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罪的罪人/（美） 杜罗著; 王一凡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11

书名原文: Presumed Innocent

ISBN 978-7-5086-3548-4

Ⅰ. ①无… Ⅱ.①杜… ②王…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9272号

PRESUMED INNOCENT by SCOTT TUROW

Copyright: © 1987 by Scott Tu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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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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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的罪人

著者：［美］斯考特·杜罗

译者：王一凡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数：333千字

版次：2012年1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0-568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3548-4/I·331

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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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的罪人

[美]斯考特·杜罗 著

王一凡 译

中信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开庭陈述

我总是这样开始：

“我是检察官，我代表州政府。我来，是要向你们呈上一桩罪行的证据。你们要共同掂量这些证据，你们要慎重商议。你们要决定，这些证据能否证明被告有罪。”

“这个人——”这时候，我会伸出手，指着被告。

拉斯迪，你必须把被告指出来，约翰·怀特曾经这样对我说过。那是我刚到检察院上班的第一天，法警帮我录入了指纹，大法官领着我宣了誓，约翰·怀特带我去观摩了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陪审团审判。那次，是奈德·哈尔西代表州政府进行开庭陈述，当他抬起手，指着坐在法庭对面的被告时，约翰·怀特在我耳边，悄悄地给我上了第一堂课。约翰说话的样子很有长辈的威严，不过，却在十点的清晨带着一股潮湿的酒气。那时，他还只是副检察长，是个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爱尔兰人。但那已经是差不多十二年前了，当时的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坐到他的位置。约翰·怀特轻声对我说道，如果你没有勇气指着被告，那你就别指望陪审团会有勇气定他的罪。

所以，我要指着被告。我伸出手，指着法庭的对面。我笔直地伸出一根手指，我盯着被告的眼睛。

我说：“我们对他提起控诉。”

被告会把头扭开，或者眨眨眼，或者没有任何反应。

一开始，我经常会开小差，想象坐在被告席上是怎样的感觉。他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在所有来听审的人面前承受着律师猛烈的攻击和谴责，但他心里却明白，自己在正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权利——例如，社会的信赖、尊重，甚至自由，都已经像寄存在法庭入口衣帽间的外套，也许永远都找不回来了。我能感觉到那种恐慌，那种灼烧般的沮丧，还有那种挥之不去的孤独。

而现在，就像矿物质沉积一样，在我的责任与义务中，一些更加坚固的东西在矿床中沉淀下来，而脆弱的感受已然渐渐流走——我要完成的是一份工作。我并没有变得冷漠，相信我。但这些起诉、审判、定罪的程序一直都在继续着，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齿轮，滚动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务之下。我要演好我的角色。我只是这个系统中一个小小的公务员，而这个系统才是唯一一个我们大家都认同的、分辨是非的系统，是一个本身也存在着善恶好坏的机构。我们应该消除的是它的缺陷，而不是它的程序。有人觉得，在经过年复一年的起诉、审判、被告们来了又去的过程之后，这一切也许会变得杂乱无章，但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

我转过身，面朝着陪审员。

“今天，你们——你们所有人，都将承担起作为公民最神圣的一项义务，你们的任务是找出事实真相。这个任务不轻松，我知道。记忆也许会模糊，回忆也许会扭曲，证据也许会指向不同的方向。有些事情似乎根本没人知道，又或者，根本没人愿意说出来，但你们却不得不作出决定。如果你们是在自己家里、在工作的单位、在你们平时会去的那些地方，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时，你们也许会感到压力，也许不想再努力，但在这里，你们必须坚持到底！”

“你们必须坚持到底！让我提醒你们，一桩罪案确确实实发生了，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儿。这是一桩真实的罪行，它带来了真实的伤痛。你们不需要告诉我们它发生的原因，毕竟，人们可能把自己真正的动机永远深埋心底。但至少，你们必须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你们无法判断，我们也就无法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应该获得自由还是应该接受惩罚，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一切是谁的过错。如果找不出事情的真相，那我们对公平正义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目录

春 卡洛琳之死

夏 漫长的诉讼

秋 不能说出的真相

结案

春 卡洛琳之死

1

“我应该更伤心一些。”雷蒙德·霍根说。

一开始，我以为他说的是他在葬礼上的致辞，因为他刚刚又看了一遍演说稿，正把两张提示卡放回自己蓝色毛呢西装的胸前口袋。但当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时，我才意识到，他说的其实是自己的心情。我们正在开往南城的路上，他坐在区检察院的别克车后座上，盯着窗外越来越拥挤的车流，露出陷入沉思的表情。我看着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个表情应该拍下来作为他今年竞选的照片：硬朗的五官，配上严肃、果决的表情，再加上一丝丝忧伤。他展示了这个悲伤都市中一种恬淡寡欲的气息，就像这片城区里最常见的灰暗砖墙和沥青屋顶一样。

在雷蒙德身边工作的人都会说，他看起来很不好。一年零八个月前，他和结婚三十年的妻子安妮分开了。他开始发福，脸上也时时挂着冷酷的表情，这说明，他终于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他开始明白，很多痛苦是无法消除的。一年前，大家还在打赌，雷蒙德已经没有动力，也没有兴趣再次竞选检察长的职位了，但他一直在等，等到初选正式开始的四个月前，他才宣布继续参选。有人说，是对权力和公众生活的欲望让他继续参与竞选，但我觉得，雷蒙德的动力大概还是来自于他对自己最大竞争对手尼可·德拉·戈迪亚的痛恨，要知道，尼可去年还不过是一名副检察官而已。但无论雷蒙德继续参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场竞选注定会非常艰难。在资金还充裕的时候，我们也请了一些参谋机构和媒体顾问，帮助我们处理竞选的事宜。三个性取向不明的年轻人对竞选照片之类的事非常看重，坚持要在全市四分之一的公交车车身上展示出雷蒙德的光辉形象。在那张照片中，雷蒙德露着甜蜜的笑容，想传达出一种硬汉式的幽默，但我却觉得那照片中的他看起来有点傻。这大概又是一个标志，说明雷蒙德已经有点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当他说他应该更伤心一些的时候，也是这个意思吧？！他是想说，自己似乎又一次错过了事态的悄然发展。

三天前，四月一号，雷蒙德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的死。

“我觉得，我根本没办法好好想这件事。一方面，尼可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说得好像是我谋杀了她一样。那些戴着记者证的浑蛋个个都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出凶手，就连办公室里的秘书都会躲在厕所里偷偷地哭。而且，你知道吗，我还会时不时想起这个女人。唉，在她还没从法学院毕业，还只是个实习生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是我招她进来的，她为我工作。她聪明又漂亮，也是个很好的律师。但是，现在，天哪！有人闯进她家，她就这么死了。她就这样永别了吗？那凶手突袭了她，敲碎了她的脑袋。天哪！”雷蒙德又说了一遍，“这太让人伤心了。”

“没人闯进她家。”我终于开口了，我这突如其来、像是发表声明般的语调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雷蒙德这时正看着放在他膝盖上的一沓从办公室带来的文件，听到我的话，他抬起头，用一双敏锐而犀利的灰色眼睛盯着我。

“你怎么知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我们发现她被绑了起来，死前还被强奸过。”雷蒙德接着说，“顺便说一句，如果是我去调查，绝对会从她的仇家和对头开始调查。”

“窗户没有打碎，”我说，“门锁也没有被撬开。”

就在这个时候，开着车的科迪突然从前排座位上转过身，加入了我们的对话。科迪是一位有三十年警龄的老警察，马上就要退休了，退休前主要就是帮雷蒙德开车。他今天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安静，没有跟我们唠叨他在马路上看到的什么流浪汉或者穷苦人。和雷蒙德不同——也和我不同——科迪总是喜欢让自己陷入悲伤。他今天看起来像是没睡好觉，脸上露出一种严肃而忧愁的表情。不知为何，我对卡洛琳公寓状况的描述勾起了他的兴趣。

“公寓里的每扇门、每扇窗都没有上锁，”他说，“她喜欢那样，那个女人以为自己生活在太平盛世里呢。”

“我觉得是有人在故布疑阵，”我对他们俩说，“我觉得凶手是在故意误导警方。”

“拜托，拉斯迪，”雷蒙德说，“我们要找的绝对是个流窜犯。这还需要福尔摩斯来破案吗？你别在查案的警察面前逞能，低调点，好好干自己的事。行吗？给我抓到凶手，我才能松一口气。”他朝我微笑着，一副温暖而充满理解的表情。雷蒙德想让我知道，他在努力支撑着。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一再强调抓住凶手的重要性，我都明白。

尼可在接受采访，发表对卡洛琳谋杀案的看法时，相当咄咄逼人、不留情面，“在过去十二年间，检察长雷蒙德对执法部门的松懈管理实际已经让他变成了这个城市犯罪分子的帮凶。这一次的悲剧就证明，他连自己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都难保。”尼可没有解释的是，如果雷蒙德真的那么能力低下，那十二年前他被雷蒙德任命为副检察官的事又该如何自圆其说呢？但政客们都是不解释的。再说，尼可在公开场合从来都不知廉耻，这也是他在政治圈里迅速成熟的原因之一。

无论尼可到底是不是真的成熟，很多人都认为，他不会赢得这次的初选。现在离初选只有十八天了，雷蒙德在过去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已经赢得了金德区一百五十万选民的好评。今年，他暂时还没有获得党内的支持，但这主要是因为很久以前和市长之间的一次派系斗争。雷蒙德的政治同盟们——这个圈子从来就不包括我——认为，再过一周半，等第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公布以后，党内的其他领导就能迫使市长改变立场，让雷蒙德获得党内的一致支持，在初选中稳操胜券，而在这个一党执政的小城，初选的胜利也就等于整个竞选的成功，雷蒙德继续任职四年就没有任何悬念了。

科迪从前排转过身来，说是已经快到一点了。雷蒙德心不在焉地点点头。科迪把这当作是默许，把手伸到仪表盘下面，打开了车上的警笛。警笛只响了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就像在这拥挤交通中的两个小逗号，但路上的小汽车和卡车纷纷让开了道，我们这辆黑色的别克便小心翼翼地往前开去。这里周边的房屋还是显得有点破落——陈旧的木板房、镶着玻璃碎片的栏杆，面色苍白的小孩子在街边玩着球和绳子之类的东西。我从小长大的地方离这里只有三个街区，当时，我们全家人住在二楼的一间公寓，楼下是我父亲开的面包店。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段阴暗的岁月。白天，我不上学的时候，就会和母亲在店里帮父亲的忙。晚上，父亲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我和母亲就躲在上了锁的房间里，我没有别的小朋友可以做玩伴。直到今天，这片地区也没有很大的改变，还是有很多像我爸爸那样的人：跟他一样的塞尔维亚人，还有乌克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这些外来民族的人们带着一种悲观的心态，过着各自平静的生活。

周五下午的交通太过拥挤，我们又被堵得死死的了。科迪正好把车开到一辆公交车后面，公交车正轰隆隆地喷着难闻的尾气。车身后面印着一张雷蒙德的竞选海报，海报上的他正朝我们头顶上方望去，脸有一两米宽，脸上倒霉的表情像某个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或是什么罐头猫粮的代言人。我没法控制自己。雷蒙德是我的过去，也是我的未来，我已经跟了他十二年，在这些年里，我对他绝对忠诚，也充满了敬佩。我是他的副手，他的失败也将会是我的失败。但我无法消除脑海中那个愤怒的声音，它是那么倔强。现在，它突然对着我头顶上的那张照片，直截了当地说，你是个傻瓜。

我们开到第三大街，我发现卡洛琳的这场葬礼显然已经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停在周边的车有一半是警车，路上还有不少警察三三两两地走来走去。杀害一名检察官离杀害一名警察基本上只有一步之遥，再说，无论派系利益如何冲突，卡洛琳在警局还是有很多朋友的——她是一个很好的检察官，尊重警方的劳动成果，也会努力保证这些成果不会在法庭上付诸东流，因此，她和警方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忠贞的君臣关系。当然，她也是个漂亮的现代女性，大家都知道，卡洛琳很吃得开。

越靠近教堂，车流就越发拥堵。前面的车在上下乘客，我们就在离教堂不到几米的地方走走停停。那些大人物的车，像是挂着特殊牌照的加长豪华车，还有在附近寻找停车位的媒体记者的车，带着一种笨拙又冷漠的感觉，挤满了整条路。尤其是广播台的车，既不遵守交通法规，更加无视基本的社会公德。有一辆电台的广播车，直接停在教堂橡木大门的正门口，还在车顶架起了一个雷达天线，一堆记者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像是在拳击比赛的现场，一有官员到来，记者们就把话筒杵到他们面前。

“等一会儿。”雷蒙德说，我们的车刚一开到教堂门口，蜂拥而来的记者就把车包围了，雷蒙德一边挤出去，一边对我说，他还要在葬礼致辞中加些内容，他稍后会在外面再演练一遍。他在教堂门口停了一会儿，拍了拍第五频道斯坦利·罗森伯格的肩膀，按照惯例，斯坦利将会第一个对他进行采访。

市长办公室的保罗·德怀朝我做了个手势，看来，似乎是市长大人想在葬礼开始前和雷蒙德说两句。雷蒙德从记者堆里脱身以后，我把市长的意思转告了他。他做了个鬼脸，这可不太明智，这个表情保罗是能看见的。雷蒙德跟着保罗走了，他们消失在教堂哥特风格的阴暗走廊里。市长奥古斯丁·波尔卡罗可以说是个暴君，十年前，雷蒙德在政坛上炙手可热时，差一点儿就把波尔卡罗赶下了台，但还是差了一点点。自从那次竞选失败后，雷蒙德就已经用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市长的忠心，但波尔卡罗始终对旧仇耿耿于怀。现在，终于轮到雷蒙德参与新一轮竞选了，波尔卡罗便宣布，他在党派中的角色需要他保持中立，他不打算给雷蒙德任何党内支持。显然，他很喜欢看着雷蒙德独自一人在大海中苦苦挣扎，但如果最终雷蒙德游到了岸边，他又会第一个去恭喜他，说自己一直都知道雷蒙德一定会赢。

教堂里的长椅上已经坐了不少人。卡洛琳的棺木摆在教堂前面，周围摆满了百合花和白色大丽花，空气中飘着一股淡淡的花香。我一边朝前面走去，一边跟两边的熟人打招呼、握手。今天来的都是重量级人物，全是市政府和区政府政坛上的重要角色。很多法官都来了，还有不少律师，几个和卡洛琳有联系的左翼团体和女权组织也来了。大家的交谈都很简单，而脸上流露出来的震惊和悲伤的表情是那么真诚。

我回过头，看到了尼可，他也在人群中和别人打着招呼。

“尼可！”我和他握了握手。他西装的领子上别着一朵花，这个习惯是他从竞选之后开始的。他问起我妻子和儿子的情况，但还没等我回答，他就突然换上一副悲伤庄重的表情，说起了卡洛琳的死。

“她是那么……”他摆着手，搜寻着合适的字眼。我发觉，这个野心勃勃的检察长候选人竟然还在想着说出点诗意的句子来，我打断了他的思路。

“她很出色。”我说，就在那一刻，我被自己这突如其来的情绪吓到了，这情绪竟然从我内心深处某个隐秘的地方，就这样突然跳了出来。

“出色，是的，很出色。”尼可点点头，一丝让人琢磨不透的阴影从他脸上掠过，我太了解他了，他这样的表情意味着他又想到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想法，“我猜，雷蒙德一定很看重这个案子。”

“雷蒙德对每个案子都很看重，你也知道的。”

“哎哟！我还一直以为你和那些政客不同呢，拉斯迪。你这句话是从雷蒙德的演讲稿上照搬的吧？”

“那也比你好，拖拉王。”尼可和我刚开始在上诉庭担任副检察官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这个外号。他从来都没有按时完成过报告，老副检察长约翰·怀特便叫他拖拉大王。

“哦，不会吧，”他说，“你们不是对我和媒体说的那些话有意见吧？我确实就是那样认为的啊！我觉得，有效的执法应该从上层开始。我坚信这一点。雷蒙德太软弱了，他累了，他强硬不起来了。”

我是十二年前认识尼可的，那是我成为副检察官的第一天，我们被分到同一间办公室。十一年之后，我成了副检察长，他是凶杀庭的庭长，然后，我解雇了他。在那之前，他已经公然表示了对雷蒙德的反对。当时有一个黑人医生为人非法堕胎，尼可想要以谋杀罪名起诉他。从法律上来说，他的这一主张完全没有道理，但却引起了某些利益团体的兴趣，纷纷支持他的行为。他编造了很多关于他和雷蒙德之间的争议，把法庭辩论变成了自己的竞选演说，而在这些场合，往往都有大量媒体在场。雷蒙德让我作出最后的决定。一天早上，我来到超市，买了一双最便宜的运动鞋，我把鞋子摆在尼可办公桌的正中间，再附上了一张纸条：再见！祝你好运！拉斯迪。

我一直都知道，尼克很适合从政，他的形象很好。尼可·德拉·戈迪亚大概四十岁上下，个子不高不矮，穿着打扮总是一丝不苟。从我认识他起，他就很注意保持自己的身材，但也爱吃健康的肉类。虽然他的皮肤不太好，颜色的搭配也很奇怪——红色的头发、偏褐色的皮肤、浅色的眼睛——但这些不完美并不会在镜头或法庭上表现得很明显，他是一个大家公认的美男子。当然，他也一直注重穿着打扮，哪怕是在工资不高的时候，他花上半个月的薪水，也要穿上量身定制的西服。

除了英俊的外表，尼可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在公众场合表现出来的一种厚颜无耻而又不讲道理的直接。现在，在葬礼上，他就在和他竞争对手的助理，也就是我，一边聊天，一边打着他演说辞里的官腔。在我们认识的十二年时间里，包括我们共用一间办公室的两年，我发现这个拖拉王总是充满了一种狂热而盲目的自信。九个月前，我解雇他的那天早上，他走出去，经过我的办公室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了一句，“我会回来的。”

我现在还不想惹怒他。

“太迟了，拖拉王。我已经跟雷蒙德说好了，要把我的票投给他。”

他没听懂我的笑话，反应有点迟钝，但等他明白过来以后，他会揪住这个话题不放。我们继续玩着这个互损游戏，攻击对方的缺点。尼可承认他目前也缺钱，但他说，教会大主教的默默支持已经给了他精神上的资本。

“这就是我们强大的地方，”他说，“真的！这就是我们会赢的原因。大家都已经忘了一开始为什么要给民权主义的雷蒙德投票，他现在对选民来说就是一团模糊的存在。而我，却向大家传递了一个强烈的、明确的信息。”和往常一样，尼可每次谈起自己时，总是信心满满，“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尼可问，“你知道谁才是最难打败的吗？”他朝我悄悄走近一步，压低声音说，“是你。”

我大声笑了出来，但尼可还在继续，“我放心了，我跟你说的是实话。当雷蒙德宣布参选的时候，我真的放心了。我原本以为雷蒙德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自己不参选，而是你——他的第一副手去参选。你要是参选，媒体会非常喜欢你的。你不是政治圈里的人，你是一名职业检察官，稳妥、成熟，是那种大家都可以依靠的人，你还是破了‘暗夜圣徒’大案的人。他们会在这方面大做文章，雷蒙德也会让波尔卡罗支持你，你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对手。”

“荒谬，”我说，我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但其实在去年，这样的情形我已经想象过不下一百次了，“你太厉害了，拖拉王，”我对他说，“步步为营，你就是永远都不肯停手。”

“嗨，听着，哥们儿，”他说，“我真的很佩服你。说真的，对你，我没有任何不满。”他摸了摸自己露在马甲外面的衬衫，“哪怕我赢了竞选，这一点也不会变，你还会继续当你的副检察长。”

我直接告诉他，他说的都是废话。

“你当不了检察长，”我说，“就算你当上了，你也会提拔汤米·莫尔托当副检察长，谁都知道你们俩是一伙的。”莫尔托是尼可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原来在凶杀庭的副手，现在还在我们检察院上班，但已经三天没来办公室了。他没有打电话请假，办公桌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大家都觉得，等到下周卡洛琳的谋杀案消停一点儿之后，尼可大概就会安排一次媒体发布会，宣布莫尔托已经加入了他的竞选阵营。《雷蒙德助手失望至极，转投尼可阵营》，这一消息说不定会登上报纸的头条。尼可在策划这些事上很有一套，也难怪雷蒙德每次听到莫尔托的名字都会大发雷霆。

“莫尔托？”尼可故意反问了一句。他脸上无辜的表情太假了，但我并没有机会回答他。教堂读经台上的牧师让大家赶紧坐好，葬礼马上开始。所以，我只是在离开的时候朝尼可·德拉·戈迪亚笑了笑——实际上，我也笑得很假——我笑完，便开始在人潮中往教堂的前排走去，雷蒙德和我作为官方代表，座位都被安排在前面。我一边走，一边和认识的熟人悄悄点个头，打个招呼，心里却一直回想着尼可强烈的自信。那就像是人刚从暴晒的烈日下走出来，皮肤被晒得火辣辣的，摸一下都会觉得疼。当我终于看到摆在教堂前面的棺木时，我突然想，也许尼可真的会赢。我内心深处一个小小的声音说出了这个预感，它就像是在我心底哀鸣的良知一样，告诉了我其实我并不想听到的东西。尼可没资格赢，他不应该赢，他是个灵魂上的侏儒，但也许真有什么东西能把他推向胜利。在这个葬礼上，在这个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所，我都不能不注意到他强大的活力，不能不去想这种活力将会带他走多远。

按照葬礼的惯例，卡洛琳的棺木旁摆放了两排折叠椅，坐着的大部分人都是社会各界的显要权贵。唯一一个陌生面孔是个十几、二十岁的男孩，他坐在市长旁边，紧挨着棺木。这个男孩满头金发，不过剪得乱七八糟，系着领结，但系得太紧，衬衫的领子都竖了起来。我想，也许是卡洛琳的表弟，说不定是侄子，但绝对是她家里的亲戚。奇怪，卡洛琳的家人，据我所知，都在东部，而她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离开他们了。在这个男孩的旁边还有不少市长的人，人数超过了座位的数量，没有我的位子了。我走到后排，雷蒙德往后靠过来，他显然看到了我和尼克刚才在谈话。

“拖拉王又说了什么？”

“什么都没说，就是一堆废话，他已经快没有竞选经费了。”

“谁不是啊？”雷蒙德说。

我又问他关于他和市长的会面，雷蒙德翻了个白眼。

“他想给我一些建议，私底下，就我和他之间，因为他不想表现得有所偏向。他觉得，如果我们能在选举前抓住杀害卡洛琳的凶手，那我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你能相信吗？他脸上还装出一本正经的表情，我也不好转身就走，他可得意了。”雷蒙德伸出手指着他，“看他站在那儿，还挺伤心的。”

和往常一样，雷蒙德总是没法控制自己对波尔卡罗的情绪。我四周看了看，希望没人听到我们之间的对话。我把脸转向坐在市长身边的那个男孩。

“那男孩是谁？”我问。

雷蒙德回答了我，但我觉得我没听懂。我又朝他靠近了一些，他把嘴凑到我耳边。

“她儿子。”他又说了一遍。

我猛地站起来。

“和他爸爸在新泽西州长大的，”雷蒙德说，“然后来这儿上大学，现在还在念书。”

我一下惊呆了。我对雷蒙德嘟囔了两句，朝最后一个座位走去，一路上台阶两旁全是鲜花。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一开始头晕目眩的震惊已经过去了，但当背后的管风琴突然发出沉闷的音乐、牧师开口说话时，我越发震惊，内心也开始翻腾，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就真的伤心起来。我有些无法理解，她不可能还隐藏着这样一个秘密。我一直就在猜测，她应该结过婚，但她从来没有提过自己还有一个小孩，更不用说这个小孩还生活在这里。我努力抑制着想要离开的冲动，我多么想走出这阴暗的教堂，让外面刺眼的阳光让自己清醒一下。过了一会儿，我冷静了下来，我迫使自己把注意力放到正在进行的葬礼上。

雷蒙德走到讲坛上，没有人正式介绍他的出场。已经有人在雷蒙德之前做了简短的发言，包括牧师希勒和女律师协会的瑞塔·沃斯——但雷蒙德一上场，空气中立马就多了一份凝重的气氛，这强烈的气氛让我从自己的悲伤情绪中解脱出来。在座的几百号人变得鸦雀无声。雷蒙德·霍根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的缺点，但他在公共场合的表现是完美的，他是个优秀的演说家。他已经有点秃顶了，还开始发福，但他穿着高档的蓝色西装站在那里，开始叙说自己的悲痛和愤怒时，就像一座指引光明的灯塔。

他在发言里提到了很多关于卡洛琳的有趣小事，他说，他还记得有些冷漠强硬的检察官认为，实习生只不过是社会义工，是他力排众议，坚持聘用卡洛琳。他还说起了卡洛琳的坚强、聪慧，他回忆了她曾经打赢过的案子、她曾经反抗过的法官，还有她曾经勇敢打破的陈规陋习。这些故事从雷蒙德的嘴里说出来时，是那么饱含深情、那么生动有趣，让人回想起卡洛琳的好，回想起她的勇敢。在这样的场合中，雷蒙德总是能把自己的所想所感传达给听众，引起共鸣，在这方面还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但是我，却还没有从之前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我发现所有的一切，伤心、震惊、雷蒙德的话带给我的刺痛，还有心底深处无法言说的悲哀，都涌上了心头，挑战着我的忍耐极限。我拼命地保持冷静，我开始劝说自己，我不能去参加稍后的下葬仪式，我还有工作要做，办公室里自然会有人参加的。秘书、文员，还有其他女人，她们以前总是对卡洛琳说东道西，现在也都来了，坐在前排哭着，她们会紧紧站在墓地周围，为又一条生命的永远凋落流泪，还是让她们看着卡洛琳被长埋地下吧。

雷蒙德的演讲完了。他的表现堪称完美，很多以为他已经一蹶不振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一表现。当他朝自己的座位走去时，观众席明显出现了一阵骚动。牧师开始介绍葬礼接下来的流程细节，我根本没听，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回办公室。我会按照雷蒙德的意思，继续寻找杀害卡洛琳的凶手。我的离开不会有人介意的——最不会介意的，我想，大概就是卡洛琳自己。我已经向她表达了我的敬意，她也许会说，这已经足够了。她知道，我也知道，我已经为她伤心过了。

2

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奇怪气氛，好像一切都乱套了。大厅里空空荡荡，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唯一两个留守办公室的秘书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忙着接电话。

即便是在最辉煌的时候，金德区检察院也流露着一种沉闷的气氛，绝大多数的副检察官都是两人共用一间拥挤的办公室。这幢区政府的办公楼修建于1897年，是当时刚刚时兴的工厂高校建筑风格。坚固的红砖外墙，配以古典风格的立柱，让人第一眼看见就知道这是一处公共建筑。办公楼里，房间的门上有横窗，窗户上有窗棂。墙壁被漆成苔藓般的暗绿色，像是医院。最糟糕的是里面的灯光，暗黄阴沉，显得陈旧不堪。这就是我们办公的地点了，两百名职员在这里忙忙碌碌，努力处理着这座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和周边两百万人口的区县中发生的每一桩案件。夏天，这里像热带丛林，又热又潮，陈旧的窗户与电话铃声一起震动。冬天，暖气到处漏水，阳光再灿烂，也有一丝永远挥之不去的阴沉。这就是我们中西部地区的司法中心。

在我的办公室里，利普兰泽正在等我，他躲在门后面坐着，像西部片里的反面角色。

“人都死哪儿去了？”他问。

我把外套扔到一张椅子上，说：“有人死了，你怎么还这么无动于衷！对了，你上哪儿去了？所有警龄五年以上的警察可都去了。”

“我从来不参加葬礼。”利普兰泽干巴巴地说。我觉得，一个专门查凶杀案的警察却讨厌葬礼，这其中应该有些深层次的含义，但一时半刻又想不出来，只好把这个念头暂时放下。我工作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天，都遇到一些隐含深意的征兆，但总又记不起来，它们瞬间来去，只留下一个影子，像飞奔而过的小动物。

我把注意力收回来。我的办公桌上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检察院里负责人事管理的梅可写给我的留言条，另一样就是利普兰泽放在我桌上的信。梅可的留言条很简单：汤米·莫尔托在哪儿？我突然想到，除了我们对莫尔托玩政治阴谋的推测之外，是不是也该派个人去医院和莫尔托家里看看。已经死了一个副检察官了，别再出什么意外才好。利普兰泽给我的信封上贴着警局鉴证科的标签——嫌疑人：未知。被害人：卡洛琳·波尔希莫斯。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被害人还有一个儿子？”我一边找拆信封的裁纸刀，一边问。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说。

“还是个孩子，看上去十八九岁的样子，他也去参加葬礼了。”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又说了一遍，他掏出一支香烟，“参加葬礼居然还有惊喜。”

“我们应该找个人去和他谈谈，他在这儿念大学。”

“把地址给我，我去找他。今天早上莫拉诺又跟我说，‘雷蒙德的人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莫拉诺是警察局长，是和波尔卡罗一伙的，“他在等着看雷蒙德出丑呢！”

“他和尼可都一样。对了，我今天碰到尼可那个拖拉王了。”我把和尼可碰面的经过告诉利普兰泽，“尼可对自己很有信心啊！有那么一分钟，我甚至都有点相信他了。”

“他会表现得很好，好得超过人们的预料。到那个时候，你就后悔莫及了，后悔你自己没有参加竞选。”

我做了个鬼脸，谁知道呢？现在有利普兰泽帮我，我不用操心这些事。

我第十五次去参加大学同学的聚会时，收到一张问卷调查表，上面问了很多私人的问题，我觉得都很难回答：你最崇拜的现代美国人是谁？你最重要的身体特征是什么？你最好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描述一下他。对最后一个问题，我思考了一会儿，最终写下了利普兰泽的名字。“我最好的朋友，”我写道，“是一个警察。大概是一米七三左右的个子，吃饱了饭后也只有一百一十多斤，头发剪得很难看，看上去有点阴险，像在街头游荡的小混混，他每天抽两包骆驼牌香烟。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共同点，但我很敬佩他，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很厉害。”

我第一次认识利普兰泽是在七八年前，那时，我刚刚被分配到刑事犯罪庭，他则刚刚开始在警局凶杀案调查组的工作。从那以后，我们一起办了十来个案子，但在某些方面，我仍然觉得他很神秘，甚至很危险。利普兰泽的父亲是西区分局的巡警，父亲过世后，利普兰泽就从大学退学，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了一名警察。之前，他被直接任命到检察院工作，担任警局驻检察院特别专员。从理论上说，他的工作是检察院和警方之间的联系人，协调处理涉及各种特殊利益关系的凶案调查。但实际上，他就像一颗流星，总是独来独往。他直接向上司施密德汇报工作情况，而施密德关心的只是每年年终前能不能完成十六起凶杀案破案的任务指标。所以，利普兰泽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酒吧和码头出没，和任何能给他提供消息的人喝上两杯——这些人包括小流氓、记者、流浪汉、联邦探员，等等，任何能让他了解那些黑帮大佬近况的人，而利普兰泽对黑道的研究可谓专家水平。最后，我终于明白，也许正是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才总是闷闷不乐吧！

我手里还拿着他送来的信。

“这里面是什么？”我问。

“有三页案子的报告，还有不少尸体的照片。”那三页纸是现场警察的情况汇报，我曾经和这些警察直接谈过。还有警局法医熊谷医生的解剖报告，熊谷是个个头矮小、长相奇怪的日本人，像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宣传画里直接跳出来的一样，他有个外号，叫“不痛”，是个很难应付的人。如果他要上庭作证，没有哪个检察官不向上帝祈祷的。

“结果怎样？到处都发现了精液吗？”

“只有在阴道里。她死于头骨碎裂引起的大出血，从照片上看，像是被掐死的，但‘不痛’说她的肺里其实有空气，凶手肯定是用什么东西打了她的头。‘不痛’也不清楚凶器是什么，不过他说，作案工具很重，而且很硬。”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她的公寓里寻找凶器？”

“我们把那里都翻遍了。”

“有没有什么东西明显不见了？蜡烛台？书夹？”

“没有！我已经派了三支不同的队伍，彻底搜查过了。”

“那么，”我说，“这个凶手就是有备而来了。”

“有可能，或者是他把凶器带走了。我不敢确认这个人是不是有备而来，看起来，他打她只是为了要制服她，没想到把她给打死了。我认为——你看到照片之后也会这样认为——他用来捆她的绳子，打的是活结，还有，他还曾经试着压在她身上，这些应该都只是想让她安静下来，”利普兰泽说，“他原本只想强奸她。”

“有意思。”我说。

“很有意思，”利普兰泽说，“这个凶手非常有意思。”我们都沉默了片刻，他继续说，“我们在她手臂和手掌上没有发现擦伤，什么都没有。”这就说明，在卡洛琳被绑起来的时候，她并没有挣扎过，“瘀伤在后背右边，应该是凶手从后面打她的地方，是先打了她然后再把她绑起来的。只不过奇怪的是，他完全可以一开始就把她弄死，变态杀人犯一般应该都是很残忍的。”

这我就不知道，我耸了耸肩。

我从信封里最先拿出来的是照片。照片很清楚，彩色的。卡洛琳的公寓在河边，原本是一座仓库，后来被改建为阁楼式公寓。她用中国屏风和厚重的挂毯把最外面的大房间隔开了，整间房子的风格很现代，但也有一些优雅、经典和古朴的装饰，她被杀的地方是在厨房外面的客厅。最上面的一张照片是整个公寓的全貌，客厅里的咖啡桌上铺着一块厚厚的绿边玻璃，桌子的黄铜支脚已经掉了，一个矮脚凳也倒在地上。总体上，我还是同意利普兰泽的观点，这个案子和我所见过的其他案子相比，确实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地板的厚绒地毯上有一块血迹，形状像一大片轻柔的云朵。我抬起头，后面就是尸体的照片了，但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看。

“‘不痛’还说了什么？”我问。

“这个凶手放的是空弹。”

“空弹？”

“是，你会感兴趣的。”利普兰泽努力回忆着熊谷医生关于精液的分析结果。精液基本没有渗出阴唇，也就是说，在发生性关系之后，卡洛琳可能就没再站起来，这也是我们认为她被强奸和谋杀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另一个原因。四月一号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是七点过一点儿，熊谷认为，死亡的时间大概在九点左右。

“十二个小时之后，尸体才被发现，”利普兰泽说，“‘不痛’说，通常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如果用显微镜观察，应该还能在输卵管或子宫里发现一些活性的精子。但这个人的精子没有一个活性的，什么都没有。‘不痛’认为，这个人应该没有生育能力。”利普兰泽刻意强调了最后几个字，“他说，这可能是之前得过腮腺炎引起的。”

“所以，我们找的是一个没有小孩而且曾经得过腮腺炎的强奸犯？”

利普兰泽耸了耸肩。

“‘不痛’说，他会提取精子的样本，送到鉴证科化验，也许他们能分析出更多的东西。”

我一想到‘不痛’要去探究高等化学的领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我们就找不到一个好点的法医了吗？”我问。

“不是已经有他了嘛。”利普兰泽故作无辜地回答。

我又叹了一口气，翻了翻熊谷的报告。

“采集到什么其他人体体液了吗？”我问。不同血型的人分泌的体液也各有不同的类型。

利普兰泽把我手上的报告拿过去看了看，“有。”

“血型？”

“A型。”

“啊，”我说，“跟我一样。”

“我也想过，”利普兰泽说，“但你已经有个孩子了。”

我说他太直接了。他根本懒得回答，又点了一支香烟，摇摇头。

“我只是还没想明白。”他说，“这整件事情太奇怪了，我们一定漏掉了什么地方。”

接着，我们再次开始分析，凶手会是什么样的人，作案的动机又是什么，这大概是调查者们最喜欢的游戏吧。利普兰泽一开始最怀疑的是卡洛琳曾经定过罪的犯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每一个检察官最头疼的问题，说不定哪天，某个被你送进监狱的人就找你报仇来了。我刚被分到审判庭工作时，接手了一个案子，起诉一个名叫潘乔·莫卡多的年轻人，他对七十七岁的老人大打出手，我的结案陈词引起了他的暴怒。这个潘乔身高一米九三，体重二百三十多斤，突然从被告席里翻出来，追了我大半个法庭，最后，还是坐在轮椅上的梅可在餐厅里制服了他。《论坛报》用整整三版的篇幅叙述了整个故事，标题更是荒唐可笑：《检察官惊慌失措，残疾人出手相救》。我妻子巴巴拉总是说，这才真正是让我扬名的第一个案子。

卡洛琳所接触的犯人比潘乔这样的人还要奇怪，因为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她负责的都是强奸案庭的工作。听到这个名字，你也就知道她的工作内容了，在那里，处理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性侵犯案件，包括猥亵儿童的案子。我还记得，有一个案子是三个男人在一起发生关系，结果却起了冲突，检方证人出庭的前一天晚上，被人往肛门里强行塞进了一个电灯泡，以威胁他不准出庭。所以，利普兰泽认为，应该是卡洛琳以前起诉过的某个强奸犯来找她复仇了。

我们都认为应该回顾一下卡洛琳办过的所有案件，看看有没有谁的作案手法和三天前卡洛琳的被杀有相似之处。同时，犯人又是她曾经起诉或者调查过的。我说我会认真检查卡洛琳办公室里的所有记录，警局也正在电脑里查找性犯罪者的记录，利普兰泽会进行对比，看两边的记录中有没有相同的名字，或是作案手段类似、都用到了绳子的嫌疑对象。

“我们现在有哪些线索？”

利普兰泽简要地向我做了介绍。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邻居中没有人突然消失，但警方对邻居的初步询问可能都比较仓促，他会安排凶杀组的警官，再对小区的所有人进行一次调查。这一次，他们会在晚上去查问，因为凶杀案是发生在晚上，晚上去调查时在家的人有可能在凶杀案发生的时候也在家。

“有一个女人说，她看见一个穿雨衣的男人站在台阶上。”利普兰泽看着自己的记事本说，“克拉波特尼可太太，说那男人好像看起来有点眼熟，但她觉得他应该不是住在那里的。”

“毛发和纤维组的人最先搜集现场的证物，是不是？”我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有结论？”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面对的任务可不寻常，他们要搜集尸体上的每一个细微证据，拿着镊子把犯罪现场翻个遍，然后再把发现的每一样东西都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往往他们都能轻松地将各种毛发分类，还能分析出嫌疑犯穿的是什么衣服。

“需要要一周，最多十天左右。”利普兰泽说，“他们重点分析的是那根绳子，希望能找出点有价值的信息来。他们还跟我说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们从地板上找到了很多绒毛，周围还有一些毛发，但找不到任何打斗过的痕迹。”

“指纹呢？”我问。

“他们到处都进行了指纹采集。”

“检查过这张玻璃桌没有？”我把桌子的照片给利普兰泽看。

“检查过了。”

“看不见的、比较隐蔽的地方呢？”

“都查了。”

“结论呢？”

“还只有一个初步的结论。”

“指纹是谁的？”

“卡洛琳·波尔希莫斯。”

“这没用啊！”

“也不是完全没用，”利普兰泽把我手上的照片拿过去，指着照片说，“看到这里的吧台没？看到这只杯子没？”一只高脚杯静静地立在那里，“上面采到了指纹，有三个，而且都不是死者的。”

“知道是谁的吗？”

“还不知道。鉴证科那边说还需要三周时间，他们那里忙得很。”警局鉴证科有每一个曾经录过指纹的人的电子档案，根据每个人指纹纹路的不同特点，可以与在犯罪现场采集到的指纹进行对比，从而确认嫌疑人的身份。以前，需要人工对十个指头的指纹进行对比，而现在，进入了计算机时代，可以用电脑完成这项工作。扫描仪会读取指纹的形状，然后与档案库中所有的记录核对。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但由于区警局经费的限制，他们并没有全套的设备，所以在查一些特殊案子时，还需要从州警局借仪器，“我让他们快点，他们就跟我扯什么专业术语。最好能有个检察官打电话催催他们，告诉他们要和全区所有的指纹记录进行对比。”

我暗暗在心里记下了。

“我们还需要查电话记录。”利普兰泽指着文件说。很多人并不知道，但其实电信公司对本地所有的通话都在电脑里保存了记录，也就是一份通话详单。我立刻拿起笔写传票，拿着传票，利普兰泽就能找电信公司要到记录了。“让他们把卡洛琳过去六个月里所有的通话记录都调出来。”利普兰泽说。

“他们肯定要大发牢骚了，估计有好几百个号码。”

“那就找所有通话超过三次以上的。我拿到名单以后，会再去找他们详细查的。不过你现在先把传票开好，省得我到时候满世界又找你。”

我点点头，我在思考。

“如果往前查六个月，”我告诉他，“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号码。”我朝自己办公桌上的电话点了点头。

利普兰泽不动声色地看着我，说：“我知道。”

那么，他是知道的，我想。我思考了一分钟，想弄明白他是怎么知道的。我觉得，也许是猜到的，人都喜欢说闲话。再说，利普兰泽往往能注意到别人根本不会在意的一些事。我甚至怀疑，他是赞同我的做法的。他虽然没结婚，但并不是单身。他认识一个比他大十岁的波兰女人，是个寡妇，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利普兰泽和她每周见面两三次，那女人帮他做饭，和他上床。在电话里，他叫她妈妈。

“你知道吗？”我说，“既然又说到这个话题，我还要说一句，卡洛琳在家的时候，总是会把门窗锁好。”我平静地对他说出这句话，连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我的意思是，她一直是很小心的，不会忘了关门和窗户。她是有点柔柔弱弱，但她是成年人，她知道自己住的是什么地方。”

利普兰泽的视线渐渐集中，双眼犀利而闪烁。他知道，我说的这个信息非常重要，而且，他似乎还觉得，我把这个信息拖到现在才说，可能也有什么深意。

“那么，你觉得是怎样？”最后，他问，“凶手杀人以后，故意把窗户打开了？”

“有可能。”

“所以，凶手是想把现场布置得像入室抢劫杀人？但其实一开始，是卡洛琳自己开门让凶手进来的？”

“这不就说得通了吗？是你告诉我，吧台上有一只酒杯，她应该是在招待客人。我敢打赌，凶手肯定不是什么丧心病狂的流窜犯。”

利普兰泽盯着自己手里的香烟。我看着门外，我的秘书尤金妮亚已经回来了。大厅里有人说话的声音，大家应该都从墓园回来了。我听到说笑声，笑声是轻松的，但也带着隐隐的焦虑。

“不见得啊！不见得。”利普兰泽终于开口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人。”他又直直地盯着我。

“你是说，你觉得是她打开门，把一个自己曾经送进过监狱的人迎了进来吗？”

“我觉得，卡洛琳会做什么样的事是很难说的。也许，是她在酒吧碰到了这么一号人物。或者，有人给她打了个电话，邀她一起喝两杯。你觉得她一定会拒绝吗？我们说的可是卡洛琳。”

我明白利普兰泽的意思。一个女检察官，所做的工作就是对各种变态的人提起诉讼，为受害者争取权益。利普兰泽确实很了解她。如果有犯人对自己很多年都耿耿于怀，卡洛琳大概根本不会介意。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和利普兰泽的这番话让我渐渐涌上一种晕船的感觉。

“你不太喜欢她，是不是，利普兰泽？”

“是不太喜欢。”我们相互看了对方一眼，然后，利普兰泽伸出手，在我膝盖上敲了一下，“但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知道的，”他说，“那就是，她挑男人的品位还真不怎么样。”

利普兰泽说完这话就把骆驼香烟塞进外套的口袋，站起身来走了。我让尤金妮亚暂时别来打搅我，在这片刻的独处中，我已经准备好去看卡洛琳的尸体照片了。我开始整理照片，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的注意力还是放在自己身上。我对这件事的处理得当吗？我告诉自己，要时刻保持专业的态度。

但是，当然，我也在逐渐失控，就像一块玻璃在受到撞击后会出现裂痕，然后，那裂痕会像一张大网不断延伸。一开始，我觉得很震撼，虽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一时还无法接受，心中的不安却是那么强烈。在最上面的几张照片里，茶几上沉重的玻璃桌面是压在她肩膀上的，让人想起实验室里用来放在显微镜下的玻璃片。但很快，玻璃就被移开了，照片上只剩下卡洛琳的尸体，那么柔软，一看就让人觉得她很灵活、很结实。从尸体的姿势来看，她死前一定经历了很大的痛苦。她的双腿修长而光洁，胸部挺拔，虽然死了，但仍然显得那么性感。我渐渐意识到，我的这种念头显然是受到了其他经历的影响，因为在这照片上所呈现的一切是一幅可怕的场景，和性感没有丝毫关系。她的脸上和脖子上都有大片的瘀青，从脚踝到膝盖、到腰、到手腕都绑着绳子，最后，绳子被牢牢地系在她的脖子上，绳子边缘有明显被烧过的痕迹。她的整个身体被绑成弓形，一定很难受，她脸上带着可怕又惊恐的表情。凶手原本应该是打算勒死她的，她的双眼瞪得大大的，都已经凸了出来，嘴巴张着，仿佛在发出无声的尖叫。我看着照片，认真分析着。她的表情中充满一种狂野、怀疑又绝望的感觉，让我不寒而栗，让我想起了在码头上搁浅的鱼，我要鼓起足够的勇气才敢去看它们大大的黑色眼睛。我现在的感觉就和看鱼时一样，有敬畏、有惊讶，也有无法理解。但是，当表面所有的尘埃都被拂去时，当羞愧与恐惧无处遁形时，我竟然生出一种满足，哪怕是对自己这种卑鄙心态的自责也无法消除那种满足。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曾经是那么优雅、那么坚强，现在，却在我面前的照片里静静躺着，脸上带着一种她从来没有过的表情。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她希望得到我的同情，她需要我的帮助。

3

当一切结束以后，我去看了一个心理医生，他叫罗宾森。

“她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活力的女人。”我告诉他。

“很性感吗？”过了一会儿，他问。

“是的，她很性感，满头金发，像波浪一样，屁股很翘，胸部很丰满，还有长长的红色指甲。我觉得，绝对的性感，性感得恰到好处，性感得几乎有点讽刺。你如果看到她，也一定会注意到她的，这就是卡洛琳。她十分引人注目，我当然也注意到了。她在我们办公室工作了很多年，在她去读法学院之前是我们那里的实习生。一开始，我只把她当作一个实习生。但你也知道，我还是注意到了这个金发大胸的漂亮女人。每个走进来的警察看到她都会翻翻眼睛，故意装作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就是这样。”

“渐渐地，大家开始议论她了。当时，她还只是在下面的法庭里工作。你知道吗，她总是精力充沛，工作能力也很强。后来，有一段时间，她和第三频道的一个新闻记者约会，好像是叫切特。她参加了很多活动，在一些律师协会中也非常活跃。那时候，她是全市的风云人物。她很聪明，别人都觉得强奸案庭不好，她却主动要求去那里工作。她所接的案子都是很难办的，需要和嫌疑犯一对一地过招，有时候，到底是受害人还是嫌疑犯所说的话更接近事实的真相，是很难分辨清楚的。那些都是难办的案子，光是找出要起诉的嫌疑人就已经够难了，更别说还要在法庭上赢他们，但她做得非常出色。最后，雷蒙德让她负责了所有类似案件的庭审。他还喜欢派她去录制一些星期天上午播出的公益电视节目，表达检察院对妇女问题的关心。卡洛琳也喜欢去，她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喜欢站在聚光灯下的感觉。她是一名优秀的检察官，往往能把被告的律师打得落花流水。”

“我不记得我那个时候对她的想法了。我想，我当时是觉得她有点太积极了。”

罗宾森看着我。

“每件事情上都太积极。”我说，“你知道吧，她胆子太大了，太自以为是，总是精力过于旺盛，没有很好地把握度。”

“后来，”罗宾森终于说到了那个明显的事实，“你却爱上了她。”

我沉默了，一动不动，我的言语怎么就表露出我的心迹了呢？

“我确实爱上了她。”我说。

“雷蒙德觉得她还需要一个搭档，所以她来问我，那是去年的九月份。”

“你难道不能拒绝吗？”罗宾森问。

“应该是可以的。副检察长一般不用处理很多案子，我其实是可以拒绝的。”

“但是？”

但是，我没有拒绝。

因为我告诉自己，这个案子很有趣。那确实是一个奇怪的案子，戴瑞尔·麦克加芬是一个银行家，替他哥哥乔伊做事。乔伊是混黑帮的，很爱炫耀，很享受被全市所有警察当目标的感觉。乔伊利用弟弟工作的银行进行洗黑钱的勾当，而绝大多数黑钱都是从黑帮来的。戴瑞尔一直隐藏在幕后，把账面做得没有一丝破绽。如果说乔伊是冲动型的，那么，戴瑞尔就是低调型的。戴瑞尔看上去像一个普通人，住在西区他工作的银行旁边。他已经结婚，但人生却有点悲剧。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三岁的时候就死了。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乔伊有一次在陪审团面前作证时，谈到了他这个侄女的死，小女孩是在自己家里从二楼阳台摔下去的。乔伊说，女孩摔下去的时候造成头骨碎裂，当场死亡；他说，那一幕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所以，当四个神秘人让他往银行送来路不明的钱财时，他一时晕了头。他后来才知道那些钱是不干净的，他也追悔莫及，这套说辞差点还让陪审团相信了。乔伊说到侄女的死状时，双手不停地搓着，还掏出丝绸手帕擦着眼睛。

戴瑞尔和妻子后来又生了个小孩，是男孩，叫温德尔。温德尔五岁的时候，他妈妈抱他来到西区医院的急诊室。孩子处于昏迷状态，而妈妈已经快要发疯了。孩子应该是从高处摔下来的，头部受了重伤。妈妈说，这孩子以前从来没有进过医院，但急诊室的医生——一个名叫娜拉吉的印度裔年轻女医生却记得在一年前曾经接诊过温德尔，她调出病历档案，才发现，孩子已经来过医院两次了，一次是因为锁骨骨折，一次是因为手臂骨折，而这两次，他妈妈都说是他自己摔的。现在，孩子已经失去知觉，很有可能再也说不了话了，于是，娜拉吉医生仔细研究了他的伤口。后来，在上庭作证时，娜拉吉医生说，一开始，她发现伤口是对称的，分布在头部两侧，就觉得应该不是自然摔落的结果。她又反复检查了伤口，发现两处伤口都是五六厘米长，两三厘米宽，而且是在一天前受的伤。最后，她终于得出结论，这些伤口应该是孩子的妈妈用老虎钳夹他的脑袋造成的，并导致了头骨骨裂，她给当时在检察院的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打电话汇报了情况。

卡洛琳很快就拿到了搜查证。他们从戴瑞尔家里的地下室找到了那把钳子，上面还有孩子的皮肤纤维。他们又对尚在昏迷中的孩子进行了详细检查，发现在他肛门上似乎有被烟头烫过的痕迹，不过已经愈合了。至于孩子能不能醒来，只能听天由命。幸好，他最终还是活了下来。

这个时候，孩子的监护权已经移交给了法院，检察院当时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戴瑞尔拼命替妻子辩护，说她是一个充满爱心、把自己全部奉献给家庭的好妈妈。他说，谁说她会伤害自己的孩子，谁就是疯子。他还说，他亲眼看到孩子从楼上摔下去，这是一场可怕的意外，本来就是一场悲剧，而现在，医生和律师还疯狂地密谋着要把他们生病的孩子夺走，这一切简直就是噩梦。他说得非常感人，非常有说服力。乔伊还联系了媒体，只要是他弟弟去法庭的时候，都会有摄像机在那里等他。戴瑞尔说，这个事情其实是雷蒙德·霍根和他们家族之间的长期冤仇。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雷蒙德一开始是打算自己办案的。后来，媒体舆论太过关注，雷蒙德便把这个案子交给了卡洛琳。他建议，鉴于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度，卡洛琳应该找一个资格老一些的检察官共同办案，比如说，我。我的出现可以向公众表示检察院方面认真查案的决心，所以，卡洛琳来问我，我也同意了。我告诉自己，我这样做是为了雷蒙德。

空气中的微小颗粒总是在相互撞击，物理学家把这叫作布朗运动。这种运动会产生一种嗡鸣，音调很高，像尖叫声，而它的频率正好处于人耳可以听到的范围边缘。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只要我注意听，基本上随时都能听到这种声音。绝大多数时候，我会无视它的存在，但在意志力减退的时候，这声音就会钻进我的耳朵，几乎变成一种轰隆巨响。

但显然，随着青春期的来临，内耳的骨头也在变硬，我再也听不到布朗运动的声音了。这也好，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周围出现了其他的干扰。对我来说，婚后的绝大多数时候，其他女人的诱惑就像是我每天都会听到的一种嗡鸣，但又必须去忽略它，当我开始和卡洛琳一起工作时，我的意志力在消退，那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在我内心震动着，吟唱着。

“我也没法告诉你为什么。”我对罗宾森说。

“我觉得自己是个正直的人，我一直很痛恨我父亲的滥情。小时候，在周五的晚上，他总是从家里跑出去，像只流浪的野猫，直奔酒馆，然后去西区大道上的德兰尼旅店。那里也就比贫民窟好一点儿，楼梯上铺着陈旧的羊毛地毯，都已经磨得见了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汽油还是什么化学物品的味道，倒是让害虫不敢出没。就是在那里，他会和各种各样下三滥的女人苟合——酒吧里的娼妓、饥渴的离婚女人、想在外偷情的主妇等等。在他出门去干这些事之前，他会和我还有母亲一起吃晚餐，我们都知道他会去哪里。然后，他会哼起歌，这也是整整一周中他唯一会哼唱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我在卡洛琳身边工作时，她身上叮当作响的首饰、隐隐约约的香气、丝绸的衬衫、红艳的嘴唇、精心涂好的指甲，还有那随着呼吸起伏的丰满胸部、漂亮的长腿、甩来甩去的金发，都让我彻底沦陷了。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沦陷了，就连我在办公楼大厅里闻到一个过路女人身上带着她的味道，我都会变得兴奋起来。”

“我真的没法告诉你为什么，也许这正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听到一个声音，然后，一切都开始分崩离析。我内心感觉到一种震动、一种宏大的声音，整个心都开始颤抖。我们谈案子，谈各自的人生，什么都谈。她看上去就像是融合了世间的各种美好，就像一支和谐的交响乐。她的个性就是一支交响乐，有规则，但旋律优美。她的笑声中都带着音乐，她一笑便露出连牙医都会觉得完美的牙齿。她比我料想中的还要聪明，而且，她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坚强，但并不强势。”

“她随口说的很多话都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在分析某个政治家、证人或警察时，会让我觉得整个形势她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觉得很兴奋，能遇到一个真正懂得她自己事业的女人。她以她自己的节奏在这个世界行动着，对不同的人来说，她就意味着不同的含义。也许她和巴巴拉是完全相反的，我从巴巴拉身上就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这样的感觉。”

“她是一个聪明又漂亮的金发美女，还小有名气，在媒体上也时常露脸。我发现我有时会不自觉地朝她的办公室走去——在那样一个沉闷严肃的地方，这样的行为真有点不可思议。卡洛琳通过她在后勤处认识的一个熟人，费尽周折，给我们办公室添置了地毯、盆栽，还有一个古董书架和一张大桌子——我去她那里，其实并没有什么话要说，仅是一种冲动，一种让人口干舌燥的感觉——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老套——我开始想，天哪，这一切不会是真的吧？也许这一切根本就没有发生。但这一次，我开始发现、开始察觉到，她也在注意我——她在看我。唉，我知道，我说这话听起来就像高中生，不对，比高中生更幼稚，像一名初中生。但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因为一般人是不会盯着别人看的。”

“我们在询问证人时，如果我转过身，就会发现卡洛琳正盯着我，脸上还带着一种温柔甚至有点悲伤的微笑。我在做自己的事情——例如，和雷蒙德开会，或者和各种各样穷凶极恶的人在一起时，也会感觉到她的视线落在我身上。我抬起头，她会继续毫不躲闪地盯着我。我眨眨眼，或是朝她笑一下，表示我也注意到了她，她就会作出反应，通常又是那种小猫一样的笑容。如果我正在讲话，看到她的这种表情，脑子立马就一片空白，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这就是卡洛琳，她让我陷入了混乱。”

“这是最可怕的时候，我被自己的情绪完全占据了，这让我难以置信。我会冲个澡，开车到街上去兜风——这就是卡洛琳的魅力。我开始胡思乱想，我想象着和她聊天，想象着我们去看电影，任何人都不会来打扰。我能看见她轻松微笑的样子——还有她对我的欣赏。我想着她的时候，电话也不想打，文件也不想看。”

“这一切的狂热让我时时心跳加速，我的内心翻腾着，充满了一种既抵触又不敢相信自己的刺激。我开始时不时打冷战，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这只是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我在自己内心深处寻找着已逝的青春，我对自己说，明天早上，我再起床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到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但是，第二天起床的时候，一切并没有恢复正常。只要我和她在一起，我就满心欢喜。我呼吸急促、头晕目眩，我时不时地笑，笑得停不下来。我想尽一切办法接近她，在她坐在办公桌前的时候，我会把文件从她肩头递过去，同时偷偷打量她身上一切细微的地方：她金色的小耳环、她身上沐浴露的味道、她呼吸的气息，她把头发甩开时脖子后面白嫩的皮肤。而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又觉得绝望，觉得羞耻。这疯狂的痴恋啊！我的世界在哪里？我正在离开自己的世界。但其实，我早已经离开了。”

4

尽管是在黑暗中，我还是能看见儿子床边墙上贴着的蜘蛛侠海报。穿着红蓝衣服的蜘蛛侠有真人大小，像摔跤手一样半蹲着，随时准备着应对入侵者。

我从小到大都没看过漫画书——在我成长的那个家庭里，这种活动太过欢乐了，是绝对不允许的。而当我的儿子奈特两三岁时，我们每个星期天都会一起看漫画书，巴巴拉要睡懒觉。我给儿子做好早饭，然后和他紧紧靠在一起，坐在阳光房的沙发上，讨论每周新上市的漫画书的情节。每次到这个时候，他的调皮淘气统统不见了，展现了出一个更加深层的自我。他虽然还小，但我仍然感觉到了一种认真执着的热情。正因为如此，我也开始喜欢蜘蛛侠了。现在，奈特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玩，看漫画书也是自己一个人看。所以，我每次想看蜘蛛侠的时候，就没法拿儿子当借口了，都要小心翼翼不被发现。几周前，当巴巴拉看见我手上拿着的漫画书时，我赶紧对她解释，说这些漫画其实很搞笑。她嘟囔了一句，拜托！都几十岁的人了。这，就是我差点成为博士的妻子。

我摸着奈特头上细细软软的头发，他头发很少。如果我再摸久一点儿，他大概会醒过来，跟我撒撒娇，这么多年，我总是很晚回家，他已经习惯了。每天晚上回来，我都会先过来看看他。我总是渴望着安全感，这像是一种身体上的需要。在奈特出生之前，我和巴巴拉搬到了这里，也就是尼尔林。它原来是个码头，但很早以前，原来的居民就都搬走了，现在，这里更像是一个小镇，而不是市郊。虽然一开始是巴巴拉提出要搬到这里的，但现在，她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搬走了，她经常会抱怨这里与世隔绝。我倒是很喜欢住在离市区远一些的地方，我需要时间和空间上的间隔，让我感觉到有一种距离在保护我，让我远离那个每天都能看到的人。我猜，这也是我喜欢看蜘蛛侠的另一个原因吧，他敏锐的警觉也让我有一种安全感。

我回到自己的卧室，发现巴巴拉趴着躺在床上。她穿着运动短装，上气不接下气，后腰上紧致的肌肉闪着汗水的光泽。录像机里的录像带正在倒带，电视里，新闻刚刚开始。

“锻炼了？”我问。

“自慰呢。”巴巴拉回答，“寂寞的家庭主妇只能这样了。”

她压根儿都没转过头。我走上前，在她脖子上轻吻了一下。

“我今天没赶上八点三十五分的那班车，我在公交车站给你打电话了，你不在，我留了言。”

“我听到了，”她说，“当时我刚接到奈特，他和我妈妈一起吃的晚饭。我从主路上来的，想节省点时间。”

“那边不堵吗？”

“其实一样堵。”她翻过身，又翻了回去，我看到她穿着运动文胸。

我一边脱衣服，一边听巴巴拉简要汇报她一天的情况。一个邻居生病了，修理工的账单寄到了，还有，她妈妈的近况。巴巴拉说话的时候，一直脸朝下趴在床上，语气中透着疲惫。她这种阴沉的脾气，我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应对，那就是：装。我对她的每句话都表现得饶有兴趣，装出兴致勃勃、想听到每一个细节的样子。但与此同时，内心却越来越沉重，一种熟悉的情绪突然涌上来，像是全身的血流都被堵住了。

大概在五年前，我觉得我们应该再生一个孩子，巴巴拉却突然宣布，她要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她要念数学系的博士。她已经递交了入学申请，也参加了考试，而这一切，她之前连半个字都没有跟我提过。她把我的惊讶当作是反对，而我所有的意见都被她视作是对她的批评和指责。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我从来没觉得巴巴拉会是那种甘心当家庭主妇的人，我的反应有别的原因。我并不介意她没有来问我意见，而是惊讶她的这一招我居然没有预料到。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巴巴拉就是个数学迷，她会去上研究生的数学课，上课的都是知名教授，但课堂上可能只有两三个学生，他们都是深山隐士一样的人，留着乱七八糟的大胡子。巴巴拉对自己在数学方面的天赋一直不怎么重视，现在，我明白了，对她来说，数学就是一种宿命，一种狂热的兴趣，但我已经有六七年没有听她说过任何关于数学的只言片语了。

现阶段，巴巴拉面临着写论文的任务。她刚开始写的时候，还告诉我，像她这样的博士生培养项目，有时候论文可能就是十来页纸——至于她的培养项目到底是个什么项目，我也没办法解释清楚。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些话到底是她的美好愿望还是自欺欺人，反正这论文已经变成了一种慢性病，一直折磨她、纠缠她，成了她痛苦忧郁的又一个源头。每次我从书房经过的时候，她都在可怜巴巴地盯着书桌，或是看着窗外的樱桃树。我们后院只有这一棵樱桃树，由于土质的原因，一直都长得很矮小。

在等待灵感的过程中，她也看书，但并不是我们常人看的报纸杂志，而是从大学图书馆里借来的一堆又一堆的大部头著作。文本深奥晦涩，有语言心理学方面的、符号学方面的、布莱叶盲文和哑语方面的。她是个热爱真理的人，晚上，她靠在客厅的锦缎沙发上，吃着巧克力，探索着那些她从未曾了解的世界。她看的书一些和火星上的生命有关，还有一些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无聊难懂的名人传记。接着，她又开始看大量的医学书。上个月，她看的好像是低温学、人工授精和显微镜历史发展方面的。她在涉猎这些未知领域的过程中，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我去问她，她当然也会和我分享新学到的知识，但我根本没有这样的兴趣，装都装不出来。巴巴拉认为，我对新知识的无动于衷是一个大缺点，所以，当她在这些高深领域中孜孜不倦地探索时，我还是少说为妙吧。

就在不久前，我意识到，我的妻子大概就是别人口中的怪人。她的言谈举止总是不合时宜，她讨厌与人交往，经常沉默寡言、表情阴沉，她非常注重隐私，心里有再多话也不会说出来。她除了自己的母亲之外，基本上没有要好的朋友。但就算是对自己的母亲，她也很少说心里话，甚至觉得母亲太玩世不恭又疑心重重。巴巴拉心甘情愿地待在家，照顾孩子，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然后，就是无止境地研究各种公式和算法。

一开始我没有注意，但后来，我慢慢发现，我们之间的交流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们都一动不动地对着电视机，屏幕上正播放今天卡洛琳的葬礼。雷蒙德的车到了，我的后脑勺在画面中出现了一下，卡洛琳的儿子被护送到教堂大门。一个画外音正在进行解说：到场的有八百人，包括很多市政府领导，大家都聚集在长老会第一教堂，为卡洛琳·波尔希莫斯献上最后的敬意，卡洛琳是一名副检察官，三天前被残忍奸杀。现在，人越来越多。屏幕上，市长和雷蒙德都在和记者说话，但只有尼可出现的画面配上了他的原声。他大概是用自己最温柔的声音在说话，并且还把问题巧妙地转向了关于凶案的调查。“我来是为了纪念一位同事。”他的一只脚还在车里，就对着镜头这样说。

巴巴拉这时开口了。

“葬礼怎么样？”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丝绸睡袍。

“很隆重，”我回答，“可以这么说，全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哭了吗？”

“拜托，巴巴拉。”

“我是认真的。”她靠过来。她咬紧牙关、眼露凶光。巴巴拉总是动不动火冒三丈，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这么多年来，她一点就爆的脾气已经成了威胁我的一种方式。她知道我的反应比她慢，我的心里还有着陈年的恐惧和黑暗的记忆，我的反应快不起来。我父母以前就经常大吼大叫，甚至大打出手。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的吵架声把我闹醒以后，我发现母亲正拽着父亲的头发，用一卷报纸狠狠地抽他，像是在抽一条狗。每次这样的争吵过后，母亲都会在床上躺好几天，她筋疲力尽，严重的偏头疼折磨着她，她会让我别发出任何声音，然后自己躲到阴暗的房间里。

我现在无处可躲，只好走到一筐巴巴拉刚刚洗好的衣服前面，开始叠袜子。我们沉默着，只听见电视的声响，还有这座房子在夜晚会发出的声音。在离我们家半个街区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如果没有汽车的噪音，就能听见河水的潺潺流动。楼下壁炉里炉火燃烧，也在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这是今天刚生的火，烟囱管道里现在大概都是一股油腻腻的恶臭味吧。

“尼可装伤心的样子还挺像。”巴巴拉终于对我开口了。

“你仔细看，其实装得一点儿也不像，他那是一副得意的样子，他觉得他现在有把握胜过雷蒙德了。”

“有可能吗？”

我把袜子分好，耸了耸肩，“尼可确实越来越厉害了。”

巴巴拉这些年来一直见证着雷蒙德的无敌战绩，听到我的话，她显然非常吃惊，但她大概骨子里还是个数学家，我看得出来，她正在对这些新的可能性进行快速的衡量分析。她拨弄着自己浅灰色的时髦卷发，漂亮的脸蛋上露出一种好奇的表情。

“如果是真的，那你怎么办，拉斯迪？如果雷蒙德输了怎么办？”

“接受现实呗，还能怎么办？”

“我是说你的工作怎么办。”

几年前，我也曾经说过想离开检察院。当时，我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名优秀的辩护律师。但我当时并没有付诸行动，而我和巴巴拉也已经很久没有讨论过关于我的职业前途的问题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老实告诉她，“我是个律师。应该还是去干法律这一行吧，要不教书，我真的不知道。拖拉王说，他会继续让我当副检察长。”

“你相信他吗？”

“不相信。”我把我的袜子放到抽屉里，“他今天说了一大堆废话。他很严肃地告诉我，他觉得他唯一真正的对手、真正让他害怕的人是我。你知道吧，好像我会跑去跟雷蒙德说，让他靠边站，指派我做他的继任者。”

“你应该这样。”巴巴拉说。

我盯着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这种热情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巴巴拉到底是我的妻子，她感觉到了我对现任老板的蔑视。我时时刻刻都在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人人都认为我去竞选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却没有胆量去做。

“我又不是政客。”

“哦，你能做好的。”巴巴拉说，“你会喜欢当检察长的。”在我看来，妻子对我的这种判定并不准确。我决定退一步，告诉巴巴拉，所有这一切都还只是纸上谈兵，因为，雷蒙德一定会赢得选举。

“波尔卡罗最后一定会支持他的。或者，我们会抓到那个凶手。”我朝电视机点点头，“等到选举的那一天，所有的媒体都会支持他的。”

“怎么抓？”巴巴拉问，“有嫌疑目标了吗？”

“没有。”

“所以呢？”

“所以，利普兰泽和我在接下来的两周要日夜不休地工作，帮雷蒙德抓到凶手。这就是我们的策略，精心设计的策略。”

遥控器啪的一声响，电视被关掉了。在我身后，我听见巴巴拉发出轻轻的一声“哼”，听起来她很不高兴。我回过头时，她正盯着我，眼珠一动不动，充满了憎恶。

“你这人就是这样。”她用低沉的声音说，语气很刻薄，“你负责这次调查？”

“当然。”

“当然？”

“巴巴拉，我是副检察长，雷蒙德又在拼尽全力进行竞选，还有谁会来处理这次调查？如果不是雷蒙德每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忙竞选的事，他会亲自来调查的。”

几天前，我觉得，我必须跟巴巴拉说清楚这件事，但正是她可能出现的这种情绪，让我陷入了紧张和纠结。我不能逃避，否则就是欲盖弥彰。我打通电话，告诉巴巴拉我会迟点回家。我解释说，整个办公室都是一片混乱。

然后，我又加上了一句，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死了。

巴巴拉说，“哈，”她的语气是一种冷漠的惊讶，“吸毒过量死的吗？”她问。

我盯着手里的电话听筒，她居然能想出这个理由，让我觉得很意外。

但现在，我不能转移她的注意力，巴巴拉的怒火在越烧越旺。

“跟我说实话，”她说，“你调查这案子合适吗？”

“巴巴拉……”

“别，”她已经站了起来，“回答我。让你来调查，合适吗？你们那里有一百二十个律师，就找不到一个没同她上过床的人了？”

我很熟悉她这充满愤怒的语气和以退为进的策略，我努力保持着冷静。

“巴巴拉，是雷蒙德让我负责的。”

“别跟我废话，拉斯迪。别跟我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废话！你可以跟雷蒙德解释你为什么不应该参与这次调查。”

“我不想让他失望。而且，这些都不关他的事。”

巴巴拉冷笑了几声，我无比尴尬。我发觉，这确实不是一个说出事实的好时机，我的策略糟透了。巴巴拉对我的这个秘密一直都嗤之以鼻，如果不是怕自己也会丢脸，她大概会把这件事大肆宣扬，贴到布告栏上去。

在我和卡洛琳幽会的那段短暂时间里，我根本不敢向巴巴拉坦白——也许是没有这个胆量，也许是不想受到打扰。后来，这段婚外情结束了，又过了一两周，我想，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吧。那天，我早早回家吃饭，以弥补过去一个月每天的晚归，我当时的借口是要准备一个案子，现在，案子已经办完了。那天吃完晚饭，奈特去看电视，每天他都可以看半个小时电视的。我却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变得思绪万千。也许是那天的月光，让我产生了一种情绪，也许是喝的酒，那大概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一种神游状态吧！我脑海里一片空白，盯着餐桌，手里拿着一只高脚酒杯，那只高脚酒杯和卡洛琳家吧台上的杯子一模一样。就在那一瞬间，我对她的思念突然涌上心头，我无法控制自己，坐在那里，号啕大哭。巴巴拉立刻就明白了，她不觉得我是生病了，也没有觉得我是因为疲劳，或是案子的压力太大，或是什么泪腺疾病。她明白了，她知道我是因为失去了一个人在哭，而并不是因为感到羞愧。

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是谁，问题简洁明快。我告诉了她。她说，要离婚吗？我说都已经结束了。我说，很短，刚刚发生就结束了。

唉，我当时真是个懦夫。我坐在自己家的餐桌旁，双手抱头，把脸埋在衬衫袖子里痛哭流涕，几乎是在哀号。我听到巴巴拉站起身，开始收拾碗盘。

后来，我安顿奈特上了床，满心悲伤、可怜巴巴地走上楼，到卧室去看巴巴拉在干什么。她又在锻炼，录像带里还是同样的音乐，声音很大。我看着她弯腰，做关节伸展，我脑中还是一片混乱，伤心欲绝，好像只剩下一副皮囊、一具假面。我本来想冷冷静静地说几句话，说我还想继续这段婚姻，但却没有说出口。她的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怨气和怒火，即便我的思维再混乱，也能一眼看出来，这个时候，任何沟通都只会是白费功夫。我看着她，大概看了五分钟那么久。巴巴拉连瞧都没有瞧我一眼，最后，她在做侧扭的时候，嘟囔了两句，“你活该，不至于如此啊！”还有几句我没有听到，但最后一个词还是听清楚了，“贱货！”

从那之后，我们努力维持着和平的婚姻关系。从某个方面来说，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婚外情反而让我有了一种奇怪的解脱。这大概也是造成目前我和巴巴拉之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她经常生闷气的原因，是我们总是相处很难的原因。因为我们有一个必须去解的心结，但这样，也就有了一个模糊的希望，也许解开了这个结，一切还有好转的可能。

我意识到，这就是现在的问题所在：我们是不是要放弃已经取得的进展。这几个月来，卡洛琳像是一个恶魔，一个从这个家里慢慢被驱逐出去的幽灵。现在，她的死又让她卷土重来。我理解巴巴拉的怨气。但我不能放弃，不能按照她的要求，放弃调查案子。我把理由深埋心底，我不能说出来，也没办法说出来。

我试着冷静地和她商量。

“巴巴拉，谁调查有什么区别呢？也就是两周半的事，到初选之前案子就会结束了，就是这样。然后，这就是警方那里的一件普通的案子了，一起凶杀悬案。”

“你难道还不明白你这是在做什么吗？你对自己做了什么？对我又做了什么？”

“巴巴拉！”我又说。

“我就知道，”她说，“我就知道你会做出这样的事。你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从你的声音里就能听出来。你这是从头再来一遍，拉斯迪。你其实是希望这样的，对不对？你希望这样。她已经死了，但你还没放下。”

“巴巴拉！”

“拉斯迪，我已经受不了了，我不会再容忍你这样了。”在这样的场合，巴巴拉从来不会哭，她会大发雷霆、火冒三丈。她坐在床上，穿着宽大的绸缎睡衣，往后重重地一躺。她抓起一本书、电视遥控器和两个枕头，这是火山爆发的前兆。我决定赶紧离开，我走到衣柜前，找到我的睡衣。

我走到门口时，她在我身后说：“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当然。”

“我一直都想问你。”

“你问。”

“她为什么不再见你了？”

“卡洛琳吗？”

“不然还有谁。”她的语气是那样怨毒，我甚至怀疑她随时会朝我脸上吐口口水。我原本以为巴巴拉是要问我为什么要和卡洛琳偷情的，但显然，她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自己想出了答案。

“我也不知道。”我说，“我猜，我对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吧！”

她闭上眼睛，又睁开，摇着头。

“你是个浑蛋！”她严肃地对我说，“你出去吧。”

我很快就出去了。我知道她会乱扔东西。我没有地方可去，又是那么想有人陪伴，我只好穿过客厅，又去看奈特。他已经睡熟了，呼吸沉稳而均匀，我坐在他床上，看着黑暗中蜘蛛侠张开的双臂，我觉得很安全。

5

星期一早上，在西区，交通疏导员指挥着身穿灰色西装的上班族们。码头大厅的周围种满了柳树，在春风的吹拂下已然换上绿装。九点之前，我就已经到了办公室。秘书尤金妮亚照常递给我一沓东西：邮件、电话留言，还有她一副阴沉沉的表情。尤金妮亚是个肥胖的中年妇女，单身，总是一副心怀怨恨的样子。她打字的时候也是心不甘情不愿，不怎么听指挥。一天中，我经常会发现她不耐烦地耷拉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响个不停的电话，就是不接。当然，我们不能解雇她，甚至都不能把她降级，因为公务员的体系就和钢筋水泥一样，是不会变的。对在我之前的十多位副检察长来说，她就像一个甩不掉的扫把星。最开始是约翰·怀特把她安排在这里的，不然把她安排给其他任何人，那个人都会来找副检察长发牢骚。

在尤金妮亚给我的一沓东西最上面，是汤米·莫尔托的假条，但并没有解释他缺勤的原因，人事部想把他做无故旷工处理。我一边翻着我的邮件，一边想，应该和梅可谈谈这事。资料室送来了一份打印出来的十三个人的名单，这些人的案子都是由卡洛琳起诉的，而且，他们都在过去两年里先后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还有一张手写的留言条，说其他悬案的档案资料已经送到了卡洛琳的办公室。我把那份名单放在了办公桌的正中间，免得忘记。

雷蒙德白天忙着竞选，绝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办公室，由我来处理他的一些日常事务。我决定对哪些案子提起诉讼，对哪些情况给予豁免起诉，和哪些犯人达成协商，并应对各种调查机构。今天早上，我就要主持一个负责人会议，决定本周所有的案子应该如何处理、从何处着手。今天下午，又要就上周的一起冲突召开会议。上周，一位卧底警察从乔装打扮的缉毒署探员那里购买毒品，后来，双方都掏出了枪和警徽，要求对方放下武器，然后，各自的后援队伍也加入进来，所以，到了最后，十一位执法人员站在面对面的两个街角，相互骂着脏话，挥舞着手枪。现在，我们正开会解决这件事。警察对我说，联邦探员做什么都神神秘秘，所以才造成这场误会；而缉毒署的探员又暗示我，警察们其实根本不是在执行公务。在处理这一堆乱麻的同时，我还要努力找出杀害卡洛琳的凶手。

但寻找这个凶手的大概不只我一个人。快到九点半的时候，我接到《论坛报》斯托·多宾斯基的电话。对于媒体打来的绝大多数电话，雷蒙德一般都是亲自接听。他不想错过一个免费宣传的机会，也不想得罪媒体，引来批评。斯托可以说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好的一名法庭记者，他基本上都能做到实事求是，而且很有分寸。

“卡洛琳的案子有什么新闻吗？”他问。一上来就提到她的名字，这让我有点乱了阵脚。卡洛琳的死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场悲剧，而更像是一桩历史丑闻。

当然，我不能告诉他我们一无所获。这些话被尼可听到，会被他再一次用来当作攻击我们的武器。

“雷蒙德·霍根检察长对此没有发表意见。”我说。

“那么，检察长愿意就另一条消息发表意见吗？”不管这条消息是什么，但这应该才是斯托打来电话的真正目的，“我听说你们那边有一位高层人物叛逃了，凶杀庭的哪一位？”

还不就是莫尔托。尼可离开以后，作为他副手的莫尔托就成了凶杀庭的负责人。雷蒙德不愿意和他签订正式的工作合同，就是怀疑迟早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媒体已经在问东问西了，我仔细思考了片刻。这可不妙，从斯托提出问题的这种非常方式，我就猜到了接下来的一切将会如何发展。一位位高权重的检察官被杀身亡，又有一名应该负责调查案件的检察官不辞而别，这会让外界认为检察院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检察长同样还是没有就此发表任何意见。”我告诉他。

斯托哼了一声，他显然是觉得无聊了。

“私下跟你说两句，可以吗？”我问。

“只管说。”

“你这消息有多可靠？”我想知道还要多久报上会登出这条消息。

“一般可靠吧。一个总以为自己知道很多内幕消息的人告诉我的。我觉得，叛逃的那个人是莫尔托，他和尼可是一伙的，对不对？”

斯托掌握的消息显然还没有到可以登报的程度，我回避了他的问题。“尼可跟你说了什么？”我问。

“他说他不发表任何意见。拜托，拉斯迪，”斯托问，“你到底有什么消息？”

“斯托，我这是私下跟你说，我压根儿不知道莫尔托在哪里。但如果他已经和尼可联手了，为什么尼可不告诉你呢？”

“你想知道我的想法？”

“当然。”

“我觉得，可能是尼可想让他单独去调查案子。想想吧，如果他破案了，报纸就会登出来，《尼可设计，智擒凶手》，这个头版头条怎么样？”

这想法太荒谬了。私人调查谋杀案很容易影响到警方的工作，而干扰司法公正的罪名绝对是政客们不愿意承担的。然而，荒谬归荒谬，这个疯狂的计划听起来却很有尼可的风格。再说，斯托也不是那种信口开河的人，他所言所行，必然事出有因。

“我是不是，”我问，“也应该把这当作是你听到的一种谣言呢？”

“无可奉告。”斯托说。

我们都笑了，然后，我挂上电话，立马开始给别人打电话。我给雷蒙德的秘书萝瑞塔留了言，让她给雷蒙德打电话的时候告诉他我有事要谈。我又给检察院里主管人事的梅可打了电话，想和她说说关于莫尔托的事，但她不在，我留了言。

在召开负责人会议前的几分钟，我穿过办公楼大厅，来到卡洛琳的办公室，这里已经充满了一种荒凉的味道。卡洛琳从后勤处要来的那张大办公桌被擦得干干净净，抽屉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放进了一个硬纸箱——两个旧的粉饼盒、速溶汤粉、一包面巾纸、一件毛衣、一大瓶薄荷酒，还有她原本挂在墙上的学位证书和律师资格证。从仓库拿来的纸箱像金字塔一样，全部堆在房间中央，让整间办公室一看就是无人问津的样子，一周来堆积的灰尘也散发出一种隐隐的腐坏气味。我往枯萎的盆栽上倒了一杯水，拂去树叶上的尘埃。

卡洛琳处理的案件主要是性侵犯方面的。根据档案夹上的编码，我数了数，一共有二十二起这样的案子还在等着起诉或审判，这些档案都是我在她那个古老橡木文件柜最上面的抽屉里找到的。卡洛琳对这些案子中的受害者都怀着一种特殊的同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她比我料想中的更有责任心。当她谈起那些受害女性所经历的恐惧时，她身上光艳照人的一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柔的坚强和愤怒。她所处理的案子都有一些很离谱的地方：一个大学医院的实习男医生在给女病人做体检时，趁机强奸了这些病人，但其中有一个受害人曾经前后三次接受他的检查，最后才来报案。一个强奸嫌疑犯的女朋友在接受警方审讯时，坦白她认识她男朋友的经过竟然是因为他撬开她家的门强暴了她，她还说，当他把手里的刀放下以后，她觉得他看起来很帅。

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也曾经怀疑卡洛琳对这份工作只是一时兴起，但她却坚持了很久。我查找着她所有的案件资料，希望能找到有助于破案的线索——也许，六天前卡洛琳被杀的这个案子是凶手在模仿某个邪教的仪式，或者是在模仿卡洛琳以前所办的某个案件。但我什么都没有找到，这十三个名字没有给我任何帮助，新的文件也没有带来任何线索。

我要去开会了，但心里似乎还有什么事在烦扰着我。当我再一次看着那张打印名单时，我发现，还有一个案子的资料没有找到——那是一个B类案件，根据州政府对犯罪案件的分类，这是指涉及执法官员受贿的案子。卡洛琳一般不会处理自己范围之外的案子，而B类案件一般都是要特别立案调查的。所以，在分配B类案件时，往往都是由我直接安排处理。一开始，我想，这个案子会被列在名单上大概是电脑弄错了。但我到处都没有找到这个案子的相关档案，而且它还被标注为“未定”，通常这就意味着调查结束，但并没有逮捕任何嫌疑犯。我又迅速地翻了一遍卡洛琳的抽屉，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自己也有所有B类案件的打印清单，但这个案子我那里也没有。实际上，除了卡洛琳的文件夹之外，就连电脑系统中都找不到这个案子的任何资料。

我在记事本里写下：B类案件？卡洛琳？

尤金妮亚站在门口。

“天哪！”她说，“你跑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找你，大老板回电话了。”大老板，当然就是指雷蒙德·霍根，“我到处找了个遍。他留了言，让你一点半在德兰西俱乐部和他碰头。”在竞选期间，雷蒙德和我经常都是这样见面的。我趁他吃完午饭，还没有开始下午的演讲之前去找他，向他汇报办公室里的最新情况。

“梅可呢？她有什么消息？”

尤金妮亚念着手上的纸条，“一上午都在街对面。”毫无疑问，她是在市区分院监督新检察官的工作。

我让尤金妮亚把会议推迟半个小时，接着，我来到法庭，找到了梅可。二楼正在进行庭审。这些分庭是被逮捕的嫌疑犯第一次正式出庭的地方，由法官判定他们能否获得保释，这里还会审理一些小的违法案件以及重大案件的证据预听证会。在上诉庭或投诉庭工作一段时间后，被分派到分庭往往是成为副检察长前的第二或第三个阶段。我就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一年半，然后才被派到重案重审庭。现在，我很少回到这里，因为在这里，那些罪恶总是显得那么真实，连空气中都仿佛有一种痛苦在挣扎着、颤抖着、呐喊着。

在两间大审判庭外面聚集着一群人，我觉得很像以前在远洋海轮最底层舱位的那些穷人。他们都是被关在拘留所里的年轻人的母亲、女朋友或兄弟姐妹，他们在为他们的亲人哭泣着。律师们到处走动，催促着各自的客户，像投机倒把的商人。由政府指派的公益律师大声喊着一个个名字，这些人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却要在片刻之后为其辩护。检察官也在大声喊着，找着某个案件中负责逮捕嫌疑犯的警察。警察为了避免律师没完没了的盘问，往往故意把报告写得晦涩难懂，而检察官则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

审判庭内部的构造是拱顶的，有红色的大理石柱子、橡木墙壁和长条靠背椅。在这里，各种混乱仍在继续，人们永远都在吵吵嚷嚷。检察官和被告的辩护律师坐在前面，这样才能清楚地听到法官是否在叫自己的案子，他们也会和和气气地讨论是否有坦白从宽、从轻发落的可能。在法官席前，往往有六七个律师围绕在文员身边，递交各种出庭表格，查对法庭档案，或是催促文员把自己的案子往前提，让法官早点审理。还有警察，大部分警察都是两个一排靠墙站着——很多人都是刚刚值完从半夜十二点到早上八点的夜班，来参加晚上所抓嫌疑犯的保释听证——这些警察喝着咖啡，跺着脚，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在法庭的另一边，拘留所里也是喧哗不断，被拘留在这里的被告正等着上庭，总有一两个人会对着法警或自己的律师破口大骂，抱怨拘留所里的条件有多么糟糕，公用厕所的味道又是多么难闻。其他人则时不时发出一声哀叹，或偶尔用头去撞撞栏杆。

上午最后一批参加庭审的一般是袒胸露背的妓女们，她们在经过传讯、审判、罚款的程序后，会及时回到大街上，睡一觉，再开始另一个晚上的工作。她们通常都是一群人由两三个律师代理，但也会有皮条客出于省钱的目的，亲自前来辩护。现在，就有一个穿着火红色西装的小混混在大说特说警方的残暴执法。

我见到了梅可，梅可领着我去了衣帽间。衣帽间里没有衣服，没有人会这么笨，把值钱的好衣服放在这没人看管的地方。整个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做法庭记录的速记打字员，还有一盏本应是挂在餐厅里的巨型吊灯，吊灯用塑料袋装着，毫无疑问，显然是某个案子里的证物，即将要被呈上法庭的。

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告诉我，卡洛琳·波尔希莫斯为什么在查一个B类案件？”我问。

“我还真不知道，卡洛琳居然还会对下半身以外的案件感兴趣，”梅可说。这个笑话有点过分了。她坐在轮椅上，朝我露出灿烂的笑容。大家都喜欢梅可，她聪明、胆大又直率。她分析了卡洛琳调查B类案件的几个可能原因，但这些我都想过了。

“这没道理。”我说。

最后，她终于承认了。

莉迪亚·梅可是检察院的行政副主管，负责人事、采购和员工的聘用解聘。这个头衔听起来好听，实际上吃力不讨好，但梅可早已经习惯了困难。我们在这里一起共事后不久，她不幸高位截瘫，那已经是将近十二年前的事了。当时，是一个初冬的晚上，浓雾弥漫、风雪交加，梅可开车冲进了河里。她的第一任丈夫汤姆在那场车祸中丧生，而她则成了残疾。

从各个方面综合来说，我觉得梅可应该算是检察院里最优秀的律师，她总是井井有条、精明老到，也很有律师的天赋。在过去这些年，她甚至学会了如何在陪审团面前利用自己残疾人的身份来获得优势。也许，当人遇到生命中最沉重的悲剧时，对它的感悟反而能让自己更好地成长。陪审员一连几天看着她，他们会想，两条腿残疾无力是怎样的感觉，他们听着这个女人的滔滔雄辩，这个女人是那么美丽、那么坚强、那么幽默，她手上戴着结婚戒指，她还会偶尔提到自己孩子的名字，陪审员渐渐发现——她是那么不同寻常，他们对她充满了敬佩，充满了期待，而她也值得得到每个人的敬佩和期待。

明年九月，梅可会升任法官。她已经获得了党内的支持，初选将没有任何竞争对手，普选自然也一定能获胜。显然，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妇女组织、残疾人士组织、法律界人士以及全市三大律师协会的一致支持，那基本没有人是她的对手了。

“你怎么不去问雷蒙德关于案子的事？”她最后这样建议我。

我叹了一口气。雷蒙德并不是一个注意细节的人，他不太可能知道每一个案子的详细情况。况且这些日子，我也不想去烦他。他心情不好，随时可能找人发泄一通。

梅可还有一个案子要出庭，我和她一起沿着走廊走进法庭，我告诉了她关于莫尔托的事以及他无故缺勤的问题。如果我们开除莫尔托，那尼可一定会大做文章，说雷蒙德是在清除异己。如果我们不开除莫尔托，消息走漏出去，只会让尼可渔翁得利。最后，我们决定，给莫尔托记上“未经批准休假”的过错，这个名头之前并不存在，是我们专门为了他的这次情况想出来的。我告诉梅可，最好找个信得过的人，去看看莫尔托到底是不是还活着，我才比较放心。

