教学和写作看成是为政治复兴奠定文化基础。他们力图开发出一种令人信服的“新”社会学、“新”政治学和“新”历史学。

这当然是有些道理的。几乎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左派对其过去和激进主义的广泛历史一无所知。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声称有一个体面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往往和大学有关。然而，在美国还从未稳固建立过一种持异议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它很杂乱，很脆弱，往往遭到失败。左派学者们研究过去、研究国家、研究经济以便最终避免这种失败。

然而，在哪一点上左派学术失去了活力，甚至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呢?在哪一点上它完全变成了更加专门化的知识，和其他方面的贡献相比没有什么不同——既不更好也不更差呢?马克思主义学术，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都得到结构学派或者说“科学”学派的指点，与专业化有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期望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结果往往看上去却像它想推翻的社会学。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已经与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决裂，但他们对“客观的”和“结构性的”分析的喜爱又将他们带回原地，促使他们将文化、思想意识和主观性当作很不重要的诗文加以抛弃。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蔑视保守理论的话，他们用来代替这一理论的却是似乎毫无优越性可言的国家的技术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洞悉资本主义深刻秘密的长处，但除了其密集的公式外别的东西很少。卡尔·博格斯得出结论说：“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典型地选择了一条撤退的道路，不去管具体的政治现象，而热衷于抽象地看待生产力、国家职能和阶级关系。”

这种对苍白无力的格式的青睐往往被公然承认并加以夸耀。埃里克·奥林·怀特，一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在序言中说：“这本书中的论文是完全由其写作的学术环境所决定的。”他希望“和主流的社会理论进行辩论”并“同时……培育出一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研究风格”。也许这值得称赞，但也有一些缺陷。正像他承认的那样，不存在什么经验主义的研究。“这些论文没有一篇构成经验主义研究。它们只不过被用来帮助建立起理论前提。”

此外，怀特的理论前提出自于法国派——因为构建上的主要缺点来自尼克斯·波兰察斯和路易斯·阿尔都塞，现在大家都记起来了——这一派中只有偶尔的举例和奇形怪状的图表加上一些平淡无味的定义和声明。为使自己的任务减轻一些，怀特提出了六种“更为不同的结构性因果关系的图解模式”(“结构限制”，“选择”——两种相互补充的形式……‘正面的’与‘反面的’——“再生产/非再生产”，“功能一致的限度”，“转变”，“调和”)。这使得他能清楚地描绘出国家、经济结构、国家干预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他写道：“这一模式当然可以做得更复杂一些。还可以加上其他因素，例如意识形态的作用。”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它并未真正汇入主流，却完全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表明这一情况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怀特对其中一个章节所作的结论：表2、3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模式的主要意思是在阶级分析中分析阶级结构、阶级形态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复杂而辩证的关系，这一点是十分主要的。要想从政治上充分了解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的可能性和约束力，有赖于清楚说明阶级结构对阶级斗争和阶级形态形成限制的方式、阶级斗争既改变阶级结构又改变阶级形态的方式以及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态之间关系的形式。这也许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巫教。

另一本60年代出版的书论述了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危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保罗·斯塔尔合著了有关大学生与大学抗议的两册书，其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同的意见。沃勒斯坦在《大学危机读本》(1971)一书的结论中提出了他自己关于大学中的激进分子的看法。他说：“有许多艰苦的学术工作要靠左派去做。如果脱离实践，不参加政治运动和政治行动，那么这种学术工作绝对无法做好。但如果脱离学术辩论主流中的相互竞争的学术思想的压力，同样学术工作也无法做好，这种辩论的主流仍在大学之中。”

这些话表明了时代的特征，而这种看法所遭遇的命运同样地表明了时代的特征：不会完整地度过70年代。由于“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减少了，要做的工作只剩下了一半，或者不到一半。只剩下在“学术辩论主流中的相互竞争的学术思想的压力”下“艰苦工作”。这种对争取获得高尚学识的要求是无可厚非的。但这引起了一个问题，在什么程度上激进的学识就不再是激进的呢?像60年代的许多书一样，《大学危机读本》是专门“纪念C.怀特.米尔斯”的。在这一文集出版的15年后，看上去与主流的竞争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正如塞德·斯柯克普所说的，沃勒斯坦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中涉及的面很广。除了其他著作之外，他出版了两卷厚厚的书，名为《现代世界体系》。他不仅创办了一本刊物(《评论》)，还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机构，称为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及文明研究中心(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他的成就巨大。他一直在努力扩大研究国家经济和历史的标准方法。

他最近说：现在流行贬低学生运动，而实际上学生运动导致了十分重要的思想意识的“大爆炸”。但他的这个充满新学术术语的正面评价意味着要走的路还很长。

在认识论方面，我们发现存在着对大学化和领域化两者的严重挑战，存在着被法律个案伪辩排斥在外的整体论研究方法和实施上的中间道路的探索尝试……然而，真正新的挑战是如何编撰历史的挑战……我们正生活在巨大的知识大转变的旋涡之中，它反映了世界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另外一种制度(很可能是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意识的转变本身既是全球转变过程的结果之一，也是实现这一全球转变过程的途径之一。

无论沃勒斯坦的全球性方法和逻辑的价值如何——也许很有价值——但它和作为新闻记者、道德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C·怀特·米尔斯的精神却相去甚远。此外，正如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一样，人们可以听到其中学术部队的战鼓声。沃勒斯坦主张对世界经济学采用“系统”研究方法。他还建立了一个系统——一个他自己的刊物、研究中心和出版物的小王国。

这本书里没有关于大学和新左派的最后报导。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和巨大规模使人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然而，总的倾向是清楚的。学术事业同时既在膨胀又在收缩。它不断地入侵更广大的文化领域，为特别成员建立起私人俱乐部。即使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也很难提出哪怕是一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哲学家的名字。这并不能全怪他。专业人士已经放弃了公共舞台。左派学者的注入也没有改变这一形势。他们无论是不情愿地或者是热心地争夺名誉地位，都因此失去了人格。从德国左派所借来的为职业生涯辩护的口号——“穿过院校的长征”——其结果却出人预料：至少到目前为止，院校仍然是赢家。

第七章 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

作为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路易斯·芒福德(1895-)和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几乎显得太完美了。他们在生活与写作中常常鼓舞人们建立一个远离新一代大学教授们的世界。已被称为美洲最后的私人学者的芒福德没有从先辈那里继承什么财产，也很少受惠于基金会的资助。他也没有做一个拿薪金的编辑、研究员或教师。在院校林立的时代，芒福德不属于任何院校。他设法以写作为生，而这曾经是很困难的，现在就几乎不可能了。可是，他做到了。他的28部著作，从《乌托邦传说》(1922)和《技术与文明》到《历史上的城市》(1961)和《机器神话》(1967—1970)组成了他个人的非凡卓越的文艺作品集，在美国文学作品中，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芒福德一生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烙印：往日的纽约和格林威治村。他漫步着，鉴赏着，并写一些有关纽约的博物馆、图书馆及渡口的文章。“毫无疑问，这渡船就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甚至是从纽约商业区到泽西城这样的短途也给人们带来一点不可知和冒险，因为要考虑到涨潮，躲避其他的大小船只，所有一切都与大海、天空那么接近并可以环视整个城市……”波西米亚人的格林威治村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我也属于年轻的一代，叛逆的一代，蔑视社会习俗的一代，但还不是彻底幻灭的一代。格林威治村是我们的阵地。”凡勃伦起到了典范作用。作为《拨号盘》的编辑，芒福德了解凡勃伦，并把他视为“学术界异教徒”伙伴。像芒福德一样，凡勃伦也拒绝“承认”专家们的“禁止入侵的告示”。

正如他后来要说的，芒福德主要为大学教师和聪慧的读者写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止，各种周刊和月刊应有尽有，像《拨号盘》和《美国信使》，一个字只付给两分钱的报酬，还有像《哈泼斯》和《斯克里皮纳家族》，稿酬稍多一些，因此，我从不被迫选择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不了我自己的意图的主题。”这是青年作家的黄金时代，出版商为那些大胆的写作计划慷慨解囊。“对眼前的一代作家说明那个时代在几乎每个领域的出版自由的状况似乎近于残忍。”后来，他偶尔在学院教书，但他只是作为一个访问者，而不在那里占据一个永久的职位。他珍视独立。他惟恐一旦背上和大学签定的协议书的包袱，便会丧失这种独立。

芒福德发起了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向吞噬文化的学院化的最终宣战，他这么做似乎是正当的。1968年，芒福德碰巧看到了他喜爱的一个作家——爱默森的作品新版本，他把爱默森视为浸润着所有美国文学的“山泉”。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学术性的爱默森日志全集就是现代语言学会的一个“有效的”文本。

芒福德被吓坏了。大批的大学教师已经将爱默森流畅的散文变成了污泥淤渣。以精确为名，这些优秀的教授们在各种手稿和出版物之间无意义的分歧上插上了标识旗。他们用了20不同的区别记号，这些记号便成了印刷文本的一部分，以“侮辱读者，不仅要表明删除、插人或者是一些变化，还要保留尚未经过增删的原文，偶尔还有增删的痕迹。”

对芒福德来说，学术事业已经横行霸道了。“这样，这些‘期刊’已经履行了当时美国学术对一个天才作家的最顺从的义务：这些‘期刊’已经使得这个作家的作品没有可读性了。”一个朋友企求芒福德不要批评这种学术版本，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被学术界认可的局外人。

这是真的，但我是一个忠实的爱默森读者；而且，正如结果所示，学术上的无能也许是我进行这种批评的资质。因为，谁将对这样一个权威的事业提出质疑呢……除了那些不可能因为对此提出一些不中听的意见而危及他们的声誉和晋升的人?

