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美]艾伦.G.狄博斯
简介

英文版《剑桥科学史》总序
《剑桥科学史》汉译弁言
序
第一章 传统与改革
第二章 化学钥匙
第三章 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中研究自然
第四章 人的研究
第五章 一种新宇宙体系
第六章 新方法与新科学
第七章 新哲学—一场化学论论战
第八章 结尾与存疑
进一步阅读建议
引文出处页码

英文版《剑桥科学史》总序

在西方世界智力劳动的成就中，科学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不管是出于宗教的目的，还是出于哲学上的探索，或者出于技术上创新的要求和经济上的考虑，科学的发展的确建立了自身独特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明确了专业训练和实践的具体标准。在这一过程中，又逐步建立了很有特色的社会团体和研究机构。相应地，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及相关的数学方法，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及医学的方方面面，还有关于人的研究——的历史，不但显示出极大的重要性和异常的复杂性，而且还为进一步分析研究提出了大量带有挑战性的难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上有一批学者致力于各门科学的历史研究。他们的研究著作，只有具备相当水平的专业知识的读者才能真正理解，换言之，这类作者只热衷于为科学史领域的少数专业人士而写作。这就产生了一种悖论，即受过现代教育，并关注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生活和现代文化中的作用的人们，反而很难理解那些专门从事说明科学的概念演变和社会影响的学者的看法。

《剑桥科学史丛书》的主编和撰稿者们却是那些既致力于科学史的研究，又面向广大读者的作者群体。各书的作者熟悉各自专业的学术文献，但要成书却很不容易，因为他们需要在综合科学史的最新学术成就和相关结论的基础上，再向普通读者讲述西方历史中各个重要时期内的科学活动，还要对这些科学活动作出言简意赅的评价和分析。本套丛书中各卷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全套丛书就描绘出西方科学传统的全貌。此外，各卷都罗列了与其主题相关的内容广泛的文献简介，以利读者深入研究时参考。

乔治·巴萨拉

威廉·科尔曼

《剑桥科学史》汉译弁言

科学是国际性的文化。以科学为对象的科学史，也是国际性的文化。了解国际学术背景并进而在国际学术背景下工作，是我们发展自己的学术事业的必由之路。

巴萨拉和科尔曼编辑的这套科学史丛书，历时近30年，从1971年至今共出版11部(1971—1975年由约翰·威利父子公司出版了其中的4部，从1977年起改由剑桥大学出版)。丛书的作者都是优秀的科学史学家。他们或者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或者是国际学术组织负责人，或者是国际性学术奖得主，在国际科学史界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们以准确、精短的叙述和分析，继承了已有的科学史遗产，总结了新的科学史研究成就，纠正了对科学史的种种谬见和误解，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复杂图景，为我们奉献了一批科学史著作的精品。

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科学工作之外撰写科学史的历史相当悠久。

据说，欧德摩斯(Eudemus)在公元前4世纪写过天文学史和数学史著作。普罗克拉斯(Proclus)和辛普利西乌斯(Simplicius)分别在5世纪和6世纪有过关于欧几里得数学史和前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史的论述。现代科学诞生即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权威的捍卫者和新科学的先驱都把历史作为斗争的工具。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历史古老性和权威性才是学术思想合法性最有力的论证。

到18世纪，科学家们撰写的科学史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在一个方向上，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1733—1804)等人把科学史当作科学家们已经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的报告。其主要特征是按照作者所处时代关注的主题，着重描述相应专业的具体知识的演化，由此形成了科学家们塑就的持续至今的科学—历史传统。普里斯特利的《电学史》(1767)和《光学史》(1772)、蒙丢克拉(Jean

Etienne

Montucla，1725—1799)的《数学史》(1758)、巴伊(Jean-SylvainBaily，1736-1793)的《天文学史》(1775—1782)，都是这个传统中的优秀范例。这个传统中的作品，有时候也被人们不太恰当地称为“内史”作品。与内史相对的另一种科学史传统被称作“外史”，因为它着眼于具体的科学知识之外那部分与科学事业相关的历史。在这个方向上展开的科学史，从斯普拉特(ThomasSpmt，1635—1713)开始。他撰写的《皇家学会史》(1667)是科学建制史而不是科学知识史。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的《归纳科学史》(1837)可能是第一部科学通史著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的研究，开创了把科学史研究建立在严格的文献考证基础上的风气。可以说，到这个时候，科学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和基本范型已经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与此相联系，随着科学的职业化及其社会地位的提升，一些著名科学家，如海克尔(E.H.P.A.Haeckel，1834—1919)、奥斯特瓦尔德(F.W.Ostwald，1853—1932)等人，主张从根本上改造传统史学，用科学家取代国王在历史中的地位，用以科学进步为基础的历史取代以经济、政治、战争和外交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从而确认科学在文化中的支配地位。与此同时，考古学、人类学和语文学等学科取得的一些重要成就，进一步充实科学史的内容，丰富了科学史的研究范围。科学史的成就及其独立价值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同；借助一些具体的社会形式，科学史与其研究对象一样，也开始了其职业化进程。

科学史的职业化大致有这样一些外在标志：1892年，法国任命第一位科学史教授；1900年，第一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巴黎举行；1912年，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创办迄今最有影响的科学文化史刊物《爱西斯》；1924年，美国成立了国际性的科学史学会；1923年，辛格(CharlesSinger，1876-1960)在伦敦大学学院创设科学史与科学方法系；1929年，国际科学史学会成立；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授予第一个科学史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科学史终身成就奖萨顿奖章设立。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史或医学史研究机构已达数百个，著名大学几乎都设有科学史教学机构或研究生培养计划，重要的科学史学术刊物至少数十种，每年发表的科学史书籍或论文数千部(篇)。

要在汗牛充栋的文献中，保持审视不同科学史观、取舍恰当的科学史方法、辨识科学史方向和潮流、鉴赏优秀科学史作品的能力，对于外行，甚至职业科学史学家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感谢剑桥科学史丛书的编者，他们为我们选择了当代科学史著作的珍品，为我们了解这一领域的优秀成果提供导引；也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精诚合作，特别是龚少明先生、林骧华先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版权部主任克里斯蒂娜·罗伯茨(Christina

Roberts)和中国访英学者周午纵先生的热情帮助，经过众多译者的艰苦案头工作和出版社编辑的认真审校，这套丛书的汉译才得以问世。

剑桥科学史丛书从一定意义上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科学史领域的重大成就。丛书既为文化史和各相关专业的学生和学者提供了高水准的参考书，又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科学文化发展的指南。每部书末附有进一步的阅读文献，其间夹有作者对相应文献的简要评介，为有兴趣者进一步研究指出了门径。更为可贵的是，丛书在论述过程中渗入了科学史的现代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应当说，寄寓于优秀科学史著作中的科学史观和科学史方法，是最有生命力的。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优秀的科学哲学著作和一定数量的科学社会学经典著作。相比之下，优秀科学史著作的翻译出版相当薄弱。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国内科学史界了解国际学术背景，而且也使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缺乏必要的科学史基础。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深入研究，离不开对新的重大的科学史成就的分析、诠释和概括。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如能为相关学术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则幸甚。

任定成

1999年12月于承泽园

序

献给我的双亲

在科学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比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时期得到了更为详尽的研究，然而这一时期的起止年限仍然是一个谜。有人认为它起于1500年，止于1800年，跨越300年时间，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仅仅是指17世纪的戏剧性进展。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的关系，在任何一种时间界定中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在本书中，我们将要讨论的科学复兴(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大约是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一段时间。在这一时间跨度内，我们可以追踪人文主义对医学和各门科学长期而多样的影响，而且还可以注意到有关受到炼金术土和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Hermeticists)热烈拥护的神秘自然观的持续论战。

一部论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著作可以从许多方面对人产生吸引力，而且肯定能够反映许多不同观点。人们常常根据数学和天文学这类精确科学的进步来探讨这一时期的科学。在过去，此类研究总的说来几乎没有关注这一时期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而那些强调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的作者又常常贬低技术性科学进展的重要性。在本书中，我们的研究将一如既往强调这一时期实际的科学(actual

science)，但也常常要涉及那些对20世纪的科学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的宗教和哲学概念。因此，我们打算较详细地讨论炼金术和化学对现代科学和医学发展的影响，因为这些主题还没有被恰当地用来描述科学革命。事实上，早期近代化学论论战的文献比有关天文学和运动物理学论战的文献更具有争论性。因此，我们必须既要对更直接与伽利略——甚至与艾萨克·牛顿的《数学原理》——有关的那些论战给予恰当关注，也要对这些化学论论战给予恰当关注。

当然，我们在此并不打算对1450年至1650年这一时期进行详尽透彻的研究。本书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该丛书瞄准的对象是研习西方文明的学者。我们的目标是要作一个总体的概括性研究，以考察若干关键性问题和主题。我们将最频繁地关注人文主义对各门科学的影响，关注对一种新的科学方法的探求，也关注神秘主义世界观的支持者与那些寻求对自然进行一种新的数学观察研究者之间持续不断的对话。

作者在此要特别感谢纽拜瑞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和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the Huinanities)，他们使我能够于1975年至1976年间在芝加哥完成此书，迈开了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研究的第一步。纽拜瑞图书馆的藏书对于全面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史的学者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威廉·托乌纳(William

Towner)、理查德·H·布朗(Richard H．Brown)和约翰·特德赛(John Tedeschi)总是为我提供书籍、资料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帮助，否则，我将无法从事更具体的研究。芝加哥大学允许我离校一年——并且，一如既往地得到了莫里斯·菲斯拜因科学史与医学史研究中心(the

Morris Fishbei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Medicine)的慷慨支持。这套丛书的两位主编即特拉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的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和威斯康星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威廉·科尔曼(William

Coleman)提出的建议使我受益匪浅。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威廉·R·谢伊(William R．Shea)对本书初稿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作者尤为感激。在完稿的最后阶段，约翰·康奈尔(John

Comell)和拉塞尔·H·哈沃贝克(Russell H．Hvolbek)编排了索引并仔细审阅了全书。

艾伦.G.狄博斯

1978年5月于伊利诺伊 鹿野

第一章 传统与改革

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比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更为重要的事件。15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这一时期表明，欧洲对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文化与政治影响正在不断增长。西欧新兴的科学和技术是这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事实已为当时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因此，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一书中写道：

“我们充分看到了发明的威力、功效和后果。这种作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如在古人一无所知的三项发明中更加惹人注目……这三项发明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它们改变了世界的整个面貌和事物的状况，第一项是对于文献、第二项是对于战争、第三项是对于航海。随之而来的是数不清的变化，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帝国、哪一个教派、哪一个星体比这些机械的发明对人类事务更具有力量和影响。”

在培根看来，这些发明起源于西方并且离他所处的时代相对较近。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作出这种陈述的人。然而，在17世纪，几乎没有什么人的著作比培根的著作更能得到那些希望建立一门新科学的人如饥似渴地阅读。

然而，尽管科学革命的重要性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但是我们越是研究它的起源，对它的起因就越是不能确定。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关注1450年至1650年这两个百年。其中前一个百年大致与古典科学和医学作品中新的人文主义兴趣初始阶段相对应，后一个百年则正好与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波雷里(Borelli，1608—1678)①、波义耳(Boyle，1627—1691)和牛顿(Newton，1642—1727)的机械论科学获得普遍接受之前的一段时期相对应。

①意大利数学家及生理学家，伽利略的朋友，著有《论动物的运动》。——译注

这两个百年发生了一大堆令人感兴趣的事物，多得几乎令人眼花缭乱，而极少有人的科学方法论后来为现代科学家所完全接受。有一些学者，他们的工作对我们现在的科学时代作出了贡献，但他们也发现，法术、炼金术和占星术与对数学抽象、观察和实验的新兴趣一样令人激动。今天，我们发现把“科学”从神秘的兴趣中分离出来是很容易的——也是必要的，但在当时，许多人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把这种神秘世界观的兴趣置于除了文物收藏家之外已被今人遗忘的少数几个小人物身上。艾萨克·牛顿和约翰内斯·开普勒②③的著作一样，都表现出对嬗变(transmutation)④的真正兴趣和对宇宙和谐的探求。在极大程度上，科学史家的传统做法是根据事后的认识来看待他们的课题，也就是忽视了早期自然哲学中那些在我们科学界已不再占有一席之地的方面。然而，如果我们这么做，那么就不能指望对这一时期有任何联系历史背景的理解。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要根据当时特有的情况而不是根据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论述这一时期。随着论述的深入，我们将发现，在当时，有关自然法术和大宇宙——小宇宙类比的真理的论战，与那些更为人们熟知的、有关是否接受日心体系或血液循环学说的论战同样重要。

②英国自然哲学家、数秘主义者，认为数学是理解宇宙的基础。——译注

③英国数学家、神秘主义者，曾为英译本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作序，认为“真正的科学”就是要与某些神灵保持一种真实而忠诚的联系。——译注

④中世纪炼金术士臆想将贱金属变成金或银的过程。——译注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教育

“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这两个词被赋予众多的含义，以至于几乎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来满足任何两位学者的需要。在此，我们没有必要试图去做这项工作。可以肯定的是，文艺复兴确实包含了某种知识的“再生”——正如艺术和文学的再生一样。并且，它确实是一种新科学得到发展的时期。但即使如此，我们还需要小心谨慎，以避免简单化。彼特拉克(Petrach，卒于1374年)①与14世纪的其他人文主义者所表达的对自然的全新热爱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已经发现，在对自然现象作一种新的观察研究的兴起中，这种热爱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我们还发现，彼特拉克与后来的人文主义者也深深地怀疑那种对哲学与各门科学之传统的经院式重视。他们偏爱修辞学和历史学，这就是他们对长期成为中世纪大学主干课程的、比较专门的“亚里士多德式”研究作出的一种有意识的回答。人文主义者寻求的是人类的道德改善，而不是寻求那些代表传统意义之高深学问的逻辑性和经院式的论辩。

①彼特拉克年生于意大利的阿雷佐，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伟大代表，他不仅预见了后来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而且也为造成这一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主要声誉来自他的意大利语诗歌，而他的拉丁语作品也可以说是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这些作品包括拉丁语诗歌、演说稿、论战文章、少量历史著作和大量书信。——译注

这些变化着的价值观引起了人们对教育问题的新兴趣。14世纪与15世纪的改革计划对准的是基础教育而非大学教育。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达·费尔特雷(Vittorino

da Feltre，1378—1446)①兴办了一所新型学校，他极力主张该校学生要擅长运动并学习军事技术。在学校里，学生们学习修辞、音乐、地理和历史——并且，他们被教导要以古人为榜样，要把道德原则和政治活动置于三大学科(语法、修辞和逻辑)基本原理与传统的哲学和科学课程的学习之上。

①意大利曼图亚城贡查加家族统治时间—的宫廷教师，毕生献身于教育改革。——译注

许多声名卓著的人文主义学者都受到了这种教育改革运动的影响。我们在伊拉斯谟斯(Erasmus，1466—1536)②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结果。他认为，对于学生来说，通过阅读古代作家的作品来学习普通课程就足以了解自然。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数学并不是很重要。而让·路易·维微斯(Juall

Luis Vives，1492—1540) ③这位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教育家中当仁不让的最著名人物，在反对数学学习的论战中完全同意这种观点：数学往往“把思想从对生活的实际关心中抽离出来”，并且“几乎不适用于具体现实与世俗现实的融合”。

②荷兰人文主义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奥斯丁会神父，著有名作《愚人颂》。——译注

③苏格兰人文主义学者、著名教育家。——译注

但是，我们是否仍然可以认为大学是科学训练的中心呢?在极大程度上的确如此，但是越来越多的医学和各门科学的学者都反对许多——也许是大多数——高等学校中占有压倒优势的保守主义。彼得·拉谟斯(Peter

Ramus，1515—1572)回想起自己的学术训练时深感绝望：

“在根据我们大学的规定花了三年零六个月时间学习经院哲学之后，在阅读、讨论和思索过《工具论》(Organon)里的各篇论文(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尤其是那些讨论论辩术的著作，在三年的过程中是要一读再读的)之后，呵，甚至在付出那么多时间，那么多时间都用来学习那些经院学科之后，我想弄明白，我能够把历尽千辛万苦学得的知识用于何种目的呢?我很快发觉，所有这些论辩术既没有在历史和古代知识方面为我提供更多的学问，没有使我的口才更好，不能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诗人，也没有使我在任何事情上更有智慧一些。呵，这是多么令人惊愕、多么令人悲伤啊!在历尽了这么多的千辛万苦之后，我却采集不到、哪怕是看一看那些据说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术里可以找到的非常丰富的智慧之果。我该怎样地哀叹自己命运的不幸、思想的贫乏啊!”

并非拉谟斯独自一人灰心丧气——而且他的抱怨也并非没有根据。比如，在16世纪和17世纪，巴黎作为盖仑①医学的大本营而著称于世。在英国，剑桥的《伊丽莎白章程》(the

Elizabethan,statutes，1570)以及牛津的《劳狄安法典》(Laudian

code，1636)维护了古人的官方权威，而一些早期的专业团体也未必更好。伦敦内科医师学会(the London College of

Physicians)以一种不信任的目光看待这场革新。因此，在1559年，当约翰·吉内斯(John Geynes)医生竟敢提出盖仑①很可能并非一贯正确时，引起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应。这位善良的医生被迫在一篇公开悔过书上签了名后，才得以再次被他的同事们接纳。

①克劳迪斯·盖仑，／／，古希腊医师、生理学家和哲学家，从动物解剖推论人体构造，用亚里士多德目的论阐述其功能。——译注

始于14世纪牛津和巴黎的对古代科学作品的批评传统，也许能与16世纪和17世纪许多主要大学里的保守主义作些许抗衡。这种与经院主义有关的批评传统被证明特别有益于运动物理学的研究。在16世纪的帕多瓦大学(Padua)和意大利北部其他一些大学里，这种好学的传统仍然显而易见。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科学批评是一种奇特的人文主义游戏，在这则游戏中，学者们因为剔除了中世纪古典原著(它们把古代原著弄得一团糟)中那些庸俗注解和校勘而受到称赞。他们的目标是追求原著的纯洁而非科学真理。

简言之，文艺复兴时代早期的教育风气对于科学发展来说其意义是令人怀疑的。这一时期的大学训练在极大程度上具有保守的特征。至于完成于14世纪和15世纪的基础教育改革，则是公开反科学的。人文主义与古典文献尊奉古人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一种特征。在15世纪，形成了一股搜寻新的古典原著的热潮，每一项新发现都被作为一项重大成就而受到欢呼。没有哪一篇报道比有关雅各布·安吉洛(Jacopo

Anselo，1406年前后)的报道更为著名。在他前往君士坦丁堡搜寻手稿后的返航途中，他的船沉没了，但他却设法挽救了他最伟大的发现——一部当时尚不为西方人所知的托勒密(Ptolemy)①的《地理学》(Geography)。此后不久，在1417年，波吉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②发现了后来被认为是古代留存下来的唯一一部卢克莱修(Lucretius，公元前99-公元前55)③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这对两个世纪以后原子论兴趣的复兴起到了一种重要的促进作用。就在重获卢克莱修的《物性论》9年之后，盖利诺·达·维罗纳(Guarino

da Verona，1370—1460)①发现了一部公元2世纪的一位作者塞尔苏斯(Celsus)②百科全书式的医学论稿。这部名为《医学论》(De

medicina)的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也许更多的是由于其语言和风格，而不是其医学内容。这是拉丁语散文全盛时代唯一幸存下来的重要医学著作。那些追求优美的拉丁语术语和措辞的医学人文主义者采掘了书中的宝藏。

①公元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建立地心宇宙体系托勒密体系，著有《至大论》卷、《地理学》卷。——译注

②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曾任教会秘书和佛罗伦萨的秘书官，编有著名的《故事集》，并发现了许多古代经典著作。——译注

③古罗马哲学家和诗人，认为一切东西都由原子构成，甚至思想和灵魂。持宇宙机械论观点。——译注

①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修辞学和古代语言教授，曾受聘于伊斯特家族，翻译了大量的希腊语作品。——译注

②古罗马百科全书编纂者，约生于公元前年，卒年不详。他用漂亮的拉丁语写了本书来介绍希腊人的知识，被称为“医学上的西塞罗”。——译注

搜求新的原著——和新的译本——导致人们重新认识到古希腊语的重要性。诚然，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③在13世纪就已经强调了这种需要，但这一状况在一个世纪以后并未得到实质上的改善。那时，彼特拉克为自己古希腊语知识的欠缺而感到悲伤。实际上，感到悲伤的并非只有他一人。在1396年古希腊语教师曼纽尔·克里梭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us，卒于1415年)随同拜占庭皇帝曼纽尔·帕列洛古斯(Manuel Paleologus)抵达意大利之前，几乎没有几个欧洲学者能使用古希腊语。然而，尽管克里梭罗拉斯有所帮助，但另一位拜占庭人齐米斯塔斯·普里松(Gemistos

Plethon)于1439年抵达佛罗伦萨议会(Council of

Florence)后，激起了更大的热情。古希腊语的复兴影响了整个15世纪的所有学术领域。在医学领域，人文主义者托马斯·利纳克雷(Thomas

Linacre，1460—1524) ④准备把普罗克鲁斯(Proclus，410—485)⑤以及盖仑的各篇著作翻译成拉了语。尽管这很有意义，但他的计划——只完成了一部分——实际上过于宏大。他计划把盖仑的全部著作翻译成拉丁语，而且，还要与一群学者一起翻译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全部著作。几乎没有比安德纳希的约翰内斯·金特(Johannes

GuinterofAn&mach，1505—1574)①更加勤奋的人了，他由于翻译了盖仑著作而跻身于医学人文主义者前列。作为巴黎的医学教授，金特成为年轻的安德烈斯·维萨留斯(Andreas

Vesdius，1514—1564)②最重要的老师之一。

③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方济各会修士，强调定量研究和实验的重要意义，从事光学和天文学研究。著有{大著作}。——译注

④英国医学人文主义者，伦敦医学院的创始人。——译注

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学园的最后一位负责人。在古代世界的科学之光即将熄灭时，对托勒密和欧几里德著作作过重要评论。——译注

①巴黎医学教授，翻译了盖仑的大部分著作。——译注

②比利时解剖学家，近代解剖学奠基人。著有《人体结构》，该书于年与《天体运行论》同时出版。——译注

在搜寻确切手稿的过程中探求真理，并不仅仅局限于向古代医生学习。乔治·冯·波伊巴赫(Georg von Peuerbach，1423—1461)③在编写教科书《新行星论》(Theoricae

novae Planetarum)时，认为需要托勒密《至大论》(Almagest)的确切手稿。但是就在波伊巴赫计划前往意大利完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不幸去世了。波伊巴赫的学生约翰内斯·缪勒(Johalmes

Muller，又名雷纪奥蒙坦，Regiomontanus，1436—1476)④完成了老师的旅程，并出版了《至大论》的《概要》(Epitome)。

③奥地利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数学上，他首次使用阿拉伯数字制作了空前准确的正弦表，从而把三角运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天文学上，虽然他对托勒密体系作过改进，但事实上他反而倒退了一步。他坚持认为行星的水晶天球确实存在，而这是《至大论》一书中尚未完全坚持的观点。——译注

④德国天文学家。对天体进行了重要的观察，改进了行星运行表。这些新图表为探险时代的航海家们广泛使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说，还曾为哥伦布所采用。他是托勒密体系的忠实信徒。——译注

但是，我们不能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简单地归纳为还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或者盖仑以本来面貌。古代后期新柏拉图主义(nco—Platonic)、犹太教神秘哲学(cabalishc)以及赫尔墨斯原著的复兴，对近代科学的发展——它当然是这种人文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这些复兴的确非常重要，以至于柯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①坚持认为，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②在转向柏拉图(Plato)或柏罗丁(Plotinus，204?一270？)③之前，就已经翻译了新近发现的《赫尔墨斯全集》(Corpus

hermeticum，1460)。这些神秘的宗教著作——我们将在后面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似乎证明了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学者中，对自然法术(natural

magic)④这一主题的追求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提倡通过新的观察证据对自然进行一项全新的调查研究，就包含在这种传统之中。

①意大利银行家、富豪、文艺保护人。生于年，卒于年，曾开创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年，并创建美第奇图书馆。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进行了长达多年的统治，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译注

②意大利著名哲学家。主要从事柏拉图、普罗提诺和其他希腊哲学家著作的翻译和注释。——译注

③古罗马哲学家。——译注

④与传统的巫术不同，它是通过某种神秘的经验或者直接的实验对自然进行的探索，是一种必要的知识分支，是人向他周围的世界进行学习的适当方式。——译注

非常巧合的是，这种对古代纯洁原著的搜寻，正好发生在有了传播这种知识的一种新手段——印刷机——出现的时候。有趣的是，西欧最早的印刷书籍出现于1447年，这正好是我们所讨论时期的初始阶段。印刷机的出现使得为学者们生产标准的价格适中的原著首次成为可能。在科学与医学领域，这些古版书绝大部分是那些遭到人文主义者藐视的、陈旧的中世纪经院原著的印刷品。因此，托勒密《至大论》的第一个印刷译本是陈旧的中世纪译本(1515年)。新的拉丁语译本此后才出现(1528年)——最后出版的是希腊语原著(1538年)，这正好比哥白尼(Copenicus)《天体运行论》(Derevolutionibus

orbium)早了5年。盖仑与亚里士多德也经历了同样的阶段。

本国语言的成长

拉丁语与希腊语对于学者圈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但文艺复兴时期还具有以下特征：在学术界，本国语言的使用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点在那些有关基督教改革运动(the

Reformation)的宗教小册子中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体现，因为在这里，作者需要直接影响他的受众。而在整个16世纪，在科学和医学中使用本国语言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也许这要部分归结于这一时期人皆目睹的自觉的民族自尊心。这是一个作家们公开表达他们对祖国、对自己语言热爱的时代。第二个因素则要归结于与过去决裂的许多感情上的需要。这一点在16世纪后半叶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最近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后期在医学著作中使用本国语言的速度迅速提高。在16世纪，当一场医学小册子之战(pamphlet war)把盖仑的信徒(Galenists)与帕拉塞尔苏斯派(Paracelsian)的医学化学论者分离开时，这种倾向得到加强。1527年，当帕拉塞尔苏斯用他的本国语瑞士德语(Swiss·German)在巴塞尔大学(Basel)发表医学演讲时，这场论战便进入了大学。医学机构对他大施挞伐，不但是由于他演讲的内容，而且还由于他所选用的语言。后一点在他身后好几代追随者中一直是一个痛处。因此，帕拉塞尔苏斯的英国追随者托马斯·莫菲特(1homas

Moffett，1533—1604)——用拉丁语(1584年)——写道：

“帕拉塞尔苏斯确实经常用德语而不是拉丁语讲话。但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难道不讲希腊语吗?为什么他们两人不应该都说自己的母语呢?对帕拉塞尔苏斯横加指责，而对希波克拉底、盖仑以及其他一些说自己母语的希腊人视而不见，难道值得这样做吗?”

数学和各门物理科学中的情况与医学差不多。伽利略的意大利语出版物今天仍然是意大利语文献中的经典之作。在英国，为数众多的作者用都铎王朝时代的英语(Tudor

English)来表达普通的和专门的主题。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约翰·狄，他自己用这种都铎王朝时代的英语为欧几里德(Euclid)《几何原理》(Elements

of

Geometry)的第一个英文译本作了一篇序。在此他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这种译本将不会对大学造成威胁。的确，他争辩道，许多普通百姓很可能第一次能够“发现新的著作，设计新奇的机械和仪器。他们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有的是为了共和政体(the

Common

Wealth)，有的是出于个人乐趣，还有的则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他们自己的地位。”从这一时期的其他主要近代语言中，我们发现了为出版本国语言的科学与医学作品所作的类似辩护。

观察与实验

对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任何综合性评价，都必须对许多表面上自相矛盾的东西加以讨论。16世纪文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拒绝古代权威。但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种拒绝最通常对准的是那些经院式的翻译和评论。有些学者的确倡导一种全新的自然哲学和医学，但许多人却追随古代哲学——假使他们确信那些原著是纯正地道的话。也有像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那样的一些学者，他公开赞扬亚里士多德传统。另一些人——在这里，罗伯特·弗拉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则对古人进行猛烈的攻击，但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却融人了许多古人的观念。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征，即对观察的依赖不断增长，而且逐渐接近我们把实验理解成对理论的一种精心设计的——并可重复的——检验。观察性科学和方法较古老的经典著作受到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的公认和赞扬，他们视其为效法的榜样。因此，许多反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学者却把他的动物学著作视为较重要的作品。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一前212年)①因为运用了观察证据而影响极大。而在一些中世纪作者中，如罗吉尔·培根、马里柯特的彼得·佩里格里纽斯(Peter

Peripinus of Maricourt，全盛期约为1270年)②③，由于他们的“实验”研究而为人们援引作为例子。

①古希腊数学家和工程师，以发现浮力定律和杠杆原理著称。——译注

②法国学者，对指南针作了重要改进。——译注

③意大利物理学家，用空气运动解释星光闪烁。——译注

然而，尽管罗吉尔·培根和其他人可能谈到作为理解宇宙基础的观察的新作用，但人们更习惯于依靠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④或者其他古代百科全书的作者所作的那些寓言式描述。甚至14世纪出现于牛津和巴黎的对古代运动物理学的精妙批评，更多的是基于演绎推理和逻辑规则，而不是任何新的观察证据的结果。

④古罗马学者，主要著作有《自然史》，共卷，是一部古代世界知识的完整总结。——译注

16世纪的科学家们并没有立即产生对运用实验的现代意义上的理解，但很显然，他们的著作比以前更加普遍地求助于观察证据。因此，贝那德诺·泰莱西(Bemardino

Telesio，1509—1588)在科森扎(Cosenza)创建了自己的研究院，致力于自然哲学的研究。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因为其著作既与《圣经》不符，又与实验不符，他转而以感觉作为研究自然的钥匙。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约翰·狄，他把“Archemastrie”列入他的各门数学科学之中，这门科学“教导我们把通过所有数理学科(the

Artes Mathematicall)得出的一切有价值的结论带给可感觉的实际经验……因为它依据‘经验’开始，并探求隐藏在经验中各种结论的原因，它被命名为‘科学的实验’，即‘实验的科学’”。在这里，“实验”一词也许最好是当成“观察”来理解。狄的方法论中不包含现代受控实验的概念。

数学与自然现象

定量研究的发展以及将数学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断增长的对它的依赖，其重要性决不亚于新近对观察证据的重视。柏拉图曾强调数学的重要性，而对他著作的重感兴趣的确影响了这一领域中的各门科学。在我们论述的这一时期，伽利略是这种进展中的关键人物。由于他把数学视为诠释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指南，因而他寻求运用数学抽象概念对运动进行一种新的描述。在这一过程中，伽利略敏锐地意识到，他正与亚里士多德探求原因的传统做法背道而驰。

伴随着自然哲学中数学的全新运用，数学本身出现了戏剧性的新进展。塔尔塔利亚(Tartaglia，1500—1557)①②③的代数学著作，在16世纪极大地促进了这门学科的发展。而冗长乏味的算术运算，则通过耐普尔(Napier，1550—1617)④发明的对数而得到极大的简化。并且，稍微超出我们所论述的时代之外，莱布尼茨(1_eibniz，1646—1716)

⑤和牛顿通过各自的努力，分别发明了微积分。所有这些方法很快被当时的科学家们所掌握，成为他们工作的助手。

①意大利数学家。——译注

②意大利数学家。——译注

③法国数学家，著有《分析术引论》。——译注

④苏格兰数学家。——译注

⑤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博学多才，被称为“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译注

如果有人询问在16世纪数学得到这种运用的原因，那么，他很可能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答案之一肯定是阿基米德著作的重新获得，这位古希腊作者的方法最接近于新科学的方法。他的原著从未完全散佚，但在16世纪中叶随着他著作一系列新版本的出现，表明了阿基米德的一种新影响已经形成。另一个重要因素是14世纪牛津和巴黎的学者们开创的对运动研究持续不断的兴趣。毫无疑问，作为一位学者，伽利略是这种传统的受益人。第三个因素，当然是柏拉图派(Platonic)、新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Pythagorean)的复兴。这种影响常常带有神秘的味道，但不论它是何种形式，对这一时期的许多科学家来说，它都是一种重要的促进因素。最后一个因素可能就是对与实用技艺和技术有关的实用数学的需要。

技术

暂时停止考察这种对技术的新兴趣是有益的。虽然人们对这种关系所涉及的范围尚有争论，但很显然，至少那些对军事感兴趣的人在其使用加农炮时需要数学研究，而航海家则要使用运算来确定其在海上的位置。从水手们使用的实用星盘到第谷·布拉赫(Tyeho

Brahe)①制造的巨大天文仪器，这是一个在仪器制造学上取得了令人瞩目和难忘的进步的时期。望远镜、显微镜、第一只有效的温度计以及许多其他工具，一一由工匠和科学家制造出来。的确，科学家第一次对手工艺人的工作产生了积极兴趣。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是对古代权威的反叛，因为大多数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研究完全排斥工匠所采用的方式。中世纪大学里的经院学者赞同古人，并很少离开自己的图书馆和书斋。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变化。虽然在15世纪的一些书籍中对实用技艺可能没有什么描述，但早在1510年，采矿操作手册就开始印行，有关其他领域的类似著作此后不久也相继出现。

①丹麦天文学家。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用肉眼观测的天文学家，同时也是最后一位坚持地心体系而抵制哥白尼日心体系的大天文学家。第谷去世后，他所有的精制仪器再也没有人用过，伽利略的望远镜使这一切都成为过时。——译注

与较早期的情况相反，这时的科学家和医生公开承认，学者向普通入学习会使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帕拉塞尔苏斯劝诫他的读者们：

“医生必须懂得的所有东西并不都是在学校里学到的。他必须不时向老妇人、向被称为吉卜赛人的鞑靼人、向巡游的术士、向年长的乡下人以及其他许多常常被轻视的人学习。他将从他们那里获取知识，因为这些人比所有高等学府更懂得这类事情。”

而伽利略则把以下陈述坦率地作为他的划时代著作《关于两种新科学的推理和证明》(Discourses and Demonstration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1638)的开头：

“在你们这座著名的兵工厂里，你们威尼斯人展现的永恒活力，为那些勤于用脑的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调查研究领域，尤其是包含力学的那部分工作；因为在这一部门中，各种类型的仪器和机器不断地由许多工匠制造出来，他们中一定有些人，部分地依据传统的经验、部分地依据他们自己的观察，在说明事物时已非常内行和熟练。”