“找个警察吧，已经有一个副检察官被杀了。如果明天早上，哪位女士在自家门口的垃圾箱里发现了莫尔托被碎尸的尸体，我希望到时候能说一句，我们已经尽力找过他了。”

这项工作要轮到梅可去做，她记下了。

法官拉伦·利特尔脸庞很大，皮肤黝黑，脸上充满了聪慧和威严，我一走进法庭，他立刻就看到了我。三年前，所有的法官都还是白人，而现在，他却已经是这圈子中的一员了，而且还表现出一种毫不妥协的强硬，他坐在高高的法官椅上显得很是如鱼得水。

拉伦和雷蒙德原本是搭档。最开始，他们俩都积极地支持政治变革。他们辩护的包括各种逃兵役的人、吸大麻的人，还有很多本地的黑人激进分子以及愿意出钱的任何人。在拉伦当上法官之前，我曾经在一个案子中和他是对手——在那个案子里，一个年轻人起诉了一个来自西海岸郊区的富家小孩，那小孩总是喜欢私自闯到他父母的朋友的家里。拉伦身材高大结实，很有震慑力，头脑又精明，能对证人施加巨大的压力，而且能说会道，还举一反三。他可以表现得彬彬有礼，但一转身，又会像个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布道师。只要有他在的地方，陪审团的注意力都会放在他身上，甚至忽略了对方律师的存在。

后来，雷蒙德离开了律师行当，投身政界。在雷蒙德的选举中，拉伦积极地去帮助他，拉来很大一部分黑人的选票。两年之后，雷蒙德参选市长时，拉伦也同时参选了大法官，并继续帮他拉票。结果，拉伦获胜，雷蒙德落选。雷蒙德落选后，拉伦虽然当上了大法官，却因为自己对雷蒙德的忠心受到牵连。当选市长的波尔卡罗把他安排在北区分庭，等于是让他坐了冷板凳。他每天处理的都是交通肇事和各种鸡毛蒜皮的小案子，而这些应该都是地方警察的工作。四年之后，雷蒙德以积极支持波尔卡罗再度竞选市长的行为，才换来了拉伦的自由。从那以后，拉伦就开始在市中心的重案庭担任法官。尽管与雷蒙德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在自己的法庭上，拉伦的表现就像一个毫不留情面的独裁君主。大家都在说，在拉伦的法庭上，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在一较高下，但最难对付的却是穿着法官袍的那一个。

拉伦一直是雷蒙德竞选阵营中的活跃分子，现在，按照《司法行为准则》的规定，他不能就任除法官外的其他任何官方职位，但他仍然还是雷蒙德的圈子里的人，这些圈子里的人都是雷蒙德原来在法学院读书时的一些同学，还有早期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他们和雷蒙德之间的亲密关系有时甚至会让我生出一种青少年时才有的渴望和向往。那些人中就有拉伦，有麦克·杜克，他是市中心一家大型公司的执行合伙人，还有乔·瑞利，这些人是雷蒙德在此刻可以绝对依靠的人。

麦克·杜克负责的是监督竞选资金的运作，这个任务在今年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更加麻烦。原本按规矩，雷蒙德不能参加任何筹集经费的活动，这样会破坏他的独立形象。但今年，已经顾不得这些了。最近，雷蒙德已经参加了很多筹款的活动，会见了不少慷慨解囊的支持者，就像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一群人，他们都是文质彬彬的绅士，雷蒙德必须向他们证明，他还是十二年前那个聪明精干的公正化身。雷蒙德会用聊天般的口气说说自己的竞选计划，然后会有人把他叫走，再把拉伦叫走，留下麦克一个人，继续向这些人施加压力。

我今天来这里的作用就是这样。我是雷蒙德中途借故离开的理由，他向在场的人介绍我，然后解释说，他需要向我了解办公室的情况，要暂时走开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很尴尬的——压根儿就没有人问我要不要坐一下，只有拉伦站起身握了握我的手。我坐在桌子后面，被笼罩在浓浓的雪茄烟雾之中，等着雷蒙德和他们进行最后一轮握手，讲完最后的各种笑话。最后，雷蒙德终于出来了，他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块口香糖。

“怎么回事？”我们刚从门卫身边经过，走到俱乐部外面的绿色遮雨棚下时，他就开口问道。从今天早上开始，空气变得温柔起来，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我的血液在翻滚，春天就要来了。

我告诉他斯托打给我的电话，他半点都没有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

“如果让我抓到他们两个搞鬼，我绝饶不了他们。”他说的是尼可和莫尔托，我们现在正沿着马路，快步朝区政府办公楼走去，“他说的那是什么鬼东西？什么独立调查？”

“雷蒙德，这就是一个记者的猜测，说不定压根儿什么事都没有。”

“最好什么事都没有。”他说。

我又开始跟雷蒙德汇报警方和缉毒署之间的冲突，但他没让我说完。

“我们现在在卡洛琳的案子上有什么进展？”他问。看得出来，对莫尔托动向的猜测重新点燃了雷蒙德对调查结果的热切期待。他像连珠炮一样提出了更多问题。有毛发和纤维分析的报告结果了吗？还要等多久？对指纹的分析有最新结果了吗？州警局那边对卡洛琳曾经起诉过的性犯罪案件有什么记录？

我告诉雷蒙德，这所有问题的答案我都还不知道，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三个小时里，我一直在和缉毒署召开负责人会议，听到这里，雷蒙德突然在马路上停了下来，一动不动。他非常生气。

“妈的，拉斯迪！”他面红耳赤、愁眉紧锁、怒气冲天，“我那天就跟你说了，要把卡洛琳案子的调查当作头等大事。这个案子很重要。尼可现在揪住这件事不放，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再说，就算是为了卡洛琳，我们也要赶紧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才对。让梅可去管那些事情，她完全没问题的，她可以去盯着缉毒署和警方相互狗咬狗，她可以决定哪些案子要起诉、哪些不起诉，你管好调查就行了。我希望你把手下最能干的人都叫来，好好组织一下。现在就去！你给我做出个专业点的样子来。”

我低头看着马路，左边看看，又右边看看，没看到认识的人。我已经三十九岁了，我想。我当律师已经十三年了，居然被人在马路上这样破口大骂。

雷蒙德继续一言不发地往前走。最后，他回过头看着我，摇了摇头。我原本以为他还会骂我几句，但他没有，他只是说：“唉，那些人都是浑蛋。”我明白了，刚才的那顿午餐他吃得并不愉快。

在区政府办公楼里，电梯员高尔迪看到有人来，把凳子往里一塞，把报纸折了起来。高尔迪个子矮小，头发灰白，一整天都坐在空荡荡的电梯里，等着把雷蒙德和其他区政府的官员们送上楼或是送下楼。我打算说那个失踪的B类案件的事，但我们还在电梯里，我忍住了。因为，高尔迪和尼可关系很好。有一两次，我甚至还看到尼可站在电梯里，让高尔迪帮他打探大厅里有哪些人，如果没有人在附近，尼可就会摆出一副正儿八经、面无表情的样子。

我们下了电梯，走进办公室，我跟在雷蒙德后面。不少副检察官跑过来，他们都想和雷蒙德说两句，有些是确实有问题要请示，有些只是想知道竞选的最新情况。我在雷蒙德和这些人说话的间隙，跟他说我已经查了卡洛琳的档案资料。我说的时候，故意轻描淡写，因为我实在不想再对他承认失败了，雷蒙德和太多人在同时说话，也没有仔细听我说什么。

“有一个案子的档案不见了。”我又说了一遍，“她手头上有一个案子，但我们在记录里找不到。”

这终于引起了雷蒙德的注意，我们已经通过侧门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什么案子？我们还知道什么？”

“只知道是一个受贿案——B类案件，似乎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过了梅可，也查了自己的档案记录。”

雷蒙德打量了我一秒钟，然后，他的神情开始变得恍惚。

“我两点钟的时候应该去哪里？”他问我。

我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开始大声喊他的秘书萝瑞塔，一直喊，直到秘书出现。这个时候，雷蒙德应该去参加一个律师委员会关于刑事犯罪案程序的会议。他应该在会议上介绍全州关于审判体系的各种改革，这也是他竞选过程中一直呼吁强调的一个问题，而且，会议已经发出了媒体邀请，电视台和各路媒体记者都会在那里，而他，已经迟到了。

“妈的，”雷蒙德说，“妈的。”他一边绕着办公室团团转，一边说，“妈的。”

我又说了一遍，“总之，这个案子在电脑系统里怎么都找不到。”

“她给科迪打电话了吗？”他问我。

“卡洛琳吗？”

“不是！萝瑞塔。”

“我不知道。”

他又开始喊萝瑞塔了，“给科迪打电话。给他打了没有？天哪，快点打，快点叫人下去。”雷蒙德看着我，“那酒鬼一天到晚用车上的电话，老是打不通，他妈的他到底在跟谁聊天啊？”

“我原来还以为你会听说过这个案子，你说不定还会记得点什么。”

雷蒙德根本没有听我说话，他坐在椅子里，靠在墙上，这面墙被那些副检察官们戏称为“雷蒙德之墙”，墙上挂满了各种荣誉奖状、照片和其他纪念品，像是律师协会的奖励，法庭上素描师给他画的素描画、政治漫画，等等。雷蒙德又露出那种充满沉思的表情，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天哪，这就是一场灾难。每次参加竞选的时候，拉伦都建议我找一名副检察官，让他全职负责竞选的所有事情，我每次都没有听他的，但也没出什么问题。但这一次，我真的有点应付不过来了。要做的事太多了，又没人负责。你知道吗？我们已经两个月都没进行民意测评了。还有两周就要选举，我们还完全不知道现在的形势，也不知道对手的情况。”他用手捂住嘴巴，摇着头。与其说他表露出来的是焦虑，倒不如说是窘迫。雷蒙德·霍根，金德区的检察长，已经没办法应付这一切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沉默着。刚刚在马路上挨了那一顿骂后，我不想再毕恭毕敬了。我在政府工作十三年，我知道官场的生存之道，我必须确保在丢失档案的这件事上，我能自保。

“总之，”我又开口了，“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这案子到底是归档的时候出了错，还是真的有什么内幕。”

雷蒙德瞪着我，“你怎么又在说那个档案的事？”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萝瑞塔说有电话打来，雷蒙德接起电话。是桑迪·斯特恩打来的，他是律师协会的主席，也是一名很厉害的辩护律师。雷蒙德向他道了歉，说是被缉毒署和警方之间的争执耽误了，但已经出发了，马上就到。当雷蒙德把电话放下来的时候，他又开始大声喊科迪。

“来了，来了。”科迪一边回答，一边从侧门走进来。

“总算到了。”雷蒙德朝一个方向走了两步，然后又换了个方向，“我的外套在哪里？”

科迪已经拿着他的外套了。

我只能暗暗祝雷蒙德好运。

科迪打开门，雷蒙德刚出门，又马上折了回来。

“萝瑞塔！我的演讲稿呢？”

原来，科迪也已经拿着演讲稿了，但雷蒙德还是走到自己办公桌前。他打开抽屉，在走出去的时候递给我一个文件夹，是那个B类案件。

“我们到时候再谈。”他对我说，然后便一路小跑出去了，科迪紧紧在他身后跟着。

6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男孩，温德尔，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我对罗宾森大夫说，“我的意思是，对我们来说，至少，是对我来说，他好像越来越重要了。这很难解释清楚，但不知怎么的，他成了我和卡洛琳之间的一部分。”

他不是一个寻常的孩子，跟同龄的小孩相比，他个子很大，带着一些大个子小孩的那种缓慢与笨拙，长得也很憨厚，甚至有点傻，但他的迟缓还不至于到呆滞的程度。我问过心理医生，但医生说，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这个五岁的孩子“很抑郁”。

温德尔在他妈妈的案子待审期间，从区收容所被送到了一户寄养家庭。他每天都能见到爸爸，但没见过妈妈。卡洛琳和我同法庭方面据理力争过之后，获准能同温德尔聊聊。但实际上，一开始我们什么话都没有和他说，我们只是在他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坐在旁边，由心理医生把我们介绍给他。医生会拿玩具和洋娃娃给温德尔玩，然后问他对不同的问题有什么想法，几乎每一次，他都会说自己没有想法。这个叫马丁利的医生说，温德尔已经来好几周了，但从来都没有问过关于他妈妈的事，一次都没有，所以，他们也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

温德尔一开始就很喜欢卡洛琳，他会把自己的布娃娃给她，还会跟她说话，让她去看窗外飞过的鸟、开过的卡车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去的时候，卡洛琳告诉温德尔，她想和他谈一谈他的妈妈。心理医生很紧张，但温德尔只是用两只手紧紧抓着自己的娃娃，问要谈什么。

于是，我们每天都能和温德尔聊上二三十分钟。心理医生显然也很惊讶，最后，他甚至要求卡洛琳在他和温德尔谈话时也留下来。经过几周的时间，我们终于通过孩子断断续续、杂乱无章的描述，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而温德尔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犹豫，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他一般就是站在卡洛琳面前，双手紧紧抓住洋娃娃，眼睛也死死地盯着洋娃娃。卡洛琳问一个问题，温德尔回答，卡洛琳把他的回答重复一遍，再继续问更多的问题。温德尔会点头，或摇头，或没有任何回应。有时候，他会这样说，“很疼”，“我哭”，“她说我不应该安静”。

“她是想让你安静点吗？”

“是！她说我不应该安静。”

如果是别人，这些提问与回答，尤其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也许会显得很残忍，但卡洛琳这样做的时候，看上去却是那么温柔又无私。在开庭审判前不久，卡洛琳和心理医生终于得出结论，那就是：除非有绝对必要，否则检方最好不要让温德尔出庭作证。卡洛琳说，与亲生母亲当庭对峙可能会让这孩子承受不了。但即便是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卡洛琳还是继续去和温德尔见面，去了解他更多的情况。

“这很难解释，”我对罗宾森说，“她看着这个孩子时的样子。像是看透了他的心。她的情感是那么强烈、那么真诚，我从来没想过她会这么擅长和小孩子沟通。所以，当她展现出这样的一面时，我震惊了。”

我觉得她越来越神秘了。她就像是某个印度教里的女神，蕴含着造物主的全部情感。卡洛琳通过她的言行举止、一颦一笑，打开了我内心一条狂野奔涌、充满情欲河流的闸门，而她对这个可怜孩子的温柔照顾则把我拉过了那湍急的河岸，让我的全部情感都在融化、在呐喊，比性的冲动更加深刻、更加震撼。当她用温柔真挚的语气，朝受过伤害、有点迟缓、可怜的温德尔靠过去时，我已经完完全全地爱上了她，无论这爱让我如何后悔。

这是一种疯狂的爱，一种绝望、执着、自欺欺人的爱，一种最真实的爱，不考虑未来、只陶醉在当下的爱。

有一天，我跟马丁利说起了卡洛琳和温德尔的这种相处方式。“这很了不起，对不对？”我问，“很神奇，无法解释。”我想听到他对她的赞美。

但马丁利显然把我的问题当作了纯医学的咨询，好像我是在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他若有所思地抽着烟。“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他说，然后，他的表情变得很复杂，我想，他可能是觉得他的答案会让我生气，或会对他产生误解，但他还是继续说了下去，“我相信，”他说，“是在某个很细微的方面，她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庭审进行得很顺利。麦克加芬太太的代表律师是桑迪·斯特恩。他是一个阿根廷裔犹太人，很绅士，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温柔的口音和修剪整齐的指甲也很完美。作为辩护律师，他总是彬彬有礼，又一丝不苟，于是，我们也决定根据他的低调风格行事。我们摆出物证，请了多名医生作为人证，还拿来了温德尔的体检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得出结论。然后，我们检方就下场了。斯特恩上场，他叫来一位心理医生，医生作证说科琳·麦克加芬的本性其实非常温和善良。然后，斯特恩又打破辩护的常规，让被告自己出庭，她当然否认了一切，然后她的丈夫又来作证，声泪俱下地说起了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夭折，还坚持说他当天目睹了温德尔自己摔下去的全过程，他说他妻子对儿子的爱是全心全意的。一个高明的辩护律师总是会用隐晦的方式向陪审团传达信息，这条信息可能是带有偏见的，或不适合直接说出来的，当黑人受害者指认白人被告时，它可能就是一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恳求，而现在，它就是一种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态度。斯特恩是想让陪审员们知道，科琳·麦克加芬的丈夫已经原谅了她，如果他都可以原谅她，那为什么陪审员们就不可以呢？

大概是对工作的专注给了我一种逃避的途径，我发现，只要是在法庭上，我就可以基本控制住自己不去想卡洛琳，我很喜欢这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方式。当她来到我身边时，我才会猛然醒悟，甚至惊讶自己的控制力。但这样的意志力是有沉重代价的，一出法庭，我就基本无能为力了。在询问证人、搜集证据的过程中，我都必须努力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她，拜托，现在不要再想她了，但还是想她。我仿佛是在一种恍惚的现实中行动，在各种炫目的虚幻间摇摆，在时时强烈的自责中纠结，而当她出现的时候，我又只能呆呆地看着她，毫无办法。

“最后，”我告诉罗宾森，“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她办公室里加班。”温德尔的案子快要结案了。戴瑞尔又出庭作证了。老实说，这个男人一副软弱哀怨、没法面对现实的样子很打动人。卡洛琳马上要对他进行交叉询问[1]，她非常兴奋。这个案子很受媒体的关注，每次开庭，法庭里都挤满了记者，好几家电视台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有相关的报道。而交叉询问本身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因为它需要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巧的技术：我们必须削弱戴瑞尔作为一名证人的可信程度，但又不能对他进行人身攻击。陪审团会同情他，因为，毕竟他是在努力挽救自己破碎的家庭，而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会去做的。所以，卡洛琳在一直思考要如何进行这次的交叉询问，她在我面前，把所有的问题不断演练、反复修改。她穿着丝袜和长长的套裙，每次在很窄的地方转身时，裙子就会轻轻地转动起来；她一边轻快地迈着步子，一边反复琢磨着最恰当的语气和要询问的问题。

“办公桌上是我们晚上吃的快餐的盒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档案记录。例如戴瑞尔上班的出勤表，这些表格表明他的工作很忙，不可能完全清楚家里所发生的情况，还有孩子的医院体检结果，孩子的老师以及他一个阿姨的证词，我们正对每一个问题反复推敲。‘不，不，语气还要温柔一点儿，再温柔一点儿。麦克加芬先生，如果温德尔把自己受的伤给了学校的老师看，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吧？像这样。或者可以再问三个问题：你认识贝弗莉·莫里森吗？如果我告诉你她是温德尔的老师，你会不会有点印象？你知道莫里森老师在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已经和你妻子讨论过温德尔的身体状况了吗？’”

“温柔一点儿，她说。”

“是，温柔一点儿，”我说，“别离他太近，别在法庭上走动太多，不然看上去会有点怒气冲冲的感觉。”

“卡洛琳很兴奋，她把手从桌子上伸过来，举得很高，抓住我的两只手。”

“这一次询问会非常顺利，她说，然后，她用深绿的双眸盯着我，时间有那么一点儿长，长得让我刚好知道，我们已经在那一瞬间远离了手头的案子。我突然开口了——在那之前，我一直都没有那么大声说过话——但突然，我就开口了，我觉得自己很虚伪、很可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卡洛琳？’她笑了，就那么转瞬即逝的一个微笑，却散发出令我眩晕的光芒，她说‘现在还不行’，然后，她又回过头去研究交叉询问的问题去了。”

“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行。”那天晚上，我坐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到尼尔林，我坐在黑暗中，一路沉思，街边不时掠过的路灯间或照亮着我的脸，“现在还不行。”我难道还不明白吗？我明白了。

但至少，我们之间确实是有点什么。我渐渐意识到这次交流的重要性，它证明了我没有疯，我没有陷入自己的想象，我们之间确实在发生一些什么。我们说到了某些事，而我那种骚动、迷惑、不安的情绪也开始变化。我坐在公交车最后面的一排座位上，在黑暗中，开始渐渐清醒，我知道，我已经进入了一个真实的领域，我开始感觉到恐惧、纯粹的恐惧。

7

门外写着B工作室，我走进一个巨大的开放式场馆，像个小型体育场。这里的光线是淡黄色的，墙壁上也贴着黄色的瓷砖，看上去在隐隐泛光。这里像是奈特就读的小学：一排排的洗漱台，然后是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白色小木柜，显然是学生的储物柜，一个年轻的男孩正在窗户边的画架前画画。当然，我也曾经在这所大学待过很长时间，认真想一想，那些年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但我很怀疑我之前有没有来过这里的艺术中心，如果隔壁的礼堂不算艺术中心的话，那我应该是没有来过，倒是隔壁礼堂，巴巴拉以前有时会拉我来看话剧。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有点迷惑，自己怎么在这里。我认真想了想，还是应该派利普兰泽来里的，然后，我开口了。

“你是马蒂·波尔希莫斯吗？”

男孩从画架上转过头，脸上露出焦虑的表情。

“你是警察吗？”

“我是检察院的。”我伸出手，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马蒂把画笔放在桌上，桌上乱七八糟地放着一管一管的颜料盒，还有装着石膏粉的白色瓶子。他拿起衬衫的一角，擦了擦手，才同我握手。好吧，马蒂是艺术系的一名学生，满脸青春痘，满头棕色的小卷发、很多很密，衣服上到处是斑斑点点的颜色，长长的手指甲下面是各种颜料和泥土的混合物。

“他们说过，也许还有其他人要来找我。”马蒂告诉我。他是那种很容易紧张的孩子，大概是太想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吧。他问我想不想喝咖啡，我们便走到放在门边的咖啡壶旁。马蒂把两个杯子里倒满咖啡，然后又把杯子放下，在自己口袋里摸零钱。最后，我扔了两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到储钱罐里。

“是谁？”我们站在门边，吹着手中杯子里的咖啡，我开口问，“是谁说还会有人要来找你？是梅可吗？”

“雷蒙德·霍根先生，他说的。”

“哦。”然后是令人尴尬的沉默，和马蒂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尴尬的时候大概还会有很多吧。我对他解释说，我是被安排调查他妈妈谋杀案的副检察长，我是从学校班主任那里拿到他的课程表的。星期二，下午一点到四点，独立艺术工作室。

“我只是想来见见你，看你还有什么情况要补充的。”

“行啊！没问题，你随便问。”马蒂说。我们慢慢走回到他的画架前，他坐在窗户下面宽敞的窗台上。从那里，可以一直看到学校的外面，看到火车铁轨一直延伸着穿过市中心，像一道巨大而显眼的伤疤。马蒂就看着那个方向，我也看了一会儿。

“我不是很了解她。”他告诉我，“你听说过我的事吧？”他问这个问题时，眼睛飞快地转动着，我不确定他希望我说有还是没有。当我说我没有听说过他的事时，他点点头，把视线转开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他简单地说，“如果你想知道整件事情，我爸爸可以告诉你。你给他打电话就好了，他说他一定会尽力帮忙的。”

“他现在在新泽西州吗？”

“是！我告诉你他的电话号码。”

“卡洛琳和他已经离婚了，是吗？”

听到这话，马蒂笑了，“天哪，当然了。他已经和我妈妈，我是说穆丽尔，但我一直叫她妈妈，他们已经结婚十五年了。”

他把腿放到窗台上，一边说话，一边看着学校拥挤的建筑。在建议我给他爸爸打电话之后，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对我说起了自己的故事。他显然很不自在，两只手绞在一起，都快要绞断了，但他还是自顾自地说了下去。马蒂断断续续说出的这个故事很有现代社会的典型特点，他父亲肯尼斯是新泽西一个小镇上的高中英语老师，卡洛琳一开始是他的学生。

“我爸爸说她真的很吸引人。我觉得，她应该是还在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约会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应该是偷偷在交往。这不像爸爸的风格，完全不像，他真的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我敢打赌，他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压根儿都不认识几个女生。他虽然从来没有说过这话，但我敢打赌。我想，他们之间应该爱得轰轰烈烈吧。应该很浪漫，至少，爸爸觉得是这样的。”说到这里，男孩开始显得迷惑了。他对卡洛琳的了解显然很少，他连猜都不知道如何猜她的想法。

“她，”他说，“卡洛琳。你知道的，我妈妈，我的亲生妈妈。”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扭曲了起来，“爸爸叫她卡丽，她有很多兄弟，还有父亲，她母亲已经死了。我猜，她应该很恨她的家人，他们都相互仇恨。爸爸说，卡洛琳的父亲总是毒打她。能从这样的家人身边逃开，她非常开心。”

男孩突然离开窗台，朝画架走去，他的眼睛微微泛红，他眯眼看着画框，伸手去拿了一管颜料。他想一边和我聊天，一边继续画画。

他说，他也不知道父母到底为什么分开。当他出生的时候，卡洛琳正准备念大学，最后不得不放弃念书的机会，她很不开心。他爸爸只是说，那些日子一切都乱了套，而卡洛琳也开始放纵了，她另外找了一个男朋友。马蒂说，他是从爸爸的话里猜出来的，至于原因，爸爸倒是没有细说，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例如，她的丈夫，她所过的生活，让她不满意，让她不愿意再待在小镇上。

“我爸爸说，他们结婚的时候，她太年轻了，她不断成长，希望成为一个不同的人，并且也作出了决定。爸爸说一切都非常混乱。有一天，她突然就离开了。而我爸爸说，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他就是那种人，他总是说那样的话，而且是真心的。”

在这个儿子的描述中，他的父亲就像是诺曼·洛克威尔[2]那样的人物，睿智精明、彬彬有礼，手上总是拿着眼镜和报纸。他会整晚在客厅里沉思，如果他是老师，绝对是那种会把学生放在心上的老师。我差点就告诉这个男孩，我也有个儿子，我也希望，有一天他能对我有这样的崇拜。

“我完全不知道是谁杀了她。”马蒂·波尔希莫斯突然对我说，“这是你来找我的原因吧？！”

我为什么要来？我也在想。我猜，是想来看一看她所隐藏的秘密，或者说，她不愿说出的隐情。是想进一步打击一下自己，告诉自己，我原本以为亲密无间的那段关系有多么虚伪。

“你觉得是她认识的某个人吗？”他问，“我是说，你们有什么头绪吗，有线索吗？”

我告诉他，没有。我大致描述了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没有上锁的门窗，还有那只玻璃杯。我没有告诉他，他母亲死之前被五花大绑，也没有说在她身上找到了精液。毕竟，这是他的母亲。但我却感觉到，这样的敏感和关心似乎没有必要。我甚至怀疑，马蒂脸上那种紧张迷惘的表情和卡洛琳的死并没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他似乎把自己当作这一切的局外人。

“卡洛琳曾经审理过很多强奸案，”我说，“有人认为可能凶手是其中的一个犯人。”

“但你不这么认为？”

“谋杀案往往并不神秘。目前，在这个市区里，一半的谋杀案都和黑帮有关。在其他一半的案子中，几乎所有的受害人都是和凶手相互认识的，其中又有一半是由于情感纠葛：婚姻维持不下去的，情人反目成仇的，等等。通常凶手和受害人在过去六个月中，曾经分过手，也就是说，凶杀的动机都非常明显。”

“她有很多男朋友。”马蒂主动说。

“是吗？”

“我猜的。有很多时候，她不想让我在她身边。我经常给她打电话，我听得出来，还有别人在那里，我总是搞不清楚她到底在干什么。我觉得她有很多秘密，你知道吧？”他耸了耸肩，“我是说，我原本以为我可以了解了解她，这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爸爸一直不希望我来，但我觉得，应该还不错，我现在已经对上学没什么兴趣了。我在想，去一个地方念大学和去另一个地方还不是差不多。结果，我现在各门科目都不及格。”

“真的吗？”

“也不是每一科啦，不过物理我是真的弄不懂，真的学不会，肯定要不及格了。”

一个女生走进门，她身上穿的T恤印着一个什么摇滚乐队的世界巡演宣传画。她一脸聪明样，问马蒂有没有见过一个叫哈利的人。马蒂说没有，她又走了出去。她开门关门的时候，我都能听见外面放的音乐声。马蒂换了画笔，凑到画布前，他的画笔小得可怜。

他还在继续说卡洛琳。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知道她的存在，我开始给她写信。后来，当我终于鼓足勇气的时候，我给她打了电话，但那并不是我第一次和她通话，她偶尔也会给我们打电话的。她离开后的第一年，经常打，一般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但后来就不怎么打了。总之，她对我很和善，‘哦，那不是很好嘛’之类的话，真的很有礼貌，”他一边说，一边点着头，“很客气，也可以这么说吧！”

“对啊！”我说。

“我通常在星期天去见她。有那么一两次，我还见到了其他人。我猜，是她故意要让我见见的。你知道吗，是她把我介绍给雷蒙德先生的。”

我内心各种强烈的情绪在翻滚，虽然我有无数个问题想问，但现在，最好还是让这个孩子自己说。

“我是说，她真的很忙，她有她的事业。她想有一天也去竞选检察长，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犹豫了，也许，犹豫的时间太长了一些，也许，我的表情透露出了内心的痛苦，那孩子奇怪地看着我。最后，我终于告诉他，检察院里有很多人都希望未来能竞选检察长，但这个解释并没有让他满意。

“你真的很了解她吗？我是说，你和她一起工作还是怎样？”

“有时会一起工作，”我说，但从他盯着我的视线中，我明白，他并没有相信我这拐弯抹角的回答，“你接着说，你和你妈妈在一起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

他半天没有说话，他把注意力转到自己的画笔上，把笔摁到一个小小的塑料托板上转动着。

“也没发生什么。”他说，然后，他挠了挠自己棕色的卷发，回过头直盯盯地看着我，“我是说，她从来不说以前的事，”他告诉我，“不说我小时候的事。我希望她说，但我猜，她并不喜欢那一段生活。你知道吧？她基本上什么都不说。”

我点点头，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沉默着，但仍然看着对方，他的眼睛突然亮了。

“我对她来说并不重要。你知道吗？她人确实很好，但她好像并不在乎我，这就是我爸爸不希望我来这里的原因。我是说，我爸爸这么多年一直在替她说好话，说她的离开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生命中的一个过程，等等，他不想让我觉得她是因为我才离开的。但我爸爸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把画笔放下，“跟你说实话吧，是雷蒙德先生劝了我好久，我才去参加葬礼的。我是真的不想去，我亲生妈妈的葬礼，好可怕，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我说。他把画布拿下来，放在自己脚边，盯着它。他似乎注意到了我正在观察他，但他并不反感。我在想，这是个多么年轻气盛的孩子啊！他虽然感觉到不自在，但仍然散发出一种温柔的气质。

“我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我母亲过世了。”我轻声说，“第二周，我去看我父亲。我之前从来没去看过他，但我想，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做了个手势，“总之，我去的时候，他正在打包，半个屋子的家当都已经装进纸箱里了。我问，‘爸，你要去哪儿？’他回答，‘亚利桑那。’原来，他已经在那里买了一块地、一辆露营车，而他从来就没有跟我提过一个字。如果那天我没有去看他，我敢肯定，他会连再见都不说一声就离开的，我们之间一直都是这样。有时候，这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处方式。”

那个男孩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他被我的坦诚弄迷糊了，也或者是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吧。

“那你是怎么办的啊？有做过些什么吗？”

“你要努力长大。”我说，“用你自己的方式长大。我现在有了一个儿子，对我来说，他就是全世界。”

“他叫什么名字？”

“我儿子吗？”

“对。”

“叫奈特。”

“奈特。”卡洛琳的儿子喃喃说着，他又看了看我，“不管怎么说，卡洛琳对你来说算是什么？我是说，你们之间不仅仅是同事关系吧，对不对？她也是你的女朋友吗？”

我敢肯定他已经看到了我手上的结婚戒指。他问这个问题时，抬起下巴做了一个手势，似乎就是在指着那枚戒指。这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男孩子，我不想再对他耍心机了。

“恐怕，有一段时间她确实也是我的女朋友，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说，“但只有很短一段时间。”

“好吧。”男孩说，然后，他带着厌恶的表情摇了摇头。他在等待一个没有被卡洛琳骗过的人，但这里，似乎没有人可以打这个包票。

“如果我考试没及格，”他对我说，“我就回家。”他郑重其事地宣布，我感觉他是刚刚才作出这个决定的。我没有回答他，他也不需要我回答他。我笑着，温暖地笑着，我希望，我的笑容能够让他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他，然后，我便离开了。

8

“你知道吗？”利普兰泽指着警局总部的麦克格莱斯大楼说，“他们都把这件事叫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说的是我们对卡洛琳谋杀案的调查，“现在，警察都在这么说。对雷蒙德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不应该对媒体说我们马上就能破案的，他应该低调一点儿，不应该去接受那四十多次的采访，还次次都强调我们正在努力查案。”

利普兰泽的嘴里塞满了面包和红色的果酱，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抱怨，他的怒气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此时站在一片空地前，这里是公路高架桥下一个像垃圾场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地面上到处是破碎的水泥板，生了锈的、弯弯曲曲的钢筋从水泥板里伸出来。除此之外，这里还扔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瓶子、报纸、报废的汽车零部件。被揉成一团的白色包装纸和被压瘪的纸杯像雪团一样散落在地上，都是在街对面的小吃摊买过东西后的顾客扔下的。那里是利普兰泽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是意大利人开的，专卖三明治，他们会把一整片小牛排肉上涂满沙司酱，塞进维也纳面包卷里。利普兰泽是一个单身汉，晚餐经常没有规律，所以中午喜欢多吃一点儿。我们各把一只脚搁在街边长椅上，把饮料放在椅背上，就这么开始吃了起来。椅子已经腐坏的木板上，留着街头黑帮和小情侣们各式各样的签名。

我们一边走回利普兰泽的车上，一边交换了信息。我说了和卡洛琳儿子会面的情况，但也说明了他并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利普兰泽介绍了他最新的行动，他去询问了那个说自己曾经见过一个陌生人的卡洛琳的邻居。

“克拉波特尼可太太，”利普兰泽说，“我告诉你，她可真厉害，真能说啊！”他摇着头，“她说她愿意去警局看看嫌疑犯的照片档案，不过，她要是真来，我得先找个耳塞。”

“档案查得怎么样了？”我说的是州警局里关于性犯罪案件的档案资料。

“什么都没查到。”利普兰泽说。

“没找到类似作案手法的案子吗？”

“我去问话的那位太太说，她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过类似的作案手法，但她认识的人里可没有这样做过的人。天哪，她看的都是些什么书啊！上班难道还没上够？下了班还要看这些东西？”

利普兰泽开的是他专用的警局公车——一辆金色的阿力士，虽然车身上没有任何标记，但和其他所有的警局公车一样，都是全黑的轮胎，以ZF开头的特别牌照，全市每一个小混混基本都能一眼认出。利普兰泽把车开上马路，我们要开车回市中心，他在各条车道之间来回穿梭，绕了个弯，来到金巴克区，这里是我以前住的地方。路上的车辆很多，我们慢慢沿着马路挪动。就是那里，我想，就是在那里。我父亲离开之后，他的堂兄麦罗斯买下了他的面包店，连招牌都没有换，还是深蓝色的那几个大字，萨比奇面包店。

虽然我以前每天都在面包店里工作，但对店里的样子，我却只记得几个细节了，门是夏天的那种纱门，透过门，街上来来去去的人影好像都变了样，柜台后面摆着一摞蓝色的金属托盘，收银机是铁的，很重，上面还有一个圆圆的铃铛。我六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要我来店里帮忙。我反正也没事做，来店里还能帮把手，又不用支付工钱。他教我怎么叠那些光滑的白色蛋糕盒。我每次都在布满蜘蛛网的地下室里叠好一打，然后把它们拿到店里。盒子很光滑，又重，边缘非常锋利，像刀片一样，弄得我的指关节和指尖经常被划破。我开始越来越害怕这项工作，况且父亲又认为，蛋糕盒上哪怕留下了一丝血迹，那也是一种奇耻大辱。“这里又不是屠宰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混杂着憎恨与厌恶，让我恐惧不已。我回忆中的这段时光，仿佛总是在夏天，走廊里的空气都凝固着，好像是身处阴湿的沼泽地，再加上烤箱散发出来的干热，让人在店里走动都觉得疲劳无比。我经常梦到我把一个蛋糕打翻到了地上，吓得大汗淋漓，父亲则在冲着我大吼大叫，那种恐惧就像硫酸，侵蚀着我全身的骨骼和血管。

如果我要给我的父亲画一幅像，他的脸会是怪兽的模样，他的心会像龙一样长满鳞片。他表达情感的方式太复杂难懂、太令人窒息，还夹杂着一种怨恨，仿佛不愿意承认对自己的孩子有任何感情。如果有人问我，如果父母分开，是选择跟父亲还是跟母亲，我不会有丝毫犹豫。父亲一直把我当作母亲的私人物品，就像我们住的那间公寓、墙壁上挂着的画，以及被他砸烂的那些家具一样。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明白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妈妈爱我，而爸爸不爱。

父亲的成就感来自于每天打开店门的那一刻，来自于给烤箱点火，来自于拉开百叶窗迎客，来自于每天关店门时把地上的灰尘从后门扫出去，当然，如果你能把他那种无动于衷的表现也称作成就感的话。他们家四代人都是做面包生意的，他只是按照父辈的教导在行事。他的标准是绝不屈服，他的风格是一丝不苟，他从来不会刻意讨好顾客。他是一个无趣又保守的人，做不出那样的事。实际上，他把每一个走进店里的人都当作是潜在的敌人，是来挑三拣四、斤斤计较、花言巧语的人，但他的收入一直很稳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可靠的人。他不相信手下的员工，他自己一个人至少在做两个人的工作，他二十多年从来都没有缴过税。

他是一九四六年来到这个国家的。他给我取的名字是他从小长大的小镇的名字，那是在塞尔维尔一个离贝尔格莱德两百里的镇子，镇上几乎每个人都是游击队员。一九四一年，纳粹入侵，所有的成年人都被逼着在学校旁边站成一排，然后被枪毙了。小孩子留了下来，没人看管。我父亲当时差不多十八岁，但长了一张娃娃脸，侥幸逃脱。后来，他和一群游击队员在山区游荡了六个月，被抓住了。“二战”剩下的时间他是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一开始是纳粹的集中营，战争结束以后是盟军的难民营。他在美国的亲戚想安排他来美国，用尽各种办法，通过美国驻当地的使馆人员，历尽了千辛万苦，才让父亲成了难民营里第一批进入美国的人。但是，父亲在美国待了一年以后，就和救出他的这些姑姥姥以及表兄连话都不说了。

突然，我耳边传来刺耳的汽车声，我回过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白人男子坐在我们后面的车里，正使劲按着喇叭，朝我们做了一个挑衅的手势，我才意识到，利普兰泽居然把车停在了路中央。我以为他会反应过来，让其他车先走，但当我转过头看他脸上的表情时，他的眼神却在闪烁，一动不动地盯着马路前面的车。

“毛发和纤维的分析报告出来了。”利普兰泽终于开口了。他灰色的眼睛，棱角分明、颧骨高耸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平静得像是一面池塘。

“有什么发现？”我问，利普兰泽便一五一十地复述了报告的内容。他们在卡洛琳的衣服和身体上找到了一种地毯的细小纤维，而这种地毯在她的公寓里并没有。这是一种人造纤维，加工制作应该都是在国内。颜色是一种叫作苏格兰麦芽的颜色，很流行。他们没办法确定染色的批次，从质地上来看，可能是来自工业编织机，也可能来自家用编织机。总之，在金德区，大概能在五万个家庭和办公室里找到这样的地毯纤维。在卡洛琳的手指和指甲缝里没有任何毛发或皮肤组织，这就证明，在她被绑起来之前，确实没有和凶手发生过搏斗。在尸体附近找到了唯一一根和卡洛琳头发颜色不同的人类毛发，经过分析，是来自女性，所以这条线索也不重要了。用来绑住她的绳子是普通的晾衣绳，美国制造，每一家大小超市都有卖。

“这对我们没什么帮助啊！”我告诉利普兰泽。

“确实，”他回答，“但至少，我们知道了她没有抓伤过什么人。”

“我在想，”我说，“我一直在想我们上周说的话，凶手也许真是她认识的人。我还记得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在课堂上讨论过一个案例，一个人意外死亡，他的人寿保险公司拒绝赔付，于是，他妻子对保险公司提起了诉讼。这整个案子非常讽刺，因为最后法医鉴定的结果居然是，这个男人把绳子套在脖子上手淫，想寻求刺激，没想到把自己给吊死了。千真万确，他自己把头伸进绳圈里，又不小心把脚下的凳子踢翻，结果就一命呜呼了。”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大声笑起来，“官司谁打赢了？”

“我记得是保险公司。法庭方面认为，这样的风险保险公司可以不用负责。总而言之，卡洛琳的死会不会也是这样的情况。绑上绳子是为了寻求刺激，结果玩得过了火。我越来越觉得是这样，因为这案子实在太奇怪了，没法用常理解释。”

“那她为什么后来又被敲碎了头呢？”

“也许是她的相好害怕了。他为了寻求刺激，给她绑上绳子，然后两人发生了关系，结果事后她晕了过去，他以为她死了，便想把现场布置成强奸杀人的场景，才敲碎了她的头。”

利普兰泽摇摇头，他并不赞同。

“你这有点扯了。”他说，“我觉得验尸报告并不能支持你的这个观点。”

“不管怎样，我会把这个想法说给‘不痛’听听。”

这让利普兰泽想起了一件别的事。

“‘不痛’前几天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他已经从鉴证科拿到了化验报告。从他的语气听起来，我们并没有太多发现，也许你下次去他那里的时候，能把报告拿来看看。我今天还要去西区，给克拉波特尼可太太看几张嫌疑人的照片。”他闭上眼睛，轻轻摇着头，看来并不想去执行这个任务。

我们已经回到了市中心。利普兰泽把车轻松倒进警局门口一个空的停车位，我们下车朝办公楼走去，外面都是出来吃午饭的人。大街上，春天的气息在迅速退去，夏天就快要来了。你能感觉到一种芬芳的香气，大概还有一两个月，夏天就真的到了。马路上来往的女孩很多都已经换上了夏季的时装，短袖上衣和裙子，都是各种轻薄贴身的面料。

“哥们儿，”我突然对利普兰泽说，“我们真的是毫无进展啊！”

他嘟囔了一声：“你拿到指纹比对的报告没有？”

我骂了一句，“我就知道我忘了什么事。”

“你真是一团乱。”他说，“你要催一催他们，我去说他们不听，我都已经催过两次了。”

我向利普兰泽保证，我会赶紧去催指纹报告，还保证我会去见“不痛”，今天或者明天。

我们走到我的办公室后，我告诉尤金妮亚拒接所有的电话，然后关上门，把雷蒙德给我的那个B类档案从抽屉里拿出来。

利普兰泽仔细看了一会儿。

我从雷蒙德那里拿来的这份档案中包括：一张记录单，是这个案子被输入电脑系统时自动生成的；一张纸，上面是卡洛琳用笔写的几条零零散散的备注；一封长信的复印件。档案里并没有说明有没有这封信的原件，还是只有复印件。长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很整齐，但看起来还是不够专业，页边的空白留得太窄，而且从头到尾只有一段。作者显然知道怎么打字，但应该不经常打字。也许是个家庭主妇，也许是个伪装高手。

我已经把这封信看了四五遍了，这次又看了一遍，利普兰泽看完一页，我就从他手里接过一页继续看。

亲爱的雷蒙德先生：

我之所以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你的忠实支持者。我敢肯定，你对我信里所写的这件事一定毫不知情。实际上，我觉得你应该会想要对他们作出处理。但也许你什么都做不了，因为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无论如何，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还只是一名检察官，这件事关系到你手下的一名副检察官，我认为他在暗中接受贿赂。

九年前的夏天，一个叫尼奥的人被捕了。尼奥不是这个人的真名，但如果我告诉了你他的真名，你就会去找他，你会说到我在这封信里写的很多事，他就会知道是我出卖了他，然后他就会报复我。相信我，我非常了解他，我知道他的手腕，他会让我生不如死的。总而言之，这个尼奥当时被捕了。我觉得，他为什么被捕并不重要，但我会告诉你，是因为一件他觉得很尴尬的事。他就是那种人，他觉得，如果和他一起工作、一起玩的朋友发现了这件事，他们就不会再想同他打交道了。其实如果真是这样，那些人也算不上是什么真正的朋友，但这就是尼奥的想法。尼奥的律师告诉他，他应该在法庭上坦白认罪，才能获得轻判，而且这件事不会有人知道。尼奥是个非常矛盾的人，他一天到晚担心，如果有人发现了这件事怎么办。很快，他就开始宣扬，他能找到人出钱摆平这件事。

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尼奥也许在很多事情上都没什么原则，但行贿确实不像他的做事风格。如果你了解他，你会明白的。但他一直跟我说他要这么做，要花一千五百美元。长话短说，我之所以知道这一切，是因为那钱是我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我最好去确认一下，钱是不是真的用到了他说的那个用途。我们一起去了111号大道的检察院北区分院。我们在外面等着，还不到一分钟，就有一个秘书走过来，她似乎认识尼奥，她把我们带下楼，走到了检察官的办公室。我还记得，门上写的是你的名字，雷蒙德·霍根。尼奥让我在外面等着。当时我太害怕了，根本没来得及反对，这很蠢吧，我大老远来就是为了亲眼看他把钱交给某个人，但最后居然没有陪他进去。不管怎样，他进去了没有两分钟，就出来了。他开始是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一个储钱罐里的（我没开玩笑），当他走出来的时候，他给我看了储钱罐，里面已经空了。当时，我恨不得从那里赶紧逃走，但尼奥却很冷静。后来，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并不想细说。他说，他这是在保护我。太可笑了。我敢确定，他是想着，如果能让我忘了这件事，也许我就不会记得找他要钱了。他多多少少还是说了一些，他说那个女秘书把他带进一间办公室，让他在一张桌子边等着，然后，有一个男人在他背后开口说话了。他让尼奥把带来的钱放在桌子中间的抽屉里，然后就可以走了。尼奥说他头都没有回一下。

十天后，尼奥要上庭了。他像疯了一样，不停地说被骗了之类的话，但我们到了法庭以后，检察院的律师却告诉法官，案子已经撤销了。我一直努力回忆这个律师的名字，但就是记不起来。有那么一两次，我问过尼奥那个人叫什么，我也说过了，他真的不想说，他只是告诉我，让我别多管闲事。我现在给你写了这封信，我已经差不多两年没见过尼奥了。老实说，这并不是他做过的最坏的一件事，如果你了解他，你会明白的，但这确实是唯一一件我亲眼看着他做过的坏事。我不是想惩罚尼奥，但我认为，这名检察官收受贿赂、利用别人是很不对的，我想给你写信，希望你能有所行动。我曾经跟几个人说过这件事，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人的名字，他们都说，你对这件事恐怕是无能为力了，因为时效已经过了，但我认为，这样的事不可能只发生了那一次，也许他们现在还在做着同样的勾当。老实说，我甚至都认为，我刚刚写下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也希望你能惩罚尼奥，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是我告诉你这件事的。如果你从别人那里知道了他是谁，我求你不要给他看这封信。我相信你。

当然，这封信没有署名。我们办公室每天都要收到很多这样的来信，我们还安排了两个专职文员，基本上别的什么都不干，就是给这类信件回复，再就是和各种各样亲自上门找碴儿的人打交道。如果投诉的内容越严重，也就越容易往上传送，大概这也是这封信到了雷蒙德手中的原因。有很多信件的内容都是垃圾，但这一封，让人感觉是确有其事的。当然，也有可能这位告密者只不过是被他的朋友尼奥骗了钱，而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最有发言权的。

雷蒙德不愿意让这份档案在竞选期间到处流传，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尼可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会非常高兴，因为它能证明雷蒙德在掌管检察院期间确实用人失察。写这封信的人也在猜测，他朋友尼奥的这件事可能并不是个例。我们手头上拿着的是一个惊天丑闻：一个正在检察院里的某个地方秘密活动着的受贿圈子，更糟糕的是，一切还无人察觉。

利普兰泽点燃一根香烟。他已经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觉得这是无中生有？”我问。

“那倒也不是，”他说，“应该确实是发生了点什么，也许不是这个写信的人想的那样，但确实有点什么。”

“你觉得要调查一下吗？”

“调查一下也无妨，反正我们现在也没有其他什么线索。”

“我也是这样想的，卡洛琳觉得这个尼奥可能是因为同性恋被捕的。”我说。“我觉得，她这个方向可能是对的。”我指着她写的备注，她写下了州刑法法典中社会公德部分一些规定的编号，还在旁边打了个问号。“你还记得以前在城郊小树林的那次突击扫荡吗？应该差不多是那时候，我们当时抓来的人都是一车一车装的，而且这个案子被分到了北区分局，是不是？”

利普兰泽在点头，一切都对得上号。那个案子确实有些令人尴尬，难怪尼奥要努力遮掩。从时间上来说，也是对的。在雷蒙德第一任任期内，他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如果性犯罪案的双方当事人都是你情我愿的成年人，那么基本上会既往不咎。警察把案子递来，但我们一般都不会起诉。到了雷蒙德开始为第二次就任竞选时，有一些群体，尤其是妓女和同性恋，已经有了很浩大的声势，基本上快失控了。那些同性恋经常在城郊的小树林进行各种不堪入目的活动，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普通家庭在周末的大中午都不敢去那里，生怕小孩子们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很多人到警局投诉，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光天化日之下在野餐桌上发生的不端行为，妈妈们会特别强调，那可是别人还要吃东西的地方呢。当时，距离雷蒙德参加竞选还有九个月，我们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联合整治行动。每天晚上，都有几十个人会被警方逮捕，往往还是被抓个现行。他们的案子一般都判定为法庭监管，也就是说，只要肯认错，基本上都能消除记录，之后，这些人也就消失不见了。

但这正是问题所在。利普兰泽和我都意识到，要找到这个尼奥非常困难。那年夏天被警方逮捕的总人数大概有四百多，而我们连尼奥是不是他的真名都不知道。卡洛琳的调查有没有结果，档案中没有任何记录。记录单上的日期表明，她是在被杀前五个月拿到这份档案的，她写的备注中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在那张纸的一角，她写了“尼奥”两个字，然后在下面画了很多道横线。再往下一点儿，她写了一个“利昂”。一开始，我没看明白，后来我想到，她一定是觉得尼奥应该只是化名，而真名很可能是和尼奥谐音的两个字，比如“利昂”。最后，在纸的最下角，她又写了另外一个名字——“肯尼利”，还有他所属的分局。肯尼利全名叫利昂内尔·肯尼利，是名很好的警察，现在已经是警长了。我们在办“暗夜圣徒”的案子时一起工作过。他当时在警局三十二分局负责巡逻，而该警局的案子一般都是在检察院北区分局举行听证的。

“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案子。”我对利普兰泽说。我想象不出雷蒙德不告诉我这件事是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最终会落在卡洛琳手里，因为卡洛琳根本就不在检察院的反腐部门工作。我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令人伤心的结论：我对雷蒙德·霍根的信任在减退的同时，他对我的信任也一样在消失。

利普兰泽耸了耸肩，“雷蒙德怎么跟你说的？”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现在离竞选只差十二天了，现在是全天二十四小时紧张状态。”

“那这个肯尼利呢？他怎么说？”

“他休假了。”

“嗯，你最好去和他谈谈。我去找他，他什么都不会说的，我们俩相互都有点看不惯。”

利普兰泽和警局里很多人都相处得不好，但我总觉得不应该包括肯尼利，因为肯尼利确实是名好警察。不过，他们之间的矛盾利普兰泽之前曾经跟我说过。

利普兰泽准备走了，但又折回办公室。我刚出门去找尤金妮亚，利普兰泽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住，他关上我刚刚打开的门。

“还有一件事，”他直直地盯着我，“我们已经拿到她的通话记录了。”

“然后呢？”

“没什么重要发现。我们只想找出过去六个月里，她打过三次以上电话的通话记录。”

“结果呢？”

“我查看记录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号码是你的。”

“办公室这里的？”我问。

利普兰泽的脸上露出一种特别勉强的表情。

“你家里的。”他说，“去年十月，差不多那时候吧。”

我正要告诉他这不可能，卡洛琳从来不会往我家里打电话，但我突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是我从卡洛琳家里往自己家里打的那些电话。我向我妻子撒谎，说这个案子真是没完没了，又加班晚了，我就在办公室吃晚饭了。

利普兰泽看着我思前想后的样子，他的眼神显得很平静。

“拜托你不要深究了！”最后我终于说，“如果巴巴拉看到了这份电话记录，她会怒火冲天的。尤其是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利普兰泽，请你不要再查下去了，我感激不尽。”

他点点头，但我看得出来，他还是觉得不对劲。我跟利普兰泽之间别的且不说，最起码一直都觉得对方是很聪明的人，但他刚刚用那双灰色眼睛盯着我的时候，我知道，我让他失望了，他盯了那么久，让我觉得他已经开始对我们的友谊失去了信心。

9

“最后，”我告诉罗宾森，“我们还是不得不让温德尔·麦克加芬出庭作证。”他的证词是对抗他父亲证词的唯一武器，于是，我们叫来了这个孩子。卡洛琳在庭上的表现非常出色，她穿了一套深蓝色的正装，米色的衬衫，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绸缎蝴蝶结，她站在温德尔旁边，温德尔坐在证人席的橡木椅子上，脚连地板都够不到，整个法庭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后来，你妈妈做了什么，温德尔？”

他要了一杯水。

“你妈妈把你带到地下室以后，温德尔，她做了什么？”

“不好的事情。”他说。

“是这个吗？”卡洛琳走到证物桌旁，桌上摆着一把满是油污的黑色老虎钳，老虎钳比温德尔的手脚还要粗。

“嗯。”

“她弄疼你了吗？”

“嗯。”

“你哭了吗？”

“嗯。”温德尔又喝了更多的水，然后补充说，“我拼命哭呢。”

“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后，卡洛琳温柔地说出了这句话。

温德尔便说：“她让我躺下。我拼命尖叫、拼命哭。我哭啊哭，但妈妈不准我哭。最后我还是自己躺下了，妈妈让我别叫了。”

温德尔一边说，一边荡着脚，手里还紧紧地抓着布娃娃。他按照卡洛琳和马丁利教他的那样，一眼都没有看他妈妈。在交叉询问的时候，斯特恩基本上没问什么，他只是问温德尔见过卡洛琳多少次，问他爱不爱他妈妈，这导致温德尔又要了更多的水。其实，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个孩子说的都是实话，倒不是因为他的表现很熟练，或是情绪特别激动，而是因为在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里都有一种感觉，一种真实、铁证如山的感觉，让人不由得不相信。温德尔用他的勇气征服了每一个人。

我代表区检察院进行结案陈词时，内心是那么激动，我朝前走去，却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有那么一瞬间，我充满了恐慌，我怕我会无话可说，但我最终还是控制住情绪，开始慷慨激昂地为这个孩子辩护。我说：“他之前时时刻刻都生活在绝望和不确定中，他和我们一样，都需要爱，但得到的却只有冷漠、残酷和折磨。”

然后，我们就开始等陪审团作出决定，这个过程大概是庭审中最令人提心吊胆的了。我没办法集中精力，连清理办公桌、回电话、看报告这些最简单的事，我都没心思去做，最后，我走到办公楼大厅，拉住任何一个随口问我案子进展怎样的人，唠唠叨叨地对他们说起了我们在庭上的辩词和证据。大概四点的时候，卡洛琳来找我，说她要去莫顿商场退点东西，我自告奋勇陪她一起。我们离开办公楼时，开始下雨了，瓢泼大雨，狂风把雨线吹得歪歪斜斜，充满了寒冬的感觉。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纷纷低着头。卡洛琳把她买的一个玻璃碗退了，然后我们又重新走回到雨中。风越刮越猛，卡洛琳在说话的时候差不多是在大声喊，我们一起撑着一把伞，我伸出一只手搂住她，她靠在我身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失去了控制，我们就这样走了好远、好远，但什么话都没有说，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听我说，”我又说了一遍，“听我说。”

卡洛琳穿着高跟鞋，快到一米八，比我还高出两三厘米，当她把脸转过来时，差不多是在俯视着我。在白天的自然光线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脸，虽然她积极锻炼、注重保养，努力掩饰着自己的年龄，但这已经不是一张年轻女子的脸了，这是一张年过四十的脸，她的眼角可以明显看出擦过粉的痕迹，皮肤也透着一种憔悴、粗糙的感觉。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却觉得这样的她更加真实。这就是我的生活，而这一切正在发生。

我说：“我一直在想你说过的一句话。你那天晚上告诉我，现在还不行，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看着我，摇摇头，好像在说她也不知道，但她脸上的表情却那么复杂，她抿起嘴，忍住笑。

就在这时，风又突然变大了，我拉着她躲进一条巷子避风。前面是格瑞森大街，两边的商店门口种着高大而茂密的榆树。

我说：“无论我的感觉有多么绝望、多么可怜、多么微弱，我们之间确实是有点什么的，是吗？难道是我疯了吗？我这样想是不是疯了啊？”

“我不觉得你疯了。”

“你不觉得？”

“对。”

“哦。”我说。

她还是那么妩媚地笑着，她伸出手，挽住我的胳臂，把我拉回到了大街上。

陪审团在七点之前回来了，宣布温德尔母亲的所有罪名成立。雷蒙德一直待在办公室里等着，结果出来后，他和我们走到楼下，接受媒体采访。在办公楼里，媒体记者是不允许在一楼大厅以外的地方进行采访的。采访结束后，雷蒙德带我们去喝了几杯。他还约了别人，八点半的时候就走了，只剩下我和卡洛琳坐在酒吧后面的一个小包厢里，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喝酒，喝得越来越醉、越来越恍惚。我告诉她，她是多么出色，我都不记得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大概是看了太多电视和电影中的亲密场景，使得我们置身其中时，反而不知所措了。我们觉得这样的时候，应该是激情四溢的，应该是呼吸急促、四目相对的，那种感觉应该是无与伦比、惊心动魄的。

但最后，我们只是很安静地坐着，像电影里举止优雅的情侣，大概也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吧。空气中充满一种紧张的气氛，我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我没办法安心坐着，没办法张口说话，也没办法端起酒杯。我觉得我并不想点东西吃，但手上又确实拿着菜单，仿佛是为了让目光有个停留的地方，又像是个拿着丝绸扇子半遮半掩的风情女子。卡洛琳的手放在桌子下面，离我很近。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你。”

“什么？”她问。我们本来就坐得很近，但她一定是靠得更近了一些，因为我说话的声音是如此温柔，我还能闻到她嘴里的酒气。

“在这个案子之前，在这开始之前，我并不了解你，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不一样了。”

“那你现在了解我了吗？”

“我觉得比以前更了解了。是不是？”

“有可能。”她说，“现在，你知道了，你想要更加了解我。”

“有可能。”我说。

她又重复了一遍：“有可能。”

“我能有机会了解你吗？”

“有可能，”她说，“如果你想的话。”

“我想。”我说。

“我觉得，”她说，“这只是你想做的一件事而已。”

“一件事？”

“一件事。”她说。她一边举起酒杯喝了一口，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们的脸挨得那么近。她把酒杯放下时，衬衫上那个大大的蝴蝶结差点擦到我的下巴。她的脸看起来有点粗糙，擦了太多的化妆品，但眼睛却是那么深邃，闪闪发亮。我们靠得很近，空气中充满了化妆品、香水的味道，还有身体散发出来的气息。我们就这样，绕来绕去地说着话，像一只老鹰绕着山顶盘旋，一绕就是几个钟头。

“那我还想要什么？”我问。

“你自己知道。”她说。

“我知道吗？”

“你知道。”

我说：“但还有一件事，我还是不知道。”

“什么事？”

“我还不知道怎么得到我想要的。”

“你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她笑了，那么妩媚，那么含蓄，她的笑容越来越灿烂。她说：“只管伸手。”

我们之间的空气中仿佛都飘荡着一种强烈的情愫，像一团迷雾。我慢慢地伸出手，摸到了那光滑的丝绸蝴蝶结，但没碰到她的胸口。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眼眸，慢慢地扯开那宽宽的绸带。蝴蝶结一下就松开了，很顺滑，她衬衫领上的扣子露了出来，就在那个时候，我能感觉到卡洛琳的手在桌子下面拍动着，像一只鸟，一根长长的指甲顺着我隆起来的裆部轻轻地滑下去。我差点尖叫起来，但我没有，而是打了个颤。卡洛琳轻轻说，我们打车走吧。

“于是，”我对罗宾森说，“我就这样开始和卡洛琳偷情了。我们回到了她的豪华公寓，在柔软的希腊地毯上做爱。她把前门关上的那一刻，我抓住她，一手搂起她的裙子，一手伸进她的衬衫，非常熟练，我发起了闪电般的进攻。完事之后，我躺在她身边，打量着整个房间，柚木和胡桃木的家具，水晶小摆设，我觉得像是市中心什么精品店的展示橱窗，我开始天马行空地乱想，我的人生都做了些什么，或者说，在生活中都做了些什么啊！长期积累的激情迅速消退，我简直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但我并没有时间多想，因为我们一起喝了一杯酒，然后就到她卧室去看晚间新闻了，新闻里是我们那个案子的报道。当我又可以再战的时候，当我再次伏在她身上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彻底沦陷了。”

10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拉斯迪，有什么需要只管说。”

卢·巴里斯特尔瑞这样说道，他是警局特别服务处的主任。我此刻正坐在他在麦克格莱斯大楼的办公室里，这里也是警局各指挥中心所在地。我没法告诉你，在这里有多少个像巴里斯特尔瑞一样的人，他们五十多岁上下的年纪，头发花白，大腹便便，由于长期抽烟的原因，说话的声音含混而沙哑。他们是天生的官僚主义者，对待下属冷漠严厉，而对待位高权重的人，比如我，却是厚颜无耻、毕恭毕敬。他此时正拿着电话，打给鉴证科，那是受他管辖的部门。

“莫里斯，我是巴里斯特尔瑞。把迪克曼给我叫来。是，现在，马上。他要是在实验室里，就给我把他叫出来。是的，是的。”巴里斯特尔瑞朝我眨了眨眼，他曾经当过二十年的巡警，现在升到了主任，再也不用穿制服上班了，今天他穿着一件尼龙面料的衬衫，胳肢窝里已经汗湿透了，“迪克曼，是我，关于卡洛琳的这个案子。拉斯迪·萨比奇现在就在我这里。对了，他是雷蒙德的手下，职位是副检察长。我们是不是找到了一只玻璃杯还是什么。是，我知道上面有指纹，所以我才给你打这个电话。是，别他妈忘了，信不信我让你收拾铺盖滚回家。不过，我打电话是要说另外一件事的。我们能不能在计算机系统里把指纹和已有的数据库对比一下？你们那里有三个清晰的指纹印，对不对？那就搞齐你要的东西，在计算机系统里搜一搜，看看能不能在库里找到对应的记录。我听说查这个案子的警察都已经催你十来天了，现在是墨菲在负责吗？好，让他赶紧的。别跟我说什么计算机专业的废话，我听不懂。十分钟以后给我回话，赶紧给我把这事解决了。”

我慢慢听明白了，问题不在于仪器设备，而在于计算机系统是属于另一个部门管辖的，管事的人把资料当作是自家的私有财产，舍不得拿出来。

“好的，我会问的。”巴里斯特尔瑞接到了回电，他捂住话筒，“他们想知道你想在多大范围的数据库里对比。我们可以查全区所有犯过案的人，或者是所有录过指纹的人。你知道的，只要是留下指纹记录的人都能查到，包括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内。”

我愣了一下，“查有犯罪记录的人大概就够了，如果有需要以后再查其他人的吧。”

巴里斯特尔瑞做了个鬼脸，“那就都查了吧。要不到时候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到他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已经把捂着话筒的手拿开了，“查所有的。好的。多快能有结果？怎么他妈的要一个礼拜啊？这可是目前全市最重要的一起谋杀案，难不成还要萨比奇先生亲自来找你吗？告诉墨菲，我就是这么说的。”他把电话放下，“还要等一周，说不定得十天。他们要把所有的人事档案资料调出来，还需要找司法厅要一些档案。我会催他们的，不过估计也快不起来。对了，让你们的工作人员把那只玻璃杯从证物房提出来，送到实验室去，他们要。”

我谢过巴里斯特尔瑞的帮忙，便朝楼下的验尸房走去。这座办公大楼有点像以前老式的高中学校建筑，刷过漆的橡木墙边，陈旧破损的走廊。走廊里到处都是警察，男的女的都有——近年来，女警察有着越来越多的趋势——他们穿着深蓝色的衬衫，系着黑色领带，忙忙碌碌，来去匆匆，偶尔也开个玩笑。像我这个年纪和社会出身的人并不喜欢警察，以前我没当检察官的时候，他们总是找我的茬，搜我的身，想找出点什么违禁品。而且，他们并不聪明。当我成了一名检察官后，我总是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和警察共事。有些警察我很喜欢，但更多的警察我不喜欢。他们大多有两个缺点，一是很强硬，二是很疯狂。他们看到的太多了，对什么都疑神疑鬼。

三四周之前，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在吉尔酒吧坐了很久，和一个名叫普鲁奇的巡警边喝酒边聊天。他喝了一大杯啤酒和好几杯威士忌，说起了那天早上他在一个塑料保鲜袋里发现的一颗心脏。就是一颗心脏，没别的。心脏，还连着主要的几根大血管，被扔在小巷尽头的一个垃圾桶边。他把它捡起来，看了看，然后开车离开了。但他还是回来了，他把垃圾桶的盖子打开，翻了一下里面的垃圾，没有别的器官和尸体残余，“就这样了，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我把那颗心脏交到市中心的警局，告诉他们，应该是一颗羊的心脏吧。”

是的，警察们都很疯狂，他们就是纳税人在支付薪水供养的一群偏执狂。一个警察在阴沉的天气中会立马嗅到阴谋的味道，你跟他说早上好，他觉得你是心怀不轨。他们是冷漠封闭的，置身于我们之中，却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信任。

我坐电梯来到地下一层。

“熊谷医生，你好！”我跟他打了个招呼。熊谷的办公室就在停尸房外，从摆着不锈钢桌子的停尸房里飘来一股尸体开腔剖腹后的恶心气味。隔着墙壁，我都能听到电锯转动的声音。熊谷的办公桌上一团乱，堆满了文件和杂志。办公室的角落里放了一台小电视机，开着，声音很小，屏幕上插放着下午的一场棒球比赛。

“看来这案子确实很重要啊，副检察长都亲自来了。”熊谷医生外号“不痛”，日本人，身高一米六五，人很奇怪，眉毛浓浓的，留着两撇八字小胡。他总是动个不停，不是躲躲闪闪，就是扭来扭去，说话的时候两只手在空中挥舞。他像个疯狂的科学家，但绝非善类。不知道是谁想到让他来解剖尸体的，还真是找对了人。我很难想象如果他治疗活人，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大概会朝病人乱扔东西、破口大骂吧。他只要有一点点不高兴，就要发泄出来。他的存在，有时会让人觉得很多余。如果凭自己的直觉，努力尝试去理解他的话，我大概会陷入一片混乱。他在工作的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或是在追求某个女人的时候，我都无法想象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如果有人和我打赌，让我猜他上周六晚上干了什么，哪怕有十次猜的机会，我也一定会输。

“实际上，我只是来拿份报告，你给利普兰泽打电话说过的。”

“哦，对。”“不痛”说，“报告就在这里什么地方。那个利普兰泽，什么事都催得要死。”“不痛”的两只手忙个不停，一边移着桌上的一堆文件，一边找那份报告，“听说，你这个副检察长不会当太久了啊？尼可肯定能把雷蒙德打个落花流水的，啊？”他看着我，等我回应。他微笑着，这是他的习惯。当他做着别人觉得讨厌的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再看吧。”我说，但我又觉得，我不应该示弱，“医生，你和拖拉王是好朋友吗？”

“尼可是个很厉害的人，我们一起破了不少大案子。他现在越爬越高了，他对付律师很有一套，就是这么回事。”他把一个文件夹朝我扔过来，然后又弯腰去看电视，“这个戴维·帕克真该死，球打成了这样。”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尼可和“不痛”之间的关系，但他们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凶杀案检察官，一个是警方验尸医生，关系好也是正常的，他们应该经常都会需要对方的帮忙。我问“不痛”我能不能坐一会儿。

“当然了，坐，坐。”他把一堆文件移开，然后又回过头去看电视。

“利普兰泽和我最近都在思考这样一个理论。也不算是什么理论吧，就是个想法。这件事会不会是卡洛琳和她的情人为了玩什么刺激的性游戏，玩到失控了。也许卡洛琳只是暂时窒息，但她那个情人以为她死了，朝她脑袋上砸了一下，好让整件事看起来像是谋杀，有这个可能吗？”

穿着白大褂的“不痛”把胳膊肘撑在高高的一摞文件上。

“不可能。”

“不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警察怎么总这么蠢。”他说，好像忘了自己也是警局的验尸官，“复杂的事，他们总是搞得很简单，简单的事，又搞得很复杂。认真看看那报告。我写了份报告，你们倒是认真看看啊！利普兰泽老让我快点、快点，报告出来了自己又不看。”

“这份报告吗？”我举起手里刚刚拿到的报告。

“不是这份。”他挥了一下手，“我的报告，验尸报告。你看到她手腕上有瘀青吗？脚踝上有瘀青吗？膝盖上有瘀青吗？这个女人是头被敲碎了打死的，不是被勒死的，认真去看看那报告。”

“她被绑得很紧，照片里能够看到她脖子上有被绳子绑过的痕迹。”

“当然，她是被绑得很紧。他们把她的尸体抬进来的时候，她看上去就像张弓箭。但是，她只有在脖子上有一个印记。如果是为了玩刺激的游戏，有人把绳子越勒越紧的话，就会留下绳子曾经挪动过的痕迹。但现在，她只有在脖子上有这样一个很小很小的痕迹。”

“所以呢？”我问。

“不痛”笑了，他就喜欢留悬念。他把脸凑到电视机前，眉毛上都映出了屏幕里的灰色光线。“一垒。”他说。

“痕迹很小说明什么呢？”我又开口问。

我等着他的回答，电视里的解说员正在说打出了一个直飞球。

“是要我拿张传票来你才肯说吗？”我轻声问。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但语气已经开始带点恼怒了。

“什么？”“不痛”问。

“你觉得，她脖子上的瘀青说明了什么？”

“说明绳子一开始就绑得很紧，好吧？”

我仔细思考了片刻。“不痛”知道，我被弄糊涂了。

“暂停一下。”我说，“我以为，目前的结论是，凶手为了制服她才把她打晕了。那一击是很严重的，但凶手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意识到了但并不在乎。然后，他才把她绑起来，并强奸了她，绑的时候，绳子的活结又没系好，把她给勒死了。难道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你改变了你原来的想法？”

“我改变什么想法？你怎么不看看那份报告啊！也许警察是那样想的，但不是我。”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

“不痛”笑了，他耸耸肩。

我把眼睛闭上，然后又睁开。

“你看，”我说，“我们已经开始大规模调查十天了，但我这是第一次听你说你认为那根绳子是一开始就绑在她脖子上的，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还问我？利普兰泽给我打电话只会说‘快点快点，我们要报告’。报告给他了，又没人问过我怎么想。”

“我刚刚不是问了吗？”

“不痛”坐回到椅子上。“也许，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他说。

要么这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浑蛋，要么我们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认真思考了一会儿，决定从头再来。

“你是说，你觉得她是先被强奸，然后才被绑起来的吗？”

“应该是到最后才被绑起来的，我只知道这个。至于强奸？我现在倒不这样认为了。”

“现在不这样认为了？”

“是的。”“不痛”说，我们相互盯着对方，“你看看那报告！”他说。

“验尸报告？”

“不，这份报告。”他拍了拍我手上拿着的文件夹，于是，我开始看那份报告。报告是鉴证科送来的，在卡洛琳阴道里发现的另一样东西已经被化验出来了。是一种杀精剂，从浓度来看，鉴证科认为，来自于一种含有杀精成分的润滑剂，这才是没有找到任何活性精子的原因。

当我再抬起头时，“不痛”正得意地笑着，没有给我留丝毫情面。

“难道说，这个女人在和凶手发生关系时采取了避孕措施吗？”我问。

“应该是的。她用的润滑剂是含有杀精成分的，百分之二的浓度，应该是和子宫帽一起用的。”

“子宫帽？”我的反应已经相当迟缓了，“你验尸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子宫帽？”

“是没发现啊！”“不痛”捶了一下桌子，他看着我，笑得很大声，“验尸的时候你也在场啊！我把她全身都切开了，哪有什么子宫帽？”

我需要时间思考。“不痛”却在笑，我盯着他，恨不得咬死他。

“那子宫帽到哪儿去了？”

“让我猜？”

“对啊。”

“有人拿走了。”

“警察吗？”

“怎么可能是警察。”

“那是谁？”

“你认为呢？不是警察，也不是我，那一定就是那个人了。”

“凶手吗？”

“当然。”

我拿起报告，又看了一遍。看完以后，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我突然想明白了我和熊谷刚刚的这番对话。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怒气却在上升，我能感觉到耳朵都在发热。也许“不痛”看出了我的情绪，在对我卖了十分钟的关子后，他终于开始直话直说了。他大概是想，我反正迟早也会明白过来的。

“你想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圈套，这个杀了她的男人是她的情人。他来到她家，喝了几杯，和卡洛琳发生了关系，但是，他是个很容易动怒的家伙，他突然生气了，拿起什么东西，砸死了她，然后把现场布置得像强奸案。他把卡洛琳的尸体绑起来，把她阴道里的子宫帽也取了出来，不留下罪证，这就是我的想法。”

“汤米·莫尔托又是什么想法？”我问他。

外号“不痛”的浑蛋熊谷医生，终于被我逼到了极限。他干瘪瘪地咧着嘴，努力想挤出一个笑容。他喘着气，嘴角抽动着，但什么话都没有说。

我把报告还给他，在递给他的时候，我发现报告的日期是在五天之前。我指给他看报告上他自己手写的字迹，写的是“莫尔托762-2225”。

“你不需要把这个号码抄下来，好随时能找到莫尔托吗？”

“不痛”又恢复了正常。“哦，那个莫尔托啊！”他装腔作势的本事越来越强了，“是个好人，好人哪！”

“他现在怎么样？”

“哦，很好，很好。”

“让他有空也给我打个电话，别什么都把我蒙在鼓里。”我站起身，用手指着熊谷，我知道他讨厌别人叫他的外号，但我偏偏要叫，“‘不痛’，你替我告诉莫尔托和尼可，这很卑鄙。玩阴招，搞这些钩心斗角。小心我起诉你们妨碍司法公正，他们，还有你，都给我收敛点。”

我一把抢过“不痛”手里的报告，没有等他回答便离开了。我的心怦怦直跳，手臂因为愤怒都没有力气了。我回到区政府办公大楼，雷蒙德不在，我告诉萝瑞塔，让他一回来就找我，我有很要紧的事要说。我又去找梅可，但她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思前想后，哦，他们太精明了。我们要什么都给了我们，但仅限于此。给了我们结果，但没有告诉我们意见。鉴定报告出来以后就给我们打电话，但就是不提报告里到底是什么内容，让我们朝着错误的方向走得越远越好。而与此同时，却在私底下把一切都透露给莫尔托，这才是让我最愤怒的地方。我原本以为政治圈已经够肮脏了，但警局似乎更胜一筹。在这个圈子里，每一个人都会受到考验，要考验你对上司是否忠诚，对牌友是否忠诚，对女朋友是否忠诚，对亲戚是否忠诚，对不争气的兄弟是否忠诚，对需要你照应的新手是否忠诚……在任何一个大城市的警局里，大概就没有循规蹈矩这回事，至少在金德区是如此。很多年前，规矩就被扔掉了，这两千多身穿制服的人都是各为其主，“不痛”也一样。也许是尼可给他承诺了法医官的职位，他才会为他效力吧。

我的电话响了，是梅可。我穿过通道的门。

“哎，”我告诉她，“我终于知道莫尔托在搞什么鬼了。”

11

晚上我正准备走，看见雷蒙德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已经快九点了，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来了不速之客。和熊谷三天前的对峙仍让我怒气未消，也对周边的人和事充满了质疑。所以，当我看见只有雷蒙德一人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时候，还真有些惊讶，他盯着办公桌上一张电脑打印的单子，抽着烟，烟雾后面的脸倒是显得很放松。在竞选进行到了这个阶段，这样的情景不同寻常。雷蒙德是一个勤奋的律师，经常熬夜加班，面前堆满了各种诉讼报告、公诉书，或者至少是一份马上要念的演讲稿。但最近参加竞选之后，绝大多数时候的晚上他都要做巡回演讲。即便在办公室，也是和拉伦还有他竞选团队中其他的大人物在一起商量事情。现在这样的情况太不寻常了，所以，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我轻轻地在那扇古老的橡木门上敲了两下。

“在看茶叶末占卜呢？”我问。

“差不多，”他说，“不过这比占卜准多了。结果不太好啊！”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官腔。“第三频道和《论坛报》联合搞的民意调查显示，在竞选还剩八天的时候，尼可·德拉·戈迪亚已经领先目前在任的雷蒙德·霍根了。”

我的反应简洁明了，“见鬼。”

“自己看吧。”他把那张纸朝我推过来。

一堆的数据，我看不懂。

“最下面一行。”雷蒙德说。

“‘未’的意思是未投吗？”我问，“百分之四十三，百分之三十九，还有百分之十八的人没有投，你还有希望啊！”

“我是现任的检察长，一旦公众发现尼可有获胜的可能，他们都会改投他的。在初选中，新面孔就是优势。”雷蒙德在政治方面的很多观点往往并不明确，因为它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的见解，也包括了麦克·杜克和拉伦的一些想法。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保持乐观。

“只不过是你这两周比较不顺罢了。尼可在利用卡洛琳的谋杀案搅局，你的票数会上来的。再说，这种民意调查的误差有多少？”

“误差在百分之四，不知道这到底对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他又告诉我，麦克已经去了电视台，希望电视台在宣布结果时能够把它说成是一种双方不相上下的感觉。拉伦则被派去报社做同样的工作，报社的编辑已经同意，会根据第三频道的立场来发表报道。“报社和电视台联合进行了民意调查，所以，它们在对结果进行宣传解释时，不会提出相反的意见。”雷蒙德解释道，他抽了一口烟，“我敢打赌，他们会照我们的意思操作的。他们会帮我这个小忙，但又有什么意义呢？数据就是数据，每个人都会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那你自己搞的民意调查，结果怎样？”

“没什么用。”雷蒙德对我说。竞选资金有限，没法开展大规模的调查，也就是按常规搞了一下。每个人，包括拉伦、麦克和雷蒙德原本都以为结果不会有这么糟糕，但也都不敢担保。

“你对卡洛琳案子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他说，“这事对我的竞选造成了影响，但时机已经错过了。”雷蒙德把烟放下，直直地盯着我。“我们要输了，拉斯迪，我这是第一次这么说。”

我看着雷蒙德·霍根疲惫的脸庞，他是我以前的偶像、现在的上司。他双手交握，沉思着。从十二年前他开始谈论执法改革到现在，他终于要停下了。现在，这一切都是别人的问题了。十二年后，这就是一个精疲力竭的男人的回答。现在，理想和原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你所抓到的罪犯，监狱里已经没有空的牢房去关押他们，法庭上也没有空的席位去审判他们。听审案子的法官往往就是读了个夜校法律专业的粗人，他们之所以从事这一行是因为他们父亲保险公司里唯一的空缺已经被兄弟抢走了，而他之所以能成为法官无非是因为三十年来老老实实地埋头苦干而已，这就是目前司法系统的现状。即便是尼可当选，情况也是一样，无论检察长在电视里做过什么样的承诺，也无论他所坚持的理想和原则是什么，在现实中，还是会有很多的刑事案件发生，而我们也没有有效的途径去消灭它们。审判的时候，律师总是人手不够，还会有很多的人打来电话，要求帮他们这个或那个忙。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罪恶持续发生，新任的检察长会有明白的一天，而雷蒙德在挫败面前的这种轻松态度也让我释然了。

“管它呢！”我说。

“就是！”雷蒙德笑着说。他走到办公室一角的会议桌旁，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酒瓶，然后又从饮水机旁拿来两个折叠纸杯，倒满酒，我朝他走过去。

“你知道吗？我刚开始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不喝酒。”我说，“我是说，我不酗酒。我不是抱怨这份工作，但确实十二年前我基本上滴酒不沾，不喝啤酒，不喝红酒，也不喝这种朗姆和可乐兑的酒。现在呢，我坐在这里，直接就喝上了纯威士忌。”我突然觉得喉咙发紧，眼泪涌上眼眶，雷蒙德又给他自己和我倒了一满杯，“时间真是无情啊！”

“拉斯迪，你这是人到中年了，才会说什么想当年。我离了婚，离婚的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不再想当年了。我要是落选了，绝对不会好几个月一边喝酒一边哭诉以前的美好时光。”

“你会坐在律师事务所大楼四十层的办公室里，周围都是落地的大玻璃窗，秘书帮你跑前跑后，还有一堆百万身家的合伙人问你，如果想把你的名字挂到他们的公司门口，你愿不愿意？让你每周工作三十个小时你嫌不嫌多？”

“别乱说了。”雷蒙德说。

“我可没有乱说。”我回答道。过去几年，我曾经几次听到雷蒙德自己略带惆怅地幻想着那样的场景——干上几年，就能赚到足够的钱，到时候再去参加竞选，当上法官，说不定还能进入最高法院。

“好吧，也许吧。”雷蒙德说，我们都笑了，“你会来吗？”他问。

“我还有其他选择吗？拖拉王要是竞选赢了，肯定会让莫尔托当副检察长的，这太明显了。”

雷蒙德耸了耸肩，“尼可这个人说不准。”

“反正我也是时候重新开始了。”我说。

“你想去当法官吗，拉斯迪？”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刻。终于，我得到了十二年来忠心服务的奖赏。我想成为法官吗？汽车有轮子吗？棒球运动员会打棒球吗？这还用问吗？我喝了一小口威士忌，突然觉得一切豁然开朗。

“我会认真想一想的，”我回答道，“我要考虑工作方面的问题，还要考虑资金方面的问题，但我一定会认真想想的。”

“那就再说吧！那些人欠我的人情。他们希望我落选了也不要生气，再说，党内也要讲义气，我应该还是有点权力的。”

“谢谢你。”

雷蒙德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我最关心的谋杀案查得怎么样了？”

“不太好，”我说，“总的来说，进展并不顺利，但对事情发生的经过有一点儿了解了。当然，如果那个验尸官可信的话，才能这么说。梅可跟你说莫尔托的事了吗？”

“我听说了。”他说，“是怎么回事？”

“斯托也许说对了，尼可让莫尔托躲起来，暗中影响我们的调查。”

“影响，”雷蒙德问，“还是暗中破坏？”

“大概两者都有点，我猜莫尔托主要还是在暗地里搜集信息。你也知道，给警局里的老熟人打电话，让他们把报告偷偷搞出来，说不定还故意让鉴证科把化验结果出慢点，但又能怎么证明呢？我还是不能完全确定他们在搞什么鬼。也许他们真的觉得我就是一个小丑，他们想自己破了这案子，好在选举之前轰动一下。”

“应该不会，”雷蒙德说，“他们只是这么说说而已。我打赌他们不敢这么做，破坏警方的调查那是妨碍司法公正，后果很严重。”雷蒙德接着说，“我告诉你尼可为什么要让莫尔托暗地里打探消息，他们这是在监视我。这招太精明了，他们掌控了我的行动，就知道应该怎么利用这个案子来造声势，而且还没有任何风险。每次我们碰到困境，他就可以大肆渲染了。”

我们又说了一会儿关于熊谷的事。我们俩都一致认为，他不太可能更改化验的结果，应该只是故意拖着我们。我们可以让他的助手把化验结果再复查一遍，但似乎也没什么必要。等明天民意调查的结果一公布，警局方面对雷蒙德的支持也就基本到头了。任何一个和尼可相熟的警察为了自己的前途，大概都会开始给他传递消息了吧。

“那么，化验报告的结论是什么？”雷蒙德还是很想知道，“谁是凶手？”

“可能是她的某个男朋友，也可能就是随便勾搭的某个人。看起来应该是个比较了解她的人，知道该怎么布置凶案现场，但也有可能只是巧合。谁知道呢？”我盯着手中的威士忌，酒的表面反射着一抹月光，“我能问个问题吗？”

“可以啊。”我真的很想知道雷蒙德为什么会把那个B类档案藏在自己的抽屉里，此时正是问他的好时机。他也一定预料到了，但我还有一件别的事也想问他，这个问题会让他大吃一惊的。我们已经一起喝了两杯酒，这是我们自从十年前一起办“暗夜圣徒”的案子以后，相处最愉快的时候。我知道，利用这次机会来解开自己心里的疑惑，有点不公平，但我还是要问。

“你为什么要和卡洛琳上床？”

雷蒙德笑了，很大声，笑得全身发颤，像是喝醉了一样。我知道这是酒吧里常见的伎俩，当你喝醉以后需要思考，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好拖延时间，去拒绝想跟你回家的放荡女人，去回忆刚刚碰到的熟人到底叫什么名字，或是去应付某个玩笑开过了头的记者。如果雷蒙德现在的酒杯里有冰块，那他应该会嚼着冰块，好让自己的嘴巴有事可做。

“听着，”他说，“关于你的问话技巧，我有话要说，拉斯迪，你太直接了，有时候得学会绕点弯子问问题。”

我们都笑了，但我什么都没有说，别想这两句话就打发我。

“这么说吧，我和死者当时都是单身，而且都是成年人。”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他一边说，一边低头盯着自己手里的杯子，“这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对吗？”

“如果你和她的凶杀案没有关系，那当然不是什么问题。”

“当然没有关系。”他说，“那女人的秘密谁知道呢？老实说，我跟她之间虽然相处得很愉快，但并没有多长时间。都已经过去了，大概是四个月之前的事了。”

雷蒙德很冷静，如果卡洛琳曾经让他动了真情，那他也没有表现出来。他似乎控制得很好，比我好。我看着杯中的酒。那个B类档案，还有卡洛琳儿子的一些话，都是线索。事实上，很久以前，我就猜到了卡洛琳和雷蒙德之间有不寻常的关系，那些眉来眼去的小动作，她到他办公室去的频繁程度，还有他们俩一起离开办公室的举动。当然，在那之前，我就已经很熟悉这些套路了。我也曾经和卡洛琳好过，虽然后来还是分开了。我看着他们的这一切，内心在翻腾，半是怀旧伤感，半是怒火中烧。所以，今天我冒着惹怒雷蒙德的风险，也要亲耳听到他的承认。

“她的一些秘密，你知道，”我说，“你见过她的儿子。”

“确实！你跟他谈过了？”

“上周谈的。”

“他有告诉你他妈妈的什么秘密吗？”

我说：“有。”我知道，像雷蒙德这样的人多么希望自己是难以猜透、捉摸不定的。

“那孩子活得并不开心。”雷蒙德说。

“你知道吗？他告诉我，他妈妈想当上检察长。”

“我也听她自己说过。我告诉她，得慢慢来。她得有工作上的表现或政坛上的关系，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当上的。”雷蒙德的语气很平常，但他看我的眼神却是意味深长，他是在说，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笨。我还是分得清事情的公私轻重的，不会被美色迷昏了头。十多年的位高权重，旁人的溜须拍马并没有让我变得迟钝。我突然又生出了对雷蒙德的尊重，我很高兴。我心想，你是好样的，雷蒙德。

那么，就是这么回事了。雷蒙德说，四个月之前他们就结束了，时间上也是吻合的。雷蒙德把话说清楚，卡洛琳便与他分道扬镳了。和其他人一样，她大概觉得雷蒙德不会参加竞选，也不会把他的位置传给别人。她原本以为可以让雷蒙德支持自己，但当雷蒙德把自己的意图说明后，她便离开了。唯一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卡洛琳一开始会来找我，而不是直接去找雷蒙德？当她可以直接跳上快车的时候，为什么先要上辆慢车？除非她并不像我认为的那么现实。

“她是个很强硬的女人，”雷蒙德说，“也是个好人，你也知道，毕竟很强硬啊！”

“对。”我说，“是很好，也很强硬，现在却死了。”

雷蒙德站起身想离去。

“我还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现在很想了解我的私事啊，是不是？”雷蒙德笑了，露出白白的牙齿，显得颇有魅力，“让我猜猜，你想问的是，我为什么会把那个档案藏起来？”

“差不多。”我说，“我明白你为什么不想让那份档案到处流传，但你一开始为什么要把它交给卡洛琳？”

