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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欧洲的中心或空心

华沙

克拉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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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欧洲的起点或终点

假如俄狄浦斯王再生

今日苏格拉底的问题

俄底修斯之旅

波兰与希腊，一个是欧洲的中心，或许是空洞的中心；一个是欧洲的起点，也可能是终点；一个是幸免于欧洲经济危机的国家，因为“幸免”而得意，一个是陷于欧洲经济危机最深的国家，因为“不幸”而怨怒？

在现代教育体制内，本人算是受过“高”的高等教育。但若做好中欧地图的拼图游戏，还是有些难，不知道那些小碎片如何对接。完成后又有些惊讶，怎么会是这样？跟自己自以为是的“知识”不太一样！

我想，大多数中国朋友的“知识状况”比我好不了多少。2010年，波兰驻华使馆曾经就中国人对波兰的看法做过一项调查。我那位在上海任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驻华代表的波兰学生安德烈·尤赫涅维奇（Andrzej Juchniewicz，中文名尤德良，下称尤德良），说起调查结果，一脸无奈。

中国人印象中的波兰，与俄罗斯差不多，东欧国家、经济不景气，有些混乱，不够文雅，也不太友好，比较穷。可能还有人记得，波兰团结工会曾经引发东欧解体，波兰曾经亡国，让鲁迅那一代人痛心过。这就是波兰，仅此而已。

在中国人的脑子里，欧洲基本上等于西欧。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自己就像是一个洲。德国以东到乌克兰草原、波罗的海到爱琴海之间，是个灰色地带。那里有什么国家，这些国家的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状况如何，中国人不清楚，也不关心。如果你告诉中国人，除了欧洲部分的俄罗斯之外，这一带国家的土地、人口几乎占欧洲的一半，波兰、罗马尼亚是几乎跟法国、德国版图一样大的国家；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大高加索山的欧洲版图上，这一带恰好是欧洲的中心。—是这样吗？中国朋友可能略感吃惊，然后又无所谓了。

这是“不必要”的知识，除了考大学可能碰上相关的试题，其他时候基本没有用。知识是“功利的”，也是“势利”的。所谓“世界知识”，只是关于那些大国、强国的知识，其他国家都“无所谓”。现代中国关注欧洲，大概只限于英、法、德、意、奥、西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让我们“爱恨交加”。过去祖上挨过打，是要记恨的；后来又不断地学习或批判，很是羡慕。

行前，我委托一位做网络公司的朋友，帮我调查过去半年中国人关于波兰与希腊的关注热点，结论让人吃惊，也有些可笑。关于波兰，我们网民点击率最高的两个关键词是—足球与“波兰女模特”；关于希腊，竟然是神话与“希腊小光头”!

让波兰朋友失望了。

波兰本是欧洲大国，版图上排名第九，人口上排名第六，是欧盟中第七大经济体。波兰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央，东来西往，是著名的欧洲通道，具有在方圆1000多公里的范围内，可以辐射2.5亿多人的巨大市场，占欧洲消费者市场的一半。过去30年里，中国改革开放，波兰也以波兰的方式改革开放。过去几年中，波兰经济一直以“波兰方式”增长，是欧盟27国中国民生产总值保持持续增长的四个国家之一。加入欧盟7年，波兰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3%，比欧盟国家平均增长速度快5倍，比老欧盟国家（15国）快6倍。欧洲经济危机以来，波兰不但没有危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反而达到15.8%，居欧盟首位。波兰经济是个“奇迹”，此刻，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经济奇迹的，不只我们自己，也不只“金砖四国”或“龙象共舞”，想想波兰，曾经的“同志加兄弟”。

“去波兰投资吧！”我听到波兰的政界、商界、学界的朋友这样对我说。

波兰经济充满活力，波兰也像中国那样渴望吸引外资，波兰是国外投资的理想之地，波兰也有中国那样的经济特区，对外资提供许多优惠政策。波兰是近年来亚洲国家在波兰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波兰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1.4亿美元。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华沙大学欧盟研究专家卡密勒博士（Kamil Zaj Czkowski）强调。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欧盟三足鼎立。从“地缘经济学”角度看，中国与波兰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从卡密勒那里，我第一次听说在地缘政治学之外，还有个“地缘经济学”。近年来波兰与中国高层互访频繁，引用波兰信息与投资局的资料，2010年，波兰对中国的出口额是12亿欧元，中国对波兰的出口额是126.1亿欧元，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2010年中国贸易顺差就达到1831亿美元），这个数据算得了什么？中国与波兰经济合作交流的可能性，应该远大于此。卡密勒博士对当下的现实不无失望，但更多的是期望。他在华沙等我，肖邦机场见！

也让希腊的朋友失望了。

中国人只知有希腊神话与史诗，不知有希腊现实；只知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于古希腊，不知道世界奥运会百年华诞之际，希腊政府却不敢承办，把1996年奥运会的承办权让给财大气粗的美国，因为没钱。准备了8年以后，希腊艰难承办雅典奥运会，却成为希腊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只知道那个小个子的希腊光头拳击手，不知道希腊的普通人如何生活，他们的担忧与快乐是什么，来自何处？

我选择去波兰与希腊，一个是欧洲的中心，或许是空洞的中心；一个是欧洲的起点，也可能是终点；一个是幸免于欧洲经济危机的国家，因为“幸免”而得意，一个是陷于欧洲经济危机最深的国家，因为“不幸”而怨怒？

中国人大多听说过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但非专业人士，也不清楚“主权债务危机”是什么意思，希腊为什么出现“主权债务危机”。从媒体报道上看，希腊似乎总在游行，总要选举，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希腊经济危机，不是因为日子过得不好，而是因为日子过得“超好”，希腊人原本没有“能力”与“资历”，像德国人那样优裕地生活，但他们加入欧盟与欧元区以来，不像德国人那样工作，却要像德国人那样生活。于是，危机到来了。

危机到来怎么办？希腊人似乎没办法，也不想办法，或者想了办法，也无法实施。希腊让我们感到些许的担忧，更多是“得意”。因为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似乎没有危机的问题。

中国人对主权债务危机中的希腊，大概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并没有深入追问过希腊经济危机的意义是什么，希腊人的生活究竟如何。如果国民生产总值不高，而国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不一定导致社会危机；如果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而国民生活幸福指数却相应降低，那么经济发展还可能导致社会危机，国家没有经济危机，却可能有社会危机。希腊的“现实”可能矫正中国人空幻的得意。了解希腊，可能使我们重新理解发展与自由的关系。经济衰败，人民肯定不幸福；但经济发展，人民未必就幸福。

如果希腊的现实是经济衰败，但人民幸福，中国人可能要重新认识希腊与自我、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了。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难处”，造成这些“难处”的是历史，而超越这些“难处”的—是文化。

希腊，这个生活在废墟之上的民族，成败荣辱见识多了，有一种老熟的智慧。这种智慧，将问题追问到极端，不仅能够拯救希腊于危难之中，而且对“遍地沉疴”的现代世界，都有某种启示。过去，林语堂先生说，中国人有一种“生活的艺术”，可以拯救西方文化培养的“工作狂”；而今天，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成了“工作狂”，或许希腊人可以教我们“生活的艺术”了。

研究战后欧洲史的托尼·朱特警告我们，这个世界正陷入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之中，将财富当价值，将自私当美德，关心物欲甚于关心正义。我们正经历一场现代资本主义造成的全球性社会危机。希腊让经济危机随意爆发，可能就此“宣泄”社会危机，如果以国家强权“压制”经济危机，由此酝酿出的社会危机，可能更可怕。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球化进程表现出明显的“西方化”特征，而“西方化”又明显表现出“希腊化”特征。当今世界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的种种特征，均出于古希腊，其问题是否也“见证于”现代希腊，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也深藏在希腊智慧之中呢？

危机就是机会。如果希腊经济危机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对希腊文化的反思，将有可能从根本上理解并解决希腊经济危机；如果希腊经济危机表现出世界性危机的特征，那么，古老的希腊智慧可能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出路。人类历史原本是恩怨难解成败难分的，人类历史与个人生活中，都难免各种各样的“危机”，而危机可能是最精彩的经历，历练历史与人生。重要的不是危机，而是人们面对危机、处理危机的态度与方式，这种态度与方式，有关人的智慧与尊严。或许希腊经济危机，具有全球性反思的意义。

2012年7月30日清晨，我乘波兰航空的飞机，从北京飞往华沙。起飞的时候，想起《传道书》上的一句话：“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我把它改为“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善意的人”，记到笔记本上。这本笔记将伴随我整个旅程。

波兰:欧洲的中心或空心

波兰是欧盟的希望，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欧盟焦头烂额，唯独波兰稳健发展。但波兰人很容易把基督教世界或欧盟看得比自己的祖国重大，波兰人的国家认同意识，是否有问题？波兰人除去地理弱势之外，是否还有心理弱势？

华沙

7月30日-8月4日

在华沙，我看到的是朦胧的现实：过去仍未过去，未来尚未到来。

飞机冲出最后一团云雾，眼下的城郭就是华沙了。大凡经历过“共产主义洗礼”的城市，看上去总有几分似曾相识。不知为什么，可能是建筑，那庞大刻板、轻率粗糙的建筑？或者人，着装方式，某种神情？冷漠或热情？说不清楚。

华沙面孔即将展开，7月30日正午12点40分，我乘坐波兰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在华沙肖邦机场。

肖邦机场停机坪空旷，室内却让人略感局促。头顶的钢梁太粗，身边的过道太窄，不像是拥有辽阔原野与豪放贵族的自由民族的建筑。人的表情有些紧张，或者是警惕？在西欧国家，看不到这种独特的眼神。我下意识地寻找“共产主义痕迹”。

海关先生每日“阅人无数”，自然有些不耐烦，或者无精打采。但他听说我来波兰的目的是参加学生的婚礼，黯淡的眼神中突然闪出亮光，慷慨地在我护照上盖下了入境章。我曾多次出入西方国家，很注意海关官员的眼神—我认为他们的眼神表现出了各自的世界观。比如，“9·11”之后，一些欧美国家的海关面孔，突然都扭曲了。

要得多，就要做得多

华沙大学的卡密勒·贾扬基科夫斯基（Kamil Zaj Czkowski）来机场接我，崭新的白衬衣质地很好，银灰色西装，脸刮得非常干净，看上去像个精致的红皮鸡蛋。

卡密勒显然有些激动，在肖邦机场接一个中国朋友，是意外的惊喜。他告诉我，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在波兰将会非常愉快。机场有些热，卡密勒的西装只在握手的那一瞬间穿着，然后就脱下来搭在右肩上，我跟在后面，也轻松了许多，从一开始我就觉得那西装不像他的。

从“热闹”的北京来，一出机场，就感受到华沙夏日正午的清凉。我们一路“高速”，来到停车场。人不多，车也不多，卡密勒说现在是假期，人都出去度假了，他也刚从乡下的度假“草堂”回来，有朋友从中国来，他当然要认真接待了。以后几天，我逐渐领教了波兰朋友认真接待的意义，那就是百分之百以上的热情接待。真诚与热情表示出认真，这是最重要的。

车开出机场，不到两公里，就被一位高大的警察拦住了。车速太快，罚款。卡密勒开快车，是因为兴奋，也许是习惯性匆忙。卡密勒说，如果希腊人都像波兰那样疯狂地工作，希腊早没有经济危机了。我不知道疯狂地工作是仅限于卡密勒兄弟，还是所有波兰人都这样。

卡密勒与他兄弟亚库巴·贾扬基科夫斯基（Jakub Zaj Czkowski），是一对孪生兄弟。生人看上去，几乎难以分辨。卡密勒陪我去克拉科夫，见到亚库巴的朋友，对方说第一次见到卡密勒，还以为是亚库巴来了。

卡密勒在华沙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亚库巴在国际关系学院。波兰真是个奇妙的地方，前任波兰总统与总理，就是一对孪生兄弟。2010年总统卡钦斯基在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飞机失事殉职，孪生兄弟雅罗斯拉夫出来竞选下届总统，可惜未能胜选。卡密勒兄弟都是工作狂。华沙大学的同事对卡密勒开玩笑道，你们兄弟这样干，会成为华沙大学的总统。我愚蠢地问另一位波兰朋友，难道你们波兰如此盛产双胞胎吗？

缘分，缘分才使生活有意思。告诉我生活是怎样的，太乏味了；让我看到生活竟然是这样的，那才有意思。

或许波兰跟我有特殊的缘分，20年前我刚到厦门大学，有位学生就娶了波兰太太，那时候在中国还很少见到波兰姑娘。当时很新奇，只是新奇而已，还不知道，波兰虽然并不盛产双胞胎，但盛产美女。到华沙的当天晚上，我们坐在华沙老城街头吃“波兰餐”，我的感想是，波兰“秀色可餐”，但“波兰餐”，不可餐！

热情是要吃罚单的。在机场不到两公里处，和卡密勒博士同时接受罚款的还有一辆跑车。警察一边开罚款单，一边跟跑车司机聊天，慢条斯理，跑车司机则将一条腿翘到开门的车窗上，若无其事地陪聊，看上去是绝对的亲切友好。

怎么是这样的罚款场面？没有我们习惯地讨好、哀求、烦躁、恼怒，如此和谐，似乎人生天地间，总是要被罚款的。

阳光明丽，凉风习习，罚款的人，被罚的人，心情都很好。波兰就是这样的。

我呀，来自中国，还是想不通：如果没有急事，为什么超速呢？如果被罚款，罚完就快赶路吧，还聊什么天？如果发生罚款，罚款者与被罚者一定处于某种敌对关系，为什么还那么友好？或许没有急事，只是习惯性车速过快？或许没有什么事可以大过友情？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敌意，警察与车主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他们既然都理性地认可同一套法律或交规，罚者与被罚者，都是法律或交规的执行者，谁又该怨恨谁？

理性生活会有好心情。热情的卡密勒博士也回到车上，我问他开了多少迈，他说85，（大概是137公里/小时）。天哪，四车道的路，前后都是车，竟然85迈！实在该罚，而且，该罚的似乎不止他一个，如果大家都规矩，他也开不出那么快；我问他罚了多少，他说大概10欧元，可以吃一顿丰盛的晚餐。

晚餐吃什么呢？他问。

典型的波兰餐，我回答。

卡密勒说，我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来到一个正确的地方。

中国人太需要了解波兰并与波兰合作了。华沙大学的副校长和国际处主任，都非常欢迎我来，但很遗憾，他们不得不出去度假；华沙大学意识到，大学必须国际化，与中国大学合作，是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他们赞同所有的国际合作计划，但是，赞同之后，要花许多时间落实，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习惯落实。

卡密勒博士说，由于要花很多时间发邮件、谈判、写文件，他们的赞同，只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至于实际行动，要看那些精力旺盛、不计得失的人。他很不幸，恰好就是这类不计得失、疯狂工作的人。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觉，他那孪生哥哥也一样。每天早上，卡密勒博士的脑袋都是一团糨糊，白天他用来处理研究中心以及社会活动方面的杂务，晚上头脑清醒了，10点以后开始做科研、写著作，直到凌晨4点。

要的比别人多，就要做的也比别人多。希腊之所以经济危机，就是因为要的比别人多，做得比别人少。

这是许多波兰人对希腊经济危机的看法。希腊之所以有经济危机，是因为希腊人贪图享乐。经济危机来临了，人们一边上街游行，一边照例每天工作5小时，按时到咖啡馆喝咖啡。我的学生尤德良告诉我，他看到BBC采访一位中年希腊妇女，这位妇女抱怨，由于经济危机，她现在必须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尤德良说，每天早上7点半，他母亲已经到办公室了。按波兰人的看法，希腊发生经济危机，是希腊人自己制造的，希腊人不改变自己的习性，谁也无法改变他们的经济危机。

你怎么对待工作，生活就怎么对待你。这是常识，波兰经济繁荣，卡密勒事业成功，都是因为懂得这个常识。卡密勒博士很为自己的工作热情得意，似乎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他说他想促成华沙大学与中国大学在欧盟研究方面的合作，起初没人相信他，现在我来访，开始有人相信了。他希望我尽早去华沙大学，尽管重要的人物都去度假了，但他的同事还在，他希望他和他同事合编的研究欧盟问题的著作能够在中国出版。

车还是开得很快。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卡密勒告诉我，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出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了10位旅客的中巴车与火车相撞，9个人死了。中巴超载，原本限乘6人，结果竟然装了9位，而且9位乘客全是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周末到波兰打工，波兰的工资比乌克兰高，在回去的路上出事了。

灾难，的确是灾难。乌克兰大使急忙赶去现场。卡密勒原本约好了乌克兰大使，第二天上午与我会面，现在也只能取消了。

其实见不见乌克兰大使，我倒也无所谓，甚至从一开始就不明白卡密勒为什么要安排我与乌克兰大使见面。

乌克兰在努力地加入欧盟，卡密勒编了一本书，介绍波兰加入欧盟的经验。科研经费来自欧盟，欧盟寄希望于波兰将乌克兰引入欧盟—做这类课题容易申请经费。大概在波兰当大学教授，也是要申请经费的，而申请经费的要点在于，不是你愿意做什么，而是有钱有权的机构需要你做什么。如今亲欧的尤先科总统下了台，漂亮的前女总理季莫申科已经进了牢房，亲俄派执政，乌克兰离欧盟的距离更远了。卡密勒的经费是否会出问题？

卡密勒一边飞车，同时还不停地接电话、打电话。我从他的电话里开始学波兰语：“涅”表示“否”，“达科”表示“是”。一路上“涅”与“达科”像车轮那样急转，我有些眩晕，可能是因为时差。北京此时已经是午夜了，华沙依旧阳光灿烂。

卡密勒博士信心满满。他说他很忙，非常忙，现在正在关注欧盟与中国，这也是个“吸引投资”的课题。

说到这里，我才逐渐理解，什么叫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来到一个正确的地方。可是，为什么是正确的地方呢？

波兰即欧盟？

华沙其实是个很特殊的欧洲城市，至少看上去印象是这样。

我们进入华沙市中心，卡密勒开车在老城至少转了三圈，有些建筑，我看了不止三遍。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可能多转几圈，会显得华沙市中心大一些。其实，在短时间内将某些建筑看过三遍以上，不但不会觉得城市大，反而觉得城市小。

