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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威辛没有客观新闻

奥斯威辛没有新闻可写

巴黎陷落后，幸亏爱伦堡在那儿

巴黎陷落后的一个月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纽约

这就是纽约

中国故事

奥斯威辛没有客观新闻

Sayings：当人们谈论新闻客观时，一种老生常谈是将形容词和副词视为禁忌，将主观表达当作公敌。下面的文章可以击碎上述偏见，它精心选择后近于泛3滥地使用修辞，并且以情绪而不是事实充当线索。它是主观的，但比一切实录都更真实，更动人心肠。它展示了准确而有力的抒情的价值。令人惊异的是，这篇文章行文处处动情，读来却感到克制，绵延的语句总是倏忽而止，读来有种缺闪的失落感。

奥斯威辛没有新闻可写

作者：A.M.罗森塔尔

不知为什么，最可怕的事情竟是布热津卡那明媚和温煦的阳光，一行行令人赏心悦目的白杨和在大门口附近的茵茵碧草上玩耍的孩子们。

这好像不正常得令人吃惊，如同一场噩梦一样。在布热津卡，应该永远有阳光照耀，或者说，那里应该是光明的，那里应该是一片碧绿，应该有年轻人的笑声。但是，如果说布热津卡从来不见阳光，草地枯萎衰败了，这才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恐怖地方。

然而，现在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到布热津卡来，这地方很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旅游点。他们来这里游览的原因很多——想来看一看这一切是否是真实的，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个地方，或者只是看一看人们受害的地方来向死去的人表示悼念。

布热津卡距著名的南部城镇奥斯威辛只有几英里之遥。奥斯威辛有居民12000名，位于距华沙171英里的地方，地处狭隘通道东端被称为摩拉维亚门的潮湿和沼泽地区。

布热津卡和奥斯威辛共同组成了精心建立起来的酷刑和死亡工厂的一部分。纳粹称这个地方为奥斯威辛集中营。

现在，距离最后一批囚犯裸着身子，被成群地赶到由哨兵和警犬守卫的毒气室处死，已有14年了。人们频繁地谈论着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传说。某些幸存者已经写了一些即便是头脑健全的人也难以想象的回忆录。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鲁道夫·弗朗兹·费迪南德·霍斯在被处决以前，在他写的回忆录里详尽描写了大规模屠杀和对囚犯进行的活体试验。在这里有400万人死亡了。

现在，关于奥斯威辛没有什么新闻可报道，仅仅是由于有着不可抗拒的冲动，才想写一些有关集中营的事。这种冲动是因为出自一种不平静的感情，到集中营参观后，如果对那里的情况不置一言，不写一字，就这么离开了，那将是对在那里死去的人们极为痛心的不敬。

现在，布热津卡和奥斯威辛很平静，再也听不到恐怖的尖叫声了，旅游者在最初只是默默地、匆匆地走过去，后来想起了牢房、毒气屋、地牢和鞭笞犯人的地方，于是，他们的脚步变得沉重了。导游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他向游客指点了地方以后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对每一个旅游者来说，都会产生一点独特的恐怖感，而这点恐怖感，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某些人看见在奥斯威辛重建的一个毒气室，人们告诉他们这还是个小的毒气室。其他人竟看到这样的事实，在布热津卡，在几个毒气室的废墟上，在德国人撤退时炸毁的焚尸炉上，竟盛开着雏菊。

有些旅游者呆呆地盯着毒气室和焚尸炉，他们简直不能接受这些。目睹钢玻璃窗后边像小山堆似的人头发，一堆堆死去的婴儿留下的鞋，或者在进毒气室之前用来关押犯人的砖瓦结构的监狱，他们站在那里浑身发抖，毛骨悚然。

一位参观者惊叫了一声，因为他看见女牢房竟是3排大木头箱子，这些木头箱子约有6英尺宽、3英尺高，每晚有5到10个人在木头箱子里过夜。导游带着游客很快穿过了牢房。在这里没有更多的东西要看了。

有一座砖瓦结构的建筑用来对女囚犯进行使之失去生育能力的试验。导游想把门打开，但门是锁着的。游客们暗自庆幸他们没有去看，然后就羞得脸红了。

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一排排面孔从墙壁上向人们凝视着，那是几千张囚犯的照片。现在，这些人都已经死去了，男女囚犯们站在照相机前面心里都明白他们将走向死亡。

从这些死者的照片上看他们脸上无表情，但是在众多的照片中间，有一张照片吸引了游客的注意，令人不忍卒睹。这是一张22岁女孩的照片，她体态丰满、金发碧眼、容貌漂亮，她温柔地微笑着，好像头脑里掠过什么甜蜜的、值得珍爱的事情。当时她年轻的头脑里想些什么呢？现在在奥斯威辛的死亡纪念墙上她又想些什么呢？

在进入令人窒息的地牢时，一位旅游者被带出来休息了一会儿，因为他感到憋得喘不上气来。另外一位旅游者进去了，又跌跌撞撞地出来了，他划起十字来。在奥斯威辛没有什么可祈祷的地方。

旅游者们相互恳求地对望着，他们对导游说：“够了。”

奥斯威辛没有什么新鲜事可以报道。那里还是阳光明媚一片碧绿，孩子们在大门口玩耍。

发表于《纽约时报》1958年8月31日

巴黎陷落后，幸亏爱伦堡在那儿

Sayings：众所周知，越庞大的写作对象，越难以掌控。在千头万绪中实现平衡、并找到有代表性的意象是相当困难的。刚被占领的巴黎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对象。通过征服这座城市，爱伦堡留下一篇歌曲一样的报道。可贵的是，他语调漫不经心，但对巴黎气质的描摹胜过镜头；可贵的是，他不被任何细节纠缠太久，但寥寥数语下每个细节都活脱脱的；可贵的是，他看似随意实则精准的眼光，他深知真实的城市存在于报纸广告栏、电影通告里和邮箱边上，存在于法院、杂货店和银行等生活深处；可贵的是，他用纷繁细节写出空洞感的能力，更是他用一整篇文章渲染失落和绝望后、又只用最后一段彻底拧转气氛的机巧。对那些心中有感触而无法付诸笔端的人来说，这是一篇值得彻头彻尾模仿的文章，它适合任何时候的任何城市。

巴黎陷落后的一个月

作者：伊利亚·爱伦堡

6月14日，德国军队开进了巴黎。在凯旋门旁边，举行了一次大检阅。机械化部队穿过了城，开向南方去。巴黎是空虚了：在城的市郊有一些老太婆，在香榭丽舍有一些盛装的女郎，此外就是些奉公守法的举手行礼的警察。这是一个新的幻想的城市，这不是巴黎，而是它的骨骼：房子关上了百叶窗，商店拉上了铁门，长而直的街道没有一个行人，垃圾箱里装满了垃圾。静寂。猫儿在跑着，鸟儿在叫着。

马达的响声惊吓了猫儿和鸟儿：飞机是成天成夜的，在城市的上空低飞着。

我记得站在邮箱旁边的一个女人；她哭泣着，恳求能从邮箱里把她的信拿出来；她在信里写了一句不需要的话：“我不晓得……”

