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

（美） 瑞恩 著

王义国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译者序 一部不朽的书和它所描绘的战争深渊

前言 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A日

第一部 城市

第二部 将军

第三部 出击目标

第四部 决策

第五部 战役

作者致谢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 数据

最后一役／（美） 瑞恩著； 王义国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5-08（二战史诗三部曲）

书名原文： The last Battle:The Classic Histort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ISBN 978-7-5086-5173-6

Ⅰ ①最…　Ⅱ ①瑞… ②王…　Ⅲ ①柏林战役（1945） － 史料　Ⅳ ①Ｅ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 第135485 号

The last Battle:The Classic Histort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by Cornelius Ryan

Copyright 1966 by Cornelius Ryan

Copyright renewed 1994 by Victoria Ryan Bida and Geoffrey JMRyan by arrangement with Mclntosh and Otis,Inc through Bard on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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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役

著　者：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

译　者： 王义国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译者序 一部不朽的书和它所描绘的战争深渊

“也许是现在在世的最才华横溢的记者！”

这是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Muggeridge，1903—1990）对本书作者瑞恩的赞誉。马格里奇是20世纪国际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是著名作家、记者，当过爱丁堡大学的校长。1973年，法国政府授予瑞恩荣誉勋位勋章时，马格里奇说了上述赞誉之辞。

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Ryan，1920—1974）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先是就读于爱尔兰公教兄弟会（ChristianBrothers）学校，后来又在爱尔兰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顺便说一句，公教兄弟会学校是为贫穷的天主教徒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的机构。

瑞恩虽然大学主修的是音乐，但他更有志于写作。所以1941年， 21岁的时候，他便加入了伦敦的路透社。1943年，加入位于伦敦的《每日电讯报》（DailyTelegraph），担任战地记者，而且亲自参加了战斗，与美军第八和第九航空部队一起执行了14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D日登陆以及乔治·巴顿将军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穿越法国和德国的挺进。欧战结束后，又被派往太平洋战区，开办了《每日电讯报》的日本分社。1946年又被派往耶路撒冷，担任《每日电讯报》中东分社的社长，同时还担任《时代》（Time）周刊和位于圣路易的《快邮报》（PostDispatch）的特约记者。所谓特约记者，也就是按篇幅取酬的记者。

1947年，瑞恩得到了一个职位，担任《时代》周刊的撰稿编辑，同时移民美国。1949年他离开《时代》周刊，在《新闻周刊》（Newsweek）短期工作了一段时间，1950年担任《柯里尔》（Collier）双周刊的副主编，同年与凯瑟琳·摩根（KathrynMorgan）结婚，并取得美国国籍。在《柯里尔》工作期间，瑞恩报道了美国的太空计划，并向美国公众介绍了沃纳·冯·布劳恩（WemhervonBraun，1912—1977），从而获得了巨大声誉。冯·布劳恩是德国火箭设计师，战后移居美国，1958年1月主持发射了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

1956年，《柯里尔》停刊，瑞恩随即开始《最长的一天》的研究和写作。《最长的一天》于1959年出版，立即大获成功，并为他赢得国际声誉。1959年，他获得描写国外事务的最佳图书奖——克里斯托弗奖（ChristopherAward），1962年获得意大利的班加雷拉文学奖（BancarellaPrize）。《最长的一天》出版后，他立即加入《读者文摘》（ReadersDigest），继续新闻事业，同时又开始他的第二本关于二战的作品《最后一役》的研究与写作。《最后一役》于1965年出版。

1970年，他被诊断患有癌症，开始化疗。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第三本二战作品《遥远的桥》的研究与写作。1973年，为了表彰他在新闻和历史写作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他被授予法国荣誉勋位勋章。1974年，《遥远的桥》出版，俄亥俄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在为这最后一本书进行宣传的旅行当中，他再次住进医院。1974年11月23日不幸去世。

1974年，他才54岁，就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不过他的作品却为他赢得了不朽，人们将世世代代记住这位最为才华横溢的记者。而这绝非夸张。

瑞恩的三部关于二战的作品，按照写作出版时间的先后，依次为《最长的一天》（1959），《最后一役》（1965），《遥远的桥》（1974），但按照所反映的历史时间的顺序，则是《遥远的桥》次之，《最后一役》为第三。《最长的一天》描写的是霸王行动，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的法国诺曼底登陆；《遥远的桥》描写的是1944年9月17日到26日，在荷兰的市场花园行动；《最后一役》则是1945年4月15日到5月10日之间对柏林的攻占。这三部作品被公认为二战文学的经典作品，以20种以上的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其中《最长的一天》和《遥远的桥》又被拍成电影，风靡全球，为人们所耳熟能详。

这三部作品，是历史文学作品，但首先是历史。写历史，首先就是要写出“信史”。

毋庸置疑，瑞恩才华横溢，早年的小提琴训练使他被赋予了乐音的精确性、优美的韵律感、敏锐的感受性和丰富的想象力。但写作纪实作品，他则是铭记着历史学鼻祖修昔底德的教诲，那就是“严格基于史实”。瑞恩就是要写得“无一字无出处”。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我自然无力给出完整的答案。不过首先我们应该记得，瑞恩是二战的亲历者。前面已经说过，他曾担任战地记者，与美军第八和第九航空部队一起执行了14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D日登陆。他亲身参加过战斗，所以他笔下的作战场景，读来才如此令人感到身临其境。

具体到《最后一役》一书，我恳请读者拨冗读一下本书后面的“作者致谢”一节。总共有二千多人提供了信息，对七百多人进行了采访。作者既采访了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等英美将领，也采访了科涅夫、崔可夫等苏联元帅，还采访了数量众多的德国将领，当然还有平民。这些采访绝非可有可无。作者特别提到，在为期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曾对德军名将戈特哈德·海因里齐进行了无数次的采访。如果没有海因里齐，这本书就写不出来，而这既非客套也非过谦。如果没有海因里齐，苏德两军的战斗就无法写得那么细腻逼真，也就无法让读者读得那么兴味盎然。

作者还搜集、研究了大量资料，有若干历史档案在本书中第一次被解密。所以在前面提到他的作品的时候，都使用了“研究与写作”一语。当然，我们还应该记得，瑞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他以历史资料、目击者的叙述、个人的回忆为线索，编织成丰富多彩的画面，展现了战役更为广阔的场景。在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大画面”上，瑞恩的才能是无与伦比的。

如此写来，才让众多的同行和读者由衷感叹，《最后一役》是“一个罕见的成就……世世代代的人都将予以关注”。

瑞恩用“迦太基”一词来指称柏林，其中包含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和对战争及其事件的理解。本书一开始就提到，柏林已经成为第二个迦太基。迦太基（Carthage）是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相传是由推罗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所建，屡遭战祸，最终于公元146年被罗马人彻底毁灭。作者在这里把柏林比作第二个迦太基，别有深意。柏林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区的战火得以平息的最后一仗，是对希特勒第三帝国发起的最后攻势。柏林作为欧洲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首都，在这场战役中被摧毁了。今之柏林，犹古之迦太基，其结局令人叹息。

英语中有一个与迦太基有关的习语，叫“迦太基式和约”（Carthaginianpeace），也就是对战败一方条件苛刻的和平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一年，第三帝国所有的领导人都知道大势已去，除希特勒之外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有不少人想议和，有的也做出了试探，有的还想钻意识形态的空子向西方单方面投降。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不得议和，只能投降；不能单方面投降，只能无条件投降。对德国来说，只有彻底的失败，别无其他出路。

何以如此？因为人人都要找德国人算账。19世纪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KarlBaedeker）曾发行了“贝德克尔旅游指南”（Baedekerguide fortourists），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出现了“贝德克尔空袭”（Baedekerraids）一语，指1942年德国对英国历史胜迹和文化名城的一系列轰炸，那是名副其实的按图索骥大轰炸。现在，盟军以柏林为目标，开始了复仇。美国人白天轰炸，英国皇家空军晚上轰炸。毁坏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是德国空军在伦敦炸毁区域的10倍，伤亡数字则是在轰炸伦敦中死亡和受重伤者的5倍。

复仇！是的，“胜利”之外，复仇是柏林之役的第二个反复响彻的主题。要复仇的有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老兵。1940年五六月间，被德军围困的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国军队从这里撤往英国，实际上是被赶到海上去的，而没有能够撤离的英军则被全部消灭。要复仇的有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是法兰西历史中十分灰暗的一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将军，到了二战则无奈地向德军求和，当上傀儡政府元首并把法国拱手交给了德国人，这成了法国人耻辱和悲哀的心病。要复仇的还有被地狱般的集中营所深深震惊的盟军士兵……当然，最猛烈的复仇来自苏联的军队。他们的仇恨来自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地狱般的废墟，来自被焚毁的千百万苏联村庄的焦土，来自被德军杀死的父兄们的鲜血，来自惨遭凌辱的母亲和姐妹绝望的眼神……而这种巨大的仇恨将转变为一种可怕的力量。事实上，在柏林之役中，正是这种仇恨使一部分苏联士兵变得残暴和凶狠，并以复仇的名义，在柏林城内四处抢劫、杀人、强奸……

就连某些德国人——他们对德军在苏联国土的行径，以及第三帝国在集中营犯下的暴行略知一二——也自知罪孽深重，在劫难逃，深感迦太基被夷为平地的梦魇可能要在柏林身上成为现实了。

当然，毕竟是20世纪，人们到底理性多了，柏林虽然最终遭到了毁灭，但并没有被夷为平地。不过这种“迦太基式和约”的震撼力是无可估量的。失败越彻底，投降越无条件，后遗症也就越少。现在德国仍然在反思自己父辈的罪行，受到重创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现在叫警世教堂，供人们凭吊忏悔，这种认账的态度不可能与当年的彻底失败没有关系。

《最后一役》是对柏林战役的扣人心弦的报道，又是有关普通人的故事，是有关军人和平民的故事。作者瑞恩深入到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内核，探讨了生存这个更为直接的问题。如作者所说，在二战中这个最血腥、最关键性的时刻，“吃饭已经变得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获得胜利在军事上更为正确”。

到这最后一役的时刻，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已经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灭顶之灾。德意志民族本来是非常高雅体面的民族，曾经产生出号称“3B”的世界一流音乐家——巴赫（Bach）、贝多芬（Beethoven）、勃拉姆斯（Brahms）。可是在柏林被围困之时，生存状况极其恶劣，有些细节无法细说，甚至一想起就令人反胃，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体面尊严可言？更有甚者，有的柏林人居然哄抢商店，为了生存，人们竟堕落到如此地步！

我认为希特勒的最可恶之处，就在于他把全体人民拖入了战争的深渊。希特勒进行的是“总体战”，最后导致了德国总体的战败和总体的被占领，被瓜分。他罪孽深重，却要全体德国人民替他背十字架。

本来在入侵他国的时候，希特勒便推行“焦土政策”，现在德国战败，他又要在本土实施“焦土政策”，要求毁城，要求玉石俱焚，也就是要求民族的总体毁灭。所幸德国也不是铁板一块，他的“焦土政策”最终在本土并没有彻底实施，否则人们将何以继续生存下去？

虽然柏林的陷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不过战争的胜负，也只有在交手之后才能见分晓。就兵力而言，盟军有几个集团军群或者方面军，每个集团军群或者方面军都有几十万人马，而且动用了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钢铁和弹药，德军也自是穷举国之力，血战到底，其战斗的惨烈程度，给双方带来的伤亡，自可想见。

在翻译《最后一役》的过程中，我不由得一再痛感，战争的最大伤亡者是平民，不能再有战争了。在60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更为理性，不仅德国应该反省，而且参战各国都应该反省，整个人类都应该反省。

在翻译《最后一役》的过程中，感慨不时涌现，上述只不过略陈其一二而已，而且也未能尽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空前浩劫，但其后的反思是人类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后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王义国

前言 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A日[1]

柏林之战，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所发动的最后进攻，开始于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凌晨4点整——西方盟军称之为A日。这个时刻，在离德国首都东边不到38英里的地方，涨水的奥得河上方夜空突然燃起了红色的火焰，使人目瞪口呆的炮兵掩护炮火立即发射出来，苏联人对城市的进攻也由此开始。

大约同时，美国第九集团军各部正在远离柏林——回过头来向西进发，他们要在位于坦格明德和巴尔比之间的易北河沿岸占领新的阵地。早在4月14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决定，停止英美联军在德国境内的大规模强攻。“柏林，”他说道，“不再是一个军事出击目标了。”当美国部队接到命令时，有些美军离柏林只有45英里。

进攻开始的时候，柏林人在他们被炸成瓦砾的城市里等待着，麻木而恐惧，他们坚持现在唯一有价值的政治学——生存的政治学。吃饭已经变得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获得胜利在军事上更为正确。

下面就是这最后一役的故事——对柏林的进攻和占领。尽管本书包括了对战斗的叙述，但它却并不是军事报道。更恰当地说，它是普通人的故事，军人和平民的故事，他们陷入了随着失败和胜利而来的绝望、沮丧、恐惧和强暴之中。

[1]A日（A－Day），意为“开始日”。原书第122页说：“那个行动预定开始的日期被指定为‘A日’，它将取决于盟军向柏林推进的速度。”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第一部 城市

part one The City

1

★ ★ ★

北纬地区的黎明来得早。甚至当轰炸机正在飞离城市的时候，第一缕光线就已经开始在东方出现了。在寂静的清晨，巨大的黑色烟柱，在潘科区、韦森塞区和利希滕贝格区的上空高耸。遭到炮火打击的柏林烈焰熊熊，烈焰的反光在低矮的云层上面与柔和的日光混合在一起，难以区分。

当烟尘在废墟之上缓缓飘过的时候，德国遭到最严重轰炸的城市格外荒凉、恐怖。它被煤烟熏黑了，成千上万个弹坑重重叠叠，倒塌的楼房的房梁歪歪扭扭。成片的住宅楼不见了，就在首都的心脏处，一个个街区整个地消失了。这个荒原里，原先宽广的马路和街道，现在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在山一般的废墟中蜿蜒蛇行。一英亩又一英亩的地方，到处都有内部被焚毁、没有了窗子、房顶坍塌的楼房，在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天空。

突袭之后，残存的纤纤煤灰和灰烬像雨水一样飘落下来，给废墟涂上了一层薄粉，而在大厦耸立的街道上，砖瓦破碎，钢筋被破坏，只有旋转的灰尘在移动。灰尘在宽阔的菩提树下街[1]打旋，那些著名的树木现在是光秃秃的，树叶的萌芽在树枝上被烧焦了。这条著名的林荫大道两侧那些银行、图书馆和高雅的商店，没有遭到破坏者甚少。不过在这条大道的西端，柏林的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也就是那个八层楼高的勃兰登堡门，尽管伤痕累累，却仍然得意扬扬地（viatriumphalis）站立在它十二个巨大的希腊式的石柱上。

在附近的威廉大街上，街道两边是政府大楼和以前的宫殿，现在，从几千个窗子散落出的玻璃碎片在瓦砾中闪闪发光。大街第七十三号就是那座美丽的小宫殿，在第三帝国之前它曾是德国几任总统的官邸，其内部现在已被一场凶猛的大火焚毁。以往人们曾描述它是一座微型凡尔赛宫，但现在，前院那个装饰华丽的喷泉上的海上仙女们被炸碎了，倒在柱廊式的前门上。而沿着屋顶的轮廓线，那两个莱茵河少女的雕塑被飞过的碎片击打得伤痕累累，头炸掉了，俯身倒在一片狼藉的院子上面。

在一个街区之外，第七十七号虽然也有伤痕，但却保持完整。成堆的瓦砾堆在这座L型的三层大楼四周。大楼黄褐色的外墙凹凸不平，每一个入口处的上方都有爪子上装饰着字[2]的令人炫目的金鹰，现在那些金鹰弹痕累累，还有深深的割痕。从上方伸出来的，是那个气势雄伟的阳台，世界曾经从那个阳台上听到许多疯狂的高谈阔论、长篇讲话。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官署还在。

选帝侯大街，也就是柏林的第五大街，遭到了重创，大街的上端是一度时髦的威廉皇帝纪念堂，如今它变了形的结构骨架膨胀了起来，烧焦的时钟表面上的指针停在7：30整——自从1943年以来指针一直就是这个样子。1943年，单是在11月份的一个晚上，炸弹就彻底摧毁了这个城市的一千英亩的区域。

在一百码之外的地方，原本是国际著名的柏林动物园，现在成了杂乱的废墟。水族馆被完全摧毁了。爬行动物、河马、袋鼠、老虎和大象的馆舍，以及几十座别的建筑，遭到了严重毁坏。围绕着这些馆舍的蒂尔加滕，即那座著名的占地630英亩的公园，成了一片荒地，里面的弹坑有房间那么大，湖里填满了瓦砾，附近的大使馆楼房也被部分地摧毁了。这个公园曾经是长着茂盛树木的天然森林，现在大多数树木都被烧掉了，留下了丑陋的树桩。

在蒂尔加滕的东北角，是柏林最壮观的废墟，不过它不是被盟军的炸弹毁灭的，而是被德国的政治毁灭的。那座巨大的德意志帝国国会大厦，也就是议会的所在地，在1933年被纳粹故意放火烧掉了——又嫁祸于共产党，这样就给了希特勒以借口，从而攫取了完全的独裁权力。议会大厦的一个立有六根柱子的入口，上方的柱廊上凿着黑字：“Dem Deutschen Volke”——“致德意志人民”。柱廊倒塌了，柱廊下面的废墟茫茫一片，几乎把整个大厦都淹没了。

帝国国会大厦的前面以前是一个雕塑群。除了一件之外全都被毁掉了——那是一个200英尺高、深红色的花岗岩和铜制的圆柱，立在一个巨大的柱廊基础上。在1933年的纵火案之后，希特勒命令把它移掉。现在它立在一英里之外的地方，在夏洛滕堡公路边，靠近东西轴线的中心——所谓东西轴线是数条公路的交叉处，大致是从西边的哈韦尔河穿过城市，来到东边的菩提树下街。当太阳在这个3月的清晨升起的时候，光线照射着这个柱子顶部的金像——一个长着双翼的雕像，一只手拿着月桂花冠，另外一只手拿着一面装饰有铁十字勋章的军旗。在这片荒原上升起的，而又没有被轰炸波及的，就是柏林细长而又优雅的纪念碑——胜利纪念碑。

这座遭受剧痛的城市各地，警报器开始哀号着发出空袭警报解除的信号。盟军对柏林发动的第314次袭击结束了。在战争的最初的几年里，攻击是零星的，但现在，首都几乎是持续遭受轰炸——美国人白天轰炸，英国皇家空军则是在晚上轰炸。破坏的统计数字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增加，到了现在数字开始令人震惊了。炸弹毁坏了10平方英里多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这是德国空军在伦敦炸毁的区域的10倍。30亿立方英尺的瓦砾堆在街道上——足以垒起一座1000多英尺高的山。在柏林156.2万座住宅当中，几乎一半遭受了某种毁坏，每三栋房子就有一栋不是完全被毁掉，就是不可居住。伤亡如此之巨大，要想真实计算，已是断无可能，不过起码有5.2万人死亡，受重伤者则是死亡者的两倍——这是在轰炸伦敦中死亡和受重伤者的5倍。柏林已经成了第二个迦太基[3]——而临死的痛苦还没有来到呢。

在这个毁灭性打击所造成的荒漠中，十分不平常的是，人们却仍然能够历尽劫难而继续生存——不过，生活是在废墟当中以一种既疯狂又正常的状态继续下去的。1.2万名警察仍然在值勤。邮递员投递邮件，报纸每天都在出版，电话电报业务在继续。垃圾有人收集。一些电影院、剧院甚至遭到严重破坏的动物园的一个部分，仍然开放。柏林爱乐乐团正在完成其演出季。百货公司进行特卖。食品店和面包店每天早晨都开门，而且洗衣店、干洗店和美容院还生意兴隆。地铁和高架铁路在运转。那为数不多的几家仍然完好无损的时髦酒吧和餐馆，人满为患。而且几乎在每一条街道，著名的柏林花匠刺耳的叫卖声，就像和平时期一样回响着。

也许最不平常的是，柏林的大工厂的65%以上，还是处于某种工作状态。几乎60万人拥有工作——但去上班现在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往往要用上几个小时。交通堵塞了，人们绕道，减速，抛锚。结果，柏林人不得不早起，每个人都想按时上班。这是因为美国人每天早起，往往到上午9点的时候就对城市狂轰滥炸起来了。

在这座城市向四周伸展开的12个区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柏林人就像新石器时代的穴居人一样出现了。他们从地铁的内部出现，从公共建筑下面的掩蔽所里出现，从他们被炸坏的家里的地窖和地下室里出现。不管他们的希望或者恐惧是什么，不管他们的忠诚或者政治信念是什么，柏林人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那些在头一天晚上幸存下来的人，决心再活上一天。

同样的话对这个国家本身也适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六个年头，希特勒的德国正在为了幸存下去而绝望地进行着战斗。这个即将持续千年的帝国[4]，遭到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反攻。英美联军正沿着伟大的莱茵河挥师而下，在雷马根强渡过河，全速朝柏林前进。在奥得河的东岸，一个更加急迫、更加可怕而无法言状的威胁正在形成。那里驻扎的是苏军，离这里不到50英里。

这是1945年，3月21日，星期三——春天的第一天。在这天上午，通过全城所有的电台，柏林人听到了那最后一首流行金曲：《这将是一个没有结束的春天》。

2

★ ★ ★

对威胁着他们的危险，柏林人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反应：有些人固执地对险境视而不见，他们希望险境会离去；有些人是自取险境；还有的人的反应是愤怒或者恐惧——而有的人，他们怀有那种非苦战不能幸免的可怕逻辑，准备勇敢地正面迎接他们的命运。

在西南部的策伦多夫区，送奶工理查德·波加诺斯卡像通常一样，黎明即起。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每天例行公事，往往显得单调。现在他却对例行公事心存感激。他是在策伦多夫区时髦的达勒姆郊区，为有300年历史的达勒姆领地农场做工，该农场离庞大的首都的中心只有几英里远。在别的任何一个城市，要是在城市里面开办奶牛场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在柏林则不然。这座城市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公园和林地，它们在湖泊、运河和溪流的旁边。尽管如此，波加诺斯卡却也像领地农场许多别的雇员一样，巴不得农场是在某个别的地方——远离城市，离开危险和连续不断的轰炸。

波加诺斯卡、他的妻子莉丝贝特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在位于路易丝王后大街的主楼的地下室里再次度过了一夜。由于高射炮和炸弹的爆炸声，睡觉已经是几无可能。就像柏林别的任何一个人一样，这位39岁的大个子送奶工近来老是感到疲倦。

他并不知道，在夜间炸弹落在了什么地方，不过他却知道，在领地农场的大奶牛仓的附近，却一颗炸弹也没有落下过。这个珍贵的奶牛群是安全的。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打扰那两百头奶牛。在炸弹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轰鸣声当中，它们耐心地站着，安宁地进行反刍，而且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它们在继续产奶。这老是令波加诺斯卡感到惊奇。

他昏昏欲睡，给那辆古老的棕色送奶马车及其拖车装上货，把他的那两匹马套上马车，那两匹马是狐狸皮色的莉萨和汉斯，他的那只灰色的斯皮茨狗波尔蒂，则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然后出发，到各处去送奶。车在院子的鹅卵石路上咔嚓咔嚓地行进，他朝右拐，上了帕采里林荫大道，向北朝施马根多夫的方向前进。这是早晨6点，等到他送完奶，那就会是晚上9点钟了。

尽管疲惫不堪，渴望能睡上一觉，但波加诺斯卡却仍然没有失去他那生硬但又快活的态度。对他的1200名客户来说，他已经成了一个鼓舞士气者。他的路线是在三个大区的边缘上：策伦多夫区、舍讷贝格区、威尔默斯多夫区。这三个区都遭受了严重的轰炸，舍讷贝格区和威尔默斯多夫区由于离市中心最近，几乎被完全毁灭了。单是在威尔默斯多夫，就有3.6万座以上的住宅被炸掉了，在这两个区的34万人当中，几乎一半是无家可归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快乐的脸蛋也就成了一种罕见而又受欢迎的景象。

即使在这个很早的时刻，波加诺斯卡仍然发现人们在每一个交叉路口上等候他。这些日子，到处都排队——等候肉贩，等候面包师傅，在自来水管道被炸的时候甚至还等候水。尽管顾客们已经排成了队，但波加诺斯卡还是摇响一个大的牛铃，宣告他的到达。这年年初他就开始这样做了，因为当时越来越多的白天袭击使得他不可能挨家挨户送奶。对他的顾客来说，这个牛铃就像波加诺斯卡本人一样，已经成了某种象征。

这天上午也没有什么不同。波加诺斯卡朝他的顾客们打招呼，把他们的定量牛奶和乳制品分发给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他认识有将近10年了，他们知道，偶尔能指望他多给一点儿。波加诺斯卡一边抛接着配给卡，一边分发货物，一般情况下也还能够为特殊需要，比如洗礼或者婚礼，而多给一点牛奶或者奶油。诚然，这是非法的，因而也是冒风险的——不过近来所有的柏林人都不得不面对风险。

波加诺斯卡的顾客们显得越来越疲倦、紧张和入神。没有几个人再谈论战争了，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再说，有关战争谁也无能为力。除此之外，纸上谈兵的将军数量已经够多了。波加诺斯卡的到来并没有使人们讨论新闻，他自己每天15个小时埋头于例行公事，拒绝想到这场战争，这样一来，他就像成千上万别的柏林人一样，几乎对战争产生了免疫力。

现在每一天，波加诺斯卡都在留意，想找到能够帮助他不泄气的迹象。举个例子说，马路仍然畅通，在主要的街道上并没有路障或者坦克陷阱，没有火炮或者隐藏起来的坦克，没有士兵被部署在关键性的阵地上。没有迹象表明当局害怕苏联人的进攻，或者柏林受到了围攻的威胁。

还有一个虽然小但却重要的线索。每天上午，波加诺斯卡都要驾车通过弗里德瑙次区，那里住着他的一些地位更为显赫的顾客，每当通过的时候，他都会瞥上一眼，看看一个著名的纳粹的家，他是柏林邮政局的一个重要官员。通过敞开的起居室窗子，他能够看到镶在大镜框里的那幅大肖像。那幅阿道夫·希特勒炫耀的画像还在那里，相貌是又大胆又傲慢。波加诺斯卡知道第三帝国的官僚们的作风：如果形势确实是危急的话，元首的那个神龛现在就已经消失了。

他柔声唤着马，继续他的行程。尽管有这些事情，他却看不到有什么真实的理由，应该让他过分惊恐。

除了施潘道区，这座城市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完全幸免于轰炸。施潘道区是柏林的第二大区，也是最西部的区，它逃脱了每一个人最惧怕的那种攻击：狂轰滥炸。一夜又一夜，居民们都以为会遭到打击。让他们感到惊异的是，打击并没有来，要知道施潘道可是柏林的巨大的军械工业中心啊。

位于城市核心的那些区有50%到75%都被摧毁了，与那些区形成对照的是，施潘道区只丧失了10%的建筑。尽管这意味着有一千多幢房屋不是被毁掉了就是不再可用，但按照历经袭击而变得更坚强的柏林人的标准来看，这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而已。在中心地区被炸弹炸得变黑的废墟中，流行着这样一句刻薄的话：“Die Spandauer Zwerge kommen zuletzt in die Sarge”——“渺小的施潘道区人要最后走到他们的棺材里去。”

在施潘道区的最西部边缘，在安静、田园诗般的施塔肯次区，罗伯特·科尔布和英格博格·科尔布夫妇为能够住在一个穷乡僻壤里而谢天谢地。即使那些在附近落下的少数炸弹，也是因为未击中附近的机场而误打误撞落到这里的——而且所造成的破坏也微不足道。他们那幢抹着棕黄色灰泥的两层楼房，有一个玻璃封着的阳台，四周是草坪和花园，这些都没有受到伤害。生活几乎是在正常地继续着——只有罗伯特除外，他54岁，是一家印刷厂的技术主管，他发现每天到城市中心上班越来越艰难了，那意味着全程都暴露在白天的空袭之中。这老是让英格博格担忧。

这天晚上，科尔布夫妇打算像往常一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尽管老早就被禁止了。他们亦步亦趋地追随着盟军从东部和西部向前的进展。现在苏军离城市的东部郊区只有公共汽车的路程，然而他们所处的乡间气氛的环境使他们放松了警惕，他们难以想象对城市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认为战争是遥远的、不真实的。罗伯特·科尔布确信，他们是非常安全的，而英格博格则确信，罗伯特总是对的。毕竟，他是一战老兵。“战争，”罗伯特曾深信不疑地对她说，“将会从我们身边走过。”

科尔布夫妇确信，不管会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卷进去，于是平静地展望未来。现在春天来了，罗伯特想作出决定，在花园的什么地方挂上吊床。英格博格有自己的家务事要做，她想种菠菜、香菜、莴苣和旱季马铃薯。有一个大问题：她到底是应该在4月初种早季马铃薯，还是应该等到5月，春天更稳定一些的时候再种呢？

在离奥得河25英里之外的兰茨贝格郊外，苏军元帅格鲁吉·K·朱可夫的司令部坐落在一栋抹着灰泥的三层楼房里。在他的司令部里，朱可夫坐在桌子旁，思索着他自己的一些计划。在一面墙上，一幅大的柏林地图详细地显示了朱可夫为了攻占城市而拟议中的进攻。在他的桌子上有三部战地电话。一部是一般用的；另外一部把他和他的同事——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伊万·斯蒂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联系起来，他们二位是他的北翼和南翼的庞大集团军群的指挥官；第三部电话是直通莫斯科和最高统帅约瑟夫·斯大林的直拨电话。这位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年值49岁，胸部厚实发达，他每天晚上11点给斯大林打电话，汇报当天的推进情况。现在朱可夫不知道斯大林何时会下令攻克柏林，他希望他仍然能有一些时间。如果有必要，朱可夫认为他能够立即把城攻下，不过他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他初步计划进攻在4月底进行。他认为，要是走运的话，他能在10到12个小时之内到达柏林，并粉碎一切抵抗。德国人会与他寸土必争——这他预计到了。大概他们会在城市的西部边缘进行最拼命的战斗，在那里，就他所能知道的而言，有德国保卫者唯一的最明确的逃跑路线。不过他决定，在他们试图逃脱的时候从两侧打击他们。他预期，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的时候，在施潘道区的大规模屠杀也就开始了。

在位于威尔默斯多夫区的一个二层公寓套房里，卡尔·约翰·维贝格推开起居室的法国式百叶窗，迈步走到小阳台上，估摸着天气。和他在一起的是他忠实的伙伴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它们是两只跑起来摇摇晃晃、红褐色的达克斯猎狗。它们满怀希望地抬头看着他，等待他们的清晨散步。

近来，散步是维贝格打发时间的唯一活动。街坊四邻都喜欢这个 49岁的瑞典商人，他们认为，他首先是一个“好柏林人”，其次才是瑞典人：在轰炸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像许多别的外国人那样离开这座城市。除此之外，尽管维贝格从来也没有对他的不幸抱怨过，但他的邻居们知道，他几乎什么东西都失掉了。他的妻子死于1939年；他的几家胶水工厂因为轰炸而没有了生意；在柏林做小商人30年之后，现在除了他的狗和这套住房之外，他一无所有。在他的一些邻居看来，他要好过许多真正的德国人。

维贝格低下头，看着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该出去了！”他说道。他关上窗子，走过起居室，来到小门厅。他穿上工艺考究的软领长大衣，把他那精心刷过的霍姆堡毡帽戴在头上。他打开门厅里光洁的红木桌子的抽屉，拿出一双仿麂皮手套，有那么一会儿，他站在那里，看了看放在抽屉里面的一幅镶了镜框的石版画。

这幅画色彩华丽，画的是一个全身披挂的骑士坐在一匹狂奔的白马上。骑士的长矛上挂着一面飘扬的旗帜。通过头盔的敞开的面罩，骑士目光凶狠地朝外凝视着，一绺头发落在他的前额上。他长着敏锐的眼睛和黑色的小胡子。在飘扬的旗帜上的字是“Der Bannertrager”——“旗手”。

维贝格慢慢地关上抽屉。他把这幅石版画藏了起来，因为在整个德国，对希特勒带有挖苦意味的奚落都是遭禁的。但维贝格又不想丢掉它：这幅讽刺画太有趣了，没法丢掉。

他啪的一声给狗扣上皮带，仔细在身后锁上前门，走下两段台阶，走上满是瓦砾的街道。在这座公寓楼的附近，他向一些邻居脱帽致敬，狗在前面引路，他沿街走去，在弹坑周围小心地迈着脚步。他纳闷，现在结局似乎近了，可“旗手”又在哪里呢？是在慕尼黑吗？是在贝希特斯加登山里他的“鹰巢”里吗？或者，是在这里——柏林？似乎谁也不知道——尽管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希特勒的下落始终是一个大大的秘密。

这天上午，维贝格决定在他最喜爱的酒吧里落脚，那是位于内斯托尔大街7号的哈里·罗斯酒吧——这是该区还开业的为数不多的酒吧之一。它的主顾是各色人等：纳粹要人，德军军官，还有少数商人。那里总是有有用的闲谈，因而人们能够得到最新的消息——昨天晚上炸弹落在什么地方了，哪些工厂遭到了打击，柏林又是怎么在轰炸之下屹立下来的。维贝格喜欢在这种快活的气氛中见他的老朋友，他恰恰对战争的每一个方面都感兴趣，尤其是轰炸的力度以及德国人民的士气。他尤其想知道，希特勒在什么地方。在过街的时候，他再次向一位老熟人脱帽打招呼。尽管他的脑子里全都是问题，维贝格却还知道几件会让他的邻居们吃惊的事情。因为这个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瑞典人，也是美国绝密的战略情报局的一个成员。他是盟军的一名间谍。

在位于克罗依茨贝格区的一层公寓套房里，梅兰希顿教会[5]的福音派本堂牧师阿图尔·莱克沙伊特博士正陷于悲伤和绝望之中。他的有着双尖塔的哥特式教堂被摧毁了，他的教徒们被驱散了，通过窗子他能够看到教堂的废墟。几个星期以前，教堂遭到了直接的轰炸，几分钟之后，纵火者又把它付之一炬。每当他看到教堂，都会感到悲伤，而这悲伤至今没有减退。在空袭最猛烈的时候，莱克沙伊特牧师置自己的安全于不顾，冲进熊熊燃烧的教堂。宏伟的教堂的后部及其华丽的风琴尚且完好，莱克沙伊特迅速跑上狭窄的台阶，来到风琴楼，他只有一个念头：向他所钟爱的风琴和教堂告别。他轻声对自己唱着，眼睛充满泪水，莱克沙伊特博士独自演奏着他的告别曲。当炸弹在克罗依茨贝格各地爆炸的时候，在附近的乌尔班医院里心存怀疑的病人，以及在毗邻的地下室里躲避的人们，听见梅兰希顿风琴声音隆隆地奏出那首古老的圣歌：“由于最深的需要，我向你哭泣。”

现在他是在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说着再见。在他的桌子上，是一封圆形签名请愿书的草稿，他要把这封请愿书寄给那些或者已离开了这座城市或者正在当兵的众多堂区居民。“即使在东线和西线的战斗使我们紧张，”他写道，“但德国首都却始终是空袭的中心……你能够想象，亲爱的朋友们，死亡正获得大丰收。棺材短缺。一个妇女告诉我，为了给她死去的丈夫安葬，她用20磅的蜂蜜买了一口棺材。”

莱克沙伊特博士同时也被激怒了。“在为空袭的罹难者安葬的时候，并不总是把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请到场，”他写道，“送葬的人往往不用牧师便接管了葬礼……不用上帝说话了。”在信的始终，他一再提到城市遭到的破坏。“你想象不出来，柏林现在是什么样子。最美丽的建筑被摧毁了，成了废墟……我们经常没有煤气，没有电，没有水。愿上帝使我们不至于闹饥荒！要是买黑市的商品，那价格又高得可怕。”他以一种辛酸而又悲观的语气作结：“这大概是很长时间以来的最后一封信了，也许很快我们就会失去一切联系了。我们彼此还能再见吗？这全都仰赖上帝了。”

另外一位神职人员，伯恩哈德·哈皮赫神父，在达勒姆杂物遍地的街道上坚定地骑着自行车，他决定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有几个星期了，一个微妙的问题一直令他担心。他一夜又一夜地祷告着，寻求引导，并思考着他应该走的道路。现在他做出了决定。

人们对所有神职人员的服务都有很大的需求，不过对哈皮赫神父的需求则是尤其大。这位55岁的神父，还是一位技术高明的医生，不过身份证上却横着盖上“耶稣会会士：不宜服军役”的字样（这是一种纳粹的印记，就像专供犹太人和其他危险而又不受欢迎的人用的印记一样）。他兼职甚多，其中的一个职务就是担任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地方管事，达勒姆宗教会所是圣心修女会所开办的孤儿院、产科医院和弃婴收养院合而为一的所在。正是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以及她的教徒们，给他带来了问题，也带来了他的决定。

哈皮赫神父对纳粹丝毫不抱幻想，对战争必定怎样结束也丝毫不抱幻想。他老早就认定了，希特勒和他的野蛮的新秩序注定是一场灾难。现在危机正在迅速来临。柏林陷入圈套——在征服者的目光中，成了失去了光泽的圣餐杯中的酒。达勒姆宗教会所和它的善良并且不明世故的修女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哈皮赫神父神情严肃，在修女院的外面把自行车停了下来。大楼只受到表面的损伤，修女们坚信，她们的祈祷被上帝听到了。哈皮赫神父并不同意她们的观点，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所以认为运气和拙劣的枪法与这种表面损伤可能会有某种关系。

当他从门厅走过的时候，他抬头看着那个巨大的塑像，塑像穿着蓝色和金色的衣服，高高地举着一柄剑——这是圣米迦勒，“上帝的与一切邪恶进行战斗的骑士”。[6]修女们对圣米迦勒的信念有充足的根据，不过哈皮赫神父依然因为他做出了决定而感到高兴。就像别的人一样，他也从那些在推进的苏联人面前逃掉的难民那里获知，德国东部是一片恐怖。他确信，这些说法有许多是夸大其词，不过有一些他知道是真的。哈皮赫神父决定必须要告诫修女们，现在他得选择合适的时间去告诉她们，尤其是他得找到正确的字眼。哈皮赫神父对此感到烦恼：你能怎么告诉60名和平信徒修女，她们有遭到强奸的危险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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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攻击的恐惧就像一张棺罩一样，覆盖在全城之上，因为柏林，在经历了几乎6年的战争以后，现在主要是一座女人的城市。

起初，在1939年，首都有432.1万名居民。但因战争而造成的巨大伤亡，对男人和女人的兵役征召，以及在1943到1944年间100万公民自愿向安全一些的乡间撤离，使那个数目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到现在，唯一以任何可观的数目剩下的男人，是18岁以下的孩子和60岁以上的老人。18岁至30岁的男性年龄群体，总数还不到10万人，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不是免服兵役，就是伤号。1945年1月，城市人口据估计是290万人，但现在，在3月中旬，那个数字当然是过高了。在不到11个星期就遭受到85次袭击之后，也由于围城的威胁笼罩全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逃走了。军事当局估计，柏林的平民人口现在大约是270万人，其中200万人以上是女人——而且甚至这也仅是一个基于对情况的了解而做出的估计。

使得要获得有关人口的真实数字的努力变得复杂的是，难民正在从苏军占领的东部各省集体大逃亡。有些人认为，难民的数字高达50万。一连几个月，这些逃亡的平民离开家园，用肩膀扛，或者用马车拉，或者用手推车推，带着他们的财物，往往在前面赶着牲畜，堵塞了进入柏林的道路。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待在柏林，而是继续向西行进。但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大量梦魇般的故事；有关他们的经历的这些传闻，就像流行病一样在柏林传播，把恐惧传染给了许多平民。

难民们谈到了一个报仇心切、凶猛狂暴而又掠夺成性的征服者。从远至波兰，或者从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7]和西里西亚[8]的占领区艰苦跋涉而来的人们，辛酸地做证说，敌人是斩尽杀绝的。事实上，难民们断言，苏联的宣传是在敦促苏军，一个人也不饶恕。他们谈到有一个宣言，据说是苏联的头号宣传家伊利亚·爱伦堡写的，这个宣言既被广播出来，又以传单的方式分发给苏军部队。“杀！杀！”宣言写道，“在德意志种族中，只有邪恶！要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准则行事。在法西斯的兽穴里把法西斯野兽彻底消灭掉！要使用暴力，打碎这些德国女人的种族骄傲。把她们当作你的合法战利品带走。杀！当你向前猛攻的时候，杀！你们是苏军的英勇的战士。”[9]

难民们说，向前推进的前线部队纪律严明，举止得体，但随后而来的后续部队却是一帮组织混乱的乌合之众。这些苏军桀骜不驯，酗酒无度，做出了凶杀、抢劫和强奸的行径。难民们声称，许多苏军指挥官似乎宽恕他们部下的这些行径，起码没有设法阻止他们。不论是农民还是绅士，他们的说法都是一致的，而且在潮水般的难民中，到处都有妇女在讲述使人不寒而栗的野蛮强暴的故事——妇女被枪口逼着脱掉衣服，然后遭受轮奸。

这里面有多少是想象，多少是事实，柏林人并不清楚。有些人听说过德国党卫军在苏联犯下的暴行和大屠杀，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知道这些暴行和大屠杀，他们担心这些故事是真的。有些人知道在集中营里犹太人的遭遇——这是希特勒倡导的纳粹主义新的和可怕的一面，这是自由世界尚未了解的一面——这些人也相信难民的话。那些更有见识的柏林人完全能够相信，压迫者正在变成被压迫者，报应的车轮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处。许多人知道第三帝国所带来的恐怖达到了何等程度，因而也就不再心存侥幸。位高权重的官僚和最高级的纳粹军官已悄悄地把他们的家人搬出柏林，要不然就是正在搬出。

狂热分子仍然待在这里，而一般的柏林人对情报并不那么知情，对真实的形势一无所知，因而也待在这里。他们既不能离开，也不想离开。“啊，德意志，德意志，我的祖国，”一位65岁的家庭主妇和6个孩子的妈妈埃纳·萨恩格尔，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信任带来失望。忠实地去相信，就意味着犯傻、盲目……但是……我们要待在柏林。要是每个人都像邻居们那样离开的话，敌人就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不——我们不想要那种失败。”

然而没有几个柏林人能够声称，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种什么性质的危险。几乎每一个人都听到过这些故事。有一对夫妇，胡戈和埃迪特·诺伊曼，住在克罗依茨贝格区，他们实际上已经由电话被告知了。住在苏占区的一些亲戚，就在一切通讯停止前不久，冒着生命危险告诫诺伊曼夫妇，征服者们正在无所顾忌地强奸、杀人、劫掠。然而诺伊曼夫妇还是留了下来。胡戈的电器商店遭到了轰炸，可现在要放弃它却又是不能考虑的。

另外一些人情愿拒绝考虑这些故事，因为宣传，不论是难民们散布的还是政府鼓动的，对他们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从希特勒在1941年无缘无故命令入侵苏联的那个时刻开始，所有的德国人便都被一连串无情的仇恨宣传支配着。苏联人民被描绘为未开化的野蛮人，近乎禽兽。当形势逆转，德国军队在苏联所有战线节节败退的时候，帝国的那位先天脚部畸形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又强化了他的宣传努力——尤其是在柏林。

戈培尔的助手维尔讷·瑙曼博士私下里承认：“关于苏联人是什么样子，关于全体人民能够指望苏联人在柏林做些什么，我们的宣传是非常成功的，结果使柏林人沦为一种纯粹的恐怖状态。”到1944年岁末的时候，瑙曼感到，“我们做得过分了——我们的宣传已经反弹到我们身上了。”

现在宣传的调子已经变了。随着希特勒的帝国一点点地被折断，随着柏林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被拆掉，戈培尔也开始从散布恐怖，转向使人消除疑虑：现在人民被告知，胜利恰恰是不远了。戈培尔所成功做到的一切，大概就是在见多识广的柏林人当中产生出一种古怪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这个幽默所采取的形式，是一种巨大而又集体性的冷嘲，全体人民揶揄地把这冷嘲针对他们自己，针对他们的领导人，也针对世界。戈培尔的格言是，“元首统率，我们跟随”，而柏林人则很快就把这个格言改成，“元首统率，我们忍受随之而来的一切”。至于宣传部长有关将最终获得胜利的许诺，不敬的言辞则是近乎庄重地督促所有的人：“享受战争吧，和平将是可怕的。”

在被难民的传闻所造成的几近惊恐的气氛中，随着谣传取得主导地位，事实和理性就被歪曲了。各种各样暴行的故事在全城各地传播。苏联人被描绘成斜眼角的蒙古人，他们在人们眼前屠杀妇女和儿童。神职人员被说成是被喷火器烧死；有故事说，修女被奸污，然后又被迫赤身裸体在街上走；女人成了随军妓女，而所有的男人都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役。甚至还有一个电台报道，说苏联人把罹难者的舌头钉在桌子上。不那么容易受影响的人则觉得，这些故事太荒唐了，不足为训。

另外的人则是严峻地意识到后果将会是什么。安妮－玛丽·杜兰德－韦弗医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她是欧洲最著名的妇科科学家之一，在舍讷贝格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她知道真相。这位55岁的医生以其反纳粹的观点而著名。（她是多部捍卫妇女权利、倡导两性平等和节制生育的著作的作者——全都被纳粹查禁了。）她就敦促她的病人离开柏林。她曾给为数众多的难民妇女做过体检，得出的结论是，若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有关强奸的传闻并没有充分如实地陈述事实。

杜兰德－韦弗医生本人打算待在柏林，但现在不论到哪里去，她都带着一粒小的速效氰化物胶囊。在做了多年医生以后，对于她能不能自杀，她并没有把握，不过她包里留着这片药——因为如果苏联人攻占柏林的话，她认为，从8岁到80岁的每一个女人都会有被强奸的可能。

玛戈特·绍尔布鲁赫医生也料想会有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她和她的丈夫在一起工作。她的丈夫，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教授是德国最著名的外科医生，在夏里特医院上班，夏里特医院是柏林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医院，位于市中区。由于该医院占地面积大，又紧靠中心火车站，所以也就接受了最严重的难民病例。基于她对受害者进行的检查，绍尔布鲁赫医生对于苏军在失去控制时所犯下的暴行，丝毫不抱幻想。她确切地知道，有关那些强奸的传闻，并不是宣传。

玛戈特·绍尔布鲁赫被试图自杀的难民的数量惊呆了——几十个并没有遭到性骚扰或者强暴的女人也曾试图自杀。许多人被她们所目睹或者听说的事情吓坏了，因而试图割腕自杀。有的人甚至试图杀死她们的孩子。到底有多少人实际上自杀成功了，谁也不知道——绍尔布鲁赫医生只是看到那些自杀未遂的——不过似乎清楚的是，一旦苏联人攻占城市，在柏林就会发生一个自杀浪潮。

大多别的医生显然赞同这个看法。在威尔默斯多夫，京特·兰普雷希特医生在他的日记里提到：“重大的题目——甚至在医生当中也是一样——就是自杀的技巧。这种交谈已经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

那远远不仅仅是交谈，死亡计划已经在进行了。在每一个区，医生被病人和朋友们围着，他们寻找迅速自杀的信息，恳求给予毒药处方。在医生拒不帮忙的时候，人们就转而去药店。在一种恐惧的浪潮里，成千上万的柏林人决定宁可采取任何方式死去，也不向苏军屈服。

“我看到第一双苏联人的靴子就自杀，”20岁的克里丝塔·穆尼尔向她的朋友尤利亚娜·博赫尼克吐露道。克里丝塔已经搞到了毒药，尤利亚娜的朋友罗茜·霍夫曼和她的父母也已经搞到了毒药。霍夫曼夫妇是完全失望了，不指望苏联人能大发慈悲。尽管尤利亚娜当时并不知道，霍夫曼夫妇与帝国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有亲戚关系。希姆莱是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首领，对集中营里几百万人的集体谋杀，责任在他。

毒药——尤其是氰化物——是自毁的首选方式。有一种胶囊，称之为“KCB”，尤其供不应求。这种含氰化氢的浓缩化合物威力强大，能立即致死，甚至其气味也能杀人。带着日耳曼人的那种深谋远虑，政府的某个专业行政部门已经在柏林储存了大量这种药。

纳粹官员、高级军官、政府部门领导人，甚至小公务员，都能够轻而易举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及朋友获得毒药供应。医生、药剂师、牙医和实验室工作人员，也有机会获得药片或者胶囊。有些人甚至还增强了药片的效力。鲁道夫·胡克尔是柏林大学病理学教授，也是该市最著名的癌症病理学家，他为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在氰化物胶囊里加上了醋酸。他向她保证，如果他们需要的话，醋酸能使毒药更快见效。

有些柏林人由于无法获得速效的氰化物，便贮藏巴比妥类药物或者氰化物的派生物。喜剧演员海因茨·鲁曼，往往被称为“德国的丹尼·凯”[10]，他对自己美丽的演员妻子赫尔塔·法伊勒以及他们年幼儿子的未来非常害怕，结果他在一个花盆里藏了一罐子老鼠药，以备万一。纳粹驻西班牙的前大使，已退休的中将威廉·福尔佩尔，打算以用药过量来毒死自己和他的妻子。这位将军心脏功能差，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他就服用含有洋地黄制剂的兴奋剂。福尔佩尔知道，用药过量就能造成心力衰竭，能迅速了结自己。他甚至还为他的一些朋友准备了足够的剂量。

对其他人来说，一颗飞速的子弹似乎是最佳也是最勇敢的结束。但数量多得惊人的妇女，大多是中年妇女，却选择了最血腥的方式——剃刀。在夏洛滕堡区的克茨勒家里，42岁的格特鲁德原本是一个快乐的女人，现在却在钱包里带着一个刀片——她的妹妹和婆婆也是如此。格特鲁德的朋友英格·鲁林也带着一个刀片，这两个女人焦急不安地讨论着，哪一个是最有效的确保死亡的方式——究竟是割腕，还是在动脉上纵向切开。

总是有这样的机会，让这种极端的手段不必采用。对大多数柏林人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希望。出于对苏军的恐惧，全体人民中的大多数，尤其是妇女，现在绝望地想让英美联军攻占柏林。

现在几乎是中午了。在苏军营地的后面，在比得哥什市[11]，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戈尔波夫上尉睡眼惺忪，凝视着他和另外两位苏军记者刚刚“解放”的位于三层的豪华公寓套房的大起居室。戈尔波夫和他的朋友们醉得恰到好处。每天，他们开车从位于比得哥什的司令部出发，到90英里以外的前线获取新闻，不过此刻一切平静：在对柏林的进攻开始以前，不会有什么可报道的。与此同时，在做了几个月的前线报道之后，这位相貌英俊、25岁的戈尔波夫正过得快活。

他手里拿着瓶子，站着看那些精美华丽的室内陈设。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镶嵌在华丽的金色框子里的沉重的绘画装饰在墙上；窗子有缎子边的窗帘，家具装饰着豪华的锦缎料子；厚厚的土耳其地毯铺在地板上，巨大的枝形吊灯悬挂在起居室和毗连的餐室里。戈尔波夫完全确信，这个套间的主人一定是一个重要的纳粹。

在起居室的一端，有一扇小门半开着。戈尔波夫推开门，发现是一间浴室。墙上的一个钩子上挂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外一端是一个全身穿着制服的纳粹官员的尸体。戈尔波夫看了尸体一眼。他曾见过几千个死去的德国人，但这个悬挂着的尸体却显得愚蠢。戈尔波夫叫喊着召唤他的朋友们，但他们正在餐室里玩得痛快，没有做出反应。他们正把德国和威尼斯的水晶玻璃球投掷在枝形吊灯上——并且彼此投掷。

戈尔波夫又回头走进起居室，打算在他原先注意到的一个长沙发上坐下来——但现在他却发现，沙发上已经有人了。此人全身伸展地躺在上面，身穿一件古希腊式的长袍，腰上系着一根装饰有流苏的绳子，是一个死去的女人。她非常年轻，而且为死亡做了细致的准备。她的头发梳着辫子，挂在两个肩膀的上面。她的双手在胸前交叉着。戈尔波夫手里拿着瓶子，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看着她。在他的身后，餐室里的大笑和摔玻璃器皿在继续着。这个姑娘大概20岁出头，从她嘴唇上带青色的血迹来看，戈尔波夫想，她大概是服毒自杀了。

在死去的女人躺着的沙发后面，有一张桌子，上面有镶着银框的照片——微笑着的孩子们和一对年轻夫妇，还有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戈尔波夫想到了他自己的家庭。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他的母亲和父亲已经饿得半死，曾经试图用一种工业用油烧出一种汤来，那汤把他的父母都杀死了。他的一个哥哥在战争一开始就被杀死了。另外一个哥哥，34岁的米哈伊尔，是一个游击队长，他被党卫军抓住，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这个躺在沙发上的姑娘死得非常平和，戈尔波夫想。他从瓶子里喝了一大口酒，走到沙发那里，抱起那个死去的姑娘。他走到关闭着的窗子面前。在他的身后，在喊叫和大笑当中，餐室里的那盏枝形吊灯哗啦一声摔在了地板上。戈尔波夫把死去姑娘的尸体径直扔到了窗外，他也打碎了许多窗玻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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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人几乎是每天都朝着轰炸机挥舞着拳头，经常为在空袭或者在部队里失去的家人、亲戚或者朋友们感到悲伤。现在他们热诚地谈到英国人和美国人，不是把他们称为征服者，而是称为“解放者”。在态度上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逆转，而这种心态又产生了奇特的效果。

夏洛滕堡人玛丽亚·科克勒拒不相信美国人和英国人会让柏林落在苏联人手里，她甚至决心帮助西方盟军。这位灰白头发的45岁家庭主妇告诉朋友们，她“准备全力以赴进行战斗，抵挡‘苏军’，直到‘美国人’来到”。

许多柏林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留意在崩溃的西线战事的每一个阶段——几乎就像是在追随着一支胜利的德军赶来解救柏林一样，他们以此来克服自己的恐惧。在袭击的间歇期间，玛加蕾特·施瓦茨，一位会计师，一夜又一夜地和她的邻居们待在一起，一丝不苟地构思着英美联军穿越德国西部的大规模强攻。对于她来说，盟军所占领的每一英里似乎都是走向解放的又一步。莉泽－洛特·拉维奈似乎也是如此，她的时间都待在她位于滕珀尔霍夫区的四周排列着图书的公寓套房里，她用铅笔仔细地在一张大地图上画着美军的最新进展，狂热地期盼美国人前进。拉维奈太太并不想考虑，如果苏联人先进城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是半残疾者——她的臀部围着钢制的矫正架，矫正架一直延伸到她的右腿。

成千上万的人完全相信，美国人会首先赶到柏林。他们的信念几乎是天真的——朦胧而又似清晰。安妮玛丽亚·胡克尔太太是一名医生的妻子，她开始撕开旧的纳粹旗帜，她期望在美国人到来的时候，能把这些旗子碎片用作那场伟大战斗的绷带。夏洛滕堡人布里吉特·韦贝尔是一位刚结婚三个月的新娘，她确信美国人正在前来，她认为她知道他们打算住在哪里。布里吉特听说，美国人生活水平高，喜欢讲究的生活。她愿意打赌，他们已经仔细地选择了尼克拉西这个富人住宅区。那里几乎没有落下一颗炸弹。

还有的人，虽然抱着最好的希望，却也为最坏的处境做着准备。头脑清醒的皮亚·范·赫文，以及她的朋友鲁比和埃贝哈德·博尔格曼夫妇，不情愿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只有奇迹才能使得苏联人不首先抵达柏林。所以他们欣然接受他们的好朋友海因里希·舍勒的邀请，在攻城战役开始的时候，和他以及他的家人待在一起，海因里希·舍勒性情快活，面颊丰满。舍勒经营着格鲁班－佐乌希饭店，那是柏林最著名的酒店和餐馆之一，位于博尔格曼家下面的一层楼上。他把他的一个地下室变成了一个华丽的避难所，里面有东方地毯、厚帘子以及给养，以应对围城。除了马铃薯和金枪鱼罐头之外并没有多少食品，不过在毗邻的地下室里，却有充足的最珍贵、最精美的德国和法国葡萄酒——另外还有轩尼诗牌法国白兰地和成箱子的香槟。“当我们等候上帝才知道的结局的时候，”他告诉他们，“我们不妨过舒适的生活。”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停水的话，总还会有香槟酒。”

比迪·容米塔格是两个年轻女儿的41岁的母亲，她认为，有关美国人和英国人到来的一切议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数量有限的废话”而已。她是一个德国人的妻子，出生在英国，她对纳粹太了解了。她的丈夫，由于被怀疑是一个德国抵抗组织的成员，在五个月前被处决了。她认为，纳粹对西方盟国，会像对苏联人一样，拼命抵抗，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知道，英美联军首先进入柏林的难度更大。但苏军的即将到达，又并没有让比迪过分惊恐。他们并不敢粗暴地对待她。比迪以英国人的明智方式，打算向她所见到的第一批苏联人出示她的旧英国护照。

有一些人，他们感到没有必要用文件来保护自己。他们不仅预料苏联人会来，而且还渴望欢迎他们。有一些德国人小组，他们一生大都是在为一个梦想而苦干和密谋着，而那个时刻将会是他们的梦想实现的时刻。他们无时不被盖世太保和刑警队追捕和骚扰着，有几个坚定的基层组织竟幸存了下来。德国共产党和他们的同情者热切地等候着来自东方的救星。

尽管完全献身于推翻纳粹主义，但柏林的共产党太分散了，结果他们的效力——至少对西方盟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组织松散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确实存在，但它完全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完全作为一种苏联的间谍网而工作。

希尔德加德·拉杜什，在1927至1932年间是柏林市议会的一名共产党代表，此刻几乎完全是靠着信念而勉强维持着。她饿得半死，几乎冻僵，她与几个别的共产党员一起，躲在柏林东南边缘的普里罗斯村附近。她和她的女性朋友埃尔泽·“埃迪”·克洛普特什一起，住在一个装机器用的巨大的木制板条箱里，这个板条箱10英尺长，8英尺宽，被固定在混凝土上。那里没有煤气，没有电，没有水，也没有盥洗设施，但对壮实的42岁的希尔德加德（她自我描述为“家里的男人”）来说，却是一个完美的避难所。

希尔德加德和埃迪自从1939年就住在一起了，她们在普里罗斯村作为地下组织存在了几乎有10个月。希尔德加德上了纳粹的“通缉”名单，但她一再骗过盖世太保。她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像该地区别的共产党一样，就是食物。要是申请食品配给卡，那就会立即暴露身份，遭到逮捕。幸运的是，埃迪虽然是共产党的一位同情者，却并没有被当作共产党而通缉，因而每周都有定量。但这微薄的定量，甚至一个人也不够吃。 （纳粹官方报纸《民族观察员报》 ［Volkischer Beobachter］曾经印出，一个成年人一个星期的定量是四又四分之一磅面包，两磅肉和香肠，5盎司脂油，5盎司糖，每三个星期再加上二又四分之一盎司的奶酪和3盎司半的人造咖啡。）偶尔，这两个女人能够小心翼翼地在黑市上买点东西，来补充她们的营养，但价格却高得惊人——单是咖啡就100美元到200美元一磅。

希尔德加德老是一门心思想着两件事情：一是食物，一是苏军带来的解放。不过等候是困难的，而仅仅幸存下去，也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困难——她在她的日记里就是这样条理清楚地记录下来的。

1945年2月13日，她写道：“苏联人该到这里了……那些狗还没有抓住我。”

2月18日：“自从7日听到朱可夫有关柏林前线的报道以来，没有新的报道，我们正绝望地等待他们的到来。来吧，同志们，你们来得越快，战争结束得就越快。”

2月24日：“今天去了柏林，买了装在保温瓶里的咖啡，一片干面包。路上，有3个人怀疑地看着我。知道埃迪就在我的身边，真是太给我安慰了。哪里也没有找到吃的东西。埃迪这次出去，实际上是为了用她在黑市上买的配给卡买香烟——卡上还有10支烟卷的定量。商店里没有香烟，所以她买了5支雪茄。她本来希望用一件丝绸连衣裙和两双长筒袜换点可吃的东西。什么也没有换到。黑市上也没有面包。”

2月25日：“抽完了3支雪茄。朱可夫还没有发布公报。科涅夫也没有发布公报。”

2月27日：“老是这么等我都神经质了。对于一个急于工作的人来说，被禁锢在这里是一场灾难。”

3月19日：“中午吃了一顿绝妙的饭——马铃薯加盐。晚上吃的是用鱼肝油炸的马铃薯饼。味道不太辣。”

现在，在这个春天的第一天，希尔德加德仍然在等待着，她在日记上写道：“为了找点吃的几乎要发疯了。”没有来自苏联前线的报道。她能找到的可写之物，只不过是“风把冬天从田野和草坪上吹走了。雪片莲开花了。阳光照耀，空气温暖。空袭照旧……根据爆炸的声音判断，飞机离我们更近了。”后来，她又写道，西方盟军是在莱茵河一带，根据她的估计，“20天之后就会到柏林了”。她辛酸地记录道，而柏林人“宁可要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她希望，苏联人能迅速到达，朱可夫能在复活节就发动进攻。

在普里罗斯村正北大约25英里处，在柏林东部边缘的诺因哈根，另外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也在坚定地等待着。它的成员，也生活在对被捕和死亡的不断恐惧中，但与他们在普里罗斯的同志们相比，他们更有战斗性，组织得更好，而且也更走运：他们离奥得河还不到35英里，因而他们希望这个地方能成为最早被攻占的外围地区之一。

夜复一夜，就在盖世太保的鼻子底下，这个小组的成员都工作着，为解放的那一天准备一个总体规划。他们知道当地每一个纳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官员的姓名和下落。他们知道，哪些人会合作，哪些人不会。有些人被做上了记号，届时立即逮捕，还有的人则要被清洗。这个小组组织严密，它甚至为未来该镇的行政管理做出了详尽的计划。

这个基层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急切地等待苏联人到来，他们确信他们的建议会被接受。但最急切等待的，则非布鲁诺·扎尔茨基莫属。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几乎不能吃饭，他老是说，苏军到来的那一天他的溃疡就会消失，这一点他知道。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柏林各地，在小隔间和立橱里，在潮湿的地窖和不通气的阁楼里，在所有的纳粹受害者当中，有一些最受到仇恨和迫害的人不屈地活着，等待着他们能从藏身处出现的那一天。他们并不在乎谁先到，只要有人来到而且是迅速来到，就行。有些人是两三个人住在一起，有些是一家住在一起，有些人甚至成了小股侨民。他们的朋友大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了——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是死了。有些人几年没有见到阳光，或者没有在柏林的街道上行走过。他们病不起，因为那就意味着要请医生，就要立即遭到盘问，这就可能暴露身份。甚至在轰炸最厉害的时候，他们也待在藏身处，因为若是待在防空掩蔽所里，他们就会立即被认出来。他们保留着一种钢铁般的镇定，因为他们很早就学会了，永远也不要惊慌失措。他们自身能活着，就是因为他们具有把几乎所有情感都压抑下去的能力。他们善于随机应变，顽强，在经历了6年的战争，在希特勒帝国的首都经历了13年的恐惧和骚扰之后，他们当中几乎有3000人仍然幸存了下来。他们能幸存下来，就是对该城市的一部分基督徒的勇气的一个证明，这些基督徒保护了那个被新秩序鄙视的替罪羊——犹太人，而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事实上得到充分的认可[12]。

西格蒙德和玛加蕾特·韦尔特林格两人都快60岁了，他们藏在潘科区一个小的底层公寓套房里。默林夫妇是基督教科学派成员，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接纳了他们。那里拥挤不堪。默林夫妇、他们的两个女儿以及韦尔特林格夫妇，一起住在一个两居室的套间里。但默林夫妇让韦尔特林格夫妇分享他们的定量和其他的一切，从不抱怨。在许多个月里，只有一次韦尔特林格夫妇冒险外出了：牙痛促使他们冒险，而那位拔牙的牙医也接受了玛加蕾特的解释，她是“一个来访的表姐”。

一直到1943年以前，他们都是幸运的。尽管西格蒙德在1938年就从证券市场里被驱逐出去了，但此后不久他便应邀接管了柏林的犹太人社区办事处的特殊任务。当时，在海因里希·施塔尔的领导下，该办事处登记了犹太人的财富和财产，后来他又试图与纳粹谈判，以减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苦难。施塔尔和韦尔特林格知道，办事处的关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他们仍然勇敢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然后，在1943年2月28日，盖世太保关闭了办事处。施塔尔消失了，被关进特莱西恩施塔特[13]集中营，而韦尔特林格夫妇则被命令搬到一个位于赖尼肯多夫区的有60个家庭的“犹太人家”里。韦尔特林格夫妇在赖尼肯多夫区的“家”里待到天黑，然后他们摘下衣服上的大卫之盾标记，消失在夜空里。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与默林一家住在一起。

在两年的时间里，外部世界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片被大楼框住的天空——外加一棵树，那棵树长在阴暗的院子里，面对着套间的厨房窗子。那棵树已经成了他们禁锢生活的一个日历。“我们有两次看到，我们的栗子树披上了银装，”玛加蕾特对她的丈夫说，“有两次树叶变黄了，现在又再次开花了。”她绝望了。他们是不是还要躲藏着再待上一年呢？“也许吧，”玛加蕾特告诉她的丈夫，“上帝抛弃我们了。”

西格蒙德安慰她。他告诉她，他们还得为许多事而活着：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女儿17岁，一个儿子15岁——在英格兰。自从西格蒙德安排他们在1938年离开德国以来，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们。他打开《圣经》，翻到第九十一首诗篇，缓慢地念着：“虽有千人扑倒在你左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上帝和我们在一起，”他告诉他的妻子，“相信我，解放的日子不远了。”

在头一年，有4000多名犹太人在柏林的街道上被盖世太保逮捕。在这些犹太人当中，有许多是冒了被发现的危险而现身的，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被禁锢了。

汉斯·罗森塔尔，20岁，他仍然躲藏在利希滕贝格区，决心坚持下去。他在一个小隔间里待了26个月，那小隔间不到6英尺长、5英尺宽。它实际上是一个小的工具棚，靠在汉斯母亲的一个老朋友家的后墙上搭建起来。到目前为止，罗森塔尔的生存是险恶的。他的父母死了，他16岁的时候被送进劳动营。1943年3月，他逃跑了，没有身份证件，坐火车去了柏林，在他母亲的朋友家里避难。在他的小牢房式的藏身处，没有水，也没有电，唯一可用的如厕设施是一个老式的便盆。他在晚上空袭的时候倒便盆，因为只有那时他才敢离开他的藏身处。除了一张狭窄的长沙发之外，隔间里一无所有。不过汉斯却拥有一本《圣经》、一台小收音机，墙上还有一张仔细做了记号的地图。尽管他对西方盟国抱有极大的希望，不过在他看来似乎苏联人会攻占柏林。这让他担忧了，即使这将意味着他会被放出来。不过他安慰自己，不断地说：“我是犹太人。我已经历经纳粹的劫难而生还了，我也将历经斯大林的劫难而生还。”

在同一个区，在位于卡尔斯霍斯特的一个地下室里，约阿希姆·利普希茨生活在奥托·克吕格尔的保护之下。总的看来，在克吕格尔的地下室里是安静的，但有时约阿希姆认为，他听见了远处苏军的隆隆炮声，那声音柔和、低沉，就像厌倦的观众戴着手套鼓掌一样。他把这归因于自己的想象——想象苏联人在很远的地方。不过他仍然熟悉苏联人的连续炮击。他是一个犹太人医生和一个非犹太人母亲的儿子，他被征召入伍，进了德国国防军。1941年，在东部前线，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但为德国的服役，并没有使他免于他是半个犹太人的罪行。1944年4月，他被挑选出来，要把他关到集中营里去。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就一直在躲藏。

27岁的约阿希姆纳闷，现在高潮临近了，有什么事情将会发生。每天晚上，克吕格尔的长女埃莉诺都来到地下室，和他一起讨论前景。从1942年以来，他们就是恋人了，埃莉诺由于没有对他们的友谊保密，失去了上大学的资格，因为她是和一个“无品位的”人交往。现在他们渴望着能够结婚。埃莉诺确信，纳粹在军事上破产了，崩溃很快就会到来。约阿希姆却不这么想：德国人将会血战到底，柏林一定会成为一个战场——也许会成为另外一个凡尔登[14]。有关谁将攻占这座城市，他们看法也不一致。约阿希姆预料是苏联人，埃莉诺预料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过约阿希姆认为，他们应该为可能出现的任何结果做好准备，因而埃莉诺正在学习英语，而约阿希姆正在掌握俄语。

怀着比别人更多的痛苦等待着柏林陷落的，是莱奥·施特恩费尔德、他的妻子阿格娜丝，和他们23岁的女儿安妮玛丽亚。施特恩费尔德一家并没有躲藏，因为他们家是新教徒。但莱奥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被纳粹划归为半个犹太人。结果，在整个战争期间，莱奥和他的家人都生活在坐卧不宁的折磨之中。盖世太保戏耍他们，就像猫耍老鼠一样。他们想在哪里住，就可以在哪里住，但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却始终是被捕的威胁。

战争越是临近，危险就越大，莱奥一直努力打起女人们的精神来。头一天晚上，一颗炮弹摧毁了附近的邮电局，但莱奥却仍然能够就此开玩笑。“你再也不用走远路去取邮件了，”他告诉他的妻子，“邮局就躺在台阶上。”

莱奥原本是个商人，现在却被盖世太保征召来收垃圾。在3月的这个上午，当莱奥离开他们位于滕珀尔霍夫区的家的时候，他知道，他一再推迟做出计划，而现在再做打算已经为时太晚了。他们无法离开柏林了，也没有时间躲藏起来。如果柏林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没有被攻克，他们的末日也就到了。已有人向莱奥透露消息，盖世太保计划在5月19日的时候，逮捕所有哪怕身上只有一滴犹太人的血的人。

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司令部在遥远的西方，位于靠近荷兰边界的瓦尔贝克，在司令部里，高级医官休·格林·休斯准将试图事先估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可能遭遇到的一些健康问题——尤其是在他们到达柏林的时候。他暗中担忧，可能会爆发斑疹伤寒。

已经有一些难民在越过前线了，他的助手们已经汇报说，他们身上携带着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就像在盟军前线的其他每一个医生一样，休斯准将正在仔细地关注事态的发展，要是有一种严重的流行病，那就可能是一场灾难。他用力拉着自己的胡子，不知道当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洪水的时候，他应该怎样来应付那些难民。而且还会有成千上万的盟军战俘。只有上帝才知道，当到达柏林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什么。

准将还关心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集中营和劳动营。有关集中营和劳动营的一些信息，是通过中立国传来的，但谁也不知道集中营和劳动营是怎么运转的，它们关押了多少人，状况如何。现在看来，英军第二集团军将会是占领一个集中营的第一支军队。在他的桌子上有一份报告，说有一个集中营在汉诺威的北部，就位于他们的前进路线上。此外，有关它几乎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信息。休斯准将不知道，他们将会发现什么。他希望，德国人在医疗问题上也表现出他们通常有的那种彻底性，把健康问题控制起来。他以前从未听说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贝尔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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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科尔兹上尉是苏联前线上一位25岁的老兵，因为作战勇敢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他也是身在柏林的一名囚犯——大概活不到亲眼看到战争的结束了。科尔兹上尉是一群精英分子中的一员——是那7000名德国人当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那7000个德国人在8个月之前，也就是1944年的7月20日，因为与企图行刺希特勒一事有牵连而被捕了。

希特勒凶残无度地进行了报复：几乎有5000个涉嫌参与者被处决，不论是无辜者还是有罪者无一幸免。一个个家庭被满门抄斩，每一个人甚至只是密谋者的远亲也被逮捕了，而且往往是即刻被处决。他们是以一种希特勒本人所规定的方式被处死的。“他们必须像牲畜一样被吊死！”他命令道。主要成员就是以那种方式被吊死的——在钩子上吊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用绳子被绞死，而是用钢丝被绞死的。

现在，在星形的勒尔特街监狱的B座厢房里，那一大群涉嫌密谋者在等待着。他们当中既有保守党人，又有共产党：他们是部队军官、医生、神职人员、大学教授、作家、以前的政治人物、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有些人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囚禁，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被正式起诉。有一些人受到了审讯，正在等候再次审讯。有一些人实际上已被证明是无辜的，但却仍然被关押。还有的人受到了假审讯，被匆匆宣判，现在正在等待被处决。谁也不能够精确地知道，在B座厢房里到底有多少囚犯——有人认为有200个，有人认为不到100个。无从知道正确数字。每天都有犯人被带出去，就再也见不到了。这全都依赖于一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此人便是盖世太保头子、党卫军分队长海因里希·米勒。被监禁的人根本不指望他能大发慈悲。即使盟军已经到了监狱的门口，他们认为米勒也会继续屠杀。

科尔兹就是无辜者之一。1944年7月，他驻扎在本德勒街，担任后备军参谋长麾下的一名下级军官，参谋长是克劳斯·格拉夫·冯·施陶芬贝格上校。那个安排原来只有一件事情错了：那位相貌堂堂的36岁的冯·施陶芬贝格——他只有一只胳膊，左眼上蒙着黑眼罩——是7月20日密谋的关键人物，他自告奋勇去杀死希特勒。

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元首司令部里，在希特勒举行的一次冗长的军事会议期间，冯·施陶芬贝格把一个里面装有一颗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希特勒旁边长地图桌的下面。冯·施陶芬贝格溜出了房间，动身返回柏林，几分钟以后，炸弹爆炸了。不可思议的是，希特勒竟在爆炸中幸免于难。几个小时以后，在柏林，冯·施陶芬贝格没有受到正式审问便被枪杀了，死在本德勒街司令部的院子里，同时遇难的还有参加密谋的另外三个关键人物。每一个与之甚至只是远亲的人都被捕了——包括赫尔穆特·科尔兹。

科尔兹的未婚妻尤塔·佐尔格是德国前总理兼外交大臣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孙女，她也被捕入狱了。同样被捕入狱的还有她的母亲和父亲。他们所有的人，包括赫尔穆特·科尔兹，自从被捕之后就一直未经审讯而被关押着。

下士赫伯特·科斯尼也被关在同一座大楼里，对于7月20日的密谋，他知道的甚至比科尔兹还要少，不过科斯尼是无意之中被牵连进去的。他是一个共产党抵抗组织的成员，他对暗杀企图的参与就在于，他曾把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从利希特菲尔德送到万塞。

尽管赫伯特并不是共产党员，但自1940年以来，却一直是各种红色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1942年11月，他在柏林度假的时候，他自1931年就是共产党的哥哥库尔特，行为激烈地说服他不要返回前线：他用一支来复枪打断了赫伯特的胳膊，带他去了一家军事医院，解释说，他发现这位受伤的士兵躺在一个沟里。

这个花招见效了。赫伯特再也没有返回前线，他被安置在柏林后备部队的一个营里，每隔三个月就从阿尔贝特·奥尔贝茨医生那里获得一个新的医疗证明，这证明使得他一直做“轻松的职务”。奥尔贝茨医生碰巧也是一个共产党抵抗小组的成员。

正是奥尔贝茨使得赫伯特被捕入狱。在试图暗杀希特勒几天以后，奥尔贝茨要赫伯特和他一起，做一项急迫的运送工作。他们乘坐一辆军用救护车，带上了一个赫伯特并不认识的人——他是盖世太保的一位高级军官，阿图尔·内贝将军，是刑警队的队长，此时正遭到追捕。过了一些时候，内贝被抓住了，奥尔贝茨和赫伯特也被抓住了。奥尔贝茨自杀了，内贝被处决了，赫伯特在民事法庭受审，被判了死罪。不过由于他仍然是个军人，所以军事法庭的再次审讯也就成为必要。赫伯特知道，这仅仅是个形式而已——对盖世太保头子米勒来说，形式毫无意义。当赫伯特·科斯尼从他的牢房窗子朝外看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处决。

距离不太远的地方，另外一个人坐在那里，不知道未来在等着他的是什么——这是赫伯特的哥哥库尔特·科斯尼。盖世太保一再讯问他，但到目前为止，他对他的共产党行动只字未露，当然他也没有暴露出会牵连他弟弟的任何事情。他为赫伯特担忧。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被带到什么地方了呢？是几间牢房把这两兄弟分开了，但不论是库尔特还是赫伯特都不知道，他们是在同一座监狱。

另外一群囚犯尽管没有被关在监狱里，但他们却是住在柏林。他们被迫离开家人，被迫离开家乡，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像许多别的人一样——那就是快点被放出来，谁把他们放出来都行。这些人是做苦工的奴隶——来自纳粹所占领的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男人和女人。有波兰人、捷克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法国人、南斯拉夫人和苏联人。

纳粹使用暴力总共进口了将近700万人——几乎等于纽约市的人口总数——让他们在德国人的家里和公司里干活。有些国家的人口几乎被榨干了：有50万人被从极小的荷兰运送了过来（荷兰的人口总数是1095.6万人），6000人从袖珍国卢森堡（卢森堡的人口总数是29.6万人）运送了过来。单是在柏林干活的外国工人——主要是法国人和苏联人——就多达10万余人。

外国工人从事着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类型的工作。许多最上层的纳粹要了俄罗斯姑娘，让她们做家仆；从事战争工作的建筑师们，用年轻的外国制图员做他们的办公室雇员；重工业用这些被俘虏的人，填满了其电工、炼钢工、制模工、技工和无须特殊技能的工人的编制；煤气、自来水和运输公司“雇用了”额外的几千人——事实上并不发工资。甚至在本德勒街的德军司令部，也有外国工人的份额。有一个法国人雷蒙·勒加蒂埃尔，就被雇用在那里全天工作，在窗玻璃被炸弹炸飞的时候，立即再换上新的。

柏林的人力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纳粹便公开无视日内瓦公约，使用战俘以及外国工人从事本质上的战争工作。由于苏联并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约国，所以德国人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使用苏军俘虏。事实上，在战俘和外国工人之间现在并没有什么区别。由于条件日益恶化，囚犯们就被用来修建防空掩体，帮助重建遭到炮击的部队营房，甚至在工业发电厂里铲煤。现在，在这两群人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外国工人的自由要多一些——甚至这也根据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而定。

外国人住在那些“城市”里，那些“城市”是用木制的营房式的建筑构成的，在工厂的生产场所附近，或者就在工厂里面。他们在社区的食堂吃饭，佩戴表明身份的徽章。有些公司企业对规章制度视而不见，允许他们的外国工人住在大院之外，就住在柏林。许多人可以自由地在城市里走动，可以看电影或者去其他的娱乐场所，只要他们遵守严格的宵禁令就行。[15]

有一些看守，由于看到了厄运临头的预兆，他们的态度也就有所缓和。许多外国工人——有时甚至是战俘——发现，他们偶尔能够逃避一天的工作。有一位看守，他负责25个法国人，他们每天乘坐地铁到城里去干活，这位看守非常容易听进别人的劝，结果就不再费心清点下火车的囚犯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人在路途中“丢失”了，他并不在乎——只要到下午6点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来到波茨坦广场地铁站会合，准备返回营地就可以了。

并非所有的外国工人都这么幸运，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严格的限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自由。在市营的或者政府办的工厂里，情况尤其如此。在位于柏林南部的马林费尔德煤气服务公司，那里的法国工人没有什么特别待遇，与在私人工厂里的工人相比，伙食很差，不过他们的情况仍然要好于他们的苏联同行。有一个法国人，安德烈·布尔多，在他的日记里写道，看守头子费斯勒尔“从来也不派任何人去集中营”，而且在一个星期天，为了补充定量而“允许我们到地里拣上一两个土豆”。布尔多感到高兴的是，自己不是东方人。他写道，苏联人住的院子里，“拥挤得可怕，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全都挤在一起……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食物是不适合食用的”。在别的地方，在一些私人开办的工厂里，苏联工人的伙食和来自西方的工人一样。

奇怪的是，全柏林的西方工人都注意到，在苏联人的身上有一种变化，几乎每过一天都在变。在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化工厂里，人们预料，随着事件的进程那些苏联人应该得意扬扬才是，可是相反，他们非常沮丧。乌克兰女人和白俄罗斯女人，似乎尤其对城市可能被他们的同胞攻陷而感到不安。

两三年以前，她们到达的时候，这些女人穿的是简单的农民服装。逐渐地，她们改变了，在服装和举止上变得考究了，许多人开始第一次使用化妆品。发型和服饰有了可观的变化，苏联姑娘们模仿着她们身边的法国女人或者德国女人。现在其他的人注意到，这些苏联姑娘们几乎是一夜之间又再次回归到农民的装束了。许多工人认为，她们是预见到会遭到来自苏军的某种报复——即使她们当时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从苏联被运出来的。显然这些女人预料，她们会受到惩罚，因为她们变得太西方化了。

在整个柏林，西方工人士气高涨。在位于鲁尔本的阿尔卡特工厂，有2500名法国、比利时、波兰和荷兰人在那里生产坦克，除了德国看守之外，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未来做着计划。法国工人尤其兴高采烈，他们在晚上谈论着，一踏上法国的土地就会吃到法国大餐，他们还唱流行歌曲，莫里斯·谢瓦利埃的《我的傻瓜》和《繁荣昌盛》是他们最喜爱的歌曲。

让·布蒂恩是一位来自巴黎的20岁机工，他感到特别快活，他知道，在德国人垮台一事上，他正在起着某种作用。几年来，布蒂恩和一些荷兰工人一直在破坏坦克的部件。德国工头一再威胁说，要把破坏分子送到集中营里去，但却从来也没有送过——而且也有一个非常充足的理由：人力非常短缺，结果工厂几乎完全是依赖外国工人了。让认为，这种形势是相当有趣的。他所制作的每一个滚珠轴承部件，都应该是在54分钟之内完成，他则想方设法不在24个小时之内上交一个完成了的机器部件——而且那个部件也通常是有缺陷的。在阿尔卡特工厂，强迫劳动的工人们有一个简单的规则：他们悄悄逃过工头的耳目而送出去的每一个无法使用的部件，都使胜利和柏林的陷落更近了一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被抓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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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是，尽管不断地在进行轰炸，尽管在奥得河上出现了苏军的幽灵，尽管随着盟军从东线和西线的进逼，德国本身在缩小，但仍然有一些人，他们固执地甚至拒不考虑灾难的可能性。他们就是狂热的纳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接受了正在经历的磨难，把它看作是一种炼狱——看作是他们对纳粹主义及其目标献身的一种锻炼和升华。一旦他们展现出他们的忠诚，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他们确信，不仅柏林永远也不会陷落，而且第三帝国的胜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纳粹们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柏林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希特勒或者他的狂热宣传，就见解而言，他们太富有经验了，也太具有国际性了。事实上，柏林人刻薄的幽默、在政治上的怀疑以及对元首及其新秩序的几乎完全缺乏热情，长期以来就让纳粹党头痛。每当在柏林举行火炬游行或者别的纳粹示威，来吸引世人注意的时候，都要从慕尼黑运来几千名冲锋队员来壮大游行者的人群。“在新闻片里他们比我们好看，”柏林人口出妙言道，“他们的脚也大一些！”

尽管希特勒可以做出努力，但他却永远也不能赢得柏林人的心。早在城市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以前，又恼又怒的希特勒就已经在计划重建柏林了，要按照纳粹的形象来塑造它。他甚至打算给柏林改名，改成“日耳曼妮娅”[16]，因为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20世纪30年代的每一次自由选举中，柏林人都拒绝考虑他。在1932年的那次关键性投票中，希特勒确信他将能使兴登堡[17]下台，可柏林人却给了他那次投票中的最低选票——只有23%。现在，市民中的狂热分子决心要使得柏林，这个在德国中最不纳粹的城市，成为纳粹主义的最后一个Festung——要塞。尽管他们在人数上是少数，但却仍然控制着城市。

成千上万的狂热分子是青少年，就像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们只知道一个上帝——那就是希特勒。从童年开始，他们就满脑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思想[18]。还有更多的人受到了训练以捍卫这个事业，使之长存，他们使用一系列的武器，从来复枪，一直到火箭筒样式的反坦克武器，称之为“反坦克导弹发射器”（Panzerfauste）。克劳斯·库斯特就是这个青少年群体的典型。他是希特勒青年团[19]团员，（柏林有1000多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在60码以内的距离击毁坦克。克劳斯还不到16岁。

最富有献身精神的机器人般的军人就是党卫军。他们坚信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他们完全忠于希特勒，在其他德国人看来，他们的精神态度几乎是不可理喻的。他们是如此狂热，那种狂热有时看来似乎已渗透进潜意识里面了。夏里特医院的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医生在为刚从奥得河送来的一位受了重伤、处于麻药麻醉状态的党卫军做手术的时候，他一时间突然吓呆了。在静谧的手术室里，在处于深度麻醉昏迷状态中，这位党卫军开始说话了，他小声但又清晰地一再重复说道：“嗨尔，希特勒！……嗨尔，希特勒！……嗨尔，希特勒！”

尽管这些是真正的极端分子，不过也有成千上万的平民几乎同样拙劣。有些人拙劣地模仿着在自由世界看来是狂热的纳粹分子的样子。47岁的戈特哈德·卡尔就是其中的一员。尽管戈特哈德只不过是一个小文职人员，临时在德国空军里当会计，但他却穿着漂亮的蓝色空军军服，那种自豪傲慢的样子俨然一名王牌驾驶员。当他在下午晚些时候走进他的公寓套房的时候，他的两脚后跟咔嚓一声并在一起，猛地向前伸出右臂，高声喊道：“嗨尔，希特勒。”这个表演一直进行了几年。

他的妻子格达彻底厌倦了丈夫的狂热，不过她又感到担心，急于和他讨论一下，要为他们的继续生存找出一个计划来。她指出，苏联人正在逼近柏林。戈特哈德打断她的话。“谣言！”他大为光火，“谣言！是敌人故意散布的。”在戈特哈德迷失了方向的纳粹世界里，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希特勒的胜利是当然的。苏联人并没有来到柏林的大门口。

另外还有那些满怀热情而又容易受影响的人——那些人从来也没有考虑到失败是可能的——埃娜·舒尔策就是其中的一员。她是海军舰队总司令部（OberkommandoderKriegsmarine）的一名41岁的秘书，刚刚实现了她生活中的抱负：她被任命为一位海军上将的秘书。这是她担任该项工作的第一天。

司令部位于一个名叫“毛坯房”的地方，在先前的48个小时时间里它一直受到猛烈轰炸，但灰尘瓦砾并没有使埃娜紧张——刚刚放在她桌子上的命令也没有使她心烦意乱。命令上说，所有的绝密（GeheimeKommandosache）文件都要烧掉。但在她的新工作第一天，在下班的时候她却被告知，她和别的雇员要放“无限期的假”，她们的工资将寄上，这令她感到悲伤。

但埃娜仍然是不动摇的。她怀有强烈的信念，当报道有失败的时候，她甚至拒不相信官方公报上的话。她相信，在整个柏林士气是好的，帝国获得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在现在，在埃娜离开大楼的时候，她也完全相信，不出几天这个海军司令部就会召她回来。

还有一些人，他们怀有强烈的信任，与等级森严的纳粹组织的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因而他们对战争或者战争的后果没有什么想法。他们的特权地位的气氛和诱惑力把他们迷住了，他们不仅感到自己是安全的，而且由于对希特勒盲目忠诚，还感到自己是完全受到保护的。迷人的长着蓝眼睛的凯茜·赖斯·霍伊瑟曼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选帝侯大街第213号，35岁的碧眼金发、性情活泼的凯茜专心致志地工作着，她是纳粹领导人的首席牙医胡戈·J·布拉什克教授的助手。布拉什克由于自1934年以来一直为希特勒及其朝廷服务，因而被授予党卫军准将的军衔，负责柏林党卫军医疗中心的牙科。布拉什克是一个忠诚的纳粹，他成功地利用了他与希特勒的关系，成了柏林最大也是最有利可图的私人医师。现在他打算再赌上一把。他与凯茜不同，他能够清楚地看到不祥之兆——他打算一有机会就离开柏林。倘若他留下来的话，他的党卫军头衔和地位会令他难堪的：在苏联人的手里，今天的显赫完全可能是明天的累赘。

凯茜对形势几乎毫不注意。她太忙了，从一大早到晚上很晚的时候，她都在忙碌着，在各个诊所、司令部，或者布拉什克位于选帝侯大街的私人诊所里，给他当助手。凯茜既有能力又有人缘，受到纳粹精英们的完全信任，结果几乎所有希特勒的随从，她都护理过——有一次，她还护理过元首本人。

那个时刻是她事业的高潮。1944年11月，她和布拉什克被急召到位于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的元首司令部。在那里，他们发现希特勒处于剧痛之中。“他的脸，尤其是右颊肿得厉害，”她后来回忆道，“他的牙齿糟糕透了。他总共有三个假牙上的齿桥。他本人只有八颗上牙，甚至这八颗牙也用黄金镶补着。一个齿桥完成了镶补上牙的工作，用现存的牙齿牢固地固定了下来。其中的一颗牙，右边的智齿，感染得很严重。”

布拉什克看了看那颗牙，告诉希特勒，得把那颗牙拔出来，他没有办法保留那颗牙。布拉什克解释说，他得拔掉两颗牙——在齿桥后面的那颗假牙以及旁边的那颗受到感染的牙。这就意味着，要在假牙前面的一个地方，从瓷制的和金制的齿桥中钻个孔，这个过程需要做大量的钻孔和锯开的工作。然后，在最终拔出之后，再过一些时间，他或者再造一个完全新的齿桥，或者把旧的齿桥再次固定。

布拉什克对这个手术感到精神紧张：手术是复杂的，而且谁也不知道希特勒会有什么举动。甚至更为复杂的是，元首不喜欢麻醉。凯茜记得，他告诉布拉什克，他只接受“最少量的麻醉”。不论是布拉什克还是凯茜都知道，他将会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除此之外，这个手术还可能持续长达30到45分钟的时间。但对此他们无可奈何。

布拉什克给希特勒的上颚注射了一针，手术开始了。凯茜站在元首的旁边，一只手朝后拉着他的面颊，另外一只手举着一个镜子。布拉什克发出刺耳声的钻头迅速钻进齿桥，然后他换了钻头，开始锯起来。希特勒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冻僵了一样”，她回忆道。最后，布拉什克把那颗牙清洗干净，迅速拔了出来。“在整个过程，”凯茜后来说道，“希特勒既没有动，也没有说一句话。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表现。我们纳闷，他怎么受得了那种疼痛。”

那是五个月以前的事情，直到目前，在元首的那个悬垂的齿桥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之外，没有几个人知道手术的详情。对那些为元首工作的人来说，一个基本规则就是，有关他的一切，尤其是他的疾病，是绝密。

凯茜善于保密。例如，她知道，布拉什克正在为帝国公认但又没有成婚的第一夫人特制一副假牙。布拉什克打算，在她下一次来柏林的时候把金齿桥装上去。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当然是需要它的。

最后，凯茜还知道一个最提防别人知道的秘密。她的责任就是，不论元首到哪里去，她都要送去一整套牙医工具。除此之外，她还在为希特勒四位秘书中的一位，准备一个带有金齿冠的新齿桥——那人便是五短身材、45岁的约翰娜·沃尔夫。不久，凯茜就要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手术室里，把新齿桥给沃尔夫装上去。在过去的9个星期里，她几乎每天都来往于布拉什克的诊所和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之间。自1月16日以来，阿道夫·希特勒就一直待在那里。

随着春天的夜晚笼罩过来，城市呈现出一派荒芜的景象。柏林这个被毁坏的庞然大物，像瘫痪的幽灵一样容易遭到攻击，它在苍白的月光中伸展着躯体，为夜间行动的敌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在地面的下面，柏林人等待着轰炸机的到来，不知道到早晨的时候，他们当中谁还会活着。

晚上9点钟的时候，英国皇家空军又回来了。警报器在24小时之内第4次哀号着鸣响起来，对城市的第317次攻击开始了。在位于霍恩佐伦汽车道的军事司令部里，赫尔穆特·雷曼少将正在桌子边按部就班地工作着，对高射炮的炮火和炸弹的爆炸声不加理会。他正在为获得时间而拼死战斗——时间所剩无几了。

仅仅是16天以前，电话在雷曼位于德累斯顿的家里响起了。希特勒的副官威廉·比格多夫在讲话。“元首，”比格多夫说道，“任命你为德累斯顿的陆军司令。”起初，雷曼甚至都无法回答。萨克森州的这个16世纪的首府，有着童话般的尖塔、城堡和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它们在3次大规模的攻击中几乎完全被毁灭了。雷曼因为这座可爱古城的毁灭而心痛欲绝，他发脾气了。“告诉他，这里除了瓦砾之外没有什么可保卫的！”他喊道，然后挂上了电话。他的愤怒的话是一种鲁莽的放肆。一个小时以后，比格多夫又来电话了，说：“元首另外任命你为柏林城防司令。”

3月6日，雷曼上任了。没出几个小时，他就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尽管希特勒宣布柏林是一个要塞（Festung），但防御工事只是存在于元首的想象之中。让城市准备防止进攻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做。没有计划，没有防御工事，而且实际上也没有部队。更糟糕的是，平民居民没有给养，而且撤离妇幼和老人的计划也根本不存在。

现在，雷曼是在24小时连续工作，焦虑不安地试图清理这个混乱的局面。他的问题是棘手的：他能从哪里获得部队、枪炮、弹药和设备来守住城市？他能从哪里获得工兵、机器和材料来修建防御工事？是否允许他把妇幼和老人撤离出去？如果不允许的话，那么当围攻开始的时候，他又怎能给他们饭吃并保护他们？他的头脑一再返回到那个巨大的问题：时间——还剩下多少时间？

甚至要获得高级指挥官也是困难的。只是在现在，在这个为时已晚的日子，才给雷曼指派了一名参谋长，那就是汉斯·雷菲奥尔上校。干练得力的雷菲奥尔几个小时以前来到柏林，柏林的混乱局面令他比雷曼还要吃惊。几天以前，在插图本的《帝国杂志》（DasReich）里，他看到了一篇文章，该文章声称柏林实际上是固若金汤。他尤其回想起一句话：“有着环型筑垒阵地的柏林，到处布满了防御工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工事一定是仔细地隐藏起来了，雷菲奥尔所能够发现的工事，却没有几个。

在多年的职业军人生涯中，这位头发灰白、53岁的雷曼从来也没有想象到，他会面对着这样一个任务。然而他却得为每一个问题找到答案——而且得迅速找到答案。拯救柏林是可能的吗？雷曼决心竭尽全力。军事史上有不胜枚举的例子，当时失败似乎不可避免，然而却又获得了胜利。他想到了维也纳，维也纳曾在1683年成功地防御了土耳其人，还想到了格拉夫·冯·格奈泽瑙[20]将军，他是布吕歇尔[21]的参谋长，曾于1806年保卫了科尔贝格堡要塞。当然，这些是苍白的比较，不过也许他们也提供了某种希望。然而雷曼知道，一切都将依赖于坚守奥得河前线的德军，依赖于指挥该前线德军的将军。

那些大人物都不在了——隆美尔、冯·伦德施泰特、冯·克卢格、冯·曼施泰因——这些获得胜利的领导人，他们的名字曾一度家喻户晓。他们全都消失了，全都死了，或者不被信任，或者不得不隐退。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这个国家和军队都更需要一个第一流的军人——另外一个创造力和劲头十足的隆美尔，另外一个一丝不苟的冯·伦德施泰特。柏林的安全，也许甚至德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继续存在，将依赖于此。可是那个人又在哪里呢？

平 民

送奶工理查德·波加诺斯卡，摄于1945年。他的马车和那两匹马——莉萨和汉斯。“现在每一天，波加诺斯卡都在留意，想找到能够帮助他不泄气的迹象。”除了特别注明之外，所有的照片均来自本书作者的私人收藏。——原注。

罗伯特和英格博格·

科尔布于1945年

位于施潘道区的科尔布家。“战争将会从我们身边走过，”罗伯特告诉英格博格。可战争并不会从他们身边走过，其第一个迹象就是，一个部队野战厨房在他们的门前停了下来。

阿图尔·莱克沙伊特博士，那座内部遭到损毁的梅兰希顿教会教堂的福音派本堂牧师。“……眼睛充满着泪水，他演奏着他的告别曲。当炸弹在克罗依茨贝格各地爆炸的时候，在附近的乌尔班医院里的心存怀疑的病人以及在毗邻的地下室里躲避的人们，听见梅兰希顿风琴声音隆隆地奏出那首古老的圣歌：‘由于最深的需要，我向你哭泣。’”

卡尔·约翰·维贝格。“……这个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瑞典人，还是盟军的一名间谍。”

达勒姆宗教会所的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达勒姆宗教会所是圣心修女会所开办的孤儿院和弃婴收养院。“你能怎么告诉60名和平信徒修女，她们有遭到强奸的危险呢？”

1945年，埃纳·萨恩格尔和他的儿媳及孙辈们在一起。“忠实地去相信，就意味着犯傻、盲目……但是……我们要待在柏林。要是每个人都像邻居们那样离开的话，敌人就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尤利亚娜·博赫尼克于1945年

“我一看到第一双苏联人的靴子，就自杀，”一个朋友向她吐露道。

皮亚·范·赫文

她在“一个华丽的避难所，里面有东方地毯”，等待着结局。

希尔德加德·拉杜什，和她的朋友埃尔泽·克洛普特什。希尔德加德是共产党，上了纳粹的“通缉”名单，她热切地等待着红军的到达。

布鲁诺·扎尔茨基（左二），与进入他的村子的苏联人在一起。“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几乎不能吃饭，不过红军到来的那一天他的溃疡就会消失，这一点他知道。”

赫伯特·科斯尼

库尔特·科斯尼

赫尔穆特·科尔兹上尉

他同赫伯特·科斯尼一样，也因为是7月20日行刺希特勒的密谋的同犯，而等候被处决。

科尔兹与他的未婚妻尤塔·佐尔格在一起。尤塔也被捕入狱了。科尔兹在战争的最后日子里被释放了，并娶了尤塔。

勒尔特街监狱

卢茨·黑克博士

动物园园长，他是赫尔曼·戈林的朋友。这是黑克博士1945年的样子。

瓦尔特·文特

古斯塔夫·里德尔

凯塔林娜·海因罗特博士与她的宠物猴子在一起，海因罗特博士后来当上了动物园园长。

今天的凯茜·霍伊瑟曼

凯茜与胡戈·布拉什克教授为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做手术。“……她知道一个最提防别人知道的秘密——阿道夫·希特勒的下落。”

［1］菩提树下街（Unterden Linden），柏林东区一著名大街。

［2］字（swastika），纳粹党的党徽，反犹太主义的标志。

［3］迦太基（Carthage），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相传是由推罗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所建，屡遭战祸，最终于公元146年被罗马人彻底毁灭。

［4］帝国（Reich）是德语中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称。第二帝国指 1871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为1933至1945年间的纳粹德国；神圣罗马帝国是962至1806年，到1962年是一千年，所以有“这个即将持续千年的帝国”之说。

［5］梅兰希顿（Melanchthon，1497—1560），德意志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起草《奥格斯堡信纲》（1530），阐明路德宗的立场。主张废除教士独身制，改弥撒为圣餐。

［6］圣米迦勒（SaintMichael），基督教《圣经》中的天使长之一，曾率领他的使者与魔鬼撒旦战斗。

［7］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中北欧波罗的海沿岸一历史性地区，现分属波兰和德国。

［8］西里西亚（Silesia），中欧一地区，包括波兰西南部、捷克和斯洛伐克北部以及德国东南部。

［9］我并没有见到爱伦堡的传单。但我所采访过的许多人见过。此外，德国的官方文件、作战日记和众多的历史著作都一再提到这个传单，传单的最完整文本见于海军总司令邓尼茨的《回忆录》第179页。对于传单的存在，我丝毫也不怀疑。不过我对上述文本有疑问，因为众所周知，俄语翻译成德语的译文是不精确的。不过爱伦堡还写了一些同样恶劣的小册子，任何人从他的作品中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战争期间由苏联人自己正式出版的那些小册子尤其如此，在1941—1945年间的《苏联战争新闻》第1—8卷，他的“杀死德国人”主题一再被重复——而且显然得到了斯大林的完全赞同。1945年4月14日，在苏军报纸《红星报》的一篇绝无仅有的社论中，他正式受到苏联宣传部长亚历山大洛夫的训斥。亚历山大洛夫写道：“爱伦堡同志是在夸大其词……我们并不是和德国人民打仗，只是和世界的希特勒们打仗。”对别的任何一个苏联作家来说，这个指摘都会是灾难性的，但对爱伦堡来说则不然。他继续他的“杀死德国人”的宣传，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而斯大林则对此闭上了眼睛。1963年，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莫斯科出版，在这部回忆录的第5卷，爱伦堡方便地忘掉了他在战争期间写的东西。在第126页，他写道：“在几十篇文章里，我强调，我们不得，确实我们不能够，追杀人民——毕竟，我们是苏联人民而不是法西斯。”但下面的话也必须说：不管爱伦堡写的是什么，它也不比当时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所发表的言论更恶劣——这个事实许多德国人也方便地忘掉了。——原注。

［10］丹尼·凯（DannyKaye），美国演员，生于1913年。

［11］这是波兰城市。这里原文用的是Bromberg（布罗姆贝格），是德国人对它的称呼，波兰名称是Bydgoszcz（比得哥什）。

［12］犹太人幸存者的估计数字来自柏林市政府的统计资料，该资料是由柏林自由大学的沃尔夫冈·舍夫勒博士统计的。有一些犹太人专家对此提出了异议——其中就有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他是战后政府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主席。他把幸存下来的人的数目定为只有1400人。舍夫勒博士说明，除了那些处于秘密状态的人之外，起码还有5100名犹太人与基督徒结婚，在所谓的合法状态下在该城生活。但那充其量只是一种梦魇般的不确定状态，因为那些犹太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被捕。今天，有6000名犹太人住在柏林——这只是1933年的160564名犹太人口的一小部分，希特勒就是在1933年上台的。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在那个数字当中，有多少犹太柏林人是离开了该市，是移民离开了德国，或者是被驱逐出境，又或是在集中营里被消灭了。——原注。

［13］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cienstadt），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波希米亚地区北部市镇，1941—1945年间纳粹德国用作关押犹太人的隔离区，共关押141万人，约有335万人死于该地，88万人被运往各个灭绝营，主要是奥斯威辛。

［14］凡尔登（Verdun），法国东北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德两军曾在此激战。

［15］还有另外一种工人——外国志愿工人。有几千个欧洲人——有些是纳粹的热心同情者，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在帮助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战斗，而绝大多数则是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对德国报纸上的广告作出了响应，那些广告提供了在帝国的高报酬的工作。这些人被允许非常自由地住在雇用地点附近。——原注。

［16］日耳曼妮娅（Germania）是历史上象征德意志帝国的妇女形象。

［17］兴登堡（Paulvon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元帅，1925—1934年间任德国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溃俄军，后任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总统任内支持保皇派和法西斯组织，授命希特勒为总理。

［18］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为希特勒所倡导，就是纳粹主义。

［19］希特勒青年团（HitlerYouth），1923年由阿道夫·希特勒建立的一个组织，旨在以纳粹主义来教育和训练男青年。

［20］格奈泽瑙（GrafvonGneisenau，1760—1831），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改革家。1806年成功地抗击法军，保卫了科尔贝格堡要塞。

［21］布吕歇尔（Blucher，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在滑铁卢大捷（1815）中起了击败拿破仑的关键作用。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第二部 将军

part two The General

1

★ ★ ★

3月22日，黎明的时候浓雾笼罩，天气寒冷。在城市的南边，第96号帝国公路在滴着水滴的松树林里延伸着，一片片的白霜在宽阔的沥青路上隐约闪光。在春天的第二天这个寒气袭人的清早，马路上交通繁忙——甚至对战时的德国来说，这样繁忙的交通也有一种虚幻的性质。

一些重型卡车从马路上驶来，装载着笨重的文件柜、文件箱、办公室设备和纸板箱。还有的车上高高地堆着艺术品——精美的家具、装在板条箱里的绘画、铜管乐器、陶器和雕像。在一辆敞开的卡车上面，有一个失明的尤利乌斯·恺撒胸像在轻轻地前后摇晃着。

在这些卡车当中，穿梭着各种各样沉重的轿车——霍尔希牌、漫游者牌以及梅塞德斯牌轿车。所有的车都带有镀银的字大纪念章，表明它们是纳粹党的官员用车。所有的车都沿着第96号帝国公路行进，而且是朝着一个方向——南方。轿车里坐着的是第三帝国的党魁——被称为“锦鸡”的人，这些人有可以佩戴纳粹精英的镀金字的特权。与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财物一起，这些锦鸡们正在移居外地。这些人穿着棕色的制服，面色冷酷而阴沉，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好像有一种可能性萦绕在心头，即他们可能被停住，送回那一个他们不想去的地方——柏林。

在马路对面迅速朝北驶来的，是一辆德国国防军参谋部的车，一辆大的梅塞德斯轿车，在车的左挡泥板上，挂着一面军团（Heeres gruppe）司令的黑、红、白三色方格图案金属旗。戈特哈德·海因里齐大将穿着一件老古董样式的羊皮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厚围巾，身子缩成一团坐在他的司机旁边，郁郁寡欢地朝外看着马路。就像帝国的所有将军级的军官一样，他也认识这条马路。海因里齐的堂兄，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曾刻薄地把这条路叫作“derWeg zur Ewigkeit”——“通向永恒之路”。这条路曾使许多高级军官在军事上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因为第96号帝国公路，是前往离柏林18英里的德国总参谋部司令部的直接路线。在高级军事圈子之外，没有几个德国人知道这个司令部的地点，甚至当地居民也并没有意识到，在林中过度伪装和深深隐藏的是希特勒德国的军事神经的中心，它就在建于15世纪的古镇措森的外边。措森是海因里齐此行的目的地。

如果说迎面驶来的车辆，以及政府部门正在搬家的令人不安的举动，给这位将军带来什么影响的话，那么他也没有把这个影响传染给他36岁的副官海因里希·冯·比拉上尉，比拉上尉和海因里齐的勤务兵巴尔采恩一起坐在后面。在他们500英里的漫长旅行中，他们没有怎么交谈。他们是在黎明前从匈牙利北部动身的，海因里齐曾在那里指挥了第一装甲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一集团军。他们先飞到了捷克与德国边界附近的鲍岑，又从那里坐车继续前行。现在他们所度过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在把这位58岁的海因里齐、国防军的防御大师之一，更近地带到他的40年戎马生涯的最大考验之中。

海因里齐将会知道他在措森的新职位的全部内容，不过他已经知道，他所关切的，将不会是西方盟军，而是他的老对手苏联人。这是一个苦涩的安排，而且对海因里希来说，还是一个经典的安排：他将指挥维斯瓦河[1]集团军群，遵照命令把苏联人挡在奥得河边，拯救柏林。

突然防空警报器刺耳地大声鸣响起来。海因里齐大吃一惊，猛地转过身来，回头看他们刚刚经过的那些露出木架的房子。没有迹象说明有轰炸或者有盟军飞机。警报器的呼啸声在继续着，现在鸟儿的啭鸣声逐渐在远处消失了。使他大吃一惊的并不是那个声音，对于轰炸攻击他并不陌生。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意识到，在德国的这个腹地，甚至小村庄，也有防空警报。海因里齐慢慢地转过身来。尽管在1939年，从战争的一开始，他就指挥过各个部队单位，先是在西线，然后1941年以后在苏联，但他却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待在德国，因而对总体战在大后方产生的冲击几无所知。他意识到，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他是一个外乡人。他感到沮丧，他并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

然而对于这场战争，却没有几个将军比他有更多的经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样的高级将领没有几个比他更不显赫。他绝非锐气十足的隆美尔，隆美尔因其获得的成功而被德国人视为名人，然后精通宣传之道的希特勒又授予他陆军元帅的元帅节杖。除了在作战命令中，海因里齐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印刷品上。每一个军人所追求的名声和光荣，都避开了他，因为他多年都是在东线担任作战指挥官，与苏联人战斗，其角色的性质本身就把他置于默默无闻的地步。他所指挥的军事行动所涉及的并不是闪电战的前进所带来的光荣，而是难以忍受的撤退所带来的绝望。他的专长是防御，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无与伦比。海因里齐是一个考虑周到、缜密的战略家，是一个带有温和举止假象的指挥员，然而却又是一个旧式的贵族学派的顽强将军，他很早以前就领悟到，应该用数量最少的人以最可能低的代价，来维持现状。“海因里齐，”他的一个参谋有一次说道，“只有在天上全都是炮弹的时候才撤退——而且也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撤退。”

