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事照亮未来 / 杨照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495-0821-1

Ⅰ. ①故… Ⅱ. ①杨… Ⅲ. ①时事评论－中国－文集

Ⅳ. ①D60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053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出品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马希哲

吴晓斌

字数：370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目录

杨照的伦理寓言

文化评论与公共领域

自 序

第一辑

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一定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有议题、有信念的选举

培养更深更广的政治智慧

重视步下政治舞台的身段

没有人能掌握绝对真理

尊重生命的价值

战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珍惜和解的难能可贵

慎选支配官僚机器的人

提防没有原则、没有信念的人

信仰与现实的平衡

可悲的虚无主义领袖

爱国土，还是爱国民

政府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

理解风险，对付风险

庸俗是一种罪恶

洞视统治的破坏性

让政治运作公开化

打造公义环境

刺激民主决策的“审议日”

凝聚社会的信任

不断的即兴与协调

打造真正的社会运动环境

零距离的同理感受

对政治道理的责任感

民族国家没那么天经地义

第二辑

找到自己的风格

基本价值的分歧很难并存共处

了解真正的人间变化

怀旧与怀旧政治

记忆是神圣的公民权利

坚持决定自我身份的权利

不能对仇恨掉以轻心

生活现实是认同的核心

找到自己的风格

抗拒同质化

检验包围我们的意义之网

对异质经验的兴趣

保持对陌生事物的好奇心

保持异质多元活力

理解别人与我们的不同

慎防无心的傲慢与歧视

认知容忍的复杂性

学习去爱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摆脱阴影的方式

回归平庸

骂倒一切不能解决问题

多用理性，少信魔法魔咒

不忍生命的痛苦

尊重常识与理性

重新面对失败

培养创意诱因的思考习惯

第三辑

走出大词的泥沼

开放带来的效果

保持怀疑、思考的态度

别太相信名嘴

比法条更重要的事

以公共态度讨论公共议题

比简单更简单的大片逻辑

察觉媒体操作

跑出真正的独家新闻

避免激烈言词

挖掘真正的内幕

别被民意调查洗脑了！

看穿民意调查内藏的玄机

别让梦想成为权力的借口

别把特权当作权利

为何对伟大无动于衷

拒绝不容质疑的神圣目标

竞争反而让我们失去竞争力

目的不能使一切手段合理

摆脱权威依赖

科技一直在改变人性

拒绝廉价、虚假的语言

“像”就够了？

认清口号与政策的差别

分辨清楚实体与影子

暴露不知与无知

生命没有标准答案

不断追求好一点、再好一点

借抽离面对真相

第四辑

迈向聪明社会

彻底的、小心的冒险精神

如何拥有海洋文化

“非现实”的巨大力量

避免经济算计的惰性

复杂反而安全

为人的处境保留空间

秩序不能取代血泪感情

面对不义，不能保持沉默

目标与意外结果的辩证

自然没有那么稳定、恒久

不可买卖的根本权力

坚持新闻专业责任

维持求真精神

卫护素朴的正义原则

创意团体挑战世俗意见

避免不必要的粗鲁

坚守诚信价值

追求准确的讯息

设想必须更深、更远

要求这个社会变聪明

以观念改变未来

杨照的伦理寓言

梁文道

一

小时候听老师说故事，最后总是要来一个“教训”；就连小朋友上台学说故事，也要效法师长，以“这个故事的教训是……”做结；教训来教训去，令人生厌，完全杀掉了听故事的天然愉悦。于是有点文学兴趣的少年总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刻意远离教训，转而注意故事到底应该怎么说。我们不再在乎一个故事的寓意，变得比较留心它的叙事角度、情节结构，以及语调的安排。再简要地说，一个成熟读者首先关心的通常不会是一个故事“讲的是什么”，而是它如何讲出它要讲的东西。

然而，我们还是很难否认幼年那种看故事要看教训的阅读态度的价值。最起码，它教懂了我们什么叫做“寓言”，这种最基本的修辞方法，以及最基本的人类认知范畴。《伊索寓言》和《世说新语》曾是无数人处世之道的启蒙，创世神话则是先民了解宇宙源起和世界秩序的模型。那些故事一方面建立了我们的底线人格，给出至为基础的价值和世界观；同时也让我们学懂了一种有效的沟通方法，懂得用故事、例子等种种寓言修辞去说服、劝诱和传播。

正因为这种“故事加教训”的寓言阅读太过常见，反而令人容易忘记它其实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要不然何以过了这么多年，世上始终只有一部《伊索寓言》？上佳的“故事加教训”不只是把一个已经很完整的教训装进一则同样很完整的故事，有如容器盛载了内容，水瓶存放了水；相反地，那些故事的情节同时也该是个说理的步骤，推动其前进的剧力也应该是某种真相渐次敞示的过程。换句话说，故事不是传递信息的包裹，而是构成一则信息的骨架，甚至是发现和发明某项事实与观点的道具。所以，当我们称赞一位作者很会用故事去“讲道理”的时候，除了是因为他很会打包教训，使其分外悦耳动听、容易消化之外；恐怕更是因为他深明故事的思考之道。他的故事不是可以和教训彻底分离的外壳，而是内在于教训的观察角度及推理程序。由此可见，听故事要听教训，与听故事要看它好不好听，便不是能够截然二分的两回事了。

杨照不只是当今台湾评论界其中一位最博学最富洞察力的健笔，也是整个华文世界里最擅长以故事去讲教训的故事大王。原因简单，不在于他的学识背景，而在于他本是一位诗人、一位小说家；他懂得用故事去观看社会，以故事去分析政治。那么，在他这部大陆第一本“故事集”《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里头，他到底想说些什么“教训”呢？

二

《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的台版原名是《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最初看见，这个书名还真能吓人一跳，因为它似乎太过煞有介事，道德说教的意味太浓，保守、传统而且古老，几乎不像是任何一个现代评论家会喜欢取用的名字，尤其不像杨照著作的书名。毕竟，他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社会里的知识分子，而且受过完整的高等学术训练，他应该深知任何想要教化人心的努力在这个时代都会遭到无情的怀疑甚至嘲讽；他也应该晓得我们已经不再相信有谁能够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特别是道德上的真理，从而大胆指导别人立身处世的道理。

既然如此，何以杨照还敢写下这一大堆文字去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呢？虽然他曾经有一部叫做《理性的人》的评论集，名字一样宏大而骇人；可是这一回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还用上了“如何”二字，使得这本书活似一部指南。

没错，一部指南。假如《理性的人》是在正面析介“理性人”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人，述说他的构成条件与周遭环境；那么《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就是来到更具体的实践层面，宣讲一种应该怎样做人的道理了。勉强地区别，前者属于“实然”的论说，后者则属“应然”的探讨。

三

这让我联想起近代哲学史中一度存在过的一对极其相关但又明显不同的概念区分，那就是“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和“伦理学”（Ethics）了。表面上看，这两种关于人类实践生活的哲学探究是没有多大差异的，反正它们讲的都是伦理道德，所以现代大学的哲学课也经常混用这两个名词。同样的理论，一会儿说是“伦理学”，一会儿又说它是“道德哲学”。

可是对于许多先哲而言，这两个名词却有着微妙的差别。粗糙并简单地讲，“道德哲学”关心的是更一般更抽象的原理问题，比方说：“什么是‘善’？”，“道德律则应当如何证成？”以及“假如自由意志是虚幻的，人类还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至于“伦理学”，它的对象范围就比较微观比较具体了，例如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的《哲学伦理学》（Ethica Philosophica），里面谈到的几乎全是“如何控制我们的低级欲望”、“如何敬拜上帝”和“怎样对付沉闷”等非常实际细碎的课题，和我们今天熟悉的伦理学很不一样。

我假借这个区分，用来联想《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的性质，把它界定为一部教人在这个政治秩序及社会环境急速变动的时代里，应当如何把握方向、如何沉静思考以及如何稳定心性的“伦理故事集”。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再多说两句有关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学术界曾经把道德排除在政治之外，纯以实证的科学态度去研究人类的政治生活，并以之为政治学正宗。根据这种主张，我们不应该研究一个政党的路线转变算不算背叛，因为这是个无法得出客观结论的价值问题；同样地，我们也不必追问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是否正常，因为它是个价值问题，不能用事实的调查与数据的分析去说明。根据这种主张，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一个政党的路线转向的抉择是否理性，它和其它政党在下一盘怎么样的策略棋局；根据这种主张，我们不用比较君主制与代议民主制的良窳，只要去描述它们的特色，分析它们如何成形如何衰亡便好。

一般认为，这个战后以来的主流主张是要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才开始转变。在那十年，以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把政治带回到了哲学里面，也把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带回到了政治研究。于是大家重新开始质问一个怎么样的社会才算得上是正义的社会，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才能叫做正当的制度。

四

然而，身为一个评论家，杨照的主要关怀不在于这些政治哲学上的大哉问，起码不是在这本书里去谈这些问题；他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将价值注入到政治机器之中，使运转得过于流畅乃至于太过油滑的政治游戏稍微顿滞，让充满算计因而变得太过冷酷的头脑稍微温润。

台湾是全球华人社会之中第一个真正成功转型为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地方，所以它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其它地区的华人如此关注，以之为参照，视之为样本。可是在观察它的过程里头，我们却又发现了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充分的言论自由了吗？为什么它的言论自由没有催生出健康的公共言谈，反而恶质化为一场又一场的名嘴口水仗？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独立的司法体制了吗？为什么它的司法问题还会搞得这么严重，弄出一次又一次的争议甚至丑闻？

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把台湾这个模范生打成坏榜样了，他们说：“你看，这就是民主的后果！”“你看，这就是开放的代价！”“看你们还有谁敢说要学台湾。”然后又有人出来帮台湾说话，告诉我们台湾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它很好，其实我们都只是被媒体误导了……

阅读杨照评论多年，我发现他的目的不是怀疑，更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台湾政治社会转型的大方向，进而赞赏甚至肯定其它的代替方案，比方说近年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更不是为台湾辩护，以动人的言词述说“台湾真好”的小故事，这不是一个台湾评论者该做的事。

五

杨照不是一个“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者，潜心探究自由的价值与证成民主之必要；因为他实在没有这个需要，这早已经是台湾整个社会的共识了。在肯定这些共识的前提底下，他想令我们了解的是光有这些共识还不够，光有这些大方向还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使得这些共识得以落实，使得一艘轮船得以朝向既定目标顺利航行的实际条件。

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在这些高远理想和名嘴肆虐的恶心现实之间划上单纯的因果联系，好像基于前者就一定要接受后者；这中间还要补上其它必备环节。尊重法律也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法条可以毫无中介不经诠释地扩大到这个社会上去，以致于形成法律的暴力。更直接地讲，杨照是希望在台湾社会转型的理想与实况之间寻回那失落的链条，在政治游戏和种种社会机制里头添补那少掉了的零件。

那些链条与零件便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伦理学”了。相比起宏大，高远而抽象的理念和原理，它更注意实现理念与原理的方式。它是一连串具体的操作规范，就和鲍姆嘉登所探究的那些问题一样具体；比方说“结社如何孕育创意”、“议题为什么是选举的核心”、“政治人物应该怎么迎接下台”……

杨照之所以持续不懈地执著于这些问题，是因为他掌握到了，在我看来今日台湾以至于其它华人社会最最要紧的关键：不是没有正确的理念，而是没有使之具体成形的方法与策略。这里所讲的方法与策略，绝非冰冷功利残酷的权谋计算，而是蕴含价值的践行性规范，所以大陆读者一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听一听杨照这批原来说给台湾人听的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可能不太知道怎样才能使它落实成真；我们也都晓得微博言路的开放总是一件好事，却不晓得应该如何面对大众发声年代的造谣和伤害。于是我们总是在“为人民服务”究竟是说真的还是骗人之间对骂，把微博的问题变成是好还是不好或者管还是不管的二元选择。理想我们说了太多，理念我们不缺，只不过我们欠缺具体实践和衡度它们的微小工具与对策。这正是杨照的用心所在。

杨照不把目光朝上，他的话不是说给当权者听的。他就像一个在民间晃荡的吟游诗人，又像一个上古时代荒原部落的预言者，他用接连不断的故事掩护精密的论述，对着他的读者，说明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尽管他总会像一个尽责的老师，在这些故事之后明确给出联系到当下处境的“故事教训”。然而，他说故事的技巧及语调却足以使听众明了那句古训：“单是故事，便已包含一切。”

文化评论与公共领域

张铁志

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仍处于巨大转型的阶段。岛屿已经朝向民主化与本土化启航，但路程仍然颠簸，方向尚未确定。毕竟，在1991年时，还有校园白色恐怖事件的独台会案，“国会”还没全面改选，“总统”还没确定直选。而关于社会经济的改革之路，更是一片混沌。

那也正是我的大学时期。过去“党国体系”灌输的旧价值观与世界观正逐渐崩塌，我焦急且焦虑地大量追求知识，面对各种新价值观的冲击，并寻找理解台湾和世界的新姿势。从研读老马新马到台湾史，从阅读进行式的《岛屿边缘》、《当代》杂志，到在唐山书店搜罗我错过的《南方》、《人间》等杂志。

此外，各种政治文化评论不断涌现，以试图探照这个黑暗与光明交错的时代。这些评论者中，对我影响最深就是杨照。

彼时杨照刚开始逐渐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1991年出版第一本评论集《流离观点》，然后在一两年内接连出版《异议笔记》、《临界点上的思索》等评论文集，明确高举“本土左派世界观”的旗帜——而这正是当时我们这些反叛青年试图思索建立的价值方向。而他的小说《大爱》和刘大任的《浮游群落》、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所描绘的理想主义青年形象深深震动了我。刚在《人间》副刊开始连载的散文《迷路的诗》，则被我一篇篇小心翼翼地剪下来（我那时是剪报收集狂）。

那是台湾文化评论的美好时光。报纸提供了重要空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秀贤、刘克襄主编的《自立早报》副刊），且有许多思想评论性杂志，为台湾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杨照一步步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文化评论写作者，而我毕业、出国念博士、开始写作，不自觉地仿佛跟着杨照的脚步（中间一度与他在《新新闻》共事，他是总编辑）。然而，当我们两个以不同的步伐往前走，这个时代所有坚固的东西似乎逐渐烟消云散。

随着形式民主取代威权压迫，随着全球化与市场化成为政治压抑之后的王道，台湾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丰盛的公共论述领域逐渐萎缩，许多新价值尚未广为传递就被扭曲，尚未深化就被遗忘。例如本土这个价值观，一派将其无限神圣化，另一派将其彻底妖魔化。又例如前几年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严重误用与误解。当然，还有更多公共价值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在现实的实践意义，一如杨照这本书提到理解开放社会的一百个关键词。

事实上，台湾公民社会早已日益成熟，只是常被囚禁在媒体与政治的荒谬困局中。一方面政治人物对口号与选举比论述和政策更有兴趣，且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野合不论两党都一样紧密。另一方面媒体的新闻报道党派化、琐碎化与八卦化，电视上高谈阔论的谈话头（talking heads）以为仿佛他们真的代表民意。尤其，在这个追求轻薄短小的时代，深度评论与报道仿佛成为毒药，只有新兴的个人博客和另类网络媒体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民主化走了二十年，我们的公共论述领域在成熟之前就已经面临瓦解危机，且我们依旧在价值观的崩塌与重建中徘徊。

而这二十年来，杨照始终是一个勤劳且负有使命感的评论者；二十年来，我也从一个他的读者走上与他近似的评论写作者之路，虽然我们的取径有所不同，虽然他始终走得太前面。但无论如何，从《流离观点》到这本《故事照亮未来》，我在他的文字中学习到如何透过书写去试图让我们所学的学院知识更公共化，让我们的书写作为武器去对抗时代的衰微，并希望为台湾公共领域的重建扮演一点小小的力量。

自 序

在台湾念大学，后来到美国念研究院，我所受的专科训练是思想史。选择思想史，当然是因为对人在想什么，也对人如何表达自己所想的，有高度兴趣。多年研读思想史，看过那么多古往今来的思想内容，进而获得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看重观念，相信观念的力量。

具备什么样的观念，我们就变成了什么样的人。观念不必然都能化为行动，然而没有任何行动背后是没有观念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都是观念。

连带地也就相信，要了解一个社会，必须了解这个社会抱持什么样的观念，相信什么。还有，要改变一个社会，也就得要先改变社会上人们的观念。

这本书中的篇章，最早是台湾《新新闻周刊》的专栏，专栏的名称再简单不过，就是“观念”。会想写这样一个专栏，因为感受到社会变动得很快，快到让人家觉得来不及应付，好像总是必须仓促地做出许多决定来。很多人忙到没有时间去想想自己相信什么，基于什么理由做了自己生活上的决定。换句话说，谁有闲工夫去管什么观念不观念的呢？

正因为急，所以更需要回头把观念弄清楚。这是我不合时宜却坚持的选择。社会，尤其是复杂的社会，各种力量盘根错节、环环相扣，匆忙的决定往往只能看单一面向，无法仔细安排相关的变数──也就是大家习惯说的“配套”。眼光集中只看当前要看的，不管“配套”，“配套”跟不上，那是会酿成灾祸的。

既然是为了彰显社会的复杂性，所以才要根本地谈观念，那么也就不能抽象、空洞地谈，要让观念回到现实的人的生活、人的经验里，保留所有不纯粹但真实具体的内容，这样的“观念”才不会变成另一种架空的答案。

“观念”不是答案，不能提供简单、现成的答案。“观念”毋宁比较接近问题，或说接近一种从问题中趋近答案的寻找过程。我们可以找到其他人曾经有过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寻找。

所以我选择了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谈观念。这里的“故事”两字有两层相关但不全然相同的意思。一层指的是有情节的传奇，一段或长或短的人类特殊经验。另一层泛指“过去的事”，大大小小曾经发生的事，尤其是一些太小太琐碎而不会被纳入归类为“历史”的事。

这两种意义的“故事”，有共同的特色──把我们从现实生活带出去，让我们看到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别人的经验。故事扩大我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故事提供我们丰富多样性，打开我们的眼界。

用故事来呈现“观念”，我们也许有机会脱开现实的拘牵，反而能将现实看得更清楚。写着写着我愈来愈感觉到，原本为了深度思考现实的用心，转变成了“为未来做准备”。故事所提供的庞大面向，加上观念所提供的深究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将未来看得更清楚，同时也烛照出从现在通往未来的路径。

如果我们稍有耐心、多点好奇，故事和“观念”，真的可以照亮未来。这是我的信念。

第一辑

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爱国]

一定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1961年1月20日，约翰 · 肯尼迪早餐吃了几条熏肉。那几条熏肉意义重大，倒不是熏肉本身有多好吃，而是这一天是星期五，罗马教廷规定天主教徒不准在耶稣基督受难的星期五吃肉，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他在星期五吃肉，却没有违背教廷的规定。

因为教宗保罗二十三世特准天主教徒在这一天吃肉，理由是：约翰·肯尼迪要在这一天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选上总统的天主教徒。

波士顿的枢机主教卡辛负责监誓。他致词时发现讲台后面冒出细细的一缕轻烟，他以为那是意图谋杀肯尼迪的炸弹被点燃引信了，当下决定拖长致词，延迟肯尼迪上台时间，宁可让炸弹炸死自己。

还好没有炸弹爆炸，只是电线走火的小意外，当然卡辛主教也没有成为替肯尼迪而死的烈士，只是让在场很多人嫌他不识大体，又臭又长讲了一大堆而已。肯尼迪终于上台了，宣誓、就职，接着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

肯尼迪的演说，是历史上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第四短的，一共只有五十二个句子，不到一千四百字。不过没多久，这篇演说就凌驾于许多篇幅比较长的前辈，跃升为最有名的美国总统就职演说。

尤其是演说词里的一句话，不只在美国人人朗朗上口，其影响力还从美国蔓延出来，全世界大部分人透过各种不同翻译版本，读过或听过这句话。

美国爱国主义的最高潮

“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就是这句话，象征了美国爱国主义的最高潮，记录了有那么一段时间，短暂的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人心甘情愿团结在国家旗帜下，为自己能身为美国一分子、对美国作出贡献，感到高兴且自豪。

这句话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有其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仔细看一下肯尼迪演说词当中其他五十一个句子，他在里面用了三次“自由”、十一次“新”、四次“时代”、三次“革命”和各种不同形式提到“世界”一共十四次。整篇讲稿只有一千四百字，也就是平均每一百个字中，就要讲一次“世界”。

相对地，一千四百字中，对美国内政几乎没有着墨，有人仔细算过真正讲美国国内情况的，总共只有两个字。藏在一个宣示将坚决维护“国内及世界人权”的句子里。“国内”（at home）终于出现了，但还是和“世界”一起并列的。

这是一篇从头到尾讲国际局势的演说，因为那是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和苏联之间的对抗与竞争；美国人最恐惧的，是苏联的侵略野心和苏联为数庞大的核弹头。

在“别问国家”那个句子之前，肯尼迪讲的是：“漫长的世界历史中，只有少数几个时代被赋予了在最高度危险情况下卫护自由的角色——我乐于接受这个角色。”从这样的上下文一路读来，我们明白了，肯尼迪给予美国人的，是一种面对恐惧、克服恐惧的勇气，将冷战视为卫护自由的“圣战”，视为某种天启天授的责任，而且指出来勇气的来源——大家团结、无私地以国家为单位来奋斗，就能有勇气，就能承担责任、克服困难。

难怪教宗要为了他就职特准天主教徒吃肉。至少在演说词中显现的，肯尼迪是个有信仰的人，而且他有很大的本事将信仰传递、感染给众多的人。

这样一句话，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也很受欢迎。连最强调民主自由的美国，都强调国家团结、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哪一个国家的领袖不逮住机会拿来对自己的国民大加宣传，加强大家为国家服务的热情，同时降低对国家，尤其是对政府的抱怨呢？

对国家的工具性理解

不过，美国人高兴、自豪认同国家的时期很短暂，很快就结束了。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大大震撼了美国人；更重要的，美国出兵越南，越战不只带来惨重伤亡，而且愈打愈不知其所以然。为了越战，美国社会被严重撕裂了，支持越战的人和反对越战的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团结在一个“国家”里了。

吊诡的是，这样的巨大逆转变化，没有让肯尼迪的就职演说被“抛入历史的垃圾桶里”，反而更加强了其长期烙刻入美国人记忆的力量。那是一段难得“天真时光”的纪念遗物，美国人，而且是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还相信国家，相信可以抛开自己的私心奉献国家，“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看起来不只在美国，而是全世界（或许朝鲜除外）的人都不可能再重返那样的“天真时光”了。过去十年内，美国新保守主义得势，然而新保守主义创造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新霸权，他们对外的宣传中，基督教、上帝、传统家庭价值、反恐怖主义、文明冲突等观念的重要性，都高于美国国家主义。更不必提小布什及新保守主义在美国，一直受到自由主义的强烈质疑、反抗，终于导致2008年麦凯恩大败，民主党提名的奥巴马赢得大选。

欧洲、日本、拉丁美洲，甚至在中国，今天或许还有可能叫大家“问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却不可能要他们“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了。将近五十年间，国家的意识其实悄悄地、但明确挪移变化了。以国家作为信仰对象，相信人应该牺牲自我利益，屈从于国家需要之下，这种想法愈来愈难以被接受了。

取而代之的，是愈来愈普遍地对国家的一种工具性理解。国家提供许多一般人自己无法个别取得的方便、好处，因而我们需要国家；但倒过来，国家也应该以提供这些方便、好处，作为其存在的价值以及与国民发生关系的基础。

我们当然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因为唯有弄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才有办法下定决心，相应于国家为我所做、所提供的服务，我能为国家做什么，我又愿意为国家做什么。

[选举]

有议题、有信念的选举

1918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僵持中，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场群众聚会中，尤金·德柏斯（Eugene Debs）对着底下大部分是劳工的群众说：“总是那些上层阶级在宣战，却总是由下层阶级真正上战场打仗！”

群众聚会结束后，德柏斯遭到逮捕，罪名是违犯了“唆使叛乱法”，依照前一年才通过的“唆使叛乱法”，德柏斯因阻碍动员被起诉，随后被法院判处长达十年的徒刑。

那一年德柏斯六十三岁，而且有病在身，没有人有把握他可以坐满十年监牢活着出狱。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给予德柏斯特赦，德柏斯却拒绝接受。战争结束前，威尔逊又特赦过德柏斯一次，德柏斯还是没有接受。战争结束了一年、两年，威尔逊总统一再颁布特赦，德柏斯却坚持继续待在牢里。一直到1921年，德柏斯才愿意接受总统特赦出狱，因为那个时候威尔逊已经卸任，换上了共和党的哈定担任总统。

德柏斯是谁？为什么前后两任总统都急切想把他从牢中放出来呢？又为什么他宁可忍受身体状况急速恶化的风险，就是不肯让威尔逊特赦他？

这得话说从头。德柏斯是个很有群众魅力的工运领袖，美国铁路工人工会就是在他手上成立的。最早他支持民主党，还曾帮克里夫兰竞选总统。然而就在克里夫兰当总统时，德柏斯带领铁路工人罢工，抗议一家卧铺公司恶劣的工作条件，没想到总统竟然下令动用军队对付罢工工人，德柏斯还被抓到牢里待了半年。

德柏斯参选总统

这样的转折让德柏斯省悟，不能靠民主党来追求工人的福祉，于是他自己跳出来直接参与政治。1900年，美国社会党提名德柏斯竞选总统，他一共得到了十万票。1904年，德柏斯再度代表社会党出马，这回他的选票竟然比上次成长了三倍，拿下令人不敢小看的四十万票。四年后，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是他，他再一次在大选中得到四十万票。

四十万票当然不足以选出一个社会党的总统，不过连续两次获得四十万票的表现却可以让美国社会党成为一个具备基层实力的政党。1911年时，社会党在全美有四百五十个民选公职人员，包括五十六个市长和一个联邦众议员。靠这样的实力，美国社会党可以在各地一共发行五份日报和两百二十六份周刊。

1912年，总统大选又来了，社会党当然不会放弃竞选机会，提名的，还是德柏斯。这次选举，可热闹了。当时的总统塔夫脱争取连任，在自家共和党内却碰到前总统老罗斯福东山再起的挑战。老罗斯福气势如虹，在各州初选一路领先塔夫脱，甚至在自己的家乡俄亥俄州，塔夫脱都败给了老罗斯福。然而在关键的党代表大会上，党内大老控制的党代表票，却一面倒投给了塔夫脱。塔夫脱拿下两百三十五票，老罗斯福竟然只有十九票！靠这样明显的操作，塔夫脱惊险出线，老罗斯福咽不下这口气，宣布成立自己的政党——进步党，参选到底。

民主党方面则是由出身南方，代表旧南方势力的威尔逊出马。再加上德柏斯，这四个人不只各具政治资历与政治魅力，更重要的，他们的政治主张构成了清楚却又复杂的交错网络。

各具立场的总统候选人

摆在四个人面前最大的问题，四个人都勇敢负责提出看法的，是美国资本势力何去何从。塔夫脱的背后，就是美国的大资本家，所以他认为政府别管太多，资本家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相对地，威尔逊认为政府应该有更大的权力，要拿联邦政府的权力打破大资本的建制与垄断，让中小企业有竞争的空间，那就是他的“新自由”政策。

老罗斯福同意威尔逊政府应该管、应该多管的态度，不过他对威尔逊希望让中小企业创造竞争活力的看法，嗤之以鼻。他认为现代工业发展使得大企业成为必然趋势，所以政府最重要的使命，不是打击拆解大企业，而是订定严格规范看管大企业，让他们不得垄断、不能为非作歹。

至于德柏斯呢？他秉持社会党的立场，当然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权力应该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身上，创造一个超越阶级壁垒的平等社会。

选战结果，从选举人团票上看，威尔逊赢得压倒性大胜。他赢了四十州囊括四百三十五张选举人票，老罗斯福只拿下六州八十八票，塔夫脱更可怜，只赢了佛蒙特和犹他两个小州。不过如果看普选票，分布就平均多了。威尔逊六百三十万票，老罗斯福四百一十万票，塔夫脱三百五十万票，共和党分裂效果明显，才让威尔逊渔翁得利。还有，德柏斯也取得了九十万票，比他四年前成绩又成长了超过一倍！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选举，因为四个人都没有逃避真正的国家前途问题，他们都提出明确立场，而且各自立场都不一样，绝无浑水摸鱼、模棱两可的部分。威尔逊除了“新自由”之外，也在选举中提出让美国积极加入国际社会的主张，而他当选后，也的确按照这样的立场，在1917年让美国参战。为了应付战时需要，他才要求国会通过了“教唆叛乱法”对付战争异议者。

德柏斯连用革命手段创造工人天堂都不赞成，当然更反对战争。基于立场原则，他必定挑战威尔逊的战时法律，宁可因而被捕坐牢。威尔逊当然不能让一个参选过四次总统大选的人，这样坐十年牢，所以反复颁布特赦，希望德柏斯出狱，而忠于原则的德柏斯却也一再拒绝，直到跟他在反战态度上较为一致的共和党上台，才愿意接受特赦。

别怀疑，不是所有选举都像我们这里的一样，没有真正的议题、更没有信念立场。1912年的美国大选就是很好的历史例证，告诉我们选举的混乱堕落，不是民主必然的现象，换句话说，别怪民主，应该要怪我们自己，要从自己的政治体制上去检讨，去寻找具有真正信念与关键议题的选举。

[政治家的教育]

培养更深更广的政治智慧

罗马时代著名建筑师威特拉维斯（Marcus Vitruvius Pollio），留下一本经典作品，叫《建筑师之书》。这部书第七册的序言里，威特拉维斯明白定义如何衡量一个人身上最有价值东西的标准。他主张最简单的检验方式是，看哪一种东西在你遇到船难时能救你，能让你活下去。接着威特拉维斯讲了一个故事，描述一个罗马人在海上遇难漂流到陌生的罗得岛海岸，上岸后他如何凭借机巧与智慧，交到朋友、找到工作、累积财富，最终还赢得地位与尊重。

在这段故事后面，威特拉维斯写道：“所以我感谢父母让我受教育。”

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凭借教育教给我们，内化在我们身体里的知识与能力，有朝一日就算不幸遇到海难，丧失了一切财物，到没有一个熟人的地方，我们还是能重新自立，取回被命运作弄剥夺的一切。

因而在第七册里，他谈的都是建筑师的养成教育。依照他的规划，建筑师应该学画图、数学、法律、医药、音乐、几何和天文学。换句话说，建筑师首先应该拥有完整的人的知识与能力，然后才从事建筑工作。

人的头脑是最精密的机械

威特拉维斯曾经担任过恺撒大帝的顾问，帮助他设计远征高卢时使用的大型武器。他对当时各种最先进的机械知识，有充分掌握。所以《建筑师之书》最后一册，第十册，讲的都是机械运用，战争时怎么用、平时又怎么用。然而在大谈特谈各种精巧战争最新武器发明后，威特拉维斯又讲了另一个关于罗德城的故事。罗德城被敌人团团围住。敌军在城内守军弓箭射程之外，日夜赶工造了一个巨型的攻城机。那个攻城机有轮子，上面高高架起好几层平台，每一层都配备了强力投石弓弩，而且攻城机最前方还有金属打造又硬又尖的长角。

攻城机即将造好了，一旦攻城机造好开过来，罗德城守军显然无力阻挡巨角的冲力破坏，也不可能躲得掉高高低低投石器投来的众多飞石，罗德城就要陷落了。就在攻城机启动的前一天晚上，罗德城内的一位建筑师将大家聚拢来，要求每一个人把家里尿壶里的大小便、洗碗洗澡洗衣服各种用过的水，愈脏的愈好，统统交上来。然后他从城里往外挖了一个小洞，将这些污水秽水往外倒在城下。

第二天，威武恐怖的攻城机出动了，发出隆隆巨响朝罗德城逼近。愈靠近罗德城，地上愈是布满了湿黏泥土和秽水的混合物。攻城机的轮子每转一圈，就沾黏上一堆污泥，愈沾愈多、愈沾愈多，而且轮子在泥巴里跟着愈陷愈深，攻城机刚进入罗德城守军弓箭射程内，攻城机的轮子完全陷死在泥巴里了。城上守军赶紧接连放射燃烧的火箭，攻城机停在那里被烧成一副空架。

威特拉维斯评论：“就这样，最棒的机巧被建筑师的智慧拆解了。”

到头来，威特拉维斯的主张再清楚明白不过：最精密最了不起的机械，是人的头脑、人的心灵。一个毕生致力于为罗马设计攻城机器的专家，一个设计了许多气势磅礴的公共建筑的大师，对自己从事行业最终的结论还是回到人具备的思考与学习能力，而不是人已经学习、设计了什么；已经学习、设计了的东西，不管再怎么精巧了不起，都可能被新思考新发明的东西给拆解了。

威特拉维斯挑战强烈的“恒久”错觉。没有什么艺术作品比建筑更坚固更耐久，所以一位建筑师最容易想象自己的作品会长久一直站在那里，成为一座永恒的杰作。威特拉维斯看透这种建筑的时间尺度，意识到所有已经造成了的东西都可能被拆解，未出现未完成的永远比已出现已完成的更重要。回到他提出的建筑师教育概念，我们就能理解，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和建筑没有直接关联的科目，其实是为了准备建筑师真正能建构出最精巧的机械与建筑——自己的心灵。现实的建筑知识与技术，只能帮建筑师盖现在的房子，却没办法让他想出拆解别人盖起的房子的对策，不能让他离开既有的条件，去盖未来的房子。

政治人才的养成

这是最清楚也最明白的道理，告诉我们为什么专家的教育养成，不能狭窄专注，而该宽广博大。尤其是政治人才的养成，更是如此。政治不能被视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不能用政治学或法律知识培养政治人才。道理很简单：政治学与法律，是现实当下的知识，可是政治领袖，却必须面对各种未来变量。

光是等政治人才能培养到领袖层级，现实就已经变动不一样了。更何况众人之事集合累积的变量变化更多更快。国家的状况随时可能被从原有的轨道抛离开来，就像威特拉维斯反复讲的“海难”般的情境。没有以前既成的条件可供依循，那怎么办？

只好靠更深更广的知识与能力，一种综合性的智慧。这种智慧不可能从狭窄的专门训练中取得，必须更根本地理解世界事物之所以然，也就是回到哲学、文学、音乐，乃至医学、天文学的总和思考里。

很可惜，我们早已没有这种政治人物教育养成的管道，甚至完全失去对如此培养政治人物的方法的向往。我们以为懂一点政治学，懂一点法律，会一点领导统驭，能演讲、能竞选，就足以担当政治领袖。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只具备处理现实的一点能力，却无法拆解现实、改革现实，也就无法想象、更不必说打造未来。到处都是这种等级的政治人物，我们也就只能在心中祈祷，不要碰到什么大变动，需要他们来应付不同的环境变化、不同的历史考验。

[下台的智慧]

重视步下政治舞台的身段

喜欢战争史、军事史的人，一定知道美国的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他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最重要的统帅。南军中有充满领袖气质、传奇色彩与悲剧命运的李将军（Robert Lee），北军的将领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几个方面和李将军平起平坐，勉强要比，只能比军事、战略上的专业成就，那么格兰特就脱颖而出了。

格兰特与李将军同属一个时代，而且还曾在1846年的美墨战争中并肩作战。那是美国这个新兴国家，第一次以军事行动震撼了欧洲的成就。美墨战争是场极难打的仗，欧洲人本来并不看好美军会赢，然而最后的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19世纪的世界霸主，建立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人，在颇负盛名的《卫报》上，如此评论这场战争：

美军的胜利，在历史上和亚历山大大帝横扫波斯、汉尼拔越过比利牛斯山、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同一等级。美军中和拿破仑一般能干的将领，数以十计。

被《卫报》视为和拿破仑一般能干的将领中，包括李将军和格兰特，然而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们两人十几年后竟然会成为战场上最可怕的死敌。

南北战争的前期，北军实际的领导者是林肯总统。在林肯自己指挥的阶段，北军打得很糟，林肯的经验及军事天分，差李将军太远了。他自己知道他需要既能拟定宏观战略布局又能确切执行战术细节的专才来协助，可是周遭能够运用的人，偏偏找不到可以同时见树又见林的。

格兰特获得重用

一直到关键性的威克斯堡（Vicksburg）战役。威克斯堡是密西西比河畔的大城，控制在南军的手里，北军很清楚，如果能把威克斯堡拿下来，就可以隔密西西比河将南军一切为二，在河东的南军部队将顿失奥援变得无足轻重。这个战略目标再明显不过，问题就在怎么打都打不下威克斯堡来。

1863年夏天，攻打威克斯堡的任务从哈勒克（Holleck）将军手上交给了格兰特。格兰特设计了一套进攻策略，却立刻和远在华盛顿遥控的林肯总统起了冲突。最大的冲突点在于格兰特要把军队调离运补基地，全数开上野战区，林肯觉得太冒险了。格兰特坚持己见，不顾林肯的反对，对威克斯堡进行了全面的围城作战，结果逼南方守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终于投降。

消息传到华盛顿，林肯总统立刻发了一封信给格兰特，信的内容再白话、再明白不过了：“我愿意承认：你对了，我错了。”

能够这样白话、直接认错的总统真的不容易。认错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林肯将要重用这位胆大却心细的将领。1864年年初，林肯把格兰特召到华盛顿，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地宣布将北军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格兰特。大家会感到惊讶，一方面是因为林肯竟然愿意释出大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格兰特的外表太平凡、出身又太贫微（从军前他是个连自己都喂不饱的穷店员）。不过如果他们知道格兰特接任总司令后所做的战略决定，会更惊讶。和在威克斯堡战役时一样，格兰特不愿保留任何兵力，要对南军展开全面的进攻。他把北军分散多头同时向南方进逼，如此迫使南方精锐部队无法集中，像李将军这样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也只能在一地一隅指挥对抗北军，北军就可以在其他方位获得突破。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格兰特这次的大胆规划，林肯总统不仅全力支持，而且表示兴奋乐观。在策动这次总反击的过程，自然发展出一套新的命令分工分权系统，总统是统帅，格兰特是总司令，哈勒克主管人事，另外一位史丹顿（Stanton）将军则以战争部部长的身份总管其他后勤供应。这套系统顺利运作，奠定了北军在战争后期节节胜利的基础。

熟读军事史、对战争史大有兴趣的人，却不一定知道格兰特除了是南北战争中的英雄之外，还是美国第十八任总统。他在1868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获胜，1872年又当选连任。两次选举，格兰特挟战争英雄的气势都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格兰特主政那八年，正是美国战后需要休息、需要和解的重要时期，以一个战胜方的总司令，竟然能够领导北方和南方重新结合，这种功绩，我们不应该忽略。

格兰特带领北军打赢战争、又以总统地位主导战后复员，这样的人生历练应该可以让他在历史上和林肯并驾齐驱了吧？然而真正的历史评价却并非如此。

格兰特的名声一直只限于军事、战争方面，不像林肯被高高供奉为政治家的典范。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林肯有葛底斯堡演说，留下了让人永志难忘的伟大文献吗？我们别忘了，格兰特也是个有著作的人，而且他最重要的著作——他的《个人回忆录》，评价可高了。他的书被拿来和恺撒大帝的书相提并论；历史学家和评论家特别盛赞他在回忆中，能够摆脱一己的狭窄视角，不但精确掌握到复杂的事实，而且连对他的敌人——南军——也表示了公平的雍容大度以及高贵情操。这样的作品，在价值上也不输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啊！

格兰特和林肯的差异

再追究下去，我们只能说，格兰特和林肯的差别，恐怕不在于他们在政治与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而在他们如何离开这个舞台。

林肯是在任内遭到暗杀结局的。这结局使他成了烈士，更增加了他的传奇意义，而且也替他免却了老化、交卸权力后的过程。至于格兰特呢？唉，那就说来话长了。

格兰特在1876年卸下总统职务，接着就从华盛顿迁居到纽约。在搬家之前，他的儿子小格兰特已经先到了纽约，而且开始在华尔街活动了。小格兰特原先念的是法律，然而却对做生意赚钱有着高度兴趣，只可惜他在这方面的天分不是太高，运气也不是顶好，进进出出并没什么特别斩获。不过他拥有一项最特殊、最值钱的资产，那就是他的名字，名字背后代表的是他爸爸的关系。于是难免就有各式各样的人环绕在他身边，帮他出主意、替他想办法。

这些人当中，和他来往最密切的，是一个叫瓦德（Ferdinand Ward）的人。能说善道的瓦德说服了小格兰特和他一起合资开了一家证券投资公司，退休之后来到纽约的老格兰特，也在儿子的怂恿下，拿出钱来入股。

一旦有前总统（而且是甚受肯定爱戴的前总统）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可以想见会有许多人许多资金既放心又投机地涌入这家公司来。另外还有一个方便就是瓦德能够轻而易举地拿着格兰特的名号向银行借到钱。

瓦德以格兰特为招牌，告诉银行他名下的其他公司将会得到许多政府工程，其风险几乎等于零，而其利润则远超过平常。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名叫费雪（James Fisher）的银行家上钩了，开始大量放款给瓦德的公司。

然而实际上，老格兰特是个相当正直的人，他根本不可能运用影响力去左右政府公家预算发包，瓦德在这方面毫无所获。再加上瓦德和小格兰特都算不上是精明的股票操作手，他们在股市的表现也不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账面上因为不断有新资金新贷款源源挹注而显得热闹滚滚，底下却是一个不定时炸弹正在坐大，不知什么时候会爆炸。

从账面上看，最漂亮的时刻，老格兰特坐拥两百万美金的身价，他儿子小格兰特财产也直逼百万美金。在1880年代，这样的数字大得吓人。不过虚胖的荣景当然维持不了太久。1884年，瓦德的投资连环失败，气球眼看就要吹破了。在一切破灭之前，瓦德还再耍了格兰特一次。瓦德骗老格兰特说，公司营运的确是出了点问题，不过是被费雪的银行经营不善给拖累的，如果能够及时取得十五万美金的一笔新现金，公司就可以周转过来，一切都会没事。

为这十五万美元，老格兰特只好去找当时的美国首富、铁路大亨范德比尔（William Vanderbilt）。范德比尔在华尔街杀进杀出多少次，什么阵仗没见过，当然心知肚明瓦德在玩什么把戏。范德比尔把格兰特的公司狠狠地奚落了一顿，然后说：单纯卖格兰特前总统的面子，他还是愿意出借这十五万美元。没良心的瓦德拿到十五万美元竟然就逃了，公司一夕之间宣告破产。破产当天结算，公司资产只剩下六万七千多元，却负债一千六百七十九万再加两千多元的零头。

破产那天，老格兰特很勇敢、很有格调地在公司待了一整天，面对所有的压力，没有退缩更没有逃避。当他离开时，包围在那里的人，不管多焦急多愤怒多难过，都还是举帽向这位解救过美国免于分裂瓦解的前总统致敬。

1884年6月，距离他卸任只有三年多，格兰特身上的存款不到两百元美金。更惨的应该是他以一生的时间努力建立起来的名声名誉，以同样快的速度流失破产。他几乎走投无路了。

成为作家的格兰特

格兰特一生在战场上、在政坛上度过，他从来都不曾以善于写作闻名。然而在山穷水尽的状况下，他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可以替自己替家人再赚一点钱，那就是写回忆录。

如果没有华尔街的惨败，格兰特不太可能为了出版商愿意预付的两万五千元就同意写回忆录，这个世界上大概就会少掉一本难得的杰作。可是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压力，格兰特应该可以多活几年吧。祸福之间真是难以计算。

格兰特自始至终都是个负责的人。他尽职地完成了回忆录，把原稿交出去的三天之后，就溘然而逝了。享年只有六十三岁。差堪在坟前告慰格兰特在天之灵的，是他的回忆录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短时间内卖了三十万本，替他的家人赚进了五十万美金的版税。

格兰特意外成了一位作家、意外留下了一本杰作、意外赚了一大笔钱，然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失去了他本来在历史上应得的更崇高的地位、更明确的肯定。连带的，本来不只是美国人，美国以外全世界许多人都可以从格兰特的作品中学到更多智能，却因为他受损的历史地位，他的书也没有传播到那么远、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力。

历史是很难假设的。可是假设格兰特没有这样在华尔街跌跤，假设林肯没有被暗杀，就事论事地比较他们两个人的所作所为，难道格兰特不应该比林肯还更伟大、更了不起些吗？

不过历史从来不是真正公平的。历史，让我再说一次，不只看你在舞台上演了什么，还要看你怎样步下舞台。有时候，步下舞台的身段比起舞台上的挥汗表演，还要更难。

[绝对真理]

没有人能掌握绝对真理

在2009年1月20日离职的美国总统，常常被称为“小布什”。他年纪不小、体型不小，而且还扎扎实实当了八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发动两场战争。为什么人们要叫他“小布什”？这是为了要跟他爸爸，1989年到1993年也当过美国总统的另一个布什区分开来。一个“老布什”，一个“小布什”，才搞得清楚讲的到底是哪一个“布什总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老布什服役于美国海军，担任轰炸机驾驶员，他的飞机曾经被日本高射炮击中，飞机坠毁前，老布什及时跳伞，掉落海中，又幸运地找到了从飞机上弹出的救生艇，在救生艇上漂流后，被美国船舰救起。

1988年老布什竞选美国总统，这段经历当然要抬出来彰显他作为战争英雄的身份。接受访问时，有人问老布什：“爬上救生艇，漂流在茫茫大海上，你心里想什么？”

老布什回答：“我想起妈妈、爸爸，以及他们给予我的力量。想起上帝与信仰……”停了一下，补充说，“还有政教分离……”

有没有搞错？漂流海上生死未卜，竟然去想政教分离？战争当中，生命受到威胁的老布什当然不可能想什么政教分离，会有突如其来的这句话，是因为他讲到了“上帝”，自己立刻感到不安，怕违背了美国宪政精神上的政教分离原则，顾不得上下文，赶紧补上了这么一句消毒说明。

小布什没有上过战场。然而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年，就遇上了“九一一事件”，2001年年底，他下令美军进攻本·拉登“基地组织”所在的阿富汗，接着2003年，他又发动了第二次波斯湾战争，攻打伊拉克。

伊拉克战争引起许多争议，国际几乎一面倒地反对，联合国也拒绝通过支持美国出兵的决议。回顾这些波折，《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华德问小布什：“你是否寻求父亲的看法与意见呢？”小布什毫不迟疑：“不，在需要力量的关键时刻，我父亲不是那个对的父亲，我寻求的是更高的父亲的看法与意见。”

小布什的信仰之路

换句话说，要不要发动战争，他没有想到老布什，他想到的是上帝。他大剌剌就说了，而且没有同时想到“政教分离”。

对待宗教的态度，是老布什与小布什最大的差异。1988年老布什贵为现任副总统，出马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提名，初选第一仗，竟然就在爱荷华州摔了一跤，得票屈居第二，输给了罗伯逊。这位罗伯逊是何方神圣？他是具备牧师身份的电视布道家。尴尬面对投票结果的老布什，又讲了好笑的话，他解释自己落败的理由是：“支持者可能都去打高尔夫球或去看航空展了。”是啦，人家的支持者有宗教信仰做背景，不会随便忘掉要参加初选。

相对地，2000年小布什选总统，虽然他的普选票总数比戈尔少了几十万张，然而在白人新教徒中，他囊括了百分之八十四的选票，再多电视布道家也不是他的对手。

事实上，八年任期中，小布什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电视布道家。每一个美国人都知道了他信仰上帝的过程。四十岁左右，他遭遇一连串的挫折，竞选联邦众议员失败，家族交给他经营的石油公司破产了。他开始酗酒，老婆下了最后通牒——不戒酒就离婚。在那样的非常情况下，他参加了一个读经班，读经班在每个星期一晚上聚会，那本来是小布什边喝酒边看美式足球赛转播的时间。他毅然牺牲了自己最喜爱的享受，在读经班里重新认识上帝，找回自己，戒了酒，挽回了太太和女儿，然后，接过本来似乎要交给他弟弟的布什家政治棒子，生命道路大逆转。

而且，小布什多次在正式的演讲，包括国政咨文中，不只刻意引用《圣经》上的话，还把许多《圣经》中具有宗教意味的语词，偷渡放在里面，让常上教堂、常读《圣经》的人，从字里行间读到、听到不同的意义。

难怪他不向那个父亲寻求力量，因为那个父亲老布什大概会紧张兮兮地提醒他：“政教分离！”事实上，八年中，很多人用各种方式批判小布什的做法，明显违背了建国元老的立宪精神，让宗教跨越界限，干预了政治。面对这样的批判，小布什最常祭出的护身符是：“我没有将自己的信仰用政治力强加在别人身上啊！谁规定总统不能信上帝、不能引用《圣经》，林肯不也在他的就职演说词中讲到上帝吗？”

林肯与小布什的区别

没错，美国人都读过的林肯第二任就职演说词中，讲到了上帝。不过，他讲的是——谦卑面对上帝，时时怀疑自己的决定，也就是上帝提醒了他要“戒慎恐惧”的意思。

这跟小布什引用上帝的态度，大大不同。小布什习惯做的，是拉上帝来为自己背书，将自己所要做的事——反恐、战争、冻结人权，甚至为富人减税，都包装成上帝的意旨，是不该被质疑的使命。

美国开国立宪的元老们，为什么特别要求政教分离？因为他们理解民主本质上是要在各种不同意见中寻求妥协统合，民主需要讨论、需要质疑。然而，宗教却刚好相反，宗教提供不容怀疑，也不容讨论的信仰答案。

林肯的上帝，要他谦卑，要他假想自己可能有错，那样的上帝和民主没有冲突。小布什的上帝，却帮他充满自信、我行我素，那就掉入立宪元勋们努力想要避免的民主对立陷阱里去了。

也因此，不必等几十年后历史学家来写，我现在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从民主的标准上看，小布什的历史地位一定不会高的。不只是他，任何自认掌握绝对真理的人——不管那真理是上帝、是“台独”或统一——都不可能做好民主体制下的称职领导。

[生命权]

尊重生命的价值

在2000年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小布什做了六年德州州长。六年之内，他一共签发了一百五十二件死刑执行案，不只是德州历史上，而且是20世纪以来全美国，将最多犯人处死的美国州长。

这项“成就”令人惊讶。尤其是考虑到那个时期，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主要的潮流趋势，是积极要求废除死刑，或至少是对于死刑采取一种更谨慎、更小心的态度。欧洲大部分国家早就取消死刑了，美国也有一半以上的州立法废除死刑，就连台湾都对“治乱世用重典”有了不一样的看法。要不是1997年爆发了令人发指的“白晓燕命案”，台湾支持废除死刑的力量应该会更大吧！即使有像陈进兴那样穷凶极恶的罪犯，台湾这几年仍然大大减缓，乃至停止了签发死刑执行令。

德州州长布什还真是反其道而行啊！1999年竞选总统时，他出版了一本谈政治理念的书，他知道自己签发处决那么多犯人的纪录，一定会引起注意与争议，因此特别在书中宣称：每一件死刑案送到他桌上，他都仔细考虑过各种因素，确认犯人的确有应该被处死的充分理由。

不过在他当选总统之后，美国新闻界有人取得了德州州长的行程表，上面清清楚楚记载着，每一次有死刑处决令该要签发时，当时的德州检察长会准备好相关资料，在早上安排与布什州长半个小时的会议。

只有半个小时！布什所说的详尽仔细考虑，原来都只花了半个小时就做完了。一桩死刑案，从调查到审问到判决，有多少文件、多少证据，布什州长要如何在半小时中考虑衡量这些数据？

布什的解释是：法院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走过那么细密的程序，他所要问的只能是：有什么特别理由怀疑、不接受法院判决吗？在那半小时会议中，州检察长要准备的资料，是整理那些反对法院判决的特别理由。

对生命缺乏基本的尊重

原来如此。照他这样的标准，那半小时的时间说不定都还嫌太长呢！毕竟一来，布什州长没有真正要了解案情来龙去脉，这个犯人被控什么罪名，因为什么证据证明了什么行为所以应该夺取他的生命。他要的，只是州检察长整理好告诉他这案子有没有什么蹊跷，如果检察长说没有，那他就认为没有，就可以安心签名了。

难怪他六年任内，一共有一百五十二个死刑犯执行令送到他桌上，他签了一百五十二件，没有一件例外，没有一件特赦，甚至没有一件判定延迟再议。

布什州长主张：这样的纪录显示他尊重法律、尊重法院，不以个人的意志，不以州长的政治权力，介入法院判决，不干涉法律正常执行。

不过换个角度，这样的纪录还显示出了其他意义。第一是他对于为什么至今美国州长仍然握有对州内每一个死刑犯的最后签决权，显然没有什么根本的认知与思考。法律管辖评断的是行为，然而让人做出行为来的，却有各式各样的动机，还有各式各样环境因素的影响。剥夺人的生命权，是法律的终极惩罚，在终极惩罚之前，动机及其他因素应该获得充分考虑，而州长就被赋予了进行这种“人的考虑”的权力与责任。

另一层相关的意义是：显然布什对于人命，尤其是他心目当中的“罪犯”的生命，缺乏根本的尊重。和其他主张保留、甚至多用死刑的保守人士一样，布什也喜欢强调一般人的生命权、受害者的权利，来合理化对于重犯者的死刑惩罚。也就是说，国家、公权力大可以决定取走“罪犯”的生命。这样的思考中，没有一种对生命普遍的尊贵，也就没有保护生命的基本底线。

生命是可以分类、甚至应该分类的。被归纳进不一样、“不对”的类别里的生命，就不受保护，甚至可以理所当然予以消灭的。

不令人意外的伊拉克战争

这样一位毫不手软签决一百五十二名死刑犯，没有任何兴趣想知道他们犯罪过程的人间故事，更绝不愿理解案情相关动机、社会因素的州长，当他成了总统，他会发动伊拉克战争，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伊拉克战争最大的特色，多年之后大家应该可以看清楚了，是极其草率鲁莽的决策过程。从来没有坚实证据显示萨达姆政权与本·拉登“基地”组织有任何关系；从来没有坚实证据显示萨达姆握有大型毁灭性武器，布什总统还是一意孤行发动战争。

当时的美军三军联席会议主席明确在国会表示：要打伊拉克战争，尤其是要在战后有效控制治理伊拉克，需要“数十万大军”。布什却放任他的亲信，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这样的估算嗤之以鼻，主观任性地以十万军队就进行了对伊拉克的侵略占领。

结果，军事行动很容易打进巴格达，很容易赶走萨达姆，然而接下来人员不够、缺乏训练，一连串因素使得美军无法有效管理伊拉克。到处都有游击队蜂起，以各种临时自制的武器袭击美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当然，在这过程中，伊拉克人，不管是原来的军人或平民百姓，伤亡数字更是美军的好几倍、几十倍。这些都是人命。

偏偏这些不是布什总统认为应该要珍惜、应该要尊重的生命。如果体恤、珍视生命，“九一一事件”之后立即进行的阿富汗战争还没打完，他不会执意非打伊拉克不可。至少不会用那么少的兵力、那么缺乏训练的军队去占领伊拉克。

如果布什总统，不，如果布什州长能够懂得尊重生命，尊重人最基本的生命权的话，美国应该可以免去一场愚蠢、粗鲁、代价极高的战争。

在政治上，如果不能培养、建立重视生命权的价值观，那么犯下的错误，往往是最严重、最可怕的错误。

[战争]

战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因为受到我们当前遇到的经济不景气影响，常常可以看到有人提起前一个世纪也是发源于美国，终至扫荡全世界的“经济大恐慌”。“经济大恐慌”是不是20世纪最严重的灾难？我认为：不是。经济大恐慌很恐怖，破坏很大，然而，毕竟20世纪还发生过两场巨大的战争，战争的灾难破坏程度，绝对高过经济大恐慌。

两场世界大战，相隔不过二十多年。1918年战争结束，1939年就爆发了席卷全欧洲的另一场大战。如果将1937年日本发动的中国侵略行动算进去的话，那么两次战争相隔的时间甚至缩短到不足二十年。

虽然接连发生，不过两场大战爆发的原因，却大不相同，甚至恰好相反。1914年，欧洲各国几乎是莫名其妙地就纷纷被卷入到战争里。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用兵，基于协约，德国承诺一并进行动员支持奥匈帝国战事。俄罗斯基于与塞尔维亚人同属斯拉夫民族的立场，宣布协防塞尔维亚。法国又因为跟俄罗斯签有军事合作条约，所以也按照条约内容参与战争。接着英国又依跟法国的联防条约也进来了。

导火线是塞尔维亚人暗杀了奥匈帝国大公。然而，事实上，大公并没有什么实权、在奥匈帝国也不怎么得人缘，奥匈帝国纯粹出于面子问题而出兵“惩罚”塞尔维亚。谁也没想到，战争竟然就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延续了四年，葬送了将近五百万人的性命。

一个关键的历史因素，就在于当时各国的政治领袖，都不曾正确地掌握战争的严重性。他们想象的，是跟以前一样的战争。19世纪最惨烈的战争，首推1870年的普法战争，所以大家想，顶多就像普法战争那么糟吧！德国是靠着那场战争的胜利完成统一的，那么跟普法战争一样糟，也糟不到哪里去。法国想，这回有俄罗斯，还有兵力强大的英国一起作战，再怎么样不会像普法战争那么糟。英国想，反正战场在欧陆，英国可以选择性地介入左右战争胜负，借机扩张势力。俄罗斯则认为，再糟不会糟过坐视人家欺负斯拉夫人，看扁俄罗斯。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时代改变了，火药、武器的改良发达，改变了战争的形态。这不是另一场普法战争。武器杀人的威力提升了几十倍几百倍，因而战争付出的人命代价也就提升了几十倍几百倍。

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不同

这是一场因为太过轻率而引发的战争。那么没有道理这些国家吃不到教训，在打过四年悲惨战争后，还会用同样的轻率态度看待战争吧？那为什么又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来自大家害怕战争，愿意做各种牺牲来避免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犹新，大部分欧洲国家政治领袖的共识是——别随便开启战端，只要能避免战争，没有什么事不能做不该做。

就是这样的普遍共识，让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军事力量坐大。因为英国法国俄罗斯通通畏战避战，就只能出卖中欧东欧诸国，姑息纳粹侵略。一直到纳粹德国成长为“第三帝国”，闪电占领法国，除了全面战争就别无他法阻止希特勒统治整个欧洲，于是从1939到1945，将近六年时间内，有更多国家卷入战争，创造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悲惨十倍百倍的人命财产伤害，最后甚至必须动用难以想象的毁灭性武器——原子弹，才终止了漫长的战争。

这两场接连的战争，是真正的大灾难，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是政治领袖们的头号历史难题。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对呢？强硬不惜一战的态度，会不会带来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没有预想到的可怕后果？改采妥协避战的态度，会不会又换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种姑息产生的恐怖效应呢？到底要怎样才对？要怎样评断战争的后果，又要怎样评断避免战争的措施，会不会反而带来更严重的战争？

两场来自相反因由的战争，让真正在乎历史教训的政治领袖不能不犹豫彷徨，找不到简单清楚的答案。退一步看，这种犹豫彷徨，或许正是最重要的历史功效吧！不管起因为何，两次世界大战有着同样的结局——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制造了罄竹难书的悲剧，而且打了几年下来，只留了断壁残垣，没有真正的赢家。战争，不再是人类玩得起的游戏，换句话说，战争愈来愈不是人类解决问题的选项了。

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

从这里才生出今天政治人物必须学习的基本智慧，甚至是基本信念。无论在何种处境中，都必须将战争排除在政治的可能选项范围之外。叶芝的诗讲得最清楚也最绝对：“责任从梦开始。”做一个负责任的政治领袖，处于今天的状况，连做战争梦，连想象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可以。

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说，战争带来的问题必然超过其能解决的。任何政治领袖宣称可以用战争解决任何问题，都是不诚实不负责任的。那种可以轻易将战争挂在口头上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担任政治领袖。

美国总统布什的作为，其实证明了就连对付恐怖主义，战争都不是最好的选项。阿富汗战争没有抓到本·拉登，没有摧毁恐怖势力；伊拉克战争只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后遗症。战争没有解决旧问题，却带来一堆新麻烦。

历史不会对布什仁慈的。因为布什从来就没有理会历史那么具体的警告，当他自信积极地思考战争、策动战争时，他就已经落入不负责任的深渊里了，而不负责任，是政治上最不可原谅的缺点。

[和解]

珍惜和解的难能可贵

当代国际社会上，最紧张最棘手的问题，首推巴以关系。1948年以色列建国，饱受压迫屠杀的犹太人有了自己的国家，可是原本生活在该地的巴勒斯坦人却就失去了基地，换他们被以色列压迫欺负了。

半个多世纪，巴以之间有过多少戏剧性的冲突变化，而且后面还牵动了更广大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敌意，还有被强大犹太游说力量紧紧拉住的美国政治考虑。从1948年到现在，我们可以明确指出一个时间点，巴以关系最接近得到和平的机会。那是2000年在美国戴维营，美国总统克林顿及其中东特使穿梭奔走，以色列摊出了和平条件——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国家地位，放弃暴力手段，以色列取得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区约百分之五至十的土地，换相当于该区百分之三的其他土地给巴勒斯坦，那么以色列就从西岸及加沙走廊撤军，将该区交由巴勒斯坦当局管理。

这实质上已经是提出了巴以两国并存的方案了，间接承认巴勒斯坦建国，而且把巴以国界都划出来了。巴勒斯坦付出的代价，只是西岸大约百分之二至七的土地，换来以色列军事统治落幕。如果能如此安排，两国和平相处的几率大增。

巴以和平的破灭

可是在那个关键时刻，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并未依照美国期待的，把握机会签署和议，而是拖延不置可否，然后在离开戴维营后，拒绝了这项条件交换。

克林顿失去了解决中东危机的历史名声，以色列总理巴拉克输了国内选举，强硬派抬头，悍然收回了原本摆上谈判桌的条件，进而关闭了和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谈判的管道。

很多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人，都为此扼腕，埋怨阿拉法特固执、盲目，眼睁睁放掉大好机会，破坏了和平的希望。以色列方面，乃至美国外交圈，因而留下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认定阿拉法特是个不可理喻的人，只要阿拉法特仍然担任巴勒斯坦领袖，那就绝对不必想要跟巴勒斯坦谈判。

以色列从此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让步条件。相反的，沙龙领导的内阁以各种方式限制巴勒斯坦人行动自由，又放任大量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新移民据点，巴勒斯坦人愈悲惨、愈愤怒，也就有愈多自杀式恐怖行动，于是巴以之间，乃至整个中东更加不得安宁了。这都是阿拉法特的错！他怎么会放过那么好的条件？他还想要什么？他到底在想什么？他的脑袋怎么了？

这些年过去，那次戴维营和谈的前后细节逐步披露，各个环节连接起来，我们慢慢发现，其实阿拉法特的决定并不像人们过去想象的那么荒谬、那么不可思议。

一项关键因素影响阿拉法特的判断。他到美国去时，巴勒斯坦国内正在进行武装抗争，许多年轻人包括小孩拿起石块攻击以色列占领军队，以色列军队如果自卫还击，巴勒斯坦人就流血丧命了。

以色列的底线

从阿拉法特的角度，他必须保证自己接受的，是以色列最最底线的条件。不然回到巴勒斯坦，一定会被政敌猛烈攻击。

然而在这方面，他得到的信息，却是以色列方面连续几次改变的说法。每一次以色列都说这是最底线了，以色列方面绝对不可能再让，然而在阿拉法特明确回答之前，以色列又给了新的、多让一点点的内容。

其中有一次以色列甚至惹恼了美国中东特使罗斯。罗斯居中传话，告诉巴勒斯坦这方，以色列最后最后的底线，是西岸百分之十的土地，不可能再少。然而在没有通知罗斯的情况下，以色列方面却在谈判桌上拿出一个新的“绝对”底线，把保留的西岸土地降低到百分之六。换作你是阿拉法特，你会怎么想？很简单，你不会轻易相信以色列提出的任何底线，你更不会相信他们说的任何“绝对”，你会被这样的过程弄得愈来愈贪心，你相信只要以色列愿意主动提出来的，一定就不会是真正底线。

阿拉法特眼中再也看不见条件内容中有利的部分。他只看见对照他不断提高的期待，现实方案里不足的部分，现实方案提高，他的期待就更高，他不可能相信哪一个方案是“最后”的一个。

这是阿拉法特的理性，他没有疯，他也没有格外荒谬。大家认为好得不得了的那个方案，对比阿拉法特的预期，也没多好；更重要的是，他不可能看出哪一个是以色列真正能够拿得出来的“最后”方案。

现实是一回事，人们对现实的认知、感受是一回事。现实可能很糟，不过如果人们的期待更低，那他们还是会觉得满意满足。相反地，再好的现实，如果比不上追不上人们的预期，那就还是糟糕、难耐的。

在巴以问题与谈判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和解的难以企及，更能感受到和解的难能可贵。

[官僚机器]

慎选支配官僚机器的人

二次大战期间，匈牙利全国各城市市长开了一个联合会议，会议主题是“如何有效避免犹太人污染？”会议开完，做出许多决议，其中一项是详细规定犹太人只有在白天当中特定的几个小时，才能使用公共浴池。

看到这样的会议记录，我们立刻能理解：这是德国纳粹占领东欧，加强对于犹太人迫害的行动一环。匈牙利的市长们，是在执行占领者的命令。

然而如果将这份纪录放回纳粹反犹过程背景里，进一步对照另一分资料，我们会惊讶发现其不同的意义。

要拿来比对的数据，是纳粹“终极解决”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时间表。对苏联东征战争中，纳粹放弃了将犹太人集体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岛的计划，吃了秤锤铁了心，决定彻底杀尽犹太种族。接着各地集中营加盖了瓦斯毒气室，然后选定包括奥斯维辛在内的几所集中营，作为屠杀犹太人的主要中心，陆续将犹太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运送过去。

因为运输安排上考虑，离奥斯维辛比较近，比较不影响战争军队移动地区的犹太人，最先被送进毒气室里“解决”。于是很快地，东欧的几个国家境内，犹太人消失了踪影。

荒谬的官僚作业

让人讶异，更让人不解的是，从数字数据上看，当匈牙利的市长们开会讨论“如何有效避免犹太人污染”时，其实这些城市里的犹太人几乎都已经被运往奥斯维辛了。当他们规定犹太人只能在几点到几点间进公共澡堂时，这些城市已经没有犹太人踪影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荒谬的事？已经把犹太人都送走了，干吗还开会讨论“如何有效避免犹太人污染”？答案是：官僚作业。希特勒主政下的德国第三帝国，有庞大的官僚系统在处理犹太问题，犹太人分布广泛，犹太人问题事涉复杂，位于柏林的中央政府还在担心纯种雅利安人受禁区中犹太人“污染”影响，所以下令拟定进一步限制办法，官僚命令不会考虑区域性的差异，于是连犹太人已经被“彻底解决”的地区，也同样收到命令。

那收到命令的匈牙利官员，难道不知道犹太人已经被送走了吗？为什么还订定出公共澡堂什么的规定来？答案也是：官僚作业。反正行礼如仪最简单、最省事，与其去报告、去争论我们这里不适用这样官僚程序，还不如照命令要求，讨论出结果送上去，反正上级交代要的是这个，管他匈牙利城市里有没有犹太人。

事实上，审视这桩20世纪最不可思议的屠杀悲剧，到处都看见官僚作业的力量。欧洲的反犹主义由来已久，对犹太人的歧视迫害在所多闻，然而在纳粹手中，首先将反犹主义彻底意识形态化，大肆宣传，将德国遭遇的困难、挫折，全都推到犹太人身上，从而取得政治权力。

不过纳粹积极宣传反犹，犹太人还能在德国活下去。取得政权之后，纳粹进一步将反犹订定为德国的政策，明确用政治力量来执行歧视、迫害犹太人。但即使如此，在这个阶段还很少有犹太人遭到杀害的。

真正使犹太人命运掉入深渊中，是纳粹建立了负责对付犹太人的官僚机构。一旦有了“犹太专家局”，各地对犹太人的实际伤害，就快速增加。

开始强制执行犹太人口调查，没收犹太人财产，将犹太人关进特定街区中，将犹太人运出德国境外，一步步到将犹太人送入集中营，再到送进毒气室里。

邪恶的平庸

汉娜 · 阿伦特（Hannah Arendt）观察、分析纳粹犯下的空前罪恶，论其根源为“邪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一部分就是指向官僚的可怕作用。一则是官僚体系，尤其是德国的官僚体系，极有效率地执行了被交付的任务；一则是官僚体系会不断生出规定、办法，加速加重罪恶的进行。

官僚体制让在其中执行工作的人，失去了罪恶感，所以即使是那么大那么深的邪恶，都被视为平庸反复的日常工作，没有了对于良心的挑战与折磨。官僚体制为什么会有如此效果？因为它创造了一大堆程序、规定、办法，这些手续把人淹没了，让人看不到真正的目的，也看不到真正的结果。

官僚体制最大的特色，是层级、是步骤，一件事被切分成许许多多琐细的程序，经过许许多多不同人的手里，然后一层一层管理节制。而且层级安排的原则是：愈是在第一线做事的，愈没有权力；愈有权力的，距离造成的影响离现场愈远。

其结果就是：实际执行的人不能对自己执行的做法负责，当然也就不能对执行的结果负责；要负责的人却又看不到、感受不到实际权力行使的结果。

看似合理的安排，隐伏了官僚系统最可怕的问题。将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人，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无法也无权去思考罪恶；上面下命令的人，下的是抽象的命令，不会感觉到多少生命在“终极解决”命令下被摧毁的痛苦与残酷，因此也没有罪恶感。分散、支离破碎的罪恶感，就不再是罪恶感。

犹太人大屠杀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不过其中夸张显现的官僚组织特性，却极为明显且普遍。官僚体系自身无法思考是非对错，官僚体系没有感情、没有感受，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随时牢记这样的官僚理解。因为官僚体系不会自己思考对错，一个抱持扭曲、错误乃至疯狂价值观的人，一旦操控了官僚机器，可以做出非常可怕的恶事。因为官僚体系自身不会去感受，所以即使是荒谬离谱的政策，官僚体系都很难检讨、阻挡下来。

官僚系统愈发达，选择什么样的人支配，就愈重要。尤其是万一选错人，要付出的代价也就会格外的昂贵。支配官僚机器的人至少要具备一般健康的价值概念，具备相当程度的感受力与同情心，否则无论如何，不能将官僚机器交到他手上，这是现代民主必备的智慧。

[政治信念]

提防没有原则、没有信念的人

1800年，刚成立不久的美利坚合众国要改选总统。那时候的选举办法还很简陋，也就还有很多漏洞。例如，那时候还没有总统、副总统搭档竞选的明确办法，而是由得到最多选举人团票的候选人当选总统，得次高票的就是副总统。

那年，原本执政的联邦党严重分裂，党内跟国父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汉密尔顿，发表了一本五十四页的小册子，从头到尾只讲了一件事——攻击当时的总统亚当斯有多糟。汉密尔顿的攻击，再加上亚当斯自己的惰怠（担任总统期间，他甚至很少去首都，一直留在家乡麻州），让亚当斯和联邦党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亚当斯的得票甚至掉到第三名，最高票的前两名，都是对手共和党的。

共和党原本规划杰斐逊竞选总统，希望另一个候选人布尔（Aaron Burr）争取副总统位子。没想到，选举人团票开出来，杰斐逊竟然跟布尔同票！

依照宪法，如果候选人得到一样多的选举人团票以致无法选出总统，就由联邦众议院就两位同票人选进行投票。众议院票投了，结果是——杰斐逊三十五票，布尔三十五票！

怎么办？除非有众议员明确地改变主意，不然美国总统就难产，连带就会有联邦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宪政危机。关键时刻，特拉华州选出的一位众议员，抽回了原先对布尔的支持，改投杰斐逊，就靠着这一票让杰斐逊当选总统。

戏剧性解决宪政危机的，靠的不是杰斐逊自己的力量，而使上全力影响特拉华议员转向的，是害联邦党分裂的汉密尔顿。

历史上只能如此记载——汉密尔顿帮助杰斐逊当选了美国总统，如果不是汉密尔顿那本五十四页的小册子，杰斐逊不见得能赢过亚当斯，更直接的，如果不是汉密尔顿的运作，说不定总统位子就落在布尔的手中了。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对抗

然而这样的历史记载何等古怪、何等讽刺！那个时代，谁不晓得这两个人——杰斐逊和汉密尔顿，是最尖锐的政敌？这两个人，处处冲突处处对抗，而且他们的冲突对抗不止于个人关系层次，更牵涉到最深刻的价值信念差异。

汉密尔顿是个“大联邦主义者”，积极扩张联邦政府的权力；杰斐逊却是个死硬派的“各州分权主义者”，绝对见不得联邦权力扩张凌驾于各州之上。汉密尔顿主张美国要发展工业，杰斐逊却梦想将美国打造成农业庄园天堂。汉密尔顿支持废奴，杰斐逊自己就是蓄养了大批黑奴的庄园主人。

汉密尔顿怎么会帮杰斐逊当选总统呢？汉密尔顿运作众议院投票最主要的理由——他讨厌杰斐逊相信的所有原则，但之所以有那么强烈的对抗与冲突，因为杰斐逊的信念清清楚楚。布尔呢？他根本不知道布尔相信什么！