“唉，”他说，“你是想指责我吗？她开口要了，而我当时正和她在一起，我猜她是从琳达·帕瑞兹那里听说的。”琳达是我们负责处理投诉邮件的一个文员，“你也知道卡洛琳那个人，急性子。我想，她也许是觉得这案子对自己有好处，我倒是一直都觉得这案子是无中生有。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尼奥？”

“对，尼奥。大概是编出来的。”写举报信的人被骗了钱，“这是我的想法。你觉得呢？”

“我也不知道。”

“她看了信，然后去了三十二区分局找档案。什么都没有，她是这么跟我说的。”

“这个案子怎么没有告诉我？”我说，话里带着一点儿微醉的感觉。

雷蒙德点点头，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拉斯迪。人做了一件蠢事后，又会做更多的蠢事，是她让我不要说的。如果有人知道我把这个案子交给了她，大家就会猜到我们之间的事了。我不想这样，你明白吗？再说，也没人有什么损失。”

“我觉得我很伤心。”我说。我已经想说这句话很多年了。

他又点点头。

“对不起，拉斯迪，真的对不起。见鬼，我真是个浑蛋。”他走到靠墙的桌子旁，看着自己孩子的照片，他一共有五个孩子，然后，他穿上了外套。他的手臂和双手都有点不灵活，衣领半天都没有整平，“你知道吗？如果这次竞选我真的输了，我就辞职，让尼可上，反正他那么想上。”他停下来，“或者让你上，你是不是也有点想坐这个位置啊？”

雷蒙德，非常感谢你，我心想。也许，卡洛琳想选择你做跳板是对的。

我也站了起来，我帮他把衣领整好，关上灯，锁上办公室的门，送他坐上出租车回家。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的位置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坐的。”当然，我还是保持着自己的老习惯，说的确实是真心话。

12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对卡洛琳那种疯狂的渴求转化成了我对摇滚音乐的再度上瘾。

“这和卡洛琳喜不喜欢摇滚乐完全没关系。”我对罗宾森医生解释说。

她还是在办公室里放着交响音乐。不是那种会引起人对年少时光怀旧情愫的音乐，我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六十年代的灵魂乐和摇滚乐，虽然它们陪我度过了十几岁和二十出头的岁月。我更不喜欢现在流行的新潮音乐，它们声音尖厉、无病呻吟，歌词不知所云，节奏更是乱七八糟。在我偷会卡洛琳的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每天开车上下班，我告诉巴巴拉，就是不想坐公交车。当然，有了车，晚上溜去卡洛琳家才更方便，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真正想要的是自己开上五十分钟的车去兜风，把车窗关上，将车上电台里的摇滚乐放到最大声，让车窗玻璃都跟着音乐的重低音一起震动。

“我整个人彻底崩溃了，乱套了。”当我停好车，走在街上的时候，整个人处于快膨胀的状态，因为我知道，我又可以见到卡洛琳了。我一整天都浑身冒汗、心跳加速。每隔个把钟头，我还在打着电话，或是开着会的时候，就会突然在脑子里冒出各种各样的画面，都是卡洛琳在摆出各种诱惑激情的姿势，那些画面是那么鲜活生动，让我一时忘了身在何处。

卡洛琳却显得冷静而理智。在我们第一次发生关系后的那个周末，我有好几个钟头都沉浸在对我们下次幽会的想象中——想得我心醉神迷、无法自拔，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在她家门口，她吻了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再见。那么简单一句话，对我而言，却早已无力抵抗。

星期一早上，我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出现在她办公室的门口。我的姿势、我的步伐，都经过了无数次反复的计划。我要不慌不忙，我要靠在门框上，微笑着，故作镇静。卡洛琳坐在桌子前。一首莫扎特交响曲的音乐正放到最高潮。

“关于那个纳格尔的案子。”我说。

纳格尔夫妻的案子再一次证明，平静的小镇生活也有着不可告人的阴暗面：丈夫和妻子合伙犯下强奸案。妻子在大街上接近女性受害者，帮助丈夫绑架她们，甚至戴上假的阳具强奸受害者。卡洛琳打算让纳格尔主动认罪，以换取他妻子获得轻判的机会。

检察院这边能接受认罪，我告诉她，但我觉得有两项罪是一定要判的。

到了这个时候，卡洛琳才把头抬起来。她显得很淡然，双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笑得像个温柔的女大学生。

“谁是她的辩护律师？”我问。

“斯特恩。”卡洛琳回答。桑迪·斯特恩，在我们这个州，几乎每个出身上流社会的被告都是由他代理的。

“告诉斯特恩，”我说，“她必须还要认下严重伤害罪，我们不想让法官认为我们对她格外手下留情。”

“媒体也会认为我们是在对女性罪犯网开一面。”她说。

“说得对！”我说，“我们检察官应该一视同仁。”

我笑了，她也笑了。我不想走，我已经讨论完了公事，但我的心还在怦怦直跳，我的表情一定是紧张又拘谨。

“好吧。”我把手里的文件往大腿上一拍，转过身正要离去。

“我们应该喝一杯。”她说。

我咬紧嘴唇，点点头。“要不去吉尔酒吧？”我问。

“要不然，”她说，“去我们上周五最后去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她家。我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膨胀，她露出浅浅的一抹微笑，但还没等我离开，她又低下头，去看桌上的文件了。

“后来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站在门口的时候，是那么可怜。我满怀着希望，甚至带着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态。但我知道，未来会是怎样。”

我对卡洛琳的爱充满激情，但并不快乐。从那一刻开始，我意识到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下去，我就像是古代神话里的曼德拉草，被人从泥土中一拔出来，就开始惊声尖叫。我被自己的激情折磨着，支离破碎、神魂颠倒、不知所措。每一刻，我都处于混乱和焦虑之中。我陷入一种古老、阴暗而又深邃的感觉里，我看不到自己。我像一个失明的鬼魂，摸索着城堡的方向，祈求着爱情的来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卡洛琳，想她带给我的那种感觉，更甚于她的模样。我自己都不记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那种欲望是持久的、强烈的，也正因为如此，是不道德的。我想到了潘多拉，小时候，我总是把她和彼得·潘[3]弄混。我觉得我就像是打开了盒子的潘多拉，放出了各种痛苦的灾难。

“在另一个女人的肉体中，有一种很真实的东西。”我对心理医生说。

在和巴巴拉同床共枕近二十年后，和我躺在床上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她了。我躺在她身边时，心里还有其他无数个念头：回忆那些年轻女子的身体，想着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烦心事，例如，需要整修的排水槽，奈特不愿意学数学，思考着多年来雷蒙德对我工作的吹毛求疵，还有，当我的丈母娘谈起我、谈起她们家人以外的人时，眼中流露出的那种高傲和不屑。当我和巴巴拉睡在一起的时候，所有这些就像幽灵一样，干扰着我们，而且一直都是如此。

卡洛琳却是一种纯粹的存在。在十七年忠诚的婚姻关系之后，在为了平静的家庭生活而压抑自己的冲动之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一切就像是梦想成真，那么真实。我细细打量着她裸露的身体，她的细腰、她的乳头，她从小腹到大腿的肌肉，是那么完美。我仿佛是迷失了方向，但又很兴奋，我走入了一片不受束缚的禁区，我从乏味无聊、循环往复的生活中被拯救了出来。每一次，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都感觉像是掌控了整个世界。

我们每周有三四个晚上都在一起。我们之间好像是形成了一个约定，她会帮我把门留着，我到她家的时候，电视里一定是在播新闻。而她可能是在打扫卫生，或者是在喝酒，或者是在拆邮件。厨房桌上会放着一瓶打开了的白葡萄酒，冰冰的，瓶身湿湿的，像是河底的一块石头。她从来不会跑出来迎接我，而总是在专心做她自己的事情。她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时，会跟我说些检察院里的事，或是当前的政局形势。当时，大家都在纷纷传言，说雷蒙德不会参与竞选，卡洛琳对此非常感兴趣，她从检察院、警局、律师协会等各个渠道积极搜集着消息。

过了一会儿，她才会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她会张开双臂，抱着我，欢迎我。我发现她已经洗过了澡，我会和她做爱。有一次，她洗完澡正在穿衣服的时候，我走了进去。但一般，我们都是先各忙各的，各想各的事，过一会儿，她才把我带进卧室，我便在卧室里开始对她女神般的崇拜。

我对她是虔诚的，我发现自己经常会双膝下跪。我脱掉她的裙子、她的丝袜、她的内裤，让那完美的大腿和可爱的私处都展露在我的面前，还不等我把脸埋在她身上，她那女性特有的气息就已经弥漫在了整个空气中。那些真是完美又疯狂的时刻，我跪在地上，用尽全力，把头伏在她身上，我的舌头发烫，仿佛是在发出无声的呐喊，我往上伸出手，在她衣服里摸着她的胸部。在这样的时候，我的激情就像音乐一样纯粹。

然后，慢慢地，卡洛琳会开始掌握控制权。她喜欢粗暴的方式，过不了多久，她就会让我用力再用力。我站在床边，用手扶住她的腰，开始摇动她的身体。

“她一直说个不停。”

“说什么？”罗宾森医生问。

“你知道的，就是喃喃自语。什么‘好’，‘还要’，‘对了，对了’，‘哦，再用力’，‘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哦，亲爱的，对了’。”

我后来才意识到，我们其实并不是那种满足对方生理需要的情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卡洛琳对我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她表面成熟优雅，内心却是狂野而放荡的。她喜欢说脏话，喜欢说大话。她喜欢说我身体的各个部位，“我要给你口交了啊！你的阴茎好硬好多毛啊！”这些脱口而出的话让我感到震惊。有一次，我笑了，她明显流露出了不悦，甚至是恼怒，我只好去尝试接受这些露骨的语言。我尽量让着她，一天天过去，我发现，她也开始渐渐变了。我们的做爱对她来说，似乎是一种使命、一种目的，她必须自己掌握控制权。她会漫不经心地把我的阴茎含在嘴里，然后又松开，用手在我的阴囊上来回抚摸。有一天晚上，她对我说，“巴巴拉也会给你这么做吗？”当时，她正在我下面忙着，她抬起头看着我，又问了一遍，显得很真诚，但也很霸道，“巴巴拉会给你做这个吗？”她没有丝毫犹豫、丝毫害怕。这个时候，卡洛琳其实已经知道，我就算是听到巴巴拉的名字，也不会有任何惺惺作态的愧疚了。她知道她甚至可以把我妻子带到我们偷情的床边，让她亲眼看看我有多么负心。

一般我们都会叫中餐外卖。每次都是同一个小孩来送餐，他总是斜着眼，贪婪地看着穿着橘色丝绸睡袍的卡洛琳。他走了以后，我们会躺在床上，一起吃东西。电视机是开着的，一直开着，不管她在哪里，她总会开着电视或是收音机，我觉得，这是她多年单身生活养成的习惯。我们会在床上聊天，卡洛琳对本市政坛的风云变幻有着深刻的了解，也很清楚其中各人对权势地位的欲望。她暗中观察着，比我对政治更有热情，态度更严肃，更渴望追逐属于自己的荣耀光环。她觉得这是每个人，包括她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

在我和卡洛琳偷情期间，尼可也开始了他参与竞选的初期活动。那时候，我并没有把他当回事，没有人觉得他会赢，包括卡洛琳。但是，卡洛琳却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潜力。有一天晚上，就在我们快要结束时，她解释给了我听，我当时正在给她分析尼可的动机。

“尼可就是想渔翁得利。”我告诉卡洛琳，“他在等着雷蒙德其他的对手行动。在金德区，首先挑起初选的对峙并非明智之举。看看雷蒙德就知道了，雷蒙德和波尔卡罗竞选市长失败后，波尔卡罗就从来没让雷蒙德忘记过这件事。”

“如果波尔卡罗想要报复呢？”

“波尔卡罗一个人并不能代表整个政党。总有一天，他要离开的，尼可绝对没有胆子自立门户。”

卡洛琳不同意我的看法。她看得比我更加清楚，她看到了尼可的决心。

“尼可觉得雷蒙德已经累了，”她说，“或者他觉得可以让雷蒙德发觉自己已经累了，很多人都认为雷蒙德不应该再次参加竞选了。”

“党内的人吗？”我问。

在那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话。很多人都说雷蒙德大概不会参选了，但大家并不是不喜欢他。

“党内的人，市长的人，尼可宣布竞选的举动就已经对雷蒙德形成了打击。他们都在说，雷蒙德应该让位了。”

她又伸出手拿另一个快餐盒，她裹在身上的床单滑落，一侧的胸口露了出来。

“雷蒙德自己有说过吗？”她问。

“反正没有对我说过。”

“如果他听到了对自己不利的消息，他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吗？”

我做了个鬼脸。其实，那些日子，我并不太知道雷蒙德到底在想什么。他自从离婚后，就变得越来越孤僻。虽然他任命我为他的副手，但对我说的真话却越来越少了。

卡洛琳说：“如果雷蒙德同意让位，也许党内会让他建议一个后备人选，他还可以讨价还价一番。因为他们知道，他绝对不会把所有的一切都拱手让给尼可的。”

“那是当然。”

“他会选谁呢？”她问。

“可能就是检察院的谁吧，能继续他的传统的人。”

“你吗？”她问。

“也许是梅可。她可是残疾人士，如果参选，非常有利。”

“不可能。”卡洛琳一边说，一边用筷子将一块木须肉夹起来，“现阶段是不可能的。她坐着轮椅的样子不适合上电视，我觉得他会选你，你天生就适合。”

我摇摇头。这是条件反射，在那一刻，也许我也真的是那样想的。我当时躺在卡洛琳的床上，我觉得，我已经满足了一个欲望，就已经够了。

卡洛琳把吃的东西放下，她抓住我的手臂，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拉斯迪，如果你能让他知道你也想，他就一定会选你的。”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你是说，你觉得我应该去找雷蒙德，告诉他他该下台了？”

“你可以说得委婉一点儿。”卡洛琳说。她直勾勾地盯着我。

“不可能。”我说。

“为什么不可能？”

“我不会忘恩负义的。如果他想退出，那也必须是他自己做决定。如果他来问我的意见，我不会建议他放弃，他仍然是尼可·德拉·戈迪亚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她摇摇头。

“如果雷蒙德退出，那尼可就不会有什么意见了。如果能把党内的人和雷蒙德的人联合起来，一起去支持另外某个人，那个人一定能当上检察长。”

“你还真认真想过了。”我说。

“他需要有人推他一把。”她对我说。

“要推你自己去推，我反正不会去。”我告诉她。

卡洛琳从床上站起来，没有穿衣服。她赤脚站着，全身的肌肉很结实，显得很灵活。她披上浴袍，我发现，她有点生气了。

“你怎么不高兴了？”我问，“你不是早就想当副检察长了吗？”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上一次我和卡洛琳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做爱做到一半，她突然把我推开，转过身，背对着我。

一开始，我不明白她要干什么，但她用屁股顶着我，我才明白她是想让我从她后面进去。

“不要。”我说。

“试试嘛，”她扭过头看着我，“求求你了。”

我从后面朝她靠过去。

“放松点，”她说，“一点点就好了。”

我进去得太快了。

“哎哟！不要那么多。”她说。

我又往里面推进一些，停下来，开始抽动。她弓起身，显然是有点疼。

我突然发现，我兴奋了。

她把头朝后仰着，眼里还有泪水。然后，她睁开眼，回过头直直地盯着我，她的脸上容光焕发。

她悄声说：“巴巴拉会让你做这个吗？”

13

在三十二区分局，你看不到普通警局里那种常见的混乱局面。差不多七年前，我们当时正在调查“暗夜圣徒”的案子。有一个人穿着防风夹克，带着一支短枪，走进了这里。他把枪揣在怀里，像在保护一个婴儿不受冷风吹拂，他走到接待处的警员面前，把夹克的拉链拉下来，把枪口抵在警员的下巴上。那个警员名叫杰克·兰欣，只有二十八岁，当时正在写报告。据说，这个带着短枪的年轻人笑了笑，一枪就崩烂了杰克·兰欣的脸，而他到底姓什名谁直到现在都还是个谜。

从那以后，这家警局的警员就待在了十五厘米厚的防弹玻璃后面与公众打交道，相互之间的交谈通过对讲机进行，那声音听起来像是从月球上传来的信号。来投诉的人、来报案的受害者也会和警察一起在公共区域来回走动，但一旦你踏过了十厘米厚的铁门，铁门的电子锁自动上锁以后，你就像是来到了一片荒漠。犯人被关在楼下的封闭区，无论什么理由，都绝对不能踏上楼梯半步。在楼上，缺少了警局常见的那种熙熙攘攘，让人感觉有点像是在某个保险公司。警员的办公桌在公开区域，可以通往其他的办公室，上了级别的警官的办公室则靠着后面的墙壁。在其中的一间大办公室里，我找到了利昂内尔·肯尼利。我们自从“暗夜圣徒”的案子结束后，就没怎么见过面了。

他说：“你这个家伙。”他掐灭了手里的香烟，拍着我的后背。

利昂内尔·肯尼利是那种正常人都会讨厌的警察。他说话粗鲁、固执沉闷、自私自利，还是个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者。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良知，但我喜欢他，因为他很纯粹，不虚伪做作，也不会主动认错，他是警察中的警察，一辈子都献给了外面这个三教九流的世界。他能一眼认出街上的地痞流氓，就像一条狗，只要把鼻子伸到微风中，就能嗅出最细微的气味。在调查“暗夜圣徒”案子期间，每当我想找到什么人的时候，我都会求助于他，而他也绝对不会犹豫推托。他会从各种场馆会所里把嫌疑人揪出来，或是凌晨四点跑到格雷斯大街的贫民区去捶门，只有在那个时候，警察才能在那里安全走动。有一两次我看到他一米九的大个子使劲地捶着门，门板都已经弯曲变形了。

“是谁啊？”

“快点开门，泰伦，我是你他妈的神仙姐姐。”

我们一起回忆着往事，他告诉了我关于莫里斯·杜德利的近况。虽然我已经听其他人说过了，但我并没有打断他的话。莫里斯是个二百五十斤的大胖子，一个杀人凶手，一个无赖浑蛋，现在在鲁德亚德监狱，居然钻研起了《圣经》，还即将被授予牧师的职位。“这事把‘暗夜圣徒’组织的头目哈鲁坎气得要死，他说，他连话都不同莫里斯说了，你想象的出来吗？”

“谁说没有重新做人这回事呢？”这句话让我们俩都觉得很好笑。也许，我们都想起了莫里斯曾经犯下的血腥罪行，他用菜刀杀死了一个女人，还在她的胳膊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警局办案的警察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了，不过，这也有可能只是个滑稽的传闻罢了。

“你是路过我这里呢，还是怎样？”肯尼利终于问我了。

“我也不确定，”我说，“我想弄清楚一点儿事。”

“这回是什么事？卡洛琳的案子？”

我点点头。

“到底是怎么回事？”肯尼利问我，“上次，我从市警局听说，他们认为并不是强奸案。”

我用两分钟时间给他解释了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证据。

“所以，你怎么看？”他问，“那个和她一起喝酒的人杀了她？”

“可能是，但我还在思考。我们之前不是办过一个偷窥狂的案子吗？好像是十年前，那个犯人对两口子进行偷窥，然后悄悄潜入他们家，拿着手枪威胁妻子就范。”

“天哪！”肯尼利说，“你还真没搞清状况。在卡洛琳的这个案子里，你要找的犯人绝对是一个执法系统里的人——警察、检察官，或是私家侦探之类——一个杀了人还知道如何布置犯罪现场的人。这是我的想法。如果那天晚上，她真的和某个男朋友在一起，后来才被偷窥狂杀了，那这个男朋友听到了她的死讯后一定会来报案的，他会希望帮警方破案。”

“但如果他已经有了老婆，可能是怕没办法跟老婆解释，所以才没有报案呢？”

肯尼利认真想了一会儿，他朝我耸耸肩，我可能说对了。

“你上次看见她是什么时候？”我问。

“好像是四个多月之前，她跑到我这里来了。”

“干吗？”

“跟你现在差不多，调查什么事情吧，而且还不想让人知道。”

我笑了。肯尼利不愧是警察中的警察。他站起身，走到墙角的一堆档案旁边。

“她让一个实习警员帮她看这些资料，她怕刮花了自己的指甲，弄脏了衣服。”

“让我猜猜，”我说，“她让实习警员看的是九年前那个夏天的逮捕记录。”

“猜对了。”他说。

“她是在找哪个人吗？”

肯尼利想了一会儿，“我记得是，但我想不起来那人到底叫什么了，那名字好像有点奇怪。”

“是叫尼奥吗？”我问。

肯尼利打了个响指。“想起来了，”他说，“她找的是没有登记姓、只登记了名的人。所以我觉得不太对劲，她是想暗中进行调查，不让人知道她到底在查什么。”

“那她查到什么了吗？”

“没有。”

“你确定？”

“当然确定！不过她并没有怎么花精力，她把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观察那些对她示好的男人了，差不多就是警局里的每个人，她自己心里清楚。这么说吧，她又回到这里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

“又回到？”

“她还在当警员的时候，就是在北区分局工作。她那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吗，像个社工。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雷蒙德会让她当检察官。”

我都忘了，卡洛琳确实在北区分局当过一段时间警察。我想起了举报信里提到的那个秘书，信里没有说秘书是白人还是黑人，是胖还是瘦，但说了是个女孩。九年前的卡洛琳不就是个“女孩”吗？

“你不太喜欢她吧？”

“她就是个荡妇。”肯尼利一针见血，“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她从最底层一路睡了上去，谁都看得出来。”

我朝四周看了看，我们的谈话似乎已经快到尾声了。我又问了一遍，他是不是能够确定卡洛琳什么都没有找到。

“什么都没有。不过，你可以去和那个帮她找资料的小警员谈谈。”

“如果你不介意，我确实想和他谈谈。”

“这有什么好介意的？”他拿起电话，把一个叫古尔拉什的警察叫了进来，“你为什么还要操心这个事？”我们在等古尔拉什的时候，他开口问我，“很快，这就是别人的问题了，你不觉得吗？”

“你是说，到时候这就是尼可的事了吗？”

“我觉得他已经稳操胜券了。”上周，警察们都是这样说的，他们一直都不喜欢雷蒙德，也从来没有假装过喜欢他。

“说不好。说不定我破了这案子，就能帮雷蒙德扳回局面了。”

“从我听说的消息来看，上帝降临也救不了雷蒙德了。他们都说，今天下午波尔卡罗就会去找尼可。”

我仔细想了想他的话。如果波尔卡罗在竞选的前六天表示支持尼可，那雷蒙德真要成为政坛上的历史人物了。

这个时候，古尔拉什走进来了。他和这里大多数的年轻警察差不多，中规中矩，帅气、笔挺，带着一种军人的气质。鞋子擦得锃亮，外套上的纽扣光亮闪闪，头发分得很整齐。

肯尼利跟他打了个招呼。

“你还记得那天在这里的那个女检察官波尔希莫斯吗？”

“记得，身材很好的那个女人。”古尔拉什说。

肯尼科转过身对我说：“看吧，这孩子会成为一个好警察的，女人胸的大小他都不会忘记。”

“她是在河边公寓里被杀的那个女人吗？”古尔拉什问我。

我告诉他：“是的。”

肯尼利接着问古尔拉什，“好了，这位是拉斯迪，是副检察长。他想知道，那位女士从我们这里离开的时候，有没有带走什么资料？”

“据我所知，没有。”古尔拉什说。

“她看了些什么资料？”我问。

“有一天，她说想看所有公众场合行为不端的犯罪记录。她告诉我，应该有六十到七十个人在我们警局留下过这方面的案底，要往回查八九年的时间。总之，我把所有的资料都找了出来，就放在那边。”

“她怎么知道要找哪一天的？”

“我也这么想过，不过她似乎知道要找的是什么。她告诉我，让我找逮捕人数最多的那一天，所以，我就去找了。我差不多花了一周时间才翻完那堆资料，因为违反第四十二条例被逮捕的一共有五百多个人。”第四十二条例也就是公众场合行为不端罪。

是哪一天呢？我又想了想那封举报信，信里并没有任何线索能帮我缩小时间范围。也许卡洛琳在开始之前就已经放弃了，那些调查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你找到她想要的东西了吗？”

“我觉得找到了。我打电话叫她来，她也来看了。我把资料就放在这里留给她看，她却告诉我，什么都没有发现。”

“你还记得你给她看的是什么吗？那些被逮捕的人有什么共同特点吗？”

“所有的人都是在城郊树林里被逮捕的。我想，他们是不是那天在那里搞什么示威活动啊？！”

“天哪！”肯尼利带着厌恶的表情对古尔拉什说，“这些人都是公众场合行为不端罪？他们都是同性恋吧？”他问我。

“她有没有跟你说她到底在找谁？说了名字吗？”

“她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人的姓，只知道名字，我觉得她根本不认识那个人。”古尔拉什停了片刻，“为什么我老觉得那个名字和圣诞节好像有什么关系？”

“是叫尼奥吗？她跟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名字？”

古尔拉什打了个响指，“对了。”

“是尼奥吗？”

“就是尼奥。她告诉我她要找的人是尼奥，但姓什么不知道。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她还把这个名字写了下来，我脑子里不知怎么的就联想到了圣诞节。”

“你能告诉我她都看了哪些档案吗？”

“哎呀，那我还真不知道，我记得我已经收起来了。”

“收你个鬼，”肯尼利说，“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三次了，让你收，你都还没收。都在这里，自己找吧。”

肯尼利指着墙角的一堆资料。

古尔拉什打开第一个文件夹的时候，骂了一句，里面全是散乱堆在一起的纸页。

“要我说，她还真是不爱收拾，我把这些文件给她的时候，都是整整齐齐的。”

我原本想问古尔拉什是不是确定，但一看到剩下的文件全是按顺序整理好的，便知道没有问的必要了。再说，卡洛琳就是那样的人，别人花了很多年精细呵护的东西她却毫不在意。

古尔拉什开始整理散乱的资料，我去帮他，肯尼利也来帮忙。我们站在桌子周围，一边整理，一边埋怨卡洛琳。每份档案都应该包括一张警局的登记表、一份贴有被告人照片和指纹的逮捕记录卡及一份留底档案，但这里的六七十份档案没有一份是完整的。每份档案里都有缺失的资料，已有的资料也是放得前后颠倒、乱七八糟，完全被打乱了。

肯尼利又开始骂卡洛琳。

我们整理了五分钟，我才突然醒悟过来，文件弄得乱七八糟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是有人故意翻乱的。

“卡洛琳之后有谁还看过这些？”我问肯尼利。

“没有别人了。这些东西堆在这个墙角已经四个月了，就等着他收拾呢。除了我和他，也没有人知道这些资料在这里。对不对？”他问古尔拉什。古尔拉什点点头。

“肯尼利，”我问，“你认识汤米·莫尔托吗？”

“当然认识汤米·莫尔托，我都认识他大半辈子了，他就是一个小浑蛋检察官。”

如果我仔细想想，就应该知道，莫尔托和北区分局之间的过节尽人皆知。

“卡洛琳在这里当警察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在这里？”

“有可能。让我想想，妈的，拉斯迪，我又不是这俩人的保姆。”

“你上一次见到莫尔托是什么时候？”

肯尼利仔细想了想，“三四年前了。大概是出去吃饭还是什么的，正好碰到他。你也知道，他总是很客气。我看见他，跟他聊了几句。”

“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些资料吧？”

“喂！”肯尼利说，“我的嘴很严的。你、我、古尔拉什、卡洛琳，这事就我们几个知道。”

我们整理完以后，古尔拉什把文件核对了两遍。

“有一份不见了，是不是？”我问。

“确实少了一份，”他说，“可能是编号出了错。”

“一共有六十多份档案，有可能是编号编错了。”肯尼利说。

我问他：“但也有可能确实是不见了。”

“是有这个可能。”

“法院应该还有记录，对不对？”我问。

肯尼利看着古尔拉什，古尔拉什又看看我。我把档案的编号写下来，应该还有存档的，到时候让利普兰泽去查。

古尔拉什走后，我又和肯尼利待了一会儿。

“你不想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他问。

“我不能说，肯尼利。”

他点点头，但我看得出，他有点不高兴。

“好吧，”肯尼利说，“都是陈年旧事了，故事不少啊！”他的眼神显得很随意，似乎是想让我知道，我们都有各自的秘密。

外面的天气很热，有二十六七摄氏度的样子，算是四月份气温的最高纪录了。我坐上车，打开收音机，调到新闻频道，是市长办公室的直播采访节目，只听到了结尾，但市长大人的一堆废话已经让我了解了大概。他说，检察院需要新鲜的血液，需要一个新的方向。社会大众需要，也应该得到这个。

看来，我真的要开始找新的工作了。

14

少儿棒球赛。在春天傍晚昏暗的光线中，奈特所在学校二年级学生的父子棒球联赛开始了。开阔的棒球场上，天空低垂，原本是一片沼泽的地上现在则是一片草坪，斯特朗梅尔·斯丁格斯老师漫不经心地站在场上，穿着运动夹克的小男生小女生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高，都戴着棒球手套，他们的爸爸站在赛场边，喊着各式各样的口号。夜色在慢慢降临，一个叫洛基的八岁大个子男孩站在本垒，把球棒在空中绕了两三圈。在他旁边，一个长长的橡皮球座上放着一颗已经很破的棒球。他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把那颗球远远地击到了外场，球落在左边偏中的位置，超过了斯丁格斯老师防守的范围。

“奈特！”我拼命喊着。很多人也都在喊：“奈特！”他好像才突然清醒过来。一个扎着马尾辫、戴着棒球帽的小姑娘迅速朝球跑去，奈特先她一步抓到了球。奈特抓着球，绕了绕胳膊，一下子就把它甩了出去。球划着大大的弧线，朝场内飞过来，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声，落在了游击手和三垒之间，而洛基也正好在这个时候跑过了本垒。

我不好责备自己的儿子，只能沿着边线来回走动，使劲拍着巴掌说：“醒醒！快醒醒！”奈特一点儿也不怕我。他只是耸耸肩，伸出戴着棒球手套的手，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他嘴里缺了几颗牙，看上去像是南瓜灯上的那些鬼脸，新长出来的牙齿也是参差不齐，有点像胡乱插在蛋糕上的小蜡烛。

“爸爸，我输了，”他喊道，“我真的输了。”旁边的一群爸爸和我同时一阵大笑。我们都重复着他的话，他输了。克里夫·纳德曼拍了拍我的后背。虽然这孩子打球一塌糊涂，但还是很可爱的。

不知道其他男人在年轻时会不会想象自己儿子未来的模样，我那时候，可是带着激情和希望展望了自己未来二十年的生活。我总是想象着他——我的儿子，是彬彬有礼、听话懂事的孩子。他会非常优秀，会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很多很多的特长。

但奈特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模样。他不是个坏孩子，我们家对这一点还是达成了共识。自从他两岁以后，巴巴拉和我就一直在向对方说着这句话。我们说，奈特其实不是一个坏孩子。我拼命地相信这一点，带着满满的爱坚信这一点。他很敏感、很善良，但他也很野，很容易分心，从小就自行其是。我给他念故事书的时候，他会自己去翻页，看看后面是什么。他不太听话，或者说是看上去不想听话。在学校，他一直是老师头疼的问题儿童。

但幸好，他无忧无虑的乐观性格和长相救了他。我的儿子，他很帅。我所说的，不是那种普通的帅，我的儿子有着精致的五官、光洁的皮肤，双眼深邃而敏锐，让人一见就喜欢。这样的长相不是从我这里遗传的，我的长相有点粗糙，鼻子太大，眼窝又太深。巴巴拉一家人则个个都是娇小玲珑、英俊美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她们家遗传基因的功劳。但是，私下里，我也经常会想起我的父亲，他深邃冷静的样子，也是一种斯拉夫人风格的帅气。也许是因为担心奈特会继承父亲的某些性格缺陷，我总是在内心默默祈祷，希望奈特的帅气不会让他走上歪路，不会让他骄傲自大，更不会让他冷酷残忍。这些特点都是我所遇到的帅哥美女们经常会有的，他们会觉得这是他们天生的宿命，甚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权。

球赛结束了，我们三三两两地朝停车场走去。如果是五月，天气渐暖，球队在打完比赛后会一起野餐，有时候会订比萨外卖，各家的爸爸则负责每周轮流带啤酒。吃过晚餐，孩子们讨论比赛的情况，爸爸们躺在草坪上，随意聊聊各自的生活。我很期待这样的活动，对这些男人，我并不十分了解，但待在一起，却感觉我们之间有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就像是从教堂一起出来的教徒一样。这些带着孩子的父亲们，暂时抛开工作日烦人的职场生活，抛开家庭婚姻的喜怒哀乐，抛开各种沉重如山的责任义务，在周五的晚上，寻得一点点的轻松。

但现在这个季节，天气还有点冷，天色也已经很暗，我之前也跟巴巴拉约好了，球赛完后一起去市区吃晚饭，所以，球赛打完，我和奈特便离开了。我们到达餐厅的时候，巴巴拉已经坐在红色的沙发椅上等着了。她亲了亲奈特，听着他喋喋不休地说自己差点胜利的经历，但与此同时，她也朝我投来冷冷的、带着责备的目光。我们现在正处于冷战期，巴巴拉对我参加卡洛琳案子调查的事还余怒未消，但今天晚上，我感觉到，她的愤怒中还有一点儿别的原因。我首先想到的是，是不是我们迟到太久了，但当我抬头去看餐厅的挂钟时，我发现我们甚至还早到了一分钟，我不知道到底又做了什么惹到了她。

不过，巴巴拉就是这样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外界的人和事，过往的种种经历，都会让她觉得压抑。她曾经在北区教过六年书，对社会改良失去了信心。有奈特后，她便放弃了工作，安心当起了家庭主妇，但这样的生活是局限的、狭隘的，渐渐地，她变得越来越安静，越来越愿意独处。三年前，她的父亲去世，她感觉父亲又一次抛弃了她。她父亲一辈子从来未关心过她和她母亲，所以才让她时时都处在孤独之中。我们原本快乐的婚姻生活还能让她稍稍抵御这些抑郁的情绪，但渐渐地，我们之间也开始缺少沟通。她几乎对所有的人都失望透顶，那种情绪是那么明显，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如果我抓住她的手，舔一舔她的皮肤，那味道一定是又苦又涩。

后来，这种状态就被打破了，原因是我的出轨。这导致了我们婚姻生活中最长的一次冷战，但即便是到了现在，巴巴拉也从来没有说过要请律师或离婚之类的话，所以，我仍然希望还有改善的机会。她现在就那么平静地坐着，让我也感觉很平静。我就像是沉船上的幸存者，牢牢抓着一片破木板，等着救援的到来。我相信，我迟早会再见到那个幽默乐观、聪明睿智且爱我至深的女人。我到现在都认为，那才是我的妻子。

现在，那个女人脸上挂着冷若冰霜的表情，排着队等餐厅的位子。奈特已经悄悄溜了，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卖糖果的柜台。他的棒球裤松垮垮地挂在腰上，快被他的鞋底踩到了。他一只膝盖和两只手全都紧紧地靠在玻璃柜上，专注地看着一排排的糖果和巧克力。他一边看，一边轻轻摇晃着，显然是已经锁定了目标。我和巴巴拉都盯着他。

“所以呢？”她突然问我。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必须要保证答案能让她满意。

“‘所以’什么？”

“所以，你的工作怎么样？那个大案子破了吗？”

“没有线索，”我告诉她，“也没有什么结果，全是一团乱。老实说，整个检察院都是人心惶惶、垂头丧气。你也知道，现在波尔卡罗已经公开宣布支持尼可了。”

听到这句话，巴巴拉似乎退缩了一下，然后又用酸溜溜的眼神扫了我一眼。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发火了。昨天，我回家的时候非常晚，我待在楼下，以为她已经睡了，但她突然穿着睡衣走下楼，站在楼梯上问我在干吗。我告诉她，我在写简历，她立马转过身，重新上楼了。

“今天雷蒙德没有说推举你当法官的事吗？”她问。

我自己也哆嗦了一下，我后悔一时糊涂和虚荣，在她面前提到了这件事。现在，我的希望还很渺茫。两天前，波尔卡罗已经明确表示，他并无意讨好雷蒙德。

“你想让我怎么样，巴巴拉？”

“我不想让你怎么样，拉斯迪。我早就没想让你怎么样了，你不是就想这样吗？”

“巴巴拉，雷蒙德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他为你做过什么？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有家庭，现在却随时可能失业。他让你为他干活，帮他解决问题，当他要辞职的时候，却还要拖你一起下水。”

“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

“他是在利用你，你老是被人利用。你不仅任由他们利用你，而且你还很喜欢这样。你是真的很喜欢这样。你宁愿被外人虐待，也不愿意关心一下真正关心你的人。”

“你说的是你自己吗？”

“有我、你妈妈，还有奈特。你这辈子都是这样，你没救了。”

我差一点儿就反驳她了，但理智让我忍住了。餐厅的服务员来了，是一个个子娇小的女孩，像是健身俱乐部的模特，她带我们走到餐桌旁边。巴巴拉和奈特就晚餐应该吃什么开始讨价还价。“想吃炸薯条，可以，但是要喝牛奶，不能喝可乐，而且必须吃蔬菜沙拉。”奈特哼哼了几句，转过身。我轻轻搂着他，让他坐好。巴巴拉用菜单遮着脸，显得很冷淡。

我刚刚认识巴巴拉的时候，她是不是开心一些？一定是，但我有点记不起来了。当时，我按照大学自然科学课程的要求，选修了微积分，真是疯了，但幸好，后来有她帮我补习。再后来，她不向我收补习费了，她爱上了我，我也爱上了她。我爱上了她的冰雪聪明、她的年轻美丽、她的朴素大方，也爱她是医生的女儿。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通得刚刚好”的女人。我甚至爱上了她阴晴不定的个性，爱她总是能把我觉得非常遥远的事描述得那么生动。最重要的是，我爱她对我的热情。在我的生命中，还没有哪个人如此想要得到我的陪伴，如此欣赏我的每一个方面。我知道，至少有六七个男孩也都很喜欢她，但她只要我。实际上，一开始是她热烈地追求我，那种热情我都觉得有点难为情。我猜，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让她想要抚慰我这个笨笨的、阴沉又满怀着各种悲伤秘密的男孩，她也知道，她父母会觉得这样的男孩配不上她。

她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和我一样，也和奈特一样。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她也觉得很压抑。她父母对她的关心让她觉得窒息，从某些方面看，甚至觉得有点虚伪。她说，她的父母掌控着她，一直都把她当作实现自己未了心愿的工具，并不去真正了解她的梦想是什么。她经常告诉我，我是她所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像她自己的人，不仅仅是独生子女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也时时刻刻都带着一种孤独感。这难道就是那可悲的爱的相互性？人们总是觉得自己给予了什么，就想得到什么。巴巴拉希望用她的关怀和爱心，让我从青蛙变成童话中的王子，走进她被囚禁的阴森树林，带着她从四周的妖魔鬼怪中逃离。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却时常让她失望。

餐厅里热闹喧哗，一张张桌子旁，有夫妇情侣在聊天的，有下了夜班的工人一个人吃饭的，服务员来回穿梭，倒着咖啡。而我——拉斯迪·萨比奇，也坐在这里，我三十九岁，肩上压着一辈子的重担，身上带着工作后的疲惫。我催促着儿子赶紧喝牛奶，自己吃着汉堡包。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我说我已经爱了将近二十年的女人，却对我不理不睬。我明白，她有时会失望。我也明白，她有时会悲伤。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感觉得到，但我什么都做不了。不仅仅是无聊重复的生活让我失去了力量，在我身上，也缺少了一种人性的真善美，我们只能成为我们可以成为的人。我有我的过去，我的回忆，我也有想要解开的谜团，我也经常茫然失措。我能听见巴巴拉内心的呐喊，我了解她的需要，但我只能用沉默和痛惜去回答。为了完成成为拉斯迪这一伟大任务，我必须隐藏自我——隐藏得太多，太多！

15

选举的那一天天气晴朗。头天晚上，我和麦克·杜克、拉伦还有雷蒙德一起坐在雷蒙德的办公室里，他们觉得好天气对选举很有利。目前，党内已经表示支持尼可了，雷蒙德需要选民真正关注候选人，而不是受党派意愿的支配。过去的这一周，情况有点奇怪。每次出现不利的发展局势时，你会说，没希望了，但过后，你还是会充满希望地向前看。昨天晚上，在雷蒙德的办公室里，他们还在讨论有没有赢的机会。《论坛报》和第三频道又联合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就在波尔卡罗宣布支持尼可的那一天，结果显示，雷蒙德的支持率只下降了五个百分点。麦克说，他觉得从那之后，情况开始不断好转，雷蒙德暂居下风的形势反而让他又获得了一些同情的支持票。我们四个大男人，就那样满怀信心地坐在那里。

在办公室里，和往年一样，随着选举的临近，气氛却越来越轻松，大家都感觉快要熬到头了。检察院的这些人都是擅长阴谋诡计的政客和受雇文人，但在雷蒙德任职期间，却由于雷蒙德的反对，没能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以前，曾经有副检察官在法庭上出售竞选活动的门票，大捞了一笔，那样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在十二年的时间里，雷蒙德从来没有以捐赠的名义向自己的下属要过一分钱，也没有请求过任何人帮忙，很多在雷蒙德上任之前就已经在这工作的人，为了保住各自的饭碗，都暗中保持着对党派的忠诚。十二年前，雷蒙德曾经和波尔卡罗达成一个协议，协议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在选举的这一天，雷蒙德会给检察院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放假一天，这些支持党派的人会挨家挨户敲门分发传单，开车把年纪大的选民送到选举站，全程跟踪选举结果，等等。今年，他们做的这一切都将会是为了尼可。

我和其他人倒是没有什么特定的任务。我那一天基本都待在办公室，在这艘即将触礁沉没的轮船上继续担任大副的角色。还有一些人也在，大多是律师，有的在准备总结材料，有的在收拾桌子。大概有二十多个年轻点的检察官被安排去配合联邦检察院的工作了，或进行反舞弊宣传，或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或处理应对各种投诉。例如，哪台投票机坏了，哪个投票点有人带了一支枪，哪个监票员佩戴了一枚支持某个候选人的徽章等。我在办公室里，也会偶尔接到打来汇报最新动向的电话，或是媒体打来询问情况的电话，我会尽职尽责地向他们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暗中破坏民主选举进程的迹象。

四点半左右，我接到了利普兰泽的电话。他说有人打开了大厅里的一台电视机，还有一个半小时投票才会结束。现在，每个人都在故作轻松地谈论着可能出现的结果。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好报告的了。

“他肯定输了。”利普兰泽告诉我，“我在第三频道的朋友看见了他们的初步投票结果。他说，以目前的趋势看，尼可可能会以八至十个百分点获胜。”

我的心再一次猛烈地跳动起来，我的五脏六腑都纠在了一起。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我是真的相信了。我看着窗外一排排的法庭大楼，看着市中心一排排建筑的沥青屋顶，看着两个街区外的小河和河里污浊翻腾的河水。我已经坐在这栋大楼里的这个位置差不多七年了，但眼前的景色却还是让我觉得很陌生。

“好吧，”最后，我终于沉重地说，“还有什么？”

“没了，”利普兰泽回答，“就是跟你说这件事。”他等了一会儿，又说，“我们还要继续查卡洛琳的案子吗？”

“你难道还有别的事要做？”

“没有，”他说，“没有啦。今天，有人来我这里拿走了所有的报告，是给莫拉诺警察局长的，他想看看。”

“那又怎么样？”

“我觉得奇怪。你也知道，三年前他丈母娘被持枪抢劫时，他都没有看过那份报警报告。”

“如果你有个丈母娘，”我说，“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利普兰泽听懂了我的笑话，他知道，我这是在为我之前的不耐烦道歉。“他们大概只是想让尼可知道最新的情况，”我说，“莫尔托大概从一开始就拿到了所有警方报告的复印件了。”

“有可能。有些地方不太对劲，今天施密德亲自来了，表情还很严肃，像是有人枪杀了总统一样。”

“他们就是做做样子罢了。”

“可能吧。我等会儿就要去北区法院，找一找那边的文件档案。”利普兰泽说的是我上次去过三十二区分局以后，我们一直在找的丢失的那份档案，“他们说五点之前能从档案室拿到资料。我想早点去。你今天晚上在哪里？我万一找到什么，去哪儿找你？”

我告诉他，我会在雷蒙德的聚会上，应该是在酒店。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急着要一个调查结果了，但利普兰泽说，无论有没有发现，他都会来看看雷蒙德，多多少少表达一下自己对他的敬意。

“况且，爱尔兰人的聚会，”利普兰泽说，“还是很好玩的。”

利普兰泽的预计一点儿也没错。聚会上有乐队演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有容光焕发的年轻女孩唱着歌，跳着舞，她们胸口挂着印有选举口号的小牌子，头上戴着印了选举宣传画的小帽子，都用浅绿色的艺术字写着“雷蒙德”的字样。在舞厅前面，空无一人的演讲台两侧，竖着两张三米高的雷蒙德的巨幅照片。我在舞厅里来回穿梭，和大家随意打着招呼，感觉却糟透了。

七点半，我来到五楼雷蒙德的套房，房间里到处是帮助过雷蒙德参与竞选的人。一个梳妆台上摆着三盘冷菜和几瓶酒，但我没有喝。三个房间里起码有十台电话，所有的电话都在叮叮作响。

到了这个时候，本地的三家电视台都预测尼可会赢得最终的胜利。拉伦法官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嘟嘟囔囔地说着投票后民意调查之类的事。

“这是第一次，”他说，“我看见人还没倒下，就已经被宣布死亡了。”

雷蒙德却表现得很冷静。他坐在最里面的一间卧室里，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电话。当他看见我的时候，挂了电话，走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兄弟。”他说。我知道，这句话他今天晚上大概已经在其他人面前重复了十几次了，但我还是很感动，也很激动，为能够成为这个悲伤大家族里的一员。

雷蒙德坐在一张沙发椅上，我坐在他旁边的脚凳上，一瓶打开了的威士忌放在桌上，还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雷蒙德接着打电话，和拉伦、麦克·杜克、乔·瑞利商量着什么。我还记得以前，我也是这样坐在我父亲身边，陪他看电视里的球赛或是听收音机里的赛况直播。我在坐到他旁边之前，总是先要征求他的同意，那是我们父子之间最温情的时光。我长大一些后，父亲喝啤酒的时候，还会时不时把啤酒递给我，有时我们也会大声对球赛评头论足一番。

最后，话题终于谈到了如何上演最后的谢幕。雷蒙德是先应该和尼可谈谈，还是应该先下楼对他的忠实拥护者说几句？他们决定，还是先和尼可谈谈。麦克说，雷蒙德应该给尼可打个电话。乔说，发个短信就行了。

“管它呢，”雷蒙德说，“尼可就在街对面。我直接过去，和他握握手就行了。”他让拉伦去安排他和尼可的会面和演讲，然后回到这里，接受媒体记者一对一的采访。他让梅可把采访都安排在九点半前后，然后，他会在十点接受斯坦利的现场直播采访。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梅可也在房间里，她坐在背对我们的一张椅子上，转过身，对我说了两个字：“伤心。”

雷蒙德说想和我私下聊聊，我们便走进了更衣室，更衣室位于两个卧室中间，里面是一个带大衣柜的洗漱间。

“你怎么样？”我问。

“还不算太糟，但我会撑下去的。你听好，”雷蒙德说，“我那天跟你提过的那件事，我去见尼可的时候，会主动提出辞职。我不想再听什么废话了，我也不想让人觉得我赖着不走。尼可既然这么想当检察长，那就让他当吧。只要金德区的区长同意，他想当什么都可以。”这真是搞笑。波尔卡罗就是区长，他还是党内主席，同时还是市长，这个家伙的头衔比国际公司老总的头衔还多。

我告诉雷蒙德，他做的这个决定很明智。我们看着对方。

“我应该向你道歉，拉斯迪。”雷蒙德说，“如果说要我选一个副检察长接任，你知道，我绝对会选你。我当初就不应该自己参选，应该推举你的。只是那些人逼我逼得太紧，都让我再试一把。”

我摆摆手，摇摇头，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

拉伦把头伸进房间。

“我刚刚正在跟拉斯迪说，”雷蒙德告诉他，“我一开始就不应该继续参选，我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他是新面孔，又是事业有成的检察官，不是政治圈里的人，本应该是大有希望的。你认为呢？”

“嘿，”拉伦法官说，“你再接着说，我很快就会同意你的观点。”

我们都笑了。

拉伦汇报了他同尼可那边协商的结果，而和他协商的人正是汤米·莫尔托，他今晚作为尼可重要的第二副手，又重新出现了。他们不想在今晚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而是希望安排在明天早上。

“早上十点。”拉伦说，“他就这么跟我说的，连我的意见都没问一下。他还说，请确保只有雷蒙德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小人，还那么神气活现的，你说呢？”拉伦花了好一会儿才平息自己的怒气，“你现在就应该给尼可打电话，说你不干了。当然，还是要等你自己准备好以后。”

雷蒙德把拉伦手中的威士忌拿过去，喝了一大口。

“我已经准备好了。”他说。

看来一切到此为止了。我不想再听下去，回到了舞厅。

在吧台附近，我碰到了乔治·梅森，他是雷蒙德的一个老朋友。他已经喝醉了，周围的人群把我们俩推来挤去。

“好多人啊！”他对我说。

“他在职期间工作很出色，”乔治说，“你们都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们确实为他感到骄傲，”我说，“我反正是的。”

“所以，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去当私人律师？”

“可能会做一段时间吧，我猜。”

“会接刑事案件吗？”

我告诉乔治，有可能，我会看看再说。乔治给了我他的名片，让我有空给他打电话。他说他认识一些人，我可以去找那些人谈谈。

二十分钟后，雷蒙德来到了舞厅。电视台的记者们冲到他前面，纷纷举起手中的摄像机、聚光灯、麦克风，让人都快看不到雷蒙德的脸了。雷蒙德一边微笑，一边挥手。他的两个女儿和他一起站在舞台上，乐队正在演奏爱尔兰的吉格舞曲。雷蒙德说了三遍“谢谢大家”，才让人群安静下来。就在这时，一个人抓住我的胳膊，是利普兰泽。他大概是挤过了重重的人群才找到我，看上去一脸不高兴。舞厅里有人跺脚，有人尖叫，有人吹口哨，有些站在后面的家伙还开始跳起了舞。噪音太大了，我们没法谈话。利普兰泽做了个手势，让我到外面去说，我跟着他朝出口走去。没想到一走出来，外面竟然是一条小巷。利普兰泽走到了一个路灯下面，停住脚步。他面沉似水、忧心忡忡，太阳穴旁边的汗滴在路灯下闪闪发亮。从我站的地方，可以听见雷蒙德在舞厅里面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清具体内容。

“这太奇怪了，”利普兰泽说，“警局里很不对劲，非常不对劲。”

“怎么说？”

“我也不知道，”他说，“但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了。我接到通知，说让我明天早上八点去莫拉诺的办公室接受问话，问话的人是莫尔托，这就是通知的全部。不是去谈话，不是去讨论，是去接受问话，像要调查我一样。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晚上回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施密德已经拿走了我这里所有关于卡洛琳的档案资料。他们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直接去找施密德。”

“似乎他们不再让你负责这个案子了。”

“好像是这么回事，”他说，“还有一件事。我是在五点之前就已经在北区分局了，这个通知是我六点半左右收到的，你看我在那边找到了什么。”

他把手伸进外套里的衬衫口袋，拿出四五张资料和文件的复印件。案子的编号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正是三十二区分局丢失的那一份档案。第一张纸上是案子封面的复印件，上面写着：对尼奥·威尔斯的公诉书。罪名是公众场合行为不端，时间是九年前七月的一天，结果是法庭宣布撤销起诉。

“终于找到了。”我大声说。

“看这一页。”利普兰泽对我说。那是一张判决记录。在本州，被告如果只是犯了很轻的过错，那么他只要在一张保证书上签名，就可以免交保释金，获得释放。但他必须保证，如果再犯，愿意支付按照法律规定不少于五千美元的罚款。从这以后，他必须不能再犯任何错误，并且每周要通过电话向法庭的保释官汇报情况。从尼奥的判决记录来看，他要汇报的人正是卡洛琳·波尔希莫斯，记录上还写着卡洛琳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等等，还有更精彩的。”他把最后一张纸扯出来，是一张法庭记录的复印件，即撤销该案的登记表。最上面，用大字写着“撤案决议”。签署决议的是在任的检察官——“金德区检察长，雷蒙德·霍根”，他的名字印在表格的最下方，处理该案的检察官还要在空白处签名，一开始，我没有看清那个签名写的是什么。后来，我看清楚了，是“莫尔托”。

利普兰泽和我站在街灯下，愣了一会儿，然后又去看那张纸，我们都没说话。从酒店里传来一阵巨大的欢呼声，然后又听到乐队开始演奏了。“是《爱尔兰人的笑眼》那首歌。”看来，雷蒙德已经接受了失败的命运。

我想安慰利普兰泽。我告诉他，坚持下去，目前还不能确定什么。

“你拿着这个。”他把那些复印件从文件夹里都拿了出来。

我朝舞厅走回去。利普兰泽一个人走了，他走过巷子里的垃圾桶和残砖废瓦，走进了一片漆黑之中。

16

“所以，我们结束了，”我告诉罗宾森，“结局并不好。第一周，她见我的次数减少了。第二周，她完全没见我，没有一起吃午餐，没有给我打电话，也没有来我的办公室。没有‘一起喝酒’——这是我们之间的暗号，她就这么走了。”

我知道她喜欢自由独立。一开始，我告诉自己，她只是需要一些空间，我安慰自己，她只是想要自由。我不应该对她发火，但每一天，她的沉默都在折磨着我，折磨着我可悲又可怜的欲望。我知道她就在我楼下，我想要的很简单，不过是想和她共处一室。我连着三天都跑到三楼的莫顿餐厅，因为我知道她喜欢去那里吃午餐。到了第三天，她终于出现了——和雷蒙德一起，我没有多想。那个时候，我是盲目的，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出现情敌。我一人坐了半个小时，机械地把碗里的蔬菜叶翻来倒去，眼睛却盯着五米开外的她。我又想起和她肌肤相亲时的那种感觉，我竟然坐在人来人往的餐厅里，不由自主地开始呻吟起来。

到了第三周，我已经熬不住了。我没有任何力气，只是任由自己陷入一波又一波的冲动之中。一天上午十一点，我直接朝她办公室走去，我手上没有拿任何文件、通知或其他东西作为借口。

她不在。

我站在她门口，闭上眼睛，羞愧和悲伤灼烧着我的心，我觉得我已经心如死灰了。

当我就那样站在那里时，她回来了。

拉斯迪，她轻快地说，她很热情地招呼我，从我身边走过去。我看着她弯下腰，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她的呢子裙勾勒出优美的曲线，穿着丝袜的光滑小腿灵活地弯曲着，我突然感觉到口干舌燥。她很忙，她站在办公桌旁边，看着文件夹封面上的说明，另一只手拿着铅笔和一沓便笺纸。

“我想再见见你。”我说。

她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很严肃。她从桌子边绕过来，把手伸过我身边，关上了门。

门一关，她立刻开始说话了。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现在我不能这样了，拉斯迪。”然后，她打开了门。

她回到办公桌后面，开始工作了。她转过身打开收音机，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但她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

我从来没有想过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曾经爱过我。我只知道，我能让她高兴。我的激情、我的疯狂让她得意，让她自信。所以，我觉得这也算不上她是在拒绝我，我并没有悲伤。最后，我渐渐明白，她身边可能是出现了我的继任者，我并不幻想能打败他，我愿意和他一起分享卡洛琳。我被卡洛琳的冷淡、被我自己的欲望折磨着，我要的只是我曾经有过的，就是这么简单。我想要卡洛琳，我对她的欲望还没有结束。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没有结束。一直以来，卡洛琳爱不爱我只是次要的，可有可无的。我想要的，是自己狂喜的激情，是自己熊熊燃烧的崇拜。没有了这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便如同行尸走肉。我一整晚一整晚坐在摇椅上，想着卡洛琳的模样，觉得自己是那么可怜又可悲。

在那几个星期里，我的脑袋都要爆炸了，我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冒出各种各样怪诞、残忍、离奇的想法。当时，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十四岁小女孩的案子，她被嫌疑犯绑架，像货物一样被塞在他的后车厢里，嫌疑犯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以各种方式强暴她、虐待她，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天，最后，她被打得半死，又被弄瞎了双眼（罪犯好让她辨认不出自己的模样），扔在路边等死。我看完了这个案子的报告，参加了证据讨论的各种大小会议，心里却在一直偷偷想着卡洛琳。

在家里，在巴巴拉面前，我的表现更是荒唐，我在吃饭的时候、喝酒的时候，都会突然放声大哭。我有胆量把这件事说出来吗？我想得到巴巴拉的同情。这种疯狂又自私的想法让我更加痛苦，巴巴拉已经受不了看见我这副悲伤的样子了。现在，我已经无路可走了。在办公室，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盯着走廊，希望能够看到卡洛琳路过时的身影。在家里，我的妻子成了看守我的狱卒，看我敢不敢冒着结束婚姻生活的风险，再显露出一丝哀怨的模样。我开始频频外出散步，从十二月散到了一月。当时的气温有零下十七八摄氏度，而且一连几周都是如此。我在我们小区一走便是几个钟头，我用围巾裹住脸，大衣的毛边蹭到了我露在外面的额头和脸颊，感觉像是被火在烧。这是属于我的荒漠，属于我的严冬。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只是想要一点儿平静，如果得不到，那又能在哪里找到呢？

卡洛琳躲着我。她很擅长躲着我，就像她所擅长的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她有时会派人给我送来备忘录，打电话说事时会让尤金妮亚转告我，凡是我会参加的会议她都不去。我知道，这是被我逼的，因为，在我们四目交汇的时候，她能明显看到我眼中的可悲与渴望。

到了三月，我开始从家里给她打电话，打了好几次。她当时正在准备一个惯犯的起诉书，内容很复杂，有些指控一直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对自己说，没有了办公室里各种杂事的干扰，才能更好地讨论复杂的问题，所以，我才会从家里给她打电话。我等奈特睡着，等巴巴拉把自己关进书房，我知道，她一进书房，就绝对听不到我在楼下打电话了。然后，我会翻开那本小小的内部通讯录，翻到有卡洛琳电话的那一页，这本通讯录上有所有检察官的家庭电话。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看，我记得那个号码，但是，在这样冲动的时刻，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纸上，能让我感到一种奇怪的满足。我想把这个过程再延长一些，仿佛这样就能证明我的幻想是真实的。但我一听到卡洛琳的声音，我就知道，这些借口是多么虚伪。我连说一句“喂”都说不出口。当我听到她温柔的声音时，我的心都要融化了。她现在等的是谁呢？

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确信自己能够骄傲地说出一两句话。我会事前精心想好每一句对白，说几句笑话打消她的冷淡，或是在她给我一线机会时，吐露真心的告白，但这些我都没能做到。她接了电话，我怀着满心的羞愧等着，泪水开始涌上眼眶，内心揪成了一团。“喂？喂？”她见没人说话，便挂断了电话，我反而感觉到了一种解脱，我会赶紧把通讯录塞进走廊里的书桌里。

当然，她肯定知道是我，我的呼吸中大概都透露着一种绝望和哀怨。三月下旬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坐在吉尔酒吧，利普兰泽刚刚离开酒吧回家。就在这时，我从吧台后面的长镜子里，看到卡洛琳正盯着我。她的脸映在一排威士忌酒瓶的上方，她的头发好像是刚烫过不久，柔顺发亮，很有型，但她表情里的愤怒却很残忍。

我假装没有看到她，把视线从她脸上转开，告诉吧台服务员给她送一杯经典鸡尾酒。她站着，我坐着，周围是酒吧里的喧哗和吵闹，音乐很刺耳，笑声很放肆。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轻松的氛围，周五的晚上，大家都在释放一周以来的压力。我喝完自己的啤酒，谢天谢地，我终于有了开口说话的勇气。

我对她说，我就像个孩子。我说话的时候不敢看她，我现在很难受，我坐在这里，但我很想走开。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只是想要和她说说话。

我抬起头，看她的反应，我发现她的表情很迷离。

“我这几个月都只敢从你身边默默走过，我好傻啊！是不是？”

“这样比较安全。”她说。

“我好傻啊！”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真的不知所措，我也不想让自己这么累，但我做不到，卡洛琳。我二十二岁就订婚了，婚礼之前，我疯狂了一次，我喝得酩酊大醉，然后随便找了一个女人在酒吧后面的车里玩一夜情，这就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疯狂的举动。我说，现在，我却感觉我要死了。我全身都在颤抖，我的心怦怦直跳。再过一分钟，我就要喘不上气了。我太傻了，对不对？

“那么，你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拉斯迪？”现在轮到她面如死灰地盯着镜子了。

“一些东西。”我说。

“想听我一句劝吗？”

“如果你只能给我一句劝，那么，就说吧。”

她把酒杯放下，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她第一次直直地盯着我。

“成熟点吧！”她说完就走了。

“那个时候，有那么一分钟，”我对罗宾森说，“我真的很绝望，我希望她去死。”

17

在检察院，汤米·莫尔托的外号叫疯和尚。他以前曾经是神学院的学生，勉强一米六五的个子，比标准体重超了四五十斤，满脸暗疮，指甲被他自己啃得乱七八糟。他的个性很疯狂，是那种会整夜不睡觉赶报告、连着三个月周末完全不休息的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检察官，但过于狂热，反而少了冷静判断的能力。在我看来，他总是在努力制造事实，而非了解事实。他的冲动在法官面前可能是个大大的缺点，但这却让他成为了尼可的好助手，他的自律正是尼可所没有的。他和尼可之间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他们读圣琼斯小学的时候，那个学校的学生大多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的后裔。在孩子们还小，还不知道谁酷谁不酷之前，他们就接受了莫尔托这个朋友。长大以后，莫尔托的个人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他单身，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和哪个女人在一起，也许有人会因此猜测他是同性恋，但如果要我说，我会觉得他只是独身主义。他那种强烈的孤独感似乎带着一种来自地狱的阴暗气息。

当我走进接待室的时候，莫尔托正和尼可小声地说着话，说得正起劲，他们俩还是和以前一样。办公室里，大家都很好奇，档案员和秘书都跑到了门口，想看看这位新老板，似乎才九个月不见，他们就已经忘了尼可的模样。电视台的记者也跟着尼可一起来了。尼可原本打算，当他和莫尔托坐在坚硬的木椅子上等着和雷蒙德会面时，记者给他们拍照，不过，现在已经拍完了，记者也都各自散开。我来的时候，他们俩看上去居然有点孤单的感觉，我实在忍不住想要逗一逗莫尔托。

“汤米·莫尔托，”我说，“以前有个同名同姓的人在我们这里工作，他很久没来了，我们觉得他可能死了。但是，现在还是有人打电话找他，也有人寄信给他。”

我这个玩笑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但莫尔托不仅没有笑，反而露出一种惊恐的表情。他皱起眉头，当我伸出手要和他握手时，他往后缩了一下。为了缓和气氛，我只好把手伸向尼可，他倒是同我握了手，但看上去也是心不甘情不愿。

“你不告诉我，我就一直不说话。”我说。

尼可仍然没有笑，反而把目光转向了别处，显得非常不自在。我不知道是竞选让他太紧张，还是和很多人一样，他只是在终于得到一直想要的东西后感到了恐慌。

在这样的碰面后，我倒是确定了一件事：尼可是绝对不会让我留任副检察长的。我给档案室打了电话，让他们给我准备几个纸箱。那天上午，我又给利普兰泽在警局总部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一般他只要在外办案，这个电话就没有人接听，但这一次，有人接起了电话，而那个声音我并不熟悉。

“34068。”

“你是丹·利普兰泽吗？”

“他不在，请问你是哪位？”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是谁？”

“没事了。”我挂断了电话。

我去敲隔壁办公室的门，想问梅可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也不在。我问尤金妮亚梅可去了哪里，她告诉我，梅可在雷蒙德的办公室开会，她说：“和尼可·德拉·戈迪亚先生在一起。”她已经去了将近一个小时。我站在尤金妮亚的桌子旁，努力压抑着内心深处的不安。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尼可现在成了戈迪亚先生。梅可成了他的人，说不定有朝一日还会当上法官。雷蒙德会另攀高枝，大赚一笔。莫尔托会抢走我的饭碗，而我，连下个月的房贷都不知道能不能还上。

我还站在尤金妮亚身边，突然，电话铃响了。

“雷蒙德先生想要见你。”她说。

我来到雷蒙德的办公室，尼可坐在检察长的座位上，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我突然涌上一股很幼稚的愤怒、嫉妒和厌恶感。尼可把西装外套脱掉了，脸色很严肃，我太了解他了，我知道他这种表情完全是在装腔作势。莫尔托坐在他后面，但座位要靠后一些。我才猛然醒悟，原来莫尔托早已经掌握了如何当马屁精的技巧。

雷蒙德做个手势，让我坐下，他说，这其实已经是尼可的会议了，所以他让尼可坐在检察长的座位上。雷蒙德自己站在沙发后面，梅可坐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看着外面。她一直没有和我打招呼，而我也察觉到，她一点儿也不想待在这里。看来，竞选失败的结果对她的打击比对我的打击更大。

“我们已经作出了一些决定，”雷蒙德一边说，一边转身看着尼可，一阵沉默，尼可作为新上任的检察长，竟然也会有无话可说的时候，“好吧，要不我先解释一下，”雷蒙德开口了，他的表情非常严肃。我很了解他，他现在这个样子说明他很生气，他正在努力保持着冷静，从现场的气氛可以知道，他和尼可之前的会谈并不融洽，“昨天晚上，我和市长谈过了，我告诉他，既然选民们已经表达了他们的意愿，我也不想赖在检察院。他建议我，不妨同尼可开诚布公地谈一谈，看他是不是也愿意早点上任，尼可表示愿意。所以，这就是目前的状况了。等到区委会批准后，我会在星期五离职。”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确定是星期五吗？”

“这其实也比我自己的预计还早了一些，不过还有一些原因……”雷蒙德停下了。他的神态中有种不祥的预兆，他在挣扎。他把咖啡桌上的文件整理整齐，然后又走到书柜旁边，像是要找什么东西，显然他很不自在。我决定让大家都轻松一下。

“那我也辞职吧，”我说，尼可张口准备说话，我打断了他，“拖拉王，这下你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了。”

“我不是要说这个，”他站起来，“我想让你知道雷蒙德为什么这么快离职，因为他的一个手下马上就要接受刑事调查了。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消息，有些消息是在选举期间知道的，但我们并不想利用这些消息玩阴招。不过，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被尼可的愤怒弄糊涂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那个B类档案，也许莫尔托和那个案子之间真有什么关系。

“喂，让我说一句，”雷蒙德说，“拉斯迪，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坦白。尼可和莫尔托已经问了我一些关于卡洛琳谋杀案调查的问题，他们对你的调查方式不太满意。我现在也同意不再插手了，他们可以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处理，这就要看他们的专业判断力了。但是梅可建议——其实，我们都同意，要让你了解目前的状况。”

我等着他继续。我突然涌起一阵警觉，接着是深深的担忧。

“是我要接受刑事调查了吗？”我笑出了声。

梅可终于开口了，“这可不好笑。”她说。她的声音里没有一丁点开玩笑的意思。

“这，”我说，“这太荒唐了，你们觉得我做了什么？”

“拉斯迪，”雷蒙德说，“现在别说这些了。尼可和莫尔托都认为有些事情你应该坦白说出来，仅此而已。”

“可不是仅此而已，”莫尔托突然开口了，他的目光很犀利，“我认为你一直在误导警方的调查，还隐藏了关键的证据，你带着大家兜圈子兜了差不多一个月，其实你是在掩饰自己。”

“你有病吧！”我对莫尔托说。

梅可把她的轮椅转过来。

“现在都别说了，”她说，“这个讨论就不应该在这里进行，也不应该是我们这几个人来讨论。”

“见鬼了！”我说，“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莫尔托说，“你其实在卡洛琳被杀的那天晚上，曾待在她的家里。”

我的心怦怦直跳，感觉周围仿佛在天旋地转。我原本以为他们只是会揭发我和卡洛琳曾经的私情，但这项新的指控简直不可思议。我说：“太荒唐了，简直一派胡言。”

“那天是几号？是星期二晚上吧？巴巴拉在学校上课，我一直在家带孩子。”

“拉斯迪，”雷蒙德，“我建议，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莫尔托站起来，他朝我走过来，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我们已经拿到了指纹对比的结果，就是你从来不记得催的那份报告。玻璃杯上的指纹印是你的，你拉斯迪·萨比奇的。就是卡洛琳家吧台上的那只玻璃杯，离死者只有一米多远的地方发现的玻璃杯。你大概忘了，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在入职时都曾经留下过指纹记录吧。”

我站起来，“这太荒唐了。”

“还有那份你让利普兰泽不要去要的电话记录——那些从你家里打出的电话，今天早上，我们让电话公司也把记录送来，现在就快要送到了。你那一整个月都在给她打电话。她被杀的当天晚上，就有从你家打给她的一个电话。”

“我受够了。”我说，“我要走了。”

我刚刚走到雷蒙德办公室外面萝瑞塔的桌子边，莫尔托就在身后叫住了我。他跟着我走进接待大厅。我能听见尼可在大声喊莫尔托的名字。

“萨比奇，我想让你明白一件事，”他用一根手指指着我说，“我都知道了。”

“你当然什么都知道。”我说。

“我们上任第一天就会签逮捕令逮捕你，你最好赶紧给自己找个好律师，得找个很厉害的才行。”

“逮捕理由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狗屁？”

莫尔托的两只眼睛在燃着熊熊怒火。

“别装作一副无辜的样子。我都知道了，是你杀了她，你就是凶手。”

我感觉到我全身的血流都在加速，我的血管中仿佛只剩下黑色的毒药。这种感觉是那么熟悉又久远，是那么接近一个真实的自我。我走到莫尔托身边，轻声说：“对，你说对了。”然后，我就走了。

[1] 交叉询问是英美法系庭审时对证人的一种询问方法，是一方律师对对方证人进行的可诱导性的询问。——译者注

[2] Norman Rockwell，1894—1978，美国二十世纪早期重要画家，曾被《纽约时报》誉为“世纪最受欢迎的艺术家”，所画主题涵盖各个方面，但他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坦然纯真的孩童。——译者注

[3] 彼得·潘是苏格兰小说家詹姆斯·巴利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小男孩。——译者注

夏 漫长的诉讼

金德区高级法院

州检察院诉拉斯迪·萨比奇案

依据：州法典第76610条

金德区大法官对被告人拉斯迪·萨比奇提出以下控诉：

在今年四月左右，在金德区管辖范围内，被告人拉斯迪·萨比奇犯下一级谋杀罪，蓄意地、有预谋地以暴力袭击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并导致其死亡。

违反了州法典第76610条款。

金德区大陪审团代表：约瑟夫·多赫提

金德区检察长：尼可·德拉·戈迪亚

六月二十三日

（盖章）

18

“文件和报告在前面，证人证词在后面。”杰米·肯普一边说，一边把一个沉重的纸箱放在了胡桃木会议桌光滑的桌面上。此时，我们都坐在桑迪·斯特恩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斯特恩目前是我的代理律师，肯普是他的下属。在七月的炎炎烈日下，肯普搬着这箱文件，走了两个街区，从区政府办公楼走来，已经是满头大汗，他把领口浅蓝色的领带解开，头上一缕金色的头发也湿湿地贴在太阳穴上。他满头金发的造型很有北欧王子的风格，大概从很早以前，他就是这样子了吧。

“我要查一下我的电话留言，”肯普说，“然后再回来和你一起看文件。你记住，”肯普指着我，“别慌，千万别自乱阵脚，这可是打官司的大忌。”

“怎么说？”

“就是说，当你看到检方的证据时，可能心里会非常慌张，”肯普笑着说，他认为我还能开得起玩笑，这让我很高兴，“但其实这些证据并不是定论。”

今天是七月十四号，是我被控诉杀害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后的第三周。今天下午，我将参加高级法院艾迪·莫菲瑞法官主持的传讯。根据州法典对刑事案件证据的规定，在对被告提起刑事诉讼、进行传讯之前，必须要让被告知道检方即将呈堂的全部物证以及人证名单，包括证人证词的复印件，也就是这个纸箱里的所有东西了。我盯着纸箱上贴着的标签，那么熟悉，上面写着：州检察院诉拉斯迪·萨比奇案。我的心头突然又涌上了一种感觉，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吧。我坐在舒服的会议室里，看着周围深色的墙壁和一排又一排深红色封面的法律书，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有一点儿害怕，期待着一切快点过去。

箱子的最上面是一份公诉书的复印件。我盯着正文里“以暴力袭击”那几个字。以暴力袭击，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法律用语，几百年来，人们就是用这个词来起诉犯下了暴力罪行的人。在很多地方，这个词或许已经过时，已经很久没人用过了，但在我们州的法典中，它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名目。如今，我在自己的公诉书上看到它，让我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也成了一名犯罪分子，成了和约翰·迪林杰[1]、青须公[2]、开膛手杰克[3]一类的人，这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罪犯，有的是因为半疯半傻，有的是因为饱受虐待，有的是游手好闲的恶棍，还有很多是一时冲动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就在那一瞬间，他们发现自己被某个疯狂的念头、被内心阴暗的一面操控了。

在经过媒体两个月没完没了的流言蜚语和讽刺挖苦之后，我原本以为，正式公诉书的下达会让我解脱，但我错了。在那前一天，尼可给斯特恩特地提前送来了一份复印件。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在楼下斯特恩的办公室，在那一刻，我的心、我的五脏六腑仿佛都要爆裂了，全身剧烈的疼痛让我马上就要失控了。我感觉到自己脸上血色全无，我知道，我一定显得特别恐慌。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并不是想假装坚强，而是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斯特恩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我对他说：“如果我说我不敢相信这一切，会不会听起来很老套？”我问，“听起来会让人感觉我没搞懂状况，会让人感觉我发火发得莫名其妙？”

“你当然不敢相信了，”斯特恩说，“怎么敢相信呢？我在这里当刑事律师已经有三十年了，我也没法相信，而在你这个案子之前，我还以为我什么都已经见识过了呢。拉斯迪，以前我有一个客户，当然，他的名字我就不便说了，他曾经把价值两千五百万美元的金条放在你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金条，堆了半米多高。你说，我还有什么没见过？但现在，我晚上坐在家里的时候，就会自己想，真的，你这件事真是太不寻常，太让人感到害怕了。”

从斯特恩的嘴里说出来，这些话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传达着一种真正的智慧。他略带西班牙口音的温柔语气，让他平常说话都带着一种高雅的味道。他的这种高雅让我觉得很平静。渐渐地，我发现，我就像是个陷入爱河的情人，别人每一个礼貌的举动都能让我倍加触动。

“拉斯迪，”斯特恩一边对我说，一边摸着我拿在手里的文件，“你还有一件事没有说，是一件好事。”

“什么事？”

“他们没有提到第五条款。”

“啊！”我突然全身打了个颤。在我们州，如果检方准备对被告提出死刑起诉，就必须在下达公诉书时提前通知。过去这几个月来，我一直费尽心思揣度尼可的意图，压根儿都没有想过他会想置我于死地。听到这句话时，我想，我的表情可能是有点尴尬，甚至是有点屈辱，我居然早已忘了从专业的角度来审视这套程序了。“对啊！”我轻声说。

“是的，”斯特恩微笑着，“我们都是这样。”他说。

根据斯特恩的建议，巴巴拉、奈特和我在这段时间去了斯开墩镇附近的一个度假小屋暂住，小屋的主人是巴巴拉父母的一个朋友。在晚上，你可以听到一英里外皇冠瀑布的流水声，而在这里钓的鲑鱼也比我以前任何一次垂钓的收获都要丰厚。

但是，我当然也不会忘了四百英里之外的麻烦事。在公诉书下达的第二天，《论坛报》的乔治·莱纳德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我们小屋的电话号码，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我让他去和斯特恩谈。过了一会儿，我走进屋，听到巴巴拉正和她妈妈讲电话。她讲完电话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我应该问问她，我问道：“到处都是吗？”

“到处都是。电视上，报纸上，全部的头版头条，都是你的照片，你的老同事拖拉王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说了。”

这大概还只是巴巴拉在轻描淡写。我的案子已经成了街头各种小报的重磅新闻：副检察长被诉谋杀，曾与被害人有婚外恋情。这可是金德区集性丑闻、政治、暴力于一体的大消息。不仅是我们市的媒体连续多日进行了报道，就连全国性的媒体也被吸引来了。我完全是出于好奇，也去看了这些报道。尼尔林的社区图书馆有各种报刊杂志，正好我这些天也闲得很。根据斯特恩的建议，我并没有辞去副检察长的职位，而是请了无限期长假，照样领薪水。于是，我在图书馆里待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我和一帮老头、老太太坐在凉爽安静的图书馆里，仔细看着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对我罪行的各种报道。《纽约时报》的文章照样是干巴巴的事实陈列，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加上了一个先生或女士的称呼，然后是对整个事件的背景分析。出乎意料的是，《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这些全国性的新闻杂志倒是不遗余力地把整件事情说得非常诡异恐怖。两本杂志上配的都是同一张照片，应该是几天前我看到的一个潜伏在路边草丛的记者拍下的。听我们邻居们说我们全家在斯开墩避风头时，记者已经在我家门口蹲点蹲了一个多星期了。那天，斯特恩终于忍不住了，他建议我走到外面，让记者们一次拍个够，这个方法确实很有效。

其实拍不拍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作为副检察长的十二年，处理过区里各种轰动的大案子，报纸和电视台都有我的照片和视频资料，他们完全可以让我的形象出现在市区的每个角落。这些日子，在尼尔林，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自己的脸。大家对我的态度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和我打招呼之前，仿佛都会走神那么一两秒钟。很少有人安慰我，即便是安慰，有些话也显得可笑又不恰当。我在家里，清洁工会跟我说“就当放大假吧”。我去加油站，十来岁的小员工会问我是不是真的是报纸上的那个人。幸好，图书馆里不允许说话，这大概也是我喜欢图书馆的另一个原因吧。

那么，我是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的呢，一夜之间从模范市民到阶下囚，我有怎样的感想呢？老实说，无法用言语准确表达。其实也可以用言语表达，但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我的心情时刻在翻滚反复，我总是处于焦虑之中，心烦意乱，既生气，又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但绝大多数时候，我是麻木的，像是一种放纵的逃避。我担心奈特，不知道这一切将会对他的未来有什么影响，但即便是在担心他的同时，我也会想，这一切最终还是发生在我身上了，我才是最可怜的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我却又能够忍受。我继承了我父亲宿命主义的观点，我从来都不相信理性和秩序。生命只是一种经历，我们都在努力生活，但个中缘由，可能自己也并不清楚。有时候，我会很惊讶，自己居然会在这里。我过人行道的时候，会盯着自己脚上的鞋，我知道我正在走路，我要去某个地方、做某件事情，但在某些时候，又会冒出一些奇怪的念头，连我自己也吓一大跳。在历经种种磨难之后，生活依然神奇。

很多时候，我和现在一样，感觉自己仿佛飘浮在遥远的时空之中。当然，也会经常思考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但我发现，有时候，我的分析能力已经开始在消退。我总是会去想一些阴暗可怕的情形，疑神疑鬼、担惊受怕。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无法再继续忍受了，于是，我不再去想。我开始想这一切什么时候会结束，结果将是怎样。我希望这一切从未曾发生过，我希望生活能回到过去的样子，回到我认识卡洛琳之前的样子。接着，我又会止不住地担心奈特，他会怎么样？我要怎么保护他？怎么保护他不受到外界的影响？我怎样才能不至于让他成为半个孤儿？这种愤怒的失落、无能为力的挫败感、想哭又哭不出来的感受，是我最无助的时候。到了上周，有那么一两次，我又突然产生了一种很微妙的感觉，轻飘飘的，比空气还轻，比微风还轻，是一种没有来由的希望，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了抵抗力，已经有了往前走的勇气。

看完纸箱里的所有材料，我发现对我的指控都是很直接的。尼可找到了十来个重要的证人，且一半以上的证人都和他打算呈堂的物证及鉴定结果有关。利普兰泽也会出庭，显然是要说，我曾经让他不要去查我家的电话记录。克拉波特尼可太太也表示，她曾经在卡洛琳所住的公寓楼见过我，但她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卡洛琳被杀当晚她见到的那个陌生人。证人中还有一个住在尼尔林的女佣，她在她故弄玄虚的证词中说，她有一天晚上曾经见过我坐在从市区开往尼尔林的公交车上，而那一天就是在卡洛琳被杀前没多久。同样被列为证人的还有雷蒙德·霍根、汤米·莫尔托、我的秘书尤金妮亚、我去看过几次病的心理医生罗宾森，还有其他几个科学鉴定专家，包括熊谷医生。

然而，这些显然都是间接的证据。没有人亲眼见到我杀死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也没有人会直接指证我（除了莫尔托，他在证词里显然把我在四月的那个星期三对他说的气话当真了）。这个案子的核心是各种各样的物证：一是留下了我两个指纹印的玻璃杯，和我在十二年前刚刚成为副检察官时留下的指纹记录是一致的；二是我家里的电话记录，记录显示我在卡洛琳被杀前的一个半小时还从家里给她打了一个电话；三是卡洛琳的阴道抹片，抹片证明，在卡洛琳外阴发现的精液血型和我的血型是一样，而润滑剂的使用则表明她死前的性交是双方你情我愿的行为，并不是被强奸；最后是在卡洛琳衣服上和尸体上发现的地毯纤维，和在我家提取的地毯纤维是相同的。

最后这项证据是三个州警在我家搜查取证的结果。那是那个黑色星期三（也就是我在雷蒙德办公室得知自己成了嫌疑犯的那一天，我和巴巴拉把它叫黑色星期三）之后的一两天。门铃响了，我去开门，来人是汤姆·莱斯兰斯基，他担任检察院的传讯人已经有六年多的时间了。我还没有完全明白自己当时的状况，见到他的第一反应居然还有些开心。

他开口说话了，“我也不想来这儿”，然后递给我两张大法官的传票，一张是要求搜集物证的，还包括采集我的血样，还有一张是提起诉讼的。他还带来了一张刚刚签发不久的搜查令，表示州警有权采集我家里各处的地毯纤维，以及我所有外套的纤维。巴巴拉和我坐在客厅里，看着三个穿棕色制服的人拿着塑料袋和剪刀从我们家的一个房间搜到另一个房间。他们在我的衣柜里倒腾了一个小时，从每件衣服裤子上剪下线头线脚。尼可和莫尔托很聪明，他们没有让州警搜查凶器。他们知道，我作为一个执法方面的专业人士，肯定不会把凶器藏在家里。如果他们下令搜查了凶器但又没有找到，那么检方在法庭上就必须承认没有找到凶器这一事实。

“我们家的地毯是苏格兰麦芽色的吗？”趁着州警在楼上搜查时，我悄悄问巴巴拉。

“我也不知道，拉斯迪。”巴巴拉似乎正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平时一样，她有点不高兴，但也不至于很生气，好像这些州警不过是几个深夜还在玩鞭炮的十三四岁的孩子。

“那是化纤的吗？”我又问。

“你觉得我们买得起羊毛地毯吗？”她回答。

后来，我给斯特恩打了电话，他让我把他们采集的所有证物都列了一份清单。第二天，我主动去了警局让他们抽血，但没有去录口供。斯特恩和我曾经激烈地争论过这个问题，斯特恩一再强调，开庭前的口供会让检方做好反驳的准备。斯特恩提醒我，我在雷蒙德办公室的那次发火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的任务是，不能让那个疯狂的插曲影响到我的名誉。如果我能按兵不动，行使法律赋予我的沉默的权利，拒绝给出任何证词，那么这件事大概都不会留下记录，只是检察院里的每个律师大概会知道，而一半的普通老百姓也可能会听说，但也就是仅此而已。血型检查的结果出来以后，斯特恩又坚持认为，这只能说明最后一个见卡洛琳的人碰巧也是A型血，这种巧合的概率大概有十分之一。但我明白，我能够迅速脱罪的最后一个机会已经没有了。莫尔托的态度非常坚决，于是，在五月一个阴沉的下午，我和我曾经鄙视过的那些嫌疑犯一样，灰溜溜地走进了大法官办公室，接受传讯。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像个小型剧院，法官向我提出了三十六个不同的问题，我的回答统统都是一样，“根据律师的建议，我拒绝回答所有可能对我不利的问题。”

“那么，”斯特恩问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的感觉如何？”我还在埋头看纸箱里的资料，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走进了会议室。他站在门口，一只手握着门把手。斯特恩个子不高，有点胖，穿着一套相当高档的西装，亮锃锃的脑门上，只有几缕头发，手上还夹着一支雪茄烟。斯特恩只有在办公室才会让自己这样享受一下，在公众场合抽烟已经是不文明的行为，而他的妻子克莱拉也不准他在家里抽烟。

“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对他说。

“马格纽森法官的日程安排得太满了，我们的听证被放到了最后面。”他说的是他目前在处理的另外一个案子，显然，他已经在法庭上等了很久，但案子一直迟迟没有定论，“拉斯迪，如果肯普和你一起去参加听证，你介不介意？”他开始给我解释原因，但我打断了他。

“没问题。”

“太好了。现在，我们先看看你的老朋友尼可送过来的这些东西吧。你一般叫他什么？”

“拖拉王。”

斯特恩显然有点意外。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叫尼可，但又不太好意思问我原因。他脱下外套，让秘书送杯咖啡来。秘书把咖啡端来了，还拿来一个大的水晶烟灰缸。

他说：“我们现在清楚尼可到底是想立什么样的案子了吗？”

“我认为清楚了。”

“那好，说来听听。如果你是尼可，用三十秒钟说说你打算怎么做开庭陈述。”

我那天从雷蒙德的办公室出来以后，不到三四个钟头，就找到了斯特恩，我让他当我的辩护律师。他告诉我他的收费标准是预付款两万五千美元，庭外咨询的收费是每小时一百五十美元，出庭的收费是每小时三百美元，如果最后打赢了官司，余下的钱款会归还给我，这只是对我个人的优惠。他让我不要再对任何人说起案子的事，尤其是不要对检方再口出恶言。他让我尽量躲开记者，同时坚持不要辞职。他说，这一切都非常可怕，让他想起了自己在拉丁美洲度过的童年时期。他还告诉我，根据我过去的经历背景，他有信心这一切都能顺利解决。但是，桑迪·斯特恩，这个我曾经共事过十二年的人，这个无论大小事情都会听取我建议的人，却从来没问过我，到底卡洛琳是不是我杀的。他问了我很多细节问题，有一次，还非常突然地问我有没有和卡洛琳发生过性关系，我直接地回答他有。但是，他却从来没有问过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和其他人倒是都一样，就连一直表示坚信我清白的巴巴拉也从来没有直接问过我那个问题。大家都让我坚持到底，他们都很小心，甚至是有点躲避，但没有人有胆量问出那个问题。其实我知道，那个问题盘旋在每个人的脑海之中。

对斯特恩来说，这种不直接的态度倒很像他一贯的作风，他总是用这种严肃把自己包裹起来。但我知道，原因不仅仅在于此。他不想问，也许是不确定我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在刑事案件中，大家都知道，被告是很少会说实话的，这就像重力定律一样，是个常识。警察、检察官、被告律师、法官，大家都知道，被告会撒谎。他们撒得一本正经，但手心还是会出汗，眼睛还是会乱转。他们经常装出小学生一样的无辜表情，仿佛是不敢相信居然有人会怀疑自己。他们用撒谎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亲朋好友。有时候，他们撒谎就是为了好玩，又或者是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在大的事情上，在小的细节上，在谁想了什么，谁做了什么，谁应该负责等问题上，他们都会撒谎。这是所有被告的通病。对警察撒谎、对律师撒谎、对审理案子的法官撒谎，如果被定了罪，对保释官要撒谎，对牢里的狱友也要撒谎。要不断宣称自己的清白，让所有人都对自己是否真的有罪将信将疑，也许事情有一天会出现转机。

所以，斯特恩如果毫无保留地相信了我所说的一切，那也是有违他的职业敏感的，所以，他选择不问。这还有一个好处，如果我们找到了新的证据，而这新的证据与我曾经对斯特恩说过的话是直接矛盾的，那么，按照律师的道德操守，他可能要阻止我上庭作证。因此，在斯特恩询问我之前，我最好是先了解检方掌握的一切证据。在这样一个人人都会撒谎的体制中，斯特恩是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而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庭上陈述更理智一些。他不想被我误导，也不想被任何匆忙中作出的决定所约束。随着审理过程的进一步深入，他会需要知道更多的信息，到那个时候，他大概就会问我那个问题了，而我也绝对会告诉他答案。目前，斯特恩认为，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旁敲侧击。