德国人把时钟都改成柏林的时间了。其实巴黎在被占领之前，时钟就已经提前一个钟头了。按照新的时间规定，特别时间段禁止有人走到街上去。太阳高高地悬挂在死寂的城市上空。后来允许大家在街上走到十点钟，但是很少有人走。黄昏的时候，大家都成群地聚集在大门旁交头接耳地私语着。突然扩音筒的叫声响起来：“走进房子里去！”这时就有巡逻兵的脚步声和飞机的响声划破寂静。

在头几天是没有报纸的。有一个叫“民族觉醒”的谜一样的电台，报道了许多并不存在的部队的番号，报道了“复仇者”怎样逮捕共济会员，还报道了关于迫害和枪杀的消息。

政府在这几个星期中漂泊着，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在哪儿。巴黎在寻找波尔多的电波，他们听见了主教的说教，这位主教总是固执于“神的惩罚”这一点；他们还听到了贝当上将的不容易明了的老年人的片言。德军占领了里昂、普瓦提埃、拉荷歇尔。每天总有许多的城市被毁灭掉。上将糊涂了，在那里絮絮不休地唠叨着关于法兰西的“美德”和护卫他自己的投降权。

有一次，我沿着波尔特到罗雅尔的林荫道走着。在长凳子上面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喝醉了的流浪汉，他这样叫道：“给我一张有文章的纸头，我立刻就可以签订合约！一、二、三！”

巴黎五天没有报纸了。6月17日，《晨报》和原无政府主义者埃尔维的《胜利报》出版了。卖报的老头哑声喊叫着：“《胜利报》！”很少的几个行人都笑起来了。有一个人说道：“好一个胜利！”过了两天，《巴黎晚报》（装上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新版”）、《劳动之法国报》和《最后新闻报》都出版了。文章上署名的是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人，或者就完全不署名。买报纸的人是很少的。

6月的《胜利报》写道：“巴黎是值得受到尊敬的。”6月24日的《晨报》写道：“和约的条件，首先就是光荣的。”6月26日，讲和的条件宣布了，《巴黎晚报》称这些条件是骑士式的。

巴黎的报纸写些什么东西呢？有一位新闻记者，提议法国人应该“回返到土地上去成为农民”。另一位记者则叫出了一个英雄的口号：“为了拯救法国，就得积蓄金钱！”第三个人这样写道：“在每一个法国人的心里，都隐藏着一个犹太人，我们应该首先杀死我们心中的犹太人。”

广告是比文章更能反映出这个城市的生活：“兹有工程师一人，通晓德语，愿担任店员或推销员。”“兹有作家一人，当讨论龚古尔奖金时曾获得两票，愿接受任何工作。”“鄙人精于绘制家谱系统图，收费公道。”而最多的则是寻觅亲人的广告：寻觅孩子、丈夫、父母、士兵、难民和死了的人。

在大街上，在行列里，在铺子中，在大门下面，大家都谈论着一件事：“你的人在哪里！我的人是一点儿音信都没有。”自非占领区来的信，从7月中旬起才开始寄到：人们都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在哪儿。整个的一条大街上，都讲着一件愉快的事情：面包妇的儿子找到了，他是被俘虏了。

在柱子上，悬着戏院的海报牌。6月14日，“奥地安”戏院要上演《菲德尔》一剧。继而，在戏院的海报上面，又粘上了德文的布告：“放映电影，供兵士观看。”

看一看那些留在巴黎的巴黎人，你会觉得很奇怪的：老太婆拖着夜间穿的拖鞋，就像在垂危之前脱掉了鞋子似的，此外就是些孤独的爱整洁的老年人——佝偻的、跛足的、残废的，还有一些外国人。可是，我已经忘记了贾佩、皮内利和其他一些人了；这些人曾经是在巴黎的，但是在空虚的大街上，我却再看不见他们了。

早晨，大家都带着篮子上街去。这既是由于饥饿，也是一种运动，还充满了吵嘴和干涉，因为大家都想储藏起一切东西。大家把成罐的普洛望斯的牛油、洋山芋和葡萄酒拖到自己的家里去。在刚刚才开门的一家铺子门口，有一个喘息着的女人奔过来问道：“有什么卖？”这是一块腐烂了的肉皮，里面生长出一条弯曲蠕动的像蛆虫一样的东西。商店里的人开始用粉笔在玻璃窗上写明，哪些商品已经卖完了；这类名单不断地增加着。街上既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出租的汽车和私人汽车。这对于狗来说，简直是如无人之境：在它们生活中能毫无顾虑地在奔跑了。

谁忽然想起来了，说巴黎是个大城市；但现在除去给行人指定的那些地点之外，其他街巷道路是禁止通行的。

在7月1日以后，难民回来的浪潮减低了：军事当局不允许有更多的难民从非占领区回来。

每天，从被占领的布列塔尼到巴黎，有两列装载难民的火车来往着。巴黎人在回来的时候，以为在车站门口会看见脚夫和出租汽车。可是等待他们的，都是拖着手推车的来自阿尔及尔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抢过行李，就把它推走，行李的主人就得沿着人行道跟在他们后面奔走。

一切的指令，一切的禁令，都是由巴黎的地方行政官长签署的——这是一个法国人。法国的警察在逮捕藏匿在房子里面的法国士兵。在哥拜兰大道上，我看见一伙妇女包围在警车的周围：这是在逮捕兵士。我听见了这样的叫声：“让妈妈走进去吧！”一个年老的女工，冲到被捕的人前面，和其中的一个兵士接吻。

差不多所有的商店（除去农产品的）都关了门：老板和店员都逃走了。当局命令百货商店开门。有几个大商店里的店员高兴起来了。生意还真不错：军人们买去了所有的东西。

德国人印了一种在占领区使用的纸币，这种纸币通行于法国、比利时、荷兰，但在德国却不通用。当局并且宣布，每一马克等于二十法郎。

小商人们尽一切可能在吸引着顾客们。在橱窗里面，出现了旅游指南、字典、风景明信片和各种各样的纪念品。谁知道这些商店，一共出卖了多少像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形式的文镇？在几家小酒店，挂上了用德文写的“有上等啤酒出售”的广告。在巴黎被占领的头几天，有一家波兰书店开门了，大量出卖德文的巴黎指南。接着又有几家饭馆复业了，老板们用德文在报纸上登广告，推荐自己的各式名菜。在《晨报》上我读到这样一段东西：“我们的新客人，已能鉴赏所有精美的法国菜了。”

巴黎同世界隔断了。在被占领的头几天，只接到寄自近郊的信。接着，邮件经过很多麻烦从其他的城市开始寄到了：有的是来自波尔多，有的来自图卢兹。电报不收。用外国的邮电交通是完全停止了。禁止收听外国的无线电播音。法国的无线电静默无声了。巴黎是孤零零的，像鬼岛一样。