对一个缺乏内在原则的人的害怕，刺激了汉密尔顿宁可帮助自己的大对头去当总统。历史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汉密尔顿的选择应该是对的。一部分的证明，来自杰斐逊总统任内的表现，还有一部分，却是来自汉密尔顿本身的悲剧。

所有人都知道汉密尔顿运作让杰斐逊当选总统，他和布尔的梁子当然就愈结愈大了。选总统的前一年，汉密尔顿的大舅子就曾经跟布尔起过严重冲突，弄到两人必须靠决斗来卫护自己的尊严。在那个年代，决斗还是处理男人间争端的重要手段，如果争执过程任何一方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的话，就会提出决斗的要求，另一方如果不想被嘲笑的话，也就不能不接受决斗的挑战。

决斗的形式，就像电影里还看得见的，通常是清晨时分，双方各自带着见证人到场，握着枪背对背站立，然后一起跨开一定的步数后，回头射击。决斗中每个人只能发射一颗子弹，所以决斗的结果，有可能两人都中弹，有可能其中一人中弹、一人没被打到，也有可能两人都没中弹。决斗的不成文规定是，如果都没打中对方，那就应该有风度地握握手，将导致决斗的理由抛诸脑后，等于解决了争端。

汉密尔顿的大舅子和布尔的决斗，就是以两人都毫发无伤，握手言和收场的。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决斗，有愈来愈多比例得到这样的结果。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枪法愈来愈差，而是决斗的形式意义逐渐超过实质意义，气不过时男人还是挑衅地叫人家来决斗，可是稍稍冷静了，就不见得真的想为了那一点冲突取人性命或勇敢赴死。决斗如果只是大家保有面子的办法，那最好就是有默契地让枪打偏，这样面子有了，更保住了生命的里子。

1804年，副总统布尔任期即将届满，他估计自己很难得到共和党和杰斐逊的支持提名连任，决定回到他崛起的基地——纽约，竞选州长。大出布尔意外，他以为应如探囊取物的州长宝座竟然被对手夺走了。恼羞成怒，旧恨成新仇，布尔公开宣称，自己在纽约败选，也是汉密尔顿在背后搞鬼所致。

汉密尔顿与布尔的决斗

让布尔不能当选总统，汉密尔顿从没否认过，但纽约州州长选举他还真的没插手。被这样冤枉指控，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汉密尔顿诉诸决斗来卫护自己的清白。

宿敌积怨，只剩下决斗能处理了。决斗场上，汉密尔顿与布尔跨开大步，回身，汉密尔顿枪口朝上，把子弹射向了天空，然而，布尔枪口射出的子弹却打中了汉密尔顿的身体，取走了他还未满五十岁的生命。

汉密尔顿有充分理由视这场决斗为形式性的。布尔明明知道自己造谣理亏，也就明明知道决斗的意义何在。而且在跟汉密尔顿大舅子的决斗中，布尔就是用故意打偏的方式让彼此下台的。所以汉密尔顿想都没有想过要将子弹真正射向布尔。

汉密尔顿错了。他忘记了自己当年的重要判断——布尔是个没有原则的人，布尔的行为是无法预期的。这个错误断送了汉密尔顿的性命。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吵架吵了一辈子，然而当布尔出现时，这两个人却显得再接近再相似不过，他们都是美国开国元勋，都是有原则、有信念、而且有贡献的人，布尔却只以害死汉密尔顿的身份留名在历史上。

政治上没原则没信念的人，破坏力之大，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啊！

[政治信仰]

信仰与现实的平衡

我是学历史的，年轻时曾经一度专攻汉朝历史，没错，可是并不因为这样我就应该最明白历史上的王莽是怎样的一个人。

正因为我学历史，所以我清楚意识到关于王莽的史料，何其有限！王莽的事迹，都经过东汉的人整理处理后，才传留下来。刘秀创立的东汉，为了接续西汉为其最重要的统治合法性基础，必然要将王莽视为一个连续的汉朝的异常、断裂，在他们手里王莽甚至得不到“前朝”的地位，而被简单地定位为僭越者，也就一定要把他写成偷走大汉江山后来又自取败亡的人，如此保住西汉的面子，也张扬东汉的正统。

换句话说，东汉人写的王莽，带着强烈的偏见。可是偏见强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撇开偏见看到多少事实？很难说。

传世的史料里，一贯把王莽描述成一个虚伪、作假的人，靠奸邪骗术才当上皇帝。我怀疑王莽其实没有那么虚伪，或者该说，我不相信光靠虚伪，王莽可以一路骗到那么高的位子、那么大的权力。如果没有触及那个时代特殊的问题，给予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光靠骗，能骗多远？

王莽触及的时代问题，最重要的，是汉代财富分配愈来愈不平均，土地兼并造成小民破产的问题。本来社会地位很低的商人，靠货殖贸易赚了钱，就去买土地；本来地位高的人，靠地位靠既有财富也拼命买更多土地。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耕作的农人就失去了土地变成佃户，再碰到荒年饥荒，佃户就进一步沦落为奴。

王莽反对土地兼并，反对大量买奴蓄奴，他也反对商业贸易，主张“返本”，就是“重农轻商”，这些应该都不是装的、假的。他自己是外戚豪族出身，如果不是有强烈的是非信念，犯不着背弃豪族利益。人民也因为这样而信任他、支持他。

王莽的改革

新朝取汉朝而代之，王莽上台，最先公布的法令，就是禁止土地及奴婢买卖。然后接着就进行了一连串的货币改革。

王莽废掉本来通用的五铢钱，代之以“五物二十八品”，钱、银、龟、贝、布五种不同材料制成的货币，一共有二十八种不同的面值。随便想也知道，这样复杂的货币多可怕！钱跟银怎么兑换？龟跟贝呢？布跟钱呢？怎么算得过来！

而且王莽还不是改一次就算了。一改再改，改到完全不合理。例如说有一次改货币，规定“货泉”重五铢，“货布”重二十五铢，那么一个“货布”应该等于五个“货泉”，对不对？不对，王莽硬要规定一个“货布”值二十五个“货泉”！

这样的货币怎么能用？是不能用的。史书上以此为王莽头脑昏聩的证据，这样的人怎么能治国呢？

然而，我忍不住要问，王莽设计这样的货币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要让人家方便使用吗？一定不是。他根本就觉得货殖买卖是坏事，而货币是促成货殖买卖的祸源，他当然不会想改出一套好用的货币。

王莽做的，或许没有史书上显示的那么荒谬可笑。他之所以能登上大位，靠的是以儒家的古典价值对照批判西汉末年的现实，现实那么痛苦，王莽提供了吸引人的希望，那就是回归曾经有过的旧时黄金年代，一切兼并混乱都还没发生的那个时代。王莽以复古为革新，让货币返回原始状况，也就是货币没有那么普遍、也没有统一的方便系统的状况。那样的货币当然不好用，可是上古不也就是因为货币不发达、不方便，所以能维持素朴，所以没有商人势力，没有土地兼并，人民可以安居？

王莽非但不“诈伪”，而且还对自己提出的改革主张，认真执行。王莽的败亡，也不完全是史书里认定的，源自诈伪败露遭到唾弃，反而更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太相信改革梦想，以为一夜之间下几道命令就可以让天下改头换面，他严重缺乏现实感，活在原理原则的幻想中，不顾现实的作为，结果把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根本无法正常运作，也就根本无法真正造福那些期待王莽救助的人。

太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政治

从我对王莽比较同情的理解看来，王莽失败的原因，跟陈水扁刚刚好相反。虽然王莽和陈水扁崛起的背景，都是价值错乱的时代，然而王莽抓住儒家价值取得政权，儒家价值不只是他夺权的工具而已。要是他真的“诈伪”，夺权之后做一些表面好看的动作，别急着进行改革，他的王朝说不定还会长久一点。他的问题就在他真的相信照抄儒家经书上的“真理”，认为这是必然该做要做的事。他无法看出来，儒家经典和眼前现实中间存在的差距，因此他也就不会意识到从现实到改革梦想有过程有步骤，他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做就做，当然也就一做就错，怎么做都对不了。

王莽的悲剧，来自他太有信仰，信仰掩蔽了手段。陈水扁当然不是。陈水扁的悲剧，来自除了权力本身，他没有信仰过任何其他原则。除了拿到权力、扩大权力、保有权力是真实的，其他都是方便敷衍，太没有信仰、太没有原则到了一个程度，谁也没办法信任他，他的权力基础就被消蚀了。

在政治上，太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都是可怕的事，都会塑造出可怕的权力者。政治真正需要的，是信仰一个高远理想，却又明白理想不可能一步达成的人。他知道从这里到理想那端，路很长、很曲折，他愿意有耐心地规划一步步的路线，又能不时抬起头来，确认理想的方向，不会遗忘理想，更不会放弃理想。

王莽不是这样的人。陈水扁，唉，更不会是。

[虚无主义]

可悲的虚无主义领袖

1960年，日本爆发了第一次“安保斗争“。1952年美日之间签订的安全条约，到了该续约的时候了。美日安保条约，从日本人的角度看，不只是为了要保障日本的安全，还是要钳制日本不能再有向外危害别人的举措。这项条约一方面一再提醒日本人在二次大战中犯下的错误、招惹的耻辱；另一方面更明确地规定了由美国来管制日本军事力量的办法。许多人都反对续约，学生和左派工人涌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然而亲美的自民党政府无论如何不可能让步。在这种激烈的状况下，日本政府时而表示强硬、时而愿意妥协让步，结果弄得局面更加不可收拾。6月16日，示威群众和警察、右翼分子发生冲突，在事件中死了一位年仅十九岁的东京大学学生。6月17日，又有一位下议院议员在参与“反安保”的游行中遭到刺杀。6月18日，超过三十万的示威群众包围了当时首相岸信介的官邸，只差没有攻打官邸要求废约。

6月18日的晚上，作家三岛由纪夫登上了日本国会大楼的屋顶，在那里俯瞰被重重包围的首相官邸。夜来临了，群众点起火把来，到处都是闪烁的亮光，在噪乱中形成一种无法形容的美，一种因为仇恨而生的矛盾的美。

对这种矛盾的美最敏感的三岛由纪夫，认真地疑惑着：“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行为，竟然会激起那么大的仇恨？”

对这个问题，三岛由纪夫得到了跟别人很不一样的答案。他没有从民族主义、没有从政治体制、没有从群众心理的角度去解析，他写了有名的短文《一个政治理念》，文中为之传颂一时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并不是因为他（岸信介）是战争的祸首，也不因为他是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政客，甚至也不是因为他是个专门巴结美国人的马屁精；人们恨他，因为他是个很小、很小的虚无主义者……他什么都不相信，而且虽然他或许自认有信仰，但是社会大众却很本能地觉得他不能信服自己的政治信条。”

这是我看过的，对政治人物最刻薄的评论。“很小、很小的虚无主义者”，这比破口大骂三字经，比长篇累牍的指控，还要让人难堪。

岸信介到底是不是真如三岛由纪夫描写的那样一个“很小、很小的虚无主义者”，我不知道，然而很尴尬很不幸的，目前台湾的处境，以及之所以陷落到这种处境的背景，却让我觉得只有三岛由纪夫这段话是最贴切的形容。

虚无主义的起源

我们在台湾，完全没有虚无主义的传统，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虚无主义；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略了，这块土地这个社会，是有高度向虚无主义靠拢的潜力。

虚无主义有好几种，好几个流派。这个名词开始流行，最重要的催生者是俄国文豪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父与子》书里的主角巴伐洛夫，可以说是第一位有名的虚无主义者。他瞧不起传统，反对权威，希望社会快速改变。这种虚无主义者是破坏狂，因为他们对周遭所有的东西都看不顺眼，而且在他们的强烈破坏欲望里还藏着一种极现实的进化观，所以他们会认为：就破坏吧，东打西打，反正会被打坏的本来就不会什么好东西，被打了就会坏掉、就会毁灭的，不正好就证明它们是不好的、脆弱的、有问题的？只有一场彻底大破坏之后，我们才能从废墟中看出什么是够坚强的好东西。

不过19世纪的虚无主义，到了20世纪产生了大转折。20世纪的虚无主义，转而注重在道德上不相信有任何绝对的、不变的标准可供信守。道德的虚无主义者不相信应该遵守任何原则，由此而产生极端相反的两种现实态度。一端是：没有什么是可信的，所以我们怀疑一切，颠覆一切，有资格有权利去重新创造一切。另一端则是：反正没有什么是神圣、非得维护不可的，所以干吗在道德在原则上那么死板板的，干吗为了道德、为了原则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呢？任何道德、任何原则都可以同意、都可以相信，也都可以抛弃。

我相信三岛由纪夫用“很小、很小的虚无主义者”骂岸信介时，大概没有去细究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不过从上下文，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这个“虚无主义者”解读成是那种没有原则、没有信仰的人。三岛由纪夫一定知道历史上还出过许多轰轰烈烈搞破坏搞暗杀、视自己的性命也如粪土的虚无主义者，所以他特别强调地指岸信介只是“很小、很小的虚无主义者”，所以他特别补充说明：“他什么都不相信，而且虽然他或许自认有信仰，但是社会大众却很本能地觉得他不能信服自己的政治信条。”

台湾人的现实，台湾人对历史、记忆、传统的不尊重，台湾人的无情与健忘，都是培育虚无主义的良好土壤。可是以前的台湾倒还没出现过真正称得上虚无主义者的“国家领导人”。

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威权的政治结构。在威权架构里，元首同时也是国家神话、集体真理的塑造者。他负有责任要解释历史、社会与每个个人生命的意义，他绝对不能是个虚无主义者。他讲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被宣传成人人都得相信、背诵的真理，怎么会有任何空间让大家怀疑他不相信自己的政治信条呢？

而且在威权的架构下，一切都要求朝向一元权威看齐。官方与民间都在同一套政治意识形态中运作打转，所以也不会有太多产生信或不信的歧异存在的空间。

威权的架构下还要求了只有意志非常坚定的人，才能在重重斗争中脱颖而出，也才能在到达顶峰的位置上，维持权力不坠。

蒋经国是具有争议性的政治领袖，他和既有的“国家神话”、集体真理机制间，也都出过一些问题，但问题从不曾出在他是不是真有政治信仰这一件事上。

蒋经国的争议出在：他在俄国十几年受到共产党熏陶形成的左派理念，到底是不是真的被他爸爸建构的右派意识形态给取代了？

事实证明，蒋经国的确不怎么相信他爸爸那一套，然而却都无害于他作为有信仰的人。甚至就是因为他有更深、更强度的信仰，所以才有力气、有韧性，去对抗、去改造前朝视为真理的东西。

事实证明，人们对于蒋经国，会有许多喜不喜欢、同不同意的大争议，却没有“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人？到底他想要干什么”的疑惑。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陈水扁会成为第一个让人捉摸不清、无从判定他的政治信条的虚无主义者。能够一路靠选举登上大位，当然也需要高度的精神力量，只是这种精神力量比较在意的还是快速而实时的自我调整吧。立刻测知时势与自己的实力、位置，作出相应的姿态与立场调整，是陈水扁一路走来的“赢的策略”，却也成就了他后来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输的招数”。

虚无主义对政治的破坏

也许你会说：谁规定政治人物一定要相信什么？谁规定虚无主义者不能作好政治角色？搞不好正因为他什么都不信，所以可以跟紧民意，真正成为民意的化身。民意要什么他就给什么，那也可以很成功啊！

不是这样的。虚无主义者在政治上最大的杀伤力，是他会破坏一切的信任机制，使得让政策能够从思考到实践的时间完全无法存在，让必须协调完成政策的各方力量无从集结。

大家弄不清楚虚无主义者相信什么，也就没有把握他什么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换句话说，虚无主义者让每一个人都害怕自己不知什么时候会被他背叛。和一个虚无主义者交手，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随时翻脸，做了和对你所讲的完全相反的决定？

捉摸不清虚无主义者相信什么，也就不敢依赖任何需要互信为前提的机制，于是彼此的互动对待就会愈来愈粗暴、赤裸裸，愈来愈追求一翻两瞪眼的立即效果。

虚无主义者另外一项很严重的影响，在于破坏了理性讨论的可能性。理性讨论背后的先决条件，还是在于大家都感觉到有责任清楚地表白自己到底相信什么、为什么这样相信，如何评估这份信仰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把这些讲清楚、说明白了，才能开始理性讨论。可以讨论信仰的道理，可以讨论信仰的相对是非好坏，也可以讨论为了坚持信仰而愿意付出的代价该或不该。这样也才能再进一步彼此妥协、互相说服。

虚无主义者，正如三岛由纪夫所描写的，让人家怀疑他的描述、他的承诺。这里就不会有不同价值、不同逻辑、不同理念互相激荡折冲的意义了。

虚无主义者掌握了权力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他在一时之间可能以没有信仰的圆滑姿态，争取到多方的支持。可是也正因为他没有信仰，对他的支持势必只能是浮面的。就算一时误当他为同样信仰的同志的人，也必然将在他虚无的变幻里，不断得到挫折的讯号。

所以虚无主义者的权力可以来得很快，一旦出现危机时，权力却也会消散得很快。他有满天下的朋友，然而他找不到在他危急的时候，基于信仰信念，死忠站在他身边的人。被他的虚无所激怒的人会非常生气，面对这些愤怒的人，虚无主义者却找不到同样激动地愿意为他辩护、为他抗争的人。

[强国]

爱国土，还是爱国民

从16世纪起，俄罗斯开始有意识地追求领土扩张。16世纪中到17世纪结束，一百五十年间，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大幅增加，算算，那段时期中，俄罗斯国土平均每年增加一个荷兰那么大块区域。

18、19世纪，俄罗斯持续愈长愈大。一方面朝南边草原发展，占领了黑海地区，另一方面更是大胆东进，一步步扩大在西伯利亚的领地。

19世纪，俄国人到达西伯利亚东岸。在那里陆续和中国、日本起了冲突，几经曲折变化，终于还是让他们打造出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新兴国家。

西伯利亚面积广袤，然而其地理位置偏北，不只终年酷寒，而且土层浅薄，严重缺乏植物生长所需的元素。气温低、日照不足、土表贫瘠，结果就是农业无法顺利发展，这要如何住人？

冰封的不毛之地

没关系，为了维持这块庞大国土，俄罗斯兴建了几千公里长的西伯利亚铁路。有铁路就可以把人往东运送，更重要的是，有铁路就可以把物资从西南往东北送，这样就算缺乏农业基础，移居西伯利亚的人们还是可以依赖铁路送来的资源活下去。

苏联成立后，延续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的野心，在经济计划中大手笔设计了好几个城市，用国家预算马上着手盖道路、盖官舍。不过新的问题来了，谁愿意跑去这些冰天雪地的新城市里居住啊？

没关系，有可以解决的做法。1929年，苏联开始设立劳改营，来“再教育”那些被认为思想不够纯正、态度不够坚定的人。劳改营一个个成立起来，被关在里面进行劳动改造的人愈来愈多，慢慢地这些劳改营自成一套系统，私下被称为“古拉格群岛”。

古拉格群岛不是真正的群岛。古拉格是俄文里劳改营的缩写读音，众多劳改营散布在苏联国内各地，就像散布在海中的群岛一样。

1929年，两万三千人被关在劳改营里，然而经过1935年斯大林发动的大整肃，到1938年，高达两百万人住在各地的古拉格群岛里。整肃从来没有真正结束，1949年到1953年，最高峰时期，有将近百分之十五的苏联工业劳动人口住在劳改营里，他们的工业生产占苏联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八。

那是个不折不扣的“劳改国家”，而古拉格群岛分布最广的地区，就是西伯利亚。换句话说，透过劳改营系统，苏联得以强迫大量人口移住西伯利亚，解决了西伯利亚人口荒的问题。

这只是暂时的解决。恶劣环境使得移住西伯利亚的人健康快速恶化，死亡率极高，不管如何拼命努力劳动，还是很难获得温饱。一批劳改营的人口死去，就再从各地聚拢送另一批“犯人”去填补他们的位子，靠这种方式维持西伯利亚的基本人口与基本活动。

也在这段时间中，苏联政府慢慢建立起输送天然气燃料的管线，提供过冬所需的热量。并且多方进行采掘，寻找西伯利亚的天然资源，看看能否赚回在西伯利亚的大幅投资。

几十年过去，苏联勉强将西伯利亚开发起来了。然而有些潜在的代价，是怎么样也估算不出来的。例如这些地区人民的平均寿命，低于苏联境内其他各地人民，更远低于欧洲各国。又例如为了御寒，也为了排解北国环境的忧郁气氛，西伯利亚人口中酗酒比例极高极高。还有西伯利亚地区远离莫斯科，管理非常不容易，慢慢就成了苏联境内罪犯的避难所。

苏联瓦解后，中亚各国纷纷独立，幸赖有西伯利亚，俄罗斯保住了“第一大国”的地位。然而维持与经营西伯利亚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没有劳改营，没有高压管制，西伯利亚人口快速外流减少，本来就很困难维护的城市，常常一转眼就成了废墟。

少数几个还能保有荣景的城市，往往靠的都是非法事业，尤其是贩毒来支撑。注射海洛因的习惯连带引发了针头感染带来的艾滋病蔓延。

整个俄罗斯人口平均寿命都在下降，西伯利亚尤其严重。俄罗斯新生儿的平均寿命期望值，竟然只有五十八岁，甚至低于许多未开发的非洲国家。照目前这种趋势演变下去，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会从目前的一亿三千万减少到只剩八千万。

人那么少，还怎样分配去占住西伯利亚呢？合理的选择，是放弃西伯利亚，把剩下的人口撤走，才最符合俄罗斯的利益。然而相反的，俄罗斯却还在做各种计划，要将人口引向西伯利亚，还规划分配大量预算，要想办法“复活”西伯利亚。

广大国土不是强国的标准

这种状态下，广大的国土不再是俄罗斯人生存、发展的空间，倒过来成了阻碍发展、缩短生存的压力了！为了维持那么大的空间，俄罗斯必须勉强支撑预算，还要将宝贵的人口分散到大不易的居住环境里。

为什么不能务实地看待、处理西伯利亚？正因为俄罗斯在没落中，更不能接受进一步缩减国土的“屈辱”。长期以来，国土大小和国家地位被紧密拉在一起，让俄罗斯人深信，国土多大就代表国家有多强。其他衡量强国的标准愈来愈难达到，俄罗斯就愈依赖国家国土的这项因素了。

为了满足现在的强国幻想，勉强维持西伯利亚，俄罗斯其实从根本上伤害自己未来的国家元气与能量，让以后的俄罗斯更加薄弱。

过去、现在、未来，在这里纠缠了。所有的政治决策，都有其过去、现在、未来互相作用的地方，因而我们理解政治，不能没有时间纵深，不能不看过去如何牵制现在，更重要的是，要清醒冷静地以未来的考虑调整现在的心态与价值。

[政府的责任]

政府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

人类发明的饮料中，没有比伏特加酒（Vodka）更无聊的；可是人类发明的饮料中，大概也没有比伏特加酒更神奇的了。

先说无聊的那一面，伏特加只有两种成分，水和酒精，伏特加的制程，就是将正确比例的水和酒精混合在一起，砰，好了，伏特加酒出现了。

列宁发明过一种特别的伏特加酒，叫里柯夫卡（rykovka），在革命策略上大大有创意的列宁同志，在改造伏特加酒时显然没怎么用心。里柯夫卡和伏特加有什么不同？里柯夫卡是百分之三十五的酒精和百分之六十五的水对搀，比一般伏特加稍温和些。

平常、正常的伏特加酒，酒精和水差不多就是一比一。一样多的酒精遇上一样多的水，砰，好了，那就是伏特加酒。

这么单调的东西，竟然几百年来（据考证应该有五百年历史了！）没有被淘汰；这么单调到无聊地步的东西，在我们这个详究复杂神经细胞的时代里，竟然还能被包装成派对上的流行事物，啊，这是伏特加创造的第一项神奇现象。

还有一项神奇现象，这么简单的东西，1894年竟然还劳烦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下诏请出大化学家门德列夫（Dimitri Mendeleev，是的，就是发现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那个门德列夫），来研究改善伏特加的本质。更神奇地，门德列夫不只接受了这项任务，还有了重大发现。他发现五百毫升的酒精对上五百毫升的水，不会产生一公升的伏特加酒。中间经过特殊的化学作用吧，产生的伏特加酒，只会有九百四十一毫升，有五十九毫升的液体神奇损失了！门德列夫得到的结论，制造伏特加不能用容量算比例，要改用重量，一千克的酒精加上一千克的水，才是最正确的调法，才调得出最好的伏特加酒。

奇怪？为什么沙皇要管伏特加酒怎么做，革命后列宁也要管伏特加酒怎么做？这又是另外一个神奇事迹了，从罗曼诺夫王朝延续到今天，俄罗斯官方控制伏特加酒控制了三百五十年。

这要从1648年讲起。那一年，莫斯科爆发了“酒馆暴动”，而且骚乱迅速蔓延到附近其他城镇。情况蛮惨的。莫斯科周围区域，三分之一的成年男性，都在酒馆里挂了数额惊人的欠帐。伏特加酒征服了俄罗斯，日日烂醉的人哪有办法起床下田耕作呢？人为的，或者应该说“酒为的”荒年歉收，打击了俄罗斯农业经济。农业经济残破，欠酒馆的钱更还不出来了，酒馆成了社会公敌，喝醉酒的冲动攻击酒馆，喝不到酒的更是愤恨打砸酒馆，“酒馆暴动”一发不可收拾……

伏特加改为公卖

这个情况非收拾不可，于是沙皇朝廷紧急决定将伏特加收管，改为公卖。只有政府官方才能制造、销售伏特加。从那时开始，三百多年间，俄国政府先后六次解除过公卖禁令，让伏特加自由生产自由买卖，但最后都不得不在一片混乱的灾难中，重回公卖的老路。不得不公卖，理由颇丰富。例如说，劣币驱逐良币，劣酒也会驱逐良酒。谷物可以产生酒精，水果也可以，别忘了，连木头都可以拿来当酒精原料。伏特加只要水和酒精即可生产，意味着酒精成本愈低，售价可以愈便宜，也有机会获得更高利润。公卖制度一解除，市场就充斥了劣质、廉价的伏特加，想喝稍好一点的酒，都没有办法了。

另外一个理由，俄罗斯边境长年不平静，战争频仍，上了前线的军队，只能靠伏特加来稳定情绪、鼓舞士气。19世纪末的俄罗斯名医佛洛维奇（Nikolai Volovich）曾经计算过：伏特加有刺激心血管系统活动、清除血液杂物的效果，如果每天喝一两，可以达到最高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了抵抗入侵的德军，斯大林下令：前线苏联兵士每天会分到二两的伏特加酒。喝了再上！

还有一个更正当、更不能被推翻的理由：俄罗斯政府，不管他的头头叫沙皇还是总书记，都需要从伏特加专卖得到的庞大利益。数字会说话，俄国人的酒品消耗量冠于全球，每人每年平均要消耗掉高达四加仑（差不多十六升）的纯酒精。吞进肚里的这些酒精，至少有一半来自伏特加酒。那么大量的伏特加，要花多少钱来买？只要从中间抽取一小部分，政府不就有钱了吗？苏联时代，从伏特加销售获得的收入，可以占国家总岁收的五分之一！

历史学家发现了一串可悲的连锁反应。二次大战的经验，使得许多俄国人在战场染上了酗酒的毛病。这些人在战后大量消耗伏特加，增加了政府收入。政府开支愈来愈依赖伏特加，也就愈来愈不可能处理国民集体酗酒的问题。伏特加愈制愈多，俄罗斯就愈来愈醉。愈来愈醉的俄罗斯生产力下降，于是政府就更迫切需要卖酒换来的钱……

愈来愈醉的俄罗斯

代价是：到20世纪末，每年有高达三万俄国人死于酒精中毒。比较一下：苏联入侵、占领阿富汗，十年苦战，也只不过牺牲了一万四千名战士！

历史学家还发现了另一串更可悲的连锁反应。伏特加从来不是好喝的酒。它不像红酒白酒威士忌白兰地，有丰富多层次的口味。其他国家的人，喝伏特加酒要调上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俄罗斯人却从来都是“单喝”。威士忌还能加水加冰块，伏特加本来就一半是水，还加什么水？俄罗斯人喝伏特加，不是为了过程，而是为了快速的结果。酒精进入身体，立刻生出热度与晕眩感觉来。前者让俄国人得以抵御北国的气候，后者让俄国人遗忘生活的艰苦。

喝得愈多、遗忘得愈多，生活也就愈能忍受了。可是，伏特加进入身体，也会让人忘记了应该要检讨、进而改变那不完美的生活环境。更糟的是，喝了伏特加，人往往只会在贫困挣扎中，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更艰难。更艰难的情况下，人还能怎么办？只好再喝更多的伏特加吧！

伏特加最神奇的地方，是这样简单得近乎无聊的东西，悄悄地主宰了一个庞大国家的命运，低调却又尖锐地点出了政治学的永恒议题——政府，到底应该对人民负担怎样的责任？让人民沉醉在伏特加里，以便收取公卖利益，再拿这些收入来做公共开销，这样的举措，合不合理？有没有道理？算是负责的做法吗？

[政绩]

理解风险，对付风险

假想一下：如果你身上带有一种特殊的病毒，一旦发作起来会严重致命，但是发病几率相对很低的病毒。如果都不吃药，每天这种病毒发作的几率是0.5%。另外有一种特别针对防治堵截这种病毒而设计的药，吃下去之后每天病毒发作的几率，可以降低到0.05%。

现在要问你：你会不会乖乖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服药？尤其如果吃这个药很贵、又很麻烦的话？

用一种乐观的方式来考虑：吃了药，今天99.95%的几率不会有问题，可是就算不吃药，今天也有99.5%的几率能够平安度过。

99.95%和99.5%，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你真的能感受、体会到这两个都几近百分之百的几率的差别？99.5%，我们一般人不就觉得很安全，不会有事了吗？

这样看，你八成不会按时吃药，至少稍有借口就会省掉一天、两天，有几天不吃药吧！

然而换一个方式看，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决定。99.5%的几率，意味着在一千个染有病毒的人当中，每天会有五个人发病死掉。99.95%，则是一万个染有病毒的人当中，每天有五个人发病死掉。

这里有两群染有病毒的人，一群按时吃药，一群却不吃药，2010年1月1日，两群各有一万人，依照这样的感染比率，到12月31日，吃药的那群人剩下八千三百人；可是不吃药的呢？啊，只剩下一千六百人。

那你还吃不吃药？

累积乘以倍数的风险

一天一天分开看，几率没什么差别；但累积一年，那差距不但看得到，而且还大得惊人。

风险危机最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再怎么微小的几率，一旦累积乘以倍数，就变得显著了。所以短时间的风险评估、控管是一回事；长时间的风险评估、控管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个人的风险评估、控管是一回事；众人团体的风险评估、控管又是另一回事。

孙中山先生说的：“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这句话在风险评估、控管上，至今不只颠扑不破，而且值得反复被强调，值得回到根本上重新理解。

政治必须管理众人，众人具备数量的因素，这是政治考虑上无论如何不能遗忘的原则。在我们个人层次看来微不足道的风险，一旦乘以众人倍数，可就不得了了。

每个人每天在路上遇到死亡车祸的几率，微乎其微。没有任何一个人出门开车或走路时，会去预想：啊，我今天要用什么方法避免遭遇死亡车祸？因为微乎其微，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做任何事来予以防范。可是道路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车，数量累积之后，再微小的几率乘以巨大倍数，就还是会造成死亡车祸出现。

每个人都不会遭遇，但事实上以台北市而言，一年有近百人死于车祸中。这样的情况，比前面举的吃药例子，更难让人自愿为了降低几率而去做些什么。

政府要解决整体的风险

就是这种状况，烛照出政府的重要性。政府关照的，是那一整幅众人的景象。正因为面对那么小的风险，正常状况下没有人会有警觉，没有人会愿意麻烦做些什么，大家的基本想法都是：“反正不会是我。”“多做少做反正没差。”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倚赖个人层次的努力，来控制风险、降低风险。

政府的思考方式，就是一种“众数风险”的方式，是如何在大量的数字基础上，降低整体风险。怎么样将今年全年一百零三个车祸死亡人数，明年降低到一百人以下。

为了要减少那屈屈几个死亡数，很可能要大费周章。要调派警力多抓违规酒后驾车，要购买器材多设置超速照相，要改变规定不准红灯右转，部分路段要增加分隔快慢车道的安全岛，另外部分路段反而要拆掉原有的安全岛……

很多措施不只花钱，还转嫁成为大家的麻烦负担。可以转弯的路口不能转弯了，本来不塞车的地方塞车了，更不必提各式各样的罚单变多了。

经过这么多努力，呈现的成果很可能是让第二年的死亡数字，从一百零三降低成九十。然而这样的数字，对大多数人是没有一点点切身感觉的。本来那一百零三人不会是我，当然那多被救活的十三个，也不会是我。这是一般人的感受。

从整体的层次，明显的风险依然存在，那九十条人命还都是人命；可是从个体的层次看，却往往只感受到被骚扰、被要求的负担，感受不到平均下来那样微之又微的风险降低。于是个体的要求、反抗，就会不断升高，影响到整体风险控管的空间。更困难的，是面对尚未真正实现过，但一旦实现后果极其严重的风险。核能电厂是最明显的例子。核能运转不可能没有风险，但那风险在短时间内又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当成不存在，然把风险几率乘以长时运转周期的庞大倍数，一旦意外发生必定酿成大祸，两项因素相乘，就构成风险控管上最棘手的难题。

要看那微小几率的一面，因而觉得核能很安全？还是要看那累积放大的倍数，因此觉得核能很危险？还是要看一旦出意外，核能吓死人的破坏力量，因而觉得核能万万要不得？到底怎样的角度，怎样的抉择，才是理性有利的？

坦白说，如果没有风险的因素，人类组成政府、政府发挥功能的需要，会小很多。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在看到风险、拿出对付风险的办法来。

对付风险，是那么根本的政府责任，却绝非简单容易的事。政府的政绩，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应该就是在理解风险上有些怎样的洞见，又具备如何的智慧来处理风险了。

[庸俗]

庸俗是一种罪恶

1918年10月，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德国人民，在基尔（Kiel）发动了革命。短短六天之间，革命行动快速蔓延到不莱梅、莱比锡、慕尼黑以及柏林。听到消息的德皇，还没等到革命行动逼近，就慌忙宣布退位逃走了。

革命群众攻进了皇宫，一阵打砸抢之后又撤离了。该年12月，凯斯勒（Harry Kessler）进入狼藉一片的皇宫，还到了皇后的寝室。凯斯勒看到让他触目惊心的景象，不是被暴民敲得粉碎的门窗和家具，而是皇后寝室里原本的种种收藏、装置。

墙上挂着的，是宣扬爱国主题的画作，旁边有俗丽金亮的武士甲衣、勋章以及杂七杂八的纪念品。凯斯勒固然惊讶革命群众的粗暴，不过他更感慨皇室的庸俗。

在日记里，凯斯勒写着：“在这种氛围里诞生了世界大战，或者是德皇对世界大战应当背负的罪咎，对这些破坏，我没有一点可惜的感觉，只有厌恶，因为我想到这样的世界并没有被摧毁，相反的，这个恶俗的世界继续以不同形式存在，无所不在。”

凯斯勒是个典型19世纪式的欧洲人。他身上流着复杂、多国籍的血液，在巴黎出生，十二岁时从法国转学到英国的精英贵族中学（他只差一学期就跟丘吉尔同班），然后又去德国汉堡受了最好的高中教育。他的父亲死后，留下丰裕的遗产，让凯斯勒不仅衣食无虞，而且还能慷慨地赞助各式各样艺术家创作。

20世纪初期欧洲重要的诗人、作家、画家、剧作家、音乐家，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凯斯勒。他的朋友里，还有一位科学家，那就是爱因斯坦。凯斯勒自己说他不懂物理，无法用理智理解“相对论”，只能感性地领悟“相对论”大概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有一回，爱因斯坦到他家中深谈，当天的日记中，凯斯勒记录了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说明，几乎毫无错误，而且明白透彻。爱因斯坦还对凯斯勒表达了不能同意世人拿他的成就与哥白尼相提并论，因为“哥白尼把地球从宇宙中心的王座上赶下来，改变了人对自身的看法。我只是发现了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不曾改变人对自身的任何了解”。

凯斯勒是德国文化的崇拜者，自认为是个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已经四十六岁了，他还自动请缨上战场，在前线炮火中实际度过了两年光阴。然而之后他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接着大逆转成为一位反战的和平主义者。

凯斯勒转变的关键，应该就在于他实在舍不得文明的成就，以及创造这些成就的优秀人才，就这样葬送在战争里吧。一个懂得欣赏艺术，能够分辨艺术品好坏的人，怎么能不珍惜创造艺术的人呢？可是战争的逻辑却不是这样的。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后来，参战各国都疯狂动员人们去守壕沟战线，不管你有什么才气，不管你会不会写出足以改变文学史的小说，还是能画开创美学新纪元的绘画作品，在战争的眼里，你只是一个填补壕沟空缺，最终难免命丧战场的动员人力而已。

庸俗的罪恶

从自己这种转折经验出发，凯斯勒才对德皇的庸俗，赋予了那么重的意义。当他说“在这种氛围里诞生了……德皇对世界大战应当背负的罪咎”时，他想的应该是：一个不懂得欣赏人类文明精华，无从明了文明成就之难得与可贵的领导人，才会愿意发动战争，而且为了追求战争的胜利，愿意投注所有资源，付出任何代价。在他们眼中，没有比战争更有意义的事，没有比国家更高的价值。

将国家看得那么重要，把文化艺术看得那么轻，这种态度正源于庸俗。庸俗的人眼中看去的世界是平板的，没有好没有坏，也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被牺牲被毁坏的。如果德皇及其家人能够欣赏的，就只是那些庸俗廉价的东西，那么最糟的废墟里，还是能随便找人制造得出来啊！

顺着凯斯勒的逻辑，我们可以继续想下去：如果德皇和凯斯勒一样，明了梵高、雷诺阿、塞尚、易卜生、左拉、罗丹、萧伯纳、普鲁斯特的价值，明了这些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的独特性、唯一性，他还会舍得让战争摧毁这些人的生活或摧毁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吗？

在德皇及其家人的眼中，显然分辨不出梵高的画，与那些宣传国家荣光、大量制造的画，有什么价值上的差别。这就是庸俗，这就是庸俗最大的罪恶。

了不起的德国记者、史家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在纳粹权力到达最高峰的时代，曾经比较过两位具有群众魅力的德国政治人物，拉特努（Walther Rathenau）和希特勒：“拉特努与希特勒位于现象的极端，让群众的幻想发挥到极致：前者所凭借的是令人仰之弥高的文化素养，后者所凭借的则是让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卑鄙下流。……前者来自深邃的精神领域，集三千年的文化及欧亚两大洲于一身。后者则来自一个连最低级的廉价小说也描绘不出来的渊薮，那是一个由小市民的暗室所屯聚的霉味、流浪汉收容所、军营的粪坑和行刑室所组合而成的阴曹地府，恶魔即自此向上蹿升。”

庸俗带来的权力

不幸的是，拉特努遭到暗杀，希特勒却崛起成了独裁者。希特勒所依恃攫取群众想象的，其实就是庸俗，以及庸俗者对他们不能领略的文化成就的嫉妒与仇恨。因为庸俗，所以看不见什么是值得珍惜的；又因为嫉妒与仇恨，所以破坏起来格外起劲。

庸俗如此可怕。哈夫纳又说：“群众的心理反应其实与小孩子并无太大差异。……若想让一个理念对群众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推动力，通常就必须先将其层次降低到连小孩子都可以理解的地步。”“从历史的角度观之，儿童对政治的反应绝对是值得注意的——‘连每个小孩都晓得的事情’，这通常就是一个政治事件的‘第五元素’，也就是其真正的精髓所在。”

儿童的特色，其实不在他们知道什么，而在不知道什么。他们不知道的很多。他们不知道梵高的画，与俗丽的房屋广告，有什么差别。他们不知道莎士比亚的作品，与粗制滥造的罗曼史小说，有什么差别。在这点上，儿童与庸俗者是一致的，野心家将自己化身为幼稚的儿童与庸俗者的代言人，以此取得权力。不是建设的权力，因为人们不明白要建设什么；而是破坏的权力，因为人们本来就无法珍惜。

不只是第一次大战，就连德国纳粹和他们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罪咎源头，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庸俗。一个日益被庸俗包围的社会，也许多看看这段历史，可以有点警惕吧！

[统治]

洞视统治的破坏性

“首度造访沼民的情景，始终在我脑海萦绕：火光照在侧脸，雁群大鸣大叫，鸭子争先恐后地抢食，男孩在黑暗中唱着歌，划舟缓缓滑下水道，夕阳在芦苇燃烧所弥漫的浓烟中依稀露出绯红色，狭窄的水道深入沼泽区，手持三叉戟的裸男坐在划舟中，架在水上的芦苇屋，而浑身黝黑、湿淋淋的水牛则仿佛孕育自沼地烂泥中。星光映照在黑色的水面上，蛙鸣声不绝于耳；黄昏时划舟纷纷返家，呈现出平静与永恒。这是一个时间仿佛静止的世界，浑然不知引擎为何物。”

这是旅行家塞西格（Winfred Thesiger）的名著《沼地阿拉伯人》，第一章结尾处的段落，他忘不了第一次看到沼地的情景，后来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也忘不了他在书中的描绘。

像画、又像诗或像音乐。塞西格刻意用了一连串短句，东一个西一个记述沼地的片段印象，似乎如实地捕捉了一个人走到那里，拨开长得比人还高，简直像竹子一般，且密密丛集的芦苇，突然看到眼前自然与人的互动交集。同时看到听到感受到那么多不同的讯息，他有点措手不及、更有点迫不及待。连续快速短句之后，语气又突然舒缓了：“星光映照在黑色的水面上，蛙鸣声不绝于耳，黄昏时划舟纷纷返家……”读到这里，我们相信了这种经验和永恒如此接近。

塞西格一定要让沼地印象，和“永恒”发生关系，还有别的理由。他去到的沼地，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汇流处。这两条大河交会后，并不直接流入波斯湾，而是造成了一大片雨季时面积几乎可达台湾一半的沼泽水乡。

两河相交点，今天叫做奎纳（Qurna）的地方，伊拉克人千年来相传就是伊甸园所在。那个地方，还有一棵“亚当之树”，成为旅游与朝圣的焦点。

苏美尔人的芦苇文化

而在人类历史上，西方文化的起源，最早是由苏美尔人所创造的。苏美尔人的文化，应该是个“芦苇文化”。他们用芦苇盖房子、抽芦苇的纤维做衣服，用芦苇的秆子写出最古老的楔形文字。如果没有大量丰富、易于运用的芦苇做材料，苏美尔人能否获致文明突破，大大可疑。是的，苏美尔人就居住在这片沼地边，苏美尔文化就孕育诞生在这里。

不管是伊甸园或苏美尔文化，都诉说着人类起源的故事。回到这片沼地，像是人爬回母亲的子宫，去看去感受那不可复追的诞生状态，这里是时间的起点，也是永恒与变化的交界。

这么美且具备着重要人类意义的地方，塞西格是1951年去到的，他在那里待到1958年6月，然后在1964年将之记录出版，书要问世时，塞西格已经在担心沼地不久后恐怕就会消失了。

除了沉积泥层愈来愈厚的自然因素之外，沼地最大的威胁来自英国殖民者的“建设计划”。英国人打算从两河汇流处，开几条运河，将河水直接导入海中，不再蜿蜒漫淹在沼地上。运河盖好之致，没有几年，沼地就会慢慢干涸成为硬地，而此处丰富沉积土，刚好是拿来烧砖块绝佳的材料。农地增加，又有工业上的附加价值，从经济角度看，蛮有道理的。

不过，英国人的计划没有实施，因为取得更大经济利益之前，得先花大钱大力气去开运河。计划搁置，沼地保留下来，到英国人走了，原本叫美索不达米亚的地方成了伊拉克，后来伊拉克王室被革命推翻，国王被杀，萨达姆建立起他的独裁政权。

1992年春天，萨达姆突然下令在沼地开掘运河，而且是倾全国之力，尽快完成。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伊拉克官方文件记录着：“从1992年5月25日，到该年12月7日，只花了创人类工程纪录的超短一百八十天，就完成了沼地整建工程，萨达姆总统亲临主持运河启用典礼。”

这的确是个惊人的成就，或者该说惊人的破坏？拖了几十年没做的工程，半年就做完了，塞西格笔下的那个藏在芦苇丛后的奇妙世界，彻底消失，一去不返了。

如果照伊拉克官方说法，那么这块沼地的消失，应该被列入“现代化”、“工业化”的另一项代价。缺乏经济价值的沼地，被改造成了农地，到处盖起了烧砖的土窑，这就是进步吧。

然而，官方说法往往不完全是事实。藏在这种官方说法背后的事实是：萨达姆之所以在那个时间急于弄干沼泽，是因为沼泽里躲藏着他的敌人。

1991年2月底，美军正式结束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以及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什叶派与库尔德族，在伊拉克国内被萨达姆欺压得最厉害的两个族群，借机起而反抗。他们认定美国一定会协助他们，解决掉萨达姆政权。然而奇怪的是，美国突然就收手了，于是萨达姆可以从容地率领他的部队，修理这些人。

两河流域下游，本来就是什叶派的地盘。那些被萨达姆军队追杀的叛军，自然逃到这一带，而长满芦苇的沼地，成了他们最佳的躲藏掩饰。

政治对生态的破坏

萨达姆将败给美国人的怒气，发泄在这些“叛徒”身上。先是在沼地的河湖中下毒，放火烧去整片整片的芦苇，后来就索性决定弄干沼地。要把“叛徒”赶出来，解决统治威胁的动机，强过一切，促使萨达姆政权做到了英国人没有做、做不到的，而且还是在一百八十天中就做到。

“叛军”无所依恃，有的被逮，有的则分散逃到隔邻的伊朗去了。沼泽消失，当然塞西格书中描绘的那种生活，也随着消失了。现在这块地方，成了全伊拉克境内，最“安全”的区域了。一个理由是，空荡荡的沙地，还有什么地方能藏人藏军事装备吗？另一个理由是，据美国国务院统计，原来依靠沼泽为生的部族，二十五万人口中有二十万人或死或逃，消失了。剩下的五万人则在萨达姆政权强迫下，改行烧砖头或开出租车了。

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水生、陆生动植物，也在沼地干涸的过程中，一并消失了。夕阳不会再从烟尘后面映照出来，星光也不会有水面的返影了。

生态的绝然彻底的变化，不必然是经济现代化带来的，更多恐怕还是统治的副产品、后遗症。对于统治，人类为了维护统治权力，而对地球生态产生的破坏，政治性而非经济性的破坏，我们理解得还太少。很多类似的政治性破坏，躲在经济性借口后面。如果一一弄清楚像两河沼地这种例子，我们应该会对于统治本质，以及统治的意义，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与评价吧！

[透明]

让政治运作公开化

美国纪录影片《华氏九一一》中，有一个看过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而且很难忘掉的镜头：美国联邦司法部长艾许克拉夫特（John Ashcroft）唱起自己编的歌《让鹰飞扬》，哇，还真不是普通难听！

摩尔（Michael Moore）拍的这部纪录片，意图很明显，是要谴责美国总统布什及其党羽，如何隐藏了真实动机，欺骗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一意孤行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那么，艾许克拉夫特唱歌的镜头为什么被剪进来？不只这样，片子里还有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往梳子上吐口水，然后拿沾了口水的梳子梳头发的画面。这又跟“九一一”有关系吗？

答案是：没有关系。但可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样的镜头符合观众们原本就有的怀疑——表面上看来冠冕堂皇的政治人物，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干着丑陋的勾当。摩尔就是要用这样的镜头传达他的讯息——发动战争的人，讲的是一套，想的却是另一套，而且他们想的绝对不像讲的那么漂亮，他们真正想的太不堪，所以才要用那么好听的台词来掩饰。

看纪录片发展史，我们会看到同样都叫“纪录片”的东西，在不同社会呈现不同面貌。极权独裁国家，纪录片很兴盛，国家愿意出大钱拍纪录片。片子里记录的，是雄伟浩大的仪式、光鲜亮丽的成就、令人崇拜的英雄功业。1930年代，德国才女丽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帮希特勒纳粹党拍的片子，是这方面的经典。然而，在民主国家，这种纪录片却难有出路，民主社会里一讲到纪录片，大家想到该被记录、值得被记录的，几乎都是“舞台下”，甚至是“台面下”的事务。

不愿被看到的真实

换句话说，纪录片跟剧情片的基本分野，就在于纪录片不是“演”的。剧情片有情节有剧本，有讲究的场景灯光，最后做出“似真”的效果来吸引观众。“似真”就不是“真”。纪录片要带大家去看平常你看不到的，不是用演的，而是“真实”的画面。

被记录的“真实”有两种。一种是没办法演的。例如说草原上狮子猎杀羚羊，例如说北极极光闪耀，例如说海底珊瑚产卵的过程，这些是《国家地理杂志》或Discovery频道最爱拍的纪录片。这种真实因为不容易看到，所以要被拍摄、被记录。

但还有另一种“真实”，是因为平常被掩盖，所以需要被记录。换句话说，一种不愿、不准被看到的“真实”。

民主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没有人天生是好人。如果不被监督、不被看管，人的本能是尽量扩大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政治，如孙中山定义的，是“管理众人之事”，政治必然牵涉众人公共的资源，还有众人公共的权力。在没有天生好人的前提下，政治具备巨大的诱惑，让从事政治的人，利用众人公共的权力，将众人公共的资源挪为私人所有，满足私人欲望。要防堵这样的诱惑，民主的首要前提，就是“透明”，从事政治的人，必须、只能在透明、大家都看得到的情况下，运用公共权力与资源。

然而，没有一种制度真正能做到完全透明。叫B监督A，A透明了，但B呢？再叫C监督B，可是谁监督C呢？不可能无穷地层层架构，更重要的，没有社会能够负担这么复杂的监督机制，那样所有资源都耗在监督上，什么别的事都不必做了！

追求透明的政治

原则上追求的透明，与现实上无法完全透明，这中间存在的落差就引发出猜测。我们究竟看到了多少？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藏了多少不愿意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呢？我们没看到的，有多少只是单纯不需要看，不值得看，又有多少是故意不准我们看的呢？

最后面这项猜测，构成了《华氏九一一》这种纪录片存在的根本理由，也构成了《华氏九一一》影片的基本逻辑。摩尔邀请观众联想——看到这些人私底下的丑样糗样，我们还能照单全收相信他们打扮亮丽的台面演出吗？他们给我们看的不是“真实”，那么被盖住的“真实”在哪里？

同样的理由、同样的逻辑，也制造了我们电视上的各种“名嘴”，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名嘴”们的热闹演出。很诚实地对你说，认识愈多“名嘴”，我对他们在电视上说的话，愈不敢随便相信。他们取得“爆料”内容的方式，离新闻采访的准则很远很远，他们呈现内容的风格，当然也都不是经得起理性冷静分析的。名嘴们经常讲他们其实不明白的事，更常讲他们其实没有把握其为事实的话。

然而，倒也不是名嘴们高兴怎么爆料就可以怎么爆料。先决条件是政治人物真的有太多意图破坏透明性的大动作、小动作。先决条件是政治领域里有太多台面下的秘密运作。造就“名嘴现象”的，不是名嘴们的伶牙俐齿，而是过去几年内政治圈内高度不透明，那么多鬼影幢幢，引来大家好奇怀疑，才会有名嘴对鬼影做的各种描述说明。名嘴们的描述，常常不会就是幕后的事实，而且他们常常自己又多造出许多其他鬼影来，但对照台面上种种掩饰与谎言，人们宁可相信名嘴。

我想不出什么办法限制名嘴在屏幕上大讲特讲，除了让我们的政治本身真正透明化，让大家感觉值得知道的事，都有管道可以明确知道，那样才不需要透过名嘴的爆料与解读来消除自己被蒙骗欺瞒的焦虑吧！

[无知之幕]

打造公义环境

近十年，台湾医疗体系中，在服务态度上明显改变最大的，首推妇产科。这样的发展演变，清楚地有迹可循，首先，妇产科是一个明确快速萎缩中的市场，很简单，每年台湾新生儿不断下降，从2002年还有二十四万名，到2008年跌破二十万，愿意怀孕生小孩的妇女愈来愈少，妇产科医生的生意也就愈来愈清淡，换句话说，竞争愈来愈激烈。

另外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妇产科不同于其他科别，处理的不是疾病。现代生活中，怀孕当然需要专业医生提供从检验到接生的协助，不过大部分的怀孕妇女却还是落在“正常”的范围内，到妇产科并不是要治病。

这种情况下，平常习见的医病关系模式就被打破了。一般医病关系中，病人对医生高度依赖，身上有病非得靠医生的技术诊断开药，才有办法解决病痛，因而病人必须接受医生的权威，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在疾病医疗上，尤其是愈严重愈可能致命的疼痛，愈讲究“名医”。病人无论如何都要求救于“名医”，也就意谓“名医”的替代性很低，病人没什么跟“名医”讨价还价的空间。医生，尤其是“名医”的服务态度，于是一定不会好，他没有必要“服务”病人，他是以权威姿态命令病人遵守医嘱。

这一套在妇产科行不通。正常的孕妇所需要的，不过就是定期照超声波、开开维生素补充剂，这一类技术层次很低的协助。相对的，孕妇毋宁更需要从医生身上得到精神安定，来度过这段身体与情绪上的特别时期。态度不佳、摆权威臭脸的医生，很容易被放弃了，反正那些事别的妇产科医生谁不会做？干吗不去找个笑脸迎人、笑容可掬的！

不需要发动什么礼仪运动，不需要深入研究医病关系问题，环境条件自然让妇产科如同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服务革命一般。妇产科医生和护士个个轻声细语、温柔体贴，私人妇产科诊所间间装潢现代温暖。

这是环境巨大的力量，不依赖对一个一个妇产科医生的训练、劝说、期许，靠环境让他们纳入一种内化的服务的规范里。

合乎公平正义的原则

政治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也就是创造一种环境，让进到这一行里的人，不管他本来的天性、训练、倾向如何，一进入这个环境，要在这个环境里运作，他们自然必须内化遵守公平正义的行为原则。这才是政治最根本、却也最重要的部分。

怎么可能打造这样的公平正义环境？有很多不同方法，还有更多方法有待去思考、设计。例如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John Rawls）曾经提过“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重要观念。设想人与未来之间，被盖上了一层“无知之幕”，大有助于设计安排出比较接近公平正义的制度来。

举个明白的例子，如果今天有一对结婚二十年的夫妻要协议离婚，双方同意财产平分，可是怎么分才会最接近平分？二十年累积这么多东西，谁有本事一一算清楚、分清楚？

依照罗尔斯的想法，这问题最好的解决，是让夫妻其中的一方负责将所有财产分成两半，而由另一方优先选择要哪一半。这就是“无知之幕”的作用。负责分的人，他无从影响、决定对方会选哪一半，如果有所偏颇，对方一定逮住机会先选走比较大、比较有利的一半。于是对他利益最有保障的，就是尽可能做到最公平，那么不管对方选走哪一半，他都不至于吃亏。

政党轮替的无知之幕

落实在政治制度上，“无知之幕”的核心价值就反映在政党轮替上。政党轮替的好处，不只是换上来的政党可以清查清算前面的弊案，扫掉前面的勾结特权，更重要的，是轮替给了每个政党与未来之间一片“无知之幕”，它不知道自己未来会继续站在执政这边，还是会换到反对的那一边。这种情况下订定的制度，会最接近既不偏执政党、也不偏反对党的中间公平立场。

从这里我们进一步明白，政党轮替的重点不在“轮替”而已，还在轮替的不可预期性。今天的执政党会失败、反对党会升起，说不定还有新的政党会崛起。换句话说，要让政治制度尽量接近公平，就得让政党的选举胜负起落不可预期。

在政治现实上，我们会看到的，正是执政党的心理争执拉锯。取得政权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想办法扭曲制度，设法让自己握有更大的优势，创造一个执政党可以长长久久，最好都不必下台的环境。然而这种做法难免引发反弹，在变动情势下，开始有人担心万一有朝一日这套制度被对手掌握了，自己岂不将沦为永远难以翻身的反对党？

创造轮替的“无知之幕”，最有利于公平，也就最有利于健康有效的政治运作。然而相对地，轮替的“无知之幕”让既得权力者占不到便宜，也就成为他们会千方百计想要破坏的目标了。

像是美国国会，尤其是众议院，近来的发展趋势。表面上看，共和、民主两党席次向来接近，谁也没把握下次选举多数席次落在哪边，像是一个典型的轮替形式。然而细看其内容，却发现实质不然，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席次，已经被用各种手法“绑”给特定政党了。最有效也最夸张的，就是选区划分。想办法划出弯弯曲曲的选区，就是要让支持共和党的选民都在一区，支持民主党的选民都在另一区。划来划去，划出根深蒂固的分赃局面，这区一定是共和党、那区一定是民主党，许多席次选区怎么选都选的是同一党、甚至同一位众议院议员，数十年如一日。

全国国会是轮替的，但地方选区席次却根本没有轮替机会。这种“假轮替”环境，自然就造成了美国地方政治的种种弊病，根本不是联邦层次的制度所能改革的了！

请记得，不轮替、没有轮替，“无知之幕”无法发挥作用，在政治上绝对不会是好事。

[民主决策]

刺激民主决策的“审议日”

1975年，《华盛顿邮报》做过一次民意调查，问受访民众对于“1975年公共事务法案”的看法。具体的问题是：“你赞不赞成推翻‘1975年公共事务法案’?”有些受访者得到的问题稍为复杂一点：“最近某某议员主张推翻‘1975年公共事务法案’，你赞成吗？”

调查做了三天，很快就累积了足够的样本，显示了美国民众对这次法案的看法。不过《华盛顿邮报》没有公布数据，不是他们刻意要保密，而是因为那些数据，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说穿了，根本从头到尾就没有“1975年公共事务法案”，当然更不会有人要提案推翻这项法案。

法案是《华盛顿邮报》捏造出来的，他们小心地选了一个极度中性、空洞的法案名称，而且访问中并没有先问受访者：“你知道‘1975年公共事务法案’吗？”

这不是，至少不只是媒体的一项恶作剧。《华盛顿邮报》想调查、或想显示的，是民调中得到的民意，究竟有多少具体内容，反映了多少选民的具体想法。根本没有这个法案，受访者必然不可能对这法案有任何一丁点的概念，可是被问到时，很多人却乐意提供明确的立场和态度。

在不提示“某某议员主张推翻”的情况下，还有比较多的受访者不回答问题，或直接说：“我不知道。”一旦加上了提示，不回答、“不知道”的比例，就大幅下降。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即使完全不知道法案内容，一听这个议员的名字，受访者就觉得掌握了足够线索，可以形成意见——“这议员主张推翻，那我也主张推翻”，或“这议员主张推翻，那我就一定要反对推翻”。

这是再明显、再具体不过的“对人不对事”，对事实是什么没一点概念，纯粹针对人来反应。

民主质量的降低

我们做的政治及选举决定，到底依据什么？多少时候我们和朋友聊政治时，我们的发言意见其实一点根据都没有，只不过是在那种情境下，不愿意被视为无知笨蛋，或单纯只是想参加讨论，不要被冷落而已？多少时候回答民意调查问题，我们是当场随便抓个答案，应付敷衍了事？甚至多少时候，我们走进投票所投入的一票，其实也是同样马虎随便心情下的产物，根本没有实质的决定理由？

但这些，再怎么轻易草率表达的意见、主张，都是民意。而民主，就是以民意的趋向来决定由谁做什么事，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

很容易可以想象、理解这中间的问题。一位候选人靠完全不考虑、不在乎政见的选民得到了一万零一票，另一位候选人则争取到一万名选民在理念、政策上的认同，谁得到比较多的支持？但结果又是谁当选？

不管支持的理由是什么，更不管支持的强度有多强，选举中一票就是一票，票票等值。其影响很简单很明白：谁会要费那么大力气去争取有深度的支持呢？当然是先想办法扫到不思考、全靠一时感觉做决定的选票啦！

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愈来愈不重要的根本原因。知识分子要具体政见，要考虑因果环节，要衡量配套，说服他们费时费力，而且他们会影响的人，通常也都是好思考、讲究信息深度的人。拿这些人做对象，吃力不讨好。他们知道为什么支持这个人，为什么反对那个人，然而选举不需要“知道”，不知道、莫名其妙投下去的票，跟“知道”的票一样有效。

不在意内容的选票，当然会降低民主的质量，带来危机。候选人不必想清楚、讲清楚自己要干吗、要如何做，不需要仔细解释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与立场就可以当选，那么我们如何期待他当选之后，运用公共资源处理职务的效果呢？

创造愿意思考的选民

要改变这种情况，唯一的方法就是创造出更多愿意思考、愿意进行讨论、深入理解政治议题的选民。在美国，两位学者兼政治改革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Fishkin曾经提出过“审议日”（Deliberation Day）的构想，在每次大选前国家应该给予选民多一天不上班的“审议日”，鼓励大家参与集体思考的活动，按照规定前往“审议中心”报到全程参与思考、辩论的人，就可以得到一百五十元美金的酬劳。

在“审议中心”，大家随机分成每十五个人一组，先看一段由两党代表表达理念与主张的辩论录像，然后各组可以有一小时询问两党派到现场的代表。接着各小组集合，每组派一名代表，在大会上对两党代表发问。

午餐过后，再分成小组，就早上听到的问题进一步讨论，最后在散会前，让小组成员互相分享自己的政治经验与政治判断。

Ackerman和Fishkin认为，就算这样的程序可能要花掉上百亿美金的经费（还没算进多一天不上班带来的生产损失），然而其带来的正面效应，必定远高于成本开销。许多过去凭直觉投票，或无所谓不去投票的人，在一百五十元美金的鼓励下，给自己一天参与政治思考的机会，不但这次选举他们会做出比较细腻的决定，更重要的，政党与候选人必然不能再用以前的方式来打“浅度选战”，而得花更多时间与精神在仔细设计、思考政见政策上。

“审议日”在实施上一定有很多困难，不过“审议日”本身的思考，就是一种价值，是对民主政治失去思考深度后出现的危机的扭转起点。不思考的政治，不管是民主或是其他任何形式，都是可怕的东西啊！

[民主资格]

凝聚社会的信任

你有吃过、或是听过墨西哥式的tamale吗？用玉米面团擀出一片薄薄的面皮，然后在面皮里放进肉、奶酪和切碎的辣椒，包成有点像我们的春卷般的长条状，然后拿去蒸，蒸好就成了美味的tamale。

放进去蒸的时候，通常会在tamale外面包一层叶子或玉米皮，免得蒸的过程中散掉。所以tamale上桌时，有时会还包着叶子或玉米皮。

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代表共和党接替尼克松竞选总统的福特，对上民主党的卡特。应该有“现任优势”的福特输了，选后媒体问福特在选战中失败得到的最大教训是什么？福特回答：“记得吃tamale时要先把玉米皮剥掉。”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原来是竞选过程中，福特去到德州的一个墨西哥移民小区，人家请他吃tamale，结果他没把包在外面的玉米皮剥掉就要放进嘴里，闹了一个大笑话。

福特不懂得怎么吃tamale闹了笑话，不过当他说如何正确吃tamale是败选的最大教训，他说的却不见得是笑话。从民调上看，福特还真的是在德州行程后，开始显露败象。

选民干吗那么在意福特懂不懂怎么吃tamale？他又不是要选墨西哥餐厅的大厨！

然而，实证研究显示，记得福特吃tamale出糗的选民，远远超过记得他任何一项重要政策主张的人。其中，中南美洲的移民几乎百分之百将这件事解读成福特对中南美文化的陌生，进而觉得这样的总统不可能为他们争取福利。就连不是外来移民的美国选民，超过半数认为不会吃tamale显示福特不够亲民，对他的形象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讨厌吃青花椰的老布什

福特的经验，还不是特例孤证。1992年，同样是具有“现任优势”，同样是共和党的老布什，输给了来自偏僻小州阿肯色州的克林顿。选后民调问美国人，对于选举过程还记得什么，关于老布什的所有选项，最多人记得的是——他讨厌吃青花椰！

那么多人记得布什从不吃青花椰，记得种青花椰的农民载了好几卡车的青花椰到白宫前面抗议，记得布什夫人芭芭拉出面缓颊，表示她自己爱青花椰爱得不得了，管他布什吃还不吃。这些记忆印象当然不会对布什的选情有什么好处。

总统大选，双方阵营准备了多少政策主张，做了多少形象广告，可是，最多人记得的竟然是候选人吃什么不吃什么？甚至还因为这样的印象，决定了选举结果，岂不荒谬？老布什吃不吃青花椰，跟他的政治理念有一点关系吗？跟他的治国能力有一点关系吗？因为这样输掉选举，太冤枉了吧？

其他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表面上看没有那么荒谬，但仔细想，就会发现也不见得那么有道理。例如说，各个民主国家都有共同经验，屡试不爽，经济景气时，选民喜欢投票给现任；经济不景气，选民就转而投票给挑战者。这种因素比现任者是谁、现任政党有什么意识形态、现任者提出什么样的政见，都还要强大、还要关键。

经济不好怪现任，有道理；但选民可曾认真理性评估，“换人做看看”，换来的人会比较有本事、比较好吗？一样是从客观的调查看，选民其实没那么在意选举这件事。选举过后一年，将近七成的美国选民不记得他自己选区的联邦参议员、众议员是谁。只有三成的人讲得出来自己当时投票给那位候选人的理由。只有两成的人记得他投的人选竞选时的任何一项政见。

民主不是精英政治

这是民主的真实面貌，这是民主运作普遍的逻辑，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民主的原则，本来就没有预设，也不可能期待参与在这套制度运作中的人，都具备充分的政治理解能力，都拥有精确的政策选择判准。民主不是精英政治，民主反对精英决定，所以给每个人同等价值的一票，谁都不多，谁都不少。民主的实行，是会提高一般公民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理解，然而，民主仍然没有任何机制来要求公民要具备怎样的水平，更不能订定任何鉴别方式，如果要检验“资格”，那就不是民主了！

所以，民主就是靠吃不吃青花椰来决定谁当总统的荒谬程序了？表面上看荒谬，但实际上又没那么荒谬。民主投票真正的作用，是凝聚社会的信任。信任与信赖，是创造民主社会巨大能量的关键。福特和布什输了，都输在他们无法在够多选民心中刺激够多的信任感，tamale和青花椰，只是选民用来记录不信任感的方便故事。

得不到信任，再好的政策，再正确的路线，都不可能在民主体制里发挥作用。不管基于什么样的原因，选民把多数信任交给了一个人、一个团队，那个人、那个团队就有机会将集体信任转化为巨大力量。当人民开始怀疑、进而收回信任，失去了可以凝聚信任的对象，那么我们的社会必然也就同时失去前进改变的集体动能了。

[协商]

不断的即兴与协调

同样都是音乐，甚至经常使用同样的乐器，然而在风格与精神上，古典音乐和爵士乐，就是大大不一样。

古典音乐讲究高度的纪律与准确，演奏者上台之前，必须花费几十几百个小时培养基本能力，再花几十几百小时针对特定曲目反复练习，一直练到不会出错，才能在众多观众面前演出，或者进录音室里灌录唱片。

那是不折不扣的表演，表演者是音乐家，展现自己音乐最美好的一面给听众，至于如何达到表演完美程度的过程，不管多艰苦、多复杂，甚至多有趣，都被隐藏在舞台后方，在上台之前就得全部经历过了。那样演出的音乐，不管有没有失误、错误，在本质上都是“完成品”，先做完、做好了才端出来的。

也因而听古典音乐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亲身经历音乐在你眼前演奏开展，明明应该充满变量的“现在”、“过程”，但一路传入耳朵里的声音却总是那么完整完美，没有犹豫、没有停顿，像是经过详细修改修饰后的“过去”、“完成”，在这两种感受的混淆中让我们油然生出敬佩、乃至不可思议的感受来。

爵士乐却不是。爵士乐的根本精神，从来就不是要完美呈现某种已经完成的东西。好的、纯正的爵士乐，在音乐演出发生前，只有笼统的乐曲旋律，一些节拍模式，除非到演出结束，包括台上的乐手在内，没有人知道音乐会呈现什么样的具体面貌。

临场的即兴

这样的音乐，不是先在后面准备好了、弄清楚、弄干净了，然后端出来请大家欣赏享用。爵士音乐是在演出当下，借着各个乐手临场的美感、想法，刺激与互动出来的。爵士乐强调“即兴”，“即兴”最简单却也是最极致的定义，就是没有谱、没有预见计划，乐手当场想出来、玩出来的音乐。听到上一个乐句，猜不到下一个乐句是什么，甚至听着上一个音符，也无从想象下一个音符会如何出现、如何演奏。

听爵士乐的现场演出，主客关系没有那么明白。听众不是被邀请去“接受”某种完成品，倒比较像是刚好闯进了一群乐手自己尝试玩音乐的场所，不小心在旁边见证了音乐的成形、出现。

理论上，同样一群人演奏同一首古典乐曲，每次都一样“完美”。理论上，同样一群人演奏同一首爵士乐曲，得到的结果却一定每次都不一样。

所以爵士乐团灌录唱片时，每一首乐曲都会反复录很多次，为的是从各种不同版本中找出最好的一个。时移事往，标准、品味不一样了，原先没被选中的不同版本还可以翻身出土，常常一张唱片中同样一首曲子收了两三个版本，不足为奇。

古典音乐家录唱片也会反复录很多次，不过其用意、用心截然不同。那是担心演奏版本中会有“不完美”的部分，到时候要找另一个版本中比较“完美”的演出，剪下来修补，最终产生一个唯一的“完美”演出，呈现给听唱片的人。

在台湾，古典音乐的演出远比爵士乐来得多，除了演出场地限制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原因是：毕竟，能够欣赏爵士乐、尤其是能够发挥爵士表演的人口数，远远不足。再缩小、再精确一点说，现场即兴演奏的条件，在台湾远远不足。

即兴演奏需要的条件，和读谱背谱演奏大不相同，读谱背谱基本上依随着一套“标准答案”，对从小习惯背诵标准答案的台湾小孩，不是什么大问题。台湾古典音乐演奏上相对严重的问题，出在无法从细节中表现个性与思考，使得音乐平板单调或庸俗夸张。

爵士乐不能用标准的态度来处理，要具备即兴能力，首先就要摆脱固定的乐谱，不能一五一十依照写好的音符演奏。没有乐谱，并不表示即兴是可以随便高兴怎么搞就怎么搞，即兴的训练依赖的是最扎实的音乐感与基本功，完全内化和声与节拍的根本逻辑，才会“随心所欲不逾矩”。

日本社会可以有繁盛的爵士乐成就，一部分原因就是日本人习惯追根究底的精神，用重视基础知识的态度来学音乐，自然比较有机会在确实的根基上即兴玩耍了！

聆听与协商合作

除了基本逻辑的内化理解外，爵士演奏还有赖于一种当场与其他乐手协商合作的习惯。各个乐手按照自己对音乐的认知自主发挥，最后却要能配合演出有精神、有秩序的音乐，这个过程一部分可以依靠长期的默契，然而更大的部分却必须、也只能依赖场上的本能。

那是聆听别人音乐的本能，那是找到别人模式的本能，那是立即愿意与别人对话的本能，那还是追求音乐和谐的本能。即使表面上对话的出发点，似乎与别人正在演奏进行的不尽相同，然而终究还是要进入一块可以共存共荣，并且互相补足、加强的平台，音乐才有力量，也才会感动人。

听爵士乐的人，不只听到音乐，还听到这种过程中牵涉的所有本能与价值。给予爵士乐演奏的掌声，于是不只肯定呈现出来的音乐成果，还必然肯定了让这种成果变得可能的所有人类美好素质。

很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不太看重协调本能的培养，是以要刺激出优秀的爵士乐演奏，相对困难。或者应该换个相反方向看：我们没有热闹的爵士乐，大家从小到大很难接触到爵士乐，更不会有加入爵士乐即兴协调的经验，不会有欣赏爵士乐手彼此协调玩耍的经验，也就让这个社会少了许多理解、加强协调能力的机会。

然而，协调，尤其非正式的动态协调，是民主政治的运作中多么要紧的一环！民主不同于其他政治制度之处，就是没有先前给定的标准答案，而是借着不断彼此冲击的不同意见，协调妥协出动态的暂时共识，就是这样让大家和谐顺利共处共荣。

[运动]

打造真正的社会运动环境

还喝“薄酒莱”（Beaujolais）吗？

每年11月，法国“薄酒莱”已经成功在台湾形成了一种风尚仪式，大家有事没事吃饭时多开瓶酒来喝喝，蛮好的。

尤其对法国农人，蛮好的。法国现在面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葡萄与葡萄酒产量过剩，许多酒庄五年、八年定期开桶的酒都卖不掉，有人愿意凑热闹消耗掉一些根本还配不上称“酒”的“薄酒莱”，那真是谢天谢地吧！