芒福德对学术机构的正面迎击激发了另一位老将的行动。他就是埃德蒙·威尔逊。威尔逊和芒福德同年出生，他和芒福德有很多相似之处：全部的美国经历；独立写作的漫长而多产的一生；拒绝专门化。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威尔逊更珍惜他的独立，更怀疑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他已经博得了一个很大的知名度时，他把一张预先写好的明信片寄给了那些请求他服务的人。在明信片上写着：埃德蒙·威尔逊不……写别人指定的书或文章；不写前言或序；不为宣传作声明；不做任何编辑工作，不做文学竞赛的裁判，不授予面试，不在广播或电视上露面；不回答调查性的问题，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威尔逊近乎故意的颓废使他和学术界知识分子疏离开来，甚至处于对抗状态。1944年，当一个教授要求得到他发表的作品的全部参考书目时，威尔逊意识到他那个时代以及那代人已成为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了研究的对象，得到学人们的关注。他属于那几乎“灭绝并成了传奇”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文学实践是共同的技艺，对文学价值的信念是共同的动力。”许多人现在被这样的一个作家所烦扰，“他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刻苦工作，并为自己树碑立传。”教授们只想把文学中起作用的因素进行分类和分析，而不是想自己操纵文学。“学院中的文人彼此在不同的学术专业上相互合作，他们处于不同的级别，职位高低也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20年代的这个文人表现为另一个遥远的学术世界的居民，而且他常常显得是被学者们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实体。”’受芒福德的鼓舞，威尔逊翻阅了由现代语言学会主办的其他学术版本。他发现同样放荡的另一面，也就是一种巨大的学术上的里比多贯穿于虐杀着美国作者的文本注释。35名学者正忙于查阅马克·吐温的不同文本；其中18名正在“回过头去阅读《汤姆·索耶》，以便确信没有因为只注意故事情节和写作风格而分心去做这样的苦差事：‘AuntPolly’(波利婶婶)多少次被印刷为‘AuntyPolly”’。当大学在一些不可读的学术版本、常常是不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上挥霍资金或者进行无度的研究时，廉价的、可读的美国主要作家的版本就几乎不存在了。对于威尔逊来说，这一切都证明了学术事业已经成了充足了气的皮球。

美国的虽然正在衰老但却居于主导地位的文人们发出的这些牢骚引发了一次小小的抗议风暴——以及一些呼应。现代语言学会出版了一本表示回应的小册子，加上了这样一个不祥的标题：《专业标准和美国版本：答埃德蒙·威尔逊》。毫无疑问，这是研究机构的论谈，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会长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序。高登·N．雷直言不讳地指出：威尔逊及其支持者代表了在推崇高度专业化的专家的年代里过时的业余一派。威尔逊的反击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憎恨那些业余知识分子因为看到严谨的专业标准被应用于他们拥有既得利益的主题而惊恐不已。这里，至少，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二次大战以来，美国社会已经逐步趋于成熟，一种类似的主导思想已经不言自明，但这种思想在从植物学到民间创作的一个又一个领域里都遭到怀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专业标准始终占上风。”

二

作为对事实的陈述，几乎没有什么能与这种判断一争高低了。在注重理论或者大众文化或者国际恐怖的年代的职业已经向未来提出了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把某人描述为一个“文学家”几乎是损害其名誉，有点像是乡村诗人或家族史学家。然而，从出乎意料的资料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固执的文学家，他们大声斥责那些主张技术统治论的大学教师的霸权：新的以及不是那么新的保守分子。对学术诡辩以及学术上追逐名利的声讨常常可以在像《新标准》、《评论》、《美国学者》这样的保守派的刊物上看到，而在左派和自由派的刊物上是很少看到的。保守分子敬重文学家，而常常抨击教授和学术界能人。这是为什么?

原则上，保守分子对学院或政府提出的解决社会弊病的方案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至少，自从埃德蒙·伯克以来，他们已经反对专家、律师或教授参与政府和社会，这是保守派对启蒙运动批评的症结所在。他们已经珍视献身于文学而不是政治的文人了。托马斯·杰斐逊的一个对手指责道：他是“一个文学家，那么就应该作为一个文学家退位。他的位置不在密室里，而在他自己的小书房里”。另外一个人表示杰斐逊的长处“可能使他获得一所学院的教授资格，但他的这些长处不能和西部军队的司令部相冲突，也不能和总统职位相抵触”。

对贵族文学家的这一约束激发了对大学的批评。仅是由保守分子撰写的书的题目就指明了他们的担忧：罗伯特·奈斯比的《学术教义的堕落》，亚当·厄尔曼的《美国大学的衰落》，拉塞尔·柯克的《高等教育的颓废与复兴》，托马斯·s·默纳的《知识分子的衰落》。这些著作都斥责膨胀的大学里特有的追名逐利和腐败现象。这些作家对过时的文学家的忠诚使得他们大胆谴责那些对晋升和津贴趋之若骛的大学教师。拉塞尔·柯克是二战后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早在50年代就辞去了大学职位，早已抗议论资排辈和学术官僚化。

保守分子对大学的强烈抨击穿越了政治口号。在《学术教义的堕落》中，奈斯比所言偶尔听起来像一个睁大了眼睛的激进分子，揭露他的同事是资本主义的工具。他常常痛惜资本主义对大学的征服：“拨给大学的第100万美元”其实远远超过了100万美元。“在大学占据一个教职后自以为是地说，‘这是我的学院’并发现教职员工头脑简单，足以相信他的话，第一个这样的人是大学高度资本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

承包人和唯利是图的广告商取代了廉洁无私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完全生产假冒伪劣学术产品以及炫耀学术研究的“学术界资产阶级”已经萌生了。奈斯比说：“今天，随便抓住一个大学教师，你几乎总能发现他是一个商人。”“企业精神”在大学中蔓延，败坏风气并腐蚀着每一个人。

一个真正的乘喷气客机到处旅行的教授富翁阶层形成了，引起妒忌——和仿效……我坚决相信为了在学术社群中创办学院、中心、教育局及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事业，政府直接授予每一个大学教师或教师小团体的权力以及基金会直接拨给他们的津贴，是我们能在大学漫长的历史上发现的惟一最有力的导致变化的原因。在西方历史上，教授和学者第一次被强行推上无用而多余的创业者的位置，不停地追逐新的原始资本、新的财源，以及……利润……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是产生于大学里的一种势力，也是由作为支持者的全体教授形成的势力。

同样，臣服于贵族文学家，说明保守分子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并出现在公众当中；他们反对学术企业主义及其话语。保守分子不像左派教授那样更容易被专业刊物、学术话语和学术生活所引诱，他们的写作必须是清楚明白的；因此，他们的作品是能读懂的，也被人们阅读。当像《文集》、《大街》这样的致力于面向一般读者的几家左派刊物在近几年里已经出现以后，激增的激进派的期刊却适合于各门学科中的支持者；没有名气的人几乎不可能在《恩科利蒂克》或《社会文本》上发文章。然而，保守派的刊物却采用了公共话语；一个门外汉也能拿起《新标准》就看。

而且，保守派的刊物似乎不仅向新的学术界名家进行挑战，同时也强调其职能，以吸引那些职位不稳定的教授。《评论》上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向文学系对理论的狂热提出质询。“现在导致竞赛倾向的一些术语——解构、传播、认识、镜台以及类似这样的词——对具体的文学不作任何说明以至于要取代文学而不是解释文学。”乔弗雷·H·哈特曼是耶鲁大学的一位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科鲁斯曾引用过他的话。他说他和同事们坚决反对“把从事批评或评论的作家贬低为非文学身份或者妄说他们的职能就是提供服务”。文学批评家是以对最高理论的狂热崇拜，包括对最伟大的理论家——他们自身的狂热来承担责任的。《评论》上的另一篇文章这样评判，“这种对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一整套全新术语的热情看上去像是某一工业中对过时的工具进行系统改进的计划。”

保守派的批评常常是热情洋溢的，对学界的精明交易和低劣的论文嗤之以鼻，而左派却保持沉默。然而，右翼的反击很快消退了。保守分子对专家的反对基于他们对所有的、至少是那些不识分寸、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的疑虑。”他们一步一步走向反智主义，称赞他们时常挑战的专家。他们的文学家因为一门心思地投入专业而平安无事。

从德雷福斯事件到越战，保守分子大声怒斥知识分子参与学术以外的事务。用几乎雷同于那些围攻左拉和德雷福斯的人的话来说，保守分子已经对抗议越战的学者进行抨击。

为教授们说话的小帮派……不是作为相关领域的学者而是作为教授，并且仅仅是作为教授出现了。因为当了教授——生物学教授、英语助教、拉丁系语言导师——他们便声称有权要求和政府就他们感兴趣的任何问题进行公开辩论。没有人会认为对于水管工、内科医生、律师、工程师、商人、银行家或劳工领导人来说，除了论题涉及他们感兴趣并力所能及的某个专门领域，他们仅仅因为是干这一行的就有和政府公开辩论的权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守分子对职业的批判适得其反，变成了对特殊利益和领域的防卫。他们反对谈论对外政策而不问诗歌和下水道的诗人或水管工，好像劳动分工是从天而降。与对职业时常重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相比，这里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区别。

像乔姆斯基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批评知识分子是权力的附庸，其目的不是要把知识分子禁锢于他们的实验室和学科领域。如果当真有什么目的的话，那么，他是希望知识分子作为公民大声说话，或者是作为确信自己是知识分子的公民大声说话。对不被承认的局外人的敌视使专家弃文从商，乔姆斯基说，这种敌视也使批评家沉默下去，而他们必然都是局外人——比如他自己，一个批判对外政策的专业语言学家。

乔姆斯基写道：“在有关社会问题或美国外交政策的讨论或辩论中，问题不断地提出来，常常带有相当大的恶意。不断地有人向我进行挑战，要我拿出论据，也不断地有人问我受了什么专业训练能使我对这些问题发表看法。人们假定，像我这样的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是局外人，是无权对这类问题发表意见的。”问题是，一些专业学科成功地淘汰了那些持异议者“以至于对‘专业知识’的极大依赖将肯定使我们很少得到区别于正统观念的看法和分析”。

然而，保守分子对忠于他们自己学科的专家们有更好的看法。甚至连这点也不是他们自始至终的原则。他们的文学家只坚守艺术和文学而不参与辩论，站在辩论的右边；他们不允许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批判家。对于大多数保守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矛盾，是腐败堕落的证明，是对异己权力的臣服，这也不是美国人的行为。在保守派的法律中，“政治”本身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不知怎么地让左派带进了大学；至少，政治是政治家的专职，政治家是从不干预艺术和学问的。一度，文化与学术和政治分家了。左派又把它们搅和到一起。