在埃菲尔铁塔上，悬挂着德国国旗。同样的旗子，也悬挂在议会厅、政府机关和大旅馆的建筑物上。协和广场上的沙包都已经清除了。在这个广场上，举行过一次在希密特教授领导下的军乐演奏会。有一次我走过歌剧院广场，看见在戏院的台阶上坐着许多号手和鼓手，摄影师正在为他们拍电影。

有几家咖啡店里，悬挂着禁令，指明德国的军人及文官不应光临这些地方，例如“多姆”咖啡店，在从前是画家聚集之所；“德玛哥”咖啡店，有一个时期是法国作家们最心爱的地方；此外还有另几家咖啡店。这些禁令是由军事当局所规定的。

在城中心的许多咖啡店的外廊上，有许多妓女。她们既是愉快的，又是盛装的。她们穿着夏季的凉鞋，光脚上的脚趾涂得血红。

玛育尔戏院加上了一个德文译名，正在上映《巴黎永远是巴黎》。其他许多戏院，则因为没有演员和观众，还没有开门。

出现了贩卖打火机的商人，火柴是绝迹了；他们修理打火机，夸奖自己的火石和火捻。

7月14日的前夜，《劳动之法国报》上这样写道：“占领巴士底监狱的这一天，是共济会员们的盛节。”7月14日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通常在这一天，大家是要在街上跳舞的。现在大家都在全城奔跑：找寻牛奶和牛油。

我遇见一个可怜的女人，她养着三个难童，她哺养他们，并且拿她最后的几个钱在报纸上登了广告：找寻孩子们的双亲。有一位典雅的太太，在我面前这样讲道：“假如德国人在这儿再留十年那就好了，他们会把城市管理得有条不紊的。”我不想再叙述这些人所讲的话了。

《巴黎晚报》这样讲起巴黎：“法国的一个主要的地方城市，还像值得称为首都一样地生活着。”这个主要的地方城市……可是，巴黎是难符合这个定义的。虽然它的宫殿毫无损坏，但它已经很像皮拉内齐所描绘的死亡了的罗马城。蒂莱里方场上的长草（平常是用机器来推平了的）也并不能使我惊奇。这些包围着石像的野草，跟这个模糊的巴黎面影浑然一体了。

巴黎四郊从前是工人的住宅区，被称为红色腰带。从前，这儿曾经传出过工厂的汽笛声和共青团员的《青年近卫军》的歌声。现在，这个区域空虚了：工人们知道，法国是要成为农业国家的。

7月14日之后，我在街上走着，像一个被迷惑了的人似的：我不能了解，我还是在巴黎走着。接着，我也习惯了。现在，我已很难再想起已往的巴黎：街上挤满了人，充满了汽车的喇叭声和照满了灯光。在我的眼前，是一个庞大的空洞的城市。它好像变得更美丽了。现在可以一眼看遍了它：既没有行人、橱窗，也没有汽车会吸引你的注意。现在可以站在大街的当中暸望着远方：所有的远景都横陈着，所有的大门、壁龛、浮雕都显露着。

也许它变成畸形的了——没有巴黎人的巴黎，这个古老肮脏的城市，有贫民窟，有被煤烟熏黑了的房屋，有贫穷的近郊四乡。现在是没有什么东西能重新活跃起这个城市，能掩饰它的衰老，来安慰它的贫困了。

不仅仅是眼睛，连耳朵都不能了解这种变化了。在尼伏里街上，在拱门下边，代替了那往常的骚音、报童的叫喊和汽车的喇叭声的，则是胜利的寂静。

在大林荫道上，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在卖画片。他叫道：“旧巴黎风景明信片！”我心里想，他是在卖巴黎古迹的照片吧，但实际上这是些巴黎平常的风景明信片，就是那个还尚未被称为“主要地方城市”的巴黎。我看了一看这个小孩，这个巴黎的小麻雀，这个《孤星泪》中的加弗罗希的亲兄弟，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到了五张明信片，为了养活母亲，就用尖锐的喊声来吸引偶尔的几个过路人——这个在死了的城市中的还活着的孩子。

关于苏联人爱伦堡，你也许对这些感兴趣：

1.他同时被称为记者和作家，他的作家身份更著名，但我认为他的记者职业更出色。

2.作为记者，他的战地报道时常情调悠扬，任何残酷都改变不了他固有的叙述节奏。他的情绪是慢慢渗透出来的。

3.他是极少为苏联和党讴歌，也让人赞叹其才华的党报记者，或者反过来说，就连他的才华也无法让人喜欢上他写的宣传报道。

4.事实上，他的确尝试用技术化解意识形态。如同很多清醒的爱国者一样，他的政治观点在斯大林统治后期发生变化。

5.作为作家，他写过《解冻》，因此你肯定在历史课本上见过他的名字。他死于1964年。

6.“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更像油彩。”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纽约

Sayings：在讨论新闻时，我们总是考究段落长短，生怕吓跑了任何一个读者，事实上，当抛弃了这种功利心，会发现长段落也可以有绵延的美感，像下面很多句子，一口气读下来酣畅淋漓，如果不断被段落间隔，就更容易被读者从情境中挣脱。长段落是对我们这个年代的反叛和指责，也是对那些无法连续读完三行文字者的嘲讽。它充满复古的骑士感，技艺高超但我行我素，深信好功夫值得虔敬爱戴；又像一个深巷中以口碑著称的面馆，对食客爱答不理，三心二意，无意逢迎，但每碗汤都煲得火候老道，你一边抱怨，一边吃得汗流浃背。毕竟，你要付出部分劳动，但这篇保存着纽约三魂七魄的文章是怎么耐心读也不为过的——它可以说有点儿过于锋利了，总是过于轻易就触摸到本质，然后反复重复触摸过程。