如果我们考虑进阿格里柯拉(Agricola，1494—1555)①和比林格西奥(Biringuccio，约卒于1540年)②那些伟大的采矿论文、弗兰西斯·培根关于科学的实用目的的观点以及早期科学团体所声称的实用目标，那么，可以列举的例子可能会大大增多。毫无疑问，由于工匠和科学家的贡献促进了这种实用程序的研究，科学的某些领域取得了进步。约翰·鲁道夫·格劳伯(Johann

Rudolph Glauber，1604—1670)③在他所目睹的各种进展的鼓舞下，预言道，如果德国的统治者遵循他在《德国的繁荣》(Prosperity

of

Germany)一书中提出的计划，那么德国就可以称霸整个西欧。然而，即使我们姑且承认科学家对技术的这种迟来的重视，但在完全进入18世纪之前，较小的科学社团对技术并未作出明显的反应。

①德国矿物学家、医生，著有《论金属》。——译注

②意大利冶金学家。——译注

③德国化学家。——译注

神秘主义与科学

新科学形成的第四个组成部分——也就是从后牛顿派(post-Newtonian)的优越观点看来极不可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艺复兴时期对自然进行一种神秘探讨的新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于对柏拉图派、新柏拉图派和赫尔墨斯派著作重新产生的浓厚兴趣。这种影响首先存在于数学中，然后存在于对自然法术的广泛兴趣中。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具有一把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对数学的新兴趣推动了对自然进行一种数学探讨的发展以及几何学和代数学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同样的兴趣导致了神秘主义者(occultist)开展与数秘主义(number

mysticism)有关的各种探究。文艺复兴时期犹太教神秘哲学研究鼓励人们对《圣经》进行一种神秘的数字学探究，以期发现广泛的真理。类似地，幻方(magic

squares)①与和谐比率(harmonic

ratios)似乎可以洞悉自然和神。即使在古代，这种倾向也体现在柏拉图时代之前的毕达哥拉斯传统中。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的数字学思考持续影响了整个中世纪的学术界，并且在15世纪，随着古代晚期各种原著的复现，人们再次听到了这些主题。

①又称纵横图，即将一组数按方阵排列，使其各行、列有时包括对角线上各数之和均相等。——译注

当在同一作者的著作中出现了“神秘的”和“科学的”东西时，重要的是不要试图将两者分离开来，否则就会歪曲那个时期的知识氛围。当然，要证明开普勒系统阐述的支配行星运动的数学定律或者伽利略提出的对运动的数学描述，并不是一件难事。这些都是现代科学发展中的重大里程碑。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开普勒试图使行星轨道适合以正多面体为基础的体系，而伽利略从未放松他对行星依圆周运动的坚持。

这两位作者所得出的结论都受到了他们认为天空完美的思想的强烈影响。今天，我们总是把第一个例子称为“科学的”，而第二个例子则不是。但是，如果我们硬要17世纪的人们作这种区分，则是非历史的做法。

罗伯特·弗拉德就是一个对数学进行一种赫尔墨斯-化学论(Hermetic—chemical)探讨的出色例子。几乎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加坚决地主张，数学对于任何宇宙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弗拉德还应该补充一句，即真正的数学家应该提升自己的眼界，其目的应该是通过各种圆形、三角形、正方形以及其他圆形的相互关系，来显示自然界的神性相谐。这些图形明确表明了大世界与人的联系。弗拉德寻求对自然进行一种全新的探讨，像开普勒和伽利略一样，他希望把数学作为一把钥匙来使用。但他所认为的定量方法十分不同于其他人。弗拉德相信数学家应该使用这种工具来研究宇宙的整体设计，而不应该一像伽利略一样一关心像落体运动这样的次要现象。

由于定量方法在近代科学兴起中的重要作用，数学的情况显得特别重要。但是，后期古希腊哲学的神秘影响对16世纪思想的深刻冲击超过了数学。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传统蕴含着对自然界统一性的信仰，这种统一性将上帝和天使作为一端而将人和地上世界作为另一端。与此相应的是对大宇宙一小宇宙关系之真实性的始终不渝的信仰，对人是按照大世界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观念的信仰，以及对在人和大宇宙之间确实存在着真正的一致性的信仰。

大宇宙和小宇宙与巨大的生命链一起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这使人们相信在天上世界和地上世界之间处处存在着一致性。在古代世界，此类信仰似乎为占星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认为星体会影响地球上人类的推测，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都承认星界的作用的确影响了地球和人类。赫尔墨斯派的作品为这种世界观增加了一种新的成分。主要基于这些作品，人类现在被视为这个巨大的生命链上的一个具有天赋的链环。由于人类接受了对神的皈依(Divine

Grace)，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星体的影响，而且，由于宇宙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一致性，因而人既可以受到超自然的影响，也可以反过来影响超自然。这一概念通过药效形象说(the

doctrine of signatures)①在医学上具有直接的价值。在此，人们要求真正的医生有能力成功地从植物界与矿物界寻找与天体相一致的那些物质，并因此最终找出与造物主相一致的物质。

①古代西方的一种医学观，认为某种植物的真正的医用价值，在于它的名称或形状与人体器官是否具有对应性。如果有对应性，则对这种器官有疗效。——译注

所有这些都与文艺复兴时期自然法术的基础紧密相关。真正的帕拉塞尔苏斯式或费奇诺式的医生，同时又是把自然设想为一种生命力或者魔力的法术师。这类自然的研究者可能去获取那些不为他人所知的自然力，从而使普通人感到惊讶，即使人们已知这些力量是由神赐并且人人皆可获得。的确，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法术最具有吸引力的方面。因此，约翰·狄在其晚年曾回忆起他在剑桥大学的学生生活，在那里，他曾为三一学院上演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②的《和平》(Peace)一剧制作了一个会飞的机械甲虫，他说：“此物令人大为惊讶，而且关于它如何会飞的许多浮夸报道流传甚广。”狄的甲虫属于古希腊机械奇迹的传统，但他也很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法术就是意味着对自然界不可解释的或神秘的力进行观察研究。因此，约翰·巴蒂斯塔·波塔(John

Baptism Porta，1540—1615)①在其《自然法术》(Naturalv

Magick)一书中曾经解释说，法术从本质上说是对智慧的探求，它除了寻求“对整个自然过程进行探究”之外什么也不做。在其之前的亨利希·康奈留斯·阿格里帕(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1486—1535)②把法术称为所有知识中最完美的知识，而帕拉塞尔苏斯则将其等同于自然本身，并在一种宗教追求的意义上谈论它，这种宗教追求将探求者引向一种有关其造物主的更伟大的知识。

②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公元前前，有“喜剧之父”之称。相传写过部喜剧，现存《阿卡奈人》、《骑士》、《蛙》等部。——译注

①意大利物理学家。创建了第一个符合现代意义的科学学术组织——自然秘密研究会，后被宗教裁判所下令解散。但波塔又在原来基础上组建“猞猁”学会，以掩耳目。——译注

②德国医生、神学家和作家。——译注

对于这些人来说，自然法术(natural

magic)与腐朽的巫术(necromancy)相去甚远。它通过在神创的自然界中探求神性真理而与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那些愿意接受“法术师”头衔的科学家们，很可能使自己面临危险。约翰·狄将再次成为一个例子。他早年由于对占星术的积极兴趣而遭到监禁，后来，一伙愤怒的暴徒捣毁了他规模庞大的图书馆。他求助于读者的同情，他问他们是否真的认为他是这样一个“想抛弃天堂的智慧之光并隐匿于魔鬼地牢中”的傻瓜?尽管他遭受谴责，但他认为自己是“完全清白的，因为在我的任何实际操作的哲学或数学研究中，既没有冒犯上帝的法则，也没有违反人类的法则”。

事实上，16世纪的自然法术是一种把自然和宗教统一起来的新尝试。在赫尔墨斯神智学的信奉者和自然法术师们看来，各种异端概念使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显出缺陷，他们反复回想起教会团曾经指责过的亚里士多德的许多错误。事实既然如此，当存在着通过自然法术和神秘哲学——完全依靠神圣的基督教《圣经》而存在的那些学科——对自然进行另一种诠释时，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盖仑仍然应该是大学教学的基础呢?任何一个基督徒怎么会宁愿喜爱无神论者亚里士多德而不喜欢这种新的虔诚学说呢?事实上，他们争辩说，知识只有通过对神的皈依才可获得：或者通过诸如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某种神启经验，或者通过在神启的帮助下行家可以达到其目的的实验。在托马斯·梯米(Thomas

Tymme，卒于1620年)的著作中，17世纪早期赫尔墨斯神智学的宗教内容显而易见。他写道(1612年)：

“天地的万能造物主……在我们眼前摆下最基本的两部书：一本是自然，另一本是他写下的《圣经》……自然之书的智慧，人们通常称之为自然哲学，它吸引我们去思索伟大的、难以理解的上帝。我们会为他的伟大作品而感到荣耀，因为各种天体的规则运动……各种元素的联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世界上有如此繁多的自然之物和生物(natures

and creatures)，又有如此多的诠释者在教导我们，上帝是他们的动力因，他们侍奉的上帝作为终极因显现在他们之中，并为他们所证明。”

这段文字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他曾准备写一部专门论述自然、元素的生成以及其他基本科学论题的著作。对于像梯米这样的作者来说，科学和对自然的观察就是敬神仪式的一种形式，是与神的一种真正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研究就是对上帝的一种探索。

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研究者所面对的应当不只是哥白尼的著作及其产生的后果，或者导致发现血液循环的解剖学研究。至于科学方法，历史学家必须关心对数学和定量方法的新兴趣，并始终要小心，不得将其同那些像药效形象说和自然法术一样与近代科学不相容的主题分离开来。的确，我们今天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种对人、自然和宗教的一种新的综合探索，这种探索在四个世纪以前成为许多科学家和医生的工作特征。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和医学受到16世纪的三个人物和另外三个古代人物的深刻影响。前三位是，尼古拉斯·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1473—1543)、安德烈斯·维萨留斯和菲利普斯·奥利俄卢斯·塞俄弗拉斯图斯·朋巴斯图斯·冯·霍亨海姆(Philliptus

Aureolus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又叫帕拉塞尔苏斯——后三位是阿基米德、盖仑和托勒密。他们大约都在同一时间对知识界产生了影响。的确，《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哥白尼)、《人体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维萨留斯)以及阿基米德著作的第一个重要的拉丁语译本都出现于1543年。

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开始影响学术界是在他1541年去世后不久，当时他那些四散的手稿被收集起来并首次大量出版。我们在下一章探讨的正是他的著作，因为较之于其他人来说，在更大程度上，帕拉塞尔苏斯可被视为一位科学革命的先驱。然而，尽管他在号召对自然进行一种新的探求中伴随着对古人追随者的恶毒攻击，但从他乐于任意借用他所反对的那些已经出版的作品和作者的概念来看，帕拉塞尔苏斯本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具有典型性。

第二章 化学钥匙

在文艺复兴后期，人们对化学的一种新兴趣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相对来说，1550年以前几乎没有出版过什么化学书籍，但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确实有大批化学和医药化学作品得到刊印。这些书的作者或印刷这些较早作品的人都坚持认为这些书籍非常重要。他们不但谈论众多抛弃古人学说转而追随化学论哲学的人们，而且也常常列举其读者为了追求哲学和医学真理而可能信奉的那些化学权威。他们都希望，古人的教条将很快被推翻，而他们关于自然的“新哲学”将获胜。另一方面，像约翰内斯·开普勒、早期机械论者马林·梅森纳伽桑狄(Pierre

Gassendi)这样一些杰出科学家，都详细著文反对化学论者详尽阐述的神秘的自然哲学。但为什么化学成了这样一场论战的中心呢?我们在帕拉塞尔苏斯那些引起争论的著作中可以发现直接答案。但要理解此人，我们还必须简要地看一看其著作的化学背景。拉丁西方的化学

在12世纪，各种化学作品与其他古希腊科学、哲学和医学珍籍一起，经过从阿拉伯语翻译或摘录(大部分如此)被介绍到西欧。早期的译本已经把化学描述成是一种秘术(secret

ad)，它是如此神秘，以至于要想辨别出这些译本的原著，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常常是很困难的。但是，当我们越过12世纪的模糊图景，我们渐渐发觉在此后整整两个世纪中，对这一学科的兴趣迅速增加。之后，在15世纪，各种新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才降下来。在中世纪文学中，有许多涉及炼金术的寓言，乔叟①在其14世纪晚期所著的《神圣卫士的传说》(Caron

Yeoman's Tale)仍然是对江湖炼金术士的最好描述。

①—年，英国诗人。他用伦敦方言创作，并使其成为英国的文学语言，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反映了世纪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译注

中世纪的炼金术许多都与亚里士多德学说结合在一起。土、水、气和火这四种元素不但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基础，而且以相关的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的形式构成了盖仑医学理论的基本原则。与这些元素有关的性质(热、冷、湿和干)能够互换，因此可让一种元素嬗变成另一种元素。在8世纪，伊斯兰学者曾补充了一种新的金属理论。他们教导说，金属是由好作臆测的哲人假想的(并非真实的)汞和硫组成的。当这两种元素达到完美的比例时，结果所产生的金属就是金子。

但是，炼金术把一种秘密的和神秘主义的气氛带进了亚里士多德的或者伊斯兰的元素理论。这也许部分地是早期古埃及金属工匠们的一种工作遗风。而第二个根源很可能是古代晚期各种神秘宗教的秘密传统。诺斯提派(Gnostic)②、新柏拉图派③和新毕达哥拉斯派(neo—Pythagorean)的基本原理在将这些炼金术士与那些光学、天文学和数学学者们区别开来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无疑，各种宗教潮流深深汇入了炼金术文献。这种伟大工作本身被看成是一种宗教体验，其过程和本质常常用灵魂、肉体和精神来进行解释。

②诺斯提教是一种融合多种信仰、把神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秘传宗教，强调只有领悟神秘的“诺斯”，即真知，才能使灵魂得救，公元世纪流行于地中海东部各地。——译注

③新柏拉图主义是公元世纪创始于罗马的——种神秘主义哲学。——译注

伴随着这种寓言和神秘主义，炼金术士们将新的重点放在观察证据上。我们已经特别提到，帕拉塞尔苏斯号召要熟练地向自然而不是向书本学习，而在较早期的文献中显而易见地也存在着同样的启示。14世纪的炼金术士费拉拉的布努斯(Bonm

of Ferrara)说道：

如果你希望知道胡椒是热性的、醋是凉性的、药西瓜和洋艾有苦味而蜂蜜有甜味、乌头属植物有毒、磁石吸铁、砷使黄铜变白而锌土则使其变成橙色，对这些例子中的任何一个，你都必须要用经验来检验其断言是否正确。在几何学、天文学、音乐、透视画法以及其他带有某种实用目的和范围的学科中也是如此。相同的规则在使贱金属嬗变成金和银的炼金术中提供了双重力量……像所有其他具有某种实用性质的各种主张一样，这种断言的真理性和正确性必须用一种注重实际的实验来说明。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令人满意地做到这一点。”

与这种重视观察有关的是炼金术士们对实验室程序的兴趣。在中世纪，蒸馏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人们造出的熔炉比早些时期可以使用的熔炉远为有效。现在，由于有了更高的温度和更好的冷凝作用，人们就有可能在化学实验室中增加各种新的试剂(最著名的是酒精和矿酸)。格伯(the

Latin Geber，14世纪早期的拉丁假名，指8世纪的扎比尔·伊本·海扬，即①在其所写的杰出著作中描述了这种设备和化学过程。

①阿拉伯炼金术士。他对炼金术最大的贡献是修改了古希腊的四元素说。他认为这四种元素结合成两种实在物质——硫和汞，当硫和汞以适当的比例混合时就能形成各种金属。所以铅就能分离成硫和汞，用新的比例混合就可生成金，他认为有一种神秘的药粉可以使贱金属变成金，还可以治疗一切疾病，使人返老还童，炼金术士们在吉伯的首创带领下，用了一千年来寻求这种称为“点金石”的神秘药粉。格伯对后来化学的贡献是他十分细致地描述了各种化学实验的操作。——译注

格伯几乎没有提及医学，但医学与化学的这种联系却成了中世纪炼金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具有药用价值的化学药品的寻求，出现于古伊斯兰作者阿尔拉兹即腊泽斯(Al-Razi即Rhazes，854—925／926年)②的各种著作中，此后又常见于其追随者的著作中。在西方，罗吉尔·培根在其《第三部作品》(opus

tertium，1267)中指出，尽管许多医生用化学过程来制备他们的内服药，但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如何去从事这些能使人长生不老的工作。他的较年轻的同代人维兰诺瓦的阿诺德(Amald

of Vii]anova，1235—1311)③以及14世纪时的路佩西撒的约翰(Johm

of Rupescissa)，继续强调了化学的医用价值。到了16世纪早期，这种形式的科学作品衍变成了极具那一时代特征的许多关于蒸馏方法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描述了从各类植物中制备油与精气(oils

and spirits)所必需的化学设备。这些“精华”(quintessences)的作用非常大，以至于在16世纪，人们在狄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④古草本志的各种版本中都编进了一个化学附录以使其反映最新成果。

②波斯医生和炼金术士，首先明确区分了天花与麻疹，在格伯的硫和汞之外，增加了第三种要素盐。——译注

③西班牙炼金术士，他修改了格伯的硫一汞理论，认为仅用汞一种元素就足以提炼出金子来。——译注

④希腊医生公元年一，曾任罗马皇帝尼禄军队中的军医，著有《药剂学》。这是第一部系统的药典。——译注

这种化学知识并没有被认为在任何方面都与亚里士多德派学者的科学或者盖仑信徒的医学相对立。固然有那么一些人抱怨学术界的保守主义，但炼金术是与其他古代知识的主体部分一起进入西方的。它曾受到近东的古典哲学和医学的滋养——而且并没有立即从这种较早期的交融状态中分离出来。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医生们或自然哲学家们将化学视为一门充满危险和竞争的学科。

1463年，费奇诺在其翻译的《赫尔墨斯全集》中增加了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化学的另一个因素。由于炼金术培育了各种神秘学问，它很快就引起了所有有学识的人的关注，并视其为一个在过去未曾得到恰当关注的研究领域。亨利希·康奈留斯·阿格里帕·冯·内特希姆巴蒂斯塔·波塔指出，炼金术是理解自然的一门基础科学。约翰·狄通过24条定理而运用“几何方法”去建构他的“象形符号单子”(hieroglyphic

monad)，这个图形与炼金术中汞的符号十分接近。在这种建构过程中，他觉得自己重演了创世最初的一些步骤。他向读者保证能使其理解各种伟大的神秘事物，并且，他的全部工作似乎并不仅仅是对炼金术自身过程的一种含蓄描述。但狄所重视的显然只是受到那些文艺复兴时期毕达哥拉斯派学者们喜爱的神性数学的那一部分。这些学者们在神秘主义和数学分析中寻找一把打开创世之门的钥匙。法术的原理得到公开承认，而人们对各种更加常规的数学论证、化学实验技术以及实用医学应用相对说来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正是在这一点上，狄觉得炼金术可被视为自然哲学家的最基础的学科。

早在约半个世纪前，帕拉塞尔苏斯曾经在炼金术中发现了医学理论的新基础。这继而发展成一种广泛的自然哲学，并被联系着人与其周围世界的自然一致性所证实。虽然狄的“数学化的”神秘炼金术在专业炼金术士的圈子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帕拉塞尔苏斯的各种观点则导致了欧洲关于医学和自然哲学的一场论战。

帕拉塞尔苏斯：终身的探求

菲利普斯·奥利俄卢斯·塞俄弗拉斯图斯·朋巴斯图斯·冯·霍亨海姆于1493年生于苏黎世附近一个叫做茵塞得尔的小镇，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帕拉塞尔苏斯”或“比塞尔苏斯更伟大”的人物，他在儿时就浸润于文艺复兴思想的令人兴奋的融合中。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曾涉猎过炼金术，而这位儿子从未丧失自己对医学或者化学实验室的兴趣。年轻的帕拉塞尔苏斯在著名的修道院院长、炼金术士约翰内斯·特里瑟缪斯①。他在那儿的富格尔矿山当学徒时学习了有关矿山的知识。这段经历在他日后关于金属生成的各种思考以及论述矿工疾病的著作中结出了硕果，他所写的第一部著作论述的是职业健康问题。

①奥地利城市。——译注

帕拉塞尔苏斯14岁时离家求学。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游历广泛。他访问了许多大学，并可能在费拉拉(Ferrara)②获得了医学学位。但即使如此，他却愿意出任极不受人尊重但能走遍全欧的随军外科医生的职位。到了该世纪30年代，他的旅行才渐渐较为顺利。此时他已年届30，便将自己的行程仅限于中欧。在那里，他不断从一个城镇走向另一个城镇，一面写作，一面行医。他偶尔也有一些诸如1527年被任命为巴塞尔市医的荣耀机会，但由于他的脾气暴躁，总是好景不长。他并不试图去掩饰自己对大学及其学术圈子的轻蔑。至于那些内科医生，他认为几乎没有必要受到看重：

我不必做一副锁子铠甲或者圆盾来防备你们，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学问和经验来驳倒我的话，哪怕一个字也不能……你们靠屈膝卑躬和阿谀奉承来侏住你们的王国。你们认为这能持续多久呢?……让我告诉你们吧：我脖子上的每一根毫毛比你们和你们的抄写员懂得还要多，我的鞋扣比你们的盖仑和阿维森纳更有学问，我的胡须比你们所有的高等学府更有经验。”

②意大利城市。——译注

他的这类激烈言词使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职位，因为它们甚至触怒了那些最想帮助他的人。其结果是，他不断地处于动荡之中。1541年，他死于萨尔斯堡(Salzburg)，此前刚刚受到那里的副主教维特斯巴赫的欧内斯特(Ernest

of Wittelsbach)的任用。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哲学

帕拉塞尔苏斯去世时，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的著作将成为此后一个多世纪学者们论战的焦点。的确，他一生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生前几乎没有出版什么大部头著作。帕拉塞尔苏斯的大量作品是在此之后才开始由各家印刷所出版。关于此人种种奇迹般的治疗传奇始于1550年之后的几年里。不久人们就广泛地搜寻其手稿，这些手稿在出版时常常附有注释和评论。到了该世纪末，大量收集到的稿本被印刷出来。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全体学者与亚里士多德派学者和盖仑的信徒在自然哲学以及医学的路线方针上展开了斗争。

后来由于各种作品的出版，谈论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哲学与谈论帕拉塞尔苏斯的哲学一样是适合时宜的。但即使我们顾及到了这一点，也很难重建起化学论哲学。这部分是因为当时没有出版简明的教科书，部分是因为这些人的观点与20世纪科学家的观点相悖。

实际上，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著作中许多地方使人联想起文艺复兴时期其他的自然哲学家。首先，他们试图推翻大学里传统的、占有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他们看来，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异教徒，他的哲学和自然体系与基督教相矛盾。在宗教改革时期，这一点相当引人关注。他们声称，亚里士多德对医学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因为盖仑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他的著作，而亚里士多德一盖仑体系最终成了整个欧洲医学训练的基础。在他们看来，大学对古人的追随是不可救药的、垂死的并且是顽固的。

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希望用一种能够说明所有自然现象的基督教的新柏拉图和赫尔墨斯哲学取代这一切。他们争辩说，真正的医生可以在两部神圣的书中寻求真理：一部是神启示的书——《圣经》；另一部则是神创世的书——自然(图2．1)。因此，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一方面致力于对《圣经》作诠释，另一方面又提倡一种基于新的观察和实验的全新的自然哲学。我们也许可以在使帕拉塞尔苏斯全集系统化的早期重要人物彼得·塞弗里纳斯(PeterSeverinus，1540—1602)的著作中找到极好的例证。作为丹麦国王的御医，他告诉他的读者们，他们必须卖掉他们的财产，烧毁他们的书籍，然后开始旅行，以便能够对各种植物、动物和矿物进行观察并收集观察资料。在他们“漫游”归来之后，他们必须“购买煤炭，建造熔炉，不厌其烦地观察并操作炉火。依靠这种方法而非其他方法，他将获得各种事物及其性质的知识”。

在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著作中，我们感觉到对观察和实验的一种强烈依赖，尽管他们关于实验的概念及其目的常常与我们的理解十分不同。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对在自然研究中运用数学的根本怀疑。他们很可能像柏拉图主义者一样谈论宇宙的神性数学和谐。另外，帕拉塞尔苏斯坚定地认为，真正的数学就是真正的自然法术。但是更加通常的做法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对亚里土多德派学者和盖仑信徒所使用的逻辑的和“几何的”争论方法表示厌恶。他们指责这种传统经院式的重视几何的“数学方法”，并且非常明确地抨击了自然现象研究特别是轨迹运动研究中的数学抽象。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宗教上的原因。他们尤其被亚里土多德的《物理学》(Physics)所激怒。在该书中——通过对运动的研究——亚里士多德争辩说，造物主上帝一定是静止不动的。宗教改革时期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者坚决声称，把这样一种限制强加给万能的上帝的任何争论，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仅仅由于此种原因，这些古人的原著亵渎了神灵，而必须抛弃。化学论哲学将成为一门牢固地建立在观察和宗教基础上的新科学。那些转向定量方法的人可能会回想起，是上帝曾经“用数、重量和量度创造了万物”。这可以被诠释为是对医生、化学家和药剂师的一种训令——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经常进行称重和测量(图2．2)。如果说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拒斥他们所谓的学术界的“逻辑-数学”方法，那么，他们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转向化学的，这种信念就是，这门科学是对自然进行一种新理解的基础。这是一门观察的科学，其范围广泛。这些主张可在传统的化学作品中看到。在帕拉塞尔苏斯看来，炼金术已经“对所有的四种元素提供了充分的解释”，这确实意味着，炼金术和化学可以通过直接实验或者类比而被用作打开宇宙之门的钥匙。帕拉塞尔苏斯解释说，创世本身可被视为自然的一种化学展现。帕拉塞尔苏斯后来的信徒们都赞同这一主张并且对其发扬光大。杰拉德·多恩(Gerhard

Dom，活跃于1565—1585年)依据新的化学论物理学(chemical

physics)对《创世纪》(Genesis)的最初两章进行了详细描述，而托马斯·梯米则争辩说，创世完全是一个“化学提取、分离、升华和结合”的过程。

对《创世纪》的化学诠释，有助于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创世所需要的最初果实——元素问题上。尽管帕拉塞尔苏斯的三要素(盐、硫和汞)是对早期的金属硫一汞理论和其他三元素的一种修正，但它在近代科学兴起中具有特殊意义。亚里士多德的元素(土、水、气和火)构成了已被人们接受的宇宙论体系的基础。它们被炼金术士们作为解释物质组成的工具，被医生们(通过体液)作为诠释疾病的体系、被物理学家们作为对自然界的运动进行恰当理解的基础。因此，引入一种新的元素体系就是冒险对古代医学和自然哲学的整个框架表示怀疑。

尽管新的要素可以被恰当地诠释为是对经院哲学进行抨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很明显，它们仍然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帕拉塞尔苏斯没有明确地给这些要素下定义，而且它们在近代分析化学的发展中确实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们在不同的物质中被描述成具有不同的性质。帕拉塞尔苏斯也没有特别地试图用这些要素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相反，他——常常以一种表面上矛盾的方式——一直使用两种体系。到了16世纪的最后25年，由于化学论者从观察证据和帕拉塞尔苏斯的原著中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东西，我们发现元素理论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然而，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化学论医生(the

chemical

physicians)中转而将三要素作为一种解释工具的人数正与日俱增。一些人被肉体、灵魂和精神三位一体的类比所吸引，而另一些人转向它们则是为了寻求体液的一种取代物。在化学理论家们看来，它们代表在现实中可能从未被分离出来的哲学上的物质，而在实用的药剂师看来，它们只不过是蒸馏产品。一种药草产生水状粘液、易燃的油与固状物体并非希罕事，而人们感觉到，这些东西至少表明了汞、硫和盐这些基本要素的存在。

化学论宇宙的概念并不限于对创世的化学诠释和元素理论问题。那些对气象学感兴趣的著作者把雷电解释成硫气与硝气(aerialsulfur

and nitre)相化合，并将其与火药中的硫磺和硝石相类比。同样，帕拉塞尔苏斯派著作者们最先提出了一种对农业化学的发展有意义的假说。他们寻找耕作中施肥所产生的有益作用的原因，正确地预测了肥料向上壤提供的各种必不可少的可溶性盐。

实际上，对于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来说，地球可被视为一个巨大的化学实验室。这种观点解释了火山、温泉和山泉的起源以及金属的生长。人们在解释火山时用了内火这样的旧概念，认为它是熔融物质通过地表裂缝的喷发物(图2．3)。山泉也以类似的方式得到解释。他们在此争辩说，地下水库里的水被中心火的热所蒸馏，当这种蒸汽抵达地表时，山体就像化学蒸馏器一样起作用，其结果就是被“蒸馏”出来的山泉。也有一些人对这种火的可能性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地球内不存在这种大火所必需的空气。亨利·德·罗契斯(Henri

de Rochas，活跃于1620—1640年)建议说，矿泉的热来自于地内的硫磺与一种亚硝盐(nitrous salt)的反应。英国医生爱德华·约尔登(Edward

Jorden，1569—1632)另外提出了一种让人更能理解的化学论方案。像这一时期大多数化学论者一样，他是一位彻底的生机论者。尽管他接受了当时人们普遍持有的金属生长的观点，但是他以一种新的方式对此作了说明。他开始起劲地研究炼金术的“发酵”过程，他将其解释成一种不需要空气就能产生热的反应。他认为，这一定是无机物生长的原因。这种新的热源使人不需要令人烦恼的中心火观点就能理解火山和山泉。

小宇宙和医学理论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哲学被认为是对整个自然界的一种新的观察研究，但它从一开始就对医生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帕拉塞尔苏斯坚决认为，是上帝而不是星宿把他造就成了一位医生。他的追随者们也持这一观点，并补充说，由于神性的原因，医学的地位应高于其他各门科学。在此，他们都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教士-医生观念(the

priest-physician concept)。这种观念的最终来源很可能可以在《旧约·传道书》你所需要的医生是多么荣耀，因为是至高无上的主造就了他。”其实，在帕拉塞尔苏斯看来，医生的作用完全可以与真正的自然法术师相比。

帕拉塞尔苏斯与其早期追随者们坚定地信奉大宇宙小宇宙的类比。人是其周围大宇宙的一件微小复制品，其体内体现了宇宙的所有部分(图2．4)。无论什么时候，在较大世界与较小世界之间寻找一致性都被认为是富有成效的。相容与相斥的理论被用来解释宇宙的相互作用。亚里士多德派学者们坚决主张通过接触产生作用，而与此相反的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发现接受远距离作用毫无困难。因此，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帕拉塞尔苏斯派的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会最先起来为威廉·吉尔伯特①的磁实验研究辩护。在医学领域，引起争议的武器药膏疗法(通过含有对武器而非受伤者进行处理的相容性来治疗)确实表现了这种远距离作用的可能性。

①英国医生和物理学家，磁学研究的先驱，是英国第一个接受哥白尼观点的重要人物，认为保持行星在其轨道上的力量是一种磁力。——译注

在帕拉塞尔苏斯派看来，盖仑医学的体液理论已经不再适用。把疾病视为内部体液不平衡的传统解释遭到了帕拉塞尔苏斯的抛弃。他更喜欢强调作为三要素之一的身体内部那些局部机能失调。在他看来，疾病的主因可以在通过空气、食物或者饮酒进入人体的那些外在种子般的因子里找到。这些因子先集中在局部，然后在各种特殊器官里生长。在此可进行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的一种类比。与地球内的金属“种子”导致了金属矿脉生长的方式相同，当疾病的“种子”与某个器官的局部生命力(Life

force)进行斗争时，它们便在体内生长。这种生命力从废物中分离出纯净的物质，在某种方式上类似于炼金术士在实验室里从未经提炼的物质中分离出纯净的精华。

大宇宙对于人的关系具有更多的化学蕴义。法国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约瑟夫·迪歇纳(Joseph

Duchesne，1544—1609)在谈及呼吸器官疾病时，所根据的是其他化学医学家(或医学化学家)在解释山泉成因时所运用的同样的蒸馏类比方法。这个例子说明了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对各种化学类比的不断探求。空气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它被认为是维持火和生命的不可或缺之物。如果一方面，硫气与硝气的结合能产生空中的雷电或地内的温泉，那么另一方面，当吸入这些物质而引起具有各种发热与发烧特征的疾病时，它们也许在体内发生反应(图2．5)。到了17世纪早期，硝气逐渐与人们需要的一种生命力联系起来。的确，这种生命力有时等同于“精气”(spiritus

mundi)。人们假定，这种物质从肺部未经过滤的空气中被分离出来以后，就形成了动脉血。由于他们坚持这一概念——或者这种概念的变种，因此，当我们发现17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反对放血术这一常用疗法时，就毫不奇怪了。他们认为，这样做只会削减病人必需的生命力。同时，对放血疗法的柜斥反映了他们与传统的体液病理学的对立。

如果说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自然哲学为医疗化学家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那么它也为其实际工作提供了一个基础。由于热与火的重要性，因而对尿的新的化学分析与新的化学药效形象说都具有蒸馏程序的特征。同样，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在对矿泉浴场的药用水成分的研究中，推动了分析化学的发展。该领域一种悠久的中世纪传统不但导致了各种分离测试的发展，而且也导致了各种真正的分析程序的发展。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很快适应了这一传统并对其加以发展，这也就可以理解了。到了1571年，罗纳德·瑟内萨(Leonard

Thumeisser，1530—1596)运用了定量方法、溶解性测试、结晶学证据以及火焰试验。而在17世纪早期，爱德华·约尔登提倡用“猩红布”(scarlet

cloth)的红-蓝颜色变化，作为我们今天区分酸性和碱性液体的常规测试。这些人的工作给该世纪晚期罗伯特·波义耳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必需的基本资料。

新的化学分析的结果被运用于实际应用。化学家们现在能够教给那些无法到矿泉浴场去的人制备人工矿泉水的方法，同时，这种分析资料增加了使用那些以化学方法制备的各种药物的争论。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激动地争辩说，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崭新的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传播了各种不为古人所知的蹂躏人类的疾病<人们尤其为各种性病而感到惊恐万分)。其结果是，人们需要各种新药，这些新药比从药萆中制备的传统草本制剂(Galenicals)更有功效。他们的意思很清楚：这些新药就是他们以化学方法制备的各种金属和矿物。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并不是这些新药的创新者。然而，正如R·博斯托克(R．Bostocke)于1585年所说，真正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通过其对剂量的谨慎关注、通过运用化学技艺仅把有价值的精华从危险的矿物中提取出来，而使其与他人区别开来。而且，迪歇纳在捍卫这些药物时(1603年)，他依靠矿泉水分析来说明矿物具有有益的药用作用。

对化学药物的辩护远未使传统药物(materia medica)的捍卫者们感到满意。而事实上，他们对新药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帕拉塞尔苏斯曾经打破了盖仑派宣称的“相逆疗法”(contraries

cure)，转而代之以德国民间医术坚决主张的“相近疗法”(like cures

like)。医生们被告知，要对各种毒药而不是那些温和的植物制剂进行探究。引起某种疾病的毒药如今应该——以适当的形式——成为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尽管化学家们试图消除毒性，但这一主张并未打消医学机构的疑虑。在这些医学机构看来，新药的许多支持者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庸医。在盖仑派的一部作品中，“帕拉塞尔苏斯派”这一名称具有令人讨厌的含义。托马斯·伊拉斯塔斯①指责帕拉塞尔苏斯提倡人们内服这些致命毒药(1572年)。约翰·多恩②对哥白尼和帕拉塞尔苏斯的创新进行了比较，认为只有后者作为“杀人的医生军团”头目，正走向撒旦③巢穴的内部圣所。化学论者以更有力的回答捍卫了他们的药物和方法。17世纪中叶，有人建议从医院和军营里抽调出数百名患病的穷人，将他们分成两组，一组由盖仑的信徒治疗，另一组由化学论者治疗。葬礼的数量将决定化学论医学还是传统医学获胜。尽管这一试验决不会进行，但所提出的事实却表明了争论的激烈程度。

①瑞士神学家、医生。——译注

②英国教士、诗人。——译注

③即魔鬼。原来是天使，后因堕落犯罪，被上帝谪降到人间。一说它就是伊甸园中的蛇。——译注

17世纪早期，新药成了大学层面上一个激烈争论的主题。在该世纪的头10年内，巴黎出现了一些最具煽动性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和早在1606年所写的各种论战史实一起很快在欧洲其他地区被翻译出版。在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会员们花了数十年时间参加一部官方药典的出版计划。当法国的化学论医生西奥多尔·杜尔哥特·德·梅耶内(Theodore

Turquet de Mayerne，1573—1655)作为国王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的御医来到伦敦时，他增加了他们对新的化学药物的兴趣。当这部药典于1618年出版面世时，人们看到该书已经达成了一项谨慎的妥协。尽管该书大部分专用于传统的草本制剂；但仍然有几节留给了以化学方法制备的新药。在这几节以及序言中，这些新药获得了官方认可。并且，该序言要求人们注意它们对各种疑难疾病的功效。

那么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赫尔墨斯派医生与盖仑信徒之间的两极分化正在不断增加。而与此同时，伦敦内科医师学会的态度表明了对内服新药这一难题妥协的最终倾向。在化学论医生的自身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坚持把化学作为一门新自然哲学的基础，但要摒弃它那些最神秘和最缺乏实验的方面。像丹尼尔·森纳特①和安德烈斯·利巴维乌斯②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化学医学论者，都赞同帕拉塞尔苏斯的观点：化学是医学的一种适当基础，并因此成为一切科学之首。但他们并不希望看到亚里士多德、盖仑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在市场上被人抛弃并遭焚毁。真正的医生不应该求助于论辩，而应该对新医学和旧医学进行考察后接受两者的精华。对于17世纪的许多化学医学论者来说，他们能够没有风险地追随化学论哲学，是因为化学论哲学似乎为各门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基础。但是，这些人中有许多和盖仑的信徒——或后来的机械论哲学家——一样备受其他同辈医学化学论者神秘的、炼金术宇宙论(alchemical

cosmology)的干扰。因此，这类文献的读者将会发现各种令人迷惑的医学和化学观点。这些书籍和小册子包括了从传统寓言式的炼金术到各种实用化学药典在内的一切。而且，正如我们将了解的，论战本身受到了医生和科学家的极大关注，直到17世纪才告一段落。

①英国医学化学家。——译注

②德国炼金术士。曾出版《炼金术》一书，该书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化学教科书。——译注

我们也许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产生于文艺复兴后期这一阶段的化学与医学论战的意义。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他们是如何影响这一时期的医学和科学的呢?