对海因里齐来说，这场战争就是从莫斯科的郊外，缓慢而又痛苦地一路撤退到喀尔巴阡山脉，在这样一场战争里，他一再在几乎是毫无希望的阵地里抵抗着。他倔强，不服气，苛求，抓住了每一个机会——即使在那里只不过是多坚守一英里，多坚守一个小时。他作战非常凶猛，这使得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们骄傲地送给了他一个绰号：“Unser Giftzwerg”——“我们顽强的小杂种”。[2]那些第一次见到他的人，往往对“顽强”这个描述感到困惑。海因里齐身材矮小，有一双安静的蓝眼睛，有黄头发和干净的八字须，乍一看来更像是教师而不是将军——而且还是个衣衫褴褛的教师。

对他的副官冯·比拉来说，海因里齐身为大将却显得不像大将，是个非常值得关切的事情。冯·比拉老是为海因里齐的外表而烦恼——尤其是他的靴子和大衣。海因里齐讨厌德国军官们所喜欢的擦得锃亮、齐膝高的纳粹军靴，他更喜欢鞋帮开得低的普通靴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那种老式皮裹腿在一边扣上。至于大衣，他倒是有几件，不过他喜欢他那件有点邋遢的羊皮大衣，尽管冯·比拉一再劝说，他仍拒绝把它扔掉。同样，海因里齐的制服也是一直穿到露出线为止，而且由于他信任轻装行进，所以海因里齐随身很少有超过一套制服的时候——而这“一套”也就是他身上的那套制服。

在海因里齐需要新衣服的时候，也是冯·比拉不得不采取主动的时候——而且冯·比拉也害怕这些冲突，因为他通常最终是输家。当冯·比拉最终斗胆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采取了一种小心翼翼的方式。他试探性地向海因里齐询问：“大将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找点时间，量身做一套新的制服？”海因里齐从他阅读用的放大镜上方看着冯·比拉，温和地问道：“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比拉？”一时间冯·比拉以为他成功了。然后这位“顽强的小杂种”冷冰冰地问道：“那是为了什么呢？”从那以后，冯·比拉就没有提起过这个问题。

不过如果说海因里齐显得不像将军，那么他的行为却像。他是一个十足的军人，而对他所指挥的部队来说，尤其是经过他在莫斯科的抵抗之后，他还是一个传奇式的将军。

1941年12月，希特勒对苏联的大规模闪电战进攻，就在即将到达莫斯科之时，在冰天雪地里终止了。在德军的各个前线，超过125万名衣衫单薄的部队，陷入过早到来而又寒冷刺骨的冬天之中。当德国人在冰雪中挣扎的时候，被希特勒和他的专家们实际上一笔勾销的苏军出现了，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苏联人发动了全面进攻，投入了100个因为冬天而变得冷酷无情的陆军师对付侵略者。德军被击退了，损失大得骇人，一时间，就好像1812年拿破仑军队的可怕撤退就要重演——而且在规模上甚至更大，更血腥。

得稳定防线。要坚守的最棘手的地段正是给予了海因里齐。1942年1月26日，他受命指挥第四集团军的余部，第四集团军坚守着直接面对莫斯科的地段，那是德军战线最重要的地方。它的任何一个大撤退，都会使两翼部队处于危险境地，引起溃败。

在一个严寒的日子，海因里齐接管了部队。气温在零下42度，火车头锅炉里的水冻了，机关枪不能发射，战壕和散兵坑无法挖掘，因为地冻得就像铁一样。海因里齐装备简陋的士兵们在齐腰深的雪里作战，他们的鼻孔和眼睫毛上挂着冰溜子。“我被告知，要继续抵抗，直到这次一定会攻克莫斯科的大进攻开始，”他后来回忆说，“然而在我的周围，我的人正在死亡——而且不只是被苏联人的子弹射死的，许多人是被冻死了。”

他们持续抵抗了几乎有10个星期。海因里齐使用了他所能使用的每一种方法——正统的和非正统的。他激励他的部下，刺激他们，提拔他们，遣散他们——而且还一再不理会希特勒一贯而又不容改变的命令，“StarreVerteidigung”——“固守防御”。那年春天，第四集团军的参谋人员估计，在那个漫长的冬天里，“顽强的小杂种”与敌军的兵力对比，有时起码是1比12。

在莫斯科城外，海因里齐推出了一种后来令他出名的战法。当他得知在一个特定的防区苏军的进攻迫在眉睫的时候，他就命令他的部队在头一天晚上撤退到一二英里以外的新阵地上，这样苏军的掩护炮火就会落在被遗弃了的前线上。正如海因里齐所说：“这就好像是击打在空袋子上。苏军的进攻就会失去其速度，因为我的部下，由于没有受到伤害，也就做好了准备。然后我的没有受到攻击的防区部队，就会包抄过来，再次占领原先的前线。”其窍门在于要知道苏军什么时候准备进攻。从情报部门的报告、巡逻和对俘虏的讯问，加上一个非同寻常的第六感，海因里齐得以精确地确定进攻的时间和地点，几乎就像数学那样精确。

并非总是可以采用这些方法的，当他采用的时候，海因里齐不得不非常小心——因为拒不执行“不得撤退”的命令，希特勒已经囚禁甚至还枪毙了几名将军。“既然如果没有他的允许，我们几乎不能把哨兵从窗子移到门口，”海因里齐后来回忆道，“所以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就找到了一些方法，来躲避他近乎自杀性的命令。”

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海因里齐从来也不是希特勒或者他的朝廷的宠儿，他贵族的和保守主义的军事背景，要求他应忠实地履行自己忠于希特勒的誓言，但一种更高的绝对权威的召唤却总是更先来到。在这场战争的早期，海因里齐就因为他的宗教观点，与元首产生了冲突。

海因里齐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儿子，他每天要读上一段《圣经》，在星期天的时候做礼拜，并坚持让他的部队排队去教堂做礼拜。这些做法并不是希特勒所能接受的。几个明白的示意已经带给海因里齐了，说希特勒认为一个将军让人看到公开去教堂是不明智的。海因里齐最后一次去德国的时候，在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镇里度假，这时从柏林派了一个纳粹党高级官员来访问他，特地与他交谈。海因里齐从来也不是纳粹党党员，他被告知：“元首认为，你的宗教活动与纳粹主义的目标不相协调。”海因里齐面无表情地听了这个警告，下一个星期天，他、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和女儿，又一如既往去做礼拜了。

从那以后，他的提拔就变得缓慢而又不情愿了。要不是他无可否认的杰出领导才能，要不是几位领导过他的司令官——尤其是陆军元帅京特·冯·克卢格坚持要提拔他，他恐怕就完全得不到提拔了。

1943年岁末，海因里齐招致了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敌意，还是因为宗教的原因。戈林激烈地向希特勒抱怨说，第四集团军在苏联撤退的过程中，海因里齐没有执行元首的焦土政策。他特别指控说，这位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故意无视“烧毁每一座可住人的房屋”的命令，幸免于难的建筑中就有该市的大教堂。海因里齐严肃地解释道：“倘若斯摩棱斯克被烧掉的话，我就无法把我的部队通过该城撤出。”这个回答既未能使希特勒满意，也未能使戈林满意，但其中却有足够的军事上的逻辑，使他免于上军事法庭。

然而，希特勒却没有忘记。海因里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的受害者，从那以后就患有各种各样的胃病。在与戈林发生上述矛盾的几个月之后，希特勒提到海因里齐的这些不适，因为“身体欠佳”的原因而把他放在非现役编制官兵的名单上了。他退休，去了位于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3]的一家疗养院，在那里，用海因里齐的话来说：“他们干脆让我坐着。”在他被解职的几个星期之后，苏军首次突破了他原先管辖的部队——第四集团军的防线。

在1944年开始的几个月里，海因里齐待在卡罗维发利，成了那些把希特勒的帝国逐渐毁灭的决定性事件的一个遥远的看客：6月，西方盟军进攻诺曼底；英美联军挺进意大利并攻占罗马；7月21日暗杀希特勒的密谋流产；苏军穿越东欧大举猛攻，势不可当。随着形势越来越危急，海因里齐发现他的无所作为令人泄气得无法忍受。他本来可以通过恳求元首而获得指挥权，但他拒绝这样做。

终于，在1944年夏季快要结束的时候，经过八个月的被迫退休之后，海因里齐奉命复职——这一次是去匈牙利，指挥处于困境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一集团军。

在匈牙利，海因里齐还是一如既往。在那里的战斗进行到高潮的时候，费迪南德·绍尔讷大将——他是希特勒的门生，也是海因里齐在匈牙利的顶头上司，他发布了一个指示，凡是被发现没有得到命令便到了前线后面的人，都要被“立即处决，尸体展览，以儆效尤”。海因里齐厌恶这个命令，生气地反驳道：“在我的指挥下这种方法从来也没有用过，而且永远也不会用。”

尽管他被迫从匈牙利北部撤退，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但却非常执着地争夺有利阵地，结果于1945年3月3日，他被告知已被授予勋章，在他的骑士十字勋章的橡叶上面装饰以宝剑，以示又立新功——对于一个为希特勒所强烈不满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卓越的成就。而现在，仅仅是两个星期以后，他正在匆匆赶往措森，口袋里装着命令，去接管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海因里齐注视着，在他飞奔的梅塞德斯轿车的轮子下面，第96号帝国公路正在匆匆离去，他不知道，这条公路最终将会把他带到哪里。他记得在匈牙利的时候参谋们的反应，当时大家已经知道了他的任命，他受命要向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报到，古德里安是陆军最高指挥部的总参谋长。他们震惊了。“你真的想干这个工作吗？”他的参谋长问道。

在他忧心忡忡的部下们看来，这位直言不讳的海因里齐似乎是走向某种麻烦。他是奥得河前线的指挥官，奥得河前线是苏联人和柏林之间的最后一道主要防线，这样一来，他就将不断处于希特勒和他的“弄臣们”的监督之下，海因里齐手下的一个军官把希特勒身边的人称为“弄臣”。海因里齐从来也不是谄媚者，从来也不知粉饰事实，他又怎能避免与元首身边的人产生冲突呢？而且每个人都知道，与希特勒不一致是什么后果。

与海因里齐接近的军官们尽可能委婉地提议，他可以找到某种借口拒绝这个命令——也许是出于“健康原因”。令他们惊讶的是，海因里齐简单地回答说，他会服从命令——“就像列兵舒尔茨或者列兵施米特服从命令一样”。

现在，当海因里齐接近措森郊外的时候，他不能不记得，在他离开的时候，他的参谋们看着他，“好像我是一只被送去屠宰的羔羊一样”。

2

★ ★ ★

在基地的大门口，海因里齐的车迅速通过了检查。大门内红黑相间的护栏被抬了起来，在激动不安的敬礼当中，车进入了措森司令部，几乎就好像他们是开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确实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隐藏的、伪装了的、井然有序的、军事的世界，只为几个人所知，它们的代号是“迈巴赫I”和“迈巴赫II”。

他们开车经过的那个建筑群是“迈巴赫I”——古德里安将军所领导的陆军最高指挥部。古德里安将军从这里指挥着东线的各个集团军。往前1英里之外的地方，是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营房：“迈巴赫II”，这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司令部。尽管排名第二，但“迈巴赫II”却是更高的权威——是最高统帅希特勒的司令部。

古德里安将军是直接从他的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司令部里运作的；与他不同的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最高层——其总参谋长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以及其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却是不管希特勒在哪里都待在他的身边。只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作战机构还留在措森。通过这个作战机构，凯特尔和约德尔指挥着西线的各个集团军，除此之外它还被用作情报交流中心，把希特勒的指示传达给整个德国武装部队。

这样一来，“迈巴赫II”也就成了圣地中的圣地，它与古德里安的司令部非常隔绝，结果甚至古德里安的军官们都没有几个被允许进入。它是完全封闭的。这两个司令部被高高的铁丝网分开，不时有哨兵巡逻。希特勒曾在1941年宣告，在执行他的命令的时候，谁也不得知道必须知道的以外的事情。在古德里安的司令部里，人们说：“如果敌人攻占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我们也将一如既往继续工作。对于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被攻占一事，我们将一无所知。”

在森林保护性的浓密枝叶的下面，海因里齐的车在纵横交错的建筑群中许多狭窄土路中的一条上行驶着。在树木当中，可以看到一排排不规则的房子，那是低矮的水泥房子。它们之间的间隔，是为了从树木中获得最大程度的保护，为此，它们被油漆漆成了死气沉沉的绿、棕、黑色的伪装色。车辆在马路之外——停在兵营式的房子旁边，上面盖着伪装网。到处都有哨兵，在营地周围的战略要地，配备着兵员的小圆丘形低矮地堡从地面升起。

这些是拥挤的地下设施的一个部分，地下设施在整个营地的底下延伸着，因为“迈巴赫I”和“迈巴赫II”的地下设施要多于地上设施。每一个房子的地下都有三层，通过通道彼此相连。在这些地下设施当中，最大的是“第500电话交换局”——那是德国最大的电话、电传和军用无线电通信交换局，它完全是独立而且自成体系的，有自己的空调系统（包括一个特殊的过滤系统，以防敌人的毒气进攻）、给排水、厨房和生活区。它几乎在地表的70英尺之下——相当于在地面下的一座七层楼。

“第500电话交换局”是唯一一个为陆军最高指挥部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所共用的设施。除了把远方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各大军区与这两个司令部和柏林联系起来之外，它还是帝国政府及各个政府部门的主要电话交换局。它建成于1939年，其设计是要服务于一个覆盖面较大的帝国。在主要的中继线或者长途电话室里，几十个话务员坐在灯光闪烁的插件板面前，在每一个插件板的上面都有一个小卡片，上面写着城市的名字——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哥本哈根、奥斯陆等。不过在一些控制台的上面，灯光消失了——那些插件板的上面仍然带有诸如雅典、华沙、布达佩斯、罗马和巴黎这样的标签。

尽管采取了这些伪装的预防措施，措森建筑群还是遭到了轰炸——当海因里齐的车在古德里安的指挥部外面徐徐停下的时候，他能够清楚地看到轰炸的证据。这个地方被弹坑搞得坑坑洼洼，树被连根拔起，有些房子遭到了严重毁坏。但轰炸的效果由于房屋的建筑结实而降到了最低程度——有些房子的墙有三英尺厚。[4]

还有证据说明，主楼的内部也遭到了攻击。海因里齐和冯·比拉所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汉斯·克雷布斯中将，他是古德里安的参谋长，在空袭中受伤了。他右眼戴着单片眼镜，坐在靠近古德里安办公室的一个桌子后面，头上包裹着白色包头巾似的大绷带。海因里齐并不怎么喜欢克雷布斯，尽管这位参谋长非常聪明，但海因里齐却把他看成这样一个人：“他拒不相信真相，为了替希特勒低估真实的形势，他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

海因里齐看了看他。他并没有谨小慎微，而是突兀地问道：“你怎么了？”

克雷布斯耸了耸肩。“噢，没事，”他回答道，“没事。”克雷布斯始终没有心绪不宁的时候。战前，他是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武官，能说一口近乎完美的俄语。在《苏日中立条约》于1941年签署以后，斯大林拥抱了克雷布斯，说道：“我们将永远是朋友。”现在，在与海因里齐随便聊天的时候，克雷布斯提到，他仍然在学习俄语。“每天早晨，”他说道，“我把一本词典放在镜子下面的架子上，在刮脸的时候再学上几个词。”海因里齐点了点头。克雷布斯可能发现，他的俄语很快就会派上用场。

古德里安的副官弗赖塔格·冯·洛林霍文少校，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与他在一起的是格哈德·博尔特上尉，他是古德里安私人班子的又一名成员。他们正式欢迎海因里齐和冯·比拉，然后陪着他们去了将军的办公室。在冯·比拉看来，每个人都似乎穿着整洁，高筒靴子闪闪发光，土灰色的制服剪裁精细、熨烫精心，领口上佩戴着表明参谋军衔的红领章。海因里齐和冯·洛林霍文一起走在前面，他和往常一样，显得在服装上不适当——从后面看尤其是如此。那件软毛领子羊皮大衣让冯·比拉皱了眉。

冯·洛林霍文消失在古德里安的办公室，几分钟后返回，开着门让海因里齐进去。“海因里齐大将先生。”当海因里齐通过的时候他宣布道。冯·洛林霍文关上门，然后与博尔特和冯·比拉一起待在接待室。

古德里安正在一张满是文件的大桌子后面坐着。海因里齐进来的时候，他站起身来，热情欢迎客人，给他搬来一把椅子，用几分钟时间谈了谈海因里齐的旅行。海因里齐看到，古德里安又紧张又烦躁。古德里安宽肩膀，中等身材，灰发稀疏，八字须凌乱，看上去比他56岁的年龄要老上很多。尽管不是人所共知，但他是个病人，患有高血压和心脏衰弱——这个状况并没有因为他老是受挫折而减轻。近来，希特勒庞大装甲部队的这位创建者——这位将军的装甲兵战术，在1940年用了仅仅27天的时间，就实现了对法国的占领，而且几乎在苏联也取得同样的成就——现在却发现，自己几乎是完全无能为力。即使身为总参谋长，他的话实际上在希特勒面前也没有分量。海因里齐听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古德里安也是一个脾气火暴的军官，现在由于受到重大挫折，因而更容易狂怒。

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海因里齐四下看了看。办公室陈设简朴：一张大的地图桌，几把直背椅子，两部电话，桌子上有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棕黄色的墙上除了通常的镶在框子里的希特勒像之外，别无他物，希特勒像挂在地图桌的上方。这位总参谋长甚至都没有一把安乐椅。

尽管古德里安和海因里齐并不是至交，但他们也相识多年了，尊重彼此的职业能力，关系密切得足以自由地随便交谈。一谈到正题，海因里齐便坦率地讲话了。“将军，”他说道，“我去过匈牙利的偏僻地区。对于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我几乎是一无所知，它的建制怎样？奥得河的形势又如何？”

古德里安也是同样直言不讳。他爽快地回答说：“我应该告诉你，海因里齐，希特勒本来不想把这个军区给你。他脑子里有别的人。”

海因里齐一言不发。

古德里安继续说道：“我负有责任。我告诉希特勒，你就是所需要的那个人。起初他根本不想考虑你。最后，我让他同意了。”

古德里安讲话的时候，是一副公事公办、就事论事的样子，不过当他就他的话题越讲越起劲的时候，他的嗓音变了。甚至在20年之后，海因里齐也能详细记得下面的长篇激烈演说。

“希姆莱，”古德里安急促地说道，“这是那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把你要接替的那个人——希姆莱——摆脱掉！”

他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绕着桌子走着，又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海因里齐只是不久前才得知，帝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这个消息令他大为吃惊，一开始他都不相信。他知道，希姆莱是希特勒核心内阁的成员——大概是德国仅次于元首的权力最大的人物。他却不知道希姆莱有任何在战场上指挥部队的经验——更不用说指挥集团军群的战斗了。

古德里安怨愤地讲着：在1月份，随着波兰前线在苏军势不可当的冲击面前开始崩溃的时候，他强烈敦促组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当时的构想是，把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当作一个北方的集团军群，坚守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一条主要防线上，大致是从普鲁士东部到更南方的一个地方，与另外一个集团军群相连。如果这个战线守住的话，那么它就能阻挡雪崩般拥来的苏军，使他们不能直接穿过下波美拉尼亚和上西里西亚，否则他们将大举猛攻，然后进入勃兰登堡，最后到达——柏林，而进入德国的心脏。

古德里安曾提议，应该由陆军元帅弗赖赫尔·冯·魏克斯统率这个集团军群。“当时，他恰恰是应付这个局面的合适人选，”古德里安说道，“结果怎么样呢？希特勒说，冯·魏克斯太老了。约德尔参加了会议，我期望他能支持我。但他说了一通有关冯·魏克斯的宗教感情的话。事情也就结束了。”

“那么，”古德里安咆哮了起来，“我们得到了谁呢？希特勒任命了希姆莱！在那么多人当中——任命了希姆莱！”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关对这个毫无军事知识的人的“这个骇人而又荒唐的任命”，他“争论过，也乞求过”。但希特勒却不为所动。在希姆莱的指挥下，前线几乎崩溃。苏军完全按照古德里安所预计的那样行进着。苏联人一渡过维斯瓦河，他们的一部分兵力便挥师北上，到达位于但泽[5]的波罗的海地段，单是在东普鲁士就隔离并包围了大约20到25个师。其余的苏军穿过波美拉尼亚和上西里西亚，抵达奥得河和尼斯河。东线各地的德军防线都被击溃了，但崩溃最快的却是希姆莱的那个防区。他的失败打开了通向德国全境的公路主干线的大门，也打开了与西方盟军会合的大门。尤其是，它把德国置于险境。

古德里安告诉海因里齐，就在48小时以前，他开车去了位于比肯海因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大致在柏林北边50英里的地方，试图说服希姆莱放弃指挥权。在那里，他被告知，希姆莱病了。他最终在20英里以外的地方找到了这位党卫军指挥官，那地方在吕欣镇附近，“他蜷缩在一个疗养院里，其实只不过是患了鼻伤风而已”。

古德里安很快就看到，希姆莱的“病”可以加以利用。他向这位帝国领袖表示了同情，并暗示也许他是工作过于劳累了，他所担任的职位的数目足以“耗尽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除了担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之外，这位野心勃勃的希姆莱还是内政部长、德国警察部队和秘密警察亦即盖世太保的总监、党卫军的首脑，以及军训营的司令。古德里安暗示，为什么不放弃这些职位当中的一个——比如说，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职位呢？

希姆莱殷勤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告诉古德里安，这话说得太对了，他众多的工作确实需要忍受巨大的压力。“不过，”希姆莱问道，“我又怎能向元首建议，放弃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呢？”古德里安立即告诉希姆莱，倘若授权于他的话，他愿意提出这个建议。希姆莱马上同意了。古德里安补充说，那天晚上，“希特勒解除了这位工作过于劳累、负担过重的帝国领袖的这个职位，不过也发了不少牢骚，而且明显是不情愿”。

古德里安停了下来，不过只停了一小会儿。他对灾难所做的言辞激烈的叙述，不时被怒火的爆发所打断。现在他又发火了。他因为狂怒而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喊道：“我们所处的一团糟的局面是荒唐的。战争所进行的方式是难以置信的。难以置信！”

古德里安回忆道，在前面的几个月的期间，他曾试图让希特勒明白，“真正的危险在东线”，“有必要采取重大措施”。他敦促从波罗的海各国进行一系列的战略撤退——尤其是从拉脱维亚的库尔兰撤退，而且还要从巴尔干半岛各国撤退，甚至还提议放弃挪威和意大利。在每一个地方，战线都需要缩小，由此腾出来的每一个师都可以迅速派往苏联前线。根据情报，苏联人有多于西方盟军一倍的师——然而在东线作战的德军师，要少于在西线的德军师。除此之外，最优秀的德军师的对手是艾森豪威尔。但希特勒拒绝进行防御，他不愿意相信摆在他面前的事实和数字。

然后，古德里安宣称，“希特勒可能犯了他最大的错误”。1944年12月，他向西方盟军发动了他大规模、孤注一掷的进攻，穿过位于比利时境内的阿登高地绵延起伏的森林和卢森堡的北部。希特勒夸口说，这个进攻将会把盟军割断，从而改变战争的整个进程。针对盟军战线的中心，他投入了3个装备充分的集团军——总共有20个师，其中有12个是装甲兵师。他们的出击目标是：突破，抵达默兹河，然后挥师北上，攻占安特卫普这个极其重要的物品储存港。由于攻其不备，盟军在突然的打击之下溃败，蒙受了重大损失。但这场进攻很快便告停止，盟军迅速恢复元气，只不过用了5个星期的时间，便把希特勒遭到重创的各个集团军赶回到德国边界的后面。

“在进攻显然失败的时候，”古德里安说道，“我乞求希特勒，把我们的部队从阿登高地撤出，放在东部前线，我们预料，苏军随时会在那里发动进攻。没有用——他拒不相信我们对苏军力量的估计。”

1月9日，古德里安告诉希特勒，预计苏联人会用大规模的兵力，在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一带发动进攻，兵力总数大约是225个陆军师和22个装甲军。对形势的这个估计，是古德里安的情报局长赖因哈德·盖伦将军做出的。估计指出，在步兵兵力上，苏军会以11比1超过德军，在装甲兵上是7比1，在炮兵和空军上起码是20比1。希特勒砰砰地捶打着桌子，怒斥报告的作者。“谁准备的这个垃圾？”他咆哮道，“不管他是谁，都应该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去！”三天以后苏联人进攻了，盖伦的话被证明是正确的。

“前线实际上是崩溃了，”古德里安告诉海因里齐，“这纯粹是因为我们的装甲部队大多数被牵制在西线了。最后希特勒同意把一部分装甲部队转移过来，但他又不让我使用坦克去进攻在柏林东边的苏军先头部队。他把那些装甲部队派到哪里去了？去了匈牙利，他们在那里被投入到了一个完全无用的进攻，去攻占那里的油田。”

“嗨，甚至现在，”他怒气冲冲地说道，“有18个师在库尔兰坐着——被牵制住了，无所事事。这里需要他们——而不是在波罗的海各国！如果我们要幸存下去，所有的兵力都应该放在奥得河前线。”

古德里安停顿了一下，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他说道：“苏联人正在注意我们的咽喉部位。他们停止攻势，是为了重新组织和重新集结。我们估计，你有三到四个星期的时间进行准备——直到洪水泛滥。到了那个时候，苏联人就会试图在西岸建立新的桥头阵地，扩大他们已有的那些桥头阵地。得把他们击退。不管别的地方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在奥得河把苏联人挡住。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3

★ ★ ★

古德里安叫人送地图来。在外面的接待室里，一位副官从准备好的那堆地图上面取下了几幅，带进了办公室，在两位将军前面的地图桌上把它们摊开。

这是海因里齐第一次看到整个形势。三分之一以上的德国消失了——被来自西边和东边的盟军吞掉了，剩余的全都位于两个巨大的水系屏障之间：在西边，是莱茵河；在东边，是奥得河以及与其相连的尼斯河。而且海因里齐还知道，那些尚未被攻占的帝国的大工业地区，也是日夜遭到轰炸。

海因里齐听说，在西边，艾森豪威尔的军队确实已来到了莱茵河，莱茵河是德国伟大的自然防线。英美联军沿着西岸延伸了几乎500英里——大致是从北海延伸到瑞士边界。在一个地点，莱茵河甚至已经被攻破了。3月7日，美军攻占了位于波恩南面雷马根的一座桥，然后就有可能把雷马根完全摧毁。现在一个20英里宽、5英里深的桥头阵地沿着东岸伸展着。在别的地方，对方每时每刻也都有渡河的可能。

在东边，大批苏军已经横跨东欧，拥有了一个800多英里的前线——从波罗的海一直到亚得里亚海。在德国本土，苏军占据着奥得河和尼斯河沿线，一直伸展到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古德里安告诉海因里齐，苏军正狂热地准备再次发动攻势。侦察机已经发现了大量涌入前线的增援部队。每一个战区铁道卸载点都在卸下大炮和设备。每一条马路都塞满了坦克、汽车和马拉的车队，以及行军的部队。在进攻的时候苏军的兵力会是什么样子，甚至谁也无法估计，不过在德国已经确定有3个集团军群——主要集中在直接面对着维斯瓦河集团军群阵地的那片地方。

海因里齐看着他所承接下来的前线，第一次看到了他后来描述为的“整个令人震惊的真相”。

在地图上，标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阵地的那条摇曳的细红线说明有175英里长——从波罗的海沿岸，一直到奥得河与尼斯河在西里西亚交汇的地方，在那里与绍尔讷大将的军队相连。大部分前线位于奥得河西岸，不过在东岸仍然有3个大的桥头阵地：北边，是在波美拉尼亚13世纪的首都什切青；南边，是在科斯琴镇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这座古老的大学城——它们都处于直接面对着柏林的极其重要的地段。

海因里齐发现，他只有两个集团军，可以用来阻挡苏联人攻占首都并进入德国的心脏。坚守前线北翼的是第三装甲集团军，由个子矮小的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指挥——他也许是在德国国防军中，仅次于古德里安和隆美尔的最伟大的装甲战术家。他坚守的阵地绵延大约有95英里——从什切青以北一直到霍恩佐伦运河与奥得河的交汇处，大致在柏林东北28英里的地方。在下面，到80英里之外的与尼斯河的交汇处，防御工作掌握在戴眼镜的47岁将军特奥多尔·布瑟和他的第九集团军手中。

尽管这个总体画面令他沮丧，但海因里齐并不因为部署在他面前的巨大敌军兵力而感到吃惊。在东部前线，以最少量的坦克，没有空军的掩护，而兵力的比率又起码是9或10比1，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已是司空见惯。不过海因里齐还知道，一切又依赖于部队的水准。现在令他担心的，是这两个集团军的组成情况。

在经验老到的海因里齐看来，一个师的名字及其指挥官，通常足以表明它的历史和战斗能力。现在，在查看地图的时候，他发现，在东部甚至都没有几个他能辨认出的正规师。它们大多都没有通常表明身份的编号，而是冠以古怪的名字，如“卡森分队师”、“德伯里茨师”、“荷兰师”、“库尔马克师”、“柏林师”和 “明希贝格师”。海因里齐对这些部队的构成感到纳闷：它们是不是分裂出来的小部队——是不是各个师的余部凑合在一起的？古德里安的地图并没有给他一个非常明晰的画面，他得自己亲眼看一下，但他突然又恍然大悟般地怀疑，这些师只不过是些名字而已。海因里齐并没有对他的怀疑进行评论，因为古德里安还有别的更直接的问题要讨论——尤其是科斯琴镇。

海因里齐最大的集团军，是布瑟的第九兵团，它是柏林前面的防御屏障。从地图上仓促画出的红色记号可以显见，布瑟面临着紧迫的问题。古德里安说，苏联人正在第九集团军的对面集结，他们正在竭尽全力，要消灭位于科斯琴东岸以及法兰克福地区的两个德军坚守的桥头阵地。科斯琴的形势则是更加危险。

在那个防区，在前面的几个星期里，苏军已经几次成功地渡过了奥得河，在西岸有了立足点。进攻大多被击退了，但尽管做了一切努力进行防御，苏联人却仍然围困着科斯琴。他们在该镇的两边都夺取了可观的桥头阵地。在这些钳子般的占领点之间，只有一个通道犹存，把科斯琴的保卫者和第九集团军连接起来。一旦这些钳子噼啪一声夹住，科斯琴就会陷落，而这两个桥头阵地一旦连接起来，就会在西岸为苏联人提供一块大跳板，让他们长驱直入奔向柏林。

现在古德里安又对海因里齐说出了令他震惊的事情。“希特勒，”他说道，“决定要发动一次进攻，消灭在科斯琴南边的那两个桥头阵地，布瑟将军一直在作准备。我相信，进攻将在48小时之内进行。”

古德里安概括地说，这个计划要求进攻从法兰克福发动，在科斯琴南面13英里的地方，5个精锐装甲师要渡河，进入德军的桥头阵地，再从那里沿着东岸发动进攻，从后面打击在科斯琴南边的苏军桥头阵地。

海因里齐研究着地图。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横跨在河上，城市主体在西岸，只有一座桥把城市的两个部分连接起来。对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这位新司令来说，两个事实是完全清楚的：东岸的山地地形为俄国炮兵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从那些高地他们能够阻止德国人的前进，把他们当场击毙。但更糟糕的是，河对面的桥头阵地太小了，无法集结起5个摩托化师。

有很长的一会儿，海因里齐凝视着地图。在他的脑子里，毫无疑问那些正在集结的德军师会立即被发现，首先会受到炮兵的狂轰，然后又会受到空军的乱炸。他看着古德里安，只是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古德里安同意。他愤怒地告诉海因里齐，能够让那些师集结起来的唯一方式，就是“从桥上滚下去，一个又一个地滚下去——组成一个大约15英里长的由士兵和坦克组成的纵队”。但希特勒坚持要发动这场进攻。“会成功的，”希特勒告诉古德里安，“因为苏联人不会料到有这样大胆而又非正统的军事行动。”

海因里齐仍然在研究着地图，他看到，在科斯琴和法兰克福之间的那块地段挤满了苏联部队。即使进攻能够从桥头阵地发动，但由于苏军兵力太强大了，那些德军师也永远到达不了科斯琴。海因里齐严肃地警告说： “我们的部队将会背靠着奥得河被困住。那将是一场灾难。”

古德里安未加评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突然他瞥了一下他的手表，急躁地说道：“啊，上帝啊，我得赶回柏林，参加3点钟的元首会议。”一想到这，他又狂怒地爆发了。“没法工作啊，”古德里安气急败坏地说道，“一天有两次，我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听希特勒身边的那帮人胡扯——什么也没有讨论！我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所有的时间，不是花在路上，就是在柏林听蠢话！”

古德里安发这么大的火，海因里齐惊慌了。这位总参谋长的脸红得像甜菜根，一时间海因里齐害怕古德里安会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当场死去。当古德里安努力控制自己的时候，一种焦虑的安静出现了。之后他说道：“希特勒要讨论科斯琴的进攻。也许你最好和我一起去。”

海因里齐谢绝了。“如果要我在后天发动这场荒唐的进攻的话，”他说道，“我还是尽快去我的司令部为好。”然后他固执地补充道，“希特勒可以等上几天再见我。”

在接待室里，随着地图和图表被带进古德里安的办公室，海因里希·冯·比拉也正根据那堆地图和图表的减少为这个会面算着时间。只剩下一两张了，因而他想到，这个情况介绍就快结束了。他闲逛着来到桌子边，无所事事地看着最上面的那张地图。地图表现的是整个德国，但上面的线条却似乎有点不同。冯·比拉就要离开的时候，某个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更仔细地看了看。这张地图与其他的全都不一样。是上面的字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英语。他弯下身来，仔细研究了起来。

4

★ ★ ★

筋疲力尽的海因里齐到达他位于比肯海因的司令部时，都快6点了。比肯海因离普伦茨劳不远。在从措森出发的两个半小时乘车旅行的过程中，他一言不发。冯·比拉曾一度想开始交谈，他问将军，他是否看到那幅地图。冯·比拉想当然地认为，古德里安已经给海因里齐看了另外一幅同样的地图，并解释了其内容。事实上，海因里齐对它一无所知，因而冯·比拉也就没有得到回答。将军只是坐着，嘴唇紧闭，忧心忡忡。冯·比拉从来也没有见过他情绪这样低落。

海因里齐一眼看见他的新司令部，便愈加情绪低落。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所是由一座气势宏伟的大官邸构成，两翼是木头建造的营房。主楼是一个建筑上的大怪物——体积庞大、装饰华丽，有一排体积过大的柱子列在前面。几年以前，希姆莱建了这个地方，作为他的个人避难所，在附近的铁路专用线上，停着他陈设豪华的专列“施泰尔马克”号。

像措森一样，这个司令部也是隐藏在森林之中，不过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海因里齐本来以为，一个活跃的集团军司令部应该忙碌于军事活动，但这里全然没有。除了在主楼的门厅里有一个党卫军的下士之外，这个地方似乎被遗弃了。下士问了他们的名字，领着他们去坐在一个硬板凳上，然后消失了。

几分钟以后，一个高个子、服装非常干净的党卫军中将出现了。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希姆莱的参谋长，叫海因茨·拉莫尔丁，然后圆滑地解释说，帝国领袖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重要的讨论，现在不可打扰”。话虽客气但却冷淡。拉莫尔丁并没有邀请海因里齐去他的办公室里等着，也没有表现出通常的好客姿态，他脚后跟一转，便让海因里齐和冯·比拉在门厅里等待了。在他担任高级军官的多年时光里，海因里齐从来也没有被这种轻慢的态度对待过。

他耐心地等待了15分钟，然后小声对冯·比拉说：“去告诉那个拉莫尔丁，”他说道，“我无意再在这里坐上一分钟了。我要求立即见希姆莱。”几分钟以后，海因里齐被护送着走过走廊，进入了希姆莱的办公室。

希姆莱正站在他的桌子旁边。他中等身材，上身长两腿短——海因里齐的一个参谋记得，他的腿就像“公牛的后腿”。他长着一张窄脸，下巴向后缩进去，眼睛斜视，戴着朴素的夹丝玻璃眼镜，留着小八字须，薄嘴唇。他的手小，柔软而且有女人气，手指却长。海因里齐注意到，他的皮肤就质地而言是“苍白、松垂，多少有点像海绵”。

希姆莱走向前来，互致问候，然后立即长篇大论解释起来。“你必须明白，”他说道，同时抓住海因里齐的胳膊，“让我离开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是一个最为困难的决定。”他边说着话，边让海因里齐坐在一把椅子上。“但正如你一定知道的，我有这么多职务，有这么多工作要做——而且，我的健康也不是非常好。”

希姆莱在桌子后面坐下，朝后仰着身子，说道：“现在，我要告诉你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已经要了所有的地图，所有的报告。”两个党卫军进了屋子：一位是速记员，另外一位抱着一大堆地图。在他们的身后又进来两个参谋，海因里齐高兴地看到，这两位军官穿的是国防军服装，而不是党卫军的服装。其中一位是埃贝哈德·金茨尔中将，他是副参谋长，另外一位是汉斯·格奥尔格·艾斯曼上校，他是作战部长。见到艾斯曼令海因里齐格外高兴，他知道艾斯曼是一位效率尤其高的参谋官。拉莫尔丁没有在场。

希姆莱等着大家全都落座，然后开始了一篇夸张做作的演讲，为个人辩解起来。后来海因里齐认为，“他似乎是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开始”，[6]然后不厌其烦地进行解释，结果“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讲得通的”。

不论是金茨尔还是艾斯曼都知道，希姆莱能够这样一连讲上几个小时。过了几分钟，金茨尔告退了，因为“有急事要办”。艾斯曼坐着，注视着希姆莱和海因里齐，脑子里在比较着他们。他看到海因里齐，“一个坚忍不拔、灰白头发的老兵——一个严肃、安静、忧虑的小个子，对他来说，礼貌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又不得不听一个没有军人风度的、“读不懂地图上的比例尺”的暴发户在炫耀地口出狂言。看着希姆莱打着疯狂的手势，“作着夸张的长篇演说，一再重复着最不重要的事实”，他知道，海因里齐一定是既震惊，又厌恶。

艾斯曼尽可能长地等候着，然后他也要求告退，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几分钟以后，海因里齐注意到，速记员由于跟不上希姆莱的口若悬河，也把铅笔放下了。海因里齐厌倦得难以置信，静静地坐着，任凭那些话从他的身上流过。

突然，希姆莱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希姆莱拿起电话，听了一下。他显得吓了一跳。他把电话递给海因里齐。“你是新司令，”他说道，“最好是由你来接。”

海因里齐拿起电话。他说道：“我是海因里齐，你是谁？”

那是布瑟将军，第九集团军的司令。海因里齐听电话的时候呆住了。灾难已经落在他的新军区上了。苏军已经发现布瑟为了要在科斯琴发动进攻而作的准备。第二十五装甲师是布瑟最精锐的装甲师之一，几个月以来一直坚守着在科斯琴两边的苏军桥头阵地之间的通道，现在已经静悄悄地撤离了自己的阵地，为那场进攻作准备。另外一个师，也就是第二十装甲师，已经进入了第二十五师的阵地。苏联人看到了这个换防，于是从北面和南面发动了攻击。完全就像古德里安所惧怕的那样，钳子啪的一声夹住了。第二十装甲师被隔绝了，科斯琴被孤立了起来——而苏联人现在拥有了一个主要的桥头阵地，可用于对柏林发动攻击。

海因里齐用手捂着电话，生气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希姆莱。这位帝国领袖显得神经紧张，耸了耸肩。“唔，”他说道，“你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

海因里齐瞪着眼。“喂，”他严厉地说道，“有关这个集团军群我是一无所知。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有什么士兵，他们应该在什么地方。”

希姆莱面无表情地看着海因里齐，海因里齐明白他不能指望得到帮助了。他回过头来打电话，立即授命于布瑟，进行反击，同时又对这位第九集团军的司令许诺，他会尽可能快地赶到前线。当他把电话挂上的时候，希姆莱又开始了他的漫无边际的谈话，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但海因里齐现在完全被激怒了，他生硬地打断了希姆莱的话。他告诉希姆莱，就德国和德国的未来而言，他有必要得到这位帝国领袖对整个形势的深思熟虑的意见。他后来回忆道，这个问题“显然令希姆莱感到不快”。这位帝国领袖从他的椅子上站起身来，走过桌子，抓住海因里齐的胳膊，拉着他来到在房间另外一端的一张沙发上，在速记员的听力所及范围之外。然后轻声地，希姆莱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情。“通过一个中立国，”他吐露道，“我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便开始与西方盟国谈判。”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我是推心置腹告诉你的，你要明白。”

长时间的沉默。希姆莱满怀期望地看着海因里齐——大概是等待某种评论。海因里齐目瞪口呆。这是叛国罪啊——是对德国、德国军队及其领导人的背叛。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思绪。希姆莱跟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或者是一种诡计，为的是愚弄他做出不明智的行为？海因里齐相信，这位野心勃勃的希姆莱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为了替自己夺权甚至可以犯下叛国罪。这位有经验的前线将军一言不发地坐着，希姆莱的在场令他厌恶。

突然，门打开了，一位党卫军军官出现了。希姆莱似乎因为这个打断而有所解脱。“帝国领袖先生，”军官宣布道，“参谋部集合完毕，准备告别。”希姆莱站起身来，没有再说一个字，便离开了房间。

到晚上8点的时候，希姆莱、他的党卫军军官以及保镖离开了。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随身带走了，海因里齐的勤务兵巴尔采恩很快就发现，他们带走的东西包括这座官邸的刀叉等扁平餐具、盘子甚至还有茶杯茶碟。他们的离开非常之彻底，好像希姆莱从来也没有在这个司令部里驻足过一般。希姆莱坐在他的豪华专列里，迅速从奥得河前线消失在夜色里，朝西方驶去。

在他的身后，留下来的是一个狂怒的海因里齐。当他四顾他的司令部的时候，这位新司令愈加愤怒和厌恶，他的一位军官记得，当他检查希姆莱官邸脂粉气的装潢的时候，“海因里齐的脾气上升了好几度”。巨大的办公室和里面的一切全都是白色的，卧室装饰以柔和的绿色——窗帘、地毯、沙发垫，甚至被子和床罩，全都是柔和的绿色。海因里齐尖刻地说，这个地方更“适合一位高雅的女士居住，而不是一位试图领军的军人”。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海因里齐给他在西里西亚的以前的参谋长打电话，正如他所许诺的那样，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他再次控制了他的情绪，能够更冷静地思考这次冲突。他认定，希姆莱的话太古怪了，不足为训，海因里齐决定不再提它了。在给他在西里西亚的老同事打电话的时候，海因里齐说道：“希姆莱巴不得离开。他无法足够快地离开这里。当崩溃到来的时候，他不想负责了，不想。他只想让一位普通的将军来负责——而我就是那个替罪羊。”

在安排给他的那个房间里，海因里齐的副官海因里希·冯·比拉上尉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他无法让他的脑子不想那张地图，也就是他在位于措森的古德里安的司令部里所看到的那张地图。他想，古怪之处在于，当他研究那张地图的时候竟无人提出异议——然而那张地图又显然是司令部的一个机密文件。古德里安一定是给海因里齐看了，可海因里齐又未作评论。那么是否因而可能的是，那张地图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也许它甚至就是在古德里安的司令部里准备出来的——是德国人对盟军的动向的一种估计。不过冯·比拉仍然觉得这种说法难以令人接受——它为什么是用英语印刷的，而不是德语？只能有一种另外的解释：它是一张盟军的地图，是德国情报部门不知怎么缴获的。它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得到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而且冯·比拉也想不出别的答案——那么他就得设法警告他的妻子儿女。按照那张地图的说法，如果德国战败，那么他位于贝恩贝格的家就会处于苏联人控制的领域之内。除非冯·比拉是在想象，否则他就是实际上看到了一个绝密计划，说的是盟国打算怎样占领和瓜分德国。

5

★ ★ ★

在50英里以外的地方，那张地图的原件及其附件，存放在位于柏林市达勒姆的岩峰1号里的一个保险柜里——岩峰1号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的应急司令部。在战争期间，大量荒诞不经的秘密来到德国情报部门的手中，而这个红色封面的卷宗，则是约德尔所曾读过的最无情的揭示内情的文件。

这个文件包含有一封信和一份70页的背景备忘录。缝合在封底上的，是两张可单独取出的地图，每一张都大约是20英寸长，18英寸宽，绘图比例是1英寸等于29英里。约德尔不知道盟军是否已经发现，他们的一个绝密作战指示的开场白的一个副本已经丢失。它是在1月底从英军那里缴获的，那是阿登攻势快要结束的时候。

在希特勒看来，盟军的这个计划太具有爆炸性了，因而只有在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司令部里的几个人才允许看。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元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研究了这个卷宗之后，把这些文件列为“国家绝密”。他的军事顾问以及顾问的参谋可以研究这个计划，但别的人却不行。甚至他本人的内阁成员也没有被告知。但是，尽管有这些限制，一位平民却看到了这些文件和地图，路易丝·约德尔太太，她是约德尔将军结婚才几个星期的新娘。

一个夜晚，就在他们结婚之前，约德尔将军决定把这些文件给他的未婚妻看一看。毕竟，她是许多军事秘密的接受者，她一直是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机要秘书。约德尔将军把整个文件放进他的公文包里，带着去了她的公寓套间，她的套间离他的司令部有一个街区的距离。前门在他的身后安全地关上以后，他立即把这些文件取了出来，对他的未婚妻说：“这就是盟军打算怎么收拾德国的。”

路易丝把这个红色封面的卷宗放在一个桌子上，开始一页一页地看。她老早就学会了阅读军事文件和地图，但在这件事情上，那种能力几乎并不需要——文件清楚极了。她的心沉了下来。她手里拿着的，是盟国在德国战败后对她的祖国的占领蓝图。她想，艾森豪威尔司令部里的某个人，在选择代号的时候怀有报复心。在文件的封面上是那个令人胆寒的题目：“日食行动”。

在约德尔的司令部根据“日食行动”的英文原文所做的德文译本的原件上，文件的附函，签名者是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弗郎西斯·德吉恩冈爵士。这封信在盟军的最高级军官当中传阅了还不到三个月，而且甚至在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正式批准的一个月以前，就已经摆在了约德尔的桌子上。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日食行动”的封面上，标注的日期是1944年11月10日。

约德尔将军从她的手里拿过卷宗，打开地图，平放在桌子上。“看，”他苦涩地说道，“看那些边界。”

路易丝沉默地研究着在地图表面上用粗线画的边界。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上面有一英寸高的字首字母“U.K.”（英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地区写着字母“U.S.A.”（美国）；而帝国的其余部分，大致是整个中央地区以及往东，则标上了“U.S.S.R.”（苏联）。她惊恐地注意到，甚至柏林也在“三巨头”当中切分开了。柏林位于苏管区的中心，在盟国当中被分别画上了圈，被分成了三份：美国人占有南面，英国人占有北边的一部分和西北的全部，苏联人则占有东北部和东部。那么这就是失败的代价了，她想。路易丝看着她未来的丈夫。“就像一场噩梦。”她说道。

即使她知道这张地图一定是真的，路易丝还是难以接受这个物证。她问，这个“日食文件”是从哪里来的？尽管她认识约德尔将军多年了，但她也知道，在某些事情上他也能够闭口不言。她一直认为，阿尔弗雷德“性格孤僻，躲藏在一个面具的后面，甚至躲着我”。现在他的回答相当含糊其辞。尽管他肯定这些地图和文件是真的，却并没有披露是怎么得到的，他只是说，“我们是从英军司令部里搞到的”。

只是在很晚以后，在约德尔返回他的司令部以后，路易丝才想到“日食行动”另外一个可怕的方面。如果德国战败的话，那么她居住在哈尔茨山脉的亲戚们就会住在苏占区。尽管路易丝爱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完全忠诚于她的国家，但她却做出了一个非常人道的决定。在这件事情上，她将不顾约德尔对她的警告，也就是绝不能把她所见到、读到或者听到的任何事情透露出去。她不能让她的嫂子和四个小孩落在苏联人的手里。

路易丝决定冒冒险。她知道将军加急电话的密码号。她抓起电话，对接线员说了话，给她的亲戚打电话。几分钟之后电话接通了。路易丝与她吃惊的嫂子简短地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然后漫不经心地最后说道：“你知道，近来东风非常猛烈，我真的认为你和孩子们应该搬到河的西边去。”

她慢慢地放下电话——希望她笨拙的密码般的信息能够被对方明白。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她的嫂子听见咔嗒一声，那是对方把电话放下了。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晚了路易丝还给她打电话。接到她的电话是件高兴的事，但她却不知道路易丝谈的是什么。她也就不再去想了。

将军和路易丝在3月6日结了婚。从那以后，约德尔太太就一直担心，她丈夫会对这次打电话的事有所察觉。实际上她不必担心，这位负担过重的将军有更为紧迫的问题。

到现在，约德尔和他的参谋们已经彻底地研究和分析了“日食行动”，几乎把每一段话都背下来了。尽管它并不是一个战略文件——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警告，敌军将会立即采取需要德军作出相应对抗行动的行动——但这个“日食计划”也几乎同样重要。首先，它有助于帮助解答几年来一直令约德尔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迷惑的一系列问题：他们不知道，在西方列强与苏联之间的联盟有多么强大？当他们坐下来分战利品的时候，那个联盟会分裂吗？既然苏军已经占领了中欧的大部，那么在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丘吉尔和罗斯福所发表的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宣言还有效吗？盟国是不是真的想把这样的条件强加给战败的德国呢？当约德尔和德国最高统帅部研究“日食行动”文件的时候，有关盟国的动机的所有这些问题全都消失了。盟国的文件用清楚明白的话作出了回答。

然而，直到2月的第二个星期，约德尔才认识到这个文件的全部重要性——尤其是，其地图的全部重要性。在2月9日以及接下来的三天的时间里，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秘密会议。尽管情报部门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想发现在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约德尔所得知的，官方公报里几乎全都有了，那是在2月12日向世界新闻界发布的——不过这就够了。尽管这个宣布闪烁其词，有所保留，但不容置疑的是，“日食行动”的文件和地图是所宣布的盟国意图的关键。

官方公报有一段说：“我们在共同的政策和计划上达成了一致，以推行我们将一起强加出去的无条件投降的条件……这些条件将在德国最终战败时公之于众……按照已达成一致的计划，三大强国将分别占领德国的一个区域……”盟国没有必要陈述那些“条件”了——约德尔已经在“日食行动”的文件中读到。尽管雅尔塔公报并没有披露提议中的占领区，约德尔却同样也知道。每个占领区的位置和精确的边界，在“日食行动”的地图上已经标出来了。

还有许多别的结论可以被推断出来，但对约德尔来说，有一点格外难以接受。显然，不管在雅尔塔会议上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盟国有关德国的计划只不过是在三巨头的会晤中得到了正式批准。虽然雅尔塔公报给人的印象是，瓜分和占领的蓝图源自该会议，但在“日食行动”的文件和地图上的日期却无疑证明，基本的决定在几个月以前就已作出了。日食行动背景备忘录上附函的签名日期是在1月。地图在那以前就准备好了：那些地图是在1944年岁末印刷的，上面有一个11月的日期。显然，如果在盟国之间没有完全团结的话，那个被定义为“对德国的占领的计划和运作”的“日食行动”，也就永远不会出台——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事实，它让德国的最后一个希望也破灭了。

从苏军越过帝国东部边界的那一刻开始，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就一直等待着不和的最初裂缝在盟国当中出现，他们相信，不和一定会出现，因为西方永远也不会让苏维埃俄国统治中欧。约德尔有同样的看法。他尤其指望英国人，因为他感到，英国人永远也不会容忍这样一种形势[7]。不过这是在他亲眼看到“日食行动”以前。“日食行动”清楚地表明，联盟仍然完好无损，雅尔塔会议证实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附函——它是整个文件的一种前言——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表明在盟国之间完全一致。第一段说：“为了实现强加在德国身上的投降条件，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政府（联合王国也以英联邦自治国的名义）达成协议，德国要由这三大国的武装力量来占领。”[8]而且这封信的权威性也不容置疑。它是在1945年1月签字的，地点是英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司令部，该司令部当时是在比利时，签名者也绝非无名之辈，而是少将弗郎西斯·德吉恩冈爵士，他是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参谋长。

在约德尔看来，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就是，一再强调无条件投降，因为这一点被一再提及。从一开始，德国人就确信，无条件投降的宣言动机，是为了在盟国的大后方提高士气。现在他们明白了：盟国明显是每一个字都当真的。“对总体战的号角所作出的唯一可能的回答，”“日食行动”说道，“就是总体的战败和总体的占领……必须搞清楚，德国人将不能与我们在谈判一词的意义上来进行谈判。”

盟国的意图，没有给德国许诺任何希望，任何未来。显然，即使帝国想投降，若不是无条件投降的话也做不到。在约德尔看来，这就意味着，德国除了战斗到底之外，别无选择。[9]

正是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准确的日子后来谁也记不起来了——古德里安的情报局长赖因哈德·盖伦将军，驱车前去普伦茨劳，与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新司令见面。在他的公文包里，有一份“日食行动”。盖伦向海因里齐介绍了苏军在奥得河上已知的最新部署，然后拿出了“日食行动”的文件，解释了它的内容。海因里齐一页页地慢慢看着，然后又仔细地阅读地图。他研究了很长时间。最后，海因里齐看着盖伦，用一句话总结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每个人都真正明白的这个文件的意思，“Das ist ein Todesurteil”——“这是一个死刑判决！”他说道。

几天以后——3月25日，棕榈主日——约德尔大将再次研究了“日食行动”的地图[10]，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乔治·S·巴顿将军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的一些部队，已经在星期四晚上渡过了莱茵河，渡河地点是在美因兹附近的奥彭海姆村，现在正在朝法兰克福进发。第二天，在北方，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部队在一个25英里长的战线上发动大规模进攻，强行渡河。尽管顽强抵抗，但莱茵河防线还是崩溃了——西方盟军正在迅速推进。现在约德尔焦虑地再次研究“日食行动”的地图，想要知道盟军打算进入到德国腹地的什么地方。这是“日食行动”的背景备忘录并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约德尔希望，他能拥有计划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涉及军事行动的部分。

不过那些地图还是提供了一个线索。他甚至向他的妻子提到了这件事。那只是一种预感，但约德尔认为他是正确的。那些地图表明，英美联军和苏军之间的分界线，大致是沿着易北河，从卢卑克延伸到维滕贝格，再从维滕贝格蜿蜒向南，来到埃森纳赫附近，然后直接转向南方，来到捷克边界。那条线，除了是一种占领区的界线之外，是不是也是英美联军推进的终止点呢？约德尔几乎确信是的。他告诉他的妻子，他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朝柏林推进，他认为，他们已经决定把首都的攻占留给苏军了。除非“日食行动”的地图被改过了，否则在约德尔看来，艾森豪威尔的部队会在“日食行动”的边界线上慢慢停下来。

保卫者

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戈特哈德·海因里齐大将

海因里齐身着他的羊皮大衣。

海因里齐与本书作者在一起。

海因里齐的参谋长冯·特罗塔少将

马克斯·彭赛尔将军，他是防御学专家。他发现柏林的城防“完全徒劳”。

柏林城防司令赫尔穆特·雷曼少将，在测试一只意大利来复枪。

雷曼的参谋长汉斯·雷菲奥尔上校

约德尔太太于1945年

1965年的约德尔太太。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与妻子在结婚日，1945年3月7日。

古德里安的情报局长赖因哈德·盖伦少将，后任西德情报局局长。这是为人所知的他的唯一一张照片

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1945年任总参谋长。“我们所陷入的混乱局面是荒唐的。”这幅照片摄于1940年3月，当时古德里安率领德国装甲部队的先头部队挺进英吉利海峡。

他在1945年。

瓦尔特·温克将军，在他匆匆组建的第十二集团军上，希特勒寄予了他最后的希望。

他在1965年。

党卫军将军费利克斯·施泰讷，“施泰讷分队”的指挥官。（照片为1965年所摄）。他的命令就是拯救柏林，解救元首。

特奥多尔·冯·杜夫文上校，1945年

1965年。本书作者摄。

冯·杜夫文是卡尔·魏德林将军的参谋长，魏德林是第五十六装甲军司令，起初希特勒曾命令枪毙魏德林，后来又任命他为柏林城防司令。1945年5月2日，魏德林和冯·杜夫文把柏林拱手让给朱可夫。下面这张苏联人拍摄的照片意在表现投降后的魏德林，但大概是摆好姿势拍摄的，因为实际的投降发生于滕珀尔霍夫区的一幢房子里，而不是在一个大仓库里。

1945年

1965年

第九集团军司令特奥多尔·布瑟将军，

第三装甲集团军司令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我们有一只幽灵军队。”

第五十六装甲军的炮兵司令汉斯·奥斯卡·韦勒曼上校。他说：“到处都有‘士兵’像疯子一样逃跑。”

1945年

1965年为本书作者摄。

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京特·赖希黑尔姆上校，

第九集团军的沃尔夫·哈格尔曼中将

赫尔穆特·朗格上尉（他站在隆美尔的背后，1944年），在战争结束的那几个小时里，他给海因里齐送去信息，让他当心。

他在1945年，时年15岁。

希特勒青年团“梦想离去了……”

他在战俘营里待了两年以后被苏联人释放。

维利·费尔德海姆，他作为一名希特勒青年团军参加了柏林的战斗。

他在1965年。为本书作者摄。

保卫柏林的“士兵们”，年龄在12到15岁之间，在被俘后摄。这幅照片是苏联人向本书作者公布的。下图：人民冲锋队，即地方军成员，他们中有一些人已经70多岁了。

勃兰登堡门的一个罕见景象。巨大的伪装顶罩像雨伞一样，遮盖在城市的各个地方，以防备空袭侦察机。勃兰登堡门就有这样一个伪装顶罩。

蒂尔加滕区，满地瓦砾；背景是帝国国会大厦

[1] 维斯瓦河（Vistula，即Wisla），位于波兰中部，流经华沙、克拉科夫等。

［2］“UnserGiftzwerg”的字面意思是“我们的恶矮子”（引申意思是“我们的顽强小杂种”）——那些不喜欢海因里齐的人说他是“UnserGiftzwerg”时，往往用的是“我们的恶矮子”的意思。——原注。

［3］这是捷克西北部的城市，书中用的是德文名称Karlsbad，捷克名称是KarlovyVary（卡罗维发利）。

［4］事实上，就在7天以前，3月15日，在苏联人的要求下，美国人曾对措森狂轰滥炸。苏军参谋部的谢尔盖·V·库德亚科夫元帅，给驻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R·迪恩将军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分别存档于华盛顿和莫斯科，这里是首次披露。这封信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文件，因为它能让人洞悉苏联人在德国的情报工作做到了何等程度。“亲爱的迪恩将军：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德军总参谋部位于柏林南边38公里的地方，在一个筑有特殊堡垒的地下掩蔽处，德国人称之为‘要塞’。它位于……在措森南到东南方5公里半到6公里的地方，东边离大马路有1英里到1公里半的距离……从柏林到德累斯顿，［第96号帝国公路］与铁路并行。这块地方全被地下防御工事所占据……大约有5到6平方公里的面积。整个地区被纵深几层的铁丝网所围绕，由一个团的党卫军强力把守着。根据同一个情报来源，地下防御工事的建设开始于1936年。1938年和1939年，这些地下防御工事由德国人进行了防轰炸的测试，既防御空军的轰炸又防御炮兵的轰炸。亲爱的将军，我请你不要拒绝我的要求，应尽可能快地给盟军空军发出指示，要他们对‘要塞’进行猛烈轰炸。我相信，轰炸的结果是……如果德军的总参谋部还在那里的话，它就会遭受重创，它的正常工作就会停止……而且它［或许］还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一来，德国人就会失去一个组织严密的通讯中心和司令部。随信附上地图一张，上面有德军总参谋部［司令部］的精确位置。”——作者原注。

［5］但泽（Danzig），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Gdansk）的旧称。

［6］基督教圣经是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开始的，所以这里的“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开始”，就是“从头说起”。

［7］在于1945年1月27日举行的会议上，希特勒向戈林和约德尔问道：“你认为在内心深处，英国人是不是对苏联人的所有进展满怀热情？”约德尔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回答。“当然不，”他回答道，“他们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后来……最终的实现将会到来。”戈林也充满自信。“他们当然不会计划让我们把他们抵挡住，而让苏联人征服整个德国，”他说道，“他们并没有料想我们……在西方像疯子一样阻止他们，与此同时苏联人却越来越深入德国。”约德尔完全同意，他指出，英国人“始终是带着怀疑看待苏联人”。戈林确信，英国人会宁可试图与帝国达成某种妥协，也不愿看到欧洲的心脏落入共产主义的轨道，因而他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不出几天我们就会接到［英国人发的］电报。”——原注。

［8］在这个译文与原始文件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差距。当“日食行动”被缴获的时候，它被译成德语，然后拍照。上面的文本是从缴获的文件又译回成英语的。——原注。

［9］1946年在纽伦堡对约德尔审讯时，他被问到，为什么在1945年初他不建议希特勒投降。约德尔说道：“不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无条件投降……即使我们曾经对我们的下场有过怀疑，那种怀疑也因为我们缴获了英国人的‘日食行动’而排除掉了。”在他作证的这一时刻，约德尔看着在场的英国军官，半带微笑地说道，“英国代表团的先生们将会知道，那个行动是什么。”事实上，对这句话，进行审讯的英国人并没有听懂：“日食行动”非常保密，结果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正是这个神秘的提及，加上对约德尔太太的几次采访，才导致“日食行动”的作者及其内容，在这里被首次披露出来。——原注。

［10］棕榈主日（PalmSunday），亦译圣枝主日，指复活节前的礼拜天。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第三部 出击目标

part Three The Objective

1

★ ★ ★

在棕榈主日，快到半夜12点的时候，一辆美军参谋部的车停在了第八十二空降师灰石头建筑的司令部面前，该司令部位于法国北部的锡索讷。两名军官下了车，其中一位身穿美军军服，另外一位穿着英军战地服装，没有佩戴徽章。第二位是个瘦高个儿，戴着一顶干净的绿色贝雷帽，与他的金黄色头发形成了生动的对照，还炫耀地留着大而凶猛的红色八字须。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他的名字几乎无法发音：埃里·D·贝斯特布鲁尔杰。大家普遍称呼他为“埃里”或者“哈里上尉”。甚至那些名字也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德军战线的后面。埃里是特种部队的特工，也是荷兰情报局的成员。

几天以前，埃里的上级把他召到布鲁塞尔，告诉他，他被安排到第八十二空降师，参加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他要向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年富力强的38岁少将詹姆斯·M·加文报到，参与一项绝密任务的情况介绍会。现在，埃里和护送他的军官进入了司令部，匆匆上了一段台阶，来到二楼，走过一个走廊，进入一个防卫森严的地图室。在这里，一位宪兵检查了他们的证件，然后敬礼，打开了门。

在里面，埃里受到了加文将军和他的参谋长罗伯特·威内克上校的热烈欢迎。埃里看到，屋子里的大多数人都是老朋友：在第八十二空降师对荷兰的内伊梅根进行突袭的时候，他和他们一起跳伞，一起战斗。对于他所能预料到的安全措施，他在布鲁塞尔的上级并没有言过其实。只有15位军官在场——他们是团长和他们的一些参谋，显然全都是精心挑选的。屋子本身也非常朴素，只有几个长凳和桌子，墙上挂着图表。在屋子的一端，有一块帷幔盖住了墙一般大小的大地图。

现在一位保卫部门军官开始点名，根据花名册进行核对，然后加文将军迅速切入正题。他站在那张挂有帷幔的地图旁边，示意大家围过来。“只有你们当中那些有绝对的理由需要了解的人，才被请来参加这次情况介绍会，”他开始说，“我必须强调，在得到进一步的命令之前，你们今天晚上听到的东西，都不得出这间屋子。从某一点上看，你们将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培训部下，因为你们将不能把出击目标透露给他们。实际上，你们已经给了他们一些培训，尽管你们大多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你们和你们的部下一直在跳伞，或者飞到一个特殊的训练区，那个训练区是深思熟虑标明和安排出来的，以模拟我们下一个突袭目标的实际范围。”

“先生们，我们正是要准备攻击。这就是那致命的一击。”他猛地一拉地图边上的绳子。帷幔滑回去了，露出了目标：柏林。

当那些军官盯着地图的时候，埃里仔细地看着他们的脸。他认为，他看到了渴望和期待。这并不令他吃惊。这些团长们失意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与他们的团队一起跳伞，进入西西里岛、意大利、诺曼底和荷兰，但近来这个师却被降格参加地面战斗，主要是突出部之役[1]期间在阿登森林高地作战。埃里知道，作为精锐的空降部队，他们觉得他们的真正角色被否定了：那就是，突袭位于推进部队前面的目标，然后一直坚守到援兵到来。真实的情况是，盟军的推进太迅速了，结果计划中的伞兵空投被一再取消。

加文解释说，对柏林的突袭将是盟军第一空降集团行动的一个部分，该行动需要3个师的兵力。第八十二空降师，被指派为“特遣部队A”，要承担主要的任务。加文从地图的顶部打开一个透明的套图塑料膜，指着一系列用黑色蜡笔画出的正方形和椭圆形，那些就是各个出击目标和空降地区。“按照现在的计划，”他说道，“第一○一空降师将夺取在城市西边的加托机场。英军第一空降军的一个旅将夺取城市西北方向的奥拉宁堡机场。”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我们的那块空降区正是在柏林本身——滕珀尔霍夫机场。”

第八十二空降师的目标看上去小得难以置信，在城市及其周边所杂乱地延伸的321平方公里当中，那个机场就像一张邮票——是一片绿色的污迹，还不到1.5平方英里大，位于一个建筑物密集的地区。在它的北部、东部和南部边缘，有不少于9个公墓，使人感到相当不吉利。“两个团将守住机场周边，”加文说道，“第三个团将进入机场北边的大楼，朝柏林中心进发。我们将在这个空降场里坚持，直到地面部队赶来。那不会太久——充其量也就是几天以后。”

加文说道，对伞兵的“盲目”训练要强化。滕珀尔霍夫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形模型将立在司令部的一个“安全的”房间里；对伞降地域所拍摄的照片、情报评估以及其他材料，将送给各位团长及其参谋，以应特定计划之需。“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加文说道，“能有哈里上尉帮忙。他是柏林问题专家——尤其是滕珀尔霍夫及其周边地区问题的专家。他将和我们一起跳伞，从现在开始就能作情况介绍，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加文再次停顿下来，看着他的军官们。“我相信，你们全都想知道那个大问题的答案——什么时候开始？这取决于德国人。空降部队的计划从去年11月份开始就在筹划之中了。计划一直在改变，而在我们获得一个行动预定开始的日期以前，必须明白它还会有许多改变。那个行动预定开始的日期被指定为A日，它将取决于盟军向柏林推进的速度。当然，只有当地面部队来到城市的一个适当的距离之外的时候，空投的时间才能定下来。但A日可能只是一两个星期以后的事情，因而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我现在能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些。”

加文迈步回来，把会议交给他的参谋们。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讨论着行动的每一个阶段，当他们谈论的时候，加文坐着，用一半心思在听着。他后来回忆说，他感到遗憾的是，事实上出于安全的原因，他并没有把细节充分披露出来。他不够直言不讳，因为他告诉他的部下的，只是盟军第一空降部队行动的一个部分——也就是，作战处要求，这个突袭将与盟军要攻占柏林的大规模强攻一起行动。他没有提到的是，这同一个空降命令，可能会在一个不同的军事条件下下达：也就是德国及其武装部队的突然崩溃和投降。但计划的那个部分仍然是绝密。A日行动是霸王行动——对欧洲的进攻——的一个符合逻辑的延伸：A日行动一度被称为“兰金行动个案C”，后来又称为“护身符行动”。出于安全原因，那最后一个名称于1944年11月被改掉了。现在它的代号是“日食行动”。

“日食行动”非常保密，结果除了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里的高级参谋之外，只有20来位将军被允许进行研究。他们是集团军司令或者军长，或者在负有相应责任的其他部门里的将军。没有几个师长知道“日食行动”的任何事情。加文只知道该计划的某些出击目标，以及计划中与他以及他的空降师具体相关的那些部分。

在前面的几个月里，在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刘易斯·H·布里尔顿将军，以及加文的顶头上司第十八军军长马修·B·李奇微少将所参加的众多会议中，“日食行动”被当作对德国的占领计划而被提及了。它详细说明了一旦德国投降或者崩溃，需要立即采取哪些行动步骤。它的主要目标，就是实施无条件投降和对德国所有军队的缴械和控制。

按照“日食行动”的条件，对柏林的空降突袭计划，要求伞兵能迅速采取行动，“获得对敌人首都以及最重要的行政和交通中心的控制……并显示我们军队的力量”。他们要制伏可能继续抵抗的任何残余的零星狂热分子，要救出和照料战俘，要在可能被销毁之前查封绝密的文件、案卷和胶卷，要控制信息中心，比如邮电局、电台、报社和印刷厂，要逮捕战犯和残留的政府要员，并且建立法律和秩序。在等待地面部队和军管队到达的时候，空降部队要首先采取所有这些行动。

关于“日食行动”，加文被告知的就是这么多。有关在德国战败之后，德国或者柏林要怎么被占领或者划分区域，他是一无所知的。现在加文所唯一关心的，就是把第八十二空降师准备好。但是由于有这么多要求，这就意味着是为两个明显不同的计划进行准备。第一个计划就是军事上的进攻，以攻占城市；第二个，也就是根据“日食行动”的条件所设想出来的，就是要求空降部队在柏林空投，充当先锋，但只履行警察的职责。加文已经把他敢说的话全都告诉他手下的团长们了——即便他知道，如果战争突然结束的话，空降部队的整个任务就会有重大的改变。照现在的情形，他的命令是明确的。他要遵照作战计划，让第八十二空降师作好准备，以便发动空降突袭攻占柏林。

加文突然意识到，那位荷兰情报官正在结束他那一部分的情况介绍。“我必须重复说，如果你期望从柏林的任何人那里得到帮助，那就忘掉这个想法吧，”哈里上尉说道，“是不是会发现有向导愿意帮忙？答案是没有。有没有像我们在法国和荷兰那样的地下抵抗组织？答案是没有。即使有一些柏林人在私下里是同情我们的，他们也会吓坏了，而不敢表现出来。我们以后可以更详细地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此刻容我向你们保证这一点：不要抱有任何幻想，认为你们将会像解放者一样受到香槟酒和玫瑰花的欢迎。德国军队、党卫军和警察将会战斗到用完最后一颗子弹，然后他们将高举着双手出来，告诉你们，这整个事情实在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说这全都是希特勒的错，并因为你们先于苏联人来到城市而感谢你们。”

这位大个子荷兰人拽着他的八字须。“不过他们将会拼命作战，”他说道，“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可能有点难对付。它将会是值得的，我为能和你们一起去而感到骄傲。我的朋友们，当我们攻克柏林的时候，战争也就结束了。”

加文知道，攻克柏林不会是件容易的事，不过他想，突袭所造成的心理震撼本身，就可能压倒德国的保卫者们。它将会是这场战争最大的空降部队进攻之一。在最初做计划的时候，这个行动要求有3000架护航战斗机，1500架运输机，大概1000架以上的滑翔机，还有大约2万名伞兵——超过了D日在诺曼底空投的兵力。“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一切，”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加文告诉他的军官们，“就是一个决定和出发一词。”

30英里以外，在穆尔梅朗－勒格朗，顽强的第一○一空降师也在训练，随时准备参加任何军事行动，但在该师里，谁也不知道将下令进行哪一个行动。众多的伞兵部队突袭计划已经从上一级的司令部里“传下来了”，结果师长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他的助手杰拉尔德·J·希金斯准将，以及所有的参谋，都觉得自己无所适从。他们得为所有的计划进行准备，却也真的纳闷，这些计划中的空投是否会有一次能够真正实现。

除了柏林计划之外，还有一些计划是要对位于基尔的德国海军基地进行空降攻击（号称“爆发行动”），对战俘营进行一系列的空投（号称“欢腾行动”），在美军第七集团军挺进黑林山之前发起突袭以夺取战略目标（号称“有效行动”）。还有许多别的计划正在研究——其中有一些非常异想天开。第一○一空降师司令部了解到，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参谋们甚至考虑，在巴伐利亚州贝希特斯加登周围的山区里空投，以便夺取在上萨尔茨堡的“鹰巢”，也许还能抓住鹰巢的主人阿道夫·希特勒。

显然这些空投计划并不能全都安排出日程。希金斯将军对他的参谋们讲：“如果下令进行所有这些行动的话，就没有足够的运输机来满足空降部队的要求。不管怎么说，我们并不贪婪——我们所要的只是一次行动！”但是这个空降集团军将会获得哪次行动——而且尤其是，第一○一空降师将会扮演什么角色呢？在柏林空投似乎最有可能——即使作战部部长哈里·金纳德上校认为，那将会是“一件非常惊险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到了柏林空投的时候，第一○一空降师在加托机场降落，而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第八十二空降师却被给予了主要目标滕珀尔霍夫机场。但不管怎么说，柏林是战争的最大目标，每一个人都有足够做的事情。

在金纳德上校看来，空降部队空投似乎是结束欧战的完美方式。在作战室里的那张地图上，他甚至已经画上了一条红线，从在法国的集结待命地区，一直画到在柏林的第一○一空降师的空投区域。德国的首都只有475英里远。如果他们得到许可的话，他认为第一批美国人，能在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进入柏林。

第一○一空降师师长泰勒将军，以及他的助手希金斯将军，一方面急于进攻，一方面又不知道空降部队是否能获得这种机会。希金斯面有愠色地研究着地图。“看地面部队进军的那个样子，”他说道，“他们是要让我们失业了。”

在这同一天，3月25日，星期天，西方盟军的领导人们从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获得了令人快意的消息。在华盛顿和伦敦，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英军参谋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分别研究了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头一天晚上发来的电报。“同计划中估计的情况一样，近来在莱茵河西岸的一系列胜利，造成了在西线的敌军可用兵力的大量摧毁。我虽然不想显得过于乐观，但却坚信，今天的形势提供了一些机会，我们曾为这些机会而斗争过，我们必须大胆地抓住这些机会……我个人相信，敌人的力量……正在用过了限度，因而不久能够限制我们的突入和前进的，将只是我们的后勤补充能力……我正指示在所有的前线采取最有力的行动……我打算用最快的速度强化每一个胜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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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00英尺的高度上看，人和车辆的线条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从他没有配备武器的幼鸽型号侦察机“迷小姐号”里朝外凝视，杜安·弗朗西斯中尉被下面的景象迷住了。下面全都是部队、坦克和车辆。3月底，各个集团军全都渡过了莱茵河，从那以后，弗朗西斯便一直注视着这场突破的进展。现在那条大河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了，不论是在右边，还是在左边，还是在前面，弗朗西斯所能看到的，都是一个卡其布军装组成的巨大全景图。

弗朗西斯把操纵杆朝前推，于是“迷小姐号”便沿着英军第二集团军和美军第九集团军的边界俯冲下来。他摇动着飞机的双翼，看到部队挥手作出回应，然后直接朝东飞去，去承担他的任务，也就是担任第五装甲师的先头坦克纵队的“眼睛”。胜利就在眼前，这一点他确信。什么也不能停止这个进军。他后来回忆，在这位24岁的飞行员看来，好像“地球的外壳本身已经被震得松开了，正在拼命地朝易北河奔去”，易北河是柏林面前的最后一道水系屏障。

弗朗西斯所看到的，只是盟军伟大进攻的一个极小的部分。一连几天，在刺骨的寒冷中，在大雨和泥泞当中，在冻雨中和冰上，在从荷兰几乎一直到瑞士边界的西线沿线，一个350英里长的由士兵、给养和机器组成的激流，潮水般地涌进了德国平原。那场最后的伟大进攻正在进行。为了消灭德国的军事力量，7个强大的集团军——有85个庞大的师，其中的5个是空降师，23个是装甲师，还有巨大的西方盟军的460万兵力中的主要部分——正蜂拥进入帝国，准备攻击。

临时代用的降旗——白床单、毛巾、布块——到处悬挂着。在城镇和乡村，吓坏了的德国人仍然被那些突然向他们袭来的战斗感到茫然，他们从门口和破碎的窗户上，惊讶地凝视着从他们身边经过的强大的盟军。这个作战行动是巨大的，其速度快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锤击般在每一条马路上行进的是军车队，有坦克、自行火炮、重型大炮、装甲车、履带式小型装甲车、弹药运输车、救护车、运油卡车，以及巨大的内燃机车运输车，运输车牵引着一条街那么长的装满设备的挂车——那些设备包括架桥用的部件、架设浮桥用的浮舟、装甲推土机，甚至还有登陆艇。师司令部在迁移，他们的吉普车、参谋车、指挥部车队和巨大的电台卡车在行驶，电台卡车上颤抖的天线林立着。而部队则是一浪高过一浪似的挤满了每一条马路——他们或者是坐在卡车里，或者是坐在装甲车的后座上，有些是在摩托化部队的纵队旁边行军，有些是在毗邻的田野里跋涉。

他们形成了一种激奋而又雄壮的队列，在他们当中有那些值得载入二战史册的各种战旗、团的徽章和标识。在那些师、旅、团中，有曾在敦刻尔克撤退中断后的英国近卫团士兵；有洛瓦特勋爵旅留着大把胡须、戴着褪色贝雷帽的突击队员，他们曾在战争最黑暗的岁月里袭击过被德军占领的欧洲的海岸；有著名的第二师强悍的加拿大人，他们曾在为诺曼底登陆所作的伤亡惨重的演习中，在迪耶普[2]登陆。在装甲部队的行列中，三角旗在飘扬，那是第七装甲师的几只原先的“沙漠之鼠”，他们曾为在利比亚海滩追捕陆军元帅埃文·隆美尔助了一臂之力。而在士兵和武器发出的巨大喧嚣声之上的，是“穿着裙子的魔鬼”的尖声音乐，那些“穿着裙子的魔鬼”就是第五十一苏格兰高地师，他们一如既往，用风笛吹奏出战斗的前奏曲。

在美国人的方阵中，有一些旅带有放肆的名称和丰富多彩的传奇经历——“战斗的第六十九师”，号称“胜利之师”的第五装甲师，第八十四步兵师的“劈木人”，号称“常春藤师”的第四步兵师。号称“车轮上的地狱”的第二装甲师，它不讲战法的坦克战术，曾从北非的干涸河道，一直到莱茵河畔，给德国人造成了混乱。第一师，号称“红色的大个子”，它创下了一个记录，在进攻登陆的次数上超出任何一支别的美军部队：在诺曼底的一个称为“奥马哈”的狭窄海滩面前，当所有的人都似乎不知所措的时候，这个第一师，与美军最古老的一个师，也就是强悍的、传统悠久的第二十九“蓝灰”师一起，却坚决不放弃。

有一支部队，著名的第八十三步兵旅，前进的速度就像装甲特遣部队一样迅速，近来记者们给它起了个绰号，叫作“群氓马戏团”。它足智多谋的师长罗伯特·C·梅肯少将，已经下了命令，用任何能够移动的东西来补充该师的运输，并“不得问任何问题”。“群氓马戏团”干脆把缴获的德军车辆匆匆再次油漆，油漆得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现在他们正乘坐这些车辆全速前进。有德国国防军的吉普车、参谋车、运送弹药的卡车、马克V型和老虎型装甲车、摩托车、公共汽车，还有两辆受到珍爱的消防车。在最前面，上面全都是步兵的就是其中的一辆消防车。在消防车的后保险杠上，挂着一面迎风飘扬的大旗，上面写着：“下一站，柏林。”

有三个大的集团军群。在荷兰的内伊梅根与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之间，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爵士指挥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已经于3月23日强渡了莱茵河，现在正全速穿越威斯特法伦平原，这个平原在广阔的鲁尔河谷北面，鲁尔河谷是德国工业的主要动力。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他的北翼是亨利·D·克里勒中将率领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中央是中将迈尔斯·邓普西爵士所率领的英军第二集团军（英军第二集团军是所有盟军中最‘盟军’的集团军，它除了有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部队之外，还有波兰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捷克人的分遣队——甚至还有一个美军师，也就是第十七空降师）。在这个集团军群南翼大举猛攻的，是蒙哥马利的第三支军事力量——威廉·H·辛普森中将所率领的强大的美军第九集团军。蒙哥马利的军队已经在莱茵河前面大约50英里的地方了。

接下来出现在盟军战线上的，是安静而又不摆架子的奥马尔·N·布拉德利将军所率领的第十二集团军群，他拥有一个大约125英里长的前线，从杜塞尔多夫沿着莱茵河一直到美因兹地区。同蒙哥马利一样，布拉德利也有三个集团军。然而，其中的一个集团军，伦纳德·杰罗中将所率领的美军第十五集团军，却是一个“鬼”集团军：这是因为正在让它准备执行占领的任务，因而暂时扮演的是一个相对非作战的角色，坚守莱茵河的西岸，就在鲁尔河的前面，从杜塞尔多夫地区一直到波恩。布拉德利的力量在于强大的美军第一和第三集团军，这支军事力量总数接近50万人。考特尼·霍奇斯将军所率领的美军第一集团军——号称欧洲战区的“役马”，而且也是在诺曼底率先登陆的那支集团军——现在正在鲁尔河南岸蜂拥向前，以危险的高速向东冲锋。自从在3月7日攻占了雷马根桥以来，霍奇斯就不断地扩大在莱茵河东岸的桥头阵地，一个又一个师被塞了进去。然后，在3月25日，第一集团军的士兵以难以置信的力量从立足点冲了出来。现在，在3天之后，他们离他们的冲锋点已经有40多英里的距离了。紧靠着第一集团军在德国中央冲锋的，是乔治·S·巴顿将军所率领的著名的美军第三集团军。这位容易引起争议而又脾气火暴的巴顿——他足以自豪的是，他的第三集团军比其他任何集团军都进军得更远更快，解放的欧洲大陆面积更多，击毙捕获的德军更多——累积起来又获得了一个第一。他抢在蒙哥马利的前头，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群3月23日的那次大肆宣传的攻击之前，一连24个多小时急行军，秘密渡过了莱茵河。现在巴顿的坦克纵队正以每天30英里的速度，向东挺进。

紧靠着巴顿，在布拉德利将军部队的右翼，是第三支伟大的盟军地面部队，雅各布·丹佛斯将军所率领的第六集团军群。丹佛斯的两个集团军——亚历山大·帕奇中将所率领的美军第七集团军，和让·德拉特雷·德塔西尼将军所率领的法军第一集团军——占据着前线的南翼，大致有150英里长。帕奇和巴顿的集团军几乎是并排着大举猛攻。德塔西尼的集团军正在整个前线的某些最崎岖不平的地带作战，穿过山峦起伏的孚日山脉和黑林山。他的军队是第一支解放后组建的法国军队，组建还不到6个月。现在它的10万名士兵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前，仍然还有时间能跟那些德国鬼子算账。

每一个人都有一笔旧账要算。但在西线各地，德军几乎难以作为一个有凝聚力、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而存在了。由于在阿登攻势的过程中有大量士兵阵亡，最终在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之间所进行的那场长达一个月的战役，使帝国原本强大的各个集团军终于被粉碎了。希特勒当初的决定是，在莱茵河的西岸作战，而不是将他遭到重创的军队撤退到东岸事先建好的阵地上。这个决定最终证明是灾难性的，它将会被当作这场战争中一个在军事上最愚蠢的错误而被记载下来。几乎有30万德军成了俘虏，6万名德军战死或者负伤。德军总的损失相当于20多个整编师。

现在据估计，尽管还有60多个德军师，但它们仅仅是有名无实的师，每一个师仅有5000名兵力，而足额本来应该是每个师有9000到12000名兵力。事实上，据认为在西线还有不到26个整编师，而即便如此，这些师也装备不足，缺少弹药、油料和运输，大炮和坦克也奇缺。除了这些师之外，还有各个师残余、分裂出来的精疲力竭的党卫军分队、防空部队、几千名空军士兵（德国空军几乎消失了）、准军事组织、由没有受过训练的老人和孩子组成的地方军“人民冲锋队”，甚至还有由十几岁的军官候补生所组成的基干官兵。德国军队组织混乱，缺少通信设施，而且往往没有得力的领导人，因而也就无法阻止甚至无法减缓艾森豪威尔各个集团军有系统的猛攻。

从莱茵河发起的攻势还不到一个星期，蒙哥马利和布拉德利的集团军群全速前进的大军就已经包围了德军的最后一个大本营——重兵把守的鲁尔河。在朝东方展开大规模强攻的同时，3个美军集团军突然猝不及防地从北边和南边转过身来，对鲁尔河形成包抄之势。在北边，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本来是直接朝东进发的，却又改变了方向，开始向东南行进。在南边，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与巴顿第三集团军并排前进，巴顿的集团军在外圈，他们也改变了方向，朝东北进发，以便与辛普森会合。这个夹子的弹簧是如此迅速地就关上了，结果那些德国人——主要的是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所率领的B集团军群，这是一支不少于21个师的军队——几乎没有意识到，钳子正在围着他们合拢。现在他们受到了包围的威胁，被装在了一个大约70英里长、55英里宽的口袋里——盟军情报部门说，被装进这个口袋的德军兵力和设备，比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所缴获的还要多。

在战胜德国的总体计划中，渡过莱茵河和夺取鲁尔河一直被认为是根本的——而且也是令人畏惧的——目标。杂乱延伸的鲁尔河盆地工业区，有煤矿、炼油厂、炼钢厂和兵工厂，面积几乎有4000平方英里。本来认为要夺取它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那是在德军莱茵河惨败之前。现在这个钳形攻势——那位安静的密苏里人奥马尔·布拉德利的策略——正在以使人喘不过气来的速度实施。美军的移动是如此迅速，结果现在师长们说，完成包围只是几天的事情。一旦鲁尔河被封锁，德国的力量也就所剩无几了，无法对盟军强大攻势的进程形成阻碍。即使是现在，敌军也已开始分崩离析，没有延续的防线可言了。

德军完全是组织混乱，结果美军第二装甲师师长艾萨克·D·怀特少将，干脆命令他的部下避开较大的抵抗，不断前进。美军第九集团军沿着鲁尔河的北部边缘进行钳形运动，第二装甲师是它的先头部队，因而在仅仅不到3天的时间里，就冲出去了50多英里。德国人在各个孤立的口袋里苦战着，但第二装甲师从炸毁了的桥梁、匆匆建起的路障、雷区和恶劣的地形所遭遇到的麻烦，要多于与敌人的战斗所带来的麻烦。

惠勒·G·梅里亚姆中校率领着他的第八十二侦察营，担任猛冲的第二装甲师的先头部队，他们虽遭遇到巨大混乱，但战斗很少。3月28日，他们乘坐的坦克分布在一条由东向西的铁路主干线的两侧，这时梅里亚姆命令停止前进，向上级汇报他的新方位。当他的无线电机务人员试图与司令部取得联系的时候，梅里亚姆认为他听到了一声汽笛。突然一列德国火车，里面全是士兵，拉着载有装甲车和大炮的平底车，沿着铁道呼哧呼哧地直接从他的部队当中经过。德国人和美国人吃惊地彼此凝视着。梅里亚姆抬起头来，看着从火车窗户探出身子的德国国防军士兵，距离是如此之近，他看到，“士兵的脸没有刮，脸上的毛清晰可见”。他的部下目瞪口呆，凝视着火车向西而去。双方都没有发射一颗子弹。

终于，梅里亚姆兴奋地行动起来，一把抓住了无线电话。在西边若干英里之外，师长怀特少将在他的吉普车上的电台听见梅里亚姆激动的警告，几乎同一时刻，便看见那列火车出现了。怀特看见一个正在指挥交通的第二纵队的宪兵，突然让正在越过铁路轨道的部队停止前进——此时怀特，就像梅里亚姆一样，在火车隆隆通过的时候也被迷住了。几秒钟以后，手里握着野战电话机，怀特要炮兵开炮。没出几分钟，位于更西边的美军第九十二野战炮兵队便火炮齐射，把那列火车干净地炸为两半。后来发现，那些平底车装载的是数量众多的反坦克炮、野战炮，还有一门口径为16英寸的铁路大炮。被俘的列车上的士兵说，对于盟军的推进他们全然不知，他们以为美国人和英国人还在莱茵河的西边呢。

混乱既是盟友也是敌人。第三十步兵师的埃利斯·W·威廉森中校行进得太快了，结果竟遭到了盟军的另外一个师炮兵的炮击。他们以为威廉森的部下是正在朝东边撤退的德国人。第五装甲师的克拉伦斯·纳尔逊中尉也有过同样奇特的经历。他的吉普车被射穿轮胎，纳尔逊跳上了一辆半履带式车，半履带式车又遭到猛烈的炮击。他命令一辆坦克消灭敌人的碉堡。那辆坦克冲了出去，迎着炮火爬上一座小山，发射了两发炮弹——却是发射到一辆英军的装甲汽车上。装甲汽车里的英军大为光火，不过却没有伤亡。他们一直在埋伏着，希望能为自己找到一个伏击目标。第一一三机械化装甲师的随营牧师本·L·罗斯记得，一位坦克指挥官严肃地向集团军司令报告说：“长官，我们行进了最后的100码——是在草丛下面匍匐行进的。我们遭遇到了严重的抵抗——既有来自敌军的也有来自友军的。”

部队的运动是如此之迅速，德军的防御又崩溃得这么快，因而许多指挥官所担心的，与其说是敌军炮火所带来的死亡，不如说是交通事故所带来的死亡。著名的英军第七装甲师的查尔斯·金上尉恳求他的部下：“在这些路上开车的时候要小心。现在死在交通事故上，”他警告说，“是令人遗憾的。”几个小时以后，金这位原先的“沙漠之鼠”之一死去了，他所乘坐的吉普车触上了德国人埋的一颗地雷。

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谁又在他们的两翼，大多数人并不知晓。在许多情况下，先头部队已经跑出了地图上为他们所设定的方位了。第八十二侦察营足智多谋的侦察兵们一点也不担心。他们所使用的是应急地图：丝绸手帕大小的美军空军逃跑地图，原本是在战争早期供所有参战飞行员的，以备在飞机被击落的时候帮助他们逃出敌军的地盘。第八十二侦察营的侦察兵们纯粹是靠着核对德军的路标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在第八十四师的地段，诺曼·D·卡恩斯中校发现，在他的整个营里只剩下两张地图能指出被提议的行进路线，但他并不担心——只要他的电台还在运转，他还能与司令部保持联系，他就不担心。阿瑟·T·哈德利中尉是隶属于第二装甲师的一位心理战专家，他在他的坦克上使用的并不是大炮，而是一个扩音器，要求德国城镇投降，他现在用的是19世纪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发行的旅游指南中的地图。而第八十三师的弗朗西斯·绍默上尉，却始终知道他带着他的营去了什么地方。他只是抓住他所看见的第一个德国人，用枪顶着他的肋骨，用流利的德语要求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他还从来没有得到过错误的回答。

对装甲师的士兵们来说，从莱茵河向前的推进，就战法而言他们是驾轻就熟。现在他们穿插、迂回、包围，从德国的城镇和军队当中切入，这种装甲兵的蛇行路线提供了最佳装甲兵战术的经典例子。有一些士兵试图用信件描述装甲兵的这个伟大的全速东进。第六十七装甲团第一营的营长克利夫顿·巴彻尔德中校认为，这场大规模强攻具有“美国内战的伟大骑兵军事行动的一切勇猛和胆量”。杰拉尔德· P·莱布曼中尉注意到，当第五装甲师从敌军当中突破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德军被留在了后面，在孤立的口袋里战斗，他天花乱坠地写道：“我们在攻破敌人的前方阵地以后，正在充分利用敌人的后方地区。”在莱布曼看来，这场进攻令人想到巴顿将军的装甲兵从诺曼底的灌木树篱当中猛冲出来的情景，莱布曼当时也参加了那场战斗。“没有人吃饭或者睡觉，”他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进攻和继续前进，进攻和继续前进。这似乎再次在法国各地了——只不过飘扬在房子上的旗帜并不是法国的三色国旗，而是降旗。”在与英军第七装甲师一起全速前进的德文郡团中，弗兰克·巴恩斯中尉告诉他的朋友罗伯特·戴维中尉：“一直前进真是妙极了。”这两个人都兴高采烈，因为在进攻之前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他们被告知，这是最后的伟大挺进，最终的出击目标就是柏林。

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始终知道，柏林是最终的出击目标。蒙哥马利动辄发火，容不得耽误，容易激动而且往往不讲战法，不过又始终既讲究实际又有胆量，早在阿拉曼沙漠[3]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他就把目光盯在柏林上了。此人在天气可能延误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曾坚定不移地说：“出发！”现在他又要求再次开绿灯。由于盟军的最高统帅并没有传达出任何明确的决定，蒙哥马利便宣布了他自己的决定。3月27日，星期二，下午6点10分，在一份发给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密码电报中，他告知艾森豪威尔将军：“今天我给各个集团军司令下达了命令，发动东进行动，东进行动现在就要开始了……我的意图是使用第九和第二集团军奋力朝易北河战线推进。第九集团军的右边将直接对准马格德堡，第二集团军的左边将直接对准汉堡……

“加拿大集团军将执行的任务是……扫清荷兰的东北部和西部，以及第二集团军左翼边界北边的沿海地区……

“我已经命令第九和第二集团军，立即开动他们的装甲兵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以最大的速度和魄力，赶到易北河。形势看来不错，几天以后事态应该进展迅速。

“我的战术司令部将于3月29日，星期四，迁移到邦宁加特的西北。在那以后……我的司令部将迁移到韦瑟尔，再到明斯特，再到维登布吕克，再到赫尔福德，再到汉诺威——再从那个地方取道高速公路前往柏林——我希望。”

被拴在绳子一端的埃菲婶子和奥托叔叔，慢慢地在半空中转动着身子，神情忧伤地低头看着它们在柏林那个满是瓦砾的院子。从他位于威尔默斯多夫区的二层公寓套间后阳台，卡尔·维贝格把他的达克斯猎狗拉到安全的地方，同时既小声又鼓励地对它们说着话。他正在让它们经受他所设计的空袭时逃跑的程序，而那两只狗，经过了几个星期的训练以后，现在已经非常适应了。维贝格的邻居们也非常适应了，尽管他们认为，这个瑞典人对他的宠物有点关心过分了。每一个人都习惯于看到埃菲婶子和奥托叔叔的那个样子，他们的皮毛刷得发光，在窗户上进进出出。谁也没有对那些悬荡着的绳子有多么注意，而这恰恰是维贝格所希望的。一旦有一天，如果盖世太保果真包围的话，他就可能不得不到后阳台，用那些绳子滑下去逃脱。

每一件事情他都非常仔细地考虑过了。稍有疏漏，就可能意味着他的盟军间谍身份会暴露，而现在，随着柏林人日益怀疑和焦虑，维贝格也绝不心存侥幸。他仍然没有发现希特勒的下落。他问的一些不经心和似乎天真的问题，显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不过也没有获得任何信息。甚至他在德国国防军和德国空军中的高级军官朋友们，也是一无所知。维贝格开始认为，元首和他的朝廷并不在柏林。

突然，他领着他的狗去了阳台，门铃响了。维贝格紧张起来，他并没有料到会有来访者，他一直有着一种折磨他的恐惧，他害怕自己去开门，发现来者却是警察。他小心地放开了狗，然后来到门口。外面站着一个陌生人，身材高大而强壮，穿着工装和皮夹克，右肩膀上扛着一个大纸箱。

“是卡尔·维贝格吗？”他问道。

维贝格点了点头。

陌生人把纸箱猛地放在门内。“你在瑞典的朋友们送给你的小小礼物。”他带着微笑说道。

“我在瑞典的朋友们？”维贝格小心翼翼地说道。

“噢，你完全知道是什么。”陌生人说道。他转过身，迅速下了楼梯。

维贝格轻轻地关上门。他吓呆了，低头看着那个纸箱。他从瑞典收到的唯一的“礼物”，是用于柏林谍报活动的补给品。这是不是个圈套？他打开盒子的那个时刻，警察会不会冲进套间？他迅速穿过起居室，小心翼翼地朝下看着街道。街上空无一人，他的来访者不见踪影。维贝格又回到门口，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他没有听到有什么异常。最后他拖着纸箱，放在起居室的沙发上，打开了。这样随随便便送来的盒子里，装的是一台大的无线电发报机。维贝格突然发现，他出汗了。

几个星期以前，他的上级，一个名叫亨宁斯·延森－施密特的丹麦人通知维贝格，今后他就是柏林间谍网的“仓库保管员”。从那时起，他就一直通过情报员收到各种各样的补给品。但迄今为止，他总是事先能得到通知，而且实际的交付也始终是极其小心地进行的。他的电话总是响上两次，然后停止，这就是要交付的一个信号。补给品只是在天黑以后到达，而且一般是在空袭的时候，从来也没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找他。他暴怒了。“有的人，”他后来不能不说，“他的做法非常天真，非常业余，好像存心想把整个行动给毁掉似的。”

维贝格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他可经不起警察的来访。因为他的套间现在实际上成了一个谍报设备的仓库。密藏在他的房间里的是大量的现金，一些密码表，还有各种各样的药品和毒药——有迅速见效的“迷昏”药丸，它能让人在时间段不等的时间里失去知觉，也有能置人于死地的氰化物制品。他储藏煤的地下室和他在附近租用的一间汽车房，简直成了小小的军火库，里面有来复枪、左轮手枪，还有弹药。维贝格甚至还有一个装有高性能炸药的手提箱。由于空袭，这种运送就令他相当担忧。不过他和延森－施密特已经找到了完美的隐藏处。那些炸药，现存在德国联邦银行保管库的一个大的安全寄存箱里。

迄今为止，维贝格的套间已奇迹般地在若干次空袭后幸存了下来，但他却不敢想，一旦被炸那会是什么后果。他将会立即暴露。延森－施密特已经告诉维贝格，在适当时候，那些补给品将会发给各个间谍组和破坏组，他们将很快到达柏林。这些挑选出来的特工们的行动，将在得到信号后立即开始，信号或者是通过电台发出，或者是通过来自伦敦的情报网发出。维贝格希望很快就把东西分发出去。延森－施密特已经得到通知，在下面的几个星期里要等待信息，因为各个小组的工作将与柏林的攻占同时进行。按照延森－施密特和维贝格所收到的情报，英国人和美国人将在4月中旬到达柏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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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位于唐宁街10号的安静书房里，温斯顿·丘吉尔弓着身子坐在他特别喜爱的那把皮椅上，电话盖着他的耳朵。首相正在听他的参谋长、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读蒙哥马利给盟军最高统帅的电报。这位陆军元帅的“最大的速度和魄力”的许诺，确实是好消息；更好的消息就是，他宣告了要直奔柏林的意向。“蒙哥马利，”首相告诉伊斯梅，“正在取得引人注目的进步。”

在英国军方和美国军方领导人之间进行了几个月的激烈讨论之后，盟军的战略似乎已经明朗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计划在1944年秋天提出了纲要，又于1945年1月在马耳他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得到了批准，该计划要求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下莱茵河和鲁尔河北面发动主要的大规模强攻——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丘吉尔称这条路线是“通往柏林的最短的路”。在南面，要求美军渡河，进入法兰克福地区，把敌人从蒙哥马利那边吸引过来，如果蒙哥马利的攻势受挫，这个补充的推进就可以成为主要的攻击线。不过在丘吉尔看来，事情已经解决了。这个“伟大的十字军东征”就要结束，对丘吉尔来说，最令他满意的就是，在这么多盟军将领当中，注定要攻占敌人首都的，正是阿拉曼战役的英雄蒙哥马利。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已经为进攻而特别增加了兵力，在部队、空中支援、给养和设备上享有优先。蒙哥马利麾下有大约35个师和附属部队，其中包括美军第九集团军，总共几乎有100万士兵。

4天以前，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一起去了德国，目睹渡河攻击战的开始阶段。当站在莱茵河畔注视着这场历史性的进攻揭开序幕的时候，丘吉尔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亲爱的将军，德国挨鞭子了。我们抓住了他，他完了。”

确实，事实证明，在大多数地区，敌人的抵抗轻微得令人吃惊。在美军第九集团军的地段，有两个师——大约3.4万名兵力——与英军并肩渡河，只有31人伤亡。现在，蒙哥马利有20多个师和1500辆坦克渡过了河，正在朝易北河大举猛攻。通往柏林——丘吉尔称之为“英美联军首要而且真正的出击目标”——的道路，似乎敞开了大门。

柏林在政治上也敞开了大门。三巨头从来也没有讨论过，哪一支军队将攻克该城。柏林是一个公开的目标，等待着最先赶到的盟军来攻占它。

然而，有关对敌国其他地域的占领，却的确有过讨论，而且是大量的讨论——这在“日食行动”地图所划分的地段上已经表明了。而且有关对德国占领的决定，将会对柏林的攻占和未来政治产生一种关键性的影响。起码盟国的一位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那将绝对是以柏林为目标的一场速度比赛。”他曾经说道。说这话的人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那是在17个月以前，在1943年的11月19日，这件事情摆在了罗斯福的面前。当时，在美国战列舰“依阿华”号上，在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的套房里，总统坐在会议室桌子的首位。他的两边坐着助手和顾问们，其中就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罗斯福此时是在去中东的途中，他要去参加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这是盟国领导人战时会议的第五次和第六次。

这是全球对轴心国进行斗争的重要日子。在苏联前线，德国人遭受了他们最大也是最惨烈的失败：斯大林格勒，曾经被包围和切断与外界的联系23天，也曾被攻陷，但最终有30多万德军阵亡、负伤或者被俘。在太平洋，有一百多万美军在战斗，日本人被迫在每一个战线上撤退。在西线，隆美尔从北非溃败而归。意大利在遭受到来自非洲经由西西里的进攻之后，已经投降。德国人正在倔强地继续留在他们国家的北部地区。而现在英美联军正在为那致命的一击（coupdegrace）——霸王行动，也就是对欧洲的全面进攻，而作着准备。

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罗斯福显得非常恼火。在他面前的文件和地图，是一个称为“兰金行动个案C”计划的要点，所谓“兰金行动个案C”，就是围绕着即将进行的全面进攻而作的许多项研究之一。“兰金行动个案C”考虑的是，一旦敌人突然崩溃或者投降，所应采取的步骤。一旦出现那种情况，这个计划建议，帝国和柏林应该分成防区，三大国各占领一个区域。使总统苦恼的是，为他的国家选出的那个地区是英国的规划者选出来的。

“兰金行动个案C”是在特殊而又令人沮丧的情况下制订出来的，最直接受到其条款影响的那个人，将是身在欧洲的盟军最高统帅。但这个官员还有待任命。事先就要为最高统帅制订出计划来，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也就是说，既要为渡过海峡发动攻势亦即霸王行动作准备，也要为一旦德国崩溃而制订计划，亦即“兰金行动”——这个任务交给了英国的弗雷德里克·E·摩根中将，他以其代号而广为人知，代号是“COSSAC”，意思是“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4]，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使。当他被任命担任这个职位时，英军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告诉摩根说：“唔，没有法子。当然它不会起作用的，不过你必须想法子让它起作用！”

在准备“兰金行动个案C”的时候，摩根不得不考虑各种各样无法预料的事情。倘若敌人突然投降，搞得盟军一时没法应付，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须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德国在1918年11月突然就投降了。谁的部队将要去什么地方？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军队将会占领德国的哪些地方呢？谁将占领柏林？这些是基本的问题，而如果盟军不会为一种突然的崩溃感到惊讶的话，这些问题就必须以清晰而又确定的方式解决掉。

到那个时候为止，有关战争的结束还没有制订出特定的计划来。尽管在美国和英国，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已经讨论了停战后会出现的问题，但在一个总体政策的制订上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只是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敌国将被占领。

相形之下，苏联人在达成一个政策上却没有什么困难。约瑟夫·斯大林始终认为占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他也始终精确地知道，他将怎样着手干这件事情。早在1941年12月，他就把他的战后要求生硬地通知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点名指出了他想占领和吞并的领土。那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单子：包括在他的战利品当中的，有斯大林想要人们承认他对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主权要求；1939年他进攻芬兰人的时候所占领的芬兰的那个地方；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省；1939年通过与纳粹达成的协议苏联人所侵占的波兰东部地区以及东普鲁士的大部。他平静地阐述条件的时候，在莫斯科的郊外，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过15英里的地方，大炮正在发射，德军正在那里进行着殊死的战斗。

尽管英国人认为，斯大林1941年的要求至少可以说是不成熟的[5]，但到了1943年，他们也在准备自己的计划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建议，德国应该完全被占领，并在盟国之间分成三个占领区。一个称为“停战和战后委员会”的内阁机构在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的领导下随即建立，艾德礼是工党领袖。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粗略的建议，也主张三方分割，由英国占领工业和商业发达的西北地区。它提议，柏林应该由三大强国共同占领。对失败的德国实际上没有作出计划的唯一的盟国，就是美国。美国官方的看法是，战后安排应该再等一段时间，到快要获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再说。美国感到，占领政策主要是一个军事问题。

现在，由于盟军的力量开始在每一个前线显现出来，也由于他们攻势的步子在加快，对协调政治策划的需要也就变得迫切了。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交会议上，采取了试探性的第一步，来确立一种共同的战后盟国政策。盟国接受了这种观点，即在对德国的控制和占领上共同负有责任，同时又建立了一个三方机构，即欧洲顾问委员会，以便“对与停战有关的欧洲问题进行研究，并向三国政府提出建议”。

但与此同时，摩根又提出了他本人的计划——对德国的占领的一个粗略的蓝图——他后来解释说，“只是在进行了大量的预测之后而准备出来的”。一开始，在没有政治指引的情况下，摩根提出了一个计划，呼吁进行有限的占领，但他最后提交的“兰金行动个案C”中的建议，却是艾德礼委员会更为精心的方案的一种反映。摩根拿着一张地图坐下来，把德国精确地分成三份，“用蓝色铅笔沿着现存的州边界轻轻地勾勒出来”。显然，苏联人由于是从东边冲过来的，也就必须占领东部的一个防区。在修订的“兰金行动个案C”的计划中，在英美联军和苏军之间的分隔，是一条建议的线条，从波罗的海之滨的卢卑克，到德国中部的爱森纳赫，再从那里到捷克边界。苏占区会达到什么程度，并不是摩根所关心的，他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它，因为那“自然应该是苏联人的事，苏联人并没有被包括进我们的‘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的班子里。”但柏林却确实令他伤脑筋，因为柏林将会在苏占区之内。“我们是不是要继续把那个地方看作一个首都，是不是还要一个首都？”他纳闷，“这个行动的国际性表明，对柏林或者任何别的首都的占领，如果要首都的话，就应该是三方力量平等，应该由美国、英国和苏联部队各占三分之一。”

至于英国和美国的占领区，在摩根看来，他们的南北关系已经被一个似乎可笑但相关的事实所预先决定了：英军和美军基地的位置，以及在英国的军队补给站的位置。从第一支美国部队到达联合王国的时候起，他们就首先驻扎在北爱尔兰，然后又驻扎在英格兰的南部和西南部。英军则驻扎在北部和东南部。这样一来，部队的集中、他们的给养和通讯也就分开了——美国人始终是在右边，英国人始终是在左边，面对着欧洲大陆。按照摩根对霸王行动的预测，这个设计就是越过英吉利海峡继续前进，进攻诺曼底海滩——而且可能穿过欧洲，来到德国的心脏。英军定会进入德国北部，解放荷兰、丹麦和挪威。在右边，美军则按照他们的前进路线，经过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最终进入德国南部各州。

“我并不认为，”摩根后来说道，“当时有谁能够意识到，这个安排部队的决定的充分和最终的含意——这个决定大有可能是作战部的某个小官员制定出来的。但一切后果都来源于此。”