这就是纽约

作者：E.B.怀特

有谁指望孤独或者私密，纽约将赐予他这类古怪的奖赏。正因其大度，城市的高墙里面，才容纳了众多这一类人；纽约的居民都是些外来客，离乡背井，进入城市，寻求庇护，寻求施展，或寻求一些可大可小的目标。纽约的一个神秘特点就是有本事派发这类暧昧的礼品。它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成全他，很大程度上就看运气。除非愿意碰碰运气，否则，不来纽约最好。纽约是艺术、商业、体育、宗教、娱乐和金融荟萃之地，在这么一个浓缩的竞技场上，挤满了角斗士、布道者、企业家、演员、证券商和买卖人。它的西服翻领上浸润的味道，年深日久，洗也洗不掉，结果，不论你身在纽约何处，都免不了与伟大时代、辉煌事功、奇人、奇事、奇闻发生感应。此刻，我坐在中城闷热的旅馆房间里——房间紧靠高楼天井的半截腰处，忍受华氏九十度的高温。房间里没有一丝风，然而，我仍不由得感受到周遭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隔二十二个街区，是鲁道夫·瓦伦蒂诺的遗体安葬处；隔八个街区，内森·黑尔被人处决；隔五个街区，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出版商的办公室直捣马克斯·伊斯曼的鼻梁；隔四英里，沃尔特·惠特曼坐在桌前，埋头为《布鲁克林鹰报》写评论；隔三十四个街区的一条街上，薇拉·凯瑟住过，她来纽约，写一些关于内布拉斯加州的书；隔一个街区，马塞林曾经在竞技场剧院的舞台上插科打诨；三十六个街区外一处地方，历史学家乔·古尔德当了众人的面，将一台收音机踢得粉碎；隔三十个街区，哈里·索枪杀了斯坦福·怀特；隔五个街区，我曾经在大都会歌剧院为人引座；仅隔一百零二个街区，老克拉伦斯·戴在主显教堂洗去了他的罪恶（这份单子，我可以没完没了地续下去）。如此说来，我现在栖身的这个房间，很可能住过不知多少不朽的名流，他们中的一些，也是暑天坐在这里，热得喘不上气，孤独而又闭塞，感受着外界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几分钟前，我下楼用午餐时，瞥见弗雷德·斯通坐在我旁边。（靠墙隔了大约十八英寸）十八英寸是纽约为其居民定下的一个分寸，彼此之间，有联系，又保持距离。我与弗雷德·斯通的联系，只在本世纪初，我看过他演的《绿野仙踪》。但我们的侍应生见到仙境来客，一样也很激动。斯通先生离开餐厅后，侍应生告诉我，他（侍应生）刚来美国时，年纪轻轻，一句英文不懂，头一次约女孩儿看戏，就是《绿野仙踪》。侍应生回忆，演得真是好极了，有稻草人，有铁皮人。精彩！（我俩之间，也是十八英寸。）“斯通先生胃口真好。”他深沉地说，很满意似乎参与了历史，与仙境扯上些关系。

纽约给人参与的快感，又搭赠了私密，与大多数拥挤的社区相比，它成功地将人们隔绝开来（只要你有此愿望，而几乎每个人都愿意并需要这种隔绝）。免得他们因为随时可能发生的轰动、暴烈或妙不可言的事件受到打扰。就我在这空气污浊的天井旁小坐的这会儿工夫，城里出了不少热闹。一名男子因妒生狂，枪杀了他的妻子。没人大惊小怪，除了他那个街区，报纸也三言两语带过。我亦不去理会。我来纽约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航空展也搬来纽约。我没去看，这里的八百万居民，大多数也没去看，虽然据说现场人满为患。我甚至不曾听见飞机的噪音，只有几架西去的商业航班，惯常从大楼天井上空飞过。北大西洋上的远洋巨轮来而复去。我从不注意它们，其他纽约人也是如此。我听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港，滨水区方圆六百五十英里，这里停泊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地。但我来后，只留意过一艘小小的单桅帆船，是我前日晚上走过布鲁克林大桥，碰巧见它趁落潮前抢风驶出东河。不过，有一日午夜，我听见玛丽女王号邮轮鸣笛，那声音传述了一整部别离、思念和伤逝的历史。国际狮子会的名流忙于集会。狮子无影无踪。我的朋友见到一位，对我讲了他的事情（他跛腿，穿西班牙式短上衣）。在棒球场和赛马场，体育大赛激战正酣，我不看棒球，也不看赛马。州长进城了，我听到警笛呼啸，但也不过如此而已——仍是十八英寸的距离。一块檐板落下，砸死了人。我与这场悲剧毫无干系，而举足轻重的又是这毫厘之差。我说这些，只为表明，纽约的结构奇特，几乎包容了一切（从东区上千英尺长的邮轮，到西区两万人众的集会）。断不会转嫁到居民头上，如此一来，所有事情的发生，一定程度上都无可无不可，纽约人乐得自行选择他们的热闹，保全了自己的灵魂。在或大或小的多数都市里，个人往往完全没有选择。他就好比给抛进了狮子会。狮子会压倒一切，躲也躲不开。檐板坠落，就像砸在每一位公民的头顶，城里的每个人都在劫难逃。有时我想，唯一还能惊动纽约人的事情，怕是每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日游行了，它的渗透力极强——爱尔兰人是一个想不理会都不行的民族，五十万人居住在这里，家里就有自己的警察。人在纽约，却与世隔绝，这个特点，很可能削弱了他们作为个人的存在。或许，融入某个社群才更健康些，在社群中，檐板落下，人人感受冲击，州长过路，你至少能瞧见他的帽子。

在这一点上，我不想替纽约辩护。许多人定居这里，可能只是为了逃避而不是面对现实。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稀罕的馈赠，我想它对纽约人的创造力产生了积极影响——所谓创造，一定程度上，不过是懂得如何放弃大大小小的诱惑。虽然纽约经常给人孤苦伶仃、遭世人遗弃的感觉，但它从来都不沉闷或呆滞，你始终觉得，只要愿意搬出十个街区，或者少赚五美元，就能重新焕发活力。许多人，其实精神上不能自主，他们从这座城市的千变万化和种种刺激中汲取营养，守住了自己的精气神儿。在乡下，也有些机会让人突然焕发活力——比如，天气的变化，或邮件带来什么消息。而在纽约，机会是无穷无尽的。我想，许多人来这里，许是因为精力过剩（他们为此离开了家乡的小镇），但也有些人，倒是因为意气消沉，他们发现纽约是个避风港，也没准儿等闲就帮你换了一种活法。大体说来，有三个纽约：一个属于土生土长的男男女女，他们眼中，纽约从来如此，它的规模，它的喧嚣都是天生的，避也避不开。一个属于通勤者，他们像成群涌入的蝗虫，白天吞噬它，晚上又吐出来。一个属于生在他乡，到此来寻求什么的人。在这三个动荡的城市中，最伟大者是最后一个——纽约成为终极的目的地，成为一个目标。正是这第三个城市，造就了纽约的敏感，它的诗意，它对艺术的执着，连同它无可比拟的种种辉煌。通勤者使它如潮涨潮落般生生不息，本地人给它稳定和连续性，移居者才点燃了它的激情。意大利来的农夫，在穷街陋巷开一间小杂货店，密西西比河岸小镇来的姑娘，只为逃避邻里的流言蜚语，中西部玉米地带来的小伙子，提箱里塞一部手稿，心里充满忧伤，无论是谁，都没有区别：每个人都像初恋一样，心情激荡地拥抱纽约，每个人都以探险者的好奇目光打量纽约，每个人发出的光和热都胜过爱迪生联合公司。通勤者是最怪诞的一群了。他居住的郊区没有活力可言，不过是白日终了时供他歇息的地方。一些人住在玛玛隆耐克或小耐克或逖耐克，又在曼哈顿上班，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仅限于火车或汽车班次，或者午间的快餐路线。他终日伏案工作，从不曾漫步夕阳下，惊喜地撞见中央公园的贝尔威德城堡。池塘水面，石堡耸立，男孩子在岸边钓鱼，女孩子随意平躺在突起的岩石上。他决不会在纽约闲逛，突然发现点什么，毕竟，他得忙着赶火车。他将钓丝瞄准曼哈顿的钱夹子，起获点小钱儿，顾不上倾听纽约的呼吸，也不曾清晨随它醒来，夜里又伴它入梦。每个工作日的早晨，都有大约四十万男女，从地铁和隧道涌出，奔入曼哈顿岛。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去纽约公共图书馆，度过让人昏昏欲睡的下午，阅览室窗外，栎树飒飒有声，室内更显得寂静，传送图书的升降机（像架老水车）不断把书吐在托盘里。通勤者守在威切斯特，守在泽西家中的炉前，从没有见过包厘街的火炉，那里，冬夜气温降至零下时，大油桶燃起熊熊火焰。他们可能供职于下城的金融区，从没有见过洛克菲勒中心葳蕤的花圃——水仙花、麝香兰、白桦，还有清晨迎着和畅春风飘飞的彩旗。也或许，他们在中城的写字楼工作，一年到头忙得团团转，却从不曾凭临海堤，远眺总督岛。通勤者生前，跑了不知多少里程，但他从来不曾漫游过。他们的进出路线，要比土拨鼠群落更迂曲，困在东河隧道的泥浆里时，听天由命地打桥牌。仅长岛铁路公司，去年就搭乘了四千万通勤者，不过许多人，都是踏了自己的足迹，哪儿来哪儿去。纽约有它独特的地形，到头来，城里的居民，有时倒比通勤者走得还远。欧文·柏林沿小街从下东城的樱桃街去上城的公寓，三四英里的路程，却好像绕世界转了三匝。