第二天早上，我早起散步，发现老城区的确很小。

周末的傍晚，华沙街头看上去就像是巴黎街头：时装店、化妆品店、露天咖啡；浓妆艳抹、神情淡定的老夫妇，喝酒的少男与抽烟的少女……华沙像是一个只有未来，没有历史的城市，除了几座教堂外，基本上没有老建筑，这与布拉格、布达佩斯这些中欧城市不大一样，或者说，大不一样。在布拉格，城市留在200年前，游人在当下；在布达佩斯，城市与人都像在20年前；华沙则是属于未来的城市。

华沙老城毁于二战，因为1944年的华沙起义。有些城市惯于反抗，于是城市建筑被毁灭了，但城市精神留下来；有些城市惯于投降，古老的建筑保存了下来，但城市精神何在？反抗证明民族精神，投降保存文明成果。关键时刻，该如何选择呢？

我喜欢华沙，这是个有活力、有勇气的城市，我也喜欢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太漂亮了，每一座建筑都难以想象地漂亮，相同地漂亮。当然，相同漂亮的建筑看多了，也会感到烦闷。布拉格这类城市，只能待一周，华沙至少可以待一年。华沙可爱，不是因为城市，而是因为城市里的人。

卡密勒脸上再次浮现出幸福得意的表情。人真是这样，生错了时候，生错了地方，那就没救了。比如说，生在20世纪头20年和20世纪后20年，波兰人的命运完全不一样。二战期间，每5个波兰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战火或集中营。在著名的华沙起义后，华沙基本上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们在电影《钢琴师》里，看到过当年一片废墟的景象。

华沙市建有一个大型的华沙起义纪念馆，我计划第二天去看，卡密勒告诉我不开馆！理由是68年前，华沙起义爆发在8月1日，我要去的那天正好是8月1日，华沙举办纪念活动，纪念馆不开馆！纪念活动中的重大节目是请来了美国歌星麦当娜，在华沙体育馆举行演唱会。用麦当娜的歌声纪念华沙起义的死难者，不知道是为了纪念，还是忘记。下午5点整，全城鸣起汽笛声，纪念那次残酷的起义。华沙人似乎并不在意，在华沙大学的一角，人们在拍广告，若无其事。

其实，对华沙起义，波兰人是有不同看法的。远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策划的这场唐突而残酷的起义，使20万波兰人牺牲在战斗中，近10万人被送往集中营，华沙成为一片废墟。华沙起义为波兰人赢得了“勇敢”的荣誉，除此之外，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也许以20万人的性命为代价，为波兰民族赢得了“勇敢”的荣誉，似乎也并非没有意义。一个民族的尊严，就表现在勇敢上。波兰民族在历史上一再用“勇敢”，甚至鲁莽的“勇敢”，为自身赢得尊严。想想当年扬·索别斯基（Jan III Sobieski，1674-1696年在位，波兰立陶宛联邦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国王）率领的波兰“翼骑兵”，在维也纳城下击败了所向披靡的奥斯曼土耳其军团，拯救了整个基督教世界。

可是，波兰从这场战争中一无所获，而且不出一百年，八面威风的波兰王国竟然被它拯救过的欧洲瓜分了。索别斯基国王获得了一个星宿，天文学家将太空中的一个星座命名为“索别斯基之盾”。在这个诞生过哥白尼的国家里，光荣不属于人间。据说索别斯基得胜后，把恺撒的名言“我来了，我见了，我胜了”，改为“我来了，我见了，上帝胜了”。

8月1日早上9点，我听到酒店周围教堂的钟声，一齐鸣响了。

上帝胜了，人的价值何在？

这已经是我的华沙旅程的第二天了。看不成华沙起义纪念馆，我们只能开车去即将举行纪念仪式的体育馆周围转一圈。体育馆设计得像王冠，其实，每个波兰人的潜意识中，都保留着一个王冠，就像波兰的国徽一样：革命时代，鹰头顶上的王冠消失了；苏联解体，瓦文萨上台，波兰第三共和国成立，鹰头顶上的王冠又出现了。

夜幕降临，王冠般的体育馆闪闪发光，分外漂亮。我又想起波兰国徽上那只顶着王冠的鹰，就在鹰身边，似乎还有几只鹰：俄罗斯国徽上是顶着王冠的双头鹰，德国国徽也是一只黑鹰，王冠应该戴到哪只鹰的头上，这是波兰历史的困惑。

华沙让人联想起中国城市：历史上磨难太多，也可能是为了销毁沉痛的记忆，人们将容易联想起那段记忆的建筑也销毁了。比如说，革命成功了，旧北京被拆得七零八落，直到今天，人们一边懊悔当年拆，一边继续拆，当然，拆了是为了建。可“建”与“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华沙有些斯大林时代的建筑和雕塑，让人感觉有些不伦不类。波兰人曾经讨论过是否应该将斯大林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华沙文化科学宫”拆除，可我觉得那幢建筑很漂亮，至少比它旁边已经建成和正在建的现代摩天大楼好看。拆除历史中的建筑，就能抹掉历史吗？历史可以抹掉任何一代人的作为，但任何一代人，都无法抹掉历史。

卡密勒博士对波兰的现实与未来充满信心。卡密勒说，波兰是个大国，这一点请不要误解，它与德国、法国、西班牙并列为欧盟四大国，在版图、人口上都有一比。而且，波兰是欧盟中最成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目前也是欧盟经济的支柱。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欧盟那些“老欧洲”国家，都焦头烂额，唯独波兰稳健发展，波兰是欧盟的希望。

我们站在市中心的一个路口，卡密勒指着繁华的街道上像巴黎一样的街头咖啡馆、像米兰一样的时尚商店说，这里10多年前还是破破烂烂、空空荡荡。

“你无法想象，欧盟来了，或者说，我们加入了欧盟，于是，一切都变了样。”

卡密勒对欧盟似乎比对波兰更有热情。波兰人多是国际主义者，总有一种“老大”的感觉，不仅对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这类国家—在那让人难以忘怀的“大波兰”时代，这些国家，都在波兰版图内。波兰人对整个欧洲，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中心感”：波兰曾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奥斯曼土耳其扩张的危险时刻，曾经拯救过欧洲；在整个欧洲革命与独立运动中，波兰人都非常活跃，在法国、美国、意大利、捷克、匈牙利、俄罗斯参加当地人的革命，尽管他们自己亡了国。浪漫主义时代，波兰革命者的口号是：“战斗，为了你们和我们的自由！”多么无私无畏，先为了“你们”，然后才是“我们”。

我对波兰人强烈认同欧盟的心态好奇：究竟是波兰救了欧盟，还是欧盟救了波兰。卡密勒说，这是同一个问题，波兰就是欧盟，欧盟也就是波兰。我还是无法理解，毕竟波兰是个主权国家，对于波兰人来说，首先应该认同波兰，然后才是欧盟。

这个顺序，对法国人、德国人，都不是问题，国家认同优于欧盟认同，为什么在波兰就模糊了呢？也可能只是卡密勒模糊，与他的研究项目有关。如果不只卡密勒一人有这种意识状态，就要怀疑波兰历史与波兰性格了。波兰人很容易把自己的自由看得比国家的自由重大，把自己的庄园看得比国家重大，把基督教世界，或者欧盟，看得比自己的祖国重大，波兰人的国家认同意识，是否有问题？波兰历史上的亡国灾难，除了左右强邻、波兰平原了无遮拦的地理弱势之外，是否还有心理弱势？

卡密勒生在一个幸福的时代，赶上了经济繁荣的好时候。10多年前，波兰经济发展出现奇迹，他是最有资格谈论这一奇迹的见证者。他是地道的华沙人，出生在市中心的一幢公寓楼里，不远处街角的教堂，就是他父母举行婚礼的地方。出现在六岔路口小广场街角的天主教堂，的确比较壮观，但视野不太好，在正对着教堂的那条大街上，横出一排丑陋的建筑，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卡密勒说这是斯大林时代的设计，目的就是让人们从远处无法看到这座标志性的老教堂。当然，教堂是挡不住的，在每个波兰人心里，都有一座教堂。当代波兰还出了位教皇，就是2005年去世的约翰·保罗二世。这位教皇很有政治远见与作为，前波兰总统瓦文萨后来说过，东欧剧变，有一半功劳应该归保罗二世，因为后者公开赞成团结工会并且呼吁共产主义国家从内部进行改革。

波兰人多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悄悄地走进教堂，教堂里老人在跪着祈祷，两位年轻人坐在座位上，盯着看手机屏幕，卡密勒匆匆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指给我看教堂里崭新的管风琴。这大概是我看到的最新的教堂管风琴，与古老的教堂有些不太谐调。

吃饭的时候，我问卡密勒，信奉新教的国家，普遍比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经济形势好。当年马克斯·韦伯写过一本书，名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试图论证西北欧资本主义成功的“特殊性”，波兰经济奇迹，是否可能修正“新教国家特殊论”？卡密勒说他在思考所谓“波兰特殊论”。至于“波兰特殊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凡是成功者，都想证明自己特殊，有“美国特殊论”，有人又提出“中国特殊论”，现在我又听到卡密勒在说“波兰特殊论”。

欧盟中的波兰就像世界里的中国一样，不仅躲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躲过了当下的主权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后期，波兰的外债曾经达到过近400亿美元。波兰团结工会能促成波兰和平演变，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共产主义的波兰经济陷入危机。其实从1989年开始的第三共和国初期，波兰局势也是一塌糊涂。前朝官员和海外大佬都暴富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则更为艰难。十分之一的波兰人失业，在美国人出的馊招儿“休克疗法”中，波兰人穷得连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问卡密勒，波兰如何评价瓦文萨？卡密勒说，七成人肯定，三成人否定。他自己呢？好像是否定。在1990年到1995年的瓦文萨执政时期，波兰非常腐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仅是自由与发展，还有公平与正义。当然，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Freedom is not free），任何变革都会带来一段时间的失控与调整。按卡密勒的意思，波兰的好时候是因为赶上了加入欧盟。2004年，波兰正式加入欧盟，除了欧盟的投资加快了波兰经济复苏外，欧盟中“老欧洲”国家的制度引进，也使波兰逐步走出革命后的混乱、腐败与低迷，社会进入发展繁荣与自由公正的时代。

卡密勒显然是欧盟的崇拜者，我曾以小人心态问他，有一天欧盟会不会解体，他说绝对不会。

我暗中想，这回答太绝对了。中华帝国能在历史上不断分裂，又不断在原有规模上重建，但这对欧洲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就从未在一个“整体”上重建过。中世纪罗马教廷曾经使欧洲在信仰上成为一个“整体”，宗教改革后就分裂了：以后既没有政治的“整体”，又没有宗教的“整体”。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甚至希特勒，都没有“统一”过欧洲，欧洲也曾有过不同的“联盟”或“同盟”，但都未能长久。历史将考验“欧盟”。

波兰没有经济危机？

欧盟是波兰的希望，波兰也是欧盟的希望。欧盟来了，波兰成功地走出了变革后的腐败与混乱。逃脱了威胁欧盟的经济危机，波兰的发展让欧盟表现出强大的生机。波兰是欧盟的中心，又是欧盟的例外。我这次到欧洲来，就是想看看两个地方，一个是据说没有经济危机的欧盟国家—波兰，一个是经济危机最深重的欧盟国家—希腊。

为什么波兰没有经济危机？很简单，跟中国一样，波兰人勤奋，大家都愿意工作。看华沙街头的人，脚步那么快。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他们遭受经济危机，那是因为他们日子过得太好了，如果意大利人愿意到波兰来洗地板，而不是波兰人去意大利洗地板；如果意大利主妇都像波兰主妇那样在自家的厨房烧饭，而不是每天坐在街头饭馆，点现成的意大利馅饼，意大利人也就不会有经济危机了。

说到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卡密勒就更有道理了。一个一天只工作5小时、享乐10小时的国家，没有经济危机，才不可思议呢！我说希腊赤日炎炎，中午没有长时间的休息，谁也受不了。卡密勒说，前两天华沙还38摄氏度，而且绝大多数办公室和住家都没有空调。我暗自庆幸，还不能完全算是在错误的时机来到错误的地方，至少天气很凉爽，比起厦门的水深火热，简直是天上人间。

卡密勒是华沙大学研究经济学与欧盟问题的专家。他告诉我，每天只睡2〜4个小时的觉就够了。不久前两位西班牙教授来，晚上11点约他出去，他说他任何时候都准备好陪朋友出去。对他来说，跟西班牙朋友在一起，可以把午夜推到第二天上午。当然了，西班牙人也有经济危机，他们同样玩得太多了。这些人，前脚进了酒吧夜总会，经济危机的幽灵后脚就跟进来了。

卡密勒是个分外热情的人，我们约好下午6点见面，他5点15分就到，要带我去吃典型的波兰餐，一副波兰人特有的包打天下的豪情。他说要把自己当作波兰与中国合作的桥梁，他有一揽子计划，当然，先从发email开始，这是个繁重的工作。我领教过他的email狂热，走之前就经常一天收到他两三封语速极快的邮件，在人的称呼与文句之间竟然没有标点。

在市中心一家古老的波兰餐厅，波兰餐又开始了，面包里的酸汤，还有波兰人爱吃的鸭子。鸭子只有两条腿，一生行路笨拙，死后的价值竟然是两条腿！想想当年那些享受“黄金自由”、在中欧大地上驰骋、充当十字军先锋的波兰贵族，吃的就是这样的“怪味饭”，我倒也没什么遗憾了。投胎到中国是幸运的，虽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有爱国的心，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有爱国的胃。

波兰是个富裕的国家，从历史到现实，都是如此。波兰的灾难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富裕。共产主义时代后期，波兰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演变后最初几年，波兰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基本上算是“休克”了。但近10年来，波兰经济飞速发展，我所见到的波兰，是一个在欧盟国家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国家。25%的波兰人生活仍比较窘迫，但中产阶级可以占到总人口的40〜50％，最后那25%大概属于富人，但富人中还有巨富。中产阶级中，也有中产阶级中的上中产阶级与下中产阶级。看来要在波兰定阶级成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现在不用搞土改运动了。

卡密勒不怕“露富”，他自封为“上中产阶级”。在华沙大学的月薪是税前1000多欧元，上32%的税，大概还剩下800欧元，他还在另一所大学兼职，收入是灰色的，我不便过问。

卡密勒热情坦诚，说见到中国人就感到亲切，因为波兰在很多方面都像中国。从波兰国王的夏宫—维拉诺夫王宫回来的路上，他特地绕道带我去看他在华沙一个高档小区新买的公寓。公寓50平方米，付了14万欧元，其中包括4万欧元的装修费，好像比北京的房价还低些。这些年里，华沙的房价一直飙升，卡密勒说，在波兰最好的挣钱方式是买房子，最好的花钱方式也是买房子。跟中国一样。

卡密勒一个人有三套房。一套是他出生的老房子，共产主义时代产权属于政府，但政府和平演变后国家必须归还私有财产，这样，产权就出了麻烦。往往一栋房子的土地，竟会属于10来个主人。这个问题在演变初期没有解决，现在地价上涨，政府就更没办法解决了。所以，几年前他们就搬出了市中心的老房子，现在住在城南的一栋公寓里。下个月他可能就会搬到这所新买的房子里。卡密勒的收入属于25%的富裕的波兰人，但代价是做两份工，每天睡4个小时。他愤愤不平的是，在西欧国家里，做一份工就有这个收入—波兰人必须比老欧洲国家的人努力，否则就过不上老欧洲人的生活。卡密勒可能是最忙的波兰人，而波兰人，可能是最忙的欧洲人。

当然，卡密勒承认，他们兄弟俩并不能代表波兰，就像那对总统孪生兄弟一样，谁也不能代表波兰。波兰是复杂的，不仅人复杂、经济环境复杂，历史与文化更复杂。与华沙大学他那些同事相比，他们兄弟好像是特例。

卡密勒带我去华沙大学欧盟研究中心，见过他的同事阿特先生。阿特先生是位人文修养深厚的人，不像卡密勒那样四处游走，他喜欢待在家里。比起关心波兰的现实与未来，阿特先生更关心波兰的历史与文化。但他好像不喜欢教会。短暂的会面中，我问了他两个敏感的问题，一是波兰的天主教状况；二是瓦文萨总统。没想到他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负面的。

波兰的天主教在衰落，比起共产主义时代和“东欧剧变”时代，天主教在波兰人生活中的作用小了许多。共产主义时代，90%以上的波兰人周末活动是去教堂做弥撒。现在，只有不到一半的波兰人周末仍去教堂，而且多是老人。年轻人信奉的是“现代文明教”，周末去逛商场。

共产主义时代，波兰天主教繁盛，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文化与经济生活单调贫乏，人们的精神寄托在教堂，天主教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慰藉波兰人的心灵。波兰人是个虔诚的民族，历史上一直以基督教世界的守护者自居。瓦文萨之所以成功，离不开波兰出生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支持。或许是因为教会在革命时代过多地卷入政治，失去了独立性与纯洁性，反倒使波兰知识分子在历史反思中怀疑起教会的权威。

我走在华沙街头，不时会遇见神父与修女，在他们的神情中，我还是能看到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慈祥、庄重、纯净……

在华沙，这个旧时天主教王国的首都，我看到的是朦胧的现实：过去仍未过去，未来尚未到来。波兰是复杂的，历史与现实都很复杂，它有近4000万人口，1000多年的历史，兴衰成败，我只有短短的两周时间，能了解多少？

克拉科夫

8月4日－8月6日

现代文明是一种瞬间即逝的文明，诗人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过渡、短暂、偶然”，生为现代人，究竟是福是祸？

在北京前往华沙的航班上，我浑浑噩噩地读着《波兰！波兰！从这里读懂欧洲历史》。我希望在直接面对波兰现实之前，先看看波兰身后的历史。要了解一个国家，必先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要理解一个民族的命运，必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而民族性格是在历史中形成并呈现的。

