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 of Contents

引子

第一部 两个男人和一架梯子

1、破窗而入

2、巧取

3、侦探小说

4、牧师

5、艺术小分队

6、艺术拯救者

第二部 维米尔与爱尔兰黑帮

7、编剧

8、盖蒂博物馆来的人

9、“将军”

10、罗素堡府邸

11、安特卫普遭遇战

12、蒙克

第三部 从盖蒂博物馆来的人

13、“看看这些文件里”

14、诱惑的艺术

15、第一次遭遇

16、广场惨败

17、重归罗素堡

18、金钱是蜜糖

19、神秘先生

20、“我是皮特·布鲁格”

21、蒙娜丽莎的微笑

22、黑帮

第四部 秘密游戏

23、骗子还是小丑

24、圈套

25、第一次卧底行动

26、骗局

27、前排坐席

28、一个骗子的故事

29、“伦勃朗的作品，您感兴趣吗？”

30、交易中断

31、一个陌生人

32、在路上

33、“举起手来！”

34、追捕的快感

35、计划

36、“走下那些台阶”

37、追踪结束

尾声

后记

备注

引子

对小偷来说

名画不过是镶了框的巨额支票

爱德华·蒙克《呐喊》

（本书就是围绕被偷的这幅名画展开的侦察纪实）

引子

2004年6月

几幅互不搭调的油画挂在墙上，瞪视着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它们的作者分别是下面几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维米尔①、戈雅②、提香③、蒙克④、伦勃朗⑤。这些画作的普通复制品只值几块钱，没有装框，尺寸繁多。其中一些被歪歪扭扭地挂在敲进墙里的钉子上。而真正的原作则被饰以镀金的画框，陈列在全世界最堂皇的博物馆里，参观者们会怀着朝圣般的心态来仰望它们。每幅画的价格动辄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

①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生于十七世纪的荷兰，只有三十六幅作品留给世人，这些作品存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或是为私人收藏。

②戈雅（Francisco Josede Goye Luvientes，1746～1828)，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

③提香（Tinizno Vecellio，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代表画家。

④爱德华蒙克（1863-1944），挪威表现主义画家和版画家，他的画作富有强烈的情感，对二十世纪绘画产生了重大影响。

⑤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9-1669），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从某种角度来看，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上述画作都被偷盗过，其中一部分被追缴回来了--主办此次小型展览的那位高个儿男人就是追缴失窃名画的功臣之一--其余的画作依然下落不明。这位藏品奇特的馆长不喜欢统计学上的那些玩意儿，但又不得不正视一个悲哀事实：失窃的画作当中，有九成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在艺术犯罪领域中，有一位侦探的职业履历非常突出。他叫查理·希尔，本书的主旨就是要以希尔为向导，去探索艺术中的地下世界。那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奇特疆域，有时充斥着危险，有时又显得很滑稽，有时则是危险与滑稽兼而有之。

为了更好地帮助读者了解这个奇特的疆域，我们将会讲述很多关于失窃名画的故事，而在这当中，关于蒙克的传世名作《呐喊》的失窃经历将会成为故事的主线，贯穿始终。十年前，希尔与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样，是通过廉价的复制品以及卡通片熟悉这幅油画的，他与它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关联。

1994年2月14日的早上，一个电话改变了这一切。

第一部 两个男人和一架梯子

1、破窗而入

挪威，奥斯陆

1994年2月12日，早上6点29分

趁着挪威冬日黎明前的黑暗，两名男子开着一辆偷来的轿车，停在了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挪威最卓越的艺术博物馆之——门前。他们没有媳火，冒雪下了车，在美术馆外墙下的灌木丛中，他们搬出了前一晚预先藏好的梯子，悄悄无声息地把它靠在了墙上。

美术馆的里面，一名警卫待在温暖的地下监控室里，他的巡视任务已经结束，现在需要填写值班日志了，这差事很无聊，好在他已经完成了对美术馆内部和外部的巡查，当晚的气温已经降到了华氏十五度（摄氏零下九度）。他接手这份工作只不过七个星期。

这名警卫很吃力地应付着眼前的一摞备忘录，就像一名应付家庭作业的学生。在他桌子的前面，是十八部闭路电视监视器。其中一个屏幕突然有了些动静——监视器的黑白画面比较昏暗，因为太阳还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会升起，但画面所反映的情形还是足够清楚的：一名紧裹着大衣的男子站在一架梯子的顶上，戴着手套的双手稳稳地把着梯子，他的同伴也开始顺着梯子向上爬了。警卫还在努力地与他的值班日志搏斗着，完全忽略了面前的监视器。

梯子的顶端靠在博物馆二层一扇高大的窗子下面，在那扇窗子后面的房间里，挪威最伟大的艺术家爱德华·蒙克的作品正在做集中展示。墙上挂着蒙克的五十六幅绘画作品，其中的五十五幅作品鲜为人知，大概只有研读美术史的学生会对之有所了解，但剩下的一幅却闻名于世，是像《蒙娜丽莎》（Monalisa）或者梵高①的《星夜》（Starry Nigut）那样受到举世敬仰的永恒之作，无数的海报上，无数人的卧室里，无数办公室的墙上，都能找到它的踪影，它的形象会出现在卡通片里、丁恤衫上、以及明信片上。它就是《呐喊》（TheScream）。

①梵高（Vincent Van Gogh，1863-1890），荷兰画家，后印象派三杰之一。

《蒙娜丽莎》（莱奥纳多·达·芬奇，1503年）

扶梯上的男人站在了最后两级梯子上，却又失去了平衡摔到了地上。他笨手笨脚地爬了起来，重新蹬上了梯子。对于外面发生的这一切，稳坐在地下监控室里的警卫没有丝毫察觉。这一次，闯入者爬到了梯子顶端，用锤子敲碎了窗户玻璃，并把几块碍事的碎玻璃敲掉，随后翻进了博物馆。警报响起。地下监控室里的警卫开始咒骂这该死的警报器为什么老是失灵。他走过电视墙，径直奔向了控制台，他关闭了警铃，丝毫没有注意到墙上的某个监视器里，正显现着窃贼的身影。

温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

《星夜》（The Starry Night）

窃贼转向《呐喊》，后者就悬挂在距离窗子仅有一码远的墙上。他剪掉了悬挂画框的金属线。《呐喊》的幅面相当大，估摸得有两英尺宽、三英尺高，再加上华丽的框架以及前后都嵌上了起保护作用的玻璃，它的整体分量相当重，很难被送出窗户，并沿着一架光滑的金属梯子搬运到地面上。窃贼尽力把身体探出窗外，把画框贴在了梯子上。

“接着点儿。”他轻声提醒自己的同伴，随后就像一位把自己幼小的孩子放到雪橇上并把雪橇送下陡峭的坡道的父亲一样，放手让画框滑了下去。

站在地上的同伴攒足了力气，接住了滑落下来的画框。接着这两名男子跑到了车里，把他们价值连城的猎物藏到了汽车的后座上，开足马力绝尘而去。他们在博物馆里待的时间总共不过五十秒。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这对窃贼拥有了一幅价值高达七千二百万美元的名画。

事情的全过程容易得难以想象。

“有组织的犯罪，挪威人的风格。”一位苏格兰场的探员事后惊叹道，“只不过是两个男人，外加一架梯子！”

早上6点37分，一阵冷风吹进了黑暗的博物馆，那扇被打破的玻璃窗的窗帘舞动起来。一部动态监控器触发了第二遍警铃。这一次那位年轻的警卫，二十四岁的吉尔·本特森才意识到肯定有什么状况发生了，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的他颤巍巍地估量着眼前的形势，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自己探查出发生了什么情况？赶紧报警？此时本特森还是没有注意到那台最关键的蓝视器，它显示出有一部梯子孤零零地倚靠在博物馆正面的外墙上。他没意识到，警报声是从十号展厅传出来的，那里陈列着《呐喊》。

吉尔·本特森给他的上级主管打去了电话，后者正躺在床上，半梦半醒。本特森磕磕巴巴地汇报了情况。在他汇报的过程中，警报声又一次响起。此时是早上6点46分。本特森的主管已经完全被吓醒了，他咆哮着要求本特森火速报警，并检査监控系统。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一辆在奥斯陆空旷的街道上做例行巡逻的警车刚好开到了国家美术馆附近。只是匆匆一眼，警察就看到了构成这次罪案的关键要素：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架梯子，一扇破碎的窗户。

警车来了个紧急刹车，一名警察用车载电台通报发生了罪案，另外两名警察则向博物馆跑去。首先到达的警察顺着梯子爬了上去，眼看就要爬到梯子顶端的时候，他立足不稳摔了下来，就像不久之前的那位笨贼一样。

这下又得用到车载电台了，警察需要另一部巡逻车前来增援，并帮忙把摔伤的同伴送往医院。随后他们冲进了博物馆，这次他们是沿着楼梯冲到了楼上。

警察们径直冲向了那架梯子可能通向的房间，一股刺骨的冷风正从破碎的窗子吹进来。黑漆漆的房间里，沿墙挂满了绘画，但就在面向大学街的那扇髙大的窗户边上，却留出了一块醒目的空白。在随风飞舞的窗帘边上，踏着满地的玻璃渣子，警察开始勘查现场。一把钳子躺在地板上。有人留下了一张明信片。

罪案发生的这一天是个礼拜六，但它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礼拜六。2月12日是1994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天，这届赛事是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市举行的。对于绝大多数挪威人，对于那些政客、特别是文化艺术界的头面人物来说，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吸引到全世界的关注。

本届赛事的开幕式华美壮丽、气氛欢快，电视观众预计将达到二点四亿。说到“挪威”这个词，恐怕绝大多数人都难以产生比较切实的联想。一般人能够想到的无非是白雪、峡湾、松树，也许还有驯鹿，可能还有金发碧眼的女人。但这些联想似乎同样适用于“瑞典”。如果要说出一个挪威名人的名字，估计绝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会是一片空白。

在挪威各级政府官员的心目中，这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次扫除外界的无知的大好机会。当全世界的观众围坐在电视机前，他们将会看到举国欢庆的场面。他们将会看到一个最完美的挪威。

电视观众确实看到了一次庆典，但却被震惊和骇人听闻的行径毁了兴致。

“在这样美好的氛围下，”挪威文化部长评论说，“真是难以相信竟然会发生如此丑恶的事件。”

窃贼们的心态绝不会像文化部长一般忧郁。在拿到《呐喊》之后，他们故意留下一张明信片，成心要让警察找到。明信片上的图案取自挪威艺术家马利特·瓦勒（Marit Walle）的一幅绘画，后者擅长把日常生活中的情景转化为充满喜庆的卡通形象。比如瓦勒绘制的《荷尔蒙过剩》（Raging Hormones），描绘的是两位灰色头发的主妇，她们在海滩上端着望远镜，眼巴巴地端详着周围的年轻后生们。看来窃贼们在寻找合适的明信片时也颇费了一番思量，他们看上的这张明信片，其图案取自瓦勒的《一段美好的故事》（A Good Story），画面上是三名正在肆意狂笑着的男子，脸憋得通红，用拳头捶着桌子，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在明信片的背面，窃贼们留下了一行潦草的字迹：“感谢可怜的保安系统。”

“可怜”都不足以形容挪威国家美术馆的保安系统。

“所有的窗子都销上了，”馆长克努特·伯格对记者说，“我们没想到窃贼居然会从破碎的玻璃窗里爬进来。窗框上还残留着很多玻璃渣子。换了是我，绝对不敢从那中间钻过去。”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挪威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犯下的错误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连串。《吶喊》本来是陈列在美术馆的三楼的，却被调整到了二楼。这当然对参观者来说方便多了，因为更加靠近街道，但基于同样的原因，窃贼们的兴趣也被勾起来了。克努特·伯格出任馆长已经有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间他一直在与那些控制着美术馆财政预算的政客们周旋。现在，即将退休之际，他安排了一出让世人愉悦万分、不可错过的展览盛宴。看着自己的属下们把展厅布置好，想着即将到来的美好前景，伯格的心里乐开了花。

与克努特·伯格相比，国家美术馆保安部的主管就要警觉得多。

“从1994年1月到5月，”他在给所有警卫的备忘录中写道，“爱德华·蒙克的画展将在二楼的九号、十号、十二号展厅进行。摄像头……都必须彻夜工作。夜间值班的保安员必须不断变换巡视路线，并且要对美术馆的外墙保持特别关注。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展览，又是在二楼，我们必须格外注意这一点。”

把《呐喊》搬到二楼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而把它安置在紧邻窗户的位置更是加重了这一失误。雪上加霜的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古老博物馆没有在窗户上安装护栏，窗框上的玻璃也都是些普通的玻璃，不是强化玻璃。《呐喊》没有被固定在墙上，而是用普通的金属线挂着，就像一幅悬挂在普通房间里的普通画作，此外，它也没有与警报系统连通起来。

窃贼的准备工作相当精细。他们偷偷摸摸进行了一些勘查。比方说，他们发现夜间值班的保安大概在凌晨六点左右收工，然后就回到办公桌边。窃贼的踏勘工作大都是轻轻松松地公开进行的，他们混进了欣赏“挪威文化节”的人流里。他们发现，美术馆里的监控设备已经过时，有些很关键的场所是无法照顾到的，而在十号展厅，压根儿就没有设置监控探头。

像很多出色的方案设计者那样，窃贼们让事情尽量简单化。他们把全副注意力都放在《呐喊》上，完全抵挡住了顺手偷走其他展品的诱惑。他们也没有处心积虑地想着割断电话线、解除警铃以及实施其他类似的方便行窃的手段。速度是关键，只要他们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潜入并且逃走，即便最好的报警系统也只能演奏演奏背景音乐。

窃案发生的前几天，国家美术馆附近一处工地上的工人留下了一架梯子，而在窃案发生前的几个小时，窃贼们趁着夜色偷走了它。（施工现场刚好是挪威头号大报——《世界新闻》的办公大楼，试想一下，一家理当在罪案发生后刊载消息、谴责恶行的大报，反倒在罪案实施的过程中起到了某种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辛辣的讽刺。）

在罪案发生的前一天，窃贼们偷了两辆车，一辆马自达，一辆奥迪。两辆车的车况都很好，内部空间宽大，适合装载笨重货物，行驶速度也很快。马自达是窃贼们逃离美术馆时使用的车辆。开出了几个街区之后，到了他们停放奥迪车的地方，窃贼把《呐喊》一并转移到奥迪车里，这是为了防备万一有目击者看见他们驾驶马自达从美术馆逃离。随后窃贼们就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短短几小时之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是有电视机的人都知道了这桩窃案。在挪威，精神亢奋的记者们面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喋喋不休，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则心情沉重地拿出从礼品店里买来的这幅失窃名画的大幅海报。一天之前，《呐喊》还沐浴在无上的荣光里，而现在，它的位置却被一輻镶嵌在粗糖画框里的廉价仿冒品所取代，在这张海报的下面，只有一个简简单单的手写体标签：失窃！

2、巧取

挪威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犯下了两个愚不可及的错误。首先，他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细节上。他们被伟大的艺术、无上的荣光等等高尚的想法冲昏了头脑，很少注意到安全这样的世俗问题。第二个错误在于缺乏想象力。国家美术馆的髙层都存在着这样的共识：没有人会胆大包天，去偷走一幅每个买家立刻就会知道是赃物的画作。

并不是艺术世界的所有人都否认窃贼的存在。即便规模最小的博物馆，也会花钱雇用保安。但是这个话题听上去是如此不体面，因为把“艺术”“犯罪”这两个词强拉在一起，那感觉就如同让高尚与污秽结合，以致艺术界倾向于移开视线，希望离这个下流的话题远远儿的。

窃贼们对此没有任何异议。

艺术犯罪是一个巨大而又兴旺繁荣的产业。犯罪统计数据总是含含混混的，但据国际警察组织的推算，每年艺术品地下世界过手的钱总额大致在四十亿到六十亿美元之间。在非法国际贸易的花名册上，艺术犯罪排名第三，仅次于毒品走私以及非法武器贩运。仅在意大利一地——一个小小的村庄自夸拥有一座存放着一件十五世纪祭坛装饰品的教堂，在那里是很常见的事——警方估计犯罪分子每年偷走的艺术品，其价值都足够与一座博物馆匹敌。

在失窃的艺术品当中，绝大多数还不错，但算不上杰作（因为这样更有利于销赃），然而真正的稀世瑰宝也会被偷，并且消失的速度惊人。荷兰绘画大师维米尔身后只留下了三十六幅作品，而在这极其有限的作品当中，近几年来已经有三幅被人窃走，它们分别是《演奏会》（The Concert）、《吉他演奏者》（The Guitar player）和《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Lady Writing A Latter With Her Maid）①。

①除此之外，维米尔的画怍《天文学家》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纳粹没收，一度成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私人藏品。如今这輾名画被珍藏在卢浮宫（法国闻立美术博物馆）里。——作者注

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吉他演奏者》（The Guitar player）

《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是从爱尔兰的一幢乡间别墅被窃贼盗取的，一周之后人们在两百英里以外的农家院子里找到了它，并送还给了原来的主人；十余年后，窃贼再次从这位名作拥有者的家中盗走了它。更有戏剧色彩的事情发生在伦敦，荷兰画家伦勃朗的一幅肖像画，先后四次被窃。

2003年春夏之交的短短几个月里，窃贼偷走了两幅十六世纪的杰作，每幅作品的价值都不低于五千万美元。5月份，窃贼爬上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外面的脚手架，离开的时候带着本韦努托·切利尼②用黄金、黑植木精心制作的一个盐瓶——“这是雕塑中的蒙娜丽莎啊！”该博物馆心疼得要发狂的馆长如此评价③。

②本韦努托·切利尼（Berrvenuto Cellini，1500-1571），十六世纪雕塑家和版画家，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铁匠之一，铸造过金币、珠宝、花瓶、饰物等。

③关于这个盐瓶，委实来头很大，它是切利尼在1543年专门为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制作的，切利尼在他的个人传记中曾经讲述了国王陛下看到了这个盐瓶的蜡制模具之后有着怎样的反应。“这比我能够梦想到的最神圣的东西还要出色一百倍，”国王陛下随后还结结巴巴地表达了对切利尼的钦敬，“这是何等神奇的一个人啊。”国王要切利尼给这个盐瓶开个价，切利尼也确实这么做了，他的要价是一千金克朗，国王的司库如数给付了这笔钱。在回家的路上，切利尼被四名手执利剑的歹徒拦住，但他单枪匹马降服了对手，充分显示了他的剑术技巧，四个歹徒都被吓破了胆，他们相信切利尼肯定是军中的士兵，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厉害。——作者注

（德国）阿道夫·门采尔（Adolpyh Von Menzel）

《笛子演奏会》（Flute concerts）

2003年8月在苏格兰，两位衣着得体、谈吐有致的窃贼购买了六英镑的门票，加入德拉姆兰里格城堡之旅，在那里常年举办…项闻名遐迩的艺术展。几分钟之后，他们把刀子架在导游的喉咙上，从墙上扯下莱昂纳多·达·芬奇①的名作《纱槌圣母》（Madonna Of The Yamwinder），然后扬长而去。一对儿来自新西兰的观光客恰好也在此地游览，他们还带了摄像机。他们听到警铃大作，随后差点儿跟翻墙而出的一名男子撞个满怀。

①莱昂纳多·达·芬奇（Lec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负盛名的美术家、雕塑家、建筑家、工程师、机械师、科学巨匠、文艺理论家、大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和发明家。

莱昂纳多·达·芬奇《纱槌圣母》（Madonna Of The Yamwinder）

“别担心，亲爱的，”一个窃贼说，“我们是膂察。这只是个演习。”

“等到第二名男子翻墙而出时，”这小两口事后对警察表示，“我们就觉得肯定是出事儿了。”

接下来又有第三名男子从墙头跳了出来，“腋下还夹着什么东西”。这些窃贼就从目瞪口呆的新西兰游客的身边跑过（后者拍下了此次遭遇的全过程），钻进了停在客用停车场上的一辆大众高尔夫，绝尘而去。

被窃取的这幅圣母像，是达·芬奇遗留下来的十来幅油画中的一件，其价仿儿乎难以估量。专家们为这幅名画开出的参考价格最低五千万美元，最高两亿三千五百万美元，这个数字比迄今为止单幅油画的历史最高拍卖价高出了整整一亿美元②。

②2006年夏天，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利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的作品《阿德勒·布洛赫·鮑尔夫人》以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成交价被化妆品巨头罗纳德·Ｓ·劳德收购，创迄今单幅油両最高拍卖价纪录。

古斯塔夫·克利姆特（Gustav Klimt）《阿德勒·布洛赫·鮑尔夫人》

失窃的杰作可以组建一座博物馆，堪与世界上任何一家最伟大的博物馆相匹敌。这个失窃珍品博物馆可以填满无数画廊，其藏品包括五百五十一幅毕加索①、四十三幅梵高，一百七十四幅伦勃朗以及两百零九幅雷诺阿②，维米尔也包括在内，还有卡拉瓦乔③、凡·艾克④、塞尚⑤、提香、格列柯⑥。

①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立体派的创始人，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

②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lr，1841-1919），法国印象派重要画家。

③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l Caravaggio，1571-1610），意大利著名画家，他以新颖的态度和手法创作的作品，深深影响彩响了十七世纪的画坛。

④杨·凡·艾克（Ven Eyck，1380－1441），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尼德兰市民美术的奠基人，代表作有《阿诺菲尼的婚礼》等。

⑤保罗·塞尚（Paul Cezanne，1839－1906》，后印象画派的代表人物。

⑥格列柯（El Grecc，1514-1614），西班牙著名画家。

对艺术品的偷袭全方位展开。在巴拉圭，2002年7月，窃贼们在地面以下十八米开掘了一条隧道，地上就是巴拉圭国家美术馆。他们盗走了五幅古老的杰作，总价值超过了一百万美元。在牛津，1999年12月，一个飞贼打破了艾什莫林博物馆⑦的天窗，顺着绳索下到了博物馆里，盗走了一幅塞尚的画作，其价值为四百八十万美元。在罗马，1998年5月，窃贼选择了“留守战术”，这也是最简单、最常见的偷盗策略。三名窃贼在接近傍晚的时候进人了国家现代美术馆（Nationai Gaiiery of Modern Art），并藏身于一个展厅的窗帘后面直到闭馆，等到所有参观者都回家了，窃贼们才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他们挥舞着手枪，挟持了三名警卫，迫使后者切断了警报系统，然后把他们捆了起来。十五分钟之后，窃贼们从前门离开。他们带走了两幅梵高的作品，一幅塞尚的作品，总价值约为三千四百万美元，此外他们还揣走了约合八百六十美元的现金，那是当天的门票收人。

⑦艾希莫林博物馆（Ashmoleen Mussum）是英国最古老的公立博物馆，馆藏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法国现代绘画作品及荷兰静物画等。

杨·凡·艾克(Jan van Eyck)

阿诺菲尼的婚礼(The Arnolfini Portrait)

如果一幅失窃画作重现江湖，它往往会是从很不符合其价值与地位的粗鄙环境中被人无意间发现的，就像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当中，被施了魔法的美丽公主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樵夫的小屋当中。比方说，1989年纽约皇后区一幢公寓的管理员在地下室的洗衣机后面，发现了一幅失窃的莫奈①静物画，名为《一束牡丹》（Bouquet of Peonies），估价约为五百万美元。

①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法国印象派重要画家。

莫奈（Claude Monet）《日出印象》

但是大多数失窃的名作都将永远消失：能够重见天日的失窃名画只占失窃总数的百分之十。唯一的好消息在于，失窃的画作越有名，有朝一日它被重新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对那些最伟大的杰作来说——这些画作最难出手，因为窃贼们根本找不着合法的买家——总算有了一线生还的希望。

实际上，窃贼们可不像好莱坞电影里所描写的那么潇洒。真正的职业高手，更注重的是冷冰冰的效率，而不是手法漂不漂亮。当代头号艺术品窃案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的地步，1990年3月18日，在波士顿，两名身穿警察制服、留着胡子的武装男子于凌晨1点20分出现在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门前。这座博物馆小巧而雅致，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窃贼敲响了博物馆的侧门，并且大声向馆里的警卫喊话，声称他们是来查案的，因为有人举报说，在这个博物馆里有异样的响动。

莫奈（Claude Monet）写生

警卫打开了侧门，那两个“警察”随即闯入，制服了所有警卫。整个过程只用了一分钟。这些警卫都是艺术学校的学生，几乎没有受过保安训练，他们每小时的工钱仅为六美元八十五美分(在那令人兴奋的一刻，他们忘记了学过的至关重要的一课：就算是上帝亲临，也绝对不许半夜给他开门〉。窃贼给警卫们上了手铐堵了嘴，并关进了地下室。警卫们很快就安静下来了，这个转变的过程是如此之短，以至于负责办案的警员禁不住怀疑这几名警卫在劫案发生的时候极其享受。其中一名警卫居然在地下室里睡着了。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自画像》

警卫已经不足为虑了，窃贼随即解除了警报系统——它的功效基本上等同予一名警卫，因为只有博物馆内能听到警报声——然后在博物馆里转悠了八十分钟，就像是在进行一次私人采购。他们拿走了十多幅名画，包括维米尔的《演奏会》、三幅伦勃朗(那当中包括一幅非常精美的、只有邮票大小的自画像，以及伦勃朗绘制的唯——幅海景画）、马奈①的《在托托尼》（Chez Tortoni）、德加的五幅炭笔画及水彩画（窃贼们还忙里偷闲地检查了监控设备，取走了监控录像带、窃贼们选取猎物的标准很奇怪，更确切地说，是暴露出他们对艺术的无知——他们拿走了一只取自拿破仑一世军旗旗杆顶端的铜鹰，却对提香那价值连城的《劫持欧罗巴》（Rape of Europa）视而不见。即便如此，被他们偷走的艺术品的总价值还是达到了三亿美元。

①马奈（Manet Edouard，1832-1883），法国印象派重要画家。

马奈（Manet Edouard）《在托托尼》（Chez Tortoni）

“告诉他们，晚些时候会接到我们的通知的。”离开的时候窃贼们冲着警卫们喊道，但再没有谁接到过这伙歹徒的只言片语。在艺术品罪案的历史上，加德纳博物馆失窃案独占鳌头。

窃贼大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总是在寻找那些沒有得到妥善保护的目标下手。博物馆、教堂、艺术画廊以及独栋的乡间房屋都是潜在的目标，并不单是因为艺术界人士对艺术犯罪的态度犹如维多利亚时期那些诚惶诚恐而又沮丧的客栈女老板，客人满嘴污言秽语，她也只能眼不见为净。

说到博物馆，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把所藏有的珍宝展示给尽可能多的人。相比之下，账面上走钱的银行在安全保卫方面就要容易得多。它可以把钱藏在地下深处的保险库里，门足有一英尺厚，外面还会有配枪的警卫值班，整个安全保卫系统固若金汤，没有人对此有怨言。即使与中等城市里的中等规模的银行相比，世界上最棒的博物馆看起来也像街头的自由市场一样没遮没拦。

同时，安全问题根本不被重视，因为即使那些最伟大的博物馆也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2003年的秋天，在英国最受欢迎的艺术博物馆——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arn Art Gallery）曾在洗手间内张贴了一封感谢信，感谢某位匿名人士的无私捐蹭，使得该博物馆有钱去购买厕纸。英国国家艺术画廊（The National Gallery）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政府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的资助，哪怕是保障艺术画廊基本运作的最起码的开销：开门营业的费用、电力费用，以及照顾好这些藏品的费用。”国家艺术画廊的主管抱怨道。博物馆可以选择投人资金，聘请更多的保安员，使用更好的警报系统，但在保卫上花钱与博物馆的真正使命看起来有点儿南辕北辙。

在美国，博物馆警卫薪水微薄并且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一家大型的保安公司在制订员工的工资标准时，先调查了当地麦当劳快餐厅支付给店员的报酬，然后减去五十美分，算做该公司博物馆保安人员的时薪标准。

“那些负责看守我们的艺术珍品的人，”保安专家史蒂文’凯勒，“连做汉堡的工作都干不了。”

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劫持欧罗巴》（Rape of Europa）

有些博物馆狠下心肠，硬着头皮安装了价格昂贵的警报系统和动态感应器，并雇用了更多的警卫。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博物馆夜间大门紧锁并且有电子设备实施监控，窃贼们也不会就此作罢，他们可以在大白天里由前门走进去。或者，根据实地情况，驾驶着ＳＵＶ，撞开博物馆大门。窃贼们还可能会揣着枪，惊惶失措的参观者和被惊吓到了（而且手无寸铁）的警卫们根本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

从罪犯的立场看来，一幅举世闻名的绘画就是一张装了框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现金支票，毫无防卫地挂在了墙上。1998年5月一个刮着大风的春日里，大约是在午饭时间，卢浮宫（Louvre）的一名参观者进入了第六十七号展厅，走近一幅由柯罗①绘制的幅面很小的油画，那是一幅叫做《塞伏尔的小路》（Le Chemin De Sevres）的风景画，反映的主题是一条寂静的乡村公路。在这间很少有人参观的展厅里，这位参观者冷静而又快速地完成了他的工作，他把油画从画框中取了出来，把画框和玻璃原封不动挂回墙上，随后才匆匆逃走（对于窃贼来说，画作的尺寸非常关键。绝大多数失窃的名画都是小幅面的，因为它们容易隐藏，方便携带）。

①卡米耶·柯罗（Jean-Baptiste Carnille Corot，1796～1875），法国杰出的风景画家。

卡米耶·柯罗《塞伏尔的小路》（Le Chemin De Sevres）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一名游客注意到了空空的画框，并把此事通报给了警卫。依照保安程序，这座巨大的博物馆的所有出入口都被关闭。单单织这个罗网就花费了十分钟。随后，博物馆的警卫们逐一检查了被关在博物馆里的数千名参观者，其实此刻那位窃贼早已经跑掉了。该犯至今也未被抓获。

光天化日之下被窃走了价值一百三十万美元的油画，一场深入的官方调查自然是免不了的，卢浮宫的保安主管也因此遭到解雇〈两年过去了，官僚之战还在扯皮，这位已被解雇的前保安主管仍然住在卢浮宫的一个房间里，住宿费用全免〉。

调查所取得的结果会让最乐天派的人也陷入绝望。卢浮宫的管理者们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他们拥有多少艺术珍品和雇员。作为一座始建于八百年前的宫殿，卢浮宫在两个世纪前改造成了博物馆，这座巨大的建筑是个不折不扣的迷宫，想要在里面巡逻简直难上加难。闭路电视也不可能监控到所有的角落（第六十七号展厅就没被照看到），而且在博物馆不同区域的监控摄像系统是各自独立工作的，无法从一个中心控制室进行全面监看。卢浮宫的安全防卫系统非常差劲，对该系统的最终评估指出:“窃贼要从三万两千多件藏品中偷走一件简直易如反掌，远比从百货公司里偷走一样货品容易得多。”

那何必费力去打银行的主意呢？

3、侦探小说

1994年2月12日

全挪威的警官都在寻找盗走《呐喊》的窃贼。人们并不清楚窃贼们打算如何把这幅艺术珍品换成现钱，但窃贼的动机之一是明确无误的：这次盗窃是赤裸裸的侮辱，是对挪威文化界和政治界精英们竖起的中指。这不仅仅是经济犯罪，它更是一次个人化的行为，犯罪分子卖弄聪明，摆出了一副”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派头。

警方相信正是因此，窃贼们才选择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作案，此时两千多名记者云集挪威，为了抢到一个好故事，他们会挤破头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窃贼们会选择《呐喊》，因为那是当今世界最容易辨认的艺术形象之一。再加上现场故意遗留下的那张嘲弄人的名信片，以及那架梯子——它活脱脱就是一个十二英尺长的闪闪发光的骂人条幅。

对窃贼而言，这是一件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趣事。在窃贼闯入国家美术馆仅仅四十分钟之后，有一通电话打到了《达格布拉德特》，挪威最大的报馆之一。当时是早上7点10分，打电话的人要与新闻编辑通话。

“你们最好去趟国家美术馆，”她说，“刚刚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有人把《呐喊》偷走了，并且还留下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感谢可怜的保安系统’。”

“请问您是？”

没有回答。

“请问是哪位打来的电话？”

电话被挂断了。

早上7点30分，国家美术馆的保安主管给馆长克努特·伯格打了一个让人心碎的电话。

“我们的美术馆失窃了。他们偷走了《呐喊》。”电话两头的人都没有再多说什么，因为他们都深切地知道，这条消息究竟有多么的糟糕。

与此同时，挪威政府的绝大多数要员们正乘坐一辆专用大巴，前往利勒哈莫尔准备参加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车厢里的气氛轻松愉快，像过节一般喜庆。随后收音机里传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等到大巴抵达利勒哈莫尔的时候，一大群记者围了上来，每个人都在高声吵嚷，询问有关《呐喊》的问题。

没有人能够回答。在奥斯陆，电视记者们云集国家美术馆各取所需。

“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焦头烂额的克努特·伯格承认，“非常遗憾，我们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刚刚发生了。”

以前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然了，那些事件都与《呐喊》无关。1980年，克努特·伯格就任没几年，一名瘾君子大白天走进国家美术馆，窃走了一幅伦勃朗的名画，那是一幅男子的头像。他为这张画找到了买家，要价一万美元，只是这幅画作真实价值的二十分之一。六个星期之后，法国警察在巴黎追回了这张名画。

到了1982年，窃贼又一次白天潜入了挪威国家美术馆，这一次他们躲藏到了一个储物间里，直到半夜警卫们巡视到美术馆的另一边时，才现身。他们劫掠走了一幅高更①、一幅伦勃朗(不是两年前失窃的那幅）、一幅戈雅，以及五幅其他画作。他们通过窗户，把这些画传递给同伴，随后逃之夭夭。在这起窃案之后，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才决定加装报警设备、室外监控摄像头，并在地下室里设置了监控室^《呐喊》被递出窗户时，警卫根本没有看监视器，就干坐在这间监控室里。

①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著名后印象派艺术家。

1988年，窃贼侵入了奥斯陆的蒙克博物馆（Munch Museum），那里距离国家美术馆仅有两三公里之遥。窃贼们从那儿偷走了《吸血鬼》（Vampire），或许在蒙克的作品中其知名度仅次于《呐喊》。在蒙克的画笔下，女性的形象往往让人心动，有时也很危险，通常则是兼而有之。《吸血鬼》展现的是一名红色头发的女性，在撕咬——也可能是亲吻着一名黑头发男子的脖子，后者脸冲下肌在她怀里。

爱德华·蒙克的名作《吸血鬼》（Vampire）

窃贼可没有这位艺术家那么精细。他砸碎了一扇窗户，抓起那幅名画就跑。警铃响起，但等到警卫从博物馆另一端匆忙赶来后，只看到了碎玻璃，以及墙上那片空白。

1993年，挪威国家美术馆再度遇袭。由于距离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只剩不到一年，举行各种盛大展览的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这次失窃理应对有关各方敲响警钟。窃贼们动手的日期是8月23日，时间又是白天。两拨警卫们正在换班，还有一家电视台的摄制组正在另一间展厅里录制节目，就在这当儿有人偷走了蒙克的《学画肖像画》（Study For a Portait），这幅画中有一位眼神哀伤的女子，心不在焉地望着远处。

这幅名画价值三十万美元，它既没有受到警报系统的保护，其所在的房间里也没有设置监控探头。受此事件的影响，挪威国家美术馆的安全保卫系统再次升级。这一次总算是安全啦，馆长克努特·伯格宣称。白天，警卫们可以发现任何企图公然行窃的歹徒，而到了晚间，此地的保安措施会固若金汤。

《呐喊》被盗走，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事态的进展，挪威警方为此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搜索指纹，但却徒劳无功：窃贼们戴了手套。博物馆里没有遗留下犯罪分子的足迹，梯子附近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供辨识的脚印或其他痕迹。警方曾一度认为，在一片破碎的窗玻璃上发现的一小块深色的污渍是血迹。可惜不是。

警方的技术人员一遍遍地仔细研究国家美术馆的监控录像，一帧一帧地查看画面。画面质量糟糕透了。窃贼们似乎并没有戴面罩，但即使把他们的脸部放大，图像也模糊得派不上任何用场。一只负责监控国家美术馆正面的摄像头拍到了窃贼的车辆，但是从其模模糊糊的外形判断不出型号。

蓍方终于还是解开了一个小秘密，了解到了那架梯子是打哪儿来的，但建筑工地的人没有看到可疑的迹象。那张明信片也帮不上太多忙，潦草地写在背面的那句话是挪威的日常用语，因此罾方猜测这伙儿窃贼是挪威本土的，不过谁也吃不准。也许哪位海外大佬策划了这次的行动，然后雇用挪威本土的能人来具体实施。

挪威警察向全社会征集线索，但却连一位目击证人也找不到。没有人看到两名男子扛着一架十二英尺长的梯子走过街头，或者是驾驶着一辆把梯子绑在车顶的轿车。警方一度对一名出租车司机寄予厚望，窃贼作案的过程中，他的出租车刚好停在国家美术馆附近，但他坚持说当时正忙着点算那一晚自己的劳动所得。就算有人扛着一幅画从博物馆里跑出来，他也看不到。

他也曾抬了会儿头，注意到了一位金发女郎，并且详细描述了她的外表：二十五岁左右，曾经从国家美术馆前面的街道上走过。这是否就是那个给《达格布拉德特》报馆打电话的神秘女子呢？警方发出了紧急信息，公开向全社会征集线索。那位身穿红色外套、红色运动裤，留着长辫子的年轻姑娘，能否请您出列？

沉默。

警察们忙着绕圈子，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绞着双手，挪威的民众们却在饶有兴味地看着热闹。这个高度重视尊严和礼仪的国度本该愤怒地回应，但挪威人却把这一幕当成了喜剧来欣赏。甚至奥林匹克滑冰场上的闹剧——这一年美国滑冰运动员托尼娅·哈丁雇男友用铁棍敲打竞争对手南希·克里根的膝盖——也相形失色。

那几名窃贼以及他们从梯子上掉下来摔了个屁股墩儿的录像就像是从喜剧默片当中截取出来的片段，在电视新闻里反复播放。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监控摄像头拍下来的动态人形的动作快了一倍，跑起来跌跌撞撞的。

在挪威境内的每个卧室里，每间酒吧里，人们都兴致勃勃地反复观看着这些小小的、黑白的人形把梯子架在墙上。人们看着模模糊糊的身影摔下来，看着他们把刚刚到手的宝贝顺着梯子滑下来。人们心情愉快地哄然大笑。

警察与坏蛋们的第一回合交锋，坏蛋们得胜。

4、牧师

1994年2月

在警察总部，在国家美术馆，在奥斯陆的报馆、电台、电视台，电话铃声没日没夜地响着。有人在等巴士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拿着一个巨大的塑料袋，袋口露出一截厚重的木头画框。有个男人在酒吧里偶尔听到旁边两名男子之间可疑的交谈。一位刑满释放犯声称自己掌握着非常关键的信息，他非常乐于同警方分享，只要能得到一点小小的报酬。

挪威的小报马不停蹄不计代价四处打听。国家美术馆是怎么想的呢？警方在忙什么呢？谁应该为这次的惨痛事件承担责任呢？全世界的记者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拋出同样的问题。

文化部部长以及国家美术馆馆长躲起来商议下一步的对策，结果却绝望而凄惨。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政府不可能付钱赎回那幅名画，就算有人知道该与谁进行交易，议会也不可能同意把纳税人数以百万计的钱给窃贼。退一万步来看，就算这桩交易在政治上是正确的，那也将会开创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它意味着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每一件艺术珍宝恐怕都将成为歹徒们掠夺的对象，因为用它们可以向政府勒索赎金。

既然不能使用政府的钱，用高额赏金换回《呐喊》的可能性就荡然无存。但考虑到即使是小数额的赏金也聊胜于无，国家美术馆决定从羞涩的荷包中拿出一笔钱来。馆方宣布，将会给予提供了可靠线索、帮助找回《呐喊》的人二十万克朗的酬劳，约合二万五千美元。与此同时，各种报纸反复强调这幅画的价值不低于七千万美元。但是，抛出的诱饵无人理睬。

与此同时，挪威警方通过各种关系打探消息，但除了虚假信息，就再没有别的了。如果奥斯陆的黑社会分子当中真的有谁偷走了《呐喊》，看起来其他的黑社会分子们貌似都不知情。这个消息当真不妙，局势甚至比开始的时候还糟糕。挪威警方极力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以打消对他们的漫天指责，并揭露出犯罪分子们的真面目。这不仅仅因为事关面子问题，同时也因为《呐喊》是非常易损的——以画面中间那些蓝色的海水为例，它们实际上就是一些附着在画作表面的白垩粉，衣袖不经意的轻轻一蹭都能蹭掉——如果没有必要的保护，这幅画随时会遭遇不测。对于那些肯于把《呐喊》顺着梯子滑下去的窃贼来说，他们很可能会为了运送方便而把画从画框当中切割下来，也可能会把它藏匿在一间发霉的地下室里，或者是一个漏雨的破阁楼上。

随后，度过了谣言纷飞和困惑不已的五天后，终于有了第一个突破口。两位挪威最有争议的人、两位由于发起组织了多次反堕胎示威活动而被赶出教堂的牧师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呐喊”。

早在本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之前，路德维希·内萨、伯雷尔·克努森就要准备一场“壮观”的抗议活动，以弘扬他们反对堕胎的主张。由于在过去十年中与这两位前牧师打过无数次交道，挪威警方对他们的底细非常了解。他们最典型的做法是跑到某家医院里，阻止医生实施堕胎手术。如果不出意外，院方会打电话报警，而这两位身穿黑色袍子、扎着白色立领的前牧师就将有机会在电视台的摄像机前出头露面。

如果能被警方抓走，那就再好不过了，只要能让公众注意到“新生活行动”，他们什么都愿意干。抗议和示威足以博取公众关注，但在民间大肆散发邮件也非常有效。内萨和克努森都非常喜欢一幅画，那是一幅拙劣的卡通画，描绘的是一只女性的手在无情地摧残一个弱小的、无助的小家伙。只要随便扫上一眼，人们就会发现，在画面中央那个痛苦地号叫的形象脱胎自《呐喊》。

在《呐喊》失窃之后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一位记者“突发奇想”打电话给内萨：莫非那两个闯入挪威国家美术馆并窃走《呐喊》的夜贼就是内萨和克努森？内萨吭吭哧哧、语无伦次。这位记者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理由，并且再次提出了他的问题。

“无可奉告。”内萨说。

2月17日的早上，挪威的各大国际传媒的传真机都开始往外吐两位牧师的卡通画，奥斯陆的每一家电台、电视台也开始谈论或者播放这幅画作。这一次它增添了一大的新讯息。

“什么是更有价值的？”报纸头条嚷嚷道，“是一幅名画，还是一个孩子？”

延宕已久的搜寻工作重上轨道，兴奋不已的媒体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内萨和克努森。ＣＮＮ①播报了这一事件，ＢＢＣ②以及《纽约时报》③同步跟进。对失窃一事，两位前牧师都拒绝作出正面回答。

①ＣＮＮ，Cable News Network的缩写，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它由特纳广播公司（TBS）董事长特德·特纳于1980年6月创办，通过卫星向有线电视网和卫星电视用户提供全天候的新闻节目，总部设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②ＢＢＣ：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简称BBC，是英国的一家政府资助但却独立运作的媒体，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最受尊敬的媒体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BBC一直垄断着英国的电视、电台。在1955年独立电视台和1973年独立电台成立之前，BBC一直是全英国唯一的电视、电台广播公司。今天BBC除了是一家在全球拥有高知名度的媒体，还提供其他各种服务，包括书籍出版、报刊、英语教学、交响乐团和互联网新闻服务。

③《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是一份在美国纽约出版的报纸，在全世界发行，有相当的影响力。美国有影响的英文对开日报。1851年9月18日创刊。由纽约时报公司在纽约出版。原名《纽约每日时报》，1857年9月14日改用现名。平日出90多版，星期日 140版。1983年11月13日的一期星期日版达1572版，重量4。5千克多。发行量平日105。6万份，星期日164万份(1987)。1896年为A.S.奥克斯所收买，同年10月25日首次刊出“社训”,“刊载一切适于发表的新闻”。1935年奥克斯去世之后，其婿A.H.苏兹贝格任发行人兼社长，直至1961年。后为苏兹贝格家族所有，与洛克菲勒财团关系密切。1969年起从家族企业变为股份公司，成为拥有多家美国报纸、杂志、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国外联合企业的大报团。该报对重大事件的报道有其独到之处，如1912年关于“泰坦尼克号”客轮遇难事件的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独家全文刊载《凡尔赛和约》； 1927年关于 C.林白驾机飞越大西洋的报道；1945年向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的报道等。1918年因“全面而准确地”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获普利策金质奖章。截至1984年，共获普利策奖54次。1976年通过卫星传送版样，在新泽西州的卡尔斯达德印刷报纸。1980年起先后在芝加哥等地印刷出版全国版。有记者、编辑等 600余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太开诚布公，”克努森对记者表示，“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们希望这个信号能够被正确理解，但我们还是需要保留一点点神秘感。”

克努森暗示要做一笔交易：如果挪威的国家电视台统一播出一部名为《沉默的呐喊》的反堕胎影片，那么国家美术馆也许会重新寻回他们失去的杰作。

记者们要求获得更多翔实的内容，比如克努森是否知道《呐喊》的下落。

“无可奉告。”

他是否会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而窃取这幅名画？

“是的，我绝对愿意。”

媒体记者们爱死这段故事了，但是警方对此却嗤之以鼻。那两位前牧师不过是“公关犬”，这是莱夫·利尔对他们的评价。利尔是负责调查此案的挪威探员，他确信内萨和克努森不是作案者。

“通过那么多年的抗议活动，我们已经摸透了这两个人。对于报纸来说那是一段很好的故事，但是对于警察，那根本是无稽之谈。”

在距离挪威很远的地方，还有一小群人非常关注此案的进展。他们是苏格兰场的探员，是“艺术与古董侦缉^、组”的精英成员。这个小组通常被简称为“艺术小分队”。《呐喊》失窃案发生在周末。1994年2月14日星期一，艺术小分队的主管早上上班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麾下最棒的秘密特工打了个电话。

“查理，听到有关《呐喊》的事儿了吗？”

“我昨天晚上在新闻里看到了。”

“你认为我们能起点儿什么作用吗？”

正常情况下，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失窃案与苏格兰场搭不上任何关系。追寻《呐喊》肯定会过程曲折、投入巨大，还可能遭遇危险。

“好好儿跟我说说，”这位高级警官对电话那头的人下达了命令，“为什么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这个问题问得不赖。秘密特工查理·希尔非常老实地做出了回答，他表示这件案子“与伦敦警方扯不上半点儿关系，但它实在是太精彩了，不容错过”。

5、艺术小分队

在艺术犯罪的世界里，伦敦是必经之路之一。（尽管发生过损失惨重的加德纳博物馆失窃案，但美国跟伦敦比简直是死水一潭。）每个罪犯都知道，只要被追踪的对象离开了自己的管辖范围，负责追踪案犯的警察常常会失去兴趣（或者失去管辖权）。另外，艺术还真的是无国界：一幅从日内瓦的画廊里盗走的梵高的绘画，被走私到了罗马后，一毛身价也不会跌。

各国的法律规定千差万别，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艺术品的走私。例如在意大利，如果有人从一位合法的经销商手里购进了一幅绘画，那么他马上就会成为这幅作品的合法拥有者，不管这幅画是不是偷来的。日本在这方面简直是持鼓励态度：只要经过了两年，任何失窃的艺术作品就都可以合法地进行买卖。因此，窃取一幅画作，找个地方藏上两年，再拿到日本出售，买主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把这幅画挂起来，供全世界瞻仰。与之相反，美国的规定是“任何人都不得销售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其结果必然是“买家需谨慎”。如果一位美国人哪怕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了偷来的艺术品，原主人仍然可以要求归还。

这一切导致偷窃来的绘画和雕塑会展开漫长而又迂回曲折的地下之旅。这个过程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因为没有一个有名望的商人会经销贼赃。早些年，哪怕再小心的经销商也会不知不觉犯这样的错误。现如今，有了完备的计算机数据库，再指望经销商一时疏忽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至少对那些杰作来说是如此。

那些被偷走的艺术品多半会几经转手，在通常情况下，这个链条上的人都只知道上下家是谁。那些栖息艺术髙枝上的博物馆馆长们会频频接到暴徒们勒索赎金的电话。这些人绝不会冒险进博物馆，除非意图打劫。那些住在始建于几个世纪前的古堡里，坐拥贵族封号的名流贵胄们，他们名下的绘画会落人某个末流毒品贩子之手，被塞进超级市场的购物塑料袋里，藏匿于火车站的存物柜中。

艺术小分队的工作就是要摸清其中离奇曲折的过程，探寻失窃艺术品可疑的倒手途径。

艺术小分队很小，经常得到口头表扬，但很少得到实际好处。这个小团体隶属规模庞大的“严重及有组织犯罪调查组”，其成员从来没有超过六个，经常只有那么两到三个人，甚至某些时候索性被暂时地解散。在苏格兰场里面，政治是一项残酷而复杂的游戏。对于艺术小分队这样没权没势、风雨飘摇的小团体，被打着“内部重组”的旗号取消的可能性极大。

这个问题一部分可以简单归结为“艺术”与“文化”有关，而在充满着阳刚气息的警察行业中，像“艺术犯罪”这么琐碎的事情总让人心里犯嘀咕。负责艺术品罪案的探员们总是忙不迭地撇清自己。

“人们老是对我说‘你肯定对艺术特在行吧。’”迪克·埃利斯说，他已经在艺术小分队待了十年，是这里最资深的人之一，“事实上，我他妈对艺术知之甚少。”

“警察们不会以那种方式和我们说话，”查理·希尔表示，“但他们会在心里嘀咕，‘无论如何，那些画真有那么重要吗？’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你看见一幅，就等于看见了所有的。’”

“很难和有不同看法的人争辩，”希尔接着说，“尤其当你面对的是一些彻头彻尾的不学无术的家伙时。就算你说得舌璨莲花，他们也会一门心思认准你就是个把绘画看得高于一切的唯美主义者。”

一般来说，警察们总是会对罪案的受害者抱有同情心。但一位头上被敲了一记的老头儿可是个例外，他名下的产业包括一幢拥有一百个房间的豪宅，他的土地绵延一千英亩。他丢失了一幅名画，那是他的曾祖父在一个世纪以前买下的。鉴于所丢失的不过是一幅画，况且还剩下很多幅绘画好端端地挂在墙上，该有的同情心自然挥发得无影无踪。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警察常常心不在焉，并且有意冒犯事主。也许是这位阔老头儿颐指气使的劲头让人生厌，也许是他的跟班们犯下了致命错误，把警察们像仆人一样使唤。这就足够了。

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比如失窃的艺术品是国之瑰宝，或者是窃贼在作案的过程中朝人开枪——警方才会重点考虑追查失窍的艺术品。通常情况下，警方会理所当然地（但悄不出声地）认为那个小老头儿应该庆幸损失轻微。他这样的名人那么有钱，应该给那幅画上了保险，不管怎么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说到保险，警察们据常识作出的推测——实际上窃贼也这么想——很可能是错误的。说出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很多价值百万的画作其实是没有上过保险的。以英国为例，那些被收入公共博物馆永久珍藏的艺术作品基本上都没有上过盗抢险，甚至连大名鼎鼎的国家艺术画廊和泰特现代美术馆也是如此。其基本原理是“不能两次把国库的钱花费在同一件事情上”。换句话说，纳税人已经提供了购买那些艺术品的钱，就不应该再负担给它们上保险的钱了。

当那些伟大的绘画作品从一家博物馆转移到另一家博物馆以供展出时，它们确实保过险了，但这种保险是“从钉子到钉子”的。它只管从艺术品被搬离它原来所在的博物馆的墙上时开始，到被重新挂到原来的那颗钉子上为止这段时间。绘画作品所属的博物馆平时都只给它们上意外损害险，不上盗抢险。首先意外损害对博物馆来说简直是噩梦，它会把艺术品彻底损毁。至于盗抢，一次顶多就损失那么一两幅画，况且这也被看做是保安与监控责任范围内的事情，跟保险公司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呐喊》没有上过保险。

美国人的政策与欧洲人截然不同，美国的博物馆都会为自己的藏品上盗抢险。连较小规模的博物馆都可能规定为馆藏艺术品投保五百万甚至一千万美元，世界知名的大博物馆所投的保险金额可能会达到五亿美元。

当然了，也有例外，加德纳博物馆更是例外中的例外。这座博物馆以及它所在的那座仿意大利风格的宫殿都是伊萨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的遗产，她是一位行为古怪的波士顿社交名流，也是一位艺术赞助人。绰号“杰克太太”的她死于1924年，但她仍然活在由她的密友约翰·辛格·萨镇特绘制的那幅著名的画像中，活在无数耸人听闻但令人起疑的奇闻轶事中——人们传说“杰克太太”喜欢用链子牵着一头小狮子在特里蒙特街上散步——尤其爱在她的博物馆里散步。多年来加德纳博物馆也是她的住所，她的房间在四楼，下面的三层楼摆满了她精心收集来的各种宝贝。“杰克太太”在遗嘱里写明，所有的藏品都要按照她生前摆放的位置进行陈列。不得出售任何一件东西，甚至移动位置都不行。任何新的艺术品也别想挤进来。

这份遗嘱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尽管过去几十年来波士顿变得越来越繁华，加德纳博物馆所在的广场街二号依然像绿洲一般宁静，而它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加德纳博物馆的托管人决定不再投保盗抢险。说到底，为艺术品投保通常是为了一旦艺术品被偷或者遭到损坏，可以用保险金购买其他艺术品作为替换。然而倘若所有的藏品都不得被替换，那么年复一年地给保险公司送钱还有什么必要呢？为这些馆藏艺术品投保甚至更有可能把贼招来，那些窃贼们相信，他们可以偷走那些画作，并以此勒索赎金。（托管人的理由看来很充分。与之相反的另一派观点——万一发生失窃，博物馆至少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得到一张支票，总比鸡飞蛋打好——落败了。

所以，当1990年冬天窃贼们潜入加德纳博物馆，窃走了价值三亿美元的艺术品之后，加德纳博物馆没有得到一个子儿的补偿。

私人收藏家往往也很轻率。其中有些人目光短浅，另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继承了颇为值钱的艺术名品的人，往往努力保持低调，因为他们担心会引起税务当局的注意，此外还有那些没落的贵族们，如今他们有土地有产业，但没现金，而且他们会更愿意把钱用来整修面积足有两英亩的石板屋顶，或者把有上百年历史的铅皮水管加以翻新，而不会为已经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蒙上了厚厚尘土的古旧帆布投保。

有鉴于艺术品投保的保费非常低廉，竟然有那么多的人选择不去投保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现行的艺术品投保费率仅为百分之零点几，大致与住房保险的费率持平；一幅价值一百万美元的绘画每年所需的费用不过几千美元。投保费率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艺术品被窃取的风险低，所以很多艺术品拥有者选择了撞大运。以布克鲁奇公爵为例，他所拥有的艺术品总价约为四亿英镑。其中仅失窃于2003年夏天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纱槌圣母》就价值五千万英镑左右。然而布克鲁奇公爵为自己所有藏品投保的金额仅为三百二十万英镑。

警方对艺术犯罪的忽视并不能简简单单地归结为他们下里巴人的习气。警方的经费捉襟见肘，并且随时都面临着各种危险。他们必须作出选择，找出最需要他们全力以赴进行侦查的案件。大学哲学系一年级新生遇到的两难问题，在警察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每天都在上演：你究竟是去解救困在失火的房子里、透过窗户呼救的人，还是去拯救悬挂在壁炉上方的那幅伦勃朗的画作呢？

公众们也希望警方专注于真实的犯罪，而不是那些被窃的艺术品。悬而未决的暴力袭击事件是丑闻，失窃的名画只是谜案。警方实际上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必须全力以赴，证明自己正在大力打击那些上了电视新闻以及小报头条的犯罪事件。

“如果我们发现某个毒品贩子是恋童癖，同时还卷入了与艺术品、古董有关的罪案，那么这事儿就好办得多了，”一位追踪艺术品窃贼长达三十年的探员慨叹道，“但一个恶棍的犯罪事实仅限于艺术品、古董的圈子时，警方根本就不会在意。”

就在艺术小分队的头头约翰·巴特勒给査理·希尔打去电话谈论《呐喊》失窃一案的同一天早上，伦敦《泰晤士报》就这桩窃案发表了一篇社论。

“谁能把这样一幅画卖出去呢？”这份报纸困惑地问，“它会被藏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于买下这样一幅失窃的珍宝呢？除非是某位极其崇拜蒙克并且又患有强迫症的百万富翁，否则有谁会甘冒奇险买下这幅画，只为了在午夜偷偷溜进可能藏有《呐喊》的漆黑的小房间呢？”

上面这些问题都提得合情合理，但如果有谁敢对艺术罪案探员提出这些疑问，肯定会招致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原因之一是没有耐心，他们有工作要做，任何对他们喋喋不休的外行都让他们觉得讨厌，这情形就像初学走路的孩子无休止地问“为什么啊？爸爸，告诉我为什么啊”一样。如果想要诚恳地作出回答，势必引起长篇大论并身陷其中。艺术品窃贼的动机就像是调和而成的毒药，心理因素和经济因素同样重要。仅仅把窃贼的行窃动机归结于金钱是错误的，就像一位行家为了某幅画一掷万金，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动人的魅力。

确实，刚开始时是因为窃贼们相信风险很低，而潜在的回报又足够高-至于到哪儿才能找到合适的买家则先不予考虑。也许会是-位不诚实的收藏家，也许是气得发狂的画作拥有者，也可能是拥有者投保的保险公司。（如果某幅名家画作不幸失窃，就会随之出现各种启事，承诺说要为提供寻回失物线索的人颁发赏金。根据悬赏金额的多少，地下交易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失窃艺术品的黑市价通常仅为其正当价格的十分之一。）

如果单纯从商业价值的角度来判断，盗取顶级的绘画珍品简直就是为笨蛋准备的游戏。诱惑是巨大的：就像海洛因和可卡因一样，价值数百万美金的大师名作并不占用太大的空间。走私夹带毒品是非常危险的，而转运艺术品却很容易。任何一名船主都可以带着一幅画环绕半个地球。如果一个骗子想要绕开ＵＰＳ或者联邦快递这样的货运公司，同样易如反掌。他可以大摇大摆地通过海关，行李箱里就藏着一幅伦勃朗的名画。万一海关检查员表露出一丁点儿怀疑，窃贼可以搪塞说这是他从一名有上进心的学生手上买来，为了装点自己的起居室用的。

但万事有利也有弊。其他那些兼具价值高昂、体积很小这两项优点的物品——毒品、钻石、珠宝、金银工艺品等等——要么是难以辨识的，要么是可以很容易改换外观的。偷来的项链上镶嵌着的红宝石和珍珠一旦被摘下来，它的出处就再难分辨。钻石可以被重新切割。从考古发掘现场劫掠来的古董——警方以及业内专家对它们还一无所知——可以堂而皇之地叫卖，不用担心招来愤怒的所有者要求索回自己的财物。

艺术品就不同了。伟大的绘画拥有着独一无二的“身份”(也许可以骗过昏昏欲睡的海关人员，但绝对骗不过那些潜在的买家)。况且，要对大师的画作进行伪装就相当于动手毁掉它。此外，一幅绘画的身份证明并不仅仅局限于画布之上。每一幅重要的绘画作品都有一份书面记录，就如同一份家谱，依据它就可以了解这幅作品是怎样由一位所有者传递给下一位所有者的。如果一幅画作没有被记录在案，任何一位遵纪守法的买家都绝对不会相信它是真品，更别指望他们会轻信一位满口花言巧语的陌生人是那幅名画的合法主人了。

如果窃贼们像正常人那样思考问题，上面提到的那些不利因素肯定会让他们远离艺术品。然而《呐喊》的遭遇以及其他举不胜举的案例已经证明窃贼们简直是不屈不挠。艺术小分队近些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窃贼们盗取艺术品的目的还在于显示他们的情绪是多么高昂，他们的战利品是多么耀眼，他们的事迹是如何占据了报纸头条，他们要让那些有权势的人对此产生深刻的印象。当然，窃贼们乐于盗取艺术品也是因为可以把它们作为黑市上的硬通货，用来与自己的同行们达成交易。对于警察来说，追踪失窃的艺术品就如同努力追赶到处蹦跳的皮球：一幅从法国风景区多尔多涅的度假屋里偷来的毕加索，经过某个法国黑帮之手，被转卖给阿姆斯特丹的某个黑帮，后者又把它转卖给了土耳其的毒品贩子，接下来它又被当做购买一批海洛因的预付款，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

当那些特别著名的画作遭遇窃贼的黑手时，后者的犯罪动机往往是为了获得自我吹嘘的资本，并且用实际的战利品加以证明。成功地窃取一幅大师的画作会让下手的窃贼们名声鹊起，他们会因此受到团伙内其他成员的羡慕甚至敬仰。至于这幅作品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有多高，那就不是窃贼们需要考虑的事情了；他们中没有几个艺术鉴赏家，简直可以说一个都没有。一幅标价五百万的伦勃朗的画作会招致窃贼们的觊觎，只因为它意味着功成名就。在其他的圈子，功成名就的内涵可能会转化为一辆劳斯莱斯，或者登上珠穆朗玛峰，或者猎杀一头狮子，然后把狮子的头挂在自己家的墙上。

作案的手法越是奇怪，越可能取得宏伟的战果。比如，1997年，伦敦的一名窃贼溜溜达达地进了豪华气派的勒菲维尔画廊0311617^，询问某幅画作是否出自毕加索的手笔。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掏出了一把霰弹枪，摘下那幅画就跑，逃到了一辆在门外等候的出租车上。在这起案件当中，风险和潇洒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光天化日之下，在市中心，一次武装抢劫，得到的是最高等级的战利品。哪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窃贼能抵御这样的诱惑？

如果问到为什么窃贼们总是会犯下形形色色的案子，不断地刺激探员们的神经，那是因为罪犯们都是些心理复杂的、让人难以理解、爱惹是生非的家伙，这一点探员们早已心知肚明。为什么窃贼们会盗取艺术品？探员们经常会提高声调吼出一句简短的话：“因为他们就这么干了。”听起来这更像一句阻止别人继续问下去的警告，而不是一个回答。那么，为什么总会有人欺凌弱小呢？为什么黑帮分子会枪击他们的对手呢？

还是重新回到主题上来吧，为什么窃贼会向大师们的名作下手呢？

“因为他们想，而且他们也办得到。”

《呐喊》失踪之后，挪威警方总在琢磨，究竟会是谁干的呢？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又给自己追加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关于窃贼的半点风声呢？

从一开始，挪威警方就推断窃贼们盗取《呐喊》的目的是用州它勒索赎金。毕竟艺术品绑票与真正的绑架案相比有很多的优越性。对于偷来的艺术品，完全用不着供它吃喝，也用不着没日没夜地看守着它并且让它保持安静，一幅绘画绝不可能奋力搏斗，也不会尖叫救命，更不可能在法庭上提出证控。就算事情干砸了，警方就快找上门来了，一幅绘画也可以很方便地被丢进垃圾桶，或者被团巴团巴付之一炬。

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周又一周，偷去了《呐喊》的窃贼们依旧了无声息。

从《呐喊》失窃的那一天起，苏格兰场就在考虑着是否介入此事，那时他们还没有任何官方身份。在苏格兰场艺术小分队的探员们看来，头一项挑战，在于找到某种办法，把窃贼们诱出他们的隐蔽所。

“有没有什么计划可以提交？”约翰·巴特勒问查理·希尔。

“给我一刻钟，让我盘算盘算。”

这是1994年2月的一个周一的早晨，天气寒冷，天色黯淡。巴特勒在伦敦，希尔则碰巧被指派到欧洲警察组织去办事，后者是国际警察组织在欧洲的分支机构。希尔当时在荷兰海牙的一座潮湿寒冷的混凝土结构大楼里，外面是一条繁忙的公路，以及一条已经上冻的运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所房子曾是盖世太保的分区总部。

对于一位像希尔这样不知疲倦、喜怒无常的男人来说，要是把他局限在办公桌旁，他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简直如炼狱；没有什么比对付一伙儿狡猾的、心狠手辣的歹徒更刺激的了。放下电话042听筒，希尔把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伸开两条大长腿，闭上眼睛，开始努力让自己进入角色，试着扮演一名窃贼，而这位窃贼盗走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品之一。

怎样才能把那些窃贼诱骗出来呢？希尔回顾了一下以往自己扮演过的角色。通常他会扮作一名来自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商人，或是一个总在奢华地旅行、穿梭在浮华圈子里的独行客，也可能是一位喜欢外出、喜欢交谈、喜欢喝酒到深夜的人，而且慢慢大家会发现他可以一边微笑，一边高声怒喝。

这些私人场合中的“表演”——包括观众——由希尔当时的工作需要而定。这个星期，希尔可能会把自己扮成一名寻思着购买伪钞的江湖骗子，而下个星期他可能会摇身一变，化作一名不诚实的艺术品收藏家，到黑市上寻找一幅失窃的绘画。当扮演江湖骗子的时候，希尔会满嘴脏话，疯疯癱癲；而在扮演艺术鉴赏家时，他就不再骂骂咧咧、虚言恫吓，而是照希尔自己的话说，要表现出“艺术气息”。一段关于威廉·透纳①光影手法的独白应该很管用。

①威廉·透纳（William Tumer，1508-1568），十八世纪吗？英国风景画家，曾出任皇家美术学院院长。

希尔的考虑时间有点长，应该已经超出了他许诺的十五分钟，但也没超出多少。他对自己笑了笑，随即拿起电话，把计划告诉了巴特勒。

6、艺术拯救者

查理·希尔是个高个、圆脸的汉子，一头卷曲的褐色头发，戴着厚厚的眼镜。他有一半英国血统，一半美国血统，他的个人履历可不简单，乍看之下，就好像是某位粗心的办事员从好几个人的履历中各自抽取了几张，装订在了一起。出生在英国，在美国长大（还在德国服役两年），希尔曾经当过兵，也曾经是享受着富布莱特奖学金①的学者，在学术界混过；后来当过牧师，再后来他找了一份警察的工作，在伦敦最时髦的街区上踏着步点儿巡逻。

①富布莱特奖学金（Fuibrigut Scholarship），根据国际交流奖学金计划而设置的教育资助金，旨在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增进美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不认识希尔的人要是在街头猛然撞见他，多半会把他当成学者，尽管他脑门儿上的皱纹比一般的学者要少很多；也可能会把他看成商人，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做到收支平衡和自己的交易底线。凑近一点儿细看看，人们就会产生其他的猜想。希尔走路的时候大摇大摆，仿佛整个人行道都是他家的——他能够显得非常迷人和友善——特别是当谈话的主题转移到了他所喜欢的话题上，比如海军的历史时——但希尔也是不安分的和缺乏耐心的，他的坏脾气经常会毫无征兆地突然发作。他有时怒目圆睁，有时摔打电话，这些显示出这名男子可不是好打交道的。