首先，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代表了对崇古传统的一种反叛。早期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谈起亚里士多德和盖仑时十分苛刻(即便并不总是只对希波克拉底才如此)，后来，他们转向了新近翻译的赫尔墨斯、炼金术和新柏拉图主义原著。建立于大宇宙一小宇宙相类比和医生神性职责之上的生机论者们构想的宇宙，是基督徒视自然界为一个整体的新的理解基础。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在推动改革时，继续摧毁旧体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派的元素——旧宇宙论建立于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体液——盖仑医学的基础——都受到怀疑。化学论者现在转而把三要素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帕拉塞尔苏斯派医生认为，疾病的局部位置取决于内在生机(archei)，而非体液不平衡。

帕拉塞尔苏斯派对古人的回答最好地体现在，他们强调把观察和实验作为研究自然的一种新基础。当然，并不只有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持这种论调，但是，他们把化学作为研究人和宇宙之指南的特殊兴趣，使他们有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自然哲学家。他们在蒸馏实验中广泛使用化学设备，并始终把各种化学类比作为理解整个自然现象的方法，这使他们恰好置身于赫尔墨斯-炼金术传统之中。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带有化学而非数学的强烈色彩。虽然他们可能仍然在口头上声言毫无疑问需要数学证明，但事实上他们的定量概念要么最接近于新毕达哥拉斯派的神秘主义，要么最接近于实用的称重。自然现象的数学抽象与几何证明带有经院主义的味道，显然这是应该避免的。作为“数学的”科学和古代医学的一种形式，逻辑本身是可疑的。因此，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科学与以前的医学科学相比，对自然的数学化探讨是更少而不是更多。

这些化学论医生的观点得到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但这种阐述常常不够圆通得体。他们高声反对当时过于依赖古人的潮流，倡导一种建立在以化学为取向的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新医学和新自然哲学。而且，他们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以使人们在大学里能教授“基督教的”自然概念。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与传统发生了直接冲突。而他们自己之间的争论也很激烈。他们争论的问题有：数学在新哲学形成中的地位、元素的真实情况、大宇宙一小宇宙类比的实在性以及星体发射物(astral

emanations)的意义。当然，我们会认为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取得了一些独特的进展——他们关于疾病的概念、关于化学对医学的重要性的认识(既作为理解心理过程的基础，又作为药物制备的新来源)就是极好的例子。毫无疑问，17世纪后期的一些“现代”概念根植于前一个世纪医学化学家们的“非现代”概念。然而，正是通过表明对一种以医学为基础并以化学来诠释的新科学的远见，他们才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将对界定现代科学的重要方面产生影响的论战。

第三章 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中研究自然

从对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简短讨论中，我们可能已经清楚地看到，在文艺复兴时期，把无机自然界研究与有机自然界研究分割开来会使人误入歧途。在16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派学者、柏拉图派学者以及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看来，世界被设想成是有生命的——并在所有层次上都是如此。人们常常读到有关星体种子(astral

seeds)使地球受孕并由此导致矿脉中金属生长的各种理论描述。许多人认为这一过程可与人类胎儿的生长相比。而且，人们还认为，就像在田野上可能收获谷物一样，人们因而也可能在地球内部一遍又一遍收获生长着的金属。中欧的矿工在20世纪早期之前通常都怀有这类信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看来，空气中存在着一种所有生物都必需的生命精气(spirit

of life)，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罗伯特·弗拉德的《哲学钥匙》(Philosophicall

Key，1619)阐释了以这种“精气”(spiritus mundi)为基础的自然发生说(spontaneous

generation)，而探求分离这种物质就成了他一生的主要工作。虽然许多人可能反对弗拉德的神秘爱好，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接受了他在这一点上的哲学假设。

但即使有了这种解释，我们仍然发现，把矿工和冶金学家的工作与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工作区分开来是有益的。如果我们随后再去研究这些领域，就会发现16、17世纪发生的各种戏剧性变化。在此，我们看到，中世纪的植物知识和动物知识让位于人文主义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而后让位于为了取代古代传统和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而通过观察对新知识进行的广泛探求。

动物王国

中世纪的动物知识大部分来源于老普林尼于公元1世纪所写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该书除介绍了其他方面的许多知识外，还介绍了与欧洲、非洲和亚洲动物有关的大量事实和民间传说。对于普林尼来说，最重要的是动物的习性，而不论怎样它们可能看起来像是寓言一样。他还描述了这些动物的外貌、各个部位的药用价值，尤其是它们第一次在罗马被发现的时候，普林尼对各种怪兽的描述再次出现在中世纪的各种动物志中，这些动物志也传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手中。但普林尼的原著受到人文主义者批评的程度并不亚于其他古代作家的著作。伊谟拉·巴巴罗(Ernolao

Barbaro，1454—1493)向37卷本的《自然史》提出挑战，并写下了篇幅与之相当的一部著作。巴巴罗在其《对普林尼的修正》(Castigationes

Plinanae，1492—1493)一书中逐篇剔除了其中的各种错误。但在典型的人文主义风气中，他几乎毫不关心罗马海军将领描述的有关各种动植物的全新观察材料，反而去寻求普林尼所依赖的古代原始资料。因此，他反对普林尼认为大象寿命可达200年至300年的观点。正确的数字——他引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是300年，而是120年。

普林尼的百科全书传统在16、17世纪获得了丰收。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1516—1565)①的著作包含了知识的所有方面，的确，他的《书目大全》(Bibliotheca

universalis，1545)是第一部附有注释的有关各种已印刷书籍的大型书目提要。与该书有同样影响的是他的《动物史》(Historiae

animalium，5卷本，1551—1621)，这部著作包含了古今权威们提到的所有动物。它还载有与每种兽类的栖息地、生理机能、疾病、习性、实用价值以及食性有关的知识。格斯纳收集了许多新的观察材料，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把动物界分成鸟类、鱼类、昆虫类以及其他基本种类。他依照字母顺序作分类。尤利瑟·阿德罗范迪(Ulisse

Aldrovandi，1522—1605)①甚至更加雄心勃勃，他在去世前不久出版了3卷对开本的论述鸟类和昆虫类的著作。但从他的注释中得知，他的学生将出版另外的11卷——而这些手稿至今尚未得到编辑整理。

①瑞士博物学家，被称为世纪最伟大的“百科全书派博物学家”。——译注

①意大利博物学家。主持波伦亚植物园，著有《自然志》。——译注

格斯纳和阿德罗范迪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尽管对怪兽的描述有时受到质疑，但是他们所能找到的点滴材料绝大部分都向读者作了介绍。在爱德华·托普塞尔(Edward

Topsell，1572—1625)脱胎于此的著作中也许可以发现这一点。他的《四足兽史》(Historie ofFour-Footed

Beastes，1607)和《蛇史》(Historie of Serpents，1608)以对开本的两大卷篇幅，向詹姆士一世时期(the

Jacobean)②的读者介绍了世界上的动物。在托普塞尔看来，牧师必须对动物感兴趣，因为他需要正确辨别《圣经》中的各种兽类动物。同样的知识对于医生来说也一样重要，因为动物可供人食用，它们的毒性会使人致病，它们的各个部位可作为药用。

②指英王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年。——译注

托普塞尔认为，按照简单的字母排列就可以充分实现他的目的。然而，他的确在主类之下进行了再分类。因此，在论述鬣狗的段落里，出现了长着人头和三排牙齿的怪兽曼提克拉(mantichora)，它只是其中所包含的许多神秘动物中的一种。由于《圣经》的权威性，他在书中收录了一种似牛的双角兽。而其他许多动物如萨梯(satyrs)③④和龙(dragon)之所以被包含在内，是因为古代原著中曾提到过。这些寓言式的兽类动物中，最不寻常的是拉弥亚(Lamia)⑤，托普塞尔收入这一动物是因为《圣经》中提到过它[莉莉丝(Lilith)①](图3．1)。该兽长着一副美女面孔和“一对硕大、漂亮的乳房”，它们对旅人构成严重威胁，因为“它们一旦遇见男人，就敞胸露乳，以美色引诱他们走近并与其交谈，然后将他们揽入怀中，吞噬并杀死他们”。

③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是一个长有公羊的角、耳和尾巴的半人半山羊怪物，耽于淫欲。——译注

④希腊神话中带翼的狮身女怪。——译注

⑤希腊罗马神话中女头女胸的蛇身妖魔，吸血女怪。——译注

①闪米特神话中出没在荒郊野岭专害幼童的女夜妖。——译注

托普塞尔还知晓各种不为古人所知或者在前一个世纪中已被重新发现的动物。因此，他收录了大量来自美洲(诸如“巴西陆地鳄鱼”，它实际上是一种鬣蜥或其他种类的蜥蜴)和东方的动物。人们可以从古代权威那里以及从1513年至1515年在里斯本(Lisbon)展出的标本里了解到，犀牛是印度动物之王，是“自然界第二大奇观”。虽然，托普塞尔毫不犹豫地认可了拉弥亚、曼提克拉和龙，

但他认为犀牛这种动物非常奇特，因而他必须向读者保证自己不会向他们撒谎。他说：“我不愿写下任何不真实的或者非我所发现且不能确定的东西，真理对我来说是如此可贵，因此我不会通过撒谎来获得任何人的热爱以及上帝及其作品的赞美。因为上帝不需要撒谎者。”

16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专题研究特别令人感兴趣。在这些研究中，主要有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1517—1564)①②所进行的鱼类、鸟类和海洋动物研究。贝隆曾到近东收集资料，在其《论鱼类的特性和效用》(La

nature & diuersite des

poissons，1551)一书以及论述各种动物、蛇、草、树、男人和女人的著作《图集》(Portraits，1557)中，他展示了这些资料。贝隆在“鱼类”中包括了所有生活在水中或者傍水的动物。他收录了鲸目动物，并描绘了一头逆戟鲸的分娩过程，在其产下的幼鲸身上仍然缠系着胎盘，因此使得其有可能把鲸确立为哺乳动物(图3．2)。贝隆的比较解剖学论文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他在文中并列描绘了人和鸟的骨骼，引入注目的是两者各种恰当的同源关系(图3．3)。他还给新大陆的一只“水”鸟(实际上是一只巨嘴鸟)的喙绘了草图，而同时他也乐意画出西奈半岛各种飞蛇的插图和一种形如修道士的怪鱼插图。后来这幅怪鱼插图被格斯纳和朗德勒两人袭用。

①法国博物学家。——译注

②意大利博物学家、医生。——译注

朗德勒的研究动力至少部分源于他要确证亚里士多德各种观察材料的希望。他在著作中仔细描述了地中海的生物。但像贝隆一样，他也收录了与水有关的其他动物，如海龟和海豹，且并不反对描绘从格斯纳和贝隆那里借鉴来的诸如修道士鱼或主教鱼这样的怪物。

在16世纪后期，有大量的专题著作得以出版或完成。格斯纳曾向约翰·凯厄斯(John

Caius，1510—1573)要过一本论狗的书籍，并向爱德华·沃顿(Edward Wotton，1492—1555)①和托马斯·佩尼(Thomas

Penny，1530—1588)要过一部论述昆虫的书籍。前者于1570年在伦敦问世。后者则由伊丽莎白时代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医生托马斯·莫菲特把沃顿、佩尼和其他人的注释搜集到一起，最后于1634年出版。

①英国博物学家。——译注

16世纪探险活动所带来的对动植物越来越详细的描述，也具有重要意义。到了该世纪末，一些更加令人惊奇的动物的绘图在欧洲出版物中已是非常普遍，但直到17世纪人们才开始对出现于世界各新发现地的动物进行仔细编目。维莱姆·皮索(Willem

Piso，1611—1678)有关南美各种鱼类、鸟类、爬行动物类和哺乳动物类的绘图，精确地描述了诸如水豚、貘、猴、各种树懒、美洲虎以及南美食蚁兽这类异国动物。雅各布·邦特(Jacob

Bondt，1592—1631)为东印度(山e East lndies)作了类似的工作。他纠正了犀牛有着铠甲般外皮的早期描述，并声明，尽管几乎没有其他欧洲人曾见过这种野兽，他却曾见过数干头(图3．4和3．5)。同样，他还亲自对老虎进行了描述，并绘制了猩猩的图像。他高兴地认为猩猩就是普林尼所描述的萨梯(图3．6)。

植物王国与医学传统

医用植物的知识可以追溯到很早时期，但严格意义上的植物学研究并未成为古代自然哲学的主流。亚里士多德的植物学著作仅留下一点残篇断章，但这的确表明了其有趣的抽象本质。他的学生提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约公元前380一前287)①写了一部《植物史》(History

of

Plants)，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涉及的是植物的繁殖。该书于1483年用拉丁语第一次出版，此后又于1497年以希腊语出版。它成了该领域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基本原始文献。

①古希腊植物学家，曾掌管亚里土多德学园的工作，并使其达到兴旺的顶峰。——译注

然而，人文主义者对提奥弗拉斯特的兴趣肯定逊色于那些描述各种植物并列出其药用价值的实用草本志。在这方面，古代残留下来的主要有阿拉扎比乌斯的皮达尼乌斯·狄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

Dioscofidesof Anazarbeus)所写的有关药物的著作。他是公元1世纪时的一位随军外科医生，对约500种植物进行了描述并作了插图，着重强调了它们的药用。他所用的图解有一部分是新创的，但有一些却要回溯到也许可以追踪至克拉居阿斯(Crateuas，公元前1世纪)②的早期传统。古代高质量的植物插图在狄奥斯科里德斯这部著作的手抄本中得到了最好反映。人们猜测这个抄本是为元老院议员弗拉维乌斯·安尼修斯(the

Senator Flavius Anicius)的女儿朱利安娜·安尼西娅(Juliana

Anicia，6世纪早期)制作的(图3．7)。这些插图于16世纪中叶在君士坦丁堡重新被发现，并卖给了神圣罗马皇帝。但它们对文艺复兴时期植物插图的影响似乎有限，因为在此之前，依据活标本绘制各种新插图的需要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

②古罗马时期曾任小亚细亚古国彭都司国王的御医，被认为是第一个描绘了植物形态图的人。——译注

植物插图的历史一直有完整记载，可追溯自6世纪的手抄本，经历了中世纪的艺术衰落，然后一直到16世纪早期艺术家和植物学家新的联合。早期的插图传统使人们有可能受到一千多年来那些独特绘图的影响。即使一代又一代抄写手在制作新的手抄本时遗漏了某些细节，人们还是有可能在数百年后的新本中认出原件。

人们对具有医用价值的草本植物的持久兴趣，导致了与这些草本植物有关的各种书籍不断问世。马瑟(Macer)10世纪所编的草本志调查了约80种植物，13世纪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巴塞罗缪·安格里克斯(Bartholomew

Anglicus)以许多篇幅专门介绍了植物知识。这些著作及其他著作，与古代传统和当地习惯相结合，促使15世纪后期大量区域性草本志的出版。这类文献的典型是德国的《植物图集》(Herbanus，1485)。书中有许多附有说明的、有权威性的原创植物木刻图，并列出了这些植物的药用价值(图3．8)。但该书却超出了植物界的范围，还绘制了包括象、狼和鹿在内的大量动物插图并作了说明。同样，书中也详细讨论了那些被认为具有医疗价值的金属和矿物(包括磁石和金属汞)。

德国《植物图集，植物志》(Herbarius，Le Grant Herbier，1458)和《格雷特草本志》(Grete

Herball，1526)早期插图精美的版本可与狄奥斯科里德斯的早期印刷版本相媲美。在此，由于涉及到一部重要的早期原著，人文主义者则运用他们惯常的学识去制作一部尽可能精确的原著。就像人们所料想的那样，他们几乎不重视通过插图的描述来识别各种植物。相应地，狄奥斯科里德斯的早期希腊语版本缺乏插图，而后来的各种版本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善。迟至1549年，出现了一个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双栏对照版本，其附录中列出了在有各种不同文本的较早版本中发现的长达10页的错误。然而，尽管这种版本对于古典主义者具有价值，但对于医生来说则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另一个逐渐才认识到的困难就是，狄奥斯科里德斯所描述的许多植物在北欧并不存在。人们对识别植物的不断增长的兴趣，对新药特性的探求以及对新植物的认识，这一切导致了在欧洲各个医学院(首先在帕多瓦，1533年)设立植物学教席。同样的压力导致了16世纪末期在佛罗伦萨、波伦亚(Bologna)、巴黎和蒙彼利埃(Montpellier)建立了公共植物园。

随着对植物进行新的研究，以及对它们那些有效用的医药特性的认识不断增加，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对植物的精确描绘。到了16世纪中叶，无论是人文主义者的纯洁原著，还是中世纪的陈旧木刻，似乎都不能令人满意。草本志的新时代开始于奥托·布伦费尔斯(Otto

Brunfels，1489—1534)①②③在1542年所写的那些著作(图3．9)。这些著作展示了源于自然的各种新插图(图3．10)。尽管其中存在许多错误(如布伦费尔斯坚持认为德国植物就是狄奥斯科里德斯所描述的植物，或富克斯使用的字母分类体系)，但只有这些插图使植物研究产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些作品不太令人满意，而且在许多人看来，它们似乎并没有在狄奥斯科里德斯著作的基础上取得进展。因此，这部论述药物学的古代著作，仍然成了16世纪最流行的草本志。这要极大地归功于皮埃尔·马蒂奥利(Pierre

Mauioli，1501—1577)④的努力，他对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著作进行了编辑和评注(1544年)，在对这部古代作品的最新修订中收录了各种精确的插图和16世纪发现的新植物。这个世纪及此后的一个世纪出现了近百个版本的马蒂奥利评注本，有的附有狄奥斯科里德斯的原著，有的则没有。

①世纪植物学家。表明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植物群。——译注

②世纪植物学家。表明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植物群。——译注

③德国医生和植物学家。年写成《植物史》。他编纂了第一部植物名词术语的重要词汇，为近代植物学铺平了道路。——译注

④意大利植物学家。——译注

马蒂奥利所取得的成就的确不止于使狄奥斯科里德斯成为医药植物学家在实践上的领路人。由于充分意识到化学过程所具有的新的医学意义，他在其著作后来的版本中，增补了对蒸馏设备和蒸馏程序的描述。在他看来，这些材料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到那时，对“精气”(quintessences)的探求已被人们广泛认识，而且这些古人不曾所知的方法当时已是人所共知了。实际上，马蒂奥利在这一点上追随了一种中世纪的传统。在维拉诺瓦的阿诺德、路佩西撒的约翰(14世纪)以及包括赫罗尼玛斯·布伦斯威格(HieronymusBmnschwig，1440—1512)和菲利浦·乌尔斯德(Philip

Ulstad，活跃于1525年)在内的大量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作者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

这些论述蒸馏的著作中最著名的一部，是由康拉德·格斯纳撰写的。他的《万有文库》(Thesaurus

Euonymi，1555，1569)很快被译成欧洲各种主要的语言。该书许多篇幅是关于蒸馏药草的各种技术，它的英文译者贝克(Baker)建议他的读者们要：

“学会用技术分离出那些显现出来的和隐藏着的纯正物质的方法，这些方法在医学中极大地有助于祛除那些难以治愈的疾病……[此后)我们在眼前清楚地看到，经过化学蒸馏所得的药物的功效，比那些正在使用的或惯常使用的药物更有价值、更好并且更有效。”

贝克坚持认为，这些疗法能治愈瘫痪、癫痫、气喘病、抑郁症、法国天花、痛风、痢疾、结石、腹痛，甚至麻风病。贝克、格斯纳甚至马蒂奥利都赞同如下观点：化学蒸馏的确有可能从一种草药中有效地分离出纯净并且有效用的成分。

来自新大陆的喜讯

早期植物志的不足之处在16世纪渐渐显露出来，因为它们的插图陈旧，遗漏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共有的植物，并且缺乏化学材料。必须在这类名录中增补论述植物的内容丰富的新材料，这些植物是前往东印度和西印度旅行的航海家们带回欧洲的。他们的著作讲述了那些富饶的新发现地。他们不仅记载了奇异的兽类，而且还描述了矿藏和不寻常的植物群。在这些珍宝中极其重要的是当地居民用作药物的许多新的药草。它们给那些在欧洲恐怕是无法治愈的疾病带来了新希望。对这些植物的描述最先出现于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著作中，但很快被转译、摘录、合并进新的草本志。连狄奥斯科里德斯也利用这些材料来使自己了解最新趋势。阿迈托·路西塔诺(Amato

Lusitano，1511—1568)在他的评注(1553年)中明确表示他曾搜求过东方植物的标本。而马蒂奥利甚至更加孜孜不倦地寻求对亚洲植物进行新的更好的描述。

①出版，书中描述了约60种植物。作为一名祖先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德奥塔在1534年漂洋过海前往果阿学习新药之前，曾在里斯本讲授医学。他承认，“如果我呆在西班牙，我就不敢说反对盖仑和古希腊人的任何话”，但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古代权威不再处于支配地位。他甚至写道：“别用狄奥斯科里德斯或者盖仑来吓唬我，因为我只想说我所知道的那些真实的事。”他的著作表现出对任何一种医学理论都颇不耐烦。相反，他描述了不为欧洲人所知的各种疾病(如亚洲霍乱)，还描述了被当地医生所使用的各种植物。他将这些植物收集起来并栽种在自己的植物园中，它们包括芦荟、樟树、檀香和槟榔。在他的书中，他先对这些植物进行了鉴别和描述，然后对它们的药用价值进行说明。

①印度西南部一地区。——译注

尼古拉斯·巴蒂斯塔·蒙纳德斯(Nicolas Bautista

Monardes，1493—1588)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他在第一部出版物里曾经抨击了新大陆药用植物的使用。但是，他的主要著作《两本书……关于从西印度群岛带来的那些东西》(Dos

libros…que trata de todas las cosas quetraen de nuestras lndias

Occidentales，1565年；两个增补本分别于1571年和1574年出版)却强烈提倡美洲的药物。该书很快由约翰·弗兰帕顿(John

Frampton)译成英文(1577年)，书名改为《来自新大陆的喜讯》(Joyfull Newes Out of the Newe Found

World)。

蒙纳德斯从未离开过西班牙，而且与他的同代人德奥塔相比，他并不太愿意抛弃旧医学。然而，他清楚地意识到，另一些人对这些“能够治疗各种疾病和损伤”的植物的特性非常敬畏，以至于有许多人“从医学的古代秩序和方法中极力逃脱出来……”

在蒙纳德斯的记录中，人们可以发现大量此前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植物和动物。可可、黄樟和菝葜得到了详细的讨论。梅可卡，即“印第安大黄”，如今人们知道它只是一种温和的泻药，可当时它却被用于治疗范围广泛的各种身体失调。愈疮木被当作治疗性病的真正的印第安药，而烟草与大量用它制成的软膏和混合物一起，被作为一种药物得到了极为详尽的描述(图3．11)。然而，蒙纳德斯特别提到，印第安人“吸食烟草，以使他们自己沉醉其中而产生幻觉，并想象出各种东西，从中获得快感”。

德奥塔和蒙纳德斯两人的著作由于查尔斯·勒伊克路斯(charles

L'Ecluse，1526—1609)将其翻译并节录成拉丁语而在全欧广为流传，随后又迅速被译成其他各种文字。我们已经提到过约翰·弗兰帕顿的英文译本，而法国的帕拉塞尔苏斯追随者杰奎斯·格豪里(Jacques

Gohory，1520—1576)是第一个重视蒙纳德斯提出的梅可卡具有广泛治疗功效的人。

源源不断的新材料被增补进来。胡安·弗拉戈索(Juan

Fragoso，16世纪)在157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描述了在印度十分普遍的各种芳香物质和果树。克里斯特伐·达·科斯塔(Christavao da

Costa，1540—1599)的《论东印度群岛的毒品和药物》(Tractado de las drogasymedicinas de las

Indias

Orientales，1578)部分源于德奥塔的早期作品，但其中也包括了许多由他本人绘制的插图和新材料。几乎同样重要的是雅各布·邦特的《论印度药物》(De

medicina

lndorum，1642)，该书以全新的面貌全面描述了东印度植物和疾病。邦特的这部著作不但本身逐渐广为人知，而且在17世纪中叶还与普劳斯佩罗·阿尔比尼(Prospero

Alpini，1553—1617)的一部论述埃及医学(1591年)著作的各种版本一起出版。阿尔比尼在其《论埃及植物》(De Plantis

Aeqypti，1592)一书中，又描述了57种埃及植物。对于北美洲来说，托马斯·哈略特(Thomas

Hariot，1560—1621)的《弗吉尼亚新发现地的真实简报》(A Brief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Virginia)给读者提供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版画，但没有提供西班牙、丹麦和葡萄牙的探险家们以及博物学家和医生们收集的详细资料。

观察与排序

几乎不用怀疑，草本志是16、17世纪出版的最流行的书籍之一。有了这些书，人们不必花很多时间就能对该领域中迅速扩增的知识确信无疑。在狄奥斯科里德斯(描述了约500种植物)和一个中世纪传统(马瑟描述了80种植物)的基础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植物学家们很快发现了数千种以前不为人知或在过去从未得到恰当描述的植物。必须要做的是给它们编制插图，配备精确的说明，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收集有关它们药物特性的资料。马蒂奥利和其他人彻底修订了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著作，以使这部古代著作在新的时代仍然有用。但另一些人对此并不怎么满意，于是大量新的草本志不断问世。它们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几乎无法编制一部完整的书目。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1510—1568)①充满新观察资料和仔细描述(特别是英国植物)的草本志，也应当注意到兰伯特·多登斯(Rembert

Dodoens，1517—1585)有近900幅插图的《彭特德斯》(Pemptades，1583)，还应当注意到玛斯亚斯·洛比留斯(Mathias

Lobelius，1538—1616)①的许多植物学书籍。在英国，约翰·格拉德(John

Gerard，1545—1612)②于1597年出版的《草本志》(Herball)中，仍然对详细描述西红柿、“弗吉尼亚”马铃薯以及各种英国花园植物怀有兴趣，但该书极大地吸取了亨利·赖特(Henry

Lyte，1529—1607)于1578年翻译的多登斯著作中的材料。而格拉德的这部著作后来又成了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于1629年出版的篇幅更大的《乐园》(Paradius)的基础。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一般的惯例是从手头任何一部著作中自由借用其各种插图和说明。

①英国植物学家。——译注

①荷兰植物学家。——译注

②英国植物学家。——译注

内容最为全面的著作出自博欣兄弟之手。让·博欣(Jearn

Bauhin，1541—1613)③的《普通植物史》(Histoire

universelle de plantes，在他死后于1651年出版)描述了5000种植物并包含了3500幅插图。他的兄弟盖斯帕(Gaspard，1560—1624)甚至更加勤奋，他著名的《植物图集》(Pinax，1623年)包含了6000种植物的资料，并且声称有600个全新的种类。在此后的200年中，该书对于植物学家来说一直是一部基本的原始资料。

③瑞士植物学家。——译注

大量新资料的发现带来了一个对其进行组织的问题，这一问题几乎是中世纪或者16世纪草本植物学家们不曾梦想的。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必须指出植物的医用特性。在那时，几乎没有什么作者为分类问题而烦恼。对于许多人来说，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就足够了，而列昂哈德·富克斯(1542年)和威廉·特纳(1568年)似乎也满足于此。约翰·帕金森(1629年)把植物分成“香味的”；泻性的；有毒的、催眠的、伤人的及各自的解药；创伤药草；凉性的；辛辣的；蓟类植物等共17类。有些植物由于不知其用途而且又不适合于任何一类，帕金森就增补了一类称之为“编外类”。

如果说富克斯仍然满足于传统的字母排列顺序，那么他的同代人杰洛米·博克(1539)则不然。由于因循亚里士多德传统，他把材料分成草本类、灌木类和树类。但他指出：

“我把所有植物都归并在一起，但将其分成不同的种类。这些植物是相关的、相连的，或在其他方面是彼此相似的、可以比较的。我放弃了在旧有的草本集中可以看到的从前那种陈旧的A、B、C规则和排序。因为A、B、C排序可引起许多差错。”

波希米亚植物学家亚当·扎鲁兹安斯基·冯·扎鲁兹安(Adam

Zaluziansky von Zaluzian，1558—1613)以一种新的方式抛弃了他在《草本植物学方法》(Methodi

herbariae，1592)中运用的较早的体系，而从最简单植物开始排序，然后一直到更加复杂的种类。他主张把植物学从医学中分离出来，从而使他的著作更加有趣。

“人们习惯于将医学与植物学联系在一起，但科学的处理态度要求我们应该对两者分别加以考虑。事实上，在每一门技艺中，理论一定是与实践相脱节并彼此分离的。在两者相结合之前，必须依其恰当的次序单独地、分别地加以讨论。有鉴于此，为了植物学(实际上是物理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在其能够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之前可以自身形成一个整体，就必须将其从医学中分离出来、拆解出来。”

再早一个世纪，几乎是不可能作出这种陈述的。

16、17世纪的许多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满脑子都装着分类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方案。洛比留斯建议以叶的外形作为分类基础，但这遭到了法比奥·科隆纳(Fabio

Colonna，1567—1650)①的反对。他认为，植物的其他部分——如花、花托、种子——对于此类方案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安德烈·塞萨皮诺(Andrea

Cesalpino，1519—1603)②为了试图在自然哲学研究中重建亚里士多德权威，出版了《植物论》(De

Plantis，1583)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基于花和果实的分类方案。

①意大利植物学家。——译注

②意大利生物学家。——译注

盖斯帕·博欣受到塞萨皮诺排序方法的部分影响，运用了一种双名制植物命名法。他利用植物的共同特征，将《植物图集》分成12卷，然后又依次将每一卷分成若干部分。前者大致与我们今天的属(genera)相对应，后者则与种(species)相对应。博欣根据植物的共同特性，将它们收录在各个部分中。在这方面，博欣有时取得了成功，比如当他把一组具有麻醉(化学)特性的植物归并在一起时，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中并非如此，比如当他把一组不常见的、除了都能产生有用的香料之外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性的植物归并在一起时。像扎鲁兹安一样，博欣把分类从较简单的植物形式(草)推进到更加复杂的形式(树)。

①②发展了博欣的研究。他们将植物和动物进行分类编排——这种编排的遗风在现今的分类中仍然很明显。因此，尽管卡罗留斯·林耐(Carolus

Linnaeus，1707—1778)③的工作仍然是植物和动物现代分类的基础，但是，已知动植物种类数量的激增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导致了长达一个多世纪进行分类的努力，林耐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工作。