波兰的历史令人困扰。波兰，强大的时候，是欧洲第一大国，可以拯救整个基督教世界；衰弱的时候，竟然一再亡国。而这期间只有不到200年的时间，为什么？波兰有欧洲最彻底的民主传统，所谓贵族的“黄金自由制”，有欧洲第一部宪法，1791年五三宪法，但自由与民主却未能保证波兰的强盛，为什么？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强盛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波兰土地肥沃、矿藏丰富，曾经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但为什么现代以来民生艰苦，欧洲的粮仓成为欧洲的“饿乡”？国家的财富如果不与国家的强盛相匹配，那么财富可能是灾祸而不是福分，国家财富与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华沙短暂逗留5天之后，8月4日，我们前往波兰最漂亮的城市克拉科夫，会见克拉科夫商会会长和波兰民族工艺品公司总经理。卡密勒陪我前去，在华沙火车站，我们与特地从苏瓦乌基赶来的尤德良夫妇会合，乘火车从华沙到克拉科夫，旅程三个小时。

乘波兰火车去克拉科夫，恍然回到20年前，当年中国的火车就是这样。只是波兰的火车看上去更鲁莽，行驶时发出巨大的声响，面对面说话几乎都听不清楚。波兰的基础设施建设赶不上波兰的现代化速度。10多天后，我乘大巴从华沙前往苏瓦乌基，6个小时的车程，一路车辆川流不息，但道路只有两条车道，而且处处在修。

从华沙到克拉科夫，方向西南，越走越热，火车也没有空调。卡密勒累极了，上车不久便沉沉睡去，第二天晚上，他还要赶回华沙筹备一个会议，我真有些过意不去。卡密勒很阳光，醒的时候总是笑着，只有睡去以后表情像是在哭。或许睡眠让他看到黑暗，所以才睡得那么少。

克拉科夫有一种让我意想不到的美丽。城里游客很多，但很少有中国人。中国人的欧洲游，还集中在欧洲的一线城市。其实欧洲的美，恰在克拉科夫这类二线城市，很传统、很精致、很优雅……在这些城市里，时间似乎是静止的，通向永恒；人像飞鸟，伫立在世纪的堤岸上，轻盈、从容。

我们走出火车站，不久就来到城市中心广场。一边是圣母大教堂，一边是博物馆与艺术品市场，中间的小教堂，则是波兰最早的教堂，大概建于公元10世纪。圣母大教堂内庭金碧辉煌，是我见过的欧洲最富丽的教堂。广场下面是个地下博物馆，藏着这个曾经做过波兰王国首都的城市的历史。从广场伸展出去的街道两旁，都是古雅的老房子。我们住在肖邦音乐会所的楼上，古典式建筑，大房间包括了客厅、厨房，典型的古典主义时期的装饰。三层楼的老房子，楼梯旋转向上，足有现在的六层楼高。

消失在历史中的波兰

华沙没有历史，但克拉科夫到处是历史。与肖邦音乐会所相邻的那栋房子，历史更久，据说就在这栋房子里，波兰国王请另外两位国王吃饭。第一道菜上来，餐具都是泥巴做的，那两位国王嘲笑波兰国王，穷得只有泥土。第二道菜上来，餐具已经变成精美的银器，那两位国王开始对波兰国王刮目相看。第三道菜端上来，餐具全变成金器，那两位国王被炫目的金器震惊了，终于承认波兰国王像他们一样，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国王。看来波兰人的身份焦虑古已有之，否则编不出这样美丽的故事，用财富证明权力，用权力证明历史，用历史证明人的高贵身世。

克拉科夫曾经是欧洲的中心，也是欧洲的前沿。1241年夏，蒙古大将拔都的骑兵打到克拉科夫城下，波兰国王死于乱军中，如果不是这位国王长着六个脚趾头，人们甚至无法从乱军阵中认出他的遗体。

很快，蒙古骑兵就退回了乌克兰草原，留给克拉科夫一段忧伤动人的故事。克拉科夫广场雄伟壮丽的圣母大教堂塔楼上，每小时准点，都会响起美妙的教堂音乐，而音乐又戛然而止，据说是为了纪念一位教堂乐师。当年他正在圣母大教堂高耸的塔楼上演奏，被一位蒙古骑兵一箭射中，赞美诗演奏到一半，就永远停下来了。现在圣母大教堂前广场上，还有一位蒙古装扮的艺人，拿着弯弓长箭，表演这段故事，游人们纷纷与他合影。所有历史上的悲剧，都可能成为后人快乐生活的佐料。后来，我在布拉格街头还看到《哈姆莱特》悲剧的广告：生活是个秘密，他的生活已成过去（Life is mystery,his life is history）。

波兰是个天主教国家，大概只有东北边境地区的少部分人，不足波兰人口的10％，信奉东正教。但波兰人很宽容，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之间，从未有什么矛盾。

在克拉科夫的瓦沃主教堂，卡密勒说他不同意他的同事阿特的看法，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波兰。波兰历史是从皈依天主教开始的，天主教是波兰人的精神凝聚点，在波兰历史上的重大时刻，天主教总扮演着重要角色。17世纪，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几乎征服波兰，华沙陷落，大贵族投降，国王逃往西里西亚，但波兰琴斯托霍瓦光明山修道院的僧侣与波兰守军，却抵抗了70天，重创瑞典军队并迫使其撤退，光复华沙。20年前波兰团结工会上台，东欧解体，其中教会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信仰问题是个人隐私问题，我不便询问卡密勒的信仰，但我注意到，每进一个教堂，他都会匆忙地在胸前划个十字。

其实，不了解基督教，就无法了解欧洲文化。荷马史诗、三大悲剧家的悲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古希腊文化辉煌不过五个世纪，但基督教文明辉煌至少十五个世纪。不了解基督教，就不了解欧洲，更无法了解波兰。每次在欧洲看教堂，我都有种感觉，现代文明的欧洲的确是衰落了。

克拉科夫的圣母大教堂建了300年，欧洲许多著名的教堂，一建都是数百年，像英国的索斯伯里大教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米兰多莫大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奥地利维也纳的圣史蒂芬大教堂，还有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寺，在19世纪后期动工，到现在还没完成。

十多年前我站在圣家族寺前，只觉得那脚手架、起重机真障眼，现在回想起来，突然悟出另一番意义。大凡在历史上留下的建筑，都不是突飞猛进大干快上的。现代人都是些可怜的工蚁，永远拆了盖，盖了拆，让所有的建设最终都成为破坏，而自己，在这无谓的劳作中，感到瞬间浅薄的荣耀，然后就被自然无情地抹去，甚至在生命还没有消失之前，生命的功绩早已经消失了。永恒是什么？只比明天多一天？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电影《永恒和一天》中的追问，我现在似乎有点感觉了。老诗人为什么总想续写一篇19世纪的旧诗呢？或许最好的创作就是延续，这是通向永恒的唯一方式。可是，现代人已经不会“延续”了。

现代文明就是一种瞬间即逝的文明，诗人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过渡、短暂、偶然”，一切稍纵即逝，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所以必须“突飞猛进”，这与现代人的时间观念有关。现代人不信神了，失去了永恒，只有现世的时间，而现世时间，了不起也就是百年。超过百年的功业，用不着我们操心。现代人甚至只有当下，而当下瞬间即逝，所以不会有什么值得我们奉献生命千古光荣的事业。

此刻，我真有些怀疑，生为现代人，究竟是福是祸。有信仰的人的时间是永恒，现世十年百年，不过是不用计算的瞬间。现世的生命也是这样，毫无意义的瞬间！或者说，唯一的意义就是永恒中的瞬间。为永恒工作，是现世生命的唯一意义。

失去永恒的人，唯一可以依靠的时间就是历史。我们在瓦沃王宫参观先贤墓。卡密勒说，波兰人的毛病是健忘，历史上波兰人灾难重重，大概都与“健忘”有关。一个民族忘记自己的历史，就等于遗失自己的身份。一个人证明“我是谁”的办法是提供一份“简历”，一个民族证明自身的办法是讲述自身的历史。波兰政府目前正为波兰的GDP得意，还意识不到这GDP的主人是谁。这一点我还是为我们的民族骄傲的，中国人虽然是现实主义者，没有神圣时间感，但有凝重的历史感—这可能是我们的祖先崇拜留下的好习惯，凡事先说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中国人意识到“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的社会表现，就是“讲史热”。我们要告诉这个世界“我们是谁”，要说清现代中国的文化身份，我们就必须交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尽管我们一时还说不清楚自己要到哪里去，但我们已经努力地说明我们从哪里来。坦率地讲，我个人常对这十来年中国社会的“讲史”运动感到担忧。如果你提供的“国民简历”充满了杀人放火、阴谋诡计，你能证明自己是好人吗？就像前几十年，我们把中国历史描述成农民起义的历史，这不过是一群惯于打家劫舍、聚啸山林、大刀杀人、大碗喝酒的暴徒。

国民历史应该证明自己出身高贵呀……离题了，再回来说现实的波兰，波兰人回避自身的历史。

从旧城广场到瓦沃宫的路上，我们讨论波兰的宗教与文化。骄阳似火，在中国，大概只有在高原才能享受到这么透明的阳光。传统的波兰认同，是建立在天主教信仰上。这就是为什么波兰从皈依天主教讲述国家历史。现代波兰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政治制度上。就政治制度而言，现代波兰经历过亡国、建国、再亡国，再建国。二战期间，波兰可能是欧洲国家中灾难最深重的，然后就被苏联胁迫进入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二战期间德国留给波兰的创伤是惨痛的，这一点西方似乎无法感同身受，美国奥巴马总统不小心说出“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波兰人恼怒地纠正，应该说“纳粹德国”或“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究竟应该属于谁？杀人者还是被杀者？尤德良邀请我去看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拒绝了。我不太相信人观看苦难与残暴的心理是健康的，有多少感同身受的同情，有多少幸免于难的窃喜？

当然，波兰受害于法西斯德国，也同样受害于社会主义苏联。波兰不幸，左邻右舍，都曾住着暴徒。1940年，两万多波兰战俘官兵在卡廷森林被苏联人用德式手枪杀害了，大概是想嫁祸纳粹德国。二战即将结束，华沙人民仓促起义，德军疯狂镇压，华沙城遍地尸体，一片火海。而此刻，城外不远就有苏联红军，波兰第一军团也正在华沙东南40公里处。起义的发动者、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请求英国援助，英军只派了飞机去空投物资，而且把大部分物资都误投给了德军。

波兰人民是独立的、自由的、勇敢的，但独立没有资历、自由没有尺度、勇敢没有熟虑。波兰强大的时候，普鲁士瞻波兰马首，波兰国王往莫斯科派沙皇；波兰软弱的时候，被邻国一再瓜分乃至亡国，流亡的波兰勇士们“为你们和我们的波兰而战” ！1812年，波兰军人波尼亚托夫斯基跟随拿破仑远征俄国，被拿破仑授予法国元帅军衔，死在战场上。1871年，600名波兰人参加巴黎公社起义，东布罗夫斯基成为巴黎公社的武装力量总司令，死在拉雪兹神父墓的巴黎公社社员墙下。1863年，红党左翼发动起义，被沙皇的军队镇压，起义领导人被杀，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有人问波兰第二共和国（1918—1939）的元首毕苏斯基，他的祖国在何处，他回答说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

波兰朋友一再说，波兰人与中国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可在我看来，至少在政治认同上，波兰人与中国人大不相同。波兰人把世界当祖国，中国人把祖国当世界。

波兰人似乎并不愿意提往事。在瓦沃主教堂的地下墓室里，卡密勒拍着先代国王的石棺说，波兰人不能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历史就会重现。可是，我感觉当下波兰正陶醉在加入欧盟、经济发展的成功中，不仅可能忘记历史，还有可能忘记波兰。如今波兰人到处讲欧盟，那波兰在哪里？首先应该是波兰，其次才是欧盟。欧盟是波兰的工具，还是波兰是欧盟的工具？波兰人有一种奇怪的欧盟观，与法国人、德国人的欧盟观不同。法国与德国是欧盟的主人，却不太把欧盟当回事，首先是法国与德国，然后是欧盟。波兰怎么回事？我又想起那句名言“战斗，为你们和我们的自由！”

“波兰机会”

到克拉科夫第二天中午，8月5日，卡密勒和波兰民族艺术与手工艺品公司总经理朱瑟夫·斯比尔查克陪我去圣母大教堂旁边的一所14世纪的老房子里，会见克拉科夫商会会长安德鲁·泽德普斯基。

有一种人，在你跟他握手的一瞬间，就能感知到他的出身。斯比尔查克先生大概生在二战的废墟上，见识过苦难的人，分外有尊严。斯比尔查克先生送给我一本精美的克拉科夫画册，在古老的克拉科夫，你可以了解波兰的历史。在克拉科夫中心广场上，一年四季，总有12个点出售鲜花，12个，不多也不少，因为一年12个月？

安德鲁·泽德普斯基先生对我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感到困惑，一个人文学科的教授，既非经济学家，又非记者，为什么要见商会会长？当时卡密勒替我预约安德鲁·泽德普斯基，还专门提供了我的简历，大概是审查我是否有资格见会长大人。会长大人开恩，我终于在那所有600年历史的老房子里，见到这位保养得很好、衣冠楚楚的克拉科夫商会会长。

我的问题是，中国的钱为什么没有流向波兰？首先，可能是缺乏对波兰投资环境的了解。欧盟中的“老欧洲国家”似乎在经济文化上更吸引中国人，实际上，中国在老欧洲国家的机会并不多，波兰才是中国投资的好去处。

波兰是中欧第一经济大国，其经济规模超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国的总和，位列欧盟第六，是欧盟中经济增长最稳定健康的经济体；波兰经济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在地理上波兰位于欧洲中心，是连接欧洲东西南北的走廊，与欧盟经济大国德国相邻，直通汉堡港口；波兰是欧盟少数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之一，未来几年内GDP增长将不低于3%。波兰经济结构合理，不完全依赖出口，内需强劲；国家公共财政状态良好，无大量负债，近3年年通货膨胀率不到3%，基准利率为4.25%，政府管理有效，稳步推进温和的发展政策，逐步增加公共投资；银行系统转轨成功，抗打击力相对较强。2011年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中，波兰是中东欧国家中唯一位列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国家，世界排名第六。

商会会长似乎比政府官员更了解那些枯燥的数据。波兰是有吸引力的，波兰是巨大的成长中的市场，波兰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波兰逐渐成长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熟练并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市场、波兰政府的优惠政策，都可能使波兰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盟的通道。

波兰理应成为中国的理想合作伙伴。波兰经济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过去30年里，中国和波兰都在“改革开放”，经济规模保持持续增长，波兰是近20年欧洲唯一保持每年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在欧洲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这样。

波兰需要外资，近10年，波兰引进外资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但直接来自中国的投资还不到2亿美元，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比，与波兰的外资规模相比，太微不足道了。目前波兰的主要投资，依旧来自欧盟国家，荷兰占17%，德国16%，法国11%，卢森堡9%，瑞典5%，意大利、奥地利各4%，英国也是4%，还有美国是7%，中国的投资，只占0.1%。这与中国的经济规模是不相符的。要知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也在扩大，在全球对外投资总量中，中国所占的份额已经接近10%。可是，中国对波兰的投资份额还不到0.1%，中国对波兰的投资，远远不够。

“中国没有很好地抓住波兰机会！”会长说。

现在许多波兰人看到生活中到处都是“中国制造”，这根本不是中国与波兰在商贸领域的“创造性合作”，应该让中国公司投资到波兰，把“中国制造”变成“波兰制造”。

或许这里也有波兰方面的问题，比如政府与监管部门工作不利、官僚化、办事拖沓、立法不够完善等。但要看到波兰在改善。波兰政府正与欧盟合作，完善市场经济环境，改进基础设施，提供优惠的投资政策。比如说，波兰政府也像中国那样在设立经济特区，为外资提供优惠条件。在波兰14个经济特区内，任何公司都可以申请免除所得税与物业税的优惠待遇，当然，这个优惠是封顶的，免税限额为10亿兹罗提（“兹罗提”是波兰货币Polish zLoty，并非所有欧盟国家都加入欧元区，诸如波兰、捷克、匈牙利加入了欧盟，并未加入欧元区，仍使用自己的货币）。中国企业也逐渐看到了波兰的机会，开始收购波兰政府私有化项目的资产。波兰需要中国企业的合作。

我冒昧地问会长，听说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子公司在波兰投资高速公路项目，亏损20亿元人民币，您是否知道具体情况？按理说，波兰政府正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是促进中国公司投资的有利条件呀。安德鲁·泽德普斯基顾左右而言他，似乎根本没听说过这等不愉快的事。他明智地把话题转向文化与习俗，安德鲁·泽德普斯基明白，跟什么人说什么事，跟一个人文学科的教授，最好是谈文化。

当然，要与一个国家展开经济合作，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法律与习俗，显然是愚蠢的。

商会会长首先关注的是波兰的“西欧身份”。波兰不是一个东欧国家，相对于俄罗斯，波兰政治上更接近于法国、德国，文化习俗上更接近于意大利、西班牙。其实，波兰与俄罗斯差别相当大。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民族文化方面，与其说波兰像俄罗斯或东欧，还不如说更像西欧。波兰公元10世纪皈依天主教，一直以天主教先锋或卫士自居，在文化上受法国、德国、奥地利甚至荷兰的影响，远比俄罗斯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波兰甚至比一些中欧国家更像西欧国家。

我也有这个印象，在华沙参观波兰国家博物馆，馆藏艺术品与巴黎、维也纳、慕尼黑的博物馆差不多。波兰的“共产主义经历”，是波兰人最不愿意提及的，二战以后，波兰成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他们很大程度上是“被选择”的，或者说是无从选择。尽管冷战时代与北约抗衡的“华约”，是以“华沙条约”命名的，其实他们不愿意承认波兰的“东欧性”与“共产主义性”。

波兰具有欧洲历史上最悠久、最强大的民主传统，这是波兰人的骄傲，也是波兰与俄罗斯沙皇制度划清界限的重要本钱。沙皇的专制暴政来自于东方鞑靼传统，用波兰人的话说，在俄罗斯政要贵族身上，有一半是蒙古人的血—13世纪蒙古帝国留给了俄罗斯东方专制主义遗产。