“尼可大概是这样想的。”我说，“拉斯迪一直疯狂地爱着卡洛琳，他无法对她忘怀，所以他给她家里打电话说他一定要见到她。那天晚上，他知道他妻子会出门，所以他打算悄悄去见卡洛琳，他打了电话，哀求要见她，卡洛琳终于同意了。两个人重温了一下过去的美好时光，但后来，事情出了差错。也许是拉斯迪嫉妒卡洛琳和别人在一起，也许是卡洛琳说他们以后都不应该再见面了，不管是什么原因，拉斯迪想要的卡洛琳给不了，拉斯迪就发疯了。他用一个很重的东西打了卡洛琳，然后把现场布置成强奸案的样子。拉斯迪自己是检察官，他知道，这样警方的怀疑对象就会大大增多。他把卡洛琳绑起来，又把门窗打开，让现场看上去像是有人偷溜进来然后又走了，最后也是最残忍的地方，他把她阴道里的子宫帽拿了出来，这样，就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卡洛琳死前的这次性关系是双方你情我愿的了。当然，就像所有的坏蛋一样，拉斯迪还是犯了几个错误。他忘记了他一进屋喝过酒，把酒杯忘在了吧台上。他还没有想到，也许是没有意识到，化学鉴定居然能查出杀精剂的成分。但我们都知道，是他杀死了这个女人，否则他不会撒谎，他从来没有说过在谋杀案发生的当晚自己到底在哪里。所有的证物能够证明，他就是凶手。”

说完这番话，我反而觉得轻松了。对于案件的冷静分析早已经是我的生活、我的思维的一部分，在说这些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紧张，甚至都没有感到担心。刑事犯罪案的世界自有一套冷漠无情的法则，我说完这番话，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过来，又成了一名司法执法人员，就像是用显微镜研究病毒的科学家。

我继续说了下去。

“这大概就是尼可的想法了。在犯罪动机的问题上，他可能还会大做一番文章。他可能会说，拉斯迪一开始就打算，如果卡洛琳不肯同自己重修旧好，就把她置于死地，所以，他会选择自己恰好有不在场证据的那天晚上。他大概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不能得到你，那你也别想活下去了。不过这还要取决于证物。他可能不会把话说得这么绝对，但基本的意思差不多。你认为我说得对吗？”

斯特恩盯着自己的雪茄烟。几周前，他曾经告诉我，他抽的雪茄都是古巴产的，他以前的一个客户送给他的，他没有问是怎么买到的。烟外面的包装纸是深棕色的，烧得很干净，有时还能看到烟灰里有烟叶的叶脉。

“很有道理。”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关于犯罪动机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在一个主要是间接证据的案件中，动机往往是最关键的。而你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尼可的对手，这实际上对检方就更加不利了。你大概认为自己并不是政治圈的人，法官可不像你这么想。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也不应该对法官这么说。况且，还有证据表明你和新任检察长之间关系很紧张，因为你曾经亲自开除了他。但如果尼可不是自己在处理这个案子，这件事倒也不是很重要了。”

“不可能！”我说，“尼可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出风头的机会。”

斯特恩抽了一口雪茄烟，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我也这么认为，所以，我们还有些优势。这些事实会让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产生疑问，而在一个只有间接证据的案子中，这样的疑问非常关键，你我都知道，法官对这样的案子是没有任何偏向的。但不管怎样，拉斯迪，老实说，目前的证据总体来讲对你很不利。”

斯特恩又接着说了下去，但他最后的那句话，却让我心头一紧，我曾经也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话，但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让我更加清醒了，证据对我很不利。

“我们必须小心行事。我知道，这个案子让你压力很大，很难受，但是，拉斯迪，你现在必须用理智思考。你要告诉我这个案子里的每一处错误，每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弱点。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分析每一项证据、每一个证人，一遍又一遍。我们不能从明天开始，我们必须从今天、从现在就开始。我们找到的薄弱环节越多，赢的机会才越大，尼可需要解释的越多，他也就越难解释清楚。你要从你专业的经验来分析，你要记住，尼可解释不清的每一处细节都会增加你无罪释放的机会。”

虽然我已经很坚强了，但他这段话中的一个词还是让我深深震撼。那个词就是：机会。

斯特恩让杰米·肯普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为了帮助我节省律师费用的开支，斯特恩同意让我帮肯普做一些研究和调查，但我必须在他的监督下行动。我和肯普一起分析了各种证据，结果我出乎意料地发现，我很满意这样的合作。肯普是斯特恩的助手，工作才一年左右，我后来慢慢了解到他的经历。他曾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摇滚乐队的吉他手，他们说他还出过唱片，办过巡演，后来名气下滑，他就去考了耶鲁法学院。我曾经在检察院和他合作过两三次，都很顺利，不过大家都说，他还是有点冒冒失失、骄傲自大，大概是对自己帅气英俊的外表和一辈子的好运气很有自信吧。尽管他乐观得有点天真，但我还是很喜欢他。

“首先，”斯特恩说，“我们必须解释好不在场证明。”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将会正式通知检方，我曾经在雷蒙德的办公室明确说过，在卡洛琳被杀的当晚我在自己家里。但在理论上，这一立场大概也就让我失去了一个绝佳的借口，我不能再说我当晚曾经出于别的原因见过卡洛琳了。一连几周，我都担心斯特恩会想出什么理由，不让我坚持这一不在场证词，但后来我放心了，斯特恩显然也已经意识到，现在再改变立场已经太困难了。我们还必须想出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解释我在那个黑色星期三的失常表现——我为什么会撒谎，我为什么对我的老板、我的朋友，还有两个新上任的检察官大发雷霆。

斯特恩把纸箱拖过去，开始整理里面的文件，他从最上面的物证资料开始。

“我们先来看看最关键的，”斯特恩说，“就是那只玻璃杯。”肯普找来了指纹验证报告的复印件，我们三个一起看着，计算机房的人是在选举的前一天得出指纹比对报告的。当时，波尔卡罗正和尼可暗中勾结，莫拉诺和他们也是一伙，这份报告一定是直接被送到了莫拉诺那里，然后尼可也知道了。所以，那个星期三在雷蒙德的办公室，尼可说他在选举期间就已经掌握了重要的证据，但并没有公开。我猜，他是想最后关头再制造轰动。

报告中简要地说，从杯子上验出了我的右手大拇指和中指的指纹，还有一枚指纹则不知道是谁的。不是我的，也不是卡洛琳的，很有可能是最先到达犯罪现场的某个人的：比如，接到报警后首先到卡洛琳家的巡警，他们总是喜欢在凶杀案警察到达之前碰碰这个，摸摸那个，也有可能是首先发现尸体的公寓管理员，或者是医疗急救人员，甚至可能是个记者。但不管怎样，尼可如果真要解释清楚这个细节，也不会那么容易。

“我想看看那只玻璃杯，”我说，“说不定能想起些什么。”

斯特恩指了指肯普，让他列一张要求查看物证的法庭申请。

“还有，”我说，“我们还得看看所有的指纹鉴定报告，他们在卡洛琳公寓的每个角落里都采集了指纹。”

斯特恩让我自己写这份申请，他递给我一个便笺本说：“申请查看所有鉴定化验的结果，包括所有尚未公开的报告、照片、表格、化学分析鉴定结果，等等，你应该比我清楚。”

我作了记录，斯特恩提出一个问题，“你以前去卡洛琳家的时候，肯定也曾经喝过酒吧？”

“当然喝过，”我说，“她虽然不是很爱打扫卫生，但不至于一只杯子六个月都没洗吧。”

“那倒是。”斯特恩说。

我们都沉默了。

肯普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我认为我们应该找来卡洛琳家所有物品的清单。那个润滑剂是放在哪里的？还有，这个化学鉴定报告里说的那些东西都是在哪里找到的？难道不是应该都放在她柜子里吗？”他看着我，希望我能支持他的想法，但我只是摇摇头。

“我都不记得我曾经和卡洛琳讨论过什么避孕的问题了。你可以说我很大男子主义，但我从来不会问她到底是用什么方法避孕。”

斯特恩又开始思考，空气中飘着雪茄烟的烟雾。

“我们得注意了。”他说，“这些想法都很好，但我们不能让尼可发现他之前可能遗漏了的地方，所以，无论我们提出的申请是什么，都必须隐晦一些。你要记住，检方如果发现了任何有利于我们的证据，按照规定，他们都必须告知我们。而如果我们发现了任何可能对他们有利的证据，我们可以只字不提。”斯特恩斜着眼看了我一下，有点顽皮的样子。他显然很喜欢这种昔日敌人变战友的感觉。又或许，他是想到了他以前从来没有让我发现的某个证据吧。“我们最好自己去调查，而且不能透露出我们真实的意图。”他指了指肯普，这次轮到他写申请报告了，“再写一份申请，要求查看死者房间里所有物品的清单，并请求让我们去看一看死者的房间，那个房间应该封起来了吧？”他问我。

“应该是。”

“还有，”斯特恩说，“你说到卡洛琳的习惯，让我想到一件事。我们应该传讯她的医生。如果她的医生已经去世了，那么医患保密的协议就应该不存在了吧？说不定我们能发现什么呢，说不定发现她一直在用什么药物呢？”

斯特恩还是和往常一样礼貌地问我听没听说过卡洛琳某个医生的名字。我说没有听说过，但所有区政府的职员都是有医保记录的。我建议，对所有的医生都进行传唤，一定能发现不少信息。斯特恩也表示赞同。

我们接下来又开始分析电话记录，都是从卡洛琳家和我家打出的电话，有两三厘米厚的一沓复印纸，全是十四位的号码。我把纸一张一张递给斯特恩。在三月五号、十号和二十号，都有一通一分钟长的电话是从我家打到卡洛琳家的。看到四月一号的记录时，我看了很久很久，我把手指放到晚上七点三十二分打出的那通电话记录上，那通电话有两分钟长。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斯特恩思考着的样子就像在追着一缕烟雾，或是在观察慢慢被拉长的影子。他的口音让他把“一定”两个字强调得恰到好处，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他抽了口烟。

“你在家照顾小孩的时候，一般都干什么？”他问。

“工作啊，看看起诉书、案件资料什么的。”

“那你一定会经常给其他检察官打电话，商量商量案情了？”

“有时会。”

斯特恩说：“你有时会需要问他们一些问题，或是约一个开会的时间。在这么多电话记录中，”斯特恩拍了拍文件，“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电话，是你打给除卡洛琳之外的其他检察官的。”

我不断点着头。

“还有很多种可能，”我说，“那个月，我记得卡洛琳在办一个大案子，我打给她是想了解一下她的工作进度。”

“很好。”斯特恩说。他又看了看谋杀案当晚我的电话记录。他咬紧嘴唇，看上去有点烦恼。

“七点三十二分之后就没有任何电话了。”最后，他指着那条记录，终于开口了。

换句话说，电话记录不能证明我在那之后还在家里。

“不妙吧？”我说。

“确实不妙，”斯特恩终于大声说，“那天晚上有人给你打电话了吗？”

我摇摇头，我记得应该没有，我知道我目前的处境了。

“我会好好想一想。”我说。我把四月一号的电话记录拿过来，又研究了很久。

“这些东西能不能做手脚？”肯普问，“就是这些电话记录？”

我点点头。

“我也在想这个。”我说，“检察院拿到了电话公司送来的电话记录复印件，某个检察官或是其他什么人，想做点手脚，完全可以把某条记录剪掉，再贴上去，重新复印一份，没有人能看出问题来。”我又点点头，看着肯普，“这些东西确实是可以伪造的。”

“那我们应不应该继续查一下？”斯特恩问。他的语气中是不是带有一点点指责的味道？他看着自己衬衫袖子上的一截线头，但当他的眼神从我身上一扫而过时，我却感觉就像镭射激光一样犀利。

“可以考虑一下。”最后，我说道。

“嗯，嗯，”斯特恩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他的表情非常严肃，他指着肯普，让他作一下记录，“我觉得，在州检察院那边的证据尚未定论之前，我们暂时不应该往这个方面查。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我们对这些文件记录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而最后又发现这种怀疑是错误的。”他这番话虽然是对着肯普说的，但显然，是要让我明白其重要性。

斯特恩又伸出手，拿来了一沓文件。他看了看表，那是一块超薄的瑞士金表。我的传讯四十五分钟后就要开始了，斯特恩要提前到达法庭。他建议，我们抓紧时间把证人的情况简要说一说，我大致说了我看完证人名单后的想法。我说，莫尔托和尼可暂时还没有提供任何证词，但另外两个证人，也就是我的秘书尤金妮亚和雷蒙德已经给出了证词。斯特恩心不在焉地让肯普再起草一个申请，他已经把他龟壳的半框眼镜戴上了，认真看着证人的名单。

“你的秘书，”他说，“我倒是不担心，原因我过一会儿再告诉你。老实说，我担心的是雷蒙德。”

斯特恩说到这里，我倒是很吃惊。

“有些证人，”斯特恩解释道，“尼可是一定会让他们上庭的，无论他们对他多么不利。拉斯迪，你当然也清楚这一点，比我更清楚。利普兰泽警官就是一个例子，在选举结束后的那一天，莫尔托找他问话时，他就非常坦诚地说，是你让他不要去查你家的电话记录的。这一点对检方很有利，所以，无论利普兰泽上庭后说你多少好话，尼可也一定会让他上庭。而另一方面，雷蒙德作为证人，我认为，应该不是那种检方会很喜欢的证人。所有的陪审员都认识他，大家都很信任他，让他出庭作证检方冒着很大的风险，除非……”斯特恩停了下来，又拿起了自己的雪茄烟。

“除非什么？”我问，“除非他的证词是对我不利的？我不相信雷蒙德会对我落井下石。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十二年。再说，他能说些什么呢？”

“说什么倒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说。我猜，他是要去证明选举后那一天你在他办公室里说的那些话。我原本以为，如果尼可非要挑一个证人的话，他会去找梅可，至少她过去这十二年来还不算是尽人皆知的大人物。但另一方面，如果雷蒙德作为尼可政治上的对手、作为你十几年来的好朋友和好上司，都站在了检方那边，那结果真是非常不乐观。你和我都知道，就是这种细微之处，才往往改变了一个案子的走向。”

我直直地盯着他，“我不这么认为。”

“我明白，”他说，“有可能你是对的。或许我们遗漏了什么地方，如果能知道雷蒙德会说出什么样的证词，那这些遗漏的地方可能就清楚了。不过，”斯特恩想了想，“雷蒙德会愿意见你吗？”

“为什么会不愿意？”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看看吧！他现在在哪里？”肯普想到了雷蒙德现在可能在的地方，包括六家律师事务所、全国律师联盟，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化团体，这六家事务所是欧葛来迪事务所、斯坦伯格事务所、马可尼事务所、斯里波维奇事务所、杰克森事务所，还有琼斯事务所，“我们应该尽快和雷蒙德见一面。”

很奇怪，这是斯特恩第一次说到一件事让我既完全出乎意料，又无法不去思前想后。确实，自从四月的那一天我从雷蒙德的办公室走出来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但他应该有很多自己的事情需要操心：找新的工作，换新的办公室。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他知道，如果我们联系了，那么，我们之间的对话必须要非常谨慎小心。他的沉默，在我看来，是出于一种职业上的安全考虑。直到现在，连我都在怀疑这一切是不是新检察官用来陷害我的一场阴谋，因为这确实很像莫尔托的作风。

“如果他已经打算让莫尔托上庭作证，那为什么还要叫雷蒙德呢？”我问。

斯特恩说，从原则上来看，莫尔托很有可能不会出庭。尼可已经多次暗示过，会让莫尔托负责审理这个案子。在同一个案子中，律师不能在辩护的同时又担任证人的角色。但无论如何，斯特恩还是提醒了肯普，说我们应该提出申请，如果莫尔托要出庭作证，那么法庭方面应该撤销他律师的身份。如果无意外，这将会给检方一个措手不及，而我曾经对莫尔托说过的那句话也就不能作为证据了。斯特恩和我都觉得尼可不太可能会把那句话真的搬上法庭，但它确实对我很有杀伤力，所以，我们最好先发制人，免得到时候被动。

斯特恩往前探过身。“这个，我就不明白了。”他说，他举起那个女佣的证词，她在证词中说，她曾经在卡洛琳被杀之前没多久的那个晚上，看到我坐在从尼尔林开往市区的公交车上，“尼可让她来说这些话，到底是想证明什么？”

“我们家里只有一辆车，”我解释说，“我敢肯定，莫尔托查过了。那天晚上，巴巴拉开车出去了，所以，我必须以别的方法去卡洛琳家，那就是乘坐公交车了。我敢打赌，他们至少让警察在尼尔林的公交车站蹲点了一个星期，才找到这个认出了我照片的人。”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斯特恩说，“他们显然承认了巴巴拉当天晚上确实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我也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相信是她开走了你们家的车，她们大学附近发生了好几起深夜抢劫案，女人一般都不会深夜自己一个人乘坐公交车的。但他们为什么会相信的呢？检方应该不愿意承认被告居然是坐公交车去杀人的，听起来怎么都不像那么回事。他们一定查了出租车公司和租车公司的记录，什么都没有找到。我猜，他们也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巴巴拉当晚确实是不在家的。”

“大概是她学校的进出记录吧。”我说，奈特和我曾经去过她的办公室，“计算机上会显示她使用机器的时间，而且她一到办公室就使用计算机。”

“哦。”斯特恩说。

“那是什么时候？”肯普问，“不会太晚吧？她应该知道在谋杀案发生的那天你在家啊，或者至少在她出门的时候，你是在家的，对不对？”

“嗯，她登录计算机的时间应该是八点，从家里出发的时间大概是七点半，最迟也就是七点四十左右。”

“那奈特呢？”斯特恩问，“他那天什么时候睡觉的？”

“差不多也是那时候，一般巴巴拉在出门之前都会先把他哄上床。”

肯普问：“那奈特睡觉以后会经常起来，还是睡得很沉？”

“睡得很沉，”我说，“但我绝对不会趁他睡着，就留他一个人在家里。”

斯特恩轻轻咳了一下，我明白，我们没法证明这一点。

“不过，”斯特恩说，“这些情况对我们还是很有帮助的，根据布兰迪法则，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检方所掌握的全部证据。”这个法则是说，如果检方知道了某项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的清白或是能够减轻他的罪行，那么检方必须向被告告知，“我们必须再提出一项申请，要求查看他们所有的证据，言辞要激烈，语气要愤怒。这也交给你了，拉斯迪。”他微笑着说。

我记下了。我告诉斯特恩，只有一个证人我还想说一说，我指着罗宾森的名字。

“他是一位心理医生，”我说，“我去见过他几次。”我敢肯定，把我的心理医生列为证人一定是莫尔托搞的鬼，但他这一招确实戳到了我的痛处。我以前也曾经对别的被告做过同样的事，这一举动就是要让他们明白无误地知道，我已经掌握了他们生活的各方各面。上个月，莫尔托调查了我的银行账户记录。那家银行的行长是巴巴拉已逝的父亲的一个老朋友，现在我去银行，他连看都不敢看我。毫无疑问，莫尔托是从我的账户记录中找到了罗宾森的名字。

我说完这话，斯特恩的回答倒是让我出乎意料。

“是的，罗宾森医生，”斯特恩说，“他在起诉书下达后立刻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忘了跟你说了。他在报纸上看到我是你的代理律师，他说他打电话来只是想让我知道，他已经被列为证人，警方想找他问话，他不想告诉你这件事是不想烦你。无论怎样，他告诉我，他哪怕是上庭也不会说出任何不利于你的证词，因为他要遵守医患之间的保密协议。我反复确认了这一点，然后告诉他，我们会在庭上提出反对意见。”

“反不反对都无所谓。”我说。我不在乎，和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切相比，这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插曲。

“作为你的律师，我命令你，你不能无所谓。尼可和莫尔托绝对是希望我们在庭上表示反对的，他们认为，这个医生大概会说，以你的精神状况，不太可能会犯下杀人的罪行，但如果我们提出反对，反而显得自己心虚了。”

“我敢打赌，医生肯定会那么说的。”

“还有一件事，”斯特恩说，“我之前说过了，这个案子里，犯罪动机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我认为你对尼可思路的总结很到位。你也说了，拉斯迪疯狂地爱着卡洛琳，无法释怀。但你看过尼可送来的这些资料后，你告诉我，这里有证据能证明你和卡洛琳之前发生过性关系吗？就凭几个电话？那有可能是为了商量公事。这里没有你们双方任何人的日记，没有送花时的卡片，也没有情侣之间的书信往来。这大概是他们让你的秘书上庭作证的原因，要让她补充一些关于你们之间关系的信息，不过我猜，她也说不出什么。”

“她确实说不出什么。”我说。斯特恩是对的。作为一名检察官，我居然没有看出这个大漏洞。但有时，当你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证据时，就是很难洞察一切。不过，我还是压住了自己放松的心情和重新点燃的希望。我不敢相信尼可会在这么大的问题上出纰漏。我指着电话记录单，“去年十月下旬，有几个从卡洛琳家打到我家的电话。”

“是吗？那又怎样？你在那个月之前刚刚接了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案子虽然结束了，但肯定还有很多需要跟进的地方。我还记得，案子中关于那个男孩的监护权问题，还有不少争议，那个男孩叫什么来着？”

“温德尔·麦克加芬。”

“对，就是温德尔。你是副检察长，上班的时候很忙，可能忘了这些事，所以才会在下班后和卡洛琳通过电话讨论。”

“那么，我为什么不让利普兰泽去查我家的电话记录呢？”

“这确实比较难解释，”斯特恩点点头，“不过可以这么说，一个完全清白的人会下意识把自己排除在嫌疑对象之外，所以，才不想让已经很忙碌的警察浪费时间。”他这样一说，我仿佛是被施了什么魔法一样，立刻释然了。

“那克拉波特尼可太太呢？”我又问。我猜，她出庭作证一定是要说曾经在卡洛琳家附近见过我。

“你和卡洛琳当时在一起办案子，有很多事需要一起讨论。当然，如果你不想待在令人压抑的办公室，还能去哪呢，总不能去你家吧。我们并没有否认你曾经去过卡洛琳家，我们也承认，毕竟，玻璃杯上有你的指纹。”斯特恩露出一个颇有拉丁风情的微笑，很有深意。他的辩护词在逐渐成形，而且还很有说服力，“还有，”斯特恩说，“尼可现在不能给你打电话，也不能给你妻子打电话，所以，他会面对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拉斯迪，我敢肯定，金德区的每一个律师都在怀疑你和卡洛琳之间的婚外情，但这些流言蜚语在法庭上是没有效力的。检方又没有任何证人可以确切地证明这一点，所以，他们找不到你犯罪动机的证据。我是抱着很大希望的，”斯特恩说，“不过你的证词，是个问题。”他用他那双深邃、严肃的大眼睛迅速和我对视了一眼。他说的，是我是否要上庭作证的问题，“但这是以后的事了。毕竟，我们的目的只是要提出质疑。所以，当尼可总结陈词时，我们要让陪审团感觉到，你有可能只是因为各种巧合，才背上了杀人的黑锅。”

“或者让他们感觉我是被陷害的。”

斯特恩是一个理智而审慎的人，我的这句话让他流露出了严肃的表情，他显然并不希望让我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他看了一眼手表，快到我们上场的时间了。我伸出手搭在了他的手腕上。

“如果我告诉你，卡洛琳一直在查检察院内部的一桩受贿案，你有什么想法？而且，涉案的检察官就是莫尔托。”

斯特恩半天没有回答，他的表情很紧张。

“你详细说说。”

我告诉了他关于B类档案的事。我解释说，这应该是属于机密，直到现在，我还不是很想把这件事说出来。

“那么，你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我离开的那一天就停止了调查。”

“我们必须想个办法继续查下去。如果是平时，我会建议找个私家侦探来。不过，你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想法。”斯特恩掐灭了雪茄烟，他小心地把烟头按下去，有那么一瞬间甚至是有点虔诚地盯着烟头，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穿上外套，“拉斯迪，我们想出来的攻击检方的策略很好，但有没有效就不得而知了。我之前说到的那些事，比如你和尼可在政治上的对立，你曾经开除过他的事实，都是一些能够影响到他信誉的因素，这些事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检方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匆匆提起诉讼。但如果我们真要冒险对检方提出质疑，那首先必须非常谨慎地考虑清楚。你也知道，通过质疑检方的起诉动机而打赢官司的先例，少之又少。”

“我明白，”我说，“你放心。”

“那好，我也明白了。”

“只不过，”我说，“我总是认为，这一切不仅仅只是一个巧合。”突然，我涌起了一种冲动，我终于说出了之前自己的自尊一直不允许自己说出的那句话，“斯特恩，我真是无辜的。”

斯特恩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的手背，他也只能这样了。他的表情很深奥，还有点悲伤，但仿佛是很有经验的那种悲伤。当我看到他的眼神和表情时，我明白了，斯特恩作为全市最好的辩护律师之一，大概已经听过太多次这种发自内心的坦白了。

19

两点差十分，我和肯普在街角和巴巴拉碰头，然后一起朝法庭走去。法庭外面的台阶上，已经有一大群记者在等我们了。有一个后门，但我认为，可能只能从那里走一次，就会被别人发现，所以，应该把它留到最后关头再用，等到我最想逃开这些拿着聚光灯、举着麦克风、又推又攘、又喊又叫的人群的那天。现在，我还是从人堆里挤过去好了，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着：“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第五频道的斯坦利第一个跑到我面前，除了大龅牙，他其实还是挺帅的。他把摄影师和录音师都甩到了后面，单独跑到我跟前，在我们旁边走着，我们相互打了个招呼。

“你愿意接受采访吗？”

“不愿意。”我回答。

肯普已经准备打断他的话了，但我阻止了他，我们继续往前走着。

“如果你改变主意，能不能先给我打个电话呢？”

“现在别说这些了，”肯普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拉住斯坦利的胳臂。斯坦利还是保持了一贯的好脾气，转而向肯普做起了自我介绍，开始游说起他来。斯坦利说，如果我能在听证后接受一次现场采访，对大家都好。但斯特恩不允许我对任何人发表评论，所以，当我们走到台阶处，面对一片摄像机、聚光灯和麦克风的海洋时，肯普说了一句“我们会考虑的”。我们开始往楼上走，斯坦利紧跟在后面，肯普和我走在巴巴拉的左右两侧，从人群中挤开一条路。

“雷蒙德·霍根即将要指证你，你对此是怎么想的？”斯坦利和我们分开时，他突然大声喊出了这个问题。

我猛地转过身。斯坦利露出满口大牙，他知道，这个问题击中了我的死穴。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斯坦利可能是看到了法庭的文件档案，发现尼可把雷蒙德列到了证人名单上，所以才会作出这样的推测。但他和雷蒙德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直觉告诉我，他不会随随便便喊出雷蒙德的名字的。

按照法庭规定，摄像机是不允许进入法庭内部的，我们穿过大厅的旋转门时，只有报纸和电台的记者跟着我们挤了进来，他们把录音机伸到我们面前，大声喊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都没有回答。我们沿着走廊匆匆朝电梯走去，巴巴拉挽着我的胳膊，我也伸出手去拉她的手。

“你怎么样？”我问。

她的表情很紧张，但她告诉我她很好。她又说了一句，斯坦利真人没有电视上帅啊。我对她说，电视里的人都这样。

对我听审的是艾迪·莫菲瑞法官，他是金德区高级法院的首席法官。我开始在检察院工作时，他刚刚离开检察院。即便在那时候，大家已经对他崇敬有加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非常有钱。他的父亲在本市开了很多家连锁电影院，后来还开了酒店，办起了电台。莫菲瑞一直不想坐享其成，他当检察官当了将近十二年，然后又去当私人律师，但只干了一两年，就成了法官。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正直、有能力的法官，虽然还谈不上聪明绝顶。去年，根据政府方面的安排调整，他升任大法官，不过还是会主持各种提审，处理审案前期阶段与被告之间的协商等事宜。

莫菲瑞法官的法庭是一个有着洛可可装饰风格的阴暗房间，我在前排坐下来，巴巴拉坐在我旁边，她今天穿着一套精致的蓝色套装，我搞不懂的是，她还戴了一顶帽子，帽子前面垂下来一块黑色的网纱，大概类似于面纱吧。我想告诉她，这还不是我的葬礼呢，但一想到她从来就不喜欢我的这种黑色幽默，便作罢了。在我们旁边还有三个来自本地电视台的素描师[4]，疯狂地画着我的素描画像。他们后面是记者和法警，都在等待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被叫作杀人犯时的反应。

两点整，尼可从衣帽间走出来，紧跟在他后面的是莫尔托。尼可倒是很轻松，一边走一边回答着记者的问题，记者也一路跟着他走到了前厅，他站在门口继续和记者说话。我心里暗想着，这就是见鬼的新任检察长。巴巴拉一直握着我的手，尼可的出现让她握得更紧了。

当我十二年前第一次见到尼可时，我一眼就觉得他是那种非常聪明的孩子，我在学校、在社会上都见过这样的孩子，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不想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他们虽然聪明，但喜欢装作无所不知、满嘴大话、喋喋不休。当时，我们一批新入职的人很少，我和尼可迅速熟络了起来。我们一起吃午餐，帮助对方准备案件的材料。过了几年，由于性格上的差异，我们最终还是渐渐疏远了。我在州最高法院当了多年的文职人员，才当上律师。而尼可则和检察院其他很多人一样，一来就带着深厚的人脉关系。我那时经常听到他在电话上同别人的谈话。他的堂兄埃米利奥·托纳提是区委官员，尼可曾经在他那里当过辖区区长，也正是这个堂兄，帮尼可赶在雷蒙德最后一批的招聘中，顺利进入了检察院。尼可对区政府大楼里一半的人都很熟悉，而且经常会参加政治圈里的各种高尔夫球赛和晚宴，到处拉帮结伙。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律师。虽然他不喜欢待在图书馆，但他确实很能写材料，在法庭上的表现也很出色。过去这么多年来，我发现他在法庭上是那种典型的检察官风格，严肃、坚韧、毫不留情。他有一种很独特的紧张感，我只能用故事发展的高潮去形容那种紧张。上个星期，当斯特恩和肯普问我和尼可一起处理的最后一个案子时，我就是这么形容他的。

那个案子大概是八年前的事了，尼可和我当时刚刚被指派到重案庭，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做好新工作，所以同意接手去处理一个必输无疑的强奸案。

我跟斯特恩和肯普讲，尼可让一个名叫露西尔·法伦的女人作为目击证人上庭作证。露西尔是一个黑人女子，那天下午四点正在一个酒吧里，就在那时，她碰到了被告弗莱迪·麦克，他们便攀谈了起来，而当时，她失业下岗的丈夫正在家里带四个孩子。露西尔和弗莱迪相谈甚欢，露西尔同意让弗莱迪开车载自己回家。而弗莱迪是一个四进监狱的惯犯，之前就曾经犯过强奸罪和故意伤害罪。他开始变得有点兴奋，对露西尔开始动手动脚，露西尔表示反抗，结果还是遭到了强暴。

尼可和我花了很长时间帮露西尔准备证词，但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她是一个穿着紧身裙的胖女人，又邋里邋遢，看上去惊慌失措，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件可怕事情总是说得含含糊糊。出庭的那天，她丈夫也来了，坐在前排，她便临时撒了谎，在法庭上编造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她说，她碰到弗莱迪的时候他正从酒吧出来，找她问路，尼可对她问话时，她回答得一塌糊涂。

“弗莱迪先生当时都做了些什么，法伦太太？”

“他就做了那事。”

“什么事，太太？”

“他一直说的那个事。”

“他是不是和你发生了性关系，法伦太太？”

“是的，先生，他做了。”

“他是不是让他的阴茎进入了你的阴道？”

“嗯。”

“那么他把刀放在哪里了？”

“就在这里，就压在我脖子上，紧紧地压在这里，我每次呼气的时候，都觉得他会一刀割开我的喉咙。”

“好的，太太。”尼可正要走开，这时，坐在律师席上的我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尼可接着说，“对了，我差点忘了。当时他有高潮吗，太太？”

“什么？”

“他有高潮吗？”

“没有，先生。他开的是一辆福特车。”

尼可没有笑，他从来不会笑。倒是法官笑得躲到了桌子底下，还有一个陪审员简直是从椅子上笑翻了，尼可却连晃都没有晃一下。“等到我们都退庭以后，”我告诉肯普和斯特恩，“尼可发誓，他再也不会和我一起办案子了。他说，因为我当时也笑了，我让陪审团产生了一种不严肃的感觉。”

今天，尼可倒是看上去非常开心，周身都散发着一种权势的光芒。他站得笔直，穿着一套深色的新西装，又别着一朵小小的康乃馨，显得很整齐干净。他前后走动，和记者随便闲聊几句，对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总是能在回答中巧妙地加上几句个人意见，举手投足之间很有一种吸引人的活力。我想，有一点儿是绝对肯定的，那就是，这个浑蛋很高兴看到我现在的下场。他是这段时间各大媒体上的英雄人物，是破获了年度第一大谋杀悬案的人。随便拿起一份本市的报纸，都能看到他那张脸。上周，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两个专栏，都建议尼可去参加两年后的市长竞选。尼可的回答是，他只会对波尔卡罗效忠，但看到这些专栏的人大概都知道这背后的策划到底是谁。

斯特恩说，不管怎样，尼可已经表示了要公平公正地处理这个案子。他也许对媒体说了不少我们都认为不恰当的话，但并不是所有透露出去的消息都是他说的，甚至也都不是莫尔托说的。这样一起轰动的案子，不是警局内部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绝对保密。关于调查的进程，尼可对我们都公开了，也告诉了我们所有新获得的证据，还提前通知了我起诉书的内容。他相信我不会畏罪潜逃，最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也并没有给我加上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

在我们刚刚开始碰面的时候，斯特恩就首先指出来，如果我被加上在调查过程中蓄意隐瞒事实证据的罪名，那我的麻烦可就更大了。

“拉斯迪，陪审团很有可能会相信你那天晚上确实在卡洛琳家，而且会认为你应该坦白这一点，而不是在你和雷蒙德、莫尔托、尼可还有梅可的那次会面中对此撒谎，你对利普兰泽说不要查你家电话记录的话对你也非常不利。”

斯特恩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他一边说，一边还在嘴角叼着一支雪茄烟。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处事最谨慎的，不知怎么的，我很清楚他为什么要提起这个话题。他想问的是，我们需不需要找尼可达成认罪轻判的协议？如果只是妨碍司法公正，我最多被判三年，如果表现好，一年半就能出狱，我还可以看着儿子慢慢长大。再过五年，说不定还能重新拿到律师执业的资格。

我还有理性分析的能力，但我无法控制情绪上的惰性。我只想回到原来的生活，再别无所求了。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不想这辈子都被钉上杀人犯的标签。如果认罪，那就相当于同意给自己做了一场不必要的截肢手术，甚至更糟。

“我不会认罪的。”我对斯特恩说。

“当然不会。”他带着怀疑的神情看着我，他并没有问我这个问题，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主动提起。

我们都以为尼可会把这项罪名加到起诉书里，因为它更容易定罪，但他并没有。在过去几周，我知道检方已经准备好了起诉的内容，我突然会冒出一些奇怪的想法，总是幻想我被起诉的罪名大概只有妨碍司法公正这一项，但实际的情况是起诉的内容只有谋杀这一项。检方作出这样的决定，大概也有策略上的考虑。如果陪审团认为我确实犯了杀人罪，可又对这案子的间接证据还无法确定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判我妨碍司法公正罪，但检方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起诉书下达的那一天，斯特恩对我说出了他对尼可这个决定的解释，让我觉得很惊讶。

“最近，我和尼可谈了很多。”斯特恩告诉我，“他说起你和巴巴拉的时候，还是很有感情的。他有两三次都跟我说起了你们以前一起办案的事。他说，你帮他写过不少材料，他结婚后，也很喜欢和你一起出去玩。我不得不说，拉斯迪，他看上去还是很真诚的。莫尔托是个狂热分子，他对每个被告都是恨得牙痒痒。尼可这个人，我就不确定了。拉斯迪，我觉得这个案子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他作出这个决定也是为了公平起见。他认为，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也无论到了怎样的程度，仅仅因为你在调查的过程中有所隐瞒就彻底结束你的律师生涯是不公正的。他认为，如果你确实犯了谋杀罪，那你必须受到惩罚。但如果你没有杀人，他愿意放你一马，不会追究你妨碍司法公正罪。在这一点上，我是很赞赏他的。”这是我到目前为止花了两万五千美元为自己辩护的律师说出的话，“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

“86-1246号刑事案。”莫菲瑞法官的助手埃尔文大声叫道，他是一个帅气的黑人小伙。我听到他的声音，心里一沉，向前走去，肯普跟在我后面。莫菲瑞法官现在已经坐在了法官席上，有人曾说，莫菲瑞如果不是这么英俊，可能还当不了这个大法官。他是媒体时代的选择，是那种能够让选民安心、放心的人。他的形象也很适合当法官，额头高耸、满头银发，精明能干又威严稳重。每年，都会有某家法律杂志社邀请他拍宣传照。

尼可站在我旁边，莫尔托站在我们后面几步开外的地方。和衣冠楚楚的尼可相比，莫尔托穿得乱七八糟。七月的炎热天气，他居然穿了一件西装马甲，而且马甲都已经缩到了他的大胖肚子上面，衬衫的袖子也太长，头发都没有梳理。我原本以为我看到他的时候会忍不住骂他两句，但我竟然没有那样的冲动。我只是转过头，盯着尼可的眼睛，他朝我点点头。

“拉斯迪。”他简单地打了个招呼。

“拖拉王。”我回答道。我低下头，看到他悄悄地伸出了一只手。

我还没来得反应我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去同他握个手，肯普已经扯住了我的衣袖，一把把我拽到了旁边。他跨了一步，站到尼可和我中间。我们都知道，我不能和检方交谈，这一点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了。

莫菲瑞法官坐在高高的胡桃木椅子上，低头朝我微微笑了一下，然后开口说话了，我很感谢他的友善。

“本案为86-1246号刑事案。请双方表明身份，以作记录。”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是尼可·德拉·戈迪亚，代表州检察院，这位是副检察长汤米·莫尔托。”

这句话真有意思。当我听到我的职位头衔后面跟着莫尔托的名字时，我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冷笑。肯普赶紧又扯了一下我的衣袖。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叫杰米·肯普，是桑迪·斯特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被告拉斯迪·萨比奇先生。法官大人我请求暂时离席，填写出庭表格。”

肯普的请求得到了允许，法庭也正式记录下了斯特恩为我的辩护律师。肯普填完表，继续说道：“法官大人，被告已经出庭，我们收到了86-1246号起诉书。法官大人，我代表萨比奇先生，请求法庭记录，我方对起诉书中所诉罪名表示不认罪。”

“对起诉书中所诉罪名不认罪。”莫菲瑞法官又重复了一遍，并在法庭记录上记下。接着，双方同意保释金定为五万美元。“双方需要进行审判前的会议吗？”这个会议是检方和被告达成认罪轻判协议的机会，通常都会进行，因为它能帮双方争取更多的时间，尼可正准备张口说话，肯普打断了他。

“法官大人，这样的会议完全是浪费法庭的时间。”他低头看着手中的记事本，上面的话都是斯特恩之前写下来的，等我们出去以后，肯普会把同样的话对外面的电视台记者再说一遍，“这起案件的指控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是完全虚假的，它毫无事实根据地损害到了本市一位优秀检察官的名誉。我们请求法庭一定要秉公处理该案，并请求尽快决定开庭审理。”

这番话说得无懈可击，而且，这个请求也很有策略。斯特恩曾经跟我说过，迅速开庭审理能够避免让我脆弱的神经继续承受更大的压力，但其实，不管我的情绪有多混乱，我还是能保持基本的理智。在这个案子中，时间对检方来说是有利的因素，他们的重要证据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我的指纹依然还是我的指纹，我家的电话记录也依然还是我家的电话记录。时间越长，检方的优势只会更多，因为他们也许会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指认曾经在犯罪现场附近见过我，说不定还会找到有关犯罪凶器的线索。

肯普的这一请求非同寻常，作为被告方，一般都愿意把时间拖得越长越好。尼可和莫尔托对我们的这一请求也很意外，尼可又打算开口说话时，莫菲瑞法官打断了他，不管是什么原因，他显然已经不想再听了。

“被告放弃了举行审判前会议的权利，那么，我们现在就尽快决定开庭审理的相关事宜吧。文员，”他说，“请抽一个签。”大概在五年前，法庭内部爆出了内定法官的丑闻之后，上一任大法官弗雷便决定，要采取某个办法，确保审理案件的法官都是完全随机分派的。我建议采取抽签的方式，在法庭上，当着每个人的面抽签，这个建议当然是以雷蒙德的名义提出，后来马上得到采纳，我想也是从这件事开始，雷蒙德发现了我在管理工作方面的能力。现在，法庭会事先准备好一些小木牌，每个木牌上写着一个法官的名字，放在箱子里摇混，然后让文员随意抽取。

“拉伦法官。”他说。抽到的是拉伦·利特尔。他是雷蒙德的老搭档了，是每个被告律师做梦都想抽到的人。我顿时轻松了，肯普也握了握我的手，莫尔托却叹了一口气，我很高兴看到坐在法官席上的莫菲瑞似乎在那一瞬间也露出了微笑。

“那么，本案将由拉伦法官主持审理。请被告在十四天内提出相关申请，检方请根据拉伦法官的指示作出回应。”莫菲瑞拿起小木槌，他已经准备开始下一个案子了，但他又停了片刻，低头盯着尼可，“尼可先生，我原本应该打断肯普先生的话，但我认为本案在结案时，很有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我并不是赞同肯普先生的话，但他说这些都是非常严肃的指控时，并没有说错，何况被指控的是我们都认识，为法庭作出多年贡献的人。所以，我和本区所有其他普通市民一样，希望这个案子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审理，而我也正是这样做的。”莫菲瑞再次对我点了点头，然后开始了后面案子的听审。

尼可走了，和他来的时候一样，走的是衣帽间的出口。肯普努力保持着镇定的表情，他把记事本放进公文包内，看着尼可走了出去。

“他走得还挺潇洒的，是不是？”肯普问。

20

巴巴拉说：“抽到了拉伦法官，你应该很高兴吧？！”我们现在已经开车上了高速公路，终于摆脱了市区中心堵塞的交通。巴巴拉开的车。最近几周，我们都认为，鉴于我心神不宁的状况，还是不要让我开车比较安全。现在，我们已经把吵吵嚷嚷的记者都甩到了后面。自我们从法庭出来，他们就一路跟着，拍个不停，还把巨大的摄像头杵到我们面前，那些镜头就像是一只只怪兽的眼睛，我们只能慢慢地走。斯特恩之前就告诉过我们，在镜头前，要努力表现得放松一些。我们和肯普一起走了两个街区，才在街角分开。他说，如果每一天都像今天这样，尼可恐怕都撑不到开庭了。肯普本性上是个乐观开朗的人，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温和敦厚的个性中又总是带着一丝阴郁的感觉。不可能每一天都像今天这样，未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熬。我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他的表现很专业、很出色。巴巴拉也吻了吻他的脸颊。

“抽到拉伦很幸运，”我说，“说不定这是最好的选择。”但由于雷蒙德的原因，我还是犹豫了一下。不管是雷蒙德，还是拉伦法官，都从来不会在法庭之外讨论关于案子的事，但雷蒙德作为法官最好的朋友，即将上庭作证的这一情况还是会带来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要取决于雷蒙德到底是偏向于哪一方。我碰了碰巴巴拉放在方向盘上的手，“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不客气。”她说，“真的，这还挺有意思的，”但她立刻又补充道，“当然，我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她总是这样充满了好奇，但内心却是诚挚的。

我这个案子是律师们所谓的“热门案件”，媒体对于这个案子的关注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陪审员在还没有达到法庭之前，就已经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了。到目前为止，尼可在媒体战中处于上风，我只能尽力维持自己积极正面的形象。老实说，我被起诉的罪名是谋杀加婚外情，所以很有必要让公众知道，我的妻子还没有丧失对我的信任，巴巴拉是否出席每一场有媒体记者的活动很关键。斯特恩坚持要她去他的办公室，要当面对她解释这一切。巴巴拉一直不喜欢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对外人总是存有戒心，我原本以为她不会愿意出席这些场合，但她竟然同意了。在这过去的两个月，她对我的支持从来没有动摇过。虽然她一直认为我所遭受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愚蠢冒失造成的，但她也发觉，这次起诉确实对我很不公平。她一再公开表示对我的支持和信心，而且在我没有开口的情况下，主动给了我一张五万美元的支票，支付了斯特恩的订金和后续各项律师费用。这笔钱是她父亲临死前留给她的，只有她有支配权。另外，她会在吃饭的时候聚精会神地听我说话，听我把尼可和莫尔托臭骂一顿，或是给她解释斯特恩所准备的各种巧妙的辩护策略。晚上，当我放空发呆时，她会轻轻地抚摸我的手，她感受着我的痛苦。虽然她表现得勇敢坚定，但我知道，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也曾经悄悄哭过。

我们不仅共同面对这些变故所带来的压力，我日常行程的变化也给我们增添了新的内容。我每天都会去图书馆，为自己的辩护词想一些方案，闲时会在花园里毫无目的地拔拔草，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夏天放了暑假，巴巴拉在学校基本没事可做，我每天把奈特送到夏令营后，我们会边吃早饭边闲聊。午饭的时候，我会去院子里摘点蔬菜做沙拉，而我们之间的性关系也开始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下。”有一天下午，她躺在沙发上，一边看杂志一边吃巧克力时，突然对我这么说。于是，我们便形成了一个新的习惯：每天下午做一次爱。鸟儿在窗外歌唱，卧室百叶窗的缝隙里透过明亮的日光。我会深深地进入她的身体，她翻来覆去，全身开始紧绷，她闭着眼睛，眼球却在转动，原本平静的脸颊变得越来越红润，然后又会开始放松。

巴巴拉是个充满想象力和活力的女人，我并不是对她失去了兴趣才去找卡洛琳的。我对巴巴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即便是在我们最难熬的时候，在去年冬天我愚蠢地对她坦白之后，我们之间的性生活也并没有中断。我们是开放的一代人，我们开诚布公地讨论性。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就像一盏魔灯，我们不断寻找着它合适的位置。我们成了追求身体快感的专家，去学习各种让自己愉悦的方法。巴巴拉是一位新时代的女性，她认为，没有性生活的婚姻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

现在，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影响我们之间关系的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即便如此，我还是在巴巴拉对我的爱中感觉到了一丝绝望和悲伤，我们之间还有一段需要跨越的距离。在那些甜蜜的下午，我会躺在床上，巴巴拉在我身边小睡，在吵闹喧哗的市中心生活多年后，这种城郊午后的宁静显得格外令人放松、令人陶醉，而身边的妻子也让我觉得她是一个谜。

在我对卡洛琳最疯狂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巴巴拉。我和巴巴拉之间的婚姻生活有时会显得乏味而无聊，但我们的家庭生活却从来不会如此。我们都对奈特全心全意地奉献着一切。在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就知道别人家和我们家不太一样。别人一家人会在晚餐的桌上聊天，会全家人一起去看电影，逛公园，在开阔的草坪上玩球。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我羡慕他们。所以，我小时候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家能够像一个家，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而这种伤痛也从来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合。

但如果说奈特是我们夫妻之间唯一的纽带也过于夸张、过于悲观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妻子巴巴拉是个漂亮的女人，可以说很迷人。她很在意自己的外表，也一直精心打扮、细心保养。她的胸部还很挺拔，尽管生了孩子，腰身还纤细得像个小姑娘，她五官精致，身材不胖不瘦，匀称得恰到好处。她当然也能找到情人，但她没有去找。她还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父亲去世后，给她留下了十万美元的遗产，所以，她一直没有离开我也并不是贪图我的钱财。有时候，我们在激烈争吵的时候，她也会伤心地说，除了奈特，我是她唯一的男人，是她唯一爱过的人，想来应该是真的，不过这对她来说，是好是坏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我们的关系开始缓和，巴巴拉开始对我倾注全部的爱和关怀。我成了她了解外界的窗口，告诉她在尼尔林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的案子进入审判阶段后，我到家时经常已经是晚上十一点，甚至十二点多了，但她还是会穿着睡衣等我，帮我热饭菜。我们坐在一起吃东西时，她兴致勃勃地听我说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就像以前坐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小孩子。我嘴里嚼着东西，夹着碗碟碰撞的叮当声，跟她描述着各色各样的证人、警察和律师，她会笑着、感叹着。也许只有通过我，她才能了解外面这样的世界吧。

我呢？我又是怎样的呢？当然，我也看重夫妻之间的忠诚与奉献、宽容与关怀，她对我倾注的无私的爱抚慰了我受伤的心灵。如果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她，那也不是事实。我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我从小就饱受辱骂，而巴巴拉阴沉悲观的性格有时候真的让我无法招架。在她冷嘲热讽、恶言恶语的时候，我真有恨不得掐死她的冲动。渐渐地，我学会了在这样的时候装得冷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装出来的冷淡变成了真正的冷漠。我们之间总是发生矛盾，这时，两个人就好像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双方在不断退让中达到了平衡。

不过，那样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甚至都已经快被我们忘记了，我们都在期望中等待着。到底是什么支撑了我？应该就是希望吧！在那些慵懒的午后，我似乎快要抓住了它们，我内心充满了对巴巴拉的感激，我们之间也有过激情爆发的时刻，有过开心的经历，和她在一起，我也享受到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那几年，大家都充满了激情和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神秘感。我会经常陷入对她的渴求之中，思来想去。我就像科幻小说里被留在地球上的某个外星小人，伸出触角晃来晃去地走着，恳求着飞船上的同类，让我进去吧！让我进去吧！

当我还在法学院读书，巴巴拉在大学开始教书的时候，我们住在一套破旧的两室公寓里，房间不仅年久失修，而且还害虫肆虐。冬天，暖气管里会突然喷出滚烫的热水，水槽下面的柜子全是老鼠和蟑螂的地盘，如果它不是学生公寓，大概早就会被贴上贫民窟的标签了。我们的房东是两个希腊人，两口子一个比一个体弱多病。他们住在院子对面的楼上，无论春夏秋冬，都能听到丈夫剧烈的咳嗽声，而妻子患的则是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衰竭。每个月我去交房租时，都会觉得害怕，因为只要他们的房门一打开，我就能闻到一种衰败的气味，那么浓，像是正在腐烂的蔬菜。但当时，我们只住得起那样的房子。巴巴拉刚开始教书，薪水不高，我还要支付学费，我们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接近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

我们当时经常开玩笑，我们没钱出去玩，唯一的娱乐活动只能在床上。不过这个笑话更像是为了解释我们之间的尴尬，因为我们都知道，实际的情况是，我们都很喜欢这种床上运动。那真是充满激情的年代，每周末都是我最期待的时候，我们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周末节目：一起吃晚餐，喝瓶红酒，然后便开始长时间甜蜜又缠绵的性爱。我们可以从公寓里的任何地方开始，边脱衣服，边往卧室去。有时候，我们会持续一个多小时，我全身又酸又痛，巴巴拉也会挺着高耸的胸部，我们翻来覆去，缠绵不尽。有一天晚上，我领着巴巴拉朝卧室走去时，突然看到卧室的百叶窗居然是拉开的，窗户对面是那对老头老太，正朝我们这边看。他们的表情是那么震惊，又是那么无辜，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就像是受了惊吓的小动物。对了，就像是小白兔，瞪圆了眼睛，满脸的疑惑。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故意偷窥，但我还是觉得无地自容。那一刻，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巴巴拉手里握着我勃起的阴茎，上面还涂满了杏仁油。我知道巴巴拉也看见他们了，因为当我赶紧去拉窗帘时，她阻止了我。她握着我的手，然后又握住我的阴茎。“别看他们，”她说，“别看他们就行了。”她喃喃道，她甜蜜又温暖的呼吸吹在我的脸上，“他们就会走了。”

21

听审会一周后，斯特恩和我来到了雷蒙德·霍根目前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他从五月份开始，就成了这家公司的合伙人。我们站在事务所的接待前台，公司的实木地板上铺着一块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波斯地毯，浅蓝色的底色上是玫瑰的图案。墙上则挂着各种各样抽象的艺术画，看上去都价值不菲。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摆着玻璃小桌，上面整整齐齐地放着《福布斯》、《华尔街日报》之类的报刊。豪华的红木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金发美女，登记着来访客人的名字，要请到这样一个甜美漂亮的女孩子，每年大概要好几千美元吧。

斯特恩小声跟我交代着，那些穿得西装革履、来来往往的年轻律师们大概都看不到他的嘴在动。他让我不要和雷蒙德说话，他会提出问题。按照他的说法，我的作用就是来露个脸。他还说，最重要的是，无论这次会面发生了什么状况，我都一定要保持冷静。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我问。

“听说了一些事，”斯特恩说，“不过现在没必要去猜，我们马上就知道答案了。”实际上，他听说了很多事，一个好的辩护律师有复杂广泛的人际网络，客户会带来消息，记者也会带来消息，有时是警察朋友，当然还有其他律师。我当检察官的时候，总觉得这些律师都有着自己紧密的小团体，一有风吹草动就开始通风报信。斯特恩告诉我，在尼可刚刚上任后不久，他就传讯了雷蒙德，雷蒙德以涉及工作保密内容的借口回绝了。斯特恩说，他是从一个很可靠的人那里听来的这个消息。既然如此，我猜雷蒙德和尼可之间应该还是相互敌视的，但雷蒙德的名字出现在证人名单上，又表示他可能还知道别的什么事。但不管是谁告诉了斯特恩雷蒙德出庭的真正原因，斯特恩也绝对不会对我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雷蒙德的秘书出来迎接我们，在走往他办公室的路上，雷蒙德就迎了过来，他穿着衬衫，没有穿西装。

“斯特恩、拉斯迪，”他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又长胖了，腰围那一圈的衬衫被撑得有点紧，“你们之前没来过这里吧？”

雷蒙德带着我们逛了一圈。现在的律师事务所和跨国大公司一样，出于规避税收的原因，都装修得像凡尔赛宫一样富丽堂皇。雷蒙德给我们介绍了墙上的画，我猜那些画家的名字他大概也只是从杂志上看来的，什么斯特拉、琼斯、劳森伯格之类。他指着一幅全是波浪线和正方形的画说：“我最喜欢这一幅画。”会议室里，摆着一张九或十米长的桌子，是用一整块绿色孔雀石雕成的。

斯特恩问起了雷蒙德的工作状况，雷蒙德说：“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处理各种联邦检察院方面的工作，还不错。”他继续说，“我有一个客户把绳子有问题的降落伞卖给了国防部，现在正在打官司。完全是由于疏忽，”雷蒙德带着一个邪邪的微笑对我们说，“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最后，我们终于走到了雷蒙德的办公室。他们给他安排的办公室在一个角落，但是面朝西南，风景极好。雷蒙德的荣誉墙也搬到了这里，还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现在挂在正中间的是雷蒙德任职检察长时站在讲台前的大幅照片，照片里除了他，还有四十多个人，我也在里面，不过是在右边的角落里。

雷蒙德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之前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叫皮特还是别的什么名字，是雷蒙德的助理，他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支笔，他将记录下我和雷蒙德会面的全过程。如果以后我们对这次会面的内容出现了争议，那么将由他来作证。

“二位，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呢？”雷蒙德让秘书把咖啡送进来之后，便开口问。

“首先，”斯特恩说，“我和拉斯迪都很感谢你抽空和我们见面，谢谢你！”

雷蒙德挥挥手，“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话有点奇怪。我猜，他的意思是说，他也很想帮忙，让我们不用客气。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拉斯迪最好还是不要参与到我们的谈话中来。他听着就好了，希望你不要介意。”斯特恩说这话的时候，朝皮特看了一眼，皮特正拿着小本，记个不停。

“当然没问题了，你做主。”雷蒙德开始整理自己的办公桌，装作拂去灰尘的样子，不过，无论是我，还是他，都没有看到桌上有什么灰尘，“你让他也来了，我觉得有点惊讶，不过你们决定就好。”

斯特恩习惯性地皱起眉头，这是他们拉丁美洲人典型的表情，大概是因为有些话实在不知如何开口吧。

“那么，你们想让我说什么呢？”雷蒙德又问。

“我们在尼可的证人名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这就是我们来的原因。”

“当然，”雷蒙德一边说，一边举起双手，“你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斯特恩。检方给你发来了传票，那你就必须出席。”我见过他这个姿势上千遍了，他这是在虚张声势。雷蒙德说话的时候手势很多，他总是喜欢微微笑着，却很少直视对方，这是他同辩方律师谈判时的技巧。他这个表情的潜台词是，我很想帮忙，但我无能为力，其实等对方一走，他就可能开始破口大骂。

“如果你接到了法庭的传票，你一定会出庭了？”

“是的。”

“我明白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你的证词，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还没有跟检方说过什么？”

“那倒不是，我和他们谈过了。你也知道，我和你们谈，也和他们谈，我和莫尔托坐下来谈过好几次了。不过仅是面对面谈谈，并没有录证词。”这可不是好兆头。我心里涌上来一种恐慌和愤怒，但我努力压抑着它们。雷蒙德受到的是明星证人的待遇，他没有正式录证词，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交叉询问时证词前后不一致所带来的风险。检方多次约见他，说明他对这个案子至关重要。

“你说到的问题，”斯特恩说，“我猜，应该不是豁免权的问题吧？”

“当然不是。只不过这件事让我的新合伙人非常紧张，对我来说，也有一点儿尴尬。”他干笑着说，“我到这里才三天，一开始新工作，就接到了传票。我猜，索利·韦斯一定烦死了。”他说的索利·韦斯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斯特恩沉默了，他把帽子和公事包放在膝盖上，仔细地打量着雷蒙德，丝毫不觉得不好意思。他有时就是这样，好像突然忘记了所有的礼貌，沉浸在对各种现象的深层分析中。

“那么，你告诉了他们什么？”斯特恩终于轻声开口问了，他显得很镇静。

“合伙人吗？”

“当然不是。我是想知道你的证词大概会说些什么，你也曾经做过我这样的工作，你应该明白的。”斯特恩说话的语气恢复了往常的礼貌和委婉。一秒钟前，当他问雷蒙德都告诉了检方什么时，那神情就像是倏忽而过的一道闪电，好像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才说出口。

“唉，我想不起原话了。”雷蒙德朝作记录的年轻人点着头。

斯特恩说：“大概说了些什么，你觉得能说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真的很难猜，你也清楚。”

斯特恩在试探着什么呢，我还是不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只是像开始所说的，来是为了确定雷蒙德是否会出庭作证，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完全可以起身离开了。我们已经知道了雷蒙德的立场，他已经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我准备说说关于拉斯迪展开调查的情况，说他怎么告诉我他很有兴趣参与这个案子，说我们后来还谈过关于我私生活的事……”

“等等，”我再也忍住不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很有兴趣调查这个案子了？雷蒙德，是你让我接手这案子的。”

“我们谈过的。”

我从眼角看见斯特恩举起一只手阻止我，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是盯着雷蒙德。

“雷蒙德，是你让我查的。你跟我说，你要忙竞选的事，希望有个能干的人来负责这案子，你怕别人搞砸。”

“我可能说过那样的话。”

“明明就是你说的。”

我看着斯特恩，希望得到他的声援，但他只是靠在椅子上，盯着我。他显然很生气。

“对不起。”我轻声说。

雷蒙德没有理会我和斯特恩之间的不快，他继续说：“我不记得了，拉斯迪，也许我确实那样说过。你也说了，我当时忙着竞选，但我记得，我们在卡洛琳葬礼的前一天还是前两天，谈过一次话，谈完之后，我们决定让你来调查这个案子，我记得这个建议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不是我提出来的。我承认有时候我是有点被动，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我们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是有点惊讶的。”

“雷蒙德，你这是想对我怎么样啊？”我看着斯特恩，但他已经闭上了双眼，“我难道不能向他问清楚吗？”

我已经把雷蒙德逼到了极限，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站起身，从桌子上俯过身来。

“我想对你怎么样？”他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两遍，脸色通红，“应该是你想对我怎么样吧，拉斯迪？你的指纹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只玻璃杯上？你为什么还要坐在我的办公室里问我和谁上了床，还有，两周前，我刚让你负责调查的时候，我还记得，你让我别催你……”他突然转过身看着斯特恩，指着他说，“出庭作证的时候，我还有别的要说呢。”说完，他又看着我，“两周前，你告诉我你曾经和我睡过同一个女人，拉斯迪，我们的那次谈话让我想了很久很久，我问我自己，你到底是在干什么？”

这个局面已经不是雷蒙德的助手皮特所能应付的了，他已经完全停了笔，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

斯特恩指着皮特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建议我的客户不要做出任何回应，他应该能做到。”

“所以，这些就是我要作证的内容。”雷蒙德告诉斯特恩，他站起身，用指尖敲着桌子，“我要说，是他想要查这个案子；我要说，我一再催他快点查案；我要说，他更有兴趣的是找出谁在和卡洛琳上床，而不是谁杀了她；我还要说，当最后证据确凿以后，他还有脸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说了一大堆的废话，说他在卡洛琳被杀的当晚，从来没有去过她家。这些就是我的证词，我很高兴能够在法庭上把这些说出来。”

“很好，雷蒙德。”斯特恩一边说，一边拿起自己的帽子，那是一顶灰色的卷边软帽。他开始想让我别再开口说话时，把它顺手放在了椅子上。

我直直地盯着雷蒙德，他也盯着我。

“尼可想整垮我的时候至少还敢坦白说出来。”雷蒙德说。

斯特恩走到我们中间，他用两只手拽着我的胳膊，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

“别说了。”他说。

“浑蛋！”我们一边往外走，我一边骂，“浑蛋！”

“至少，我们现在搞清楚状况了。”斯特恩悄悄说。我们走进大厅时，他轻声交代我，一定要保持安静。但我忍受不了。乘电梯下楼的时候，我都快要爆炸了。

我们一到一楼，我就拽住斯特恩的胳膊，“他这是怎么回事？”

“看来他很生气。”斯特恩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过了大理石地面的大厅。

“看得出来！是不是尼可让他相信了我就是凶手？”

“有可能。显然，他认为你之前有很多事没有做好，尤其是站在他的立场，你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

“他认为我对他还不够忠心？”

斯特恩又露出一个典型的拉丁美洲人的表情，从手势、到眼睛、到眉毛。他显然还在考虑别的事，他一边走，一边朝我投来严肃的目光。

“我倒是真不知道雷蒙德曾经和卡洛琳好过，也不知道你们还谈过这件事。”

“我不记得和他谈过了。”

“好吧。”但斯特恩的语气中却充满了对我的怀疑，“我认为尼可可能会利用这一点。雷蒙德和卡洛琳在一起是什么时候？”

“就在她和我分手之后。”

斯特恩停下脚步，他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失望的表情，他用拉丁语自言自语了一句，“好吧，这样的话，尼可大概很容易就能总结出你的犯罪动机了。”

“不会那么容易吧？”我满怀希望地说，“他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卡洛琳和我之间的关系。”

“太容易了。”斯特恩对我说。他故意装作很平淡的表情，但显然已经对我很失望了，既因为我在楼上的表现，也因为我对他隐瞒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信息。

“我们得好好谈谈。”他说，“现在，我要去法庭处理点事情。”

他戴上帽子，走到外面刺眼的阳光中，再也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我在大厅里，突然有种众叛亲离的感觉，心中五味杂陈，让我头晕目眩。但是，最令我感到羞愧的，是我自己的愚蠢。在和雷蒙德共事这么多年后，我居然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会对他造成怎样的影响，虽然他现在的情绪波动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我早就应该预料到。雷蒙德·霍根是一个公众人物，他生活的目标就是要塑造自己的名誉，他说他不是一个政客，但他有着政客的特点：他喜欢听到众人对他的欢呼，渴望得到每个人的赞誉。他关心的并不是我有罪还是没罪，让他愤怒的是我让他丢了脸。他手下的副检察长居然被起诉犯了谋杀罪，而他之前还让我去负责调查，这无异于我在他的眼皮底下暗中捣鬼。现在，他必须坐在证人席上，说出自己的风流韵事——雷蒙德·霍根搞上了一个副检察官。这大概在很多年后，还会成为众人茶余饭后的闲聊笑柄。我和他的这些事，会让整个检察院在背后说得热火朝天。最最可怕的是，这起谋杀案让雷蒙德终结了他真正喜爱的检察长生涯，改变了整个竞选的过程，让他最后来到了这家玻璃钢筋鸟笼般的公司。让雷蒙德怒火中烧的并不是我犯下了这桩罪行，而是他觉得自己也成了一个受害者。我杀卡洛琳是为了把他拉下马，我成功了。他最后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雷蒙德认为整件事情就是这样，而且很显然，他已经准备好了报复我的计划。

我终于离开了雷蒙德的办公大楼。外面的天气异常炎热，阳光分外刺眼。我突然有点站立不稳。出于一种职业强迫症，我开始分析雷蒙德的证词以及他的敌视态度对审判可能带来的影响，但这种分析只持续了短短一瞬间，那些念头便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然后，我突然看到了我父亲的脸，我的头脑已经开始不清醒了。这一切的变故发生后，我终于要撑不住了，我感到天旋地转。我开始祈祷，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虽然我知道我并不十分相信上帝，但还是希望他能保佑我。

亲爱的上帝，亲爱的上帝啊！虽然我并不是个虔诚的信徒，但我向你祈求，让这一切都结束吧！我真的害怕了。亲爱的上帝，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恐惧，就像是暴雨闪电过后空气中的那种味道，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的恐惧那么深、那么深，让我感觉它仿佛是有颜色的，是一种慢慢渗透的火红色，我从骨子里感到无能为力、痛彻心扉。我是这么痛苦，简直无法在这条炎热的大街上走下去，我全身瘫软、无力支撑，就像一根被烧得又红又烫的铁棍。亲爱的上帝，亲爱的上帝！我好痛苦，我好害怕，无论我做过什么让我得到这样的下场，请你饶了我吧！求求你，放过我，放过我吧！亲爱的上帝，亲爱的上帝啊！虽然我不是您的信徒，但请饶过我吧！

22

在美国，刑事案件中检方是不得对审判结果提出上诉的，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的一条宪法准则。站在法官席前的有各种各样的人，有惯犯，也有初犯，有穿着劣质西装的小律师，也有穿着定制套装的大律师，有破产到身无分无的昔日富豪，也有哭着喊着要离婚的夫妻，还有桑迪·斯特恩这样的老手，他们来自大的律师公司，对法庭上的一套程序早已驾轻就熟，但在这所有人中，只有检方没有权力对法官的审判结果提出异议。无论检方派出的这位检察官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也无论陪审团对他有多偏爱，他都必须沉默接受这种看似不公平的待遇。

而当我在担任检察官时，这一点在拉伦·利特尔法官的法庭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拉伦精明能干、博学多才，讨厌装模作样那一套。他曾经当过二十年的辩护律师，那时候就经常给检察院和警方难堪。他也看不起他们，这个习惯直到他自己当上了法官也没有改变。除此之外，作为一个黑人的成长和教育的经历又让他认为，在很多时候，检方的起诉理由只是主观武断的借口。他在街头巷尾亲眼见到的各种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早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在他身上仿佛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在作决定时总喜欢和州检察院对着干。雷蒙德一开始在他的法庭上担任了两三年的辩护律师，便干不下去了，因为他们俩一上法庭就开始剑拔弩张，休庭以后又能够把酒言欢。

斯特恩和我达到法庭时，拉伦法官正坐在法官席上看其他案子的报告。他的存在总是那么醒目，让人眼里只看得到他，他个子高大，有一米九五左右，身材健壮、英俊潇洒又灵活机敏，颇有魅力。他在读大学时已崭露头角，他是学校足球队、篮球队的明星球员，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奖学金。他满头都是非洲人典型的小卷发，中等长度，大半都花白了。他脸大手长，声音洪亮，言行举止有种皇室的风范。有人说他未来的目标是成为联邦大法官，还有人猜测，他真正的目标是成为继阿尔布莱特·威廉森之后北区的众议员，因为威廉森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而且心脏状况也不好。但无论拉伦·利特尔法官的打算是什么，他都是一个以自己的立场和能力赢得了众人尊敬的人。

昨天早上，拉伦法官的助理给我们打了电话，把我们叫来。说法官已经在两天前收到了我们的开庭前申请，希望能够就我的案子举行一次听证会。我猜，他是要对我们的一些申请作出回应，说不定还会决定开庭审判的日期。

斯特恩和我静静地等着，肯普没有来。昨天我们三个人一直在一起，我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每一个证人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们。斯特恩对我提出的问题依然很精确、很谨慎，但他还是没有问我那天晚上到底和卡洛琳发生关系了没有，也没有问那个敲碎卡洛琳头颅的凶器是不是在我这里。

我一边等，一边打量着周围。记者们又都来了，但这回素描师没到场。拉伦法官对记者的态度一直很好，在法庭靠西边墙壁，有一条专门为记者准备的桌子，而他在宣布一些重要的决定前，也总是会提前通知媒体。这个即将决定我余生命运的法庭很漂亮，一侧的陪审员席用胡桃木的栏杆隔开，栏杆上面还有漂亮的小圆球装饰。证人席的风格和陪审员席的差不多，紧挨着法官席。法官席高高在上，旁边有两根红色的大理石柱撑着一个胡桃木的圆顶。法庭的文员、法警和记录员都坐在法官席的前面，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是两张深色胡桃木的桌子，制作十分精美，这是双方的律师席，桌子的摆放方向很有讲究，要和法官席保持垂直。并且，按照传统，原告会坐在离陪审团比较近的那张桌子。

法官处理完其他事情后，便轮到了我们的案子。有些记者偷偷跑到我们的桌子旁，想听得更清楚一些，双方律师和我都被法官叫到了前面。斯特恩、莫尔托和尼可按法庭规定，首先报出了各自的姓名。斯特恩代我报出了姓名。莫尔托偷偷朝我诡异地笑了一下。我敢打赌，他已经听说了我们上周和雷蒙德会面的情况。

“先生们，”拉伦法官开口了，“我把你们叫来，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可以做点工作，加快这个案子的进度。我已经收到了被告递交的申请，并且已经准备好作出决定了，原告有什么要反对的吗？”

莫尔托对着尼可的耳朵说了几句话。

“关于撤销莫尔托先生证人资格的申请，我们反对。”尼可说。

他还是这样，这个家伙有那么多人在替他工作，他还是不敢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白纸黑字上，只敢在最后一刻说出来。

拉伦说他会把这个申请放到最后讨论。

“现在，讨论第一个申请，”拉伦一边说，一边看着面前摆放的一堆文件，“是关于确定审判日期的。我已经考虑过了，检方也知道，罗德格里斯的案子今天早上刚刚开庭，所以我在三周后才有空确定审判日期。”拉伦看了看自己的日程记录本，“八月十八号，斯特恩先生，那天你能来吗？”

这个开局相当好！我们原本以为开庭最快也要到秋天了，没想到居然这么快。虽然斯特恩目前手头上还有别的事，但他毫不迟疑就答应了。

“当然可以，法官大人。”

“检方呢？”

尼可显得很犹豫。他已经计划好了要度假，莫尔托也是，并且，他们还期望能找到更多的证据。尼可表示强烈的反对。

“别说了，”拉伦法官说，“我不想听，拖拉王戈迪亚先生。”他故意说了尼可的外号，这个拉伦，真是让人无法猜透，“这些指控，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你还想对萨比奇先生怎么样呢？他当了一辈子的检察官，你却对他提出这样的指控。我们都明白，为什么斯特恩律师想要迅速开庭。明人不说暗话，我们大半辈子干的都是审判案子的事。拖拉王戈迪亚先生，斯特恩看到了你们提供的证据，他认为这个案子的证据很不足。可能他是错误的，我也不知道。但你既然走进了这个法庭，指控这个人犯下了严重的罪行，那你应该是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别跟我说还可能会找到什么证据，你不能让萨比奇先生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这样不公平。”拉伦又说了一遍，“三周后的今天，开庭审理。”

我全身的血液好像都凝固了。我控制不住，坐了下来。斯特恩迅速回头朝我看了一眼，似乎微微笑了一下。

“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拉伦说。就在他环顾四周的那一瞬间，他好像也露出了一个隐秘的笑容。每次，当他毫不留情地驳斥检方之后，总是有种掩饰不住的满足感。对于我们提出要求查看证物的申请，他也迅速通过了。实际上，我们的每一个申请都得到了批准，它们也理应得到批准。莫尔托对我们要求查看那只玻璃杯的申请表示了些许抱怨，他说，这样会给检方造成负担，因为他们要负责监督整个过程，也就是说，那只玻璃杯不能离开检方的视线，如果把它交给了我们，他们会很难办。

“那么，被告想要拿着这只玻璃杯做什么呢？”

我立刻站起来，“我就是想看一看，法官大人。”

斯特恩朝我瞥了一眼。他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回了座位。我必须记住：在法庭上，我最好还是不要开口。

“好吧，”拉伦说，“萨比奇先生只是想看看这只玻璃杯，仅此而已。他有这个权利，检方必须向他展示所有的证物。你也知道，我看过了你们的证物清单，我明白为什么萨比奇先生想要仔细看看那只玻璃杯。所以，这个申请我也批准了。”拉伦指着我，这是他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看着我，“顺便说一句，萨比奇先生，虽然在听审的过程中你是不应该说话的，但如果你确实有话要说，当然也有开口说话的权利，任何时候都可以。审讯过程中在内庭召开的会议，你也有权参加，我希望你了解这一点。我们都知道，萨比奇先生是一位很出色的律师，也是我们全市最优秀的律师之一，我敢肯定，他对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很好奇。”

我看着斯特恩，他点了点头，我才开口说话。我首先感谢了拉伦法官，我告诉他，以后我会认真听他的话，有话会让我的律师替我表达。

“很好。”拉伦法官简单地回答道，但他的眼睛里却露出一种我从来没有在法庭上见过的温暖光亮，我现在只是一个被告，在他的监管之下，他就像是公司老板，或者说黑帮老大，当我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时，他觉得他应该保护我，“接下来，是被告要求进入死者公寓查看的申请。”

莫尔托和尼可同意了。

“我们不反对，”尼可说，“但必须有警察在场。”

斯特恩却立刻表示了反对。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们又开始了法庭上最常见的那种唇枪舌剑。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检方希望知道我们到底在找什么，而他们说出来的理由也很充分。如果没有警察在场，我们把卡洛琳的房间翻乱了，就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发现更多的证据。

“你们不是已经有现场的照片了嘛，”拉伦说，“每次我审判这种案子的时候，检方提供的照片看都看不完，让我觉得你们和洗照片的公司是不是达成了什么合作协议。”记者们都笑了，拉伦自己也笑了，他就是这样，喜欢逗别人，他用手里的小木槌指着尼可，“你可以派个警察守在门口，确保被告不会拿走任何东西，但我不会让你们去监视他的。你们已经花了四个月，把现场都翻遍了。”拉伦说，但其实，他说的四个月还包括了我主持调查时的那一个月，“被告有权安安静静地去看现场。斯特恩先生，你起草一份法庭令，我来签字。但别忘了，事前要通知一下现在那套公寓的管理员，让他们清楚法庭的决议。”

“现在，再讨论一下要求撤销莫尔托证人资格的申请。”我们的这个申请是希望能够撤销莫尔托在本案中的律师资格，因为他已经被尼可列在了证人名单上。

尼可立刻开口说，在开庭前三周撤销检方的律师资格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负担。我不知道尼可这样说是不是想争取更多的时间，还只是希望法官驳回我们的申请，他大概自己也不确定吧。

“尼可先生，是你自己把莫尔托列在你的证人名单上的，我又没有逼你。”拉伦法官说，“检方的律师同时又是证人，同一个案子里，律师不能同时充当证人。四百多年来，这都是法庭上的定规，无论这个证人对案件有多重要，也无论有多少《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的记者会来，这个规矩都不会改变。”拉伦法官停了一下，朝记者们瞥了一眼，好像是刚刚才发现他们的存在。

“但我要说，”拉伦站起来，在法官席后面踱着步子，法官席本来就要比地面高十来厘米，他个子又高，站在上面显得更高大了，“拖拉王戈迪亚先生，莫尔托上庭作证是不是要说，当他指控萨比奇先生杀了卡洛琳时，萨比奇先生曾经对他说过，‘你说对了’。”

“应该是‘对，你说对了’。”尼可说。

拉伦接受了尼可的纠正，低下头。

“好吧，目前检方还没有提交证人的证词，但是，你们已经很清楚地做了暗示，斯特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提出了申请。我是这样想的，我不能确定这个证词是否能够作为证据。斯特恩先生目前还没有对这个证词表示反对，但他希望能够撤销莫尔托的律师资格。拖拉王戈迪亚先生，如果莫尔托真的上庭，说出了这样的证词，斯特恩先生到时候也肯定会当庭反对，说这话与本案无关。”这是拉伦最喜欢的一种暗中帮助被告的方法，他会事先说出他想要听到的被告的反对词。有一些会由律师在庭上提出来。但有一些，被告律师却从来不会提出来。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被告正式提出了这样的反对意见，最终，都会毫无例外地得到拉伦法官的准许。

“法官大人，”尼可说，“被告对我承认是他杀了人。”

“哎，拖拉王戈迪亚先生，”拉伦法官说，“你怎么回事！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你跟一个人说他犯了错，那个人说，‘对，你说对了’，大家都会认为这只是一句气话。我们不都是这样吗？如果萨比奇先生是从我的家乡来，他大概会说一句，‘哟哟，那又怎样’。”

这在法庭里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拉伦又赢了。他坐在法官席上，得意地笑着。

“不过你也知道，萨比奇先生那样的人会说，‘对，你说对了’，但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你大错特错了’。”他停了片刻，又说，“这还算是客气的了。”

法庭里又爆发出了更多的笑声。

“法官大人，”尼可说，“这个问题不是应该由陪审团来决定吗？”

“恰恰相反，拖拉王戈迪亚先生，这个问题目前还是由法官来决定。你们必须拿出更多的证据，让我相信证人的证词确实和本案有关。现在，我还没有作出决定，但是先生，到目前为止你们的证据太没有说服力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很快就会作出决定了。你们在回复斯特恩先生的申请时，最好也记住，如果你们既不能提供证据，又不能在交叉询问中问出有用的信息，那我就只能批准他们的申请了。”

拉伦笑了，他让尼可碰了钉子。拉伦的这番话等于在告诉他，莫尔托的证词将不会被采纳。尼可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让莫尔托上庭作证，但让他停止担任案件的律师，要么继续让他担任律师，但不能上庭作证。他无法选择，但又不能不选。我对莫尔托说的那句话实际上已经不会对整个案件有任何影响了。

莫尔托朝法官席走过去，“法官……”他开口了，但没说下去，因为拉伦打断了他的话。拉伦神色严肃，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样子。

“莫尔托先生，我不想听你说你的那句证词有多重要。律师在自己代理的案子中不能同时出庭作证，这个规矩不是今天定的，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要违反规定，如果你能说服我，我就批准你的请求，但在你说服我之前，我不想再听你说任何话了，先生。”

拉伦迅速作出决定，他说他将在八月十八号开庭。然后，他瞥了一眼记者，就离开了。

莫尔托还站在那里，脸上明显流露出恼怒的表情。作为一个律师，他总是让自己的不满情绪表露无遗，这个习惯很不好。但多年来拉伦和他一直都是这样针锋相对的。我可能不记得卡洛琳在北区分局工作的情况了，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拉伦和莫尔托在那里共事时的情形。他们之间的矛盾尽人皆知。在拉伦受到波尔卡罗的排挤后，他对莫尔托以及检方的态度就更强硬了。遇到警察被指控骚扰的案件，除非警方有确凿的证据，否则他总是会判警方败诉。这让莫尔托很不满，他曾经说，拉伦担任法官，只要一走进法庭，在庭上候审的皮条客、瘾君子和小偷都会站起来鼓掌欢迎他。这些人差不多每天都会出现在法庭上，而拉伦对他们也格外宽容。警察则恨死了他，他们在背后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他。在我完成“暗夜圣徒”案子的调查时，拉伦已经在市中心的法庭工作了很多年，利昂内尔·肯尼利每次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抱怨一番。有一个故意伤人的案子，肯尼利跟我说过不下十遍，那个案子中，一个叫曼诺斯的警察打伤了一个人，他说，是因为那人骂了自己脏话，并且拒捕，才会引起打斗的。

“什么脏话？”拉伦问他。

曼诺斯说：“在法庭上还是不要说出来吧，法官大人。”

“为什么？警官，难道你怕在场的这些人觉得尴尬吗？”拉伦指了指在法庭前排就座、等候处罚的一些人，都是三教九流的妓女、小偷、瘾君子。

“他骂我操你妈，法官大人。”

前排传来各种欢乐的口哨声和嘘声。拉伦敲着小木槌，喊着“肃静”，但自己也在笑。

拉伦继续笑着问：“警官，你难道不知道，这句话在我们这里是一种表示亲热的称呼吗？”

前排的那些人要乐疯了，大家兴高采烈地相互击掌，还对拉伦致以各种敬礼。曼诺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过了一分钟，拉伦才作出宣判。

“最夸张的是，”肯尼利告诉我，“最后，拉伦让曼诺斯走到法官席前面，拿着警帽站在那里，乖得像个小学生，他让他对自己说，‘谢谢你，操你妈’，然后才让他走。”

另外两个人也曾经跟我讲过这个故事。他们对基本情节的讲述都保持了一致，但他们俩都发誓，最后那个词其实是法官自己说出来的。

23

通常，在每周的星期三晚上，电话铃都会响起。不用等他开口，我就知道他是谁。我能听到他抽雪茄烟的声音，我不应该同他说话，他也不应该同我说话。他从来不会说出自己的名字，我们都有自己的顾虑。

“你还好吧？”他问。

“还行。”

“你呢？”

“也还行。”

“这事真是乱啊！”

“还用你说。”

他笑了，“确实不用我说。嗯，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没什么。你能打电话来问问我，已经很好了。”

“好吧，我有信心，你一定能很快重新开始。”

“我知道。你呢？你怎么样？”

“混着呗。”

“施密德还在盯着你吗？”我问。施密德是他的上司。

“他一直就那样，管他呢！”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这帮小人？怎么可能不为难我。”

我知道，利普兰泽的日子并不好过。梅可曾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她说警局把他调回了总部，撤销了他驻检察院特别专员的职务。施密德让他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帮其他警察写报告。他大概快要被逼疯了吧，但他在警局里，是绝对不会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的。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有很多人正等着看他倒霉。他现在确实倒了霉，这些警察一直都认为利普兰泽在包庇我。

“我下周再给你打电话。”每次要挂断电话的时候，他都会这样说。

他确实做到了。虽然我们每次的对话都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月，大家都看出了这个案子确实非常严重时，他提出可以借钱给我，他知道打官司很费钱。

我告诉他，巴巴拉已经解决了钱的问题。他说，娶个会攒钱的犹太女人就是好。

这周，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已经等了半天了。

“你还好吧？”他问。

“还行。”我说。

巴巴拉突然拿起另一个房间的分机，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是打给我的，巴巴拉。”我高声说。

她并不知道我和利普兰泽每周一次的固定电话交流，她只是简单地说“你好，利普兰泽”，然后就把话筒放下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三周以后要准备开庭了，”我说，“说不定还会更快。”

“我知道，我看了报纸。”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丹·利普兰泽即将出庭作证。这对我非常不利，我们都清楚，但我们都别无选择。在选举结束后，利普兰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接受了莫尔托的询问。我知道，即便他当时知情，他的答案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总是实事求是，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那么，你准备好了吗？”他问。

“我们都在努力准备。斯特恩真的很厉害，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律师。”

“他们都这么说。”然后，他暂停了片刻，我听到打火机打火的声音，“你有什么需要的吗？”

“还真有。”我说。之前，我就打算好了，如果他这次没有问我这个问题，那我也不会主动提起。

“说吧。”他告诉我。

“我必须找到这个叫尼奥的人，尼奥·威尔斯，你知道的，那个在北区分局贿赂了检察官的人，也就是写举报信里的那个人，卡洛琳和莫尔托一直在调查的那个人。斯特恩雇了一个私家侦探，什么都没有查到。私家侦探说，这个人压根儿就不存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不能去找汤米·莫尔托问吧。”

这个私家侦探名叫内德·波曼，斯特恩说他很厉害，但他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把那份文件的复印件交给了他，三天后，他说他帮不上忙。他说：“天哪！这些天，北区分局真是乱得一塌糊涂，什么都查不到。我只能祝你一切好运。”真的，在那样的地方，你不可能查出每个人到底都干了什么。

利普兰泽对我的这个请求思考了很久，久得超出了我的预计。但我知道他的担心，如果警局发现他在暗中帮我，他们会直接开除他，这是违抗上级命令，是背叛。那他十五年的辛勤工作、他的养老金，都会付诸东流了。

“如果不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绝不会开口求你的。”

“怎么重要？”他问，“你认为莫尔托在这件事情上也搞鬼了？故意陷害你，好让你查不了这个案子？”我听得出来，虽然他并没有指责我的意思，但他还是觉得我的这个想法扯得确实有点远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想听我真实的想法吗？我就是这样想的。不管他有没有陷害我，但如果我们能够查明白这件事，那一定会让他下不了台，因为这种事情总是能够引起陪审团的关注的。”

他又沉默了。

“要等我出庭作证以后，”他说，“你也知道，那些人时时刻刻都盯着我。我不想他们来问东问西，他们就等着我出错呢。等我出庭完以后，他们就会放松对我的监视了。到时候，我再去查，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好不好？”

不好！等到那时候，就太迟了，但我对他的这个要求本来就十分过分了。

“好！你真是我的朋友。”

“你很快就会没事了。”他说，然后又说，“我敢打赌。”

又是夏天赛季的棒球赛。幸好，在这个赛场上，没有身份级别的差别。八月的傍晚，空气沉闷，这些小球员们对飞来飞去的小球似乎还有点摸不清方向。大雨倾盆而下，他们在雨中尽情地奔跑、跌倒。女孩们的进步更加明显，她们扔球挥棒的技巧都在日渐成熟，而男孩们好久连球都碰不到。你告诉他们在挥棒时要如何掌控力度是完全没用的，这些八岁的小男孩们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去挥棒，觉得力气越大越好，他们仿佛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对他们，你就是说一百遍要让球尽量贴地击出，都没有任何意义。

令人惊讶的是，奈特好像是个例外。这个夏天，他变了，他开始能认真听进别人的话了。他似乎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开始明白，原来自己做事的方式是会影响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的。每次当他挥棒击球时，我都能看到他把眼睛抬起来，仔细打量赛场上的情况。一方面，可能他是模仿了电视中棒球运动员们的举动；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自己慢慢开窍了。另外，他也开始渐渐关注自己的外形。巴巴拉说，他似乎对自己的衣着打扮更讲究了。我虽然很高兴他的这些变化，但也不由得担心他这种突然成熟背后的原因。按照他的年纪，应该还正是懵懵懂懂的时候。我觉得，他之所以会开始关注周围的世界，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正在给他的父亲带来诸多烦恼。

球赛打完以后，我们就先回家了。虽然没有人会冷血到拒绝我们参加赛后的野餐会，但我们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在我被指控以后，我们曾经去过一次，真算得上是度日如年，如果有人不小心说到了某些话题——例如检察院里的事，或是电视里类似我这个案子的破案片——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话题，却会引来尴尬的沉默。我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去参加野餐会了。那些男人倒是很大度，能够接受我的存在，但这对孩子不好。在那样的场合，我们总免不了去想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发生的事，如果我被定了罪，到时候又该如何跟别人解释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最后，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惶恐的心情中度过美妙的夜晚。于是，球赛完以后，奈特和我会向他们友好地挥挥手。我拿上球棒和手套，奈特踩着路边的蒲公英，跟在我身边蹦蹦跳跳。

奈特从来没有过任何抱怨，这让我很感动，我的儿子对我是这样贴心，天知道他的那些朋友是怎么取笑打击他的。作为成年人，我没法想象他所承受的来自同龄人的嘲笑和恶意攻击。我是他所有这些痛苦的根源，但他并没有抛弃我。他并不是个任性的孩子，但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却表现得有点任性。他会把睡在沙发上的我拖起来，让我陪他一起去滑冰；我晚上出门取报纸、买牛奶的时候，他也坚持要陪我一起去。我们一起走过小区里的树林时，他一点儿也不害怕。

“你害怕吗？”我们走在路上时，我突然问他。

“你是说，如果你被判有罪了，我会不会害怕？”开庭的巨大压力就在眼前，就连我八岁的儿子也明白我这个问题的真正意思。

“是的。”

“不怕。”

“为什么？”

“就是不怕呗。不要担心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好不好？”他抬起头，从棒球帽檐下，眯着眼睛看着我。

“怎么说？”

“他们会开庭，然后你去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一切就会结束了。妈妈就是这么说的。”