诗歌压缩在很小的空间，加上韵律，必然意味深长。纽约就像一首诗：它将所有生活、所有民族和种族都压缩在一个小岛上，加上了韵律和内燃机的节奏。曼哈顿岛无疑是地球上最壮观的人类聚居地，数百万常住居民能够感觉这首诗的魔力，但谁又能说得清它的全部含义？高入云端、美轮美奂的写字楼下，是破烂不堪的贫民窟。河滨教堂毕恭毕敬地举行圣餐礼，隔几个街区，哈莱姆区的伏都教就在施展魔法。商界大亨乘豪华轿车沿东河快行道直驶华尔街，路经几百码外吉卜赛酋长的栖身处，但此大亨与彼酋长从不照面，况且，酋长们还没起身，他们的生活比大亨悠闲，醉酒的时候更多。纽约与巴黎不同，与伦敦也不同。它不是斯波坎市乘六十倍，也不是底特律市乘四倍。它让所有城市望尘莫及。它甚至想法儿在大萧条最低迷的时刻，凌空达到了最高点。帝国大厦拔地而起，高达一千二百五十英尺，而此时，草木长出地面六英寸也是疯狂。（大厦顶部有一座飞艇系留塔，但从没有飞艇造访过；不景气的时候，需要雇人冲洗厕所；它还在大雾中给一架飞机撞过，无数次遭受雷击，时常有人想不开，从楼顶纵身跃下，以致行人经过第五大道和三十四街交界处时，都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曼哈顿东西南北，再无可以扩张处，只有向高空发展。这一点，便是它气势恢弘的主要原因了。它对于美国的意义，如同乡下教堂的白色塔尖——那是理念与信仰的实在象征，飞升的白翎呼唤，道路就在上面。夏季的游客，乘车晃晃荡荡驶过地狱之门大桥，在皇后区的鸽舍和后院上空滑行，从卧铺车厢的窗子眺望西南，第一抹晨曦投射在中城钢铁铸造的尖顶上，他能清晰无误地看见城市腾身而起：高墙与塔楼升高，烟雾升高，温度暂时还没有升高，千百万醒来的人们，希望和激情也在升高——如一柄犀利的长矛直逼苍穹。

纽约竟能运转，简直是个奇迹。事情让人完全难以置信。居民每日刷牙，得从卡兹基尔山区和威切斯特县山中汲来几百万加仑清水。曼哈顿的小伙子给他在布鲁克林的女孩儿写信，爱的信息是通过充气管道吹给她的——噗的一声，就这样子。电话线、电力线、蒸汽管、煤气管、污水管的地下系统，已经是个足够的理由，让人把曼哈顿岛丢给上帝和象鼻虫了。每次切开人行道，手术的噪声都吵得人毛骨悚然。按理说，纽约早就该毁于恐慌、大火、骚乱，或者循环系统某些攸关重大的供应管线的失灵，或者哪种莫名其妙的短路。城市早就该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瓶颈处，发生难以收拾的交通混乱。食品供应线若是中断，只需几天，城市就将饿毙。贫民窟流行或船只上的老鼠传播的瘟疫会扫荡它。海浪会从四面八方席卷它。每隔几天，从泽西吹来的烟雾，就像恐怖的裹尸布，大白天遮挡了所有的光线，大楼的办公室仿佛悬在半空，人们摸索，沮丧，只觉得世界末日来临。如此这般，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巢室里工作的人，怎能不精神失常。集体歇斯底里是一股可怕的力量，然而，纽约人似乎每次都能与它擦肩而过：他们坐在半途停顿的地铁车厢里，没有幽闭恐惧感，他们靠几句俏皮话，摆脱惶恐局面，他们咬定牙关，耐心承受混乱和拥堵，凡事总能对付过去。所有设施都不完善——医院、学校和运动场人满为患，高速路乱乱哄哄，年久失修的公路和桥梁动辄寸步难行，空气窒息，光线不足，供暖要么过头，要么差得远。可尽管麻烦不断，效率低下，纽约却以大剂量的维他命补偿了它的居民，这就是对一种独特的、国际化的、强大的、无与伦比的事物的从属感。外来人小住纽约，往往会陷入一连串的尴尬、不便和失望：听不明白饭馆里侍应生的话；分不清哪儿是诓人的酒馆儿，哪儿是规矩的酒吧；进地铁搭错了车；为个小小不言的问题招公共汽车司机顶撞；街上的噪声吵得人一夜无眠。游客奔来纽约，尤其是在夏季——他们一窝蜂地涌向自由女神像（城里的许多居民从不涉足），围攻自动售货餐厅，访问广播电台播音室，参拜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在商店橱窗前流连。他们大都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有时在纽约，也会碰上失意者——一对青年男女，显然是游客，可能刚刚结婚，他们的灿烂梦想破灭了。这地方让他们吃不消，他们没精打采地坐在一家小馆子里，闷头吃饭，一声儿不吭。