他的谈吐一般来说还是合乎礼仪的，但是在他的言谈话语中，学者的腔调和警察的腔调会掺和在一起。上一句希尔可能还在很文雅地引用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对自由的论述，下一句他可能就会破口大骂“臭狗屎”。

希尔的口音也很奇怪。在美国人听来，希尔的口音大致上还是很像美国人的，但还是不太一样——加拿大人？抑或是澳大利亚人？英国人同样难以确定希尔的身世。他会是英格兰人吗？怎么好像还有点儿爱尔兰人的味道？

利用闲暇时间，希尔开始专攻秘密调查活动。在他离奇曲⑽折的生活经历当中，希尔发现自己有着非同寻常的能力，总是可以轻易地在觥筹交错间赢得黑帮分子的信任，或者是在畅游艺术画廊的艺术爱好者当中得到共鸣。希尔的“演技”当真不错，但是与那些性格演员不同——那些人把角色塑造得非常切合其所处的环境，以至于事后他们非常容易被人遗忘——希尔不会让自己过分沉溺于角色当中，反而是故意保留着自己个性当中的奇特部分，显得像个局外人，但是又让人觉得值得与他打交道。

在艺术犯罪的狭小世界里，希尔是最为特立独行的人。无论是违法的一方，还是维护法纪的一方，基本上都会采取谨慎的策略，把那些并非顶尖珍宝的艺术品作为斗争的焦点。从窃贼的角度出发，最值得下手的是那些能够卖出大价钱的艺术品，但不至于名贵到给自己招惹麻烦的地步，而站在负责追查案件的警员的立场上，他的努力方向是提高自己的破案率，所以会追踪那些破案几率较高的案件。长远来看（追踪一幅画甚至要穷尽一生的时间），数量压倒了质量。

“我们是撒网捕鱼，”艺术品追查行业当中某个私人公司的老板说，“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而查理·希尔的做法则是用鱼竿钓鱼，他总是在找最大的鱼。”

希尔总能钓到“大鱼”，这是同行业内其他人无法望其项背的。维米尔、戈雅、提香的失窃名画都在希尔起获的名单当中。在二十年的从业时间里，希尔寻回了众多的大师画作，总价值超过了一亿美元。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像每个国家都有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一样。在查理·希尔的家里——他的父亲是一名美国军人，他的母亲则是将魅力与英国式的高贵典雅合于一身的标准美人儿——最喜欢讲的故事总是围绕着以下几个话题：战争、英雄、浪漫、悲剧。查理·希尔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被熏陶出来的。其结果是在他的个性当中有着强烈的两面性，一方面，也是那么投入地相信英雄主义，愿意为了远大的目标努力奋斗，即便成功的希望极其渺茫也在所不辞；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彻头彻尾的愤世嫉俗者以及怀疑论者，他从骨子里相信，在一场赛跑当中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不是参赛者的敏捷度，而在于看谁花钱买通了计时裁判。

很多时候，希尔就像是这个世界上年纪最大的童子军。看到那些需要帮助才能过马路的小老太太，他的心都会碎了。在公园里散步时，他沿路捡拾被人胡乱丢弃的薯片包装袋、空啤酒罐，把它们投放到垃圾分类处。只要有朋友乘飞机抵达希思罗机场，希尔一定等在那里热情迎候，无论航班抵达的时间多么不靠谱，无论前往机场的道路上交通状况多么险恶。他的习惯是站在接机人群的最前面，脸上挂满了笑意，手里还会攥着瓶水，以防这趟飞行让他即将到达的朋友口干舌燥。

接下来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在次日凌晨两点，这些受到款待、酒足饭饱的客人们会发现自己正坐在希尔的车里，而汽车则在高速公路上以超过一百英里的时速疾驰。掌管方向盘的肯定是希尔本人，就算别人再怎么恳求，他也不会把速度降下来。如果身边的朋友们真的被吓到了，希尔会变得越发心满意足。

恐怕再没有比希尔更看重友情的人了，所以才有以上跌宕起伏的转换。在希尔住所的电冰箱上，所有的显要位置都贴满了他与老朋友们的合影；给他打电话的人、他的访客以及他的密友们有很多都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结识的。以下情况并非偶尔为之：如果他的美国朋友们有孩子在伦敦上学，无论是遇到了生活中的困难还是害了思乡病，希尔一定会放下手中的事情，火速前去救援。希尔不太擅长劝解别人，不会和别人进行触及心灵的交谈，人们很难想象“来好好儿跟我说说吧”之类的言辞会从希尔的嘴里冒出来，希尔最擅长做的是把旅行和探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它们所带来的愉悦能够将忧伤阴郁的心情扫除干净。

如果用一幅绘画来隐喻希尔的才华，那将会呈现出奇特而又很不均衡的面貌。画面当中是亮丽的摩天大楼，但它们的周围紧挨着的就是成片的空地和废弃的仓库。希尔是个天才的模仿者，但是在学习语言方面却不可救药。他最大的本领在于他拥有超凡的记忆力。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勾起他心中的往事，这些往事中包含了当事者的名字、事件发生的日期，以及逐字逐句地引述当时的对话。

希尔并不唠叨，不像有些鸡尾酒会上的话匣子们那么让人生厌。与之正相反，希尔在与人交谈时的典型特征是思维跳跃，前言不搭后语，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其中究竟有怎样的关联。譬如旁人谈论起当今的政治问题，希尔很可能会截住话头，大谈乔治·华盛顿在法印战争①中的业绩；而当别人隐晦地提及当下正有某位名人卷入官司接受审理时，希尔的反应可能会是背诵一段影射英国唯美主义诗人王尔德被捕的打油诗。

①1754年至1763年，法国与英国之间为夺北美殖民地进行了长期战争，华盛顿在战争期间功勋彪炳成为英雄，而这场战争也为美国的成功建国创造了条件。

希尔是个爱憎分明的家伙。规则与精确是他所讨厌的，历史、艺术和地理则让他着迷。逻辑学对他来说犹如紧身衣，而数字则与官僚主义结成了盟友关系，一并成为他的死敌。希尔在讲话中根本不会使用诸如“百分比”、“平均值”之类的词，就像内阁要员根本不可能在晚宴上张口骂街一样。

就连同僚们使用数字描绘艺术犯罪的状况都会撩拨起希尔的火气。“那都是胡扯，”他抱怨道，“人们总是在谈论那些难以置信的数字，但你们看到的所有这些数字全是拼凑出来的。在警方的统计数据当中，有价值的艺术品与那些从露天市场的射击摊位上赢来的地摊儿货没有任何分别。”

希尔会毫无预兆地突然陷人沉默。上一刻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他所崇拜的英雄人物、十四世纪在意大利作战的英国雇佣兵约翰·霍克伍德爵士，以及爵士希望去世之后让乌切洛②为他绘制的肖像的事情，然后，突然之间希尔就变得无声无息。在驾车外出的途中，希尔甚至可能会在车流中停下，紧紧攥着方向盘，陷入静默，周围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偁尔他会评价挡他道的人的屁股几句。倘若是与朋友吃晚餐，希尔会停止交谈，哈欠连天——就算是才晚上九点——宣称自己累散架了，必须回家睡觉。

②乌切洛（Paolo Uccello，1397-1475》，佛罗伦萨画派重要画家之一。

要是赶上希尔情绪好，他的个人好恶就会压制不住地表现出来。他不会仅仅满足于告诉大家，他的某位朋友比另外一位朋友的人缘儿好得太多了，而是绘声绘色地用形象的比喻来阐释自己的说法：

“要是弗兰克去世了，他的尸身会被安放在一条燃烧的小艇上，然后驶向大海；勇士们会在滩头列队敬礼，在他们的身边，是哭泣的妇女和孩子们；但是可怜的乔治就得土葬了，就算他的尸身在那冰冷的棺材里放个响屁，也没人能听得到。”

在不是特别兴奋的情况下，希尔喜欢较为含蓄的表达方式。他经常回忆自己当兵时的很多同伴，那些人“接受了法院提供给他们的就业机会”，其实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法官给了他们一次选择的机会，要么去参军，要么蹲监狱。

希尔身上的孩子气相当浓厚。在他看来，打雷挺好的，要是配上闪电就更好了；去郊外远足很不错，要是再有什么由头能让他追赶一辆已经开动的巴士，并且上车，那就更爽了。即使只下了一英寸厚的雪，也给了希尔借口，他会穿上大衣、扎好头巾、戴上手套、换好靴子，犹如要去南极洲探险一般，随后他就穿着这么一身行头，跑到秋园①去了。

①秋园（Kew Gardens），伦敦皇家植物园。

就算是名不副实的冒险，诸如打雪仗之类，也比完全没有冒险好得多，但是希尔可不是沃尔特·米蒂②，他每日的工作当中照例要对付那些“报复心强、狡猾、粗野的窃贼”，对于希尔来说，那些危险不是损失，而是奖励。

②沃米特·米蒂，美国作家詹姆士·瑟伯在其著名短篇小说《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典型的耽于幻想而无所作为的人。

“我相信查理应征入伍自愿去越南参战的原因，”一位自少年时期就与希尔斯混在一起的老朋友说，“就在于希尔终于发现，在足球比赛中是死不了人的。”

如果瓦利安王子①以及美国当代侦探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硬汉侦探菲利普·马洛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并且合二为一，大概就会是查理·希尔这副样子吧。

①瓦利安王子，十五世纪亚瑟王统治时期的英国勇士，因为他的主子葛温爵士和另外一位昂恩王子决斗时身受重伤，为了保护爵士的名誉，他只好伪装成葛温爵士和昂恩王子再度决斗一雪前耻。

希尔的父亲是来自美国西南部的农家小子，他的母亲则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英国妇女，接受过严格的芭蕾舞训练，但后来加人了“蓝铃花凯利”的舞蹈团，跳那种把腿踢得高髙的舞。(在金·凯利主演的一部名为《姑娘们》的影片当中，主要角色凯·肯达尔的人物性格就是以希尔的母亲为原型的。）希尔的父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相识的，恐怕再难找出像他们这样个性迥异的夫妻了。兰登·希尔是在贫瘠的俄克拉荷马长大的，他考入了俄克拉荷马海军电子学院，并通过参军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齐塔·韦德林顿，令人尊敬的牧师卡农·佩尔西·埃尔博劳·廷林·韦德林顿的女儿，是在剑桥附近长大的，她成长的环境就像美国人想象出来的英格兰：那是在英格兰的东部，当地的房子大都是茅草屋顶的木结构建筑，酒吧里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还有一座建于中世纪的教堂，教堂的尖顶足有一百八十英尺高，直插天际。村庄的名字活脱脱是从《哈里·波特》里蹦出来的，居然叫做大邓莫、小邓莫、萨克斯蒂德、蒂尔蒂。

齐塔是在一所巨大的田间房舍里长大的，拜访她家的人总是络绎不绝。（她后来的丈夫也是到访的客人之一，齐塔第一次看见兰登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的空军军官，正与齐塔的父亲下国际象棋。）廷林·韦德林顿是当地的教区长，同时也是一位费边主义①的鼓吹者，用她女儿的话说，是一位“玩儿杂耍的，爱卖弄的人”。英国著名作家切斯特顿②是韦德林顿家的常客，大文豪萧伯纳③也时常光临，他凌乱的大胡子以及喜欢打地铺、不爱睡在床上的怪攝总是让家中的小孩子们笑话个不停。

①费边主义，又称费边社会主义，是英国费边社所倡导的一种民主社会主义学派。

②吉尔伯特·基斯·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1874－1935），英国著名小说家，出身于伦敦一个房地产商之家，曾在圣保罗学校和斯莱德艺术学校受过教育，获得“弥尔顿奖”。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英国政府在南非推行的殖民政策。其最有影响的小说有《布朗神父探案集》、《诺廷山上的拿破仑》、《星期四那个人》；诗集有《野骑士》、《新诗集》；文艺评论有《萧伯纳》、《乔叟》、《罗伯特·布朗宁》等，作品多达150部。切斯特顿集小说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于一身，并逐步形成了具有社会批评的创作特点。作者自1903年开始创作的《布朗神父探案集》系英国著名推理小说代表作之一。作者耗时二十四年，花费大量心血，最终于1927年完稿，共有5部56篇短篇小说。布朗神父是一位宽肩膀、圆脸盘、胖墩墩的乡村神父，有一个可爱的形象，也是一位神通广大的侦探；平时沉默寡言、谦逊有礼，一开口就妙语如珠。他的理论是：“罪犯是创造性的艺术家，而侦探则是批评家。”小说描述了他如何用其敏锐的直觉洞察蛛丝马迹，深入推理、侦破一桩又一桩不可思议的离奇怪案的故事。

③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年7月26日－1950年11月2日），直译为乔治·伯纳·萧，爱尔兰剧作家，1925年“因为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是世界著名的擅长幽默与讽刺的语言大师。萧伯纳的一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密切关系的一生，他认真研读过《资本论》，公开声言他“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一个社会主义者”。然而，由于世界观上的局限性，他没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而终生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那可是一段闪闪发光的迷人岁月。曾经有一次，在Ｈ·Ｇ·威尔斯④家，那时齐塔六岁，有人告诉她准备迎接一位特殊的客人。

“齐塔，来见见查理·卓别林⑤。”一个小个子、没什么特别之处的男人走了过来，齐塔当场被气哭了。“他不是査理·卓别林。”那个陌生人一听此话就出去了。几分钟之后他又兜了回来，这次他头上戴了一顶髙帽子，手里转着一根手杖，那位伟大的男人真的来了。

④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Herbert G。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恩师著名学者赫胥黎的“科学进化论”引导他走上科学之路。1895年创作出版了中篇科幻小说《时间机器》。这是威尔斯最为成功的一部科幻作品，并使他一举成名。 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创作了《摩若博士岛》(1896)、《隐身人》(1897)、《世界之间的战争》(1898，又译《大战火星人》)、《首先登上月球的人们》(1901)、《神食》(1904)等众多科幻作品。威尔斯一生著述了127部各类作品，除了科幻小说之外，还有纯学术作品及纯小说等。 威尔斯在创作时运用了当时的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和现代生物学；但他又不拘泥于这些学科，不受这些科学理论的局限。威尔斯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进步，而且还有科学进步给人们所带来的美好或不良后果。

⑤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889年4月16日-1977年12月25日），又译“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喜剧电影演员。1889年4月16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幼年丧父，曾在游艺场和巡回剧团卖艺或打杂。1913年，随卡尔诺哑剧团去美国演出，被美国导演M。塞纳特看中，从此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1914年2月28日，头戴圆顶礼帽、手持竹手杖、足登大皮靴、走路像鸭子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影片《阵雨之间》中。这一形象成为卓别林喜剧片的标志，风靡欧美20余年。他奠定了现代喜剧电影的基础，卓别林戴著圆顶硬礼帽和礼服的模样几乎成了喜剧电影的重要代表，往后不少艺人都以他的方式表演。从1919年开始，卓别林独立制片，此后一生共拍摄80余部喜剧片，其中在电影史上著名的影片有《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舞台生涯》等。这些影片反映了卓别林从一个普通的人道主义者到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过程。卓别林以其精湛的表演艺术，对下层劳动者寄予深切同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辛辣的讽刺，对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进行了无情的鞭笞。1952年，他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迫离开美国，定居瑞士。在瑞士期间，他拍摄了尖锐讽刺麦卡锡主义的影片《一个国王在纽约》。1972年，美国隆重邀请卓别林回到好莱坞，授予他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称他“在本世纪为电影艺术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卓别林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取得的成就。卓别林的一生是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一生之一，他本人成为了一个文化偶像。他一生中私生活和公众生活的高高低低受到了有些人的高度赞扬，也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严格批判。

直到今天，已经八十七岁高龄的齐塔仍然像个早熟的半大孩子一样心直口快，毫无遮拦，因为她知道自己受到所有人的崇敬，没有人会申斥她。她就像站在聚光灯下讲故事的绝顶好手。她会谈起六十多年前与一位叫做迪迪·仲马的年轻人一起在地中海游泳，后者是位英俊的法国小伙儿，正与另一名叫做库斯特奥的年轻人一起对一款水下呼吸装置进行測试；她有好多的战争故事，其中包括自己如何因为被诬陷偷运武器进人希腊而遭到逮捕、关押她的牢房，以及成功逃脱之后如何徒步穿越法国。她还会讲述自己的情郎是如何因为飞机失事而丧命于战争当中（那当然是遇到查理的父亲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惨剧”。

查理·希尔就是听着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长大的，但他自己的童年生活倒是平淡无奇。他的父亲，兰登·希尔是个空军军官，后来调进了国家安全局。齐塔的主要任务就是跟着丈夫的调令东奔西跑。

“戴顿、俄亥俄，”齐塔的叹息有些夸张，“哦，那些日子太可怕了。”

查理永远是小镇上新来的孩子，光小学他就上了十几家，有的在得克萨斯，有的在伦敦，有的在科罗拉多，还有德国的法兰克福，以及华盛顿特区。（几十年后，他仍然能够记起当年在圣安东尼奥遇到的坏小子的名字，那时候他才七岁，刚刚从英格兰来到美国，说着一口伦敦腔的英语，戴着羊毛帽子，穿着长袜和短裤。）对希尔来说，长大成人的过程变为了一次漫长的历练，他必须学着如何结交新的朋友，如何跟当地人打成一片。

虽然父母的家世相差悬殊，希尔倒为此感到自豪，“一边是小木屋，另一边则是拥有封号的骑士”。有一组古老的家族照片052是希尔最为珍视的，它们记录了他的美国祖先们骄傲地站在俄克拉荷马州印第安人保留地一座粗糙的小屋前面。在希尔看来更棒的是，他父亲的曾曾祖母是纯正的切诺基族①，所以他的祖先当中既有牛仔，也有美洲的原住民。这种血脉的关联老是让希尔去计算自己到底有多少分之一的印第安血统，可惜他在计算方面真的不在行，每次折腾半天，得出的结果都不尽相同。

①切诺基族，北美印第安人中易洛魁人的一支。

兰登·希尔的故事就更加缺少愉悦的成分了。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毫发无损，但精神上却被伤害得千疮百孔。他是最早攻人达豪集中营②的美军官兵之一，他目睹了那里的悲惨景象，并曾负责卸载填满了死尸的列车车厢，噩梦般的情景让他在余生当中饱受折磨。

②达豪集中营，二战中纳粹最重要的集中营之一，纳粹德国在这里进行了残忍的虐杀，令人发指。

“他曾经是一个明朗欢快的人，却也抵受不住那般的人间踵梦。”在查理看来，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由一位战斗英雄转变成了酒鬼。1966年12月的一天，喝得醉醺醺的兰登·希尔在华盛顿的杜邦圆环下了出租车，关车门的时候把自己的大衣夹在了门缝里，那辆出租车疾驰而去，兰登·希尔被拖曳致死。

半年之后，查理·希尔就自愿应征去越南参战。他老是吹嘘说，自己家的祖上都是战士，所以说，用不着征兵广告多加渲染。从查理的父亲算起，如果把家族当中的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都算上，可以列出一份在时间上毫无间断的战士名单，一直能够上溯到1812之战和法印战争。再往前数，就会有点儿含混不清了，但是希尔家族第一位当过战士的祖先，曾在1400年前后参加过爆发在苏格兰的一起小规模的战争，甚至在《切维·切斯之歌》中露了一小脸。希尔兴致髙昂地引述其中的字句：“好侍从威德灵顿，就算双腿被砍断，就算心情悲痛，也要用残肢行走。”

在驾车外出的途中，只要看到了赞颂落难英雄的碑记或者铭文，希尔肯定会急刹车，停下来大声诵读碑记上的文字，他还时常会在战士公墓里满怀哀伤地傲一次巡游。他反对越南战争，但是他渴望冒险，不惧危险。况且在他看来，只要战事一开，把当兵打仗的责任都交给穷苦人是不公平的。在“一知半解的理想主义思想”的挑动下，希尔放弃了已经上了两年的学业，跑去参战。

“不管怎么说，我当时确实是个一知半解的学生。”希尔欢快地说。

希尔是他所在战斗小组当中唯一的大学生，其他人要么是穷苦的黑人，要么是来自乡下的白种人。在这个战斗小组全部十五人当中，有十二人战死或者负伤。希尔则在这次丛林冒险中全身而退，并且体会到了在战火之下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同时也学会了如何猎杀融入了夜色中的敌人。

更重要的是，希尔懂得了一些关于自己的道理，而那也是他非常渴望了解的。报道伊拉克战争时阵亡的美国《大西洋月报》记者迈克尔·凯利曾经说过，许多男人“一生当中竭尽全力想要求得一个答案：自己究竟有多么勇敢？战争给了这些人获取这个答案的特别机会……这个问题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只能你自己来解答，它摆在你面前，也摆在其他每个人面前。这很有趣，因为你知道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怀有这样的疑问，正如你自己怀有疑问那样。而一旦你了解了答案，你就能够终生牢记”。

凯利说的话或许是对的，并不是绝大多数男人都想要知道自己有多么勇敢，但希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充满了渴望。尽管他经受了这次自我考验，可还是没能在成功之后感觉安逸。事实证明身体上的勇猛只不过是个简单的事实，就像身高六英尺或者长着褐色的头发一样，而精神上的勇气——在面对反对意见时候遵从自己的良心——才是更珍贵的，也是更让人仰慕的。很显然，凯利的问题是个错误的命题。

在越南，希尔多次面临道义上的抉择。在突袭了敌人的一座营地之后，希尔和他的两位同伴发现这座营地是已经废弃的、里面只有一个受伤的老头儿，估计是为北越部队充当向导，带领他们穿越山区的山地居民。希尔的两名同伴想要开枪打死那个老头儿，但希尔插手阻止，救下了老头儿的命，最终一位上尉调来了直升机，把老头儿疏散。那两位士兵当中的一位恶狠狠地警告了希尔，下次再有战斗的时候，当心看好自己的身后。

服役期满以后，希尔离开了部队，回到了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家。这个时期的他感到无所适从，他的头脑很冷静，却为自己在战争中看到的一切感到沮丧。对于未来，他没有任何计划。如果说是艺术救了希尔的命，应该也不算太过分吧。

“那时在国家艺术画廊，每个周日的早上都会放映肯尼思·克拉克①制作的系列专题片《文明》，”希尔回忆道，“晚上我在那里当安全警卫，但我醒得很早，我会紧紧地盯着大屏幕看，就像被催眠了一样。我喜欢那部片子，它打开了我的眼界。以前我就已经看到过很多艺术品，我的母亲曾带着我和我的姐妹们去过佛罗伦萨，去过华盛顿的国家艺术画廊，也去过伦敦的国家艺术画廊，我还去上过艺术课程，但我从来没有就艺术问题接受过系统完整的教育。那时的我刚刚从一年的丛林战争中摆脱出来，是艺术，让我重新融入了文明社会。”

①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1903-1983），英国著名艺术史大师。

第二部 维米尔与爱尔兰黑帮

7、编剧

过了好些年之后，希尔才终于想到要把他对于艺术的热爱转化为一项职业。在这一过程中，希尔几乎尝试遍了各种可能的工种。离开越南以后，他先是做安全警卫，然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历史，随后他赢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到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进修，接着是在贝尔法斯特做高中教师，到伦敦研究神学，后来又加入了伦敦警察队。这份警察的工作最终给他提供了成为便衣警察的机会，并且是以侦破艺术品罪案为主要工作职责。

希尔是个非常不符合传统的警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警察看上去都还酷似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①舞台剧里走出来的人物。头上顶着高高的头盔，胸前挂着一只大约一英寸长的铜哨子。一位来自诺福克郡的须发斑白的老警察——脾气、秉性就跟佛蒙特州的农夫差不多——到现在还无法释怀最初与希尔共事的糟糕情形。

①吉尔伯特（1836-1911）和沙利文（1842-1900）是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舞台剧合作伙伴。

“试想一下，一个大块头，戴着足有乌龟壳那么厚的眼镜片，卷曲的长头发一直留到了这儿，还随着他的步伐晃来晃去，”他冲着自己的肩膀比划了一下，扑地吐出一口气，模仿希尔左右摇摆着走了两步，“他还老是谈论中世纪的历史，用他那带着不知道是美国，还是加拿大或者英国腔调的英语，满头的乱发就像在脑袋上扣了个煤斗。查理·希尔就是这副德行。”

希尔有一大堆忠实的朋友，散布在大西洋的两岸，他们同样注意到了希尔身上的这些怪森，但并不认为这是什么要紧的缺点。在这些朋友中间，一直争论个不休的话题是，查理·希尔究竟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办法，把他身上的自相矛盾之处转化成优势，他们甚至担心，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会不会最终造成希尔人格分裂。

“我们一直都很担心他，怕他无法控制住内心的矛盾，”一位打十六岁起就与他交情甚笃的朋友说，“他想要做一名牧师，但同时他又时刻准备着冲上去打人、冲人开枪甚至杀人。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双重人格，而是多重人格。”

现在，如何想个计策把《呐喊》成功地找回来已经变成了希尔的分内之事。但是在采取实际行动之前，艺术小分队的探员们还必须说服他们的上司，并让上司们相信苏格兰场介入这起案子是非常值得的。不言而喻，这次的案子对希尔来说是一次挑战，他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还有什么样的案子能够比把《呐喊》这样一件崇髙的人类艺术品扬救出罪犯们愚蠢而粗鲁的魔掌更有价值呢？那些厚脸皮的官僚们肯定会抱怨说缺乏经费，但那并非问题的实质，真正的问题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笨蛋们自己花钱如流水。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希尔与苏格兰场里的长官们互相不对眼，而这种情况越发让希尔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在希尔的身上有一股子本应属于青春期孩子们的冲动，这使得他敢于顶撞任何一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完全不管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否因此会受到影响。

埃德加·爱伦·坡①曾经写过一篇小故事，叫做《乖张的小淘气》（另一种译名为《心理障碍》），讲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强迫性的冲动，明知道什么做法是最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但偏偏就是要对着干。当领导表示友好时，我们却翻白眼；应该发表赞扬的时候，我们却在窃笑：而撒个并无恶意的小谎就可以简单地把事情应付过去，让所有人皆大欢喜的时候，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说出真相。

①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十九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出身演员家庭。在世时长期担任报刊编辑工作。其作品是在任何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格。语言和形式精致、优美，内容多样。他是侦探小说鼻祖、科幻小说先驱之一、恐怖小说大师、象征主义先驱，唯美主义者。

“在某种情形之下，”埃德加·爱伦·坡写道，“这种想法会变得完全不可克制。”

这种乖张的淘气举措在査理·希尔的身上持续发作，就如同有个淘气的小鬼一直寄宿在希尔的肩膀上。

在所有的问题当中，官僚主义作风是最让希尔出离愤怒的。用希尔的话说，很多领导都是“怨天尤人、办事拖拉的蠢才”，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到处添乱，碍手碍脚。他们打心眼儿里希望撇开《呐喊》的案子，让别人为这事儿忙活去吧。

重任落在了约翰·巴特勒的肩上，作为艺术小分队的主管，由他来向上级兜售这项任务。他会真诚地跟上级争辩说，艺术犯罪越来越具备国际化的特征，因此更加需要跨国合作加以打击，但即便如此，想要说服上级领导同意介入此案，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如果与罪案相关的一系列国家中牵扯到了英国，说服领导的工作就会变得容易许多。

“巴特勒必须要做的，”艺术小分队探员迪克·埃利斯说，“就是说服伦敦大都会警方的高层官员，让他们同意花费人财物力去调查某件案子，目的是帮助别人寻回财物，”说到这里，埃利斯提高了嗓音，他的语气里既有几分赞许，也带有几分怀疑，仿佛一位体育评论员正在描述花样滑冰选手刚刚完成的三周跳，“即使这件事过去、现在、将来跟伦敦都没有任何关系。”

经过过去这些年的实践，艺术小分队的主管们——这个职位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由男性担任——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没必要向他们的上司透露太多的案件细节，免得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

“我们习惯于告诉他们某些既成事实。”埃利斯说，在1989年到1999年间，他曾经主持艺术小分队的工作。

“通常情况下，在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调查，并且已经为追查案犯开过几次会之后，我们才会向领导请示。基本上我们都是按照这样的流程着手处理案子的。然后呢，既然我们已经动手操办，领导们也就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

埃利斯仔细描述了他最喜欢的向领导们做请示的方法。一开始，先要说到大人物的心坎里，这很容易。

“如果这项工作进展得力，我们能够把《呐喊》找回来，艺术小分队当然风光无限，您老也会脸上有光啊。”

这时候对话的双方都会是满脸的笑意。

随后就该话锋一转：“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办理此案了。要是现在抽身出来，我们肯定会被人当成傻瓜看待。或许不是我们，而是身为主管的您，被人家当成傻瓜一样笑话。”

现在领导就算想要提出反对意见，也已经太迟了。

无巧不巧，一个英国罪犯适时出现，事情顿时变得容易了很多。此人的名字叫做比利·哈伍德，他在挪威被判处七年监禁，罪名是偷运海洛因。哈伍德被挪威警方送回英国，服完后面的五年刑期，而英国警方已经让他保释出狱了。

现在，就是这个哈伍德向挪威驻伦敦大使馆通风报信，讲述了一个让后者兴味盎然的故事。哈伍德说，通过在挪威蹲监狱时结交的朋友们，他已经知道是谁拿走了《呐喊》。他认识那些窃贼，而窃贼们也信任他。那可都是些强硬而又机警的家伙。局外人根本不可能把他们诱骗出来，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让他们感觉不对劲，为求自保，他们会奄不犹豫地把《呐喊》毁掉。

但是，那些坏蛋们会愿意和他们的老朋友哈伍德进行交易的，哈伍德承诺说，他会负责把《呐喊》归还给挪威国家美术馆，作为回报，哈伍德要求得到五百万英镑。

挪威方面迅速向苏格兰场通报了哈伍德的所谓建议。英国警察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示了百分之百的怀疑，他们认定哈伍德只是个想要抓住这次特殊机会捞一票的机会主义分子，企图依靠夸夸其谈和编织谎话来骗取钱财。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英国警063方的判断。但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个好消息。哈伍德无意之中为英国警方和挪威警方架设了一座互通信息进行合作的桥梁，这下子，苏格兰场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这起案了了。

在希尔以及艺术小分队的其他探员看来，制订诱敌出洞的计划是整个工作当中最有趣味的部分之一。寻找失窃的艺术品在诸多基本原则上与警方的其他工作截然不同。其首要的目标是寻获失窃的艺术品，并把它重新摆放回它应该待的地方，抓住案犯并把他们关进监狱反倒是次要的目的了。（通常情况下，等到警方找到线索，最初下手行窃的贼人早就跑得踪影不见了。）成功破案的希望在于，必须找出合理的方式，成功地打动罪犯，让他愿意把早已藏匿于废弃仓库或者火车站储物柜里的艺术品取出来，这样警察才能人赃并获。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广泛布下眼线，去搜集各种传闻和密报。直接与疑犯硬碰硬基本上是行不通的，要知道一脚把门踹开并大喊“警察”亮明身份确实威猛得紧，但要是这么干，到哪儿能找到失窃的艺术品呢？

对艺术小分队的探员来说，编造故事所占的分量和所花的精力大体上可以与逮捕罪犯等量齐观。譬如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期，神秘的日本买家花费创纪录的天价求购大师的名画——五千四百万美元买进梵·高的《鸢尾花》（Irises），七千八百万买进雷诺的《煎饼磨坊的舞会》（Ball at the Moulinde La Galette），八千二百五十万美元买进梵·髙的《加歇医生的画像》（Portrait of Doctor Gachet），当时艺术小分队的探员们极力想从这些轰动的新闻中获得些有利信息。要不然找一位会说日语的探员，让他扮演一名黑帮分子，或者一位想要在自己家的壁炉上方挂上一幅大师名作的企业界大亨？

文森特·梵·高《鸢尾花》（Irises）

“你得试着像编剧一样思考问题，”迪克·埃利斯说，“要把某些事情编织得活灵活现，那可是一件相当有挑战性的事情。你必须仔细审视，并且问自己：‘这样说真的站得住脚吗？人们会相信吗？这么说不会太怪异了吧？’”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

《煎饼磨坊的舞会》（Ball at the Moulinde La Galette）

一个好的引诱计划需要把很难调和的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好的封面故事都很简单，因为它必须一上来就打动人心。没有彩排，首次登场就已经是公演了。由于在各个环节上难免出现错误，关键就是找到一位便衣，他能够即兴发挥。（探员们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缺乏彩排时间，他们还必须面对最天才的编剧都不曾面对的难题：他们只能为自己编写台词，而参与演出的另一半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

《加歇医生的画像》（Portrait of Doctor Gachet）

与此同时，引诱计划还得编制得足够复杂，不要让人生疑。歹徒们都很神经质，他们总是在狐疑，总是在设法识破警察。如果某个诱捕计划异常诱人，反倒可能打草惊蛇，那可就没得玩儿了。

“最重要的是，”埃利斯说，“你需要坐下来看着窃贼，努力去揣摩你所面对的这些家伙是哪种类型的罪犯。你必须让自己合他们的胃口，并且营造出一种让他们感觉舒服自在的氛围。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让他们觉得自己掌控着局面，而事实上是你营造出了这种假象，真正的主动权已经被进行侦破活动的警方所掌握了。”

这就像那种“他知道我知道他知道”的游戏，但凡脑筋不够灵光，你就会输掉一切。

8、盖蒂博物馆来的人

1994年2月14日

查理·希尔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些偷走了《呐喊》的窃贼心里很清楚，他们是不可能公开兜售这幅世界顶级名画的，如果他们偷走这幅艺术珍品不是为了捣毁它的话，那么他们肯定是另有图谋。那么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呢？勒索赎金，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

挪威政府会为了赎回这件国宝而付给窃贼钱吗？不可能，那只会助长窃贼们的气焰。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还有变通的可能呢？也许可以让别的什么人替政府出头露面。

“难度当然是很大的，”希尔心想，“但这是个很好的入手角度。”

那么现在问题就出现了，到底谁肯这么干呢？要把窃贼引到明处来，希尔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钞票做诱饵。有谁能够从腰包里掏出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去赎回属于别人的物品呢？在艺术品世界里，有个名字几乎就是金钱的同义词。就连骗子们都久闻盖蒂博物馆（Gelty Museum）的大名，这个坐落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巨大博物馆据称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博物馆，它是以它的创立者、美国石油富翁保罗·盖蒂的名字来命名的，后者一度是全世界资产最丰厚的人。

盖蒂是个尖酸刻薄、坏脾气的家伙，他住在伦敦郊外的一所宅子里，外面用铁丝网包围起来，还有二十条凶猛的狗守卫。虽然已经有钱得不行，盖蒂还是无比吝啬，近乎病态，在他的别墅里，居然设置了一部付费电话，供到访的宾客使用；如果看到零星的线头，盖蒂都会收藏起来，以备重复使用。在1973年，盖蒂的名字登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因为他拒绝向一伙儿意大利匪徒支付赎金，后者绑架了盖蒂的孙子，并勒索一千七百万美元。直到意大利人失去耐心，割掉了那孩子的右耳并把它寄到了罗马的一家报社，盖蒂才勉强做出让步。他和绑匪们讨价还价，把赎金的数额砍到了二百七十万美元，并宣称这样一笔钱已经是他能够拿出的全部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盖蒂博物馆花起钱来就像中了乐透①奖似的。依据美国的税收条例，基金会的税额应为其捐助额的百分之五，具体到盖蒂博物馆，他们每年需要缴纳二点五亿美元。那些历史更为久远但缺乏足够财力支持的博物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盖蒂博物馆四处出击，把各种稀世珍品一件又一件地收入囊中。如今，盖蒂博物馆已经不再像最初那样看见什么就买什么了―1997年，该博物馆修建了一个由六幢崭新建筑组成的园区，这些大楼耗资甚巨一而在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疯狂买进之后，说起盖蒂博物馆，听到的人会条件反射式地会想起“有钱”二字。

①乐透，（lottery）：英文原指：（发行彩票）抽彩给奖（筹款法），没有排列顺序的、全部号码球，放在一起依次摇出，需要的个数。但一般是不讲顺序的。有专家称，lottery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lotto，意思指能决定未来的一种力量或动力。乐透型彩票就是多少个号码里面出1个或几个号码的那种，出了的就不会再出。例如22选5，36选7，双色球等相对的就是传统型的或者说数字型的。他是从0-9这10个数字里面选一个出来，再从另外0-9的10个数字里面选一个出来，要几位数就选几次，他的数字是有重复的。例如七星彩，3D，排列三，等等。

盖蒂是那些艺术品窃贼们脑海里唯一能容得下的博物馆，希尔盘算。再没有哪家博物馆更能让人联想到大把大把的金钱了。除此之外，一旦认准了自己的目标，行规、礼法都挡不住这只纳税大鳄。最要紧的是，“盖蒂”是块金字招牌。如果你对窃贼们说：“弗雷德大叔将会支付赎金。”估计窃贼们十有八九会不为所动。但如果提到“盖蒂”，他们会竖起耳朵仔细听。

希尔剩下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希尔会自称盖蒂博物馆的代理人，代表挪威国家美术馆的同行进行秘密谈判。盖蒂博物馆来承担《呐喊》的赎金，而作为这次秘密拯救活动的回报，挪威方面会把《呐喊》租借给盖蒂博物馆进行展出。

希尔将要扮演一位大块头的、滔滔不绝的美国佬，一位掮客，他只在乎自己要达成的目标，而不会计较手法问题。对一位老是在从事秘密活动的警察来说，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然是他最拿手的。

“太好了，”希尔心想，“我就扮演这个来自盖蒂博物馆的家伙好了。”

希尔给巴特勒打电话，把自己的整个计划和盘托出。

“好主意，”巴特勒说，“我们来试试看吧。”

几分钟之后，巴特勒给希尔回了电话，“我已经与挪威方面谈过了，他们喜欢你的主意。你觉得下一步我们该干些什么呢？”

“首先，”希尔回答道，“我觉得我们最好先给盖蒂博物馆打个招呼。”

这件事情处理起来有些微妙，毕竟在设计好了全盘计划之后才想起跟盖蒂博物馆说要冒用他们的名义，这多少有些迟了。尽管盖蒂博物馆无需为这件事情投人金钱，但也不喜欢把自己等同于艺术世界的自动提款机。希尔坚持说没有问题。绝大多数人都乐得帮苏格兰场的忙，而艺术世界里的每一个人更是愿意帮助挪威人走出当前的困境。盖蒂博物馆的人也许会大发脾气，也许会自我膨胀，但他们最终一定会同意帮忙的。

幸好，艺术小分队的探员迪克·埃利斯在过去的五六年间曾经与盖蒂博物馆的人有过几次接触。希尔也曾经很偶然地造访过盖蒂博物馆，当然那还是二十年前他度蜜月时发生的事情了。对于这座博物馆，希尔所了解的不比别的参观者更多，但是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了解，不会犯下太夸张的错误。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也可以说是莫大的愚蠢，是典型的希尔做事的风格。自打希尔许久以前跑去加利福尼亚参观之后，盖蒂博物馆已经修建了一个极尽奢华的新博物馆，距离希尔曾经参观过的旧馆有将近二十公里之遥，并且与旧馆绝无雷同之处。但希尔丝毫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埃利斯与盖蒂博物馆的经理以及保安部的主管交情不错，一旦时机成熟，需要艺术小分队的人去向盖蒂博物馆表示亲近，埃利斯无疑是飞赴洛杉矶去说服这座加利福尼亚博物馆的最佳人选。

埃利斯、查理·希尔以及艺术小分队的主管约翰·巴特勒碰头，研讨并调整他们的破案计划。此时刚刚入夜，三个男人都还留在苏格兰场的办公室里。巴特勒给埃利斯打了电话，请他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巴特勒刚刚开了一瓶“丛林磨坊”爱尔兰威士忌，那刚好是埃利斯的最爱。希尔早已经在巴特勒的办公室里了。现在三个男人坐了下来，对整个计划进行仔细推敲。

这三位探员都是身躯硕大、语气强硬、心直口快的男人，都有着强烈的自负，非常不愿意顺从别人的心意。他们彼此非常熟悉，无论是作为朋友、同僚，还是偶尔的对手。要是他们谈论起战争期间的陈年故事，那场交谈注定会变成漫长的争执，他们会就当事者最初究竟怀有怎样的动机而争吵不休，其中还夹杂着怒目相视、不满的嘀咕，以及大声痛斥对方“胡说八道”。

但是在这个晚上，三位警员却表现出了极强的幽默感，每个人都对他们即将实施的计划感到满意。盖蒂博物馆！天啊，先前怎么会没人想到这个绝妙的主意呢？这个计划肯定能收到奇效。

不久以后，埃利斯就飞赴加利福尼亚，同盖蒂博物馆进行接触。埃利斯是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家伙，身高在一米八左右，非常结实强壮，活像一根古代战争中攻城用的大铁槌。埃利斯连手指头都是粗壮结实的，他在使用膝上电脑时习惯于用两个手指敲来敲去，看上去像正满腔怒气地把自己的手指头狠狠地戳到对方的胸口上。

与走到哪里都特立独行的希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利斯是个标准的警察。十九岁那年埃利斯就投身警界，尽管他的才能有目共睹，但一直没能升到太高的职位，想来这都是源于埃利斯更愿意参与一线的具体工作，而不是坐在桌子后边处理事务。那些不轻信于人的警察同伴们都非常信任埃利斯。他们相信埃利斯，就像相信自己一样。

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警察，埃利斯头脑清楚，逻辑缜密。他讲述事情的时候会逐个陈述要点，像是看着写好的概要照本宣科；同时他还喜欢并且善于处理后勤工作。埃利斯向盖蒂博物馆的人解释了关于《呐喊》的整个计划，后者好不容易才耐住性子听到最后。

在希尔看来，这次的说服过程就像是一场玩笑。

“开始他们说什么也不肯让步。”埃利斯报告说，“他们非常明确地表示，不会为任何人做那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可不希望随便哪儿的警察们都可以打来电话说：‘能否帮我们一把？’但是到了最后，他们倒是非常地合作。”

去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埃利斯随身带着查理·希尔的一张照片，此外还有查理的出生日期和其他背景资料。如果盖蒂博物馆同意为此次秘密行动打掩护，那么希尔就需要获得新的身份。

简而言之，查理·希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做克里斯托弗·查尔斯·罗伯茨的人。按照绝大多数诱捕行动都会沿用的套路，希尔获得了一张美国运通的信用卡，户名是罗伯茨，一张盖蒂博物馆的雇员证件，上面贴有希尔的照片；为了以防万一，希尔还配备了罗伯茨的名片和专用的文具。盖蒂博物馆还为希尔做好了进一步的掩护工作：他们修改了博物忙的内部资料，特别是过去几年来发放薪水的相关记录，以免有谁真的对克里斯托弗·查尔斯·罗伯茨的身份起了疑心。

某个疑心非常重的坏蛋有可能会打接给盖蒂博物馆打去电话，试图打探出对他有利的某些信总，但这种事件的发生概率并不太大，也不大可能给希尔造成危险。通常情况下，如果有陌生人前来探听关于某位雇员的具体情况，绝大多数机构都会选择不予作答。

“但罪犯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摸清与自己打交道的人的底细，”埃利斯表示，“所以你必须做好完全的准备，以防别人买通了盖蒂博物馆的内部人员，从而刺探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情报。”

这种可能性昭示着另一种风险的存在。如果某位与罪犯有关联的人试图在盖蒂博物馆的雇员中寻找有谁知道罗伯茨的底细，事情会如何发展呢？如何解释无人知晓的局面？为了避免遇到这样的问题，盖蒂博物馆编造了一份内部档案，里面写明了罗伯茨是长期派驻欧洲的业务代理人，负责在欧洲各处代表盖蒂博物馆展开工作，他只对馆长负责。

除非是处在盖蒂博物馆最高层的管理者，否则就没人知迫罗伯茨其实并不是盖蒂博物馆的真实雇员，这一点让希尔放松了很多。这件事情处理得太棒了，对于自己所获得的新身份，希尔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每件事都办得很妥帖……非常合适。”

希尔可以瞬时在英式俚语与美式俚语之间进行切换，他会大声说出两者的习惯用语。他跟英国人说英国口音的脏话，跟美国人说美国口音的脏话，两者之间的转换天衣无缝。（双语脏话非常重要，因为谈话的高潮中经常会出现这类词汇。希尔在部队的时候曾致力于让自己的口音听起来像个南加州费耶特维尔的乡下人，这让他后来受益颇多。）

希尔的语言才华仅限于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但他对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拿捏得极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希尔也会冒险扮做加拿大人。在捷克执行一次秘密任务时，希尔曾经苦练了好几个小时元音，让自己的口音听上去就像个地道的加拿大人。老实说，口音上的细节是希尔所对付的那些暴徒们压根儿不会注意到的，但它折射出了他的职业荣誉感，以及刻苦钻研的精神，就像一个木匠费尽心力把家具上的螺丝钉都排列得整整齐齐的）。

希尔之所以选择了“克里斯托弗·查尔斯·罗伯茨”作为自己的新名字，是因为其中“r”提醒他发音是要口齿清楚，就像美国人那样，而英国人通常会把这个字母的发音吞了。把查尔斯作为自己的中间名也是为了以防万一，要是真赶上希尔运气太差，走在路上被某些他认识的人当街撞到，并且直接喊出了他的名字“查理”，这就等于给自己预留了解释的余地。

“嗨，注意，”希尔会大声地对自己说话，就像歌手在吊嗓子那样，“我是克里斯·罗伯茨。”有些关键的发音、短语以及有鲜明特点的地方，是不会猜错的。做错，或者做过头，都会出问题，所以张嘴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留神。

这个叫做“克里斯·罗伯茨”的新角色，这个来自盖蒂博物馆的美国佬，很快就会检验一下希尔的工作能力了。但必须时刻谨记的是，考察希尔的将会是那些职业罪犯。

9、“将军”

查理·希尔是追踪《呐喊》的秘密计划中“领衔出演”的不贰人选，因为他刚刚在艺术罪案调查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在1986年，也就是《呐喊》失窃的七年前，一个叫做马丁·卡希尔的爱尔兰黑帮头目制造了当时最大宗的一起艺术品窃案。从都柏林郊外的一所别墅里，卡希尔窃走了十八幅世界级的绘画杰作，其中包括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佣人》，那可是珍品中的珍品。如果拿到市场上拍卖，拍出五千万美元肯定不成问题，拍出一亿美元也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1993年，希尔通过秘密行动找回了这幅画作，且完璧归赵。这次完美行动让希尔声名鹊起，成为一个大明星。

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

《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佣人》(Write the girl and her maid)

六个月之后，《呐喊》就告失窃。对于艺术小分队来说，这个时机再理想不过了。如果能够成功破案，这连续两桩大案的侦破肯定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艺术小分队也就能暂时变得安全了（至少一段时间内如此）。对于查理·希尔来说，这个时机同样来得非常合适，这不仅仅因为希尔正处在职业生涯的巔蜂期。希尔认为他在卡希尔一案中建立的工作模式应该可以应用在寻回《呐喊》的侦破工作当中。

矮小、秃头、肥胖、粗野，马丁·卡希尔看上去就像一个低级酒吧的招待，或者某家廉价酒店的服务员。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他实际上是都柏林黑社会的头号人物。如果把时间倒转几十年，绝大多数艺术品窃贼都很有型，这些坏蛋们谈吐得体、举止文雅。近些年来，丰厚的利润把绅士运动逐步变成了一项严肃而危险的事业。维多利亚时期由莱佛士①确立的“绅士大盗”的形象，已经被现代的那些精于毒品贩卖、洗黑钱等业务的暴力团伙和犯罪帮派们取代。卡希尔就是新一代罪犯们的杰出代表，他会持械打劫、绑票勒索，同时还会制造汽车炸弹危害社会，卡希尔，一个持枪劫匪，一个绑架犯，一个汽车炸弹制造者，是典型的新晋角色。那些老派劫匪只怕要尖叫着哪儿远跑到哪儿去了。

①莱佛士：Raffles，现通译“拉菲兹”（参考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库”——《业余神偷拉菲兹》，2008年10月），是英国作家E·W·赫尔南1903年创作的侦探小说《业余神偷拉菲兹》（Raffles，The Amateur Cracksman）中的主人公，一个神偷，宣称“英雄不只是福尔摩斯，他也可以是个窃贼”，专门以偷窃名贵珍宝为生，和“神探”对着干的反面英雄，开创了反派人物作为推理小说主人公的先例，直接启发、影响了日后侦探小说世界中诸如亚森·罗宾、西蒙·坦普勒、巴登巴尔、尼克等大盗侦探形象的诞生，为这一类型的侦探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卡希尔出道之前，都柏林的黑社会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马丁·卡希尔改变了这一切，凭借他出色的管理才能，以及让所有前辈都不寒而栗的心狠手辣。人们都把卡希尔称做“将军”，“将军”每个星期都会召开会议，为未来的犯罪事件制订规划。他还密切关注着团伙的收益，以及金钱的去向。卡希尔能够干下在他之前被人们公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大案，比如说，他曾经率领十名团伙成员，从一个戒备森严如同堡垒一般的工厂里抢走了大量黄金和珠宝，总价值达到了二百万英镑，那也是当时爱尔兰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抢劫案。只有在卡希尔的带领下，都柏林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

在使尽各种办法巩固自己江湖地位的同时，卡希尔还从爱尔兰共和军那里借鉴到了各种恐吓手段，并且拿来对付警察。卡希尔使用恐吓手段完全不是出于政治需要，他没有任何政治信仰，他的唯一信条就是谁敢挡他的路，谁就是他的死敌，这使得暴力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恐怖行为。当检察官们找到了足够的证据，可以指控卡希尔策划并实施了一宗武装抢劫案后，卡希尔随即在詹姆斯·多诺万的轿车下面安置了一颗自制的炸弹，后者是爱尔兰最具声望的庭审专家，将在这起案件的审理中出庭作证。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多诺万就一直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攻击和騷扰。他的电话铃声随时都可能响起，听筒里要么传出恶毒的威胁和咒骂，要么就是令人难耐的沉默。一天晚上多诺万从他在法院的办公室驱车回家，派来保护他的警方人员坐在他旁边，多诺万还是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他起初想要开到警察局去，可是转念一想，无论自己走到哪里，卡希尔的人都能轻易地给他几枪，然后逃之夭夭。

“所以我决定还是开车回家吧，因为我更愿意死在家里，至少我妻子在自己家的房间里辨认尸体会更容易一点。”

多诺万把车停在了自家房子的车道上，卡希尔的人把车开到了多诺万那辆车的后面，等着。最后，他们开走了。三个星期之后，在1月份某天早上的8点30分，多诺万驱车驶上髙速公路去上班，发动机的热量引爆了那颗制作粗糙的炸弹。

“我突然看到一团蘑菇云在我的眼前升起，中间是一股巨大的火苗，”多诺万回忆道，“我先是看到了烟，然后是火焰，再然后我就眼前一黑。我的眼睛被金属碎片击中，接下来我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我试图移动右手，但是做不到，它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我伸出左手往下摸索，发现我的膝部以下只剩下组织的碎片。”

让人惊异的是，多诺万居然活了下来。在接受了一系列手术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但肢体落下了残疾，眼睛也接近失明。卡希尔没有因为此次袭击遭到指控。

卡希尔刚出道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小混混儿。十二岁那年他就因盗窃而被判有罪。几年后，为了让这个任性胡来的年轻人能有机会改邪归正，卡希尔的父亲送他参加了皇家海军新兵训练营，在那里，卡希尔以及其他的应征者都获准在一本小册子里面寻找自己希望受训的项目，卡希尔的眼睛被一个不熟悉的词吸引了——“喇叭手”。卡希尔对面试官说，他从没想过海军会需要喇叭手，不过在这方面他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

以后的几年间，与卡希尔有关的故事变得越来越可怕。人们都惧怕卡希尔，在谈论起他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紧张地压低声音。

“人们都会对痛苦的经历印象深刻，”卡希尔曾经说过，“一颗子弹击穿头颅，那样的死法太简单了。必须让人们记住痛苦，看他下次还敢不敢犯错。”

卡希尔喜欢做“杀鸡儆猴”的事情。有一次他曾经把自己帮派内的一名成员钉在了十字架上，原因是他怀疑此人有背叛组织的行为；而在刚刚从十字架上被解救下来之后，卡希尔又把这个可怜虫的双手钉在了地板上。

在无须做出残忍的事情恫吓自己的朋友和对头们的时候，卡希尔就猫在家里，与自己的妻子、小姨子过着快乐的家庭生活。这一家子养育了九个小孩儿，他们的父亲都是卡希尔，其中有五个是卡希尔的妻子生下的，另外四个孩子的母亲是卡希尔的小姨子。

在卡希尔的职业生涯中，对权力的渴望以及对金钱的占有欲占据同等地位。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击败自己的敌人，还要羞辱他们，并借此表达他对整个世界的蔑视。1987年，有人潜入了都柏林市公诉人的办公室，盗走了大量卷宗，牵涉到数以百计的仍有待审理的罪案。没人会想不出那次行动是出自谁的手笔。

对国家机器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胜利都会让卡希尔津津乐道。在雄踞爱尔兰黑社会头把交椅的那些年间，卡希尔每个星期都会腾出时间去排大队，领取他的失业救济金，因为这样他就能让政府无比难堪，后者明确地把卡希尔列为人民公敌，但却又无法将其剔除出失业救济人员名单。关键不在于九十二英镑的救济——卡希尔名下产业包括两套房子、五辆汽车和六部摩托车——他真正在乎的是如何捉弄政府。

这个黑帮大佬的所有恶作剧都传递着同样的信息：“我比你们都聪明，你们甭想逮到我。”

他成立了一个名为“关心犯罪者”的组织，宣称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过一份“不诚实的生活”。卡希尔最喜欢的一项策略，是在他的弟兄们实施抢劫或者绑架的同时，闯进某个正在繁忙工作的警察署里大吵大闹，这样那些警察们就被动地成为卡希尔的人证，可以为他提供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

还有一次，税收当局派出了一名稽查员，去核查卡希尔的账目，结果这名稽查员受到了这位黑帮大佬的热情款待。席间卡希尔彬彬有礼地表示要失陪一会儿打个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回来继续陪客人聊天，谴责那些故意破坏艺术的行为，并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发表了一些点评。

接着，他示意客人望向窗外，“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只要往窗户外面看看，看看那些蓄意搞破坏的家伙现在正在干什么好事儿。”税收稽查员的轿车被点着了，像一堆篝火在熊熊燃烧。

罗素堡是坐落在都柏林郊外的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里面陈列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私人艺术品收藏。这起抢夺案对卡希尔具有双重诱惑，一方面满足了他的贪婪，另一方面则可以表达他对上流社会的仇视。这幢别墅的正面宽度超过了两百米，被某些史籍评价为整个爱尔兰最漂亮的建筑。它是在十八世纪由一位家大业大的都柏林啤酒酿造商——后来他成为第一任米尔镇伯爵，建造起来的。自1952年起，罗素堡的所有权转给了一对英国夫妇，阿尔弗雷德爵士和贝特女士。

阿尔弗雷德爵士继承了一大笔产业，以及一批令人目眩神迷的艺术品。给他留下这些财富的是他的一位叔叔，后者是在南非创办戴比尔斯钻石公司的几位核心人物之一。贝特女士，闺名克莱门汀·弗里曼·米特福德，在英国的贵族当中地位显赫。她是米特福德姐妹的堂妹，迷人的、有贵族气派的米特福德姐妹（一共有六个）以她们个人以及政治上的不幸遭遇而著称。贝特夫妇在南非住过几年，后来他们改了主意，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搬回了英国。在随手翻阅《乡村生活》杂志的时候，阿尔弗雷德爵士看到了一幅罗素堡的照片。在买下这幢共有一百个房间的大宅子之前，他甚至不曾对罗素堡进行过实地的探察。

在1986年，阿尔弗雷德爵士宣布了一项计划，要向爱尔兰国家画廊捐赠十七幅大师杰作。消息传到了卡希尔的耳朵里。怀着大赚一票的渴望，以及抢走即将到手的礼物以羞辱爱尔兰政府的用心，卡希尔认真地制订了一项行动计划。在阿尔弗雷德爵士准备捐赠的礼物当中，包括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这幅令人目眩的杰作是阿尔弗雷德爵士所有收藏品中最杰出的，同时也是最名声显赫的。“维米尔所有的精华都在贝特女士的家里。”一位狂喜的学者曾经写道。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写信的女郎》（Write Lady）

《写信的女郎》是维米尔全部作品当中被私人收藏的两幅之一，另外的一幅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手上。这幅画估价为两千万英镑。（维米尔去世后，他的遗孀把这幅画以及他的另一幅作品《弹吉他的女郎》送给了代夫特市的一个面包师充抵债务。维米尔夫妇总共欠那位面包师六百一十七弗罗林，折合成今天的市价‘还不到八十美元。）

和莎士比亚一样，维米尔也是一位其生平几乎完全不为人们所知的天才。（特雷西·切维拉利尔那本名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小说不过是一次想象力的胜利。他所依据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关于维米尔的只言片语。）我们掌握的信息非常少，但这越发增添了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秘色彩。这位创作出宁静而平和的画作的艺术家住在一所容纳了十一个小孩儿（其中四个早夭）的房子里。这所房子属于维米尔的岳母，她也和那一大家子人住在里面，起初她曾经非常坚决地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维米尔。在一家老小的吵闹声中，维米尔忙里偷闲，创作了那些伟大的画作，艺术史学家格姆布里赫对恰如其分地称它们是“饱含人性的静态生活”。

维米尔生养了那么多的孩子，但他的职业生涯却体现出不同的特征，远远不像他的血脉繁衍那样声势浩大。在其巔蜂时期，维米尔是代夫特市最成功的艺术家之一，然而绘画始终不能维持生计。同时期的画家们每年大概要完成五十幅左右的作品，维米尔一年却只能画出两三幅。绘画每年仅能带给他大概二百荷兰盾，也就勉强赶得上一名水手的收入。终其一生，维米尔都在从事一份第二职业——艺术品掮客，事实证明兜售其他画家的作品，远比兜售他自己的作品来钱得多。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

《带珍珠耳环的少女》（With pearl dangler maiden）

步人晚年之后，维米尔变得债台高筑。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维米尔一幅作品也没能卖出去，他变得“腐朽而又消沉”，这是他的妻子日后在一份申请破产的文书中写下的原话，随后维米尔“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就由健康的活人变成了冰冷的尸体”。他享年四十三岁。

关于维米尔生平的其他部分，就都是零星的片段了。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维米尔的祖父是个钟表匠，误入歧途干上了铸造假币的营生。警察来抓捕的时候，他设法抢先一步逃出了村子，而他的两位同伙遭擒获，最终被砍了头。关于维米尔的职业生涯，人们的了解几乎仅限于他的那些作品。他似乎只是给某些赞助人提供作品，而不是针对整个市场进行创作：一位名叫雅各布·迪休斯的印刷工竟然拥有十九幅维米尔的作品。（在这位印刷工去世后，他的这些藏品都被拍卖了，换算成现在的货币，平均每幅画的拍卖价格约合五百美元。）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老鸨》（The Procuress）

维米尔没有留下日记，也没有留下任何信件。他的个性、他的创作动机、他对于自己的艺术成就会有怎样的判断，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秘密。也许我们已经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有些学者相信，在一幅叫做《老鸨》（The Procuress）的早期作品当中，维米尔笔下的一个人物其实就是他的自画像。维米尔曾经给一位比他年长的画家做过六年学徒，这是为了满足加入代夫特艺术行业公会所必需遵守的一项硬性规定，他是1653年加入这个行业公会的，那时他二十一岁。所以我们知道有人教过维米尔，但没有人知道那个老师是谁。维米尔自己没有带过徒弟，没有人知道是谁充当了维米尔的绘画模特，不过有些历史学家作过猜测，认为维米尔的妻子可能是《在敞开的窗户下读信的女郎》（Gril Reading a Latter at on Open Window）等几幅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此外还有人认为，维米尔的某位已经成年的女儿可能充当过《戴珍珠耳环的少女》（Gril With a Pearl Earning）《戴红帽子的女孩》（Gril With a Red Hat）等多幅作品的模特。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

《在敞开的窗户下读信的女郎》（Gril Reading a Latter at on Open Window）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

《戴红帽子的女孩》（Gril With a Red Hat）

“最最神秘的事情在于，”历史学家保罗·约翰森曾经写道，“究竟是为什么，维米尔的作品根本不被人赏识，就那样被埋没了将近二百年。现在他是个受到普遍拥戴的画家，不客气地说，维米尔比其他任何一位画家都更受欢迎。”

从1675年去世，维米尔的作品一直遭受着冷落，直到1866年，一位名叫瑟奥菲尔·托勒的法国艺术评论家写了三篇文章盛赞维米尔的作品，并将维米尔誉为“代夫特的斯芬克斯①”，托勒还以约合现在几千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维米尔的多幅作品，其中包括《戴珍珠项链的女郎》(Woman With a Pearl Necklack)(现存放于柏林国立美术馆〉、《演奏会》（1990年在加德纳博物馆被偷走〉、《坐在维基纳尔琴②边上的年轻女士》（Young Woman Seated at a Virginal）以及《站在维基纳尔琴边上的年轻女士》（Young Woman standing at a Virginal）（以上两幅均被伦敦的英国国家艺术画廊收藏）。维米尔对光线的敏锐把握，让印象派画家们心驰神醉，他们把维米尔看成印象派的先驱，他比他所生活的时代超前了两百年。然而，就连维米尔的早期仰慕者当中最狂热的那部分人，也无法预见到日后维米尔作品会观者如潮，这些人为了看到维米尔绘画作品的公开展览，要排几个小时的队。

①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的狮身女怪。

②维基纳尔琴（Virginal），十六、十七世纪的一种方形无脚的古钢琴类乐器。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

《戴珍珠项链的女郎》(Woman With a Pearl Necklack)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

《站在维基纳尔琴边上的年轻女士》（Young Woman standing at a Virginal）

到了1813年，维米尔的作品再度受到冷落，以至于那幅高雅的杰作、如今收藏于卢浮宫内的《花边女工》（Lacemaker）竞然只卖了七英镑，约合现在的四百美元。1816年，维米尔的另一幅作品《女孩儿的头像》（Head of a Girl）画的是另一个带着珍珠耳饰的女孩儿——仅仅以三个弗罗林的价格成交，约合如今的十五美元。如今这幅画悬挂在大都会美术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一张海报恐怕都比这张油画要价高。

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或Jan Vermeer)《花边女工》（Lacemaker）

在维米尔遭受冷落的那些年月里，恐怕没有人能够分得清，那几个名字差不多的荷兰画家到底谁是谁。乔纳斯，维米尔，就是那个老是以读信的女人或者其他干着类似事情的女人作为绘画主题的荷兰画家，与那个主攻肖像画的乔纳斯丨范德米尔，是同一个人吗？这两个人当中谁是谁啊？抑或两个人其实都是维米尔？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在乎。

这种混乱的状况源于艺术世界对维米尔的轻视，同时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轻视。与此同时，过小的产量也是造成维米尔无法成为主流画家的首要原因。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维米尔只画了那么082有限的几幅画。维米尔的绘画技术非常完美，比如说，他非常善于表现各种不同材质的纹理，不管是衣服、面包，还是瓷片或者皮肤，出色的技法让那些最冷静的批评家都要由衷赞叹“奇迹”或者“难以理解”。虽然从表面上看，维米尔的作品貌似信手拈来，但实际上每幅画都是历经了漫长的时间才完成的。奇怪的是，在对维米尔的笔触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甚至借用了X射线进行辅助研究之后，部分学者意外地发现，维米尔画起画来其实并不是特别慢，有时他甚至会在还没干透的颜料上面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创作。人物传记作家安东尼，贝利的看法是，维米尔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根本不曾动过画笔。（他还特别提到，维米尔是一位对日光非常着迷的画家，荷兰阴郁多雨的气候迫使他长时间地陷入绝望的等待。）

在博物馆行业兴盛之前，在大规模的复制品充斥市场之前，如果一位画家只创作非常有限的作品，那么他的名字就没有可能出现在拍卖会或者其他的公共场合，他也就因此不为世人所知。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一旦时尚风气发生扭转，一旦某位曾经被严重低估的画家突然受到万众瞩目。那么他的作品越少，每一幅作品的价值就越高。

维米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马丁，卡希尔对艺术所知甚少，但他知道维米尔的作品非常值钱。

去罗素堡踩点儿是一件毫无挑战性的事情，因为这个大宅子自从1976年以来就对公众开放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自己名下的这些令人垂涎的珍宝，阿尔弗雷德爵士并没有进行足额的投保。他投保的总额只有两百四十万美元，就算把《写信的女郎》劈成几半分开来卖，也不止这个数，更不要说还有戈雅、鲁本斯①、委拉斯凯兹②、庚斯博罗③、哈尔斯④等其他绘画大师的作品了。阿尔弗雷德爵士解释说：“那些画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金钱，要是把这么美丽的东西丢了，再多的金钱也无法补偿。”

①鲁本斯（D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巴洛克画派早期代表人物。

②委拉斯凯兹（Velasquez，1599-1660，西班牙十七世纪著名画家。

③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十八世纪晚期英国著名画家。

④哈尔斯（Frans Hals，1580-1666），荷兰黄金时期画家，尤擅肖像。

参观者只要花上一英镑买门票，就可以自在地观赏维米尔的《女士》（Lady）、戈雅的《多纳·安东尼娅·萨拉特的肖像》（Portrait of Dona Zrate）以及其他大师的作品了。除了门票，还有一本附赠的小册子，不仅可以作为参观指南，也可以供那些求知欲望特别强烈的参观者在上面做笔记。1986年的春天，马丁，卡希尔曾经八次利用星期天下午的时间到罗素堡参观，他就夹杂在旅游者的人流当中，仔细打量那些大师杰作。

1986年5月21日的晚上，卡希尔和他的十几位手下展开了突击行动。当时阿尔弗雷德爵士、贝特女士都去了伦敦。卡希尔早就制定了一个简单但却非常有效的计划。午夜一过，他就会率领两名属下穿越罗素堡后面的空旷地带，从后面接近这座城堡。随后他们将撬开一扇窗子，卡希尔会故意走到动作感应器的前面，触发城堡的警报系统，该系统与距离最近的一个村庄的警察局直接相连。一旦警报响起并且惊动了警察，卡希尔的一名属下就会解除警报器，让它再也做声不得。随后，在警察赶到之前，窃贼们会集体撤退，到附近的一个隐蔽的所在躲藏起来。

就在5月21日的夜里，卡希尔把他的计划付诸现实。破门而入并且弄响了警报之后，卡希尔和他的同伙们迅速离开，躲到了预先找好的藏身地，邻近村庄的警察们则疾驰了十九英里，抵达了这个孤零零的乡间别墅。当警察们与阿尔弗雷德爵士的管家一道进行检查时，卡希尔和他的兄弟们就在黑暗之中看着。所有的绘画都摆放在原处。所有的家具都原封不动，所有的钟表、花瓶、银器等等物品也都完好无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别墅里进了贼。那么肯定是警报器出了问题。