①德国博物学家、医生。——译注

②英国植物学家。——译注

③瑞典生物学家，生物分类法的创立者，提出物种不变的假说。——译注

在16、17世纪科学史领域的各种变化中，也许没有哪一个领域比植物学和动物学中的变化更加明显。如果我们追踪早期印刷的书籍，我们首先就会发现15世纪的各种草本志以其民间观点和原创的动植物木版画所反映的仍是中世纪世界。在巴巴罗的《对普林尼的修正》一书中，在使狄奥斯科里德斯现代化的努力中，在对原著批评的谨慎关注中，我们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影响。尽管人文主义学者们在这方面竭尽全力，但是，直到植物插图和说明得到了改进，医生和植物学家才有可能从这种研究中获益。这是德国植物学的前辈们如布伦费尔斯、博克、富克斯以及他们在16世纪后期的追随者们的贡献。在插图更加准确的同时，已知植物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这种进展部分是由于对欧洲植物的新兴趣，部分是由于对世界新发现地动植物的迷恋。狄奥斯科里德斯著作中最初的500种植物，在1623年盖斯帕·博欣出版的《植物图集》中剧增到6000种。如果说较早期的草本植物学家们几乎没有关注几百种植物的组织编排问题，那么到了新旧世纪的转折之际，却导致了关于分类的各种论战——这些论战直到进入18世纪之后才告停息。

植物界的知识与动物界的知识是同时增长的。在16、17世纪的进程中，人们在中世纪的草本志、普林尼讲述的故事以及古老的动物寓言集中发现的零散资料，被格斯纳和阿德罗范迪有关动物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所取代。那些对自然界进行观察并试图将自己从古人的说明中分离出来的作者们，他们撰写的论述鸟类、鱼类、昆虫类和其他动物类的各种专著，对以上这些努力进行了补充。这正如在植物方面一样，从欧洲到美洲各地、亚洲以及东印度的航海促进了人们对新的生物类型的热情。

然而，虽然在这几个具有决定性的世纪里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真正的知识爆炸，但简单地用近代科学的胜利来对此进行诠释却是错误的。爱德华·托普塞尔的著作表明了他对神兽根深蒂固的信仰，而格斯纳、贝隆和朗德勒的著作除了包含各种生物种类外还都讲到了怪物。这一时代最好的反映也许可以从邦特身上看到。他在猩猩身上发现了古代萨梯存在的证据。的确，在17世纪晚期伦敦皇家学会《会刊》(Transactions)的早期卷帙里，仍然存留着寻求各种怪兽的证据。

在草本志传统中，我们也许能辨认出旧有的药效形象说的一种延续。根据这种学说，某种植物的名称和形状与人体某种器官的名称和形状相似，表明了这种植物固有的医疗作用。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并没有从原理上否定这种学说，而是通过引入化学方法来寻求改革。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蒸馏，才有可能真正分辨出某种“特征”。因为蒸馏能将植物的纯粹精华从它外在的粗陋物质中分离出来。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我们论及的这一时期，占星术与植物知识的联系确实没有减弱。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体研究中，随之出现了类似的知识增长，这是我们下一章即将讨论的主题。但正如将要看到的，我们也可以发现神秘主义与严格的观察技术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第四章 人的研究

文艺复兴时期，对解剖学研究的热心程度，也许是早先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与其相提并论的，结果使人们对人体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在此，我们可以提及帕多瓦的一批教授和他们的学生：安德烈·维萨留斯、雷尔多·科伦波①②③以及威廉·哈维。但是，从维萨留斯《人体结构》(De

fabrica，1543)的出版到哈维《心血运动论》(De motu

cordis，1628)的出版这段时间内，其他人也作出了贡献，尽管他们的著作并非总是非常完美地符合近代科学的模式。因此，米歇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1511—1553)④在一本神学小册子(1553年)中描述了血液在肺部的运动。我们将发现，大宇宙、小宇宙的类比和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和思考的一种促进因素在此再次出现。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主要人物都公开声称他们忠诚于亚里土多德和盖仑，而英国的炼金术士罗伯特·弗拉德医生则第一个在出版物(1629年)中支持哈维的循环，因为在他看来，循环具有深刻的神秘含义。也许没有比这一事实更能体现出17世纪早期各种知识潮流的复杂性了。

①意大利解剖学家，独立提出过血液从心脏右侧通过肺到左侧循环的思想。——译注

②意大利解剖学家，正确地描述了内耳和生殖器官。今天仍把输卵管称为法洛比亚管。——译注

③意大利解剖学家、外科医生。——译注

④西班牙神学家、医生。——译注

中世纪遗产

就像在所有其他学科领域中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最初建立在更早些时期幸存下来的各种原著和概念之上。这部分地意味着人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大宇宙一小宇宙类比观念，并且也意味着一种活力论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后来成了17世纪机械论者攻击的目标。

但除了幸存的各种古代哲学概念之外，还有一大批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资料。克朗登的阿尔科曼昂(Alcmaeon of

Croton，活跃于公元前500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曾对描述人和动物的各个部位感兴趣；而在亚历山大，赫罗费拉斯(Herophilus)①和伊雷西斯特拉都斯(Erasistratus，活跃于公元前280年)②领导着一个异常活跃的解剖学派。后来据说，他们通过对各位托勒密王(Ptolemies)提供给他们的罪犯进行活体解剖来获取观察资料。但不论此说是否真实，毫无疑问，亚里山大的解剖学家们的确解剖过人尸。这一成果体现于对人体各个部位所进行的详细的解剖学描述以及与动物相似部位的比较。另外，他们进行的各种生理学探索成了近两千年来人们讨论的主题。

①古希腊外科医生、解剖学家公元前前，第一个当众进行尸体解剖表演的人。——译注

②古希腊医生公元前—前。——译注

如果说，亚里山大的解剖学研究达到了古代科学的顶点，那么，在盖仑获得胜利的那些世纪中，由于他势不可挡的影响，这些解剖学家们的全部原著都散失了。盖仑最初是一位在他的出生地柏加曼城为古罗马斗剑士服务的外科医生，后来他广泛游历了全帝国，并且写下了论述哲学和医学所有方面的著作。古代晚期和伊斯兰的医学作家们摘录整理的，正是他的著作，而非他前辈们的著作。

而在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化学论追随者们反抗的正是盖仑著作的持续影响。我们无法对盖仑内容广泛的著作进行概括说明，但有必要关注那些特别令16世纪解剖学家们深感烦恼的几个观点。

盖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著作既冗长又详尽。他的著作由于考察了脊髓、呼吸机制和心血管系统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他的结论只是在很小程度上依赖于人体解剖。他主要依靠那些容易得到的动物，如羊、牛、猪、狗，尤其是北非猿。所以，他犯下一些明显的错误就不足为奇了。如五叶肝(依赖于狗的解剖)和神奇网(retemirabile，人体中并不存在的一种复杂血管网)被作为人体解剖的一部分来描述。直到16世纪以前，诸如此类的错误仍然是解剖学教学的部分内容。

盖仑对心血管系统的描述具有特珠的意义(图4．1)。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他的原著中发现了各种基本错误，这导致了一种全新的血液流动概念的产生。在盖仑看来，血液形成于肝脏，并由此通过静脉流向身体的所有部位。这种具有丰富自然精气(naturalspirits)的静脉血具有滋养人体组织的功能，同时带走废物。最后，静脉血在自然精气耗尽之后流到右心室。在清除了积聚起来的杂质之后，大部分静脉血首先被送往肺部，然后再送往肝脏。但是，盖仑假定，在右心室和左心室之间存在着微孔，极少量的静脉血通过这些微孔流向左腔。这部分静脉血在左腔与来自于肺里的空气结合，形成了生命必需的生命精气(vital

spirits)，然后这些生命精气通过动脉被分送出去。最后的转化产生于大脑，这里已准备了动物精气(animal

spirits)，通过神经来传送它们。这个系统的关键依赖于心室之间的微孔这些并不存在的通道。一旦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就有必要对整个系统进行再思考。

但是，一千多年来盖仑的生理学观点并未得到修正。这部分因为盖仑是古希腊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最后一位伟大人物，但更因为古代后期的医生们只是对盖仑著作进行了节录和整理，而几乎没有进行新的研究。而且，虽然伊斯兰医学后来受到盖仑的强烈影响，但阿拉伯语原著更注重的是疾病的原因和治疗，而不是解剖学和生理学。西方学术界最初是从13世纪的译本中了解东方原著的。由于伊斯兰的这些兴趣，中世纪的西方学者们相对来说几乎不知道盖仑的解剖学著作。13世纪的医生们较易获得的著作只有一部《论人体各部位的作用》(On

the Use of the Parts)的节本。

13世纪能够得到的解剖学著作数量有限，而相比之下，人们在早期公开解剖的复兴中却发现了未来的好预兆。在13世纪的萨勒诺(Salemo)①，人们再次进行了动物实验，而在14世纪早期，波伦亚(Bologna)②成了解剖学研究的中心。其促进因素不是源于医学院，而是源于法学院，因为法学院的人认为有验尸的必要。蒙蒂诺·德路西(Mondino

de’Luzzi，1275—1326)③于1316年在波伦亚撰写的解剖学教科书，直到16世纪开始后很久一直是公开解剖的典范(图4．2)。在该书中，他首先着手描述的是腹部器官，然后才是外部的头和四肢。这种顺序可使人们首先关注那些很可能腐烂的部位。在缺乏适当保存技术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①意大利西南部港口城市。——译注

②意大利北部城市。——译注

③意大利解剖学家。——译注

中世纪的医学院很快就认识到了这种示范的重要性，并且不久就规定，医科学生必须参加指定数量的公开解剖。到了1400年，公开解剖就成了大多数大学的普通课程。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示范旨在使学生熟悉人体的各部位，而并不以新的研究自居。解剖学的复兴

传统的持续性使蒙蒂诺的解剖学著作在15世纪末期得以出版，但这一时期的医学人文主义则把新的重点放在古代原著上。不久，人们就发现，学者们无法读到盖仑最重要的解剖学著作，但他们很快就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将其编辑成希腊语和拉丁语出版。盖仑的《论人体各部位的作用》到1500年已出版了几个拉丁语译本。托马斯·利纳克雷，这位英国医学人文主义者、伦敦内科医师学会的创始人，曾梦想出版一部完整的希腊语版的盖仑著作。实际上，他为出版许多单本的医学著作尽了努力，其中就有盖仑的《论自然的官能》(On

the Natural

Faculties，1523)。巴黎的医学教授安德纳希的约翰内斯·金特甚至更加勤奋，他在自己的早期学术生涯中将许多精力都倾注在古希腊医学原著的翻译整理上。他不但翻译了盖仑的大部分著作，而且还编辑了古代晚期许多其他医生的著作，如艾吉那的波尔(Paul

of Aegina，7世纪晚期)、卡留斯·奥雷利亚努斯(Caelius

Aurelianus，7世纪)、奥利巴苏斯(Oribasius，325—400)，以及特拉利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Tralles，6世纪)。此外，他还写下了论述黑死病、药用泉水和助产术的各种著作——并在其晚年，著文为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药物作辩护。

真正有意义的是，就在金特刚刚翻译完盖仑的《论解剖过程》(On

Anatomical

Procedures，1531)一书之后，一个名叫安德烈·维萨留斯的新生进入巴黎大学学习医科。由于认识到这位年轻人的聪明才智，金特便选用他协助自己编写教科书《根据盖仑的观点医科学生应学习的解剖学基本原理》(Anatomical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 of Galen for Medical

Students，1536)。尽管维萨留斯后来对他导师的专业知识评价甚低，但事实上，他从导师那里受到了这一领域中能够得到的全欧最好的训练——还有金特强烈的盖仑倾向的影口向。

维萨留斯这位敏锐的观察者很快就认识到盖仑著作中的许多错误——以及对人体各部位作正确描绘的需要。在这方面，他的著作也许与布伦费尔斯、贝克和富克斯的著作类似，他们三位都认识到在植物学领域制作新插图的重要性。但如果认为只有维萨留斯制作过近代解剖学插图，那是错误的。列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

Vinci，1452—1519)①更早期的解剖学插图技艺高超。但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这些插图没有出版，因而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在维萨留斯之前的确有另外一些人在这方面做过工作，最著名的是波伦亚的彼伦加略·达·卡比(Berengario

da Carpi of Bologna，1460-1530)，他为译注蒙蒂诺的著作而制作了各种新的解剖学插图。

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在物理学的许多分支中都有重要发现。——译注

通往《人体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a)之路相对较短。离开巴黎之后，维萨留斯在鲁汶(Louvain)大学教了一年书(1536年)，此后在帕多瓦获得了医学学位，并随即被该校委任为外科学讲师(1537年)。除了旅行和教学之外，维萨留斯不断写作。1538年，他应解剖学学生的请求，出版了《六页集》(Tabulae

Sex)——6页纸的正文和插图。其中3页纸的插图是由提香(Titian)的一个学生简·斯蒂芬·范·卡尔卡(Jan Stephen van

Calcar，1499—1550)所作。1541年，维萨留斯致力于盖仑著作的编辑。两年后，他出版了论述人体的杰作(图4．3)。该书出版后不久，他被委任为查理五世(Charles

V)皇帝的御医，后来又被委任为他的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的御医。1564年，维萨留斯这位精力极为充沛的人，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后正准备返回帕多瓦时，客死途中。

《人体结构》由于其插图(很可能也由简·斯蒂芬·范·卡尔卡所作)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图4．4)。但是当我们转向该书的正文时，就会发现它正如我们所料是以盖仑的研究为基础的。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维萨留斯孜孜寻找的是古代原著中的那些细小错误。这是当时公认的学问，并不影响对古代医生的普遍尊重。但维萨留斯坚持一种盖仑式的排序，因为他在读者面前展示的首先是骨骼，其次是肌肉、心血管系统，最后才是大脑、腹腔和胸腔的器官。这个顺序与蒙蒂诺的实用解剖方法相反。

我们自己的兴趣则必须保持以维萨留斯对心脏动脉和静脉系统的论述为中心。他在这方面明显较保守。他并没有怀疑盖仑的精气(自然的、生命的和动物的)理论，而且他讨论血液流动时，也没有真正违背盖仑的观点。至于心脏，维萨留斯在反对盖仑关于心室间中隔微孔的主张时，显得非常勉强，以至于写道：

“中隔由心脏中最密集的物质组成，它的两侧充满小凹陷。就人们的感觉所及，所有这些凹陷都未从右心室贯通到左心室。我们对造物主的技艺感到惊诧，他使血液通过看不见的微孔从右心室流到了左心室。”

在此，他抛弃了观察而赞同权威。这一点使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洞察了盖仑在16世纪中叶享有的权威。

1555年，维萨留斯出版了《人体结构》第二版。在此，他又一次回到了心室间中隔微孔这一问题上来。但此时他已观察到，“尽管这些凹陷有时显而易见，但就人们感觉所及，它们均未从右心室贯通到左心室”。在此，他抛弃了盖仑的观点，但读者感觉到，这是一次痛苦的决定。

“不久前，我甚至不敢偏离盖仑一丝一毫。但在我看来，心脏中隔就像心脏其他部分一样厚、一样密集、一样坚实。因此，我不明白，哪怕最小的微粒是如何通过中隔从右心室转入左心室的。”

这个被当时的解剖学家们证实的决定，导致了对血液流动的彻底再思考。

维萨留斯本人很关注来自比他自己更保守的那些人的批评：“因为一些人的研究一直并不是那么成功，因为我抛弃了盖仑的观点，也因为我由于盖仑的缘故而不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理性，这些人被如此激烈地煽动起来反对我，我当然应该得到一些比他们的诽谤更好的东西。”尽管他非常尊崇盖仑本人的著作，但当人们直率地建议他以更加传统的人文主义方式出版一部盖仑著作的注解时，他却拒绝了这些建议。

血液流动：从维萨留斯到哈维

维萨留斯也许并不像有人曾认为的那样是一位革新者，但毫无疑问，在所有解剖学教科书中，《人体结构》几乎立即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复制该书及其插图，而且有证据表明，在维系始于维萨留斯及其帕多瓦的接班人之间的持续的师生关系上，该书具有重要作用。维萨留斯的继承者是雷尔多·科伦波，他曾做过维萨留斯的助手。接下来，加布里勒·法洛比亚又接替了雷尔多·科伦波。法洛比亚以研究人类输卵管而闻名，在他死后，输卵管被称为法洛比亚管。法洛比亚的继承者是赫罗尼玛斯·法布里修斯，他的学生威廉·哈维熟知他论述静脉瓣膜的著作。这种非同寻常的传承关系表明了维萨留斯和哈维之间有着紧密而直接的联系。

维萨留斯的著作确定了心脏的结构，但的确没有确定其功能。其生理学基础仍然是盖仑式的，并源于《论人体各部位的作用》。的确，自盖仑以来，有关心脏、肺和动脉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然而，维萨留斯的后继者们在研究这些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呼吸的作用方面，几乎立即超过了他。第一位这样做的人是米歇尔·塞尔维特，他早期所受训练与维萨留斯有某些相似性。他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一位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神学家，但他也曾作为一位解剖学家在巴黎金特的门下受过训练。像维萨留斯一样，塞尔维特也作过金特的助手。我们发现他也是盖仑的追随者，这一点从他的《论糖浆……根据盖仑的观点》(Account

of Syrups…According to the Judgmentof

Galen，1536)一书中可以看出。但另一部早期医学著作却抨击列昂纳德·富克斯是一位异教徒，几乎不用怀疑，在当非国教教徒(nonconformist)会遭遇危险的时代，塞尔维特本人就是一位宗教激进分子。作为一位既不能容忍天主教徒又不能容忍清教徒的唯一神教派(Unitarian)①的教徒，塞尔维特在21岁之前就已经出版了两部著作论述三位一体教义的各种错误。由于受到追捕，他化名为维拉诺乌斯(Villanovus)而受雇于一位出版商②。到了1546年，他已经写完了《基督教的复兴》(Restitution

of Christianity)，并将该书手稿——与另一部论述三位一体的著作一起——送给了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③。此时，他被迫逃离天主教统治下的法国，开始了途经日内瓦前往意大利的旅行。在日内瓦，有人认出他就是攻击加尔文的人。他在前往教堂礼拜时，遭到逮捕。1553年，塞尔维特因各种过错受审，并被判处极刑，他和他的著作一起在火刑柱上被焚毁。

①认为上帝只有一位并否认基督神性的基督教派别。——译注

②这位出版商是奥普吕纳斯．，—。他是塞尔维特的保卫者和朋友，曾担任过帕拉塞尔苏斯的秘书，并于年出版了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也曾因出版《古兰经》的拉丁语版而坐过牢。——译注

③法国神学家—，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创始人，著有《基督教原理》，否认罗马教会的权威。——译注

1553年印刷的几千本《基督教的复兴》只有三本幸存了下来。该书本身就是塞尔维特宗教信念的一种表现。但对我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是第15章，它论述的是圣灵(Holy

Spirit)以及神灵(Divine

Spirit)对人的施与。在这一章里，塞尔维特讨论了呼吸以及精气(spirit)与空气的关系。在他看来，身体中的生命精气是由稀薄的血液与吸入的空气相混合所产生——并且它并非像盖仑所假设的那样形成于左心室，而是形成于肺部。由于抛弃了血液从右心室渗透到左心室的盖仑的概念，塞尔维特正确地描述了肺循环：从右心室流出来的血液经过肺动脉被排注到肺部。在肺部，由于吸入的空气使得静脉血变得更加稀薄，血液在这里的颜色就发生了变化。血液再从这里经过肺静脉流到左心室，然后通过动脉系统分散出去。现在，人们已经知道，13世纪的伊本·安·纳菲(Ibn

an Nafis)①曾经正确地描述了这部分的血液流动，但这并不表示任何一位16世纪的解剖学家都知道他的著作。

①世纪阿拉伯医学家，曾描述过肺循环。但他思索的结论与哈维用直接的、实验性的近代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在性质上根本不同。——译注

重要的是，要坚持从当时的背景中去理解塞尔维特的这种描述。正如这一时期的其他方面一样，人们可以注意到，这方面的各种重要的观察材料都产生于我们今天认为是非科学的那些背景中。就在70年以后，类似的有关空气精气及其与血液的关系的思考，促使罗伯特·弗拉德描述了一种神秘的血液循环——并且也促使他成为第一个起来捍卫哈维的《心血运动论》(De

motttcordis)的人。

尽管塞尔维特论述肺循环的观点一个世纪以后才为人所知，但这部著作在16世纪中叶是否具有影响却仍有疑问。然而，在16世纪下半叶，人们迅速接受了无孔中隔的概念，这一事实要求对动脉血液的起源作出一种新的解释。雷尔多·科伦波在其解剖学教科书(1559年)中——也许独立地——得出了与塞尔维特相同的结论。在此——与塞尔维特形成对比——我们感到自己正置身于维萨留斯解剖学的牢固传统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盖仑的影响，因为正是肝脏为以后流向全身的血液改善了营养。同样，正是左心室将赋予生命的血液通过主动脉分流出去。然而，科伦波对心脏及其瓣膜的精确描述要求肺循环的途径是从右到左。科伦波死后，这种“小循环”被人们普遍接受。

哈维和帕多瓦学派之间的最后一个联系环节，可以在哈维的解剖学老师赫罗尼玛斯·法布里修斯的著作中找到。法布里修斯与帕多瓦大学的联系长达64年之久。尽管人们最频繁引用的也许是法布里修斯论述比较解剖学的著作，但是他作为哈维在描述静脉瓣膜方面的前辈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当哈维还是帕多瓦大学的一名学生时，法布里修斯就对这一专题展开了研究，并于160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①。作为一位彻底的盖仑信徒，法布里修斯坚持认为，这些瓣膜的存在是为了阻止危险的血液扩张。倘若某个部位需要过量的营养，那么瓣膜的作用就是防止其他部分给养不足。动脉血的正常涨落说明了动脉中不存在这些瓣膜。在哈维看来，瓣膜是血液单向循环的证明。

①年，法布里修斯出版了一本仅页的小册子，书名为《论静脉中的瓣膜》，完整地描述了静脉瓣膜的结构、位置和分布。在推测这些瓣膜的功能时，他应用了水力学原理来作类比，从而激发了人们用机械论观点来解释循环系统的热情。但由于盖仑的学说始终占据着他思想的主导地位，这使得他最终未能认识到瓣膜的真正功能。——译注

伴随着解剖学知识的不断增加，16世纪末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一些学者开始用笼统的措辞来谈论体内全部血液的循环。这有许多原因。一些入——像塞萨皮洛——是好战的亚里士多德派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论及心脏在人体中的首要地位，而塞萨皮洛采用了肺循环的观点，因为肺循环似乎赋予了心脏更大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根据符合大宇宙和小宇宙一致性的那些神秘天界影响来思考。如果人们接受了这种观点，那么唯一正确的结论就是，小宇宙循环应该仿效行星(或太阳)的旋转。的确，劳契·勒·贝利弗(Roch

le Baillif)写了一部论述人及其“本质的解剖”的著作。他认为，“本质的解剖”所强调的，是两个世界之间的类比，而不是各学派肉体解剖之间的类比。最后，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认为，人体的各个部分起着一件件化学设备的作用。假使这样，血液以一种类似于蒸馏“循环”的方式在人体内循环的观点就会引起争论。虽然这纯属推测，但它确实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倾向，并且表明，就在哈维之前的时代，关于血液流动的思想有些宽泛。

威廉·哈维和血液循环

像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界众多的主要人物一样，哈维依赖于他前辈的著作，并把许多表面上互不相关的主题联在了一起。哈维最初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1597年来到帕多瓦大学，在法布里修斯门下求学。当时，这位老师正在写作论述静脉瓣膜的著作。在拿到医学学位以后，哈维于1602年返回英国，成为圣巴塞罗缪(St．Bartholomew)医院的医生和詹姆士一世的御医。他被选为欧洲最有声望的科学社团之一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1607年)。哈维本人曾在该会为卢莱因讲座(Lumleian

Lectures)作过关于解剖学的演讲(1615年)。这些记录都向我们表明，他在早期就对血液流动这一主题感兴趣。

哈维在帕多瓦所受的教育是我们理解他的基础。由于这种训练，他成了亚里士多德和盖仑的仰慕者。其仰慕程度可以在《心血运动论》(De motu

cordis，1628)中看到，在该书中，哈维似乎更愿意将肺循环的发现归因于盖仑；也可以在其《论动物的繁殖》(De generatione

animalium，1651)一书对科学方法的讨论中看到，该书直接以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篇》(Analytics)和《物理学》(Physics)为基础。

但是，循环的发现不仅仅是基于对古代天才的崇敬，基于对其工作应该成为一个新科学时代的基础这种信念。哈维的著作反射出那个时代对新的观察材料、神秘的类比甚至使用各种机械实例的兴趣。

《心血运动论》篇幅甚短，但该书既展示了哈维本人的观察证据，又展示了对解剖学文献的详尽了解。哈维首先转向心脏本身，考察过约40个物种的心脏和血液运动。他观察到，在所有情况下，心脏收缩时会变硬，且随着收缩的产生，动脉会扩张。这种周期性的扩张能够从手腕的脉搏中感觉到。同时，他正确地假设说，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血液正在被泵人动脉。于是哈维注意到，心脏的作用也许可与水泵相比。

哈维的实验涉及冷血动物的心脏，是因为这些动物的心脏活动较慢。他注意到，首先是心房收缩，然后是心室。他仔细地描述了这个过程：首先，血液通过大静脉流入右心房，当这里产生收缩时，血液就被送到了右心室，此处的瓣膜使其不可能回流。接着，右心室收缩，把血液通过肺动脉送人肺部。瓣膜又一次使其不可能反转方向。并且，由于中隔中不存在微孔，所有这些血液都是通过肺部输送出去。在心脏的左侧，来自肺部的血液首先从肺静脉进入左心房。然后，当此处收缩时，血液就进入左心室。进一步的收缩迫使动脉血进入主动脉和动脉系统。

作为一项生理学发现，它使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当时哈维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在对静脉瓣膜进行思考时，他阐述道，血液流动不但都是从一个方向进入心脏，而且也都是从一个方向持续不断地进入全身(图4．5)。在这一点上，哈维提出了一个有力的量化论点。假设左心室只能容纳2盎司血，脉搏每分钟跳动72次，那么左心室在1小时内就可迫使约540磅血进入主动脉。动物体内最多只有几磅血，人们一定会问，这么多的血液是来自哪里——又流向何方呢?哈维的结论是，从主动脉流出的血液只可能来自静脉：

“我开始思考，是否在循环中实际上可能并不存在运动。后来，我确实发现这种运动真的存在；最后我看到，被左心室的作用压入动脉的血液统统被分布到体内。这些血液被分成几个部分，以其流经肺部的同样方式，被右心室压入肺动脉，然后再经过静脉和大静脉，以已经说过的方式转向左心室。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运动称为循环。这个循环是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相同方式产生的：空气与雨水仿效着天体的循环运动，因为潮湿的土地被太阳晒热而蒸发，这些升入空中的水蒸气就凝结起来，并以雨水的形式降落下来，又一次湿润土地……”

当人们通过大宇宙一小宇宙相类比的方式，根据宇宙论来理解心脏的意义时，这种始终显而易见的意义仍然具有更大的作用：

“所以，心脏是生命之源，是小宇宙的太阳，这正如太阳接下来很可能被认定是世界的心脏那样。因为正是心脏的功效和搏动，才使得血液运动不息、完善无瑕、易于供给营养，并且防止了腐烂和凝结。正是这种普通的神性，在履行其职责时，滋养、抚育了整个身体，并加快了整个身体的成长。它的确是生命的基础、一切活动的源泉。”

哈维最后转向对静脉瓣膜的观察，他指出，血液总是朝向心脏而决不是背向心脏流动。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根据充分，因为，“包括论据和直观演示在内的一切都表明，血液由于(心房和)心室的作用流经肺部和心脏，并被分送到身体各部位，从那里流向静脉和肉中的微孔，然后，经静脉从周围各侧流向中心，又从较小静脉流向较大静脉，最后经过它们，被输送到主静脉和右心房。血液以这样的流量运动，或者说在动脉和静脉中流出流入，此消彼长，而不可能由摄入体内的物质供给，并且远远多于仅仅为了获取营养所必需的量；我们绝对有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动物体内的血液被迫进行循环，并处于一种永不停息的运动状态；这是心脏通过搏动而产生的行为或功能；这是心脏运动和收缩的唯一结果。”

评判

虽然血液循环的发现在今天被认为是17世纪早期唯一比得上当时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s)发展的生理学成就，但是人们对《心血运动论》的直接反应却各不相同。如果说有许多保守的作者断然反对该书的话，那么提一提哈维支持者们的各种观点则更加重要。

第一个起来捍卫哈维的人，是他的朋友和同事罗伯特·弗拉德。长期以来，他对空气中的生命精气以及人体对此精气的吸收一直怀有兴趣。1623年，他曾把动脉血的神秘循环描述成是大宇宙一小宇宙相类比的必然结果。为了证明哈维的解剖演示，弗拉德曾安排他本人在法兰克福的出版商出版这位朋友的著作。在写作一部论述脉搏的书时(1629年)，弗拉德提到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同胞”曾经用哲学论据和观察演示来证实循环。

但在弗拉德看来，哈维的解剖证据很显然完全证实了更深刻的神性真理。这一点已得到了笛卡尔和伽利略的同时代人马林·梅森纳(Matin

Mersenne，1588—1648)和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的正确理解。在详细答复弗拉德时(1631年)，伽桑狄攻击了弗拉德和哈维的循环论，原因是伽桑狄自称曾在展示的中隔上见过微孔的存在。他争辩说，如果中隔中存在着微孔，那么它们必然有其目的。这个特定的目的就是形成动脉血，因此应该坚持盖仑的血液流动体系。弗拉德回答说，情况并非如此(1633年)，哈维的解剖标本曾使他确证中隔的不可渗透性，而且心脏的瓣膜引导着血液通过肺部从心脏右侧流向左侧。在他看来，循环是一个事实，但是一个能够而且已经被他假定存在的事实，这个假设依据的就是在哈维尚不充分——但同样可信——的生理学证据之前的那些宇宙真理。

如果哈维的研究可解释为弗拉德的神秘宇宙论的一项证据，并因此而受到机械论者的攻击，我们不必惊讶笛卡尔也对哈维的解释有所保留。在其《论人类》(Traite’de

l'homme，1632)一书中，笛卡尔接受了血液的完全循环，却把心脏解释成一个机械蒸馏装置。由于他假设心脏的温度高于体温、肺部具有冷却作用，他论及了冷凝和稀薄化同瓣膜所决定的血流自身的结合。在此，笛卡尔试图把哈维的活力论体系转化成彻底的机械论体系。

约翰内斯·瓦拉乌斯(Johannes

Walaeus，1604—1649)的反应十分有趣，他在1641年发表的两封信中捍卫了循环论并且赞扬了哈维的天才。他设计了一系列绑扎狗血管的新型实验，帮助人们扩展了血液流动的知识。这项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以致影响到了哈维本人。但当瓦拉乌斯听说循环的实验发现者是威尼斯政治家帕罗·沙比(PaoloSarpi，1552—1623)时，哈维在他心目中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在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之后，瓦拉乌斯逐渐确信(1645年)，沙比的确发现过循环，并且他的研究建立在自古以来其他作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瓦拉乌斯写道，沙比后来将自己的发现传给了哈维，哈维继续发展了这一学说，并将其归于自己的名下。

在《心血运动论》出版后的20年时间里，哈维的确受到过詹姆斯·普里姆罗斯(James Primerose，卒于1659年)、让·里奥兰(Jean

Riolan，1580—1657)、盖伊·帕丁(Gui

Patin，1601—1672)和其他许多作者的严厉责难，但哈维的著作似乎不能让每一个人完全满意，这也是千真万确的。有关静脉系统和动脉系统的关系、两种血液的不同外观、肺脏的作用以及动脉血形成过程中空气所起的作用，仍然存在着各种问题。哈维本人并不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他的确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来接受他的大多数同代人的赞扬。就在他去世后不久，1659年玛斯洛·马尔比基(Marcello

Maipighi，1628—1694)①在显微镜下研究蛙肺中的血液流动时，首次发现了动脉和静脉之间的网结。14年以后，安东尼·列文虎克(Antoni

Leeuwenhoek，1632—1723) ②用高倍透镜证实了这种观察。一些早期科学学会、尤其是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的成员探索了呼吸问题。同时，由于对血液流动有了新的理解，那些注定要失败的输血实验就有可能产生。至于医学实践，体液理论的衰落导致了人们对血液化学成分产生新的兴趣。17世纪后期，人们在通过服用化学药物来治疗疾病方面进行了许多实验。

①意大利医学家、解剖学家。以环状剥皮法研究植物体中的物质运输。——译注

②荷兰显微生物学家。用显微镜发现红血球、滴虫和精虫。——译注

但是，即使在该世纪后期，血液循环的发现对那些寻求对自然作神秘主义解释的人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约翰·鲁道夫·格劳伯这位对大规模化学设备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的后期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认为，血液循环确凿地证明了大宇宙与小宇宙之间的和谐联系(1658年)。在英国，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1610—1682)指出，罗伯特·弗拉德和威廉·哈维对血液秘密的发现，可作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进行必需的课程改革时应该采纳的重要科目(1654年)。甚至连炼金术士、皇家学会的早期成员伊利亚斯·阿希莫勒(Elias

Ashmole，1617—1692)也称哈维是这么一个人，“他因许多杰出的发现而值得为其立一尊黄金塑像，而不是大理石塑像”(1652年)。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知识的逐渐成长来描述血液循环发现的历史。人们或许可以指出从维萨留斯到哈维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发现。然而，这些发现都扎根于为人熟知的那些主题的背景中。16世纪解剖学的复兴建立在欧洲大学几个世纪的公开解剖的基础上。而且，就像在植物学中一样，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艺术和观察新联合的力量。至于人文主义，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地方比在这里更有影响了。盖仑著作新的希腊语版和拉丁语版激起了人们对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的新兴趣。对此，我们曾经特别提及伦敦的托马斯·利纳克雷、巴黎安德纳希的金特以及一连串受到这位2世纪希腊医生①作品启发的帕多瓦教师。

①指盖仑。——译注

新的解剖学和循环发现的整个背景最初是与帕多瓦大学联系在一起的。该校极其重视亚里土多德和盖仑的著作，并且我们发现，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他们两人对那些主要人物产生了影响。这些主要人物都赞同修正古代原著中的错误，并将其看成是一种既正确又恰当的训练，但他们都没有想到要超越或取代古人。在这些权威人士中，只有金特以赞成的态度思考过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化学疗法，但此时他并没有想要去反对古代医学理论。至于哈维，直到临终之前，他仍认为自己既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又是盖仑的追随者。

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甚至更为复杂。当我们将前前后后的情况联系起来对其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这些学者中许多人的动机与现代科学家的动机是极端不同的。因此，曾受过解剖学训练的塞尔维特，由于对神学的思考而立即确定了他的血液流动观点。对弗拉德来说，情况与此类似。对自然的理解与对神学的理解同样重要。正是根据这种主张，弗拉德成为第一个支持出版哈维著作的人。也有一些人反对作为亚里士多德信徒的哈维，因为他的观点与古人相冲突。而另一些人则支持他，但这只在将他的基本生机论观点删除之后。