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美国总统完全意识到了它充分和最终的含意，那些含意恰恰就是他不满意“兰金行动个案C”计划之处。下午的会议在3点钟一开始，罗斯福就提到这个问题，而且他明显是恼火了。参谋长们请总统对摩根的修订计划作出指示，罗斯福在对计划所附的备忘录进行评论的时候，斥责了他的军事顾问们，因为他们“作出了某些假定”——尤其是，美国应该接受英国的建议，占领德国南部。“我不喜欢这个安排。”总统宣告。他想要德国西北部，他想要进入不来梅港和汉堡港的权利，还想要进入挪威和丹麦港口的权利。而且罗斯福在某件别的事情上也是坚定的：美国占领区的范围。“我们应该一直到柏林，”他说道，“美国应该拥有柏林。”然后他又补充说，“苏联人可以占有柏林以东的领土。”

罗斯福还对“兰金行动个案C”的另外一个方面感到不悦。美国既然在南边，就应该拥有一个包括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责任范围。他对法国感到担忧，尤其对自由法国军队的领导人夏尔·戴高乐将军感到担心，他认为戴高乐是一个“政治上的头痛”。罗斯福对他的顾问们说，当军队进入那个国家的时候，戴高乐就会在“部队后面1英里的地方”，准备接管政府。尤其是，罗斯福害怕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会爆发内战。他说，他不想介入“法国的重建”。“法国，”总统宣告说，“是英国的职责。”

不仅是对法国负有责任。他感到，英国还应该对卢森堡和比利时负有责任——而且对德国的南部地区负有责任。至于美国的占领区——按照总统的设想，它应该贯穿德国的北部（包括柏林），一直到奥得河畔的什切青。然后他再次斟酌字眼，强调了对建议中的占领区安排的不满。“英国人计划让美国拥有南部占领区，”罗斯福说道，“我不喜欢。”

总统的提议令他的军事顾问们大为震惊。3个月以前，在魁北克会议上，联席参谋长们已经原则上批准了这个计划。美军和英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也批准了这个计划。当时，罗斯福总统对德国的划分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还为计划制订的紧迫性增加了分量，他表达出了这样的意愿：部队应该“准备与苏联人同样快地抵达柏林”。

联席参谋长们本来以为，“兰金行动个案C”所涉及的问题全都定下来了。他们之所以把这个计划带到“依阿华”号战列舰上，只是因为还涉及政治和经济上的问题，也涉及军事的政策。现在总统挑战的不仅是占领计划，而且还有霸王行动的基础本身。如果计划中的占领区要改变，以迎合总统愿望的话，那么在入侵之前，部队就必须换防。这就会延误——甚至可能因而危及——这次跨过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而这次进攻又是人类历史上所发动的最复杂的军事行动之一。在他的军事顾问们看来，显然罗斯福总统要么就是没有理解所牵扯到的巨大的后勤运动，要么就是没有完全理解，而是纯粹为了替美国获得西北部地区和柏林，而打算付出惊人的代价。在他们看来，这个代价是高得付不起的。

马歇尔将军开始圆滑地详细谈论这个形势。他也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探讨”。但是，他说，“兰金行动个案C”中的那些建议是出于军事方面的主要考虑。从后勤的观点来看，他分析道：“我们必须把美军放在右边……这整个问题又回到英国的港口问题上去了。”

美军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支持马歇尔的看法。他说，进攻计划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要接受在部队部署上的任何改变都是不现实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而马歇尔认为，在部队换防之前，恰恰需要一个完全新的方案——一个灵活的方案，足以应用在“任何发展阶段上”，才能得到总统想在德国得到的东西。

罗斯福并不这么认为。他感到，如果希特勒的帝国全面崩溃的话，美国就应该派出尽可能多的人进入德国，他提出，可以派一些人到“苏格兰的周围”——从而可以从北边进入德国。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表示，盟军肯定应该快速赶往柏林；如果这样的话，美军的各个师就得“尽可能快地到达柏林”。哈里·霍普金斯是罗斯福的密友和顾问，当时正在“依阿华”号上，他也有同样的紧迫感，他认为，美国得准备“在崩溃的两个小时之内，把一个空降师空投进柏林”。

总统的军事顾问们一再试图使他了解到，在“兰金行动个案C”上的一个改变将会带来什么问题，但罗斯福不为所动。最后，他把放在桌子上的《国家地理杂志》里面的一幅德国地图拉到面前，开始画了起来。他先是穿过德国西部边界画了一条线，画到杜塞尔多夫，然后沿着莱茵河朝南画，画到美因兹。从美因兹，他用粗线条沿着北纬50度把德国分成两半，大致是从西边的美因兹，到东边捷克边界上的阿什。然后他的铅笔向东北方向移动，来到奥得河畔的什切青。美国人将会得到线条上面的地区，英国人将会得到线条下面的地区。不过按照罗斯福所勾勒的轮廓来看，美占区的东部边界和英占区将会形成一个大致的楔子形，那个楔子形的顶点在莱比锡，从莱比锡朝东北到什切青，朝东南到阿什。总统并没有明说，不过这个泛泛的三角显然应该是苏占区，它所包含的地区，还不到“兰金行动个案C”建议中所分配的一半。柏林也并非位于他留给苏联的领土之内。柏林位于苏占区和美占区的边界线上。马歇尔的理解是，总统意在让柏林被美军、英军和苏军共同占领。

这个地图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总统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总统告诉他的军事首领们，如果苏联占有了在“兰金行动”文件中由“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所建议的区域的话，那么“英国人就会在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上暗中破坏我们”。罗斯福说，“英国的政治考虑在支持着这些建议”，这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讨论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便结束了，但有关他期望什么，罗斯福却在他的军事首领的头脑里没有留下丝毫疑问。罗斯福所设想的美国占领，意味着在欧洲驻扎100万军队，“起码一年，也可能两年”。他的战后计划与美国对待战争本身的态度相类似——全力以赴，但却用最少量的时间，最少地介入欧洲事务。他预见到，能够迅速而又成功地插入敌人的腹地——“对德国的一种乘坐火车的占领，战斗很少或者没有战斗”——这将会把美军带进西北部地区，再从那里进入柏林。尤其是，美国总统决心要拥有柏林[6]。

美国对德国的第一个具体计划就这样提供出来。只有一个麻烦，罗斯福经常被人批评扮演了他本人的国务卿角色，这次也只是把他的看法告诉他的军事首领们，而并没有告诉别的任何人。他们接下来几乎用了4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这个计划。

在“依阿华”号会议以后，马歇尔将军把罗斯福的那张地图——美国政府有关对德国的占领的思考的一个确实的证据——交给了托马斯·T·汉迪少将，汉迪是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局长。汉迪将军返回华盛顿以后，那张地图被归档在作战局的绝密档案之中。“据我所知，”他后来回忆道，“我们从来也没接到指示，要把它送给国务院的任何人。”

罗斯福的计划被他自己的军事顾问束之高阁，这只是“依阿华号”会议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在美国官员当中，在判断上所出现的一系列奇怪而又代价昂贵的疏忽之一。这些疏忽将会对德国和柏林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11月29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第一次见面。在这次会议中，三巨头任命了代表，那些代表将在伦敦至关重要的欧洲顾问委员会里各自占有一个席次——这个机构受命起草德国的投降条件，界定各个占领区，为盟国治理那个国家制订计划。英国任命了安东尼·艾登的一个密友占有欧洲顾问委员会的一个席次，他就是副外交大臣威廉·斯特朗爵士。苏联人选择了一个难缠的讨价还价者，他的固执已是人所共知——费德尔·T·古赛夫，他是苏联驻联合王国的大使。罗斯福任命了他派驻英国宫廷的特使、那位富有献身精神但又腼腆而且往往口齿不清的约翰·G·怀南特。有关他的新工作，谁也没有为怀南特提供过信息，他也没有被告知总统有关在德国的目标。

然而，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机会，可以让这位大使得知，他应该在欧洲顾问委员会支持的政策是什么性质——但这个机会又失去了。开罗会议（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参加）从11月22日开到26日；德黑兰会议（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参加）开始于11月28日，一直持续到12月1日；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2月4日再次在开罗会晤。那天晚上，在与丘吉尔、艾登，以及总统的参谋长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威廉·D·莱希一起共餐的一次长时间的晚宴上，罗斯福再次表达了对“兰金行动个案C”中的提议内容的反对。他告诉英国人——显然并没有透露他的地图的内容，也没有透露他在什么程度上作了修改——他感到，美国应该拥有德国西北部地区。丘吉尔和艾登强烈反对这个意见，不过这个事情还是交给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研究。他们也相应地建议，“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也就是摩根将军，应该考虑对“兰金行动个案C”的计划进行修改的可能性。

怀南特尽管是赴开罗代表团的成员，却并没有被邀请参加那次晚宴，显然也没有被告知在那里所讨论的问题。当罗斯福动身回国的时候，怀南特飞回伦敦，参加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美国总统和政府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伦敦离美国大使馆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在位于圣詹姆斯广场的诺福克旅店，有一个人太了解罗斯福总统想要的是什么了。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接到了新的命令，再次检查他的“兰金行动个案C”计划，打乱英占区和美占区，这个新的命令让他大吃一惊，于是让他处于强大压力下的工作班子立即研究。他非常迅速就得出了结论，这是不可能的——起码也得等德国战败之后。他便这样向上级作了汇报——根据他以后的记载，就他而言，“事情到此结束了”。

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首领们，尽管他们声明不想介入政治，但事实上却落到要对美国的战后欧洲政策作出决定的地步。在他们看来，对德国占领区的划分和占领是不折不扣的军事问题，应该由陆军部民事局来处理。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在德国的问题上，陆军部发现自己与国务院意见不一致。其后果就是好像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在比赛的过程中，获得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种一致的美国政策的希望，都无法挽救地丧失了。

首先，所有的人都清楚，必须采取某种措施，对在伦敦与欧洲顾问委员会进行谈判的大使怀南特作出指示。为了协调互相冲突的美国观点，1943年12月初，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称为工作保障委员会的小组，其代表来自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陆军部的代表们，也就是其民事局的官员，他们实际上一开始拒绝在该委员会里担任职务——或者就这件事而论，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建立一个欧洲顾问委员会的必要性。军方官员们坚持认为，德国的投降和对德国占领的整个问题，纯粹是一件军事事务，应该在合适的时间，“在一个军事的层次上”，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来决定。由于这个可笑的形势，会议的议程延迟了两个星期。与此同时，怀南特则是在伦敦坐着，得不到指示。

最后，军方对会议表示同意，于是委员会着手工作——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委员会上的每一个小组，其建议都得先得到其部门领导的批准，然后才可能发电报给在伦敦的怀南特。更糟糕的是，所提出的建议，部门的每一个领导都能够予以否决——这是陆军部一再行使的特权。委员会的代理主席是国务院的菲利普·E·莫斯利教授，他后来又成了大使怀南特的政治顾问。莫斯利后来评论说，民事局的官员们“得到了严格的指示，对什么事情也不表示同意，或者几乎对什么事情也不表示同意，只能把讨论的情况汇报给他们的上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按照僵硬的指示，而且还有否决权的行使，这种谈判体系与苏联谈判者怀着的更不妥协的心态做法相类似”。

在1943年12月，这种争论始终继续着。在军方看来，对地区的占领，或多或少取决于在投降签署的时候部队的最后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代表于是认为，有关占领区的问题，允许怀南特在欧洲顾问委员会通过谈判达成任何协议，也就没有意义了。

军方人士非常固执，他们甚至拒绝了国务院的一个计划，该计划虽然与英国的方案类似——也就是说，它也把德国分成三个平等的部分，但也增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成分：在苏占区的腹地划出一个走廊，把柏林和西方占领区联系起来。这个走廊的倡议人是莫斯利教授，他完全预料到苏联人会反对，但他极力劝说把它包括进去，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我认为，如果这个计划一开始就坚定地提出来，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话，那么当苏联人开始制订自己的建议的时候，就有可能把它考虑进去”。他主张，必须制订条款，以便“从西方能够自由而又直接地经过领土进入柏林”。

在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一次会议开始之前，国务院的计划提交给了陆军部民事局研究。有一段时间，它被搁置起来了。最后，莫斯利访问了民事局，找到了处理这件事的那位上校。他问那位军官，他是否收到了那份计划。上校打开他桌子最底下的一个抽屉，说道：“就在那里。”然后他坐在椅子上朝后仰着，把两只脚都伸在那个抽屉里，说，“它肯定还要待在那里。”这个计划从来也没有发送给怀南特。

1943年12月15日，欧洲顾问委员会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议，而在大使怀南特看来，会议只处理了议事程序的规则。他仍然没有得到正式的指示，他从英国人那里非正式地得知，有个计划令罗斯福不高兴，但他却并不知道，那就是摩根的“兰金行动个案C”计划：人们把那个计划对他说成是艾德礼计划。他也被告知，却是非正式地告知（是美国陆军部部长助理约翰·J·麦克洛伊告诉他的），总统想要西北部地区。怀南特预料，英国人并不想调换[7]。怀南特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

1944年1月14日，新任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抵达伦敦赴任，军事计划的一切机构，在此以前是由摩根将军掌握的，现在正式移交给他。但有一个计划，在这个如此晚的日子他甚至都无法施加影响。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后的第二天，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摩根的“兰金行动个案C”计划，由威廉·斯特朗爵士提交给了美国大使怀南特和苏联使节费德尔·古赛夫。美国由于华盛顿所形成的僵局，也就丧失了主动权，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次获得主动权了。斯特朗爵士后来写道，他比他的同事们有一种优势，“在于，他们不得不给一个遥远的、有时又是无动于衷且又搞不明白的政府打电报，以获得指示，我却是处于事情的中心，通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我定下行动方针。我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政府已经及早而且有序地开始制订战后计划了”。

2月18日，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在一个无疑是苏联外交决定的显赫成绩中，那位城府很深的古赛夫，没有作任何争论，就庄重地接受了英国人有关占领区的提议。

英国人的提议给了苏联人几乎40%的德国领土、36%的人口和33%的生产资源。柏林虽然在盟国之间被分割开了，却是深深地位于提议中的苏占区的内部，距离西边的英美分界线有110英里。“这个提议中的[8]划分似乎是最公正的，”斯特朗后来回忆说，“如果也许因为对苏联人慷慨而多少出了差错的话，那也与我们军事当局的愿望相一致，我们的军事当局担心战后人力短缺，因而不想要超过需要的占领区。”还有许多别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领导人都害怕，苏联可能单独与德国议和。另外一个尤其令美国军方关切的原因就是，害怕苏联不加入对日本的战争。最后，英国人认为，如果不抢先行动的话，苏联就可能因为在战时受到的苦难，而要求高达50%的德国领土。

就美国而言，现在似乎木已成舟了。尽管仍然还要由三巨头来批准英国的计划，但对美国来说，无情的事实就是英国和苏联已经达成了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是既成事实（faitaccompli），怀南特除了告知他的政府之外，已无能为力。

苏联人迅速接受了英国人的计划，将华盛顿和总统搞了个冷不防。罗斯福匆匆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条子。“在英国人和苏联人的草案中的占领区是什么？我们提议的区域又是什么？”他问道，“我必须知道这一点，以便使它与我在几个月以前的决定相符合。”国务院的官员们完全摸不着头脑，原因非常明显：他们并不知道，有关占领区，罗斯福在德黑兰和开罗作出了什么决定。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之间忙乱地打了一阵子电话以后，总统才知道详情。然后，在2月21日，在看到了英苏计划之后，罗斯福作出了反应。“我不同意英国人有关边界界线的提议。”他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正式备忘录上直言不讳地声明道。他并没有提到苏占区，而是再次强烈反对提议给美国的那个防区，他甚至更强有力地重复了他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对他的军事顾问们所说的话。总统的备忘录让国务院终于明白了内情。

“我们的主要目的，”他写道，“并不是要参与南欧的内部问题，说得确切一些，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参与对一个可能和大概会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的根除。有关转移我们部队的困难，各种各样的观点都被提出来了……从一个法国前线转移到一个德国北部的前线——所谓的‘跳背游戏’。这些异议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在德国投降的那一天，不论英国部队和美国部队在什么地方，他们要到什么地方都很容易——北边、东边或者南边……如果把一切都考虑进去的话，并且记住他们的补给品是由海路从3500英里以外的地方运来的，那么美国就应该使用德国北部的港口——汉堡港和不来梅港——而且……荷兰的港口……因而，我认为美国的方针应该是占领德国北部……”

“如果为了证明与英国人计划的这个分歧是有道理的，还需要说点别的话……我只能补充说，美国的政治考虑使得我的决定是结论性的。”然后，为了确保他的国务卿真的明白了他想要的东西，罗斯福又补充道，并且在这些话的下面画上了底线：“如果对上述内容并不完全清楚的话，你可以找我谈。”

他以一种更为打趣的语气，向丘吉尔解释了他的立场。“万万不可要我把任何美国军队留在法国，”他在给英国首相的信里写道，“我不能这么做！我以前就提到过，我抗议地谴责你对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为父之道。你确实应该抚养和训练你自己的孩子。鉴于事实上在未来他们可能是你的保障，现在你起码应该替他们付学费！”

美军参谋长们显然也得到了总统的消息。几乎是立即，陆军部民事局的军官们转变了他们在工作保障委员会里面的立场。在伦敦的欧洲顾问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几天之后，一位上校迈着大步走进莫斯利教授在国务院的办公室，在他的面前展开了一张地图。“这就是总统真正想要的东西。”他说道。莫斯利看着地图。他并不知道，这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准备出来的。他以前从未见过它——国务院里面的其他人谁也没有见过。这张地图，就是罗斯福总统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标注的那一张。

罗斯福的地图是神秘地出现的，也随即同样神秘地从视线中消失了。莫斯利本来以为，它会被带到华盛顿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但却从来也没有。“它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多年以后莫斯利说，“我们下一次开会的时候，民事局的官员们带来了一张全新的地图，他们解释说，是根据总统的指示略有改动的地图。到底是谁接受了这些指示，我永远也没能发现。”

这个新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总统的“依阿华”号战列舰地图相类似，但又并不尽然。美国的占领区仍然在西北部，英国在南部，但它们之间沿着北纬50度的分界线，现在在捷克边界突然停止。除此之外，美国占领区的东部边界在莱比锡的上面直接向东折了过去，包含了甚至更多的领土。还有一个别的改变，它比所有别的改变都更加重要：美占区不再把柏林包括进去了。在罗斯福的最初设想中，美占区的东部边界通过首都，现在那条线转向西边，围着柏林市形成了一个摇摆的半圆形。罗斯福本来是向他的军事首领们坚持，“我们应该一直到达柏林”，“美国应该拥有柏林”，现在他是不是改变主意了？民事局的军官们并没有说。但他们要求，这个新的提议要立即传送给伦敦，让在伦敦的怀南特要求欧洲顾问委员会接受它！

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个荒唐的提议，国务院也知道这一点。根据这个新的计划，不论是英国还是苏联都会得到比原定计划小的占领区，在英国和苏联已经批准了先前的更为有利的领土划分之后，要他们接受这样一种安排，看来断无可能。民事局的军官们交出了这个提议，却又没有配套的备忘录，来帮助怀南特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面前合理地对它进行解释；当要求他们准备这种背景文件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说这是国务院的事。这个提议最终提交给了怀南特，而又没有任何种类的文件。这位大使发狂似的发电报，要求得到更详细的指示。可指示就是不来，于是他把这个计划束之高阁，从来也没有提交出来。

这是为了推出美国的计划所作出的最后的努力。罗斯福继续拒不接受英国的方案，一直坚持到1944年3月底。在那个时候，大使怀南特的政治顾问乔治·F·凯南飞到华盛顿，向总统说明了，由于这个僵局，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中产生了一些问题。罗斯福仔细审度了这个形势，在再次检查了英国的提议以后，告诉凯南，“把一切都考虑进去的话，它大概是一个公平的决定”。他接着批准了苏联占领区和总体计划，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他坚持美国必须拥有西北部防区。按照凯南后来对莫斯利的说法，在会面结束的时候，凯南问总统，他本人的计划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斯福笑了起来。“噢，”他说道，“那只是一个想法。”

在1944年的那些重要月份当中，英美联军攻入欧洲大陆，把德国人赶出了法国，并开始向帝国挺进，与此同时，那些幕后的政治战斗也在进行着。罗斯福坚定地固守他对德国西北部地区的要求，丘吉尔从他的立场出发，也同样顽强地拒不改变主意。

在4月，怀南特把他的政府的立场口头通知了欧洲顾问委员会，但他并没有立即把总统的愿望书面摆在代表们的面前。在一个他认为关键性的问题上得到指示之前，这位大使不打算这么做。在英国人的计划中，仍然没有让西方进入柏林的条款。

英国人预见，西方进入柏林并没有问题，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某种形式的德国当局就会签字投降，并在盟军最高司令的控制下掌管国家。没有一个地区会与另外的任何一个地区隔绝起来，按照斯特朗的看法，“德国人将会部分自由地从一个地区向另外一个地区移动，从西方地区向首都移动……在德国的盟军军事和民事工作人员，因为正当的目的，也都能自由地移动”。而且，每当这个话题在欧洲顾问委员会被提及的时候，苏联的古赛夫就圆滑地向斯特朗和怀南特保证，他并没有预见到有任何困难。古赛夫一再说，毕竟，单是美军和英军在柏林的存在，就自动地随之带来了进入的权利。它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一种君子协定。

然而，怀南特却认为条款应该最终确定下来。他认为，原先由莫斯利提出的那些“走廊”应该被包括进去，然后三巨头才能正式接受英国的方案。他打算在把总统有关占领区的观点正式摆在欧洲顾问委员会面前的同时，把这样一个提议也提交上去。他想在通过苏占区进入柏林的特别的铁路、公路和空中路线上得到保证。

在5月，大使飞到华盛顿，见了总统，然后向陆军部概述了他的走廊条款。民事局断然拒绝了怀南特的计划[9]。民事局的军官们深信不疑地对他说，柏林进入权的问题，“不管怎么说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问题”，当德国被占领的时候，将会由当地的指挥官，通过军事渠道来处理。怀南特受挫之后，返回了伦敦。6月1日，他正式同意了英国的计划和提议中的苏占区，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国应该拥有西北部地区。在这个文件中，没有一个条款规定进入柏林的权利[10]。起码，盟国已经试探性地为这个城市的未来作出了决定：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它应该是几乎在苏占区中央的一个共同占领的孤岛。

这场权力斗争现在迅速走向结局。1944年7月末，古赛夫由于急于把苏联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中获得的收益正式定下来，于是故意把事情带到了一个转折点。他不痛不痒地说道，除非英美之间的分歧得到解决，从而使三巨头能够签署协定，否则苏联就看不到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欧洲顾问委员会的讨论。如果他退出顾问委员会，就会使几个月的工作化为乌有，这个含蓄的威胁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在大西洋的两岸，焦虑不安的外交官和军事顾问们敦促他们的领导人作出让步。不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不为所动。罗斯福似乎最不因为苏联的威胁而心神不宁。怀南特被告知，既然美国已经同意了苏占区，所以总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有必要同苏联人继续讨论”。

但罗斯福现在却正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在政治口角继续进行的时候，英美联军的各大集团军正在朝德国蜂拥而去。8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将军发电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提醒他们，他们可能“比预期更快地面对着对德国的占领”。起初摩根在其“兰金行动个案C”计划中曾预见，存在着一个部队的部署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又回来折磨决策者们了：位于左翼的英国部队正在朝德国北部进发，位于右翼的美军朝德国南部进发。艾森豪威尔现在寻求在占领区的问题上给予政治上的指导——他是这样做的第一个美国军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他说道，“就是在一个纯粹军事的基础上对待这个问题，”而这就意味着将保持，“我们各集团军的当前部署状况……”艾森豪威尔又补充说，“考虑到我们可能面对着的形势，以及涉及占领区的基本决定的缺乏，除非我们接到相反的指示，否则我们就必须假定这个解决办法是可以接受的……”

长期以来一直不可避免的危急关头，现在来到了。美国陆军部和美国国务院此时完全一致了，都面对两难境地：谁也不打算与总统重新审议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预定要在罗斯福与丘吉尔的新会晤中讨论，会晤定于秋天举行，任何最终的决定都要等到那时再说。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制订却又不能延误。既然美军参谋长们已经为美国的占领准备好了计划，打算让美国或者占领西北部地区，或者占领南部地区，因而8月18日他们向艾森豪威尔进言，说他们“完全同意”他的解决办法。这样一来，尽管罗斯福尚未宣告他的决定，那种认为美国将占领南部地区的臆断却被允许继续存在下去了。

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在魁北克会晤。罗斯福已经明显地有了改变。这位平素生机勃勃的总统现在显得身体虚弱，面色苍白。他因小儿麻痹症而遗留下来的跛足，平素为他富有声誉的魅力和诙谐的不拘礼节所掩盖，但现在却在他每迈一步就表现出来的痛苦犹豫中显现了出来。他自从1933年就在总统任上——比别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时间都长——甚至现在还在寻求第四次连任，竞选活动、国际国外的处世之道、战争岁月的沉重压力，都正在迅速给他的健康带来危害。因而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他的医生、家人和朋友们都在恳求他，不要再次竞选了。对在魁北克的英国代表团来说，罗斯福似乎是在迅速垮下去，丘吉尔的参谋长、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看到他的样子大为震惊。“两年以前，”他说道，“总统一直是健康和富有活力的写照，但现在他体重减少得太多，似乎人都缩了进去。他的上衣在他宽阔的肩膀上面垂了下来，他的衣领显得大了好几个尺寸。我们知道，死亡的阴影降临了。”

总统疲惫，失意，陷于困境，他的顾问们以及丘吉尔又给他施加压力，他终于妥协，接受了南部占领区。英国人也向他作出了部分让步，其中的一个让步就是，他们同意让美国控制不来梅州和不来梅港的各个大海港，以及军队集结待命区。[11]

三巨头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举行，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胜利就在眼前，但显而易见的是，随着政治上的考虑取代了军事上的现实，把盟国领导人结合在一起的约束力也在变弱。随着他们进入中欧的每一英里，苏联人也在变得更加苛求和傲慢。丘吉尔长期以来就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尤其关注像波兰这样国家的未来，现在苏军已经解放并控制了波兰。

罗斯福面容憔悴，与在魁北克时相比衰弱多了，不过他仍然认为自己在扮演着大裁决人的角色。在他看来，只有与斯大林合作，才能成就一个和平的战后世界。他曾经用这样的话表达了他对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政策：“我认为，如果我把能给他的东西全都给他，并且完全不要回报，那么贵人行为理当高尚（noblesseoblige），他也就不会试图霸占任何东西，并将和我一起致力于一个民主而又和平的世界。”总统认为，美国能够“与苏联相处”，而且他能够“驾驭斯大林”，因为，他有一次解释说，“在一个开诚布公的基础上……任何人……都是容易接近的”。尽管总统愈来愈对苏联的战后意图担心，但他仍然几乎坚定地抱乐观态度。

在雅尔塔，战时最后的重大决定作出了。其中一个决定，就是给法国以在对德国的占领上的充分合伙人身份。法国在德国的占领区以及在柏林的防区，是从英国和美国的区域中划出来的；斯大林由于反对法国参与，也就拒绝献出苏占区的任何部分。1945年2月11日，三巨头正式接受了他们各自的占领区。

就这样，在经过了16个月的混乱和争吵之后，美国和英国终于达成了一致。这个占领计划是以一个原先称为“兰金行动个案C”的方案为基础的，但现在军方把这个占领计划称为“日食行动”，它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遗漏：那里面根本就没有涉及英美进入柏林的权利的条款。

仅仅过了6个星期，斯大林便违背了雅尔塔协定。在那次会议结束后还不到3个星期，苏联便把被苏联占领的罗马尼亚政府赶下了台，在给国王米哈伊[12]的一份最后通牒中，苏军毫不客气地命令他任命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彼得鲁·格罗扎为首相。波兰也失去了：原先许诺的自由选举并没有进行。斯大林似乎是轻蔑地对雅尔塔协定的要旨置之不理，雅尔塔协定声明，盟国将帮助“从纳粹德国以及……前轴心国的附庸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个民族……去创造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制度”。但斯大林却是要确保雅尔塔协定中每一个有利于他的条款——比如对德国和柏林的分割——都得到一丝不苟的实施。

罗斯福的驻莫斯科大使W·埃夫里尔·哈里曼，曾经提醒罗斯福，斯大林怀有无情的领土野心，但现在这位苏联领导人明目张胆的失信，还是令他震惊得束手无策。3月24日，星期六的下午，在白宫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罗斯福刚刚和安娜·罗森堡太太一起吃完午餐，罗森堡太太是他的个人代表，承担研究退伍军人问题的任务，这时哈里曼发来的一封有关波兰局势的电报来。总统读了电文，爆发出了狂怒，一再捶着他的轮椅扶手。“当他砰砰猛击椅子的时候，”罗森堡太太后来回忆说，“他不断重复说：埃夫里尔是对的！我们不能和斯大林打交道！他在雅尔塔许下的每一个诺言都违背了！”[13]

在伦敦，丘吉尔因为斯大林对雅尔塔精神的偏离而忐忑不安，他告诉他的秘书，他担心世界可能会认为，“罗斯福先生和我是签署了一个欺诈性的计划书”。在从雅尔塔返回的时候，他曾告诉英国人民：“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希望与西方民主国家在光明磊落的友谊和平等之中共同生活。我感到……他们的话就是他们的契约。”但在3月24日，在这同一个星期六，忧心忡忡的首相却对他的助手说：“在我对苏联的意图所持有的怀疑消失以前，我不愿意瓜分德国。”

随着苏联的行动变得“一清二楚”，丘吉尔感到，西方盟国能够讨价还价的最强大力量，就是英美联军深入德国，这样他们就能“尽可能往东地”与苏联人会面。这样一来，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电报宣告，他有意朝易北河和柏林冲去，也就的确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了。在丘吉尔看来，对柏林的迅速攻占现在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尽管蒙哥马利发来了电报，但在西部前线各地，却没有一位指挥官得到要攻占柏林的命令。那个命令只能来自一个人：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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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使得柏林的保卫者们猝不及防。3月28日，星期三，就快到上午11点的时候，第一批飞机出现了。立即，全城各地的高射炮群发出巨响，朝天空喷射出炮弹。大炮的喧哗声，加上防空汽笛迟到的尖啸声，震耳欲聋。这些飞机并不是美国飞机。美军的空袭几乎是可以预测的：通常是在上午9点，然后在正午再空袭一次。这次攻击则不同，它来自东边，而且不论是时间安排还是战术都是新的。几十架苏联战斗机在房顶的高度上呼啸而来，把炸弹全都投掷在街道上。

在波茨坦广场，人们四散跑去。在选帝侯大街上，购物的人们冲向门口，朝地铁入口处跑去，或者跑向威廉皇帝纪念堂受到保护的废墟。但有一些柏林人，他们排着长队，已经站了几个小时，等候购买他们每周的食品定量，他们拒不挪动。在威尔默斯多夫区，36岁的护士莎洛特·温克勒尔决心要为她的两个孩子搞到食物，一个是6岁的埃克哈特，一是9个月大的巴尔巴拉。在阿道夫·希特勒广场，格特鲁德·克茨勒和英格·鲁林这两位多年的老朋友，在一个杂货店前面与别人一起安静地等候着，原先她们都决定，苏联人一旦到达柏林她们就自杀，但现在她们却没有想这档子事。她们打算烘烤一块复活节蛋糕，几天以来一直在购买、储存所需要的物品。在克佩尼克区，体形丰满的40岁的汉娜·舒尔茨正希望能多买上点面粉，好做一块裱饰有大理石花纹的假日蛋糕，汉娜还希望能找到别的什么东西——为她的丈夫罗伯特买上一副吊裤带，他最后所剩的那副吊裤带几乎不能用了。

在空袭期间，埃纳·萨恩格尔总是替“老爸”担心，她把她的丈夫康拉德叫作“老爸”。康拉德固执地拒不进入策伦多夫区的掩蔽所，同以往一样，他又出门了。康拉德正步履沉重地朝他特别喜爱的饭馆——老头子小酒店走去，老头子小酒店位于路易丝王后大街。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次空袭能阻止这位78岁的老兵每个星期三与他在一战时的战友见面，今天他也不想被阻止。

有一个柏林人，他实际上是在欣赏攻击的每一分钟。年轻的鲁道夫·雷施克，戴着一顶旧的军用头盔，在他位于达勒姆的家门口和街道的中央之间跑来跑去，故意逗弄那些低空飞行的飞机。每一次鲁道夫都朝飞行员挥手致意，其中的一名飞行员显然看到了他的滑稽动作，便直接朝他俯冲下来。鲁道夫跑着的时候，他身后的人行道上扫过一片子弹，对鲁道夫来说，这正是游戏的一个部分。就他而言，这场战争是他14年的生命中所发生过的最大的事情。

飞机一浪高过一浪似的打击着这个城市。各个飞行中队一用完弹药，便脱离编队朝东飞去，其他的中队便取代它们，蜂拥前来攻击。苏联人的突然袭击给柏林的生活带来了新一层的恐惧。伤亡惨重，许多平民并不是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的，而是被城市保卫者还击的火力击中的。为了能打到那些低空飞行的飞机，防空部队不得不把他们的炮筒压低到几乎是树梢的高度。结果，火红的炮弹碎片在城市各地迸溅。炮弹碎片主要是来自那6座高耸在城市之上的巨大的防空火力塔，它们分别建在洪堡海因和弗里德里希海因，也来自柏林动物园的地面火力。这些巨大的防弹堡垒是在盟军对城市的第一次攻击之后，1941到1942年间建造的，每一个堡垒都体积庞大，但最大的却是在动物园里的那个防空集合体，它建在鸟类保护区附近，显得不伦不类。这个防空集合体有双塔，小的一个叫L塔，是一个通讯控制中心，上面雷达天线林立。在它旁边，现在正在喷发着烈焰，那是G塔。

G塔体积巨大，它占了几近一个城市街区的区域，有132英尺高——相当于一座13层的大楼。它的钢筋混凝土墙厚度超过8英尺，四周是深深的缺口，用三至四英寸厚的活动钢板遮盖着。在屋顶，8门口径为5英寸的大炮组成的排炮在不停地发射，它有4个角楼，每一个角楼都有多炮管的速射“加速”加农炮在朝天空发射炮弹。

在堡垒的里面，噪音几乎令人无法忍受。除了排炮的发射之外，还有自动炮弹起卸机在格格作响，它从底层的军火库里源源不断地把弹药运送到每一门大炮那里去。G塔的设计，不仅是要把它用作一个炮台，而且也是一个巨大的有5层楼高的仓库、医院和防空掩蔽所。顶层就在排炮的下面，里面住着一支100人的警卫部队。在它的下面，是一个有95个床位的空军医院，里面一应俱全，有X光室，还有两个设备完整的手术室。它有6名医生、20名护士和30名左右的护理员。再往下面的一层，也就是第三层，是一个宝库，它的贮藏室里存放着柏林最好的博物馆里的一流的展品。贮藏在这里的有著名的帕加马[14]雕塑，大约公元前180年古希腊国王欧迈尼斯二世[15]建造的巨大祭坛的部件；有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各种各样的古董，包括雕像、浮雕、器皿和花瓶；还有“普里阿摩斯的宝藏”[17]，它是由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于1872年，在古城特洛伊原址发掘出来的金银手镯、项链、耳环、护身符、装饰品和首饰的一个巨大收藏。这里有稀世之珍的哥白林挂毯[17]，有大量的绘画，其中就有德国19世纪画家威廉·莱布尔所画的精美肖像，还收藏有大量的带有威廉皇帝头像的硬币。这个塔楼的下面两层，是巨大的防空掩蔽所，里面有巨大的厨房、食品贮藏室，还有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sender）的应急住处。

G塔配套齐全，有自己的水电供应，在空袭期间能够轻而易举地为1.5万人提供膳宿。这个综合建筑的给养和弹药储备非常充足，警卫部队认为，不管柏林别的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座动物园里的塔就能够继续抵抗一年时间。

就像开始的时候那么突然一样，空袭也突然结束了。G塔上面的大炮断断续续地停了下来。在柏林的各处，黑色的烟雾从燃烧弹燃起的火中袅袅升起。空袭持续了只不过20分钟的时间。空袭一停止，柏林的街道上又满是人群。在市场和商店的外面，那些离开了所排的队的人们，现在愤怒地想从别人那里再次获得他们的位置，可那些人也同样固执地拒不把位置让出来。

在动物园里面，G塔上面的大炮一停止发射，有一个人便匆匆跑到了外面。63岁的海因里希·施瓦茨每次都是这样，在空袭之后便焦虑地朝鸟类保护区奔去，随身带着一小桶马肉。“阿布，阿布，”他喊道。一种奇怪的噼里啪啦的声音从一个池塘的边上传来，然后那只来自尼罗河的模样怪诞的鸟，羽毛是蓝灰色的，巨大的喙就像一个底朝上的荷兰木屐，迈着高跷似的瘦长腿，步态优雅地从水里走出来，朝叫它的这个人走过去。施瓦茨如释重负。这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尔库伯，仍然安然无恙。

即使没有空袭，对施瓦茨来说，每天与这只鸟的遭遇也越来越是一种磨难。他把马肉递了过去。“我只好给你这个了，”他说道，“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鱼。你想不想要呢？”那只鸟闭上了眼睛，施瓦茨悲伤地摇了摇头。这位阿布·马尔库伯每天都做出同样的拒绝。如果它的固执继续下去的话，这只鹳毫无疑问会死亡。然而施瓦茨却无计可施——最后一盒金枪鱼罐头已经吃完了，而鲜鱼在柏林哪里也找不到，起码柏林动物园找不到。

在仍然留下来的鸟当中，这位阿布·马尔库伯是鸟类饲养班班长施瓦茨的真正宠物。他的其他宠儿老早就失去了——“阿拉”——施瓦茨曾经教会它说“爸爸”的那只75岁的鹦鹉，出于安全的考虑，两年以前就被运送到萨尔州去了。那些“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路的”德国鸵鸟，全都在空袭过程中由于震荡或者剧烈震动而死去了。只有阿布还在——而它也正在慢慢地死于饥饿。施瓦茨担忧得都绝望了。“它越来越瘦了，”他告诉他的妻子安娜，“它的关节开始肿胀了。可是每次我想喂它的时候，它都看着我，好像是说，‘毫无疑问你犯了一个错误。这不是我吃的’。”

在1939年的时候，动物园里栖息着14000只动物，有鸟、爬行动物和鱼，现在各个物种加起来，只剩下1600只。在这场战争的6年当中，那些逶迤伸展的一个个动物园——包括一个水族馆、一个昆虫饲养室、大象馆和爬行动物馆，还有饭馆、电影院、舞厅和行政楼——遭到了100多颗高爆炸性能炸弹的打击。最严重的那次空袭是在1943年11月，当时有几十只动物被杀死了。此后不久，那些剩余的动物有许多被疏散到德国的其他动物园。而为剩余的1600只动物和鸟搞到食品，在食品定量的柏林里也日益困难。动物园的需求，即使在野生动物数量减少的情况下，也大得骇人：不仅需要大量的马肉和鱼，而且还需要36种别的食物，从面条、大米和碾成碎粒的小麦，到罐头水果、柠檬酱和蚂蚁幼体不等。现在动物园里有大量的干草、稻草、苜蓿和生菜，但别的东西却都几乎无从获得。尽管使用了代用食品，但每一只鸟、每一个动物都连定量的一半也供应不上——这从它们的模样上可以看得出来。

动物园里原先有9头大象，现在只剩下1头了。大象西亚姆的皮肤耷拉着，露出巨大的灰色褶子，现在它脾气非常坏，饲养员们都害怕进入它的笼子。大河马罗莎境况可悲，它的皮肤又干又燥起了硬皮，不过它两岁的孩子克瑙什克，大家的宠儿，却仍然保持着的朝气蓬勃的无忧无虑。潘格，这位平素性情温和的体重530磅的大猩猩，现在掉了50多磅肉，它坐在笼子里，有时一动不动坐上几个小时，闷闷不乐地怒视着每一个人。那5只狮子（其中两只是幼狮），还有熊、斑马、麋羚、猴子以及罕见的野马，全都表现出了营养不良的样子。

对动物园里的动物的生存来说，还有第三个威胁。饲养员瓦尔特·文特不时报告说，他的一些珍稀牲畜不见了。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有一些柏林人在偷窃和屠杀那些牲畜，来补充他们自己不足的定量。

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面对着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他的狩猎伙伴、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友谊，或者就此而言任何一个人的友谊，都无法缓解这种进退两难。倘若持续围城，鸟和动物无疑将会死于饥饿。更糟糕的是，那些危险的动物——狮子、熊、狐狸、鬣狗、西藏猫，以及动物园的珍品狒狒——那是黑克亲自从德属喀麦隆带来的一个珍稀物种——可能在战役期间逃跑。黑克不知道，他应该在什么时候消灭那只狒狒以及他爱得如此之深的那5只狮子？

狮子饲养员古斯塔夫·里德尔，他是用奶瓶把那两只9个月大的幼狮苏尔顿和布茜养大的，他在一件事情上打定了主意：不管有什么命令，他都打算把这两只小狮子救下来。里德尔在他的感情上并不孤立，几乎每一个饲养员都有让他的宠物幸存下来的计划。卡塔琳娜·海因罗特博士是已被炸毁的水族馆的74岁馆长的妻子，她已经在她的公寓套房里照料小猴子皮亚。饲养员罗伯特·埃贝哈德满脑子想的，全是怎么保护交付他照料的那些珍稀野马和斑马。瓦尔特·文特最担心的，是那10只欧洲野牛——它们是美洲野牛的近亲。它们是他的骄傲和欢乐，他把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它们的科学繁殖上。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价值远在100万马克以上——大致相当于25万美元。

至于鸟类饲养员海因里希·施瓦茨，他再也不能忍受那位阿布·马尔库伯所经受的痛苦了。他站在池塘的边上，再次呼唤那只大鸟。当鸟到来的时候，施瓦茨弯下身来，轻轻地把它抱进怀里。从现在开始，这只鸟将在施瓦茨家的浴室里，活着或者死去。

在具有巴洛克风格的红色和金色相间的贝多芬大厅里，指挥棒的刺耳敲击声使大家突然安静了下来。指挥罗伯特·黑格尔举起了右臂，摆好姿势站着。在外面，在这座被摧毁的城市的某个地方，一辆消防车尖啸的汽笛声缓慢地渐渐消失了。黑格尔摆着这个姿势又待了一会儿，然后他的指挥棒落了下来，在咚咚四下低沉的鼓声引导下，庞大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轻柔地开始了。

当木管乐器开始与敲击乐组轻声进行对话的时候，小提琴独奏者格哈德·塔施讷在等待着，他的眼睛注视着指挥。观众挤满了这个位于克滕讷大街未遭破坏的音乐厅，他们中大多数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听这位才华横溢的23岁小提琴家的演奏，当他的小提琴的清澈乐音突然升扬，又逐渐变弱，又再次升扬的时候，他们听得入神了。这是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出席这场下午音乐会的目击者们回忆说，有一些柏林人完全被塔施讷的演奏征服了，竟轻声哭泣起来。

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个有105名人员的爱乐乐团，给柏林人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受欢迎的从恐惧和绝望中的解脱。这个乐团隶属于戈培尔的宣传部，其成员免服兵役，因为纳粹们认为，这个爱乐乐团有助于提高士气。柏林人完全同意这一点。对音乐爱好者来说，这个乐团就像一种镇静剂，能够短暂地把他们带离战争和战争的恐怖。

有一个始终被乐团深深感动的人，他是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他是希特勒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现在他正坐在自己常坐的座位上，那个座位在管弦乐组的中央。施佩尔是纳粹统治集团最有文化的成员，他很少误过一场演出。音乐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能帮助他摆脱焦虑——而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音乐的帮助。

帝国部长施佩尔正在面对着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大的问题。在整个战争期间，尽管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挫折都出现了，但他却得以使帝国的工业力量继续生产。不过很久以前，他的统计数据和预测都清楚地说明了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第三帝国存在的日子屈指可数。随着盟军愈来愈深入德国，正视现实的施佩尔是敢对希特勒说出真相的唯一一位内阁部长。“战争失败了。”他在1945年3月15日给元首写的信中说。“如果战争失败了，”希特勒怒气冲冲反驳说，“那么这个国家也将死亡。”3月19日，希特勒发布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命令：德国将要完全毁灭。一切都要被炸掉或者烧掉——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煤气厂，堤坝和水闸，港口和航道，大工业中心和电力网，所有的船舶和桥梁，所有的铁路机车和车厢，所有的通信设施，所有的车辆和任何种类的商店，甚至乡下的马路。

不愿相信的施佩尔向希特勒发出呼吁。扭转这个政策，与他个人有特别的利害关系，如果希特勒真的把德国的工业、商业和建筑根除掉的话，那么他就将消灭施佩尔本人的许多创作物——他主持建造的桥梁，他主持建造的宽阔的公路，他主持建造的大楼。在制造希特勒的总体战的可怕工具方面，此人比别的任何人都负有更多的责任，他无法面对那些可怕工具的完全毁灭。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考虑，施佩尔告诉希特勒，不管这个政权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必须尽一切可能，为民族的生存保留一个基础，哪怕只是以一种原始的方式来保留……我们没有权利来进行可能影响人民生活的毁坏……”

希特勒不为所动。“再也没有必要考虑一种甚至最为原始的生存的基础了，”他回答道，“相反，最好是连那个最为原始的生存基础也毁灭掉，而且是我们自己来毁灭。这个民族已经证明自己是软弱的……”希特勒用这些话把德国人民一笔勾销了。他对施佩尔解释说：“那些在战役之后还活着的人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优秀的人已经倒下去了。”

施佩尔毛骨悚然。那些曾经为他们的领袖浴血战斗的人们，现在显然在元首看来一钱不值。几年来，施佩尔一直对纳粹军事行动野蛮的一面视而不见，他相信自己在心智上高于这一切。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了几个月以来他一直拒绝面对的事情，尽管这为时已晚。正如他对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所说： “希特勒是完全疯了……必须阻止他。”

在3月19日到23日之间，一连串“焦土政策”的命令，从希特勒的司令部飞快地传达给了全德国的地方长官和军事指挥官，那些服从缓慢的人受到了被处决的威胁。施佩尔立即采取行动，他在一个小圈子的高级别军人朋友的帮助下，着手阻止希特勒的计划，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他给工厂主打电话，飞往军事要塞，访问外地的官员，在每一个地方，甚至对最死硬的纳粹分子，他都坚决认为，希特勒的计划将给德国带来永远的死亡。

鉴于这位帝国部长的游说活动有着严肃的目的，因而倘若不是因为一个事实的话，那么他出现在爱乐乐团的音乐会里，就可能显得很不适宜——那个事实就是：在施佩尔为之斗争要保留的德国资源的名单上，名列首位的就是爱乐乐团自身。几个星期以前，乐团经理格哈特·冯·韦斯特曼博士，就要小提琴家塔施讷寻求这位帝国部长的帮助，以使爱乐乐团完好无损，塔施讷极受施佩尔的喜爱。根据法律来说，这些音乐家是免服兵役的，但随着柏林之战的临近，冯·韦斯特曼担心，整个乐团都有可能在任何一天被命令加入人民冲锋队，也就是地方军。尽管乐团的事务应该由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部管理，但冯·韦斯特曼却知道，不能希望从那个地方得到帮助。他对小提琴家说：“你得帮助我们。戈培尔已经忘了我们……去找施佩尔，请他帮忙……我们都要向你跪下来了。”

塔施讷极不情愿：只要谈到逃避或者逃跑，就被认为是叛国，有可能导致耻辱或者入狱。但最后他还是同意了。

在与施佩尔见面的时候，塔施讷说起话来显得犹豫不决。“部长先生，”他说道，“我想和你谈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我希望你不会误解……但现今有些事情是难说的……”施佩尔目光敏锐地看着他，很快就使他不再拘束，塔施讷受到了鼓励，便把乐团的困境倾吐了出来。帝国部长专注地听着，然后告诉塔施讷，冯·韦斯特曼不必担心。他已经想到了一个计划，那不仅是让音乐家们免于加入人民冲锋队。他打算到最后的时刻，把整个有105人的乐团全部秘密疏散出去。

施佩尔现在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个部分。坐在贝多芬大厅的舞台上的那105个人，身上穿的不是通常演出穿的无尾礼服，而是黑色的西装，但在所有的观众当中，只有施佩尔知道其原因。那些无尾礼服——连同乐团的名贵钢琴、竖琴、著名的瓦格纳大号以及乐谱——已经在三个星期以前用卡车车队悄悄送出了城。这批珍贵货物大部分被秘密藏在库姆巴赫附近的普拉森堡，在柏林西南240英里的地方——位于推进的美军的必经之路上。

施佩尔计划的第二个部分——把人救出来——要复杂一些。尽管空袭强度很大，入侵的军队就在眼前，但宣传部从未提出减少爱乐乐团的演出安排。音乐会的安排是每周演出三到四次，在空袭的间隔当中演出，一直演出到4月底，那时演出季将正式结束。在那个时候以前疏散音乐家们，都是不可能的：戈培尔毫无疑问将会指控音乐家们擅离职守。施佩尔决心把乐团疏散到西方，他绝对不能让这些人落在苏联人的手里，但他的方案完全取决于西方盟军挺进的速度，他指望着英美联军能够先于苏军到达柏林。

施佩尔并不打算等到西方盟军入城，只要他们靠近得乘坐一个晚上的汽车就能到达的时候，他就会下达疏散的命令。计划的核心在于离开的信号，音乐家们得全部立即离开。这就意味着，逃跑必须在音乐会一结束就开始。为了避免违反安全原则，行动的命令将不得不尽可能推迟下达。施佩尔想出了一个通知音乐家们的巧妙方法：在最后的一分钟，乐队指挥将宣布换节目，这时爱乐乐团就会演奏施佩尔选出的一个特定曲目。这就是给音乐家们的暗示：演出一结束，他们就立即登上贝多芬大厅外面在黑暗中等候的公共汽车车队。

施佩尔要求用作信号的乐谱，由冯·韦斯特曼保管着。当乐谱由施佩尔的文化事务专家送来的时候，冯·韦斯特曼无法掩盖他的惊讶。他询问施佩尔的助手。“当然你熟悉最后几场的音乐，”他说道，“你知道，那几场描绘的是众神的死亡、瓦尔哈拉的毁灭和世界末日。你确信这就是部长命令演奏的吗？”没有搞错。为柏林爱乐乐团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施佩尔要求演奏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Die Gotterdam merung）中的插曲。[18]

倘若冯·韦斯特曼知道的话，那么在这个选择中就有着施佩尔最后的也是最雄心勃勃的工程的一个线索。这位帝国部长决心尽可能多地拯救德国，他认定，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方式。一连几个星期，力求完美的施佩尔一直在试图找到恰当的方式，谋杀希特勒。

在东部前线的各地，苏联大军正在集结，但就发动柏林攻势而言，他们仍然远远没有做好准备。苏军指挥官们因为这个延误而恼火。奥得河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屏障，这个春天冰雪融化得又晚，奥得河仍然部分地覆盖着冰。河的那边就是德军的防御工事——地堡、雷区、反坦克壕和炮兵的地壕阵地。现在德军每一天都更强大，这个事实令苏军将领们担忧。

最急于开始进攻的，当属45岁的大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他是精锐部队第八集团军的司令，作为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而在苏联名声大振。崔可夫把这个耽搁归咎于西方盟军。在12月，德军在阿登高地发动了突然进攻，在此之后，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斯大林加快苏军从东边的大规模强攻，以缓解压力。斯大林同意了，于是先于计划发动了苏军在波兰的攻势。崔可夫后来说，他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交通系统在后方摊得这么大，不堪重负，本来在2月份我们就可以向柏林发起攻击。”但苏军离开波兰以后，前进的速度太快，结果当各个集团军到达奥得河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已经把补给和交通系统抛在后面了。正如崔可夫所说，攻势停顿了下来，是因为“我们需要弹药、燃料和浮舟，才能强渡在柏林前面的奥得河、各条河道和运河”。由于需要重组军队和进行准备，德国人得到了几乎两个月的时间来组织他们的防御。崔可夫感到难以接受，每一天的等待都意味着，当进攻开始的时候，他的近卫军将会有更大的伤亡。

米哈伊·耶菲莫维奇·卡图科夫大将是第一近卫军坦克集团的司令，他也同样急于开始发动攻势，然而他却对这个延误心存感激。他的部下需要休息，他的维修人员需要一个修理装甲车的机会。“这些坦克走的距离，按直线算大约是750公里。”在到达奥得河之后，他对他手下的一位军长盖特曼将军说。“不过，安德利亚·勒夫兰特维奇，”他继续说道，“坦克的里程表显示的却是走了2000多公里。人身上没有里程表，所以谁也不知道人被磨损成什么样子。”

盖特曼表示同意。他丝毫也不怀疑，德军会被粉碎，柏林将被攻占，不过他也因为有这个整顿的机会而高兴。“将军同志，”他对卡图科夫说，“战争的基本原理说，胜利的获得不是靠着占领城镇，而是消灭敌人。在1812年，拿破仑忘记了这一点，他丢了莫斯科——而拿破仑又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人。”

在整个前线，其他集团军司令部里的态度也完全相同。每一个人，尽管对延误不耐烦，但也在充分地利用这个喘息时间，因为对前面的充满危险的战役，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朱可夫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已经收到了有关他们可能遇到的情况的令人胆寒的报告。情报部门的估计表明，有一百多万德军部署在防御工事里，有多达三百万的平民可能帮助军队为保卫柏林而战。如果这些报告是真实的话，那么苏军就可能在人数上以1∶3处于劣势。

进攻将什么时候发动？到目前为止，这些元帅们都不知道。原定于由朱可夫庞大的集团军群进行攻城，但也可能改变。西线的英美联军在等着艾森豪威尔发出“出发”的命令，同样，苏军的指挥官们也在等待他们最高统帅的消息。最令这些元帅们担心的是英美联军从莱茵河推进的速度，现在他们每一天都更靠近易北河——也更靠近柏林。如果莫斯科不能很快地下令发动进攻，英国人和美国人就可能先于苏军进入城市。到目前为止，“出发”的命令还没有从约瑟夫·斯大林那里下达。他好像是在独自等待。

进攻者

盟军高级指挥官们会晤。从左到右：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罗伯特·墨菲、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朱可夫元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法国的柯尼格将军。

美军第九集团军司令威廉·辛普森中将与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交谈。在蒙哥马利的左边，在不显眼的位置，是奥马尔·布拉德利上将，他是美军第十二集团军群的司令；在蒙哥马利后面的是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他是英军帝王绿色参谋长。

乔治·S·巴顿上将，美军第三集团军司令

考特尼·霍奇斯上将，美军第集一团军司令

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司令亨利·D·克里勒中将，与蒙哥马利在一起。

詹姆斯·M·加文少将（右），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38岁的师长，奉命在柏林空投。他与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中将迈尔斯·登普西爵士一起讨论他的计划。

雅各布·德弗斯上将，美军第六集团军群司令

雷蒙德·S·麦克莱思少将，美军第十九军军长，他预计将“在渡过易北河6天之后”到达柏林。

艾萨克·D·怀特少将，美军第二装甲师师长。“哪个该死的步兵师也不会胜过我前往易北河的装备。”

罗伯特·C·梅肯少将，号称“群氓杂技团”的美军第八十三步兵师的师长

保罗·A·迪斯尼上校，美军第六十七装甲团团长。“出击目标是什么？”“柏林。”迪斯尼太太供图。

亚历山大·R·博林少将，美军第八十四步兵师师长。“亚历克斯，继续前进……不要让任何人阻止你。”

悉尼·R·海因兹准将，美军第二集团军第二装甲部队司令，于1945年3月获法国荣誉勋位勋章。“我们在易北河。”

詹姆斯·霍林斯沃斯少校，美军第六十七装甲团团长，由艾萨克·怀特将军颁发银星奖章。他把34辆坦克排列成行，下达了一个在现代战争中很少听到的命令：“冲锋！”

三巨头在德黑兰

美国大使约翰·G·怀南特与温斯顿·丘吉尔在一起。

弗雷德里克·E·摩根中将，“兰金行动文件C”的制订者。“……它行不通，当然，但你必须想办法让它行得通！”

美国驻苏大使W·埃夫里尔·哈里曼，他经常提醒总统，斯大林怀有无情的领土野心。

苏联驻英大使费德尔·T·古赛夫。“一个难缠的讨价还价者，他的固执已是人所共知。”

乔治·F·凯南，怀南特大使的政治顾问。像哈里曼一样，他也一再提醒，他不信任苏联的意图。

菲利普·E·莫斯利教授，工作保障委员会的代理主席，于1943年12月受命制定美国的战后欧洲政策。他主张，必须制定条款，以便“从西方能够自由而又直接地经过领土进入柏林”。

伊万·S·科涅夫元帅，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左），在1945年。

科涅夫与本书作者在一起。有关他在攻克柏林中所起的作用，两人进行了一次历时4个小时的讨论。科涅夫很少允许别人为他拍照，这是难得的一幅。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司令康斯坦丁·K·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右），1945年与蒙哥马利在一起。

格鲁吉·朱可夫元帅，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科涅夫的竞争对手，摄于1945年。

1965年的瓦西里·I·崔可夫元帅。1945年，时任大将的他率领第八近卫军集团军进攻柏林。

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与本书作者在一起。1945年，在进攻柏林的前一天，他被任命为朱可夫手下的副司令。

康斯坦丁·Y·萨姆索诺夫中尉（1965年是上校）。1945年，他是第一七一步枪手师的一位营长，该步枪手师夺取了帝国国会大厦。

伊万·小尤施楚克少将（1965年是上将），苏军第十一坦克军军长。

1945年4月，美军与苏军会师。

一位美军大兵与一位苏军女军警一起守卫易北河上的一座桥。

美军士兵举着一面代用的旗帜，向苏军表明自己的身份，代用旗是用床单涂上水彩做成。右边第二位是一等兵保罗·斯托布。

美军用缴获来的八桨赛艇，划船渡过易北河与苏军会师

美军在挥手致意

杜安·弗朗西斯中尉（右），没有配备武器的幼鸽型号侦察机“迷人小姐号”的飞行员，站在他击落的飞机旁。

皇家空军准尉詹姆斯·“迪克西”·迪恩斯（左五，左手搭在腰间，佩戴皇家空军飞行员的机翼胸章），与第三五七战俘集中营的德军军官们在一起。

贝尔森集中营。休·格林·休斯准将，英军第二集团军高级医官。“我所见到的恐怖景象无法描述。”

[1]突出部之役（BattleoftheBulge），又名阿登战役，是二战中德国在西线的最后一次攻势，企图使盟军从德国本土撤出，但未成功。时间大致在1944年12月到1945年1月之间。

[2]迪耶普（Dieppe），法国北部滨海塞纳省城镇和海港，位于巴黎西北，临英吉利海峡。

[3]阿拉曼（EIAlamein），埃及北部一村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

[4]根据1943年最初的构想，实际上“兰金行动”有三个部分：“个案A”处理的是这样一种形势，德国人可能变得太软弱了，因而可能只需要一个“微型霸王行动”进攻；“个案B”设想，德国人从所占领的国家的某些地区进行战略撤退，同时仍然把他们的主要兵力留在欧洲海岸上，以击退进攻；“个案C”所处理的，是在实际进攻开始之前、进攻期间或者进攻之后，德国突然崩溃。“个案A”和“个案B”很早就被放弃了，摩根回忆说，它们只受到最短暂的考虑。——原注。

[5]斯大林的提议到达丘吉尔手上的时候，丘吉尔正乘坐英国皇家海军舰艇“约克公爵号”战列舰，横渡太平洋与罗斯福会晤。美国刚刚参战，在这个时候向他强大的新盟友提出这个问题，丘吉尔有些疑虑。他打电报给艾登：“自然你不会对斯大林不客气。我们对美国承担有义务，不达成秘密的和特殊的协定。若是带着这些建议去见罗斯福总统，就会招致断然拒绝，可能带来长久的麻烦……即使非正式地把它们提出来……在我看来也是不妥当的。”艾登与斯大林的交谈已经告知了美国国务院，不过却没有证据说明，当时曾有人费心告诉美国总统。但到1943年3月的时候，罗斯福已经被充分告知了，艾登与他讨论了这件事情。按照艾登的说法，总统预见不会同苏联发生大的麻烦。“理所当然占据着罗斯福头脑的那个大问题，”艾登说道，“就是在现在和战后是否可能与苏联合作。”——原注。

[6]对“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的事件的描述，来自乔治·C·马歇尔将军手写的会议记录。实际的备忘录里面并没有直接引语，只有一些笔记可以用作参照依据。我是在各种情况表明，话显然是总统或者别人说的前提下，而用直接引语来表述总统或者别人的话。——原注。

[7]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产生的一大无稽之谈就是，罗斯福对占领区一事负有责任。事实是，这个计划自始至终都是英国的计划。它由安东尼·艾登构想出来，由艾德礼委员会制订（艾德礼委员会把摩根的严格军事上的概念用作工具），由丘吉尔和他的内阁批准，由斯特朗提交给欧洲顾问委员会。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叙述把占领区的划分说成是苏联人的计划，之所以产生这个错误的结论，是因为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古赛夫既接受了英国的提议，又提交了一份苏联的草案，该草案涉及的是德国的投降条件。其中的一个部分涉及占领区，但那全然（intoto）是英国的计划。——原注。

[8]“长期以来英国人在经济上就与德国西北部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麦克洛伊在12月12日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说，“怀南特告诉我，这个计划是在与他们的政治界和经济界的人士商讨后提出来的。我不知道，面对着英国人的强烈反对，总统想在什么程度上坚持对这些地区的占领……总的看来，我赞成占领北部地区，但我认为并不值得为此而吵得这么厉害。”国务院显然对此未置可否。麦克洛伊亲笔补充说，科德尔，赫尔来电话了，说“在北部和南部地区之间，我没有偏爱”。——原注。

[9]在罗斯福和怀南特会面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有关过境柏林的问题，总统的立场是什么，不得而知。究竟陆军部对怀南特的“走廊”计划是反对还是不反对，也不明了。据报道，陆军部民事局局长约翰·H·希尔德林少将曾对怀南特说，“应该规定进入柏林的权利”。这里的说法反映了有关这段历史的三位最重要美国历史学家的观点：菲利普·莫斯利教授（见其《克里姆林宫与世界政治》一书）、赫伯特·费斯（见其《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一书）以及国务院历史办公室主任威廉·M·富兰克林（见其《占领区边界与进入柏林的权利》一文，载于《世界政治》1963年10月号）。“怀南特，”富兰克林写道，“显然没有对这些交谈做备忘录……然而，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怀南特从华盛顿的任何人那里，既没有获得指示，也没有获得支持来与苏联人交涉这件事情。”——原注。

[10]出于一些将会总是令人费解的原因，从华盛顿返回之后，怀南特在进入柏林的权利上的立场改变了。资深外交官罗伯特·墨菲回忆说，在他于1944年9月加入盟军最高司令部之后，他立即和怀南特在伦敦共进了午餐，讨论了过境柏林的问题。墨菲敦促怀南特重新审议这个问题。在他的回忆录《战士当中的外交官》中，他写道：“怀南特表明，我们自由进入柏林的权利，内含在我们待在那里的权利当中了。苏联人……无论如何也倾向于怀疑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在技术上坚持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强化他们的不信任。”按照墨菲的说法，怀南特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强加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身上。——原注。

[11]在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个争议问题出现了，当时美国总统和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推出了一个严厉而又含意深远的经济计划，要求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没有工业。起初丘吉尔赞同这个方案，但由于他的顾问们的压力，后来又从他原先的立场退了回来。几个月以后，罗斯福放弃了这个有争议的摩根索计划。——原注。

[12]米哈伊（Michael），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之子。1927年（6岁）即王位，1930年其父卡罗尔返国，将他降为王储。1940年9月卡罗尔退位，他复登大宝。1947年12月30日被迫退位，流亡国外，在日内瓦给一家美国经纪行当经理。

[13]这件事情来自与罗森堡太太的一次私人交谈，罗斯福太太也在场。这两个女人后来交换了意见，在总统到底说的是什么上达成了一致。——原注。

[14]帕加马，古希腊城市。

[15]欧迈尼斯二世，帕加马国王。

[16]普里阿摩斯，特洛伊最后一位国王。

[17]哥白林挂毯，由法国哥白林挂毯厂制造，多鲜艳图景。

[18]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众神的黄昏》是他的一部歌剧。歌剧名“众神的黄昏”，意思就是“世界末日”。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第四部 决策

part Four The Decision

1

★ ★ ★

一个庞大的部队军需品卡车车队，在这座法国城市狭窄、尘土飞扬的大街上隆隆行驶。车队没有尽头，长途跋涉，轰响着疾驶而过，朝东北方向奔去，奔向莱茵河和西线。谁也不许停下来，到处都站着宪兵，以保持交通顺畅。对司机们来说，不管怎么说也没有理由停下来，这只不过是又一座冷清的法国城市，法国城市总归是有大教堂的，而且这只不过是在“货运快车马路”上的另外一个公路检查站而已。他们并不知道，在战争中的这个时刻，兰斯也许是欧洲最重要的城市。

几个世纪以来，战役一直在法国东北部的这个战略中心激烈地进行。高高地坐落在这座城市中心的那座庄严的哥特式大教堂，曾经遭受了无数的炮击，而又一再得到修复。每一个法国君主，从公元496年的克洛维一世到1774年的路易十六，都是在它这里，或者在它的圣殿之内，加冕立为君主的。在这次战争中，这座城市和它的纪念碑逃过一劫，实属幸运。现在，在这座有两个尖塔的大教堂的荫庇之下，立着另外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司令部。那个领导人叫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隐没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离火车站不远，是一座朴素的三层现代楼房。这座楼房就是现代工艺学校，是以前的一所男生技术学校，它的样子像一个盒子，房子在四周，中间是一个院子，红砖建筑，原先的设计是要容纳1500多名学生，教职员工们称它为“红砖小校舍”。也许是因为相对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需求，它显得小了一些：自从1944年以来，司令部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现在将近有1200名军官和大约4000名士兵。结果，这所学校只能供最高司令、他的总参谋部官员以及他们各自的部门使用，其余人在兰斯城的其他楼房里工作。

将军把二层的一个教室用作办公室，他的工作几乎整天都不间断。这间教室较小而且简朴，有两个窗子面对街道，窗子上挂着遮光的窗帘。在锃亮的橡木地板上有几把安乐椅，不过这就是一切。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摆在教室一端的一个凹室里，在一个稍微抬高的台子上——原先是由教师使用的。桌子上有一套蓝色的皮制书桌用品、一部对讲机、镶在皮制镜框里的他的妻子和儿子的照片，还有两部黑色的电话——一部是一般使用的，另外一部是特殊工具，用来给华盛顿和伦敦打电话的时候“变换频率，以防窃听”。还有几个烟灰缸，因为这位最高司令是个烟枪，一天能抽60多支雪茄[1]。桌子的后面是将军的司令旗，在对面的角落里，是一面美国国旗星条旗。

头一天下午，艾森豪威尔匆匆飞往巴黎，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那条大新闻就是莱茵河的胜利，最高司令宣布：在西线的敌军主要防御已经被粉碎了。尽管艾森豪威尔告诉记者，他并不想“把战争一笔勾销，因为德国人会坚持和战斗到最后”，但在他看来，德国已是“一个遭到鞭打的敌人”。招待会的焦点是柏林问题。有记者问，谁将先到首都，“是苏联人还是我们”？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认为，“单是按照英里里程来看，也是应该他们先到”，但又迅速补充道，他“不想作任何预测”。尽管苏联人“要跑的路短一些”，但他们面对着的却是“德军的主力”。

艾森豪威尔在拉菲尔饭店过夜，然后在黎明后不久离开巴黎，飞回兰斯。早晨7∶45的时候，他已经在办公室与他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商谈了。等待着艾森豪威尔的，是晚上来的在史密斯将军有弹簧保险搭钩的蓝色皮制文件夹里面的20多份电报，只有最高司令才能回电。电报上面标着最高保密标签：“只供艾森豪威尔阅读。”其中有蒙哥马利发来的电报，寻求批准他直扑易北河和柏林。但最重要的一封电报，则是艾森豪威尔的上级、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发来的电报。碰巧的是，马歇尔和蒙哥马利的电报都是在头一天晚上，在两个小时之内先后到达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这两封电报都将对艾森豪威尔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星期三，3月28日，它们将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使最高司令的战略最终具体明朗起来，他将遵照这个战略一直到战争的结束。

几个月以前，艾森豪威尔作为最高司令的使命，被参谋长联席会议用一句话讲清楚了：“你将进入欧洲大陆，与联合国的其他国家一起，进行以德国的心脏和德国的武装力量为目标的军事行动。”他已经卓越地执行了这个指示。凭借着他的人格、行政能力和处世的圆通，他把超过12个国家的军队，紧密结合成为历史上最令人敬畏的军事力量。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把多国部队结合得这么紧密，同时又把彼此之间的敌意保持在这样的最低限度。然而作为军事领导人，55岁的艾森豪威尔又与传统的欧洲概念并不一致。他与英国将领不同，他所受的训练使他不把政治目标看作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艾森豪威尔尽管在妥协和安抚的策略上是一位高明的外交家，但从国际上来看却又是不懂政治的——而且他对此感到骄傲。按照美国的军事传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永远也不要篡夺平民的最高地位。简言之，他满足于作战和取胜，至于政治，他留给政治家们去办。

即使是现在，在战争的这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艾森豪威尔的目标，仍一如既往，是纯军事的。有关战后德国，他从来也没有被下达过一个政治指示，他也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是他的责任。“我的工作，”他后来说道，“就是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尽可能快地消灭德军。”

艾森豪威尔有一切理由，为这个工作的进展感到兴高采烈，在21天的时间里，他的各个集团军已经迅速渡过了莱茵河，远远早于日程表地闯入了德国的腹地。然而他们成了报纸头条新闻的进军，被自由世界热切关注的进军，现在却要求最高司令在一系列复杂的命令上作出决定。英美联军攻势出乎预料的速度，使得几个月以前制订的一些战略行动被淘汰了。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修改他的计划，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就意味着，要改变和再次定位某些集团军以及他们的司令员角色——尤其是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和他强大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角色。

蒙哥马利的最新电报是一个强烈而直接的呼唤。这位58岁的陆军元帅并不是在问应该怎么打仗，他是在要求当先锋进行冲锋的权利。蒙哥马利比大多数指挥官们都更早地意识到，一种军事形势所带有的政治含义，他感到，让盟军攻占柏林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坚信，应该由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攻克柏林。他的电报，虽然显示出了蒙哥马利的难以管束，但也清晰表明，他与最高司令之间在见解上仍然有着重大不同。史密斯将军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其他人后来回忆说，对陆军元帅的电报，艾森豪威尔的反应“就像一匹马，鞍子下面有带刺的草在刺它一样”。

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的军事哲学之间的关键区别，涉及到底是应该孤军挺进，还是应该采取广阔前线的战略。一连几个月，蒙哥马利和他的上级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都在鼓吹闪电般地孤军挺进德国的心脏。在攻陷巴黎之后，当时德军仍然处于瓦解状态，正在逃离法国，蒙哥马利几乎是立即首次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他的计划。“我们现在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他写道，“朝柏林的一个真正强大而又猛烈的推进，就有可能到达那里，从而结束对德战争。”

蒙哥马利在九段行文简洁的话中，讲清楚了他的方案。他分析说，英美联军缺乏补给和维修能力，无法进行两个并肩向德国内部的大规模强攻。在他看来，只能进行一个大举猛攻——由他本人大举猛攻——而那将需要“所有的维修资源……而且是没有条件限制的维修资源”。别的军事行动，只能在所剩下的后勤支持下进行。蒙哥马利提醒说：“如果我们试图用妥协的方法来解决，把我们的维修资源分割开，使得哪一支军队的挺进也不猛烈的话，我们就将延长战争。”时间“非常重要……因而要求立即作出决定”。

这个计划既富有想象力，又大胆，而且从蒙哥马利的观点来看，时间的测定也是精确的。它同样也标志着，这位陆军元帅在对待战役的通常态度上有了一种奇怪的逆转。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现在是艾森豪威尔的副参谋长，他后来这样描述了这个局势：“直截了当地说，蒙哥马利迄今为止主要还是以谨慎的思考而著名，现在却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倘若以不利于美国集团军群为代价，把每一个优先权都给予他的话，他就能够最迅速地击溃敌人，直扑柏林，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显然，这个计划含有赌上一大把的意味。两个大集团军群有40多个师，把它们投入一个单一的大规模挺进，朝东北方向进入德国，固然可能带来迅速而又决定性的胜利——但也可能造成彻底的也许是不可挽回的灾难。在最高司令看来，风险要远远大于任何成功的机会，他在一封给蒙哥马利的乖巧的电报中就是这么说的。“虽然我同意你强力挺进柏林的构想，”艾森豪威尔说道，“我却并不认为现在就应该开始。”他感到，绝对必要的是，首先要开放勒阿弗尔和安特卫普的港口，“以便维持对德国腹地的强力挺进”。此外，艾森豪威尔还说，“要维持对柏林的挺进，就不宜对我们当前的资源进行再次分配”。最高司令的战略是，在一个广阔的前线上进入德国，渡过莱茵河，攻占鲁尔河谷工业区，然后再向首都大举猛攻。

这个电报的交换发生在1944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在给他的三个集团军群司令员——蒙哥马利、布拉德利和德弗斯的电报中，艾森豪威尔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他的计划：“柏林显然是主要的战利品，而敌人为了保卫这个战利品，就有可能集中他兵力的绝大部分。有关我们应该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和资源迅速挺进柏林，我的头脑没有丝毫怀疑。然而，我们的战略将不能不与苏联人的战略相协调，因而我们也必须考虑可供选择的出击目标。”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可能的出击目标有很大的差异：德国的北方港口（“可以把它们占领下来，用作我们挺进柏林的侧翼保护”）；汉诺威、不伦瑞克、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这些重要的工业和交通中心（“德国人大概将固守它们，把它们当作覆盖柏林的过渡阵地”）；最后，在德国南方，也就是纽伦堡—慕尼黑地区，也得把它们攻占（“以隔绝敌军从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撤退”）。最高司令提醒说，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必须为下述的一项或者几项作好准备：

“一、命令北部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力都向柏林挺进，或者是沿着鲁尔河—汉诺威—柏林的轴线挺进，或者是沿着法兰克福—莱比锡—柏林的轴线挺进，或者是既沿着鲁尔河—汉诺威—柏林的轴线挺进，又沿着法兰克福—莱比锡—柏林的轴线挺进。

“二、假如苏联人比我们先到柏林，北部集团军群就得占领汉诺威地区和汉堡的港口群。中央集团军群……就得占领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的一个部分或者全部，看苏军进展的情况而定。

“三、无论如何，南部集团军群都要夺取奥格斯堡—慕尼黑地区。纽伦堡—雷根斯堡地区将由中央或者南部的集团军群夺取……看当时的局势而定。”

艾森豪威尔用下面的话总结了他的战略：“简单地说，我的愿望是由最直接而又迅速有效的路线，向柏林推进，美英联合部队应得到就近的其他兵力的支援，就近的兵力应穿过关键性的中心地带，占领两翼的地区，所有的部队都是在进行一个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不过他又补充说，所有这一切都尚待时日，因为“在这个阶段，要表明这些挺进的时间或者强度，是不可能的”。

不管这个广阔前线的战略是对还是错，既然艾森豪威尔是最高司令，蒙哥马利就得服从他的命令。不过他却是十分失望。在英国人看来，他是自威灵顿[2]以来最孚众望的军人，而在他的部队看来，蒙蒂是他自己时代的一个传奇式人物。许多英国人认为，他是欧洲战区最有经验的陆军元帅（他也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而对他的计划的否定，则让蒙哥马利深感委屈，因为他认为他的计划能够在三个月之内结束战争[3]。1944年秋天的这个战略争端，使这两个指挥官之间出现了一个裂痕，这个裂痕以后再也没有完全愈合。

在那以后的7个月时间里，艾森豪威尔从来也没有偏离开他广阔的、协调的进攻模式的概念。而有关战争应该怎样、在什么地方、由谁来赢得胜利，蒙哥马利也不停地表达他的意见。他本人的参谋长、少将弗朗西斯·德吉恩冈爵士后来写道：“蒙哥马利……感到，为了说服对方接受他的观点而施加一切影响是正当的，事实上，只要目的正当，几乎是可以不择手段的。”他所施加的一个影响，确实是强大的。英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布鲁克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含含糊糊、优柔寡断的人。他有一次总结道，最高司令是这样一个人，他“拥有一种最有魅力的人格，但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同时又是一个智力非常有限的人”。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从英国国防部和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发出了尖刻的评论。但如果说对他的战略政策所进行的窃窃私语的游说带来了伤害的话，那么艾森豪威尔却并没有把这种伤害表露出来，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反击过。即使在布鲁克和蒙哥马利主张任命一位“陆军司令”的时候——这是夹在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集团军群之间的一种陆军元帅——最高司令也没有表现出愤怒。最后，在“咬紧牙关坐了”几个月之后——这是奥马尔·布拉德利的话——艾森豪威尔发脾气了。在德军的进攻穿过阿登高地之后，问题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沸点。

由于敌军的大举猛攻撕开了英美联军的前线，所以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把位于北部前线突出部的所有部队归蒙哥马利指挥。这些部队包括布拉德利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群的三分之二的兵力——也就是美军第一和第九集团军。

在德军被击退以后，蒙哥马利举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暗示，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美军从灾难中拯救了出来。这位陆军元帅宣告，他干净利落地把前线整理好，把敌人“拦住……赶走……一举消灭”。“这场战斗最为有趣。我认为，它也许是我所处理的……最棘手的战斗之一。”蒙哥马利说他“使用了英国的集团军群的全部可用的力量……因而你们也就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英军在遭受了沉重打击的美军两边进行战斗”。

蒙哥马利确实是从北边和东边发动了主要的反攻，而且指挥高超。但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在这位陆军元帅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幸地制造出了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作为美军的救星而开拔进去的”。蒙哥马利没有提到布拉德利、巴顿和别的美军指挥官所起的作用，也没有提到，有一个英军士兵在战斗，就有30到40个美军士兵在战斗。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指出，有一个英军阵亡，就有40到60个美军阵亡。[4]

……

德国的宣传者们迅速使事情变得更糟。敌人的无线电发射机对招待会上的情况做了夸大和歪曲的描述，而且直接对准美军营地进行广播。许多美国人正是通过这个描述，第一次得知这个事件的消息。[5]

紧跟在这次记者招待会和它所造成的轩然大波后面，有关任命一位陆军司令的老争议再次激化了，这一次得到了英国新闻界的积极游说的支持。布拉德利大发脾气，他宣告，如果这位陆军元帅被任命为陆军司令的话，他就辞去他的司令之职。“在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如果让蒙哥马利来负责的话……你必须让我回家……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巴顿告诉布拉德利：“我将和你一起辞职。”

在英美阵营中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裂痕。“提拔蒙哥马利”的游说活动，在某些美国人看来似乎是直接源自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随着这个游说活动的强化，最高司令终于发现局势无法忍受了。他决定要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个口角：他要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对整个事情小题大做，从而开除蒙哥马利。

这时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吉恩冈将军，得知了这个即将发生的爆发，于是匆匆着手拯救英美的团结。他飞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与最高司令会晤。“他给我看了一封他就要发给华盛顿的电报，”德吉恩冈后来描述道，“我读电报的时候大为震惊。”在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帮助下，他说服艾森豪威尔，电报晚发上24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极不情愿地同意了。

在返回蒙哥马利的司令部以后，德吉恩冈直言不讳地把事实摆在了这位陆军元帅的面前。“我告诉蒙蒂，我已经看了艾克的电报，”德吉恩冈说道，“而那电报实际上说的是‘有我没有蒙蒂，有蒙蒂就没有我’。”蒙哥马利非常震惊。德吉恩冈从来也没有看见他“这么孤独和泄气”。他看着他的参谋长，小声说道：“弗雷迪，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呢？”德吉恩冈已经起草了一份电报。用这份电报作为基础，蒙哥马利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一个完全具有军人风度的急件，清楚地表明，他无意违抗命令。“不管你的决定可能是什么，”他说道，“你都能够百分之百地信赖我。”这个急件的签名是：“你的非常忠实的下级，蒙蒂。”[6]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不管怎么说，暂时是结束了。但现在，在他位于兰斯的司令部里，在作出决定的这一天，也就是1945年3月28日，艾森豪威尔又再次听到了一个老调子的清楚回响：并不是再次鼓动任命一位陆军司令，而是那个更老的、更根本的问题——到底是孤军挺进还是广阔前线。蒙哥马利并没有与艾森豪威尔商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给战场指挥官们下达了命令，要进行东进的作战行动”，他现在希望，能孤军向易北河和柏林推进，明显是想在光荣的炫耀中进入首都。

事实是，蒙哥马利要在鲁尔河的北边进行主要的冲击，这实际上遵照了达成一致的战略——那就是1月在马耳他举行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所批准的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蒙哥马利现在的提议，纯粹是那个大举猛攻的一个符合逻辑的延伸——一个将把他带到柏林的行动。如果说他行动匆忙，那么他的急切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温斯顿·丘吉尔和陆军元帅布鲁克一样，蒙哥马利也认为，时间所剩无几了，除非英美部队能在苏联人的前面赶到柏林，否则这场战争在政治上就是输了。

而另一方面，最高司令却并没有从他在华盛顿的上级那里，获得能够反映出英国人的这种紧迫感的政治指示。而且尽管他是盟军司令，却仍然接受美国陆军部的命令，在没有从华盛顿那里获得对政策的重新界定的情况下，他的目标还是那样：打败德国，毁灭德国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现在看来，自从他在1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计划以来，他能够最迅速地获得那个军事目标的方法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

原先，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位于中央的布拉德利将军第十二集团军群，定于起一个有限的作用，为蒙哥马利在北部的主要行动作补充。但谁又能预见到，自3月初以来，布拉德利的部队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呢？好运气和杰出的领导才能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果，甚至在蒙哥马利发动大规模的莱茵河攻击之前，美军第一集团军已经攻占了雷马根桥，并迅速渡河。在更南边的地方，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几乎未受阻碍，便悄悄渡过了莱茵河。从那时起，布拉德利的部队便横冲直撞，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们的成就点燃了美国公众的想象，而布拉德利现在则寻求能在最后的战役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布拉德利和他的将领们与蒙哥马利绝无不同：他们也想获得结束战争的威望和光荣——而且如果他们有机会的话，也想获得攻占柏林的威望和光荣。

艾森豪威尔曾经许诺，在恰当的时刻，他将发动向东方的大规模强攻，但他并没有具体指定，哪个集团军群，或者哪几个集团军群，将会进行最后的冲击。现在，在作出决定之前，艾森豪威尔得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他最后战役的方案。

在这些因素当中，第一个就是苏联人朝奥得河出乎意料的推进速度。在最高司令制订对莱茵河的攻击以及蒙哥马利对鲁尔河北部的攻击计划的时候，看起来似乎要过几个月的时间，苏联人才能够到达对柏林进行打击的距离之内。但现在，苏军离城市还不到38英里——而英美部队仍然在200多英里之外。苏联人将在什么时候发动他们的攻势？他们打算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开始进攻——是由位于中央正对着柏林的朱可夫的集团军群，还是三个集团军群同时开始进攻？他们对抗击他们的德军兵力是什么估计，苏军将用多少时间突破他们的防线？而且，在他们渡过奥得河之后，苏联人将用多少时间到达并攻占柏林？最高司令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对他的计划制订极其重要。

简单的真相就是，对于苏军的意图艾森豪威尔几乎是一无所知。在战场上，在英美联军和苏军指挥官之间并没有日常的军事协调，甚至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与在莫斯科的英美军事联络使团之间也没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在这两个前线之间的一切信息，都是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传送的——而现在由于事件的发生速度之快，这个方法又完全不能胜任。尽管艾森豪威尔知道苏军的大体兵力，但却不知道他们的作战命令是什么。除了从各种情报来源搜集到的零星资料——而且大多数资料的准确性都值得怀疑[7]，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有关苏军动向的情报的主要来源，竟是英国广播公司每天晚上所播放的苏联公报。

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苏军几乎已经到达柏林了。在苏联人如此接近的情况下，最高司令是不是还应该试图获得这座城市呢？

这个问题有许多层面。苏联人已经在奥得河待了两个多月，除了一些局部的推进和巡逻活动以外，他们似乎完全停了下来。他们的补给和交通线一定是使用到了极点，因而要在春天解冻以前发动进攻也不大可能。与此同时，西方盟军的各个集团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移动，越来越深入地进入德国。在一些地方，他们平均每天推进35英里多。不管苏联人的计划是什么，最高司令都无意叫停。但他却不愿意在争夺柏林上与苏联人竞争，那样的话，最终不仅令失败者难堪，而且，倘若在向前猛冲的军队之间有意外冲突的话，还会给双方带来灾难。

苏联人所卷入的鲁莽冲突，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当时苏联人根据协议是德国人的盟友。1939年，希特勒不宣而战，以闪电战进入波兰，随即波兰便被德国和苏联瓜分，在此之后，向东推进的德国国防军，与全速向西推进的苏军发生了猛烈的正面对抗：因为并没有确定事先安排好的分界线，其结果就是进行了一场小型的战役，给双方都带来了相当大的伤亡。一个类似的冲突现在也可能发生，但却是在英美联军和苏军之间发生——而且规模要大得多。一想到这些，就好像是一场噩梦。以前因为比这小的事情都曾爆发过战争，显然，需要与苏联人在行动上进行协调，而且要迅速协调。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战术性的问题，就像一片雷暴云一样悬挂在艾森豪威尔的头上。在他的办公室旁边的那间大地图室里，有一幅仔细绘制出来的情报图，其文字说明是“传闻中的国家堡垒”。它展现出了一个山区地域，在慕尼黑的南边，横跨巴伐利亚、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高山地区。它总共覆盖了几乎2万平方英里，其核心是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上萨尔茨堡——四周是7000到9000英尺高的山峰，每一座山峰都密布着隐藏的高射炮——就是希特勒的山顶躲藏处——“鹰巢”。

地图的表面有许多红色的记号，每一个记号都是一个军事符号，表示它是某种防御设施。有食品、弹药、汽油，还有化学战弹药临时存放处；无线电台和发电站；部队的兵力集中点、营房和司令部；之字形的防御工事，其中既有坚固的机枪掩体，也有巨大的混凝土地堡；甚至还有防弹的地下工厂。现在每一天，都有更多的符号加在图表上，尽管它们都标明“未经证实”，但对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来说，这个令人生畏的山区防御系统是这场欧洲战争所剩下的最大威胁。这个地区有时被称为阿尔卑斯山要塞（Alpenfestung）或者“国家堡垒”。按照情报部门的说法，纳粹们，以希特勒为头领，打算在这个陡峭的要塞里进行最后的、瓦格纳式的抵抗[8]，这个险峻的堡垒被认为几乎固若金汤，其狂热的保卫者们可以坚守两年之久。还有另外一个甚至更令人胆寒的方面：受过特殊训练的突击队员类型的军队——戈培尔称他们是“狼人”——可望从高山上的棱形碉堡里突然冲出，在占领军当中制造出混乱。

这个阿尔卑斯山要塞是不是真的存在？在华盛顿，军方似乎认为存在。1944年9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对德国南方进行的一个总体研究中预言，随着战争的即将结束，纳粹大概会把某些政府部门疏散到巴伐利亚，从那以后，情报就一直在积累。从那以后，情报报告和评估就大量涌来，来自战场，来自中立国家，甚至来自德国内部的消息提供者。这些评估大多言辞谨慎，但有一些却几近荒诞。

1945年2月12日，陆军部发布了一个一本正经的反情报的文件，说道：“有关纳粹可能在巴伐利亚州的阿尔卑斯山最后抵抗的许多报道，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与希特勒这样的人打交道的时候，纳粹神话是重要的，而一种世界末日（Gotterdammerung）又是纳粹神话不可或缺的部分。可能意义重大的就是，将会成为司令部的贝希特斯加登，本身就是处于巴巴罗萨[9]的坟墓地点，根据德国神话，据说巴巴罗萨又死而复生了。”[10]这份备忘录敦促战场上的“一直到军长一级的指挥官们”，要认识到这个危险。

2月16日，在瑞士的盟军特工给华盛顿发去了一份怪诞的报告，报告是从在柏林的中立国使馆武官那里获得的：“纳粹毫无疑问正在准备从山上的堡垒进行殊死的战斗……据点之间由地下铁路连接着……几个月的最好的弹药产量已经被储备了起来，还储备了几乎全德国的毒气。当真的开始作战的时候，凡是参加过这些秘密设施建设的人都要被杀光——包括那些碰巧还留在后面的平民。”

尽管英国的情报部门和美国战略情报局，都发布了意在给这些骇人的报告泼冷水的谨慎声明，但在以后的27天的时间里，国家堡垒的幽灵却在成长。到3月21日的时候，这个威胁开始影响战术思维了。布拉德利第十二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发布了一个备忘录，标题是《战略的再次定向》，声明盟军的出击目标已经改变了，使得“我们在诺曼底海滩登陆时所带来的计划已经过时”。其中的一个改变就是：柏林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减少，“那个大都会地区不再具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份报告说，“一切迹象表明，敌人的政治和军事的主管部门已经处于向下巴伐利亚的‘堡垒’转移的过程之中”。

布拉德利提出，为了应对这个威胁，他的集团军群不应该在北方推进，而是应该在中央大举猛攻，以便把德国撕成两半。这样做，就将“避免德军撤退”到南方，“进入堡垒”。除此之外，还将会把敌人驱赶到“北方，在那里把他们围困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海滩上”。这份备忘录提议，之后第十二集团军群将挥师南下，以便消灭在阿尔卑斯山要塞里的剩余抵抗。

最使人惊恐的分析，是3月25日由帕奇中将第七集团军的情报处长作出的，当时第七集团军正在前线的南翼作战。这个分析预见到，堡垒里可能会建立“一支精锐部队，主要是由党卫军和山地部队组成，人数在20万到30万之间”。报告说，补给已经在送达堡垒地区了，其速率是“（自从1945年2月1日以来）每个星期有三到五列非常长的火车……据报道，已经观察到，在这些火车当中，许多列车上有一种新型的大炮”，甚至还提到，有一个地下的飞机制造厂，“能够生产……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

这些报告日复一日地潮水般涌进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不管证据是怎么被分析和再次分析的，画面却都是一样：尽管阿尔卑斯山堡垒可能是一场骗局，但它存在的可能性却不能视而不见。3月11日，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对堡垒进行了情报评估，他们的担心从中显然可见：“这个要塞既被自然条件所保卫，又被发明出来的最有效的秘密武器所保卫，从理论上讲……在这个要塞之内……那些到目前为止领导着德国的力量将幸存下来，并组织德国的复活……德国防御政策的主要倾向，似乎确实是主旨在保卫阿尔卑斯山地区……有证据表明，数量可观的党卫军和特别选出的部队正在被系统地撤退到奥地利……似乎有理由认为，纳粹政权的某些最重要的部和人物已经在堡垒地区落下脚来……据说戈林、希姆莱、希特勒……正在撤退到他们各自的山区堡垒里……”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局局长、英军少将肯尼思·W·D·斯特朗对参谋长评论道：“堡垒可能并不在那里，但我们得采取步骤，不让它存在于那里。”比德尔·史密斯表示同意。在他看来，“有一切理由认为，纳粹打算在险崖当中进行最后的抵抗”。

当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以及美军战场指挥官们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堆积在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里的时候，最重要的信息也来到了。它来自最高司令的上级马歇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对他的敬重几乎高于所有其他人[11]。

“从当前的作战行动报告来看，”马歇尔的电报说，“西线的德军防御系统可能崩溃了。这将允许你把数量可观的师迅速向东转移，开往一个广阔的前线……迅速迫使德军前往，比如说，推向纽伦堡—林茨轴线或者卡尔斯鲁厄—慕尼黑轴线，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在这背后的想法就是……迅速的行动可以预防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区域的形成。南方的山区被认为是一个可能的抵抗区域。

“伴随着德国抵抗的解体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与苏军的相遇。有关控制和协调，以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你有什么想法？一个可能性就是达成一条分界线。我们现在的安排……似乎是不适当的……应该毫不耽搁地开始采取步骤，为交流和联络作准备……”

马歇尔措辞仔细的电报最终使最高司令的计划明朗化了。艾森豪威尔斟酌了所有的问题，与他的参谋们进行了商讨，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与他的老朋友、西点军校的同学布拉德利将军讨论了形势，最重要的是，了解了他的上级的观点，在这以后，他形成了他的战略，作了他的决定。

在这个寒冷的3月下午，他起草了三份电报。第一封是历史性的、史无前例的，它发往莫斯科，封面的电文是致盟国军事代表团。艾森豪威尔的电报说，盟国远征军司令部的军事行动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为了获得最迅速的成功，我应该知道苏联人的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因而，他想要代表团“给斯大林元帅转达我个人的一个信息”，并且尽一切可能“帮忙获得一个充分的回答”。

最高司令以前从未与这位苏联领导人有过直接交流，但现在事情急迫。他已经得到了授权，可以在有关协调的军事问题上与苏联人直接打交道，因而艾森豪威尔认为，并没有特殊的理由要事先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商讨，也没有特殊的理由要事先与美国政府或者英国政府进行商讨。确实，甚至最高副司令、英国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爵士，对此也是一无所知。然而，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副本。

3点钟刚过，最高司令便批准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草稿。下午4点，在被译成电码之后，艾森豪威尔的“致斯大林元帅的个人电报”发出了。在这封电报里，将军询问大元帅他的计划是什么，同时又把他自己的计划透露了出来。“我的直接军事行动，”他说道，“目的是要包围和歼灭保卫鲁尔河的敌军……我估计这个阶段……将在4月底结束，或者甚至更早一些，我的下一个任务将是与你的军队携手合作，把剩余的敌军分割开来……实施这次会师的最佳轴线，应该是埃尔富特—莱比锡—德累斯顿。我认为……德国政府的各个部正在搬迁到这个地区。我提议，我的主要行动将沿着这个轴线进行。除此之外，将尽可能快地进行第二次推进，以便与你的军队在雷根斯堡—林茨地区会师，从而避免德军的抵抗在德国南部的堡垒里得到巩固。

“在对我的计划作出肯定的决定之前，最重要的就是，不论是在行动的方向上还是在时间的安排上……这些计划都应该与你的计划相协调。你能否……告诉我你的打算……我所概述的这些建议在多大的程度上……与你大概将采取的行动相一致。如果我们要毫无耽搁地完成对德军的消灭，我认为极其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协调我们的行动……应该使我们正在推进的军队之间的联络完善起来……”

接下来，他又为马歇尔和蒙哥马利准备了电报。这两封电报是在下午7点，在5分钟之内先后发出的。艾森豪威尔告诉美国陆军参谋长，他已经就“有关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会合……的问题”，与斯大林进行了交流。他接着指出，“我的看法与你的看法几乎一致，然而我仍然认为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最为重要”，因为该地区提供了“到达当前的苏军阵地的最短路线”，也是因为它将“覆盖德国的那一个剩余的工业地区……根据报道，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和各个部正在迁移到那个地区”。

有关马歇尔对一个“国家堡垒”的担心，艾森豪威尔报告说，他也意识到，重要的是，应该“先发制人，以避免敌人可能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地区”，同时应该“情况一允许，就朝林茨和慕尼黑发起大举猛攻”。艾森豪威尔又补充说，有关与苏联人的协调，他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把自己束缚在一条分界线上”，而是应该接近他们，并且提议，“当两军相遇的时候，每一方都应该在对方的要求下，撤退到自己的占领区”。

艾森豪威尔那天的第三封电报，也就是给蒙哥马利的电报，包含着令人失望的消息。 “一旦你与布拉德利会合……［在鲁尔河的东边］……美军第九集团军就将重新归布拉德利指挥，”最高司令说道，“布拉德利将负责肃清残敌……鲁尔河，将以最低限度的耽搁，在埃尔富特—莱比锡—德累斯顿轴线，进行主要的推进，与苏军会合……”蒙哥马利将朝易北河进发，那时“可望让美军第九集团军再次归你的行动控制，以渡过那条河流障碍”。艾森豪威尔在读了电报草稿之后，又用铅笔增加了最后一句，“正如你所说，形势看来不错”。

最高司令在这个程度上完善了他的计划：原先考虑的是，穿越德国北部进行主要的大规模强攻，现在则不然，他决定直接穿越德国中部进行攻击。美军第九集团军又回归布拉德利指挥，现在布拉德利将发挥主要的作用。他将发起最后的攻势，目的是把他的部队放在德累斯顿地区，在离柏林大约100英里的地方。

尽管艾森豪威尔部分地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但他的步骤却与布拉德利第十二集团军群的“战略的重新定位”备忘录的建议相类似。但是，在艾森豪威尔的这3封有关他的战役计划的电报中，却有一个重大的遗漏：那就是最高司令曾经称之为“显然是主要的战利品”的出击目标。电报里没有提到柏林。

受到炮火重创的勃兰登堡门在薄暮中赫然耸现。不远处的别墅里，约瑟夫·戈培尔博士从他书房的部分用木板封住的窗户里，朝外凝视着这个纪念门。希特勒的这位矮小的宣传部长几乎是轻蔑地背对着他的来访者们——起码在那位正在说话的人看来是如此，说话的人是柏林城防司令赫尔穆特·雷曼少将。这位将军正在试图获得一个他认为是最急迫的问题的决定：在战役的前夕，全城人民的命运。

这是一个月之内的第四次，雷曼与他的参谋长汉斯·雷菲奥尔上校同戈培尔会晤。除了希特勒之外，47岁的戈培尔现在是柏林最重要的人物了，他不仅是帝国的国民启蒙和宣传部长，还是柏林的地方长官[12]。既然是地方长官，他也就成了帝国的一位防御特派员，负责在有关城市的平民、地方军的组建和培训以及要塞的建设等方面，采取一切措施。当时，由于在军事和非军事部门之间的权限没有得到清楚的划分，也就给军人和非军事领导人都带来了麻烦，而戈培尔又乱上添乱。尽管对军事或者市政事务完全无知，但他却非常清晰地表明，只有他是在承担着保卫柏林的责任。结果，雷曼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极难对付的位置上。他应该听谁的命令——是希特勒军事司令部的命令，还是戈培尔的命令？他并不知道，而且似乎谁也不急于澄清指挥的位置。雷曼绝望了。

在前几次会晤中，雷曼每一次都提出了疏散的问题。一开始，戈培尔说这“不值得考虑”。然后他又告知将军，确实有一个方案，是“党卫军的高级当局和警察”准备出来的。雷曼的参谋长雷菲奥尔立即进行了调查，确实发现了一个计划。他告诉雷曼：“计划是一张地图，比例是1比30万，一位负责官员，是位警察局长，在地图上用红墨水清楚地标出了从柏林向西和向南的疏散路线。”他汇报说，“地图上没有盥洗站点，没有食品供应点，没有对病弱者的输送。”他又补充说，“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这个计划是要求被疏散者只带着随身的行李，沿着这些马路行走，走上20到30公里的距离，来到能上车的火车站，从那里运送到图林根、萨克森－安哈尔特和梅克伦堡。在戈培尔一按电钮的时候，这一切都应该发生。但铁路运输究竟来自何方，并没有说清楚。”

雷曼试图与希特勒讨论这个问题。他以前只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在就任城防司令的时候，一次是几天以后，他应邀参加元首的一次晚间会议的时候。在那次会议上，主要是围绕着奥得河前线进行讨论，雷曼并没有获得机会说明柏林的形势。但在会议进行当中的一个短暂的平静时刻，他对希特勒说了话，敦促他立即下令，把10岁以下的所有儿童全部从首都疏散出去。在雷曼提出建议之后，顿时一片寂静，希特勒转过身子，冷冰冰地问他：“你是什么意思？你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他慢慢地说道，强调着每一个字，“留在柏林的，并没有那个年龄组的儿童！”没有人敢于顶撞他。希特勒迅速转向另外的问题了。

这个断然拒绝并没有吓住柏林城防司令。雷曼现在又用同一个问题逼迫戈培尔。“帝国部长先生，”他说道，“一旦围城，我们将怎样养活全体人民呢？我们将怎么给他们饭吃？食品将从哪里来？按照市长的统计数字，就是在现在，有11万个10岁以下的儿童和他们的母亲们在一起。我们将怎么为婴儿们提供牛奶？”

雷曼停了下来，等待回答。戈培尔继续盯着窗外。然后，他身子也没有转过来，便怒气冲冲地说：“我们将怎么给他们饭吃？我们将从周围的乡下把牲畜带进来——我们就是将要这样给他们饭吃！至于孩子们，我们有3个月的罐头牛奶的供应量。”罐头牛奶对雷曼和雷菲奥尔来说是新闻。这个有关牲畜的提议似乎是发疯。在战役中，牛将证明比人类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人类起码能够躲避。戈培尔计划要在哪里放牧这些牲畜呢？它们将以什么为饲料？雷曼诚挚地大声说：“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立即考虑一个疏散计划。我们再也不能等了。每过一天都会成倍地增加以后的困难。我们必须起码现在把妇女儿童转移出去——在不是太晚之前。”

戈培尔并没有回答。一个长时间的沉默。窗外天正在变黑。突然他伸出手来，一把抓住窗子边的绳子，使劲一拉，遮暗灯光的窗帘嘎啦一声关上了。戈培尔转过身来。他生来就是足畸形，于是跛行过来，到了他的桌子前，啪的一声打开电灯，看了看放在吸墨台上的手表，然后看着雷曼。“我亲爱的将军，”他温和地说道，“何时和如果疏散是必要的话，那么我将会是那个作决定的人。”然后他又咆哮着说，“但我不想现在就下这个命令，而让柏林陷于恐慌！有大量的时间！有大量的时间！”他把他们打发走。“再见，先生们。”

雷曼和雷菲奥尔离开大楼的时候，在台阶上停留了一下。雷曼将军朝外凝视，看着城市。尽管警报器还没有响，但在远处，探照灯已经开始触摸夜空了。雷曼慢慢地拉上手套，同时对雷菲奥尔说道：“我们面对着一个我们无法解决的任务，它没有成功的机会。我只能希望，能发生某个奇迹来改变我们的命运，或者在柏林被围困之前战争就结束。”他看着他的参谋长。“否则的话，”他又补充道，“那就让上帝来帮助柏林人吧。”

又过了一小会儿，在他位于霍恩佐伦汽车道的指挥部里，雷曼接到了陆军最高指挥部打来的电话。雷曼现在得知，除了最高统帅希特勒和柏林地方长官戈培尔之外，他还是另外一个当权者的下属。他被告知，现在正在作安排，让柏林防区最终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和其指挥官戈特哈德·海因里齐的管理之下。在读到海因里齐的名字时，雷曼感到了那种看到了希望的初次激动。他指示雷菲奥尔，一有机会就向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参谋部介绍基本情况。只有一件事情令他担忧，他不知道，让柏林在海因里齐的庇护之下，同时他又准备在奥得河阻击苏军，海因里齐会有什么感觉。雷曼很了解海因里齐，他能够想象得出，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恶矮子”（Giftzwerg）会有什么反应。

“荒诞！”海因里齐气冲冲地说道，“荒诞！”

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新任参谋长是埃贝哈德·金策尔中将，作战部部长是汉斯·艾斯曼上校。他们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荒诞”似乎是一种轻描淡写。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把柏林防区附加在海因里齐处于强大压力下的司令部上，这个提议在这两位军官看来，似乎是办不到的。他们也看不出，海因里齐应该怎样指导或者甚至监督雷曼的防御行动。单是距离就使得这个计划不切实际：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部离柏林有50多英里远。显然，不管是谁提出的这个主意，都似乎对海因里齐面对着的棘手问题所知甚少。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陆军最高指挥部的作战部官员们小心翼翼地把柏林防御的提议交给了金策尔，这个主意是试探性地提出的——几乎就是一个建议。现在海因里齐在他的办公室里踱着步子，前线的泥土仍然还留在他的老式裹腿上，他向他的下级清楚地表明，就他而言，这个计划将还是那样——是个建议。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有一个任务：在奥得河上阻止苏联人。“除非强迫我，”海因里齐说道，“否则我不打算接受柏林的责任。”

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意识到城市人民的困境。确实，柏林几近300万人民的命运经常出现在海因里齐的思绪里。柏林成为一个战场的可能性让他老是提心吊胆，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陷于怒射的炮火和巷战之中的平民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认为，苏联人是无情的，而且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也不能指望他们把军人和平民区别开来。然而，在这个时刻竟让他承担柏林及其平民百姓的问题，却是无法想象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是在柏林和苏联人之间仅有的屏障，而且一如既往，海因里齐所主要关心的是他的士兵们。这位脾气暴躁、好斗的“恶矮子”，对希特勒和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古德里安表示出了狂怒，因为在他看来，这似乎是故意要牺牲他的士兵的生命。

他转向金策尔，说道：“给我接古德里安。”

自从一个星期以前担任司令一职以来，海因里齐一直待在前线。他不知疲倦地从一个司令部到另一个司令部，与师长们一起制定战略，访问防空洞和掩体里的前线部队。他很快就发现，他的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他的军队只是名义上的集团军而已。他惊骇地发现，大多数部队，是用分裂出来的小部队以及早就被消灭掉的一度骄傲的师的残余所充实起来的。在他的军队当中，海因里齐甚至发现了非德国的部队。有“北国”师和“尼德兰”师，它们是由亲纳粹的挪威和荷兰志愿者组成的，还有一个由苏联战俘组成的编队，其领导人是不久前的基辅保卫者、一位受人尊敬的军人安德烈·A·弗拉索夫中将，他在1942年投降之后，被说服组织了一支支持德国反斯大林的苏联军队。弗拉索夫的部队令海因里齐担忧，在他看来，有最微小的机会他们就会开小差。海因里齐的一些装甲部队处于良好状态，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将依赖于他们。但整个局面是严峻的，情报部门的报告表明，苏军可能有300万之多。在北方防区的冯·曼陀菲尔第三装甲集团军，与在南方防区的布瑟第九集团军之间，海因里齐总共有大约48.2万人的兵力，而且几乎没有后备队。

除了极端缺乏经过战斗考验的部队之外，海因里齐的另外一个不利条件就是设备和补给品极端短缺。他需要坦克、机动的大炮、通信设施、火炮、汽油、弹药，甚至还需要来复枪。补给品太短缺了，作战部部长艾斯曼上校发现，一些补充兵员来到前线，带来的并不是来复枪，而是反坦克火箭筒式的武器——而这些武器每一件只有一枚炮弹。

“这是发疯！”艾斯曼告诉海因里齐，“这些人发射完第一轮之后，应该怎样作战呢？陆军最高司令部期望他们做什么——是像使用警棍一样使用这些没有弹药的武器吗？这是大规模谋杀。”海因里齐同意。“陆军最高司令部指望这些人听天由命。我可不会这样。”海因里齐采用在他的权限之内的一切手段，试图整顿他的设备和补给品的局面，即使某些用品几乎全部消失了。

他最缺乏的就是火炮。苏军已经开始在奥得河及其沼泽通路上架桥。在一些地方，这条洪水上涌的河有两英里多宽。附属于海因里齐军区的特种海军部队沿河布上了水雷，以便炸毁浮舟，但苏联人立即采取对策，立起了保护网。从空中轰炸桥梁建筑是不可能的，德国空军官员已经告知海因里齐，他们既没有飞机，也没有汽油来做这项工作。他们所能提供的，充其量就是单个的飞机，用以执行侦察任务。只有一种武器能阻止苏联人的狂热建桥：火炮。而海因里齐的火炮又是非常之少。

为了弥补这种造成严重损害的短缺，他命令把高射炮用作野战炮。海因里齐分析说，尽管这意味着从苏军的空中打击中获得的保护要少一些，但这些大炮用于野战却更为有利。而且，这个举措确实缓解了形势，单是从什切青地区，冯·曼陀菲尔的第三装甲军就获得了600门高射炮。每一门高射炮都得用水泥固定起来，因为它们体积太大了，不容易移动，难以安装在汽车上，但它们却有助于填补空白。然而，尽管它们威胁性地在其应该在的地方，却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开火——弹药严重短缺，因而海因里齐决心节约地使用他所拥有的那点弹药，等着苏军开始猛攻。正如他对他的参谋们所说：“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大炮弹药阻止苏联人建桥，但起码能减缓他们。”艾斯曼上校对形势的看法要更悲观一些，他后来回忆说：“这个集团军群可以比作一只兔子，出神地注视着一条想把它吞掉的蛇。兔子连一根肌肉都不能移动，而是等待着蛇闪电般地迅速发动攻击的时刻……海因里齐将军并不想承认这个事实，即这个集团军群以自身的力量为基础，是不可能采取更有意义的措施的。”