波兰人喜欢谈论他们先辈的自由。当年波兰人的自由，是整个欧洲无与伦比的。波兰贵族当年享有的自由选王制度，可能是欧洲现代民主制度确立之前最民主的制度。但我知道，那是封建式民主，是波兰贵族的福分，也是波兰国家的灾难。波兰曾经从一个欧洲最强大的王国到最后亡国，根源可能都在这种“黄金自由”。

波兰强大的时候，版图从今天的德国东部一直延伸到俄罗斯西部，西边控制着东普鲁士地区，东边往莫斯科派沙皇，北边打败强敌瑞典，南边抗击奥斯曼土耳其。

波兰强盛的历史与波兰的“黄金自由”没有什么关系，但其衰落却与这种贵族式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近代以来，欧洲经历过一个绝对主义王权时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教育出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普鲁士腓特烈大帝这样的霸主，而波兰贵族享有的“黄金自由”，使波兰没有任何可能出现一种强大的君主统治下的国家力量。波兰国王多是些波兰贵族的傀儡，所以波兰贵族喜欢外国王族来波兰做国王。这样波兰贵族不仅好控制国王，最好自己把自己当作国王。而那些从外国来的国王也得其所哉，享有国王的尊严与待遇，放弃国王的责任与权力，只管办舞会、搞私生女。据说日耳曼选帝侯“强大的奥古斯都”当了波兰国王之后，唯一的功绩是生了300多个私生子。还有件事值得一提，他超喜欢中国瓷器，动用一个连的龙骑兵，抢了24件中国瓷器，后来扣留了两位炼金术士，在德国迈森为他烧瓷，最后竟然烧出了欧洲最早的“中国瓷”。

商会会长只向前看，不向后看。波兰的“黄金自由”传统似乎能证明波兰的民主自由出身，或者说，正因此，西欧文化传统才有了现实意义。凡是经历过斯大林统治的民族，在东欧解体之后，都对自己的“共产主义经历”非常敏感，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身份焦虑。斯大林时代，他们自认为属于东欧；东欧解体后，他们又自认为属于西欧。属于东欧的时候，他们想清除身世上的“西欧性”；属于西欧的时候，他们又努力洗清身上的“东欧性”。波兰摆脱东欧阵营用了10年，匈牙利用了10个月，捷克只用了10天。在布拉格，我看到两个类似的展览，一个是恐怖的中世纪酷刑展览，一个是共产主义展览。在捷克人的想象中，两个展览似乎有某种奇妙的联系。

中欧实际上是欧洲的一个灰色地带，忽东忽西、时东时西。然而，如今加入欧盟的波兰，不可怀疑，是个西欧国家。商会会长希望从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上证明这一点。波兰有民主政治传统，1791年5月3日，波兰议会通过著名的“五三宪法”，这是欧洲的第一部宪法；是自美国宪法之后，人类历史上的第二部宪法。这也是波兰证明自己属于西欧的政治证据。

但有些问题不能细想。波兰人有个特点，关心自己的欧洲身份，更甚于关心自己的波兰身份。

历史的真相是，波兰人有能力颁布宪法，却没有能力保护宪法。俄罗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派出10万讨伐大军，俄罗斯军队事实上是受一些波兰贵族组织的塔格维查联盟邀请来的，因为宪法侵害了他们的贵族式自由。波兰国王急忙联合普鲁士王国抗击俄国军队的进犯，没想到普鲁士军队临阵反水，与女沙皇、波兰贵族的军队联合，一同进攻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的军队。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关键的时刻却投降了！于是，沙皇的军队、普鲁士国王的军队，与波兰贵族塔格维查联盟的军队，以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国王的名义，一同开进华沙。

波兰贵族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们宁要个人的自由，不要国家的自由。或许波兰亡国的深层原因就在这里。那些老欧洲国家，英国、法国、普鲁士，都是经历过绝对王权时代，才有了现代的强盛。

保卫宪法之战后，先是1793年俄国沙皇与普鲁士国王第二次瓜分波兰，后是两年以后的德国、奥地利、俄罗斯第三次瓜分波兰。波兰，这个曾经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竟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

究竟如何处理好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关系呢？

波斯帝国、沙皇俄国的暴政，显然不是一种合理的关系，以国家的自由牺牲个人的自由；但波兰、希腊的自由传统，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吗？希腊与波兰都是人类历史上开创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国家，后来也都经历了亡国与不断被异族征服的历史，究竟是谁的责任？大国崛起，关键是要通过合理的宪政民主制度，建立一种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合理关系。

商会会长讲波兰的自由与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要说明波兰过去如何亡国，而是要说明波兰现在如何以民主国家的身份进入欧盟，并在欧盟国家中享有重要位置。他没空讲过去的事，对他来说，证明现实中的波兰属于西欧比什么都重要。但对我来说，历史更重要。历史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简历”，更能说明这个民族或国家的身份与性格。

波兰有欧洲最古老的自由传统，还有欧洲最古老的教育传统。波兰有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创立于1364年，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整个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当年波兰在欧洲也算是最先进的国家。克拉科夫是波兰的首都，自然也是欧洲文化和科学的中心。哥白尼曾在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学习。商会会长告诉我一定要去看看这所大学，恰好，8月6日的傍晚，在从克拉科夫广场到瓦沃城堡的路上，我经过了这所古老大学的校舍（教皇保罗二世也毕业于这所学校）。

当然，最能说明波兰是个西欧国家的证据，是95%的波兰人信奉天主教，而不是俄罗斯与东欧的东正教。在政治与生活方式上接近法国，波兰在信仰上接近意大利与西班牙。但波兰人的宗教信仰更理性，在宗教态度上大多比较宽容。波兰东北边境上住着一些东正教徒，但没有宗教冲突，我将要去的苏瓦乌基，我的学生将在那里举行纯正的天主教教堂婚礼。

或许波兰人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但却是虔诚的传统主义者。崇尚传统，可以使自身的文化显得高贵。对波兰人来说，天主教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文化传统。我注意到在商会会长的简朴的会客厅里，墙壁上都是古老的壁画。有一幅模糊的壁画，据说是14世纪的，其他都比较晚近，大概是18、19世纪的画作。克拉科夫历史上有多次大火，据说几乎每年一次，该烧的都烧了，烧不了的是古老的石砖建筑。我喜欢这个城市，尤其是城市充满艺术气息的广场和广场地下6米的博物馆。

商会会长侃侃而谈，似乎比商业更关注文化。也可能是对我这个不懂商业的人，只能谈文化。对了，他还有一个波兰与俄罗斯划清界限的证据，就是波兰人不喝伏特加，而是像法国人那样喝葡萄酒、德国人那样喝啤酒。可是，后来我到苏瓦乌基，竟喝了许多伏特加。

谈起吃喝，气氛就轻松了许多，我赞美波兰的啤酒，但想不出来波兰的葡萄酒好在哪里。会长先生建议我享受波兰的酒、汤、生鱼、蜜制饮料、甜点，我想想，大概就剩生鱼没有领教过了。

商会会长的谈话像是演讲。我几乎没有插话的机会。他最后像临别赠言一样告诉我：要了解波兰人，每个波兰人都是好汉；波兰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像哥白尼、居里夫人都是波兰人；有最优秀的艺术家，像肖邦、显克维奇、密茨凯维支；波兰有最优秀的医生、律师……总之，每一个波兰个人，都非常优秀。但是，波兰人不能成为集体，两个波兰人，往往有三种意见，据说地狱里的魔鬼最喜欢波兰人，他们往往顾不上上帝，下地狱后自己先吵起来了。

卡密勒说过，波兰人与中国人最大的不同是，波兰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不好合作；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善于合作。我暗自觉得卡密勒不太了解中国，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不是善于合作，而是惯于被领导。

告别会长先生，热情的总经理朱瑟夫·斯比尔查克先生带我去吃鱼，波兰名菜。他特地告诉我，鱼昂贵，旁边是酸洋葱，波兰人喜欢酸洋葱，但洋葱是从中国进口的。

从中国进口洋葱？他说很好，中国洋葱的味道比波兰的好。克拉科夫城外几公里处，就有两个中国超市。克拉科夫中心广场上民族艺术品商场里，70%的产品是“中国制造”。

我顺便问起他对“中国货”的质量的评价。他说该有问题的有问题，该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从中国进口的T恤衫，价格从25兹罗提（约50元人民币）到250兹罗提不等，你要买25兹罗提的T恤，当然可能有问题，哪里的货都一样。花250兹罗提买件中国产的T恤衫，质量绝对上乘。我猜想斯比尔查克先生是善意的。我在中国买的行李箱并不便宜，但一到波兰机场，提手就掉了，提行李时我有点尴尬，自我解嘲道：“没办法，中国制造。”旁边的波兰乘客笑笑说：“没办法，波兰搬运。”哈哈，多好的心态。

从商会会长那栋阴凉的古老建筑中出来，太阳很毒辣，广场像个烤箱。卡密勒却很兴奋，像是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事业，毕竟见到克拉科夫商会会长是件不容易的事。他说这人也是生错了地方，如果在华沙，很有可能竞选个部长。但坦率地说，我不太习惯跟可能当部长的人谈话，他们太强势精明，说话时不小心流露出的不耐烦与太精确，都会让我这个脑袋在大问题上经常捣糨糊的人感到局促不安。

我还是喜欢卡密勒，他的热情让人既感到兴奋，又很安全。他再次重申，我们的合作一定有一个光辉的前景，这只是个开始，一步一步努力，所有的梦想，尽管现在还没有多少人相信，但一定会变成现实。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他所说的“梦想”是什么。

总之，这个世界需要热情而充满幻想的人，这样的人精力充沛，每天工作20个小时，他们创造奇迹。我想起他那位同胞先贤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在明清易朝的动荡时刻到中国，为求得到罗马天主教廷援助南明永历朝廷，往返于罗马与中国，最后死于广西边境。他编写的《中国地图册》、《中国植物志》、《中国医药概说》、《中国诊脉秘法》，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可能比一般中国人还多。当然，比今天的汉学家也多得多。可惜，波兰人似乎都不记得这位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了。

与卡密勒相处的几天里，卡密勒不断提到他的梦想。坦率地说，我后来根本就不追问梦想是什么，因为梦想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不断梦想，就足够了。在卡密勒身上，我看到了波兰人极可爱的一面，他们是些时刻想摘个星星别到自己胸前当徽章的人。尽管有些幼稚，但让人钦佩。

我们计划利用剩下的时间去老城的犹太区，不料天降大雨，我们只能坐在住处的客厅里聊天。我的学生尤德良时任波兰信息与投资局驻华总代表，他介绍了毕马威波兰公司对中国在波兰的投资状况的调查报告。

毕马威公司对中国在波兰的投资状况、波兰的中资企业对波兰的投资环境与前景的看法，做过详细的调查。调查结论是波兰有很大的投资发展空间，但政府、企业、民间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应该让中国更了解波兰，了解波兰的经济状况与文化传统。比如，中国有3000万人学钢琴，而波兰是肖邦的故乡。

大雨终于停了，空气甜润得像含露的鲜花，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犹太老城了。卡密勒先我两小时回华沙，而我当晚要去布拉格。

分手的时候，我突然有种预感，接下来没有卡密勒的旅行，会黯淡许多。这个世界之所以还可爱，就是因为还有那些有梦想有热情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热情为我们守夜，疯狂地工作到凌晨4点。要知道，华沙夏日凌晨4点，天色已经露出曙光。

苏瓦乌基

8月20日-8月24日

苏瓦乌基让我意识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不应该看标志性建筑，而应该看日常生活与城市管理的细节。

苏瓦乌基是我中欧之行的最后一站，8月20日，我从雅典飞往华沙，直接从机场转大巴，到苏瓦乌基已经凌晨1点半了。

苏瓦乌基是波兰东北部的小城，7万人口，冬天冷到零下30度，号称“波兰的西伯利亚”。但夏天非常舒适，城外是成片的森林、草原，大小湖泊点缀其间，像波兰儿童澄澈的眼睛。这里最深的湖泊近百米，也是欧洲最深的湖泊。湖泊盛产美味的大鱼。在苏瓦乌基的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教士因为贪恋湖鱼的美味，竟将灵魂出卖给魔鬼。魔鬼来取教士的灵魂时，教士爬上教堂的尖顶—当然，上帝总是在最后的时刻拯救人。如今，传说中的教堂仍在湖边，只是看上去像新建成的。

我是在午夜时分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早上出门，还以为是郊外，但尤德良告诉我，这是市中心。田园般幽静的城市，酒店一旁的河畔，有成群的野鸭，河水清澈，可以看到水草随波舞动。从雅典到这里，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阳光柔和了，空气清凉，渗着青草的芳香，深嗅下去，依稀还有牛马的粪便味儿。这是我少年时早起上学时熟悉的气味，后来有一次，在川北的大山中骑马，这气味又出现过。对于习惯在汽车尾气中呼吸的人，这气味简直就是天堂。

“波中家庭”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参加尤德良的婚礼。4年前，尤德良到厦门大学跟我读博士，开学一个多月以后才来见我，非常平静、坦然。他说他不知道谁是他的导师。我解释说这是学校的失误，教务人员应该通知他。其实之前，我已经在一次讲座上见过他了，只是不知道他是我的学生。后来上海举办世博会，波兰展馆邀请他去工作，他就在上海、厦门两地跑，在波兰人特有的沉稳外，逐渐表现出一种干练。我很少见过这样的留学生：在一个国家留学的最好方式，是在这个国家生活，包括学习、工作、旅行。而尤德良还加了一条更彻底的—结婚！他告诉我他有位中国女朋友，不久会结婚的。

尤德良家至少三代人都居住在苏瓦乌基，邻里街坊许多都是亲戚。婚礼在8月21日下午4点开始，中午11点半，我就来到尤德良的家。这是一栋二层小楼，原本是独栋“别墅”，后来尤德良的大伯在旁边接盖了一栋，就成了中国所谓的“联排别墅”。在这条寂静的小街上，尤德良的家有些特别，楼上楼下，都挂着中国的红灯笼，这是个波兰的“波中家庭”。

尤德良的父亲彼得·尤赫涅维奇（ Piotr Juchniewicz）先生，一位不论坐着还是站着都像一尊雕塑的男人，领我参观他的家。1978年，他28岁，盖起了这栋房子。当时他自己出了一部分钱，并得到了所在工厂的无息贷款。在这座房子里，他已经生活了34年，再过两年，他就要退休了。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比今天的年轻人容易。今天的年轻人有了自由，拿着欧盟国家的护照，可以去世界各地旅行；但他们盖不起自己的房子，甚至租不起房，许多年轻人仍与父母住在一起。如果尤德良还在苏瓦乌基，他一定也住在家里。尤德良说，他不敢想象自己会一辈子生活在苏瓦乌基。但是，他也不知道以后落脚在哪里，中国还是波兰，上海、华沙，或者世界上某个其他城市？

这位雕塑一样的男人，是尤德良的第一位“中国老师”。尤德良中学毕业，投考波兹南大学，选的专业竟是中文。这种选择的确有些“与众不同”，当时波兰全国每年招收的中文专业学生不超过15人。尤德良选择中文作为自己的专业，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父亲经常跟他谈论中国。1993年，从美国电视上看著名魔术师David Copperfield在北京表演穿越长城，奇异的魔术表演、壮观的万里长城还有配乐，让这位8岁的波兰孩子着了迷。不久，父亲送给他两本关于中国的书，一本是《孙子兵法》，当时他还不能理解《孙子兵法》的道理，只能看其中的战争故事；另一本是一位波兰英雄的回忆录《激战中国长空》（Fire above China）。

回忆录作者Witold Urbanowicz是位勇敢的波兰飞行员，二战期间在英国空军服役，曾加入陈纳德将军组建的飞虎队，到中国西南作战。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空军勇士在生死瞬间的战场，关注的却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他在回忆录中谈论中国的风俗民情、风景文物。战争是人类在发疯，文化才是恒定的。这本书1963年在波兰出版，距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尤德良说，他和他父亲不断地翻看这本书，封面已经破损，修补过几次了。他将这本回忆录随时带在身边，此刻就存放在他上海家中的书柜里。这位波兰勇士是他的同乡，出生在距离苏瓦乌基20公里的地方。尤德良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出版。

彼得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心中国，这是出于好奇，或者某种缘分？他家的书房挂着中国地图，两侧还有一副中国春联。彼得先生带我来到他家的阁楼，这里收藏着他几十年来收集的有关中国的报刊。他随意翻开一本，我看到一张“文化大革命”的照片。他说这里的有些杂志可能比我的年龄还大。一位生活在“波兰的西伯利亚”的小城里的工人，为何对中国感兴趣？彼得·尤赫涅维奇先生很认真，他说因为他身上流着成吉思汗的血。他的祖上在沙皇军队里服役，娶过一位漂亮的鞑靼女人。

我努力在彼得·尤赫涅维奇先生脸上搜索鞑靼人的印记，竟然越看越像。我知道这是一个教士与鱼之类的故事。人喜欢给自己编故事，故事使生活有情趣，生命有意义。编好了故事，可以使人不辨真幻。投考波兹南大学中文系的时候，父亲一直陪着尤德良，还帮他猜中了两道口试题：“胡主席曾经当过哪个省或自治区的领导”、“江主席毕业于哪所大学”。尤德良的“中国生活”缘起于他父亲，但开始于波兹南大学。他在波兹南认识了中国朋友，品尝了中国菜，懂得了“中国话”与“中国菜”的奥妙。比如说，老师告诉他，“鱼香肉丝”这道菜，根本没有鱼！

学外语最怕看菜谱，因为菜名和菜之间的关系，是最不确定也最难猜测的，除非你吃过。尤德良在波兹南认识了三位中国朋友，在他们宿舍学习用筷子、电脑打字、用中国的手机、玩魔兽。2005年暑假，12年后，那个曾经为魔术师穿越万里长城、波兰英雄激战中国长空而着迷的波兰男孩，终于有机会来到中国，分别在北京、长春、青岛的朋友家里住了三个月。他最喜欢北京，觉得北京的菜最好吃，北京的朋友最热情，北京的经历最难忘，北京才是真正的中国。在波兹南大学参加汉语桥比赛时，他唱的是中国嘻哈《在北京》：“在北京2008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建得越来越美，在北京有湖也有河，在北京大多都骑自行车，在北京中国的长城，在北京冬天真的有点冷，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北京现在知道了吧!”