说起纽约，人们听到的一句话经常是：“棒极了，可我讨厌住在那儿。”我感觉，住在乡下和小镇上的人，习惯了方便，习惯了邻里间隔着篱笆和睦相处，想不到纽约生活也有街坊四邻的模式。城市实际上是成千上万个紧凑的居民单位的集合。当然，有大的区和单位：切尔西、默里小丘、格拉默西（居住单位），哈莱姆（种族单位），格林尼治村（热衷艺术和其他事情的单位），还有无线电城（商业开发单位），彼得·库珀村（住宅单位），医疗中心（保健单位）和许多其他部分，各有各的特点。但纽约的事情就妙在，每个大的地理单位都由无数小区组成。每个小区都自给自足。通常，它长不过三两个街区，宽不过几个街区。每个小区都是城中的城中之城。因此，不管你生活在纽约何处，一两个街区内都能找见杂货店、理发店、报摊、擦鞋摊、卖冰卖炭的地下店铺（路过时，可以把你要买的东西写在门外的便笺上）、干洗店、洗衣店、熟食店（啤酒和三明治随时外卖）、花店、殡仪馆、电影院、收音机修理店、文具店、服装店、裁缝铺、药店、泊车场、茶馆、酒吧、五金店、修鞋店。在纽约的大多数小区，每隔一两条街，都有一处小小的商业街。人们清早出门工作，走不上两百码远，就能完成五六件事情：买份报纸；把鞋送到店里钉鞋掌；买盒香烟；订一瓶威士忌吩咐下班时送来；留个字条给煤炭铺的隐身人；通知干洗店有条裤子等着穿。八小时后的回家途中，买一束绒柳、一个马自达灯泡，喝上杯酒，擦擦皮鞋——都在街角下车处与家门之间。这些地面儿事事完备，人们油然而生归属感，许多纽约人一生都守在其中，还大不过一个村子。多走出两个街区，他就仿佛到了异乡，浑身不自在，非得回来。小店的店主对小区的界限尤其敏感。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最近搬家，住进另一处公寓，在三个街区之外。搬家后第二天，她出现在多年来一直光顾的杂货店。店主见到她，激动得几乎落下眼泪。“你这一走，”他说，“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对他来说，三个街区，或者大约七百五十英尺，就是离开了。

我写这篇文章时，就住在纽约的某个小区，过客而已，或是漂泊者，从乡下来此盘桓几日。夏季是个好时光，可以重新打量纽约，领受私密这一馈赠，进入孤独的最高境界。夏天，城里只剩些死硬分子和响当当的角色（旅游者除外）。临时性的、来去不定的住户没了踪影，唯有货真价实的老纽约。这里的气氛不觉轻松下来，人们只管围块腰布躺倒，一边呼哧哧喘气，一边缅怀往事。我在回想年轻人与大人物同居一城，是怎样一种感觉。我初来纽约时，心中的偶像是十几位专栏作家、评论家和诗人，大名时常出现在报刊上。我始终颇有点兴奋，像是发低烧，因为同一座岛上，还住了唐·马奎斯、海伍德·布龙、克里斯托弗·莫利、富兰克林·P.亚当斯、罗伯特·C.本奇利、弗兰克·沙利文、多萝西·帕克、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林·拉德纳，还有斯蒂芬·文森特·本涅特。我在商会街与百老汇夹角处徘徊，心想：“那座大楼的什么地方，蟑螂阿奇夜里就在打字机键上蹦跳。”那段时期，纽约没给我好日子，但它毕竟让我活下来。我时常快步走过西十三街第六大道与第七大道之间富兰克林·P.亚当斯的住宅，房子似乎在我脚下颤动，一如火车驶离中央车站时，花园大道也会颤动。这种兴奋（与大人物近在咫尺）是绵延不断的。纽约从来不缺慕名投奔的后生晚辈——青年演员、抱负不凡的年轻诗人、芭蕾舞女演员、画家、记者、歌手，每人都揣了自己的兴奋剂，每人都有自己的一群偶像。纽约不仅给人持续的兴奋，还是个从不谢幕的大舞台。我四下闲逛，重新审视这座舞台，希望能把它写在纸面上。现在是星期六，黄昏时分。我转入西四十八街。从架子鼓和萨克斯管练功房敞开的窗子里，传来音乐教师倦怠的指导声，器乐的嘈杂打破了夏日的沉静。考特剧院涌出日场观众。突然间，整条街响彻一名街头歌手震耳的歌声。他越走越近，寻找知音，是个欢快的黑人，一副唱大歌剧的派头，头颅扬起，恣肆的歌声回荡在高楼壁立的窄街上。长长的手杖，是他唯一的道具，穿着小心而又随意的休闲裤，皱条纹外套，口袋里露出一本书。献艺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考特剧院上演《可敬的妓女》，观众刚刚接受了种族关系教育，急着想要改善黑人的境况。硬币（多是两角五分的）哗啦啦撒向街头，几分钟的游吟，一名黑人的境况有大约八美元的改善。如果每次献艺都能如此，他就完全可以在这里过活了。人们说，纽约是个机会多多的城市。甚至几分钟后迟来的骑警，也信马由缰，在路边踅来踅去，寻找散落的镍币，像鸟儿寻找抛撒的谷子。现在是七点钟，我再度光顾了东五十三街一家旧日的无照酒吧，准备坐下来吃顿饭。人很少，夏夜电扇的嗡嗡声，偶尔被摇制鸡尾酒的声音打断。小酒吧里黑黢黢的（店主并不认为贩酒法变了，电费就有理由增加）。多么幽暗，多么诱人，渲染意大利湖畔风光的壁画多么绮丽——可能是店主的哪个侄子画的。店主亲手配酒。电扇吟咏祈求风凉的祷文。从另一个隔间传来广播电台主持人的声音，青菜沙拉散发蒜蓉的味道。我身后（又是十八英寸），一位年轻文人正试图说服身边的姑娘搬到他那里，做他的恋人。姑娘戒心重重，但他的话入情入理，也并未自视过高。他认为，他们相互之间，应当提供知识与性。从吧台上方的镜子里，我可以看见他们饮了第二轮酒。随后他和她分头去洗手间，两人回来后，争论也无声息了。电扇又嗡嗡地响起来，我又感觉到热浪和轻松的气氛，勾起对许多有趣的非法小馆的记忆，在那里，我曾伴随爱的主题、通风机的声响和杜松子酒消愁止痛的短暂幻觉，多少次津津有味地享用一顿便餐。

另一个溽热的夏夜，我在中央公园林荫道停下脚步，听古德曼管乐队的音乐会。人们坐在乐台前呈扇形排开的长椅上，听得很入神，赞叹不已。林间晚风吹拂，树叶有了活力，哗啦啦地响，像在诉说什么；灯光从下方照亮绿绿的枝条，化作一种新的表达。头顶有飞机悠悠飞过，航灯一闪一闪的。就在我前排的椅子上，少年人坐在那里，搂着他的姑娘，他们相亲相爱，沉浸在音乐中。短号号手走到台前，表演独奏，始于“用你的明眸为我祝酒……”，号声在辽远、温暖的夜空飘荡，那么纯净，那么迷人。随后，从北河那边，传来另一种喇叭的应答——是玛丽女王号邮轮在宣布她的去意。她的独奏与短号不是一个调子，低了半个音阶。乐台上的号手决不示弱。号声吵成一片，没人介意爱的承诺中暗示了远行。“我将远走”，玛丽号在抽泣。“我的眼波会随你驻留”，号手叹息。沿柏油马路，散步的人来来往往，他们举止小心，免得扰了这里的音乐气氛。棒冰销得很快。篱障外温暖的草地上，人们在荫翳里缠绵，女孩子走近林荫道，裙子给风吹涨，裸露的肩头映在灯光下。“用你的明眸为我祝酒。”迷人的时光，一切又都是免费的。夏季的周末，城里空空荡荡。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去了办公室。听不见电话铃响，没有东西填饱来文筐儿，没有纸张的窸窣声，这是座死寂的建筑，一段可怕的休止。整个城市成了空落落的蜂巢——囚犯逃狱后丢下的监牢。夜间，楼里什么地方偶尔响起铃声，有人要用电梯——听起来像是火警铃声。夏季星期六的办公室，恍如孤绝的深渊。我凭窗俯瞰对面一排一排的办公室，回想冬日暮色中景象，一切都在全速运动，蜂巢的每个格子都亮着灯，眼前仿佛一幕哑剧，可以看见木偶般的人物翻弄文件（但听不到纸张的窸窣声）。看见他们接听电话（但听不到电话铃声），铺天盖地的纸片悄没声地川流不息：纽约这个文电之都，与加尔各答联系，与雷克雅未克联系，总有事情得折腾。