法国葡萄酒供过于求，情况糟透了。农民不得不和政府合作，将过剩的酒提炼成酒精，添加到汽油中，灌进汽车油箱当燃料。本来按瓶计价的酒，现在一桶桶送去变造酒精，再一升一升搀进汽油里，还真是浪费。

可是不暴殄天物还真不行。世界葡萄酒市场经历大变化，法国酒庄显然无法及时调整。最大变化在：强劲对手快速崛起，挑战法国葡萄酒过去的地位。美国加州率先发难，接着南美洲的智利等国，还有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都酿出了愈来愈像样的酒，别忘了老欧洲也有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同处于适合葡萄盛产的温带区域，谁规定他们不能酿酒、不能酿好酒？

尽管市场扩大，然而产家增长的速度比市场还要快。变动局势中，一大堆连“薄酒莱”和“葡萄酒”都分不出来的初级酒客在买酒，于是价格就成了最关键的销售要素了。喝不出质量差异，也对传统酒庄品牌缺乏认知的新酒客们，当然很容易被低价位打动。要买低价位的酒，会买法国葡萄酒吗？不会。明明都是葡萄酒，法国产的一向价位最高。一方面法国人笃信自己的酒最好，更重要的，法国葡萄酒的生产成本最高，就算想降价跟人家竞争，也不见得降得下来。

法国酒的成本，不只必然比智利、阿根廷高，也还高于美国和西班牙、意大利，因为他们长期接受政府保护、补贴。法国农民力量很大，他们非但不受摆布、不受歧视，还常常对政府予取予求。当年欧盟组成的过程中，两个最严重障碍，一是各国货币如何安排，另一项就是如何处理法国农业的保护主义。

法国农民的团结意识

法国的农业和其他国家农业一样，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不同的是，进入20世纪，当所有“发达国家”中，农业与农民都饱受工业发展挤压时，法国农业却昂扬抬头，拒绝当“夕阳产业”，农民也拒绝做“二等公民”。法国农民的待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政府施舍，而是在农业受伤害时，法国农民当中出现了积极的组织者，他们学习“工人团结意识”的技术，鼓吹“农民团结意识”，一方面阻止农业核心人口投靠城市、工业，一方面将农民组织起来，用各种手段示威、发声。

1930年代，法国农村掀起了多杰赫（Henri Dorgeres）带领的“绿衫运动”。多杰赫组成了“农民保护委员会”，靠着清晰的理念、煽动性的语言，号召农民自救。多杰赫反对主张工人执政的左派共产主义，也反对他心目中象征城市金钱阶级的犹太人，这两点，和当时横扫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一致。除此之外，他耐心分析，国家财政结构如何不公平地将税收负担压在农民肩上，历历指陈那些远离土地、农民的政客，如何在城市搞他们贪污腐败的勾当；他还感性地诉求，认为法国在各方面变得软弱怯懦，就是因为失去了农民精神，应该要用农民的坚毅、强韧、勇敢来重建法国的脊梁。这支经常身穿绿衣集会的革命队伍，在农村掀起了热潮，也震动了巴黎的法国政治权力中心。多杰赫和“保护农民委员会”在运动过程中，树敌颇多，引来侧目与恐慌。他们那种“以农业重塑法国”的保守主义立场，也不可能真正将时间倒转，让法国放弃工业、放弃巴黎的都市浮华，他们真正发挥的作用是促使巴黎人与农民更愿意寻找出一条合作而非冲突破坏的道路。多杰赫的激进运动主张，衬托出和平妥协之可欲与可爱。

真实的历史轨迹是，为了防堵多杰赫和“绿衫运动”，第三共和政府积极释放善意，拉拢中间温和的农民，视他们的支持为维系政权的命脉。这种态度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没有太大的改变。法国官方接收了当年多杰赫他们的口号，肯定农民与农业为法国的“脊梁”、“骨干”，也同时承认农业不只是一种生产方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有其超越经济层面上的意义，所以有责任以国家资源来保护农业、农民与农民生活。

像这样的历史例子，让我们看到“运动”的重要、“运动”的价值。动员群众的过程，无可避免要诉诸激情，因而使“运动”容易呈现极端的面貌，然而社会集体自然有将这种极端热情冷却的本能，除非在扭曲的权威结构下，政权与运动者两相激化引爆为武装革命，要不然很少出现“运动”制造出“运动”内部极端主张结果的现象，真正常见的反而是“运动”的极端逼出双方妥协的“中间路线”，如此浮显、成立的“中间路线”，往往才是可长可久的。

台湾没有真正的农民运动

相较于法国农民，台湾农民实在是太可怜、也太驯良了。在长期受剥削受伤害的过程中，他们就闹过那么一次“五二○事件”，再来就是农家子弟杨儒门的“白米炸弹”了。然而不管是“五二○事件”或“白米炸弹”，最后都还是在社会秩序的要求下，以司法惩处收场。而这么几十年来，农业在台湾持续凋零，农民的地位在台湾也就一直沦落低陷。

不管是当年参与在“五二○事件”中的人，或现在的杨儒门，他们的悲愤，绝对值得理解、同情，然而他们和这个社会交涉的手段有了问题。问题核心不在暴力，而在缺乏将悲愤转化为“运动”的决心与技术。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农民运动”，以运动力量逼迫全社会寻求“农业答案”。

杨儒门仍值得我们尊敬。他单纯得近乎天真的动机，犯案中犯罪后没有一点“英雄主义”、自我夸耀的人格气质，在台湾都是难得少见的。这样的人，本来应该最适宜在这个社会与农民之间扮演沟通角色，协助双方找出可长可久的农业新基础、新文化，然而在缺乏“运动”为后盾的历史背景下，杨儒门竟然只能成了悲剧性的独行侠，何其可惜！

啜饮着其实味道不怎么样的法国“薄酒莱”，正在帮法国人解决农业问题的都市时髦人，可不可以对台湾农业也付出些用心与关怀呢？

[同理心]

零距离的同理感受

有一个人在路上散步，突然听到旁边的池塘里有奇怪的动静，仔细一听，竟然是一个小孩在呼救。他走过去看，真的有小男孩在水中挣扎，他很自然地将外套脱下来，准备下水救人，可是下一瞬间他发现自己站的地方，四周都是泥巴，外套摆放下去一定沾得脏兮兮的，到时候还得送去洗衣店洗，多麻烦！

他想，那或许先走几步路找个可以挂外套的树枝吧。一边走他一边意识到：跳下去救人，身上的衣服也会湿，起来之后不可能马上干，湿衣服黏在皮肤上会很不舒服，忍着不舒服回家，必须花很多时间整理，麻烦可多呢！

为了怕麻烦，他就放弃下水救人的念头了。

同一时间，有另外一个人坐在家里，听见邮差到门口送信，他去把刚到的邮件取进来，拆开的第一封信，是一个叫“援助孟加拉国基金”的单位寄来的。信里面说明了有许多孟加拉国的小孩，受到水灾影响不只无家可归，而且感染了严重的疾病。

有一家收容这些小孩的医院，医药短缺，如果不能立即得到援助，那些小孩会无辜丧命，请求收到信的人慷慨捐款、救救孟加拉国小孩。信读完了，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将信丢进垃圾桶，继续拆下一封信了。

问问你，对这两个人的行为，你怎么看？

无法见死不救的恻隐之心

我相信，你对两个人有很不一样的评判，对吧？当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爱心关怀远在孟加拉国的小孩承受的痛苦，不过，我们很能理解那个不捐款的人的行为，至少，那是我们认知的常态行为——哪有人接到募款信一定就捐钱的？相对的，前面那个人见死不救的态度，不可思议，也不可原谅。只为了怕麻烦就不管小孩可能在池塘里淹死，怎么有如此狠心、如此可恶的人！

有一位澳洲的哲学家辛格（Peter Singer）挑战我们这样的看法。他要我们看清楚：这两个人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为了避免自身的麻烦而拒绝救人，我们没有理由接受后面一个，指责前面一个。依照辛格的分析，后面那个人如果捐了钱，如果真的有孟加拉国的小孩因为得到医疗药物而可以活命，换句话说，也就真的有小孩因为他不捐钱而可能丧命。那个人也绝对有能力写张支票捐钱，这不是超过他能力范围的事，他之所以不做，也是为了自私不想牺牲自己的享受。从这些角度衡量，两个人做了一样的事，如果我们要谴责前一个，就没有理由放过后一个。

你同意吗？如果你不同意辛格的说法，你觉得应该怎样反驳他？

我很清楚这两种行为，下水救人或捐钱救人，最根本的差异。那是两千年前孟子的话指引我理解的。孟子解释什么是人天生的“恻隐之心”时，举的例子就是突然看到有小孩在井边玩，快要掉下去了，一定会出手相救，不是因为认识小孩的父母家人，也不是为了想要从救小孩的事情上得到什么好处，纯粹出于天性本能。

这件事的重点，在于人的情感反应。近在眼前和远在天边的事，对我们的情感就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刺激。辛格刻意忽视了这样的差别，才会有那样违反常识的论点。

看到、听到别人的危险，能够不受影响，是违反常理的冷酷表现。看到、听到别人的危险，没有马上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伸出援手，是可怕的自私表现。相对的，看不到、听不到立即危险，距离会构成自我防护，让人增加许多考虑——想想这事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做这事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做这事能换来多少好处？

一般我们都在算计，只有在零距离感受别人的危险、痛苦时，算计机制会暂时停摆，先帮忙再说。这就是孟子认为人性本善的证据，也是孟子认为人道、文明赖以建立的根本基础。

下乡视察的真正意义

一般人很讨厌看到官员们下乡“视察”的模样，觉得他们来这里、去那里一点用都没有，还平白增加别人的困扰，尤其是发生什么灾难的时候，大家更讨厌不会救灾、也不会重建的大官趴趴走。读者们经常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在广播节目里要批评我们的“总统”躲起来，在许多预期他该出现的地方看不到人。

让我这样解释——错的是下乡探访的方式，不是下乡这件事本身。民主之可贵，就在于赋予不同生活条件的人，等值的选票权力；也就逼迫想要取得权力的人，必须接触、争取生活在不同状况下的人。选票几乎是这个世界唯一形式等值的东西，也就成了弱势者难得的保障。

为了选票，政治人物也得走访各种他不熟悉的地方，尤其是走访这个社会最缺乏资源的地方。如果没有民主、没有选票，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必然被遗忘。他们的匮乏、他们的痛苦，很容易就被遗忘掉，很方便就被遗忘掉。

下乡是民主时代领导人的义务，因为这些人都是他的选民。换个角度看，下乡也是领导人真切感受别人生活里的危险、痛苦的最佳机会。留在台北，留在办公室中，发生在台湾各个角落的问题，对他而言，只是一封封寄来的求救信，有足够的时空距离让他可以靠着椅背想一想、衡量衡量、考虑考虑。

这不是我能认同的民主风格。我希望我们的领导人经常走到真正可以感受到人在承受痛苦的情境里。他不能不急着想要脱下西装来做点什么事。进到那种让他没有借口可以想想外套脏了怎么办、身子湿了怎么办的情境，“苦民所苦”才不是句空洞的口号。

下乡不是要听制式的简报，跟地方上的“人物”见面哈拉，那样不叫下乡。下乡要看到、感受到人民的生活，尤其是人民生活的困难之处，没有距离地贴近各种问题、各种痛苦，领导人才能回到人的恻隐本能，洞视自己究竟该做什么，又到底做了什么、做了多少。

[公民意识]

对政治道理的责任感

当你走进麦当劳，在柜台点了一份麦香鸡套餐，如果旁边有个市场调查人员问你：“为什么买麦香鸡套餐？”你会怎样回答？

你会说：“因为我喜欢麦香鸡，也喜欢薯条，所以买麦香鸡套餐。”或许你会说：“因为我总是买麦香鸡套餐。”或许你会说：“因为我这次想吃点不一样的，所以就买了麦香鸡套餐。”

再假定：如果那位市调人员对你给的答案还不满意，坚持追问：“为什么你喜欢麦香鸡？”或“你为什么总是买麦香鸡？”或“你为什么今天想要吃不一样的？”你又会怎么反应？

我相信很多人会感到不耐烦，还有不少人就不理他了。

这样的过程，说明了几件事：第一，我们不觉有责任跟别人多交代我选择买什么、吃什么的理由，那是我们的私事、私人选择；第二，在选择麦当劳餐点时，我们觉得用“喜欢”、“习惯”、“变化”等理由解释，就已经够了。

事实上，你再问问自己就可以确认，一般我们决定买麦克鸡块或麦香鸡，心中基本的论理，自己告诉自己的，大概也不出就是这样的理由，这个层次的答案。

换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谈的不是在麦当劳点餐，而是讨论把选票投给哪个政党的哪个候选人，情况又会如何呢？人家问：“为什么投民进党的某某某呢？”你会回答：“因为我喜欢某某某。”“因为我总是投民进党。”“因为我过去都投国民党，这次想换个不一样的。”

如果别人追问：“为什么喜欢某某某？”“为什么总是投民进党？”“为什么这次要换投不同政党？”你会不会觉得不耐烦，觉得自己明明已经讲清楚了？

通常不会。通常我们会有压力觉得应该多说几句，某某某有魄力，民进党代表本土价值，国民党执政太久了，等等。

公民意识的来源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有那么多话题可以谈，相对地，很少人热衷谈论麦当劳各种餐点的好坏优缺点吧！换句话说，碰到政治上的选择，我们就觉得应该要更负责一点，不只选了，还要有比较仔细的选择道理。压力从哪里来的？从一种普遍的公民意识而来，觉得证明自己投票选择有道理是我们的责任，是一件重要的事。进而觉得别人有权利知道我投票选择的道理，如果我糊弄过去随便讲讲，会被人家看不起。当然，反过来，我也觉得自己有权利去问、去知道别人投票选择的理由。

别小看我们生活里已经习惯成自然的这件事。公民意识其实从来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然而类似这样的公民意识，却是现代民主制度赖以正常、有效运作的基本条件。

先说公民意识不是理所当然。衡量一件简单的事就好了：在麦当劳选什么餐点，跟投票选哪个“立委”，哪个比较要紧？很多人都会直接回答：“当然是选‘立委’！”但让我们冷静一点退回头想：真的吗？从切身上看，麦克鸡块是你真正要尝到、真正要吃下去的，“立委”跟你之间的关系却不确定得很。而且你很清楚麦克鸡块和麦香鸡在味道上的差异，却无法真正分辨民进党“立委”和国民党“立委”当选对你个人造成的差异。还有，在麦克鸡块和麦香鸡之间选错，你马上领受到错误的结果，投票投错了会有什么后果，其实你根本无法直接掌握。

事实是，从个人角度上看，选餐点比选“立委”重要多了！那为什么选餐点我们只需简单、肤浅的理由，选“立委”却要认真思索这么多复杂道理来？

这是学习而来的，这是社会集体机制反复强调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如果照着每个人切身的利害关系，那么谁要关心“立委”选举怎么选？可是如果大家在意选麦克鸡块的程度胜过选立委，那么政治选举有何意义？没有一点分量的选举、没有选民注意的政治，还可能会好吗？

民主必须依靠大家超乎自身利害地“过度”关心政治，甚至产生强烈错觉，以为自己的一票真能有所改变有所影响，民主才能靠选举发挥效能。

公民对政治的责任感

民主，尤其是代议制民主，其实建立在一个吊诡上——一般人真正取得的权利，主要只有投票权，而且投票又只能在规则限定下在有限的几个人中圈选，这是何其渺小的权利啊！然而明明是这么小之又小的权利，可是许多人的参与认知却远高过实质的权利。

我们没办法直接定法案、审预算，我们甚至没办法像古希腊城邦市民，决定选谁当执政官就选谁，不必管他有没有登记为候选人、有没有被政党提名。我们也没办法享受古希腊城邦市民在陶片上写讨厌的人的名字，到达一定数量就可以把那个人驱逐流放的过瘾权利。

可是各种机制却帮助我们产生幻觉，不断放大自己在政治上拥有的权利与影响。我们相信自己投下的一票，不只会决定谁当选，会决定哪个政党执政，还会决定国家发展与社会改革的方向。

民主最大的力量，也是民主最坚实的保障，其实正是来自这种放大、夸大的政治想象。这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也是民主文化的具体内容。没有这种幻觉与想象，就无从呼唤刺激公民对政治的责任感，也就无从建立公民对政治道理的思考习惯。

台湾的民主发展，分成两个相关但不完全相同的方向进行。一边是民主，尤其是选举制度的逐步建立；然而法律与制度不足以自行，所以另一边还有公民意识与民主文化的演变。公民意识的成长，很大一部分靠过去长期“疯选举”的热情。投注许多感情在选举上，激动地无限上纲选举的重要性，建构一套修辞描述选举结果影响，这一切，固然有其不理性、有其破坏性的力量，然而总体来说，毕竟还是在唤起民众对选举的重视上，功不可没。

如何维护公民意识，深化人民对政治道理的责任感，是保持民主政体，永远不能松懈、更不能放弃的努力。

[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没那么天经地义

管理大师彼得 · 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回忆录《旁观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中写到他的奶奶要出国，在边境的海关办公室里，她对着不耐烦的办事员，突然将四本护照丢在他的桌上。办事员大吃一惊说：“没有人能拿到四本护照的！”杜拉克的奶奶反问：“难道我不是人吗？”办事员被打败了，换上平和的语气说：“可是我只能在一本护照上盖章……”杜拉克的奶奶突然又发飙了：“你的意思是我得自己挑选一本吗？你是个受过教育的男人，而且还是个官员呢，我只是个笨老太婆，你为什么不帮我挑一本，让我在兑换匈牙利货币时，得到好一点的汇率呢？”

这位奶奶当然不是什么“笨老太婆”。她把海关办事员整得服服帖帖的，帮她选好护照、盖好章，甚至还半自动半被迫地帮“笨老太婆”和她的孩子提了笨重行李过海关。

这段小插曲，后面藏有重大的历史变化意义。首要的意义，杜拉克讲得清楚明白：“在1918年以前，没有人持护照，更没听过所谓的签证。原本通行无阻的世界，突然间变得没有护照与签证就寸步难行……在帝国分裂后的几年间，新成立的民族国家特别制订严格的出入境法刁难来自邻近国家的旅客。”

是的，民族国家，这个在今天成了组构世界最基本的单位，这个普遍平常到如同空气般不被察觉的东西，其实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晚近的产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确立其地位，不折不扣地，是标标准准20世纪的新鲜玩意。

在从前帝国的时代，国家疆界没那么重要，国民身份没那么重要，什么样人有资格在这个国家里接受什么样待遇，更没那么重要。那个原本凶巴巴的海关办事员为什么轻易被老奶奶驯服了？因为民族国家新规定，明明每个人只能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只能拿一本护照，眼前怎么会冒出四本护照来呢？他错乱了。那老奶奶怎么弄到四本护照的？因为新制度还没那么完备严密，她聪明地运用了残留旧制的漏洞。她还聪明敏感地意识到新兴民族国家的差别待遇原则，所以才将四本护照并陈共列，要海关办事员帮她选一本入境匈牙利最有利的。

帝国时代，帝国境内的人民当然不可能受到完全平等的对待。然而民族国家兴起后，用更严苛的眼光检视、筛选国家境内的人民。理由无他：第一，民族国家的国民身份具有高度独占性，是这国就不能是另一国；第二，国家认定了国民应该都属于同一个民族。

单一民族构成国家

民族国家的疆界一划，同时也就规定了这个国家是属于什么民族的。这样一来，国境内其他民族的人就倒霉了。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生活了多少世纪，可是当土耳其转型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之后，亚美尼亚人就被驱逐了，他们不受欢迎的程度到了：如果不肯走，土耳其人就觉得有资格、甚至有义务将他们全数杀光。

犹太人几千年不曾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散居在欧洲好几个世纪，在众多基督徒中继续奉行他们自己的犹太教。很刺眼，是的，但毕竟也几百年相安无事。可是民族国家一兴起，他们就有麻烦了。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是他们自己的；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允许他们继续居留。

希特勒上台以后的德国，反犹情绪最高，把犹太人赶出去的呼声也最响亮。不过起初行动的目标是“驱赶”而非“屠杀”。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就来了：举世滔滔都变成了民族国家，犹太人能去哪里？哪一个国家愿意接纳他们？纳粹想尽办法欺压犹太人，要逼犹太人离开，却有众多犹太人完全无处可去，于是在战争激情下，德国人开始了匪夷所思的“种族彻底清灭”的“最终解决”。

将近六百万犹太人在德国人手中殒没。这项不堪描述的事实，坚定了犹太人建国的决心。没有国就不会有家，这成了20世纪民族国家打造的铁律。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复国”，于是巴勒斯坦人无处可去了。

为了实践自己的“雅利安民族国家”，德国成了最邪恶的加害者；不过很多人忘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本身也成了民族国家的受害者。没有人再相信那么广义的“雅利安民族”是适当的国家基础，更细部的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民族等取而代之，于是在这些新兴民族主义者眼中，不管因任何理由而到他们国家的德国人，就成了“异类”。这些“异类”，一部分被遣送回了德国，可是更大一部分在战败德国根本无法提供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惨遭屠杀葬送。这样丧命的德国人，应该也在数十万人之谱。

20世纪人类新发明的名词中，有一个是“种族清理”（ethnic cleansing），另一个是“种族灭绝”（genocide），在这两个名词下可以列出的重罪，简直惊人。一直到90年代，由苏联瓦解后引发的连环效应，前南斯拉夫境内，依种族、宗教界线杀成一片，还有非洲卢旺达十万人遭到强暴、屠杀的惨剧。

愈来愈符合民族国家想象的世界

这样的历史制造了什么？制造了一个愈来愈符合民族国家想象的世界。经过人口交换、清算、强迫改宗，这个世界中存在着多种族状态的国家大幅减少了。可是如此就能让20世纪的民族冲突从此绝迹吗？

不能。因为一种“民族计较”的心态已经在每个人心中种下了自以为是的模式。即使在旧标准下已经只剩“单一民族”的国家，人们也会去发明出新标准，做更详细的分别。方言之间的差异，生活习惯与历史记忆的差异，很容易就被上纲成为民族矛盾，成为应该用国家力量来驱离、清理的异类。

而且也就在牺牲掉上千万性命才造成的全面“民族国家化”版图上，又有了因商业贸易利益带来的全球化趋势。全球化促使人们再度开始流动，跨国企业、跨国劳工、跨国难民虽然基本仍在民族国家的规范下拓展其势力，然而从长远看这些现象将制造许多国家的内部紧张，进而终将挑战、颠覆民族国家的逻辑。

我们活在民族国家的价值里，我们也都隐隐感受了“民族计较”与全球化带来的压力。至少我们应该理解民族国家这些逻辑过去曾经让人类付出了多么昂贵的生命财产代价，才能在面对下一波巨变时，避免那些血腥、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

第二辑

找到自己的风格

[基本价值]

基本价值的分歧很难并存共处

英国大文豪卡莱尔（Thomas Carlyle）有一部传世的重要作品，叫《英雄与英雄崇拜》，那是他在1840年代一系列演讲的讲稿汇编。系列演讲很受欢迎，吸引了许多英国名流买票入场聆听。

其中有一场讲的是“宗教英雄”，“崇拜”的主要对象是伊斯兰的创教先知穆罕默德。讲到一半，卡莱尔拿前辈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及其信徒来做比较，以近乎不屑的口吻表示，关于人及其命运的看法，穆罕默德比边沁高明太多了。

当时在听众当中，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抗议地说：“不！”随即走出会场。在场很多人认识那个走出去的人，是另一位重要的英国思想家，写了《论自由》的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很多人当下理解了穆勒抗议出走的原因：他曾经是边沁重要的信徒、弟子。

约翰·穆勒的爸爸，是在英国社会享有令誉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老穆勒很强悍很霸道，尤其在教育儿子一事上。在父亲的规划下，小穆勒三岁就开始学希腊文，七岁学拉丁文，十二岁学数理逻辑。更重要的，老穆勒早早就选定了小穆勒最主要的智识导师——主张“功利主义”、主张人生目的就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边沁。

小穆勒在父亲的看管、指导下，度过了紧张、痛苦的二十年。二十岁那一年，他终于精神崩溃，作为对父亲最无奈、也最直接的抗议。

精神崩溃之后，边沁的哲学显然对小穆勒失去了说服力，一个甚至无法确保自己的精神健康、无法追求一己幸福的人，谈什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呢？

穆勒对浪漫主义的转向

小穆勒转而大量阅读浪漫主义的诗篇。慢慢地总算从贫弱的精神状态中恢复，艰难地重拾了理性思考的习惯。这段经验，一方面让他理解到“自由”的重要，埋下了后来写《论自由》的初始种子；另一方面也让他找出了自己未来生命的目标——他要将浪漫主义中挖掘出的种种热情与神秘经验，转译成理性的语言，让更多人能够了解。

这段过程之后，边沁及其哲学，成了小穆勒身上深刻的伤痕，难怪他会在卡莱尔演讲的会场失控站起来离开。

小穆勒的反应可以理解，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卡莱尔的行为就没那么容易理解了。卡莱尔明知约翰·穆勒和他太太就在演讲会的观众席中，他甚至知道穆勒太太买了全系列每一场演讲的入场券，更关键的是，没有人比卡莱尔更了解穆勒和边沁的关系，尤其是边沁在穆勒生命中所代表的痛苦记忆。

卡莱尔比约翰·穆勒整整大十岁，两人相识时，卡莱尔三十五岁、穆勒二十五岁。使得两人一见如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穆勒正处于和父亲的紧张关系中，而卡莱尔也有一个严厉、凶悍的爸爸，那一年他爸爸突然去世，卡莱尔也陷入特殊的父子心理问题中。

最鼓励穆勒接触浪漫主义的人，就是卡莱尔，穆勒自我疗伤的过程中，通信最勤、最亲密的对象，也是卡莱尔。

卡莱尔帮助过穆勒，穆勒对卡莱尔的帮助更多。卡莱尔的著作在伦敦找不到出版商，黯然回到苏格兰乡下隐居，是穆勒反复劝说，把他再次劝到伦敦。卡莱尔在英国奠定文名最重要的作品，是《法国大革命史》，那本来是穆勒想要写的书。穆勒不只把题目让给了卡莱尔，还慷慨提供了自己收藏的数据与书籍。

卡莱尔完成《法国大革命史》后，还没出版前，穆勒就先写了一篇掷地有声的评文。文中盛赞卡莱尔的著作是近年少见的伟大作品，是一部史诗，势必影响往后英国所有的历史写作。穆勒自己承认：抢先写评文，是为了阻止“小鼻子小眼睛的评家”随便攻击《法国大革命史》，而且他的重量级评文也的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大有助于卡莱尔作品的成功。

卡莱尔与穆勒的决裂

两个这样关系的人，为什么会在公开演讲会场发生那样尴尬的事？根本的理由，还是要在穆勒为《法国大革命史》写的评文里去找。穆勒对于卡莱尔处理“群众”的态度，有所保留。卡莱尔不相信群众，认为群众不可能扮演真正推动历史的角色。他在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里看到的，是个人的智慧与决心。卡莱尔否定有什么样的理性系统可以控制革命的血腥冲动，唯一使革命得以有所建树的，是英雄、是伟大的个人领袖。

相反地，穆勒寄希望于代议制政府，如果革命后不能建立代议制政府，那么“舆论上任何重大争议都将导致内战”。

两位曾经再亲近再要好不过的朋友，在这点政治立场上有着明确分歧。这点分歧终究使得他们无法继续维持那样的友谊关系了。太多事情都会触动这条神经，提醒、乃至扩大了他们的差异。例如1865年英国殖民地牙买加工人叛变，杀害了十八位政府公务员。牙买加总督动员军队镇压，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处死了四百二十九名牙买加人。一群知识分子与士绅联署谴责牙买加总督的行为，领衔的是穆勒；同一时间另一群知识分子和士绅联署声援牙买加总督，带头的是卡莱尔。

1873年，穆勒早于卡莱尔去世。卡莱尔听到穆勒死讯，感慨地说：“很多次我都想写信给他，问他：‘约翰·穆勒，到底是什么因素将我们分隔开来呢？’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穆勒地下有知，听到卡莱尔这样问，或许会回答：“是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分隔了我们。”很多不同立场的人能继续做朋友，可是在政治上相信个人英雄主义，与相信群众政府系统，这两种态度却很难并存共处。这是最残酷的事实。这两种态度，是政治态度，却又不只是政治态度，而是会影响个人几乎所有是非判断的根本价值，就连卡莱尔与穆勒都通不过这种差异的考验。

其实，感慨地说着“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时的卡莱尔，心底又何尝真正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因素隔开了他和穆勒呢？

[历史]

了解真正的人间变化

哥伦布为什么伟大？

“正统”的解答，我们会从历史课本里得到的解答，应该是：他不受自己那个时代的迷信所拘执，坚持认定地球是圆的，所以就能找到一条向西走却到达东方的航路，而且他勇敢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现，终于发现了美洲大陆。

不过如果稍后深入查考出土的原始史料，简单的“正统”解释，会需要蛮多附注说明的。例如：哥伦布阅读《马可波罗游记》，完全相信游记里所描述、形容的那个华丽、丰饶的东土，深深迷恋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与日本，所以才立志要找到一条比较方便能够去到远东的航路。

哥伦布一生四度西航，每次都在今天的美洲大陆登岸，可是不管别的航海家、制图者如何说明，他始终坚信自己已经到了亚洲。虽然发现了“新大陆”，然而直到去世，哥伦布没有察觉这块大陆之“新”，他认定自己的成就，是找到新的路径到了古老中国所在的“旧大陆”。

他为什么如此“铁齿”？因为他实在不是个太好的航海家，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航海家。与“正统”的解释相反，15世纪末期欧洲出现了专业航海、制图圈，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都确认地球是圆的，换句话说，大家早想到、也都同意，由欧洲出海向西航行，是可以绕着地球到达东方去的。理论上知其存在，却没有人起航去证实，理由是：这条航路太遥远了，超过当时航海技术的限制。

误打误撞的哥伦布

那为什么哥伦布敢去？因为他的地理计算太差了。当时一般欧洲地理相信：欧亚大陆横贯占据地球球面的一百八十度（事实上只有大约一百二十度），如果要从欧洲最西边出发，向西到达亚洲的最东边，就要航行地球一半（一百八十度）的距离。这个距离，不可能是当时只有八十英尺长的远洋船所能负担的。

哥伦布却不接受别人通行的看法。他主张：从《马可波罗游记》可以推断出日本在中国东方三十度。再来，如果不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而是从加纳利群岛出发的话，航程又可以再减九度。他又自作主张认定原本对欧亚大陆面积估计太小，最后算出来，只要航行六十度，地球圆周的六分之一，就能够从欧洲去到日本。然后他还混淆了英里和海里的长度，东算西算，认为只需航行两千七百英里就够了。今天我们确切量出来的距离，从加纳利到日本最东缘，是一万三千英里！

抱持着错误的信心，哥伦布才敢出发，也才争取到西班牙王室的支持。航程很远，哥伦布船上船员很恐慌，一直看不到陆地让他们心生恐惧，甚至开始怀疑船会不会航行到世界的尽头，“咻”地就跌入无底深渊里去。哥伦布为了安慰其他船员，特别搞了两本航海日志，一本放在外面，大家都可以去翻，另外一本私藏在船长室里，只有他能看。外面那本日志上，哥伦布刻意写“假”的航程距离，大概只有写在私密日志上“真”的距离的一半，这样船员们就不会觉得：怎么走了那么远，都没看到一片陆地呢？陆地在哪里？

用这种方式欺骗船员，蛮聪明的，只是后世计算发现，其实哥伦布误以为的“假”的航程距离，远比私藏的“真”的航程距离接近事实。“假”才是“真”，“真”反而是“假”啊！会搞这种乌龙，因为哥伦布根本无法正确使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他连在陆地上都测不准自己的所在位置。例如说，他去到古巴时，测出来的纬度是北纬四十二度，拜托，北纬四十二度已经比纽约还北了！

老实说，哥伦布的成就，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误打误撞”。他绝不是像“正统”解释那样天纵英明、走在时代前端发现真理。当大部分航海家和地理学家都相信地球是圆形时，哥伦布在航程中，竟然还自以为发现了“地球的乳房”。在今天的委内瑞拉附近，他觉得海水隆起，北极星看起来偏离了位置。他相信航行到“乳房”顶点后，船会接着滑下来朝地球的肚脐眼去，而那里，应该就是想象中“天堂”藏着的地方了！

那个时代的欧洲航海家、地理学家，以为北半球就只有一块欧亚大陆，没人想象到欧亚大陆的背面，还有美洲大陆。哥伦布真正的贡献，是发现了美洲大陆，矫正了错误的观念。可惜的是，哥伦布却从来没被自己的发现说服，继续坚持自己已经到了东方、到了日本或中国或印度的东缘，他的发现改变了整个世界，偏偏就是没有改变他自己。

历史并不那么有条理

这样一个人，抱持着多种错误的概念，懵懂地误撞出了历史的新页。几百年后，等他所制造出来的局面尘埃落定了，后人回头去书写他的事迹，却将他改写成了一个聪明、勇敢、冷静、执著的人。

真正的人间，往往是混乱、复杂、带点盲目冲动而产生变化的。但这样的人间，一旦被写成历史，就被改造得有条理有秩序，还有许多先知与英雄。历史课本之不可信，就在于那是历史最简化的形式，而简化的规律公式，几乎无可避免地排除混乱、复杂、误打误撞的因素，凸显不真实的少数先知英雄智慧。

明明最不聪明、脑袋一塌糊涂，会把古巴搬到纽约北边去的哥伦布，竟然也就在历史课本里被神化为智者了。类似这样的过程，以前也出现在我们的“革命史”叙述中。乱成一团，从不同角度出发的晚清社会骚动，最后却成了国父孙中山的睿智安排领导。历史之扭曲，莫此为甚，莫此为甚。类似这样的过程，现在也开始被运用在“重写台湾民主史”上了。历史课本开始叙述台湾民主化过程，无可避免地就意味着那本来骚动、多元、混乱、误打误撞的生命力，现在要被收编整理成单线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总体叙述了。而且是用后来民主化的结果，回头改造改写其过程的意义。

真正关心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的人，都应该抗拒这种“历史课本化”的扭曲叙述。该是怎样的哥伦布，还他怎样的面貌；该是怎样的台湾民主，也请还它本来的模样吧！

[怀旧]

怀旧与怀旧政治

台湾的家长，大概不外两种。一种希望给小孩“对的童年”，另一种希望给小孩“快乐的童年”。“对的童年”，就是把握时机拼命学习，以求尽早领先别人。这种小孩的生活被排得满满的，要上学要写功课，还要补英文补码学补作文补舞蹈……的确，这样的童年，大概快乐不到哪里去。

主张应该给小孩“快乐童年”的家长，多少有点看不惯、甚至看不起“对的童年”那一派。他们强调“童年只有一次”，不想给孩子任何压力，要送他们去森林小学，只能接受“启发教育”，而且要对小孩轻声细语，不能有一点强迫或压抑。

“干吗不让孩子快乐？”这派家长习惯理直气壮地问。是啊，这样教小孩，小孩是会快乐得多。然而人类至今还没有办法设计出完美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教育方法，度过“快乐童年”长大的人，难免也要承受“快乐童年”带来的后遗症。

西方发展心理学就探讨过“快乐童年征候群”。“快乐童年征候群”是起源于“快乐童年”毕竟要结束。曾经有过“快乐童年”的人，一旦开始被迫要独立长大，开始有了生活上的种种压力，就会无可避免地怀念起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

童年无法再来，童年快乐记忆却挥之不去，“征候群”于是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空虚与失落。每一个新的日子，对受困于“快乐童年征候群”的人而言，不是新鲜经验的累积，不是新鲜机会的开展，而是一次次痛苦的失落袭击。和那记忆的童年快乐相比，现实多么贫乏！现实的每一个日子，和过去对照而彰显其“匮乏”的本质，残酷地提醒着童年不再的事实。

愈来愈鲜明的童年记忆

这种人的时间中的主客关系，和别人相反。一般人会因为现实的刺激蜂拥而来，逐渐淡忘了对过去的记忆。愈近的现实，在成长意识里愈重要，愈久之前的记忆就不断被推到意识的边缘去，愈来愈模糊黯淡。活在“快乐童年征候群”里的人，却是愈活记忆愈重要、愈鲜明。现实中的任何痛苦，都让他追想起童年的快乐，让那快乐更鲜明。就算现实中有什么快乐，也都还是引发他童年同类快乐的记忆，现实快乐成了童年快乐记忆的抄袭仿制品，他真正享受的不是现实中的快乐，而是现实快乐挑激起的童年快乐记忆。

现实与记忆的反复对比映照，终致使得童年“纯粹化”，变成一切快乐的具体聚集。任何现实里的痛苦，都能在童年记忆中找到安慰与治疗；任何现实里的快乐，也都能唤起童年记忆里更巨大、更“纯粹”的快乐。记忆非但不会褪色不会消逝，还会愈来愈清楚、愈来愈重要。那么清楚、那么重要的记忆，慢慢也就分不清楚哪些是真的从童年经验传留下来，哪些是后来陆续自我演绎、想象富丽的了。

活在这种状况里的人，会随着现实而改变其记忆。因为记忆才是他们生命的本体，他们总是诉诸记忆才能处理现实经验。对他们而言，现实是失落，现实给他怎样的不愉快，他就会转而在过去记忆里寻求补偿。

例如说，现实里的贫穷，会引发他“记得”童年的富裕。现实里如果不得人缘、遭到排挤，他就会“记得”童年时周围的每个人都多么喜欢他，将他当作宝贝。如果现实里求取不到暗恋的人青睐，他就“记得”小时候怎样挥霍、甚至辜负别人对他的爱。

活在记忆中的普鲁斯特

历史上最有名的“快乐童年征候群”表现，首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吧！普鲁斯特将自己关在房子里，借由写作同时将自己关在记忆中，巨细靡遗地召唤、记录童年的种种。有人质疑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好的记忆力，不过这种质疑实在是搞错方向了，像普鲁斯特这种人，记忆就是存在、记忆就是一切，他真正活在记忆中，也只能活在记忆中。

《追忆似水年华》书中，普鲁斯特不只记忆，而且记忆过去的记忆、记忆关于记忆的记忆，分析探讨记忆，记忆分析探讨记忆的记忆，层次之多之复杂之细腻，令人叹为观止。

《追忆似水年华》因而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怀旧文学成就。怀旧，nostalgia这个字拆开来看，指的就是“关于过去的痛苦”，或“因过去而带来的痛苦”。的确，尽管普鲁斯特记载了那么多童年往事的快乐，然而潜伏在叙述底层，毕竟永远有着那抛掷不去的痛苦，失落的痛苦。当快乐变成记忆，也就意味着快乐的失落；而当记忆成为生活最重要的快乐来源，也就意味着人无法从现实、当下体验快乐了。

阅读《追忆似水年华》，让我们惊异于人的记忆世界，原来可以丰富到这种地步，然而却也让我们庆幸，还好大部分的我们，都有一定程度的现实可供立足依恃，不可能也不需像普鲁斯特那般，靠着拥抱、剪裁乃至吮食记忆，才有办法活下去。

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探索个人的怀旧情绪，还应该让我们思索：那么在社会、集体的层次上，记忆又如何产生、如何消逝、如何再制、如何浮显、如何变形？

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不是也有不少人以不同形式，展现出集体的“快乐童年征候群”迹象吗？有一群人，他们的“快乐童年”是日本殖民时代，他们一直借由建构一套日本殖民时代记忆，来抗拒汹涌来袭的现实挫折。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对他们而言，正是失落的开始。

现在不也有另外一群人，以国民党时代为其不可复归的“快乐童年”吗？他们想起那个时代的经济奇迹、治安平静、风俗朴实，对照了现实的种种不堪。对这些人而言，政党轮替才是失落的源头。我们有“失忆”与“失忆政治”，另外这个社会还有“怀旧”与“怀旧政治”。怀旧中的痛与乐，有时候或许比谁当“总统”谁当主席，更关乎台湾政治往哪里走、演化成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呢！

[记忆]

记忆是神圣的公民权利

“温斯顿无法明确地记得：自己的国家有什么时候不在打仗。不过他小时候应该曾经有过一段和平期吧！在他最早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个印象：一次突如其来的空袭，周遭的人都觉得很惊讶。显然那是战争的开场。从那时起，战争真的就从来不曾中断过，尽管严格说来，那不是同一场战争。小时候，连伦敦都有过一场混乱的街道巷战，让他记忆深刻。然而想要把战争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什么时间跟什么国家打仗，却完全不可能。没有文字记录、没有口语记录，提及除了当前状态外，从前的事。在1984年这个当下，大洋国跟欧亚国打仗，跟东亚国联盟。……温斯顿清楚记得：才四年前，大洋国是跟东亚国打仗、跟欧亚国联盟。然而这只是他脑中刚巧没有完全被控制的一小块片段记忆。官方说法里从来不存在任何改变。大洋国正在跟欧亚国打仗，所以大洋国就总是跟欧亚国打仗。当前的敌人总是代表绝对的邪恶，因而无论过去或未来，跟那个国家和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是乔治·奥威尔名著《一九八四》中的一段鲜活描述，关于国家控制最核心最根本的做法——控制记忆。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在1948年写的未来小说。在那个时间点上，奥威尔察觉到：对世界秩序乃至于人类文明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刚刚结束、夺走了成千上万的生命、毁坏了众多城市的大战争，而是方兴未艾、正要全面发展的苏联式极权主义。所以他运用想象力，刻画了一个未来世界，如果苏联的极权主义得以发展完成，人类社会可能变成的模样。

《一九八四》当然是一部优秀的反对极权主义的代表作。首先，我们应该体会、佩服奥威尔的洞见。在那个战争经验尚未远离的年代，他没有活在战争好不容易结束的安心和轻松中，却能够敏锐地察觉：有比战争更可怕的东西正在酝酿，或者应该说，如果极权主义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未来人类将坠入不断战争的悲惨深渊里。

其次，奥威尔看清楚了极权主义最可怕的地方不在其意识形态，而在其统治手段。极权统治手段中最可怕的，不是暴力威吓，而是对于真理的掌控与扭曲。在对于真理的掌控与扭曲中，最可怕的又是对于记忆的改造。

个人记忆不可侵犯

不让人拥有记忆，否定记忆的有效性、否认个人记忆的权利，是扭曲真理最极端的做法。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曾经经历什么，有过怎样的过去，都必须听从、接受政党给予的标准答案，那他又怎么可能坚持自己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更不必说要在抽象、不可见不可听的知识上挑战政党的权威了。

用这种方式分析苏联极权主义，《一九八四》也就成了不只是批判苏联的作品。事实上，类似的手段也的确被用来灌输其他“真理”。《一九八四》里昭示的一个重点，值得我们多年后持续提醒注意。那就是对抗极权、避免社会往集体极权沦落的根本力量，在于记忆，尤其是个人记忆的不可侵犯性。

人生来并未被赋予完美的记忆能力，记忆会有疏漏，也常因时间而有扭曲变形。国家就是利用人类记忆的这种本质匮乏，强势介入取消个人记忆的有效性，进而强势灌输“正确”记忆，取代个人“有瑕疵”的记忆。

要防止这种侵犯，唯一的方式，就是：在承认个人记忆不完整、不完美的情况下，依然保证个人记忆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是的，人有记错事实的权利，但人有不接受“正确”记忆的权利。如果在这上面退让，允许某种更高权威强制改变记忆，极权必然于焉形成。虽然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完美、不完整，不过在一个社会里，不同的记忆会彼此抵消错误，并产生互相补足缺漏的效果。所有不完美、不完整加在一起，总会浮现出一条基本事实骨干来的。

比对彼此记忆的机制

所以，与个人记忆权相应配套的，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要建立让人们可以集合记忆、自由交换记忆，进而比对记忆、发掘错误的机制。

图书馆，或任何聚集时效性资料的机构，都是这套机制中重要的一环。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政府档案的搜集。然而要发挥帮忙提供“记忆对证”，这些数据必须要有充分的开放性。人们能够、而且养成习惯，经常寻求这些固定不变的资料来协助、检验个人记忆，修掉不符、错误的部分。

另外媒体也是动态记忆平衡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表面上媒体报道当下、现实发生的事，然而在一个健全民主社会里，媒体担负着更深层的责任——那就是提供对照了解新闻现实的背景记忆。

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可以个别、孤立地认知现实事件，但是要将不同事件串接看出其变化与意义，却有赖于有效叫唤出记忆与纪录，才有办法做到。这就是媒体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与工作伦理。

有记录、有不断挖掘纪录来解释其变化与意义的专业，才能提供个人记忆更大的空间与保障。每个人保存自己的记忆，而记忆中的缺失与错误，可以经常和动态检验过的公共记忆对照修正，于是个人记忆也就不至于错误、离谱到哪里去了。

记忆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公民拥有多大的自我记忆权利，也就决定了他们共组的社会，能够给予成员多少、多宽广的自由。

[身份]

坚持决定自我身份的权利

捷克小说家韦尔（Jiri Weil）写过一本描述德国纳粹占领捷克时期的作品，小说一开头讲述一个纳粹亲卫队的队员，得到指令，要将布拉格音乐学院屋顶上一整排的音乐家塑像，“清除有害因素”，意思是打掉里面有犹太血统的人的雕像。亲卫队员不好意思地去请教学院教授，屋顶上一排雕像中，哪个是有犹太血统的？教授很明确地回答：“门德尔松。”那门德尔松的雕像当然不能再留在屋顶上了。可是爬到屋顶上一看，问题又来了，雕像上面没写名字，怎么晓得哪个是门德尔松？

亲卫队员不好意思再去问人家了，他运用纳粹知识中教导来辨认犹太人的重要方法，反复端详雕像的鼻子，找出其中一座鼻子最大的，“就是他了！”抡起铁锤将雕像打个稀巴烂。完成任务后，回头却看见底下聚集了好多人，音乐学院的院长正赶过来，聚集的学生们一看见院长就急忙地说：“就是他！就是这个人毁坏了瓦格纳的雕像！”

这还真不是个小错误。奉命“清除有害因素”，这位老兄搞半天却将德国纳粹奉在神坛上、希特勒私人最崇拜的对象瓦格纳给除掉了。他这下子吃不完兜着走了。更尴尬的是，他之所以犯错，是他深信纳粹宣传，相信从犹太人的外表就不只可以辨识他们的种族血缘，而且可以辨识他们的“邪恶本质”。在他眼里，瓦格纳明明就比门德尔松更犹太、更邪恶。

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

门德尔松是犹太人，但他是个奇怪的犹太人，有犹太血统，却不信犹太教。事实上，门德尔松自己在作品上签名时，签下的姓，都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门德尔松”，而是“门德尔松—巴托第”，这才是他认定自己的全名。“巴托第”是门德尔松的爸爸在放弃犹太教，改宗信仰基督教，受洗后给自己家族加上的姓，理由是“门德尔松”这个姓，是个不折不扣纯粹的犹太姓。这个姓和犹太人关系太密切了，“要人家接受基督徒门德尔松，就像要人家相信有犹太教孔夫子一样荒唐”。门德尔松的爸爸如是解释为什么要加上“巴托第”的理由。

不过门德尔松的爸爸正式文书上加了“巴托第”，平常却不太用这个附加姓氏。要到门德尔松，才每次签名都不忘记加上“巴托第”，换句话说，门德尔松比他的爸爸更自觉地投身加入基督教的阵营，而与自己的犹太出身保持距离。

这样的选择，可以理解。毕竟那是欧洲反犹主义盛行的年代，很多基督徒相信犹太后裔背负杀死耶稣基督的大罪，除非改信基督教，否则灵魂里永远带着魔性，不但死后会下地狱，就连生时也应该被以对待邪恶的方法予以孤立、惩罚。不愿受到反犹主义歧视、迫害的犹太人，当然只好放弃犹太身份，转而认同基督教了。

门德尔松写过好几部宗教剧。其中有一部是取材自《圣经·新约》的《圣保罗》。《圣保罗》的神剧情节里牵涉犹太人，在两个不同的歌词版本中，门德尔松选择了对犹太人更不友善，把犹太人刻画得更丑陋的那一个。

许多迹象都显示，门德尔松是真心认同以基督新教为信仰骨干的德国文化。至少他对德国文化的认同程度，远高于犹太的血缘关系。

然而这样一位以其成就，大大丰富了德国文化内容的音乐家，到了20世纪，却还是被纳粹以其血缘因素，刻意忽略、贬抑他的地位，认为和瓦格纳或布鲁克纳等“纯种”雅利安音乐家相比，门德尔松的音乐不够雄浑伟大，充满了小市镇小商人的气息，进而把他的音乐排除在主流之外。

门德尔松的新面貌

这样的情况，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戏剧性的改变。纳粹垮台，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曝光，刺激了幸存犹太人的同仇敌忾意识，与自尊自重的运动。他们强调犹太人对世界文明曾经有过的丰富贡献，自我肯定作为犹太人的骄傲。

在这种浪潮中，门德尔松又被点名了，这时却被放在犹太音乐家的系谱中彰显出来。犹太史家写了传记，要赋予门德尔松“新面貌”。书里强调十岁时门德尔松亲历了1819的犹太暴动，看到其他人对犹太人的种种歧视言辞与吐口水的举动，从此，他保留了对于犹太民族命运根深蒂固的关切……抱持着和其他犹太人之间强烈的团结意识。

依照这样的史观，门德尔松不必也不需要被拿去跟其他德国作曲家排排坐，因为他的音乐内在含藏着犹太文化、犹太性与犹太意识，在这点上，他本来就跟同时代或更后来的德国作曲家不一样。别人都在追求表达浪漫热情的音乐语汇时，门德尔松却专心研习贝多芬后期弦乐四重奏，他要窥破其内在神灵性的根源。别人都陷入一种革命的“当代性”狂热中时，门德尔松却慧眼独具，将巴赫伟大的宗教剧《马太受难曲》从遗忘中予以复活，而且自己还写出了媲美巴洛克时代的大型宗教作品，这些成就都跟他的犹太背景，强烈的犹太宗教性，脱不开关系的！

一个明确改宗的音乐家，敌对立场的评论者却都不理会他改宗的事实，他和基督教及德国文化间的关系。一边主张他是个犹太人，所以他的音乐作品无足观矣；另一边则主张因为他是个犹太人，所以他的音乐作品格外伟大、格外重要。

这是门德尔松的悲剧。他没办法决定自己的身份，或说，他自己决定的身份没受到应有的尊重。攻击他的和推崇他的，都用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身份作为出发点。

这是身份的吊诡。我是谁、我是什么人，这看似最根本、最简单的问题，在人类经验里一点都不简单。往往一个人没办法决定自己的身份，更常见的是，很多人想尽办法地要取得决定别人身份的权力。是的，决定别人身份，强制定义别人的身份，是很大的权力，也是近代社会招惹最多纷争与冲突的关键权力。

[仇恨]

不能对仇恨掉以轻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20世纪历史中的这桩重大事件，我们通常都用同样的语言来说明、来形容。如此说明与形容，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其中藏了一个要紧的盲点。

我们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是战争中的行为，是战争残暴行为中的一部分。六百万犹太人，理应被算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破坏中的一个重大项目。

这样的看法，往往让人忘了退一步问：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真是战争中的行为吗？抑或是和战争同时发生、同时进行的另一桩事情？

我的意思是：杀不杀犹太人，跟德国对外的战争，有直接关系吗？杀或不杀犹太人，会影响德国战争中的胜负吗？

从能够掌握的史料看，我们会得到令人更加不安的答案。若是着眼于战争胜利，德国人其实没什么理由花那么大力气杀那么多犹太人。这些犹太人都不是死在战场上，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以任何形式拿起武器来对抗德国人。这些犹太人没有国家、不属于任何国家，所以也不存在与德国有国与国间冲突的问题。事实上，那么短的时间内，在非战斗的情况下，竟然死了这么多犹太人，正说明了那个时候欧洲犹太人多么温驯，对德国多么无害。

如果不发动种族大屠杀，战争中的德国不会增添任何危险。相反地，为了屠杀犹太人，德国人必须挪用许多本来可以部署去应付战争的人力物力，设集中营，动用大量交通工具，还要有庞大官僚体系来管理这一套“屠杀系统”。

纯粹从战争角度，德国人没有必要屠杀犹太人。换个角度说，德国人并不是出于战争考虑而发动屠杀犹太人的，更进一步看，巨大的问题浮现上来：那为什么？为什么是德国人犯下恐怖的屠杀罪行？为什么屠杀的对象是犹太人？

历史上的反犹主义

暂时撇开战争，我们必须、只能往更早的历史里寻找答案。历史上，欧洲长期存在着普遍的“反犹主义”（或称“反闪主义”〔Anti-Samitism〕）的现象。犹太人手上沾染耶稣基督的血，这是犹太人的“原罪”。犹太人保有自己明确且深厚的宗教传统，不受周遭通行的基督教影响，是犹太人让其他人看来碍眼的理由。更何况犹太人还从事教会禁止基督教徒去做的行业——放高利贷，因而赚了很多钱，当然更加引人嫉妒、怨恨与鄙视。几个世纪来，各地常有零星迫害、杀害犹太人的事件发生。

不过欧洲对犹太人的传统敌意，从来不曾恶化到要将他们赶尽杀绝，要动用国家力量给予“终极解决”的地步。显然解释德国人行为，必须在传统问题上，加上现代考虑。

现代考虑之一，是启蒙主义对欧洲进行的转化，启蒙主义将本来宗教改革对教会的厌恶，扩大成为对宗教的全面不信任。宗教改革带来基督教的严重分裂，接着分裂的教会挟带世俗皇族的力量，引爆了仿佛永远也打不完的宗教战争。连年战争终于迫使欧洲出现了新态度——宗教是祸根，人要和平相处，唯有的方法是弃绝宗教、诉诸理性。

19世纪欧洲，哲学取代了宗教、理性思辨取代仪式信仰。理性对宗教的敌意愈来愈深，进而就促使了欧洲人普遍对宗教，尤其是高度依赖仪式与信仰的宗教，采取鄙夷的态度。

欧洲变了，犹太人却没有变。相比较下，犹太人的保守信仰姿态，对欧洲人而言更加难以忍受。尤其是在启蒙理性潮流中才形成民族国家的德国，表现得格外强烈。

民族国家的我群认同

民族国家，正是19世纪欧洲另一股沛然不可御的大潮流。

国家早就存在，但民族国家却是19世纪的新鲜事物。民族国家主义认定国家不是临时、方便的政治组合，而是内在拥有一种超越方便的永恒核心。那是同一民族同一文化打造的坚强团结。大家相信“我群”的强烈认同，激发出对国家的高度支持乃至牺牲热情，使得民族国家格外强悍有力，发展得更快。如此一来，当然也就更增添了民族国家的吸引力。

德国是19世纪后半才统一的新兴国家，国家打造的过程自然就比英、法更加依赖民族主义精神。也因而德国最清楚显现了民族国家严重的后遗症——强烈的排他性。借由选定异类“他群”为对照，最容易激发“我群”团结意识，如果那个“他群”还被理解为敌人，那么“我群”就不只团结，而且还更加上同仇敌忾的热情了。

德国国家构成的过程，对外有法国、对内有犹太人作为典型的“他群”敌人。正因为那是德国赖以统一存在的根本理由，对法国与犹太人的仇恨就格外深刻严重。

虽然在德国统一过程中，很多犹太人也出力贡献；虽然在创建德国文化上，更多犹太人有突出的表现；虽然很多犹太人选择放弃犹太教，反过来认同德国与基督教……这些力量却还是不足以阻挡根深蒂固的仇恨，随着德国历史变化而燃烧燎原。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挫败，让德国急需找到新的团结自信。于是很不幸地，对于犹太人的旧仇恨，就成了最容易取来使用的工具了。

20世纪最血腥的种族仇恨，其实多半来自想象，而不是来自具体冲突。犹太人没有打过德国，没有侵略过德国，更别说占领德国了。犹太人对德国没有野心，更不曾出现什么具体德国人和犹太人街头巷战或乡间野战的火并。从具体冲突角度上看，德国人与犹太人间的问题，甚至还没有“文革”当中一所中学两派斗争来得激烈。

仇恨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虚无缥缈。正因为不需要具体的根源，仇恨的蔓延与深化，也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快、来得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上，对于任何可能开启仇恨想象的言词与观念，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随时警惕的根本理由啊！

[认同]

生活现实是认同的核心

1913年夏天，犹太人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经过相当时间的考虑，决定放弃自己的犹太信仰、犹太身份，改信基督教，他的理智与理性说服他，《圣经·新约》是对的，耶稣基督代表了唯一的、绝对的道路。

罗森茨威格的理智、理性，其实是19世纪最流行的黑格尔哲学中所展现的理智与理性。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笼罩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青年们都相信，人类的历史是有方向、有目的的，表面上看起来的曲折、倒退，其实只是“辩证法的欺瞒”，历史依照辩证法“正反合”步骤推展，而主宰、控制辩证法的，是观念、是理性、是观念理性的自我实现。

国家是理性精神最新阶段的表现。黑格尔主张，在这个阶段中，任何与国家精神抵触的东西都落伍了，将被历史无情碾过。依照黑格尔的评判，人类产生过的所有宗教信仰与崇拜系统，只有基督新教可以和国家精神并存并容。基督新教和国家一样，主张基于个人意志有机结合的集体神圣性，集体之所以神圣，正因为来自个人；个人可以介入那神圣创造，正因为依循着某种神秘法则，个人依照其自由意志，竟然能结合成集体的新教教会，以及在世界上掌控、执行巨大权柄的国家。

罗森茨威格顺应着潮流，和其他众多德国犹太青年一样，宣布认清没有国家、也没有耶稣基督的犹太教是落伍过时的东西，他和众多德国犹太青年一样，放弃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改信基督教同时意味着拥抱德国、变成德国人、认同德国文化。

继续做个犹太人

在正式接受洗礼前，罗森茨威格去参加了他以为的最后一次犹太新年仪式。然而，在那仪式中，神奇的事发生了——罗森茨威格改变心意。他体认到：“过去我以为可能的事，其实是不可能的，我还是个犹太人。”

背向潮流、背向自己原先的改宗决定，罗森茨威格非但没有变成一个德国基督徒，而且还以其一生的工夫，探索什么是犹太文化、什么是犹太生活，作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基督徒到底有什么最根本的差异？

1913年时，罗森茨威格二十七岁，然而没过几年，1922年，医生宣布罗森茨威格罹患了至今仍没有办法有效医治的“渐冻症”。医生预测，罗森茨威格大概活不过三十七岁，可是意志力惊人的罗森茨威格，硬是多撑了六年，到1929年去世。更惊人的是，在身体“渐冻”的过程中，他的智力与心灵依旧活跃，先是用特制的打字机，接着靠他太太拿着字母板依照他眨眼指示，罗森茨威格继续思索、继续写作。

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永恒

罗森茨威格最重要的洞见，分析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差异。

基督教是一种“时间”的宗教、“历史”的宗教，依照基督教信仰，人类的遭遇分成截然不同的三段，人被赶出伊甸园的那一段“前传”，上帝再临审判日到达的“结局”，还有“前传”和“结局”夹住的中间一段。“前传”和“结局”都是上帝的国度，也都是永恒不变化的，只有中间这段，人挣扎着从堕落经由耶稣基督的协助，通向救赎。

只有中间这段跟人类有关，不是吗？人类的命运，跟时间、历史、变化紧密相系。基督教的人类观，几乎就是无穷的“天路历程”，不管人做什么，都在“历程”之中，从这点到那点的变化。基督徒永远在路上，永远在努力趋近，却终其一生，没有片刻真正得到圣宠、真正浸淫在永恒里。时间驱策着人，时间是人的宿命，尽管永恒才是理想的归宿。

基督教让人停不下来。基督徒要么在改造自己的过程里，要么在改造别人的过程中。基督徒虽然活在这个世界，却从来不能安于这个世界。

罗森茨威格用犹太人与犹太教作为强烈对照。犹太人“到达”了基督徒还在摸索的目的，时间对犹太人没有特别的意义，犹太教所教的是：创造就是救赎，即使终极救赎还没到，作为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已经参与了救赎。

犹太人在日常的仪式里体会甚至体现永恒。一年到头规定严格的种种仪式，不断循环重返的生活规律，排除了时间变化。在犹太仪式里，时间冻结了，或者该说，时间没有了意义，人在当下就参与、感受救赎，重要的不是那些变化的、从这里变到那里的来回，而是不变的、给人永恒安稳感受的东西。

罗森茨威格不是不明白自己活在变化多快的现代里，他也不是不明白，作为一个后进帝国，德国内在有着多么强烈的扩张变化动能。他竟然想用古老的犹太思想，来逆反这一切吗？

不是的，罗森茨威格没有那么高傲、狂妄。他要面对的，是自己真实存在难题——怎么在现代社会里，过一种“犹太生活”，而不只是形式上、观念上做一个“犹太人”？而他得到的答案，不管对犹太人或基督徒，甚至既非犹太又非基督教的人都有高度启示。

生活就是目的

包括我们，都能从罗森茨威格的思索中，大大获益。第一项启发是：别把生活当做过程，别老是用什么样的虚幻目标，取代甚至取消生活本身。活着，不是为了追寻救赎，当然也不该是为了赚大钱或换取更大更多的权力，不该为了弥赛亚再临的救赎而牺牲现实生活，那更没有道理为了空洞的数字或头衔，而去牺牲现实生活。那些救赎或数字或头衔，都会成为我们逃避的借口。逃避什么？逃避生命本身，逃避认真过活这项生命责任。

罗森茨威格给我们另一项启示是：认同真正的核心，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不在意识，而在生活，生活的现实。选择当台湾人、选择台湾文化，只是认同的开端，如果认真地问：那有一种“台湾人生活”吗？“台湾人生活”，异于中国大陆、日本人的，会是什么？我们将得到怎样的答案？

还有一点启示，罗森茨威格留给我们的，在德国认同与犹太认同的挣扎中，曾经习医的罗森茨威格这样说：“如果把我的身体切开，我确切知道那偏在一边的心，会偏向犹太这边。可是同时我也确知，如果这样将德国的与犹太的两边身边切开来，我就活不了了。”这话中，有非常值得同样陷入严重认同挣扎的现今台湾人，参考深思的地方。

[风格]

找到自己的风格

在一个看似大者恒大的世界里，如果现实上你就是个“小者”，该怎么办？

我讲的不是国际局势，不是高科技产业，而是美国的职业棒球。

让我们先看看美国职棒“大者恒大”背后的道理：

原理一，美国职棒联盟坚持近乎绝对的自由竞争立场，不对各队设限，没有薪资上限，也没有复杂的选秀次序安排。换句话说，各队爱怎么花钱、花多少钱去找怎样的球员，悉听尊便。

原理二，每支球队都有主场，主场所在城市愈大，潜在的球迷就愈多，不只是球队可以拥有比较多席位、比较豪华的球场，电视台愿意出的转播金也必定水涨船高。换句话说，人口愈多愈富裕的城市，其主场球队会有愈高的收入。

原理三，人都是自私自利，不会嫌钱多的，职业球员当然也不会例外，所以表现愈好的球员，当然会争取愈高的薪资。换句话说，荷包愈深的球队当然愈有条件聚拢一群最好、最能赢球的球员。

原理四，人都是现实的，球迷当然不会例外。愈能赢球的球队愈能吸引球迷支持，不管是买票进场看球，或在家中开电视看转播贡献收视率的动机，都会随球队赢球增加，随球队输球而减少。换句话说，赢球的，愈来愈有钱，愈有钱就能争取到更好的球员，保证赢更多的球赛。

这套道理，一环扣一环，没什么漏洞吧。问题在，如果你的球队，主场就是个小城市，那怎么办？如果你的球队能付得起的薪水，就是只有纽约洋基队的三分之一，那怎么办？就只能认命收一些次级球员，在联盟后段班载浮载沉，等待“输球——观众减少——收入减少——好球员被挖角——输更多场球赛”的恶性循环，终于把你逐出市场吗？

道理看起来似乎只能如此，不是吗？然而现实上却不见得是这样。奥克兰运动家队，每年能付的薪水真的只有洋基队的三分之一。然而最近几年，他们年年都在强队前段班之列，甚至还一度缔造过连胜二十场的队史纪录。

奥克兰运动家队的秘诀

运动家队的经营者，不怕人家知道他们逆势崛起的秘诀。这秘诀说穿了，简单到让人难以相信，他们缩小目标，在选择球员时，不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神奇美技，不看他们曾经几回在关键时刻扮演球队救世主，甚至不看他们生涯纪录上什么最辉煌、最特殊的项目，只看打击者的上垒率，尤其是获得四坏球保送的次数；以及投手不让人家打出全垒打的本事。

真的就这么简单。要当运动家队的球员，在打击上，你至少每十个打席要有一次保送，达不到这种比率，你就算有再亮眼的其他成就，也不可能受到教练青睐，送上大联盟去。要当运动家队的球员，要当投手的，平均每场比赛不能送出超过半支全垒打，要不然管你球速再快、变化球再精准，嘿嘿，人家不要你就是不要你。

运动家队的逻辑思考，几句话就可以说明清楚。棒球比赛里，防守上最大的伤害，就是被对手打出全垒打。全垒打不只是一口气灌进四个垒打，而且打者带垒上跑者全数化为比分，更麻烦的是，全垒打让防守者毫无用武之地。所以守住全垒打，不让全垒打出现，就大大降低了输球的可能。

同样道理，进攻上最便宜、最有把握的武器，莫过于对方奉送的四坏球了。选球精准、耐心十足的打击者，从投手手上讨到四坏球，一样让对方防守者全无施展机会，只能眼睁睁地断送一个垒，而且还能在心理上扰乱投手，甚至制造投手及其他野手间的内讧心结。赚到保送，绝对有效提高赢球机会。

只看上垒率和全垒打失分率，这样的球员不难找，而且这样的球员别的球队不见得识货，也就能用相对低廉的薪水争取到。一旦整个球队都由这种特色的球员组成时，又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球队文化——那就是耐心、谨慎、不冒进、不贪功。

运动家队磨功一流，打击者不随便出棒，投手也不随便逞强跟强打者对决。一定是仔细处理每个球，将失投减到最少的投手，才能不被打出全垒打；也一定是眼光利，每一球都跟球、黏球的打者，才能常常赚到四坏球保送。

这些球员散落到别的球队，或许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队友、教练可能嫌他们龟毛，球迷嫌他们拖慢球赛节奏，会有各种力量逼着投手激发英雄气概投快速球跟打者对决，逼着打者改挥大棒寻求长打。可是在运动家队，他们的龟毛个性得到肯定，甚至得到奖励，一支个性整齐的龟毛球队，化成巨大的战力，拖垮、打败了许多阵中充满英雄、明星的球队。

这些球员帮运动家队打出了好成绩，可是他们不太可能倨傲，用跳槽来争取加薪。因为赢球的关键是整支球队的风格、个性，不是单一球员。阵中球员如果单飞去了别的没有耐心、不是龟毛文化的球队里，他们也无从发挥起。

风格对团队的贡献

就这样，奥克兰运动家队在看似被“大者恒大”铁律笼罩的职棒市场上，创造了奇迹。奇迹不是真正的奇迹，而是运动家队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独具慧眼，看出了风格、个性，对一个团队可以有多大的贡献。在别人都是各自为政、英雄主义的职棒世界里，耐心、龟毛的统一风格，就能打出一条成功大道来。

这是真正的创意，管理上的创意。而美国职棒场上验证过的创意，何尝不能适用于高科技产业，或国际局势上呢？

高科技产业上的决战点，不见得一定在谁网罗了最多与最优秀的研究、营销人才。许多公司的崛起，靠的是明白单纯的风格、个性，企业环绕着一种风格，建构其管理锁链、孕育其组织节奏，这种公司显然比较容易找到市场上的利基，集中焦点把事情做好，也相对比较禁得起景气的波动变化。

作为一个注定的“小者”，台湾是不是也该思考，我们要在“大者恒大”的国际舞台上如何自保、如何发展？找到自己的风格、个性，经济贸易上的风格、社会文化上的个性，很可能才是让我们不至于懵懵懂懂终遭大国权力利益吞噬的重要法门吧！

[大学精神]

抗拒同质化

大学里有“讲座”、有“讲座教授”，学生“攻读”某种科目，然后取得“学位”，毕业时要穿上特别的袍服参加毕业典礼……这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仪式与说法，追溯其本源，都来自中古时期的伊斯兰传统，西方10世纪之后，这些伊斯兰仪式慢慢传进欧洲，接着在欧洲生根，深深影响了欧洲后来的发展。

伊斯兰传统给予欧洲文化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大学”这个基本观念及其因应机构。台湾大学老校长傅斯年曾勉励台大人要“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那么大的口气、措辞，来自英文university中蕴含universe“宇宙”的字义；不过若是溯源回到中古后期，当欧洲首先引进大学机构时，冲击他们的倒不是“宇宙”，而是universe的另一种形式——universal的字义。Universal指的是普遍的、无所不包的。是的，伊斯兰传统中建立的大学要囊括所有的知识学问，并且要从万有万象的搜罗整理中，找出最根本最普遍的真理。他们明确主张，颠扑不破的真理存在且只存在于万有万象中，唯有通过最广泛的调查、追索，人才能接近上帝，接近真理的领域。

这样的想法，和中古欧洲的一般态度，相去何其遥远！中古欧洲教会独占了对于上帝意志的解释权，教会不鼓励人思想，也不鼓励人调查理解，教会以最高权威姿态提供所有的标准答案，大家只要相信就好。平常个人能掌握、应该掌握的，不是任何形式的知识，而是固定的技术技能，看你属于哪种行业哪个行会，你就学习、精熟那种技术，除此之外其他的，都跟你无关。

人类知识的大熔炉

历史变化的一大关键，就在欧洲出现了“大学”，“大学”其观念其活动，改变了中古封闭状况，也改变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原来的关系。欧洲摆脱“黑暗”，逐步进入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再来快速壮大进步，几乎都和大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大学包纳了可供不断扩大的一分野心。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扩张到哪里，大学里教授的知识就广博到什么程度。

进而接触到众多知识的经验，让大学里的学生不可能再轻易接受简单、狭隘的答案，他们不只学习已知，更由已知中开发对未知的好奇。

大学提供了满足好奇心的一套方法，大学教的，除了当前已经掌握的知识之外，还有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方法。每一门学科同时都教授那门学科赖以成立壮大的历史。如此一来，领受这套知识的年轻人，同时学会了如何寻找和处理新鲜、陌生材料的基本步骤。

更重要的，大学是一个真正的大熔炉，人类经验与人类知识的大熔炉。大学之所以能发挥这么大的文明作用，因为其“大”，不是物理规模上的“大”，而是心理精神尺度的“大”。

虽然实际上一定做不到“无所不包”，不过在理想价值层面追求“无所不包”，就使得大学具备一般社会机制里不会有的高度包容。还有，各种相异的知识、本事、技术，很自然地齐聚在大学里，透过大学而有了彼此互动影响的机会。

几百年间，大学成为欧洲进步的中心，欧洲崛起凌驾全世界，其中一个关键，就在大学所提供的异质刺激。欧洲大学将其全面性、普遍性不断扩张，扩张到远超过原本伊斯兰源头规划、安排的范围。包括伊斯兰地区在内，欧洲以外的其他文明、其他社会，都没有像大学这样的“开放”环境，并不是说大学对外开放，大学有着自己高高隔离的围墙，但是在围墙内，什么样想法、什么样专长的人都有，而且他们被鼓励在围墙内彼此认识、共同生活、参与辩论，一起追求超越某种学科门类之外的普遍真理。

其他的文明、其他的社会，都习惯让类似、同样的人在一起。有各式各样的学校，但每个学校教一种知识、一种技能，只聚集同一种学习目标的学生。有各式各样的社群团体，可是参与其中的人，必须都有明显的共同身份，在这个身份基础上分享活动。换句话说，它们都没有大学，没有刻意聚拢不同的人的具体空间。

公共领域的出现

启蒙时期，欧洲进一步出现了“公共领域”。从一个角度上看，“公共领域”是大学精神翻越围墙，在围墙外的延伸。“公共领域”指的正是不同专业、不同身份、不同偏好的人，可以在一起表达、交换、争辩不同意见的地方。其“公共性”的核心就在多元异质上。如果都是同一种人在一起而构成的空间，不管人数如何众多，那样的空间就不会是“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开展，直接牵涉民主政治。就是在“公共领域”里，首先解放了政治的封闭私有性格，“公共领域”最早的吸引力之一，就在于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到这里来谈论政治。政治成了普遍性关怀、普遍性议题，也就具备了universal的条件。确认了政治的这种普遍性，民主才可能出现，因为民主就是在承认人人可以参与政治思考、讨论、决议的前提下，逐渐设计出来的一套制度。

追溯这样的变化渊源，是希望能够厘清：在民主政治架构里，大学曾经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大学精神持续应该发挥的作用。所谓“大学精神”，最基本的，就是多元多样的人们聚集互动的机会。我们在大学里了解人的多元多样性，接受多元多样冲突矛盾分歧暧昧的洗礼，最容易体会民主协商机制的道理。