这种歪曲的政治概念消解了他们自己对标准和价值的防卫。希尔顿·克雷默的《新标准》和约瑟夫·爱泼斯坦的《美国学者》坚持不懈地指控左派把政治注入文化。爱泼斯坦指出，“政治入侵文化是最后25年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仅想象在某一点上文化没有被政治毒害，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只能意味着左翼政治。他们自己的政治不是政治。然而，致力于艺术和学术的一般的期刊杂志很少像《新标准》和《美国学者》那样具有显著的政治性。艾尔弗雷德·卡津指出，《美国学者》这份联谊会团体刊物从来没有与任何特殊的政治相联系——直到一个新保守分子开始把它从政治中拯救出来。”《评论》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也许曾经是开明的，并宽容激进派的，但直到它变得保守了它才具有如此残酷的政治性。

这种对政治的片面的界定削弱了保守派对大学的批评。当保守派在大学里看见左派分子时，他们大喊“政治”。然而，他们对更多的保守分子却缄默不语。为什么?他们是在政治以外吗?在保守系科的一个激进的法学教授；在凯恩斯或金融学方面的两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文学领域里的一群左翼文学批评家——这些孤立的，有时也不那么孤立的个人导致保守派宣告大学和文明的衰退。政治接手了。

然而，要证明活跃的、重任在身的保守派的人数超出五花八门的激进分子和左派分子并不困难。左翼文学理论家的出现常常引起保守派刊物对他们的抨击。但为什么不抨击更重要得多的俄国研究或国际事务学学院呢?甚至不抨击商业和管理学校呢?除了少数人以外，保守分子不仅操纵着这些团体，还比一般的受围攻的左派教授发挥更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哈佛商业学校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IA)管理学校是非政治的吗?政治学和经济学系没有说出向美国政府提出忠告的学者的人数。这也是“政治化”的学术。为什么要虚构大学已经被左派学者政治化了呢?

一次保守派的有关“学术政治化”的研讨会论争了“美国大学由激进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学术和教学畸形发展”的问题。鲍尔奇教授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一切的根源是在左派”。这种形势是严峻的，也许快要结束了。“主要的担忧是许多教育院校从开放的论坛……逐渐转变为具有现成的意识形态方针的组织……”未来显得暗淡凄凉。“占据一个职位，稳稳地控制着许多系科、学派、刊物和专业学会……由左派造成的学术政治化”几乎势不可挡了。

其他发言人也提出了警告：马克思主义已经操控了“许多系科，甚至一些领域”。学术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取代，“传统学科”被“对西方文化的激进的抨击”所取代。斯坦利·罗斯曼被视为史密斯学院的政府的投机教授，据他说，激进分子获得了职位和权力并随后“催逼聘用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学者”。传统的学者是“道德沦丧的”。一些话题是禁忌的；要讨论下列可能性已变得十分困难：“在智力测验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区别也许有一种遗传上的因素，”或者贫困是“个体局限所导致的，而不仅仅是制度的错误”。根据罗斯曼的观点，“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是比在20世纪50年代更为不同的两个领地。”

保守派对大学的批评沦为保守的意识形态。我们将会相信，被政治化了的学者和大学在幸福快乐的20世纪50年代是闻所未闻的——那是政府挑起从学院和学校中清洗左派分子的年代。对于政府的玛丽·哈金斯投机教授来说，这为什么是一个新闻呢?从模糊不清的暗示中我们将得出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操控”了系科和领地，但对控制着大多数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或心理学系科的保守分子却没有任何评论。据说，激进分子试图雇用激进分子——好像几年、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以来保守分子就没有在大学里雇用保守分子一样。我们假定保守派的观点是很难让人们听取的——似乎从美国总统到大多数学院院长的整个政府结构都没有特别明显地倾向右派。

保守分子将批判性观点看作是一种个人的失败，或是外来思想的影响。比如，路易斯·芒福德可能是一个保守派英雄，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他一直回避高级政府和名牌大学。问题是芒福德已经进而对美国社会进行摧毁性的批判。爱德华·席尔斯，一个保守分子，对此又能作何解释呢?很简单。当席尔斯承认芒福德的独立和睿智的时候，他总结说他已经“不够强大，因而无力抵抗把人们引向歧途的传统的力量”。那么，这些“把人们引向歧途的传统”又是什么呢?“对当代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反感一直是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的观点受到了欧洲的影响……路易斯·芒福德……没有成功地使自己摆脱这个传统灌输于他的根本的唯信仰论的偏见。”

这种对批判思想的厌恶，甚至蔑视——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外来的——一旦和保守派破坏言论自由的强烈倾向相比就变得无可厚非了。他们反对学术自由并不是因为学术自由太薄弱、太狭窄，而是因为它太强大、太宽广。威廉·巴克利的论耶鲁大学的著作为他的事业奠定了基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俨学术自由”的迷信》。和许多保守分子一样，巴克利也相信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就是学术自由本身。巴克利写道，由于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大量有影响的教授被允许——事实上是被鼓励——按照自己的意愿教书，并在宽松的范围内行事，按照他们选择的任何一种价值观行事。”这是一个惊人的，但又毋庸置疑的事实。在他那里，那些本应该被撤职的学术骗子的名单太长了。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抨击对婚前性生活给予伦理道德和宗教制裁是“非现实主义的”，是“陈腐的”。巴克利含糊其词地指出，“作为一个教授，默多克先生有广泛的影响，我们不可能期望他说的话和他的态度对他的学生没有任何影响。”

拉塞尔·柯克曾明确地肯定了他对学术自由的信念——随后又收回了自己的话：“但是，当学院的一些人滥用职权，继而蔑视人的尊严、蔑视整个秩序结构、蔑视正义及蔑视自由的时候，那些人的任职资格就可以正当地被剥夺。”他提醒在把那些已经“失去了受益于学术自由的权利的教授们”驱逐出去的时候，不要损害了“学科本身”；他还细心周到地给予大学官员“某种决定权”。“如果他们认定一个教授，尽管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对学院是真诚的，那么他们就应该有权聘用这个教授。”无论如何，对于柯克来说，对学术自由的“大量的抱怨”由厌倦而生；这种厌倦只为特定的少数人所需要。

几十年来，像锡德尼·胡克这样的保守分子力求在教育学府中废除共产主义者和颠覆分子。胡克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他受到自由主义者的喜爱。然而，威廉·奥奈尔却认为国内的意志自由论者“误读”了胡克，他是自由最好的朋友。不仅如此。”胡克在他的著作《是左道邪说，不是反叛》(1953)中辩论说要把共产主义者逐出校园是合乎情理，也是众望所归的。而且，他的语言和方法都便于最大限度地增强对异端分子的严惩。他估计仅在纽约市教书的共产主义者就有1000个。

作一个保守的估算，即使每个教师在一年的时间里只教100个学生，这也意味着每年仅在纽约市就有10万名学生将屈从于教育上的毒害至深的思想灌输。而这些学生中……成百的人将受他们老师的影响去加入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从中共产主义运动吸引了大多数狂热的信徒。

他总结说，一切都不能证明使“正在成长的心灵”面对共产主义的“黑暗标志”是有道理的。这是保守派的一个主要哲学家在呼吁——肃清仅在纽约市的1000名共产主义教师——这要比实际发生的情况可怕得多、广泛得多。

胡克要界定学术自由范围的热望并没有随50年代的逝去而冷却。学生运动鼓舞了他坚持不懈地在学术自由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做出区分。受到维护的首次修正草案权(“这些权力是最早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第一次草案修正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中被确立……”)是“战略性的”。“有时为了维护我们渴望的自由的完整结构，我们可能被迫剥夺一两个人在战略上的自由。”

保守派对名牌大学和纨绔子弟的批判因为他们皈依大学和纨绔子弟而作了相当的让步。很少有人像拉塞尔·柯克那样放弃职位。他们抨击来自冰冷的公司的美元对道德所产生的毒害影响。假如左翼大学教师汗流满面地为职位和任用吵吵嚷嚷，那也许是因为他们在传统上是被列入黑名单并流浪街头的。从保守派哀叹学术衰退时所在的高层次来看，这是很不体面的。没有一个学界左派能最大限度地筹集可供保守派知识分子使用的资金。没有一种陈腐而又昂贵的左派刊物曾像《新标准》那样受到保守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这个保守基金会是原先为克雷默的刊物提供公园大街办公室空间的奥林公司的一个下属部门。“左派也不包括像里查德·麦伦·斯凯夫这样的人，他是麦伦银行财产的创建者的伟大的子孙，这份财产里有数百万美元是用于保守派的项目计划和刊物的资金。

美国的公司通过支持或付给保守派知识分子报酬，不断地传播、扩大他们的政治观点。比如，史密斯·克莱因公司，一个药品大公司把它的国民媒体预算的相当一部分既不分配给提高康泰克药片也不分配给Sine-Off…相反，它收购版面允许有特点的知识分子就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刊登在《新闻周刊》和其他地方的一个广告(两页)的标题是有象征意义的：“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阿米泰·埃兹奥尼总结说，为了满足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复兴美国趋于老化的工业基础。”

这样的公司为一个激进教授所做的两页纸的宣传付酬，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也很少有左派教授被分配到名牌大学的固定职位上。保守派刊物《公共利益》的其中一期就让我们认识了它的一些投稿人，像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亨利·福特二世(丹尼尔·贝尔)；纽约大学社会思想教授约翰·M·奥林(欧文·克里斯托尔)；哥伦比亚大学古典文学名誉教授阿尔伯特·施维泽(罗伯特·奈斯比)；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沙特克(詹姆斯·Q．威尔逊)。这些人在为金钱对学术的冲击而痛惜哀叹吗?