警察们驱车走了。卡希尔又额外等了一会儿，大约早上两点钟的时候，他示意同伙儿们可以动手了。他们驾车穿越了开阔地，到了这幢黑漆漆的、毫无保护的别墅门前，卡希尔手里攥着那本一英镑的小册子在前面引路，窃贼们挨个房间进行劫掠，把一幅幅名画从墙上摘下。六分钟之后，窃贼们杨长而去。

马丁·卡希尔，这个曾经把一名属下的手钉在地板上的残忍家伙，现在变成了十八幅世界顶级艺术瑰宝的主人，而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维米尔的画。维米尔笔下的那位女郎，那位沐浴在阳光下、完全被信的内容所吸引的女郎，以及她那位尽职尽责、看上去有点儿羞怯的女仆，无非是涂抹在画布上的油彩。但即便如此，只要一想到“她们”竟然落入了窃贼们的手里，还是让人万分怜惜。

在窃案发生的第二天，一群学童跑到距离罗素堡四英里的地方钓鱼。他们发现在一道沟里有些奇怪的东西，就跑上前去看个仔细，结果发现了堆在一起的七幅绘画。这七幅绘画当中包括两幅瓜尔迪兄弟①的作品，一幅范·雷斯达尔②的风景画，以及一幅约书亚·雷诺兹③的肖像画，算起来这些都是卡希尔一伙儿所窃取的名画当中最不值钱的，肯定是匪徒们换车的时候嫌麻烦，就给扔在一边了，幸运的是，这几幅画几乎毫发无损。

①瓜尔迪兄弟分别是乔瓦居·瓜尔迪（Giovanni Antonio Guardi，1699－1760）和弗朗切斯科·瓜尔迪（Francescc Guardi，1712－1793），两人均为十八世纪威尼斯画家，作品甚丰。

②范·笛斯达尔（Salanon Van Ruysdeal，1600-1670），荷兰风景画家。

③约书亚·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1723-1792），十八世纪英国最有彩响力的画家。

其余的十一幅名画不见了。有传闻说，它们都被转移到了都柏林南面的群山之中，埋藏在一个比普通的墓穴稍微大一点、用塑料封闭好的坑里。那里是荒凉之地，能逃过尘世间那些充满好奇的眼睛，那也是卡希尔非常喜欢的地方，他喜欢在那里埋藏劫掠来的赃物，或者是射杀自己的敌人。

10、罗素堡府邸

查理·希尔与罗素堡窃案产生关联的时间，不是在窃案生之后，而是在窃案发生之前。1985年的秋天，伦敦的黑社会圏子里曾有传言称，有人正在兜售一批工业钻石，希望找到合适的买家。一位线人向苏格兰场通报了这一情况，为此一名警探与查理·希尔联系，询问他是否愿意假扮一名来自美国的掮客，看是不是能发现点儿什么。

希尔抓住了机会，马上与那位卖家取得了联系。希尔给自己安上的新名字是查理·贝尔曼。“一个不错的名字，”他说，“里头有字母’r‘。”由于工作的关系，“贝尔曼”来到了伦敦。此后的几个月里，这位便衣警察与那位钻石販子互相试探——希尔充分表达了他对完成这桩交易的意愿，那位钻石贩子则夸耀自己的货色——两名男子甚至建立起了某种程度的友谊。在一次闲谈当中，希尔有意无意之间告诉他的新朋友，自己是以艺术品销售为主业的。

那名极力兜售工业钻石的男子是个名叫汤米·考伊尔的骗子，来自都柏林。后来的几年当中，他的犯罪记录单会大大拉长，以至于警方把他称做“爱尔兰历史上的头号罪犯”。1990年，考伊尔差点儿实现了一个庞大的作案计划。此前不久，他和他的伙伴们从伦敦的一家速递公司盗窃了大笔国债债券，总价值达到了两亿九千万英镑。警方在希思罗机场逮捕了考伊尔，当时他正和两名同党准备搭乘飞机前往都柏林。警方从他们的行李当中搜到了价值七千七百万英镑的债券。这几个家伙被送上了法庭，但却出人意料地逃脱了罪责，考伊尔为此买下了一匹赛马，并且把它命名为“七千七百万”。

而在与希尔廝混的那段日子里，考伊尔不停地自我吹嘘，来证明自己是个黑社会的大人物。他宣称自己能搞到非常多的钻石。“我们在这儿讨论的，可以说是阿拉丁的宝藏。”他夸口道。

后来的某一天，考伊尔总是挂在嘴边的陈词滥调当中，居然出现了新内容。“我摘到了一幅画，估计你会感兴趣。”考伊尔对希尔说。希尔漫不经心地猜想，考伊尔递过来的多半会是一张色情图片。他瞥了一眼，是毕加索的画，不是什么淫秽的色情画片。接下来希尔又猜想，也许那只是一幅模仿毕加索画风的赝品吧，无论如何，仅从一幅彩色照片上是难以辩明真伪的。

一番调查验证了希尔的猜想。等到再次与考伊尔碰面的时候，希尔宣布了他的结论。

“听着，我对那幅画不感兴趣，我不认为那是真迹，”希尔说，“外面兜售的毕加索作品，比毕加索画过的还多。”

耐人寻味的是，希尔在考伊尔心目中的地位更稳固了。不久之后，也就是在1986年的4月，考伊尔又一次把话题引到艺术品上来了。

“将会有一桩关于艺术品的大买卖了。”考伊尔对希尔说。

他压低了嗓音，语气凝重。“你有没有兴趣看看这其中的某些画呢？”

“是的，我当然想看。那桩大买卖，能有多大？”

“非常大。你将会在报纸上读到相应的内容。”

考伊尔的爱尔兰口音把报纸说成了“包子”。

“那将会是一票大买卖。”考伊尔又强调了一遍。

“哦，挺好。”希尔答道。

随后，就发生了那起震惊世界的惊天大案。罗素堡遭到劫掠，窃贼们满载而去，被劫走的包括维米尔、戈雅、梅特苏①、庚斯博罗、鲁本斯，还有其他作品。

①梅特苏（Gabriel Metsu，1629－1667），荷兰风俗画家。

案发之后的第二天，考伊尔给希尔打来了电话。

“天啊，”希尔说道，“那确实是个大案子。”

希尔和考伊尔计划在伦敦见个面，探讨如何料理罗素堡那批“战利品”的问题。考伊尔是从都柏林搭乘飞机过来的，希尔则是“从美国专程而来”。他们的碰头地点是驿舍酒店，就在希思罗机场的附近。

考伊尔来到了希尔的房间#事先他已经告诉希尔准备点儿什么喝的，两个男人在杯子里加满了饮料，然后坐下来开始闲扯。

“是的，等风声过后，我倒有打算买那些绘画，”希尔说，“我只买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买下全部。”

他们谈论着那些绘画，啜饮着杯子里的饮料。洋洋得意的考伊尔对这桩即将达成的交易非常看好，他喝完了杯中的饮料，起身准备离去。希尔和考伊尔握了握手。

就在此时，有人在敲门。这是一名侍者，手上托着个装有四个杯子的托盘，他是来提供房间服务的。

“下午好，先生们。所有的事情都还让您满意吧？”

“是的，我们很满意。”

那位侍应生拿走了希尔和考伊尔使用过的杯子，并留下干净的杯子作为替换。

提供房间服务的人，当然是个警察，他把考伊尔用过的杯子火速送进了指纹实验室。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苏格兰场就确定了这名四处弗售被盗名画的坏蛋的身份。从这时起，各种线索都指向了马丁·卡希尔。

后来的调查结果表明，考伊尔兜售的那些工业钻石，都来自都柏林郊外的一个大规模电厂。马丁·卡希尔和他的同伙们盗窃得手之后，到安特卫普出手，而现在，他们正在寻找新的赚钱机会。窃取艺术品就是他们开发新市场的冒险尝试。

卡希尔自己的艺术品位，仅限于在他家起居室的墙上挂几幅天鹅戏水的廉价画片，但是他深信从阿尔弗雷德爵士家偷来的那些画一定能给他带来一笔横财。

“他看了好多报道，从中认识到原来世界上有好多非常古怪的艺术爱好者，肯于为了艺术品而支付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却只是为了把买到的瑰宝藏进他们家的地下室。”保罗·威廉姆斯说，他是卡希尔的传记作者。

“卡希尔预计自己能够在黑市上狠赚一票，他相信那些战利品将会给他带来数以百万计的、数不尽的金钱。”

卡希尔打算用这些钱大展拳脚，在英国的毒品走私以及分销上成就一番事业。他的计划做得非常周详，其中包括在安提瓜设立一家银行——这家银行只是名义上的，它唯一的业务就是帮助他洗大量涌入的黑钱。

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捜寻这批失窃名画的所有努力都是虎头蛇尾。之后出现了一次转机，至少当时人们是这么认为的，可惜最终它差点儿变成一场致命的游戏。那是在1987年2月，负责罗素堡案件的都柏林探员格里·麦克加里克与一位化名汤姆·毕肖普的美国联邦特工取得了联系。麦克加里克是个职业好手，他见惯风雨，能力出众，做事低调，让查理·希尔想到了约翰·韦恩。毕肖普是受人尊敬的使衣特工。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大成就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创下的，他装扮成某位阿拉伯酋长的助手，并以该酋长代理人的身份，向几位形迹可疑的议员行贿。这项计划让四名不检点的国会议员以及一名参议员落马，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议员理査德·凯利，他把两万五千美元“政治献金”揣进兜里的一幕被录了下来，后来他居然询问身边的美国联邦特工：“会在电视台播放吗？”

麦克加里克的计划是，让毕肖普扮演一名美国黑帮大佬，想要购买几幅失窃的绘画装点自己家的墙壁。希尔在这一过程中还是保持着“査理·贝尔曼”的身份，在毕肖普与卡希尔的犯罪帮派之间充当中间人。

毕肖普搭乘飞机赶到了都柏林，与希尔以及他的伙伴们碰了头，他随身带着一畓照片，都是他与美国黑帮“教父”乔·伯纳诺以及其他黑手党大佬的合影。这些照片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密拍摄下来的，但它们看起来正是黑社会分子喜欢摆放在桌子上的那种类型。

在毕肖普随身携带的物品当中，还有几张经过他的努力寻回的失窃艺术品的照片，那几幅绘画出自乔治亚·奥科菲①等画家之手。毕肖普的意思是，诈称这些绘画都已经归他所有。出发之前，希尔和毕肖普最后一次检查了所有的随身物品。两人都认为此事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俩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①乔治亚·奥科菲（Georgia O`Keefe，1887-1986），美国最受欢迎的女艺术家之一。

毕肖普与卡希尔的人接上了头。他把自己带来的照片递了过去。卡希尔的一名手下翻着那些照片。其他人站在一边看着。突然，那名匪徒停了下来，从那沓照片当中抽出了一张信纸，他把那张纸朝着同伴们晃动着。信纸的上端带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标志，下面有一行手写的提示：“汤姆，可别忘记带上这些照片。”

卡希尔的人跳起身来冲出了房间，这些匪徒们在离开的过程中甚至没有停下来给毕肖普来上几枪，真是侥幸。（如果这次会面是在匪徒们的地盘上，而不是毕肖普下榻的宾馆房间里，那么事情的结局肯定就会不一样了。〉

“汤姆·毕肖普的露馅儿宣告了查理·贝尔曼的’死亡‘，”几年以后希尔回忆道，“因为倘若汤姆·毕肖普是个联邦密探，那么把他引荐过来的查理·贝尔曼，不管他是从哪儿来的，肯定湖是一个会坏事的狗娘养的。查理·贝尔曼走到了末路。”

三年过去了，到了1990年的5月，土耳其警方在伊斯坦布尔逮捕了一名苏格兰匪徒，他是从邓迪来的，此行的目的是购买一批海洛因，贩卖回英国。他给这批货物所下的订金是梅特苏的作品《读信的女郎》（Woman Reading a Latter），那正是罗素堡的失窃艺术品之一。随后的几年间，越来越多的失窃绘画开始浮出水面，1992年4月，伦敦的警探在侦破一起毒品案子时碰巧截获了庚斯博罗的《巴切利圣母》（Madame Baccelli），它当时被藏匿在一辆卡车的车箱里；1993年3月，追踪毒品案的警察起获了荷兰画家安东尼·帕拉梅德斯的一幅作品，它被锁在伦敦尤斯顿火车站的一个置物柜里；也是在这个月，英国警方接到线报，对赫特福德郡的一所看似非常普通的房子进行了严密搜查，结果在沙发的后面发现了鲁本斯的《一位僧侣的肖像》（Portrait of a Monk）。（此次找回失窃名画的过程堪称离奇曲折。魯本斯的这幅作品原本不应该出现在赫特福德，它是被妥善藏匿于伦敦的一所房子里的。但事情就有那么巧，一个很普通的小毛贼溜门撬锁进了这间屋子——他与制造罗素堡窃案的那些黑帮分子没有任何牵连，当时他看到了鲁本斯的画，但是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是因为看起来非常顺眼，他就捧着这幅肖像溜走了。）

在所有失窃的作品中，只剩下四幅画下落不明，其中包括戈雅的作品，以及最有价值的作品——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

在这一过程中，査理·希尔一直与负责此案的都柏林探员格里·麦克加里克保持着联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希尔曾经去过都柏林，并曾与麦克加里克把酒言欢。那个时候部分失窃名画开始现身伦敦，当然最有价值几輻仍然踪影全无。麦克加里克告诉希尔，自己已经从线人那里得知失窃的绘画都已经离开了爱尔兰，在伦敦起获的这些绘画实际上只是仍旧留在英国境内的那一部分。麦克加里克听到了一些传言，据称其余的画作已经被转移到比利时的某个地方了。

“当时他跟我说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希尔在2002年回忆道，“就像是在说‘跟那些名画吻别吧’。”

埃尔·葛雷柯（El Greco）《一位僧侣的肖像》（Portrait of a Monk）

11、安特卫普遭遇战

随着时光的流逝，其他渠道的信息来源也提到了比利时。所有的线索都很琐碎，但是放在一起就拼凑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卡希尔的黑帮团伙一直在向安特卫普的买家提供工业钻石，这桩生意已经持续了差不多十年，如今他们把从罗素堡偷来的部分绘画也提供给了这位买家——没有人能确认到底是哪几幅。用这些画作抵押，卡希尔从那位神秘买家的手里借了一百万美元，他计划用这笔钱购买海洛因，赚取更多的金钱。

一百万美元与这些绘画的实际价值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然而，窃贼们得到这些绘画的时候，毕竟一个子儿也没掏过。外行们在对艺术品失窃案保持关注时往往会犯这样的逻辑错误：他们过分执著于失窃艺术品本身的价值，所以当他们发现卡希尔之流的黑帮竟然满足于一百万美元的小钱，而不是开出更贴近这些艺术品价值的价码——比如两千万美金时，就认定窃贼都是傻瓜。窃贼们会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正确的比较方式，不是两千万比一百万，应该是一百万比零，因为他们做的是无本生意。

那位钻石商把所得到的名画都锁在卢森堡某家银行的保险柜里了，因为他确信这些艺术品都是可以保值的。（与盗窃来的汽车、计算机等每周都在贬值的物品不同，那些出自大师之手的失窃画作可以当做一项安稳的投资，就像好的年份出产的葡萄酒。〉据希尔推测，这位神秘买家看来是打算有朝一日把画再卖出去，或者是把它们当做交易的筹码，去换取毒品、军火、伪钞或者其他可以在黑市上流通的物品。

摆在警察面前的难题是如何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把名画弄出保险柜。依据手头得到的秘密情报，査理·希尔与挪威律师取得了联系，对方实际上是一个披着律师外衣的黑社会分子。这一次，希尔扮演的角色与他平常喜欢扮演的有些不同。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名来自美国、受雇于某位中东大亨的艺术品掮客，宣称自己的使命就是帮着这位大亨搭建一个很有规模的、由世界级瑰宝组成的艺术收藏。

希尔在这次行动中的化名是克里斯托弗·查尔斯·罗伯茨，也是日后他追寻《呐喊》时所使用的名字。在日常工作乃至居家生活当中，希尔经常会偏执得让人发疯。身为秘密探员，他应该关注所有细节，做到明察秋毫，但是希尔有时候却非常随意。英国作家瑞贝卡·韦斯特形容某人非常粗俗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浑身上下都是雅骨”，照此说来，希尔就是浑身上下没有一根精细的骨头。一方面，希尔可以花上大把时间去编造假的身份证明文件，力求每个细节都尽善尽美；但另一方面，他随时都有可能对着匪徒们夸夸其谈，细致地描述某个城市甚至城市里的某个建筑物’但他先前根本没去过那地方。

尽管希尔的口无遮拦往往会让自己陷人任何一个新手都能够轻易避免的困境当中，但他弥补过失的能力同样也是其他任何人都望尘莫及的。这类问题常有，只是难以预测这次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个人生活当中，希尔同样喜欢走极端。曾经有一段时间，希尔频繁接到恐吓电话，扬言会对他和他的家人不利，希尔非常谨慎地摘掉了他家前门的门牌号；然而，怕天气热的他会让前门敞着，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他竟然对此不以为然。

表面看来，希尔的这项装扮成中东地区神秘人物的计划挺搞笑的，但他已经发现了，窃贼们的贪欲是他最可依赖的防身武器，足以将计划中那些漏洞掩盖得天衣无缝。希尔常用的策略是，不用捏造详尽的故事，只需留下一些似是而非的线索就可以了。因为他发现，对艺术市场的无知、对西亚石油富豪的偏见，以及好莱坞电影的陈词滥调（阴影里的大人物把脚跷在像战舰一般庞大的办公桌上，点上一根雪前，充满怜爱地凝视着他的个人收藏当中最新加入的部分）让新一代的犯罪分子们会去自动补足故事的其他部分，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利欲熏心、头脑混乱的产物。

“你必须找到他们思维方式中的弱点，并好好加以利用，”希尔说，“犯罪分子们总是在寻找某位愿意为换取失窃艺术品而一掷万金的大阔佬。他们总以为在某个地方会有这样的神秘大佬，随身带着自己全部的钱財。当然，这种想法简直是狗屎一堆，但是要知道，犯罪分子们往往一厢情愿地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当中。其实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事情究竟是怎么样运转的，然而，除了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那个流氓律师告诉克里斯·罗伯茨，也就是假酋长代理人，他可以帮忙买到从罗素堡偷出来的画。通过这位律师，希尔很快就见到了一位叫做尼尔·马尔维希尔的神秘人物。看起来，马尔维希尔与那位安特卫普的钻石买家在某些方面是搭档。

爱尔兰的报纸通常把马尔维希尔形容为“南都柏林商人”，至于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则一直秘而不宣，但是很显然，马尔维希尔干得不错。他住在都柏林附近的一所大房子里，喜欢收集古董车，他在西班牙旅游胜地马尔韦利亚也安了个家；他个子高高的，衣着浮华，经常穿颜色鲜亮的夹克衫，髙尔夫休闲裤，脚上，带有流苏装饰的路夫皮鞋①。

①路夫皮鞋，类似北美印第安人的鹿皮鞋，只是鞋跟部分宽而扁。

‘希尔最喜欢和这种类型的人打交道了。“我和他半斤对八两，”几年以后，在某次接受采访时，希尔满脸笑容地回忆，“我对这个坏家伙假意奉迎，我们之间曾经一度打得火热。”这两个人彼此之间真是很合得来的。

希尔的第一个问题是把那些绘画诱骗出卢森堡，因为秘密警察不得在那里从事侦破活动。这项法律规定并不是针对苏格兰场，而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沿袭下来的，那时出台这项条例是为了确保盖世太保——德国纳粹的秘密警察不会在卢森堡大肆出没，但是如今，它的存在给苏格兰场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希尔编造了一个故事，他希望能够用这个故事抵消卢森堡给自己的工作带来的麻烦。他对马尔维希尔说，安特卫普机场会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交易场所，虽然那里稍微有点儿不合常规。希尔表示他会在安特卫普机场付钱给马尔维希尔，换得那幅画，然后他会搭乘一架小飞机离开，取道法国、意大利，然后飞赴黎巴嫩。尽管希尔没有把话说得特别露骨，但他还是给马尔维希尔留下了线索，暗示雇佣自己购买名画的神秘豪客就是住在黎巴嫩的，而那里也正是那些名画的最终归宿。

马尔维希尔迫不及待地要看到钱，他答应得非常爽快。安特卫普没问题。但是希尔一直在谈论的那笔钱落实得如何了？

希尔告诉马尔维希尔不要担心。钱不是问题。重要的是画不会有问题吧？

所有的非法交易都要非常谨慎，因为谁都不相信谁，与此同时，他们又互相需要。对于双方来说，实际上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一只手插进夹克衫的兜里，当它重新出现的时候，天知道是攥着一张支票，还是一把手枪。

1993年8月的一个夜晚，在安特卫普，用过了德凯撒酒店的晚餐，马尔维希尔对希尔说，他有些东西要给希尔看看。此时距罗素堡失窃案已经有七年了。两个男人走到了邻近的一个停车场，坐电梯上了三楼。停车场里已经停满了车辆，马尔维希尔和希尔来来回回地走了几分钟，以确信他们没有被人跟踪，近旁确实没有人。

马尔维希尔在前面引路，走到了一部奔驰轿车的边上，他示意希尔也走过去，随后打开了后备箱。里面是一个黑色的塑料垃圾袋。希尔小心翼翼地卷起了袋口。就在袋子里面，是毫发无损的、仍旧装在画框里而不是被切割下来并胡乱卷起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维米尔留下的杰出画作。小心翼翼地，希尔把这幅无价之宝捧在了手里。

“把那样一幅画拿在手上，真是太让人惊喜了，”十年之后希尔回忆道，“毫无疑问，是维米尔的真迹。面对一幅如此美妙的画，你根本不可能产生怀疑，担心说‘这是真品，还是赝品’？它吸引了你的全部注意力，你就如同遭到了当头棒喝。”

马尔维希尔是个“非常务实的家伙。对他来说，买卖失窃艺术品无非是一门生意，卖一幅名画给我，跟卖一卡车羊皮大衣给我没什么两样”。

对着这幅维米尔的名画，希尔嘴里长吁短叹，尽量摆出一副艺术品掮客面对艺术瑰宝时的忙乱神情。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一个对艺术很懂行的人，并且作出懂行的人应该有的正常反应。希尔开始大谈这幅名画的历史，赞叹其构图是何等之美，在捧起这幅名画的时候，他还特地用手帕裹着手，以保护画作。趁着马尔维希尔的注意力完全被自己的言语所吸引，希尔悄悄地将自己的指纹按在了画布的背面。

那是个预防措施。希尔的这些黑道“朋友们”乐于和他一起去喝一杯，但希尔心里非常明白，该出手的时候，他们也会非常乐于枪杀希尔。有时希尔会谈起那些“落入野蛮人之手的被窃艺术品”，他的听众们总是会作出假定，认为他口中所说的野蛮人对自己所偷来的东西毫无鉴赏力。这种假定并没有错，但是希尔的本意还不止于此。像卡希尔这样的黑帮分子们不仅像野蛮人一样粗鲁，更是像野蛮人一样充满暴戾。现在，希尔把自己的指纹按在画布的背面，如果哪天他不见了，那么等到警方通过其他途径终于寻回这幅名画的时候，他们至少能够获得一些线索，知道希尔的失踪是与这幅维米尔的名画有关联的。

随后，希尔把画递还给了马尔维希尔。

一周之后，轮到希尔来安排会面，让马尔维希尔眼见为实了。在花旗银行的帮助下，苏格兰场设法出具了两张支票，已经填好了马尔维希尔的名字。一张支票的额度为一百万美元，另一张是二十五万美元。至于为什么马尔维希尔需要开两张支票，以及他如何与货主分配这些钱，没有人问。

希尔和马尔维希尔一起驱车前往花旗银行设在布鲁塞尔的支行。希尔在前面领路。这家银行的经理已经接到了总部发来的简报，见到希尔一行，立刻脚步欢快地迎了上来。

“你好，罗伯茨先生，很高兴为您效劳。”

银行经理的脸笑得像一朵花一样，希尔则表现出一副被人拍马屁拍惯了的样子。双方寒暄已毕，就到了查验支票的环节了。银行经理毕恭毕敬地把它们递了过来，那架势就像餐厅里的服务员领班用银盘子端上了一份烤羊腿。马尔维希尔把两张支票拿在手里，仔细地、满怀怜爱地看着它们，还给银行经理时依依不舍。

现在，交易的初步环节已经完成，希尔和马尔维希尔都表示，再下一次的会面就将真正进行交易了。到时候，马尔维希尔带着支票驱车离去，希尔则带着名画远走高飞。

希尔和马尔维希尔非常愉快地驾车返回了安特卫普，在路上，希尔稍微有些走神，险些错过了通往安特卫普的高速路出口。直到最后关头，发现了问题的希尔才猛打方向盘，切换到了外侧车道，一辆满载西红柿的十八轮大卡车被迫骤然减速。伴随着大卡车的汽笛发出抗议，马尔维希尔向希尔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干得漂亮，”他说，“现在肯定没人再跟我们的梢儿了。”

这两个男人，这两个在交易过程中早已惺惺相惜的家伙敲定了最后交易的日程安排。时间定在9月1日，地点是安特卫普机场。

到了指定的日子，希尔驾车前往交易地点。一名叫做安东尼的比利时便衣警察扮做希尔的贴身保镲。希尔以前就认识安东尼，并且很喜欢他，更重要的是，安东尼一看就是个保镖。

“他壮实得活像个宪兵，”希尔对安东尼的评价很高，“他不喝酒，就靠喝橙汁和酸奶酪过日子。”

听希尔的那副口气，似乎安东尼只靠山羊尿和妈蚱为食也能过活。

“他全副武装，不是有意卖弄，但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他的样子很有震慑力，显然是个很专业的保镙。他身边带着个公文包，那两张支票就装在里面。”

安东尼还是个驾车好手，他开着一辆髙品质的、保养得非常好的奔驰轿车。在他和希尔穿越安特卫普市区，赶往机场的途中，一位骑自行车的老太太想要抢在一辆有轨电车之前横穿马路，但她的车铃铛却刚好从车把上掉了下来，滚落在大街上。此时正是早间的上班髙峰。

“快停车！”希尔大声嚷着，随后他跳出车子，阻止了来往的车辆，并捡回了车铃铛，把它交到了那位骑自行车的老太太手中。

“她对我微笑致谢，那笑容太灿烂了。”希尔对此事念念不忘，“而当我回到车里的时候，安东尼脸上一副’这到底是他妈的什么事儿啊？‘的表情。”

对希尔来说，这次的英雄行为是他根本不可能甘心错过的，在他身上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其严重程度与那些迫切梦想着成为英雄的小男孩儿们差不多。

“简直是光辉一刻，”很久以后在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愉快的笑容仍洋溢在希尔的脸上，“那是必须要做的。可怜的安东尼坐在那儿想：‘你应该全神贯注于眼前的工作，而不是傻乎乎地去给一个老太太充当骑士呢，她那自行车都快锈没了。’”

到了机场，希尔和安东尼停好车，走进了小小的餐厅。已经是中午时分了，希尔点了一杯咖啡和一杯法国白兰地。过了没多久，餐厅里拥进了一群等待航班的乘客，在他们的后边，走来了马尔维希尔和他的一名同伙儿。

“东西都带齐了吧？”马尔维希尔问。

“那当然。”希尔答道。

在任何生意当中，交接钱款与货物是最难办、同时也最危险的。所以希尔和马尔维希尔都要带上一名同伴，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希尔陪马尔维希尔那名同伴留在餐厅里，马尔维希尔则与安东尼一起离开餐厅，朝安东尼的轿车走去。双方都是开车前来的，于是轿车就变成了理想的验货场所。马尔维希尔仔细查验了那两张支票，确信它们确实是自己在布鲁塞尔花旗银行里所见到的那两张。

马尔维希尔心满意足地回到了餐厅里。他问希尔：

“想要看看那些画吗？”

希尔离开了餐厅，与马尔维希尔的同伴一起走向停车场，来到一部标致车的旁边。这部轿车是马尔维希尔租来的。那名同伙打开了后备箱。希尔看到了一个运动背包，大小足够装下一副网球拍，以及一双运动鞋。在运动背包的边上，有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个头挺大的东西以及某个呈长方形的东西，并且都被包装纸裹得严严实实的。塑料袋的尺码以及外形与希尔在安特卫普见到的那个完全一样，当时马尔维希尔向希尔展示了维米尔的真迹。希尔先把黑色塑料袋挪到了一边。他打开了运动背包，看到里面有一张卷了起来的画布，希尔确信那就是戈雅绘制的《多纳·安东尼娅·萨拉特的肖像》。看到这幅画让希尔非常高兴——如果窃贼们想要玩什么花样，是不会把这幅画带来的——但一幅有着两百年历史的油画被随意地卷了起来，就如同对待一幅只值十块钱的普通海报，也让人看着心疼。希尔慢慢地把运动背包放下，转向了他期待装有维米尔失窃名画的塑料袋，他把手放在胸前的衬衣上轻轻摩擦，就像是在擦去手心里的汗水。

神兵天降一般，两辆大型宝马车伴随着希尔发出的行动暗号驶入了停车场，一前一后堵住了标致车的去路。每部车里都有一名司机和三名乘客。这些人是比利时快速反应部队的官兵，都是身材高大的特种兵。他们用弗兰德语大声喊着，应该是“放下手中的所有物品，肌在地上”之类的命令。为了不让对方错误理解自己的意思，那些特种兵们“帮着”希尔以及马尔维希尔的那名同伙趴倒在地上。

希尔和马尔维希尔的那名同伴脸朝下趴在柏油路面上，被戴上手铐、搜身，之后塞进了车里，汽车一路鸣笛开到了当地警察局。马尔维希尔和安东尼也被抓了进来。让希尔非常满意的是，这场表演吸引了咖啡店里所有人的关注，惊呆了的乘客禁不住发出赞叹和尖叫。

一到警察局，希尔和安东尼就被除去了手铐，并受到了祝贺，剩下的事情就是要好好庆贺一番了。马尔维希尔被控以“买卖贼赃”的罪名，但就像《爱尔兰审査报》所描述的：

“他奇迹般地被免于起诉”。

世间哪儿有什么奇迹？马尔维希尔不被起诉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艺术品犯罪没有被认真地对待。在撤销对马尔维希尔的控罪时，比利时法庭提出的依据是：罗素堡盗窃案是发生在爱尔兰的，已经超出了比利时法庭的司法管辖权。

黑色的塑料袋里装的确实是维米尔的那幅失窃名画。比利时警方一共起获了四幅罗素堡失窃绘画（以及三幅毕加索的仿冒品）：维米尔的一幅、戈雅的一幅，以及安东尼·韦斯蒂尔①的一幅肖像画、加布里埃尔·梅特苏的《写信的男子》（Man Writing a Latter）。梅特苏的这幅作品与他所绘制的《读信的女子》是配套的，后者已经先期被伊斯坦布尔警方起获，当时窃贼们想要拿它换海洛因。这两幅画被公认为梅特苏最为杰出的作品。

①安东尼·韦斯蒂尔（Antoine Vestier，1740-1824），法国画家。

如今，罗素堡1986年被劫走的那十八幅名画当中，只有两幅依然流落在外，它们都是由弗兰西斯科·瓜尔迪克绘制的威尼斯风景画，有谣传说它们流落到了佛罗里达。

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现在被安放在都柏林的国家美术馆，画中的女子神态安详，尽管她见证了这一切。

弗兰西斯科·瓜尔迪（Francesco Guardi）

《海岸风景，房屋、古迹及凯旋门》

（Coast scenery， houses， monuments and the triumphal arch）

罗素堡失窃案的主脑马丁·卡希尔于1994年被杀，一名装扮成都柏林市政工人的枪手从司机那一侧的车窗开枪打死了他。当时卡希尔在停车标志前慢慢停住车，一名拿着记事本的男子凑到车窗边上，貌似要询问几个与交通有关的问题。

马尔维希尔于2003年1月在黑社会火并中遭到枪击，尽管身中四弹，马尔维希尔还是朝着最邻近的医院的方向驾车行进了两英里，但快到医院时，他出了车祸，造成了四车连环相撞的事故。对于马尔维希尔的死亡，没有哪个黑帮组织表示负责。

12、蒙克

1994年3月

在寻回罗素堡失窃名画之后的五个月里，克里斯托弗·查尔斯·罗伯茨人间蒸发了。然后，随着《呐喊》的被盗，罗伯茨又一次出山了，这一次他变成了从盖蒂博物馆来的人。

为了演好这个新角色，査理·希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好好了解爱德华·蒙克。增进对艺术的学习和了解，是日常工作中希尔最为喜欢的一部分。希尔对艺术的热爱发自内心，尽管他只是一个爱好者而非艺术专家。在闲暇的时间里，不管置身于哪座城市，希尔都会去博物馆参观，并在那些博物馆里“拜会”自己的老朋友们。在布拉格，是一幅丢勒①的自画像，在圣彼得堡的冬宫美术馆（The Hermitage Museum），是伦勃朗的《献祭以撒》（Sacrifice of Isaac），在伦敦的国家艺术画廊，老朋友可就太多了，首当其冲的恐怕就是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岩间圣母》（Madonna of The Rocks）了。

①丢勒（Albrecht Durer，1471-1528），德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

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

《岩间圣母》（Madonna of The Rocks）

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献祭以撒》（Sacrifice of Isaac）（1603）

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献祭以撒》（Sacrifice of Isaac）（1635）

在华盛顿特区，希尔总会抽出时间去看望他特别喜欢的一幅画，吉尔伯特·斯图尔特①的《滑冰者》（Skater）(这幅画还有另一个名称，叫做《威廉·格兰特的肖像》)。描绘运动中的人物的绘画往往会流于僵硬，但这幅作品是个例外，它是那样地打动人，斯图尔特正是借此扬名立万的。画面中描述的是一位身着高雅的黑色上衣、戴着帽子的高个儿男子，正在伦敦海德公园九曲湖的冰面上作出华丽的转身动作。（据说格兰特当时对斯图尔特表示：“这样的日子最好是穿戴停当去滑冰，而不是坐下来让人画肖像。”）对于希尔来说，那个正在滑冰的苏格兰人的形象为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例。

①吉尔伯特·斯图尔特（Gilbert Stuart，1755－1828），美国著名肖像画家。

吉尔伯特·斯图尔特（Gilbert Stuart，1755－1828）《滑冰者》（Skater）

“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自己的样子。”

具体到《呐喊》失窃一案，希尔所要扮演的角色已经不再是业余的艺术品爱好者，而是一位来自世界级博物馆的大人物，因此他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就必须做得格外透彻。没有捷径。要深入了解蒙克，就需要找出一大摞艺术类书籍，然后一头扎进去。唯一的麻烦就是钱。尽管他要扮演的角色是个有钱人，来自一个完全不把钱当回事的、富得流油的艺术机构；尽管他摆出打算为一副价值七千两百万美金的油画支付赎金的样子——希尔本人还是没有财力把他需要的书籍买下的。希尔只好天天跑到离家不远的图书馆和书店里蹭书看，幸好书店的经理很有人情味，允许这位显然不打算花钱的高个男子流连在书店的艺术书籍区域里，翻来覆去地找书看。

刚开始的时候，希尔对蒙克的了解与大多数人差不多。希尔的气质过于保守，对现代社会缺乏兴趣，他更欣赏十七世纪或者十八世纪的作品，只有极少数十九世纪的作品能够引起希尔的重视。希尔在汽车的后备箱里看到的那幅戈雅创作于1805年的作品，他极为欣赏此画。

“任何有眼睛和有智商的人，”希尔一时激动得口沫横飞，“只要站在那儿，捧着这幅画，就一定会充满敬畏之情。”

希尔此前从来没有近距离地观赏过《呐喊》的原画，所以说，如果不能把它找回来，他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査理·希尔与爱德华·蒙克，要找出比他们差别更大的两个人，只怕会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这位脾气暴躁的退伍伞兵对那位精神抑郁、高度紧张的艺术家充满了同情。与生活在同一时期的荷兰大画家梵高一样，爱德华·蒙克也饱受生活的重压，情绪非常不稳定，他的童年历经磨难，即使最快乐的天性，经过那么一番折磨也必定会被磨灭。蒙克五岁时，他的母亲因肺结核去世，年幼的蒙克就守在她的床边；九年之后，蒙克的大姐也因为患了同样的病症撒手人寰丨蒙克的哥哥也染上了肺结核，但是侥幸保住了性命。

精神错乱是蒙克家族经受的又一重诅咒。蒙克的姐姐劳拉发了疯，最后不得不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蒙克的祖父也疯了，死在了一家收容院里，蒙克本人在1908年的时候也经受了一次精神崩溃，住院长达八个月，那年他四十五岁，在接受了电击等各种疗法之后，蒙克的精神状况多少有了些好转，得以重新开始工作。

即便是在最健康的时候，蒙克也远远算不上精力旺盛。童年时期的蒙克始终是个病秧子，好不容易才免于感染肺结核，但却长期经受支气管炎的折磨。终其一生，蒙克都忍受着高度恐慌带来的煎熬。在绘制《呐喊》的那段时间里，横穿马路，或者是从稍微有点髙度的地方向下看，蒙克都必须鼓足全部的勇气。蒙克一直害怕吸入尘埃或者病菌：因为长时间画画，他身体徇偻；他还特别害怕开阔的地方，每次壮着胆子出门时，他都会紧紧贴在离他最近的墙上。

“疾病、精神错乱以及死亡，从我刚出生，这些天使就来到了我的身旁，此后，它们一直都伴随着我的人生，”蒙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人生的痛苦与危险，了解到了死后灵魂的生活，了解到了在地狱里有着怎样的永恒的惩罚在等待着我们这些有罪的人。”

蒙克了解到的很多知识都来自他的父亲，奥斯陆的一名医生，他经常给那些最贫苦的人们免费进行诊治，但始终保持着狂热的宗教信仰。“在没有被焦虑占据身心时，他会跟我们开玩笑，像个孩子一样和我们一起玩耍，”蒙克回忆道，“但是当他要惩罚我们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暴戾，近乎癲狂。童年时期的我，总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没有母亲，体弱多病，而且，可能会遭受地狱惩罚的心理阴影随时都陪伴在我的身边。”

长大成人之后，蒙克变成了一个害羞的、孤独的、非常敏感的年轻人，身材高大、消瘦而又非常英俊（甚至被人形容为“全挪威最英俊的男人＂）。二十出头的时候他逃离了戒律森严的奥斯陆，去巴黎以及柏林的”小黑猪咖啡店“尽情享受罪恶的快乐。在那里他酗酒无度，追逐女人然后又抛弃她们，夜深的时候他才分出心思画画，在他那间租来的凋敝的房间里到处散放着未完成的画。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绝望》（Despair）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蒙克已经三十出头了，进人了创作的高峰期，此时他很多作品的名字可以让我们一窥这位画家的精神状态。1892年他绘制了《绝望》（Despair）和《在灵床边上》（By The Deathbed），1893年是《呐喊》，1894年是《焦虑》（Anxiety），1895年他画了《与死亡抗争》（Death Struggle）。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 《焦虑》（Anxiety）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在灵床边上》（By The Deathbed）

那些绘画正像它们的名字所表述的那般凄凉。与蒙克作品中的孤寂与哀伤相比，爱德华，豪普所描绘的、曲终人散后的餐厅简直能让人发出快乐的笑声。《生病的小孩》（Yhe Sick Child）中的主人公是蒙克的姐姐苏菲，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旁边是她悲痛欲绝的母亲。苏菲面色苍白，非常虚弱，但是她的神情中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苦恼一这也是蒙克的性格特征，相比之下，即将被她抛弃在这尘世之上的母亲则痛不欲生。母亲所忍受的痛苦已经超出了她能够忍酎的限度，她紧握着女儿的手，但已经伤心过度导致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生病的小孩》（Yhe Sick Child）

即便是在描绘那些看上去挺招人喜欢的事物时，比如1892年的《卡尔·约翰街春天的夜晚》（Spring Evening on Karl Johan Street）中的街景，悲痛的调子还是那么明显。蒙克笔下的春天的夜晚，有一连串戴着黑色髙帽的男子和穿着深色衣服的女子迎面走来，他们外貌怪异，眼睛大而闪烁，脑袋瘦得像骷髅。一个孤单的背影在朝着相反方向走去，没有注意到他。那个背影，就是蒙克自已。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

《卡尔·约翰街春天的夜晚》（Spring Evening on Karl Johan Street）

蒙克创作这一作品的目的，他自己曾经写到，是寻找一种方式，表达人类的“受难与情感，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描绘客观的外部世界”。画家的任务是“揭示他最深层的情绪、他的灵魂、他的痛苦与快乐”。一位画家，其实就是一位拿着画笔的心理学家。

奥地利精神病学专家弗洛伊德与蒙克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尽管两个人都没有在作品中提及对方，但他们所致力于的方向是相同的。对于如何解开人类的焦虑，如果说弗洛伊德是最伟大的探秘者，那么蒙克就是为他绘制导航图的人。与其他绝大多数的画家不同，蒙克在绘画当中经常会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体现在画布上。蒙克把他个人经受的苦难呈现在了众目睽睽之下。

蒙克与女性的种种纠葛，多得让人难以尽数。“他的父亲总是在深夜里为儿子祈祷，希望能够让儿子摆脱女人们罪恶的吸引，不被肉欲和自由的性爱所迷惑。”一位艺术史学家写道，“但是酒精的致命吸引力以及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方式征服了蒙克。”

1889年，蒙克二十六岁，他的父亲去世了。父亲最后所做的几件事当中，包括把他日常翻看、已经卷了边的一本《圣经》邮寄给了仍在巴黎的蒙克，希望他那迷途的儿子能够幡然悔悟。

女人是让男人无法抵挡、但又足以毁掉男人的诱惑，而蒙克在拒绝诱惑方面非常不在行。二十二岁时蒙克陷入了初恋，对象是一位已婚女性，比他大两岁。“莫非是因为她夺走了我的初吻，所以也夺走了我生活中的甜蜜？”后来蒙克写道，“莫非是因为她的谎言与欺骗，扭曲了我眼中的世界，让我看到了妖女美杜沙①的头烦，让我把生活看成了一场炼狱？”

①戈耳工·美杜莎（Gorgon Medusa），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三姐妹，居住在遥远的西方，是海神福耳库斯的女儿。她们的头上和脖子上布满鳞甲，头发是一条条蠕动的毒蛇，长着野猪的獠牙，还有一双铁手和金翅膀，任何看到她们的人都会立即变成石头。

日后蒙克与女人们的交往变得更加不妙。有三年的时间，贫困的蒙克与一位美丽但又充满罪荸的女人纠缠在一起，这个女人叫图拉·拉尔森，出身于哥本哈根的名门望族，家境富庶。在两个人闹翻之后，图拉请朋友帮忙散布假消息，声称自己病人膏肓，只想再和蒙克见上最后一面，设法把蒙克诱骗到了她的房间里。蒙克到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坐在病床上、挥舞着一把枪的图拉。图拉承认自己没生病，但如果蒙克拒绝重新接纳她，那么她只有杀死自己。蒙克伸手抢枪，图拉往回夺，正在这时候枪响了。子弹打掉了蒙克左手中指的第一节（蒙克是用右手画画的）。

蒙克后来把图拉·拉尔森的形象也用到了几幅作品里，其中最有名的是叫做《憎恨》（Hatred）的肖像画，以及一幅叫《静物》（Still Life）——又名《女杀人犯》（The Murderess）的画。“我画了一幅静物，不输塞尚的任何一幅作品，”关于这后一幅作品，蒙克写道，“只是在背景里我画上了一个女杀人犯，以及她的牺牲品。”

在了解蒙克之余，希尔还仔细研读了盖蒂博物馆的馆藏目录。他得知，馆藏的一件珍品是詹姆斯·恩索尔①绘制的一幅不同寻常的油画，名字叫做《1889年耶稣进入布鲁塞尔》（Christ`s Entry into Brussels in 1889）。这幅巨作的画幅为八英尺乘十四英尺，它描绘的是如果耶稣当真重新回到现代世界，迎接他的将是何等的混乱和喧器，简直是对圣人的亵渎和讽刺。耶稣（恩索尔把他画成了自己的模样）几乎要被喧器的人群吞没了，各种政治口号和广告标语（例如”科尔曼牌芥末“》的条幅漫天飞舞；市长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就如同这次大游行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这幅画堪称恩索尔的杰作，它不仅是表现主义风格的伟大先驱，也启发蒙克创作出了《呐喊》。

①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1860-1949），比利时表现主义画家。

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

《1889年耶稣进入布鲁塞尔》（Christ`s Entry into Brussels in 1889）

希尔看到这幅画之后灵光一闪，他相信恩索尔的这幅绘画可以在自己的计划当中发挥作用。他可以对外界宣称，盖蒂博物馆会舍得花钱赎回《呐喊》，是为了把《呐喊》与恩索尔的这幅名画一并进行展出。对于希尔来说，恩索尔的出现真的是意外之喜，这下他的故事可以讲得非常圆满了。

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骷髅》（human skeleton）

然而别人可不是这么认为的。就算没有恩索尔的这个环节，“盖蒂计划”还是显得过于复杂了。如果希尔打算扮演一个有钱的美国佬，为什么非要扯上博物馆呢？为什么不用简单的办法，只是扮做一个想要打造出让别人都望尘莫及的藏品的大富翁呢？对于这些反对意见，希尔根本不屑一顾，“墨守成规而又思路狭窄”是他最鄙视的思维方式。

“我的艺术，”蒙克在笔记中写道，“都植根于一种简单的自我反诘：为什么我和其他人不一样呢？怎么我一出生就遭遇诅咒？”

对于蒙克，绘画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是上帝的感召，而是深渊中发出的哭喊。“根本就不应该再画那些室内装潢、人们阅读、女性编织之类的画了，”蒙克断言，“绘画应该是刻画活生生的人们，喘息着、感觉着、煎熬着、热爱着——我打算画出相当数量的这种类型的画——人们会理解其中所带有的神圣意味，他们会为那些画脱帽致敬，就像在教堂里一样。”

正相反，人们掏出了腐烂的水果猛力投掷过去，如同他们在喧闹的滑稽剧场里的所作所为。招致人们如此痛恨的，还不是蒙克所描绘的对象，而是他生硬的、不加修饰的技法。蒙克所受到的奚落让人联想起二十多年前，印象派艺术家组织第一个画展时遭到评论界重炮轰击的情景。

“在这幅画上，甚至连一点儿像样的底色都没有，”挪烕的一位艺术评论家在看到蒙克的《画家严森·黑尔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Painter Jensen Hjell）之后斥责道，“颜料被粗暴地涂抹在画布上，事实上这幅画看起来像在画完另外一幅画之后，用残留在调色板上的、带着气泡的颜料残渣绘制的。”一家报纸报道说，不少参观者在看完了蒙克的一次绘画展览之后发出了质问，质疑蒙克究竟是用手拿画笔，还是用脚拿的。

那些日后被誉为蒙克最伟大的艺术品的绘画，也受到了外界的口诛笔伐。在一次展出中，蒙克惊恐地发现，很多人站在他的作品《生病的小孩》前，“大声地嬸笑和吆喝着”，而那幅画描绘的是他灵床上的姐姐。义愤填膺的蒙克冲到了外面，在那里，一位与他同时代的画家，一位当时很受欢迎但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画家，竟然跑到蒙克的面前冲着他的脸嚷道：“混饭吃的家伙！”语气中满含着轻蔑。“对于画家蒙克，人们能够选择的最善意的做法，”某人写道，“就是从他的作品前面走过，一言不发。”

尽管如此，还是有极少数的人从一开始就了解蒙克，知道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1892年，一个叫做柏林艺术家协会的组织为蒙克安排了一次作品展示，但这些画是如此的富有争议，以至于引发了一场口水仗，一方是支持蒙克的先锋艺术家，另一方是思想保守、看不上蒙克的保守艺术家。仅仅过了六天后，艺术家协会投票表决关闭展览。一场冲突爆发了。蒙克的名声变得更加糟糕。

《呐喊》是在随后的一年问世的。大多数看过这幅画的人都僧恨它。一家法国报纸表示，这幅画让人觉得蒙克把一根手指伸到了大便里，然后举着它到处招摇。

这幅画是根据蒙克的亲身经历绘制的，尽管学者们在对具体时间的看法上意见不一。某次，蒙克在奥斯陆附近做晚间散步。“我沿着路向前溜达，同行的还有两位朋友。”多年以后蒙克回忆道，“太阳落山了。我感受到了一派忧郁的气息。突然之间，整个天空变成了一片血红。”

以后的很多年里，关于日落的记忆一直萦绕在蒙克的脑海中，他竭尽全力想要把它留在画布上。那次晚间散步的具体日子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有人说是1883年，也有人说是1886年或者1891年，每种说法都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可怜的蒙克，这位本来就神经脆弱的神经质画家，很可能是亲眼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一次气象奇观。1883年8月27日上午10点02分，与挪威相隔了将近半个地球的喀拉喀托火山①突然喷发。喀拉喀托火山岛就此从地球上消失，被炸上了天。六立方英里的岩石被炸成了碎片或粉尘，像纷飞的雨水一样四处落下，更小的微粒都被吹送到了大气层的髙处。随后的几个月里，那些飙浮的微尘笼罩了整个世界，它们使得日落时分的天空分外光明灿烂，并且拥有了格外鲜亮的色彩，其亮度和壮观程度都是人们前所未见的。《纽约时报》在1883年11月28日发表文章指出：“5点过后没多久，西边的地平线突然被一抹壮丽的猩红色点燃，天空和云彩全都变成了深红色。站在街上的人们都被这奇异的景象惊呆了，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儿站在街道的拐角处，瞪视着西边的天空……云层的颜色逐渐加深，最终变成了血红色，而海水也为之变色，恍如血水汇成。”

①喀拉喀托火山位于印度尼西亚異他海峡，1883#的那次爆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火山喷发之一。

不仅蒙克受到了惊吓，连很多报纸的观察员也被吓破了胆。更疯狂的例子发生在纽约的波基普西，一支消防队全员集合，驾上了他们的消防马车，冲向了天边的红日，要扑灭来自天上的火焰。1883年11月30日，一家奥斯陆的报纸称：“昨天和今天，人们都看到一道强光出现在城市的西方。大家普遍猜测是哪里着火了，但那实际上只是一次红光折射，是在日落之后由烟雾弥漫的大气层所造成的。”

莫非这就是蒙克亲眼目睹的那次日落吗？艺术史学家们总是把《呐喊》当中那片天空归结为挪威动人的日落景象，以及蒙克过分敏感的神经。要改变这些艺术史学家们的陈腐观念，最好的证明来自英国的两位物理学家和一位博士①。

①2004年2月，《天空与望远镜》杂志发表了埋为《当天空变成红色》的文章，详细探讨了蒙克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做那次夜间漫步时的情形。文章的作者是物理学家堂’奥尔森、拉塞尔丨多斯舍尔以及英国教授玛丽莲丨奥尔森，他们甚至找到了蒙克靠在栏杆上、对着血红色的天空瑟瑟发抖的确切地点。——作者注

那一幕景色深深地印刻在蒙克的脑海里，他曾经多次在文章中提及当时的具体情形。“我停下来，倚靠在栏杆上，筋疲力尽，”蒙克在1892年回忆道，“我注视着燃烧的云朵，它们看上去好像猩红的血液，又像是一柄悬在蓝黑色的峡湾和城市上方的利剑。我的朋友们继续向前走。我站在原地，恐惧得发抖。我好像还听到了一声巨大的、永不终止的呐喊，刺破了整个宇宙。”

那是一声注定要回荡整个世界的呐喊。但对于蒙克本人来说，这是一次恐怖的体验。

“有好几年，我几乎快要疯掉了一那个疯子会对着我扬起他那扭曲了的脸，”蒙克接着写道，“你知道我的那幅《呐喊》吧，那段日子里。我已经到达了极限——连我的血液里都充满了大自然的尖叫——我一直处在崩溃的边缘。”

几十年之后，《呐喊》就会羸得全世界的赞誉。它不会再被看成是一个男人对其所经受的痛苦进行的表述，而被看成了一声绝望的呼喊，可能来自世间的每一个人。蒙克已经感觉到了极度的恐慌，并被恐慌彻底淹没。半个世纪以后，随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失去生命，随着核弹带来的死亡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这种感受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共鸣。不断地有各种思潮一咖啡馆里的存在主义、伯格曼电影中沉郁的调子、上帝已死的谣言一推陈出新。1961年3月，《时代》杂志撰文对新的时代气息进行了总结，封面故事以“罪恶与焦虑”为题。封面插画是什么呢？《呐喊》。

如今《呐喊》随处可见，它被永无休止地复制在海报上，甚至是心理学的教科书上。《呐喊》所获得的声望是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也算是一种敬意。有趣的是，绘画和雕刻有时候就像某一类名人，会因为有名而变得越发有名；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可能又开始轻慢它们、侮辱它们，认定它们被过度拔高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我们会给蒙娜丽莎画上两撇小胡子，会给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穿上拳击短裤，格兰特·伍德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变成了早餐麦片的推销员。

①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1891-1942），美国画家，以捷画美国中部的农民生活著称。

对于爱德华·蒙克来说，他不是一个心理扭曲的人，《呐喊》所经受的命运是一个残酷的玩笑，残酷得超出了他的想象。当初他开始绘画的时候，一直怀有期望，希望自己的观众们能够“理解其中的神圣意味”。而现在，他的绘画当中最著名的作品，成了钥匙链、万圣节面具等物品上的装饰图案，麦考利，库尔金在《小鬼当家》（Home Alone）这部热门好莱坞电影中把那张脸变成了一个吓人的工具。而《呐喊》当中的主人公，一位艺术史学家已经发表了断言，现在成了“人们日常熟悉的笑脸的对立面”。

蒙克原本打算把《呐喊》等一系列作品组合成一个作品集，名为《生命百态》（The Frieze of Life），他计划在这个题目下创作大约三十輻作品。（不过这个计划完成得不够理想，因为蒙克为之倾注了超过三十年的时间，不断调整、放弃、增加或是修改过很多幅画。）所有这些绘画都围绕着蒙克最感兴趣的话题——性欲、死亡以及疏远——但在这些作品当中，《呐喊》独树一帜。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使用的技法上，都堪称蒙克最有震撼力的作品。

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

最具代表名画《美国哥特式》（American Gothic）（1930）

另外的一个区别在于，《生命百态》当中所有的其他作品，都是用油画颜料绘制在画布上的。《呐喊》则结合运用了蛋彩画①颜料、彩色蜡笔以及粉笔，绘制在一张普通的、未经特殊处理的纸板上的。蒙克曾经一遍又一遍地阐述他在《呐喊》当中所反映的主题——例如，红色和黄色为主调的悲惨天空，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形特征都与绘于1892年的油画《绝望》相同——但是《呐喊》包含着近乎痛苦的紧迫感。主人公的轮廓是非常急速地勾勒出来的，以至我们可以看到在主人公脸部的位置明显凹进去了。

①蛋彩画，用蛋淸或蛋黄替代油与顔料调合之后绘制的画。

这样的细节对查理·希尔非常有用。追回《呐喊》，如果希尔真能做到的话，将会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又一次伟大成就，足以让他受用终生。另一方面，伪造的大师作品也随处可见，掉进其中的一个陷阱的话，职业生涯可就全毁了。希尔在第一次执行秘密计划的时候，碰上的就是一幅赝品，希尔不怎么害怕窃贼，但却格外害怕骗子——他相信骗子既狡猾又贪婪，窃贼们只是贪婪罢了。

对于所有那些艺术史学家们反复推敲过的问题，希尔最好是能够了如指掌，因为他很可能要面对用心险恶的恶棍，甚至面对某些被坏蛋雇佣的艺术专家，要是被他们发现，这个来自盖蒂博物馆的大人物对于艺术居然只是一知半解，那就别指望他们会对这位罗伯茨先生手下留情了。这是侦探们工作的一部分，而希尔也格外喜欢仔细研读各方专家提出的意见：究竞是画面中央的主人公在呐喊呢，还是他听到了一声呐喊，就像蒙克在叙述中暗示的那样呢？他或者她或者它，会不会真的是以蒙克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见到的那个印加人木乃伊为原型的呢？在画面右侧的那条垂直方向的红色斑纹，会不会是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但是，相对于上述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一些具体细节的了解其实是更加重要的，它能够帮助希尔作出准确的判断，知道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不是蒙克的真迹。比如说，有人在天空中的一抹红色上面用铅笔写下了一句话：“画这幅画的人一定是个疯子。”这行字不是出自蒙克的手笔。很可能是在早期的某次展览中，某位参观者信手留下了他的评语。尽管没有人知道这行字的真实由来，这个信息对于辨别《呐喊》的真伪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再比如说，对于画面右侧的那条垂直的红色色块，蒙克似乎有点儿拿不定主意。在那条红色色块的右边，留下了一小条尖锐的刀痕，看来蒙克曾经拿着一把利刀，试图把这一抹红色从纸板上裁掉，但是后来他改了主意，用一小块深绿色的颜料把这个刀口覆盖住了。

很多能够帮助辨别作品真伪的特征来源于蒙克的工作习惯。他的不少工作习惯就像他本人一样卓尔不群。（那一声“穿透了整个大自然的呐喊”让蒙克惊恐万分，但是他对于寂静也有着同样的恐惧，在绘画的过程中，蒙克总是开着收音机，不过他的习惯是把收音机的波段调到台与台之间，让收音机发出嘶嘶的噪音。）如果某幅绘画进展不利，蒙克有时甚至会拿起鞭子去抽打它。他把这种惩罚叫做“驯马”，并且相信这样做能够改进那幅画的特性。

蒙克总是把自己的画看成是有生命的，这一点在其他的许多方面都有体现。蒙克说过，他自己对于其他的画家是没有嫉妒心的，但是他的画对于其他的画却心怀嫉妒，因此不能够与其他画家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展出。蒙克把他的作品称为“孩子们”，根本舍不得把它们卖出去。但蒙克是个喜怒无常的“父亲”，有时他对于自己的作品缺乏照顾，粗心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蒙克建造了一个露天的工作室，这样他就可以在户外进行绘画，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而他居然就那样无遮无拦地把自己的画放在工作室里，经受风吹雨打，如此这般地过了好几年。

“他会很随便地把自己的作品扔在地上，很随意地践踏它们，”一位艺术史学家非常惊讶地发现，“在煮热汤的时候，他还会把自己的画盖在汤锅上，拿它们当锅盖用。”

蒙克喜欢做实验，喜欢在画布、木头、纸板等各种材质上进行创作，绘画的时候他使用画笔或者调色刀，有时还会连手指头都用上。进行创作时蒙克就陷入了狂野的状态，他迫不及待地要抓住自己头脑里的那幅影像，经常要干到筋疲力尽。在创作和修饰《呐喊》时，有一次蒙克干到了深夜，终于感到疲倦的他吹熄了靠近画架的一根蜡烛。蜡油被吹到了画面上，直到今天，在《呐喊》右下方的角落里还能看到白色的烛泪。

蒙克是在1893年吹熄那根蜡烛的。相隔一个多世纪之后，在1994年的冬天，査理·希尔读到了关于这些烛泪的故事，顿时喜上眉梢。是哪位意大利科学家曾经证明，人们不可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两次吹熄蜡烛来着？这是“法医学的产物”，那些烛泪就像人类的血液、指纹一样是难以被复制的，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上，任谁也无法加以伪造。所以，骗子们不可能造出一幅《呐喊》的赝品瞒过希尔一就算他们完全了解这个细节一那些烛泪，是无法被仿制的记号。

在当地一家图书馆里，希尔坐在一张堆满了艺术书籍的桌子边上，翻动书页，找到了一幅《呐喊》的特写照片。随后他开始非常认真地记下了那些烛泪的分布方式。

第三部 从盖蒂博物馆来的人

13、“看看这些文件里”

1994年4月

现在，査理·希尔已经对爱德华·蒙克的生平了如指掌了，与盖蒂博物馆的合作也进展顺利。希尔几乎迫不及待地想要让克里斯·罗伯茨走上舞台了。问题是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人得到窃贼发出的任何消息。

已经是4月中旬了，《呐喊》失窃案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苏格兰场认为是时候把那些窃贼们从藏身之处诱骗出来了，迪克·埃利斯认识一个活跃在巴黎的艺术品掮客，他通过此人放出风声，表示盖蒂博物馆希望能设法赎回《呐喊》。选择巴黎做突破口，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心，只是因为这里不是伦敦，那样外界就没有什么理由怀疑到苏格兰场介人此事了。

要想找到真正的罪犯，希尔被迫要先设法排除那些假冒者。他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识破了比利·哈伍德，这个英国犯罪分子曾经在挪威蹲过监狱，他宣称自己认识那些偷走了《呐喊》的窃贼们。但是英国警方认定他不过是个吹牛大王。

希尔给哈伍德打去了电话。他说自己是克里斯·罗伯茨，从盖蒂博物馆来，是代表挪威国家美术馆寻找《呐喊》的。在这次交谈当中，希尔新近获得的知识，比如蒙克用色大胆，喜欢用奔放的色彩来传达情绪的騷动等都用不上。与哈伍德打交道纯属浪费时间，希尔需要争分夺秒。

秘密行动当中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方面，按照希尔的话说，就是给了他一个机会，去“唤醒自己性格特征当中不招人喜欢的部分——傲慢、恃强凌弱、自高自大^那可是一个相当长的单子，但你也知道个大概其了”。希尔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轻快，好像是在开玩笑，但是作为一名老到的秘密特工，他已经习惯于在讲话的时候不带有感情色彩。希尔的许多笑话其实都是一点儿也不好笑的真理。

作为经常需要单打独斗的秘密特工，难免会沾染上恃强凌弱、目中无人的坏毛病。夸大其词更难以避免。“秘密行动能够改变你的性格，”希尔曾经评价说，“你会逐步开始相信自己编造的那些鬼话，相信自己说的那些话都是真实的，而不是半真半假的。”

除了学者般的品位，希尔还有着强烈的控制欲，喜欢作威作福，他把这个变成了可资利用的长处。小时候希尔皮包骨头，长大之后他变成了魁伟的壮汉。心情好的时候，希尔看上去就像个泰迪熊①。和每一个坏脾气的家伙一样，希尔也喜欢乱发火，并且可以感到某种程度的快乐。当初还是做巡逻蓍的时候，希尔曾经不止一次地把为祸街头的坏蛋打倒在地上，那种快感直到很多年以后都让希尔难以忘怀。希尔一直保持着一个信条，那就是坚决不欺负身材矮小的人。但是他也相信，正义是有限度的。他喜欢背诵经典电影《灵与欲》(Elmer Gantry)当中的一段台词，“他是，”小说的作者、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尔·刘易斯②在介绍主动跟别人干了一仗的男主角时写道，“刚好处在一个强有力的年轻男人梦寐以求的最佳态势之下，可以出于正义的理由，动用邪恶的暴力。”

①泰迪熊（英文：Teddy Bear），中文翻译为泰迪熊，按照美国当地的说法应该称为罗斯福熊。是用于儿童玩耍的填充玩具熊。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毛绒玩具，常常被用来安慰孩子们的难过情绪的。近年来一些泰迪熊变成了昂贵的收藏品。世界上第一个泰迪熊博物馆于1984年在英格兰的汉普郡彼得斯菲尔德（Petersfield， Hampshire）建立。

②辛克莱尔·刘易斯，小说家；1885年2月7日生于明尼苏达的索克中心，1951年1月10日在意大利逝世。在职鲁大学求学期间，曾一度离开学校、在厄普顿·辛克莱创办的赫利孔社会主义居民试验区工作。大学毕业后当过编辑，并开始创作。l920年，他的长篇小说《大街》出版；引起巨大的反响。接着又写成《巴比特》(1922)和《阿罗史密斯》(1925)。这三部小说被认为是他的最优秀之作。其中《阿罗史密斯》曾获1926年的普利策文学奖，但他拒绝受奖。此后他又写了《埃尔默·甘特利》(1927)、《多兹沃思》(1929)等长篇小说。193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3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缺乏深度，写作技巧也大不如前。刘易斯写了20多部长篇小说，题材比较狭窄，他的作品大多以乡村和小市镇生活为题材。《大街》揭示了小市镇生活的闭塞和保守，嘲讽了市民的偏狭、愚昧，也讥刺了知识分子的浅薄和软弱。由于刘易斯的这部作品，《大街》几乎成了美国社会保守生活的代名词。他的特点是对细节作详尽的描绘，采取夸张的手法，达到漫画式的讽刺效果。

希尔就是这样一种少见的人，既文质彬彬，又崇尚武力。他是典型的不仅仅喜欢武力，还要援引文学家的言论去支持自己观点的那种人。现在，作为克里斯·罗伯茨，希尔毫不客气地把比利·哈伍德甩到了脑后。

希尔没有拐弯抹角。没说几句话，他就告诉哈伍德趁早滚远一点儿，哈伍德的问题太多了，他是个婊子养的，是个人就没法儿和他这种家伙做交易。哈伍德沮丧得连话都说不利落了，他结结巴巴地一再表示，自己非常愿意帮当局的忙。

“这位‘古道热肠’的好市民，”在把哈伍德打发掉之后，希尔轻蔑地表示，“满脑袋想的都是如何从我这里要走五百万英镑。”

依照苏格兰场的授意，挪威国家美术馆已经大张旗鼓地宣布，任何人如果掌握了任何有关《呐喊》的情报，都请尽快与该博物馆的董事会主席延斯·克里斯蒂安·图内取得联系。图内是一位才华出众、事业有成的律师，他被指定负责追回《呐喊》的行动。与挪威国家美术馆的其他职员相比，图内更了解人情世故。这位魁伟的、红脸膛的律师看起来是最适合代表国家美术馆面对公众的了，比馆里其他的各位官员都要合适得多。

但是所有这一切——丢失了大师杰作、面对全世界媒体的攻讦、苏格兰场的介入、制订秘密的行动计划——对于图内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让他惶惑不安。他发现自己如同置身于一部惊悚小说当中，而他更愿意置身事外。《呐喊》失窃的时候，他当上挪威国家美术馆的主席还不到一个星期。人们对他说，这个主席的职位只是个虚衔，纯粹是名誉上的。他还以为自己的职责无非是一年当中参加几次董事会，以及到克努特·伯格退休的时候，帮着再选拔一位新的馆长。也就是说除了偶尔拿起一杯葡萄酒应酬一二，他本该是什么重活都不必做的。

1994年2月10日，星期五，《呐喊》失窃案发生的前一天，这位新主席在伯格的引导下对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番相当全面的巡视。他看望了艺术馆里所有的雇员，参观了警卫室，还对蒙克艺术展大加推崇。第二天早上，星期六，图内带着全家人前往奥斯陆的火车总站，准备搭火车去利勒哈默尔，参加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早上6点25分，他们乘坐的出租车从国家美术馆前头经过。图内很髙兴地和家人聊起了这座美术馆，他在这里获得的新职位，以及前一天他在里面所做的那次全面的巡视。