在这样的脉络下，我最不愿看见、最害怕看见的，就是大学在台湾逐渐失去了多元多样性格。大学本身变得愈来愈同质化，那不只是大学的堕落，还必定引致大学创造力的下滑，更严重的是，一种关键的民主体验与包容态度力量来源，势必随着大学的堕落而丧失，其后果绝对不容忽视啊！

[社会价值]

检验包围我们的意义之网

人类胎儿在母体子宫中成形，最前面八周是没有任何性别的。或者该说，还没有经过性别划分。

第八周是个关键。因为分裂增殖制造的第一个与生殖相关的细胞，将在这个时期决定胎儿的性别。那颗新生“性细胞”如果留在身体原处，那就进一步成为卵巢，如果下降其位置，那么就发展成睪丸，于是胎儿才有了或女或男的性别。这项变化，是个观察到的简单事实。然而任何和性别相关的生理事实，在这个时代，都难免被附加许多社会与文化上的意义。

例如说，这项事实让女性主义者可以振振有词地推翻过去文化观念里的价值、权力偏见。几乎所有的文化，都以上为尊、以下为贱；而且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将男人的地位摆得比女性高。这两组偏见撞在一起，就出现了普遍“男上女下”的位阶安排。男人比女人高，占据比女人重要的权力位置，似乎理所当然，甚至还是来自神话上帝超越智慧的安排。

不过真正自然的过程中，却是一颗性细胞的上升或下降，决定了男女。而且是：下降才成为男人，留在原处或微微上升就成了女性。怎么会是女性比较低下呢？大自然明明设计男人是沉沦、下降的女性，不是吗？科学上观察到的胎儿变化是，性细胞不动产生女性，性细胞下降产生男性，于是似乎又改变、颠覆，甚至推翻了影响西方性别文化最深远的故事——《圣经·创世记》中上帝抽取亚当肋骨做出夏娃的故事。《创世记》说的：男人是原先的，女人则是从男人身上衍生出来的。女人是部分，男人是全部。然而大自然生理真实过程却比较接近：所有胎儿生来都是女性，至少在第八周刚出现性细胞的关键时刻，每一个胎儿都先以女性的形式拥有性细胞，然后才有遗传基因的力量，将一部分胎儿体内的性细胞向下推，于是才有了男人。

先有男人，还是先有女人

事实和《创世记》“编造”的相反——先有女人，然后一部分女人才变成男人。谁还能再主张女人是衍生的，男人才是原生的呢？

还不只这样，一部分医学人员认为：因为形成男性，必须经历性细胞下降的过程，也就意味着，出现男性比出现女性，多了一道手续。胎儿要变成女人，什么事都不必多做，只需任随性细胞在原来的地方，安安静静顺利发展就可以了。反过来看，要变成男人，性细胞必须开始其旅程，经过初生不稳定的身体，找到它该去的正确所在。多一道过程，就意味着多了可能出差错的机会。

演化生物学家计算：约莫每一百万次细胞分裂，会出现一次突变。这纯粹是几率，纯粹来自大自然不完美的复制、运作规律。从统计的逻辑上看，我们也可以断言，那么性细胞要下降到正确位置的生理变化，会有一定的“出错率”，而且其“出错率”，必然比变量没那么多的女性发展高得多。换句话说，这种生殖流程，注定会产生比较多“不完全”、“不完整”的男性。的确，大家都知道男生睪丸长错位置造成疝气毛病的案例，绝对比女性卵巢没长在对的位置的案例，多上几千几万倍。

不过另外一种推论，带着比疝气高多了的争议性。有人从性细胞的下降出错几率申论——就是因为这比较复杂的过程，使得男性的性发展有相当高比率会出错，不是性器官外观的错误，而是性功能与性倾向上的错误。

他们心中最清楚的例证是：男同性恋现象。他们的论证是：为什么男同性恋现象远比女同性恋来得多、来得普遍？同性恋可能完全是外在社会环境造成，没有生理因素吗？可是如果同性恋有生理基础，那怎么解释一代代同性恋者没有消失灭种呢？同性恋者的性倾向使得他们很难繁衍子孙，那么他们的生理结构无法复制，在缺乏遗传优势的情况下，同性恋基因应该会快速灭绝才对啊？为什么会有新的同性恋者不断诞生呢？

答案应该是：同性恋的生理性，不是来自遗传基因，而是来自胎儿性别化过程的不完整。性细胞下降过程牵涉非常复杂的生物化学互动，任何环节出了一点差错，我们就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男人”。所以只要性细胞下降这个过程存在，男同性恋者就会继续存在。他们的倾向不是也不需要靠他们自己去生养小孩来延续，大自然的设计本来就会源源提供这种“不一样的男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同性恋，至少男同性恋者哪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呢？他们和所有人同样都是自然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他们的命运操控在自然过程中，何怪之有？何异之有？

检视社会的意义之网

不过换个角度看，那是不是也证实了男同性恋者不只是“不一样”，而且是大自然中“出差错”的产物了呢？所以我们就可以也就应该用看待先天残缺疾病的态度来看待他们吗？等等，我们走太快太远了。我们已经走到社会价值、社会态度的范围了。不管什么样态度，其实都已经不是原本科学观察可以、应该支撑支持的。科学上，真正有把握的，只是性细胞升降这个简单生理现象而已。

这个现象，不能直接告诉我们是不是女性比较“高”？女性比较“正港”？这个现象，也不足以告诉我们，男同性恋者是不是真的来自于性细胞下降过程的变化？当然更不能下结论回答：男同性恋者的产生在生理演化上是或不是“异常”状况？这些都超过了科学的范围。但我们却无法完全阻止人家用科学的有限发现，做各式各样的社会价值与态度推论，毕竟我们绝大多数时间不是活在科学事实中，而是活在社会价值与态度交织成的“意义之网”里。

我们能做的，我们该做的，是常常将这包围我们的“意义之网”拿来检验、反思、细察网结与网结之间除了网眼之外，是不是还有更大的破洞，或不堪的腐朽。别真的变成“意义之网”的顺从囚犯了。

[故事]

对异质经验的兴趣

半个多世纪前，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写过一篇题名为《说故事的人》的文章，开头就感叹：“（说故事的人）离我们愈来愈远了……说故事的艺术就要终结了。我们愈来愈难遇到可以好好说个故事的人。愈来愈常碰到：有人表示想听故事却只能换得满场尴尬的局面。”

本雅明的感叹，半个多世纪后在台湾有许多回响。很多人抱怨电视连续剧不好看，小说不好看，抱怨这些做连续剧、写小说的人，“都不会讲故事了！”也抱怨：“现在都没有人会讲故事了！”

是这样吗？是，也不是。的确，故事正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的确，愈来愈难被好的故事感动、影响了。不过，故事与讲故事的人，难道真的都不见了吗？

我就认识一个天生的讲故事好手——黄春明先生。他随时随地能讲、爱讲好听的故事。他曾经到电台上我主持的节目，提到他在宜兰创办的一本同仁杂志《九弯十八拐》，以及他帮兰阳戏剧团编的新版歌仔戏《白蛇传》。

节目开始前，我跟黄春明闲聊，说我最喜欢宜兰双连埤，尤其黄昏景致令人流连。进了一段现场访谈，广告时间到了，黄春明突然对我说：“你知不知道双连埤有一只三脚猪？”

这只三脚山猪小时候被猎人陷阱夹到，因为它长得太瘦小了，所以陷阱没有夹住它，却夹断了它的腿，所以让它逃走了。不知为何，原本瘦小的山猪，后来长得又大又壮，开始下山报仇了。不只报自己的断腿之仇，还要为更多被人类捕杀的同伴报仇。三脚猪又壮又快又精，猎人们都被它整得天翻地覆。

说故事的人

黄春明突然又说：“你知道三脚猪的结局是怎样吗？都没有人知道它怎么消失的。”原来是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三脚猪在山崖上遇到了一个恐怖黑影矗立眼前，它使出最大力气朝那黑影撞去，那黑影竟然丝毫不动，三脚猪拼出全力绝不退让，三只脚拼命撑在地上使力，雨打下来，雨水混着它头上猛撞流出的血滴下来，它不服输，再一用力，那黑影竟然被它推动了，一分、一寸……

讲到这里，广告时间结束，我们又进现场访谈了。真是惊人的说故事本能，在短短两三分钟内，黄春明就即兴、认真且精彩地讲了一个故事，至少是四分之三个故事吧！

怎么会没有故事，没有讲故事的人呢？故事之所以逐渐离我们远去，问题恐怕不只出在“生产者”，更该负责的也许是“消费者”吧！

回到本雅明的那篇文章，他清楚明白点出了过去“说故事的人”最重要的特质：他们都来自远方，带着一身与我们熟知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经验。故事之所以迷人，因为故事诉说的，是某种对我们如此陌生的事物，我们不该相信，却透过说故事者的权威，使我们不得不信。

故事与说故事者的黄金年代，应该是大航海发现期吧！每一个海港只要有远航的船只归来，家家户户就扶老携幼赶到码头上，兴奋热切地等着听故事。船上下来的人，一定有一个被推为代表，他可能是水手，可能是传教士，也可能是随船去调查远方动植物或土俗人种的学者，就在带有咸味的海风中，说故事的人开口说：“我们离开里斯本出航的第八十三天，左船舷突然浮现了物体的阴影，巨大如陆地，然而却又快速移动朝我们而来……”所有人屏息听着，他们心底无意识早已准备好了：这将是个荒诞奇异的故事，然而他们愿意相信。

那是人对于世界还充满无知与好奇的时代，那也是人还没那么自信自我的时代。每个人内心保留着很大一块没有把握的空间，暧昧的空间，准备如实地接近在看不见的远方，的确会发生些我们不了解、我们不能想象的事。

例如在世道轮回里，会有一条报恩的蛇，化做人形与其恩人结为夫妻，却阴差阳错被她的恩人给害了。例如说和我们一般世俗生活，平行存在着另一个武侠、江湖的世界，那世界里的人或者可以飞檐走壁，或者可以吐剑光夺人首级于百步之外，他们各有师父、各有帮派，也就各有复杂的恩仇。就在我们看不到或者看不出来的那块空间里。

故事已被评论取代

故事消失，其实是因为听故事的人不再好奇，也就是，不再对故事感到谦卑。现在的人不再觉得有什么样的经验，是我们不知道的，整个世界都不神秘了，每个可能藏着秘密的角落都被探索过了，于是我们收拾起好奇的心，从听故事者的角色，彻底改换成评论者的角色。

真正消逝了的，是听故事的人。没人再要认真听故事，进入故事的异质世界。故事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先准备好要评论了。

“这怎么可能？”“这只猪应该要会飞才好吧？”“那条蛇干吗得是女的呢？它不能变成男的跟许仙当朋友吗？”……

评论一开始，故事就完蛋了。因为评论者就把自己摆放得比故事地位高，他们没打算要和故事平起平坐，更没打算要张着合不拢的嘴，单纯地接受故事、享受故事。

现在的人们，不再从听故事、相信故事里得到乐趣，最大的乐趣变成了是发表对故事评头论足的种种意见。于是反过来，这种态度也就决定了什么样的事会引起这个社会兴趣，什么不会。

别人真正奇特异质的经验，这个社会没有兴趣。虽然那些远洋船只上的水手们，可能还是有一大堆稀奇古怪的航海经验，然而谁会再跑到码头上去听他们诉说呢？白蛇青蛇水淹金山寺，或者屈原投江的故事，每年端午节行礼如仪讲一讲，可是人们也不会真的有兴趣了，因为那和他们“无关”，他们没办法用自己狭窄的人生去评论白蛇青蛇，或三闾大夫。

那什么才会引起兴趣呢？名人的八卦、绯闻，这些，会引起兴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觉得自己有资格、有能力评论他们的行为、他们之间的纠结，这种新闻，不只满足了社会上的偷窥癖，还满足了众说纷纭的“评论癖”。

太多人靠评论别人来解决自己生活上的单调与无聊，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本来最能排遣单调与无聊的故事，因而就被冷落在一旁了。如果打一开始，你就不相信双连埤真的有一只三脚山猪，那你也就不会好奇：风雨夜，三脚猪到底遇上了什么样的鬼怪强敌，三脚猪的结局又到底如何？

[陌生]

保持对陌生事物的好奇心

哈佛医学院精神科教授瑞铁（John Ratey）写了一本《大脑使用手册》，书中说：“面对像大脑这般复杂的系统，真的一切取决我们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搞懂自己的大脑显得那么重要。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做的每件事都会影响后来发生的每件事。大脑以几乎无法预测的方式发展。基因尽管重要，却不是决定性的。我们施予大脑什么样的运动、怎么睡、吃什么，选择怎样的朋友与活动，可能具有和基因一样大的力量改变我们生命轨迹。”

原来我们还得像接触精密高科技电子产品一样，仔细学习如何使用自己的大脑。

类似像这样的讯息、类似瑞铁写的这种书在美国热门流行得很。因为阿兹海默症（Alzheimers）严重威胁着美国人的生活。

以前中文里习惯把阿兹海默症称为“老年痴呆症”，因为我们以为老人本来就是会退化健忘的，我们以为这种“痴呆症”只会发生在老人身上。

不对，阿兹海默症是一种大脑细胞病变，虽然发病几率与年龄密切相关，美国大部分病例集中在六十五岁以上的病人身上，而且每增加五岁，罹病者的数目就倍增，不过也有“早发生”的阿兹海默症侵袭还不算“老”的人。

死亡的分期付款

得了阿兹海默症的人，大脑功能会逐渐退化。先是忘掉刚发生的事，继而忘掉更久前发生的事，再来认不得亲人、认不得自己，终至丧失照顾自己生存的基本能力。

这是一种残酷的疾病，像是拖慢延长了的死亡，或者说，死亡的分期付款。原本顶多只有几天、几周的死亡过程，被用慢动作镜头播放，一拖数年，一点一点死去，一次一次死一点点。

这偏偏又是一种普遍的疾病。目前全美大约有四百万人陷入在阿兹海默症缓慢消蚀生命的过程中，预估五十年后，美国阿兹海默症将会增加到一千四百万人。更麻烦的是，这是一种神秘的疾病，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确切原因，也就找不到预防与治疗的药物。医学界还找不到有什么东西，吃了、用了可以阻止大脑退化、萎缩，阻止阿兹海默症病人一步步遗忘一切。

生理、化学研究，对于如何处置阿兹海默症迟迟未能突破，倒是从流行病学角度做的患者社会分析，透显出比较清楚的端倪。有一样结果，让讲究平等的美国医界有点尴尬、犹豫，明知其重要，却不太敢做明白的文章。那就是各种调查都显示：学历愈高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比率愈低。在统计上，这两项变量不只相关，而且其负面影响比例非常显著。

怎么解释这中间的因果模式？阿兹海默症本来就存留在某些人的基因里，结果使得这些人脑袋发展较差，所以相应就不会有好的学业表现吗？还是说，追求高学历的过程中，使用大脑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因而改变了大脑结构，让这些人的大脑不易受阿兹海默症的袭扰呢？

老实说，光从调查证据上看，这两种解释都有可能。不过前一种解释，很容易得出这样结论：学历高低、学业成就好坏，是天生由基因控制决定的，聪明人就是聪明人，笨蛋不只生来就是笨蛋，而且老了还会被阿兹海默症摆弄，搞得更笨。这种结论会对社会公平安排产生太大的冲击，不是美国社会一般人愿意接受的。

因此，大部分的资源都朝向第二种解释投注。或许每个人都有机会、都有办法可以借由好好保护、运用自己的大脑，降低在老年时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可能性，这正就是瑞铁写《大脑使用手册》的背景与基本关怀。

顺着这方向进一步看，那获得了高学历、能够躲过阿兹海默症风暴的人，他们的大脑到底做过些什么事，受过些如何不同的训练吗？不同的专家提出不同的答案，把这些答案集合比对，我们发现，最重要的交集，最明显的公分母，竟然是：接受陌生问题的挑战。

高学历教育有什么特色？对美国而言，高等教育假设受教的人必须应付复杂多变的环境，因此在教育内容上强调授予学生自己摸索问题，寻求答案的方法，而不是直接给予答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遇到陌生事物时，会保持高度好奇与警戒的态度，尝试以多种途径与之周旋、趋近，找到掌握陌生、化陌生为熟悉的管道。相对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习惯躲在熟悉的环境里，重复固定的程序，他们的大脑似乎也就随而陷入惯性与惰性里。

多种语言的环境

再缩小看，高学历的养成，迫使人学会多种不同的语言，而运用语言正是大脑最忙碌、必须动员多个部位的重要活动。这里讲的“不同语言”有多重意义。相对美国人日常使用的英语而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是不同的语言，乔叟、莎士比亚的古典英文是不同的语言，济慈、拜伦、雪莱的浪漫主义诗作是不同的语言，甚至当代作家像莫里森（Toni Morrison）刻意营造的复杂语句，都扮演着不同语言的角色。物理学、化学、生物遗传学，甚至会计、管理学，都有其行内专用的公式术语、表达习惯，当然也是不同语言。

高学历的人活在多语的环境里，必须不断穿梭出入于不同语境，在这样的变化中得到了大脑的积极训练，相对地，非高学历人士终日安稳地活在单一语言环境中，语言对他们不构成任何挑战，更没有新鲜之处，久而久之，他们的大脑就不会动得那么灵活了。

如果我们接受美国这些对阿兹海默症的调查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抵抗“老年痴呆症”最好的方法，绝对不是打麻将玩电动，而是保持对于陌生事物的好奇心，尤其应该要保持、甚至刻意去寻找不同语言所构成的挑战。

没有道理阿兹海默症攻击美国人，却独厚台湾人。如果要防着“老年痴呆症”在未来吞噬快速老化中的台湾社会，我们应该积极鼓励所有人读复杂的文学、读诗、读文言文。学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学习一切新鲜陌生的东西，而不是偷懒让自己愈来愈躲进封闭的、熟悉的环境里，坐待脑袋硬化痴呆来临。

[多元]

保持异质多元活力

来讲讲一个地方的故事吧。这个地方最早从17世纪开发。第一批来的殖民者是荷兰人。荷兰人给这里带来了最早的商业资本制度，奠下了发展的重要基础。不过荷兰人没有能够待太久，他们后来就被赶走了。有一段时间，战争爆发了，这个地方被敌人长期占领，与国内的其他区域隔绝开来。后来虽然敌人放弃了这块领土，不过特殊的历史经验，使得这个地方的人民，一直都以难治理著称。他们对政府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们对神的信仰一点都不坚实，找到机会就设法逃避种种规则的范限，一代又一代治理这个地方的政府，都在头痛万分的情况下留了失败的纪录。不过神奇的是，那么难管的人民、那么无效能的政府，却在历史上创造了相当惊人的财富。

故事听起来很熟悉吧。要猜猜看讲的是什么地方吗？不，我讲的不是台湾岛，而是全世界最繁华、全世界最迷人、可能也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城市——纽约。

我没有玩花样，前面讲的真的是纽约的故事。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从起步就很不一样。纽约的旧名是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是由荷兰人在17世纪开始开发的。搭乘“五月花”号去到新英格兰的那些英国人，或者沿圣维伦斯河定居在魁北克的那些法国人，几乎都是因为宗教的理由而离乡背井的。他们都是在旧大陆饱受迫害，为了伸张坚定的宗教信仰才毅然上船的。所以他们寻找的殖民地都是要能自给自足、要能提供农业生根的。

从他们的标准评量，纽约一定不是个好地点。只讲一件到今天我们都还明确知道的事，纽约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被咸水包围、没有自足淡水供应的国际大城市。另一个这种奇怪、必须依赖别处供水的城市是香港。纽约和香港一样，都是靠优良的港口环境才雀屏中选的。

纽约是天然的港口

纽约曼哈顿岛正位于哈德逊河口，哈德逊河一直上溯到阿尔巴尼（Albany）都可以航行海船，而且河口附近到处都是天然条件优越的港湾，不需做什么人工建设，立即可以停泊大船、装卸货物。顺便提一句，正是因为这种地理条件，三百多年来，任何政府想要在纽约订定管制政策，都注定失败。因为管不胜管，可以偷渡走私的地方太多了。连带的关税壁垒策略在纽约也行不通。纽约对管制的逃避、抗拒，多多少少助长且保证了美国整体的开放、自由贸易态度。

不过好的港口，只有在商人的眼中才看得出价值。如果是根着土地的农人，他们来看纽约，大概只会看到一个四周都被水包围、进出非常不便利，而且还没有充分淡水可供灌溉及饮用的可怕小岛吧。

荷兰人看上这个地方，看上了它转口贸易的巨大潜能，绝非偶然。毕竟近代商业资本主义的整套制度就是荷兰人最早构思设计的。虽然英国人在与工业革命相关的技术发明、工厂运作上贡献良多，不过我们得公平地承认，如果不是荷兰人先搞好这套从公司组织、法人定义到会计算帐、金融交易的完整办法，工业革命根本不可能爆发，因为技术突破无法取得资金支持，就不可能改变生产结构。

我们不要忘了，全世界“泡沫经济”最早的例子——郁金香热，就发生在荷兰。当然不是每个地方的人都有那么聪明地去炒作郁金香，炒到那种程度。炒到什么程度呢？1636年，最贵的郁金香花苞（一种特别的品种，全荷兰只有两朵），一朵的售价约等于十辆牛车加四十头牛，或者等于四万磅的高级奶酪的价钱。

会干这种事的人知道商业交易是怎么回事，也才会知道纽约的价值。所以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然后在1652年，荷兰与英国间爆发了战争，为了保护海外殖民地不被侵扰，荷兰人在新阿姆斯特丹紧急筑起了一座城墙。这墙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总长度只有七百米左右，而且是木造的，最尴尬的是，它根本没发挥任何作用。1664年，英国人从南边坐船打下了新阿姆斯特丹，理都没理盖在北边陆地上的城墙。

成为全球金融重镇的华尔街

这墙很快就被拆毁了。不过墙却并没有因为这样就被历史遗忘。当年在墙边留了一长条空地要给守军部队移动用的，后来就变成了一条街，而且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墙街”——Wall Street，对啊，就是现在全球闻名的“华尔街”。

“墙街”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华尔街”。不过华尔街能够在名字上和荷兰人筑的墙扯上永恒的关系，倒不失为历史的某种隐含正义。荷兰人并没能在美国留下太多表面的痕迹，顶多是像布鲁克林（Brooklyn）这样的地名，或是像罗斯福（Roosevelt）这样的姓。当然荷兰人大概怎么样也想不到，他们三百年前在北美留下来的姓，三百年后传到他们也曾经短暂殖民过的一个远东岛屿上，成了一个主要都市里一条主要道路的名字，即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可是在精神上，我们实在不能小看荷兰人在美国，尤其是在纽约的隐性影响力。

荷兰人给了纽约一个不受宗教拘束的自由环境。别的地方来的移民到了新大陆的第一件事，必定是盖教堂，荷兰人却是在新阿姆斯特丹上岸住了十七年，才想到需要盖一座教堂。宗教自由就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人来新阿姆斯特丹，早在1640年，这里的人口还不到一千，一位法国传教士就在街上记录，听到了至少十八种不同的语言。

荷兰人给纽约留下了厚实的金融概念。早在1660年代，纽约还没有正式的货币，流通时还用印第安人手制的圆珠时，荷兰人就已经有了用货币手段控制通货膨胀的先例。美国革命圣地，最早的首都——费城，一度和纽约争夺银行金融中心的地位，毕竟还是不敌荷兰人奠下的深厚基础。

荷兰人还给纽约留下了不知该说是好还是坏的长远习惯。那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从不信任中的恶性循环一代代产生的无能政府。对政府不信任，一方面是因为民间商人以金钱价值对抗了政治权力，不觉得需要政府，更不可能信服崇拜政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府本身和商业走得很近，不只是官商勾结，很多时候更是官依赖于商，商还强于官的情况下，政府老是不争气，愈不争气，愈被看不起，也就愈不被信任了。

这样的“荷兰底”，后来又加上了历史因素，更深化了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差异。1776年北美十三州从宗主国英国手中独立，然而纽约却没有同时获得独立身份。英军占领了纽约，负隅顽抗，一口气僵持到1783年。七年时间，比起台湾被日本统治五十年，那是短了些，可是回头再想想，中国对日本的艰苦长期抗战，不也就是八年吗？

1783年11月25日，纽约才“光复”。老一辈的人至今可能还记得这个专属纽约的节日呢。那被占领的七年，对纽约的影响很大。商业贸易大幅滑落、人口锐减不说，更麻烦的是处在孤岛里的尴尬与不方便。周围别人都改用联邦政府发行的钱币了，纽约守着英国旧制，要怎样行得通？纽约只好不得已地折中用西班牙的里拉，里拉的习惯是以八分法来算零钱的，结果就是到不久前还可以看到纽约证交所报价老是出现八分之一、八分之二这样的奇怪算法。

维系美国统一的运河

纽约是美国的怪胎，不过却没有成为和外界隔绝的“国中之国”。一个重要的关键发生在19世纪前叶，那就是伊利运河的开凿。即使以19世纪那种乐观、进步、前瞻标准看，伊利运河还是桩巨大得吓人的工程。运河联结伊利湖和哈德逊河，全长三百六十三英里，大约是五百八十公里（是台湾南北高速公路的一倍半长度），而且途中还得设八十三个站，让船可以从伊利湖的高度下降一百八十米到达哈德逊河的高度。

这项工程终于在1825年完成了。意义非同小可。我们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条运河保证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统一。没有这条运河时，新开发的西部生产出来大量农产，根本运不到东部来。便宜的水运干线只能从中西部向北运到五大湖所联结的地方，那样势必让中西部和加拿大愈来愈靠拢。还有一条路线是沿密西西比河向南运到当时依然控制在西班牙手里的领域去。那样则会方便西班牙向北扩张势力。

伊利运河提供了西谷东运的管道，用消费与生产关系紧紧联系了美国的东部与中部，同时也让纽约站稳了无可取代的转口站地位。别忘了，所有的东西，包括最枯燥、最平凡的谷物，一旦经过纽约，就变成了商品，就被用商品资本头脑指指点点、钻头觅缝，美国农业商业化的运动，也才就此展开。

纽约的商业精神，通过伊利运河、通过哈德逊河港，传送到美国各地。然而纽约却依然保有了自己的独特性。华尔街至今是无可取代的，纽约的多元文化也是无可取代的，纽约的奇异风华更是无可取代。

台湾与纽约的相似与相异

台湾很多人都去过纽约，却恐怕很少有人联想到纽约与台湾之间有什么样类似、可以相呼应的地方。我们去纽约，已经先抱定了一个想法：那就是个奇怪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正因为奇怪，正因为不一样，所以才值得大老远跑一趟。

然而撇开表面的相异，尤其如果加入时间纵深的观点，我们却惊异地发现纽约和台湾在底层有着那样有趣的联结。再进一步细究，纽约的经验好像多少也可以为我们的彷徨前途提供一点参考指引。

台湾也是最早由荷兰人奠下了商业基础的。虽然我们比纽约人更着意地去遗忘“荷兰经验”，不过荷兰人在台湾种下的商业性农业生产的根，其实从来不曾离土。台湾的农人很早就增加了为了作物金钱价值而种作的考虑，这也为社会底层做好了商业发展的准备。

台湾也像纽约一样，从保守农业眼光里看，四处都被海洋包围了，完全缺乏拓展空间。可是从商业贸易的眼光看，这却是个最开阔最具潜力的转运站，当年海盗们会选中这个岛为其活动中心，当然大有道理。

台湾也像纽约一样，聚集了一群不太有信仰、不太受传统拘执，一心只想赚钱讨生活的人。台湾也像纽约一样，历来很少受到好政府庇荫，对政府的不满与反抗随时在血脉里流窜。

历史发展却注定台湾不会变成纽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特别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纽约人不信任政府、看不起政府，然而相对的民间自主力量却非常强。自主力量最大的发挥，不是创造不是发明，而是纪律与规范。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强有力的金融中心——华尔街证券交易机制，最早是1817年由私人彼此订定的。一共有分属七家公司的二十五个人，在这份重要性不亚于美国宪法的重要文件上签字，成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联邦政府成了民主政治最强有力的代表，纽约证券交易所则是现代金融资本最强有力的代表。

台湾严重缺乏这种民间自创纪律与规范的能力。和纽约相比，台湾还缺乏一条像伊利运河那样，明确地将台湾与周围异质区域有效联络起来的纽带。在这点上，我们的处境当然远比19世纪的纽约来得艰难。我们无可避免要面对中国大陆、日本、东南亚，尤其中国大陆和台湾直接相倚互激。然而我们和中国大陆的渊源，夹缠了许多仇恨、隔绝与误解。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同化力量排山倒海而来，让台湾的特异性质岌岌可危。

如果纽约的经验真的可以有用，我们似乎应该努力寻求如何让自己能在中国大陆和世界的联系、甚至中国大陆的整合中扮演起一个特殊、不可或缺的角色。只有看清楚了这样的角色，让中国大陆了解台湾的独特地位、独特性格对它不但是无害、有益、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才有比较大的机会，能够保有目前的异质多元活泼面貌，乃至进一步向更异质更多元的纽约看齐。

[差异]

理解别人与我们的不同

我所理解的“二二八事件”，其起源远早于造成大批台湾精英殒灭的“清乡”，早于从大陆来的国民党军队上岸进行的屠杀，早于1947年2月27日发生的缉烟行动及第二天后续的群众蜂起，甚至早于长官公署来到台湾。

我认为要理解“二二八”，如果真的要理解，不是只要拿来当话题指责这些人那些人的话，那么就不能不从终战时刻台湾人和大陆人不同的感受期待讲起。

这本来是很简单、很容易体会的事。台湾人和大陆人隔绝五十年，他们对很多事情的基本看法都不一样，甚至包括对“隔绝五十年”这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

战争末期，日本露出败象，在美军的“跳岛战略”逼迫下，日本军队步步败退。不管日本政府如何粉饰太平，从台湾到日本本岛，到处都是悲观的气氛。一度传言，台湾会是“跳岛”逼近到日本本土前的最后一站，因而殖民政府不得不积极宣传“玉碎”政策，都已经讲到“宁为玉碎”了，台湾人怎么会不知道战况之惨？

在台湾宣传“玉碎”，当然不会像在日本宣传那么有效果，因为台湾毕竟只是个殖民地，因为台湾有“退路”，台湾可以离开日本，就不需跟日本一起承担战败后果。

美军后来选了冲绳，放过了台湾。然而自“玉碎”备战之后，台湾人对于日本终将战败有了明确的认知，很自然地，也就对日本战败后的台湾处境，有了积极的关切与想象。

台湾人的中国想象

开罗条约中承诺，日本战败台湾将归还给中国的消息，逐渐在台湾流传开来，于是，愈来愈多台湾人从这样的未来变化，重新想象中国。

很长一段时间，台湾人基本上只能透过日本的眼光来理解、想象中国。中国是积弱的“支那”，中国是无法自行现代化的亚洲巨怪，拖累东亚遭受西洋的侵略欺负，所以中国是日本追求“大东亚共荣圈”必定要克服的问题。

战争后期，台湾人对于中国的第一手接触与认识，更加困难，只能用逆转过去日本灌输的中国形象，来调整自己的预期。中国不可能像日本说的那么贫弱，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中国属于即将战胜的阵营，昂然名列世界列强之一。更简化一点理解——中国打败了日本，中国当然比日本更强。

台湾人很熟悉日本殖民者。他们趾高气扬，他们永远光鲜亮丽。所以终战前最后的日子中，很多台湾人心底浮现出新的中国想象，既然中国比日本更强，那么中国人一定比日本人更威风。

这样的想象，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更是快速高涨。大家都庆幸没有跟战败的日本一起沦落，可以马上翻身隶属于一个新的强国。这是1945年8月后，台湾乐观和平气氛最重要的来源。

然而，在中国的国民政府，不会了解台湾人的想象。战争结束，他们忙着“接收”全中国超过百万平方公里的“沦陷区”。而且很快地，势力强大的共产党也出手竞争这些“沦陷区”的控制权。国民政府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台湾的特殊性。

在中国人的想象里，台湾就是另一个“沦陷区”，只是“沦陷”的时间，比华中更久，比华北更久，甚至比东北更久。他们完全忽略了日本人在台湾进行五十年直接的殖民统治，更对于日本殖民体制在台湾产生的重大变化，缺乏认知。换句话说，对于台湾已经远离传统中国社会的事实，他们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两种想象的落差

两种人，两种不同的想象，就这样突然冲撞了。双方都对跟自己想象预期差别很大的现实，大为吃惊，大感不能接受。

台湾人惊讶地看到抵台中国军队的残破散乱面貌。跟他们熟知的日本军队堂皇模样，相差太多了！他们听不懂大陆人说的话，只看到他们未经现代化生活纪律洗礼的种种行为，这个中国，不是他们想象的辉耀战胜国，反而比较像日本军国教育中描述的那个贫弱国家与落伍文化。期待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失望，是失望唤起的旧刻版印象，是旧刻版印象带来的强烈厌恶，是强烈厌恶引发的更强烈的质疑——这样的人凭什么取代日本人统治我们？

来到台湾的大陆人也听不懂台湾人说的话。然而，他们知道满街台湾人讲的是日本话。他们看到台湾人拖着木屐，穿着日式浴衣。他们看到都市里的日式街道与日式生活。他们当然也大为惊讶，别忘了，他们刚跟日本人打了八年的漫长战争，在那过程中，所有跟日本相关的事物，都自然而然激起最深切的敌意与恨意。

中国人期待中的失散兄弟形象，也落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让他们联想起敌人的人。他们能不从心底生出猜疑戒心来吗？

“二二八”发生在这样的心理冲突背景里，双方都严重缺乏同情体认对方的条件与资源。你怕我，我讨厌你；你看我不顺眼，我相信你会算计我、欺负我；剑拔弩张的心情，让任何冲突都会快速扩大恶化，也让冲突很难降温，更难调解。

我总觉得，“二二八”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对今天最有意义的，是告诉我们“设身处地”冷静理解与我们不同的人，多么重要！我们不可能打造一个大家都一样的社会，不同的人要一起和平繁荣相处，唯一的方式，就是认知、肯定、尊重差异，放掉自我中心的傲慢，去理解别人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坚持别人都应该跟我们一样。

然而，让我很难过的是，一直到今天，我们一般谈论“二二八”的方法，往往都还在复制、加强自我中心的傲慢，不愿去理解差异及偏见在那个关键历史时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样谈得愈多，我们离“二二八”的历史情境愈远，也离建构一个多元和平的社会愈远。

[歧视]

慎防无心的傲慢与歧视

前一阵子我参加了一场座谈，在台北市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山堂光复厅举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就是在那个地方正式递交降书，将台湾交还给中国。我参加的座谈，主题是谈西门町，我所认识的旧日西门町。

我回忆少时经验，先讲了在中华路订做学生制服，再讲了逛唱片行、买唱片，然后当然要讲看电影做电影梦的往事。最后，我讲了现在都还在的老店“鸭肉扁”和卖台式日本料理的“美观园”。

没有想到我讲之后，同台一起座谈的一位文化界的朋友脱口说出：“那些都是小时候我妈妈告诫我不能去吃的店！”听到他那样直率的反应，我错愕了一下，接着感到一股深切的悲哀。

那位朋友，家在衡阳路开绸布庄，他当然对西门町很熟悉，但他不了解“鸭肉扁”和“美观园”。他不了解那样的店、那样的食物，于是他大剌剌地用轻蔑态度看待“鸭肉扁”、“美观园”，也就用轻蔑态度看待我的记忆。

对传统台湾的轻蔑

再说一件类似的事。几天前，一位宜兰的朋友请客吃饭，邀的也是文化界的朋友，包括一位号称“美食专家”的人。我迟到了一点，刚入座，就听到了“美食专家”正在用轻蔑的口气批评宜兰的一家名店。我的反应，也是错愕，然后悲哀。

他讲的那家店，我再熟不过，常常从台北特别开车到宜兰，就为了到那里吃一顿饭。“美食专家”批评的，几乎没有一句符合那家店的事实，或者该说，我很明白他根本不熟悉那家店，所以也就格外惊讶他竟然可以毫不羞赧地在宜兰主人面前那样高谈阔论。

让我悲哀的，还有我无法假装听不出来“美食专家”轻率轻蔑背后的基本价值观。他根本就瞧不起“台菜”这么回事，对他而言，任何台北小巷子里的江浙菜都比宜兰最受欢迎的台菜好吃、对味。

他不了解台菜，我读他的书也明白他不了解日本料理，可是他却很有自信地不断用江浙菜的标准，对日本料理、对台菜评头论足。他谈江浙菜、推荐江浙菜是很权威，他自然就觉得可以用轻率轻蔑态度评论台菜、评论日本料理。

这里面有最深的傲慢与歧视。这两位文化界朋友。他们的年纪与我相近，成长过程中从生活里内化了傲慢与歧视，直觉反应地对台湾传统事物轻蔑。他们想当然地认定，跟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经验相比，旧台湾老台湾很不入流、很俗气。

他们都不是坏人，他们都是从事文化工作，受到深刻文化影响的人，连他们都无法摆脱这种傲慢与歧视。

活在公开的歧视之下

很长一段时间，政治生活中充满了比他们更严重夸张十倍百倍的傲慢、歧视。我父亲那一辈的人，被迫每天活在公开的歧视下，任由人家轻蔑、瞧不起他们的记忆、他们真切的感受，还有他们的喜好、他们的习惯。对他们而言，国民党就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以及强迫他们吞下歧视的威吓做法。

我们必须尽量想象体会，那样活着有多不舒服，也必须尽量理解，傲慢、歧视，尤其是大剌剌理所当然的傲慢、歧视，对被歧视的人产生的伤害有多深。很诚实地说，我不会再想要跟那个轻蔑我西门町记忆的人多说什么，我也绝对不想再听“美食专家”大放厥词讲些什么。如果我可以选择，我当然选择不忍耐这样的傲慢与歧视。可是，当年有多少人，他们无法选择，他们只能活在日复一日的否定与歧视里。

歧视在他们心中培养了最强烈的决心——要摆脱这种次等地位，一旦摆脱了，还要保证这种不舒服的状况不会回来。对这些人而言，从反对运动到民进党崛起的意义，就是帮助他们取得自我生活与记忆的尊严，不被轻蔑、不被歧视、不被取消、不被忽视。

对这些人而言，没有比国民党以及国民党的傲慢、歧视更可恶的东西了。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国民党卷土重来，又要拿他们的那套傲慢来压人。跟那种深留在人格里的恶梦相比，其他一切，都没有那么可怕。

只要民进党仍然强调本土，给他们尊严，民进党就必定好过国民党。借着赢过国民党取得政权，帮他们从次等身份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是他们不会轻易忘掉的情分。然而，如果民进党败了，国民党以及国民党的傲慢回来占据权位，这是他们最不愿见到的，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接纳民进党的作为，才能阻挡这一连串的挫败，才能阻挡恶梦重返。

我当然不能同意这些人接纳民进党、看待民进党的方法，但我能了解刺激他们这样做的，不是愚蠢，而是记忆，是记忆中的愤怒与痛苦。可惜的是，最应该了解他们这种心情的人，包括我遇见的那两个傲慢的人，并没有自觉收敛他们的傲慢，反而变本加厉，以轻蔑歧视刺激了更多的愤怒与痛苦，让这个社会离安静祥和愈来愈远。

傲慢与歧视，不管以什么形式表现，都是安静祥和最大的敌人。

[容忍]

认知容忍的复杂性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最有名的领袖胡适，鼓吹自由几十年，后来却提出了一个口号，说“容忍比自由重要”。此话一出，各方反应热烈，有人感慨胡适毕竟老了，从坚持自由的阵线撤退了，也有人愤恨不平，觉得胡适换了立场，改从拥有权力的人的角度出发，不再是争取自由的人的代表，他现在在意的，是劝有权力的人容忍差异，这样别人才能有自由。

这么些年具体的民主自由历程下来，我们有理由对于“容忍比自由重要”这句话，给予更多的肯定与尊重。社会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由要真能落地生根，的确要靠社会上大部分的人，不只是政治人物、不只是握有权力的人，都养成容忍的习惯，容忍差异、容忍批评、容忍多元和多样。没有容忍，确实就不会有自由。

倒过来看，享有自由的人，不会自然而然培养出容忍的态度。刚刚好相反，拥有自由的人，行使其自由权的一种形式，往往就是干预别人，取消别人不同意、甚至只是跟他不一样的自由。

而且容忍比自由麻烦、复杂。对于自由，我们可以有一致性的坚持与要求，喜欢自由、自己要自由的人，不应该取消、阻挡、妨碍别人的自由，这道理很简单、很明白。大家都该有自由，也很容易导出自由的界限原则。我要有自由，但我的自由必须以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为界限。现实上或许有很多模糊暧昧争议，不过作为抽象原则，这定义倒是直接、干净得很。

容忍的吊诡

容忍就没那么简单。容忍，不管在抽象原则或现实执行上，一下子就碰到最困难的问题：“容忍，应该包括容忍不容忍的行为吗？”

如果我是个主张容忍种族歧异、尊重多元文化的人，那么当我面对一个种族主义者，坚持他的种族文化立场就是歧视东方人、犹太人和印第安人，那我该怎么办？

我应该保持容忍态度，点点头说：虽然我不同意你歧视别人的态度，但我不能把我自己种族多元平等的价值强加在你身上，所以我还是承认你有歧视别人的权利？如此一个容忍的人就吊诡地变成了不容忍、歧视的帮凶。

还是我应该动用资源与权力，禁止你讲歧视别人的话，表现出歧视别人的行为，强迫你必须相信人权平等没有高下差异？如果那样，我岂不就背叛了自己的容忍立场，变成一个不容忍的人？那我对抱持种族歧视的人的不容忍，与抱持种族歧视的人对其他“劣等”种族的不容忍，两者之间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吗？

容忍就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一旦进去就很难出来，得到什么样清楚明确的答案。最近几年，欧洲各国共同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妇女包头巾的行为？包头巾主要为了防止头发外露，因为头发和身体上其他部位毛发一样，被伊斯兰社会视为女性的身体私密，只能保留给丈夫看，若让其他外人看到，就是莫大的羞耻。

这里面有明显的不平等。妇女要包缠头巾，男人不用。这里还牵涉男性对女性的宰制，为了维护男人的面子而要求、规范女性的行为，剥夺了女性的自由。包头巾因而成了伊斯兰社会两性关系的敏感象征。

所以，该怎么办？境内有很多伊斯兰教徒的荷兰，站在开放容忍的立场上，尊重伊斯兰教徒的自我选择，对头巾不做任何反应。相对地，也有不少伊斯兰教徒人口的法国，2004年却在当时总统希拉克的坚持主导下，订定了法律，禁止公立学校里的女学生包着头巾到校。

应该说得更精确些，法律条文规定是禁止“刻意彰显宗教态度的穿着”。换句话说，伊斯兰教女学生不能包头巾，信奉天主教的男学生也不能挂着一个半尺大的十字架在胸前，到学校来上课。

政教分离的原则

希拉克及支持这条法律的人，强调的理由是法国“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公立学校是由政府出资，就有其公共性及其政治性，所以政府有权利不让明显具有宗教意味的象征物，进入校园，堂而皇之地展示。

不过谁都知道，禁止包头巾不会只有“政教分离”的理由。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人主张要给女学生一份自由，至少在校园里可以不受伊斯兰教义束缚的自由。要用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阻止伊斯兰家庭男性成员，强制女性处于比较低下，应该表现臣服听话的地位。

然而如果女学生坚持戴头巾就是她自己的选择，不戴头巾让她觉得如同赤身裸体在大庭广众前一般不舒服，那么怎么办？这条法律明明白白侵犯了她的选择权，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自由决定梳什么样的发型，她却不能决定将头发完全掩蔽起来？这岂不是特别的歧视，光天化日下的不公平待遇？

面对这样的质疑，订定法律的人的回答解释是：就算确有侵犯，也只是很有限的侵犯。一来法律管辖的只有公立学校，女学生大可以选择转去容许包头巾的私立学校就读。二来法律也只管未成年学生，等她们成长超过了这个年龄，还是可以取回权利，要怎么包头巾就怎么包。

相对于这有限的侵犯，换来的社会整体利益，大得多了。让校园免于陷入因宗教立场而分裂的危险，也让个别老师、校长免除了处理这种敏感冲突的巨大困扰。国家勇于立法承担责任，老师、校长只要遵守、落实法律，不需要自己去面对价值观的挣扎。

这样的立法做法当然引发了一连串的严重争议，最后对于立法是否适当还是不可能得到定于一尊的共识答案。但这样的过程，尤其是争辩价值原则孰重孰轻的过程，总是对于我们更深刻认知容忍的复杂与诡谲，有不可磨灭的刺激作用。

要有真正的自由，我们就不能不认知“容忍”，不能不硬着头皮跳进“容忍”所构成的黏稠泥沼里。在这个意义上，“容忍比自由重要”，还真的没错！

[博爱]

学习去爱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前些年过世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经出版过一本题名为《博爱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的书，这个书名很难贴切地翻译成中文，只好多费点篇幅解释一下。

德里达要处理的，是法国大革命最响亮的三个诉求中的一项。法文原文中，这三个口号是“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我们一般在历史书中将之翻译为“自由、平等、博爱”。法文中“Fraternité”原义是兄弟手足情感的意思，换句话说，大革命热情地追求让所有人都能去除人际藩篱，所有人像兄弟一般，不只和平相处，而且真诚相爱。

作为一个理想，“Fraternité”有什么不好？好极了，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能如同家人般相亲相爱，那不就是人间天堂了吗？

可是德里达却对这样一个高蹈且高贵的理想，感到惴惴不安。他在《博爱政治学》书中，追溯西方哲学历程，追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那就是西方哲学一贯致力于要将个人解释为完整、和谐的存在。

西方哲学的努力及其最大的成就，正在于以思考来解决人存在上种种异质、甚至矛盾的成分。哲学解释世界，而在出发去解释世界之前，要先解释自己。在西方哲学的传统架构中，我们要先找到一个完整、和谐、一致的自我作为主体，才能以此主体为基础，去认识、理解外在世界。

德里达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中，看到了麻烦。人先想象自己是和谐、一致，人建构了自己的身份（identity，也就是“认同”，使一切同一的意思），就很容易以这样的想象形象对待外界，要求我们所处的世界。

是博爱或是狭爱

于是我们对世界的爱，其实只能是对自己的爱。在德里达看来，“Fraternité”当然不是“博爱”，而是“狭爱”，我们要爱这个世界，先得想象整个世界消除了差异，每个人都跟我一样，至少跟我的家人一样。

法国大革命宣扬“博爱”，可是这个“博爱”其实是有严格限制的。要为我所爱，先得要变得和我相似，和我的家人相似。

以家人兄弟来当爱的标准，反过来看，也就将与我不相似的异质成分排除在外。我们理直气壮地，一方面爱与自己相似的人，一方面激烈地将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排除在爱的范围之外，甚至推到“恨”上去。

德里达要指出的是：“博爱”这个理想，落在事实上，非但不是让每个人都自然地变成兄弟，反而是让每个人都霸道地要求别人变成自己的兄弟，对于与自己不同，不能成为兄弟的人，就公然歧视、残暴对待。这才能解释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场爱的喜剧，却成了血腥屠杀的大悲剧。

这也解释德里达眼中看到的西方政治最大的问题——“不宽容”。这又何尝不能拿来解释台湾今日政治上最大的问题呢？

我们没有经历西方哲学的思考，可是我们却展现了那么相似于德里达警告的现象。“认同”问题在台湾如此严重，因为许多人将“认同”无限上纲。他们想象的“认同”，其实不只是选择归属于一个国家，愿意和一个社会同甘共苦，而是要别人都跟他们一模一样。跟他们有一样的政治立场，喜欢一样的人、讨厌一样的东西，为同样的历史事件悲愤痛哭。

这样的“认同”太沉重了，沉重到“认同”反而制造了分裂。当“认同”升高至每个人都得像家人一样，霸道地要泯除一切差异时，“认同”就不再是爱的出发点，而成了“恨”的温床。

破除我执的佛家哲学

这个时候，让人格外珍惜与西方哲学走在不同道路的佛家哲学。尤其是佛教破除“我执”的概念。“我”根本就只是许多相异因缘的凑合，哪有什么本性？没有本性就是没有本质，如果连“我”都没有本质，都是一团杂质，换个角度看，一团杂质都能形构成“我”，那我们有什么道理，有什么必要去追求社会应该是同质、一致的呢？

不从一个本质性的自我出发，而从具有高度偶然性的因缘去理解社会与世界，我们不就能开阔安然地接受别人的异质性，在最大的异质中都还能创造出真爱？

爱兄弟、爱家人、不会是“博爱”；只有爱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甚至自己不能理解的人，我们才真心进入“博爱”，也才有办法、有资格组合一个和谐、安乐的社会。

[影响]

摆脱阴影的方式

1965年，当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还不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更不是重要畅销书如《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作者，只是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年轻教授时，他经历过严重的忧郁低潮。

他所受的训练，文学与文学批评，指示了他一条自我治疗的途径，他每天从早到晚埋首在爱默生和弗洛伊德的作品里。他甚至在研究所开了一门关于弗洛伊德的讨论课。

经过了两年和忧郁低潮的奋斗，在1967年的一个夏日，布鲁姆在恐怖的恶梦里，看见了一只张开巨翼的怪物。那怪物绝不属于这个世界，像是从《圣经》里或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里飞出来的般。恶梦中惊醒，布鲁姆发现自我重新拾回了写作的冲动与能力，他看见在西方诗学诗史上，盘踞着梦中的那只巨翼怪兽，他要将那怪兽捕捉、记录下来。

布鲁姆花了六年时间，才写完了薄薄的一册《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那真是一本“恶梦之书”，里面充满了布鲁姆艰难弯曲的诗学诠释，以及介于文学与哲学间的反复自我辩难。奇怪的术语、冷僻的典故触目皆是。

这本书还没出版前，就在文学批评圈子里不断引起议论，大家都听说布鲁姆要建构一套全新的诗学。书甫出版，布鲁姆特别针对书的主题内容做了一场演讲，会场挤满了同行、学生，可是等到他们听完演讲要离开时，大部分的人低头窃语交换共同意见——“他在讲什么，为什么我都听不懂？”甚至在书出版一年后，布鲁姆自己重读，他都忍不住惊叹：“有一些地方我都看不太懂！”

这么困难的书，却成了学院里的必备读本，一个理由是，这书虽然难，题目却简单得很。许多人不见得读得懂、甚至不见得读了，都可以从书名望文生义，自己想象。还有一个理由是，布鲁姆在书中用了一些格言式的句子，即使读不懂、没有读书的人，都可以轻易记得、朗朗上口。例如传诵最广的这一句：“没有诗，只有诗与诗之间的关系。”

透过对书名的想象、透过几句格言的提示，这本艰难的书就被用简化的方式掌握了。许多文学系的学生、甚至文学系的教授相信：布鲁姆这本书的突破之处在于——不再孤立地研究某位诗人某些诗作，主张“诗学”其实只存在于诗人与诗人、作品与作品之间，诗人往往都是为了呼应其他诗人，尤其为了摆脱其他诗人对他的影响，而决定去写出什么样的诗。如果不了解“影响”与“影响的焦虑”，我们就不能了解诗人对于风格、题材的选择与呈现。

每个诗人都是俄狄浦斯

在简化版的理解中，布鲁姆最大贡献乃是将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研究，挪用在诗史的探索上。每个诗人都是一个原型的俄狄浦斯，必须经历“弒父”的戏剧性仪式，才能完成自我。诗人所弒之“父”，当然就是对他影响最大最深的前辈或同代诗人。不愿承受这分影响，对受影响此一事实的焦虑，操控了诗人的写作策略。

这样来认识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不能算错。事实上，光是这样简化了的理解，就足以在70、80年代掀起一波“影响研究”的新兴文学史运动，波澜壮阔，成就斐然。不过用这种方式谈论《影响的焦虑》，却忽略了布鲁姆另一角度的真正洞见，他不只要指出“人人都需弒父才能建立自我”的现象，他还深入分析了不同诗人不同的“弒父策略”。《影响的焦虑》艰涩难读的部分，正是布鲁姆努力想要透过诗深入诗人心灵，挖掘出他们处理“影响焦虑”、克服想象中的父亲权威形象，达致发出“自我”独特清脆声音的隐晦过程。

在《影响的焦虑》背后，是布鲁姆在低潮时期对浪漫主义的幻灭。布鲁姆不再能追随着布莱克，相信人可以靠诗与浪漫精神得到自由、重造世界。他现在相信，人充其量能够得到的只是朝向自由的挣扎。诗与浪漫主义精神，最大的特色不在“得到自由”，而在“不接受不自由”。浪漫主义诗人不断朝着自由奋进，虽然他们注定永远到不了自由的彼岸，他们却永不放弃地想方设法要让自己、让别人相信：“我摆脱了不自由”。

前辈诗人的风格，是他们赖以认识自由的依据，却也必然将成为他们需要摆脱的“不自由”。他们不可能真正离开影响的来源，所以需要用狡猾甚至粗暴的策略来伸张自我。聪明的诗人，被布鲁姆认为值得研究的诗人不会丢掉自己认为最好的前辈与佳作，为了摆脱“影响焦虑”，而让自己失去得自前辈、传统的资源。相反地，他们刻意“误读”这些前辈的作品，他们用自己的作品设下种种陷阱，要让后世读者以为：喔，其实这种风格是他先创的，前辈反而是模仿他的。或者，表面看来相似的风格，其实有不同的来源，先走的反而走了错路，后来的才配称为这种风格的开创者。或者，先行者本来没走通、走不通的路，还好有后来者才能予以发扬光大。

在狡狯、冷静的挪用、混同、构陷中，诗人才真正摆脱“影响焦虑”，昂扬起自己独立的精神，成为一个独立的声音，一个独立的自我。

[责骂]

回归平庸

想象一下：今天有一个小孩在学校里考试，考得了极为优异的成绩，老师和家长都忍不住称赞他，受到了这些称赞之后，他下次考试的成绩会如何？

相对地，有一个小孩考试考得奇烂无比，烂到家长老师看到那分数就忍不住抓狂，把他臭骂一顿，甚至施以处罚。那么，他下次考试成绩又会如何？

在日常经验中，前一个小孩下次考试退步的可能性，超过再进步。而且就算再进步，也不太可能到达让家长、老师那么高兴的程度。相对地，后一个小孩下次考试八成会进步，就算退步，也不会再退到让老师、家长跳脚了。

从这两个小孩第二次考试成绩变化来看，我们会得到什么结论？喔，原来称赞奖励的效果，没有指责处罚来得好。有骂有打就会进步，又疼又捧反而让小孩停滞不前。

这是很多人从经验里归纳出来的“智慧”，难怪在教小孩时，采用责骂、处罚手段的家长、老师，远多过愿意称赞鼓励的。

不过让我们仔细检验一下，这个结论真的对吗？

比较的悖论

不见得。从那样的经验，得到这样的教训，中间有很多思考、推论上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边际效益递减”的原则，小孩成绩进步或退步，第一次都会产生较大较强的冲击，第二次算再同样进步或退步，正因为已经有了前一次的冲击记忆，就不可能产生同等效应了。效应同样递减，心理感受却完全相反，针对进步的小孩，感觉是“没有像上次那么好”的期待落空；针对退步的小孩，感觉却是“啊，还好没像上次那么糟”的安心庆幸。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进步和退步，其实都是“非常”表现，也就是离开了平常、“正常”状况。制造进步或退步感觉，背景条件同样都是一个“正常”预期作为基准。平常都考六十分，这次考了七十五分，是进步；平常都考六十分，这次考了四十五分，是退步。但如果没有那“六十分”作基准，谈不上进步或退步，也不会有对进步或退步的反应。

一个平常都考六十分的小孩，就算有一次突然考了七十五分或四十五分，下次再考试，机率最高的可能性，当然还是回归到平常的水准，至少是朝平常水准趋近。不过，进步考了七十五分的小孩下次考七十分，就成了退步，退步考了四十五分的小孩下次考五十分，则成了进步。他们甚至都是回到本来的实力状况，可是家长、老师会有的反应，却完全相反。

并不是真的责骂处罚比称赞鼓励有效，而是责骂处罚与称赞鼓励的情境不同，如果倒过来，大家习惯看到进步成绩就骂，看到退步成绩就称赞，那么结果也就会相反：被称赞的小孩大多进步了，被责骂的小孩大多退步了。

所以，责骂比鼓励有效，是个缺乏统计敏感性而产生的错觉。早在统计还没有成为一门严谨学问之前，就有一个人发现了这项统计原理，当时被称为“向平庸（平常）回归”的原理。

向平庸回归

最早谈“回归”的，是弗朗西斯·嘉尔顿（Francis Galdon），他有一个很有名、很成功的外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他有一个更有名、更成功的表哥——查尔斯·达尔文。十六岁的时候，依循家族惯例，嘉尔顿也被送进了医学院，却在医院里听到手术台上的惨叫声（没有麻醉！）而吓得浑身发抖，再也不愿意干医生。还好，家族里另外有一个进过医学院后来放弃当医生的前例，就是那个后来发现了“进化论”的表哥，当时正从长达两年的“小猎犬号”航程中回来，成了嘉尔顿求救的对象。达尔文鼓励他“拼命学数学”，他听进去了，转学进了剑桥大学，不久后却就因为太“拼命”了而精神崩溃不得不休学。

达尔文会给那样的建议，因为他知道嘉尔顿从小就对数字着迷。他一生持之不渝的座右铭正是“只要能，就数”！用各种方法数各种东西，进而发现其中的各种规律。

他数过、算过的东西，包括在街头上统计来往仕女的“美丽指数”。他把手放在口袋里，眼睛敏锐地扫过每个女人的容貌、身材，然后透过一个神奇的秘密书写机制，偷偷记录从“诱人”到“吓人”的指数，然后整合这些数据试图画出英国的“美女分布图”。

他也数过数以百计的人类指纹，表面上看起来很类似的指纹，却被他数出各种不同类型来，而且越数越多、越分越细。分到最后，他发现了人类指纹的神奇独特性，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指纹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可以借指纹来辨识个人，这项发现在身分认证及犯罪追查上，大有贡献。

“美女地图”和分类指纹，一件看来纯属游戏，一件看来成就斐然，不过在嘉尔顿眼中，两者都是他调查人类遗传、思考人种未来的手段。也是在同样的关怀下，他大量调查了人类的身高变化，发现了“向平庸回归”的现象。

当时英国社会，人们一般笼统地相信父母的特征会遗传给小孩，高大的父母生出高大小孩，矮小父母就生出矮小后代。嘉尔顿搜集了二百零五对父母及他们一共九百二十八个子女的身高资料，仔细比对后发现：特别高的父母，其子女通常比父母矮，特别矮的父母通常会生出比父母高的小孩。不会因为父母特别高或特别矮，子女就更高或更矮。他就将这种现象称为“向平庸回归”。

这是统计学建立的重要起点。认识、认知统计中呈现出来的“正常”、“平常”，再计算个案与“正常”、“平常”间的差距，让人能够摆脱许多错误印象，更精确地发现真正的变化规律。

而这种统计所认知的“正常”、“平常”，也就从此成了我们一般常识之中，根本核心的一环。

[犬儒主义]

骂倒一切不能解决问题

1776年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而且不只是因为美国独立。同样这年出版了两本影响深远的书，一本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另外一本则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这三件发生在同一年间的事情，彼此之间本来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关联。美国的革命英雄、开国元勋们，当然不会知道亚当·斯密和吉本各自窝在书房里写什么东西。那两个英国人在选择题材、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显然也都无暇顾及大西洋彼岸发生的事。

以吉本为例吧。他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起因早在十几年前，他的自传里有这么一段有名的描述：

“那是在罗马，1764年10月15日。我在古罗马国会的废墟间漫游，旁边朱彼特神殿里有光脚的修士在诵经，第一次有了要把这个城市衰败经过写下来的念头。”

念头开启后，花了十几年的苦工夫才终于完成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第一部，在1776年付梓问世。《罗马帝国衰亡史》全书真正脱稿，则是1788年的事了。

原本独立发展的三件事，后来却发生了巧妙的交集。1776年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后来发展的路线，竟然最接近亚当·斯密想象中的那种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体系。美利坚合众国证明了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理论，不是空想不是幻梦，而是人类新世纪的新组织方式。

至于美国和《罗马帝国衰亡史》间的关系呢？那就更有趣了。1776年2月出版的第一部一共包括了十四章，而真正的“衰亡”，在吉本的架构里，应该是从第四章开始的。那么前三章在写什么呢？当然就是写罗马盛世的景况，并且分析罗马之所以能在公元第一、第二世纪创造出那样一个庞大帝国的原因了。

罗马帝国的盛衰

在第二章一开头，吉本就点出了宗教上的开放为罗马快速扩张的重要原因。罗马皇帝和元老院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对各地的不同信仰不同仪式，都不加干预。吉本的名句形容：“在罗马帝国里流行的各种崇拜，对信仰它们的人民来说，都同样真实；对哲学家而言，都同样虚假；对地方行政官员而言，都同样有用。因而宽容的态度不只塑造了相互退让，甚至还产生了宗教上的和谐。”

在吉本的眼中，罗马帝国盛与衰的关键，就在如何看待不同地区的不同风俗。在公元180年之前，罗马人在各种宗教仪式里寻找到相似的部分，看重这些相似，在相似上建立起一套想象的统合宗教。然而在公元180年以后，罗马人开始改而对别人相异的东西愈来愈在意、愈来愈看不顺眼，进而也就愈来愈要求大家都要信同样的神、做同样的礼拜，在这种心态中种下了衰败乃至毁灭的种子。

由如此前提，我们不难推测出吉本对基督教的评价，《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部最受争议的，正是最后的十三、十四两章。在这两章中，吉本评述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开展，以及罗马帝国官方对待基督徒的态度。吉本认为，基督教是罗马帝国里第一个坚持绝不妥协、坚持握有绝对且唯一真理的宗教，基督教会与基督教徒绝对不承认别人的神、别人的教堂，这种高姿态一方面给他们的信徒注入了强烈的斗志，随时准备跟人家拼个你死我活；另一方面自然也就让帝国政府感到备受威胁。帝国政府觉得必须镇压基督教，一来更激起了基督徒的烈士悲剧情怀；二来也违背了罗马盛世期的宽容政策，结果是弄得整个帝国里人心惶惶，到处都是对立恐惧的气氛。

吉本分析罗马能够创造盛世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早期罗马人没有“纯正血统”的洁癖。以前后创造出高度文明成就的希腊和罗马作比较，希腊雅典就很强调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分隔界限。所以雅典极盛时期，人口竟然不增反减。整个公元前6世纪，雅典人口从三万逐渐下降到两万一千人左右，这种趋势注定了雅典的霸业不可能维持。

罗马就不同。罗马共和创建后第一次人口调查，人口数约有八万三千人，到了一个世纪后，光是可以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士兵，就到达四十六万三千人之谱。从外面进到罗马的人，不但可以自由地和原有的罗马市民通婚，而且也很容易可以取得市民权，这是扩大人口的第一个基本原因。罗马开始对外经略，征服到哪里，罗马人就随而移居到哪里，这又是扩大人口的第二个基本原因。在这种情形下，罗马军队永远不必担心兵源不够。

包容与融合的文化

极盛时期的罗马虽然拥有庞大的打击力量，可是却极少真正动用武力。大规模的开疆拓土阶段，到奥古斯都大帝就结束了。之后的一百多年间，军队的用处是让各地不得不接受罗马律法统治的威吓手段。在皇帝不求战功的情况下，边境的将领也不愿随意去打仗。打仗打输了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打赢了也可能因为功高震主威胁到皇帝的声望，到头来还是没什么好结果。

这么庞大的帝国，在一百多年的和平极盛时期能够保持高度整合，除了军队的力量，吉本提醒我们，还依靠了以共同语言为主的文化影响。罗马人非常清楚语言的重要性，他们用武力征服一地之后，最在意的就是要看到拉丁文进入被征服者的社会，成为日常生活里的一环。拉丁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随着罗马帝国的开展，而在东起幼发拉底河、西到大西洋、南到北非撒哈拉沙漠、北到莱茵河畔及多瑙河畔的这块广大区域里，铺下了一块共同的心理岩层。这共同心理岩层的作用，一直到罗马帝国衰亡后，依然支撑着基督教会的普世理想。吉本是这样看待罗马的兴盛的。虽然他的巨著核心主题是罗马的衰与亡，不过从他解释罗马之所以兴之所以盛的理想，我们也就不难反向推论出他全书的真实用意与基本论调了。有意思的是，二百年后，我们追索与《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部同时诞生的新国家——美国的发展历程，竟然刚好若合符节地印证了吉本的观点。

美国在二百年间能够变成强权力量，依靠的也是包容、融合和强势的语言文化。吉本和亚当·斯密一样，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替美国画下了一张蓝图；反过来说，美国也用集体的历史轨迹，替吉本对古远罗马经验的洞见，做了扎实不容怀疑的对照证明。

在吉本的书中，被视为是罗马盛期包容、融合、智慧代表的，首推两位皇帝，一位是安东尼·庇乌斯（Antonius Pius）；另一位就是著名的哲人皇帝马古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奥勒留，就算没有读过他的《沉思录》（Meditations），也没有接触过罗马史课本的人，现在也可以透过电影《神鬼战士》（Gladiator）来认识他了。是的，他就是《神鬼战士》里白发苍苍、总是忧心忡忡，最后不幸死在亲生儿子之手的老皇帝。

如果说这两位皇帝具体而微地象征了罗马赖以兴起的融合、包容、仁慈精神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难从与他们的形象、作风相反的角色里，去捕捉掌握罗马帝国走下坡的状况了。

和这两位皇帝相反的有什么？有在庞大的竞技场里流血奋战的“神鬼战士”们。感谢好莱坞的制片、编剧，电影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几件非常重要的事：

第一，这些被放在竞技场里表演的战士，绝对不是英雄，他们是卖命甚至送命的奴隶。用在形式上类似的斗牛场来比拟的话，他们不是斗牛士，而是被斗的牛。第二，如此血腥残忍的“运动”、“娱乐”，在奥勒留任内是不被允许的。奥勒留死后，此风重新复起，而且一烧便广泛燎原。第三，血腥残忍的不只是竞技格斗本身，更可怕的是参与旁观、兴奋鼓噪的罗马市民们。他们眼中已经看不到血腥残忍，看不到人命的殒灭，只看到刺激、只看到胜负输赢。

电影当然有很多为了强调戏剧张力而虚构的内容，不能尽信。不过至少以上三点，倒也不能因为戏剧虚构而不信。

希腊与罗马的犬儒

罗马帝国的“向下沉沦”，除了野蛮血腥成为社会大众的日常兴奋剂之外，还有另一个也绝对不容忽视的征兆，那就是犬儒主义（cynicism）的突然盛行。

什么是犬儒（cynics）？什么是犬儒主义？被翻译为“犬儒”的这个字，希腊原文里真的就是“狗的徒从”的意思。不过这些人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名称，至今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有可能因为他们故意过一种像狗一样邋遢、遵从本能的生活；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主张狗不受律法、不受习俗约束的态度，才真正值得效法、学习。另外，还有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的祖师爷在一所和狗发音近似的学校里教学讲道的缘故。

在希腊古典时代崛起的犬儒主义，基本上还有相当值得尊敬、重视的人生哲学。他们相信最大的智慧是“看穿”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一般人珍惜的财富、爱情等等，都遭到了犬儒们的唾弃，他们心中真正的善只有自立与自给自足。人应该超越律法与习俗，反抗那些不尊重人的自立自主的国家、政府干预。他们同时还是和平主义者，因为他们要求所有人活得自由自在，而取得自由自在的不二法门就是去除虚妄的欲望欲念，连欲望欲念都没有了，当然不会有抢夺，当然不会有战争。

这样的犬儒主义在公元前4世纪曾风靡希腊城市，然而其潮流来得急、去得快，后来销声匿迹了几百年，才又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重出江湖。这次在罗马卷土重来的犬儒主义，虽然刻意假造流传了一堆古希腊前辈的书信，来证明他们和老牌犬儒主义一脉相承，然而事实上却自有其很不一样的特色。

2世纪的犬儒主义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不再是少数哲学家的意见，而在普罗大众间广为流传。所以它衍生出许多通俗甚至粗俗的版本，也失去了比较严谨的论理逻辑程序，充满了许多失控情绪。

罗马的犬儒主义，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所有事物的一概不尊重与不信任。从宗教到传统到皇帝到元老院到自己的道德标准，对这些犬儒们来说，都是骗人的，都是垃圾。而且这中间完全没有好坏善恶可分，因为都是虚妄，都是无聊。这个宗教骗人，换成另一个教也还是骗人，没什么两样。这个皇帝欺压百姓，换另一个皇帝来也还是欺压百姓，没什么两样。

二是他们表达不满与不信任的方式，惯常是嘲讽，没有义愤也不会生气，他们自认智慧比别人高，就在于他们看穿了一切，他们不受骗，反正世上的一切就这样代换循环，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们悲观，但同时他们傲慢且不屑。

犬儒主义流行，严重腐蚀了罗马社会的基础。犬儒进一步和残酷血腥合流，进而倾覆了罗马帝国赖以建立的理想。犬儒主义之所以可怕，包括吉本在内的罗马史专家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反对一切、不信任一切，却又绝对不肯动手进行任何改革，于是他们可以自命清高地冷眼坐视社会上任何污秽可鄙的事不断流窜，社会愈黑暗、愈堕落，他们愈觉得自己独立于社会，看透了这个社会，佩服自己的智慧，炫耀自己的与众不同。

我们不能说犬儒主义搞垮了罗马帝国，但至少犬儒主义是罗马走上下坡的明确指标。

台湾的犬儒气氛

虽然没有犬儒主义之名，可是实质上台湾社会弥漫着愈来愈多的犬儒气氛。而且不是希腊式的犬儒，是罗马的。在过去的威权时代，大家有不满有不平时，很自然会把力气集中到“打倒威权体制”上去。很多人相信虽然状况不好，毕竟还是可以改变的。现在呢？威权已经实质被打倒、被迫交出主要权力了，我们却还是看到了许多荒谬、不合理的事情，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在我们生活里发生，没有威权体制可以打倒了，这回我们不知道该打倒谁、该改变什么、该如何改变了。

这样的困境于是成了犬儒主义的温床。都知道哪里破、哪里烂，却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最自然也是最方便的反应就是：那就骂吧，骂倒一切、否定掉一切，最后凸显自己，至少自己还可以有尊严地当只看不起所有人的狗吧！

罗马那么大的一个帝国，都抵挡不住犬儒主义的侵蚀，台湾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个蠢蠢欲动的犬儒潮流更小心、更警戒些？

[巧合]

多用理性，少信魔法魔咒

在复杂多因素交互影响的世界里，必然有许多“纯属巧合”的事。不过正如韦伯（Max Weber）申说的，人活在“意义之网”中，对于周遭发生的事，我们有一种本能，不只要问“什么”，还要接着问“为什么”。

在“意义之网”中，巧合是最没有分量的。巧合意味着：发生就是发生了，没什么特别的因果关联，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巧合违反了我们追问意义、探求理由的内在冲动，难怪那么多人不相信巧合，要在巧合现象上附会增添种种说明。

从承认巧合存在的前提出发，从专门确认巧合的特别学科——统计的角度看去，世界无非都是巧合，或者是偏差统计所能解释的，没有什么怪力乱神，没有什么秘密魔咒。

例如说：空泛笼统的预言，从统计几率上看，当然很容易实现。不必研究星座，不必深夜起来“骑墙观天象”，我都可以大胆地预言下个月在亚洲地区，会发生严重的灾祸，你信不信？你非信不可，因为我的预言有长达三十天来等待，亚洲西起俄罗斯，东到印度尼西亚延伸入南太平洋的小岛，我既没定义灾祸是天灾还是人祸，也没定义该多严重才叫“严重”，这种预言还会碰不对、蒙不到，那才叫有鬼。

在多地震如台湾这种地方，每年平均有感地震近千次之多。一个患有间歇性耳鸣问题的人，发生耳鸣后几天内，刚好遇见有感地震，几率其实高得不得了。更何况，耳鸣的发生，与地震对应，都没有经过细密的控制，中间误差加人为扭曲的可能性太大了。

再说热门得不得了的“魔咒”话题吧。波士顿红袜队从1918年之后，到2004年以前，都得不到世界大赛冠军，这是铁的事实。球迷们不相信这会是单纯的巧合，于是诉诸贝比鲁斯的魔咒（Curse of the Bambino）来予以解释。

不是魔咒，也不是巧合

八十六年间拿不到冠军，这应该真的不是巧合，只是造成这种连续现象的，恐怕不是魔咒，而是其他因素吧。

一个因素，美国职棒联盟队伍太多，而每年只能有一个冠军。平均算一下，每支球队能赢得冠军的几率本来就很低，以现在状况，就算用轮的，都要轮上将近三十年，每支球队才能轮上拿一次冠军。

第二个因素，美国职棒制度长年保障了人口集中大市场的球团，占尽优势。人口多、球迷多、收入多，当然可以买到好的球员和教练，职棒又最讲求“美国精神”，自由竞争，市场决定一切，不像其他运动有薪资上限，有选秀抽签等强迫让各队实力平均化的措施，这种情况下，纽约洋基建立起王朝，囊括二十世纪四分之一强的冠军宝座，能说是意外吗？