他们未必这么做。事实甚至几乎完全相反，他们常常力图反对蔑视或抵制金钱的奴役。这就是巴克利的观点：大学应当为幕后的金钱服务。任何自由都不会被剥夺；消费者的自由，投资于耶鲁大学的富人的自由得到了加强。

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约翰·史密斯先生，耶鲁大学经济学的一个社会主义教授，根据我的计划考察一下他的命运。首先，让我们禁止他教学，因为他正在给学生灌输耶鲁大学校务委员会所认为的有碍社会繁荣的价值观……就史密斯教授来说，他的任何自由都没有被剥夺。而消费者的自由却已经增强了。

巴克利的“计划”预测了所有的偶发事件。被耶鲁大学解聘后，史密斯先生自由地在一所“对宣传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学院找到了职业。要是没有如此好运，或没有如此的学院呢?那么，史密斯先生就得响应市场的需要试着做点别的，比如木匠活。

这里，时代思潮是显而易见的，谁有钱谁就是主子。文化和学术都要称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它们的后台。许多保守分子被那些违背这一时代潮流的个人搞得心绪不宁。没有什么比左派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更能激怒他们了；在他们看来，社会批评家应该是穷困潦倒，食不果腹，或者是没精打采的。谴责社会或逃避社会在他们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冲突。

这一主题贯穿于爱泼斯坦的《野心》，也贯穿于肯尼斯·S·林恩的《西雅图航线》。左派知识分子胆敢批判使他们得以存在的社会体制，有时还说得很漂亮，似乎只有孤寂的农夫才能成为社会批评家，这使得两位作者感到非常愤怒。“革命派律师住在耗资25万美元的曼哈顿独立公寓，这个美国物质主义的批评家在索桑普顿拥有一套夏日避暑住宅，这个激进著作的出版商一日三餐都在三星级的饭店用膳。”爱泼斯坦为此愤愤不平。

没有必要为这样的一些个人庆贺，但是，认为富裕的知识分子必须颂扬社会却是缺乏思考的观点。林恩重新审视了爱默森的一生，并认为他是为了金钱而结婚的，准确地说，他结婚是为了继承遗产。如果这是真的，这可能是值得我们了解的，但是，林恩总结说爱默森对商业文明进行温和的攻击，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超级伪君子；他不应该只对粗俗的繁荣提出质疑，而应该号召所有的人都和他一起这么做。当爱默森忠告学生蔑视、拒绝商业并献身于精神生活的时候，他忽视了补充这样一点：他自己就是“一个靠津贴为生的美国学者，而津贴又来源于一个波士顿商人的商业财产”。

在以下的论争中潜藏着一个极大的讽刺：保守派宣称对经济决定主义毫无所爱，以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抗议精神屈从于物质，思想屈从于经济权力。然而，他们比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决定主义的。对保守派来说，文化的商业化不仅仅是一个事实，它还是一种在伦理道德方面对人的统治；因为美国知识分子来源于并生活于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唱赞歌。许多保守分子只想拉紧这根绳索而不想割断它。

保守派对专业人士的批评——及对教授的批评——开始是大胆的，而结果却半途而废。当然，没有对学术自由或文化只持有单一观点的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最后还要提提H·L．门肯，他因其对教授和那些说蠢话的人狂轰滥炸而深受保守派的喜爱。门肯所持的是一种更为复杂、更为异端的观点。他不是左派的朋友，但保守派和左派都是他射击的目标。从社会主义者斯科特·尼尔林的观点来看，我们发现他对门肯没有什么好感。“在我看来，他们似乎空洞虚伪而徒劳无益……他们主要已经被那些我所认为的蠢货接受并称赞了。”门肯强有力地声明了这样一则信条：“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我崇尚自由竞争……我敬佩那些成功的恶棍，我像远离死板的墨守成规者那样远离社会主义者。”

然而，当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尼尔林提出指控时，门肯搞清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尼尔林并不是因为“单纯地犯错误”而被解聘的。“他被赶出去是因为他寻求真理的努力干预了那些碰巧掌管大学的有钱的蠢蛋的安全和平静。……用简单的三个词来说，他被逐出校门是因为他的威胁、睿智和正统。假如他的离经叛道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假如他用斥责雇用童工的热情来维护雇用童工……那么，他本已经很安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了……”门肯在结束对尼尔林的思考时又重申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反感。

但是，如果我确信博学的教授们真的能充分地、绝对地享有学术自由——如果我能想象出他们时不时地逆风而行却不危及他们的工作、不被取消讲座、不影响他们著作的销路、也不使他们丢面子，那么，那些信念和本能就会给我以极大的安慰和轻松自在。

H．L．门肯对于保守派来说就像C·怀特·米尔斯对于激进派一样：受到尊敬但却被忘却了。

三

当大学教授中的保守派操纵了公共论坛时，不是所有的左派和自由派都已经退避到专业的巢穴中。左派中的一些人继续对一个较大的听众群说话。如果说大量的知识分子都安居在纽约市，那么，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纽约知识分子的瞻前顾后的传统、现存的非学术期刊都集中在纽约，以及城市的铁的权力。不像较小城市中的广阔无比的校园，在纽约是不大可能离群索居的。一个教授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或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做完了讲座以后，在去吃中饭的路上遇到的只有学生、研究员和教职员。而在纽约，他或她是和整个城市相撞的。

里查德·森尼特(1943-)和马歇尔·伯曼(1940-)都不仅是纽约青年教授(纽约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他们还可能体现了纽约知识分子中最后的激动与欢呼。他们作为城市居民写作，他们为城市居民而写作。和最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才华横溢，他们的研究方法更是文学的、印象主义的，而不是方法论的。不像标准的专著，他们的著作拒绝简单的分类。《公众的堕落》、《权威》以及《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影响都很大，引发了一些个案研究、小说、诗歌及个人体验。纽约的刚毅和疯狂注入他们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们选择的主题都是一些有关城市生活、公共话语、权威和现代主义的，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与活力来谈论这些重要而生动的主题。所有这一切便将他们与大多数教授区别开来。

他们也不是完全孤独的；纽约知识分子的名单可能包括斯坦利·阿罗诺维茨，莫里斯·狄克斯坦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是为一般的期刊写作的。然而，这就出现了一种张力。我们如果不是剑拔弩张的，也至少是戒心重重的，这是时代的精神。当代的纽约教授们也许扮成昔日纽约知识分子的模样，但他们本质上还是今天的教授。其间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和一般的学术著作相比，森尼特和伯曼的写作奕奕生辉；和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相比，他们的写作却是单调乏味、矫揉造作，甚至是浑浊不清的。

森尼特在他的著作《无序的作用：个人身份与城市生活》的第一句话中就告诉我们：“这本书的观点是有一天早晨在新英格兰墓地和埃里克·埃里克森散步的时候产生的。”不是散步本身，而是这句话体现了他与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距离。毫无幽默而又造作的托词代替了智慧和嘲讽。伯曼诚恳地表明他是跟随着沃尔特·本雅明的，但他的著作又比本雅明的更有“一致性和条理性”。本雅明“躲躲闪闪，犹豫不决”，而“我却试图重新捕捉源源不断的变化而辩证的潮流”。

最后一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尖酸刻薄、善辩好斗而又灵巧娴熟的。像《公众的堕落》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这样的著作却似乎是按照完全相反的原则创作的：它们冗长、含混，缺乏批评性。没有几页写得清楚明了，也没有几页写得很专业。谢尔顿·沃林本人就是一个持异议的、独立的教授，他把《公众的堕落》称为“手法拙劣”的废品，其方法、其罗嗦重复，以及支离破碎的英语几乎是让人不能理解的。”只有几个简短的部分写得还算清楚，从总体上看，作者似乎在故意制造含混。

如果《公众的堕落》显得含糊不清，那么森尼特的《权威》就是晦涩含混的——或者说是平庸单调的。书中的资料来路不明，论点不清；这本书没有写成。“通过调查了解到如今人们对权威、友爱、孤独以及礼仪的看法，从而产生一些更具有政治性的、更带有梦想的思想观点，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此书充满了堕落的学院风气，从形式上看，可以被视为低劣的报刊文章。书中提及大量的带有学究气的作品，却没有一个脚注(这还算好)；但是，文章没有力度，文风不优雅；充塞着文本的是死板的语言，这些才是不能容忍的。

在本章中，我将要探讨的是这样的阅读机遇如何产生……我的目标是要说明不管在这些特殊方面的需要链是多么混乱，它都不会制造混乱，也不会破坏这样的一种感觉，认为有力量的人就是领导者，相反，它常常为国民提供一个机会和他们的统治者进行交涉，并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统治者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

在他的《公众的堕落》和《权威》中，森尼特提到大量的作家或评论家，但是，却没有对他们任何一个人进行批评和指正。森尼特的著作虽然论及权威，但他从未向权威发起挑战。在森尼特的思考中，每一个人只是为他的整个作品添加些调料，每个人只不过是指出、提醒并发现一些他认为有趣的东西。多元和宽容是可贵的，但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就是使自己的作品最终变成东拼西凑的大杂烩。森尼特是一个缺乏机趣的纽约知识分子，而这种机趣恰恰是这类知识分子的特点；相反，他对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点头、恭维。流动在他作品中的这种谦和、平等的意识熄灭了思想的火花。

马歇尔·伯曼还算是一个较有力度的作家。然而，他对现代主义的论争却形成了一个黑格尔的蒙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的母牛看上去如同午夜似的一片漆黑；他的术语和论争是如此大而无当、冗长散乱，以至于囊括了任何人及任何事。现代主义是生动、精彩、悲惨、痛苦、激奋的，同时也是辩证的。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如此。尼采的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谁会不同意，但谁又能信奉伯曼那显然是激情勃发的论争呢?这一切继续膨胀为一种松散的、不严密的概括，以及轻佻的言辞。他用以下这些词语结束了对马克思的讨论：在这篇论文中，我一直在努力划定马克思的思想和现代主义的传统并存的空间。首先，马克思的思想和现代主义传统都试图召唤并攫取一种独特的现代经验。两者都以敬畏，以及充满恐惧感的振奋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面对现代经验。两者都将现代生活视为穿入时代的一枚带着相互冲突的推动力和潜力的子弹，两者都拥有一种终极或超现代性的想象……以此作为穿越或超越这些冲突的途径。”

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适用于很多19、20世纪的思想家。以20种不同的形式重复了20遍，伯曼就是这么做的，这些含混不清的思想便失去了所有的精确性和严密性。在伯曼那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