倘若出租车再晚五分钟路过国家美术馆，他很可能就会看到一架梯子，奇怪地搭在美术馆的外墙上。

美术馆主席的头衔奇迹般地把图内带进了一个充斥着无情的干探、神秘的告密者的世界，一想到这里，图内就高兴，于是他怀着空前高涨的热情投入了新工作。最让图内感到开心的是警方装配在他办公室里的磁带录音机。每当电话铃声响起，图内就会迫不及待地按下“录音”键。

举报电话蜂拥而来，录音机的磁带轮在不停地转动，然而听到的永远是些不靠谱的废话。很多举报者的动机都非常可疑——“请我吃顿饭，再喝上一杯，我会给你可靠的情报，你不会吃亏的。”——警方对此的态度是直接拒绝。而有些线索则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去调查核实。4月初的一天，警方的某个情报来源告诉负责调查《呐喊》一案的警员莱夫·利尔，《呐喊》被藏到了斯德哥尔摩火车站的某个置物柜中。据说这幅名画已经被从画框中取出——莱夫·利尔听闻此言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塞进了一个曲棍球包里。挪威警方请瑞典同行把火车站里的几千个置物柜统统清查一遍。搜查行动从4月3号开始，那是个星期天，瑞典警方的假期都被这场浩大的行动给搅和了。整个行动前后历时三天，一无所获。

到了4月24日，一个星期天，侦查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图内妻子的一位娘家亲戚刚好是个艺术品掮客，这个人叫埃纳尔·托雷·乌尔温，是个容易激动的小个子，长着个大大的秃脑袋，就像动画片里老是与兔八哥过不去的猎人埃尔默·福德。乌尔温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眼光很准，非常善于把握时机，把生意做得相当红火。在阿斯加德斯特兰德镇，乌尔温拥有一所度假屋，是夏天来临的时候用来休闲避暑的，此外他还与别人合资开了一家旅馆，而蒙克当年居住的夏季度假屋也是在这个小镇子上，并且与乌尔温的产业相距不远。乌尔温很喜欢坐着自己的直升机低空盘旋，在小镇的上空兜来兜去。

在乌尔温的客户当中，有一个人很不寻常。此人叫托雷·约翰森，如果他跟乌尔温站到一起，那才真叫相映成趣。乌尔温是个温和的、略显紧张的家伙，再加上红红的脸蛋儿，感觉活像一个要和着钢琴的旋律背诵诗歌、紧张得小脸儿红扑扑的十岁小孩；约翰森则是个衣衫不整的大块头，他或许算不上特别英俊，但也相差不远。而最关键的是，他是个阴险的坏家伙。用挪威人的说法，约翰森是个“鱼雷”，意思是说他是个会胁迫别人，把别人的腿打断的家伙，如果有谁欠了约翰森的雇主的钱不还，那么他只需看到约翰森，就会明白还是趁早把欠款还清比较明智。约翰森在监狱里面蹲了十几年，罪名是纵火烧了一所房子，害死了待在里面的几个人。约翰森曾一再攻击狱警，每次都被关单人禁闭。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学了泰拳。身体强壮，动作敏捷，脾气又火爆，这些让他成为监狱之星，以及日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泰拳冠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约翰森发展出了一项让人始料不及的爱好，他开始出没于艺术品拍卖会、美术画廊，既购买绘画，也出售绘画。乌尔温随即注意到了这个“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新面孔，但一开始并没有发现约翰森真实的性格特征，这或许是因为在双方初次见面的时候，与约翰森同行的是一位无人不知的富裕船主（这俩人是在赛马会上结识的）。过了没多久，乌尔温就了解到了足够多的信息，可以大致勾勒出约翰森的生平。毕竟乌尔温是个艺术品掮客，不是社会工作者。约翰森变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客户。

1994年4月，快到月底的时候，约翰森给乌尔温打去了电话，他说自己知道一些能够让《呐喊》回归挪威国家美术馆的人。这个骗子还记得乌尔温和图内好像是某种亲戚，或许乌尔温应该给图内打个电话。

4月24日，乌尔温打电话给图内。通常情况下，乌尔温在向别人大力举荐某人的时候，往往会特地强调后者身上的某些优点。这一次，为了突出约翰森的可信度，乌尔温沿用了自己惯常的推销方式，力图把他说成是一个贼，或者至少是窃贼们的朋友。“我告诉他，约翰森先生的名声可不怎么好，”几年以后乌尔温忆及此事时说，“我告诉他，约翰森先生是个粗野的家伙。我还告诉他，约翰森被判入狱十二年。所以图内先生应该知道约翰森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了。接下来他问我：‘你认为这事儿靠谱吗？’我的回答是：‘根据我对约翰森先生的了解，我认为这事儿非常靠谱，应该密切关注。’”

在向约翰森汇报事情的进展情况时，乌尔温承认，自己并不确定图内到底有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情。约翰森的回答是，接下来几天，留意一下报纸吧。

第二天，4月25日，《达格布拉德特》负责重大犯罪案件的记者拿起电话，听到了一个他非常熟悉的声音。打来电话的人长久以来不断地给这位记者提供可靠的情报，现在他声称自己搞到了某些情报，是关于《呐喊》的，但是在电话里他不可以说得更详细了。

这位记者名叫居纳尔·胡尔特格伦，他设法与这位线人面谈了一次。胡尔特格伦问了一连串问题，但那位线人都没有作答，只是说他这次只能传递一条信息。他压低声音，含含糊糊地提到会用证据支持自己的说法，他说了几个地名，并且告诉胡尔特格伦务必带上一位摄影记者。胡尔特格伦把一些地字以及大致的行车方向记在了笔记本上——尼特达尔，就在奥斯陆的东边；注意寻找通往斯凯斯莫克塞特的指示牌；一个叫做斯拉特姆的村落，右转弯；一个公共汽车站。

胡尔特格伦逮住了报社的一位摄影记者，然后给莱夫·普拉特打了电话，莱夫是挪威国家美术馆修复部的头头。胡尔特格伦在电话里说，几分钟后他就会开车过去带上普拉特。普拉特曾经修补过《呐喊》，对这幅名画了如指掌。

尼特达尔位于奥斯陆以东十几英里，但是那位线人提供的行车路线简略得让人绝望。最后，胡尔特格伦、普拉特以及那位摄影记者终于找到了一个貌似公共汽车站的地方，然后沿着公路在附近仔细勘查，尽管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到底应该寻找些什么。第一遍找下来，没有任何发现，他们只好调过头来，朝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再搜索回去。

首先发出呼喊的是摄影记者：“就是那个东西吗？”他发现在公路边上的草丛中有一段几英寸长的、经过雕刻的木头。三个男人连滚带爬地冲出了汽车，两个年轻人跑在了前面，白发苍苍的普拉特在后面紧紧跟随。

“哦，我的上帝，”在追上了那两位同伴的同时，普拉特发出了惊叫，“那是画框！”

更准确地说，那是一小段画框残片，静静地躺在地上。谁也没敢去碰它，生怕上面留有罪犯的指纹。普拉特弯下腰去，近距离地观察着。通过对颜色和图案的辨别，他确认那就是《呐喊》的画框，而现在，他又找到了不容辩驳的确切证据——在那一小段木头的背面，留有一行优雅的字符，那是挪威国家美术馆馆藏艺术品的序列号。

次日，《达格布拉德特》的头条大声宣布：我们找到了画框。

14、诱惑的艺术

发现画框残片是个让人喜忧参半的消息。往好的方面看，警方终于开始与真正的窃贼交手，而不用再与那些好事之徒以及编造瞎话的骗子们纠缠不清。而更重要的是，看起来《呐喊》很有可能没被偷运出挪威，流落到某个偏远的所在。然而坏的一面也很明显。如果蒙克的杰作已经被从画框上拿下来了，它就会像失去了龟壳保护的海龟一样非常脆弱。况且，窃贼们依旧逍遥法外。

乌尔温信誓旦旦地对挪威当局表示，他真的是个良好市民，只是碰巧卷入了这件本来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他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去配合当局。乌尔温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前他就曾与挪威警方协作，帮助寻回了失窃的绘画。

1988年，窃贼从奥斯陆周边的私人收藏家那里偷走了相当数量的蒙克的绘画和石板画。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有人给乌尔温打电话，向他兜售一幅蒙克的石版画。听了对那幅画的描述，乌尔温就知道正是失窃的物品之一，于是他就报了警。警方告诉乌尔温继续与那个窃贼进行交易，但是窃贼在约定好的交易地点附近发现了埋伏在那里的警察，逃走了。

几天之后，与乌尔温联络过的人再次打来了电话，这次他向乌尔温兜售了更多的蒙克作品。乌尔温再次报警，并和警方商量好了另一个诱捕计划。这次乌尔温说他要为自己在德国的客户购买几张绘画以及印刷品，而不是其中的一幅。鉴于这些艺术品都是贼赃，乌尔温愿意支付的价码仅为一百万克朗，约合十二万五千美元。

艺术品掮客同窃贼达成了一致。瞽方在窃贼的公寓楼上也租了一个房间，这样他们就能不受干扰地监视犯罪嫌疑人。一个周六的早上，就在双方约定好的见面时间即将到来之前，一名警探给乌尔温打了电话，说窃贼已经离开了住处，警方安排了一部车尾随着他，同时还有一架飞机在空中进行监视。那名窃贼行驶的方向与乌尔温的住处南辕北辙，就算他最后能赶到，估计也要猴年马月了。

两分钟之后，乌尔温听到了敲门声。

闯进门来的是那个窃贼。他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后来乌尔温才知道，原来警方的跟踪小组跟错了车。这个窃贼有两天时间不住在奥斯陆。负责监视的警察严密关注着奥斯陆的那个没有人住的公寓时，这名窃贼已经在一家乡间旅馆登记入住，就在一个叫做阿斯加德斯特兰德的小镇子上。起初心不在焉的乌尔温突然之间眼前一亮一在阿斯加德斯特兰德的旅馆？！

乌尔温极力拖延时间。他说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钱全都准备好，同时他们还得再商定一个新的交易地点。好不容易把这位客人推出房门之后，乌尔温立刻给警方打去了电话，向他们讲述了这个让人吃惊的故事。

在挪威所有的旅馆中，这名窃贼自己选择的旅馆，居然是乌尔温拥有的那一家！多年以后在接受记者的釆访时，连乌尔温自己都承认，这种巧合“太奇怪了，真的让人难以置信”。乌尔温给旅馆的经理打了个电话，让他检查一下旅馆住客的登记簿，注意寻找前两天入住的某位男性客人，是独自旅行的。

有一个名字符合条件。旅馆经理急急忙忙地进入了那个人租住的房间。在房间里，他发现有七幅被盗的蒙克绘画以及石板画，都藏在壁橱里。几乎是在同一时刻，警察们在新的交易地点逮住了那名窃贼。

虽然结果让人满意，乌尔温事后还是免不了担惊受怕。与窃贼周旋了这么一场，已经让乌尔温够受的了；如果再让他夹在警察与窃贼之间，天知道又会发生什么。

对于生性多疑的查理·希尔来说，关于乌尔温的所有故事都让他觉得经不起推敲。这个“良好市民”怎么会又一次“碰巧”卷入了艺术品失窃案呢？乌尔温坚持说他与约翰森的关系是光明正大的。乌尔温是个知识渊博、见多识广的艺术品经纪人，约翰森则是最近才发现有艺术这回事儿。一名专家帮助一位初学者增长见识，这难道不是最合理的猜想吗？希尔得出的结论非常简单：约翰森负责把自己偷来的东西〈当然也不排除他认识的人偷来的东西）交给乌尔温，由乌尔温负责卖出去。在希尔的眼中，乌尔温是个“典型的艺术品掮客，一个满嘴没有实话的婊子养的，一个公然说谎不知道脸红的骗子”。

这么武断其实是性格使然。尽管认识，甚至仰慕一些严肃的、有思想的、令人尊敬的艺术品经纪人，但与他看来很有问题的某个经纪人打交道时，希尔转眼之间就会把他对敬业的艺术品经纪人的良好印象忘个精光。

“艺术品经纪人就跟二手车的经销商没什么两样，”希尔抱怨道，此时他心里只有乌尔温，难免以偏概全，“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懂得上流社会的全部礼仪。”

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希尔老是犯一些低级错误，貽笑大方，但是在对别人的性格作出判断时，他确实有着足以自夸的能力。希尔经常会很快就对别人下结论，然后再慢慢修正自己的认识，或者是坚持自己最初的判断，不做任何改变。希尔对乌尔温的厌恶近乎本能，这究竟是基于他的洞察力，还是仅仅源于他的胡乱猜疑，那就很难说清楚了。身为警察，一辈子都要在藏污纳垢的地方搜寻坏人，所以说，如果他们老是会想到人类性格当中健康阳光的一面，只怕对自己的职业前途没什么好处。曾经有一次，在一个像田园诗一般美好的春日，希尔在里士满公园——伦敦最大、最绿的公共场所——散步时，与一名正在慢跑的人擦肩而过。“他没准儿是个强奸犯，”希尔自己小声嘀咕，“正满世界搜寻某个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自己的婴儿身上的母亲，准备下手呢。”

曾做过检察官的美国侦探小说家斯考特·杜罗①曾经说过，警察是“老百姓付钱养活的妄想狂”，估计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杜罗先生脑海里浮现出的，就是像查理^希尔这种类型的警察。“天变阴了，警察们就会猜想其中莫非有什么阴谋，”杜罗接着写道，“你跟他们说‘早安’，他们反倒会猜疑你，以为你要作出什么背叛行为。”

①斯考特·杜罗（Scott Turow)，1949年生，当代美国著名的法庭推理小说作家，与约翰·格里森姆、理查德·诺思·帕特森合称“当代美国法庭推理小说三杰”，原为斯坦福大学英美文学硕士，毕业后留校教授文学创作，课余喜欢信笔涂鸦，正因为在写作过程遇到许多法律问题，于是选择进入哈佛法学院深造，其后接连出版几本轰动一时的法律惊悚畅销小说，对美国司法界的内幕有着深刻了解。笔下主人公拉斯迪是一位资深且极为优秀的首席检查官，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接触到一些令人心痛的社会弊端以及各式各样的犯罪，为揭露司法制度的阴暗面，他暗中操纵，不惜以身试法，炮制犯罪。斯考特·杜罗的法庭推理小说打破了以前以正义律师为主角，描写律师维护法律，与玩弄法律的邪恶讼棍挺身相斗的模式，而以一个行为邪恶、专靠熟悉的法律知识钻法律空子的犯罪天才为主角，通过讼棍拉斯迪一系列可耻但却难以得到法律制裁的巧妙犯罪的描述，深刻揭露了美国司法界漏洞百出、虚有其表的内幕，将美国司法界的虚伪与可笑讽刺无遗，带有鲜明的“反法庭推理小说”的味道。

虽然希尔不喜欢也不信任乌尔温，但他有着足够的自信，深信自己肯定能够胜过乌尔温。过去的那些年里，希尔早已学到了如何与各种类型的坏蛋、骗子交朋友，在他所执行的一系列任务当中，这可是最基本的技能。“那是我最大的优势，”希尔曾经自我评价道，“我能够与各种类型的罪犯们相处和睦，他们会把决不可能透露给别人的事情都讲给我听。”

奇怪的是，希尔与别人打得火热的出色技能只对处在社会高层或者底层的人起作用，对于当今社会的中坚分子们却全然没用。杀手们会非常喜欢与希尔喝上几杯，那些贵族们、名流们也是如此，然而品性良好、正派可靠、占人类社会绝大多数的良好公民会厌恶地撇着嘴角，尽可能与希尔保持距离。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他是杀手，是个臭名昭著的坏家伙，”希尔有一次特地谈起了一位黑帮人物，“他也能和我轻松愉快地沟通。”就在不久以前，这俩人还相约出去喝过几杯，在一家冷清的夜总会待到了后半夜。黑帮大佬一迈进夜总会，当班的男招待就认出了他。在给希尔他们端来饮料的时候，男招待的手都是颤抖的。

“那个狗娘养的是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希尔后来提到，“但是当他遇到并不惧怕他的人，以及不可能作出伤害他的事情的人，那么他会乐得与对方交谈，这就是那些黑道分子们的行为方式。就像吉卜林①在他的诗中所说的：‘再也不用区分东方还是西方，也没有了种族与血统的差异，更不用看出身，当两位强有力的男人面对面站在一起，就会是这样的，即便他们是从世界的不同的尽头而来。’”

①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以短篇小说著称于世，有“英国的莫泊桑”“短篇小说之王”的称号，1907年凭借作品《老虎！老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这位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以观察入微、想象独特、气概雄浑、叙述卓越见长。吉卜林生于印度孟买，父亲是作家。7岁回英国受教育，17岁大学毕业后从事报刊编辑和文学创作活动。曾到印度、中国、日本和美国等地游历，1896年后回国定居。吉卜林作品多反映帝国主义的扩张精神。其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三个士兵》《生命的阻力》《加兹比一家的故事》（1888），诗集《营房谣》《七海》（1896）、《五国》（1903），长篇小说《吉姆》（1901）和《各种各样的人》（1917）等。他认为征服和统治世界是“白种人的重任”，号召人们远涉重洋去开拓扩张，且多方为英帝国的政策辩护。即使在以描绘自然界和动物心理著称的《丛林故事》（1894）和《丛林故事续篇》（1895）中，他也力图表明生活就是一场掠夺和生存斗争，为英国的殖民扩张歌功颂德、摇旗呐喊，因此，他素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

而在与上流社会的人士打交道时，希尔骄傲地提到，自己与波佛特公爵光是探讨艺术以及阿马尼亚克酒，就能非常愉快地度过一下午的时光。无论是去拜访黑帮分子，还是拜访波佛特公爵这样的社会名流，希尔都会感觉很高兴。在黑帮分子与公爵之间，恐怕任谁也找不出一丁点儿的相似之处，连他们本人都做不到。

“根本不可能，”希尔说，“想要让他们见面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那位黑帮老大潜入巴德明顿郡波佛特公爵的属地，拿枪顶住公爵的脑袋瓜，然后把公爵以及公爵夫人锁进他们卧室的碗碟柜里，以便他好好地对这所房子展开劫掠——这是他们之间人生交汇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虽然说贵族和窃贼都是希尔能够轻松搞定的，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其他人，希尔深感无能为力。希尔的问题并不是无法与商店店主或者营业员、火车上的司乘人员友好相处，他喜欢与人闲谈几句。然而在面对那些照本宣科的人们时，事情就会变得糟糕透顶。

“如果要我与一位官僚主义者打交道，”希尔在2003年接受采访时承认，“结果必定会是一塌糊涂。因为以往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他们会把我看成是一个卖蛇油的推销员，是那种他们死也不愿意打交道的人，原因在于他们喜欢照章办事，严守着规定的程序，总是在做着各种官样文章。”

希尔把这种社交失败当成荣耀——他觉得成为吉卜林笔下的强者，比成为官僚主义者当中的一员要好上很多——如果自己作出更多努力的话，很有可能会把敌人也争取过来。但他很少这么做。遇到那些既不处在社会的底层，也不处在上流社会，行为古板的中间人士时，希尔反而会放纵自己，用自己才能明白的笑话或朦胧的隐喻，调伲对方的愚不可及。

有时候希尔会受到上级的指派，去给博物馆的官员们或者保险公司的办事员们举办讲座。他会故意把听众们弄迷糊。他从故事的中间讲起，结尾的时候又戛然而止。他会提及数不清的人和他们的名字，却根本不去解释这些人都是何许人也。有时候甚至连他自认为讲得很清楚的部分，也让听众们有一种进错了课堂的感觉。比如说，在某次讲座当中，希尔想要表达的观点是，如果收藏家们担心艺术品窃贼，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进行自我保护。

“在公元五世纪初期，”希尔说，“罗马帝国皇帝给一群抱怨连天的大不列颠人下达旨意，告诉他们要自己照看好自己；就在同一年，西哥特族的亚拉里克一世洗劫了罗马，很显然，罗马皇帝对于自己是否能够照看好帝国版图的每一个部分，是早就有了正确认识的。”

与坏蛋们打交道的时候，希尔会尽心确立双方之间牢固的关系。荣耀在贼的世界里完全是神话，但是希尔发现在他们中间也存在着自我尊重、自我评价，他已经学会了利用这些为自己服务。

希尔扮演的角色与他真实的性格相差甚远。在个人生活当中，希尔严守着道德规范。他曾经拿自己的正直开玩笑，“美国清教徒中最糟糕的一类——美国人当中的英国人”，但是他依然坚守着那些传统美德，比如“一诺千金”，再比如“情义无价”。他实话实说的愿望极为强烈——或许这正是说实话让他着迷的地方——甚至会显得粗暴无礼。而在工作当中，撒谎是最基本的技能，像开车一样不可或缺。与犯罪分子交谈、编造故事骗取对方的信任，是希尔每天必做的功课。对于犯罪分子来说，撒谎是他们的第二天性。在提到自己最欣赏的一位线人的时候，希尔曾经满含怜爱地指出，那家伙“能把别人骗得泪水涟涟”。

不管是在进行秘密行动，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希尔最倚仗的本领就是巧妙地发挥诱惑的作用，而不是过多地玩弄花招。希尔待人友好但是处事低调，他太保守、太有英国绅士气质了，绝不可能与人过分亲热或者乱开玩笑。但希尔又是友善而充满热诚的，擅长记人名，并能够讲述哪怕最长、最复杂的故事。这么做或者仅仅是出自良好的教养，也或者不止于此。

“坏蛋也会多少有点儿人性，”希尔说，“关键是发现它，并利用它。”

《呐喊》失窃之前，希尔已经在着手织一张由犯罪分子或者与犯罪分子较为贴近的人组成的艺术品黑市信息网。与各个“信息源”的会面都是秘密进行的，但希尔不是便衣。以2002年希尔与一位相识多年的线人共进晚餐为例吧，我们不便谈及他的姓名，就叫他汤姆·拉塞尔好了，这是个身材适中、六十多岁的老男人，外貌酷似好莱坞影星安东尼·霍普金斯①，更准确地说是酷似一个醉心于金银财宝，并且喜欢敞开衬衣、露出大片胸毛的霍普金斯。虽然外貌不俗，拉塞尔在这个危险的行业当中还只是个地位卑下的小人物，在伦敦黑社会的整个生态环境之中，他不过是个跑腿儿的小嘆抨，需要运用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才能生存下去，不被那些脾气火爆、牙齿尖利的大鹰头们吃掉。

①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生于1937年12月31日，英国人，是一位影、视、剧三栖演员。他曾经就读于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毕业后走上演员之路。1974年，他决定来到美国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段时间，他更多地参与戏剧演出，在群星汇集的百老汇，霍普金斯也牢牢占据着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美国并没有完全接受他。进入90年代以后，霍普金斯的演艺事业有了新的发展。长期的演艺磨砺，霍普全斯不仅以演绎复杂性格见长，表现优雅、拘礼、文质彬彬的中产阶级也是他的拿手好戏。1991年，霍普金斯以其在《沉默的羔羊》一片中的杰出表现获得了第64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殊荣。出众的演技，不仅使他深受影迷的喜爱，还在1987年被伊丽莎白女皇二世赠勋，以表扬了他对英国剧场及电影的贡献，在1993年则更进一步获封爵士头衔。

希尔和拉塞尔是非常古怪的一对，无论是相貌还是言谈举止，两个人都绝无相似之处。希尔喜欢穿着华丽的夹克衫，看上去就像个度周末的水手，要赶紧奔进海员俱乐部里喝上几杯！拉塞尔看上去则像刚刚在大西洋城的赌场里熬了一整宿，而且还输了。希尔谈吐优雅，拉塞尔则是满口含糊不清的伦敦腔，而且老是骂骂咧咧，或者说些黑社会的江湖切口。“一百万英镑”从拉塞尔的嘴里说出来，就变成了“一百万星镑”，“没事儿”会被他说成“没戏儿”，一份本该轻轻松松的工作“变成了一坨臭大粪”。

尽管如此，这俩人凑在一起的时候就像老朋友。畅饮让对话变得极为融洽。希尔自诩为“千杯不醉”，拉塞尔的酒量也不比他差，这天晚上希尔喝的是金汤力②，当开胃的小菜被全部“扫清”的时候，他已经喝到第三杯了，拉塞尔喝的是芝华士③。作为这次聚会的东道，希尔根本容不得拉塞尔的酒杯有一时半刻是空着的。（对于这两个男人来说，让他们说出“喝够了”，或者是比对方少喝上一轮酒，是完全不可能的，就像要求酒吧侍应生给他们泡上一壶菊花茶一般难以想象。）

②金汤力：Gin and tonic，金酒和汤力水的混合酒，适合女性饮用的较柔和甜酒。汤力水(TonicWater的音译，又称印度通宁水、奎宁汽水)是一种汽水类的软性气泡饮料，使用以奎宁(Quinine，又称为金鸡纳霜)为主的香料作为调味，用苏打水与糖、水果提取物和奎宁调配而成，带有一种天然的植物性苦味，经常被用来与蒸馏酒类饮料调和；金酒即杜松子酒，将杜松子包于纱布中，挂在蒸馏器出口部位。蒸酒时，其味便串于酒中，或者将杜松子浸于绝对中性的酒精中，一周后再回流复蒸，将其味蒸于酒中。有时还可以将杜松子压碎成小片状，加入酿酒原料中，进行糖化、发酵、蒸馏，以得其味。金酒不用陈酿，但也有的厂家将原酒放到橡木桶中陈酿，从而使酒液略带金黄色。金酒的酒度一般在35一55之间，酒度越高，其质量就越好。比较著名的有荷式金酒、英式金酒和美国金酒。将金酒与奎宁汽水混合并摇匀，便成为度数极低的甜酒饮料金汤力。

③芝华士，1801年成立于苏格兰阿柏丁的芝华士公司，是全世界最早生产调和威士忌并将其推向市场的威士忌生产商，同时也是威士忌三重调和的创造者。创始人是詹姆斯·芝华士和约翰·芝华士兄弟。享誉世界的芝华士威士忌是最具声望的苏格兰高级威士忌。创始人詹姆斯?芝华士和约翰?芝华士兄弟开当时调配艺术风气之先，创造出芝华士这一代表了醇和、独特、出众的威士忌品牌。芝华士18年威士忌秉承其优秀传统，以卓越的品质来充分展现芝华士佳酿的崇高声望与地位。为了彰显其非凡品质，每一瓶芝华士18年苏格兰威士忌上都拥有缔造者Colin Scott的金色署名，见证着这一款至为醇厚、尊贵而典雅的苏格兰威士忌。

拉塞尔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但他嗓音低沉，鬼鬼祟祟。说话时，拉塞尔的眼睛扫视着整个房间。每当有侍者走近，或者其他客人走向吧台的时候从他们的桌旁经过，拉塞尔就不言语了，他会只顾抽着雪茄，直到来人远去。

拉塞尔所有的故事都有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尽管自己冒着风险帮了很多忙，却老是被警察们随随便便地打发了。明明是他给警方传递了重要的信息，但是警察们并没有把事先许诺的赏金如数发给他，而是大打折扣，有时甚至一个子儿都不给。如果他胆敢抱怨，警察们就威胁说要把他交给他的对头们。有时警方的手法极为纯熟，简直像是一门艺术。

“他们戏弄我的手段太高明了，我几乎感觉不到。”拉塞尔悻悻地说。

要是光听拉塞尔的这些说辞，你会觉得他生活在一个爱丽丝漫游过的奇妙世界里，在那里，大权在握的人整日践踏法律，人类仅有的一点尊严都是由窃贼们保持着的。

“在这个国家里，权威的沦丧已经到了让人齿冷的地步，”拉塞尔哀叹，“事态的发展让我觉得深受屈辱。除了我能叫得上名字的三个人以外——你肯定知道他们都是谁，査理——我相信其他警察的嘴里，连一句实话都说不出来。”

查理·希尔耐心地听着拉塞尔诉苦，脸上一副无比同情的样子。通常，当这两个男人交谈的时候，话题会逐渐地由随意转向轻快，继而沉重，然后是愤怒，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轮回。话题的每一次转变，都是在拉塞尔的引导下完成的，希尔在每次话题转换的时候都会立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当拉塞尔谈到某个不良警察的劣迹时，希尔就会轻蔑地眯起眼睛。

“我恨死这个混球了！”他咆哮着，脸上满是狰狞，那个言语温和的艺术爱好者消失无踪了。

“好吧，那么，你有一大群支持者，”拉塞尔说，“因为我也恨死这个狗日的了。”

两个人又继续推杯换盏。

大部分时间都是拉塞尔在说话，一旦他讲完了某个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故事，准备讲下一个的时候，希尔就会接过话巷儿，聊几句家长里短。他会询问拉塞尔妻子的近况，以及孩子们现在都怎么样了。手术进行得顺利吗？他儿子的橄榄球队在新赛季中开局得力吗？希尔老是夸奖拉塞尔的体形保持得非常好。莫非经常进行户外锻炼？他去哪儿把自己的肤色变成小麦色的？最近去度假了吗？

这是最标准的玩笑话，但希尔看上去好像希望每个问题都得到解答。两位老朋友谈到了他们都认识的一位熟人，接着又谈到了他们都知道的一连串警察以及强盗的名字，这让他们回想起了以往的岁月。

“他是个真正的恶棍，不是吗？”当希尔又想起了另一个人的名字，拉塞尔笑着给出了评价。

两个人的话题渐渐由过去的英雄事迹或者荒唐事，转移到了艺术品罪案方面。拉塞尔用他含混的嗓音询问希尔，是否还记得两个“球”那件案子。几年以前，有两个窃贼计划着从一个花园里盗走一尊亨利·摩尔①创作的纪念铜像，这尊铜像叫做《国王与王后》（King and Queen），它实在是太大了，难以搬运，所以那两个窃贼就找来了锯子，锯掉了铜像的头颅，谋划着把它们卖出去。

①亨利·摩尔（Henry Moore，1898-1986），英国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

对于希尔来说，拉塞尔最大的用处就在于他总能听到很多关于失窃艺术品的风言风语。

“要是他犯了罪，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也投入监狱，”希尔后来提到，“但是他确实没有。只不过他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与拉塞尔的交往中，希尔并没有为了迎合拉塞尔而故意掩饰自己对于艺术的丰富了解，以及对艺术所怀有的热情。当拉塞尔谈到在伦敦的黑市上又冒出了某些失窃艺术品，但一时想不起它的名字时，希尔就会及时地进行提醒，告诉他那是勃鲁盖尔①的《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Christ and The Woman Take in Adultery)。拉塞尔对于十六世纪的宗教艺术兴趣缺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希尔还是会饶有兴味地唠叨几分钟勃鲁盖尔的事迹。他会告诉拉塞尔，皮埃特·勃鲁盖尔又被人们称做“老勃鲁盖尔”，因为他的儿子也是个画家，而且名字也叫皮埃特，唯一的不同在于，小勃鲁盖尔的名字当中加了个字母“h”，以示与父亲的区别。

①彼得·勃鲁盖尔（Bruegel Pieter，1525-1569），16世纪尼德兰地区最伟大的画家。一生以农村生活作为艺术创作题材，人们称他为“农民的勃鲁盖尔”。他善于思想，天生幽默，喜爱夸张的艺术造型，因此人们又赠给他一个外号叫“滑稽的勃鲁盖尔”。他继承了博斯的艺术风格，又被誉为“新博斯”。他是欧洲美术史上第一位“农民画家”。彼得·勃鲁盖尔是自扬·凡·爱克开始的刊期荷兰画派的最后一位巨匠。

彼得·勃鲁盖尔（Bruegel Pieter，1525-1569）

《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Christ and The Woman Take in Adultery)

希尔的喋喋不休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自我炫耀，而是仔细盘算过之后有意要那么做的。实际上，这样做有着双重目的，首先，是恭维，比故作谦虚、简单敷衍拉塞尔两句更能得到后者的好感。而更重要的是，就艺术问题高谈阔论能够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说明自己对艺术确实是非常投入的。这样能够确保当某件失窃艺术品突然浮出水面时，拉塞尔只要听到风声，就一定会向希尔通报。

与拉塞尔及其家人的友情究竟有多少是真挚的？又有几分是伪装出来的？对于这些问题希尔自己也没有答案。当然了，希尔对于那些坏警察们的愤恨决不是装出来的，他甚至相信警察当中的坏分子相当多。

“毫无例外，”希尔说，“在我参与过的每一项工作当中，都有腐败变质的蒈察。”

但不信任警察并不意味着希尔会因此喜欢坏蛋。希尔有些过于愤世嫉俗了，他不会相信窃贼们都有着不幸的灵魂，在恰当的时候会被友善的话语或者伸过来的援手感动得改邪归正。希尔喜欢引述英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传奇故事，但他最喜欢的是游侠骑士与黑了心的大坏蛋展开较量。要是让希尔来评价英国的历史故事，罗宾汉那样的所谓“侠盗”是根本不存在的。

彼得·勃鲁盖尔（Bruegel Pieter）

《农民的婚礼》（Bauern hoch zeit）

希尔太太是个聪明的、富有洞察力的女性（她是心理学家），她总是指责自己的丈夫只是看到了那些“讨厌”的老朋友好的一面。按照她的话说，希尔犯了一个错误：只是因为他的线人们在设法帮忙找回失窃的艺术品，他就认为这些家伙都是好人。这种情形让希尔太太大为愤慨。“那些家伙都不是好人，”她坚持自己的观点，以往她就曾上百次地作出同样的评价：

“他们都是坏家伙，他们帮忙找回失窃艺术品的唯一原因是为了能够对别人——可能是假释官，也可能是法官或者别的什么人——说：‘我曾经帮助过查理·希尔。’这些家伙都是很会利用人的，以往他们就曾经利用过很多人，现在他们帮助希尔的动机也是如此，他们纯粹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

面对太太的责难，希尔的抵抗并不坚决，也毫无用处。（他总觉得整日厮混的人里头很多人相当不错。当然他的看法过于盲目乐观了。）希尔太太接下来指出，问题其实就在于，希尔必须努力把他们往好处想，否则他就不能友好地对待他们，并力求与他们建立友谊。偏偏希尔太投入了，以至于连他本人都被自己的做法所欺骗。

对于一名愤世嫉俗的职业警察来说，听到最亲近的人指责他对人类本性的看法过于天真烂漫，希尔的处境可不怎么美妙。但是他似乎并没有为此事感到困扰，因为妻子说他“过于天真烂漫”，这种品评并不切中要害。希尔的宽容有其他原因。斯科特，菲茨杰拉德①曾经说过，“一个大脑是否出色，就要看它是否能同时容纳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仍可以正常运转。”不管是否拥有最最出色的大脑，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了这样的能力。我们会在杂志的首页寻找关于天文学家以及宇宙的报道，然后翻到最后一页浏览星座运势，看看哪天自己适合做些什么。

①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年)，美国著名小说家、编剧，是“爵士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人。菲茨杰拉德的魅力来自于他清晰的叙述，优雅的文风，多姿多彩、点铁成金的遣词造句，这种风格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属于迷惘的一代，是“浮躁的20年代”(the roaring 20s)的代言人。他的每一篇成功的作品都是诗人的敏感和戏剧家的想象力的结晶，都是他的艺术才能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的产物。代表作品有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最后一个巨头》《天堂的这一边》《人间天堂》等，1940年12月去世，年仅44岁。他和专栏作家希拉的爱情，1959年被拍摄成电影《痴情恨》。

而当需要对朋友和爱人作出判断时，人们的容忍度就大大降低了。一位背叛了的情人会暴露出他以往不为人知的各种性格特点。我们会哭喊着说：“我还以为自己了解你！”那是夹杂着愤怒与迷乱的嚎叫。希尔身上有着某些特殊的才能，让他能够轻易地看穿人们性格当中的两面性。他能够看着自己的某位黑道朋友，介绍说“这是与我相处得非常愉快的人”，但随后话锋一转，“这是个危险的家伙，会不假思索就出卖我”。

希尔不仅容忍那些暴戾的、不忠诚的人，还被他们深深吸引。其中的魔力并不在于那些黑道人物自身一他们大都是从学生时代的小混混儿成长起来的——而在于他们给希尔提供了机会。有坏人，才有警察。

希尔的个性当中包含了不少互相对立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不知疲倦”。具体到希尔身上，不知疲倦就与不计后果差不多。他觉得追求刺激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滋有味。一位朋友早年间曾经给希尔起了个外号，称他为“冒险先生”。

希尔是个喜欢获得新体验的人。希尔一再坚持说，他主动参军并前往越南参战，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知识分子的好奇心”。骗子或者窃贼，或者其他类型的坏人，都不会让人觉得乏味。对希尔这样讨厌温婉与常规的人来说，坏蛋们身上的缺点变成了“美德”，几乎是无价之宝。

“我喜欢与这些家伙打交道，并努力揣摩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以及他们即将做什么，”希尔曾经说过，“我发现这太有趣了，”说到这里希尔好斗的天性又一次发作，“比坐在办公室里抽象地研究人类，或者研究两种类型的犯罪之间是否存在什么比例关系，要有趣得多。”

“最糟糕的事情，”希尔接着说道，“是我倾向于喜欢所有人，但又讨厌所有人，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我喜欢与精力充沛的人们厮混。我猜想那纯粹是个人的品位问题。我喜欢喝里奥哈①葡萄酒，而不是没有甜味的夏敦埃②白葡萄酒。”

①里奥哈：西班牙葡萄酒主产地，葡萄酒的源头，以坚持用脚踩汁的传统酿酒方式生产简单易饮的新鲜红葡萄酒而闻名。

②夏敦埃：保加利亚的葡萄酒产地，著名的白葡萄酒之乡，酒色近似明亮的金色及绿色，由精选夏敦埃葡萄酿造。具有浓郁的阿拉伯胶树及药草香味，芳香四溢。更添加了温柏及葡萄柚口味，赋予该葡萄酒清新舒爽的口感。

所谓“精力充沛的人们”是有所指的。希尔真正偏爱的是能够提供一种非常刺激的可能性的人或者状况，整个局面有可能急转直下，朝着灾难性的、完全错误的方向演变。

15、第一次遭遇

1994年5月5曰

找到了《呐喊》的画框之后，警察们终于得到了他们需要的突破口。挪威警方会同挪威国家美术馆的董事会主席图内，与查理·希尔取得了联系，并向他通报了即将遇到的两位交易对象的情况，他们分别是有过案底的约翰森，以及充当中间人的艺术品掮客乌尔温。

希尔立刻就给乌尔温打了电话。“我是克里斯·罗伯茨，美国盖蒂博物馆在欧洲的业务代表，我希望我们能见个面。”希尔给乌尔温留下了一个比利时的电话号码。

比利时的电话号码是个小把戏。希尔告诉乌尔温，自己常驻布鲁塞尔，目的就是不让乌尔温怀疑到苏格兰场。比利时警方有专人负责接听那个电话，他们这么做纯厲礼尚往来，目的是感谢苏格兰场在几个月之前鼎力配合，协助他们找回了失窃于罗素堡的维米尔名画。

希尔建议自己飞赴奥斯陆，这样大家可以见个面，并就《呐喊》的赎回问题进行谈判。乌尔温说那是个好主意，但他建议希尔不要空着手来，最好是带上五十万英镑，要现金。

苏格兰场负责准备这笔钱，他们有一个现金账户，是为从事秘密调査行动服务的。签字画押领出这笔钱的是艺术小分队的探员迪克·埃利斯。为这样一大笔钱负责，哪怕是短期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喜欢承担的工作。它很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就像给小王子当保姆一样。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埃利斯还从来没有遇到过需要动用这么大一笔现金的行动，他领出了钞票，把它们捆扎起来，塞进了一个运动包里，几乎把包撑满了。按照计划，次日一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飞机把这些钱运往奥斯陆。现在就把这些钱全部领出来，未免太早了，埃利斯决定还是把它们放在苏格兰场的保险柜里过夜。

可惜那个运动包太大，塞不进保险柜，埃利斯决定把它锁在办公室里。

“苏格兰场的办公大厦戒备森严，”他说，“但那一夜可真漫长啊。”第二天一大早，“我早早就到了办公室。”埃利斯语气平淡地说。

5月5日早上，埃利斯把现金交给了一个健壮魁伟的探员，席德·瓦尔克，他简直像是一辆化成了人形的装甲车。瓦尔克身高六英尺，体重二百三十磅，嗓音浑厚，举止生硬，一看就知道还是离他远点儿好。在长期的秘密行动中，瓦尔克已经让无数犯罪分子相信，他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瓦尔克比希尔以及埃利斯年长差不多十五岁，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摔过跤、打过橄榄球，现在依然强壮。有时候简直是太强壮了点儿。

“他接到的杀人指令，比某些职业杀手还要多。”埃利斯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那些处理险情胜似闲庭信步的警察同行们也对瓦尔克满怀钦佩，但总有些任务是瓦尔克干不来的，比如说伪装成一名居心叵测的艺术品行家。

“毒品、枪械犯罪、杀人，以及任何类似的工作，席德都是最优人选，”查理·希尔说，“因为他看上去就像是个非常残暴的家伙，听起来也像。”

别看外表粗壮，瓦尔克的心眼儿转得一点儿也不慢，他脑筋的灵活程度足以与身体的灵活程度相媲美，而且他的江湖经验也极其丰富，只怕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觉得意外。他是个有条不紊的人，同时，他也不会拘泥于苏格兰场对执行秘密行动的探员们所规定的各种条条框框。在希尔刚刚进入秘密特工行业之际，瓦尔克曾是他的导师，而在希尔冒犯了上级领导，面临着“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危险的时候，瓦尔克出手帮助过他。

希尔很尊敬瓦尔克。“他绝对是他那一代秘密特工当中最优秀的，”希尔曾经多次夸奖瓦尔克，“他也是一位让我心怀仰慕的好朋友。”当艺术小分队制订了全套拯救《呐喊》的计划并决意付诸实施的时候，希尔只提了一个要求：席德·瓦尔克必须是队伍当中的一员。

钱已经到位，计划也已拟订，《呐喊》拯救小组离开了苏格兰场，赶赴奥斯陆。小组的成员共有三人：查理·希尔，扮做克里斯·罗伯茨；席德·瓦尔克，他的任务是照看希尔，以防万一；约翰·巴特勒，艺术小分队的主管，他将会隐身幕后，但是直接控制计划的执行。

希尔与乌尔温会面的地点是奥斯陆广场的大厅，奥斯陆广场堪称这座城市当中最时尚的建筑，是一幢崭新的、直插云端的摩天大楼。希尔、瓦尔克以及巴特勒分别入住不同的楼层，首先抵达的将是瓦尔克，他是只身前往的，在挪威蓍察的帮助下，巴特勒会把他的房间改造成一个指挥整个行动的隐蔽所在，希尔最后露面，他要等到晚上再去入住。

5月5日早上，瓦尔克通过了希思罗机场的安检口，五十万英镑的现金就装在他的随身行李里。那时“9·11”还没有发生，很少检查行李，但机场的保安部门并不知情。一旦有谁发现瓦尔克随身携带的现金，要求知道拿它们去干什么，瓦尔克就只有靠编造瞎话蒙混过关了。

希尔一行抵达了奥斯陆，他在机场租用了最豪华的轿车，一辆顶级奔驰，然后开进城。总是行为大胆的希尔径直把车开到了奥斯陆广场的现场表演区域，正有一位百老汇明星在那里演出，歌声已经响起，演员正从侧翼上场。希尔穿着一身泡泡纱的套装和白色的衬衣，打着一条有绿色圆点的蓝色领带，从奔驰车里钻出来，手里捏着钞票作为小费，支使着一名门童帮他照看车子，让另一名门童给他拿行李。随后他大踏步地穿过大厅走向前台。

“嗨，”希尔用响亮而又准确无误的美国口音说，“我是克里斯·罗伯茨。”

乌尔温已经与约翰森一起等候在大厅里了。他和约翰森抢步上前，对希尔做了自我介绍。

席德·瓦尔克此时也已经在大厅里了，他在暗中监视着事情的进展。但事后有迹象表明他隐蔽得不够好。作为一名机警的职业罪犯，约翰森从一开始就觉察到瓦尔克——但是当时他选择了沉默——瓦尔克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人。为什么一个长成那副德行的无赖，会在旅馆里晃来晃去呢？

已经是夜里10点了。希尔告诉乌尔温和约翰森，他要先去房间里换换衣服，随后他们可以一起去喝一杯。很快这三个男人就在酒店顶层的空中酒吧落座了，几分钟之后，瓦尔克也跟了进来。

约翰森当即对希尔发难。

“他是和你一起的吗？”

片刻的迟疑都可能意味着灾难。

“那当然了，”希尔不假思索地大声回答，“他是随行照顾我的人。我可不打算带着那么多的钱来到这座城市，结果被你抢走了。”

约翰森看来很认同这个回答，所以，希尔示意要瓦尔克过来一起坐。

危险依然存在，因为瓦尔克并不知道希尔与约翰森的谈话内容。他只能猜想希尔会说些什么，但如果他猜错了，他们俩就都会陷人大麻烦了。现在约翰森已经很警觉，希尔知道再想给瓦尔克发出任何暗号——比如说使个眼色，告诉瓦尔克“小心点儿！”——都是不可能的。

“我在楼下就看到你了。”约翰森在向瓦尔克挑衅。瓦尔克轻蔑地答道：“是，你确实看到了。你想让我怎么样？整天都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吗？”

希尔这时候出来打圆场，说明自己和瓦尔克是老朋友了，瓦尔克是个定居在荷兰的英国犯罪分子，偶尔会为希尔充当保镖。

希尔本来就想着迟早得把瓦尔克介绍给约翰森和乌尔温。现在就来介绍未免时机尚早，但值得赌一赌。让瓦尔克暗中埋伏的唯一原因，是希望他能够发现更多有用的细节，但是希尔万万没想到，约翰森在这场较量当中那么快就把瓦尔克认出来了。能否把这个意外转化为优势呢？约翰森很可能会为自己的绝佳眼力沾沾自喜，也许他的骄傲会让他多少有些放松警惕。

希尔发现自己讲的这个故事效果很好。瓦尔克不是那种让旁人萌生很多疑问的人，因为只要看他一眼，人们就猜得出他能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况且，一个从盖蒂博物馆来的大人物，带个保镖保证自己的安全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保镖还能帮忙开车，毕竟“罗伯茨”身在外国，并且谈的是一桩金额巨大的买卖。至少一个骗子会觉得这说得过去。事实上，盖蒂博物馆是决不会同意雇佣有前科的人给自己的职员当保镖的。希尔当然知道这一点，但是他绝不会把这个清况透露出去。

在一家五星级宾馆里，席德确实是太扎眼了。希尔承认自己和瓦尔克本来应该再当心一些。瓦尔克显然不是挪威人，而更重要的是，他看起来就像是个武装劫匪，而不是一名跨国商人。尽管如此，希尔还是对自己的急中生智感到高兴，他在转瞬之间就把巨大的危机从容化解掉了。“你绝不能犹豫，”这是希尔在以往的秘密行动中学习到的，“如果你要花时间想一想，你就完蛋了。你必须表现得平静、放松、冷淡，尽一切可能控制住局面。你没时间仔细分析。我就从不做这样的尝试，我只相信自己的直觉。我可不会计算概率，相信自己的直觉比进行一番计算要简单多了。一般情况下它都会奏效。偶尔也有出错的时候。”

这次希尔的直觉就奏效了。只不过几杯酒的工夫，约翰森对于瓦尔克的怀疑就烟消云散，几乎转化成了某种友谊。这个会打断别人的腿的挪威恶棍已经认定，眼前这个爆脾气的英国佬是个揣着武器的黑道弟兄。他们都是职业好手，他们可以谋求合作。

奥斯陆广场的顶楼酒吧通常是观光客饮酒聚会的场所，本地人都不怎么来，因为这里的价格就像窗外的景色一样让人咋舌，刚好适合希尔炫耀他那张带有盖蒂博物馆标志的信用卡。乌尔温和约翰森对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希尔不停地让人送来酒水，谈话在顺畅地进行着：交谈的内容比较空泛，没有谈到关于交易的具体时间表，希尔的主要目的是让乌尔温和约翰森确信，他们的交易对象真的是盖蒂博物馆的人。这两个挪威人对希尔来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挑战。希尔相信自己有办法轻松对付乌尔温。这个艺术品经纪人非常讨厌，满肚子坏水儿，但过分的自高自大使他变得容易对付。在谈到与艺术相关的话题时，希尔需要小心谨慎一些，不过他对于自己“谈论艺术的臭屁腔调”有着强烈的自信。再者，乌尔温一直在谈论他的直升飞机、他的旅馆以及其他的东西，鉴于罗伯茨是个花钱大手大脚、做事随心所欲的从盖蒂博物馆来的人，希尔相信罗伯茨在这些领域也应该表现得有点儿心得。

约翰森则是个严重的威胁。他是个高度戒备、非常警觉的坏蛋，不怎么有魅力，但是相当谨慎和狡猾。关于约翰森购买和收集艺术品的说法肯定是胡编乱造的，希尔对此很有把握。但凡希尔说些与艺术有关的话，约翰森的反应就完全跟不上。可是无论如何，约翰森始终是非常危险的。与他这样的恶棍在一起，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他知道些什么。坏蛋的本能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知识。像约翰森这样的罪犯总是靠本能和经验行事，他们时刻都会怀疑，交易对象是可靠的吗？与我交易的人是不是容易受骗的傻瓜呢？

希尔一定要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就是让约翰森觉得他可以夺走钱，同时留住那幅画。

在酒吧里，面对乌尔温、约翰森以及瓦尔克，希尔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詹姆斯·恩索尔奇妙的人生和艺术生涯。恩索尔是个比利时画家，与蒙克同一时期，他是个追求超现实主义的怪家伙，盖蒂博物馆拥有他的杰作《1889年耶稣进人布鲁塞尔》，那是一幅非常巨大的绘画，成画时间比《吶喊》早了五年，但在心理上、主题上都与蒙克的作品有着某些联系。

“我们就是想要把这幅展现出焦虑的、伟大的表现主义作品，与那些和它有着内在联系的表现主义作品，都收集到盖蒂博物馆里。”希尔用了一些让人热血沸腾的话收尾，指出这样一个计划中的展览将会是何等的重要和激动人心。约翰森似乎完全相信了希尔的故事，但也可能是他能够容忍的、关于艺术的唠唠叨叨已经到达了极限。

他问：“我们能明天早上做交易吗？”

“当然，那很好啊，”希尔答道，“我们可以那么做。”他的这句话是对约翰森和乌尔温说的，忽略了瓦尔克，毕竞瓦尔克是个保镖，不是合伙人，没必要在交易的安排上征求他的意见。

“我们明天再在宾馆的餐厅里见面，共进早餐。”希尔说。

希尔走进了电梯，按下了十六层的按钮，他哼着一支愉快的曲子，跑调跑得甭提多厉害了——所以他从来没有试过装扮成音乐家。希尔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想看看房间里的小冰箱里到底有些什么。他觉得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应该不会有任何障碍。可惜他想错了。

16、广场惨败

1994年5月6日

在前往顶层酒吧的路上，希尔注意到酒店的大厅似乎人声鼎沸，但他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好奇心。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希尔才明白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就在他与瓦尔克一道，陪着乌尔温、约翰森喝酒时，上百位刚抵达的客人进驻了酒店。他们那时候并没有滋扰到位于酒店顶层的豪华酒吧，但是等到次日早上走进宾馆餐厅的时候，希尔发现他几乎无法穿过拥挤的人群。那些看上去互相熟识、正在彼此打招呼的家伙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希尔本来不会那么困扰的，如果他事先注意到在酒店登记服务台附近的小指示牌上的话，“欢迎参加斯堪的纳维亚缉毒警察年度大会”。

酒店里和餐厅里到处都挤满了穿着便衣的警察，每个人都戴着徽章，写明了他们的名字和官阶。来自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国家的警察以及海关官员聚集在酒店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张桌子旁，让人觉得似乎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警察们都带着他们的妻子、女朋友、男朋友以及他们的日常工作来到了这里。除此之外，挪威警方显然还自作主张，觉得有必要加强对希尔、瓦尔克的保护，他们恨不得把整个特警队的人都派来了。

时机真的太不妙了。希尔需要乌尔温、约翰森心态放松地完成交易。要是在第一次交易的中途看见两百多个警察拥进来，有谁能够视若无睹呢？

更可怕的危险在于，那些警察当中会不会冒出某个希尔的老朋友呢？希尔情不自禁地扫视着整个餐厅，寻找是否有自己熟悉的面孔。过去的数年间，希尔参与过大量的毒品案件，并与来自欧洲各国的警察们、探员们无数次地开会。万一有哪位兴高采烈的警察非常高兴地跑过来拍着这位苏格兰场同行的肩膀，情况会怎么样呢？

目前希尔需要对付的只是乌尔温。约翰森头天晚上就说过，他不吃早餐了，稍晚再去与其他人会合。希尔和乌尔温各自挑选着自助餐。到处都是警察！乌尔温看起来倒是并不在意。他会只是个诚实的局外人吗？

让希尔沮丧的是，他看到了一位瑞典高级警官，那人是他的好朋友，叫克里斯特·福格尔贝里，主要负责调査洗黑钱。希尔也参与过类似案件的调查。福格尔贝里甚至曾经带着他的部下们到苏格兰场进行观摩。要是看见希尔在这里，他肯定会高兴得跳起来。

“娘的！”希尔心想，“他的那帮部下肯定也都被带来了。”

福格尔贝里坐在餐厅的另一头，与他的妻子以及多名手下在一起。

“我们换换座位好吗？我想坐到你那边，”希尔对乌尔温说，“阳光太刺眼了，我连你的样子都看不清了。”

希尔换到了餐桌的另一边，背对着福格尔贝里坐下。他想要尽快吃完早饭，这样就能够赶在福格尔贝里经过自己的餐桌之前离开。

让希尔备感痛苦的是，乌尔温一直在喋喋不休，聊着他的生意，以及他对艺术的看法。他只是偶尔停一下，吃上几口饭，然后就接着高谈阔论。现在他开始惦记着是否要再去取点儿食物来吃了。

希尔的块头比乌尔温大，平时他的饭量也是很大的，但他嘀咕着说还有些事情要做。终于，乌尔温吃完饭了，福格尔贝里他们还没吃完。希尔始终让自己背对着福格尔贝里，顺利地逃出了餐厅。

走出福格尔贝里的视线之后，希尔借口说要回房间取点儿东西，甩掉了乌尔温。他赶紧给约翰·巴特勒打电话，这位苏格兰场艺术小分队的主管正待在临时指挥部里。

希尔让巴特勒设法给福格尔贝里传个信儿。巴特勒给斯德哥尔摩警察总部打了电话，让他们转告福格尔贝里，有一个重要的秘密行动正在进行，如果他碰巧看到了熟人，千万不要声张。希尔并不知道福格尔贝里多久之后才能收到信息，只能继续在酒店里躲躲藏藏。

要是福格尔贝里当真认出了希尔，希尔对巴特勒承认，自己唯一的办法只有装傻了。

“我肯定得想点儿办法，比如‘阁下肯定是认错了人’之类的，我也不知道。我想我得突出美国口音，我要好好想想。不过最好的办法还是藏起来，我当时就是这么做的。”

提心吊胆地躲躲藏藏，让希尔头都大了。希尔可以给别人讲述那些让自己形象更高大的故事，但他最喜欢的则是束手无策时只能闷头藏起来听天由命的故事。在希尔的世界里，一个计划行之有效是令人欣喜的，而那些意料之外的好运气的降临更让希尔欣喜若狂。希尔最喜欢的座右铭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被人开枪打，但是没打中，生活当中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情了。

在向巴特勒发出警报之后，希尔赶紧下楼去咖啡厅与乌尔温会合。这时约翰森已经出现了。在前一天晚上的讨论中，双方已经为《呐喊》的赎回确定了一个价格，具体数字是三十五万英镑，相当于五十三万美元或者三百五十万瑞典克朗。（为什么价钱会从乌尔温原来说好的五十万英镑降到三十五万英镑，希尔自己也没弄明白。）

瓦尔克已经把那些英镑兑换成了瑞典克朗，这一大笔现金就锁在服务台近旁的保险柜中，依然装在瓦尔克的运动提包里。希尔担心自己在商量价钱的时候会不小心露馅儿，万一说出“英镑”什么的，难免会让人发现他的英国佬身份，而克里斯·罗伯茨则应该是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为了避免出错，希尔索性把钱兑换成克朗，就不用再在“英镑”、“美元”上犯难了。

这琐碎的决定可能会是至关重要的。过去的这些年中，希尔已经在实践当中总结出了经验，知道如何去避免这样的问题，何时要注意这样的问题，以及如何一劳永逸地根除问题。在希尔家里的书架上，像西塞拉·博克①的《说谎——公共生活及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之类的书籍占据了不少空间，但希尔更多的是从实践当中得出真知，而不是通过形而上的思考。

①西塞拉·博克：社会学家，哈佛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的著名学者。

“记住，”希尔会这样告诉别人，语气如同童子军领队对年幼的部属们介绍野外生存技巧时一样认真，“撒谎是有价值的，你们不会想要放弃它们的。你们得注意它们，必须要让它们发挥作用。”

偶尔，希尔也会尝试着向没做过警察的朋友们解释这个在秘密特工的工作当中虽然不够光明正大，但却行之有效的窍门。最重要的一课是：如果需要说谎，就索性说得大一点儿。

“这工作本身就是在说谎，”希尔解释说，“你是个警察，拿着警察的薪水，却要装成某个坐着头等舱到处旅行的人，随身的手提箱里装着五十万英镑。说谎也就没有什么了。在小处骗人会给自己惹上麻烦，那些琐碎的事情不大好记，你会栽在自己的小聪明上。

“如果你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你的反应就会不自然了。你应该尽可能多地说实话，这更容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道德感，你不会为此感到脸红——你在说的都是真相，当然就不会有问题。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其他时候你就需要让那些凶徒们确信，自己确实是一个真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如果能让你在执行任务时尽可能地谈吐自然，事情当然就轻松得多了。”

希尔是这样说的，但他在实践当中并没有严格执行自己的这套理论。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拿盖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例，如果能够找到某些设计精妙而且更有危险性的行动方案，希尔就决不会选择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哈克贝里·芬恩历险记》②即将结束的时候，汤姆·索亚设计了一个复杂的计划去解救吉姆，就是那个跟哈克贝里·芬恩一道逃跑，但是被抓回来的奴隶。哈克贝里已经设计好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案，他问汤姆·索亚：“我的这个计划行得通吗？”

②《哈克贝里·芬恩历险记》：19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作者以西方最流行的流浪汉小说笔法，以充满童趣的文字讲述了白人儿童哈克贝里·芬恩同情并解救了做奴隶的黑人儿童吉姆，在朋友汤姆·索亚的帮助下，三人一路划船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逃难，途中遇到了各种惊险、奇特遭遇的故事。小说以黑奴逃跑为话题，反映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同时通过几个儿童一路逃难的奇遇，广泛抒写了当时美国西部的社会风情、民俗风貌，揭露了美国社会金钱、利益驱使下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现实，表现了美国的社会问题。

“行得通？当然，它当然是行得通的，”汤姆答道，“但是它也未免太简单了，太没趣了。摘出这么一个不会有危险的方案，有什么意思啊？”

随后汤姆就拿出了自己的行动计划。“我顿时就明白，这个计划比我那个至少出色十五倍。”哈克贝里说，“它同样能够让吉姆获得自由，就像我那个计划一样，但是同时，它也很可能会搞砸了，害死我们大家。”

哈克贝里当即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同意了汤姆的设想。查理·希尔肯定也会毫不犹豫地、近乎本能地给汤姆·索亚投下赞成票。

5月6日，星期五，已经是中午时分了，酒店的咖啡厅里静悄悄的。希尔的“保镖”席德·瓦尔克倚靠在座位上，目光炯炯地打量着周围。瓦尔克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别人产生威慑力。这项任务他完成得非常好。希尔的角色则是负责谈判。他和瓦尔克的表演只有两位观众，却必须要演好才行。如果不出意外，这两位“演员”会相得益彰：希尔负责就艺术问题喋喋不休，盖蒂博物馆构成带有安慰性质的旋律线，几乎一句话也没有的瓦尔克负责扮演一个沉默的狠角色，他是整个乐章的低音部，强化了他与希尔经常从事秘密勾当的“事实”。

希尔判断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他打算一击中的，把约翰森拽进陷阱里。

“席德，让他看看钱吧。”

“好，没问题。”

两人的谈话方式非常微妙，外人恐怕难以想象得到。“请”字此处就太不合时宜了。克里斯‘罗伯茨可能会对侍者或者其他什么人用这个字，以显示他是个绅士，但是他不能让那些凶狠的坏蛋们把他当懦夫。如果匪徒们发现了任何弱点，他们都会乘虚而入。希尔手无寸铁，又在敌人的地头上，没工夫玩儿绅士风度。

瓦尔克同样需要处处留意。他的工作是照顾好罗伯茨以及他的钱。但他扮演的是个暴徒，不是仆役。类似“是的，老板”这类不符合身份的话，会让这俩人丢了小命。

单单一个“请”字是不是该用就得这么仔细推敲，可见在其他方面希尔和瓦尔克需要何等谨慎了。对于希尔来说，扮演克里斯·罗伯茨的挑战在于：他要设法同时向敌人传递两种自相矛盾的讯息。一方面，他得让对手相信，他们面对的确实是一个来自艺术机构的生意人；但与此同时，他还得让对手认识到，自己决不会任人摆布。

瓦尔克和约翰森到前台接待处去看看放在那里的钱。这一幕是静静地进行的，一些几乎听不见的行动更强化了这种寂静——瓦尔克和约翰森走在光亮的地板上的脚步声，打开酒店保险柜的咔哒声。

约翰森伸长了脖子，试图从瓦尔克宽阔的身影间窥视点儿什么。瓦尔克转过身来，拿出那个背包。伴随着安静的滋啦声，他拉开了拉链。约翰森一下子就呆了。

足足三百五十万瑞典克朗。

“你打算点点数目吗？”

“不必了。”约翰森回答。他不打算费那个力气。瓦尔克用他粗壮的拇指拨弄着一畓钞票，发出轻柔的沙沙声，随后他把提包锁回保险柜。

走回到桌边的时候，约翰森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希尔喜洋洋的。约翰森已经见到钱了，它已经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了。

“他上钩了！”希尔想。

希尔和瓦尔克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选对了鱼饵。诀窍是轻轻地晃动鱼饵，而不是弄得水花四溅或者过于戏剧化，这样会把匪徒们吓跑的。这一幕传达的信息是，在正在进行的谈判当中，只差一步就到了最后的环节了。没有号角，没有大话，没有强求。

希尔在以往的行动当中早已明白，这一时刻正是临界点。你得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随意自然，“你想看一看钱吗？”但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随意，它至为关键，因为现在你已经控制了他们的头脑。现在他们已经明白，他们应该做的就是交付货物，那些钱将尽数属于他们了。有的时候他们会数一数钱，有的时候不会，但这个不重要；重点在于让他们知道那些钱就在那里了。谈到钱是一回事，见到钱则是另一回事了。

约翰森还在努力扮酷，但难掩兴奋之色。通常他会让自己的艺术交易搭档乌尔温说更多的话。今天也和往常一样，乌尔温负责扯淡。但是现在，在看到了那么一大包钱，知道那些钱即将属于自己之后，约翰森也加人了交谈。

突然，他话说到一半停了下来。乌尔温毫无知觉地聊着。约翰森站了起来，走向酒吧里坐着的一个男人。

约翰森在那个陌生人的身后站了一会儿，随后猛拍了一下那人的后背，就像大力敲门一样。空空洞洞的声音听起来犹如回声一般。

“你穿着防弹背心干什么？”约翰森大声喝道。

那名男子缩紧了身子，语无伦次地说着诸如“背心是借来的”、“有人要求他试穿一下”、“他自己正打算买一件”之类的话。

约翰森打断了他，“你老是在报纸的遮掩下盯着我们看。你的饮料是半个小时以前就端上来的，到现在你还一口都没喝过。”

他指着那名男子那杯丝毫没动过的啤酒，“你在玩儿什么把戏？”

没有回答。

约翰森大踏步地走回到桌子边，猛地一下坐在了椅子上。

“那家伙是个警察。”

“他妈的！现在该怎么办？”希尔暗想。

为什么会有一位便衣警察笨拙地盯着约翰森和乌尔温看呢？如果说是挪威警方认为苏格兰场的人需要支援，为什么他们没有向希尔和瓦尔克通报他们要做的事情呢？

希尔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毫无准备。他忽然灵机一动。

“哦，他妈的，”他满腹牢骚地说，“几个月前阿拉伯－以色列的和解协议是在这里签署的。他们肯定是担心这里会遭受某种恐怖袭击。我猜想这些便衣肯定是来协助警察工作的，保护那些来开会的混球。”

希尔提到的是那份《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在挪威政府的大力斡旋之下，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于1993年秋天签署此项协议。希尔曾经密切关注过此次谈判。在伦敦的时候，希尔经常会泡上一杯咖啡，坐在桌边看报纸，其他的警察总是会拿希尔打趣，嘲笑这位“教授”不去关注那些小报上的无上装女郎，而是专心研读《泰晤士报》。

希尔此刻的语气，与他抱怨塞满了旅馆的警察时一样，和他所说的内容同等重要。他必须听上去不耐烦、烦躁不安，对让约翰森兴奋的惊人“发现”毫无兴趣。唯独不能够显得有丝毫慌张，尽管希尔是急中生智拿恐怖主义说事儿，就像某位即将跌入大瀑布的落水者抓住了横在水面上的一根树枝。

约翰森看来听信了这番话，至少是半信半疑。希尔松了口气，对自己很满意。那个便衣警察的难题总算是得到解决了。

希尔还没来得及暗自庆幸，约翰森再次发难。

“我在周围还看到了其他的便衣警察。”

“哦，上帝啊。”希尔心想。不过，既然那些挪威便衣如此之业余，每个人都能辨认出他们，也许希尔可以来个将计就计。

“行啦，那不正是你想要看到的证明嘛，”希尔嚷嚷着，“他们显然都是为了那个什么狗屁会议而来的。”

希尔建议他们换一家酒店，把那些警察们都甩在一边，或者把这桩交易延后一个星期甚至两个星期。希尔的建议有些草率，别忘了艺术小分队的主管已经把临时指挥中心建在了这家酒店，

但是约翰森没有听他这一套。

“我去去就来。”约翰森说。

他起身离开。

17、重归罗素堡

希尔对约翰森的去向一无所知。一切皆有可能。也许他是跑出去生气去了，也许他是去拿把枪来，把刚刚那些在他的鼻子底下晃来晃去的钞票通通抢走。但是无论约翰森是出去撒野还是仅仅去喝一杯，查理·希尔都不担心。