再想想，洋基独大，独霸了二十几次冠军，那别队拿冠军的平均几率当然更小了。尤其受到最大影响的，是洋基的世仇红袜队。红袜干吗跟洋基结成世仇？因为这两队永远分在同一个联盟同一个分区。同联盟同分区不只是每年要碰头对战最多次，更要命的是，大家得先拼个你死我活争取晋级季后赛的机会。职棒的制度，几十年来都是只有季赛分区战绩排名第一的，才能进季后赛。几十年来，季赛打完，就只剩四支球队还能抱持希望，其他各队都打包度假去了。这么严格的制度，偏偏自家分区有个超级强队，红袜连偷偷混进季后赛都没有机会，遑论“妄想”世界冠军了！

从这点再进一步看，我们就能恍然大悟，为什么维持了八十多年的魔咒，终于还是破了。从理性主义者的眼中看去，关键因素不会是贝比鲁斯的鬼魂高不高兴，而是季后赛制的改变。从七八年前开始，联盟重组，分成六个分区，除六个分区季赛第一名之外，两个外卡名额，总共八支球队可以打季后赛，名额放宽一倍。

最近几年赢得世界大赛的球队，包括2004年的红袜队，有不少是拿外卡进去的。换句话说，依照旧制，当年的波士顿红袜队根本没机会出现在季后赛球场上！也就不可能在那一年打破贝比鲁斯魔咒。

新的赛制，开放了新的可能，给整体实力或许不是最好、但却具有爆发力的球队，表现的机会。季赛一百五十多场打下来，一定要有硬碰硬的实力才能维持最高胜率，这种实力和薪水通常密切相关，可是戏剧性的爆发力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新制有效打破了薪资决定战局的状况，于是洋基不再能稳居宝座，于是神经兮兮的红袜有了窜起复仇的机会。

可是赛制能够解释八十多年中，红袜队不可思议的衰运，例如1946年的失误、1986年的一团混乱吗？赛制不能，但临场调度可以。1946年真正失误的是多米尼克·狄马乔（Dominic DiMaggio），他是因先发球员受伤才被派到中外野替补的。1986年漏接滚地球的一垒手比尔 · 巴克纳（Bill Buckner），则是身上根本就有伤，因为他一整季立下了汗马苦劳，总教练不好意思把他换下来，想让他留在场上享受拿到世界大战冠军的光荣！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多不能解释的巧合，只不过把事情都用理性解释明白，把魔咒从生活里驱赶走了，似乎我们的生活也就变得乏味了。

多用理性吧

不过没关系，有些巧合，就算再理性再清楚的头脑，都没办法解释说明，在这里，永远都还是有怪力乱神、秘密魔咒的广大空间。

再看看这个吧！美国总统林肯和肯尼迪，整整相差一百年当选上任，两人都在任内遭到暗杀身亡。暗杀林肯的凶手，刚好比暗杀肯尼迪的凶手早一百年出生。林肯在戏院里被暗杀，凶手从戏院逃到附近的仓库里被捕；暗杀肯尼迪的凶手藏身在仓库射击，然后逃到了戏院里被捕。这两名凶手，布恩和奥斯瓦尔德，都在上法庭受审之前，就被干掉了。

还有，林肯总统的秘书姓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秘书姓林肯。肯尼迪小姐曾经劝林肯总统不要去戏院，林肯总统不听；林肯小姐也曾劝肯尼迪总统不要去达拉斯，肯尼迪总统也没听。

甚至，两位总统被刺杀的那天，都是星期五；致命的枪伤都在后脑勺，两位第一夫人都在暗杀现场。林肯死后，继任的副总统姓约翰逊，肯尼迪死后，继任的副总统，咦，怎么也姓约翰逊。

像这样的连环巧合，你如果不相信它只是巧合，你要想编造多少神奇古怪的灵异故事，我想谁也阻止不了，谁也怪不得你。只不过，如果不是像这样充满蹊跷的事，我们最好还是多用理性，少信魔法魔咒吧。

[慈悲]

不忍生命的痛苦

如果没有狗，人类的历史会很不一样。

如果没有狗，说不定到今天，英国还是个天主教国家呢。当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婚姻出了问题，他想和妻子离婚，特别派了渥尔西（Wolsey）主教去梵蒂冈向教宗求情。教宗其实并不是那么死板不通人情的，尤其当他面对的是一位重要、有权力、有实力的大国王，尤其当反对教廷的新教运动到处蔓延让他头痛不已，他可不愿意为了一桩家庭纷争影响到教廷与英国的关系。教宗与渥尔西主教谈得差不多，虽然没有明言，但双方心中自有默契，教宗会想出办法来宣告亨利八世原来的婚姻不成立，那也就没有离婚需要了。可是就在渥尔西主教要离去，倾身跪下向教宗致意时，渥尔西带去的一只小狗，突然冲向前，就对教宗的脚，不犹豫、不留情地，狠狠咬了一口。

这一口咬坏了教宗的心情，也咬掉了亨利八世合法离婚的希望。亨利八世愤而带领英国脱离教廷，自创英国国教。

如果没有狗，欧洲人可能要推迟许久才能深入美洲大陆。哥伦布发现美洲，可是他不敢贸然登陆，一直到在船上带了一批凶猛的猎犬。猎犬给了哥伦布安全感，猎犬还咬死了许多印第安人，救了哥伦布。

靠狗救命的历史名人，不只哥伦布。至少还有遇到大象冲撞的亚历山大大帝、遇到海难的拿破仑和身陷洞穴迷路的林肯总统。假设他们不爱狗，没有带狗在身边，那些丰功伟业可能就不存在了，或至少要大打折扣吧。

改变人类历史的狗

还有人说，如果没有狗，也就不会有美国革命。话说14世纪时，英格兰国王罗伯特也是受狗保护，才保住性命的。没有那条奋勇救主的狗，就没有罗伯特，就没有英格兰的斯图亚特王室，就没有后来的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斯图亚特王朝的皇室血液里带着清楚、强烈的遗传性疯狂因子，疯掉了的乔治三世恶搞的统治，才激发了美国殖民地全面反叛，才有独立战争，也才有了美国建国。

是啦，这样的因果链，有点远，有点迂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狗在人类生活中，几千年（如果没有几万年）来扮演的重要角色。

狗跟人那么亲近，不过几千年下来，人对于狗的了解，似乎还不是很完整。甚至可以这样说：人对狗的感情、人与狗的关系，常常出于误解。

一直到今天，很多养狗的人，误解了狗表达的情感，以及表达情感的方式。有位女士很烦恼她家小狗太爱她、太黏她了，只要她老公不在家时，小狗就老要挤在她身边，还把脚爪放在她膝上。每次她移开，小狗就又贴过来，她只好不断抚摸狗头，然而好像无论施予多少爱，小狗都无法餍足。

专业的动物行为顾问去现场观察发现：是的，人狗互动有大问题，不过不是那位女士想象的那样。小狗的行为，在它的心态里，其实是要表达它自己在家中的地位，高于女主人。脚爪搭上来，身边挤过来，都是富于地位象征的动作；不幸的是，女主人抚摸它头部，在狗的“肢体语汇”中，又是低阶者对高阶者示弱示好的意思。

所以其实小狗没那么爱女主人，它是在主张：除了男主人以外，它最大！

历史上，还有很多时候，人类低估了狗的智慧。19世纪的欧洲，餐厅里常常都养狗。为的是狗能够在狭窄的厨房空间里推轮子，让火炉上的肉品，牛肉猪肉羊肉，不断翻面，烤得均匀好看。人们惊讶于狗儿在控制速度上，如此有灵性又如此听话。

冬天温度很低时，上教堂是件苦差事。空洞洞的教堂让人愈坐愈冷，为了抵御周遭寒气，有些餐厅主人就会带着狗去。叫狗趴伏在脚边，就可以暖和舒服得多。有一回在格拉斯特，主教证道时引用《圣经》里面提到了“轮子”，霎时间，教堂里所有的狗统统惊惶起身，不顾一切地奔逃向教堂门口！

原来，狗这么聪明！

如果狗儿懂人类哲学思想史，如果狗儿会说话能发表看法，它们应该特别要替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不平叫屈。大家提到边沁，就想到“功利主义”，觉得边沁是古往今来最现实“功利”的人，还把“功利”抬高为哲学原则。这样的人，一定同意役使狗类来为人类谋求“最大的幸福”吧？

动物也会感受到痛

错了，边沁留下一段狗儿们读了应该感动流泪的文章。在1789年，就是美国和法国都掀起“人权”热潮的那年。边沁先说：“那一天或许将来临，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应该能够重获他们的权利，被人类暴君暴政给剥夺了的权利。”

边沁继而又说，“法国人发现：肤色不该是理由，让某些人被另外一些人残酷、任意折磨。也许有一天，人们也会肯定认知：有几只脚、身上有没有毛、屁股的骨头突出到什么程度，也不该成其为理由，让某些生物被一些人残酷、任意折磨。……问题不在它们聪不聪明，它们是否有能力论理，也不在它们会不会说话，而是——它们会感觉到痛吗？”

感觉到痛的生物，不该被任意、残酷折磨，这是边沁的根本立场。狗儿当然会痛，没有任何人感受不到狗儿的痛，因此使得狗儿（可能还有猫）成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试验。会痛会难过的狗，和人类情感产生了密切呼应，才使得人狗如此相亲。可是也因而无视于狗儿痛苦难过的社会，必然孕育着残酷的因子。

真正的慈悲，关键就在不忍生命的痛苦。虐待猫狗的行为不该被容忍，因为生命的痛苦如此清楚地展现在它们的行为与模样上，要怎样麻木的心灵系统，才会视若无睹呢？如此麻木的心灵系统，怎么可能只对猫狗残酷，而对其他人的痛苦，同样残酷没有感觉呢？

慈悲，从不忍猫狗的痛苦做起吧！

[先知]

尊重常识与理性

什么是先知？

从字面意思看，先知是“先知道的人”，也就是先知道了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先知一定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光是宣称自己能够预知未来，不能让一个人就变成先知。

要成为先知，还有至少两项必要条件。第一是别人得相信你所预示的未来是真的；第二是你所预示的未来必须与常识认识的不同，最好是相反。这样说吧，路上看到一个乞丐，旁边带着衣衫褴褛、鼻涕满面的小孩，如果你铁口直断说：“这小孩，将来命运坎坷，无法摆脱贫困。”听到你这样说的人，大多点头表示同意，但他们绝对不会佩服你，称许你做“先知”。

相反地，如果你看到乞丐身边的小孩，大声惊呼：“啊！这个小孩有皇帝命！有总统命！他会遇见贵人，念书念到哈佛博士，赚钱赚到跟王永庆、郭台铭一样多，然后以压倒性票数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你看见了一种未来，一种别人难免嗤之以鼻不肯相信的未来，这时你反而才取得了“先知候选人”的资格。如果你还能让足够多人相信从常识推论上几率低到等于零的预言，那你就真正荣登“先知”宝座了！

先知的诞生

人在困境中，最容易相信算命；一个处于混乱悲惨状况下的社会，最容易孕育出先知来。如果从常识、理性上看，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必将一路走下坡、愈来愈糟，跟随常识、理性思考，只能带来沮丧、无奈，那么人们内心当然就涌上了愿意相信不合理预言的冲动了。因为只有不合理的预言，才能带来安慰。

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征服南非，将他们的势力扩张到科萨（Xhosa）族的领土。科萨族不愿轻易屈服，开始了他们漫长且悲剧性的武装抵抗。面对英国优越的火炮技术，科萨人的游击战争胜算渺茫。在抵抗过程中，出现了第一位先知——莫兰杰尼（Mlanjeni）。莫兰杰尼告诉科萨人，要胜利必须求取祖灵的协助，因此就要定期奉献牛只给祖灵。

牺牲部分财产，换来祖灵可以帮忙对付英国侵略者，这预示给科萨人带来很大的安慰，仪式很快就在科萨人间流传开了。可是英国人非但没有被打败，还不断前进，逼得科萨人几乎走投无路。陷入更深绝望境地的科萨人间，崛起了新一代的先知，一位名叫侬卡乌丝（Nongqawuse）的年轻女孩。

侬卡乌丝预示：科萨人要用绝对的牺牲决心，才能激动祖灵，用绝对的神力协助其子民。每隔一段时间，象征性地献祭牛只是不够的，要做就做得彻底，一股脑把科萨人拥有的所有牛只、所有作物收成，悉数摧毁，让那大破坏，牛只的哭号、作物烧起的烟火，传到天空上去。

侬卡乌丝预示：一旦科萨人下定决心摧毁一切，那么海洋就将在他们眼前打开，从海中劈裂出来的路上，依次送回被杀掉的牛只、被烧掉的粮食，后面跟随着死去了的亲人祖先，再后面跟随着强大的俄国军队。

侬卡乌丝预示：那从海中道路来的俄罗斯大军，刚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打败英国人，他们会协助科萨人再度打败英国人，赶走英国人。

这是个荒诞的预言，这更是个可怕的预言，然而部分科萨人相信了，他们尊奉侬卡乌丝为先知，依照她的指示一一去做。牛只没有了、粮食没有了，但是海洋没有分开、俄罗斯军队更不会来，真正到来的是悲惨的饥荒，饥荒中的自相残杀，科萨人横尸遍野。

这是先知侬卡乌丝的错吗？是，但又不全然是。那些相信先知的人，跟先知一样有责任吧！而即使在科萨人横尸遍野，等于是对英国殖民者不战而降的结果下，幸存的科萨人中还有很多不认为侬卡乌丝的预言错了，他们怪罪族里有些人没有听从侬卡乌丝的话，自私地留下了牛只和粮食，才使得天启破功。过了一百多年之后，直到今天，南非科萨族人都还划分着“信者”与“不信者”的不同家族阵营，互相怨怼敌视着。

而英国殖民者来了又走了，南非黑白隔离政策建立了又崩坏了，历史走了很远很远，科萨族的“先知伤痕”还没有完全痊愈。

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未来，没那么难预见。从常识与理性的立场出发，依照目前状况发展下去，我们必须辛苦寻找、建立另外一种和这个新兴全球经济形势挂钩的方法，才不至于脱节脱队。

这样的预测，正因为是理性的、正因为是悲观的、正因为触动台湾社会最紧张最担心的那根神经，反而最容易被忽视、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常识、理性的预示，将要求政府调整其态度，这是艰难的工程，是要先付代价，却不见得保证能有收获的事。

人们不爱听常识、理智的预言，于是，一种“先知气氛”隐隐然在台湾成形了。我们自尊自信自大自妄到一定程度，啊，海洋将为我们开启，别的国家将从那开启的海路络绎来亲近我们、拉拢我们。一切，都将好好的，没有危机，更没有困难。

真的可能这样吗？常识、理性说：不可能！然而不尊重常识，理性基础又很薄弱的台湾，却反复自我催眠说：别相信常识，有比常识更伟大的力量，可以扭转历史走向。谁会成为台湾的侬卡乌丝先知，我不知道，然而，令人惊悚害怕的是，等待迎接先知侬卡乌丝的炫光舞台，已经快要搭好了。

[逃避]

重新面对失败

龙应台写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明白定位那是一本“向失败者致敬”的书。一百多万1949年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来的人，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如果不是在内战中失败，被中共打得溃不成军，他们是压根不会想要到台湾来的。

不只他们是“失败者”，那一年原本就住在台湾的六百万人，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的“失败者”？这些人别无选择地接受了日本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别无选择地随日本加入战争，在1945年又随日本成为“战败国”的一部分。虽然后来从“战败国”中脱离出来，可是他们依然别无选择地被牵连进国共内战，再度成为“战败者”，成为和战败的国民党政权站在一起的集体失败者。

其实，我们都是“失败者”，以至于失败的怨怼愤怒，在我们每个人的长辈身上，深深烙印。台湾社会充满了“失败”的印记。或者更精确地说，充满了逃避失败而产生的种种扭曲印记。

逃避失败的本能反应

逃避失败的第一项本能反应，是遗忘，尽量抹去生命经验中的失败记忆。专注看眼前，让眼前当下和过去切割开来，甚至小心翼翼地护卫眼前当下，不受过去“污染”。

与此相关的一种态度，是刻意强调“重新开始”，主张并真正相信，凡事都可以“重新开始”。不受从前发生什么事的影响，将时间从一点上切开，从这一点或这一条线起，一切再来过。毕竟，只有相信可以“重新开始”，才能摆脱失败的阴影，给自己一点信心与力量。

逃避失败的第二项本能反应，是将自己的失败归咎给别人。必须找到自己以外，明确的坏蛋、罪人，是这些人的邪恶、陷害，才导致失败。失败必须是非战之罪，事实上也就不是自我之罪了。

这种心理影响下，对于跳出来负担责任的“敌人”，必定要施以最恶毒的描述、形容，敌人愈坏愈可怕，被打败的自己就愈无奈愈无助，愈没有责任。

逃避失败的第三项本能反应，是要赶紧找到更弱势的人，凌驾在其上，伸张自己的权力权威，借以补偿在失败中严重受伤的自尊。

经历失败却又急于逃避失败的人，最不能同情其他失败者。相反地，自我摆脱失败身份的快捷方式，往往是靠形塑一种强权外表，找到可以作威作福欺负的对象，在欺负更弱更失败的对象中，满足充当胜利者的幻觉。

逃避失败的第四项本能反应，是重写改写失败经验。特别明明是失败的凄惨状况，予以美化乃至予以翻转。就算没办法自欺欺人翻转最终的失败结局，至少可以对步向失败的过程动手动脚，这里加一场胜利，那里添一点了不起的成就。

要能够重写改写，也就意味着必须控制诉说、描述过去经验的权力。不能让大家高兴要怎么回忆就怎么回忆，要怎么讲怎么讲，必须建立管制记忆的机制，定出什么可以回忆、什么不能的标准。进而还要训练一种美化过去、掩饰失败的说话方式，进而建造众多传递这些“修正”说法的管道，一次两次、百次千次，不断反复诉说，说到让自己相信，更希望说到让别人都相信。

失败者失败的原因不一样，不同的失败者彼此之间甚至会发展出紧张、对立的关系，然而所有失败者应付、逃避失败的模式，却基本一致，所以在一个主要由失败者及其后裔组成的岛上，前面提到的各种反应，就会根深蒂固盘踞在许多领域里。

理解台湾，尤其理解台湾的政治，不能不理解这种失败者的生命风格，也不能不仔细辨认失败者的逃避机制留下的深刻烙痕。

到今天为止，这个社会对过去保持着相当冷落的态度。这种冷落来自于不觉得了解过去是有效面对现在的重要手段。历史，不管哪一个角度回望的历史，和每个人的生活意识保持相当远的距离，对于周遭环境人事物的来龙去脉，也大部分没有认知、没有兴趣。

还有另一种犬儒式对历史的冷漠。不进入任何历史知识的细节，直截了当宣称：反正历史都是随人写的，反正历史都是可以修改的，反正历史都是假的。如果我们总是只能看到历史被别人基于各种理由而动过手脚之后的面目，怎么看都看不到真相实况，那么又何必看？

承认失败的必要

一个大家没有共识共同掌握历史的社会，有其方便的地方。谁都不必被历史逼迫去面对失败，还有，谁都能就自己的现实立场，对于包括自己过往在内的历史，进行种种修改。

失败可以改写为成功，换个角度，自己的失败也就可以轻易改写成是别人的失败或别人的错误，甚至别人的邪恶。如此一来，面对历史时，每个人都对历史各取所需，都对历史“自我感觉良好”。

麻烦出在：各式各样“自我感觉良好”的过去叙述，不可能拼得出完整图像，甚至许多个人说法，都会前言不对后话，破绽百出。

在常识与逻辑检验下，到处都是不能彼此吻合的破绽。因而，要维持这种逃避失败成习惯的社会，就连带必须将常识与逻辑束之高阁，没有常识没有逻辑，那么就算有矛盾、有夸张、有不合理，也不会造成问题了。

换句话说，台湾政治、台湾社会的许多问题，根源于这是个失败者的岛屿，不，更重要的，这是个不愿承认失败的失败者的岛屿。为了对自己、对别人掩饰失败，而构成了种种长远的集体习惯。

终于，我们可以开始从这样的习惯里走出来。第一步就是龙应台努力做的——从承认失败者及失败者身份开始。失败其实并不可怕，至少没有比否认失败、掩饰失败更可怕。失败其实并不可耻，至少不比用说谎来涂抹事实、或靠訾骂污蔑别人来解决自己的心理压力来得可耻。

重新面对失败、重新认识失败，其实是台湾一直迫切需要的一股根本改革原动力。

[因势利导]

培养创意诱因的思考习惯

2004年，英国政府宣布将要采购至少三亿剂的新霍乱疫苗，这些疫苗将以低价转售或捐赠给仍然饱受霍乱流行之苦的第三世界国家。三亿剂疫苗，这显然是很大一笔生意，英国政府打算向哪一家药厂采购？这家药厂的股价一定马上就在市场上飙涨了。

答案是：不知道。英国政府根本不知道要买哪一家药厂的疫苗，他们只是将新疫苗的规格、功能列举出来，等待哪一家药厂可以研发生产出符合条件的疫苗，再编列预算购买。

换句话说，这是一桩特殊、少见的政府承诺采购案。要采购的对象尚未在市场出现，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英国政府就大手笔地事先约定要下三亿剂的订单。英国政府真正的用意，就是要借这张金额庞大的订单作为诱饵，催促新型霍乱疫苗赶快出现，来帮助亚洲、非洲部分发展中国家。

霍乱传染影响很大。染病的人无法正常工作、疫区各种材料产品无法顺利外销，连带着国际资金也就不会投注到疫区去。大规模感染的国家必定贫穷，更没有能力支应医疗费用，也无力改善环境，结果是传染状况愈加严重。传染的破坏力那么大，然而相对地用疫苗来控制传染，其实不是那么困难。霍乱不是癌症，不是艾滋病，不是阿兹海默症，感染过程并未牵涉什么现在科学无法解释无法控制的因素，霍乱预防针剂早就发明了，所需要的，只是提升预防的效力，以及降低生产与配送成本罢了！

无利可图的生意没人做

然而简单、容易解决的事，不见得就有人愿意去解决。西方的大药厂宁可投注几十亿几百亿在癌症、艾滋病、阿兹海默症的研究上，也不肯花其中的一点零头来做下一代的霍乱疫苗。道理很明白：高度工业化社会遇到的绝症，如果能够发明解药，甚至只是发明延缓病况的药方，不管多贵都有人买。个人买不起的，可以靠保险制度让公司来支付，药厂可以漫天要价大捞一票。相对地，只在落后、贫穷国家流行的疾病，就算做出疫苗、解药来，卖给谁？有钱的人不需要，需要的人没有钱买，这种药哪有药厂愿意投注资本去发展呢？

一个绝佳的例证，是艾滋病的治疗。“鸡尾酒疗法”是这方面最重大的突破。90年代初找出了透过多重药物来控制HIV病毒的方法后，十多年来，艾滋病医疗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大变化。十多年来，感染艾滋病的总人口持续上升中。真正发生的情况，是富国的艾滋病患变少了，死亡比率明显降低了，因为他们可以获得“鸡尾酒疗法”有效的协助，可是在穷国，艾滋病依然大大肆虐，绝无减缓趋势。

穷国的病患，根本无力负担“鸡尾酒疗法”昂贵的费用，所以这项突破对他们毫无意义。然而富国已经得到问题的解决，药厂也就没有动机冒投资风险，再将钱砸在艾滋病医疗研究上，致力于寻找更有效、更便宜的药。

站在全人类的健康利益立场上看，甚至光只是从富国社会医疗状况角度看，艾滋病的研发都不应该停留在这样的阶段，应该再接再厉找出更便宜、更有效的治疗，乃至找出简易能够控制HIV病毒的预防疫苗才对。那样不单是穷国受惠，富国社会也可以省下大量金钱。但，没办法。从药厂的商业利益上看，这就不是合理、优先的投资。那要怎么办？

提供实现公共利益的诱因

不愧是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明了这中间的困境，有了不同的设计。英国政府的基本方向，就是提供诱因，让药厂看到明确有利可图的前景，用这项诱因刺激药厂投资发展霍乱新疫苗。买三亿剂疫苗需要庞大经费，那英国政府干吗不用这笔经费自己动手开发霍乱新疫苗？第一、用官办事业解决问题，过程中必定牵涉到层层官僚、迭迭审核公文，不只是必然不会有效率，而且制造出的问题往往多于其所能解决的。

第二，政府经费只能集中投注在一种看来最有希望产生突破的路径上，可是要由谁用什么方法选出这条路来呢？万一这条路选错了，庞大经费岂不就投诸流水一去不回了？提供诱因，可以将研究风险分摊转嫁到药厂身上，同时也让药厂自己担负选择的责任。

大利当前，药厂必定会做出更大的投资决定。不同药厂、不同研究方向、不同研究规模及研究决策，在诱因刺激下同时并进，如此一来获得对的新疫苗机会，自然比政府本身进行提高许多，政府可以坐待有了结果，再将经费拨给获胜的药厂。

诱因真正提供的，是一个激烈竞争的场域。高额报酬让许多药厂愿意承担相对较高的风险，进入竞争场域，最后政府却只需要酬劳、奖励那最终脱颖而出的赢家。赢家从政府那里获得直接酬劳，然而事实上同时从其他竞争输家身上收取了间接酬劳。没有这些输家们的竞争投注，这个赛局根本不存在，也就根本不会有赢家。

善用诱因，英国政府不只替第三世界催生了新霍乱疫苗，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引导好多家药厂打开腰包进行社会福利开支。那些放进研究而最后没有得到订单回报的经费，就是这些药厂在创造社会利益上所付出的。

民主社会，政府强制进行改革的空间愈来愈小，不过政府毕竟拥有巨大的资源，如果能培养创造诱因思考的习惯，那就有办法不需动用强制手段，能够“因其势而利导之”，发掘社会的力量，制造各种公共利益。

第三辑

走出大词的泥沼

[开放]

开放带来的效果

前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外表看起来如此庄严，其实内在是个富幽默感的人。主持户外大型弥撒时，群众热烈鼓掌叫好，打断了他的话，等闹声终于歇止，教宗说：“我还蛮喜欢你们的掌声，让我可以休息喘口气。”要离开现场时，天空下起雨来，教宗说：“我几乎忍不住要说，这真是个好地方，看到教宗要走了，天空都会流泪难过。但，不对，这种解释是烂神学。好的神学解释应该是，雨是上帝仁慈与关切的象征。”

这两项幽默言语，都是保罗二世访问古巴时说的。说这两句幽默言词时，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都在教宗身边。

那是1998年1月的事。经过长久努力，卡斯特罗终于邀到教宗访问古巴。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后，古巴是极少数极少数仍然坚持共产党革命专政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还因为这样，遭到美国长期禁运经济抵制。

共产主义国家，依循马克思的教条，必然视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为“人民的鸦片”；所有的共产国家必定扫除境内天主教会对梵蒂冈的臣属效忠，努力隔绝教廷对自己国家人民的渗透影响，那为什么约翰·保罗二世会出访古巴，而且竟然还是卡斯特罗力邀促成的？

关键的原因就在美国禁运抵制。苏联垮台后，原本依赖苏联资助的古巴，陷入了经济上极度困难的状况。90年代初期，古巴人民真的是勒紧裤带忍受空前的物资贫乏，差一点就撑不下去了。

联合教廷对抗美国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站在人道立场，明确反对美国对古巴的禁运抵制作法。他又基于宗教信念，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面貌，多所批判。

卡斯特罗看中约翰·保罗二世这两项特质，他相信：拉拢教宗可以争取到全世界对古巴的同情、支持，更可以对邻近的大患——美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伤害。

相对于美国，教廷教宗当然是次要敌人。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是辩证斗争法里所允许，甚至肯定鼓励的。

卡斯特罗做了很多调整，例如放松原本古巴境内对天主教徒的歧视、管制，让他们拥有一定限度的信仰自由。1998年教宗到访时，天主教徒已经可以在古巴参加公开礼拜，除了还是不能担任中小学教师之外，原则上没有其他职业上的限制。

卡斯特罗还找了一位拉丁美洲的主教，进行深度对谈，将对谈内容编辑出版，在书中卡斯特罗将教宗刻画成一个来自波兰、深知底层人民疾苦的自由斗士，一直不断致力于协助大众解脱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的欺骗、压榨，让教宗的一生职志与成就，看起来跟他自己不只有相通之处，甚至如此相近。

从开始邀请教宗，到教宗真正点头答应、出发成行，这一段过程中，卡斯特罗统治的古巴还进行了另一项巨大的改变。古巴的经济重心，从甘蔗等经济作物加上苏联援助，转型成吸引美国以外地区的世界旅游客。

不论多么痛恨美国，90年代后期古巴的几个大都市，开始自由收受美金，因为美金是全世界旅游客的通用货币。首都哈瓦那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建，保留了众多的绿树与穿杂其间的小广场，保留了殖民风的街道与房舍，加上古巴人民干净、秩序的生活习惯，吸引了愈来愈多的旅游客，借由他们的旅游消费，挽救了原本摇摇欲坠的古巴经济。

于是卡斯特罗更有待于教宗访问了，教宗访问必然带来大量报道，对古巴的普遍兴趣会被激发，也就有机会吸引更多旅游客，创造更大的美元经济。

约翰·保罗二世风尘仆仆、拖着病躯到了古巴，而且不顾虚弱的身体状况，每天一早就出发到一个城市进行一场大型弥撒，黄昏才回到哈瓦那，最后一天，教宗在哈瓦那最具象征意义的“革命广场”为教徒祈祷，卡斯特罗亲自出席典礼，古巴官方媒体还帮忙号召群众前往参与，“表达对教宗的敬意”。

教宗在古巴多次明白表达反对美国禁运，多次批判泛滥的资本主义及其庸俗贪婪，这一场教廷与共产主义结合的奇异之旅，也的确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大幅报道，刺激了各地人士到古巴旅游的意愿，除此之外，教宗还奉送了巧妙的幽默感。

卡斯特罗得到了他所设计、所想要的，因此他应该是这整件事的赢家了？

教宗访问古巴的影响

不见得。不管卡斯特罗是否预见，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古巴，在古巴产生两项无法磨灭的长久影响。一项是松动了古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强度，能够和天主教共存的共产主义，就已经不是原来建立革命政权的那个共产主义了。

第二项影响是使得古巴经济更加依赖旅游。而要持续吸引旅游客，要振兴旅游业，古巴不可能再关着门不理会国际观感。古巴不能有政治动荡、不能有仇外作为，甚至不能让国际上觉得那是一个封闭可怕的社会。

美国对古巴进行禁运，是希望借经济压力逼迫卡斯特罗进行改革，让渡出自由与民主的空间，并且降低对美国的敌意。卡斯特罗无论如何不肯对美国低头，所以找了旅游收入来对抗美国的压力，然而绕了一大圈，旅游、开放，毕竟还是使得古巴不可能维持原本的样貌，不得不给予其社会愈来愈大的自由空间。

这几十年逐渐组构而成的全球旅游网络，具有远超过一般想象的影响力。旅游业一方面使得许多地方快速丧失地理与文化上的特色，令人遗憾；然而换另一个角度看，旅游网络的同质化作用，却也发生在政治体制与运作层面上。自由、稳定、安全、开放，成了国际旅游的基本条件，于是任何想要加入这套网络得到经济利益的国家，就不得不自我转化提供这样的条件了。

[怀疑]

保持怀疑、思考的态度

以色列作家奥兹（Amos Oz）小时候曾经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的家从东欧搬到巴勒斯坦，在那里亲历了以色列建国的过程。

英国对于中东地区的控制，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就已大幅削弱。奥兹和当时其他以色列少年一样，疯狂崇拜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他们诉诸暗杀行为来传递最强烈的讯息。

在1944年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由后来当过以色列总理的贝京（Menahem Begin）领导的组织，一口气炸死了超过八十个人，其中有他们痛恨的美国人，此外却也有无辜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另外在开罗，英国战争部部长被暗杀身亡。英国判以色列复国运动的恐怖分子绞刑，贝京他们就抓了英国军官把他们吊死，以为报复。

奥兹说，那个时候他跟其他男孩一样，最喜欢的玩具是模型小士兵跟各种小武器，每天趴在地板上摆弄自己的“私人军队”，指挥他们攻打白金汉宫。他们相信：唯有让自己变成狮子，证明自己是头狮子，犹太人才有办法在沙漠中各种凶猛动物之间活下去。

1946年以色列建国了，有一个特别的场合，奥兹跟家里的大人一起去耶路撒冷最庞大的会堂，参加群众运动。其中要上台对群众演讲的，就包括了建国后从地下组织翻身成为台面上政治人物的贝京。

贝京及其他政治领袖精英，讲的是古典的希伯来语。这是一种从书本、尤其是犹太圣经里复原的古老语言，靠现代犹太人的惊人意志力，让本来已经死掉消失了的语言，重新在日常生活里运用。

可是奥兹他们家，以及会场上坐在后面的绝大部分听众，使用的却是一种俚俗方言的希伯来语。这是他们在东欧犹太区里流传使用的语言。他们大致可以听得懂古典希伯来语，不过有些关键词，很容易产生误会。

例如古典希伯来语的“武器”，发音和希伯来俗语的“阳具”完全一样。“武器”的动词形式，在希伯来俗语里听来，就变成了不堪的“干”了。

虚幻的国家主义

贝京那天演讲的主题，是以色列的困难处境，号召以色列同胞认清危险局势，团结一致，保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祖国。贝京的演讲深具煽动性，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可以有效地控制全场群众的情绪，唯一的问题是：他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艾登夜以继日不停供应武器给埃及总统纳赛尔，却没有人、完全没有人供应武器给以色列，慷慨激昂讲的这段话，听在那些群众耳朵里，就变成了：

“艾森豪威尔和艾登夜以继日一直干纳赛尔，可是有谁干我们？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人干我们！”

全场一片死寂。听到这些奇怪的话的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贝京却没有注意到，他继续发挥：如果大家选他当总理，他保证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会乐意来干以色列，以色列再也不必担心没人干了。

前排坐的年长知识分子们，响起了零零落落的掌声，其他人则依然保持困惑的沉默，唯独有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原本是贝京的超级崇拜者，再也没办法节制自己，开始冒出大笑来。

全场恐慌的眼光都投注到小男孩身上。那个小男孩就是奥兹。旁边他的祖父又羞又怒，立刻扯住他的耳朵，将他拉离开座位。即使如此，小男孩还是停不住大笑，被拉到会场外，祖父狠狠地赏了他好几个耳光，十二岁的奥兹才终于止住了笑声。同时也止住了他对国家主义的热情。奥兹说：“从那一刻起，我开始逃离国家主义所承诺的复活与救赎……直到今天都还在逃。”

这段故事写在奥兹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里。长大之后，奥兹果真离开了深信以色列国家主义的家庭，远离祖父、父亲，住到集体农场里去，在那里开始写作，因为出版的小说获得好评，得到集体农场特许，可以有不下田专心写作的一点时间，他一本一本写出深刻剖析以色列社会与犹太人情结的小说，曾经多次被提名竞逐诺贝尔文学奖。他宁可要真实具体的农场同志情谊，再也不要高蹈却空洞的国家主义。

让他从国家主义幻梦中醒来的契机，是贝京一场煽动性的演讲，尤其是在演讲中意外造成的误会。“供应武器”变成“干”，这看来无关紧要，只具有闹剧效果的差错，却直接地帮奥兹揭露了耸动性言词的本质。

空洞的煽动性语言

耸动性的言词，基本上是没有内容的，愈是带煽动力的，能够同时煽动愈多人的，往往愈没有内容，人有千千百百种，千千百百种个性、千千百百种思想、千千百百种感受，要怎么样让他们同时一起相信同一件事呢？

唯一的方法，那一件事其实没有任何让他们具体去思考、去感受的内容，没有让他们自主地决定要不要同意的内容。煽动的演讲根本就不是为了要讲什么，只是为了要制造怎样的气氛，是挑动起来的气氛，而不是演讲里讲了什么，构成了真正耸动的元素。

换句话说，煽动演讲没有要让人用大脑，煽动演讲不能让人感到一丝一毫的怀疑，一旦怀疑，我们就开始思考。煽动演讲说的，是群众再熟悉不过的话语，用变化控制的音调不断反复、不断反复，直到所有人进入那种情境与气氛中。

奥兹的启蒙，就来自于那偶然的谐音。谐音错误使得煽动家唱做俱佳的表演破功了。那个错误在听者心中种下了不解与怀疑，他们开始想：为什么会讲这个？他真的要讲这个吗？他到底要讲什么？

一怀疑、一思考，人就进入不了那被煽动引染起来的气氛里了。作为一个小男孩，奥兹的怀疑用更戏剧性的形式表达出来：他大笑，而且大笑不止。

大笑的当下，付出了挨耳光的代价，然而真正换来的，是从煽动中彻底抽身的宝贵经验。这样看来，那几记耳光，终究还是挺划算的。

[名嘴]

别太相信名嘴

两年前，我带着女儿去参加一项钢琴比赛，比赛完了在等成绩公布时，突然有一个参赛者的家长，冲着我说：“啊，你是那个名嘴对不对？名嘴你好！” 我不自觉地低沉了脸，很不高兴地摇头回应：“我不是，我不是什么‘名嘴’。”

就在那里，就在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再强烈不过的感觉：无论如何，我绝对不要被人家视为、称为“名嘴”。被用“名嘴”称呼，让我极度地不舒服，更重要的是，我看看身边的女儿，她慢慢长大了，等她更懂事，她一定也不会要自己的爸爸是个“名嘴”。

“名嘴”不是个尊称，甚至不是个正式的工作职业。倒不是说别人讲起“名嘴”往往语带嘲讽意味，也不是一些会被叫成“名嘴”的人有多坏，我真正最在意的是“名嘴”这个称呼的来源，那背后有着彻底违背我的信念的东西。

“名嘴”是个新鲜东西。现在大家讲“名嘴”，指的是在电视上参加政论节目、公开谈论政治议题的人。不过并不是有政论节目就有“名嘴”。政论节目有各式各样来宾，来宾也就有各式各样上节目的身份与理由，这是原本的情况。政论节目会有政治人物，从“部会首长”到“立法委员”到县市长。政论节目也会有跑政治或社会线的记者，提供他们在线跑来的新闻并帮忙铺陈新闻背景。政论节目还会有学者或专栏作家，负责解读新闻并提供了解政治的观念。

这样的政论节目里，每个人都有他的身份，也就都有随职业身份而来的功能，彼此对话、乃至彼此辩论，让看节目的观众因而得到了对政治多角度的理解。这样的政论节目里，没有“名嘴”，也不需要“名嘴”。所以那时候，没有任何人走在街上会被叫“名嘴”。

敢讲的人能上节目

曾几何时，电视政论节目产生了奇怪的变化。先是出现了一种人，他们上节目讲的话，跟他们的专业身份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不是政治人物，不是记者，也不是学者，他们或许没有掌握什么比一般观众更广泛或更深入的政治讯息，但他们很会说、很能说，就是靠着“说政治”，让他们在节目里占了一席之地。

再来与此相关，但方向相反的，有了另一项发展：很多有专业本职的人，慢慢不能或不愿上节目了，于是留下来继续上节目的，往往都是“前××”。“前立委”、前县长、前部长、前记者、前教授，他们比现任职业的人少了许多拘束、多了许多自由，也就比现任者更敢讲、更能讲。敢讲能讲就换来收视率，就换来制作人的青睐，这些人在节目上出现的几率自然就愈来愈高。他们不方便再挂以前的工作身份与头衔，就笼统地成了“资深媒体人”，“资深媒体人”很长、很不口语，于是一转就转成了更容易称呼的“名嘴”了。

“名嘴”取代、凌驾了原来的工作头衔，变成在政论节目讲话的人最突出的共同身份。现任“立委”很多，但只有少数几个具备“名嘴”资格的，才会常常受邀上节目。选择的标准，当然不是谁问政比较认真，也不是谁比较有想法，而是谁比较敢讲、比较会讲。甚至就连“立法院”里某个新闻的当事人，都不见得一定受邀上节目，制作人往往宁可邀不在场但立场更明确、口才更刺激的其他“立委”上节目。

更特别的是新闻专业人士的变化。很多人本来是记者，一边跑新闻一边上节目，但是随着节目竞争，记者里同样出现了“名嘴化”现象。变成“名嘴”的记者，通常就离开了记者工作，专心当“名嘴”，可是他们本来之所以能上电视侃侃而谈，不就靠在线跑新闻累积的经验和得到的讯息吗？离开新闻工作、不再跑新闻，他们不可能再讲那些记者专业的内容，只有转型靠二手传播的内容来做文章。人离新闻现场愈来愈远，可是在节目的收视率需求下，对于新闻、尤其是新闻内幕的说法，却要愈来愈耸动、愈来愈激动。这里面藏着最大、最严重的问题。

恶毒刻薄的说话风格

“名嘴化”的政论节目里，原先的多角分工架构消失了。不再是某些政治人物表达立场、某些新闻记者补充讯息与内幕、某些学者提供分析角度观点，现在变成只有一种单一角色——“名嘴”，清一色“名嘴”对“名嘴”讲话。没有人要“名嘴”中立客观，没有人要听“名嘴”理性分析，也没有人要听“名嘴”来解释政治政策立场，“名嘴”的角色、功用愈来愈清楚——用激动、夸张的口气，讲述大量别人不知道的内幕，并义正词严地谴责被拿来当作讨论焦点的人与事，想出最刻薄恶毒的方法把人与事说得愈不堪愈好。

激动夸张、恶毒刻薄成了“名嘴”这一行的基本条件，不管是蓝是绿，甚至不管是资本主义或劳工立场的信徒，都得先具备了这样的说话风格，才会“升级”成为“名嘴”，才会变成电视上的常客。 同样地，不管什么立场什么主张，要做“名嘴”就得显示出对于自己知道的事再确定不过的态度，即使讲的是人家闺中最深的隐私、最黑暗不可告人的阴谋或最关键的企业机密，“名嘴”讲来都斩钉截铁，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点保留：“就是这样！”若是稍露怀疑，对自己说的内幕没那么强烈的信心，很快就会被从“名嘴”行列里除名了。

并不是说“名嘴”个人有多坏有多恶劣，而是“名嘴”这个身份产生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就必然形塑出这样的身份特色与个性来。“名嘴”整体身份，有太多的愤怒激动、太多的自以为是，太少的自我怀疑、太少的冷静分析、太少的耐心说理。他们“太多”的，刚好是我反复自我警惕的；他们“太少”的，刚好是我长期自我期许追求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不能不让自己明确地和“名嘴”、“名嘴身份”及“名嘴性格”划清界线，保持距离。

[法的精神]

比法条更重要的事

“我首先研究人：我相信，在无限参差驳杂的法律和风俗中，人不是单纯地跟着幻想走的。”

“我建立了一些原则。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服从这些原则的，仿佛是由原则引申而出的，所有各国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则而来的结果；每一个个别的法律都和另一个法律联系着，或是依赖于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有许多真理是只有在看到它们和其他真理之间的联系才能被觉察出来的。我们愈思考到细节，便会愈感觉到这些原则的确实性。”

这是孟德斯鸠名著《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严复译为《法意》）序言中一段关于著作旨意的陈述。

孟德斯鸠这本书，在人类历史上名声可大了。这本书中将政体分成三种：共和、君主以及专制，并对三种政体作了缜密的评估，得到结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哪一种政体最好？当然是共和；哪一种最差？当然是专制。而他描述的“专制”，正是当时欧洲的政治现实，难怪这本书流行起来，成了共和革命者的圣经。

孟德斯鸠的洞见

《论法的精神》中，还以英国君主立宪为例，讨论了行政、立法与司法的彼此监督制衡，认为这是公民自由保障的关键。“三权分立”与其说是英国人的智慧，毋宁比较接近是孟德斯鸠刻意美化英国状况，提出的人类政治伟大理想。

因为这样的巨大贡献，使得《论法的精神》成了政治学、政治理论上的重要经典，然而吊诡的是，孟德斯鸠本意上希望让此书对于法律能产生的作用，反而长年被忽略了。

考考台湾政治系毕业的学生，谁不知道孟德斯鸠，谁没有在政治学课堂上听过背过孟德斯鸠的学说？然而换去考考法律系的学生呢，有几个能够正确说清楚孟德斯鸠及其法学上的主张与贡献？

孟德斯鸠讲得很清楚：会写这本书，是因为看到世界各国的法律，表面上看起来天差地别，“无限参差驳杂”，如果这些那么不同的规范，统统都可以算做法律的话，那么法律就带了高度、甚至无限的任意性了。我们根本无从去掌握法律的“本质”，无从研究法律是什么了。法律什么都可以是，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孟德斯鸠的巨大突破，是不依赖一个先验的答案，假设有神或上帝或什么超越的意志管辖着全天下的法律，给予所有法律一种核心“精神”。相反，他从比较各种实际存在，五花八门“无限参差驳杂”的法律入手，做比对归纳，去觉察“真理……和其他的真理之间的联系”，最后找寻出“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也就是藏在各种不同社会不同法律系统不同法律条文背后，普遍的精神。

虽然孟德斯鸠在序言中特别说他书里“并没有完全叙述……细节”，不过被收进书中的细节讨论，已经惊人地丰富了，这些材料很可以让今天学法律的人，了解一下到底法律是怎么来的，牵涉法律的“人间条件”有多么复杂。

不过最要紧的，毕竟还是孟德斯鸠的主旨——法律纷乱现象中，应该有其更高的精神与原则，我们不应该迷失在纷乱驳杂的法条中，而遗忘了、忽略了精神与原则。

用精神、原则来掌握法律、法学，在孟德斯鸠的那个年代，有其特殊历史意义。孟德斯鸠活跃的18世纪欧洲，一方面神权与教会地位不断下降，光靠《圣经》和教宗敕令要规范人的行为，愈来愈难。另一方面，海洋冒险开拓累积的成果，使得欧洲人眼界变宽了，他们看到许多非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实况，意识到了人的多样性。对于伊斯兰教、中国文明、印加文明、乃至“野蛮人”的认识，又刺激他们回头看见了自己欧洲本身的内部歧异。就连欧洲，也不是像教会主张的那样，就是单纯一致的啊！

如果不追究“法的精神”，那么在多样、歧异的世界中，人的行为就无法规范、更无法预期了，一个法兰西人和一个日耳曼人遇上了，应该遵守谁的法律呢？“法的精神”还有另外一层更深沉的意义，脱离了孟德斯鸠所处的18世纪欧洲环境，仍然持续有效，那就是：世界快速变动，新奇新鲜事物不断诞生，法律无法事先预见未来，订定好完美的法条，法律只能在既有已有的现象后面，苦苦追赶，细心收拾。那么，新鲜新奇事物就不受法律管辖了吗？还有，时代变动了以后，旧法律要如何退场，才能不成为新社会的拖油瓶、绊脚石？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出高于固定法条之上，管辖法条的“法的精神”。法条虽然是固定的、死的，当环境变动时，我们可以用新的变化现象，与普遍的“法的精神”互相参证，来决定新的行为道理，来修改法条的意义。

比法条更重要的精神与原则

如果我们善用孟德斯鸠的智慧洞见，很容易可以得到两项提醒。提醒一，当牵涉到异文化跨国界的行为时，“法的精神”比法条重要，应该要回溯“法的精神”才能订定出规范来。提醒二，如果有些法律条文是很久以前订定的，又没有经常使用，那么这种法条不能随便照字面意思动用，应该回溯比对其背后“法的精神”普遍原则，然后再思考变动过后的新情况，提出法律的新主张新见解。

任何要将法条不经重新诠释，就要运用于管辖乃至威吓不同社会的人或不同时代的人的行为，都是一种“法律暴力”、“法律霸权”。

台湾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有头有脸有影响力的“法律人”。然而这些有头有脸有影响力的“法律人”，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乏对孟德斯鸠的认识、理解，以及对“法的精神”的尊重。

台湾台面上这些“法律人”，受的几乎都是法律的“技术训练”，他们把法条抬得很高，以为法条就是法律的全部，却不知道“法的精神”高于法条，“法的精神”更应该被理解、被讨论。

“法律人”总是习惯想用法律来处理政治问题，这种习惯不只破坏了政治该有的沟通协商空间，而且还暴露了这些“法律人”对法律的轻薄与肤浅啊！

[公共议题]

以公共态度讨论公共议题

当我分析、批评在台湾的都市环境中，因为摩托车太多、太方便，以致捷运系统的利用率偏低时，有人就理所当然反应：“杨照一定是开车的，所以就打压摩托车族。”当我反对以民意来决定要不要废除死刑时，也就会有人到我的部落格留言说：“哪一天当你是受害人时，看你会怎样说？”

唉，台湾这个社会一个根本的“理盲”，就反映在这样的意见里。他们不相信、不接受有而且应该有不受个人自我利益影响的公共意见，坚持假设：一个人的主张，一定是对应于自我利益的。思考、讨论公共议题时，如果只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反对所有会伤害自我利益的意见，而且把别人的意见都看做是自私自利的反映，老实说，公共议题就失去了公共性，理性讨论、厘清是非的公共领域也就消失了。

今天即使我骑摩托车，我还是会主张摩托车太多了，应该让摩托车不要那么方便，摩托车享有的许多方便（例如到处可以停车）是建立在社会外部成本上的；我还是会主张应该要让摩托车的方便程度低于大众公共运输系统才是合理的。事实上，正因为我如此主张、如此相信，所以我不骑摩托车，我会去搭公交车、搭捷运。

如果我是个犯罪的受害者，我还是一样主张不能由受害者的感受来决定犯罪者应该得到的惩罚。人类文明的发展会逐步将惩罚的权利——先是执行惩罚的权利，接着是决定惩罚的权利——一步步从受害者、受害者家属手中取走，是有其基本道理的。因为满足受害者情绪，不只不切实际，而且会产生恐怖的后效。

对纳粹罪行的制裁

德国纳粹屠杀了六百万个犹太人，在这过程中，有许多德国人参与其中，有更多德国人支持赞成，几乎其他所有的德国人都袖手旁观、没有反对，这是个可怕的事实，更是个可怕的罪行。二次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暴露出来，而且还有些幸存的犹太人可以对罪行历历指证。依照德国罪行之严重，幸而逃过魔掌活命的犹太人，难道会愿意和这样的凶手一起生存在世界上？他们难道不会心存余悸，害怕、相信：只要德国人还在，犹太人就无法好好活着？犹太人之中有些人深信必须血债血偿，不能忍受德国继续存在，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吧？可是从头到尾有权利决定战后处置的各方势力，都没有将“毁灭德国”纳入可能办法中考虑过。被害的犹太人不想毁灭德国吗？他们没有权利要求毁灭德国吗？然而不管他们怎么想、怎么主张，毁灭德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作法。

更令人遗憾的，国际上找不出一种可以依循的正义原则，来处罚德国，建立国家行为上的罪与罚比例原则。几十年下来，犹太人就一直紧抱着自己是受害者的立场，以受害者的怨恨心情，一方面对国际提出种种要求，另一方面合理化自己的各种行为。几十年来中东问题的根源，乃至于阿拉伯世界被激进的伊斯兰信仰席卷，都跟以色列、犹太人长期的受害者心态脱离不了关系。

受害者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报复的权利，至少应该拥有不再受害的权利，然而在追求自己的安全感时，他们侵犯了别人的领土、破坏了别人的社会，引发出一连串难以收拾的后遗症。无法处理受害者情绪，坐视受害者情绪无限上纲放大，是在犹太问题上，国际上犯的重大错误，至今还在为这个错误付出惨重代价。一个意图发泄的受害人，必定会在发泄过程中制造出其他受害人，最后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身份缠扰混淆，人人都是受害者，都以受害者身份来合理化自己的任何行为，那么脆弱、难得的文明秩序就岌岌可危了。

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家园被以色列占走了，他们是受害者，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发动恐怖主义行动，那是他们寻求受害补偿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想坐视恐怖主义攻击蔓延，我们就必须设下底线，是就连受害人寻求报复、补偿时都不能也不应逾越的。如果要在恐怖主义行为上划这样一条红线，那么显然对于犹太人、以色列的行为也要有相应的一条红线。

死刑存废不可由受害者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我自己是受害者，我却一定坚决反对以受害者的主张来决定罪与罚的根本理由。让受害者得到发泄满足，绝对不会给我们带来安全的社会、安全的环境，相反，过度放大受害者与受害者家属的感受，甚至以各种方式放大他们的痛苦，来压过法律正义全面、一致性的考虑，只会使得社会进入一种“以暴制暴”的幻想中，结果鼓舞大家合理化暴力的使用，暴力报复成了受害人应得的补偿，暴力就不再是那条绝对禁制的底线。

“不可杀人”有例外，在受害痛苦中的人就可以主张杀人作为报复、作为解脱，有这样的例外，也就会有各种利用这种例外作借口的其他行为。更何况受害者的身份是主观的，一位自认受害的人，在法律之前很可能根本不是无辜的。加害犯罪的事实当然不能交给受害者来决定，在这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都不能光是听从受害者，为什么在决定惩罚方式，尤其是最严重的惩罚，我们却要把那么大的权利让渡给受害者？

要不要废死刑，这是法律专业不可让渡的权利，尤其绝对不能让渡给受害者、让渡给一般民意。不然我们还要法律专业干什么？不然，我们还能如何信任法律专业能够盱衡各方因素，给我们一个尽量趋近安全、远离暴力威胁的公共、集体环境？这是公共议题，就必须以公共立场、公共态度来讨论啊！

[大片]

比简单更简单的大片逻辑

李安拍过的电影里，有一部到目前仍然拥有特殊的票房纪录。猜猜看，是哪一部？又是什么样的纪录？

不是《卧虎藏龙》，不是《理性与感性》，是《绿巨人浩克》，这部电影上映第二周周末票房比第一周周末惨跌了70%，创下了纪录。

不必也不能因为电影是李安拍的，就不讲清楚这项纪录的意义——意味着电影口碑很糟很糟，刚上映时被强力宣传打到买票进场的观众，看过之后都大失所望，大家恶评不断，所以下个周末就没什么人再要去买票看的《绿巨人浩克》了。

这纪录还真尴尬。不过让李安可以稍微得到点安慰的是，一般所谓的“票房大片”，首映周末票房到第二个周末，也会平均滑落五成左右，换句话说，《绿巨人浩克》虽然是最糟的，但其实没有糟到那么糟。

跑赢影评

事实上，发行这种“票房大片”的公司，早就习惯、甚至预见了这种差距变化。他们将“大片”的回收成败关键，几乎都赌在首映周末上。这种“大片”首映在全美至少要有两千家影院放映，那两天票房卖下来，正常应该要占那部电影总票房的25%到40%。

他们认为，他们相信，这样才拍得了、才支撑得起制作那动辄上亿美金的“大片”。庞大的投资使得“大片”经不起评论、口碑的风险，要在评论、口碑还来不及发挥作用前，就先抢下一定的收入。

“大片”的投资保障，就在于等影评、口碑发出“这是烂片”的警告时，已经有很多人在首映第一时间付钱当了冤大头，来不及反悔了。

要造成这种“首映行情”，“大片”也就有了“大片”特殊的秘诀。第一，“大片”要有“大场面”，场面大不大，不是以演员会不会演戏、演得好不好来判断的，而是依据演员可以吸引的媒体注意力来判定。大场面让电影未拍先轰动，可以不断炒作话题，制造“电影要来了”的先期效果。

能吸引媒体注意力的大明星，片酬一定很贵，片酬愈贵的大明星，连带也就愈有媒体报道的价值。既然花了那么多钱签下“大场面”，当然也就不能省宣传造势预算，最好是铺天盖地撒广告预算，上映前让可能的观众一个都逃不掉。

除了“大场面”，另外一种预热票房的方法，是选择本来就已经受欢迎的题材来拍，畅销小说是当然选择、畅销漫画会是更好的选择。要不然也可以拍之前畅销大片的续集，反正与其去寻找、去创造观众，不如直接对已有的、明确的消费群众下手。

再来，不只要激发这些群众想去看电影，还要让他们“迫不及待”要去看。如此才能将效果集聚在首映周末，以免夜长梦多，一开始没买票，后来就有了各种考虑不想去买票。从观众属性上去分析：什么样的人最是具备“迫不及待”的个性？啊，小孩！小孩最没有耐心等待，他们想要的恨不得立刻就得到，而且小孩之间的同侪影响力最强，同侪压力最大，集体行动的动机也最强大，别人都去看过了自己还没看，格外容易觉得落伍丢脸。

吸引小孩看的电影，不能有太复杂的内容，尤其是不能有冷场。炒热银幕场子，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无过于速度竞逐以及爆炸破坏。相反地，让银幕场子冷掉的，首推对话，尤其是任何一个角色连续讲超过三句话。

“不说话”的大片

接连不断的追逐、爆炸，愈写愈俭省的对白，还能创造出好莱坞大片的另一种优势——海外票房的优势。讲英语的电影卖到不讲英语的国家去，那些地方能欣赏细腻对白的观众必然更少，干吗折磨他们要一直盯着银幕下方的字幕才能享受电影呢？少讲话，话越少观众会越多。

还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电影市场像美国好莱坞那么大，也就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可以跟好莱坞比财大气粗。追逐、翻滚、爆破、灾难，这些银幕上的奇观，全都是钱和技术堆出来的。爱情片别的国家可以拍，亲情片、阴谋片、推理片、社会写实片，别的国家可以拍，只有追逐、翻滚、爆破、灾难不断的电影，谁都拍不赢好莱坞。

十几二十年来，这套大片逻辑发展得愈来愈完整，运作得愈来愈熟练，也就决定了我们在电影院里看得到什么样的电影，又必然看不到什么样的电影了。

没有了真正给成熟观众看的电影。没有了给人强烈感受让人思考的电影。没有了中等规模精致制拍的电影，要么是经费少得可怜，根本照顾不好细节的小众电影，不然就是经费大得吓人，特效与宣传远比剧本、导演重要的“大片”。

“大片”也就一看就是“大片”的样子，没有什么多样变化的空间。“大场面”的男明星，要么忙着开快车、开更快的飞机，不然是忙着将东西炸掉，再不然就是忙着逃躲避免被炸掉被压死或被淹死。“大场面”的女明星呢？她们做的事和男明星差不多，只是表情更惊恐、穿着与动作更诱人罢了！而不管男明星或女明星，话都很少，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终结者》第一集片中从头到尾的台词一共只有十四句，堪称典型中的典型！

大片逻辑，彻底改变了电影工业，改变了我们看到的电影。对一个在大片逻辑横扫之前，就开始看电影的人，现在的电影，尤其是那些主流“大片”，简直难看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花那么多钱拍出一幕幕重复的戏，一出出重复的电影，干吗！

不过谁知道呢？或许下一代看电影的人，除了这种“大片”，就再也不能想象有别种电影存在。那么，“大片”改变的，就包括了最基本的美学品味，同时也就改变了人从电影里可以寻求、可以获得的满足范围。由广而狭，一步步限缩狭窄下去。

[媒体]

察觉媒体操作

1985年11月19日，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和当时的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附近进行了一场历史性的高峰会谈。那是冷战时期，戈尔巴乔夫才上台不久还没有大张旗鼓进行党内改革，而且离柏林围墙倒塌还有四年的时间。两强首领会议，何其难得、何其重要！

这种高峰会谈一定要先经过许多幕僚作业准备。然后两人有公开的交谈，最后才进行闭门会议。原来排定让两人在没有任何媒体，也没有其他官员、助理在场，真正单独谈话的时间是十五分钟。两人进去了，会议室门关了，十五分钟过去了，三十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一直到一个多小时后，门才又再度打开。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走出来，记者蜂拥而上，当然问他们花那么久时间到底讲了什么，戈尔巴乔夫还来不及回答，里根抢先说了：“时差问题。”

记者哄堂大笑。没有人相信这个答案，可是不管他们再怎么追问，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再给别的答案了。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秘密会谈

一个多小时的秘密会谈，成了那几天全球媒体的头条大新闻，事后证明，这件事激起的巨大效应，开启了后冷战时代的序幕，美国和苏联不再是势不两立、不惜以核武相互毁灭的敌人了，至少双方领导人可以直接面对面沟通，而且显然其气氛并不紧张也不严肃，才能比预定多谈了三四倍时间，所以里根走出来还能开玩笑。

很多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特别点出了里根平常的习惯。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守时的总统。从早到晚的会议，该几点开始、该几点结束都明白确实。宁可会议得不到结论，里根也绝不拖延结束时间。有时候就算会中该讨论的都讨论完了，总统先生也一定要说几个轻松笑话，拖到该结束的时间才结束。

那么准时，准时到不可思议的里根，竟然让十五分钟的会谈延长到一个多小时，那就更是意义非凡了。他们谈的，不会是“时差”，必定是攸关美俄互动、牵连到世界局势的话题，只有排除了所有外人，确保不会外泄，才能谈、才能谈出结果。

大部分的人都如此相信，只有极少数极少数白目无知的人，才会相信这两大巨头辟室密谈，谈的是两个人各自长期搭机都会碰到的时差调整问题吧！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其实只有那极少数极少数白目无知的人对了。里根没有骗人，虽然一个多小时中不会只谈时差，但两人从谈时差开始，接下来谈各自家庭，尤其是各自的夫人，交换两位夫人的生活习惯趣事，一路谈下来，都是跟时差一样无足轻重的话题！

里根跟最亲近的幕僚、家人这样说，戈尔巴乔夫跟亲信如此描述，后来在回忆录里也是如此写。对照各方数据，看来那次密室会谈恐怕真的没谈什么了不起的事。

留白的想象空间

然而那次密室会谈，却仍然是历史上关键、重要的事件。事件的意义，不在两人实际讲了什么，而在利用这样一个活动，进行了怎样的政治、尤其是媒体操作。

根据里根身边幕僚、官员的回忆记录，我们了解：那表定的十五分钟，正是操作重点。十五分钟，一来让人家觉得两大巨头本来就不会有太多话好谈，降低人家的预期；二来为了制造后来实际会谈长度的戏剧性倍数效果。

里根早就打定主意、做好计划，即运用其口才，想尽办法拖长时间。看来戈尔巴乔夫也有心理准备，半推半就配合演出，两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真正的任务，就是在会谈中言不及义，悠闲地耗掉别人以为意义重大的一个多小时。

一旦拖成了一个多小时，也就自然意义重大了。里根幕僚们早算到媒体会以平常里根的作息习惯为比对基础，一定会对十五分钟拉长为一个多小时，大做文章。媒体大做文章，媒体自己产生的多种猜测，就为原本空洞的会谈填充内容了。

媒体跳进陷阱里，完成了这个操作计划的拼图。一夕之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国际声望陡升。大家相信他们在谈双方和解的作法，相信世界朝向两强和平相处迈进了一大步。国际媒体上的正面评价，进而给了里根、尤其给了戈尔巴乔夫对国内反对派施压的筹码。

这是一场经典的政治媒体操作，发生在一个具备好莱坞演员背景的美国总统身上，当然不是偶然。里根比在他之前的所有权力人物更明白：重点不在实际情况是什么，而在别人看到、感受到的是什么。最成功的演员不是把剧情的所有内容巨细靡遗地演出来，而是技巧地逗引起观众的想象力，靠观众自己的想象来填充许多空白，那样会让观众看得更过瘾。

政治人物，尤其是民主时代的政治人物，挑动的是媒体的想象力，再透过媒体把这添加想象之后的图像传达给民众。在这过程中，媒体绝对不是单纯的传达者，将讯息转递给阅读大众，媒体参与了内容填充，而且往往依照自己的立场填充他们认为对的讯息，把这些讯息当成事实传递给社会大众。

因为媒体有这种隐性的角色，于是聪明的政治人物也就学会了如何“留白”，让媒体各取所需地填满他们想要的内容，这就是“媒体操作”的核心意义。

媒体操作，顾名思义要对媒体的规律规则有一定的认识，所以能找到利用媒体的手段。以前政治人物不了解媒体，不懂媒体的影响力，后来政治人物理解了媒体的效力，却不一定找得到介入操作媒体的“眉角”。最近最新的潮流，则是许多曾经参与媒体专业工作的人，看到了这中间的机会，将自己对媒体的知识提供给政治人物，于是“操作”的手法愈来愈准确、“操作”的空间也愈来愈大了。

相应的，那么多“操作”的媒体上，也就必然愈来愈难看到实际的情况，甚至愈来愈难分辨什么是媒体传递，什么是媒体介入创造出来的讯息了！

[独家新闻]

跑出真正的独家新闻

两位《华盛顿邮报》地方版的年轻记者，加上一位神秘的消息来源“深喉咙”，结果掀开了“水门案”，最终逼使那个时代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仓皇辞职下台。这是政治史上的关键事件，更是新闻史上的经典。“水门事件”示范了新闻记者作为“无冕之王”的巨大力量，以及“第四权”可以对其他三权发挥监督作用的极致。还有，示范了新闻记者的勇气、风骨与专业伦理。不只是最后将总统掀下台的结果长期让人津津乐道，在过程中记者的作为与选择，也反复被拿出来讨论。

虽然拥有“深喉咙”这样的超级网民，伍华德（Bob Woodward）跑新闻可一点都不轻松。“深喉咙”从来不主动提供消息、数据给伍华德。而是当伍华德和他的伙伴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找到了什么线索或取得了什么讯息时，就在家里窗口摆放一盆约定好的小盆栽，“深喉咙”开车路过看到了，会在那天深夜到约定好的停车场和伍华德见面。见面时，伍华德告诉“深喉咙”他手上握有的讯息，“深喉咙”凭借经验及内部数据告诉伍华德，哪些地方值得进一步探索，哪些数据根本一文不值。会面完，伍华德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挖新闻。

深喉咙的真实身份

可以想见有多少压力堆积到这两位年轻记者的身上。他们原本甚至不是跑国会、跑白宫的政治记者，光是《华盛顿邮报》内部就有多少人眼红，冷眼看他们，更不必说其他媒体也纷纷出动最资深、最强悍、最有人脉的记者来抢线竞争。他们都挺住了。更神奇的是，一直到尼克松下台，甚至一直到尼克松去世，除了他们两人和《华盛顿邮报》总编辑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深喉咙”的真实身份。甚至连《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西泽

琳·葛兰姆都不知道！保护消息来源保护得滴水不漏，一直到几年前，“深喉咙”自己主动曝光，世人才晓得原来他是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难怪他知道那么多事！

“水门案”发生在四十年前，正因为“水门案”的成就、影响如此传奇，这四十年间有多少人想要当“伍华德第二”，希冀能碰到“深喉咙第二”，就连台湾都有一阵子大谈特谈过“深先生”、“深小姐”。不过政治上的发展，尤其是新闻媒体上的发展，显然让“水门案” 再现的机会，愈来愈渺茫了。将最高权力者拉下台的“水门案”，不但在当时是空前的，恐怕在未来也会是绝后的。

“想象一下如果‘深喉咙’存在于今天，那会怎样？有线电视频道上每天都在猜他到底是谁。狗仔队会盯梢伍华德，会有很多篇关于他的报道。还有新闻幕后的故事，揭露新闻记者平常到底怎么和消息来源互动。顺带讨论新闻伦理的问题，对待消息来源的原则究竟应该怎样。新闻画面上会出现倒数计时钟，计算尼克松大概还有多久会下台，无数网站都在讨论深喉咙的身份，而且对伍华德和伯恩斯坦写的报道进行深入分析，检讨其语言用法。所有这一切，都在稀释独家新闻的浓度，更要命的是，都在模糊独家新闻真正要报道的故事。”

说这段话的，是美国广播网的政治组组长哈尔普林（Mark Halperin）。他很了解什么是今天的独家新闻，也更明白今天独家新闻碰到的问题。哈尔普林是个“信息狂”，每天夜以继日整理消化美国政治讯息，他负责编写的“每日笔记”，是新闻同业及政治领袖每天必读的材料，追读“每日笔记”，才不至于在政治消息上落伍。可是就连哈尔普林都跑不出独家新闻了，因为今天的新闻业者失去了“水门案”当年的那种职业原则与职业自尊。

那年头看到伍华德和伯恩斯坦的独家突破，同行们想的是如何加紧努力，抢在他们前面揭破“水门案”内幕，如果无法最早最深入报道这条关键新闻，那就是输了，只能认输。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不会认输，他们有各种招数让自己不输。

一种方式是借谈话节目提供评论，抢夺“话语权”。一种方式是针对别人的消息来源做报道，更狠的、更贱的方式，是干脆拿人家跑出新闻的记者当材料来做文章。如此一来，大家都能在这件事上插一脚，有自己的“角度”切入，切来切去，各种外围相关不相关的故事、说法满天飞，结果让本来的独家新闻也都失去了震撼力。大家都不输，都有戏唱，都不失面子，都能在“独家”当中插一脚，独家不再是独家，独家新闻也就再也不会强大到震倒一个总统了。新闻界用这种方式稀释新闻、模糊焦点，同时也就提供了政治人物们“翻云覆雨”（spin）的机会。

政治人物的反制招数

相较之下，当年最狡猾最滑头的尼克松，现在看起来天真得可怜，只能坐视“水门案”的火愈烧愈接近自己，干着急却无法可想。今天的政治人物好过多了，大可以配合新闻界的动作稀释，进而逃避被揭露的丑闻。反正没有人愿意投降接受别人的独家，所以A报纸有了不利你的独家，最好的方法就是赶快制造一个耸动的内幕喂给B电视。B电视自然会使尽浑身解数去替你压制A报纸。另外也可以联络相识的“名嘴”，利用评论意见，要么将新闻曲解向对你有利的方向，要么夸大影射、爆料其他新闻，掩盖对你不利的消息。至不济，政治人物还可以发动反攻，把记者挑出来放到镁光灯下，把他写的文章拿来分析反驳，想办法把敢对你不利的记者弄到又腥又臭。

“水门案”那种独家新闻消失不见了，从表面上看，新闻变得比以前热闹多了，然而热闹中也就少掉了专注焦点， 每件事只能得到一小部分注意，于是每件事也就都不会是可能引起全民公愤，爆发真正改革力量的“大事”了。“大新闻”消失的同时，也就带走这个社会的“大事”。放眼望去到处都只有吵吵闹闹的小事，这样的社会，算是变好还是变糟了呢？

[宣传用语]

避免激烈言词

《新青年》杂志是“五四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发生前两年，就有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开始提倡“新文学”。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刊登了一篇署名王敬轩的读者来信，对“文学革命”不客气地表示了不以为然的意见。同一期也刊出了《新青年》同仁刘半农的《答王敬轩书》。刘半农的答书，一开始就说：“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与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不过这第一段“欢迎”、“感谢”之后，刘半农接着对王敬轩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道理上的讨论少，将人家视为旧势力腐败代表，而施加冷嘲热讽的人身批评多，口气刻薄、用词毒辣。

随后几期杂志中，多人对刘半农“答书”的风格，表示了强烈反对意见。于是第四卷第六期，主编陈独秀出面写了一篇代表杂志立场的答辩词。陈独秀表示《新青年》欢迎反对言论，不过对于反对言论，分成三种。一种是“言论精到”可以更正社方意见错误的，“记者理应虚心受教”。第二种是“是非未定者”，如果反对者言之成理，虽然不能说服社内同仁，“亦必尊重讨论学理之自由，虚心请益”。不过还有第三种，那就是违背“世界学者业已共同辩明之常识”，闭眼胡说的意见，回答的方式就“唯有痛骂之一法”。

将对方妖魔化

到了第五卷第一号，又有汪懋祖来信，信中批评中国人辩论时喜欢将对方妖魔化，乃至“食肉寝皮”，正表现了中国人的凶暴与褊狭。接着说，《新青年》提倡文学，文学本有无上美感的作用，可是《新青年》里的文章读来却像泼妇骂街，不准人家讨论，这样的风格要如何服人。“贵报固以提倡新文学自任者，似不宜以‘妖孽’、‘恶魔’等名词输入青年之脑筋，以长其暴烈之习也。”

另外还有一封戴主一的信，首先称许《新青年》有“通信”一栏让人家参与讨论，可是既然“通信”要提供辩论空间，那么“非辩论之言，自当一切吐弃”。戴主一批评《新青年》的同仁们“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胡言乱语，时见于字里行间，其去宗旨远矣”。尤其是刘半农的《答王敬轩书》，“尤为狂妄”，让戴主一受不了。

这些都是刘半农一篇语气恶劣的文章引来的连环反应，开创了《新青年》的一段高潮。

检视你来我往的意见，显然戴主一看出了陈独秀立场的严重问题。陈独秀说来信意见分三等，不同等级该有不同待遇，其中荒谬到违背常识的，就只能用“痛骂”回应。戴主一点出来：杂志是你们编的，没人规定、更没人能强迫《新青年》一定要刊登来信，如果来信真的荒谬荒唐，无法辩论，那么把它丢进垃圾桶里不就好了，干吗拿来刊登了，再由同仁“痛骂”回应呢？这样的响应，完全无助于增加《新青年》的说服力，还会像汪懋祖担心的那样，助长了原本中国人的凶暴与褊狭。