在讨论城市生活和街道的时候，伯曼即使竭尽所能，他的文章看上去也还是充满冲突、复杂和沉闷的。他振振有辞地反驳简·雅格布斯，雅格布斯当然是反对发展和城市复兴的；对伯曼来说，她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是重要的现代主义文本，“在现代主义的发展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他发现“在她的现代主义的文本下面潜藏的是一个反现代主义的亚文本，一种怀旧的逆流……雅格布斯，像如此之多的现代主义者一样……在一片幽暗、朦胧的地带游移，在这里，最丰富、最复杂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最卑劣的信念之间的界限是非常细微而难以捉摸的，如果确实有界限的话”。

从这里开始，要确定雅格布斯和她的有历史意义的对手罗伯特·摩西都是现代主义者仅有一步之遥。当然，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伯曼生动、尖酸地描述了摩西是怎样摧毁布朗克斯区的。为了说明这点，他指出了一个特征：“摩西及其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强调了有关战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的根本的断裂。”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伯曼用他自己的冲突、复兴、辩证法这套可信的术语做出了说明。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现代主义包含着它自身的内在冲突和辩证法；表明现代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可能凝结为教条的正统观念并变得古板而陈旧；表明现代主义的其他形式可能被淹没……如果我们学会通过一种现代主义在我们的空间和我们自己身上构想出一圈圈的光环，那么我们便可以从另一种现代主义——最古老的现代主义之一，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也是最新兴的现代主义之一——那里学会打破这些光环并发现一个全新的自我。

森尼特和伯曼那固执的含混以及永恒的勃勃兴致都已经使他们抛弃了纽约知识分子的风格。惟恐被指责为否定主义，他们的著作里点缀着一些建设性的观点。森尼特的著作周旋于大众心理学的边缘，对生活及其问题只字不提。在《权威》的最后，他提出的建议可以从不满于工作这样一个起码的意义上再提升一步，他的英语和其他一切是支离破碎，让人不知所云的。

那么。这些，就是打破需求链的五种途径，它们都建立在正直以及通过讨论修改上层决议的权力上：对积极活跃的声音的利用；对类化的讨论；允许以各种各样的服从来响应一个方针；角色转换；有关培育训练的面对面的协商。这些破坏和瓦解是把抽象的经济与官僚势力整合为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的契机……而且，正是由于这些破坏与瓦解，对万能的权威的恐惧才可能得以真正地减少。

伯曼更加雄心勃勃。他是人类灵魂的传教士，是城市人民党人；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能发现复兴、力量及群体的迹象。他的目标是将“现代主义”拿来为自己所用，以便“我们将看到我们的生活比我们所理解的更有深度。我们将感受到我们和全世界的人民的共通性、一致性……而且，我们将回过头来面对一种极其丰富并生气勃勃的现代主义文化……一种蕴涵着强大的生命力的文化，只要我们渐渐地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文化”。伯曼动用了所有这些流行词语：根源、群体、共通性、力量、生命力。这对于成熟的左派分子来说，是一派学术胡言。

他以轻快的语气结束了他的著作。在书的结尾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准确地说，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梦想”，这个梦想可能会有助于拯救布朗克斯区。“我想借用现代主义来引发一场和我们的过去、和我的布朗克斯的对话……”一个“现代主义的视野和想象能给我们受到重创而残缺的内城区以生存的希望，能有助于或迫使我们非城市的大多数人看清他们在城市命运中的风险，能带给城市富足的生活和美”。

伯曼常常梦到布朗克斯壁画。它可能被绘制在沿着克罗斯一布朗克斯高速公路的撑壁上，这条高速公路极大地损害了这个城市。“这幅壁画可能不得不以一些根本不同的风格绘制出来……布朗克斯的孩子们可能被鼓励回来并把他们自己置于画中：高速公路的撑壁大得足以容纳所有这些孩子……驾驭着历史穿过所有这一切可能是一种丰富而奇妙的经验。驾驭历史的人可能会感觉被这些人物、环境和奇异的图案深深吸引……”

好像在上班的路上汽车从这幅壁画旁疾驰而过，或随着纽约人来车往的交通从壁画前缓缓移去都不足以为一种丰富而奇妙的经验，于是，伯曼又针对这幅壁画产生了一个同样丰富而奇妙的念头：在高速公路的尽头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形式考究的拱门”。

这个拱门可能是圆环形并可以充气膨胀的，好像一个自动轮胎或过水面包圈。当它被打足了气以后，它可能看上去像一个让人难以消化的硬邦邦的面包圈，但又是飞快穿过入口处的一个理想的轮胎；当它被放了气以后，它就变得软塌塌的，就像有了漏洞，会出事的轮胎，但它又像一个面包圈，诱惑你停下来，尝一口。

这就是伯曼的现代主义的反现代主义梦想。当然，上面所述并未详尽一切。这个拱门什么时候被充气，或者什么时候被放气?将给它涂上什么颜色，是轮胎色、还是面包色?(伯曼教授对过水面包圈的精通还存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他似乎认为它们一旦漏气就会变形。)显然，这是一个幻想，但作为一种想象，它就像一些快餐店里的巨大的炸面饼圈和热狗一样，是由灵感而生的。作为一种计划，它尚未成熟。

伯曼在表达他的思想观点的时候像以往一样冷若冰霜：我本可以继续谈论过去10年里更令人激动的现代主义的作品。但我想还是以布朗克斯区告终……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明白了这部耗费了我大量时间的著作是怎样融入到我们时代的现代主义之中的。我一直在挖掘一些被埋葬的历史的现代精神，试图在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经验中揭示一种辩证法，希望帮助我们时代的人们创造一种未来的现代性。

这些句子似乎是从一个没完没了的演讲中拎出来的。最初的纽约知识分子被视为能说会道的铁嘴——和斯巴达式的作家；他们写一些文笔优雅、韵律优美的散文。后继者失去了这种才华。森尼特和伯曼都是絮叨、饶舌的作家；优美的散文变成了稀松的一本书。森尼特这样写道，“不同的经历以及在远离亲朋好友圈子的社会某一地区的经历；‘媒介’是与这两个公共原则相抵触的。说了这些以后，我感到很不舒服，这好像是一个自制的公式。”

这些例子都不是偶然见到的。这些著作缺乏平衡与典雅。它们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伯曼的著作是私人化的，而森尼特的却是官僚化的——他们的作品都似乎是未完成的写作。他们不着边际地闲聊、摸索，而这种不切题的漫谈使他们的论争毫无锋芒。正是在这里，形式变成了内容；《公众的堕落》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都是极其含混晦涩的著作。总的说来，他们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紧迫感，或是一种心绪，而不是提出一种见解或给人以启发。

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读者和批评家都喜欢这些著作；论争和内容在题目和基调面前逊色三分。甚至有那么一点原创的笔触，这些著作也没有为一个读者群去审度广博的社会问题；当一本书真的关注社会问题了，读者是会感到高兴的。这些著作如何写下去，或者说它们是否写下去似乎并不重要；一个或两个章节以后，它们是否又具有可读性了，甚至又具有连贯性、一致性了?是否有人能明白森尼特的观点?或者是否写到350页伯曼正梦想着可以充气的面包圈?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这些著作是凭着它们的书名、它们的主题以及作者为公众写作的一般性努力而生存下来的。然而，生动、鲜活的纽约文化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在这种文化中，思想和语言仍然是有价值的，取得成果的倒是纽约文化的后期。

还应该提到纽约文化生活的一个附加标志：《纽约书评》。《纽约评论》的发展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它建立在独立写作、年轻的思想家和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命运基础上。从—开始，也就是在1963年新闻界罢工期间，当《纽约书评》的痴迷者苦于再也看不到这份刊物的时候，《纽约评论》已经流露出对纽约文化生活的虚张声势。

可以断定，正是诺曼·波德霍雷茨在《书评及我认识的每一个人》(1963)这篇文章中自夸“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为第一期“投稿了”。他提到了伊丽莎白·哈威克、德怀特.麦克唐纳、欧文·豪、阿尔弗雷德·卡津、菲利普。莱福、诺曼·梅勒、威廉·菲利普斯、玛丽·麦卡锡，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包括一个“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投稿人。

一个青年批评家在为《纽约人》写的一篇文章中大肆攻击波德霍雷茨(和几个其他评论家)赤裸裸的自我与群体的张扬。里纳塔·阿德勒带着对波德霍雷茨以后事业的神妙的先见之明于1964年写道，“有关这篇文章有几点极其重要的说明。苜先，‘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出现了14次(题目中出现的一次不算)……波德霍雷茨先生显然不把自己视为一个孤独的演说者……而且，‘在我们最有才华的文学志士(包括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中，评论被视为那些野心勃勃、努力向上的青年人的一项职业’……如此冠冕堂皇的言辞意味着新的评论家把批评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声张个性的机遇而不那么看作是对文学的支持。”

阿德勒预见到了未来：她把这种评论描述为“……一种精心的相互参照以求彼此提携影响和声望；一种走向以惊人的拙劣论证为特点的反动……虚伪的智性主义和腐败的自由主义……一种态度和技巧的杂糅，力争把读者的注意力从表面上正在被评论的书中移开，去关注评论者的个性……”。

当这些锋芒指向波德霍雷茨(他主编了《评论》和许多后来与《纽约书评》“决裂”的刊物)的时候，它们也针对纽约知识分子的孤立的世界，这些知识分子心爱的期刊——一度——是《纽约评论》。10年后，一项有一本书那么长的研究论证说《纽约评论》几乎是一个封闭、排外的刊物。“如果你年轻、有天才，并且是白人，那么，别理《纽约评论》。而且，它的那些编辑或许也不会理你……总的说来，当《纽约评论》渐渐地开始对付青年作家或‘没有名气的’作家时，它已经声名狼藉了……”