艺术犯罪，按照希尔常说的，是“严肃的闹剧”。这两个词对于希尔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首先，艺术是不可替代的，是非常严肃的，但是与坏蛋们的交锋则是一场闹剧。但是对希尔来说，“闹剧”的含义不仅仅意味着早期好莱坞电影里的启斯东警察，或者偷《呐喊》的小贼从梯子上摔下来。“闹剧”的含义非常宽泛，它指的是好人与坏人之间永无止境的、必要的，然而又徒劳无功的战斗。

希尔参与此类战斗已经很多年了，他也乐在其中，但是作为一位笃信原罪的人，他想当然地认定罪案永远不会消亡，警察永远有活儿干。在希尔身上，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并存，在他津津乐道的那些案子里，喜剧成分和悲剧成分紧紧地纠结在一起，正像希尔复杂的内心。

在街头抓捕罪犯的岁月并不能让希尔满足，那些事情难度太低、刺激太少，而犯罪分子也太容易对付。希尔一直不知道自己究竞期待着什么，直到他接下了第一桩世界级的大案，追寻马丁·卡希尔一伙儿于1986年从罗素堡盗走的、包括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在内的十七幅世界名画。

如果把这件案子说成是“毕生难求”，或许有些名不符实。早在卡希尔动手之前，窃贼们1974年就光顾过罗素堡，2001年以及2002年，窃贼们又光顾过罗素堡两次，每次都偷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师杰作。有好几幅绘画屡次被窃，其中就包括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而庚斯博罗的《巴切利圣母》迄今为止已经被偷走过三回了。

希尔曾经询问过一位名叫马丁·弗里的爱尔兰黑帮分子，为什么总要与罗素堡年迈的主人贝特女士过不去。

“跟她他妈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希尔得到的回答如是，“就只是因为他妈的太容易下手了。”

罗素堡是一幢宏伟的、占地面积巨大的建筑，希尔说那里“窗户上装了栏杆，到处是锁，监控摄像机之类的玩意儿随处可见，但是窃贼总能自由进出——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这幢别墅孤零零的四外无人，蒈察至少要花十五分钟才能赶到那儿”。

“他们乐此不疲。”希尔说，“他们是粗野的匪徒，如果有人挡他们的道儿，他们会开车径直撞过去。”对窃贼们而言，这是一项体育运动（跟当今社会的绝大部分体育运动一样，发财梦从未远去）。媒体们也把罗素堡的每次遇袭看成是一场轻喜剧，常年献演。

如果说艺术犯罪是“严肃的闹剧”，那么在罗素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窃案，就是当中最经典的例子。

首先，犯罪的场所不同凡响。罗素堡据说是爱尔兰最有声望的建筑。发生在那里的案子，与发生在狭小街巷里的寻常抢劫案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

其次，罪行本身也不同凡响。有几个人能在自家的墙上悬挂维米尔以及戈雅的绘画呢？

最后，受害者身世显贵，难以得到老百姓们的同情。已故的阿尔弗雷德爵士几乎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人们只知道他是个“热心的日耳曼人”，这个评语来自他的讣告。记者们还发现贝特女士同样难以捉摸。依据他们的描述，贝特女士的嗓音就像玛格丽特·杜蒙一样，后者曾经在格劳什·马克斯①的影片中搭过戏。

①格劳什·马克斯（Groucho Marx，1890-1977），美国早期著名的喜剧演员“马克斯三兄弟”中的一位。

2002年夏天，贝特女士带着一名记者，在罗素堡里转悠了一圈。她指着戈雅的《多纳·安东尼娅·萨拉特的肖像》（它与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等作品一道被希尔找回来了）对记者说： “这幅画对我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原因有两点，”贝特女士解释道，“阿尔弗雷德当初向我求婚的时候就站在这幅画的下面；而在达格戴尔袭击罗素堡的时候，我们也是被捆在它下面的。”

达格戴尔袭击事件发生在1974年，是罗素堡遭受的第一次攻击。这次袭击事件当中的罪犯，比受害者乃至罗素堡本身更受人关注。它是四次袭击中最不成功的一次。行动策划者罗斯·达格戴尔，是一位英国的女财主，她的信托基金每年能带来二十万英镑的收益。达格戴尔是在一处占地六百英亩的地产中长大的（她的父母在伦敦、苏格兰都置有房产），在瑞士接受教育，随后去牛津读了经济学。二十多岁的时候她宣称自己是个革命者，但是真正打开了她的眼界并且倒尽了胃口的，是她十几岁时参加的第一次社交活动。

“那场舞会充满色情意味，”在被警察逮捕之后，达格戴尔对记者表示，“门票的价格相当于一位退休老人六个月的退休金。”

达格戴尔第一次的犯罪冒险既雄心勃勃，又非常业余。1973年6月，时年三十二岁的达格戴尔从她父母的家中偷窃了绘画、银器、珠宝等物品，但几乎是立刻就被擒获了。在审判过程中，达格戴尔供认她打算把所有收益转给爱尔兰共和军。

“我相信你再度进行盗窃或者其他不诚实活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法官宣称，直接把她释放了。

六个月之后，达格戴尔证明了法官的看法过于乐观。1974年1月，佯装到爱尔兰当尼戈尔郡旅游，达格戴尔租用了一架直升机，号称要在空中观光。她还说服了驾驶员帮她把一堆古怪的货物送上了直升机，那是四个牛奶搅拌器。飞机刚刚升空，就遭到了达格戴尔的劫持，她宣称那些牛奶搅拌器里面填满了爆炸物。她的计划是去炸掉附近的一个警察局。

事实证明除了警察，周遭其他人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有一个牛奶搅拌器险些在直升机上爆炸，只能被狠命推下飞机，掉落在一条河里，还有两个搅拌器偏离目标掉进大海，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最后一个搅拌器落在了一间房子上，但没有爆炸。不知道为什么，达格戴尔居然没被警方抓获。

在劫持直升机之后的一个月，也就是在1974年2月的一个星期二的晚上，肯伍德宫（伦敦北部的一家小博物馆〉的一名警卫听到了金属与金属撞击的声音，以及玻璃被打碎的声音。他循声冲了过去，发现有人用大键碰坏了一个装有防护栏的窗户，抓起维米尔的《吉他演奏者》就跑，这次的抢夺事件被警方认为是“一起简单的暴力事件”。

那是一幅非常可爱的名画，画中一位年轻女子沉醉于美妙的音乐之中，维米尔画的吉他琴弦惟妙惟肖，我们似乎能够看到它们在轻轻颤动。在这幅画的角落里的阴影中，有几本书散乱地堆叠着。乐手以及她的吉他则笼罩在甜美的光线里。

在失窃的次日，这幅画的画框就在一丛汉普顿石南花中被找到了，窃贼把它丢弃在了那里。社会各界以及媒体对此次盗窃行为的反应混合了愤怒与冷漠，跟平常一样。虽说丢的东西是一幅价值难以估量的名画，应该举全国之力加以寻找，但话说回来，它也不过是一幅绘画而已。电视记者语速飞快地报道着这条新闻，但他们只能用语言来对名画加以描述，不能播出它的图片，因为握有那幅画所有权的公司要求获得十英镑的使用权费，ＢＢＣ以及ＩＴＶ都决定省下这笔钱，虽然只有区区十英镑。

就在这时，故事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报馆和电台相继接到匿名的电话报料。那幅三百年的名画的失窃，是为了洗雪二十世纪的一场政治冤情。打电话的人警告说，除非政府当局把两名爱尔兰共和军激进分子从伦敦的一家监狱转送到爱尔兰的监狱，否则《吉他演奏者》就将被毁掉。那两名激进分子是一对姐妹，分别叫做多萝尔斯·皮尔斯和马里翁·皮尔斯，一年前她们被査明与发生在伦敦的汽车炸弹连环爆炸案有关，有二百三十多人在爆炸中受伤。

皮尔斯姐妹被判处终身监禁，在报馆和电台接到恐吓电话时，她们自己也在要求被转到爱尔兰的监狱，并进行绝食抗议。很显然，盗走《吉他演奏者》的窃贼在打威胁电话的同时并未向皮尔斯姐妹通报他们的计划。窃案发生之后的两个星期，1974年的3月6日，一个信封寄到了伦敦《泰晤士报》，里面是一小片画布，大概一英寸长、四分之一英寸宽，此外还有一张古怪的字条，上面的字母全是小写，并且没有标点符号，打印在一张深蓝色的纸上。那一小片画布是从《吉他演奏者》上裁下来的，字条上面则写道：“鉴于皮尔斯姐妹的状况没有改善我们已经确信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财富被看得比人权更重要所以我们要用最疯狂的方式去反对这个疯狂的社会在圣帕特里克节①的夜晚这幅绘画将被付之一炬。”

①圣帕特里克节为每年的3月17日，以纪念爱尔兰守护者圣帕特里克。

圣帕特里克节当天，埃尔伯特·皮尔斯——皮尔斯姐妹的父亲，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窃贼归还那幅名画。老皮尔斯表示，自己的女儿们都学习过艺术，她们不希望维米尔的那幅作品被毁坏。“多萝尔斯看到过那幅画，”老皮尔斯说，“她告诉我，比那幅画更美的东西已经没多少了，毁掉它将是一种罪恶。她们感谢想要帮助她们的种种努力，但是她们不希望那幅画遭遇不测。”

圣帕特里克节波澜不惊地过去了。

一个月之后，1974年4月26日的晚上，《吉他演奏者》依然下落不明，罗斯·达格戴尔徒步来到了罗素堡。她按响了仆人出入口的门铃，一位仆人打开了门，罗斯·达格戴尔声称她的汽车抛锚了。就在她描述自己的困境时，三个挥舞着枪的男人突然出现在她身后，冲入了别墅。他们让仆人带路，找到了阿尔弗雷德爵士以及贝特女士，当时他们正坐在书房里听音乐。匪徒们强迫他们肌在地板上，把他们捆了起来。

这会儿达格戴尔又出现了，她告诉同伙们哪些绘画是要从墙上摘下来的，然后她不再发号施令，而是冲着阿尔弗雷德爵士夫妇叫喊“资本主义蠹猪”。十分钟之后，窃贼们带着十九幅绘画逃走了，它们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私人收藏当中的精华。

一个星期之后，爱尔兰国家美术馆馆长接到了一封匿名信。显而易见，这封信传达的意思与一个月前扬言要在圣帕特里克节当天烧毁《吉他演奏者》的那封信完全一致。写信的人威胁说，罗素堡的名画都将被毁掉，除非英国当局同意把皮尔斯姐妹转送到爱尔兰，另外要捎带上其他两名在押犯人，以及一百二十万美元的赎金。窃贼们还随信附上了从阿尔弗雷德爵士的日记本中撕下的三页纸，日记本随同名画一起被窃。

窃贼们的计划简直荒唐——在都柏林偷的东西，如何能威胁到伦敦的政客呢？但是无论如何，罗素堡的绘画被偷走了。爱尔兰警方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搜查，力图缉捕罪犯。就在勒索信发出的当天，一名警察检查旅馆以及出租房中的可疑人物时，在距离都柏林二百英里的格兰多尔，发现了一所距离海岸很近的孤零零的小村屋，他扒着窗户看了一眼，三幅油画映入了他的眼帘(后来查明那三幅油画分别是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戈雅的《多纳·安东尼娅·萨拉特的肖像》以及委拉兹开斯①的《厨房里的少女，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站在窗外》（Maid in Kitchen With Christ and Disciples Oulside Window）——它们在十九幅失窃绘画中是最杰出的。在窃案发生的前两天，罗斯·达格戴尔租下了这所房子。其他的画都还放在她汽车的后备箱里。所有绘画均完好无损。

①委拉兹开斯(Diego Yelazquez，1599－1660)，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西班牙著名画家。

达格戴尔被逮捕了。仅仅几天之后，伦敦警方就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得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警察们火速赶到了圣巴索洛梅教堂。在墓园里，人们发现维米尔的《吉他演奏者》就靠在一块墓石上，它被包在旧报纸里，外面扎着根细绳。

达格戴尔并没有受到偷窃《吉他演奏者》的指控，尽管警方认定这件事情必定是她所为。1974年6月，人赃并获一个月后，达格戴尔在都柏林受到审判。她宣称自己的罪行是“骄傲的、没有受到现代社会腐蚀的”，她被判处九年监禁。

在1986年，马丁·卡希尔一伙儿抢劫了罗素堡。在这次劫案中，与达格戴尔一案不同，阿尔弗雷德爵士夫妇都没在家。卡希尔等人劫走了十八輻绘画。2001年6月，劫匪再度光临，算起来这是第三起劫案了，同时也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第一起。开着一辆偷来的三菱吉普，三个窃贼叫嚣着冲上罗素堡的台阶，撞开前门，直闯进去。三分钟后，他们拿着贝洛托①的《佛罗伦萨的风景》（View of Fiorence）以及庚斯博罗的《巴切利圣母》冲了出来。这已经是《佛罗比萨的风景》第三次遇劫了。窃贼们乘坐另一部偷来的轿车匆忙逃走，这两幅作品的价值约为二百三十万英镑。

①贝尔纳多·贝洛托（Bernardo Bellotto，1720－1780），又名卡纳莱托。十八世纪意大利威尼斯风景画家，是著名的安东尼奥·克纳雷（别名卡纳莱托）的侄子和弟子，并由此称为“卡纳莱托”。

贝尔纳多·贝洛托（Bernardo Bellotto）

《佛罗伦萨的风景》（View of Fiorence）

这起劫案的犯罪手段非常大胆，但完成得并不漂亮。窃贼们在吉普车上倒了一罐汽油，企图纵火把车烧掉，但没能成功，警方还在车里找到了一双匪徒们用过的手套。在逃跑的过程中，他们还试图持枪劫持一辆车，以摆脱警方的追踪，但司机拒绝交出钥匙。

第四次劫案发生在2002年。这次窃贼选在了9月的一个早晨下手。就在四天之前，警方刚刚根据线报，找回了一年前从罗素堡失窃的两幅名画；在那之前的一个月，警方还找回了1986年从罗素堡失窃的一幅鲁本斯的肖像。这最新的一起劫案也许就是为了提醒警方，别看他们近来屡有斩获，但是在艺术犯罪的警匪游戏当中，依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一次窃贼们偷走了五幅画，总价值高达七千六百万美元。其中最杰出的是两幅鲁本斯的作品，其中的一幅《一名多米尼加僧侣的肖像》（Portrait of a Dominican Monk）以前就曾被马丁·卡希尔偷去。这次的劫案与一年前的那一起只在细节上略有区别。这次窃贼们不是开车撞开前门，而是包抄到了罗素堡的后面。他们用一个类似攻城植的大家伙，撞破了底层一扇装有金属栅栏的窗户，取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疾驶而去。在这所巨大的房子里，当天只有一名七十多岁的老警卫独自当值，面对这一切他毫无办法。

“他们这么做，”希尔认为，“就是要向爱尔兰政府以及警方公然挑衅。”

迄今为止，罗素堡失窃的全部艺术品几乎都被找回来了，罗斯·达格戴尔偷走的全部绘画都和她本人一起被发现；卡希尔偷走的绘画当中只剩两幅还下落不明；2001年失窃的两幅画，以及2002年失窃的五幅画被警方根据线报起获。然而，依然是窃贼占着上风，对于这一点他们也心知肚明。

一旦他们情绪来了，就又会蠹蠹欲动了。

18、金钱是蜜糖

如果劫掠罗素堡的那些窃贼们有些道义的话，那么金钱的诱惑只是促使他们对那些一流的艺术品下手的原因之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那些伟大的绘画作品没有被标上令人咋舌的高价，其他的任何一个原因——名誉、快感，或是向那些艺术爱好者、收藏家表达他们的蔑视——恐怕都无法成为缘由。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有钱能使鬼推磨”。“对于艺术世界，你必须理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理·希尔喜欢这么说，“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其他所有的人都可能是骗子，包括我在内。”这听起来是句玩笑话，但其实玩笑成分只占一小部分。

希尔生活在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里，同时他对那种认为这个世界主要是由诚实守信、辛勤工作的好人构成的论调嗤之以鼻。无论是在政治上、历史上，还是在平凡的社会生活中，希尔发现到处都是骗子、恶棍、匪徒、阴险小人以及伪君子，只是偶尔会出现个把英雄。

对于希尔这么一个有着强烈偏见的人，艺术是一座完美的舞台。由于整日里都要围绕着那些受人热捧、价值不菲而又个个独一无二的物件们打转，艺术品世界的“上层看台”当然就成了那些虚伪、嫉妒、贪婪之徒们的聚集之地。更重要的是，艺术品市场实际上全无规矩可言，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出卖。一句话，艺术品市场就是一个舞台，时刻都以最难以控制、最让人愉快的方式上演着人生喜剧。

“我生活在一个谎话连天的世界里。”希尔这样总结道。如果他没有在这个他表示非常后悔的职业舞台上玩儿得那么开心的话，这番话肯定会更有分量。

在希尔有着强烈偏见的眼光中，乌尔温和约翰森不过是他在这个由无赖和叛徒们组成的糟糕世界里，碰上的另外两个讨厌的家伙。许多高水平的玩家都认为没有谁会像外表看起来那样水平高。他们总爱引用一个古老的笑话，艺术品交易都是由“喜欢大吹大擂的阴暗家伙们”完成的。要知道，如果有谁对这一说法义愤填膺，只能证明他是个新手，或者乡下土包子，就像看得入神的戏迷冲上舞台，从“坏蛋”的手中夺下那把要对“好人”不利的刀子一样可笑。

“我知道自己所说的话其实全都是垃圾，”曾在苏富比拍卖行主席的职位上干了二十多年的皮特·威尔森这样说过，“我曾建议某人把某幅画卖掉，因为现在正是卖出个大价钱的最好时机，他可以得到做梦也想不到的巨大财富，而且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其实我清楚地知道，我给出的是个错误的建议。我应该告诉卖家留住自己的画，因为那不正是我告诉我们的买家，现在是投资的最佳时机，他们该出手买下那些画的时候么？”

有钱人总是在收集艺术品，但是那些伟大的绘画作品的价码一再飙升是新近的事儿。即使是把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绘画买卖的最高售价折算成今天的货币，也与现在的价格相去甚远。关键在于，就像艺术品鉴赏家、艺术史学家的罗伯特·休斯所说的那样，在二十世纪之前，人们没有想过把收藏绘画也作为一种投资方式。

“人们购买画，只是因为喜欢，为了彰显身份，或者是为了留做纪念，甚至是为了用它挡住老房子屋顶上的一个破洞，”休斯说，“但是没有谁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富裕而购买绘画。”

而现在，这种期望，或者说，这种热切的愿望，成了绘画买卖中的核心。但如果说艺术也是一种生意，那么它就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奇怪生意。时尚潮流和运气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梵高在去世前一年曾给自己的兄弟写信，感谢他又一次借给自己钱，并大胆地宣称：“我敢对天发誓，我的那幅《向日葵》（Sunflowers）值五百法郎。”这个数目也就相当于如今的五百美元吧，但是梵高的这个定价是任何买家都不同意的。1987年，在佳士得拍卖行一次疯狂的拍卖会上，一名代表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出价的代理人为该公司购得了梵高的《向日葵》，成交价格竞是三千九百九十万美元。

名字是问题的关键。鲁本斯的《对无辜者的大屠杀》（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在2002年以七千六百七十万美元的价格售出，截止到这部书稿完成，该价格在绘画销售的历史记录上髙居第四位。长达两个世纪，人们都没把《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当成是鲁本斯的作品，而把它误认为是他的一位追随者所绘。1923年继承了此画的那个家庭非常不喜欢它——它描绘的是婴儿从哭泣的母亲怀中被夺走，然后被猛力地扔到地上——于是这个家庭千方百计想要把它卖掉，但都没能成功。最后他们把这幅画借给了一家奥地利修道院，在一个阴暗的走廊里一挂就是几十年，始终没人理睬。直到2002年，巳经八十九岁高龄的画主再次尝试着为它找到买家，画的真实身份才得到确认。在那家奥地利修道院里，悬挂这幅画的地方是那么阴暗，以至于苏富比拍卖行的专家拎着一个手电筒仔细辨认，才确定这幅画确实是出自鲁本斯之手。

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

《对无辜者的大屠杀》（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

当基本的供求平衡与人类心理造成的复杂状况迎头相遇时，供求关系就被严重扭曲了。例如，在艺术品世界里，超高的价格并不会吓倒买家，反而可能会成为买家们更大的诱惑。创纪录的价格，就像一位纽约经纪人所说，会“像磁铁般吸引人”。对于买家而言，高价格让他们确信自己追逐的东西很有价值；对于卖家来说，高价格能让他们把更多的物品投入市场。用已故艺术品经纪人哈罗德·萨克的话说，“金钱就像蜜糖”。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浮夸之风的盛行，人们争相炫耀的，不是自己买了一件便宜货，而是花了一笔大钱。一位纽约的艺术品经纪人不久前曾说，他知道有人想要花一百万美元买一幅画，但是对最终会买到哪幅画却并不在乎。对这个奇特现象的发掘或许就是约瑟夫·杜威恩的成功秘诀，他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艺术品经纪人，他的辉煌岁月是在二十世纪的早期。“杜威恩的客户总是倾向于付大价钱，”为杜威恩撰写自传的作家观察到，“而杜威恩总是能让他们满意。”

上述的俗气举动并不是乡巴佬的专利。1967年，当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艺术画廊以一千二百万美元的价格购得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女子肖像》（Ginevra De’Benci）时，艺术馆馆长约翰·瓦尔克扬扬得意地指出：“这幅油画每平方英寸的价格，是收藏史上最高的。”

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

《女子肖像》（Ginevra De‘Benci）

出于类似的原因，失窃之后又被找回的名画，其价格往往比失窃之前还要高。归根到底，如果有人觉得某一幅画值得冒巨大的风险去盗取，那不正说明了这幅画是价值连城的吗？

艺术品犯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走向猖镢，这也正是艺术品价格日益飞涨的时期。1961年，当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付出二百三十万美元，把伦勃朗的《亚里士多德望着荷马的头像冥想》（Aristotle Contemplating the Bust of Homer）买到手时，也创造了艺术品价格的新纪录，这个数字比原来的纪录翻了一番还多。《时代周刊》把这幅画的照片用在了封面上，而随后出版的《纽约时报》也在头版刊发文章，标题是《百万美元的伦勃朗》。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亚里士多德望着荷马的头像冥想》（Aristotle Contemplating the Bust of Homer）

三十年后，在艺术品投资最为疯狂的时期，一百万美元简直就不被人们看在眼里。1990年5月15日的晚上，在一间人满为患、至少有六种语言嗡嗡作响的房间里，佳士得拍卖行的拍卖师展开了对梵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的竞拍，起拍价两千万美元！每次加价至少一百万。仅仅五分钟之后，这輻绘画就以八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两天后，苏富比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个小时之内拍卖出去的绘画的总价竟达到三亿美元。

甚至连业内专家也对艺术品世界呈现出的全新景象感到敬畏。“我们已经进入了一套新的价格体系，”佳士得拍卖行美国分部的主席克里斯托弗’伯格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表示，“以一百万美元的价格卖出绘画，曾经被认为是丑闻并且耸人听闻，而现在的绘画价格已经从二百万美元、五百万美元上升到了四千万美元。原来标价二百万美元的雷诺阿作品已经卖到了六百万美元I原来六百万美元的雷诺阿作品现在值两千万美元了，而他最有影响力的绘画肯定还会卖出更高的价钱。”0886年，落魄的雷诺阿曾经用他的一幅画换了一双鞋。①)

①他曾为补鞋匠的老婆作画。“每当我想到这幅画完成后我穿上鞋子的样子，笛诺阿哀叹道，”我就想到舅母、女儿，甚至老顾客对我的批评。“——作者注

《纽约时报》的一位经济学专栏作者只能摇着头惊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伟大的印象派作品像劳斯莱斯一样名贵，而现在，它们的身价已经足以换取波音757了。”1990年2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绘画的价格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有所下跌，但在2004年春天，价格的藩篱又被打破。苏富比拍卖行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拍卖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位匿名买家以超过一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毕加索的《拿着烟斗的男孩儿》（Boy With a Pipe）（又名《年轻的学徒》）。画中描绘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儿，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头上戴着用红玫瑰结成的花环。

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

《拿着烟斗的男孩儿》（Boy With a Pipe）

毕加索是在1905年完成此画的，当时他二十四岁，那些让他举世闻名的杰出作品还未问世。《亚威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绘制于1907年，《镜子前的少女》（Gril Before a Mirror）绘制于1932年，《格尔尼卡》（Guernica）绘制于1937年。套用一位专门研究毕加索的学者的话，《拿着烟斗的男孩儿》“只是一幅令人愉快的二流作品”，与其他那些杰作们不能相提并论。

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

《亚威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

《镜子前的少女》（Gril Before a Mirror）

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

《格尔尼卡》（Guernica）

但是不像毕加索其他的那些珍藏于博物馆里的伟大作品，《拿着烟斗的男孩儿》可以公开拍卖，谁出的价格最高，谁就可以得到它。起拍价是五千五百万美元，每次的加价空间是一百万美元，结果在八分钟内，它的拍卖价格就连续突破了六千万、七千万乃至七千五百万，在价格抬高到八千万之后，一位新的买家才加入了竞价，最后就是这位匿名的买家得到了《拿着烟斗的男孩儿》，成交价是一亿零四百一十万美元。

类似这样的新闻吸引了更多的人，而这些人可不全都是诚实守信的良好市民。

19、神秘先生

当一幅价值堪与波音757相比的绘画消失不见，无论窃贼偷走的是一幅伦勃朗的作品，还是梵高、维米尔或者其他大师的作品，警方的反应都如同是在念剧本。一位被记者们前呼后拥的高级警官，会走到成堆的话筒面前悲伤地发布消息，指出又有一幅名画被人盗走去满足一位艺术品爱好者的私欲。我们随便举个真实的例子，在2000年的千禧年之夜，一名窃贼从牛津大学的阿什莫里安博物馆偷走了一幅价值四百八十万美元的塞尚作品，消失在博物馆外面的欢庆人群当中。随后警方很快就作出了反应，“我们认为这幅画是依据某人的授意被偷走的，估计是英国或者英国以外的某位艺术品爱好者，想要把这幅画加入他的艺术品收藏，所以就专门雇用了职业窃贼来盗取它。”

这套说辞深得媒体的欢心。究竟那位隐身幕后的窃案主使会是谁呢？这个故事肯定会让每个读者的脑袋里都闪现出一幅酷似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场景：夜深人静，在一个隐秘的城堡里，一名罪犯——他刚好是一位艺术品鉴赏家——让仆人给自己拿杯白兰地，给壁炉里添上最后一根柴禾，随后把图书馆的门关上。此时屋里只剩下他独自一人，这位天才收藏家大踏步地走向了一面墙，墙上只有一个两英尺乘三英尺见方的东西。那东西用舞台上常用的绿色天鹅绒帘子遮盖着，帘子是闭合着的，它们几乎永远保持着那样的状态，但是现在，这个穿着家居便服的沉默寡言的家伙拉开了它们，随后他后退了一步，开始心满意足地欣赏一幅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能一眼辨认出来的艺术杰作，但它注定是不会再在这间屋子之外的任何地方现身了。

这种受命行窃的理论是真的吗？除了白兰地和家居便服之外，上述故事的其他部分都很吸引人。我们知道失窃的大师杰作再难找到一位合法的买家，即便如此，我们知道大师们的作品还是会经常被盗，我们也知道其中的许多将会永远地消失。

我们还知道，一个愿意为某一幅绘画——不管是不是偷的——支付五百万甚至一千万美元的人，是与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完全不一样的。热情洋溢的收藏家们总是无法遏制自己对收藏物品的冲动。二十世纪初期掌控着整个美国工业的金融巨头Ｊ·Ｐ·摩根①收藏了数量难以估算、涵盖不同门类的各种奇珍异宝，包括两部古腾堡圣经、总面积达数英亩的大师绘画、以及现存的唯——卷《失乐园》手稿。艺术史学家伯纳德·贝伦森②把摩根的收藏比喻为“大财主的典当行”。

①Ｊ·Ｐ·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摩根大通公司总裁、创始人之一，全球最大金融产业巨头。

②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1865-1959年），美国艺术史学家，在当时可以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权威人士，为很多私人收藏家和艺术品交易商提供咨询意见。贝伦森出生在立陶宛的维尔纳（Vilna）。10岁时随家人移居到波士顿。188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又在牛津大学和柏林大学就读。1900年前后，他定居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在自己的伊塔蒂别墅（I Tatti）建立了自己的艺术品收藏和图书馆。他死后，这座别墅成为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有《佛罗伦萨画家作品集》（Drawings of the Florentine Painters）（1903年，1938年修订）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The Italian Painters of the Renaissance）（1906年，1952年修订）。

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③的一位传记作家曾说过：“每个人都知道，赫斯特对于艺术的观点与众不同，他完全不会冷静地根据市场价值，给某样东西定一个髙价并严格遵守这个标价。当他开价求购什么东西的时候，几乎不会硬起心肠，摆出‘成与不成就是这个价儿了’的态度，而是心里想着一定要得到它。一想到某样东西可能会让别人买走，赫斯特就会陷入极度的苦恼之中。他知道自己这个弱点，但就是无力抗争。”

③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年4月29日－1951年8月14日）为赫斯特国际集团(Hearst Corporation)的创始人。报业大王，新闻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被称为新闻界的“希特勒”，“黄色新闻大王”。20世纪初掀起黄色新闻浪潮，对后来新闻传媒都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保罗·盖蒂平时十分吝啬，但他也承认只要一和艺术品沾边儿，自己就完全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从盖蒂的日记里，能够看到类似于每天得抽三包烟的大烟鬼赌咒发誓从此不再吸烟的话。

“这次我是认真的，我想我应该不再购买绘画了，”盖蒂写道，“我对绘画的投资已经够多了，我还应该停止购买希腊－罗马时期的雕刻品以及青铜制品；我对法式家具的爱好也该到头了。我意已决，我不打算再更改了。”

但是紧接下来，盖蒂在日记本里写下的话是：“最好的购买方案，就是……”

所有门类的收藏家都会沉迷藏品之中，但艺术品收藏家才是其中最容易失去头脑、丧失理智地甘冒风险的。包括法拉利轿车、钻石项链在内的很多奢侈品的价格也会上升到让人晕眩的程度，但对于艺术品来说，任何价格都是合理的，因为每一件艺术作品实际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购买一艘游艇，别的什么人也能买到一艘完全一样的，但是同样的情形在艺术品领域就不会出现。

不同的艺术作品就算再怎么相似，也不会像生产线上装配出来的法拉利轿车那样相互之间几乎难以分辨。“设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每本书都是孤本，那这个世界该是怎样的狂乱吧。”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写道。艺术品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狂乱而陌生的世界。

当盖蒂博物馆于2002年开价五千万美元，争购拉斐尔的《粉红色的圣母》（Madomma of the Pinks）时，艺术品经纪人理査德·费根对此大声喝彩，指出“那正是盖蒂博物馆应该做的事情，用几捆绿色的纸片儿去交换一件艺术杰作，这个交易太明智了。绿色纸片增值，杰作人间蒸发”。①

①英国国家美术馆击败盖蒂博物馆，把这幅拉斐尔的杰作留在了大不列颠。卖方，诺喿博兰公爵将六千五百万美元收人囊中（其中四千万不用付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幅画曾被认为是拉斐尔的学生所作，估价仅为一万一千美元。——作者注

拉斐尔·桑西（Raphael Sanzio）

《粉红色的圣母》（Madomma of the Pinks）

约瑟夫·杜威恩，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品经纪人，就是充分利用了艺术品的特性，在这个行当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杜威恩的专长是转卖艺术品。在购买艺术品的时候，亨利·弗里克、Ｊ·Ｐ·摩根、安德鲁·梅隆以及其他在二十世纪初期控制着美国各行业命脉的大亨们都对杜威恩言听计从。

“艺术是无价的，”每当自己的一位客户伸手去掏支票簿的时候，杜威恩都会适时地煽风点火，“您用有限的金钱换得了无价的珍宝，这个便宜可是占大了。”

经济学家指出，一旦某种东西非常稀少，不足以满足供应，那么人们对它们的欲望就会更加强烈，这就是所谓的“稀缺价值”。即便人们对这些东西并没有真正的好感，“稀缺价值”还是会发生作用。一个六岁的女孩子可能会缠住她的哥哥，哭喊着“那是我的，你不可以抢走它”。这就是“稀缺价值”发生作用的鲜活证明。

在给我们带来强烈的视觉感受的同时，伟大的艺术品也都有着巨大的稀缺价值，但是稀缺和美丽只是艺术珍品全部诱惑的一部分。这并不仅仅是世界上只有三十来幅维米尔的作品，再多一幅都没有了这样一个事实，而是与其他那些独一无二的作品们相比，这些绘画珍品还有着一个特别具有诱惑力的特征，那就是一旦某人买下了某幅绘画，他就能够彻底地拥有它，并且这种占有是完全排他的，是人们在拥有一部小说、一首诗歌或者一支交响曲时无法体会得到的。其中的区别就在于，任何一个人，只要拿起一本哪怕卷边缺页的平装本《莎士比亚作品集》，也能体会到与阅读莎士比亚作品手稿几乎相同的快乐，莎士比亚的伟大体现在他的字里行间，而不在他写下这些字句的那些纸张；莎士比亚的书法算不上艺术，伦勃朗的笔法则是伟大的艺术了。①

①除了六个签名（拼写各不相同），莎士比亚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手写的只字片语。买不着莎士比亚，比尔·盖茨1994年用创纪录的三千零八十万美金买下达·芬奇一份七十二页的手稿——这是目前为止手稿交易的最高价格。这份手稿即所谓的“莱斯特律典”，它包括达·芬竒用绘画方式纪录下的对月亮明暗及曲流河的科学观察成果——作者注。

Ｊ·Ｐ·摩根曾经说，在任何一门语言当中，最值钱的词，就是“世界上仅此一个”。对于某些收藏家来说，占有某种东西的欲望压倒了其他一切，以至于一旦他们购得了某个珍宝，就会把它们好好地藏起来，再也不会去看上哪怕一眼。例如在十七世纪的法国，贪得无厌的书籍收藏家马歇尔·德·埃斯特雷收藏了六万卷图书，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那些书都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因此，当一件艺术杰作消失不见的时候，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它是被某位像摩根、赫斯特或者德埃斯特雷那样狂热，但是并不像他们那般诚实的收藏家雇人偷走了。一位叫罗伯特·希斯考克的著名保险经纪人兼艺术品收藏家认为，绝大多数失窃艺术品最终都会被挂在某位大富翁的墙上。

“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就像上了毒瘾的人沉溺于海洛因一样，”希斯考克表示，“肯定会有某些人想要独享艺术品，对他们来说博物馆是个让人伤心的地方，你可以进去，可以观看，但却不能拥有那些杰作。这种强烈的占有欲不仅仅发生在健康、诚实的人们身上，也会体现在全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及那些坏家伙们身上。对于心怀不轨的人来说，既然能够偷到，又何必去花钱买呢？”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

《威灵顿公爵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

“人们会说‘拥有艺术品的唯一价值就是要把它们陈列出来嘛’，”希斯考克接着解释说，“那是彻头彻尾的废话。在我的卧室里，就有一些别人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绘画，他们以后也不可能看见，而且我也没有丝毫兴趣把它们展示给自己的朋友或者全英国的公众们。我相信，一名偷来了某幅名画——比如说戈雅的《威灵顿公爵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的坏蛋，当他坐在自己的更衣室里，绝对会有无比的快感，那种快感比拥有戈雅的作品更加强烈。”

甚至连通过合法途径买到了世界上最昂贵绘画的人们，往往也会把自己的战利品永远地隐藏起来，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让看。在历次拍卖会上，最大的一笔交易肯定是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的，出价过程通常是由一位经纪人代理，而买家的身份则根本不会透露。这在现代社会很普遍，与摩根等人所处的“镀金时代”有着根本的不同，“镀金时代”的大亨们会非常高调地展示自己的艺术收藏，在他们看来，要是花了钱却不能拿来炫耀，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镀金时代”之前的一个世纪，亚当·斯密也作出了与这个论调非常类似的分析结果，他用像是陈述一条绝对真理的口气写道：“富人当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身为富翁的最大快乐，就是显摆自己的富裕。他们喜欢占有那些能够凸显自己丰厚身家的东西，并且永远乐此不疲。”但是现在的大亨们就不同了，根据历史学家本·麦金泰尔的观察，“世界上最昂贵的四幅名画的下落以及它们的所有者，人们都不知道。”

麦金泰尔提到的那四幅名画，分别是梵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成交价是八千二百五十万美元；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成交价是七千八百一十万美元：鲁本斯的《对无辜者的大屠杀》，七千六百七十万美元；梵·高的《剃掉胡子的画家的肖像》（Portrait of the Arist Without His Beard），七千一百五十万美元。这些画已经被藏起来了，除了他们的拥有者，别人再也看不到了。而在麦金泰尔作出上述这番判断之后，又有一幅新的画作带着前所未有的超高身价离开了人们的视野，它是毕加索的《拿着烟斗的男孩儿》，成交价是一亿零四百一十万美元，它的买家同样身份不明。

梵·高《剃掉胡子的画家的肖像》

（Portrait of the Arist Without His Beard）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时世界上价格最高的两幅绘画的所有者都没有隐瞒身份。经过1990年5月的两个疯狂之夜，日本第二大造纸商斋藤连续买进了梵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以及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并把它们装进夹板盒子里，藏在了东京附近一个带自动温控的密室。在那之后的几年间，斋藤卷入了债务危机，差点破产，并在一桩腐败案件的调查当中被控有罪，1996年，他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在纷纷扰扰的债务调查当中，人们始终无法查清斋藤购得的那两幅名画的具体下落。斋藤曾经说过，他希望把《加歇医生的肖像》烧掉，并将灰烬与自己的遗体藏在一起，但据说他后来改变了主意。

如果说连通过正当途径购得名画，对这些艺术瑰宝拥有无可置疑的所有权的亿万富翁们都认定，把画藏到一个全世界也找不到的地方是最合适的，那么对一个指挥窃贼们对自己喜欢的绘画实施盗窃的神秘先生来说，同样的选择难道不是最合理的吗？

谁要是胆敢把“神秘先生雇人盗取名画”的理论说给査理·希尔听，希尔肯定会勃然大怒，要是碰巧赶上他没好气的时候，一定会爆发出许多长篇大论，对那套“神秘人士”如何如何的说法猛力批驳。这套神秘人士的说法简直就是“好莱坞垃圾”、“废话”、“一坨臭狗屎”……在希尔看来，任何人只要一提及这种说法，就等于是宣称“我是个狗屁不懂的家伙，到这儿来就是浪费你时间的”。

希尔的愤怒不仅仅是因为对这番理论的怀疑，也因为媒体反复炒作无形当中给犯罪分子们镀了一层光环；而更让希尔发狂的是，如果假定那些失窃的艺术珍品注定是会藏在某些再也难以找到的秘密处所里，就给了警方一个对艺术犯罪袖手旁观的最好借口——既然它们将被永远藏匿，何必再徒劳地花费时间和金钱呢？它们毕竟只是些艺术品嘛。

许多专家都和希尔一样，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然而要命的是，即使这种说法无关紧要，希尔和他的同僚们也不相信这套理论，不相信会有神秘的亿万富翁肯为一幅失窃的梵高绘画付出大价钱，但窃贼们是坚信不疑的。

况且，只要窃贼们还有这种信念，名画就会继续消失。

20、“我是皮特·布鲁格”

伟大的画作会不断被窃，因为偷窃名画的窃贼脸上也有光。这种联想当然完全没有意义，但尽管没任何证据，关于那些盗画的窃贼都是些“雅贼”的概念还是越来越深入人心。好莱坞电影不停地告诉人们：艺术品窃贼看上去就像皮尔斯·布鲁斯南或者肖恩·康纳利那样①，外表文雅、本领高强。“他们是典雅的、精锐的、有艺术气质的‘特种兵’。”《芝加哥论坛报》告诉他们的读者，那些艺术品窃贼都是“非常可亲、很有教养的犯罪分子，这点我们不得不承认”。

①皮尔斯·布鲁斯南和肖恩·康纳利都是世界最著名的银幕间谍形象——绅士特工007的扮演者，并以出演007系列惊险间谍电影而成名。在007系列电影里，间谍007的形象犹如一位精明强悍的“绅士大盗”，表面上斯文高雅，像一位儒雅的绅士；但往往孤胆偷潜进敌方巢穴，与敌人斗智斗勇，并时刻准备着窃取敌方情报、武艺非凡。

在现实生活当中，几乎所有的艺术品窃贼都可以分为两大类，任何一类都与“文雅”完全沾不上边儿。一类就像是从美国作家埃尔默尔·莱昂纳德②的小说当中跳出来的蠢蛋，另一类则是像马丁·卡希尔一样的凶恶之徒。第二类人无疑更加危险，但是当失窃的绘画在不同团伙的犯罪分子之间流通时，这两大类窃贼很可能会因为利益冲突而兵戎相见。

②埃尔默尔·莱昂纳德（Elmore Leonard），与P·D·詹姆斯齐名的当今美国一线犯罪小说家， 1925年10月11日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70年代开始创作侦探小说，代表作《射杀》讲述特工被追杀、寻找并刺杀仇人的故事，于年改编为著名惊险电影；著名惊险动作电影《矮子当道》《危险关系》等皆根据其小说改编。埃尔默尔·莱昂纳德最为通俗小说界称道的是提出了“惊险小说十诫”，作者以开玩笑式的语言提出：“不要以天气开篇”、“不要写序幕”、“少用副词修饰”、“尽量不写或少写那些读者通常一带而过的‘过场戏’”等写作“规矩”，反映了他对惊险小说的认知。

“围绕着失窃绘画的商业交易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伦敦的保险调査员马克·达伦坡专司艺术品保险，“交易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用到现金，那些窃贼可能会用绘画换得一批毒品，或者是在其他的大买卖当中作添头；当然还有可能是他们欠别人一万英镑，就告诉对方‘拿走这幅画，咱们两清了’。”

达伦坡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有着大大的眼袋和一副厌世的做派。他喜欢叼着雪茄吞云吐雾，从烟雾当中偶尔看你一眼，用懒洋洋的语调发表看法，似乎表示人性是多么可笑。

“我对于很多犯罪分子都怀有很髙的敬意，”他说，“他们都很聪明，或者说是非常非常聪明，在与其他黑道人物做交易的时候，他们能力极强。他们会购买移动电话进行联络，但第二天就把它们丢弃，以防电话被人监听，他们在一英里外就能够嗅出便衣警察的气味。

“但是在涉及到那些顶级绘画的时候，他们就闻到了金钱和利益的味道，随之变得锱铢必较，一门心思只想着钱，”说到这里，达伦坡扬了扬眉毛，似乎是对窃贼们糟糕的转变感到惋惜，“所有聪明才智都被他们抛到脑后。”

“那些家伙的脑子里会冒出千奇百怪的念头，”达伦坡显得有些难以置信，“他们相信能够把偷来的画卖给南美洲的大毒枭，或者迈阿密的黑手党，他们还可能会心想，‘噢，我认识几个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喜欢这种玩意儿，又有一批手枪在手上，也许我们能做笔交易。’他们还可能尝试着让画的原主人支付赎金把它赎回去。此外他们还可能把画在手里藏上一年，然后再看看能不能从保险公司那里敲上一笔——他们甚至会认为，还可以找人把画还给蓍方，获得酬劳。”

说到这里，达伦坡模仿那些街头混混儿们说话的腔调说：“如果给我十万块，我就告诉他们那幅画究竞在哪儿，这样我拿到悬赏，而他们就能把那玩意儿拿回去。”

“即便如此，”达伦坡接着说道，“在这些家伙中，还是有很多人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傲这行的，确实有人挣到了钱。总会有人挣到钱。这是他们下手的动力。”

警察们以及像达伦坡这样的人们，更倾向于认定艺术品窃贼都是笨蛋，而不是职业高手。他们喜欢交流那些关于不幸的业余蠹蛋们的故事，尤其遇到不同辖区的同事时。坐在拥挤的酒吧里，收了工的警察们会互相比试，看谁的笨贼故事最可笑，他们讲的都是真事，譬如说1998年在洛杉矶，有个窃贼偷了一尊价值一万美元的抽象派金属雕像，最终却以九美元十美分的价格处理给了一个收破烂的。

警察们是把这些故事当笑话说的，但是这些笑话其实很苦涩，因为它们的潜台词让人沮丧。艺术犯罪是一项容易的游戏，即便被抓到了，所受到的惩罚也很轻微，这些故事已经明白地表述了即使最没脑子的笨蛋，也能加人到游戏中来。再来看看安东尼·戴斯利的例子，1991年12月的一个大晴天，此君脚步蹒跚地走进了英国伯明翰博物馆与艺术画廊（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当时他已经醉得几乎走不动道了。带着醉意，戴斯利从墙上摘下了亨利·沃里斯①的《查特顿之死》（Death of Chatterton），把这幅六英寸长、十英寸宽的绘画夹在了胳膊底下，然后带着价值七万五千英镑的画作摇摇晃晃地出了门。这家博物馆当时刚刚花费了几十万美元，安装了电子保安系统，但是这套警报系统主要是用来防范夜贼的，也就是说在晚上博物馆里没有游客的时候才会使用。另一名参观者发现了戴斯利的盗窃举动，叫来了一名保安，可是为时已晚。

①亨利·沃里斯（Henry Wallis，1830-1916），英国前拉斐尔画派画家。

亨利·沃里斯（Henry Wallis）

《查特顿之死》（Death of Chatterton）

戴斯利搭上了一部公共汽车，还把那幅画拿给同车的其他乘客们看。他说这幅画是自己刚刚偷来的，现在只要有谁肯出区区二百英镑，这幅画就归谁了。戴斯利向别人打听这趟车到底开到哪儿，得到的回答是“塞利橡树街”，戴斯利当场痛哭失声，他最不想去的就是那个地方，因为他的前妻住在那里。他跌跌撞撞地下了车，依然抱着那幅画。五天之后，警方根据举报，从伯明翰的一所房子里搜出了藏匿的《查特顿之死》，法官只警告戴斯利在未来的十二个月里不得再惹事，就把他给放了；伯明翰博物馆的馆长则公开向戴斯利发出了“欢迎再来”邀请，请他去欣赏他“钟爱”的艺术。

查理·希尔也会提及这类故事，一部分理由是因为这些故事佐证了他的观点，证明了人类当中笨蛋还是占大多数的，而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他要用这些故事反驳一种广为传播的说法——偷盗艺术品的窃贼都是些非常聪明的家伙，会花费大量时间精心设计盗窃计划。

“那些偷盗艺术品的窃贼们，”希尔说，“通常都是几年前偷盗汽车轮毂罩的小毛贼。”

之所以希尔提到这个，是因为在一桩案值两百万英镑的艺术品失窃案中，参与犯罪的窃贼当中确实有这么一个不入流的家伙。那是在1982年，一个窃贼从伦敦的考陶尔德学院画廊（Courtauld Institute Galleries）跑了出来，勃鲁盖尔（勃鲁盖尔一生当中作品很多，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四个多世纪里，他的绘画遗失殆尽，现存于世的只剩下四十幅了。）的《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被他紧紧地抱在胸前。在随后的八年中，这輻《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几经转手，不断地从一伙儿窃贼转移到另一伙儿窃贼手里。

不知怎么的，这幅画落到了四个小毛贼的手里，其中两个是生意失败、债台高筑的商人，第三个专门偷车、偷信用卡；第四个则是偷汽车轮毂罩的。

四个小毛贼当中的一个，对这幅勃鲁盖尔的画非常好奇，但是他压根儿也没想到它有什么特别之处，更想不到手里的这幅画，正是他们一伙儿做梦都希望得到的值钱东西。这幅画比较特殊，不仅与勃鲁盖尔平时用色大胆的画风不同，所描绘的主题也不再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是一幅幅面很小的画，并且是用纯灰色的颜料绘制的，画面很灰暗，基督以及其他人看上去都好似石头雕像。外行看到这幅画肯定会扫上两眼就转身离开。、

“那些年里最让我们寝食不安的，”考陶尔德学院画廊的主管回忆道，“就是万一哪个窃贼对这幅色彩暗淡的画看烦了，会把它直接丢进垃圾箱。”

这四个小毛贼决定找个艺术品行家来告诉他们这幅画是否值点钱。直到这时，四个窃贼当中居然还没有谁正眼看过这幅画，于是，他们当中的那个名叫鲍比·迪的偷车贼决定先来看一看，“我把画拿起来看了看，然后说：‘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我很担心，因为我猜想那些艺术品行家没准儿会把我们当成白痴，我觉得这幅画狗屁不是，一钱不值。”

专家来了。“然后那个老小子走了进来，嘴里还在为什么事情絮叨着。他转过身来看着那幅画，然后他就晕过去了。我心想，‘他奶奶的，这肯定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怀着捡到了宝贝的喜悦，这伙窃贼选出了一个负责人，由他出面与考陶尔德学院画廊进行谈判。1990年4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考陶尔德学院画廊的主管丹尼斯…法尔正在忙着工作，他办公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起。

“我是皮特·布鲁格，”打电话的人说，“我有件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的东西，我相信你会对它感兴趣。”

法尔起初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打电话者的古怪名字以及浓厚的伦敦南部口音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突然之间他明白了，一定是与彼得·勃鲁盖尔的那幅画有关。

所谓的“布鲁格”先生要求法尔花钱买回那幅画，价码二百万英镑。

法尔给苏格兰场艺术小分队打去了电话，他们商量好了一个精细的计划，由查理·希尔扮做一位富裕的、多嘴的农民，然后放出风去，宣称他想要给自己买一幅“当奖品的画”。可惜所有这些全都白费了，因为出乎苏格兰场以及窃贼们的意料，早有另一帮警察盯上了这些家伙，他们已经通过线报得知了那幅画的下落。这拨警察突击搜査了伦敦城外的一所房子，在一间卧室里，他们找到了被包裹在枕头套里的《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它被藏在一个抽屉里，经历了八年的漂泊，它居然奇迹般地完好无缺。

21、蒙娜丽莎的微笑

无论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查理·希尔都不能把“神秘先生”那套荒诞说辞彻底揭穿。有什么办法呢？人们总是会相信虚无缥缈的迷人谎话，而不愿接受世俗的现实。天啊，直到现在还是有那么多的人兴致勃勃地跑去苏格兰寻找“尼斯湖水怪”呢。

“神秘先生”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猎奇的口味，另外还在于人们大都会怀疑像希尔这样的瞽察们在故意说反话，以便强调正义的一方是多么具有传奇色彩，而窃贼一方都只是些暴力的、污秽的家伙。无论如何，希尔终究是个警察，或许窃贼们会有很多很多种呢，只不过他们拒绝承认罢了。

再者说，即使希尔没有见过真正的“神秘先生”，也不意味着世界上就没有。一位收藏了失窃艺术品的亿万富翁，是不大可能邀请邻居们去家里参观的。即便如此，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名字冒出来。“阿敏将军①是失窃艺术品的头号收藏家之一，”曾出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安全部主管的艾伦，戈尔宣称，“他在法国有门路，能够把货物从马赛带出来。他是幕后主使。”

①阿敏将军（General Kli Amin Dada Oumee，1928－200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乌干达的独裁者，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

也许是这样吧，但是从没有人能够提供证据支持戈尔的说法。艺术大师们的杰作偶尔会像直升机或河马一样出现在南美洲某些大毒枭的家里作为装饰，但没有证据能证明它们是偷来的，而不是通过合法渠道购买来的。

就连希尔也承认，肯定有些窃贼本身就是收藏家，所以他们盗取的都是自己垂涎已久的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我们知道某些——极少数——窃贼偷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那么会不会有某些收藏家，为了得到某幅特定的画作而支使别人代为下手呢？

让我们来看看斯特凡·布雷特韦瑟的例子，此人是一名法国侍者，他的事迹于2003年冬天成为全世界媒体的头条。由于盗窃了价值约为一亿四千万美元的绘画作品以及其他艺术品，布雷特韦瑟被警方逮捕，据悉他盗窃这些艺术珍宝是出于自己的爱好①。在近七年的时间里，布雷特韦瑟的足迹遍及七个国家的一百七十九家博物馆，他下手的对象都是些规模小、防范工作差的博物馆，而行窃的目标也都是些小物件，便于他藏进自己的衣服里。

①法国警方估计布笛特韦瑟偷窃价值在一亿四千万到一亿九千万美元之间。电视制作人和艺术犯罪专家乔纳森·萨佐诺夫表示更准确的估价在一亿五千美元左右。——作者注

布雷特韦瑟在白天行窃，他下手的方式再简单不过了。他的女朋友负责望风，或与偶尔路过的警卫调情，在女友的掩护下，布雷特韦瑟掏出小刀，把某幅画从画框上割下来、卷好，然后就带着它扬长而去。在布雷特韦瑟的“藏品”中，最名贵的当属老卢卡斯·‘科拉纳赫②的《克莱夫斯家的西比尔》（Sybille of Cleves），估价为八百万美元（怀疑下图应该是错误的，但无法找到《克莱夫斯家的西比尔》原作，只能以卢卡斯·科拉纳赫一幅近似作品代替）。

②老卢卡斯·科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1472-1553），德国著名画家，与丢勒、格吕内瓦德同为文艺复兴时期并驾齐驱的三大师。

卢卡斯·‘科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

《克莱夫斯家的西比尔》（Sybille of Cleves）

在科拉纳赫的这幅作品中，西比尔是一位大美女，有着长及腰部的红色头发，穿着一身高贵的红色礼服。西比尔有两个未婚的妹妹，分别是安妮和艾梅利亚。1539年，打算娶第四房老婆的亨利八世派遣他的御用画师汉斯，霍比恩去给安妮、艾梅利亚两姐妹画肖像，看过画像之后，亨利八世选中了安妮，现在这张画像还挂在卢浮宫。然而，霍比恩的工作看来是完成得太好了，好得过了分。当安妮抵达英国的时候，亨利八世简直被“这匹佛莱芒母马”的丑陋外貌惊呆了，就在结婚典礼即将举行之际，他还不断地发出哀叹：“上帝啊，要不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以及我的臣民们满意，我今天肯定不会做这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六个月之后，忍无可忍的亨利八世终于废止了这桩婚姻，他给了安妮一大笔抚恤金，还把曾经属于安妮·伯琳③的城堡送给了她。

③亨利八世的第二位皇后，结婚之后不到三年就被喜新厌旧的亨利八世打人冷宫。并冠以莫须有的罪名砍了她的头。

布雷特韦瑟是在二十五岁生日的当天窃取科拉纳赫的名画的，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他从未想过把这幅杰作或者其他那些偷来的物品作价出售，这位酷爱艺术的窃贼把所有战利品都藏在了他母亲的公寓里。通常，在把这些画带给母亲之前，布雷特韦瑟都会带着它们去当地的一家商店，店主总是会一边艳羡地看着布雷特韦瑟“新买来”的东西一边帮着他挑选新的画框。

布雷特韦瑟最终是在瑞士卢塞恩的一家博物馆被逮住的，当时他正在偷一只喇叭，结果被警卫抓个正着。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也有说法称，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许可证），布雷特韦瑟的母亲开始设法毁掉证据，她把一百多件物品扔进了运河，并毁掉了六十幅油画，其中就包括科拉纳赫的那幅《克莱夫斯家的西比尔》，她毁坏油画的方式是把它们劈成很小的碎片，然后把碎屑装在她的厨房垃圾里，藏在咖啡渣和鸡蛋壳的下面。

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不那么有钱的“神秘先生”呢？会不会有人指使小毛贼们帮自己偷来想要的东西，而不是雇用那些索取大价钱的职业高手呢？

来听听吉姆·希尔是怎么说的，这位希尔与查理·希尔没什么亲戚关系，他是英国最受尊敬的艺术侦探之一。吉姆·希尔是个说话温柔的苏格兰人，过去的二十年间他致力于追寻失窃的艺术品，其中绝大多数都不错，但算不上特别名贵，估价一般都在一万美元左右，但是在他的职业履历当中，也包括成功地追回了一座价值十万英镑的古董钟。

在这个人人都爱讲故事——故事中充满了他们的英雄事迹——的职业领域里，吉姆·希尔是个远离聚光灯的异类。“吉姆从不自吹自擂。”査理·希尔曾经这样说道，他的语气里既包含着赞许和钦佩，同时也有几分迷惑，就像是发现了一个只喝姜汁麦芽酒的警察。如果是放在查理·希尔最喜欢的那些战争影片里，以吉姆·希尔的个性，他最适合扮演的就是一名忠于职守的普通士兵，忠诚于战友，执著于使命；他的全部对白也许只有一两句话，当卫生员从他的肩膀上挖出一颗子弹时，他僵硬地对卫生员笑笑，并低声嘟囔说：“只是擦破点儿皮。”

因此，当吉姆·希尔开始讲故事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吉姆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经有两次见识到，确实有某位收藏家用偷来的艺术品组建了自己的秘密画廊。

“那是一位绅士，他在一个非常大的车间里搭了个隐秘的房间，只有他自己能够进去。多年来他接收了大量的失窃物品，银器、铜器、绘画等，他把这些收购来的东西都装在玻璃容器里，沿着墙根儿一字排开，而他会独自待在屋子里，放上一段优美、宁静的曲子，坐在一张可爱的扶手椅上，他就那样静静地坐着，坐在自己的宝藏中间，欣赏着，欣慰着。他从来不会使用它们，也从未试图给它们寻找买家，他是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就是喜欢让那些可爱而又昂贵的东西们陪着他。”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六位“神秘先生”曾在短时间内拥有——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认为——这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幅画，你会相信吗？1911年8月21日凌晨，一个名叫文森佐·佩鲁贾的意大利木匠从卢浮宫的一个储藏间里蹑手蹑脚地溜了出来，他在那个储藏室里巳经躲藏了整整一夜。这是个星期一，博物馆不对公众开放。佩鲁贾曾经被卢浮宫博物馆雇用过，在他的衣服外面，罩上了一件宽大的、长可及膝的束腰外衣，那是发放给这个占地庞大的博物馆里的数百名工人的。有了这件工作服的掩护，佩鲁贾的行动全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他走进了卡雷沙龙①，走到《蒙娜丽莎》前面，在确定附近无人之后，他把这幅旷世杰作从墙上摘下，卷起来藏到了自己的工作服里，然后走出了博物馆。

①卡雷沙龙，卢浮宫内的一条画廊。

上面陈述的这一部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这个故事的其他部分，在不同的人讲来，就会变成一次完美的犯罪，或只是一次完美的胡闹。

按照西摩·赖特在《那天他们偷走了〈蒙娜丽莎〉》里所说，佩鲁贾不过是受雇于人。真正策划了《蒙娜丽莎》盗窃案的幕后黑手，是一位自称为马奎斯·埃杜阿多·德·巴尔菲埃诺的阿根廷骗子。在他的合作伙伴——法国的天才造假者伊夫·尚德隆的帮助下，马奎斯靠高价贩卖伪造的大师杰作给那些不懂装懂的艺术品收藏家，日子过得不错。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两个骗子不再满足于简单地制假贩假，他们想出了一个更绝妙的主意，把那些挂在国家博物馆里的艺术珍品们也纳入了自己的业务范围。行骗时，马奎斯会事先贿赂警卫，让后者别在附近出现，然后他会带着某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家伙，径直走向一幅特别精美的绘画前，并悄声问那个家伙，想不想要这幅画；他会有意恭维对方，说对方是个对生意非常在行的人，为了让对方确信自己不是在开玩笑，马奎斯会从兜里掏出一支漂亮的笔，让客户在这幅画的背后留个小记号，这样日后巴尔菲埃诺向客户交付货物的时候，客户将很容易地判断出，这就是自己想要的那一幅。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e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大宫女》（Big maid-in-waiting）

曾经有一次，某位客户拒绝用笔，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在画布背面的边缘处割掉了奇形怪状的一小块。这个家伙解释说，等到巴尔菲埃诺交货的时候，他会留意察看“货品”的背后是否缺了这么一小块，是否能够与自己割下的那一小块画布拼得严丝合缝，闻听此言，巴尔菲埃诺“大为震惊”，恨不得怀着敬仰的心情竖起拇指夸赞对方，并表示自己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么精的交易对象。

骗局的核心就在于，尚德隆早就把假画画好了，在客户还没有见到画之前，巴尔菲埃诺就已经把赝品与原画贴合在一起，装进了同一个画框；原画当然是露在外面的，这样它还能继续接受参观者们钦慕的目光，而假的那幅则被藏在后面，无论那个傻瓜是标记或是切割，都将无法避免上当。

后来这哥儿俩跑到巴黎寻求更高的挑战。在那里尚德隆惟妙惟肖地伪造了几幅《蒙娜丽莎》，巴尔菲埃诺则全力寻找新的客户。等到结交了六位脑容量足够小、钱包足够鼓的傻瓜之后，巴尔菲埃诺开始了第一步行动，他会先拋出问题：想不想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答案当然不用说了。然后巴尔菲埃诺会继续提问：想不想让别人都看不到这幅画，只有你能看？想不想独自占有这幅画，那可是别人无法占有的？就这样，巴尔菲埃诺把这些问题分别问了六遍，得到了六个相同的答复。

随后巴尔菲埃诺告诉佩鲁贾，那个意大利木匠，是时候完成他那一部分的工作了。盗窃本身很容易，因为在1911年，卢浮宫如临大敌的是蓄意破坏艺术品的人，而不是防范小偷，所以卢浮宫博物馆在白天开放的时候戒备森严，但在闭馆以后，实际上就毫无防犯了。1907年，在安格尔①的一幅作品遭受攻击后，受到严重惊吓的卢浮宫博物馆为此专门设置了一个正面是透明玻璃的箱子，以加强对《蒙娜丽莎》的保护。佩鲁贾之所以对卢浮宫的路非常熟悉，就是因为他也是当初建造这个保护箱的工人之一。

①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e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法国十九世纪新古典主义代表画家。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e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泉》（spring）

《蒙娜丽莎》失窃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巴黎，也震惊了全世界。巴黎《晨报》的头版头条只有一个斗大的词：“难以想象！”很快，巴尔菲埃诺就和他的六位客户取得了联系，询问他们：“游戏继续？”

“是的。”这个回答重复了六次。巴尔菲埃诺卖出了六幅赝品，每幅的价格是三十万美元，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六百万美元。最后，在完成了这次完美的犯罪之后，巴尔菲埃诺消失了，那六位买家——据说都是美国人——只知道交易的对象叫巴尔菲埃诺，全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姓名。佩鲁贾也一样。此外，巴尔菲埃诺根本没有把自己的整个行骗计划告诉佩鲁贾，佩鲁贾所知道的全部内容，只是受这个谈吐文雅的南美人的雇用，去把《蒙娜丽莎》偷出来，然后就可以拿到赏金。东西他偷来了，但是，他没有等来哪怕一个字的交代，也没有拿到一分钱的报酬！佩鲁贾焦虑地等了整整两年。在此期间，《蒙娜丽莎》被塞在一个盒子里，藏在佩鲁贾住的那套公寓的炉子下面。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e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土耳其浴室》（Turkish bath ）

制作假画的尚德隆当然有理由保持沉默；那六位买家就算知道自己上了当，也不能去向警方报案，否则就将暴露出自己试图购买失窃艺术品的勾当。所以，巴尔菲埃诺丝毫不用担心，就算真的《蒙娜丽莎》重新露面，他自己也决无风险。巴尔菲埃诺的受害者们根本不知道去哪儿能找到他，就算退一万步，他们想方设法找上了他，又能怎么样呢？巴尔菲埃诺会坦然地说：“现在我们先冷静一分钟，好好想想，好不好？在丢掉了他们最有价值的画作之后，你们认为卢浮宫会怎么做？他们唯一理智的选择当然是告诉世人，有一条天大的好消息要宣布，那就是他们已经找回了它，不是吗？但是你和我都知道，真正的《蒙娜丽莎》在谁手里，对不对？”①

①尽管总有各种谣传，专家们还是认定目前珍藏在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就是原作，毋唐置疑：就在被盗之前，《蒙娜丽莎》刚刚被仔细地分析过、拍过照，并且为之建立了研究档案。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比对，其中包括对覆盖着画面表层、起保护作用的清漆上出现的细微裂缝所作的比对，都证实了这幅《蒙娜面莎》就是原来的那一幅。——作者注。

这个关于六幅赝品的故事是真的吗？没人知道。从定义上说，完美犯罪就是无法被侦查的犯罪。这个故事最初起源于一位叫做卡尔·德克尔的记者，他是赫斯特报业家族当中一名非常出色、备受称赞的记者，而这个故事则是在1932年的一期《星期六晚邮报》上刊发出来的。德克尔声称自己认识那位巴尔菲埃诺，并且是他亲口讲的这个故事，条件是德克尔不得在他去世之前把这个故事抖搂出去。

半个世纪之后，1981年，西摩·赖特的书中提到了德克尔的那篇文章当中没有的一些细节。赖特是位值得尊重的作者，他的这本书受到了《纽约人》《纽约时报》《艺术新闻》以及其他各大媒体的一致好评。拥有二十年实战经验的美国联邦调査局探员罗伯特·斯皮尔是专门负责调查艺术品罪案的，他曾经完成了一部关于艺术犯罪的专著《艺术犯罪与赝品调查——现场作业完全手册》，他在参考书目的名单中把赖特的《那天他们偷走了〈蒙娜丽莎〉》列了进去，并表示“如果你只能阅读一篇关于艺术犯罪的真实故事，那就看看这个吧”。

德克尔和赖特都已经去世多年，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可以让人们确认他们的故事究竟是真实的，还是精心编制出来的。尽管如此，赖特的好名声还是足以让怀疑论者失去信心。赖特出版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欺骗历史》这样一部坦率的、广为人知的著作，但他同时也出版了很多童话书，卡斯帕尔——那个友好的小鬼魂儿——就是出自赖特的笔下。但是也有不同看法，出版过《成为蒙娜丽莎》，专门讲述这幅绘画如何成为艺术领域一大象征的历史学家多纳德·沙宣就认为赖特的说法只是现代都市传奇而已。

无论如何，佩鲁贾于1913年被捕，那时候他正试图把《蒙娜丽莎》卖给一位名头很响的佛罗伦萨艺术品掮客。佩鲁贾出售《蒙娜丽莎》的动机不明，或许他已经彻底绝望，知道不可能从巴尔菲埃诺那里得到酬金了。那位艺术品掮客联络了意大利乌菲兹（Uffize）美术馆的馆长，两人在佛罗伦萨的一家破旧的酒店里约见了佩鲁贾。佩鲁贾翻腾了半天，从自制的木头箱子里拎出了一个用红色衣服捆好的包袱，在里面抽出了《蒙娜丽莎》。一看到这幅画，那位艺术品掮客以及乌菲兹美术馆的馆长连腿都软了，他们结结巴巴地表示，需要把这幅画带回乌菲兹美术馆，近距离地好好端详。佩鲁贾同意留在宾馆房间里面等待结果，可是那两个急匆匆拿着东西想要出门的家伙却被酒店的门房挡住了去路，门房厉声盘问：你们拿的是什么？该不会是把我们酒店里的画饰偷出来了吧？