后来他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过一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他被选上参加拍摄奥运志愿者宣传片“尤德良—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

如今尤德良又从上海娶回一位“中国姑娘”赵颖，这对他的家族和家乡，都是一件新奇的事。亲友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婚礼，最远的是来自美国的大婶，最近的是住在20公里外小镇上的外祖母。老人已经88岁了，经历过二战，在第三帝国的工厂里做过工，经历过斯大林时代和苏东解体。我问她，她这一生何时最幸福，她说“现在”。老人来参加外孙的婚礼，竟然感动得两次流泪。

参加婚礼的客人陆续到来。本地的伴郎是尤德良的表弟，伴郎要有好酒量，波兰伏特加不好对付。伴娘玛丽塔是位波兰姑娘，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留学，婚礼将用到两种语言，波兰语与汉语，所以她是不可替代的人选。她和父亲轮流开了10个小时的车来到苏瓦乌基，她父亲告诉我，苏瓦乌基是“波兰的北极”（North Pole of Poland），波兰最偏远的地方，他也是第一次来。从英国赶来的艾琳娜，曾是尤德良在厦门大学的同学，她可以讲英语、法语、汉语，大概是位“准伴娘”。艾琳娜说她家族里还出过一位波兰国王。还有一对华沙恋人，是尤德良的同事，他们将在明年举行婚礼，其中的女方也是刚从中国回来，去中国参加一个中国政府组织的培训。从华沙赶来的中国企业家张铭飞先生，还带着他的波兰助理。他说，在波兰一位大学毕业生就业，一般工资水平在3000兹罗提（大约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但要是会汉语，薪水可能就是5000兹罗提。

“波中婚礼”

在这个不足7万人的小城，尤德良与赵颖的婚礼是个“国际事件”。宾客来自三大洲，除了新郎是波兰人、新娘是中国人外，婚礼语言至少有三种：波兰语、汉语、英语。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在国际场合，汉语成为通用语言。

亲友、邻居们纷纷到来，婚礼马车也停在门口，新郎新娘终于出场。这位名叫赵颖的安徽姑娘，大概自己也没想到怎么就这样嫁入了波兰家庭。2008年，赵薇主演《一个女人的史诗》，在芜湖拍外景，剧组需要外国留学生客串角色，找到尤德良。这是赵颖和尤德良的第一次见面。赵颖说：“你的中文很好啊”，没想到，尤德良的回答竟是：“因为我想找一个中国老婆！”

“找一个中国老婆”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像所有中国青年那样约会，吃饭成为主要节目。尤德良喜欢吃中国菜，北京烤鸭、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回锅肉，还有拉条子、包子、饺子、锅贴。在北京学习期间，他最喜欢吃成都小吃的回锅肉盖浇饭，到北京的第一个月就胖了10斤。来中国之前，他不知道什么是辣味，自从认识了赵颖，他喜欢上了川菜、湘菜，出差最喜欢去湖南，因为可以吃到地道的湘菜。

中国魅力的一半在吃。我请尤德良说说他在中国的有趣经历，他讲了许多“吃”—所谓“舌尖上的中国”，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多年前我与一位英国朋友出游闲聊，他说你们中国和我们英国都不会完蛋的，因为我们都靠“嘴”生活。“嘴”有两个功能，一是吃，一是说。中国菜解决世界“吃”的问题，英语解决世界“说”的问题，所以世界离不开我们。在比利牛斯山区一个不足千人的小镇上，我们竟然发现了一间中国菜馆。那位英国朋友感慨道：“你们就是这样征服世界的！”

尤德良大概是被中国的“食色”征服的。当下大学校园里的“中外恋”很多，但成功的很少。赵颖大学同寝室的四位同学，当时都在恋爱，谁都不看好他们这一对。但4年以后，其他三对都散了，只有她和尤德良终成眷属。赵颖提前一个月到苏瓦乌基，准备这场波兰传统婚礼，在与尤德良父母相处的一个月里，赵颖真切地感受到了幸福安逸。尤德良的父母对她关怀有加，大概这个世界上原本没有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

尤德良的父母是一对难得的好人，2009年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有这种感觉。儿子学了中文并去了中国，满足了父亲的愿望，或者说幻想，但却让母亲失望了。起初她希望儿子早日回波兰，但第一次到中国旅行后，她的观念改变了，同意儿子留在中国，尽管儿子每次离家，她都难免哭几场。现实的中国跟他们在波兰听说与想象的不一样。母亲说她喜欢中国城市，也喜欢中国菜，波兰人本是不吃辣的，但她到中国竟然能吃川菜、湘菜！父亲从不激动外露，他初到中国，就没有任何生疏感。有一次，在北京地铁与尤德良走散，迷失在语言不通的陌生人群中，他竟然没有感到恐惧。

我不知道赵薇主演的《一个女人的史诗》故事如何，但从“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的上海嫁到偏远的“波兰西伯利亚”，多少也算是“一个女人的史诗”了。其实，生活往往比“故事”更生动。2008年7月，尤德良结束了他在安徽师大的学习回波兰。赵颖不敢对未来抱任何希望，毕竟波兰太遥远了—遥远的远方，除了遥远之外，可能一无所有。但尤德良从走后几乎每天给她一个电话。9月初新学期的一个早晨，赵颖被尤德良的电话惊醒，来到宿舍阳台，竟然看到尤德良奇迹般地站在楼下。那一次，她所体验到的惊喜，在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令她感动。

一切准备就绪，父母、外婆祝福他们，婚礼马车在家门口等待。下午4点整，新郎新娘、伴郎伴娘走出家门，乘马车前往教堂。马车两次被可爱的邻居用彩带拦下，伴郎喝下伏特加、伴娘送上小礼品，邻居们亲吻祝福，然后才放马车继续前行。教堂婚礼庄重而又亲切，主持婚礼的神父曾经是尤德良的同学，住在他家不远的地方—苏瓦乌基还保留着传统的熟人社会。

苏瓦乌基这个城市，在亲情上非常传统，在公务上又非常现代。整个城市几乎没有四层以上的高楼，市中心看上去像中国的郊区，“步行街”从头到尾步行不超过5分钟。但城市整洁，所有的现代城市公共设施齐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行人指示灯，博物馆、街心花园、教堂、草坪，一样不少。我无法想象中国一个5到10万人口的城镇是什么样子，一定有一栋政府高楼、许多杂乱的小饭馆，然后就是违章搭盖、散发着恶臭的垃圾……整洁是文明的标志，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不应该看标志性建筑，而应该看日常生活与城市管理的细节。

婚礼马车停在教区教堂门口，主持婚礼的神父匆匆赶来。阳光仍很明丽，大家静悄悄地走入教堂，婚礼是神圣的，本该沉静肃穆。婚礼语言是波兰语，但尤德良的致辞却用汉语，我原以为有人会窃笑或窃语，但似乎没发现任何人表现出任何异常。就在教堂婚礼仪式进行的半个多小时里，一场大雨飘过。等仪式完毕，大家走出教堂时，已经雨过天晴，晚霞分外灿烂。婚宴将在郊外一家英国风格的酒店举行。

婚宴是整个婚礼的最后一项节目，也是时间最长的一项节目，下午6点开始，第二天凌晨4点结束，耗时10个小时！教堂仪式是神圣的，酒店仪式是世俗的，酒食在摆成三角的长桌上依次排开，波兰民族风格的婚礼进行曲奏响，婚宴便开始了，排山倒海的酒、食、歌、舞，没完没了；站起唱歌，坐下喝酒，离席舞蹈，归席吃肉，循环往复下去。将这种隆重的婚宴进行到底，需要“四项全能”，不吃不足以维持体力，不喝不足以提高兴致，不唱不舞不足以消耗热量与酒精……在这种婚宴上表现出色是颇不容易的。

如果说教堂仪式表现出波兰民族性格中沉静深厚的一面，婚宴仪式则表现出波兰民族豪放热情的另一面。沉静深厚与热情豪放如何统一在一种民族性格中呢？波兰民族在习性上与我们相差很大，我们对这个民族的性格与文化了解很少，如果未来中国与波兰的商贸关系成长很快，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和谐相处吗？

苏瓦乌基这座只有7万人的小城里，已有两间“中国商店”。一间在市中心步行街的尽头，我随意走进这间“中国商店”，店主问我是否是日本人，我回答“中国”。奇怪的是，在他脸上，我并没有看到轻松热情—这本该是同胞相见应有的表情。恰恰相反，我看到了紧张、猜疑与警惕。我在狭小的店里转了一圈，他一步不差地跟着我，像跟踪一个小偷。我无趣地走了。跟中欧这一带的欧洲人相比，中国人性格中反差最大的特征是，拘谨猜妒、工于心计。

苏瓦乌基的“波中婚礼”结束，我的中欧之旅也将结束了，我又要回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告别时，彼得先生特意为我写了一页纸的文字，介绍他的中国情结和他对中国的理解与期望。尤德良为我逐字逐句地翻译了他的话。这位波兰边远小城的普通电工胸怀世界，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对世界负责，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典范，下面是中国的政治；如果中国处理好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关系，如果中国处理好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那么世界和平繁荣就有了可参照的榜样。

可爱的波兰人！

我从苏瓦乌基回到华沙，行前那个晚上，我再次前往市中心。皇家城堡广场上，竖起一面巨大的视屏，行人路过，都映现在视屏上。我看见自己的脸出现在一片波兰面孔中，竟然没有感到丝毫怪异。或许这些异族面孔，我已经感到熟悉亲切了。

这个世界上，原本就不该有此国人和彼国人的区别，只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到世界各地去吧，寻找善意的人！

希腊：欧洲的起点或终点

我在一个“现代瘟疫”困扰雅典的时刻，进入雅典城。希腊的确在经历经济危机，在我看来，希腊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仅是政治问题，还是文化问题。希腊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深刻的自我反思或文化批判。

被神诅咒的俄狄浦斯，从科林斯来到忒拜城外的三岔路口，斯芬克斯出现了，给他出了个谜语：什么动物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俄狄浦斯回答：“人。”于是，俄狄浦斯侥幸没有被这头怪兽吃掉，像英雄一样进了城。俄狄浦斯解除了忒拜城的瘟疫，做了忒拜城的王。至于以后发生的事，他自己也没想到。

凡人的智慧，无法保证凡人的幸福。世间最不可思议的事，谜底都是关于那一个字—“人”。谁回答出“人”的问题，也就触及了事物的根本问题。但遗憾的是，回答“人”，只是一个谜面，不是谜底。人是什么？人能说明白吗？

俄狄浦斯解了斯芬克斯的谜面，从此就陷入命运的迷宫，一个意识到问题在“人”的人，其实并不知晓“人”的秘密，最后还是落入命运设的局：杀父娶母、刺瞎双眼、自我流放。就像米诺斯迷宫的标志所警示的那样，“谜”是一柄双面斧，它既破解命运，又伤害破解命运之谜的人。《俄狄浦斯王》剧终的教益只是一句话：人啊，你不认识你自己；不到最后的时刻，不要轻言祸福。

或许这才是谜底。希腊人是异常智慧的民族，在公元前5世纪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为整个西方甚至世界现代文明奠基，但他们似乎只破解了谜面，没有谜底。谜底是人是智慧的，但不知道自己无知；人是自由的，但不知道自由有限。

希腊人是人类的英雄，他们破解了人类文明的意义，又不断被人类文明伤害。在完成如此丰功伟绩之后，这个民族似乎遭了天谴，以后2000多年的历史多灾多难。智慧的希腊人成为被西方文明流放的民族。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就不断地经历战败、动乱。然而，征服希腊人身体者，却被希腊人征服了头脑—希腊人成了罗马人的教师；希腊语成为东正教的教会语言；古希腊的制度与思想，为全球化的世界奠基。

但希腊却在枯萎，就像《俄狄浦斯王》剧作中歌队的评价：“他道破了那著名的谜语，成为最伟大的人；哪一位公民不曾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他的好运？他现在却落到可怕的灾难的波浪中了！”

希腊人似乎由于他们对世界的贡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征服，再被征服，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先后占领这片土地，如今雅典宪法广场的卫兵身上，还穿着有400道皱褶的民族军装，纪念被奥斯曼帝国占领400年的屈辱历史。百万人流落他乡，百万人又失去故乡。奥斯曼帝国时代，希腊人移民小亚细亚，第二次希腊土耳其战争（1919-1922），希腊失败，小亚细亚百万希腊移民被迫迁回希腊本土。艰苦的独立战争（1821-1829）让希腊付出了百万人的生命，结束了希腊近2000年被征服、被奴役的历史。但独立之后又是百余年的动荡，两次希土战争外加两次世界大战，鲜血依旧在流，在血管里流，温暖着古希腊的精神；流出血管，洒满希腊那焦黄的土地与湛蓝的大海。希腊人为了自己的智慧，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

破解命运的人，势必要做出牺牲。希腊这个民族，流出的血已经凝固成历史，而血管中正流动的血，是否依旧保存着古老的智慧和创造力？来希腊之前，我见到中国前任驻希腊大使杨广胜先生，问起希腊经济危机，杨先生乐观地说，会过去的，希腊没有问题。希腊已经经历了无数危机，近30年经济危机就有四次；要说3000年的历史，危机就更多了。希腊有危机，但没危险。

通常说，希腊有三宝（3S：Sun, Sea, Stone）：阳光、大海、石头。有这三样东西，希腊就不会完。

希腊应该还有三宝，智慧三宝：史诗、悲剧与哲学。有了这三种智慧传统，希腊或许才能渡过难关。

假如俄狄浦斯王再生

谁是凶手？

2012年8月10日，在雅典上演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后将近2500年，我来到这座神话般古老的城市。这座城市再一次被一种新的“瘟疫”所困扰，那就是“经济危机”，一种典型的“现代瘟疫”。

进入雅典城，我并未感受到明显的危机，有些出乎意料。被现代瘟疫困扰的雅典城，见不到“乞援人”，也没有哀鸿遍野的景象，很难说雅典城表现出明显的衰败、动乱景象，甚至可以说是依旧繁荣。人说雅典每天都有某处在游行，可惜我只看到一起。朋友的解释更让我感到意外。8月不是游行的季节，各党派组织不管有多么大的分歧，甚至愤怒，此时也都去度假了；至于游行，完全可以等到9月以后。其实游行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民主社会游行是家常便饭，不游行反倒不正常了。

或许在平静与繁荣之中，依旧有某些细节，暗示着进行中的危机。街头许多店铺关门了，在我这次走过的中欧五国八个城市中，流浪汉、乞食者、精神病患者、残疾者，雅典最多。街头许多店铺关门大吉，我以为是经济危机导致店铺倒闭。但当地人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店主与雇员都去度假了。8月是希腊度假的季节。政府每年发14个月的月薪，度假费用是国家福利承担的。在酒店早餐上，我碰到一位颇为健谈的希腊妇女，她来雅典也是度假的。

经济危机了，希腊人依旧度假。她说住在岛上的希腊人来雅典度假，雅典的希腊人到岛上度假，全世界的游客都到希腊度假。她说她喜欢中国人，中国人是爱笑的民族，他们笑得非常多。我说，很可惜，中国人还没学会度假。中国人爱笑，完全是生理反应，不是心理反应。笑不一定表示快乐，就像希腊人一样，发表议论并不一定表现思想。

希腊经济危机是事实，只是这种危机在希腊人的生活中没有表现出来。不管遇上什么事，希腊人总是希腊人，有种阅尽人间的大气。经济危机是可以“渡过”的，但精神危机却难以摆脱。我在希腊的确看到或听到经济危机，但没有见到“精神危机”。中国中央电视台希腊驻站记者龚明告诉我，据统计，希腊去年的自杀率上升了46%，这似乎是精神危机的表现。我不以为然。自杀的意义是多样的，在苦难的时刻选择高贵地死去，是为了人的尊严。苏格拉底被雅典大陪审团判了死刑，本来是可以在学生的帮助下逃走的，但苏格拉底还是选择按判决饮鸩而死—在我看来，他是自杀的。

一个民族可以有经济危机，但不可以有精神危机。危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民族面对危机时表现出的人生态度。过去林语堂先生写过一本《生活的艺术》，中国人是最会生活的人，中国人是生活的民族，西方人是工作的民族，中国人可以教导西方人如何生活。我看未必，就中国今天的现实来看，似乎应该颠倒过来。欧洲人比中国人更会生活，而最会生活的欧洲人是希腊人。

这位开朗的妇女说她来度假，但与其看风景晒太阳，不如找人聊天。她坦白，自己喜欢不停地讲话。她也明白人可能不应该过多地讲话，因为人需要沉思。可是，她就是喜欢讲话，她也讲到希腊经济危机，但看上去没有任何忧虑，像是别人的事。我告慰她，中国人也喜欢说话，而且大声说话。她高兴了，说话声与笑声顿时提高。我趁势问她如何看待街头流浪者，她说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希腊人是个自由的民族”。

希腊人的自由传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大概就是雷打不动地度假、谈笑，哪管国计民生、天塌地陷。在地中海碧蓝的海湾里，希腊人和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一同度假，泡在海水里，坐在岸边的酒吧。圣托里尼岛是度假族的天堂岛，也是一个火山岛，火山依旧在不时地喷发，而且传说中沉没的亚特兰蒂斯，可能就在圣托里尼岛的一侧。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毁灭所有的一切，但关键是要在火山爆发之前，度假、聊天！