然而在指挥了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海因里齐却奋力克服了几十个似乎无法逾越的困难。就像在莫斯科时的海因里齐一样，他对他的部队是既哄骗又激励，既向他们大声咆哮，又夸奖他们，努力给他们一种战斗士气，这种士气既为他赢得了时间，又有助于救他们自己的命。不管他私下里的感觉是什么，在他手下的军官和士兵看来，他都是那个吓不倒、打不碎的传奇人物海因里齐。而且他仍然在与上级“疯狂和拙劣的判断”进行战斗，这符合他的性格。

现在他的火暴脾气针对的，是希特勒和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古德里安。在海因里齐接替希姆莱的兵权的那一天，苏联人包围了科斯琴镇。3月23日，布瑟将军的第九集团军发动了两次进攻，努力要突破出去，与保卫科斯琴的孤军会合。海因里齐同意布瑟的战术，他感到，这些战术提供了唯一的机会，可以在苏联人巩固他们的阵地之前把这座城镇解救出来。但苏联人太强大了，这两次进攻最后都成了灾难。

海因里齐把结局汇报给了古德里安，古德里安不客气地告诉他：“必须再发动一次进攻。”希特勒想要这次进攻，古德里安也想要。“这是发疯，”海因里齐生硬地回答说，“我提议，命令在科斯琴的装甲部队突围。这是所能做的唯一切合实际的事情。”古德里安突然对这个建议发起火来。“进攻必须发动！”他大嚷道。在3月27日，布瑟再次把他的部队投入到科斯琴。进攻非常凶猛，他的一些装甲部队实际上确实冲进了城市。但接着苏联人用炮火摧毁了德国人的大举猛攻。在参谋部里，海因里齐毫不遮掩。“这次进攻，”他说道，“是大屠杀。第九集团军绝对平白无故地遭受了难以置信的损失。”

甚至现在，在第二天，他的怒气仍然未消。当他等着给古德里安打电话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一遍又一遍地咕哝着那一个字：“惨败！”他不管他个人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当古德里安通话的时候，他都打算指控他的上级血腥地屠杀了8000名士兵——在对科斯琴的进攻中，几乎一个师的兵力失去了。

电话响了，金策尔接了电话。“是措森。”他告诉海因里齐。

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中将悦耳的嗓音，并不是海因里齐所期待的。“我想同古德里安交谈。”他说道。克雷布斯又开始说话了，海因里齐在听的时候，脸沉了下来。注视着他的参谋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时候？”海因里齐问道。他再次听着，然后突兀地说道：“谢谢。”并放下了电话。海因里齐转向金策尔和艾斯曼，小声说道：“古德里安不再是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了，希特勒今天下午解除了他的指挥权。”海因里齐又对他吃惊的参谋们说，“克雷布斯说，古德里安病了，不过他又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海因里齐的盛怒已经完全烟消云散了。他只是又作了一下评论：“这可不像古德里安，”他若有所思，“他连再见都没有说。”

在海因里齐的参谋们得以把整个故事凑起来的时候，已经是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了。古德里安的被解职，是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所目睹的一个最失控的场景之后发生的。希特勒的午间会议开始时是足够安静的，但却暗含着难以压制的敌意。古德里安已经给元首写了一个备忘录，解释了进攻科斯琴失败的原因。希特勒不但不满于古德里安所采用的语气，而且也不满于古德里安为第九集团军所作的辩护，尤其是不满于为布瑟将军所作的辩护。元首已经决定让布瑟当替罪羊，命令他参加会议，作全面的汇报。

像通常一样，希特勒的高级军事顾问们也出席了。除了古德里安和布瑟之外，还有希特勒的参谋长凯特尔、他的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元首的助手比格多夫，和几位其他高级官员和各个副官。有几分钟的时间，希特勒听了对当前形势的一般情况介绍，然后要布瑟作汇报。一开始，布瑟简要地介绍了进攻是怎么发动的，部队是怎么使用的。希特勒很快表现出恼怒，突然把他的话打断了。“进攻为什么失败？”他叫喊起来。他没有停顿，自己回答了问题。“因为无能！因为玩忽职守！”他破口大骂布瑟、古德里安和整个陆军最高指挥部，他们全都“无能”。他大叫大嚷地说，进攻是在“没有足够的炮兵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的。然后他转向古德里安：“如果像你声称的那样，布瑟的弹药不够——你为什么不给他多一些！”

静寂了片刻。然后古德里安开始轻声地说：“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希特勒挥舞着胳膊，打断了他。“解释！借口！你给我的就是这些！”他喊道， “哟！那么你告诉我，是谁让我们在科斯琴失望的——是部队还是布瑟？”古德里安突然发怒了。“胡扯！”他气急败坏地说道，“这是胡扯！”他几乎是爽爽快快把这些话说了出来。他狂怒，脸色通红，激烈发言。“不能怪布瑟！”他咆哮道，“我已经告诉你了！他是在服从命令！布瑟使用了他所能使用的所有弹药！他所拥有的所有弹药！”古德里安极度愤怒，他挣扎着寻找字眼， “要是说怪部队——那看看伤亡人数吧！”他狂怒了。“看看损失吧！部队尽了责！他们的自我牺牲证明了这一点！”

希特勒也冲着他叫嚷：“他们失败了！”他大发雷霆。“他们失败了！”

古德里安脸色发红，扯着嗓门咆哮道：“我必须要求你……我必须要求你，不要再指责布瑟或者他的部队了！”

这两个人都无法进行理性的讨论，但又不停止。古德里安和希特勒面对面，进行着这样狂怒而又可怕的交流，官员和副官们都惊呆了。希特勒严厉斥责参谋部，称他们全都是“没有骨气”、“傻子”和“笨蛋”。他怒气冲冲地叫嚷，说他们老是“误导”、“误报”和“哄骗”他。古德里安对他使用的“误报”和“误导”，向元首提出了异议。盖伦将军是不是在他情报估价中“误报”了苏联人的兵力？“没有！”古德里安咆哮道。“盖伦是个傻瓜！”希特勒反驳说。那仍然在波罗的海各国，在库尔兰[13]被包围的18个师，又怎么样呢？古德里安吼道：“有关他们是谁误导了你？”他质问元首，“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撤出库尔兰集团军？”

这次冲突声音这么大，这么猛烈，结果事后谁也不能精确地记得争吵的先后顺序。[14]甚至布瑟，这场争论的无辜导火线，后来也不能详细地告诉海因里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几乎瘫痪了，”他说道，“我们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

约德尔是第一个猛地采取行动的人，他抓住正在叫嚷的古德里安的胳膊。“请！”他恳求道，“请平静下来。”他把古德里安拉到一边。凯特尔和比格多夫开始帮助希特勒，希特勒精疲力竭，猛地倒在椅子上。古德里安惊骇的副官弗赖塔格·冯·洛林霍文上校确信，如果不立即把他的长官带出房间的话，他就会被捕，于是他跑到外面，给在措森的参谋长克雷布斯打电话，告诉他正在发生的事情。冯·洛林霍文恳求克雷布斯在电话上对古德里安讲话，托词说前线有新的紧急情况，与他交谈，一直到将军平静下来。费了好大的劲，古德里安才被说服离开了房间。克雷布斯原本就是一位精于操纵情报以适应形势的艺术大师，他没有费多少气力就让古德里安没有分神地达15分钟以上的时间——而到这个时候，这位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已控制了他的情绪。

在这个间歇期间，元首也平静了下来。当古德里安返回的时候，希特勒正在主持会议，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看见他进来，元首命令除了凯特尔和古德里安之外，大家都出去。然后他冷冰冰地说道：“古德里安大将，你的健康状况要求你立即休假6个星期，进行康复。”古德里安的嗓音不露声色，说道：“我去。”但希特勒还没有完全结束。“请等到会议结束。”他命令道。几个小时以后才散会，到那个时候，希特勒几乎是关心备至了。“请尽力恢复健康，”他说道，“6个星期以后形势将非常关键，那时我将急切地需要你。你想你将到哪里去呢？”凯特尔也想知道他想到哪里去。古德里安对他们的突然关心产生了怀疑，于是谨慎地决定不把他的计划告诉他们。他告退了，离开了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古德里安出去了。装甲战术的发明者、希特勒大名鼎鼎的将军们的最后一位，离开了；与他一起，德国最高统帅部所剩余的最后一点正确的判断也消失了。

第二天，3月29日，星期四，到早晨6点钟的时候，海因里齐已经有充分的理由感觉到古德里安的离开所带来的损失。已经给他送来了一份电报，通知他希特勒已经任命克雷布斯为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克雷布斯是一个巧舌如簧的人，是希特勒的狂热支持者，遭到人们广泛而又强烈的厌恶。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参谋部，他被任命的消息，紧随着古德里安离开的消息，产生了一种沮丧的气氛。作战部部长艾斯曼上校总结了普遍的态度，他后来记载：“这个人，老是带着友好的微笑，多少让我想到一只小山羊……我们能够指望的东西是清楚的。克雷布斯只需喋喋不休说出几句充满自信的话——形势就再次一片光明。希特勒从他那里所得到的支持，要比从古德里安那里得到的支持好得多。”

对于这个任命，海因里齐未作评论。古德里安为布瑟所作的激烈辩护，救了这位司令员，而且针对科斯琴，还会有更多的自杀式进攻。出于这一点，海因里齐倒是对一个和他往往持不同意见的人心存感激，他会想古德里安的，因为他了解从前的克雷布斯，他不指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支持。当他见到希特勒，讨论奥得河前线问题的时候，不会有直言不讳的古德里安来支持海因里齐了。他要在4月6日，星期五，去见元首，参加一个正式的会议。

3月29日，上午9点刚过，汽车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部主楼的前面停了下来，宽肩膀、6英尺高的柏林防区参谋长跳跃着下了车，这位精力充沛的汉斯·“特迪”·雷菲奥尔上校正满腔热情地期待着，与海因里齐的参谋长金策尔见面。他抱有很大的期望，期望这次商谈能进行顺利，因为能在海因里齐的指挥之下，将会是发生在柏林防区上的最好事情。这位高大健壮、39岁的雷菲奥尔用力拖着准备上交的地图和图表，进了大楼。雷菲奥尔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相信，尽管柏林卫戍部队规模小，但海因里齐也“会因为兵力的这个增加而感到高兴”。

一见到参谋长，他便立即产生了怀疑。金策尔的迎接是拘谨的，尽管并非不友好。雷菲奥尔本来希望，他的老同学艾斯曼上校也会在场——几个星期以前他们曾一起讨论过柏林的形势——但金策尔却独自一人接待了他。这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参谋长显得烦乱，他的态度差不多就是不耐烦。雷菲奥尔从金策尔那里得到了暗示，于是便打开地图和图表，迅速开始简要介绍。他解释说，由于缺少一个能指挥雷曼的主要权威，结果给柏林的防御造成了一种几乎难以对付的形势。“当我们问陆军最高司令部，我们是不是归他们领导，”他详尽阐述道，“我们被告知：‘陆军最高司令部只负责东部前线。你们归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领导。’因而我们又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他们说：‘为什么归我们领导？柏林的前面面对的是东方——你们归陆军最高指挥部管。’”在雷菲奥尔讲话的时候，金策尔研究着地图和柏林兵力的部署。突然金策尔抬起头来，看着雷菲奥尔，轻声告诉他头一天晚上海因里齐的决定，那就是不接受城防的责任。雷菲奥尔后来记载，金策尔之后简短地谈到了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官僚。“就我个人而言，”他说道，“那些在柏林的疯子们可以自作自受。”

在驱车返回柏林的时候，雷菲奥尔怀有的希望热情被粉碎了，他第一次意识到，做“一个遭到抛弃的孤儿”是什么意思。他热爱柏林。他曾在首都上了军事学院，结了婚并养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现在，在他看来，他正是在不断增加的孤独之中工作着，以保卫他曾度过一生中最幸福岁月的城市。在指挥系统中，谁也没有打算作出雷菲奥尔认为的那个最庄严的决定：负起保卫和保全柏林的责任。

海因茨·古德里安剩下要做的一切，就是把桌子上的几件物品放进一个小箱子里。他已经同他的参谋们道了别，向他的继任者克雷布斯简要地介绍了情况，现在，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就要离开他的措森司令部了，他的最终目的地是一个严格保守的秘密。然而，他打算首先同他的妻子一起去慕尼黑附近的一家疗养院，在那里，古德里安可以治疗一下有病的心脏。然后他计划前往德国所剩下的唯一的和平的地方：巴伐利亚南部。在那个地区的所有活动，都围绕着军队医院和疗养院，围绕着退休或者被解职的将军们、被疏散的政府官员们以及他们的部门。这位将军仔细地作了选择，他将在巴伐利亚境内阿尔卑斯山的非战争的气候中，一直等到战争的结束。作为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前任长官，古德里安知道，在那个地方是绝对没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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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是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周末的开始。在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15]，罗斯福总统到来了，要在小白宫逗留；像以往一样，在火车站附近，站在炽热太阳下面的人群，等候欢迎他。总统一出现，一种惊讶的窃窃私语便在旁观者当中迅速蔓延。他是被一位特工从车上抱下来的，几乎是一动不动，他的身子松垂着，没有轻松活泼的挥手致意，没有与人群分享心情愉快的玩笑。在许多人看来，罗斯福似乎是昏迷了，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既震惊又焦虑，沉默地注视着总统的豪华轿车缓慢地开走。

在莫斯科，天气温和得没有道理。从位于莫卡瓦亚大街的使馆大楼的二层套房里，约翰·R·迪恩少将朝外凝视着，越过广场，注视着克里姆林宫绿色的拜占庭风格穹顶和宣礼塔。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他的英国同行欧内斯特·R·阿彻海军少将，正在等待从他们各自的大使那里得到确认，是否已经安排好了与斯大林的一次会晤。美国大使是W·埃弗里尔·哈里曼，英国大使是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在这次会晤时，他们将把“SCAF252”送交给斯大林，“SCAF252”是前天刚从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收到的一封电报（而正在病中的美国总统并没有看到这封电报）。

在伦敦，温斯顿·丘吉尔的嘴巴上叼着一根雪茄，挥手朝唐宁街10号外面的旁观者们示意。他正在准备乘车前往契克斯别墅，那是位于白金汉郡有700英亩面积的英国首相别邸。尽管表面上兴高采烈，但他实际上却是既担忧又愤怒。在他的文件夹当中，有盟军最高司令给斯大林电报的副本。在密切合作了几乎长达3年之后，首相第一次对艾森豪威尔暴怒了。

英国人对艾森豪威尔电报的反应，在24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越来越强烈。英国人一开始是感到困惑，然后是震惊，最后是愤怒。同在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样，伦敦也是通过第二手得知这个信息的——是通过“不妨告诉你一下”而送过来的副本得知的。甚至英国籍的盟军最高副司令、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爵士，事先也不知道有这封电报，伦敦从他那里什么也没有听说。丘吉尔本人完全是惊慌失措。首相想起了蒙哥马利3月27日的电报，那封电报宣布，他将对易北河发动大规模强攻，“再从那里取道高速公路前往柏林”。首相匆匆写了一个言词焦虑的条子，给他的参谋长、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他写道，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电报，“似乎与谈到了易北河的蒙哥马利不一致。请解释”。可眼下伊斯梅无法解释。

这时，蒙哥马利又给了他的上级一个惊讶。他向陆军元帅布鲁克汇报说，强大的美军第九集团军要脱离开他的指挥，回归布拉德利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群，而第十二集团军群又将要向中部的莱比锡和德累斯顿挺进。“我认为我们就要犯下一个可怕的错误。”蒙哥马利说道。

英国人再次被激怒了。首先，这样的信息应该来自艾森豪威尔，而不是蒙哥马利。但更糟糕的是，在伦敦看来，这位最高司令似乎把太多的东西抓到了自己的手里了。在英国眼里，他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就是大大地越权，而且不仅如此，他还在不加提醒的情况下便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计划。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是特地为进攻德国北部平原而组建的，但艾森豪威尔并不是越过德国北部平原发动进攻，而是突然指定布拉德利穿过帝国的腹地，进行战争最后的大规模强攻。布鲁克愤懑地总结了英国人的态度：“首先，直接给斯大林写信不关艾森豪威尔的事，他的通信应该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其次，他发了一封看不懂的电报；最后，电报的言外之意，似乎都偏离和改变了以前所达成的一致意见。”3月29日下午，被激怒的布鲁克没有同丘吉尔商量，便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抗议。有关“SCAF252”这封电报，一场激烈而又尖锐的争论逐渐形成了。

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在莫斯科的迪恩将军，在采取最初的步骤安排了与斯大林会晤以后，又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急电。迪恩希望，能得到“一些额外的背景信息，以备万一［斯大林］想更详细地讨论你的计划之需”。在与苏联人打了几个月的令人泄气的交道之后，迪恩完全了解大元帅会要什么，于是他把那些要求全都为艾森豪威尔讲清楚了：“1、各集团军的当前构成；2、有关部队调动的稍微更多一点的信息；3、你设想哪个集团军或者集团军群将进行主要和次要的进军……4、当前对敌军的部署和意图的简要估计。”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迅速照办了。那天晚上8点15分，这个情报就被发往莫斯科。迪恩得到了英美联军的构成，以及他们从北方转向南方的作战命令。这个信息太详尽了，甚至还包括了这个事实，即美军第九集团军要从蒙哥马利那里回归布拉德利指挥。

51分钟以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得到了蒙哥马利的消息。可以理解他的苦恼。随着辛普森集团军的失去，他大规模强攻的力量元气大伤，他胜利地攻占柏林的机会似乎丧失了。但他仍然希望能说服艾森豪威尔延缓一下这个转让，他发去了一封异常圆通的电报。“我注意到，”他说道，“你打算改变一下指挥的安排。如果你感到这是有必要的话，我祈求你等到我们到达易北河之后再这样做，因为这样的做法不会有助于现在开始的大行动。”

华盛顿的官员们很快就发现，蒙哥马利的英国上级无心这样圆通。在五角大楼，布鲁克的抗议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英国代表、陆军元帅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正式交给了马歇尔将军。英国的照会谴责艾森豪威尔在与斯大林的通信中所采用的程序，并指控盟军最高司令改变了计划。马歇尔既吃惊又关注，立即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电报，其内容主要是直截了当地报告了英国的抗议。他说，英国的抗议坚决主张，现存的战略应该遵循——蒙哥马利向北方的大规模强攻将会夺取德国港口，从而“将在很大程度上废止德国的潜艇战”，也将会解放荷兰、丹麦，并再次开通与瑞典的交通，从而可以使用“现在待在瑞典港口里无所事事的几乎有200万个吨位的瑞典和挪威舰船”。马歇尔援引说，英国的参谋长们“强烈地感觉到，以攻占柏林为出击目标的、穿越德国西北部开阔平原的……主要推进，应该坚持”……

为了回避艾森豪威尔的英国批评者们，也为了尽可能快地修补英美团结，马歇尔准备对双方都留以回旋的余地和给予理解。然而他本人对盟军最高司令的行动所感到的困惑和恼怒，却也在电报的最后一段中表现出来了：“在你的SCAF252电报发出之前，你是否考虑了英军的海军方面？”他用下面的话做结：“这是个急迫的事情，要求你作出评论。”

有一个人，比所有其他人都更能感到这个形势的急迫——而且，确实还有近在眼前的混乱。温斯顿·丘吉尔的焦虑几乎每一个小时都在增加，这个艾森豪威尔事件，出现在三大盟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的时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丘吉尔感到非常孤独。他不知道罗斯福的病情如何，但在先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为与美国总统的通信感到困惑和不安。他后来写道：“在我的长篇幅电报里，我认为我是在对我所信赖的朋友和同事谈话……［但］我不再是充分地听他谈话……那些回电是各种各样的人联手起草，以他的名义发来的……罗斯福只能给予笼统的指导和批准……对所有的人来说，这几周都是代价昂贵的。”

甚至更令人担忧的，是在西方和苏联之间显而易见的政治关系的迅速恶化。自从雅尔塔会议以来，丘吉尔对斯大林的战后目标就越来越怀疑。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已经轻蔑地对在那里作出的许诺不予理会，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不祥的趋势出现。东欧正在慢慢地被苏联吞掉；那些由于燃料和机械的问题而在苏军营地后面被击落的英美军队的轰炸机，正和它们的机务人员一起被扣押；斯大林许诺的让美军轰炸机使用的空军基地和设施，突然又不允许使用了；苏联人被给予了自由进入在德国西部被解放了的战俘营的权利，以便把他们的部队遣返回国，却又拒不给予西方的代表类似的权利，不允许他们进入、疏散或者以任何方式帮助在东欧战俘营里的英美士兵。更糟糕的是，斯大林还指控：“在集中营里的苏联战俘……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非法的迫害，包括毒打。”当在意大利的德国人试图秘密谈判，让部队投降的时候，苏联人的反应是发出了一份侮辱性的照会，指控西方盟军，“背着在战争中首当其冲的苏联”，背叛性地与敌人打交道[16]。

而现在又是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电报。丘吉尔认为，在军事目标的选择大有可能决定战后欧洲未来的时刻，艾森豪威尔与苏联独裁者的通信，也就是对全球和政治战略的一种危险干涉——而严格说来，全球和政治的战略是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所关注的领域。丘吉尔认为，柏林具有关键性的政治重要性，而现在看来，艾森豪威尔似乎并不想全力以赴攻占该城。

3月29日午夜以前，丘吉尔用装有扰频器的电话与艾森豪威尔通话，要求对盟军最高司令的计划作出澄清。首相小心地避免提到那封给斯大林的电报，而是强调了柏林的政治重要性，主张应该允许蒙哥马利继续向北方发动的攻势。丘吉尔感到，让盟军在苏联人之前攻占首都最为重要。现在，在这个3月30日，当他开始前往契克斯别墅的60多英里车程的时候，他极度忧虑地思考着艾森豪威尔的回答。“柏林，”盟军最高司令说道，“不再是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了。”

在兰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脾气与英国人的抗议同步变大。蒙哥马利向北方的大举猛攻受到了抑制，英国人对此的反应之强烈令他吃惊，但更令艾森豪威尔吃惊的是，围绕着他给斯大林的电报产生了一场凶猛的风暴。他看不出有引起争议的任何理由。他相信，他的行动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军事上也是必要的，因而发现他的决定受到了质疑，他便被激怒了。即使以最乐观的看法，艾森豪威尔也是个急性子，现在则成了盟军领导人当中最愤怒的一位。

3月30日上午，他开始对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电报作出反应。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发电报说明，已经收到了马歇尔在前一天晚上发来的电报。他许诺，将在几个小时之内给予一个更详尽的回答，但眼下则简单说明，他并没有改变计划，英国人的指控“事实上并没有可能的根据……与威尔逊在给你的电报中所敦促我采用的分散战略相比，我的计划将能更迅速和决定性地占领港口和北方沿海的所有其他地区”。

接着，在为英国首相夜间电话中的要求作答复的时候，他给丘吉尔发去了一些额外的细节，澄清了那些下达给蒙哥马利的命令。“根据苏联人的意图，”似乎需要在布拉德利的指挥下，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中央地区发起大举猛攻，因为它将把德国军队“大体上切成两半……并且消灭在西部的残余敌军的主要部分”。一旦其胜利得到确保，艾森豪威尔就打算“采取行动，清理北方港口”。盟军最高司令说道，蒙哥马利将“负责这些任务，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会提出增加他的兵力”。一旦“上述要求达到”的话，艾森豪威尔就计划派德弗斯将军和他的第六集团军群向东南进发，开赴那个堡垒区，“以避免德国人有可能在南方得到巩固，同时又可以与苏联人在多瑙河流域联手”。盟军最高司令最后说，他当前的计划是“灵活的，取决于变化，以适应意外的形势”。柏林没有被提及。

艾森豪威尔给英国首相的电报是克制的、得体的，并没有把他的愤怒反映出来。早些时候他曾许诺，要给马歇尔发一封详尽的电报，在这封电报里，他的盛怒就显而易见了。艾森豪威尔告诉美国陆军参谋长，他“有关抗议中所涉及的‘程序’的那些事情，全然被蒙在鼓里。我已经得到指示，有关军事协调可以直接同苏联人打交道”。至于他的战略，艾森豪威尔再次坚持，没有改变。“去年夏天，英军的参谋长们，”他说道，“总是抗议我的打开［中央］……通道的决心，因为他们说，那将是徒劳的……将会把力量从北方进攻中带走。我始终坚持认为，在对……鲁尔河的孤立中，北方进攻将会是主要的战役，但从一开始，早在D日以前，我的计划……就一直是把主要的战役和次要的战役结合起来……然后向东方大举推进。甚至粗略地检查一下……就会看出，主要的战役应该……是在莱比锡地区，在那个地区里集中着剩余的德国工业能力的最大部分，而且据认为，德国的各个部正在迁移到那个地区。”

在谈到以前蒙哥马利和布鲁克对单一推进战略所表现出的激动的时候，艾森豪威尔说道：“单是为了遵循着陆军元帅布鲁克老是冲着我叫嚷的那个原则，我也要决心集中在一个主要的推进上，我计划所做的一切，就是把美军第九集团军再次归于布拉德利指挥，以便进行涉及向中央地区进军那个阶段的军事行动……这个计划清楚地表明，第九集团军可以再次北上，帮助英国和加拿大的军队清理卢卑克西边的整个海岸线。”然后，“我们可以向东南方向调动军队，防止纳粹占领那个山区要塞。”

那个艾森豪威尔称为“山区要塞”的国家堡垒，现在清楚地成为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了——事实上比柏林更受到关注。“请容我指出，”盟军最高司令说道，“柏林本身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出击目标了。它对德国人的用处已经大多被消灭掉了，甚至德国人的政府也正在准备迁移到别的地区。现在重要的是积聚我们的兵力，进行一次单一的大举猛攻，而与分散兵力相比，这将迅速带来柏林的陷落、挪威的解围，以及对船舶和瑞典港口的获得。”

等到艾森豪威尔起草最后一段的时候，他对英国人的愤怒几乎抑制不住了。“首相和他的参谋长，”他宣告，“反对‘铁砧行动’［攻占法国南部］；他们反对我的主意，即我们应该先消灭莱茵河以西的德国人，然后再大举渡河；而且他们坚持认为，从法兰克福向东北方的路线，将会使我们仅仅陷入缓慢的、在道路崎岖的乡下的战斗。现在他们明显是要我在德军军队被充分打败以前，就转而进行将会涉及许多万兵力的军事行动。我认为，我和我的顾问们是每天每小时都在研究这些事情，我们只受到一个想法的激励，那就是早日赢得这场战争。”[17]

那天晚些时候，在华盛顿，马歇尔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收到了英军参谋长们对前一天抗议的进一步阐述。在很大程度上，这第二封电报是第一封的一个冗长重申，但也有两处重要的增加。在此期间，英国人从在莫斯科的海军少将阿彻那里得知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发送给迪恩的补充情报。英国人强烈敦促，这个信息不要让苏联人知道。倘若讨论已经开始，伦敦方面希望讨论能够暂停，等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查了形势后再说。

但到现在，英国人开始在内部意见不一致了——不仅是在艾森豪威尔的电报是否妥当上不一致，而且在应该非难电报的哪些地方上也不一致。由于英军参谋长们的疏忽，没有把他们的抗议发往华盛顿之前先让丘吉尔看一下。而丘吉尔的异议，又与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异议不同。在他看来，“对艾森豪威尔新计划的批评在于，它把朝柏林的主要进军轴线，转移到了穿过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方向”。在首相看来，根据这个计划，英国军队“可能不得不在北方扮演一个几乎是停滞的角色”。更糟糕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一起进入柏林的一切可能性也都被排除了”。

现在和以往一样，柏林在首相的脑海里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以为，柏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军事上或者政治上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是错了”。尽管政府的各个部“在很大程度上迁移到了南方，但却不应该忽视这个事实，即柏林的陷落能在德国人的头脑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为“忽略柏林并把它留给苏联人”所涉及的危险而焦虑不安。他宣告：“只要柏林坚守，在废墟中顶住围攻，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那么德国人的抵抗就将被激励起来。而柏林的陷落则可能使所有的德国人绝望。”

丘吉尔虽然原则上同意参谋长们的论点，但也感到，他们给他们的异议带进了“许多不相干的小事情”。他指出，“艾森豪威尔在美军参谋长们当中的声望是非常高的……美国人将会感到，作为得胜的盟军最高司令，他有权利而且确实也有一种极其重要的需要，试图从苏联人那里得出……让西方的和东方的军队进行接触的最佳点”。丘吉尔担心，英国人的抗议可能只会“给美军的参谋长们……提供引起争论的可能性”，他希望他们能“机敏地作出应答”。他们这样做了。

3月31日，星期六，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们给了艾森豪威尔无条件的支持。他们只在两点上与英国人意见一致：一是艾森豪威尔应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详尽阐述他的计划，一是应该暂不向迪恩提供额外细节。在美军参谋长们看来，“德国的战役现在已到了这样的阶段，战场上的指挥官是最好的法官，能判断哪些措施能够提供消灭德军或者他们抵抗力量的最早的前景……艾森豪威尔将军应该继续自由地与苏军的最高统帅通话”。在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们看来，只有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又不包括政治上的考虑。“那个单一的目标，”他们说道，“应该是迅速而又完全的胜利。”

不过争议仍然远未结束。在兰斯，疲惫的艾森豪威尔仍然在一再解释他的立场。在白天的时候，按照马歇尔的指示，艾森豪威尔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去了对他计划的一个大篇幅的详尽阐述。接着，他给莫斯科发去了电报，命令迪恩不要把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发来的额外信息交给斯大林。在那以后，他又给马歇尔去了一封电报，保证：“你可以确信，在将来，我本人和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之间涉及政策的电报，将会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国人重述。”最后，他着手处理蒙哥马利的恳求，那个恳求48小时以前就到了，但还没有作出答复。

艾森豪威尔之所以最后才为蒙哥马利作出答复，并不仅仅因为他前面的那几封电报更为急迫。因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这么紧张，所以艾森豪威尔现在只是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同这位陆军元帅通话。这位盟军最高司令几年之后解释道[18]：“蒙哥马利全然是我行我素，努力要使美国人——尤其是我——得不到肯定，结果我们（的分歧）几乎都要与战争无关了，因而最终我不再同他讲话了。”盟军最高司令和他的参谋长们——有趣的是，也包括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里的英军高级将领们——都把蒙哥马利看成一个自我中心的惹是生非者，他在战场上过于小心翼翼和缓慢。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作战部副部长、英军少将约翰·怀特利回忆道：“蒙蒂想头戴两顶帽子，骑着一匹白色的战马进入柏林，但人们的感觉却是，如果要迅速地做某件事的话，就不要把那件事交给蒙蒂。”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用另外一种方式说道：“在那个时刻，蒙蒂是艾克愿意选择向柏林大举猛攻的最后一人——要是让蒙蒂做的话，他会需要起码六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布拉德利则是不同种类的人。“布拉德利，”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副官，“在看到有进军的机会时，他从不耽搁，从不停顿下来重新部署。”

人们对他给斯大林的电报所提出的批评，令艾森豪威尔感到愤怒，他与蒙哥马利又是长期对立，这两点，在他为这位陆军元帅所作的答复中清楚地反映出来。这个答复流露出了气恼。答复说：“我必须坚持我的把第九集团军交由布拉德利指挥的决定……正如我已经告诉过你的那样，从这个进展上来看，似乎过一段时间以后一个美军编队将会再次交付给你，来进行在易北河对岸的军事行动。你会注意到，在这里我根本没有提到柏林。就我而言，那个地方已经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位置而已，我对这些地方从来也没有兴趣。我的目的是消灭敌人的军队……”

就在艾森豪威尔向蒙哥马利表明他的立场的时候，置身契克斯别墅的丘吉尔也正在给盟军最高司令写一份历史性的恳求，几乎在每一个方面，它都是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说的话的对立面。下午快到7点时，首相给盟军最高司令发去了电报：“你明显预料到，敌人的阵地应该是削弱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渡过易北河，尽可能向东部进军？这在政治上有重要的关系，因为苏军……似乎一定要进入维也纳并侵占奥地利。如果柏林应该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而我们又故意把柏林留给他们的话，那么这个双重的事件就可能增强他们已经明显的信心，那就是他们把一切事情都做了。

“此外，我本人认为，柏林并没有失去其军事上的意义，自然也就没有失去其政治上的意义。柏林的陷落，将会对帝国每一个地方的德国人的抵抗产生深刻的心理影响。在柏林坚守的时候，德国的广大群众将会感到，他们有责任继续战斗。那种认为如果攻占了德累斯顿，并在那里与苏联人会师就是更好的收获的想法，并不能令我满意。……在我看来，只要柏林仍然在德国的旗帜之下，它就不能不仍然是德国的最具决定性的地方。

“因而，我更倾向于应坚持渡过莱茵河的计划，也就是说，美军第九集团军应该与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一起向易北河进军，并进而向柏林进军……”

在莫斯科，当黑夜降临的时候，美国和英国的大使，连同迪恩和阿彻一起，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会晤，并递交了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会谈简短。迪恩后来向盟军最高司令汇报说，“在德国中部发动进攻的方向”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斯大林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主攻方向是好的，因为它完成了把德国一分为二这个最重要的目标”。他也感到，德国人的“最后抵抗，大概会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和巴伐利亚”。斯大林虽然赞同英美联军的战略，但有关他本人的战略却没有明确表态。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说，苏联计划的最终协调，得等到他有机会和他的参谋们商讨以后再说。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许诺将在24小时之内对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作答。

客人们离开几分钟以后，斯大林拿起电话给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打电话。他讲话简短，但命令是清晰的：在第二天，也就是复活节星期日，这两位司令员要立即飞到莫斯科，参加紧急会议。尽管斯大林并没有说明他的命令的理由，但他却断定，西方盟国是在撒谎；他完全确信，艾森豪威尔打算和苏军赛跑，看谁先到柏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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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部前线前往莫斯科的1000英里的飞行时间之长，令人疲劳。格鲁吉·朱可夫元帅疲惫不堪，坐在他土灰色的参谋部小车的后座上，车子在鹅卵石公路上颠簸，爬上小山，然后进入广阔的红场。汽车快速经过有着多色调条纹图案穹顶的圣巴西勒大教堂，然后向左拐弯，通过西门进入克里姆林宫的堡垒墙之内。紧跟在朱可夫的后面，坐在另外一辆军用轿车里的是伊万·科涅夫元帅。在拱卫着大门的巨大的救世主塔上的大钟钟面上，镀金指针表明快到下午5点了。

这两辆参谋部小车越过被风席卷的内院，进入那个建筑的丛林，那里有绘着壁画的宫殿、金色穹顶的大教堂和正面为黄色的高大办公大楼，那里曾经是苏联沙皇和王子们活动的地方。车又朝克里姆林宫大院的中央驶去。在建于17世纪的那座不朽的伊凡大帝白色砖墙钟楼附近[19]，车慢了下来，驶过一排古代的大炮，在一座长长的沙灰色三层大楼外面停了下来。几分钟以后，这两个人穿着裁制合身的暗褐色制服，佩戴着沉重的金质肩章，上面有一英寸宽的苏联陆军元帅的单星，乘坐电梯，前往斯大林位于二层的办公室。在那些短暂的时刻，这两个人被副官和护送官员们所围绕着，亲切地聊着天。粗心的观察者可能以为，他们是好朋友。事实上，他们是势不两立的竞争者。

不论是朱可夫还是科涅夫，都已经达到了他们职业的高峰。他们各自都是强硬的、讲究实际的完美主义者，在整个军官团体当中，大家都认为，在他们手下服役既是一种荣誉又是一种可怕的责任。五短身材、相貌温和的朱可夫更为著名，受到公众和苏联士兵的崇拜，认为他是苏联最伟大的军人。然而在被授予军官军衔的人当中，却有些人把他看作怪物。

朱可夫是位职业军人，他职业的开始是在沙皇的帝国龙骑兵担任一名列兵。俄国革命于1917年开始的时候，他加入革命队伍，作为一名苏联骑兵，他与反布尔什维克们作战，非常勇敢凶猛，结果在内战结束后被授予苏军军官军衔。尽管他天生就有杰出的想象力，具有天生的指挥才能，但倘若不是因为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对苏军将领进行野蛮清洗的话，他可能还是一名相对不知名的军官。那些被清洗的人，大多是十月革命的老兵，但朱可夫，很可能是由于他更“军队”而不是更“党”而逃脱了清洗。对老近卫军的无情解职加速了他的提拔，到1941年的时候，他已经升到了苏联的最高军事职位：苏军总参谋部参谋长。

朱可夫以“士兵的士兵”而著称。也许是因为曾经当过列兵，他享有一种对士兵宽厚的声望。只要仗打得好，他就认为战利品只不过是他们应得的奖赏。但对他手下的军官，他则是一个严厉执行纪律的人，不合格的高级指挥官往往当场就被解职，然后又因为过失而受到惩罚。惩罚往往采取两种形式中的一个：军官或者是被送到军队的劳役营，或者是被命令在前线最暴露的地方服役——而且是做列兵。有时这由该军官自己选择。

在1944年的波兰战役中，有一次朱可夫与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以及第六十五集团军司令巴威尔·巴托夫上将一起，站着观看部队前进。朱可夫用双筒望远镜望着，突然朝巴托夫大叫道：“那位军长和第四十四步兵师师长——送劳役营！”罗科索夫斯基和巴托夫都为那两位将军求情。罗科索夫斯基得以把那位军长救了下来，但关于第二位军官，朱可夫态度坚定。那位将军立即被降了职，送到火线，奉命领导一次自杀式进攻，几乎是立即就阵亡了。朱可夫随即推荐，授予那位阵亡军官苏联的最高军功章——苏联英雄勋章。

朱可夫本人总共三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他的主要竞争者科涅夫也获得三次。种种荣誉给予了这两位元帅，不过朱可夫在整个苏联名声远扬，但科涅夫却实际上仍然是默默无闻——而这种默默无闻是能够让人耿耿于怀的。

科涅夫是一个高个子、生硬、有力的人，蓝眼睛闪烁着精明的目光。他48岁，比朱可夫小一岁，从某些方面讲，他的职业生涯与朱可夫相当。他也曾经为沙皇作战，又转移到了革命阵营，继续在苏联军队里服役。不过也有一个不同，而且在像朱可夫那样的人看来，那是一个巨大的不同。科涅夫是作为一名政委进入苏军的，尽管他在1926年就转成了指挥官，成了一名正规的军官，但在其他军人看来，他的背景永远是有污点的。普通军人总是在内心里厌恶政治军官。政治军官权力太大了，以至于如果没有级别最高的政委的会签的话，指挥官就不能下达命令。朱可夫虽然是一位忠诚的党员，但却从来也不认为以前的政委是真正的职业军人。在二战以前的岁月里，他与科涅夫曾在同样的战区里指挥过，并以大致相同的速度被提拔，这老是让朱可夫受刺激。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把他们两个一手提拔上来，成为他的青年将领干部，他精明地意识到在这两人之间的强烈对立：他坚持要在两人之间挑起争端，以便从中渔利。

科涅夫尽管举止粗鲁，口无遮拦，但军方普遍认为，他是这两个人当中考虑问题更周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一位。他是一个如饥似渴的读者，在他的司令部里有一个小图书馆，偶尔引用成段的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的话，则往往令他的幕僚们大吃一惊。他的部队官兵都知道，他是一个严厉执行纪律的人。但与朱可夫不同的是，他体恤他的军官，把他的愤怒给敌人留着。在战场上，他可以做到极其残忍。在第涅伯河战役中的一个阶段，在他的部队把几个德军师围困之后，科涅夫命令他们立即投降。当德国人拒绝的时候，他命令挥舞马刀的哥萨克轻骑兵发动攻击。“我们让那些哥萨克骑兵想砍杀多久就砍杀多久，”他于1944年告诉米洛范·吉拉斯，吉拉斯是南斯拉夫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他们甚至把那些举手投降的人的手砍掉。”起码在这一点上，朱可夫和科涅夫意见完全相同：他们不能原谅纳粹的暴行。对德国人，他们既没有慈悲，也没有自责。

现在，当这两位元帅沿着二层的走廊走向斯大林的套房办公室的时候，他们都有理由确信，要讨论的事情就是柏林。初步的计划，是要求位于中央的朱可夫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群来攻城。位于北方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第二白俄罗斯集团军群，和位于南方的科涅夫的第一乌克兰集团军群，可以被用来协助。但朱可夫却决心由自己来攻克柏林，他无意要求协助——尤其不要科涅夫协助。然而，科涅夫本人却一直对柏林很有想法。朱可夫的军队有可能受阻于地形——尤其是位于奥得河西岸防御森严的泽洛高地。科涅夫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就会看到抢去朱可夫功劳的机会。他甚至想到了一个粗略的行动方案。当然，一切都取决于斯大林，但这一次科涅夫却强烈希望能压倒朱可夫，赢得一个等待已久的光荣。科涅夫想，如果机会出现的话，他可以和他的竞争对手赛跑，看谁先到柏林。

沿着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走了一半的距离，护送的军官们便把朱可夫和科涅夫带进了一个会议室。会议室天花板很高，狭窄，一张长而巨大的擦得锃亮的红木桌子，加上桌子周围的椅子，几乎把屋子都塞满了。两盏装有非磨砂灯泡的大枝形吊灯，在桌子上方发着强光。在一个角落里的一隅，有一个小桌子和皮椅子，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的列宁像。窗子挂着窗帘，房间里既没有旗帜也没有标记，然而却有两幅铬绿色石版画，镶嵌在完全相同的黑色框子里，他们是俄国的两位最著名军事家的画像：一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卓越的陆军元帅亚历山大·苏沃洛夫，一是米哈伊·库图佐夫上将，库图佐夫于1812年消灭了拿破仑的军队。在房间的一端，双开门通向斯大林的私人办公室。

两位元帅对这个环境并不陌生。1941年，当朱可夫任参谋长的时候，他就在楼下办公，而且两人以前都在这里见过斯大林多次。但这次会议却并不是一个小型的非公开的会议。在两位元帅进入房间后没过几分钟，又进来了七位在战时苏联仅次于斯大林的最重要的人物——国家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苏联战争机器的有无上权力的决策机构。

没有拘泥形式，也没有考虑级别高低，苏联领导人便鱼贯进入了房间：外交部长弗拉基斯拉夫·M·莫洛托夫，他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拉夫伦蒂·P·贝利亚，他体格粗壮、眼睛近视，是秘密警察头子，苏联最为人所惧怕的人之一；格鲁吉·M·马林科夫，他是个矮胖子，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和军备行政官；阿那斯塔斯·I·米高扬，他面部瘦削，长着鹰钩鼻子，是生产协调员；尼古拉·A·布尔加宁元帅，他相貌出众，留着山羊胡子，是驻苏军前线的最高统帅部代表；拉扎尔·M·卡冈诺维奇，他举止古板，留着八字须，是交通专家，也是委员会里唯一的犹太人；还有尼古拉·A·沃兹涅先斯基，他是经济计划和管理专家。代表军队作战行动一方的，是总参谋长A·A·安东诺夫上将和作战部部长S·M·施特门科上将。当苏联的上层领导人就坐的时候，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斯大林矮而结实的身影出现了。

他的衣服朴素，穿着深黄色的制服，没有佩戴肩章或者军衔的标识。他的裤子腿上缝着一条红色窄长条，塞进高到膝部的黑色长筒靴里，那是一种柔和的黑色。在他紧身短上衣的左边，他只佩戴着一个装饰：带有红丝带的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他的牙齿咬着的，是他最喜爱的烟斗之一——英国的邓希尔牌烟斗。他没有在俗套上浪费什么时间。科涅夫后来回忆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彼此打招呼，斯大林就开始说话了。”[20]

有关前线的情况，斯大林问了朱可夫和科涅夫几个问题。然后他突然切入正题。他嗓音低，带有格鲁吉亚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口音，说出的话声音轻但却具有巨大的效果：“那些小小的盟国们打算在苏军的前面赶到柏林。”

他等待了一分钟，然后继续说话。斯大林说，他已经得到了有关英美联军计划的情报，显然“他们的意图不那么‘盟国’”。他并没有提到前一天晚上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也没有说出情报的其他来源。他转向施特门科将军，说道：“读报告。”

施特门科站了起来。他宣告，艾森豪威尔的部队计划包围并消灭敌人集结在鲁尔河地区的兵力，然后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进军。但这只是“在路上”，他们打算攻占柏林。上将说，所有这一切“似乎像是在帮助苏军”，但人所共知，在苏联军队赶到柏林之前攻克柏林，是“艾森豪威尔的主要目标”。他拖长着声音说，此外，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已经得知，“有两个盟军空降师正在迅速作好准备，要在柏林空投”。[21]

按照科涅夫对这次会议的说法，他后来记得，施特门科所描述的盟军计划，还包括蒙哥马利，他将“沿着在柏林和所集结的英军之间最短的路线”，在鲁尔河北边大举猛攻。科涅夫回忆说，施特门科在结束的时候说，“根据所有的数据和情报，这个计划——先于苏军攻占柏林——在英美联军司令部里被看作是完全可行的，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正在全力进行准备”。[22]

施特门科读完军事评价之后，斯大林转向他的两位元帅。“那么，”他声音柔和地说道，“谁将攻占柏林？是我们还是盟军？”

科涅夫后来骄傲地记得，他是第一个回答的人。“我们将攻占柏林，”他说道，“而且是先于英美联军。”

斯大林看着他，脸上闪过一丝微笑。“那么，”他再次声音柔和地说道。他带着乏味的幽默，又说道，“你是那种人吗？”科涅夫记得，之后，瞬息之间，斯大林又再次冷酷而且务实、尖锐地提出了问题。科涅夫既然在南方，又究竟打算怎样及时攻占柏林？“难道你的兵力不需要进行大的重新部署吗？”他问道。科涅夫看到了这个圈套，不过为时已晚。斯大林又再次玩起了他的老花招，使一人与另一人相斗，不过等到科涅夫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回答已经开始了。“斯大林同志，”他说道，“所需要的一切措施都将采取。我们将及时重新部署，以便攻占柏林。”

这正是朱可夫所等待的时刻。“我可以发言吗？”他轻声问道，几乎是居高临下。他并没有等待回答。“恕我冒昧，”他一边向科涅夫点头一边说道，“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不需要重新部署。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目标直接针对柏林。我们离柏林最近。我们将攻占柏林。”

斯大林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人。一丝微笑再次短暂出现。“那好吧，”他温和地说道，“你们两个人都待在莫斯科，和总参谋部一起准备你们的计划。我希望计划能在48小时之内准备出来。那时你们就能带着所批准的一切返回前线。”

这两个人都为分给他们准备计划的时间之短感到震惊。到现在他们才明白，进攻柏林的预定日期是5月初。现在斯大林明显希望他们能提早几个星期发起进攻。尤其对科涅夫来说，想到这里他清醒了起来。尽管他有一个初步的计划，他相信这个计划能使他先于朱可夫进入柏林，但书面材料他却一点也没有。这个会议现在使他绝望地意识到，有一些巨大的后勤问题他必须迅速解决，各种各样的设备和补给品，现在都得急速运往前线。更糟糕的是，科涅夫缺少兵力。在经过上西里西亚的战斗以后，他的部队相当大的一个部分仍然分布在南方。有一些部队离柏林很远，这些部队得立即转移，而这又带来了一个大的运输问题。

朱可夫在听斯大林讲话的时候，也同样忧心忡忡。尽管他的参谋们一直是在为进攻作着准备，但他却远远没有准备好。他的各个集团军所处的位置适当，但他仍然也在往前线运送补给品，同时也在急速补充兵员，以补充他兵力大大损耗的部队。他的一些师，一般是每个师有9000到12000人，现在则减少到了3500人。朱可夫认为，柏林的作战行动将会极其困难，他想为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都作好准备。他的情报部门报告说：“城市本身及城郊已经作了精心的准备，要进行顽强的防御。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广场、交叉路、房屋、运河和桥梁，都是总体防御的构成部分……”现在，如果他要先于西方军队到达柏林，一切事情都得加快速度。他能在什么时候发动进攻呢？这是斯大林要得到回答的一个问题——而且要迅速回答。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又讲了话。在他的嗓音中没有温暖。他非常强调地对那两位元帅说道：“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作战行动的开始日期将会吸引我们的特别关注。”

在这两位指挥官之间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远远没有表面化，现在则再次被利用了。斯大林朝周围的人略微点了点头，转过身来，离开了屋子。

现在，在启动了他的计划之后，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仍然面对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对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作仔细而又详尽的答复。斯大林开始修改已经准备出来的草稿。到晚上8点的时候，他的答复定稿发了出去。“我已经收到了你3月28日的电报，”斯大林给艾森豪威尔发电报，“你的计划，即把德国军队切成两半，［与］……苏军会合，这与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完全是不谋而合。”斯大林完全同意，两军会合的地点应该是在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因为‘苏联军队的主要打击’将会‘朝那个方向’进行。至于苏军进攻的日期？斯大林对它特别关注。那“大概将是在5月的下半个月”。

他的电报最重要的部分，在第三段。在那里，他灌输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他对德国首都没有兴趣。“柏林，”他声明，“已经失去了以前的战略重要性。”事实上，斯大林说道，它已经变得非常无足轻重，因而“苏联最高统帅部计划，将指派二线部队朝柏林进发”。

温斯顿·丘吉尔几乎整个下午都在同英军的参谋长们商谈。他感到尴尬和不安。他的尴尬来自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电报，那封电报在发送的时候被篡改了。在丘吉尔收到的电报中，有一个句子是：“蒙哥马利将在巡逻的任务上负有责任……”丘吉尔尖锐地回电说，他认为英王陛下的军队正被“贬谪……到意外的有限领域”。摸不着头脑的艾森豪威尔又回电：“我如果不是感到伤心的话，也是感到烦恼……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这样做，我认为我以往的做法……应该会消除这样的念头。”原来艾森豪威尔从来也没有用过“在巡逻的任务上”这些字。他说的是“在这些任务上”，但不知怎的这个措辞被发送错了。丘吉尔因为这个事件而非常懊恼，这虽然是件小事，但却使不断增加的混乱更加混乱。

在这位首相看来，美国人对柏林的持续无动于衷，绝非小事。带着那种成为他一生特色的韧性，他开始同时处理两个问题——盟军的关系和柏林。首相给患病的罗斯福发去了一封长电报——这是自从收到艾森豪威尔的“SCAF252”电报而产生的争议以来，他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第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首相首先详尽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完全信任。然后，“在抛弃了有史以来并肩作战的最忠实朋友和盟友之间的这些误解之后”，丘吉尔便反复说明攻占德国首都的急迫性。“最能够给德国军队带来绝望的心理影响的……莫过于柏林的陷落，”他争辩说，“它将会是失败的最重要信号……如果［苏联人］攻占柏林的话，那种认为他们为共同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的印象，难道不会不适当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吗？难道这不会导致他们产生这样一种心态，在未来带来严重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困难吗？因而我认为，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假如柏林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当然应该攻占它……”

第二天，当丘吉尔收到斯大林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副本的时候，他的关注进一步加深了。首相认为，它的内容非常令人生疑。那天晚上的10点45分，他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电报。“我愈加感到进入柏林的重要，因为莫斯科在给你的回电中的第三段中说，‘柏林已经失去了以前的战略重要性’，这反而使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应该从我所提到的政治方面来看待他的这句话。”丘吉尔又热切地补充说，他现在认为，“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尽可能朝东的地方与苏联人握手……”

尽管有这么多问题，但丘吉尔要赢得柏林的决心并没有放弃。他仍然乐观。他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最后说：“在斯大林的主要攻势的日期以前，在西方还可能发生许多事情。”他现在的极大希望就是，盟军大举猛攻的势头和热情，将会大大早于斯大林的预定日期之前，就把部队带进柏林。

在斯大林的司令部里，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昼夜工作。到3月3日，星期二，在48小时的最后期限之内，他们的计划准备好了。他们再次见到了斯大林。

朱可夫首先进行陈述。他考虑这次进攻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对庞大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群的预定军事行动了如指掌。他说，他的主攻将在黎明前进行，从科斯琴以西的奥得河上44公里长的桥头阵地上发动——直接面对着柏林。在北边和南边的其他进攻将会支援这个打击。

在朱可夫的计划中，后勤问题是棘手的。不少于4个野战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将被投入到主攻之中，还有两个集团军，每一个都将被用来进行支援性的攻击。包括将在后面前来的二线部队，他将拥有768100人的兵力。朱可夫绝不存任何侥幸之心，他希望在科斯琴桥头阵地，每一公里起码要有250门大炮——大致是每隔13英尺就有一门大炮！他计划用让人目瞪口呆的11000门大炮齐射，来开始他的攻击，小口径的迫击炮还不算在内。

现在他谈到计划中特别偏爱的部分。朱可夫设计出了一种非正统而又怪诞的计谋，想把敌人搞糊涂。他将在夜间发动他的攻势，就在进攻开始的那个时刻，他打算把140盏大功率的防空探照灯直接对准敌人的阵地，射出猛烈的强光，从而让德国人看不见，士气低落。他预料他的计划能造成大屠杀。

科涅夫的计划也是同样的大手笔，而且由于被他强烈的野心所驱使，也就更复杂和更困难。他后来说：“对我们来说，柏林是一个这样强烈的欲望目标，因而每一个人，从士兵到将军，都想亲眼看一下柏林，都想用武力来攻占它。这也是我的强烈欲望……我满怀着这种欲望。”

但事实却是，就其最近的地点来看，科涅夫的军队离城市也有75英里以上。科涅夫指望用速度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他已经精心地把他的几个坦克集团军集结在右边，这样一来完成突破的时候，他就可以转而朝西北进发，朝柏林前进，也许能先于朱可夫悄悄地入城。这个主意他思考了几个星期了，现在，鉴于朱可夫的陈述，他对是否应该在时机未成熟就先泄露计划犹豫了。于是，此刻他紧扣作战行动的细节讲了起来。他的计划要求，在黎明的时候，在低空飞行的歼击机中队所喷发出来的浓重烟雾保护下，地面部队渡过尼斯河发动进攻。在这次攻击中，他计划投入5个野战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有511700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像朱可夫一样，要求用同样的几乎难以置信的密集炮火——每一公里前线就要有250门大炮——而且他还打算从那些大炮当中获得更多的使用价值。“与我的邻居不同，”科涅夫回忆道，“我计划用炮火对敌人阵地进行饱和轰炸，时间为2小时35分钟。”

但科涅夫急切需要增援部队。朱可夫在奥得河有8个集团军，而科涅夫在尼斯河总共只有5个集团军。要实现他的计划，他还需要两个集团军。在经过一些讨论之后，斯大林同意把第二十八和第三十一集团军给他，因为“在波罗的海各国和东普鲁士的前线已经缩小了”。但斯大林指出，在这些集团军到达第一乌克兰方面军之前，大量的时间可能就已经过去了。运输工具奇缺。科涅夫决定赌上一把。他告诉斯大林，他可以在增援部队仍然在路上的时候开始进攻，然后他们一到达就把他们投入战斗。

在听了这两个提议之后，斯大林两个都批准了，但攻占柏林的责任却交给了朱可夫。攻占柏林以后，他要朝易北河的路线进发。科涅夫要与朱可夫同日发动进攻，消灭柏林南部外围地带的敌军，然后让他的部队涌向西方，与美国人会合。第三个苏联集团军群，也就是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第二白俄罗斯集团军群，他们正在奥得河下游集结，一直集结到朱可夫北边的沿海地区，他们将不介入对柏林的攻击。罗科索夫斯基有314000人的兵力，他们将在以后发起进攻，大举穿越德国北部，与英国人会合。加在一起，这三个苏联集团军群总共将会有1593800名兵力。

看来科涅夫被贬谪到了柏林进攻中的一个支援角色。不过接着，斯大林在桌子上的地图上面俯下身来，在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集团军群之间画出了一条分界线。这是一条奇特的边界，它从苏联东部前线开始，越过奥得河，直接来到始建于16世纪的施普雷河畔吕本镇，大约在柏林东南65英里处。在那里，斯大林突然停下了。倘若他继续直接穿越德国往前画，从而标出一个科涅夫不得越过的边界的话，那么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就显然被否定了对柏林进攻的任何参与。现在科涅夫兴奋了，尽管“斯大林什么也没有说”，他后来回忆说，“但前线指挥部表现出主动的可能性却心照不宣地呈现了出来”。没有说一个字，进入柏林的绿灯就给科涅夫的军队打开了——如果他能够进入柏林的话。在科涅夫看来，就好像斯大林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一样。会议就是以他后来称为“由斯大林作出的……对竞争的这个秘密召唤”而结束的。

立即，两位元帅的计划被纳入了正式的命令。第二天上午，这两位竞争中的指挥官手里拿着命令，风驰电掣般驱车前往莫斯科机场，每一个人都急于赶到他的司令部。他们的命令要求他们，要在斯大林给予艾森豪威尔的日期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以前，发动攻势。出于安全的原因，书面命令上面没有写日期，但斯大林已亲自给他们下了指示。对柏林的进攻将开始于4月16日，星期一。

就在朱可夫和科涅夫开始狂热地作准备，要把有一百多万兵力的13个集团军投掷向柏林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也有了他另外一个著名的直觉闪现。他作出结论说，苏军在直接面对柏林的科斯琴的集结，只不过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佯攻，苏军的主要攻势的目标，将会是在南方的布拉格——而不是柏林。在希特勒的将领当中，只有一位有着与他相同的洞察力，费迪南德·绍尔讷大将，现在是位于海因里齐南翼的集团军群中坚部队的司令，他也看穿了苏联人的骗局。“我的元首，”绍尔讷提醒道，“历史书上写着呢。要记住俾斯麦的话——谁拥有布拉格，谁就拥有欧洲。”希特勒同意。这位残忍的绍尔讷，是元首的一个心腹，也是德军将领中最没有才能的一位，现在立即被提拔为陆军元帅。与此同时，希特勒下达了一个灾难性的命令。在4月5日晚上，他命令海因里齐的四个经验丰富的装甲部队向南方调动——而海因里齐恰恰一直是在依靠这四个装甲部队来减弱苏军的大举猛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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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齐上将的汽车在柏林的瓦砾上面缓缓行驶，前往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参加希特勒9天以前下令要开的正式会议。海因里齐和他的作战部部长艾斯曼上校一起坐在汽车的后面，他沉默地朝外凝视着被烧毁变黑了的街道。在两年的时间里，他此前只来过这座城市一次。现在，他亲眼看到的证据使他不知所措，他永远也认不出，这个地方就是柏林。

在正常的时候，从他的司令部到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需要大约90分钟，但现在他们在路上几乎用了两倍的时间。堵塞的街道一再迫使他们绕着复杂的圈子，甚至以前的通衢大道也往往不可通过。倾斜得摇摇欲坠的大楼随时都有可能倒塌，每一条街道都成了危险之地。水从巨大的弹坑里滚滚而出，潺潺而流；漏出的煤气从破裂的总管道里闪耀着火焰；而在城市的各地，一个个地区设置了警戒线，警示标牌上写着：“注意！地雷！”（Achtung！Minen！）说明这个地方有还没有爆炸的空投地雷。海因里齐嗓音悲切地对艾斯曼说：“那么这就是我们终于来到的地方——一个瓦砾的海洋。”

尽管威廉大街两边的大楼已经成了废墟，但除了一些墙壁破碎之外，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甚至就在大门外面的那些衣着毫无瑕疵的党卫军哨兵，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当海因里齐与身后的艾斯曼进入大楼的时候，他们啪的一声潇洒立正。尽管路上有耽搁，但将军还是按时到了。与希特勒一起举行的会议定于下午3点开始，在过去的几天里，海因里齐对此想了很多。他打算尽可能率直和精确地告诉希特勒和他身边的那些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所面临形势的事实真相。海因里齐完全知道说真话的危险，但可能的后果似乎并没有使他不安。而从另一方面看，艾斯曼却是极为心神不安。“在我看来，”他后来说道，“好像海因里齐计划对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进攻，而这样做了又能活下来的人却没有几个。”

在主厅里，一位党卫军军官，穿着洁净无垢的白色紧身短上衣、黑马裤和锃亮的骑兵靴，迎接海因里齐并告知他，会议将在元首地堡里举行。海因里齐已经听说，在总理官署毗邻的大楼和后面的封闭花园的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地下设施齐备的迷宫，但他以前从未去过里面的任何地方。在向导的带领下，他和艾斯曼走进地下室，又走出来进入花园。尽管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正面完好无损，但大楼的后面却表现出了严重的损坏。以前，带有一个喷泉群的富丽堂皇的花园就在这里，现在那些花园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希特勒的茶亭以及在茶亭一侧的植物温室。

在海因里齐看来，这个地方就像一个战场，它有着“巨大的弹坑、成块的水泥、被打碎的雕像和连根拔起的树木”。在总理官署被煤烟熏黑的墙上，“原先的窗户现在成了巨大的黑洞”。艾斯曼在看着这荒凉景象的时候，不由想起了19世纪德国民谣作家乌兰德的《歌手的诅咒》一诗中的一行，诗写的是：“只有一根高高的圆柱讲述那消失的光荣，这根圆柱可能一夜之间便倒下。”相形之下，海因里齐则是缺乏想象力的。“想一下吧，”他咕哝着对艾斯曼说，“3年以前希特勒让欧洲在他的管辖之下，从伏尔加河一直到大西洋。现在他却是坐在地下的一个洞里。”

他们走过花园，来到一个由两名哨兵把守的长方形碉堡。检查了证件之后，哨兵打开了一扇沉重的钢门，让两位军官进去。海因里齐将会永远记住，当门在他们身后咣当一声关上的时候，“我们迈步进入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地狱”。在蜿蜒的水泥楼梯底下，两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在一个灯光灿烂的门厅里接待了他们。两位军官彬彬有礼地脱下他们的大衣，然后又彬彬有礼地搜查了海因里齐和艾斯曼。艾斯曼的公文包尤其受到了关注，在1944年的7月，就是一个带有炸药的公文包，几乎结束了希特勒的生命。从那以后，元首的精英卫兵就在搜查之前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尽管那两位党卫军作了道歉，海因里齐仍然对这个搜身之辱愤怒。艾斯曼为“一个德国将军竟然受到这样的对待，而感到羞耻”。搜查结束以后，他们被带进了一个狭窄的长走廊，走廊被隔开，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被改建成了一个舒适的休息室。半球形的灯从天花板上伸了出来，给米黄色的泥墙一种淡黄的色调。地板上有一块东方地毯，它显然是从总理官署的一个大房间里取来的，因为它四处都朝里卷了边。尽管屋子是舒适的，但家具——比如说那块地毯——却似乎并不协调。有各种各样的椅子，有的朴素，有的套着豪华的椅套和椅垫。一张狭窄的橡木桌子靠在一面墙上，房间的四处挂着几幅大油画，那是德国建筑师和画家申克尔的风景画[23]。在入口处的右边，一扇敞开的门通往一个为这次会议而准备的小会议室。有关元首地堡的大小和深度，海因里齐只能猜测。就他所能看到的而言，地堡似乎相对宽敞，有一些门通往走廊休息室的两边以及以外的房间。由于它的天花板低，有狭窄的铁门，而且没有窗子，所以就好像是小客轮里的通道——不过，根据海因里齐的估计，它们在地下起码有40英尺。

几乎是立即，一位高个子、衣着讲究的党卫军军官出现了，他就是希特勒的个人副官和保镖奥托·京舍上校。他愉快地询问他们旅途中的情况，并请他们吃茶点。海因里齐接受了一杯咖啡。不久，与会的其他成员开始到达了。接着进来的是希特勒的助手威廉·比格多夫上将。艾斯曼记得，他是“用一些有关胜利的议论”来欢迎他们的。然后来到的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后面是希姆莱，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以及普遍认为是希特勒最亲密的知己马丁·博尔曼。用艾斯曼的话来说：“他们全都大声地欢迎我们。看到他们，我真正为我的司令感到骄傲。他带着为人所熟悉的挺直姿态，又严肃又有分寸，在朝廷的蠢人当中是地地道道的军人。”

艾斯曼看到，当希姆莱开始穿过房间朝海因里齐走来的时候，海因里齐紧张了。将军低声气冲冲地说：“那个人从来也不打算进入我的司令部。要是他一旦宣布来访，那要赶快告诉我，我好离开。他让我作呕。”确实，艾斯曼认为，当希姆莱拽着他交谈的时候，海因里齐的脸色苍白了。

正在这个时候，古德里安的继任者克雷布斯将军进了屋子，他一看见海因里齐，便向他走来。那天早些时候，海因里齐从克雷布斯那里得知，他必不可少的装甲部队被移交给了绍尔讷的集团军。尽管他因为克雷布斯没有能够强烈抗议这个决定而责备克雷布斯，但现在海因里齐对陆军最高指挥部的这位新参谋长几乎说得上是热情友好了。起码他不用继续与希姆莱谈话了。

克雷布斯照例是既圆滑又关心，他向海因里齐保证，他毫不怀疑，在这次会议上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当海因里齐提到他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邓尼茨、凯特尔和博尔曼也过来听。这三个人全都许诺，当海因里齐向希特勒陈述的时候，他们都将支持他。博尔曼转向艾斯曼，问道：“有关集团军群的形势你有什么看法——既然这一切都与柏林和整个德国有直接的关系？”艾斯曼惊得目瞪口呆。苏联人离首都只有38英里，而盟军又正在从西边全速穿越德国，这个问题似乎几近于发疯。他直言不讳地回答道：“形势严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博尔曼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你不必这么担心，”他告诉艾斯曼，“元首一定会给你帮助的。你将会得到你所需要的所有兵力。”艾斯曼瞪着眼睛发愣。博尔曼认为兵力将从哪里来呢？一时间他产生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在这个房间里，他和海因里齐是唯一清醒的人。

越来越多的军官和参谋鱼贯进入了这个已经拥挤不堪的走廊。希特勒的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既冷漠又沉着，与他的助手一起来了；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尔上将，以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负责补给和增援部队的参谋长瓦尔特·布勒少将，一起进来了。几乎每一个人都似乎跟着一位副官、一位勤务兵或者一位助手。由此造成的喧闹和混乱令艾斯曼想到了一群蜜蜂。

在挤满了人的走廊里，海因里齐沉默地站着，面无表情地听着嘈杂的交谈声。这些交谈多半是闲谈，鸡毛蒜皮，无关紧要。地堡及其气氛是令人窒息的，不真实的。海因里齐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即希特勒周围的人们已经躲进了一个梦幻世界，在这个梦幻世界里，他们让自己相信，通过某种奇迹，灾难就可消除。现在，当他们等待着他们认为将会产生出那种奇迹的人的时候，走廊里突然有了动静。比格多夫将军，手高高举在头上，挥手让大家安静。“先生们，先生们，”他说道，“元首来了。”

“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当飞机靠近滕珀尔霍夫区的时候，无线电语无伦次地发出了这个警告密码。在地铁沿线各个车站站长的办公室里，扩音器高声叫道：“危险第15号！”又一次全市范围的饱和轰炸开始了。

泥土迸溅了出来。玻璃在空中飞过。大块的水泥哗啦落在街道上，尘土的龙卷风从上百个地方旋转而上，把城市覆盖在深灰色的、使人透不过气的烟尘之中。男人和女人争先恐后地跑着，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地奔向掩蔽所。露特·迪克尔曼，就在她到达安全的地方以前，抬起头来，看见轰炸机呈波浪形而来，“就像工厂里的装配线”。在克虏伯－德鲁肯米勒工厂，法国国籍的劳工雅克·德洛内正在检修一辆战痕累累的坦克，他刚从坦克上取出了一只人胳膊的恐怖的剩余部分，赶忙把它扔掉，跑向掩蔽所。在胜利林荫大道，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者们的大理石雕像，在他们的基座上摇晃着，呻吟着；12世纪的领袖、绰号为大熊的马格雷夫·阿尔贝特24所高高举起的十字架，在他的杰出的同时代人巴姆贝格主教奥托的胸像上摔碎了。在附近，在斯卡格拉克广场，警察跑开去寻找掩蔽处，把仍然挂在树上的一个自杀者摇晃着的尸体丢在那里不管了。

阵雨般的燃烧弹穿透了勒尔特街监狱B座的天花板，在二层上燃起了十来个耀眼的镁光火堆。发狂似的囚犯们，被放出来去灭火，他们拎着一桶桶的沙子，在刺鼻的烟雾中跌跌撞撞地走着。有两个人突然停下了工作。第244号牢房的囚犯凝视着第247号牢房的囚犯，然后他们拥抱起来。赫伯特和库尔特·科斯尼兄弟发现，他们有若干天都是关在同一层楼上。

在潘科区，韦尔特林格夫妇躲藏在默林家位于一层的两居室套房里，在厨房里，西格蒙德抱着他正在啜泣的妻子玛加蕾特。“如果老是这样的话，”他以高于高射炮的嘈杂炮火声音喊道，“那么甚至犹太人也可以公开去掩蔽所了。现在他们全都被炸弹吓坏了，顾不上告发我们了。”

14岁的鲁道夫·雷施克刚刚有足够的时间看到，飞机就像白银一样在天上闪闪发光——他喜欢与低空飞行进行扫射的战斗机玩捉人游戏，可现在这些飞机飞得太高，玩不起来。这时他的母亲叫嚷着，几乎是歇斯底里，把他拽进地下室里，他9岁的妹妹克里丝塔正在那里颤抖和哭泣。整个地下室好像在摇动，灰泥从天花板和墙上掉了下来，然后灯光闪烁不定，随即熄灭。雷施克太太和克里丝塔开始大声祈祷，一分钟以后鲁道夫也和她们一起说起祷词：“我们的天父。”轰炸的嘈杂声越来越响，地下室现在似乎一直在颤动。雷施克一家曾经历过许多次空袭，但与这一次都不一样。雷施克太太把两个孩子都抱在怀里，啜泣起来。鲁道夫以前很少听到母亲哭，虽然他知道她经常担心，尤其是担心他在前线的父亲。突然他对那些飞机生气了，因为它们让他的母亲吓坏了——而且鲁道夫本人也第一次感到害怕。他有点尴尬地发现，他也在哭。

在他的母亲能够把他留住之前，鲁道夫冲出了地下室。他跑上楼梯，来到家里位于一层的套间。在那里，他径直走向他的房间和他所收集的玩具军人。他从那些玩具军人中选出那个最威严的人物，它瓷质的脸上画着明显的相貌。他走进厨房，把母亲沉重的剁肉刀取了下来。现在鲁道夫置空袭于不顾，来到这幢公寓楼的院子，把那个玩具放在地上，刀一挥便把玩具的头切了下来。“好啦！”他说道，朝后站着。他的脸上带着泪水的污迹，他低下头，毫不懊悔地看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断头。

他拖曳着脚走进了地堡的走廊——半弯着腰，拖着他的左脚，左胳膊在控制不住地抖动着。尽管他有五英尺八又二分之一英寸高，但现在由于他的头和身子朝左边扭曲，显得小了许多。那双曾经被他的钦佩者们称为“具有磁性的”眼睛，现在是又辣又红，好像几天没有睡觉似的。他的脸浮肿，脸色是一种有污渍的、暗淡的灰色。浅绿色的眼镜在他的右手上悬荡着，这是因为强烈的灯光让他不舒服。片刻之间他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的将军们，将军们的手向上并向前伸出，齐声说道：“嗨尔！希特勒。”[24]

走廊里太拥挤了，结果希特勒费了点劲才从每一个人身边走过，到了那个小会议室。艾斯曼注意到，元首一走过，别的人就再次开始谈话了，没有他所预期的那种尊敬的安静。至于海因里齐，他为元首的模样而震惊。他想，希特勒“就像一个只剩下24个小时可活的人一样，他是一具行走的尸体”。

缓慢地，好像是在痛苦之中，希特勒拖曳着脚走到了桌子的上手。令艾斯曼吃惊的是，他似乎“就像一个麻袋一样倒塌进了扶手椅，一句话也没有说，保持着那种俯伏的状态，他的胳膊在椅子边上支撑着”。克雷布斯和博尔曼移到元首的后面，坐在靠墙的凳子上。从那里，克雷布斯非正式地引见了海因里齐和艾斯曼。希特勒无力地同他们两个人握了手。海因里齐注意到，他“几乎感觉不到元首的手，因为没有手被握时所返回的压力”。

由于屋子小，因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坐，于是海因里齐便站在元首的左边，艾斯曼站在右边，凯特尔、希姆莱和邓尼茨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其余的人待在走廊的外面；令海因里齐吃惊的是，他们仍然在谈话，尽管他们的嗓音现在压低了。克雷布斯在会议上首先发言。“为了让司令员”——他看着海因里齐——“能尽快地返回他的集团军群，”他说道，“我提议他立即作汇报。”希特勒点了点头，戴上他的绿色眼镜，示意海因里齐开始。

将军以有分寸而又精确的方式，直接切入主题。他看了看桌子周围的人，然后看了看希特勒，说道：“我的元首，我必须告诉你，敌人正在准备进行一次在兵力和威力上都非同寻常的进攻。此刻他们正在这些地区作准备——从施韦特的南边一直到法兰克福的南边。”在摊开在桌子上的希特勒本人的地图上，海因里齐缓慢地用手指沿着在奥得河前线受到威胁的地段滑了过去，那是一条大致有75英里长的线，在他预期会遭受到最沉重打击的那些城市上面略微停上一下——在施韦特、在弗里曾地区、在科斯琴桥头阵地的周围，以及在法兰克福的南边。他说道，他丝毫也不怀疑，“主要的进攻将打击”坚守这个中央地区的“布瑟的第九集团军”；而且，“它将打击在施韦特周围的冯·曼陀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的南翼”。

海因里齐仔细地描述，他安排了他的兵力去增强布瑟的第九集团军，以应对预期中的苏联人的猛攻。但由于这个要增强布瑟的需要，冯·曼陀菲尔就受到了损失。第三装甲集团军前线的一个部分，现在由二流部队坚守着：上了年纪的地方军、几支匈牙利人的部队、几个在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率领下的苏联逃兵组成的师——他们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然后，海因里齐直截了当地说道：“第九集团军现在状况比以前好，而第三装甲集团军却根本没有处于作战状态。冯·曼陀菲尔部队的潜力，起码在他的前线的中段和北段是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大炮。无论如何，高射炮是不能取代大炮的，而那些高射炮也弹药不足。”

克雷布斯赶忙打断他。“第三装甲集团军，”他强调地说道，“将很快就有大炮。”

海因里齐点了点头，但未作评论——当他实际上看到大炮的时候他会相信克雷布斯的话的。他继续讲话，好像没有被打断一般，他向希特勒解释说，第三装甲集团军能有当前的安全形势，只是因为一桩事情——泛滥的奥得河。“我必须提醒你，”他说道，“只是在奥得河保持泛滥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接受第三装甲集团军的虚弱状态。”一旦洪水退去，海因里齐补充说，“苏联人也将会在那里发起进攻。”

房间里面的人专注地听着海因里齐的陈述，也可以说是有点不安地听着。这样的直截了当，在希特勒的会议上是非同寻常的，大多数的军官报喜不报忧。自从古德里安离开之后，没有一个人曾这样坦率地讲过话——而且显然，海因里齐才刚刚开始。现在他转而谈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继续抵抗的卫戍部队的事情。希特勒已经宣告，那座城市是一个要塞，就像不幸的科斯琴一样。海因里齐希望能放弃法兰克福，他感到，那里的部队正在希特勒的“要塞”狂热的祭坛上被牺牲掉，他们能够被拯救出来，并在别的地方得到有效的使用。古德里安曾在有关科斯琴的问题上持有同样的看法，却因为他对该城市的见解被撤了职。现在海因里齐也可能因为他的对立态度遭遇到同样的命运，但这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却把在法兰克福的部队看作他的责任，不管有什么后果，他都不会被吓倒。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第九集团军的防区，”他开始说道，“前线的一个最薄弱部分就是法兰克福周围。那里卫戍部队的兵力非常弱，弹药也是如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对法兰克福的防御，把部队带出来。”

突然希特勒抬起头来，说出了会议开始以来的第一句话。他用刺耳的声音说道：“我拒绝接受。”

在此之前，希特勒不仅是沉默地坐着，而且也是动也不动地坐着，好像完全不感兴趣。艾斯曼的印象是，他甚至没有在听。现在，元首突然“醒了过来，开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兴趣”。他开始询问卫戍部队的兵力、给养和弹药，而且出于某个无法理解的理由，甚至还询问了法兰克福炮兵部队的部署。海因里齐一一作答。他一步一步地进行了陈述，从艾斯曼手里接过报告和数据，放在希特勒面前的桌子上。当那些文件递过来的时候，希特勒一一看着，似乎留下了印象。海因里齐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于是轻声但又强调地说道：“我的元首，我实在认为放弃法兰克福的防御将会是一个明智而又正确的举措。”

令房间里大多数人吃惊的是，希特勒转向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参谋长，说道：“克雷布斯，我认为将军有关法兰克福的意见是正确的。制定出给该集团军群的必要命令来，今天交给我。”

在随后的惊呆的沉默中，外面走廊里的叽叽喳喳说话声似乎是太大了。艾斯曼感到自己突然对海因里齐突然产生了一种新的尊敬。“海因里齐本人似乎是完全无动于衷，”他记得，“不过他给了我一个眼色，我解释为‘唔，我们赢了’。”然而，那个胜利是短暂的。

这时走廊里一阵大的骚动，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肥硕的身躯挤在了小会议室的门口。戈林推搡着走了进去，热情地对在场的人打招呼，用力地摇着希特勒的手，并为迟到而道歉。他挤到了邓尼茨的身边，当克雷布斯把海因里齐的介绍迅速告诉他的时候，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延误出现了。克雷布斯讲完之后，戈林站了起来，把两只手都放在地图桌上，朝希特勒俯下身子，好像要对会议的议题进行评论。但却不然，他笑容满面，而且明显情绪颇佳，他说道：“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故事，是我对第九伞兵师的一次访问……”

他并没能继续讲下去。希特勒突然在椅子上坐得笔直，然后又猛地站了起来。话语从他的嘴里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结果在场的人几乎听不懂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眼前，”艾斯曼后来回忆，“他爆发出了火山似的怒火。”

他的狂怒，跟戈林没有一点关系。那是对他的顾问和将军们的长篇抨击，因为他们故意拒不理解他对要塞的战术使用。他叫嚷道：“在整个战争期间，要塞曾一再达到它们的目标。这在波兹南[25]、布雷斯劳和施奈德米尔已经得到了证实。有多少苏联人曾被它们套牢了？它们是多么难以被攻陷？那些要塞的每一座都是坚守到最后一个人！历史已经证明我是正确的，我的要保卫要塞到最后一个人的命令是正确的！”然后，他径直面对着海因里齐，尖叫道，“这就是为什么法兰克福要保持它作为一个要塞的地位的原因！”

这场抨击就像开始一样，又突然结束了。但希特勒，虽然由于精疲力竭而软弱无力，却也再也不能动也不动地坐着了。在艾斯曼看来，他似乎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他的整个身子在颤抖，”他回忆说，“他的手里握着几支铅笔，上上下下疯狂地挥动着，在这个过程中铅笔敲打着椅子的扶手。给人的印象是，他精神错乱了。事情是如此的离奇——尤其让人想到，整个民族的命运居然掌握在这个健康遭到如此严重损害的人手中。”

尽管希特勒有这个暴躁的大爆发，尽管有关法兰克福他的心态变化无常，但海因里齐还是固执地拒绝放弃。他轻声地，耐心地——几乎就好像那个爆发并没有发生一样——又再次陈述所有的论点，把之所以放弃法兰克福的每一个设想到的理由都强调了出来。邓尼茨、希姆莱和戈林都支持他，但那充其量也只是象征性的支持。房间里三位最有势力的将军一直沉默。凯特尔和约德尔一言不发——而且完全就像海因里齐所预料的那样，克雷布斯既没有提出这样的意见，也没有提出那样的意见。希特勒显然是精疲力竭了，他只是在拒绝考虑每一个论点的时候做出疲倦的手势。然后不久，他活力再现了，要求了解法兰克福卫戍部队司令比勒尔上校的资格。“他是一个非常可靠和有经验的军官，”海因里齐回答道，“他在战斗中多次证明了自己。”

“他是位格奈泽瑙吗？”希特勒厉声说道，他指的是格拉夫·冯·格奈泽瑙将军，他曾在1806年成功地防御了拿破仑对科尔贝格堡要塞的进攻。

海因里齐保持着镇静，声音平和地作了回答：“法兰克福之战将证明，他是不是一个格奈泽瑙。”希特勒厉声回嘴道：“好的，派比勒尔明天来看我，我好判断他。然后我将决定，有关法兰克福该怎么做。”海因里齐已经在法兰克福的第一场战斗中失败了，他认为，第二场战斗也完全可能失败。比勒尔是一个不起眼的人，戴着一副厚眼镜，他不会给希特勒留下多少印象。

现在来到了海因里齐认为的会议紧要关头。当他开始再次说话的时候，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在外交方面繁文缛节上的技巧，他只知道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现在，还是一如既往，他说出了朴素的真相。“我的元首，”他说道，“我并不认为奥得河前线的兵力能够抵抗苏联人将发起的极其猛烈的进攻。”

希特勒仍然在颤抖着，一言不发。海因里齐描述了组成他部队的各色人等——是德国可服役的兵力凑集起来的——他们的作战能力是不够格的。防线里的大多数部队没有受过训练没有经验，或者是因为增援部队缺乏经验而使力量有所减弱，因而不可信赖。许多指挥官也是同样的情况。“例如，”海因里齐解释说，“第九伞兵师就让我担心。它的指挥官和没有被授予军官军衔的军官几乎全都是以前的行政官员，既没有受过训练，又不习惯于领导作战部队。”

戈林突然被激怒了。“我的伞兵！”他大声说道，“你在谈论我的伞兵！他们是现存最好的伞兵！我不想听这种贬低人的话！我亲自保证他们的作战能力！”

“你的看法，帝国元帅先生，”海因里齐冷冰冰地说道，“多少有些偏见。我并没有针对你的部队说任何事情，但经验告诉我，没有受过训练的部队——尤其是那些被没有经验的军官率领的没有受过训练的部队——往往第一次暴露在炮火轰炸的时候就受到极大的惊吓，结果从那以后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多少用处了。”

希特勒再次说话了，他的嗓音现在镇定而且理性。“必须做一切事情来训练这些编队，”他宣告，“在战役开始以前当然有时间这样做。”

海因里齐向他保证，将会在仍然剩余的时间里尽一切努力，不过他又补充说：“训练并不能给他们作战经验，而这正是所欠缺之处。”希特勒拒绝考虑这个意见。“合适的指挥官将会提供那种经验，而且不管怎么说，苏联人也是用不够标准的部队作战。”希特勒声称，斯大林“正接近于把他的力量用完，他所剩下的，全都是能力极其有限的奴隶士兵”。海因里齐发现，希特勒的错误情报令人难以置信。他强调地表示不同意。“我的元首，”他说道，“苏联部队既有能力又人数众多。”

海因里齐认为，说透这个绝望形势真相的时候到了。“我必须告诉你，”他直言不讳地说道，“自从把装甲部队移交给绍尔讷之后，我的所有部队——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必须用作前线部队。没有后备队，一点也没有。他们将抵抗在攻击之前的猛烈炮击吗？他们将顶住一开始的冲击吗？在一段时间里，也许，是的。但是，面对着我们所预料到的那种攻击，我们的每一个师每天都将失去一个营。这就是说，照这个速度，在整个前线，我们将每个星期失去一个师。我们无法承受这样的损失。我们没有可替代他们的人。”他停顿了下来，意识到所有的目光都在看着他。然后海因里齐继续说。“我的元首，事实是，充其量，我们只能继续抵抗几天。”他朝房间四周看着。“然后，”他说道，“一切必将全部结束。”

死一般的寂静。海因里齐知道，他说的数字是不容置疑的。聚集在这里的人就像他一样熟悉伤亡的统计数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愿谈到那些数字。

戈林第一个打破这使人不知所措的寂静。“我的元首，”他宣布，“我将立即把10万名空军供你使用。他们将在几天以后向奥得河前线报到。”

希姆莱抬起头来，严肃而又聪慧地瞥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戈林一眼，然后又瞥了希特勒一眼，好像是在体会元首的反应一般。然后，他也宣布：“我的元首，”他用他的尖嗓音说道，“党卫军将荣幸地为奥得河前线提供25000名战士。”

邓尼茨决不会让别人胜过自己。他已经派了一个师的海军陆战队到海因里齐那里去了，现在他宣告，他将进一步赞助兵力。“我的元首，”他宣布，“12000名水兵将立即从军舰里派出，赶往奥得河。”

海因里齐盯着他们。他们是在自愿地从他们的私人帝国里，提供没有经过训练的、未配备所需物品的、不合格的兵力，这是在一种可怕的拍卖中花费生命而不是钱。他们是在相互投标，不是为了拯救德国，而是为了给希特勒带来印象。突然这种拍卖热变成了传染病，大家七嘴八舌，每一个人都试图提出，还有别的可用兵力。有一个人问，后备军的人数是多少？于是希特勒喊道：“布勒！布勒！”

在走廊的外面，那群正在等候的将军和勤务兵原先是喝咖啡，现在是喝白兰地，他们听见了那个呼喊声。“布勒！布勒！布勒在哪里？”又是一阵骚动，负责补给和增援部队的参谋长瓦尔特·布勒少将，在人群当中挤了过去，进入会议室。海因里齐看了看他，然后厌恶地转过脸去，布勒一直在喝酒，身上有酒味。[26]别人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或者在意——包括希特勒。元首向布勒提出了若干个问题——有关后备军、来复枪的供应、轻武器以及弹药。布勒的回答口齿不清，海因里齐认为他的回答愚蠢，但回答似乎令希特勒满意。按照他从布勒的回答中算出来的数字，另外有13000名士兵能够从所谓的后备军中拼凑起来。

希特勒把布勒打发走，然后转向海因里齐。“瞧，”他说道，“你有15万兵力——大约是12个师。你有后备军。”拍卖结束了。希特勒明显认为，这个集团军群的问题解决了。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充其量就是为第三帝国再购买到12天的时间——而且大概是用人类生命的巨大代价购买到的。

海因里齐竭力保持着自控。“这些人，”他直截了当地说道，“并没有受到作战训练。他们一直在后方，在办公室里或者是军舰上，在空军基地的地勤工作上……他们从来也没有在前线战斗过。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苏联人。”戈林插嘴说话了：“我所提供的兵力，多半是作战飞行员。他们是优中之优。还有曾经参加过在蒙特卡西诺战斗的部队——这些部队的声望胜过所有其他的部队。”他满脸通红，滔滔不绝，激动地告诉海因里齐，“这些人有意志，有勇气，自然也有经验。”

邓尼茨也生气了。“我告诉你，”他厉声对海因里齐说道，“军舰上的船员完全同你的国防军部队一样好。”一时间海因里齐自己也突然发怒了。“难道你不认为在海上作战和陆地作战有很大的不同吗？”他尖锐地问道，“我告诉你，所有这些人都将在前线被屠杀！被屠杀！”

如果说海因里齐的突然爆发让希特勒震惊的话，希特勒也没有表现出来。当别的人发怒的时候，希特勒似乎变得既冷淡又镇静。“好了，”他说道，“我们将把这些后备部队放在大约在一线部队后面8公里处的二线上。一线将承受苏联人预备性的炮火所带来的震惊。与此同时，后备部队将逐渐习惯于战斗，如果苏联人突破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战斗。如果苏联人突破的话，要把他们赶回去，你就要使用装甲师。”他凝视着海因里齐，好像是在等待对一件实际上是非常小的事情表示同意似的。

海因里齐并不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你把我最有经验、最作好战斗准备的装甲部队带走了，”他说道，“集团军群要求他们返回。”海因里齐把每一个字都清晰地发了出来，说道，“我必须把他们要回来。”

在他的身后，人们吓了一跳，骚动了起来，希特勒的助手比格多夫生气地在海因里齐的耳朵边小声说着。“住口！”他命令海因里齐，“你必须住口！”海因里齐坚持己见。“我的元首，”他重复道，没有理会比格多夫，“我必须把那些装甲部队要回来。”

希特勒几乎是道歉地挥着手。“我非常抱歉，”他回答道，“但我不得不把他们从你那里拿过来。你南边的邻居更需要你的装甲部队。苏联人的主要进攻目标显然不是柏林。在你位于萨克森州前线的南边，有敌军更强大的兵力集中。”希特勒在地图上奥得河的苏联人阵地上方挥着手。“所有这一切，”他用精疲力竭而又厌倦的嗓音宣告，“只不过是一种支援性的进攻，为的是要搅浑局面。敌人的主要挺进，将不会是针对柏林——而是那里。”他演戏似的把一个手指放在布拉格上。“因而，”元首继续说道，“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应该能够抵抗住那些次要的进攻。”

海因里齐难以置信地盯着希特勒[27]。然后他看着克雷布斯：这位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长，似乎同样一定认为这一切是荒谬的。克雷布斯大声说话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他解释道，“没有东西表明元首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

海因里齐已经尽力了。“我的元首，”他最后说道，“我已经做完了可能做的一切事情，准备应对进攻。我不能认为这15万人是后备部队。有关我们一定会承受的损失，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把这一点绝对说清楚是我的责任。我也有责任告诉你，我不能保证进攻能被击退。”

希特勒突然活跃了起来。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嘭嘭地敲着桌子。“信念！”他叫嚷道。“信念和对胜利的坚强信心将弥补所有这些不足！每一个指挥官都必须充满信心！你！”他用一个手指指着海因里齐。“你必须焕发出这个信念！你必须把这个信念灌输给你的部队！”

海因里齐无所畏惧地盯着希特勒。“我的元首，”他说道，“我必须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是我的责任——单是希望和信念是不能赢得这场战役的。”

在他的身后一个嗓音低声说道：“住口！住口！”

但希特勒甚至不听海因里齐说话。“我告诉你，大将，”他叫嚷道，“如果你意识到应该赢得这场战役这个事实的话，那就会赢得！如果你的部队被给予了这同样信念的话——那么你就将取得胜利，而且是这场战争中的最伟大的胜利！”

在接下来的紧张寂静中，海因里齐脸色发白，收起他的文件，递给艾斯曼。这两位军官离开了仍然寂静的房间。在外边，在走廊休息室里，他们被告知，外面正在进行空袭。两个人都麻木地站着等待，都处于一种恍惚之中，几乎意识不到身边的人在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话。

几分钟以后，他们被允许离开地堡。他们爬上楼梯，来到外面的花园里。在那里，自从离开会议室第一次，海因里齐说话了。“全都没有用处，”他疲倦地说道。“还不如把月亮带到地球容易呢。”他抬起头来，看着城市上空厚厚的烟幕，然后小声自言自语道，“全都是徒劳！全都是徒劳！”[28]

基姆湖的蓝色湖水就像一串移动的镜子一样，映照着那一直覆盖到雪线山腰上的巨大松树林。瓦尔特·温克沉重地依靠在手杖上，越过湖泊朝远处凝望，看着几英里以外的贝希特斯加登周围蜿蜒起伏的山峦。那是一个美丽而又和平得非同寻常的景象。

到处都有早熟的花在开放，雪盖已经开始从高高的山脉上消失，尽管现在只是4月6日，但甚至空气也散发着春天的气息。所处环境的和平景象有力地加速了古德里安前任参谋长的康复，这位前参谋长45岁，是德国国防军最年轻的将军。

这里，在巴伐利亚州内的阿尔卑斯山腹地，战争似乎是1000英里以外的事情。除了因为作战受伤而休养的人，或者像温克那样因为事故而休养之外，在整个地区几乎看不见一个军人。

尽管身体仍然虚弱，但温克正逐渐好起来。考虑到事故的严重性，他能活着实属万幸。在2月13日的一次汽车失事中，他头部受伤，多处骨折，住了几乎6个星期的医院。他的肋骨多处压碎，现在他的胸部到大腿仍然都裹着外科围腰。战争对他来说似乎是结束了，不管怎么说，其结局都是既清楚又悲伤的。他认为，第三帝国能够幸存下去的时间，不会超过几个星期。

尽管德国的未来似乎是凄凉的，但温克仍然有许多应该感谢的事情：他的妻子伊尔姆加德，以及他们15岁的双胞胎孩子——儿子赫尔穆特和女儿西格丽德，是安全的，正和他一起住在巴伐利亚。温克痛苦而又缓慢地走回他们居住的那个如画的小客栈。当他走进门厅的时候，伊尔姆加德带着一个信息迎接了他，要温克立即给柏林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希特勒的助手比格多夫将军。比格多夫说，温克要在第二天在柏林向希特勒报到。“元首，”比格多夫说道，“任命你为第十二集团军的司令。”温克既惊讶又困惑。“第十二集团军？”他问道。“这是哪一个集团军？”

“你到了这里就全知道了。”比格多夫回答道。

温克仍然没有满足。“我从未听说过有一个第十二集团军。”他追问道，“第十二集团军，”比格多夫烦躁地说着，好像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现在正在组织。”然后把电话挂上了。

几个小时以后，温克再次穿上制服，向他忧虑的妻子告别。“不管你做什么，”他提醒她，“你都要待在巴伐利亚。这是最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在对任命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动身前往柏林。在以后的21天里，这个实际上不知名的将军的名字，将成为几乎每一个柏林人心中希望的同义词。

幕僚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他偶尔发发脾气，但以前谁也没有看到海因里齐这样发脾气。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现在正大发雷霆。他刚刚收到比勒尔的报告，比勒尔是负责守卫法兰克福“要塞”的军官，报告讲的是这位年轻的上校对希特勒的访问。果然不出海因里齐所料，这位戴着眼镜、脸庞瘦削的军官没有达到希特勒有关北欧日耳曼民族英雄的标准。只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在这期间甚至都没有提到法兰克福，希特勒便握手打发这位年轻的军官走了。比勒尔一离开地堡，希特勒便命令法兰克福司令换人。“找个别的人，”元首告诉克雷布斯，“比勒尔当然绝非格奈泽瑙式的人！”

布瑟将军的第九集团军就包括了法兰克福卫戍部队，他从克雷布斯那里听说马上要换人，立即告知海因里齐。现在，当比勒尔站在海因里齐桌子边的时候，这位怒气冲冲的“恶矮子”打电话给克雷布斯。他的幕僚们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已经能够从海因里齐用手指击打桌面的方式衡量出他的脾气有多大。现在他的右手正在咚咚地猛烈敲着桌子。克雷布斯接电话了。“克雷布斯，”海因里齐吼叫道，“比勒尔上校就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要你仔细听着。比勒尔要恢复原职，担任法兰克福卫戍部队司令。这件事我已经告诉比格多夫了，现在我是在告诉你。我拒绝接受任何别的军官。这你明白吗？”他并没有等候回答。“还有一件事。比勒尔的铁十字勋章在哪里？他等那个勋章有几个月的时间了。现在他要得到它。这你明白吗？”海因里齐仍然没有停顿。“现在听我说，克雷布斯，”他说道。“如果比勒尔得不到他的铁十字勋章，如果比勒尔不恢复原职当法兰克福司令，我就辞去我的司令一职！这你明白吗？”海因里齐仍然在狂怒地捶着桌子，继续催逼，“我希望今天你就对这件事作出确认！清楚吗？”接着他砰的一声放下电话。克雷布斯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

艾斯曼上校后来回忆，在4月7日的下午，“集团军群收到了来自元首司令部的两封电传打字电报。在第一封电报，比勒尔被确认为法兰克福卫戍部队司令；在第二封电报，他被授予铁十字勋章”。

在达勒姆，希特勒的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温克将军的到来。这位第十二集团军的新任司令刚刚离开希特勒，现在要由约德尔向温克简要介绍西方前线的形势。摆在约德尔桌子上的，是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的一沓报告，凯塞林是西线的总司令，那些报告描绘了一幅几乎每个小时都变得更加阴暗的画面。到处都有英美联军在突破。

在理论上，第十二集团军应该成为柏林面前的西部屏障，坚守着易北河下游和穆尔德河下游大约125英里的地方，阻挡英美联军对城市发起的大规模强攻。希特勒决定，要由温克率领一支有10个师的集团军，该集团军的构成是装甲训练部队的军官、地方军、军事院校的学员、形形色色的小集团，以及在哈尔茨山被粉碎的第十一集团军的余部。约德尔怀疑，即使这样一支军队能够及时组织起来，是否能有效果，如果说能有效果的话，效果也不会有多大。而且在易北河上，它恐怕永远也不会投入战斗——尽管他无意把这一点告诉温克。在他的办公室的保险箱里，约德尔仍然存放着那份缴获来的“日食计划”——这个文件详尽地讲述了，一旦德国投降或者崩溃，英美联军将采取的行动——以及所附的那些地图，地图上表明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按照协议每一个盟国将要占领的地区。约德尔仍然确信，美国人和英国人将会在易北河止步——那大致是在英美联军和苏军的战后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在他看来，完全清楚的就是，艾森豪威尔要把柏林留给苏联人。

“自然，”艾森豪威尔将军给丘吉尔的最后一封电报的最后一段写道，“如果在我们前往前线的任何地方，一旦出现‘日食计划’的状况［德国崩溃或者投降］……柏林就将会包括在我们的重要目标之内。”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愿意作出的承诺就是这么多。它并没有让英国人满意，英国的参谋长们继续催要着一个明确的决定。他们给华盛顿发了电报，要求召开会议讨论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他们的怀疑，英国的参谋长们说，虽然大元帅声明，他计划于5月中旬发动攻势，但他却并没有表明，他打算什么时候把“次要的部队”投入到柏林的方向。这样一来，他们仍然认为，还是应该尽可能早地攻占柏林为好。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予艾森豪威尔指导是恰当的”。

马歇尔将军的回答坚定地和决定性地结束了这场讨论。“这种来自可能先于苏联人攻占柏林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好处，”他说道，“不应该凌驾于紧迫的军事考虑，我们认为，紧迫的军事考虑就是德国武装部队的消灭和瓦解。”

马歇尔并没有完全关闭通往攻占柏林的可能性的大门，因为，“事实上，柏林在主攻的冲击力的中心之内”。但却没有时间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给这个问题以冗长的考虑。马歇尔说，盟军向德国的挺进速度现在太快了，因而“由这个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委员会的行动来审查作战行动的事情的可能性”，也就被抛在后面了。马歇尔用对最高司令的毫不含糊的支持结束了他的回复：“只有艾森豪威尔才可能知道怎样去打他的仗，并充分利用变化着的形势。”

对不胜其烦的艾森豪威尔而言，他已经宣告，他愿意改变他的计划，不过却是在奉命的情况下才改变。4月7日，他给马歇尔发了电报，“在我们能以非常小的代价夺取柏林的任何时候，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但由于苏联人事实上这样靠近首都，因而他认为“在进程的这个阶段，把柏林当作主要的出击目标，在军事上是不正确的”。艾森豪威尔说，他是第一次“去承认，战争的发动是为了追求政治的目标，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盟军攻占柏林的努力压倒了在这个战场上的纯粹的军事考虑的话，我就将欣然再次调整我的计划和思维，以便完成这样一个作战行动”。然而，他又强调了他的信念：“在我们实施总体计划的过程中，如果对柏林的攻占既可行又实际，那才应该攻占柏林，那个总的计划是，一、把德军的兵力分割开来……二、把我们的左翼牢固地锚定在卢卑克地区，三、试图瓦解德国在南部山区建立要塞的努力。”

第二天，他给了蒙哥马利几乎同样的回复。蒙蒂竭力维护丘吉尔和英军参谋长们的要求，他向艾森豪威尔再要10个师，以便朝卢卑克和柏林进攻。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至于柏林，”盟军最高司令宣告，“我非常愿意承认，它具有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意义，但意义更为重大的却是涉及柏林的德军剩余兵力的位置。我打算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剩余兵力上。当然，如果我能得到一个廉价攻占柏林的机会，我会这样做的。”

这时丘吉尔决定，在盟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之前结束这场争议，他告知罗斯福总统，他认为这个事情结束了。“为了证明我的诚意，”他给总统打电报说，“我愿意使用我所知的为数甚少的拉丁成语之一：Amantiumiraeamorisintegratioest.”翻译过来，意思就是：情人间的争吵是爱情的更新。

不过虽然针对电报“SCAF252”和英美联军出击目标的争议在幕后进行，但英美联军部队却一直是按小时计算向德国纵深挺进的。谁也没有告诉他们，柏林不再是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了。

5

★ ★ ★

这场赛跑在进行着。在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这么多的人移动得这么迅速。英美联军攻势的速度具有传染性，在整个前线，大规模强攻呈现出了一种规模巨大的竞赛的态势。各个集团军都全力以赴要占领易北河的河岸，夺取桥头阵地，以便进行即将结束这场战争的最后的胜利冲刺，与此同时，在西部前线的北部和中部的每一个师都决心首先到达易北河。在河那边，柏林一如既往，是最后的目的地。

在英军的区域，第七装甲师——著名的沙漠之鼠——自从离开莱茵河之后便几乎没有停顿。一过了莱茵河，第七装甲师师长路易斯·莱恩少将便强调：“所有官兵，你们的眼睛现在应该牢牢地固定在易北河上。一旦出发，在我们到达之前，我不会提议是在白天或者晚上停下来……下一个山坳就有好猎场。”现在，即使遭遇到猛烈的抵抗，这些沙漠之鼠仍旧以平均每天20英里的速度向北挺进。

飞行中队的准尉副官查尔斯·亨内尔认为：“让第七装甲师攻占首都，作为我们从西部沙漠以来在战争中所作的长期艰巨努力的回报，是正确而恰当的。”自从阿拉曼战役以来，亨内尔就一直和沙漠之鼠待在一起。准尉副官埃里克·科尔，有甚至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到达柏林。他是敦刻尔克的一名老兵，在1940年被德国人赶到了海上，现在科尔正令人畏惧地准备结清宿怨。他老是纠缠军械士，要他们把机械设备保持在顶呱呱的运行状态。科尔计划在第七装甲师的坦克面前，把德国人一直赶回柏林去。

英军第六空降师曾在D日带领他们的同胞进入诺曼底，现在他们决心带领他们到最后。中士休·麦克温尼从德国俘虏那里听说，英国人一越过易北河，敌人就会“打开大门，让他们畅通无阻前往柏林”。他对此表示怀疑。因为第六空降师所走过的每一英里都是打出来的。第十三伞兵营的威尔弗雷德·戴维森上尉确信，将会有一场赶往柏林市的赛跑，不过他就像该师的大多数人一样，毫不怀疑“第六空降师是在赛跑中的领跑者”。但是在师司令部，约翰·L·希勒上尉却有点担忧，他听到谣传说“柏林留给美国人了”。

美军的各个空降师也听到了同样的谣传。令人烦恼的是，那谣传没有提到伞兵。在詹姆斯·加文将军的第八十二空降师的集结待命地区，伞兵已经训练许多天了，而现在很清楚，在柏林的作战空投不可能了。显然空降行动只是在敌人突然崩溃使得“日食行动”付诸实施的情况下才能采取，那时有必要派伞兵去柏林承担维持治安的任务，但这似乎是渺茫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已经指示刘易斯·布里尔顿将军的第一空降兵集团军，它将很快就在盟军战俘营里进行解救空投，行动的代号是“欢腾行动”。尽管他们很想把战俘解放出来，但一个解救行动而不是作战任务的前景，却使得这个空降兵集团军的官兵欢腾不起来。

类似的失意也成了其他空降部队的特征。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的第一○一空降师号称“退役军人证章”的空降兵们，再次被用作步兵，这次是在鲁尔河。加文的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一个团也奉命赶到了那里。第八十二空降师还被通知待命，在以后越过易北河的军事行动中帮助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

第五○五伞兵团的列兵阿瑟·“荷兰人”·舒尔茨，也许最好地总结了空降师官兵们的感情。他爬上一辆开往鲁尔河的卡车，对他的好友、列兵乔·塔利特说起怪话来：“哦！我带领他们去诺曼底，是吗？去荷兰，是吗？看着我，小伙子。我是一个出身名门的美国人，那个国家只有我这么一个。他们想把钱花得值。他们不想把我浪费在柏林。该死，不想！他们是在把我储蓄下来！他们是要把我空投到东京去！”

不过如果说空降师是垂头丧气的话，那么陆军却是满怀着期望。

在中央地区，美国军队正在全力以赴，他们兵力雄厚。随着辛普森庞大的第九集团军从蒙哥马利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返回，布拉德利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指挥4个野战集团军的将军。除了第九集团军之外，他的兵力还包括第一、第三和第十五集团军——将近100万人。

4月2日，仅仅在渡过莱茵河9天之后，他的部队便完成了对鲁尔河的包围。被装进一个4000平方英里的口袋里的，是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的人数不少于32.5万人。由于莫德尔受到了遏制，西部前线也就敞开了大门，布拉德利便大胆地快速推进，留下第九和第一集团军的一部分人来肃清这个口袋。现在他的军队正在紧追不舍。英军在北方，德弗斯将军的美军第六集团军群在南方占据着两个侧翼，在这种情况下，布拉德利大举猛攻，穿过德国的中央地区，朝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进发。在美军从北到南的阵容中，第九集团军距离易北河最近，在指挥官们看来，好像布拉德利已经给予辛普森许可，准备猛冲，那个势头将把美军带到柏林。

在对鲁尔河的包围完成的那一天，艾森豪威尔给他的军队下达了命令。布拉德利的集团军群的任务是“肃清……鲁尔河……朝其核心轴线卡塞尔—莱比锡推进……抓住每一个机会攻占易北河上的桥头阵地，准备在易北河的彼岸进行军事行动”。4月4日，也就是第九集团军被交还给他的那一天，布拉德利亲自给他的各个集团军下达了新的命令。在第十二集团军群的“指示信第20号”中，第九集团军得到的指示是：首先，以希尔德斯海姆镇地区作为集团军的中心——离易北河大约70英里，在大致是汉诺威南边的一个路线上大举猛攻。然后，“一旦接到命令”，第二个阶段就将开始。正是这段极其重要的话把第九集团军的角色讲清楚了，而且在集团军的司令看来，他的部队的目的地是没有丝毫疑问的。这段话写明：“第二阶段，一旦接到命令即向东进发……利用一切机会夺取易北河上的桥头阵地，准备向柏林或者东北继续进发。”第一阶段——也就是向希尔德斯海姆的大举猛攻——似乎纯粹是一个指示方向的命令，谁也没有料到将会被留在那里。但第二阶段却是第九集团军中的每一个师都一直等待的发令旗，而最急切等待的人又当属集团军司令，威廉·“大呆子”·辛普森中将。[29]

“我的部下被激励了起来，”辛普森后来回忆道，“我们是首先到达莱茵河的，现在我们要成为首先到达柏林的人。我们自始至终只想到一个事情——攻占柏林，穿过柏林，在柏林的另外一边与苏联人会面。”自从指示信从集团军群下达的时候起，辛普森就没有浪费一分钟。他预期，不出几天就可到达希尔德斯海姆阶段的行进路线。辛普森对他的幕僚们说，在那以后，他计划“把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部署在从易北河畔马格德堡北边通往波茨坦的高速公路上，在那里我们将随时包围柏林”。然后辛普森打算，“如果我们占领了桥头阵地，而他们又让我们放手干的话”，他就让第九集团军的其余部队“尽可能快地”投入战斗。他喜气洋洋地告诉他的幕僚们：“我想去柏林，而且我想，你们所有的人，一直到最后一名列兵，也都想到柏林去。”

艾萨克·D·怀特少将，是号称“轮子上的地狱”的第二装甲师师长，意志坚定，瘦而结实，他比辛普森还先行了一步：甚至在他的部下越过莱茵河之前，他就计划攻占柏林了。怀特的作战部部长布里亚德·P·约翰逊上校，在几个星期以前就策划了对首都的大举猛攻。他的计划非常彻底，到3月25日的时候，详尽的命令和地图的套图塑料膜都已经准备好了。