然而，这些批评忽略了一些东西。《纽约评论》在办刊的最初10年里是充满活力与激奋的——或许是由它与外界强大的张力所点燃的。然而，今天它却大不一样。临近25周年纪念，它不仅已经从左派转向右派，而且，更为明显的是，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投稿人来说，《纽约评论》不是进一步依赖于普通的教授而是依赖于属于常春藤联合会的名牌大学教授，那些有头衔、有职位的教授，尤其是那些来自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教授。它的微乎其微的几个独立作家是像高尔·维达尔和西奥多，德雷珀这样的老的投稿人。当它继续发表一本正经的，有时是带有挑衅的、引起争论的文章时，阅读《纽约评论》使人想起的是伦敦的午茶而不是纽约的熟食店。

从1985年随意抽取10期进行检查，结果证明了这种变化，尽管这样的检查是不科学的。排除诗歌和二流文章，在116篇一流的评论中，半数以上是由英国作家和教授写的；其中，20篇是来自牛津和剑桥。《纽约评论》拥有英国教授和常春藤联合会的教授证明了它曾经主张、维护的自由写作的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灭绝。

当然，这还可能证明更多的一些事情。新的青年作家在《纽约评论》的长期缺席已经被注意到了。这仅仅是反映了一种文化中的缺失，还是也同时反映了《纽约评论》编辑们的愚昧?里查德·柯斯莱内茨(1940-)，一个已经仔细地，或许是带有成见地审视了他那代人的青年作家，“总结说青年作家黯然失色，得不到关注不是因为占据、包揽了《纽约评论》的纽约知识分子有多少才华，而是因为他们各居其位，形成了一种权力网络。柯斯莱内茨写了一篇有一本书那么长的论文，其中，他提出了这样的论据，那就是纽约的同行不允许任何比苏珊·桑塔格和菲利普·罗斯年轻的人进入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两个人都出生于1933年。对于柯斯莱内茨来说，失踪的年轻作家是受压抑的作家。

肯定地说，这一论争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被污蔑为对没有才气的、被拒斥的作家的抚慰。为了对自己的、事无成作一番解释，他们幻想有人要阴谋反对他们及他们的朋友。柯斯莱内茨也许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然而，我们不应该以对《纽约评论》的评论家的憎恨为借口而不对这一刊物进行探究。

对《纽约评论》最严重的指责常常是大而无当的。年轻作家的缺失不能归因于一种或几种刊物在编辑方面的政策。然而，没有一种期刊能简单地照映出文化潮流，细读《纽约评论》便可以发现可悲的证据。它从未培养、甚至从未留意过年轻的美国知识分子。25年来，它从文化战线撤出而没有任何贡献。今天，文化运作必须依赖于外来资本，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知识分子。一种被延误的政治后果开始呈现出来。像《新标准》和《评论》这样的保守派刊物，努力地、当然也是明智地培养年轻的作家。《纽约评论》却从没有这样做过，尽管它现在抛弃了激进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结果是，有同样的机会获得公共话语权的左派作家较少。

然而，对《纽约评论》的想人非非可能毫无意义。编辑们控制不了文化的闸门。因果微妙地纠缠在一起。《纽约评论》从不欢迎年轻的作家，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就不等你伸手邀请就主动来了。年轻知识分子的普遍缺席，特别是年轻的纽约知识分子的缺席，不是因为旧日的城市和文化中心大门紧闭，而是因为这些中心根本就瓦解了。

四

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大学教授，并且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大学教授的命运，这几乎就是屈从于历史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意味着做一个知识分子就得以校园为家。其他人是禁止人内的。为什么?甚至除了有可能是知识分子的管子工和木工以外，还有一些职业，如果不说是要求的话，也得至少要具备这些先决条件，即加入知识分子群体。例如，在美国13．6万名专职图书管理员中，“难道其中一些或很多人有可能不是知识分子吗?书商和编辑、律师和医生、新闻记者和财团经理又如何呢?他们会仅仅因为没有大学的证书就永远被排除于知识分子行列吗?

显然不是这样。然而，这里决定性的一类不是那些珍视思想和观念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致力于公开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显然，任何人都不能说木工或图书管理员或脑外科医生就不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但很少。公共知识分子的缺乏让我们看清了日常工作环境是否鼓励公共创造。如果律师也从事教学，他们可能常常会写点东西，只有法官和其他的律师会读、或想读他们写的东西。图书管理员可能热爱书籍，但又可能因为在八小时的细心工作之后筋疲力尽而不能提笔。

马克思以后的100年(或许是以前的100年)，提及某个人，我们常常问的第一个或第二个问题是他或她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有点让人感到一种压抑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工作就是生命。这个问题也意味着在询问他或她能为我做些什么呢?任何一个人，只要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错误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人们都在为工作而奔忙，那么他就学到了一门技术，这就好比一个木工置身于律师之中，或者一个教师置身于影视工作者之中。当一个人有了职业以后，兴趣就丧失殆尽了。“一个高中教师?……非常有趣……喔……我想我需要给自己充电……”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秩序中，也许，这个问题可能是：他或她思考些什么，梦想些什么，或相信什么?

然而，除去其粗俗和愚昧，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恶意。社会秩序就是这样压抑人的。如果我们了解一个人的工作，那么我们便了解这个人的一些情况。如果人们是室内装饰师或皮制品进口商，那么我们便可以顺着这条线索弄清他们的思想和关注。如果我们没有被告知，我们也假定他们不是作家，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假定可能是错误的。人们时常有充分的理由憎恨把他们与他们的工作混为一谈。然而，这种假定不是一种道德评判；它仅仅是建立在工作灌注生命这样的经验基础上的一种归纳或概念。博物馆的行政管理人员或牙医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为公众写作。

除了大学教师，只有一种群体的工作环境需要他们为公众写作：记者。置身于大学门外，或在某种程度上攻击大学，这些记者使采用公共话语、针对一些公共论题的写作传统经久不衰。尽管大多数非小说著作是教授们写的，但是，是记者们常常提出相当数量的话题。“美国的经典文学家埃德蒙·威尔逊自称是一名记者。“当我说到我自己是一名记者的时候，我当然不是指我一直在与新闻打交道……我的意思是我已经主要靠为期刊写作来谋生了。”

不断地，记者已经支撑着——更多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而不是在他们的日常写作中——一般性的文化；社会几乎感激不尽，于是将他们神化，这就是社会的反应。随着大学教师的生活与写作变得苍白无力，新闻工作已经得到了扩充与发展，显得比生活本身更伟大：生动有力、有责任感、有公共性。在无数的电影影片中，从《所有总统的人》到《沙场》和《火线下》，记者都已经被浪漫化了。他们寻求真理，不惜以生命或事业为代价；他们坚定不移地献身于公众事业。教授们所不具备的一切他们都具备。

现实有点不大一样。如今，“记者”是一个包罗一切的术语；它包括那些从事电视和广播工作的人员，也包括那些“出版”界的人土，他们又可以细分为专职作家和业余作家或自由写作者。主要网络和访谈节目的电视新闻记者自成一体；他们几乎都得不到高薪水以及特别的关注。正如电视上的一切，电视记者的罪恶(与德行)也传遍大地。

讲演节目已经发现了电视记者。据詹姆斯·法勒斯报导，当今甚至那些不大的商业群体也开始组成代表大会，让一个能给他们以训示并使他们对在华盛顿的生活感兴趣的人做他们的代言人。这些协会得到会员们的慷慨解囊，不可避免地选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记者人会，这些记者出色地做完了电视谈话节目。法勒斯对这种有害的结果进行了反思。特别擅长使用“学术上那些夸张、空洞的警句”的保守、好斗、爱炫耀的个人操控了电视访谈节目和讲演节目。“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但是，对于青年人来说，这种成功的典范是一清二楚的。这样的典范，10年前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20年前是里查德·罗维雷或西奥多·H·怀特，30年前是詹姆斯·赖斯顿或沃尔特·李普曼。现在，这样的典范是乔治·威尔……这一新的典范有助于使政治辩论比其他时期更加狡诈和盛气凌人。”

缺乏这种权势和影响力的出版社的记者则是一个大得多的群体，他们从事的工作有点像较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生涯。然而，正如校园限定了大学教授，报社限定了记者；分派的任务和最后期限使他们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工作。尽管所有的新闻工作都受到这种限制和约束，但是，它们也同样折射出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当前，报纸种类的缩减，以及不断加强的通过“隐晦的”和有关“生活作风”的新闻报导来吸引大量的读者的努力阻碍着记者。大学自然地扩充了，报纸也已经减少了。一项严厉的调查质问报纸是否正放弃它们作为“信息，教育和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其原因已经谈论得很多了。有一点是为人熟知的：正是把美国人从城市输送到郊区的这股力量使城市的报纸大伤元气。当人们放弃了大量的交通工具以后，他们便开起了小汽车。在上下班的路上，他们只能扫视路面，而不能浏览一下报纸的头版新闻。“中心城市和大量交通运输的瘫痪意味着大都市的报纸不再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从商业区的办公室和工厂蜂拥而出去买份报纸，以便回家的路上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打发时光。新兴的郊区……以及开小车上下班的工人已经减弱了数百万个家庭的读报习惯”

例如：《纽瓦克新闻》，很可能是新泽西最有名的报纸，是一个完整的新闻团体，它拥有五名主笔作者，一个华盛顿的通讯员，有它自己的剧院、艺术和书评，还有一份星期日杂志；它常常被当作“新泽西的《纽约时报》”。《纽瓦克新闻》于1972年停办了。什么原因?商业区的运送报纸的卡车遇上交通阻塞，到不了新的人口集聚中心。“正是大城市的报纸拒绝随其读者向郊区转移。”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一切。收看电视也已经使读者人数、特别是读晚报的人数大大减少。报业公司的合并减少了日报的数量，或者是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家族办的小报能维持多少天是屈指可数的。“美国的日报正形成报业连锁。在1982年卖出的35份日报中，有32份是被新闻团体买下的……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00年将不会再有一份家族办的日报。”

全部买进、全部卖出以及停业，已经使得日报的数量急剧下降。“1920年有700个城市拥有相互竞争的日报，”本·H·巴格迪基恩说，“1982年，尽管这个国家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也仅有27个城市拥有相互竞争的日报。”不仅是停业和合并限制了工作的开展，庞大的报业公司购买小型日报也限制了工作的开展。庞大的报业连锁常常裁减专职人员，并起用加入了辛迪加组织的及被开除的人员。差不多相同的报纸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生产出来。