打稻草人的笔战

为什么要登王敬轩的来信，然后再让刘半农把他臭骂一顿？王敬轩那么没道理，不登不理岂不更好？这问题的答案牵涉一项只有《新青年》同仁明白的秘密——王敬轩这个人根本不存在！王敬轩的投书，其实是《新青年》另一位同仁钱玄同的杰作。王敬轩等于是《新青年》自己扎起来的一个稻草人，然后大家再对着稻草人大打特打，钱玄同也署名写了一篇《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

刘半农为什么对王敬轩那么刻薄恶毒、大打特打毫不留情？因为他知道王敬轩不是个真人，只是反对新文学态度的抽象代表，所以对他没有一点对真人、正常人的尊重，而且刘半农知道不管骂得再凶再狠，“王敬轩”都不会生气，也都不能拿刘半农怎么样。

这不只是二十岁左右青年们心血来潮的恶作剧，更重要的动机，是要借由这种手法，挑激起人家对《新青年》和“文学革命”的注意。那个时代的革命青年清楚明白，革命主张得到的最残酷对待，不是激烈的反对，甚至不是积极的打压，而是——冷漠不理会。

宁可被骂，不能让人家冷漠以对，这是《新青年》的态度。先假造一个骂人的王敬轩，再用刘半农的粗鲁回信引来更多骂《新青年》的读者，于是《新青年》受到注意，同时他们的“文学革命”主张受到了重视。

从宣传的角度看，《新青年》成功了。不过，这样的成功过程，却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除了胡适一个人继续坚持心平气和跟人家讨论之外，其他《新青年》同仁都养成爱骂人的习惯，而且着眼宣传效果，就喜欢把话讲得夸张讲得极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的习惯再透过《新青年》的影响力感染给许多青年，结果让那个时代大步走上彼此极端对抗的道路，中国一步步严重撕裂，一点点失去了中间协商力量，终致爆发内战，打个你死我活。

“五四”那个年代青年的热情追求，他们的浪漫生命态度，他们的爱国救国焦急心情，现在这一代的台湾青年恐怕很难同情理解了，不过他们运用激烈语言创造群众注意的手法，倒是和当前的媒体现象甚为接近。为了让人家看到听到，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事都可以做，也是今天台湾的风格，因而了解“五四”激烈情绪化路数，带来什么样的历史连环反应，或许可以对现实有些映照警示作用吧！

[记者]

挖掘真正的内幕

有一个这样的笑话，不晓得你听过没有？

笑话里说一辆采访车因为红灯右转，一转过来就被埋伏在路边的警察拦下来了。车窗降下，记者探出头，作好带点客气又带点傲慢再加点着急的表情对警察说：“对不起，我们急着去采访新闻。”警察也用带点客气带点傲慢再加点促狭的表情回答说说：“没问题，没问题，我罚单会写快一点。”

这为什么会是个笑话？因为故事里的记者本来以为只要亮出记者招牌，只要祭出采访的大帽子，这张小小的罚单就可以免了。这是我们的记者长期以来习惯享受的特权。

让我们承认一件重要的前提，记者是特权分子，就像笑话里的另一方——警察一样的。而且不只是在台湾记者拥有许多别人没有的特权，其实几乎是所有的社会，都或被迫或自愿地给予记者某些特权。

问题是，或者说他们应该去问、应该去区别的是，记者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取得特权？社会是站在什么样的考虑下给予记者特权？更重要的，记者到底以什么样的态度，在什么时候把特权用在什么地方？

虽然统统叫作记者，这里面可以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区别。在极权威权的体系里，记者是权威意见的转述传播者，有权力的人要讲什么话要下什么命令，还是需要记者来加以报道传播，于是记者被编纳在权力的组织里，因为这样而取得特权。换句话说，他们的权力是统治者权力的延伸或末梢，他们的权力和统治者的权力在性质上没有两样，再换句话说，他们的特权是由统治者所赋予的，也有可能随时被统治者取走。

在民主的组织机制里，就不是这样了。记者之所以拥有特殊权力，是因为他们必须监督必须对抗其他的统治性规范性权力，是因为行政、司法、立法任何一个部门，都取得了某种集体意志的合法性，虽然理论上他们三者彼此监督彼此抗衡，然而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拥有公权力的基本性质上，这三者却有高度的共通性，也就存在着互通款曲、彼此包庇的高度可能性。记者拥有的特权是为了代表非公权性的社会力量，去探入、去追查所有具统治性能力的机关单位。甚至进一步，记者的触角还扩张到了民间社会本来的黑暗盲点。记者拥有的特权，是为了帮助他们在面对任何形式的黑暗暴力恐吓时，不至于手无寸铁、不至于势孤力单、不至于被威胁、被驯服、被吓跑。

当然这两种极端相异的记者权力，只是我们为了分析方便所建构的“理想型”（ideal type）。真实的状况，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是处于两种权力交错夹杂、盘结互动产生的模糊灰色状态，只是灰的色调、程度不一样。

灰色地带中的媒体

台湾过去长期以来，正就处在这种灰色的模糊状态里，而台湾今天新闻媒体、记者制造出来的问题，有很大部分也正是承袭了这种灰色的模糊状态而来的。

威权时代作为政权的传声筒，给了记者很大的权力，整个社会也习惯性地默认、默许了记者的恶势力。并不是没有少数的记者，在威权时代还努力透过挖掘真相、宣扬不被扭曲的良心真理，来支撑新闻的尊严。不过媒体控制在国家体制的手里，少数记者的努力，一来无法曝光呈现在大众面前；二来也撼动不了媒体的性格。

威权体制的崩溃，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却阴错阳差地没有随之丧失他们的力量。新闻记录了威权被挑战被拆解的过程，并且进而调整了自己的位置，站到了打倒威权呼声的这一面来。

然而也正因为变化来得太快，新闻媒体调整了位置，却显然来不及改变性格。于是产生了这十年来，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权力角色上的高度暧昧性，他们依然在社会上保持着相当高的权力地位，依然是社会上能见度最高的一群人，可是他们凭什么据有如此权力地位的理由，却迟迟没有厘清；他们应该使用这份权力来做什么的终极目的伦理，更是迟迟没有建立。

当面对压力面对困难时，记者们和一般人有一样的弱点、一样的恐惧，其实就还原成为了一般人；然而我们真的要问：如果记者就是一般人，那凭什么我们要给他们多于一般人的权力呢？在民主社会，在大家应该平等的架构下，记者得到的多出来的权力，就是为了让他在需要的时候，发挥非常人的精神与能力，去一般人到不了的地方，把一般人看不见的真相挖掘出来。

我们的记者，在这暧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享受着旧权力，却没有尽到新责任。

新责任要求：记者不能在真相之前退却，不管什么理由，但我们依然沉浸在旧权力下的记者，却随时可以因为各种借口就遗忘掉专业职责。我们电视台的记者，开口闭口“长官”，难道没有人担心这种“长官文化”，夺走了记者独立判断的自信与自许吗？新闻真相之前，怎么会有“长官”，更何况是那么多那么普遍的“长官”？

新责任还要求，记者不能满足于记录、报道一般人看得见听得见的，记者必须以他的专业能力与专业勇气，迂回在各种表面的烟幕布幕后面，把事实拼凑铺陈出来。在这点上，记者的工作里有一部分等同于侦探，还有一部分等同于神话中的正义使者。

如果不作侦探、也不作正义使者，那记者的工作，每天进出记者会、专访名人听些门面话，还有什么意思？

我想到好莱坞电影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演的《迫切的任务》（True Crime），那是一个记者既扮演侦探又扮演正义使者救了一名死刑犯的故事。我也想到艾尔·帕西诺主演的《惊曝内幕》（The Insider），那是一位新闻节目制作人既扮演侦探又当正义使者的故事。

你会说那只是电影、只是夸张的戏剧吗？你会说现实里美国记者哪有这么浪漫、这么英勇吗？那让我随便给你一些现实里的例子，看看人家最有特权的记者都做些什么、怎么做吧。

随手翻开我书架上的法律书，就翻到这样的案子。1980年一位名叫史蒂夫·第多斯的男子被控涉嫌挟持强暴南希·凡洛普。经过调查审讯，陪审团判第多斯有罪。到了1981年6月，法院推翻了原来的有罪判决，宣布重审该案，三周后，检方主动撤回了对第多斯的指控，找到了另一位涉案的嫌犯。

而造成这桩案件由有罪到无罪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唯一因素，就是《西雅图时报》记者保罗·韩德森（Paul Henderson）的介入。记者韩德森不只是仔细比对了所有的法庭数据，而且他还进一步去翻本案发现场附近是否曾经发生过其他强暴案的纪录。他忠实而仔细地把他的疑问、他的追查过程发表在报纸上，就这样拯救了一个无辜的人。

熟知美国法学或新闻学的人，都知道像韩德森这样的记者，像第多斯这样的案子汗牛充栋。这不是电影、不是戏，是记者的真实人生。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闻

我们社会近乎疯狂地沉迷于对犯罪新闻的报道与消费，所谓“社会新闻”更被视为是收视率的保证、激动人心的秘诀，可是那种“社会新闻”有一点点超越一般人视听范围之外的东西吗？我们有从这些多到淹死人的“社会新闻”里得到可以引发“正义效应”的事实与真相吗？

我们那些迷信“社会新闻”的“长官”们，显然不了解、显然忽略了，真正能激动人心的新闻，不是血腥色情的新闻，而是穿破了掩饰、透视了假面的真正“内幕”。我们的新闻习惯里，长期滥用了“内幕”这两个字。我们媒体上充斥许多号称“内幕”的东西，其实都是皮毛的“外幕”，真正的“内幕”，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和一般人以为、预期的不同，而且必须是攸关社会大众公共利益或人之为人的基本正义原则。

再看看政治记者吧。记者面对政治人物不必谦卑，更不能客气，因为你不是代表自己，你代表的是所有赋予你特权的大众，而他们愿意让渡部分权力给记者，因为他们需要记者替他们去揭穿政治人物编织的说辞、塑造的形象，找到并呈现政治权力真正行使的轨迹。

“总统”和“行政院长”为什么要召开记者会，面对记者？因为他们有义务、有责任面对社会真理代表的特权者，接受他们直接的考验，而且他们也有义务、有责任面对来自不同角度对他们权力思维的挑战。

如果新闻记者们的表现不想让人失望，他们必须以专业尊严不卑不亢地对待政治人物；更不能单打独斗，自己抓了想到的问题，被点到就问自己的问题，完全不管别的记者问了什么，不但没有追问、没有尖锐的反驳、也没有一针见血的评论。不论政治人物希望怎么操弄记者会，记者就是不能让自己变成单纯的发问机器，因为单纯的发问机，不论问什么样的问题，都没办法刺激逼挤出不在台面上的真相与真理。他们至少要懂得适度利用刺激甚至敌意的语言，让政治人物没那么容易过关；他们至少要懂得彼此前后呼应，凸显出政客言谈中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

政治是一种权力的互动交手，以政治为专业的政治人物，不可能主动缴械自我限制权力行使的空间，所以我们需要依赖记者去对他们施压。来自记者的压力愈轻，政治人物愈自由，他们因权力惯性而犯错的机会也就会随而大增。

在民主社会没看到记者本身任何自觉的检讨反省，是很遗憾的。至少应该大家一起看看彼此的缺失，再一起向社会说一声：“我们会更努力，加油！”

[真实感受]

别被民意调查洗脑了！

1970年代，没有热量的化学“代糖”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严格检验，正式上市，立刻引发“减肥饮料”的大热潮。百事可乐抢搭“减肥饮料”列车，积极研发运用代糖的新种可乐。

依照过去的生产经验，百事可乐公司有很科学的数据，如果甜度低于8%，消费者一定觉得不够甜，但相反如果甜度高于12%，消费者一定觉得太甜。然而，在8%到12%的幅度间，哪一个比例会是最好的？那就要经过反复市调来决定了。

百事可乐公司聘雇了很有经验的专门做食品市调的公司。他们驾轻就熟，调配出各种不同甜度的试验品，然后找了几百个人来试喝，看他们最喜欢哪一个。他们相信，只要累积够多的试喝答案，配合这些人的背景资料，就能够找出新可乐应该针对怎样的消费群，用什么样的甜度来生产。

调查做了，资料出来了，负责解读资料的专家莫斯考维兹（Howard Moskowitz）却盯着眼前的资料发呆，迟迟得不出原本以为很容易得到的答案。问题在，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甜度，没有清楚的模式。男人并没有普遍比女人嗜甜，也不见得愈老的口味愈重。被一片混乱的数据困扰多日，有一天在餐桌上，莫斯考维兹突然想通了，之所以找不出答案，是因为问题问得不对。百事可乐要找一种最好卖的无糖可乐，然而消费者，不管哪一种身份的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却是不同甜度的无糖可乐，让他们可以按照偏好去选择。

百事可乐没有接受莫斯考维兹的建议，他们还是硬从数据中用最简单的方式，挑了最多人选择的甜度，制成新的无糖可乐上市了。

寻找新的意大利面酱料

但是，帮百事可乐做市调的经验，却让莫斯考维兹后来再接到大客户委托案时，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做法。这回的大客户是美国最大的罐头厂商——康宝公司。康宝的各种罐头，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可是1980年代中期，他们的意大利面酱料却遭遇空前困境，销售远远落后于竞争品牌。康宝要寻找新的意大利面酱料做法。

莫斯考维兹完全放弃让受访者描述自己最喜欢酱料性质的做法。他的主张是：“心其实不知道舌头要什么。”只有舌头才知道舌头要什么。所以他要厨房帮他准备了四十五种实验试吃品，控制每一种酱料的辣度、甜度、浓度、香味、口感、材料成本等等。在四个大城市试吃时，每一组二十五人，在两小时中每人试吃八到十种酱料，为吃到的酱料打零到一百的分数。

把所有数据比对后，莫斯考维兹找出的不是一种最好的酱料滋味，而是三种。消费者对“一般”、“辣味”和“浓汁”的酱料各有清楚的偏好模式。把做辣味的配方拿去做一般酱料，得不到好结果。把大家喜欢的一般酱料口味调成浓汁，也不会成功。消费者没有单一意大利面酱汁的共同爱好，但分开三类，就发现他们的共同口味倾向了。

正因为莫斯考维兹没有掉入原来的市调模式里，去找“最受欢迎的一种意大利面酱”，所以才得到了对康宝公司最有帮助的讯息。市场上早有一般酱料、辣味酱料，康宝在这上面精进改良，仍需花大笔广告预算跟对手展开肉搏，然而相对地，没有别家公司出过“浓汁”型的酱料。也就是在酱料里加了很多看得到、吃得到的肉和菜，消费者显然对这样的东西充满兴趣。

有肉有菜的“浓汁”，还算是酱料吗？如果拘泥于酱料的分类，那么“浓汁”形态就先被排除在外了。如果直接问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酱料，他们脑袋里想的就会是单纯的“酱料”，酱要咸一点还是甜一点才好吃，他们不会去想到——多加肉多加菜的酱料会变怎样。然而一旦他们真正尝到试吃品，而不是在脑袋里用想的，那么他们就发现——哇，其实自己最喜欢有很多肉很多菜的酱汁，那样淋在意大利面上吃起来最棒最过瘾！

1989年，康宝正式推出了“超级有料”面酱，一夕间风靡市场，创造惊人的销售成绩。

民意调查的限制

你生平第一次接到民意调查电话，第一次认真听完民调的内容，难免好奇疑惑：“民调到底要干吗？民调真的有用吗？”这是很多政治学者花一辈子功夫努力研究对付的大问题，我当然不可能提出什么明确、简单的答案。不过，我觉得莫斯考维兹的经验，或许可以从一个不同角度帮助我们思考政治民调。

政治民调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几乎都是询问狭小分类框架里的问题。那些问题非但不会引导受访者真正去思考自己喜欢什么、要什么，反而逼迫他们忽视自己真实感受，配合问题的模式来回答。赞成、反对、支持、满意、同意，甚至会把票投给谁……这些问法，都是框架，那是方便做民调的人得到看似客观、清晰的答案，却往往无助于真正理解受访者的想法与感受。

所以看似客观的民调，其实远离客观事实很远很远。我们用人的感受，从生活里去接触政治，民调却要我们排除大部分感受，简化大部分生活相关的因素，去表达政治意见。那样的意见，虽然是受访者的回答，却不等于是受访者真正的好恶，在狭窄的框架下，受访者根本没有机会确认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更糟的是，一个民调风行的社会，民调会反过来形塑大众看待政治的眼光，调查的方式反过来决定民意的内容，而这就正是台湾发生的状况。本来我们应该可以想象种种政治可能性，从中细腻选择自己的好恶，然而看民调看久了，我们就习惯政治意见只要、只需要回答几个是非题就好了！

这就像如果每天有人问你爱吃什么样的意大利面酱汁，久而久之，你就习惯只在意酱汁本身，浑然忘记了如何品尝面条的好坏，也忘记除了酱汁本身之外，里面还可以放许多其他好料，用这种态度看待意大利面，对我们的生活，不会是件好事吧？

[民意调查]

看穿民意调查内藏的玄机

“盖洛普”是一家全球知名的民调公司。这家公司的创办人是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他的崛起有一段有趣的传奇故事。

1930年代，美国当时最畅销的杂志《文学文摘》开始进行最早的民意调查。每次总统大选前，这家杂志会整理监理所汽车登记与电话公司的用户数据，依照数据广泛寄送问卷。问卷发送的数量大得吓人。有一年一共寄发了两千万份问卷，而且回收了五百万份。有那么大量问卷回答作根据，《文学文摘》对总统大选结果的预测应该很准吧？

1924、1928、1932，连续三届总统大选，《文学文摘》都透过问卷成功预测了大选结果。然后，1936年，大选又来了。这回是现任的小罗斯福总统对上了共和党的挑战者蓝登。正当《文学文摘》依照惯例准备寄发庞大数量问卷时，那个叫乔治·盖洛普的年轻人开了记者会，抢先发表他自己的民调结果。

盖洛普宣布：依照他的民调，罗斯福会当选连任；更劲爆的，盖洛普同时宣布：可是《文学文摘》发表的民调结果，却将预测蓝登获得百分之五十六的选票，击败罗斯福当选总统！

这是多么大胆狂妄的预测！老牌民调鼻祖《文学文摘》连问卷都还没寄，当然更不可能有问卷结果，盖洛普就先预言他们的民调会错，而且连他们错估的数字都先猜出来了。

《文学文摘》依然发了也收了问卷，统计了几百万张问卷，得出了他们的答案——蓝登会拿下百分之五十五的选票打败罗斯福。票开出来，罗斯福赢了，《文学文摘》的预测大错特错，盖洛普因而一夕成名。不只这样，《文学文摘》那种做民调的方式，从此走进历史，再也没人采用了。

盖洛普的成功之道

盖洛普凭什么预测得这么准？因为他看出了《文学文摘》的问卷，数量虽大却内藏严重偏差，家中有汽车、有电话的人，在那个时代都属有钱人，有钱的人们在政治上强烈偏向共和党，以这群人为对象进行调查，共和党候选人支持率显然会比实际高得多。

盖洛普想办法调查到那些有投票权，却既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话的人。他根本不需要去弄到几百万份问卷，只要小心安排问卷来源的社会代表性，几千份问卷就足以窥测选民态度了。而且他还可以从中间筛选出家里有汽车有电话的人，统计发现他们之中有超过五成的人支持蓝登，这样顺带就知道《文学文摘》会做出的民调数字了！

从此，盖洛普式的民调成了主流，开创了现代生活，尤其是现代民主政治非常重要的一环，这种民调也就随着美式民主选举，传输到世界各地。

不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民调技术有了许多变化、改良、发展，然而论到民调预测选举结果的准确度，却没有太大的进步。到今天，民调仍然不是一门准确科学，民调数字终究还是“仅供参考”而已。

民调没有办法更准确，一部分源自技术上的根本困难。民调靠问卷，问卷靠对样本发问，发问就牵涉到问题的问法，被问到的人其态度一定会被问题的问法影响，不可能找到完全“客观”的问法。

同样抽样方式找到的样本，一半问他们：“你认为美国应该准许反民主的言论吗？”另一半问他们：“你认为美国应该禁止反民主的言论吗？”用意完全一样的调查，结果前一种问法，56%的人认为，“不应该准许反民主言论”；后一种问法，却只有29%认为“应该禁止反民主言论”。“不准许”和“禁止”难道不是同一回事吗？听到不同问法，一部分人就有了不同态度！

还有一种典型的困扰，来自于问卷的选项多寡，很多受访调查的人，并没有清楚明确的立场，只有模糊的偏好，如果问卷中有“不确定”、“不知道”、“没意见”，他们很自然就会那样选，可是这种选项比例高，调查的准确度当然低，于是有些调查就故意不提这种选项，于是受访者常常被迫选了他其实没那么坚定主张的立场。这样选了，一回头他很可能就改变心意了。

别有目的的民调

民调准确度无法与时俱进，另外还有一项重大因素——因为很多人利用民调不是为了得知一般意见，而是为了影响别人的看法和立场。

最有名的例子像是美国激进保护动物组织做的民调。他们问题的问法是：“如果你知道饲养场的鸡一出生就被用烧烫的刀剪掉嘴尖，以避免它们在太拥挤的空间里彼此啄伤，你会选择放弃吃鸡肉吗？”或是：“如果你知道小牛没断奶就被硬从母牛身边拉走，喂食缺乏钙质的食物，以至于被拖去屠宰场时甚至都站不起来，你会选择放弃吃小牛肉吗？”

这不是真的要知道美国有多少人打算吃素，而是借民调让受访者接触这些讯息，进而刺激他放弃吃肉。类似问题还有：“如果克林顿总统把飞弹和核武技术卖给中国，你认为他应该被国会弹劾吗？”这不是用来了解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弹劾问题，而是为了激起受访者对克林顿反感与厌恶的。

有那么多操作以民调为借口在进行，民调就失去了取得准确民意的中心目的，久而久之受访者也产生各种“对待”民调的态度，民调怎么会准呢？

虽然都叫做“民调”，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东西藏在同一个名词范畴底下，各有目的，各有手段，彼此交错干扰，既然民调的实质是这样，我们也就不能用天真、简化的概念来谈论民调，尤其不能用天真、简单的概念讨论民调准或不准了！

[权力]

别让梦想成为权力的借口

“在像印度这样低度发展国家中，要为穷人服务，只能靠政治权力。为了帮助穷人，你得一直掌握着权力，如果在掌握权力的过程中，你变得富有了，那只是意外。所以逻辑上，既然你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穷苦百姓，那么用任何手段取得权力都是合理的。”

这是印度前总理纳拉辛哈 · 劳（P. V. Narasimha Rao）在他的书《局内人》（The Insiders）里的一段话，形容印度国家处境最严重、最麻烦的问题。

在有众多穷人的国度里，就会有众多要为穷人代言、为穷人争取福利的人。他们满腔热血、义愤填膺，不能忍受社会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不正义，他们立志要改变这样的世界。

然而世界毕竟不是谁想改，就可以改得了的。改变世界必须要有工具，在错误与挫折中冲冲撞撞，想要改变世界的人，最常找到两种答案。一种是：世界根本不能改变，公平与正义只存在于人的理想幻梦里，不具备现实性。回到现实、适应现实，别再想什么要改变世界那样不切实际的事吧！

另一种答案则是：有权力的人才有办法改变世界。要改变世界，就先要取得权力。没有权力，一切免谈。为了让穷苦无依的人，都能得到帮助，我们先要在恶魔的游戏里胜过恶魔，把剑与火从恶魔手中夺走，还给被欺负压迫的人。

吊诡的是，纳拉辛哈 · 劳所要点出的是，这两种答案，看起来截然不同，最后却总会又走到一块儿去。那些放弃改变世界的人，选择与决定世界不公不义的恶魔们合作。那些坚持自己要取得权力来改变世界的人，则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夺权过程中，自己变成了恶魔。

权力使人成为恶魔

纳拉辛哈·劳绝对有资格评断印度政治上的这些恶魔们。他原本是一个语言学家，印度独立之后，就参与了政治，靠着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提携，一步步进入印度国大党的核心，终于在尼赫鲁─甘地家族连续折损两员大将——甘地夫人与拉吉夫·甘地先后遇刺身亡后，出面主持国大党，并且在1991年当上印度总理，到1996年下台。

纳拉辛哈·劳近距离看到印度独立运动中最有理想的一代。圣雄甘地将原本充满宗教成见，要求复兴印度教荣光的国大党，转化成为以“非暴力”为其终极信念、以英国殖民统治者为其抗争对象的普世性政治力量。靠着圣雄甘地的个人意志，硬是将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拉在一起，完成了逼迫英国帝国主义撤退的历史大业。

然而英国人一走，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就再也不肯合作了。圣雄甘地遭到自己国大党支持者暗杀，巴基斯坦分裂出去，在大移民过程中几十万印度人死于宗教冲突中。

尼赫鲁接下印度建国重任，明确订定了三条基本路线。第一是印度必须高度世俗化，也就是去宗教化，毕竟即使分裂后的印度境内，都还有几千万伊斯兰教徒，而且印度教也不是可以定于一尊的一种宗教，印度禁不起一次次宗教冲突的撕裂。

尼赫鲁的第二条路线，是“不结盟”。印度受够外国，尤其西方帝国主义的摆弄了，要避免再成为国际竞逐的“牌”，印度必须也只能和其他国家都保持等距关系。

还有第三条路线，那就是用国家社会主义手段，振兴印度经济，解决印度低度发展与贫穷的问题。

这三条路线，既是理想，又是现实规划。尼赫鲁的远见，当然是正确的。50年代，尤其是1955年“万隆会议”上不结盟国家制造出的声势，让人不敢轻忽印度的实力，更对印度的未来充满期待。

然而，尼赫鲁设计的印度没有出现，后来甚至连尼赫鲁的三条路线都被放弃了。纳拉辛哈·劳的书，就是从国大党“局内人”的独特角度，检讨为什么印度历史没有照原本投射的轨迹，走出康庄大道来。

最根本问题，就在“持续拥有权力”。尼赫鲁的规划不可能三年五年、五年十年就会有效果的，这么长程的理想，种下了自我毁坏的因子。国大党以“尼赫鲁路线”为理由，积极寻求长期执政，进而为了确保“尼赫鲁路线”的纯粹性，尼赫鲁的女儿甘地夫人继承父亲的权力，并开始养成习惯，视不同意国大党政策的人，为印度的叛徒。

1975年甘地夫人强悍地取消了宪法明订的人民权利，实施戒严来对付政敌，处理国家危机。甘地夫人被暗杀后，国大党权力又转移到她儿子拉吉夫·甘地身上，家族政治的色彩更形浓厚。

家族政治的危险，在于少数几个由血统而非能力决定的人，承担了整个国家的信任与仇恨。讨厌国大党的人，杀了甘地夫人后，还要再杀拉吉夫．甘地，可是期待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人，却是在拉吉夫·甘地遇刺之后，坚持应该由拉吉夫·甘地的遗孀，而非纳拉辛哈·劳来领导国大党，他们甚至不在乎拉吉夫·甘地的太太，是个意大利人，因为婚姻才归化印度籍的！

权力比理想更迷人

当长期拥有权力，变成一种常态，当理想口号成为政治人物腐化的掩饰，印度也就掉进了深渊里。圣雄甘地试图建立的普世正义价值，被他的国大党继承人弄得乌烟瘴气，失去了说服力，于是地域的、宗教的、种姓的乃至家族的利益偏私，也就不再受到压抑，到处横流了。

政治人物相信：在理想的保护伞下，什么事都可以做，这样的政治，比没有理想的权力斗争还更可怕，尤其如果这种理想，必须靠长期掌握权力来实践的话。让我们别忘了，权力比理想更迷人、更容易改变人心。

民主的好处之一，就是让权力不断换手，至少理论上如此。然而在现实上，拥有权力的人，几乎毫无例外，都会想办法绕过民主的精神，延续自己的权力，做长期执政的打算。绕过民主的一种方法，就是灌注人民一种短期内无法实现的梦想，将自己的权力建筑在梦想上，用梦想来合理化权力。

印度是个民主国家，多数印度人最大的梦想，显然是摆脱贫穷。国大党就是想用数十年后的富裕与诱饵，来抓住人民、抓住权力。

[特权]

别把特权当作权利

“在路上开车，是一种特权。”

乍听这样的说法，很多人会觉得莫名其妙、不以为然吧！开车跟特权扯得上什么关系？特权不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享有的，那么多人在开车，怎么可能是特权？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很长一段时间，全美国每一所监理站，都在进门最醒目的地方，挂着这样一句标语，英语原文是“Driving is a privilege”。Privilege除了“特权”之外，我实在不晓得还可以怎么翻。而且美国汽车监理站高挂这样的标语，用意就是反复提醒驾驶人，开车不是“权利”（right）。

权利和特权有什么不一样？权利是大家都有的，特权不是。特权只属于部分的人，因为特殊理由才能拥有。投票是权利，因而除非有特殊理由，人人都能投票，法院褫夺公权是对人身的一种严重惩罚。在这点上，权利和特权刚好相反。用这样的根本分别道理看，开车果然是不折不扣的特权。首先，会有开车这回事，先得要有专门给汽车快速行走的道路，为了方便大家节省交通时间，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到达更远的地方，这个社会画出了特别的道路空间，然后排除了一般走路的人在上面自由使用的权利，将这个空间交给汽车和开车的人。

想想，如果每个人在路上都高兴怎样走就怎样走，汽车还有办法开吗？得要剥夺许多人使用那片道路空间的自由，才能创造让汽车快速通行的条件。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因为汽车可以跑得快，理论上对社会上大家都有好处，共同的利益所得高过行人让渡部分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可以做、应该做。

开车是特权，不是权利

要运用这样快速通行的道路，汽车驾驶人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也有意愿遵守规范，所以只有领到执照的人才能够开车上路。执照，一方面靠表现一定技术能力，另一方面靠了解并承诺遵守原则规定，才有办法取得执照，代表了社会将使用道路的特权赋予给你。美国汽车监理站干吗大张旗鼓强调“开车是特权？”根本原因就在：像开车这种特权享受久了，驾驶人很容易在心理上将之转而当作是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拥有的权利。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汽车王国，大部分人都拥有汽车，更容易错觉以为开车是天经地义、与生俱来的权利。

不是。即使在美国，没有执照的人还是不可以开车。即使你拥有执照，如果你不按照道路安全规定开车，你的特权还是会被取消，不被允许继续开车。负责管理驾驶执照与车辆登记的监理站，有责任如此反复叮咛。

在台湾，没有人听说过开车是特权，也就更容易陷入把开车骑车当作是权利的错觉里。这种错觉表现得最明显的，一是对于“方便”考虑无限上纲，二是对于交通规则与执勤警察的厌恶。

一旦上路，车辆就要取得最大的方便。这种心态在机车骑士身上尤其严重。他们认为只有一种情况可以限制他们——摩托车骑不到的地方不能去，其他限制都不接受。不接受单行道的限制、不接受停车限制，尤其不接受路权分配的限制。把对于道路使用看作权利，当然就无法理解、无法接受：自己对于道路的使用只拥有部分、有限的特权，在如此有限范围之外，在正当正常的使用方式之外，自己并不具备多出来的权利。

这里还牵涉各种不同特权的分配安排。在道路上，其实最可怜、最委屈的是走路的人，他们不能自由地使用车道，只能在特定的路口、在横越的需要考虑下，部分地使用车道。正因为他们被剥夺得这么厉害，相对地在行人少数使用道路时，他们应该拥有较完整的路权。汽车和机车，都是道路特权。两种特权必然会有重叠甚至冲突的地方，先是协调这两种特权就必须有所安排，这些地方限制这个、那些地方限制那个，不然道路势必无法适度发挥作用，也就失去了原本划出道路让渡特权的根本意义了！

看来简单的开车骑车，其实就是现代公民社会权利感与权利分配的具体示范。为了分工需要，现代社会不得不给予部分人、少数人特权，以便于他们更有效地运用公共资源，间接地也就替社会全体制造了更多的利益。

特权必然排挤部分的人，独厚另外一部分的人。久而久之，特权僵化凝固在特定这些人手中，不管他们是否还按照原本设计、期待的方法运用，他们就是不愿把特权交出来，转而相信、主张那就是他们应得的权利。

变质的特权

特权就此变质了。变质了的特权有着对社会莫大的危害。公共资源无法有效运用，只是其中最小的危害。更严重的还有对于公平价值的侵蚀，连带也就丧失了公平社会能给每个人带来的希望、期待与努力动机。特权与功能脱节，凝固在少数人手中，这样的社会也就必然成为停滞的社会。

特权变成错觉的权利，还会带来特权的滥用，损害了管辖特权的原则与秩序。开车的人把开车当作权利，即使没有足够技术、也没有诚意遵守规范，依然上路横冲直撞，不恐怖吗？摩托车骑士误以为自己骑车的特权没有界限，爱骑哪里骑哪里，爱骑多快骑多快，爱骑多吵的车就骑多吵的车，我们还没受够这种事情对城市生活质量的毁坏吗？

建立一套清晰明白的特权意识，让每个公民明了自己到底享有多少特权，每项特权背后的价值与意义各是什么，进而珍惜手上拥有的特权，戒慎明了特权可能丧失、可能被收回，这是现代复杂社会非常重要的一项教育工程。不这样费力逼大家认识特权，每个人都将手上的特权扩大解释为权利，我们要怎样在人与人拥挤的互动环境中和平自在地生活下去呢？

[伟大]

为何对伟大无动于衷

1926年，德国诗人里尔克（Reiner Maria Rilke）在五十一岁英年时去世，他的死因，从医学的角度看，是白血病恶化，白血球大量增殖，以至于吞噬了自己的器官与组织。

不过如果从现实的、生活的角度看，里尔克之死，死于一朵玫瑰花。他在院子里为了想摘一朵玫瑰花，稍稍不小心，就被玫瑰的尖刺刺伤，没多久，里尔克就卧病不起，永离人世了。

当然是后面这种角度呈现的，比较接近、比较符合里尔克作为一位伟大诗人的形象，也比较接近、比较符合里尔克诗中透显出来的精神。

里尔克最重要的作品，包括了极度神秘极度哀伤的十首《哀歌》，也有一首《给朋友的安魂曲》。《安魂曲》里这样几句让人难忘的诗：

我有我的逝者

我必须让他们放手离去

多么讶异地见到，逝者如此安分地

迅速适应了作为逝者的身份，如此愉悦

完全不像别人描述的逝者。只有你

回来了；从我身边扫过，摸索着，试图要撞上

什么东西，以便发出声响来显示

你的存在。喔，别取走我

好不容易慢慢学到的……

这样不对的，如果有任何不对：

不去拓展爱的自由

用一个人拥有的一切内在自由去拓展，是不对的

在爱之中，我们只需练习这个：

让彼此放手离去。因为要紧紧抓着

很容易；我们不需要学习。

在某处，藏着古老的敌对关系

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伟大作品之间

请帮助我，真正了解我刚刚说的那句话。

别回来，如果你忍得住，

当个逝者留在逝者之间。逝者，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这几段诗句，如此多情却又如此无情。要用一个人内在所有的自由，去拓展爱的自由，然而让爱自由的方法，却是要号召逝者的魂灵不要归来，不要游荡在人的生活里，该维持在逝者之间。

超越人性才能感受伟大

怎么解释这多情与无情间看似的矛盾？关键应该在于“日常生活”与“伟大作品”这两句诗里吧。里尔克，以及他那一代的诗人、艺术家们深深相信，“日常生活”与“伟大作品”彼此敌对。人必须超越了“日常生活”，或用尼采的话说，“超越人性”，才能感受伟大，才能追求伟大。

逝者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离开了日常生活，离开了所有那些琐碎无聊的人的耽溺与限制。因此，对着逝者，对着不再存在的对象，我们的爱得到了自由，不必再被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所限制，于是那爱才有机会触及“伟大”。

里尔克试图用他那优美却吊诡的诗句告诉我们：人的本能是想要将亲人、朋友紧紧抓住，即使他们死了，都不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要他们继续留在我们自己的琐碎无聊之中；然而真正的爱，朝向伟大自由的爱，却是要放手离开，至少学着放手离开，只有让逝者放手离开，与我们的日常琐碎了无关系，我们的爱，才会伟大。

这样的里尔克，一直不断试图用他的诗来超越日常生活、超越人性规律的诗人里尔克，他应该不会要自己生命终结在一个科学的因果上，白血球因手上伤口刺激而增殖，超过本来就饱受白血病折磨的病体负荷。这样的死，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远不如死于一枝玫瑰花刺，来得特殊、来得有意义。

科学追求通则，因为通则的发现，使得人类控制外在环境的能力大为增加，这是西方文明的重要贡献。然而值得提醒的是，西方文明里不只有追求通则的科学，还有一股巨大的、追求伟大的人文精神。尤其是近代的发展，追求伟大、摆脱日常与琐碎的精神能量，才真正塑造了西方文明的特色。

甚至就连科学，也都大大受益于这种“伟大”追求。尽管科学最终建立的，是一条条可以重复，不会改变的定理与通则，然而驱使人去寻找、发现这些规律的，不是规律本身，而是超越规律的伟大冲动。

一个学习规律、安于规律的人，不可能成为好的科学家。因为他只会学习已有的答案，只会陷溺在一堆现成的规律之中，摆脱不了、超越不了，当然也就无法去发掘出新的答案、新的规律了。

摆脱日常生活的琐碎算计

更明显地，陷溺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算计里的人，无从理解伟大，无从参与人类文明的创建与扩张。伟大的人、伟大的贡献，几乎都来自超越的、探向极端的尝试。

例如贝多芬。很多人喜欢强调贝多芬耳聋后还创作不懈，佩服他超越己身障碍的决心与毅力。其实，贝多芬的音乐本身，也朝不同方向不断探测着人类极限所在，音乐与听觉交错可能性的极致试验。

很长一段时期，贝多芬同时创作交响乐曲和钢琴奏鸣曲，他留下了知名的九大交响乐和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在交响乐中，贝多芬一次又一次试验，可以将多么不同的器乐声音，经由乐句、曲调、节奏、结构的安排，整合在一起，让人听不到个别的乐器，只领受到完整的交响听觉经验。他一试再试，到了第九号交响乐曲，甚至成功地将人声与器乐完美结合，天衣无缝。

另一方面，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却是试验着要让刚改良过的现代钢琴，发出最多最丰富最复杂的声音。明明只有一种乐器，明明这乐器只能靠敲击琴弦制造音乐，贝多芬却一定要试试怎么让它吟唱、怒吼、低诵、尖叫……

交响乐，探测化繁为单纯单一的可能性；钢琴奏鸣曲，反过来探测让单一乐器发出最多声音的可能性。贝多芬一个人同时进行这两项超越人类日常经验的“极端”试验，都获致了惊人成果，这才真正使他离开庸俗琐碎，进入“伟大”的殿堂。

很难看到一个社会，像现实台湾，对“伟大”如此无动于衷。理由，至少部分理由，应该就在：我们深深沉陷在当下日常生活里，对日常生活付出惊人的注意力，以至于使我们浑然忘却了，还有日常生活以外的其他东西存在。只知道新闻，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幻想的社会，很贫瘠很可怜。只知道现实，只算计现实，算着日常生活里的琐碎金钱得失，因而从来没有机会与“伟大作品”精神交会的人生，更贫瘠更可怜。

[神圣]

拒绝不容质疑的神圣目标

佐佐木八郎是个东京大学的文科生。他留下来的日记手札显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叔本华、边沁、穆勒、罗素、柏拉图、费希特、卡莱尔、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雷马克、韦伯、契诃夫、王尔德、托马斯·曼、歌德、莎士比亚、川端康成和夏目漱石的书。他真是个用功的学生，而且深深浸淫在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传统里。

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再往前追溯一点，佐佐木八郎在日记里也透露了他对战争的看法，他不反对战争，但坚决反对军方发动战争的理由。他不信“大东亚共荣圈”那一套，他认为战争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摧毁邪恶的资本主义结构、结束人与人之间的剥削迫害关系，实践公平与正义。所以他支持日本对“邪恶资本主义控制者”的美国、英国作战，却坚决反对日本军方在中国的侵略行为。

这样一位头脑清楚、独立判断而且好学深思的青年，最后搭上了战斗机，飞上天空，将机鼻对准海上的一艘军舰的烟囱，狠狠地撞上去，在一片火光与高温爆炸中，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佐佐木八郎是“神风特攻队”的一员。执行最终任务前夕，佐佐木八郎在日记中写着：“如果资本主义无法轻易推翻，却可以在战争的挫败中崩溃，那我们就有机会将眼前灾难转化为幸运的事。我们正在找寻火中重生的凤凰般的事物。”

然而事实是，佐佐木将自身本来该是幸运的事，变成了无可弥补的悲剧。东大学生、国家精英、时代先锋，全都在零式战斗机狭窄的机舱中烧毁熔解了。

和一般印象中的“神风特攻队”不同，佐佐木八郎不是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死的。他为自己心目中另外一个神圣目的——打倒资本主义——而献身捐躯。可是光看那自杀的决心与方式，谁会留意佐佐木八郎的特殊用意呢？

的确，虽然不提天皇，佐佐木八郎的生命选择，却逃不开天皇崇拜的影响。他和其他为天皇而死的青年，都相信人应该服膺于某种神圣原则，完全臣服于神圣原则之下，必要时为神圣原则以及神圣原则保证的神圣未来，供奉自己的生命。

大多数“神风特攻队”的青年，不敢也没有能力质疑天皇。同样地，佐佐木八郎也从来不曾质疑过“打倒资本主义”的绝对正确性。

日本天皇的神圣性

伟大的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战后一直反复地检讨天皇制度。他要检讨的，不是裕仁的战争责任，不是任何一个天皇，而是更深层的，天皇神圣性在近代日本社会所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

主张天皇的绝对神圣性，势必得让天皇离开人间、高于人间。任何具体的“人间性”都会减损天皇的神圣地位，让他的子民拉近与天皇间的距离。因而天皇的神圣性，要靠其内容的空洞来维持。天皇没有内容，天皇崇拜是绝对的、没有具体对象内容的抽象感觉。正因为天皇是空洞的，天皇崇拜就经常被利用来装填各种内容。这是丸山真男的洞见，也是他对日本社会的真切忧虑。

1882年，日本明治天皇颁下一份重要的敕书，规定军队不得涉入政治。敕书前言解释军队与天皇的关系，天皇是精神、是大脑，军队则是天皇的躯体。敕书接着明言：不要为流俗所欺，军队唯一的效忠对象就是天皇。对天皇的义务重于泰山，相形之下，生死轻于鸿毛。

这份敕书用意在防止政党利用军队，然而其变质作用却是使得日本军方从此不尊重、甚至轻视日本政府。在军方眼中，天皇是神圣的，政府却是世俗的、私利的，因而在效忠天皇、为天皇服务的前提下，日本军方不只会反抗政府，甚至还会理直气壮地暗杀他们不喜欢、不同意的政府官员。

他们是效忠天皇，还是假借天皇来扩张自己的权力？这两种动机、这两种做法，到后来就都混在一起，分不清楚了。日本军方日益壮大，一步步走上军国主义，一个主要原因就在：军队变成了那神圣而空洞的天皇的实质内容。天皇是神圣的，于是愿意为天皇而死的军人也变成神圣的，军人的意志、军人的选择，连带都成为神圣的。

教育敕书的影响

还有1890年的“教育敕书”，也很重要。明治维新开放引进的西方知识，使许多人感到忧心忡忡，怕“日本本质”被西方文化取代了，更怕未来的日本人都变得像西方人那样自由、随便、没规矩。“教育敕书”就是要重申由天照大神传下来的日本世系，何等崇高，何等神圣，教育目标必须放在教忠教孝，教日本学生服从父亲、服从长辈、服从上司，当然更要服从天皇。教育的终极是让受教者习得“为国献身，共维天皇之位与天地同寿”。

“教育敕书”以官方力量，中止了日本国内的文化讨论。西方可以学习，但西方文明化与知识，不能抵触教育最终大纲大本——那就是国家与天皇。国家与天皇超越于知识之上，其神圣性不受知识所挑战。

这两道敕书，确立了天皇的神圣性，同时也灌注给后来日本年轻人固定的思想与情感反应。他们必须将自己的生命依附在某种不容置疑的神圣目标上，才得到“意义的安全感”，才相信自己一生没有白活，而且信奉某个神圣目标的考验与证明，就是愿意为这目标牺牲自己的生命。

佐佐木八郎，正是这两道敕书影响下的产物。他那么热情地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但不管柏拉图、罗素、马克思或罗曼·罗兰，都不足以刺激他怀疑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他只是用打倒资本主义取代了天皇，继续活在集体建构的“神圣性追求”里，终至和一群天皇崇拜者、国家崇拜者，一起当了“神风特攻队”，一起在战争中陨灭。

神圣是可怕的

神圣，是可怕的。愈神圣的东西愈可怕。神圣，阻挡了理性的介入，因为理性的起点，就是怀疑，就是批判。不能怀疑，不能批判，神圣事物绝对地凌驾于个人生命之上，终究使得个人所做的选择，不再真正有“个性”。

在阅读上，佐佐木很有个性，在评价日本军方的中国行动上，佐佐木也很有个性。然而决定登上零式战斗机执行任务时，他失去了个性，他的个性被神圣目的给吞噬了。

神圣与个性，必然是冲突的。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愈民主愈个人化的社会，愈难有什么神圣的信念。倒过来看，如果有人要把任何概念，不管是“台湾”、“爱台湾”、“本土”或“中华民国宪法”神圣化，如果这些概念在社会上愈来愈神圣，不准人家分析、不准人家批判，这个社会必然离理性与民主，愈来愈远；离个性与个人尊严，愈来愈远。

[竞争]

竞争反而让我们失去竞争力

19、20世纪之交，西方文明严重冲击世界各地传统文化，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纷纷兴起了知识分子的悲愤改革运动。

这些因应西方霸权而起的运动，几乎毫无例外，都有许多人激情拥抱从达尔文生物演化论变形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了最响亮的口号。整个世界，无时无刻不在竞争中，能够适应环境、竞争优胜的生物，才能繁衍下去！同样地，只有习得竞争本事的国家，才有办法维系下去，不会被别人征服、统治甚至灭绝。

而且几乎毫无例外，最是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概念的群体，最容易爆发出“全盘西化”的极端立场。主张放弃一切传统的东西，向西方学习，西方有什么就学什么。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全盘西化论”，是有内在理论直接相关的：如果人类存在最初与最终的目标就是竞争有限资源，让自己存在并繁衍的话，那么确保竞争中不落伍、不被淘汰最简单的策略，当然就是模仿、学习那些在这个环境中证明是强者、胜者的人，以他们的形象完全重塑自己，保证自己可以脱胎换骨，也成为强者、胜者。

“全盘西化”听起来多么悲愤、多么极端，其实却是“竞争观”下，自然、甚至不得不然的结论。

再看另外一件事。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掀起一片检讨、挞伐情报单位的声浪，为什么人家要到我们国土上攻击、摧毁我们的重要地标，负责在外搜集情报的CIA、负责在内搜集情报的FBI，从来没有察觉危险，没有提出任何警告来呢？美国民众这样问。

美国新闻媒体也一步步挖掘出情报单位内部许多“错失的机会”。明明有那么多异常现象出现，情报单位却视而不见，或者见树不见林，无能将不同现象比对拼凑出一幅可供辨识的危机图像。花那么多钱，具备那么多高科技本事，搜罗这么多数据的情报机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失去像敌人一般思考的能力

情报单位内部自我批判，明确地指向两项严重缺点。第一项是美国情报员愈来愈少渗透进伊斯兰社会，进行“在地调查”。过去在外的情报员地位很高，他们的报告是判断情报的首要依据，然而随着科技的发达，官僚系统内部愈来愈依赖科技信息，也就愈来愈不信任人，于是情报员的角色边缘化，情报特派员士气低落，也就不可能有什么重要贡献了。

与此相关的，是第二项严重缺失——情报单位失去了“像敌人一般思考”的习惯。为什么众多讯息没有被拦截到，没有正确解读？因为解读讯息的都是“美国人”，他们没有自觉地换另一个角度问：“如果我是个讨厌美国的伊斯兰教徒，我会怎么做？遇到这种事这种机会，我将如何反应？”换句话说，情报单位缺乏把自己放进敌人心中，变得像敌人一样的能力。

回头看，这些年为什么驻地潜伏的情报特派员会变得没那么重要？一部分理由正是：驻地情报员常常被他所驻扎的社会、文化同化，一方面他们看到的，跟其他同事想象的，天差地别；另一方面，他们一不小心就会站在“同情敌人”的角度发言、做决定。

情报工作最艰难的部分、情报工作最复杂的部分，就在这里。唯有将自己放到敌人的位子上，用敌人的感受、敌人的逻辑来看待世界，才有办法准确解读敌人行为释放出来的微妙讯号。可是太过于投入敌人抱持的世界观中，情报员还能对自己国家的立场、利益，毫无疑惑、毫不保留地效忠吗？为什么情报史上有无穷多的反间、反反间故事？那不只是策略、权谋，更反映了情报员现实、具体的精神分裂生命困境，他们常常不再知道什么时候是自己，什么时候化身成为敌人，我们以为再简单不过的敌我验证，在他们却是日日必须痛苦面对的挣扎。

趋向同构型的竞争

竞争，为了要战胜对方、压制对方，常常迫使我们变得跟我们的竞争对手愈来愈像。“全盘西化论者”，是主观选择要向对手靠拢，以对手的形象再造自我；情报员则是被客观的工作要求，潜移默化改变了，可能再强悍的主观抗拒，都改变不了如此的现实。

这是竞争的内在精神之一，当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人做竞争对手，也就意味着我们被推拉着朝他们接近。对手是不容许我们忽视的人，于是对手的所作所为，也就直接间接改变着我们。

以前的联考，最坏的地方就是将所有的学生全部纳入单一的竞争场域里。没有人可以选择不在这个场子里竞争，不在这个场子里求胜。其必然的效应是：让每一个受教育的人都不得不和别人、和那些竞争对手们，愈来愈相像。不只是读同样的课本，回答同样考题，用同样标准计算分数，到后来一定导致用同样方式上课、读书、学习、预备考试。谁成绩好，别人就一定抄袭模仿他的方式来追求学业成就。标准答案加上高度竞争环境，扼杀了所有多元的可能性。一旦成了“学生”，就没有了自己个性与智慧单独发展的可能，必须亦步亦趋地被安排去走那经过反复试验、证明过的“成功道路”。

联考没有了，但是联考塑造的最大罪恶依然阴魂不散。今天的教育者与受教者，都还是一样活在竞争的心态中，视竞争为教育过程中的必然。老师们订定了远比过去复杂好几倍的评量办法，锱铢必较地算各种成绩，最终毕竟还是要排出一个量化数字，来代表小孩的能力。家长们往往不那么在意自己的小孩真的学到什么，有能力学习什么，比较在意和别人竞争的态势下，小孩在什么样的位置。也就是说，不是真正要自己的小孩好，有别人没有的特别能力，而是要他在共同领域里比别人好，自己好不够，最好是别人都没那么好。换个角度看，自己的小孩不好有时也没关系，只要别人的小孩更差就可以了。

教改失败，最失败的是赶不走“竞争”价值一直在教育领域里纠缠。竞争仍然是我们教育的首要概念，那么竞争造成的同质同化效果，也就不会消散；那么我们小孩受完教育，也必定还是没有个性、缺乏创意，当然无从领悟、无从发挥个性、无法追求自我过程中带来的快乐。

竞争之为害，大矣！最大的吊诡，台湾的大人们在教育上再那样强调竞争的话，那么未来如此受教育长大的下一代，恐怕就很难在世界上保持什么样的竞争力了！

[手段]

目的不能使一切手段合理

我有一位以前在美国认识的朋友，现在在波士顿的医院里担任精神医师。几年前，他被国防部征召，去受了短期训练，训练的内容是“如何协助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安定心理”。

训练中，他读到美国国防部发的一本厚达五百页的手册——《战争精神学》。其中有一个表，列了二十种战斗当中经常感受到的精神压力来源。其中包括“害怕死亡”、“目睹同伴死亡”，等等。看完那个表，我的朋友发现一件奇怪的事，表上的压力因素，没有“杀人”这一项。

战斗当中，每个人都可能杀人。杀人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杀人更不会是件日常会有的经验。每一个社会都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不准杀人”，《圣经》里的摩西十诫也明说“不可杀人”。照理说，杀人应该会带给战场上的士兵很大的冲击吧！可是为什么手册里没提呢？

我的朋友，对这件事感到好奇。花了几天空闲时间，他在网络上查到了很多相关的数据。他发现美军的战场编制里，有一个特别的角色，是随军历史学家。随军历史学家跟着部队战斗，以第一手直接观察数据记录战史。一位担任过美军欧洲战场首席随军历史学家的马歇尔中校，战后1947年曾经出过一本小书，叫做《不愿开火的人——未来战争的指挥问题》。书里面马歇尔描写了他目睹战场上许多士兵不管长官如何嘶吼下令，就是不肯开枪对敌人射击的场面。他们尽职地站在阵地上，将枪上膛或勤劳递送子弹，却无论如何没办法自己开枪。

“害怕杀人，比害怕自己被杀更常造成士兵在战场上失能。”

最惊人的是，马歇尔整理大量访问资料，统计出来，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送上战场的美国步兵，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真正开枪对敌人射击。也就是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步兵没有在战斗中杀过人。

马歇尔的结论：“我们不愿承认，战争基本上是杀人的行当。毕竟士兵们来自一个禁止侵犯、夺取别人生命的文明。”

军队使杀人正常化

马歇尔的书一出版，立刻受到军方高度重视。军方大幅修改了关于射击的训练方式，以及加强灌输士兵对敌人的警戒与仇视，想办法让士兵心中害怕自己被杀的恐惧高于对杀人行为的抗拒。

要达成这个目的，其中一种做法，就是在军队中让杀人正常化，至少是让杀敌人正常化。军中的任何文献，从此不能让杀人跟“不正常”、跟“病”产生关系。

这应该就是手册里没有将杀人列入精神压力来源的背景。

可是我的朋友和医院里其他一起受训的精神医生，从专业知识上怀疑这种做法的效果。让士兵习惯杀人，不去面对、讨论杀人可能带来的后遗症，会是对的做法吗？

他们医院里一位老医师，给了他们清楚的答案。老医生曾经长期参与诊断、治疗越战退伍军人精神症状，他得到的深刻印象是——他们都杀了好多人。跟马歇尔书中描述的二战情况刚好相反，他碰过的越战士兵几乎都记得自己如何对着敌人射击，记得眼前众多敌人倒下去的样子。而且那些“敌人”不全是穿制服的越共军人，还包括很多女人、小孩。

他们为什么那么勇于开枪杀人？应该就是军方的修正产生了效果，让去到越南的士兵随时在生命威胁的恐惧里，每一张黄面孔都让他们神经绷紧，快速反应以求自保。换句话说，自卫的立场超过了不愿杀人的道德信念，让“不杀人”这件事相对变得不重要了。

越南战场上，因而死了许多平民、妇女、小孩。越南战场上，因而有了许多被美军屠村的事件。像根本没有一个越共在里面的“迈莱村”，竟然全村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都死在美军疯狂扫射下。这些美军，他们没有基本的道德良心了吗？

他们被训练、教导把“杀人”这件事看得没那么重要。他们被训练、教导将很多其他的事，看得比“杀人”重要。在制约反应下，他们很容易原谅了自己杀人的行为。

过度高涨的政治目的论

对照来看，民进党的前革命分子们，也被情境训练、教导了轻视轻忽金钱上的基本规范。过去面对国民党的压制，他们没有办法以正常管道取得运动和选举经费，所有的钱都在台面下来往。谁对钱有洁癖，如同战场上不愿杀人的士兵一样，就无法在那个革命情境中存活。反过来，谁最有办法弄到国民党查不到的钱，谁就能在反对运动中取得最大的影响力。

久而久之，他们当然不再有基本的金钱正义观念了。为了达成政治运动目的，台面下的钱当然要拿，就算取得了政权，政治运动的目的还是可以在心中继续不断拉高修正，也就可以一直说服自己拿愈来愈多、愈来愈方便的台面下款项了。

在某个意义上，他们跟那些屠杀越南百姓的美军一样，都是病人，都无法从原有的扭曲环境中，顺利回到正常世界来。让他们得病的，是过度高涨的政治目的论，以为政治目的可以合理化一切手段，这是政治最可怕的毒素，可以凌驾于基本道德与良心信念之上的恐怖毒素。

[专家]

摆脱权威依赖

有一个极出名的心理学实验，是由密尔葛伦（Stanley Milgram）设计的。在实验中，被找来的实验者要做的事，就是按钮电击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实验之前，要按钮的人被告知说那个倒霉遭电击的人也是自愿的，而且电击电量一定会控制在安全范围里。

实验开始后，每按一次钮，电量就增大一次，被电击的人的反应也就越激烈。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被电击的人开始表现出无法忍受的痛苦表情，哀嚎尖叫哭诉要求实验停止。可是负责主导实验的专家，却继续坚决地下达按钮的命令：“再按！再按！”

实验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看那些受测者会不会拒绝按钮，到什么程度会拒绝按钮。在实验的过程中，其实根本没有电流，被电击者的痛苦表情、满地打滚的模样，全是串通好装出来的。

能够设计出这样骗人的招数来做实验，很令人惊讶了，不过更令人惊讶的是实验得出的结果。有三分之一的人，虽然不是没有犹豫、不是没有挣扎，最后却会遵照指示，不管被电击的人怎样哀求，“一直按钮、一直按钮”。

这个实验常常被引用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像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那样的集体暴力？尤其是当年纳粹暴行的执行者，有很多人一点也不像后来通俗影片里刻画的那样满脸横肉、丧心病狂。他们平日生活一派绅士，听音乐读哲学，可是到了开毒气瓦斯时却也绝对不会手软。当然更大的迷思在：这些事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偷偷摸摸做的，虽然不能说每个德国人都支持纳粹、都参与了屠杀罪行，但知情而没有任何反对的却多得数不清。

一个社会为什么变得那么残忍？一个平常人为什么会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密尔葛伦的实验的确给我们开了一扇通往人性黑暗深渊的门：我们看到了在科学的名义下、在实验的指令下，一般和你我一样的平凡人，可以对别人痛苦折磨完全视若无睹的残酷潜能。

对权威的盲从

不过除了这扇残酷之门外，密尔葛伦的实验，其实还开了另一扇让我们照见另一种人性缺陷的门——让我们照见了人对于权威、对于专家的盲目依赖与信从的愚蠢。

仔细检视实验的过程，我们会清楚发现：这些人不断按钮的自我合理化依据，正就是身旁的那个专家。专家叫我这样做，专家保证电击不会造成危险，一切都在安全控制中。他们能够这样做，必须、一定相信：专家设计主导的活动里，不可能容许让他们真正去伤害到另一个无辜又无冤无仇的人。

密尔葛伦的实验进行的过程中，真正在受测者心里产生的，是一场常识与专家权威之间的对决。被电击者表演的惨烈状况，从任何人的基本常识上判断，都只能得到一个结论：这个人被电击得快完蛋了，再按钮下一波更强的电量弄不好就会杀了他。换句话说，常识在警告按钮者，你在做一件很可怕、会有严重后果的事。

可是专家却完全不为所动，专家却提供了和常识完全相反的判断：没关系、没问题、不会有事。受测者在这种情况逼挤下，该听谁的、该怎样作决定？

再考虑两个因素，我们说不定会对这个实验的结果感到更惊讶。第一个因素是，老实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约束力量强迫受测者非按钮不可。他如果拒绝执行专家的指令，并不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了不起的代价。可是相对地，常识所警告他的却是异常严重的：他可能犯下谋杀的罪行。

第二个因素，受测者对身旁下命令的专家，凭什么那么信任？认真说，实在不凭什么，只凭他表示自己是设计执行这个实验的专家，如此而已。在此之外并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这个人真的是可尊重、可信赖，必定百分之百正确的专家。

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密尔葛伦的实验，明了一般人在日常生活里，其实多么不愿担当责任，随便一个不明来路的专家，只因为他表现了专家的权威，用这份权威替你做决定、负责任，你就愿意为他去做常识上不该做的事。

逃避自由的人们

这让我们想起弗洛姆（Eric Fromm）的名著《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弗洛姆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口头上热爱自由、支持追求自由的价值理念，可是自由的另一面也就是没有人替你安排，没有人给你指导没有人下命令，你自己必须选择；有什么后果你也只能自己承担，没有别人可以替你顶。这样的“实质自由”，就不是每个人真正想要、或真正有能力要的了。所以在号称“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反而恓恓惶惶地寻找可以逃避自由、逃避责任的空间；而权威就是替大家遮蔽自由艳阳、提供阴影最主要的大树。所以权威不是单方面由拥有权力的人去夺取、去树建的，一定还包括了许多人或积极或消极的推波助澜。我们把自由让渡给权威，换来不必一直接受抉择煎熬的逃避式宁静。

我们还可以由密尔葛伦的实验明了一般人其实多么不信任自己的感官、自己的常识。这一点从另外一个同样知名的心理实验得到更强有力的佐证。早在1952年，艾许（Solomon Asch）就做过一个实验，把一位真正的受测者放入一个七到九人的小组里，小组的其他成员都是艾许安排的。这个小组一起接受一连串很简单的问题，受测者被排在最后一个回答。前面的人故意在几个问题上，串通给错误的答案，再看受测者会不会受到影响。结果是：在其他人都故意答错的情况下，受测者也说出错误答案的几率是三分之一。

说了那么多心理实验，我真正要提醒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专家危机”。我们这个社会，向来对权威就是高度依赖的，过去的政治权威崩溃之后，有一段时间慢慢地培养、建立新的专家权威，然而最近的发展，却又对这样的专家权威有了致命的打击。

政治权威的崩溃

话说从头，讲清楚一点。台湾当然是个依赖权威的社会。以前的权威中，政治权威最大，政治权威凌驾于一切权威之上，相对地也就压缩了其他权威存在、发展的空间。

十几年来，旧式的政治权威从面临挑战到濒临崩溃到被迫转型，一个总的结果是其所据有的地位大幅下降。政治权威合理性摇摇欲坠，连带就产生了两种相关联、表面上看起来却相反的现象。一种现象是社会因为过度缺乏自信而陷入恐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以最坏的情况解释，自己吓自己吓得浑身打颤。反面的现象则是在没有权威压制情形下冒出来的过度自大，“民粹主义”热潮随而四处奔流。以为自己最大，自己的想法最正确，自己就是权威崩溃后的真理代表。

1990年代前期，我们的确看到台湾社会这两种狂潮的并存。一方面有各式各样最悲观、最恐怖的沦亡论调，另一方面却又有血腥的“叩应”文化。“叩应”的意见之强烈、之坚持、之不容商量，近乎一种绝对的民粹；可是在民粹里却又夹杂了对失去权威之后的社会自律深刻的怀疑与忧虑。这两股力量还不时明白地汇流，此一汇流就以地下广播电台的“叩应”形式来传递最深的恐慌。

不过这种分裂状态毕竟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民粹的呐喊无法填补政治权威所空出来的庞大心理黑洞，于是开始慢慢培养了一个专家权威浮现的契机。电视谈话性节目的出现，一方面吸纳了电台民粹式的“叩应”形式，另一方面却也树立了一字排开的“专家”阵容，电视谈话性节目和地下电台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正式赋予那些受邀来宾明确的“专家”身份，让他们的意见与民粹的叩应声音并存却又区隔开来，形塑另外一种权威。

从这些节目的流变以及影响，我们一方面看出了这个社会对于专家的高度需求，另一方面却也看出了专家权威的败坏缘起。

专家权威败坏的一个主要力量，当然是在和民粹并存的情况下，被要求先表白立场，再说明专业理由。很多时候在专业理由还没有任何陈述前，就已经被形式安排了固定的、简化的、对立式的立场位置。于是专家都变成了只是以专业语言、专业逻辑来合理化说明立场的人，立场腐融了专业，立场也掩盖了专业的重要性。

这种情况，在政党轮替之后，更形恶化。政党轮替一个直接效应，就是执政与在野政治立场的逆转交换。还是那群专家、还是那些专业意见，现在却被安排在截然相反的立场前提下发言了。在这种形势安排下，在没有足够专业尊严与专业自信支撑的情况下，在对被逆转转得头昏眼花来不及适应的情况下，许多专家开始说出与过去讲法完全不一致，完全无法自圆其说的话来。

于是进一步强化了专家也只是“屁股决定脑袋”，在什么样位置就讲怎样话的一般印象，也就进一步使得薄弱的专家权威更加不可信、更加不可依恃。

对专家的期许

如果只是大家都不再依赖专家，其实并不构成“危机”。“危机”是来自密尔葛伦实验明确标示的：一个社会无法轻易从权威依赖上解脱出来，如果连专家都不值得信任时，那我们就需要社会上普遍非常强大的常识力量，用常识来检验专家、制衡专家。可是台湾社会哪有那么强大的常识力量呢？几十年的权威经验早已撕裂了常识赖以运作的肌理，又哪里是短时间内可以恢复的呢？没有专家，又没有成熟的常识，然而社会上对权威又依然有那么大的需求，什么力量会来填补庞大的权威真空呢？是迷信、是意识形态，还是单纯的暴力？

我们对这样的发展真的不能不担忧。以这样的担忧，我们也不得不对专家有多一点的期许与要求。在这个社会还没办法建立起成熟的常识态度前，我们的专家能不能不要这样作践自己的权威呢？

让我抄一段话作结语吧。

问题不在我们如何以一片诚意信任着专家，而在专家对待我们芸芸众生是不是具有诚意。

今天我们政府机构里到处都看得见专家的具体或影子……因为那些专家有时又是铨叙系统里的官吏，人们期望于他们之情更可以想见。……专家必须对这社会具有诚意，以天地托付给你的知识良心发言，以认同社会的精神办事。……从政的专家更要明白，你绝对不能强不知以为知，不能曲学阿谀党政衙门里的公卿，不能一心一意翻箱倒案找只有利于上司独断独行的理论根据。我们同意任何问题的了解都需要专家知识的照明，我们对知识是信任的，但我们常常对一些专家谈话产生怀疑，觉得他们并不在“济世”，而是在欺世，在为某种目的从事着反知识的工作。

这段话的作者是诗人杨牧，摘自他写于1984年一篇题为《专家试论》的短文。何其不幸，二十几年后，这段话里竟然还有那么些部分完全适用来针砭台湾政治里的许多“从政专家”。

[科技]

科技一直在改变人性

“那个小铜罐里藏着某种神圣的东西……那不知名的神圣东西大大地帮助了我们，将我们从两个乡下农庄小歌手，转型成‘上城’风格，变得能被买唱片跟听收音机节目的人接受，这就是我们走过的全部秘密。我们的声音和麦克风相合。”

这是阿尔顿·德尔摩（Alton Delmore）自传里的一段话，形容1931年的一段经验。阿尔顿·德尔摩是美国1930年代红极一时的乡村乐团“德尔摩兄弟”的主唱，他们在1931年第一次透过录音设备，听到自己的声音。那段话里说的“小铜罐”，指的就是当年稀奇得不得了的录音机，经过录音机的中介，乡村男孩的歌声，被广大买唱片、听收音机的人接受了。

我做广播节目，已经有好多年的时间了。不过我几乎完全不听自己发音的声音。听机器里传来自己的声音，总让我浑身不自在。那声音不对。那声音比我想象的急促而且尖锐，我知道那是我的声音，但就是不对。

一个多年未见的高中老友，最近从美国回来相聚。见面没几分钟，老友就对我说：“你讲话变慢了，以前不是这样讲话的。”

是啊，我讲话当然变慢了，不只变慢，而且还变得牵拖、犹豫，甚至不时夹杂些结巴重复。我自己也感觉到了。虽然尽量不听录音里自己的声音，毕竟还是摆脱不掉经过录音后声音反射留下的印象。无可避免地，因为觉得自己讲话太快、太急促、太咄咄逼人，这几年我会下意识地放慢讲话速度，而且在前一句话和后一句话中间，穿插一些无意义的、空洞的、反复的字词，用来稀释语言的浓度，也降低自己说的话可能带给人家的压迫感。

如果从来没听过自己歌唱的声音，阿尔顿·德尔摩不会晓得，什么样的声音“和麦克风相合”。听过录音声音了，德尔摩兄弟唱的歌，当然会愈来愈趋向“和麦克风相合”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听过录音后播出来的自己讲话的声音，我可能到今天仍然用急促、连珠炮式的速度讲话。一旦听过了、自觉了，再怎么抗拒，我还是慢慢朝着一种比较慢的、比较宽缓的“对的”说话方式调整。

录音技术对人类的改变

录音之前、录音之后，人类的声音发生了具体的变化，我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证。录音技术发明之前之后，最大的变化正是声音有了“模式”，有了清楚观念，觉得什么样是“对的”声音，什么样是“不对的”声音，而“对”与“不对”的评断标准，不正就是“与麦克风相合”吗？

不妨试着去听听看1930年代之前，录音技术刚出现，却还没有普遍时，留下来的人类声音。例如哈瑞 · 史密斯（Harry Smith）搜集翻录的经典“美国民谣选集”。“选集”里大部分是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的音乐，那个年代，唱片刚刚发明，“唱片工业”却还没成形，出唱片的人只知道带着录音设备到处找会唱歌的人，录下他们平常唱的歌，压成唱片就送上市场去卖了。他们还不知道要如何“培养”歌手，更不晓得教歌手唱出他们认为会卖的歌曲或歌声。

特殊的条件，意外留下了淳朴的记录。

1952年史密斯出版这套“选集”，听过的人几乎都只能用“惊讶”来形容他们的感受。才二三十年时间，大部分人已经忘掉原来“美国民谣”长这个样子。明明来自于美国民间，农庄、小镇、山城，这些声音听起来却如此奇怪、如此陌生。

这套“选集”后来曾多次翻制再版，从七十八转黑胶唱片换成三十三转，后来再换成CD。最新最完整的版本，应该是1998年由史密松基金会（Smithonian）出版的豪华套装，还附详细解读。

听听看“美国民谣选集”里的音乐吧！最突出的特色，是那些乐器，不管是吉他、小提琴或五弦琴，竟然会发出那么多那么不同的声音，里面充满了“不对的”演奏法制造出来的怪异音色，更怪的是那些人唱出来的歌声。无法形容的唱法，太高太低太粗太细太平板太夸张，源源淌流出来，挑战了我们对于“唱片”声音的印象。

他们的声音听来太高太低太粗太细太平板太夸张，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就是用这样的声音，日复一日在自己的环境里，表达自己的情感。对他们而言，歌就是这样唱的。他们唱着自己的歌，他们的听众，也就被这样的歌声感动了，听见了他们歌声中要传达的东西，一点困难、一点障碍都没有。

这些乐手歌手，活在录音技术出现之前的世界里。他们连自己的声音都没听过，无从比较，也就无从不好意思，大剌剌理直气壮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唱就唱了。

愈来愈统一的声音规范

录音技术服务我们，录音技术同时也改变了我们。让我们再也不好意思用“和麦克风不相合”的方式发出声音，让每个人的声音愈来愈接近麦克风、唱片与收音机所设定的标准。我们就失去了不同的音乐可能性，那些太高太低太粗太细太平板太夸张的音乐被淘汰消失了。

当然不是只有美国有这种情况，位于高雄的“亚洲唱片公司”，90年代初期曾经整理50年代台湾老歌，大手笔翻成CD出版，那套唱片里，我们不只会听到洪一峰、洪第七、文夏的演歌风格，还会听到少女时期陈芬兰或是经常与洪第七合作的庄明珠的歌声。那歌声，绝对不是今天的歌手可能仿效再制的。

不只是时代音乐品味的改变而已，而是一种愈来愈狭窄、愈来愈统一的声音规范，几十年来透过录音，彻底改造了这个社会的耳朵，我们只听得到，只愿意去听，大家认定“和麦克风相合”的声音。就算具备少女陈芬兰或庄明珠那样声音条件的人，她们大概也早早弃绝了用那种方式唱歌的可能，转换成KTV里学来的一套“标准”吐气换气、高低处理乐句的习惯。

毕竟，就连陈芬兰自己，多录几次音、多听听自己的声音，便也毫不珍惜地放弃了少女时代那种低哑沧桑唱法，改而追求丰润甜美了。

广告词说：“科技始终来自人性。”但事实上科技没那么低调、那么谦卑，科技一直在改变人性。语言是人性的一部分，更是思考、价值的依赖，说话变慢、变犹豫了的我，当然不等同于说话急促、赶着思考下一项想法的我。这样算是变好还是变坏呢？我不知道。但总归是改变了，被改变了，无法扭转地被改变了。

[语言]

拒绝廉价、虚假的语言

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写过一出骇人听闻的悲剧《米底亚》（Medea），据统计，这出戏是过去二十年来，古典希腊悲剧最常被改编在美国上演的一出。

欧里庇得斯剧中的米底亚住在科林斯，和她的丈夫杰森在一起生了两个小孩。然而有一天，杰森移情别恋，带着小孩离开了米底亚，改娶柯林斯国王的年轻女儿为妻。愤怒绝望的米底亚展开了她的报复行动。她先杀了丈夫杰森的新欢，继而更打破“虎毒不食子”的人性禁忌，杀死了自己亲生的两个小孩，要让杰森尝到家破人亡、孤苦无依的最深痛苦。