第二装甲师的攻击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与辛普森本人的构想相类似，它也是沿着易北河畔马格德堡的高速公路向前推进。拟议中每天的推进都画在地图的套图塑料膜上面，每一个阶段都给了一个代号。从马格德堡出发的大约60英里的最后猛冲，沿途各个阶段的名字是：“白银”、“丝绸”、“缎子”、“雏菊”、“紫罗兰”、“夜莺鸣叫”，最后，在一个覆盖着柏林的蓝色大字的上面，是代号“目标”。第二装甲师只遭遇到零星的抵抗，往往一天能够前进35英里，怀特确信，按照这个速度，他能够夺取首都。现在马格德堡只在8英里之外，怀特预计，如果他的部下能够夺取在马格德堡的一个桥头阵地的话，那么他就能在48小时之内冲进柏林。

现在，在第九集团军50多英里的前线上，怀特的第二装甲师正在大举猛攻中充当先锋。这个师是西部前线的最大编队之一，它的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车、推土机、卡车、吉普车和大炮，形成了一个超过72英里长的洪流。为了创造出最大程度的作战效果，这个师分成了三支装甲部队——战斗部队A、战斗部队B和战斗部队R，战斗部队R是后备部队。即便如此，这个师由于是以纵列向前推进的，大约每个小时前进2英里，因而，要经过一个特定的点，需要几乎12个小时的时间。这支行动缓慢的装甲部队走在第九集团军其他部队的前面——只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

在它的右翼，一英里都不落下地、顽强地与第二装甲师同速度前进，并且一路战斗过来的，是一群装满了士兵的各种各样规格的车辆。从空中看，它既不像装甲师，也不像步兵师。事实上，如果不是在行列中点缀着一些美军的卡车的话，很容易被误当成一支德军车队。罗伯特·C·梅肯少将的特色独具的第八十三步兵师，号称“群氓马戏团”，正在乘坐着他们缴获来的车辆，竭尽全力朝易北河进发。每一个投降或者被攻占的敌军部队或者城镇，都按份额给这个师捐出车辆，通常是在枪口的威胁下捐出的。每一个刚刚得到的车辆都迅速漆上一层橄榄绿，旁边匆匆涂抹上美国的星条旗，然后加入到第八十三步兵师的行列。“群氓马戏团”的官兵甚至还设法解放了一架德国飞机，而且费大气力找到了一个能开飞机的人，结果这架飞机在整个前线造成惊恐。第三十步兵师的上士威廉·G·普雷斯内尔，是从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一路作战过来的，他知道每一架德国空军战斗机的黑色轮廓，所以当他看到一架明显是德国的飞机朝他的方向飞来的时候，便叫嚷道“ME－109式飞机”，同时跳进掩体。结果并没有机关枪射击，他感到困惑，于是抬起头，注视着那架战斗机飞走。飞机上污渍斑斑地漆着橄榄绿，机翼的下侧是“第八十三步兵师”的字样。

如果说他们的同胞被第八十三步兵师的车辆搞糊涂了的话，那么德国人更是被搞糊涂了。当这个师一窝蜂似的奔向易北河的时候，黑利·科勒少校听见一个汽车喇叭在不住地鸣叫着。“这辆梅塞德斯牌汽车从后面赶上了我们，”他回忆道，“然后开始越过公路上的每一个人。”约翰·J·德文尼上尉也看到了。“那辆汽车在我们的行列中进进出出，与我们同在方向上行驶着。”他记得。当它经过的时候，德文尼目瞪口呆地看到，那是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德军参谋部的汽车，里面全都是军官。机关枪的一阵扫射让车停了下来，被搞糊涂的德国人被俘了，他们还以为是在自己部队的行列中呢。那辆梅塞德斯牌汽车状态极佳，也照旧被匆匆涂上油漆，立即派上了用场。

梅肯将军抱定决心，第八十三步兵师将成为第一个越过易北河，并向柏林进发的步兵师。在第八十三步兵师和第二装甲师之间的竞争现在非常强烈，当这两个师的先头部队在4月5日同时到达威悉河的时候，“有关应该由谁先渡河，争论得相当激烈”。梅肯是这么说的。最终达成了一种妥协：两个师挤在一起，同时渡河。第八十三步兵师的司令部里有谣传说，怀特将军对“群氓马戏团”勃然大怒，据说，第二装甲师的司令说的话是：“哪一个步兵师也不能胜过我前往易北河的全部人马。”

第二装甲师也参与了别的竞争。第五装甲“胜利师”几乎也像怀特的纵队一样迅速向前推进，其官兵有自己的攻占首都的计划。“当时唯一的大问题就是，谁将首先到达柏林，”第五装甲师的参谋长吉尔伯特·法兰德上校记得，“我们计划在坦格明德、桑多、阿尔讷堡和韦尔本渡过易北河。我们听说苏联人就要动手，所以我们作了一切可能的准备。”这个师在持续行进，法兰德记得，没有一个人晚上睡觉超过四五个小时——而且经常是谁也不睡觉。由于是不断地行进，所以法兰德本人的半履带车就成了师的司令部。第五装甲师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抵抗的零星，法兰德回忆道：“实际上只不过是把敌军的后卫部队解决掉。”不过当一颗炮弹穿透了他的半履带车时，法兰德发现这些后卫部队的战斗也可能是致命的。

在步兵师当中，第八十四、三十和一○二师也把目光盯在了柏林。在第九集团军的每一个地方，疲倦而又肮脏的人们一边行军一边吃东西，他们希望能在获胜的时候在场。大举猛攻的势头本身就令人振奋。不过，尽管德军的防御没有一个总的模式，但还是有战斗——有时是激烈的战斗。

在一些地区，死硬派在投降之前进行了拼命的抵抗。第八十四“劈木人”师的罗兰·科尔布中校注意到，最残酷的战斗来自躲藏在树林中、骚扰前进部队的分散的党卫军。装甲纵队通常绕过这些狂热的残余分子，留着让步兵把他们消灭掉。猛烈的遭遇战往往发生在小城镇里。在进军的一个地方，科尔布震惊地发现了一些12岁大的孩子，他们正在大炮上操作。他记得，“那些孩子们并不会投降，只会战斗到死”。

其他人也经历过恐怖的时刻。在托伊托堡森林的边缘附近，詹姆斯·F·霍林斯沃斯少校，率领着第二装甲师的先遣部队，发现自己突然被德国坦克包围了。原来他的纵队直接闯进了一个装甲部队的训练场。对霍林斯沃斯来说，幸运的是，那些坦克是文物，里面的发动机老早就被拆掉了。但坦克的大炮还在，用于训练新兵，于是德国人迅速开火。参谋军士克莱德·W·库利是参加过北非战斗的老兵，也是霍林斯沃斯坦克上的炮手，他立即投入战斗。他旋转坦克上的回转炮塔，击毁一辆1500码以外的德国坦克，之后又转了过来，炸掉75码以外的另外一辆坦克。“当大家都开火的时候，周围全都成了地狱！”霍林斯沃斯回忆道。当战斗结束的时候，一辆满载着士兵的德国卡车沿着马路高速向第二装甲师的纵队驶来。霍林斯沃斯迅速命令他的部下等待卡车来到射程之内。在卡车距离只有75码的时候，他命令开火。卡车被0.5英寸口径的机枪子弹打得满是窟窿，熊熊燃烧，翻了车，把车上穿制服的乘车人投掷在马路上。大多数人在落地的时候就死了，但有几个还活着，在恐怖地尖叫。当霍林斯沃斯过来检查那些支离和满是窟窿的尸体时，他才发现，这些士兵是穿制服的德国女人，相当于美国的陆军妇女队队员。

抵抗完全是无法预测的。许多地区一枪未发就投降了。在某些城镇，市长或者镇长投降了，而正在撤退的德国部队却仍然在居民区中间通行，往往与美国人的坦克和步兵只相隔一个街区。德特莫尔德有德国最大的军械厂之一，在那里，一个平民遇见了惠勒·G·梅里亚姆中校第八十二侦察营的领头坦克，那辆坦克正在第二装甲师的前面进行侦察。那位德国代表宣布，工厂的负责人想投降。“当我们开进去的时候，炮弹全都落在我们的身边，”梅里亚姆回忆道，“在工厂的外面排成队的，是工厂的负责人、工厂的经理和工人。负责人做了一个小小的投降讲话，然后赠送给我一只漂亮的镀铬毛瑟牌手枪。”再往前走几个街区，梅里亚姆接受了一个连的德国军需官的投降——加上大量的钞票。但几个小时之后，在梅里亚姆后面赶来的美军步兵，却进行了一场时间很长的苦战，为的是肃清同一座城市中的敌人。原来德特莫尔德镇位于党卫军的一个训练区中心。

类似的事件到处都有发生。在一些小城市里，一个地区宁静的投降，会突然被几个街区之外猛烈战斗的喧闹声所打破。第八十三师的师长梅肯将军记得，在一个这样城市的主街上，他“从我司令部的前门走进来的时候，是非常安全的，但当我试图从后门离开时，我几乎得杀出一条路来”。在一个城镇的郊区，第三十步兵师的部队被德国士兵遇见了，那些德国士兵的来复枪上捆着白色的手帕。当那些德国兵试图向美军投降的时候，遭到了身后仍然继续战斗的党卫军散兵游勇的机枪射击。

有些人想出了接受投降的新技巧。第八十三师的弗朗西斯·绍默上尉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有几次是用电话处理了投降——是在一把口径为0.45英寸的科尔特牌左轮手枪的支持下处理的。绍默用手枪指着一位刚刚抓获的市长，告诉他：“要是知趣的话，就给下一个市的市长打电话，告诉他，如果他想让他那个地方继续站着的话，最好现在就投降。告诉他，让人们在窗户上挂上床单——要不然就……”那位吓坏了的市长“通常就会花言巧语，告诉他的邻居，在他城市里的美国人有几百辆坦克和火炮，成千上万的部队。这个计策屡试不爽”。

当这个大举猛攻的势头开始日益强劲的时候，公路上挤满了摩托化部队和装甲纵队，它们从成千上万向西边走去的德国俘虏旁边经过，向东推进，甚至都没有时间处理这些俘虏。德国国防军的官兵精疲力竭，胡子也没有刮，没有人陪同，步履艰难地回头朝莱茵河走去。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仍然携带着武器。第一一三机械化装甲师的随营牧师本·L·罗斯回忆说，有两个军官，穿着正式的制服，露出了绝望的样子，在他的纵队旁边走着，“用了足够长的时间试图让人注意到他们，以便把他们的随身武器交出去”。但那些装甲兵们一门心思要多赶路，因而只是竖起拇指叫他们往西走。

城镇一个又一个地在向前猛冲的部队面前陷落了。没有几个人以前听说过那些城镇的名字，而且不管怎样，也没有人在那些城镇里待上足以记住那些名字的时间。像明登、布齐堡、图德恩和施塔特黑根这样的地方，只不过是在通往易北河途中的公路检查站。但第三十师却偶然碰到了一个熟悉的地名——这个地名太熟悉了，大多数人都记得，他们为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存在的地方而感到惊讶。那个镇叫哈默尔恩，因花衣魔笛手的传说而闻名[30]。早些时候，第二装甲师曾从几个党卫军的据点绕过，现在那几个党卫军据点作了自杀式的抵抗，第三十师用猛烈的炮火进行了报复，这使得这个童话般有着华而不实的房屋和鹅卵石街道的城镇，到4月5日的时候成了一片烧毁炸坏的瓦砾。第一一七团的沃尔特·M·约翰逊上校说：“这一次，我们是用一种有点不同的笛子把老鼠赶了出去。”

到4月8日的时候，第八十四师已经到达了15世纪建城的汉诺威郊外。在从莱茵河的长途大举猛攻当中，这个有40万人口的汉诺威，是第九集团军中的任何一个师所要攻陷的最大城市。第八十四师的师长亚历山大·R·博林少将，本来期望要从这座城市绕过去，但下达的命令却是要攻占它。博林根本就不高兴这么做。把他的部队投入在汉诺威的战斗，就会使他在与别的步兵师赶往易北河的赛跑中，失去宝贵的时间。战斗是猛烈的，然而不到48个小时，抵抗就只剩下一些孤立的小战斗。博林为第八十四师的英勇行动而骄傲，同时又为着急进军而急躁。这时，盟军最高司令和他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以及第九集团军司令辛普森将军在汉诺威访问了他，这令他既惊讶又得意。在他们的正式会面结束的时候，博林记得：“艾克对我说，‘亚历克斯，你下面要到哪里去？’我回答道，‘将军，我们打算向前推进，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约定，要去柏林，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停下来。’”

按照博林的说法，艾森豪威尔“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说‘亚历克斯，一直往前走。我祝你有世界上所有的好运，不要让任何人把你停下来”。当艾森豪威尔离开汉诺威的时候，博林认为，他“从最高司令那里得到了一个清晰的口头确认，第八十四师要去柏林”。

4月8日，在那同一个星期天，暂时稍微在第八十三师前头的第二装甲师，在第一阶段的行进路线上停了下来。现在第二师必须等待命令，才能开始进攻的第二个阶段。怀特将军对这个停顿感到高兴。这个师以这样的速度行进，维修已经成了一个问题，怀特起码需要48个小时来做修理工作。他的理解是，这个暂时的停顿也能够使别的部队跟上来。但大多数士兵，在经历了过去几天疯狂似的速度之后，现在纳闷，为什么把他们停下了。土兵们因为这个耽搁而急躁，在过去，这样的停止曾经给了敌人重新组织和巩固的机会。在目的地这么接近的情况下，谁也不想把自己的运气推开。上士乔治·佩特科夫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他现在为“柏林的战斗”而焦虑，“因为我开始认为该轮到我倒霉了”。随营牧师罗斯记得，有一名坦克手对未来太迷信了，结果从坦克里爬了出来，看着漆在坦克前面的“无畏的乔”这些字，于是煞费苦心地把“无畏的”刮擦掉。他宣布：“从现在开始，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乔！”

如果说士兵们对耽搁感到焦虑和担心的话，那么他们的指挥官们——包括怀特将军在第十九军司令部里的顶头上司——则甚至更加忧虑。军长雷蒙德·S·麦克莱恩少将希望，什么也不要打乱他的计划。尽管速度这么快，他却并不为补给品担心。他的军兵力总数超过12万人，比美国南北战争中在葛底斯堡的联邦军人数还多，而且他有1000辆装甲车。麦克莱恩后来表示，有这样的实力，他“绝对毫不怀疑，在渡过易北河的6天之后”，第十九军就会全部进入柏林。

麦克莱恩从辛普森的司令部里听说，这个停顿只是暂时的——耽搁的原因既是战术上的又是政治上的。实际上他的信息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正确的。前面就是苏联占领区的未来的边界，而这个暂停前进又给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考虑形势的时间。迄今为止，不论是对英美联军还是苏联军队，都没有定下地理上的“停止线”。这样一来，直接冲突的危险就仍然存在。在没有德国人的集中抵抗的情况下，高级司令部无意停止进攻，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得考虑进去：一旦越过苏联占领区的界线，那么所攻占的每一个英里，迟早得奉还给苏联人。

在进军最靠近目的地的一点，柏林现在只有125英里的距离了，在第九集团军的前线各地，士兵们等待着出发，而没有觉察到最高司令部所面临的那个微妙问题。他们的急切是有种种理由的。一等兵卡罗尔·斯图尔特期望着能对德国首都先睹为快，因为他听说，在欧洲的所有城市中，就景色而言柏林无与伦比。

英国皇家空军的准尉詹姆斯·“迪克西”·迪恩斯，在桌子前面啪的一声立正，潇洒地向德国上校行军礼。赫尔曼·奥斯特曼是第三五七战俘集中营的指挥官，第三五七战俘集中营是在汉诺威北边的法林波斯特尔附近的盟军战俘营。每当战俘迪恩斯与俘虏战俘的人奥斯特曼见面的时候，他们都要把这种军事上的礼节表演完，刚才只不过是这一系列的礼节之一。他们两人都是正确的典范。

在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勉强而又谨慎的尊敬。迪恩斯认为，这位指挥官——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年军官，他的手臂麻痹，使他不能参加战斗——是一个公正的监狱长，做着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工作。而就奥斯特曼而言，他知道被囚犯们选举出来担任他们发言人的29岁的迪恩斯，是一个固执、坚定的讨价还价者，他能够并且往往使得奥斯特曼的日子难过。这位上校一直清楚，对第三五七战俘营的真正控制，掌握在身材修长的迪恩斯对囚犯们的坚定操纵之中，掌握在囚犯们对他的毫不动摇的忠诚之中。

迪恩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飞机领航员，1940年的时候在柏林被打了下来，从那以后就一直待在战俘营里。在每一个战俘营里，他都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知道怎样才能为他自己和他的难友获得最大程度的优待。他还学到了大量与监狱指挥官打交道的办法。按照迪恩斯的说法，传统的做法是基本的：“你只不过是一直让讨厌的人很不好受。”

现在，迪恩斯低头盯着这位正在老下去的上校，等待知道他被传唤到指挥官的办公室里，是什么原因。

“我这里有一些命令，”奥斯特曼说道，同时举起了一些表格，“恐怕我们必须把你和你的人转移出去。”

迪恩斯立即警惕起来。“转移到哪里，上校？”他问道。

“这里的东北方向，”奥斯特曼说道。“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我将在沿途得到指示。”然后他又补充说，“当然你明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你们。”他停了下来，无力地微笑了。“你们的军队靠得有点近了。”

迪恩斯意识到这一点有几天的时间了。在集中营里面进行的“娱乐”活动，结果制造出了两台高性能的秘密收音机。一台藏在一个老式的、不断使用的留声机里面；另外一台，是一个用电池操作的小收音机，从它主人的餐具里，把最新的新闻在第三五七战俘集中营里传播开来。从这些珍贵的资料来源，迪恩斯知道，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已经渡过了莱茵河，正在鲁尔河作战。英美联军到底进军到什么程度，囚犯们仍然不知道——但如果德国人要转移集中营，那么部队一定是近了。

“将怎样进行转移呢，上校？”迪恩斯问道，他明白，德国人始终只用一种方式转移战俘——步行。

“他们将列成纵队行走，”奥斯特曼说道。然后，他以一种彬彬有礼的姿势，给迪恩斯提供了一个特别优惠，“你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和我一起乘车。”迪恩斯同样彬彬有礼地谢绝了。

“病号怎么办？”他问道，“这里有许多人几乎不能行走。”

“他们将被留在后面，并给他们我们所能给的一切帮助。你的一些人也可以和他们待在一起。”

现在迪恩斯想知道，囚犯们将什么时候动身。有些时候，奥斯特曼怀疑，有关战争的形势，迪恩斯知道的几乎就和他这位指挥官一样多——但有一件事情，他确信迪恩斯不可能听说。根据司令部的信息，英军正大体上朝着法林波斯特尔的方向进军，现在离这里只有大约50到60英里，而根据所有的报道，美国人已经在南边50英里处的汉诺威了。

“你立即走，”他通知迪恩斯，“这是我的命令。”

当他离开指挥官办公室的时候，迪恩斯知道，为大家的行走作好准备，他几乎是无能为力的。食品短缺，几乎所有的囚犯都因为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一个时间长的艰苦旅行，几乎一定能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毁灭掉。但是当他返回营房，在集中营各处传递转移的口信的时候，他向自己庄严地发誓：迪克西·迪恩斯打算，他将使用他能够想到的每一个计策，从放慢速度到静坐示威，到小小的哗变，从而用某种方法，把第三五七战俘集中营里的1.2万人，全都带到盟军的营地去。

新组建的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的行踪，到目前为止，其司令员瓦尔特·温克将军还不知道。司令部据说是在哈尔茨山脉以北的地区，距离柏林大约70到80英里远，不过温克已经开了几个小时的车了，还是没有到。马路上黑压压一片，全是朝两个方向行走的难民和车辆。有些难民是无目的地朝东边走，离开进军的美国人；还有的人由于害怕苏联人，正匆匆朝西边走。载着士兵的车队似乎同样漫无目的。温克的司机多恩，在徐徐移动汽车的时候不停地按着喇叭。他们从西边朝南走，车越是朝前开，状况就越近于混乱，温克也就愈加担心和不安。他不知道，当最终到达司令部的时候，他会发现什么。

温克是绕着圈子去他的指挥部的。他决定绕个大圈子，先去在莱比锡西南的魏玛城，然后朝在巴特布兰肯堡附近的什么地方的司令部奔去。虽然这个偏离要让他多走几乎100英里的路，但温克这样绕行却有一个理由。在魏玛的一家银行里，有他一生的积蓄，大约1万马克，他打算把存款全部取出来。但当他的汽车接近魏玛城的时候，马路上奇怪地空无一人，远处传来炮火的噼啪声。又朝前走了几公里之后，车停住了，德国国防军的宪兵告知将军，巴顿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的坦克已经在郊外了。温克感到震惊，觉得上了当，形势比他在希特勒的司令部里被告知的要糟得多。他无法相信，盟军推进得这么迅速——德国这么多的地方已经被侵占了。同样难以接受的是，十有八九，他的1万马克也消失了[31]。

在当地的司令部里，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们告诉温克，哈尔茨整个区域都有危险，部队在撤退，各个地区都遭到包抄。显然，他的司令部已经从这个地区撤出了。温克又回过头来朝德绍奔去，据说他的一些部队正在那里集结。在德绍北边大约8英里的罗斯劳附近，他发现他的司令部在德国国防军以前的一所技术学校里。在那里，温克发现了有关第十二集团军的真相。

第十二集团军的前线沿着易北河及其支流穆尔德河，大约有125英里——大致是从北边的易北河畔维滕贝尔格，然后往南，来到在穆尔德河畔莱比锡的南面和东面。在北翼，面对着英国人的，是陆军元帅恩斯特·布施的部队，布施是西北战线的总司令。在南边，是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遭到重创的部队，凯塞林是西部战线的总司令。有关这些部队的兵力，温克获得的信息甚少。第十二集团军在这两支军队之间，在他的防区里，这个第十二集团军主要是存在于纸上。除了一些部队坚守着易北河沿岸零散的阵地以外，他只剩下一些被遗弃的师的散兵游勇。他发现，其他的作战部队甚至还没有运作起来，还有一些作战部队尚待组建。他的炮兵部队的主要部分是不能正常移动的，放置在像马格德堡、维滕贝尔格这样的城镇周围的固定阵地上，或者是在易北河沿岸的桥梁和渡口的固定阵地上。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目前有一些自行火炮，一群装甲车，大约40辆小吉普车式的大众牌运兵车，但充其量只有十来辆坦克。

尽管据说那些散兵游勇和分裂出来的小部队，最终将使他的总兵力达到10万人，但现在却离许诺给他的10个师相距甚远。那些余部的原单位有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名字——“克劳塞维茨”[32]、“波茨坦”、“沙恩霍斯特”[33]、“乌尔里希·冯·胡腾”[34]、“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35]、“特奥多尔·克尔讷”[36]——充其量只剩下5个半师，大约 5.5万人。

除了那些已经投入到固定阵地上或者实际战斗中的部队之外，新组建的第十二集团军的主要部分，由渴望参战的军事院校学员和培训军官组成。不论是温克，还是他的参谋长京特·赖希黑尔姆上校，对前面战斗的最终结局都没有丝毫的怀疑。但温克却拒绝屈服于幻灭。他本人年轻，渴望参战，他看到了许多年长的将军们可能没有看到的东西：第十二集团军在兵力上的欠缺，可以由年轻的军官和军事院校学员的顽强和献身来弥补。

温克认为，他看到了一种使用他的幼稚但却热情的军队的方式，那就是把他们用作机动的突击部队，按照需要从一个地区冲向另外一个地区——起码要等到他的其他部队重组和进入阵地。温克相信，用这种方式，他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就可以为德国赢得宝贵的时间。他担任司令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他最年轻和装备最好的编队进入中央阵地，准备或者是在易北河上使用或者是在穆尔德河上使用。温克看着地图，在可能进行战斗的地区画了圈——比特费尔德、德绍、贝尔齐希、维滕贝尔格。他想，还有另外一个地点，美国人一定想从那里渡过易北河。在易北河不远处，在三十年战争[37]期间被破坏的几乎完全毁灭的马格德堡镇又重建了起来。现在，它孤岛式的城堡和建于11世纪的大教堂所构成的巨大要塞，就像一个灯塔一样，矗立在美军行进的道路上。在这个地区的周围——尤其是马格德堡的南部——温克指派了他的“沙恩霍斯特”、“波茨坦”和“冯·胡腾”装备最好的部队，尽可能地阻挡美军的攻击。

他的防御计划非常细致，每一个细节都考虑了进去，他的战术被他的军官们牢记在心。现在，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大约是在温克东北120英里的地方，戈特哈德·海因里齐也为战斗作好了准备。

在第一道主要防线的后面，海因里齐又设立了第二道防线。海因里齐告诉他手下的指挥官们，就在苏联人的火炮要齐射之前，他就会命令第一道防线撤离，立即，所有的部队都要撤退到第二道防线。让苏联人“打空口袋”，是海因里齐在莫斯科用的老花招。苏联人的炮击一停止，部队就要向前推进，再次进入他们在第一道防线上的阵地。这个计策以前是有效的，现在海因里齐指望着它能再次成功。同以往一样，其窍门在于确定进攻的精确时间。

已经有过几次佯攻了。在位于柏林北边的冯·曼陀菲尔第三装甲集团军的防区里，指挥着战斗力较弱的第四十六装甲军的马丁·加赖斯将军确信，进攻将在4月8日开始。在加赖斯防区的正前方，大量车辆在向前移动，炮兵部队在不断集中，这些都似乎表明攻击在即——而且被俘的苏联士兵甚至还炫耀过这个日期。海因里齐却并不相信这些报告。他本人的情报，加上他相信他本能的老习惯，都告诉他，这个日期太早了。结果，他是正确的，在奥得河前线的全线，4月8日是安静和平静的。

然而海因里齐的警觉现在是不停顿的。每天，他都乘坐一架小型侦察机，飞越苏军的营地，观察部队和炮兵的部署。每天晚上，他都悉心研究最新的情报汇报和对俘虏的讯问，始终在寻找可以准确地找出进攻时间的线索。

正是在这个紧张而又关键的时期，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把海因里齐召到他的城堡吃午饭。尽管只是离开他的司令部几个小时，海因里齐还是极其厌烦和厌恶，但他却不能拒绝。帝国元帅的巨大庄园叫卡林城堡，距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在比肯海因的司令部只有几英里远。庄园面积非常巨大，戈林甚至有自己的私人动物园。当海因里齐和他的副官冯·比拉上尉快到的时候，他们都惊愕于戈林公园式的不动产，那里的景色有湖泊、花园、风景画般的露台，以及林荫行车道。从大门到城堡本身的马路两边，站立着穿着整洁潇洒制服的德国空军伞兵——他们是戈林的个人卫队。

城堡就像戈林其人一样，既厚实又奢华。接待厅让海因里齐想到了一个“教堂，这教堂非常宽敞，非常庞大，使得人的眼睛自动地移动到顶部的横梁上”。戈林穿着华丽的白色猎装，冷淡地向海因里齐打招呼。他的态度是个不祥之兆，说明要出现问题，因为这个午餐注定是个灾难。

帝国元帅和将军都强烈厌恶对方。海因里齐总是因为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而责怪戈林，在斯大林格勒，尽管戈林作了许诺，但德国空军却并没有给被隔绝的冯·保卢斯第六集团军提供所需物资。即便没有此事，海因里齐无论如何还是会厌恶戈林的，这是因为他的傲慢和自负。另一方，戈林认为海因里齐的不顺从是危险的，他永远也不能原谅这位将军，因为他没有对斯摩棱斯克实施焦土政策便离开了。而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对海因里齐的反感大大增加。在元首的会议上，海因里齐所说的有关第九伞兵师的话深深地激起了怨恨。在那次会议的第二天，戈林曾经给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部打电话，和艾斯曼上校通了话。“对我来说难以置信的是，”帝国元帅愤怒地说道，“海因里齐竟会那样谈论我的伞兵部队。那是一种人身攻击！我仍然拥有第二伞兵师，你可以告诉你的司令，他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他们。不可能！我要把他们送给绍尔讷。那是一个真实的军人！一个真正的军人！”

现在，在午餐上，戈林把他的攻击直接对准了海因里齐。他以尖锐的批评开始，批评他最近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前线旅行时看到的部队。戈林坐在一把御座似的椅子上，挥舞着一个银制的大口啤酒杯，指责海因里齐的整个军区纪律松弛。“我开车去了你所有的集团军，”他说道，“在一个又一个防区，我发现士兵们无所事事！我看到有些人在散兵坑里打牌！我发现，工人组织的人甚至都没有干活用的铁锹。在一些地方，我发现士兵没有战地厨房！在另外的防区几乎没有为建立防御工事做任何事情。在各个地方我都发现你的士兵在闲逛，什么也不做。”戈林吞下一大口啤酒，威胁着说，“我打算请元首对这一切予以关注。”

海因里齐看出，争论是无益的，他想做的一切，就是离开。海因里齐控制住脾气，总算是把饭吃完了。但是，在戈林把他的两个客人送到门口的时候，海因里齐停下了脚步，慢慢地四下看着这座富丽堂皇的庭院，以及带有角楼和翼轩的威严城堡。“我只能希望，”他说道，“我的闲逛士兵能把你这个美丽的地方从前方的战斗中拯救出来。”戈林冷冰冰地盯了片刻，然后脚后跟一转，走回到城堡里。

当海因里齐开车离开的时候，他想，戈林拥有卡林城堡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他正在开始对苏联人的进攻时间安排得出结论，根据的是情报汇报、空中观察、奥得河洪水的稳定回落，以及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欺骗过他的那个直觉。海因里齐认为，进攻将在一个星期之内开始——大致是4月15日或者16日。

格鲁吉·朱可夫把桌子上的盖布撤了下来，露出了巨大的柏林地势图。它与其说是地图，不如说是个模型，有微型的政府大楼、桥梁和火车站，它们与主要的街道、运河和机场一起，精确地被复制了出来。预料中的防御阵地、高射炮塔和地堡都清晰地标了出来，而绿色的小标签，每一个都带有数字，像小旗一样插在主要的目标上。帝国国会大厦的标号是105，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标号是106，107到108是内务部大楼和外交部大楼。

元帅转向他的军官们。“看目标105，”他说道，“谁将第一个到达帝国国会大厦？是崔可夫和他的第八近卫军集团军吗？是卡图科夫和他的坦克吗？是贝尔扎林和他的第五突击集团军吗？或者也许是鲍格达诺夫和他的第二近卫军集团军？那将是谁呢？”

朱可夫是在故意逗弄他的军官们。每一个军官都发狂似的要首先赶到柏林市，尤其是要首先攻占帝国国会大厦。尼古拉·波比伊尔将军记得当时的情景，卡图科夫大概在他的脑海里已经到了那里，突然说道：“请想一下吧。如果我到达目标107和108的话，我就可能把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一起抓住！”

基本情况介绍会进行了一整天，在前线各地，进攻的准备工作几乎已经完成了。大炮和弹药被安置在森林里，坦克正在开赴指定地点，这样当轰炸开始的时候，坦克上的大炮就可以给炮兵部队提供补充。补给品、造桥材料、橡皮舟和木筏，已经大量储存在进攻区，一个又一个车队挤满了马路，把一个又一个师运送到集结地区。对部队的需求非常巨大，结果这让苏联人第一次从后方空运士兵。在各地的苏联士兵看来，显然进攻很快就要开始了，但司令部以下的人谁也没有被告知进攻的日期。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戈尔波夫上尉是苏军记者，他开着车，在朱可夫的前线注视着这巨大的准备工作。戈尔波夫已利用所有向他提供消息的人，努力想查明进攻的日期，但却未获成功。他从未目睹过在进攻前有这样的活动，他确信，德国人也一定是在密切注视着每一个行动。但事后很久他又评论道：“至于德国人看到了什么，似乎谁都毫不在乎。”

准备工作的一个方面令戈尔波夫大惑不解。有好几天了，大小不一样式各异的防空探照灯一直在抵达前线。操作这些探照灯的又全是女人。此外，这些探照灯又是在距离前线相当远的地方，而且仔细地藏在伪装网的下面。戈尔波夫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探照灯。他纳闷，它们会与进攻有什么关系呢？

在位于滕珀尔霍夫区的柏林邮政局大楼里，帝国邮政局局长威廉·奥内佐尔格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些色彩鲜艳的整版邮票，他在那些邮票上面俯下身来。它们是第一版，奥内佐尔格因为它们而非常得意。邮票的设计者工作出色，元首一定会感到满意。他带着喜悦更加仔细地检查两张邮票。一张邮票上是一个党卫军士兵，肩膀上扛着一支施迈瑟式冲锋枪；另外一张邮票描绘的是一个穿着制服的纳粹党领导人，右手举着一个火炬。奥内佐尔格认为，这些特种纪念邮票充分展现出了那个时刻的最佳品质。它们将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的那一天出售。

一个特殊的日子，也在埃里希·贝耶尔的脑海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这位在威尔默斯多夫区工作的会计师，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担心，在明天，也就是4月10日星期二，他应该做什么。到那个时候就应该付款了，否则的话，各种各样的麻烦和烦琐费时的手续就会接踵而至。贝耶尔是有那笔钱的，那不是他的问题。但那个问题现在重要吗？那个攻占了柏林的军队——美国人或者苏联人的军队——会不会坚持要付款？如果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没有攻占城市，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贝耶尔从各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去了银行，取出了1400马克。他进入附近的办事处，按照要求付了他1945年的所得税首期款。

事情发生得这么迅速，结果每一个人都措手不及。在西部前线，在他的第九集团军司令部里，辛普森将军立即给他的两个军长下达了命令，一位是第十九军的雷蒙德·S·麦克莱恩少将，一位是第十三军的阿尔文·吉勒姆少将。辛普森说，正式的命令就要下达，命令就是“出发”。第二阶段开始进行。那是正式的。各个师都要向易北河——以及易北河的彼岸发起突袭。在第二装甲师的司令部，怀特将军得到这个信息，立即把保罗·A·迪斯尼上校叫来，迪斯尼上校是第六十七装甲团的团长，第六十七装甲团是第二装甲师的先遣团。迪斯尼记得，到达的时候，“我几乎连个招呼都来不及打，怀特就说‘向东方发起攻击’”。片刻之间迪斯尼吃了一惊。军事活动停止了还不到24个小时呢。他仍然感到困惑，便问道：“目标是什么？”怀特只是用一个词回答：“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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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装甲师的官兵们排成五个大纵队，迅速朝易北河和柏林奔去，在经过灯光明亮的德军司令部时，也没有放慢步伐。他们冲过城镇，在那些城镇里，上了岁数的地方军手里拿着枪，无助地站在街道上，震惊得无法采取行动。他们全速超越了朝同一个方向行进的德军摩托化部队的行列。炮声隆隆，但不论是美军还是德军都没有停下脚步。乘坐坦克的美国兵，朝着骑摩托车的德国兵乱开枪。当敌军试图从地下阵地里抵抗的时候，一些美国指挥官们就使用他们的装甲部队。詹姆斯·F·霍林斯沃斯少校就碰上这样一个局面，于是便把34辆坦克排列成行，下达了一个在现代战争中很少听到的命令：“冲锋！”大炮轰鸣，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队伍飞速冲向敌人的阵地，于是德国人四下逃窜。在各个地方，坦克都在冲破敌人的阵地，越过敌人的地带。到4月11日，星期三傍晚的时候，在一种独一无二的装甲车冲刺中，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些谢尔曼们[38]走了57英里的路——按公路上的里程算，应是73英里。晚上8点过后不久，保罗·迪斯尼上校给司令部发了一个简练的电报：“我们到了易北河。”

甚至在更早一些时候，一小批装甲车已经到达了马格德堡的郊外。在下午时，惠勒·梅里亚姆中校的侦察巡逻车以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冲进了易北河西岸的近郊。侦察车在那里被挡住了，不是被德国人的防御工事挡住的，而是被平民的车辆、行人和购物者们挡住的。这个装甲兵排用机关枪猛烈地扫射了一阵子，为的是在街道上清出一条路来，结果造成了混乱。女人昏了过去；购物者不是恐惧地挤作一团，就是猛地趴在地上；德国士兵狂奔乱跑，同时又疯狂地射击。梅里亚姆的这批士兵没有力量坚守这个地区，但侦察车却终于设法从这个混乱的局面中摆脱出来，到达了机场，而机场正是他们的出击目标。当他们行驶在机场边上的时候，飞机正在降落和起飞。美军的大炮开始向看得见的一切东西射击，包括一个中队的就要起飞的战斗机。此后对方的防御力量重新振作起来，于是这个排的侦察车被猛烈的炮火压制住了。这些侦察车好不容易才摆脱出来，而只损失了一辆装甲车，但他们的出现使马格德堡的保卫者们警觉了。现在，当一支又一支的美军从城市的两边到达易北河的时候，他们也就开始遭遇到越来越顽强的抵抗。梅里亚姆的侦察兵们在撤回以后，汇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在城市北边高速公路上的那座桥仍然站立着。这立即成为这个师的主要出击目标，因为这座桥有可能把第二装甲师带到柏林。但从出现在美国人面前的炮火来看，显然这座桥是不能强攻得手的。马格德堡的保卫者们决心要战斗。与此同时，在北边和南边还有别的桥梁，如果在敌人炸毁之前夺取其中的任何一座的话，第二装甲师就可以继续前进了。

在南边7英里处，在绍尔讷贝克，有另外一座桥横跨易北河。它是第六十七装甲团的霍林斯沃斯少校的出击目标。在星期三的整个下午，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队伍畅通无阻地全速推进，穿过一个又一个镇子，最后到达了一个叫奥斯特维克的地方。在那里，一个团的地方军使得前进不得不停顿下来。霍林斯沃斯感到困惑，许多上了岁数的德国人准备投降——有些人甚至还在他们的来复枪上扎上了手帕，从他们的散兵坑里举了起来——然而战斗却没有减弱。有一位俘虏，是在战斗的最初几分钟里被俘的，他解释说，镇子里的11名党卫军正在强迫地方军作战。霍林斯沃斯勃然大怒，旋即采取行动。

他叫他的吉普车过来，除了司机之外，还带上一位中士和一位无线电话务员，这位少校围着这个地区转，最后沿着一条奶牛行走的道路进入了镇子。他显出一副奇怪的样子，两把科尔特牌自动手枪用皮带扣在屁股下面，这是西部牛仔风格；另外还携带了一支冲锋枪。霍林斯沃斯是一位神枪手，曾亲自击毙过150多个德国人。他抓住一个路过的平民，强令他说出那些党卫军驻扎在什么地方。那个吓坏了的人立即指着附近一幢大房子兼谷仓，它的四周是高高的篱笆。看到篱笆上的出入口，霍林斯沃斯和部下从车上跳了下来，快速起跑，用肩膀撞门，把门从铰链上扯开。当他们闯进院子时，一个党卫军朝他们冲来，手里举着自动手枪。霍林斯沃斯用他的冲锋枪把那人打得浑身满是窟窿。另外三个美国人开始朝窗户里扔手榴弹。少校迅速四下张望，发现还有一个党卫军在谷仓干草棚敞开的门里，便抢先于对方拔出了他的口径为0.45英寸的自动手枪。在房子里面，他们发现了6位被手榴弹炸死的党卫军，其余的三个党卫军投降了。霍林斯沃斯又匆匆赶回他的纵队。他被耽搁了45分钟的宝贵时间。

3个小时以后，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队伍便登上了俯瞰着绍尔讷贝克镇和巴特萨尔采尔门镇的高地。在这两个镇的另一边，在傍晚的光线中闪闪发亮的，便是易北河，这个地段几乎有500英尺宽。当霍林斯沃斯用双筒望远镜察看这个地区的时候，他看到那座公路桥仍然站立着——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德国人的装甲车正在用这座桥过河，向东边逃跑。霍林斯沃斯不知道，在周围全都是敌人装甲车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够在桥被炸毁之前夺取这座桥。

当他在注视的时候，一个计划开始形成了。他把手下的两个连长叫了过来，一位是詹姆斯·W·斯塔尔上尉，一位是杰克·A·奈特上尉，霍林斯沃斯概括地说明了他的主意。“他们是在这条从北到南进入巴特萨尔采尔门的公路上移动，”他说道，“然后他们在公路交叉口上向东边折过去，进入绍尔讷贝克，然后过桥。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冲进巴特萨尔采尔门，夺取这个交叉口。现在，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当我们到达交叉口的时候，你的连，斯塔尔，将脱离大部队并把路堵住，挡住从南边来的德国人。我将跟随已经折向东边进入绍尔讷贝克的德军后卫部队，跟着它过河。奈特，你从后面跟上来。我们得夺取那座桥，老天作证，我们将夺取它。”

霍林斯沃斯知道，只有在他们能够移动得足够迅速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才能奏效。光线正在暗下去，如果走运的话，德国坦克永远也不会知道，当他们过桥的时候他们身后有同伴。

在几分钟之内，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队伍便上路了。他们扣紧了坦克的舱口盖子，冲进了巴特萨尔采尔门，在德国人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之前，斯塔尔的装甲车已经从南边把公路堵住，与行进中的德国装甲部队衔接了起来。德军纵队中的先遣坦克已经转了弯，朝桥头驶去，他们显然听到了身后的炮火声，于是开始加速。这时霍林斯沃斯的坦克部队填补了他们纵队中的空白，以同样的速度追随而去。

不过接着他们就被辨认出来了。竖立在附近铁路调车场里平板车上面的大炮，朝美军纵队的殿后部队开起火来。当霍林斯沃斯手下的那些“谢尔曼”们进入绍尔讷贝克的时候，一辆德国马克V型坦克把旋转炮架转了过来，对着打头的美国人瞄准。霍林斯沃斯的炮手、参谋军士库利，开火把那辆马克V型坦克炸毁了。那辆坦克蓦地转向一边，撞到一堵墙上，猛烈地燃烧起来。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让霍林斯沃斯本人的坦克通过，但他的坦克缓慢地迂回行进，总算挤了过去，后面的纵队也就跟了过来。美军的坦克朝着每一辆德军车辆的尾部开火，在燃烧着的德国装甲车旁边挤过去，在镇子里朝前冲。霍林斯沃斯记得，等到他们到达镇子中心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朝着每一个别的人开火。那是最该死的混乱局面。德国人从窗子上探出身子来，不是用他们的反坦克发射筒朝我们射击，就是干脆吊着死了。”

霍林斯沃斯本人的坦克并没有被击中，他现在离桥只隔着四五条马路了。但最后的一段时间却是最糟糕的。当其余的坦克奋力前进的时候，敌人的炮火似乎来自四面八方。楼房在熊熊燃烧，尽管到现在已是晚上11点，但场面是如此明亮，可以说还是像在白天一般。

前面就快到桥了。坦克队伍朝前冲去。霍林斯沃斯原先从高地上并没有看见，原来桥的入口处是几堵迷宫般的石头墙，从马路的两边不规则地伸了出来，因而车辆就得减慢速度，猛地左拐右拐，然后才能到达桥的中央。霍林斯沃斯从坦克里跳了出来，进行侦察，看看是否能够通过挂在坦克后面的电话既带路又指挥炮手开火。就在这个时刻，一颗反坦克炮弹在霍林斯沃斯前面15码处爆炸了。鹅卵石碎片飞向天空，少校突然发现他的脸上全是血。

他一只手拎着一把口径为0.45英寸的自动手枪，另外一只手拎着坦克用电话，顽强地向桥奔去。他的那辆坦克与一辆吉普车相撞，霍林斯沃斯喊着叫步兵上来。他率领步兵向桥的入口处奔去，绕过路障，不停地与拼命守卫的德国人交火。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膝，但他仍然在领路，敦促步兵前进。最后，由于步履蹒跚，再加上他自己脸上的血几乎让他看不见了，大家让霍林斯沃斯停了下来。雨点般的炮火从德军的阵地上发射过来，霍林斯沃斯不得不命令撤退。他已经来到离桥只有40英尺的地方了。当他的指挥官迪斯尼上校赶到的时候，他发现少校“无法行走，流了一地的血，我命令他回到后面”。霍林斯沃斯只差几分钟而没有把桥攻下来。他认为，倘若他成功的话，他就能够在11个小时之内到达柏林。

4月12日黎明时分，当步兵和工兵再次试图夺取绍尔讷贝克大桥的时候，德国人当着他们的面把桥炸飞了。

在第九集团军前线的上空，杜安·弗朗西斯中尉驾驶着没有配备武器的“幼鸽”牌侦察机“迷小姐”号，做了一个大的旋转动作。在弗朗西斯身后的是他的炮兵飞行观察员威廉·S·马丁中尉。这两个人从莱茵河开始，一路上都在为第五装甲师进行侦察，确定据点的位置，用无线电把阵地告知迎面而来的坦克队伍。这并非全都是例行公事，弗朗西斯和马丁曾不止一次低飞，掠过敌人的部队，用他们口径为0.45英寸的科尔特左轮手枪朝敌军纵队胡乱射击。

在东方，云开雾散，飞行员们能够看见远处隐隐约约有高大的烟囱。“柏林！”弗朗西斯喊道，同时用手指着前方，“那是施潘道区的工厂。”现在当第五装甲师稳固前进的时候，弗朗西斯每天都从他空中的有利位置寻找不同的城市路标。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希望，当“迷小姐”带领坦克队伍进入柏林的时候，他能够立即认出主要的公路和大楼，从而可以把它们的情况告诉坦克手们。他打算在“那些孩子们”接近柏林的时候，能够给他们全程观光的待遇。

弗朗西斯几乎就要回过头来，飞回先头纵队附近的一块牧场了，这时他又突然把操纵杆朝前推。他发现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摩托车旁边有跨斗，从第五装甲师的一些坦克旁边的一条马路上疾驶出来。当他开始俯冲以便察看这辆摩托车时，他朝右边瞥视了一眼，一下子惊呆了。在树丛上方不过几百英尺高的地方飞行着的，而且几乎难以分辨的，是一架菲瑟勒“仙鹤”牌飞机，那是德军的炮兵测位飞机。当“迷小姐”靠近的时候，那架飞机机身和两翼上的白色十字，在“仙鹤”的灰黑色身体上格外醒目。就像弗朗西斯驾驶的那架“幼鸽”一样，那架飞机也是用布覆盖着，是一架高机翼的单翼机，但比“迷小姐”要大，据弗朗西斯所知，每小时起码也能比“迷小姐”多飞30英里。但美国飞机此时却在高度上有优势。在弗朗西斯喊“咱们抓住它”的时候，他也听见马丁在同样敦促。

马丁用无线电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架德国飞机，并且平静地宣布：“我们就要战斗。”在地面上，第五装甲师那些震惊的坦克手们在听到马丁的喊叫之后，便向天空伸着脖子，寻找这场就要发生的空战。

当弗朗西斯向下俯冲的时候，马丁打开了飞机的侧门。这两个人让“幼鸽”紧紧围着德国飞机转圈，同时用他们口径为0.45英寸的手枪射击。弗朗西斯希望，手枪的射击能够迫使德国飞机飞到正在等候的坦克队伍上面，那么机枪手就能够轻而易举把它打下来。但敌机的驾驶员，虽然明显地被这意外的攻击弄糊涂了，却并不那么与人方便。“仙鹤”猛烈侧滑，开始疯狂地转起圈来。弗朗西斯和马丁在它的上方，就像边疆地区驿站马车上的警卫一样，从他们自己的飞机里探出身子，尽可能快地扣动扳机，把他们自动手枪里的子弹全都发射出去。令弗朗西斯惊讶的是，德国人并没有还击。即使在这两个美国人重新装子弹的时候，“仙鹤”的驾驶员也并不是趁机把与他们的距离拉开，而是继续转圈。后来，弗朗西斯只能猜测，那位驾驶员仍然在努力搞清楚，是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

现在，这两个美国人降到离敌机不到12英尺的高度上，子弹一发又一发地射进德国人的挡风玻璃。他们靠得非常近，弗朗西斯看见，驾驶员“盯着我们，他的眼珠子就像鸡蛋一样大”。突然德国飞机疯狂地转动着，不停地打转。马丁一直是用无线电快速讲述着这场战斗，这时喊道：“我们打中它了！我们打中它了！”他的嗓音由于激动而含糊不清，结果坐在半履带式汽车里的伊斯雷尔·沃什伯恩中校以为，马丁说的是“我们被打中了”！

“仙鹤”盘旋着下降，它的右翼碰到了地面，咔嚓一声折断了，飞机横滚着，在一块草地的中央停了下来。弗朗西斯在旁边的空地上把“迷小姐”降落下来，朝那架被击落的飞机跑去。德国驾驶员和他的飞行观察员已经从飞机里出来了，但飞行观察员脚上中了弹，跌倒在地上。驾驶员钻到一大堆甜菜的后面，但在马丁鸣枪示警之后，他又从甜菜后面出来了，高举着双手。马丁用枪押着驾驶员的时候，弗朗西斯检查了那位负伤的飞行观察员。当他脱掉那个德国人的靴子的时候，一颗口径为0.45英寸的子弹落了下来。他给那个皮肉伤做包扎时，那个德国人不住地说道：“谢谢！谢谢！谢谢！”

当天晚些时候，弗朗西斯和马丁愉快地在他们的战利品旁边摆着姿势。他们打了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区的最后一场空战，而且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毫无疑问是唯一用手枪击落德国飞机的空军士兵。对弗朗西斯来说，“那是纯粹欢乐的一天”。唯一能够胜过这个快乐经历的事情，就是指引着第五装甲师进入柏林。弗朗西斯相信，只需再等上一两天，命令就会下达了。[39]

罗伯特·E·尼克迪默斯中尉率领一个坦克排，中午的时候接近了坦格明德，在那里遇到了一种不祥的平静。第五装甲师的这个排的出击目标，是这个景色如画的小城里的桥，它大约在马格德堡东北的40英里处。现在绍尔讷贝克的桥已经被炸毁了，坦格明德桥也就成了战争中最重要的桥，起码对第九集团军来说如此。

尼克迪默斯的坦克在坦格明德的主要街道上行驶着，进入了广场。这个街道就像城里的其他街道一样，也是空无一人。这时，正当坦克在广场里停下的时候，防空警报器开始尖啸，尼克迪默斯后来说道：“一切都立即发生了，闹翻了天。”

从几分钟以前还似乎空无一人的窗户、门口和屋顶，德国人用火箭筒式的反坦克炮射击。美国人回击。有那么一会儿，查尔斯·豪斯霍尔德中士站在坦克的旋转枪架上，用冲锋枪猛烈射击，最后坦克被击中，他不得不跳了出来。伦纳德·海梅克中士的坦克就在豪斯霍尔德的坦克后面，也被击中了，燃烧了起来。海梅克跳出脱险，但他的坦克手们却被敌人的炮火压制在坦克里面。海梅克蜷曲着身子，慢慢地转了一个圈，用冲锋枪连发射击，掩护他的人逃出来。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个美国兵跳上了尼克迪默斯坦克的背部，在嘈杂声中高声喊叫着，自报身份是一位逃跑的战俘。他说道，大约有500名俘虏被关在镇子里，分别关在两个院子里。尼克迪默斯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他本来想请求炮兵支援，但他又无法炮轰一个满是美国俘虏的镇子。他决定，试着突破并进入最近的那个院子，让俘虏们脱离枪炮的射程。

在那位战俘的带领下，尼克迪默斯通过了大楼、后院，越过篱笆，来到了河边的一个院子。院子里的美国俘虏一看到走过来的军官，便猛地扑向德国看守。这个小规模战斗是短暂的。看守们一被解除武装，尼克迪默斯便领着俘虏们走出来。当这群人走近最后一条敌人占领的街道并且看见街道那边的美国坦克时，一个美国兵转向尼克迪默斯，欢欣鼓舞地说道：“现在我自由了，他们不能杀死我。”他走到了街道的中央，这时，一个德国狙击手射穿了他的头。

当尼克迪默斯正在解救俘虏的时候，极其猛烈的挨家挨户的战斗正在全城各处进行。最后，几乎就要看见那座桥了，德国卫戍部队的代表与美军的先遣部队见了面，宣布他们想投降。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来。巨大的尘土云翻腾上来，瓦砾像暴风雨一般倾泻在城里。德国工兵把桥炸毁了！这个“胜利师”，离首都最近的美军队伍，被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33英里的距离，拒之于柏林之外。

焦虑开始在整个第九集团军里蔓延。一直到4月12日下午3点钟的时候，还有一切理由充满信心。第五装甲师在仅仅13天的时间里，就行进了惊人的200英里的距离，第二装甲师只不过多用了一天的时间，也行进了同样的距离。总之，自从离开莱茵河以来，辛普森的集团军已经全速行进了226英里。第九集团军的各个师正在全线向易北河冲锋。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夺取一座桥梁，也没有在河的东岸建立起一个桥头阵地。许多人本来希望能够重演对雷马根的莱茵河大桥的著名攻占，在3月初，那个攻占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英美联军的战略。但现在却没有这么走运，现在，在第二装甲师的司令部达成了一个决定：必须强渡过河。部队将对易北河的东岸进行水陆两栖进攻，以便夺取一个桥头阵地，然后在河上架起浮桥。

第二装甲师第二作战指挥部的司令悉尼·R·海因兹准将，在他的司令部里制订了计划。作战行动将从马格德堡的南边开始，在一个叫韦斯特许森的小镇里发起。即使以最乐观的看法，这个计划也是一场赌博。在架桥完成以前，敌人的炮火就可能把桥炸毁，或者更糟糕的是，根本使架桥不可能进行。但海因兹等待的时间越长，敌人的防御力量就可能越集中。每耽搁一个小时，先于苏联人进入柏林的机会就越渺茫。

4月12日晚上8点，两个配备装甲车辆的步兵营，乘坐称为DUKW的水陆两用车悄悄渡河，来到了东岸。渡河没有遭遇到抵抗。午夜的时候，这两个营渡过河，到破晓的时候，第三个营也与他们会合了。在东岸，部队迅速部署，选择出来准备架设浮桥的地点，在一个密集的半圆形地段挖掘防御阵地。怀特将军喜气洋洋地给第九集团军司令辛普森将军打了电话：“我们过河了！”

德国人几乎与辛普森同时得知了渡河的消息。在马格德堡，作战指挥官是一位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兵，他立即把消息告诉了在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里的温克将军。

马格德堡的那位军官是炮兵专家，他很早就明白，不可低估敌人。1944年6月6日那天一大早，他从先遣炮兵阵地向外张望.看到了盟军的进攻舰队。然后，他就像现在一样，立即向他的上级告知这个形势。“这是进攻，”他当时说道，“那里一定有1万艘军舰。”他不可思议的消息人们并不相信。“那些军舰朝哪里开？”大家问他。他的回答既严酷又简单：“就朝我这儿开。”

维尔讷·普洛斯克特少校，当年曾经在奥马哈海滩的中央指挥过德军的炮火，现在又准备在易北河上奋力抵抗。他的炮手分布在河的沿线，在马格德堡的北边和南边都有，他们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挡美国人。不过普洛斯克特见过太多的世面，因而对结局没有丝毫的怀疑。

然而，温克将军所依赖的那些年轻的军事院校学员，却毫无悲观的想法。他们既热切又精力充沛，正在期待着前面的战斗。现在“波茨坦”师、“沙恩霍斯特”师和“冯·胡腾”师的快速作战部队正在冲向阵地，准备把在易北河东岸的美军桥头阵地清除掉。

在易北河西岸，工兵正在发狂似的工作。匆匆安置起来的探照灯，直接指向天空，从云彩上把光反射回来，就是在这种人造的月光中，第一批浮舟缚牢了，被推进了河中。这些漂浮的构件一个又一个地在指定位置上被拴紧。

第六十七装甲团的团长保罗·A·迪斯尼上校站在旁边，愈来愈不耐烦地注视着架桥行动。突然，炮弹呼啸着过来了。当炮弹在最初的几个浮舟四周爆炸的时候，喷泉般的河水冲向了天空。这个炮击的模式是非同寻常的：炮弹并不是齐射落地，而是单发，显然是从几个阵地相距甚远的大炮发射过来的。迪斯尼确信，这些炮火受到了一个藏在附近的炮兵观察员的指挥，于是命令立即对那些俯瞰河面的破败四层住宅楼进行搜查。搜查没有结果，炮火在继续，又准确又致命。

被扯开的浮舟沉了下去，猛烈打击河水的炮弹碎片一再迫使架桥者躲避起来。受伤者被拽到河岸的安全地方，另外的人接替他们的位置。整个夜晚炮击都在持续，使美军工兵不屈不挠的持续努力徒劳无功。海因兹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他阴沉着脸，命令一支步兵强行向南进军，其目的就是：另外再找到一个地点。

第二天上午，桥的其余部分被德军的炮火毁灭了。当最后的炮弹尖啸着飞来，把那座扭曲的已遭到重创的浮桥摧毁的时候，桥离河的东岸只有75码远。海因兹面色呆滞，一副倦容，命令放弃这个地点。当大家带着他们的伤号集结的时候，一个消息来到了：在东岸的步兵已经在下游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架桥地点。

到4月13日，星期五下午的时候，水陆两用车正在牵引一根沉重的钢索过河，送到这个最新的桥头阵地。这根钢索是要用作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处在合适的位置，它就将把一连串的浮舟在河上拖来拖去，承载着车辆、坦克和大炮。尽管这个方法慢得令人绝望，但在架桥材料被调上来之前仍然顶用。

现在让海因兹最关注的，就是在河东岸的那三个营的命运。那些部队背靠着易北河，正守卫在由埃尔贝瑙和格吕内瓦尔德这两个村子形成的一个大体上的半圆地区。那是一个小的滩头阵地，除了西岸的排炮之外，他们没有别的装甲兵支援或者炮兵掩护。如果这三个营遭到猛烈进攻的话，形势就可能十分危险。现在，海因兹命令迪斯尼上校乘坐一辆水陆两用车渡过易北河，指挥那些步兵部队。

迪斯尼发现，那三个营的指挥部中的第一个，是由约翰·芬内尔上尉指挥的，它在一片森林里面。芬内尔忧心忡忡。德军的压力正在增加。“如果我们这里不能真正迅速地拥有坦克的话，”他说道，“就会非常麻烦。”

在用无线电向海因兹简单介绍了情况之后，迪斯尼便着手寻找第二个营。当他在河边向前移动的时候，炮弹开始在四周落下。迪斯尼扑倒在一个壕沟里，但炮弹来得更近了，于是他只得爬出来，跑向另外一个壕沟。这一次他的运气不太好，他感到飞来了一些雨点般的炮弹碎片，然后又是一些。第三次的炮弹碎片把他击倒了。迪斯尼躺在那里，几乎失去知觉，严重受伤。他的左上臂被打穿，尽是窟窿，一个大的炮弹碎片把他右大腿的上部撕掉了。

在36个小时之内，霍林斯沃斯和迪斯尼，这两位最突出的献身于率领美军赶往柏林的人，先后受了伤。

4月12日下午1点15分，大致是在美军第五装甲师的先头坦克开进坦格明德的时候，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沃姆斯普林斯市他的书桌旁去世了。

一位画家正在为他画肖像，总统突然把一只手放在头上，诉苦说头痛。一小会儿他就死了。在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份《亚特兰大宪法报》。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是：第九集团军——离柏林57英里。

24个小时之后，总统死亡的消息才在前线部队当中慢慢传开。第八十四师的奥尔西·彼得斯少校是从一个德国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在瓦伦霍尔兹附近的一个铁路道口，一位上了岁数的信号旗手前来向他表示同情，因为“这个消息太可怕了”。彼得斯既感到震惊又难以置信，但在他充分领悟所听到的话的意思之前，他的队伍已经再次出发，朝易北河行进了，而他又有别的事情要考虑。诺曼·卡恩斯中校率领着第三三三步兵团的一个营，在他穿过布伦斯威克北边一个被炸毁的油田的时候，得知了罗斯福的死讯。他感到遗憾，不过他的心思也是放在工作上。“那只是另外一个危机而已，”他后来说道，“我的下一个出击目标是维亭根，我正忙着考虑那个地方。罗斯福，不论是死了还是活着，现在都不能帮助我。”随营牧师本·罗斯给他的妻子安妮写信说：“我们全都感到难过……不过我们曾经看到这么多的人死去，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甚至罗斯福也并非必不可少……我感到吃惊的是，我们是平静地听到这个消息并谈论这个消息。”

约瑟夫·戈培尔几乎不能克制自己。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便给在地堡里的希特勒打电话。“我的元首，我向你祝贺！罗斯福死了！”他欢欣鼓舞，“它写在星相中了。对我们来说，4月的后半个月将是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这是转折点！”

早些时候，戈培尔曾经把两个占星术的预言传播给施威林·冯·克罗齐克伯爵，克罗齐克是帝国的财政部长。其中的一个预言，涉及的是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也就是1933年的1月30日。另外一个预言的日期是1918年11月9日，涉及的是魏玛共和国的未来。克罗齐克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一个惊人的事实变得明显了。两个星相都预言，战争将在1939年爆发，一直到1941年以前都是胜利，随即是一系列的逆转——在1945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尤其是在4月的前半个月，将遭受最严重的打击。然后，在4月的后半个月将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然后是僵局，它将持续到8月，并在同一个月里取得和平。在以后的3年里，德国将会有一个困难的时期，但从1948年开始，她将再次崛起。”

戈培尔还一直在读托马斯·卡莱尔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历史》，[40]而这又进一步给了他可以欢欣鼓舞的理由。其中的一章讲的是七年战争（1756—1763），当时普鲁士独自对抗一个包括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的军事力量同盟。在这场斗争的第六年，腓特烈告诉他的顾问们，如果到2月15日他的运气还没有改变的话，他就自杀。然后，在1762年1月5日，俄国女皇伊丽莎白死了，俄国退出冲突。“勃兰登堡家族的奇迹，”卡莱尔写道，“发生了。”这场战争的整个性质好转了。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六年，罗斯福死了。二者的可相比之处是不可避免的。

这位宣传部长欣喜若狂。在宣传部里，他给每一个人都叫了香槟酒。

“渡河！渡河！不断前进！”第八十三师的埃德温·“大号铅弹”·克拉比尔上校在河岸上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把士兵推进登陆艇，并且在各处用他的靴子给那些起动慢的人助上一臂之力。

“不要浪费这个机会，”他朝着另外一船人叫嚷道，“你们是在去柏林的路上！”当别的士兵开始乘坐水陆两用车渡河的时候，克拉比尔告诫他们：“不要等着有人来安排！不要等着有人来告诉你们该做什么！你用什么法子过去都行！如果你现在就采取行动，你就能不发一枪便获得成功！”

克拉比尔是对的。巴尔比镇在马格德堡东南15英里处，就在第八十三师的主要竞争对手——第二装甲师的南面，第二装甲师正在不顾一切地使用他们的钢索渡口。而在巴尔比镇，第八十三师的官兵正在成群结队地渡河，没有遭遇抵抗。他们进入镇子的时候，发现桥已经被炸掉了，克拉比尔并没有等着第八十三师的指挥官下命令，而是命令立即渡河。登陆艇被匆匆送来，在几个小时之内，整整一个营就被运送过河了，现在另外一个营正在途中。与此同时，浮舟正把大炮运送过去，工兵正在架设一座双车道浮桥，应该能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完成。甚至克拉比尔也被他的命令所激发起来的发疯似的场面所感染，他从一群人那里猛冲到另外一群人那里，敦促加快速度，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对其他军官洋洋得意地说：“在后方本宁要塞里的人永远也无法相信！”

沉默地注视着这个狂热的场面的，是一群德国观众，他们站在镇公所的钟楼下面的一个阳台上。格兰维尔·夏普中校指挥着一个步兵营，有几个小时了，当他肃清镇子里的那点儿抵抗的时候，他发觉这些观众一直在观看，于是越来越恼火。“我的士兵正在被枪击，而那些德国人却怀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战斗和强渡过河。”他回忆道。现在夏普受够了。他走向一辆坦克，对炮手说：“发射一颗炮弹穿过钟面，比如说就在五点钟的那个地方。”坦克手欣然从命，干净利落地击中靶心数字五。阳台上的那些观众一下子散去了。

不管怎么说，这场演出结束了。第八十三师渡过了河。第一座牢固的桥头阵地在易北河的东岸建立起来了。

到13日的傍晚，工兵们已经完成了任务，而且善始善终，他们还在桥的入口处竖立了一块牌子。为了向新总统表示敬意，同时也因为这个师素来士气高昂，又敏锐地欣赏到广告的价值，所以牌子上写的是：杜鲁门桥。柏林的门户。第八十三步兵师立。

消息迅速传回给辛普森将军，又从那里传到布拉德利将军那里，布拉德利立即给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突然第八十三步兵师的桥头阵地成了每一个人所思考的最重要的事情。盟军最高司令仔细地听了这个消息，然后，在汇报结束的时候，他给布拉德利提出了一个问题。布拉德利后来又把这次交谈再现了，按照他的说法，艾森豪威尔问道：“布拉德，从易北河突破并攻占柏林，你认为将会使我们付出什么代价？”

布拉德利考虑这同一个问题有几天的时间了，像艾森豪威尔一样，他现在也并不把柏林看作一个军事目标，但如果能够轻易攻占的话，他是支持攻占的。不过布拉德利就像他的首长一样，对过于深入地突进未来的苏联占领区感到不安，对美军为了进入他们迟早还得撤出的地区将可能蒙受的伤亡感到不安。他并不认为在前往柏林的路上会有大的伤亡，但攻占柏林市却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攻占柏林可能是代价昂贵的。

现在他回答最高司令：“我估计将会使我们伤亡10万人。”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补充说，“为一个受人羡慕的目标而付出的代价会是相当高昂的，尤其是在知道我们还得撤回，让人家接管的时候。”[41]

交谈在这里结束了。盟军最高司令并没有披露他的打算，但布拉德利已经清楚无误地表明了他自己的意见：与区区威望或者暂时占领毫无意义的房地产相比，美军的生命更重要。

在第十九军的司令部里，麦克莱恩将军站在地图面前研究形势。在他看来，易北河东岸的敌军防线是一块硬的面包皮，如此而已。一旦他的各个师渡过河并突破防线，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们进入柏林。麦克莱恩的作战部长乔治·B·斯隆上校认为，对于他们从莱茵河一路上所遭遇到的那种抵抗——小块区域的拼死抵抗，美军将予以打击，不过快速前进的部队完全可以绕开不管。他确信，在进攻再次发起的48小时之内，美军装甲兵的先头部队就可进入柏林。

麦克莱恩迅速作出了几个决定。“群氓马戏团”夺取了桥头阵地，急送部队过河，然后在易北河上架起了一座桥，全都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内，这惊人的成就改变了易北河的整个画面。第八十三师的官兵并不是仅仅在东岸扩大滩头阵地，而是从滩头阵地进军。麦克莱恩确信，第八十三师的桥头阵地是持久的。第二装甲师微不足道的钢索渡口行动是否能幸免于炮击，他并没有把握，不过第二装甲师已经有三个营过了河，而且他们在固守。已经作了安排，让第二装甲师的一部分兵力开始过第八十三师的“杜鲁门桥”。因而麦克莱恩认为，没有理由让现在正在进入阵地的第三十师进攻马格德堡，占领那座高速公路桥。按照部队现在移动的速度，第八十三师的桥头阵地能够迅速地扩大开来，与在第二师的钢索渡口对面的那三个被隔绝的营连接起来。从这个扩大了很大面积的桥头阵地上，大举猛攻就可继续。麦克莱恩决定，完全绕过马格德堡。正如第八十三师所预期的那样，“杜鲁门桥”将成为通往柏林的门户。

4月14日，星期六，黎明时分。在第二装甲师的钢索渡口，海因兹将军等着把三只浮舟捆扎在一起。它们将形成渡船的平台甲板，在架桥期间，钢索将拉着它来往于河中。炮弹仍然不停落在桥头阵地的两岸，河东岸的部队在进行猛烈的战斗。他们能够抵抗对面的步兵一段时间，但海因兹惧怕的是装甲部队的进攻。东岸的美军仍然没有支援的炮兵或者装甲兵。

第一辆登上浮舟渡船的是一辆推土机；河的东岸需要刮削，路面需要筑平，然后坦克和重武器才能爬上去。一辆水陆两用车将牵引着平台甲板，帮助钢索更快地移动，从而使渡船加快速度。海因兹焦急地注视着。有两根钢索已经损坏了，被河水冲到了下游。他只剩下一根钢索，而他的最后的超大型浮舟，已经用于造渡船了。

这个笨重的作战行动开始了。当大家注视的时候，渡船缓慢地来到了易北河的中央。然后，当它接近东岸的时候，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一颗单发的炮弹呼啸着飞来，在百万分之一的击中率中，把钢索切断了。当钢索、渡船和推土机消失在河里的时候，海因兹震惊得僵硬地站着，痛苦地说道：“它去地狱了！”

就好像那个难以置信的靶心是总体灾难的一个信号一般，现在又传来消息，东岸的部队正遭到装甲车的进攻。

在易北河的东岸，透过一缕缕的晨霾和炮火烟雾，阿瑟·安德森中校注视着德军的装甲车冲破他的步兵防线。有七八辆装甲车，其中有两辆是坦克。安德森透过眼镜，看到那群装甲车在他的反坦克火箭筒的射程之外，正在有条不紊地朝美军的散兵坑射击。甚至就在他注视的时候，坚守指挥部的最远处阵地的一个连被打垮了。部队从他们的散兵坑里冲了出来，朝森林的安全地带跑去。现在德国人正在向安德森的另外两个连进攻，轰击一个又一个散兵坑。安德森发狂似的用无线电要求在易北河西岸的排炮帮助。但敌军的进攻太迅速了，甚至当第二装甲师的炮弹呼啸着飞来的时候，安德森也知道来得太晚了。

在桥头阵地的更远处，指挥着I连的比尔·帕金斯中尉，突然听见部队的机枪开火了，然后是德军的短冲锋枪在还击。一排传令兵飞奔而来，向他报告说，三辆载着步兵的德军车辆正沿着前线开来，“一边走一边把所有的人都干掉”。帕金斯给部队发回命令，待在阵地里不断射击。然后他冲出指挥部，想亲自查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后来报告说：“我看见在大约100码之外有三辆马克V型坦克从东边驶来，每一辆都好像载着一个排的步兵。他们让美军俘虏在前面走，他们就从俘虏中间射击。”帕金斯的一些士兵用火箭筒还击，但射程太远了，那些击中坦克的炮弹，又从坦克上反弹了出去。他的士兵正在被消灭。帕金斯命令他们赶快撤退，以免全都被俘虏或者杀死。

从桥头阵地的北边、东边和南边，德国坦克迅速赶来。参谋军士威尔弗雷德·克雷默负责指挥一个步兵排，他看见在大约220码以外的地方有一辆德国坦克，步兵在它的四周成扇形散开，跟在后面。克雷默命令他的部下等待。然后，当德国人到大约40码的地方时，他叫嚷开火。“我们做得不错，坚守住了，”他后来解释说，“不过接着那辆坦克开火了。第一发炮弹落在离我们的机枪大约10码远的地方。然后一个德国佬直接来到我们的防线。他能够看见我们的每一个散兵坑在什么地方。那是近距离的直射。”克雷默坚守到还敢于坚守的时候，然后他也命令部下撤退。

在格吕内瓦尔德村周围的战斗非常激烈，结果指挥着一个营的卡尔顿·E·斯图尔特中校，接到了他的一个连要求炮兵开火的电话，电话要求“直接朝我们的阵地开炮，因为我们的人是在房屋的地下室里”。每一个人都要求进行空中袭击，以便炸毁坦克，但在从黎明到中午的战斗的整个过程中，只有几架飞机露面。在全速赶往易北河的过程中，战斗机的简易机场远远地落在了后面，结果飞机不得不携带额外的汽油机翼油箱，与地面的进军同步，这就意味着，它们无法携带炸弹。

到中午的时候，海因兹将军已经命令在东岸的所有步兵都渡过易北河，撤回来。尽管一开始认为伤亡人数很多，但一连几天都有士兵三三两两地回来。东岸的伤亡人数最终定为304人。有一个营失去了7名军官，还有146名士兵阵亡、负伤或者失踪。这场战斗结束了第二装甲师在易北河上架桥或者建立桥头阵地的最后希望。现在第二装甲师的师长怀特将军，除了使用第八十三师在巴尔比的桥之外别无选择。德国人已经成功地，而且是以闪电般的速度，终止了第二装甲师所建立起来的强劲势头。

对桥头阵地的清除是如此的突然，而且战斗又是如此的激烈，美军指挥官们甚至都不知道是哪支部队进攻了他们。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部队。正如温克将军所预见到的那样，他初出茅庐的军事院校学员和培训军官帮了他的大忙。他们既野心勃勃又热切希望获得光荣，于是便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粗劣的装备运用到了极致，从而赢得了温克所需要的时间。在把第二装甲师赶回去的过程中，这些机动的突击部队完成了在30个月的战斗中，任何一支德国部队都没能完成的业绩。倘若第二装甲师能够在易北河上夺取一座桥或者一个桥头阵地，那么第二装甲师就可能不等命令便直接咆哮着前往柏林了。

盟军最高司令进攻德国的计划展示得光彩夺目。确实，英美联军伟大进军的速度，甚至明显地让他吃惊。在北边，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正在稳固前进。逐渐把阿纳姆包围起来的加拿大人，准备开始清除仍然待在荷兰东北部大片区域的敌人。英军第二集团军已经渡过了莱内河，攻占了策勒镇，现在正在不来梅的郊外。在帝国的中央，遭到包围的鲁尔河几乎被攻占了，而最重要的是，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与美军第一和第三集团军一起，几乎把德国切成了两半。第一集团军正在朝莱比锡进发。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正在接近捷克边界。

但这些旋风式的进展也付出了代价：它们把艾森豪威尔的补给线几乎延伸到了极限。除了卡车车队之外，实质上没有陆路运输可为布拉德利的部队所用；在莱茵河上，只有一座铁路桥仍然在运作。作战部队仍然补给充足，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们却因为总体情况而烦恼不安。为了供应那些覆盖面大的集团军，运输机部队的几百架飞机奉命每天24个小时飞行，不停地把补给品带来。单是在4月5日一天，一个C－47型飞机的飞行辎重队就给前线运送了超过3500吨的弹药和补给，以及几乎75万加仑的汽油。

除此之外，随着盟军越来越深入地在德国推进，他们也得为成千上万新增加的非作战人员提供所需物品。成千上万的德国战俘得吃饭；来自十来个国家的强迫劳动工人以及英美战俘，得给他们住处、食品和医疗服务；医院、急救车队和医药用品现在只是在开赴指定地点，尽管这些医疗设备数量巨大，但一种意料之外的需求却突然使它们身不由己。

最近一些日子，第三帝国隐藏的最大的恐怖开始被暴露出来。在这个星期惊人的进军过程中，在前线各处，官兵们突然遇到希特勒的集中营、集中营里成千上万的囚犯，以及集中营里几百万死者的时候，他们震惊、憎恶，并因此而退缩了。

当几十座集中营和监狱落入他们手中的时候，久经战斗锻炼的军人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所看到的情形。20年以后，人们在记起那些场景的时候仍然既厌恶又愤怒：那些形容枯槁、骨瘦如柴的人跌跌撞撞地朝他们走来，他们要生存下来的意志，是他们从纳粹政权中所保留下来的唯一财产。大量的坟墓、壕沟和堑壕；成排的尸体焚化炉里面全是烧焦了的骨头，这是对“政治犯”系统大灭绝的无言而又可怕的证据——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位看守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被处死，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部队发现了毒气室，它们的设置就像淋浴室，只不过从喷嘴里喷出来的并不是水，而是毒气。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司令官的家里，有一些用人皮制作的灯罩。司令官的妻子伊尔莎·科赫有一些用囚犯的皮肤制作的书皮和手套；有两个人头，干缩了，被制成了标本，摆在小木架子上。有一些仓库，里面全是鞋子、衣服、假肢、假牙和眼镜——它们被冷静又有条理地分门别类，编上号码。假牙上的黄金被取了下来，上缴给了帝国的财政部。

有多少人被灭绝了呢？在发现所带来的首次震惊中，任何人甚至都不能估计。但随着报告从前线各处来到，显然总数会是天文数字。至于谁是受害者，那就太显而易见了。按照第三帝国的定义，他们是“非雅利安人”，是“玷污文化的劣等人”，是来自十来个国家、拥有十来种信仰的人，但主要是犹太人。在他们当中有波兰人、法国人、捷克人、荷兰人、挪威人、苏联人、德国人。在有史以来的这个最残忍的大屠杀当中，他们被以各种各样违背人道的方式杀死。有些人在实验室里被当成天竺鼠使用；成千上万的人被射死、毒死、吊死或者用毒气毒死；另外的人则纯粹是让他们饿死。

4月12日，美军第三集团军占领了位于奥赫德鲁夫的集中营。乔治·S·巴顿将军是美军中最坚韧的军官之一，在这个集中营里，他从死囚区里走过，然后走开了，他的脸上流着泪水，控制不住地要呕吐。附近一个村子的人声称对集中营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第二天，巴顿命令他们亲眼看看，那些退缩不前的人被用来复枪逼着看。次日上午，那个村子的村长和妻子上吊自杀了。

在英军进军的途中，那些发现也是同样可怕的。英军第二集团军的高级医官休·格林·休斯准将，人们曾提醒他，在一个叫贝尔森的地方有一个集中营，有若干天的时间他一直在担心，那个集中营里有可能爆发传染病。在到达那里的时候，休斯发现，斑疹伤寒和伤寒症在他的担忧中是最无足轻重的。“什么照片，什么描述，都不能清楚地显示出我所看到的恐怖景象，”多年以后他说道，“集中营里仍然还有56000人活着。他们住在45个棚屋里。在食宿只够100个人生活的地方，却住着从600人到1000人不等。棚屋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形容枯槁、患有疾病的囚犯。他们挨饿，患有胃肠炎、斑疹伤寒、伤寒症、肺结核。到处都有人死去，有的人就死在活人睡觉的地方。在院子里，在没有覆盖的大坟墓里，在壕沟里，在排水沟里，在围绕着集中营的铁丝网旁边，以及在棚屋边，有大约超过10000具尸体。我做医生30年了，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

为了拯救那些还活着的人，整个前线的部队不得不立即获得医疗帮助。在某些情况下，军事需要不得不占据次要的位置。“我认为，”休斯后来说道，“谁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将会面对什么，没有意识到在医疗服务上将提出的要求。”急切需要医生、护士、病床和几千吨的医药和设备。单是休斯准将就要求有一所拥有14000个床位的医院——即使他知道，不管采取什么措施，一直到形势得到控制之前，每天起码都将有500名囚犯死去。

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在哥达市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转了一下。他面色灰白，牙关紧闭，在集中营的每一个地方走过。“一直到那个时刻以前，”他后来回忆道，“我都只是笼统地了解它，或者是通过第二手的消息来源了解它……在任何其他时候，我都没有体验过同样的震惊感。”

集中营对官兵产生的心理影响是无法估价的。朱利叶斯·罗克少校是第三十步兵师的一名医官，在位于马格德堡附近一个村庄里的第九集团军前线，他前来检查第三十步兵师拦截下来的一列货车。货车里装着集中营的囚犯。罗克吓坏了，立即让货车里的人下车。在当地镇长的强烈抗议声中，罗克把那些囚犯安顿在德国人的家里——不过这是在他的营长采取行动之后，营长给那位怨声载道的镇长下达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命令。“如果你拒绝的话，”他简单地说道，“我就抓来人质，开枪射击他们。”

一种要获胜并且迅速获胜的冷酷决心，正在取代那些见过集中营的人身上的任何一种情感。盟军最高司令的感觉也完全相同。在从哥达市返回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之后，他给华盛顿和伦敦发去电报，敦促立即派报刊主编和议会议员来，让他们亲自看一下这些恐怖集中营，从而使得证据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摆在美国和英国公众的面前，让冷嘲热讽的怀疑无立锥之地”。

但是在艾森豪威尔能够奋力前进以结束战争之前，他首先得巩固他分布广大的部队。在14日的晚上，从位于兰斯的办公室里，艾森豪威尔给华盛顿发去了电报，讲了他未来的计划。

艾森豪威尔说道，成功地完成了在中央的挺进之后，他面对着两个任务：“把敌人的剩余兵力进一步分割开来，以及攻占敌人可能有效地形成最后抵抗的地区。”艾森豪威尔认为，后者提到的那些地区，将是挪威和巴伐利亚的国家堡垒。在北边，他计划投入蒙哥马利的部队，渡过易北河，攻占汉堡，然后向卢卑克和基尔大举猛攻。在南边，他计划派德弗斯将军的第六集团军群朝萨尔茨堡地区进军。“冬天的军事行动，”艾森豪威尔陈述道，“在国家堡垒中将会极端困难……甚至在我们与苏联人会合之后，国家堡垒也可能仍旧存在……因而在德国人有机会用人力和物力彻底准备其防御之前，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至于德国首都，艾森豪威尔认为，“向柏林挺进也最为理想，因为敌人可能把武装部队集结在首都的周围，而且不管怎么说，柏林的陷落将会极大地影响敌人的士气以及我们自己人民的士气”。不过，盟军最高司令说道，那个作战行动“就时间而言，必须享有一个低的优先权，除非扫清我们侧翼的行动进行得异常迅速”。

这样一来，简言之，他的计划就是：1、“在易北河的中央地区占据一个牢固的前线”；2、向卢卑克和丹麦开始采取军事行动；3、开始实施力量强大的推进”，与苏联军队在多瑙河流域会合，并粉碎国家堡垒。“既然向柏林的推进必须视上述前三项的结果而定，”艾森豪威尔说道，“所以我没有把向柏林的推进列入我的计划之内”。

在易北河，在14日的整个夜晚，“群氓马戏团”和第二装甲师都在位于巴尔比的第八十三师的桥上渡河。尽管在第一座桥的旁边又架起了一座桥，但渡河的行动还是缓慢。然而，怀特将军的装甲纵队却计划一旦在西岸再次集结之后，便再次开始向柏林的大举猛攻。在第八十三师的部队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言，克拉比尔上校已经提出，要把一辆大的、刚刚没收的红色公共汽车借给第二装甲师，那辆车能装50个士兵，是他在巴尔比夺取的。第八十三师有一切理由耀武扬威。它的巡逻兵已经到了策尔普斯特镇的北边，离柏林不到48英里了。

4月15日，星期天的一大早，第九集团军司令辛普森将军接到了布拉德利将军的电话。电话要求辛普森立即飞到位于威斯巴登的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布拉德利说道，“我不想在电话里说。”

布拉德利在机场等候他的集团军司令员。“我们握了手，”辛普森回忆道，“当场他就把新闻告诉了我。布拉德说道：‘你必须在易北河上停住。你不得朝柏林的方向再前进一步。很抱歉，辛普，不过就是这样。’”

“你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辛普森询问道。

“从艾克那里。”布拉德利说道。

辛普森目瞪口呆，结果“从那以后，布拉德说的话连一半也没有记住。我记得的一切就是，我的心碎了，茫然地回到电话那里。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我将怎样告诉我的幕僚、我的军长们和我的部队？尤其是，我将怎样告诉我的部队？”

从司令部里，辛普森向他的军长们传达了命令，然后他立即赶往易北河。海因兹将军在第二军的司令部里与辛普森不期而遇，看见了他以后，海因兹担忧了。“我想，”海因兹回忆道，“也许那老头不喜欢我们渡河的方式。他问我，我的情况怎样。”海因兹的回答是：“我想现在我们都好，将军。我们曾经有过两次出色的撤退，没有激动，没有恐慌，我们在巴尔比的渡河现在进展顺利。”

“好的，”辛普森说道，“你要是愿意的话，那就把你的一些人留在东岸。但他们不得再往前走。”他看着海因兹。“悉德，”他说道，“我们只能走这么远。”海因兹震惊得都不服从命令了。“不，长官，”他立即说道，“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去柏林。”辛普森似乎是尽力控制着他的情绪。片刻之间是不安的沉默。然后辛普森没精打采地说道：“我们不去柏林。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战争的结束。”

在巴尔勒本和马格德堡之间，第三十师的一些部队仍然在朝易北河进发，消息在那里迅速传开了。人们聚集成群，打着手势，又愤怒又激动地谈论着。第一二○团D连的一等兵亚历山大·科罗列维奇并没有参加交谈。他不知道他究竟是悲伤还是高兴，而只是坐下来，哭了。

海因里齐把一切征兆都识别出来了。在前线的一个地段，苏联人发射了一个短时间的掩护炮火，在另外一个地段发动了一次小的进攻。这些是佯攻，海因里齐知道这一点。几年以前他就明白了苏联人的所有计策。这些小的战斗是主要进攻的前奏。现在他主要关心的是，他什么时候应该命令他的部下撤退到第二道防线。

当他正在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帝国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来了。在这样的一天，海因里齐不想见客人——尤其是像施佩尔这样神经质和明显苦恼的人。在海因里齐没有外人的办公室里，施佩尔说明了他的访问性质，他想要得到将军的支持。海因里齐不可服从希特勒的焦土命令，不可摧毁德国的工业、电厂、桥梁等。施佩尔问道：“即使现在失败了，为什么一切都要和德国一起被消灭呢？德国人民必须活下去。”

海因里齐听他说完。他告诉施佩尔，他也认为希特勒的命令是“邪恶的”，他将在他的权限之内尽力帮忙。“不过，”海因里齐告诫说，“眼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打好这场战役。”

突然施佩尔从口袋里拔出了一把手枪。“阻止希特勒的唯一方式，”他突然说道，“就是用这样的东西。”

海因里齐看着枪，眉毛抬了起来。

“唔，”他冷冰冰地说道，“我必须告诉你，我生来就不会谋杀。”

施佩尔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似乎甚至没有听见海因里齐的话。“要向希特勒说清楚他必须放弃，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道，“我已经试过三次，在1944年的10月，今年的1月和3月。最后一次希特勒对我的回答是这样：‘如果一个士兵这样对我说话的话，我就会认为他胆怯了，就会命令枪毙他。’然后他又说，‘在这个严重的危急时刻，领导人不可胆怯。如果他们胆怯的话，那就应该把他们干掉。’要说服他明白一切都失去了，是不可能的。不可能。”

施佩尔把手枪放回口袋里。“不管怎么说，要杀死他是不可能的，”他嗓音平静了一些说道。他并没有告诉海因里齐，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想要暗杀希特勒和他整个朝廷的人。他甚至想到了一个计划，把毒气带进元首地堡的通风系统，但结果又证明是不可能的：在进气管的周围，已经建起了一个12英尺高的烟道。现在施佩尔说道：“如果我认为我能够帮助德国人民的话我就能杀死希特勒，但我做不到。”他看着海因里齐。“希特勒始终信任我，”然后他又补充说，“不管怎么说，那多少都会是不体面的。”

海因里齐并不喜欢这个交谈的调子。他还为施佩尔的举止和前后矛盾担心。一旦有人知道施佩尔曾经对他这样讲话，他司令部里的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枪毙。海因里齐机敏地把交谈转回到原先的话题，也就是把德国从焦土政策下保护下来。“我所能做的一切，”这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重申，“就是尽可能好地完成我作为一个军人的责任。别的事情让上帝去处理吧。这一点我向你保证。柏林将不会成为斯大林格勒。我不会让它发生。”

当时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是一条又一条街道地打，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地打。海因里齐无意让他的部队在苏联人的压力下后退到柏林，在那里打一场类似的战役。至于希特勒要破坏至关重要设施的命令，在他的集团军群的整个地区，海因里齐已经私下里取消了。他告诉施佩尔，他马上就要见到柏林城防司令雷曼将军。海因里齐说，他邀请雷曼，就是要讨论这些事情，并亲自说明，为什么不可能把柏林卫戍部队接纳进维斯瓦河集团军群。

几分钟以后雷曼到了。和他一起进来的是海因里齐的作战部部长艾斯曼上校。在整个军事会议期间，施佩尔都待在那里。

艾斯曼后来记录下来，海因里齐告诉雷曼：“不要指望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能够支援。”雷曼的样子好像是他最后的希望消失了。“那么，”他说道，“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保卫柏林。”海因里齐表达出这样的希望，即他的部队可以绕过柏林。“当然，”他补充说，“可能会命令我派部队进入柏林，不过你不应该依赖它。”

雷曼告诉海因里齐，他已经接到了希特勒的命令，要他炸毁桥梁和城里的一些楼房。海因里齐愤怒地回答道：“炸毁桥梁或者柏林的任何别的东西，都只会使城市瘫痪。如果万一命令我把柏林包括进我的指挥，我将禁止这样的炸毁。”

施佩尔给这个讨论加上了他的分量，他乞求雷曼不要执行这些命令。他说，这样的话，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就会断水断电。根据艾斯曼的回忆，施佩尔的原话是：“如果你炸毁这些供应线的话，城市将起码瘫痪一年。它将导致传染病和几百万人的饥饿。防止这个灾难是你的责任！不执行这些命令是你的责任！”

艾斯曼记得，气氛充满了紧张。“一场艰苦的斗争正在雷曼心中进行，”他说，“最后他用嘶哑的嗓子回答说，他已经以一种荣誉的方式履行了他作为一名军官的责任，他的儿子在前线阵亡了，他的家和财产失去了，他所剩下的一切就是他的荣誉。他让我们想起了那位没有炸掉雷马根桥的军官所发生的事情：他就像一名普通罪犯一样被处决了。雷曼想，如果他不执行给他的命令的话，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海因里齐和施佩尔都试图劝他，还是不要执行命令，但他们不能使他改变主意。最后雷曼离开了。过了不一会儿施佩尔也开车走了。最后海因里齐独自一人——集中在他脑子里的那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上：苏联人发动进攻的时间。

最新的一组情报来到了司令部，它们似乎指出，攻击在即。陆军最高指挥部的情报部长赖因哈德·盖伦，甚至把对俘虏的最新讯问也包括在情报里面了。一个报告说的是，第四十九步兵师的一位苏军战士“声称，主要的攻势将在5到10天的时候开始”。那位俘虏说，“苏联士兵议论说，苏联不会让美国和英国声称征服了柏林”。第二个报告也类似，包括了甚至更多的猜测。那天早些时候在科斯琴被俘的一名第七十九军的俘虏说，当进攻开始的时候，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在美国人的前头赶到柏林”。按照那位士兵的说法：“预料将会与美国人产生摩擦，用炮火“‘误’炸美国人，让他们感觉到苏联炮兵的厉害。”

在这同一天，4月15日，星期日，在莫斯科，阿弗里尔·哈里曼大使会晤了斯大林，讨论在远东的战争。在会晤之前，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迪恩将军曾让哈里曼注意听德国的电台报道，报道声称，预计苏联人将随时进攻柏林。当与斯大林的会谈结束的时候，哈里曼不经意地提到了这个话题。他问道，苏军是不是真的要再次发起对柏林的攻势？按照那天晚上迪恩将军给华盛顿发的电报的说法，大元帅的回答：“斯大林说，确实要有一场攻势，他不知道攻势是否能够成功。然而这个进攻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德累斯顿，而不是柏林，这一点他已经告诉艾森豪威尔了。”

在那天下午的所有剩余时间里，海因里齐都在仔细研究情报汇报，在电话上与他的参谋和军官们交谈。然后，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决定。他已经分析了来自战场上的所有报告，他已经估计和评价了他的宿敌的行动的每一个微妙之处。现在，他在办公室里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倒背着手，精力集中地低着头，又停下脚步。在一位正在专心注视的副官看来，“那就好像他突然闻到了空气一般”。他转向他的参谋们。“我认为，”他轻轻地说道，“进攻将发生在凌晨时分，明天。”他向他的参谋长示意，给指挥德军第九集团军的布瑟将军下达了一个一行字的命令。命令说：“后撤，占据第二防线的阵地。”现在时间是晚上8点45分。在恰恰7个小时15分钟以后，在4月16日，星期一，这位“恶矮子”将开始打德国的最后一场战役。

元首的班底

希特勒与埃娃·布劳恩，快乐的时光。

希特勒与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鲍尔。在他们中间是腓特烈大帝的著名肖像，肖像挂在元首地堡里，希特勒把它送给鲍尔作为离别礼物。

希特勒与他的私人汽车司机埃里希·肯普卡。

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

帝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

马丁·博尔

以上照片均来自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

戈培尔太太以及她和戈培尔生的6个孩子当中的5个。图中的大男孩是她前一次结婚时生的，他在战争中侥幸存活。

从左到右：阿尔贝特·施佩尔，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约德尔大将，这是在被俘之后。

希特勒的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餐厅，被砸碎的枝形吊灯掉落在地板上。

变成废墟的国务总理办公厅。

希特勒地堡的入口处。左边是希特勒和埃娃的尸体被浇上汽油焚烧的地方。

[1]1948年，在脉率突然升高以后，医生要他戒烟。从那以后，艾森豪威尔再也没有抽过烟。——原注。

[2]威灵顿（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首相，以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英、普联军击败拿破仑而闻名。

[3]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英国人任命他为陆军元帅，以此表示对蒙哥马利和他的政策的信任，他的自尊心部分地得到了恢复。对于这个曾在沙漠里扭转了英军的败局并把隆美尔赶出北非的人来说，这个荣誉早就应该得到了。——原注。

[4]这些数字是1945年1月18日在对下议院发表演说时，温斯顿·丘吉尔给出的。因为对友好关系的损坏而感到惊恐万分，他宣布，在阿登高地“美军几乎进行了所有的战斗”，蒙受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双方伤亡的总数”。然后，在只能被解释为对蒙哥马利和他的支持者们的直接斥责中，他警告英国人，不要“鼓励那些搬弄是非者们的喊叫”。——原注。

[5]“我本来根本就不应该开那次记者招待会，”蒙哥马利在1963年告诉本书作者，“美国人当时似乎是过于敏感，他们的许多将领对我非常反感，结果不管我说什么，总归都是要错的。”——原注。

[6]艾森豪威尔后来说明：“蒙哥马利认为，任命一位陆军元帅是一个原则问题。他甚至提出，如果我批准的话，他可以在布拉德利的手下供职。”——原注。

[7]例如，在3月11日，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部门报告说，朱可夫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泽洛，泽洛在奥得河的西边，离柏林只有28英里。当本书作者于1963年采访在莫斯科的苏联国防部官员的时候，了解到，朱可夫实际上是在4月17日才到达处于德国奥得河防御体系中央的泽洛。——原注。

[8]瓦格纳式的抵抗（Wagnerianstand）。施佩尔为柏林爱乐乐团选的曲目是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意思就是众神的死亡，世界末日。所以“瓦格纳式的抵抗”，也就是“会带来世界末日的抵抗”，当然这是夸张，说明抵抗之可怕。参见原书第175页。

[9]巴巴罗萨（Barbarossa），即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

[10]不管是谁准备的这份反情报情报的文件，都把巴巴罗萨的安葬地搞错了。巴巴罗萨（红胡子）——腓特烈一世（1121—1190）的绰号——并非埋葬在贝希特斯加登。按照神话的说法，“他从来也没有死去，而只不过是睡”在图林根州的山里。他坐在一个“石头桌子上，和他的6位骑士一起等待时机的成熟，那时他将把德意志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给她以世界上最显要的位置……他的胡子已经穿过石板长了出来，但在他复临之前，他的胡子必须围着桌子绕上三周”。——原注。

[11]马歇尔的一位高级参谋官约翰·赫尔将军，在1945年是美国陆军作战部代理参谋长，他说：“艾克是马歇尔的得意门生，在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父子般的关系，尽管艾克对我这么说可能反感。”——原注。

[12]原文为Gauleiter，意思是“纳粹党派出的本土或占领区的地方长官”、“纳粹党省党部头目”，也就是第一把手。

[13]库尔兰，德维纳河以南的波罗的海沿海地区，现为拉脱维亚的一部分。

[14]有关这次争吵有许多说法，有于尔根·托瓦尔德的《那年冬天的溃逃》一书中的详细报道，也有格哈德·博尔特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领导人的一天》中的两行字的叙述。博尔特是古德里安的一名副官。博尔特对这件事情轻描淡写，他写道，希特勒劝陆军最高指挥部长官“去一个矿泉疗养地治疗一下”，而古德里安则“接受了这个暗示”。他把这次会议的日期说成是3月20日，也就是致命的进攻科斯琴7天以前。古德里安在其回忆录《装甲部队领导人》一书中，把日期和时间精确地说成是3月28日下午2点。我的再现描述主要根据古德里安的回忆录，并根据对海因里齐、布瑟和他们各自的参谋的采访加以补充。——原注。

[15]沃姆斯普林斯，佐治亚州西部的温泉疗养胜地。

[16]丘吉尔在3月24日把苏联人的这份照会给艾森豪威尔看了，他后来写道，盟军最高司令“认为，这是对我们诚信的最不公正和最没有根据的指控”，他“似乎因为愤怒而激动不已”。——原注。

[17]艾森豪威尔的这封一千个字的电报，并没有出现在正式的历史书中，而在他本人写的《欧洲十字军》一书中，有关电报的文字也被删节和改写。比如，“老是冲着我叫嚷”，改成了“总是强调”，上面所引用的愤怒的最后一段，则是完全省略掉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电报原先是由一个英国人起草的，他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作战部副部长约翰·怀特利少将，但到了电报离开司令部的时候，却清楚地盖着艾森豪威尔的印章。——原注。

[18]在本书作者对他所做的一次长而且详尽的录音采访中。——原注。

[19]伊凡大帝，即伊凡三世（1440—1505），莫斯科大公国大公，俄罗斯国家赫赫有名的缔造者。

[20]苏联人的引语，就像在全书中所使用的其他苏联材料一样，凡是没有特别注明的，都是1963年4月在对莫斯科作的一次研究旅行过程中获得的。苏联政府允许本书作者，在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埃里克森教授的帮助下，采访柏林战役的参与者——从元帅到列兵，唯一一位禁止本书作者采访的就是苏联元帅朱可夫。其他的元帅——科涅夫、索科洛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以及崔可夫——每一个人都贡献出了平均三个小时的私下交谈。除此之外，作者还被给予了查阅军事档案的权利，并获准拷贝和摘录卷帙浩繁的苏联文件，包括作战地图、战后报告、专题著作、照片，以及迄今为止只在苏联政府圈子传阅的军事史书籍。——原注。

[21]当然，那两个空降师是要准备空投的。——原注。

[22]斯大林与他的元帅们开的这次关键性会议，在苏联军方上层众所周知，尽管它从来也没有在西方登载。在苏联的军事史和军事杂志当中，有若干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朱可夫对他的参谋们所作的对会议的叙述，是由苏联历史学家N·N·波比伊尔中将记载下来的。科涅夫元帅向本书作者说明了会议的背景，并提供了一些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细节。在他于196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的第一部中，他还描述了部分细节。他的说法和朱可夫的说法之间有一些不同。例如，朱可夫并没有提到蒙哥马利将向柏林大举猛攻，科涅夫也没有提到拟议中的英美联军空降师在柏林的空投。施特门科将军所宣读的报告的来源资料从未披露。根据本书作者的判断，它是对艾森豪威尔前天晚上的电报的一种明显夸张的军事评价——这个评价的基础，一方面是对艾森豪威尔的动机的怀疑，一方面是一种编造，其意图是为斯大林本人的目的提供依据。——原注。

[23]申克尔（KarlFrederichSclunkel，1781—1841），德国建筑师、画家，以其在诸多相关艺术领域中的古典浪漫主义创作成为当时德国的美学鉴赏权威。

[24]阿尔贝特（MargraveAlberttheBear，约1100—1170），即阿尔贝特一世（AlbertI），勃兰登堡的第一位侯爵，阿斯卡尼亚王朝的创建者。12世纪德意志向东欧扩张的主要领袖之一。

[25]这里用的是Posen，是德语拼法，等于Posnan，波兰城市波兹南。

[26]在本书作者对海因里齐的一次采访中，海因里齐说：“布勒当时是挥动着一面白兰地酒的大旗。”——原注。

[27]海因里齐后来说：“希特勒的说法完全摧毁了我。我几乎不能就此而争论，因为我并不知道在绍尔讷的集团军群的对面是什么形势。我确实知道，希特勒完全错了。我所能想到的就是，人怎么能欺骗自己到这种程度？我意识到，他们全都是生活在一个幻境里（Wolkenkuckucksheim）。”——原注。

[28]对希特勒会议的研究素材，主要是来自海因里齐的日记，辅助以艾斯曼上校的长篇（186页的）回忆录。海因里齐严谨地记下了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包括希特勒的原话。在海因里齐和艾斯曼的叙述中有一些不同，但在1963年对海因里齐为期三个月的一系列长时间的采访中，这些差异都解决了。

[29]辛普森有一切理由认为，他已经被给予了许可。在第十二集团军群的同一个命令中，美军第一和第三集团军得到的指示是，在第二个阶段夺取易北河上的桥头阵地，并准备向东大举猛攻——在给巴顿的第三集团军的指示中，用的词是“向东或者东南”。但“向柏林”的话，只是在给第九集团军的命令中才有。——原注。

[30]花衣魔笛手的故事是中世纪的一个传说。哈默尔恩是不伦瑞克地区的一个镇，据说在1284年爆发了鼠疫，花衣魔笛手为该镇解除了鼠疫，可该镇并没有付出原先许诺的报酬，于是他便把镇子里的孩子全部拐走。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写有一首题为《哈默尔恩的花衣魔笛手》的诗歌，故事因诗歌而更加出名，所以第三十师的人“太熟悉”这个地名了。

[31]战后，锲而不舍的温克试图索取他的钱，不过当时魏玛是在苏联占领区，归乌布利希的东德政府管理。奇特的是，这家银行继续给温克寄出每月的结算单，一直到1947年7月4日。他一再确认结算单收悉，并要求把钱转到他在西德自己的银行里。一直到1954年10月 23日以前，魏玛都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在1954年10月23日，魏玛银行告知温克，他必须把这个事情提交给内务部魏玛地区分部。“我们已经取消了你这笔非常老的账，”银行的信说道，“同时取消了累积而成的利息……”——原注。

[32]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1780—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

[33]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1755—1813），普鲁士将军，曾参加反拿破仑战争。

[34]乌尔里希·冯·胡腾（UlrichvonHutten，1488—1523），中世纪早期德意志五个大公国之一法兰克尼亚公国的骑士和人文主义学者，以爱国者、讽刺诗文和路德事业的拥护者著称。

[35]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FriedrichLudwigJahn，1778—1852），体育家，号称德国体操之父。

[36]特奥多尔·克尔讷（TheodorKorner，1791—1813），德国爱国诗人。曾参加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他在吕措的义勇兵团中战死，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

[37]三十年战争，1618至1648年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

[38]谢尔曼（WilliamTSherman，1820—1891），是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的将领，曾率军横越佐治亚州，攻克亚特兰大。这里用“谢尔曼们”，喻指这些横冲直撞的美军。这在修辞上叫“借代”或者“换称”，如古以色列国王所罗门非常睿智，所以如果说“他是一位所罗门”，就是说“他是个聪明人”。

[39]弗朗西斯非同寻常的业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却从来也没有得到美国国防部的承认。他被推荐获优异飞行十字勋章，但又从未得到。奇怪的是，马丁虽然并不是飞行员，却又因为他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获得了空军奖章。——原注。

[40]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七年战争指的是1756—1763年间法、俄、奥等国与英、普之间的战争。

[41]不论他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估计的时间，还是他得出这个数字的方式，布拉德利的估计都带来了大量的混乱。这个事件首先是由布拉德利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军人的故事》中披露出来的，并没有说明具体日期。这样一来，就像布拉德利对本书作者所说，他对由此而产生的摇摆不定负有部分责任。一种已经披露见报的说法是，早在1945年1月，布拉德利就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对艾森豪威尔说，攻占柏林的伤亡数字将达到10万。布拉德利本人说：“我们夺取了易北河的桥头阵地以后，我立即在电话里把这个估计数字告诉给艾克。当然我并不预料在从那里挺进柏林的过程中将伤亡10万人。但我却确信，德国人将会为保卫他们的首都而死战。我认为，正是在柏林，我们将蒙受最大的损失。”——原注。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第五部 战役

Part Five The Battle

1

★ ★ ★

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前线，幽深黑暗的森林里万籁俱寂。在松树和伪装网的下面，大炮一英里又一英里地排列着，并按照不同的大炮口径向后面延伸。迫击炮排在最前面，在迫击炮的后面是坦克，坦克上的长枪管高高地架了起来。接下来是自行火炮，在自行火炮的后面是轻型火炮和重型火炮。后卫沿线是400门“喀秋莎”——喀秋莎是一种多炮管的火箭发射器，能够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而聚集在奥得河西岸的科斯琴桥头阵地上的，是那些探照灯。现在，在各处，在进攻开始前的最后几分钟里，格鲁吉·朱可夫元帅的部下都在等待着那个进攻发动的时刻——凌晨4点。

谢尔盖·戈尔波夫上尉喉咙干渴。在他看来，随着每一分钟的过去，那种寂静变得愈加强烈了。他与奥得河东岸、科斯琴以北的部队在一起，在那个地方，泛滥的河几乎有500码宽。他后来讲述道，在他的周围，有“成群的突击部队，成排的坦克，工兵排带着浮桥构件和橡皮艇。在河岸上，到处都挤满了士兵和设备，然而却又是完全寂静”。戈尔波夫能够感觉到，“士兵们激动得几乎颤抖，就像狩猎前的马匹在颤抖一样”。他不断地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我今天都得活下来，因为我有这么多的东西要写。”他一再重复说着，“这绝不是死的时候。”

在中央，部队挤满了在河西岸的桥头阵地。这个关键的立足点——现在长30英里，纵深10英里——是苏联人在3月底从布瑟将军那里夺过来的，现在要用作朱可夫向柏林大举猛攻的跳板。从这里，顶呱呱的第八近卫军集团军士兵将发起攻击。一旦他们夺取那个直接面向前方、稍微偏西的关键性泽洛高地，装甲部队就会随后跟上。近卫军的中尉弗拉基米尔·罗扎诺夫，是一个炮兵侦察小队的21岁的指挥员，他站在西岸，身旁是准备操作探照灯的苏军女兵。罗扎诺夫确信，那些探照灯将迫使德国人神经错乱，他迫不及待要让那些姑娘们把探照灯打开。

就一点而言，罗扎诺夫对即将到来的进攻是非同寻常地关切的。他的父亲在南方科涅夫元帅的部队里。这位年轻的军官生他父亲的气：老人家有两年时间没有给家里写信了。然而，他又满怀希望，他们也许能在柏林见面——或许能在战役之后一起回家。尽管罗扎诺夫厌烦这场战争，但他又为能够出现在这最后的伟大进攻中高兴。但等待几乎是无法忍受的。

在桥头阵地的更远处，炮手班的班长尼古拉·斯维什切夫中士站在他的排炮旁边。他是一位经历过多次炮火猛烈攻击的老兵，知道会发生什么。他提醒他的战士们，发射一开始，就要“扯着嗓子喊，使压力得到均衡，因为那隆隆炮声将是可怕的”。现在，手里拿着大炮的拉火绳，斯维什切夫在等待着开炮的信号。

在科斯琴的南边，法兰克福周边的桥头阵地上，一个步兵团的中士尼古拉·诺维克夫，正在读那些乱涂在附近的坦克上的标语。一个标语写着：“从莫斯科到柏林。”另外一个标语写着：“到法西斯野兽的兽穴还有50公里。”诺维克夫处于一种狂热的激动之中，他的热情是被团里的一位政治军官提高士气的演讲刺激起来的。那个慷慨激昂而又乐观的鼓动性讲话打动了诺维克夫，他立即签了一份申请书，要加入共产党。[1]

在一个挖进山里、俯瞰着科斯琴桥头阵地的地堡里，朱可夫元帅泰然站着，朝黑暗处凝望。和他在一起的是崔可夫大将，崔可夫是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是先头部队第八近卫军集团军的司令。从斯大林格勒那时起，崔可夫就一直患有湿疹，皮疹尤其影响了他的手，为了保护手，他戴着黑色的手套。现在，当他不耐烦地等待攻势开始的时候，他神经质地用一只手套摩擦着另外一只。“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朱可夫突然问道，“你的各个营全都就位了吗？”崔可夫的回答既迅速又确定。“元帅同志，”他说道，“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你命令的一切，我都做到了。”

朱可夫看了看手表。他在地堡的隙缝处停留下来，把帽子向后推了一下，两个肘搭在水泥横挡上，仔细地调整着他的双筒望远镜。崔可夫把大衣的领子竖了起来，把皮帽子的帽边盖在耳朵上，以便减弱轰炸的声音，他站在朱可夫的旁边，用他自己的双筒望远镜观测。参谋们或者是围在他们的周围，或者离开地堡，到外面的山上观察。现在每一个人都沉默地朝黑暗处凝视。朱可夫又看看表，又用望远镜看着。时间一秒又一秒地过去。然后朱可夫轻轻地说道：“现在，同志们，现在。”现在是凌晨4点。