在审讯的过程中，佩鲁贾辩解说自己的行为是基于爱国热情，之所以他会盗走《蒙娜丽莎》，都是因为一件出自意大利画家之手的艺术瑰宝居然被法国占有，让他这么个有骨气的意大利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佩鲁贾的辩护律师则强调说，这次“盗窃”行为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既没有人因此而受伤，绘画本身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并且在失窃之后反倒变得更加有名了。公众对上述说法表示了认同，一时间佩鲁贾简直变成了英雄，他对祖国的热爱被人们广为传颂。法庭最终只判处佩鲁贾十二个月徒刑，经过上诉，刑期又被缩短为七个月。

关于《蒙娜丽莎》的这段故事有太多疑点，足以让诸如查理·希尔这样愤世嫉俗的家伙嗤之以鼻，但餅于像希尔这般对历史怀有深刻敬意的人，一定不会忽略下面的故事，它的真实性无可辩驳，发生的时间也与《蒙娜丽莎》失窃一案相去不远。

亚当·沃斯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杰出的窃贼，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例子，让我们知道世界上确实有那么一类窃贼，会把自己钟爱的艺术杰作偷到手好好地藏起来，只供自己一人欣赏。在一百多年前，沃斯盗取了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画作，并一直把它留在身边长达二十五年，他从来没试图卖掉它，也从来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

关于沃斯的这段故事，在本·麦金太尔的著作《罪犯中的拿破仑》当中有过极其精彩的讲述。故事开始于1876年，一位美国游客来到伦敦，开出了六十万美元（折合成现在的币值〕的史无前例的价格，求购庚斯博罗绘制的英格兰德文郡的女公爵——乔治亚娜·卡文迪许的肖像。

乔治亚娜·卡文迪许是戴安娜公主的前辈，她非常性感但也流言缠身，人们一度把她称为英格兰的头号美人儿。乔治亚娜是十八世纪最声名狼藉的英格兰王室成员，她的其他身份还包括小说家、不可救药的赌徒、富可敌国的德文郡公爵夫人，以及某位未来首相的情妇。乔治亚娜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但那时候她已经度过了自己最辉煌的岁月。

“在你们谴责我之前，”临终时乔治亚娜写道，“别忘记了，十七岁时我就已经是众人仰望的绝代美女，已经是女公爵。”

《乔治亚娜·卡文迪许女公爵像》（约书亚·雷诺兹爵士作于1780-1781年）

乔治亚娜去世之后一个世纪，她的画像被拿来拍卖。从拍卖会的騷乱场面来看，这位大美女显然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成群的人们排着大队，伸长了脖子等在阿格纽氏画廊（Thomas Agnew & Sons Art Gallery）的大门外，等候的队伍顺着老邦德街绵延不断，大伙儿的目的都是为了近距离地看一眼画像当中乔治亚娜的芳容；达德利伯爵对这幅画垂涎三尺；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金融家族也一心想要得到它。可是到了最后，没有人能够对抗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这位美国银行巨头，他成功拍得庚斯博罗的这幅绘画，打算把它作为礼物送给自己醉心于艺术的儿子Ｊ·Ｐ·摩根。这桩买卖有一个看起来非常微不足道的附加条件，那就是摩根必须先把这幅画作公开展出一小段时间，然后才能带回美国。

几个星期之后，1876年5月的一个晚上，一个小个子男人试探着打开了阿格纽氏画廊的一扇窗户，由此溜了进去。他把乔治亚娜的肖像从镀金的画框里割下来，轻轻地卷起，塞进外套，然后顺原路溜走了。

这名窃贼就是亚当·沃斯，一位出生于美国、做派典雅又难以捉摸的骗子，侦探作家阿瑟·柯南道尔就是以沃斯为原型，塑造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天敌——号称“伦敦犯罪天王”的莫里亚蒂教授。沃斯有个弟弟，名字叫做约翰，他像亚当那样道德败坏，但没亚当那么聪明。窃案发生的时候，约翰·沃斯正在新门监狱①蹲大牢，罪名是造假币，亚当的计划是做个交易：用这幅整个伦敦都在奋力争抢的名画换得弟弟的自由之身。

①新门监狱，位于伦教新门街的著名监狱。

这个计划当然没有获得执行，原因是约翰·沃斯的律师比大家预想的要能干得多。还没容亚当·沃斯为了自己弟弟的自由同有关方面展开谈判，约翰的律师就已经援引了某些条例，成功地把他从监狱里捞出来了。这下就把亚当·沃斯推入了极为奇特的境地。

在随后的二十五年里，沃斯一直把乔治亚娜留在自己的身边。即使是在穷途末路、极其缺钱的时候，即使是警方好像已经盯上他的时候，即使是在各种各样的阴险家伙们软磨硬泡，扬言他们听说了某件事情，也许能够帮帮他的时候，沃斯始终拒绝做任何的交易。“他回绝了所有的人，他宁愿忍受屈辱、贫穷乃至被投入监狱，也不愿意与乔治亚娜分离，”麦金太尔写道，“这幅绘画成了他永久的伴侣……就连出门旅行的时候，乔治亚娜也会跟去，‘她’就藏在沃斯携带的旅行箱的夹层里。”如果是待在伦敦的家里，沃斯睡觉的时候就会把乔治亚娜藏在床垫的下面。

直到沃斯步入老年，并被美国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私家侦探们盯上时，他才把他的女公爵交了出去。曾经赚钱无数，挥金如土的沃斯那时已是身无分文，他用那幅画换得了一笔数目不详的金钱——有人猜大概是两万五千美元——和不被起诉的承诺。然后那幅画就去了美国，到了它真正主人的身边。带着失窃已久的名画，这位合法主人搭上了往来于纽约和伦敦之间的埃特鲁斯坎号蒸汽船，起程回家。同船的客人当中，有一位矮小的男子满面忧郁，他已经不能与自己一生的挚爱形影不离了，这一次，他只能悄悄地陪伴着“她”，走完最后一段旅程。

现在，德文郡女公爵乔治亚娜已经回到了原属于她的地方。1994年，新一代德文郡公爵把这幅画买了回来，并把它安置在位于柴斯沃斯的德文郡公爵祖宅里。堂皇的餐厅曾经是乔治亚娜在世时举办宫廷舞会的所在，如今，“她”重新成了那里的主人，继续散发着无限的魅力。

22、黑帮

在挪威，査理·希尔根本不认为自己会遇到一位现代版的亚当·沃斯。约翰森和乌尔温看上去微不足道，但他担心在这两个家伙的后面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人。犯罪团伙们已经发现艺术品是一块肥肉了，对于艺术品失窃案的追踪很可能会始于小毛贼，但最后往往是牵扯到某些犯罪集团，要是不严加戒备，搞不好会掉脑袋。

暴戻而又冷酷，职业黑帮可不像那些小毛贼们一样有那么多弱点；更糟糕的是，根据蓍方的判断，职业黑帮盗窃艺术品的根本动机远比那些小毛贼们要复杂得多——如果某个黑帮盗取某幅绘画的目的只是为了传达某种讯息，而不是单纯地换钱，那么寻回这幅失窃画作的可能性就会变得微乎其微了。

黑帮势力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进入艺术犯罪领域，二十年后随着艺术市场的极大繁荣，他们对这项“事业”的关注程度也极大提升①。1969年5月，意大利警方成立了一个调查艺术犯罪的专门机构，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负责艺术犯罪的官方调査机构。这个机构的名字起得非常神气，叫做“意大利文物宪兵队”，政府方面宣称，该部门的目标就是保护意大利的绘画和雕刻作品。

①值得说明的是，黑帮势力对于艺术世界的玻坏虽然非常巨大，但却无法与纳粹德国造成的破坏相提并论，后者可以说是一个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巨大黑帮。历史上所有的军队都会或多或少地有抢掠行为，而纳粹德国的抢掠行为则是组织严密、非常高效，仅在法国一地，根据赭克托·菲利西亚诺撰写的《失窃品博物馆——纳粹德国盗取世界最伟大艺术品的图谋》一书所提供的数据，私人收藏家珍藏的各种艺术品当中，有三分之一被纳粹德国抢走。针对纳粹德国抢掠艺术品的最真实的记载，可以参见林尼·尼古拉斯的著作《强暴欧罗巴》。——作者注

五个月之后，西西里岛巴勒莫市就发生了盗窃案，窃贼闯人圣罗伦佐教堂，从画框里割下了卡拉瓦乔的作品《圣弗朗西斯与圣劳伦斯诞生》（(Nativity with St。 Francis and St。 Lawrence)，随即逃之夭夭。这座教堂里没有安装警报系统，一位就住在附近房间里的牧师什么都没听到。这幅绘画幅面巨大，边长分别是六英尺和九英尺，它是卡拉瓦乔所完成的最后几件作品之一。卡拉瓦乔的一生充满喧嚣，看上去似乎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用来从事创作。在三十岁以后有长达六年的时间，卡拉瓦乔被以各种各样的罪名逮起来并遭受审讯，他总共被捕十一次，在他所面临的各项罪名当中，最大的一项是蓄意谋杀。1606年，卡拉瓦乔在打网球时与人发生口角，一怒之下将对方杀死，1609年卡拉瓦乔死于逃亡途中，时年三十九岁。《圣弗朗西斯与圣劳伦斯诞生》自1609年开始就悬挂在巴勒莫的圣罗伦佐教堂里，这幅画的价值超过千万，但自那次窃案之后，它再也没有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Caravaggio)

《圣弗朗西斯与圣劳伦斯诞生》(Nativity with St。 Francis and St。 Lawrence)

窃案刚一发生，外界就传言此案的幕后主使是黑手党，这一说法也得到了警方的赞同。除此之外，报纸的头条上仍然嚷嚷着“神秘先生”的陈词滥调。“谁会拿走那么一幅画呢？”文物宪兵队的主管罗伯托·孔福尔蒂将军的语气中充满了鄙视。“就算是最狂妄的艺术品收藏家，拿那么一幅画能派作什么用场呢？它太大了，无论把它藏在哪儿，都不可能不被旁人看到。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猜想，一定是黑手党想要向我们传达某种讯息，他们想要让我们知道，在巴勒莫，他们可以从任何地方取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特别是警察。我们相信他们会把那幅画留着，作为他们凌驾于警方之上的象征。”

最后，在卡拉瓦乔的绘画消失足足二十多年之后，终于从黑手党内部传来了关于它的消息。1996年11月，意大利前总理朱里奥·安德雷奥蒂因贪污腐败案受审，一名接受了宽大处理、脱离了黑手党的成员站在证人席上，这名为曾经犯下的罪恶表示忏悔的家伙同意指证他的黑社会同伴，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站在了一架屏风的后面。

这个叫弗朗西斯科·马利诺·曼诺阿的前黑手党党徒是个危险的家伙，但他外表一点也不凶恶，他举止温柔、谈吐从容，这与他犯案时的穷凶极恶形成了鲜明对比。曼诺阿对黑手党内部的事情了如指掌，这就使他成了一名非常有价值的证人。躲在一辆防弹汽车里，曼诺阿带着警方捣毁了黑手党在巴勒莫的各个藏匿地及海洛因加工点，此外他还提供了一本厚厚的账册，上面罗列了黑手党对政客以及其他地方要人的行贿事实。曼诺阿知道黑手党处决人之后会把尸体埋藏在哪里，他搭乘警方的直升机在巴勒莫上空转悠半天，指出了黑手党的多个“墓地”。

曼诺阿被捕之后一个月才肯跟警方合作，那是由于发生在1989年11月一个夜晚的惨案。那天晚上，曼诺阿的母亲、伯母和姐姐离开家，坐进自家的一辆轿车，这三位妇女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因为她们在为弗朗西斯科的哥哥守孝。弗朗西斯科的哥哥是黑手党的一名枪手，刚刚被敌对的帮派势力干掉。黑手党的原则之一是“祸不及妇女”，也就是说黑手党家庭中的女性是不会成为报复对象的，但是这次不同，杀手将这三人全杀了。

于是曼诺阿就站在了指证安德雷奥蒂的证人席上，他因偷运致幻毒品被判了十七年。在这桩针对政府最高层官员的政治丑闻里，二十多年前发生的那起名画失窃案出人意料地冒了出来。“我曾经偷过几幅画，”当被问及自己的犯罪生涯时，曼诺阿当庭供认，“有些现代作品，还有安东内罗·达·梅西纳的，对了，还记得1969年在巴勒莫失窃的那幅卡拉瓦乔吗？那也是我干的。”

曼诺阿亲口承认他和他的伙计们对艺术一无所知。那幅卡拉瓦乔实在太大了，所以窃贼们把画布卷起来，以便于携带。

“当买家看到它的时候，”曼诺阿说， “他当场痛哭流涕，怎么也不肯接货。”

曼诺阿也有可能是在说谎，基于某种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原因。在曼诺阿的讲述当中，那位想要买到卡拉瓦乔的《圣弗朗西斯与圣劳伦斯诞生》，但是看到它已经被损毁得不成样子而痛哭的人，就是朱里奥·安德雷奥蒂，站在被告席上的意大利前总理。无论如何，人们都相信黑手党的确以某种方式牵扯进这幅名画的失窃案件中①。

①英国记者彼得·沃森在1984年就这起案件出版了《卡拉瓦乔的阴谋》一书，沃森相信如果不是被盗，这幅画很可能会毁于1980年的地震。——作者注

“我们不认为曼诺阿是在说谎，”文化遗产保护司令部的主管罗伯托·孔福第将军认定，“他讲的是实话，唯一有出入的地方在于，根据我们的调查，曼诺阿所说的那幅名画并不是卡拉瓦乔的《圣弗朗西斯与圣劳伦斯诞生》，而是一幅画风相近的作品，也是在那一时期从圣罗伦佐教堂附近的另一座教堂里被偷走的。”

唯一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卡拉瓦乔的这幅名画的确存在，却再也没出现过。

黑手党以及其他的犯罪组织卷入了艺术犯罪领域，意味着艺术品所面临的失窃风险以几何级数激增。以往不被人们当成是“真正罪案”的艺术品犯罪，如今已经具备了有组织犯罪的各种险恶花招。

“这些家伙很不一样，”一位从事艺术品罪案调查已有三十年经验的英国探员说道，那时他刚刚完成对前苏联的首次访问，“一般来说，英国的罪犯们如果被其他罪犯激怒，他们会杀死对方，即使最心狠手辣的罪犯也就如此了；但是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黑帮不是这样，他们喜欢斩草除根，不仅要杀死对头，连他的孩子、他家的小猫小狗都不放过，最后还要一把火把房子烧掉。”

新时期犯罪的两大特征是更加粗暴以及更加规模庞大。“在欧洲，”美国联邦调查局艺术窃案部的负责人林尼·査菲赫表示，“犯罪团伙们转运失窃艺术品的数量越来越大。在俄罗斯，政府情报机构的官员告诉我，他们已经确信有超过四十个犯罪组织卷人了艺术品盗窃领域。在边境线上，他们甚至査获了满载着雕像以及其他失窃艺术品的一整列火车。”

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以及前苏联各国对西方开放国境，东欧就成为一个“自由之地”。为迎合那些私人收藏家日益增长的需求，窃贼们忙得不可开交，四处洗劫教堂和博物馆。1996年在捷克共和国，查理·希尔帮忙瓦解了一伙在前秘密警察的操纵下行窃的艺术窃贼——那些旧时代的秘密警察们有着相当强大的势力。最终的调查结果是，希尔和他的侦探同伴们起获了二十多幅大师杰作，其中包括像老卢卡斯·格拉纳赫的《不匹配的恋人》（lll-Matched Lovers）这样价值连城的作品，它是被人从布拉格国立博物馆的墙上拽下来的。这次追踪行动的高潮，是一支德国特警分队与一伙儿捷克窃贼爆发武装冲突，后者的头目是个镶着大金牙的捷克杀手，名叫齐特勒。

要是搁现在，像齐特勒或者爱尔兰的马丁·卡希尔这样的黑帮分子将非常不合时宜。比如1994年在法兰克福，窃贼们偷走了两幅特纳的绘画，它们是从伦敦泰特美术馆租来的。这两幅作品名闻遐迩，一幅是《阴影与黑暗》〈Shade and Darkness)，另一幅是《光线与色彩》（Light and Colour），它们都取材于《圣经》当中所讲述的大洪水的故事，价值估计在八千万美元左右。随后的几年里，这两幅画几经易手，一度传到了塞尔维亚黑帮头目、军阀阿坎的手中，阿坎拥有一支数千人的非法武装，他笃信种族清洗主义，是消灭“劣等人种”的急先锋，是一名血债累累的战犯。

一个世纪之前的艺术窃贼们是以亚当·沃斯为代表的，后者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庚斯博罗笔下的乔治亚娜女公爵，而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沃斯已经让位于阿坎这样的狂徒，用联合国一位外交官的话来说，阿坎是一名“精神变态的大屠杀分子”。

阿坎鼓吹暴力，而他的末日也同样充满暴力。在贝尔格莱德的洲际酒店里，阿坎和他的两名保镖被乱枪打死。相比之下特纳那两幅失窃作品的命运就好很多了，就在2002年圣诞节前夕，泰特美术馆喜气洋洋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已经把那两幅画都找回来了，只有轻微的破损。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rroad William Turner）

《佩特沃斯湖落日》（Pater‘s leavenworth lake sunset）

第四部 秘密游戏

23、骗子还是小丑

1994年4－5月

挪威警方并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哪一类的对手。正当査理·希尔忙着与乌尔温、约翰森谈判时，挪威警方也在依照自己的线索继续调查，但进展甚微。从某些角度看来，这伙儿窃贼——不管他们是谁——似乎是职业好手。他们在犯案之后马上消失，显然早有预谋；随后他们又一直躲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显然训练有素。警方拼命想从他们的线人那儿挤出点什么来，但就是一无所获，没有贪杯之后的吹牛，没有瑶传中的交易，什么都没有。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了，接着又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警方取得的线索，依然只有那块《呐喊》画框的碎片。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前面提到的某些细节又让这伙儿窃贼显得有些业余。是的，他们消失得很快，但他们在攀爬那架梯子时却显得笨手笨脚；他们是一直保持着缄默，但这是有意要给警方施加压力，还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正躲在角落里犯迷糊？也许在偷到了觊觎已久的战利品之后，这伙儿窃贼反倒像卡通片里的狗一样陷入了两难抉择——出乎它的意料，它终于追上了自己一直在追逐的汽车，可是，下一步该干什么？

况且，窃贼们选择那样的时机下手，究竟有什么用意？诚然，选择在冬奥会开幕之前下手确实是很妙的一招，也确实让警方非常难堪，但是这些窃贼的胆大妄为，真能证明他们是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的职业好手吗？照媒体的说法，窃贼们选择这么个时机动手行窃，是为了向他们的同行炫耀自己的能力，但是此举也很有可能是做给绝大多数喜欢凑热闹的公众看的，如果真是这样，盗窃《呐喊》的行为就不是职业好手所为，而只是某些业余的家伙哗众取宠的举动，它就像是一声“嗨，快看我！”的吆喝，无非是想要吸引注意力罢了。

还有一个无法确定的因素，就是这伙儿窃贼会不会只是某个黑暗链条上最初的一环，如果他们在偷窃《呐喊》得手之后用它与其他人做交换，或是把它卖给什么人，那么所有关于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动机等问题的猜测，就都注定不会有结果。

在摆脱了反对堕胎的激进分子的错误诱导，理清了徒劳无功的情报之后，挪威警方终于把眼光转向了奥斯陆的犯罪集团。这里的犯罪团伙规模不大，与伦敦或者纽约比起来，奥斯陆绝对是个惬意的、安全的城市，这里的人口大概有五十万，但是严重犯罪，特别是与海洛因有关的犯罪案件也在日益侵蚀着挪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占据奥斯陆犯罪舞台的，是一个叫做“特维塔帮”的犯罪帮派，他们大概有两百人，还与境外的犯罪团伙有联系。帮派的头子是个叫做佩尔·恩格的年轻人，一个十足的下流坯子。

《呐喊》失窃的时候，恩格刚刚二十六岁，早在还不满二十岁的时候，恩格就已经是全挪威最臭名昭著的坏蛋了。恩格长得不算好看，他有个大大的鹰钩鼻，一对招风耳，但是他有着能让人放松戒备的微笑和友善的举止。在浪漫电影里面，恩格肯定演不了迷人的男主角，但他绝对可以演好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但就是不走正路的好朋友。恩格曾经是挪威最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之一——瓦勒伦加队的职业足球选手，但后来变成了可能是整个挪威最有名的罪犯。

“我不是最好的足球选手，”恩格曾经对英国国际广播公司的记者表示，“但我是最好的罪犯之一，而且我相信，在我表现最杰出的团队里混，肯定会更有趣。”

在1998年2月，恩格和他的一名同伙盗窃了一幅蒙克的作品。他们从奥斯陆的蒙克博物馆里偷走了《吸血鬼》。警方竭尽全力展开调查，没过几天他们就宣称已经接近破案，但实际并没有。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好几个月，警方已经近乎绝望，他们甚至曾经向一位灵媒征询意见。后来警方有了突破口，有人曾看见两名男子搬着那幅《吸血鬼》上了一趟火车。警方突袭了他们的住所，并找到了那幅所谓的大师杰作，但随即发出了无奈的叹息，那幅绘画根本不是出自二十世纪最伟大、但又最饱受折磨的天才画家之手，警方很快就了解到，它只不过是某人用了几小时草草描摹的一幅赝品，目的是为了在一次单身汉聚会上博人一笑。

《吸血鬼》被窃之后六个月，警方逮捕了恩格以及另一名男子。恩格承认他盗窃了《吸血鬼》，只是因为脑海里产生了一个縢胧的念头，认为“或许某位阿拉伯人会对这幅画感兴趣”，能让自己发上一笔横财。恩格和他的同伴都被判有罪，入狱四年。

这次不够圆满的盗窃行动远远够不上完美犯罪，但它证明恩格除了会踢球以外，还有其他才能。恩格擅长把街头混混儿们组织起来，让他们把警察折腾得团团转，而他自己则是指挥全局的明星人物。

在恩格最得意的那段日子里，他总是隔三岔五就在报纸上或者电视中露面。鉴于自己的球员生涯已经过去，此时的他如果想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就需要多费脑筋。恩格拓展出了一系列的小花招，他最喜欢的一手就是给警察打匿名电话，警告他们恩格恐怕又在谋划什么坏事情了，他会悄声告诉警察，有人看到佩尔·恩格带在身边的东西很像是已经报失的被窃物品。倘若警察真的出现在恩格身边，他就会哭天抢地，表示自己又一次遭到了警方的騷扰；然后他会通知律师，称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律师又会通知媒体……就这样，如果一切顺利，次日早上一睁眼，恩格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名字——最好还有照片——出现在挪威的各大报纸和电视新闻上。

作为曾经盗窃过《吸血鬼》的罪犯，在《呐喊》失踪之后，恩格很自然地就成为怀疑对象。但是在罪案发生的时候，恩格有不在场证明，警方也拿不出反驳的证据。恩格渴望受到人们的关注，他专程跑到挪威国家美术馆，站在原来悬挂着《呐喊》的地方——那时已经挂上了一幅《呐喊》的海报聊以填空，底下还加了个标签，写着“失窃”——摆开姿势照了好几张相。“我确实没偷《呐喊》，”他反复说明，“我和这桩案子没任何关系。”

然而在警方翻来覆去地看从挪威国家美术馆调来的监控录像时，他们在参观蒙克艺术展的如潮人流中确实注意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就在案发的前五天，恩格曾经到过那里。

百分之百正确，当警方把恩格找去问话时，他很髙兴地承认自己去过。为什么不去参观那样一个在奥斯陆难得一遇的盛大展览呢？归根结底，恩格对于蒙克的仰慕已经被警方记录在案了。

警察们发出了无奈的叹息。他们迟早会发现，只要是能够吸引外界关注的案子，恩格都会想方设法插上一脚，就算那件案子与他完全拉不上关系。就像教育失败的家长们一样，对于自己无力阻止的事情，挪威警方只能努力学会承受。

经过多年的交锋，负责调查《呐喊》失窃一案的挪威警探莱夫·利尔对恩格的脾气已经摸得一清二楚。这是一位个性沉稳的男子，在还没有成为警察的时候，他就有着超乎寻常的自制力，对于恩格的胡搅蛮缠，利尔只是微微地耸了耸肩。“恩格就像是脖子上的一块疤，时不时会痛，”他承认，“但是他的确挺有趣。”

4月12日，《呐喊》失窃一案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恩格的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个男孩儿。这位自豪的父亲当即在《达格布拉德特》报上发表一则喜讯，他表示，自己的儿子已经降生，而这个小家伙降临人世的最好宣言，就是“一声呐喊”！

24、圈套

1994年5月6日

查理·希尔有一大堆的问题需要应付，他所面临的困难比恩格给挪威警方制造的难题多得多。希尔的首要目标是找回《呐喊》，其余的所有事，包括逮捕窃贼，都是次要的。这是希尔面对所有艺术品罪案时的一贯作风，真正吸引他的问题是“东西在哪儿”，而不是“谁干的”。希尔在艺术小分队的同事往往会表示赞同，但绝大多数警察都会持不同意见，他们会指责希尔过分关注那些“小块儿的帆布”，而不是罪犯本身，那实际上等于宽恕了罪犯。这类言论可不能让希尔听到，否则他又要展开长篇大论，诅咒“蓝衣服的官僚主义者”和“鼠目寸光的警察”。

要是能找回画作，又逮住罪犯，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一般来说事情往往不会那么顺利。“那么你到底会挑哪个？”希尔会大声喝问，“是把一个平时只会偷车轮毂的小贼扔进监狱里关上六个月，还是找回失窃的勃鲁盖尔，把它挂回原处让世人欣赏？”

身为艺术品掮客的乌尔温、曾是纵火犯的约翰森究竟是怎么与《呐喊》一案发生关系的，眼下希尔并不关心，他的任务是让一切回归正轨。与约翰森、乌尔温的第一次谈判已经算是很顺利了，希尔心里盘算着，况且当瓦尔克把钱拿给约翰森看的时候，他已经在猛咽口水，但是偏巧在这家酒店举行着一次警察大会，另外到处是穿着防弹背心的便衣警察，这些会不会打草惊蛇呢？

约翰森已经匆忙离开酒店，他说大约会在下午三点左右回来，留下了心里犯着嘀咕的希尔。希尔寄希望于这个挪威骗子正忙着和他的同伙们进行商议，探讨如何安全地完成交易。只要交易还在继续，那就万事大吉，警察大会肯定让约翰森有些心慌意乱，搞不好会把他彻底吓跑。

希尔试图以约翰森的立场来分析眼前的局势：一方面，已经见到了钱，另一方面，谈判的旅馆里到处都是警察，交易的对象还是两个陌生人，谁知道罗伯茨和瓦尔克到底是什么人？

在约翰森重新出现之前，还有好长一段时间需要打发，乌尔温建议希尔跟他到城里逛逛。出发之前乌尔温示意希尔坐到他那辆奔驰车的后排，并打开了一个装满印刷品的大盒子，里面还有几张《呐喊》的木版画。希尔也说不清楚是不是真的，但看上去不错。接下来两个人去逛了会儿艺术品画廊，乌尔温一路上趾高气扬。“他就是个混球。”希尔心想，乌尔温过于自高自大了，背地里肯定没少被他的同行们讥笑。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乌尔温和希尔回到了酒店，看看约翰森是否已经露面。他们碰上了瓦尔克，就一起去咖啡厅继续等，大约十五分钟后，约翰森旋风般冲了进来。

“这座楼里到处都是警察，”他咬牙切齿地说，“外面还停着警车，至少停了两辆。”

约翰森的精神状态很狂躁，说话的时候咬牙切齿。希尔并不知道挪威警方是不是真的在布置人马关注某事，但是他表现得放松而又闲适，完全不像约翰森那样惴惴不安。“我们上楼去我的房间吧，”希尔说道，“我屋里有一瓶加拿大威士忌，我们去那儿谈吧。”

希尔的房间在酒店的十六层，能俯瞰整个海港，而更让约翰森感兴趣的是，这里能够清楚地看到酒店的主要出入口。约翰森和希尔并肩站在窗边，他们向下望去，所有警察的行动一览无余。希尔对自己暗暗一笑：那些警察都在懒洋洋地晒太阳，他们的警车上都没有挂警灯，看上去无精打采，很显然，他们的任务只是负责巡视。

约翰森看着那些警察，随后转过头来，瞪大了眼睛看着希尔。

“你觉得他们是在干吗？”他问道。

希尔决定还是坚持原来的说法，那套说辞曾经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在酒店里面会有个穿着防弹背心的便衣警察。倘若这些挪威警察真的是为了某事严阵以待而被约翰森发现的话，希尔恐怕就真的需要想出点更有力的说辞了。还好那些警察们显得松散而又懈怠，他们根本就没打算隐藏，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看看下面那些蠹蛋，”希尔说道，“他们不可能是在寻找我们，因为我们在酒店里转来转去时，不可能有谁看不到。他们来这儿的目的肯定是为了那个反毒品大会。”

大家都坐下来喝饮料，只有乌尔温不肯凑这个热闹。这下希尔对他的印象更加糟糕了。希尔和约翰森都要了一杯很“隆重”的饮品，那是一大杯加拿大威士忌，接着他们俩聊起了雷司令、苏格兰威士忌以及波本酒的不同。尽量保持放松，希尔一再叮嘱自己，一定要慢慢来。

希尔站起来，走进浴室。早上他就已经整理过自己的各种文件和旅行用具，就像百老汇舞台剧的剧务仔细检查每一件道具那样。设置一个園套就像是讲一个无言的故事，希尔已经在他的床头灯附近散放了几张名片，上面印着“克里斯托弗·査尔斯·罗伯茨，盖蒂博物馆”；他的飞机票在电话边，从一个撕开了的信封里面若隐若现地伸出来；旁边还有盖蒂博物馆的带照片的ＩＤ卡。书桌上有几张盖蒂博物馆的便笺纸；烟灰缸下面还压着几张弄皱了的信用卡账单，上面有克里斯托弗·查尔斯·罗伯茨的签字；账单上面散放着几枚小额硬币，美国硬币。

就连自己的洗漱用品，希尔都做好了妥善的安排，以防约翰森——当然也有可能是乌尔温，但是几乎不可能——会走进去仔细查看自己的随身物品。刮胡子用的剃须膏、除臭剂以及牙刷牙膏等，全都是美国货。

这番准备起到了效果。瓦尔克事后告诉希尔，他刚一关上浴胡室门，“约翰森就站起身来，好好儿地在房间里转了几圏。”尽管约翰森早就等着希尔走出房间，但是他在做这番探査时丝毫未加掩饰。为了让约翰森有足够的时间看个够，希尔特地在浴室里多待了好一会儿。

等到希尔重新回到房间里，约翰森丝毫没有提及自己刚刚完成的那番调査工作，但是他看上去明显更加放松，并且开始讨论究竟怎样进行这次交易。交易必须在晚上进行，他说，希尔和瓦尔克必须把钱带到某个指定的地点，具体地点会另行通知。

“不行，”希尔提高了嗓门说，“我们决不会把钱带出这个酒店，除非我确定那真的是我们要找的画，而且它的状况令人满意。那之后我们才会进行交易。”

双方争执了一会儿，随后约翰森走到一边打了一个电话——他不愿意使用希尔的房间电话——几分钟后走了回来。他表示这事儿有些困难，但还有的商量。对于希尔来说，这次智慧的交锋有点儿类似于体育运动，你必须保持警觉并且集中注意力，但是你并不知道自己可能等来什么样的机会；在等待的过程中，你的言谈话语一方面是为了与对方套交情，同时也是为了打发时间，但更重要的是自娱自乐。

每次秘密行动总会遇到这样一个阶段，这时需要看看窃贼一方会做什么样的反应，而警察除了等待什么都做不了。希尔努力让自己放松，静观其变，这需要付出一定努力，因为尽管希尔够勇敢，但并不是一个冷静的人。闲暇的时候，以及不与人交谈的时候，希尔就会发现时间的脚步慢得让人难以承受，他会开始玩钥匙，或是手里捏着自己的眼镜甩来甩去，或者是在房间里面寻找一本可以读的书、一档可以观看的电视节目或者一本可以随手翻翻的杂志。

而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希尔的焦躁情绪就会消失殆尽。如果坏蛋们提出一个问题，希尔必须仔细思考，看看能否从中发掘新的线索，这时候喝上一两杯酒可能会大有帮助。倘若不太清楚自己正在参与的这场危险游戏有什么样的规则，或曾经有什么样的规则，或与你交手的是什么人，那么如何更好地释放烟幕，就成为秘密特工们面对的重大挑战。编造一个能够骗倒对手的故事，正体现了秘密特工的个人能力，一旦真的起到了效果，那种成就感足比得上短跑运动员或者滑雪选手冲过终点。

乌尔温向希尔打听了关于盖蒂博物馆的一些事情，以及希尔的工作职责，希尔都按照早已准备好的答案对答如流。其实希尔并没有见过盖蒂博物馆的新展馆，他唯——次参观盖蒂博物馆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是等到他听说乌尔温也没有到过那里时，就更加放心了。

“你要是去美国旅行，一定得去我们那儿看看，千万记得要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就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这种与对方套近乎的花招是希尔最擅长用的，它不仅会让双方的交谈不再那么单调乏味，有时候甚至还能对事情的进展有所帮助。

对于希尔来说，一直隐藏在附近、比任何窃贼都更可怕的敌人，是自己心里的厌烦情绪，他必须努力确保自己耐住性子。打败自己的厌烦情绪是希尔在历次秘密行动中都需要具备的最大美德。

25、第一次卧底行动

《呐喊》被盗的时候，查理·希尔成为卧底警察已经十二年了。他的第一项卧底工作就是追查一幅失窃的油画，那也成为他此后最主要的工作内容。而在其他那些与艺术无关的案件当中，希尔最常涉及的是打击制造伪钞的犯罪集团，有一次他曾经在假扮一名想要购买伪钞的骗子时，遭到了伪钞制作集团的绑架。让希尔从事艺术品犯罪调査工作的决定是很容易做出的，因为希尔很健谈，而且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警察，再者他曾经当过兵，也就是说可以基本认定他能保护自己；而更重要的是，希尔有冒险精神。

1982年，苏格兰场计划派人渗透到伦敦南部的一个持械抢劫犯罪团伙当中，这伙儿强盗不知怎么搞到了一幅十六世纪意大利画家帕米吉亚尼诺①的油画，价值数百万英傍㈣强盗们打算把这幅画出手，警方认为这是一个破案的好机会，负责调查持械抢劫犯罪集团的两个探员找到了査理·希尔，询问希尔是否愿意假扮一名想要购买一幅热门画作的美国艺术品经纪人。这是希尔首次接触到艺术品犯罪案件，由此引出他日后的成就。

①帕米吉亚尼诺，本名马佐拉（Girolamo Franceeco Maria Mazzola，1503-1540），意大利手法主义画派代表人物，该画派风格奇异玄奥。

希尔能不愿意吗？早年间他在街上巡逻，偶尔逮到个坏蛋痛揍一顿的日子是挺不错的，但是后来他被安排转做文职，每天的工作就是无聊地处理文件。希尔这下郁闷坏了，就如同一名战士被迫要填写无穷无尽的表格，偏偏还要一式三份，现在终于有人来解救他了。

“我感觉自己好像是经过多年的漂泊，终于回家了。”希尔满怀感撖地回忆道。

第一项工作，买衣服。希尔火速逛遍了伦敦，从一家店赶到另一家。希尔巳经确定，他相信如果把自己打扮得太过精明，肯定是不对的。“我认为我应该打扮成一个到处与人碰面，习惯于满足对方要求的人。”——那意味着最好选择一些“新奇而又浮华的衣服，把自己装扮成兼具社会名流与大学新生双重气质的样子”。平时希尔最喜欢冒充的就是这类人，现在他终于得到了放弃英国绅士做派的借口，他试穿了一件又一件衣服，试图找出适合自己角色需求的装扮，他要解决的问题还包括打领带还是领结？什么样的袜子才能配上那双最新款的拖鞋？

购物之余，希尔也在努力充电。他了解到帕米吉亚尼诺是个非常矫揉造作的家伙，所以他最好对帕米吉亚尼诺的各种怪癖有所了解。为什么帕米吉亚尼诺把他描绘的对象都以那样奇怪的比例加以扭曲？为什么他让圣母的膀子伸展成无比奇怪的样子，完全不可能支撑得了她的头烦？为什么他笔下的人物的手指都那么细、那么长，远不是正常的样子？希尔还了解到，帕米吉亚尼诺的形象被融人了瓦萨里①绘制的《艺术家的生活》（Lives of The Aritists）中，此外他还着手阅读帕米吉亚尼诺的自传。很快，希尔就能够对这位画家的事迹如数家珍，他在青年时期就迎来了黄金般的绚丽年华，十六岁时他的绘画就让那些老手们又惊叹又嫉妒。“比起人，他更像是个天使。”

①瓦萨里（Giorgio Vasarl，1511-1574），意大利画家、建筑师、美术史家。

希尔的卧底生涯是在希斯罗机场开始的，他得假装自己是刚刚搭乘协和式飞机由纽约专程赶来的。开场的这一幕并没有花费苏格兰场太多的钱，因为他们没有真的给希尔购买一张协和式飞机的机票，而是得到了英国航空公司的支持，为希尔伪造了全套的相关文件，并且在希尔每一件行李上都添加了如假包换的航空标签。希尔还钻研了一番协和飞机上的食品菜单，以防别人问起。当出现在机场出口的时候，希尔看上去衣冠楚楚而又精神头儿十足，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协和式飞机几个小时就能从美国飞到伦敦。

有三个人等着迎接希尔：一个是帕米吉亚尼诺的窃贼，一个是他的女朋友，还有一个伦敦东区的黑帮分子，是他把希尔扮演的美国买家介绍给这伙儿窃贼，并愿意为希尔做担保，这个所谓伦敦东区的黑帮分子正是席德·瓦尔克，而这项工作也是希尔与瓦尔克的首度合作。见面以及相互寒暄进行得非常顺利，让希尔感到高兴的是，这一幕简直与好莱坞电影里面的情节一样，但与他演对手戏的可是一个真正的黑道人物，这比无聊地坐在办公桌后面实在好太多了。

这一小拨人坐下来要了些饮料，互相联络感情。在掏出鼓鼓囊囊的钱包寻找小面额的英镑时，希尔有意露出一沓美钞，那个窃贼看来很相信希尔，但他的女朋友还是有所怀疑。希尔和瓦尔克谈得非常热乎，真的就像是一对老朋友。谈话当中那名窃贼偶然说起了某人，并嘲笑他越来越胆怯，希尔随口答了一句：“你的意思是说，他的屁眼儿还没有一克朗的硬币那么大吧。”

这句话不是希尔凭空捏造的，而是一句欧洲人用来嘲笑某人胆子太小的粗俗俚语，六便士与十美分差不多大小，而八分之一镑大小相当于一个银币。希尔是几天之前听到别人这么说的，所以他才会脱口说出这么一句话。

“我有些太随意了，”希尔事后很是后怕，“因为那是我的第一次秘密行动，我想让自己的语气更像个坏蛋。那句话刚一出口，我就觉出不对了，我认识到，天啊，一个美国人是不应该随口说出欧洲俚语的，更何况他还提到了克朗，那对他来说应该是一种相对陌生的货币。

“所以我马上就补充道：‘你们这边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吧，对不对？’这句话掩盖了我的错误，就好像我是有意开了个玩笑。大伙儿都笑了，那个笑得最响亮、以至于把大家带得都笑了起来的，当然是席德，但是在我刚刚说错了话的时候，他的神色曾非常严肃。”

那时的瓦尔克在苏格兰场已经拥有了很高的声望，而希尔急中生智、迅速摆脱困境的一幕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相信这个新来的家伙也许还真是块料，能够做个出色的卧底特工。

希尔又要了一轮酒，随后他们就离开了市中心，赶往位于公园大道的格罗斯维诺酒店，把希尔送到了他预订的房间里。与那趟假航班不同，这套客房确实是苏格兰场付了款的，但希尔在此落脚也只是充充样子，真正下榻在格罗斯维诺酒店的客人是来花钱享受人生的，希尔可不是。

天黑之后瓦尔克开着一辆加长的蓝色奔驰车来到了酒店，两个警察吃罢晚餐，瓦尔克就带上希尔去了好几个地方，那些都是以后与窃贼谈判时可供选择的会面地点。接下来他们于午夜时分赶到了伦敦东郊的一个由那名窃贼指定的会面场所。在肯特郡的法尔孔伍德火车站，希尔和瓦尔克等候了一个小时，那家伙才姗姗而来。

他和希尔一起驾车离开，瓦尔克则被留在了原地。在兜了无数个圏子以解除任何被盯梢的可能，并弄得希尔失去了方向感之后，他们驱车来到了一座巨大的、仿都铎式的房子前。在房子里希尔见到了一个陌生人，秘密特工日常工作的一个标准特征就是总会有不明身份的人不断涌现，而且事先绝无征兆，同时也绝对没有任何的说明解释，因此，每一位秘密特工必须依靠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判断出到底谁是什么样的角色。希尔估计新出现的这个男的年纪在六十上下，他就像刚从黑帮电影《教父》当中走出来的，看起来这里都是他说了算。主人端上了一瓶人头马，随着这瓶佳酿，一连串问题拋向了希尔。他到底是谁？

希尔按照事先的安排傲了回答，在能不撒谎的地方都说了实话。没有谁提到艺术问题，没有谁去追究拉斐尔的画风对帕米吉亚尼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每个问题都是针对希尔本人的。希尔发现自己在越南的那些故事收效最好，因为那是个可以尽情展开的、安全的话题，是这两位英国罪犯都不了解的。

希尔讲到了他第一次身陷枪林弹雨时的境况，那时他抵达越南刚刚两个星期，驻扎在中部高地的偏远乡间。当时希尔正作为先头部队的一员，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行进——“突然之间，北越的火力倾泻而下，AK-47的枪声响成了一片。我所在的那个班，有一半儿的人当即被撂倒，我也重重地破倒在地上，因为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不管你受过什么样的训练，都压根儿不管用，你的脑海你只会想到：‘他妈的，我肯定要死在这哈儿了！’”

“后来，他们停了火，我们则开始还击。最糟糕的是，位于我们下方的美军士兵开始向上射击，但他们的榴弹发射器射程有限，够不到敌人，反倒全都掉在我们的身边。再后来，我看到我们的一挺机关枪在猛烈开火，但是副机枪手以及弹药手都没在边上，不远处的石头后面则躲藏着一个哆哆嗦嗦的中尉。我当时就想：‘妈的，那家伙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我匍匐着爬了过去，抓住了供弹带，它正在欢腾地跳跃着，随后斯泰格——他就是那个猛烈还击的机枪手——和我一起向前移动了相当远的距离，这样我们的火力就能覆盖整个前沿阵地，同时也脱离了本方炮火的攻击区域。当时的局面一片混乱，我们曾一度被迫停下，因为我的眼镜掉了。我一边咒骂着‘娘的，等等’，一边赶紧把眼镜戴上。汗水从我的额头不断渗出，我们又接着向上移动了，一路上我还不断地向供弹带里压着子弹，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处在一片火海当中。”

“周围的Ｍ－79掷弹筒还在威胁着我们的安全，那些从我们下方射向越共的枪弹也没长眼睛。这段被交叉火力覆盖的区域足有五英里长，实在太可怕了。后来，又飞来了几架老式的Ｆ－100作战飞机，我也不知道它们是美军的战机还是北越的战机，这下就更麻烦了，它们投下的固体汽油弹就在我们的眼前爆炸，把我们面前的树木全都夷平了。”

“固体汽油弹在爆炸，周围的一切都被红色的火苗和滚滚的黑烟吞噬，当时我们距离火场太近了，甚至能感觉到空气从我们的肺里被吸走。救伤直升机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着不下来，普通直升机却努力设法接走伤员。终于，我们的营长和他的副官坐着直升机赶到了前沿阵地，但他们根本没敢降落，只是丢下了几箱弹药就掉头跑了。”

“斯泰格应该获得勋章，但是他竞然没有获得嘉奖，而那个贪生怕死的中尉，连手都没弄脏，就混得了一枚银星奖章。”

这个故事刚好涉及到希尔最喜欢的几个主题之一，他喜欢描述基层战斗部队的英勇，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那些指挥官们的无能；他喜欢讲述可能被本方炮火误伤的危险，以及在论功行赏之时，真正的勇士遭受冷落，而懦夫却抢尽了风头。那些罪犯们也都喜欢这些。希尔不是窃贼，但是他的骨子里是蔑视一切权威的，窃贼们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当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情绪中时，年长的那个窃贼拿出了失窃的名画，它大概二十四英寸长，三十英寸宽，希尔把它拿在手上仔细端详。

“看起来确实很像是帕米吉亚尼诺的真迹，”希尔事后回忆道，“但是当我把它翻转过来的时候，我注意到这幅画的框架看起来并不古老，很显然不是中世纪的东西。随后我更仔细地看了看，发现画布上那些油彩的细微皲裂在纹路上也不同。”

“于是我有点儿进退两难了。”

窃贼们不大可能是故意在兜售假画，如果希尔的判断没错，那么他们一定是偷到了一幅假画，但他们和画主人都误以为是真迹。此前一直没有对这幅画发表任何看法的希尔又倒了一杯法国白兰地，然后才表示了自己的判断，那两个窃贼对看了一眼，都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希尔则又一次仔细地、前前后后地审视了这幅画。

“我们有了个问题，”希尔说道，“这幅画很可能不是帕米吉亚尼诺的真迹，只是仿冒他的画风。因为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接下来希尔发表了一连串的意见，连木头上的虫子眼儿、画布发生轻微裂解的图案都没落下。

窃贼们有点儿愤愤不平了，他们的战利品竟然是假的？！虽然他们不怎么相信希尔，但至少打消了心中的怀疑，不再担心希尔是个警察。侦探的任务就是要打击犯罪，所以他们相信只要看到这幅画，任何一个卧底警察都会一边庆幸自己运气真好，一边亮出他的手铐。

此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希尔告诉窃贼们他不会购买这幅画，他们开车把他送回火车站，与等在那里的瓦尔克会合。瓦尔克已经在那个鬼地方度过了一个漫长寒冷的夜晚，当他发觉希尔满嘴酒气的时候，当然是一肚子怨气。希尔向瓦尔克解释说，喝酒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他喝的不是啤酒，而是上好的法国白兰地。但这丝毫没让瓦尔克感到安慰。

随后希尔还告诉他一个更让人沮丧的消息：

“我相信那幅画是假的。”

“放屁！你是说真的吗？”

瓦尔克和希尔驱车回到了苏格兰场的警察总部，把当晚的一切向上级做了汇报。他们的领导依然相信那幅画是真的，并认为他们总算是有机会逮捕那两名已经盯了很久的贼了，所以他下令对希尔造访过的那座房子进行突击搜査。

第二天，瓦尔克到格罗斯维诺酒店找到了希尔，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警方已经起获了那幅绘画，并把它送给佳士得拍卖行的一名专家进行检查，专家的意见是，那幅绘画只是一幅维多利亚时期的仿冒品，它根本不值三百万英镑，要是赶上哪天运气好，也许能卖三千。

对于一名艺术史学家或者一名修补专家，识别出一幅画作的真伪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他们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充裕的时间，而希尔能够倚仗的全部武器，就只有他绷紧的神经和出色的眼力，再怎么说他也只是业余的，况且还是在两个窃贼的瞪视之下。

后来警方査明，那幅画是窃贼们二十五年前偷来的，然后就一直把它藏了起来。经过了二十几年，他们早已经把它当成了退休之后的养老金，以为它怎么也能值上个几百万英镑。

“好了，所有人都非常失望，”希尔回忆说，“因为他们都相信那是一桩大案子。但是我的名气却因此迅速飚升，可以说是它成就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成为苏格兰场的艺术专家，而席德也突然意识到，我确实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他瓮声瓮气地对我说，”说到这里，希尔模仿起瓦尔克的语调，“‘査理，我必须对你说，你小子还真有才。’”

说有才华也许并不准确，更确切地说，他拥有勇气与非凡的鉴赏力。但那时他获得了席德无条件的信任。多年以后，希尔仍然对那一幕念念不忘。“我真的受宠若惊，从来没有谁对我说过表示赞扬的话。席德是个强硬的家伙，我听说过他的许多事迹，但以往从来没有机会与他共事，他算得上卧底警察当中的一流人物。就是从那一次任务开始，我成为受他庇护的卧底特工之一。”

26、骗局

查理·希尔曾长时间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直到当上卧底特工，他才找到了归宿。艺术犯罪调查工作非常适合他，它是世界上少有的既要求你痴迷于三百年前的绘画手法，也要求你喜欢撬开窃贼家门的工作。

对查理·希尔来说，卧底特工也是一样。他有足够的才华和智商，可是他的不安分以及强烈的叛逆精神又阻碍着他。虽然很喜欢读书，希尔还是想方设法地退学从军，到了部队里，他刚刚升职就跟一位军官干了一仗，结果被重新贬为列兵①；在苏格兰场，几乎每位大领导都被希尔看成是“用屁股说话的、彻头彻尾的傻瓜、在职业成就的阶梯上，每一级都是被希尔自己硬生生踹断的。

①列兵（private；seaman）：军衔，兵士的最低一级。

希尔也意识到问题所在，但他宁愿相信那正体现了自己的诚实，而不是自毁前程。”让那些不着调的人滚开，是我一生当中最得意的事，“希尔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表示，他说这话的腔调不只有些想往，更带着几分得意。毕竞希尔是一条独狼，而不是能够被罩上笼头的驯马。

“我是个无视军纪的家伙。虽然看不惯部队里的那一套，但是我享受战斗，所以那些与我相伴的人们都愿意让我和他们在一起。”希尔傲慢地说，“我是个很好的斗士，但不是个好战士，所以后来我成了抓贼的一把好手，但算不上是个好警察。”

卧底工作的重点，在于尽可能多地发掘真相，小规模的团队比大集团作战更让希尔觉得得到了自由。突然之间，那些让希尔与其他人格格不入，看上去非常奇怪的秉性，如蔑视权威、不服管教、好奇心强等不好的毛病，一下子全成了他的优势。从事秘密任务的特工首先需要具备的素质就是不容易被人辨认出来，而希尔就是这样，他永远是人群当中最不会被人们怀疑成警察的那一个。

“英国的探员看起来都一样，”保险调査员马克·达伦坡说，“他们总是穿着西服套装，都是廉价货；领带朴素，领结工整；头发短而整洁；鞋子倒是很时尚，”说到这里，达伦坡放下了手中的酒杯，转眼扫向酒吧里面拥挤的人群，似乎是想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只要他们一走进房间，屋里每个坏人都会立刻觉察到他们是谁，但没人会认出查理·希尔。”

这并不是因为他善于进行自我伪装。实际上，希尔能扮演的形象范围很窄，他的一位从事这个行业的同伴曾经很好地渗透进了一个新纳粹团伙，并破坏了该团伙向一所犹太人教堂投掷燃烧弹的阴谋，如果换成是希尔，恐怕连加入该团伙的最初的关卡都无法通过。（希尔适合扮演的角色确实有限，因为他的演技有限。但希尔很精明，他会推掉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角色，他适合做掌控者。如果一个角色只需要残忍就够了，那有很多人适合去扮演。）

“警方的很多行动是针对毒品以及军火走私的，”苏格兰场艺术小分队的负责人迪克·埃利斯说，他是个操办卧底行动的专家，“所取得的效果相当不错。那些交易都是在坏蛋之间进行的，而我们刚好拥有训练有素、非常机智的警探，可以应付这类局面，不过他们除了擅长扮演坏蛋之外，别的角色就都干不来了。”

譬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瓦解了新纳粹组织的探员，他叫洛奇，是个很受推崇的警探，他的外貌酷似大号的皮尔斯·布鲁斯南，但他的个性远比布鲁斯南扮演的王牌特工007①粗野得多。在警察圈子里，洛奇非常有名，因为他做过好多出格的事情，其中包括用椅子砸向某位警官，让人意外的是，他居然没有为此受到惩罚。据说洛奇的搭档是唯一可以制得住他的人，而他们两个又都是查理·希尔的好朋友，希尔曾经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刻画这对搭档，说他们是“大怪物和他的主人”。

①007，惊险电影中最著名的绅士特工形象，名詹姆斯·邦德，英国人，代号007，出自英国侦探、间谍小说作家伊恩·弗莱明笔下。按照小说描写：邦德身高1．83米，体重76公斤，体形颀长，右颊与左肩有伤痕，右手指甲曾做过整形手术，外表英俊潇洒，刚健勇武，身上总是穿着高档合体的西服革履，处处留情；他精通拳术，擅长拳击与飞刀，左肋下的枪套里总插着一把口径25毫米的勃朗宁自动手枪，授权可以干掉任何妨碍行动的人；并上天能飞，下海能潜；他精通几乎所有国家的语言文字，好抽烟酗酒，一般抽穆兰大街香烟厂特制的由巴尔干烟叶和土耳其烟丝混合的、烟嘴上带三个金圈的香烟，总喝由伏特加和马提尼摇匀的的混合酒，具有高度忍耐力，好女色，但不过分；总是驾驶一辆与众不同的阿斯顿马丁跑车，随身配有杀人执照，隶属于英国军情六处，Ｍ局长负责指挥他。007系列小说从1962年开始被美国“联美－米高梅”电影公司购买到全部改编电影权，此后每两年出一部系列间谍电影。该系列中007的历任扮演者有肖恩·康纳利、乔治·拉赞贝、罗杰·摩尔、提摩西·道尔顿、皮尔斯·布鲁斯南和丹尼尔·克雷格。皮尔斯·布鲁斯南自1995年开始出演“新007”系列电影，共出演《黄金眼》《明日帝国》《纵横天下》《择日而亡》四部，他演出这几部电影时，正值好莱坞大片风行、电影特效全面革新的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电影技术和特效制作十分发达，因此这几部007电影比之前的电影，在场面、特效、画面、美工等方面无不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影片均为高清效果（此前电影画面效果一般），电影中大场面、惊险、火暴的枪战、爆炸、动作戏等无不体现着好莱坞特技的高水准，因而通常将皮尔斯·布鲁斯南主演的007电影作为这个系列的代表，他也成为007的最佳扮演者。

“你见过洛奇吗？”迪克·埃利斯问道，“你绝不会想到给洛奇拍张照片，让他冒充盖蒂博物馆的业务代表。”说到这里，埃利斯被浮现在脑海里的那幅怪异的画面逗得不禁笑出了声，险些岔了气。

“洛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决不会是个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流的审美观并且容易相处的人，”埃利斯接着说道，“洛奇是黑市上啸聚一方的掮客，而且他非常擅长此道，但是如果你想要寻找什么人，去扮演某些不寻常的角色，那就得另找别人了。”

没错，你需要找的就是査理·希尔。

查理·希尔一贯扮演口无遮拦、钱包鼓胀的美国人或者意大利人。他总是有些鲁莽，因为那是把匪徒们骗上钩的最容易的方式，如果必要的话，希尔有时还会显得傻乎乎的。

尽管查理·希尔在美国待了很多年，要演好一个北美人可不是听起来那般容易。首先要准确地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拼读每一个字，不能在重音上出现差错，这也是最容易的；然后还要掌握美式英语的韵律，有时一旦需要将几个单词连读，每个词的重音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个掌握起来就有些难度了。美国人讲话的时候，句子的末尾一般都是降调，而英国人讲到句子的末尾时语调的变化更多，有时甚至会用升调，听起来好像在提问。此外希尔还需要铭记美式英语与英国英语之间诸多细微的差别。

查理·希尔随时都得加倍小心，因为每时每刻他都可能因为一点微小的失误而露出马脚，髒如在说“电梯”的时候一定得说成“升降机”，谈到“地铁”的时候务必得说成“地下铁”。

在说到一些艺术词汇的时候，英国英语和美式英语也有明显差别。美国人在说“梵高”二字时发音清亮，英国人的发音则更加贴近于这个荷兰名字的本来发音，但听上去总会让人觉得说话的人不大舒服，感觉就像是有根鱼剌扎在他的喉咙里。

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别也是希尔时刻面临的危险之一，对送酒的服务员说“干了”，而不是“谢谢”，你的身份就可能被揭穿。又比如在对刀叉的使用上，搞不好就会露馅儿。与英国人不同，美国人在就餐的时候不怎么使用左手，他们右手持刀切开食物，然后就把餐刀放下，用右手拿着叉子进食。所以当希尔扮演美国人的时候，吃饭的过程中他经常会假装与对手争论，那样他就能让自己捏着叉子的右手在空中愤怒地晃来晃去，好让大家都能注意到。

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有着多么大的差异，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要命的是那些差异往往过于细小，以至于让人在无意间就犯了错误。比如很多到伦敦观光的游客，忘记了英国车辆是靠左行驶的，于是在过马路的时候习愤性地向左看，而不是向右看，结果就因瞬间的疏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那些从事卧底行动的警探必须时刻高度戒备。窃贼和黑帮分子们在与陌生人碰面时，第一件事情就是探明对手的底细。这个过程是赤裸裸的。坏蛋们不会对任何人客气，他们会面对面地直接拋出各种问题，丝毫不给对方留什么情面。

“他们会不断地查你的底细，看看你是不是警察或者税收稽查员，看看你的身份是否与你一直宣称的相符。”希尔说，“你究竟是不是个可以做交易的人？他们会追问你的背景，以及你以前干过什么事情。当然也可能什么都不问。就我而言，他们最可能提出的问题通常都是关于艺术或绘画的。”

这不是胆小的人可以尝试的游戏，所以它才会对希尔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不管是出于勇气也罢，出于鲁莽或者过度的自信也罢，总之无论陷人什么样的险境，都会让希尔觉得自己更加充满活力。即使是在越南战场的炮火下，希尔都没有害怕过，顶多是有些担心。这其中的原因大概就在于，希尔拥有真正的勇气，越是承受压力，就越能激发出更好的状态，所以他甚至会乐于让自己置身于麻烦当中。

这种个性在卧底行动当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要是让希尔拿个脚本仔细阅读，他的表现恐怕不会比大多数人强。毕竟有的是演员能在美国角色与英国角色之间轻松地转换。但是要是扔掉脚本，加大风险，希尔就一定会脱颖而出。

布景比表演更能决定卧底行动的成败。表演是非常容易的，如果面临的最大危险也不过是观众提前退场或提示台词的人漏掉了提示。但是如果演不好脑袋上就会挨一枪，有谁敢试一试吗？

“所有卧底工作都需要思维灵活，”希尔说，“它需要你的急智、想象力以及在困难的情况下撒谎并且自画其说的能力。”在希尔的眼里，《贝弗利山警探》①是部愚蠹的影片，但其中的对白写得不错，揭示了特工工作中一些真实的情况。“你一直都得找点儿话说，嘴巴就不能停……你用不着让那些坏蛋们喜欢你，只要让他们接受你，觉得可以信任你，那就足够了。”

①《贝弗利山警探》：又名《妙探出差》（Beverly Hills Cop），黑人影星埃迪·墨菲（Eddie Murphy）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系列喜剧警匪电影，共三部（据说最近这个系列将继续拍第４部）。

像詹姆斯·邦德那样浑身上下都装备了高科技的小发明则完全不靠谱。“你得靠头脑生存，”希尔强调说，“那些玩意儿只会让你失败。”艺术品侦探主要得靠自己的行为让坏蛋上钩，而不是靠各种说辞，一旦对手开始相信希尔编造的故事，他就会用最直白的假定以及诸多不太靠得住的事情尽力润色这个故事，那些脑海里的古怪念头会汹涌地冒出来。

基于希尔与众不同的个性，他把自己那套“越简单越好”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首先，他自己从不携带武器，即便他知道自己要对付的是职业杀手；其次，除了新衣服以外的任何伪装、任何隐藏式录音设备都绝对不用；不粘假胡须，无论是连鬓胡还是络腮胡；不戴隐形眼镜、不戴新眼镜，也不改变发型；不穿防弹背心，因为庄严的骑士在指挥战阵时都是骑着不配鞍子的马，不佩戴武器的。

甚至连希尔的假身份所需要的相关证明文件也很少，他一直坚持这么做。无论是扮作业界大亨，还是唯利是图的独行客，希尔都只是为自己勾画出一个最宽泛的线条，然后再给这个像纸板一样毫无可信度的角色添加上从老电影以及像《达拉斯》那样平淡无奇的电视剧中移植过来的陈词滥调。譬如说，1996年在捷克面对一个由前秘密警察组成的犯罪团伙时，希尔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荒谬得几乎不可能存在的离奇身份。

那次希尔打算扮成一位没什么内涵的加拿大人，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总之他觉得适合这个角色的理想打扮是戴着一顶可笑的大帽子，穿上一件刺眼的橙色上衣，再配上一条黄色的裤子。

“我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彻头彻尾的加拿大恶棍，我告诉他们，我打算卖掉所有那些美妙的中世纪物品和绘画，它们都是从无数的教堂里洗劫而来的，即将被卖给那些在巴哈马拥有游艇的富翁们。恐怕你得变成一头愚蠹的公驴，才会听信我当时所说的那番鬼话，”希尔笑了，脸都涨红了，“但是那些家伙真买账，他们的确信了。”

虽然容易激动，希尔在确定人物性格时倒是非常讲究，他喜欢扮演有异国情调的角色，这倒不是为了寻求刺激，而是因为他知道那些骗子的脑中一位艺术品掮客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得满足那些艺术品窃贼的幻想，”希尔说，“你必须打扮成他们希望的那样。”

鉴于窃贼们的想法都来自空想以及陈腐的观念，你可以想见希尔得打扮成什么古怪样子了，但是没关系，希尔对这些非常适应。

希尔就是要作出各种努力，让他的窃贼观众们相信自己的身份。如果一口时髦的腔调或者一个豪华的宾馆套间能够换取对方的信任，那么就去做好了。在自然历史领域里，科学家们经过多年研究，已经揭示出了这种触发机制。比如说，当哺育了后代的成鸟把食物带回鸟巢时，等待它们的会是一个又一个伸向天空、嗷嗷待哺的喉咙；如果科学家取走一只饥饿的雏鸟，用一个哪怕无比粗糙的、张着喉咙的复制品加以替代，辛勤的父母们还是会拼命劳作，努力去填饱它。查理·希尔虽然对科学不感兴趣，但他自称的“业余表演”却极好地应用了触发机制，通过这些手段，希尔把窃贼们哄得团团转，他们的每一步举动都在希尔的计算之中。

与希尔相比，马克·达伦坡，那位保险调查员，无疑是个从不冲动行事的稳健派。但即使对希尔那些草率举动频频摇头，达伦坡还是很快地了解了这位卧底特工的工作技巧。“查理·希尔，”达伦坡说，“比其他所有警察加在一起还要更有头脑、更有勇气。”

查理·希尔对警用装备的嫌弃，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怪癖，另一方面则是经验使然。“英国人不用枪”，在遭人追问时他一定会这么说，但是这只是借口而已。要是哪次他碰巧喜欢武装自己，他就会说那是自己的一半美国血统在作怪。真正的解释是：查理·希尔反对用枪，主要源于他在越南度过的那段日子，周围都是枪，事情就会变糟，不管你属于哪一个阵营。“不带枪并不会让我遭遇更大的危险，”希尔坚持说，“而是让我面临更少的风险，因为带上一支枪会给你营造一种自以为安全的假象。”

枪会助长“先射击、后思考”的行为方式，那只会带来巨大的麻烦。在越南，查理·希尔自己就险些因一次意外误杀自己的同伴。“他是个小个子，名叫皮韦，西班牙人，但看上去几乎与越南人毫无二致。他还是那群特别招人讨厌的混蛋之一，那些人戴钢盔的时候总是戴错边儿，就如同你把棒球帽帽檐儿朝后扣在脑袋上。”一天早上，希尔发现在象草当中有个鼓包，“突然就冒出个脑袋，钢盔的形状看起来和自己人的不一样，我差点儿就对着他的胸口扣动扳机，他当时离我也就十米远，不可能再多了。’哦，上帝啊，‘我心想，’感谢主，那是皮韦！‘我愤怒地把他一把推开，他原来是在草堆里拉屎呢。”

查理·希尔不喜欢使枪也是基于他对技术手段持一贯的排斥态度，他会用手机，也会收发电子邮件，但那已经是他能够做到的极限了。希尔认为，机械的作用就是在最糟糕的时候背叛它们的使用者。在捷克那起前秘密警察变成艺术品窃贼的案件当中，希尔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自己的性命交给某个小机件。好人这边——德国的警察部队，大概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给了希尔一个手提箱，里面有个小装置，只要希尔按下按钮，就会发出“快来”的电子求救讯号。在德国伍兹堡某家宾馆的地下停车场里，希尔见到了那些捷克黑帮分子，也见到了他们想要卖给他的那些失窃画作。德国警方静静地等待着希尔发出进攻信号，希尔也确实按下了那个按钮，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也许是因为位于地下的缘故吧，也许是出现了机械故障，希尔又尝试了一遍，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希尔只好对那些绘画研究来研究去，就这么折腾了足有半个小时，他在努力拖延时间，拼命谈论着关于卢卡斯、克拉纳赫、维罗尼斯①以及雷尼②的掌故，他面对的听众都是昔日的警察，如今的黑道人物，其中至少有一个是职业杀手。趁着别人没注意，希尔又试着按下了那个求救按钮，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最后那些德国警察们耐不住性子自己冲了进来，他们挥舞着手枪，逮捕了现场的每一个人。希尔和那个捷克黑帮的首脑都被脸朝下按倒在水泥地上，一个警察弯下腰来用手铐把希尔的双手铐到了背后，并借着这个机会在希尔耳边低声说了一句：“干得漂亮！”

①保罗·维罗尼斯（Paolo Veronese，1528－1588），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

②贵铎·雷尼（Guido Peni，1575-1642），意大利巴洛克派画家。

27、前排坐席

卧底工作是不能拿来供人欣赏的，目击者往往只有参与的那几个人，而警察和窃贼都难免有偏见。所以说，考陶尔德学院画廊的主管丹尼斯·法尔是很有福气的，作为外行，他有幸见识到了一次秘密行动，其目标是追回画廊丢失的勃鲁盖尔的名画《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该画价值两百万英镑。

法尔是个高高瘦瘦的男子，举止文雅，他看起来像是不大坐得住的人，要是让他在桌子后边待久了，搞不好他会晕过去，但他又有着学者的气质，所以不明底细的人们很可能会猜测法尔的职业也许是观察野鸟生态及活动规律的动物学家。勃鲁盖尔的作品《基督以及那个通奸的女人》丢失之后，是法尔负责接听窃贼们打来的电话，艺术小分队的探员们则凑在边儿上竖着耳朵听，并授意法尔怎样与窃贼们沟通。法尔发现自己很适合千这个。

“我就像是一个普通人，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对戏剧很有偏好。”法尔有些羞涩地说。