美国戏剧界喜欢这出戏，一点都不意外。欧里庇得斯在许多出戏中，都描写过个性强悍、近乎疯狂的女性。与他约略同时代的雅典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甚至还特别写了一出好笑的戏，嘲弄欧里庇得斯。那出戏一开始，就是欧里庇得斯听说雅典的女性同胞们要利用一场节庆集会，秘密讨论该如何对付欧里庇得斯。紧张的欧里庇得斯只好央求一位朋友，假扮成老妇人去参加节庆集会，听听女人们密谋什么，并且伺机帮欧里庇得斯讲几句好话。不料，假扮的老妇人被识破，事情愈搞愈糟，欧里庇得斯只好硬着头皮现身，在众姊妹姨姑面前，郑重承诺绝对不会再在戏中诋毁女人，才化解了女人造反的巨大危机。

从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喜剧中，我们读得出，古代雅典女人一点都不愿认同欧里庇得斯笔下的那些强悍、疯狂角色。可是两千多年之后，多少波女性主义洗礼之后，强悍乃至近乎疯狂的女性角色，不再被视为诋毁、丑化，反而成了在父权社会压迫下揭竿而起的悲剧女英雄典范。

尤其是20世纪，人类家庭经历了革命性冲击，离婚率暴升，许多人都有失婚的苦痛记忆。婚变，最大宗的来源，不正是男人的负心外遇吗？男人变心、女人痛心，成了普遍的人生故事。失婚痛苦中的女人，多少人动过报复的念头，甚至有多少人真正动手进行报复！

米底亚的复仇

欧里庇得斯的米底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摇身一变成了所有受伤女性的具体代表，更是愤怒报仇女性的原型。很多人改编这部剧作、进行现代诠释时，习惯将失婚之前的米底亚，刻画成一个对家庭全心奉献、温柔天真的贤妻良母，是丈夫杰森的背叛行为扭曲了她、改造了她，使她变成一只甚至吞食亲子的怪兽。这样的形象，呼应了许多现代女性的真实、具体经验，不过却显然偏离了欧里庇得斯原作的精神。用这种“贤妻良母被逼疯”的现代诠释，欧里庇得斯剧作里有两场戏就变得多余、乃至不可解了。

其中一场是米底亚的丈夫杰森，在米底亚面前滔滔雄辩地解释：移情别恋娶国王女儿，是桩为大家好、对大家都好的事。不只杰森和两个小孩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就连米底亚——孤单孑然一身没丈夫没小孩的米底亚，也能因而得到更好的生活。

在杰森雄辩的过程中，米底亚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争吵，没有眼泪，也没有激烈地反对。米底亚在想什么？米底亚温驯、愚蠢到没有能力和杰森辩论吗？还是米底亚真的被杰森的论理给迷惑了呢？不可能。因为还有一场戏，轮到米底亚自己成为一位聪明得近乎狡狯的雄辩者，一步步引导着雅典国王承诺：如果有一天米底亚去了雅典，雅典国王一定会收容她庇护她不受伤害。

米底亚怎么可能是温柔、软弱的女人呢？别忘了，在希腊神话的系谱里，她可是太阳神的孙女啊！

依照欧里庇得斯的创作原意，《米底亚》到底要说什么？如果不是现代人想象的失婚妇女饱受背叛煎熬以致发疯的故事，那是什么？欧里庇得斯是很在意“背叛”，以及探讨“背叛”应得的报应、惩罚，不过剧中真正要凸显的，不是杰森对婚姻或爱情的背叛，而是他对语言、对誓约的背叛。

戏一开始，米底亚就喃喃自语说：“我会杀人。”她不打算杀杰森，而是以杀人来报复杰森的背叛，毕竟杰森曾经立下誓约要和她共度一生。杰森最大的罪行，就在他不尊重自己讲过的话，他拿语言当作玩物，当作达成其他目的的方便手段。杰森花言巧语想说服米底亚孤独一个人的生活也很好时，他犯下了欧里庇得斯认定的罪中之恶，也在那一瞬间，米底亚决定了惩罚、报复杰森的方式。米底亚杀掉年轻新太太，杀掉自己生的小孩，就是要让杰森真实地体会，孤零零一个人是怎么回事，会是像自己说的那样，一种美好的生活吗？

诡辩家的罪行

米底亚不是疯女人，她再清楚、再冷静不过。她重视誓约、信任誓约，所以才仔细计划让雅典国王承诺收容她、庇护她。她安排好自己复仇后的处所，她要在雅典国王的许诺中逃过杰森或其他人的反报复。欧里庇得斯原剧充分反映古典希腊人的梦想与焦虑。他们梦想人应该忠于自己的语言，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他们焦虑语言失去了其信度与效度，那么世界就陷入无可救药的混乱里。那个年代，雅典出现了诡辩家（sophists），他们最大的罪行，不正就是淆乱了语言吗？杰森是诡辩家背叛语言的罪行代表，他竟然相信可以借着三寸不烂之舌，将别人的痛苦说成幸福，还要人家承认：其实痛苦就是幸福。

米底亚的报复，也因而不只是失婚女人的报复，她是在帮所有被诡辩语言背叛伤害的人报复。最直接最有效的报复方式，当然也是最不幸福最残酷的，就是让背叛语言实质意义的诡辩者，活在他自己语言塑造出来的虚假空间里，让他承受他的虚假语言试图否定的真实痛苦。

我们对于各式各样的背叛，保持着高度敏感。爱情上的“劈腿”、婚姻里的“外遇”、国家认同里的忠奸，我们在意得很。然而这个社会却完全失去了对语言背叛者的批判能力与勇气，任由各种诡辩家误用滥用语言，背叛语言的本意。这些背叛者非但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还可以靠背叛语言获取种种名声与利益。

米底亚、米底亚，我们佩服你的勇气，我们悲叹你的坚持。米底亚、米底亚，我们需要像你那样的古典希腊精神，帮我们解决现代世界中所存在最空洞、最欺瞒、最不可原谅的语言！

[表演]

“像”就够了？

第一个特殊现象：美国前总统里根是个极度守时的人。

他每天早上进办公室，办公桌上准备好一张当天的行程表，他会带着那张行程表，一项一项按表操课，执行总统任务。幕僚们回忆：他几乎从来没对排好的行程表有意见，更不曾抱怨或更动过。他不会说：“我干吗见这家伙？”不会说：“这无聊的仪式别拖那么长吧？”也不会说：“这么重要的事，一小时怎么谈得完？”

他的内阁阁员、常和白宫打交道的国会议员则回忆：里根总统有一项最了不起的本事，总能让会面、会议按预定时间结束，不会晚，也不会早。不管大家讨论多热烈，不管议题多么迫切关键，时间到了，里根总有办法四两拨千斤、快刀斩乱麻，一下子把事情解决掉，准时散会。如果碰到刚好没什么新闻没什么大事的日子，该讲的早早都讲完了，里根总统就会发挥他健谈的本事，开始说笑话，说他青年时代的种种奇观见闻，东拉西扯，耗掉那多出来的时间，准时散会。

守时当然是件美德，不过像里根这样，活在快速变动、意外频仍的现代，担任那么繁忙的职务，竟然还能守时，守时到那种程度，就成了奇怪的事。

还有第二个特殊现象：看他那么守时，有人可能会以为里根个性很龟毛，很注重小节。不，错了，大错特错，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他又粗枝大叶到令人难以置信。

例如说1985年时，幕僚们密集检讨行政流程，希望改善白宫与内阁的联系反应，几经思考辩论，决定向里根建议，让财长和白宫幕僚长两人对调工作。这是何等要紧的人事变动！核心幕僚准备了许多理由，惴惴不安地去向里根建议，没想到里根很随和立即点头答应了，几乎没多问一句话！

里根对内阁人事之“随和”，还有一次更夸张的表现。在一次会议中，他冲着内阁里唯一的一位黑人阁员——住屋与都市发展部部长，客气地喊：“市长。”他把部长误认成华盛顿特区的市长了！

里根的记忆力

第三个特殊现象：里根的记忆。

1983年，里根和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夏米尔会面，里根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经拍过关于犹太大屠杀的新闻影片，而且他还特别留了一卷影片，以备有人对犹太大屠杀事件有任何怀疑。他还说：最近一个年轻人以为德国纳粹怎么可能在那么短时间内屠杀六百万犹太人，觉得这整件事应该是犹太人的夸张宣传，里根就将保留的老影片搬出来给这位年轻人看，年轻人看得目瞪口呆，看完后对历史有了全新的理解。

这样一段回忆，让夏米尔大为感动，也提供了新闻界绝佳的报道焦点。不过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里根只拍过教育宣传片，从来没有替他说的那家电影公司服务过，更从不曾拍过新闻影片。而且新闻界追查了半天，没有人找到里根讲的那部新闻片，也没有人找到那个因为看了新闻片而对历史产生了新理解的年轻人。

类似的例子多得不得了。里根曾经“亲眼看到”太平洋战争中，一名黑人士兵如何英勇地持机关枪冲锋，保卫他的白人同志们，他用这段回忆来告诉选民：美国社会的种族隔离，早就结束了。然而，翻翻历史记录，美国军队明明是要到1948年签署了“反隔离”行政命令后，才有黑白并肩作战的连队。有记者拿这项数据去问里根，里根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再度强调：“我亲眼看到那一景，非常感人的画面。”

里根总统最后死于阿兹海默症，最后几年他连自己是谁都忘掉了。该不会其实他当总统的时候，阿兹海默症就已经潜伏作用，影响他的记忆能力，以至于让他记错了战时经验，也让他认不出自己的内阁部长呢？

不太像，阿兹海默症会制造遗忘，却不会制造假记忆，而且里根在任那几年看不出有什么其他脑功能异状，毕竟，如果阿兹海默症真的发作了，他怎么会把行程、时间记得那么清楚呢？

我们不能从里根后来的遭遇上去找解释，应该要回到他的过去去挖掘线索。里根从政之前，是个演员，事实上，他从政后恐怕还是保留了许多当演员、表演的习惯吧！

政治是一种表演

总统工作对他来说，会不会就是另一场表演？或者是一连串表演？做一个演员，做一个称职的演员，他应该要做到的是：依据脚本要求，在对的场地布景中，讲对的台词，制造对的效果。然后按照拍片计划，一步步将每一场拍完。拍完了，演员的工作、演员的责任就结束了。

一个演员，不必管、也管不着整体脚本。脚本是人家写好的，演员应该专注演好每一场戏，他可以视临场需要，有一点脚本以外的发挥，例如多放点感情，少讲几个字，或者即兴插一段脚本上没有的故事。

这一切，都是为了银幕效果。这一切，也都不牵涉什么宏观的意义，或全面的政策路线。

里根其实一直用当演员的态度当总统，这样看，我们就看清楚了。每天都是他的拍片日，从这场到那场，每场要求不同情绪、效果，里根就表现出来。他不需要在意幕僚谁是谁，因为好莱坞明星也不会知道片场里进进出出搭布景、打灯光、记场记的谁是谁。当他说“我”、“我记得”时，他讲的不是现实世界里的那个里根，而是扮演中的总统应该有、可以有的经验。这种即兴发明的经验，当然是为了增加表演的效果。

里根没那么难懂、没那么神秘。他彻头彻尾没真正进入别人想象的“总统”身份，他既不领导、也不决策，他只是不断地表演、表演。问题是：华府圈内人、观察家们，没人相信总统可以这样干的，于是大家拼命猜、拼命解释，觉得里根的所作所为应该有更深沉的道理才对。

不幸地，里根证明了一件许多人至今不愿接受的事——政治愈来愈依赖表演，也愈来愈远离柏拉图或马基雅维利。就连美国总统这样的权力位置，需要的也不是什么英明、智慧、勇毅的人，真的需要的，是看起来像总统，讲起话来像总统的人，“像”就“是”了，“像”就够了。

里根可能是第一个如此直接用表演“颠覆”了政治的人。然而他不会是最后一个。多少政治野心分子，靠观察也靠本能，洞悉了里根的秘密，学起里根的表演，追随里根攫取权力、操弄权力。

表演成了政治的核心价值，却也腐蚀了政治的传统、正统意义。

[口号]

认清口号与政策的差别

从一个角度看，纽约市的环境状况是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最糟糕的。那么小的一块区域里，使用掉大量燃料，放出大量二氧化碳，还产生了多得吓人的垃圾。在这些方面，纽约市平均每平方公里的环境负面因素超过全美其他任何区域，就连同样属大都市的洛杉矶、芝加哥都不可能跟纽约市等量齐观。

然而，如果换另一个角度、换另一种标准衡量，纽约市却可能是美国最环保、对生态最友善的居住区域。如果换算成平均每个人耗掉的燃料、平均每个人产生的二氧化碳，那么纽约市的数据远低于洛杉矶、芝加哥，甚至低于大部分的郊区地带。根本的理由——纽约市比这些地方都来得拥挤，拥挤得多，拥挤到绝大部分纽约市居民不买车、不开车。在纽约，尤其是在曼哈顿开车，简直是恶整自己的愚蠢行为。到处是红绿灯路口，到处塞车，永远找不到停车位，警察跟拖吊车无所不在，在这种条件下干吗开车？

纽约市拥挤到住宅区和商业区无从分别开来，所以购物吃饭通常徒步走路就可以。纽约市的地铁路线纵横交错，几乎无所不到，走路到不了的地方，简单，搭地铁就是了。

一个惊人的数据，纽约市每年公共运输系统载运乘客的总里程数，几乎等于全美国的三分之一。纽约市人口八百万，美国总人口则高达两亿九千万。美国首都华盛顿加上西岸最大城市洛杉矶，两地公共运输系统载客总里程数，只有纽约市的四分之一。

凭什么纽约有那么密集的地铁路线？还是同样的答案，因为纽约太拥挤了。挤到大家不得不依赖公共运输系统，地铁使用率高，于是就有足够收入可以不断开挖增加新路线。拥挤的城市更能节能，光是少开汽车，就减少了很多废气，而且也就少用许多石化燃料。还不只这样，纽约市，尤其曼哈顿实在太拥挤了，办公室、住宅只能朝上发展，一层一层叠起来。冬天的时候，底下楼层暖气如果外泄，就会向上让楼上变暖，没有那么容易散到外面空气里。这么拥挤的城市住宅，没有人家，再有钱也没办法去养草皮或设游泳池，所以就省下了许多宝贵的水资源。房价昂贵得吓人，每个人平均居住的空间大约只有十坪左右，那么小的空间，夏天冷气、冬天暖气的消耗量相对也比郊区住宅少得多了。

用纽约附近康涅狄格州典型的郊区居住形态作基准，如果纽约市八百万人口都要过得那样宽广舒适，他们分散开来占据的空间将有新英格兰六个州，加上德拉瓦州和新泽西州，一共八个州那么大。八百万人分散到这样的空间里，需要多增几十万几百万辆汽车？光是买菜、逛街、租DVD、到餐厅用餐，就得开车跑几十万、几百万公里？

这样看，我们得到再明确不过的结论——如果真的要“节能减碳”，让每个人平均使用能源和排放二氧化碳数量降低，一个有效的做法，非但不是鼓励大家到大自然去，反而是鼓励人口高度集中，大家挤在一起，愈挤愈有效！

看看台湾那些“偏远路线”吧！为什么一班班的公交车跑不下去了？因为人口太分散，公共汽车无法有效经营，只好收班不跑，于是交通的问题就还是只能用骑摩托车或开车来解决。骑车或开车当然是耗能增碳的。

再看看台北和高雄的公共运输利用情况。台北盆地腹地有限，又有河流环绕，空间相对拥挤，挤到一定程度，地铁就有人搭，地铁运的人次累积到一定条件，就可以增建新的地铁，吸引更多人来使用。相对腹地较广的高雄公共运输的营运效率就不可能有那么好。

节能减碳只是口号

真的要节能减碳，配套的政策，应该是鼓励都会区人口集中，最好台湾只剩下几个超级大城，让大家都住在超级大城市里，而且尽量阻止城市范围扩大，这样人均能源消耗和废气排放会降低，对整体环境的破坏也就减少了。

这是节能减碳的合理政策走向，可是大喊节能减碳的政府，会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呢？或者换个方向问，你自己会想要住在超级拥挤因而被迫少用能源少放废气的环境里吗？心知肚明，我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其实还有更明显的。如果真要节能减碳，配套的政策一定是终结耗能并排放大量废气的工业，这些工业的影响比一般民生生活大太多了。可是，我们的政府有随着节能减碳口号同时限缩炼钢炼油等产业吗？

当然没有。产业方向没有任何调整，简单的配套都不愿做，复杂的、跟其他目标、原则、价值会产生抵触的都市政策，我们的政府必定连想都不会想，都不敢想了。

我并不是主张创造超级大都市，我只是借着这个例子示范：什么是政策思考。如果真的是政策，那就要搜集各种资料，思考各种因素，找出落实政策效果的办法来。再进一步说，要是没有这种思考与规划，那不管讲得再怎么好听，态度再怎么坚定，都不是政策，那只是口号。口号经常被包装得很像政策，但口号就不是政策，不能等于政策。

现代的政治生活里，充满了各种口号，正因为口号太多，所以政治人物会想办法让我们错觉以为口号不是口号，而是政策或是关怀或是信仰或是其他。也因而，反过来我们应该具备的基本本事就是拨开各种掩饰将口号还原为口号，暴露其作为口号的本质。

像节能减碳，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口号。

[政治图腾]

分辨清楚实体与影子

阿拉伯语中有一句谚语：“你不可能让一根弯曲树枝的影子变直。”

这句话出现在与本·拉登并列“九一一事件”主谋的埃及伊斯兰圣战派领袖萨瓦希利（Ayman al-Zawahiril）的宣言中。在那一份刊登在伦敦的阿语报刊的宣言里，萨瓦希利用这句谚语试图说明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重大策略转弯：他们以前认定最主要敌人，是埃及亲西方亲美的政府，所以把精力都花在暗杀、惩戒埃及内部政治人物上，然而成功除掉了萨达特，穆巴拉克上台后，埃及还是没有机会变成一个伊斯兰神权国家。因为埃及其实只是美国政策的傀儡，就像光线照射下呈现的影子一般。如果树枝是弯的，我们怎么努力怎么搞，影子也不会变直。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付树枝本身。是美国，而不是阿拉伯世界的其他人，才应该是伊斯兰圣战要对付的。

情报显示，萨瓦希利的主张，对本·拉登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本·拉登发出了更惊人的宗教命令，要求全世界伊斯兰教徒任何时刻任何地方，都有义务在能力范围内攻击、伤害美国人与美国财产。这是“九一一事件”的背景。

我们可以说，萨瓦希利聪明地利用了一个简单的比喻，成功推销了恐怖主义行动的新路线。实体与影子，是多么简单而普遍的关系，然而却又曾被赋予多么深邃的隐喻力量。

关于影子的理论

历史上最有名的，当然是柏拉图的比喻。柏拉图视所有现象，都只是完美观念典型的不完美复制。他比喻：我们像是一群背朝洞口的穴居人，只能看到阳光打进来投射在洞壁上的种种影子变化。我们误以为那些影子就是现实本身。哲学的功用，就是让人“由影返真”，转过头来看见阳光下真正在动、在变化的世界。

进入中世纪之后，基督教系统中，可能没有人还记得那名叫柏拉图的异教哲学家，然而这却无损于“影子论”的普遍传流。“影子论”大有助于教会宣传、解说“上帝的国度”。信奉基督教可以进入“上帝的国度”，可是“上帝的国度”是什么？为何可欲？如果“上帝的国度”根本不能激起人的向往之情，谁要信基督教、谁要听从教会规定交出世俗财产来呢？

任何具象的描述都有其限度，也就都比不上“影子论”来得有力。“上帝的国度”与我们所在的世界，就像实物与影子的关系。你所见所听所感的一切，美好享受与痛苦折磨，都只是“上帝国度”的影子。换句话说，“上帝国度”里的一切，比世俗真实百倍千倍。那里的甜是真正的甜，那里的苦也是真正的苦。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现实经验，回推想象：如果这只是影子，那真实该会如何？“上帝的国度”不需要一一由教会描述，它鲜活地呈现在每个人想象力能届的最远处。

影子是本体的扭曲、堕落呈现，追逐影子是无谓无妄的举措，这样的观念，借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成了根本的观念。

然而这种简单、清楚的“影子论”，却在19、20世纪，发生了重大转折、变化。“影子革命”最早由美术技艺开启其端。文艺复兴以降，绘画上就发现了用影来显示光的技巧，一路发展到“印象派”出现，对于光与影的变化追索，到达极致。同样的物体可以在不同光影下，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视觉上，光影而不是物体本身，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艺术家摹写的，根本不是对象，而是光影色彩！

曾经跑到艺术之都维也纳，立志要当个画家却铩羽而归的希特勒，或许就是从印象派的原则中获得灵感吧，回到德国投身政治之后，希特勒创造了20世纪最惊人的“象征政治”。

希特勒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最大的不同，就在希特勒大量运用了象征代现的手法，把政治权力灌注到人民生活的各个角落里。

线条简单清楚的纳粹旗帜，是权力的象征。独特的举右臂手势是象征。“Heit Hitler!”的群众齐声高呼，是象征。纳粹集会中少不了的会场布置、灯光，也是象征。甚至连盖世太保的制服、德军战车上的髹漆颜色，都是象征。

权力无所不在

象征无所不在，就让人感觉纳粹与希特勒的权力无所不在。日常生活里反复不断向权力象征表达效忠，也就大幅、有效取消了人民对权力本质的怀疑或批判能力。

换句话说，在希特勒的法西斯国度里，到处是权力的影子，影子比权力本身还要重要，权力的影子不只是取代了权力的实际，进而权力的影子保障了权力实质不再能被捉摸、掌握。

广义地看，所有的政治系统在这一点上，都逃不掉纳粹与希特勒的影响，也都是纳粹与希特勒的继承者。法西斯的仇敌，一样大量学习希特勒建构象征政权、影子权力的方法。反而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的萨瓦希利，引用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抗拒着20世纪“影子比本体重要”的潮流，想要恢复“影子必须依随本体”的旧观念呢！

狭义地看，中国国民党的政治运作，本来就有强烈的法西斯成分。在国民党当年的威权体制里，也充斥了许多符号、图腾，作为介入人民生活的象征箭头，没有这些影子，国民党的政治权力，不可能膨胀得那么大，看起来那么庞大。

“国旗”、“国徽”、党徽，都曾经是国民党权力的重要影子。许多人到今天看到这些影子，仍然会本能地兴起对权力的敬畏之感。因此也有许多国民党人，至今仍以为、仍相信这些影子具有权力的作用。

然而时移事往，国民党根本已经失去了其权力的本体，光靠这些权力的影子能干什么用？政治人物与其花时间费力气打一场影子的战争，在政治图腾的建构上穷尽心力，不如思考思考阿拉伯谚语反映出的古老智慧吧：“你不可能让一根弯曲树枝的影子变直。”

[真实]

暴露不知与无知

在你面前有两个箱子，每个箱子里各有一百颗球。甲箱中有五十颗红球、五十颗黑球，乙箱中也是红球和黑球，然而比例不明。如果说从箱里抽出红球来，就能够得到一千元，你会选择伸手进甲箱还是乙箱？

我打赌你会选甲箱。因为实际做过的试验中，绝大部分的人都毫不思索就将手伸进甲箱里。这种行为代表着：你相信在甲箱中抽到红球的几率，高于乙箱，不是吗？

那让我们把游戏继续玩下去。下一轮，同样这两个箱子，规则改成：如果抽到黑球就能够得到一千元。按照前一轮的推论，你觉得甲箱中抽出红球几率比较高，那这次你应该会改而试从乙箱中去碰黑球的运气啰？

你会吗？我打赌你不会。其实做过的试验中，绝大部分的人才不管什么推理，他们还是宁可伸手进甲箱里去摸黑球。

这是博弈理论中有名的“艾尔斯伯格吊诡”（Ellsberg Paradox）。“艾尔斯伯格吊诡”说明一件重要的事：在做选择、决策时，人们会本能地避开未知、不确定，这项本能的强度远超过其他理性考虑算计。

如果由理性来考虑，甲箱抽出红球的几率是百分之五十，乙箱则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九十九都可能。然而乙箱抽出红球的几率愈低，那么相反地抽出黑球的几率也就愈高。如果理性猜测，我们可以猜乙箱中红球多于黑球，那么第一次我们就会伸手进乙箱；我们也可以猜乙箱中黑球多于红球，那第二次我们会伸手进乙箱。然而人们实际的行为，却是根本不考虑乙箱，两次都到甲箱里试运气。

艾尔斯伯格吊诡

发现这项吊诡的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urg）在1948年进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因为他表现的聪明才智，被引导入博弈理论的特殊领域。那个年代，博弈理论是个带有贵族神秘色彩的学门，虽然博弈理论源自经济行为的研究，后来却发展出另外一个重要的运用领域——冷战决策。

美苏两大国在冷战期间，各自拥有了足以毁灭整个地球的核子武器，对峙、威胁。世界的命运操纵在两国的政治决策里，而两国的决策又是牵连互动的。的确多么像一场谁都输不起的赌局，于是研究人在种种竞争情势下将如何反映如何作为的博弈理论，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艾尔斯伯格年纪轻轻就发现了“艾尔斯伯格吊诡”，前途大好。毕业后他先到海军陆战队服务，接着进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军事政策智库——兰德公司。

1964年，越战爆发前夕，艾尔斯伯格进了美国国防部服务。1965年，艾尔斯伯格以国防部参谋的身份，前往越南前线考察。军方派了两个人当他的在地向导，兰斯德将军（Edward Lansdale）和凡思上校（John Paul Vans），这两个人后来都因为越战而成了大名。读过格雷安 · 葛林（Graham Greene）的小说《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吗，里面的派尔就是以真实世界里兰斯德将军为模特儿的。凡思上校呢？则被美国小说家尼尔·薛汉（Neil Sheehan）写进另一本小说《闪亮的谎言》（A Bright Shining Lie）中，成了那本书里说谎不眨眼的主角。

艾尔斯伯格一度在国防部里红得发紫。他经手了许多与越战相关的机密文件。基于他对博弈理论的研究，尤其是以他为名的那项吊诡所揭示的，在国防部工作、后来又回兰德公司任职的艾尔斯伯格，对于越战感到忧心忡忡。

刚开始，他担心美国总统正统率军队在打一场盲目的战争。不是说美国总统看不到听不到与越战有关的信息，而是这些信息充满了错误与夸大。这种信息比没有信息更糟！美国总统误以为自己知道箱子里有多少红球多少黑球，其实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自己不知道他就不会那么自信地将手伸进越战的箱子里了。

抱持着这样的信念，艾尔斯伯格开始进行一场私人的圣战。他利用各种机会，偷藏偷运偷印国防机密文件，那是个复印机还不普遍，更别说计算机复制技巧的时代，艾尔斯伯格穷尽其智慧，多方设法，竟然偷了超过一万页文件。

这场圣战的目标是“唤醒总统”。1968年3月，艾尔斯伯格偷来的部分文件，透过《纽约时报》公布了，里面显示了军方呈给约翰逊总统的报告，有多么草率有多么夸大。约翰逊的确被这批文件震得七荤八素，被迫宣布暂停二十度线以北的轰炸行动，随后又宣布放弃寻求连任，以示对越战负责。

约翰逊不连任，共和党的尼克松在选举中胜出，然而出乎艾尔斯伯格意料的，越战没有结束。艾尔斯伯格的卧底“圣战”进入了新的阶段，面临了新的挑战。

尼克松和约翰逊不同。尼克松得到了远比约翰逊丰富而且正确的信息，明白越南战场的不可为，却基于政治考虑，不愿也无法撤军。在这种状况下，艾尔斯伯格再怎么“唤醒”总统都没用了，他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尝试自己在博弈理论上的发现。

新闻必须揭露真实

如果美国民众知道越战真相，不，应该说如果他们知道了政府与军方其实对越南情况的掌握，无能、错乱到了荒谬的地步，那么他们将形成巨大的力量，促使美国尽快离开这种盲目的情况。避开无法了解的情境，是人类的强大本能不是吗？

于是从1971年6月13日开始，《纽约时报》大篇幅刊登了国防部内部秘密文件，没多久，《华盛顿邮报》等其他几家报纸也跟进了。美国联邦司法部紧急要求法院禁止《纽约时报》发表这些文件，却在最高法院碰了个大钉子。不过在调查、辩论过程中，艾尔斯伯格的身份曝光了，他一度藏匿逃亡，没多久出面投案，后来获得无罪开释。

艾尔斯伯格原来相信自己一定会坐牢，而且大概要坐满久的。他因为一边在国防部工作，一边参与反越战活动，很少有机会跟儿子互动，这下一想糟了，万一坐牢岂不就完全错过了儿子的成长了吗？长考之后，他征得儿子同意，拉了儿子来帮他复制、处理机密文件，理由是：到时候要坐牢就父子一起去吧！文件见报前夕，他打电话给前妻，向她道歉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没办法再付赡养费了。

艾尔斯伯格没坐牢，《纽约时报》没被封馆，代表美国新闻言论自由的一大胜利。可是我们别忘了，艾尔斯伯格事先无法预见这样的发展，他真正的心情是：准备放弃一切，证明自己的理论是对的，阻止越战再拖下去。

《纽约时报》国防部机密文件曝光，没有立刻中止越战，不过却明确证实了“艾尔斯伯格吊诡”，大部分美国人一旦视越南为不可知的地方，发现那么多年后，美国政府并未能充分掌握越战的变量，他们就不会选择要在这个领域继续赌下去了。

政治权力经常建立在虚假的“确知”上，而新闻与新闻工作者要做该做的，就是揭穿那“确知”，显露出真实的“不知”与“无知”，让人民的本能不要被蒙蔽，不要被扭曲。

[具体生命]

生命没有标准答案

海明威的小说《在我们的时代》里，少年尼克随父亲前往印第安部落，帮印第安产妇接生。遇到了难产的棘手状况，产妇叫得死去活来，婴儿却迟迟生不下来。大家都很紧张，担心产妇和婴儿能不能安然存活下来。几经波折，好不容易小孩终于诞生了。可是出了印第安帐篷，却赫然发现产妇的丈夫，因不堪紧张折磨，竟然自杀死了。

那男人之死，震骇了少年尼克。尼克忍不住问爸爸：“要死掉很难吗？”爸爸回答说：“那要看情况。”

要看情况，有时候很难，有时候却也可以非常简单。这是人类生存最大、也是最戏剧性的难题。在什么状况下，人会决定选择不要继续存在下去？为什么存在可以那么简单，又可以那么艰难？倒过来问：为什么死亡，有时那么艰难，有时又可以那么简单？

最难的，不是一死，而是人为什么选择一死？

1997年9月，日本最受瞩目、最受争议的导演伊丹十三推出他第九部作品《被监护的女人》。电影上演没多久，日本八卦杂志狗仔队拍到伊丹十三和一名年轻女子共处的偷窥照片，大肆渲染报道伊丹十三的“外遇”。12月20日，时年六十四岁的伊丹十三从东京麻布台事务所窗口跳楼自杀，日本新闻界大为骚动。

众说纷纭的伊丹之死

日本新闻界密集报道伊丹十三的消息，各式各样的人跳出来怀念伊丹十三，并且提供对于伊丹十三死因的猜测。伊丹之死，应该是受不了奸情曝光，羞愧自杀，有人这样说。伊丹不是羞愧而死的，他明明说他是“以死明志”，用自杀来彰显自己的清白啊！有人这样反驳。伊丹的死，杂志报道只是导火线，真正原因是他几年来被黑道骚扰，不堪其恐吓威胁而造成的，有人这样认为。

还有，伊丹十三重要的同行，也具备演员与导演双重身份的北野武，则主张伊丹十三之死，根本是因为工作上的瓶颈。讲白了，就是“江郎才尽”，再也拍不出好电影了吧！带点傲慢、带点轻蔑，当时刚刚在威尼斯影展得奖的北野武甚至说：“伊丹先生从高楼屋顶朝下看的时候，我的得奖说不定从背后推了他一把呢！”

这些吵吵嚷嚷的报道，共同点在：每个发言的人，似乎都对伊丹十三如此确切了解，他们一眼看穿，或者说一口咬定，伊丹十三就是这样的人，伊丹十三就是这样想，就是这样思考这样决定，而从事务所窗口跳下来的。

他们没有怀疑。不管是惋惜还是怀念，还是指责批评，他们“如实地”指着伊丹十三说：“你就是这样！”指着那已经不在的、不会回来反驳他们的伊丹十三，尽情地说他们要说的话，做他们要做的秀。

“……他们都对自杀者共同怀抱一份侮蔑之情。侮蔑之情来自一股确信，他们有充分的把握，认为媒体世界里曾经被奉为王者之一的他（伊丹十三），如今已经从高处跌下，万万不可能再回来反击他们了。”

说这段话的人，是日本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比伊丹十三小两岁的大江，和伊丹关系匪浅，1951年，大江刚刚开始接触文学，产生了对于文学的热情，在当时念的松山东高中参加文艺部活动，就认识了同校学长，本名为池内义弘的伊丹十三。

大江健三郎与伊丹十三

少年到青年时代，伊丹对大江保持着介于朋友与大哥之间的亲密来往。应该也是伊丹十三的影响吧，大江在二十五岁时娶了伊丹十三的妹妹由佳里为妻。于是伊丹十三正式成了大江的妻兄、大舅子，两人的互动来往更是直接、频密。

而且两人都长期在日本文艺圈中，以奇特的叛逆身份活跃着。两人的作品，原本都遭到日本主流批评界的青白眼，后来在国外受到赞赏、重视，才“出口转内销”，冲击日本读者与观众的。

从生平经历来看，若是要选最亲近、最了解伊丹十三的人，大江健三郎应该排名很前面吧！然而，伊丹自杀后，大江健三郎连续看了一个礼拜电视新闻的报道。他的体会是：“……一开始就预料自己可能无法体会新闻秀主持人，或他（伊丹十三）电影中那批新世代男女演员使用的语言。没想到连年龄相近的电影导演、剧作家，甚至演艺界和社会一般评论员所讲的，同样难以理解。一个话题愈是凝聚，他们使用的语言内涵愈是远离你所能理解的范围。”

和伊丹相知相交将近半世纪的大江，听不懂那些谈论伊丹的话！重点一定不会在那些人揭示了什么大江不知道不认识的神秘、隐藏的伊丹十三，而在：大江太知道伊丹这个人的复杂性，因而无法将那些人斩钉截铁描述的伊丹十三，和真实活过、笑过、哭过、艰难过、挣扎过的伊丹十三，搭配得上吧！

出于对这种简化、独断的无奈愤慨吧，大江健三郎用小说形式写了《换取的孩子》，写伊丹十三以及伊丹之死。《换取的孩子》并不企图要跟那些新闻争夺“伊丹之死解释权”，不是要推出一个“更接近事实”的“大江版”来反驳和对抗那些粗糙、无理、轻蔑、自以为是的种种说法。小说里，大江没有给对于伊丹之死的“另一种答案”，他铺陈的，毋宁是生命的复杂与不确定性，以及导致一个人死亡的原因，如此悠远、错乱，近乎无可追溯。

当我们认知生命没有标准答案，死亡没有单一解释时，我们才懂得尊重生命，也才懂得尊重死者。阅读大量关于伊丹十三自杀报道的日本人，只是在消费一位知名导演的生命悲剧而已，以伊丹的悲剧为自己日常的无知无聊排遣一番，之后，伊丹与伊丹之死就跟他们再没什么关系了。可是阅读《换取的孩子》的读者，却被迫透过伊丹与大江的生命历程，回头思考许多自己一样逃躲不掉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生命某个阶段的事，和后来的自己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接受社会主流是对的，还是反叛才是对的……

一路回到尼克的父亲那一句最暧昧的废话：“那要看情况。”这暧昧废话却也是最难被否认的真理。生或死，我们都无法抽象地予以评断其易或难，只能进入“情况”里，翻挖出复杂、错乱，所有拒绝标准答案、拒绝简单责任归属的具体生命事件。

我们试着想想看：如果伊丹十三的自杀事件发生在台湾新闻界，我们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事件，我们的社会中是否有像大江健三郎的人，拨开所有的粗糙、无理、轻蔑、自以为是，能够诚实地直视生命的具体艰难？不妨翻翻看看大江健三郎的《换取的孩子》吧！看看在《换取的孩子》里出现的伊丹十三，曾经活出什么样的生命！

[生活]

不断追求好一点、再好一点

棒球和美式足球，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美国，棒球是生活，美式足球则是仪式。

仪式就是将一些非生活、甚至反生活的元素，聚拢在一起，予以夸张、戏剧化处理。美式足球的球季，在最冷的季节，从秋天开始，气温愈下降，球赛愈重要。一年一度的总决赛“超级杯”，定在一月底，最深的冬季，无底的寒冷。

不适合户外运动的季节，偏偏拿来进行最激烈的运动。美式足球是生活的对反，甚至是生活的厌恶者，让我们想起尼采以及尼采的超人哲学，在极端的情境下，人方能超越自己，超越人性的软弱与困顿，找出那不存在于日常生活里的英雄行径与英雄气概。

美式足球，不管大学的还是职业的，惯常一周只比赛一天。大学的比赛在周六，职业的比赛在周日，都是放假日，所以看球赛之前，球迷早早就先开车到球场停车场，拿出烤肉架和超大超厚的美国牛排，来一场“车尾派对”。派对当然少不了啤酒，牛饮狂饮一番，到进场看比赛时人已半醉，裁判鸣笛瞬间，酒足肉饱的观众正式进入忘我疯狂状态……

观众忘我疯狂，场内球员的激烈冲撞当然也不能不忘我疯狂。美式足球场上不时传来足以压过观众呐喊叫声的碰撞巨响，几乎像是车祸——而且还不是擦撞，是逆向对撞——才会发生的声响。当然不会有人把车子开进球场来，是球员头盔互撞的效果，而且力学测试显示，这样的碰撞巨响，不只声音像两辆车相撞，有时候那种力量，也不亚于两车相撞。

这么疯狂的比赛，一个星期只能比赛一场，一整个球季顶多也只能有十六场比赛。倒过来看也成立：每周只比赛一场，每年只有逼得人忧郁得想自杀的冬季，有十六周足球季，才有办法激发出这种非常的、仪式性的疯狂情绪吧！

美式足球是酒神式的，是爆炸式的，是超脱于一切习惯以外的，甚至超脱于自己的习惯之外。每周最重要、最多人守在电视机前看的，是哪场比赛？是唯一一场不在星期天打的球赛——“周一晚足球”（Monday Night Football），全国性转播，而且同时间没有其他足球比赛来搅局竞争，构成了“仪式中的仪式”，或“仪式外的仪式”。

不能争一时，只能争千秋

棒球就不是这样，光是比赛的数量就决定了棒球不可能走那种激动仪式的道路。美国职棒大联盟，每支球队每一季要打一百六十二场季赛。算一算从四月到十月，差不多半年时间，总共也才一百八十天左右，也就是说，球季中，每天都有比赛，每天每支球队都要出赛。数量一多，意义必然就随着改变了。没有人能承受用那种情绪强度去面对每天每一场比赛。台湾人说：“没有天天过年的。”换做美国话，应该是：“每天派对，就等于没有派对。”足球每周一场，最适合狂欢派对，棒球一天一场，一不小心就变成麻木无感觉的习惯了。

职棒和美式足球不一样，也和锦标赛、国际赛的棒球不一样。因为要打那么多场，就不可能认真计较每一场输赢了。赢了这场，还有下一场，输了这场，也还有下一场。

不是说职棒选手、职棒球迷没有强烈的求胜热情，而是那种热情一定得要转化为一种态度、一种哲学、一种时间感。每场比赛，不可能单独存在，必须被放进宏观的架构中，恰如其分地占据应有的位置，成为时间长流中的一小部分。时间长流本身，才是输赢，才是棒球。

棒球比赛数量大到那种程度，逼得球队就是不可能“争一时”，只能“争千秋”。按照我们贪婪的个性，一定会主张该“争一时也争千秋”，每场球都打赢，那球季不就一定赢了吗？

不是这样，现实不是这样，至少棒球的现实不是这样。如果投注那么多的心理能量在单一球赛上，球员很快就累了，身心俱疲，根本撑不到季末。将单一球赛看那么重，如果输球怎么办？有那种被人家意外逆转输掉的球赛，有那种被人家压着打打到完全抬不起头而输掉的球赛。输球的感觉就像人的尊严和存在的意义都被掏空了般，可是明天还有比赛，怎么办？后天还有比赛，怎么办？如果太在意，输掉的球赛就会一直阴魂不散，于是从输一场变成输一串、输一大串。

如果太在意，就连赢球都变成可怕的诅咒。兴奋痛快的感觉残留到隔天，明天就没办法专注应付球赛。残留到后天，那连后天也完蛋了。于是赢一场球，接着得输好几场球。

一般生活中的英雄主义

在美国棒球，就连洋基队那种超级王朝，都很难将单季胜率推到七成，六成都不太常见。一般五成八、五成九就很有机会拿下分区冠军进季后赛了。换句话说，十场比赛要输掉四场左右，都还是好的战绩。这不是偶然，也不是联盟刻意安排的，而是天天比赛这种频率所制造出的理性，谁能将球队心理强度调整到固定、有效地每十场赢六场，就最有希望征服整个球季。

球季的总帐才重要。以前，大联盟的季后赛，吝啬到只收四支球队。季后赛开打，就是联盟冠军赛。季赛总成绩稍差一点点，想都别想要靠季后赛的爆发力赢回来。就算现在的赛制，六个分区冠军加两队外卡，八支球队进季后，在所有的美国职业运动中，还是最精简的。NBA季后赛每年都有“老八传奇”的话题，“老八”在东西区各有一个，总排名其实可能排到十六名去，美国棒球季赛十六名，早就回家睡大觉，有什么“传奇”机会？

不只季赛重要，天天比赛制造的时间感，那种滔滔长流的气势，还使得美国棒球成了全世界最重视历史、最重视纪录的运动。每场球不只必须在季赛的全面观照里找到它的位置，还要摆进更广更大的历史中，才能真正安放。每位球员，都在和自己过去、未来的纪录一起投球、跑步、挥棒，也都在和百余年最优秀的职棒选手——那留在球场上空、留在纪录簿上的不散幽灵，一起投球、挥棒、跑步。

棒球成了生活，和生活有一样的步调及性格。美国职棒场上必定有一份夏天的悠闲、懒散，没有人每分每秒盯着看球赛的；棒球场上追求的，也是那种一连串反复动作中的英雄行径、英雄表现，追求比别人好一点、再好一点；比自己好一点、再好一点，却不可能追求完美。三成打击率就是好手，四成就是英雄，换个角度看，十次失败七次就该得到热烈掌声，十次失败六次则能换来历史上的黄金留名。

这是生活，这是生活追求的态度。当数量累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从戏剧性的仪式，回归到生活，才能触及与一般人生命生活实质交接的某种英雄意义。

不能想象美国职棒一年只打二十场、三十场，连一年六十场都无法想象，数量改变，美国职棒就不会再叫美国职棒了。

[抽离]

借抽离面对真相

有人说：人类文明，至少是西方文明，开始于一桩绑架案。古希腊诸城出名的大美女海伦，被位于小亚细亚特洛伊城的王子帕里斯，硬生生地从她的丈夫墨涅劳斯身边抢走了。希腊人大为震怒，发动了城邦联军，不辞辛劳，渡海远征，必定要讨回海伦来。

由这场美人引起的战争，不只诞生了两部伟大的史诗，《伊利亚特》（The Iliad）与《奥德赛》（The Odyssey），而且参与战争的角色，更成为后来希腊神话与悲剧最主要的取材对象。透过阿基里斯的身世，联结上一堆奥林匹克山上的众神；透过尤利西斯的浪游，又联结上另外一堆半人半神的故事。

希腊文化，西方文化的源头，于焉灿然发展。

荷马史诗《奥德赛》有一段小插曲，回到希腊与夫婿重逢的海伦，一天打开家门发现一位意外的访客——尤利西斯的儿子德拉马库斯。海伦、墨涅劳斯和德拉马库斯坐下来聊天，话题无可避免就扯到了多年以前的特洛伊战争。特洛伊战争冲击了三人的生命，他们都有许多话想说，可是，怎么说呢？

尽管经过那么些年，特洛伊的回忆，对三个人都还是痛苦的。墨涅劳斯记起了自己的软弱、怯懦，竟然无法保护海伦。海伦记起了自己被带到特洛城，成了帕里斯的妻子、赫克托的弟媳，背叛了原来的丈夫墨涅劳斯。至于德拉马库斯呢？特洛伊战争结束这么久，他的父亲尤利西斯却全无音信，不知是生是死，他的妈妈还在家中一边抗拒追求者的侵扰，一边苦苦等待。

太重要的生命事件，反而无法谈论，这种痛苦又堆压在原有的痛苦回忆之上。还好这时海伦起身走开，一会儿回来，手上拿着下了药的酒。荷马告诉我们，那是一种神奇的药，喝下去之后，就算要谈论刚刚死去的、最挚爱的兄弟，你都可以一直面带微笑。那三人和着酒饮下了神奇的药，高高兴兴地让原本痛苦的回忆肆意奔流，第二天一早醒来，觉得多年沉重的心理负担大幅减轻了，变得像个新鲜重活过来的人一般。

用文学将自身从现实抽出

可惜的是，海伦端出来的酒与药，没有能传流下来。不过，面对真实又巨大，既真且大到无法遗忘又无法谈论的痛苦事件，人类文明留下了一些酒与药的替代品。

例如印度吠陀时代的圣者桑西塔（Taittiniya Samhita），认为诗韵最大的作用，在于给人保护，“将自己用诗韵包起来，于是在接近火的时候，就不会受伤了”。他的意思应该是：透过诗韵的中介转化，我们还是可以描述那些痛苦经验，可是被形式化了的痛苦，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不再直接地喷出悲伤、愤怒、羞辱、懊悔的火，灼伤现实里的人。

同样道理，到炼狱里见识的但丁，为什么需要罗马诗人维吉尔充当他的导游？因为诗人可以将眼见充斥的可怕景象，化为诗化为故事，帮助我们处理情绪，看清真相。乍进炼狱时，《神曲》中的但丁被众多受伤的灵魂可怖的伤口及悲戚的哀号震慑住了，他停下脚步走不动了。然而维吉尔催促他：“发呆看什么？我们没那么多时间，还有许多地方要看的。”

诗与文学，将特定的痛苦普遍化，让我们不只看到一桩事件的痛苦、一个人的痛苦，而去看到众多痛苦，直到看见痛苦本身，这样我们才能回来理解自己、谈论自己，其作用，的确和海伦端出来的酒与药，有异曲同工之处。

没多久前，美国推理作家劳伦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来台访问，我去主持了一场他和读者面对面互动的派对，读者提出的众多问题中，有一个是：“‘九一一’发生时，你在哪里？你当时有什么感觉？”卜洛克给的答案，让我意外，他只说那时他在纽约，就停了。我追问他：那天的感受呢？他不愿意讲，他无法讲。我问：“太痛了吗（Too traumatic to tell）？”他点点头。

我会意外，因为2003年，卜洛克写了一部厚重的小说《小城》（Small Town），中译本页数超过六百页。这部小说第一项开头就是：“公元2002年9月11日，上午6点33分。气象预报：天气清爽，美好的一天。”

《小城》明明就是写“九一一”的。用唐诺的话说：“《小城》写得早写得快……双塔倒了也清理了，尸骨已寒，纽约空气中的硝烟味和尘埃落尽，但人心中的尘埃没这么快，它仍在迷茫的风中漂浮游荡，在人心中，这仍是进行中、未完成的一次死亡。”

在唐诺看来，卜洛克不只写了“九一一”，表达了对“九一一”的感受，而且还写得太快太早了些。基于这样的印象，我以为卜洛克会毫不犹豫地诉说自己的“九一一”经验，至少会谈谈与《小城》有关的种种吧！然而他没有，触及个人的记忆、个人的痛苦，卜洛克就变成唐诺讲的那种态度了——“九一一”仍是进行中、未完成的一次死亡。

死不透的“二二八”

透过小说，卜洛克才能诉说，小说是他靠近“九一一”经验之火时，包裹起来的保护，也是那杯失传已久的海伦手中的酒与药。一直到今天，“二二八”在台湾仍然是“进行中、未完成的一次死亡”。那人心中的尘埃，尽管可能只在极少数人心中，每年到了2月28日，就要被风刮起大大地漂浮游荡一番。

很多人相信，“二二八”死不透，是因为真相未明。我原来也如此相信。可是这么多年骚扰下来，我看到了其他的原因，甚至是相反的原因。“二二八”死不透，是因为每个要诉说的人，都坚持从个人记忆与个人情绪出发，去建构那切身的痛。因为痛，因为太痛，如此诉说的“二二八”，就不会有真相，不敢承认真相了。

就像没有喝下去酒与药的海伦与墨涅劳斯，硬是要谈论特洛伊。痛苦中的海伦，大概会坚持指责墨涅劳斯的软弱才造成灾难，而痛苦中的墨涅劳斯，恐怕也会把回忆的焦点集中在海伦没有抗拒帕里斯，反而和帕里斯共同生活的这段往事吧！

没有办法用诗或文学或其他方法抽离的“二二八”，每个诉说者都不能去面对自己的暴力、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背叛、自己的残虐，以及自己的彷徨摇摆。这样是说不出真相来的，不是因为真相被湮没，而是因为真相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完美”想像，所以真相就被丢弃在一旁了。

除非哪天，我们能再找回海伦手上的酒与药；除非哪天，我们能够从自身的记忆与情绪中抽离出来，懂得了如何面带微笑诉说自己的痛苦，与自己的罪咎。

第四辑

迈向聪明社会

[冒险]

彻底的、小心的冒险精神

2002年年底，人类“极限纪录”上添加了一笔——美国女泳将琳·考克斯（Lynn Cox）成为第一位“游上南极洲”的人。

全世界绝大部分人，没有去过南极洲。少数有幸到南极洲旅游的旅客或研究者，大概不外经由两种方式——搭乘具有破冰功能的特殊船只，或冒更大的危险搭小飞机降落在克难的机场上。

琳·考克斯和一群旅游客一起搭乘南斯拉夫籍的破冰船，经小猎犬海峡接近南极洲大陆。那是南半球最炎热的季节，融冰后露出南极大陆的边缘。船沿南极大陆航行，越过涅柯港（Neko Harbor）后，考克斯从船舷上步下阶梯，深呼吸一跃入水，花了二十五分钟时间，一共游了一点二二海里，到达南极大陆。

表面上看，这纪录好像不怎么样嘛！前后不到半小时，游的距离算算还不到两千米，琳 · 考克斯会游，难道别人不会游？我们每年一度的“万人泳渡日月潭”活动，参加的人不都有差不多的本事吗？

别被这种表面的数字给骗了。真正最重要的数字是——考克斯下水时，海水温度接近零度冰点。而且她游过的海域，还到处有浮冰，小块一点的浮冰，随时可能划破她的皮肤；大块一点的浮冰，随时可能把她撞昏过去；更大的浮冰，随时可能裂解崩落，把她困在冰堆里，再也别想出来。还有，海上吹着风。考克斯正常的泳速大约每小时两节，然而变化无穷的海流随时可能制造出超过两节的逆浪，换句话说，如果情势不对，考克斯怎么努力游都无法前进，甚至会被海流推着离岸愈来愈远。

游泳对人类最大的挑战，不是如何浮在水中，而是如何保持身体温暖。在低于体温的水中，我们的血液一传送到皮肤表面，就快速降温。这些“冷血”必须在送回心脏循环的过程中加温回升到正常程度，才能维持肢体正常活动能力。为了避免体表的快速失温，身体会自动调节，减少往血管末端输送的血液。然而其附带效应就是肌肉容易缺氧，而且末梢神经细胞进入停滞、萎缩状态。如果体表丧失温度的速度持续高过体内循环增温的能力，那么到一个点上，送回来的血液温度过低，将导致心脏无法正常运作，人就瞬间昏迷，再也醒不过来了。

这当然不是开玩笑的事。这也说明了，游上南极大陆，对每只企鹅来说是何等轻松容易的事，但人类，嗯，还真没人敢尝试。

挑战极限的考克斯

琳·考克斯不是等闲之辈，她真的不是一般人。她十二岁开始专注于海泳。十四岁，她游过南加州外的加塔利纳海峡，花了十二小时又三十六分。接着，十五岁时，她就挑战长泳者的圣地——英吉利海峡。横渡英吉利海峡，至少要游二十五海里以上，看海潮状况和选择的方向而有不同。和加塔利纳海峡相比，英吉利海峡的海水冷多了。夏天时，英吉利海峡水温维持在摄氏十二度到十五度之间，比加塔利纳海峡低了四五度。然而，第一次参加英吉利海峡横渡大赛，琳·考克斯就以九小时五十七分的成绩，打破历来不管男女选手留下的纪录。那是1972年。1973年，一个成年男泳将，超越考克斯的纪录。不甘心、不服气的考克斯1974年再度参加英吉利海峡大赛，这回她将纪录推进到九小时三十六分。

然后她对英吉利海峡没兴趣了。1975年，顶着最高达到九英尺的浪头，花了十二小时，她成为第一个从新西兰北岛游到南岛的女性。1976年，她游渡麦哲伦海峡；1977年，她绕着好望角游了一圈；然后又去波斯湾，从埃及这岸游到以色列那岸，再游到约旦境内的海岸。1987年，她只花了两小时，就游渡白令海峡。那一年她三十岁。

麦哲伦海峡和白令海峡都是水温很低的海域。科学家当然好奇琳·考克斯为什么能够不失温。游渡麦哲伦海峡时，在一般人感受的冰水里游了四小时，她的体温非但没有下降，竟然还从华氏九十七度升到一百零二度。在科学实验中，考克斯和一群人泡在不到摄氏五度的冰水中，只能挥动双臂。结果发现考克斯的体温只在开始时下降了一些，随后恢复而且维持正常，一个半小时内不曾再有什么变化。一起参与实验的人，只有另外一位没有失温，那是一位冰岛的渔夫，那人曾经遭遇海难，全船人员只有他一人幸存。

毫无疑问，琳·考克斯天赋异禀。然而知道自己在海中比别人强得多，考克斯还是继续探索自己的极限。所以才会在超过四十岁后，决定挑战南极洲海域。

琳·考克斯天赋异禀。不过为了短短二十多分钟的泳程，她花了整整两年做训练准备。为了不让头部及胸部太快失温，她强迫自己练习抬头蛙姿势游泳，使头及大半胸部全程露在水面以上。如果用力大动作踢水，那么下半身体表与冷水接触的面积将巨幅增加，于是她还必须尽量少动腿部，几乎全凭手臂划水来前进。

她找了很多专家分头研究帮她的忙。重量训练专家帮她增强肌力，以使她游得更快，制造出更多体内热量。医学专家随时检测评估她的身体状况。她还请教了动物专家，理解企鹅如何保暖以及在水中快速运动的秘诀，为了向企鹅看齐，考克斯刻意留了长发盘在泳帽里，用来存留空气保暖；她还让自己增胖将近十公斤，储备足够的脂肪。

当然，还要有对南极洲环境下过工夫的专家，建议她选择什么地点，在怎样的条件下水游泳。考克斯正式游向南极大陆时，她身边环绕了三艘载满助手的小艇，有的负责帮她计时算距离，有的帮她观察浮冰指引方向，有的预备提供必要医疗支持，还有的为了在她上岸后立刻帮她挡风换衣服，并以体温帮她恢复身体正常状态。

冒险本身就是价值

如此大费周章为了什么？为了证明人类可以做到南极企鹅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得到的事吗？不是，为了满足琳·考克斯的冒险精神。这是最大的目的。美国那个社会，广义来说，现代西方社会随时准备支持协助像

琳·考克斯这种具备冒险精神的人。他们不会轻蔑地问：“游到南极去干吗？”他们只问：“怎样才能突破层层难关，游上南极大陆？”克服困难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这过程本身就是价值，就是意义，也就是目的。

冒险不是暴虎冯河，别人不敢做的事你敢做。冒险的真义是成功克服别人克服不了的困难。追求成功，所以也就要仔细设计规划，一点都莽撞不得。别搞错了，真正的冒险家，个性不会冲动到哪里去的。用这种标准看，我们不妨做点思考演练：有冒险精神的社会，跟没有冒险精神的，会拉出怎样的差异差距？台湾这个社会，有还是没有冒险精神呢？我们需要还是不需要冒险精神呢？

[海洋]

如何拥有海洋文化

1895年4月，史洛坎（Joshua Slocum）驾着他自己建造的船“浪花号”，启程远航。船上只有他一个人，而且除了风帆，“浪花号”没有其他动力。

史洛坎说他要驾着“浪花号”环航世界一周。他的亲人和朋友，既然没办法阻止他，只好祝福他。不过谁都不相信史洛坎真的能航行那么远。尤其是，史洛坎那年不年轻了，已经五十一岁；尤其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单独驾船环航世界过。

经历了三年又两个月，出乎所有人预料，1898年6月27日，史洛坎返航回到了美国罗得岛，完成了他的壮志，一共航行了四万六千海里，绕行地球一周。

他怎么做到的？大家惊异传闻。只有一个人在三十六英尺长的小船上，当他需要睡觉的时候，谁来帮他掌舵才不会错了方向？遇到风暴大浪时，他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处理风帆，才不至于在大海中倾覆？更重要、更关键的问题：他如何度过漫长的孤独时光！航程中经常有几星期甚至几个月没有靠岸，要怎样才能不被那单调的景色、同样的航程给逼疯呢？

也许就是为了要一并回答所有人的这些疑问吧，史洛坎回到美国的第二年，出版了《环球独航》（Sailing Alone Around the World），告诉我们那三年时光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书里有些部分，证实了大家的猜测想象。环球独行的确要经历许多危险，例如从印度洋要进入太平洋时，强烈的风一度将他的船吹回马六甲海峡。短短几百海里的航程，史洛坎顶着风、顺着风、斜对着风，花了好几个星期才走完。那片海域如此凶险、如此恶毒，让史洛坎无论如何不愿钓食鱼类或捕杀鸟类，他感觉到与这些生物有着共同对抗自然风浪、艰苦求生的同志感情。

人类与海洋的黄金年代

史洛坎也证实了，在别人到不了的偏远角落，会遇到奇怪的人与事。就在“浪花号”抵达印度洋上的罗德里盖兹岛前几天，岛上的神父用恐吓的口气预言：因为岛民信教不够虔诚，反基督的恶魔将要降临。所以当岛民看到一艘莫名其来历的船漂摇进港时，简直吓坏了。许多人吓得躲在家里，连续八天不肯出门，甚至不敢打开窗户透透气。

不过《环球独航》书中的其他部分，却提供了非常不同的解答，与大家的想像相去颇远。整本书的调子如此平缓，如此从容不迫，一点都没有创造历史的冒险家那种自大傲慢与焦躁夸张。史洛坎让读者明了，靠自己对海洋的认识，靠自己的双手，打造“浪花号”是最重要的起点。他和“浪花号”几乎结合而为一体，“浪花号”任何细微的变化，他都能立刻直觉、自然地做出反应来。所以他不只能轻松地每天手握着船舵睡觉，边睡边维持方向，他还能预知海洋的动态，让自己远离无法处置的危险状况。

让人愈读愈惊讶的另外一点——史洛坎似乎都不寂寞、都不孤单。在我们以为单调无聊的海上，他可以用船帆和风进行无穷对话，他可以和同样依赖风来远行的大型候鸟并肩齐航，观察、体会它们美妙飞行的秘密。大海里更有各式各样的生物，上演着永远不重复的光影动静景象。

海上还有其他船只。在海上相遇，几乎毫无例外会有他乡故知的热情。大船邀请小船的人移驾，在甲板上或船舱里喝茶聊天。到了非得各奔前程时，大船还会不吝惜昂贵的火药，热闹地鸣枪相送。

原来海上自有其热闹，海上自有其趣味，只要我们真正懂得如何亲近海洋，活在海洋的包围里。这应该是《环球独航》放送出的最重要讯息吧！

那个时代，史洛坎的时代，是人类与海洋互动的最后一段黄金年代。从15世纪开始，西方文明爆发出冒险精神，强迫原本只懂得在陆地上生活的人，到海上去。经过几百年，付出了无数生命代价，人类才终于累积了足够的知识，不只在海上存活，而且能够与海洋共存。19世纪，人有了够多和海洋相处的记忆、经验，而萌发了将自己视为海洋生物的新意识。史洛坎显然就是这种新意识下的产物。

他有能力而且有热情，打造自己的船，当他驾着“浪花号”出港时，他的心情截然大异于几百年前的哥伦布或麦哲伦。海洋不再是必须被超越的障碍，也不是必须被征服的挑战，海洋是另外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海洋是包容、接纳人类的新环境，只要人类愿意改造自己去适应海洋。

海洋国家在哪里？

可惜的是，那段黄金时代来得迟却去得好快。1909年，六十五岁的史洛坎再度出航，他要前去南美洲，进入亚马逊河去探索。这次他一去就没再回来，彻底失踪了，甚至不知道究竟在哪里消失的。和史洛坎一起消失的，是那个人类朝海洋动物演化的漫长过程。

风帆消失，蒸汽动力取而代之，切断了人与风的亲密关系。愈来愈大型的船只，装上了各式各样模仿陆地生活的用具，隔绝了人和海浪变化的感官对话。进而各种高效率的拖网到了海上，也就有效地阻止了人对海中生物的认同，人在海上纯粹成了过客、成了掠夺者，海与海中生物，也降至被掠夺的悲惨地位了。

再进一步，航空事业快速发展，从这个大陆到那个大陆，不再需要通过海洋了。在人类生活意识里，海洋最主要的特质消失了，那就是海洋的广大无边，海洋的变化无穷。坐在航空器里飞越海洋，海洋只是一个抽象的距离数字，不再真实。人类只从远远的空中俯瞰海洋，或只在岸边享受海滩阳光，以及极其有限的几十公尺海洋——没有大浪没有大鱼没有大鸟的安全海域。

我们有机会吃到种类繁多的海鲜，可是我们对这些鱼虾贝类的了解，却如此肤浅。我们有机会从科学家的报告、国家地理杂志的频道上，看到海鲜的种种奇观，然而那些奇观与我们封闭安稳的陆地生活完全无涉，我们“知道”海洋，却无从“感受”海洋。

对于海洋的“无感”，在台湾这个岛上尤其严重。尽管从政治意识形态上鼓吹“海洋国家”，尽管在“行政院”组织法里还要设“海洋委员会”，但是他们的“海洋”，和史洛坎的经历、和他留下的纪录相比，显然只是空洞、抽象、功利的名词罢了。

这些号召“海洋”来塑造自我身份的人，曾经真的对海洋好奇，或至少对人类有过的海洋经验好奇吗？当一整个社会的人，除了海边戏水、近海远洋捕鱼以外，没有其他海洋经验与海洋视野，我真不知道如何可能硬是去打造出一个“海洋国家”来呢？

[现实]

“非现实”的巨大力量

1859年10月16六日，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天晚上，十七道黑影逼近位于弗吉尼亚州蓝岭山（Blue Ridge Mountain）的美国联邦军火库，趁暗发动奇袭，一举抢占了这座军火库。

军火库所在位置，俯望两条大河汇流处，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曾形容那景色是“大自然间最壮丽的面貌”，“值得为看一眼这美景而渡过大西洋”。

不过，带领发动奇袭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对大自然美景一点兴趣都没有。燃起他热情的，是一股使命感，他相信上帝要他来到世间，尽一切可能终结人类最大的罪恶——美国的奴隶制度。

布朗自己是白人，但却不惜为黑奴的自由对抗自己的政府。他心中的上帝，比政府更重要；他看到的奴隶制度邪恶景况，比谋杀、抢夺更低劣一百倍。

1850年代，美国最敏感的话题，就是南北方在黑奴问题上的巨大歧异。在南北交界，态度不明的堪萨斯州，冲突尤其严重。蓄奴主义者与废奴主义者，都视堪萨斯州为必争之地，绝不可稍让。

1856年，布朗就曾带着他两个成年的儿子，在堪萨斯州绑架了五位蓄奴者，将他们活活打死。他主张对待蓄奴者不能有丝毫仁慈，暴力与恐怖手段，最直接最有效可以达成废奴的目的。

布朗不只痛恨南方的蓄奴者，他也没有耐心倾听那些北方和平渐进废奴的意见，他认为废奴哪有多难，找到对的方法，而且下定决心去做，一夕之间，人类就能袪除巨大的罪，重返上帝的国度。

1859年袭击军火库，就是他认定的“对的手段”。他的逻辑很简单：南方黑奴生活水深火热，天天都恨不得能逃走，所以只要在靠近南方各州的地方，占领一座军火库，让消息传出去，这些黑奴们就会立刻奔走来归，逃到军火库基地来的每个黑奴，都能得到武器，瞬间就聚合成战力强大、沛然不可抵御的反奴大军。有武力在手上，南方奴隶主们只好屈服。

布朗还想得更远。一旦南方黑奴都被解救出来，他们可以到西部寻找一块土地，建立自己的国家，再跟美利坚合众国结盟为兄弟之邦。这样，不只实践了道德正义，也最符合白人组成的美国之利益。

“一个人加上帝，就能扭转宇宙。”据说这就是布朗的信念。年轻的时候，布朗就将自家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农场，建构成为让黑奴偷偷转往加拿大寻求自由生活的中继站。不过年纪愈大，布朗愈是不耐烦帮助一个个黑奴，他想的、他要的，是以自己和上帝的力量，一举彻底摧毁南方奴隶制度，“扭转宇宙”。

那个下雨的星期天，布朗觉得自己站在宇宙扭转的起点上，只可惜，事件没依他想的那样简单、直接地开展。

攻进军火库之后，布朗派了三个人守在道路尽头，负责迎接前来投奔的黑奴。然而这三个人没接到任何一个黑奴，就先遇上了联邦军队。这支从南方赶来反攻的军队，带队的上校恰好是后来在南北战争中大放异彩的李将军。论兵力火力，论军事能力，布朗当然都不是李上校的对手，没花多久时间，联邦军队就收复了蓝岭山军火库。

再临的基督

这次战役的伤亡结果：被布朗绑架的一位蓄奴者和三位附近镇民，死在交战中。布朗率领的“勇士”中，有十人——其中包括布朗的两个儿子——阵亡。布朗的另一个儿子，和其他四个人逃走，至于布朗自己，则在受重伤情况下无法逃走，被联邦军队活捉，被送去审判，最终被判处绞刑。

布朗在绞刑台上断气的瞬间，李上校兴奋地大叫：“人类公敌统统毁灭吧！”然而在南方人眼中的“人类公敌”，却在北方人心里成了英雄，死掉的布朗，比活着的布朗，引起更大的好奇与注意。

人们，尤其是北方的人们，不得不问：“为什么有人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将儿子也一起送上最危险的火线，只为了要帮助跟他完全不相关，他也根本不认识的黑奴？”人们，尤其是北方的人们，不得不进一步问：“为什么这个人具有如此的勇气与自信？为什么他不曾怀疑过上帝是不是站在他那一边的呢？”

一项表面上看来冲动、愚蠢的行为，一项实质上明确失败的行动，却在其愚蠢与失败的刺激下，有了新的生命。因为人们穿过实质事件与行动，看到了后面的原则思考。不是那么多人会同意布朗的做法，然而愈来愈多人认同他之所以如此愚蠢、如此失败的那份原则。布朗还是个行动上的失败者，但同时化身成了原则、道理上的圣人。

远在法国的小说家雨果，特别写信请求美国联邦政府，释放当时还关在牢中等待执行死刑的布朗。雨果称布朗是“再临的基督”。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则说：“他受苦，将使得绞刑架发光，如同十字架般。”写《湖滨散记》的梭罗，公开发表了陈情书，爱默生的儿子特地赶去聆听，他事后形容：梭罗在念陈情书时，“仿佛被那陈情内容烧着了”。

南北战争开打

北方对南方的不满，因为布朗事件升高了。北方的道德裁判倾向愈来愈强，南方护卫自己蓄奴利益的危机感也随而强化了。1860年，明确主张废奴的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南方哗然，联邦分裂，南北难免一战，历史到此走上了不归路。

美国南北战争，起因于南方要脱离联邦，林肯是以维持联邦与宪法完整性为由发动战争的。然而战争当中，刺激、鼓舞北军士气的，与其说是联邦、宪法，还不如说是布朗及其留下的废奴英雄事迹。

北军士兵人人朗朗上口的歌曲，就有一首叫《约翰·布朗》，歌词最后一句是：“现在，光辉的圣典来临了，所有人统统自由。”唱着这样的歌，北方军队慢慢将战争的焦点，从政治性的，转变成了社会性的，还转变成了人道性、原则性的。

别小看抽象原则的力量，也别太简单用成败论英雄，正义、道德，大部分时候看来很迂腐、很辽远，然而人类历史的突破，常常靠的就是这种迂腐、辽远的原则，才造成的。

约翰·布朗的恐怖屠杀的现实主张，是不足取的。然而现实上的失败，无法掩盖他“非现实”的一面，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福祉，乃至生命，来为别人的自由奋斗，这种精神，反而被失败淬炼得更光耀、更美丽。

[算计]

避免经济算计的惰性

一亿六千万年前，地球陆块分裂开来，马达加斯加岛从非洲离开。那是恐龙在地上、水中、空中繁殖活动的年代。

然后小行星撞击地球带来了毁灭性的烟尘，遮蔽植物赖以生长的阳光，间接使得恐龙“大灭绝”。不只恐龙绝迹，事实上马达加斯加岛的大部分动物，全在那场灾难中消失殆尽。没有原生动物，使得马达加斯加岛成了一块生态实验场，每隔几百万年，就有新的动植物透过不同方式移至马达加斯加岛，在上面互动繁衍。对演化学家来说，马达加斯加岛是再棒不过的生态圈。马达加斯加岛受邻近非洲动植物生态影响，却又和非洲的演化不同步。有些在其他地方已经绝种的生物，在马达加斯加岛保留下来；更常见的是，许多生物迁到马达加斯加岛之后，进行了完全不同的演化过程。

估计生物学家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发现的动植物，有将近一万种不曾在别的地方出现过，其中包括二十多种最原始的灵长类动物，也包括全世界最大和最小的变色龙。当然，谁都不能忘掉马达加斯加岛上多到吓人的种种蜥蜴，体型不同、色彩不同，甚至连面部表情都不同。

如果要选一个最值得保存的地球生态区域，你选哪里？至少应该考虑最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马达加斯加岛吧！

然而不幸地，马达加斯加岛早已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蛮荒大地了。当然，马达加斯加岛上不会有像纽约那样的大城，甚至连像台南或中坜一般规模的都市也没有，不过，这并不意味马达加斯加没有“开发”。

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火耕

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马拉加西人，千年来一直过着“火耕”的简单生活。这种生活，简单且贫穷，却是生态的大灾难。他们用火烧掉森林树木，在烧出来的空地上种植兼养牛，然而没有了树根保护的表土，很容易就在大雨中被冲蚀掉了，露出内里的岩层。岩层上能长什么作物？够养什么牛？于是很快地烧出来的土地不足养活那里的马拉加西人，他们只好换另一个地方，再去烧起了另一把火。

被人类烧过、用过的土地，虽然只是最低限度的“开发”，也只带来极小极小的农牧利益，却就再也回复不了自然原貌了。没有表土连草都活不了，何来树木森林？没有树木、没有森林，又怎么会有动物栖息生养的条件呢？

在某个意义上，我们从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ry频道上看到的马达加斯加岛上丰富的生态影像，只是假象。那些森林动物，转着大眼睛静悄悄就变化了身上颜色的变色龙当然是真的，可是它们存活的自然植被区域，目前只占马达加斯加岛全岛不到十分之一的面积。而且这些幸运保留下来的地带，几乎都是地形恶劣不利人类活动，散落在岛上各个不同角落。

马达加斯加岛那么大，上面只有少数的马拉加西人生活，然而马拉加西人却过得如此贫困。一直到现在，进入21世纪了，马拉加西人还有继续使用手工自制农具的，连斧头、长矛这种铁器，都还是最近二十年间，才在马拉加西文化中逐渐普及，这些连大部分第三世界穷国都视为稀松平常的东西，在马达加斯加岛还是昂贵的财产。

没有数字就无法思考的时代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壮观的经济大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被破坏，还有许多稀有物种，在他们基因里藏着解开演化之谜答案的物种，因而濒临绝种，但是换来的，只是极为微小的人类经济生活利益。

我们很容易可以用今天盛行的经济数量公式，算出马达加斯加岛的经济总生产。不管用耕地平均生产收益算，还是用马拉加西人平均收入算，马达加斯加每年经济规模，再怎么乐观估算，顶多都只有几百万美元吧。