三道红色的火焰突然直蹿夜空。在一个冗长不堪的时刻，那些火光就悬挂在半空中，让奥得河沐浴在耀眼的深红色之中。然后，在科斯琴桥头阵地，朱可夫的以密集队形排列的探照灯亮了。那140架巨大的防空探照灯，以让人眼睛失明的强度，辅之以坦克、卡车和其他车辆的灯光，直接朝前集中照射德军阵地。那炫目的灯光让战地记者、巴威尔·特洛扬诺斯基中校想到，“有一千个太阳结合在一起”。第一近卫军坦克集团军的司令米哈伊·卡图科夫大将，完全感到意外。“我们究竟从哪里搞到这么多探照灯？”他问朱可夫的参谋部的N·N·波比伊尔中将。“鬼才知道，”波比伊尔回答道，“不过我想他们是把莫斯科整个防空区的探照灯都卸下来了。”当探照灯照亮在科斯琴前面地区的时候，一时间一片寂静。然后三个绿色的火焰冲上天空，于是，朱可夫的大炮发出了隆隆炮声。

随着震耳欲聋、地震般的轰鸣，前方烈火喷发。在东部前线，这次炮击无与伦比，两千多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向德军阵地倾泻出了风暴般的火焰。西边的科斯琴桥头阵地远处的德国乡村，被困在探照灯的无情强光之中，在似乎一堵由爆炸的炸弹组成的滚动的墙面前消失了。整个村子被粉碎。泥土、水泥、钢铁、树的枝干，喷射到了天空，而在远处，森林开始熊熊燃烧。在科斯琴的北边和南边，成千上万颗炮弹的闪光刺破了黑夜。当成吨的炮弹猛烈撞击着目标的时候，点点亮光，像鞭炮般爆炸，但却致命、迅速地相继闪烁。暴风雨般的爆炸是如此强烈，结果大气层都被扰乱了。多年以后，幸存的德国人还经常生动地回想到那种奇怪的热风，它突然刮了起来，呼啸着穿过森林，幼树被吹得弯曲下来，尘土和瓦砾被吹到天空。而且在战线两边的人们永远也忘不了那种雷鸣般的炮声。大炮创造出了一种巨大的震荡，结果不论是部队还是设备，都由于震撼而无法控制地摇动起来。

风暴般的声音使人神志不清。在斯维什科夫中士的排炮上，炮手们扯着嗓子号叫，但大炮的震荡太强烈了，结果血从他们的耳朵里流淌了出来。最可怕的声音来自喀秋莎大炮，部队称喀秋莎大炮是“斯大林风琴”。火箭从发射器里嗖嗖地猛冲出来，喷出一团又一团火，在夜色中呼啸着，在它们的身后留下长长的白色烟雾。喀秋莎大炮造成的可怕嘈杂声，让戈尔波夫上尉想到大块的钢铁在一起碾压。尽管喧闹声可怕，但戈尔波夫还是觉得轰炸使人兴奋。在他的周围，他看见“部队在欢呼，好像他们是在和德国人进行肉搏战，各处的士兵都在发射手中的武器，即使他们不可能看见目标”。当他注视着大炮喷出火焰的时候，他想起了他奶奶曾经说出的有关世界末日的话：“那时大地将燃烧，坏人将被烈火吞掉。”

在轰炸的骚动当中，朱可夫的部队开拔了。崔可夫训练有素的第八近卫军集团军率先出发，出发地是奥得河西岸的科斯琴桥头阵地。当他们蜂拥向前的时候，掩护炮火始终在他们前面，覆盖住前面的地段。在科斯琴的北边和南边，要进行强渡，渡过那条泛滥的河，工兵正在河水里摆放浮舟，把木桥的预制件安装在一起。他们的四周全都是浪潮般的突击部队，他们来不及等桥架好便横渡奥得河，在形形色色的突击舟里面颠簸着、上下跳动着。

这些队列当中，有当年在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以及在莫斯科战斗过的部队，他们越过半个欧洲大陆，一路作战，来到奥得河。有些士兵曾经看到，他们的村庄和城市被德国大炮夷为平地，他们的庄稼被烧掉，他们的家人被德国士兵杀死。由于这一切，这个进攻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他们是为了这个复仇的时刻而活下来的。德国人没有给家里留下任何东西，使他们回不去。他们无处可去，只有前进。现在他们在凶猛地进攻。同样劲头十足的是成千上万刚刚释放的战犯：苏军急切需要补充兵员，所以这些刚刚被释放的俘虏——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许多人仍然表现出受到野蛮对待的后遗症——被给予了武器。现在，他们也向前冲，去进行可怕的复仇。

苏联部队就像疯狂的部落男子一样，欢呼着，号叫着，在奥得河的东岸前进。他们处于一种狂热之中，觉得不可能等待船只或者桥梁。戈尔波夫惊讶地看到，士兵们跳进了河，全副武装，开始在河里游泳。还有的士兵抓着空汽油桶、厚木板、木块、树干漂流——抓着任何能够漂浮的东西。那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景象。它让戈尔波夫想到“一支庞大的蚂蚁大军，在树叶和树枝上漂流过河。奥得河上有成群的一船又一船的人，木筏子上满是补给品，原木做成的浮舟装载着大炮。当他们漂浮或者游泳过河的时候，到处都是上下摆动的人头”。在一个地点，戈尔波夫看见了他的朋友，他是团里的医生，“一个名叫尼古拉耶夫的大个子，他从河岸上跑下来，身后拽着一条小得可笑的船”。戈尔波夫知道，尼古拉耶夫“应该待在营地的后面，在野战医院里，可是他却坐在这条小船上，拼命划”。在戈尔波夫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个猛攻。

轰炸突然结束了，留下了一种令人眩晕的寂静。连续的猛烈炮击持续了整整35分钟。在朱可夫的指挥地堡里，参谋们突然意识到，电话一直在响，响了究竟有多长的时间，谁也说不出：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耳聋了。军官们开始接电话。崔可夫手下的指挥官们正在作第一次汇报。“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是在按计划进行，”崔可夫告诉朱可夫。几分钟以后，他有了甚至更好的消息。“第一批目标已经被占领了！”他骄傲地宣告。自从进攻开始以来，朱可夫一直都在紧张，现在突然开朗起来了。波比伊尔将军回忆说，朱可夫“抓住崔可夫的手，说好极了！好极了！确实非常好”！但虽然得意，朱可夫却有着太多的经验，因而不会低估他的敌人。只有在位于科斯琴附近极其重要的泽洛高地被攻占的时候，这位身材粗壮的元帅才会感觉好一些。他感到，那样的话成功才有保证。不过，那也不应该用太长的时间。除了别的情况以外，苏联轰炸机现在正在飞行，开始猛烈轰炸前面的地区。根据安排，有6500多架飞机将支援他和科涅夫的进攻。但朱可夫认为，单是炮兵的炮击就足以摧垮敌人的士气。

柏林北边的绍尔讷瓦尔德森林，在先头部队指挥部的作战室里，戈特哈德·海因里齐将军在地板上踱着步子，倒背着手。在他的周围，电话发出尖利的响声，参谋们在收听报告，仔细地把信息写在摊在房间中央一张桌子上的作战地图上。海因里齐时而停下脚步，看看地图，或者读一下艾斯曼上校递给他的信息。对于苏联人的攻击方式，他并不感到惊讶，虽然他的大多数军官因为炮击的规模之大感到畏怯。第九集团军的布瑟将军把它描述为“不能再糟糕了”，而艾斯曼上校以早期的报告为根据，认为那“毁灭性的炮火实际上已经摧毁了我们的第一道防御工事”。

在15日的夜色掩护下，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大部分部队已经按照海因里齐的命令，退回到了第二道防线的阵地。不过也经历了一些困难。有些军官对放弃他们的第一道前线阵地一肚子怨气，在他们看来，好像他们是在撤退。有几位指挥官曾经对海因里齐抱怨过。“你想过没有，”他冷冰冰地问一位提出抗议的将军，“在苏联人开火之后，你可爱的第一道防御工事或者你的部下将什么也不会留下，如果你是在一个炼钢厂里，你不会把你的脑袋放在杵锤的下面，是不是？你会及时把脑袋拉回来。而这恰恰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这个困难的策略占用了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从所有的报告来看，在部队撤退了的地区，已证明这个调动是成功的。现在，在第二道防线，官兵们在等待前进的苏联人。在前线的一个地方，海因里齐拥有一个优势：科斯琴的西边是泽洛高地覆盖着沙子的马蹄形高原，它的高度从100英尺到200英尺不等，而且俯瞰着一块湿软的山谷，被称为奥得河沼泽，因为它里面布满了溪流。苏联人在从奥得河前进的时候，得穿越这个山谷，而沿着这个月牙形的高原，海因里齐的大炮正对准对方逼近的路线。

这里，在这关键性的高地上，是海因里齐减弱朱可夫攻击的唯一希望，而且海因里齐知道，朱可夫毫无疑问会在制订计划的时候，给予这个事实以极大的考虑。苏联人需要迅速夺取高地，以便使得海因里齐的大炮来不及轰击苏军在奥得河上架设的桥梁，来不及在越过这个低洼的沼泽地段前进的部队当中制造混乱。显然朱可夫希望，能够用他巨大的炮击摧毁几乎一切抵抗，从而使得对高地的攻占容易一些。但由于德军从前线撤退了，所以海因里齐的军队和大炮的绝大部分完好无损，并且正处于适当的位置上。防御计划进展顺利。只有一件事情是不符合要求的：不论是兵力还是枪炮，海因里齐都不够用。在空中没有德国空军的帮助，在人员、枪炮、装甲车、弹药或者燃料上没有后备，因而海因里齐只能延缓朱可夫的攻势。最终他的敌人一定会突破的。

在整个前线，海因里齐的两个集团军有不到700辆可使用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这些坦克和自行火炮又分散在第九和第三集团军的各支部队里。最大型的师，也就是第二十五装甲师，拥有79辆这样的车辆，而最小的师只有2辆。朱可夫的炮兵力量——有各种口径的大炮2万门[2]，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海因里齐有744门大炮，外加600门用作火炮的高射炮。弹药和燃料的补给也是同样危急。除了贮存在炮台的炮弹之外，第九集团军的储备只够用两天半的时间。

海因里齐并不能在相当可观的时间里阻挡苏联人——他也不能进行反击，因为他已经把仅有的那些装甲车和火炮分散开了，以便给每一支部队一个战斗的机会。他只能够做他一直认为是可能的事情：他能够赢得一点时间。海因里齐看着地图，以及标明苏军前进的红色箭头，这时他愤懑地想到了被移交给了陆军元帅绍尔讷的南方集团军群的那些装甲部队，其目的是要阻挡希特勒和绍尔讷认为苏联人将朝布拉格发动的进攻。要是不移交的话，海因里齐就会总共拥有7个装甲师。“要是我有它们的话，”他郁闷地告诉艾斯曼，“苏联人现在就不会这么开心了。”

尽管情况糟糕，危机仍然还在前面。朱可夫的进攻仅仅是开始，还有在北方的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需要考虑到。他们将什么时候进攻冯·曼陀菲尔的第三集团军？科涅夫什么时候将会在南方发起攻势？

海因里齐并不需要等待多么长的时间，便得知了科涅夫的动机。苏联人的第二个打击，在布瑟的部队所坚守的战线的最南部边缘开始了，并且进入了陆军元帅费迪南德·绍尔讷的防区。恰好在早晨6点，科涅夫的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的部队发动了进攻，渡过了尼斯河。

以密集的V形编队，苏军的战斗机倾斜着飞行，在阵阵闪亮的粉红色高射炮火，以及川流不息的红、黄、白色的曳光弹当中，朝尼斯河飞去。然后，它们在背后喷出了浓密的白色烟雾，发着刺耳的尖啸声，飞到了山谷的上方，距铁灰色的尼斯河不到50英尺高。这些战斗机一再在防空火力网当中穿行，同时铺下了像松软的厚毯子似的烟雾，烟雾不但遮掩了河，也遮掩了东岸和西岸。从河上方一个高地上的观察所里，伊万·科涅夫元帅注视着，非常满意。N·P·普克霍夫将军的第十三集团军马上就要参加强击，科涅夫转向普克霍夫，说道：“我们邻居使用的是探照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光明。我告诉你，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黑暗。”

尽管科涅夫是在一个大约50英里长的前线上进攻的，但他却命令在一个几乎4倍于它的距离上制造烟幕，以搞糊涂德国人。现在科涅夫通过安放在三脚架上的炮兵双筒望远镜望着，注意到烟幕在持续。根据计算，风速只是每秒钟半米——每个小时不超过1英里。他满意地宣布，烟幕的“厚度和浓度合适，而且恰恰是在准确的高度上”。然后，当飞机继续释放烟雾的时候，科涅夫集中起来的炮兵部队发出了巨大的咆哮声。他们开火了。

他的炮击就像朱可夫的炮击一样冷酷无情，不过科涅夫更有选择地使用他的炮兵力量。在进攻开始之前，科涅夫的炮兵指挥官们知道，他们的炮兵观察员会因为烟幕而看不清目标，因而就在地形图上精确地标出了每一个已知的防线和敌军据点的位置，然后又校正了大炮的瞄准具。除了打击这些预先就选择出来的目标之外，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的大炮还蓄意地从尼斯河开始，为随后跟来的突击部队和坦克，向西炸出一条条通道。滚动着的火力网，就像火镰刀一样，在德军的阵地中有条不紊地开辟出一条条几百码宽的路来。在这样做的时候，森林就像在朱可夫的地区一样地熊熊燃烧，火海从河里一直伸展到前面几英里的地方。

科涅夫绝对不靠碰运气。驱使他的，不仅是他要先于朱可夫到达柏林的野心，而是还有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原因——西方盟军始料不及的速度，他们离柏林市只有40英里的距离了。科涅夫想到有两件事情，其中的一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两件都发生：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可能试图先于苏军抵达柏林——德国人大概会试图与西方盟国单独议和。科涅夫后来说：“我们并不愿意相信，我们的盟友们会与德国人达成任何单独的协议。然而在这种不论是事实上还是在谣传上都大量存在的气氛中……我们作为军人都没有权力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就使得柏林行动特别急迫。我们得考虑这样的可能性……法西斯头子们宁可把柏林拱手交给美国人和英国人，也不肯交给我们。德国人会对他们敞开道路，但对我们，他们将猛烈战斗，直到最后一名士兵。”[3]在制定计划的时候，科涅夫已经“清醒地考虑到了这个前景”。为了在赶往柏林上既胜过朱可夫元帅，又胜过西方盟军，科涅夫知道，他得在进攻的最初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小时里便制伏敌人。与朱可夫不同的是，科涅夫在尼斯河西岸并没有步兵占领的桥头阵地。他得强力渡河，而那条河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障碍。

尼斯河是一条河水冰冷、流速迅疾的河流。在一些地方，它有150码宽，而且尽管东岸相对平坦，但西岸却是陡峭的斜坡。德国人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些自然的防御物，在他们的战壕里，有若干个加固的水泥地堡俯瞰着河以及河东边的通道。如果要避免被这些地堡的炮火压得不能移动，科涅夫就得迅速击溃敌人。他的计划要求，一旦在西岸获得立足点，装甲师便投入进攻。但这又意味着，甚至在保护烟幕消散之前就要在河上架桥，而且如果轰炸并没有把敌人打垮，就可能得在猛烈的炮火之下架桥。他打算在布赫霍尔茨和特里贝尔地区进行他主要的渡河行动，另外还有一些别的渡河地点。科涅夫确信，他必须完全而又迅速地把敌人扼杀，因而命令进行规模巨大的突击渡河，在150多个地点渡河。在每一个地点，他的工兵都发誓，能在一到三小时的时间里建成桥梁或者渡口。

早晨6点55分，科涅夫计划的第二个阶段展开了。在东岸的全线，在持续炮火的掩护下，第一冲击波的部队从森林里出现了，乘坐各种各样的船只横渡尼斯河。就在他们的身后，是第二冲击波的部队，后面又是第三冲击波的部队。在布赫霍尔茨和特里贝尔地区，普克霍夫第十三集团军的突击部队拖拽着浮桥的部件，蜂拥渡过波浪滔滔的河水。带路的是第六近卫军步兵师，师长是格鲁吉·伊万诺夫少将，他是一位44岁的哥萨克硬汉。伊万诺夫使用了一切能在水里漂浮的东西。除了浮舟之外，他还使用了飞机上用的空汽油桶和德国的大化肥箱，他命令把它们焊接在一起，密封起来，这些东西被人力搬到合适的位置，用做架桥的支撑物。河水里有成百上千的工兵，在预先制作好的桥梁部件从东岸推下的时候，工兵立即用螺栓把它们扣在一起。几十个人站在冰冷的尼斯河深及颈部的河水里，把桥的沉重的横梁举在头上，与此同时，别的人把木质的支撑物打进河床。特殊的工兵队用船把钢索拖过尼斯河，船上装备有手动绞车。在西岸，他们立起了轮渡用的桩子，然后用人工把钢索卷绕上，拖着木筏子上的大炮和坦克过河。在一些地方，工兵们不用渡口的木筏子便把大炮送过了河：他们纯粹是在钢索的一端，拽着大炮在河床上过河。这些行动在稳固地向前进展，尽管沿线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敌人的炮火。为了保护渡河，伊万诺夫使用了河岸上的排炮，炮弹直接从部队的头上飞过，进入在西岸的德军防御工事。他用不少于200挺机关枪的弹雨来支援这些排炮，“只是为了让他们抬不起头来”。

在早晨7点15分的时候，科涅夫听到了好消息：已经在西岸夺取了第一个桥头阵地。一个小时以后他得知，那些乘轮渡过河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已经同敌人交火了。到早晨8∶35的时候，在经历了2小时35分钟的轰炸之后，科涅夫绝对确信，他的部队在尼斯河西岸立足已稳。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在预定的150次渡河中渡河133次。普克霍夫第十三集团军的一些部队，与第三近卫军坦克集团军的部队一起，已经强力穿过了位于特里贝尔的攻击区中央，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他们面前的敌人似乎已经垮掉了。第四近卫军坦克集团军的装甲车现在正在同一个地段渡河，在南边，第五近卫军集团军已经过了河。在科涅夫看来，他的坦克可以在任何时刻取得突破。

科涅夫计划，一旦这件事情完成，他就冲向施普伦贝格市和科特布斯市。过了科特布斯之后，他就要在公路交通网上朝吕本行进。那个地区对科涅夫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斯大林划定的分界线的终点，把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他本人的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分开了。如果科涅夫足够迅速地到达那里，他打算请斯大林立即允许他挥师北上，朝柏林进发。科涅夫对获准放行充满信心，他已经给第三近卫军坦克集团军的巴威尔·谢米诺维奇·里巴尔克上将下达了书面命令，“要准备用一个坦克军从南边突破进入柏林，由第三近卫军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增援”。在科涅夫看来，似乎他可以在赶到城市方面胜过朱可夫。他全神贯注于进攻的进展，却并没有意识到，他能够活着是多么走运。在攻击的最初几分钟里，一位狙击手的子弹在他的炮兵望远镜的三脚架上，干净利落地钻了一个洞，离科涅夫的脑袋只有几英寸远。[4]

在柏林的东部边缘不到35英里外的地方，大炮的轰炸声，就好像远处风暴的沉闷雷鸣。奥得河附近的小村庄和小镇子里，有一些奇怪的震荡效果。在马尔斯多夫警察局里，书从书架上落了下来，电话莫名其妙就响了。在许多地区，灯光暗淡了，忽隐忽现。在达尔威茨－霍佩加滕，一个防空警报器突然狂叫不止，谁也关闭不上。图画从墙上掉了下来，窗子和镜子粉碎了。在明希贝格，一个十字架从一座教堂的尖塔上猛地落了下来，于是到处的狗都凄厉地长嚎起来。

柏林东部的各个区里，那种低沉的声音在被火烧黑的废墟骨架上一再回响。燃烧的松树产生的香味，在克佩尼克区的边缘随风飘去。而在韦森塞区和利希滕贝格区的边缘，突然吹来的风使得窗帘像幽灵一样放纵地拍打和飘动。在埃尔克讷，一些在防空掩蔽所里面的居民被震醒了，不是被喧闹声震醒的，而是被大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震动震醒的。

许多柏林人知道那是什么声音。韦尔特林格夫妇正躲藏在默林一家位于潘科区的公寓套房里，西格蒙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炮兵，他立即就听出，那远处的声音是大规模炮兵轰炸的声音，于是他叫醒妻子玛加蕾特，告诉她这个情况。起码有一个柏林人声称，他确实亲眼看见了朱可夫滚动的火力网。凌晨4点后不久，16岁的霍司特·罗姆林爬上在韦森塞区西部边缘的一座七层楼的高塔，用双筒望远镜向东边凝望。霍司特迅速告诉邻居们，他看见了“苏联大炮的闪光和强光”，但没有几个人信他的话——人们认为，他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异想天开、耽于幻想的孩子。

炮声并没有渗透到市中心的几个区，尽管到处都有柏林人声称听见了异乎寻常的声音。大多数人认为，那大概是防空炮火，或者是没有爆炸的炮弹的引爆声，在那天晚上的2个小时又25分钟的空袭中，有一些投下的炸弹并没有爆炸，或者是被炸坏的大楼突然倒塌了。

有一小群平民几乎立即就得知，苏联人的攻势开始了。他们是在绍尔讷贝格区温特费尔德大街邮电局电话主楼里的接线员。在大炮开始齐射后的几分钟之内，交换机的长途电话和长途线的部分就挤满了打进的电话。奥得河和尼斯河附近地区神经紧张的纳粹官员，给他们在柏林的行政领导打电话。消防队的队长们询问，他们是否应该试图扑灭森林大火，或者把他们的设备从那些地区迁移出来。警察局局长们给他们的上级打电话，每一个人都试图与他们的亲戚们通话。接线员们多年以后回忆，那些接通的人几乎都用这样的词开始他们的交谈：“开始了！”总机主管伊丽莎白·米尔布兰德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取出一串念珠，默默地数算念珠祈祷。

到4月16日上午8点的时候，柏林的大多数人都已经从无线电听到，“苏联人的猛烈进攻在奥得河前线继续着”。新闻言辞谨慎，不过普通的柏林人也并不需要详细说明。通过口头或者通过城市之外的亲戚，人们得知他们最害怕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奇怪的是，在这个时候，街上的人知道的比希特勒多。在元首地堡里，领袖仍然在睡觉。他是在凌晨3点之前就寝的，他的助手比格多夫将军下了严格的指示，不可叫醒元首。

这天上午，地堡这个奇怪的地下世界有着一种几乎称得上欢乐的情景：在那间小小的接待室、走廊休息室和小会议室里，一瓶瓶颜色鲜艳的郁金香随处可见。早些时候，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一位园丁，从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花园中仍然保存下来的几个花坛里，剪下了这些花。在比格多夫看来，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因为埃娃·布劳恩喜欢郁金香。帝国的未婚第一夫人是头一天晚上到的，她随身带来慕尼黑的老朋友送给元首的一些礼物。一件礼物是男爵夫人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寄来的一本书，这位男爵夫人是帝国青年团前领导人的妻子[5]。这本小说的主人公遭受到一切不幸，但却没有失去希望。小说让他说：“乐观主义是一种躁狂症，在事情糟糕的时候却仍然坚持认为一切皆好。”男爵夫人认为，这本书是最恰当的选择。这本书是伏尔泰的《老实人》[6]。

一开始朱可夫并不相信这个消息。他站在指挥部里，身边是他的参谋们，他怀疑地盯着崔可夫，然后气急败坏地说起话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的部队被钉牢了？”他朝第八近卫军集团军司令叫嚷道，而且这一次并没有友好地使用将军的教名。崔可夫以前见过朱可夫发怒，因而保持着完全的平静。“元帅同志，”他说道，“不管我们是不是暂时被钉牢，攻势当然将会成功。不过暂时抵抗强硬起来，把我们挡住了。”

崔可夫解释说，当部队和支援的坦克部队前进的时候，来自泽洛高地的猛烈炮火击中了他们。而且他们正在通过的那个地带，对装甲车来说极其困难。在奥得河沼泽的湿地和灌溉渠当中，自行火炮和坦克在无助地猛烈摆动，转动着车轮。有若干辆陷入泥沼里的坦克，一辆又一辆地被击中，然后燃烧起来。崔可夫说，到目前为止，他的第八近卫军集团军只前进了1500码远。按照波比伊尔将军的说法，朱可夫用“一连串极其强有力的言辞”发泄出了他的狂怒。

这个应该是不可抵抗的攻势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种种原因，这是波比伊尔将军与朱可夫的高级军官们交换意见的时候迅速发现的。米哈伊·沙林将军是第一近卫军集团军的军长，他告诉波比伊尔，他确信：“在进攻以前，德军已经从第一道防线撤退了，部署在沿着泽洛高地的第二道防线上。因而，”沙林说道，“我们的炮弹大半都落在旷野里了。”瓦西里·库兹涅索夫将军是第三突击集团军的司令，他不满地批评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计划。他告诉波比伊尔：“我们是照例按照书本办事，但到了现在德国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方法。他们把部队撤退了足足有8公里。我们的炮火什么都炸着了，就是没有炸着敌人。”安德利亚·盖特曼将军，是卡图科夫的第一近卫军坦克集团军一名最出色的坦克专家兼军长，他是既批评又生气，对探照灯尤其如此。“它们并没有让敌人的主力部队看不见，”他说道，“不过我要告诉你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绝对是替德军的炮手，用聚光灯把我们的坦克和步兵照明了。”

朱可夫从来也没有预料进攻会是容易的，不过尽管他预计会有严重的伤亡，但他却认为，德国人要使他们停止前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后来说，他本来指望，“能迅速减少敌人的防御”；可是相反，他却又大大地低估了对方，“前线的第一梯队的打击结果证明是不充分的”。他毫不怀疑，单是靠着军队的分量，他就能够压倒敌人，但他又担心会存在“攻势可能被减缓的危险”。朱可夫决定改变他的战术。他迅速厉声下达了一系列命令。他的轰炸机群要集中轰炸敌人的火炮阵地，与此同时，炮兵要开始狂轰高地。然后，朱可夫又采取了一个步骤。尽管最初决定的是，他的坦克集团军要等到泽洛高地被夺取之后再参战，但现在朱可夫决定立即把他们投入战斗。卡图科夫将军是第一近卫军坦克集团军的司令，他碰巧就在地堡里，于是直接得到了命令。至于朱可夫想得到什么，这容不得任何怀疑：必须攻占高地，不管代价是什么。朱可夫要用重击让敌人屈服，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用推土机开路一直到柏林。然后，在参谋们的跟随下，这位身材粗壮的元帅离开了指挥部，他对耽搁的愤怒仍然明显可见。朱可夫无意被敌人几门瞄得准的大炮搞得放慢了速度——他也无意在进入柏林上被科涅夫胜过。在离开地堡的时候，军官们尊敬地站在两边让他通过，他突然转向卡图科夫，急促地说：“那么！行动吧！”

正午刚刚过后，元首的“日日命令”来到了特奥多尔·布瑟将军的第九集团军司令部。命令上注明的日期是4月15日，但显然希特勒的参谋们是在确信苏联人的主要攻势开始之后才发出的。指挥官们得到命令，要立即把文件散发下去，一直到连一级，但绝不得在公开的报纸上发表。

“德国东线的士兵们，”命令上写道，“那个不共戴天的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敌人是最后一次，要和他成群结队的军队来进攻了。他要试图粉碎德国并灭绝我们的人民。你们这些在东线的士兵们已经知道，那个威胁着……德国的妇女、姑娘和儿童的命运。老人和孩子将被谋杀，妇女和姑娘们将沦落为军营妓女。剩余的人将去西伯利亚。

“我们已经预料到会有这场进攻，自1月份以来，已经作了一切准备，以建立一个坚强的前线。敌人面对着数量巨大的炮兵部队。我们在步兵上的损失已经被无数新的部队填补上了。紧急反应部队、新组织的部队以及人民冲锋队正在增援我们的前线。这一次，布尔什维克将经历亚洲的古老命运：他必须而且必将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面前倒下。

“在这个时刻，凡是未尽己任的人都是我们人民的叛徒。任何一个离开阵地的团或者师，都蒙受奇耻大辱，一定羞于面对在我们的城市里承受着炸弹恐怖的妇女和儿童。要格外留意那为数甚少的犯叛国罪的军官和士兵，他们为了拯救他们可悲的生命，将为了获得苏联人的报酬而与我们作战，也许甚至还穿着德国制服。不管是谁命令你们撤退，除非你们十分了解他，都要立即把他逮捕，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当场枪决，不管他的军衔是什么。如果在未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里，在东线的每一个士兵都能尽责，那么亚洲的最后的向前猛冲就将被挫败，在西线的我们的敌人也是一样，尽管出现了种种情况，但他们的纵深突破将最终被挫败。

“柏林将仍然是德国人的，维也纳[7]将再次成为德国人的，而欧洲将永远也不会是苏联人的。

“你们要庄严起誓，保卫德国！这并非一个空洞的祖国概念，而是你们的家园、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孩子，并因而保卫你们的未来。

“在这些个小时里，全体德国人民都指望着你们，我的在东线的勇士们，他们只是希望，由于你们的忠诚、你们的狂热、你们的武器，以及你们的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向前猛冲将被窒息在它自己的血液里。在命运已经把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犯[8]从地球上带走的时刻，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将被决定下来。”

布瑟并不需要一个日日命令来告诉他，必须把苏联人阻挡住。几个月以前他就告诉希特勒，如果苏联人突破奥得河防线的话，柏林和德国的剩余地区就要陷落。但当读到有关一个强大的前线的空谈时，他愤怒了，那里说的是，敌人遭遇到了“数量巨大的炮兵部队”和“无数新的部队”。勇敢无畏的话并不能阻挡住苏联人，希特勒的“日日命令”，在极大程度上是虚构。然而在一点上，却是再清楚不过了：希特勒想要德国士兵们战斗到死——不论是对付西线还是对付东线的敌人。

布瑟怀有一个秘密的希望，他严守这个秘密，从未对别人大声把它说出来，只是对海因里齐和他某些最亲密的指挥官吐露过。他想在奥得河上坚守足够长的时间，一直到美国人到来。他是这样对海因里齐说的：“如果我们能固守到美国人到这里来，那么也就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和历史面前，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海因里齐的反应是刻薄的。“难道你不知道日食行动吗？”他问道。布瑟从未听说过它。海因里齐告诉他，那张缴获的地图上表明了盟国的分界线，以及规划中的占领区。“甚至美国人会不会过易北河，”海因里齐说道，“我都怀疑。”尽管如此，布瑟有一段时间还是坚持这个主意。现在他终于放弃了。即使艾森豪威尔的部队要渡过易北河并朝柏林进发，大概也太晚了。除了别的以外，希特勒还明显准备铁了心地与前进的美国人争夺每一英里的土地，他没有把民主国家和共产主义者区分开来。德国的处境是没有希望的，布瑟认为，第九集团军的处境也是没有希望的。不过只要希特勒继续这场战争，拒不投降，那么布瑟也就只能尽力挡住苏联人，他现在就是在这么做，直到最后的时刻。

第九集团军在抵挡苏联人的进攻中首当其冲，它虽不可能抵挡更多进攻，然而布瑟的部队仍然在几乎各个地方坚守着。在法兰克福，他们实际上把苏联人赶了回去。在泽洛高地的火炮和部队，虽然遭到了无情的轰炸和炮击，却仍然顽强地坚持着，并且把敌人钉住了。不过尽管布瑟的部下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把苏联人阻挡住了，其代价也是可怕的。在一些地区，军官们报告说，敌人在人数上起码以10比1超过他们。“他们成群结队地向我们冲来，一浪又一浪，全然不管生命的失去，”一位师长在电话里说，“我们发射机关枪，往往是近距离射击，一直到机关枪热得发红。我的部下一直战斗到用完弹药。然后他们纯粹是被消灭了，或者完全被打垮。这将持续多久，我不知道。”几乎每个信息都一样。电话发狂似的打来，要求增援：要大炮、坦克，尤其需要弹药和汽油。还有一项是不可取代的：部队。布瑟为数甚少的后备队，不是已经参战了，就是正在开赴指定地点。他们大多被匆匆投入到关键性的泽洛高地的战斗中。

坚守第九集团军这个中央地区的，是第五十六装甲军。这个军有一个著名的名字，不过也仅此而已。第五十六装甲军曾多次被粉碎，又多次被重组。现在，它又再次经历着一个重建的过程。这个军剩余下来的原先的人，几乎全是关键性的参谋人员。不过，这个军无疑还有一个宝贵的人——一位非常有经验、多次被授勋的指挥官卡尔·魏德林中将，他是一位说话粗鲁的军官，他的朋友把他称作“扣球手卡尔”。

布瑟把在极其重要的泽洛高地里的杂牌部队置于魏德林的指挥之下。此刻魏德林有3个师：戈林的难以驾驭而又不可靠的第九伞兵师、遭到重创的第二十装甲精锐师，以及人员不足的明希贝格师。在两翼均有一个军的支持下——左边是第一○一军，右边是党卫军第十一军——魏德林的第五十六军正在抵抗苏联人向柏林发起的主要猛冲。尽管魏德林只是几天前才到，用的是缺乏战斗力、没有经验的部队，而且是在不熟悉的地形上作战，但到目前为止，这位60岁的老兵却击退了所有的进攻。

不过他却急需部队的其他剩余兵力，而在这个4月16日的上午，他们仍然没有到达。魏德林的问题只是刚刚开始，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前，他将会面对更大的危机，远远超过他在战场上所遭遇的。“扣球手卡尔”注定很快就要既被布瑟判处死刑，又被希特勒判处死刑——而且还不止于此，在命运的奇怪安排中，在德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将成为柏林的保卫者。

在西方前线，第十二集团军司令瓦尔特·温克将军既得意又困惑。他年轻而又没有经验的部队把敌人赶回去了，并消灭了敌人在马格德堡南边的桥头阵地，这超出了温克敢于希望的成就。然而在巴尔比的那个桥头阵地，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温克的部下尝试了他们所能够想到的一切办法，想摧毁在巴尔比的那些桥，包括从在河里布水雷一直到使用蛙人。德国空军在这个地区所剩无几的飞机也进行了轰炸攻击，但这也失败了。现在桥头阵地已经完好地建立起来，在超过48个小时的时间里，美国的部队和装甲车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过河。令温克感到困惑的是，尽管美国人正在易北河的东岸加强和巩固他们的阵地，他们却并没有作任何努力向柏林挺进。温克搞不明白。

美国人在4月12日到15日之间进行的猛烈攻击，让温克有一切理由认为，他将被迫在西部打一场血腥的保卫战。然而现在，美国人却又表现出了要停止一切的样子。“坦率地说，我感到吃惊，”温克告诉他的参谋长赖希黑尔姆上校，“也许他们的补给品用完了，需要重新组织。”不管原因是什么，温克都为这个喘息时间感到高兴。他的部队广为分散，在许多地方仍然在组织之中，他需要他所能获得的所有时间，以便把他的军队整顿好，并用他所能获得的一切装甲车增援他的部队。已经来了一些坦克和自行火炮，不过温克没有什么希望能得到更多了。对于曾经许诺给他的整个师的补充，他也不抱任何幻想。温克怀疑，纯粹就是没有可派给他的兵力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在柏林前面稀疏地分布在易北河沿线的第十二集团军，是不能长时间阻挡任何种类猛攻的。“如果美国人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们将轻而易举地冲破我们的阵地，”他告诉赖希黑尔姆，“在那以后，要用什么来停止他们呢？在这里和柏林之间什么也没有。”

对卡尔·维贝格来说，这个消息就像一个打击。他难以置信地盯着他的上司、美国战略情报局柏林局长亨宁斯·耶森－施密特。“你确信吗？”维贝格问道，“你非常确信吗？”

耶森－施密特点了点头。“这是我刚刚得到的情报，”他说道，“我没有理由怀疑它。”两个人沉默地看着对方。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都被“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将攻占柏林”这个信念支撑着。但使得耶森－施密特穿过城市来到维贝格公寓套房里的这个新闻，却把他们的一切希望都粉碎了。间谍网的一位联络人刚刚从瑞典到达，带来了一个来自伦敦的头等重要的信息。信息警告他们，不要期待英美联军了。

在这些漫长的月份里，维贝格都在柏林过着双重身份的生活，他考虑到了一切可能性，但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个可能性，甚至现在他也无法完全相信。计划的改变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起码是暂时如此：他们要继续送出情报，而维贝格，以他的“店主”的角色，将仍然在何时有命令、如果有命令的时候，给间谍们分发补给品。但据维贝格所知，应该使用这些设备的训练有素的专家和从事破坏活动者，即使有的话，来到这个城市的也为数甚少。耶森－施密特等了好几个星期，才只是等到了一个人——一位无线电技术员，他来把仍然藏在维贝格地下室里一堆煤下面的发射器和接收器组装起来。维贝格的心沉了下来，他不知道，现在还有谁会来，设备终究能否派上用场。补给品的隐藏处是危险的，德国人仍然可能发现它。更糟糕的是，苏联人也可能发现它。维贝格希望，伦敦已经告诉了东方的盟友，在柏林有这么一个小组的间谍。否则的话，军用材料这么大的储存将会是难以解释的。

维贝格之所以感到焦虑，还有一个个人的原因。在鳏居多年之后，他不久前遇见了一个叫英格·米勒的年轻女人，他们计划战争结束时就结婚。现在维贝格不知道，如果苏联人来到的话，英格是否安全。在他看来，似乎柏林将很快成为一口燃烧着的大锅，而这个小小的阴谋活动小组注定要被放进那口大锅里。他试图把恐惧放在一边，但他从来也没有感到这样情绪低落。他们已经被抛弃了。

第一近卫军坦克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卡图科夫大将摔掉野战电话，猛地转过身来，用力踢司令部的门。他刚刚收到了在泽洛高地率领第六十五近卫军坦克旅的军官报告：苏联人没有进展。“我们紧紧地跟在步兵的后面，”伊万·尤什琴科将军告诉卡图科夫，“我们被准确地阻挡住了！”

卡图科夫的愤怒多少平息了一些，他从门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的参谋们。他双手叉腰，怀疑地摇着头。“那些希特勒式的魔鬼！”他说道，“在战争的整个进程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抵抗。”然后卡图科夫宣布，他要亲自搞清楚，“究竟是什么把我们耽搁下来”。不管那是什么，他都必须在清晨的时候拿下高地，这样朱可夫的突破就可以开始了。

在南边，科涅夫元帅的部队已经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德军的防御工事在尼斯河以西的前线上绵延18英里长。科涅夫的部队正在不断涌过河，他们现在正在运作的有20座运送坦克的桥（有的桥能够负载6吨重）、21个渡口和部队渡河地点，以及7座轻便攻击桥。由于“风暴式”俯冲轰炸机已经炸出了一条道路，因而在战斗的8个小时之内，科涅夫的坦克手们已经穿过敌人的防御工事行进了十多英里。现在科涅夫离吕本只有21英里远了，而吕本是斯大林为他的部队和朱可夫的部队划定的边界终点。从那里，科涅夫的坦克手们将转向西北，朝那条经过措森、进入柏林的主要公路进发。在地图上，这条路线被标明为第96号帝国公路——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把这条公路称为“通往永恒之路”（Der Wegzur Ewigheit）。

好像就是，当局并不打算面对柏林正遭遇危险这个事实。尽管苏军现在距离柏林不到32英里远了，但却没有发出警报，也没有发布官方通告。柏林人清楚地知道，苏联人已经进攻了。大炮的沉闷轰鸣声是第一个线索，现在从难民那里，通过电话，通过口传，消息已经传播开了。不过消息仍然是片段的、矛盾的，由于没有真实的信息，因而猜测和谣传也就毫无节制。有些人说，苏联人在距柏林不到10英里之处，还有的人听说，他们已经到了东郊。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形势怎样，但大多数柏林人认为，这座城市的日子屈指可数，它的死前的剧痛已经开始了。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仍然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他们神经紧张，要在外表上保持正常的样子越来越困难，但每一个人都努力保持正常。

在每一站，送奶工理查德·波加诺斯卡都被问题包围着。他的顾客们似乎期望他能知道比任何人都多的事情。这位素来快活的波加诺斯卡，却提供不出任何答案。他就像他提供服务的那些人一样害怕。在克罗依茨纳赫大街，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仍然挂在那位纳粹邮政官员家的起居室里，但这似乎不再能使波加诺斯卡消除疑虑。

他高兴地见到他的年轻的朋友——13岁的多多·马克瓦特，她正在弗里德瑙的一个街道角落里耐心地等候他。她经常和他一起乘车走上一两个街区，她在帮助他保持士气方面所起的作用无法估量。现在，多多坐在她的狗波尔迪旁边，高兴地叽叽喳喳说着话。但波加诺斯卡却觉得，今天上午难以听她说话了。一些刚刚写上去的标语出现在这个地区倒塌了一半的墙上，他没有丝毫热情地审视着。“柏林将仍然是德国的！”一个标语宣告。别的标语写的是：“不胜利就受奴役”，“维也纳将再次是德国的”，以及“凡是信任希特勒的人就信任胜利”。在多多通常下车的地方，波加诺斯卡把她抱下马车。她稍微笑了一下，说道：“明天见，送奶工先生。”波加诺斯卡回答道：“明天见，多多。”爬回车上的时候，理查德·波加诺斯卡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个明天。

本堂牧师阿图尔·莱克沙伊特，正在他被毁坏教堂附近的墓地主持一个葬礼，他并不认为前面的苦难会比现在的苦难更糟糕。自从他美丽的梅兰希顿教堂被摧毁以来，那就似乎是一种永恒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数量众多的人在空袭中被杀死，以至于他的堂区执事不再为死者登记了。莱克沙伊特站在一个大坟墓的边上，里面是在晚上的空袭中被杀死的40名受害者的尸体。当他在葬礼上致辞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在场，致辞结束后，他们大都离开了，但一个年轻姑娘留在后面。她告诉莱克沙伊特，她的哥哥就是死者之一，然后她泪流满面地说道：“他是党卫军。他不是教会里的人。”她犹豫了，“你能为他祈祷吗？”她问道。莱克沙伊特点了点头。他告诉她，尽管他与纳粹和党卫军有重大分歧，但在死亡上，他“不能让任何人听不到上帝的话”。他低下头说道：“主啊，不要把你的脸从我面前躲藏起来……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一个影子……在你的面前我的生活什么也不像……我的时间在你的手中……”在旁边的一堵墙上，有人在夜间涂写上了这些字：“德国胜利。”

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渴望这一切都能够结束。达勒姆宗教会所是威尔默斯多夫区的圣心会布道修女们所开办的女修道院兼产科医院，就其宗教性的隔绝而言，它几乎就是一个小岛。但即使如此，这位矮个子、圆而胖、精力充沛的修女院院长，也并非没有外部的信息来源。达勒姆新闻俱乐部，在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别墅里，而别墅就在女修道院对面，这个俱乐部在前一天晚上关闭了。她从前来道别的报界朋友们那里得知，结束临近了，城市战役将在几天之内打响。这位坚定的修女院院长希望，战斗不会持久。由于几天以前盟军的一架飞机在她的果园里坠毁，而且她的修道院房顶又被炸飞，因而危险也就来得太近了。这场愚蠢而又可怕的战争早该结束了！与此同时，她又有二百多个人要照顾：107个新生儿（其中91个是私生子）、32个母亲，以及60个和平信徒修女。

就好像修女们没有足够的事情可做似的，修女院院长给她们压上了更多的工作。在看门人的帮助下，在大楼的墙上，以及覆盖着整个二层的新油毡纸房顶上（第三层同房顶一起消失了），一些修女用油漆画出了巨大的白色圆圈，圆圈的上方又画上明亮的红色十字。修女院院长是位现实主义者，她已经吩咐她的学生修女们把餐厅和娱乐室改建成急救站，而修女的餐厅已经变成了小教堂，日夜都有烛光照明。地下室现在分割成了一个个保育室，以及一系列用于分娩的小房间。修女院院长甚至还确保，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窗子都从外面铺上水泥，砌上砖，堆上沙袋。她一如既往，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作好了准备。但有一件事情，她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准备：她与她们的告解神父兼导师——伯恩哈德·哈皮赫神父——有同样的焦虑，即女人可能遭到占领军的性骚扰。哈皮赫神父已经做了安排，定于4月23日向修女们谈这件事情。现在，根据她的新闻界朋友带来的消息，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希望，她们并没有等太长的时间。在她看来，好像苏联人随时都会到来。

当人们等待消息的时候，他们用冷嘲的幽默掩盖他们的焦虑。一种新的招呼席卷全城，全然陌生的人握手，敦促彼此“要活下去”（Bleibubrig）。许多柏林人在嘲弄地模仿戈培尔10天前的广播。戈培尔强调，德国的命运将会经历一个突然的改变，他当时说道：“元首知道那个改变到来的精确时间。命运把这个人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来，在这个内外压力巨大的时刻，我们将为这个奇迹作证。”现在这些话在到处被重复着，通常是以对宣传部长迷人风格的嘲弄模仿来重复的。还有一个说法在到处流传：“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人们一本正经地彼此打着气，“格罗法斯将拯救我们。”格罗法斯（Grofaz）长期以来就是柏林人给希特勒起的绰号，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Grosster Feldherr aller Zeiten）一语的缩写。

甚至在城市遭受到苏联人的炮火打击的时候，柏林的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仍然在生产。施潘道区的工厂尽可能快地生产出炮弹和弹药，炮弹和弹药又尽可能快地送到前线。电器器械在西门子施塔特的西门子工厂里制造出来。数量巨大的滚珠轴承和机床，正在马林费尔德、韦森塞和埃尔克讷的工厂里制造出来。炮筒和炮架在位于泰格尔区的赖因梅塔尔－博尔西希工厂里大量生产。坦克、卡车和自行火炮，从位于鲁尔本的阿尔卡特工厂的装配线上隆隆驶出。在滕珀尔霍夫区的克虏伯－德鲁肯米勒工厂，工人们一把坦克修理好，就立即直接送到各个集团军里。情况太急迫了，管理部门甚至要求外国工人志愿做应急司机。法国强迫劳动工人雅克·德洛内就是断然拒绝的人之一。“你非常明智，”一位那天下午返回工厂的坦克司机告诉德洛内，“你知道我们是把那些坦克开到什么地方去吗？直接开到前线！”

不仅是工厂，而且服务业和公用事业公司也在继续行使功能。在位于波茨坦的主天文台，气象报告员例行职责，指出：中午的气温是华氏65度，到傍晚的时候预计将降到大约华氏40度。天空晴朗，偶尔有分散的云彩，有温和的西南风，到傍晚的时候又将转成东南风。预计17日将有改变——天空多云，可能有雷阵雨。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天气晴好，街道上人群拥挤。家庭主妇们由于不知道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于是到能够买到的地方购买非配给的商品。每一个商店都似乎排起了长队。在克佩尼克区，罗伯特和汉娜·舒尔茨为了买面包排了三个小时的队。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多买点呢？就像成千上万的柏林人一样，舒尔茨夫妇也试图找到某种方式，来忘掉他们的担忧。在这一天，他们不顾交通系统已经变化无常的情况，换了六次公交汽车和有轨电车，来到他们位于夏洛滕堡区的目的地——一家电影院。这是他们一周之内的第三次冒险了。在各个区，他们看了电影，一部是《一个像马克西米利安的人》（Ein Mann wie Maximilian）、一部是《弹竖琴的天使》（Engel mit dem Saitenspiel），一部是《大数字》（Die Grosse Nummer）。《大数字》是一部马戏电影，罗伯特认为它是这个星期最好的电影节目。

法国战俘雷蒙·勒加蒂埃尔看到，本德勒街的军事司令部一片混乱，人们不会注意他是否在场，于是，他便在下午镇定地走掉了。如今警卫们似乎无论什么都不在乎了。勒加蒂埃尔费尽了口舌，搞到了一张在波茨坦广场附近一家电影院的票，票本来是留给德国士兵的。现在，当戈培尔的宣传部特别发行的电影开演的时候，他在黑暗当中放松了。那是一部色彩丰富的史诗片，片名是《科尔贝格要塞》，讲的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格拉夫·冯·格奈泽瑙英勇保卫这座波美拉尼亚城市的事迹。在看电影期间，勒加蒂埃尔既为电影着迷，又为身边士兵们的举动着迷。士兵们被强烈吸引住了，他们欢呼，鼓掌，彼此呼喊，几乎因为德国的这个传奇式军事人物的传记而欣喜若狂。勒加蒂埃尔想到，过不了多长时间，这些士兵当中的一些人，就也有机会成为英雄。

没有事先打招呼，暗号就来了。乐团经理格哈德，冯·韦斯特曼博士的办公室，位于柏林爱乐乐团那个包含有音乐厅和练习厅的建筑群里，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收到了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的消息：那天晚上乐团将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

冯·韦斯特曼始终清楚，消息会这样来到——突然，而且仅仅是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几个小时之内来到。施佩尔的指示是，想离开的音乐家们，都要在演出后立即离开。他们定于在库姆巴赫－拜罗伊特地区结束行程，大约是柏林西南240英里的地方——这是施佩尔在早些时候把爱乐乐团最名贵的乐器送去的地方。按照这位帝国部长的说法，美国人侵占拜罗伊特地区，只不过是几个小时之后的事情。

只有一个麻烦事。施佩尔最初的计划是要把整个乐团秘密送走，这个计划突然失败了。首先，由于害怕计划可能传到戈培尔的耳中，冯·施佩尔只向乐团里某些信任的成员试探过。令他吃惊的是，大多数人，由于家庭、感伤或者与城市有别的联系，竟不愿意离开。当表决的时候，计划被拒绝了。大家要格哈德·塔施讷把表决的结果告诉施佩尔，塔施讷就是那位年轻的小提琴名家、乐队首席。帝国部长达观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不过大门还是敞开着：施佩尔本人的汽车和司机，将在那最后一个晚上等候着，把那些想走的人带走。塔施讷、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乐师格奥尔格·迪布尔茨的女儿，是一定要走的。但要走的也就是这么几个人。即使是冯·韦斯特曼，考虑到表决的结果，也觉得他必须留下来。

不过如果还有犹豫不决的乐团成员的话，那就得告诉他们，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仍然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些参与这个秘密的人可能改变主意，决定离开。所以，在离晚上演出还不到三个小时的时候，冯·韦斯特曼修订了节目。甚至再安排一下彩排都太晚了，因而那些对这个疏散计划一无所知的人，将会对这个改变大吃一惊。不过不论是知情人还是不知情人，施佩尔所挑选的，作为最后一场音乐会暗号的曲目，对他们来说都具有一种阴郁而动人的意义。冯·韦斯特曼现在命令摆在音乐家们的谱架上的乐谱，称为《众神的黄昏》——瓦格纳的描述众神之死达到高潮的悲剧性音乐。

到现在，所有的柏林人都迅速搞清楚了，“堡垒柏林”只是个神话，甚至最没有见识的人也看得出，这座城市抵挡进攻的准备是多么的差。主要的街道和公路仍然是敞开的，看得见的火炮和装甲车屈指可数，而且除了上了岁数的地方军之外，实际上看不到部队，那些地方军有的穿着制服，其余的只是在外套的袖子上缝上袖章而已。

固然，到处都有路障和简陋的防御障碍物。在小街、院子、政府大楼的四周以及公园里，堆积着大量用于筑垒的材料，偶尔还有成卷的铁丝网、成堆的钢铁反坦克障碍物，以及里面填满了石头的旧卡车和废弃的有轨电车。当城市遭受进攻的时候，要用它们来堵塞通衢大道。但像这样的路障能阻挡住苏联人吗？“苏军起码得用两个小时15分钟才能突破，”一个流行的玩笑如是说，“两个小时狂笑不已，15分钟粉碎路障。”那些防线——战壕、反坦克壕沟、路障和火炮阵地——只是在郊区可见，而且柏林人也能清楚地看到，甚至这些东西也远未完成。

有一个人，在这一天开车出了城，发现防御的准备工作“完全徒劳、可笑”！他是一位防御工事专家。马克斯·彭赛尔将军原先是在D日保卫诺曼底的第七集团军参谋长，由于他的部队没有能抵挡住进攻，彭赛尔和别的人一起，从那以后就失宠于希特勒。他被安排指挥在北方作战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师，他就听天由命，待在这支“死气沉沉的部队”里了。

然后在4月2日，吃惊的彭赛尔接到约德尔将军指示，要他飞往柏林。糟糕的天气使他的飞机到处耽搁，直到4月12日才赶到首都。约德尔因为他迟到而责备了他。“你要知道，彭赛尔，”他说道，“本来是要任命你为柏林司令的，可是你来得太晚了。”彭赛尔后来说道，当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下来”。

现在，彭赛尔不是要接管柏林军区，而是在前往意大利前线的途中：约德尔已经任命他为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的意大利集团军参谋长。彭赛尔发现，形势几乎就像梦幻一般。他认为，格拉齐亚尼的部队是否仍然存在都值得怀疑，然而约德尔却向他彻底介绍了他的职责，好像战争正在证明是一个辉煌的成功，而且注定要持续几年似的。“你的工作，”他告诫彭赛尔，“将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需要的，不仅是大量的军事知识，而且还有大量外交技巧。”尽管约德尔的观点非常不现实，但彭赛尔却因为要去意大利而感到高兴。在途中，他将经过巴伐利亚，他将在两年的时间里第一次见他的妻子和家人。等到他到达意大利的时候，也许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当彭赛尔离开柏林的时候，他感到，命运和天气都对他格外慈善。显然这座城市是无法保卫的。他经过一个用树干、尖铁和圆锥形水泥块组成的混杂物，它将用作反坦克的障碍。他怀疑地摇了摇头。再往前行，汽车快速经过一些在慢慢挖掘战壕的上了岁数的地方军。彭赛尔后来描述道，当他把城市留在后面的时候：“我感谢上帝，因为他让这杯苦酒从我身边走过了。”

在位于霍恩佐伦汽车道的司令部里，城防司令雷曼将军站在挂在墙上的一张巨大柏林地图前面，看着上面标明的防线，感到纳闷。他后来说，他不知道“以上帝的名义我该做什么”。在过去的3天里，雷曼几乎没睡什么觉，此刻已是腰酸背痛。自从上午以来，他接了无数的电话，参加了几个会议，访问了周边防线的几个地段，下达了一批命令——他私下里认为，在苏联人到达城市之前，大多数命令没有什么机会能完成。

在那天早些时候，戈培尔这位柏林的地方长官和自我任命的保卫者，举行了例行的每周一次的“战时会议”。在雷曼看来，这些会议现在几乎就是闹剧。

下午，他向他的参谋长雷菲奥尔上校描述了这最近的一次会议。“他对我老生常谈。他说：‘倘若柏林战役现在就进行的话，由你支配的将会有各种各样的坦克和不同口径的野战炮，几千挺轻重机枪，几百门迫击炮，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配套的弹药。’”雷曼停顿了一下。“按照戈培尔的说法，”他告诉雷菲奥尔， “我们将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如果柏林被包围的话。”然后戈培尔又突然把话题一转。“一旦柏林战役开始，你打算把你的司令部安排在什么地方？”他问道。戈培尔本人计划去动物园地堡，他提议，雷曼也从那里运作。雷曼认为，他立即就看出这位地方长官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了：戈培尔想把雷曼和柏林的防御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雷曼尽可能乖巧地回避了这个提议。“我倒想避免到那里，”他说道，“因为那样的话，一个反常的打击就可能把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同时消灭掉。”戈培尔放下了这个话题，不过雷曼注意到，这位地方长官的态度立即冷淡了下来。戈培尔明白，甚至十几枚大炸弹，要摧毁那个巨大的动物园地堡，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雷曼知道，这位帝国部长是不会忘记他的邀请被拒绝的，但是目前，在面对着试图为城市的防卫作准备这个几乎无望的任务时，雷曼最不想密切接近的人就是戈培尔。他既不相信地方长官的表白，也不相信他的许诺。仅仅是几天前，在讨论补给品的时候，戈培尔说，柏林的防御将会得到“起码一百辆坦克”的支援，雷曼要求把许诺的补给品列个书面的单子来。当他最终得到信息的时候，那一百辆坦克结果成了“25辆坦克已经造成，75辆现在正在制造”。不管有多少辆，雷曼都知道，他将什么也看不到。在对所有这种极其重要的武器的使用上，奥得河前线享有优先。

在雷曼看来，只有一位内阁成员真正明白在柏林面前的是什么，那就是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而且甚至他也有他的偏见。在地方长官的那次战时会议之后，雷曼立即接到命令，要他到施佩尔那里去。希特勒的这位战时生产部长的办公室，现在就在位于巴黎广场的前法国大使馆里，在那里，素来温文尔雅的施佩尔发火了。施佩尔指着地图上的那条穿过城市的大公路，要求知道，雷曼“要在东西轴线上做什么”。雷曼吃惊地看着他，“我是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碑之间建造一个简易机场，”他回答道，“怎么了？”

“怎么了？”施佩尔爆发了。“怎么了？你正在砍倒我的路灯柱——这就是怎么了！你不能这么做！”

雷曼本来以为，施佩尔知道计划的一切。在布雷斯劳战役和柯尼斯堡战役中，苏联人几乎是立即就夺取了这两座城市的郊外机场。为了避免类似的形势在柏林发生，所以决定在政府所在地区的中心建一个简易机场，该机场沿着东西轴线，穿过蒂尔加滕。“由于这个原因，”雷曼后来说，“在与空军达成一致意见之后，选择了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碑之间建简易机场。这就意味着，得把那些装饰华丽的铜质路灯柱挪走，而且道路两边纵深30米（大约100英尺）的树木也得砍掉。当我向希特勒提到这个计划的时候，他说，可以挪走路灯柱，但得把树留下。我竭力要说服他改变主意，但希特勒无法容忍把树砍掉。我解释说，如果不砍掉树，只有小飞机才能起落。即使这样他也仍不改变主意。他的理由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在这个为时已晚的日子，去掉几棵树几乎不会毁坏城市的美。”而现在施佩尔又反对挪走路灯柱。

雷曼向施佩尔解释了形势，最后指出，他已经得到了元首的允许，可以挪走路灯柱。但这位帝国部长不为所动。“你不能拆卸那些路灯柱，”他强调，“我反对。”然后施佩尔又补充说，“你似乎没有意识到，我负责柏林的重建。”

雷曼试图说服施佩尔改变主意，但终归徒劳。“开放一个机场，尤其是在这个地方，是极其重要的。”他争论说。帝国部长不要再听了。雷曼记得：“当交谈结束的时候，施佩尔表达出了要把整个事情交到元首那里去的意愿。与此同时，他的路灯柱保留了，简易机场的工作将停止——即使苏联人正在稳步地向我们挺进而来。”

就在会晤结束之前，施佩尔又提出了柏林桥梁的事情。就像前次在海因里齐的司令部里那样，他再次与雷曼争论，认为炸毁桥梁于事无补，水、电和煤气的管线通过许多桥梁，“把这些生命线切断将会使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瘫痪，使得我的重建任务愈加困难”。雷曼知道，施佩尔对希特勒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已经从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得到了一个直接的命令，从他的单子上删去几座预定要炸掉的桥。现在施佩尔又坚持，所有的桥都要保留下来。雷曼变得就像施佩尔一样固执。除非从希特勒那里得到收回成命的命令，雷曼打算执行他的指示：炸毁剩余的桥梁。他同施佩尔一样，也不喜欢这个炸桥的主意，但他却也无意因为拯救那些桥而使他本人的生命和事业受到威胁。

离开施佩尔的办公室之后，雷曼迅速访问了柏林郊外的一个防御地段。每一次这样的视察都使雷曼更加确信，柏林的防御是一个幻想。在那些不可一世、趾高气扬的岁月里，纳粹们从来也没有考虑到，迟早有一天得在首都进行最后抵抗的可能性。他们在别的地方到处都建了防御工事——在意大利的古斯塔夫防线、在欧洲沿海的大西洋壁垒、在德国西部边界的齐格菲防线[9]——但在柏林周围甚至没有挖出一条战壕。甚至在苏联人以庞大的兵力猛冲过东欧，入侵了祖国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没有采取行动在城市构筑防御工事。

只是在1945年初苏军到达奥得河的时候，德国人才开始加强柏林的防御，有几个战壕和反坦克障碍物缓慢地出现在城市的东郊。然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苏军在冰封的河面前停下，等待春天河开的时候，保卫首都的准备工作也停止了。直到3月，柏林的防御才被给予认真的考虑——而那时，显然已经太晚了。已经不再有建立必要的防御工事所需要的兵力、补给品或者设备了。

经过两个月累垮人的狂热活动之后，一系列出于权宜之计的防线被匆匆建成。2月底的某个时候，在首都之外20到30英里的一个断断续续的环线上，一个“障碍带”匆匆建立起来。这条路线穿过森林地区和沼泽，沿着湖泊、河流和运河，大多数是在城市的北边、南边和东边。在雷曼接管指挥之前，已经发布了命令，宣告这些障碍地区是“筑有防御工事的地方”。为了与希特勒的要塞癖好相一致，当地的地方军分遣队被告知，希望他们在这些地方绝不后退，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要把这种地方变成巩固的抵抗区，将需要数量大得惊人的人力、枪炮和材料，因为这个障碍带在大柏林周围，环绕着几乎150英里的地区。

雷曼很快就发现，除了处于直接军事管理的那些障碍区之外，所谓筑有防御工事的地方，往往只不过是有几条覆盖着大路的战壕，有一些零散的火炮阵地，或者是几栋钢筋混凝土的房子，窗户用砖堵住，留出机枪眼，就匆匆改建成了碉堡。这些脆弱的阵地，大多数甚至都没有配备兵员，却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防御地图上标明为主要据点。

主要的抵抗防线在城市里面，有三道同中心的环线，构成了内部防御的模式。第一道，周长为60英里，围绕着郊区。由于没有合适的防御工事，所以任何东西都被用来制造障碍：老式的火车车厢和马车、毁坏的楼房、用成块的水泥筑成的墙、被改建的防空地堡，以及大自然的贡献——柏林的湖泊和河流。现在，成群结队的人正在日夜工作，要把这些自然的和人工的设施，连接成一个连续的防线和反坦克的屏障。工作是用人工来做的，没有动力设备，大多数运送泥土的重机器老早以前就被送到东边，在奥得河前线的防御工事上工作了。所剩无几的几台机器，由于燃料的短缺，在使用上也受到了限制——每一加仑可用的汽油，都已经去了装甲师。在防御工事的环线上工作的，应该有10万名工人。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超过3000人。甚至手工工具也缺乏，报纸上曾经发出呼吁，要大家捐献出铁镐和铁锹，但收效甚微。诚如雷菲奥尔上校所说：“柏林的园丁们显然认为，挖掘他们的土豆地比挖掘坦克陷阱更重要。”在雷曼看来，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这个环形防线绝不会按时完成。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工作，由于远远没有完成而没有希望。

第二道或者说是中间的环线，如果由有战争经验的部队把守，而且又提供以充裕的武器，那就可能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它的周长大约25英里，它的屏障很早就到位了。柏林的铁路系统已经被改建为一个致命的陷阱。在一些地方，有深的轨道路堑和岔线，其中一些路堑和岔线有100到200码宽，这形成了完美的反坦克沟。从俯瞰着轨道的改建成碉堡的房子里，炮手们能够逐个瞄准射中陷在沟壑里的坦克。这条环线沿着其他地域，随着市内高速铁路伸展过去，把护城墙似的高高路堤和其有利地形给予了防御者。

即使这些防御工事垮掉了，仍然还有第三道环线或者叫内环线，它在城市的中心。这个最后防线地区被称为堡垒，它位于市中区，在兰德维尔运河和施普雷河的怀抱之中，几乎所有的政府大楼都拥挤在这个最后的防御岛屿里面。大楼被路障和水泥墙连接了起来，最后的防御者们将在这些大楼里坚持抵抗——在戈林巨大的空军部大楼里，在位于本德勒街巨大的军事司令部里，以及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和帝国国会大厦的空荡、发出回音的空壳架里，坚持抵抗。

从这个堡垒朝外辐射，穿过所有这三道防御环线的，是八个馅饼形状的防区，每一个防区都有自己的司令。从东边的韦森塞区开始，这些防区按顺时针方向，被称为防区A等，一直到防区H，内环本身是防区Z。支援着这三道防御环线的，是六个令人畏惧的防弹高射炮塔，它们被部署在城市的各个地点——在洪堡海因、弗里德里希海因，以及在柏林动物园的庭院里。

不过在柏林要塞（FestungBerlin）里，却有许多极其重要的环节是欠缺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人力。雷曼认为，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要保卫这座城市，也需要20万名经过充分培训和战斗锤炼的士兵。恰恰相反，他要守住柏林的321平方英里土地——这是一个几乎与纽约市相等的地区，可他所拥有的却是一个杂牌军，从15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到70多岁的老人，不一而足。他拥有警察、工兵部队和高射炮台操作人员，但他的步兵，却只有6万名未经训练的地方军。人民冲锋队的这些疲倦的老人，现在要么是正在挖掘战壕，要么是缓慢地进入通往柏林道路旁边的阵地，他们将承担起城市防御的最大负担。人民冲锋队在军队当中是一种下层的地位，尽管在紧急时刻要求他们与德国国防军并肩作战，但他们却并不被看作是军队的组成部分。他们就像希特勒青年团一样，是由当地的纳粹党官员负责的，在战役开始之前，雷曼甚至都不能对他们的兵力行使指挥权。甚至人民冲锋队的设备也是由纳粹党负责。地方军没有自己的车辆、战地厨房或者通讯设备。

总计，雷曼的部下有三分之一是没有武器的，其余的部下也可能曾经没有武器。他后来讲述道：“他们的武器，来自德国曾同其共同作战或者与之作战的每一个国家。除了我们自己分发的武器之外，还有意大利、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挪威和英国的枪支。”有不少于15种的来复枪和10种的机关枪。为这个武器的大杂烩找到弹药几乎是没有希望的。那些配备以意大利枪支的营，要比大多数的营走运：每支枪最多有20发子弹。人们发现，比利时的枪只能用某种类型的捷克子弹，但比利时的弹药在捷克枪上却毫无用处。希腊的武器没有多少，可是由于某种原因却又有大量的希腊军火。由于短缺极其严重，因而人们找到了一个方法，对希腊子弹再次进行机械加工，这样就能用意大利的来复枪把它们发射出去。但这种发狂似的临时凑合几乎不能缓解任何重要问题。在苏联人发动进攻的这一天，每一个地方军的弹药供给是平均每支来复枪大约5磅。

现在，当雷曼在东郊的阵地上巡视的时候，他确信，苏联人将纯粹是从德国的阵地上碾压过去。缺少太多的防御必需品了：几乎没有可用的地雷，所以对防御阵地来说必不可少的雷区带也就不存在；一种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防御物品——铁丝网，也几乎无从获得。雷曼的炮兵部队，有一些移动式高射炮，有几辆放置在挖掘出的壕沟里面的坦克，坦克的旋转炮架与地面平行，这样坦克上的枪炮就能覆盖面前的路径。还有炮塔巨大的高射火炮，尽管火力强大，但用处有限，由于它们位置固定，因此不能向地面倾斜，以击退近距离的步兵和坦克的进攻。

雷曼知道，他本人的形势是没有希望的，有关别的地方的前景，他也几乎同样悲观。他并不相信，奥得河前线将会支持很久，他也不期望能从撤退到城市的部队那里得到帮助。雷菲奥尔上校曾经与布瑟将军司令部里的军官们讨论过获得帮助的可能性，他得到一个断然的回答：“不要指望我们，”布瑟的参谋长阿图尔·霍尔茨上校说道。“第九集团军待在奥得河，并且将待在奥得河。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将在那里阵亡，但我们不会退却。”

雷曼在一个防区与人民冲锋队一位官员的交谈，老是让他难以忘怀。雷曼当时问道：“倘若你突然看到远处的苏联坦克，你会怎么做呢？你将怎样让我们知道有苏联坦克？假定坦克正朝这个方向开来。告诉我你将怎么做。”令他惊诧的是，那个人突然转身，跑回到就在阵地后面的那个村子。几分钟以后他回来了，气喘吁吁，神情沮丧。“我无法找到电话，”他窘迫地解释道，“我忘记了，邮局在一点到两点之间是关门的。”

当雷曼驱车返回城里的时候，他凝望着车窗的外面，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他感到，一种可怕的毁灭正在积聚起来，在那种毁灭的黑暗之中，柏林可能永远消失。

在敌人的巨大压力下，战线正在缓慢地但又是确凿无疑地破裂。海因里齐一整天都在前线，从一个司令部到另外一个司令部，访问野战阵地，与指挥官们交谈。尽管有这样可怕的困难，但布瑟的士兵却做得很好，对此他感到惊讶。首先，第九集团军挡住了3天的猛烈的初步进攻；现在，在超过2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承受着苏联人主要攻势的全部压力，布瑟的部队进行了凶猛的还击，单是在泽洛地区，他们就摧毁了150多辆坦克，击落了132架飞机。但他们也正在衰弱下去。

当海因里齐在夜色中驱车返回司令部的时候，他发现车因为成群的难民而慢了下来。这一天，他在各处都看到了难民——有些人背着包袱，有些人拉着手推车，车上装着他们剩下来的财产，有些人坐着用马或者牛拉着的农用畜力车。在许多地方，他们的数量给海因里齐的部队所带来的问题，几乎就像苏联人带来的一样大。

在他的指挥部里，焦急的参谋们聚集在一起，听将军讲述他对形势的直接印象。海因里齐神情严肃地总结了他所看到的情景。“他们持续不了多久，”他说道。“那些人已经精疲力竭了，结果连舌头都伸了出来。不过，”他继续说道，“我们仍然在顶住。这是绍尔讷将军所做不到的某件事情，那位伟大的军人甚至都不能挡住科涅夫一天。”

此后不大一会儿，陆军最高指挥部司令克雷布斯将军来电话了。“唔，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他平和地告诉海因里齐。海因里齐承认这一点有道理。“考虑到进攻的规模，我们没有怎么失利。”他说道。克雷布斯本来以为会得到一个更为乐观的回答，他也这么说了，但海因里齐就是不给一个更为乐观的回答。“我已经认识到，”他不露感情地告诉克雷布斯，“在曙光出现之前永远也不要赞美白天。”

在黑暗中，列兵维利·费尔德海姆更紧地握着他的粗壮的反坦克导弹发射器，他并不确切地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不过他听说，这个散兵坑线覆盖着克洛斯特多夫地区的三条马路，距离前线大约有18英里。

不久以前，在等待苏联坦克出现在马路上的时候，维利感到正在经历一种伟大的冒险。他想，当他看到第一辆坦克，并且终于能够第一次发射反坦克炮的时候，那会是什么样子。坚守着十字路口的那三个连被告知，要让坦克来得尽可能的近，然后再开炮。维利的教员说，60码的距离差不多。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坦克会来。

蹲伏在潮湿的散兵坑里，维利想起他当号手的那些日子。他尤其记得在1943年的一个阳光灿烂、天气晴朗的日子，那天，希特勒在奥林匹克体育场讲话，维利就是那些聚集在一起的号手当中的一员，他们在元首入场的时候吹奏出了响亮的喇叭声。他永远也忘不了领袖对希特勒青年团说的话：“你们是未来的保证……”而人群则呐喊道：“元首好！元首好！”那是维利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在那天下午他无可置疑地知道，帝国有最好的军队、最好的武器、最好的将军，尤其是，有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

在照亮了夜空的那道突然的闪光中，梦想消失了。维利探出头来，朝前方凝视着，他再次听到了他暂时忘却的那种低沉的隆隆炮声，于是他有了寒冷感。他的胃痛了起来，他想哭。15岁的维利·费尔德海姆吓坏了，一切高尚的目标和激励的话语现在都帮不上他的忙了。

鼓声几乎感觉不到了。大号轻声作出了回答。低沉的鼓声又再次出现。大号低沉而又不祥地作出了回答。然后，低音提琴活跃起来，令人敬畏而又壮丽辉煌的《众神的黄昏》，由柏林爱乐乐团行云流水般地演奏了出来。贝多芬大厅的黑暗气氛，似乎就像音乐本身一样具有悲剧性，唯一的照明来自乐团谱架子上的灯光。音乐厅里面十分寒冷，人们穿着大衣。冯·韦斯特曼博士与他的妻子和兄弟一起坐在包厢里，附近是乐团指挥罗伯特·黑格尔的妹妹，她和三个朋友在一起。而在乐队区里他的通常座位上，坐着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

在演奏完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后，塔施讷、他的家人以及格奥尔格·迪布尔茨的女儿，便离开了音乐厅。他们现在正在通往安全的路上——但他们又是唯一的正在通往安全的路上的人。施佩尔遵守诺言，他的车正在等候，他甚至还派了他的助手护送这一小群人安全到达他们的目的地。现在，希特勒可怕的制造战争工业机器的这位设计师，倾听着暴风雨般的音乐。音乐讲述着众神的邪恶行径，齐格弗里德[10]在他的葬礼中躺在火床上，布伦希尔德骑着马登上柴堆，要同他一起死去。然后，随着钹声和击鼓声，乐队发出雷鸣般的音乐而达到了高潮：那个可怕的全面毁灭摧毁了瓦尔哈拉殿堂[11]。当这个悲切而又庄严的音乐充满了听众席的时候，那些听音乐的人感到一种太深的悲哀，欲哭无泪。[12]

2

★ ★ ★

一度强大的第三帝国几乎什么也没有剩下，它的两边都被压扁了，在地图上它就像一个沙漏：北海和波罗的海是沙漏的顶部，巴伐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某些地方、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北部——现在德国还占领着这些地方——它们组成了沙漏的下半部分。在这些地区之间的狭窄瓶颈当中，只有大约90英里的地方把美国人和苏联人分割开来。北方的战斗依然激烈，南方战斗的激烈程度要小一些。在中央，威廉·辛普森将军的美军第九集团军纯粹是在易北河沿岸坚守阵地，把此前在朝易北河冲刺时绕过的那些零星抵抗消灭掉，同时又击退针对桥头阵地的偶尔的猛烈反攻。对第九集团军来说，只有一个痛处：马格德堡。它的指挥官一再拒不投降。现在辛普森已经受够了：他召来轰炸机，把这座城市三分之一以上夷为平地。然后他派了他的部队进去。

在17日的下午，当第三十步兵师和第二装甲师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布拉德利将军来到辛普森的司令部与他在一起。电话响了。辛普森抓起电话，听了一会儿，然后把手盖在听筒上，对布拉德利说：“看来我们终于可以夺取马格德堡桥了。在那以后我们将做什么呢，布拉德？”

布拉德利太清楚辛普森想说什么了：在高速公路上的那座桥是通往柏林最直接和最快速的路线。但他摇摇头。“去他的，”他回答说，“我们在易北河不再需要桥头阵地了。如果你夺取它，你就得派一个营过去，我想。不过我们倒是希望，在你陷进去以前，别的人能先把它炸掉。”

布拉德利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得到的指示是清楚的，他不能给辛普森前进的任何希望。命令说：“要采取必要的行动，以避免大规模攻势的发生，包括在易北河—穆尔德河沿线以东形成新的桥头阵地……”辛普森的军队仍然是擅自挺进柏林的一个威胁，情况就是这样。

几分钟以后，又一个电话解决了这个问题。当辛普森放下电话的时候，他告诉布拉德利： “没有必要再担心了。德国佬刚刚把它炸掉了。”

桥的被炸结束了“大块头”辛普森的梦想，他本来是想率领他强大的第九集团军进入柏林的，盟军最高司令曾经把这座城市描述为“显然是主要的战利品”。

在易北河畔博伊岑堡北边的小村庄里，住户们被远处的尖啸声吓了一跳。那种奇怪的声音越来越大，不久一个奇景便出现在视线之中。沿着马路踏着沉重的步伐前来的，是两个苏格兰风笛手，他们的风笛奏出又高又尖的曲调。在他们的身后是准尉“迪克西”·迪恩斯的战俘们，多达1.2万人，他们排成纵列，在德国人松懈的警卫下前进。这些战俘的制服破烂，他们的那丁点财产捆在包袱里，挂在背上。他们骨瘦如柴，又冷又饿，不过却高昂着头。意志坚定的迪恩斯已经对此予以关照了。“当你们经过这些村庄的时候，”他告诉那些人，“即使感到疼痛也要使自己显得整齐干净，要让这些残忍的超人们看看，究竟是谁赢得了这场战争。”

迪恩斯本人的运输工具是一辆老式的自行车，它随时都有可能散架。自行车的前轮胎膨胀起了一大块，上面补了一个补丁，不过，尽管骑起来颠簸得很，迪恩斯仍然因为这种机动性而心存感激。他不断地从一个纵队骑到另外一个纵队，照顾他自己的人，观察着在每个纵队两边行走的德国警卫。每一条马路上都满是战俘，一个纵队几乎有2000人，尽管迪恩斯坚定地决心要把每个纵队都照顾到，但那却是一个使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在经过了10天似乎是无目的的行军之后，迪恩斯自己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太好了。在行列中是有几辆德国的补给车，但人们大多是依靠农村提供的食品而活着。德国指挥官奥斯特曼上校，因为这漫无目的的行军和食品的短缺而显得尴尬，不过他告诉迪恩斯：“我无能为力。”迪恩斯相信他的话。“我认为，我们一天天地究竟要到哪里去，他是没有线索的。”迪恩斯对他的朋友、英国皇家空军准尉罗纳德·莫格这样说。

自从离开法林波斯特尔以来，这些战俘就像游牧部落一样漫游着。现在他们正前往格赖斯镇，据说载有食品包裹的带有红十字的卡车正在那里等待他们。迪恩斯希望，他们将在那里停止，不再前进了。他告诉奥斯特曼，这个行军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英国人很快就会超越他们。迪恩斯希望他的说法正确，他们从战俘营里带出了几台宝贵的收音机，从他们能够在那些隐藏的收音机里听到的情况看，盟军的消息是好的。莫格是一位速记专家，他每天两次记下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每当他们能够把插头插在电源插座的时候，留声机上的无线电就用上了：在行军的途中，他们依赖于那个以电池为电源的接收器。下士“查理”·古姆巴赫是一名德国警卫，也是奥斯特曼的翻译，他认为，中士约翰·布里斯托背着那台沉重、老式的留声机是愚蠢的。“你为什么不把它扔在什么地方？”这个德国人提议道。“我已经依恋上它了，查理，”布里斯托严肃地说道，“不管怎么说，要是我们晚上没有音乐听，那些家伙是不会原谅我的。”布里斯托怀疑地看着这位德国人。“你不喜欢跳舞吗，查理？”他问道。古姆巴赫茫然不知所措地耸了耸肩：这些英国人全都是疯子。

当迪恩斯的纵队在马路上拐弯，向一个新的村子走去的时候，风笛手们把他们的乐器举了起来，于是在行列中疲倦的人们挺直肩膀，迈起了正步。“起码，”罗恩·莫格敏捷地迈步出了行列，走在骑在自行车上的迪恩斯旁边，说道， “我们正在给当地人带来无法抹掉的印象。”

在东线，崔可夫的近卫军和卡图科夫的坦克手，终于纯粹靠着人数上的优势在泽洛高地赢得了一个立足点。波比伊尔将军后来记得，16日，就在午夜之前，“在泽洛镇的北郊首先攻占了3座房子……那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在16日的整个夜晚，苏军的进攻一再被高射炮的近距离平射所粉碎。“德国人甚至都不用瞄准，”波比伊尔说道，“他们只是根据概略瞄准具射击。”17日中午时分，崔可夫亲自来到了泽洛，他发现抵抗非常猛烈，因而他悲观地估计，“要刺破在奥得河和柏林之间的每一道抵抗线”，都将需要“一天的时间”。泽洛高地直到17日的晚上才攻克。突破最初的两道防线，确实用了超过48小时的时间。苏联人认为，在柏林的前面起码还有三道这样的防线。

波比伊尔试图前往卡图科夫的司令部，司令部离泽洛有一段距离，一路上看到战斗造成的极大混乱。到处都是部队和坦克，它们挤满了每一个角落、小巷、街道和花园。德国人的大炮仍然在射击。朱可夫的部队在努力攻占高地的时候，变得毫无章法，现在，在继续前进之前，必须把他们再次集结起来。朱可夫大发雷霆，他清楚地知道竞争对手科涅夫确定了的步速，于是要求全力以赴。

在战斗过程中，苏联的坦克手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解决从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射出的体积大的反坦克火箭弹问题。尤施楚克将军惊讶地看到，他的坦克手们把他们能够从德国人家里找到的每一个弹簧床垫都带上了。这些铁丝盘绕起来的玩意儿现在被拴在坦克的前面，来减轻火箭弹的冲力。现在对城市进行攻击的时候，准备首先使用大炮，而在大炮前面的，就是弹簧床垫。

在科特布斯附近，在一座俯瞰着施普雷河的中世纪城堡里，科涅夫元帅等着直接与莫斯科通话。在某个地方，一个孤零零的敌人炮台仍然在发射炮弹。当科涅夫听着那种定时仔细、有条不紊的炮弹进发的时候，他想到，这是典型的德国炮火。他不知道，他们射击的目标是什么——也许是这座城堡，也许就是他的司令部无线电台的天线。不管目标是什么，这炮火都没有妨碍他的坦克，自从中午以来，他的坦克一直在过施普雷河。到现在，那些坦克已经在几英里之外了，它们从崩溃的敌人当中冲了过去，向吕本隆隆行驶，就要来到他的军队与朱可夫的军队之间界线的终点。对科涅夫来说，现在该是给斯大林打电话，要求允许让他的坦克挥师北上、朝柏林进发的时候了。

科涅夫有一切理由情绪高涨。他的坦克手们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行进，尽管在某些地区战斗激烈、残忍、伤亡惨重。17日上午的早些时候，当驱车前往前线，去看部队渡过施普雷河时，科涅夫第一次意识到，这场战斗是多么的可怕。他的汽车穿过了闷燃着的森林，经过了被炮火炸得坑坑洼洼的田野。他回忆起：“数量巨大的退出了战斗和烧坏了的坦克、陷入溪流和沼泽的设备、成堆的扭曲的钢铁，到处都有死人——他们全都是来到这块地方、在这里战斗并经过这里的军队所留下来的。”

科涅夫本来以为，渡施普雷河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这条河在一些地方有180英尺宽。等到他来到里巴尔克将军的近卫军第三坦克集团军司令部的时候，有几辆坦克实际上已经轮渡过河了。不过轮渡太慢了，得迅速强行渡过施普雷河突破防线。科涅夫和里巴尔克匆匆来到一个区域，侦察巡逻队报告说，有证据表明这个地方有可以涉水之处。尽管在这个地点，河的宽度接近150英尺，但科涅夫在视察了地形之后，仍然决定冒险派一辆坦克，尝试渡河。里巴尔克选择了先遣分队中最优秀的坦克手，向他们说明了要他们尝试做什么。那辆坦克纵身开进河里，迎着来自西岸的炮火的打击，开始缓慢移动过河。河水升到了坦克的履带——不过也就是这么深，在这个地点，河水只有3.5英尺深。于里，里巴尔克的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笨拙地在水中移动着。施普雷河上的德军防线被冲破了。科涅夫的部队强力渡河，全速向前冲。

现在，在科特布斯城堡里，这位元帅给莫斯科的电话接通了。一位副官把无线电话递给科涅夫。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恢复到了斯大林始终要求的那种军事上的礼节。“我是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他说道。斯大林回答说：“我是斯大林同志。请讲。”

“这是我的战术上的形势，”科涅夫报告说，“我的装甲部队现在是在芬斯特瓦尔德西北的23公里处（大约14英里），我的步兵正在施普雷河的岸边。”他停顿了一下，“我提议，我的装甲部队应该立即朝一个向北的方向前进。”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柏林。

“朱可夫，”斯大林说道，“正在经历一段困难的时间。他仍然在突破泽洛高地上的防御工事。在那里，敌人的抵抗似乎顽强而又不屈服。”有一个短暂的停顿，然后斯大林说道，“为什么不让朱可夫的装甲部队通过在你的前线上创造出来的那个突破口，让他从那里前往柏林呢？这样可能吗？”

“斯大林同志，”科涅夫迅速说道，“那样做将会用大量的时间，而且会造成巨大的混乱。没有必要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把装甲部队调过来。在我的地段的军事行动正在有利地进行。”他决定冒险一试。“我有足够的兵力，我们具有完美的条件，让我们的坦克部队转向柏林。”

科涅夫解释说，他可以派他的部队经由措森前往柏林，措森在柏林南边25英里处。“你用的是多大比例的地图？”斯大林突然问道。“20万分之1比例的地图，”科涅夫回答道。停顿了一下，与此同时斯大林查看了他自己的地图。然后他说道：“你知道措森是德军总参谋部的司令部吗？”科涅夫说他知道。又停顿了一下。最后斯大林说道：“那好吧。我同意。把你的坦克部队转向柏林。”大元帅又补充说，他将发布新的军队边界线，然后，他突然把电话挂上了。科涅夫放下他自己的电话，满意极了。

朱可夫从斯大林本人那里得知，科涅夫正在向柏林大举猛攻——对这位将军来说，那显然不是一个愉快的交谈。到底说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不过司令部里的参谋们能够看出它对司令员产生的效果。巴威尔·特洛扬诺斯基中校是军报《红星报》的资深记者，他后来这样回忆了这个事件：“进攻受阻，斯大林训斥了朱可夫。那是一个严重的形势，而斯大林的训斥又往往是用并非非常温和的措辞表达出来的。”特洛扬诺斯基完全看得出来，“朱可夫，他的脸上全都是钢铁般意志的标记，他不喜欢与任何人分享他的光荣，他现在极其激动。”波比伊尔将军则是更直截了当地描述了朱可夫的心态。“我们手里有一头狮子。”他告诉他的参谋同伴们。那头狮子很快就把爪子伸出来了。那天晚上，令人生畏的朱可夫向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群的全体官兵发布了命令：“现在攻克柏林！”

到现在，混乱开始在德军的防线上迅速蔓延。在每一个地方，每一样东西都短缺。运输工具严重缺乏，燃料几乎全无，道路上挤满了难民，这都使得大规模的部队运动几乎成为不可能。这种机动性的丧失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当部队换阵地的时候，他们的设备，包括珍贵的火炮，都得遗弃。通信网络也是每况愈下，在一些地方已是不复存在。结果，命令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往往已经过时——甚至当命令在发布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使混乱局面变本加厉的是，当军官们来到前线去接管部队的时候，他们发现已经没有可接管之物，因为他们要管辖的部队不是被俘虏了，就是被消灭了。在某些区域，那些没有经验的士兵们，由于没有领导人，就不能知道他们确切地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两翼作战。即使在由老兵组成的部队里，由于司令部被迫频繁移动，结果部队也不知道他们的指挥部在什么地方，怎样与指挥部取得联系。

一支支部队陷于困境，被俘虏了，或者纯粹是被打垮了。其他的部队士气低落，于是突围逃跑。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前线只有两个地方仍然完好无损。哈索·冯·曼陀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所坚守的北部区域，并没有遭到朱可夫大规模攻击的打击——但冯·曼陀菲尔却预料，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再往南，布瑟第九集团军的一部仍然在坚守着，但它正开始受到普遍的瓦解的影响：它的左翼在朱可夫雪崩一般的坦克面前已经开始崩溃，右翼则几乎被科涅夫在柏林南边强有力的大举猛攻包围住了。的确，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正在一片片地被粉碎，处于混沌、混乱和死亡之中——海因里齐本来就知道，恰恰会是这个样子。

就像海因里齐一样，冯·曼陀菲尔也从来没有低估过苏联人。现在他乘坐他的“仙鹤牌”侦察机，飞行在奥得河的上空，研究着敌人。罗科索夫斯基的部下根本就没有设法掩盖他们的攻击准备工作，炮兵和步兵部队正在公开地被调往指定阵地。苏联人的趾高气扬让冯·曼陀菲尔感到不可思议，有几天了，当他在他们的战线上方飞来飞去的时候，他们甚至都懒得抬头看看。

冯·曼陀菲尔知道，当大举猛攻到来的时候，他是不能坚守很长时间的，他是一位没有装甲车的装甲兵将军。冯·曼陀菲尔集团军的装甲师本来就所剩无几，但为了阻止朱可夫在第九集团军防区里的大举猛攻，海因里齐又把那几个装甲师剥夺去了。那几个装甲师来自党卫军第三军，该军坚守着埃伯斯瓦尔德森林里他防区的南部边缘。党卫军的将军费利克斯·施泰讷，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们认为他是党卫军最优秀的将军之一，他报告说，尽管他失去了那些坦克，但他也被给予了别的增援。他庄重地向冯·曼陀菲尔报告说： “我刚刚接受了5000名空军飞行员，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小小的铁十字勋章。告诉我，我用他们做什么？”

“我毫不怀疑，”冯·曼陀菲尔告诉他的参谋们，“在希特勒的地图上，有一面小旗，说那是第七装甲师，即使它没有带着一辆坦克、一辆卡车、一门火炮甚至一挺机关枪到这里来。我们有一支鬼魂组成的军队。”

现在，冯·曼陀菲尔从他的飞机上朝下看着苏联人的准备工作，他估计，他们将在20日前后发动主要的攻击。他完全明白那时他要做什么。他将坚守尽可能长的时间，然后打算“一步一步地，让我的士兵们手挽手，肩并肩，一直撤退到西方去”。冯·曼陀菲尔无意让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落在苏联人手中。

第九集团军的形势现在几近灾难，然而它的指挥官并不考虑退却。在特奥多尔·布瑟将军看来，撤退，如果不是奉命行事的话，就相当于叛国——而希特勒的命令是死守。朱可夫的坦克，在突破了泽洛高地之后便继续横冲直撞，在第九集团军的北翼撕开了一个口子，现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正在以危险的高速向柏林冲锋。通讯几乎全无，使得布瑟不可能估价那个突破达到了什么程度，他甚至都不知道，反攻是否能够补上他防线上的口子。他得到的最精确的情报就是，朱可夫的坦克已经到了柏林郊区25英里之内的地方。科涅夫沿着第九集团军的南翼非常迅速的大举猛攻则更加使人惊恐。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现在已经过了吕本，正在第九集团军的背后呈弧形前进，全速朝北进发，奔向柏林市。布瑟不知道，第九集团军是不是也会像莫德尔的集团军群在鲁尔河的情况一样被隔绝？莫德尔在某个方面来说是走运的：他是被美国人包围的。[13]

在抵抗朱可夫对泽洛高地的突破上，卡尔·魏德林将军的第五十六装甲军首当其冲，对他来说，形势尤其令人生气。他的军抵挡朱可夫有48个小时，所带来的伤亡人数大得惊人，但魏德林极其焦急等待的所许诺给他的后备师——党卫军诺尔兰师[14]，和强大、有充分战斗力的第十八精锐装甲师——却并没有按时到来，本来是要他们发起可能阻止住朱可夫的反攻的。

诺尔兰师的一个人的确露面了——他就是该师师长、党卫军少将于尔根·齐格勒。齐格勒乘车来到明希贝格北边的魏德林司令部，他平静地宣布，他的师在几英里以外的地方，燃料用完了。魏德林怒不可遏。为了这种紧急行动，每一个装甲师都带着备用燃料，但齐格勒由于不喜欢在德国国防军军官的手下作战，显然并不认为他的师的到来是急迫的。现在，20个宝贵的小时都浪费在给装甲车再次加油上，而且齐格勒仍然没有进入阵地。第十八精锐装甲师本来应该是头一天到达魏德林那里的，却在17日才到达。原计划让这支部队进行的反攻不会发生了：这个师赶到时，恰恰该撤退了。

魏德林似乎被坏运气困扰着。当朱可夫的大规模坦克纵队从高原上猛冲出来的时候，遭到最大打击的德国部队当中，就有海因里齐最担心的那一支：戈林的第九伞兵师。戈林的伞兵们一置身于泽洛高地的战斗便士气低落，当苏联人的坦克连续开炮，猛冲进他们的防线时，他们便惊恐万状，溃败了。汉斯·奥斯卡·韦勒曼上校是魏德林的新任炮兵司令，他是在苏联人渡过奥得河的攻势开始的那一天到达的，他目睹了随即发生的溃退。他说，到处都有士兵“像疯子一样逃跑”。即使在他拔出手枪的时候，那些发狂似的伞兵也并不停下来。韦勒曼发现，那个师的师长“完全是孤零零的，部下的逃跑使他泄气，他试图把剩下的可挡住的不论什么人都挡住”。最终这个不顾后果的逃跑被阻止了，但用韦勒曼的话来说，被戈林大肆吹嘘的伞兵部队“却仍然是整个战斗过程的一个威胁”。至于海因里齐，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便给在卡林城堡的戈林打了电话。“我有事告诉你，”他讥刺地说道，“你的那些赌场伞兵，那些著名的伞兵——唔，他们逃跑了。”

尽管魏德林试图不顾一切也要阻挡住苏联装甲部队的攻击，但第五十六军的前线仍然坚守不住。魏德林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文中校看到，苏联人正在“以一种马蹄形的调动，施加可怕的压力，开始逼迫我们后退——从两侧打击我们，一再包围我们”。这个军还遭受到无情的空中攻击：冯·杜夫文不得不在4个小时之内隐蔽30次。苏军的钳形战术，迫使魏德林从中午以来撤离了两个司令部，结果，他与布瑟的司令部失去了联系。

夜幕降临的时候，魏德林来到明希贝格西北的瓦尔德希弗斯多夫一个点着蜡烛的地下室，在那里他接待了一位客人——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他显得紧张不安而又忧心忡忡。韦勒曼后来记得，“他用焦虑、悲伤的眼睛，满怀期望地老是看着我们”，当他听到有关第五十六军形势的真相时，“那个真相似乎对他产生了一种毁灭性的效果”。外交部长用一种嘶哑、轻柔的嗓音，犹豫地问了几个问题，此后不久便离开了。韦勒曼和司令部里的其他参谋们本来期望冯·里宾特洛甫能够“告诉我们，我方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谈判已经开始了。若是这样的话，那就会在这个最后的时刻给我们希望”。他并没有留下这样的话。

外交部长刚走，那位一只胳膊的32岁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图尔·阿克斯曼就来了，他带来了他相信会使魏德林高兴的消息。阿克斯曼宣布，希特勒青年团的小伙子们作好了战斗准备，现在甚至正在第五十六军后方的马路上配备人员。但魏德林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并不是阿克斯曼所预期的那样。韦勒曼记得，魏德林极为愤怒，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然后，他“用极其粗鲁的语言”，痛斥了阿克斯曼的计划。“你不能为一个已经失去的事业，而牺牲这些孩子，”他愤怒地告诉这位青年团领导人，“我绝不会使用他们，我要求撤销派这些孩子上战场的命令。”这位胖嘟嘟的阿克斯曼匆匆向魏德林保证，这个命令将被撤回。

如果说这样一个指示发布了的话，它也从来没有传达到几百名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处于备战状态中的希特勒青年团那里。他们仍然在阵地上，在接下来的48个小时里，他们被苏联人的坦克压垮了。维利·费尔德海姆与他连里的130名孩子们被击溃了，他们仓促退却，终于停了下来，试图坚守一条战线，以保护某些壕沟和一个地堡。最后，维利由于恐惧而精疲力竭，在战斗暂时停止时，在一条板凳上把身体伸展开来，睡着了。

几个小时以后他醒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头。有一个嗓音说道：“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这样安静。”

活着的孩子们冲出了地堡——面对着一个“古怪、不可思议的景象，就像一幅描写拿破仑战争的老油画一样”。太阳在照耀，到处都是尸体。没有一个人是站着的。房屋成了废墟。有一些汽车毁坏了，被遗弃了，它们当中有一些仍然在燃烧。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死人。死人堆成了堆，摆出了“一种怪诞的舞台造型，他们的来复枪和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就放在身边。那是古怪的。这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完全是孤零零的”。

原来，在整个进攻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睡觉。

在柏林，紧张局势在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增长。雷曼将军少得可怜的兵力守卫在城防的外部环线上，他们得到了警告，“克劳塞维茨”这个信号随时都可能出现，“克劳塞维茨”是攻城的代号。各种各样的应急措施都实施了，这使得所有的柏林人都清楚了，真相即将来到。除了个别的，通衢大道已经开始关闭路障了。

甚至戈培尔也不能再无视这个威胁，大量歇斯底里的新闻和标语从宣传部倾泻了出来。纳粹党的官方报纸《民族观察员报》宣布，苏军已经强渡了奥得河，并且说：“一个新的和沉重的考验，也许是最沉重的考验，正在我们的面前。”报纸继续说，“敌人所争夺的每一平方米的领土，掷弹兵、人民冲锋队或者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所摧毁的每一辆苏军坦克，在今天都比这场战争中任何别的时间有更重的分量。今天的命令是：咬紧你的牙关！像魔鬼一样战斗！不要轻易放弃一英尺土地！决定的时刻要作最后的、最大的努力！”柏林人已经得到了警告，苏联人已经决定了市民们的命运。戈培尔警告说，那些没有在街垒上被杀死的人，“将被作为苦役犯驱逐出境”，而被清除掉。

在18日的下午，雷曼将军接到了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一个命令，戈培尔后来又亲自打来电话，确认了这个命令，命令是：“第九集团军要求，所有可以用得上的兵力，包括人民冲锋队，都应该坚守第二道防线上的阵地。”换句话说，为了给远离城市的防御工事配备人员，要把城里的所有兵力都抽调出去。这使雷曼大为惊骇。10个营的人民冲锋队被匆匆聚拢，外加“大德意志”近卫军一个团的防空部队。在经过几个小时的寻找和征用之后，一个大杂烩车队集结起来，带着这支军事力量朝东方开拔。当雷曼注视着他们离开的时候，他转向戈培尔的代表。“告诉戈培尔，”他愤怒地说道，“不再可能保卫帝国的首都了，首都的居民是不设防的。”

卡尔·维贝格的脸上不露声色，但他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在经过几个月漫长的探求之后，他几乎不能相信他的耳朵。在那个黑市食品商店的主柜台旁边，他与其他的顾客们站在一起，他弯下身子，轻拍着他小巧的达克斯猎狗。这个行动也使得他能够听得更清楚一些，尽管那两个站在他身边的衣着考究的女人并没有试图保密。

大多数柏林人对这个备货充足的商店一无所知，它只卖给挑选出来的顾客，包括在各个阶层的纳粹中那些有相当地位的人。维贝格是这个地方的老顾客，仅仅是靠着听类似于这两位胖胖的女士的交谈，他便已经获得了许多非同寻常而又精确的信息。他想，她们的信息应该是精确的，她们的丈夫均是重要的纳粹分子。

维贝格认为，他已经听到了足够的信息了，于是便把购买的东西收集起来，脱下他的霍姆堡毡帽向店主致意，溜达着出了商店。在街上，他的步伐加快了，他匆匆去找耶森－施密特。

几个小时以后，在经过了冗长的讨论之后，这两个人都认为，维贝格的消息应该是真实的。在4月18日星期三的下午，一封电报便在发往伦敦的途中了。尽管他们所有其他的希望都已经成了泡影，但维贝格仍然强烈希望盟军能够按照这个报告来采取行动。按照他在食品店里偷听到的消息，希特勒绝对是在柏林地区——在位于贝尔瑙的一个司令部里，在城市东北只有大约14英里的地方。4月20日是他56岁的生日，除了一个大规模的空袭之外，他们还能给他什么更好的生日礼物呢？

4月20日，希特勒的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凌晨3点的时候回到了家。他的脸上布满了焦虑和疲惫的皱纹，他告诉妻子路易丝，危机已经来到。“你最好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他说道。路易丝进行了争论，她想继续她在红十字会里的工作，但约德尔一定要她离开。“光因为你的名字，苏联人就会一天也不耽误便把你遣送到卢比安卡。”他说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呢？她问道。约德尔耸了耸肩，“去北方或者南方——谁也不知道。”他说道，“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面对结局。”那天晚上他们几乎谈了一夜。快到上午10点钟的时候，警报器响了。“我敢打赌，柏林今天将得到额外定量的炸弹，”约德尔说道，“这种事总是在希特勒的生日上发生。”

约德尔匆匆上楼刮脸，然后返回元首的地堡。这个生日要与元首的其他生日毫无不同：将会有那种通常的队列，政府官员和内阁成员将列队向希特勒表示祝贺，而约德尔应该在场。当他下楼的时候，路易丝递给他帽子和皮带，他拿起他的地图箱子，吻别了她。“我必须赶快去祝贺。”他说道。路易丝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够再见，她现在每天都如此。“上帝保佑你！”当他上车的时候，她在丈夫的身后喊道。

希特勒朝廷的另外一个人也准备前往参加典礼。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打算出席，只是为了证明他仍然是忠诚的，但从那里他将前往南方。戈林已经认定，向他在卡林城堡的巨大堡垒和地产道别的时候到了，卡林城堡在柏林西北约50英里处，在苏军于凌晨5点30分开始轰炸以后不久，他便作了这个决定。戈林立即给在附近普伦茨劳的海因里齐司令部打电话，他被告知，在北方的进攻已经开始了。罗科索夫斯基的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终于对冯·曼陀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发起了攻势。戈林完全明白，冯·曼陀菲尔的兵力是不够的，这位帝国元帅曾在此前几个星期里几次巡视了那个前线，他大声地告诉一个又一个将军，由于“到处都在闲混，什么也没有准备出来。苏联人将只是大笑着，就能冲破你们的防线”。

戈林本人已经为这个时刻作了充分的准备。在他的庄园大门外面的大马路上，24辆德国空军的卡车排列成行，车上装载着卡林城堡的东西——他的古董、绘画、银器和家具。这个护送车队将立即开赴南方。在柏林的德国空军司令部里的大多数人，与他们的设备一起，将在那天晚些时候乘坐别的护送车队离开。[15]

现在，戈林站在大门的旁边，对车队的指挥官说了最后几句话。在摩托车手的簇拥之下，车队离去了。戈林站在那里，看着那座巨大的城堡，以及城堡华丽的两翼和扶壁。德国空军的一位工兵军官走向前来，他说，一切准备就绪。在他的几个部下和一些当地村民的注视下，戈林走到马路对面，朝一个引爆装置弯下腰来，把点火杆推了下去。卡林城堡发出了巨大的咆哮声，被炸掉了。

戈林没有等着尘土落地，便走回他的车。他转向他的一位工兵军官，平静地说道：“唔，这就是当你是一位王储的时候，你有时不得不做的事情。”他砰地关上车门，前往柏林，参加元首的生日庆典。

希特勒在上午11点起床，从中午开始接受了他的核心圈子的颂词——其中有约瑟夫·戈培尔、马丁·博尔曼、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阿尔贝特·施佩尔，以及他的军事领导人卡尔·邓尼茨、威廉·凯特尔、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汉斯·克雷布斯，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他们之后到来的是柏林地区的地方长官们、参谋们和秘书们。然后，在远处传来隆隆炮声的时候，希特勒在随行人员的簇拥下，从地堡里出现了。在那里，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被炸成了荒原的花园里，他检阅了来自两支部队的人员——一支是党卫军的“弗伦茨贝格”师，它是库尔兰集团军的一支部队，刚刚到达，[16]另外一支是阿克斯曼领导的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小群骄傲的人。过了很久以后阿克斯曼说道：“每一个人都为元首的样子感到震惊。他走路弯腰曲背。他的手颤抖。但令人吃惊的是，有这么多的意志力和决心仍然从这个人身上焕发出来。”希特勒同孩子们握手，给阿克斯曼介绍的一些“近来在前线表现杰出”的孩子授勋。

然后希特勒向党卫军的队列走去。他同每一个党卫军握手，并且自信地预言，敌人在接近柏林之前就会被打败。党卫军的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旁观，自从4月6日以来，他就不时地与瑞典红十字会会长福克·伯纳多特伯爵秘密会面，希姆莱闪烁其词地向伯纳多特试探，是否有可能就有关和谈的条件与盟国谈判。但现在他迈步向前，再次申明他对希特勒的忠诚，以及党卫军对希特勒的忠诚。按照安排，几个小时以后他就要再次与伯纳多特会面。

在检阅仪式结束之后，希特勒的军事会议立即开始。这个时候戈林已经到了。克雷布斯做了情况简介，尽管每一个人都熟悉形势。柏林的被包围将只是几天之内的事情，如果不是几个小时之内的话。甚至在柏林被围之前，布瑟的第九集团军就将被包围，陷于困境，除非下达命令让它撤退。在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看来，有一点是清楚的：元首以及仍然在柏林的最重要的政府部门必须离开首都，到南方去。凯特尔和约德尔极力主张迁移，但希特勒拒不承认情况有这么严重，按照元首在德国空军的助手尼古劳斯·冯·贝洛上校的说法，“希特勒声明，柏林战役提供了避免完全失败的唯一机会”。不过他也作了一个让步：一旦美国人和苏联人在易北河会师，帝国的北方将由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指挥，南方则可能由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指挥。与此同时，政府的各个部门将得到授权，立即离开。

希特勒并没有披露他本人的计划，不过地堡里起码有三个人确信，他绝不会离开柏林。约翰娜·沃尔夫小姐是希特勒的一位秘书，她几天前听见他说， “如果他感到形势已不可拯救的话，他就会自杀”。冯·贝洛也认为：“希特勒已经打定主意，要待在柏林，死在那里。”约德尔回家以后，告诉他的妻子，希特勒在一次私下交谈的时候，曾经说：“约德尔，忠诚的人在我身边战斗多长的时间，我就战斗多长的时间，然后我就射死自己。”[17]

大多数政府部门已经离开了柏林，不过剩余的帝国行政机构似乎为这个时刻已经准备若干天了，就像赛跑的人等待发令员的发令枪响一般。真正的集体大逃亡现在开始了，它将持续到城市最终被包围。德国空军的参谋长卡尔·科勒尔将军，在他的日记里提到，戈林已经离开了。“自然，”科勒尔写道，“他把我留在这里，是为了让希特勒把所有的火都发在我的身上。”大小官僚都逃跑了。菲利普·昂贝尔是一位年轻的法国强迫工人，他在卡尔·杜斯特曼博士的事务所里做制图员，博士是托特工人组织的一名建筑师，当他的老板突然给了他一个1000马克（大约相当于250美元）的礼物，然后离开市区的时候，菲利普·昂贝尔惊得目瞪口呆。玛加蕾特·施瓦茨在她位于夏洛滕堡区的公寓花园里，朝街道扫视了一下，看见一辆配有司机的蓝色大轿车在附近一幢房子外面停了下来。她的邻居奥托·佐利曼也走了过来，和她一起注视着，“一位穿着整洁白色夹克衫的传令兵，与一位制服上有许多金质奖章的海军军官一起”离开了那幢房子。大轿车迅速装上了行李，然后那些人跳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开走了”。佐利曼对玛加蕾特说：“树倒猢狲散了。那是海军总司令雷德尔。”[18]

柏林城防司令的办公室总共发出了两千多个离开首都的通行证。“在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支持他们离城要求的理由当中，有某种几乎滑稽的东西，”参谋长汉斯·雷菲奥尔上校后来回忆说，“即使戈培尔已经下令，‘能够拿起武器的人谁也不得离开柏林’，但对这些想要通行证的‘保家卫国的战士们’，我们并没有为了妨碍他们而出难题。我们为什么阻碍这些可鄙的人物呢？他们都认为逃跑能够拯救他们宝贵的生命。绝大多数市民都待在后面。由于运输工具的短缺，不管怎么说逃跑都是他们力所不及的。”

在选帝侯大街第213号的牙科诊所里，碧眼金发的凯茜·赖斯·霍伊瑟曼接到了雇主的一个电话，纳粹的首席牙医胡戈·J·布拉什克教授马上就要离开了。几天以前，布拉什克就指示凯茜，把所有的牙科病历、X光机器、牙齿模子以及别的设备全都装箱，这样它们就能集中起来送到南方。布拉什克说，他预料“总理官署的全体人员任何一天都可能离开，我们要同他们一起走”。凯茜告诉他，她要待在柏林。布拉什克勃然大怒。“你意识到了没有，当苏联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他问道：“首先你将被奸污。然后你将被绞死。难道你不知道苏联人是什么样子吗？”但凯茜就是“无法相信，事情会是那么糟糕”。后来她回忆道：“我并没有理解到形势的严峻性。也许那是愚蠢，不过我太忙了，结果没有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变得那么绝望。”现在布拉什克坚持要她走。“收拾行李走，”他敦促道，“总理官署的全体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正在离开。”但凯茜不为所动，她打算待在城里。“那么，”布拉什克说道，“要记住我告诉你的话。”然后他把电话挂上了。