希腊是个幸福的国度。我们往往想不出，经济危机来了，人民还如何幸福，就像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经济发展了，人民还不幸福。幸福来自一种生活的态度与环境。我有位朋友，在雅典生活许多年，问他为什么喜欢希腊，他说希腊治好了他的两种病：一是警察恐惧症；二是洋人恐惧症。过去一见警察就心慌，没做坏事心也慌，还以为自己上辈子是个罪犯。到希腊后才发现，原来警察是可以怕人民的，希腊的警察真窝囊，于是自己找回了做公民的尊严。过去他见洋人也怕，说起英语来总是面红耳赤、磕磕巴巴，大概觉得洋大人的话自己是不配说的。到希腊后不一样了，不管你把英语说得多糟，他们都可能听懂，而他们的英语，可能比你还糟。原来英语是可以“愚弄”的，并非高人一等。

与那位健谈的希腊妇女的早餐谈话依旧。大多数人说话时不动脑子，但也有人习惯在说话中思考，在思考中说话。苏格拉底也是位爱说话的希腊人。在雅典大学读艺术史博士的杨少波先生告诉我，希腊人喜欢交谈，而且交谈中充满哲理。古希腊智慧对现代希腊人来说，已经不是哲学，而是生活。可惜，我未能充分领略希腊人的谈话，我不懂希腊语，而希腊人说的英语，我也不能全懂。

在希腊不会说话，真是个灾难。雅典街头到处是两杯咖啡说一下午话的人。希腊先哲苏格拉底就喜欢说话，他每天的“工作”其实就是从自己所住的阿贝洛基比（Ambelokipi）步行到阿哥拉集市（Agora），在那里与“爱智慧的人”谈话，辩论从神到人的各种问题，并发表演说。古集市的遗址还在，但只有残石断柱，雅典城里到处都是残石断柱，有时候真让人恍惚：自己是身处古希腊，还是现代希腊；这是两个国家，还是一个？

我入住的宾馆，就在阿贝洛基比，这里2400年前是一片葡萄园，据说苏格拉底的家就在这里。从阿贝洛基比到宪法广场，只有三站地铁。每天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就去宪法广场对面的耳目街转悠、“观光”、吃晚饭，看人们依旧衣着光鲜地在街头喝咖啡、聊天。

卫城脚下，夕阳轻柔，幽静的街道一旁，打扮精致入时的雅典老人，或双双对对，或三五成群坐在一起喝咖啡。生活是一件优雅高贵的事，总不能穿着睡衣与拖鞋、扇着大蒲扇上街，那样不尊重自己、不尊重他人、更不尊重生活甚至生命。高耸的古典廊柱下，每天傍晚都有一位老人弹唱，曲调幽怨苍凉。远处巨石之上，就是卫城的帕特农神庙，柱廊像空洞的眼眶，注视着沉入古集市那一端山后的夕阳。

有些个人高贵，有些民族高贵，我总试图在生活不经意的细节中，观察人的贵气。因为贵气不是能修饰或伪装出来的。普拉卡区街头咖啡馆里，雅典人依旧友善、雍容、平和、豁达，似乎什么都没发生。天色渐渐暗去，耳目街两旁小街上的饭馆，挤满了人。侍者穿梭忙碌，但脸上没有丝毫的烦躁。他们招徕顾客，如果你不理睬，选择了另一家，他们会拍拍自己的左脑门，表示失望—那动作幽默而优雅，似乎当年古希腊戏剧演员的形体训练是可以遗传的。

希腊并非没有经济危机，只是没有把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为什么呢？这就是希腊精神的体现，希腊的高贵所在。高贵表现在一种“中庸”的气度上，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大哭大笑大叫大闹。就像古希腊悲剧一样，悲惨的刺激性场景，是不能在舞台上表演的，只能用语言庄重地描述。比如，王后上吊、俄狄浦斯刺瞎双眼的动作，就不能在舞台上表演，那样会破坏悲剧的庄重与优雅。如今，希腊人面对经济危机，似乎也不失优雅。这种优雅究竟深刻，还是浅薄？

其实希腊还有另一种精神，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希腊全国发生骚乱。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燃烧弹，警察以催泪弹还击，整个雅典城弥漫着刺鼻的催泪弹气味，街道一片狼藉。希腊政府的催泪弹用完了，竟向德国和以色列求援供应催泪弹应急。杨少波先生当时上街，拍下一组照片。希腊精神还有另一面，很冲动、很暴力。大概前者是日神精神，后者是酒神精神，像尼采说的那样。

可惜，我没赶上看这一面。行前朋友说希腊乱，不要去。我心想，我是“好事之徒”，十处敲锣，九处有我。

我感觉希腊的骚乱像是狂欢节，阶段性的、短暂的放纵之后，生活依旧。经济危机在希腊已经持续4年了。如果你在街头拦住一位行人，问他是否有经济危机，他或她一定会回答：“有！”但如果你预想在他们脸上找到相应的哀怜或愤怒，没有！坐下来谈谈，他们会耸耸肩，告诉你，过去月收入3000欧元，现在下岗了，吃救济金，月收入600欧元，明年可能连600欧元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先不想，日子还得过，该与朋友一道上街喝咖啡还要去。生活就是这样，他会将话题迅速转移到一些人生哲理上，关于生命的意义、时间与空间、关于正义与真理……而且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没完没了。

希腊人似乎并没有深切地感受到危机，并深刻地反思危机的来由与出路。他们的时间好像是用来浪费的。杨少波先生的经历是，跟希腊人聊天很有趣，但也很耗人。现代人把时间当金钱，把金钱当生命，赔不起呀！希腊人有希腊人的时间观念，他们生活在一天与永恒之间—或者一天，或者永恒，四年似乎不算什么。

可是，我们还是放不过希腊人的洒脱。为什么没有人像俄狄浦斯王那样，追究“现代瘟疫”的凶手并摆脱瘟疫呢？俄狄浦斯王被命运诅咒，注定杀父娶母，埋下了忒拜城的“罪恶”。他在“无知”的状态下犯下罪行，又在“无知”的状态下开始追查凶手。追查不断揭示真相：他自己就是自己要追查的凶手，罪责在己。俄狄浦斯选择承担“无罪之罪”，刺瞎双眼并自我放逐。于是，正义伸张了，忒拜城的瘟疫解除。俄狄浦斯作为国王和个人，以苦难与担当换得人的尊严与城邦的繁荣，这是正义所在。在古希腊智慧中，正义是国家秩序与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正义最基本的意义，就是社会不同阶层成员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执意进取，勇于担当。《俄狄浦斯王》关注的终极问题是正义，柏拉图的《理想国》说到底就是一部正义论。

谁应该为希腊现代瘟疫负责？如今，经济危机降临，希腊人是否以正义行事，有所担当，解除国家与个人的危难呢？现代希腊人究竟是豁达，还是麻木？四年过去了，经济危机仍在继续，甚至可能深化。人们依旧在乐观地忍受现实生活的窘迫，议论经济危机的问题，政府要实施财政紧缩政策，但民众“被紧缩”的容忍程度是有限的。因为民众只考虑个人利益，不关心公共的善。

政府理应关心公共的善，保证社会的发展与公正秩序，具有历史使命感。我在雅典学院附近的咖啡馆问起一位先生，政府的作为有效吗？他认为无效，政府甚至根本没有作为，或乱作为。因为民众只考虑个人利益，把持政府的个人或党派，也大多只考虑自身利益。我问希腊的经济学家有什么“偏方”，这位先生更为不满，经济学家对希腊经济危机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设性意见或有效的改革措施，经济学家应该在城外被斯芬克斯统统吃掉，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猜对过任何谜语。

现代经济是被无形的魔爪操纵的，谁也不知道变的是什么戏法。如果经济危机都被经济学家猜中，那早没有经济危机了。就像斯芬克斯一样，俄狄浦斯猜中她的谜，她只能羞愧地跳崖自杀。我喜欢看斯芬克斯雕像脸上诡秘的表情，那表情似乎在说，你能猜中我的谜，你能猜中自己的谜吗？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经济危机确实出现，而且已经延续四年了，总要有个说法吧？是什么导致了危机？谁来为此负责，如何摆脱困境？现代希腊难道没有人像俄狄浦斯王那样，调查“瘟疫”降临的原因，总该有个说辞，谁是“凶手”？谁该为这场危机负责？赎罪可以使人摆脱危机吗？

可惜，现代希腊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凶手是“他人”，似乎摆脱经济危机的责任，也在“他人”。

关于希腊经济危机，在“调查”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先怀疑“他人”！不同方面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凶手总是“他人”。

首先，欧盟国家的口径基本上是一致的，希腊自己该为自己的危机负责，希腊政府与希腊人民都有问题。政府腐败、过度举债，为加入欧元区请高盛公司做假账，为争取选民的支持，实施超出希腊经济能力的薪金制度与社会福利政策，最终造成国家财政破产。希腊人是自己的罪人，也可能是欧元区的罪人。希腊债务危机可能拖垮欧元乃至欧盟，德法这些欧盟大国一再批评甚至警告希腊。2012年6月选举时，德国人警告希腊，你们有选举权，但没有选择权，于是，主张脱离欧元区的政党败选。欧盟不容忍希腊拖欧盟的后腿，但也不允许希腊脱离欧元区。

希腊也有人认为是欧盟的错，欧盟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希腊债务危机的背后，其实隐藏的正是欧元区的经济失衡，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之间产生巨大的贸易盈余，强势国家负责“制造”、“出口”，纵容甚至陷害弱势国家“消费”、“进口”。强势国家坚持强势利率，保持自身经济发展；弱势国家需要低利率，促进国家经济的复苏。强势国家不仅不能给予希腊足够的援助，反而限制了希腊的发展。希腊出现主权债务危机，欧盟强迫希腊实行紧缩政策，削减工资与社会福利，大量人口失业。欧盟将希腊留在欧盟，不是为了希腊的利益，而是为了欧盟的利益。

“他人”是罪人。欧盟国家指责希腊，希腊指责欧盟国家，希腊人也互相指责。人民指责政府腐败无能，没有执政的能力与诚意；政府抱怨人民不肯为国家分忧，只顾个人自由，不顾国家安危。希腊政府为难：不实行紧缩政策得罪欧盟；实行紧缩政策，得罪选民。希腊人民为难：支持政府实行紧缩政策，最终会饿死自己；不支持政府的紧缩政策，希腊国家破产，还是饿死自己。希腊经济危机似乎陷入死局，政府的紧缩政策难以推行，更难以奏效。

美国人隔岸观火，既指责希腊，又指责欧盟。行前，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的乐钢教授发来地缘政治学家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的一篇文章。卡普兰认为，在欧盟国家中，希腊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并非偶然。希腊的经济结构本身是有问题的，希腊并没有建立现代西方经济制度。希腊经济结构失衡。希腊半岛土壤贫瘠，不适于农业发展。希腊3/4的企业是家族企业，使用家庭劳动力，给社会就业造成很大的局限；制造业不发达，传统的海运业也在全球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希腊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仅限于服务业，或者说旅游业。把鸡蛋装到一个篮子里，风险太大。希腊的税收欺诈非常普遍，国家财政疲软，企业也缺乏竞争力。

美国人当然是向着欧盟说话。但希腊经济结构的缺陷，有政治与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与地理方面的原因。

希腊政治不成熟，混杂着家长制与咖啡馆政治特点：一方面是个人影响大于机构决策，家族政治影响深远，帕潘德里欧家族三代活跃在希腊政坛；另一方面是政党林立，阻碍了国家政治的行动力。一般来说，成熟的民主政治国家，基本上只有两个政党相互制约轮流执政，一个是温和的左翼政党，一个是右翼的保守政党。但在希腊，政党林立，除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和新民主党两大政党外，2012年希腊议会选举进入议会的，还有9个党派，左翼联盟、独立希腊人党、希腊共产党、金色黎明党、民主左派、人民东正教阵线、民主联盟、生态绿党，此外还有10多个在野政党。

希腊政治缺乏统一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能赢得绝对的支持。1981年希腊加入欧盟，欧盟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希腊的政治特点；2000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欧盟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希腊的经济状况。欧盟的考虑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希腊是欧洲面对地中海东岸伊斯兰地区的前线。希腊加入欧盟以后，并没有合理地使用欧盟的援助整顿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提高行政与经济效率。希腊依旧是老样子，欧盟的希望落空了。极左翼的总理老帕潘德里欧把希腊政治与经济弄得一团糟，到他的中左翼的儿子小帕潘德里欧执政时，已经无力回天。

希腊是欧盟养不起的孩子、丢不掉的老人。卡普兰从东西方地缘政治角度解释希腊今天的灾难，似乎欧盟接受希腊进入欧元区是欠考虑的，甚至接受希腊进入欧盟也是欠考虑的。希腊很难说是个西方国家，尽管它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在政治与经济上，都是靠不住的。这还远远不是希腊是否留在欧元区或欧盟的问题。希腊是西方的一个缺口，地缘政治与经济的一个致命的缺口。希腊的政治走向是难以确定也难以信任的。在美国的后冷战思维看来，中国投资比雷埃夫斯港（指2008年中远集团获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二、三号集装箱码头为期35年的特许经营权），俄罗斯力量严重渗透在塞浦路斯的希腊部分，对西方世界都是严重的威胁，是希腊引狼入室。希腊是个东方化的西方国家，或者说，希腊就是个东方国家，1000年的拜占庭统治，400年的土耳其统治，在希腊留下了明显的东方习气，大概“东方”国家，总是乱七八糟的。

那么，谁究竟应该为希腊经济危机负责呢？“他人”抑或欧盟？西方或东方？为什么不是希腊自己？

希腊可能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但似乎谁也不想出路。或许在希腊人的心态中，眼下度假谈天，比未来出路更重要。希腊人有一种特殊的性格，让他们处乱不惊，换一个角度说，也可能是麻木不仁。解决希腊经济危机，可能涉及的问题比单纯的经济要复杂得多。

从希腊现实状态看，或许希腊经济危机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也不仅是个政治问题，更是个文化问题。如果希腊人民为国分忧，希腊政府有所作为，危机即使降临，也不难克服。希腊悠久强大的个人自由传统，与短暂脆弱的宪政民主制度之间的脱节，似乎是希腊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希腊经济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还是政治危机。而由自由传统导致的希腊政治危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了。

导致希腊经济危机的政治无能，根源在于希腊文化中的自由传统。希腊人崇尚自由，但又处理不好个人自由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从古希腊雅典黄金时代后期就出现了，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在国家危机时刻，是否应该主动地牺牲个人自由？牺牲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个人自由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究竟应该自由高于一切，还是正义高于一切？

危机也是机会。在这个危机时刻，希腊应该反省自身的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杨大使当时说，希腊历史上有许多次危机，但都没有倒。我想的则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希腊历史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危机？希腊又因为什么度过了危机？危机频频降临的原因是什么？度过危机的内在生命力又在何处？

“现代瘟疫”降临了，希腊是否还有俄狄浦斯王，将罪责追查到自身，承认自己是自己的罪人，解救城邦？只有希腊能够救希腊。我感到遗憾的是，现代希腊人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让他们不屑于像古代希腊人那样反省自身，追究自身的罪责。认识自己，才能解除“瘟疫”，把“危机”转化为“机会”。

今日苏格拉底的问题

反省自己

我在一个“现代瘟疫”困扰雅典的时刻，进入雅典城。希腊的确在经历经济危机，在我看来，希腊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仅是政治问题，还是文化问题。希腊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深刻的自我反思或文化批判。

我到雅典，其实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演出季。前不久，从6月24日到7月7日，每晚9点，在雅典大学博物馆连续举行两周的演出，剧目是独角戏《今日苏格拉底》（Socrates  Now），扮演者是纽约希腊剧院著名演员雅尼·西蒙尼戴斯（Yannis Simonides）。这出戏在世界14个国家已经上演了250场，如今终于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回到了它的故乡。

雅尼·西蒙尼戴斯认为他回来的正是时候。在经历经济危机的时刻，希腊人应该回到他们的古典智慧中，思考危机的意义，探寻危机发生的原因与走出危机的路径。每场戏演出结束后，都有演员与观众的对话，受古希腊智慧的启发，探讨现实问题，对话甚至比演出更感人，更有启发。

古希腊智慧对“破解”现代经济危机，有特殊的意义。西蒙尼戴斯戴着苏格拉底的面具，身穿古希腊长袍，表演苏格拉底临终前的申辩。苏格拉底被雅典500人的大陪审团判处死刑，当时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城邦慌乱。按雅典人的理解，战败是因为雅典人得罪了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必须找出一个牺牲品为神献祭，才能解除雅典的灾难。于是，苏格拉底成为牺牲品，罪名是不信神，腐蚀青年。

什么是苏格拉底的现代意义呢？这出独角戏的演出，几乎是在复现2400年前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与苏格拉底的申辩，历史资料全部来自我们熟悉的文献，包括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剧本也基本上在复述这些资料中我们熟悉的句子，关键是其现实意义。

苏格拉底之死开始于另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他的朋友去德尔菲神庙求神谕，世间是否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神谕回答没有。最聪明的人必遭天谴，除非苏格拉底能够找到比他聪明的人，才能为自己辩护。但是，苏格拉底的确没有找到比他更聪明的人！

那么，苏格拉底高于其他人的聪明表现在何处呢？别人都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苏格拉底则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苏格拉底质问雅典人对善与美等人生重大问题的看法，发现雅典人滔滔不绝说了许多，但实际上什么都不明白。苏格拉底的结论是，自己的确比其他雅典人聪明，聪明之处就在于，自己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无知。这是个悖论。古希腊人的智慧，就开始于各种悖论。苏格拉底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判决，他的学生帮助他逃跑，他拒绝了，理由是个人有思想的自由，但当这种自由与城邦的法律发生冲突时，作为城邦的公民又必须遵守城邦的法律。个人与城邦的关系是一种神圣的“契约”关系，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在自由与法律之上，是神圣的“正义”。

苏格拉底之死的启示在于，人的知识与自由都是有限的。人必须知道自己的无知，人必须在城邦法律规范之内，实现自己的自由。正义高于知识与自由。现代希腊人或者现代人，认真思考或理解了这番道理吗？或许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希腊人经历了许多事，成败荣辱，却没有变得更聪明。如今，经济危机降临了，希腊人无所作为，不是因为奴役，而是自由，太多的自由！