在拉斐特咖啡馆，来的尽是熟客，坐下聊天。这里忙乱而又沉静。我啜着咖啡，透过西窗，望见制造商信托公司和九马路北侧的红砖墙面，光线越来越弱，红色慢慢转成紫色。砖楼在向晚时分，自能改换颜色，就像玫瑰凋谢时，会泛出蓝色。这家咖啡馆是一方安歇之地。侍者从不见老，也不更换，决不追逐时尚。圣母守在旅游招贴上。咖啡浓烈，充满菊苣味，很香。夜晚走在包厘街上，头顶是高架铁道，你能感到的，只有冷冰冰的罪恶。有人向你讨一个硬币，你丢下钱，不想碰那手，手太脏了；你尽力避开他的目光，目光中流露谴责。与其说这是对个人的威胁，毋宁说它是一种整体性的威胁——无可奈何的人类苦难和贫穷，以及病入膏肓的酒精中毒咄咄逼人。夏日晚上，醉汉露宿街头。人行道是免费的床榻，没有虱子。行人走过、或跨过、或绕开这些静物，像走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

门廊下，银行台阶上，游民靠倒头一觉儿来醒酒。他们浇愁后丢下的空瓶子立在头前，像是伫立的哨兵，臂弯里搂着装了各种家当的纸袋子。旅游车上贫嘴的导游告诉乘客，这是“堕落者一条街”，但包厘街并不认为它已经堕落了，它用自己的办法对付自己的问题——酒坊，小客栈，漠不关心，街的尽头处，是贝尔维医疗中心。向东一两个街区，气象截然不同。陋巷里免不了贫穷和破旧的房屋，伴随这些，却是精细和安详的家庭生活。我沿着莱文顿街东行。但见一派欢快、污秽、熙熙攘攘。小店漫上了人行道，只剩下半边给人走路。灯泡没有罩子，明晃晃地照了西瓜和女人内衣。楼上的人家逃离闷热的屋子，在人行道上乘凉。他们坐在橙色板条箱上，抽烟，悠然自得。这是广阔的下东城的露天晚会——毕竟，与你在乡间见到的绿草坪间鲜亮的帆布椅上坐着的一些人相比，他们这炎炎夏日里的一群要顺眼得多。热腾腾的肉体，挤烂的水果味，苍蝇嘬吮阴沟的垃圾，炒菜做饭，这里的一切都透着家常。在刘易斯街的街角，铁丝栅栏后的操场上，正举行露天舞会——街道的某种活动，许是为了遏制少年犯罪。女人推了婴儿车在跳舞的人群中穿行，像是展示舞蹈的最终结果。头顶，滑轮线上挂满了短裤和乳罩，有如装点舞厅的彩旗。

音乐停止了，漂亮的意大利姑娘从手袋里取出发刷，在街灯下梳理黑油油的头发，直到头发闪光。巡逻车上的警察怏怏地观望。爱迪生联合公司说，纽约的五个行政区有八百万人口，它当然有能力掌握这一点。如同每个人口稠密的社区一样，这里汇聚了各个种族、各个宗教、各个国家的人。人口数字不断变化——几乎刚刚分类罗列好，情况就变了。可以保险地说，纽约的八百万人中，有大约二百万犹太人——将近四分之一。这二百万犹太人，当然，来自许多国家：俄国、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奥地利，长长的一串。大纽约城市联盟估计，纽约的黑人约为七十万。其中，有五十万左右住在哈莱姆，从一百一十街向北延伸的一个区。过去几年来，黑人人口迅速增长。今日纽约的黑人比1940年多了一半。有大约二十三万波多黎各人生活在纽约。五十万爱尔兰人，五十万德国人。还有九十万俄国人，十五万英国人，四十万波兰人，大量芬兰人、捷克人、瑞典人、丹麦人、挪威人、拉脱维亚人、比利时人、威尔士人、希腊人，乃至荷兰人，他们很早就来到这里。很难说这里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官方宣布是一万两千人，但还有众多中国人非法居留纽约，他们不喜欢人口调查员。这数百万异乡人代表了不同种族、信仰和民族，纽约因他们之间的碰撞与融和，成为世界大同的常年展台。纽约公民的宽容，不仅是天性，而且是必须。这座城市必须保持宽容，否则就会在仇恨、怨愤和偏执的辐射云中爆炸。

人们稍微偏离平和与豁达的心路，城市的火气就会蹿得比风筝还高。纽约郁积了各类种族问题，但引人瞩目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大家相安无事。哈莱姆本身就是一座城，象征了种族隔离，但纽约的黑人生活，很少有黑人差别待遇的明显迹象。黑人可与白人一道搭乘地铁和公共汽车，但他们在饭店和餐馆，还感受不到这般平等。就职业而言，黑人在舞台表演、音乐、艺术和文学上很成功，但在许多就业领域，情况还很糟。黑人差别待遇信条主要体现在住房规章和惯例上。私人房东在法律上可以而且也确实排斥黑人。不过，根据最近的一项市政法规，公共财政出钱或享有税务豁免的公寓建筑，在接纳住户时，不得计较他们的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对纽约人来说，这座城市是恒定的，又是不断变化的。在许多方面，它看上去与二十五年前不同，给人的感受也不同。高架铁路拆除了，除过第三大道，一点也没留。老住户走上第六大道，路过杰弗逊市场监狱，会怀念那铁路，它的轰鸣声，它的斑驳的阴凉，它的小型高架车站和那一阵阵颤动。百老汇的面貌也变了。以前，它在喧嚣繁华的表面下，有一副依稀可辨的骨架，如今的招牌巨大无比，建筑、商店和饭店大都给霓虹灯、文字招牌和蛋奶冰淇淋广告遮挡得没了踪影。百老汇就像一个蛋奶冰淇淋，表面光鲜，内里空乏。格林尼治村日趋幽暗：公寓楼挤进来，围住了广场，酒吧镶上镜子，镀铬。但村里毕竟还有徘徊不去的诗意、墨西哥玻璃器皿、敲制铜器、蜡染布、威士忌酒瓶改制的灯盏、涉世不深的处女作——这就是老格林尼治村，有小街，有简陋租房，一室而已，适应了一些人变幻无常的需要，他们都有一颗年轻又欢快的心。中央火车站成了夜总会，挂满超大幅的广告招贴，一心走旅游掮客的路线。其实，我曾一度住在中央火车站的终点站（事事方便，我又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宽旷的大厅对我来说，又是纽约一处予人灵感的室内景象，直到拉斯泰克斯松紧带公司和可口可乐跻身进来。环顾全城，深宅大院正走向衰败。施瓦布在河滨大道上凭眺哈德孙河的宅子消失了。古尔德在第五大道上的宅子成了古董店。摩根家族位于麦迪逊大街的宅子改为教会的办公室。范尼斯托克大宅现在出让给兰登书屋。今日的富人不住大宅子，改住公寓大厦的顶楼，在楼顶平台种树，高出街面几百英尺。报纸也比过去少了，这要拜已故的弗兰克?孟斯之赐。人们怀念《环球时报》、邮报》《先驱报》，对许多纽约人来说，自从《世界报》败下阵去，生活再不是原来的样子。