突然凯茜记起了几天以前布拉什克要她做的事情。如果他离开了城市，而她却留下来，她就要提醒他的某个朋友，纳粹上层正在逃跑——要用暗语来提醒，布拉什克说，这是因为“电话可能被窃听”。如果整个随行人员全都离开的话，她就应该说：“桥昨天晚上被拆掉了。”如果只有一部分人离开，那么那句话就应该是：“昨天晚上只拔了一颗牙。”她并不知道布拉什克的朋友是谁，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加尔维茨或者格拉维茨教授，我想他曾提到过，那人是党卫军的一位资深牙科医生”，布拉什克只是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现在，由于得到的印象是“总理官署的全体人员”已经离开，她便给那个号码打了电话。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凯茜说道：“桥昨天晚上被拆掉了。”

几个小时以后，那天晚上，德国红十字会会长、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朋友恩斯特·格拉维茨教授，与家人一起坐下来吃晚饭。大家都就座以后，格拉维茨把手伸到桌子下面，拉动了两颗手榴弹的保险针，把他本人和家人炸死了。[19]

那个集体大逃亡，被称之为“金鸡逃跑”而为柏林人所永远记得。不过在那一天，大多数人更清楚地意识到的是苏联人的逼近而不是纳粹的逃跑。海伦娜·伯泽是电影导演卡尔·伯泽的妻子，她回忆说，现在唯一关心的“就是怎样活下去”。苏联军队已经来到明希贝格和施特劳斯贝格，在东边大约15英里的地方，现在消息正在全城慢慢传开，说苏联人正在从南边向首都大举猛攻，前往措森。格奥尔格·施勒特尔是一位住在滕珀尔霍夫区的电影剧本作家，他是直接得知苏联人的这个推进的。他有一个女朋友，名叫特鲁德·伯利讷，是一位在夜总会表演卡巴莱歌舞的艺人，住在柏林南郊的一个地区，施勒特尔担心她，于是便给她家里打了电话。她接了电话，然后说：“等一下。”停顿了一下，“这里有人想对你说话，”她说道。施勒特尔发现自己是在和一位说着完美德语的苏联上校交谈。“你可以料想，”他告诉吃惊的施勒特尔，“我们两三天就到。”

在各个地方——在北边、南边和东面——前线都在退缩。现在，这个被粉碎、被毁灭的大都会的几乎所有机构，不是运转缓慢了下来，就是运转停止了。工厂在关门，有轨电车不再运行，地铁除了运输绝对必要的工人之外，也停运了。伊尔莎·柯尼希是城市卫生部门的一位实验室技术员，她记得，为了能继续开车去上班，她得到了一本红色的通行证。垃圾无人收集，邮件不能发出。格特鲁德·埃弗斯在位于奥拉宁堡大街的邮政总局里上班，她记得，“大楼里到处都散发着没有投递出去的食品包裹的可怕臭气”。由于大多数警察现在不是在作战部队里，就是在人民冲锋队里，所以街道也就不再有人巡逻。

在4月20日这一天，对许多人来说，一个单一的事件使得他们深切体会到了形势的严峻：动物园关闭了大门。就在上午10：50那里停电了，便不可能用泵吸水，电要等到四天以后才来，不过也只是通电19分钟，因而这种停电将持续到战役结束之后。饲养员们知道，从这一天开始许多动物一定会死去——尤其是在池塘里的河马，以及早些时候救出来的水族馆里的动物。鸟类饲养员海因里希·施瓦茨已经在为那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库伯的状况担忧了，它正在施瓦茨的卧室里慢慢饿死，它是注定要被饿死的，即使不饿死，施瓦茨现在不知道，没有水这只鸟又怎能活下去。这位63岁的施瓦茨决定，他将一桶又一桶地拎水，直到他垮下来——而这又不仅仅是为了阿布，也是为了大河马罗莎，以及罗莎两岁大的婴儿克诺什克。

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不知怎么办才好，他知道，最后，危险的动物必须被消灭，尤其是动物园的宝贝狒狒，不过他一再推迟杀死它们的时刻。由于心烦意乱，也由于需要得到片刻的平静，黑克做了他一生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与他的一位饲养员一起去兰德维尔运河钓鱼。在那里，在“要把事情理出个头绪”的过程中，这两个人钓上了两条狗鱼。

在那一天，市地铁站长弗里茨·克拉夫特与柏林市长尤利乌斯·利佩尔特会见。市长给克拉夫特和聚集起来的地铁经理们做了一些现实的指示。“如果西方盟军先到这里，”利佩尔特告诉这群人，“那就完好无损地把地铁设备移交过去。如果苏联人先于他们到达这里……”他停顿下来，耸了耸肩，说道，“那就尽可能摧毁它。”小的自动电话交换局也得到了类似的指示，布科电话交换局的技工们就被告知，宁可把设备摧毁，也不能让苏联人缴获。但维修工赫伯特·马格德突然意识到，有关怎样摧毁，谁也没有得到指示。据马格德所知，没有一台电话交换机被摧毁。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交换机都在继续工作。

为了与希特勒的焦土政策相一致，工厂也被命令要夷为平地。格奥尔格·亨内贝格教授，是位于夏洛滕堡区舍林工厂的化学系系主任，他记得，厂长把所有的化学家都召集在一起，读了他刚刚收到的一个命令。那个命令说，随着敌人的逼近，水、煤气、电和锅炉设施都要被摧毁。亨内贝格的老板读完了命令，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道：“现在，先生们，你们知道你们不应该做什么。”他向他们所有的人道别，关闭了工厂，工厂完好无损。亨内贝格记得：“我们全都彼此道别，来生再见”。

在多年的时间里，柏林人还将由于另外一个原因而记得4月20日。到底是为了庆祝元首的生日，还是因为预料高潮将到来，谁也不知道，反正在那一天，政府给了饥饿的市民额外的食品配给，并称为“危机定量”。于尔根－埃里希·克洛茨是一位25岁的、一只胳膊的退伍军人，他记得那额外的食品配给包括1磅腊肉或者香肠、半磅大米或者燕麦片、250个干扁豆、1个蔬菜罐头、2磅糖、大约1盎司咖啡、1小袋咖啡代用品，还有一些动物脂肪油。尽管在这一天柏林遭到了几乎5小时的空袭，但家庭主妇们仍然冒着被炸死的危险去购买这额外的定量。这些定量要支撑8天的时间，安妮－莉泽·贝耶尔对她的丈夫说：“有这些定量，我们现在就能升天了。”这同样的想法显然到处都出现在柏林人的身上：这额外的食品后来称之为“耶稣升天节定量”（Himmel fahrtsrationen）。

在易北河北边的格赖斯镇，红十字会为准尉迪克西·迪恩斯的1.2万名战俘准备的包裹送到了。迪恩斯作了一切安排，他甚至还说服了指挥官奥斯特曼上校，让英国皇家空军的战俘前往位于卢卑克的国际红十字会中心，然后开着卡车回来，以便让运送更快一些。现在，排成了纵队的战俘挤满了镇子周围的马路，那里正在分发包裹。“一个人两个包裹。”迪恩斯宣布道。空军上士卡尔顿·扬格记得：“它对战俘的士气所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包裹的到来是一个十足的奇迹，迪恩斯立即在我们眼里显得像一位圣徒”。

迪恩斯骑着那辆车胎变形的脆弱的自行车，从一个纵队赶往另外一个纵队，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得到配额，并且提醒那些饿得半死的战俘们——须知那些战俘大多是用生菜代替食品的——要他们不要吃得太多，而是“要尽可能节省，因为我们不知道德国人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然而迪恩斯看到，大多数战俘“吃起来就好像那是他们的最后一顿饭似的”。空军上士杰弗里·威尔逊狼吞虎咽地把包裹的东西全都消灭掉了：咸牛肉、饼干、巧克力——尤其是120支香烟。他“疯狂地吃，疯狂地抽烟，因为我打算吃饱而不是饥饿地死去”。

当他们坐在那里吃东西的时候，英国飞机发现了他们。那是9架皇家空军的台风式战斗机，它们在头顶上转圈，然后，以威尔逊后来记得的“一种梦幻般的、迷人的方式”，它们脱离编队，俯冲下来。有人说道：“天哪！它们是朝我们飞来的！”大家疯狂散开，朝各个方向跑去。有些人试图展开识别性的彩色布条，他们就是为了这种紧急情况而带着这些布条的。还有的人跳进壕沟里，躺在墙的后面，跑进谷仓里躲藏，或者就在镇子里躲避。但许多人还是太晚了。台风战斗机一架又一架地猛扑下来，发射出导弹，或投掷下杀伤性炸弹。战俘们叫嚷着：“我们是你们的伙计！我们是你们的伙计！”有8架飞机各自进行攻击，第九架，也许意识到了错误，停了下来。几分钟之内一切都结束了，有60名战俘被炸死了，还有几十个人受伤，有些人后来在德国医院里因为这次受伤而死去。

当迪恩斯走在马路上，看到这个大屠杀而绝望得要呕吐。他立即命令确认死者的身份，有些尸体被打得尽是窟窿，无法辨认——“只是成块的尸体，只好用铁锹铲到坟墓里。”迪恩斯后来回忆说。

在把死者埋葬，把伤号送到德国医院以后，冷静而又意志坚定的迪恩斯骑车来到奥斯特曼上校的临时司令部。这一次迪恩斯没有表现出任何军事礼节。“奥斯特曼，”他说道，“我想让你给我写一个通行证，它将直接把我带到英国人的营地。这种事情绝不可再发生。”

奥斯特曼惊讶地看着迪恩斯。“迪恩斯先生，”他说道，“我不能这样做。”

迪恩斯凝视着他。“我们不知道谁将追上我们这群人，”他提醒说，“可能是英国人——也可能是苏联人。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谁将解放我们。但你想向谁投降？”迪恩斯径直看着那个德国人。“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你和苏联人在一起不会有多大的前途。”他停顿了一下，以便让他最后说出的话为对方所领会。然后，他轻声说， “上校，写通行证吧。”

奥斯特曼坐在桌子旁，在德国国防军的信笺上写了一个便条，它将能使迪恩斯穿过敌方的地盘。“我不知道你将怎样穿过前线，”他告诉迪恩斯，“但起码这将能使你到达他们那里。”迪恩斯说道：“我想带看守查理·古姆巴赫和我一起去。”奥斯特曼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同意。”他替古姆巴赫也写了一个通行证。“而且需要一辆不会散架的自行车，”迪恩斯说道。奥斯特曼看了看他，然后耸了耸肩，说他也会对此作出安排。当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迪恩斯还有最后的话要说。“我将和查理一起回来，把我的人带出去，我向你许诺。”然后迪恩斯行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军礼，说道，“谢谢你，上校。”上校也行了军礼。“谢谢你，迪恩斯先生。”他说道。

那天晚上，在德国下士查理·古姆巴赫的陪同下，不屈不挠的迪克西·迪恩斯开始了前往英军营地的长途跋涉。

黄昏的时候，当朱可夫的坦克朝柏林疾驶的时候，科涅夫焦虑地注视着地图，敦促他的部下以更快的速度前进。“不要为你的两翼担心，巴威尔·谢米诺维奇，”他对近卫军第三坦克集团军司令里巴尔克将军说，“不要为脱离开步兵担心。继续前进。”若干年以后，科涅夫评论说：“在那个时刻我知道我的坦克指挥官们一定在想：‘你是在把我们扔进这个仅容一个人进出的出入孔里，迫使我们在没有两翼的情况下前进——难道德国人不会切断我们的通讯，从后面打击我们吗？’”这位高个子的科涅夫，用他的双手拍着他的元帅肩章，告诉坦克指挥官们：“我会在场的。你们不必担心。我的观察所将在大举猛攻的中央和你们一起前进。”里巴尔克和近卫军第四坦克集团军司令D·D·列吕尤申克将军作出了卓越的反应。在一种堪与美军第二和第五装甲师向易北河的冲刺相媲美的冲刺中，苏联的坦克手们穿过敌军长驱直入——即使正如里巴尔克所注意到的那样，“那些没有被消灭的德国师仍然待在我们的身后”。在24个小时的时间里，里巴尔克一路作战，狂奔了38英里，列吕尤申克的坦克猛冲了28英里。现在，里巴尔克喜气洋洋地给科涅夫打电话。“元帅同志，”他说道，“我们正在措森的郊区作战。”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的一些分队现在离柏林只有25英里远了。

在措森，警报已经鸣响了。现在看来，苏军将会在24个小时之内到达，陆军最高指挥部司令部下达了迁移的命令。关键性的军官们已经离开，前往在波茨坦附近一个新的指挥部。司令部的剩余人员与办公室的打字机、译码机、保险柜以及装有文件的板条箱，被一起装进了巴士和卡车。当包装和装货进行的时候，人们焦虑地走来走去，急于动身。埃里希·德特莱夫森将军接替了克雷布斯的老工作，担任助理参谋长，他说，在那个时刻，“我们给敌人的空军提供了一个富有报偿性的目标”。就在天黑以前，护送车队出发了，前往巴伐利亚。德特莱夫森驱车前往柏林，去参加元首的晚间会议，途中他高兴地看到，一群德国空军飞机从他的头顶飞过，前往南方。后来在情况简介中，他听见德国空军的一名军官告诉希特勒：“对向措森推进的苏军坦克进行了成功的攻击，从而保卫了该地区免遭攻击。”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则是更为成功：所谓的“苏军坦克”，是前往南方的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巴士和卡车的车队，德国人是朝他们自己的护送车队拼命射击。

4月20日的午夜，海因里齐神色严肃地审视着他的地图，试图分析一下形势。几个小时以前，他所担心的一件事情已经成了现实：他现在指挥的，不仅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而且还有柏林。在接到命令之后，他几乎立即就给雷曼打了电话，告诉他，城市里的任何一座桥梁都不得摧毁。雷曼抱怨说，这座城市无论如何也是不设防了，因为他的人民冲锋队最优秀的部分已经被撤走，给防线配备兵员去了。这一切海因里齐都知道，事实上，他现在告诉雷曼，把剩余的地方军也派出来。“雷曼，”海因里齐精神不振地说道，“难道你不明白我在试图做什么吗？我试图确保战斗在城市的外面发生，而不是在里面。”

海因里齐知道，在当前的状况下，柏林是保卫不住的，他无意让他的军队退却到城内。在城内，坦克将不能巧妙地移动；由于有大楼，火炮也不能使用：火炮将没有炮火区域。除此之外，如果尝试在城内作战，将会对平民的生命造成巨大的损失。海因里齐希望，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避免从街区到街区、从街道到街道的战斗。

此刻他主要关心的是布瑟的军队，他确信，如果不迅速撤退的话，布瑟的部队就会被包围。在上午前往前线之前，他已经给他的参谋长留下了话，让他转告克雷布斯：“如果布瑟的部队不立即撤退，我就不能承担责任或者负责这个局势——也请他把这一点告诉元首。”

然后他驱车前往前线各处。到处都是崩溃的迹象。他看到，“马路上全都是难民的车辆，其中还经常有军车”。他第一次偶然碰见明显地是在撤退的部队，在前往埃伯斯瓦尔德的路上，他注意到，“我见到的每一个士兵，都声称他得到了命令，要从后方获得军火、燃料或者某种别的东西”。他惊骇了，于是旋即采取行动。在埃伯斯瓦尔德的北边，他“发现人们正在朝西北方向走，他们说，他们的师要在约阿希姆施塔尔附近重新编队”。他让他们停了下来，在埃伯斯瓦尔德附近对他们进行了重组。在同一个地区的运河交叉点，他发现“党卫军第四警察师正在下船。他们年轻，刚刚组织起来，但只有部分武器。他们被告知，他们将在埃伯斯瓦尔德得到武器”。在那个地方的南边，他发现马路上挤满了平民和军人。海因里齐下了车，命令那些军士带他们的部下回去。“回到前线去！”他说道。

在舍恩霍尔兹镇，他看见“年轻一些的军官们很懒散，只是四下张望。得给他们有力的命令，命令他们组成一条战线，把那些溃败的部队抓住”。在那里和特朗普之间的森林里面，“满是成群的士兵，他们不是在休息，就是在撤退。没有一个人声称获得任何命令或者任务”。在另外一个地区，他发现，“一个坦克侦察小队在其停泊下来的车辆旁边休息”，他命令这个小队“立即赶往比森塔尔，再次攻占这个非常重要的交叉路口”。海因里齐后来回忆道，在埃伯斯瓦尔德一片混乱，结果“谁也不能告诉我，究竟是否还存在着一个前线”。但到午夜的时候，他已经在那个地区恢复了秩序，并且发布了新的命令。

显然，他的部队兵力配备不足，武器配备不足，而且往往没有得力的领导，海因里齐知道，前线是不可能长久坚守的。在北方，冯·曼陀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在对罗科索夫斯基的防御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冯·曼陀菲尔不得不撤退，那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在中午12点30分的时候，他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他告诉他，形势正在变得几乎无法控制。他尤其谈到了第五十六装甲军，该军“尽管向苏军发动了反攻，但也正在被逼得越来越后退”。他说道，那里的形势“紧张得几乎就要爆炸了”。在那一天的时间里，他曾两次亲自对克雷布斯谈到第九集团军迅速恶化的形势，每一次克雷布斯都再次把元首的决定传达给他：“布瑟应在奥得河上坚守。”现在，海因里齐又要再次为布瑟而战斗了。

海因里齐现在告诉克雷布斯：“我本来是一如既往，拒绝让第九集团军自由移动。现在我要求它——在不是太晚之前——自由移动。我必须指出，我并不是由于顽固或者没有道理的悲观而对抗元首的命令。从我在苏联的所作所为你就会知道，我并不是轻易就放弃的。但为了拯救第九集团军，使它免于毁灭，现在采取行动绝对必要。”

“我已经接到了命令，”他说道，“即第九集团军必须在其当前的阵地上坚守前线，所有可用的兵力都必须撤出，来填补在第九集团军和在南翼的绍尔讷部队之间的缺口。我对我要说出的肺腑之言感到遗憾，这个命令是无法实施的。这个行动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我要求批准我撤出第九集团军的要求。正是出于元首本人的利益，我才提出这个要求。”

“实际上，”海因里齐说道，“我应该做的，就是到元首那里说：‘我的元首，既然这个命令危及你的幸福，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实施，因而我要求你解除我的指挥，把它交给别的人。然后我就能作为一名人民冲锋队员履行我的责任，与敌人战斗。’”海因里齐这是在毫不含糊地摊牌，他是在向他的上级声明，他宁可在最基层的单位里战斗，也不执行只能造成对生命的无谓牺牲的命令。

“你真的想让我把这转达给元首吗？”克雷布斯问道。海因里齐的回答是简短的。“我要求这样做，”他说道，“我的参谋长和我的作战部官员是我的证人。”

片刻之后，克雷布斯回电话了：第九集团军要坚守其阵地，与此同时，所有可用的兵力都要试图填补与在南翼的绍尔讷部之间的缺口，“以便再次组成一个持续的前线”。海因里齐于是知道，第九集团军实际上等于失去了。

在元首地堡，希特勒的晚间军事会议在凌晨3点结束了。在会议期间，希特勒责备了第四集团军——第四集团军在科涅夫攻势的第一天就被粉碎了——对由此而产生的所有问题责备了它。他指控该集团军叛国。“我的元首，”德特莱夫森将军震惊地问道，“你真的认为那支部队叛国了吗？”希特勒看着德特莱夫森，“露出了怜悯的目光，好像只有傻瓜才会问这样愚蠢的问题”。然后他说道：“我们在东线的一切失败都能追溯到叛国——只能追溯到叛国。”

当德特莱夫森就要离开房间的时候，冯·里宾特洛甫在外交部的代表瓦尔特·休厄尔进来了，带着一副极其关注的神情。“我的元首，”他说道，“你有没有给我的命令？”停顿了一下，休厄尔接着说道：“如果我们仍然想在外交的层次上取得什么进展的话，现在就正是时候。”按照德特莱夫森的说法，希特勒“以一种柔和而又完全变了样的嗓音”，说道：“政治。我与政治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它只是令我作呕。”他朝门口走去——“慢慢地走”，德特莱夫森回忆说，“步态疲倦而又萎靡不振”。然后他转过身来，对休厄尔说道：“当我死了的时候，你就得忙于大量的政治。”休厄尔追问不舍。“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他说道。当希特勒来到门口时，休厄尔更郑重其事地补充道：“我的元首，现在是差5秒12点。”希特勒似乎并没有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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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声音与柏林人以前听到的任何声音都不相像，既不像是落地的炸弹发出的呼啸声，也不像是防空炮火发出的砰砰炮声。在赫尔曼广场的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外面排队的购物者们现在感到困惑，于是认真听起来：那是一种来自远处什么地方的低沉的哀号声，但现在又迅速升高，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刺耳尖鸣。片刻之间购物者们似乎被迷住了，然后突然，排成了行的人们散开了，四下逃跑。但是太晚了！大炮的炮弹，第一批到达城市的炮弹，在广场各处爆炸了。一块块的尸体飞溅在用木板封闭的商店正面，男人和女人躺在街道上，痛苦地尖叫着，扭动着身体。时间正是4月21日，星期六，上午11：30。柏林变成了前线。

炮弹现在开始打击每一个地方，火舌从城市中央的各个地方的房顶上跳了出来。被炸弹炸坏的楼房倒塌了，汽车被炸得翻了身，燃烧起来。勃兰登堡门被击中，一块飞檐坠落在街道上。炮弹从下椴树街[20]的一端冲向另外一端，王宫本来已经毁坏了，现在又再次燃烧。帝国国会大厦也是如此，曾经支撑着大厦穹顶的大梁倒坍了，大块的金属像阵雨一样落下来。人们疯狂地在选帝侯大街上奔跑着，把公文包和包装盒扔掉，发狂似的从一个门口快速跑到另外一个门口。在这条大街的动物园的一端，一个马厩的乘骑马被直接击中，马匹的嘶鸣声与男人和女人的叫喊声混合在一起，刹那之间马匹从这个地狱中乱窜了出来，在选帝侯大街上飞奔，马鬃和马尾冒着火焰。

一阵又一阵密集的炮火轰击着城市，又系统又有条理。瑞士报纸《联邦报》（DerBund）的记者马克斯·施奈泽站在勃兰登堡门旁边，他注意到，在威廉大街的政府区段中央，每隔5秒钟就有一颗炮弹落地，然后就会有半分钟或者一分钟的停顿，接着炮弹又再次开始落下。从他站着的地方，这位报社从业人员能够看见，火从腓特烈大街车站的方向直接冲向天空。“由于烟雾与太阳光线弥漫在一起，”他后来写道，“因而看上去就好像是云彩本身着火了一般。”

炮击在城市的别的地方也同样强烈。在维尔默斯多夫区，伊尔莎·安泽、她的母亲以及妹妹感到，她们的大楼在颤动，这两个姑娘趴倒在地板上，她们的母亲紧靠着门柱，尖叫道：“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在新克尔恩区，多拉·扬森注视着她的丈夫沿着车行道走向他的汽车，她丈夫是德国国防军的一名少校。少校的勤务兵在打开车门的时候，突然被一颗炮弹“完全炸成了碎片”。当尘埃落定的时候，她看见她的丈夫仍然站在车的旁边，他的头高昂着，但他的脸却因为痛苦而扭曲。当扬森太太朝少校跑去的时候，她看到，“他的一条裤腿浸满了血，血流出了他的靴子，流到了人行道上”。后来，当她注视着他被担架抬走的时候，她觉得有一种奇特的情感正在与她对丈夫的关切进行竞争。她不能不想到：“他尽管受伤，可又站得多么笔直啊。一位真正的军官！”

不远处有另外一位军官，他从来也不相信苏联人能够来得这么近。格特哈德·卡尔上尉，这位狂热的德国空军会计师，仍然在用希特勒式的军礼向他的家人打招呼，现在他变得绝望了。随着苏联人的越来越近，卡尔讲究的着装依然光彩照人——确实，其光彩是越发显见了。他的妻子格达虽然绝对不敢对他明言，但她却认为，卡尔穿着他的盛装制服显得可笑，他的衬衫袖口上有金色链扣，那些毫无意义的缎带披在身上，在这些日子里，他还总是戴着图章戒指，那枚戒指上有用钻石组成的一个字。

但是格特哈德·卡尔充分意识到，事态正在转变。中午他从位于滕珀尔霍夫的办公室回到家里，一如既往用“嗨尔！希特勒”的方式，高举右手打招呼，然后给了他的妻子一些指示。“既然轰炸已经开始了，”他告诉她，“你就要去地下室，一直待在那里。我要你就坐在地下室门口的对面。”格达惊愕地看着他，因为那似乎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但格特哈德坚持这样：“我听说，在别的城市里，苏联人带着喷火器进入地下室，大多数人都被活活烧死了。我要你直接坐在地下室门口的对面，这样你就能第一个被杀死。你不必坐着等到轮到你。”然后，他没有再说别的话，抓住妻子的手，行了一个纳粹军礼，然后走出了公寓套房。

格达麻木地按照嘱咐去做了。她远远地坐在别人的前头，就在地下室的入口处，当轰炸在头顶上猛烈进行的时候，她一直在祈祷。自从结婚以来，她第一次没有把格特哈德包括在她的祈祷辞之中。下午，在她丈夫通常回家的时候，格达不顾他的命令，冒险上了楼。她又颤抖又恐惧，等了片刻，但格特哈德并没有回来。她再也没有见过他。

由飞机进行的轰炸刚刚结束，炮兵的炮击就开始了。西方盟军对柏林的最后一次空袭——这次战争中的第363次空袭，是在上午9：25进行的，由美军第八航空队进行。在44个月的时间里，美国人和英国人一直是在猛烈轰炸“大B”，美国飞行员把柏林称为“大B”。[21]柏林人向那些轰炸机挥动着拳头，他们为亲友的死亡和家的毁灭而感到悲伤。然而他们的愤怒，就像那些炸弹本身一样，并非特指某一个人，针对的是他们永远也不会见到的人。而炮兵的炮击则不同，它来自站在他们门外的敌人，那敌人很快就会面对他们。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不同。柏林人已经学会了与轰炸一起生活，并能以几乎像时钟一样的规律性，预期何时会有空袭。大多数人能够根据一颗炸弹的呼啸声说出炸弹落地的大体位置，许多人已经对空袭习以为常，结果他们都懒得寻找躲避处了。炮兵的炮火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危险，炮弹是突然落地，而且是意外落地，那种锋利的、像长柄大镰刀似的炮弹碎片朝每一个方向飞去，切割，往往从原先爆炸的地方打击到数码之外的地方。

新闻记者汉斯·武勒－瓦尔贝格在穿过波茨坦广场的时候，正值炮弹在广场里爆炸，他看见到处都是死亡和濒临死亡的人。在他看来，有些人是被空气压力的冲击波杀死的，那冲击波“把他们的肺震裂了”。当他躲避爆炸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柏林人以前是同仇敌忾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也就是轰炸机，而“现在则是没有时间顾及死者和伤者，每一个人都在忙于试图保全他们自己了”。

这残忍的炮击毫无模式可言，它既无目标又持续不断，每一天它都似乎愈加强烈。很快，喧闹声中又增加了迫击炮的炮声，以及发射火箭的喀秋莎的刺耳怒吼声。大多数人的大量时间都是待在地下室、防空洞、高射炮塔的地堡以及地铁车站里，他们失去了一切时间感。日子在围绕着它们的恐惧、混乱和死亡当中变得模糊不清了。那些一直到4月21日之前都记着严谨日记的柏林人，突然让他们的日记日期混淆起来了。许多人写道，在4月21日或者22日，苏联人已经来到了城市的中心，而实际上苏军当时还在郊区作战。他们因为感到罪孽深重，也就往往愈加惧怕苏联人，起码有一些德国人，他们知道德国部队在苏联国土上的所有行径，知道第三帝国在集中营里所犯下的可怕而又秘密的暴行。随着苏联人越来越近，柏林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噩梦般的恐惧，自从迦太基[22]被夷为平地以来，任何一座城市都还没有体验到那种恐惧。

埃尔夫丽德·瓦塞尔曼和她的丈夫埃里希，在安哈尔特火车站附近一个巨大的地堡里躲避。埃里希1943年在苏联前线失去了左腿，只能靠T字形拐杖的支撑走路，他迅速认出，那炮火的声音是什么，于是把他的妻子匆匆带到地堡。埃尔夫丽德已经把他们的东西装进两个手提箱里，以及另外两个大的袋子里，在她本人的衣服上面，她放上了埃里希的一条旧军裤，最上面是她的毛大衣和皮大衣。由于她的丈夫需要用两只手抓住拐杖，所以她把一个袋子捆在他的背上，另外一个袋子捆在胸前，其中一个袋子装的是食品：一些硬皮面包，几个肉罐头和蔬菜罐头。在一个手提箱里，埃尔夫丽德放了一大罐子黄油。

等他们到达安哈尔特火车站的时候，火车站的地堡已经人满为患了，埃尔夫丽德最终在一个楼梯平台上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地方。只有一盏光线微弱的灯悬挂在他们的头上。在灯光下，可以看到人们挤在地板的每一英寸的地方上，挤在大楼的每一个阶梯上。地堡内的状况是难以置信的，上面的一层是留给伤者的，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能听见他们的尖声喊叫。厕所不能用，因为没有水，因而到处都是粪便。那种恶臭一开始是令人作呕的，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埃尔夫丽德和埃里希不再注意它了。他们以一种完全漠然的状态度过了几个小时，几乎不说话，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只有一件事情闯入了他们的思想深处：孩子们持续的尖叫声。许多父母已经用完了食品和牛奶的供应，埃尔夫丽德看到，“有三个小婴儿被从上面一层抱了下来，他们都因为食品缺乏而死去了”。在埃尔夫丽德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妇女，她带着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在他们待在地堡里的某一个时刻，埃尔夫丽德注意到，婴儿不再在年轻母亲的怀里了，他躺在埃尔夫丽德旁边的水泥地上，死去了。那位母亲似乎在发呆，埃尔夫丽德也在发呆，她记得，“我直接看到孩子死了，没有感到有任何不安”。

在波茨坦大街，旅游局大楼正在遭受炮击。在那个有44个房间的地下掩蔽所里，有两千多人，玛加蕾特·普罗迈斯特是这个掩蔽所的负责人，她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平民之外，还有两个营的人民冲锋队刚刚搬了进来，玛加蕾特被告知，那是因为“苏联人来得更近了”。玛加蕾特受尽折磨，几乎精疲力竭，她为刚刚接到的一个电话而谢天谢地，一个亲密的朋友主动提出来，要给她带来一些食品。现在，当她在掩蔽所处走来走去的时候，44名受了伤的平民被从街上带了下来，玛加蕾特匆匆过来帮助处理伤亡人员。他们当中的一位已经不治而亡——当玛加蕾特静静地坐在那位给她带食品的妇女的尸体旁边时，她“嫉妒她的平静而又平和的微笑。起码她已经不必像我们那样，走那条基督走向受难处的所经之路（viadolorosa）了”。

在战斗的过程中，当大多数人待在地下的时候，药剂师汉斯·米德，作为夏洛滕堡区俾斯麦街61号的防空掩蔽所的空袭警报哨，却仍然在他的巡逻路线上巡逻。当炮弹在他的四周爆炸的时候，他悲愁地看着在掩蔽所对面大楼墙上的一个标语牌。标语牌上印着巨大的字：黎明前的时光最黑暗。

对鲁道夫·胡克尔医生来说，黎明并不遥远，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这位杰出的病理学家一直令他的妻子安妮玛丽亚深深担忧。她认为，他正在走向精神失常。早些时候，他曾给她看了一个氰化物胶囊，他又在上面加上了乙酸，从而改善了其致命的效能，他当时告诉她，如果柏林的形势恶化，他们就自杀。从那以后，胡克尔太太就看到，“战争的强度，战争的毫无意义，以及我丈夫对希特勒的狂怒，全都打败了他”。现在胡克尔医生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在听了几个小时的炮弹的嘶鸣声之后，医生突然站起身来，跑到敞开的窗户前，扯着嗓门叫喊道：“必须把那个家伙（指希特勒）杀死！”

希特勒的手指戳着地图。“施泰讷！施泰讷！施泰讷！”他喊道。元首已经找到答案了。他喊道，党卫军将军费利克斯·施泰讷和他的部队，应该立即从他们在冯·曼陀菲尔第三装甲集团军侧面的位于埃伯斯瓦尔德的阵地上，发起进攻，然后他们要南下，切断苏联人向柏林的大举猛攻。施泰讷的进攻，将会补上在布瑟第九集团军北翼崩溃的时候被打开的那个缺口。在希特勒的地图上，那似乎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行动。朱可夫的大举猛攻现在就像一个箭头，它的基础是奥得河，它的尖端直接指向柏林。在朱可夫的北翼是一面小旗，上面写着“施泰讷集团军群”。希特勒再次充满信心了，施泰讷的进攻，将会再次建立第三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之间的联系。

在元首的方案中，只有一件事情是错误的：事实上施泰讷手上没有人。早些时候，海因里齐已经决定，把被苏联人赶到北方的第九集团军的部队置于施泰讷的指挥之下。不幸的是，由于前线的广泛混乱以及时间的缺乏，因而不可能聚集起足够的兵力，以便让施泰讷集团军群运转起来。实际上施泰讷集团军群并不存在。不过那个名字一直叫到现在，因而在希特勒的地图上的那面小旗也就一直待在那里。

现在希特勒给施泰讷打了电话。“我记得，”施泰讷说道，“电话是在上午8点半到9点之间打来的。希特勒的原话是：‘施泰讷，你是不是知道帝国元帅［指戈林］在卡林城堡有一支私人军队？这支军队要立即解散，派他们去参加战斗。’我正要努力搞清这话应该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又继续说道，‘在柏林和波罗的海之间，一直到斯特琴和汉堡，每一个可用的人，都要被派到我所命令要发起的这个进攻之中。’我争论说，我所掌握的部队没有经验，我又问道，进攻究竟要在什么地方发动，这时元首并没有给我答复。他干脆把电话挂上了。我要在何地、何时或者用什么进攻，我一无所知。”

施泰讷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说明了他的形势，并且告诉这位陆军最高指挥部司令，他没有部队。“然后我记得，希特勒插话了。当时我正在向克雷布斯说明我的部队完全没有经验，而且我们没有重武器。这时希特勒给我上了长时间的一课，最后说的话是：‘你将会看到，施泰讷。你将会看到。苏联人将在柏林的大门面前遭受他们最大的失败。’我告诉他，我认为柏林的形势是没有希望的。我的话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之后不久，施泰讷便收到了发动进攻的正式命令。命令的最后一段是：

退却到西方是明确禁止的。凡是未能无条件地服从这个命令的军官，都要立即逮捕并枪毙。

你，施泰讷，要用你的生命来负起实施这个命令的责任。帝国首都的命运依赖于你的任务的成功完成。

阿道夫·希特勒

在与施泰讷交谈之后，希特勒又给空军参谋长科勒尔将军打了电话。“在北方地区可用的一切空军人员，都要由施泰讷来处理，要带到他那里，”希特勒说道，他的嗓音升高了，“凡是把人员留下来的指挥官，都将在5小时之内丧失他的生命。必须把这一点告诉他们。”然后他尖叫道，“你，你本人，将用你自己的生命来保证，每一个人都绝对被使用了。”

科勒尔惊呆了。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施泰讷集团军群，他给在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德特莱夫森打电话，问道：“施泰讷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部队应该派到什么地方？”德特莱夫森不知道，不过许诺会尽快搞清楚。

在这个发狂的整个阶段，有一个人，也就是海因里齐，他对这个方案一无所知。当他终于听说的时候，便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施泰讷并不具有发动这样进攻的力量，”海因里齐愤怒地说道，“我拒绝接受这个命令。我坚决主张第九集团军应该撤退。否则的话，克雷布斯，这支唯一仍然在适当位置上保卫希特勒和柏林的部队就会失去。现在，我告诉你，如果这个最后的要求得不到批准，那么我就必须要求解除我的职务。”海因里齐提出，他能不能约个时间与希特勒见面，讨论一下形势？克雷布斯直截了当地否决了这个主意。“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他说道，“元首过于劳累了。”

为了记录在案，海因里齐在他的个人战争日记中记下了这次交谈的后果：“我向最高级的军官们呼吁，要记住他们对部队所承担的责任，我的呼吁被这样的话拒绝了——‘那个责任是由元首承担的’。”

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生命就要结束了。海因里齐知道，它只能再维持几天。他的事业，也似乎就要终了，这位将军完全明白，有关怎样进行他正在失败的战斗，他所表现出来的倔强顽固，被克雷布斯看作是最糟糕的失败主义。现在，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4月21日的晚间，海因里齐接到命令，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埃贝哈德·金茨尔将军要被换掉，接管他工作的人是蒂洛·冯·特罗塔少将，他是希特勒最狂热的门徒之一。海因里齐认为，克雷布斯是故意把冯·特罗塔放在这个职位上，以便试图影响他的决定。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动作。“我知道这位冯·特罗塔，”海因里齐告诉艾斯曼上校。“或许他是聪明的，但他粉饰事实；他有一种华而不实的乐观主义。他的脚，”这位将军刻薄地评论说，“是站在空气里。”海因里齐决定，当冯·特罗塔到达的时候完全孤立他，而只与艾斯曼打交道。这是对希特勒的一个爱徒采用的一个危险做法，但海因里齐现在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在22日的黎明前，又一个宣告来到了海因里齐那里。柏林城防司令雷曼将军打来了电话：“我被人取代了。”他告诉海因里齐。随着雷曼的解职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具有打闹剧的某些性质。他的继任者又是一位高级纳粹官员，一位姓凯特的上校，此人默默无闻，结果他的名字一直未为史书所记载。凯特立即被提拔为少将，跳过了中间的准将这一个级别，那天的其余时间他都在兴高采烈地给朋友们打电话，告知这个消息。到傍晚的时候，凯特又成了一名上校，被解除了这个职务：希特勒决定，暂时亲自指挥。

与此同时，那个未来命运要与城市的最后几天结合最紧密的人，正在使自己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卡尔·魏德林将军与任何一个司令部都完全失去了联系，包括与他的顶头上司布瑟将军的联系。魏德林的第五十六装甲军遭受了重创，并且经常被卡图科夫将军的第一近卫军坦克集团军包围，这使得他与他的同事们失去了一切接触。谣言满天飞，说魏德林是故意撤退，而魏德林又没有随时予以批驳。希特勒已经听说这些故事了，布瑟也听说了。在为了获得消息而等了将近24个小时之后，希特勒和布瑟都下达了命令，立即逮捕并处决魏德林。

当硝烟在贝尔瑙的郊区消散的时候，谢尔盖·戈尔波夫上尉看到，第一批俘虏从他们的防御工事里走了出来。这里的战斗是残忍的。崔可夫的部队用了近半天的时间，才在这个防区里挺进了5英里，这个防区在柏林东北方向14英里处。现在，这个镇子的一些房子在燃烧，坦克仍然在强行通过，朝西南方向进发，前往柏林的潘科区和韦森塞区。戈尔波夫坐在他刚刚没收的摩托车上，注视着那些俘虏。他想，他们是一群样子可怜的人——“面色苍白，浑身尘土，身体由于疲惫而萎靡不振”。戈尔波夫向四下张望，人的作品和大自然的作品之间的差异感染了他。果树开始开花了。“那些花就像白色的雪球，在郊区，每一个小小的花园都有花，而巨大的黑色战争机器，那些坦克，正在爬行着穿过花园——这是怎样的对照啊！”

戈尔波夫从他紧身短上衣的口袋里取出了一份折叠起来的《红星报》，仔细地撕下一小片纸，在上面倒上一些烟草，卷成一支烟。每一个人都用《红星报》卷烟，它比《真理报》或者《消息报》薄，似乎燃烧起来也要好一些。正当他点烟的时候，他看见那位德国少校在马路上摇摇晃晃地向他走来。

“别碰我的妻子！”那人用波兰语喊道，“别碰我的妻子！”当那个两眼发直的军官摇晃着向他走来的时候，戈尔波夫注视着，困惑了。当那个德国人来得更近的时候，戈尔波夫下了摩托车，走向他。鲜血正在从那位少校的手上汩汩淌下。

那个德国人举起布满血痕的双臂，戈尔波夫看到，他割了手腕，“我就要死了，”那个人喘着气说，“我自杀了。看！”他把流血的双手伸向戈尔波夫。“现在！你能不碰我的妻子吗？”

戈尔波夫盯着他。“你这个愚蠢的傻瓜，”他说道，“我有别的事情要做，才不会打扰你的妻子呢。”他大声叫卫生员来，然后抓住那人的手腕，止住血的流出，一直到急救人员到达。当卫生员把那位少校带走的时候，戈尔波夫想，无论如何都可能太晚了。“别碰我的妻子！别碰我的妻子！”那个德国人不停地叫道。戈尔波夫把背靠在摩托车上，再次点燃烟卷。他想，戈培尔的宣传工作真是做到家了，他们以为我们是谁，是怪物吗？

当他长期等待着要看到的解放者们经过的时候，布鲁诺·扎尔茨基满脸泪痕，站在街道上。他是在柏林东边12英里处诺因哈根－霍佩加滕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此刻他喜气洋洋，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他一直知道的事情：戈培尔有关苏联人的宣传，是用最邪恶的谎言捏造出来的。苏军部队，装备齐全而又高效率，已经进入了诺因哈根并迅速通过，朝西，前往柏林的韦森塞区和利希滕贝格区。在这个镇子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战斗，当地的大多数纳粹分子已于4月15日离开了。当时布鲁诺就告诉镇长奥托·施奈德：“当我看见第一批苏联人的时候，我就要打着白旗去迎接他们。战斗是没有用处的。”镇长同意了。只有一个人进行了战斗：那位狂热的赫尔曼·舒斯特，他是纳粹党社会福利部的负责人。他在他的家里筑起工事固守，向最先到的巡逻队开火。那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苏联人用手榴弹高效率地消灭了舒斯特和他的家。布鲁诺和他的共产党支部的其他成员烧了他们的人民冲锋队袖章，打着一面白旗迎接了苏联人。布鲁诺比他记得的任何时候都更高兴，他把他所有的情报都告诉了苏联装甲兵，并且告诉他们，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反法西斯者，始终是反法西斯者”。对于布鲁诺来说，朱可夫士兵的到来带来了他几个星期以前就预期到的那种神奇的疗效：他的溃疡消失了，他第一次能够在吃东西的时候不恶心也不疼痛。

这个疗效结果是短命的。有关这个镇子未来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布鲁诺有一个详尽的计划，他在几个星期以后满怀信心地提交给了征服者，但计划被拒绝了。一位苏联军官听他说完，然后用一个字作出了回答：“不。”在那一天——在布鲁诺·扎尔茨基怀着骄傲和惊奇注视着他的偶像们到达的三个星期之后——那种他始终称之为“法西斯造成的”溃疡又回来了，而且比以往更严重。

在勒尔特街监狱，被判死刑的赫伯特·科斯尼下士不知道，他的运气还能维持多久。民政当局向他宣布，他的死刑判决已经得到确认，不过这个确认仍有待于军事法庭的判决。赫伯特是靠借来的时间来生活的，在20日他被告知，军事法庭将在第二天审理他的案子。他知道裁定将会是什么，知道他大概会被立即处决。但第二天上午，当他被押送到位于普罗策塞的法院大楼的时候，大楼里空无一人：每个人都跑到掩蔽所里去了。

尽管苏联人的突然轰炸救了他，但这个缓刑也只是暂时的。科斯尼现在被告知，对他的审讯将在星期一，也就是23日进行。苏联人是赫伯特最后的希望，如果在那个日期之前他们没有来到监狱，他就一定会死去。

由于炮击，囚犯们被转移到地下室里。赫伯特注意到，警卫们突然变得友好了。有谣传说，有一些囚犯已经被释放了，其余的也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允许离开。赫伯特确信，他将被扣留，不过他希望，他的兄弟库尔特能够出去。

库尔特也注意到这些谣传，不过他还知道赫伯特不知道的事情——而且那些事情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耶和华见证会[23]的某些成员——那些被宣判有罪的拒服兵役者，他们在监狱里做各种各样的零星粗活——他们的名字已经被依次读了出来，这些人被给予了释放条子，那些条子将允许他们离开监狱。库尔特注意到，一位耶和华见证会的成员似乎并不急于离开，那人坐在地下室里的一张桌子旁，仔细地把他马口铁盘子上的最后一点点食物吃光。“你为什么不和别人一起离开呢？”库尔特问道。那人的解释是简单的。“我的家在莱茵兰，在西方盟军营地的后面，”他说道，“到那里去是没有可能的。我只是打算留在原处，待在这里，直到事情全部结束。”

库尔特看着那人的释放条，如果那位见证者不打算使用它，他知道某个人能够使用。当那个囚犯继续吃的时候，库尔特让他继续和他交谈，同时靠近那张意味着自由的黄色的纸。在又经过几分钟的亲切交谈之后，库尔特设法把那张纸塞进口袋里，他没有被发现，走开了。

他迅速找到赫伯特，把那个珍贵的释放命令交给了他。令他吃惊的是，赫伯特拒绝接受。赫伯特说，由于他被判了死罪，无论怎样盖世太保都会抓住他的。库尔特只是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关进监狱，他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你会有一个更好的机会，”赫伯特告诉他兄弟。“你走吧。”然后他又佯装热情地补充道，“不管怎么说，我们大概今天都能出去。所以你不妨先走。”

过了一小会儿，库尔特·科斯尼肩膀上扛着铺盖，走进一楼的警卫室，排在那一行正在被处理放行的耶和华见证会成员里面。有一位警卫，一位名叫巴特的党卫军军士，他认识库尔特，径直看着他。在一个可怕的时刻，库尔特以为他会被一把抓住，拖回到地下室里，可是巴特却转过了身去。桌子后面的人说道：“下一个。”库尔特呈上他的条子。5分钟以后，库尔特·科斯尼手里拿着正式盖上印的释放证，站在监狱外面的街道上。他成了自由的人。街道正被炮火横扫，“空气中充满着炮弹碎片”，但库尔特·科斯尼几乎没有注意到，他感到“幸福得发狂——好像我喝了二十来杯白兰地似的”。

苏联人在措森。里巴尔克将军第三近卫军的坦克手们，把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司令部完好无损地攻占下来，同时还俘获了少数几个工程师、士兵和技术员。别的人已经离开了。

里巴尔克的疲倦、满脸污垢的坦克手们，面对着巨大的地下房间里灿烂的灯光，惊讶地眨着眼睛。当他们漫步在走廊、生活区和办公室里的时候，一个迅速的集体大逃亡的证据随处可见。鲍里斯·波里沃伊少校是一位隶属于科涅夫司令部的政治委员，他看到，地板上到处都乱丢着地图和文件。在一个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件浴袍，不远处有一个皮箱子，里面是家庭照片。

第500电话交换机，那个巨大的电话综合设备，没有受到损坏便被夺取了。人们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地看着在控制台上忽隐忽现的灯光，现在它们全都没有人来操纵了。大的标牌立在电话的配电盘上，用非常简单的俄语写着警告：“士兵们！不要损坏这个设备。它将对苏军具有价值。”波里沃伊和别的军官猜测，那些逃跑的德国工人“立起这些标牌，为的是保全他们自己的生命”。

那些在这个指挥中心被俘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汉斯·贝尔托，他是这个复杂的电器系统的主任工程师，现在他带着苏联人参观第500电话交换机。贝尔托通过苏联女译员解释说，有一位接线员一直待到司令部被攻占之前。当钢丝录音机播放他最后的交谈时，苏联人站在这个洁净整齐的大房间里听着。措森在德国人手中的最后几分钟里，电话仍然继续从这个迅速缩小的帝国的各个地方打来，那些电话都被录了下来。

“我有一个给奥斯陆的紧急信息。”一个嗓音用德语说道。

“对不起，”措森的接线员说道，“不过我们并没有在传输。我是这里的最后一个人。”

“我的上帝啊，出了什么事？”

另外一个嗓音：“注意，注意。我有一个紧急信息……”

“我们并不接受任何信息。”

“能与布拉格联系吗？他们在柏林感觉怎样？”

“伊万马上就到门口了。我现在关机了。”

措森陷落了。除了这个短暂的检查，科涅夫的军队在那里几乎都没有停留。坦克部队的一个触角正在朝波茨坦进发，另外一个触角已经越过了努特运河，到达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区南边的利希滕拉德。另外的坦克手朝泰尔托推进，现在正在冲破泰尔托运河南边的防御工事。运河的彼岸就是策伦多夫区和施特格利茨区。

到4月22日傍晚，科涅夫的军队已经冲破了柏林南边的防御工事，进入了柏林，比朱可夫提前了一整天还多。

在元首地堡里，例行的军事会议在下午3点开始。在第三帝国12年的历史中，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通常的乐观主义的不断流露不见了。奥得河前线几乎垮掉。第九集团军事实上已经被包围。第九集团军最强大的作战部队，也就是第五十六装甲军，暂时丢失了，无法找到[24]。施泰讷无力发起进攻。柏林几乎被围困了。指挥官们几乎是按小时被替换。帝国正处在临死时的痛苦之中，而带来这一切的那个人，现在也放弃了。

希特勒的宣告，在一种滔滔不绝的疯狂而又失控的辱骂中达到了高潮，他痛斥他的将军、他的顾问、他的军队，以及他带到灾难中的德国人民。希特勒语无伦次地说，结局已经来临，一切都崩溃了，他再也不能继续了，他决定待在柏林，他打算亲自接管城市的防御——而到最后的时刻，他打算自杀。克雷布斯将军和德国空军的代表埃克哈特·克里斯蒂安将军都惊恐万状。在他们两人看来，希特勒似乎完全崩溃了。只有约德尔一个人保持冷静，因为在48小时以前，希特勒已经把这一切全都告诉这位作战局局长了。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试图说服这位几乎精神错乱的元首，并非完全输掉了。他们说，他必须继续主管帝国，而且他也必须离开柏林，因为再也不可能从首都来控制局势了。这位曾经使他们的世界保持团结的人，现在不讲情面地拒绝了他们。希特勒说，他要待在柏林，别的人愿意上哪里去，就上哪里去。每一个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为了强调他说话算数，希特勒声明，他打算公开宣告他待在柏林。他当场口述了一个声明，要立即广播出去。别的人设法说服他，不要立即把声明发出。这个宣告在明天之前是不可发出的。与此同时，在地堡里的军官和副官们呼吁他们在城外的同事们，再给元首带来一些压力。希姆莱、邓尼茨甚至还有戈林，都打来电话，像他们的同道一样，乞求他改变主意。希特勒就是不听劝。

约德尔被叫走了，去接电话。当他离开的时候，凯特尔试图劝告希特勒，于是要求与他私下交谈一下。会议室里的人走开了。凯特尔告诉希特勒，有两个举措仍然是可行的：一是“在柏林变成战场之前提出投降”，一是安排“希特勒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从那里立即开始谈判”。按照凯特尔的说法，希特勒“不让我再说下去。他打断我，说道：‘我已经作了这个决定。我将不离开柏林。我将保卫城市直到最后。不是我赢得这场保卫帝国首都的战斗，就是我作为帝国的象征而倒下。’”

凯特尔认为，这个决定是发疯。“我必须坚持，”他告诉希特勒，“你今天晚上就应该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拒绝再听下去。他把约德尔叫了回来，在与这两位军官进行的私下会议中，他“给我们下达了他的命令，要我们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从那里与希特勒的代理人戈林一起接管政权”。[25]

“在7年的时间里，”凯特尔抗议道，“我从未拒绝执行你的命令，但这个命令我将不执行。你不能把国防军弃之不顾。”希特勒回答说：“我要待在这里。这是当然的。”接着约德尔提议，可以让温克的军队从其在易北河的阵地开往柏林[26]。凯特尔宣告，他将立即赶往西部前线，去见温克将军，“免除他以前的一切指挥权，命令他赶往柏林，与第九集团军会合”。

希特勒终于听到了一个他能够赞同的建议。在凯特尔看来，这个建议“在这个绝对可怕的局面中给希特勒带来了某种解脱”。之后不久，凯特尔便动身前往温克的司令部。

某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军官，比如德国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尔将军，他们对元首崩溃的消息大为吃惊，因而拒绝相信他们自己的代表对那个场面的报道。科勒尔匆匆赶到约德尔在克拉姆普尼茨的最新司令部，克拉姆普尼茨在波茨坦东北5英里处，在那里，科勒尔得到了一个一字不差的报道。“你听到的是正确的。”约德尔告诉科勒尔。他还告诉这位德国空军参谋长，希特勒已经放弃了，打算在最后的时刻自杀。“希特勒说，他由于身体原因而不能参加战斗，他之所以不参加战斗，是因为有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比如在他只是受伤的时候。我们全都试图劝他不要这样。希特勒说，”约德尔继续说道，“他再也不能继续了，现在就靠帝国元帅了。有人说，部队不会替戈林战斗，元首回答说：‘你是什么意思，战斗吗？不会有多少战斗，当轮到谈判的时候，帝国元帅能够做得比我好。’”约德尔补充道：“希特勒说，部队不再战斗了，在柏林的坦克路障已经敞开了，柏林不再受到保卫了。”

在元首地堡里，现在已经清楚，希特勒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算数的。他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挑选文件和书信，然后带到院子里烧掉。然后他派人叫戈培尔、戈培尔太太以及他们的孩子们来。他们要和他一起待在地堡里，一直到最后。戈培尔的助手维尔讷·瑙曼博士知道有一段时间了。“戈培尔感到，万一崩溃的时候，唯一体面的做法就是阵亡或者自杀”。这位帝国部长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也是这样认为。当瑙曼得知戈培尔一家就要搬进总理官署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将在那里一起死去”。

戈培尔对“叛国者和卑劣家伙”的鄙视，几乎与希特勒相等。在元首情绪爆发的前一天，戈培尔把他的宣传部的人召集在一起，说道：“德国人民失败了。在东边，他们在逃跑，在西边，他们正举着白旗迎接敌人。德国人民自己选择了他们的命运。我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做我的同事。你们为什么和我一起工作呢？现在你们的小小的喉咙就要被割开了！不过请相信我的话，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地将颤抖。”

按照希特勒的标准，唯一一种忠诚的德国人，就是那些现在计划自杀并把自己埋葬在自己坟墓里面的人。就在这个晚上，成群的党卫军逐家搜查，寻找开小差的人。惩罚是迅速的。在附近的亚历山大广场，一位刚刚到达柏林的难民、16岁的埃娃·克诺布洛赫，看到一位年轻的德国国防军列兵的尸体挂在一个路灯柱子上。死者的腿上捆着一张白色的大卡片，上面写道：“叛徒。我抛弃了我的人民。”

在这个决定性的一天，海因里齐从早到晚都在等待他感到一定会来的消息，即希特勒已经允许第九集团军撤退。布瑟的部队几乎被包围了，被切断了与它两翼部队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近于被歼灭。然而克雷布斯却继续坚持，让其坚守阵地。他走得甚至更远：他提议，第九集团军的一些兵力应该试图向南打出一条路来，与陆军元帅绍尔讷会合。布瑟本人也使事情复杂化了。海因里齐试图让他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便撤退，而布瑟却拒绝考虑，除非元首下达特别的命令。

4月22日上午11点，海因里齐警告克雷布斯说，到傍晚的时候第九集团军就将被分裂成几个部分。克雷布斯充满信心地预言，陆军元帅绍尔讷将会向北方大举猛攻，与布瑟会合，从而使局面恢复正常。海因里齐可不会再上当了。“绍尔讷要花上几天的时间，才能发起一次进攻，”他告诉克雷布斯，“到那个时候，第九集团军已不复存在。”

随着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形势也变得愈加绝望，海因里齐一再敦促克雷布斯采取措施。“你把我的部队钉牢了，”他发火了，“与此同时你又告诉我，我必须尽我所能以避免元首被包围在柏林的耻辱。我要求解除我的职务你们又不批准，却又违背我的意愿，不让我撤出能够用来保护元首和柏林的兵力。”元首的司令部不仅在布瑟的事情上制造困难，现在又要求冯·曼陀菲尔的第三集团军，把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赶回到奥得河的另外一边去——这是一个全然不可能完成的命令，所以当海因里齐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他只能喘粗气。

中午12点10分，海因里齐警告克雷布斯：“我确信，这是撤退第九集团军的最后时刻。”两个小时以后，他再次打电话，但克雷布斯已经离开，去开元首的会议了。海因里齐对德特莱夫森将军说道：“我们必须作决定。”下午2点50分，克雷布斯给海因里齐打来电话：元首同意，第九集团军的一些兵力可以撤退到外环的北翼一带，同时放弃法兰克福。海因里齐嗤之以鼻。那是一种不彻底的折中办法，与局势的改善无补。他并没有向克雷布斯指出，那座城市一直是由比勒尔上校稳固地坚守着，比勒尔就是希特勒断定“绝非格奈斯瑙”的那个人。现在比勒尔将会发现，要退出战斗是困难的。不管怎么说，这个批准来得太晚了。第九集团军已经被包围了。

两个小时之后，克雷布斯再次打来电话。这一次他告知海因里齐，在元首的会议上已经决定，要把温克将军的第十二集团军从其在西部前线的阵地上转移出来，温克将要向东和向柏林发动一次进攻，以减轻压力。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通知，海因里齐冷冰冰地评论道：“他们将最受欢迎了。”但仍然没有命令让第九集团军完全撤出。尽管他们已经被包围，但海因里齐仍然相信，布瑟的部队仍有足够的力量向西移动。现在克雷布斯谈到的温克的消息——在此之前海因里齐甚至从未听说过这个人——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海因里齐后来说道：“这个消息产生了这么一个希望，即第九集团军毕竟仍然能够从其岌岌可危的局面中被拯救出来。”海因里齐给布瑟打了电话。“克雷布斯刚刚告诉我，温克集团军就要转移，前往你的方向。”他说道。他指示布瑟，把他最强大的师撤出来，从苏联人当中突破，朝西进发迎接温克。布瑟抗议说，这将会使他失去大部分兵力。海因里齐已经受够了。“这是给第九集团军下达的命令，”他用强硬的口吻打断了对方的话，“撤出一个师，让它去与温克会合。”争论已经把他累坏了。

在城市环线的各处，一种红色的光辉给夜空染上了颜色。炮火打击得每一个区都坑坑洼洼，而且炮击一刻也不停。但是在勒尔特街监狱的地下室里，一种喜气洋洋的、激动的感觉一直在稳固地上升。在下午期间，有21个人被释放了。后来，剩下的囚犯的一些贵重物品被归还了。按照警卫们的说法，这个行动是得到授权的，是为了加快释放的进程。现在，每一个时刻囚犯们都期待着被释放。有些人认为，在明天清晨以前他们就会到家了。甚至赫伯特·科斯尼现在也感到，他已经战胜了死刑执行人了。

一个警卫走进了地下室，他手里拿着一个名单，迅速开始点名。在念到每一个名字的时候，人们紧张地听着。其中有一个共产党、一个苏联战俘，还有几个科斯尼认出是在1944年密谋行刺希特勒的嫌疑人。那个警卫一口气报出了名字：“……豪斯霍费尔……施莱歇……蒙齐格……佐西诺……科斯尼……默勒……”突然，赫伯特带着涌起的希望意识到，他的名字被点到了。

一共有16名囚犯被挑了出来。清点人数之后，警卫便带着他们进入了保安办公室。当一个又一个人被叫进去的时候，他们在门外等着。当轮到科斯尼的时候，他看到屋子里有6个党卫军，全都喝得醉醺醺的。其中的一个党卫军核对了他的名字，然后把逮捕他时取走的东西给了他。那些东西少得可怜：他的军队工资本、一支铅笔和一个打火机。赫伯特为他的个人财产签了收条，又在一个表上签了字，那个表声明他已经被释放了。一个党卫军告诉他：“唔，你很快就能见到你老婆了。”

回到地下室以后，他们被告知，要他们打点行装。赫伯特·科斯尼几乎难以相信他的运气，他迅速打包，把结婚四周年时妻子送给他的那套好西装仔细地折叠好。打包完毕，他又开始帮助他的狱友豪斯霍费尔。在豪斯霍费尔的财物当中有一些食品，其中有一瓶酒和一块黑面包。豪斯霍费尔无法把那块黑面包放进他的帆布背包里，所以就送给了科斯尼。接下来是长时间的等待。然后，在过了几乎一个半小时之后，这16个人被排成两排，被人带着走上地下室的台阶，过了一扇门，进入一个黑暗的大厅。突然，门在他们身后砰地关上了，使得他们站在完全的黑暗之中。几乎立即，一个手电筒打开了。当赫伯特的眼睛逐渐习惯于这昏暗的光线的时候，他看到，手电筒挂在一位党卫军军官的皮带上。那位党卫军军官是一个中校，他戴着钢盔，握着手枪。“你们要被转移，”他告诉大家，“如果试图逃跑，你们就将被击毙。把你们的东西装在外面的卡车上。我们将前往波茨坦火车站。”

赫伯特的希望被粉碎了。片刻之间他想到要冲进附近的一间小牢房里，他现在确信，苏联人将在几个小时之内来到这个地区。但就在他考虑要躲藏起来的时候，他也意识到，其他的党卫军端着冲锋枪，正站在屋子的各处。

这些囚犯被驱赶出来，来到勒尔特街，然后朝伤残退役军人街走去。天正下着雨，赫伯特把他的夹克衫的领子拉了上来，把围在脖子上的一条毛巾系得更紧一些，他把毛巾当作围巾用。在街上，这些人半途被叫住了，受到了搜查，刚刚退还他们的个人财产又被带走了。这一队人又再次动身，每一个囚犯的两边都有一个党卫军，党卫军背着冲锋枪，握着手枪。当他们到达伤残退役军人街的时候，一位党卫军军士提议抄近路，穿过那个被炸毁的带有U字形重叠部分的展览厅。他们走过瓦砾，进入那个巨大建筑物的废墟之中，其水泥柱子框架犹存。突然每一个囚犯都被党卫军警卫揪住了衣领。一群囚犯去了左边，其余的去了右边。他们被直接带到大楼的墙的面前，相隔大约六七英尺站好。这时他们全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有些囚犯乞求饶命。在赫伯特旁边的那个人叫了起来：“让我活！我什么也没有做过。”在这个时刻，赫伯特感到，一把手枪的冰冷枪管触到了他的脖子背面。正当军士喊道“开火”的时候，赫伯特把头转了过去。子弹齐射，声音刺耳。赫伯特感到突然受到了猛烈的打击。然后他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现在那位中校沿着那排倒下的人走去，在每一个囚犯的头上又补上了一枪。当他来到赫伯特的面前的时候，说道：“这个猪猡已经够受了。”然后他说道，“快，伙计们。我们必须赶快。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别的工作要做。”

赫伯特永远也不知道，他躺在那里有多长的时间。醒来后过了一阵，他非常小心地把手放在脖子和面颊上。血流如注。在枪响的那一刹那，当他转过头来的时候，他的命得救了。现在他发现，他无法使用他的右臂，也无法使用他的右腿。他缓慢地爬着，爬过废墟，终于来到伤残退役军人街。然后他站起身来，发现还能行走，他把毛巾在受伤的喉咙处系得更紧一些，然后缓慢地、痛苦地朝夏里特医院[27]走去。他几次倒下。有一次，一群希特勒青年团员叫住了他，他们起初要求看他的身份证件，但见他伤势严重，便放他过去了。

在他行程的某个时刻，他脱掉了鞋，因为“鞋太重了”。在另外一个时刻，他遭遇到猛烈的炮击。究竟走了多长的时间，他永远也无法记得——他始终神志不清——不过最终还是到了他离法兰塞基街有一段距离的家。然后，用最后的一点力气，赫伯特·科斯尼，这位勒尔特街监狱大屠杀唯一活着的证人，反复地砰砰敲门。他的妻子黑德维希打开了门。站在那里的人她认不出来，他的脸全都是血，上衣前面也全都是血。她吓坏了，说道：“你是谁？”就在倒下之前，科斯尼勉强说道：“我是赫伯特。”[28]

4月23日凌晨1点，在第十二集团军司令瓦尔特·温克将军位于维森堡森林的司令部里，电话响了。德国国防军的这位最年轻的将军仍然穿着制服，在扶手椅上打盹。他的指挥部号称“老地狱”（Alte Holle），在马格德堡东约35英里处，以前是一位猎场看守人的家。

温克拿起电话。他手下的一位指挥官报告说，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刚刚过了营地，正在前往司令部的路上。温克给他的参谋长京特·赖希黑尔姆上校打电话。“有客人要来，”他说道，“是凯特尔。”温克始终打心眼里厌恶希特勒的参谋长，现在他最不想与之交谈的人，就是凯特尔。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温克所看到的悲伤、艰难和苦难，比他在战斗中所目睹的还要多。随着德国边界的缩小，他的区域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难民营，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德国人——在马路，在田野，在村庄和森林里，睡在运货马车里、帐篷里、出了毛病的卡车里、火车车厢里，以及空地上。温克已经把他区域里的每一个可住人的房子——家、教堂、甚至村庄的舞厅——都变成了难民的避难所。他后来说道：“我感觉就像一个来访的牧师。每天我都四处走动，努力尽我所能帮助难民，尤其是儿童和病人。而且我们也一直想知道，美国人什么时候将从他们在易北河对面的桥头阵地上发动进攻。”

他的军队现在每天都为50多万人提供食物。来自帝国各地的火车来到了在易北河和柏林之间的这个狭窄的地区，再也不能往前行进了，它们所装载的货物，对第十二集团军来说既是一种恩惠，又是一种负担。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货物，从飞机部件到整车的黄油，在火车上都找得到。在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东部前线，冯·曼陀菲尔的装甲部队因为缺少燃料而停止了行进；而另一方面，温克则汽油多得几乎用不完。他已经向柏林汇报，说有这些多余物资，但迄今并没有安排谁来领取，甚至都没有人承认曾收到他的报告。

现在，等候凯特尔的时候，温克不无忧虑地考虑到，如果这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得知他在难民当中所做的社会福利工作的话，将很难赞同。按照凯特尔有关军人道德规范的准则，这样的行为是不可想象的。温克听见一辆小汽车驶来，他的一个参谋说道：“现在看凯特尔扮演英雄吧。”

凯特尔穿着陆军元帅的全套服饰，甚至还手持元帅节杖，在助手和副官的追随下进入了这个小小的房子。“凯特尔以及他那一群人趾高气扬地走着，好像他们刚刚攻占了巴黎似的，那种傲慢和炫耀”在温克看来是可耻的，“因为每一条马路都讲述了悲惨的故事，而且德国也战败了。”

凯特尔用他的陆军元帅节杖触了一下他的帽子，正式行了军礼。温克立即看到，他的客人尽管一丝不苟，但却既焦虑又激动。凯特尔的助手取出地图，把它们摊开。凯特尔轻轻地叩击着柏林，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必须救元首。”

然后，好像感觉太突兀一般，凯特尔放下那个话题，要求简单介绍一下第十二集团军的形势。温克并没有提到难民，也没有提到第十二集团军在照顾难民上所做的事情，相反，他笼统地谈到了易北河地区。甚至在端上咖啡和三明治的时候，凯特尔也没有放松下来。温克并没有让他的客人舒服自在。“真相在于，”他后来解释说，“我们感到很是比他优越。既然我们尚未知道，凯特尔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怎么能告诉我们，结局已经来到了？”

凯特尔突然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希特勒，”他神情严肃地说道，“已经完全崩溃了。更糟糕的是，他放弃了。由于这个形势，你必须转移你的部队，与布瑟的第九集团军一起向柏林大举猛攻。”当凯特尔描述形势的时候，温克静静地听着。“柏林战役已经开始了，”他说道，“处在危急关头的正是德国和希特勒的命运。”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温克，“发动进攻并拯救元首是你的责任。”温克突然不相干地想到，这大概是凯特尔一生中最接近前线的时刻了。

很早以前，在与凯特尔打交道的时候，温克就明白了：“如果你提出一个理由，那么两件事情当中的一件就会发生。或者是你听上两个小时言辞激烈的谈话，或者是你失去指挥权。”现在他自动地回答说：“当然，陆军元帅，我们将按照你的命令去做。”

凯特尔点了点头。“你将从贝尔齐希—特鲁恩布里岑防区进攻柏林，”他说道，同时指着在第十二集团军的前线东北大约12英里处的两个小镇。温克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凯特尔所讨论的计划，是以兵力为基础的——以人员、坦克和师为基础——而这兵力或者是很早就被消灭了，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由于实际上没有坦克或者自行火炮，由于人员少，温克不可能同时既在易北河坚守防线抵御美国人，又向柏林发动进攻以拯救元首。不管怎么说，要从东北方向发动进攻，进入柏林，是极其困难的，路上有太多的湖泊和河流。他向凯特尔提议，第十二集团军向柏林的大举猛攻，“应该从湖泊的北边，途经瑙恩和施潘道。我想，”温克又补充道，“我可以在大约两天之后发动进攻。”凯特尔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们不能等上两天。”

温克再一次没有争论，他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争论上。他迅速表示同意凯特尔的计划。陆军元帅离开司令部的时候，转向温克说道：“我祝你获得完全的胜利。”

当凯特尔的汽车开走以后，温克把他的参谋们召集起来。“现在，”他说道，“我们实际上将这样做。我们将尽可能向柏林大举猛攻，但我们将不会放弃在易北河上的阵地。我们的两个侧翼保留在易北河上，这样，一条逃往西方的渠道就能保持畅通。向柏林大举猛攻，反而被苏联人包围，那毫无意义。我们将努力与第九集团军会合，然后把每一个能够及时到达的士兵和平民带到西方。”

至于希特勒，温克只是说：“一个人的命运不再重要了。”当他在为进攻发布命令的时候，温克想到，在那个晚上的长时间讨论中，凯特尔一次也没有提到柏林人民。

当黎明在马格德堡出现的时候，有3个德国人悄悄地渡过易北河，向美军第三十步兵师投降。其中的一位是57岁的库尔特·迪特马尔中将，他是一位德国国防军军官，每天从前线播送最新的公报，在整个帝国以“德国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嗓子”而闻名。和他一起投降的是他16岁的儿子埃贝哈德和维尔讷·普洛斯克特少校。普洛斯克特少校是参加过D日战斗的老兵，他手下的马格德堡火炮在阻止辛普森将军的美军第九集团军渡过易北河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迪特马尔被认为是在所有德军广播员当中最精确的一位，不仅在德国，而且在盟军监听人员当中，都有大量崇拜者。他被立即带到第三十步兵师司令部进行审问。他提供了一个情报，让情报军官们吃了一惊：他明确地说，希特勒在柏林。对盟军军官们来说，这是富有启迪的新闻，迄今为止，对于元首的下落谁也不清楚[29]。大多数谣传说，他是在国家堡垒里。但迪特马尔对他的说法坚信不疑，他告诉审问他的人，元首不仅在柏林，而且他认为，“希特勒将不是在那里阵亡，就是自杀”。

“告诉我们国家堡垒的情况。”有人敦促他。迪特马尔显得很困惑，他说，有关国家堡垒他所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在1月份他从一份瑞士报纸上读到的。他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在北方有小股部队的抵抗，“包括挪威和丹麦，在南方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也有一个小股部队的抵抗。不过，”他补充说，“那与其说是有意的抵抗，不如说是环境逼出来的。”审问他的人逼他说出国家堡垒的情况，迪特马尔摇了摇头：“国家堡垒吗？那是一个浪漫的梦想。是个神话。”

而这就是一切——是一种妄想。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布拉德利后来写道：“国家堡垒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几个狂热的纳粹的想象之中。它成长成了一个得到如此夸大的方案，结果我感到吃惊的是，我们居然这样天真地相信它的存在。但由于它继续存在，这个传说……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战略思维的方向。”

在一团团的尘土当中，成队的德国坦克在卡尔斯霍斯特隆隆穿行着，卡尔斯霍斯特位于柏林东边的利希滕贝格区郊外。埃莉诺·克吕格尔的犹太人未婚夫约阿希姆·利普希茨正躲藏在她家的地下室里，埃莉诺惊诧地注视着。这些坦克是从哪里来的？它们要到哪里去？那些坦克不是朝城里行驶，而是向南冲去，前往舍讷韦德，好像是在逃离柏林似的。是不是苏联人就在身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约阿希姆终于获得了自由。不过德国军队为什么要离开这座城市呢？他们是不是放弃了这座城市？是不是在撤退？

埃莉诺并不知道，她所注视的是魏德林将军的第五十六装甲军的吃了败仗、遭到重创的余部，他们正在试图与主力部队恢复联系。在被逼到了城市的郊外之后，魏德林的部下已经以一种最为迂回的方式，与布瑟现在被围困的第九集团军再次建立了联系：他们一来到城市的边缘，便使用公用电话给在柏林的陆军最高指挥部打电话，并随即通过无线电与第九集团军取得了联系。第五十六装甲军立即接到命令，前往首都的南部，冲破苏联人的包围圈，再次与第九集团军会合，会合地点是离城大约15英里处，在柯尼斯武斯特尔豪森和小基尼茨地区。从那里，他们将联手切断科涅夫的军队。

不过首先，魏德林还有一些没有做完的事情要做。他现在已经听说，不论是布瑟手下的军官还是希特勒的司令部里的军官都已经被派出，要逮捕他，所根据的指控是他故意从战场上逃跑，搞得他的装甲军群龙无首。他愤怒了，命令他的部下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向前推进，而他则前往城里，要与克雷布斯对质。

几个小时以后，魏德林穿过了柏林，来到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从地下室走过，来到所谓的副官地堡，克雷布斯和比格多夫在那里有办公室。他们冷淡地迎接了他。“出了什么事？”魏德林质问道，“告诉我，为什么要枪毙我。”魏德林严厉地说道，从战役开始的那一刻起，他的司令部就一直位于前线，怎么能说他逃跑了？有人提到在德伯里茨的奥林匹克村。魏德林咆哮道，第五十六军从来也没有到过德伯里茨的附近，若是到了那里，“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克雷布斯和比格多夫慢慢地缓和起来，他们很快便许诺，将“毫不耽误地”向元首澄清事实。

魏德林然后向两人简要介绍了他的形势。他告诉他们，他的军就要向柏林南部发动进攻——接着，“我附带地顺便补充说，在离开以前我收到了一个报告，说在鲁道附近看到了苏联坦克先头部队”。鲁道在城市东南的新克尔恩区边缘处，克雷布斯立即看到了危险。他说道，这样的话，第九集团军给第五十六军下达的命令就得改变，魏德林的军就得待在柏林。然后克雷布斯和比格多夫都匆匆离开，去见希特勒。

之后不久魏德林被告知，希特勒想见他。前往元首地堡走了一段长长的路，穿过了魏德林后来所称的一个“地下城”。从克雷布斯的办公室出发，他首先走过了一个地下隧道，然后穿过一个厨房和餐厅，最后走下一段楼梯，进入元首的个人住处。

克雷布斯和比格多夫介绍了他。“在一张摆满了地图的桌子后面，”魏德林写道，“坐着帝国的元首。我走进的时候，他转过头来。我看见了一张浮肿的脸，眼睛焦虑不安。当他努力要站起来的时候，我震惊地注意到，他的手和腿在不断地颤抖。他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站了起来。他带着扭曲的微笑与我握手，以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嗓音问，我们以前是否见过面。”魏德林说，以前见过一次，一年以前元首曾经给他授勋。希特勒说道：“我确实记得名字，但没能记住脸。”当希特勒坐下的时候，魏德林注意到，甚至在坐着的时候，“他的左腿也在不停地移动，膝盖就像钟摆一样摇摆，只是比钟摆更快一些”。

魏德林告诉希特勒，第五十六军的形势是什么。然后希特勒确认了克雷布斯的指示，即该军要待在柏林。元首随即开始阐发他有关保卫柏林的计划。他提出，应该从西边把温克的军队调进来，从东南把布瑟的军队调进来，从北边把施泰讷集团军群调进来，这样一来，也就能从某种程度把苏联人截断。魏德林写道：“我越来越惊讶地听着元首的高谈阔论。”只有一件事情对魏德林来说是清楚的：“如果不出现奇迹，那么最终失败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那天晚上，在蒙受了沉重损失以后，第五十六军总算摆脱掉了南边的苏联人，然后转移进入了柏林。24个小时以后，令魏德林震惊的是，他被任命为柏林市的城防司令。

来自斯大林的命令编号是11074。命令是下达给朱可夫和科涅夫两人的，命令把城市在他们之间分割了开来。命令说道，从即日，也就是4月23日起，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第一乌克兰方面军之间的边界将是，“吕本，再从吕本到托伊皮茨、米滕瓦尔德、马林多夫，一直到柏林的安哈尔特火车站”。

尽管科涅夫不能公开抱怨，但他却非常伤心。奖品给了朱可夫。这个分界线笔直地穿过柏林，把科涅夫的军队放在帝国国会大厦西边大致150码的地方——而苏联人始终认为帝国国会大厦是这个城市的奖品中的上品，是将要插上苏联国旗的地方。

现在这座城市开始死去了。在大多数地方，水和煤气的供应已经停止。报社开始歇业，最后的一份报纸是纳粹自己的《民族观察员报》，该报社是26日关闭的。（它被戈培尔授意创办的一份有4页的报纸所取代，该报纸叫《装甲熊》［DerPanzerbar］，它被描述为“大柏林保卫者的战斗报纸”，该报持续了6天。）随着街道变得不可通行、汽油短缺、车辆损坏，城内的所有交通也就慢慢地停止了。货物配送服务停止运转，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送货。制冷工厂不再运行。4月22日，城市有100年历史的电报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关门，它所收到的最后一封电报来自东京，电文是：“祝你们所有的人好运。”在同一天，最后一架飞机离开了滕珀尔霍夫机场，载着9名乘客飞往斯德哥尔摩，而柏林的1400个消防队已接到命令，要他们到西边去。[30]

现在，由于所有的警察不是在军队里就是在地方军里服役，城市也就慢慢地开始失控。人们开始劫掠财物。铁路调车场里熄火的货运列车，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被破门而入了。玛加蕾特·普罗迈斯特在猛烈的炮击当中，去铁路调车场进行了一次极其危险的旅行，带着一块腊肉出来。“回顾起来，”她事后说道，“我认为这纯粹是发疯。”埃琳娜·马尤斯基和薇拉·翁格纳德一路跑到位于莫阿比特的铁路调车场，她们看到，人们在抢夺成箱子的杏、李子和桃子罐头。还有成麻袋的种类奇怪的豆子，但这两个姑娘不予理会，她们不认识绿色的咖啡豆。她们拿了一箱子罐头食品，上面贴的标签是“杏”，回到家才发现，是苹果酱，而这两个姑娘本来一直讨厌苹果酱。罗伯特·舒尔策的遭遇甚至更加糟糕：他花了5个小时的时间，和一伙暴民一起，试图在一家大的食品商店里搞到一些土豆——但等到轮到他的时候，土豆全都被抢光了。

那些不想把物品白送的店主，往往不得不白送。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克劳斯·库斯特与他的姑姑一起走进一家商店，要一些食品。当店主坚持说只剩下一些谷类食品的时候，库斯特拔出一把手枪，要食品。店主迅速地拿出各式各样的食品，确切地说是从柜台底下拿出来的。库斯特能拿得动多少就拿起多少，然后他和感到愤慨的姑姑离开了商店。“你是一个不信上帝的青年，”当他们来到外面的时候他姑姑叫道，“你使用的是美国歹徒的方法！”库斯特回答道：“呀，闭嘴！现在是生或死的问题。”

埃尔夫丽德·马加特听到谣传，说位于赫尔曼广场巨大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遭到了洗劫。她匆匆赶到商店，发现里面人满为患。“每一个人都在推搡着，踢着，为了挤进门去，”她后来报道说，“不再有人排队。没有销售人员，似乎没有人负责。人们只是在抢夺看得见的每一件东西。如果最终发现那是件无用的东西，他们就干脆把它扔在地板上。在食品部，地板上有一层像几英寸厚的地毯似的烂泥，那是由炼乳、柑橘浆、面条、面粉、蜂蜜组成的烂泥——是由被暴徒们打翻或者扔掉的每一件东西组成的烂泥。”

似乎还留下了几个主管，因为不时有人喊道：“出去！出去！商店要被炸掉了！”谁也没有理会他，那太明显是个花招了。妇女们在服装部抢夺外套、连衣裙和鞋，床上用品、亚麻织品和毯子则被别的人从架子上拽了下来。在糖果部，埃尔夫丽德看见一个男人从一个小男孩那里抢夺一盒巧克力。那孩子哭了起来，然后他喊叫道：“我要再找一盒。”他果然又找到了一盒。

但在出口处，结局出现了：当人们带着他们的赃物出去的时候，有两个主管把每一个人都挡住。他们让人们带走食品，但别的都不行。很快，在门的旁边堆积起了一大堆商品，人们吃力地在那堆商品中间穿行过去，推推搡搡，试图强行从那两个主管身边走过。当埃尔夫丽德带着她得到的外套试图通过的时候，一个商店官员一把把外套从她的手里夺去。“请让我带走它，”她乞求道，“我冷。”他耸耸肩，又从那堆商品中把外套取回，给了她。“赶快滚开！”他说道。而且从始至终，当暴徒们推搡着抢夺眼前的一切的时候，都有人在不断地喊道：“出去！出去！商店要被炸掉了！”

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洗劫的一位目击者，是牧师莱克沙伊特。他的在场，其方式是令人吃惊的。他的一位教区居民生了一个死胎，婴儿的尸体得火化，母亲非常悲痛，想让装有骨灰的瓮得到恰当的安葬，莱克沙伊特同意到场——即使这意味着，在不断的炮击之下，走上几英里的路，来到那个妇女想让她的孩子安葬的位于新克尔恩区的墓地。他们踏着沉重的脚步走着，那个妇女用她的购物袋装着那个小小的骨灰瓮，在途经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的时候，他们看见暴徒在洗劫。他的那位教区居民瞪眼看着，突然她说道：“等一下！”莱克沙伊特吃惊地站着，只见“她从我的身边离开，消失进了商场，连同消失的还有骨灰瓮和购物袋”。若干时间以后她回来了，喜气洋洋地挥动着一双结实的靴子。她转向莱克沙伊特，说道：“我们走好吗？”

在返回的路上，莱克沙伊特悉心不让她靠近卡尔施塔特百货商店，而这恰恰做对了。那天下午，这个巨大的商店发出了剧烈震动，那是炸药把它炸成了碎片。据报道，党卫军在商店的地下室里储存了价值2900万马克的补给品，于是炸掉了这个大商店，为的是不让苏联人获得这些财富。有若干名妇女和儿童在爆炸中丧生。

面对着劫掠者，许多店主干脆放弃了。他们不是让自己的商店被不法之徒砸得粉碎，而是把货架上的商品清理出来，把补给品分发下去，而又不收配给票证或者钱。这还有一个原因：店主们已经听说，如果苏联人发现有囤积的食品，他们就会把商店烧掉。一个星期以前，在新克尔恩区，电影放映员京特·罗泽茨曾经想在滕格尔曼氏食品杂货店买一些柑橘酱，但遭到了拒绝。现在罗泽茨看见，滕格尔曼氏食品杂货店正在销售一桶桶的柑橘酱、燕麦、糖和面粉——全都是10马克1磅。这家商店正在惊恐地把食品分发掉，只是为了把所有的东西从商店里清理出去。在兴登堡街拐角处，卡斯帕里酒馆里，亚历山大·克尔姆简直无法相信他的眼睛：凡是到来的人都分到了成瓶的酒。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克劳斯·库斯特在他的住宅区里再次进行了突然袭击，在一个地方搞到了200支免费香烟，又在另外一个地方搞到两瓶白兰地。他住宅区里的酒馆店主说道：“喂，你还不如把它喝掉。苦日子就要到了。”

对抢劫者来说，肉实际上无处可得。起初有几位肉商把供应品发放给特殊的顾客，但不久那些供应品也没有了。现在，在整个柏林，人们开始瓜分马肉，那些马匹因为炮击而死在街道上。莎洛特·里希特和她的妹妹看见，用刀子武装起来的人们正在切割一匹死在布赖滕巴赫广场的灰白色的马。莎洛特看见，“那匹马并没有倒向一边，而在一定程度上是蹲着，仍然仰着头，睁大着眼睛。那里，正有一些妇女用切肉刀剁开马的腿肉。”

鲁比·博尔格曼发现，她喜欢用香槟酒刷牙，香槟酒使得牙膏起大量泡沫。在海因里希·舍勒的时髦的格鲁班－佐乌希饭店，鲁比和她的丈夫埃贝哈德过着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生活，舍勒信守他的诺言，当炮击开始的时候，他就邀请博尔格曼夫妇和他一起，住在他华丽的地下住处。饭店的银器、水晶制品和精美瓷器的备用品，就储存在那里，而且舍勒还提供了物质享受。地板上铺着东方地毯，在入口的两边，睡觉的地方用沉重的灰绿色帷幕隔开，屋里摆放着奢华的厚垫椅子、一张沙发和小的桌子——每一张小桌子上都覆盖着从饭店里取来的米黄色和赭色的亚麻布。有几天没有自来水了，但却有大量的香槟酒。“我们在上午、中午和晚上都喝香槟酒，”鲁比记得，“香槟酒就像水一样——就像我们没有的自来水一样——流淌着。”

食品是真正的问题。博尔格曼夫妇的好朋友皮亚·范·赫文有时同他们分享这地下室的物质享受，她在来访的时候偶尔能够带来一些面包，甚至一点肉。然而，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靠金枪鱼肉和土豆生活。鲁比想知道，准备这些主要食品得有多少方式。每当被问起，饭店那位喜怒无常的法国厨师长莫普提就得再说上一遍。既然现在美国人的到来似乎无望，这小小的一群人就决定享乐一番。在任何一个小时他们都可能死去。

“爸爸”萨恩格尔弃世了。

在经历了4年的轰炸以及最后几天的炮击之后，这位78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拒绝被吓倒。事实上，埃纳娜·萨恩格尔用了所有的说服力量，才得以阻止她的丈夫康拉德外出，不去参加与他的一战战友的例会。她让“爸爸”干活，在花园里挖一个浅洞，把她制成的果酱藏起来。康拉德也认为，把他的旧军刀与果酱藏在一起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样苏联人在家里就发现不了武器。

但这活一做完，“爸爸”就上了街，尽管全家人苦苦哀求。他们在马丁·尼默勒牧师家燃烧的废墟外面的树丛中，发现了他被弹片打得满是窟窿的尸体，那个地方就在他们家不远处。在炮弹覆盖着整个地区的时候，一家人推着手推车把“爸爸”送回了家。当埃娜在车旁走着的时候，她记起，他们最后一次交谈时，有关《圣经》上的哪一句引语用在这个时代更为贴切，当时她的见解与康拉德稍微有点不同。“爸爸”断言：“人只能靠着第90首诗篇活着，尤其是第4诗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埃娜并不同意。“在我个人看来，”她告诉他，“我认为那首诗篇过于悲观了。我更喜欢第46首：‘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棺材无从可得，而要是试图到墓地去，无论如何都太危险了，可是他们又不能把尸体保存在温暖的家里。他们于是把尸体留在门廊里。埃娜找到两小片木头，把它们钉在一起，当作十字架。她轻轻地把这个十字架放在她丈夫的两手之间。当低头看着“爸爸”的时候，她希望能够告诉他，他是对的，因为第90首诗篇接下来是：“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伯恩哈德·哈皮赫神父低下头，看着他的布道笔记。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小礼拜堂被柔和的烛光照耀着，但在外面，在威尔默斯多夫区以东的天空却几乎是血红的，那天凌晨3点就把修女们唤醒的炮击，在几乎12个小时以后仍然在继续。在附近的某个地方，玻璃粉碎了，一个巨大的震荡摇撼了大楼。哈皮赫神父听见街上传来大声的叫喊，然后又听见捷克高射炮的低沉的射击声，高射炮就在马路的对面，从产科医院和孤儿院里发射的。

坐在他面前的那些修女一动也不动。当他抬头凝视她们的时候，他看到，与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的命令相一致的是，那些妇女已经把她们通常佩戴的沉重银质十字架取了下来。相反，小的、不显眼的铁十字架——所谓的死亡十字架——被固定在她们的法衣上。那些银十字架，连同所有的指环和手表一起，都藏了起来。

哈皮赫神父本人也作了一些准备。在他居住的达勒姆别墅里，一个大箱子装好了，神父在箱子里放进了一些医疗器械、药箱里的药品，还有邻居们送的药品、绷带和忏悔者穿的白色忏悔服。在当牧师以前，哈皮赫神父曾获得一个医学学位，现在他再次既当医生又当牧师。现在，他每天都看护炮击中的受伤者，照料事故中的受害者，治疗歇斯底里和休克病人。他的医生白大褂开始穿得和他的牧师法衣时间一样多。

他再次看着他的那一小群修女、护士、和平信徒修女们，默默说了一句祈祷文，说上帝将把正确的话给他，然后开始布道。

“在不久的将来，苏军将占领，”他说道，“有关苏联人非常坏的谣传已经散布开来。在某种程度上，那些谣传已经证明是果有其事。但也不应该一概而论。

“如果你们在场的人当中，有人经历某件坏的事情，那就要记着小圣阿格尼斯的故事。在12岁的时候，她被命令崇拜虚假的神。她对基督起誓，做了画十字的动作，因为这个原因，她的衣服被撕扯掉了，她在一群异教徒的面前受到折磨。然而这并没有使她胆怯，尽管异教徒们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她在公众面前的曝光，使得一些人讨好她，有些人甚至还向她求婚。但她回答说：‘基督是我的配偶。’因而被判了死刑。有那么一会儿她站着祈祷，然后被斩首，天使迅速把她带到天堂去了。”[31]

哈皮赫神父停顿了一下。“你必须记住，”他说道，“就像圣阿格尼斯一样，如果你的身体被玷污了，你不想要你的身体了，那么你就将在天国得到双倍的永恒报偿，因为你将戴上殉难者的冠冕。因而，也就不要有负罪感。”他停了下来，然后又强调说，“你没有罪。”

当他沿着侧廊走回去时，他的会众唱起了退场赞美诗。“每过去一个小时我都需要你在场……除了你的仁慈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挫败引诱者的力量？”这是那首古老的赞美诗《和我在一起》的歌词。

由于边远的社区被苏联人的进攻隔断了，因而在舍讷贝格区温特费尔德大街的长途电话交换局里，主交换台上的灯光就一个又一个地熄灭了，然而在交换局里面，人们像以往一样忙碌着。主管伊丽莎白·米尔布兰德和接线员莎洛特·布尔梅斯特并没有下到地下室掩蔽所里，而是把折叠帆布躺椅以及床垫和枕头带进办公室：这两个女人打算在主交换机所在的五楼，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就坚持多长时间。

突然，大楼里面的扩音器刺耳地大声鸣响着。掩蔽所医院里，接线员海伦娜·施罗德为她所听到的消息而欣喜若狂。在五楼，米尔布兰德和布尔梅斯特这两位接线员正在记录消息，这样，她们就能向仍然与交换机有联系的所有地区用电话告知。“注意！注意！”电台播音员说道：“不要焦虑。温克将军的军队已经与美国人会合了。他们正在向柏林发动进攻。鼓起勇气来吧！柏林并没有丢掉！”

他们冲破了城市防御工事的外环，奋力冲进了第二道环线。他们在T－34型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后面蹲伏着，在街道、马路、林荫道和公共绿地激战。打头阵的是科涅夫和朱可夫近卫军久经战阵的突击部队，与他们在一起的是坦克集团军戴皮革帽子的士兵，而在他们身后是一列又一列的步兵。

他们是一支奇怪的军队。他们来自苏联的几乎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除了干净利落的各个近卫军团之外，他们在外貌和作战服装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不同的语言和方言，结果军官往往无法与他们自己部队的人群进行交流[32]。在大军中有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卡累利阿人[33]、格鲁吉亚人和哈萨克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巴什基尔人[34]、莫尔多瓦人[35]、鞑靼人、伊尔库茨克人[36]、乌兹别克人、蒙古人和哥萨克人，有些人穿着深棕色的制服，有些人穿着土黄色或者灰绿色的制服，还有的人穿着深颜色的裤子和高领子的军装上衣，军装上衣的颜色从黑色到米黄色不等。他们的帽子也是各种各样——带有可上下快速移动护耳的皮风帽、毛皮帽子，还有破旧不堪、汗渍斑斑的卡其布帽子。他们似乎全都携带着自动武器。他们或骑着马，或步行，或骑着摩托车，或坐在马拉的车上以及各种各样缴获的车辆上，向柏林奔去。

在舍讷贝格电话局里，扩音器传来的声音命令道：“大家注意。摘下你们的党徽，丢掉你们的党内书籍，请脱下你们的制服。把它们扔进院子里的那个大沙堆里，要不然就送到发动机房，它们将在那里被烧掉。”

看见有5辆苏联坦克在步兵的簇拥下，在街道上隆隆驶去，送奶工理查德·波加诺斯卡停下他的送奶车，目瞪口呆。波加诺斯卡把他的马车调过头来，又赶着车回到了达勒姆领地乳牛场。他去了地下室，和他的家人待在一起。

他们等了片刻。突然掩蔽所的门被踢开了，苏军士兵走了进来。他们默默地四下张望着，然后离开了。又过了一小会儿，有些土兵又回来了，命令波加诺斯卡和乳牛场的其他雇员到行政楼里去。当他等待的时候，他注意到，所有的马匹都不见了，不过奶牛还在。一个苏联军官说着完美的德语，命令工人们回去工作。他说，他们得喂牛，挤牛奶。波加诺斯卡几乎无法相信。他本来预料的，要糟糕得多。

在市郊的各个区里，看到最先到达的苏联部队的人们情况都一样。苏军的先头部队，历经磨难但在行为上无懈可击，完全不是吓坏了的市民们原先预料的那个样子。

下午7点，皮亚·范·赫文坐在她位于舍讷贝格区公寓楼的地下室通道里，给几个马铃薯削皮。不远处，同一幢公寓楼的其他几个女人在一起聊天，她们背朝着敞开的地下室门。突然皮亚抬起头来，张大了嘴凝视着由两个苏联士兵端着的冲锋枪的枪口。“我静静地举起了双手，一只手里拿着刀子，另外一只手里拿着马铃薯。”她记得。其他的女人看了看她，转过身来，也举起了手。令皮亚惊讶的是，其中的一位士兵用德语问道：“这里有当兵的吗？有没有人民冲锋队？有没有枪？”女人们摇了摇头。“好德国人！”那名士兵赞许地说道。他们走了进去，拿起那几个女人的手表，然后消失了。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皮亚也就看见越来越多的苏联人。“他们是作战部队，许多人会说德语，”她记得。“但他们似乎只对继续前进、参加战斗感兴趣。”皮亚和公寓楼里的女人们断定，戈培尔有关穷凶极恶的苏军的一切言论，只不过是又一派谎言。“如果所有的苏联人都这样的话，”皮亚告诉她的朋友们，“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

玛丽安妮·邦姆巴赫也有同样的感觉。一天早晨，她从位于威尔默斯多夫区的地下室里出来，看见苏联人的一个战地厨房就建在她家后门的外面。在黑林地公园里露营过夜的苏联作战部队的士兵，正在与这一带的孩子们共同享用食品和糖果。他们的举止尤其给玛丽安妮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把一些方形的垃圾箱倒立起来，用作桌子。每一个上面都盖着布垫子，那些布垫子显然是从附近的别墅里拿来的。他们在那块地的中央，坐在直靠背椅子上，吃着摆在垃圾箱上面的东西。除了对孩子们平易可亲之外，这些苏联人似乎对平民视而不见。他们只待了几个小时，然后继续前进了。

多拉·扬森以及她丈夫的勤务兵的遗孀既震惊又害怕得要死。在助手受到了致命的炮击、扬森少校负伤之后，多拉邀请那位遗孀与她住在一起。这两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女人由于悲伤和恐惧而神经疼痛，她们待在扬森家的地下室里，这时多拉看见，“一个巨大的影子出现在墙上”。影子的手中握着一支枪。在多拉看来，那个幽灵“似乎就像一门大炮，握在一个大猩猩的爪子里，那个士兵的头似乎巨大而且变形”。她喘不过气来。那个苏联人出现了，后面又跟着一个人，命令她们从地下室里出来。“现在，”多拉想，“事情要发生了。”这两个女人被带出户外，苏联人递给他们扫帚，指着散落在人行道上的瓦砾和碎玻璃。两个女人发着愣，她们既惊讶又如释重负，这令苏联人捧腹大笑。

别的人则与刚刚到达的前线部队有了更为折磨人的遭遇。伊丽莎白·埃贝哈德差一点被枪毙。伊丽莎白是一位社会福利工作者，受雇于天主教主教康拉德·冯·普莱幸，几年来一直在隐藏犹太人。她在访问一个朋友的时候，遇见了她首次见到的两个苏联人——一位年轻的金发军官，由一位女翻译陪同。这两位全副武装进了房子，那个女翻译端着冲锋枪。正当那两个苏联人进屋的时候，电话响了。当伊丽莎白的朋友拿起电话的时候，那位举止高雅的军官一把把电话夺了过去。“你们俩都是叛徒，”翻译告诉她们，“你们与敌人联系。”两个女人被匆匆赶出房子，来到花园，背靠墙站着。军官宣布，他要枪毙她们。伊丽莎白的膝盖在颤抖，她冲着他喊道：“我们一直在等你们！我们一直是反希特勒的！我丈夫作为政治犯在监狱里待了12年！”

那个女苏军作了翻译。军官慢慢地放下了枪，他似乎非常尴尬，然后他向伊丽莎白走去，抓起她的右手，吻了一下。伊丽莎白也对那个苏联人做出了同样的姿态。她用尽可能做到的随便口吻，礼貌地问道：“你们和我们一起喝杯酒好吗？”

最先到达的部队纪律严明和秩序井然，几乎令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异。药剂师汉斯·米德注意到，苏联士兵“似乎避免朝房子里面开枪，除非他们确信有德国防御者躲藏在那里”。海伦娜·伯泽一直生活在对苏联人的到来的恐惧之中，她在自家的地下室台阶上与一名苏军装甲兵面对面相遇。他“年轻，英俊，穿着洁净无瑕的制服”。当她从地下室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只是看了看她，然后做出表示善意的手势，给了她一根棍子，上面捆扎了一条白手帕，作为投降的标志。在威尔默斯多夫区的同一个地区，伊尔莎·安泽一直认为，柏林人将要“像饲料一样投掷给苏联人”，她在公寓楼的地下室里睡觉的时候，第一个苏联人进来了。她醒了过来，恐惧地盯着他，但那位黑头发的年轻装甲兵只是冲着她微笑，用蹩脚的德语说道：“为什么要害怕？现在一切都好了。睡觉吧。”

对一个群体的柏林人来说，苏联部队的到来根本就没有带来恐怖。犹太人早就接受了恐惧。莱奥·施特恩费尔德原先是在滕珀尔霍夫区的一名商人，被迫替盖世太保收垃圾，在苏联人每挺进1英里的时候他都在硬着头皮等待着。他有一半犹太人血统，在整个战争期间都生活在极度痛苦的提心吊胆之中，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和他的家人会被送到集中营里去。在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施特恩费尔德的姓名都使得他和他的家人在防空掩蔽所里不受欢迎。但是当炮击开始的时候，莱奥注意到，他的邻居们的身上有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变化。“这幢房子的居民，”他回忆道，“几乎是把我们拽进掩蔽所里。”

施特恩费尔德看见第一批部队来到的时候，喜出望外。他们秩序井然而又平和，对莱奥来说他们就是解放者。苏军营长问，他们是否可以用莱奥家里的一间屋子开一个庆祝会。“我的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用。”莱奥告诉他。在若干天以前，当附近的邮局被炸毁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房子的一半，不过还剩下三个房间。“你可以使用那间有天花板的屋子。”莱奥向那个苏联人保证说。作为回报，他、他的家人和一些朋友被邀请参加庆祝会。苏联人到达了，带来了成篮子的食品和饮料。“这一个时刻在我看来，”莱奥说道，“就好像整个苏军都参加这个庆祝会似的。”苏联人喝了大量的伏特加酒，然后，在手风琴的伴奏下，那位营长开始唱歌了，他在私人生活中是一位歌剧明星。莱奥坐在那里，被迷住了。多年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自由了。

约阿希姆·利普希茨躲藏在克吕格尔夫妇家的地下室里，他从藏身处走了出来，迎接苏军的装甲兵。在他隐匿的几个月时间里，他自学了俄语，现在他用缓慢、吞吞吐吐的俄语，试图说明他是谁，并表达他对获得解放的感激之情。令他惊讶的是，那些苏联人都高声狂笑起来。他们喧闹地拍着他的后背，说他们也感到高兴，不过又补充说，他说的是可怕的俄语，在这么说的时候又笑得喘不过气来。约阿希姆并不介意，对他和埃莉诺·克吕格尔来说，那个漫长的等待已经结束了。当战役结束的时候，他们将是第一对结婚者。埃莉诺后来说，一旦他们领到结婚证，那就将标志着“我们本人对纳粹的胜利。我们赢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我们了”。[37]

在各处，随着一个个地区被占领，犹太人也从藏匿处出来了。然而，有一些犹太人仍然非常害怕，结果在来自纳粹的危险早就成为过去之后，仍然待在他们的秘密地方。20岁的汉斯·罗森塔尔在他的位于利希滕贝格区的长6英尺宽5英尺的小房间里，一直待到5月份——总共藏匿了28个月。在一些地区，犹太人因为部队的到达获得了自由，但当苏联人在暂时的但又猛烈的、分布广泛的反攻中被赶回去的时候，他们又面对着不得不转入地下的前景。

住在潘科区的韦尔特林格夫妇，他们的经历最为奇特。他们很早就被解放了。他们躲藏在默林家的公寓套房里，那位进入他们躲藏地的苏联军官，将永远被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当作“天使长米迦勒的化身”而记住。当这位军官看见他们的时候，用蹩脚的德语大声叫道：“俄罗斯人不是野蛮人。我们对你们好。”他以前曾是在柏林的一名学生。

然后又突然出现了一个紧张的时刻。这位军官和他的部下搜查了整个公寓大楼——结果发现了6支左轮手枪。面对聚集起来的公寓居住者们，这个苏联人宣布，他发现，他们和丢弃的制服藏在一起。每一个人都被命令走出房子，背靠着墙排列成行。西格蒙德迈步向前，说道：“我是犹太人。”那位年轻军官微笑了一下，摇了摇头，做了一个割断他喉咙的手势，说道：“不再有犹太人活着了。”西格蒙德一再重复说，他是犹太人。他看着背靠着墙排列成行的其他人，要是几个星期以前，倘若知道他的下落的话，许多人就会告发他。然而现在，西格蒙德却用清晰、洪亮的嗓音说道：“这些人是好人。他们给我们在这栋房子里提供了庇护处。我要你们不要伤害他们。这些武器是人民冲锋队丢掉的。”

他的声明救了所有房客的命。德国人和苏联人开始互相拥抱。西格蒙德说：“我们陶醉在幸福和欢乐之中。”那位苏联军官立即为西格蒙德和他的妻子带来了食品和饮料，急切地站着注视着他们，敦促他们吃。西格蒙德和妻子几乎因为吃了这些食品而生病，因为他们不习惯吃这么油腻的东西。“立即，”西格蒙德说道，“人们变得对我们非常亲切。我们被给予了一个空着的套间、食物和衣服，我们第一次能够站在清新的空气里，走在街道上。”

不过，党卫军所发动的一次进攻，把苏联人从这个地区赶了出去——西格蒙德头一天救出来的那同一批居民，又突然再次充满敌意。西格蒙德说：“那是难以置信的。”第二天苏联人再次攻占了这个地区，他们再次获得了解放，不过却是由另外一支苏联部队攻占的——而这一次，苏联人不愿意相信西格蒙德是犹太人。楼里的所有男人都被装上一辆卡车，带走讯问。当西格蒙德向他的妻子道别的时候，他不知道，所有这一切被剥夺，所有这一切藏匿，是否现在来到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结局。他们被带到东北郊区，一个又一个地在一个地下室里受到了讯问。西格蒙德被带进房间，安置在明亮的灯光下，坐在黑暗处的是一些围着一张长桌的军官。西格蒙德再次坚决宣称，他是犹太人，一直躲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然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黑暗中传了出来：“向我证明你是犹太人。”“怎样证明？”于是她就要他背诵希伯来人的信念宣言。

在寂静的屋子里，西格蒙德看着在他前面、坐在黑暗处的模糊不清的脸。然后，他用右手盖住脸，他的嗓音充满了情感，他说出了所有的祈祷文中最古老的一个：《听呀，以色列》（ShmahYisroel）。他用希伯来语缓慢地吟诵道：

听呀，以色列！

主就是我们的上帝，

主与上帝为一体。

这时那个女人再次说话了。“走吧，”她说道，“你是犹太人，是个好人。”她说，她也是犹太人。第二天西格蒙德与他的妻子团圆了。“什么语言，”他说道，“也不能描述我们再次见面时的感受。”他们手拉着手走在阳光里，“自由了，就像孩子一样幸福”。

如果说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感觉到任何恐惧的话，那也没有表现在她安详的圆脸上。在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周围，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每当坦克开火的时候，大楼都在摇动，甚至在用沙袋封堵的地下室里，也能感觉到那种震荡。不过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却不再理会机枪发出的噼噼啪啪声以及炮弹的呼啸声。当射击停止的时候，她正在那间现在变成小礼拜堂的小餐室里祈祷，有那么一段时间，战斗的喧闹声似乎消失了，不过库内贡德斯仍然跪着。一个修女走进小礼拜堂，对修女院院长耳语道：“苏联人，他们来了。”

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平静地求神给自己赐福，跪拜，然后迅速跟着那位修女走出了小礼拜堂。苏联部队首先是从后面，穿过花园靠近宗教会所的，他们出现在厨房的窗户外面，冲着里面的和平信徒修女咧着嘴笑，用枪向她们瞄准。现在，由一位年轻的中尉率领的10名装甲兵陪着修女院院长。厨师莉娜是乌克兰人，于是匆匆派人把她叫来当翻译。修女院院长注意到，那位军官“显得非常聪明，而且举止优秀”。

他问了达勒姆宗教会所的情况。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解释说，它是一家产科医院、医院和孤儿院。莉娜补充说，那里只有“修女和婴儿”。中尉似乎明白了。“这里有没有士兵或者武器？”他问道。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说道：“没有。当然没有。在这座楼里没有那样的东西。”有些士兵开始索要手表和首饰，中尉痛斥了他们，于是那些人羞愧地退了下去。

修女院院长告诉青年军官，由于有孩子、孕妇和修女，达勒姆宗教会需要得到某种保护的保证。中尉耸了耸肩：他是个战士，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肃清敌人，继续前进。

当苏联人离开大楼的时候，有一些士兵停下来，看着圣米迦勒的巨大雕像，圣米迦勒是“上帝的与一切邪恶进行战斗的武士”。他们围绕着雕像走着，用手触摸着雕刻出来的长袍的褶子，抬头望着雕像的脸。中尉向修女院院长道别，似乎有什么东西让他忧虑。有那么一会儿，他盯着那些看雕像的人，然后他对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说道：“这些是好的、守纪律的体面的军人。不过我必须告诉你。那些在我们后面的人，那些从后面赶上来的人，他们是猪猡。”

苏联人前进的浪潮无可阻挡。随着不论是帝国还是其首都的剩余部分被入侵者们分割开来，一个个孤注一掷的命令从元首地堡里的精神错乱的人们那里突然下达。命令被相反的命令所取代，然后相反的命令又被取消，新的命令又被下达。魏德林的参谋长冯·杜夫文中校是这样总结的：“杂乱导致混乱，命令导致反命令，最终一切都导致无秩序。”

德国人的指挥系统几乎崩溃。随着西方盟军和苏联人愈来愈接近于会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也与陆军最高指挥部令人绝望地纠缠在了一起。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负责处理西部前线的事务，而陆军最高指挥部则控制着东部前线。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助理参谋长埃里希·德特莱夫森将军，接到了德累斯顿司令官的绝望的电话，因为科涅夫向西进发的要与美国人会合的坦克部队已经接近了该市。德累斯顿司令官被告知，要把他所拥有的一切兵力放在易北河的东岸，易北河是穿越该市的。而10分钟以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又命令德累斯顿司令官，把他的兵力放在西岸。