查理·希尔和丹尼斯·法尔非常投缘。初次见面的时候，希尔就展示了他良好的风度，一口一个“法尔博士”，还夸奖了考陶尔德学院画廊的馆藏，并就艺术问题同法尔展开探讨。勃鲁盖尔是希尔最喜欢的画家之一，一谈到勃鲁盖尔对光影的巧妙描摹，希尔就越说越来劲；法尔也中意这样的话题，就伦勃朗和维米尔在使用光线时手法上的异同，两个人展开了令人愉快的讨论。

法尔并不势利，以前他也曾经与艺术小分队的探员合作过，但是希尔才是让他感兴趣的人。

“我刚一遇见查理·希尔，”法尔回忆道，“就发现在他身上有着某种特立独行的气质。我对自己说，未来迟早有那么一天，他要么成为警察当中的翘楚，要么就会索性不再当警察了。”

他们第二次会面的时候，法尔发现希尔简直像变了一个人——按计划，他们要去约定地点和窃贼们碰面，这时的希尔已经进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

“我得扮成一个满嘴脏话的大嘴巴。”希尔回忆说。要演好这个角色，希尔的定位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自大、无知、容易受骗的家伙，而不是收集艺术品的行家。“我用不着摆出艺术品行家的派头，而应该扮成钱包很鼓但头脑很空的那类人，他们老是会买到假画，或者是在不值钱的东西上被人蒙骗，花大价钱。他们都是非常富裕的冤大头，把购买艺术品当成显示其社会价值的方式。我要演的就是这么一个家伙，除了有钱，狗屁不是。”

会面地点选在甘兰酒店，那是邻河的一家华丽而又古老的酒店，可以俯瞰泰晤士河。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窃贼们将交出画，换得希尔手中的赎金，然后一伙儿早就埋伏好的警察会突然现身，实施抓捕。

作为整个案件的知情者，法尔了解到了警方的全盘计划，激动得直发抖。希尔和法尔刚走进希尔的旅馆房间时——那是一间宽阔而又漂亮的套房，窗外就是河边的风景——希尔就嚷嚷起来。本来希尔这天的情绪就不大好，虽然他老是说，自己只会在大方向上着想，不太喜欢考虑细节，但是有的时候，有些细节也会被他瞧在眼里。当天的早些时候，警方已经把十万英镑赎金准备好了，都是二十元面值的纸币，装在一个廉价的警用纸箱里。要是看见这么一个破破烂烂的纸盒子，任何一名窃贼肯定都会对希尔等人的身份起疑心，所以希尔坚持要求给他买一个像样的皮包，争论的结果是希尔蠃了，但他的上司难免要为花不少钱买个真皮皮包感到心疼，因为这个道具很可能只用这么一次。

现在，站在这间房里，希尔第一眼就看到了被其他警员们卷在一边儿的地毯，以及踩得满屋都是的大脚印，因为警察们要利用房间墙壁的缝隙布置各种设备线路。

“屋里一片狼藉，如同洪水过后又遭了雷击。”希尔忍不住向法尔抱怨道。

希尔打电话给配合行动的警察。“找个什么人进来，把那些狗日的大脚印统统擦掉，”他嚷嚷着，“那些家伙马上就来了，要是让他们看到这些，我们的计划就得全泡汤。”

等到那些脚印都被收拾干净，希尔这才放松下来，他拿起电话要了瓶香槟酒，还点了一份烟熏鲑鱼三明治。法尔则在屋子里面转悠，想分辨出哪个沙发后面是最佳的隐蔽所，万一发生枪战，自己也好知道往哪儿藏。（早上法尔太太已经提醒过他：“身上可别带着个窟窿眼儿回来。”）四处乱看的同时，法尔也时不时地温习自己要做的工作。到时候只要他大声说：“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埋伏在隔壁房间里的警察就会冲进来抓人。希尔忽然询问法尔，是否见过十万英镑的现金。

“没有，让我们瞧瞧！”

希尔打开他的新皮包，里面满满的，装的全都是钱。刚巧女仆来敲门，她送来了烟熏鲑鱼三明治。

“我和查理只好坐在那个该死的皮包上，”法尔回忆道，“想方设法把它弄整齐。”

“整件事情实在是太奇妙了，”法尔滔滔不绝，“希尔太让人信服了，他的衣着很典雅，并不浮华，而且他花钱如流水，这句话也许我不该说。你见过查理·希尔本人吗？见了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个头挺高、肩膀宽厚的家伙，而且一旦认准某件事情，就会全身心地扑上去做。”

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希尔见得已经太多了，但是法尔的情况就全然不同，法尔自己倒也非常热衷于冒险故事，可是他熟悉的那些故事都是从古老的儿童冒险杂志上看来的，怎么也不如这次亲身经历鲜活。所以他一直瞪大双眼，等着看希尔下一步的演出。

多年以后，法尔依然能够复述当年希尔漫不经心地说出的那些市井俚语。“我记得希尔弯下身子，用食指敲打着装着带记号的钱匣，随后说：‘这些钱会像狗屎一样粘在他们身上’。”①复述这句话的时候，法尔的脸上笑吟吟的，这类的粗话他说得很不顺溜儿，于是他就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的神情就像是淘气的小学生在大声朗读墙上乱写乱画的文字。

①希尔的意思是：就算那些窃贼拿着这些钱成功逃窜，也一定会被警方逮住，因为所有的纸币上面都有警方做好的记号。

“査理·希尔太知道如何演好一个自大、狂妄、喜欢髙谈阔论的美国佬了，说句粗俗点儿的话，他演的角色都挺无耻的。”法尔随即模仿起了希尔的腔调，“我不能为这么个东西浪费时间，明天我就去欧洲了，我的生意遍及全世界，我可不能和你这样的小角色打交道……”

尽管担心自己浓重的文化口气会冲淡本该流露出的强硬和胁迫，法尔还是忍不住说出了自己最喜欢的那句话：“我已经把东西带来了，你这摊马粪。”他咆哮着，尽力模仿着希尔的腔调。

虽然法尔记住了希尔说的这些凶巴巴的话，但他或许并不知道这些话不是随口说出来的，里面还是有着不同寻常之处。关键词是“马粪”，这是美国人的表达方式。“马粪”和“牛粪”的差别在于，后者是所有英语国家当中都会经常使用的词，但只有美国人在说脏话的时候才会说“马粪”，其次，“马粪”会凸显希尔的美国口音。通过一句脏话，希尔再次强化了自己的美国人身份。

在甘兰酒店，希尔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咒骂那些窃贼，然后就把他们轰了出去，甚至没有对那幅被盗的勃鲁盖尔看上一眼。迪克·埃利斯当时正躲在隔壁的房间里，对发生在希尔房间里的一切进行录音监听。

埃利斯和其他警探们久经战场，对于这样的场景经历得太多了，他们可不是法尔那样的“菜鸟”，但是这一次，连这些老将们都有些心虚，担心希尔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我们当时都在说：‘査理，冷静点儿，我们可别把这些家伙吓跑了。’”

“但是他说：‘别担心，他们会回来的。’”埃利斯回忆道。“希尔说得太正确了，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他们被逮捕了，而且他们都认罪了。”

28、一个骗子的故事

希尔对自己的能力非常有信心，他可以完全猜透窃贼们心里究竞在想什么，这都是因为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倾听他们的各种故事。这些故事绝大多数不便转述，但是关于大卫·杜丁的那个则例外。杜丁是个咋咋呼呼的大块头，体重足有三百磅，他曾经试图卖掉一幅偷来的伦勃朗。在讲述自己过去的事迹时，杜丁的神情很专注，就像一位已经退役的运动员，在回忆自己首次听到体育迷们狂野地呼喊着自己名字时的情景。

在希尔置身的犯罪世界里，到处都是背信弃义的家伙，但这些家伙偶尔也有点儿用处，就比如大卫·杜丁。希尔和杜丁的交往开始于几年前，希尔去监狱里看望杜丁，那时候他已经因为试图卖一幅偷来的伦勃朗而被捕入狱。希尔并没有参与对杜丁的抓捕，但他希望能够把杜丁变成自己的线人。

撒谎几乎可以说是杜丁的个人爱好，他胡说八道的时候毫不迟疑，脸都不会红一下。谈起犯罪案件和那些罪犯时，杜丁会口若悬河、自我陶醉，完全没有最起码的社会道德，他觉得所有的犯罪其实都是游戏，没什么大不了的。

杜丁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讲述黑社会的内幕。“你会意识到，我有着严重的犯罪倾向，”这是杜丁的开场白，“虽然我并不特别相信，可是我还是因为犯下六起兜售失窃物品的案子而被判刑，那就是我的犯罪记录。”

这话听起来像是自我忏悔，但实际上却是自我吹嘘。听他说话的口气，就如同在向自己的听众说个笑话。“你到底会相信谁？是相信我，还是相信那些法官？”在杜丁的世界里，人类道德的各种基准点——讲真话、重承诺、守信用等等一都不起作用，它们不是被当成基本的行为规则，而被看成了傻瓜们才会遵守的教条，谁要是靠诚实劳动、埋头苦干来挣饭吃，谁就是笨蛋。

杜丁可不是笨蛋，诚实的社会是用来掠夺的，可不是用来加入的。杜丁的思路很务实，他知道盗窃艺术品很容易，但他发现从全英国最壮丽、最庄严的房子里（比如罗素堡）盗窃艺术品则最容易不过。那些房子的日常开销非常巨大，所以很多业主都认为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打开门，允许游客购票参观。

“想想你自己的房子，”杜丁说，“你会让上千人进来东瞅西瞧，然后还觉得自己的家里安全吗？不会吧，是不是？

“我跟很多人交谈过，请记住我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我曾接触过这个国家最凶狠的重犯。他们都会对我说：‘如果有人想要让你看样东西，并且跟你说这玩意儿值好几百万，那你就应该准备得到它。’”

“这很平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是对财富的重新分配。”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杜丁的口气像是在开玩笑，以他的道德水准，他当然不会觉得那有什么不对。

身躯笨重，行动缓慢，胳膊粗得像火腿：杜丁的外貌活像一尊弥勒佛，只不过这尊弥勒佛喜欢金银珠宝，偏爱劳力士金表、鲜红色的夹克以及耀眼的红鞋。杜丁的犯罪野心像他的外貌一样惊人，在事业的巔峰期，杜丁开一辆劳斯莱斯，他还送一辆宝马给妻子作为圣诞礼物。由于非法贩卖伦勃朗的绘画以及盗窃珍宝，杜丁被判了刑，出庭的法官说，杜丁是全英国贩卖失窃物品的非法分子当中块头最大的，应该称他为“大块头先生”。

杜丁早年经营珠宝生意，非法买卖是在珠宝店面的里屋进行的。杜丁就坐在那张巨大的、上面几乎什么也没有的书桌后面，桌子上整齐地放着一把尺子、一副眼镜、一个塞满了现金的凯洛格玉米片包装盒，以及一把霰弹枪。虽然从来没有被人提及，但那把枪口冲外的霰弹枪肯定起到了实际作用，对于杜丁开出的价码，他的客户们一般都不太敢于表示异议。

杜丁一直生活在英国北部城市纽卡斯尔，说话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在说到带有元音字母的单词时，每个元音他都发得很长，一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像是一台老掉牙的录音机在播放一盘转速极慢的录音带。

杜丁的妻子玛丽总是在他身边，她看起来很矮小，尽管穿着比髙跷矮不了多少的高跟鞋。玛丽有着鲜亮的红色头发，她说话的声音很小，调门儿却很高。玛丽看起来就像刚从《人类与玩偶》的排练场出来，但是别小看这个玩偶身材的女士，她可比杜丁精明多了，而且她也知道这一点。每当杜丁跟人谈生意的时候，玛丽就在旁边陪着，并且会时不时地补充上一两句话，她就像一位律师，每当自己的委托人受到公诉人的盘诘，她就会凑过去私语几句，为其排忧解难。

玛丽的家人也都和艺术沾边儿。1961年发生了一起臭名昭著的艺术品窃案，有人从伦敦的英国国家艺术画廊里偷走了戈雅的《威灵顿公爵的肖像》。这起窃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英国国家艺术画廊在几个星期之前刚刚在一场大混战中买到它。这幅画此前曾被私人收藏，后来在一次拍卖会上被一位美国的石油商人以十四万英镑的价格购得。不满这么一位民族英雄的著名画像就要落入外国买家之手，英国议会和一个私人基金会凑足了十四万英镑，参与到了竞争的行列。那个美国佬很识趣地放弃了购买计划，这幅画才得以继续留在家乡，并在英国国家艺术画廊公开展示，然而十八天之后，有人把它偷走了。

到了1962年，这輻画仍下落不明，第一部007电影则新鲜出炉。这部电影描绘的是詹姆斯·邦德与诺博士的战斗，后者在加勒比地区的一个秘密基地策划着邪恶的大阴谋。诺博士带着邦德在他的基地里面逛了一圈，并从一幅挂在画架上的肖像前走过。生怕观众们漏掉这个小噱头，导演为邦德安排了一连串的情绪变化，他起初是心不在焉，然后突然注意到这幅画，而后恍然大悟，最后镜头逐渐推上去，给那幅《威灵顿公爵的肖像》来了个大特写。

真正的肖像画是在1965年才找到的，画面没有受损，但是画框被拆掉了，就躺在伯明翰火车站失物招领处的一堆被人遗忘的行李箱里。六个星期之后，窃贼来自首了，看来他相信整个世界都想听听他的故事，并且以为一个人无论偷了什么东西，只要把它放回原处，人们就会宽恕他。这个跑来自首的窃贼是个失业的出租车司机，叫肯普顿·班顿，纽卡斯尔人，长得有点」I像悬疑片大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肯普顿·班顿是个身体笨拙、行为古怪的老男人，六十多岁，他是玛丽的姑父。“我们不是血亲，只是姻亲，”玛丽极力澄清，“他娶了我姑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那幅画拿回家的，但是他确实是把它放进了卧室的碗碟柜里。所以我姑姑在班顿去警察局自首的那天夜里开玩笑说：‘我和威灵顿公爵一起睡了四年了，我竟然不知道。’”

在审判期间，班顿表示他盗窃这幅画的目的是为了政治抗议。班顿说自己没有任何获取商业利益的打算，自己唯一的目标就是反抗政府的不公正。政府要求所有拥有电视机的家庭要缴纳年费，所得的款项用来资助ＢＢＣ，就算上了年纪的人也不例外，班顿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会出奇地愤怒：什么样的政府会要求自己的人民为收看电视而交税，同时却又慷慨地花十四万英镑买一幅狗屁绘画呢？

法官和陪审团都觉得班顿挺有意思，况且他们显然都怀有疑问，不相信班顿的身手能有那么灵活，可以像他在证词中说的那样顺着男浴室的一扇窗户爬进了博物馆，偷了戈雅的画。陪审团找了个擅长柔术的演员进行了一番测试演练，结果证明以班顿的身体灵活性，决不可能偷得到那幅画。最终班顿被判偷窃罪名成立，入狱三个月。

玛丽不相信自己的姑父有本事偷到那幅肖像画，她认为是姑父的两个儿子干的，然后由他来顶罪。（按玛丽的话说，这一家人“全都脑子有病”。）玛丽的观点挺有说服力的，因为它本身并不是在鼓吹班顿的清白——她的这位姑父是因为身体太胖才干不了的，而不是因为太诚实。

杜丁的世界与正常人的世界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偶尔也会相遇，就像狮子的世界有时会与羚羊的世界相遇。不过这两个世界一般是彼此割裂的。让人吃惊的是，在杜丁看来很平常的事在外人眼里也非常奇怪，比如要把总额两万英镑的小面额抄票装进一个袋子里，袋子至少得有多大？把它们点算清楚，又会霈要多长的时间？都会让杜丁动上半天脑筋，就好像一位热心的客人跑来问他，要求解释制作三明治的窍门，或者如何拨打电话。

那些对于外行来说最基本的问题——究竟为什么要偷这样一幅大师的杰作——更是把杜丁问得张口结舌、晕头转向。他的回答是，艺术品值得下手，因为它们贵重。而贵重的意思就是值得下手。

杜丁想要把问题回答清楚，他的语速缓慢，极力强调。“如果一样东西非常容易下手，”他说，“那么你就不用费心考虑是否能够为之找到买家了，要是某样东西很难到手，那你就得先确保自己能够找到销赃的渠道——费尽力气才偷窃得手的东西，总得能卖得出去才行。”

但是如果偷到一样没有市场的东西，你会怎么办呢？在被问到上面这个问题时，杜丁正在小口啜饮饮料，他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大口，像教育小孩那样说：“如果说某个贼，跑去盗窃了一幅根本卖不出去的画，那么如果他是职业的，他自然就有日常销赃的渠道，如果某人经常盗窃古董，我们就会认为他一定是找到了某位古董贩子经常进行交易。那么他就会找到那位古董贩子跟他说：‘我知道这不是你喜欢的那类货品，但是我已经把它搞到手里了，’”说到这里杜丁降低了音调，小声说，“‘这东西可是很值钱的，我只跟你要两万块，但是它肯定能值二百万。’”

接着杜丁停下了话头，解释了几句，“他们想要的，只是有足够的钱让他们过上几个月好日子，他们管这些钱叫做‘劳动所得’。够吃够穿的同时，他们会寻找新的目标，当然还得是些容易出手的东西。”

“我是直到进了监狱才算弄明白，”杜丁假装羞涩地说，“那些以盗窃为生的人们，会把盗窃当做生活目的。他们把盗窃看成是一份工作，不是吗？他们每天都跑进别人家里偷东西，就像医生每天都会到医院去一样。”

盗窃不仅仅是一项工作，而且还是一份艰难的工作。“去偷东西也是要花钱的，”杜丁接着说，“你得到处查看，你得把准备工作做好，你还得有交通工具……这就像包揽建筑工程一样，每件事情都得做好，不是吗？”

对于那种认为会有大富翁指使窃贼下手盗取特定目标的“神秘先生”理论，杜丁和希尔一样嗤之以鼻。“你真以为会有某些身家亿万、已经收藏了大量艺术品的富翁会为了一幅画就头脑发热，去冒可能会被扔进监狱的风险吗？”他轻蔑地一笑，“你是不是脑筋糊涂了？要是你有那么多钱，你会那么做吗？根本就不可能，对不对？”

“要是你一无所有，自由就没有什么价值，”他说，“要是你只能风餐露宿，那么如果有人把你抓到监狱里去，你还算享了福呢。但是如果你拥有很多东西，你的自由也就有价值了，要是你正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吃着龙虾，喝着香槟，你肯定不想进监狱，不是吗？”

现在杜丁把话题从窃贼转向那些收购画的中间人。“中间人会借给窃贼两万英镑，甚至五万英镑，借款数额的多少，取决于偷来的东西值多少钱。这种做法就像银行，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就算中间人还不知道拿那样东西干什么，但这份投资终究是值得的，不是吗？他拿到手的这件东西也许会值好几百万英镑。”杜丁越说声音越大，“所以说这是一项优质的投资，对不对？”

说完了犯罪心理，杜丁又开始说起犯罪哲学。“比方说你只有一件绘画珍品，如果有人从你这里偷走了它，那么你什么都没了；但是如果有谁从彭布罗克伯爵那里偷走了一幅伦勃朗的画，”确实有人这么做过，并且把战利品转给了杜丁，后者正是因为兜售这幅画而获罪的。“但是他所偷走的东西，仅占彭布罗克伯爵全部藏品的百分之一，所以丢这么一幅画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其中的道理。”

杜丁调整了一下坐姿，好让自己更舒服地靠在椅背上，他对自己这次的讲述非常满意，“你了解其中的差别了吗？你没能偷走某人的全部，尽管你偷的这样东西本身值很多钱。你不应该撞破一位老妇人的家门，抢走她的养老金，那可是她所拥有的一切。”

这分明是相对论，具体地说，是相对论的犯罪版本。

29、“伦勃朗的作品，您感兴趣吗？”

查理·希尔已经听过无数个这样的故事。尽管他与杜丁算是老相识了，但两个人都不会把对方当成朋友。正相反，他们俩是一场复杂竞赛中的对手。这场竞赛是一种自由的、信息与利益的交换，两个人都认定对方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面对杜丁，希尔会极力展示他的学院派作风，尽量不让对方感觉到压力；而杜丁这个老奸巨猾的骗子则百分之百肯定自己比希尔这样一个学者要髙明很多，因为他才是犯罪世界里的人。杜丁在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经常会加上这样的注释，“还有另一件事情，也是我曾向希尔解释过的……”

玛丽·杜丁也像她的丈夫一样瞧不起希尔。“你知道我们管查理叫什么吗？”她顽皮地笑着说，“城墙上的屁眼儿！”

作为一名骄傲的男人，希尔知道自己没必要去理会杜丁夫妇的蔑视。窃贼们越是把他看扁，形势就越有利，过去的这些年中，希尔已经从大卫·杜丁那里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三点，当然了，这并非杜丁的本意。

第一点：一切都要从一个好名字开始。如果一幅画是值得下手的，那么它的作者最好是某位名家，一提名字大家就知道；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以外，职业好手是不会偷任何一位生活年代比毕加索更近的画家的作品的，只有业余的才干。第二点：窃贼们会先做再想问题。没有比窃贼更加乐观的人了，他们相信肯定会有人感兴趣。第三点：美元胜于一切。一幅价值非凡的画作是值得偷的，只要看看它的价签你就知道原因了。（第三点是外行最难以领会的，诚实的市民们会困惑地反驳，要真是那样，镶满珠宝的王冠肯定是值得下手去偷的。窃贼们对此当然会表示赞同，如果王冠能够像古老的绘画那样容易偷到手的话，明天它们肯定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仅在纽约城，过去的十年里，斯特拉迪瓦里①小提琴就曾三次被盗，可是那些琴都太有名了，根本不可能被转卖出去。）

①斯特拉迪瓦里，十七世纪意大利著名弦乐乐器制作大师。

查理·希尔对心理学有着非常大的兴趣，但对逻辑学一点儿也不关心。对他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了解窃贼们究竟是怎么想的，而不是判断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带着特有的急躁，希尔对窃贼们的世界观进行了总结，“偷知名画作的窃贼，都是被他们的愚蠹与自我膨胀所驱动的，窃贼们只是一直在把东西倒来倒去，直到最后有什么人把它留在自己手里，那些绘画永远都保持着非常高的内在价值，所以总有些傻瓜会为之蠢蠢欲动。”

杜丁讲述的关于伦勃朗绘画的故事就是如此。他是把它当做一个令人悲哀的故事来说的。虽然是以犯罪为背景的，但是在杜丁看来，这个故事不是一段犯罪传奇，而是一个动人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流氓无赖想要抓住机会大干一场。尽管没有成功，但至少没有人受到伤害，而且每个人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这个故事有点意思，就像是一个平常人撞见一位超级模特，然后就大起胆子，想要约她出去。

有些史料认为伦勃朗的那幅画其实是他给自己母亲绘制的肖像，1994年它于威尔顿庄园失窃，那个富丽堂皇的宅院就在著名的英国史前巨石阵的附近，而那幅画自打1685年起就挂在那儿。威尔顿庄园和那幅画都是第十七世彭布罗克伯爵的资产，第一任彭布罗克伯爵是亨利八世的好朋友，他拥有巨大的财富，并曾经没收教堂拥有的所有财产，统统为自己所用，然后再假惺惺地表示，把教堂所在的那片土地全都赠予教堂，作为教堂向他“献上”所有财产的回报。

在全英国所有富丽堂皇的庄园里，威尔顿庄园最吸引窃贼的原因就在于它太大了，房间众多，占地辽阔，即使是最近的邻居，也与它相距甚远。那幅画在11月5日失窃，适逄传统的盖伊·福克斯之夜①，那天晚上人们照例要焚烧纸人、燃放焰火，窃贼们正是趁此机会偷走了它。“我听说，”杜丁表示，“是在彭布罗克伯爵以及其他所有人都跑去看焰火的时候，有人悄悄潜人偷走了那幅画。偏巧那时候伯爵的女儿回到房子里，人们非常肯定地告诉我说，伯爵女儿从其中一名窃贼的身边走过，他看见了她，但她没看见他。”

①盖伊·福克斯之夜（Guy Fawkes Day）在每年的11月5日，当晚会施放烟花。

那幅绘画被投保，保额四十万英镑。可如果被拿到拍卖会上，估计能卖到四百万英镑，但是这幅作品上没有签名，所以也有可能是伦勃朗画派的作品，未必出自伦勃朗本人。它描绘的是一位穿着棕色衣服的老妇人静静地坐着，在阅读一本摊在膝头上的书。画面绝大部分是黑色的，但是那本书却微微闪耀着光芒。“能把一位老妇人的形象转化为如此伟大的艺术，伦勃朗的天陚无人能及。”一位历史学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但是杜丁并不认同，他认为这幅描绘什么人的奶奶的作品不怎么样，他看着自己的房子说：“我可不会把它挂在我家的墙上。”

杜丁早就认准，这个故事最适合在饭桌上讲。他不是个挑剔的人，蹲过监狱之后，什么东西都是可口的。这一次杜丁找到城里的一家中餐馆，独占了一张大桌子，他先要了一大罐啤酒，以及一盘排骨，然后边啃边钻研菜单。

“故事开始于一个我认识了很久的家伙，”杜丁说，“玛丽，我们认识马丁到底有多久了，你还记得吗？”马丁是一位神秘人物，大概在1990年前后走进杜丁的生活，并且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不断地给他带来古董银器和古董钟。

“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杜丁表示，“看起来就像个正当生意人，穿着一身套装，打着领带，他要卖的东西貌似也是从正道来的，你知道我的意思，装它的袋子上可没有写着‘贼赃’。”

即便如此，还是有些事情不对劲。

“说实话。”杜丁差不多每说几句话就会来上这么一句，就像一位魔术师老是在提醒观众：“我的袖子里什么都没有”，“在与他交易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产生怀疑，可是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呢？你都已经和他交易好几年了，现在你才突然之间怀疑他不是个老实人，你会把他带给你的每样东西都找出来，统统交给警察吗？你当然不会。我已经付了那么多钱，不是吗？”

“与此同时，”杜丁接着说，“一位经常与我交易的钻石商人某天突然找上我说：‘大卫，你知道有什么人想要买伦勃朗的画吗？’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就回答说：‘别傻了，对于伦勃朗我可是一无所知。’然后我就把这事儿撂下了。”

不久以后，马丁又来了。“那天马丁来看我的时候，和平常一样，我还是对他带来的东西大加贬低，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我得想方设法压低他的价钱，所以就得把那东西说得什么都不是。他说有个什么东西非常好，你就得告诉他不是那么回事，这样价格就能被砍下一半了，对不对？这么做没什么不对的。”

“可是这一次，当我对他带来的东西狂贬一通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反问我：‘你有过什么真正好的东西呢？’”

“我就回答说：‘实话告诉你，我有一幅伦勃朗。’”

“然后他说：‘真的？伦勃朗？’”

“我说：‘没错。’”

这时杜丁已经受到警察的监视，因为马丁已经惹上了麻烦，警方同意对他从轻发落，但是要求他必须与警方合作。马丁下一次来拜访杜丁的时候，告诉杜丁说他知道一个毒品販子想买那幅伦勃朗，他愿意从中牵线搭桥。警方编排的整个故事是毒品贩子及其同伙已经为那幅画联系好了一个南美人。

杜丁并不打算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中了警方圏套的良好市民。“现在，如果你愿意，我可得提醒你，那是一幅伦勃朗，它绝对是偷来的。”他髙髙兴兴地对马丁说，“没有多少人能够胳膊底下夹着一幅伦勃朗到处晃，你知道我的意思。”

但是杜丁绝没想到自己与那起盗窃伦勃朗绘画的案件会有什么关系。他只是一个生意人，或许比绝大多数生意人都更有进取心，他所作的无非就是促成交易。“我想要的全部，就是从这桩交易中分得一杯羹，也许是五百块，也许是一千块，我要做的无非是把交易的双方联络到一起。”

本来就已经掉进了警方掘下的陷阱，杜丁自己还把这个陷阱挖得更深。毒品贩子及其同伙已经递过话来，表示在正式交易之前，需要确认一下杜丁确实是个够分量的交易对象，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他们建议我拿些髙品质的东西让他们看看，他们是诚心想买。”杜丁说，“但是价钱必须得便宜，也就是说，一定得是偷来的才行。”

杜丁开始忙着打电话。“我联络了我所知道的从事这个行当的人们，我说的不是窃贼、强盗或者那类的人，而是真正从事古董买卖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拥有非常非常好的信誉。我对他们说，我找到了一位买家，对任何又好又便宜的货品都非常感兴趣，而他们也都明白我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都很上路，知道‘必须要便宜’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他妈的非常直接吧？”

这项工作进展得很不错。“我得到了一套从柴郡偷来的别针，值六万镑，”杜丁回忆道，“还有一个金盒子，是从当地的一家博物馆偷来的，值两万镑，此外还有一件象牙制品，是从私人收藏家那里偷来的，以及三个从弗洛尔斯城堡偷来的、保罗·施托尔制作的银糖罐儿，那可是被公认为全英国最精美的银器，还有一根拐杖，是用杀死胡克船长的那柄宝剑改造而成的。”

杜丁放下了他正在啃的排骨，这个胖家伙的双手出奇地秀丽。“你能想象到我身上的巨大压力，我得跟所有人进行谈判，”看杜丁脸上的表情，似乎直到现在他还有可能因为当时所受到的压力而精神崩溃。扮演胡克船长的西里尔·里特査①也不过如此。他还神情阴郁地暗示说，有人一再威胁他，以确信他不会中途退出。“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曾经两次接到恐吓电话，说我要是不把交易做到底，拿不来那幅伦勃朗，他们就杀了我老婆和我的狗。”

①西里尔·里特査（Cyril Ritchard，1897-1977），以在鐸台剧《彼得·潘》中扮演胡克船长而闻名。

杜丁最后总结道：“现在我可以很公平地说，法官完全无视这些，对于我遭受到恐吓的事实，他一个字都不信，他根本不相信我一直在惊恐中度日。”杜丁的语速明显放慢，哀伤地说，显然是对人们的不公正态度深深地感到沮丧。

最后，警方的诱捕行动进行得非常完美。正当杜丁在清点“毒品贩子”付给他的十万六千英镑货款时——这些钱里面有七万英镑是用来购买伦勃朗的，还有三千英镑用来补偿杜丁那段日子里的担惊受怕——警方人马就一拥而上，抓了个正着。“我有好几大包收来的东西，包括象牙制品、宝剑以及其他很多玩意儿，警方派了一辆车来运送这些物证，还来了十个警察负责把它们搬出去。连车库的屋顶上都有人，我把办公室安在了那里，此外还有警察从围墙上跳进来，天知道他们刚才都藏到哪儿去了。”

杜丁满怀怜爱地转头看着玛丽问：“然后你刚好回到了家，玛丽，是这样吧？”

玛丽非常愉快地插了嘴，她终于在这次长谈中获得了说话的机会。“我本该帮你数钱的，但是我一到家就在沙发上玩起了填字游戏。然后我向外张望的时候才看到，在后花园里到处都是那些让人恐怖的家伙，所以我就冲到前门，正有一个摄像记者背着摄像机在录影，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讨厌、肮脏、卑鄙的坏女人对我说：‘杜丁太太，你被捕了。’”

玛丽只被关押了两天就获得了释放。“我直到最后才想起来，”她说，“那个钻石商人，那个首先跟我们提起那幅伦勃朗失窃绘画的钻石商人就是希尔，他出现在我面前并且对我说：‘我觉得这一切都太容易了。’”

杜丁和玛丽咯咯地笑着示意服务员再给他们拿杯喝的。对于杜丁而言，这个故事只包含着一个不愉快的因素，可惜这个因素是最重要的一个。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主审杜丁一案的法官决定要对杜丁严加惩戒、杀一儆百，他判处杜丁九年监禁。杜丁是在刑期过半的时候才被放出来的。

直到今天，已经服过刑的杜丁仍然非常愤慨，他的怨气不是针对自己被判有罪，而是针对法官的最后量刑。杜丁完全是依照游戏规则来做事的，但是很明显法官破坏了规则，小题大做。

30、交易中断

1994年5月6日

查理·希尔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花了半个下午的时间和乌尔温一道参观奥斯陆的艺术画廊，希尔从一开始就非常讨厌那家伙。希尔希望这次游览只是为了消磨一些时间，以便乌尔温的同伙约翰森能够同手里有《呐喊》的窃贼们制订好交易的策略。但是在乌尔温的陪伴下转悠了几个小时，对改善希尔的情绪没有任何帮助。

随后乌尔温也借故溜了，只剩下希尔独自一人，这么一来他更加坐立不安。电话铃声终于再次响起，是乌尔温打来的，他询问双方是否可以在弗内布见面，那是位于奥斯陆以南的老飞机场。

希尔找到了瓦尔克，两个人向临时指挥部的约翰·巴特勒进行了简要汇报，然后就启程前往弗内布。两个警察在那里等了一个小时，随后又等了一个半小时，什么事都没发生。他们从下午一直等到了晚上，乌尔温才终于出现，他脸色惨白、浑身发抖。

“我被交通警察扣住了，”他说，“他们搜査了我的车。”

瓦尔克和希尔没有对视，但是他们的心中不约而同一沉。怎么办？

警察们让乌尔温把车停到路边的目的，据他们讲只不过是临时安全检査，看看乌尔温是否在车里备有三角形的警告标牌，以便在发生故障时可以摆在路上，警告后面的车辆。这个理由听起来很牵强，而更让人不安的是，警察们一直赖在那里不让乌尔温走，或许他们是在等待上级的某种指示。约翰森是坐着乌尔温的车来的，他当时也极度不安。

过了十五分钟，乌尔温问警察是否可以快点儿检查完。

“是的，一切看起来都符合规定，但请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个艺术品经纪人？”

乌尔温回答说是，警察就询问是否可以检査一下这辆车。他们上上下下找了四十五分钟，但是什么也没找到，他们翻看了放在这辆奔驰车后座上装有艺术品画片的盒子，但是他们漏掉了《呐喊》木版画。

等到警察终于搜查完了，约翰森告诉乌尔温继续去与希尔以及瓦尔克碰头，但是他自己就不去了。那些挪威警察仔细翻查这部轿车的样子已经证明，这件事绝非临时检查那么简单。

现在希尔和瓦尔克有事干了，他们得抚慰一下受惊的乌尔温。希尔大概猜出这究竞是怎么回事，当他和瓦尔克向约翰·巴特勒汇报了即将到弗内布老机场与乌尔温碰头时，正在那个临时指挥总部里陪着巴特勒的挪威警察得知这一情况，上报给了他们的领导。更高层的领导们随即得出结论，认为乌尔温是带着《呐喊》让希尔和瓦尔克看一下的，所以他们就下达了命令，要求当地警方对乌尔温实施拦截。但是鉴于他们没找到那幅画，就只好对乌尔温放行了。

查理·希尔一边极力掩饰着自己心中对挪威同行们的恼怒，一边还得设法安慰乌尔温，让他对整件事情一笑置之。他一再向乌尔温表示盖蒂博物馆只想得到《呐喊》，作为盖蒂博物馆的代表，他可没兴趣在这个乡下地方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

“好吧，今天不是你的幸运日，”希尔对乌尔温说，“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情和我们可没有任何关系。首先，我还没有愚蠢到想要和警察进行合作的地步，其次，那也不是我做事的风格。”

双方几乎陷入了争吵，但很显然，争吵是没有任何必要的。乌尔温想要的，无非是确认希尔和瓦尔克不是警方的同伙，而希尔则用他无可置疑的义愤打消了乌尔温的种种猜疑。

接下来，在目标任务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垂头丧气地返回了酒店。现在希尔和瓦尔克都只能就那次机场碰面的主要目的展开猜想。乌尔温离开酒店去与约翰森碰头，希尔和瓦尔克则对约翰·巴特勒又一次汇报了情况。

“不管采用什么手段，”希尔质问巴特勒，“你能不能把那些监视我们的人撤走？他们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就快要黔驴技穷了，再照这么下去，我就没法证明自己与种种意外情况没关系了。”

巴特勒的挫败感与希尔、瓦尔克一样强烈，但是他不能像希尔、瓦尔克一样想什么就说什么，他只能保证自己会尽力去办，但他的能力很有限。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行动，这是挪威警方的行动，”巴特勒进行澄清，“他们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我们只是来给他们提供帮助的。”

希尔回到自己的房间，期待着电话铃声再次响起。下午遭遇的意外事件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信心，约翰森已经看到了瓦尔克装在包里的现金，他一定会回来的。

希尔和衣躺在床上，只是把鞋脱了，他的眼睛瞪视着天花板。

半夜，电话铃响起，是乌尔温。

“我们在楼下，我们需要你下来见我们。”

“为什么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呢？”

“必须现在进行交易。”

“去你妈的！我明天早晨才会跟你谈这些。”希尔重重地摔了电话。

希尔的愤怒是装出来的。坏蛋们总会提出各种无理要求，恶棍就是恶棍。他们会说，一切照他们的话去办，不然他们就会一把火把画烧掉，或者把它劈成碎片，而且他们确实有可能真那么干。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劝说他们把胁迫变成现实，随后，一旦他们上钩，你就应该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别忘了，你才是那个打算付给他们钱的人。

要和这些坏蛋们周旋，希尔发现自己必须与他们进行交锋，这可是其中的窍门。如果一味迁就他们，肯定是错误的。“从开始听从他们的那一分钟起，你就完蛋了，”希尔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那样自己就显得不可信了。这就是生活，生活中充满了创造性的紧张。”

我们不知道查理·希尔口中的生活指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其中一个黑暗的小角落，或许希尔自己也分不清楚。“窃贼和黑帮分子们互相憎恨，他们会相互欺诈，相互背叛，”希尔特地强调，“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世界，如果你突然出现在里面，并且对他们说的事情百依百顺，他们就会觉得你不可靠。如果你的行为让他们愉快，那并不意味着你距离完成交易更近了，而是标志着你就要受到更进一步的压迫。他们会认为你是个纯粹的废物。”

希尔坐在床上，他确信自己的电话铃声在一两分钟之内就会又响起来。他没有给巴特勒打电话，因为他想让电话线路保持畅通。铃声果然响了。

“我是认真的，”乌尔温说，“我们现在就要交易。”

“我已经跟你还有约翰森说了一整天，一遍又一遍，”希尔嚷嚷着，“还有什么没说的吗？”

“不是，是其他的。”

“好吧，你打算在咖啡厅见面吗？但是没准儿那里已经打烊了。”

“不，不，不是那儿。在酒店外面，我们的车里。”

“听着，我已经上床了，”希尔说，“灯都关了。你起码给我一分钟让我洗把脸，穿上衣服，十分钟之后我就到楼下。”

希尔给巴特勒打了电话，吵醒了他。

“他们现在就在楼下呢。”他说。

“不要去那儿！”

“我必须去。别担心，我不会跟他们去任何地方的。我下楼的时候就照我现在的这个样子穿衣服，”希尔穿着棕色的蓝底斜纹衬衣，休闲长裤，但没穿袜子，“不管他们想要开车带我去任何地方，我都会说：‘我没穿外套也没穿袜子，我可不打算到外面去。’”

“好的，但是你千万不能离开这家酒店。”

“好的。”

“也不许离开酒店，坐到外面的车上去。”

“好的。”

希尔下了楼，走到酒店外面。乌尔温的奔驰车正停在那里，他和约翰森都坐在里面。希尔坐进了奔驰车的后座。

第五部地下室里

31、一个陌生人

1994年5月6日，午夜

查理·希尔坐进了乌尔温那辆奔驰车的后座，但他留了个心眼儿，没把车门关上。

“我很高兴地来听听你们有什么要说的，”他宣布，“但是我不会跟你们到任何地方去。”

乌尔温坐在驾驶座上，副驾驶的位子上坐着约翰森。希尔坐在约翰森的身后，一半身子在车里，一半在车外，右脚还踩在地面上。约翰森的情绪很差，他正在咒骂乌尔温，咒骂那些挪威警察，以及咒骂这见了鬼的生活。很显然，他已经骂了好一会儿。乌尔温则乖乖地捲缩在座椅上。

约翰森向停在附近的一辆黑色厢式货车做了个手势，车窗玻璃是黑色的，车顶上还装了天线。“我检査过了，”他吼叫着，“那是警察的监控车。”

“你跟他们搭话了吗？”希尔问道。看来挪威警方又想横插一杠子。

“没有，里面没有人。我对那辆车的前前后后都查看过了，想确定里面有没有人。但我知道，那肯定是警察监控用的专用车。”

“那么他们他妈的都哪儿去了？”希尔反问道，“那些他妈的警察都在哪儿呢？”

约翰森指了指紧挨着酒店的一家俱乐部，有音乐声从那里传来。看来警察们正在彻夜欢庆。

希尔力图让约翰森平静下来。谄媚往往是最有效的手段。

“我看警察们一定是在监视你，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个惯犯。”

听了这句话，约翰森果然陷入了短暂的宁静

。“呵呵，有效。”希尔心中暗想。无论如何，最好让约翰森认为那些警察是在跟踪监视他，而不是和希尔、瓦尔克相互勾结起来的。

突然有人打开了另一侧的车门，一个陌生人钻进了车里，对着查理·希尔怒目圆睁，显然是来找茬儿的。这个陌生人的眼神看上去不对头，目光有些癲狂。这是个身体强壮的大块头，一身黑衣服，帽子低低地扣在前额上，还戴着围巾和手套。谢天谢地，这个家伙说英语，但希尔无法判断他的口音，这个突然蹦出来的不速之客是打哪儿来的？法国？

约翰森看来认识这个新来的家伙，但乌尔温不认识。

“我们得去见我的一位朋友，”那位陌生人说，他对希尔点了点头，“你这就能见到那幅画了。”

他推了驾驶座上的乌尔温一把说：“还不开车！”

“马粪！”希尔开了腔，“就不能等到早晨吗？现在我哪儿也不想去。”

新来的家伙把脸转向希尔说：“干吗还把车门开着？关上它。”

“我不会关门的。”

陌生人又重复了一遍，“关上它！”

“听着，如果你们这些家伙当中的一个掏出一把零点三八口径的手枪指着我，我可会反抗。要是你们打算逮住我，你们最好动作快点儿。”

局面一下僅住了，但是这些坏家伙看来对希尔的强硬态度很欣赏。那个陌生人显然是个暴徒，约翰森也是个狠角色，所以希尔的反应他们完全能够理解。虽然决定做得有些草率，但希尔显然是认真的，确实是哪儿也不打算去。在黑暗中搭车去一个他根本不了解的地方，还是单身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希尔要是愿意的话，除非他的脑子进水了。看着那位穿着一身黑、瞪着牛眼、试图说服他进行这次危险旅行的坏蛋，希尔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大灰狼与小红帽的故事，以及大灰狼对小红帽问出的那句话：“有谁想去森林里面转转啊？”

“我也不打算一直都坐在这里，”希尔说，“外面很冷，我可是连袜子都没穿。”

约翰森和那位陌生人探过头来看了一眼，这是挪威，又是冬天的夜晚。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

“到了早上，我会很高兴地跟你们走，随便去哪儿都行。”希尔说道。

乌尔温突然插了嘴，“我们现在就交易吧。”其他人都没有理他。

希尔转向约翰森问：“如果你想要监视我，为什么不在这家酒店里过夜呢？我给你订个房间。”

希尔和约翰森走回了酒店，乌尔温留在车里，同样留在车里的还有那个瞪着牛眼的怪人。希尔径直走向了服务台。“你们还有房间吗？”这事儿可能有点儿麻烦，因为已经有数百名缉毒警察住在这家酒店，庆祝他们的年会，酒店很可能已经客满；希尔一时之间还没有想出备选方案。

“当然有，罗伯茨先生。”

希尔递上了他的盖蒂信用卡，连价钱都没问，就给约翰森登记了一个房间。约翰森就在边上看着，他注意到了接待员对希尔的谄媚态度，所有细节都显示出希尔是个见惯世面的老江湖。就像约翰森日后所说的，希尔是个“非常优雅的绅士，在我看来他实在是太优雅了，决不可能是警察”。

把约翰森安全地安置在一个与自己的房间相隔很远的客房之后，希尔赶忙向巴特勒介绍情况。巴特勒很恼火希尔没有听从他的命令，还是走出了酒店的大门，但希尔没在乎那些责怪，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但是要制订第二天的行动计划，有一个问题难以绕过。乌尔温、约翰森以及那位古怪的陌生人已经提到了，他们要驾车离开这个城市。

“你是说你要跟着这些家伙往南边去？”巴特勒问道。

“是啊。”

这些苏格兰场的探员们已经获得了许可，可以随意在奥斯陆及其周边自由行动，但是出于某些希尔也不知道的原因，上级警告他们不得往奥斯陆的南边去。

“约翰，你到底在说什么啊？”希尔喝道，“我们想不想把那幅画追回来了？那些警方官僚们的胡说八道你也打算遵守？快住嘴吧！”

“不，你不能去。”

“约翰，如果你不肯照我说的做，我们就没法儿在这些混蛋中再有任何信用了。”

“去他妈的，你可不许去，这是个程序问题，无论如何你不能抗命。”

席德·瓦尔克加入争论，这可是破天荒头一次。

“行了，约翰，”他的态度很冷静，“查理说得没错。”

两票对一票，巴特勒只好屈服了。三人制订了一套计划，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是决定在没有制订出可行计划的情况下继续行动。不过他们确实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以保证瓦尔克曾经让约翰森看过的那一大笔钱是安全的，黎明时分瓦尔克会带着装满了现金的包离开这家酒店，去皇家酒店预订一个房间，并且把钱锁到那边的保险柜里。

除此之外，他们就只能随机应变了。天一亮，希尔和瓦尔克就会跟约翰森一起出发，赶往前天晚上这伙儿挪威坏蛋那么急迫地要带他们去的地方。

32、在路上

1994年5月7日清晨

查理·希尔和瓦尔克离开巴特勒，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夜已经很深了，要知道希尔进到乌尔温的奔驰车里的时候已是午夜，天一亮他们就又要展开行动。瓦尔克第二天一早还要换酒店，他得起得比希尔还要早。但他们俩还能睡上几个小时。而对于乌尔温来说，1994年5月6日的夜晚则是他一生当中最漫长的夜晚。

对这位艺术品经纪人的折磨从午夜就开始了，那时候那个陌生的家伙刚刚钻进他的车里。在约翰森和希尔离开车子进入酒店之后，那个陌生人仍然坐在后排座位上，眼睛牢牢地盯着坐在驾驶座上的乌尔温。车里一片黑暗，再加上他的帽子几乎拉低到了眼睛上，围巾捂住了下巴，整个人都变成一个块头很大但又若隐若现的阴影。乌尔温哆哆嗦哦地坐在那儿，不敢说话，甚至不敢转身，一直等候着行动指示。那位不速之客没自我介绍，乌尔温在心里只好管他叫“戴帽子的男人”。

最后，陌生人终于打破沉寂。

“开车。”他说道，并指挥着乌尔温在奥斯陆寒冷冬夜的空旷街道上穿行，“向右。左转。进隧道。”

乌尔温乖乖听话，奔驰车一路驶离了这座城市，但是他并不知道目的地是哪儿。很快他们就上了一条宁静的公路。两旁的房子都黑着灯，街道上一片寂静。没有街灯，没有车辆，也没有行人。

“停车！”

乌尔温把车停了下来。

“在这儿等着。”

那位陌生人走向一部投币电话。

一两分钟之后，他回来了，并要乌尔温摇下车窗玻璃。

“往南开，转入E-18号公路，”他说，“有人会给你打电话。”

随后他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乌尔温开上了高速公路。他知道E-18号公路在哪儿。他沿着公路行驶，盼着电话铃声，但它偏偏就是不响。乌尔温默默地沿着公路开了一小时五十分钟。E-18号公路从奥斯陆向南延伸，刚好通往托斯贝里镇，那是乌尔温住的地方。于是他决定开车回家。

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乌尔温摸黑进了家门。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出乎乌尔温的预料，“叮铃铃”作响的并不是他的手机，而是他家里的固定电话。

“他们怎么知道我在哪儿？”乌尔温心中打了个冷战。又是那个神秘的陌生人，给了他新的指示，

“回E-18号公路，到‘顺路’去。”

乌尔温知道那个名字，“顺路”是一家贴近高速公路的餐厅，距离他家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车程，乌尔温驾车飞奔过去，餐厅早就关门了，停车场里空荡荡的。乌尔温把车开到停车场里，停在一堵低矮的石墙边，随后他在一片黑暗当中坐着等待。

突然之间，那个陌生人出现在乌尔温的车前。

“下车！”

乌尔温站在荒凉的停车场上，那个戴帽子的神秘男子静静地盯着乌尔温看，看了将有一两分钟。

“打开后备箱！”

神秘男子往旁边走了几步，接着就有另一个男子在黑暗中出现，就在那堵低矮石墙的远端。他拿着一个小心折叠好的毯子，里面包裹着什么东西。他把毯子递给了神秘男子，然后就又消失不见了。神秘男子把它放到了乌尔温轿车的后座上。

“这就是那幅画。”

乌尔温顿时紧张起来，

“我可不想把它放在我的车里。”

“得了，它已经在你车里了。”

“那我们把它带到哪儿去？”

“去你家。”

“我们不能那么做。我的孩子们和我妻子都在家，但是我在阿斯加德·斯特兰德还有一套消夏的小屋，现在正空着，我们可以把它带到那儿去。”

戴帽子的男子接受了这个新的计划，阿斯加德·斯特兰德距离这里只有几英里远。他和乌尔温开车到了那里，并把他们的“货物”藏进了那间消夏小屋。

筋疲力尽的乌尔温恳求神秘男子，能不能让他回家洗个澡，换套衣服。

“是的，可以。”

这可是乌尔温预想不到的好消息，也是神秘男子第一次作出温和的回复。

乌尔温满怀渴望地驱车回家，走进黑漆漆的房子，让他沮丧的是，神秘男子也进了房子，就紧跟在他身后。乌尔温走进浴室，进了淋浴间，他的客人也推门进来，然后就站在距离淋浴间只有一步远的地方，看着乌尔温洗澡。

这时已经将近清晨五点。乌尔温的太太安妮被各种杂乱的声音吵醒了，匆忙过来一看究竟，结果发现自己的丈夫在淋浴，边上则有个身材魁梧的陌生人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看着。

“出了什么事？”

这可叫乌尔温从何说起啊。

“没事，一切都好，”乌尔温答道，“回去睡觉吧。”

33、“举起手来！”

与此同时，挪威警察们也愁得睡不着觉。

“这桩案子让我夜不能寐。”负责《呐喊》一案的挪威警员莱夫·利尔说，“我总担心负责追踪的卧底侦探受伤或者被杀，因为我们不知道罪犯到底是何许人也。”

査理·希尔对大多数警察都瞧不上眼，但他很尊重莱夫·利尔，不过他可不像利尔那样忧心忡忡。尽管希尔是处境最危险的人，但他并不在乎自己的安危。要是有谁抛出个愚蠢的观点，比如说针对法国大革命的某个错误观点，希尔肯定会当场蹦起来，极力加以纠正，但是当人们讨论希尔安危的时候，他自己反倒会悄悄地转身走开。

1994年以前，查理·希尔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来自一桩伪钞案。1988年的秋天，希尔正在以一个名叫査尔斯·格雷的美国骗子的身份从事秘密活动。他听到一些传言，说是有人正在兜售仿真度极高的百元美钞。查理·希尔，这时候应该叫他查尔斯·格雷，通过各种途径放出风声，表示自己对那些伪钞很感兴趣。很快一个伦敦郊区的二手车经销商找上门来，还带来几张面值一百美元的伪钞。

查理·希尔把这些伪钞转给一位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朋友，后者实际上是在伦敦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这位朋友看到那些伪钞之后惊呼连连，富兰克林的肖像、钞票上的水印以及其他的特征都做得太完美了。特勤处得到消息说有一大船这类的伪钞要从意大利偷运到英国，这些东西可是黑道人物们很感兴趣的。苏格兰场对此也表示赞同。为了多少给自己的美国同行们帮帮忙，查尔斯·格雷联络了那位二手车经销商，并与他达成了一项协议。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握手成交，格雷愿意花六万英镑，购买一万张做得惟妙惟肖、几乎难辨真伪的伪钞，面值一百万美元。

于是，查理·希尔在希斯罗机场附近的假日酒店预订了一层的一个房间作为交易场所。尽管他喜欢独自行动，但这项工作终究不能变成他的独角戏。打击伪钞组的警官们负责主持这次行动，打击地方犯罪的警官们也介入进来。希尔的酒店房间被安置了窃听器，以便为随后的审判搜集证据，监控小组也已就位。打击伪钞组给希尔准备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六万英镑现金。

查理·希尔在假日酒店见到了那位二手车经销商，他表示那些百元面额的假美金都装在他车上的一个小箱子里，车就在停车场停着。希尔和他走向汽车，拎起装有假美金的箱子，就在那一刻，他发现自己有麻烦了，因为一百万美元的百元美钞怎么也得有将近二十磅重，而那个箱子则太轻了。

查理·希尔硬着头皮继续演下去，他拿着装有假美钞的箱子，经过旅馆的走廊返回自己的房间，他的公文包以及六万英镑都在里面。二手车经销商就跟在他身后。突然，两个戴面具的家伙出现了。

其中一个用一支锯掉了枪柄的霰弹枪顶住查理·希尔的后背，两个抢匪把希尔和那个旧车商推倒在地上，冲进房间。他们把希尔推到房间的中央，一名抢匪把希尔脸朝下摁在床上，狠狼地把枪抵在他的脖子上，枪口就顶在他右边耳朵的下方。随后抢匪从背后摸出了一卷胶带，对于罪犯们来说，胶带使用起来比手铐或者绳子便利得多。先是手腕，然后是脚踝，没几下希尔就被捆得结结实实，动弹不得。

尽管脸被压在床上，查理·希尔还是发现他能通过眼镜片看到身后房间里发生的情况，他努力记下抢匪的衣着，以便一旦有机会，能够在法庭上指证罪犯。

抢匪们也把那个旧车商捆上了，但是查理·希尔知道：肯定不会像对付自己那样，把他捆得紧紧的。抢匪和旧车商是一伙儿的，这个想法事后得到了证实，他们制订了一个很简单的计划：抢匪会把六万英镑的收益以及那些伪钞一并带走，这样的话那些伪钞还可以在以后的骗局中使用。那位旧车商很快就能自己松绑，然后再把“格雷”放开，这位受骗的买家肯定会匆忙潜逃，因为他不可能告诉警察自己被人打劫走了一百万假美钞，这样这些强盗就能逍遥快活地享受那六万英镑。

警方的计划则错得离谱。当查理·希尔离开酒店房间，去停车场上拿那些假钞票时，一个警察小队尾随着他，而当希尔回到酒店里时，这支后援部队才发现，他们把自己锁在消防通道外面了。

与此同时，埋伏在查理·希尔隔壁房间的监控小组还在调试他们的录音设备，他们不知道希尔在酒店大堂里就遭到劫持。等到一切就绪，他们这才偷听到希尔房间里的话，知道他已经遭人绑架，鉴于希尔面临生命危险，他们赶紧要求增援。最临近的武装警察部队火速驰援，他们是从希斯罗机场附近赶来的，连机关枪都带来了，同时抵达的还有一架警用直升机，在酒店的上方做低空盘旋。新闻记者闻风而来，照相机的闪光灯亮做一团。

而那些早已驻扎在这家酒店里的警察们则偏偏没带武器，他们被迫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任务。一名警察徒手打破了查理·希尔房间里面对停车场这一侧的窗户玻璃（他的手因此被严重划伤），并且大喝：“武装警察！”其他的警察们也在他的带领下把手顺着窗户伸了进去，并用手指顶在窗帘上，假装手里确实握着枪。另外两名警察冲进酒店大堂，高喊着：“武装警察！”但他们手里攥着的不是手枪，而是无线电通话器的天线。

那伙儿歹徒本来可以射杀希尔，或者同警察展开枪战，但是他们没那么干，而是选择了逃跑。他们冲出房间跑进走廊，警察们在后面紧追不舍，片刻之后，他们就都被制服了。

那位旧车商也一并落网，他给自己松绑的速度不够快，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他还被胶带捆着呢。警察们放开了希尔，铐上了那个骗子。查理·希尔到房间的小冰箱里拿了点饮料，并且冲着不久之前的那位生意伙伴举了举杯子：

“我就不请你也来一杯了，你不会介意吧？”

如此戏剧性的时刻太让希尔满意了，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场有惊无险的警匪之战更引人入胜呢？这里面充斥着各种戏剧性的元素、巨大的危险、愚蠹的低级错误、英勇的行为、大团圆的结尾，以及最后由英雄人物口中说出的一句俏皮话，简直就是一部好莱坞电影。事实上在查理·希尔的内心深处，经典影片《卡萨布兰卡》①一直都是他念念不忘的，他经常把自己想象成剧中那位敢于反抗德国纳粹的英雄——侠骨柔情的里克先生。

①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摩洛哥第一大城市，得名于西班牙语，意即为“白色的房子”，是摩洛哥最大港口城市，濒临大西洋。卡萨布兰卡是欧洲人对这里的称呼，而它正式的名字则叫做“达尔贝达”。1942年美国华纳兄弟公司以此地为背景，拍摄了著名二战电影《卡萨布兰卡》，讲述战争时期的卡萨布兰卡故事。

希尔把六万英镑以及那些假钞交给警方，然后就走出了酒店。已经聚集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很多游客在大厅里探着脖子看，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侍者和厨师们也从餐厅里伸出脑袋，一探究竟。希尔从人缝当中挤出一条路，走到服务台前。

“我要退房了，我不喜欢自己的房间。”

“哦，对不起，究竟是什么让您不满意？”

“那里太吵了。”

等到查理·希尔在警察局做完笔录驾车回家，已经是凌晨三点。刚到五点半，希尔家的门铃就响了起来。站在门口的是席德·瓦尔克。他和希尔还有一个线人要见，这个人会向他们提供一些关于都柏林罗素堡失窃绘画的情报。

“收音机里正在讨论那起假钞案，”席德说，“干得不错。”从电台主持人气喘吁吁的播报当中，瓦尔克已经了解到这起案件的诸多细节，但是作为一名行事低调、不爱张扬的秘密特工，别指望瓦尔克会尖叫着表示祝贺。以他的标准，那句简短的夸奖就已经是非常高的赞扬了。

“还好，不过我现在有点儿筋疲力尽了。”

查理·希尔的太太卡萝已经被门铃声吵醒了，随后又听到自己的丈夫正在与什么人交谈。前一天夜里希尔回家的时候，并没有叫醒妻子。卡萝迷迷糊糊地走下楼来，跟老朋友瓦尔克打了招呼。

“事情怎么样啦？”她问道。

席德插了嘴，“哦，进展很顺利，都已经上了新闻。”

卡萝注意到了査理衣领上方露出来的红色划痕，“你的脖子怎么了？”

席德也走近了一步，好好儿看了一眼，“看起来像是被双管霰弹枪的枪口顶出来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面无表情，似乎在尽自己最大努力找出事实真相。

34、追捕的快感

在随后的几年里，希尔把这个关于霰弹枪的故事演化成一个有关光荣事迹的笑话。他和瓦尔克老是就这个问题拿卡萝寻开心，就好像两个小男孩拿着一只青蛙，把个漂亮的小女生追得满操场乱跑。

然而一旦谈到艺术品的安全问题，查理·希尔就严肃得不能再严肃了。“我不是艺术家，我也不是肯尼斯·克拉克或罗伯特·休斯那样的艺术史学家，”希尔少见地用哲学意味的口吻说，“但是我仿佛患了强迫症，一心要把那些失窃绘画找回来，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创造美好的事物是一项稀罕而又崇高的工作，但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也不是简单的事情。“你是在尽力让这些美妙的东西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希尔接着说道，“必须让它们留在正确的地方，确保它们的安全，确保人们能欣赏它们。”

查理·希尔一般情况下不会就“艺术、真相、美丽以及其他类似的玩意儿”展开议论，也许是担心自己说起话来会像“艺术世界里面傲慢而又华而不实的蠢货们一样”，那些家伙可是希尔最看不上眼的。但是，虽然很勉强，他还是承认自己确实有种使命感。

“这就如同一个诺亚方舟式的故事，不同之处在于，作为船上的乘务人员，你要救起的不是各种飞禽走兽，而是人生当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我就上了两年神学院，可有时我还会把自己当成个不合格的牧师。我想就是这个让我变成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眼看着自己的话题就要朝着自我反省的方向转变，查理·希尔赶紧悬崖勒马——“但这就是我工作的方式。”

这个差点儿成为牧师的家伙或许不能拯救人们的灵魂，但至少他可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保护人类某些最伟大的创造，让它们在今后的几个世纪里都不湮灭。

与以往做其他工作时一样，希尔投身艺术品搜寻工作的动机也是多重的。其中的一部分因素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境界有多么崇高，而是因为他渴望在这项工作中寻找刺激。

艺术品盗窃是一项“名誉犯罪”，希尔总喜欢这么说，言下之意是说犯罪的刺激和随之而来的荣誉，以及迅速成为富翁的白日梦，时刻都在诱惑着窃贼们。希尔承认正是因为艺术品盗窃是“名誉犯罪”，所以追寻失窃艺术品也就变成了对名誉的追逐；如果说盗窃本身很刺激，那么追逐罪犯也会带来同样的快感。

“找回一幅失落的绘画，可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早年在追回了一幅失窃艺术珍品之后，希尔曾经说，“但是很显然，我在这其中找到了乐趣。”

有些窃贼会公开谈论从别人手里偷走各种东西时的快感。彼得·斯科特是个英国飞贼，是小报记者们非常喜欢的人物，也是査理·希尔的对手。从斯科特的第一次犯罪到最后一次，被逮住的危险让他的游戏充满刺激。

彼得·斯科特不同于平常的贼，他最喜欢偷到大人物的头上。在长达几十年的犯罪生涯里，据说斯科特偷盗的物品总价值达到了三千万英镑。被斯科特偷过的名人包括劳伦·巴考尔、雪莉·麦克兰、费雯丽和其他数不清的名人，而最具轰动效果的是，他趁意大利电影明星索菲亚·罗兰到英国来拍摄电影《女百万富翁》时，偷走了她的一串钻石项链。在斯科特的全盛时期，伦敦的报纸把他称做“会飞的人”。（但斯科特最后还是一文不名。）

1998年，已经退休的斯科特决定复出，试图盗取一幅价值六十五万英镑的毕加索的《女子画像》（Tate de Femme），那幅画曾经被一名银行劫匪持枪劫走，但后者非常失望地发现，各大媒体都不认为这起案件具有什么报道价值。这一次他们则相信确实有报道的价值了，因为案子的主角是斯科特，斯科特本打算通过这桩窃案赚到七万五千英镑，没想到最终落得以六十七岁的高龄，被判人狱三年零六个月。

斯科特就是完全陷人盗窃的快感中了，“那种感觉比任何女人都更让人满足。”他试图用这样的解释瞒骗那些思想僵化、墨守成规的权威人士。“作为一名丈夫，我是很失败，但是作为一名情人，情况就完全不同，”斯科特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因为我最想干的事就是攀爬屋顶，或者蹑手蹑脚地四处查探，或者在墙上打出个可供出入的小洞。我发现这个隐秘的世界里能让我收获到性快感以及反社会的快感，那是其他手段所难以达到的。”

查理·希尔认为斯科特是个装腔作势的吹牛大王，但是在蔑视权威以及对于美好事物的品位方面，两人有着共通之处。对于希尔来说，只要涉及到艺术问题，或涉及到日常生活，那么只有高额的回报才是最值得追求的。在大学期间，他曾经参加过赛艇队，但是当他明白自己绝没可能成为伟大的赛艇选手的时候，立刻选择了退出。“除非你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或全国锦标赛，”希尔接着问——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否则成为一名赛艇选手还有什么意义呢？”

艺术犯罪也是一样。“当我同那些坏蛋打交道的时候，”查理·希尔说，“他们干的坏事越大，案子就越有趣。我想要寻回的绘画，都是西欧大画家们的杰作。”

查理·希尔的职业野心很大，而他自我解嘲的意识也相当强。愤世嫉俗的人们会发现，希尔不仅能影响外部世界，同时也能很好地调整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我就好像是圣乔治，”他很髙兴地承认，“那些窃贼就是巨龙，而那些美妙的绘画就是即将被巨龙吞掉的无辜少女。这全是胡说八道，当然了，但是是必要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需要某种形式的自尊，我也一样。”

35、计划

1994年5月7日，早上

乌尔温在那个戴帽子的神秘男人的呼喝之下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与此同时，查理·希尔则在他的酒店房间里心满意足地打着呼噜。早上六点，他的电话响了。

“我是约翰森，我在大厅里，该出发了。”

查理·希尔给瓦尔克打了电话，两个警察下楼去见约翰森。

“我们出去兜兜风吧。”约翰森说。

三个人坐上了查理·希尔租来的车子，由瓦尔克来开，希尔坐在他旁边。约翰森坐在希尔的背后，他半转着身子坐在那里，这样他就能随时从后车窗向外面望去。

约翰森负责指引方向，但他就是不肯说明目的地在哪儿。肯定是个他们约好的地方，乌尔温陪着那个瞪着牛眼的神秘男子多半等在那儿，希尔和瓦尔克都这么认为。

“只是为了确保咱们没有被盯梢儿。”约輪森对瓦尔克说。他紧张地往侧面的窗户外看了一眼，然后又拧过身子，继续盯着后车窗外面。

瓦尔克很快就确信后面肯定没有人盯梢，终于有一次，他们能不在挪威警察的监视下工作了。但他决定彻底打消约翰森的戒心。在一个交通环岛，他故意开着车多绕了一圈；他在高速公路上临时停车，好像汽车发生了引擎故障，让边上的车辆先过，他还有几次在公路上突然掉头，朝着错误的方向开上一会儿。希尔则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尽情享受着这场表演。

在奥斯陆以南三十五英里的地方，他们一行抵达了德拉门镇。约翰森指向高速公路边上的一家餐厅，瓦尔克把车开了过去。

“停在那辆奔驰车的边上。”

希尔、瓦尔克以及约翰森走进狭小但很整洁的咖啡厅，里面很安静，在这个寒冷的星期六早上，几乎没有什么客人光临。有几名顾客在小口地喝着咖啡，极力驱散着困意。乌尔温正和那个大块头一起坐在桌子边等着，那家伙到现在也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希尔心里叫他“疯子”。

满脸谄媚、眼光迟钝的乌尔温看上去就像是大块头的俘虏，刚到的三个男人与乌尔温、疯子坐到了一块儿。乌尔温几乎一句话也不说，而疯子则一上来就直入主题。现在该进行交易了，他拟了一个计划。瓦尔克将会把钱带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如果那些钱的数目是对的，也没出现什么猫腻，就证明他们确实有交易的诚意，那么希尔和瓦尔克将接到一通电话，告诉他们那幅画的具体地点。