唉，我的心要爆炸了：妈妈就是这么说的。我伸出手，搂住儿子的肩膀，他对他妈妈的这种信心让我无比惊讶。我无法想象他们之间有过多少次推心置腹的交流，她才能让他如此坚定地支持我。有时候，巴巴拉一个人做到的事真让我觉得是个奇迹。作为一家人，我们之间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是奈特，而他最爱的是他妈妈。虽然他才八岁，正是精力旺盛、喜欢乱发脾气的时候，但在他妈妈面前的那种乖巧懂事，是他从来不会在其他任何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他只允许她一个人长时间地抱他，他们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默契交流和亲密关系，似乎比其他母子之间的关系都要深厚。他更像她，而不像我，很容易就兴奋，也很聪明，但有时情绪会阴沉，会自闭。而她对他的爱也同样热烈，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所以，当她说她不可能对另外一个小孩再有同样的感情时，我相信她的话。

他们俩彼此分开的时候，都会觉得难受。去年夏天，巴巴拉去了底特律四天，去看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叶塔·格拉芙，她这个同学现在已经是数学教授了。巴巴拉每天给家里打两个电话，但奈特还是整天闷闷不乐。晚上，我只有和他一起想象他妈妈和叶塔现在在干什么时，才能让他安静下来上床睡觉。

我告诉他，她们这时候应该在一家很安静的餐厅里吃饭。她们吃的是鱼，是加了一点点黄油煮的鱼。她们一人喝了一杯红酒。等到吃甜点的时候，她们都会发馋，点一些很想吃的好东西。

“馅饼吗？”奈特问。

“嗯，馅饼。”我说。

这就是我的儿子，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儿子，一边想着他的妈妈正在吃甜点，一边安静地睡去。

24

“嗨！”马蒂·波尔希莫斯说。

“嗨！”我回答道。当我从楼梯间转过弯，第一眼看到这个长头发的人影时，我还以为是肯普，因为我和他约好了要在这里碰面。实际上，却是这个孩子，这几个月里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他。我们站在卡洛琳公寓外的走廊上，看着对方。马蒂伸出手，紧紧握了握我的手。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快，倒好像很高兴看到我。“我没想到你会在这里。”最后，我终于开口了，我很想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拉伦法官让我们查看案发现场的法庭通知复印件。“我收到这个了。”马蒂说。

“哦，我明白了。”我大声说，“这是程序。”法官让我们通知现在管理卡洛琳公寓的律师，一个名叫杰克·巴克利的前检察官，他显然把这份通知又转给了马蒂，“如果你不愿意我们进你妈妈的房间，翻看她的东西，你可以向法庭提出反对意见，不必自己来的。”

“没关系。”这个孩子说话的时候似乎还微微弓着腰，身体前后摇晃着，但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我想和他多说两句，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上次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说要退学了回家。”

“我退学了，也回家了。”他平静地说，“实际上，我是被学校劝退了。我的物理没及格，英语只得了D，我原本以为英语也会不及格。六周前我就回家了，昨天才开车回到这里收拾东西。”

我向他表示了遗憾，我说：“我原本以为你会顺利毕业。”

“嗯，现在也还不错吧！我自己反正是这么觉得。”

“你爸爸是什么态度？”

他耸耸肩。

“他不是很高兴。尤其是我的英语拿了D，好像让他挺伤心的。但他说，我这一年过得挺难。我应该自己努力一段时间，再重新回学校。”马蒂朝四周看了看，但其实也没看什么，“反正，收到这个通知后，我觉得我应该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孩子，“不恰当”。他就这么出现在他妈妈被杀的公寓外面，还和所有人都认为是杀人凶手的人在聊天。有那么一秒钟，我甚至怀疑他到底知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但那张法庭通知上的标题是那么明白：州检察院诉拉斯迪·萨比奇案。再说，他也不可能没看到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报道，他并没有离开这个城市很久。

但我没有机会细问，肯普已经来了。我听到他上楼的声音，他在和什么人争吵，当他走过楼梯转角时，我看见了那个和他争执的人——汤姆·格勒登尼，是个大块头的警察，我一直就不怎么喜欢他。格勒登尼是个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白人，颇有些种族主义，也从不开玩笑。他的所有行为观点都是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生来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白人，而且还是一名警察。他对别人的态度就像对外来的敌人，对我，也不会例外。他讨厌的人越多，他的自我感觉就越良好。肯普正在跟格勒登尼解释，当我们查看公寓的时候，他不可以跟着我们进去。但格勒登尼说，莫尔托跟他不是这么交代的。最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让格勒登尼下楼去打电话问清楚。他走后，我向马蒂·波尔希莫斯介绍了肯普。

“你说得对。”格勒登尼回来的时候说，“法庭的通知确实是那么说的。”但他说“那么”两个字的时候，还是心不甘情不愿。

肯普翻了个白眼。他是名好律师，但显然还不会装场面。当他认为对方是傻瓜时，他会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内心的想法。

卡洛琳公寓的门口贴着一张大大的橘黄色封条，上面写着：犯罪现场，不得入内，落款是金德区高级法院。封条这样贴着，门也就没法打开了，锁孔里还堵上了塑料塞。格勒登尼拿出一把小刀划开封条，又花了一些时间把锁打开。当他弄完以后，他从口袋里掏出卡洛琳的一串钥匙，钥匙上还系着一个大大的红白相间的证物卡。公寓除了门锁之外，还有一个暗锁。很久以前，我就告诉过利普兰泽，卡洛琳非常注意家里的安全。

格勒登尼把锁打开后，转过身，一句话都没有说，便开始搜身，搜完肯普和我，然后是马蒂，这是为了防止我们把什么东西栽赃到现场。我把手里拿的一沓纸给他看。他又要求看我们的钱包，肯普表示抗议，但我做了个手势，让他照做。然后，格勒登尼又一言不发，对马蒂做了一模一样的举动，马蒂早已经把自己的钱包拿在手里了。

“天哪！”马蒂说，“你看你，都把我的东西翻成什么样了。我怎么收拾啊？”他在肯普和我前面走进公寓。我和肯普相互看了一眼，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利不让他进去，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让他进去。格勒登尼在他后面喊。

“嗨，你什么都别碰，什么都不能碰。只有他们俩能碰。听懂了没有？”马蒂好像是点了点头。他穿过客厅，朝窗户走去，显然是想看看外面的风景。

房间的空气沉闷而凝重，充满了夏日的炎热。而且，有种什么东西在腐烂的味道，透着一股隐隐的臭味。虽然今天室外已经很凉爽了，但整个房子的窗户统统都关着，上周持续了一周的高温，所以，室内至少接近三十摄氏度。

我从不相信鬼魂，但回到这里，还是觉得有点诡异，从脊梁骨的最下面传来一种奇怪的感觉。公寓看上去有点奇怪，大概是因为每样东西基本都保持了案发时的原样。桌子和小地毯仍然被掀在一边，厨房外面的浅色橡木地板上，用粉笔画着卡洛琳尸体被发现时的位置。除此之外，别的东西也仿佛都带着一种凝重的味道。沙发旁边，另外一张玻璃小桌上放着一个小首饰盒，那还是我买给卡洛琳的。我们在办温德尔的案子时，有一次一起走过莫顿商场，她看到了这个首饰盒，很喜欢，我就买了送给她。房间里还有她的中国屏风，屏风上一条红色的巨龙用犀利的双眼打量着我。天哪！我现在是不是在自找麻烦？！

肯普向我做了个手势，他要开始查看了。他递给我一双塑料手套，很大。实际上，没必要，但斯特恩坚持如此。最好不要留下什么指纹印，又让莫尔托借机大做文章。

我在吧台旁边站了一分钟。吧台就在厨房门口的墙边，我虽然已经看过警方拍下的现场照片，但我还是想确认一下。我站在那里，数着在上面一字排开的一排玻璃杯，就是在其中一只玻璃杯上找到了我的指纹。这里一共有十二只杯子，我为了确认，数了两遍。

肯普走到我旁边，他悄悄说：“我们到底应该去哪里找？”

他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卡洛琳用来避孕的东西。

“洗手间在那边，”我轻声说，“里面有个小柜子是放药和杂物的。”

我跟他说我去查看卧室。我首先检查了她的衣柜，这里的一切都还留有她的气息。我看到了不少她曾经穿过的衣服，我又有些激动了，好像是一直以来被压抑着的什么东西受到了猛烈的撞击。我不知道到底这是一种冲动，还是一种感觉。以前，当我站在这个门口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同样的心情。然后，我走到了她的五屉柜前面。

她的床头柜精致而可爱，上面放着一部电话，但当我打开那个抽屉时，只看到她的长丝袜。我把丝袜拿开，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本，是一个浅棕色的牛皮小本。看来，警察忘了搜查这里，他们总是这样。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我翻到S开头的几页，什么都没有。然后我想到了R[5]开头的名字。我找到了我的名字。至少，我还是在她的电话本里的，而且办公室电话和家里的电话都在上面。我又翻看了一会儿，雷蒙德的名字也在上面。莫尔托的名字没有找到，但有一个缩写，TM，大概就是他了。我突然想到，我应该找找她医生的电话号码，那么应该是D开头的。我把她电话本上的名字都抄在纸上，然后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时，我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响动。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格勒登尼，我以为他不顾法官的命令，硬是要进来打探一番。我赶紧把号码本上的页数弄乱，不让他知道我在看什么，但是，当那个人影走到门口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马蒂。他朝我招招手。我顺手翻到的一页是L开头的，最上面写的是“拉伦”，还列了他三个不同的号码。不错嘛，我想。这俩人在北区分局一起工作时，关系应该还是不错的。其他人的号码也都在上面。然后，我又想了想。不对。我查看了N和D的部分，甚至是G开头的部分，没有尼可的名字。我把号码本重新塞回丝袜下面。

马蒂靠在卧室门口。

“感觉很奇怪吧？”

“确实。”我忧伤地点点头。他告诉我，他会在外面等我。我想让他知道，他随时可以走，但这个孩子并没有领会我的意思。

我找到肯普，他正在客厅到处查看。

“这里什么都没有，”他告诉我，“没有什么润滑剂，也没有什么子宫帽，连个盒子都没找到。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东西？女人是不是都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巴巴拉倒是会把这些东西放在梳妆台最上面的抽屉里。”

“好吧，化验室那边说找到了润滑剂，但公寓里到处又找不到。”肯普说，“那你告诉我，它是从哪儿来的。”

“我猜，是我拿走的呗。”我说，“我把她的子宫帽取下来的时候，连着润滑剂一起都带走了。”在肯普和斯特恩面前，我总是忍不住这个习惯，尼可对我指控，我干脆就顺着他的意思说，肯普觉得这挺有趣的。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想了一会儿，“也许是为了掩盖我拿走了子宫帽。”

“这完全没有道理啊！这应该是一起强奸案。如果说是她是自愿发生关系的，那她到底有没有子宫帽，有什么区别呢？”

“我猜，是我当时没有想清楚吧。如果我想清楚了，我肯定也不会把那只杯子忘在吧台上。”

肯普笑了，他喜欢我这种自我解嘲的态度。

“就这样吧。”他说，“没别的办法了，我想把波曼叫来，”他说，波曼就是那个私家侦探，“让他自己来搜搜，好到时候上庭作证，估计还要等他一个小时。如果格勒登尼知道他还要等我们这么久，估计会大发脾气。”

我们四个人走到公寓外面，看着格勒登尼把门锁好，他又把我们每个人搜了一遍身。肯普猜对了，格勒登尼不愿意等波曼。肯普告诉他，他必须等，因为法庭通知上说得很明白，我们一整天都有查看这套公寓的权利。

“我才不会听你们这些律师的指挥。”格勒登尼说。我在当检察官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家伙很讨厌了。

“那好，那我们一起去见法官吧！”肯普说。肯普立马就抓到了格勒登尼的要害。这位警察听到这话，仿佛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翻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现在，他已经进退两难了。他一边气冲冲地和肯普走下楼，一边说着话，我和马蒂·波尔希莫斯走在后面。

“这人挺有意思的吧？”我问马蒂。

他很严肃地问我：“谁？”

“我是说那个警察。”

“还好吧。他说那个什么，肯普先生以前是银河乐队的。”当向我确认了这一点后，这孩子果然不出我意料地发出了一声惊叹，“哇！”然后就沉默了，他似乎还在等什么。

“我和警察谈过。”

“是吗？”我还在想着吧台上的那些玻璃杯。

“他们问我对你的印象，你知道吗？就是你去找我的时候，我对你的印象。”

“嗯，那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想知道，你有没有对我说起过你和卡洛琳的关系。”

我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表现得过于惊讶，我竟然忘了我对这个孩子说过我和他妈妈之间的事。这就是尼可的证据了，他会用这个孩子的证词来证明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快要喘不过气了。

“他们问了我好几次。我说我们那次的聊天很愉快，你觉得呢？”

“当然。”我说。

“我告诉他们，你什么都没有说。”

我看着这个孩子。

“这样行吗？”他问。

我应该提醒他，在警察面前应该说出事实。

“当然。”我又说了一遍。

“我觉得不是你杀的她。”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就是一种直觉，”他说，“我认为你不是那种人。”

我笑了。我举起手，让他往前走，就在那时，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我就像撞上了一面墙，既熟悉又恐惧的感觉。我是那么害怕，腿都在发抖，一点儿也迈不开步子，我伸手去抓扶手。你这个傻瓜，他的表现那么奇怪。他身上一定装了窃听器，尼可和莫尔托给他装的。他就是来套你的话的，所以才表现得不太正常。他跟着我们进了公寓，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然后还想让我对他坦白。刚刚我说的话大概已经被录了下来，我觉得我要晕倒了。我又晃了一下，但这一次，我转过身，看着他。

马蒂伸出手：“你怎么了？”

当我看着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刚才的想法太荒谬了。这个孩子穿着夏天的衣服，一件紧身的T恤和短裤，连皮带没有，衣服下面不可能藏有任何窃听器。而且，我还看着格勒登尼给他搜过身。他的眼神是那样单纯、真诚。我眼前的，只是一个精神有点恍惚、有点羞涩，但绝对善良、不知所措的孩子。

突然，我感觉自己全身都汗湿了，我筋疲力尽、虚弱无力，心跳得飞快。

“我没事。”我告诉他。但我们一起走下楼的时候，他还是扶着我的胳膊。“是这个地方的原因，”我说，“一到这里，我就感觉不舒服。”

25

半夜三点。我醒来的时候，心怦怦直跳，脖子上全是冷汗，半梦半醒之间，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衣领太紧，拼命去扯。我摸了半天，最后还是躺下了。我喘着粗气，贴着枕头，耳朵里却好像在轰轰作响。那个梦仍然是那么清晰：我母亲震怒的脸庞，她临死前那枯槁苍白的脸色，最可怕的是她那迷惘中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慌表情。

我母亲生病后，很快就去世了，那可以说是她成年生活中最平静的一段时光。她和我父亲早已分居了，但每天还是在面包店里和他并肩工作。父亲搬去跟一个寡妇波瓦太太同住。我还记得，在她丈夫还没有去世前，她来我们家的面包店时，每次都很风骚。但对我母亲来说，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充满了恐惧，这样的安排反而是一种解脱。她突然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给那些听众参与的电台谈话节目打电话。告诉我们，你对不同种族之间通婚有什么看法？你认为应该将大麻合法化吗？你猜是谁杀了肯尼迪？餐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旧报纸、旧杂志，她边看边做笔记，为第二天的节目作准备。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曾经那么害怕跨出公寓楼和面包店一步。如果她哪天下午要离家，她会从一大清早就开始准备，在我满八岁以后，她就打发我去市场上买东西，自己则尽量待在家里。而现在，她却对各种各样的事件大胆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成了我们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号人物。她现在奇怪的举动和之前自闭的行为相差甚远，我都觉得很难适应。

她嫁给我父亲的时候二十八岁，比我父亲大四岁。她是家中的第六个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联盟的负责人，母亲则是来自科克县的一个女佣。在她和我父亲结婚之后，靠着她的积蓄，父亲才得以开了面包店。母亲应该不是为了爱情结婚的，我猜。当时她年龄已经不小了，没什么其他的追求者，不得已才选择了父亲。她的个性是那么极端、那么怪异，时而兴高采烈、兴致高昂，时而又安静沉闷、低落压抑。有时候，她跟疯了一样，动不动就跑到衣柜前面，把抽屉翻个乱七八糟，一边在针线盒里东找西找，一边兴奋地发出尖厉的叫声。她很少离家，她的姐姐们倒是经常来照顾她。这可需要勇气，因为当我的阿姨们来看她时，我父亲总是对她们大吼大叫、骂骂咧咧。如果碰巧他喝醉了，说不定还真的会动手。来得最多的是芙洛阿姨和莎拉阿姨，她们俩胆子都很大，都是很有主见的女人，她们严肃的表情和毫不畏惧的态度总是能让我父亲有所收敛，她们面对我父亲大概就跟面对一条疯狂乱叫的野狗一样吧。她们下定了决心要保护弱者——也就是萝斯（我妈妈）和我，尤其是我。对我来说，在我的童年时期，这些阿姨就像从天而降的天使。她们给我糖吃，带我去剪头发，给我买衣服。我一直把她们的关心视作理所当然，直到我二十多岁时，我才深深体会到她们的伟大，还有她们的善良。我渐渐开始明白，这世上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是我母亲生活的世界，另一个是她的姐妹生活的世界。我最终意识到，我的世界，也是属于后者。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在对自己说，我的母亲不太正常。我也知道，我对她的崇拜纯粹是出于一种血肉亲情，外人很难理解，我也无法解释。

如果她现在还活着，我真的会在意她的想法吗？也许吧！孩子不都是这样吗？我甚至感到很高兴，幸好她没有目睹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在她和我们同住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还是住在那个只有一间卧室的小房子里，巴巴拉不愿意搬到别处去。母亲睡在客厅的一张沙发床上，很少起来。巴巴拉有时会坐在沙发旁边的一把木椅上陪她。母亲快要去世之前，跟巴巴拉有说不完的话。她靠在枕头上，脸庞由于疾病的原因瘦得可怕，眼神也开始涣散、黯淡。巴巴拉握着她的手，她们俩喃喃低语着。我听不清她们到底在说什么，但那声音一直没有停过，就像一盘不停播放的录音带。巴巴拉——这个时髦讲究的女人，和头脑已经开始混乱的我的母亲相互陪伴着，驱赶着彼此的孤独。而我，和以往一样，虽然心中充满默默的悲伤，却没有任何举动。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对巴巴拉来说，我母亲是一个从来不提任何要求的婆婆；对我母亲来说，巴巴拉则是一个永远不会抛弃她的儿媳妇。有时候，我会顶替巴巴拉的位置，母亲会握着我的手。我经常告诉她，我爱她，她会虚弱地微微笑一下，但很少对我说什么话。在她临终之前，疼痛难忍时，是巴巴拉给她打止痛剂的。现在，还有几支药放在楼下的一个盒子里，那个盒子是巴巴拉留下来的。盒子里面是为纪念我母亲留下的一些零碎东西，例如，她以前用过的线轴，为准备电台节目时作记录的索引卡，还有金笔尖的派克钢笔。

我在黑暗中摸到自己的拖鞋，又从衣柜里把睡袍拿出来。我走到客厅，盘腿坐在摇椅上。最近，我又开始想抽烟了，也并不是那么想抽，只是想在这经常醒来的无聊深夜里做点什么。

我和自己玩一个游戏，游戏名叫“最可怕的是什么”，有很多事于我已经无关紧要了。我不在乎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那些女人盯我的眼神；我不在乎我的名声；不在乎很多人听到我名字时条件反射的皱眉，哪怕是我的罪名明天都被撤销，他们还朝我皱一辈子眉头，也无所谓；我更不在乎如果被定罪，再也找不到律师的工作。我在乎的，是自己这压抑的情绪、持续的失眠，还有我无法掩藏也无法消除的狂躁和焦虑。最可怕的，还是在深夜醒来时，无法抑制自己的这些瞬间，我觉得这种恐惧永远也不会结束。我就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着灯的开关，但我永远都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找到它。这种恐慌是最可怕的，随着摸索的时间越来越长，心中仅存的一丁点希望和坚持也渐渐消退，就像是被投进水里的小药片，冒着气泡，慢慢不见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开始将我吞没。

这，就是最可怕的。除了这个，还有我对奈特的担心。星期天，我们将送他上火车，让他去参加一个暑期夏令营。按照安排，他将在那里待上三周，也正好是我的案子预计将要审理的时间。一想到奈特，我悄悄走上楼梯，站在他的卧室门口，在一片漆黑中，我竖起耳朵，听到了他平稳的呼吸声，我也努力让自己的呼吸跟着他的节奏。我看着睡梦中的奈特，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我突然想到了原子和分子，想到了皮肤和血管，想到了肌肉和骨骼。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把他看作是他身体各部分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但我失败了。我们都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理解范围。我没有办法不带着强烈的情感去看我的儿子，他就和我的激情一样，是一种很神秘、很复杂的存在。我无法对他进行分析，他是我的宝贝儿子，睡梦中的他是那么可爱、那么柔弱，我心存感激，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我感激，在这艰难的人生中，我仍然能体会到如此的柔情。

如果我被判有罪，那就意味着我将失去他。一旦罪名成立，我肯定会入狱多年，一想到他以后成长的岁月我将无法陪伴，我就痛苦得仿佛是被撕成了碎片。奇怪的是，虽然我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但我对监狱本身并不是很害怕，也没怎么担心进监狱以后可能经历的磨难。我怕的，是被社会排斥、与骨肉分离。一想到从此将失去自由，生活在一个被束缚的小小世界中，我就坐立难安。

我知道监狱里的情况是怎样的。我曾经在鲁德亚德州立监狱待过很长时间，所有的谋杀犯都是被关在那里的。我当时是去询问证人，但那里的场景却让我不寒而栗。每个牢房门口都是粗粗的黑色铁栏杆，铁栏杆后面就是杀人犯。现在想起来，我突然觉得，他们都是那么相似。黑人犯人大多怒气冲冲，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白人犯人一般都戴着毛线帽；拉丁美洲犯人则总是用愤怒而犀利的眼神盯着外面。他们基本上都是那种你在马路上或公交车站里会躲开的人，是那种在上学时就让人觉得不可救药的人。他们的堕落显而易见，他们被关到这里也是注定的事，就像一支射向天空的箭，最终还是要落回到地面上。

对这样的一群人，你很难对他们有什么好感。我听过各种各样恐怖的故事，我也知道，这些可怕的小故事就像是看不见的墨水，时常会染黑我无意识的梦境。对我来说，这和肉体的折磨并没有什么区别。我知道，在这里，有人半夜会被割开喉咙，有人被迫在澡堂里、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别人口交。我知道一个名叫马克斯·惠特利的人，我曾经在办“暗夜圣徒”的案子时和他谈过话。他在交易毒品时和一个人发生打斗，后来被关进这里，又碰到了那个人。他在监狱的健身房健身时，那个人把二百五十磅的两个杠铃压到他身上，活活把他憋死了。我知道这里百分之十六的人都是杀人犯，一半以上的人都有严重暴力犯罪的历史。我知道这里的饮食猪狗不如，牢房是四人住一间，到处都充斥着一股刺鼻难闻的排泄物的气味。我知道，这里也有拉帮结派的狱霸，他们权势控制的区域可能连狱警都不敢走过。我还知道，这里的狱警也不全是正直的好人，有八个人曾经在除夕夜突发奇想，用枪指着十二个黑人犯人，让他们排成一排，然后用小石头和砖块去砸他们，最后，这八个狱警被联邦法院定了罪。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被关进监狱会有怎样的下场，因为我知道有些被我送进去的人的下场是怎样的。每当我想到这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马西·卢皮诺。马西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还是一名注册会计师。他刚开始工作没多久的时候，曾帮以前的几个邻居做洗黑钱的勾当。后来，他的事业越来越红火了，就想金盆洗手。这时，一个黑帮人物约翰·康特告诉他，这种事不是他想不干就可以不干的，开了头就不能停止。于是，马西，这位有头有脸的注册会计师、自己孩子学校里的家长会主席、两家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在处理客户账务时不会出任何差错的专业人士、一个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在三点半离开办公室去打球健身的人、一个各方各面都中规中矩的人，终于在某一天，被一个联邦探员举报了。税务局的调查人员走进大门时，发现马西正和六七个人在一起处理三百万美元的赌博投注单。马西被抓后，思路依然清晰。在过去的两年，他目睹了黑帮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他知道，联邦政府给他的任何惩罚，都远远比不上约翰·康特那帮人在十分钟里可能会对他做出的事严重可怕。他们大概会切下他的睾丸，让他嚼了吞下去，这绝对不是夸张。

所以，黑帮调查组的麦克·汤森德给我打来电话，他希望我们给马西一点儿下马威，让他供出更多的黑帮内幕。我们对马西在州法庭提起了诉讼，他被定罪以后，我们把他送到了鲁德亚德州立监狱，而不是他原本以为的联邦拘留所。联邦拘留所的条件要好很多，那里每天有蔬菜吃，还可以打网球。如果他去了，可以给在监狱里念函授大学的犯人教会计课程，还可以每隔三个月让妻子探望一次，与他过夫妻生活。现在，我们却把他送到了监狱，他的狱友是一个用钥匙挖出了亲生女儿眼睛的暴力分子。

六个月后，汤森德又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一起去监狱看了马西，看他是否愿意以坦白换取从宽处理。我们在监狱的一片泥地里找到他，他拿着一把锄头，正在锄地。我们又重新自我介绍了一遍，其实并没有必要，他还记得我们。马西把锄头插在地里，靠在上面，哭了起来。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哪个男人像他哭得那么伤心，他从头到脚都在颤抖，脸色变得青紫，眼里的泪水像是打开了水龙头一样，哗哗流个不停。一个矮胖秃头的四十八岁男人，就这样撕心裂肺地哭着，但他还是不愿意坦白从宽。他对我们说了一句话“我的牙齿都没了”，就再也没说别的了。

后来狱警跟我们解释了他的遭遇。

一个名叫多沃的大块头黑人想让马西当他的男友。多沃是那种别人绝对不敢对他说不的人，即便是监狱里的意大利黑手党也不敢得罪他。一天晚上，他跑到马西的牢房，掏出自己的阴茎，让马西给他口交。马西不愿意，多沃便揪住他的头，使劲往床头栏杆上撞。最后，马西的嘴里连一颗整牙也没剩下，有些是牙龈松动，有些牙齿是直接被撞断，反正一颗完好的牙齿都没有了。

狱警说，在监狱里，也是有规矩的。你受了伤，我们会给你包扎，帮你缝合，但如果你不开口说出实情，那也别指望得到任何特殊待遇。也就是说，如果马西不说出是谁打了他，那他就别想装上假牙。而马西就是不说，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他还没笨到那种程度。那个多沃倒是扬扬得意，他说他这一票干得不错，说马西现在很听话，说他现在很享受马西的“服务”，还说他从来没有这么爽过。狱警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对汤森德和我说，在这里，坏人并不一定会得到报应。

“逃跑吧！”当我坐在黑暗中，想到马西·卢皮诺的时候，这个念头总是突然冒出来。我在还担任检察官的时候，从来无法理解为什么取保候审的人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等待开庭、审判，最后被送进监狱。但绝大多数人就是这样，至少从我所经手的案子来看是如此。现在，我的银行账户里只有一千六百美元，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如果我偷偷取走巴巴拉的钱，那就足够我逃亡了，但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奈特了，那我获得自由又还有什么意义？就算我跑到了巴西、乌拉圭这些和美国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每年暑假让巴巴拉把奈特带去，和我偷偷见上一面，我也不知道不懂当地语言、没有生存技能的我要如何在那里生存下去。或者，我可以干脆跑到克利夫兰或是底特律的中部地区，改名换姓，但这样，我就再也不能见到儿子了，这两种生活都是我无法承受的。即便是坐在黑暗中胡思乱想的时候，我想要的也和我那天晚上在尼尔林下公交车时想要的一样。有时候我们是那么简单，又固执得有点奇怪。我坐在那里，紧紧抱着双腿，全身发抖，觉得好像闻到了香烟的味道。

26

“被告人拉斯迪·萨比奇！”拉伦法官的文员恩妮丝坦对着拥挤的法庭大声喊道，她是一个表情严肃的黑人女子，有一米八左右的个头，“请出庭！”

这桩谋杀案庭审第一天的场面不小，像是清晨即将打响的一场战争，又像是古罗马时期勇士与狮子的搏斗，空气中飘散着一股血腥的味道。观众们都在尽量往前挤，媒体记者整整坐满了四排座位，最前面一排坐的是五个素描师。法庭的工作人员，包括法官的秘书和文员，也一反常态统统出席了，他们坐在法庭最后靠墙的一排折叠椅上。法警在这一庄严的时刻都全副武装，站立在大理石柱旁边法官席的两侧。整个法庭的气氛忙碌而紧张，大家都在交头接耳，每个人都兴奋不已。

拉伦法官走进法庭，全部人员起立。恩妮丝坦又开口了，“肃静，肃静！金德区法院现在开庭，由拉伦·利特尔大法官主持。如果有任何意见，请上前表述。上帝保佑美国，上帝保佑本庭。”恩妮丝坦敲了敲自己的小锤子。每个人都坐下来以后，她叫到了我的案子编号。

我和律师都走到前面，斯特恩和肯普、莫尔托和尼可，格勒登尼也来了，他作为案件的调查者和检方坐在一起，我站在这几个律师的身后。拉伦法官朝我们俯过身来，他的头发刚剪不久，梳得很整齐。今天是八月十八号，再过几天就是我被正式起诉两个月的日子。

“可以请陪审团出席了吗？”拉伦问。

“法官大人，”肯普说，“我们还有几个问题要汇报。”斯特恩让肯普在这个案子里负责研究法律方面的条文，所以，他会在陪审团不在时向法官汇报法律方面的问题。等到陪审团出席后，他就不会再发言了。

恩妮丝坦用法庭的电话给接待处打过去，让所有候选陪审团成员都过来，这些人将会接受法官和律师的询问，最后，再决定哪些将成为正式陪审员。

“法官大人，”肯普说，“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下令让检方移交证物的通知。但还有一样，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那只玻璃杯。”

斯特恩让肯普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说是因为我们很好奇，很想看看那只杯子。他希望让法官认为，检方的所作所为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这个策略起到了效果，拉伦非常生气，“这是怎么回事，拖拉王戈迪亚先生？”

尼可显然完全不知情，他朝莫尔托看去。

“法官大人，”莫尔托说，“我们会在庭审后处理的。”

“那好，”拉伦说，“今天必须处理好。”

“还有，”肯普说，“您还没有对我们要求撤销莫尔托证人资格的申请作出决定。”

“对？我一直在等检方的回答呢。拖拉王，你们怎么说？”

莫尔托和尼可相互看了一眼，点点头。他们显然在确认之前商量好的决定，不管那决定是什么。

“法官大人，检方将不会传唤莫尔托先生出庭作证。所以，我们建议该申请可以撤销了。”

斯特恩走上前。

“法官大人，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莫尔托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不会出庭作证，他之前的证词在本案的整个审理过程中都将无效？”

“是。”拉伦表示同意，“我也希望我们一开始就把这点说清楚，拖拉王先生。我不想过一段时间，又听到你说你们没有预料到这个，没有预料到那个。莫尔托先生将不会在这个案子中出庭作证了，是这样吗？”

“是的。”尼可说。

“很好，那么被告提出的这个申请我就宣布撤销了。”

恩妮丝坦对法官小声说了几句话，候选陪审团的所有成员已经在走廊里了。

然后，这七十五个人就走了进来，其中的十二个人将决定我的命运。这些人并没什么特别，都是普通人。如果不经历法庭传唤、问卷调查这一系列程序，你完全可以从街上随便抓七十五个路人来，也是一样。恩妮丝坦请其中的十六位先坐在陪审席上，其余的人在检方前面的四排就座。法警刚把那里的观众赶了出去，现在，他们正抱怨着排队在大厅等候。

拉伦向候选人介绍了案子的基本情况。他大概在职业生涯中经历了不下一千遍的陪审团挑选过程，他总是能迅速获得这些候选人的信赖：这个大个子的黑人法官，很帅气，有点幽默，而且聪明。就算是白人，也都觉得他很不错，这些人大概都在想，如果自己也能像他一样，就好了。在这个时候，拉伦对被告的保护优势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在他的内心深处，是绝对坚信一个理念的，那就是，任何一个被告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清白的，是假定无罪的，他会对陪审团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不好意思，前排那位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马哈洛维奇。”

“马哈洛维奇先生，你觉得萨比奇先生是不是杀人凶手？”

这个矮胖的中年男人膝盖上放着一张折叠着的纸，耸了耸肩。

“我也不知道，法官大人。”

“马哈洛维奇先生，你可以走了。女士们，先生们，让我再重申一遍，你们必须假定萨比奇先生是无罪的。我是法官，我告诉你们，你们必须假定他是无罪的。现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希望你们都看看这边，对自己说，这里坐的，是一个无罪的人。”

接着，他详细解释了在审案的过程中，检方必须排除合理的疑点，证明被告确实有罪，而被告有权保持沉默。然后，他又叫了一位个子瘦小、头发花白的女士，她穿着一条裙子，坐在刚刚马哈洛维奇坐过的座位旁边。

“这位女士，你觉得，一个无罪的人应该到这里来，向你证明他自己的清白吗？”

她在犹豫，她看到了马哈洛维奇回答问题后的结果，但她又不能对法官说谎。她摸着自己裙子的领口，半天才开口。

“我觉得不应该。”她说。

“当然是不应该。你必须假定萨比奇先生是无罪的，我们都应该假定他是无罪的，他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了，他不需要。这也就是说，如果你成了本案的陪审员，你必须保证不带有任何偏见。萨比奇先生和他的律师斯特恩先生可能会行使宪法的权利，保持沉默。而制定了宪法的前辈们说了，萨比奇先生不需要为自己解释。如果你们还有人认为他需要为自己的清白向你们解释，那就违背了宪法的精神。”

在我担任检察官的时候，我会觉得拉伦的这番话简直难以忍受，但现在我是被告，气得脸色发白的是尼可和莫尔托。拉伦的这番话都是实话，说得都对，但你很难相信，作为一个法官，他会对陪审员如此强调这一点。尼可这时候看上去垂头丧气，他带着一副警觉、冷漠的表情听着。这段时间他好像瘦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更明显了。在三周时间里准备好一个这样重大的案子，压力一定非常大，但他毕竟有整个检察院的手下可以使唤。再说，他在这个案子上面压了太多的赌注。他已经昭告了天下，让大家都看他尼可·德拉·戈迪亚的。如果他输了，他将永远失去在检察院里的威信，他想继任波尔卡罗市长职位的打算也会过早夭折，他的职业生涯比我的职业生涯更加命悬一线。反正，我最近明白了，经过这一系列的波折之后，无论我有没有被定罪，我的职业生涯大概要基本终结了。

接下来，拉伦又开始说关于媒体报道的事情了，他问候选的陪审员们都在报纸、杂志、电视上看到了什么。对那些回答得支支吾吾的人，他直接问他们，有没有看过今天《论坛报》头版头条宣布本案开庭审理的报道。很多人都撒谎说没有看过，这些人来到法庭，是很想认真履行陪审义务的，他们不会回答那些明显会导致自己被除名的问题。但拉伦很有办法，他会慢慢套出他们的真实想法。结果是，在场的所有人基本都知道关于这个案子的一些情况，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拉伦法官告诉他们，他们听到的都是没用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这案子的真实情况，”他说，“因为我们都还不知道到底都有哪些证据。”有六个候选人表示，他们没法忘记已经看到过的各种报道，拉伦让他们离开了。至于剩下的人，对媒体的大肆报道到底是怎样的想法，还无从判断，很难相信他们真的能完全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

稍后，法庭又开始对候选人的背景询问，在这过程中，候选人必须宣誓照实陈述，整个过程要延续到下午和第二天早上。拉伦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问题都问了个遍，双方律师又加上了更多的问题。拉伦法官不允许问和案子直接有关的问题，但可以随便问候选人的个人详细情况，只要律师不怕得罪候选人，想问什么都可以。比如，你一般看什么电视节目？你看什么报纸？你有没有参加什么团体组织？你的孩子已经参加工作了吗？在你家里，你和你的配偶会每个月对家庭收支记账吗？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游戏，目的在于判断哪些人是有可能偏向自己这一方的。有些帮律师进行分析的咨询师做这项工作可以赚几十万美元，但像斯特恩这样的律师早已懂得用直觉和经验来决定。

要成功挑选出一个陪审团，你必须清楚，你即将处理的是怎样的案子。斯特恩虽然没有对我说，但他已经明确地表示过，我们不会拿出任何为自己辩护的证据。尼可那边的证据，斯特恩认为都可以找出疑点。但他不愿意让我出庭，也许是我过去一再不听他的指挥，失去控制，让他很不放心，他觉得，如果我上法庭为自己作证，效果并不会好。但毫无疑问，最终要不要上庭为自己作证，决定权还是在我自己。斯特恩现在很想让我相信，就算没有我自己的证词，我们也能赢，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让我坐上证人席。他很少和我讨论应该如何辩护的问题。梅可和几个法官答应上庭，证明我的人格品行。斯特恩还让我去问问邻居，有没有人也愿意来做这样的证明。显然，他是想证明这个案子还存有疑点。如果最后一切如他所愿，检方无法提供我有罪的充分证据，我会得到无罪释放。为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所需要的陪审员要足够聪明，能够理解假定无罪的法律原则，同时又要足够强硬，才能将这个原则坚持到底，不能因为被告有点可疑，就判定他有罪。所以，斯特恩告诉我，他觉得年轻一点儿的陪审员比年老的更好。而且，年轻人对案子里所涉及的男女关系可能不会那么反感。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认为，一个男人到女同事家里并不一定是为了发生性关系。但是，斯特恩又说，另一方面，年纪大一点儿的人对我可能更加熟悉，对我过去的成就、我的地位、我的声望可能会有更多的尊敬和考虑。

不管斯特恩的计划是什么，最终，在挑选陪审员时，可能还是要靠直觉的印象。有一些候选人你一看就觉得有好感，是你可以去打动的那种人。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决定人选了，斯特恩、肯普和我之间还有一点儿小小的不同意见，我们凑在一起小声商量着。斯特恩把巴巴拉也叫来了，她原本坐在法庭最前面的听众席上，现在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她轻轻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但并没有说什么。我们商量得热火朝天时，她只是静静站在我身边。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丝绸套装，戴着一顶与衣服相同颜色的帽子，流露出一种沉静、优雅、悲伤但不过分的气质。总体来说，那种感觉有点像是肯尼迪总统的遗孀。她把自己的小角色扮演得很好，昨天晚上，挑选陪审团的程序开始后，斯特恩给巴巴拉解释得很清楚，说他希望她这么穿。在家里，巴巴拉跟我说，她觉得斯特恩很细心，我告诉她，他这样交代，并非出自对她的关心，而是希望所有的陪审员在最开始就能看到，我的妻子还在始终不渝地支持着我，而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化社会，仍然还是非常尊重女性的意见的。

我们作为被告方，可以不给出任何解释就排除十位候选人，这是法律的硬性规定。检方则可以排除六位，尼可的计划显然是和我们的完全相反，他要作出的选择更少，这也就意味着他对陪审团最终人选的决定权比较小。总的看来，他似乎是在挑选他的支持者，年纪比较大的、白人、看上去像是教徒的。看到他这样，我们虽然没有事先计划好，但最后也排除掉了所有的意大利裔人，因为尼可就是意大利裔。

最终形成的陪审团人选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年轻人占了多数，很多还是单身。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女药店经理；一个当会计的年轻女子，家里的房子还在还贷款；一个二十六岁的男子，是工厂流水线上的领班工人；还有一个男子和他差不多大，在本市一家酒店的餐厅当服务员，业余时间捣鼓电脑；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在本地一家保险公司从事审计工作。在这十二个人里面，还有一个离过婚的女老师、一个本市轻轨公司的秘书、一个去年刚刚退休的高中音乐男老师、一个汽车修理工、一个汉堡店的经理实习生、一个退休的护理员，还有一个莫顿商场的化妆品推销小姐。九个白人、三个黑人，七个女人、五个男人。拉伦还选出了四个后备陪审员，他们会旁听全部的庭审过程，但没有发言决定权，除非是十二个正式陪审员中有人生了病或是其他原因退出，他们再补上。

陪审团选好以后，到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已经作好了所有开庭的准备。

两点差十分，我们再次来到法庭，准备开庭陈述。现在的气氛和昨天早上的气氛一样，冗长无聊的陪审员挑选已经结束，空气中再次涌动着一种血腥味的紧张。这种兴奋的氛围中，我却感觉像有一种痛苦的毒液渗进了我的骨骼。肯普把我叫到法庭外面的走廊，结果外面还有一大群没有找到座位的观众，我们只好又走了一段，才摆脱他们。在法庭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说的话会被谁偷听到。虽然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不会把偷听到的东西报道出来，但说不定就有谁会去跟检方告密。

“我想跟你说点事。”肯普告诉我。他头上的小卷发好像是剪短了一点儿，穿着一件蓝色细条纹的休闲西装，他很帅，完全可以去好莱坞当明星，而不是在这里搞法律。我听别人说，他以前在乐队里弹吉他的时候赚了很多钱，即便不工作也能衣食无忧。但是，他却选择坐在办公室里，埋头分析案件、起草文稿，和斯特恩还有我经常加班到深夜十一二点。

“我很喜欢你。”肯普说。

“我也喜欢你。”我回答。

“我真心希望你能赢这场官司！我之前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客户说过这样的话，但我觉得，你一定能赢。”

他工作也就一两年，接手的客户并不会很多，所以，他的预测并不见得准确，但他的真诚让我很感动。我把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说谢谢他。当然，他并没有对我说，他相信我是无罪的。他很清楚一点，所有的证据都对我不利。如果你在他睡觉的时候，半夜把他摇醒，问他到底觉得我有没有罪，他大概会说他也不知道。

斯特恩也来了。他看上去信心满满，由于兴奋，他显得那么干劲十足。他的衬衫雪白，一丝褶皱都没有，显得很圣洁。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轰动的一桩案子，而他马上就要进行开庭陈述了。突然，我很嫉妒他。这几个月以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作为一名律师，打这样的一场官司将会多么有意义。我之前没有这样想过，现在，在这种极度紧张的气氛下，我却突然冒出了这样的念头，大概还是多年的职业习惯吧。我和雷蒙德曾经处理过的“暗夜圣徒”的案子，也是大案子，二十三个被告，关注度远远不及我现在的这个案子，但还是让我整整七周都像是被充了电，连睡梦中都有一种止不住的兴奋。就像是骑摩托车飙车或爬山，是一种超越巅峰的刺激感。现在，我突然觉得有点悲伤，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怎么了？”斯特恩问我。

“我跟他说，我觉得他会赢。”肯普说。

斯特恩说了几句西班牙语，他的眉毛挑得高高的。

“以后绝对不要再这么说了，”他说，“再也不要。”然后，他抓住我的手，用极其深沉的眼神看着我，“拉斯迪，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我知道。”我说。

我们回到法庭，巴巴拉在午餐休息的间隙，已经去了一趟学校，然后又回来了，她从人堆里挤出来，给我一个拥抱。其实只能算是半个，她用一只手紧紧抱住我的腰，吻了吻我的脸颊，又用手把吻过以后的口红印擦掉，然后，她说起了奈特。

“他想让你知道，他很爱你。”她说，“我也很爱你。”她用调皮的口吻说着这句话，听上去反而让我觉得无所适从。我知道她是好意，她已经竭尽全力了。她在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地点，作出了最好的表现。

陪审员从法官室后面的休息厅里走出来，在那间房子里，他们将最终决定我的命运。那个离过婚的女老师在陪审席坐下来的时候，还朝我微微笑了一下。

拉伦法官开始解释开庭陈述的作用，“它是对即将呈堂的证据的一种预告。它不是辩论，”他说，“律师们不能就证据进行推论。他们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们即将呈堂的证据是什么。”毫无疑问，拉伦说这番话是为了警告尼可。在一个只有间接证据的案子中，检方需要在一开始就让陪审团了解，他们所掌握的各种证据是如何相互印证的。但尼可现在必须小心，无论他自己对拉伦的态度是怎样，陪审团显然已经很喜欢这位法官了，他的个人魅力就像飘在空气中的花香。如果被他当众训斥，尼可什么好处都捞不到。

拉伦说：“拖拉王先生。”尼可站了起来。他穿戴整齐、站得笔直，满怀期待，他显然很享受自己目前检察长的崇高身份。

“庭上，请允许我……”他开口了，这是常规的开场白。

从一开始，他的表现就极差。我知道其中的原因，准备这个案子的时间那么短，他又要负责管理整个检察院的杂事，这些显然影响了他准备。他之前应该从来没有练习过这段开庭陈述，有一些话还是临场发挥，大概是为了应对拉伦刚才的警告。而且，他还一直带着一副疲惫、紧张的表情，他找不到自己的节奏。他站在原地，显得犹犹豫豫。

虽然，尼可的准备并不充分，但他说的很多话还是让我如坐针毡。他今天表现得可能没有以往镇定自若，但仍字字见血，抓住了要害。他所列出的证物，还有我对雷蒙德和利普兰泽曾经说过的话，都是很有力的证据，也是我一直担心的。然而，另一方面，他还是遗漏了一些重点。有些事情是应该由他向陪审团说明的，他却一掠而过。一个聪明的检察官应该一开始就提到被告可能列出的证据，并亲自向陪审团说明，无论被告的反驳如何激烈，他们的证据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尼可却没有说明这一点，他也没有详细说清我的背景——他没有说我当时是检察院的二把手，在我和卡洛琳的关系问题上，他又忘记提温德尔的案子了。等轮到斯特恩发言的时候，他会把尼可的这些疏忽都说成是他故意隐瞒。

至于我和卡洛琳的关系，我们已经预料到了尼可会说什么，只有一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尼可犯下了一个比我和斯特恩原本认为的还要严重的错误，他不仅没有我和卡洛琳之间关系的任何证据，还错误地推断着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的证据，”他对陪审团说，“会显示，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的私人关系已经持续了数月，至少在波尔希莫斯女士被谋杀前的七八个月。萨比奇先生去过波尔希莫斯女士的公寓，他们之间相互还通过电话。所以，我说，他们之间有私人关系，”他暂停了一下，“很亲密的私人关系。”

“但是，在这段关系中，一切并不是那么顺利，萨比奇先生显然非常不高兴，他似乎非常嫉妒。”

坐在法官席上的拉伦已经坐立不安，怒视着尼可。尼可做的正是之前法官警告过他的，他是在推测，而不是客观地描述证人和证物。法官已经非常生气了，他不断朝斯特恩的方向张望，显然是希望他能站起来表示反对，但斯特恩很安静。打断别人的话是不礼貌的行为，而斯特恩在法庭上能够控制自己，保持良好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尼可说的这些话都没有充分的证据。

“萨比奇先生很嫉妒，他嫉妒的原因是因为波尔希莫斯女士不仅仅是在同他一个人约会，她还有新的对象，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惹怒了萨比奇。”又是一次停顿，“那就是她和检察长——雷蒙德·霍根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这个细节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透露过。尼可之前没有说，无疑是为了保护他和雷蒙德之间的新盟友关系，但现在，他控制不了自己，这就是尼可，他甚至还转过身，对着媒体记者，向全世界宣布了这条消息。法庭里立刻一片骚动，拉伦听到自己前搭档的名字，再也忍不住了。

“戈迪亚先生！”他勃然大怒，“我已经警告过你了，先生！你现在不是做结案陈词。你如果不能客观地陈述你们的证据，你现在就给我闭嘴，听清楚没有？！”

尼可转过身看着拉伦，他显得很吃惊，咽了一下口水。

“听清楚了。”他说。

我在记事本上写下两个字：嫉妒，然后递给肯普。在无法说出我的犯罪动机和说出一个他无法证明的动机之间，尼可选择了后者。这是一场赌博，他也有可能赌赢。但最后，他大概不得不对各种事实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

尼可说完以后，斯特恩马上走上前。法官问要不要休庭一会儿，斯特恩礼貌地笑了笑，说他已经准备好马上开始了，希望法庭允许，斯特恩不希望陪审团有太多的时间去反复思考尼可的话。

斯特恩站在讲台边，一只胳膊撑在上面。他穿着一件定制的棕色西装，很合身，他脸上的表情依然严肃。

“拉斯迪·萨比奇先生和我，”他说，“要怎么回答呢？当戈迪亚先生告诉你们，他们只找到两个指纹，其他什么都没有找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说？当所有的证据都告诉你们，这其中疑点重重，很多都只是流言蜚语和含沙射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说？当一个受人尊重的检察官在仅有一丁点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被送上了审判庭，而你们都可以发现，这些证据根本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说呢？”

“合理的怀疑，”他转过身，朝陪审团的方向走了几步，“检方必须排除所有的合理怀疑，用证据证明被告有罪。”然后，他又重复了拉伦法官在过去两天里一直对陪审团说的话。斯特恩在陪审团面前抱着双臂，像个自信又博学的法理专家，在拉伦斥责尼可后，这样的气场是很有用的。斯特恩反复提到“间接证据”这个词。他还提到了“谣言”和“闲话”。然后，他说到了我。

“那么，拉斯迪·萨比奇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并不简单，尼可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他是检察院的第一副检察长，是仅次于检察长的职位，是我们区甚至我们这个州最顶尖的数十位律师之一。证据还会告诉你们，他是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法律评论》杂志社的成员，州高级法院的顾问。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他的生命都奉献给了服务公众的事业，他是在阻止、预防和惩罚犯罪的行为，而不是，”斯特恩朝检方轻蔑地瞥了一眼，“自己去犯罪。听着，女士们，先生们，证据还会显示，拉斯迪·萨比奇先生曾经将很多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虽然你们并不经常来到法庭，但那些人的累累罪行你们并不陌生，这一切，我们知道，都归功于拉斯迪·萨比奇先生的辛勤工作。”他又花了五分钟介绍了“暗夜圣徒”的案子和其他案子，时间稍稍长了点，但由于他之前并没有打断尼可的开庭陈述，这时，尼可也只能忍着听下去。

“他的父亲是一个移民，是一位受到纳粹迫害的南斯拉夫自由斗士。他在一九四六年来到这片自由的土地，以为从此不再经历暴行。如果他今天在这里，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如果不是斯特恩严令警告过我，让我在法庭上不要流露出任何表情，我恐怕就要脸红了。我双手紧握，目光前视，坐得规规矩矩。无论任何时候，我都要保持冷静。但是，斯特恩却没有事先告诉过我他要说的这番话。如果是我上庭作证，我是绝对不会说自己的父亲是什么自由斗士的，倒不是因为怕检方会反驳。

斯特恩的言行举止很有威严，他的口音反而引起了听众对他的兴趣，他中规中矩的样子显得他很庄重。他没有说我们将会出示什么证据，也没有说我一定会上庭作证，他只是一再强调了检方证据的缺陷。检方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明我曾经用凶器杀过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参与了这场谋杀。

“在这个案子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戈迪亚先生跟你们说了很多关于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之间的事。他没有告诉你们，但证据会告诉你们，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是同事，他们曾经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案子中一起担任律师，而不是情人。戈迪亚先生提都没有提，所以，只能由我来告诉你们，各种证据也会告诉你们。在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的关系问题上，你们必须认真思考各种证据能说明什么，不能说明什么。这是一个只有间接证据的案子，你们不要忘了，戈迪亚先生必须用证据排除合理的疑点，证明萨比奇先生有罪才可以。让我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们，各种证据都无法证明戈迪亚先生刚才说的那些话，无法证明。你们会看到，这个案子根本没有什么事实，只有推测加推测，猜想加猜想。”

“斯特恩先生，”拉伦平静地说，“你似乎也在犯和戈迪亚先生一样的错误。”

斯特恩转过身，他微微鞠了一躬。

“对不起，法官大人，”他说，“是他把我给带坏了。”

大家都小声笑了，法官笑了，几个陪审员也笑了，这是对尼可的一种嘲笑。

斯特恩转过身面对陪审团，又开口了，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必须让自己随时保持理智清醒才行。”接着，他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很简单的几句话。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为什么了。当你在听检方所列举的证据时，问一问为什么，不是问卡洛琳为什么会被杀，这一点我们从现有的证据中根本无从知晓。而是要问，为什么坐在这里的萨比奇先生会受到这种错误的指控，为什么没有直接证据就起诉这样一个案子，这样一个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无法证明被告确实有罪的案子？”

斯特恩停下来，他歪着头。也许他知道答案，也许他不知道，他又开口了。

“为什么？”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27

他们找不到那只玻璃杯了。

我们第三天早上一到法庭，尼可就对斯特恩、肯普和我坦白了这一点，今天我们即将传唤第一个证人上庭作证。

“怎么可能？”斯特恩问。

“对不起！”尼可说，“莫尔托告诉我，他忘了，他确实忘了。现在他们正在到处找，会找到的。”尼可和斯特恩一边走，一边商量着。莫尔托看着他们，显得非常担心。他似乎不愿意离开检方律师席上的座位，像条癞皮狗一样坐着。说真的，他看上去很糟糕。这么早出现在法庭，他显得疲惫不堪，脸色蜡黄，还穿着昨天的衣服，似乎一直都没有休息过。我怀疑他昨天根本就没有回家。

“他们怎么可能把证物就这么弄丢了？”肯普问我。

“这是经常的事。”我回答。警局在麦克格莱斯大楼证物中心里无人认领的物品多如牛毛。很多证物连标签卡没有，或者编号是错的。我处理过的很多案子中，证物都是乱七八糟放着的。

斯特恩和尼可都一致同意，应该将这一情况在开庭前汇报给法官，我们便都回到了法官室里，这样，会让尼可避免受到公众的指责。斯特恩在这些事情上的让步也正是让他颇受法官欢迎的原因之一，如果是别的律师，会要求把这种差错记录在案，让尼可在媒体面前下不了台。

我们都坐在法官的办公室里等着，秘书科琳盯着桌上电话的小灯，灯亮着，法官正在和别人通电话。科琳是个很庄重的女人，胸部很大，法院里很多人都怀疑她和拉伦之间有什么，但去年秋天，她嫁给了一个名叫柏金斯的警察，流言也就终止了。拉伦一直很受女士们的欢迎，他大概在十年前离婚，我听人说，离婚后，他经常去帅哥美女众多的酒吧喝酒，那些酒吧在博雅大道上，很多人把那里叫“美梦成真大街”。

“他说让你们进去。”科琳在和法官简短地说了几句，放下电话对我们说。肯普、尼可和莫尔托走在前面，斯特恩还想和我说几句话。

我们走进法官室后，尼可已经向法官开始汇报玻璃杯的问题了。他和肯普坐在法官对面的扶手椅上，莫尔托坐在稍微远一点儿的沙发上。这间法官室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一面墙上堆满了各种法律文书，另一面墙则是拉伦自己的荣誉墙。上面有一张他和雷蒙德的大幅照片，还有他和其他一些政客的照片，和他合影的绝大多数都是黑人。

“法官大人，”尼可说，“我也是昨天晚上才听莫尔托第一次说。”

“莫尔托昨天说的那些话，意思好像是玻璃杯在你们手上，只是忘了送过来。莫尔托，我现在要告诉你。”拉伦在桌子后面站了起来，他穿着一件紫色的衬衫，领口和袖口都是白色的，显得很有皇室的风范，他开始还在一边听，一边翻书和文件，现在却站起来，用一只手指着莫尔托，“如果在这个案子里，我再听到你说这样的废话，我就把你关起来。不要对我说的是一回事，实际上又是另一回事。尼可，你也知道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很好，但现在……”他朝莫尔托的方向点了点头。

“法官大人，我明白。所以我一知道这件事后，就非常担心。我真的认为，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小失误。”

拉伦狠狠地瞪了尼可一眼，尼可并没有退缩。他做得很好，他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努力表现得恭敬而谦卑。这不是他的自然反应，但他总能在法官面前随时表现得恭恭敬敬，这招很有用。他和莫尔托昨天晚上一定闹得很不愉快，所以，莫尔托才会看上去那么垂头丧气。

不过拉伦并不准备就这么算了，和往常一样，他很快明白了这个意外事件的深层含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检方一直承诺要把有我指纹的玻璃杯给我们看，但他们其实早就找不到那只玻璃杯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法官问。他看了斯特恩一眼，似乎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你也知道，尼可，我签的那些法庭令不是好玩的。你的证据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是这只杯子最后是在谁手上？”

“现在还不太清楚，法官大人，但应该在警方那边。”

“那是自然。”拉伦说。他显得很愤怒，看着远处，“你也看到了现在的情况。你们是公然违抗了法庭的指令，让被告没有准备的机会。尼可，你也做了开庭陈述，在开庭陈述里，你多次提到这只玻璃杯。现在，这就是你的问题了。等你找到了这只杯子，我们再来决定它到底能不能够作为证物。现在，继续审案。”

实际上，尼可所面对的难题比法官的愤怒要复杂得多。法庭上证人出庭的顺序已经都安排好了，第一个作证的人是要描述犯罪现场的警察，那么，在他的证词中，一定会提到那只玻璃杯。

“在我的法庭上，他绝对不可以提，”拉伦说，“绝对不可以，我们绝对不会去讨论一个连找都找不到的证物。”

这时，斯特恩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我们并不反对尼可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下面的程序。

“但是，法官大人，如果说，检方找不到这只杯子了，那么，我们要求撤销与之有关的其他所有证据。”他所说的，当然就是那份指纹报告，“现在，如果法官大人允许的话，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开庭，不要再推延了。”

拉伦耸耸肩。这是斯特恩的官司，这也是斯特恩和我之前就商量好的。如果我们反对第一个证人出庭作证，我们就可以打乱检方计划好的证人顺序。但斯特恩认为，如果尼可的第一个证人一出庭，就要解释为什么一个如此重要的证据会丢失，反而对我们很有利，检方的这种错误会给陪审团留下很糟糕的印象。我跟肯普说，警方终究还是会找到那只杯子的，但他认为，就算是找到了，也不会再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

“我认为你应该给斯特恩先生一份证据和证人清单，好在我们下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时，让他有所准备。”

莫尔托马上开口了，“我们有，法官大人。我们现在就给他们。”莫尔托在自己膝盖上的一堆文件中翻了半天，最后递给肯普一张纸。

“你们的这个错误要记录在案。”拉伦说。这是对尼可的惩罚，看来，他最终还是要向公众做一番解释了。

几个律师还在法官面前讨论，我仔细看了看那张清单。我很想知道利普兰泽会在什么时候出庭作证，他越早出庭，也就能越早开始对尼奥的调查。我本来是想找斯特恩的那个私家侦探继续查，但他说什么都查不到。我看到了利普兰泽的出庭时间，很倒霉，排在了后面，看来我要再等一等了。

失望归失望，从这份清单上，我还是看出了莫尔托和尼可对这个案子的小心谨慎。他们会从对谋杀现场的描述开始，然后是各种物证，接着再慢慢证明为什么我就是凶手。一开始，是证明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接着，是我在调查过程中的可疑表现；最后，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我曾经在谋杀现场出现过：包括玻璃杯上的指纹、地毯纤维、电话记录、尼尔林的那个女佣、血型检验结果，等等。最后作证的将是熊谷医生，我猜，他会在关于证物的处理问题上给出专家的意见。

拉伦继续对尼可不依不饶。

“检方如果找到了证物，会立即通知被告吗？”

尼可做了保证。

这件事就算是处理完了，陪审团入席，尼可宣布传唤检方的第一个证人哈罗德·格里尔警官。他从走廊走了进来，站在拉伦前面，等着宣誓。

格里尔警官一站上来，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尼可会坚持要他作为第一个证人出场。陪审团对第一个证人的印象是最深刻的，而格里尔正是那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是黑人，个头很大，说话有条有理，不慌不忙，给人一种很有魄力的感觉。警局里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他们的智商完全不输于大学教授，只是因为条件环境所限，才成了警察。

莫尔托对他进行询问。虽然莫尔托看上去很疲惫，但所有的问题都经过了精心的准备。

“那么尸体是在哪里？”

格里尔是达到凶案现场的第三位警官，卡洛琳是在上午九点半左右被人发现死亡的。那天早上，她没有去参加一个八点的会议，又缺席了九点的庭审，她的秘书立刻给公寓的管理员打了电话。管理员曾经告诉我，他唯一做的，就是推开门，四周看了看。他看了一眼，就知道要立刻报警，警局派来了格里尔。

格里尔描述起他当时所看到的情形，以及鉴定人员是如何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工作的。格里尔确认了一个装有地毯纤维的塑料袋，里面的纤维是从卡洛琳的身上发现的，他又确认了一个装有卡洛琳裙子的大塑料袋，里面有更多相同的地毯纤维。莫尔托和他慢慢把话题转到了那只玻璃杯上，格里尔说，他是在吧台上找到那只杯子的，他亲眼看到技术鉴定员把那只杯子放进了证物袋。

“那么，这只杯子现在在哪里？”

“本来是在警局的证物室，我们现在找不到了，但很快就会找到的。”

接着，莫尔托又问卡洛琳阴道中被取走的那个子宫帽。格里尔说他仔细搜查了整套公寓，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的避孕工具。就这样一点儿一点儿，警方找出的所有证据都已经在陪审团面前做了说明，最后，莫尔托问到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根据你过去九年凶杀案侦探的经验，从案发现场的情况看，你认为发生了什么？”莫尔托问。

斯特恩在陪审团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反对。

“法官大人，”斯特恩气愤地说，“这完全是猜测，这不能作为专家的意见。莫尔托问的是这位警官的一种直觉。”

拉伦用他的大手摸着下巴，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反对无效。”

莫尔托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根据尸体的位置，”格里尔回答道，“尸体被捆绑的情况，还有现场被翻动的痕迹，家中打开的窗户，我看到凶案现场的第一眼就觉得，应该是波尔希莫斯小姐在被性侵犯的过程中或者是之后被杀害了。”

“你是指强奸？”莫尔托问，这是一个诱导性的问题，一般在直接询问的阶段是不允许问的，但现在问出来其实也无妨。

“是的。”格里尔说。

“警方的摄影师到了现场吗？”

“到了。”

“那么他们做了什么？”

“我让他们对现场进行拍照，他们也拍了。”

“你当时也在？”

莫尔托从他们今天早上推进来放证物的小推车上拿出一沓照片，正是我四个月前在自己办公室里看到过的那些。他一张张地拿给斯特恩看，然后又拿给格里尔看。莫尔托的这一招非常精明，通常，在谋杀案中，法官会尽量限制检方展示凶案现场的照片，因为那些照片都很血腥，会导致陪审团的偏见。但莫尔托事先问了现场的情况，再拿出照片，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反对，只好坐在那里，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样子。格里尔把每张照片都描述了一番，并确认现场的情况就是那样。当莫尔托再次递来照片的时候，斯特恩走到法官席前面，要求法官自己也要看看。

“尸体的照片留下这两张就可以了。”拉伦说。他拿走了另外两张，但他允许莫尔托在询问完格里尔以后，再把照片拿给陪审员看。我不敢抬头，从陪审席里的一片沉寂看来，那些照片中的血腥和卡洛琳被捆绑着的尸体显然起到了检方所期望的效果，学校女老师大概很长时间都不会再对我微笑了。

“现在请被告律师进行交叉询问。”法官说。

“就问几件事。”斯特恩说，他对着格里尔微微笑着，我们不会为难他这样的证人，“警官，你刚刚提到了一只玻璃杯，那只杯子现在在哪儿？”斯特恩盯着格里尔面前的照片。

“不在这里。”

“不好意思。你刚刚作证的时候，不是说找到了一只杯子吗？”

“我是说了。”

“哦，”斯特恩表现得很慌张，“但现在，杯子却不在你们手上？”

“不在，先生。”

“那你最后一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

“就是在犯罪现场。”

“从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了？”

“没有，先生。”

“你们有去找过吗？”

格里尔笑了，这大概是他站上证人席后第一次笑，“有的，先生。”

“你这个表情是不是在告诉我，你们很认真地在找？”

“是的，先生。”

“但还是没有找到？”

“没有，先生。”

“它最后出现是在谁手上？”

“我也不知道，所有的证物收据单都在莫尔托先生那里。”

“哦。”斯特恩转过身，看了莫尔托一眼。莫尔托脸上挂着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他认为斯特恩在演戏，但陪审团显然并不知道他这种表情的原因。他们觉得，这样的笑显得莫尔托很自大，“莫尔托先生有证物的收据单？”

“是的，先生。”

“那么正常条件下，证物也应该在他那里喽？”

“是的，先生，证物和原始的证物登记卡都是在检方那里。”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莫尔托先生有那只玻璃杯的登记卡，但是没有那只杯子？”

“是的。”

斯特恩又转身看了一眼莫尔托，他盯着莫尔托说了一句：“谢谢你，警官。”他沉思了片刻，然后才重新转过身，看着证人。

接着，斯特恩花了几分钟时间，详细询问了各种证物搜集时的情况。当问到那个子宫帽的时候，他暂停了下来，明显是想重点问清楚。

“你们没有找到的东西其实还不只这个避孕工具，是不是，警官？”

格里尔皱起了眉头。他又不是去找大钻石或是老姨妈弄丢的蕾丝手帕，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警官，你和你的同事对那套公寓进行了彻底详细的搜查，是不是？”

“当然是。”

“但是，警官，你们不仅没有找到那个子宫帽，也没有找到任何要和子宫帽一起使用的润滑剂之类的东西，是不是？”

格里尔犹豫了，他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是。”最后，他终于回答。

尼可立刻转身看了莫尔托一眼，他们坐在我前面四五米远的地方，面朝陪审团。我之前还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这两个对头。他们从坐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陪审团的反应。尼可对莫尔托悄悄说话，大概是在说，这些东西都在哪儿？显然，已经有几个陪审员对这个疑问引起了警觉。

斯特恩正准备坐回来的时候，我让他把照片拿来给我看看。他脸色暗沉地瞥了我一眼，他显然是想把这些照片赶紧扔掉才好。我又对他做了个手势，他只好把那沓照片递给了我。我找到了吧台的照片，我跟斯特恩说了几句话。他听我说完，即刻回到了证人席前面。

“格里尔警官，你认得这张编号6-G的照片吗？”

“认得，先生。”

“这上面是你找到玻璃杯的那个吧台？”

“是的。”

“先生，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找不到那只玻璃杯了，就只能靠你的记忆力了，告诉我，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记得，现场的状况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很好。那么你们拿走的那只杯子应该是放在毛巾上的这套杯子中的其中一个喽？”斯特恩把照片翻了个面，好让格里尔和陪审员们都看得见他所说的那套杯子。

“是的。”

“那么，你能不能数数毛巾上还剩多少个杯子？”

格里尔把手指点在照片上，慢慢地数着。

“十二个。”他说。

“十二个。”斯特恩重复了一遍，“也就是说，加上用作证物也就是现在不见了的那只杯子，一共有十三只杯子？”

格里尔立马就明白了这其中的奇怪之处，他摇摇头，“应该是吧。”

“一套杯子都是一打十二只，十三只不是很奇怪吗？”

莫尔托提出反对，但还没等拉伦法官作出决定，格里尔就已经回答了，“是很奇怪。”

“说真的，”在午餐休息的时候，斯特恩对我说，“我很佩服你的观察力，拉斯迪，但你一定要到最后一刻才告诉我吗？这种细节也是非常重要的呢。”

我看着斯特恩，我们正朝法庭外面走去。

“我也是刚刚才发现。”我告诉他。

下午，检方所面对的情况更加棘手。我当副检察长的时候，经手的每一个案子都会遇到困难，也就是证据最薄弱的那一环。我曾经说过，这个时候就像是在死亡峡谷里行走。现在，对尼可来说，这个死亡峡谷就是如何证明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一点。很明显，他希望在陪审团面前拿出足够的证据，让陪审员能够自己推论出来。他和莫尔托制订的总体计划应该是从格里尔警官开始，在我和卡洛琳关系的这个部分敷衍带过。最后，在各种物证的条件下直接得出结论。这个策略很合理。但所有吃完饭、回到法庭的律师们都清楚，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都将是属于被告的舞台。

检方接下来的证人是我以前的秘书尤金妮亚·马提内兹，她显然觉得这是她大出风头的好时候。她戴着一顶宽边的大帽子、长长的耳环，站在证人席上。尼可拿出了她之前作的简短证词。尤金妮亚说，她已经在检察院工作了十五年。其中有两年，她都在担任我的秘书，到今年四月为止。去年大概是九月还是十月的某一天，她接到了一个电话，但是接错了线，她无意中听到了我和另外一个人的对话，她听得出来，那个声音就是波尔希莫斯小姐，我当时正在和她商量在她家碰面的事。

“你认为听起来他们是什么情况？”尼可问。

“反对，检方问‘听起来’，”斯特恩说，“太主观了。”

“反对有效。”

尼可转过身看着拉伦，“法官，她怎么就不能说出自己听到了什么呢？”

“可以说听到的内容，但不要说自己的想法。”拉伦坐在法官席上对尤金妮亚说，“尤金妮亚女士，你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听到他们谈话时你的想法，只能说一说他们谈话的内容和语气。”

“他们说话的语气是怎样的？”尼可问，这和他之前的问题是同样的意思。

但尤金妮亚却还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

“很有礼貌。”她终于回答了。

斯特恩表示反对，但这个回答很平常。拉伦法官摆摆手，表示反对无效。

尼可这次在重要的问题上又碰到了难处。我又一次想到了他在准备这个案子时，该经历了多少困难。

“他们听起来语气很亲密吗？”他问。

“反对！”斯特恩嗖一下站了起来，这是一个带有诱导性的问题。

拉伦又一次在陪审团面前训了尼可一顿，他说，这个问题显然很不合适，不可以再问这样的问题，陪审员们应该对这个问题不予理会。但是，尼可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有原因的，他想给尤金妮亚一些暗示。

他又问：“那你能描述一下他们说话的口气吗？”

斯特恩再次强烈地表示反对，这个问题尼可之前已经问过了，尤金妮亚也已经回答了。

拉伦盯着尼可说：“拖拉王戈迪亚先生，我建议你问几个新的问题。”

形势突然转变了，谁都没有料到。

“他说‘我的宝贝’。”尤金妮亚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尼可看着她，很震惊。

“他就是这么说的。好吧？他说他会在八点的时候去她家，还叫她‘宝贝’。”

我第一次在陪审团面前失态了，我发出一声惊呼。我敢确定，我的表情一定很愤怒。肯普伸出一只手，搭在我的手背上。

“我的宝贝！”我悄声说，“天哪！”

斯特恩回过头，严肃地看了我一样。

尼可显然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他坐下了。

“现在请被告律师进行交叉询问。”

斯特恩朝尤金妮亚走去。其实，他刚一站起身，还没有走到证人席前面，就已经开口问话了。他脸上挂着责备的表情，和几秒钟前他看我的表情一模一样。

“尤金妮亚女士，你现在在检察院是替谁工作？”

“替谁？”

“就是你在帮谁打文件？替谁接电话？”

“莫尔托先生。”

“是这位先生吗？坐在检方桌子边的那位？”

尤金妮亚说：“是的。”

“当萨比奇先生由于这次调查被迫离职时，莫尔托先生就得到了萨比奇先生的职位，对吗？”

“对，先生。”

“这个职位在检察院里是一个很有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对吗？”

“是整个检察院的二把手。”尤金妮亚回答。

“莫尔托先生负责的这次调查让他坐上了萨比奇先生的这个职位，对吗？”

“反对！”

“法官大人，”斯特恩对法官说，“我只是想问清楚这位女士的证词中是否带有偏见。她现在是在她的老板面前作证，她对她老板动机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拉伦微笑着。斯特恩想问清楚的绝不仅如此，但他的这个理由无可挑剔，尼可的反对被驳回了。

法庭记录员重复了那个问题，尤金妮亚回答对。斯特恩在开庭陈述中，几乎没有说起竞选的事和检察院里的人事变动。这次是他第一次将权力斗争的话题引进了法庭辩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他在开庭陈述中所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检方会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提起诉讼。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针对的会是莫尔托而不是尼可。

“那么，在对萨比奇先生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莫尔托先生有没有让你去跟警方说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小姐之间的关系问题？”

“什么？”

“五月份的时候，你是不是和格勒登尼警官说过这件事？”格勒登尼整天在法庭进进出出，这个时候，他正好在，穿着警察制服坐在检方后面的座位上，斯特恩指着他问尤金妮亚。

“是的，先生。”

“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吗？尤其是对你的老板莫尔托先生来说？”

“好像是的。”

“但是，女士，当格勒登尼警官问你关于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之间的关系时，你却从来没有说过你听到过萨比奇先生叫波尔希莫斯女士‘我的宝贝’，对吗？”斯特恩说这话的时候，字字铿锵有力，他满脸愤慨，手中还拿着格勒登尼当时的笔录。

尤金妮亚突然意识到自己走进了一个陷阱，她脸上露出很不情愿的阴沉表情。她大概不知道，我们也能看到她之前说过的证词。

“没有，先生。”

“你没有告诉过格勒登尼警官，说你曾经听到萨比奇先生很亲密地称呼波尔希莫斯女士，对吗？”

“没有，先生。”她闭着眼睛，缩着肩膀，她正在思考。她的这种表情我见过不下一百次，这个时候，也是她最自私的时候，“我确实从来没有说过。”

“从来没有对格勒登尼警官说过？”

“是的。”

这个时候，斯特恩明白了尤金妮亚的打算，我也明白了。她已经想好了自己的退路，斯特恩朝她走近了几步。

“那么，你为什么又在五分钟之前，作证说萨比奇先生曾经叫波尔希莫斯女士‘我的宝贝’呢？”

尤金妮亚突然从证人席上站起来，满脸愤怒。

“才没有。”她大声说。有三四个陪审员抬起了头，其中那个在汉堡店做事的经理实习生甚至大声笑了出来。

斯特恩仔细看了看尤金妮亚。“我明白了，”他最后说，“那么，你告诉我，尤金妮亚小姐，这些日子你在接听莫尔托先生电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他和别人的谈话？”

她大大的眼睛中带着一种蔑视的神情，把目光转到了一边。“没有。”她说。

“也就是说，你哪怕是不小心听到了莫尔托先生在电话里和别人讲话，你也会赶紧挂断，不会去听电话那头到底是谁在说话，对不对？”

这当然又成了尤金妮亚的一个难题。她大概在电话里偷听过我和卡洛琳之间的谈话还有很多，但是，现在在检察官和她的老板面前，她不能承认偷听的事实。法庭的形势迅速发生了变化，尤金妮亚，这个精通官场规则的人明白，承认这样的行为也就意味着将会失去自己的饭碗。

“也就是说，你就算是听到，也不过是只言片语？”

“是的。”

“不会一直听下去吧？”

“不会的，先生。”

“你告诉我们，当时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之间的对话很‘礼貌’？你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的，先生。”

斯特恩走上前，走到尤金妮亚身边。她体重大概两百斤，脾气也不好，今天她虽然穿着最漂亮的衣服，但一点儿也不好看。那条裙子的颜色太亮，穿在她身上又显得太紧。

“所以，”斯特恩问，“你的回答是根据你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吗？”

斯特恩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好几个陪审员都明白了他的深意。他们微微笑着，看着尤金妮亚。尤金妮亚显然也明白了其中的意思，眼神变得冰冷。

斯特恩并没有等待她的回答。

“关于你说的这个对话，你说，是发生在去年九月，对吗？”

“对。”

“那你还记得，去年九月，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在共同办理一个案子吗？”

尤金妮亚愣住了。“嗯。”她说。

“你还记得温德尔的案子吧？一个小男孩受到了他妈妈的虐待？他妈妈用老虎钳夹他的头，还用烟头烫他的屁股。你还记得，萨比奇先生定了那个……”斯特恩停了片刻，好像是在寻找着合适的词，最后他才说，“女人的罪吗？”

“哦，是那个案子啊！”她说，“我记得。”

“那你在向莫尔托先生汇报情况时，也没有提到过这个案子吧？”

“反对。”

拉伦在考虑。

“我收回这个问题。”斯特恩说。但陪审团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到目前为止，莫尔托的运气够背的。弄丢玻璃杯的是他，引导尤金妮亚作伪证的也是他。

“尤金妮亚女士，你还记得去年九月份金德区的天气有多热吗？”

她皱起眉头。她已经知道了斯特恩的厉害，现在，她要好好合作。

“很热，有两天还超过了四十摄氏度。”

“正确。”斯特恩又问，“检察院的办公室里有空调吗？”

尤金妮亚哼了一声，“他们是这么说，鬼才相信！”

法官、陪审团、听众，整个法庭的人都笑了，斯特恩终于露出了笑脸。

“那么，在那么热的天气下，我猜你们都是一下班都巴不得早点走吧？”

“当然。”

“但是，检察官如果当时是在处理案子的话，就可能会要加班，对不对？”

她充满疑惑地看着斯特恩。

“从你的工作经验来说，副检察长是不是经常会在晚上加班准备第二天的案子？”斯特恩又问。

“哦，经常的。”

“那么，如果是你，在很热的夏天，是不是也更希望在有空调的地方加班，而不是在办公室里加班？”

“反对。”尼可说，“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

“反对无效。”

“我当然愿意在有空调的地方加班了。”

“我猜，你并不知道波尔希莫斯女士家里有没有空调吧？”

“我确实不知道，先生。”

“但你知道，波尔希莫斯女士所住的河边比萨比奇先生所住的尼尔林离检察院要近得多吧？”

“这倒是。”

如果说尤金妮亚给陪审团留下的印象一般，那下一个出场的证人，克拉波特尼可太太留下的印象就是糟糕了，她在证人席上的几分钟简直就是一场滑稽的表演。她是一个寡妇，虽然她并没有说她丈夫是怎么死的，但我强烈地感觉到，有一部分原因肯定是因为她。她个头很大，化着浓妆，头发是火红的爆炸式，全身戴着各种各样的首饰，是个极难应付的人。她拒绝回答律师的问题，而是自顾自地说个不停。她说，她已经去世的丈夫是什么企业家。当时她丈夫买下河边的公寓楼时，她说“那周围都还乱七八糟，到处都是卡车和垃圾之类”，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朝陪审员点了点头，似乎他们都应该清楚她在说什么。后来，也是她丈夫重新对房子进行了改造装修。

“他能看到很多东西。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他能看到。那个地方——你们知道那里有什么吗？轮胎，我不是开玩笑的，戈戈先生。轮胎。真的，那个味道你真是难以相信。我可不是生气，不过这事说出来还有点尴尬呢，有一次他把我带到那里去，我发誓我都觉得要吐了。”

“女士。”尼可打断了她的话，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是个水管工，谁知道他还懂房地产呢？是吧，戈戈先生？”她眯了眯眼，“你是叫这个名字吧？戈戈先生？”

“我叫戈迪亚。”尼可一边说，一边绝望地朝莫尔托看了一眼，希望他能来帮帮忙。

终于，克拉波特尼可太太慢慢说到了卡洛琳的话题上。她说，卡洛琳是在大概十二年前租的他们的房子。房子改装完之后，成了公寓套房，卡洛琳就把它买了下来。我一边听着克拉波特尼可太太的证词，一边给肯普写了一张小纸条，“卡洛琳当时还只是一个小警员，同时还在念法学院的夜校，哪来那么多钱租河边的房子？”肯普点点头，他也想到了这一点。在将近十二年的时间里，卡洛琳都是住在二楼，克拉波特尼可太太住在一楼。克拉波特尼可太太的丈夫去世时，卡洛琳还送去了鲜花。

尼可恨不得让克拉波特尼可太太赶紧说完，因为这个女人已经有点不受控制。尼可根本没有问卡洛琳被杀的那天晚上她到底看到了什么人，因为她之前这些离谱的表现，她证词的可信程度已经很低了。

所以，尼可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个问题：“克拉波特尼可太太，你在法庭里有没有看到曾经在波尔希莫斯女士家附近出没过的人？”

“嗯，我知道，那一个我是看到过的。”她说。她伸出两只手，居然指着拉伦法官，手上的一堆镯子叮当作响。

拉伦用手捂住脸，尼可直捏自己的鼻梁。观众席里传来忍不住的笑声，并且越来越响。克拉波特尼可太太明白自己说错了话，绝望地四处张望，她又指着坐在检方律师席上的莫尔托。

“也看到过他。”她说。

莫尔托转过头，看她指的是不是自己背后的哪个人。

结果连陪审员都笑了起来。

尼可走到放证物的推车上，拿给克拉波特尼可太太一沓照片，她之前曾经从里面指认过我的照片。她看了看那沓照片，又朝我看了看，然后耸了耸肩。

“你记不记得，你之前曾经认出过四号照片里的那个人？”尼可问。

这一次，她大声说：“我不记得了。”就在尼可沮丧地闭上眼睛时，她又突然补充了一句，“哦，对。我是说过，就是他。”

尼可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请被告律师进行交叉询问。”

“就一个问题，”斯特恩说，“克拉波特尼可太太，你的公寓楼里有空调吗？”

“空调？”她转过身去看法官，“我们有没有空调和他有什么关系？”

拉伦站起身，双手撑在桌子上，他低头俯视着克拉波特尼可太太。

“克拉波特尼可太太，”他轻声说，“这个问题你可以回答有或者没有。如果你再东扯西拉，我就会以蔑视法庭罪拘留你。”

“哦，有空调的。”克拉波特尼可太太说。

“没有其他问题了，”斯特恩说，“法官大人，法庭记录有没有记下，克拉波特尼可太太并没有指认萨比奇先生？”

“记下了，”拉伦法官一边说，一边摇头，“萨比奇先生是克拉波特尼可太太少数几个没有指认出来的人之一。”

拉伦离开了法官席，法庭里的笑声还在继续。

休庭以后，记者围在斯特恩周围。他们都希望他能够就第一天的庭审情况发表些意见，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各种文件——证人证词和证物的复印件及清单都凌乱地散放在桌上。肯普准备把这些文件放进巨大的公文包里，我正帮他收拾的时候，斯特恩抓住我的胳膊，带我走到了走廊外面。

“别得意，”他说，“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明天出庭的是雷蒙德。”

这一切是多么熟悉。我晚上回到家，带着满身的疲惫，这是一整天都待在法庭上的结果。我感觉自己已经被白天的高度紧张掏空了，全身肌肉又酸又痛。毛孔似乎还没有收缩起来，在凉爽的晚上还在一个劲地冒汗。回到家的时候，我觉得，身上的衬衫就像是裹着自己的一个包装袋。

坐在法庭上，我有时候真的忘记了自己是在接受审判。我不会去担心自己在庭上的表现，但大家对我的关注却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压力。回到办公室，我又成了一名律师，会拼命去钻研各种条文，作记录，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懈怠的人。当公交车在凌晨一点差几分钟停在尼尔林的时候，我下了车，走在这座小镇的街道上，街上亮着路灯，很安静，这种感觉很熟悉，正因为很熟悉，所以我觉得安全，像是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我的焦虑消失了，我的心情平静了。

我站在自己家门口，坐在摇椅上，脱下鞋子，这么多年来，我晚归时都是如此，这样我上楼梯的时候才不会吵醒巴巴拉，她现在应该已经睡着了。家里漆黑一片，我站在黑暗中，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一切。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惊讶地发现，卡洛琳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也许是因为白天听到了太多次她的名字，也许是因为片刻之间涌上来的念旧情绪，也可能是各种无意识的回忆，她就那样出现了，就像以前一样，她的胸部又挺又圆，乳头是红色的，硬挺着，她的头发乱糟糟的，因为我们刚在床上打闹过，她性感的嘴唇微微张着，似乎是要说出什么很睿智或是很下流的话来。我再一次感觉到全身连动弹的力气都没有了，心中的欲望在燃烧，那么强烈，那么饥渴，那么放荡。我不在乎我到底是发了疯，还是没救了，我在黑暗中轻轻念着她的名字。同时我心中充满了羞愧和渴求，我就像一块快要裂开的水晶。“卡洛琳。”我绝望了，疯狂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这个念头，与其说这是一个念头，不如说它是一种早已根深蒂固的欲望，这种情绪就像一根绳子把我紧紧绑住，我多么希望还能和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一次……

然后，她的影子就不见了，她消失在空气中。我还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全身僵硬、呼吸急促。我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都别想睡了。我在客厅的柜子里摸索着，想找点酒喝。我不知道这半夜出现的幻觉意味着什么，也许应该好好想想，但我无法思考。我有一种感觉，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这种感觉就和之前的那种渴求一样，是那么坚定。我坐在客厅的摇椅上，抱着公文包，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舒服，我把它放在膝盖上。

然而，公文包带给我的安全感毕竟有限，这突如其来的幻觉让我的情绪陷入了混乱。我坐在黑暗中，我能够感觉到，感觉到我生命中那些最重要的人就围绕在我身边，巴巴拉、奈特，还有我的父母，像某个遥远行星周围的卫星，每一个人都吸引着我内心深处的潮水涌动。爱，这种痛苦的爱与牵绊，还有我内心的羞愧。我感觉到一种左右摇摆的情绪，一种让我难受的内疚。我绝望地向每一个人、向所有人保证，包括我自己，包括我并不相信的上帝，我保证，如果我能渡过这一难关，我会比以前做得更好。这种愿望就像是遗愿一样，那么强烈、那么真诚、那么庄重。

我喝完酒，坐在黑暗中，等待着内心恢复平静。

28

当雷蒙德·霍根走进法庭的时候，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他身上穿着的西装和他在卡洛琳葬礼那天穿的是同一套，蓝色的。他长胖了，但这并无损他的形象。他很结实，走路的姿势很有气魄。他站在拉伦前面宣誓的时候，朝拉伦笑了笑，拉伦也朝他露出一个微笑。然后，他坐下来，向人群环视了一眼，显得冷静又职业。他先对斯特恩点点头，然后看着我。我们四目相对，他盯着我看，我一动不动，我绝不允许自己眨一下眼。在这一刻，我从心底里希望自己能够无罪释放，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自由，也是希望能够再次见到雷蒙德·霍根第一次看我时的表情。

整个法庭的人都在等待雷蒙德的出场，在这一个特殊的时刻，气氛是那么凝重、那么紧张——四百个人都在翘首企盼，大家焦急地交头接耳。我发现，今天媒体记者的座位多了一排半，一流的记者——电视台的主播、报社的专栏记者都来了。审判进行到现在，令我惊讶的是，记者们居然都很听斯特恩的话，没有来骚扰我。他们只拍摄了我走进法庭时的样子，每天晚上电视的专题报道都是用的这一段录像。也正因为如此，巴巴拉和我也很难得地获得了一些安宁。不过，在法庭的大厅里，还是有人——一般都是我认识多年的某个记者会时不时拦住我，问我几个问题。我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了斯特恩。上周，我还碰到一个从纽约来的自由职业记者，他说，他很想写一本关于我这个案子的书。他觉得，销路应该很好。他还想请我吃晚饭，但我拒绝了。

每天的晨报上都有关于我的报道。电视上也有我的新闻，我有时会在街上驻足看上半天。那些报道都很偏激，哪怕是支持我的，也让我看得火冒三丈。我躲不开这些铺天盖地的媒体攻势，我们每天开车进城的时候，大街小巷的报摊上都是这些。两家最大的日报社似乎是杠上了，都想在这场媒体大战中争夺风头。尼可在开庭陈述中说出来的关于雷蒙德和卡洛琳的风流韵事连续两天成为《先驱报》大肆宣扬的内容——检察官之隐秘性事，还配上了各种爆料和流言。陪审员绝对不可能没有看到这些大标题，他们虽然宣过誓，不会去看报纸，不会受媒体报道的影响，但这种承诺没有人会相信。

雷蒙德的出场，让陪审席上出现了明显的骚动。陪审员们都显得异常兴奋，比他们第一次看见尼可的时候更激动。我注意到几个后备陪审员在偷偷交谈，还朝尼可的方向点着头，雷蒙德给整个法庭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氛。这里，几乎每个人都对他耳熟能详。他是名人，尼可只是他的替代品。也许是尼可在开庭陈述中对政治阴谋论的暗示导致了大家对雷蒙德有莫大的兴趣，但显然，目前的情况，就像斯特恩在几周前预料的一样，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每个陪审员都把椅子的方向对准了证人席，莫尔托走上讲台开始询问雷蒙德时，整个法庭顿时悄然无声。

“请说出您的名字。”

“雷蒙德·派瑞克·霍根，”他回答道，“三世。”说到这里，他偷偷朝拉伦法官笑了一下。这显然是他们之间一个默契的玩笑，我从来不知道雷蒙德还是一个“三世”，有时候，人们在宣誓以后说出的真相往往令人惊讶。

莫尔托对这次询问进行了认真的准备。雷蒙德显然也知道接下来的流程，他和莫尔托之间迅速建立起了良好的互动。雷蒙德双手叠放着，他穿着的那套蓝色西装和他彬彬有礼的态度看上去是那么真诚，他展示着自己迷人而坦率的魅力。他浑厚的男中音在开口时也低了半调，让人很放松。