到处都是如此，通信系统几乎再也不存在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现在是设立在莱茵斯贝格，在柏林东北大约50英里处，它的通讯依赖于唯一的一个传输天线，那个天线固定在一个阻止敌机低飞的阻拦气球上。在柏林，希特勒的那些无法用电话下达的命令，是通过动物园高射炮双塔中的那个小一些的塔上的通讯综合系统，用无线电发出的。在L塔的巨大的电信室里，空军中尉格达·尼迪克，坐在电传打字机和破译密码机的旁边，她注意到，在这个时候，希特勒的来电大多都是一个主题：对信息所表示的发狂似的疑问——往往是有关不再存在的集团军的信息。无线电电传打字机一再打出他的来电：“温克的阵地是什么地方？”“施泰讷在什么地方？”“温克在什么地方？”有时来电是24岁的格达所难以忍受的。她只能在她的电传打字机前默默哭泣，一边哭泣一边发出希特勒的电文和他的威胁，发出他的命令，即：这个濒临死亡的国家要战斗到最后一个德国人。

最后，在经过了6年的战争之后，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司令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司令部——他们的军队曾经相隔3000英里远——通力合作，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司令部。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立即对陆军最高指挥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联合司令部的官员们发表演说。“我们的部队，”他非常有把握地说道，“不仅愿意战斗，而且完全有能力战斗。”他在新司令部里踱着步子，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和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助理参谋长埃里希·德特莱夫森将军，则流露着警惕的目光。24日，凯特尔曾在元首命令他的高级军官离开首都，这样他们就能从城外为柏林的解围而进行军事行动之前，为希特勒描绘过同样光明的图画。那是德特莱夫森最后一次访问元首地堡的地下世界，当他到达的时候，他发现那里一片混乱。入口处没有警卫，令他吃惊的是，有20来个工人在地堡大门的后面躲避。由于有炮火，所以命令他们“在停车场到入口处之间挖一条战壕”，但由于炮击，他们又无法工作。当他走下楼梯的时候，他发现在接待室里也没有警卫，没有人检查他的公文包，或者“检查他是否携带了武器”。他得出的印象是，“完全瓦解了”。

在希特勒的小受命室外面的小门厅里，“立着空玻璃杯和半满的酒瓶”。在他看来，“那种保持冷静，并因而避免产生慌乱局面的具有军人风度的原则，已经荡然无存了”。每一个人都神经紧张，急躁易怒——女人除外。“那些秘书们，女性人员……埃娃·布劳恩，戈培尔太太及其子女……她们亲切友好，她们的榜样让许多男人蒙羞。”

凯特尔给希特勒的汇报是简短的。“他用乐观的话语，”德特莱夫森记得，“汇报了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的情绪，以及柏林解围的前景。”德特莱夫森发现，难以判断“凯特尔自己的话他本人能信多少，也许他的乐观主义的基础，只是希望不给元首带来负担”。

但现在，在陆军最高指挥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联合司令部的领导人面前，远离希特勒，凯特尔的谈话还是一成未变。当他在地板上踱着步子的时候，他说道：“我们的失败实际上是由于缺乏勇气，是在上层和中层指挥部里的一种意志的缺乏。”那就像是希特勒在说话。德特莱夫森想，凯特尔是“他师傅的真正徒弟”。而从他有关柏林将怎样被解围的热情洋溢的报告来看，“显然他对部队的困境没有丝毫的理解”。凯特尔不住地说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苏联人对柏林的迅速合拢的包围圈将被冲破，元首将被救出来……

在巴伐利亚，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荒唐的局面之中：他被党卫军警卫软禁了。

在希特勒于4月22日召开了那次灾难性的会议之后，他的参谋长科勒尔将军便飞往巴伐利亚，去见戈林。科勒尔报告说，“希特勒已经崩溃了”，元首已经说，“轮到谈判的时候，帝国元帅能够做得比我好”，在接到这个报告以后，戈林就采取了行动。他给元首发去了一个措辞非常谨慎的电报。“我的元首，”他的电报说，“鉴于你已经决定待在柏林要塞里，你是否同意，按照你在1941年6月29日颁布的命令，由我立即接管帝国的全部领导权，作为你的代表在国内外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如果到今天晚上10点没有收到答复的话，我就将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已经失去了你的行动自由，并将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采取行动……”

戈林收到了一个迅速的回答——这个回答毫无疑问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野心勃勃的马丁·博尔曼挑动出来的。希特勒发出了一个电报，指控戈林叛国，并且宣布，除非他立即辞职，否则就把他处决。4月25日傍晚，柏林电台郑重报道说：“帝国元帅戈林的心脏状况现在到达了一种严重的状态。因而他要求，解除他对空军的指挥权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职责……元首已经同意了这个要求。”戈林告诉他的妻子埃米，他认为整个事情是荒唐的，不管怎么说，最终他都是要去谈判的。埃米后来告诉冯·希拉赫男爵夫人，戈林不知道“当他第一次见艾森豪威尔的时候，他应该穿什么制服”。

当柏林燃烧、帝国死亡的时候，一个希特勒从未怀疑过会叛国的人，却已经在攫取权力上胜过了戈林。

4月25日下午，在华盛顿，美国陆军作战局代理参谋长约翰·埃德温·赫尔将军，应召来到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马歇尔告诉他，杜鲁门总统正在从白宫前往五角大楼的路上，他要用装有保密器的电话与温斯顿·丘吉尔通话。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会长福克·伯纳多特伯爵，已经收到了德国人要进行谈判的提议。作出这个和平试探的不是他人，正是希特勒称为的“可信赖的海因里希（DertreueHeinrich）”——海因里希·希姆莱。

据说希姆莱的提议正在以一种密码电报的方式，由驻瑞典的美国大使发来。马歇尔告诉赫尔，把电话室安装好，立即从国务院搞清楚，电报的文本是否已经来到。“我给国务院的迪安·艾奇逊打了电话，”赫尔说道，“他告诉我，他对含有希姆莱提议的电报一无所知。实际上，电报当时正在来国务院的途中，但谁都没有见到。”

然后，杜鲁门总统来了，在美国时间下午3：10，他从五角大楼的电话室里对英国首相讲话。“当他来到电话前的时候，”赫尔回忆道，“总统甚至都不知道德国人的提议是什么。”按照赫尔的说法，丘吉尔“一开始就说你认为这个电报怎么样？总统回答说电报现在正在来到”。

丘吉尔接着读了他从英国驻瑞典大使维克托·马利特爵士那里收到的电文，他告诉杜鲁门，希姆莱希望能与艾森豪威尔会晤并且投降。这位党卫军首脑报告说，希特勒病入膏肓，可能甚至已经死了，无论如何几天之内就会死亡。显然希姆莱希望投降——不过只是向西方盟军投降，而不是向苏联人投降。伯纳多特曾经问过希姆莱：“如果西方盟军拒绝你的提议，那又怎么样呢？”希姆莱回答道：“那么我就将在东部前线指挥并且战死。”赫尔正在用另外一部电话听着，他接着听见丘吉尔说：“这个，你认为怎样？”

这位新任美国总统，刚刚就任13天，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不能接受它，”他说道，“要是接受那就是不光彩的，因为我们已经同苏联人达成了协议，不得单独议和。”

丘吉尔立即表示同意，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告诉他（杜鲁门），我们确信，投降应该是无条件的，而且应该同时向三大国投降。”当丘吉尔和杜鲁门都向斯大林告知希姆莱的提议以及他们的反应时，这位大元帅向他们两位都表示了感谢，并且用类似的回答许诺，苏军将“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保持向柏林的压力”。

美军第六十九师的艾伯特·科茨布中尉坐在吉普车上，从远处看见那个农场，心里想，那里太安静了。他下了车，在由26个人组成的巡逻小队前面前进，这样他就能单独靠近那栋房子。

易北河附近的这个乡村安静得奇怪，村子里有白色的降旗在飘扬，但却没有动静，村民们都待在家里。科茨布曾经和几位镇长交谈过，他们讲的都是同样的故事：苏联人正在前来，他们一定会被杀死，他们的女人一定会遭到强暴。

科茨布小心翼翼地来到房子的前面。门半开着，他站在门的一边，用来复枪把门推开。门发出嘎吱的声音，向后摆动，科茨布凝视着。围着饭桌坐着的，是农场主、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那是一个和平、舒适的场景——只不过他们全都死了。他们一定是吓坏了，因为他们全都服毒了。

巡逻小队的其他人赶了过来，中尉又跳进他的吉普车。他们快速朝易北河驶去，然后，就在他们到达之前，艾伯特·科茨布创造了历史。在莱克维茨村，他看见一个模样奇怪的人，那人穿着一身非同寻常的制服，骑着一匹小马。那个人在马鞍子上猛地转过身来，看着科茨布。中尉也回头看着他。为了这个时刻，科茨布和那个骑马的人在半个世界里打仗。在科茨布看来，他遇见了第一个苏联人。

有个会说俄语的人询问了骑马人。是的，他是苏联人，他说道。“他的部队在哪里？”科茨布问道。那人简慢无礼地回答道：“在易北河。”巡逻小队再次动身前往易北河，那个人注视着他们离开。在河上，科茨布和其他几个人找到了一艘划艇，于是把他们的来复枪用作桨，划到了对岸。当他们从划艇上迈步出来的时候，科茨布看到，几百码河岸被死去的平民覆盖着——男人、女人和孩子。那里有一些翻倒了的运货马车和手推车，到处都是行李和衣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他们是怎样又是为什么被屠杀的。几分钟之后，这些美国人遇见了第一群苏联人。科茨布行了军礼，苏联士兵也行了军礼。没有快乐的相遇，没有拍肩膀或者拥抱。他们只是站着，彼此看着。时间是1945年4月25日下午1点30分。西方和东方盟军在小镇施特雷拉会合了。

下午4：40，在北边大约20英里处，在易北河畔托尔高，同属于第六十九师的威廉·D·鲁滨孙中尉，偶然碰到另外一些苏联人。他带着4名苏联士兵一起回到了他的司令部。他们的相遇将会作为正式的会合而载入史册。不管怎么说，不论是在1∶30还是在4∶40，希特勒的帝国都已经被霍奇斯中将的美军第一集团军和科涅夫元帅的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切成了两半，而且在这同一天——谁也似乎说不出准确的时间——柏林被围困了。

德军第九集团军的整个北翼崩溃了。第九集团军完全被包围了，正日夜遭到苏联轰炸机的打击。运送补给的形势是严峻的，德国空军试图空投，但一切事情都出了毛病。没有足够的飞机来做这个工作，也没有足够的汽油供飞机飞行——而且实际的空投又落在了错误的地方。然而，尽管是这种局面，但第九集团军却仍然顽强地战斗着，向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靠拢。

但现在海因里齐知道了温克情况的真相：与克雷布斯所说的相反，第十二集团军几乎没有兵力。他曾愤懑地给克雷布斯打电话，指控他故意提供虚假信息。“那是一支影子部队，”海因里齐怒气冲冲地说道，“它完全没有兵力向第九集团军驱进，与它会合并向北解柏林之围。等到这两支部队相遇的时候，不论是哪支部队都将没有多少兵力了——而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事实上，冯·曼陀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硕果仅存的一支部队。冯·曼陀菲尔在顽强地坚守着，不过他防线的中央却不祥地缩了进去。更糟糕的是，朱可夫的坦克部队在沿着南翼大举猛攻的时候，现在已处于适当位置，随时可以挥师北上，包围冯·曼陀菲尔。挡住他们前进道路的唯一一支部队，就是党卫军将军费利克斯·施泰讷的那个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集团军群。

希特勒的柏林解围计划要求施泰讷从城市的一边，在苏联人行进道路的中间，朝南发起进攻，与此同时第九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一起，则从城市的另外一边，朝北大举猛攻。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可行的计划。实际上，它没有成功的可能。施泰讷就是障碍之一。“他老是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发动进攻，”海因里齐说道，“逐渐地，我得出的印象就是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

这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指挥官知道，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施泰讷应该到达施潘道区，不过他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做到这一点，虽然如此，海因里齐仍然想要进攻照样发动。施泰讷起码有足够的力量，减弱朱可夫的大举猛攻，如果他能勉力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可以阻止苏联人包围冯·曼陀菲尔的部队，而这就会给海因里齐所需要的时间，逐步把曼陀菲尔的部队撤退到易北河。现在所能够做的，只是努力拯救他的部下，帝国的完全崩溃显然在几天之内不可避免了。海因里齐保存着一张地图，他在上面画了5条从北到南的撤退路线，从奥得河一直撤退到西边。第一条撤退路线叫“沃顿”，第二条叫“尤科”，剩下的则是编了号，这些路线相隔15到20英里。冯·曼陀菲尔现在是在沃顿路线上。问题是他能够在那里坚持多久。

在25日的上午，海因里齐访问了冯·曼陀菲尔。他们在司令部后面的小花园里走着，这位第三装甲集团军司令轻声地说道：“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的脸色严峻，“没有装甲车，没有反坦克炮，没有经验的部队已经在逃跑了，又怎能指望我再坚持下去？”

“你能坚持多久？”

冯·曼陀菲尔摇了摇头。

“也许再坚持一天。”

穿过大火和炮弹爆炸的烟雾，传单从那架飞机上飘落在地上，那架飞机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上空来回飞着。在威尔默斯多夫区，莎洛特·里希特捡起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坚持下去！温克将军和施泰讷将军正在前来解柏林之围。”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施泰讷要做什么。海因里齐来到位于纳森海德的第二十五精锐装甲师的司令部。约德尔正与施泰讷待在一起，他们已经讨论了，施泰讷的进攻应该怎样进行。现在每一个人又再次审查了一遍。然后施泰讷开始谈论他的部队的状况。“你们谁看到过他们？”他问道。

约德尔说道：“他们处于一流状态，他们的士气非常高涨。”

施泰讷吃惊地看着约德尔。

海因里齐平静地问道：“施泰讷，你为什么不进攻呢？你为什么一再推迟呢？”

“原因非常简单，”施泰讷说道，“我只是没有部队。我没有成功的最小机会。”

“你有的是什么呢？”海因里齐耐心地问道。

施泰讷解释说，他的总兵力有6个营，包括党卫军警察师的一些人，再加上第五装甲师和第三海军师。“海军我可以略去不计，”施泰讷说道，“我确信他们在军舰上是了不起的，但他们从未受过这种战斗训练。我几乎没有炮兵，装甲车没有几辆，只有几门高射炮。”他停顿了一下。“我告诉你我有什么，一大批完全混杂的人，他们将永远不能从格尔门多夫到达施潘道。”

“唔，施泰讷，”海因里齐冷静地说道，“你得为你的元首发动进攻。”施泰讷对他怒目而视。“他也是你的元首！”他叫嚷道。

当海因里齐与约德尔离开的时候，海因里齐心里清楚，施泰讷根本就无意发动进攻。

几个小时以后，在位于比肯海因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部里，电话响了。海因里齐拿起电话。是冯·曼陀菲尔打来的，他似乎绝望了。“我必须得到你的允许，从什切青和施韦特撤退。我再也顶不住了。如果现在不撤退，我们就要被包围了。”

片刻之间，海因里齐想起了希特勒在1月给他的高级将领们下达的命令。他们要“亲自向希特勒负责”，如果事先没有正式通知希特勒，以便希特勒作出决定，就不能撤退或者放弃阵地。现在海因里齐说道：“撤退。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说的是，撤退。听着，曼陀菲尔，同时放弃什切青要塞。”

他穿着他的羊皮大衣，绑着他一战时的裹腿，站在他的桌子旁，认真考虑着他所做的事情。他在军队里待了恰好40年，他现在知道，即使他不被枪毙，他的事业也结束了。然后他给艾斯曼上校和他的参谋长打电话。“告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他说道，“我已经命令第三集团军撤退了。”他想了一会儿，然后他说道，“等到他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命令撤回，也为时已晚了。”

他看着冯·特罗塔这位坚定的纳粹主义者，又看着他的老朋友艾斯曼，解释了从现在开始，他的政策将会是什么：他绝不会再让他的部队毫无必要地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他宁可撤退，也绝不毫无必要地把人们的生命放弃。“你们是什么意见？”他问他们，艾斯曼立即提议，应该下达命令，“撤退到尤科路线的后面，待在梅克伦堡湖区里，等待投降”。冯·特罗塔一听到这话便跳了起来。“哪怕想到投降，哪怕使用投降这个词，都是违背军人的荣誉的，”冯·特罗塔气急败坏地说道，“应该由我们，应该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来下命令。”

海因里齐平静地说道：“我拒绝再接受这些自杀式的命令。代表我的部队拒绝这些命令是我的责任，我打算这样做。而且，向德国人民为我的行动作出解释也是我的责任。”然后他又补充说，“而且，特罗塔，尤其是向上帝为我的行动作出解释。”

“晚安，先生们。”

凯特尔用了48小时的时间才得知，海因里齐已经命令冯·曼陀菲尔撤退了，他是亲自看见这个撤退的。在驱车穿过第三装甲集团军的时候，他吃惊地看到各处的部队都在撤退。他勃然大怒，于是命令海因里齐和冯·曼陀菲尔都在菲斯滕贝格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见他，开会。

当冯·曼陀菲尔的参谋长布尔克哈特·米勒－希勒勃兰特将军得知这个安排的时候，大吃一惊，而后又很担心。为什么在十字路口呢？为什么在空地里呢？他匆匆出去，找他的参谋们。

在十字路口，当海因里齐和冯·曼陀菲尔从他们的小汽车里出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凯特尔和他的随行人员已经来了。希特勒的参谋长是一副压制不住狂怒的模样，他的脸阴森森地，他的元帅节杖一再敲击着戴着手套的手掌。冯·曼陀菲尔向他致意。海因里齐行了军礼。凯特尔立即叫嚷起来。“你为什么下令撤退？你被告知要待在奥得河！希特勒命令你坚守！他命令你不得移动！”他指着海因里齐，“可是你！你命令撤退！”

海因里齐一言不发。按照冯·曼陀菲尔的说法，当那阵爆发结束后，“海因里齐非常平静地说明了形势，他的理由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海因里齐说道：“我告诉你，凯特尔元帅，我无法用我所拥有的部队守住奥得河。我不想牺牲他们的生命。还有，我们将不得不撤退得甚至更远。”

冯·曼陀菲尔接着插话了，他尽力说明导致撤退的战术形势。“我遗憾地告诉你，”他最后说，“海因里齐将军是对的。除非得到增援部队，否则我将不得不撤退得甚至更远，我到这里是要搞清楚，我是否能得到增援部队。”

凯特尔大发雷霆。“没有可用的后备部队！”他喊道，“这是元首的命令！”他用他的元帅节杖打着戴着手套的手掌。“你要守住你的原有阵地！”他再次打他的手掌，“你要现在，就在这里，把你的部队调转过去！”

“凯特尔元帅，”海因里齐说道，“只要我还在指挥，我就绝不向冯·曼陀菲尔下达这个命令。”

冯·曼陀菲尔说道：“凯特尔元帅，第三装甲兵集团军听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的。”

这时凯特尔完全失控了，“他突然发作起来，”冯·曼陀菲尔回忆道，“结果不论是海因里齐还是我本人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最后他喊叫道：“你将在历史面前为这个行动承担责任！”

冯·曼陀菲尔突然发火了：“冯·曼陀菲尔家族为普鲁士工作了二百年，而且始终为他们的行动承担责任。我，哈索·冯·曼陀菲尔欣然接受这个责任。”

凯特尔转向海因里齐。“你是始作俑者！”他说道，“你！”

海因里齐转过身，指着冯·曼陀菲尔的部队正在撤退的马路，回答道：“我只能够说，凯特尔元帅，如果你想让这些人被派回去，遭到枪击被杀死，那么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在冯·曼陀菲尔看来，凯特尔“似乎朝着海因里齐威胁地迈了一步”，然后他厉声急促地说道：“海因里齐大将，从即刻起你被解除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你要回到你的司令部，等待你的继任者。”

说完话，凯特尔大步走开，爬进他的小汽车，开走了。

这时米勒－希勒勃兰特将军和他的参谋们从树林里出来了，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支冲锋枪。“我们以为会有点小麻烦的。”他解释说。

冯·曼陀菲尔仍然认为会有点小麻烦。他提出，要保护海因里齐“直到最后”，但海因里齐谢绝了。他向军官们行了军礼，然后上了他的小汽车。在军队里服役40年之后，就在战争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被解除了职务，蒙受了耻辱。他拉起他的老羊皮大衣领子，告诉司机，回司令部。

到处都有苏联人蜂拥而来。随着城市微薄的防御力量被击退，一个又一个的区陷落了。在一些地方，装备粗劣的地方军望风而逃，希特勒青年团、地方军、警察部队和消防队并肩作战，但又是由不同的指挥官指挥着。他们战斗，是为了守住同样的目标，但他们的命令又往往是矛盾的，实际上，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军官是谁。新任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把他遭到重创的第五十六装甲兵集团军的所剩无几的老兵，分布在所有各个防御区，为的是增强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力量，但没有什么用处。

策伦多夫区几乎瞬间就陷落了，试图在区政府办公楼前面进行抵抗的希特勒青年团和地方军被消灭，区长挂出一面白旗，然后自杀了。韦森塞区在希特勒上台以前主要是一个共产党区，现在，这个区里，许多住宅小区立即投降，红旗出现了——许多住宅小区有人打小报告，说黑色的纳粹字党徽是被匆匆摘下来的。潘科区继续抵抗了两天，威丁区继续抵抗了三天。有小股的德国人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坚持不懈的防御。

街头路障就像火柴杆一样被粉碎。苏联人的坦克在飞速推进的时候，不是派士兵到大楼里去寻找狙击手，而是把大楼炸掉，苏军绝不浪费时间。有些障碍物，比如有轨电车和装满了石头的运货马车，则被炮火在近距离摧毁。在遭遇到更为坚强的抵御的地方，苏联人就包抄过去。在威尔默斯多夫区和舍讷贝格区，遭遇到抵抗的苏联部队，进入被堵塞的街道两边的房子，用火箭筒在一个又一个地下室里炸出一条路来，然后在德国人的后面出现，把他们消灭。

密集的炮火一码一码地把中央的几个区夷为平地。那些地区一被攻陷，苏联人便把在奥得河和尼斯河使用过的火炮和“斯大林风琴”（即喀秋莎大炮）匆匆运了进来。在滕珀尔霍夫机场和加托机场，火炮的炮管并列排列在一起。在格吕内瓦尔德，在泰格尔森林，在公园和空地——甚至在公寓住宅的花园里，也是同样。一排排的“斯大林风琴”挤在通衢大道上，不断喷射出含磷的炮弹，使整个地区成为一片火海。“大火太多了，结果没有夜晚可言，”地方军埃德蒙德·黑克舍尔记得，“你要是有张报纸的话，就能读报。”威廉·诺尔特博士是一位化学家，被逼着加入了消防局[38]，他看见，当他的工人在尽力灭火的时候，苏联的炮兵测位飞机正在指挥，把火力网对准他的工人们。赫尔曼·黑尔里格尔不久前刚刚被吸收进人民冲锋队，一颗炸弹的爆炸把他炸飞了起来，掷进附近的一个弹坑里。令黑尔里格尔恐怖的是，他落在了三具尸体上。这位58岁的地方军，原先是位旅行推销员，他爬出弹坑，全速朝家里跑去。

当苏联人愈来愈深入城市的时候，地方军开始消失，于是制服和臂章被丢弃在街上，有些部队是被他们的指挥官故意遣散的。在帝国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人民冲锋队营长卡尔·里特尔·冯·哈尔特，把一场激烈战斗的幸存者们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回家。不管怎么说，一半的人是没有用处的：他们用的是德国来复枪，可发给他们的是意大利弹药。“让他们回家，是剩下来要做的一切，”冯·哈尔特说道，“要么让他们回家，要么让他们向苏联人扔石头。”

全城的士兵开始开小差。中士赫尔姆特·福尔克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应该为元首捐躯。福尔克是德国情报部门、“反间谍机关”（Abwehr）的一名会计师，他突然被发给了一支来复枪，让他在格吕内瓦尔德值勤。当他听说他的部队受命前往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地区的时候，福尔克相反却动身前往他位于乌兰德大街的家。他家里的人看见他真是太高兴了。但他的制服给所有的人都带来危险，福尔克迅速脱下制服，换上平民衣服，把制服藏在地下室里。他刚刚来得及，因为苏联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占领了这个地区。

在弗赖桥附近的指挥部里，列兵维利·台姆听到了某个消息，这使得他决定与他的部队待到最后。一名中尉进来，向台姆的上尉报告，在喝着咖啡和烧酒的过程中，那名中尉谈道：“想想吧！到处的步兵都想开小差。今天有三个人没有向我请假就不在了。”台姆的上尉看着他：“你是怎么做的？”中尉喝了一小口咖啡，说道：“我枪毙了他们。”

成帮的党卫军四处杀戮，他们把审判权握在自己手里，在城里游荡，寻找开小差的人。他们把几乎每一个穿制服的人都叫住，检查是什么身份和单位，任何被怀疑从连队里逃跑的人，都被当即枪毙，要不就是被吊死在树上或者路灯柱上，以儆效尤。16岁的阿里贝尔特·舒尔茨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向位于施皮特尔市场的一家废弃的电影院的司令部报告说，他看见一个瘦长、难看、红头发的党卫军装甲兵，拿着一支来复枪，押送一个人走进街道。舒尔茨问，出了什么事。他被告知，那个人是德国国防军的一名中士，被发现穿着便服。那个党卫军押着中士在莱比锡大街走着，舒尔茨在后面跟随。突然，党卫军用力推了那位国防军士兵一下，当士兵挣扎着要保持平衡的时候，党卫军在他的背上开了一枪。

那天晚上，舒尔茨再次看见了那个红头发的党卫军。舒尔茨和别的男孩子一起，正在一个街垒边站岗，这时他看见一辆苏联T－34型坦克从库尔大街驶来。坦克正在缓慢地转着它的旋转枪架，这时它遭到了直接的打击，爆炸了，那唯一的一个幸存者立即被抓获。在那个苏联人的口袋里，男孩子们发现了一些柏林的关键路标的照片。在司令部里，苏军坦克手受到了讯问，然后交给了一个拿来复枪的人。那是舒尔茨见过的同一个党卫军。又是他押着他的囚犯出去，但这次他友好地拍着苏联人，示意叫他走。苏联人咧着嘴笑了笑，开始离开，那个党卫军又是在背上给了他一枪。年轻的舒尔茨明白了，那个瘦长、难看的神枪手原来是司令部正式的死刑执行人。

现在，各个地方，柏林的保卫者们都被迫进入了中央地区的废墟之中。为了减慢苏联人的进攻速度，在城市的248座桥梁当中，有120座被炸掉了，因此在魏德林将军的整个防区里没有剩下多少炸药，不得不使用航空炮弹。狂热分子摧毁了一些附属设施，往往并没有想到会产生什么后果。党卫军炸毁了一条4英里长的隧道，那隧道是从施普雷河的一个河湾和兰德维尔运河下面穿过的，那条隧道碰巧是一条铁路连接线，有成千上万的平民在那里躲避。当河水开始涌进那个地方的时候，人们发疯地沿着铁路跑向高的地方。隧道不仅挤满了站立者，四列火车的医院伤员也在那里。埃尔夫丽德·瓦塞尔曼和她的丈夫埃里希，刚刚从安哈尔特火车站地堡下来，正在尽力挤过去，这时埃尔夫丽德听见火车里的伤员尖声喊叫道：“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我们要被淹死了！”但谁也没有停下来。水几乎到了埃尔夫丽德的腰，埃里希靠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他的情况甚至更糟。人们争吵着，喊叫着，彼此推搡，践踏，努力走到安全的地方。埃尔夫丽德几乎绝望了，但埃里希仍不断地喊道：“一直走！一直走！我们就要到了。我们要成功了。”他们是成功了，还有多少别的人成功了，埃尔夫丽德永远也不知道。

到4月28日的时候，苏联人已经包围了城市的中心，包围圈越来越紧。在夏洛滕堡区、市中区以及弗里德里希海因的边缘，正在进行殊死的战斗。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仍然通向施潘道区，魏德林人数甚少的部队正在努力保持那条通道畅通，以备紧急关头突围之需。伤亡巨大，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由于炮击，人们无法从掩蔽所里出来帮助在附近受伤倒下的朋友和亲戚。许多人出来，在柏林老式的街道水泵旁排队取水，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被抓住了。士兵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那些能够走到包扎所的能行走的伤员是幸运的，那些不能行走的伤员，往往躺在倒地的地方，流血而死。

地方军库尔特·伯格几乎失去了一个脚后跟，他又是爬行，又是一瘸一拐地走，这样走了几英里，最后他再也走不动了。他躺在街道上，喊着救命。但敢于冒着炮击的危险离开掩蔽所的为数甚少的人，又正忙于救他们自己的命。

伯格躺在路旁一个排水沟里，看见一个路德会修女从一个门口跑到另外一个门口。“修女，修女，”他喊道，“你能帮助我吗？”修女停了下来。“你能爬到教堂旁边的礼拜堂吗？”她问道，“从这里只用5分钟的时间。我到了那里就帮你。”他终于爬到了那里。所有的房门都开着，他爬进走廊，然后进了一间接待室，最后昏倒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摊血泊之中，他慢慢转动眼睛，看那血是从哪里来的。他朝房间对面望去，那里通向一个花园。门是开着的，一头黑白相间的霍斯坦奶牛抵着门，身体扭曲着，正在用柔和的眼睛看着他。奶牛的嘴里像泉涌一般流着血。人和动物一言不发，同情地彼此凝视着。

随着苏联人把城市的中央孤立起来，魏德林的部队也就愈来愈被压缩。补给品用完了，他绝望地恳请空投，作为回应，他收到了6吨的补给品，也正好收到了16枚装甲车的火箭炮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地狱般的战斗当中，有一架飞机突然飞了进来，降落在东西轴线上——那条宽阔的公路从西边的哈韦尔河一直通向东边的菩提树下街。那是一架小型的菲瑟勒“仙鹤牌”飞机，里面是里特尔·冯·格赖姆将军和一位著名的女飞行员，名字叫汉娜·赖特什。飞机已经被防空炮火炸坏了，汽油正在从它的机翼油箱里倾泻而出，冯·格赖姆掌握着操纵器，就在飞机触地之前脚受了伤。汉娜一把抓住操纵杆和油门杆，完美地着陆了。这两位飞行员是被希特勒召到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他们到达以后，他立即任命冯·格赖姆为陆军元帅，取代“卖国的”戈林，成为现在并不存在的德国空军的首领。

元首地堡已经遭到了炮击，不过暂时还安全。另外还有一个安全岛待在城市的中央，从动物园的花园里升起的是那个双塔。那个132英尺高的G塔里面挤满了人：谁也不能精确地知道有多少人，德国空军医生瓦尔特·哈格多恩医生估计，有多达3万人——再加上部队。在每一层，都有人或坐或站在楼梯上和楼梯平台上，没有移动的空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比如19岁的乌尔苏拉·施塔拉，正在尽其所能减轻平民的痛苦。她永远也忘不了那种令人作呕的混合气味——“汗水、发出臭气的衣服、婴儿的尿布，全都与医院里的消毒剂混合在一起”。在这个掩蔽所里待了几天以后，许多人接近疯狂。有些人自杀了。两个在第一层的楼梯平台上并肩坐着的老太太服毒了，但谁也说不出是什么时候服的毒。由于她们周围挤满了人，因而她们死的时候是笔直坐着的，被人发现时，显然已经有几天了。

哈格多恩医生在他的小医院里为伤员做手术，几乎不停地做了5天，他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把死者掩埋。由于炮击，人们不可能出去。“在炮击的间歇期，”他后来回忆说，“我们试图把尸体和被切除的四肢运出去掩埋，但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刻，炮弹从四周猛撞在这个掩蔽所的穿不透的墙上，弹片散布在窗户的钢窗板上，哈格多恩已经有了500具尸体和1500名伤员，另外还有数目不详的几乎精神错乱的人，而且到处都有自杀者，由于拥挤，自杀者的人数甚至都无法清点。不过这位医生记得，在这个掩蔽所里仍然有人在说：“我们能够坚持到温克或者美国人到达这里。”

在这座塔的下面，就是动物园的巨大荒原。在动物当中的杀戮是可怕的。每当炮弹落地，鸟都朝各个方向飞去；狮子们被击中；河马罗莎在它的池子里被一枚炮弹炸死了。鸟类饲养员施瓦茨感到绝望，那只待在他的浴室里的罕见的鹳阿布·马尔库伯，不知怎么竟逃脱了。现在，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已经接到了高射炮塔指挥官的命令，杀死那只狒狒。笼子已经损坏了，那只野兽有逃跑的危险。

黑克手里拿着来复枪，走到猴子笼子那里。那只狒狒，一位老朋友，身子缩成一团坐在笼子的铁条旁边。黑克举起来复枪，把枪口靠近这只动物的头。狒狒轻轻地把枪口推到一边。黑克吓坏了，再次举起来复枪。狒狒再次把枪口推到一边。黑克又恶心又心烦，又试了一次。狒狒沉默地看着他。然后，黑克扣动了扳机。

在战斗继续的时候，另外一种野蛮的攻击也在进行，那种攻击是可怕的和个人的。在纪律严明的前线老兵后面的大群大群的苏联人，现在要求得到征服者应得的权利：被征服者的女人。

乌尔苏拉·科斯特尔正在位于策伦多夫区的一个地下室里睡觉，与她在一起的有她的父母、她6岁的双胞胎女儿英格里德和吉泽拉，以及她七个月大的儿子贝尔恩德，这时，四个苏联士兵用他们的来复枪枪托砸开了门。他们搜查了这个掩蔽所，找到一个空皮箱，把水果罐头、自来水笔、钢笔、铅笔、手表以及乌尔苏拉的钱包倒进皮箱子里。一个苏联人发现了一瓶法国香水，他打开香水，闻了闻，然后把香水倒在他的衣服上。第二个苏联人端着枪把乌尔苏拉的父母和孩子逼到地下室的一间小屋子里。然后，一个又一个，那四个人全都强暴了她。

第二天早晨大约6点的时候，蒙受创伤的乌尔苏拉正在给孩子喂奶，这时又有两个士兵进入了地下室。她怀里抱着孩子，试图闪身躲过，从门口出去。她太虚弱了。一个士兵从她怀里把婴儿夺过去，把婴儿放在他的童车里。第二个士兵看着她，咧着嘴笑了。他们两个人都十分肮脏，他们的衣服上撒着沙砾，靴子上插着刀子。他们戴着皮帽子，有一个人的衬衣下摆挂在他的裤子外面。他们每一个人都奸污了她。当他们离开以后，乌尔苏拉抓住她能够找到的所有毯子，抱起她的婴儿，把她的小姑娘们叫过来，然后跑进街道对面的一个花园式住宅区。在那里，她找到一个浴缸，那是从一幢房子里扔出来的，要不然就是炸出来的。乌尔苏拉把浴缸反转了过来，和她的孩子们一起爬了进去。

在赫尔姆斯多夫，18岁的尤利亚娜·伯赫尼克在听见苏联人走近的时候，钻进了在地下室后面的沙发底下。她的父亲是一位会说俄语的语言学家，她听见他父亲对这个闯入提出抗议。士兵们询问，尤利亚娜在什么地方，她的父亲喊叫着：“我要到政委那里告你们！”她的父亲在枪口威逼下走了出去，来到街上。尤利亚娜躺着一动也不动，希望那些苏联人会走开。她已经把她的脸和金发弄黑，为的是让自己显得老一些，不过她仍然没有心存侥幸。她一直待在沙发底下。

在毗连的地下室里，有两个老人。突然尤利亚娜听见其中的一人用可怕的嗓音喊道：“她在那里！在那里！在沙发底下。”尤利亚娜从躲藏处被硬拽了出来，她站着，吓得浑身颤抖。苏联人彼此交谈了一会儿，然后除了一个人之外都离开了。“他是个青年军官，”她后来讲述道，“通过他的手电筒的灯光我所能说的是，他相当整洁体面。”他作出了意义明确的手势。她退缩了回去，他朝前走着，他微笑着，“和缓但又有力地”开始脱尤利亚娜的衣服。她挣扎着。“那对他来说是不容易的，”尤利亚娜记得，“他一只手里拿着手电筒，而且由于苏联人典型的不信任，他还密切注视着后面，以防突然袭击。”

逐渐地，尽管她尽力挣扎，他还是脱掉了尤利亚娜的衣服。她试图乞求，可又不会说俄语。最后她哭了起来，跪下来，乞求他别碰她。那个年轻的苏联人只是看着她。尤利亚娜不哭了，控制住自己，尝试另外一种策略，她开始坚定而又客气地说话了。“我告诉他，这全都错了，”她回忆道，“我说，人们不能这样做。”那个苏联人开始显得恼火了。然后，由于她的衣服几乎全都脱掉了，那个姑娘又崩溃了。“我就是不爱你！”她叫道，“这样做没有道理！我就是不爱你！”突然那个苏联人用反感的嗓音说道：“啊哈。”然后冲出了地下室。

第二天上午，尤利亚娜和另外一个姑娘逃进了天主教开办的一家女修道院，在以后的四个星期里，她们躲藏在屋檐的下面。尤利亚娜后来得知，她的朋友罗茜·霍夫曼以及罗茜的母亲，都遭到了奸污。她们母女原先就曾发誓，如果苏联人到了她们就自杀。她们服毒了。[39]

格尔德·布赫瓦尔德是一个教师，他看见苏联部队在他所在的赖尼肯多夫区里疯狂了。他的公寓套房被苏军女士兵洗劫一空，她们似乎“像磁石一样被我妻子的衣服所吸引。她们拿走她们想要的东西，然后离开了”。他把剩下的衣服烧掉，把他的手枪拆开，藏在花园里。那天晚上一群俄国男人出现了，他们全都喝醉了。 “太太！太太！”（Frau！Frau！）他们朝布赫瓦尔德喊道。他用友好的微笑迎接他们。“我长了两天的胡子，头发蓬乱，因而也许我的故事奏效了，因为我显得老。我挺直身体站着，张开双手，说道，‘太太死了’ （Fraukaput）。”显然他们听明白了：他的妻子死了。布赫瓦尔德在他的沙发上伸了伸懒腰，与此同时他们四下张望，拿了他的一副男裤吊带，然后消失了。在他们离开之后，布赫瓦尔德把门闩上，把沙发移开，帮助他的妻子埃尔莎从他在水泥地板上挖出的那个3英尺见方的洞里爬出来。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她每天晚上都待在那里。

格哈德·雅各比博士是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牧师，他也成功地把他的妻子藏了起来。尽管在他的地下室里，有许多妇女被带了出去，遭到了奸污，但他却巧妙地使用了一个毯子，从而成功地把他的妻子藏了起来。他睡在一个狭窄的躺椅外面，他的妻子侧着身子躺在里面。她的脚在他的头的部位，被一个沉重的毯子完全覆盖着，别人几乎看不见。

在威尔默斯多夫区，伊尔莎·安泽、她的妹妹安内莉泽以及她的母亲，起初给苏军留下了好的印象，就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受到打扰。然后，一天晚上，就在黎明之前，安内莉泽被从她与母亲共用的床上拽了下来。她尖叫着被带着上了楼，进了一个套间，在那里，她被一个苏联军官野蛮地强暴了。完了之后，那个苏联人抚摸着她的头发，说道：“好德国人。”他要她不要告诉任何人，一个苏联军官奸污了她。第二天，一个士兵出现了，带着一包食品送给她。

在那以后不久，另外一个装甲兵又注意上了伊尔莎，他两只手各握着一支手枪走了进来。“我在床上坐起来，不知道他要用哪支手枪杀死我，是左手的枪还是右手的枪。”她记得。在寒冷的地下室里，伊尔莎穿着几件毛线衫和滑雪裤。他猛然扑向她，开始扯开她的毛线衫，接着他突然困惑地说道：“你是德国士兵吗？”伊尔莎说：“我并不感到惊讶。我饿得太瘦了，看起来几乎不像女人。”但那个苏联人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她被奸污了。当那个苏军他说道：“德国人在苏联就是这么做的。”过了一些时候他回来了——令她吃惊的是，他待在她的床边，在那天晚上的剩余时间里保护了她，免受别的好色士兵的骚扰。

在那以后，安泽一家一再经历兽性行为。有一次，他们被带了出去，靠墙站着，要把他们枪毙。还有一次，伊尔莎再次遭到了奸污。她们开始考虑自杀。“要是我们有毒药的话，就拿我来说吧，我就一定会自杀的。”伊尔莎回忆说。

在苏联人强奸和抢劫的时候，到处都有人自杀。单是在潘科区，在三个星期之内就记录了215例自杀，其中大多是妇女。约瑟夫·米夏尔克神父和阿尔方斯·马兹克尔神父，是夏洛滕堡区的圣卡尼修斯教堂的耶稣会会士[40]，他们看见一位母亲和两个孩子被人们从哈韦尔河打捞了出来，这时他们意识到，妇女被苏联人的暴行逼到了什么程度。那个女人把两个装满了砖的购物袋捆扎在胳膊上，每一只胳膊的下面夹着一个婴儿，跳进了河中。

17岁的姑娘汉内洛雷·冯·克姆达，是米夏尔克神父教区的一位居民，她一再被一群喝醉酒的苏联人奸污，事后他们又三次枪击这个姑娘。她受了重伤，但没有死亡，被人们用一辆婴儿车送到教区教堂，婴儿车是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当时米夏尔克神父并不在那里，等到他回来的时候那姑娘消失了。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他一直在寻找汉内洛雷，最后在圣希尔德加德医院找到了她[41]。他主持了最后的圣礼，在第二天的整个晚上都坐在她的床边，告诉她不要担忧。汉内洛雷幸存了下来。（一年以后，她和她母亲被一辆卡车撞死了。）

玛加蕾特·普罗迈斯特负责一个防空掩蔽所。“有两天两夜，”她回忆说，“一群又一群的苏联人潮涌般地进入我的防空掩蔽所，抢劫并强奸。妇女若是拒绝就被杀死，有些妇女则不管怎样还是被枪杀。单是在一个房间里，我就发现了六七具女人尸体，她们全都是被强奸的姿势，她们的头被砸烂了。”玛加蕾特本人也被强暴了，尽管她向那个年轻人郑重声明：“我对你来说太老了。”她看见三个苏联人抓住一个护士，按住她，而第四个苏联人则奸污了她。

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克劳斯·库斯特现在穿着便装，两个坐在吉普车上的苏联军官和他攀谈起来，其中的一位会说德语，他非常健谈，使得库斯特鼓起勇气，问了一个没有外交手腕的问题。“报纸上说，苏联士兵强奸抢劫，”库斯特问道，“这是不是真的？”那位军官豪爽地给了他一包香烟，说道：“我作为军官可以负责任地说，苏联士兵绝不会把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那些报纸上写的全都是谎言。”

第二天，库斯特看见有三个苏联人在巴尔比将军街一把抓住一个妇女，把她拽进一个走廊。一个土兵用冲锋枪示意库斯特退回去，第二个士兵按住那个尖叫的女人，第三个奸污了她。然后库斯特看见那个强奸者从走廊里出来。他醉得非常厉害，脸上泪如雨下，他喊道：“Jabolshoiswinja。”库斯特问其中的一个苏联人，那话是什么意思。那人大笑起来，用德语说：“那意思是，‘我是头大猪’。”

玛加蕾塔·普罗布斯特待在克罗依茨贝格区的一个掩蔽所里，在那个掩蔽所里有一位叫默勒的狂热纳粹，他藏匿在一间上了锁的房间里。苏联人得知他在这里，于是试图破门而入。默勒高声喊道：“给我一点时间。我要自杀。”苏联人再次试图破门而入。默勒高声喊道：“等一下！枪卡住了。”然后就是一声枪响。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掩蔽所出现了大量寻找姑娘的苏联人。玛加蕾塔就像许多别的女人一样，尽量使自己尽可能地没有吸引力，她把她的金色长发藏在一顶帽子的下面，戴着深色眼镜，脸上胡乱涂着碘酒，面颊上贴着一块大的橡皮膏。她没有遭到骚扰，但许多别的女人遭到了骚扰。“姑娘们被聚拢起来，带到楼上的套间里，”她回忆说，“我们整夜都能听见她们的尖叫——尖叫声甚至渗入到地下室里。”后来有一位80岁的老太太告诉玛加蕾塔，有两个士兵用黄油塞住她的嘴，让她的尖叫声听不清楚，与此同时有几个别的士兵依次强暴了她。

多拉·扬森以及她丈夫的勤务兵的遗孀，原先以为她们已轻易地逃脱了险境，现在却不那么好了，在她们的掩蔽所里，寡妇英格被一名士兵野蛮地强暴了，那个士兵声称，在德国部队进攻苏联以后，她的母亲被强行带到柏林，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她。多拉被放了一马，她说她有肺结核，她发现苏联人似乎不折不扣地害怕肺结核。但英格又被奸污了一次，受到严重伤害，结果无法行走。多拉跑到街上，找到一个像军官的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冷漠地看着多拉，说道：“德国人在苏联比这更坏。这纯粹是报复。”

17岁的埃琳娜·马尤斯基和19岁的薇拉·翁格纳德，也看到了苏联人好的和坏的一面。当洗劫和强奸开始出现在蒂尔加滕地区的时候，一名年轻的苏联士兵实际上睡在她们地下室的门外面，以确保他的同胞不能进来，在他离开后的那一天，七八个苏军进入了姑娘们的房子，要求她们去参加苏联人在隔壁举行的一个聚会。姑娘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不管怎么说，一开始她们也看不出有害怕的真正理由。聚会举行的地方原来是一间卧室，屋子里有大约30名士兵，但一切都似乎足够无害。床被推到了墙边，为一张长桌子留出了空间，桌子上放着银质的枝形烛台、桌布和玻璃器皿。一个年轻的金发军官正在留声机上播放英国唱片。他朝姑娘们微笑，说道：“吃饱喝足吧。”埃琳娜坐在桌子旁，但薇拉突然想离开了。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这似乎并不是那样单纯的聚会。

她想走出去，一个又一个士兵阻止了她，同时咧着嘴笑。然后一个苏联人告诉她：“和30个士兵在一起你就死了（kaput），和我在一起你不人死（notkaput）。”此时在薇拉的脑子里，这次聚会的原因已毫无疑问了。但她同意和那单个的士兵一起走。如果不是因为逃脱一个人要容易一些，那么和一个人待在一起也要好于和30个人待在一起。她知道街坊的墙上的每一个缝隙，她如果能逃走的话，他们将永远也找不到她。但那个士兵一点也不心存侥幸，他抓着她的头发，拽着朝一个空房间走去，她扭动着，尖叫着，爬着。在路上她脱了身，并设法把他绊倒。然后，她踢掉高跟鞋，速度就更快了，她赤着脚从后院跑了过去，在玻璃碎屑和瓦砾上面跑着，最后来到在普利茨大街上的废墟中。在那里，她发疯似的在烂泥里挖了一个坑，把一个丢弃的水桶盖在自己头上，决心待在那里，直到她死去。

埃琳娜仍然在聚会里，她感到不安，但同时也饿。桌子上有大堆的鱼子酱、成块的白面包、巧克力，还有那些苏联人正在生吃的大块牛肉。他们还把满水杯的伏特加酒一口喝下去，醉得愈加厉害。最后，埃琳娜看到她的机会了，她轻轻地从桌子边站起来，走了出去，令她高兴的是没有人跟着。但在下一个房间里，一个长着翘八字胡须、满脸凶相的士兵，一把抓住了她，拽着她进入了一间小接待室。他把她扔在地上，扯开了她的宽大罩衫，她昏了过去。过了很长时间，她醒了，把那个喝醉了睡着的人从她身上推开，痛苦地爬出了房子。就像薇拉一样，埃琳娜也躲藏了起来，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她在一个大厨灶的后面找到了避难处。

少年鲁道夫·雷施克，就是把希特勒娃娃斩首的那个孩子，他当场救了他母亲，使她免遭骚扰。一个苏联人想把雷施克太太拖走，却发现正与鲁道夫以及他的妹妹克里丝塔进行一场拔河比赛。那个苏联人越是拉他们母亲的胳膊，鲁道夫和克里丝塔就越是悬挂在她的裙子上，尖叫着，喊叫着：“妈妈！妈妈！”那个苏联人放弃了。

有些妇女纯粹是靠着凶猛的抵抗，使得苏联士兵停止尝试，而不得不到别处寻找，从而使自己免遭强暴。约兰塔·科赫被一个苏联人哄骗进了一个空房子，那个苏联人让她相信，里面有一个人受了伤。房子里有另外一个苏军，他一把抓住她，想把她扔到床上。她拼命抵抗，最后那两个人都情愿看见她走开。

她的一个邻居，一个叫舒尔茨太太的女人，就不这么幸运了。就在她无助的丈夫和15岁的儿子眼前，舒尔茨太太在枪口威胁下被奸污了。那些苏联人一离开，几乎疯狂的丈夫开枪打死了他的妻子、儿子，然后又杀死了他自己。

在达勒姆宗教会所，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听说，有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被从她的家人那里拖走，在整个晚上都遭到了强奸。上午的时候那个女人被放了出来，她匆匆赶回她的孩子那里——却发现她自己的母亲和兄弟把三个孩子全都吊死了，然后又吊死了自己。于是那个女人割腕自杀了。

在达勒姆宗教会所的修女们，现在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使她们不知所措的，既有难民，也有苏联人的兽行。有一个苏联人想奸污会所的乌克兰厨师莱娜，当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干预的时候，他火冒三丈，于是拔出手枪向她开了火。幸运的是，他喝得太醉了，没有射准。另外的士兵进入产科病房，尽管修女们努力阻拦，他们还是一再奸污了孕妇和刚刚生产的妇女。“她们的尖声大叫，”一个修女讲述道，“白天黑夜都在持续着。”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说，在四邻里，强奸的受害者包括70岁的老太太和10到12岁的小姑娘。

她无力避免这些攻击。不过她把大楼里的修女和其他的妇女召集在一起，重申了哈皮赫神父对她们说过的话。“而且还有别的，”她继续说道，“这就是我们的神圣的主的帮助。尽管出了这么多事情，主还是把圣米迦勒留在了这里。不要害怕。”她能给予她们的安慰，也就是这些了。

在威尔默斯多夫区，盟军间谍卡尔·维贝格和他的上司亨宁斯·耶森－施密特，已经成功地向苏联人表明了身份，他们正在维贝格家的外面同一个苏联上校交谈的时候，另外一个军官想在地下室里强奸维贝格的未婚妻英格。听见她的尖声大叫，维贝格冲了进去，邻居们喊道，那个人把姑娘带进了另外一个房间，锁上了门。维贝格和苏联上校破门而入。英格的衣服被撕破了，那个军官的衣服已经脱了下来。上校一把抓住那个军官，喊叫道：“是美国人（Amerikanski）！是美国人（Amerikanski）！”同时把他押到外面，用手枪无情地抽打他。然后上校让那个军官靠墙站着，要枪毙他。维贝格冲到两人之间，乞求上校饶那人一命。“你只是不能这样向一个人开枪。”他说道。上校终于心软了，那个军官被逮捕，带走了。[42]

苏联人肆无忌惮了。在位于波茨坦附近的巴贝尔斯贝格，有国际红十字会的仓库，英国战俘就在那里工作，而在那里，喝醉了酒、随便就开枪的苏军士兵毁坏了几千个包裹，包裹里有药品、医疗用品和为生病的士兵提供的各种营养食品。“他们走了进来，”下士约翰·埃亨回忆道，“进入一个地下室，看见大堆的包裹，于是干脆用冲锋枪扫射那些货品。各种各样的液体从打碎的包裹里倾泻了出来。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在仓库的旁边，是乌发公司的大摄影棚[43]。亚历山大·科拉布是身居柏林的一个外国学生，他注视着，几百名酩酊大醉的士兵破门进入服装部，而后出现在街道上，穿着“各种各样奇异的戏装，从带有白色轮状硬领的西班牙紧身上衣，到拿破仑式的制服和帽子，到环圈裙，应有尽有。他们开始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在街道上跳舞，又朝天开枪——而与此同时战斗仍在激烈进行。”

成千上万的苏军好像从未到过大城市似的，他们拧下电灯泡，仔细包装好，准备带回家，他们误以为那些灯泡里面有光，在哪里都能发亮。由于同样的原因，水龙头被从墙上硬拧了下来，浴室里的管道设备对许多人来说是种神秘的东西，他们有时使用抽水马桶洗马铃薯，削掉马铃薯皮，而浴缸却根本找不到任何用处，成千上万的浴缸干脆被从窗户扔了出去。由于士兵们不知道浴室是做什么用的，又找不到户外厕所，于是就随地大小便。有些苏联人作出了努力。格尔德·布赫瓦尔德发现，“我妻子的十来个做罐装用的广口瓶里面全是尿，玻璃盖又整齐地盖上，拧紧了。”

在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化工厂，格奥尔格·亨内贝格博士惊恐万状地发现，苏联人破门进入了他的实验室，用实验用的鸡蛋玩抛球接球游戏，而那些鸡蛋已经感染上了斑疹伤寒细菌。发疯似的亨内贝格终于找到了一名苏联上校，上校命令那些士兵从大楼里出去，然后把大楼上了锁。

在这一切无谓的抢劫和暴行当中，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着。在战斗的中心，几乎被处境困难的保卫者和受到骚扰的人民所忘却的，是元首地堡及其居住者。

地堡里的生活已经呈现出一种没有目的、梦幻般的性质。“那些还待在那里的人，”希特勒的秘书格特鲁德·容格后来讲述道，“频繁地期待着能有某种决定，但什么也没有。地图摊放在桌子上，所有的房门都敞开着。谁也无法再入睡，谁也不知道日期或者时间。希特勒无法忍受单独待在一个地方，他不断地在那些小屋子里走来走去，和待在那里的每一个人谈话。他谈到，他就要死了，结局就要来了。”

“在此期间，戈培尔一家搬进了地堡，戈培尔的孩子们在玩耍，为‘阿道夫伯伯’唱歌。”似乎没有人怀疑希特勒打算自杀，他经常谈到自杀。每一个人似乎都完全意识到，玛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计划自杀，并杀死他们的六个孩子：黑尔加、赫尔德、希尔德、海德、黑达以及赫尔穆特。唯一不知道的，是孩子们自己。埃尔温·雅库贝克是地堡里的一个侍应生，他们告诉埃尔温，他们要长途飞行离开柏林，最大的孩子黑尔加说道：“我们要打针，预防晕机。”

戈培尔太太有一颗牙齿发炎，于是把赫尔穆特·库恩茨医生请来，库恩茨是位牙医，在总理官署下面的医院地堡工作。他拔掉了那颗臼齿，完了以后她说道：“孩子们绝不能活着落入苏联人的手中。如果更糟变成了最糟，我们又出不去，那你就得帮我。”

埃娃·布劳恩听说库恩茨替玛格达拔了牙，于是提出，也许他能够帮助她解决一些牙齿上的问题。然后，她突然想起来了，于是对他说道：“哎呀，我都忘了。还有什么必要呢？几个小时以后，一切都将结束了！”

埃娃打算使用毒药。她拿出了一颗氰化物胶囊，说道：“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把它咬进去，一切就都结束了。”路德维希·施图姆费格医生是希特勒的医生之一，他碰巧在场，于是说道：“不过你怎么知道它会奏效？你怎么知道里面有毒药？”这使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于是立即用一颗胶囊在希特勒的狗布朗迪身上试用。库恩茨说，施图姆费格用一副镊子在狗的嘴里把一颗胶囊夹碎，那个动物立即死掉了。

对希特勒的最后打击是4月29日下午，被一个坐在打字机面前的人无意中给予的，那人在大约8000英里之外，在旧金山市。那人叫保罗·斯科特·兰金，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他正在该市报道联合国组织的成立大会。那天，他从英国情报局局长杰克·威诺库尔那里得知，希姆莱提出要向西方盟军投降，而威诺库尔又是直接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那里得知的。兰金把这个报道发了出去，在几分钟之内就在世界各地广播出去了。

正是这个报道，使得希特勒最初对希姆莱的变节行为略知一二。这个消息是傍晚的时候来到他那里的，当时他正在与魏德林、克雷布斯、比格多夫、戈培尔以及戈培尔的助手维尔讷·瑙曼一起开会。按照魏德林的说法：“瑙曼被叫去接电话，几分钟以后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电台的一次广播中，据报道，帝国党卫军首脑希姆莱已经开始与英美联军最高指挥部谈判了。”

希特勒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面如土色。“他很长的时间看着戈培尔博士，”魏德林说，“然后他低声咕哝了点什么，谁也听不懂。”他似乎气得目瞪口呆。“我后来看见了希特勒，”格特鲁德·容格说，“他面色苍白，眼睛凹陷，好像什么都失去了。”他是什么都失去了。“今天晚上我们当然得掉泪了。”埃娃·布劳恩告诉格特鲁德和希特勒的另外一位秘书。

希姆莱在元首地堡的联络官是党卫军分队长赫尔曼·费格莱因，他娶了埃娃·布劳恩的妹妹，他立即被怀疑参与了希姆莱的叛国。费格莱因几天以前就从地堡里消失了，于是进行了搜索，发现他在家里，穿着便装，准备离开柏林。他被送回地堡，关押了起来。现在希特勒得出了结论，费格莱因计划中的离开柏林，是与希姆莱的叛变有密切联系的。按照党卫军上校奥托·京舍的说法，“费格莱因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在28日到29日之间的晚上被枪毙了。他的妻姐拒绝替他求情。”

现在，对希特勒来说，显然结局接近了。到黎明的时候，他已经口授了他个人的和政治的遗嘱，把政府的大权交在了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和约瑟夫·戈培尔的手中，邓尼茨任总统，戈培尔任帝国总理。他还娶了埃娃·布劳恩。“婚礼以后，”格特鲁德·容格回忆说，“希特勒和他的新娘坐了一个小时，和他们在一起的是戈培尔夫妇、克雷布斯将军和比格多夫将军、瑙曼博士，以及空军上校尼古劳斯·冯·贝洛。”格特鲁德·容格只和这群人一起待了15分钟，时间足够“向新人表达最良好的祝愿”。她说：“希特勒谈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束，他现在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不能轻易恢复的，他说，‘对我来说，死亡只意味着从担忧和一种非常困难的生活中的解放。我被我最好的朋友们欺骗了，我经历了叛国’。”

在那同一天，希特勒得到了更坏的消息。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被游击队抓获，处死，脚跟朝上倒挂着暴尸。那天晚上，希特勒向地堡里的每一个人告别。第二天，苏联人的坦克离这不到半英里了，他断定，那个时刻到了。他和他的两位秘书以及他的素食者厨师一起用了午餐，侍应生埃尔温·雅库贝克记得，那最后一顿饭吃的是“意大利面条，浇上一点酱汁”。午餐后希特勒再次告别，对格特鲁德·容格说道：“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结束了。再见。”埃娃·布劳恩拥抱了这位秘书，说道： “代我向慕尼黑致意，把我的皮大衣拿去做纪念吧——我始终喜欢穿得好的人。”然后他们消失进了他们的住处。

奥托·京舍上校在通向希特勒套房的接待室门外面站着。“那是我所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他后来回忆道，“时间大约是3点30分或者3点40分。我尽力不动感情。我知道他不得不自杀，没有别的出路。”

当他等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令人扫兴的事情。忧心如焚的玛格达·戈培尔突然冲到了他的面前，要求见元首。京舍没有能够劝阻她，于是敲了希特勒的门。“元首正站在书房里。埃娃不在房间里，不过在浴室里有自来水流动，因而我认为她是在那里。他因为我的闯入而对我非常恼火。我问他，他是否想见戈培尔太太。‘我不想再对她说什么了。’他说道。我离开了。

“五分钟以后，我听见一声枪响。

“博尔曼首先走了进去。我跟着贴身男仆林格进去。希特勒坐在一把椅子上。埃娃躺在长沙发上，她已经脱下了鞋子，把鞋子整齐地摆放在长沙发的一头。希特勒的脸上全是血。有两支枪，一支是瓦尔特PPK式手枪，那是希特勒的，另外一支是一把他始终带在口袋里的小一些的手枪。埃娃穿着一件带有白色领子和白色袖口的蓝色连衣裙。她的眼睛大睁着。有一种强烈的氰化物的恶臭味道。那味道太强烈了，我认为我的衣服将有几天带着这种味道——不过这可能是我的想象。

“博尔曼什么也没有说，但我立即走进会议室，戈培尔、比格多夫以及我现在记不得的其他人坐在那里。我说‘元首死了’。”

过了一小会儿，两具尸体都用毯子包着，放在地堡入口处外面的一个浅洼地里，在一个废弃的水泥搅拌器的旁边。尸体被浇上汽油，点着了。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发现，即使在尸体被点着了之后，“我们仍然被希特勒的再次出现束缚住了”。地堡的进气口吸起燃烧着的尸体的气味，把它吸进房间里。“我们无法摆脱它，”肯普卡回忆说，“那就像燃烧的腊肉的味道。”

夜幕降临的时候，新任总理约瑟夫·戈培尔作了就任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他决定试图就城市的投降进行谈判——按照他本人的条件谈判。一个无线电信息按照苏联的频率发了出去，要求会见。不久苏联人作出了反应。他们同意接受特使，并且指定了一个地方，德国军官可以从那里通过他们的营地。

就在午夜之前，汉斯·克雷布斯中将以及魏德林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文（他刚刚升为上校），走过了废墟，在一名翻译和两个士兵的陪同下，进入了苏联的营地。士兵们迎接了他们，要求看他们的身份证明，并试图卸下他们的手枪。克雷布斯能说极好的俄语，他严厉地说道：“一个有勇气的对手应该被允许在谈判的时候带武器。”那些苏联人尴尬了，于是允许他们保留随身武器。

他们被一辆小汽车送到滕珀尔霍夫区的一幢公寓楼，带进了一间小餐室。它的家具仍然表现出平民居住的痕迹——一张长桌子，靠一面墙有一个大的衣柜，几把椅子，在另外一面墙上挂着列奥那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石版画，屋子里还有几台野战电话机。在克雷布斯和冯·杜夫文看来，那个地方似乎满是高级军官。没有致以问候，苏联人也没有自我介绍，因而克雷布斯也就无从知道，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大将，他是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第八近卫军集团军司令。他也无从知道，那些别的苏联“军官”是两位战地记者、崔可夫的助手（他也是崔可夫的小舅子），以及两位翻译。[44]实际情况是，崔可夫被突然要求会谈搞得措手不及，没有来得及把他的参谋们召集起来。

克雷布斯首先要求，能够与“苏联的主要谈判者”私下会见。崔可夫从他面前的盒子里取出一支长支的苏联香烟，点上，轻松地挥动着，指着坐在他周围的人，说道：“这是我的参谋班子——这是我的作战会议。”

克雷布斯继续提出异议，但他最后还是让步了。“我的使命，”他说道，“是提交一个信息，它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而且具有机密的性质。我想让你知道，你是第一个外国人得知，在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了。”

对崔可夫来说这确实是新闻，但他眼睛也没有眨一下，说道：“这我们知道。”

克雷布斯大为吃惊。“你怎么能知道？”他问道，“希特勒只是在几个小时以前自杀的。”希特勒在29日娶了埃娃·布劳恩，她也自杀了，他们的尸体被焚烧埋葬了。他解释说，这发生在元首地堡。崔可夫再次掩盖了他的惊讶。不论是他还是苏军司令部的任何一个别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他们也从未听说过埃娃·布劳恩。

然后他们着手进行艰难的谈判。克雷布斯告诉崔可夫，希特勒留下了一个遗嘱，在遗嘱中他任命了继任者。他把遗嘱的一个副本递给了这个苏联人。他说道，问题是，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投降，因为邓尼茨——那位新任的总统，不在柏林。克雷布斯提议，第一步，应该是停火或者部分的投降——在那以后也许邓尼茨政府就可以直接与苏联人谈判。崔可夫在匆匆地给朱可夫打了电话以后，就断然拒绝了这个要分裂盟军的企图。这个决定后来又得到了莫斯科的确认。）

谈判进行了整整一个夜晚。到黎明的时候，克雷布斯从那个苏联人那里得到的一切，只是一个要求：城市立即无条件投降，加上地堡里的所有的人亲自投降。

当克雷布斯继续同朱可夫争论的时候，冯·杜夫文冒着危险穿过营地返回，其间遭到了党卫军部队的枪击，一个苏联中校又把他拉到了安全的地方。他终于到达了元首地堡，在那里告诉戈培尔，苏联人坚持无条件投降。戈培尔激动起来。“这我永远，永远也不同意！”他叫道。

由于双方各不相让，会谈中断了。地堡里一片恐慌。现在，似乎在这个地区的苏联人的每一支枪都直接瞄准了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冯·杜夫文后来推测，这是克雷布斯泄露了地堡的位置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对那些被围困在元首地堡里的人来说，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自杀或者突围。立即，每一个人都开始制订计划，他们将分成小组离开，穿过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大楼和庭园底下复杂的隧道和地堡。从那里，他们将沿着地铁系统，到达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他们希望，在那里他们将能与一个作战分队会合，那个分队将会把他们带到北方。“一旦我们突破苏联人在施普雷河北边的警戒线，”戈培尔的助手维尔讷·瑙曼后来回忆说，“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安全地朝任何方向走去。”

有些人则挑选了另外一个选择。

对戈培尔一家来说，那个选择就是自杀。维尔讷·瑙曼曾经几个星期试图劝阻玛格达·戈培尔，但她不为所动。现在时间到了。5月1日，在大约8点30分的时候，瑙曼正在与戈培尔以及他的妻子谈话，这时玛格达突然“站起身来，走进孩子们的房间。过了一小会儿，她回来了，面色苍白，身体颤抖”。几乎立即，戈培尔开始道别。“他对我说了几句私人的话——没有政治上的或者有关未来的话，只是说再见。”瑙曼后来回忆说。当戈培尔离开地堡的时候，他要求他的副官京特·施瓦格尔曼，在死后把他和他家人的尸体烧掉。然后，在瑙曼的注视下，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缓慢地上了楼梯，进入了花园。戈培尔戴着帽子和手套，玛格达“颤抖得太厉害了，几乎无法爬上楼梯”。没有人再次看见他们活着。

孩子们也死了，而且是在一个最不可能是杀手的人手中死去的。“在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自杀前的最后几分钟时间里，”瑙曼说道，“只有一个人进入了孩子们的房间——而那个人就是玛格达本人。”

那些突围出去的人，遭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有几个人被杀死了；另外的人在几个小时之内落入苏联人之手；希特勒的保镖奥托·京舍后来当了12年的苏联俘虏。有些人迅速成了伤亡者——比如飞行员汉斯·鲍尔，他拿着希特勒送给他的腓特烈大帝小画像，由于炮弹爆炸而失去了一条腿，醒来的时候是在一家苏联人的医院里，画像也不见了。别的人，比如马丁·博尔曼，则神秘地消失了。有几个人确实是逃走了——或者几乎和逃走差不多，落入了英美联军的手中。

有三个人待在地堡里，自杀了。希特勒的副官比格多夫将军、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将军，以及地堡卫队的党卫军上尉弗兰茨·舍德尔。

现在，由于别的当权者全都不在了，城市、城市的保卫者以及人民的安全的全部责任，就落在了一个人——卡尔·魏德林将军——的身上。现在，柏林成了一个燃烧着的浩劫之城。柏林的部队被推到了城市的中心。在菩提树下街和威廉街上有坦克，在蒂尔加滕地区和动物园里，全都有战斗。苏联炮兵从东西轴线猛轰城市。部队待在亚历山大广场和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地铁车站里，而在帝国国会大厦里面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魏德林看到，除了投降别无他法，不过他仍然感到，他应该通知他的部下。他召集他的指挥官们开了个会，说明了形势。“我告知他们，”魏德林说道，“在过去的24小时里发生的事件以及我的计划。最后我让他们每一个人选择另外一个出路，但他们没有别的解决办法。然而，那些想试图突围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做。”

在5月2日凌晨快1点的时候，苏军的第七十九近卫军步兵师收听到了一个无线电信息。“喂，喂，”那个嗓音说道，“这是第五十六装甲军。我们要求停火。在柏林时间12点50分的时候，我们将派出休战谈判员到波茨坦桥。识别记号——一面白旗。等待回答。”

苏联人回答道：“明白你的意思。明白你的意思。正在把你的要求传输给参谋长。”

在收到这个信息以后，崔可夫将军立即命令停火。5月2日12点50分，魏德林的参谋长冯·杜夫文上校以及另外两位军官，打着白旗来到了波茨坦桥。他们被带到崔可夫的司令部。不久魏德林也来了。那天晚些时候，全城各地的高音喇叭宣布战事结束了。“战斗的每一个小时，”魏德林的命令说，“都增加了柏林的平民和我们的伤员的可怕苦难……我命令立即休战。”尽管零星的开火还将持续几天，但柏林之战已正式结束了。在那天下午冒险到共和国广场的人们看到，红旗在帝国大厦上面飘扬。4月30日下午1点45分的时候，当时战斗还在进行，红旗就在那里升起了。

尽管苏联人知道元首地堡在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下面，但找到它也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人们在街上被拉了过来，要他们给搜索者们带路。照相师格哈德·门采尔就是被询问的一位。他从未听说过那个地堡，不过他还是和一群士兵一起去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在迷宫般的地下室和通道里，苏联工兵用探雷器带路。一个房间或者走廊一被探测完毕，别的士兵就把文件、档案和地图收集起来。苏联人突然送给门采尔一副他们找到的望远镜，并要他走开。他们已经来到元首地堡了。

他们最先发现的尸体是比格多夫将军和克雷布斯将军的尸体。这两位军官在走廊休息室里，坐在一张满是酒杯和酒瓶的长桌子面前。这两个人都用枪杀死了自己，在他们的制服里发现的身份证件使他们得到了确认。

鲍里斯·波里沃伊少校和最先进入的搜索队一起，迅速对整个地堡进行了检查。在一间小屋子里，墙上安装着普尔曼式的卧铺床[45]，他发现了戈培尔一家。约瑟夫和玛格达的尸体都躺在地板上。“两具尸体都被焚烧过了，”波里沃伊说道，“只有约瑟夫·戈培尔的脸还可以认出来。”要搞清楚这两位父母的尸体是怎么到那里去的，苏联人后来还费了不少事。大概在他们被部分火化之后，有人又把他们带回到地堡里了，但苏联人永远也没有得知是谁干的。孩子们也在那里。“看见那些孩子令人非常不快，”波里沃伊少校说道，“唯一似乎情绪波动的是最大的孩子黑尔加。她有瘀伤。孩子们全都死了，但别的孩子是平和地躺在那里。”

苏联医生立即检查了那些孩子。他们的嘴上有烫伤的痕迹，这使得医生们认为，是让孩子们服用了安眠药水，而在他们睡着的时候又用氰化物胶囊毒死的，是在牙齿之间塞进去的。从黑尔加的瘀伤来看，医生们猜测，在下毒的时候她醒了，于是挣扎，因而不得不把她按倒。尸体被抬出来，送到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军人荣誉法庭，以备拍照，并加上标签说明身份。这时波里沃伊最后一次在这间死亡屋里四下看了看。放在地板上的是孩子们的牙刷，以及一管压扁了的牙膏。

一个特殊的专家队几乎立即就发现了希特勒的尸体，它掩埋在薄薄的一层土里。B·S·特洛普乔夫斯基将军是一位苏联历史学家，他确信那就是元首。“尸体被烧焦得很厉害，”他说道，“但头颅却完整无缺，尽管头的后部被子弹打碎了。牙齿脱落了下来，就在头的旁边。”

不过一些疑问开始出现了。在同一个地方又发现了一些尸体，其中一些尸体也被焚烧了。“我们发现了一个穿制服人的尸体，他的相貌与希特勒相像，”特洛普乔夫斯基说道，“但他袜子上的破洞被缝补上了。我们断定这不可能是希特勒，因为我们无法认为帝国的元首会穿缝补上破洞的袜子。还有一个人的尸体，他刚刚被杀死，但尸体并没有被焚烧。”

当第一具尸体被放在第二具尸体旁边的时候，这两个极为相像的人的事情也就更令人困惑了，于是便要警卫和别的德国员工辨认他们。他们要么不能辨认，要么不愿意辨认。几天以后，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命令，对每一具尸体都要进行牙科检查。弗里茨·埃希特曼和凯茜·霍伊瑟曼，是曾在希特勒的牙医布拉什克诊所里工作过的牙科技师，他们被找了来。埃希特曼被带到埃伯斯瓦尔德附近的菲诺，那是柏林东北大约25英里处，他被要求画出希特勒牙齿的草图。他画完以后，他的询问者们便带着草图消失进了另外一个房间。过了一小会儿他们回来了。“它相符。”埃希特曼被告知。然后苏联人把希特勒的整个下颚和假牙上的齿桥，拿给这位技师看。

凯茜·霍伊瑟曼是在5月7日被找来的，她立即对下颚和假牙上的齿桥予以确认。她和布拉什克几个月前做的工作是很容易认出的。凯茜被给予了一包食品，又开车把她送回柏林。两天以后她又被找了来，这次是被带到了埃尔克讷镇。在一块林中空地里有一排敞开的坟墓，里面的尸体清楚可见。“辨认他们。”和她在一起的那个苏联人说道。凯茜一下子就认出了约瑟夫·戈培尔和他的孩子们的尸体。“女孩子仍然全都穿着法兰绒睡衣，料子上印有图案，图案是小小的红色玫瑰和蓝色的花交织在一起。”她说。玛格达·戈培尔则不见踪迹。

显然，由于她对希特勒的牙齿作了确认，凯茜·霍伊瑟曼在以后的11年里待在苏联监狱，大多数时间是单独监禁。

希特勒的遗体又怎么处理的？苏联人声称就在柏林外面火化了，但他们又不说是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他们从来也没有找到埃娃·布劳恩的尸体，尸体一定是被火完全烧光了，任何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辨认的部分，都在对政府大楼的猛烈轰炸中被毁灭了或者散开了[46]。

在4月30日的上午，戈特哈德·海因里齐正在他的司令部走廊里走着，就要永远离开的时候，一位年轻的上尉迈步走到他的面前。“将军，”他说道，“你不认识我。我一直在作战部工作。和别的每个人一样，我也知道，你被免职了，奉命去到普伦报到。”

海因里齐没有说话。

“我恳求你，”年轻的上尉说道，“不要忙着到那里。”

“你说什么？”海因里齐问道。

“几年前，”上尉说道，“在施韦比施格明德，星期日朝祷后的游行中，我经常走在乐队的后面。当时你是少校，长官。我后来与你当时的副官非常熟。”

海因里齐说道：“是的——隆美尔。”

“这个，长官，”上尉继续说道，“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的话，我不想让落在陆军元帅隆美尔身上的同样的命运，再突然落在你的身上。”

“你是什么意思？”海因里齐问道，同时严厉地看着他，“隆美尔是战死的。”

上尉回答说：“不，长官，他不是战死的。他是被迫自杀的。”海因里齐盯着他。“你怎么会知道的？”他厉声说。

“我是隆美尔的副官，”那个军官告诉他，“我叫赫尔穆特·朗格。我恳求你，尽可能慢一点开车去普伦。这样的话，等你到那里的时候，战争大概就结束了。”

海因里齐犹豫了一下。然后他握着朗格的手。“谢谢你，”他拘谨地说道，“非常感谢你。”

海因里齐在走廊里往前走着，出了大楼。在那里排好了队列的，是他的小小的参谋班子。有人发出一声命令，于是每一个人都行了军礼。海因里齐走到他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我要谢谢你们所有的人，”他说道。将军的副官海因里希·冯·比拉上尉打开了车门，海因里齐上了车。冯·比拉也上了车，坐在司机的旁边，“普伦。”他说道。海因里齐探过身来，拍了拍司机的肩膀。“我们不着急。”他说道。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海因里齐到达了在普伦的兵营。当他走进他的房间时，一台收音机正在播音。播音突然中断了。在一阵低沉的隆隆鼓声之后，宣布元首死了。时间是5月1日晚上10点。

准尉迪克西·迪恩斯坐在他的德国看守查理·古姆巴赫的旁边，听着新闻。那是很长时间以来迪克西所听到的最好的新闻。“……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元首在死亡前战斗到最后一息。”播音员庄严地宣布。他和古姆巴赫此时是在劳恩堡东边的某个地方，躲在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就在德军营地的后面。那一家人全都在这里，那位妻子听到这个消息泪流满面。迪恩斯克制住了他的欣喜，尽管元首可能已经死去，但战争却还没有结束。德军的营地就在前面，迪恩斯得穿过那些营地，那不会是轻而易举的，因为炮火猛烈。

所有人都在这个不舒服的住所里安顿下来过夜。迪恩斯很容易便进入了梦乡。他一连几天一直在骑自行车，试图突破过去，到达英军的营地。现在有一点运气的话他就可能做到——只要他能够说服身边的那些德国兵，让他过去。这是迪恩斯睡着以前，他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

几个小时以后，随着一下晃动，他醒了过来。有一支冲锋枪正顶在他的肋骨上，一个嗓音说道：“喂，伙计，站起来。”迪恩斯抬起头来，看着一个样子粗暴的英军第六空降师的伞兵的脸。这个地区在夜间被攻占了，当时他们正在睡觉。迪恩斯跳了起来，大喜过望，说明他是谁。他和古姆巴赫被押回连部，先是被移交给师司令部，然后给军司令部。最后，第八军军长伊夫林·H·巴克中将见了他们。

迪恩斯迅速说明了形势。“有1.2万名英国皇家空军战俘朝营地走来，”他急迫地说道，“我们的飞机正在朝他们射击！”他让巴克将军看他把那些人留在了什么地方。将军大吃一惊，匆忙拿起电话——取消了定于在这个地区进行的另外一次空中袭击。“现在一切都会好了，”巴克将军说道，显得如释重负，“我们会在下面的48个小时里占领这个地区，你最好休息一下。”

“不，长官，”迪恩斯说道，“我答应奥斯特曼上校我会回去的。”

巴克吃惊地看着他。“这是不是有点蠢呢？”他问道，“不管怎么说，我们到那里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但迪恩斯仍然坚持。“那好吧，”将军说道，“我给你一辆能让你通行的挂红十字会旗的车。告诉你遇见的那些德国兵，他们现在也不妨停下来。”

迪恩斯行了军礼。当他走过参谋长的办公室，四下张望着。“我的德国看守查理·古姆巴赫在哪里？”他问道。有人说：“他去战俘营了。”迪恩斯恼火了。“没有他我就不离开这里，”他咆哮道，“我已经许诺过了。”查理被迅速送了回来，于是他们乘坐一辆缴获来的梅赛德斯牌汽车动身了，车篷上挂着一面红十字会会旗。

两天以后，迪克西·迪恩斯带着他的人进入了英军营地，他的那些苏格兰风笛手们领头。当这些骨瘦如柴、疲惫不堪的英国皇家空军高昂着头，踏着沉重的脚步进入英军营地的时候，人们站着注视着。奥斯特曼上校和他手下的看守们现在被羁押了起来。迪恩斯和他的一些人，同他们一起来到英国人的战俘大院门口。这两群人彼此面对着立正。奥斯特曼迈步向前，他和迪恩斯行了军礼。“再见，奥斯特曼上校。”迪恩斯说道。“再见，迪恩斯先生。”奥斯特曼说道，“我希望我们能再次见面。”然后迪恩斯重复道：“立正！”于是奥斯特曼和他手下的看守们齐步走进了英国人的战俘大院。当查理·古姆巴赫走过的时候，他挥手致意。

枪炮的射击是残忍的，它来自四面八方。布瑟四处走着，朝他的手下大声喊叫着：“站起来！继续前进！只剩下几英里了！温克正在等候！”布瑟太疲倦了，结果都不知道现在是几点，甚至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第九集团军一直在朝着温克的方向进行作战，历时似乎有几个星期了。几乎没有剩下什么弹药，实际上也没有大炮，只有一些迫击炮。没有多少机关枪，而那些机关枪里又几乎没有子弹。不论布瑟往哪里看，他都看见人们在倒下。他和他的军官们用了全身的力气，才让他们往前走。使事态复杂的是那成千上万的难民，他们加入了这个行列。食品短缺，甚至他自己的部下也没有足够的食品。

温克可能就在几英里以外的地方，但苏联人的抵抗仍然是顽强的。布瑟把他剩下的最后一辆坦克召了来。他一直保留着这辆坦克，为的就是这个时刻。他要沃尔夫·哈格尔曼中将率先冲出去。哈格尔曼跳进坦克，告诉司机加速。坦克奋力前进，他们轰鸣着越过了一条壕沟和一些起伏的地面。突然哈格尔曼看见，苏联部队在他们的前面溃败了。他四下张望，寻找可以用来射击的东西。机关枪没有子弹，他一把抓起一支滑膛枪，开始朝逃跑的苏联人连续射击。

然后，他听见炮声从另外一个方向传来——是从苏联人的背后传来的。那是温克的部下！这个会合来得太突然了，结果事后谁也没有真正记得是怎么结束的。精疲力竭的人们只是彼此倒在对方的怀里。温克和布瑟会合了。

“第九集团军的人太疲倦了，太疲惫不堪了，状态太惨烈了，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温克记得。当他站着注视的时候，有一个人从行列中出来，朝他走来。温克看见那是一个眼睛塌陷、满脸污垢、未剃须的军人。几乎就在那人来到眼前的时候，温克才把特奥多尔·布瑟将军认出来。他们无言地握着手，然后温克说道：“谢谢你到了这里。”

5月7日，这两个集团军又回到了易北河，有10万多人渡河来到了西岸，被美国人俘虏。布瑟原先有20万人，只有4万人幸存了下来。

半官方的越洋德国新闻社所发出的最后一个信息，是用法语发出的。它说道：“Sauve quipeut”——各自逃命吧。柏林人接受了这个提议。坦克、部队、婴儿车、汽车、运货马车、兵员运输车、自行火炮、骑马的人，以及成千上万的步行的人，他们越过那些通向施潘道区的桥梁，蜂拥着离开柏林。这个巨大的集体大逃亡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投降可能已经签字了，但射击仍然在进行，难民所想做的一切就是逃跑。偶尔这些逃跑的德国人的行列会遭到炮击，显然，在北边和南边的苏联炮兵尚未接到停火的命令。

年轻的布里吉特·韦贝尔乘坐着由她公公的司机开着的汽车，从柏林出发，她穿着毛皮大衣，脚下放着一篮子祖传的银器。然后汽车在前往施潘道区的行列中被挤得动弹不得，只不过几英里的距离就用了十个半小时，她最终不得不放弃汽车，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步履艰难地向西走去。

16岁的阿里贝尔特·舒尔茨吃惊地发现，他又再次出现在那位党卫军的正式死刑执行人面前。在一个急救掩蔽所里，舒尔茨就躺在那个红头发的人旁边：枪弹在那个瘦长、难看的党卫军枪手的胃部爆炸开了，他尖声喊叫了16个小时，然后死去了。

当蜂拥的巨大人群挤满了通向那些桥梁的马路的时候，炮弹一再在他们当中落下。希尔德加德·潘策尔与库尔特·阿赫上尉一起行走，阿赫帮助她带着她的两个孩子——1岁的沃尔夫冈和5岁的黑尔加——她在拥挤中把这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丢失了，她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在这个疯狂的集体大逃亡中，估计总共有2万人伤亡。

最后，炮弹不再落下，难民们把枪炮声留在了身后。固然他们是走得稍微远了一些，不过他们又倒在了地上。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哪里倒下，就在哪里睡着——在田野里，在壕沟里，在空屋子里，在废弃的车辆里，在马路的路肩上，就在马路上。他们现在安全了。最后一役结束了。

“阿布！阿布！”海因里希·施瓦茨在遭到可怕破坏的动物园里四处走着，他想，现在什么也没有留下了。动物园永远也不会成为原先的样子了。死亡的动物和瓦砾到处都是。他朝池塘走去。“阿布！阿布！”他叫道。

一阵翅膀拍打的声音。在空池塘的边缘是那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尔库伯，它用一只腿站着，看着施瓦茨。他走过池塘，抱起这只鸟。“一切都结束了，阿布，”施瓦茨说道，“一切都结束了。”他抱起这只鸟走开了。

5月4日，伊尔莎·安泽慢慢地从她在威尔默斯多夫区的地下室里走了出来，这是自从4月24日以来，她第一次来到日光之下。街道奇怪地安静。“一开始，由于不习惯亮光，我在眼前只看见黑色的圈。但我接着四下张望。太阳在照耀，春天来了。树开花了，空气柔和。即使在这个备受折磨、正在死亡的城市里，大自然也在把生命带回来了。在此刻以前什么也没有触动过我，所有的情感都死去了。但当我看着远处的公园，在那里春天已经来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自这一切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哭了。”

城市的陷落

喀秋莎正在城里发射导弹。下图：苏联士兵在一个苏联宣传牌的后面掩护自己。宣传牌上写着：“前进，斯大林格勒的战士们！胜利就在前面！”背景处是德国的胜利纪念碑。

这一部分中的照片，除了另外注明出处的，均由前苏联国防部供图。

动物园地堡。它是动物园里面的高射炮双塔之一，在柏林最后投降的堡垒。上图：战斗前的双塔：下图：战斗后的双塔。中间左边：瓦尔特·哈格多恩，他是德国空军的一名医生，把这个地堡拱手让给苏联人。中间右边：格达·尼迪克，电传打字机操作员，她处理了希特勒最后的信息：“温克在哪里！施泰讷在哪里！”

5月1日上午，克雷布斯将军在崔可夫的司令部外面。这张来自苏联国防部档案馆的独一无二的照片，在本书英文版中是第一次面世。

这同一栋房子在20年之后，是本书作者经过崔可夫的指点之后发现的。这栋房子是在滕珀尔霍夫区舒伦堡环行大道2号，其主人仍然是同一个人，一位姓格贝尔斯的太太。“这个房间最醒目的，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一幅石版画，”崔可夫回忆道。这幅画还在那里，但签署投降书的那张桌子（见上图），现在却在附近的达太天主教教堂图书馆里。

伤亡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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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20年以后，也没有谁能肯定地说在柏林战役期间平民的伤亡是多少。至今仍然有尸体在废墟中、花园里和公园里被发现，那是在战役期间被匆匆埋葬的，也有尸体在集体坟墓里被发现。然而，根据统计学上的研究，大概有10万平民由于这场战役而死去。起码有2万人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去，有大约6000人自杀，其余的不是直接被炮击或者巷战杀死，就是以后因为受伤而死。那些在最后的几天里逃离柏林然后在德国别的地方死去的人，从来也没有得到精确的统计。如果说仅是死于轰炸的起码就有5.2万人的话，如果这个估计被认可，那么数字就上升到15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受伤的人。

有多少人遭到了奸污？还是谁也不知道。我从医生们那里得到的估计，是从2万人到10万人。堕胎非正式地得到了允许，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谁也不愿意统计甚至猜测到底有多少人堕了胎。

至于德国军队的伤亡数字，就像平民的伤亡数字一样，谁也不能确切知道。使这个问题复杂化的是，事实上他们被包括进了德国总的战争伤亡数字：因而要说出有多少人是在柏林一个地方阵亡的，就不大可能了。苏联人对他们的伤亡人数非常确定。苏联国防部官方说，在从奥得河的战斗至一直最后攻克柏林期间，他们有“十万多人阵亡”。在我看来，那个数字似乎是高的，但也可能被故意夸大了，为的是让胜利引人注目。另一方面，科涅夫元帅告诉我，单是他的军队，“在从奥得河到柏林的整个战斗中，以及我的南翼向易北河挺进的过程中……就有1.5万人阵亡”。这样一来，朱可夫和科涅夫的军队加在一起，在攻克柏林当中就起码损失了10万人的兵力。奇怪的是，美军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奥马尔·N·布拉德利将军曾经提醒艾森豪威尔，他要是试图攻克首都的话，就可能蒙受10万人的伤亡，不过布拉德利说的是阵亡、受伤和失踪人员的总数。

[1]许多士兵在奥得河加入了共产党，并非总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与美军或者英军不同，苏军并没有身份识别牌——或曰“狗牌”——的注册系统；在作战中阵亡或者负伤的苏军家属，很少得到正式的通知。但如果一名共产党员士兵伤亡，共产党就告知他的家属或者亲属。——原注。

[2]1945年6月，朱可夫告诉艾森豪威尔和新闻界，他用各种口径的22000门大炮开始了攻击。他的最初的计划要求有11000门加农炮，但在攻击的时候他是否已经获得了那么多的炮，不得而知。苏联人的描述给出的数字各种各样，从2万到4万门大炮不等，不过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朱可夫起码有7000到8000门野战炮，并且有同样数字的口径小一些的炮。——原注。

[3]科涅夫这是在重复斯大林本人的怀疑。在3月初，斯大林曾经给罗斯福发去电报，说已经在伯尔尼和德国人达成了一个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他们将敞开通往英美部队的前线的大门，让他们向东移动。而作为交换，英国人和美国人则许诺，他们将放宽对德国人的停战条件。在西线的德国人事实上已经停战了……［与此同时］……他们又继续着对苏联的战争，而英美盟国却……”罗斯福回答说，他对那种断言感到吃惊，那种断言认为，“我已经在没有首先获得你们的充分同意的情况下，就与敌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坦率地说，因为对我的行动和我所信任的下级的行动的这种卑鄙的失实陈述，我不能不对那些向你告密的人感到愤愤不平，不管他们是谁”。斯大林和他的元帅们还是不信。甚至在今天，苏联国防部的最新历史著作——《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仍然说：“为了避免让苏军夺取柏林……希特勒之流……准备把首都拱手交给美国人或者英国人。我们的盟友们也期望能夺取……［它］……尽管已经有了协定……要把柏林交付给苏联军队的作战区……”当然，事实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协定。——原注。

[4]直到20年以后，读到普克霍夫将军的回忆录的时候，科涅夫才知道有这个事件。——原注。

[5]希拉赫（BaldurvonSchirach，1907—1974），纳粹政客。1925年加入国社党。1933年被任命为德国全国青年领袖，指导纳粹全国青年组织，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在内，担任这一职务直至1945年。

[6]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

[7]维也纳于4月13日被苏军攻占。——原注。

[8]希特勒明显指的是罗斯福总统。——原注。

[9]齐格菲防线（SiegfriedLine），20世纪30年代沿德国西部边界修筑的碉堡和据点网。1944年从法国退却的德军，利用这条防线有效地挡住美军的追击，使他们得以喘息。这条防线到1945年才被突破。

[10]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

[11]瓦尔哈拉殿堂（Valhalla），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

[12]大概乐团有多少幸存者，对这最后一场音乐会就有多少种说法。有些人是一种说法，另外的人是另外一种说法。有关其日期、曲目甚至演奏者，都是言人言殊。那些对施佩尔的计划一无所知的人，拒不相信有这样一个计谋存在。出现在这里的说法根据的是冯·韦斯特曼博士的叙述和记载，辅之以格哈德·塔施讷所提供的信息。——原注。

[13]到4月18日的时候，在鲁尔河的残余部队全都被消灭了。3天以后莫德尔自杀。——原注。

[14]诺尔兰（Nordland），挪威北部一郡，临挪威海。

[15]戈林可能有不止24辆卡车。海因里齐认为，他有“4个车队”。然而，这可能包括那天晚些时候离开柏林的德国空军的额外车队。这个事实是荒唐的，因为在这个时刻，一方面是由于燃料的原因飞机被停飞，车辆无法移动，而另一方面却是戈林可以处置的不仅有卡车，而且还有充足的汽油供给。——原注。

[16]库尔兰集团军在波罗的海各国被完全包围了，然后其余部终于在4月初乘船撤离，到达斯温明德。该集团军原来有18个师，但只有几船的人和差劲的装备到达了德国。——原注。

[17]希特勒对约德尔说的话，由路易丝·约德尔在她详尽的日记中记下来。这条日记的下面有这个说明：“我丈夫评论说，‘除了一个另外的场合之外，在我的前妻死去之后，这是希特勒对我说过的唯一有关他个人的话’。”——原注。

[18]雷德尔（ErichRaeder，1876—1960），1928年起任德国海军总司令，后因在战略方面与希特勒相左，于1943年1月被解除海军最高指挥权。

[19]在纽伦堡审讯中的证词披露，格拉维茨除了是希姆莱的主治医师之外，还曾批准在集中营的囚犯身上做医学试验。——原注。

[20]下椴树街，柏林东部的一条大街，西起勃兰登堡门，东至王宫，全长近1英里。因过去种有椴树而得名。始建于1538年的王宫废墟，于1951年铲平后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广场。

[21]柏林（Berlin）的首字母是B，所以“大B”即指柏林。

[22]迦太基，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古代北非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在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而与古罗马人进行的布匿战争中，于公元146年被古罗马人毁灭。

[23]耶和华见证会，19世纪70年代初由查尔斯·塔兹·罗素在美国创立的一个基督教教派，认为“世界末日”在即，主张个人与上帝感应交流。这里的拒服兵役者，也就是由于宗教信仰，而不积极参与任何有关战争行动的人。

[24]在海因里齐的战争日记里，所有的电话交谈都用速写逐字记了下来，其中有一个令人吃惊的条目：“4月21日12：30，布瑟对海因里齐说：‘刚刚得到消息，第五十六军昨天晚上在没有得到特别命令的情况下，从霍佩加滕进驻奥林匹克村。要求逮捕他……’”布瑟是从哪里得这个情报的，谁也不知道，但这个情报是错误的，奥林匹克村在位于柏林西边的德伯里茨。魏德林则是在城市的东郊作战。——原注。

[25]1939年，希特勒曾宣布戈林为元首继承人。

[26]约德尔曾彻底研究了“日食行动”的文件，他确信，温克向东大举猛攻不会受到美国人的阻碍，他相信，美国人在易北河就永远停止前进了。——原注。

[27]夏里特医院，在柏林和巴黎两地均有此医院，原文是法文（Charite），字面意思是“济贫”或者“慈爱”医院。

[28]另外15具尸体在3个星期以后被找到了。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的手里仍然攥着他在狱中写下的一些十四行诗。其中的一行诗是：“当时光被疯狂引导的时候，他们就是被绞死的最好的头颅。”——原注。

[29]显然伦敦在收到维贝格提交的报告之后，还没来得及把它传达出去。——原注。

[30]有两种业务没有间断地继续着：一是波茨坦气象台做的气象记录，在整个1945年一天都不缺；一是该城17家啤酒厂中的11家——根据政府的法令，它们从事的是“本质性的”生产——这11家啤酒厂在继续生产啤酒。——原注。

[31]圣阿格尼斯（约304—？），罗马妇女，基督教圣徒、青年女子的主保圣人。据传说，阿格尼斯貌美，约13岁时自称除耶稣外别无所爱，矢志不嫁。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徒时，阿格尼斯以身殉教。

[32]本书作者记得，1944年在诺曼底，两个穿着德军制服的被俘士兵给美军第一集团军情报部门的审问者们带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时本书作者也在场。那问题是谁也不懂他们的语言。这两个人都被送到了英格兰，在那里人们发现，他们是西藏牧民，被强抓壮丁加入了苏军，在东线被俘，又再次被强抓壮丁加入了德军。——原注。

[33]卡累利阿（Karelia），苏联自治共和国，与芬兰接壤。

[34]巴什基尔人（Bashkir），突厥民族。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于1919年设立，是苏联俄罗斯联邦的行政区。

[35]莫尔多瓦人（Mordvinian），居住在苏联伏尔加河中游地区。

[36]伊尔库茨克（Irkutsk），苏联东西伯利亚城市。

[37]约阿希姆·利普希茨最终成为西柏林的最著名的官员之一。1955年他当上了西柏林政府的内务委员，负责该城的警察部队。一直到他1961年去世以前，他一直是东德共产党政权的死敌。——原注。

[38]瓦尔特·戈尔巴赫少将是消防局局长，按照他的命令，在22日离开的一些消防车又被送回了城里。按照战后报道的说法，戈培尔之所以命令把那些消防车运出柏林，是为了不让它们落入苏联人之手。戈尔巴赫听说，他因为撤销了戈培尔的命令而将被逮捕，于是试图自杀，但自杀失败。他脸上受伤血流不止，被党卫军带出去处决了。——原注。

[39]她们都活着。一个医生立即采取行动，救了她们的命。——原注。

[40]圣卡尼修斯（st.Canisius，1521—1597），天主教耶稣会学者、教义师。其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三重教理回答》，对天主教教理进行明晰的说明。

[41]圣希尔德加德（st.Hildegard，1098—1179），德意志女隐修院院长，多次见到异象的神秘主义者。

[42]苏联人并不否认在柏林陷落期间所发生的强奸，然而他们却每每极力辩解。苏联历史学家承认，部队失控了，但许多历史学家却把最严重的暴行归咎于那些一心要报复的前战俘，他们是在苏军向奥得河推进的过程中被释放的。有关强奸，军队报纸《红星报》的主编巴威尔·特洛扬诺斯基告诉本书作者：“我们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绅士，我们见得太多了。”《红星报》的另外一位编辑说：“战争就是战争，我们所做的，跟德国人在苏联所做的没法比。”米洛范·吉拉斯是战争期间驻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他在其《与斯大林交谈》一书中说，他曾就有关苏军在南斯拉夫所犯下的暴行向这位苏联独裁者抱怨，斯大林回答说：“如果一个在血与火中走了几千公里的士兵找个女人开开心，或者拿点不值钱的东西，难道你就不能理解吗？”——原注。

[43]乌发公司，全称为环球电影股份公司（UniversumFilm－Aktiengesellschaft），德国电影制片公司。该公司的影片在默片时期在艺术上是最突出的，技术上也是最优良的。公司设在柏林，拥有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好、最现代化的摄影棚。至今仍为制片中心。

[44]和那两位记者一起被崔可夫召来开会的，还有一位来访的苏联作曲家马特维伊·伊萨科维奇·布兰特，他是被斯大林派来的，要他写出一部纪念柏林战役胜利的交响乐。那两位记者问将军，怎么处理那位作曲家，崔可夫说道：“把他带来。”可是当布兰特到来的时候，他却穿着便装，显然不能冒充苏军军官。他被匆匆推进毗邻会议室的一个衣橱里，在随后的会议期间他大多是待在那里。就在客人们要离开的时候，他由于空气缺乏而昏厥，跌落进了房间，令德国人大吃一惊。——原注。

[45]普尔曼式，指19世纪美国发明家乔治·M.普尔曼（George M.Pullman）设计的豪华型列车车厢，装有舒适的卧铺或座椅。

[46]本书作者认为，苏联人对埃娃·布劳恩不感兴趣，因而没有真正下功夫去辨认她的尸体。苏联人对希特勒死亡的第一次确认，是在1963年4月17日，由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向本书作者和约翰哈德·海因埃里克森教授作出的，那已经是事件发生的18年之后了。——原注。

作者致谢

本书的信息，主要是来自参与者本人——来自盟军的官兵、与盟军作战的德国部队，以及在战役中幸免于难的柏林人。总共有二千多人为本书提供了信息。从1962年开始，在一段为期3年的时间里，大约有700个男人和女人提供了书面的叙述和会晤。他们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收藏品，从日记到地图，从个人的叙述到珍藏的剪贴簿，不一而足。这些人的名字出现在本书的《军人与平民们的现状》一节的名单中[1]。

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又被安置在根据美国、英国、苏联和德国的资料所勾勒出来的军事框架之内。我获得了部队的战后报告、战争日记、师的历史、情报总结和询问报告，还对那个时期的关键的军事人物和政府人物进行了采访，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把自己的档案、文件和笔记交付于我。所搜集到的资料累计填满了10个文件柜，所包含的信息也是五花八门，比如在战役前柏林的大型储气罐中的燃料数量，再比如，事实上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戴的手表里面有一块罗盘。

数量巨大的人们在这个项目上提供了帮助。要是没有《读者文摘》的莉拉和德威特·华莱士的话，这个项目就根本不可能开始，华莱士夫妇把他们机构的巨大研究资源供我使用，并报销了我的许多费用。我谨对我的朋友霍巴特·刘易斯表示赞扬和感谢，刘易斯是《读者文摘》的总裁兼执行主编，他作出了慷慨的努力以使本书成为可能。我还想对《读者文摘》在美国和欧洲的编辑部里的那些男人和女人表示感谢，他们搜集了研究资料，并采访了数十位参与者。要是单单挑选出某些个人来，那就是不公平的。因而我想以各个编辑部的字母先后为序，说出他们的名字来。柏林编辑部：约翰·弗林特、赫尔加德·克雷默、苏珊娜·林登、露丝·韦尔曼；伦敦编辑部：希瑟·查普曼、琼·艾萨克斯；纽约编辑部：格特鲁德·阿伦德尔、尼娜·乔治斯－皮科；巴黎编辑部：厄休拉·纳卡谢、约翰·D·潘尼策（欧洲首席记者）；斯图加特编辑部：阿尔诺·亚力克西；华盛顿编辑部：布鲁斯·李、朱莉娅·摩根。

我因为获准在其历史档案馆里进行研究，而必须感谢美国国防部。我尤其想对军事史办公室主任哈尔·C·帕蒂森准将及其同事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玛格达·鲍尔、德特马·芬彻、查尔斯·冯·卢蒂乔、伊斯雷尔·威斯、汉娜·蔡得里克，以及厄尔·齐姆克博士——他们都把时间和帮助给予了我和我的同事。我还感谢“二战录音部”的主任谢罗德·伊斯特，他允许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对录音进行日复一日的研究。录音部里的其他人也同样友善：资料组的主任威尔伯·J·奈伊，以及他的同事洛伊丝·奥尔德里奇、莫顿·阿珀森、约瑟夫·埃弗里、理查德·鲍尔、诺拉·欣肖、托马斯·霍曼、希尔德雷德·利文斯通、V·卡罗琳·穆尔、弗朗西斯·鲁布赖特，以及黑兹尔·沃德。与这个小组一起密切工作的，是朱丽叶斯·怀尔德斯托瑟博士，她作了艰苦的工作，替我和我在《读者文摘》的同事们检查了几英里长的微缩胶卷，并翻译了几千份德国文件。

我尤其感谢：前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亦即阿拉曼子爵蒙哥马利；奥马尔·N·布拉德利上将；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上将；威廉·H·辛普森上将；詹姆斯·M·加文中将；伊斯梅勋爵；中将布赖恩·霍罗克斯爵士；斯特朗勋爵；大使W·埃弗里尔·哈里曼；大使福伊·D·科勒；大使戴维·布鲁斯；大使查尔斯·波伦；艾德礼伯爵；安娜·罗森堡·霍夫曼太太；少将弗朗西斯·德吉恩冈爵士；迈尔斯·登普西爵士；伊夫林·巴克中将；路易斯·莱恩少将；R·F·贝尔彻姆少将和菲利普·E·莫斯利教授。这些人，以及许多其他的美英官员和外交家，都帮助了我理解那个时期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背景，并且阐明了英美联军之所以不继续向柏林挺进的原因。

我感谢苏联政府，承蒙他们允许我从他们国防部的档案中，看到了迄今为止尚未披露出来的文件、命令、讯问报告和其他文件。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一向是看法不一致的，而且我的方法也并非总是那么富于外交手腕。然而我却发现，对苏联军方的一种直言不讳而又坦诚的态度，也得到了他们同样直言不讳而又坦诚的回报。例如，有关在柏林的强奸问题，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的某些成员对我提出，若是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是不讲外交策略。约翰·F·肯尼迪总统不同意那种看法。在我动身前往苏联之前，他对我讲的话的大意是，苏联人大概一点也不在意，因为他们从本质上讲是做交易的老手。他感到，我应该直言不讳，“把话摆在桌面上”。我这样做了，而苏联当局也直言不讳地作出了回应。然而，还是有一些令人尴尬的时刻。尽管我受到了赫鲁晓夫政府的邀请，前往进行我的研究，但在莫斯科机场的边防警察却试图截下苏联国防部送给我的文件！那些苏军军官，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和崔可夫诸位元帅，他们是亲切和蔼的典型，慷慨地提供了他们的时间和他们的信息，我所采访的其他苏联军方人士也是同样。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这个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在那次旅行中的同事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埃里克森教授，他在语言学上的能力以及在俄国事务上的专门知识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

在德国，波恩市政府新闻与信息部的格拉夫·施魏因茨博士打开了许多扇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华盛顿的司令部的A·霍伊辛杰将军写了几十封介绍信。特奥多尔·冯·杜夫文上校是柏林最后一任城防司令卡尔·魏德林上将的前参谋长，他花了几天的时间和我一起重温了这最后一场战役。瓦尔特·温克上将、特奥多尔·布瑟上将、马丁·加赖斯上将、埃里希·德特莱夫森上将、赫尔姆特·雷曼中将、哈索·冯·曼陀菲尔上将、马克斯·彭赛尔上将、弗里德里希·西克斯特上将、党卫军上将费利克斯·施泰讷、布尔克哈特·米勒－希勒勃兰特上将、党卫军少将古斯塔夫·克吕肯贝格、汉斯·雷菲奥尔上校、汉斯·奥斯卡·韦勒曼上校，以及路易丝·约德尔太太——他们全都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帮助把柏林战役以及柏林最后的日子重新构筑出来。

还有许多人，他们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提供了帮助。位于慕尼黑的苏联研究所副顾问利昂·巴拉特；柏林广播电台的时任主编罗尔夫·门采尔；德国军队档案馆的迈尔－韦尔克中校；柏林的《晚报》（DerAbend）的主编弗兰克·E·W·德赖斯勒；位于柏林的美军防区电台（RIAS）负责人罗伯特·洛赫讷；《巴黎竞赛画报》（ParisMatch）的雷蒙·卡蒂埃；位于慕尼黑的现代历史图书馆的于尔根·罗维尔博士；柏林市档案馆的阿尔布雷希特·兰珀博士；德国老兵组织WAST的卡尔·罗德尔、卡尔·约翰·维贝格；战俘集中营前战俘全国联谊会的马塞尔·西蒙尼；西格贝特·默恩，费尔拉格出版社的迪特尔·施特劳斯博士。我谨向他们，以及许多别的人，致以我最诚挚的感谢。

最后，因为本书故事中的德国的一面，我要把我的感谢留给戈特哈德·海因里齐大将。在一段为期3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进行了无数次的采访和交谈。他再一次地在战役的每一个阶段作战了！他让我使用他的个人笔记、文件和战争日记。尽管他疾病缠身，但却总是慷慨地把时间给予我。要是没有他的话，我认为这本书就不可能写出来。我当作家有二十来年了，很少遇见具有这样的尊严和荣誉的人——也很少遇见在细节的记忆上这样精确的人。

我怎么感谢那些在写作过程中支持我的人呢？我亲爱的妻子作了校对，编了索引，进行了编辑，进行了重写——与此同时，又在漫长的研究和写作的岁月中照料着我们的家庭；我的好朋友和最严厉的批评家杰里·科恩，他尖锐的编辑铅笔在稿子上是如此才华横溢地移动着（不过在本页书稿上他不会有这个机会了）；我的非常宝贵的秘书“霍蒂”·范特雷斯卡和芭芭拉·索耶，她们打字，重新打字，把文稿归档，接电话，并且支持了我们所有的人；苏珊与查理·格利夫斯，我什么时候需要他们，他们就什么时候在那里；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彼得·施韦德和迈克尔·科达，他们与海伦·巴罗（生产经理）、弗兰克·梅茨（美术指导）、伊芙·梅茨（版面设计），以及索菲·索金（编辑部主任），他们全都不得不容忍了我的难以达到的要求；拉斐尔·帕拉西奥斯，他所绘制的一丝不苟的地图以及他的幽默感，超出了任何作者所能怀有的希望；泛美航空公司的戴夫·帕森斯，他在欧洲各地运送着成箱子的研究资料而又一件未少；我的朋友比利·柯林斯和罗伯特·拉丰特——他们是我在英国和法国的出版商——他们为了这本书等待得太久了，结果他们几乎就要“密切注视瑞恩”了；我的律师保罗·吉特林，他的帮助、指导以及冷静是非同寻常的；我的代表玛丽·谢贝克（在法国）和伊莱恩·格林（在英国），她们通过工作、勇气、支持和信念而提供了帮助——向他们所有的人，我表示最深的谢意。

科尼利厄斯·瑞恩

[1]英文原著附有“《最后一役》中的军人与平民们的现状”列举了所涉及的、又为本书提供了信息的所有人的名单。首先，是盟军的名单，然后是和盟军较量的德国军人的名单，最后是在1945年3月到4月期间，住在城市及其周边的柏林人。中文版翻译时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