这些经济事实向记者们敲响了丧钟。越来越少的大城市的报纸意味着倡议重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论题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而且，甚至是大型报纸也坚持不懈地扩大“隐晦的”新闻，用大量的版块来谈家庭或休闲。不同的工作环境并没有使得新闻通讯员或主笔作者的生活有多少改善。辞职再找到另一份工作的可能性使记者们壮大了胆为争取到任务或新闻材料而战斗。但是，如果那种可能性缩小了，那么他们的脊梁骨也就软了下来。为什么在一个急需听到清晰的、批判性的新闻工作者的声音的年代，却根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或许原因就在这里。

一个业余作家和自由写作者的更大的群体使得专职作家的人数相形见绌；这里，“新闻工作”这个术语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自由写作者包括任何一个能写专业作品的人——儿童作品、烹饪指南以及减肥健身秘诀。然而，实际上很少有作家是靠写作谋生的；他们从事自由写作一方面是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一定有其他工作——另一方面是他们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写作者的队伍是永远流动着的，不断地会有人进来，也有人出去。对于那些成功人士来说，自由写作通常需要精通某个流派或风格，这样才会有无限广阔的市场——烹饪、旅游、运动、电影。

少有的详细调查中有一个发现：1979年，美国作家中的一半人数靠写作挣的钱不到5000美元。“现有的数据传达了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作家写作挣不到多少钱。如果作家不得不以写作为生，那么大多数人将处于极度的财政困境。甚至对于许多大奖，像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的获得者来说也是如此。”这都是些一般的作家，而被研究员冠以“承担责任的专职”作家却挣得多一些，特别是如果他们从事“流派小说”的创作，这是最赚钱的活。然而，一生从事写作的专职作家仅仅占作家人数的5％。大多数的作家随着经济形势在专职与兼职之间穿行。

所有这一切表明写作是一种有难度的职业。作为惟一的经济来源，自由写作很容易使作家才思枯竭。计划、研究并完成能带来经济利益的项目——为此编辑将付酬劳——使作家们不可能去做那些不能带来多少经济利益的项目。自由作家完全听任市场的摆布，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这使得严肃的和一般的文章越来越少了。写一篇有关名人嗜好或现状的文章可能会激发编辑的兴趣；而写一篇有关城市危机的文章却是枉费心机。

为《纽约人》写稿的自由作家的偏激的兴趣反映了这一形势。对于那些没有成名的作家来说，《纽约人》几乎是可能为持久的、也是严肃的非小说(和小说)的写作提供生活工资的惟一的刊物。《纽约人》对于自由作家不仅是可靠的生活来源，也是惟一的；被《纽约人》拒绝以后——这是常有的事——接下来的选择便是为20个编辑提出100个项目计划。《纽约人》收益减少，最近已经被一个大的媒介公司收买，这一事实表明一种刊物是不可能持久畅销的。”

要战胜自由作家这种通常的命运并致力于一般的文化需要巨大的才华、献身精神或显而易见的时运。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已经做到了。然而，自由作家的文艺作品只是太丰富了而不允许我们做出明确的归类；而且，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不安定的经济状况，那些今年在写作的人明年就不写了。他们要么成了有固定工作和薪水的专职作家，要么已经改行做别的什么了。由于这些原因，在新闻编辑上，年轻作家的强有力的声音就很难鉴别出来。

20世纪60年代，“新报刊”的出现和对名人丑闻报导的复兴保证了美国写作面貌的改变。新报刊产生于传统新闻报道的边缘或产生于新的“地下新闻报道”。莫里斯·狄克斯坦写道，新报刊带有“社会气候、个人情感、阐释、主张和舆论、小说家的性格描写、论及淫秽、丑闻、关注时尚和文化的变化以及政治见解”的特点。

汤姆·沃尔夫的宣言和选集《新报刊》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辩护和一些不同的特点。新的报刊记者和地下新闻报道毫无关系，和个人的声音也不相干；他们都是正规新闻报道的年轻的成员，他们宁愿用“第三人称的观点”来报道新闻。这些新的报刊记者们发现了“详尽的现实主义给人带来的乐趣以及它奇异的力量”，这种力量使老一代的文学家感到害怕。

莫里斯·狄克斯坦和汤姆·沃尔夫的描述几乎与现实不符；它们都包含某些真相，这些真相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被当成千真万确的真理。像大多数“新的”运动，“新的”报刊也是过时的回忆和修正。詹姆斯·阿吉和沃尔克·伊凡斯合著的杰作《让我们现在就赞扬名人》代表了经典的流派和风格，这是一项有关大萧条时期南方佃户的研究，它对新报刊闪烁其词；他们的著作包含了同样程度的道地的现实和原始的激情。根据那些被《财富》杂志接受和退回的文章，这部著作于1941年出版却不受重视，直到1960年再次发行。

阿吉声明，“打算使这本记录和分析穷尽一切，不遗漏任何细节，无论它看上去多么琐碎，”这本‘记录’包括诗歌、照片、报幕、发言，对鞋子和罩衫不留情面的描写，抒情的写作，心灵的哭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瓦解传统的报刊。阿吉在一次充满激情的发言的开场白中说，“这在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如果不说是极其丑恶并让人感到十分恐惧的话：人类社会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通过需求和机遇并为了利益被拉到一起组成一个公司、一个新闻机构，密切窥探那些不设防的并遭受了惊人的伤害的人群的生活，窥探一个无知而又无助的乡村家庭，为的是以科学的名义，以“忠实的新闻”的名义(不管这一悖论意味着什么)，以人性的名义，以社会大无畏精神的名义把这些人们的残缺和耻辱赤裸裸地暴露于另一群人面前。这样，他们便可以得到金钱，得到勇于改革和公正平等的名誉。这两样东西，如果有足够娴熟的技术，在任何一个银行都是可以兑换现金的……今天，不是作为写作而是作为一代人的体现的新报刊几乎不存在。沃尔夫选集里提到的作家通常都有自己的技艺和专长，但他们不、或许从未代表一种有凝聚力的运动。“最近的一项调查识别出了新的一类人，“文学记者”，他们是新的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但是，像时代本身一样，他们更沉着，更专业。“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代年轻的作家，他们未必把自己视为新记者，但他们确实发现专注、喉舌、精确和象征主义是他们工作的特点。”“文学记者”包括一些优秀的作家——在其他不属于“文学记者”的作家中有约翰·麦克菲、琼·狄迪恩、简·克雷默、特蕾西·基德、萨拉·戴维森——但这既不能构成一个新的写作类型，也不能构成一种文化风貌。

更带有政治性也更加个体化的左派对新报刊的看法也经历了自我的离散和丧失的过程。每一个小城市，每一个相当大的学院都起劲地夸耀“地下”报纸。解放新闻署，一个用作地下报刊出版社的清洁的屋子，有600名订购者不断接收到大量信息。这些报纸的编辑部是由一个小的记者团体组成的。怎么了?出版物消失了；最成功的出版物自我转变为娱乐向导。

当然，这是不公平的。总体上像60年代一样，成功是某种毁灭。传统的新闻出版是包含着地下出版的。一篇更具有个体特征的文章出现在现有的日报上；涵盖了性、毒品，还有一度左派对美国政府官员的批判的新闻内容都是允许的。丹尼尔·爱斯伯格一直计划在地下出版社出版五角大楼公报，直到《纽约时报》决定冒险为之。

地下记者群体为了奔向1000个不同的目标解散了。有献身精神和才华横溢的留了下来，但再也听不到清晰的、强有力的声音了。阿贝·佩克对“地下出版社”的陈述是以对当前它的主要人物的去向的一项调查结束的。他自己的轨迹不具有代表性，但却是常见的。“从1967年到1971年……我写作、编辑、打字、大扫除、卖报，并被芝加哥最有名的地下出版物《种子》聘用。”他后来从事自由写作，成了美联社的一名音乐栏目的专栏作家，随后又成了《芝加哥每日新闻》和《芝加哥太阳报》的专职工作人员。“1980年，我申请离开《太阳报》，这就是我的辞呈……我感到自己深陷于机械的日报新闻工作中。”今天，他是西北大学新闻系的一名教授。

佩克报道了地下出版社其他75个成员的去向。那些仍然在写作的包括大卫·哈里斯(《梦想难破灭》的作者)；戈雷尔·马库斯(坚定不移的批评家)；亚当·霍克斯恰尔德(《琼斯妈妈》的创办者／赞助者)；哈威·沃瑟曼(《哈威·沃瑟曼的美国历史》)；戴夫·马什(《摇滚之秘》)；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积极从事电视新闻(丹尼·谢克特、洛厄尔·伯格曼)。”佩克的这份完整的名单因为没有给出任何结论而实际暗含着一个结论。哪里曾经有希望并有机会听到独异的一代人的声音，哪里现在就有一些作家。

20世纪60年代使得丑闻报道东山再起，这又回到了权力结构研究，回到了对政府的谎言和遮掩谎言的手段的尖锐抨击。“一度，在水门事件期间，专门报道丑闻的记者都是文化勇士。这种复兴已经消退了，要是仅仅因为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就好了。《堡垒》，和左翼丑闻报道关系最密切的刊物，停刊了；后继者(《七天》)从未发行；另一份(《琼斯妈妈》)也颠簸不定——并且正在考虑不用这个名字是不是太轻率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煤矿工人鼓动者的名字。

由于种种原因使得赌注加码。丑闻报道或调查性的报道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它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常常是毫无结果。要调查商业区贫民窟的房产所有权或在第三世界的美国大公司的情况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它或者需要一个极有实力的出版商预支资金，或者确实有一个读者群；前者非常少有，而后者则值得怀疑。而且，不断地提起诉讼可能阻止一个自由作家的发展。主要报纸“没有钱和律师”，一项有关“新的”丑闻报道者的研究这样评论，“自由作家可能会因为与一桩诽谤诉讼作战而耗尽心力。”确实，雇佣调查人员的主要报纸当然是不给他们自由空间的；他们只能研究那些编辑和管理部门认可了的主题。