最后，人们面临着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这就是，科学革命中给人以最深印象的成就之一，是由一位自称为亚里士多德信徒的人完成的，而他的著作最先吸引了神秘的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然而正是因为这一切，这项成就才是伟大的。不久人们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另有一些人已经知道血液离开心脏进入了大动脉，但更早期的各种解释都包括了一个以建造组织为目的的巨大灌溉系统。

虽然有些人曾经更早地提出过神秘的血液循环，但哈维当时涉及到了真正的实验，并且提出了一种不可辩驳的定量论据。人们认为，哈维的著作是对人体过程的第一个恰当说明，也是通向现代生理学之路的起点。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以后，人们对待生命过程的态度就有了改变。而早些时候人们论及的无法定义的体热(innate

heat)、空气的力、动物精气以及内在生机(archei)注定要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那些更加简单的物理概念的一种新的寻求。

第五章 一种新宇宙体系

我们已经回顾了16世纪末期到17世纪早期发生在医学、植物学和生理学中的论战，同样的论战也十分引人注目地发生在天文学和物理学领域。我们再次看到了人文主义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导致意义重大的重新阐述(维萨留斯，1543年；哥白尼，1543年)。同时，我们还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同化和争论的较长时期，它必定产生对进一步发展必不可少的各种新发现和新诠释(哈维，1628年；开普勒和伽利略，1609—1632年)。

有关地球运动的问题不但包含了对天体构造的重新认识，而且也包含了一门新的运动物理学的发展——而后一个目标直到艾萨克·牛顿的《数学原理》于1687年出版时才被充分认识到。因此，运动物理学的整个发展史适合于在这套丛书的另一本书中叙述。但是，对哥白尼体系的接受问题，涉及到超出运动力学和宇宙学以外的各种因素，因而神秘主义在此再次对一些关键人物的动机产生了影响，并且在导致深刻分裂的神学问题上，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古代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

正如在其他所有领域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也建立在古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这一领域中有两种宇宙体系占据着统治地位。第一种是欧多克斯①②和亚里士多德的宇宙体系，他们借用一系列同心球来说明恒星的周日旋转以及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动(图5．1)。为了解释观察到的不同运动情况，他们把行星分置在四个球面上。在恰当地安排了数量足够的行星之后，就有可能解释诸如岁差和以恒星为背景的行星逆行这样复杂的运动。尽管这个体系广为接受，但是它却解释不了太阳、月亮和行星与地球之间的距离有时似乎是周期性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从它们呈现出的大小和亮度的不同上就可看出。

①古希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公元前年。接受了柏拉图关于行星必须在正圆轨道上运行的观点，但他在观察之后又不得不承认，行星的实际运动并不是正圆轨道上的匀速运动。——译注

②古希腊天文学家公元前前。他观察了行星运动后，把天球总数调整为个。——译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并消除亚里士多德宇宙论中的不准确性，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天文学家们[特别是佩加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Perga)③④]对这些材料重新加以整理并纳入一个新体系。后来，他们的体系在公元2世纪被修正和扩充为克劳狄乌斯·托勒密(Glaudius

Ptolemy)详尽的、真正的数学体系。正是托勒密在《至大论》中描述的这个体系，直到17世纪大多数天文学家仍对其深信不疑。

③古希腊数学家公元前前。阿基米德的学生，因对圆锥曲线的研究而获得了“伟大的几何学家”的称号。——译注

④古希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公元前前。天体测量学奠基人，编制约颗恒星的星表，发现岁差，制订日月运动表，推算日、月食，用球面三角原理确定地球的经纬度。并发明了许多用肉眼观察天象的仪器，这些仪器后来沿用了年。——译注

托勒密的天文学保留了较早期的天球，又增加了各种不同的圆(这样就保持了天体运动的“完美”)来更加详细地解释各种观察到的现象。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一个行星可能位于一个较大的圆或均轮上——如果这个行星看起来是绕着地球作完美的正圆运动的话。但是，这种完美的正圆——对恒星而言远非如此——并不存在，其结果是，又假设了许多其他的圆。本轮的中心位于均轮的圆周上，并随着均轮的运动而转动。这种双重的运动，既解释了距离的明显变化，又解释了行星的逆行(图5．2和5．3)。其他的不规则性促使托勒密把地球放在远离太阳的某个地方，并且使用了偏心(偏离了中心的)圆和等分圆。后者用来解释行星速度的明显变化。在此情况下就可看出，在相等的时间里转过了相等的角度(起点不在圆心)。把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圆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精密的(或许并不完美的)天文学体系，这个体系相当准确地解释并预测了天体的运动。

然而，尽管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使古代其他作者相形见绌，但他们的宇宙论体系并不能代表古代天文学思想的整个领域。公元前5世纪，毕达哥拉斯的一些追随者[尤其是菲洛劳斯(Philolaus)①]曾提出了一个宇宙图，这个宇宙的中心是一团中心火，环绕在其周围的是包括地球、太阳和一个反地球(counter—earth)②在内的所有其他星体。后来，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

ofSanlos，公元前3世纪)③提出，如果地球每天绕其轴自转，同时每年绕太阳公转，那么一切都与实际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哥白尼式的”方案并不是从数学上得到的，而且只有他对日月距离和大小的计算结果幸存了下来。庞塔斯的赫拉克雷迪斯(Heracleides

of Pontus，公元前4世纪)①的研究影响更大。他提出，地球的周日运动最好地解释了恒星运动，而人们从未在远离太阳的地方看到过水星和金星，这一事实表明，这些行星是围绕太阳旋转的。马尔提努斯·凯佩拉(Martianus

Capella)和马科罗比乌斯(Macrobius)(两人都活跃于5世纪)重述了古代晚期异族入侵时幸存原著中的赫拉克雷迪斯的观点，这些观点一直沿用到12和13世纪人们发现了更详细的科学著作。

①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杰出的代表。——译注

②菲洛劳斯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与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及其他星球都是围绕着一中心火团运动，而太阳只不过是这个火团的反射。这样，就有个球体在围绕中心火团运行。为了达到完美的数字，他又虚构了第个球体——反地球，它是一个永远藏在太阳另一面的、我们看不到的行星。而整个天象图的构思只是利用的魔力因为是、、的总和。年后，哥白尼提出地球和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行，这种看法被他的反对者说成是毕达哥拉斯的异端邪说。——译注

③古希腊天文学家公元前年。他将毕达哥拉斯关于地球运动的观点和赫拉克雷迪斯关于一些行星绕太阳运转的论点结合在一起，提出一切行星包括地球都围绕太阳运行。因此，他一直被称为哥白尼的先行者。——译注

①古希腊天文学家公元前—年。是提出地球自转问题的第一个人。——译注

伊斯兰天文学家提出了他们对托勒密体系的注解和修正，并将这些——连同原著一起——在12世纪传人西欧，而且还撰写了一些介绍性的天文学论文[其中最流行的为霍利伍德的约翰(John

ofHolywood，即Johannes Sacrobosco)所写，1230年)。翻译者还将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著作译成拉丁语。尽管后来有人批评这些译本译文不准确，但是它们直到16世纪仍具有影响。

在整个13世纪，亚里士多德在神学领域受到指责，因为他在自然哲学著作中阐述的观点与基督教教义相冲突。他们指出，如果全盘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会导致对上帝创世、圣体真实性(thetruthof

Eucharist)、奇迹可能性和灵魂不灭的否定。亚里士多德全集一旦被作为教条的著作而遭到排斥，它就易受到争议。事实上，在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讨论的许多问题的确与天文学和宇宙论有关，如世界多重性的可能性和地球运动这类问题。尼古拉斯·库萨努斯(Nicolaus

Cusanus，1401—1464年)②对这些论题特别感兴趣，他写道，有一个无边的(如果不是无限的话)宇宙，宇宙的各部分都在运动之中。尽管人们难以确定他对地球运动的理解是否正确，但毫无疑问，他拒斥了同时代天文学家的许多观点。

②库萨的尼古拉斯的拉丁语名。德国枢机主教、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人类认识必须依靠经验，发展实验科学，著有《论有学问的无知》，指出唯自知无知者才是有学问的人。在天文学上，他认为地球在地轴上旋转，并环绕太阳运行，宇宙间既无“上”也无“下”，宇宙是无限的。但这些看法没有以详细的观察、计算或理论作基础，也没有影响科学的进程。——译注

人文主义的复兴在诸多方面对天文学产生了影响。库萨努斯是15世纪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学者中的一个例子。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则是另外一个例子。费奇诺的神秘主义兴趣反映在他翻译的《赫尔墨斯全集》和他的太阳颂词[选自《太阳颂》(De

sole))中，其中他效法较早期的赫尔墨斯原著：

“没有什么可像(光)一样充分地显示善(即上帝)的本质。首先，光是各种看得见的物体中最灿烂、最清晰者。其次，没有什么可以像光一样传播得如此容易、如此广阔、如此快捷。其三，它无害地穿透一切物质，轻柔得就像爱抚一般。其四，光带来的热养育并滋润着万物，是宇宙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同样，善被四处传播，抚慰着万物，吸引着万物。善不必强制实施，而是通过和善一起存在的爱来施与万物，就像(伴随着光的)热一样。这种爱吸引着万物，以使万物自由地接受善……也许光本身就是天国神灵的视觉，或者用于观察、用于遥控、用于将万物同天国联系起来，既不远离天国也不与外来物相混同……仰望天空，我为你们，神圣天国的公民祈祷……太阳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上帝，那么谁敢否定太阳呢。”

费奇诺继续强调，太阳是宇宙的首创物，，因而被置于天国的中心。

维也纳大学的乔治·波伊巴赫的工作与此远为不同，他在《新行星论》(Theoricae

novae

planetarum，1473年出版)中，使用专门术语描述了一个改进了的托勒密行星体系。由于认识到需要一部更好的托勒密原著，他打算与他的学生兼助手约翰内斯·缪勒(Johannes

Muller，即雷纪奥蒙坦，Regiomontanus)一起去意大利旅行。波伊巴赫在去世前，已经完成了《至大论》之《概要》(Epitome)的前6卷。雷纪奥蒙坦继续译完了这部著作，该书在其死后20年才首次出版(图5．4)。完整的《至大论》迟至1515年才出版，该版本出自13世纪克雷莫纳的杰勒德(Gerard

of Cremona)①的译本。直到1528年，才出现了译自希腊语的新译本。

①意大利学者。他一生中有很长时间是在西班牙托莱多度过的。托莱多曾经是穆斯林学术中心，是寻觅知识丰富的阿拉伯著作的好地方。世纪，翻译成了最重要的科学工作，而杰勒德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翻译家、科学家。他一生翻译或监督翻译了本阿拉伯书，这些译作中包括亚里士多德的部分著作、托勒密《至大论》的全部，以及希波克拉底和盖仑的著作。——译注

哥白尼与静止的太阳

我们已经指出，科学革命的最初阶段包括回过头去研究古代的原始资料。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回到亚里士多德，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回到盖仑。而第三部分人则通过对赫尔墨斯原著的研究，在探索已为亚当所知的神性知识(原始神学)中追求真理。这种赫尔墨斯的影响，在费奇诺著作所阐述的文艺复兴时期宇宙论中显而易见。而乔洛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mcastoro，1478—1553)于1538年描绘了一个复活了的亚里士多德同心天球体系。他认为，通过假设这些水晶同心天球的透明度发生变化，从而使得地球上的观察者产生距离变化的错觉，就可轻易地解决以前在解释距离变化时产生的难题。然而，尽管亚里士多德和赫尔墨斯都曾具影响力，毫无疑问，托勒密在人文主义天文学家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哥白尼正是托勒密的最大受惠者。

哥白尼1473年出生于波兰的托伦(Tonm)，大约在这一年，波伊巴赫的天文学作品首次出版。18岁时，他考入克拉科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racow)，在那儿他开始广泛收集天文学和数学书籍。1496年——这一年雷纪奥蒙坦翻译的《至大论》之《概要》正好首次出版——他前往波伦亚学习教会法。在回家短暂探访之后(1501年)，哥白尼又来到帕多瓦学习，并于1503年在费拉拉(Ferrara)获得教会法博土学位。在波伦亚和帕多瓦时，哥白尼曾与一些博学的天文学家有过交往。在波伦亚，他认识多美尼哥·马里亚·达·诺瓦拉(Domenico

Maria da

Novara，1454—1504年)；在帕多瓦，他认识乔洛拉莫·弗拉卡斯托罗。后者既是一位天文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和医生。哥白尼在取得了法学学位后就转向了医学。后来，他在波兰把行医作为日常职责之一。

1506年，他回到家乡永久定居。在这里，他参与了厄尔姆兰(Ennland)这个小邦的治理，经常参与医疗和经济方面的决策。哥白尼在意大利曾学过希腊语。1509年，他翻译发表了7世纪拜占庭作家西奥菲拉卡托斯·西摩科塔(Theophylactus

Simocatta)的诗，从而被认为是二流的人文主义文学家之一。虽然这在人文主义学界中几乎谈不上是一件大事，但该书因为有一首作为序言的诗而深具影响力，这首诗赞扬了译者在天文学上的追求。甚至从那以后，哥白尼才以天文学家的身份逐渐为人所知。1514年，他被邀请(而他谢绝了)去罗马参加讨论正在拟定的历法改革。

虽然哥白尼除了这部短短的译作外没有发表什么东西，但他在波兰和意大利的许多朋友都知道了他的兴趣所在。他在《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1543)中发表的少量观测材料都是他在意大利当学生时收集的。但是，大约1512年，哥白尼在一部通常被称为《评论》(Commentariolus)的手稿中已经完整地提出了日心宇宙(用“日静”这个词会更好一些，因为哥白尼并没有把太阳置于宇宙的正中心)的思想。他在手稿中概述了这个理论，并勾画了它的一些结果——他告诉读者，他正在对这个课题进行一项更大的研究。

地动的思想似乎与常识相悖，并曾给古人带来无数的困难。托勒密曾指出，如果说地球是运动的，那么所有没有固定在地球表面的物体都将落在后面。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从一定高度下落的石头，如果地球运动，那么石头在下落的几秒钟内将被抛离原地数英里远。但观察到的事实则是石头垂直下落，这对那些主张地静的人来说具有说服力。但哥白尼论证说，这是因为地球周围的空气被带动了(因此下落的石头随着空气一起被带动了)，但对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来说，这种论证似乎经不起推敲。

为什么哥白尼最终转向了日静体系呢?有人认为，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不得不接受火星天球和太阳天球在其运行过程中相交的情况，而这对于那些仍然坚持存在各种水晶天球的人来说则是不能接受的。但还有一些也许不太合理但却不能忽视的原因。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宣称他的工作只不过是复活了古代毕达哥拉斯学说。但在涉及到行星的秩序时，他推论说：

“太阳位于万物的中心。的确，在这座最辉煌的天宇中，它能普照万物，同时又照亮自己。难道还有谁能把这盏明灯放到另一个或者更好的位置上呢?因此，它当之无愧地被一些人喻为宇宙之灯，被另一些人称为宇宙之心灵，还被一些人比作世界的主宰。

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称它为)看得见的上帝，索福克勒斯(Sophocles)①笔下的厄勒克特拉(Electra)②把它叫做万物洞察者。因此，毫无疑问，太阳位居王座统辖着周围的星族。”

①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公元前—前，一生共写部剧本，传世著作有《埃阿斯》、《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等部。——译注

②希腊神话中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的女儿，曾率领希腊军队作战，并怂恿其弟杀死母亲和母亲的情夫，为被此两人谋害的父亲报仇。此处，哥白尼的引文有误，索福克勒斯并非在他的厄勒克特拉中，而是在他的《俄狄浦斯王》中第印行，把太阳称为万物洞察者。——译注

无论什么原因，哥白尼在40岁(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时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体系。那么，他又为何要等到30年后才发表呢?在《天体运动论》中写给教皇看的序言里，他说他不愿意出版是因为害怕无知者的反对。天文学是一门数学家的学科，而不是普通群众的学科。的确，在1539年来自维滕伯格(Wittenberg)大学的路德派(Lutheran)学者乔治·约希姆·雷梯库斯(Georg

Joachim Rheticus，1514—1574)③来到厄尔姆兰之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有出版该书的愿望。雷梯库斯此行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更多地学习这种新理论，而在此之前，他听到的只不过是一些传闻。哥白尼对他的时代很慷慨，他将自己过去40年的研究成果告诉了雷梯库斯。一年之后，雷梯库斯就写出了一部说明哥白尼体系的手稿。这部《概述》(NarratioPrima)吸引了相当广泛的读者，并且连续出了两版(1540年，1541年)。受到这种反响的鼓励，雷梯库斯极力主张哥白尼出版他的全部著作。

③德国数学家，哥白尼的第一个门徒，曾撰写过哥白尼传记，并绘制了第一幅东普鲁士地图。——译注

由于雷梯库斯曾允诺要关照好该书的整个出版过程，哥白尼很信任地把书稿交付给他。事实上，雷梯库斯并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而这部后来出版的书——该书送达哥白尼手上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包括了一篇未署名的序言。这篇序言是由路德派牧师安德烈斯·奥西安德尔(Andreas

Osiander，1498—1552)所写。他指出，书中所描述的体系主要是便于天文学计算的一种数学技巧。几乎可以说这并不是哥白尼的意图，但到了该世纪后期，哥白尼并非这篇序言的作者这一事实已广为人知。

我们可以在《天体运行论》的第一卷中看到哥白尼的基本思想(图5．5)。在这里，他勾勒了行星的运动秩序；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很快就看出了托勒密的强烈影响。的确，哥白尼并非因天文观测而出名，他做的观测次数寥寥无几，当然其准确性不如他的某些前辈，而且他也没有大大简化旧有的天文学(图5．6)。他仍然接受了托勒密的本轮和均轮，并且他发现自己不能精确地把太阳置于宇宙的中心，这正如以前的天文学家不能把地球置于宇宙的中心一样。此外虽然等分圆这样一种设置由于没有物理意义而被弃而不用，但是几乎就没有别的东西被他完全抛弃。

总之，托勒密体系被改造了。太阳现在被安放在宇宙的数学中心点附近(实际上并不在正中心)，它的周围环绕着行星(地球被看成是其中之一，在它的均轮上伴随着月亮)，这些行星镶嵌在各自的水晶天球上。这个体系包含了古已有之的恒星天球。

在哥白尼看来，这个体系比以前的体系更简单、更和谐，并且如他所说，这个体系给了辉煌的太阳一个更加恰当的位置。但是，尽管哥白尼体系保留了托勒密宇宙的许多复杂性，但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其作了简化。不但等分圆被去掉了，而且用来解释行星逆行的均轮现在也发现没有必要了(图5．7)。行星相对于恒星背景退行的环状轨迹，现在可以用地球与被观察行星之间的相对位置和相对速度所产生的结果来解释。在用简单的三角学方法确定行星与太阳之间的相对距离方面，哥白尼体系也被证明是有用的(图5．8)。

恒星视差与宇宙的大小

虽然对行星逆行进行新的解释是哥白尼理论的一个胜利，但其他问题仍然困扰着16世纪后期的天文学家。地球运动的物理学问题直到下一个世纪才得以解决，但恒星视差的问题却吸引了16世纪许多天文学家的关注。有人认为，如果说地球每年绕着太阳公转，那么地球上的观察者在观测任何恒星时，都应该察觉到一段可度量的位移——至少在古人认为宇宙是有大小秩序的情况下如此。但这种角度的变化并不能在6个月内觉察出来。结果，许多人都认为地球是静止的，而哥白尼派的学者们不得不争辩说，这个宇宙比天文学家们早期设想的还要大得多(图5．9)。因此，对哥白尼的认可，也就包含了对宇宙的大小问题表明了立场。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一个背景。库萨努斯曾经描述过一个无限延伸的宇宙。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①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体系——一个无限的、分散的宇宙。这种方式，“颂扬了上帝的伟大，展现了他的王国的辽阔。他不是在一个太阳中受到崇拜，而是在无数个太阳中受到崇拜；他不只是在一个地球上受到尊敬，而是在一千个地球上受到尊敬，在无限的宇宙中受到尊敬。”布鲁诺认为，他把地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即恒星层次。但是，他又补充说，我们的地球确实是在绕着太阳公转。同样，无数个太阳系中的无数个地球也在绕着它们的太阳公转。

①意大利哲学家。极力宣扬库萨努斯关于空间无限大、其他星球上可住人、地球运动等观点。他明确表示蔑视传统观念，甚至对宗教比对科学更为甚之。年他在威尼斯遭到宗教法庭的逮捕。布鲁诺只要像年后的伽利略一样，宣布放弃自己的主张就可被释放。然而，自苏格拉底时代以来，还没有人像布鲁诺那样下过如此大的决心来维护自己的信念。经过年的审讯，最后他被活活烧死。——译注

布鲁诺这些大胆的见解建立于新柏拉图神秘主义和赫尔墨斯神秘主义的背景中。虽然说布鲁诺的见解融入了同样引起争议的神学推测，并因此而导致他殉难于罗马火刑柱上，但他认为应该取消恒星的固定天球的思想遭到的反对却少得多，并得到了他人的接受。在英国，托马斯·迪格斯①意译了《天体运行论》的第一卷，并把它附在1576年新版的万年历上(图5．10)。这是英国在16世纪对这种新宇宙体系所做的最重要的描述。它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迪格斯取消了恒星的固定天球。他指出，“恒星天球”“无限地固定在高处”，并且“其高度延伸到天球的表面”。因此，固定不变的是这“饰满永恒灿烂光芒的殿宇”，这些光芒不计其数，“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看都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太阳”。这“正是抛却了贪欲的神圣天使的殿堂，并为上帝的选民增添了一座完美的永恒快乐的居所”。

①英国数学家。——译注

同样，迪格斯的示意图对他的同胞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540—1603)可能产生过影响，后者的《磁论》(De

magnete，1600年)仍然是实验方法方面的一部杰作。像16世纪众多的其他作家一样，吉尔伯特的研究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理解的科学的范围。在他看来，天然磁石的各种简单作用显然可以推广到地球自身的诠释上。在他看来，地球是一块磁石，而磁力可以用一种赋予灵气的力(animistic

force)来进行最好的解释。吉尔伯特不愿意全盘接受哥白尼体系，但他的确赞同地球的周日自转，因为他不相信天空能够在一天内作完整的旋转。同样，他也拒绝接受古代的恒星天球观点。在他的遗著《月下世界》(De

mundo sublunari，直至1651年才出版)中，他以一种类似于迪格斯的方式描述说，各种恒星布满了无垠的天穹(图5．11)。

但是，尽管许多人通过接受一个无限的——或者至少是一个充分膨胀的——宇宙而解决了视差问题，但还有一些人仍试图坚持地心宇宙论，认为它与日益精确的天文观测数据可能相符。这些天文学家中的主要人物是丹麦人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在北欧的几所大学受过良好教育，似乎命定要步人政界。但他首先迷上了化学，并装备了一个实验室，直到1572年一颗“新”星(实际上是一颗超新星)的出现才改变了他的兴趣。对于欧洲的所有天文学家来说，这颗超新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的出现清楚地表明了天穹中的某种变化。传统的天文学家们立即声称，这次事件一定是发生在不完整的月下区域，因为我们宇宙的更高区域不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如果说这颗新星实际上存在于更低区域(并且离地球相对较近)的话，那么就一定能测出它的视差。第谷，这位才华横溢而又自成体系的观测家试图测定这个视差，但他什么也没能看到。那么，这颗新星一定是存在于离地球极其遥远的区域。因此，与以前的信念相反，在月上区域很可能发生了变化。

1577年至1596年间，第谷观察到了一系列彗星，这对于宇宙学来说同样很重要。在这些实例中，他没有一次观测到视差，因此，他再次对天穹永恒不变的学说提出了质疑。对于传统天文学来说，甚至更难接受的事实是，观测者需要认可这些彗星的运动通过了一个以前认为被一些水晶天球占据的区域。因此，这就更难把这些天球看成是物理实在了。

但是，尽管第谷的各种观测有助于削弱古代宇宙学，他本人却发现自己难以接受哥白尼理论。首先，要认可恒星视差不存在，就得要求行星轨迹与恒星之间存在一段极大的距离。因此，第谷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他维持地球不动，与地球相伴的是月亮这颗卫星，但是，太阳绕着地球作圆周运动——而所有其他行星则绕着太阳作圆周运动(图5．12)。这样，就维持了恒星天球与地球、太阳和行星之间一段似乎合理的距离。从数学上看，这个体系类似于哥白尼体系。第谷还保留了托勒密的各种圆来确保这个体系的精确性。然而，他却设法避开了处理新运动物理学问题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在该世纪末变得日益棘手。

解开行星轨道之谜

第谷·布拉赫被公认为是欧洲最重要的观测天文学家。这不但是因为他对行星进行了定期观测，并为编制一整套比以前更精确的星表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因为他设计了一台在规模上超过以往任何装置的巨型观测装置。这台装置被丹麦国王安放于建在赫文(Hveen)岛上的一座观测台。他的助手们在这里夜夜观测星空，而另一些人则在下面各层宽大的化学实验室里研究“地上的天文学”——化学。

1596年，一位德国青年由于认识到第谷在该领域中的卓越地位，便把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送了一册给他。这位青年就是约翰内斯·开普勒，他最终成了第谷的继承人和最伟大的弟子。开普勒早年就已经是一位哥白尼派的学者。他在被送往图宾根(Tubingen)学习时，就聆听过迈克尔·马斯特林(Michael

Maestlin，1550—1631)有关天文学的演讲。尽管这些演讲基于托勒密理论，但是开普勒后来说，马斯特林也曾讨论过哥白尼的著作。新天文学引起了这个学生的兴趣。当他作为一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前往格拉茨(Graz)任职时(1594年)，他已经在从事一项有关哥白尼天文学的研究。

开普勒的第一部书同时送给了第谷和一位当时尚未出名的意大利数学教授伽利略·伽利莱。这部作品本身展示了开普勒伟大的数学天才和他对各种神秘关系的持久兴趣。开普勒在他名为《宇宙的神秘》(Mysterium

Cosmographicum，1596)的著作中，第一次回答了他对宇宙数学秩序的探求。他确信行星轨道一定存在着某种和谐的相互关系，并反复计算了它们与太阳之间的距离，然后得出结论说，这些行星与5种规则的多面体均有一种明确的关系。因此，他认为宇宙可以被精确地描述为：太阳位于中心，其周围的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土星和木星这些行星的天球，分别被一个八面体、二十面体、十二面体、四面体和立方体彼此分隔开来(图5．13)。这个结果清楚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对新毕达哥拉斯派数秘主义的兴趣。而对于开普勒来说，这个发现极其重要，因为它展示了宇宙的数学秩序。

第谷对开普勒及其著作非常欣赏，并在赫文岛给开普勒安排了一个职位。但开普勒谢绝了，因为他更喜欢呆在格拉茨。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宗教风气变得日益不利于新教徒。最后，在1600年，开普勒决定离开格拉茨。这时，第谷已经从丹麦移居德国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

Ⅱ，1576—1612年在位)位于布拉格(Prague)的宫中。这儿确实是欧洲知识分子的中心。鲁道夫自从即位以来就鼓励发展所有的科学(包括炼金术和占星术)。约翰·狄曾经长居宫中，还有许多炼金术士和占星家在宫中随时听候差遣。尽管第谷被任命为帝国数学家，但他作为一名化学家受到欢迎的程度似乎并不亚于作为一名天文学家所受到的欢迎。他的职位使他在聘用助手方面享有特权，而正在这时开普勒来信询问第谷是否还能聘用他。当得知第谷以前的提议仍然有效后，开普勒就动身前往帝国宫中。

在布拉格，开普勒有机会广泛接触了第谷的行星观测资料，并且在第谷1601年去世前，开普勒一直在研究火星轨道资料，他希望把这些资料概括为一般的数学规律。最初，他试图使用通常的托勒密装置，如本轮和偏心圆。然而，结果并不像他从第谷的精确资料中所期望的那样好。

开普勒放弃了这一研究后，接着转向了行星运动原因的研究。后来对彗星的各种研究使得人们不得不放弃水晶天球以寻求别的解释。由于受到吉尔伯特磁性力的影响，开普勒假设太阳有一种类似于吉尔伯特磁力的赋予灵气的力量(anima

motfix)，这是一种发自太阳的原动力(motive

soul)，它推动行星绕着自己的轴转动。他认为，这种力在距离方面遵循平方反比律——但只是在黄道平面上才如此。现在，我们可以在通常被称为开普勒行星运动第二定律中发现这些推测的结果，这个定律表述为，从太阳到行星之间的连线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同的面积。接着，他又继续对这种赋予灵气的力进行了数学研究，并得出结论说，火星的轨道并不是圆形——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因为圆周运动说明了天穹完美的思想。对其他可能的曲线的广泛研究使他最终得出结论，用椭圆来描述行星的运动轨迹(第一定律)。开普勒第一次在《新天文学》(Astronomianova，1609年)中宣布了这两个结论，它们都建立在与生机论有关的物理学假设基础上。然而，这两个结果都是正确的，开普勒继续把它们应用于除火星以外的其他行星研究上。

开普勒在1619年出版的《宇宙的和谐》(Harmonices mundi)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第三定律，这也是他对自然界的宇宙的和谐不断探索的结果。这条定律可以用现代术语表述为：任意两颗行星绕太阳公转一周所需时间的平方与它们离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辉煌的发现，但这种关系对开普勒具有更深的含义。为了真正地找到宇宙和谐的一种数学表达式，他开始研究5个正多面体和它们的和谐比率。从这里出发，他继续研究音乐的和谐以及它们同宇宙的关系。《宇宙的和谐》的第8卷致力于研究发自行星的四种声音(高音、中音、次中音和低音)。行星运动的第三定律成了该书其中一卷的部分内容，它表示了音阶谱号以及大、小协和音程的种类。总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出自一位数学大师之手，但是，如果我们要在这些定律所处的真实史境中对它们作出评价，那么就必须考察它们与开普勒整个世界观的关系。

两年后，开普勒编了一部关于哥白尼天文学的《概要》(Epitome)。在该书中，他重申了他以前在《宇宙的神秘》中得出的结论。他晚年主要致力于完成第谷的行星表，该表于1627年即他去世前三年问世。

物理学问题

开普勒许多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都掩藏在他的哲学推测之中，直到17世纪中叶，我们才看到许多学者提到他的这些定律，并把它们作为行星理论的基础。与此同时，一系列新发展——主要与伽利略·伽利莱的研究有关——也加速了对哥白尼理论的接受。

伽利略诞生于比萨，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不久，他就对数学和天文学产生了兴趣。阿基米德的著作对这位年轻的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伽利略看来，阿基米德对物理现象的数学表述似乎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大不一样。他抨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缺乏数学，并且不加批判地依赖感觉经验。作为一位年轻学者，伽利略至少感到自己能自由地把大宇宙一小宇宙的类比作为这样一个世界的一种真实表达，在这个世界中，太阳是国王和心脏，行星是臣仆。伽利略也像开普勒一样，寻求使包括自然界和超自然界在内的整个宇宙数学化。1592年，伽利略成为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但他在收到开普勒寄来的一本《宇宙的神秘》时，还不是一位出名的天文学家。尽管第谷曾经详细阅读过此书，并在赫文岛为开普勒提供了一个职位，但伽利略只不过告知他已经收到了这本书，并说他也深信哥白尼对世界的解释是事实。没有证据表明伽利略在任何一种方式上受到了开普勒的影响。尽管他对位置运动(10cal

motion)进行了数学诠释，但他始终坚持用圆来描述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动。

虽然伽利略早期写过许多短文，包括1604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彗星的演讲，但在1610年他的《星际使者》(Sidereus nancius，或Starry

Messenger)发表之前，他一直没有写过很重要的作品。这本29页的小册子震惊了欧洲知识界。它用拉丁语写成，并最早公布了用望远镜观测天空的报告，该书给予那些赞同哥白尼体系的人以强有力的支持。

尽管有证据表明，在《星际使者》出版之前的一代人中，人们已经相当了解望远镜——甚至在更早些时期还作过一些天文观测。但是，毫无疑问，伽利略是第一个在出版物中描述各种发现的人。他在该书中讨论并绘制了月球的地貌(图5．14)。虽然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伽利略的望远镜功能弱小，但对于他来说已经足够准确了，他可以在知道月球大小的情况下，测量月球山投下的阴影并计算出它们的高度。伽利略进一步指出，通过望远镜就可以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大量星体。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发现了木星的卫星，他将这些卫星命名为“美第奇家族(Medicean)”之星，以颂扬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这些卫星围绕木星旋转，就像是一个缩小的太阳系。在以后的几年中，伽利略通过进一步观测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金星也出现像月亮一样的位相变化。而这种现象只有在行星围绕太阳旋转时才可能发生。伽利略揭示出太阳表面有旋转黑子的事实，进一步削弱了天空完美无缺的教条，因此也表明了太阳在绕轴运动。

《星际使者》获得了预期的效果。伽利略给木星卫星的命名颂扬了柯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于是这位大公便任命他为宫廷哲学家，从而使他有可能回到佛罗伦萨。但伽利略也因此而一夜成名，由于他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人们将他与哥伦布和韦斯普奇(Vespucci)①相提并论。开普勒在谈到这些新发现时热烈赞扬道：“哦，望远镜!你是获取知识的工具，你比任何王权都更高贵!谁把你掌握在手中，谁就成为宇宙的主宰!”