“你得想出个更好的主意。”瓦尔克吼道。凭什么他会在什么都没见到的情况下，随随便便就把钱交出去，并相信那些骗子会信守承诺、继续交易呢？

疯子又提出另一个建议，但同样有缺陷。

“全都是牛粪！忘了它吧。”瓦尔克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后勤方面他可是行家。

在这张拥挤的餐桌旁，气氛变得紧张又阴郁。任何一方都不信任另一方，但同时又需要另一方手里的东西。乌尔温在哆哆嗦嗦，疯子在咆哮着，瓦尔克在咒骂着。疯子又重新提出了他最初那个全无可行性的计划。

“算了吧，想想别的办法。”这次希尔说话了。

一辆旅游车停靠到了汽车站，突然之间咖啡厅里就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在忙着找座位、找菜单或者洗手间。在这乱糟糟的时候，乌尔温跳了起来：

“我受够了，我不知道我在这儿还能干什么，我必须要走了。”

疯子拽住乌尔温的胳膊。“坐下！”他吼道，一把将乌尔温推回座位。

乌尔温陷人了沉默。疯子从桌子上探过身子，瞪视着瓦尔克和希尔。“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交易，我就把那幅画吃下去，再把它拉出来，然后把那堆屎送给文化部部长。”

约翰森也想出一个计划，但是与其他计划一样糟糕。最后，瓦尔克打破了僵局。

“我们何不这么做呢？”瓦尔克说，“我和你们俩开车回酒店，”他指了指约翰森和疯子，“克里斯和你一起去，”瓦尔克的视线移到希尔和乌尔温的身上，“你们好好看看那幅画。如果一切顺利，克里斯会给我打电话，我就会把钱给你们。随后克里斯会带着那幅画，搭乘出租车赶回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计划，却行之有效。约翰森和疯子表示赞同，他们知道瓦尔克是管钱的，不管他去哪儿，他俩都乐意跟着。可怜的乌尔温也喜欢这个主意，因为这能够让他摆脱约翰森和疯子；希尔对任何计划都持欢迎态度，只要那个计划能够让他见到《呐喊》。

瓦尔克要独自面对两个大块头的危险的家伙，但是他会回到与约翰·巴特勒及其所在的行动指挥部临近的地方。此外，如果能带走约翰森和疯子，瓦尔克就成功地把他们俩与那幅绘画分开，如果希尔找不到画，或者交给他的是赝品……算了吧，这个计划考虑不到那些。

尽管有一定风险，希尔还是很喜欢这项计划。首先，这个计划能够让他离开这个见鬼的餐厅，此外，席德是个体积庞大的厉害家伙，他能照顾好自己。

终于达成了最终协议，五个人起身前往停车场。疯子迈开大步走在最前面，与其他人拉开了几米的距离，好像这里他说了算。这个傲慢的混蛋犯了个很低级的错误，希尔当即利用这次机会，和瓦尔克故意走在后面，借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瓦尔克压低嗓音，并且利用高速公路上车辆往来的轰鸣声，把自己说话的声音完全掩盖住了。

“尽早与巴特勒联系，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瓦尔克低声说道。

“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这么做。”

五个人分成两拨，分头坐进两辆车。瓦尔克、约翰森以及疯子上了希尔租来的汽车，启程向北，返回奥斯陆；希尔和乌尔温坐进乌尔温的奔驰运动轿车，开始向南进发。至于乌尔温要把自己带到哪里，查理·希尔并不知道。

追踪就快结束了，查理·希尔暗想，马上就要找到《呐喊》的藏身之处了。但这目前还只是一个猜想，或者说是一种期望。希尔目前唯一能够肯定的，就是他正在前往一个未知的地方，孤立无援，而且很可能会又跳出一个坏蛋，拿着把霰弹枪顶在他脖子上。

36、“走下那些台阶”

1994年5月7日，中午

乌尔温驾车出发了，他驾车的速度没问题，可一路上都晃来晃去的。希尔自己就是个喜欢开飞车的人，但是一般情况下他非常讨厌坐进别人驾驶的车里，更何况这次开车的乌尔温情绪抓狂，老是在行车道上拐来拐去，而且嘴里唠叨个不停。希尔忽然开始感到担心，害怕在有机会看一眼《呐喊》之前，乌尔温会把车开进沟里，或是与其他车辆迎头相撞。

“你他妈到底怎么了？”希尔吼道。

希尔不喜欢乌尔温，他的声音里已经带有威胁的成分，但是乌尔温把这句怒吼当成了一个普通的问题加以回答。他说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他一整晚都和那个戴帽子的家伙在一起，他含糊不清地说着自己曾是多么害怕、那个家伙曾怎样威胁他，以及他的妻子有多么惊恐，眼看着一个大块头的闯入者跟在自己丈夫身后进了家门，一言不发。

希尔笑了，这个可怜的婊子养的。他一直以为乌尔温是个骗子，像他的那些同伙们一样，可是看看这个可怜虫吧，希尔发现自己可能是想错了。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希尔问道。乌尔温试图将话题转回到《呐喊》上，荒芜的公路，从黑暗中闪现的、用毯子包着那幅画的男子，以及将画藏进自己消夏小屋的决定。

希尔的心里一阵悸动。他尽最大的努力克制住自己，让乌尔温以他的方式讲这个故事，但在乌尔温提到另一个拿着油画出现的男人时，希尔还是心中一凜。

“你究竞看到几个陌生人？”

“就是他，就只是他一个。”

“不管我们现在是去哪儿，”希尔说，“我们到那儿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些什么？会不会有一群粗壮残暴的家伙扑到我身上，用枪顶住我，直到其他人抢走我的钱呢？”

“不不不，不会的。肯定不会的。那边没有危险，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那幅画藏在哪儿，只有我和那个戴帽子的人。”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

随即陷人了沉默。乌尔温开始集中精力开车，希尔则在猜想着游戏结束时的可能场景。事情很可能会变得一团糟，扮演保镖的瓦尔克平安无事地待在奥斯陆，而身为艺术警察的查理·希尔则在挪威东部的某个地方遭到绑架。

“我不会相信你，除非我自己亲眼看见，”希尔说，“如果你以为能够劫持我并勒索赎金，你可就想错了。”

“不，不，我向你保证，”乌尔温说，“决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情，到那里的只有你和我。”

查理·希尔还是半信半疑。无论如何，乌尔温是那么一个可悲的家伙，只会连累自己的同伙，如果真有什么人会跳出来袭击希尔，在发生任何事之前，乌尔温会第一个惊慌失措。

但是希尔继续装出烦恼的样子。

“停下车。”他发出命令。

他紧张地扫视着公路，想看看有没有人跟踪。过了几分钟，他示意乌尔温重新开车。

“我不是担心你，”希尔对乌尔温说，“我是担心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会有多少人跳出来对付我们。”

开了没有多远，希尔就再次让乌尔温靠边停车，又一次对来往的车辆进行了观察。

他们抵达了阿斯加德斯特兰德镇，乌尔温的消夏小屋就在这个镇子上。蒙克曾经居住在这个海湾小村庄的某个消夏屋里，进行绘画创作。趁此机会，希尔谈了几分钟艺术。蒙克曾经画过一系列画，反映三个女孩儿在一个码头上的场景，莫非这些画作都是在描绘阿斯加德斯特兰德的生活？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

《码头上的年轻女孩儿》（The young girl on the dock）

乌尔温一下子来了精神。是的，那就是阿斯加德斯特兰德，而且画面背景上的白色建筑物就是镇上的一家旅馆，它现在还矗立在那里，而且乌尔温还拥有这家旅馆一部分股权。乌尔温的消夏小屋、这家旅馆以及蒙克的消夏屋都相隔不远，互相之间的距离不过几百码。

乌尔温把车开到一所小房子前面，在车库的门前停下车。乌尔温的小屋看上去很不错，位置也很好，就位于一片波光粼粼的海湾上方，依偎着几棵白桦树。希尔很欣赏眼前的这一切，到处都生长着白色的花朵，它们看上去很像雪莲花，

“这些莫非是某种斯堪的纳维亚火绒草吗？”希尔问道。

此时刚到5月初，挪威的春天来得很晚，乌尔温的消夏小屋还是关闭着的。

“你确定里面是安全的吗？”希尔再次发问。

“绝对安全。”乌尔温回答，随手打开了前门。

还没进屋，两个男人就都注意到玻璃的闪光。

“那是什么？”希尔问。

是一大块镜子碎在门厅里的地板上，玻璃碎片到处都是。

希尔转向乌尔温：“你昨天晚上到这儿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吗？”

“不是。”

“那它是怎么到那儿的？”

“我也不知道，这间房子从去年夏天就一直关着。”

希尔思考片刻，然后走了进去。房子里又黑又冷，家具都用床单蒙着。

在乌尔温的尾随之下，查理·希尔悄悄地走到了最近的一扇门前，轻轻地推开它。里面什么人也没有。然后是下一个房间，依然是空空的。短短几分钟内，希尔就查遍了整套小房子。

“它在哪儿呢？”查理·希尔问道，也没心思聊那些花花草草了。

乌尔温前面带路，走进了厨房。地上铺的是木地板，除了一小块被地毯盖着，其他都是裸露的。乌尔温把地毯挪到一边，露出了一个暗门，他往旁边挪了一步，给希尔让开了路。

“我跟着你。”乌尔温说。

希尔笑了，“我可不打算下到里面去。你指望我怎么办？在你的地下室里度过未来的三个月吗？”

“好吧，我自己下去。”

乌尔温下到地下室里，他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摸索了一会儿，他找到了灯的开关，然后在楼梯附近一阵乱翻，接下来他关了灯，里面又是一团漆黑。拿着一个用蓝色床单包裹着的长方形的东西，乌尔温沿着楼梯爬了上来，希尔心中一阵狂喜。

乌尔温把蓝色床单递到了希尔手中，然后把暗门关上。希尔看了看手中的东西，外形似乎是那么回事，然后他又用手掂了掂分量，感觉轻飘飘的。不错。

两个人来到了餐厅。餐桌上盖着白床单。希尔把蓝布包放在桌子的正中间。乌尔温把手伸进兜里，掏出了两小块黄铜标牌，希尔看了其中一个，上面写着“爱德华·蒙克，1893年”。另一个上面写着“skrik”，是挪威语里的“呐喊”。肯定是从画框上拆下来的，希尔心想。

查理·希尔把注意力转回到餐桌上，乌尔温就站在他旁边。希尔用左手拿起那个蓝色包裹，右手开始把床单打开，虽然心里充满渴望，希尔手上的动作还是小心翼翼，非常轻柔，即便如此，整个过程也只持续了几秒钟。

那一瞬间希尔突然感觉到了惊恐，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张纸板。问题不在于纸板本身，希尔知道蒙克是把《呐喊》画在纸板上的，而不是在画布上。问题是眼前的那幅画面。《呐喊》的画面任何人都会非常熟悉。

然而眼前的这一幅不是。

《呐喊》的画风已经很粗糙，但是眼前这一幅则是非常粗糙。希尔看到《呐喊》中主人公的形象，其轮廓是用炭条勾勒出来的，还看到了前景里面勾画出的栏杆的痕迹，画面上方是污浊的天空。

“这他妈的是什么玩意儿？”希尔嘀咕着。他盯着那张纸板看了一会儿，随后，他拿着纸板的边缘，慢慢地把它翻了过来。啊哈！是《呐喊》，完好无损。

希尔已经读到过无数赞颂《呐喊》的文字，但没有任何一篇提到过在那张纸板的背面，有一幅失败了的草图。蒙克起初肯定是在纸板的那一面开始画的，但是他不喜欢自己画出来的效果，于是就翻转纸板，在另一面重新开始创作。与那幅举世闻名的杰作相比，半途而废的《呐喊》则是乱七八糟。毫无疑问，蒙克在1893年毫不犹豫地翻转了纸板，就像一个世纪之后，希尔所作的那样。

希尔又能够自由呼吸了。天啊，为什么没人提过这些呢？希尔把那幅画举了起来，仔细地审视着，他知道这么近距离地欣赏名画的机会一生当中也不会有几次——没有框架、没有玻璃、没有巡逻的警卫、没有拥挤的人群，在你和这幅几英尺见方的艺术杰作之间，什么都没有。

一年以前，查理·希尔曾经站在安特卫普的一个停车场里，在一个黑帮分子的监视下短暂地用手捧起过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用人》。

“但凡你有机会捧起一幅大师杰作，”查理·希尔事后说，“你马上就会意识到，那是一幅惊人的杰作。它会告诉你，它确实是非同寻常的作品，那种杰出的品质能将你吞没。”

通常情况下，如果有任何人对他说出这样的言语，希尔肯定会放声大笑。他喜欢讲述假货的故事，当他听到那些故事，转述某些自以为是的傻蛋们一直视为珍宝的藏品其实只不过是低级市场上的假货，他一定会纵声大笑。但是这一次，在与一幅艺术杰作面对面的时候，虽然希尔非常玩世不恭，但还是无法抵挡自己感受到的震撼。

希尔立刻就知道自己眼前的这幅画，这幅待在奥斯陆以南七十英里的封闭小屋里的画，绝对是蒙克的原作。即便如此，他还是强迫自己仔细审视，他特别仔细地观看了画面的右下角，在一个世纪之前的某个漫漫长夜，蒙克曾经吹熄一根蜡烛，白色的烛泪滴落到了画面上。

那些烛泪，白得接近于蓝灰色的烛泪是不会弄错的。其中最显著的一滴是朝向画面的右下角的，很接近画面中那位呐喊者的左肘。另外还有一滴，没有前一滴那么显眼，它在画面上的位置要稍高一些，并且更靠近右边，与栏杆的上沿儿形成了交叉。希尔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37、追踪结束

1994年5月7日，下午

有那么一会儿，查理·希尔纵情于思虑当中。他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了《呐喊》上，完全忘记边上还有个乌尔温。画面上蓝色粉笔道的颜色比任何复制品上的都要鲜亮，而且又是那么精致，好像随便咳嗽一下，都能让蒙克在一百年前绘制的线条灰飞烟灭。再靠近一些，还能看到在呐喊者头顶上的绿色弧线以及布满天空的橙色线条是那样引人人胜，此外在呐喊者的脸上还有些小块修补过的痕迹。

现在希尔重新振作起来，他转过身来面对那位艺术品经纪人——他一直站在希尔旁边——并不客气地对乌尔温发了话。“不错，非常棒。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干什么？”

“哦，在阿斯加德斯特兰德不是有旅馆嘛，”埃纳尔·托雷·乌尔温说，“我们可以去那儿。”

“好的，听上去不错。我们现在就走。”

“我不能开车送你回奥斯陆，我实在应付不了那个。”

“我没想着要你去，现在我已经拿到画了。我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让你开车载着我，在某条沟里摔个底儿朝天。

查理·希尔拿起《呐喊》，重新把它包进蓝色床单里。他跟着乌尔温走到外面，把包袱放在了乌尔温那辆运动款奔驰车副驾驶座位的靠背上，极力给这幅无价之宝在这个单排座的狭小车厢里找个最安全的位置。就在希尔想尽办法让这个巨大的纸板越过副驾驶座的靠枕，尽可能稳当地待住时，他听到了令人沮丧的响声，

“妈的，这个破头枕都快把纸板给顶破了。”

他瞪了乌尔温两眼：“开车！”“

乌尔温驾车去了旅馆，距离这儿只有几分钟的车程。他说：“我们可以订一间房。”

“好，就这么办。”

埃纳尔·托雷·乌尔温和查理·希尔走进旅馆，那幅《呐喊》被留在了车上无人照看。希尔没把这次看上去惊人的疏忽当回事，他完全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风险：在挪威，会有人偷车吗？

查理·希尔还没有给巴特勒打电话，他注意到在旅馆前台边上有个付费电话。在大踏步穿过旅馆大堂的同时，《呐喊》的那两个黄铜标牌在希尔的口袋里叮当作响。

“我得去给席德打个电话，”希尔告诉乌尔温。实际上希尔是要给巴特勒打电话，而不是跟席德联络。就算希尔想要给瓦尔克打电话，他也不可能做到，因为他忘记把瓦尔克的电话号码记下来了。

乌尔温还在后面跟着，这可不行。希尔转过头来，他很想冲着乌尔温喊上一声“滚开”，但那是英国俚语，不是美国用法，于是他改用美国人的俚语大声说道：“我需要和席德谈一谈，离我远点！”

“哦，抱歉。”乌尔温一边说着，一边向后退。

“约翰，这里是克里斯。”

“査理，你们到底去哪儿了？”

巴特勒在危急局面下依然保持从容不迫，但是他的声音近乎低语，这透露出他心中的焦虑。

希尔的声音也压得很低，以免让乌尔温听到：

“我已经拿到那幅画了，我们现在是在阿斯加德斯特兰德旅馆，我们刚刚预订了525房间，我会待在那儿。没有别人，只有我和画。赶紧派人增援。”

“现在，听着，”希尔继续说道，“重要的是，席德已经回到了大酒店，与他一起的还有两个恶棍，约翰森和另一个家伙。”

“妈的！好吧。”

“只要我进了房间，立刻就会再给你打电话。”

希尔走向乌尔温。

“好了，”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如席德会把钱给他们的。”

“我们该把那幅画怎么着？”乌尔温问。

“我们先到房间里去看看吧。”

房间在旅馆的二层。查理·希尔问乌尔温后面是否还有备用楼梯，乌尔温就把火灾逃生通道指给了他。希尔把消防门敞开，并用一个灭火器顶住了门。

“去把车开过来，”希尔命令道，“我在这儿等着你。”

这是非常冒险的事情，但是希尔并不那么认为，他确信自己已经看透了这个人，就凭乌尔温的胆量，绝对不敢带着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画逃离这里。唯一的危险在于，在从这个小宾馆的前门绕到后门的过程中，乌尔温搞不好会撞到什么东西。

乌尔温把车开了过来，车里·希尔则又一次为自己把《呐喊》撞到副驾驶座位的头枕上而万分苦恼，他缓缓地把那幅画从车里取了出来，然后就让乌尔温离开了。

“好了，我会叫辆出租车回去的，你开车回家吧，路上小心。”

已经被一整晚的折磨弄得筋疲力尽的乌尔温一溜烟儿跑了。

查理·希尔抱着《呐喊》，由火灾逃生通道走上了自己的房间。他把《呐喊》放在床上，依然没有解开蓝色床单。随后他锁上门，上了安全铰链，又把一个柜子推过来堵住了门。他扫视了这个小房间，如果有人企图冲进来抢画，希尔还能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希尔向窗外看去，这里离地面有三米高，要是什么人想冲进房间，也许他可以抓起画跳窗逃走。嗯，确实值得一试。他把房间的窗户打开了。

希尔又重新思考了一下，看看有哪些人知道自己现在的位置。乌尔温知道，他会派什么人过来，干那些他自己没胆千的事吗？不大可能。前台的接待员？她看到了希尔，但是没有看到画，应该不成问题。那个把画交给乌尔温的神秘男子呢？

“去他妈的！谁也不会来抢这幅画的，”查理·希尔大声对自己说。他把《呐喊》从床单中取出，并让它倚着枕头靠在床上。让他长出一口气的是，刚才撞的那一下并没伤害到这幅杰作。他退后几步，好好儿瞧了瞧，然后就心满意足地坐在椅子上。希尔尽力舒展开四肢，双手放在脑后，凝视着这幅他在那么多本书上都看到过的稀世名画。

蒙克最痛恨的情况就是他的作品会“像一片纸一样消失在某些私人家里，只有有限的几个人才能看到”。一想到自己刚刚让蒙克最伟大的绘画摆脱了糟糕的命运，希尔的心里就美滋滋的。

查理·希尔对金钱并不是特别在乎，否则他也不会在警察这份职业上一干就是二十年。但是，七千万美金啊。更让他迷醉的，就是这块现在被他放在床头的纸板，已经被复制、拍照、研究过成百上千次，并且被数以百万计的人用敬仰的目光注视过。

查理·希尔轻视关于“神秘先生”将搜集来的艺术品藏进秘密画廊的说法，但是确实有那么几分钟，希尔非常享受这次奢侈的个人观赏。估计再也不会有人能够像他这样观看一幅稀世珍品了。

“天啊！”希尔心想，“我们成功了。”

查理·希尔打电话给他在盖蒂博物馆的朋友，想要向他通报这个喜讯，并对他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现在加利福尼亚是几点钟？是午夜吗？无论如何，反正没有人在家。希尔在电话答录机里留下了这个喜讯。现在才是挪威时间上午十一点，但是，已经是时候进行庆祝了。在房间里的一张小桌子上，旅馆方面提供了一瓶葡萄酒。希尔给自己倒了一杯。随后他又在小冰箱里发现了一小瓶苏格兰威士忌，这个可要好多了。端起威士忌，希尔又与《呐喊》度过了一分钟。

随后他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中来。等到好人们前来增援的时候，千万别因为意外而对杰作造成什么损伤。希尔把《呐喊》重新包裹起来，把它平放在床上，并把两个黄铜标牌放在边上。

随后他给巴特勒打了电话。不久之前他们通电话的时候，巴特勒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但是现在，他在电话那头大声喊了起来：

“席德在哪儿？查理，我怎么都找不到他。”

希尔像巴特勒一样着急。

“哦，天啊，”他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发生了意外，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说这些话都没什么意义。席德和査理在当天早上离开餐厅，乘坐不同汽车分头行动时，席德要走的路程比査理近，他本来早就应该回到他在大酒店的房间里了。更让人担心的是，席德是直接驱车返回奥斯陆的，希尔和乌尔温不仅走的路程更远，而且还开得忽快忽慢的，以防在追寻失窃名画的道路上被人跟踪。

席德在哪儿？

答案很快就浮出了水面。席德在巴特勒和査理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约翰森和疯子一起回到他在大酒店的房间。负责监视整个酒店的挪威警察们居然没有看到他回来，而这些人的职责就是要密切关注瓦尔克，一旦发现他回来了，得立刻通知巴特勒。

这就意味着瓦尔克独自在他的酒店房间里面，面对着两个强壮而危险的罪犯，而其他人却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

这三个男人尽力消磨着时间。疯子，他的真名叫做格鲁德尔，看起来挺欣赏瓦尔克的，他试着与瓦尔克聊两句。再过一天，就是他二十七岁的生日了，没准儿哪天他会去英国旅行，顺便去拜访瓦尔克呢。或许他们可以一起去钓鱼？

瓦尔克假装同意，每个人都聊得挺热乎。时间一点点过去，匪徒们有点坐儿不住了，瓦尔克在小冰箱里乱翻了一通，想给他们找点儿喝的。现在，那两个挪威人都确信：查理·希尔随时可能会给瓦尔克打电话，告诉瓦尔克他已经拿到了《呐喊》，可以交钱了。可是那个该死的电话怎么就是不响呢？

电话铃没响，倒是传来了敲门声。席德跑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在敲门。门外站着两个穿便服的男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其中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运动背包，瓦尔克一眼就认出来，那是他的包，里面装着钱。在那名男子的另一只手里，端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杯子上晃晃悠悠地放着一根搅拌棒，他的同伴则捏着一个汉堡包端着一杯可乐站在边上。

是挪威警察。他们又来坏事了。这次挪威警方又犯傻了，他们还以为能够在房间里面找到独自一个人待着的瓦尔克，他们的计划是——这个计划他们压根儿没跟瓦尔克提过——只要坏蛋出现，瓦尔克就把钱给他们，然后埋伏在隔壁房间里的警察就会一拥而上，把歹徒一网打尽。

两个警察走进房间，约翰森站起身来，想看看门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格鲁德尔则四肢伸开躺在床上。警察们看到了格魯德尔，也看到了约翰森，他们认识瓦尔克，但是不认识这两个人。两个警察立刻意识到了现在的情况。

“警察！”其中一个大喊一声。

格鲁德尔从床上一跃而起，扑倒了靠近他的那个警察，装满了钱的运动背包掉到了地上，咖啡也洒了一地，另一个警察跳了过来，挥拳打向格鲁德尔。格鲁德尔极力稳住身子，紧紧抱住刚刚被他摔倒的警察，那个块头比较大的警察从背后猛揍格鲁德尔，但是这个狂怒的家伙似乎全然感觉不到头上和背上挨到的重击。格鲁德尔和摔倒的警察在地毯上翻滚着，谁也不肯撒手，块头较大的警察在边上转来转去，就像是摔跤比赛中的裁判一样，但是实际上他正在找机会给格鲁德尔来几下狠的，最好能打在他的头上或者肋骨上。而那个装满钱的背包倒没引起注意。

瓦尔克和约翰森到现在还没有加人战团，瓦尔克一边躲闪着正在厮打中的三个人，一边抄起了约翰森的皮夹克并给他扔了过去，嘴里还嚷嚷着：

“快跑！”

这两个男人冲出了房门，冲下了酒店的走廊。约翰森找到了紧急疏散门，并沿着楼梯冲了下去，瓦尔克则脚步沉重地跟在后面。仗着自己年轻跑得快，约翰森很快就把瓦尔克一个人丢在酒店的楼梯间里了。

情况算不上理想，但也不是世界末日。瓦尔克没有时间去想出一个更精良的计划。从挪威警察开始敲门，到整个房间变成乌烟瘅气的比武场，顶多不过一分钟，所以，逃出房门应该是个不坏的计划。瓦尔克没想到挪威警察会过来探望他，但是他很清楚，警方已经把这个酒店重重包围了，就算约翰森能够跑出去，在酒店四周巡逻的警察也能逮到他。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继续留在房间里并加人这场自由搏击，那可不大令人放心。不错，他们是在人数方面占优势，三对二，但是狂怒的格鲁德尔可不是好惹的；瓦尔克自己也是个搏击专家，不过他知道约翰森年轻力壮，而且更重要的是，约翰森是搏击冠军，诱使约翰森逃出房门比同他干上一仗要聪明多了。

瓦尔克万万没想到，监视着整个酒店的挪威警察没能逮住约翰森，让他跑了出去。眼看着约翰森跑了，瓦尔克马上返回房间，等他回来的时候，挪威警察已经给格鲁德尔上了手铐，并且通过电台呼叫后援。大批警察拥进酒店，他们逮捕了格鲁德尔，把他押到了警察总部，并且接管了那个装满钱的背包。

已经逃脱了警方围捕的约翰森花了一些时间盘算眼前的局势，他知道警察在四处追捕他，而他的同党肯定也不会放过他。虽然说自己的成功脱逃会让警方很没面子，但是警方办起事来终究还是公平正直的，而在其他歹徒们看来，如果只有一个人成功脱逃，那么此人肯定有问题，而且很可能就是他出卖了同伙。与其让坏家伙们胡乱猜疑，把祸水引到自己身上，还不如被警察逮住算了，这对自己肯定有些不够公平，但是能怎么办呢？人生本来就不公平。

逃出酒店之后不到一个小时，约翰森就拿起电话，找到了挪威探员莱夫·利尔。两个人是老相识了，莱夫·利尔的公正无私在警察当中是出了名的。

我要自首，约翰森说。利尔觉得是个好主意。约翰森叫了辆出租车，很潇洒地出现在警察总部，他已经预先告诉利尔，自己身上可是没带着车钱，但是利尔告诉他说别担心，这次的车钱由他付。

在阿斯加德斯特兰德旅馆，有人在大声地拍打着查理·希尔的房门。

“谁啊？”希尔应道。

门外的人先是说了个名字，然后又说了一个词，听起来很像是“警察”。

可能挪威语当中的“警察”就是那么念的。

“好的。”

希尔挪开了堵着门的柜子，然后把门打开了一条小缝，但是安全铰链并没有松开。他看到了两个穿便衣的男人，一个高个儿，表情阴郁，另一个稍矮一些，头发有点儿卷，他们都把警徽亮给了希尔。

警察，或者是假冒的。希尔打开了房门说：“嗨，我是克里斯·罗伯茨。”

新来的两个人当中的一个看了看平放在床上蓝色床单包裹起来的方块：

“那就是它了吗？”

“是的。”

查理·希尔又一次解开了包裹，露出《呐喊》，两个警察瞪大眼睛看着。随后希尔再次把它包裹起来，交给其中的一人，两个黄铜标牌则交给了另一个人。三人转身下了楼。

查理·希尔让两个挪威警察等自己一下。这个旅馆位于一个峡湾之上，不远处就有一个码头。希尔记起了蒙克曾经绘制的那组三个女孩站在码头上的画作，他信步走到了码头上，以示对这位大画家的尊敬，正是这位大画家的画作，让自己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小村庄。

其中一名警察满腹狐疑地看着，估计是搞不明白疯狂的英国佬现在到底要干吗。希尔全然没理会。他向着水面眺望了一分钟，然后带着胜利的狂喜挥了挥拳头，随后他跳起了庆祝的舞蹈。挪威警察继续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在码头的尽头，一个孤独的、二百多磅重的“人熊”，跳起了即兴的、笨拙的舞蹈。

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景，不过在查理·希尔的回忆当中，这一幕是以另外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的——艰苦的任务终于完成之后，风度翩翩的侦探高高地跃到了半空中，身后划出一道快乐的弧线。

尾声

在挪威，国家美术馆举行了一次欢天喜地的新闻发布会。《呐喊》当然是其中的明星，无数的摄影记者凑上前来为它拍照。如释重负的美术馆馆长克努特·伯格站在《吶喊》旁边摆出各种姿势，与这幅失而复得的珍宝合影；负责名画修缮工作的莱夫·普拉特也喜气洋洋，高兴地看着这幅他无比熟悉的艺术杰作。挪威探员莱夫·利尔对英国同行们的成绩大加称赞，“要是没有苏格兰场，我们恐怕永远都无法把这幅画找回来。”约翰·巴特勒则态度友善地发表了一番谦和的讲话，表示这都是警察之间的国际合作所带来的好处。而这次行动的核心人物查理·希尔、席德·瓦尔克却缺席了聚会，因为他们在挪威的这次造访，被列为国家机密。

在英国，各大媒体也展开了庆祝。“苏格兰场的艺术品探员找回了《呐喊》”，《每日邮报》忙不迭地通报着喜讯，而那些自重身份的大报们也以它们特有的方式欢庆成功。反倒是苏格兰场态度冷淡。巴特勒在挪威接受电视采访的画面已经出现在英国的电视荧幕上，苏格兰场的不少人对此很是不满，纷纷向巴特勒发出责难：他干吗要接受电视访问？那幅见鬼的画与警方的工作有什么关系？挪威又和伦敦有什么关系？

两年之后，法庭才开始审理此案。在此期间，约翰森想出种种办法，以确保乌尔温不会忘记他。曾经有一天，这个前罪犯跑到了乌尔温的那家旅馆，他情绪暴躁，喝得醉醮醮的，还用很粗的皮带牵着一条毛发纠结的斗牛犬。约翰森要求服务员转告乌尔温，说他的一位好朋友来看他了，然后他开了一间房，在墙上踢了好几个洞，之后就倒在床上昏睡了过去。几个月以后，约翰森又回来了，这一次他找到了乌尔温的消夏小屋。当时乌尔温正待在户外做日光浴，约翰森突然就出现了。他是从邻居的院子里蹿过来的，这时候他已经把斗牛犬换成了一条雄壮的德国洛特维勒牧羊犬。

“你打算在法庭上怎么说？”他问道。

等到开庭审理的时候，人们早已把整个故事的各个细节拼凑在了一起。这次的窃案又是佩尔·恩格的阴谋，这个由前职业足球运动员转行的坏蛋谋划了整个事件，因为他相信肯定能够为这幅画找到买家。

在审判过程中，恩格被控以盗窃罪，格鲁德尔和约翰森则被控倒卖贼赃，此外还有第四个人，威廉·奥斯海姆被控犯有盗窃罪，案发的时候他才刚满十八岁。依据法院的起诉书，恩格和奥斯海姆是实施盗窃的人，他们在1994年2月的那个早上带着一架梯子，偷走了《呐喊》。根据警方的调査，恩格和格鲁德尔是一对老搭档，当初就是他们俩一起偷走了蒙克的另一幅画作《吸血鬼》，然后一起蹲了监狱。

乌尔温没有被起诉，他转作了证人，尽管实际上就算没有他，警方拥有的证据已经足够量刑了。由于担心遭到报复，乌尔温的证词含糊不清，没有太大效用。

审判在奥斯陆进行，但是依照挪威的法律，匿名证人的证词是不被接受的。这意味着希尔和瓦尔克都是不能作证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暴力的世界里，如果一定要他们在公开的法庭审理过程中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那就会让他们俩以及他们的家人遭到匪徒们的疯狂报复。作为折中方案，挪威法庭同意将部分审理工作转移到伦敦进行，在那里，希尔和瓦尔克藏在一个屏风后面出庭作证，他们作证时使用的名字分别是“克里斯·罗伯茨”和“席德·瓦尔克”。

1996年1月，法官宣读了判决书。有罪！有罪！有罪！有罪！恩格，作为此案的主谋，被判入狱六年零三个月，格鲁德尔入狱四年零九个月，奥斯海姆入狱三年零九个月，约翰森入狱两年零八个月。

在入狱服刑的同时，四名被告都提出了上诉。根据所有的已知证据，挪威公诉法庭决定对四名罪犯中的三名宽大处理，除了恩格以外，其他三人均被释放，公诉法庭提供的理由是：希尔和瓦尔克是用假身份进入挪威的，他们的证词不被承认。

希尔对于法律的庄严程度历来怀有疑问，得知这一结果之后，他只是耸了耸肩，毕竟他最为关心的是画，而不是窃贼。在下面的这句话中，希尔将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揉在了一起。

“我的个人观点是，那条规定纯粹是扯淡；但是那是挪威的法律体系，我们必须对它表示尊重。”说完这句话，希尔就把整件事情都抛到脑后了。

恩格仍然留在挪威，继续为自己的“无辜”进行上诉。不久前他又一次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报纸上，这次不是盗窃，而是购买，他在一次拍卖会上花费了三千英傍，购得蒙克的一张石板画。格鲁德尔据说成了奥斯陆的一名皮条客，约翰森则因为过量吸食海洛因，丢了小命。2004年2月，奥斯海姆在奥斯陆的街头被人谋杀。

乌尔温在这起案件当中成功脱身，而且他的“清白”是受到法庭确认的。但是查理·希尔不这么认为，他坚持乌尔温不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清白。在希尔看来，“乌尔温是想玩一个两面讨巧的游戏”，如果那些盗窃艺术品的歹徒们拿到了赎金，他就有权利要求分一杯羹，如果匪徒们的计划失败了，他就会把自己粉饰成一名爱国者，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国家找回失去的珍宝。

挪威的权威人士们并不赞同希尔的观点。“我不认为乌尔温与这起犯罪有关，”莱夫·利尔表示，“他只是被罪犯们利用了。”

在寻回《呐喊》的当天，警察们曾逮捕乌尔温，但在当天的晚些时候就把他释放了，对于这次被捕乌尔温提出申诉，结果获得了五千美元的国家赔偿。

如今，查理·希尔比以往更加热情地寻找着失窃的艺术品。虽然身份还是侦探，但他已经脱离了卧底警察的游戏。现在他成为一名私家侦探，是个自由职业者，所有事都由他自己拿主意，再也不用从听领导的摆布。

“现在，我是一个赏金猎手，”他对此感到很高兴，“如今我和我的全家都要靠我‘打猎’养活了。”

有些时候希尔一家的日子过得比其他人要好很多，尽管他不是唯——个专门搜寻失窃艺术品的私家侦探，但他很可能是其中唯——个只关注那些伟大作品的。就希尔的个性，当然是要专找大案子来做，譬如说在2002年夏天，希尔成功地找回了提香的《在逃进埃及的路上休息》（Rest on the Flight into Egypt），这幅绘画已经失窃了整整七年，它的市场价值大概在一千万美元左右，是从巴斯侯爵家偷来的，巴斯侯爵是个七十一岁的老嬉皮士，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六卷自传《名字叫《绝对隐私》广他名下的产业包括一幢拥有一百个房间、占地超过九千英亩的大宅子，他的家族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四百年。

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

《在逃进埃及的路上休息》（Rest on the Flight into Egypt）

留若马尾辫、蓄着络腮胡子的巴斯侯爵是个奇怪的家伙，他喜欢天鹅绒的夹克、闪耀的珠宝以及性感女人的陪伴。根据巴斯侯爵自己的记录，迄今为止他已经有了七十一位准夫人，并且为每一位准妇人都画了肖像，陈列在郎利特庄园里（好几位年轻女子还住在零星分布于庄园附近的农舍里）。巴斯侯爵总爱炫耀说：“从某种程度上看，我是在这个国家里推行一夫多妻制的先驱。”

巴斯侯爵的保险公司公开宣称，他们会为那輻提香名画的寻回支付十万英镑的酬金，全英国的骗子和疯子们都打来电话，提供各种“可靠线索”。经过七年的迫寻，查理·希尔一举得手，他根据一位爱尔兰旅游者提供的线索展开了迫踪，最终他找到了一位酷爱冒险的体育推广人，来自另外一个帮派的某人不知何故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开枪打伤了他。提香的那幅精美的画显然是当做补偿送给这位体育推广人的，以求息事宁人。那幅画描绘了圣母手中抱着圣婴，圣父在一边怜爱地看着。希尔很喜欢设想发生在医院病床边上的一幕：对不起了，不该给你一枪，请接受这幅画吧，它想必能够弥补阁下身体和心灵上遭受的创伤。这位体育推广人后来觉得，自己没有这幅画也能活得挺好的，于是就把它转让给一个出没在伦敦南部的黑帮。

2002年夏天，希尔约见一名线人，后者表示他已经知道那輻绘画的真实下落，随后，希尔和他的联系人就这幅画的赎回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故事到了这里终于接近尾声，尽管最初盗窃这幅画的贼人们早已消失。

八月的一个炎热的午后，希尔和他的线人一起出发了。“他们就那么走了，”郎利特庄园的管家蒂姆·摩尔回忆道，他曾与希尔合作过，“当时我心想：‘如果可怜的查理·希尔没被人在后背捅上致命一刀，或者是塞进口袋里扔进泰晤士河，可能我们就将找回那幅画。”

希尔亲自驾车，他的线人负责指路。最终他们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

“就在那儿了，”线人说，“就在那个老头儿脚边的袋子里。”

希尔抓起袋子，那是一个破旧的蓝白两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个用纸板包裹起来的东西。希尔钻进自己的车里，掉转车头，然后再次把车停好。他撕掉一小块纸板，露出了画面的一部分，那确实是提香的原作，太棒了！

希尔的这番努力让他挣得五万英镑，是全部赏金的一半，另一半则给了那位线人。这幅失窃画作终于找回来了，巴斯侯爵对此做何感想呢？

“我觉得我比从前更富裕了，又多了几百万英镑。”

查理·希尔决定离开警察部队，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搜寻失窃艺术品。致使希尔决意离开的原因首先在于，各国警察机构对艺术犯罪的兴趣从来就不大，大概只有意大利警方是个例外。卧底行动需要进行太多的谋划，动用太多的人力，耗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呐喊》的寻回虽然还不是这个时代的最后一次大行动，但也已经非常接近了——2002年6月，西班牙蒈方与美国联邦调査局合作，在马德里起获了价值五千万美元的画作，它们是从一位名叫埃瑟·科普洛维茨的亿万富翁家里偷走的。

既然已经脱离警察部队，希尔的演出生涯也就随之结束。如今他的工作是靠自己在黑社会当中的各种关系寻找失窃艺术品的线索，然后通过谈判争取将其赎回。希尔对这些非常清楚：哪些团伙是自己作案，哪些会雇用本地小偷作案；哪些团伙会翻墙上房，哪些只会横冲直撞，开车从正门直接闯入。

在新领域，竞争也有所不同。有些名气的都不是个人，而是小公司。其中一个叫“寻迹”，它的竞争对手叫国际失踪艺术品登记组织，二者的业务范围差不多，基本都是通过电脑搜索失窃的绘画、家具等此类东西。这些信息都是从警方和保险公司的报告中汇集而来，再与拍卖会、艺术品展览会上的名单相比对。“寻迹”就在怀特岛雇佣了大量低工资打字员，将各种目录和名册输进电脑。当电脑找到一个可疑的拍卖品时，公司会深入调查。这种工作又枯燥又漫长，很可能会将查理·希尔逼疯。

这种公司有不同的经营手法，但是至少在理论上，它们都能从很多的地方赚钱。比如将你的失窃物品加入他们的名单要收费；修复追回的物品要收费；艺术品交易商访问他们的名单也要收费。因为艺术品交易商必须保证卖的东西不是偷来的。

这其实还不够日常的支出。寻迹公司是英国亿万富翁和艺术品收藏家联合搞的一个项目，这些人对于公司的亏损满不在乎。而失踪艺术品登记组织则宣称他们很快就将实现收支平衡。

这些公司虽然小，但与希尔的公司比起来可是大公司了。刚刚辞职不当警察的时候，希尔找了个合伙人开了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后者也曾经是一名秘密特工。除了希尔以外，每个人对这场冒险的结果都不看好，结局果然像他们预料的那样惨淡。这次短命的合作给希尔留下的唯一印记，就是他带回家里并且钉在浴室门上的门牌，上面写着“查理·希尔合股企业会议室”。

新的差事并不好做，虽然希尔获得了自由，但他很快就感受到了经济上的压力，以及实际操作当中遇到的困难。当然可以让别人去找那些丢失的银器和钟表，但是独立往往意味着被孤立。骗子们心里本来就不愿意希尔老跟在他们后面。警察也差不多，他们总认为希尔是在挖自己人的墙角，但这并没给希尔带来多大烦恼。

“警察花了七年时间来找那幅提香，但事实是，他们没找到。保险公司试了各种方法也是一样。是我出马通过线人把它找了回来。”

希尔还意识到他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制约。希尔那些黑社会朋友们是要拿情报换钱的，问题是这些钱究竟从何而出、怎么支付。保险公司以及失窃艺术品的所有者们愿意为珍宝的赎回支付酬金，但请注意这其中的分别：保险公司和窃案的受害者们只肯把钱交给诚实的人，因为他们希望把钱交给听到了某些风声、促成了失物被追回的人，倘若是把钱交给罪犯，买回了正是被这名罪犯偷走的财物，那不就等于是助纣为虐吗？

警方给线人提供赏金的方式也是很有学问的，比如说在美国联邦调査局的十大通缉犯名单上，警方为每个被通缉的要犯都设立了举报奖金，这些奖金都是以百万美元为基本单位，其中最值钱的头号要犯是本·拉登，如果有谁提供线索促成拉登的落网，就能获得两千五百万美元。但是具体到物品失窃案，警方的惯例是在匪徒遭到逮捕的时候才付线人钱，很多警察认为这一规矩也应该被应用到艺术品失窃案当中，希尔对此极力反对，他表示如果那么做的话，所有的失窃绘画将再也找不回来了。

希尔认为，艺术品私人侦探应该傲那些警察不能做的事，这一观点为他蠃得了大量的敌人。他以为自己是谁啊，敢私定奖金？更重要的是，希尔怎么知道他的线人——他们应该是干净的——就是窃贼自己，或窃贼买通他们为自己作掩护？

除了他那虚张声势的表演之外，希尔每一步都走得异常小心。他专门请教了约翰·史密斯爵士，这位深得大家崇敬的诺丁汉大学法学教授是英国失窃法的专家。史密斯说，在与这些人打交道时，两个原则必须遵守：不能与警察发生冲突、也不能把保证窃贼不受法律惩罚作为交易条件。

一个黑白分明的人进入了灰色地带，但希尔在其中自得其乐。希尔可以自己选择工作，他的眼光永远盯着那些价值非凡的艺术瑰宝。仅以2003年圣诞节时希尔的工作内容为例，当时他正在加紧搜寻的失窃艺术品包括：让·巴狄斯特·乌德里①的《白色鸭子》（White Duck），失窃于乔蒙德雷爵士家中，价值五百万英镑；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纱槌圣母》，价值约为五千万英镑；切利尼用金子和黑植木雕成的盐瓶，价值五千七百万美元；此外还有大量从贝尔格莱德以及西西里岛失窃的珍宝。

不过最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加德纳博物馆失窃的那些珍宝，它们的总价值高达三亿美元。从1990年3月18日这桩惊天窃案爆发开始，希尔就一直留心观察，他相信自己已经搞清了是谁偷走了那些绘画、他们偷走绘画的原因，以及他们是如何处置那些战利品的，而最重要的是，希尔相信维米尔的《演奏会》、伦勃朗的《加利利海上的暴风雨》（Storm on The Sea of Galilee）、莫奈的《在托托尼》以及所有其他的失窃物品都还完整无缺，没有毁坏。

在搜寻加德纳博物馆失窃物品的道路上，希尔已经花了数不清的时间，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追寻了各种线索，以及追踪那些与案件有关但是非常不愿意被打扰的人们。这是一项极其可怕的竞赛，成果也无比诱人，苏富比拍卖行、佳士得拍卖行以及丘博保险公司为加德纳博物馆失窃物品的寻回，提供了相同的赏格——五百万美圆。

①让·巴狄斯特·乌德里（Jeen Baptiste Oudry，1686-1755）法国洛可可派画家，挂籌毯设计师，他也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动物画家之一。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加利利海上的暴风雨》（Storm on The Sea of Galilee）

截至到目前，在这项追寻工作当中最突出的当属美国联邦调查局，据说他们已经分析处理过两千条线索，派去执行此项任务的探员遍布欧洲、南美、日本以及墨西哥，但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窃案发生十周年之际，美国联邦调査局负责此案的高层官员承认，“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可靠线索。”眼看着又过去了好几年，情况还是没有改观。“所有合乎逻辑的线索都已经被追踪，并且都已得出了结论，”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表示，“但是没有任何积极的调査结果。”

对于希尔来说，再没有比胜过那些挥汗如雨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更让他感觉愉快的了，那些家伙握有那么多的资源，却只知道照规章办事，忙着写备忘录，以及忠实地追踪“合乎逻辑的线索”。不过希尔未必能蠃得胜利，他的全部努力可能都会白费，这种事以往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但是，查理·希尔也还是有可能成功的，对此希尔已经想过不止一千遍了。到时候希尔首先要给自己倒上一杯，然后好好地、近距离地、独自欣赏一会儿那些绘画，最后才拿起电话，打给加德纳博物馆的馆长。

“这里是查理·希尔。”他会这么开头，口气一定要随意，就像平时那样，“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某些东西，是你们想念已久的……”

后记

2004年9月

我坐在曼哈顿的一辆出租车里，陷入了交通堵塞，一个月之前我把这本书的手稿交给了我的出版商。此时是八月份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如果没有周围轰鸣的喇叭声和出租车的收音机里跟牙医钻牙似的音乐，这应该是个跟田园诗一般的日子。

“现在是两点整，播报整点头条。在挪威，窃贼偷走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绘画作品——《呐喊》。专家说’这幅画估价在一亿美元左右。警方说目前没有任何线索。”

我震惊地靠回椅背，但其实我应该对此有所了解的。在我交了手稿之后，故事还没有结束。艺术与艺术品窃贼之间的种种远未成为历史，他们仍然是报纸头条。

古希腊人说：“盖棺才能定论。”他们的意思是，就算是最成功的人生也可能在一瞬间崩溃。很多伟大的艺术作品也表达了这一洞见。至于说到失窃的艺术品，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没有任何一桩案子是真正结案了的。

2004年8月22日，一个周日的早晨，奥斯陆的蒙克博物馆挤满了参观者。8月是旅游旺季，从博物馆上午10点开门开始，博物馆就人满为患。馆藏几乎囊括了蒙克的所有作品。画家去世于1944年，享年八十岁，他留下遗嘱，把自己的作品都捐赠给了奥斯陆市。这座博物馆跟附近的挪威国家美术馆几乎规模相当，也同样令人难忘，它几乎再现了蒙克乱糟糟的画室。很多参观者驻足在蒙克简朴的单人床和磨损的地毯前，这些物件与绘画、雕塑以及印刷品并置展出。

迟早——更有可能是早——每一位来此的参观者都会停步在《呐喊》前头。这幅画与査理·希尔1994年寻回的那幅画不是同一幅作品，但是差不多价值相当，犹如双子一般。蒙克统共画了四个版本的《呐喊》——他痴迷一般地重复这个萦绕着他的主题——挪威美术馆与蒙克博物馆拥有的是更为世人熟知的两幅。

那个周日上午的11点，两名戴着滑雪面罩和手套的武装分子冲进博物馆。一名窃贼用枪指着一个手无寸铁的警卫，用挪威语冲着游客与其他警卫喊：“趴下！”与此同时，他的同伴大步走向蒙克的《圣母》（Madonna），这幅画也非常有名，非常值钱，他掏出一把钳子，剪断线，摘下这幅画。

“这人看起来跟疯了一样”，一名目击证人说，“他把这幅画往墙上撞。取下来后，他又把它往地上砸。”然后，他掠走了《呐喊》。

两名窃贼往外逃窜，每个人手里都抓着一幅价值连城的画。他们快跑到停在门口的一辆黑色奥迪边上时，第三个人打开了后面的车门。窃贼把画塞进车里，然后三个人驾车逃逸。

最近的警察局离博物馆只有半英里，窃贼切断连线，从墙上摘走画的时候，触发了连接警察局的报警装置。警察几分钟内就赶到了。但，还是太晚了。

下午1点，警方发现了曾经停在门口的那辆车，窃贼已经弃车逃走，车里散落着两幅画画框的碎屑。尤其在事关《呐喊》时，这些画作被粗暴对待过的线索称得上是坏消息。蒙克的那幅《圣母》风格怪异，带些色情的意味，画面上是一位坦胸露乳的黑发女子，它是画在帆布上的油画，这就使得这幅画还算是结实。但新近被偷的《呐喊》，就跟1994年被偷的版本一样，是画在一张纸板上的，很容易被折弯或者弄出折痕。

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圣母》（Madonna）

委拉兹开斯《圣母受教》

失窃后的当天，蒙克博物馆的馆长招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新闻招待会，向窃贼发出恳求：“不管他们干了什么，”甘纳·索伦森说，“请他们尽可能地善待这两幅画。”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就站在曾经悬挂《呐喊》的那面墙前头，原先挂画的地方一片空白。

蒙克博物馆除了发出恳请之外，显然还做过其他的事情。根据挪威媒体愤慨的描述，在窃案发生的四个月前，博物馆退出了挪威产业保安理事会（Norwegian industry`s Security Board），该理事会由挪威司法部赞助，它会向自己的成员提供犯罪与保安等方面的建议。它的成员包括了挪威最重要的机构，比如银行、石油公司、当代艺术博物馆以及国家美术馆。在退出理事会的前一个月，蒙克博物馆拿到一笔五十万克朗——约合七万美元——的经费，用来加强保安措施。博物馆并没有把钱花出去。

跟国家美术馆的《呐喊》一样，蒙克博物馆的失窃画作也没有上盗抢险。为奥斯陆城市资产上保险的代理公司的头头说：“它们是不可替代的艺术品，所以给它们上盗抢险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说法让人起疑：至少一个面临五千万或者一亿美元支出的保险公司会竭尽全力，提高对窃贼的警惕。‘实际上，警方发现他们现在毫无头绪，寄希望于窃贼们主动与他们联系。最大的嫌疑人之一，佩尔·恩格声明自己是清白的——他之前曾经两次偷走蒙克的作品。“拿刀动枪不是我的风格，”恩格坚持说，“我一直以来只按照绅士的方式行事。”

当局充满了挫败感，其状颇为凄凉，甚至想去掩饰自己苦苦挣扎的局面。“我们正在处理民众提供的线索，”窃案发生两周后，一位警方官员在接受釆访时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査理·希尔的沸点也就比室温稍微高点儿，每次他想到官方最新的愚蠢言行就暴怒。就连稳重的莱夫·利尔都隐藏不住内心的愤怒。“这十年间，奥斯陆市在保安方面难道就没有学到一点儿教训？”他说，“我简直震惊了，因为这次窃贼又是如此轻易得手。”这位挪威的警探1994年曾与希尔合作过。

最好的结果就是，窃贼意识到这些画他们卖不出手，于是就把它们丢在一个很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如果又卖不掉又扔不掉，窃贼们也许会提出支付赎金的要求。还有另一种可能，既然《呐喊》与《圣母》在未来的若干年间肯定可以保值，也许窃贼会继续沉默下去。比如，加德纳博物馆名画失窃案一直沉寂至今。

但是这种值局不太可能出现。窃贼偷画不是为了藏在仓库里，但是计划失败，交易取消，之前的战利品现在变成了银样蜡枪头。有时候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动静了，但这不意味着一幅画被毁了或者藏起来了，而是变成了地下犯罪世界的交易品，比如梅特苏的《读信的女人》，这幅画1986年失窃于都柏林，1990年在伊斯坦布尔被寻回，当时它在一个窃贼的手里，他想用它换取一船海洛因。

目前为止，这个案子还在挪威警方的手里。在所有艺术品盗抢案中，当地警方会率先有所斩获。但是如果数月之后毫无进展，所有明显的线索也解不开，查理·希尔的电话就会重新响起。

与此同时，两周过去了，蒙克博物馆对它所拥有的两幅最珍贵的画作的去向未置一词，倒是联系了媒体，发表了官方声明：“我们要停业三周，安装报警设施，以及其他的设备。”

备注

本书乃非虚构之作，如果读者发现他们听到了某人的内心活动——“太好了，”希尔想，“我躭扮演这个来自盖蒂博物馆的家伙好了。”——或者是某段内心独白——这些家伙不可能试图隐藏——此类材料绝非虚构，而是来自采访。

围绕《呐喊》的叙述的主要内容来自我与书中主要角色之间的对谈，尤其是査理·希尔。除此之外，我要对BBC-4TV的制片人深表谢意，他们给我提供了未经剪辑的采访资料。我也从延斯·克里斯蒂安·图内那里受益頗多，延斯曾担任挪威国家画廊董事会的主席，在他任职期间，《呐喊》被窃。多蒙艾琳·弗當德里克森把图内的叙述翻译成英文。

有鉴于此书主要建立在当事人的口述上，我就把备注做得简洁些。如果读者对以往发生的各类窃案有兴趣，可以査阅专门的档案，网址如下：http：//www.museum security.org

第一章：破窗而入

从第一聿到第五章，我对《呐喊》失窃一案的描述建立在如下材料上：对查理·希尔、迪克·埃利斯、莱夫·利尔以及路德维希·内萨的采访；新闻报道〖尤其是《达格布拉德特》报〉，上文提及的BBC-4TV拍摄的纪录片；BBC另一部关于《吶喊》一案的纪录片《世纪窃案》，该片由基思BBC-4TV亚历山大摄制于1996年。

那位在《世纪窃案》中接受采访的文化部长是阿萨·克茱韦兰，《吶喊》失窃后，她曾表示：“真是难以相信竟然会发生如此丑恶的事件！”

第二章：巧取

被盗艺术品的数据来自国际失踪艺术品登记组织（Art Loss Register）2003年5月的资料。

史蒂文·凯勒曾经评论很多博物馆的警卫“连做汉堡的工作都干不了”，此番言论见于2004年3月份《艺术品拍卖》中《畋落》一文，

关于卢浮官保安推施的不足之处，详见法国国家审计署2002年2月发布的财务审计。

第六章：艺术括救者

无价之宝有限公司的CEO乔恩·杜利把査理·希尔比做一个“用鱼竿钓鱼的人”；在2007年9月27日的《金融时报》上，一籌名为《失去与寻回》的文章引用了乔恩·杜利的评价。

安东尼·哈登·盖斯特在2003年3月号的《艺术评论》发表了《有本书就来抓我》一文，在该文中，査理·希尔把对付艺术品犯罪的策略形容为“完全是亡羊补牢”。

迈克尔·凯利的评论见罗伯·韦尔撰写的《言而有信》，该文发表在2004年4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

第七章：编剧

关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艺术品世界狂潮的最好的描述，当厲辛西娅·索尔兹曼的《加欷医生的肖像：梵髙的杰作、金钱、政治、收藏家、贪婪和损失》（New Youk ；Viking Penguin，1998）一书（我怀疑这翻译是睁眼瞎，傻子都知道这些英语的意思是：“纽约；维京海盗”，不知道他那个意思是怎么搞出来的）。

第九章“将军”

无论对于本书而言，还是对后来所有关于卡希尔生涯的描述而言，保罗·成廉的《“将军”》（Dublin：O`Brien Press，1995）一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卡希尔的犯罪生涯被约翰·布尔曼搬上了银幕，该片对卡希尔的一生进行了戏剧化的描写，片名也叫“将军”。

詹姆斯·多诺万在1999年8月8日的伦敦《周日镜报》中描述了他从汽车炸弹中生还的情形。

在《扬·维米尔》（New Youk：Bames and Noble）一书中，劳伦斯·髙英说：“维米尔所有的精华都在贝特女士家了。”

关于维米尔的寡妻卖了《写信的女士》，偿还欠面包师的债一事——债务为六百一十七弗洛林，约合八十美金——由爱尔兰国家美术馆的研究人员提供。

本书中关于维米尔一生的溉述参考了安东尼·贝利的《维米尔》（New Youk Henry Holt，2001）与诺伯特·施耐德的《维米尔绘画全集》(Cologne：Taschen，2000)。罗特休斯在《时代周刊》撰写《阴影与光线》一文，文中提到维米尔对自己的平生和作品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贝利在其著述的第115-116页讨论了维米尔的模特的身份问理。

保罗约翰逊在《艺术：新历史》（New Youk：Harper Collins，2003 P。379）中评论了维米尔热潮之后漫长的低湖期（我想问问这是哪国语言：纽约语？）。

托勒花了五百法郎，约合今日币值两千美元，买了《站在维基内尔琴边上的年轻女士》，另外，他以约合今日币值一万六千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戴珍珠项链的女人》，约合今日币值八千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坐在维基内尔琴边上的年轻女士》。以上内容见弗朗西斯·苏兹曼·乔维尔撰写的《维米尔与托勒－伯格：声名再显》一文中，该文收录在盖斯凯尔与容克尔等人编辑的《艺术史研究》第55卷（Washington：National Gallery of Art，1998，pp。35-58）中，十九世纪的价格与今日币值之间的换算由巴黎货币博物馆提供。

劳拉·卡明在2001年5月27日出版的《观察家》中发表了《维米尔只在此处》，她指出，在博物馆与大规模复制出现之前，艺术家有可能从公众视线中消失。

阿尔弗雷德·贝特爵士说“再多的金钱”也无法弥补他失窃的名画，“再多的金钱”一词出现在1974年5月1日的《纽约时报》一篇名为《爱尔兰失窃的十九副名画保险额过低》一文中。

保罗·威廉姆斯在名为《犯罪艺术》（Fulcrum Productions，1998）的英国电视纪录片中探讨了马丁·卡希尔的一个信念：卡希尔认为他可以把偷来的名画卖给肆无忌惮的艺术品收藏家，换取数百万的金钱。

第十一章：安特卫普遭遇战

瑞贝卡·韦斯特称一度很受欢迎的小说家迈克尔·阿伦“浑身上下都是雅骨”，这一评论被记栽入维克多利亚·格伦迪宁为韦斯特写的传记中。（有时这个评论也用在亚历山大乌尔考特身上。）

第十二章：蒙克

我对蒙克生平以及《呐喊》的描述建立在以下资源上：Ｊ·Ｐ·霍丁的《爱德华·蒙克》（London Thames&Hudon，1972），波尔·埃里克·托伊内的《蒙克自道》（，2003）、赖因·霍尔德·赫勒的《呐喊》（New Youk：Viking，1973）、玛拉·埃伦·伍德的《爱德华·蒙克：生命百态》（London ：Nationai Gallery Publications，1992）、莫妮卡·博姆·杜琴的《一幅杰作的秘密生活》（Berleley：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2001）以及斯坦利·斯特恩伯格与约瑟夫·魏斯发表于1954年《心理分析季刊》第23卷的《爱德华·蒙克的艺术以及它在蒙克精神生活中的功用》一文。斯特恩伯格与魏斯根据心理分析所做的推测不无牵强之处（“旋涡状的红色景物代表了蒙克死去的母亲”》，但他们搜集的蒙克生平很有用处。

我在弗洛伊德与蒙克之间的比较，与克里斯托弗·休姆的观察异曲同工，他认为蒙克是＂痛苦的自我拷问的伟大释放者“，他写到：“如果说弗洛伊德是（心理分折学说）的规划者，那么蒙克躭是把这种学说形象化的人。”以上内容详见1997年3月1日的《多伦多星报》上《蒙克用粗劣的笔法消解了可怕的形象》一文。

迄今为止，西蒙·温切斯特那本精彩的《喀拉喀托火山》是关于这座火山爆发一事的最好著述，书里还有很多其他内容（比如波基普西的消防员，以及数不淸的逸事）。没准儿在与喀拉略托火山有关的事情当中，跟《呐喊》有关联的内容是温切斯特唯一遗漏掉的。

第十七章：重归罗素堡

关于罗斯·达格戴尔的生平，尤其是肯伍德宫维米尔失窃一粜，卢克·詹宁斯那籌《每幅画都是一个故事》是最好的参考读物，该文刊登在1999年12月28日的《伦教标准晚报》上。

第十八章：金钱是蜜糖

皮特·成尔森关于规范与拍卖的评论，详见罗伯特·兰西写的《苏富比：为了身份去投标》（Boston：Little Brown，1998，p.183）

对艺术品价格昔非今比观察，以及罗伯特·休斯“人们购买画，只是因为喜欢”的引语来自罗伯特休斯撰写的一篇分为两个部分的精彩文章《艺术与金钱》，该文分别刊登在1984年11月、12月的《新艺术评论》上。

哈罗德·塞克关于“金钱是蜜糖”的说法详见1990年1月25日《组约时报》上《改写拍卖纪录》一文，卡尔文·汤姆金斯在1988年4月的《纽约客》上发表《彩虹》，指出那位发现一些买手愿意花费一百万美金的艺术品交易商是阿诺德·格里姆切。

Ｓ·Ｍ·贝尔曼在他那本精彩而机智的《杜威恩》（New Youk：Random House，1951）中说，约瑟夫·杜威恩的客户们“愿意花一大笔钱”，

威廉·格拉普在《价格的规律》（New Youk：Basic Books，1989，P25）中引用了约翰·瓦尔克谈到《女子肖像》时说的“每平方英寸的价格”。

1988年4月9日《华瘙顿邮报》上那籯《十亿美元秀的根源》中引用了克里斯托弗·伯格说的“一套新的价格体系”。

雷诺阿用一幅画换取一双鞋的故事收入在安布魯瓦·沃拉尔的《當诺阿：私人回忆》（New Youk：Dover，1990，P50）中。沃拉尔是一位艺术品商人兼收藏家，他给雷诺阿、塞尚、德加撰写过传记，雷诺阿那幅《安布鲁瓦沃拉尔的肖像》藏于伦教的考尔陶德。

《纽约时报》的作者彼得·帕赛尔比较了波音757与印象派画家作品的价格，他把比较结果写入1990年2月4日《纽约时报》刊登的《当文森特·梵髙遇到亚当·斯密》一文中。

佩佩卡梅尔认为《拿烟斗的男孩儿》不过是一幅“令人倫快的二流画”，当他听说这幅画“能卖得跟毕加索真正的杰作一样昂贵”时，他说自己真是“惊呆了”，“这充分说明了艺术品市场跟艺术品的真正价值完全是两岔”。他的看法详见2007年5月7日《华盛顿邮报》上《创纪录的毕加索与为彰显身份而炒作的价格》一文。

第十九章：神秘先生

伯纳德·贝伦森关于“大财主的典当行”一说来自菲利普·布洛姆的《获得与占有：收藏家与收藏秘史》(Woodstock ，N.Y.Overlook Press，2003，Ｐ127）。

赫斯特家族逸事来自Ｗ·Ａ·斯万贝里的《公民鏟斯特》一书(New Youk：Scribners，1961，P465)

J·保罗·盖蒂的日记来自沃纳·米内斯特·伯格的《收藏：失控的热情》一书(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142)

罗伯特·休斯在1989年11月27日《时代》周刊的《已售！》一文中探讨了“如果每本书都是孤本，那这个世界该是怎样的狂乱吧”这一问题。

2002年10月31日，克里斯托弗·雷诺兹在《洛杉机时报》发表名为《盖蒂博物馆即将购得私人手中最后一幅拉斐尔》，文中引用了理査德·费根“杰作人间蒸发”的论调。

Ｓ·Ｍ·贝尔曼在撰写的《杜威恩》一书中，总结杜威恩的销售策略，那就是“艺术是无价的”。

为了进一步探讨“艺术与拥有权之间复杂的互相影响”，以及洞察人人皆可享有艺术品与独乐乐之间的差别，可参看《他们偷走艺术品，我们全都蒙受损失》一文，作者席德·’史密斯，文聿刊载干2002年12月22日的《芝加哥论坛报》。

罗伯特·希斯考克在BBC电台一档叫做“偷香”的节目中谈到了艺术品窃贼，该节目播出于2001年7月8日。

皮埃尔·卡巴纳在《伟大的收藏家》（New Youk：Farrar，Straus.1961，Pix）一书中记栽了马歇尔·德·埃斯特雷的奇闻异事。这本关于收藏家与他们的占有欲的经典著作是如此广泛深入，以至于它本身险些成为它探讨的那些狂热事例之一。

亚当·斯密头脑中明确的例子是黄金、白银、钻石，这些东西的“主要价值……乃是由它们的美而体现出来的”，而不是它们的实用价值。同理可以适用于艺术品。在他那篇关于艺术与艺术买卖史的精辟著作中，科林普拉特引用了斯密一段文字，该文埋目是《富裕的标志》（London：Harper Collins，2004），他所引用的段落来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卷第11章。

麦金泰尔的评论出现在一篇富于剌激性的短文《只准看不准摸：占有的艺术》中；短文刊登在2002年1月13日的伦教《泰晤士报》上。

第二十章：“我是皮特·布魯格尔”

《芝加哥论坛报》把窃贼形容为“很有教养的犯罪分子”，以上描述见2002年12月22日的《芝加哥论坛报》。

第一箱，也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箱关于考尔陶德失窃案的文聿，是亨利·波特写的《“耶稣”被窃一案》，刊栽于1991年10月出版的《标准晚报》杂志，我在文中直接引用了波特的文章，和我自己对丹尼斯·法尔的采访。

第二十一章：蒙娜丽莎的微笑

埃伦·戈尔关于阿敏将军收集被窃艺术品的言论参看朱迪斯·亨尼斯的《为什么伟大的艺术品总是被偷走（并且很少被寻回》》一文，该文刊登在1990年7月的《鉴定家》中。

乔治亚娜最好的传记是阿曼达·福尔曼撰写的《乔治亚娜：德文郡女公爵》（New Youk：Pandom House，1999）

第二十三章：骗子还是小丑？

在基思亚历山大为880制作的纪录片《世纪窃案》中，恩格开玩笑说他犯罪比賜足球在行多了。

第三十一章：一个陌生人

在基思亚历山大为880制作的纪录片《世纪窃案》中，约輸森说觉得査理·希尔看起来“太优雅”了，不可能是个警察。

第三十四章：追捕的快感

彼得斯科特在他的自传《绅士大盗：一个飞贼的回忆录》中形容犯罪“充满了性快感和反社会的快感”（London HaperCollins，1995，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