莫尔托不紧不慢地问着，他们要从雷蒙德身上问出尽可能多的信息，这样才能改变昨天检方给陪审团留下的不利印象。他们说到了雷蒙德的成长背景，在金德区出生，在圣维尔托读中学，读了两年大学以后，父亲去世。他成了一名警察，在警局干了七年，后来，从法学院夜校毕业的时候，当上了警长。有那么一刻，我担心莫尔托会说出雷蒙德曾经和拉伦一起共事过的事实，但他并没有提起。雷蒙德只是简单地说，当时他们的探案组一共有三个人，主要负责刑事案方面的调查。在警局工作十六年之后，他开始从政。

“有些选举我赢了，”雷蒙德说，“有些我输了。”说到这里，他转过身，朝坐在检方律师席上的尼可笑了笑。尼可正在作记录，这时也抬起半秃的脑袋，回了他一个微笑。天哪，从他们俩相互看着对方的那副样子！看来他们已经成了朋友了。陪审团似乎很欣赏他们这种不计前嫌、重修旧好的新局面，那个曾经朝我微笑的女老师看着他们俩之间无言的默契，显然很满意。我感觉自己的灵魂在往下沉、往下沉。今天，将会是非常艰难的一天。

“你认识被告萨比奇先生吗？”

“我认识。”雷蒙德说。

“你在法庭上看见他了吗？”

“当然。”

“你能指出他是谁，并说说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吗？”

“他就坐在斯特恩先生旁边，被告席的第二个位置，穿着一件蓝色条纹的西装。”

这是例行的程序，是为证明萨比奇确实是认识我的。昨天尤金妮亚上庭的时候，斯特恩对她说，指认被告时，说出他坐的位置和衣着就可以了，不要用手指指，被告也不用站起来。不过这一次，斯特恩却悄悄对我说站起来。我照做了，我慢慢地站起来，看着雷蒙德·霍根。我没有笑，也没有做鬼脸，但我敢肯定，我脸上的愤怒非常明显。雷蒙德看到我这个样子，手都还没有放下，脸上的温和表情就已经消失了。

“就是他。”雷蒙德轻轻地说。

莫尔托简要介绍了我和雷蒙德之间的关系，反正，斯特恩到时候也会详细问到。然后，莫尔托又问到雷蒙德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雷蒙德突然变得很严肃，他低下头，盯着证人席旁边的扶手，说：“是，我认识她。”

“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她是警局的缓释官。后来，她是我们检察院的副检察官，她当了八年副检察官，去年年底我们之间有了私人关系，不过时间很短。”

很好，简单明了。然后，他们就说到了谋杀案。莫尔托没有提选举的事，倒是雷蒙德的回答里说到了几次。

“检察院派人去监督警方的调查工作，这是惯例吗？”

“一般在查大案子的时候都会这样，这个案子我觉得也是个大案子，所以，我们会安排一位副检察官去指导、帮助警方的工作。”

“在这个案子里是谁决定让萨比奇先生去的呢？”

“嗯，简单地说，是萨比奇先生和我共同决定的。”

莫尔托第一次愣住了，在我和斯特恩见过雷蒙德后，雷蒙德对我的态度难道开始缓和了？莫尔托没有料到会有这一出。他又问了一遍：“是谁决定让萨比奇先生去的？”

“我真的不记得到底是我决定的，还是他自己主要要求的了。当时，我很混乱，又有点难过，大家都一样。反正，最后是他拿到了这个案子。但我记得，他对这个结果是很满意的。他一点儿也没有不情愿，他保证说，一定会努力查清楚。”

“那么，他努力去查了吗？”

“那我倒没有觉得。”斯特恩在这里本可以表示反对，但他并不想打断雷蒙德。他把撑着下巴的一根手指移到鼻尖上，全神贯注地看着雷蒙德，连记录都没空去做。斯特恩在法庭上集中注意力时，像是陷入了一种深沉的状态。他不会流露出什么表情，只是静静地听着、看着。我们那天在雷蒙德的办公室里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斯特恩在心里思考的并不是对方说的是否是事实，也不是暗中想应对的策略，而是在认真掂量对方的个性，他是在衡量雷蒙德这个人。

雷蒙德对我处理案子时的表现抱怨了一番，他说，他曾经一再催促我找警方要指纹和纤维报告，他的这番话大概会让陪审团确定我心中有鬼。然后，雷蒙德又说起了我们那天晚上在他办公室里的对话，那是我们第一次意识到他可能会输掉竞选的那一天。

“他问我是不是和卡洛琳有什么亲密关系。”

“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如实回答的。”雷蒙德简短地说，语气很轻松，“我说，我跟卡洛琳在一起三个月，然后分开了。”

“当你这么告诉萨比奇先生的时候，他有没有表现得很惊讶？”

“完全没有。”

我明白了，他们是想倒着推理。我问我自己，但我其实已经知道了答案。他们想证明什么？是想证明，当我发现雷蒙德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时，我很生气？还是想证明，我积累已久的悲伤让我失去了控制，所以最后把卡洛琳杀了？无论是哪一种，都没什么道理，因为，按照尼可的说法，在卡洛琳被杀的时候，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结束，我没有理由杀她。但不明真相的猜测总是伤人，我能够感觉到不少陪审员都在盯着我，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检方说的到底是否属实。

“萨比奇先生在这次谈话，或在此之前，有没有告诉过你他和波尔希莫斯女士之间的关系？”

斯特恩猛地回过神，站了起来。

“反对。法官大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之间的私人关系。”这一招很妙，现在，莫尔托和雷蒙德之间一问一答的节奏被打断了，陪审团又会开始回想起昨天证人的证词。然而，这一次反对却给我带来了难题。这下，我就不能上庭作证，说我和卡洛琳之间确实有亲密关系了，这似乎又是斯特恩用来阻止我上庭的一个计策。

“嗯……嗯……”拉伦在犹豫。他在椅子上转来转去，“也不是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这是在帮我们，“反对无效，但我想告诉陪审团。”他盯着陪审员说，“女士们，先生们，莫尔托先生问的这个问题是基于猜测。最终，你们要根据在庭上看到的证据来决定，这种猜测到底是不是真的。莫尔托先生说的并不一定是事实，斯特恩先生已经说过了，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在本案结束时，将由你们来决定。你可以继续了，莫尔托先生。”

莫尔托重复了那个问题。

“当然没有说。”雷蒙德说。他脸上微笑的表情消失了。

“那么，作为你来说，你想知道吗？”

“反对。”

“莫尔托先生，这个问题你要换个问法。你应该问，根据证人对萨比奇先生工作性质的了解，证人会希望萨比奇先生告诉他这个事实吗？”拉伦帮检方的忙，这很少见。这是我一直以来担心的，我看到雷蒙德也很惊讶。

莫尔托按照拉伦的建议，又重新问了这个问题，雷蒙德的回答让我陷入了相当不利的境地。

“我当然希望他能告诉我。如果他告诉我，我绝对不会让他去调查这个案子。那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大家应该知道，检察院是有准则的，绝对不会出于私人的原因随意行事。”他没有理由地加上了最后一句，我看见站在我前面的斯特恩皱起了眉头。

莫尔托开始问雷蒙德最后几个问题了。关于我那次在他办公室里的表现，雷蒙德如实地说起了我当时的反应，他说，我不顾他和梅可的警告，大发雷霆。

“说一说萨比奇先生离开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他看上去很激动，非常生气，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智。”

莫尔托看着尼可，然后说，没有问题要问了。

拉伦宣布休庭片刻，再进行交叉询问。我去上洗手间，从隔间出来的时候，看到了尼可。他头上已经没有几根头发了，完全不用梳子梳，他正用手指拨弄着。当他从镜子里看到我的时候，他眨了眨眼。

“这个证人还不赖吧？”他问。我不懂他的意思，我不知道他这是随口一说，还是故意炫耀。我总是觉得，尼可的情绪有点不太对劲。他在这个案子上一直有点找不到方向的感觉——那天传讯的时候，他居然还主动找我握手。他是那种从来不会和别人当面发生冲突的人，尤其和对熟人。我还记得他的妻子戴安娜出轨，他们离婚了，但当戴安娜被那个男人抛弃以后，尼可居然还让她在自己家里暂住了好几周。尼可看出了我的犹豫，“我的意思是说，你必须得承认，雷蒙德是个还不错的证人。”

我擦干手，我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尼可到了今天，还是希望我不要讨厌他。天哪！这个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也许他还没到没救的程度。如果是雷蒙德，这个时候对我一定是冷若冰霜了吧。我没有必要对尼可拒之千里，我微微笑了笑，喊着他的外号。

“是比克拉波特尼可太太好多了，拖拉王。”

“雷蒙德先生，你说你曾经和波尔希莫斯女士有过私人的关系，对吗？”

“对。”

“你还告诉我们，如果萨比奇先生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有私下的关系，你认为他应该告诉你？”

“我是后来才这么认为的，”雷蒙德小心翼翼地说，他并不希望表露出任何嫉妒的情绪，“我觉得，在调查一开始，作为一名职业的检察官，他有义务告诉我。”

“雷蒙德先生，你自己认为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之间有没有私人关系？”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雷蒙德说，“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斯特恩显然很不满意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回答。他一动不动地盯着雷蒙德，他希望陪审团也能够注意到雷蒙德这种绕圈子的态度。

“请回答我问你的问题。你还记得我的问题吗？”

“记得。”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回答？”

雷蒙德动了动嘴唇，半天才开口，“对不起，斯特恩先生，我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

“谢谢你。”斯特恩走开了，“但如果说，真的存在这样的情况，你认为，一个正直的检察官应该会对上司坦白吧？”

“应该是的。”

“我明白了。”斯特恩说。他又看了雷蒙德一会儿。斯特恩长得又矮又胖，但在法庭上，他却散发着强大的气场，他和镇定沉稳的雷蒙德势均力敌。此时，雷蒙德坐在证人席，双手叠放在腿上，等着斯特恩的下一个问题。如果雷蒙德能够应付好这一切，那他的表现和声望大概会让他接下来成为全市最出名的律师。而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现在正在询问他的人，在以后的很多年，他们肯定会在不少案子中并肩作战。对斯特恩来说，维持好他和雷蒙德之间的良好关系要比打赢我的官司更重要。在辩护律师这一行里，最基本的生存原则就是与同行处理好关系，他们共同的对手都是州检察院。

我明白这一切，所以，我把自己的情绪摆在一边，我告诉斯特恩，我不介意他对雷蒙德采取友好的态度。斯特恩之前也曾经说过，雷蒙德已经在公众的视线中出现了很多年，无论情况怎样，我们都很难动摇他的可信程度。但斯特恩目前对雷蒙德的态度，既不算太严厉，也不算太温和。也许斯特恩认为，之前莫尔托对雷蒙德询问造成的影响已经无法弥补了。但我没有想到，斯特恩会这样突然发起进攻。其实有一些事情，如果问雷蒙德，他还是很愿意说的，比如，让他表扬一下我过去在检察院的出色工作。一般来说，询问证人的技巧是，在发起进攻之前，要问出尽可能多的信息。

“那么，如果是你自己，你也认为应该向上司坦白？”

“我会努力说清楚的。”

“如果你是上司，你会把与案子有关的情况向替你查案的下属说明白吗？”

“斯特恩先生，再说一遍，我会努力说清楚。”

“那么，在检察院，波尔希莫斯女士的谋杀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案子吧？”

“当然，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关键的案子。”雷蒙德说这句话的时候，看着我，他的目光严厉而冷峻。

“但是，尽管你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子，你却没有把和案子、和波尔希莫斯女士有关的所有情况告诉萨比奇先生，是不是？”

“我已经尽量说清楚了。”

“是吗？那么波尔希莫斯女士死前正在查的案子是不是很重要的信息？因为，也许正是这些案子中的某个嫌疑犯对她心怀怨恨，才杀害了她。”

雷蒙德突然明白了斯特恩的意思，他往后一靠，但似乎还没有放弃。

“重要的并不只那些。”

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律师一旦坐上证人席，还真不一定就是很好的证人。雷蒙德是想说，卡洛琳私下查的那个案子并不重要，但斯特恩很快就让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执法机关里的人是不是经常都会害怕自己曾经处理过的犯人来报复？这样的报复是不是经常发生？如果检察官和警察会被自己调查的嫌疑人伤害，甚至被杀，那整个执法系统还要怎么继续呢？在波尔希莫斯被杀之后，媒体是不是曾经猜测过，是她以前起诉过的某个犯人来报仇了？几个问题过后，雷蒙德已经明白了自己的败局，所有的问题，他都只回答了一个简单的“是”。

“所以，波尔希莫斯女士正在查的案子都是很重要的信息，对吗？我们应该要搞清楚她正在调查谁，在调查什么，对吗？”

“对。”

“雷蒙德先生，虽然你明白这一点，但是，在波尔希莫斯女士的谋杀案调查开始之后，你还是亲自从她的抽屉里拿走了一份文件资料，对吗？”

“对。”

“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案子，对吗？”

拉伦靠在椅背上，看着斯特恩和雷蒙德一问一答。之前，他对这两位著名大律师之间的较量显得饶有兴趣，现在，却突然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律师，这和本案有什么关系？“

斯特恩一时说不出话来。

“法官大人，我觉得这其中的关系非常明显。”

“我没觉得。”

“证人在之前直接询问的时候说过，萨比奇先生没有对他说出和谋杀案有关的信息，我方有权询问雷蒙德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的标准是怎样的。”

“雷蒙德先生是检察长，斯特恩，你这是混淆。”法官说。

意想不到的救援来了，尼可站了起来。

“法官大人，我们对对方律师的这个问题不反对。”

拉伦朝尼可看了一眼。莫尔托立刻抓住尼可的胳膊。我猜，尼可是希望我们继续讨论职业道德标准的问题，他觉得，这样会让陪审团更加觉得我违背了职业道德。但这次，他完全没有摸清楚状况。我看着尼可坐下来和莫尔托交头接耳的样子，我就猜到，他并没有明白斯特恩问题的深意。我怀疑他根本不知道那个B类案件的事，或者已经忘记了。我写了一张小纸条，准备在休息的时候递给斯特恩：雷蒙德跟谁说了B类案件的事？莫尔托？尼可？还是都没说过？

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机，斯特恩很快又问：“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案子，是不是？”

“是的。”

“它涉及了……”

拉伦再一次不依不饶地打断了。

“我们并不需要知道检察院调查案件的内部细节，我提醒你，斯特恩先生，很多详细的信息都是应该保密的。再说，这个案子你自己也说了，很敏感。”

“好的。法官大人，我并没打算泄露什么秘密。”

“好吧。”拉伦说，他笑了，但脸上明显带着不信任的表情，他转过头看着桌上的水瓶，正好那也是陪审团坐的方向，“继续。”

“实际上，这个案子非常非常敏感。雷蒙德先生，你在指派波尔希莫斯女士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是不是？”

“是的。”

斯特恩迅速列举出雷蒙德没有告诉过的人：梅可、特别调查组的主任麦克·多兰，还有其他三四个人的名字。他列出的最后一个人是我。雷蒙德对每一个名字都点头承认。

“而你最后把档案交给萨比奇先生，是因为他亲自跟你说，他发现波尔希莫斯女士的办公室里有一份文件不见了，是不是？”

“是的。”

斯特恩在法庭上绕着走了一圈，好让大家都有时间思考。雷蒙德的光辉形象被打碎了，陪审团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

“波尔希莫斯女士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女人，是不是？”

“我觉得这要取决于你说的野心是什么意思。”

“她享受公众的关注，她希望在检察院往上爬，是不是？”

“是的。”

“是她想调查这个案子的吗？”

“应该是的。”

“那么，雷蒙德先生，你把这个非常敏感的案子指派给了波尔希莫斯女士，当时你们在私下交往，她很想查这个案子，你就满足了她的要求，并且，这件事只有你们两个知道，是不是？”

雷蒙德开始在座位上扭来扭去，他明白斯特恩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余地。他微微弓着腰，在我看来，这副似乎是很想逃走的样子。

“我真的不记得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把那个案子分给她的了。”

“那么，让我来提醒你。”斯特恩拿过来一个文件夹，给雷蒙德看了文件夹封面上的日期，又提醒他之前说过的关于他和卡洛琳交往的时间段，“所以，”他作出结论，“你是在和波尔希莫斯女士私下交往的阶段，把这个非常敏感的案子分配给了她，是不是？”

斯特恩静静地站着，看着雷蒙德。

雷蒙德说：“是的。”

“你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是不是违背了检察院一般的工作程序？”

“我是检察长，我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可以例外。”他明白了拉伦话中的暗示。

“你为波尔希莫斯女士作出了这个例外的决定，是不是？”

“是的。”

“一般来说，这样的案子应该分配给更有经验的律师，是不是？”

“一般来说，会这样考虑。”

“但这一次，你作出了例外的决定。”

“是的。”

“所以，即便是在你和波尔希莫斯女士的私人关系结束后，这个案子还是会让你想起你们之间的秘密，是不是？”

“是的。”雷蒙德说。他露出了一个很久未见的微笑，“但我并没有改变决定，让她停止查案。”

“是因为你怕觉得尴尬吗？”

“我倒没有这样想过。”

“当萨比奇搜集有关波尔希莫斯女士所有案件的资料时，你就没有想起来，你曾经去过她的办公室，偷拿了一份文件放在你自己的抽屉里？”

“大概是忘记了。”

“你不是蓄意隐瞒吧，雷蒙德先生？”

“不是。”

“当时你正在参加竞选，是不是？”

“是的。”

“竞选形势非常激烈吗？”

“非常激烈。”

“后来，你在竞选中失败了，是不是？”

“是的。”

“这次竞选中你的对手就是尼可·德拉·戈迪亚先生，他曾经是你们检察院里的一位副检察官，在那里也有很多朋友，是不是？”

“是的。”

“雷蒙德先生，你在这次激烈的竞选中，难道就不担心尼可先生的某一位朋友会泄露风声，告诉尼可，你把一个重要的案子给了和你上过床的助手吗？”

“也许当时曾经想过。谁知道呢？斯特恩先生，当时的情况很混乱。”

“我再问你一遍，”斯特恩说，“关于你和你的下属有私密关系这件事，你是不是在努力隐瞒？”

“我当然不会随便说出这样的事。”

“当然不会，因为大家会觉得你们的这种行为违背了职业准则。”

“也许吧，但其实也不算是违背了职业准则，我们俩毕竟都是成年人了。”

“我明白。也就是说，虽然你们之间有着这样的关系，但你对自己在工作上的判断和决定都还是有信心的？”

“非常有信心。”

斯特恩慢慢朝雷蒙德走去。他走到证人席前面，伸出手，撑着栏杆，和雷蒙德只有几步之遥。

“那么，雷蒙德先生，你来到法庭后，看到这个曾经忠心服务你十二年的人，现在，他命悬一线，你告诉我们，你对他也有一样的信心吗？”

雷蒙德和斯特恩四目相对，我看不清雷蒙德脸上的表情。他终于转过脸，他现在看着尼可的方向，有点胆怯的样子。我不知道他是在寻求帮助，还是在表示歉意。

“我只是希望他当时能对我直言相告，就是这样。如果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他和卡洛琳的关系，那么，他的面子上会好过一些，我的面子上也会好过一些。”

一个陪审员说：“嗯。”我听到了，但不知道是谁，其他人都低下了头。我不明白为什么雷蒙德的回答会带来这样的效果。指纹报告、纤维分析报告、我家里的电话记录仍然都还是如山的铁证，但雷蒙德的这个回答，这却成了扭转我们局势的关键。莫尔托和尼可让雷蒙德上庭作证，是因为他是众人的榜样，是一个严格遵守原则和标准的人。现在，一切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斯特恩虽然没有明说，但已经成功向陪审团传达了他想要传达的信息，就像他在科琳·麦克加芬案里的表现一样。“那又怎样？”他说，“就算萨比奇先生和死者有过亲密的关系，就算他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那不也就和雷蒙德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吗？”我只是出于尴尬，才没有坦白一切，大家都能理解。我没有说出我和她的关系并不代表是我杀了她，前者只是隐瞒，后者才是犯罪，斯特恩将这两者分得清清楚楚。

斯特恩走了，他让雷蒙德继续坐在那里。雷蒙德叹了几口气，拿出一条手帕。斯特恩回到我们桌子旁边时，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也用一只手压住了他的那只手。这只是我下意识的举动，但一两个陪审员注意到了，他们似乎很赞赏我们之间的这种默契。

“让我们再说说另一个话题，雷蒙德先生，你是怎么认识萨比奇先生的？”

斯特恩一边问，一边朝雷蒙德走过去，我在桌子下面朝他做手势，我忘了告诉他不要问这个问题了。

“或者，我们不要再纠缠过去的历史了。”他立刻装作很随意地改口了，“如果法庭允许，我收回这个问题。实际上，法官大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能不能先去午餐，下午再继续。”

“没问题。”拉伦说。在雷蒙德的这番证词之后，他显得特别清醒。在他离开法官席之前，他看了雷蒙德一眼，雷蒙德还是一动未动。

29

“你对今天上午的情况怎么看？”斯特恩一边问，一边伸手拿点心，“你尝尝这个玉米卷饼，拉斯迪。做法很简单，但真的很好吃。”

斯特恩自从开庭以后，每天都是边吃午餐边工作，但这并不是他一贯的习惯。他应该是那种会在中午好好吃个饭、休息一下的那种人，今天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雷蒙德上庭作证的原因，他把我带到了他经常吃饭的这家餐厅——在全市最高的摩根大厦的四十六楼。从这里，能够看到河流蜿蜒曲折地流向远方，还能看到城市里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就像一个鞋盒挨着一个鞋盒。如果拿上望远镜，说不定能看到我在尼尔林的家。

我原本以为，通过这个案子，能和斯特恩更加熟络一些。我很喜欢他，我一直很尊重他的专业能力，现在，对他更是钦佩。但我觉得，我们还算不上朋友。也许是因为我只是他的一个客户，还是受到谋杀起诉的客户。但斯特恩对人性的看法很深刻，我认为，只要是他真正喜欢的朋友，做出再可怕的事情，他大概也会不离不弃。如果说，在和我的关系上，他真有什么顾虑的话，也应该是他内心对自我的约束。他在职场和生活之间划分了一条明确的界限，我怀疑没有任何人能够越过。他已经结婚三十年了，我见过他的妻子克莱拉一两次。他们有三个孩子，分散在全国各处，最小的女儿明年也将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我仔细想了想，还真没有多少人敢说自己和斯特恩的关系很密切。他在任何社交场合都是那么彬彬有礼、能说会道。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巴巴拉父亲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斯特恩能用犹太语讲故事，还讲得非常好，这种本事我当然没有，但他在私人关系上有非常严格的界限。我根本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尤其是他对我的真实想法。

“我对今天上午的情况有两个看法，”我一边说，一边拿个玉米卷饼，“我觉得进展得非常顺利。另外，你对雷蒙德的询问非常棒。”

“嗯。”斯特恩说。他虽然是个谦虚的人，但和所有知名的大律师一样，也是很自我的。他摇摇头，但又沉默了片刻，似乎是在回味着我对他的赞扬。我们从法庭出来的路上，好多记者和旁听观众也都在悄悄表达着对他的钦佩。斯特恩虽然才完成了一半的交叉询问，但已经有了一种胜利在望的感觉，“他那是自找的。在这个案子开始之前，我都没有察觉到他是一个那么自负的人。不过，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能问出什么样的结果。”

“你已经让他很尴尬了。”

“当然。总有一天，他会报复我的，但目前还不是我们的问题。”

“我很意外拉伦会那么保护雷蒙德，我原本以为他会保持中立。”

“拉伦从来不担心别人觉得自己中不中立的问题。”斯特恩坐下来，服务员给他端来了盘子，“嗯，”他说，“我只是希望我们以后都能有这么好的运气，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拉斯迪，在这次审判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交叉询问，”他说，“我们才只进行到第一个交叉询问的中间。”

“另一个是对利普兰泽的询问吗？”

“不是。”斯特恩微微皱了皱眉，显然是想到了利普兰泽的证词，有点不高兴，“对我们来说，利普兰泽并不难应付，我说的是熊谷医生。”

“熊谷？”

“对，”斯特恩点点头，“你也知道，检方这个案子中最重要的就是物证。为了充分利用这些物证，尼可必须找一个科学鉴定专家来。他不可能在结案的时候，自己站在陪审团面前，摆出一堆猜测和推论，他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支撑。所以，他会传唤熊谷出庭。”斯特恩吃着午餐，显然吃得很享受，“别怪我班门弄斧，我还不太习惯在另一个律师面前分析案情。总之，熊谷的证词会很关键。如果他表现很好，那么，他会巩固检方已有的进展。但他的证词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是我们削弱指纹、纤维这些物证的唯一机会。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物证都是无懈可击的。但如果我们能够让熊谷表现得不值得信任，那么，所有这些物证的可信度都会受到影响。”

“你打算怎么做？”

“嗯，”斯特恩似乎是陷入了沉思，“你问到了最难的问题，我一会儿要仔细想想。”他手里拿着面包刀，敲着桌子，目光投向远处的天际，但好像又什么都没有看，“熊谷不是个招人喜欢的人，陪审团不会喜欢他的，一切顺其自然吧。哦，对了，”斯特恩突然回过头看着我，“我刚才差点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我不能问你和雷蒙德是怎么认识的？”

“我认为，你应该不会想让陪审团知道一个南斯拉夫的自由斗士被关进联邦监狱的故事。”

“你说的是你父亲吗？哎呀，拉斯迪，我那天临场发挥，提到了你父亲的事，我得向你道歉。我站在那里的时候，那些话突然就冒出来了，你能明白吗？”

我告诉斯特恩，我都明白。

“你父亲曾经进过监狱？是怎么回事？是雷蒙德担任过他的代理律师吗？”

“不是，当时，父亲的律师是斯蒂文·穆凯伊，雷蒙德只去了法庭几次，我和他就是这么认识的。我当时非常烦恼，他对我很好。”

“穆凯伊是雷蒙德的另外一个搭档吧？”当时，穆凯伊、拉伦和雷蒙德是有名的三人组，“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我当时还在法学院读书，穆凯伊是我的教授。当我父亲收到传票后，我就去找他了。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原本以为我当不成律师了。”

“会让你认为自己连律师都当不成？天哪！你爸爸犯的是什么罪？”

“偷税，”我说。我终于吃下了第一口午餐，“我父亲二十五年没有纳过一次税。”

“二十五年，唉！你觉得鱼好吃吗？”

“很好吃，你想不想尝点？”

“好，谢谢你！这里的鱼做得非常好吃。”

斯特恩继续说着。他面前摆着银质的高档餐具，周围是穿着彩色制服的服务员，他显得很真诚、很放松。这里是他的静修地，再过四十五分钟，他又要对全市最著名的一位大律师继续进行询问了。他和所有的行家一样，对自己的直觉有着无比的自信。他努力过了，剩下来的，就靠灵感发挥了。

我们快吃完饭的时候，我把自己上午作的记录拿给斯特恩看。他对我说：“很好。”但有些事，他显然已经打定了主意不予回应，“他说你看上去失去控制了？你受了冤枉，生气是理所当然的。”

斯特恩看到了一个朋友，一个红头发的老人，斯特恩起身去和他打招呼。我继续看着从法庭里带出来的记事本，上面绝大部分都是我和斯特恩之间交流的内容。我转过头，看了看窗外城市的风景，又想到了我的父亲，和往常一样，这样的怀念总是带着一种绝望的情绪。在父亲被起诉的那段时间里，我对他非常气愤，这既是因为我自己的挫败感，也是因为妈妈刚刚生病，他居然还敢惹出这样的事来，实在不可原谅。那天，我在穆凯伊的办公室外看到了他，一种忧伤的感觉虫子一样慢慢吞噬着我的心。父亲原本极其注重个人卫生，但当时大概他已经心烦意乱，连胡子都忘了刮。他的胡子长得很快，满脸都是灰白的胡茬。他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不停地转着，还破天荒地系了条领带，但系得乱七八糟，衬衣的领口也是脏兮兮的。他坐在椅子上，显得很瘦，衣服空荡荡的。他盯着自己的两只脚，他看上去老了很多，而且显得很害怕。

我不敢相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害怕的样子，他一直以来都是个强硬、沉闷又冷淡的人。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他，他很少跟我说起他以前的事。有关他的一切，我几乎都是从亲戚那里听来的。他的父母被枪杀，他逃离故乡，还有他年少时曾经被关进过集中营。我九岁还是十岁的时候，我表哥伊莱告诉我，我父亲曾经看到过很多人生吃一匹马。这个故事让我做了差不多一周的噩梦。表哥说，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有一匹老马倒了下去，被冻僵了，就那样在雪地里躺了三天。后来，一个看守让犯人们把马拖进围着铁丝网的集中营里。犯人赤手空拳就扯开了马匹，撕下了马肉。有些人还想煮熟了再吃，但有些人已经当场咬了起来，我父亲目睹了这一切。后来，他活着走出了集中营，来到美国。现在，在差不多三十年后，他坐在律师穆凯伊的办公室里，脸上害怕的表情仿佛是看到了历史在重演。我当时二十五岁，突然，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父亲一生的经历，明白了他的悲剧也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深深的烙印。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以前从来没有明白过的一些事，我开始觉得悲伤。

穆凯伊让我父亲主动认罪，以换取轻判。副检察官说不会判超过一年，主审的哈特利法官是个很善良的老头，最后只判父亲入狱九十天。他在牢里的时候，我只去探望过他一次。当时，母亲已经病入膏肓，我实在没有心情去管他。

我去看他的时候，问他好不好，他四周看了看，仿佛才反应过来自己身在何处，他嘴里咬着一根牙签。

他说，比这再难的时候他都挺过来了。他又恢复了强硬的姿态，但我觉得，这比他害怕的时候更加让我不安。他是一个固执又自负的人，对自己的不幸遭遇，总是以一种骄傲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态度不仅让他深受其害，最终也让我深受其害，他却说这是成熟的标志。如果奥运会里有自大这个比赛项目，他大概可以拿冠军。他安然度过了监狱里的日子，他对我没有任何感激，对给我造成的麻烦也没有任何道歉，更加没有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愧疚，他并不知道束缚自己的真正牢笼是什么。他已经人到晚年了，三年之后，他就去世了。虽然之前他做出种种令我失望的行为，但直到他去世，我才算真正原谅了他。

下午接着上午的询问继续，我们的询问对象仍然是雷蒙德。斯特恩一开始就问到了我在三月份给卡洛琳打的那些电话，雷蒙德很快就记起来，当时，卡洛琳是在准备起诉一个强奸惯犯。雷蒙德还承认，我作为副检察长，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手下的检察官准备起诉的文书，尤其是在复杂的案子中。斯特恩说，卡洛琳要准备出庭，而我白天也有着繁忙的工作安排，我们当然有可能在晚上打电话商量一下公事，或是安排起诉的时间，雷蒙德表示了认同。

然后，斯特恩又从电话谈到了我在选举结束后的那个星期三在雷蒙德办公室里的行为。我当时曾经明确表示，卡洛琳被杀当晚我是在自己家里的，检方后来把这作为我的证词，斯特恩当然要在这上面大做一番文章。

斯特恩一再强调，我的证词是我自愿给出的。梅可女士是不是让萨比奇先生什么都不要说？你，雷蒙德先生，是不是也让他不要说？你是不是严厉警告过他？你是不是让他闭紧嘴巴？但是，他还是说了，他明显很生气，是不是？他的言行举止不像是事先谋划好的吧？他的话是脱口而出的吧？然后，斯特恩又详细解释道，作为一名检察官，应该最明白乱说话可能造成的后果。实际上，他也就暗示了，像我这样一个有司法工作经历的人，如果有仔细思考后果的时间，不可能会说出那些话，尤其是在当时的状况下。斯特恩又说，当时我作为谋杀案的调查负责人，如果真的杀了卡洛琳，那我一定会事先编好说辞。只有一个真正清白的人，才会被突如其来的指控激怒，才会有那些本能的反应。看着斯特恩询问雷蒙德的样子，我似乎预料到他的结案陈词会说些什么，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不让我上庭作证的原因。萨比奇在他第一天被指控杀人的时候就已经立刻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他还有什么能补充的呢？

陪审团都清楚了我当时的反应，斯特恩开始说起了我的人品性格，他让雷蒙德详细叙述我作为一名副检察长的工作表现。实际上，他是从我在《法律分析》杂志社的工作开始一直往下说的。莫尔托表示反对，说这与本案无关。斯特恩解释道，雷蒙德曾经质疑我在谋杀案调查中的立场，所以，陪审团有必要充分了解我的工作背景，才能判断雷蒙德对我查案不力的评价会不会只是我跟他之间关于查案手法、进度的不同看法造成的。这个理由基本上无懈可击，拉伦让莫尔托坐下。于是，关于我的人生故事又开始继续。

“所以，在差不多两年前，”斯特恩终于问道，“当你的副检察长塞内特先生搬到圣地亚哥以后，你让萨比奇先生接替了这个职位，是不是？”

“是的。”

“可不可以这么说，副检察长是你在整个检察院里最信任的人？”

“可以这样说，我认为，他也是最能胜任这个职位的人。”

“很好。你们检察院一共还有一百二十名检察官，是不是？”

“差不多。”

“其中包括尼可先生和莫尔托先生，是不是？”

“是的。”

“但你选中了萨比奇先生？”

“是的。”

尼可抬起头，颇有些生气，但他和莫尔托都没有表示反对。斯特恩慢慢地通过这些问题，暗示了这可能就是造成尼可、莫尔托和我之间矛盾的原因。有两个陪审员似乎一边听，一边点着头。

“你和萨比奇先生并肩工作了十二年多，你对他的判断力和人品应该有着绝对、完全的信任，你认为萨比奇先生是不可能杀人的吧？”

这个问题很有分量，很有争议，但用意也显而易见。莫尔托表示反对，但拉伦说“反对无效”。雷蒙德认真思考了半天，才作出回答。

“我确实认为他不可能杀人。”他说。这个小小的让步似乎对陪审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斯特恩一开始要对雷蒙德咄咄逼人——他必须亮出自己的观点。不是对陪审团，而是对雷蒙德。因为，有些事情是雷蒙德在走进法庭时，自己都没有想清楚的。

“很好。你认为萨比奇先生在查案的过程中，需要事事向你汇报请示吗？”斯特恩问。我猜，他可能是想为我迟迟没有催要指纹报告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一般都会给自己的属下一定的自由。”

“很好。那么，雷蒙德先生，萨比奇先生在调查波尔希莫斯女士的谋杀案时，他是知道你对他的信任的吧？因为你们过去一起办了很多案子，还包括不少大案要案，你都表现出了对他的信任。”

“我不知道他的想法，但在以前办案的时候，我确实很相信他。”

“比如说，”斯特恩接下来说的话，大家都没有料到，“你曾经让萨比奇先生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解雇尼可先生，是不是？”

尼可猛地站了起来，拉伦很不悦，他立刻让双方律师退席。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会把律师叫到一起，开个小会，但拉伦为了不让陪审团听到我们说话的内容，让我们离开法庭，站在他法官室外面的一个小厅里说话。

尼可、莫尔托、肯普、斯特恩、我，还有一个法庭记录员跟着拉伦从后门走出了法庭。大家都看出来了，法官对斯特恩很不满。法官认为斯特恩最后的那个问题太不恰当了。

“我们现在是在干吗？”他问斯特恩，“翻老皇历吗？这是把打官司变成了人品之间的较量吗？”

莫尔托和尼可说个不停。他们说，检方和被告之间过去的矛盾和本案并没有关系，拉伦显然同意他们的说法。

“法官大人，”斯特恩说，“我们并不是想指控尼可先生存心报复，故意对萨比奇提出了这样的诉讼。但我们认为，这件事可能会说明他现在为什么会受到误导，以及他是怎样受到误导的。”斯特恩没有明说，但却暗示了误导尼可的正是莫尔托。斯特恩从一开始就非常小心，他一直以来针对的就是莫尔托，而非尼可。尼可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陪审员都认识他，而莫尔托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又或者，是因为莫尔托一开始就承诺不会上庭作证，斯特恩想好好利用这一点。

“斯特恩先生，尼可有没有受到误导，为什么受到误导与本案无关。你不会是想要从这上面做什么文章吧？”

斯特恩严肃地说：“法官大人，我们认为，萨比奇先生在这个案子中极有可能是被陷害。”

我倒退一步，我很震惊。几周前，斯特恩明确表示不会采用陷害论的辩护策略，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想过这件事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没有提出这一说法，但一切的进展都还顺利。难道雷蒙德的证词真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我已经不明白我的辩护律师到底是想采用什么样的辩护策略了。就在之前，我还以为他向陪审团传达的是这样一个信息：莫尔托想得到萨比奇的职位，所以，才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着急地提起对萨比奇的诉讼，而尼可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对萨比奇本就有些不满。这就是桑迪·斯特恩，他总是洞悉人性的弱点，总是能潜移默化地把自己的观点传达给陪审团，从而削弱检方的可信程度，从而说明我被指控——这个荒谬的错误是如何产生的。而这种潜在的影响往往陪审员都心甘情愿接受。抛出我被陷害的这个说法是一个很大胆的策略，我和斯特恩之前一致同意，不值得冒这个险。现在，他突然这样说，我都还没有准备如何应对。法庭上的一切都会有记录，公众很快就会知道。记者在休息时间会把法庭记录员包围起来，恳求她念出记录的内容。我似乎看见了报纸明天的头版头条：律师声称，萨比奇是被陷害。天知道那些陪审员会怎么想。斯特恩的这一即兴发挥把我们的赌注大大提高了。

尼可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把这句话说了两三遍。

拉伦看着莫尔托，看他如何回答。

“荒谬。”莫尔托说。

“你的回答已经记录下来了。如果斯特恩先生真要证明这个案子里萨比奇先生是被陷害的，那么，我想，他和检方之间过去的过节就和本案有关了。”

这当然也是斯特恩抛出陷害论的原因之一吧，否则，有些问题就在陪审团的面前无法问出了。

“我得说一句。”拉伦说，“斯特恩先生，你现在是在玩火。我不知道你到底下一步想怎么办。但我要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你最好对检方的应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检方在回不回答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自主权；第二，你最好有直接的证据，否则，我会禁止你在询问证人的过程中提及任何相关的话题，而且我会当着陪审团的面驳回你的问题。”人高马大的拉伦低着头，盯着斯特恩。在这个时候，大概很多律师都会退缩，吓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但斯特恩只是简单说了一句：“我明白了。法官大人，您会清清楚楚地看到我接下来的打算，我们会摆出与之相关的证据。”

“很好。”

我们回到了法庭。

“他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们在被告席坐下来后，我问肯普。他摇摇头，显然斯特恩事先也没有同他商量过。

斯特恩很快就问完了关于我解雇尼可的事，又问了几件小事。然后，他很随意地几句话总结完，回到我们的桌子边。

“快问完了，”他悄悄对肯普和我说，“还有一件事。对了，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问他刚刚在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只是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过会儿再和我细说。肯普告诉斯特恩，他没有要补充的了，斯特恩便又回到证人席前面。

“还有几个问题，雷蒙德先生，感谢你一直以来的耐心。我们之前说过了，你曾经把一个案子交给波尔希莫斯女士处理，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案子。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雷蒙德说，他脸上带着微笑。

“那么，你知道莫尔托先生也被牵扯到这个案子里了吗？”

尼可立马站起来，愤怒地喊着“反对”，拉伦第一次在陪审团面前表达了对斯特恩的气愤。

“斯特恩先生，关于这个案子的问题，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法官大人，这和我方的辩护理由有关。”他指的是所谓陷害论，斯特恩在这里说得很含蓄，是不想让陪审团猜出我们之前讨论的内容，“我必须说出来，我们打算继续对这个案子展开调查，如果有必要，也会提供相关的证据。实际上，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证据。”斯特恩的意思是，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拿出那个B类档案，证明我确实是被陷害的。我再一次被他的话震惊了。拉伦往后一靠，双手抱头，大口喘着气。

“现在，还是不要再继续这个话题了。”拉伦说。

“那还有两个问题。”斯特恩颇为严肃地说，还没等法官说可不可以，他就转过身，问雷蒙德，“莫尔托先生有没有问过你关于那个案子的事？”

“我记得有。在我辞去了检察长的职务以后，他就检查了拉斯迪，也就是萨比奇先生对波尔斯莫斯女士谋杀案调查时的所有资料。”

“那么，这个档案现在在莫尔托先生手上喽？”

“是的。”

“据你所知，他有没有对那个案子展开相关的调查？”

“我不知道。”

“我来回答。”尼可突然开口了，他站了起来，显然已经火冒三丈了。他满脸通红，眼睛滚圆，“他没有展开调查。这个案子只不过是萨比奇故意混淆视听的计谋，他才不会上当。”在陪审团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是很不合适的。但尼可必须抓住这个时机，澄清自己。毫无疑问，他和莫尔托从外面走进法庭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了，要在陪审团的面前为莫尔托作一次明确而高调的辩解。斯特恩没有提出反对，而是慢慢地转过身，看着莫尔托。

“尼可先生，”他说，“这个案子到底是混淆视听，还是为了找替罪羔羊，”他暂停了片刻又说，“我们心里都清楚。”

这是斯特恩对雷蒙德交叉询问的最后一句话。

拉伦这一周都不会再审理我们的案子了。星期五，他要听审其他几个案件。我等着斯特恩给我解释他的新策略，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收拾着桌子上的文件。雷蒙德在走出法庭之前，走过来和斯特恩握了握手，绕着我走开了。

最后，斯特恩终于来找我了。他用手帕擦了擦脸，看上去很轻松。他对雷蒙德的整个询问都很顺利，除了最后那一点儿小插曲。

但我还是很担心，根本没有心思去赞扬他的表现。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你不是告诉我，我们不会指控检方陷害我吗？”

“拉斯迪，很明显，我改变主意了。”

“为什么？”

斯特恩朝我露出一个拉丁美洲人特有的微笑，充满了神秘。

“直觉。”他回答说。

“我们有什么证据？”

“你这倒提醒我了。”他说，他比我矮很多，要把手搭在我肩上还有点难度，于是，他换了另一个表达亲密的动作，整了整我的衣领，“现在，就由你来操心这件事吧。”说完，他转身走了。

30

今天晚上，我说我累了，很早就同斯特恩、肯普道了别。其实，我还有一个约要赴。我离开法庭，给肯尼利打了电话，他在一个名叫“六兄弟”的小酒馆里。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那里的时候，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这片地区是波多黎各人和黑人的地盘，倒并不是没有白人出没，只是，在这里出入的白人不会穿着笔挺的西装，拿着高档的公文包。这里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仓库和工厂，中间夹着住人的简陋小屋。街对面有一家香肠加工厂，空气中全是辣椒和大蒜的味道。六兄弟酒馆和这一路上所有的小酒馆一样，地上铺着复合地板，餐桌上铺着塑料桌布，镜子上方装着灯，门口挂着霓虹灯的招牌，投下奇怪的光影。

肯尼利没有在外面等我。我一走进酒吧，他就站起身，我跟着他走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房里有四张桌子。他说：“在这里没人会来打扰我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虽然笑着，但语气却并不是那么友好。他是警局的主管，而我是被告、是检方起诉的对象、是一个被指控犯下了杀人罪的人。像他那样的警察，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地方。

“谢谢你能来，肯尼利。”

他挥了挥手，让我有话直说。一个女服务员把头伸进来。我本来想说不用喝什么，后来想了想，还是要了一杯威士忌。肯尼利手上已经拿着一杯威士忌了。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四月份我去警局找你的时候，就应该问你的。”

“什么问题？”

“在八九年前，北区分局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意思？”他盯着我，他希望我说得更明白一些。

“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有人受贿了？”

肯尼利喝了一口酒。

“你知道你现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吧？”他问。

“当然知道，我又不是瞎子傻子。”

他看着我，“你想往这件事情上查？”

我告诉了他实情。

“我觉得用不着。斯特恩很有本事，他能打赢的。陪审员都很喜欢他，已经有三个人巴不得约他吃饭了，你从那些人的表情上都看得出来，他今天对雷蒙德的询问也很成功。”

“他们都说尼可没什么胜算。他们说，他对这个案子的起诉太仓促了，是莫尔托在推波助澜。他们还说，如果尼可动脑子想想，他就应该找个你很相信的人，给那个人装上窃听器，让他来套你的话，而不是自己来跟你当面对峙。”我现在才意识到，肯尼利对尼可很生气，我原本还以为他只是喝多了在闹脾气。他对这个案子非常了解，他知道警方犯了个错误，这是他难以容忍的，“我认为你肯定会被定罪的。你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去过她的公寓，还用过她的那只玻璃杯，你撒了谎。”

“你想让我亲口告诉你，我没有杀她吗？”

“那你说啊！”

“我真的没有杀她。”

肯尼利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目光很犀利。我知道，他并不相信我的话。

“你真是奇怪。”他说。

酒吧的女服务员端着我的酒进来了，她穿着一件荷叶边的衬衫，露出一点儿乳沟。她给肯尼利又拿来了一杯威士忌，放在他面前。

“你知道吗？”我一边喝，一边对肯尼利说，“我一直以来也不是很了解我自己。我母亲是个奇怪的女人，跟那些满大街拎着购物袋的女人一样。我父亲在“二战”时期曾经见到狱友吃生的死马肉，他们都对我产生了影响。真的，我人生中的一切都很奇怪。在这个案子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个普通人，就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邻家男人。我经历了这个案子，你今天又告诉我，我是个奇怪的人，我心里好像也有个很小的声音在说，你说得对。所以，我要谢谢你。”我和他碰了一下杯。

我不知道肯尼利有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他盯着我看了半天。

“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拉斯迪？”

“我已经告诉你了，就为了问那个问题。”

肯尼利叹了一口气，“你这个人啊！我今天晚上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我不想到时候听你哭哭啼啼地说什么宪法赋予了你权利之类的话，你以后也别让我出庭作证。”

“这个规矩我懂。”

“我不是很清楚，只是隐隐约约听到过一些事，我没有参与过。事情的内幕很混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记住，这些都是在菲尔斯基来之前发生的。”菲尔斯基是专门为犯人处理保释金的担保人，后来，当保释金的法律规定改变以后，他和几个警察朋友就开始暗中收受犯人的贿赂。有时候，这些警察不让某个证人上庭作证，而他们自己上庭作证时，又会说什么都不记得。再后来，其中一个名叫格拉伯的警察向联邦调查局自首，菲尔斯基和其他三名警官被捕。这是五年前的事，“当时，警局的管理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你有听说过莫尔托参与了吗？”

“你不是说只问一个问题吗？”

“这也属于是那个问题的一部分嘛。”

肯尼利并没有笑，他低头看着手里的酒杯。

“干着这份工作，你就明白了，永远不要把话说死。”肯尼利笑了，“你当然明白，对不对？”他又笑了。他在责怪自己，他认为这些都是他判断失误造成的。他又说，“莫尔托绝对不可能参与，他大学毕业，是戴着光环走上法庭的，这个家伙绝对不会受贿。”

“那卡洛琳有没有参与？”

他摇摇头，但并没说没有，他拒绝回答。

“拉斯迪，我并不欠你的，好吧？！我始终认为你的工作很出色。你刚来这里查案的时候，很多人连黑帮是否存在都不知道，你很努力，我很佩服你，你还做了其他很多事。但你和我一起查案的时候，也不是绝对没有越界的。你别逼我，行吗？”

这就是一名警察的忠诚，肯尼利是那种绝对不会告密出卖别人的人。他喝着酒，看着门口。

“卡洛琳和莫尔托之间有没有什么？就是，私下里的关系？”

“天哪！你怎么老揪着莫尔托不放？那个家伙有什么特别的？”

“这么说吧，他是我最好的选择。”

“什么意思？”

我摆了摆手，没有回答。

“我反正从来没见过他对卡洛琳有什么不正常举动，他们应该只是普通朋友而已。有时候，她也会帮他摆平一些事。”他又喝了一口酒，“和卡洛琳发生关系的不是他。”

“那是谁？”

“我绝对不会说的，”他说，“我已经跟你说得够多了。”

“肯尼利，”我差不多是在恳求他了，他看都没有看我，“唉，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可不是什么八卦小道消息，它关系到我以后的命运。”

“是那个黑鬼。”

“什么？”

“和她上床的是那个黑鬼。”

我一开始没有弄明白，后来，我懂了。

“拉伦？”

“你也去过北区分局，你还记得我们那里的布局吧。以前，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工作。总共只有三扇门，一进门，就是那一个大间。检察长尼可·科斯特拉在那里有一张办公桌，法官也在那里有办公室。法官中午休庭的时候，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休息，卡洛琳就那么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他们似乎不怕别人知道。”

肯尼利说：“上次你去找我的时候，我就差点告诉你了。你还记得吗？我说，她是靠陪睡才爬上去的，我想不通雷蒙德为什么要提拔她。他的老朋友——法官拉伦才是把她弄进来的人，他和雷蒙德之间好像有什么关系。”

“他们以前是同事，”我说，“很多年前的事了。”

“猜到了。”肯尼利说。他脸上带着厌恶的神情，摇着脑袋。

“卡洛琳到底受贿了没有？”

他举起一根手指。“我要走了。”他说，然后，他安静了很久，“有时候，她也会去摆平一些事情，我已经说过了。莫尔托和法官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你应该也听说过。”

“听说过一些。”

“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卡洛琳和谁的关系都好。有时候，她会让法官让步；有时候，她又能让莫尔托让步，她就像个调解员。也许你是对的，也许莫尔托真对她有意思，也许这正是他对法官心存嫉恨的原因。谁知道呢？人都是很复杂的。”他说。

我知道我再也问不出什么了，他最后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很难得了。

我拿起公文包，留下了酒钱。

“你是个好人，肯尼利。”

“我是个傻瓜，真的。明天，大概警局里一半的人都会讨论这件事，我该怎么说呢？”

“我什么都不会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告诉他们实情吧。莫尔托现在已经知道我在查什么了，搞不好，这正是我惹上了这桩官司的原因。”

“不会吧？”

“我也不知道。”我告诉他，“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31

周末我们都在工作，整整两天。给我分配的任务是准备结案陈词，我们希望能够提出申请，要求法官直接宣布本案无效，也就是说，由于证据不充分，陪审团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本案至此终结。这样的申请不见得能批准，因为，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法官必须从对检方有利的角度去衡量各种证据，比如说，尤金妮亚的证词，包括那句“宝贝”，拉伦都必须假定是真的。但是，如果能直接宣布本案无效，那检方就不能再提起上诉了。所以，有些法官，尤其是拉伦，会用这一招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虽然我们的希望很渺茫，但斯特恩还是认为要把准备工作做足。我的任务是寻找类似的案例，也就是说，只有间接证据且缺乏犯罪动机的案例。

星期天的早上，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辩护的策略问题。斯特恩还是不想详细说，他既没有提到我上庭作证的问题，也没有说起其他的证人，我们只是一起分析了检方还剩下的证据。利普兰泽会在星期一出庭。从现在起，检方会开始加速进程。他们接下来的物证还包括：纤维报告、电话记录、指纹报告（如果他们能找到那只玻璃杯的话）、那个说她在公交车上见过我的女佣，最后，还有熊谷。

斯特恩再次强调了那天吃午餐时他对我说的话：我们必须想个办法，让陪审团对熊谷产生怀疑。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检方就会获得很大的优势，迅速结案，而这就会迫使我们必须改变最终的辩护策略。肯普、斯特恩和我一起绞尽脑汁，想如何攻击熊谷的方法。斯特恩和熊谷接触过几次，和大家一样，他也认为熊谷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陪审团可能不太会信任他。我又说了几个关于熊谷的陈年旧事，最后，我提到，在警局的人事档案中，有人曾经对熊谷以前的工作表现提出过投诉，我们应该可以从这个方面仔细查一查。

“太好了！”斯特恩说，“有个检察官在我们这边就是好。”他让肯普立刻提出调档案的申请，同时，要求查看实验室的报告记录。这样，我们才知道熊谷在四月份的时候除了处理卡洛琳的案子，还在处理其他什么案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准备好的申请绝大部分都还没有递交上去，主要是不想引起检方警觉，但目前，检方那边的程序都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我们也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肯普翻了翻记录，确定我们没有遗漏什么。他又起草了一份申请，要求传唤卡洛琳的所有医生，那些医生的名字是我在她公寓里的那个小电话本上找到的。

“还要找电话公司要记录，”肯普对我说，“对比一下你手上的电话记录复印件，看检方有没有伪造。”

“这倒不用了。”我立刻说。我没有抬头，但我能感觉到肯普警觉的目光正盯着我。

斯特恩什么反应都没有，“也许我们不用再传唤更多的证人上庭了，”斯特恩接着说，“就直接用证词怎么样？”证词就是检方和被告方一致认同的证人会上庭说出的证词，如果直接向法庭提交了证词，就不用再传唤证人本人上庭了。斯特恩大声说出这个建议，他认为这样比较好。我们都同意，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毛发和纤维分析组的专家，以及化学鉴证科的人，都没有必要传唤他们上庭。这样，我们可以缩短这些证据在陪审团面前出现的时间。尼可可能不会接受，但也难说。对检方来说，证人不上庭作证有时也是一件好事。

我们作出这些决定后，我和肯普回到了档案室继续查资料，这是斯特恩办公处的一间会议室，四面墙全是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各种法律文书和案件报告。我坐在一张桌子旁，肯普坐在另一张桌子旁。过了几分钟，我发觉肯普正盯着我，但我还是没有抬起头。

“我不明白，”最后，他终于大声开口说，我不得不抬起头，“那些电话记录可能有问题。”

“肯普，饶了我吧，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你自己说过的，我们应该查一查检方是不是对记录做了手脚。”

他的目光中并没有愤怒，而露出一种脆弱。之前他很少这个样子，他穿着牛仔靴和细格子的运动外套，看上去那么年轻而单纯。他认为自己很聪明，不可能会上当受骗。

“肯普，我就是随口一说。在当时那样的状况下，你应该明白的。”

但我看得出来，他一点儿也不明白。我也很烦，他的眼神告诉我，他现在已经不再信任我了。我合上记事本，穿上外套。斯特恩还在办公室里，我告诉他我要回家了。他还在研究尼可那边堆积如山的证据，电话记录、指纹记录，卡洛琳的详细尸检报告。他穿着休闲，毛衣和裤子都很得体，他抽着昂贵的雪茄烟，看起来很放松。

星期一早上，利普兰泽站在了证人席上。开庭的时候，尼可一行人陪着利普兰泽走进法庭，把他团团围住，费尽心机不让我们有任何接触。利普兰泽穿着一套西装，他最讨厌穿西装了，这又是一套很难看的可以正反两面穿的西装。穿上西装的他看上去更像是犯人，而不是警察。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走进法庭的时候，我帮他扶着门，虽然尼可就站在他前面，格勒登尼就站在他后面，他还是朝我挥了挥手，眨了个眼睛。看到他，我的信心更加坚定。

尼可对利普兰泽的询问非常成功。可以说，是他自开庭以来最成功的一次。他问的都是事实，也很快就得到了答案。他知道利普兰泽并不乐意合作，但利普兰泽不会说谎，他只会等着机会，反咬尼可一口，这一点和雷蒙德完全不同。所以，尼可非常小心，他不会给利普兰泽这样的机会。他是一个很专业的律师，他也知道，利普兰泽也是一名很专业的警察。他们都很节制，问答都很简单。

“萨比奇先生有没有告诉过你，他和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有私人关系？”

“反对。”

“斯特恩先生，你反对的理由和你上次反对雷蒙德的理由一样吗？”法官问。

“是的。”

“反对无效。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你们还记得我上周跟你们说过，关于推测性的问题，尼可先生这么说，并不代表那些推测就是真的，你们要记住。请继续。”

我不知道利普兰泽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其实，他的回答很简单，没有。尼可也没有问我有没有向利普兰泽暗示过，或者我们之间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心照不宣，他知道这样的问题很难问好。他只是问我有没有对利普兰泽说过，而利普兰泽也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尼可又问，我是不是曾经让利普兰泽不要去调查我家的电话记录。他还问，利普兰泽是不是曾经好几次催我向警方要指纹分析报告，也就是在卡洛琳公寓里找到的玻璃杯上的指纹。现在，尼可和利普兰泽之间似乎是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我敢确定，陪审团已经知道这其中有些不对劲了。尼可很聪明，他会在最后一刻揭晓答案。等到他问完了所有要问的问题后，他又为我们接下来的交叉询问设了个套，让陪审团知道了利普兰泽和我之间的私交。他问起了我和利普兰泽一起办的案子。

“可不可以这么说，到目前为止，你们之间是类似搭档的关系？”

“是这样的，先生。”

“那么你们作为搭档，是不是也是很好的朋友？”

“当然。”

“很亲密的朋友？”

利普兰泽朝我看了一眼。

“我觉得是。”

“你相信他吗？”

“是的。”

“他知道你相信他吗？”

斯特恩提出反对，利普兰泽不能回答关于我的想法的问题，检方这是在诱导，证人已经阐述了他和我之间的关系。拉伦表示反对有效。

“好吧，那我这么问吧，你是不是一开始就被安排查卡洛琳的这个案子了？”

“不是的，先生。”

“那一开始安排的是谁？”

“是哈罗德·格里尔，是十八区分局的警官，因为凶杀案发生的地点是在他们的管辖范围。”

“他是位称职的警官吗？”

“你这是问我的看法吗？”

尼可很小心，他不想又招来一次反对，也不想利普兰泽反咬他一口。

“萨比奇先生有没有跟你表示过，他对哈罗德·格里尔的查案能力有所怀疑？”

“没有，先生。大家都知道，哈罗德·格里尔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警察。”

“谢谢你。”尼可非常满意地笑着说，“那么，利普兰泽警官，据你所知，是谁作出了这个决定，让你负责这个案子的调查的？”

“是萨比奇先生要求调我来的，你是想问这个吧？他让雷蒙德下的命令。”

“利普兰泽警官，据你所知，被告在警局里有没有比和你关系更好的人？”

利普兰泽耸了耸肩，“他没有说过。”

尼可昂首阔步地走了几步。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警官，你是整个警局里最不会怀疑萨比奇先生犯下谋杀罪的人？”

这是一个可以提出反对的问题。斯特恩本想站起来，但又停住了，他双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这一次，我读懂了他的想法。他看出利普兰泽正在犹豫，他知道，尼可的这次即兴发挥是他犯下的第一个失误。利普兰泽发现了这个反扑的机会，尼可会自食其果的。

“我绝不相信萨比奇先生杀人。”利普兰泽简单地说，这句话让陪审团都听到了。利普兰泽不会费尽心机让尼可出丑，但他一定会抓住机会，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然后，斯特恩站起来，对利普兰泽进行交叉询问。我们昨天晚上曾经讨论过，是不是要对他进行询问。但很明显，到目前为止，检方询问的效果超出了斯特恩的预期。尼可的问话让人觉得，正是因为我和利普兰泽以前良好的合作和友谊，我才选中他来查这个案子，斯特恩必须反击。

“实际上，”斯特恩快要问完时说，“你和萨比奇先生在调查这桩谋杀案的时候，你们也在查另一个案子，是不是？”

利普兰泽显得很困惑。

“在雷蒙德先生的抽屉里是不是藏了一份档案……”

斯特恩没说完，尼可已经站起来大声嚷嚷了。拉伦拿起小木槌，指着斯特恩。

“斯特恩先生，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我不希望再听到关于那个档案的任何事。你在询问雷蒙德先生的时候，就已经很过分了，我绝不允许你又故技重演。”

“法官大人，这个证据对我们的辩护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想在提交我方证据时，继续讨论与这个案子有关的问题。”

“那好，如果这个案子对你们来说很重要，等到那时，我们再把利普兰泽警官叫回来。但我警告你，现在不要再继续问这个问题了，我不想听到你在法庭上重提旧事，听清楚了没有？”拉伦表情严肃地盯着斯特恩。

斯特恩又微微鞠了一躬，低了一下头，耸了一下肩。我发现我已经看不懂斯特恩的举动了。他在陪审团面前被法官训斥，这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不明白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已经让莫尔托对那个档案产生了警觉。他打算做什么？他一再说我们会拿出证据，但其实我们手上并没有任何证据，到时候一定会让陪审团非常失望。我们不能拿出我在那个B类档案里找到的信，因为那只是片面之词，不能作为证据。我不懂斯特恩为什么要那么说，而每次我问他这个话题时，他都是支支吾吾、漫不经心。

这时，斯特恩已经回到了我们的桌子边。

“利普兰泽警官，尼可曾经问过你关于电话记录的问题。”斯特恩拿起记录，“我看过了你的证词，是你先对萨比奇先生提到了他家里电话的事，对吗？”

“对。”

“不是他先提起的？”

“不是。”

“他并没有一开始就不让你去调查他家的电话记录，对吗？”

“对。”

“实际上，他一开始就告诉你，你可能会在波尔希莫斯女士的电话记录中找到他的电话号码，对吗？”

“对。”

“他并没有不让你去查电话记录，对吗？”

“对。”

利普兰泽所有的回答都干脆利落，有这样一个乐于合作的证人，斯特恩的交叉询问进展非常顺利。斯特恩问完，又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利普兰泽看，那是法庭签给电话公司的原始传票。

“你看看，是哪个检察官签发的这张传票？”

“拉斯迪·萨比奇先生。”

“他的名字就在第一页上，对吗？”

“对。”

“电话公司是不是在接到这张传票后，就发来了这些电话记录？”

“你是说在接到传票后？”

“是的。”

“对，他们接到传票后就发来了这些电话记录。”

“其中是不是包括了萨比奇先生家的电话记录？”

“是的。”

“在任何时候，如果你或者任何人想要查看萨比奇先生家的电话记录，都需要出示这张传票，是不是？”

“是。”

“实际上，当莫尔托先生和尼可先生决定查看萨比奇先生家的电话记录时，他们也是靠这张传票才拿到记录的，是不是？如果你不清楚的话，请不要回答这个问题。”

“应该是的。”

“所以，萨比奇先生今天站在这里，接受审判，所依据的证据是他自己签发的传票而得来的证据，是不是？”

整个法庭里的人都在交头接耳。

尼可表示反对，“这个问题存有争议。”

拉伦轻轻地摇着头。

“尼可先生，你想要证明萨比奇先生在调查的过程中阻碍了证据的搜集，以此证明他是有罪的。你们作为检方当然可以这样，但被告也有权证明，你们所出示的证据其实是他主动搜集来的，我觉得这很合理。反对无效。”

“我再重复一遍，”斯特恩站在利普兰泽面前，“萨比奇先生在这里接受审判所依据的证据是他自己签发的传票而得来的，对吗？”

“对。”利普兰泽说，他又急切地加上了一句，“指纹报告也是这样的。”

“确实如此。”斯特恩说，他开始说到了指纹报告，“是萨比奇先生亲自去警局总部见卢·巴里斯特尔瑞催促他赶紧进行指纹比对的？”

“是的。”

“当时雷蒙德先生忙着竞选，萨比奇要负责管理整个检察院的工作，非常忙，但他还是去催要了这份指纹报告，而这份报告现在成了对他定罪的证据之一。”斯特恩当庭陈述。最后，斯特恩问，“他有没有阻挠你查案的过程？”

利普兰泽立刻挺直了身板，“没有。”

“他有没有暗中破坏你的调查工作？”

“据我所知，也没有。”

“实际上，警官，你还告诉过尼可，虽然你知道了这些证据的存在，但这么多年来，你和萨比奇先生共事的经历还是让你对他充满了尊敬和爱戴，你绝不相信他会犯下杀人的罪行。对吗？”

利普兰泽犹豫了，一开始，我以为斯特恩的这个问题问得太绝对了，但我立刻就发现，利普兰泽只是想让自己的回答产生一种语出惊人的效果。

“绝不相信。”他重复道。斯特恩坐下了，他坐下来的时候偷偷看了我一眼，笑了笑，他想让陪审团都看到他的这个小动作。我却第一次产生了一种不好的感觉，陪审团对斯特恩的表现并不满意，他们并没有买他的账。他的那一系列问题仍然没有解释我为什么没有主动向利普兰泽解释我家的电话记录，尤其是在卡洛琳被杀当晚的记录。也没有解释我为什么没有选择让哈罗德·格里尔来负责调查，而他给陪审团留下的印象显然比利普兰泽给陪审团留下的印象要好得多。更没有说明，我当时去找卢·巴里斯特尔瑞是不是利普兰泽和雷蒙德一再催促的结果。最后的那个问题，更是多余。电话记录和指纹报告已经是如山铁证，没有人能够否认。而在斯特恩对利普兰泽的询问过程中，利普兰泽百依百顺的回答更是让人起疑。这一切都非常明显，利普兰泽是我的朋友，他很乐意听任我的律师的摆布。陪审团肯定会想到这一点的，这也是我一直担心害怕的。在法庭上，同样要讲求平衡的原则。利普兰泽成了到目前为止对我的案子影响最大的证人。

下午的局势更加糟糕。检方在询问完利普兰泽后，出示了电话记录，尼可亲自当庭宣读了记录的详细内容。这一次，他终于引起了陪审团的注意。陪审员都是聪明人，都喜欢听直截了当的事实。尼可念电话记录的时候，音调平稳而低沉，念完后，还抬起头看陪审员们的反应。陪审员都听得非常认真，我能感觉到他们都在认真思考掂量着。我发现，作为一名被告，往往会更加敏锐地察觉到法庭上不利于自己的形势变化。

地毯纤维的报告很长，但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尼可同意不用鉴定人员直接上庭作证。从理论上说，这应该是失去了一种直观的感官效果。但这些鉴定人员一般都言辞无趣，而且以自我为中心，书面的证词反而更加简洁有力。况且，在没有证人可以询问的情况下，斯特恩也就没有办法施展他的技巧了。报告的结果对我很不利，除了一个方面，对我稍稍有利一些，那就是在犯罪现场找到的纤维和我所有的衣物纤维都不吻合，但这也很容易解释，我把那天晚上穿的衣服扔掉了，一起扔掉的还有杀人凶器。或者说，那件衣服根本就没掉毛。这些结论是那么显而易见，我觉得整个法庭的气氛都变得凝重起来。我能够感觉到那种沉重感在每一个角落里存在，让这个地方变得安静下来，充满了一种决绝，而不仅仅是一种下午慵懒安静的气氛。所有的听众，包括陪审员都感觉到了一种形势的转变、一种力量的摇摆，它更加符合人们一开始的预期。虽然检方花的时间稍稍长了些，但他们还是重新掌握了对审判的控制权，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但和往常一样，这个粗心又自大的莫尔托还是把我从深渊中拯救了出来。当他读完最后一份报告后，他要求双方律师退席开会。

“这是干什么？”我们在法官室里集合，拉伦问。

“法官大人，”他说，“我们准备传唤指纹专家上庭作证了，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难题。”

肯普朝我调皮地笑了笑。这个所谓的难题我们俩都清楚，他们还没有找到那只玻璃杯。我很感激肯普的这个笑容，它是我们之间信任重新升温的标志，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整整一个下午，我们俩都一言不发、愁眉不展。下午三点半休息的时候，我在洗手间碰到斯特恩，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他朝我耸耸肩。他的目光呆滞而涣散，似乎是说，早知道会有这一天，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而现在，在法官室的这间小厅里，拉伦正在大发雷霆。莫尔托在拉伦愤怒的目光下，一动不敢动。

“你是在告诉我，你们已经找遍了，还是找不到那只杯子吗？”

“法官……”他开口说。

拉伦打断了莫尔托的话，“你可不要现在说找不到，过段时间又找到了，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尼可抓住莫尔托的胳膊，他对拉伦说，他们想再找一个晚上。

“那好，”拉伦说，“你的意思是说今天先休庭，是吗？”

尼可迅速回答：“是的。”很明显，今天的胜利局面让他很满意，他能安然接受法官的批评，他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自信。

“法官大人，”斯特恩说，“我希望法庭还没有决定让检方在没有找到杯子的情况下，就将指纹报告作为证据出示。当然，如果您同意，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能有一些发言权。”

“我完全理解。”拉伦说，“斯特恩先生，你可以就这个方面做一些案例研究，我会很高兴听你的意见。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不想让任何人在我的法庭上走上证人席，说一个他曾经见过但现在还没找到的证物。”他严厉地看了一眼莫尔托，“所以，你今天晚上去查查以往的案例，我明天听你的汇报。而你，尼可先生，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挽起袖子，亲自到那间证物室去好好找找。”

“明白了，法官大人。”尼可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们走进法庭时，斯特恩抬起眉毛，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他似乎是在问我，杯子的丢失是不是和我有关。也有可能是他感觉到了希望，才给我这样的眼神。如果拉伦决定，找不到杯子检方就不能将指纹报告作为证据出示的话，那么，这个案子我就赢定了。斯特恩只是不知道他应不应该充满期待，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真的会考虑将这个证据撤销吗？”我和斯特恩站在我们的律师席后面时，我问他。我们都在等着陪审团回到法庭，好让法官宣布今天的庭审到此为止。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对吧？我们今天晚上得好好研究有关的规定和案例。”

看来，肯普和我又要在图书馆里熬夜了。我点点头，接受了斯特恩没有说出口的指示。

晚上九点半，肯普回到斯特恩办公室的小图书馆，他告诉我，有我的电话。我走到前台去接电话，他留在办公室继续查看我从州高级法庭和上诉庭庭审报告中复印来的各种案件资料，我走到电话机前面，肯普之前已经接了这个电话，电话机上的一个小灯在闪着。我猜是巴巴拉，她每次都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打来，想和我讨论讨论当天的庭审情况，而我也不得不每天晚上打起精神来应付她。

实际上，自从庭审开始以后，我就尽量躲着巴巴拉。我让她每天不要等我，自己先睡。我每天和斯特恩、肯普一起吃晚饭，让她也不用给我留饭。我受不了她对这个案子的强烈好奇，我不想每天很晚回到家，还要和她反复讨论案情。每当听到巴巴拉也来分析这个关系我命运的案子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时，我就浑身不自在。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让这样的讨论使自己更加烦恼。随着检方的证据一天天在我们面前展示出来，我知道她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在目前的状态下，我没有办法去面对她的质问，我不知道是该打消她的疑心，还是该承认。

但当我拿起听筒时，听到的并不是巴巴拉的声音。

“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利普兰泽问，“他们听到你和我的那些成就，应该是恨不得给我们发个奖章才好吧。”

“你的表现很好。”我告诉他。我没有必要说出实情。

“我告诉你，”他说，“今天早上，我出庭之前，施密德来找我了。他说有人希望让我知道，如果我敢在法庭上乱说话，到时候就会安排我去治安最差的地区半夜一个人巡逻，这帮人太不要脸了。”

我“嗯”了一声。我也曾经对一些警察说过那样的话，他们可能和被告的律师有着特殊的私交，可能原本就认识被告，这只是检察官工作的一部分罢了。

“今天晚上我们见个面吧。”利普兰泽说，“说说你要我帮忙的那件事。”他是说查尼奥的事，“我到时候开车送你回去，行吗？你还在办公室吧？”

“大概还要在这里待两个钟头。”

“行。我今天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值班。可以提前点走。要不十一点半在格兰德和金德街的拐角那里见？我会开辆民用车。”

我们的会面像是在演间谍片。我在大堂等利普兰泽，看着一辆车开进我的视线，车迅速停在街边，刚刚下过小雨，路上有点滑，车停下后还往后退了一点儿，停稳后不到五秒钟，利普兰泽就下来了。他比站在证人席上的时候显得轻松多了，但这个时间来见我，仍然不是明智的举动。

我再次表扬了他上庭作证时的表现。“很好。”我说，“因为你都是实话实说。”

“我很认真的，”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去调车上的收音机，收音机里正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这太好了，”他大声对我说，“我们目前在和禁毒署合作查一个毒品案子，希望能够化解两边四月份的那次冲突。其实主要还是沟通不够，所以经常有误会发生。”

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很有意思。”利普兰泽说，“他们派了一个很漂亮的女警察去卧底，让她穿着缉私组收缴来的貂皮大衣，装扮成吸毒上瘾的富家女，想从住在尼尔林的某个人那里买十克海洛因。”

“大概是我的一个邻居。”我说，“那个叫克里夫·纳德曼的家伙，他的鼻子一天到晚都红通通的。”

接下来，我们都没有说话，听着收音机里的路况消息。这些警匪之间的故事，听起来是那么熟悉，我想，我还是很怀念以前破案的时光。由于下雨的原因，收音机的效果不太好，大概一会儿还会打雷和有闪电。我不想先提起尼奥的事，但最终还是开口了。

他说：“我还没有开始查，我会去查的。只不过，我完全不知道该从何查起。我来就是想听你说说，你有什么建议？”

“我也不知道。但是，找一个叫尼奥的男同性恋应该不是那么难吧？去查查餐厅里的服务员，或是室内设计师之类的人。”

“他说不定已经搬到别的城市去了，比如说旧金山，或者是得艾滋病死了。”利普兰泽这么悲观，我也不好说什么。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收音机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噪音，“我能问个问题吗？”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这件事真有那么重要吗？”

“对我来说吗？”

“是的。”

“非常重要。”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是说，你真的觉得这个小混混能帮到你？”

我把之前对他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我想要查清楚一些事。利普兰泽，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了。”

“你是想查莫尔托吗？”

“是。我觉得这件事和他有关，这是我的推测。”我们的车已经快到公交车站了，这个车站任何时候都破烂凋敝，在下雨的深夜尤其如此。我看着那车站，在一片黑暗中它显得有点悲伤，利普兰泽对我不断减退的信任也仿佛笼罩在一片忧伤的迷雾中。与其说他是担心单独查案的风险，倒不如说他是在烦恼对我生出的怀疑。他在猜测这整件事的原委，他大概认为，我想利用这个案子攻击莫尔托，转移法庭上陪审员和法官的注意力，也就是尼可所说的声东击西。我看得出来，利普兰泽不想去查。其实，如果其他人让他去查，他也不想查，我必须利用我们之间的友谊让他帮我这个忙，“至少还是先查查文件吧。斯特恩找来的那个私家侦探波曼说，他压根儿没法从警局搞出嫌疑人的档案。”

“我告诉过你，他们现在管得非常严格。上次你去找肯尼利问话，他们现在都还没饶过他呢。”

我愣住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那种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看见的。”雨滴敲打在车窗玻璃上，空气无比凝重，我现在明白利普兰泽为什么要把这次会面安排得神神秘秘了。“他跟你说了些什么？”利普兰泽问。

“没说什么。他告诉我，很早以前卡洛琳和拉伦曾经在一起过，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利普兰泽说，“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

“他说，拉伦向雷蒙德施压，把卡洛琳弄进了检察院。”

“这倒是有可能。”利普兰泽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

“都是些陈年旧事。是北区分局以前的勾当，你都知道的，但他认为，莫尔托是清白的。”

“你相信他吗？相信莫尔托是清白的？”

“我不想相信。”

“我才不相信他说的，我告诉你。鬼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呢。”

“你和肯尼利是怎么回事？”

“我讨厌他。”利普兰泽简单地说，现在，我们已经开过了尼尔林的大桥，进入了一片漆黑的郊区，离公路上浅黄色的路灯越来越远，“你知道吗，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就看清楚他了。”

“这我倒不知道。”

“唉，”他说，“我看他工作时的样子，和我不是一类人。”

我决定什么都不问。

利普兰泽看着车窗前面，雨刷器的影子掠过他的脸。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他说，“当时一切都和现在不一样。我是第一个敢这么说的人，每个人都不干净。”利普兰泽直直地盯着我，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觉得很不安，“那些皮条客、酒吧老板都和警局内部有关系。到处都是这样，根本没有人会说什么。所以，我并不是在这里要批评什么。”

“有一天晚上，我从一个地方出来，大概是半夜两三点，一辆警车飞快地从街上开过来，然后突然停下了。一开始，我以为是来找我的，所以，我走过去看看。但从车上下来的警察根本没看我，是肯尼利。他当时已经是中士了，比督察高一级，可以单独开一辆车。他看着街对面。在对面一栋楼房的门口，有一个黑人妓女，穿着超短裙、豹纹上衣之类的衣服。总之，我听到肯尼利朝她吹口哨。你知道吗？像是在召唤一只狗或是一匹马。他把警车停进小巷子，走下车，四周看了看，就朝这个女孩走过去，他就这么指着。”利普兰泽伸出中指指了指自己的裤裆，“他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这个女孩就那么站着，等着。肯尼利就那么指着，笑着。他说了几句话，我没有听到，好像是不能拒绝之类的话。总之，最后女孩还是跟着肯尼利走了，唉，她走路的那个样子像是脚里灌了铅，肯尼利还是淫笑着。他们坐上警车。我只看到他的两条腿从车门伸出来，裤子脱到了脚踝，这个女孩就跪在他身上，而那个浑蛋连自己的警帽都没有摘。”

利普兰泽把车开到我家门口。他熄了火，点上一根香烟。“他和我不是一类人。”他又说了一遍。

32

第二天，整整一上午，围绕法律问题，出现了庭审以来的第一次激烈争执。尼可说他们在警局的证物室花了六个小时，把证物搜遍了，还是找不到那只玻璃杯。我们双方都准备好了书面的报告，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指纹鉴定到底还能不能作为证据呈堂。肯普是昨天晚上十二点多开始写我们的报告的。莫尔托写报告的时间大概更晚，因为尼可说他们在证物室找那只玻璃杯一直找到凌晨一点，大家都争得面红耳赤。拉伦回到法官室，认真看了两份报告，又回来听双方的口头争辩。一开始，本来应该只是尼可和斯特恩发言，结果他们都时不时地让副手帮忙，没过多久，就变成了四个律师都在说话。拉伦时不时会打断一下，问一些假设性的问题，有时候甚至会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庭上吵成了一锅粥。斯特恩拿出了开庭以来最猛烈的势头，也许是他终于嗅到了一丝胜利机遇的味道，也许是由于昨天的不利形势，让他感到绝望，决定要孤注一掷。他一再强调，要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份报告，是极其不公平的。尼可和莫尔托则一再宣称，证物从搜集到化验的整个过程都无懈可击。无论这只杯子是否找到，格里尔、利普兰泽和化验室主任莫瑞·迪克曼的证词都应该是有效的。他们的证词合在一起，就可以证明，那个指纹确实是在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从玻璃杯上提取并确认的。

他们之间的唇枪舌剑没完没了，我发现自己的情绪也时而跌落谷底，时而斗志高昂。很明显，法官还无法作出决定。在审判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无论法官作出怎样的决定，都不会超越法律的边界，任何一方的说法都有依据、有道理。拉伦批评尼可和莫尔托在处理证物粗心大意的时候，我觉得，他大概会宣布指纹报告无效。但他们又坦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暗示不应该由于警方的失误而撤销一个如此重要的证据。最后，他们终于说动了拉伦，拉伦作出了不利于我们的决定。

“我允许你把指纹报告作为证物呈堂。”法官说，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然后，他又解释他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让法庭记录员记录下来，这样，如果最后我们还要上诉的话，上诉庭就可以对他的这一决定进行审核了。

“我得说明，我并不愿意这么做，但我知道，这个报告对本案非常重要。这个意外的事件，加上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的一些情况，”法官朝莫尔托望了一眼，“让我也非常理解被告的疑虑。他们说得对，他们一直都没有机会查看这个物证，这是不公平的。检方连这个物证都拿不出来，这个证物是在警局弄丢的。我希望大家都清楚，这么多年来，警局一直在处理和保管证物方面很粗心。我必须说，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才允许检方继续将指纹报告作为证据出示。我想，这份报告应该不是检方伪造出来的。我这样说，绝对不是出于对尼可先生和莫尔托先生的个人信任，因为，玻璃杯最后就是在莫尔托手里弄丢的，”说到这里，拉伦又阴沉地看了莫尔托一眼，“但我认为，检方把证物交给警局后，确实也失去了对证物的控制权。不过，这一切也有可能是检方在故意捣鬼，我会注意的，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次的审判也就到此为止。这是极其严重的犯罪，我想，检方应该不会知法犯法。所以，我允许检方出具指纹报告，同时保留我个人的意见。我会向陪审团作出详细的说明，午餐时间我会好好想想该怎么说，下午两点我们再继续。”

拉伦离开法官席，他让双方律师留一会儿，好把双方的意见都反应在他等会要做的说明中。斯特恩非常沉着，很明显，他相信我们这次一定能赢。我告诉他，拉伦的这个决定让巴巴拉非常生气。

我去了洗手间。从隔间里出来的时候，又看见尼可站在洗手池旁边，他一边洗手，一边在镜子里左看右看，借着灯光查看头顶的头发。

“哦，拉斯迪，”他说，“我们下周会听到你上庭作证的证词吗？”

根据目前本州的法律规定，被告没有义务向检方告知被告方将会有哪些证人出庭作证，被告人是否会上庭作证往往是被告方最严格保守的秘密。明天法官要处理别的案子，我们的案子会在下周一继续开庭。如果说检方不知道我们的打算，那么，他们也就不知道这个周末到底是应该准备对我的交叉询问，还是准备结案陈词。一般情况下，他们必须作好两手准备。

“等到我们决定后，斯特恩自然会告诉你的，拖拉王。”

“有人告诉我说，你会上庭。”

尼可这是在试探我。和上周我们在这里的碰面相比，他现在的态度显得强硬了很多，这才是那个狡诈阴险的尼可。

“也许你们会赢的。”我告诉他，“如果我上庭，你会来询问我吗？”

“一定。”他说，“我不会去问巴巴拉，她是个大好人。”

尼可这又是在试探我。他想知道巴巴拉会不会上庭作证，支持我不在场的证词。也许，他只是想看看，如果是莫尔托去逼问我的妻子，我会有什么反应。

“你真是个懦夫，拖拉王。”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不想再和他说话了。但尼可显然对过去这两天的进展非常满意，仍然不依不饶地缠着我。

“别让我失望嘛，拉斯迪。我真的想听听你怎么说。我有时候会想，你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呢？我必须得承认，我经常会这么想。”

“尼可，如果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你都不敢相信。”

“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转过身，他抓住我的胳膊。

“真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你不是又要说是莫尔托在陷害你吧？”他摸了摸自己身上的衬衫，“你不可能相信是莫尔托在陷害你吧，你真的相信是莫尔托在陷害你吗？”

“那只玻璃杯在哪里？”

“唉，警方什么东西都能搞丢的，你和我都知道。”

“他似乎和尤金妮亚之间配合得很默契。”

“什么？你真的认为是他让尤金妮亚说那句‘宝贝’的吗？拜托了，她只是一时兴起说了出来。我承认，这很愚蠢。他以前也很喜欢卡洛琳，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他视卡洛琳是他最好的朋友，像大姐姐那种。他很崇拜她，所以，他对这个案子非常认真。”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档案，尼可？”

“雷蒙德抽屉里的那个档案？”

“你认真看看吧，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所谓的大姐姐和小弟弟的关系。”

尼可笑笑，摇了摇头，表示他并不相信。但我看得出来，我已经让他起了疑心。我很享受这种感觉，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很了解他。我用纸巾把手擦干，咬紧嘴唇，表明我不会再说什么了。

“那就是这样了吗？这个你所谓的大秘密。这一切都是莫尔托为了陷害你设的局？这就是我等了这么久听到的答案？”

“走吧，拖拉王。”我轻轻说，转过了身，“我还是给你透漏一点儿吧，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我转回来，直直地看着他。

“是你干的吗？”他问。

我知道他会问这个，迟早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我擦干了手，用最最真诚的语气说道：“不是，尼可。”我的口气很轻，我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眼睛，“我没有杀卡洛琳。”

我看得出来，他是相信我的。他的瞳孔睁大了，他的目光迅速黯淡下去，他脸上的表情似乎也发生了变化。

“很好。”最后，他终于说，“你会很好的。”然后他笑了，“所以，这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你真是被冤枉的？”

“你滚吧，拖拉王。”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们都笑着走出了洗手间。当我抬起头时，我发现斯特恩和肯普都在看着我，他们站在走廊里没多远的地方，和那个私家侦探波曼商量着什么。波曼个子很高，有个大肚子，系着一条鲜艳的领带。斯特恩的表情很恼怒，也许是因为看到我和尼可在一起生气了，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他挥了挥手，让肯普和波曼先走，然后准备一个人回到法庭。肯普和波曼走了几步，然后又回头找我，我们看着尼可跟在斯特恩后面也走进了法庭。

“今天下午我不在这里。”肯普说，“有个新发现。”

“是好事吗？”

“很好的事，如果能成功的话。”

“现在还是秘密吗？”

肯普回过头看着法庭的大门。

“斯特恩说现在还不能说，别给你什么假希望，他想谨慎一些，你明白的。”

“我不太明白。”我说。

几步之外的波曼对肯普说他要走了，肯普碰了碰我的手臂。

“如果能成功的话，你就可以放心了，相信我！”

我想，此刻我脸上的表情应该很奇怪，我被自己的律师搞糊涂了。但我知道我不能生气，是我自己曾经告诫肯普，要谨慎。我告诉他，要保持职业的疑心，要有耐心，才能作出最好的判断。

“是一张传票。”他说。波曼又在催了，他说他们要在一点赶到。肯普匆匆走了，“相信我！”他走前又说了一遍。

“女士们，先生们，”拉伦对陪审团宣读了他的说明，“你们将会听到一位指纹专家莫瑞·迪克曼的证词，他会向你们介绍他在一只玻璃杯上找到的指纹。在衡量这个证据时，你们必须记住，被告从来没有机会查看这个证物。证词是符合规定的，但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这由你们来决定。被告一直没有机会看到这个证物，他们没有机会判断这个证物到底是不是假的。我不说这个证物一定是假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被告没有机会自己找科学鉴定专家对杯子上的指纹做出鉴定，被告甚至没有机会另外找一个科学鉴定专家去分析到底杯子上的指纹是不是被告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当这个案子庭审结束，你们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时，你们不仅仅要考虑到这个证据，更要考虑到检方无法出示玻璃杯的事实。我不是要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认为，仅仅是这一个事实便足以构成合理的怀疑，并让萨比奇先生得到无罪释放。”

“好了，说完了，继续。”

莫尔托站在讲台旁，抬头看了法官很久。现在，他们俩都已经不再伪装了。他们之间完全是一种仇恨，那么明显、那么强烈。拉伦的这番说明给法庭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气氛。就在这一刻，我们开始了反击。法官亲口对指纹证据表示怀疑，还说，无罪释放也是可以的。在刑事案的判案过程中，如果法官说检方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致命的了。

莫瑞·迪克曼走上了证人席。他是一个普通的纽约人，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他喜欢钻研指纹。他以前很喜欢我，因为我总是安静地坐着听他说话。可以说，熊谷有多差劲，迪克曼就有多好。他把照片和幻灯片都拿来了，向陪审团展示最终的结果是如何得出的。他解释了人的指纹是如何留下的，也就是说，是某个人在某个时候手指上油脂残留物留下的痕迹。绝大多数人会留下指纹，有些人则不会留下指纹，这要取决于人流汗的程度。当他们留下指纹以后，每一个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迪克曼先是阐述了这些原理，然后，用最后五分钟时间展示了卡洛琳家吧台的照片、玻璃杯的照片、从杯子上提取的指纹印，还有我在政府个人档案中留下的指纹记录，所有指纹对比符合的点都用红色的小箭头标出了。和往常一样，迪克曼的准备总是那么充足。

斯特恩站着看了半天照片，然后开口了，他把照片的正面对着迪克曼。

“迪克曼先生，这个指纹是在四月一号的什么时候留下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你能肯定它是在四月一号留下的吗？”

“这也无法判断。”

“什么？”斯特恩装作非常惊讶的样子，张大嘴巴，“那你能确定它是在四月一号前后留下的吗？”

“这也无法确定。”

“那好吧，一般指纹印能够留多久？”

“很多年。”迪克曼说。

“什么？”

“可能要过很多年，指纹印上的油脂才会分解。”

“在你为警局做鉴定分析这么多年以来，你处理过的时间最长的指纹印是多久？”

“是在一起绑架案里，我从一辆被丢弃的汽车方向盘上提取了一枚指纹印迹，那辆车已经有三年半无人问津了。”

“三年半？”斯特恩很震惊地又问了一句，这个曾经对雷蒙德咄咄逼人的律师现在露出一副好奇而疑惑的表情，充满了对专家的尊敬，他好像是一边说，一边慢慢自己体会着这其中的深意，“那么，也就是说，萨比奇先生可能是在六个月前，在波尔希莫斯女士家和她一起办温德尔的案子时，曾经拿过这只杯子，才留下的指纹印了？”

“我无法告诉你萨比奇先生是什么时候留下的指纹印，我只能告诉你，那两个指纹印是他的。”

“假设萨比奇先生是由于某个原因拿了这只杯子，也许是喝水，喝完后，他用水冲洗了杯子。那么，他的指纹印还会留在上面吗？”

“当然。顺带说一句，从理论上说，就算是整个杯子的外面都用水冲过了，指纹印仍然可能留在上面，一般情况下，用肥皂和水能够洗净油脂，但在以前的案例中，有用水和肥皂清洗证物后仍然提取出了指纹印的情况。”

“不会吧？”斯特恩仍然惊讶地说。

“但我没有亲眼见过。”迪克曼说。

“但至少我们知道，除了萨比奇先生，没有人拿过这只杯子了，是吧？因为杯子上没有其他人的指纹印。”