警察现在开警车巡逻，车上装备无线电，不再晃悠着警棍绕街区打转。地铁车票需十美分，座位往往是深绿色的，而不是浅黄色的。人们上酒吧是为盯着电视看，难得有谁再去沉思默想。这都让人感慨。甚至游行庆典也有些变化。上回在曼哈顿的凯旋游行，满城回荡重型坦克不祥的骇人轰鸣声。贫民窟逐渐让位于恢宏的住房建设——规模巨大，目的崇高，房租低廉。城里散布了几十处这类新的开发地段，每处都是一座城（其中一处在布朗克斯，可容纳一万二千户人家），闲置的天空面积得到开发，引导人们腾空而起，远离了地面，他们的卫生条件规范化了，从此也有个地方坐下，不必坐在橙色板条箱上。联邦的钱、州政府的钱、市政府的钱、私人的钱，都流入这些项目。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在背后参与其中。建筑师让大楼在地基上略微偏转一点，好改善采光。一些公寓的房租，低得只有八美元一间。还需要而且最终也会建起成千上万的新单位，但纽约永远跟不上自己的脚步，永远无法平衡。经济景气时，人口激增，新住宅从岩石上纷纷钻出。一旦赶上萧条，人口星散，高楼大厦门前冷落，房产主衰败，终至死灭。我来纽约的这些年，纽约的节奏变了，性情也变了。紧张气氛加剧，更多暴戾。你可以在许多地方，从许多人脸上看到这一点。现代生活产生的挫折感，到这里就会翻番，放大——穿越城区的公共汽车跑上一趟，沿途的挫折和麻烦，足以让司机精神错乱：交通灯的转换总是快了半拍，乘客捶打关闭的车门，卡车挡住唯一的通路，硬币失手掉到地上，不该发问的时候偏偏有人啰唆。气氛更紧张，速度更快。出租车跑得比十年前快了——他们十年前跑得就不慢。从前出租车司机乐呵呵的，如今他们时不时地很疯狂，像是有今天没明天。在进入城里的西区高速路，驾车人懵懵懂懂地随大流而行——那种无可逃逭的运动很是刺激，后面有人催，两侧给人夹裹，你的车像一片木屑在磨坊的水流中载浮载沉。纽约从未像现在这样糟心、拥挤、紧张。钱多的是，纽约的反应也不慢。餐馆很难挤进去，经理们为了史瓦夫餐馆的一顿午餐，乖乖候在门口，如同失业者排起长龙，只为领一碗热汤（繁荣期人们排队等一口吃的，萧条期也一样）。曼哈顿的午餐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始于十二点或十二点半，指望能先于众人抢得一席之地。人人下班时间都比以往饿了一点。公寓张起“恕无空房”的告示。第五大道的公共汽车上，只有站立的份儿，而从前每个买票的乘客都有座位。旧日的双层汽车消失了——人们搭车再不是为了兜风。某些日子的某些时刻，几乎叫不上一辆出租车，争抢得厉害。你抓住车门把手，拉开车门，发现还有一位从另一侧长驱直入。看门人靠吹哨子调度出租车发了财，一些看门人其实无门可看——不过是在大街上溜达，见机行事，给出租车乘客拉拉车门。与以往稍许悠闲的日子相比，纽约变得不舒适，也不方便了，但纽约人原本就不在意舒适和方便——果真在意，他们会搬到其他地方。纽约最微妙的变化，人人嘴上不讲，但人人心里明白。这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只需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几百万人化为灰烬。死灭的暗示是当下纽约生活的一部分：头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噩耗。城市的所有居民都须面对湮灭无存这一顽固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在纽约表现得更为集中，因为纽约本身就是集中的，还因为，所有目标中，纽约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最受瞩目。在可能发动袭击的狂人的头脑中，纽约无疑有着持久的、不可抵挡的诱惑力。自由女神像一向是纽约的标志，并将纽约推向世界。

今天，自由与死亡各行其道。沿东河，在推平的龟湾屠宰场上，好像是为了与鬼魅般逼近的飞机竞赛，人们破土动工，创建联合国的永久总部——所有建筑项目中最伟大者。纽约从容接纳了又一座城中之城，这次是供各国政府栖身，清理叫作战争的废墟。纽约不是政府所在地，它不是国家首都，也不是州的首府。但它正在成为世界的首都。建筑师设想的这座大厦，是个直立的火柴盒状。车辆在第一大道下面的新辟隧道中奔流。四十七街将拓宽（如果我猜得不错，卡车将在夜晚悄悄开进来，栽种高大的树木，树木的根须与城市的管线纠结在一起），城市将再一次几乎不动声色地吸纳又一批来访者。它已经表明自己有能力收藏联合国——过去两年来，大批代表活跃在纽约，居民们却很难瞥见他们的燕尾服或黑色礼帽。这场竞赛，这场制造毁灭的飞机与艰难降生的人类议会之间的竞赛，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记。纽约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普遍的困境与全面的解决方法，掩在钢与石之后的这座迷宫，既是一个绝好的目标，也是非暴力和世界大同的完美象征，这一目标高耸入云，飞机只能拦腰撞向它，它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家园，一切事情的发源地，在这里进行的审议，将拦截飞机，抢先阻止它们的毁灭行动。龟湾的这座新的人类之城，向西一两个街区，有一株大柳树，枝条密匝匝遮盖了庭院。这是一株伤痕累累的老树，经磨历劫，攀爬过度，靠铁丝捆扎才不致摧折，但知道的人都对它很有感情。在一定意义上，它象征了这座城市：在艰难中存活，在困境中生长，在混凝土中蓄养元气，兀然挺立，迎向日光。如今我每次见到它，感觉飞机冷森森的阴影，都会想：“必须拯救它，拯救这一棵树。”如果它不复存在，一切都将陨灭——这座城市，这个怪异而又神奇的典范，如果抬头望去，消失不见，人将心如死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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