①即阿美利哥·韦斯普奇，，意大利商人和航海家，确认新发现的大西洋以西的陆地不是亚洲部分而是一个新大陆，后以其名命名为。——译注

伽利略用望远镜所做的观测表明，存在一个类似于哥白尼行星体系的木星卫星体系。同时，这些观测所得的结论也表明，金星一定是在绕着太阳公转。这些观测再加上伽利略对日心理论的公开支持，都发生在罗马天主教会的艰难时期，并引起了教会的愤怒。在此之前，教会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教会自身正在进行一场改革运动，它开始对宇宙日心体系各种危险的神学蕴义作出反应。一个世纪以前，哥白尼曾经被邀请参与拟定的历法改革——1551年，他所使用的数学计算方法，已经成为伊拉斯谟斯·莱因霍尔德(Erasmus

Reinhold，1511—1553)①制作一套新天文表的基础。而来自新教阵营的直接反应更令人失望。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②把哥白尼说成是妄图“推翻整个天文科学”的傻瓜(1539年)。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③也支持马丁·路德，他引用了一大段代表传统世界观的《圣经》中的话(1549年)：

“我们目睹天穹24小时都在旋转。但有些人，或者出于标新立异，或者是想展露聪明才智，他们断定地球在运动，并坚持认为第八天球和太阳都不转动……现在，需要诚实和公正来公开维护这种观点，而上述例子是有害的。任何一个有良好心智的人都会接受上帝揭示的真理并默认它。”

①德国数学家。曾对哥白尼的行星运行表进行了验算和修改，并于年出版《普鲁士星表》，此表在年后被开普勒公布的更好的星表取代。——译注

②世纪德国著名的宗教领袖，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曾公布《九十五条论纲》年，抨击教廷发售赎罪券，否定教皇权威，并将《圣经》译成德文。——译注

③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起草《奥格斯堡信纲》年，阐明路德宗的立场，主张废除教士独身制，改弥撒为圣餐。——译注

1616年，宗教裁判所谴责日心理论“在哲学上是愚蠢和荒谬的，在形式上是异端邪说。因为无论是根据其字面上的意义，还是根据罗马教皇(Holy

Fathers)和神学家们(Doctors)通常的阐述和意图，它在许多方面都明显地有悖于《圣经》教义”。几个星期以后，《天体运行论》被列入禁书之中，伽利略也受到警告，不准为哥白尼理论辩护，认为它描述了世界的实际物理构成。

伽利略对潮汐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使他确信自己此时已经掌握了地动的证据。因此，他计划并写出了对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加以比较的重要著作——《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Onthe Two Principal World

Systems，1632)。该书准许出版的条件是，他只能把哥白尼体系作为一个假设来进行讨论。他做到了这一点，但他的讨论却远不是没有倾向性的。在这个对话中，哥白尼体系的拥护者代表伽利略，他每次都彻底驳倒了旧天文学的拥护者。尽管伽利略在该书的结尾很负责任地声称，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假设，但他确实违反了1616年对他的警告。因此，他被带上宗教法庭接受审判并被迫发誓放弃对备受责难的哥白尼论题的信仰，就不会令人感到吃惊了(1633年)。垂暮之年的伽利略被监禁在阿切特里(Ancetri)①的别墅中，他在那里继续从事研究。1638年，他的《关于两种新科学的数学推理和证明》(Mathematical

Discourses and Demonstration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在荷兰出版。

①位于佛罗伦萨郊区。——译注

这最后的两卷书主要涉及运动问题，伽利略正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与他所比较的宇宙体系密不可分。在此，我们并不打算讨论伽利略的运动观点，但令人关注的是，从哥白尼时代起，人们就认识到，必须对运动着的地球上的位置移动问题进行解释。伽利略本人对运动学和力学定律所作的探索并未达到牛顿在《原理》中的水平，但他的确已经接近了现代的惯性概念，并解释了为什么一块石头会从塔顶落到塔底部，为什么一个跑动着的人手中拿着的球在被垂直抛出后又落回到他的手中，为什么两个邻近并进的骑马人能够相互抛球而球不会落在后面很远的地方。如果这些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反对地球周日运动最有力的论据之一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伽利略关于运动定律的数学表述对近代力学的发展非常必要，并成了艾萨克·牛顿研究的基础。

到1642年伽利略去世时，哥白尼体系还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大多数欧洲作家仍然坚持第谷体系，这在罗马天主教国家中当然是最安全的选择。然而，自从乔治·波伊巴赫时代以来，天文学领域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波伊巴赫认识到，需要有一部更准确的托勒密原著，这促成了1496年《概要》的出版。哥白尼对托勒密进行了仔细研究后，接着把托勒密天文学改造成了日静形式。但是，这给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了哥白尼去世后的一个世纪中所发生论战的主题。直到19世纪，对可测量的恒星视差的探求才有了结果，而16世纪倾向于哥白尼体系的人，似乎已经发现不难接受一个极其广阔的、而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是无限的宇宙。虽然第谷坚持地静体系中有一个恒星天球，但就连他也用日心体系来安置除地球外的行星。

在本章讨论中，科学家们清楚地展现了数学的力量。哥白尼通过对托勒密资料的数学处理使其著作有了可信性，并且他坚持认为，整个天文学学科实际上是属于数学家的学科。第谷立刻认识到了开普勒的数学天才，而开普勒和伽利略都通过数学处理展示了他们分析的力量。正是在开普勒身上，我们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科学上自相矛盾主人物的最好例子——这位杰出的数学家，他的灵感来源于对宇宙的神秘和谐的信仰。尽管这种神秘主义与数学的丰富多彩的混合离近代科学相去甚远，但它却构成了近代科学诞生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第六章 新方法与新科学

16世纪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纪，是一个古代权威深受崇敬的时期。而这种崇敬又激励了这一时期一些最著名的学者。波伊巴赫和雷纪奥蒙坦在天文学方面、利纳克雷和安德纳希的金特在医学方面，也许最好地体现了科学人文主义。脱离了托勒密或者盖仑这样一种背景，就简直不能理解哥白尼和维萨留斯的研究。甚至在一个世纪以后，威廉·哈维自认为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信徒，并声称受益于盖仑。但对于这些科学革命时期的伟大人物来说，对古人的尊敬和赞美并不妨碍他们的修正。这种人文主义特征导致了增补和修订书籍的不断增多，最后反而淹没并推翻了那些真正的权威，尽管这种新的工作本意是要拥护那些权威。

但是一种可能性较小的来源也曾促进了这种新资料的大量出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不仅重新树立了托勒密和盖仑的权威，而且也重新树立了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的权威。伴随着《赫尔墨斯全集》出现的，是一种对炼金术、自然法术和占星术新的崇敬。如果说，人文主义的一种倾向曾经促进了对古希腊主流科学和医学进行新的研究，那么另一种倾向则着重于恢复一种古代神学(prisca

theologia)，这种古代神学被认定是人类在堕落①以前就已经知道的。这些赫尔墨斯派学者们完全不相信亚里士多德、盖仑及其追随者们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只有在后来的法术师和炼金术士的著作中才能发现真正的科学，因为这些人经过自己的努力已经领悟了永恒的真理。就帕拉塞尔苏斯来说，只有通过摧毁古代权威，并代之以对上帝创造的宇宙进行新探索——大部分是以化学方式进行的——而获得的神性知识，才能掌握一门真正的自然哲学。简言之，尽管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医生的研究工作建立在从亚里士多德到托勒密和盖仑等古希腊作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但另外一些人却认为，只有彻底推翻学术界的科学和医学，才有可能发现真理。

①基督教教义中指亚当与夏娃受蛇的诱惑偷吃禁果后陷入罪恶。——译注

不管对古人研究成果的价值作何个人的评价，在16世纪后期，学者们根据一种新哲学进行思考已越来越普遍。早在1536年，彼得·拉谟斯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这一观点作了辩护。他在晚年致力于发展一种新的具有高度影响的逻辑体系——这项工作直接针对着经院主义的基础。我们已经特别提到，在该世纪后期，贝那德诺·泰莱西在其科森扎的学园中曾抨击了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他强调把对自然的全新研究作为创造知识的基础，而不只是重复亚里士多德。我们还可以看到，威廉·吉尔伯特对磁石的研究，在他看来就是对世界体系作出一种解释的基础。吉尔伯特敏锐地知道这项工作的新奇之处，它“几乎是一件前所未闻的新鲜事……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引用古人和希腊人的作品来为自己撑腰”。甚至对亚里士多德和盖仑深为敬重的威廉·哈维，也声称“要学习并教授解剖学，不要从书本而要从解剖操作出发；不要从哲人的观点而要从人体结构出发”。

但是，人们如何进行研究呢?学者们是应该不加选择地简单收集大量的新事实呢，还是应该对一种新自然哲学有一种新的计划和分析方法呢?哈维给亚里士多德的《后天分析》(Posterior

Analytics)作了摘要，将它作为该书的阅读指南，并为此而感到欣慰，但其他许多人对此却并不赞同。有三个人的研究工作也许可以反映这一时期实际提出的思想范围——培根与笛卡尔，他们公开寻求一种“新哲学”；还有伽利略，他的方法论通过实例得到了最好的展示。

弗兰西斯·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长期吸引着历史学家们的兴趣。作为英国的大法官，他在1623年被发现有受贿行为之前一直是詹姆士一世议会纲领的主要政治设计师。他因为其《论说文集》(Essays)和历史剧而一直受到文学评论家的高度敬重，但他主要致力于自然知识的革新。的确，他未完成的《伟大的复兴》(Great

lnstauration)在该世纪下半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以至于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在当时刚出现的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中进行的许多工作都受到了“培根”的启示。

然而，虽然培根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科学中归纳方法的卓越领袖，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他还深深受惠于一些出人意外的来源。培根仔细研读过自然法术和炼金术文献，并为这些学科的传统保密习惯而痛惜。他认为，一个真正的法术师应该将自己的各种发现公之于众。但他接着又说，自然法术并非无用。的确，正是“科学将隐匿形式的知识应用于各种神奇的活动中，并通过将主动积极之物和被动消极之物统一起来(就像他们所说的)展示大自然的神奇之作”。这与约翰·狄或帕拉塞尔苏斯是何其相似!

此外，在寻求亚当所知的原初知识并使其有可能得以恢复方面，培根与同时代的许多炼金术士和赫尔墨斯派学者意见一致。由于这个缘故，他仔细研究了古代神话，并在其中发现了与最早期人类传说的一种联系。因此，他根据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以寓言的方式诠释了萨杜恩(Saturn)①的故事，并用俄耳甫斯(Orpheus)对欧律狄克(Eurydice)命定的寻求②，来象征那些在寻求知识时放弃实验的人无能为力的急迫情形。并且，经他处理后，丘比特(Cupid)①的神话(物质)成了对前苏格拉底(Pre-Socratics)元素体系的一种分析。

①罗马神话中的农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克罗诺斯。——译注

②俄耳甫斯是希腊神话中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他的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曾随伊阿宋航海去觅取金羊毛，一路上他曾借助音乐战胜了不少困难。妻子欧律狄克在新婚之夜被蟒蛇杀死后，他追到阴间，以琴声打动冥王。冥王准许欧律狄克回生，但条件是俄耳甫斯在引其返回阳世的路上不得回头看她。俄耳甫斯未能做到，结果她仍然被抓回阴间。——译注

①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希腊神话中称厄洛斯。——译注

培根对亚当智慧的相信与同样可识别的帕拉塞尔苏斯派特征——对亚里士多德全盘否定——相关。他确信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将来到，并抨击了学术界知识的贫乏，指责他们只关心保持那些已被确认的原著，而不关心对机械技艺方面所取得的令人赞不绝口的进步所急需的探求。亚里士多德理应受到指责是因为他抨击和拒斥那些更早期的哲学家的研究，从而打断了与人类必需的原初知识的最后联系。而且，他使科学服从逻辑，而进行实验只是为了证明事先认定的结论。最后，他的哲学被结合进了宗教，从而用于支持罗马教会。令人很难相信的是，此人的研究成果仍然那么有价值，而且自他所处的时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新发现。

我们要做些什么呢?第一步就是抛弃积累起来的古希腊文献及其最近的各种评注，或者至少是开始对这些著作进行考察而不带有学术界常常表现出来的盲目崇拜。然后，学者们必须开始对各种事实、观察和实验建立新的记载。在做这一切时必须十分小心，因为只有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才有可能比较容易地将真正的理论和自然规律分开。

但是，这项工作必须要遵循一个明确的计划。在培根看来，纯粹的经验主义者就像蚂蚁，他们只知道累积大量收集来的事实。哲学家也不会更好，培根把他们比作蜘蛛，他们用逻辑以自己为中心向外织成复杂的网。他解释说，将真正的科学家比作蜜蜂最恰当不过了，他们从花中吸取物质，然后把它酿造成对大家有用的蜂蜜。培根的新哲学是实验性的，但是他的实验要经过谨慎的选择且始终都要进行详细的记录。他列出多个重要题目和步骤以供检验，并强调需要大量资料以供仔细分类。对于每一个实验来说，将有一连串肯定的例子(该现象存在)，一连串否定的例子(该现象不存在)，以及一连串比较等级(该现象因其他因素不同而不同)。培根认为，从以上列出的这些最初的题目和步骤开始，通过排除不可能的假设，然后继续检验其他假设，就可以获得知识。

培根的科学方法观在本质上完全是实验的、定性的和归纳的。他像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一样不相信数学。虽然他曾声言，把数学运用于物理学是进行自然探索的最佳方式，但他也抱怨这种运用可能有些过度，而且实际上，他感到数学家们正在开始——不恰当地——统治这一领域。

培根在《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年)一书中预告了他所规划的著作，这部著作将归入他的“学术的伟大复兴”计划(Great Instauration of

Learning)中，它包括总体介绍，科学方法的详细分析[《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年)和有关技艺知识和实验资料的规模宏大的百科全书，他估计这部百科全书的篇幅是普林尼自然史的6倍。该著作的最后几个部分将包括对古今科学理论的讨论，还有对从积累的材料中兴起的新自然哲学的讨论。

不用说，对于培根——或者任何其他人——来说，整个计划都过于庞大而难以完成。尽管他已经完成了《学术的进展》和《新工具》，但其他许多部分均未曾尝试——或者充其量只在一些序言性材料或其他简短的篇章中得到了些许反映。然而，对以大量事实为基础而兴起的科学的梦想，却鼓舞了17世纪的许多作者，他们把培根视为自己的向导。在许多“培根派学者”看来，培根的遗作《林中林》(Sylva

sylvarum，1627年)是他最伟大的遗产。人们在此将发现大量按“世纪”排列的事实，这些事实将个人观察材料和其他各种来源的注释混合在一起。其结果是令人奇怪地联想起自然法术传统中的一部文艺复兴时期的“秘典”。没有其他著作如此清晰地表明培根方法完全行不通的实质。然而在17世纪，这部书的英文版至少出版了15次，并使不止一个像罗伯特·波义耳这样的作者试图续写下去。

人们会说，培根的新科学思想太不重视数学而过于重视实验。他本人似乎不能对他所处时代的科学作出正确评价。尽管他常常提及伽利略在《星际使者》中的各种发现，但他还是怀疑显微镜和望远镜的价值。他批评威廉·吉尔伯特试图根据一个简单现象来建构整个哲学，他也不能接受哥白尼体系，因为他没有发现地球周日旋转的确实证据。而且，尽管培根常常抨击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但他本人在试图建构宇宙论时却依重于当时的化学理论。因此，他根据硫一汞理论来诠释天空，并将恒星的运动与天火的性质联系起来。然而，如果根据培根所处世界的整个知识范围去看待他的科学方法，我们就会发现，他不仅受到人们对各门学科中经院方法的广泛不满的影响，而且特别受到自然法术、炼金术和帕拉塞尔苏斯派化学论哲学的影响。

勒内·笛卡尔

笛卡尔的影响几乎不亚于培根。在此我们再次遇到了建立一门新的、普遍的哲学来取代古人哲学的企图。笛卡尔曾受教于一所新建的耶稣会会士学院，他后来说，他“发现自己受到如此多的怀疑和错误的困扰，以至于在自己看来，那些使自己接受教育的努力除了增加无知外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他接着又说，也许科学的整个主体并不需要改造，“但是，就迄今为止我所接受的所有观点而言，我认为，我所能做的工作莫过于永远将这些观点清除出去，以便今后它们能被取代……”

1618年，笛卡尔离开法国到拿骚的莫里斯亲王(Prince Maurice

of

Nassau)军事学院入伍任军官。第二年他来到德国，在1619年11月10日的沉思中，他梦见了一种普遍的自然科学，它的关键是数学和数学方法。这个说法使人联想到在当时的炼金术文献中非常著名的各种梦。事实上，我们确实知道，笛卡尔当时已经知晓那些以“玫瑰十字会会员”(Rosicmcians)为笔名写作的新帕拉塞尔苏斯派作者提出的教育改革与科学改革。而且，笛卡尔在1623年回到巴黎时，他发现朋友们担心他在离开故乡期间已经成了一名玫瑰十字会会员——他发现有必要对这种观点予以驳斥。这段插曲在笛卡尔著作的大多数论述中也许只能作为一条脚注，但它却再次说明了17世纪早期那些寻求给“理性”和“非理性”划分一条绝对界线的历史学家们所面临的困难。

1628年，笛卡尔定居荷兰，致力于自己的研究。他在此与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与巴黎的马林·梅森纳神父保持着一种稳定的通信联系。梅森纳神父的修道院成了当时欧洲科学家的中心联络站。1623年，笛卡尔正准备出版他的《宇宙》(Le

monde)，但当他听说伽利略被判有罪时，该书由于赞同哥白尼的理论而暂停出版。笛卡尔的主要著作只是后来才问世。1637年，他出版了《方法谈》(Discourse

on

Method)，该书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屈光学》(Dioptrics，包括透镜、视觉和折射定律)、《气象学》(Meteors，包括他对虹的研究)和《几何学》(Geometry，包括他对解析几何学的发展)的一部入门书。此后，他的《形而上学的沉思》(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1641年)和《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1644年)相继问世。1647年，笛卡尔返回法国，不料，两年后他被瑞典女王克丽斯蒂娜(Queen

Christina)诱至瑞典。1650年，他在瑞典去世。

笛卡尔与培根都希望建立一种不受那些陈旧观点束缚的新哲学，但在蔑视传统方面笛卡尔比培根走得更远。对于笛卡尔来说，除了彻底抛弃所有过去的知识而重新开始建立新知识外，其他一切都不够，他认为，只有上帝和个人本身存在的实在才是自明之理(我思故我在)。在他看来，可以通过思想来认识上帝，而且，以这种方式认识到的上帝的真理比通过眼睛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远为清晰。从这个基础上，笛卡尔准备推演出整个宇宙及其规律。他相信，在这种以数学为支配的方法中，每一步都将像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证明一样可靠。毫不奇怪，他在光学、虹和解析几何的研究上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数学方面的科目，并且最适合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

在其宇宙论上，笛卡尔进而从上帝出发推演到物质和运动。他对自己的成果感到非常自信，以至于确信，无论有多少可能已经产生的宇宙，它们一定都会发展成像我们自己的宇宙一样。他满意地认为，他的基本上用演绎推论的体系已使他能够有把握地证明物质的要素，但当演绎导致不同的可能时，就必须设计出实验来作出实际的选择。

笛卡尔的宇宙是“机械论的”，他拒绝在他的同代人中非常流行的生机论解释。他假定宇宙中运动的量(quantity of

motion)恒定，这种运动的量是三种大小不同的粒子所固有的，而这三种粒子对应于土、空气和火三种古代元素。第一种粒子最大，它们说明物质的化学和物理性质。第二种粒子小得多并且运动较快，它们存在于土原子之间。最后是火粒子，它们的运动非常剧烈，占据着可能仍然存在的一切孔穴。所有空间都以这种方式充满。其结果是，笛卡尔(追随亚里士多德)抛弃了虚空以及超距作用的可能性。这是由物质的漩涡来解释万物的一个尝试。局部的聚集形成了行星和太阳，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遥远星体的周围。最后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体系，用来说明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图6．1)。

当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运用于人体和生物学时，就将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生命”力排挤出去。他本人的著作在17世纪后期物理医学派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在前面他对哈维循环的机械论“改正”中已经看到了他所作的这种探讨。在他看来，人是一个灵魂与一个像机器一样的动物肉体的结合物，他发现可以十分令人满意地将身体的运转比作水力工程的运转。这种水力工程在17世纪早期富人的花园中极为常见：

“人们可以很恰当地将我描述的这种动物机器的神经比作那些喷泉机器的水管；将其肌肉和筋腱比作使其运转的其他各不相同的发动机和发条；将其源于心而存于脑腔的精气比作推动这些发动机的水。而且，呼吸和其他各种类似功能在这台动物机器中既普通又自然，它们依靠精气之流的推动，就像时钟和水磨的转动一样，普通的水流就能使其运转不停。”

于是，外部物体以这种方式引起了大脑中的反应，这类似于走进一个洞室的参观者，踩到地上的平板使展示的塑像活动起来。因此，人体被视为一台机器，这台机器的反应能力受控于一个巨大的管网，管网中的阀门开开关关，使流体以不同的目的流向不同的方向。

笛卡尔对欧洲大陆科学的影响直到18世纪中叶才开始衰落。然而，如果说培根新科学的缺陷是过于重视实验的话，那么笛卡尔的缺陷就是过分重视演绎的结果。只有当笛卡尔的演绎方法运用于实际上的确适合于数学处理的学科时才真正有效，他的宇宙论或生物学思辩对未来科学的发展几乎没有产生持久的作用。

伽利略·伽利莱

尽管培根和笛卡尔具有影响，但从近代科学家的立场来看，两者所主张的方法论都有严重缺陷。人们所需要的是在归纳与演绎过程之间建立更多的真正的相互作用。这种探讨在伽利略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是在他对科学方法探讨的形式中，而是在学科的实际发展中。就我们的议题来说，最适于考察的书籍是《关于两种新科学的数学推理和证明》(1638年)。我们没有必要综述该书的内容，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去详细追踪17世纪的运动物理学。然而，伽利略对自由落体问题的发展，为他的方法论步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伽利略从观察开始，他注意到，在大多数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去寻找这些现象的原因，伽利略对此持反对态度，他建议说：

“现在似乎不是探索自然运动加速度之原因的合适时机，不同的哲学家已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有些哲学家用中心吸引力来解释；另一些哲学家则用物体非常细小部分之间的排斥力来解释；还有一些哲学家则将其归于周围介质中的某种压力，这种压力在落体的后部闭合，驱使其从其中的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而所有这些想象以及其他想象都应该接受考察，但此事并不真的值得去做。目前，我们作者的目的只是探索和证明加速运动的某些性质(不管这种加速度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这里的主要问题已经从“为什么”转变为“怎么样”。为了实施这一转变，伽利略转向了对自然现象的数学描述。

伽利略在探索过程中，写了一部相当于近代科学专著的作品。首先，他陈述了自己的意图——建立一门论述一种古老学科的新科学：运动中的变化。在讨论自由落体本身时，伽利略指出，物体在下落时作加速运动是众所周知的。需要确定的只是这种加速度是如何产生的。在这一点上，他介绍了自己打算使用的几个定义(包括“匀速运动”、“速度”和“匀加速运动”)。伽利略接着告诉读者，他的讨论只限于下落物体：“我们决定考虑诸如自然界实际发生的加速度落体现象。”注意，这与培根的方法有极大的不同，在培根方法中，在科学定律确定之前就应该将运动的实例收集好。

在这一点上，伽利略在引入了一个简单性规则之后进一步阐述道：“为什么我不应该相信这种(速度上的)增加是以一种极其简单而对每个人又是显而易见的方式发生的呢?”这就是说，如果物体在自由下落时加速，那么我可以假定，它们是以最简单的可能方式，即均匀地加速的。现在，似乎必须做一项检验，而且伽利略的朋友塞格里多(Sapedo)承认：

“我对此或者甚至任何其他定义都不能提出合理的反对意见……但是……请允许我仍然不揣冒昧地对上面提到的这种定义以及我们在自然界自由落体的例子中遇到的那种对加速运动的描述提出疑问。”

伽利略的回答是，如果自由落体确实是匀加速的话，那么就要推导出一系列所需的定理。这包括我们熟悉的等式：s=1／2 Vt和s∝t，在这里s表示距离，v表示速度，t表示时间。伽利略提出，通过斜面可以作出一项实验证明。斜面减缓了下落运动，以便人们能测出距离和时间。他用一台水钟作为记时装置，实验获得的结果确认了他所推导的公式：s∝t。而且，这是一种匀加速运动，尽管他乐意承认这不是自由落体运动。

为了进一步作讨论，伽利略接着假设，一个物体从斜面的铅垂面垂直下落，其获得的速度与从斜面滑下时所得的速度相等。在对此作出了逻辑证明后，他又转向了实验证明。在这个例子中，他转而研究的是一个摆。他注意到，该摆从一侧给定高度摆到了另一侧的相同高度(在考虑了空气阻力之后)。但是，由于摆的运动描绘出一段圆弧，因此可被看做是一种沿着具有不同斜度的一系列斜面的下落(图6．2)。在摆后的板上钉上一些钉子就可近似地得出这些斜面。在所有情况中，摆的摆动都接近达到初始高度(因此可以近似得出下落的初始速度)。按照这种方法，似乎有可能推出，物体沿着斜面长度下落的时间与其所处的高度有一种简单的比例关系，而且物体的加速度与下落时间成反比。即，

t1/t2 =h1/h2

或者

因此

所有这些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自由落体运动是匀加速运动。这个结果理所当然是运动物理学的基础，但在此作为程度性方法的一个例子，它令我们特别感兴趣。伽利略首先陈述他的问题，接着仔细阐述他将要使用的那些定义。然后，他对自由落体和匀加速运动作了一个必须进行检验的基本假定。通过检验定理就可做到这一点，如果自由落体运动确实是匀加速的，那么这些定理就一定有效。在原初的定理被接受之前，还要进行实验并作出进一步的假定和检验。

所有这些讨论都是以对话形式进行的，其中掺合着各位参与者冗长的离题话。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它存在着一个不足之处即其证明都是以思维实验①的形式作出的：这就是说，并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完成了所提出的实验。但其全部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从中看到，一位擅长操作的科学家是如何通过假说和实验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来探索一个特殊问题。伽利略所提出的步骤今天仍然能够遵循；而且，许多大学生都会记得，伽利略的斜面和摆在实验室里仍然被用来介绍运动物理学。

培根和笛卡尔都倡导摧毁古代哲学。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对17世纪后期科学界的影响，但最终，在近代科学方法的发展中伽利略的影响也许要大得多。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们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是“培根派学者”，但他们身上的伽利略传统也并不逊色。

思维实验、观察和原子理论

伽利略的自由落体研究包括两个基本实验：斜面与摆。然而，就像我向读者介绍的那样，伽利略的研究强调的是结论的逻辑而不是实验的基础。因此，伽利略派的学者们为伽利略是否实际做过这些实验一直争论不休。尽管我们不必拘泥于这个问题，但伽利略无疑使自己陷入易受批评的境地，这种批评在他对地球运动的讨论中就显而易见。人们对此常常问及的一个问题是：当一块石头从一艘快速运动的船的桅杆上坠落时，会落在何处?当船停泊时，很显然它会顺着桅杆下落，但当船在运动时，人们可能会认为，石头会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落在船后远离桅杆的地方，因为在石头下落的过程中船已经向前运动了。亚里士多德派学者和哥白尼派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因为他们在这个例子中看到，它有可能与运动的地球相类比。伽利略借用“冲力”这个中世纪术语坚定地说，在运动的船中，石头仍然顺着桅杆下落。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石头带有船向前的冲力。在对话中，亚里土多德派的代言人辛普里西奥(Simplicio)回答说：“你不但没有做过100次这种实验，而且甚至连一次都没有做过。”的确如此，伽利略的代言人回答道，“尽管我没有做实验，但我确信事情会像我所告诉你的那样，因为它必定如此。”这个结论也许是正确的，但在1638年，这种论证并不完全令人信服。

位置运动的研究不但与哥白尼体系的命运相连，而且也与原子论的复活相关。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对运动的讨论中曾假定，速度与介质的阻力成反比。因此，在真空(没有阻力)的情况下就可获得一个无限大的速度。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自然厌恶真空”。由于真空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有必要拒斥前苏格拉底派哲学家所提出的原子论解释。

亚里士多德还曾提出，不同重量的物体在相同的介质中的运动，它们的速度之比与重量之比彼此遵循着相同的比率。对于一个曾经观察过物体落人液体和油中——或者一块石头和一片羽毛在空气中同时下落——的人来说，这似乎的确是一个常识性的答案。但假定能够产生真空的话，那么这个真空中将会发生什么呢?伽利略指出，介质的密度愈小，落体的速度就越接近，而不论它们的重量如何。因此，他争辩说，在真空中，所有的物体将以同样的速率下落。所以，对不同重量的落体相对速度的讨论关系着真空存在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关系着原子构成物质的可能性问题。

在寻求一种从生机论和科学的联系中脱离出来的机械论哲学时，可以理解的是，仅仅根据大小、形状和粒子运动来对各种现象进行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这将是有吸引力的。我们已经提到过笛卡尔较早期的粒子体系，但由于各种哲学上的原因，他曾经拒绝真空存在的可能性。尽管可能出入意料，但是到17世纪早期，甚至炼金术士们也将原子论和生机论混合在一起用于各种解释。而正是伽利略认为物质由原子构成以及真空存在的观点被证明在这方面最具影响。所以，我们发现，伽利略的朋友和门徒伊万奇里斯特·托里塞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1608—1647)①在他的这位老师去世后不久对汞气压计作了描绘。此后，在17世纪中期的几十年中，汞管顶部的真空研究占据了佛罗伦萨西蒙托学园(Florentine

Accademia del Cimento)①成员的许多时间。在德国，奥托·冯·葛利克(Otto

vonGuericke，1602—1686)②建造了自己的真空泵，并于1657年用马格德堡(Magdeburg)半球验证了它的效果。而且，我们发现，17世纪50年代，罗伯特·波义耳曾委托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③设计一个空气泵，以便他能进行真空实验，他继而用一种微粒哲学来解释这个实验。

①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伽利略的助手。——译注

①即实验学社。它有装备良好的实验室，鼓励自然哲学家共同协作进行研究。这个团体中有伽利略的门徒。——译注

②德国物理学家。发明空气泵和起电机。——译注

③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发现固体弹性定律，提出细胞概念。——译注

伽利略对真空的讨论显然已经导致了用实验研究来证实他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船的实验上来，就会看到同样需要实验证明。对行船问题的争论曾经是哥白尼的论敌们提出的更有力的论据之一。尽管伽利略曾经拒斥过他们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论据，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并未做过实验来证明这个问题。伽利略的讨论1632年发表于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在该书出版前，他曾散发过这部手稿。从随后的通信中很清楚地看出，对此最有兴趣的人中有梅森纳和伽桑狄。1633年，梅森纳立即尝试测量从一个教堂塔顶上掉下的石头的速度。而且，他还认真关注行船实验，并曾写信给一个经常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朋友。在1634年的一次航行中，这位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安排了一个水手爬上桅杆扔下重物。其结果是石头落在了桅杆脚旁，从而证实了伽利略的研究。但是，这项工作没有公开，接下来进行行船实验的正是伽桑狄。由于确信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他决定当众做这个实验，以使人们不可能怀疑其结果。他在普罗旺斯(Provence)④的新任长宫中找到了一名赞助人，此人对科学感兴趣。

④法国东南部一地区。——译注

伽利略讨论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检验，都由伽桑狄作出计划并于1640年10月实施。骑在马背上或坐在马车上的人，在空中扔石头或互投石头，人们就会发现，这些石头除了有扔出的横向运动外，还有随着马匹向前的运动。从一匹以最快速度疾驰的马上落下的物体，从骑马人的视点来看是以直线下落的。这些检验以及一系列其他的检验都证实了伽利略的研究成果，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演示当然是在海军的一艘三层船的甲板上做的。在该船达到最高速度之后，人们发现，无论是从桅杆扔下石头还是直接向上抛掷石头，在两种情况下，石头都落到桅杆脚旁，而不是后面较远的船尾上。伽桑狄在描述这些结果时，讲明了船的速度并详细描述了所有的实验。于是，他建议读者可以做同样的实验：在阳台上散步时向空中扔一个球——或者在河上驾驶小帆船，检验他曾在三层船上演示的事实。

伽利略的情况与开普勒远为不同。开普勒的研究成果直到他死后二三十年才为人所知，而伽利略的著作都被同时代的大量读者迫切寻求和阅读。当他承认未曾做过行船实验时，有些人就认识到必须做这个实验——而且必须要有见证人。

人们意识到，1640年代的氛围与该世纪初期相比已远为不同。对亚里士多德和经院传统的批评因为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而变得极为老到。虽然我们可能会指出他们方法和结果中的缺陷，但很显然，他们有关建立一门新科学的必要性、实验的作用、数学的恰当运用以及归纳和演绎过程的相互影响在发现中所起作用的讨论直接而显著地影响了科学的发展。

伽利略对位移运动的研究的确使他成为近代科学兴起中的一位关键人物，这不但是因为他的方法论，而且还因为他的研究结果。他抨击了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基础，并代之以一门精确建立在实验和从证据中推演出的结论基础上的新运动科学。此外，他对亚里士多德位移运动的拒斥重新揭示了物质原子观的可能性。对于那些希望摒弃生机论和神秘主义解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结果。的确，微粒解释或原子解释成了机械论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此可以理解，将有一位名叫皮埃尔·伽桑狄的牧师，他把消除古代原子论原著中遗留下来的无神论瑕疵视为己任。

历史学家可能容易满足于对亚里士多德权威在17世纪逐渐衰落所作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却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学术界。尽管亚里士多德成了许多作者的替罪羊，但对许多原著的研究频频揭示出，除了经院哲学外人们还关心其他各种影响，而且，新兴的机械论者会发现，化学论者比日益衰落的古人支持者更加危险。这正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

第七章 新哲学—一场化学论论战

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的风格、辉煌与影响也许会轻而易举地诱使现代史学家相信，神秘主义者与术士们的奇思异想到17世纪早期已成往事。的确，我们发现，人们普遍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科学来取代这个新世纪头几十年的经院科学。但是，设想“新哲学”之梦仅限于机械论者，那就远非正确了。我们只需回到化学论哲学家那里，或者读一读17世纪的科学乌托邦，就会明白他们所描述的“新科学”与机械论哲学家们的“新科学”相去甚远。培根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是这些乌托邦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而托马索·康帕内拉①与约翰·瓦伦丁·安德烈②在他们的理想国中反映赫尔墨斯神智学的各种主题，则是另外的例子。同样有趣的是玫瑰十字会的宣言，这个宣言就是一份号召在科学、教育和医学中进行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改革的公开声明。而且，密切相关的是罗伯特·弗拉德和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③的著作，这些著作在以化学家和医生的观点对当时知识界的评价方面是很有意义的。当时的机械论者对这些著作的反应表明，在伽利略、笛卡尔、培根和开普勒最重要著作出版的同一时期，赫尔墨斯神智学的信奉者和化学论哲学家们继续享有权威。

①意大利哲学家。——译注

②德国宗教改革家。——译注

③比利时化学家、医生。由炼金术士过渡到近代化学的代表人物。——译注

科学乌托邦

培根在其暮年(1624年)所写的《新大西岛》，1627年由其友人威廉·罗利罗利解释说，这部著作是想描述“诠释自然并创造有益于人类的伟大而非凡作品的一种模式或描述为此而设立的学院”。该书篇幅甚小——1664年版不足40页——但在17世纪却被广泛阅读。无疑，它是伦敦皇家学会的创建者们主要的灵感来源之一。