首先是经济方面的自由，自由资本主义把个人自私的物质主义追求变成一种无可置疑的“正义”与“美德”，现代人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好个人私利与公共的善之间的关系呢？希腊经济危机，或者说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需要人们反思的恰好是个人贪欲驱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缺陷。个人的自由就是他人的地狱，个人自由无法保证社会公正，正像《沉疴遍地》的作者托尼·朱特断言，“我们生活的世界存在着根本性的谬误”。

其次，是政治自由，只有在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统一的情况下，自由在政治上才是合理的，否则，个人自由可能成为他人的地狱，民主可能成为暴政。苏格拉底被500人大陪审团判处死刑，他本是可以逃走的，但他选择了死亡，因为他知道，个人的自由是重要的，但城邦法律同样重要，个人必须无条件地忠诚于自己的城邦，在个人自由与城邦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自觉地选择死亡，是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

苏格拉底生前，雅典在民主政体与僭主专制之间颠三倒四地选择，苏格拉底不喜欢僭主专制下寡头的暴政，也不喜欢民主政体下暴民的暴政，而恰好是民主政体判处了古希腊自由思想家的死刑。实际上，根据苏格拉底的知识态度，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政治态度，他既不肯定僭主专制也不肯定民主政体，人的有限性使人创立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是有限的，都包含着不合理的因素。人应该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没有任何一种人创立的体制是完全合理的。

在危机的时刻，如何处理个人自由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呢？是个人自由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发展的需要，还是国家发展必须听从个人自由的选择？苏格拉底之死，拷问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与城邦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是个人与城邦之间缔结的神圣的契约。如果城邦的判决错了，那是城邦之错，如果个人违背了城邦的判决，那就是个人之错了。所以，苏格拉底自觉选择死亡，尽城邦公民的本分。

苏格拉底之死为人类智慧出了另一个谜，人能处理好个人自由与城邦法律之间的关系吗？西蒙尼戴斯的《今日苏格拉底》是用古代智慧思考当今问题。经济危机中的希腊人，是否应该反思个人自由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呢？在危机降临的时刻，希腊人是否应该限制自己的自由，为国分忧呢？什么是希腊公民的责任？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适当地牺牲个人的自由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尊重个人与城邦之间神圣的契约。什么是希腊政府的责任？放弃党争与党派利益，共赴国难，真正为国家前途着想，而不是为选票着想？今日希腊实行的是宪政民主制度，这种制度的缺陷是什么？

《今日苏格拉底》在世界各地14个国家已经演出了将近300场。当今时刻，回到故乡雅典演出，有着特殊的意义。演出在幽默轻松而又智慧的喜剧氛围中进行，苏格拉底以哲学的方式为自己申辩，不是要为自己辩护并推翻判决，而是讨论真理问题。对他来说，自己的死刑似乎与自己无关，而是一个公共话题。个人的判决已经不重要了，真理与正义才是重要的问题。当年苏格拉底的智慧对经济危机中的希腊，究竟有什么启示？

《今日苏格拉底》90分钟的演出，往往没有演出后的讨论热烈。有时候演出后的讨论，几乎跟演出时间一样长。西蒙尼戴斯取下面具，脱去长袍和鞋子，观众选择舒适的位置随意坐下，西蒙尼戴斯端着酒杯，从观众身边走过，畅快地回答问题，有时候也在反问一些问题：希腊人不仅应该说话，而且应该思考；不仅应该享受自由，还应该承担责任。

《今日苏格拉底》给经济危机中的希腊人的建议是：首先认识你自己，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在危机的关头，希腊人应该放弃个人的偏见与利益，公正地开展对话。游行、扔汽油瓶、党派恶性竞选、政府推卸责任……只能表现暴民的激情与政治的腐败，不仅无法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反而会使经济危机越发恶化。大家都是希腊人，大家都是欧洲人，大家都是地球人，为什么一出事，总是相互指责、推卸责任呢？

为什么希腊人不能理解希腊人，左派不能理解右派，人民不能理解政府，政府不能理解人民？目前的任务是，学习古代先贤的智慧，认识真理，服从正义。希腊人不管政府与人民，不管何种党派何种主张，摈弃前嫌，坐下来对话，从承认自己的无知开始，坦诚地聆听他人的意见，辨析真理，否则，继续拖延，继续麻木，继续推卸责任，继续指责对方，继续腐败，继续抗议，经济危机将继续下去，而且越来越糟。

在经济危机中，雅典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的政治领袖，不再相信媒体，不再相信布鲁塞尔的那些欧盟决策者，他们有必要到自身的传统中寻找走出危机的路径。西蒙尼戴斯带着《今日苏格拉底》，回到被“现代瘟疫”困扰的雅典，希望希腊人民从古代先贤那里讨得“神谕”。古老先贤的智慧，与今日的现实密切相关。西蒙尼戴斯曾经这样解释《今日苏格拉底》这个剧名：“我们称它为《今日苏格拉底》，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苏格拉底与今天现实的关系，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加紧密。”

他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苏格拉底的教诲：

一、“‘认识你自己’，此刻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而不是去审查别人、判断别人。我们必须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的权益与我们的责任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错在什么地方？”

二、“‘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现今希腊人的问题是，我们总以为我们无所不知。我们总听人说，我告诉你，欧盟是怎么回事儿，希腊是怎么回事儿，德国是怎么回事儿。说得太多，听得太少，或者说得太多，想得太少，这是希腊人独特的性格陷阱，或者说，毛病。”

西蒙尼戴斯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在纽约希腊剧院工作了几十年，他这次回到故乡演出，是希望能为经济危机中的希腊做点什么。“苏格拉底的智慧不仅教我们怎么想，还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权力承担我们的责任？是行动的时候了。”

放弃无谓的争端，认识自己并认识自己的局限。希腊人应该从自己的先哲，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拯救自身的智慧。现代希腊人总是在说，很少在想。他只知道自己的“知识”，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自以为理解世界与自身，实际上既不理解世界，也不了解自身。

苏格拉底在世的时候，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斯巴达，雅典城邦自身先发生过两场骚乱。雅典与西西里海战，雅典再次爆发骚乱，雅典再次战败。雅典自身的纷争使雅典衰落。雅典一会儿民主制，一会儿僭主制，而不论哪一种制度，都无法协调好个人自由与城邦法律之间的关系。人们只知道专制是邪恶的，不知道自由是有限的，民主也可能导致暴政。关键是要协调好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苏格拉底死后两千多年，雅典在不断的纷争中败落。希腊人难道不应该从自身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吗？否则，希腊的经济危机才只是个开始，希腊在历史中经历的两千多年的劫难，也可能只是万劫不复的一段。现代希腊人有对自身历史的深刻认识吗？

希腊的经验是自由，希腊的教训也是自由。

就苏格拉底审判而言，苏格拉底并没有死于专制暴政，而是死于民主暴政。苏格拉底尊崇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却被按民主合法程序投票的500人大陪审团判处死刑。如果民主政体是好的，为什么消灭智慧与思想言论自由？民主政体或许不是智慧政体或合理政体，它不是智慧的统治，而是多数人的统治，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常常是暴民；如果判决是错误的，苏格拉底为什么不逃走？因为苏格拉底尊崇城邦法律。法律是个人与城邦的契约，法律至高无上，必须被无条件地信仰遵守。

民主与自由是好的，但必须与法律和国家利益协调一致，在法律秩序中进行。处死苏格拉底不是雅典民主的错，而是雅典法制的错，雅典民主毕竟使雅典人免除了斯巴达的暴政，但雅典法制却没有保障私人空间与少数人的权益—用公共权力破坏个人自由。不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不管民主还是专制，都不是一个好社会。缺乏知识与道德素养的多数人执政的民主，只能是为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操纵愚弄的工具。我们也有这方面的教训，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反思。

自由是个陷害希腊人的神话。希腊历史上的种种灾难，似乎都与无法处理好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相关。一个过分崇尚个人自由的民族，无法缔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的失败也必将导致个人的奴役。希腊历史不乏这方面的教训，而这一次经济危机迟迟无法解决，深层原因就在于希腊的政治现实与文化传统。法律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缔结的神圣关系，希腊经济危机需要在这种神圣关系下，政府与人民“共赴国难”。

希腊人是否应该反思自身的“自由”传统？法律的根本意义就是给社会一种安全感、正义感，如果法律给社会造成恐慌与邪恶，那么，这种法律就是罪恶！在健全的社会中，法律与民主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民主的意义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保护少数人的自由。民主必须首先保证正义，正义的依据是理性，而不是激情狂热。民主容易被民众的激情所左右，法律必须保证所有人的自由，尤其是少数人的自由。法律具有保守性，它的职责是维护社会公正。

绝对的自由可能造成地狱，绝对的民主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曾在书中这样论证法律与民主的关系：“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形时，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尊崇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法院是法学界对付民主的最醒目的工具。”

自由是双面斧，不能否定其正面意义，也不能否定其负面意义。在希腊历史与现实中，我们作为教训，更多需要关注自由与民主呈现出的负面意义。希腊人作为个人是勇敢的，因为他们战斗是为了捍卫个人的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在公元前480年发生的温泉关300斯巴达勇士抗击波斯人的故事中，希腊人的自由与勇敢被表述得非常透彻。但作为一个国家，希腊似乎并不自由与勇敢，从某种程度上说，希腊的历史就是不断被奴役、被征服的历史。如何理解自由与民主对希腊历史的意义呢？

如今，对现实的希腊经济危机，自由与民主再次暴露其负面意义：希腊政府无法有效地贯彻其摆脱危机的紧缩政策，因为反对党掣肘，因为民众抗议；希腊政府无法有效地执政，因为要讨好选民，因为要估计民众的抗议。

如果希腊的民主政府依旧腐败无能，民众依旧只管个人自由，不管国家安危，希腊能够走出经济危机吗？如果希腊人一边谈论经济危机，把责任推给“他人”，一边照例“度假”，把个人自由全部运用在今天，不管明天可能的奴役，希腊人有可能从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吗？

在一个由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世界体系中，个人的自由必须与国家的自由在宪法规定秩序上保持协调一致，否则，自由精神与民主政治将是有害的。在华沙的时候，华沙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的卡密勒博士说过，希腊经济危机在东亚国家，甚至在波兰，都不会发生。韩国曾经有过经济危机，妇女连自己的首饰都捐出来，帮助国家度过经济危机。而希腊人只关心自己度假，不管国家安危。如果不解决好个人自由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希腊就不可能走出危机。卡密勒后来告诉我，在我离开华沙后的20多天里，他修改了百万字的著述，完成了个人住宅的装修，一直像奴隶那样工作；而等我回国后，他也将去希腊度假，活得像个“自由人”。

道理很简单，不能像奴隶那样工作，就不能像自由人那样享受。而经济危机中的希腊人，对这个道理似乎不懂，也不想懂。现代希腊人应该以他们先贤的智慧反思自己。“自由”意味着一个悖论：人是自由的，但自由又是有限的，所以人又是不自由的。如果只看到人的自由的一面，看不到不自由的一面，灾难就会降临。希腊经济危机最深层的原因，是现代希腊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到每一位希腊人的血液里。

斯芬克斯之谜的谜面是“人”，谜底是人的有限性。神谕“认识你自己”的意义是，认识你的有限性。人的最重要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与无能。人是无法支撑起自己的自由的，也难以处理好个人自由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当然，从未有过自由的人，是没有资格评说自由的限度的，必须先拥有自由，再讨论自由的局限。

“自由”是西方关于古希腊智慧最大的神话。对于没有自由而争取自由的人，你告诉他自由应该是有限度的，他会把你的告诫当作一种无所用心的奢侈或别有用心的阴谋。其实自以为没有自由的人，并非没有体验过“自由”；而追求自由的人，也未必能理解自由的意义。暴民的自由造成一种自由的暴政，对此，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大鸣大放大批判；没有宪政秩序的自由，我们也领教过，如果自由的现状是社会自由毫无限制、政治自由处处限制，那么，这种畸形的自由只能造成人间地狱。

走出经济危机，希腊人应该回到古老的智慧中，反思自身的局限，承担自身的责任，像苏格拉底那样认识自己，像俄狄浦斯王那样承担责任，将正义置于自由与义务的前提上，协调好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关系，否则，希腊人自由了，希腊国家却不自由；当然，国家不自由，个人最终也无法自由。

走出经济危机，希腊人应该回到古老的对话精神中，希腊人跟希腊人对话，现代希腊人与古代希腊人对话，在对话中确认真理，尊崇正义，在对话中建立个人自由与国家法律的平衡，在对话中寻找出路。

希腊与波兰，在历史上都曾经是为自由所累的国家，准确地说，都是没有处理好个人自由与国家法律之间关系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身传统的优点，而这个优点往往也可能是自己的致命点。波兰是开放的自由，这种自由有进取精神，但没有精神定力；希腊是保守的自由，这种自由有精神定力，却缺乏进取精神。

那么，我们呢？

俄底修斯之旅

在阳光与黑暗之间

我选了这个不祥的季节，来到雅典这座古老的城市，全世界都在议论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雅典却像一个风暴中心，有令人恐慌的平静。我想离开雅典几天，去看看伯罗奔尼撒，为希腊的现实寻根，也为当今世界的问题寻根。

去伯罗奔尼撒，那里有迈锡尼文化遗址、阿伽门农王的王宫和阿喀琉斯的宝库；有奥林匹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那里曾经举办过1170年的奥运会，而现代奥运会才举办了116年；那里有埃皮达鲁斯古剧场，是现存最雄伟的古希腊半圆形剧场；有纳夫普里奥，希腊独立后的第一个首都；有科林斯运河，世界上最深（79米）和开掘时间最长（公元67—1893）的运河；还有古科林斯城，那是俄狄浦斯生长的地方。

科林斯卫城坐落在雄伟陡峭的高山之上，据说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终年往那座山上推石头，可以想见其艰难和无望，还有毅力与勇气。而最重要的是，这里与古希腊文明辉煌时代的始终有关。荷马史诗中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统帅阿伽门农王就从这里出发，苏格拉底生前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衰落的起点。回到这里，就回到了希腊的文化根源。

我们是按照“希腊时间”行动的，说好上午出发，但真正出发的时间，已是中午了。车过伊莱夫希纳（Elefsina ），现在是座工业城市，古希腊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每年九月举行“伊莱夫希纳密仪”（一个重大的宗教活动），祭祀丰收女神德墨忒耳。种子在土地中生长，人在母腹中生长，都是一个“新生”的神秘过程，“伊莱夫希纳密仪”模仿这一过程。人在伊莱夫希纳，可以穿过某个神秘的隧道，就像重新经历子宫，获得新生。人把过去的名字忘掉，把旧衣服扔掉，纵身跳入湛蓝的爱琴海，沐浴新生，从此成为另一个人。不过这个“密仪”要求所有的经历者都要发毒誓，为自己经历的“密仪”保守秘密。

实际上，这是个模仿死亡与再生的“密仪”，死亡封住了所有人的嘴，去过那里的人从来没有回来过；再生是假设从冥界回来，必须像死亡那样保守秘密。活人能像死人那样保守秘密吗？大家都在议论伊莱夫希纳的“密仪”，又都说没有人知道“密仪”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说呢？说了又怎么能不知道呢？

不知现代世界是否还有这神奇的“密仪”，让希腊获得新生，重新回到那个强盛与智慧的时代？或者就近说，让希腊走出目前渐入深重的经济危机？

伯罗奔尼撒完全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中，这是世界最初的阳光，照耀着宝石蓝与孔雀绿的地中海，有些岛屿呈现出鹅黄暖色的绿，点缀着古老的断柱残墙。我们在希腊阳光的“烧烤”下，登上阿伽门农的王宫遗址。王宫所在赤裸的小山，正在左右两座高山怀抱中，山风浩荡，若有人看风水，一定能从这里看出王气。山丘是黄褐色的，谷底则呈现出稀疏的绿，橄榄树在浓烈的阳光下，翻出叶底向太阳，橘子树沉在密集的绿色中，远处是蔚蓝的海。当年将士们就是从那里出发，前往参加特洛伊之战，目送丈夫阿伽门农王出征的克吕滕涅斯特拉，内心充满仇恨，还是柔情？

阿伽门农王王宫只剩下一堆石头。在这里，我又一次体会到杨大使说的希腊三宝的意义。希腊一年有300个晴天，天空永远阳光灿烂，烧烤；大海永远清澈蔚蓝，清凉；石头永在，文明刻录在石上，超越速朽的人生。我也意识到，这三宝其实都是空洞的，而另外三宝—史诗、悲剧、哲学，则使它们获得了意义。

阿伽门农率领希腊联军出征小亚细亚，十年才攻陷充满黄金与美女的特洛伊城，凯旋的阿伽门农王，却没有能够享受胜利的果实，回家不久就被自己的妻子克吕滕涅斯特拉谋杀了。杨少波指着一堆石头对我说，克吕滕涅斯特拉就是在这里谋杀了自己的丈夫。然后，他又指着王宫后面的一扇石门告诉我，之后阿伽门农的儿子受神谕为父复仇，谋杀了自己的母亲，从这扇石门中逃走。

人们所看到古希腊的史诗、悲剧、哲学中充满了战争、谋杀、罪行、惩罚以及古希腊人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克吕滕涅斯特拉谋杀阿伽门农王是有罪的，因为她谋杀亲夫；但她又是有理由的，因为阿伽门农王谋杀了她的女儿，她为女儿报仇。为了出征的顺利，阿伽门农将自己的女儿献祭给女神阿尔忒弥斯，谋杀自己的女儿，阿伽门农也是有罪的。俄瑞斯特斯谋杀了生母是有罪的，但为父报仇又是有理的，因为她谋杀了他父亲。

所有的故事，都是关于人无法解决的“谜”。凯旋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团聚、收获、幸福，而是背叛、谋杀与无尽的痛苦。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远征，为什么要凯旋，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回来？古希腊人在自己的史诗与悲剧中想要什么？或许思想的起点与终点，不是理论，而是悖论。古希腊智慧是一种奇怪的智慧，所有的问题，都从一个悖论开始。俄狄浦斯王破解斯芬克斯之谜，是一个悖论；阿伽门农家族的爱恨情仇，追究到底，都是悖论；龟兔赛跑，飞矢不动，也是悖论。思想从一种难以思想或无法思想的问题开始，到思想的困境极限结束。思想的结果不是某种确定的结论，而是更深的疑惑。