I.F.斯通于1963年写道，“我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在那样的年代，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的青年必须在一些大型的报纸或杂志社为自己谋一个合适的位置，而我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闻记者，没有任何组织或派别的支持……”从I.F.斯通(1907-)身上，我们看到了上一代报道丑闻的记者，他们似乎没有继承人。斯通始终是一个记者，他为一系列的左翼报纸工作，最后一种，《纽约每日指南》截止于50年代初期较黑暗的岁月。失业以后，斯通设计了一个方案，他按照那些已被废止的激进出版物的通信名单发出了四页纸的每周新闻信札。1953年，斯通发行了第一期《斯通周刊》，订购者有5000人。

15年来，斯通为他的《周刊》活着，也靠他的《周刊》活着，一个人运作的刊物最终达到7000册的发行量。它表面上故作严厉，孜孜不倦地披露政府和新闻界的谎言及矛盾，成为激进分子不可或缺的资源。罗伯特·斯柯拉在给《斯通文集》写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来形容一个把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涯献给了每日和每周新闻的人，听起来有点不大对劲儿。但是，斯通过去写的文章似乎在不断增值，准确地说是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文学家……”

斯通于1971年退职，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缺；有无数个政府和新闻界的丑闻报道者和批评家，但他们谁都没有斯通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博大的视野。许多人是偶尔被重用的教授，他们还承担其他义务；一些人是无法对政府官员的非法行为进行专职的严格督察的记者。文化的轨迹是众所周知的：哪里曾经人迹罕至，哪里现在就人头攒动，但他们似乎更沉着、更温和了。

“我们的知识分子们在哪儿?”60年代的口号(按照革命者的说法)是：我们无处不在。当哈罗德·罗森伯格提到伯克利并用它来驳斥那些认为波西米亚群落和流浪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的报告时，他并不是完全错了。应当知道：把当前的事当作历史来理解是冒险的，甚或是不可能的；过去与未来的分界很容易混淆。保守派认为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激进分子则兴高采烈地看到60年代几乎是毫无先兆地来到了。

然而，我们应当抵制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对我们的诱惑。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知识分子的工作已改变了；这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作用都已改变了。在生活和思想之间画出一条直线来是再简单不过了，只要把沉迷于研究和会议论文的教授们同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对应起来就可以了；要否定其中的联系就太蠢了。哲学史也就是哲学家的历史，新闻史也就是新闻记者的历史。

传统的知识分子生活环境的变化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伴随着城市的衰败、郊区的成长和大学的扩张发生的。当快餐外卖取代了油腻的餐勺、自动售货机替换了报摊或绿色的校园排挤掉破破烂烂的城市公园时，没有必要把这些说成是文明的没落。但它对文化生活节奏的影响不可小觑。这种影响对谁都一样，不管他是在城市马路上还是在郊区林荫道上长大的，也不管他是那种被出版商拿捏的知识分子抑或是被三个“裁判”、十名同事、几个委员会和若干系主任拿捏的知识分子。

大学鼓励一种定型的知识分子模式。它并不要消灭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适应这种模式的知识分子，只是不聘用他们。即使是《时代》杂志帝国的亨利·鲁西，这个常常被斥为宣传大师的人，尚能雇用甚至喜欢那些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人。而大学却与之不同，是由委员会决定聘用与否：受聘者需要学历、关系、谦恭有礼和良好的品行。这与征求某个个人的同意完全不同：要引进一位有才华的学者，首先得获得某个委员会的赞同，委员会再推荐到系里，系里与委员会主席商讨后再向系主任提议，最后由系主任向校长建议。想象一下“埃德蒙·威尔逊教授”或“H.L.门肯教授”简直就有点荒唐。

在书籍的提要和献辞那些少见的角落标志出文化的转变也是可能的。在伊丽莎白时代早期的书籍中通常有辞藻华丽的前言题献给支持作者的资助人，并期望他会从这部作品中获得教益和启发。在17、18世纪，买书和读书的公众取代了资助人，书常常题献给高雅而感兴趣的读者。“读者群不再限于宫廷和贵族，”一个对伊丽莎白时代书籍前言的研究表明，“作者可以毫无麻烦地献给各阶级的读者圈。”“献给绅士读者”或“献给优雅高贵的英格兰女士”或“献给可敬的伦敦市民”都是一些典型的题辞。

跳到当代，打开一本非小说类的严肃读物，就像在浏览私人电话簿。正文前面常常是一列密密麻麻的名单，有同事、朋友、研究所和基金会。无名的读者变成了有姓名、地址和受尊敬的读者。这是风格上的变化，但还不止于此；这是民主时代的出版审查。它意味着作者或作品通过了考查，获得了某个专门网络的许可，这一网络过滤掉了粗鄙的和不可接受的东西。这是一项严肃而规范的工作的标示，它既保护着、也恫吓着作者和评论者。即使是完全文责自负的作者，他的书通过了一大批学者的审查、由一所著名大学出版、又得到许多基金资助，谁还去找他的茬儿?

这都是潮流，而不是自然的法则。这个国家太大、文化太复杂，没法理出个规则。然而，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很容易被辩解得无足轻重，好像任何概括都不可靠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不等于说什么事都笃定要发生。知识分子可能到处都有，但在哪里他们几乎都面临着相似的和有限的选择：青年人尤其易受打击，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知识分子的选择余地日渐狭小的情况下出现的。由此而产生了这样的历史性玩笑：非理性的、前卫的、松松垮垮的60年代知识分子长成了比前辈知识分子更衣冠楚楚、更职业化而深藏不露的一群。有上千名激进的社会学家，但没有米尔斯；有300名好斗的文艺理论家，但没有威尔逊；有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没有斯威齐或布雷弗曼；有成群的城市批评家，但没有芒福德或雅格布斯。

私人与公众、隐匿与可见、职业与业余，这些都是含义深刻而费解的术语。它们不是简单地对立的概念。今天是隐匿的和职业化的，可能明天就变成了开放的和公共化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主要是教书和彼此为对方写作，不会有什么紧迫感；但他们有学生，这些学生会转向其他方面。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产生影响的老师，这些老师的名声并不显赫，却对自己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老师激励着、引诱着、教导着自己。文化的传送带有可能彻底转向吗?曾经是公共性的东西现在却悄然无声地进入了大学教室和作业中，这可能吗?

这是保守派的噩梦：当激进派和自由派被从公共的和显眼的岗位上逐出时，他们实际上去充实了教育体系，从内部侵蚀着国家。保守派常常哀叹说，他们把孩子送进了名牌大学，到了圣诞假期时却发现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学习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一个系里的四五十名教授中有一个人讲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就已太多了。比如在伯克利，他们对真理的兴趣不大，倒觉得被别人弃之如敝屣的保守主义观念更可信。

但这不过是噩梦而已。至少没有什么理由断定大学是颠覆性的而公共文化是辩护性的，在二者之间出现了裂隙。对大学生概况的研究表明，他们比过去更保守、更关心前途和金钱，而对一些华发渐生的新左派教授思考的东西很少有兴趣。这种情况也促进着专业化，转向更易于接近的同事关系。此外，今天也像过去一样，大学保存了一种文化的呼吸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学习马克思——以及亚当·斯密。这种情况既不应当清除也不应当神化，似乎左翼文学批评家除了自己人之外会对所有人构成威胁。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充满困难的范畴。“公共专家”(Publicist)这个词如果曾包含着与政府、法律有关的意思的话，现在也已废弃了，成为好莱坞和“公共关系”的牺牲品：它如今指那种操纵媒体的人，挂名的负责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或老式的公共专家是另外一种人，或许正相反，是那种不理会任何人的特立独行的人。而且这还不够，这个定义中必须包括不是单纯专业或私人范围的义务，而是公共的世界——以及公共的语言、方言。

民族与地方语言的精致、新的城市阶级的声音与僵化的拉丁语相对的学院精英们的习语，构成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的特征。埃里希·奥尔巴赫解释说，“整个欧洲，”随着拉丁语的式微，“首先在意大利，然后是伊比利亚半岛、法兰西和英格兰，受过教育的公众操着自己的方言出现了。”方言的运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意味着曾被排除出宗教和科学论争的许多群体如今要进入论争中了。

例如，伽利略的“罪行”最主要的还不是他所发现的和说出的东西，而是他在何处、怎样说的问题。他放弃了拉丁语而用流畅的意大利语为新的公众写作。正如在一次教皇当局关于伽利略的会议之后佛罗伦萨大使的报告中所说的，“他被告知，如果他要坚持哥白尼的观点，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坚持好了，不要费那么大力气去说服别人。”而这正是伽利略所拒绝的。一段现代人的叙述中说，他决定，“离开大学而把自己扎根于广泛的、有知识的大众的方言之中。这无疑要损失拉丁语所具有的国际价值，但伽利略并不在乎被逐出那些散落在各处的畏光的学究们的圈子……他只有在大街上、广场上才觉得自在……”

如果要指责年轻的知识分子破坏了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即投身于更广阔的受过教育的社会中，那恐怕是不公平的，也未免过于戏剧性了，无论如何这样一项使命是单独一代人所承担不了的。然而屈从于某种新的拉丁语、新的与更广大的公共生活脱离的学究气，这种危险使未来涂上了层层灰色。专业的和晦涩的语言可能成为保护伞和必需品，同时也就可能成了借口和逃遁。

有没有选择?任何既有历史性又有批判性的研究都会产生一个根本的悖论：它勾勒出了构成整个世界的大大小小的趋向——然后又批判它们。毫无疑问，公共知识分子的退位反映出了公众自身的重组；这正好吻合了电视的疯狂发展、郊区的扩张、城市的衰败、大学的膨胀这些趋势。大型公众杂志如《展望》和《生活》的黯然失色，这本身就标志着划分开了那些曾经是同类的公众；它们被“专门趣味”的杂志所取代——网球、计算机、旅游、运动，从这些发展的眼光来看，一般化的知识分子消失而转变为专业性的，看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可避免的，并且可能是期待中的。

然而这项研究或任何研究如果仅仅是认可已经发生的和必然要发生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响应了他们的时代，正如他们必须要做的那样；而他们也屈从了他们的时代，这却不是必须的。人性并不要顺从历史，而要创造历史。通过这道人性之门，选择的权利进入了历史的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