《新大西岛》的形式与这一类型的其他著作有显著的相似性。一群航海探险家在从秘鲁到日本的途中，来到一片此前不曾为人所知的土地，这里的居民原来对自然界和外部世界的一切都极有见识。这片土地的居民，即本萨勒人(Bensalem)为生病的探险家们提供医疗帮助，却谢绝任何报酬。最后，他们还向这些来访者通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并透露了他们的国家秘密。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探求有关天国的知识，但实际上，这种探求采取研究他们周围世界的形式——这无疑反映了当时通过上帝创造的自然来探究上帝的做法。这种研究在所罗门宫进行，他们说：“我们基地的终极目的是，了解各种事物的原因和神秘运动，以及将人类帝国的疆域扩大至所有可能的事物。”在这里，可以看到进行各种观察的设备。有一些深洞可以模拟采矿的过程，并可在其中进行炼造新金属的实验。一些人在研究疾病的治疗和长生不老的方法，另一些人则倾心于研究如何使土地变得丰饶肥沃。这儿还有一个用于冷却实验的高达半英里的塔，还有一些人工湖、人造井以及容纳各种飞禽走兽的基地和公园。这儿的各种熔炉、光学设备、机械和天文仪器可供人们进行各种类型的化学、光学、机械发明和天文学的观察研究。

所罗门宫的学者向这些航海探险家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方法。首先，他们对各种观察材料进行收集和整理，然后让各个小组得出结论并提出进行深入研究的建议。当这一复杂的过程完成之后，即由“三个小组将先前基于实验的各种发现上升为更高层次的评论、公理和箴言。这些人则被称为‘自然的诠释者”’。当然，这整个活动的全过程都是培根式的体制，其本质是定性的和观察的，几乎没有重视数学的诠释，在这里，对运动物理学的任何直接研究都将是徒劳无功的，的确，整个计划是将重心放在那些当时被认为是化学的研究以及自然法术的有益形式上。

早在培根的《新大西岛》出版前一年，在德国就已经出现了另一部科学乌托邦著作——托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The

City of the Sun)。该书写于1602年，它反映了康帕内拉早就倾心于贝纳德诺·泰莱西坚持认为理解最初来源于感知的观点，也反映了构成他全部著作核心的赫尔墨斯神智学。《太阳城》亦暗含政治寓意。康帕内拉希望建立一个理想国，1600年，他卷入了一个推翻西班牙人对那不勒斯统治的计划，结果计划失败，导致他遭受27年多的监禁和折磨。在监牢里，他写下了数量惊人的书籍和手稿——其中就包括他对理想的太阳城的描述。

太阳城是一座建在山岗上的大都市，它有七层同心城墙和一个中央神殿。这一设计在许多方面都使人联想起知识殿堂或者《启示录》中所描述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图景。这些城墙对所有居民至关重要，因为上面展示了世界的智慧。每一层城墙专门用于一个不同的主题。在最里层城墙的一边，描绘了所有的数学图形，另一边则是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和对所有国家及其民族的描述。第二层城墙专门描述了各种金属、岩石和矿物以及从海水到酒这些自然和人造的液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就在墙上嵌进各种样品以便老百姓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插图和图表。接下来的4层城墙则描绘了所有类型的动物和植物。最后一层城墙专门记述了各种机械技艺并对伟大的发明家们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这层城墙上那些法典制定者们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些宗教人物：摩西(Moses)、奥西里斯(Osiris)、丘比特、墨丘利(Mercury)、穆罕默德(Muhammad)以及基督和他的信徒。

城市的中心神殿有一个绘制着天庭图的巨大圆顶，上面全部用诗歌来描述各种天体之力。城市本身由一个由赫尔墨斯术士们组成的小团体统治。这些赫尔墨斯术士们通过他们关于各种星体和自然法术的知识，英明而令人满意地领导着芸芸众生。作为真正的自然法术师，他们知道如何借用星体之力来为地上这些人的利益服务。

倘若我们不是对这种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混杂物如此熟悉，康帕内拉之城似乎就是法术与观察的一种奇异的汇集。事实上，康帕内拉毫无疑问对法术和占星术有兴趣。他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a，1638)一书中毫不迟疑地承认对费奇诺法术的支持，并且将其主要归因于赫尔墨斯的作品。此外，还有他从事各种法术实践的证据。

但是，如果说培根也许知道康帕内拉的著作，那么他更有可能了解玫瑰十字会会员更早期的著作。引起被称为“玫瑰十字轰动”的两本小册子就是《兄弟会的传说》(Fama

fraternitatis，1614年)和《自白书》(Confessio，1615年)。书中表达的是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号召：建立一种以乌托邦形式表达的新学问。读者们被告知，他们社团的创建者，是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Christian

Rosenkreuz)的传奇式人物。他作为一个朝圣者到近东去旅行，在那里与大马士革(Damascus)和弗兹(Fez)的学术社团不期而遇。因为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的致力于知识和服务的欧洲学者社团，罗森克鲁兹回家后就召集了一些受他思想启示的人组成了一个小社团。这个社团在其创建者在世期间和去世后很长时期内一直秘密地努力着，但是对于其后继者来说，公开宣告他们目标的时间似乎终于到来了。

在《兄弟会的传说》中，我们发现了用一种新学习取代大学学习的号召。学者们应该寻找出上帝和自然的真理来取代亚里土多德、盖仑和他们以后的评注者。在帕拉塞尔苏斯派的风尚中，医学被称赞为所有自然哲学的基础。对于他们来说，医学是一种敬奉上帝的技艺，其利益应该被施舍而不应考虑报酬。尽管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懂得真正的医学，但是这些玫瑰十字会的学者们告诉他们的听众，他们了解欧洲在世的并尚在工作的那些伟大的医生、哲学家和术士。在近代，最伟大的人物是帕拉塞尔苏斯，他的著作与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的著作挨在一起被存放在他们的地下密室中。

这种“玫瑰十字会宣言”显示了一种传教士的精神。它向人们提示，如果欧洲那些真正有学问的学者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联合起来，那么就可能实现伟大的奇迹。但是，倘若这些学者们不在大学里，那在何处、又如何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呢?作者建议他们以书面形式发表声明，并在即将到来的学习改革中加盟到兄弟会(brotherhood)中。为此，欧洲的学者们必须进行自我反省并且“通过发表《联合声明》。《兄弟会的传说》和《自白书》应该以5种语言同时出版，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原谅自己说他们还未见过此书——尽管这些兄弟会会员在那时拒绝公开自己的姓名，集会也秘密进行，但他们却愿意向那些响应他们号召的人保证，他们的著作不会不被人注意。

人们可能预料这种匿名的小册子不会被人注意，但事实并非如此。在1614年到1617年间，《兄弟会的传说》的确以4种语言出版了9个版本，英译本则出现于1652年。在欧洲的图书馆中，仍然保留有提请加入这个社团的信件。一个文献学家查阅过10年内出现的关于这个秘密社团是非之争的几百部书籍和小册子。那些声称自己是兄弟会会员的人造访了一些主要城市，并许诺向那些希望成为新会员的人展示其全部秘密。在1619年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我们读到：

此事传出之后，在人们中引起了多少惶惑啊，在学者中产生了多大的争论啊，那是一场怎样的充斥着冒牌者和骗子的骚动与混乱啊，不用说……一些有这种盲目恐惧的人希望使他们那些陈旧的、过时的和歪曲的东西全部保留下来并用武力加以保护。一些人急急忙忙放弃他们各种观点的力度；在谴责了奴役他们的最残酷的枷锁之后，他们便赶紧追求自由。”

由于没有迹象表明这个社团的确曾经存在，因而这种反应令人瞩目。

这次知识界骚动的一个令人瞩目的产物就是安德烈的乌托邦《基督城》(Christmmpolis，1619年)，安德烈也许是《兄弟会的传说》真正的作者。《基督城》与《新大西岛》有显著的相似性，其影响几乎与《新大西岛》一样巨大，因为该书对那些构成皇家学会背景的英国社团产生了强烈影响。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再次发现了对陈腐的欧洲学问和宗教的熟悉描述，以及建立一个适当的学习社会的建议。安德烈的模式就是建一个理想的“基督之城”，居民们在这里研究《圣经》和自然。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圣经》之外的书籍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无用，因为正是对自然的研究才导致了对造物主的更充分的理解。“对地球的仔细观察将使人们对天庭有恰如其分的评价，当天庭的价值被发现时，地球就遭到了轻视。”

因此，对于乌托邦城的居民来说，实验室是极为重要的。并且，正如我们所料，化学实验室里装配有最完善的设备。在这里，“为了人类的利益和健康，各种金属、矿物和植物的特性，甚至动物的生活都得到观察、提纯、增长和结合。”而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这里“天地是合为一体的”，而且“那些铭刻在大地上的神授的秘密已被发现”。显然，这些都涉及到了大宇宙一小字宙的类比和药效形象说。

当我们将化学与安德烈对待其他学科的态度相比，化学的重要性对他来说甚至更加明显。在物理大厅里，基督城的居民们可以看到上面描绘的天空、行星、动物和植物的图景，这在某种方式上使人联想起康帕内拉的那些同心城墙。在这里还可以观察到各种稀世宝石、矿物、毒药与解药的样品以及对人体有益和有害的所有东西。至于数学，基督城中真正的学者可能会超越庸俗的算术和几何而去沉思那些已为古代毕达哥拉斯派学者们所知晓的天庭中神秘的数的和谐。由于天地的相互关系到处受到强调，所以占星术在这里就被提高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对于安德烈来说：

对于那些不懂得占星术在人类事务中的价值或者愚蠢地否认它的人，要是他们不得不在不好的天气里尽可能长时间地挖掘泥土、耕作田地就好了。”

含意很清楚，即需要一种新的学习。如果这种新学习不能迎合现行的大学体制，那么就必须另外建立一所研究院或者学院。安德烈的提议能够得到任何一位化学论哲学家的支持。

罗伯特·弗拉德与新世纪的神秘化学

在响应玫瑰十字会宣言的众多出版物中，有两本非常有趣的小册子：一本由安德烈斯·利巴维乌斯所写，另一本由罗伯特·弗拉德所写。我们已经提到过利巴维乌斯(参见第二章)，他是一个不喜欢对自然现象进行神秘诠释的反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化学家。他相信在内服药中使用化学品的重要性，但是他一点也不想用以大宇宙一小宇宙相类比的思想来诠释宇宙的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论哲学。因此，1606年，他对巴黎化学论医生们反对在大学教师中占统治地位的盖仑信徒的斗争给予了支持。9年后，他谴责了玫瑰十字会的作品。在他看来，这些作品似乎既是神秘的又是帕拉塞尔苏斯派的，而且更糟的是，它们预示古代学问的所有方面将被摧毁。

弗拉德第一批著作的出版起因子利巴维乌斯对玫瑰十字会会员的攻击。弗拉德是一位骑士和有产者，曾就学于牛津大学并到欧洲大陆一些主要的教育中心游历过。1609年，他当选为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此后，他与同时代许多最有学问的英国科学家都有联系。弗拉德基本上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阅读了《兄弟会的传说》和《自白书》后，他给利巴维乌斯写了一封回信(1616年)，信中攻击了大学里对古人的研究，并号召开展一种基于宗教真理的新学习。因为他认为，自从摩西时代以来真正的知识已经衰落，所以他建议学术界应该转向炼金术、自然法术和新医学来取代亚里士多德和盖仑。他条理清晰地批评了大学文科(liberal

arts)①，并特别反对经院哲学课程中对逻辑的重视。他认为，这一点在以各种定义、原理以及理论运算的讨论为基础的数学的学术方法上得到了反映。相反，弗拉德写道，数学家应该转向毕达哥拉斯派学者们的神秘教义，这些毕达哥拉斯派学者们是通过对数和数的比率的研究获得对上帝的确实信仰的。按照这种方法，数学家就可被引向宇宙和谐的概念以及世界的确切构造。

①这里指中世纪大学的文科七艺，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三艺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艺。——译注

在为玫瑰十字会会员们辩护时，弗拉德坚决主张，我们在着手开展新的学习时要有一个确定的计划。他列举了一系列将会成为未来研究基础的关键问题。弗拉德写道，我们必须通过上帝的神性之光来考虑创世的活动，并断言这并不亚于一切生命和运动都需要的生命精气。我们必须关心上帝创世活动的所有方面以及其他重要概念——在这里他包括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观。弗拉德写道，当我们从大宇宙转向小宇宙时，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人体内这种生命精气的吸收上。在这里，他强调这种精气存在于空气中并通过呼吸进入我们体内。为确定这种精气是如何合理地滋养我们身体的一种需要，就有必要对人体本身进行一种新的研究。我们必须确定这种精气是如何从混杂的空气(grass

air)中分离出来，又是如何通过动脉系统和静脉系统散开的。人们不难明白，弗拉德为何对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系统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弗拉德为玫瑰十字会的辩护第二版和他的大宇宙与小宇宙史的第一卷出版于1617年。后者在已成书的同类著作中可能最详细地讲解了两个世界的宇宙。对于弗拉德来说，这似乎完成了他对建立一门新科学的诺言。作者认为，这部由圣经和赫尔墨斯文献主宰的著作，是一部化学论哲学的真正声明书。他从大宇宙的事件开始，讨论了创世、元素和宇宙的秩序。弗拉德好战地坚持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点，但他也描述了太阳的“中心性”，并争辩说它位于地球与上帝中间。该书的其他几卷涉及到人文学科、战争、气象学、解剖学和医学。弗拉德所描述的世界强调宇宙和谐，他认为这可以用毕达哥拉斯派的数秘主义以及大小世界间的和谐作用来表达。上帝和生命精气为万物所需，它从天而降并确实给万物以生命。由于对这种精气的存在深信不疑，他描述了通过化学方法把它作为一种物质从小麦中提取出来的尝试。

此人对一切事情都感兴趣，他认为，其著作将为即将取代大学经院哲学的基督教科学(Christian

science)提供必要的基础。事实上，学术界的确阅读了弗拉德的著作。有些人在弗拉德的著作中看到了对他们自己的一种威胁，当得知开普勒、梅森纳和伽桑狄是他们中的先驱者时，我们也就不必感到惊诧了。

对弗拉德的反应：开普勒、梅森纳和伽桑狄

对弗拉德的著作首先作出重要回答的是约翰内斯·开普勒。在《宇宙的和谐》(1619年)一书的附录以及后来对弗拉德的回答所作的反击中(1622年)，他仔细考查了英国的医生对数学的应用。开普勒在描述这一情况时，他自己的方法与弗拉德的方法的不同之处是很简单的，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科学家”反对“神秘主义者”。开普勒把他自己的宇宙和谐的概念描述成是“数学的”，而弗拉德的解释则是“不可思议的、象征性的和赫尔墨斯式的”。一个科学家怎么能将弗拉德的象征主义同他自己真正的数学图解相比呢?如果说弗拉德沉迷于他的模糊不清的不可思议的问题中，那么开普勒则把同一现象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并把它带向光明。开普勒继续写道，弗拉德从古人那里借用了寓言，而他则用数学必然性建立了自然的基本法则。弗拉德还把他完全不懂的事情弄得一团糟，而他(开普勒)则开创了一种符合自然定律的有序的新风尚。

我们也许不经提醒就可以看到，开普勒和弗拉德实际上有许多共同的神秘信念。但即使如此，数学的意义对于开普勒和弗拉德来说的确十分不同。后者是根据一个宇宙计划中预想的信仰在象征中寻求神秘的事物，结果是，其比率与和谐不得不去适合这些象征。也许正像他着迷于自己的象征性的球状世界图景，开普勒坚持其假说建立在定量的、数学上可论证的前提下。如果一个假说不能与开普勒的观察相符，那么从象征的观点看无论它有多么令人满意，他都要修改这个假说。这两种观点如此对立以至他们两人不能真正地相互理解。对于弗拉德来说，开普勒是最糟糕的那种数学家之一，是“涉身于数量阴影中”的那些粗鄙的庸人之一。相反，他认为，“炼金术士和赫尔墨斯哲学家……懂得自然物体的真正精髓”。

尽管弗拉德一开普勒的交锋十分有趣，但在法国学者中对弗拉德出版物作出反应的范围更加广泛。炼金术与化学出版物的不断增加，玫瑰十字会会员们所宣称的对巴黎的“天罚”(1623)，以及同年在巴黎导致了一系列逮捕及巴黎大学神学家之谴责的广为人知的炼金术论战，这一切都对这种新的惊恐状态的形成起到了作用。、

在重新考察化学论哲学家主张的首批法国学者中有马林·梅森纳。在《科学的真理》(1625年)一书中，他认为，只有在自然的数学诠释克服了化学论者的主张时，真正的自然科学才能得到发展。他通过一位炼金术士、一位怀疑论者和一位“基督教哲学家”对话的形式，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些主张。对于炼金术士来说，没有哪一门科学比他的科学更确定，因为炼金术是通过经验传授的。在他看来，似乎一点也不用怀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公认充满了危险的神学观点——已经被化学论者更合理的观察研究所取代。

梅森纳坚决反对炼金术士的观点。“基督教哲学家”认为，巴黎大学神学院最近的指责是公正的。这些学识渊博的神学家曾对炼金术论题的神学含义提出过恰当的质疑。其中，他注意到了炼金术对原子论的支持，梅森纳早在当时就把它视为一种很容易就可推翻的主张。至于炼金术士们极力自我吹嘘的以“观察”为基础的元素和要素体系，梅森纳回答说，帕拉塞尔苏斯派的要素可能已经被人为地分解了。要真是这样，这些要素就不必再被看成是基本的了。

然而，梅森纳继续说道，如果炼金术可能只是在某些方面有错误，那就不应该全部抛弃它。更确切地说，必须寻找某种控制方法来避免炼金术士们过去过于频繁地跌入其中的危险陷阱。梅森纳建议，在每一个王国中都要建立一些把增进人类健康作为其目标的炼金术研究院。这些研究院，不但要通过惩罚江湖骗子，而且要通过积极从事科学改革来整治该领域。那些寓言式的神秘的术语必须抛弃，并用建立在实验室进行的化学实验基础上的清楚明白的术语来取而代之。

对于梅森纳来说，一种经过改革的炼金术将完全避开宗教、哲学和神学问题。在他看来，这门学科是作为一些人反教会之用的。这些人认为，最古老的神学、法术与异教寓言通过这门学科得到了最好的解释。实际上，很多人都坚持对创世作化学诠释。如果这门学科得到天主教会的认可，那么这些梦想和推测就必须立即抛弃。

梅森纳在其著作中提到许多化学家，他认为这些化学家的出版物是危险的，其中突出的一个人就是罗伯特·弗拉德。梅森纳将他视为那种最糟糕的异教徒和术士。深受伤害的弗拉德在两部重申其化学论哲学主张的著作中对这位法国修道士作了回击。他在这里再次描述了大宇宙与小宇宙的类比、两个世界的和谐、生命精气的意义及其通过动脉系统的散播。弗拉德坚决主张，真正的炼金术的目标，就是建立一门全面的化学论哲学并以此作为诠释人类和宇宙的基础。

很清楚，弗拉德所理解的这种炼金术正好是梅森纳觉得要反对的。弗拉德尤其被梅森纳关于炼金术士应该将自己从宗教事务中分离出来的警告搞得心烦意乱。正相反，他认为化学家和神学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也就是“我们当做玄妙化学”的实用神学那一部分。在这里，自然和超自然很清楚地联系在一起——化学正是开启两者的钥匙。

1628年年底，梅森纳把一本弗拉德的著作选集送给其友人皮埃尔·伽桑狄以求帮助。伽桑狄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的评论。不出所料，伽桑狄反对弗拉德对基本要素和化学创世的诠释。当面对弗拉德反对哥白尼和吉尔伯特时，伽桑狄只能断定，“比起我们通常的理解，弗拉德所理解的是另外一个有规律运行的地球和位于中心的太阳”。在讨论弗拉德提出的真假炼金术的区别时，伽桑狄不满意于这样一种解释，即总是“把炼金术当成唯一的宗教、把炼金术士当成唯一的教徒、把炼金术入门指导当成唯一的教理问答手册”。

除了回忆伽桑狄在其回答过程中曾经描述并反对哈维的血液循环观点——而正是此事导致弗拉德为其朋友进行辩护——之外，我们不必更加详细地追溯这场论战。弗拉德在1633年对伽桑狄的回答，使得梅森纳对弗拉德和化学论哲学的怀疑作出了更多的努力。梅森纳的信件——一直持续到1637年弗拉德去世后很久——表明了他不懈地致力于取得欧洲学者的支持去反对与他自己相对立的弗拉德的“新哲学”之梦。

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的新哲学

在寻求反对罗伯特·弗拉德的支持者中，梅森纳曾写信给许多欧洲学者。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就是其中之一，后者与这位法国学者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在最早的一封信中，范·赫尔蒙特对伽桑狄当时刚给弗拉德的答复是否有价值的询问作了回答。这位比利时医生兼化学家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弗拉德是一个知识贫乏的医生和比较糟糕的炼金术士——伽桑狄不应该在这个浅薄学者身上浪费时间。这一评价极为有趣，因为范·赫尔蒙特的许多著作都以梅森纳曾经指责的概念和态度为其特色。然而，范·赫尔蒙特的著作在当时似乎已显得非常独特，而可成为17世纪医学化学新学派的基础。

范·赫尔蒙特探求真理是一种强烈的个人行为。这曾使他拒绝了鲁汶大学的硕士学位，因为他觉得在那儿什么也没有学到。此后，他又拒绝了贵族们的雇用，而宁愿在家里致力于自己的研究。由于对个人名誉几乎不感兴趣，直到1621年他被一个耶稣会会士引入一场关于武器药膏的论战时，他才发表作品。对造成伤害的武器加以处理就可以治愈受伤者，这一信念在17世纪曾广泛传播，它依据的是认为自然界中存在普遍的互感作用的概念。

范·赫尔蒙特关于这一主题的小册子抨击了所有参与论战的人。他不否认它有治疗的功效，但他坚决把那些用超自然的术语进行描述的人排斥在外。由于主张这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范·赫尔蒙特继续说道：“自然……并不要求神学家作为她的诠释者，而只希望医生做她的子民。”事实上，人们也许认为，是伽利略而不是范·赫尔蒙特告诫其耶稣会对手：“让神学家去了解上帝，而博物学家关心的是自然。”

武器药膏可以通过对较大和较小世界相和谐的恰当理解进行解释，在这两个世界里，“一切特殊事情都在其中包含了对整个宇宙的描述”。至于帕拉塞尔苏斯，他的著作将得到赞扬，他的三要素将被毫无保留地接受。法术是“关于事物的最渊博的先天知识”，无论是用于善或恶，其基础都保持不变。而且，当人们恰当地理解自然界的互感作用时，就会渐渐明白圣物的作用与富有魅力的武器药膏本身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范·赫尔蒙特作为一名自我标榜的罗马天主教徒，在这一点上表达了一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看法。

这个小册子的出版几乎恰逢其时。范·赫尔蒙特对一个著名的耶稣会会士的抨击和对法术与帕拉塞尔苏斯的捍卫，加上他对圣物神奇力量的诠释，不可能不引入关注。1623年，他被鲁汶大学医学院告发，紧接着又被西班牙宗教法庭传唤。他著作中的许多主张被宣布为异端邪说，他本人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又受到软禁。没有教会的允许，他不得出版任何作品，甚至在他1636年获释之后，教会的诉讼还一直延续着，几乎直到他1644年去世。

范·赫尔蒙特给他儿子留下大量手稿以期最终能出版。其全集《医学起源》(Ortus

medicinae)在他去世4年后问世，到1707年，该书以5种语言印刷了12次。在这部影响极大的著作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对改革的强烈要求。必须“摧毁古人的全部自然哲学并使自然哲学界的学说得到更新”。范.赫尔蒙特把古代科学和医学描述成是“数学的”和逻辑的，他认为，这必须由对自然真正的观察研究所取代。古人对运动的研究也并不比这更好。亚里士多德派的位置运动使人们相信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原动力。范·赫尔蒙特反对此说，因为基督教的教义不允许对造物主有这样的限制。实际上，运动是生命中固有的，它被造物主注入到最初的种子里。如果数学抽象能够导致这样一个错误结论，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亚里士多德派对自然的描述和诠释，

是一种从数学科学中抽取出来的异教徒学说，这种数学科学使第一原动力自身必须永恒不变并永不停止地推动着万物……因此，要让学术界知道，数学规则或者通过论证得到的学问与自然并不相符合。

因为人并不量度自然，而是自然量度人。”

显然，范·赫尔蒙特所构想的新哲学反对任何主要通过数学来诠释的自然概念。

可以看出，范·赫尔蒙特的著作贯穿着自然和宗教的紧密联系。我们再次被告知要首先看一看《创世纪》中对创世的描述。如同弗拉德所说，这表现了创世的秩序和真正的元素。在这里没有提到火，而土被看成是水的产物。至于帕拉塞尔苏斯派的要素，它们都是有用的，因为它们是从诸多物质中蒸馏得来的。但更加成熟的范·赫尔蒙特不再认为它们是自然界中真正的元素。开启自然的钥匙将在新的观察中发现，正是化学给我们提供了寻求真理的最大机会(图7．1)。与此相关的是，对定量的认识——这里是按照实验室的重量和测量而不是数学抽象进行理解的——极有可能提供新的视野。范·赫尔蒙特通过称量一棵柳树在不同生长阶段的重量试图论证水的基本性质。他感兴趣的还有测定金属的比重以及比较相同体积尿液的重量并以此来了解疾病。他寻求更精确地测定温度的标度，而且他的研究使他坚持物质不灭和化学变化中的重量守恒。

作为一个彻底的生机论者，范·赫尔蒙特继续发展了对基于他的元素体系和万物自身生命循环的万物存在的解释。在这里，他讨论了生命之源和种子，它们对如同矿物和人类疾病一样多种多样的结果负有责任。他的医学反映了他的全部哲学。由于不愿意接受古代医学文献，范·赫尔蒙特也受到这样一些人的打扰，这些人会接受归之于帕拉塞尔苏斯的一切。因此，在这些晚期著作中，范·赫尔蒙特反对把人假定为较大世界的精确微型复制品的小宇宙学说。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号召人们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与自然间存在的大量相似性。范·赫尔蒙特对自然界中生命精气的关心并不比弗拉德少。弗拉德曾试图通过小麦的炼金术实验来分离出这种精气，而范·赫尔蒙特则试图通过蒸馏血液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深信血液中存在这种生命力，这使他成为最早反对放血疗法的医生之一。

还可举出许多别的例子来说明范·赫尔蒙特的兴趣。但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尽管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两人都受到他们的赫尔墨斯和帕拉塞尔苏斯背景的影响，但这两位化学论哲学家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不同。前者受到乌托邦的玫瑰十字会宣言的鼓舞，寻求对重视内在真理、真正宗教和神秘炼金术的自然进行一种新探索。后者也许未必真的极其反对这些观点，但他更强调新的观察资料。

尽管事实上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有许多相同的看法，但17世纪的大多数学者仍把两者看成是非常不同的。对17世纪中期几十年间的许多人来说，范·赫尔蒙特似乎为新哲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和机械论哲学家的方法一样充满希望。这就是对自然进行一种“基督教的”观察研究，它似乎反对较早期的帕拉塞尔苏斯信徒的神秘主义，但仍然表明把人和自然进行比较是正当的。在英格兰，范·赫尔蒙特的著作促使沃特·查尔顿赫尔蒙特的单本小册子，并且，罗伯特·波义耳在其《怀疑的化学家》(The

Sceptical Chymist)中重述了赫尔蒙特派反对帕拉塞尔苏斯派要素的争论。托马斯·威利斯①把《医学起源》作为其新化学生理学的基础，甚至艾萨克·牛顿也仔细阅读了这些著作，并做了大量注释。

①英国解剖学家、医生。在脑解剖学上有重大发现。——译注

以弗拉德的著作为中心的争论以及同一时期对范·赫尔蒙特著作的广泛兴趣，表明了17世纪人们对化学论哲学的普遍关注。弗拉德与开普勒、梅森纳和伽桑狄的对抗始于其最早的出版物(1616年，1617年)，并且持续了20年。范·赫尔蒙特的问题亦始于其第一部出版物(1621年)，但由于官方的迫害，他的观点相对而言鲜为人知，直至1648年他的选集作为遗著出版。因此正当欧洲学术界开始吸收笛卡尔和培根的著作时，就面临着一种新的、更重视观察倾向的化学论哲学。范·赫尔蒙特对教育改革的吁求、对古代哲学的反对以及他的许多观察资料受到了当时范围广泛的欧洲学者的关注。

提及化学论哲学家，他们频繁出现于起初很可能料想不到的那些领域。但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化学论哲学家们都认为他们并不仅仅从化学或医学方面来进行研究。更确切地说，这是公开尝试去发现一门能说明整个宇宙的新哲学(philosophia

nova)。只有当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它进行探究之后，才有可能解释梅森纳和开普勒在弗拉德的数学中看到的对自然哲学的威胁，才有可能解释范·赫尔蒙特著作引起的广泛兴趣和影响。而且，只有当我们将它——作为“新科学”的蓝图——置于17世纪的史境中理解时，我们才可能希望从中找到一切，可以想象，这一切可能正是我们最熟悉的艾萨克·牛顿所感兴趣的。

第八章 结尾与存疑

对某些人而言，一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医学的著作，以讨沦罗伯特·弗拉德和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作为结尾，似乎会产生误导。在这些作者身上我们发现的科学“进步”远比我们希望的要少。但是，最后转向讨论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的确强调了这一时期的复杂特点。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正确地把注意力集中在17世纪机械论哲学的兴起上，却没有同时评价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和自然法术在当时令人感兴趣的理由，这往往导致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一时期的评价不完整。而且，直到最近，人们才充分重视这一事实，即一些新哲学的传统中心人物不仅坚定地坚持法术与神秘主义的各个方面，而且也坚定地坚持古代哲学的基本信条。如果17世纪的学者们没有考虑过弗拉德与范·赫尔蒙特著作的重要性，那么它就决不会成为论战的中心。同样的争论也适用于早此一个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

科学与两种人文主义

要弄清楚为什么实证主义的历史在过去居于统治地位并不太难。科学与医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改变。人们主要按照中世纪的经院主义来对15世纪中叶的学术界进行诠释。毫无疑问，批评的自由影响了主要的思想领域。因此，14世纪学者对位置运动的详细考察使亚里士多德见解中的弱点显而易见，解剖学中观察教育的重要性也迅速得到认可，并促使人们对医科学生公开解剖尸体的广泛接受。这些进展可能只发生在数量有限的一些大学中，但这些大学居于欧洲最有声望的学术中心。

中世纪晚期内部的自我批评在后两个世纪中被公开的反叛所取代。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突破，到17世纪中叶，大多数科学和医学研究是在大学之外的地方进行的。尽管认为大学在这些进展中没有起作用并不正确(帕多瓦与医学传统是最显著的例外)，但这一时期初期成立的科学学会和地方性学者团体，较之于传统的教育中心来说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点的确是真的。此时，已经听到了对新科学或哲学的大声疾呼，并要求取代亚里士多德派和盖仑派的训练，因为这些训练似乎并无用处，在精神上令人窒息，并且在神学理论上(有时)也不足以信。

对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史——科学史和医学史应该包含在这个概括性术语中——的任何研究，都必须重视人文主义的影响。我们已经注意到，文学人文主义较晚才进入各门科学之中。直到15世纪下半叶，我们才在科学界看到了对古代经典作品同样的热心搜寻，而这些古代经典作品已经成为此前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学舞台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在15世纪末期的几十年中，波伊巴赫和雷纪奥蒙坦在搜寻托勒密《至大论》的完整希腊语译本。在医学方面，利纳克雷和金特的同样努力出现得甚至更晚。这些科学与医学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在近代科学发展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哥白尼事实上是托勒密天动说复兴的产物，而维萨留斯和哈维同样反映了16世纪的盖仑学说。

这种形式的人文主义是《天体运行论》、《人体结构》和《心血运动论》背景中富有影响的部分。哥白尼对《至大论》的研究使这一著作成了新世界体系的基础，但经他之手，古代天文学的结构仍然清晰可见地保留了下来。与哥白尼地动思想相关的问题，将导致一门新运动物理学的产生和宇宙无限这一可能性所提出的难题。医学人文主义的意义也不亚于此，从帕多瓦传统到哈维血液循环的发现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和文学人文主义者一样，这些学者型科学家和医生也崇敬古代权威，但正是他们的工作导致了古代权威的毁灭。一个运动着的地球要求必须有一个与亚里士多德的体系远远不同的物理体系，而盖仑的学说再也不能在因17世纪生理学新发现而获得改变的医学中统治下去了。

最后我们看到，同样的发现还具有神学上的意义，而这一点很少被发现者说起。虽然哥白尼的日心宇宙体系遭到了路德派神学家的攻击，但他本人却受到自己所在教会的尊敬。到了17世纪早期，这一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伽利略首先受到警告，后来又被宗教法庭起诉。笛卡尔害怕信仰哥白尼事业所带来的后果，于1633年仓促从印刷商那里撤回了他的《宇宙论》。虽然到此时，宗教原教旨主义要求对《圣经》进行原义诠释，但科学家们却回答说，《圣经》并不就是研究自然的指南。尽管自然神论(Deism)的出现仍然远在将来，但其种子已经播下。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远比初看时来得复杂。当时人们不仅重新获得了古代医学和物理学经典，而且也重新获得了古代晚期神秘主义作品，而它们的影响不亚于盖仑和托勒密。马尔西利奥·费奇诺翻译并研究了赫尔墨斯文集的秘密和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试图揭示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隐藏着的各种关系，结果掀起了对自然法术及其所有相关领域重新感兴趣的热潮。占星术、炼金术、犹太教神秘哲学和毕达哥拉斯数秘学的学者们相互竞争，以期找到一把能解开宇宙秘密的新钥匙。

这种人文主义的倾向——赫尔墨斯派的、法术的和炼金术的——在这一时期的科学中根深蒂固。这些学者一神秘主义者不断重复他们的这一信念，人应该研究上帝的创造物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造物主本身。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科学和医学只不过是关于自然界秘密——及其隐藏着的力量——的知识。简言之，科学和医学两者都被看成是自然法术的。人应该通过观察那些将自然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和谐来学习。阿格里帕、波塔和狄都参加了这种通过自然对真理的神秘寻求。但在所有人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他们公开号召摧毁古代权威。正是他们——而不是帕多瓦的解剖学家或者哥白尼派学者——看到了对一种新的不同的科学和医学的迫切需要，而且他们还确信，这种科学和医学将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医学化学体系基础上，这导致了一场言辞激烈而又深具意义的论战。

所以我们必须开始就承认，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仅熟知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托勒密和盖仑，而且也熟知赫尔墨斯全集和炼金术士与占星术士的著作。这一时期也确实存在着对建立一门新哲学的广泛吁求，而且再次表明，这既是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的梦想，同时也是帕拉塞尔苏斯、康帕内拉和玫瑰十字会会员的梦想。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真正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这条通向新哲学的“其他道路”无论在哪里都不如在17世纪早期的科学乌托邦中更加明显。