“这也不一定。”

斯特恩愣住了，“什么？”

“杯子上还有一枚指纹印。”

“不会吧？！”斯特恩又说。他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今天，他表现得很奇怪、很夸张。一开始，陪审员对他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他这是在演戏。现在，我们已经开庭两周了，大家都知道他这样的夸张表现就是想让别人知道，他是刻意的。他是在说，其实这些事我知道，你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他自信的一种表现，他要让陪审团明白，他会把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展示出来，“你是说，杯子上还有一个指纹印吗？”

“是的。”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萨比奇先生在几个月前拿过这只杯子，然后在四月一号那一天，又有另外一个人碰了这只杯子？”

“有可能，”迪克曼平静地说，“任何情况都有可能。”

“很好，我们之所以知道萨比奇先生那天晚上在卡洛琳的公寓待过，是因为他的指纹还出现在了其他的地方，是不是？”

“不是的。”

“不对，他的指纹应该还留在了别的地方啊。比如说，窗户的插销是打开的，在那上面没有发现指纹吗？”

“发现了指纹印，但不知道是谁的。”

“也就是说，上面有某个人的指纹印，但不是萨比奇先生的？”

“也不是波尔希莫斯女士的。”

“那就是说，留下指纹的是第三个人喽？”

“是的，先生。”

“就像玻璃杯上的那个指纹一样？”

“是的。”

然后，斯特恩又逐一提到了卡洛琳公寓中的很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警方都搜集了指纹印，但都没有找到我的指纹。包括咖啡桌、原本被认为是凶器的火钳、吧台的桌面、茶几、窗户、门，还有其他五六处地方。

“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找到萨比奇先生的指纹吗？”

“没有。”

“只有在一个现在已经找不到的玻璃杯上有他的指纹？”

“是的，先生。”

“如果他真的曾经在那套公寓待过，他应该留下更多的指纹印，是不是？”

“有可能留下，也有可能不会留下，一般在玻璃表面会更容易留下指纹。”

斯特恩当然立刻就知道了这句话应该怎么接，“但是茶几和窗户上都没有指纹，为什么？”

迪克曼耸耸肩。他不是来解释为什么的，他是来告诉陪审团指纹印的鉴定结果的。斯特恩已经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迪克曼的利用价值，并且，自我们开庭以来，他第一次直接面朝陪审团问话，似乎是在寻求安慰。

斯特恩说：“先生，你们一共找到了多少个既不属于萨比奇先生又不属于波尔希莫斯女士的指纹印？”

“我记得是五个，一个在插销上，一个在窗户玻璃上，两个在酒瓶上，还有一个在茶几上。”

“所有这些指纹印都是属于同一个人吗？”

“这就不得而知了。”

斯特恩还站在我们被告方的律师席旁，他这时微微弯下腰，好像是没有听懂的样子。

“什么？”他又说了一遍。

“是不是属于同一个人，我们无法确认。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对这些指纹印进行了对比，没有任何记录。留下这些指纹印的人是没有犯罪案底的，也不是政府公务员。这五个指纹印可能是属于五个不同的人，也有可能是属于同一个人。可能是打扫卫生的钟点工，也可能是邻居，或是卡洛琳的某个男朋友，我们也不知道。”

“我不明白了。”斯特恩说，但其实他非常明白。

“人有十根手指，斯特恩先生。中指和食指的指纹是不一样的，左手和右手的指纹也不一样。如果没有比照的样本，根本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当然，当然，迪克曼先生，”斯特恩暂停了一下，“在萨比奇先生之后，是哪位检察官在监督你的工作？”

“莫尔托先生。”迪克曼说。这句话的语气已经透露出来，他对莫尔托并不满意。

“嗯，那他有没有让你对比这五个指纹印，看其中两个是否属于同一个人的？”

这个问题非常好。在我当检察官的时候，也会经常忽视这样的细节。那个时候，我想的是如何对付被告，而被告方，想的当然是如何对付其他人。

当迪克曼回答“没有，先生，他没有让我对比”时，有一个陪审员，就是那个兼职搞计算机的男生，摇了摇头。我很惊讶，从昨天到现在，局势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摇头的陪审员又转过身，和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个陪审员开始小声说起了话，就是那个开药店的女孩。

“一个晚上就能查得出来的。”迪克曼说。

“嗯，那么我相信，”斯特恩说，“莫尔托先生应该不会是忘记了。”斯特恩正要坐下，突然又站了起来，“迪克曼先生，你知不知道，莫尔托为什么没有让你比对那些指纹？”一个好的辩护律师从来不会问为什么，除非他已经知道了答案。斯特恩知道答案，我也知道答案。答案就是，莫尔托忘记了。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时间又不够，他就是忘了。但无论怎样的答案，都足以构成陪审团对莫尔托的怀疑。

“我猜他是不怎么在意吧。”迪克曼说。他故意说得很轻松，语气却很严肃，似乎是在批评莫尔托根本不关心事情的真相。

斯特恩一直站在我们律师席的旁边，这时，他又多站了一秒钟。

“原来如此，”他说，“原来如此。”

莫尔托走到讲台旁，现在出庭作证的是在尼尔林当女佣的梅贝尔·碧尔翠丝。看到莫尔托站在上面，我倒觉得轻松了。在尼可粗心大意的表现之后，莫尔托现在倒像是重新找到了自信，他平时其实是个适应能力并不强的人。在检察院里，人与人之间一直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分歧，这也是我和尼可最终不会成为朋友的原因。雷蒙德担任检察长时，会亲自挑选一批精英队伍，都是有法学院文凭的年轻律师，也都是他喜欢的人。他会在他们实习期过后，让他们去特别调查组锻炼，我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起诉的对象一般是有受贿罪或欺诈罪的人，我们会和大陪审团合作，展开长期的调查，我们学着如何去应付斯特恩这种巧舌如簧的律师。而当时，莫尔托，还有尼可一直负责街头罪案。莫尔托在凶杀庭和分区庭里长期工作的经验让他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骄傲和激情，在这些法庭上，没有什么严格的规矩，被告律师会用尽一切卑鄙手段，而检方也渐渐学着以牙还牙。莫尔托成了检察院里最常见的那种人，一个分不清劝说与欺瞒界线的人，一个把庭审看作是一系列阴谋诡计斗争的人。一开始，我以为，他这种狂躁的个性会成为他的一个弱点，但实际上，他过去的经历才是他最大的缺陷。他比尼可更聪明、更敏锐，他总是时刻准备着，但现在，法庭上的每个人都在想，他的这种热情是不是没有底线，他是不是会为了打赢官司不惜一切手段。不管拉伦法官和他过去是不是情敌，但他的这种个性，应该也是造成他们之间不和的一部分原因。

也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对尼奥和那个B类档案很好奇，对莫尔托见不得光的过去也很好奇。我和这法庭上的其他人一样，越来越觉得莫尔托的个性中有一种阴暗险恶的因子。他总是能为自己的任何行为找到理由，而他的所作所为似乎没有任何底线。斯特恩原本是想在法庭上让陪审团对莫尔托产生不好的印象，而莫尔托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肯普对我说，他要去查一些事，我就在想，是不是去查莫尔托。显然，斯特恩是想用辩护律师最常用的一招，也就是引起陪审团对检方的怀疑，而莫尔托的表现正中了我们的下怀。在对女佣碧尔翠丝的询问中，莫尔托犯了最大的错误。

碧尔翠丝说，她在四月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八点左右，在公交车上看见了一个白人男子。她不记得是哪一个星期二了，但她记得是星期二，因为她一般星期二下班的时间都要晚一些，她也记得那是四月份，因为她记得她是在第二个月把这件事告诉警方的，而警方在公交车站进行随机询问的时间是五月。

“那么，女士，”莫尔托说，“请你在这个法庭上四周看看，你能不能认出那个人。”

她指了指我。

莫尔托坐下了。

斯特恩开始对她进行交叉询问。碧尔翠丝忧心忡忡地跟他打了招呼，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身体结实，表情活泼而友善。她灰白的头发梳到脑后，绾成一个髻，戴着细边的眼镜。

“碧尔翠丝女士，”斯特恩和蔼地说，“你是不是一般去公交车站的时间都比较早？”斯特恩早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因为在警方对她的询问笔录中，已经作了这样的记录。

“是的，先生。杨格娜夫人每天晚上都会在五点四十五分左右载我去车站，这样，我就可以买份报纸、买块巧克力，再到公交车上找个位子坐下。”

“那么你每天晚上坐回城区的公交车，是不是也是从城区开往尼尔林的车？”

“是的，先生。”

“这趟车的终点站是在尼尔林，到了以后再又掉头开回城区，是吗？”

“是的，是在尼尔林掉头。”

“那么你每天下午都是在公交车进站的时候就等在那里吗？”

“是的，五点四十五分。每天下午都是这个时候，先生。除了星期二，我已经说过了。”

“那么，所有从城区回来的人都会从公交车上下来，从你身边走过去，所以，你都能够看到他们，是不是？”

“是的，先生，他们看起来都是很累的样子。”

“那么，女士，我大概不应该问你这个问题。”斯特恩看了看手中的警方记录，“你其实当时并没有说，萨比奇先生就是你在那个星期二在公交车上看到的人，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碧尔翠丝之前的证词给人留下的就是这种感觉，但她在听到这个问题后，做了个鬼脸，还拼命地摇头。

“我当时确实没有说。关于这件事，我想解释一下。”

“你请说。”

“我知道我曾经见过这位先生。”她朝我点点头，“我跟莫尔托先生说过很多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位先生，我也记得那个星期二的晚上确实有一位先生坐在公交车上，因为，那天晚上杨格娜夫人一直到快七点半才回家，所以我很晚下班。我记得那个人是个白人，因为那时候还坐公交车回城区的白人很少，但我不记得那个坐车的人到底是不是这位先生了。我知道这位先生看起来很眼熟，但我不记得到底是因为我曾经在公交车站见过他，还是因为那天晚上在公交车上见过他。”

“你不确定那天晚上见到的是不是萨比奇先生？”

“是的，我真的说不准。”

“你跟莫尔托先生说过吗？”

“说过很多次。”

“你刚刚对我们说的话你都对莫尔托先生说过？”

“是的，都说过。”

斯特恩转过身，用沉稳而责备的眼神看了莫尔托一眼。

休庭后，斯特恩让我回家。他拉着巴巴拉，把她拖到我面前。

“带着你的漂亮老婆好好吃顿饭吧。她这么支持你，你应该好好报答她一下。”

我告诉斯特恩，我还想和他讨论辩护策略的问题，但他摇摇头。

“拉斯迪，你得原谅我。”他说。作为刑事案律师协会的主席，他明天晚上要出席一个正式晚宴，庆祝马格纽森法官光荣退休，这是一位在刑事庭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法官，“而且，我还要和肯普办点事。”他不经意地又补充了一句。

“你能告诉我他到底在哪里吗？”

斯特恩把整张脸都挤在了一起。

“拉斯迪，拜托，别问我了。”他又拽着巴巴拉和我的胳膊，“我们是有一些消息，和我明天对熊谷的询问有关，但现在还不能说，因为有可能只是误会。我不想让你有什么虚假的期望，你还是不知道的好，免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拜托了，听我的吧！你已经忙了很久了，今天晚上就好好休息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周末我们再讨论案子的事。”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问。他的话很难捉摸。他的意思是让我们采取被动策略，不提出任何反驳的证据吗？还是说，这个新的信息非常有利，会让案子到此为止？

“拜托了。”斯特恩又说了一遍。他带着我们走出法庭。巴巴拉也走了过来，她挽起我的胳膊。

我们在瑞切纳餐厅吃了晚餐，这是法庭旁边一家传统的德国餐厅，我一直很喜欢。今天法庭上顺利的进展让巴巴拉非常开心，她要了一瓶红酒，酒瓶一打开，她就问我有关庭审的问题。能坐在我的身边，她显然很享受这样的机会。我之前一直忙，很少陪她，她还是有些生气的。她问了我很多问题。她对昨天的毛发和纤维报告很关心，为什么不让专家上庭作证，而只是念了念报告？她又详细地问化验报告中的各个方面，还问起了熊谷医生和他明天要说的证词。我的回答自始至终都很简洁。我一边努力压制着自己的不悦，一边让她专心吃饭。和以往一样，巴巴拉的这种兴致让我觉得有点害怕。她的这种好奇到底是一种随意的举动？还是这些法律程序和谜团对她产生的影响真的比对我产生的影响还要大？我想转移话题，我问她奈特的情况，她已经察觉到了我的冷淡。

“你知道吗？”她说，“你又和以前一样了。”

“什么意思？”这个回答够烂的。

“你又那样了，对人爱答不理的。”

我就是这个样子，她开始抱怨了。虽然我刚喝了酒，但这时，一股怒气还是在心里翻腾了起来。我想，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和我父亲以前的表情一样，阴沉、狂躁。我等着，等着怒火平息。

“我也很难熬，巴巴拉。我在努力撑着，一天一天都在坚持撑着。”

“我想帮你呀，拉斯迪，”她说，“只要是我能做的。”

我没有回答。也许我应该发火，但和以前一样，在生完气后，我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悲哀。

我伸出手，抓住她的双手。

“我并没有放弃，”我说，“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现在，我的处境是很困难，但我会努力撑到最后。如果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局，你知道吗？”

她直直地看着我，她很少这样看着我。最后，她还是点了点头。

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我问起了奈特的情况，巴巴拉之前没有说，这时她才告诉我，她接到了夏令营老师的好几个电话，说奈特有两个晚上尖叫着，从噩梦中醒来，老师一开始以为他只是不习惯，后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奈特的这种表现绝不仅仅是想家了，奈特原本就很担心我，现在离家在外，这种担心越发加剧了，老师建议让他立刻回家。

“奈特在电话里听起来怎么样？”

巴巴拉在奈特的午休时间给他打过两次电话，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找得到他。巴巴拉给奈特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在和斯特恩、肯普一起工作。

“他听起来还好。他想努力表现得勇敢一点儿，但我感觉得到。我认为他老师的建议是对的，我们应该把他接回来。”

我立刻就同意了。我很感动，无论我内心多么刚强，儿子对我的这种担心都让我深深感动了。但巴巴拉一直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发现自己又要发火了，于是，我告诉自己，不要无理取闹，要理智一点儿。我知道，她的本意是不想让我更加担忧，她总是喜欢这样不动声色地隐瞒很多事。

我们打开家门的时候，电话正在响。我猜，是肯普或者斯特恩，终于打电话来告诉我那个大消息了。但不是他们，是利普兰泽，他仍然是直接开口，没有报出自己的名字。

“我查到一点儿内幕了。”他说，“那件事。”我知道利普兰泽指的是关于尼奥的那件事。

“你现在方便说吗？”

“不太方便。你明天晚上有空吗？晚一点儿的时候，等我下班以后。”

“十二点之后？”

“对。我们开车出去一下，去见一个人吧？”

“你找到他了？”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太好了。利普兰泽找到尼奥了。

“应该是的。明天就知道了，你会高兴的。”在电话里，我听到有人在利普兰泽旁边说话，“喂，我得走了。就是通知你一声，明天晚上。”他笑了，他很少笑的，尤其是在目前这样的状况下。

33

“熊谷医生。”斯特恩说。他从第一字开始，语气中就带着一种嘲笑的味道。现在是两点过五分钟，下午的庭审刚刚开始，这四个字是斯特恩对熊谷进行交叉询问的第一句话，斯特恩和肯普之前都私下跟我说，这次询问将会成为本次庭审中最隆重的亮点。

藤冈熊谷医生——他的朋友都叫他泰德，是检方的最后一个证人。他此时正看着斯特恩，脸上挂着一副冷淡的表情。他双手交叠着，显得很温和。在观众看来，他应该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他是专家，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观察员。他穿着蓝色的西装，满头浓密的黑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他今天早上已经接受了检方的直接询问。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上庭作证，他的表现比我预料的还好。他说到了很多医学专业术语，法庭记录员不得不中途几次打断，让他把某个词再重复一遍或者拼写出来。他与生俱来的傲慢自大在证人席上就成了一种专家的自信。他的资质背景惊人，他曾在三个大洲学习过，也曾在全世界发表过论文，在全美的多起凶杀案中，都曾经作为鉴定专家出庭。

这些经历是他专家资格的一部分。他和那些所谓的随机证人不同，那些证人说的只是自己看到、听到或做过的事情，而熊谷却可以根据所有的鉴定证据，给出自己的推理和意见。在熊谷上庭之前，检方已经在庭上宣读了好几份报告，包括鉴定化学家的分析报告、血液检查的报告等。在证人席上，“不痛”，也就熊谷在这些报告和尸体解剖结果的基础上，给出了一套全面而详细的描述。在四月一号晚上，波尔希莫斯女士与人发生了性关系，基本可以确定是双方自愿的。因为，在她的阴道中发现了含化学杀精成分的润滑剂，这说明她用了子宫帽作为避孕措施。和波尔希莫斯女士发生关系的人是A型血，和我一样。在他们发生关系后没多久，这一点可以从她阴道中精液流出的程度判断出来，波尔希莫斯女士就被人从脑后重击了一下。这个凶手习惯用右手，和我一样，而这一点是从她脑袋右边的伤痕角度看出来的。凶手的身高无法推测，因为不知道波尔希莫斯女士被袭击时的姿势，也不知道凶器的形状。但从头盖骨上的伤口来判断，她在被袭击的时候应该是弯着腰的，可能只是弯了一下。显然，之后凶手取出了子宫帽，并把已经死去的波尔希莫斯女士绑了起来。斯特恩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提出反对，熊谷接着说，通过现场发现的杀精剂以及打开的门窗，他认为，凶手是刻意把现场布置成强奸案，好隐藏自己的身份，凶手应该是对凶杀案的侦破手段和波尔希莫斯女士的日常作息都非常熟悉的人。

当尼可指引着“不痛”说完这番总结后，他问熊谷有没有告诉过我他的这些想法。

“有的，先生，今年四月十号还是十一号的时候，我见过萨比奇先生，我们讨论过这个案子。”

“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嗯，萨比奇先生告诉我，波尔希莫斯女士应该是在什么怪异的性游戏中意外死亡的，她是自愿被绑起来的。”

“你的回答是什么？”

“我说，那很荒谬，我跟他解释了现场证据所反映的情况。”

“在你告诉萨比奇先生你的观点以后，你们有没有进一步讨论？”

“有。萨比奇先生当时很愤怒，他站起来威胁我，他说让我小心点，不然他就会告我暗中破坏调查。他还说了很多话，但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斯特恩和肯普坐在我两旁，冷静地看着“不痛”，他们连笔记都懒得写。

今天早上，我到斯特恩办公室的时候，肯普对我说熊谷犯了个很严重的错误。

“有多严重？”我问。

“非常严重。”肯普回答。

“你想知道是什么吗？”肯普问我。

这个时候，我发现斯特恩之前对我说的话是真的，我还是不知道细节为好。只是听到熊谷犯了个错的消息，我就已经开始陷入了深深的慌张。

“还是给我留个惊喜吧。”我告诉肯普，“我还是在法庭上听你们揭晓。”

现在，我就在等着。“不痛”坐在那里，很镇定。中午吃饭的时候，肯普又告诉我他认为熊谷的职业生涯到今天大概就会终结了。

“熊谷医生，”斯特恩开口了，“你在这里是以专家的身份作证的，是不是？”

“是的，先生。”

“你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你所发表的论文和你所获得的学历，是不是？”

“是的，我已经回答了那些问题。”

“你说你之前曾经出庭作证过很多次？”

“成百上千次。”“不痛”说。他的每一个回答都透露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他要做一个聪明而强势的人，做这场交叉询问中的强者。

“医生，据你所知，有没有人对你的专业能力产生过怀疑？”

“不痛”坐在座位上扭了一下，斯特恩对他的攻击开始了。

“没有，先生。”他说。

“这么多年，有没有检察官对你，作为一名病理法医官的工作能力批评过？”

“没有人当面批评过我。”

“没有人当面批评你，但是，有人向警局局长投诉过你，并导致你的个人档案中留下了至少一条这样的记录。”

“这我就不知道了。”

斯特恩把那份档案先拿给尼可看，然后又拿给了证人席上的熊谷。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他立刻说。

“难道你的个人档案中留下记录后，你没有接到通知吗？”

“有可能通知了我，但你问的是我还记不记得，我确实不记得了。”

“谢谢你，医生。”斯特恩从熊谷手里接过档案，然后一边朝我们这边走来，一边又问，“你有没有什么外号？”

熊谷愣住了，他大概是在想，还不如刚刚承认记得呢。

“朋友都叫我泰德。”

“除了泰德呢？”

“我不用外号。”

“不是的，先生，不是说你用不用外号，而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外号？”

“我没有听懂你的问题。”

“有没有人曾经叫过你‘不痛’？”

“当着我的面？”

“当着所有人的面。”

“不痛”又在座位上扭了扭身子。

“可能吧。”最后，他终于说。

“你很不喜欢这个外号吧？”

“没怎么想过。”

“这个外号是几年前，前任副检察长塞内特先生给你起的，不是个好听的外号，是不是？”

“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塞内特先生当着你的面，说你的尸检工作很糟糕，唯一能够和你共事而不感觉到痛苦的只有那些尸体，因为他们都已经死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法庭上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就连坐在法官席上的拉伦都笑个不停，我却在椅子上坐不稳了。不管斯特恩手上掌握了熊谷的什么秘密，都一定要够震撼才行，因为从庭审开始，这是他第一次放弃了自己的礼貌态度，他的问题开始变得尖锐而残酷。

“我不记得了。”整个法庭恢复安静之后，“不痛”冷冰冰地说。在过去这些年，他对出庭作证的这一整套规则已经非常熟悉了。其实，金德区的每个警察和每个检察官都知道这个故事，塞内特估计也会很乐意地站在证人席上说出这个故事。但法官应该不会允许他上庭，这样的证词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不痛”缩着肩膀，看着斯特恩，等待着他问出更多的问题。而斯特恩显然认为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显得非常开心。

“尼可先生和莫尔托先生是你在检察院的同事中——这么说吧，和你矛盾比较少的，是不是？”

“当然。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在这一点上的说法，“不痛”显然已经接到了很好的指示。他会承认他和尼可、莫尔托之间的关系，光明正大地说出来才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隐情。

“在本案调查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和他们俩讨论过调查的情况？”

“我和莫尔托先生谈过几次。”

“你和他多久谈一次？”

“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时不时会讨论一下。”

“在四月的前几周，你和他讨论的次数有没有超过五次？”

“有。”他说，“如果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不痛”的回答总是滴水不漏。他知道我们对电话公司发过传票，但他不知道我们到底拿到了哪些人的电话记录。

“你把这个调查的所有细节都告诉他了吗？”

“莫尔托先生是我的朋友。他问我的工作情况，我就告诉他了。我们谈的都是可以公开的信息，没有什么涉及秘密的内容。”“不痛”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些答案，当然事先就和检方商量好了。

“在你把病例分析报告上交给萨比奇先生前，是不是就已经把报告的结果告诉了莫尔托先生？尤其是在被害者阴道中发现了杀精润滑剂这件事。”

“我懂了。”“不痛”简单地说了一句。他直直地看着莫尔托。莫尔托一只手捂着脸，看到熊谷正盯着自己，他突然坐直，把手拿开了。

“应该说过。”熊谷又说。

他还没回答完，拉伦就打断了他的话。

“稍等一下，”法官说，“稍等一下下。请记录员记下，检察官莫尔托刚刚在证人回答完问题后，对他做了个手势。稍后，我们将对莫尔托先生进行进一步的询问。请继续，斯特恩先生。”

莫尔托满脸通红，想站起来。

“法官大人，我非常抱歉，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拉伦在说什么，我看着莫尔托，拉伦脸上的表情却是怒不可遏。

“陪审团不是瞎子，莫尔托先生，我也不是瞎子。继续。”他对斯特恩说，但他的怒火已经无法抑制，他突然把椅子转过去，面朝莫尔托，用小木槌指着他，“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我对你在这次庭审中的行为非常不满，莫尔托先生，我们会对你进行进一步询问。”

“法官大人。”莫尔托绝望地说。

“请你坐下，莫尔托先生。斯特恩先生，请继续！”

斯特恩走到我们的桌子旁。我告诉他我没注意到莫尔托的什么手势，他说他也是。但斯特恩不会让这个小插曲白白发生，他用夸张的语气问道：“那么，熊谷医生，可不可以说，你和莫尔托先生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联系？”

这个问题引来了观众席上的几声笑声，尤其是记者席上。熊谷满脸不悦地眨了眨眼，并没有回答。

“熊谷医生，”斯特恩问，“你是不是想成为金德区的首席法医官？”

“我是想成为法医官。”“不痛”毫不犹豫地回答，“拉塞尔医生现在的工作很出色。再过几年，他就要退休了，也许我能胜任他的这份工作。”

“那么，如果有检察长的推荐，就能够帮助你获得这个职位，是不是？”

“谁知道呢？”“不痛”微笑着说，“总不会有坏处。”

虽然不情愿，但我还是不得不佩服尼可。熊谷是他的证人，他显然已经告诉过熊谷，对在选举期间发生的一切，在法庭上都要坦言相告。在莫尔托的糟糕表现之后，很明显尼可想在陪审团面前树立起检方诚实坦率的形象，我觉得他的这个策略是对的。如果不是刚刚法官突然发火的那个小意外，他们的表现到目前为止，都相当好。

“在四月份之前，你和莫尔托先生有没有讨论过关于你当法医官的事，熊谷医生？”

“我说过了，莫尔托先生和我是朋友。我告诉了他我的打算，他也会告诉我他的打算。我们经常聊天的，四月、五月、六月，一直都有联系。”

“在四月份化学鉴定报告出来之前，你们是不是讨论过这个案子很多次？”

“应该是的。”

“那么，这份报告中说，你在给波尔希莫斯女士尸检时，从她的身上取出了精液的样本，是不是？”

“是的。”

“这个精液的血型和萨比奇先生的血型是一样的，并且还包含了波尔希莫斯女士使用子宫帽避孕时用到的润滑剂成分，我说得对吗？”

“你说得对。”

“而在你所给出的观点中，这个杀精润滑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是不是？”

“所有的事实都很重要，斯特恩先生。”

“但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你希望我们都相信这次悲剧的意外只是被凶手伪装成了强奸案的样子，是不是？”

“我不是让你们相信任何事，我只是说出我自己的观点。”

“但你的观点——让我拣最重要的说，就是认为，萨比奇先生把现场布置得像一起强奸案，是不是？”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你们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你、莫尔托先生和尼可先生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就开门见山吧。”斯特恩指着陪审团，“你们的意思是，这是一起被布置成强奸案的谋杀案，而凶手对警方的调查手法和波尔希莫斯女士的作息时间都比较熟悉，是不是？”

“我在之前的直接询问中，就已经这么说了。”

“所以，这些都指向了萨比奇先生，不是吗？”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不痛”带着微笑的表情说。可以看得出来，他似乎有点不敢相信斯特恩会这么笨，会把自己客户的名字说出来。但斯特恩还在继续这个话题，说出了更多连熊谷自己都不敢说的内容，熊谷很乐意看到斯特恩犯错。

“你们的所有推论，都基于你们采集到的那个杀精润滑剂样本，是不是？”

“差不多是吧。”

“很大程度上就是，是不是？”

“是。”

“所以，这个润滑剂是你得出专家意见时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吗？”斯特恩又重复了他之前的观点。

这一次，“不痛”让步了，他耸耸肩，说：“是的。”

“那么，熊谷医生，你的专家意见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波尔希莫斯女士的公寓里并没有找到任何润滑剂。格里尔警官曾经在这里作证过，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的观点是有科学依据的，我没有看过警方的报告。”

“但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听说过。”

“作为一个专家，你难道没有担心，你的观点所基于的是一样在被害者家里都找不到的东西？”

“我有没有担心？”

“对，这就是我的问题。”

“没有担心，我的观点都是根据证据得来的。”

斯特恩盯着“不痛”，看了很久。

“润滑剂是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斯特恩先生。我不知道受害人把这些东西藏在哪里，但我所采集的样本里有这个东西，检验报告明明白白。”

“明明白白？”斯特恩说。

“对。”熊谷说。

“这种杀精剂确实存在在你送去实验室的样本里。是的，先生，这一点我们都同意。”斯特恩在法庭里走来走去。我还是猜不出来熊谷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原本以为是化验错误，但“不痛”已经说明了不是。

“那么，先生，”斯特恩说，“在你一开始对死者进行尸检的时候，你并没有想到会有杀精剂的存在，是不是？”

“我不记得了。”

“那么，请你好好回想一下。你一开始是不是曾经认为，和波尔希莫斯女士发生性关系的那个人应该没有生育能力？”

“不记得了。”

“真的吗？你曾经告诉利普兰泽警官，说杀害波尔希莫斯女士的凶手所留下的精子都是没有活性的，是不是？利普兰泽警官已经在陪审团面前作过一次证了，我敢肯定，如果要他再来一次，他会愿意的。熊谷医生，请你好好回想一下，你有没有说过？”

“可能说过吧，但那是初步的结论。”

“很好，那是你初步的结论，但确实是你当时的观点，对不对？”

“是吧。”

“那么，你还记得你是找到了哪些证据，才让你得出那个观点的吗？”

“我不记得了，先生。”

“实际上，医生，我也明白，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在完成尸检后的几天，你可能对任何一份报告都不会记得那么清楚，是不是？”

“有时候是吧。”

“你一周要完成几个尸检，熊谷医生？”

“一两个，有时候是十个，要看情况。”

“你还记得在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女士被杀前后的那一个月里，你完成了多少个尸检吗？”

“不记得了，先生。”

“如果我说十八个，你会不会觉得惊讶？”

“不会惊讶，应该差不多。”

“有这么多尸检，某一次检查过程中的细节你不记得了，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

“确实。”

“但在你和利普兰泽警官讨论的时候，对细节应该还是记得很清楚的，是不是？”

“可能吧。”

“你当时告诉他，你认为凶手应该没有生育能力？”

“我说过了，我不记得了。”

“那好，那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让你得出这个初步结论的基础是什么吧。”

斯特恩把尸体的初检报告迅速念了一遍。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尸斑、血液的凝固程度和消化酶的状况，确定了死亡的时间。在阴道后侧发现的精液说明卡洛琳在发生性关系后没有多久，就受到了攻击。而在她的输卵管中没有找到任何活性的精子，正常情况下，在发生性关系后十到十二个小时内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那么，为了解释这些现象，尤其是那些没有活性的精子，你推测，凶手应该是没有生育能力。医生，你难道一开始没有想到过，死者可能是用了含杀精成分的润滑剂吗？”

“显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现在你回想起来，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傻，居然忘了考虑杀精剂这么明显的一个可能？”

“我也会犯错误的。”“不痛”挥了挥手说。

“是吗？”斯特恩说。他看着这位检方的专家证人，“多久犯一次？”

熊谷没有回答，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

“斯特恩先生，我没有找到任何避孕的工具，没有找到子宫帽，所以，我才认为死者并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但熊谷医生，你作为这样一位专家，不可能这么容易受到误导吧？”

熊谷笑了，他知道斯特恩这是在奚落他。

“每一个事实都非常重要，”他说，“但有些事只有凶手才最清楚。”

“当你把你的初步结论告诉利普兰泽警官时，你不是故意要误导他吧？”

“当然不是。”“不痛”拼命摇着头，他已经预料到斯特恩会这么问了。

“医生，你在当时一定是真的相信死者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吧？正是因为坚信这一点，所以才没有考虑到杀精剂，是吗？”

“斯特恩先生，我当时也仅是推测。后来，化学鉴定的结果出来了，我的观点也就改变了。利普兰泽知道，当时只是我初步的推测。”

“让我们再考虑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吧。比如说，熊谷医生，如果一个女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怀孕，那么她应该也就不会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了吧？”

“当然了。”他说，“但波尔希莫斯女士是能怀孕的，她生过一个孩子。”

“确实如此。”斯特恩回答，“我们不用去想波尔希莫斯女士的这个特例。你只需要记住我的假设。如果一个女人知道自己不可能怀孕，那她就没有道理在发生性关系时使用杀精剂了，对不对？”

“当然。”“不痛”同意斯特恩的观点，但他回答问题的语速却越来越慢。他的眼神开始变得犹豫，他不知道斯特恩接下来想说什么。

“那就很荒谬了吧？”

“是的。”

“那么你，作为一位鉴定专家，如果这样一个女人在发生关系时却使用了子宫帽或杀精剂，你能想到是什么原因吗？”

“这个女人不是在更年期吧？”

“不是，就是一个知道自己肯定不会怀孕的女人。”

“那没有道理。从医学上来说，没有道理，我想不到是什么原因。”

斯特恩抬头看着拉伦法官，“法官大人，能不能请法庭记录员把刚才那五个问题以及熊谷医生的回答都做一下记号，这样，等一会儿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重新再把它们念给熊谷医生听？”

熊谷慢慢地扫视了法庭一眼。他看了看法官，又看了看记录员，最后，看着检方的律师席。他皱着眉头。不管斯特恩设置的是什么陷阱。法庭记录员在记录本的旁边夹上了一个小夹子。

“熊谷医生，根据你专家的观点，”斯特恩问，“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女士应该不会认为自己是不能怀孕的吧？”

熊谷看着斯特恩，他弯下腰，对着证人席上的话筒说。

“不会。”“不痛”说。

“别着急回答，医生。你那几周做了十八个尸检，你要不要看看你当时的记录呢？”

“我知道被害人使用过避孕措施，这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那份化验报告你也念过。”他又说。

“那么我要再说一遍，在你送到化验室的那份样本中，确实找到了杀精剂的成分。”

斯特恩回到我们桌子旁。肯普已经拿着斯特恩要的文件了。斯特恩把一份复印件拿给检方律师，把原件递给了熊谷。

“熊谷医生，你还认得吗？这是你对波尔希莫斯女士进行尸检的报告。”

“不痛”翻了几页。

“这是我的签名。”他说。

“能不能请你把做了标记的那一小段话念一遍？”斯特恩转过身看着尼可说，“第二页。”

熊谷换了副眼镜。

“‘死者的输卵管已经进行了结扎和分离，末端正常。’”熊谷看着自己正在念的这份报告，他又翻到报告的最后一页。现在，他已经眉头紧锁，最后，他终于摇了摇头。

“这不对。”他说。

“你说自己的验尸报告不对？这是你当时一边解剖，一边口述的，是不是？医生，你不是要说你解剖的时候弄错了吧？”

“这不对。”熊谷又说了一遍。

斯特恩回到我们的桌子旁，又拿了一张纸。我明白了，我抬头看着他从肯普手里又接过一份文件。

我悄悄说：“你这是在告诉我，卡洛琳已经做过输卵管结扎吗？”

点头的是肯普。

接下来的几秒钟，我脑子一片空白。很奇怪，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我好像是被锁在了摇摆不定的情绪中，某种很重要的联系被切断了。在法庭上发生的一切好像变得很遥远，但在这种混乱中，我还是意识到，熊谷要完蛋了。斯特恩又问了他两三次，波尔希莫斯女士有没有可能做过输卵管结扎手术，他都否认了。斯特恩一再问，如果有其他的事实依据，他会不会改变观点，然后，把一份西区妇科医院的报告塞进了熊谷手里，报告上清楚地写明，卡洛琳在六年半前的一次流产后，确实做了输卵管结扎。显然，肯普昨天下午去见的就是给她做手术的医生。

“我再问你一遍，先生，你看了这份报告之后，是否要改变你专家的观点？”

熊谷没有回答。

“先生，根据你专家的观点，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女士应该知道自己不会再怀孕了吧？”

“显然。”熊谷抬起头说。在我一片混乱的思绪中，我居然也会为他感到可怜。他现在说话很慢，表情迷离。他不是对着斯特恩和法官，而是对着莫尔托和尼可说，“我忘了。”

“先生，在四月一号的那天晚上，卡洛琳·波尔希莫斯会用杀精剂，是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

熊谷又没有回答。

“现在这样的观点是合理的吧？”

熊谷依旧没有回答。

“你认为她没有理由会在已经结扎的情况下还用杀精剂吧？”

熊谷抬起头。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在思考，还是感到羞愧。他抓住证人席旁边的扶手，仍然没有作出回答。

“我们是不是需要法庭记录员复述一下我开始问的问题以及你的回答？”

熊谷摇摇头。

“熊谷医生，现在难道还不明显吗？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在四月一号根本就没有用过杀精剂，你作为专家难道还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吗？你作为一位专家、一位科学家，在她的公寓里根本就没有找到任何杀精剂，这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熊谷似乎是叹了一口气。“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先生。”他努力保持着几分尊严说。

“那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熊谷医生，基于这些事实，你送去化验室的样本是不是根本就不是从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女士体内采集到的？”

熊谷靠在椅子上。他用手推着鼻梁上的眼镜。

“我是按照规定程序来的。”

“那么，先生，你是不是在告诉陪审团，你完全清楚地记得是你亲自把杀精剂的样本从死者身上取出来，作了记录，并亲自送到实验室的？”

“也不是记得那么清楚。”

“我再重复一遍，那份含有杀精剂的样本，那份和萨比奇先生血型一样的精液样本，是不是有可能不是从卡洛琳·波尔希莫斯体内提取出来的？”

“不痛”又摇了摇头，但这次，他并不是在否认，他只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医生，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是有这种可能。”最后，他终于说。

偌大的法庭里，我清清楚楚地听到对面一位陪审员惊呼了一声：“天哪！”

“熊谷医生，在你把这份样本送到化验室的时候，是不是正是你和莫尔托先生保持密切联系的时候？”

听到这里，熊谷终于爆发了，他蹭一下站了起来。

“你这是在指控我什么吗，斯特恩先生？”

斯特恩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在这个案子里，我们已经遭遇太多无端的指控了。”他说。然后，斯特恩朝熊谷点点头，补充了一句“熊谷医生”便坐下了。

休庭以后，肯普和我坐在斯特恩的会议室里，对一小群听众描述起了斯特恩对熊谷的询问过程，这些听众包括斯特恩的秘书、私家侦探波曼，还有两个在斯特恩公司担任文员的法学院实习生。肯普拿出了一瓶香槟酒，一个实习生还把收音机里的音乐打开了。肯普真是个好演员，他又是扮斯特恩，又是扮熊谷，把整场询问活灵活现地演了出来。他先是用严肃的口吻复述了斯特恩咄咄逼人的问题，然后又学熊谷，跌坐在椅子上，跺着脚，大口喘着粗气。我们正笑得前俯后仰的时候，斯特恩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晚礼服，更准确地说，是晚礼服的一部分。只有烫得笔挺的裤子和衬衫，一条红色的领结还没有系好，只是套在领子上。他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时，脸色铁青、怒气冲天。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忍着没有爆发。

“这太不合时宜了。”他是在对肯普说，“太不合时宜了，我们还没有结案，还不是庆祝的时候。我们如果把这种自大的情绪带到法庭上，陪审员是能感觉到的，他们会讨厌的。你们现在赶紧收拾一下，我要和客户谈一谈。拉斯迪，”他说，“你有空来一下。”

他转身走了，我跟在他身后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办公室装饰的格调很温情，甚至有点女性化，我猜他的妻子应该参与了装修。办公室里的每样东西都是乳白色的色调，窗户上挂着落地的窗帘，沙发上堆着纯棉的靠枕，坐上去软绵绵的。斯特恩在他办公桌的四个角上都放了一个沉重的水晶烟灰缸。

“这都是我的错，别怪肯普了。”我一走进办公室就开口说。

“谢谢你，不过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作决定的人，他才是！这样的行为太不恰当了。”

“今天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就是开心一下。他工作那么努力，他只是想让我放松放松。”

“你不需要在我面前说肯普的好话。他是个很优秀的律师，我认为他工作很出色。也许该责怪的人是我，案子越是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越紧张。”

“斯特恩，你今天应该放松一下。几乎没有哪个律师能够完成这样厉害的询问，尤其是对检方的专家证人。”

“那倒是。”斯特恩一边说，一边露出一个怪怪的微笑，“熊谷真是犯了个弥天大错啊！”他哼了一声，摇摇头，“但现在已经过去了。你一直都坚持得很好，所以，我想和你讨论一下如何进行抗辩。我很希望多点时间，但几个月之前，我就已经答应了要出席马格纽森法官的退休晚宴。尼可也会去，这回我们可算是势均力敌了。”他为自己这小小的幽默又露出了一个微笑，“无论如何，这是你的辩词，最终要由你自己决定。如果你想听，我会给你我的意见。如果你不想听，你只管告诉我你的想法，我听你的。”和我一直以来预料的一样，斯特恩等到我们已经明显取得了优势之后，才让我自己作决定，我知道他的意见是什么。

“你觉得我们还需要提出抗辩吗？”

“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拉伦法官明天就会对我们作出直接裁定吗？”

“你觉得有可能吗？”

“如果是真的，我倒是惊讶了。”他把雪茄烟从烟灰缸沿拿起来，“说真的，我认为不可能。”

“还有什么可能让我定罪的证据吗？”

“拉斯迪，这就不用我来告诉你了吧。在这个阶段，各种推论都应该是在有利于检方的前提下进行。即便是熊谷看起来荒谬的证词，也必须得到采信。至于你问的那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所有的证据都能够定你的罪，证明你在犯罪现场出现过。你的指纹在那儿，和你家地毯一样的地毯纤维也在那儿，你家的电话记录表明你和卡洛琳有联系，所有这些都铁证如山。”

“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没有哪个法官会在这样一个大案子中抢夺陪审团最终作决定的权利。这会招来批评，更重要的是，会给外界留下案子没有得到公正解决的印象。检方的有些证据确实站不住脚，法官大概也这样认为。但毫无疑问，他会更愿意让陪审团最终决定你无罪释放。就算陪审团无法作出决定，他也可以在庭审完以后，批准我们无罪释放的申请，而不是直接裁定。我认为在这个案子中，这种情况才更有可能。”

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我多么希望他说的是另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就要面对抗辩的问题了。”斯特恩说，“如果我们要继续下去，当然就要提供一些证据。我们希望能够证明巴巴拉在案发当时确实如你所说，是在学校。所以，我们需要拿到她上班时使用电脑的记录单，证明她是在八点刚过就到了那里。我们还想找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公司出具证明，证明四月一号晚上没有送过你从尼尔林到市区。我们今天说到的那个妇科医生的报告当然也要拿到，还有其他一些吧。我这会儿就不多说了，还要不要找证人出庭作证也是个问题。”

“你打算叫谁呢？”

“能证明你人品的人，当然是巴巴拉最好。”

“我不想让她出庭。”我立刻回答。

“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拉斯迪，陪审团里有五个男人。她能有力地支持你的不在场证据，而且她也一定会愿意出庭来作证的。”

“如果我上庭作证，只要她坐在第一排微笑地看着我，陪审团就会知道她支持我的不在场证据了，没有必要让她来接受审讯。”

斯特恩清了一下嗓子，我显然打乱了他的计划。

“你不想让我上庭作证，是吗，斯特恩？”

一开始，他并没有回答，而是从衬衫上掸去了一点儿掉落的雪茄烟灰。

“你不愿意让我出庭是因为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吗？”我说，“我不会在庭上撒谎否认的，你知道。”

“我知道，拉斯迪。我觉得这不太好，我觉得这会给检方一个反攻的机会，而他们现在正需要这样的机会。老实说，如果巴巴拉上庭作证，检方对她进行交叉询问时，我们也可能面临这个风险。虽然按照法律中有关配偶之间的保密规定，他们应该不能问你妻子你有没有对她坦白过婚外情，但毕竟还不能确保。总而言之，不值得冒这个险。”斯特恩看似漫不经心地说出了这番话，他也承认我是对的，确实没有必要让巴巴拉上庭作证。“但这些事情并不是我最担心的，”斯特恩一边说，一边站起来。他假装伸了个懒腰，我知道，他很想坐在沙发上，坐在我旁边，他每次要跟我说什么坏消息的时候，都会这样。他把他桌子后面白色书架上的一张家庭照片整理一下，然后，很自然地坐到了我身边。

“拉斯迪，我一般都很愿意让被告上庭作证。虽然法官会一再告诉陪审员，如果被告保持沉默，也绝对不能对其产生偏见，但这样的告诫陪审团往往不可能真的听进去。陪审团想要听到被告自己的辩解，尤其是这个被告还是一个经常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人。不过，在你这个案子中，我不建议你出庭作证。拉斯迪，你我都知道，两类人才能成为好的证人。一是真正说实话的人，二是撒谎娴熟的人。你本质上是一个真诚的人，基本上也能成为一个好的证人。而且，你还有那么多年的工作经历，知道如何和陪审团进行良好的沟通。我毫不怀疑，如果你能作证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你的表现会非常有信服力，陪审团一定会判你无罪释放。而且，我认为，你也应该得到无罪释放。”

他迅速看了我一眼，时间很短，但目光却很深邃。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相信了我的清白，还是认为检方的证据确实无法定我的罪，但我感觉，应该是前者，我感到很惊喜。当然，斯特恩也有可能只是在安慰我。

“但是，”他接着说，“在观察了你几个月之后，我认为，你上庭作证时，大概不会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有些事情是你的秘密。当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并不是要打听这些秘密。我是说真的，有些客户，我会劝他们说出所隐瞒的事，但有些客户，这些事情我还是不知道的好。在很多案子中，有些内幕最好不要去碰，这就是我的感觉。我相信，你最后作出的决定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但无论怎样，当一个人站上证人席，却没有打算说出全部的真相时，他就像一只只有三条腿的野生动物。你不是一个擅长撒谎的人，如果尼可问到很敏感的话题，形势就对你非常不利了。”

他停了一下，沉默的时间稍稍长了点。

“我们必须让案子保持现在的局面。”斯特恩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进展一直都比较顺利，除了有一天。我们对检方所有的证据都找到了漏洞，今天下午，我们对他们的打击估计他们是再也没法恢复了。从我职业的角度来判断，你最好还是不要出庭作证。经过今天之后，我们的胜算很大。无论你上庭作证会有怎样的效果，目前还是维持原状的好。”

“我说了这么多，最后还是要提醒你，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我是你的律师，如果你决定了出庭作证，我会帮你准备证词，对你充满信心，无论你选择要说什么。当然，你也不需要今天晚上就作出决定，但我希望你在作最后决定的时候，好好想想我的话。”

过了一会儿，他走了，他把领结系好，从门后面的衣架上取下了烫得笔挺的西装外套。我留在他的办公室里，认真想着他刚才说过的话。这是这么久以来斯特恩和我最掏心的一次交流，在经过了这几个月的压制后，他的坦率，无论是多么真诚、说出来是多么动听，都让我感到很意外。

我沿着办公室的走廊离开了，想去喝一杯。肯普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还在他的小办公室里加班。一个文件柜的后面贴着一张海报，鲜红色的背景上，是一个穿着亮闪闪外套的年轻人，照片上正是他跳动的一瞬间，他弹着吉他，满头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像是一朵蒲公英，海报上方用白色的大字写着“银河乐队”四个字。我敢肯定，看到这张海报的人大概都认不出来，他就是十二年前的杰米·肯普。

“我让你挨老板骂了。”我说，“对不起。”

“没事，是我自己的错。”他指着椅子让我坐下，“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自律的一个人。”

“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律师。”

“是吧？你之前见过今天这样的庭审场面吗？”

“还从来没见过，”我告诉他，“十二年里从来没有见过。你们知道这件事多久了？”

“星期天晚上，斯特恩看到了验尸报告中的那句话。我们昨天从妇科医生那里拿到的报告，你知道吗？斯特恩认为这只是个失误。他认为熊谷做什么事都不靠谱，当熊谷拿到实验室的报告后，他就没再管了，忘了自己最开始做的验尸结果。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不是吗？那你认为是怎样的？”

“我认为你是被陷害的。”

“嗯，”我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我很久前就想过了这种可能。”

肯普说：“基本上就是。”我敢肯定，他又想到了我家里那份可疑的电话记录，但他没有说出来，“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想了一会儿。

“我为什么要告诉我的律师呢？”

“你认为是莫尔托吗？”

“可能吧。”我说。

“他从中能捞到什么好处？让你不再查那个案子了？那个B类档案？”

“那个B类档案。”我重复了一遍。

“除非他认为你不敢在法庭上提到这个案子。”

“是啊，但看看我现在的处境。如果是你，你是愿意被副检察长指控，还是愿意被一个以谋杀罪起诉的人指控呢？再说，他也不知道我们的进展程度，他就是不想让大家继续查下去。”

“这太奇怪了，你不觉得吗？有点诡异？”

“这是一个我不太相信的理由。”

“还有什么理由？”

我摇摇头，“今天晚上我就会有个更好的想法了。”

“为什么是今天晚上？”

我又摇了摇头。为了利普兰泽，我不能说，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你今天晚上要单独行动喽？”

“是的。”我说。

“你最好小心点，不要让尼可抓住了什么把柄。”

“别担心。”我说，“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站起来，想了想刚才说的最后这句话，这大概是我近来说的最离谱的一句话了。我向肯普道了晚安，走回办公室走廊，找香槟酒去了。

34

就像是圣诞老人或是在森林中出没的精灵一样，利普兰泽在半夜十二点后出现在我家门口。他看上去精神很好，显得格外开心，巴巴拉穿着睡衣在门口迎接他。我在等利普兰泽的过程中，没有丝毫的睡意，反而一直想着白天的事。这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希望的光芒，就像是紧闭的眼皮感觉到了清晨的阳光，在微微颤抖。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一种即将重获自由的信念重新点燃。在这轻松的心情中，这么多星期以来，我度过了和妻子最快乐的时光。我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论着熊谷的溃败和即将在星期五回家的奈特，我们又感觉到了一种重获新生般的宁静。

“在局里，他们都在传。”利普兰泽对我和巴巴拉说，“就在我从办公楼出来之前，我和一个刚刚同格勒登尼聊过天的警察说了几句。他们说，尼可准备撤诉了，莫尔托又哭又闹，想找出新的诉讼理由。你认为有可能吗？”

“有可能。”我说。一听到尼可打算撤诉，巴巴拉抓住我的胳膊。

“今天法庭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利普兰泽问。

我把斯特恩对熊谷询问的过程告诉了他，但他已经听说了。

“我知道这个。”他说，“我的意思是，怎么可能呢？我告诉过你，熊谷对我说过，凶手没有生育能力，我才不管那家伙抵赖多少次呢。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熊谷已经成为历史了。警局里，每个人都在说他下周就会被停职。”

正如肯普曾经预料的一样，我现在对熊谷又生出了一丝同情。

巴巴拉送我们俩出了门。“小心点。”她说。

利普兰泽和我在门外一辆民用牌照的小车上坐了一会儿。利普兰泽到我家的时候，我刚煮好一壶咖啡。巴巴拉给利普兰泽倒了一杯，又给他带了一杯在路上喝。我们坐在车上的这会儿，他正小口喝着。

“那么，我们是要去哪儿？”我问。

“你猜猜，”他说。这个时候已经很晚了，但我在很早以前就知道警察的这一套。如果你想找某个人，最好的时候就是半夜去找，只有这个时候，大家才基本上都在家里。“你就猜猜尼奥是个什么样的人？”利普兰泽说，“说说你的想法。”

“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有份喜欢干的工作，从信里可以明显看得出来。所以，他应该也有不错的薪水，但他的生活可能很拮据。说不定是开餐馆或开酒吧的，几个人合伙，他大概还有点脸面。要不是开电影院的，怎么样？我猜得差不多吧？”

“差远了，你觉得他是白人吗？”

“可能是，不管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应该都还不错。”

“猜错了。”利普兰泽说。

“不可能吧？”

利普兰泽又在笑。

“好吧，”我说，“我回答完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想不到的，”利普兰泽说，“他是‘暗夜圣徒’里的一员。”

“真的假的？”

“他的犯罪记录还不少，黑帮调查组已经对他展开了全方位监控。这个家伙现在已经大小是个头目了，他们都叫他会长，在他们黑帮总部管了两层楼。他已经在那里混了很多年了，显然他觉得，如果被兄弟们发现了自己是同性恋，别人都会看不起他。莫乔莱斯基有个线人，叫艾迪还是什么的，是个高中老师，也是同性恋，告诉了他这些事。这个老师好像就是尼奥的老师，和尼奥偷偷摸摸来往很多年。他说极可能是尼奥写了那封举报信。”

“这个家伙。所以，我们现在是去哪里？去格瑞斯大街？”

“是的，格瑞斯大街。”利普兰泽说。

这几个字让我心里一紧，全身打了个哆嗦。肯尼利和我以前在那里待过几个晚上，实际上，应该说是几个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这是白人在那里出没最安全的时间。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利普兰泽说，“他挺有钱的。电话是登记在他自己的名下，那个私家侦探波曼居然都没有查到。总而言之，我是在一个小时前打的电话。我说我是来问他要不要订报纸的，他说他没兴趣，但我一开始说要找尼奥·威尔斯先生时，他说他就是。”

当我们开车往城区走的时候，我在脑海中不断想着这个事实，我喃喃说着“一个‘暗夜圣徒’”。

我是在当副检察长的第四年开始熟悉格瑞斯大街的，当时，我是雷蒙德·霍根的手下，他选中我去负责“暗夜圣徒”案的调查。当时，它是全市最大的街头黑帮组织，雷蒙德在第一次参加竞选的时候，宣布要对它进行全面打击，这也成为他竞选的焦点。对雷蒙德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参选手段。金德区没有人喜欢这些黑人小混混，而打击黑帮的成功经验也有利于树立他良好的形象。对“暗夜圣徒”的调查成了我走进聚光灯的开始，是我第一次和记者并肩工作，那次调查花费了我四年的时间。在雷蒙德再次参加竞选之前，我们已经对一百四十七名黑帮成员定了罪。媒体盛赞了这一空前的成功，却从来没有提及，还有七百多名成员依然游荡在街头，做着同样的勾当。

这些黑帮分子的故事可以让研究社会学的专家写出一篇优秀的论文了。一开始，他们的名字叫“夜之亡命徒”，是北区一个很小的黑帮，纪律性也不是那么强。他们的头目是马文·怀特，是个长相英俊的美国人，但一只眼睛瞎了。他瞎眼的瞳孔是乳白色的，而且总是四处乱转，也许是为了平衡，他在另外一边的耳朵上戴了一只七八厘米长的绿松石耳环。他的头发往上竖着，乱七八糟的。马文是个惯偷，他偷汽车轮胎、偷枪、偷信件邮包，也从自动贩卖机里偷零钱，还偷各种各样的机动车辆。有一天晚上，马文和他的三个同伙去抢劫一家加油站。店主是个阿拉伯人，当他们逼着店主交出收银机里所有的钱时，店主突然也拿出了一支手枪，他们开枪把店主杀死了。马文和同伙认了过失杀人罪，被送进了鲁德亚德监狱。他们之前只进过州少管所，结果，那一次在监狱里，他们结识了更多厉害的角色。四年后，马文穿着长袍、戴着护身符从监狱里出来，宣布自己将成立“暗夜圣徒与魔鬼帮”。二十个穿着和他一样的人占据了一片街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按照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社区。马文把他的手下召集到一幢废弃的公寓楼里，他把那里当作总部。他每天晚上和周末都会对这些手下传经布道，而白天，他会教那些人怎么偷东西。

一开始，他们偷的是信件邮包。他们在邮局里安排了人，实际上，人还不少。他们不仅偷支票和各种演出活动的门票，还偷别人的银行账户信息。马文很有投资头脑，他把赚来的钱又再进行投资，比如，在北区购买房产。最终，这整片地区都成为了他们的地盘。他们开着大汽车在街上横行，肆意地鸣喇叭，把收音机的音乐声开到最大。他们骚扰正经人家的女孩，把正派的男孩变成暴徒。与此同时，马文还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政客的形象，他们周末还会给流浪汉施舍食物。

随着帮派的规模越来越大，马文带着手下开始了毒品的生意，整幢大楼都成了他们的加工中心。在两个端着冲锋枪的黑帮分子的监督下，化学博士们用奎宁和乳糖将海洛因稀释。在另一个加工区，六个女人用小塑料袋将它们分装，为了避免偷带，这些女人都是赤身裸体工作的。然后，这些高品质的海洛因会在大街上的摊点出售。一些从富裕社区来的白人年轻人会开车来买，周末有的时候简直是车水马龙，甚至会有黑帮里的人吹着口哨来指挥交通。曾经有一两次，报社想报道这种情况，但警局就不乐意了，因为，有些警察从中拿了黑钱，而警局对内鬼往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眼，没有接受好处的警察则敢怒不敢言。这些帮派中人都是亡命之徒，他们用枪杀人，用绳子勒死人，用刀子捅死人。有时候，他们杀人是因为毒品交易引发的争执，但也会为了一点儿意见不同而大开杀戒；有时候，可能是某人取笑了某人的车不够漂亮；有时候，可能是某人在街上不小心撞了他们一下。他们控制了这个城市中六个街区的地盘，把这里变成他们小小的“法西斯集中营”，其中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地方就是在格瑞斯大街上。

我听很多人说过，格瑞斯大街上的这些小区安置房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宿舍都是一样的建筑结构。但现在，它们两者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每幢楼房的小阳台都用铁丝网封了起来，因为，在过去的五年中，不断有人掉落到下面的人行道上，有的是自杀，有的是被抛下去的婴儿，有的是醉鬼，有的则是被人推下去的。阳台上的玻璃推拉门也都被换成了木板门。阳台上一般都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洗好的衣服、垃圾桶、黑帮的旗子、旧轮胎、汽车零部件等，冬天挂上去的则是任何可以抵挡寒风的东西。大概没有哪个社会学家能够描述出这些人的生活和我们普通人生活之间的差别，肯尼利以前最常说的就是“这里可不是什么正经地方”，他说得对，确实不是什么正经地方。但这里的生活也不是什么激进种族主义者能够理解的，这里就是战争区，我认为，就像是从越南回来的老兵所描述的场景。这是一片没有未来的土地，没有人真正明白其中的因果关系。这里只有血腥与狂躁，热烈与冷静，这些才是一些有意义的词。跟这里的人，你不用谈论明年可能发生的事，甚至连下周可能发生的事都不用谈。有时候，我听到我的证人描述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时，看到他们那种不以为然的态度，我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生活在幻觉中。我有一个线人，叫摩根·霍伯利，他原来也是“暗夜圣徒”的成员，后来真正开始信奉宗教、金盆洗手。他告诉我，曾经有一天早上，他被门外的枪声惊醒了。他探头去看，发现是两个帮派在进行血战。我问他他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他说：“回过头接着睡呗，又不关我的事！用枕头捂住耳朵就行了。”

实际上，我长达四年的调查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摩根·霍伯利的帮助。他是一个潜伏在黑帮内部的英雄，斯特恩多次在陪审团前提到过我的成功，而我的成功只有一个幸运的因素：摩根。任何一个像“暗夜圣徒”这样的组织都有为了钱而叛变的人，很多人成了警方或联邦调查局的内线。但马文是聪明人，他也安排了不少人来进行反侦察的工作。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接到的线报到底是真是假，因为通过这些线人，我们往往同时收到两三个不同的内幕版本。

但摩根·霍伯利是一个真正可靠的人，他能深入到黑帮的内部。不仅仅因为他想这样做，也因为圣徒们都很喜欢他。他天生具有一种潇洒的气质，就像有人天生就懂音乐、懂马、懂运动一样。他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他的一举一动如同行云流水。与其说他长得帅，倒不如说是一种冷静的气质让他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引起我内心的一种震撼，有点像是我对奈特的感觉。他说，有一天早上，他突然听到了上帝的声音，那个声音告诉他，“暗夜圣徒”的所作所为是邪恶的，于是，他偷偷成了警局的内线。当他去参加黑帮老大的会议时，我们会在他身上装上窃听器。他还会告诉我们很多黑帮成员的电话号码，我们再对这些电话进行监听。在摩根·霍伯利帮助我们的那七十天里，我们基本上搜集到了后来庭审所需要的全部证据，之后，才得以开始那场持续两年的漫长起诉。

当然，摩根没有撑到最后。他们说，好人从来都撑不到最后。肯尼利告诉我，他们找到了摩根。他们接到森林公园的巡警电话，听起来不是什么好事。当我赶到那里的时候，到处都是警察、急救人员和记者，这些人往往都是凶杀案现场的常客。大家都不想跟别人说话，人人都只想靠尸体近一些，到处都是人。我不知道摩根在哪里。肯尼利已经等在那里了，他把手插在外套口袋里，用阴郁的眼神看着我。他仿佛是在说，“我们完蛋了”，然后，他又收回自己的视线，仿佛是让我自己猜。

他是被淹死的。后来，罗塞尔医生证实了这一点，我是绝对不会让熊谷给摩根验尸的。罗塞尔医生验尸后表示，他是被淹死的，淹死在一个公共厕所的下水道里，那就是他最后葬身的地方。他头朝下倒栽着，两只肩膀都已经脱臼了，两只腿分开，全身僵硬。他身上穿着斜条纹的裤子，尼龙袜子和皮鞋都已经很旧了，有一种很落魄的感觉，裤腿和袜子之间露出来的皮肤是紫色的。我站在那间小小的木板房厕所里，虽然当时已经是十一月的天气，但还是有几只苍蝇飞来飞去，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恶臭。我想到了摩根的幽默和我一直以来对他的崇敬，那时候，我不相信天堂，不相信鬼神，因为我确信，这样一个男人，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伤害到他的。

利普兰泽看上去很冷，并不是说情绪很冷漠，而是真的很冷，虽然八月的晚上还有二十多摄氏度，他却缩着肩膀，把挡风外套的拉链拉得严严实实。我很了解他，他的这种表现如果不是出于害怕，那一定也是因为紧张。和他相比，我对这片地区倒还更熟悉一些。

“你没事吧？”我们走上一幢楼房的水泥楼梯时，我问他。

“当然没事，老大。”他说。

楼房里最主要的进出通道是楼梯。电梯很少开，就算是开了，也没人去坐。在楼梯间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勾当。有人在这里买卖毒品，有人在这里酗酒，有人在这里做爱。现在已经是将近凌晨三点，还是有人进进出出。在快到四楼的地方，两个年轻男人正勾搭着另外一个年轻女孩子，女孩的头往后靠在楼梯扶手上。一个黑人走在我们前面，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两个年轻男子对着他说：“最近怎样啊，哥们儿？”他们对我和利普兰泽倒是什么都没说，但眼神却很傲慢、冷漠，利普兰泽小心翼翼地爬着楼梯，还故意把警徽朝他们露了一下，想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可不是普通的角色。

我们爬到最高的那层楼——八楼。利普兰泽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前面，他轻轻地拉开楼道铁门，我跟着他走进了走廊。这是那种典型的安置房走廊，楼道里灯火通明，到处都是垃圾，空气中充斥着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半路上的一面水泥墙上，被砸出了一个洞，怎么看怎么像是人头的形状。就是在这样的一条走廊上，肯尼利的一个手下对马文·怀特开了枪，那是我们开始对他提起第一轮起诉后的一个晚上。我在楼房外面指挥整个逮捕行动，突然，我们听到了一阵枪响，但过了二十分钟，警察才让我进去。当时救护车已经赶到了，我和急救人员一起爬上楼。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他们终于救下了马文的性命，把他重新送回到鲁德亚德监狱。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状况很不妙。他们把他放在走廊中间，旁边是他的自动冲锋枪。他发出的哀叫是那么凄惨、那么绝望，他的肚子和手臂上全是鲜血，手里还攥着一张被揉成一团的紫色面巾纸。站在马文身边的是斯塔普莱顿·霍伯利，摩根的哥哥。在摩根被杀后，他便开始为我们打探情报。这个时候，他正当着好几名警官的面，往马文的脸上撒尿，而警官们都只是靠在墙上看着。

一个急救人员问我：“如果这个家伙被尿给呛死了，我该怎么说啊？”

我的思绪突然被利普兰泽的捶门声拉了回来。

“开门，尼奥！给我醒来。警察，开门，我们只想和你谈谈。”

我们等着。不知不觉中，整幢楼似乎变得安静了下来。利普兰泽又开始用手拍门，门是加固的铁门，别想用脚踹开。

利普兰泽摇了摇头。就在这个时候，门突然静悄悄地打开了，很慢很慢。门里面是一片漆黑，一丝光亮都没有。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感觉到一阵紧张。如果让我说出到底是什么引发了我的这种反应，我只能说应该是那微弱的金属咔嚓声，但在那之前，我就已经凭着直觉感到了一种警觉。空气中有一种危险的信号，像是一种气息，像是一阵微风。当我听到枪上膛的声音时，我才意识到，站在明亮走廊里的我和利普兰泽是两个多么完美的靶子。但当时，我的身体却没有动。幸好利普兰泽行动了。他骂了一句“妈的”，然后迅速趴下了，趴下的时候，他朝我这边扑过来，把我也拉倒。我跌在地上，打了个滚，很疼。我们都趴在地上，一人在门的一边，利普兰泽双手紧紧握着一支手枪。

利普兰泽闭上眼睛，大声喊。

“尼奥，我是警察！这个人也是警察！如果你十秒钟之内还不缴枪，我就会叫后援冲进来，还不等你开口，他们就会乱枪把你射死。我开始数了！”利普兰泽蹲下，后背紧紧靠在墙上。他朝我抬了抬下巴，意思是让我也和他一样。“一！”他大声喊道。

“哥们儿，”我们听到对方说，“你说你们是警察，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

利普兰泽从外套里拿出了警官证——证件上有警徽和照片。他慢慢朝门口挪了几步，把警官证往屋内扔去。

“二！”利普兰泽又喊道。他退了回去，朝我指了指门口。等会儿如果形势不对，就要赶紧逃走，“三！”

“哥们儿，我把灯打开，行吗？但我不会把枪交给你们的。”

“四！”

“好吧，好吧，好吧。”一支枪从铺着瓷砖的地板上滑过来，撞到墙面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那是一支很重的黑色手枪，在它没停下来之前，我还以为那是一只老鼠。突然，整间公寓的灯亮了。

“出来，尼奥，”利普兰泽喊道，“跪在地上。”

“唉，哥们儿。”

“快点！”

“妈的。”他跪在地上从房间里挪了出来，双手伸直在胸前，他现在的样子有点滑稽。

利普兰泽搜了搜他的身上。然后点点头。我们三个都站了起来，利普兰泽把警官证从尼奥手里一把夺了过来。尼奥穿着一件黑色无袖的T恤衫，头上扎着一根红色的发带，下身只穿了一条内裤，显然我们来前他正在睡觉。他的皮肤很光滑、肌肉也很结实。

“我是利普兰泽警官，警局的特别指挥，我想和你谈一谈。”

“他又是谁，哥们儿？”

“他是我朋友。”利普兰泽手上拿着枪，推了尼奥一把，“进去。”尼奥先走进了房间。利普兰泽站在门口，举着枪四周环视了一遍。然后又进去搜了一圈。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朝我做了个手势，让我进去。他把枪重新插回到背后的枪套里，把外套放下了。

“唉，我们差点就成了明天报纸的头条了。”这是我开口对利普兰泽说的第一句话，“如果他真开枪了，说不定就要靠你来救我的命了。”

利普兰泽做了个鬼脸，好像是在笑话我，“如果他真开枪了，在我把你拉倒之前，你已经没命了。”

房间里面，尼奥正等着我们。整套公寓里只有一个开放式的小厨房和两个房间，没有听到有其他人的声音，尼奥坐在客厅地板上的一个床垫上，他已经把裤子穿上了。在他脚边的床边，有一个塑料闹钟和一个烟灰缸。

“我们想问你两个问题。”利普兰泽说，“如果你说实话，我们五分钟后立马走人。”

“嗨，哥们儿。是你们凌晨三点跑到我这里来。拜托了，饶了我吧！你们给查理·戴维斯打个电话吧，他是我的律师。你们和他去谈，我很累了，我要睡觉了。”他靠在墙上，闭上眼睛。

“不需要律师，尼奥。”

尼奥闭着眼睛，笑了，他以前应该听过这一模一样的话。

“你有豁免权的，”利普兰泽告诉他，“这个人是检察官，你知道吗？”

尼奥睁开眼睛时，正好看见我在点头。

“看吧，你现在已经有豁免权了。”

“772，”尼奥说，“5868。是他的电话号码，哥们儿。他叫查理·戴维斯。”

“尼奥，”利普兰泽说，“大概在八九年之前，你给一位副检察官送了一千五百美元，他帮你摆平了一些事，你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没这回事，好吧？我说，你们凌晨三点，闯进我家里，问我这些破事。我是个傻子吗？啊？我他妈是个傻子吗？我会跟你们这些白人警察说这些破事吗？拜托了，哥们儿，你们回去吧。我要睡觉了！”他又闭上了眼睛。

利普兰泽哼了一声。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又要拔枪了，我很想阻止他，但他并没有拔枪，而是慢慢地走到尼奥身边。他蹲下去，正好蹲在他的床头。尼奥看着他走到自己身边，但当利普兰泽蹲下去后，他又闭上了眼睛。利普兰泽伸出一根手指，戳了戳他的胳膊，然后又指了指我。

“看到那个人了吗？他是拉斯迪·萨比奇。”

尼奥睁开眼睛，他知道我是“暗夜圣徒”案的负责人，现在就正在他的客厅里。

“瞎扯。”尼奥说。

“给他看你的证件。”利普兰泽说。

我没料到这一出，我把外套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外套上全是在地板上蹭到的灰。我身上带着几个月前利普兰泽给我的尼奥的档案，带着我的日程记录本、我的钱包。终于，我找到了一张皱皱巴巴的名片。我把它递给利普兰泽，利普兰泽把它递给尼奥。

“拉斯迪·萨比奇。”利普兰泽又说了一遍。

“那又怎样？”尼奥问。

“尼奥，”利普兰泽说，“你有多少兄弟是他送进监狱的，你知道吗？二十五个？三十五个？你知道他亲手抓了多少个‘暗夜圣徒’吗？你尽管接着睡，尼奥，拉斯迪·萨比奇明天早上就能打一通电话，告诉你所有的兄弟，你是怎么在森林公园里和白人搞同性恋的。他会告诉他们所有的细节，你和谁，在哪里，什么时候搞的。他会告诉他们，你，尼奥·威尔斯到底是个什么人。你觉得我们只是吓唬你？这可不是吓唬你，哥们儿。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曾经让斯塔普莱顿·霍伯利尿到了马文的脸上。你听说过这个事吧？我们现在只是想耽误你五分钟时间。你跟我们说实话，我们再也不会来烦你了。我们只想问你几件事，就这样。”

尼奥没有动，但利普兰泽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却睁得大大的，表情很严肃。

“我才不信呢，你现在是想问点事，过几天，你们又凌晨三点跑来，又来问点事。”

“如果我们真的还有事问你，现在就会告诉你，只要你能先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如果尼奥指认了莫尔托，那我们可能还会需要尼奥出庭作证，但利普兰泽很清楚，现在暂时还不能告诉尼奥这一点，“别跟我耍花样，尼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拿一千五百美元去摆平自己的那个案子？”

尼奥哼了一声，突然坐直了。

“那个该死的艾迪，”他说，“你们已经知道了，是不是？那你们还来问我干吗？”

“尼奥，”利普兰泽很平静地说，“回答我的问题。”

“是的是的，哥们儿，我花了一千五百美元。”

我的心跳突然加快了，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胸口，觉得衬衫的口袋都在跳动。

我突然开口说话了。

“那个女人和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就是卡洛琳，那个保释官？”

尼奥笑了起来，“当然了，哥们儿，也可以这么说。”

“什么意思？”

“拜托，”他说，“你们这是耍我呢。这整件事都是那个女人安排的，你不知道吗？她告诉我我不需要出庭，她知道该怎么摆平。她真的非常熟练。我敢打赌，她做这种事已经不下一百次了。她告诉我该去哪里，该怎么交钱。她态度很冷静的，你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我也像利普兰泽一样蹲了下来，“当你去送钱的时候，她在那里吗？”

“当然在那里！她就坐在那里。很冷静的，你知道吧。她说，‘你好，你坐在那儿吧！’然后那个家伙就开始说话了。”

“他是站在你背后的吗？”

“是！那个女人告诉我什么时候进去，让我别转身，就照着那个男人的话做就可以了。”

“他告诉你，让你把钱放在他办公桌上？”

“不是。我当时就坐在他办公桌旁。他说，让我把钱放在最上面的抽屉就可以了。”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是检察官的办公桌，是不是？”

“是的。”

“你把钱给他了，对不对？”利普兰泽问，“给了那个检察官？”

尼奥有点不耐烦地看着他。

“当然不是了，我才不会把钱给什么小检察官呢。我是傻子吗？他拿了我的钱，到时候又会说，唉，这事情办不了，他们经常都这么说，我听够了。”

利普兰泽看着我。他还没有明白，但我明白了。就在刚才，我突然明白了。终于明白了。天哪！我真傻，真傻！

“那给了谁？”利普兰泽问。

尼奥扮了个鬼脸。他不想告诉一个连这种事情都不清楚的警察，我替他回答了问题。

“是法官啊，利普兰泽。尼奥把钱给的是法官，对吗？”

尼奥点点头，“那个黑人，就是他，哥们儿。站在我后面就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谁了？我在法庭上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认出来了。”尼奥打了个响指，努力想着这位法官的名字。但已经没有必要了，那位法官的名字在他的无罪释放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我把那份文件从自己口袋里拿出来，那个签名我是不会认错的。我在过去这两个月见过几十次，这个签名就像拉伦做的其他所有事情一样，都是那么与众不同。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利普兰泽问。现在已经将近凌晨五点了，我们坐在河边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餐厅里。以前，这里的面包甜甜圈是最出名的，后来被一家全国性的大型连锁甜甜圈店抢去了生意。“拉伦和卡洛琳搞到了一起，所以，要多捞点钱给她花？”

利普兰泽还是显得很紧张。在开车来这里的路上，他停在半路买了一瓶桃子味的白兰地，像喝饮料一样喝光了，他还是对我们一开始和尼奥的对峙心有余悸。

“天哪！”利普兰泽对我说，“有时候，我真讨厌当警察。”

我摇摇头。他的那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在过去的这一个小时里，只有一点我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我上周见到肯尼利的时候，他不愿意告诉我的应该就是这件事，拉伦才是接受贿赂的人。这应该就是当时让警察们气愤不已的原因，法官居然带头知法犯法。

“那莫尔托呢？”利普兰泽问，“你认为他也参与了吗？”

“我猜他没有。我觉得拉伦不是那种会把第三者拉进来的人。尼可曾经说过，莫尔托很崇拜卡洛琳。她大概是央求他撤销诉讼，而他就照办了。我敢肯定，莫尔托和其他人一样，也对卡洛琳很有好感。”当然，是一种精神上的、压抑着的好感，这也说得过去。正是这样的原因，莫尔托才一直对卡洛琳的案子非常关注，因为，他对她的感情从来没有释怀过。

我们又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都已经到了吃早餐的时间，我们俩都要了一份鸡蛋。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在河面上，映出漂亮的玫瑰色光芒。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笑了起来。我笑得那么放肆，像个幼稚的孩子，仿佛失去了控制。我的想法很荒谬，但其实一点儿也不好笑。不过，经过了漫长又奇怪的一天，我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正常。

“怎么了？”利普兰泽问。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什么？”

我又开始笑。过了半天，我才说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也是带枪的。”

35

我穿着睡衣，正准备爬上床的时候，巴巴拉翻过身。

“你现在就起床了？”她眯着眼看了一下钟，只有六点半，“还早呢。”

“我还没睡呢。”我告诉她。

她用胳膊支起身子，但我摆摆手，说没什么好说的。我以为我会睡不着，但还是睡着了，我梦到了在监狱里的父亲。

巴巴拉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叫醒我，我们匆匆忙忙地往法庭赶。桥上的车很多，等我们赶到法庭的时候，已经开庭了。肯普、莫尔托和尼可站在法官面前，尼可正在说着什么。他看上去满脸阴沉又疲惫，而他对拉伦说话的态度我只能用激动来形容。

我在斯特恩旁边坐下来。巴巴拉之前已经跟他打了电话，说我们可能会迟到，但并没有说原因。我一坐下，斯特恩就悄悄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我们两个都没有生病。然后，他才告诉我刚刚发生的事情。

“检方已经走投无路了。等会休庭的时候，我再告诉你细节，反正现在他们想让莫尔托出庭作证。”

我认为这应该就是尼可在对法官说的事。当他对法官讲完后，拉伦低下头，简单地说了一句，“不行。”

“法官大人……”

“戈迪亚先生，我们已经在开庭的第一天就非常认真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你们不能让莫尔托先生做证人。”

“法官大人，我们当时不知道……”

“戈迪亚先生，如果要让莫尔托上庭作证，那我现在必须撤销之前的决定，因为，如果这个案子到了上诉庭，我是说，如果他们看到了我们前后不一致的决定，就会把这个案子立马发回重审。斯特恩先生开庭的第一天就问了，莫尔托先生是否会出庭作证，你说绝对不可能，现在，我不能出尔反尔。”

“法官大人，你说过，如果被告提出陷害论，我们是可以有一些余地的，你说过。”

“我已经让你站在陪审团面前，说出了一个根本不合理的指控。你还记得雷蒙德站在证人席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我对斯特恩先生有信心，以他的职业水平，做事绝对不会没有根据。戈迪亚先生，我原来并不知道，你们居然弄丢了一个最重要的证据，而且最后一个看到它的人就是莫尔托。我也不知道，莫尔托和你们的法医官会伪造证据、捏造证词。我警告你，先生，对昨天发生的事，我只能想到一个理由来解释，我还在考虑要怎么处理莫尔托先生的问题。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绝对不会让他站在证人席上，让目前的局面更加混乱。你还有什么事要说？”

尼可沉默了，他低下头。当他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他整了整自己的外套。

“法官大人，我们想传唤一位新的证人。”

“是谁？”

“迈尔斯·罗宾森医生，萨比奇先生的心理医生，他是在我们证人名单上的。我们一开始没有传唤他，但昨天晚上，我已经跟斯特恩律师通知了这个改变。”

我站在斯特恩身边，开始紧张起来。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以免我把自己的情绪显露了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悄悄说。

“我今天早上就想同你商量，”斯特恩也轻声说，“我已经和罗宾森医生谈过了。我等会儿告诉你，我认为检方会问些什么。”

“那么有什么问题呢？”拉伦问，“难道斯特恩先生反对你们没有提前通知就传唤他了吗？”

斯特恩站起来说：“我们没有反对，法官大人。我反对的是证人的证词，并不是因为没有事前得到通知。”

“那说说你反对的原因吧，斯特恩先生。”

“法官大人。我们的反对有两个原因。第一，无论心理治疗领域现在有怎样新颖的观点，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虚无的东西。因此，医生的证词有可能让陪审团对萨比奇先生产生严重的偏见；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我知道对罗宾森医生进行询问的将会是莫尔托，我认为，他一定会问很多涉及医患保密方面的问题。”

“我明白了。”拉伦说，“那你们要正式表示反对吗？”

斯特恩低下头看着我。他朝我俯过身来，好像是在仔细思考。

“法官大人，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也许会得罪人，我在这里先道个歉。但我认为，为了保护我客户的利益，这些话我非说不可。法官大人，我很怀疑检方传唤这个证人的动机。这个证人是一位医生，一位心理医生，他和病人进行的谈话都是以治疗为目的的交流，而且有很多内容是必须保密的，我想不出检方有什么理由非要让他上庭。我认为检方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一定知道我们会反对，而法庭也肯定会支持我们的反对意见。那么，等到这个案子最终结案的时候，检方就可以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了。”

斯特恩这话的意思是说，尼可和莫尔托在对法官耍计谋，尼可听完暴跳如雷，用拳头捶着桌子。

“我反对，”他说，“我反对！这太过分了！”他转过身，狠狠地跺着脚，走到检方的律师席前，一边喝水，一边愤怒地瞪着斯特恩。

拉伦法官安静了很久。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他并没有对斯特恩的推测作出回应。

“戈迪亚先生，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医患保密的这个问题？”

尼可和莫尔托小声商量了几句，“法官大人，证据显示，萨比奇先生只去过罗宾森医生那里几次。所以，我们认为，萨比奇先生并不是为了去治疗，所以并不存在医患保密的问题。”

我受够了，我大声地骂了一句：“胡说八道。”

拉伦法官大概是听到了，他朝我看了一眼。

“听着，”拉伦说，“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对检方并不是很有利，傻子都看得出来，而这里也没有人是傻子。戈迪亚先生，不要觉得我允许你传唤这个证人，你就可以耍花招了，你要好好想想清楚，我绝对不能也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不会阻止这位医生出庭作证，我对斯特恩先生开始的推测也不作任何评论。我只想说，你的每一个问题最好都不要涉及医患之间的秘密。如果你想让这个证人在陪审团面前作证，随便你。但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你得给我小心一点儿。你们已经有一个检察官的行为很可疑了，如果他还想在陪审团面前问什么涉及医患机密的东西，那你们就危险了。你们和罗宾森医生商量过没有，哪些方面是可以问的，哪些方面是不能问的？”

“罗宾森医生不愿意见我们。”

“嗯，他倒是聪明。”拉伦说，“你们想干吗就干吗吧，戈迪亚先生，但你们最好能从这位证人身上问点有用的东西。现在陪审团对你们的想法，我猜都猜得到。”

尼可又要求和莫尔托商量一下。他们一起走到法庭的一个角落，莫尔托在激动地说着什么，满脸通红，挥着双手。他们回来后，尼可说，他们还是打算传唤罗宾森医生，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

陪审员回到法庭，迈尔斯·罗宾森医生也来到了证人席上。罗宾森医生六十五岁左右，身材清瘦，满头白发，剪得很短。他说话的声音很轻柔，但很有威严。他是带有黑人血统的黑白混血，比我的皮肤还要白，但确实是黑人。很多年前，我曾经和他有过短暂的接触。当时，他是一起案子中的证人，现在，他已经是全国在失忆领域的专家、大学医学院的正教授和精神病学系的系主任。当我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心理医生就是他了。

“你认识拉斯迪·萨比奇吗？”罗宾森医生刚说出自己的姓名、办公室地址和职业以后，莫尔托就开口问道。

罗宾森医生看着法官。

“我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吗？法官大人。”

拉伦低下头，他很和气地说：“罗宾森医生，坐在那里的斯特恩先生，”他指着斯特恩，“是代表萨比奇先生的律师。如果他认为你有什么问题是不需要回答的，他会表示反对。除此之外，你应该如实回答所有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斯特恩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律师。”

“我们谈过几次。”罗宾森说。

“那很好。”拉伦说，然后，他对法庭记录员说，“请重复问题。”

“认识。”问题重复后，罗宾森回答道。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他是我的病人。”

“你见过他多少次？”

“我昨天晚上查过病历记录了，一共是五次。”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从今年的二月到四月，最后一次是四月三日。”

“四月三日？”莫尔托问。他看着陪审员们，但陪审员并没有看他。他的意思很明显，他是想让陪审团注意，我最后一次去看心理医生是在卡洛琳谋杀案发生后的两天。

“是的，先生。”

“萨比奇先生有没有和你说过卡洛琳·波尔希莫斯女士的事？”

医患保密协议保护的是医生和患者之间谈话的内容，而非谈话行为这一事实。之前，莫尔托没有问过罗宾森任何关于我们之间谈话内容的问题，但现在，这个问题问得过了，斯特恩悄悄站起来。

“反对。”他说。

“反对有效。”拉伦明确地说。他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恼怒地盯着莫尔托。显然，他是同意斯特恩对检方动机的猜测的，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他会让罗宾森站在证人席上，但如果莫尔托问到了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斯特恩表示反对，他都会支持。

“法官大人，我能问一问您这个决定的理由吗？”莫尔托问，他挑衅地盯着法官。天哪，这两个人确实是够痛恨对方的。在目前为止，他们之间长年累月积累的矛盾怨恨大概要考古学家才能探究清楚了。有一部分原因当然是卡洛琳，莫尔托一定嫉妒过拉伦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当时他们一起在北区分局工作时，他就知道拉伦和卡洛琳之间的关系了吗？有很多个晚上，我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当时谁认识谁？拉伦现在觉得莫尔托知道了些什么呢？太复杂了。但不管是什么，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和我并没有关系。

“莫尔托先生，你知道我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在陪审团进来前，我们就已经讨论过了。你所涉及的是医患关系的问题，他们之间交流的内容是保密的。如果你敢在陪审团面前再次质疑我的决定，先生，那么你的询问就到此为止。继续。”

“罗宾森先生，萨比奇先生是不是后来就没有去找过你了？”

“是的，先生。”

“你对他的治疗就这样终止了？”

“是的，先生。”

“法官大人，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之间谈话的内容就已经不再需要保密了。”

“莫尔托先生，你现在这是藐视法庭，请继续你的询问。”

莫尔托回过头看着尼可。突然，他决定不顾一切了，他大概是考虑了一下自己的武器库，然后，扔下了一枚原子弹。

“拉斯迪·萨比奇有没有告诉过你，是他杀死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整个法庭一片哗然。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尼可当时要捶桌子，这才是他们让罗宾森来这里要回答的问题。他们不是要问一些遮遮掩掩的问题，像是我有没有同卡洛琳发生过关系之类，他们要在最后孤注一掷。但是，这个问题却让法官大发雷霆。

“够了，”拉伦怒吼，“够了！我受够你了，莫尔托。如果说开始你那个问题就涉及医患保密的方面，那你现在的这个问题又算是什么？”

我悄悄跟斯特恩说了几句。他对我说，“不行”，我又跟他说，“可以。”我几乎是拉着他的胳膊，把他推着站了起来，他开口说话的时候，语气中带着一种少有的犹豫。

“法官大人，我们并不反对检方的这个问题，证人可以回答。”

拉伦和莫尔托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拉伦是因为怒火还没有消，莫尔托则完全是弄糊涂了。最后，他们终于都明白过来。

莫尔托说：“我收回这个问题。”

但法官已经看明白了现在的局势。

“不行，先生。你不可以在陪审团面前提出一个这么带有偏见的问题，然后又想收回。斯特恩先生，我要再确认一次，你们是否表示反对？”

斯特恩清了清嗓子。

“法官大人，这个问题并不会触及到医患之间需要保密的内容，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会违背保密的原则。”

“我明白了。”拉伦说，“好吧，你真的认为可以吗？”

斯特恩看了我一眼，但马上干脆地回答道：“是的，法官大人。”

“那好，那就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回答吧，我们都知道目前的状况了。法庭记录员，能不能重复一遍莫尔托先生的最后一个问题。”

记录员拿着记录本，站了起来。她用平稳的语调念道：“莫尔托先生提问，‘拉斯迪·萨比奇有没有告诉过你，是他杀死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

拉伦举起一只手，让记录员坐下，准备记录答案。然后，拉伦朝证人点了点头。

罗宾森不慌不忙地说：“没有！萨比奇先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法庭里又是一阵骚动，还有一种放松的气氛。陪审员都在点头，那位学校女老师还冲着我笑了笑。

但莫尔托绝不会就此放弃。

“那么他有没有说过任何关于波尔希莫斯女士被杀的事？”

“反对，并反对莫尔托继续询问有关萨比奇先生和罗宾森医生之间谈话内容的问题。”

“反对有效！检方律师不得再询问任何类似问题以及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这次询问到此为止。罗宾森医生，你可以离开了。”

“法官大人！”莫尔托喊道。但尼可立马拉住了他的手臂。他一边拽着莫尔托离开，一边和他商量着什么。尼可点着头，像是想逗莫尔托开心，但并不想消除他的愤怒。

法官只是盯着尼可，“戈迪亚先生，你现在这样，是否表示检方已经完成了询问？”

尼可回答道：“是的，法官大人。我代表金德区检察院，表示询问已经完成。”

这个时候，拉伦应该让陪审团休息，好好过个周末，再决定是否要作出直接裁定。他对着陪审员说：“女士们，先生们，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会宣布休庭，让大家离开。但现在，我还不打算让你们走，你们在这个案子中的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

一开始，我没有听明白他的这句话，但当肯普用手紧紧挽住我，斯特恩又用手紧紧挽住我的时候，我明白了，我的审判到此结束。拉伦还在继续说。他告诉陪审员，如果他们想留下来，也可以留下来。我把手撑在桌子上。我在抽泣，但我还是抬起头，听着法官的话，听着拉伦·利特尔法官让我重获自由的宣判。

他对陪审团说：“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我仔细思考了这个案子。一般情况下，这时候被告的律师应该提出无罪释放的申请。很多法官应该不会不批准这样的申请，让案子继续下去，这由你们作出决定。通常，在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一个理智的法官可能会认为被告有罪。我认为，任何一起诉讼，都应该有充分的证据，没有人应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接受审判。我想，这也是司法公正的要求。而在这个案子中，我认为并没有体现公正的原则。我明白检方有自己的怀疑。在昨天之前，我甚至还可以说，他们的怀疑是合理的。但现在，我已经不确定这一点了。我不能容许检方在证据问题上反反复复，而且这些证据明显都很不充分。这对你们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对萨比奇先生更不公平。没有人应该在这样的证据基础上受审，毫无疑问，萨比奇先生不应该再继续承受这样的压力了。本案中，没有关于犯罪动机的证据，也没有任何具体证据能证明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在我看来，昨天以后，也已经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能证明在波尔希莫斯女士被杀的当晚，萨比奇先生曾经和她发生过关系。还有，我们都已经发现，没有一丝一毫的直接证据能证明是萨比奇先生杀死了波尔希莫斯女士。也许在那天晚上，他确实在她家里，检方可以去证明。但如果检方能够找到那只传说中的玻璃杯，也许我会对他们更有信心一些。然而，在目前的各种状况之下，我已经无法再让这个案子继续下去了。”