古希腊人的智慧很有意思，他们总是把问题追到死角，然后从一个悖论或诡语开始思考。俄狄浦斯异常智慧，猜出斯芬克斯之谜，但又无法认清自身的命运；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人，但他最大的智慧是知道自己无知。古希腊人意识到人是有知的，但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人是自由的，但人的自由必须受约束，人是无法主导并享受自由的。这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人应该如何在这些悖论—意识到知识与知识的限度，即无知；把握了自由与自由的限度，即不自由—中生活？

古希腊的智慧是一种关于人的有限性的智慧。人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灾祸与苦难，都是因为人的有限性，人的自由与知识的有限性。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灾祸与苦难，都成为人必须经历的内容，无须恼怒与哀怨，必须勇敢乐观地承担。或许生命与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经历灾祸与苦难，从中争取自由与尊严。所有的凯旋都终于艰险，所有的艰险又都始于凯旋。只有经历与探寻是最重要的，经历什么、探寻什么，不是目的，只是理由。

在希腊的土地上旅行，你时刻感觉到自己旅行的时间与空间跨度，时间悠远难以回溯，空间广阔难以跨越。希腊的现实建立在古代的废墟之上，古代与现代、神话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希腊是古代的尽头，现代的起点，又是现代的尽头，古代的起点。希腊地处东西方之间，东西方的界限在希腊也是模糊的。希腊是东方的尽头，西方的起点，又是西方的终点，东方的起点。

希腊是个模糊的世界，文化在这里融合，文化又在这里断裂。酒神狄俄尼索斯与信神赫尔墨斯（后者是帮人过路或传递消息的神祇，原始意义是“帮人渡过界限者”）时刻伴随你的左右，酒神让你在陶醉中迷失界限，信神赫尔墨斯又不断让你清醒，出入于两界之间。你感觉自己就是荷马或索福克勒斯的同时代人，但又不时与那些遥远的祖先失去联系；你发现自己身上的罗马因素、拜占庭因素、土耳其因素融汇在一起，但又依稀可以分辨清楚，谁是现代希腊人？现代希腊人的命运如何？

人最深刻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无知。希腊是智慧的民族，智慧的民族为什么多灾多难？就像犹太人，一个同样智慧的民族，为什么同样多灾多难？难道人真要为自己的智慧付出代价吗？什么样的代价，是否可以避免？

人将问题思考到极限，最终，神在那里等你。

我在雅典参观拜占庭博物馆，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希腊这样一个如此智慧的民族为什么突然彻底放弃思想，如此虔诚地遁入信仰，开始了坚定的东正教信仰时代，那辉煌的古典艺术与哲学，几乎完全被遗忘，似乎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东正教壁画中的圣母永远忧伤病态地扭向一侧，与古希腊女神美丽优雅的姿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希腊精神的转向为什么如此彻底，西方所谓的“两希传统”（希腊人文传统与希伯来神学传统）之间的转换关节点究竟在何处？

或许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之后，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谦逊地思想或虔诚地信仰。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那个晚上，我们住在高悬在奥西尤·巴达毕尤半山上一座孤独的修道院里。四周草木葱茏，没有任何建筑，山脚下是著名的科林斯地岬和开凿了将近两千年的科林斯运河。露特拉齐港湾是科林斯一带著名的度假胜地，有酒吧、饭馆、赌场，整个夜晚，用灯火为艾奥尼亚海湾划出一个灯火璀璨的弧线。山上，400米的高处，是寂静的修道院，一条曲折的山路通向这里，而修道院也是这条路的尽头。我们目测这段距离，在凡尘与神圣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在古代与现代之间的精神距离，究竟有多远？

我们在黑暗中盘山而上，到修道院已经是晚上10点了。山门早已上了锁。嬷嬷们用希腊语商量了10多分钟，还是给我们开了门。在这所修道院里，来客是白吃白住的，嬷嬷们为我们安排了房间，我们坐在阳台上，望着山下的灯火与黑暗，嬷嬷们已经送来瓜果，一位来自克里特岛的香客还端上一杯克里特葡萄酒，特意告诉我们，她是从克里特岛来的。一位希腊人如果告诉你自己是克里特岛人，他或她的意思不仅是在告诉你自己的籍贯或家乡，还意味着，他或她是最典型的希腊人，热情、开朗、善良……

那个夜晚，四周是诱人的寂静，我舍不得睡去，在阳台上坐到深夜，在凌晨5点又起了床。凌晨的山风清冷，我又一次看到启明星。风渐渐停了，东边的山冈上，现出一抹暖色，沉灰的天空中，云翼一点一点地泛白，渐渐成淡粉色。修女们晨祷的钟声响起，我看到这些将一生献给上帝的女性，像黑色剪影一样，默默飘入教堂，竟然没有任何声响。晨祷从清晨6点一直延续到上午9点半，我们有幸与神父一道共进早餐，早餐是面包、黄油、咸橄榄。神父很优雅，在他的眼神里，我看到某种光，光源来自另一个世界。

古希腊开创的西方文化精神，就在谦逊的思想与虔诚的信仰之间选择。关键是，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故乡，而西方文明发展的中心，早已远去了。希腊，自从送走自己远征的英雄之后，就开始了无尽的守望，而希腊英雄们，得胜之后归乡的路，竟然如此漫长。伊萨卡的国王俄底修斯归程在海上漂流十年，历经千难万险，才回到家乡。英雄无归路。

希腊是西方的起点，也是西方的终点。希腊创立了西方，又不断被西方抛弃。西方文明在器物、制度、观念上的建立，都可追溯到希腊。希腊是自由理念的起点。希腊个人自由对抗专制暴政，在希波战争中确立了希腊的文化身份，也确立了西方文明的文化身份。

希腊是西方的边缘，又是西方的前沿。最初的东西方冲突就表现在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中，在这场战争中，希腊人确立了西方的文化身份，个性精神、自由信念、民主制度。然而，希腊又是最接近东方的西方国家，是东方突入西方的前沿。古希腊曾与波斯对抗，划分东西，创立西方文明；后又并入拜占庭帝国，被土耳其占领，不断东方化，成为西方的东方。希腊信仰基督教，但属于东正教教派，更接近东欧的俄罗斯，而不是西欧的英法。希腊的文化身份是含混的，是东方之西方、西方之东方；地理位置也是含混的，它处在布鲁塞尔与莫斯科之间等距离的中点上，亦东亦西，不东不西。

希腊人早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5世纪）就为西方开创了民主政治，可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它不断被野蛮力量入侵，拜占庭与土耳其的东方专制政权，统治希腊一千多年，希腊人从骄傲的自由人变成可怜的奴隶。古希腊人开辟的西方文明中心，从阳光灿烂的东南欧向阴冷的西北欧转移，希腊半岛反倒成为被西方文明冷落甚至抛弃的贫困动荡的西南欧边缘。

拜伦《哀希腊》哀叹这片诞生过英雄与艺术、智慧与美德的土地，如今只有地中海上的阳光还在，其他一切都已消沉。希腊不断追求独立又不断被侵占蹂躏。20世纪初的希腊-土耳其之战，是古代希波战争的翻版。只是没有了史诗性，希腊战败，百万希腊人从小亚细亚逃回希腊本土，造成希腊的进一步贫困。第一次世界大战，希腊是同盟国与协约国最后的战场，这场战争最后的鲜血洒在希腊土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腊又陷入内战，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争夺希腊，希腊在这场最初的冷战中，再次贡献了自己民族的鲜血。

希腊处在东西方之间，拜伦告诫希腊人，既不能容忍东方的暴君，也不要依靠西方的骗子。二战后，希腊人民以为自己有权选择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谁知东西方大国早为他们选择好了。丘吉尔《回忆录》中记录雅尔塔会议中的颇具戏剧性的插曲。丘吉尔在半张纸条上写下几行字：“罗马尼亚：苏联90%，其他国家10%；希腊：英国（连同美国）90%，苏联10%；南斯拉夫50〜50%；匈牙利50〜50%；保加利亚：苏联75%，其他国家25%。”斯大林看了看，片刻之后，就用蓝色铅笔在丘吉尔递过来的纸条上划了个钩。这些国家的命运就这样被轻率地决定了。

希腊这个为西方文明发明自由的民族，却始终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二战后，希腊侥幸摆脱了苏联，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军事暴政，几乎摧毁了希腊脆弱而混乱的民主政治。尽管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源于希腊，1896年世界第一届奥运会也在希腊举行。奥运会百年之时，1996年，希腊却无力承办当年的奥运会，这不仅是希腊的遗憾，甚至可以说是希腊的耻辱。尽管希腊8年以后准备好了，承办2004年奥运会，但这场奥运会最终导致希腊的又一次经济危机。

如今，欧债危机出现，希腊又成为重灾区。希腊的文化致命点在于，它在公元前5世纪开创的西方文明，中心不断向西北欧推移，将希腊远远抛弃在欧洲的最南端、欧洲的边缘。文明的地理推移，希腊从西方的中心变成了西方的边缘，同时，文明的历史推移，希腊从西方文明的起点变成西方文明的终点、希腊经济危机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表现得最彻底、最极端，动摇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观念与制度基础，暴露了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公正和福利的根本矛盾。

真正的问题是，不论市场的自由调节，还是政府的行政干预，最终都无法拯救现代资本主义—“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

这个生活在废墟之上的国家，既是西方文明的中心，又是西方文明的边缘；既是西方文明的起点，又是西方文明的终点。它表现西方文明的优势，也深藏着西方文明的缺陷。希腊指示出西方文明的致命点，就像“阿喀琉斯之踵”，那既是他强大力量的来源，也是他致命的弱点。希腊的悖论也是整个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悖论，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谁能拯救“沉疴遍地”的西方，或者谁都不能？

只有在危急时刻追问文化深处的悖论，才能最终走出危机。我这次旅行，始终有一个困惑，前驻希腊大使杨广胜曾说希腊是块福地，有神的眷顾。希腊有三样东西是谁也夺不走的，阳光、大海、石头。这三样东西比任何人、任何社会，都更永恒。当时杨大使用浓重的山西口音，背诵了两行诗：

年年岁岁炎炎日，白浪送夕阳，

希腊永在，逝去的是时光。

不知怎的，我当时就想到另一种景象—雾中的风景。

我喜欢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奇怪的是，一个永远阳光灿烂的国土上诞生的导演，拍出的电影，画面却永远是雾蒙蒙、湿漉漉的，夜色照在石板路上发亮，人像幽灵一样，站在旷野里，狂风呼啸、大雪漫天，人沉默着，希腊女作曲家卡兰德若的音乐突然响起，分外悠远苍凉。

在希腊的阳光与安哲罗普洛斯电影的阴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一种追寻的关系，人在时间与空间中流浪的关系。孤独的希腊，失落在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它想找回通往故乡与家园的路，就像《时光之尘》中的“A” ，在东西之间漫游，没有归路。他走过欧亚大陆，走过北美，走过斯大林时代、水门事件、越南战争和柏林墙倒塌，走过20世纪苦难的历史与破碎的世界，依旧没有前途，也没有归宿。人在孤独的旅途中，各种语言交汇摩擦，最终失去意义，然后又是一场大雪，世界寂静洁白。

希腊英雄们在流落他乡的路上，已经被斯芬克斯吃掉了。安哲罗普洛斯在表现希腊的命运，其实也在预示西方世界的命运。希腊被西方文明抛弃，是西方文明的自我背叛、自我抛弃—英雄无归路。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有创造的地方就有毁灭，这是希腊智慧对阳光与黑暗的悖论式理解。我慢慢可以理解安哲罗普洛斯电影的阴暗了。古希腊的智慧是用史诗与悲剧表达的，现代希腊的智慧是用电影表达的。

很可惜，这次来希腊，无法见到安哲罗普洛斯了。不久前他被摩托车撞死在拍片现场。雅典满街都是轰鸣飞驰而过的摩托车，惊扰行人。大概就是这样的摩托车，不久前撞死了他们最优秀的导演。我对希腊朋友说，政府为什么不禁止这些摩托车上路呢？中国的许多城市都禁行摩托车。他说在希腊不行，希腊是民主社会，可否驾驶摩托车上路，事关人权。希腊政府腐败，但希腊政府也难，有些国家民不聊生，有些国家官不聊生。

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是现代希腊的史诗。希腊民族是个迷失在归途的民族。西方文明中心西移，希腊人再也不可能穿越巴尔干大雾，回归那个明丽的中心。杨少波说，那年在埃皮达鲁斯剧场看戏，身边的一位老先生注视着他的女儿，让他感到眼熟，他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安哲罗普洛斯。

以后他还有几次机会见到安哲罗普洛斯。一次他问起对方，为什么不拍拍自己？安哲罗普洛斯说，等镜头对准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死了。一语成谶，死后的葬礼上，镜头第一次对着安哲罗普洛斯自己。

希腊，一个回不到家园、永远流落在路上的民族，它的命运，也是人类命运的象征。从伯罗奔尼撒赶回雅典的路上，我们聊起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

当你踏上了前往伊萨卡的旅途，

祝愿你道路漫长，

充满艰险、奇遇，充满新知、渴望，

你不必害怕食人族、独眼巨人，

还有愤怒的海神，

只要你心怀高远，憧憬美好……

那种感觉真是奇妙，在俄底修斯的家乡，这片诞生神话与史诗的土地上，听人念起这段有魔力的诗句。旅人上路，我们本该祝愿他早去早回，一路平安。谁知到了这里，祝愿完全违背常理：道路可能漫长，充满艰险。

人生与历史，本是一段旅程，或者由许多短暂的旅程合成，这样，不是道路越漫长越好吗？旅行可能会带给你财富，还有阅历和知识，人生最重要的是经历，财富、荣誉、地位，最终都不属于你，只有经历储存在精神里，最终才留给自己。

到希腊旅行，对任何人、任何民族的人，都是一次朝圣之旅。它可以让你思考，跟自己的人生与现实拉开一段距离地体验、思考。或许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在现代，在历史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危机，有经济的，有精神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反思自己，超越危机，把危机变成机会。

生命与历史都是一段旅程，其意义不在“幸福地度过”，而在“充满艰险、获得新知”地度过。“度过”的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当你踏上了前往伊萨卡的旅途，祝愿你道路漫长……”也可能在某个夏日的清晨，你的帆驶入从未想到、也从未见过的港湾，无比喜悦，无比激动。像《奥德赛》中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胜利后，竟流落海上十年，经历了各种离奇的风险，最后终于回到故乡伊萨卡。

而伊萨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给了你最美妙的旅程，没有她，你永远不会上路”。

希腊经济危机应该引起欧盟乃至整个现代世界的反思。希腊再次用自己的困境，担当起人类历史的试验场。希腊经济危机，既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又是国家权力的危机，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能够选择或互补吗？我们需要彻底反思我们的现实与历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之间，应该如何建立一种合理、健康的关系？

希腊英雄依旧在充满艰险的流浪中，诗人懂得其中的道理：

将伊萨卡珍存在心里，

抵达那里是你的最终目的，

但千万不要匆忙赶路，

不妨让旅行持续漫长，

到老时才停靠在那小岛上。

离开雅典前那个晚上，我从睡梦中醒来，突然有些伤感。此前，我总是急切地从一个城市赶往另一个城市，出发时兴奋，离去时轻松，从未有过舍不得的时候。这一次，雅典却不一样。或许，到了雅典，就到了终点，因为你在这里，可能悟到人生与历史的道理。突然，风将酒店的房门吹开了，真奇怪，房门应该是锁着的呀！神说过，当某扇门为你打开的时候，另一扇门就关上了。此刻，我坐在床上呆想，在这个处处废墟、处处神迹的国度里，究竟是哪扇门为我打开，哪扇门又为我关上了呢？

人可以有经济危机，但不可以有精神危机。神奇的希腊！第二天，8月20日，我就离开了雅典，没有时间去德尔菲神庙，那里的神谕永远只有一句话：认识你自己！

（感谢波兰尤德良全家、华沙大学卡密勒、亚库巴兄弟、克拉科夫波兰民族艺术与手工艺品公司总经理朱瑟夫·斯比尔查克先生和克拉科夫商会会长安德鲁·泽德普斯基先生；感谢希腊杨少波先生、龚明女士、杨秀琴女士、姜林先生。他们在旅途中给予本人巨大的帮助，本人感激不尽。）

《德商张大中》 查建英

《大脚印儿》 关军

《祖父黄炎培》  口述：黄且圆 采访：丁东  邢晓群

《我在哪里等你呢》 午炎

《李玫瑾：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蒋明倬

《美剧启示录》 周黎明

《“南科”一梦：朱清时与南科大》

《何伟，再见涪陵》 刘晋锋

《正确先生白岩松》 张卓 林天宏

《无法回家的人》 杨磊

《“小升初”的秘密》

《再见乒乓》 关军

《杨箕村生死录》

《寻找香格里拉》

《我们留守，我们在家》

《我们的1978》 梁晓声等

《挺进美利坚》

《他们在岛屿生活》 房慧真

《人生有何意义》 胡适

《视若无睹的中国》 郭怡广(美)等

《新欧洲 旧欧洲》周宁

《诗人之死》 雪汗青

《在印度相遇》 曹可臻  李国卿

《农历》 司徒朔

《真实合伙人》 张伟、张悦、季艺、张卓

《大佬的夜宴：陈惠敏的“面子”人生》 陈光之 杨林

《地下人生》

《伤痕与荣耀——张培刚的戏剧人生》 杨猛

《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郑也夫 贾樟柯等

《周家往事》 口述者：周启博 采访者：丁东、邢小群

《胡正的反思》 口述者：胡正 采访者：陈为人

《范达人在“梁效”的经历》 口述者：范达人 采访者：郑实

《相亲记》 李天田

《太平轮一九四九》 张伟 赵涵漠

《中国故事》 周黎明

《英雄本色》 周黎明

《比死亡更久远》 张伟 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