正是这种“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影响继续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罗伯特·弗拉德的论战和范·赫尔蒙特对改革的吁求。弗拉德是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的精神继承人，其著作成了论战的风暴中心。对他著作的主要攻击来自于开普勒、梅森纳和伽桑狄，这些学者原本就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我们还可以把弗拉德与其对手的交锋视为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人文主义传统和赫尔墨斯人文主义传统之间旷日持久论战的后期表现。

至于范·赫尔蒙特，他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致力于用一种新科学取代古代哲学，但他却公开反对帕拉塞尔苏斯较为神秘的著作、弗拉德选集以及所有这些强调神秘主义与法术的炼金术和医学化学的作者。因此，尽管他们都赞同需要一种化学论哲学，但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在方法上显然不同。有趣的是，前者遭到早期机械论者激烈攻击，而后者的著作则得到了仔细阅读和欣赏。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范·赫尔蒙特只不过要求一种与教会控制相分离的新哲学。而且，范·赫尔蒙特后来被公认是自然研究新方法的奠基人，这种新方法与17世纪第三个25年中机械论哲学家的方法匹敌。由于受到宗教法庭的起诉并被软禁，范·赫尔蒙特的情况在许多重要方面与伽利略相似。

人的改善：教育、农业和战争

到17世纪中叶，许多人都公开谈论今人与古人之间的论战，但他们完全懂得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正如我们认为，最具批判性的论战很可能发生在机械论者和化学论者之间。这从17世纪中期几十年间的英国文献中得到了最好说明。内战(the

Civil War)①与王权空白②促使人们在共和政体③期间提出了范围广泛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中许多计划特别涉及到教育改革，其中包括彻底变革大学课程的要求。赫尔蒙特派学者们坚决主张，在因政治革命而进行宗教改革的同时，也要将高等教育建立在源于自然的新观察资料的基础之上。

①指—年英王查理一世与议会的战争。——译注

②指—年英国王位空缺时期。——译注

③指年克伦威尔处死英王查理一世后开始到年封建王朝复辟时止的英国共和政体。——译注

这些建议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也许就是由约翰·韦伯斯特于1654年提出的。他起先是一个清教徒，后来又成为一名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牧师，年轻时学习过炼金术，并懂得足够的医学知识，曾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兼随军牧师)在奥利弗·克伦威尔④的军队中服役。由于确信在共和政体的早年将完成必需的宗教改革，他对大学里的牧师训练越来越感到苦恼。因此，他写了一部名为《考察》(Examination)的书，他在书中要求进行教育改革，所用术语使人回想起弗拉德和范·赫尔蒙特所说的话。

④英国军人、政治家、独立派领袖。内战时率领国会军战胜保王党军队，处死国王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国，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年。——译注

韦伯斯特认为要反对在大学里讲授亚里士多德内容贫乏的无神论著作，而赞成“具有高度启发意义的玫瑰十字会”。正如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所宣称的，真正的基督徒的自然知识，可以通过直观演示得到最好的传授，通过“亲手处理煤炭和熔炉”习得。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继续寻找自然法术和“犹太教神秘哲学科学的秘密时，就有可能懂得三要素的重要性。总的说来，如果我们要对基督教原理(Christian

Pnnciples)的知识进行适当改革，就必须要像培根曾经提出过的那样建立一些公理表。但是我们还必须——作为真正的基督徒——寻求了解自然：

这种了解建立在感觉、理性、实验和《圣经》原理的基础上：在人类全部学识几乎所有的方面中如此完整的作品……就是学识渊博的弗拉德博士那些论述详尽的著作，比起以前提到过的所有方面……世上还没有一件作品比这更杰出、更具实验性和更完美。”

另外，韦伯斯特还告诫新哲学的实践者们，要避开亚里士多德而求教于费奇诺、柏拉图、吉尔伯特和赫尔墨斯的著作，就像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实验化学将成为打开自然的钥匙，帕拉塞尔苏斯和范·赫尔蒙特的医学将取代盖仑医学。

韦伯斯特的小册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受到了塞思·沃德①和约翰·威尔金斯②的严厉抨击，他们两人在今天被尊称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前者从1649年起一直在牛津大学教授天文学，他在这里把开普勒椭圆轨道的教学引入了英格兰。威尔金斯作为哥白尼体系的捍卫者以及《数学法术》(Mathematical

Magick，1648)和半乌托邦著作《发现月球上的世界》(Discovery of a World in the

Moone，1638)的作者而闻名于世。当时，他们两人合写了一部关于大学的《辩护》(Vindication)。在这里，沃德强调了大学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并着重指出了韦伯斯特建议的不恰当和前后矛盾之处。在逐点批驳了韦伯斯特的著作后，沃德承认大学里数学的情况有待改善，因为它几乎不能用于彻底考察韦伯斯特所提出的神秘和谐。他对完全抛弃盖仑医学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并认为，韦伯斯特指责大学里不知道化学是不公平的。如果韦伯斯特曾指出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是改造自然的基础，那么塞思·沃德对此是赞同的。但韦伯斯特是如何遵循这个看法的呢?他转向了提倡“理性”和“实验”的罗伯特·弗拉德。这确实太过分了!“对这种卑鄙无耻之徒能有什么信任呢!”尽管不久以前他曾推崇弗兰西斯·培根的“严格而准确的归纳方法”，但他现在“又陷入了犹太教神秘哲学的神秘方法以及表面的数字之中：全世界再也没有比拉·维里拉莫(L.Verulam)和弗拉德更加对立的两种方法了，一种方法是基于实验，而另一种方法则基于神秘的观念理性；甚至一会儿他盯住这个，一会儿他又瞄准那个，这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呵，风向的变化是多么神速!”

①英国天文学家。——译注

②英国医学家，皇家学会最早的秘书之一。——译注

沃德最后说，如果韦伯斯特当时讨论了柏拉图、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Epicurus)、菲洛劳斯和吉尔伯特，那么为何还有必要说这些话呢!因为，“如果弗拉德博士如此完美，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走得更远呢?”

韦伯斯特一沃德论战常常受到误解。约翰·韦伯斯特被指责为轻率地提出用一种科学与迷信——化学与法术——的怪诞混合物作为大学改革的的基础。沃德由于对此作出正当愤慨的反应而受到赞扬。但正如我们所见，韦伯斯特的化学观并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化学，而他的法术也与这个词本身暗示给我们的妖术(black

art)相去甚远。在此，他对弗兰西斯·培根“自然法术”一词长期被误用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是“清除了虚无和迷信的……自然智慧。更为复杂的是，当托马斯·霍尔(Thomas

Hall，1610—1665年)在当年决定再次回击韦伯斯特并以此来捍卫亚里士多德派的主张时，他声称没有必要讨论各门科学的状况，因为沃德和威尔金斯已经极好地对此作了描述。结果，我们发现，古人的拥护者与机械论者——或“今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化学论哲学家。

寻求教育改革对化学论者和机械论者来说是共同的目标。但到了17世纪中叶，这两派把其主张视为根本对立。这两派中当然是化学论者对激进的变革最感兴趣。但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希望用新哲学来为人类和共和政体造福。这无疑是源出于自然法术——与妖术的目标。自然法术家寻找隐藏在自然界的秘密以便将它们应用于实践。在小宇宙层面上，尽管这在别的领域也会产生结果，但它鼓励了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去寻求一种新医学。对于弗兰西斯·培根来说，如果自然法术不具有实用性，那么它就一无是处。他坚决主张，要对各种技艺进行全面考察，以便通过深入研究使其得到提高。他希望建立每门技艺各自独立的“历史”，这后来成为早期伦敦皇家学会以及17世纪所有其他科学学会计划中独具特色的部分。

早期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刊》(1665年创刊)反映了培根的这一实用目的。与纯科学论文一起发表的是能让医生受益的医学报告。早在1665年，该学会就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考察农业状况并提出可能改善的建议，这些人特别重视普通的农产品。该学会还鼓励其会员和通信会员交流他们对更多来自世界其他地方植物的观察资料。他们也鼓励那些关心航海的人。因此，我们发现了对新的计时装置(用于确定经度)的详细描述，也发现了在地球的不同地区磁性的变化。采矿被认为极其重要，有许多来自欧洲各地的有关矿山和矿石的报告。同样，他们还讨论了各种新产品及其制造过程。经过改进的犁、会说话的喇叭、建筑石块、铁的制造、金属铸造、啤酒酿造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产品都得到了详细的描述。毫无疑问，培根对此是会赞许的。

这种对实用的偏好长期以来被当成是新科学的主要特征而受到关注。但在此目的上，化学论哲学家与培根派学者们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他们的医学都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并且他们公开蔑视那些学术界只懂理论的内科医生。赫尔蒙特向盖仑的信徒提出挑战，要求做一个试验来决定未来医学的方向：

让我们从医院、军营或者其他地方挑出200个或者500个有发烧、胸膜炎等病症的穷人，把他们分成两半。然后抽签决定其中一半由我负责，另一半由你负责：我将不用放血和清肠的疗法来治愈他们……然后我们看看各自会有多少病人亡故。”

他的追随者在几十年间反复提出这个挑战，但没有找到一个应战者。

对于其他人来说，通过农业改革和新型化学战，化学被视为国家的潜在救星。帕拉塞尔苏斯的确著文论述了肥料中存在着一种予生命的盐(life-giving

salt)，并认为这就是肥力之所在。这个题目很快被法国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伯纳德·帕利西①抓住，并用来讨论泥灰用作肥料的问题。到该世纪末，英国的休·普拉特②对农业实践中使用较新型的肥料发表了长篇报告。在他看来，这给国家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利益是无法估量的。他的报告还反复使用帕拉塞尔苏斯派的生命精气和化学理论来讨论生殖和生长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在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实验——因此，当我们发现皇家学会所试图建立的最早的培根派“历史”之一就是农业史时，我们也许并不会感到惊异。尽管该委员会的全部成果从未出版过，但这些确实流传下来的报告却再次表明，他们是通过传统的化学方法研究这一课题的。

①法国陶器搪瓷匠人、自然科学家。对化石的本质和地下水的形成有正确认识。因宗教信仰被判死刑，死于巴士底狱。——译注

②英国农学家。年提出了穴播小麦的方法。——译注

化学论者对化学战的兴趣在约翰·鲁道夫·格劳伯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好体现。在17世纪下半叶的化学论者中，格劳伯的威望被认为仅次于范·赫尔蒙特而位居第二。由于亲身受到三十年战争③这一灾难性事件的深刻影响，格劳伯撰文认为，需要维护法律和秩序，但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把德国建成“世界霸主”。这一目标可以部分地通过新的经济繁荣、部分地通过新的军事技术来实现。两者都是恰当运用从化学论哲学获得的化学知识的结果。

③指—年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译注

经济繁荣可以通过对化学论哲学的新关注来实现。那些在丰收之年和歉收之年都饱受严重损害的农民，可以学会在丰年把他们多余的粮食浓缩成麦芽汁，这些麦芽汁日后可以用来酿造啤酒。种植葡萄的农民也可以从同样的过程中受益。假使如此，他们须把葡萄汁蒸发到蜜一般浓醇，这样就能够保存任意长的时间，然后在发酵之前再兑水还原。这样酒商不仅可以节约运输费用(如果需要装运的话)，而且还可以囤积产品直到所需之时，从而获取可观的更大利润。

这样农民们不再浪费粮食而能保障自己的富足。但刚发生过的战争表明，精明的农业管理无补于战争中士兵的破坏。国家必须要有能力保护人民，保护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谁也不能说出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正如格劳伯所写的，他听说上耳其人正在行动——而且近期发生反常的风暴和地震，还出现了一颗罕见的彗星(1662年)，这一切确实表明了神的不悦。对于格劳伯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另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正迫在眉睫。因此，国家必须用自己开发的新式武器来武装自己。他描述了一种长型“军用手杖，可以用它来喷射酸雾或者酸雨。围城中的保卫者用这种方法能使敌人致盲。或者，如果是基督徒的军队在进攻，那么用这种灌满同样酸液的小型手榴弹就可以把敌人要塞隙望塔内守卫者的眼睛弄瞎；然后就可以打开城门，以便基督徒的军队能够进去。

格劳伯充分意识到这里包含着一个道德问题。他的发明击退了一些敌人，因为别人会因它而严重致残。但格劳伯回答说，火药与他的酸是极为不同的，前者会“消灭和杀害众多的人”，

而用我的这个发明，就不会有人遭到杀害，还能从敌人手中夺取胜利，那些被活捉而成为俘虏的人可以强迫他们做工。在我看来，这总比把他们杀死更有利。”

无论如何，“我们用弄瞎眼睛来打击我们的头号敌人土耳其人，为的是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妻子儿女，难道这不合法吗?”

十分有趣的是格劳伯还预见到，一些新式武器有可能被叛徒出售或者在战斗中落人敌手。这个秘密总有一天会泄露出去，在他看来，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机智敏锐的人”应该不断寻求改良现有武器和发明新式武器，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必须制定这样的研究计划，“我相信，未来战争与迄今为止发生的战争不同，它将依据另外的方式进行。武力必须让位于技艺，因为技艺有时的确能战胜武力。”

教育改革、农业改革以及化学战是化学论哲学家们试图完成实用目标的有趣事例。而这些事例还具有更大意义，它们表明尽管这些化学论者同机械论者和科学学会的早期会员(化学论者很少参加这些组织)也许有过唇枪舌剑的斗争，但他们也像其科学和医学上的论敌一样，十分关心用知识来造福人类和他们的国家。

的确存在一场科学革命，但作为一场革命，它是一个长期的事件。我们所记载下来的巨大变化发生于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中。对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期来说，以费奇诺和帕拉塞尔苏斯的知识继承者为一方，以安德纳希的金特和波伊巴赫的知识继承者为另一方，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场持续不断的对话和相互影响。赫尔墨斯神智学的信奉者和炼金术士同他们的论敌盖仑的信徒和托勒密派(或哥白尼派)的学者不断论战，直到完全进入17世纪。也许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交流最适当地划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界线。科学的其他方面能够发生变化并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们对这场论战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1660年之后几十年间新科学学会的发展，可以看做是实现了早期的科学乌托邦。虽然培根派学者和机械论者在这些组织中的人数占有统治地位，但皇家学会并没有排斥像伊利亚斯·阿希莫勒这样杰出的炼金术士。至于约翰·韦伯斯特，他把皇家学会的杰出研究当做写作题材，对他来说，这似乎就是在实现化学论哲学家的梦想。

我们已经按照年代顺序讨论了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即从赫尔墨斯全集的翻译和波伊巴赫著作开始，到范·赫尔蒙特和早期机械论者著作的面世为止。但是，如果有人假设文艺复兴时期赫尔墨斯神智学的所有证据都在17世纪第三个25年中消失了，那么这是不正确的。波义耳的著作带有范·赫尔蒙特早期著作的强烈色彩，而且他是其同代人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人。艾萨克·牛顿很可能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曾全身心地从事炼金术研究，以至于现在有些学者断言，炼金术是其物理学理论的真正基础。但这种断言仍未得到证实；牛顿的《原理》(1687年)中并没有关于炼金术的形象化描述和推测。牛顿的著作在两个世纪里关于真正的宇宙体系的论战中达到了顶点，至今仍然是现代物理学各分科的基础。但对我们来说，牛顿值得关注还有第二个原因，他发表了关于光学的实验研究成果以及对物理学定律的数学论述，却把自己的炼金术手稿封存起来。

牛顿的活动对后来的科学史具有象征意义。18世纪是启蒙运动时期，也是理性时代。这一时期的科学是“牛顿派的”，因为它以定量化为特征并在描述和阐述自然现象时运用了数学抽象的实验科学。这是各学院和学会的科学，也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众所周知的神秘主义和法术加以摒弃和贬斥的科学。但事实上，炼金术作品在18世纪仍然继续出现，其速度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一样快。尽管如此，早期的论战已经不再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些论题不再是科学主流的一部分。而且，这种交锋此时正处于休眠期，它只有在新世纪的黎明到来时，伴随着自然哲学的兴起，才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获得复苏。

进一步阅读建议

文艺复兴时期仅与科学和医学有关的文献，不但卷帙浩繁，而且高度专业化。因此，本文主要限于英文书籍类的研究文献。但是，也有许多例外，读者将会发现本书还列出了以其他语言写成的许多文章，甚至还有几部长篇著作。尽管本书的重点是放在这一领域中最近的研究上，然而所做的实际努力已经表明英语文献中丰富的原始资料资源。

如果没有阅读欣赏过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Basel，1860)，要想写出任何这类文章将是不可能的。可资利用的还有许多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in

Italy)那样的英文译本。那些对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哲学背景感兴趣的人，还应该参阅保尔·奥斯卡·克利斯特勒：阿茨奥斯博恩·泰勒，New

York，1959)是一部陈旧但具有总括性的著作，该书试图涵盖这一时期知识生活的所有方面。那些对在布拉格鲁道夫二世宫廷中从事的时而怪诞的科学和神秘主义研究感兴趣的人将发现，伊文思(R．J．W．Evans)的《鲁道夫二世和他的世界：1576—1612年知识史研究》(Rudolf

Ⅱand His World：AStud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1576-1612，Oxford，1973)这部书值得一读。

在那些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一般性论著中，巴特(E．A．Burtt)的《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m Physical Science，rev．ed·，桑代克，New

York，1923—1958)强调的是法术而不是科学，对任何一位对这一时期感兴趣的人来说，该书可作为一部丰富的文献目录来源。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不亚于纪念碑式的编年体科学史从未涉及到文·艺复兴时期，但有两部短篇著作，即《文艺复兴时期罗吉尔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为书名，将会议讨论记录编辑成册并出版(Sciences

dela Renaissance，Paris，1973)。该书收录了各学科著名权威的论文。理查德·福斯特·琼斯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学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New

York，1952)作为一部教科书至今仍然有用，该书源于战后几年作者在剑桥大学所作的系列演讲。玛丽·波斯(Marie

Boas)的《科学的复兴(1450—1630)》(The Scientfic Renaissance 1450—1630，New

York，1962)涉及范围更加广泛。对于那些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社会以及科学与知识活动的其他方面更加广泛的联系有兴趣的人来说，怀特曼的《文艺复兴时期社会中的科学》(Science

in a Renaissance Society，London，1972)值得一读。对那些寻求传记资料的读者来说，查尔斯·C·吉利斯皮

保罗·罗西亚坦西奥尼尔森吉列

除了泰勒之外，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数学的学者们希望读到保尔·劳伦斯·罗斯库萨努斯(Nicolaus

Cusanus)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库萨努斯的影响由于他的新柏拉图主义及其宇宙论和数学的影响而很重要。杰尔曼·赫隆神父(Fr．Germain

Heron)翻译了他的《论有学问的无知》(Of Learned ignorance，London，1954)；约翰·P．多兰(John P．Dolan)为他编制了一部有趣的选集《统一性与改革：尼古拉斯·库萨努斯作品选》(Unity

and Reform：Selected Writings of Nicholas de Cusa，South Bend，Ind.，1962)，该书收录了《白痴》(The

ldiot)中的重力实验。这一时期的科学自传几乎是空白，但也有一个出色的例子，杰罗姆·卡尔(Jerome

Cardan)这位博学者撰写了一部《我的生活》(The Book ofMy Life)，该书由胡安·斯托纳

亚瑟·O·拉夫乔依(Arthur

O．Lovejoy)的《大生存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Cambridge，Mass.，1936)是一部有关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经典论述。尽管该书读起来仍然令人兴奋，但对近代初期法术感兴趣的读者还应该参阅更新一些的著作，包括沃克尔(D．P．Walker)的《从费奇诺到康帕内拉的神法与魔法》(Spiritual

and Demonic Magic from Ficino to Campanella，London，1958)，查尔斯·G·诺尔特．，1965)，以及凯思·托马斯狄博斯(Allen G．Debus)主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医学与社会》(Science，Medicin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2 Vols，New

York，1972)是一部论文集，它不仅包括了关于一般科学与医学论题的论文，而且还有不少关于赫尔墨斯神智学和炼金术的有趣文章。波塔(J．B．Porta)的《自然法术》(Natural

Magick，English Translation of 1658；rpt．New York，1957)和威利斯·P．怀特赫德(Willis

F．Whitehead)主编的阿格里帕(H．C．Agrippa)《关于神秘哲学或法术的三部书：第一部——自然法术》

约翰·狄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与炼金术、占星术和唯灵论著作一样多。最新的研究论著是彼得狄：伊丽莎白时代一个术士的世界》真正的科学”。狄有影响的作品《为麦加拉的欧几里德狄博斯为其写了一篇导论(New

York，1975)。此外，狄还与炼金术士约翰·凯里(John

Kelly)交往，他试图与神灵世界进行联系的秘密日记已经出版，该书书名为《约翰·狄博士……与某些神灵历经多年的一种真实而忠诚的关系……由梅里克·凯撒博恩作序》

这一时期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占星术史，但在多恩·凯梅隆·艾伦(Don

Cameron Allen)的《倒运的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英国的占星术及其影响的论战》(The Star-Crossed Renaissance：The

Quarrel About Astrology and its Influence in England，1941；rpt．New

York，1966)一书中，读者将发现有关英国占星术论战的许多有趣之事。相比之下，有许多作者论述了炼金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霍尔姆亚德(E．J．Holmyard)的企鹅版《炼金术》(Alchemy，Hannonds

worth，1957)可作为一部引人人胜的入门书。那些对这门学科与原始民间信仰和金属制造技术的联系感兴趣的人，希望继续读到密尔西亚·埃利亚德科林狄博斯在菲利浦炼金术”这一词条进行了简要而全面的论述。对于那些希望提供原始作品的人来说，伊莱亚斯·阿西莫勒

与采矿技术和冶金学有关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化学技术，通过本世纪出现的一系列重要译本得到了最好定位。赫尔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当时是采矿工程师，后来做了总统)和他的妻子露·H·胡佛阿格里柯拉斯坦利·史密斯(Cyril

Stanley Smith)的一系列翻译作品同样重要。在此我们只提一下由瓦诺乔·比林格西奥(Vannochio

Biringuccio)撰写、由史密斯(C．S．Smith)和纳狄(M．T．Gnudi)翻译和主编的《花炮制造术》(Pirotechnia，1942；甲t．Cambridge，Mass.，1966)，以及由拉扎勒斯·艾尔克

在奥维西·特姆金(Owsei

Temkin)的《盖仑的学说：一种医学哲学的兴衰》(Go Jenism：Rise and Decline of a Medical

Philosophy，Ithaca，N．Y．，1973)中，可以找到帕拉塞尔苏斯医学化学反叛的重要背景。研究帕拉塞尔苏斯的主要著作是沃尔特·佩格尔雅各比古特曼卜雷德开尔(Kurt

F．keidecker)翻译并作序的帕拉塞尔苏斯《帕拉米罗的医学卷》(Volumen Medicinae

Paramirum，Baltimore，1949)，也许充实了这种研究。

艾伦·C·狄博斯(Allen

G．Debus)在《化学论哲学：16、17世纪帕拉塞尔苏斯派的科学和医学》(The Chemical Philosophy：Paracelsian

Sciettce and Medicin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2Vols.，New

York，1977)中，讨论了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的世界观。狄博斯的其他相关研究论著包括：《化学论哲学家：从帕拉塞尔苏斯到范·赫尔蒙特的化学论医学》弗拉德的研究》柯罗尔狄博斯撰写序言的重印本即将出版。欧文·汉纳威利巴维乌斯那些相互冲突的观点进行研究时，已经找到了化学这门学科的起源。至于想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的化学家来了解地球宇宙重大事件的人，可以看一看富兰克·道森·亚当

我们在赫罗尼玛斯·布伦斯威格(Hieronymus

Brunschwig)《蒸馏书》(Book of Distillation，English

trans.，C．1530)的重印本中，可以看到化学方法对传统植物知识的重大影响，该书的序言由哈罗尔德·J．亚伯拉罕(Harold J．Abrahams)撰写(New

York，1971)。整本重印的主要草本植物志为数极少。但约翰·帕金森

阿格尼斯·阿尔伯(Agnes

Arber)的《草本植物志：它们的起源与发展——植物史中的一个篇章》里德斯坦纳德(Jerry

Stannard)写了许多有关中世纪和近代初期植物学的文章。读者将会发现，《作为医学文献的草本志》(“The Herbal as a Medical

Document'’)，载于《医学史简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43(1969)，第212—226页；《马梯奥利：16世纪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评注者》(“P．A．Mattioli：Sixteenth

Century Commentator on Dioscorides”)，载于《堪萨斯大学文献学报》(University of Kansas

Bibliographical Contributions)，1(1969)，第59—81页；以及《中世纪的药草及其发展》(“Medieval

Herbals and Their Development”)，载于《医学克利俄》(Clio Medica)，9(1974)，第23—33页，这些作品特别有用。至于更普及性的描述，可参看埃莉诺·S·罗德

各种新发现对欧洲博物学的影响，构成了唐纳德·P．拉齐(Donald

F．Lach)里程碑式的著作《亚洲之于欧洲的发展》(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2 Vols．in 5

parts，Chicago，1965—1977)中一个杰出的部分。阿尔弗雷德·W·克劳斯比德奥塔和尼古拉斯·蒙纳德斯》马卡姆爵士

有关文艺复兴时期动物知识的原始资料比草本志更少。但是，爱德华·托普塞尔这两部书主要是基于康拉德·格斯纳在近年重印了两次辛格

许多作者都讨论了血液循环的发现，但最频繁地被引用的一部简论则是查尔斯·辛格的《血液循环的发现》格劳巴德

路德维格·乔兰特弗兰克维萨留斯塞尔维特——对其地理学、医学和占星术著作的翻译》佩格尔哈维的生物学思想：某些方面及历史背景》哈维的新光辉》戴维·基勒哈维：巨人、医生与科学家》哈维与血液循环》狄博斯在两篇论文中讨论了罗伯特·弗拉德对哈维研究成果的反应：一篇是《罗伯特·弗拉德与血液循环》威利斯人人丛书哈维的《血液循环及其他作品》(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and Other Writings，New York and

London，1952)。从哈维论述科学方法的那一节中也许很容易看出，哈维曾受惠于亚里士多德和盖仑，这一节也就成了由罗伯特·威利斯(Rotert

Willis)翻译的《医学博士威廉·哈维作品集》中《关于动物生殖的解剖训练》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所有人都提及血液循环发现的基本性质，但有关哈维对医学所起影响的作品却几乎没有出版。奥德里·B·戴维斯莱恩·英特拉尔哥哈维的著作及其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外科学中最引人注意的杰出人物是安布罗伊斯·帕里帕里关于到各地航海的自辩书和论文及其关于外科学的众多论著》肯尼斯(Geoffrey

Keynes)主编并撰写序言。17世纪翻译的帕里的大量著作最近已被重印，如托马斯·约翰逊帕里作品选》，

对科学革命感兴趣的所有作者都得论及新天文学及其对物理学各分科所产生的结果。然而，在各种一般性论述中，没有哪一种论述能完全取代德雷尔(J．L．E．Dreyer)的《从泰利斯到开普勒的行星体系史》(A

History of Planetary System from Thales to

Kepler,Cambridge，1906)。在后来的研究论著中，亚里山大·柯瓦雷西方思想发展中的天文学》约翰逊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天文学思想：

安格斯·阿米泰格罗森斯威得罗(Noel

M．Swerdlow，Philadelphia，1973)翻译的《评注》(Commentariolus)十分有用。罗森译本包括《评注》以及雷梯库斯翻译的《首要解说》(Narratio

Prima)。最近，唐坎(A．M．Duncan)翻译了《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London，1977)。

亚历山大·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耶茨布鲁诺与赫尔墨斯传统》(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Chicago，1964)中讨论了布鲁诺的世界观，该书由于指出在近代科学兴起中需要考虑那些赫尔墨斯神秘主题而具有极大影响。有两篇文章对她这种观点持批评意见，一篇是罗伯特·s·威斯特曼和麦圭尔法术改革与天文学改革：对耶茨论点的再思考”一节，第5-91页；另一篇是，艾伦·C·狄博斯俨伪科学”与科学史》，载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会学报》吉尔伯特提出的磁性观点的范围感兴趣的人来说，罗勒尔(D．H．D．Roller)的《威廉·吉尔伯特的磁论》莫特雷

与其论述行星理论的更一般的著作一样，德雷尔(J．L．E．Dreger)的《第谷·布拉赫的生活：开普勒新探》凯斯帕(Max

Caspar)撰写，并由C．多利斯·赫尔曼阿米泰格的《约翰·开普勒》(John

Kepler，London，1966)也仍然有用。对于那些对开普勒著作中神秘主义与科学的相互作用有着特殊兴趣的人来说，亚瑟·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普及性著作《分水岭：约翰内斯·开普勒传》

有关伽利略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有许多质量很高。本世纪有关这位作者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也许是亚历山大·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Etudes

Calileennes，3 Vols.，Paris，1939)，该书至今尚未译成英文，但读者可在艾尔南·麦克马林(Eman

McMullin)主编的《伽利略：科学巨人》(Galileo：Man of Science，New

York，1967)一书中发现，有一系列论文表明了最近对这位作者的各种看法。威廉·R·谢伊克莱韦林德雷克

人们可以读到伽利略许多最重要著作的译本。斯蒂尔曼·德雷克将《伽利略的发现和观点》德雷克翻译德·桑蒂拉克鲁德·沙尔韦奥德雷克翻译

研究者最频繁引用的有关弗兰西斯·培根的近作，是本杰明·法灵顿培根的哲学》罗西(Paolo Rossi)在其撰写、沙加·拉宾诺维奇培根：从法术到科学》(Francis Bacon：From

Magic to

Science，Chicago，1968)中，对通常很难读到的培根写的各种小册子进行了考察，从中发现了赫尔墨斯的影响。该书补充了本杰明·法灵顿的论述。格拉罕·李斯培根的半帕拉塞尔苏斯宇宙论》(“Francis Bacon's Semi-Pamcelsian

Cosmology'’[载于《安比克斯》，22(1975)，第81—101页]一文中，考察了培根与帕拉塞尔苏斯的联系。培根几乎所有的哲学和科学著作都在收藏版中由斯贝丁(Spedding)和艾丽丝(Ellis)翻译成英文，约翰·M·罗伯特逊(John

M．Robertson)将这些译本合为一卷，书名为《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著作》

哲学家们对笛卡尔总是有着特别的兴趣，但至今为止，相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科学史家详细讨论过他的著作。这少数几部著作中有一部是司各特(J．F．Scott)的《勒内·笛卡尔的科学著作高希尔谢伊的《笛卡尔与玫瑰十字会会员》

对于那些最关心机械论哲学胜利的人来说，需要读一读狄克斯特惠斯(E．J．Dijkstethuis)的《世界图景的机械化》(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World Picture)，该书由狄柯修尔内(C．Dikshoorne)翻译(Oxford，1961)。勒内·杜格斯(Rene

Dugas)的重要著作《17世纪的力学》(Mechan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较难读懂，该书由马多克斯(J．R．Maddox)翻译(Neuchatel，1958)。韦斯特福尔(R．S．Westfall)在其《近代科学的建构：机械论与力学》(The

Construction of Modem Science：Mechanisms and Mechanics，New

York，1971)中，对机械论哲学在各主要科学领域中的胜利作了简要论述。罗伯特·雷诺贝尔(Robert

kenoble)的《梅森纳即机械论的诞生》(Mersenne ou la naissaace

dumecanisme，1943；rpt.，Paris，1971)，对梅森纳的各种论辩、通信和知识发展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讨论。在有关17世纪原子论复活的许多著作中，读者可能发现安德鲁·G·范·梅森卡尔根狄博斯在《皮埃尔·伽桑狄与其1640年的“科学探险”》

内尔·欧里奇(Nell

Eurich)在其《乌托邦中的科学：一个伟大的构想》(Science in Utopia：A Mighty Design，Cambridge，Mass.，1967)中，对17世纪早期的科学乌托邦进行了概括研究。保尔·阿诺德耶茨后来在《玫瑰十字会的启蒙》(The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London and

Boston，1972)中，都讨论了玫瑰十字会的文献。在使用有关玫瑰十字会会员的所有著作时要小心谨慎。耶茨的论述中一个持久的论题就是将科学革命的最主要特征归因于某个神秘的起源。17世纪玫瑰十字会主要著作的英译本于1923年在马尔基特(Margate)被重印，如《R：C：即玫瑰十字兄弟会的名声与自白书》(The

Fame and Confession of the Fraternity of R：C：Commonly of the Rosie

Cross)，以及由菲力克斯·艾米尔·赫得瓦伦丁·安德烈

弗拉德用英语撰写的唯一一部主要著作是《摩西的哲学》(Mosaicall

Philosophy，London，1659)，但克莱文(J．B．Craven)的《英国的玫瑰十字会会员罗伯特·弗拉德博士的生活与著作》狄博斯的《罗伯特·弗拉德与吉尔伯特的弗拉德的宇宙中的太阳》科学的神话，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研究会著作集》波利西尔兹赫尔蒙特，请参见艾伦·G·狄博斯的《17世纪的化学论论战：对罗伯特·弗拉德和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的反应》玻内里谢伊主编的《科学革命中的原因、实验和神秘主义》

艾伦·c·狄博斯在《韦伯斯特沃得威尔金斯霍尔，载于《国际科学史档案》，21(1968)，第67—88页)中讨论了化学论者的农业计划，并在《化学论哲学》(The

Chemical Philosophy，2，第425—441页)中讨论了格劳伯(Glauber)为德国拟订的化学和经济计划。查尔斯·韦伯斯特

最后，有些人把牛顿炼金术和赫尔墨斯神智学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独特主题产生持续不断影响的证据，对于这些对此有着特殊兴趣的人来说，可参阅麦圭尔和拉坦西(P．M．Rattansi)的《牛顿与“潘神箫”》狄博斯的《范·赫尔蒙特与牛顿第三定律》达曼得尔(Sepp

Domandl)主编的《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与影响——库尔特·哥尔达默绿色里昂的狩猎”》，Cambridge，1975)，对书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该书应该与卡林·弗格拉(Karinnpla)的极有价值的评论一起阅读，这篇评论题为《作为炼金术士的牛顿》(“Newton

as Alchemist”)，载于《科学史》，15(1977)，第102-137页。

引文出处页码

1 弗兰西斯·培根著，《培根作品集》

4—5 拉谟斯语引自《彼得·拉谟斯与

15 伽利略·伽利莱著，《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

59 德奥塔语引自《热带医学的两位先驱：加西亚·德奥塔和尼古拉斯·蒙纳德斯》

63

博克和扎鲁兹安斯基语引自《草本植物志：它们的起源与发展——植物学史中的一个篇章》

76

有关维萨留斯对盖仑信徒的批评引自《布鲁塞尔的安德烈·维萨留斯，

81—83 威廉·哈维著，《血液循环及其他著作集》

伽利莱著，《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