“法官大人……”尼可站了起来。

“戈迪亚先生，我明白你现在很着急，但我还在说话，我希望你听我说完。”

“法官大人……”

“我还有几句关于莫尔托先生的话要说。”

“法官大人，我方决定撤诉。”

拉伦很惊讶。整个法庭一片哗然，然后是人走动的声音。我不用回头就知道，一定是记者纷纷跑出去给自己的报社打电话汇报情况去了。电视台的人会扛着摄像机赶来，没有人会料到案子竟然就这样结束了。拉伦敲着小木槌，要求大家肃静。然后他又伸出了一只大手，示意尼可接着说下去。

“法官大人，我只是想说明两件事。第一，似乎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案子是一起政治上的阴谋陷害，我否认这一点，我代表检方所有的人否认这一点。我认为，我们提起的诉讼是合理的。”

“有话直说，戈迪亚先生。”

“是，法官大人。我今天早上来到法庭的时候，是希望您能够让陪审团决定这个案子的最终结果。我认为，有些法官会这样做。我认为，这样才公正。但有些法官也许不会，既然您已经作出了决定。”

“我当然已经作出了决定。”

“从萨比奇先生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他完全不应该质疑我们提出诉讼的合理性。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们都不同意您的看法，没有人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但我也不希望任何人认为，这是我在找借口。”尼可微微转过身，回头看了一眼斯特恩，“所以，基于以上理由，我接受您的决定，并撤诉这个案子。”

“同意。”

拉伦站了起来。

“萨比奇先生，你可以走了。我无法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么抱歉。看到你重获自由，我非常高兴，但这也无法弥补这一案件中的不公正，我祝你一切顺利！”

他又敲了一下小木槌，“结案。”然后，他就离开了。

36

法庭里一片混乱。我的妻子、我的律师、记者，看热闹的人，我不记得了，他们都想挨着我。巴巴拉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我感觉她的手臂紧紧地围着我，她的胸挤着我，她的骨盆抵着我的下体，格外刺激。也许，这是我重获新生的第一个标志吧。

“我太开心了。”她吻着我，“我太替你高兴了，拉斯迪。”

她又转过身，拥抱了斯特恩。

而我，只想赶紧逃离这疯狂的一切。我不想面对媒体的混战。我拉着巴巴拉、斯特恩和肯普从大厅后门匆匆离开，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但还是无处可逃，我们走到斯特恩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楼前，又有一大批人聚集在这里。我们从人群中挤出去，上了楼，大家都没说话。会议室里摆着简单的自助午餐，但我们没机会吃。到处电话铃都在响，秘书跑来告诉我们，说接待室里简直人山人海，站不下的记者都已经排到大厅了。这些饥饿中的怪兽是一定要先喂饱的，我不能剥夺属于斯特恩的这一光辉时刻，他理应得到众人的关注，打赢了一个关注度如此高的案件，会给他带来经济上和职业上的双重收益，让他未来很多年在事业上都可以高枕无忧，他现在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大律师了。

所以，在吃过了半个牛肉玉米卷后，我们又走到楼下的大厅，再一次去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记者们在吵，到处都是麦克风、录音机，对着我的聚光灯就像是十几个小太阳。

斯特恩先说了几句话，然后我说：“我认为，任何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心情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案子结束了，我很高兴。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但我很庆幸我找到了全世界最好的一位律师。”我没有回答记者们关于尼可的问题，我自己都还没有理清思绪，我内心其实很大一部分相信他只是在公事公办。没有人问我关于拉伦的问题，我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虽然我很感激他对我的无罪判决，但在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后，我对他再也尊重不起来了。

楼上，已经摆上了香槟酒，和昨天晚上肯普拿出来的香槟酒一样。是斯特恩早就为今天的胜利准备的，还是他本来就储备着好酒？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人，我和斯特恩、肯普站在他们中间，一起为斯特恩举杯祝酒。斯特恩的妻子克莱拉来了，梅可也来了，她坐在轮椅上一边哭，一边给我一个拥抱。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她说。

巴巴拉找到我，说她要先回家，她想让奈特提前一天回来，也许夏令营的老师能够给奈特在飞机上安排一个座位。这需要打很多电话，找很多人。我把她送到大厅，她又给我一个拥抱。“这我就放心了，”她说，“案子能这样结束，我太、太高兴了。”我们之间还是有一种无法逾越的悲伤。现在，我完全猜不到巴巴拉的心情，但我想，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值得高兴和感恩的时刻，她也应该意识到了，我们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在经过了这一切的混乱之后，我们如果要解决那些问题，需要消除太多的分歧，才能忘记曾经的背叛，才能带来相互的谅解。

斯特恩的办公室里，不断有人来。有警察，还有律师，他们都来祝贺斯特恩和我。我几乎都不认识，在这些外人中间，我觉得很不自在。一开始的兴奋感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和悲哀。我以为是我太累了，我感觉自己很可怜。但最后，我发现，这不是累，是一种不安的情绪，它在慢慢弥漫，像是从地下渗出的石油，我需要时间仔细思考，于是，我悄悄离开了。我没有对斯特恩说我要去哪里，我说，我就是想出去冷静一下。然后，我就离开了斯特恩的办公楼。现在已经快到傍晚了，夕阳照射下，万物都投下了长长的影子，河边吹来一阵微风，充满了夏天的味道。

最新的晚报已经出来了。我买了一份《论坛报》的头版，标题就占据了半个版面：《萨比奇当庭释放》。副标题：检方被指“颜面尽失”。“金德区高级法院拉伦·利特尔法官今日撤销了对金德区检察院前副检察长拉斯迪·萨比奇的谋杀罪控诉，结束了这场为期八天的审判，拉伦法官指责该案‘让司法公正蒙羞’，严厉批评了金德区检察院检察长尼可·德拉·戈迪亚，并一度表示，他相信有些指控萨比奇的证据是由检方捏造的，因为萨比奇曾经是尼可的政治对手。”还有几份报纸也都是相同的内容，尼可受到千夫所指。一个为了对付昔日政治对手而炮制出来的诉讼，是一场肮脏的游戏。这样的事很快便会传遍全国，尼可会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承受巨大的压力，而媒体也会保持一贯隐晦含糊的作风，对尼可最后主动撤诉的举动只字不提。

今天晚上，整座城市安静得有点古怪。河边新开了一家餐厅，户外还摆着几张餐桌，我点了两瓶啤酒和一份三明治。我把报纸的体育版翻开，高举在面前，躲开行人打探的目光，但我并没有看报纸上的内容，而是陷入了一种恍恍惚惚的回忆中。快六点的时候，我给巴巴拉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听。我希望她是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多么想回家就能看到奈特。在这之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我回到斯特恩的办公室，前门是敞开的，但房间已经几乎空了。我只听到一个声音，那低沉的语调一听就知道是斯特恩。我跟着他的声音，走进了办公室，听起来他应该是在和别人讨论另一个案子。我想，这大概就是律师的生活。我走到办公室门口，看到了他。今天早上，桑迪·斯特恩打赢了他职业生涯中最轰动的一桩官司，而到了晚上，他还要继续开始新的工作。他正在讲电话，面前放着一个打开的文件夹，沙发上放着几份晚上的报纸。

“啊，刚好，”他说，“拉斯迪刚刚走进我的办公室。明天早上十点前，我保证。”他把听筒放下了，“一个客户，”他说，“你回来了。”

“对不起，我跑掉了。”

斯特恩举起一只手，他的意思是他不需要任何解释。

“但我还是想见见你。”我告诉他。

“这很正常。”斯特恩说，“有些客户在经历了这样的案子后，会消失好几天，甚至是好几周。有时候，确实很难相信这一切竟然已经结束了。”

“这也是我正想和你说的事。”我说，他递给我一支雪茄烟，我接了过来，他给自己也拿了一支烟。我们俩，一个客户和一个律师，一起抽着烟，“我想谢谢你。”

斯特恩又把手举了起来，和开始一样。我告诉他，我有多么感激他为我作出的努力，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能成功。我说：“你是最棒的律师。”这些溢美之词就像是温暖舒服的牛奶浴，让斯特恩很开心。他笑着，抽着烟，在实事求是的赞美面前，他也忍不住得意一下。

“我在想一些事，我想知道今天法庭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斯特恩说，“今天，你被当庭无罪释放了。”

“不，不是这个，”我说，“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昨天你还告诉我，拉伦会让陪审团最终决定这个案子的结局。结果，今天他跳过了陪审团，直接宣布我无罪释放，我们连申请都还没有向他提。”

“拉斯迪，我当时只是在猜测拉伦法官的想法。你认识的哪个律师，总是能准确猜到法官的想法？拉伦既然决定了不经过陪审团，那我们就应该感激他的这个决定。”

“昨天晚上你还认为这个案子会由陪审团来决定。”

“拉斯迪，我天生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你别怪我有时候太过谨慎。如果我当时说，我们的官司一定能打赢，但最后又没打赢，那你不是要失望了吗？我不会那样说的。”

“是吗？”

“你我都知道，检方这个案子的证据一开始就不是很充分，而且，随着审理过程的进行，有越来越多的弱点暴露出来，法官作出了一些对我们有利的决定。有些证人出现了失误，有些询问很成功，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怎么也找不到，还有一个证据无法确认，检方这个案子必败无疑。我们之前都看过类似的判例，今天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的一天。想想今天上午罗宾森医生的证词吧，多么有说服力。”

“你真的这样想？我没有告诉他我杀了卡洛琳。那又怎么样呢？我是个律师，是个检察官，我当然知道，如果我真杀了人，我肯定不会向任何人坦白的。”

“但你在谋杀案发生后的两天还去找了这个医生，你和他之间是一种最亲密、最坦诚又职业的关系。拉斯迪，罗宾森医生对检方问题的回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如果我早知道他会说出那句话，那我昨天晚上就不会作出悲观的预计了。”斯特恩微微皱起眉头，把视线移开了，“拉斯迪，我见过很多人在局势发生重大改变时，都会有奇怪的反应，你不要让自己的看法影响到了你对整件事情的评价。”

很有技巧的回答。不要让你杀了她这个事实影响到你作为一名律师的判断力。我感觉到斯特恩的最后一句话像是对我的一种小小的背叛，虽然不动声色，但确实很奇怪，我现在已经确信我的感觉是对的了。

“我在法庭上也混十几年了，斯特恩。今天确实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他在笑着，把雪茄烟放下，双手紧握着。

“没有什么不对劲！你被无罪释放了。这个司法体系就是这样运转的，和你老婆回家去吧。奈特回来没有？你们一家团聚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没有理会他故意转移话题，“斯特恩，今天发生的一切到底是怎么了？”

“证据不足呗，你的律师很厉害呗，对方的律师太差劲了呗。法官都知道，你确实是一个好人呗。拉斯迪，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告诉他。

“什么意思，拉斯迪？”

“关于那个B类档案，关于拉伦和卡洛琳的事，关于他们之前一起接受贿赂的事。”

桑迪·斯特恩是个很少会表现出惊讶的人。他洞明世事，决定了他永远不会让任何事影响到自己。但现在，他的表情开始变得奇怪。他张开嘴，拿着雪茄烟，忘了去磕烟灰，过了许久，他看着我说：“拉斯迪，说真的，你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是你的朋友，但我也是你的律师。所以，我会保守你的秘密，但我并不会告诉你我的秘密。”

“我能接受事实的真相，斯特恩。我向你保证。过去这几个月，我已经经历了太多、太多。你昨天晚上也说过，我不是一个会轻易泄露秘密的人。我总是能信守自己的承诺，我不会违背自己的保证。”

我耐心地等着，最后，斯特恩终于站起身来。

“我知道问题的所在了，你担心的是法官是不是清白？”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你认为呢？”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斯特恩靠在白色沙发的扶手上，“拉斯迪，我知道我对你说过些什么。至于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你不用管。我有很多客户。这些人都有各自担心的问题，经常会需要律师的建议，在必要的时候，也帮助他们的律师。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今天晚上说的话，过了今晚，我们都不要再提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接下来的话，以后我是绝对不会我说过的。你明白了？”

“非常明白。”

“你怀疑拉伦的人品。拉斯迪，你得原谅我，我得说几句哲学上的套话了，人所犯的错误不见得都是出于低贱的人品，也会有环境因素的影响。或者用个老掉牙的词来说，那就是，诱惑。我从当律师开始，就认识拉伦了，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的他并不是真正的他自己。和妻子的离婚让他陷入了混乱，他开始酗酒，喝得烂醉如泥。我还知道他在赌博，他和漂亮又有野心的卡洛琳开始了地下情，而他的职业生涯也是摇摇欲坠。当时，无论是从声望地位上，还是从经济收入上来看，他都是处于最巅峰的时期，他却放弃了律师这一行，去当法官。我认为，他是希望通过职业上的改变来弥补个人生活的不幸，但最后，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尔虞我诈的司法体系。当时，他每天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一开始吸引他从事法官职业的构想完全不同。拉伦是个很有想法也很有能力的人，但那么多年来，他处理的案子无非就是交通违章、酒吧斗殴、公众场合行为不端之类的，都是一些很边缘化的案件。所有案件的结局也都是一样，被告都被释放了。只不过各自的原因不同：有的是检方主动撤诉，有的是被释放后接受警方的庭外监管，有的是保释。但所有的被告都走出了法庭，回到了家。当时拉伦所处的环境中到处都充斥着腐败，这一直也是这个城市最不可告人的秘密之一。保释官、警察、律师，统统都参与了，北区分局就是这些违法勾当的一个大本营。拉斯迪，难道你以为拉伦是北区分局唯一一个接受贿赂的法官吗？”

“你这不是为他辩护吧？！”我说。斯特恩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绝对不是，”他坚定地说，“绝对不是。我对这样的行为不会有丝毫的宽容。这是一种羞耻，正是这样的行为动摇了我们政府部门的信誉。如果我是法官，我会审判他们，我会判他们入狱，很长、很长的时间，说不定统统判无期徒刑。”

“但已经发生的都发生了，而且已经发生很久了。我告诉你，现在，拉伦进了高级法院，他是宁愿死也不会接受贿赂的。我这是真心话，我是真的这么认为，而不仅仅是一个律师对法官的奉承。”

“斯特恩，我有当检察官的经验，没有人是只腐败一点点的，这是一种病，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那只是他过去的一段经历而已，拉斯迪。”

“你敢确定那已经结束了吗？”

“非常确定。”

“是不是还有什么内幕，是怎么结束的？”

“拉斯迪，你得明白，我不是什么历史学家，我只是从某些人那里听到了一些事。”

“是怎么结束的，斯特恩？”

他坐在沙发扶手上，低头看着我。他双手放在膝盖上，脸上的表情非常严肃。保密是桑迪·斯特恩职业生涯得以稳固的根基，对他来说，这些秘密是极其严肃的事。

最后，他终于说：“是雷蒙德·霍根察觉到了内部的腐败状况，并下决心进行整治，三十二区分局的一些警察也开始搜集证据。有很多知道内情的人开始担忧，对北区分局的反腐调查会挖出更多除了拉伦法官之外的人。老实说，我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也是从这些人那里听来的。总而言之，他们决定向检察长汇报情况。”斯特恩把视线移开了，他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说，“是这些人的律师给了他们建议。但私下里，我敢说，雷蒙德一定通知了拉伦这个老朋友，告诉他，他可能面对的危险结局，并告诫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及时收手。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我也不知道我的这种猜测到底对不对。你知道，我并不想和你说这番话，我也从来没有刻意去确认过这件事。”

我早就应该猜到，雷蒙德也涉足其中了。我愣了几分钟。有点失望，也点有自嘲。

“你知道吗？”我说，“曾经有一段时候，我认为雷蒙德·霍根和拉伦·利特尔是真英雄。”

“你这种想法当然没错，他们做了很多英雄才会做的好事，拉斯迪。”

“那莫尔托呢？你有听说过他受贿的事吗？”

斯特恩摇摇头。

“据我所知，他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你也许很难相信，但这就是事实。也许有人曾经怀疑过他。但我认为他只是受到了卡洛琳的摆布，莫尔托就像是她的一个宠物、一个信徒。我敢肯定，卡洛琳完全能把他玩弄于鼓掌之上。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在拉丁美洲生活，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我是怎么回事，但我经常会遇到卡洛琳那样的女人，她们用自己的性感魅力作为进攻的手段。在现代的社会里，如果有女人用这种传统又隐蔽的方式去接近权力，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但卡洛琳是很有手腕的。”

“她确实不是寻常角色。”我说。唉，卡洛琳，我突然涌起一股无法抑制的悲伤。卡洛琳，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斯特恩对卡洛琳的评价并不完全正确。也许是过去一周的痛苦终于在今天结束了，也许是我对卡洛琳的执着终究没能释怀。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当我坐在柔软的沙发上，抽着上好的雪茄时，我对她还是有感觉的。现在，这种感觉基本上是一种同情，也许我对她的评判是完全错误的，也许她生来就不完整，就像有些一出生就缺少某个器官的婴儿，也许她从来就不会有真实的情感，天生就是冷漠的，但我不愿相信是这样。我觉得，她和所有曾经受过伤害的人一样，内心和情感都是正常的，但她最需要的是自我保护。她就像一张被自己的网网住的蜘蛛，到最后，她一定是备受折磨。我只能猜测原因，但到底是怎样残忍的经历造成了她那个样子，我不得而知。她显然是在努力逃避着某种阴暗的过去，她想要重塑自我。她扮演着一个又一个光彩照人的角色，时而是风情万种的女人，时而是耀眼夺目的律师，时而是通情达理的好人，时而是激情四溢的情人。她还是一个聪明又强硬的检察官，决心惩罚那些暴力冲动的犯罪分子。但无论哪种外表的伪装，都无法改变她的内心。无论她内心有过怎样的阴影，她都没有摆脱掉那阴影，在自我欺骗、借口和痛苦中，她把这种残酷又还给了外面的世界。

斯特恩问：“你现在满意了吗？”

“关于拉伦的事？”

“还有什么？”他显然不知道我刚刚在想什么。

“我从来没有满意过，斯特恩。他就不应该主持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分配给他的那一刻，他应该自己退出的。”

“也许吧，拉斯迪，但我提醒你，拉伦当时并没有料到，我们会在辩护中提到那个档案，也就是你说的B类档案。”

“你料到了。”

“我？”斯特恩挥去面前的烟雾，用西班牙语嘟囔了一句，我没有听懂，“你现在连我也怪上了？难道你认为，我一开始就知道B类档案的事吗？拉斯迪，就算我从一开始知道，你认为我应该提出申请，要求拉伦法官回避吗？如果是你，你要怎么说？被告要求法官回避此案，因为本案的受害者曾经是法官大人的情妇和受贿同伙？有些事是不能拿到法庭上说的。拉斯迪，我真不是故意讽刺你，我明白，你担心这个案子判得是否公正。但我再说一次，你这只是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的正常反应。在现在的状况下，你还这么谨慎、这么多疑，真让我感到有点吃惊了。”

“我不是故意要装正人君子，我担心的并不是什么程序上的细节，我总感觉事情很不对劲。”

斯特恩往后一靠，把雪茄烟放了下来。他的动作很慢，好像是很吃惊的样子。但我已经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了，他所有的假动作我都已经见识过，这一次，我也不会上当。

“斯特恩，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已经认真想过了。如果那个B类档案完全曝光，拉伦的职业生涯也就到此为止了，而你在利用一切机会暗示他，你正有这样的打算。”

“拉斯迪，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我没觉得拉伦很在乎那个B类档案。你应该记得，我们在证词中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档案的具体内容，在法庭上也从来没有出示过那个档案。”

“斯特恩，如果我说，我还是觉得你没有跟我说实话，你会生气吗？”

“唉，”斯特恩说，“我们一起在这个案子上合作了这么久。拉斯迪，你现在的语气听起来像是我老婆。”他笑着说，但我却不会就此罢休。

“斯特恩，我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承认，我曾经以为这只是一种巧合。你知道吗？我以为你只是碰巧提到这个案子，触到了拉伦的痛处。但现在，我发觉，那不可能是巧合，你就是要引起拉伦的注意。否则，真的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你为什么一再提起那个档案。你最后一次提到的时候是利普兰泽上庭作证的那一次吧？我们其实早已经不需要针对莫尔托了。那个时候，你已经知道了熊谷犯的错误，你知道你可以用熊谷的这个错误把莫尔托打击得不能再翻身，但你还是故意告诉法官，说我们只要有机会，就会把那个档案作为呈堂证供。你之前也至少说过不下六七次了。你是想让拉伦认为，我们会把那个档案公之于众。所以，你才在雷蒙德出庭作证时，说这案子是检方在陷害。你想让拉伦觉得他阻止不了你，但是，当我和你坐下来一起讨论辩护策略时，你却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档案的事。因为，你知道我们手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来的铁证。”

斯特恩保持着沉默，“你是个很会分析的人，拉斯迪。”最后，他这样说。

“你太抬举我了。实际上，我最近经常觉得自己很笨，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想明白，就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件事。你怎么知道拉伦觉得那个B类档案牵涉到了自己的受贿？还有别的什么内幕吗？”

斯特恩和我盯着对方，看了很久。他的眼神比以往更加深沉、更加复杂。如果说他内心是慌张的，那他也掩饰得很好。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拉斯迪。”他最后说，“有些事情我只是猜测，当雷蒙德站上证人席时，我看到了拉伦的反应。当然，他们之间是很好的朋友，而且我认为，雷蒙德会对那个档案特别敏感。他和拉伦之前应该讨论过这个案子，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内幕，只是一个律师的直觉。”

雷蒙德，我把他忘了。雷蒙德应该在很久以前就把那个档案的事告诉过拉伦了，斯特恩说得对。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理清这其中的前因后果，但我明白，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我要先和斯特恩把话说清楚。

“那么，你看我这样说对不对？”我对他说，“你肯定不会直接去威胁法官，那太危险了，甚至可能给我们带来灾难，而且也不是你斯特恩的风格。你必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最完美、最微妙的方法去做，你希望拉伦会担心这个档案的曝光，但又要让他相信，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其中的秘密。所以，一直以来，你让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在针对莫尔托。你的表现仿佛是在说，他才是那个档案会揭露出来的坏人。法官相信了，他努力把我们继续往这个错误的方向上引。他也在竭尽所能，让莫尔托看起来像个坏人。他嘲笑莫尔托的人品，他说他藐视法庭，他指控他伪造证据、操纵证人。但这就是一柄双刃剑，莫尔托越看起来像个坏人，你就越能让那个B类档案引起陪审团的关注，因为这会越来越像是一场政治上的阴谋，莫尔托为了不让萨比奇发现自己有污点的过去，故意对萨比奇提起谋杀诉讼。这样一来，拉伦也会觉得，越来越有必要赶紧结束这场诉讼。他绝对不能冒险让你把那个档案拿出来，而你又一再说你会这样做。拉伦不知道到底档案里有什么，当然，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所有的真相全部暴露出来。而拉伦也知道，莫尔托对北区分局以前的情况那么了解，他为求自保，肯定不会守口如瓶。莫尔托可能会为了保护卡洛琳的名声，不说出某些事，但他绝对不会为了保全拉伦而自己背黑锅。所以，虽然我们没有主动提出申请，拉伦还是宣布对我无罪释放，让我回家。斯特恩，整个法庭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你。”

斯特恩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很清澈。

“你对我是这样的看法吗，拉斯迪？”

“不是，我只是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没有人能禁得住诱惑。”

斯特恩笑了，但笑得有些悲伤。

“确实。”他对我说。

“但我们不能失去原则。我知道，我这么说听起来有点忘恩负义，但我要告诉你，你的这种做法我并不认同。”

“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这样做的，拉斯迪。”他用一种熟悉的表情看着我，他抵着下巴，抬起眉毛，认真地盯着我看，“我只不过是发现，不，是我们碰到了这种情况。我并没有刻意去设这个局。案子在审理的过程中，我想起了你跟我提到过的很多事。我一开始，确实是准备针对莫尔托，因为他比尼可好对付，而且我们也需要提到你和他们过去的敌对关系。但是，我不断想起了其他的那些事，我发现，用你开始说到的那种方式来尽快结束案子更加容易。我绝对没有要威胁法官的意思，正因为如此，我才让莫尔托当了我们的靶子。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会给拉伦带来压力。”斯特恩做了个手势，他差点笑了，但马上又换上了一副拉丁美洲人特有的神秘表情，这一次，他的这种表情大概是默认吧，“你说，我利用了法官对那个档案的敏感。在你的分析中，你认为我有那么复杂缜密的心思，其实我没有，任何人都没有，我只是凭直觉作出了一些决定。这又不是什么规定好的路线，从头到尾，我只是靠一种直觉和估计。”

“我会一直想着这件事的，你知道吗？就是关于你这样做的结果。”

“没有必要，拉斯迪。我明白你的担心，你怕法官没有对你这个案子秉公处理。但我相信，他对这个案子的判决基本还是公正的。如果他想要更加简单地结束这个案子，当时，在检方找不到玻璃杯的时候，他就可以不批准他们的指纹报告作为呈堂证供。尼可今天算是最失望的一个人了，但即便是他，也会承认，拉伦今天的决定确实是合理合法的。如果尼可觉得拉伦的决定不合理，你觉得他还会大度地主动撤诉吗？拉伦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即便他今天没有作出这个决定，我相信，陪审团也会判你无罪的，今天那些陪审员不就是这么对记者说的吗？”

报纸确实都是如此报道的。有三个陪审员在法庭门外告诉记者，如果要他们来投票，他们不会投我有罪。但斯特恩和我都明白，这三个门外汉的意见并没有太大的价值，更不能代表其他九个陪审员的意见。

斯特恩接着说：“我也说过了，我作出了这些决定。如果将来，我们俩认为这些决定是不对的，那要内疚的人也不是你，而是我。你要做的，就是接受这个结果，不要再多想了。无罪释放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很重要的，现在，这件事就算是完全解决了。我建议你往前看，你可以在职业生涯中彻底摆脱这个阴影。你是个很优秀的律师，拉斯迪。我一直认为你是雷蒙德手下很出色的一名检察官，说不定还是最好的。去年，雷蒙德没有让贤，推选你去参加竞选接替他的位置，我还挺失望的。”

听到他的这句话，我笑了。我知道，最糟糕的一切都过去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种奉承了。

“我相信你会好起来的，拉斯迪。我感觉得到。”但我却觉得，斯特恩很像要说点会让他自己后悔的事的样子。我没有让他说出来，我拿起放在他办公室里的公文包。他送我到了门口，我们站在门口，握了握手，说一定要保持联系，但彼此心里都很清楚，以后，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

[1] John Dillinger（1903—1934），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活跃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银行抢匪和黑帮成员。——译者注

[2] 青须工是美国旧民间传说中乱娶妻妾然后将她们杀害的男人。——译者注

[3] Jack the Ripper是一八八八年八月到十一月，在伦敦东区一带，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至少五名妓女的凶手，其真实身份和犯案原因至今仍是个谜。——译者注

[4] 素描师，在美国法庭中，凡是一些涉及政治等方面的特殊案件，不允许现场拍照或是摄像，只能用素描画来记录庭审时的情形。——译者注

[5] 在英文中，拉斯迪·萨比奇的名字中，拉斯迪是以R开头的，萨比奇是以S开头的，汤米·莫尔托的英文是以TM开头的，医生的英文单词是以D开头的，尼可·德拉·戈迪亚则分别是以N、D、G开头的。——译者注

秋 不能说出的真相

37

只有诗人才能描述出重获自由时那种甜蜜又兴奋的感觉，在我以往的生活中，我还从来没有感觉过如此的欣喜，每当我想起厄运都已经过去，心中总是会涌起一阵阵让我浑身发颤的兴奋。结束了，过去了。不管它对我的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不管别人当着我的面或是背后怎样嘲笑过我、怀疑过我、鄙视过我，不管他们说过些什么，这场灾难都已经过去了。有多少个凌晨，我曾经无法入睡，想象着一旦入狱后可能面对的生活，白天是无休无止的劳作，晚上则是躺在牢房中没完没了的担心，但现在，这种恐惧都已经过去了。我感觉到一种久违的轻松，我感觉我所犯下的每一个过错都已经得到了惩罚。社会已经对我作出了评判，我已经赎了自己的罪。他们说的那些感觉都是对的，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重压消失了，我觉得我好像在空中飞翔，我自由了。

黑暗过去，我也会想所经历的一切，会觉得愤怒、痛苦，会突然莫名地陷入绝望。在我当检察官的时候，也会经常打输官司，我会看那些被告在被宣告无罪释放时一瞬间的表现。很多人会哭，他们越是有罪，就越哭得厉害。我一直认为，那是一种放松、内疚的心态。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一种无法置信的感觉，不敢相信这一切的痛苦竟然持续了这么久，感到羞愧，感到无法弥补的损失。

回到正常生活的过程是缓慢的，就像清风慢慢地吹过一座小岛。一开始的两天，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这些人在过去四个月里对我不闻不问，现在却认为我会很乐意接受他们虚伪的祝贺，他们的想法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但他们还是打来了电话，我猜他们是觉得我又有利用的价值了。我冷静地接受着他们的恭贺，但绝大多数时候，我还是一个人待着，我很想在这夏末秋初的时候到外面走走。有一天，我把奈特从学校接出来，带着他坐独木舟钓鱼。整整一天，我们几乎什么话都没有说，但只要是和儿子在一起，我就感到很满足，我觉得他也明白我的心情。又有一天，我在树林里走了好几个钟头。我走得很慢很慢，看到了很多的风景，注意到了很多之前从未注意过的东西。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我的生活充满绝望和混乱，对我来说，外界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我脑海中所浮现的每一个面孔都让我内心翻腾起剧烈的情绪，而现在，我慢慢平静了，但最终，我还是明白，生活不会平静太久。

现阶段，我基本都待在家里。邻居说，我可以把这段经历写成一本书，但我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很快，巴巴拉就对我一直待在家的行为感到不自在了。她觉得我烦，她一直把这种厌烦掩饰着，现在，却统统表现出来，但她显然无法明说自己的想法。她不会直接埋怨我，也不会突然责备我，只是变得比以前更加封闭。我发现，她经常会带着一种凝重、愤怒的表情盯着我。“怎么了？”我问她。她很不高兴地低下头，叹一口气，转身离开。

“你还打算回去工作吗？”有一天，她问我，“你天天在家里，我觉得我什么都干不了。”

“我又没有打扰你。”

“你让我分心了。”

“我坐在客厅里也让你分心了？我在花园里也让你分心了？”我承认，我说些话是故意要惹恼她。

她眼睛往上一翻，走开了。现在，我再怎么惹她，她也不会发火，我们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成了一场安静的战争。

我的工作现在不用我操心。每隔两周，检察院都会把我的工资单准时寄到家里。当然，尼可还没有合理的理由解雇我。但如果我回去工作，整个检察院大概都会觉得惊讶。尼可现在受到了来自媒体的巨大压力，一些全国性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案子。原本是一桩地方检察院办事不力的案子，却在全国的关注下，被放大成了一起重大的政治丑闻，尼可让整个金德区检察院在世人面前成了跳梁小丑般的角色。报纸的专栏作家，甚至还有对立党派的几个政客都要求尼可指派一名特定检察官对汤米·莫尔托展开调查。本市的律师协会也对莫尔托开始了调查，以决定是否要吊销他的律师资格。大家认为，事情的真相是，尼可为了赢得市长的竞选，对莫尔托施加巨大压力，所以，莫尔托联合熊谷伪造证据，对我仓促提起了诉讼。大家都觉得，尼可最后主动撤诉的行为就是一种认错，只有少数几个人提出了他这样做的其他理由。我看到一个记者写的《周末专栏》提到了B类档案和北区分局的受贿情况，但没有人就此进行后续的调查。无论公众的想法怎样，我都没有打算出面澄清。我不会为尼可、莫尔托和熊谷辩解，我也不打算说出自己知道的内情。我知道，从卡洛琳阴道里取出的精液确实是我的，她公寓里那只玻璃杯上的指纹也是我的，采集到的地毯纤维确实来自我家，而电话记录中所有从我家打出的电话号码也都是真的。但我永远不会承认，就让莫尔托去应付公众的怀疑，我只要按时收到工资单就好。

梅可在升任法官之前，作为检察院行政主管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决定什么时候给我停发工资。尼可建议再发六个月，但我要求多发一年，作为对我的补偿。最终，我们达成一致，九个月。在我们最后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梅可邀请我在她的就职典礼上发言，她显然一直把我当作很好的朋友，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是我在案子结束后，第一次在公众视线中的亮相。艾迪·莫菲瑞主持了就职典礼，在介绍我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对我们的司法体系有着切身了解的人”，当场三四百来宾都站起身来，为我鼓掌，我现在成了金德区一个英雄般的人物。大家都后悔当初看我受审时幸灾乐祸，但我却没有办法忘记曾经被整个社会抛弃的情形。那次审判就像一个壳，包裹着我，我出不来。

我是在典礼上发言的三个人之一，尼可并没有出席典礼。但雷蒙德来了，我想躲开他，之后，在拥挤的接待台前，我感觉到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雷蒙德脸上露着讨好的微笑，他并没有冒险伸出手来和我握手。

“你最近怎么样？”他很真诚地问。

“挺好的。”

“有时间我们应该一起吃个饭。”

“雷蒙德，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做任何你说我应该做的事了。”我转过身，但他跟着我。

“我说错了，对不起。我真的很希望跟你一起吃个饭，拉斯迪。拜托了。”

老交情，老搭档，这种感情不是那么容易消失的，但是，我们之间还剩下些什么呢？我说了个日子，然后走了。

我去雷蒙德的律师事务所找他，他说如果我介意，就不出去吃饭了。我们都觉得，如果去吃个饭，又被记者看到，大肆渲染一番，对我们俩都不是什么好事。雷蒙德请了厨师来办公室里做饭，就我们两个人，在一间巨大会议室的大理石桌子上享用着蛋黄酱龙虾，这张桌子好像是用一整块大理石做成的，大约九或十米长的样子，光亮平整，有种大气威严的感觉。雷蒙德问起了巴巴拉和奈特，又说起自己在律师事务所的状况。然后，他又问我怎么样。

“我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我说。

“我想象的到。”

“我很怀疑。”

“你在等我跟你道歉吗？”

“你不需要道歉，反正你道不道歉都对我没什么影响。”

“所以，你不想让我对你说对不起？”

“雷蒙德，我已经不会再给你提任何意见了。”

“我确实对你很抱歉。”

“你应该觉得抱歉。”

雷蒙德还是在不慌不忙地吃着东西，他快要爆发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抱歉吗？因为尼可和莫尔托让我相信了你是凶手。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敢伪造证据，我以为他们不敢犯这么大的错误。你知道吗？他们要对尼可展开调查了，现在已经有人提出要立案了。”

我点点头。我看过媒体的报道，尼可在上周宣布，没有必要指派特别检察官对莫尔托展开调查，他表达了对莫尔托的信任。报纸和电视便开始对他冷嘲热讽，有一位州议员还在接受采访时发表演说批评尼可。尼可这周的任务就是收拾残局。

“你知道尼可的问题出在哪里吗？波尔卡罗。波尔卡罗不愿意给他更多时间，他现在也不愿意去管尼可，尼可必须自己应付这一切。波尔卡罗觉得自己一开始帮了尼可，结果一转眼，尼可倒开始和他竞争市长的职位了，这一切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

我说：“是啊，是啊！”我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我想表现得很生气，我来是要让雷蒙德知道我很生气的。我跟自己说，我要尽情地发泄出来。如果我想骂脏话，那就骂。想打人，那就打。想掀桌子，那就掀。想怎么样都可以。

“拉斯迪，”他突然说，“请你从我的角度想一想，这件事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不容易。”

“雷蒙德，”我说，“我对你尽心尽力了十二年，你又对我做了什么？”

“我知道。”

“你却转过头来对付我。”

“我告诉你了，那是尼可让我相信了你就是凶手。我相信你是凶手以后，我觉得在这整件事里，我就像是个受害者。”

“你滚，”我说，“滚得远点，再远点。”我用亚麻餐巾擦了擦嘴角，但并没有起身离开。这才刚开始呢，雷蒙德看着我，通红的脸上掠过了痛苦和惊慌的表情。最后，他清了清嗓子，想转换话题。

“拉斯迪，关于你的工作，你有什么打算？”

“我也不知道。”

“我想让你知道，我会竭尽所能帮你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找找看有什么合适的职位。如果你对哪个工作感兴趣，只管对我说。只要是我能帮到忙的，我一定会尽力。”

“对检察院之外的工作，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你刚刚提到过的——法官。你觉得你可以帮我当上法官吗？你觉得你可以把我以前的生活还给我吗？”我看着他，我想让他知道，我们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了。我话里满是讥讽，没有哪个受过谋杀罪起诉的人还能成为法官候选者。

但雷蒙德并没有退缩，“好吧。”他说，“你想让我去努力一下吗？也许真能帮你当上法官呢！”

“你这是在说废话，雷蒙德，你现在已经没有那样的权力了。”

“你这话不见得对。波尔卡罗现在认为，我才是他最好的朋友。只要我和他不是竞争对手，他觉得，我还是很有利用价值的。每周他都会给我打两次电话，问各种问题。我没开玩笑，他说我就像是他的参谋。这难道不算什么吗？只要你愿意，我马上就去找他谈，我还会让拉伦去找他谈。”

“别去找他，”我立刻说，“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我也不需要拉伦的帮助。”

“拉伦怎么了？我一直觉得你挺佩服他的。”

“不怎么，就因为他是你的朋友。”

雷蒙德笑了：“唉，你来就抱着一个念头，就是为了冲我发火，是不是？”雷蒙德把面前的餐盘推到一边，“你想在五分钟内把十二年的怨气都发泄出来吗？那好，你只管发。但先听我说一句，我并没有陷害你。你想找人出气？那也应该找莫尔托，还有尼可，我还想找他们出气呢。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去联系律师协会。他们会让你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在所有人面前好好地骂那两个人。”

“他们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了，我说我没什么好说的。”

“那你为什么要来冲我发火呢？我知道，你不想看见我站在证人席上，但我在那上面的时候撒了谎吗？我说的都是事实。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兄弟。”

“你对我撒谎了，雷蒙德。”

“什么时候？”他头一次表现出惊讶的表情。

“在你给我那个B类档案的时候，在你告诉我卡洛琳是怎么主动要求查那个案子的时候，在你告诉我那里面都是毫无依据的指控的时候。”

“哦，”雷蒙德慢慢地说。他在调整自己的心情，但他的态度仍然没有动摇，雷蒙德还是我印象中的那个样子，永远都是强硬的，“好吧。我现在明白了。看来有人一直在跟你吹耳边风吧？谁？肯尼利？他是你的铁哥们儿吧？但他的有些事，你大概也不知道。没有人是英雄，拉斯迪。你不就想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吗？好吧，我告诉你，我不是英雄，很多人都不是英雄，但这和你被起诉谋杀罪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他指着我说，仍然没有丝毫慌乱。

“那你觉得，我这次的审判是公正的吗，雷蒙德？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知道拉伦不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受贿才让我无罪释放的呢？”

“他不是那种人。”

“他不是哪种人？这可是个曾经接受过贿赂的人。拜托！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让别人发现了自己的过去。在这件事上，你也是一样的吧？让我问你一个问题，雷蒙德。我的案子一开始是怎么分配给拉伦的？是谁给艾迪·莫菲瑞打的电话？”

“没人给莫菲瑞打过什么电话。”

“那看来就是我走运喽？”

“据我所知，就是这样。”

“你难道没有问过吗？”

“我和拉伦从来没有讨论过你的案子，一次都没有。你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但我在你这个案子中是证人，他是法官，我们都没有做出任何不恰当的行为。”他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也知道，这件事看起来是怎样的。但是，拉斯迪，你说的这些都是废话。那件事发生在九年前，当时拉伦完全是一片混乱。”

“那是怎么发生的，雷蒙德？”我问，这一刻，我的好奇心压过了内心的愤怒。

“拉斯迪，我真不知道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曾经和他谈过，但那次对话并没有持续很久。在那段时间里，他一天到晚都是醉醺醺的。你也知道，卡洛琳当时是保释官。有些犯人对她眼泪汪汪地说起自己的难处，她便开始帮他们在法官面前说好话，拉伦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我敢肯定，拉伦当时是想和卡洛琳上床，所以才会讨好她。有一天，某个曾经受过帮助的人给了卡洛琳一张支票，以表感谢。她把支票拿给拉伦看，问他怎么办。拉伦觉得不错，她也觉得不错。他们俩一起出去，用那些钱吃了顿好的，从那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我猜，他们应该捞了不少。拉伦大概觉得无关紧要，他们应该都这么觉得。”

“你知道这些事，还把卡洛琳招进了检察院？”

“拉斯迪，拉伦当时掏心掏肺地跟我说，卡洛琳在法学院读书的学费都是贷的款，还没有还清，她当保释官一年只能挣一万多，我是这样才把她招来的。我说，好吧，我可以把她的薪水加倍，别说废话了，让她来吧。我当时觉得，让她当个副检察官就行了。没有人喜欢上头的这种安排，我会找另外两个副检察官看着她，她能玩出什么花招呢？但是，后来她的工作那么出色。她可能不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但真的是个聪明绝顶的女人。后来，我又把拉伦调到市区，他的表现也是那么优秀，我到死都会这么说，没有人能否认他在处理那些重要案件时的公正态度。一年后，这两个人都赢得了众人的敬重，而他们之间也基本没有联系了。过去的五六年，我怀疑他们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你也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明白，当初为什么拉伦会看上她，你也应该明白。”

这当然就是去年春天一直困扰我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了。为什么卡洛琳在察觉到检察院高层职位有空缺时，会先勾引我而不是雷蒙德？不是因为我的男子汉气概，也不是因为我英俊潇洒的外貌，而是因为，我没有雷蒙德的老到，比不上他的精明。她大概认为雷蒙德已经知道了她的打算，所以，最后卡洛琳才没有得偿所愿，而雷蒙德在失去她以后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悲伤。他早料到了，他知道结果会怎样。

“嗯，这不是很好吗？”我说，“一切都井井有条。直到后来，你收到了那封匿名信。你把那份档案交给她，就是不想让里面的内容曝光。”

“不是，绝对不是。我是把档案给了她，但我当时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让她去查一查，你要记住，她当时也不知道应该提防谁。我只能说这么多了，你还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呢，拉斯迪？我当时是和她在幽会。我应该故意假装吗？如果我真是你说的那样，我就会直接把那封匿名信销毁了。”

我摇摇头。我们都心知肚明，他不是那种冒失的人。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追查那封信，销毁证据这种事雷蒙德不会做的，他不会让自己冒任何风险。他很有手腕，他让卡洛琳去调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查出来跟拉伦和你有关，那就小心点处理好。卡洛琳显然很小心，我现在猜都不用猜，就知道是谁从三十二区分局把尼奥的逮捕记录拿走了。

“卡洛琳死后，是你跑去把档案拿走了吗？”

“她死后，我接到了拉伦打来的电话。你知道的，我一开始收到匿名信的时候就告诉他了。所以，警察发现卡洛琳尸体的当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了。这就是他的作风，他一直就是个假正经。他跟我说，这个档案可能有些敏感，所以我才去拿回来了。”雷蒙德笑了，我继续保持着严肃的表情，“拉斯迪，你问我要这个档案的时候，我不是给你了吗？”

“你没有别的选择，但你当时还是想误导我。”

“唉，”他说，“拉伦毕竟是我的朋友。”

也是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如果他真的对拉伦提起了诉讼，或是让其他人对拉伦提起诉讼，那他就别想再参加检察长的竞选了。但我并没有把这些话说出口，最终，我只是感觉到，一种厌恶替代了我的愤怒。

我起身离开。

“拉斯迪，”他对我说，“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想帮你，你告诉我你想怎样，我会竭尽全力帮你。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去亲波尔卡罗的屁股，能让他给你法官的职位，我也会去做的。你如果想去大公司，我也会尽量安排。我知道，我欠你的。”

他的意思是，他想让我高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讨好我。他这种谦恭的态度到底还是让我冷静了下来，我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点了点头。

雷蒙德送我出门，一路上又给我介绍了挂在墙上的各种艺术品。显然，他已经忘记了他曾经给斯特恩和我介绍过一次了。我们在电梯门口分别，他朝我伸出手，想要给我一个拥抱。

“这是一次很可怕的经历。”他说。

我走开了，还轻轻地推了他一下。但周围还有人，雷蒙德假装没有在意。电梯门打开，雷蒙德打了个响指，他想起什么事。

“你知道吗？”他悄悄说，“还有一件事，我跟我自己说，今天一定要问你的。”

“什么事，雷蒙德？”我一边问，一边走进电梯。

“是谁杀了她？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是谁？”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还是保持着冷漠。电梯门就要关了，我礼貌地对雷蒙德点了点头。

38

十月的一天，我在花园里劳动，突然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悸动。我在修理栅栏——移走快掉的栏杆，把新的栏杆钉进水泥桩里。有那么一刻，我看着手里的工具，是一把小铁锹。这原本是我岳父的，在他过世后，岳母便把他所有的园艺和修理工具都拿到我们这里来了。这把小铁锹是黑色的，有点像是锤子，又有点像是撬棍，可以用来干很多事情。在四月一号的晚上，它就被用来杀死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

在案子结束后，我在铁锹的边缘发现了一丝血迹和一根金色的头发。我盯着它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拿到地下室的水龙头洗干净了。我在洗的时候，巴巴拉正好走下楼来。当她看到我的时候，在楼梯上愣住了，不过我还是努力装作很高兴的样子。我打开热水，开始吹起口哨。

从那以后，我起码拿过这把铁锹十几次，我不想让它成为某种禁忌。在经过仔细的反思后，我发现，像幽灵一样一直纠缠我的并不是这把铁锹，而是这院子里的草坪、玫瑰花和玫瑰花上的刺，还有我在春天帮巴巴拉一起开辟的菜园，还有这房子、这土地，统统给我一种无法逃避的感觉。最后，我发现我真的需要一些改变。我在餐厅找到巴巴拉，她正在批改学生的作业。作业本堆在餐桌上，高高的一摞，就像我母亲以前在热衷听收音机的时候堆在桌上的杂志。我在桌子对面坐下来。

“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搬回市区住。”我对她说。

巴巴拉一直很想搬回市区，我以为我的这种态度会让她很开心。但她并没有，她放下手里的笔，用手撑住额头。她说：“天哪！”

我等着，我知道接下来的不是什么好事，但我并不害怕。

“我现在还不想说这个，拉斯迪。”

“说什么？”

“说未来。”她说，然后又补充道，“我觉得这样对你不公平，太快了。”

“好吧，”我说，“是你一直想搬回市区的。那你告诉我，你现在到底怎么想的？”

“拉斯迪，别这样。”

“我就是这样，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她把双手叠在一起。

“我已经在维恩州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从一月份开始。”

维恩州可不是金德区，维恩州离这里有四百英里。我记得的维恩州，是在一个我曾经去过一次的城市里，那个城市叫底特律。

“是在底特律吗？”

“是的。”她说。

“你打算离开我吗？”

“别这么说，我就是在那里另找了份工作。拉斯迪，我也不想这样，但我觉得我必须这样。他们打算让我九月开学去上班，我原来准备四月份就告诉你的，但后来又发生了……”她闭上眼睛，摇了摇头，“总而言之，他们很好，答应我延期上班。我也想过改变主意，但最后，我还是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那奈特怎么办？”

“当然是跟着我。”她回答道。她的表情突然变得很激动、很严肃，仿佛是想告诉我，在这件事情上，别妄想她会妥协。我突然觉得，也许我可以再去法庭打场官司，把奈特争取过来。但一场官司，我就已经受够了。很奇怪，这个想法让我笑了起来，笑得有点悲伤，我带着一种充满淡淡希望的表情看着巴巴拉。

“你说你要去那里工作，又说不是要离开我，是什么意思？”我问，“你是想让我也去底特律吗？”

“你会去吗？”

“可以啊，重新开始也不错，这里总是有些事让我不开心。”

巴巴拉立刻反驳了我的话。她之前大概是仔细想过了，也许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也许是她一直以来就是这么想的。

“你是个英雄。”巴巴拉说，“就连《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在报道你的事。我还等着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去竞选检察长呢。”

我大声笑了，但是，是苦笑。巴巴拉说的这些话已经证明了我们之间是多么遥远，我们之间已经不再有共同语言了。我对公众视线中的生活已经彻底厌恶，但我没有跟她说，她也不会明白。

“如果我说，我想经常能看看儿子，想搬去离你们近一点儿的地方，你会生气吗？当然，我不会跟你们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的。”

她看着我。

“不行。”她说。

我盯着墙壁看了很久。我在想，我的生活中都发生了什么啊！然后，我又开始想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又是怎么结束的。

我已经快四十了，我不能再假装对这个世界不了解，也不能假装我对它有多么热爱。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宿命。我们都是对生活充满悲观态度的人，都认为生活中的残忍丑恶不是个人智慧所能理解的。我并不是想强调我受了多少苦，但我确实经历了很多。我见过父亲在战争中被折磨扭曲的灵魂，我也见过在愤怒驱使下人们做出的各种可怕罪行。作为一名检察官，我想打击这些丑恶，想将所有犯下暴力罪行的人绳之以法。但是，谁能够在见过令人失望的现实后，还能保持乐观？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这么多不幸，也许保持乐观还能容易一些。但是，我的邻居格兰·查夫的儿子生下来就是瞎子。梅可和她的丈夫开车转了一个弯，却冲进了河里。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能有那么一丁点运气，让我们躲开最倒霉的遭遇，也许我们就不会如此失望。一个个聪明的年轻人肆意酗酒作乐，渐渐丧失才华。一个个美丽的女人生下孩子，开始发胖走形，步入中年，失去了最初的理想和希望。我觉得，每一人的生活都像是一片雪花，有着各自的痛苦经历，但幸福却是那么少。灯光渐渐暗下去，熄灭了，一个人的灵魂只能承受那么多的阴暗。我想卡洛琳，全心全意地想。我不能假装这是一种偶然，或是一种缘分。我想卡洛琳了，这就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盯着墙壁，我大声说着那些我原本打算永远都不说出口的话。

“我曾经想过你这样做的原因。”我说，“也许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你可以说那是一种混合了愤怒与愚蠢的疯狂，才会让一个人去杀死另一个人。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无论是杀了人的人，还是其他人，大概都想不明白，但我很认真地想过。巴巴拉，我首先想跟你说的是，我要向你道歉。也许有人会觉得这很可笑，但我还是要向你道歉。”

“还有一件事，你必须要知道。你一定要相信，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觉得她比你更重要。老实说，在她身上，我找到了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感觉。这是我的错觉，我承认。你曾经说过，我当时对她是鬼迷心窍。如果要让我解释为什么，大概几个钟头都解释不清楚。她就是有那种力量，而我又是那么软弱。但我很明白，只要她还在我身边出现，我大概很多年都会对她无法释怀，也许永远都无法释怀。我这么说不是要为自己找理由、找借口，我也不想假装这其中有什么理由或借口，但至少，我们都应该承认这个事实。”

“我一直都觉得，谈这件事对任何人都没什么好处。我猜，你也是这样想的。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但我总是想，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猜，每一个检察官最后都会发现，我们和罪恶之间的距离比想象的要近得多。幻想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你产生了一个念头，一个精心设计的计策，你每次想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兴奋、很刺激，你不断去想，甚至还迈出了实施的第一步。你觉得更兴奋、更刺激了，所以，你继续下去。最后，你深陷其中，你对自己说，这又没有造成什么实际的伤害。最后，当你感觉到最兴奋的时候，感觉到一种飞翔般的自由的时候，这一切就真的发生了。”

我把目光从墙壁上收回来。巴巴拉已经站了起来，站在椅子的后面。她的表情很警觉，她显然没有料到我会说出这番话。

我还在继续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说出这些话，但我现在说了，因为我想，这些话是应该一次说清楚的。我不是要威胁你，一点儿要威胁你的意思也没有，我只是想把话都说出来。只有上帝才知道你当时是怎样想的，巴巴拉。我不想我们俩继续猜来猜去，猜对方到底知道什么，又在想什么。我不想让这种猜测影响到我们以后的生活。你大概听到我说这些话，也会觉得惊讶吧？但我觉得，这些话必须说出来。原因很多，首先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奈特，我想把这件事给我们生活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除此之外，我还希望你能从那次疯狂的举动中得到一些教训。而最重要的，我想给自己一个解释，卡洛琳到底是怎么被杀的，又是为什么被杀的，是怎样一种缺乏理智的冲动导致了她那样的结局，这太难解释了。我一直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她的被杀是因为我们俩，主要还是因为我。我想说清楚，是想看看这些话对你有意义吗？能让你有所改变吗？”

我终于说完了，我感到一种奇怪的满足，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说出这些话。巴巴拉，我的妻子，在哭，哭得很厉害，哭得很安静。她低着头，泪珠不断地滚落。

她喘着气，“拉斯迪，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只能说一句抱歉，我希望你有一天能够相信我。”

“我明白，”我告诉她，“我现在就相信你。”

“我已经准备好说出真相了，一直都准备好了，从最开始到最后。如果我被传唤为证人出庭，我会说出发生的一切。”

“我知道，但我不希望那样的情况发生。老实说，巴巴拉，你说出真相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你的这番说辞听起来就像是借口，就像是你故意撒谎来救我，没有人会相信你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这些话又让她开始流泪，最后，她终于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她似乎释然了，她用手背擦着泪眼，做了下深呼吸。她低着头，看着餐桌，开口说话了。

“你知道那种发疯的感觉吗，拉斯迪？完全疯掉的感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我觉得我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我觉得我随时会倒下去，我不能再继续这样。如果我和你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我永远都没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知道这些想法很可怕，不管我怎么想，在经过了这件事以后，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拉斯迪，我只能说，这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直到案子开庭，直到我坐在法庭里，直到我看着你所经历的一切，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是真的发生了，我才终于发觉，我一点儿也不想这件事发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的感受。我已经没有正常的生活了，我只感觉到害怕。当然，还有……用‘羞愧’好像也不恰当，应该是‘内疚’吧？”她慢慢地摇着头，低头看着餐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

“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的，你知道吗？”我说。但这话听起来有点虚伪。巴巴拉抽泣了几下。她突然咬紧嘴唇，把头偏到一边，又哭了起来。

她一再摇着头，“我觉得这样不对。”她说，“就这么结束吧，拉斯迪。”

这就是她说的全部的话了。我以为她还有更多话要说，但没有了。她起身准备离开，但又停了下来。我抱住她，抱了很久，最后，她还是挣脱了，我听到她上楼的脚步声。我太了解她了，她会躺在我们的床上，继续哭泣，然后，她会站起来，开始收拾、打包，准备离开。

39

在感恩节过后的一天，我到市区采购，为圣诞节作准备，我看见尼可在大街上走路。他紧紧拉着外套的领子，皱着眉头，显得忧心忡忡。他似乎在左右看着路上的车辆，他朝我这边的方向走来，但我敢肯定，他没有看到我。我想躲进旁边的大楼，倒不是因为害怕，只是觉得我们两个大概都不想见到对方。但这时他看见我了，径直朝我走来。他没有对我微笑，但向我先伸出了手，我握住他的手。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涌上一种可怕的情绪，痛苦、难受，好在这种情绪很快就消失了。我站在那里，友善地看着这个曾经想毁掉我的人。有一个戴帽子的男人显然认出了我们，他转过身看着我们，但并没有停下脚步，很快，他就消失在街上的行人中。

尼可问起我的近况。他的语气很真诚，就像是大家最近对我说话的语气一样，所以，我猜他已经知道了，但我还是告诉了他。

“巴巴拉和我分开了。”我说。

“我听说了。”他说，“我很抱歉，真的。离婚很难熬，你也知道。我曾经在你面前为这事哭过，我的孩子最后也没有归我，你们俩说不定可以商量商量。”

“我觉得已经没什么商量的余地了。奈特现在跟我住，等巴巴拉在底特律安定下来以后，他就会去那边了。”

“没办法，”他说，“真的，没办法。”我想，尼可还是老样子，什么话都要说两遍。

我转过身让他先走。这一次，我先伸出了我的手。当他握住我的手时，他朝我靠近过来，脸上的表情很凝重，我知道，他接下来想说的话让他觉得很痛苦。

“我并没有陷害你，”他说，“我知道大家都这么想。但我真的没有派人去伪造证据，没有派莫尔托，也没有派熊谷。”一想到熊谷，我又差点退缩了。他现在已经从警局辞职了，他没有退路，要么承认伪造证据，要么承认渎职失误，他选择了比较轻的那项罪名，他的选择是对的。他当然没有伪造精液样本，但如果当时他能多看几眼自己的验尸报告，我大概从一开始就不会被起诉，但没有人能预知未来。也许莫尔托也是有过错的，他太过于急进，案子证据不足，还贸然提起诉讼。我猜，他认为只有我的倒霉才能抚平他的痛苦或者说嫉妒，因为他对卡洛琳也有感觉。

尼可还在继续说，仍然是那么真诚。“我真的没有陷害你，”他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要告诉你，我没有这样做过。”

“我知道你没有，拖拉王。”我说，然后，我告诉了他我认为是怎么一回事，“你只是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做自己的工作，你只是所托非人。”

他盯着我。

“我这份工作大概也不会长了，你听说他们要对我撤职的事了吗？”他问。他又左右看着街上的人群，“你肯定听说了，大家都听说了。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们都在对我说，我的职业生涯算是结束了。”

他不是在恳求我的同情。他只是想让我知道，他也是受害者。卡洛琳把我们俩都拽入了她死后留下的黑洞，我突然很想鼓励他一下。

“说不好，拖拉王，你永远也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

他摇摇头。

“不，不，”他说，“不，你才是英雄，我是狗熊，这挺好的。”尼可突然笑了，我知道，他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奇怪、很可笑，“一年前，你完全可以在竞选中打败我，你现在更加可以。这不好吗？”尼可·德拉·戈迪亚在大声笑着，是对自己的嘲笑，他站在大街中央，伸开双臂，他说，“一切都没有改变。”

40

在这幢我住了八年多的房子里，现在是一片混乱。到处都是纸箱，有的敞开着，有的装了一半，四周都是从书架上、抽屉里拿下来的东西。家具已经都搬走了。我一直就不喜欢那些沙发和双人椅，但巴巴拉希望把它们摆在她底特律的新公寓里。我会在一月二号搬到市区的一处新家，地方不错。房产中介说，我能租到那房子很幸运。我决定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要慢慢来。

奈特已经去了底特律，这些收拾打包的任务简直没完没了。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每一样东西都勾起我的回忆，每一个角落似乎都充满痛苦和忧伤。当我在某一个地方无法承受的时候，我会换一个地方。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也想起了马蒂·波尔希莫斯当初在搬家时的情形。在我母亲去世后的那一周，我发现父亲在收拾整理家里的东西，而这个家是他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抛弃了的。他当时穿着一件无袖的背心，大大咧咧地把自己过往生活的见证装进一个又一个箱子。他在房子里到处走动，遇到堆在路中间的纸箱，会一脚踢开。

我上周接到了马蒂的消息，他给我寄来一张圣诞卡，“很高兴听到你一切顺利的消息。”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大声笑了出来。唉，这个孩子确实很奇怪。我把卡片扔到一边，但随之而来的孤独感却比我想象的还要强烈。几个小时后，我开始在客厅翻箱倒柜，想找到写有他地址的信封，我想给他写封回信。

我从来没有给我父亲写过信。在他离开家去亚利桑那州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偶尔给他打个电话，那是因为巴巴拉拨通了号码，把话筒塞给了我。他根本不想同我说话，也不愿意跟我说他的生活状况，其实也没有必要。我知道他当时在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生活，在一家当地的面包店工作，每周工作三天。他觉得亚利桑那州很热。

那个女人叫旺达，后来，是她给我打来电话，通知了我父亲的死讯。那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但它带给我的震惊却让我一天都无法忘记。父亲曾经是那么强壮，我一直觉得他能活到一百岁。旺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父亲的遗体已经火化了，她是在收拾遗物的时候发现我的电话号码的，她坚持让我去她那里，处理父亲余下的一些东西。当时，巴巴拉已经怀孕八个月了，但我们都认为，这是我能为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于是，我们便去了亚利桑那州。旺达是纽约人，快六十岁了，个子很高，长得并不难看。她说起父亲的时候并没有“口下留情”，我一到，她就告诉我，实际上她在六个月前就已经搬出去了。父亲的死讯是面包店的人打电话告诉她的，他死于冠心病，他们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亲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他找到你。真的，我跟你说，”她喝过了几杯酒后说，“他就是个浑蛋。”

我开玩笑说，这句话应该刻在父亲的墓碑上，但她并没有觉得好笑。

她留下我一个人整理父亲的东西。父亲的床上有几双红袜子，衣柜里有六七十条男士的紧身裤，红黄相间的、条纹的，圆点的，菱形花纹的。看来，在父亲生命中最后的几年，他终于找到了一种嗜好。

门铃响了，我突然感觉一种隐隐约约的期待，我觉得应该是邮递员，我很想和他聊两句。

“利普兰泽，是你啊！”我站在门口和他打着招呼。他走进门，跺掉鞋子上的雪。

“家里不错啊！”利普兰泽一边看着狼藉的客厅，一边说。他站在门口的脚垫上，递给我一个小包，上面还系着一个绸缎的蝴蝶结，包裹本身比那个结子大不了多少。

“圣诞礼物。”他说。

“你太客气了。”我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互送过什么礼物。

“我觉得你应该开心一下，奈特已经走了？”

我点点头。我昨天把奈特送到了机场，他们让他提前登记。我想陪他一起上飞机，但奈特不让。我站在登机口，看着他穿着深蓝色的球衣，一个人孤单单地走着，好像已经迷失在了自己的梦境里。他到底是我的儿子，他没有转过身朝我挥手。我心里是多么希望，多么希望我的生活能够回到从前的样子啊！

利普兰泽和我对视片刻。我愣在那里，忘了接过他脱下的外套。太尴尬了，我最近和谁在一起都是这样，无论是在大街上碰到的人，还是很熟悉的熟人，我经常说着说着就开始走神。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我永远也预料不到的事。大家也都不知道该对我说什么，说虽然你妻子离开你了，但至少你没有被判谋杀，这话怎么说好像都不太恰当。

最后，我终于回过神，递给他一瓶啤酒。

“你喝，我就喝。”他一边说，一边跟我走进厨房，厨房里一半的东西也都已经装进了箱子。

我从橱柜里拿出一只玻璃杯，利普兰泽指了指他带给我的礼物，我已经把它放在厨房的餐桌上了。

“我想看着你把礼物拆开，我准备很久了。”

礼物包得很仔细。

“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包礼物包得这么严实的。”我说。

拆开包装，里面是一个白色的小盒子，盒子里塞着一个信封，信封上贴着红白相间的证物条。我撕开封条，正是那只在审判期间消失不见的玻璃杯，那只从卡洛琳家里吧台上找到的玻璃杯。我把杯子放在桌上，退后一步？我再怎么猜也没有猜到这一幕。

利普兰泽在自己口袋里摸了半天，拿出一个打火机。他拿起证物信封，打火点燃，然后把烧着的信封扔进了厨房水槽。他把杯子递给我，上面全是蓝色的指纹粉，三个指纹印还在上面，给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把杯子迎着窗外的光线看了很久，很想看出到底哪个是我右手的大拇指，哪个是我右手的中指。我一边盯着杯子，一边同利普兰泽说。

“这是个问题，我到底是应该觉得感动呢，”终于，我盯着他的眼睛说，“还是应该生气呢？”

“这话怎么说？”

“隐藏凶案证据是重罪，利普兰泽，你这个错犯得可不小。”

“没有人会知道的。”他把我刚刚开瓶的啤酒倒进杯子，“再说，我什么都没有做，犯错的是他们。你还记得，他们让施密德来取走所有的证据吗？他当时就没有拿走这只杯子，是我把杯子送到迪克曼那里的。第二天，我接到化验室的电话，说已经化验完了，我可以把杯子拿走了。我到化验室的时候，拿到了杯子，结果发现居然有人已经签收了，‘证物已归还’。你知道吧？我是想把杯子放回去的。但是，当时我已经不再负责这个案子了，我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儿。所以，我就把它扔进了我的抽屉。我想，迟早会有人来找我要的，但没有人来找我要。这个时候，莫尔托又糊里糊涂的，没有把证物和收条进行比对，就在所有的收条上签了名字。三个月之后，他只能自食其果，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利普兰泽举起酒杯，把里面的酒差不多一口喝完，“没有人知道这只杯子到底在哪里。他们说，尼可把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还让他们把地毯都全部掀了起来。”

我们笑了，我们俩都笑了，我们太了解尼可了。我们想到了他激动时的样子，可以看到他头上秃顶的地方变得通红，脸上的雀斑也更加明显。我们笑过之后，是一阵空虚的沉默。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生气吗？”最后，我终于问道。

利普兰泽耸耸肩，举起啤酒杯。

“我生气的是，你居然会认为是我杀了她。”我说。

他已经料到了我会这么说，他压根儿没有退缩，他在开口说话前打了个嗝。

“女人都是祸水。”

“所以，你觉得我杀她是对的？”

“那到底是不是你杀的她？”利普兰泽问。

这，当然才是他来的原因。如果他真的只是想帮我，那他在某次钓鱼的时候，就会拿着这只杯子，把它扔进深不见底的湖水，但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他，所以，他把这只玻璃杯拿来给我，让我知道，我们是一条船上的。

“你觉得是我杀的，不是吗？”

他喝着啤酒。

“有这个可能。”

“别瞎扯了。如果你觉得只是可能，你会这么刨根问底吗？”

利普兰泽直直地盯着我，他的眼珠是灰色的，显得很清澈。

“我身上没装什么窃听器，你知道的。”

“就算你装了，我也不在乎，我已经被判定无罪了。按照刑法规定，同一个案子不可能提起两次诉讼。我就算是明天在《论坛报》上登报坦白，说确实是我杀了卡洛琳，他们也不能再对我起诉了。不过，你我都知道，”我喝了一大口自己刚刚打开的啤酒，“杀人犯从来都不会认罪的，是不是？”

利普兰泽看着厨房的对面，那里什么都没有。

“你把我说的话忘了吧。”

“我不会忘的。你告诉我你的想法，行吗？你觉得是我杀了她。要不然，你这个十五年的老警察不可能是因为好玩，在一个这么轰动的大案中，把证物藏起来，对不对？”

“对，确实不是因为好玩。”我的朋友——丹·利普兰泽看着我，“我确实认为，是你杀了她。”

“怎么杀的？你大概已经想过了吧。”

他没怎么犹豫就开口了，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猜你是一气之下把她杀了，然后就开始布置犯罪现场。她死了，你大概也有点内疚，但这些都没意义了。”

“那么，我为什么会那么生气，以至于杀了她呢？”

“我不知道。谁知道呢？是因为她甩了你吗？她去跟雷蒙德了，所以你发火了。”

我慢慢把利普兰泽手中的啤酒杯拿开，我看见了他脸上的担忧。他以为我会把杯子扔了，但我没有，我把杯子放在厨房的桌上，旁边就是他拿来的证物玻璃杯，那只在卡洛琳家里吧台上找到的玻璃杯，那只留有我指纹的玻璃杯。这两只杯子一模一样。然后，我走到橱柜，把剩下的杯子全拿了出来，现在，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十二只杯子，摆成了两排，最左边的一只里面还有啤酒泡，旁边的一只则覆满了蓝色的指纹粉。利普兰泽脸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平时的冷静理智，这可真难得。

我把水槽里的水龙头打开，把杯子冲洗干净，然后又倒上洗洁精。我一边做，一边说：“利普兰泽，想想有这样一个女人，一个很奇怪的女人，头脑很精明，很内向，很自我，但情绪上很愤怒、很压抑。绝大多数时候，她的火气都很大。让她生气的是现实的生活，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有了外遇，把她想要的一切给了另外一个女人。她多么想成为丈夫的最爱，但她的丈夫却迷上了一个颇有手腕的荡妇，每个人都知道那女人只是玩玩，但他却看不出来。利普兰泽，老实说，这个妻子，在精神上、心灵上都已经病态了，也许在头脑中也已经病入膏肓了。”

“她陷入一片混乱，她对这段婚姻开始患得患失。有时候，她下定决心要离开他；有时候，她又想留下来。但不管是哪种决定，她都觉得，自己必须有所行动。这件事让她备受折磨，备受煎熬。她在心里有个疯狂的想法，她多么希望那个和他上床的女人死掉。当这个妻子的愤怒到了顶点的时候，她已经作好了准备，离开自己的丈夫，从头开始新的生活。但她觉得不甘心，只要那个女人还活着，她那不争气的丈夫就会不断回头去找她。这个妻子觉得，只有那个女人死了，才算公平。”

“相爱的人总是互相伤害。当她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多么希望得到丈夫的爱，多么希望能够让他们的婚姻再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她怎么想都觉得，只有那个女人死了，一切才会有所好转。到那时候，丈夫就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她身边。也许他们就能重修旧好，破镜重圆了。”

水槽里现在满是洗洁精的泡泡，杯子上的指纹粉很快就被洗得干干净净。我拿了条毛巾，把杯子擦干净。洗完以后，我拿来盒子，把整套杯子装了进去。利普兰泽也来帮我，他把一个个杯子分开用报纸包好，但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所以，这个妻子就一直抱着这个想法。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那个女人杀了。不管她是在激动愤怒的巅峰，还是在自怜自艾的谷底，这个想法都让她激动万分。”

“当然，随着这个想法慢慢成形，还有一件事也是很重要的，她必须要让她丈夫知道。当她怒火冲天、摔门而出的时候，她能夺走他的情人，能让他痛不欲生，她觉得这种复仇的滋味很美好。但当她冷静下来的时候，当她还想努力挽回婚姻的时候，她又希望他能知道，是爱才让她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他认为情人的被杀只是一场意外，那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她越来越偏执。她一定要杀了那个女人，还要让丈夫知道是她杀的。应该怎么办呢？她是个心思缜密的女人，但这件事也难倒她了。显然，她不能直接告诉丈夫。一是因为，她已经有了离开他的打算。二是因为，这样做也有风险——她丈夫可能会反应强烈，可能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她要保证他不会到处乱说，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最好呢？幸好，她可以确定，丈夫一定会参与这次凶案的调查。当时，警局凶案调查组的头头已经离职，大家对新任的组长都不信任，而她的丈夫是检察长最喜欢的下属，她知道自己的丈夫一定会和他最好的朋友、警局最出色的凶杀案警察利普兰泽一起搜集证据。这个丈夫在查案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个又一个细节，会发现所有的证据指向的凶手就是他自己。他当然知道，自己并不是凶手，而且，他会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因为只有那个人才能拿到这只玻璃杯，才能拿到属于他的精液，但他不能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如果他的妻子离开他，他只能默默承受孤独。如果他的妻子留下来，他只能面对杀人凶手。这本身就像是一种赎罪和折磨，他妻子把那个女人杀了之后，也许就能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

“这个棋子必须要让别人都认为这起凶案是一桩悬案，要让她丈夫宣布这个案子破不了，但实际上，只有他自己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她决定把现场布置成强奸案的样子。她实施了自己的计划，她必须要用到的一个道具就是这只玻璃杯。”

我把正在收拾的一只杯子递给利普兰泽。他坐在厨房的椅子上，聚精会神地听我说，脸上的表情既恐惧又好奇。

“在她丈夫向她坦白婚外情的那天晚上，她丈夫就是拿着一只这样的杯子，一边哭，一边说。因为这只杯子和那个女人家里的杯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那自私的浑蛋看到杯子，就开始触景伤情，向妻子说出了一切，这让妻子伤心欲绝。这只杯子是最完美的撒手锏，是告诉他凶手是谁的最好办法。他看到这只杯子就会心知肚明。有一天晚上，丈夫一边看球赛，一边用这只杯子喝啤酒。喝完以后，她把杯子收了起来，她现在已经有了他的指纹。”

“然后，又有几个早上，她偷偷把自己用过的子宫帽和丈夫的精液也搜集了起来。我猜，大概是放在一个小塑料袋里，然后存放在地下室的冰箱里。”

“就这样，一切准备就绪。到了四月一号。她展开了计划。她提前一个小时，从家里给那女人打了个电话。当时，她丈夫正在家里照顾孩子，但尼可和斯特恩都以为是我打的那通电话，万万没有想到是巴巴拉。其实，巴巴拉在她书房里打电话时，我在楼下是听不到的。”

利普兰泽的椅子突然在地板上摩擦出一声尖厉的响声。

“哇！”他说，“你再说一次，是谁打的那通电话？真的吗？不是尼可想的那样，是她打的？”

“是她，”我说，“那一次是她打的。”

“之前都是你打的？”

“是的。”

“哦！”利普兰泽说，他显然想起来了，我曾经要他帮我一个忙，让他不要去查我家的电话记录，原来是这个缘故。“哦！”他又说了一声，然后大声笑了出来。我一开始没有明白，但后来，当我看到他高兴的表情时，我知道，他释然了，我们到底还是好朋友。利普兰泽高兴的是，他对我曾经的怀疑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他不内疚了，“所以，那天晚上是她打的电话？”

“是的。”

“她知道你之前打过？”

“这我不敢肯定。她应该没有听到什么，因为也没什么可以让她听的。但如果要我猜，我觉得她心里很清楚，这是我的感觉。我大概有那么一次，给卡洛琳打完电话后，把电话本翻开在有她电话号码的那一页，忘了合上。像这种事情，巴巴拉一定会注意到的。你也知道她有多么注意细节，尤其是在家里，这说不定还是让她最终痛下杀手的原因，也有可能只是巧合，但她必须要和卡洛琳取得联系，她不能无缘无故去找她。”

“她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

“谁知道？随便说些废话呗，她说要去找她。”

“然后就杀了她。”利普兰泽说。

“是，然后就杀了她。”我说，“一开始她还是先去了趟学校，把电脑打开。也许没有人会去查，但我敢打赌，她肯定在电脑上下载了一个什么自动运行的程序，让电脑自己打印资料打了两个钟头。每一个精明的凶手都会为自己准备好不在场证明，而巴巴拉自然不会忽略这些细节。然后，她开车去了卡洛琳家，卡洛琳已经在等她了。卡洛琳打开门让她进去，等她一转头，巴巴拉就用一个小铁锹敲碎了她的脑袋，那把铁锹不大，很容易就能放进女士的背包里。然后，巴巴拉拿出绳子，把卡洛琳的尸体绑起来，再把那只杯子放在吧台上，用注射器把小塑料袋里的精液灌进了尸体的阴道，这些东西大概是她从人工受精相关资料上看来的吧。最后，她把卡洛琳家的门和窗户统统打开，离开了现场。”

“当然，刑事案调查的过程比巴巴拉预料的要复杂得多，有很多东西是她完全不知道的。例如地毯纤维的分析对比，她留下了很多她从来没有想到会留下的痕迹。家里的地毯纤维贴在她的裙子上，然后留在了犯罪现场，还有几根她的头发。你还记得毛发和纤维组的人在现场找到了几根女性的头发吧？但他们并没有去查。还有，我敢肯定，她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对精液进行那么详细的分析。我还敢打赌，她完全不知道我们可以查到电话记录，当那通电话最后被查出来是从我们家打出的时候，她吓坏了，她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引火烧身。玻璃杯上的第三枚指纹也是一样，大概是她一时不小心留下的。当然，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卡洛琳竟然已经结扎了。”

“当然，还有一些小插曲。生活不是做学问，现实不会尽如人意。莫尔托开始介入调查，他搜集了很多她从来没有料到会留在现场的证物，包括印着我指纹的玻璃杯。巴巴拉原本以为我可能会把那只杯子藏起来的，形势变得很不妙。她丈夫的生活开始崩溃，她丈夫似乎完全迷糊了，不知道到底是谁在陷害他。最后，妻子发现自己竟然对丈夫产生了同情，这是她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她并不想让他承受那样的痛苦，在冷冰冰的现实面前，她充满了愧疚，她安慰他，她准备随时说出真相，但到后来，幸运的是，她已经不需要说出真相了。当然，这个故事并没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它还是一个悲剧。现在，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他们找回了以往的一些激情和感觉，但这桩谋杀案还是会永远隔在他们中间。有些事情是丈夫永远没法对她讲的。而有些事情，也是她永远没法对丈夫说的。最最糟糕的是，她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我说完了，我看着利普兰泽，利普兰泽也看着我。我问他还要不要啤酒。

“不要了，”他说，“我想喝威士忌。”他站起身把啤酒杯洗干净，然后把它放进盒子里，和其他的十一只杯子放在一起，把盒子合上了。

我给他倒了一杯威士忌，他端起来一饮而尽。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一切的？”他问。

“整件事？我想，我是一天弄明白一点点。利普兰泽，有很多天，当奈特去上学后，我什么都不干，就是坐在黑暗中，反复琢磨各种细节，一遍，一遍，又一遍。”

“我的意思是，你是怎么知道真相的？”

“当我听到卡洛琳被杀的当晚，有一通从我家打给她的电话时，我就想过。但当时，我以为是莫尔托伪造了电话记录。后来，我在卡洛琳家里又看到了那些玻璃杯，我发现，除了丢失的证物，剩下的玻璃杯其实正好是十二只，一整套，我就明白了。”

利普兰泽叹了一口气。

“你有什么感受？”

“很奇怪。”我摇摇头，“你知道吗，我看着她。她就在这里，帮我做晚饭，帮奈特做晚饭，还抚摸着我。然后，我突然明白了，我快要疯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完全不敢相信。有时候，我觉得，一定是莫尔托在陷害我，是他让我觉得巴巴拉是凶手。我翻来覆去地想，我多么想听到尼奥说，当年接受贿赂的就是莫尔托。但是，你知道吗，当最后我知道了真相时，我反而不惊讶了。”

“你不想看到她受到惩罚吗？”

我咬紧嘴唇，慢慢地摇着头。

“我做不到，利普兰泽，我不能这样对奈特，我们都已经受到了惩罚，我已经不欠任何人什么了。”

“你就不担心孩子和她在一起吗？”

“这我倒不担心。”我说，“巴巴拉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反而好很多。孩子能让她保持理智，她也需要有一个真正关心她的人在她身边，而奈特就是这样的人。我一直都知道，我不可能把他们俩分开，如果我真这样做了，对他们俩都没有好处。”

“至少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会赶她走了，”利普兰泽叹了一口气，“唉！”

我坐在利普兰泽开始坐着的椅子上，说：“我还要告诉一件你会觉得惊讶的事，是她自己要走的，我并没有赶她走。说不定再过六个月，我会在半夜惊醒时，把睡在一旁的她掐死。但现在，我还是想努力挽回一下。虽然她很疯狂，但必须承认，她是为了我才去杀人的。在这件事情上，我和她都有责任。”

利普兰泽笑了。

“唉，”他说，“你还真是招女人喜欢。”

“你觉得，我还想和她在一起是疯了吗？”

“你是在问我的意见吗？”

“当然是。”

“你最好还是离开她吧，你对她够宽容了。你觉得这些都是巧合？”

“为什么这么说？”

“你对这整件事的看法就不对。”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的指纹，是在那只玻璃杯上的，对不对？”

“对。”

“巴巴拉怎么可能觉得，只有你一个人会知道玻璃杯上是你自己的指纹呢？你又不能自己去比对，你得把它送去化验室。也就是说，一定会是其他人查到是你的指纹。”

“是，但我当时是犯傻了。巴巴拉觉得我应该能认出那只杯子，我不会把它送去化验室的。”

“这么严重的一桩谋杀案怎么可能会让你遗漏证物？”

我愣了一会儿，“也许，她觉得他们根本比对不出我的指纹，她只是把我的指纹留在上面，免得我去告她的密。”

“好吧，”利普兰泽又说，“但化验室那边还在分析精液，还找到了你家的地毯纤维。”

“但这些证据并不能确认我就是凶手。”

“那如果有人查了你家的电话记录呢？你自己也说，巴巴拉可能知道你曾经在家里给卡洛琳打过电话。她为什么要趁你在家的时候给卡洛琳打？为什么不用公用电话打？你怎么就确定，她完全不知道警方能查到电话记录的事？完全不知道自己留下了地毯纤维的事？完全不知道你的指纹有存档的事？毕竟，她听你说了十二年的破案故事。”利普兰泽把剩下的威士忌一饮而尽，“哥们儿，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是错误的。”

“是吗？那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巴巴拉一方面想让卡洛琳死，另一方面想让你背上这个黑锅。如果要我说，我觉得，她完全没有料到的是，你居然打赢了这场官司。”

利普兰泽拖过来一把椅子坐下，我俩现在面对着面坐着。

“我敢打赌，当雷蒙德让你去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她肯定生气极了，她一开始并没有料到案子会是你负责。你是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并不负责凶杀案调查，你也没有时间。在雷蒙德参与竞选期间，你要管理整个检察院的各种事务，她觉得，雷蒙德不可能让你去负责调查，她只知道，雷蒙德应该不想让这件事四处传播。他会想让整个调查处于自己的监控之下，他大概会在警局特别挑选一名信得过的警官。我猜，巴巴拉觉得，这个聪明的警官一定能查到，凶手就是你。这个警官会很有经验，他会分析现场打开的门窗，分析化验室的验尸报告，他会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局。反正，他会是一个绝顶聪明的警官。巴巴拉以为会是这样，而且，这个警官还会非常了解你，曾经陪去你献过血，知道你的血型，说不定还知道你和死去的卡洛琳曾经有过亲密的关系，还知道你家的地毯是什么颜色。”利普兰泽突然停下来，他看着客厅外面，不合时宜地打了一个哈欠，“是的，”他说，“巴巴拉认为，如果是我查清这个案子，亲自带着手铐来逮捕你，那样才能让你伤得更深，这就是我的想法。”

利普兰泽冷静地盯着我。然后，他点了点头，仿佛是在说服自己。

“这也是有可能的。”我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我也曾经想过，但她说了，她并不想这样，事情的发展超出了她的预计。”

“这话什么意思？”他问，“她难道没有预料到，你肯定会接受调查吗？我是说，你以为她会对你说什么？说‘亲爱的，如果有必要，我一定会坦白一切救你的’。那你会怎么做？难道真去告发她？”

“我不知道，利普兰泽。”我看着他，轻轻推了一下他的肩膀，“十五分钟之前，你还以为是我杀了卡洛琳。”

他叹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我又说了一遍，“但有两件事，我是确定的：第一件事是她杀了卡洛琳，第二件事是她很后悔，我相信她是后悔的。”我坐直身子，“不管怎么说，如果我去告发她，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说到告发，你有把这件事告诉你的律师吗？”

“当然没有。案子结束后，我觉得，斯特恩好像有点明白了。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说，打算让巴巴拉出庭作证，但我很清楚地感觉到，他其实并不是真的这样打算，只是为了套我的话。那个大男孩肯普，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知道那份电话记录有不对劲的地方。但我绝对不会告诉他们真相，不会让他们在我和我妻子之间作出选择，选择到底应该保护谁、牺牲谁。我不想那样去打赢官司。我说过了，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失去妈妈。再说，就算她坦白了，也不见得能帮我洗脱罪名。如果我坐上了证人席，说是巴巴拉杀了卡洛琳，尼可就会说，这是我策划的一起完美犯罪。说我和巴巴拉婚姻不幸福，而我是一名检察官，我对案件的侦破和起诉体系了如指掌。说我痛恨女人，恨卡洛琳，也恨巴巴拉，但我爱我儿子。如果我和妻子离婚，我肯定得不到儿子的抚养权。所以，我才策划了这一切，让这看起来像是巴巴拉陷害我的一个局。包括在玻璃杯上留下她的指纹，包括用注射器注射了我的精液。也许，尼可还会说，我是利用巴巴拉自保，在自己形势不妙的时候，把她推出来分散大家的怀疑。说不定，很多陪审员都会这样觉得。”

“但这不是事实。”利普兰泽说。

我看着他。看得出来，我的话又让他开始分神了，他现在心里满是疑惑。

“确实，”我告诉他，“不是事实。”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那一瞬间闪过的怀疑。是知道真相，还是找出真相，是说出真相，还是相信真相，到底哪一种更难选择呢？

结案

雷蒙德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对他说，他的想法很荒谬。

“我觉得很好。”他说。

“我觉得不可能。”我回答。

“拉斯迪，”他说，“就当给一个赎罪的机会。”我不知道他这话说的是他自己，还是金德区的每一个选民。他一直在劝我，最后，我告诉他，如果他能安排好一切，那我愿意认真考虑一下。

一月份，由于民众请愿，市政府决定重新进行检察长的选举。市长波尔卡罗原本可以取消这次选举，但他这次却表现出了中立的态度。尼可积极地为自己拉选票，希望能保住检察长的位置，结果差一点儿成功。虽然在选举前两周，他开除了莫尔托，但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雷蒙德、拉伦和莫菲瑞法官都公开反对他，最后，尼可以两千票的差距落选。他没有放弃，他说，还要参加南区区议会的选举，我希望他能赢。

波尔卡罗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推举新的检察长人选。雷蒙德就是委员会其中一员，这也正是他给我打来电话的原因。大家都在说，梅可本来是检察长的第一人选，但她自己不愿意离开现在法官的职位。雷蒙德告诉我，根据媒体的民意调查，我基本上已经获得了一致的支持。我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在三月二十八日，在还有四天就是卡洛琳·波尔希莫斯被杀一周年的时候，我成了金德区的代理检察长。

我担任检察长的时候就想清楚了，任期满后，我不会再继续参选。波尔卡罗有好几次对我说，他觉得我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但他这话并没有对媒体说过。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新闻报道中，我只是“代理检察长”。我和很多人之间的关系还维持着一种奇怪而紧张的状况，但这并不比我从家出门买鸡蛋时的感觉更尴尬。我想，如果我还继续待在这里，我就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我这并不是勇敢，也不是固执。我只是觉得，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并不会比留在这里更加容易，我将永远都是人们谈论的话题。拉斯迪·萨比奇，倒霉的家伙。毫无疑问，是被人陷害了。尼可和莫尔托联手对付了他。真可怜！他好像和以前都不太一样了。

当然，卡洛琳·波尔希莫斯的案子也就此成了一桩悬案，没有人再说起它，至少是不会和我说起了。再说，就同一起案子对两个不同的人提起诉讼也基本是不可能的事。几个月前，有个蹲监狱的家伙说他知道这个案子的内情。我让利普兰泽去问他。利普兰泽很快就向警局报告，他说的都是废话。

我周末经常去底特律。但新的工作比我想象的更忙，我去不了的时候，巴巴拉会让奈特过来。我第二次去底特律时，巴巴拉让我在她那里住下，我们基本算是和解了。她不太可能会回到金德区。她在那边的工作很顺利，老实说，我觉得她也很希望和我、和金德区的一切保持距离。我们都知道，目前的状况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很快，我们也许就会找到新的另一半。我有时候想，希望是个比我年轻的女人，因为我还想生一个孩子，但这种事情是没办法计划的。目前，巴巴拉和我还没有离婚，还是夫妻关系，这似乎让奈特觉得很安心。

我承认，有时候，我还是会想起卡洛琳，但已经没有了那种疯狂的渴望，也没有了那种奇怪的眷恋。我猜，我已经对她完全放下了。我时不时会对那段经历感到困惑。我经常想，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底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是什么让我那样执着？最后，我觉得，大概是我感知到了她内心的痛苦吧。她强硬的态度之下透着疲惫，她在法庭上，会为了温德尔·麦克加芬那样的受害者据理力争，这些反而折射了她内在的痛苦。她自己也是有过不幸经历的人，她想用自己生活中每一个可以看到的方面来证明自己已经战胜了过去的痛苦，但其实，并没有。她就像古希腊神话中追日的英雄，永远也摆脱不了过去可怕的一切。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这样呢？

我想念卡洛琳，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一个地方，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我一定是感觉到了她内心的空虚，感觉到了她灵魂的寂寞。我早就知道，她带给我的不过是幻觉，但我还是沦陷在她的魅力之中。她的耀眼夺目、她的温柔可人、她的勇敢坚韧、她的大方得体，让我仿佛是飞跃了这个痛苦伤心的世界，离开了这个黑暗模糊的天地。我是多么想要逃走。我想念卡洛琳，我崇拜她，就像受苦受难的人崇拜着一个信仰。我心里有着一种汹涌狂野又大胆不羁的欲望，我想要最极端的喜悦情感、最极端的激情瞬间，我要火，要光。我想卡洛琳了。我心中充满希望。希望，永不磨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