几百万美金，只够台湾向美国买几颗飞弹，或买一架攻击直升机，这样的数字，竟然就可以养活马达加斯加岛的人，取代他们无效率低产出的农牧业。

也可以这样换算，美国卡通片《马达加斯加》的制作预算，也许够马达加斯加岛“火耕”停止十年。加上宣传费用的话，说不定够用十五、二十年。

“火耕”如果停止十年，当然就有较大机会让仅存不多的原始植被区域不受破坏，使栖息其间的动物基因，不会从地球上灭绝。

如果单纯从经济计算上看，那么低的成本，为什么不投入？为什么没有人投入，真正去解救、保存马达加斯加的生态呢？

因为，单纯从经济计算来看，我们虽然算得出投入很低廉，却算不出来——那保留马达加斯加岛生态的经济收益有多少？在没有收益数字的情况下，那么再少的钱也无法引发人家愿意投资了。

这正显示出单纯经济计算所带来的困窘。保留马达加斯加岛生态，也不预设未来的利用，那么在经济计算上，其价值就只能是零。尽管经济学里近来多增加了风险的概念、未来成本的概念，虽然我们可以论证说保留马达加斯加岛自然植被可以预留地球基因多样性，也可以排放氧气平衡二氧化碳浓度，降低未来解决温室效应的开销，然而这些论证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无法明确量化，算不出数字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面对许多明明可以预防的毛病时，总是错失时机，要等毛病造成灾害，再来进行抢救。因为预防带来的效益，无法量化估算，抢救补救的花费却可以清楚算出来。我们活在一个没有数字就不会思考、没有数字就无法衡量得失的时代，这是关键。这不只是经济学的问题，但作为资本体系背景的经济学带来的一套计算习惯，却一定扮演了重要角色。

经济上简单的成本投入与收益产生二元概念，理性且简洁地收拾整理了世界纷纭复杂现象，使其彼此之间构成可以共量互换的关系，省了我们许多脑力、少了我们许多困惑。但是，世界不会因为人类的思考简化过程，就真的变得简单、各归其位，不再有超出数学公式的部分。

世界的复杂与纷乱，依然一如往昔。只是我们的惰性偷懒地不再学习比较复杂的评量概念。用经济计算来统一全世界，最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简化无聊，不再能保护大蜥蜴、变色龙的无情世界。

[复杂]

复杂反而安全

戴高乐当法国总统时，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抱怨：“谁有办法统治一个可以搞出两百四十六种奶酪的国家呢？”

戴高乐这话，有一个部分纯属玩笑。那就是两百四十六个这数字，虽然贵为法国的国家元首，尽管他手下管辖的是全欧洲甚至全世界最有历史最庞大的文官体系，他都不可能真正弄得清楚全法国究竟生产多少种奶酪。

如果戴高乐确定知道法国一共就有两百四十六种奶酪，老实说，这样一个国家就没什么不能治理的了，戴高乐那句话真正的重点，其实是在凸显国家机器、政府行政与民众生活间的隔阂，国家机器、行政体系掌握不着，更管不到法国人到底制造了哪些奶酪，怎么制造的，又进到了哪些人的肚子里。

法国会有那么多种奶酪，道理很简单。因为法国的奶酪保留了高度手工业特质，小型生产是大宗、主流。再者，法国奶酪绝大部分是以传统方式用生乳制造的。生乳长了细菌进行了种种化学变化，形成奶酪，这是奶酪最最基本的原理。想想看，空气里有多少种不同细菌，影响细菌和生乳产生作用的变量有多少，怎么可能算得清楚最后形成的奶酪有多少种呢？

法国人管不住自己的奶酪，看在美国人眼里，简直野蛮。在美国，一讲起细菌，一般人马上联想的就是肺结核和猩红热。换句话说，在美国人的概念中，细菌的自然角色就是致病来源，是纯然负面、可怕的。所以对待细菌的基本态度，首先是消灭，无法完全消灭，也得想方设法予以管制。

早在20世纪初期，美国联邦食品药物局（FDA）就严格规定，所有的市场上贩卖的牛奶，都必须经过高温杀菌的程序，加热至一百四十五度长达半小时，或加热至一百六十五度十五秒，确保牛奶中没有细菌存活。1947年起，FDA又规定，所有的奶酪只能透过两种程序制造：一种是使用高温消毒过的牛奶；第二种是如果使用未消毒的生乳的话，奶酪必须经过至少六十天才能上市，让里面的细菌释放完可能的有毒物质，而且不再大量增殖，进入固定稳定的环境。

FDA的规定，使得美国人不可能吃到黏黏糊糊、稠嗒嗒的生奶酪，也排除了像法国或荷兰等地自然传统制程产品的进口机会，更重要的是，FDA的监管、检查，为了符合卫生程序所需进行的设备与人力投资，也使得美国小型家户式奶酪生产无以为继，酪农只好放弃生产程序，单纯做原料供货商，把牛乳供应给跨国大厂如Kraft、Borden去制成奶酪。于是这么几十年下来，美国人只能吃得到大厂标准制程造出来的奶酪，许多美国人以为奶酪就只有那么几种，就只有那些基本、直接的味道。

卡拉丝的咏叹调

一直到他们有机会去了欧洲，到巴黎到罗马到阿姆斯特丹，吃到了人家的奶酪。虽然都叫奶酪，不理会消毒规定、没有风干储藏六十天，用生乳制造的东西，就是大不相同。一个吃惯美国奶酪的美国人，在巴黎餐馆留下的赞叹最为经典：“我以前吃的是只是奶酪，今天在这里吃到的，是卡拉丝的咏叹调。”

是了，生乳奶酪最大的特色，为什么在美食烹调里那么重要，就在其不可测的复杂性。奶酪有其基本的味道，就像卡拉丝唱歌当然还是要照着谱来一样，可是在那基本味道之上，不同地窖不同木桶不同块的奶酪，却会有自己的个性。吃进嘴里时，不同元素依着不同步调从不同角度进攻你的味蕾与嗅觉细胞，时而狂暴时而轻柔，时而包围时而突袭，时而热时而冷时而凉爽，在单音当中变幻着无穷可能。

怎么抗拒这种诱惑？更重要的，怎么能在尝过复杂如卡拉丝咏叹调的奶酪之后，回头忍耐干净单纯得乏味的美国奶酪？可以想见，长期以来，美国有着一个口耳相传的地下奶酪管道。有人用不符FDA规定的方式做“另类奶酪”，偷偷卖给餐厅跟美食饕客。1983年，《纽约时报》记者私访八家纽约市内主要奶酪卖场，在每一家都发现了不合规定的奶酪；1985年，南加州出现一次一共有二十九人受害的生乳奶酪中毒事件。两件事在当时都构成轰动丑闻，让许多美国人“闻生乳色变”。

然而在报道生乳奶酪事件时，新闻媒体都忘了提一件重要事实。那就是从一九四八年以来，美国曾发生过六次大规模的奶酪中毒事件，其中只有一次起因于生乳奶酪，另外五次惹祸的是消毒过的牛奶制造的奶酪。

相互牵制的多元

1990年代以来，美国人愈来愈讲究自然生机饮食，法式烹调概念被大量引进，终于吸引了科学家们认真去看待奶酪内的细菌作用问题。科学家们暂时卸除社会的偏见，回到原点，仔细记录不同制造程序产生的菌类效果，长期试验下来，得到了意外的答案。

有愈来愈多的生物学家相信，生乳制造的奶酪，会比消毒牛奶做的，来得安全。关键就在于：生乳形成的是一个多元环境，各种不同菌类在这里复杂互动，彼此影响也彼此牵制，如此一来，任何一种单项细菌要大量繁殖到对人体有害的地步，机会微乎其微。多元而混乱的环境，保证了每一种细菌、每一个元素都在拥挤的自然情况下被中和缓解了，多元不只带来多层次的口感，多层次口感也同时取消了单一因素的破坏力。

相对地，将所有细菌一网打尽的“干净”牛奶，虽然让细菌很难进入，然而只要几株细菌成功存活，就会快速繁殖，换句话说，把关很紧，可是一旦被渗透了，就可能一败涂地。

小小的奶酪，其实就牵涉到一个社会如何看待“安全”议题。我们要的“安全”，是一个无菌、单纯的环境；还是多元、拥挤、牵制的环境呢？在政治哲学上，美国的民主显然属于后者，然而在食物领域里，美国人却长期倾向于前者，与法国的传统大相径庭。

戴高乐的抱怨，归根究底是抱怨法国社会太多元化了，多元到无法以一套程序、一个原则来治理。不过表面上难治理的多元法国，毕竟也不容易搞出什么祸端来吧。极右派势力一抬头，法国的中间派和左派立刻连手，封杀了极右派独大的可能。这不正很像生乳里的细菌作用模式吗？

难治理又怎么样呢？难治理的法国才生产得出如卡拉丝咏叹调一般多元丰富、妙不可言的奶酪啊！

[法律]

为人的处境保留空间

1884年5月，一艘载了四位船员的船，从英国南安普敦港出发，要远航到澳洲悉尼。航程很远，航行了一个多月后，7月5日，船在南大西洋遭逢暴风，船员操作稍一不慎，被大浪直接袭打船身，瞬间船就沉没了。

船员紧急登上救生小艇，艇上只来得及带了半桶水和两个罐头。

7月9日，救生艇上的船员幸运地捕捉了一只大海龟，靠着大海龟的肉和血，能够继续漂流的航程。但是大海龟提供的食物，到7月20日左右也全都消耗完了。绝望中，船员开始讨论也许应该抽签，倒霉中签的人奉献生命，给其他人当食物吃。讲归讲，船员们还没有勇气做那么极端的事。

又撑了三天，饥渴交迫中，船长杜得利（Tom Dudley）拿出小刀，突然砍向艇上最年轻的十七岁的少年喉咙。少年来不及反抗就被杀了。7月29日，救生艇终于被一艘路过的德国船只救起，艇上除了活着的三个人外，还有十七岁少年被吃了一半的尸体。

那一定是非常可怕的景象。

三位幸存的船员，被带回英国，一位水手同意担任检方证人，依照他的证词，船长和大副被以谋杀罪起诉。

骇人听闻的食人罪

船只航行在公海上，等于是其所属国家的国境延伸，换句话说，必须遵从该国法律规定。所以检方按照英国法律指控杜得利船长和大副犯下了杀人及更加骇人听闻的食人罪。

这种案子当然引起社会舆论注意。帮杜得利船长及大副辩护的律师，提出了两项主要的论点。

第一，船只是英国国境的延伸，没错，但船只已经在海上沉没了，杀人与吃人行为并不是发生在原来的船上，而是跟船只脱离了的救生艇上，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英国法律也自动延伸到这样的小艇上，因而他们的行为不该受到英国法律管辖与制裁。

更重要的还有第二点，他们所处的，并不是原本法律订定时想象的“平常状况”。他们在海上漂流，命在旦夕，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延命的机会，不杀少年，他们必然都会渴死饿死，从这样的具体条件上看，他们的行为是不折不扣的自卫，是保护自己生命延续的正当自卫。

律师特别强调：茫茫海上，没有文明的保护与协助，人只能使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活下去，在这种航海环境下不应该用跟文明社会一样的观念、规定管辖。

你觉得律师的辩护有道理吗？那个时代，英国国力正盛，大英帝国是靠航海扩张才建立起来，也得靠频繁的航海活动才有办法维系下去，社会上有的是具备丰富航海经验，见识过恐怖海洋威吓的人，这些人听得懂律师在说什么，这些人内心自问，也都觉得自己也有可能陷入类似的绝境，说不定被迫做同样的决定，因而普遍同情被控的杜得利和大副。

法律尊严与人的处境

这种情况下，陪审团该怎么判？经过反复辩论，陪审团做出了有罪判决，不过特别要求法官对两人从轻量刑。问题换成：那，法官怎么判？

负责定刑的法官，宣判时破例没有戴上象征法官身份的黑帽，依照法条明确规定，法官还是只能判处杜得利和大副死刑。不过，法官又马上给予两人特赦，只要他们实际服刑六个月。

法官不戴黑帽，为了表示他不完全是以执法者的身份临庭的。这件非常案子的确有超出法律所能规范范围以外的条件，那部分，法官只能还原其作为一个人的身份来面对。维护法律的尊严，他必须判处两人死刑，然而顾虑到真实的“人的处境”，他以作为人，同情理解“人的处境”的立场，特赦两人，让他们只服轻刑。

为什么要有特赦？上面的这段历史，应该可以清楚显示为什么要有特赦的根本理由。因为再好的法律都无法将复杂的人间变量全都纳入考虑。再周延的规定，都会碰到暧昧灰色的例外。我们不能依照特定的案子去改法律，不能主观地说什么样的特别案子不受法律管辖，法律依靠其公平、一视同仁的原则，才有尊严，才有力量。可是，碰到不能一视同仁处理的案子，怎么办？

必须为这样的多样可能性留一条路。那条路，就是特赦。就像故事里的法官做的，一方面维护法律，依据一视同仁的精神判刑；另一方面再依照例外的需要，以特赦予以救济。幸好有特赦的权力可用，法官才能不伤害法律原则，又能防止因为法律缺乏弹性带来无可挽回的伤害。以前英国法律将特赦权放在法官手里，现在通行的做法则是转而由最高行政首长行使特赦权，免除法官的自我角色冲突、矛盾。

理解特赦的逻辑及用途，我们就知道，特赦权不是高兴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的。特赦只能在“非常状态”，在法律精神无法预期的条件下，拿出来当作救济的手段。特赦不能乱用，除非找到跟海上漂流求生一样极端、非常的情境条件，才构成合理的特赦背景，要不然，那就是滥用特赦权侵犯司法权、破坏法律的公平原则了！

[制度]

秩序不能取代血泪感情

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晚期最重要的杰作《浮士德博士》，在小说中透过叙述者柴布隆的眼光，记录了一位音乐家拉维孔复杂而神秘的一生。这部小说写作时期，是1943年到1946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从德国渐露败象，到希特勒自杀，德国正式陷入再度战败悲惨情境，那一段关键时期里。

显然这是一部托马斯·曼为德国代拟的“精神忏悔录”。借由拉维孔一生经历，加上《浮士德博士》书名所暗示的，托马斯·曼要思索探讨，德国集体精神里，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以致从统一后才半个多世纪，就连续参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连续两次惨败，而且在战争过程中还犯下了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严重罪行。

依照小说里的描述，柴布隆和拉维孔同样出生、成长于非常典型的小镇上，拉维孔的父亲对科学新知充满高度兴趣，热切地搜集各种科学书刊，相信自然界藏着“上帝暗码”，而人的责任就是解开这些暗码，掌控自然。

拉维孔开始接触到音乐，是因为他的叔叔是经营乐器行的。拉维孔虽然没有学过如何弹琴，却很自然兴味盎然地在乐器行的钢琴上，试验弹出各种和谐或不和谐的和弦来，乐此不疲。

克瑞奇玛的演讲

小镇教堂找了一位二十九岁的青年来担任“司琴”，负责在仪式中弹奏管风琴。这位克瑞奇玛先生对音乐的热情，远超过弹奏管风琴。也不管有没有人要听，克瑞奇玛开始在教堂里进行系列演讲，讲的都是与音乐有关的题目，而且都是颇不寻常的题目。

例如有一讲讨论“为什么贝多芬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没有第三乐章？”另外一讲谈“贝多芬与赋格”，主要追究：贝多芬到底会不会写赋格曲？还有一讲谈乐谱的视觉之美，再一讲谈“音乐的基本”。

出于好奇，柴布隆和拉维孔去参加了这些演讲，克瑞奇玛讲的内容，对两位少年来说，实在太深奥了，他们无法完全理解，然而尽管似懂非懂，那些内容却对他们产生特殊、难以解释的强烈吸引力。他们不只坐在教堂里听讲，而且听完后还在回家路上不断讨论，几乎忘掉了冬天寒风吹拂带来的不愉快。

“音乐的基本”那一讲，克瑞奇玛主张：音乐神奇的部分，包括了不管音乐如何发展，人总是能回到最简单的根本源头，得到至高无上的愉悦。他举了例子：瓦格纳庞大复杂的《指环》，其实都建立在模仿莱茵河水声的基本降E大调三和弦上。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第四号的前奏曲，也是用一个降E大调三和弦的简单变形组合。布鲁克纳最喜欢在钢琴上反复弹各调的基本三和弦，反复赞叹：“有比这更美好的事物吗？”

接着克瑞奇玛讲了一个18世纪“第七日浸信教徒”的传奇故事。这个教派的创派者布莱索生于德国易北河畔，后来搬到美国，定居在宾州。因为他对宗教的特殊感应与见解，吸引了许多德国移民追随他，开始了“第七日浸信教徒”这个新兴宗派。

布莱索没受过什么教育，却无师自通写作了许多礼拜时用的诗篇。诗篇愈写愈多，可是运用时却只能配上一般通俗的曲调，让布莱索感到不满意。于是他又无师自通，发明了一套谱曲法。

他将各调音阶都划分成两类，一种重要的“主人音”，一种不重要的“奴仆音”。谱曲时，诗篇中重音所在音节使用“主人音”，非重音就用“奴仆音”。接着给“主人音”比较长的节拍，“奴仆音”就短促些。看小节中音符分布，再配上简单的和弦，于是一首歌就完成了！

只有模式规矩的音乐

这种歌没有“艺术”，只有“模式规矩”。然而模式规矩中却能拥有万千变化，不但可以很快将布莱索写过的诗篇都谱曲，还能把许多《圣经》的字句内容都拿来吟唱。这样的音乐，克瑞奇玛说：“不是用耳朵听的，而是对着灵魂唱的。”演唱时，演唱者不太张口，而且在天花板低矮的聚会所中，结果是声音仿佛永远不上不下飘浮在半空，制造出神奇神秘的效果。

这是一种从“基本”上生出来的音乐，超越耳朵，以模式规矩和灵魂沟通的音乐。

演讲之后，柴布隆和拉维孔热切地猜测着布莱索创造的音乐听起来究竟像什么？真的如同克瑞奇玛描述的那么神奇吗？讨论到激动处，柴布隆呼喊：“音乐多么美好，我们应该爱音乐！”

拉维孔却冷静地问他：“你觉得爱是最强烈的感情吗？”“难道有比爱更强烈的？”柴布隆反问。

拉维孔点点头，“有，兴趣。”柴布隆揣摩了一下，说：“你指的‘兴趣’意味着在爱中取走了所有动物性欲望的温度？”拉维孔高兴大笑：“我同意这个定义！”

在小说中，这是拉维孔音乐风格的重要起源。这也是拉维孔所代表的德国精神的根本特质。换句话说，这也是托马斯·曼痛切反省后，对德国悲剧的解释。

拉维孔不要“爱”音乐，他要的不是用感官接触领受具体、真实的音乐。真正吸引他的，是创造音乐的模式规矩，那抽象冷静的原则，那种基本秩序。

那是一种没有生命冲动，冷静、抽象、有距离的“爱”。或者用拉维孔的话说——“兴趣”。对他而言，兴趣比爱更强烈，更值得追求。

这种态度，托马斯·曼提醒我们，在冷静中必然带着冷酷。喜爱秩序甚过喜爱构成秩序的具体的人，稍微推到极端，就会变成为了追求秩序、维持秩序之故，可以、乃至应该牺牲具体的人、具体的生命。

对于秩序、对于制度的“兴趣”，一旦在政治上被抬到太高的位置，“爱”就消失无效了。冷冰冰的制度、程序掩盖了有血有泪有感情的热度，这里隐伏了灾难，或至少是灾难的种苗。

[沉默]

面对不义，不能保持沉默

“在宋多芬（Sonthofen），被炸毁了没有重建的房子，我特别记得两栋。一栋是火车站，房子的主要部分被拿来堆放东西，大卷大卷的电线、电报杆，等等。旁边留在屋顶的一翼，则被拿来当作音乐学校的教室。看来很奇怪，尤其是冬天时，那些音乐学校的学生，每天晚上在废墟堆中被灯光照亮的房间里，努力拉着擦过中提琴、大提琴琴弦的弓，仿佛像是坐在一张木筏上，逐渐地滑进黑暗里。

“还有一栋建筑物是在新教教堂旁边，一座世纪之交盖起来的别墅。除了围着庭园的铸铁栏杆和地窖之外，其他什么都没留下。到1950年代，那块土地完全被植物给占满了，其中还有几棵意外躲过大灾难的树，长得茂盛美丽。我们这些小孩常常在那块意外出现镇中央的野地上，玩一整个下午。我记得我总是害怕走下往地窖去的台阶。闻着潮湿、败坏的气息，我觉得我会一不小心就踢到动物或人的尸体。”

2001年不幸因车祸逝世的德国作家塞伯德（W. G. Sebald）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着。他回忆的是1950年代的德国城市，虽然他在的城市是宋多芬，不过他知道，许许多多战后成长的德国人，都有过同样凝视废墟、在镇中央野地里冒险的经验。

1944、1945年，德国空军失去了原本近乎绝对的空中优势，美国参战，将大量物资与武器送到英国，于是曾经饱受德国人轰炸伦敦之苦的英国人，反过来频繁出动战机，袭击德国城市。

数字看起来，非常吓人。那两年内，英国皇家空军在德国境内投下了将近一百万吨的炸弹。德国境内有一百三十一个城市受到空袭破坏，其中有许多城市反复遭到空袭，几乎被夷为平地。

空袭中造成六十万德国平民丧生，三百五十万栋建筑炸毁。空袭破坏最严重的两个城市，科隆和德勒斯登，倒下来的房子远比还站着的多。轰炸造成的废石废土，仿佛怎么也运不完。据统计，科隆的每一个居民，可以分到三十一立米的废石废土；德勒斯登更惨，平均每个人分到四十二立方米的废石废土。

不被提起的苦难

这是人类有文明以来，最巨大、最彻底、最恐怖的大破坏。然而却也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大破坏，最少为人记得、为人提及的一场。

几乎每个战时住过伦敦的人，都写过伦敦遭到空袭的回忆。灯光管制，窗户上贴满的黑纸或密不透气的黑窗帘。午夜时分，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随着传来高射炮的声音，以及炸弹从飞机上落下在街道房子上爆炸的声音，防空洞里紧张又无聊的时光，还有，空袭结束后，面对破坏现实的无奈情绪。

这些变成了二次世界大战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可是相对地，我们却很难找到德国人对大轰炸的回忆。没有火光，没有巨大的声响，没有生离死别的痛苦……只有沉默。

少数一些留下来的照片，我们看到德国人一群群走过空袭后的废墟，面无表情，没有伤悲也没有愤怒，没有表情地推拉着板车，运送仅有的一点残余财产。都是这样。安安静静地离开被彻底毁坏了的家乡，想办法找一个地方，再重新来过。

事实上，整个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处在这样的心情里。安安静静，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能说，埋着头，将废石废土运走，清出土地来，重新盖上房屋与街道，好像那大破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只留下一些角落，塞伯德看到的车站和野地，让后代子孙疑惑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搬到美国去的德国作家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就是因为受不了这种沉默，所以才以德勒斯登大轰炸为主题，写了《第五号屠宰场》（Slaughterhouse-Five）。《第五号屠宰场》成就了一部介于现实与魔幻之间，夸张与低调之间的文学杰作，然而却无从真正打破德国人的沉默。

日本的受害身份

讲到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大破坏，绝大部分的人想到的是，那投掷在广岛与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日本人因而取得了非常奇特的地位。一方面是发动战争、屠杀侵略他国子民的凶手；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是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作为凶手，日本人跟历史上其他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反而是在作为受害者这件事情上，他们取得了特殊地位。日本人是唯一受过原子弹残害的国家，原子弹爆炸的霎时间，几万人同时化为烟尘，不只丧失生命，而且尸骨无存。一时的幸存者，还要受核辐射的长期毒害，甚至生出畸形后代，贻害子孙。

原爆使得日本人得以对战争发言。他们不是为自己发言，而是普遍地以原子弹受害者身份发言。日本人受到的恐怖残酷，提醒了世人，原子弹的非人性毁灭本质，才使得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敢随便造次。这的确是日本人对世界产生的贡献，尽管这贡献不是他们选择的，却没有人能否认。

日本人的发言，更对比衬托出德国人的沉默。德国受到的轰炸破坏，其程度还高过日本。可是德国人不只是对战胜国英国美国，绝口不提他们所受的苦难，就连对自己人，他们都不说，而且人人心照不宣，视沉默为当然。

沉默代表深深的罪咎反省。毕竟，德国人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这笔帐太庞大了，在六百万数字之前，六十万死于空袭的德国人，变得轻如鸿毛，不值一提了。德国人保持沉默，因为害怕一提起自己的伤亡，人家反而会更气愤追究他们犯下的屠杀罪行。

这是一般对德国人沉默心情的理解。

对纳粹的沉默

不过，读了《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之后（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Die Erinnerungen 1914-1933），我们却会有深一层不同的理解。哈夫纳的这本书，是在纳粹统治期间，第一时间的现场记录，意外地保留了几十年，到21世纪才还原出版。哈夫纳记录了他对纳粹、尤其是希特勒的不满与鄙视之外，整本书还忠实描述了当时德国社会，对纳粹与希特勒所作所为，刻意沉默，没有批判没有反对的情况。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特别强调“一个人”，因为哈夫纳感受着强烈的孤独。周围的人那么容易就被没有道理、没有品味的纳粹收买、胁迫了，他们纷纷选择沉默来应对纳粹，只剩下哈夫纳“一个人”坚决地要跟纳粹周旋到底。保持沉默不反对不反抗的人，都赞成都支持纳粹吗？不是，多少人跟哈夫纳一样，清楚明白纳粹的“不对劲”，可是他们决定隐藏、掩饰自己“不对劲”的感觉。

在那个关键时刻保持沉默，是让纳粹取得政权的最大助力。在那个关键时刻保持沉默的德国人，面对战争造成的大破坏、大废墟，于是，也只能同样保持沉默了。前面的沉默，才是真正取消了他们在战后面对世界发言勇气与权利的因素。在“不对劲”的社会里，选择沉默，是件可怕的事。别以为沉默就可以没有责任。沉默只会使你在后来受到伤害，甚至受到空前最大伤害时，都失去了向世界喊痛与求救的权利。

[逆转]

目标与意外结果的辩证

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幅修改了关于“集体原告”的诉讼规定。这项改革最主要的着眼点，是希望法律能在风起云涌的反种族歧视运动中，扮演更大的角色。

1950年代以降的“民权运动”，大幅提高了美国黑人的平等意识，也通过了许多赋予黑人更多权利的法案。然而这些法案落实下来，就碰到严重问题，在与歧视相关的事件中，遭到歧视的人本来就是弱者，他们无权无钱，没有办法跟优势歧视者对簿公堂，于是当年充满“行动主义”热情的最高法院，就设计了一套诉讼办法，方便受歧视者集结团体力量，用“集体原告”身份，向歧视者兴讼求偿。

本来为处理种族歧视“量身定做”的这套法规，后来却有了意外的发展，有一支朝向污染案件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制造污染的几乎都是大企业大工厂，他们财大势大足以影响政客，也请得起最好的律师在法庭上为自己的利益辩护。相对地，遭污染所害的往往是升斗小民，他们哪有资源去对抗不义的资本家呢？1966年改革之后，立刻就有律师们发现：用“集体原告”方式，来向大企业要求污染赔偿，会是项好主意。一个受害者，工厂不怕，十个受害者，他们也不怕，然而如果有一百个、两百个受害者联合兴讼，他们可就不能再掉以轻心了！

还有一个新兴诉讼领域，也随着1966年改革而在美国兴起。那就是“股民权利运动”。在此之前，散户在股市投资，有赚有赔，赚了额手称庆，赔了也只能摸摸鼻子认栽。在权利义务关系上，投资股市和进赌场其实没有两样，愿赌就要服输，不能说输了还要跟庄家讨钱。

可是就有眼尖嗅觉敏感的律师，发现股民也是“集体原告”的适应候选人。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市场上有一支股票快速下跌，一定有很多股民因而受害，律师就可以介入把这些人找出来，联合对害他们赔钱的公司提出控告。告什么？告这家公司经营者内线交易、假造财报、贪污腐化……随便什么都好。

可是这样告，有凭有据吗？不怕，反正一旦提起诉讼，原告律师就可以由法院取得调阅各种文件、向各方人士取证的资格，再慢慢来找蛛丝马迹。

不管找得到找不到证据，在这过程中，被告的公司一定搞得鸡飞狗跳、不堪其扰。于是最常见的状况是：被告的上市公司，没等到真正上法院去打旷日费时的官司，为了省事，为了防止商誉进一步受损，也为了怕股价受到影响，只好选择拿出钱来跟兴讼的律师和解。

经济恐怖分子

有一家设在加州的律师事务所M. W. B. H. & Lerach就专门打这种官司，而暴得大名大利。1990年代中，这家事务所的总收益高达六亿五千万美元，而所有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几乎都闻其名而色变，对这家事务所恨之入骨。主要的大公司，股价曾经有比较大幅波动的，几乎都被他们告过，英特尔（Intel）被他们告了五次，3Com也被告了五次。业界的基本共识，这家律师事务所干的就是“合法恐吓取财”，是“狡猾的经济恐怖分子”。

这家律师事务所和大企业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惊动了美国国会和白宫。1995年，美国国会通过《隐私安全诉讼改革法》，限缩类似讼案原告律师的权利。依照新法，针对上市大企业的诉讼提出后，被告公司得以先向法官陈述理由要求撤案，必须等法官明确拒绝撤案，认定此案有成立理由，被告律师才能开始调卷取证。

《隐私安全诉讼改革法》的用意，是断绝像Lerach这种事务所，先告再想办法、边告边找证据的方便手法。此案通过后，律师就先得花钱花时间自己找到有问题的数据，才能开始进行诉讼。Lerach当然看得出来此法对他们这行的杀伤力，紧急大动员，发挥政治影响力，竟然说服克林顿总统否决该法，不过否决送回国会，却又被国会推翻了。

《隐私安全诉讼改革法》付诸实施，许多人都幸灾乐祸预言，Lerach完蛋了。然而没想到，五年过去，Lerach没有倒闭，也没有转移业务焦点，竟然比以前更发达更厉害。《改革法》的重重限制，让本来也从事这行的和Lerach竞争的其他事务所，纷纷退出，反而只剩下口袋最深，花得起人力物力做诉前调查的Lerach一枝独秀，真正垄断这块诉讼领域。

进入21世纪，Lerach更加活跃，也更加恶名昭彰。他们成了横行股市、肆虐大公司的蟑螂，打不死除不掉，永远的麻烦。Lerach虽然赚钱，可是坏名声却也让他们在法官面前愈来愈吃不开，许多案子还没审理，法官一看原告代表律师，就直接把案子驳回。2001年，这家事务所告了WorldCom、告了Tyco、告了Martha Stewart，统统都没能成案。

不过他们告另外一家当红公司的案子倒是成立了。那家公司就是后来惹出大祸的安然（Enron）。

安然戏剧性地垮台，同时也给Lerach的名声地位带来了戏剧性大逆转。尤其是主控安然公司的律师Bill Lerach，一夕之间从商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了洞悉美国企业邪恶的先知。Lerach长年来靠将所有大企业经营者及他们雇用的会计师、财务长，刻划成一群腐败的骗子来获取法律利益，安然案之后，美国社会大家都相信：原来所有大企业的经营者，以及他们雇用的会计师、财务长，真的是一群腐败的骗子，他们不得不佩服Lerach的真知灼见了！

由魔而神的逆转

于是本来将几桩讼案否决掉的法官，也不得不重新考虑重新开庭了。那么多出问题的大企业都被Lerach告过，当然更显这家律师事务所的远见与正义勇气了。

这种时候，当然不会有人去究查，那还有许多没出弊病的公司也都被他们告得七荤八素，又是怎么回事了。由魔而神，这家律师事务所完成了其“不可能的转型”。

这整个经过，多么明白地显现了一项社会事实：现实社会要求我们进行“目标性”的思考，做任何事任何改变，一定会有其原始目标。然而现代社会的变量太多，互动太复杂，最后发展出来的结果，几乎都不可能和原本的设想完全一致。

目标与结果的不一致，会让我们在观察分析社会现象时，掉入两种陷阱里。一种是：只看后来结果，而完全遗忘了原本制度设计的精神、用心。第二种刚好相反：死抓住制度目标，却看不到与目标不符合的现实结果。

真正的社会实况，永远在目标与意外结果的辩证变化中。探讨为何如此目标会带来如此意外的结果，常常才是使我们能够深入理解社会运作的有效管道。

[巨变]

自然没有那么稳定、恒久

戏剧性的开端，戏剧性的结果。

1977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接连出版了两本书，一本通俗一本学术，通俗的那本成了畅销书，学术的那本引起了众多同行争议。通俗的那本，书名叫《达尔文以来》（Ever Since Darwin），是古尔德替《自然史》杂志按月撰写的专栏结集，一共收了三十篇基本上与古生物学、演化理论有关，题材却五花八门的文章。

此后二十五年，古尔德全无间断地定期写他的专栏，用他自己的话形容：“从来不曾被癌症、地狱、洪水或职棒世界大赛打断过。”而且同样规律地，每累积三十篇就集结成书，也几乎没有任何例外，不论地狱或洪水或世界大赛，这系列的每本书都会卖上畅销书排行榜。

写了二十五年，整整三百篇，古尔德自己决定停笔。最后三十篇编成了第十本文集，书名叫《我已然登陆：自然史上一个开始的结束》（I Have Landed: The End of a Beginning in Natural History）。这本书2002年出版的同时，古尔德的另一本学术专著也出版了，厚达一千页的《演化理论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几乎和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通俗的文集立刻成了畅销书，学术专著立刻引起了同行热烈讨论。

阶段式跳跃的演化

两本书出版没多久，与癌症搏斗多年的古尔德就溘然长逝了。他的名声、他的社会角色，在1977年开端于两本书，打造了他跨越领域的双重身份；二十五年后，其实才六十岁的古尔德的生涯，也以两本书，分别代表两种身份成就的两本书做结。这种经历四分之一世纪的一致性（consistency），构成了古尔德生命戏剧性的主轴。

另外还有一重戏剧性，则是来自于古尔德其人与其学说间的高度对比反差。古尔德其人是不管“癌症、地狱、洪水或世界大赛”都坚持固定交稿的专栏作家，一生坚持古生物学家与科普作家两种身份并存并行并重，始终平衡，一直到底，可是他所提出来的生物演化理论，却惹来那么多议论，甚至反对。他主张：演化不是平顺、渐进的过程，大部分生物大部分时刻，尽管环境变动了，也不演化，而是要到某个关键时期，有了新物种突变产生，演化才朝前突然大跃一步。

换句话说，古尔德提出的演化图谱，不是规律、累积的，而是阶段式跳跃。达尔文原本的理论想象，每个生物自体都会因应环境变化进行演化调节，环境一直在变，演化就一直在进行。所以从短颈鹿变成长颈鹿，在漫长时间中，它们的脖子应该会慢慢愈变愈长，这一代比下一代长几分，下下一代又比下一代又再长几分，只要脖子变长具有演化适应上的优势，就会一代代持续累积。

可是从小迷上化石、立志当古生物学家的古尔德，却坚持认为从古生物化石上，看不到这种渐进变化。古生物化石里看到的，是每一物种都维持了相当高度的结构稳定，我们看不到物种逐渐变形，而是看到形貌功能很不同的物种，突然出现崛起。

受到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科学史结构论影响，古尔德想象：每个物种都有其抗拒变化的惯性，也有学习、调整行为的能力，所以当环境刚开始变化时，物种会优先选择改变行为来应付，不会立刻显现演化迹象。必须要到环境变化压力持续累积，大到使得某种突变产生的个体，有了演化上的明确优势，原本的物种形态才会被取代。换句话说，演化，不像达尔文主张的那样，在生物个体层次进行，而是在物种层次上发生。没有个体的渐进演化，只有物种的跳跃演化。

生物学界对古尔德的“大胆假设”，颇不以为然。首先依照学术分工惯例，研究化石的古生物学家，向来是以劳力挖掘珍贵资料，自己不去思考、形成理论的，因为化石证据，从统计上看，选择性与偶然性太高了。有化石可以证明什么东西存在过，然而所有的化石数据加在一起，却仍不足以让我们确认什么事是没发生过的。很可能只是刚好还没找到这个环节的化石证据，当然不表示这个环节不存在。

古尔德以古生物学家身份搞理论，而且搞的还是立场这么强烈、向达尔文呛声翻案的理论，难怪招来那么多争议。有一段时间，生物演化学界，每次开重要学术研讨会，几乎都要因为古尔德的理论大吵一架，吵得大家面红耳赤。

古尔德的退让

二十几年吵吵嚷嚷下来，到写《演化理论的结构》时，古尔德的态度软化了不少。他不再主张演化只在物种层次进行，而是提醒：除了个体层次之外，还有物种层次的演化，不该被忽略。如果要完整重构演化图谱，除了生物个体之外，我们还要看比生物体更小的单位，例如基因层次的演化；也要看比生物体更大的单位，例如物种层次的演化。

古尔德的退让，实在是因为既有的生物变化，有太多不容忽视更不容易否认的个体演化证据了。不过他的退让，却绝不代表他所提出的间歇性、跳跃式演化图像没有了意义。

事实上，以一种间歇的、跳跃的眼光，重新整理自然变化，是最近几年科学界的空前潮流。例如对从格陵兰数万年累积冰层中凿挖出的旧冰做的氧同位素分析，明确地显示了地球的气温，既非长久不变，也不是渐次变冷或变热的。如果要变，不管是变冷或变热，几乎都是短时间就快速出现的巨变。同样的现象，也在残存的植物遗迹探索上得到了佐证。大量的同种植物快速灭绝，他种植物快速出现、扩散，几乎才是过去几千年大自然界的真正“常态”。

我们曾经以为自然最大的美德是“稳定”、“恒久”，我们曾经以为人最大的特色就在我们的主观任意性。然而透过像古尔德这样带着尖锐眼光去重估自然历史的学者分析，我们被迫修正以往对自然的刻板印象。

或许大部分时间，自然是沉静的。不过一旦变化要来时，自然提供的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巨变”。巨变汹汹杀到，不给什么准备或喘息的空间。不管大自然是不是因为人类的倒行逆施而“反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大海啸侵袭后看来更确定，那就是我们必须调整对自然的认识，必须重新以“巨变”的阶段式跳跃，理解自然、看待自然了。

[公平规则]

不可买卖的根本权力

你知道《财富》（Fortune）杂志吧？你或许也听说过他们每年会做全球大公司的全面调查排比，提供最权威的信息吧？

2003年，《财富》公布的“全球五百强企业”，这五百家超级大公司那一整年，一共赚了696亿美元，差不多是两兆台币。惊人的是，这六百多亿的利润中，有359亿，是集中由十家公司赚来的，而且这十家公司属于同一个行业。

要不要猜猜看什么行业？

答案是——药厂。换句话说，十家大药厂一年的盈余比“五百强”其他四百九十家加起来还要多！药厂真会赚钱。那一年，美国药厂平均的获利率是17%，其他行业的平均获利率只有3.3%。

药厂为什么赚那么多钱？药厂本身提供的答案是：因为他们注重研究发展，努力在生化领域有所突破，才能取得专利，靠专利换取利益。而且药厂说：那么高的获利，才能累积够多的资金投入新的研发，也才能鼓励大家不断突破发明新药，这样终究得利的是病人，是社会大众。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只不过，这和一些数据似乎不完全对得上。例如说，同一年，这十家大药厂投入在研发的费用，是总收入的11%。相对地，他们花在“营销与行政”项目上的开销，却是总收入的36%，是研发的三倍多！

真正的“换汤不换药”

再看一下，那一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一共准许了七十八种新药上市。七十八种当中，只有十七种含有新的成分，其他都真正是“换汤不换药”，改个名字改个形式而已。十七种当中，又只有七种被食品药物管理局界定为“明确比既有的旧药有效”。换句话说，其他十种虽然新归新，换一种药方，却不见得比原有的药方好。

一整年，赚了那么多钱的大药厂，真正的开发出来的，只有七种药?！

而且这七种药，还不是都是药厂自己开发出来的。美国政府允许学术研究机构，领取政府科学经费做研究，然后将研究成果交给民间厂商“商业化”，抽取权利金。这样的办法，鼓励了药厂花钱买学术单位或小公司的研究成果，这些人拿公部门资源先做实验，实验到了一定程度，药厂再出钱接手就好了。如此，岂不等于用政府的钱变相补助药厂了吗？

事实确实是如此。间接用了政府的钱拿到专利的药厂，一来不会透过什么正常管道回馈政府，二来更不会因为拿了政府好处就手软，还是一样订出了比成本高好几十倍的价钱卖给病人。

难怪药厂那么好赚。药厂好赚的关键，不在那占营收百分之十一的研发费用，而在那36%的“营销与行政”费用。这部分，是药厂绝对不愿公布明细的大秘密。

购买订定规则的权力

“营销与行政”费用里，包括了对国会议员的政治献金，希望他们订定出对药厂有利的法案。例如，以保护病人为由，立法禁止除了药商以外，其他人进口药品的权利。这样一来，美国人就不能透过网络买加拿大或其他国家比较便宜的药品。又例如，悄悄增加管理药物专利权的细则，多开几个可以延长专利的漏洞，药商就能用来维持部分药物在市场上的垄断优势。

“营销与行政”费用里，也包括了大笔大笔的律师开销，聘请最有能力钻法律漏洞的律师，帮忙延长专利。还包括了大笔大笔“赞助”医疗大学、生化研究所的费用，拉拢这些专家帮各种药背书。还包括了聘请众多业务代表游走医院、伺候医生，鼓励医生多开药厂所生产的药。当然难免也就包括了应该要给医生的佣金回扣。

有那么多地方得花钱打点，划得来吗？事实证明，大大划得来。因为这些钱，买的不是市场，而是规范市场的游戏规则。药厂太厉害了，用钱买到自己制定游戏规则的空间，也就买到了不被市场供需牵制的自由，说白一点，换来了高兴怎么定价病人都不能不买的自由，怎么可能不赚！

政治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订游戏规则的权力”，因为政治核心的理想之一，就是为社会订定公平的游戏规则。社会上不同部门，有冲突的利益，大家互不相让，社会就无法顺利运作，所以只好划出一个领域，将决定规则的权力放进去，那个领域就是政治。

理想上，政治应该公平地订出游戏规则，这是政治的使命。现实上，各方势力会试图影响政治，把政治朝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拉。

于是有了一连串的问题：那些人为什么那么有钱？他们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钱送去给政治人物？人要有钱到什么程度，才会这样花钱？他们送去那么多钱，到底想要买什么？他们买得到吗？

他们想买的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这本来就不应该是可以买卖的东西，然而如果出现了让他们可以介入收买的机会，他们怎么可能放过？一旦这种权力可以出售，抓住管道的人，多少钱都肯花，花了再多的钱，都能靠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换回来，而且换几倍几十倍回来，不是吗？这种权力当然不能卖，因为不公平的规则会伤害公共的利益。

送钱的很多大老板太有“投资”概念，也太明白游戏规则与庞大利益之间的关系了。他们以为，只要是能换来利益的，什么都能“投资”，却不知道，政治投资远比商业投资复杂、凶险多了，所赔上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民主前途！

[新闻专业]

坚持新闻专业责任

发生一桩残酷的灭门血案，两个凶手跟被害者并不相识，所以也没有过去的恩怨情仇。凶手杀人过程没有劫色，事后也没有劫财。而且他们是千里迢迢跑去行凶，然后又千里迢迢逃回家里，装成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知道这样的事，你会怎样反应？

1959年大部分听到这件血案消息的人，都摇头惊叹：“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换句话说，他们承认自己无法理解、不可能理解凶手的行为。杀人是多么恐怖、多么严重的罪恶行为，他们犯了杀人罪却没有动机？要怎样理解呢？

大家都在那么戏剧性的犯罪行为前瞠目结舌，放弃了了解的可能。然而，却有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有不同的想法。他不愿意轻易放弃，对他来说，正因为难以理解，所以绝对不可以放弃理解的努力。

这个作家叫卡波蒂（Truman Capote）。他花了六年的时间，仔细访问每一个跟灭命血案有关的人，从被捕被审判的凶手、查案的警察、小镇的邮局局长到被害者的邻居亲友。他一再回到凶案现场，巨细靡遗记录看到听到感受到的种种信息，最后用他敏锐的小说家眼光，将所有数据整合，写成了一本“非虚构的长篇小说”——《冷血》。

《冷血》一出版马上就成为畅销书。不过比畅销几十万本更神奇的，是读者阅读《冷血》得到的感受大逆转。读《冷血》之前，觉得灭门血案完全不可思议、完全没有道理，读过《冷血》，却觉得所有事情，包括最核心的“无动机杀人”，其实都有其连环的因果道理，不能想象的事，变得不只能够想象，还能够理解。合上书，沉重却冷静地对自己说：“啊，原来如此。”不管多么不能接受冷酷命案，读完《冷血》的人无法假装自己不了解凶手为什么杀人，杀人时他们在想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左右影响了让他们那样去想。

《冷血》是第一流、最杰出的现代新闻报道工作。

李师科与李敖

在戒严令仍然有效，抢劫还是唯一死刑的台湾，突然发生了大家以为只有在好莱坞电影里才会看到的蒙面大盗抢劫银行事件，造成大震撼。警方追查后，找到了抢匪，竟然是一位平素生活简单，独居而且待人和善的老人！抢了银行拿到钱，老人的生活没有改变，钱也没地方花。

何其荒唐的事！每个读报看李师科抢案新闻的台湾人，都摇头疑惑，不能相信、更不能接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既然没有要花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欲望需要满足，李师科干吗去抢银行？只能说李师科是个怪人、怪物吧！

然而有一个人不觉得、不接受李师科是怪物。这个人是李敖，他在自己出版、屡屡遭到政府查禁的杂志上，替李师科写了一篇长文。看过李敖那篇文章的人，也都产生了跟阅读《冷血》一样的大逆转。不可思议的银行劫案变得如何清晰明确，那不是没有动机的犯罪，李师科的举动跟老兵的悲剧命运紧密连接，抢银行是李师科对于这个亏待他的社会戏剧性的抗议，抢劫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反对他看到的社会冰冷。

李敖的文章，一下子取代了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成为对李师科案最权威、最有效的诠释。李敖的文章，是第一流、杰出的现代新闻报道。

卡波蒂、李敖都不是专业记者，他们写作的目的也不见得是为了新闻，然而他们的作品却最适合拿来说明什么是现代新闻，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现代新闻。

新闻是促进相互理解的管道

现代社会，尤其是民主社会，有着各式各样的人，过各式各样不同的生活。没有旧式的权威强制力量，逼迫大家必须都一样。然而，不管有再多的差异，大家都要活在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借由这个系统整合资源与意志。因而，现代社会很自然产生的是陌生感。搞不清楚为什么别人会那样想那样过活，觉得别人的行为不可思议，行为背后看不到想法，更无从捉摸。这种陌生感进而就激发不安全感，再带来想要将陌生人、陌生行为驱赶出去的冲动，严重阻碍了民主政治的融合作用。

所以现代社会得要搭配帮助大家彼此理解的管道，才有办法运作下去。这个管道，最重要的就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不只因为人咬狗远比狗咬人稀奇少见，更重要的是，大家知道为什么狗会咬人，但什么状况下人才会去咬狗呢？

新闻，光报道人咬狗是不够的，更要报道解释为什么人会咬狗。新闻不能只记载奇闻，真正称职的新闻，还要把奇闻放回道理逻辑的脉络中，让奇闻不再那么奇。

我们的政治不会好、不能好，跟我们缺乏称职的新闻专业大大有关。我们新闻的主流，每天只努力制造大量奇闻，本来不奇怪的事，都要用夸张的语言硬把它讲成光怪陆离。新闻业被讥为“制造业”，指的就是硬把不存在的奇闻“制造”出来。更严重的是，新闻专业上上下下没有因果分析的习惯，也没有逻辑推理的基本能力，有任何消息反正愈夸张愈好，完全不顾中间有多少不合常理、不合逻辑的部分。

我们的新闻，对于解释和理解没有兴趣，愈是不可思议的事件愈受欢迎。在这样的习惯主导下，社会上充满不可思议的事，你看我觉得不可理喻，我看你也觉得不可理喻，一堆彼此看来不可理喻的人凑在一起，有可能会进步吗？

[科学态度]

维持求真精神

你有没有听过一种东西叫做“尼斯水怪”（Loch Ness Monster）？

1968年，一位苏联科学家曾经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对于“西方世界”的科学水平表达质疑与不屑，他举出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

“大家看嘛，每当需要把大众的注意从麻烦棘手问题引开时，西方的领导人随时拥有三样必然能够掀起热烈讨论的法宝——飞碟、尼斯水怪和雪人。”

这位苏联科学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在嘲讽西方社会幼稚、不科学到连飞碟、尼斯水怪、雪人这种子虚乌有的东西都无法辨清真伪，难怪会被他们狡猾的民主政客耍得团团转。

苏联科学家的话，虽然是在冷战时期的高度敌对环境下说出的，却不能说完全没道理。

举个例来说吧，1975年西方世界最受尊重的科学期刊《自然》（Nature）就在十二月号的那期以非常耸动的方式刊登了三张清晰的尼斯水怪照片。照片上看起来，湖面升起了一个长脖子、像远古恐龙般的巨兽。而且从三张连续照片判断，巨兽当然是会动的，动的速度恐怕还不算慢。

接下来，一向以严谨著称的《纽约时报》很快地找到了照片的拍摄者，愿意出资让他再到尼斯湖去找水怪踪迹，换取独家刊登照片的权利。更夸张的是，英国下议院特别为尼斯水怪开了一场研讨会，会后的实际成果是下议院特别通过了一条针对尼斯水怪的保护法，还给了尼斯水怪一个正式的拉丁文学名。

这个拍到照片的人到底是谁呢？他的名字叫莱恩斯，他是麻省理工学院训练出来的物理学家，也是机械工程师，工程上的专长是声纳探测，他还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时，就发明了高分辨率的声纳器材，不只获得了专利，后来还因此被选入发明家名人堂里。

1990年在波斯湾战争中声名大噪、后来也部署到台湾来的“爱国者飞弹”，其基本导航配备，依然是基于莱恩斯当年的发明。另外一项世纪性的大发现，从海中打捞出“泰坦尼克号”，靠的也是莱恩斯的声纳系统为其主力工具，没有那项打捞成果，我们就不会知道“泰坦尼克”号在沉没前曾先断成两截，船尾曾经高高地跷上天空，也就不会有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电影里让人惊心动魄的特效画面了。

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周边气氛，我们很难否认西方科学界对于尼斯水怪的重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英国的主要赌场，长期都有一个下注的项目，就是赌在某个特别时间内，尼斯水怪会被找到的机会，1975年，莱恩斯公布照片时，赌一年内水怪会被找到的赌盘是一赔一百。在短短几天之内，大量赌客疯狂涌到慷慨下注，一下子把赌盘压到一赔六。

嘿嘿，真的，政客和一般民众对尼斯水怪非常热衷哩。

回头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尼斯水怪吧。尼斯湖位于苏格兰纬度极高的地方，差不多和圣彼得堡一样接近北极圈。高纬度地区的夏天白日极长、冬天又几乎全是黑夜。而且因为寒气逼人，所以许多时候，湖面上都弥漫着雾气水气，周围山影幢幢，又有水底石影朦胧，许多不相信有水怪存在的人，一口咬定就是这种特殊条件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幻觉幻影。

指证历历的水怪传奇

不过确信湖中有水怪的人另有说法。没错，尼斯湖是经常烟云弥漫、神秘兮兮，然而历来有纪录看到水怪，包括拍到水怪影像相片的时候，却都是能见度极高的状态。不只如此，位在湖边周围的人家都很清楚，愈是晴空万里、湖面清静，既没云也没雾的天气，愈是可以预期水怪会在湖的某个角落现出踪影。

确信湖中有水怪的人喜欢举出的另外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历来曾经有那么多人记录过在光天化日——注意是光天化日下——亲眼目睹水怪的活动。这些人当中固然有一部分是很不受信任的旅游客们，不过有更多的是专心一意的科学家、探险家、研究者。绝对不容忽视的，还有湖边人家的说法。他们也许不会去写书，更不会随时把配上高倍数望远镜头的相机带在身上，可是他们几乎异口同声都说明白看过水怪。他们对湖中湖边一草一木、山影水湾再熟悉不过，当然就不可能被什么样的光线变化制造的幻相给欺骗。

还有、还有，不管是居民、研究者或旅游客，他们看到的水怪都长得一模一样，细瘦的脖子、长长的尾巴、隆起庞大的背，而且这种样子的庞然大物，的确在史前时代存在过，属于水生性的恐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大大减少了造假的可能性。

确信湖中有水怪的人提醒大家：看过水怪的纪录不只是多，而且流传久远。最早最早的重要纪录，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而且看到水怪的人是圣可伦巴（Saint Columba），这位使徒之所以被教廷封为圣者，正就因为他是最早成功地将基督信仰传入苏格兰的人。这样的人的目击证词，应该有特别份量吧。

现代的水怪目击传奇，至少也可以向上算到1933年。麦凯太太看到水怪的消息正式在报上出现，随后又有许多不同来源都表示看了水怪的踪影。当时一个著名的马戏团宣布愿意出两万英镑的超高价码来奖赏抓到水怪的人。

尼斯水怪在那几年间声名大噪，大部分的人都相信水怪确实躲在湖中某处。到了二次大战期间，一艘英国海军军舰在通过尼斯湖时不幸受损，舰上指挥官交给上级的正式报告里写着：“不幸与尼斯水怪相撞导致甲板毁坏，现正减速前往邻近基地。”

然而怀疑水怪真实性的人，会对这些纪录这些说法提出不同的解释和补充。例如说他们会提醒大家，其实在1933年之前，尼斯水怪的传言不是没有上过报纸，却并未惹起注意，为什么特别到了1933年会掀起“水怪热”呢？可能是因为那年全世界最轰动的电影就是——《金刚》吧！那只占据纽约帝国大厦的巨兽金刚给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全世界都兴味盎然地在寻找真实世界里的“金刚”——一种不应该存在，却偏偏存在了的大怪物，尼斯水怪恰好符合这种集体心理上的主观需求。

怀疑水怪真实性的人，也可以去翻出历史数据来，看看1933年的“水怪热”当中，伦敦《每日邮报》曾经认真地聘请了当时最有名的狩猎大王——卫勒若（M. A. Wetherall）冒着寒冬前往尼斯湖设法捕捉水怪。卫勒若不负众望，虽然没有将水怪手到擒来，但却在湖岸发现了清晰的巨大脚印。这该是证明水怪存在的一大进步了吧！然而后来的发展却成了水怪信仰者最难堪的大倒退，因为那些脚印根本不是水怪留下来的，而是卫勒若自己用河马脚的标本去伪造出来的！

科学知识的可否证性

从生物生态方面，怀疑水怪的人也很有话可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要养活那样一只传说中的庞然大物，需要非常多的食物。而偏偏僻处北国的尼斯湖，在这方面条件极差。湖中不只是水温低，更严重的是湖水水质很重，充满了矿物质，让水色甚深，阳光非常不容易穿透。高纬度地带的阳光本来就不强了，照在深浊颜色的湖面，没有多少水草可以靠这点阳光来进行光合作用，食物链源头资源稀薄，影响所及也就产生不了后端的丰富生物。就算夏天勉强能够有食物供应，那冬天怎么办？湖面大部分区域晒不到几小时阳光，所有生物活动被迫减缓甚至静止，大水怪、大恐龙要怎么活下去？

面对水怪问题，有人因为曾经亲眼目睹而不懈地努力寻找；却也有人因为曾经被幻影所欺，于是一辈子努力于证明水怪根本不存在。例如像在1989年策动“深度地毯搜索行动”（Operation Deep Scan）的赛恩（Adrian Shine），他的故事就很有趣。

赛恩第一次到苏格兰、第一次到尼斯湖，就看到了水怪。典型宁静、透明的天气里，他突然发现远方浮出一个大肿块，像极了水怪的背部。而且那大肿块是活的、会动的。他拿起了摄影机，又兴奋又紧张地将船缓缓划近，近到一个程度后，他发现那原来只是一块大石头。因为那印象太强烈、太鲜明，赛恩不得不开始怀疑：到底有多少所谓水怪的目击纪录，其实和他的经验一样，只是那些人可能在岸上，或者船划得不够近？赛恩和莱恩斯都自视是严谨的科学家，不过他们对科学与科学程序的认知显然大不相同。赛恩的想法比较接近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立场，那就是科学知识、客观知识就是可以被证伪的，所以在我们确定任何东西——包括水怪存在——是科学知识、客观知识前，我们必须穷尽一切方法努力证明其为假。

1989年的“深度地毯搜索行动”中，赛恩出动了三十艘小艇，每一艘上面都配置了声纳装置，排成一条没有间断的声纳搜索线，然后慢慢地从湖这端搜到湖那端，试图证明湖中没有想象中的巨型怪物。

“深度地毯搜索行动”证明尼斯湖里没有水怪了吗？相信有水怪的人当然不同意。他们希望赛恩弄清楚：水怪是有基本智慧的生物，而且尼斯湖底的地形必然很复杂，从来也没谁把湖底状况调查清楚过，水怪会躲藏在水底凹洼洞穴里，因而没有被赛恩安排的声纳大队搜索到，毋宁是件相当正常的事。

好了，所以结论就是：尼斯水怪存不存在，相信的人和怀疑的人争辩了数十年，谁也没说服谁。尼斯湖周围的城镇却因为水怪而发展起蓬勃的旅游业来，不过去到那里的旅游客，老实说，大部分也谈不上信或不信，他们只是买买纪念品到此一游便心满意足了。

尼斯水怪的故事本身是满有趣的。不过我讲这个故事，倒不完全只着眼在它的趣味性上。我有我的感慨。

没有说服的政治

引发我的感慨的，是台湾的政治似乎愈来愈像是我们这个社会里的“水怪问题”，没有是非黑白的事实追究，只有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信仰争辩。虽然不断有各式各样的讯息在流传，所有正面、负面的消息却刚好彼此抵消，绕来绕去以为走了很远，定睛一看，我们一直都还在原地打转。政治问题成了信仰问题，既不是事实问题，也不是司法问题。相信的就相信，不相信的就不信，谁也改变不了谁，谁也说服不了谁。

更悲哀的是，当讯息如此互相抵消、真相日益难明，社会上大部分的人，也就开始像是到尼斯湖边去随兴一游的旅游客了。他们有点好奇，他们知道一点皮毛，他们愿意花点时间探头探脑东张西望，可是他们从来不想、也不觉得有可能去弄明白水怪的真面貌。

如果我们不能以科学态度与求真精神看待政治，终究得把它搞成像尼斯水怪那样的神秘传奇的话，那我们这个社会要想追求比较干净清明的政治环境，恐怕还有更远很远的路要走。

[节制]

卫护素朴的正义原则

英文里有一个字，叫entitle，其名词形式是entitlement，这个字不容易准确翻译，不过却不难理解。

从原意上来理解，这个字讲的是给一个人加上头衔。这个字起源的时代，“头衔”是件重要的事，是封建秩序下的“封号”。所以entitle给予的就不会只是单纯的头衔，也不会是头衔带来的工作功能，而是封号头衔同时赋予的种种特权。

Entitlement因而指的是跟着贵族封号来的财富、权力、享受。封号愈高的人，当然就有愈多的财富、权力、享受。封建制度早早结束了，不过entitle这个字却留了下来。现代转型之后，entitle引申的意思，就成了一个人具备的特殊权力或享受。

Entitlement内在有很强烈的特权意味。如果是一般人大家都会有的权利或权力，不会用entitlement来描述。最精确的用法，是拿entitlement形容有些人看待自己享有的特权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

2009年年初，英文的新闻媒体，不管是电视或报纸、杂志，很容易碰到entitle这个字。因为他们报道的一个重点新闻，是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简称AIG）发出一亿六千万红利的事。一亿六千万相当于五十多亿台币，一下子就拨发到AIG高层主管的户头里。数字惊人只是闹成新闻的一个小因素，更重要的是AIG大赔特赔，靠美国联邦政府上千亿美元紧急挹注才免于倒闭，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却发天文数字红利给高层主管，太白目了吧！

至少有一个人受不了这种白目做法，那就是新任总统奥巴马。他公开痛斥AIG，表示要追回发出去的红利。奥巴马之怒立刻得到美国国会、媒体与民众的支持。

民主社会中的贵族

AIG领红利的高层人士，一时间成了过街老鼠。新闻热潮中，有一个最简单却也最恼人的问题，在大家心里盘桓不去。这些人到底怎么了？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自己看不出中间荒谬不通的环节吗？向美国政府求救，却将人家拿来纾困的钱大把大把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把偌大的集团搞到风雨飘摇，这样的人还有权利领巨额红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了一个又一个entitle、entitlement的字眼。关键就在于：这些人觉得自己entitle享有这样的红利。再进一步问：他们怎么可能觉得自己有权领走红利呢？两种答案，一个表面的，一个深层的，在讨论中慢慢浮现出来。

简单的、表面的答案，是有合约规定他们可以领这样的红利。法律给他们权力享受红利。然而，这是什么样的合约啊？红利竟然不是因为公司赚钱才发，红利竟然不必跟公司治理表现联系在一起，公司赔成那样，红利还得照付？当时怎么签成这种保障员工、完全不保障公司的合约的呢？

领钱的人，面对大家对合约本身合理性的质疑，响应方式却是把责任推给美国国会。国会是以法律形式决策拨款救AIG，通过拨款时并没有规定这些钱不能拿来履行红利合约，所以红利当然可以发、应该发。一副你们没有说不能发，我们当然就可以领的傲慢姿态。

这里我们就探到更深层的答案了。比表面法律辩护更深、也更恐怖的，是这些人心中眼中完全失去了现实的道理逻辑，他们唯一看到的，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就是应该领那样的薪水，享受那样的生活。他们的收入、他们的生活，跟公司绩效脱离关系了，更与社会经济状况也脱离关系了，只跟他们自己有关系，这就是最彻底的entitlement，已经还原到封建贵族身份的entitlement原意了。

这些人本来不是贵族啊，而且他们还生活在民主社会里，为什么会弄到把自己看成了贵族，理所当然要拿那样的钱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社会缺乏对富人的基本节制。有钱人可以拿他的钱为所欲为，不用考虑社会分配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不用考虑其他人的感受，而AIG这些人，都是有钱人，钱给他们的自由让他们忘记了节制，也就让他们忽略了外在社会的存在。

不能不在乎贫富差距

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在乎分配，如此在乎贫富差距问题。一个在意贫富差距的社会，一个不允许钱能买到一切，包括买到身份entitlement的社会，毕竟还是会运作得健康一点。

美国爆发AIG丑闻的同时，台湾的新闻上揭露的，是前“第一夫人”大剌剌地在法庭上形容官邸如何堆满了钱，银行保险库里都装满钱，随便一个牛皮纸袋里就装五百万现金。这种态度其实跟AIG发红利领红利的人，如出一辙。他们都失去了最基本的道理逻辑判断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基本的羞耻感，他们都以为钱很容易得到，理所当然假定钱应该很容易源源进入户头、口袋里。他们也都以为钱可以买到一切，包括买到无限制的自由，超越社会常识评断的自由，也包括买到免除感到羞耻的自由。

不只是钱绝对不应该可以买到这些自由，而且只要社会上有人错误地相信钱可以这样用，可以这样有用，就已经是悲剧的开端了。

光是为了让他们不要失去基本的节制意识，我都坚持主张必须对富人施予种种限制，让社会财富的分配符合一种素朴的正义原则。

[自主]

创意团体挑战世俗意见

1760年代，每到月圆之日，达尔文就格外兴奋。

喔，这个达尔文，不是发现进化论的那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他是查尔斯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

伊拉斯谟斯·达尔文不是“狼人”，也没有得什么疯病。每月固定月圆那天他会变得兴奋异常，是因为这天“满月会”（Lunar Society）聚会，他有机会去跟一群博学、有趣的人高谈阔论。

“满月会”选在月圆这一天聚会，下午大家就陆续到达，桌上堆满了各种食物，桌下有各人的孩子们躲藏嬉戏。夜色渐胧，酒足饭饱了，吩咐佣人把桌子清干净，这些绅士们改而在桌上堆放各式各样文件，有的写满了字，有的写满了公式，还有各式各样新鲜发明的模型。

高谈阔论、交换意见，一直到夜深人静才慢慢散去，各人驾着马车回家。这时，月圆的功能性意义就浮现出来了，高挂的满月照亮了路，马车才不至于跑到路外面去或不小心翻车。

是的，那个年代，18世纪中叶，路上是不会有路灯的。别说电与电灯，就连蒸汽和蒸汽机，都还在讨论、试验的阶段。而讨论、试验蒸汽机的一个重要据点，就是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参加的这个“满月会”。

每逢满月的聚会

“满月会”的成员，有一位就是瓦特（James Watt），还有一位是化学史上最早成功分离出氧气来的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另外还有一位工业家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和一位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瓷器制造者玮致活（Josiah Wedgwood）。没错，到今天，你还可以在全世界各大城市精品店买到精致、昂贵的玮致活顶级瓷器，这位创业的玮致活，也是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亲家，他的女儿后来生了一位历史上最伟大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

“满月会”是干什么的？依照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的形容——“交换哲学笑话（philosophical laughing）”。的确，他们聚会时总是笑声不断，然而他们的笑话跟“哲学”有什么关系？原来是大家互相刺激，比赛想出当时英国社会认为不可能的事、不应该有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挑战了那个时代关于世界、关于真理的一切基本假设，想象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将大家带进一种兴奋、快乐的情境里。

当然，如果只是耍耍嘴皮讲些荒谬的狂想，这些人不过就是些自我娱乐的小丑，一起逗趣笑笑就算了。可是这群人内在具备了一种更大胆的精神，他们不只想象那些世俗以为不可能的东西，他们还要运用各种方法，看看能够把那“不可能”推到什么地步。他们不只比赛谁想得最狂妄，还比赛谁有本事去趋近、实现狂妄的想象。

“满月会”的成员瓦特奇想说：或许可以叫蒸汽取代人工，在工厂里自动运作。大家就在这个“哲学笑话”上动各式各样脑筋。

“满月会”的成员玮致活（Josiah Wedgwood）想象在自家瓷器上复制烧出从埃及出土的、两三千年前的一种蓝黑色，其他对化学有兴趣的人，就提供他种种调制染料和烧陶程序的建议。

玮致活的生意愈做愈大，盖了一座新工厂，然而运送原料和成品，都很不方便。于是他的亲家达尔文就发了一个奇想——挖一条运河，在其他成员推波助澜下，想象中的运河愈来愈长、愈来愈宽，而且要穿越各种不同地形，有着超过一百米的高低落差，最后这样一条运河，竟然就真的挖出来了。

挖运河的过程，暴露出了地底的秘密。有许多动植物以化石形式被压藏在地底、山里，几万年、几十万年来，第一次呈现在人类眼前。看着那些与现代生物差异甚大的动植物模样，“满月会”成员，老达尔文想象了另一个“哲学笑话”，如果物种从古至今经历过变化呢？并不是从上帝开天辟地，生物就固定其形体与模样呢？这个“笑话”也受到其他成员的刺激、挑战，老达尔文还为此写了一本书，其中一些重要观念，后来被他的孙子偷偷拿去写进了《物种起源》里！

还有，“满月会”成员之一——凯尔（James Keir）想象肥皂可以不必一块块做，利用化学程序，只需一点点人力，就能产生大量肥皂。大家逼着他想想，肥皂生产可以“大量”到什么程度。在反复刺激下，最后凯尔去盖了一座每年生产一百万磅肥皂的大工厂，彻底改变了英国社会的卫生习惯。

还有，一次“满月会”中，不知谁提起的另一个“哲学笑话”——为什么必须存在奴隶与奴隶制度呢？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开始想象和既有观念完全相反的可能——一个没有奴隶、没有奴隶制度的社会。结果，后来这些人一个个都成了反奴运动中的前卫先锋。

改变时代的团体

要了解工业革命以及进步精神在英国的发展，我们非得注意到“满月会”不可。就像要了解19世纪具有高度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我们不能不注意一栋小小的房子，一度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三个人在那里住在一起。就如同追索中国宋明理学的形成，我们会发现，不只程颢和程颐是兄弟，周敦颐是他们两个人的老师，张载是他们的表叔，而且邵雍也跟他们兄弟住得很近。

人类历史上的新鲜事，真的能改变时代，带来巨大变化的，往往都不是由个人发动、形成的，而是内蕴于一些具备高度自主性与竞争性的团体中。处于那样的结社过程，激发出了人的想象力，也激发出了愿意进一步尝试挑战世俗意见的庞大斗志。这些团体成员，一方面彼此团结，抵御外面世俗的同化压力；另一方面彼此吐槽、彼此批判，逼着大家去想出更好更突破性的观念。若没有这样的团体，有创意的个人通常也抵挡不住庸俗的侵蚀，或受囿于自己的主观走不出来，往往被当作疯子看待，抑郁以终。

去到重新开张的“明星咖啡屋”，很多旧物旧景保留下来，然而在旧物旧景间，再也没有当年那些在这里思考、聊天、写稿、编杂志的青年人们了。没有环绕着“明星咖啡屋”的那个文学集团，那个曾经掀起过现代诗、现代小说，一路一直闯进“乡土文学论战”的文学集团。他们，作为一个团体，曾经真切改变了台湾社会。

现阶段的台湾社会，就是少了像“满月会”或“明星咖啡屋”这样的进步团体吧！现今的台湾社会并不缺乏在电视机前惹观众哈哈一笑的“综艺笑话”，但这样的“创意”，都太职业化、太制式化，却不再有人积极、兴奋地创造、交换足以动摇根本价值的“哲学笑话”了。

[礼貌]

避免不必要的粗鲁

一家出版社跟我联络，问我有没有意愿帮忙翻译一本用英文写的童书。我粗略读了书稿，觉得颇为有趣，加上跟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还算熟，虽然翻译的稿费不高，我还是决定答应。在回电子信件时，我发现来信还有一个附件叫“翻译说明”，我好奇打开来，不看还好，一看看得我火冒三丈，忍不住写了一封信直接向编辑表达我的愤怒。

我气的，不是“翻译说明”的内容，而是所使用的语气。那个语气摆明了要告诉做翻译的人：每本五千字的书给五千元的稿费，但你如果想得到这五千元，那你得乖乖照着我们以下列出的规定通通做到！

我为什么要忍受这种口气的“说明”？第一，我没有去拜托要一个翻译的工作，凭什么你可以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第二，五千元有那么大吗？大到你觉得发这五千元给你很大的权力？

编辑回信里道歉并做了说明，说是因为一整套书有五十本，为了方便统一处理，才会有这样一份说明。换句话说，说明不是针对我来的。

收到这样一封回信，我应该就消气了吗？当然不会！我看了觉得更气，原来这些人还不是普通的白目，原来他们一贯觉得可以这样对待一般的译者，他们只是跟我道歉，而不是为了自己写出那么不恰当的“说明”而道歉。

所以，我又再发一封信，强烈要求他们必须正式收回这样一份“翻译说明”。

他们可能觉得我小题大做，或许也在背后嘀咕议论我吧！不过我心里明白，我的反应不是一时情绪，而是因为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件小事。

损人不利己的粗鲁

我们这个社会当前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充斥了许多“不必要的粗鲁”。什么是“不必要的粗鲁”？粗鲁的人并不是为了任何特殊的理由而粗鲁，不是为了表现自己高高在上，也不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什么事情的不满不认同，他们的粗鲁纯粹出于不晓得自己的言行是粗鲁的，或者是不觉得有礼貌的需要，或者根本不了解到底怎样才是礼貌。

不管要跟多少位译者联络沟通，编辑有什么理由非得用不礼貌的口气呢？有什么是不礼貌可以达到效果，礼貌客气就没办法做到的吗？我怎么努力想，都想不出来。事实上，答案应该就是“没有”。译者收到客客气气邀请合作的信，就会马马虎虎乱译，或者就不理会交稿应该注意的事项吗？不会这样吧，相反地，如果译者觉得跟编辑之间有交情，至少有伙伴关系，做起事来反而会比较用心、比较起劲吧！

“不必要的粗鲁”因而绝对不是利己的。但更重要的是，“不必要的粗鲁”却一定是损人的。收到口气粗鲁的信，还是碰到晚娘面孔的人，谁不会心情受到影响感到不快呢？

我在意的，就是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动机。人为什么会不经太多思考，就用粗鲁的语言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失去了预想对方感受的能力。

有两种情况都会造成“不必要的粗鲁”。一个编辑如果换做是他收到别人口气高傲，要求他这样那样的信，他心里会很不舒服。然而，一旦换成他要发信给译者，他却完全不会考虑读到他的信的人会如何反应，所以随自己高兴方便就粗鲁了。这是一种位子自我中心主义造成的粗鲁。换一个位子，就忘记别的位子上的人如何感受。

还有一种情形，是他意识到了位子的相关相对性，但却无力设想对方会有的反应。我碰过很多年轻朋友， 他们会尊敬地称我“老师”，跟我讲话他们表情上当然不会有轻蔑，甚至可能还有点紧张，然而就算自觉应该礼貌地说话，唉，他们说出来的话，却都还是粗鲁的。

失去预想对方感受的能力

那不是“不为”，而是“不能”。他们失去礼貌的基本能力，他们不了解怎样的语气与语言，会让对方觉得受尊重。他们只会用自己跟自己讲话的方式讲话。

不管哪一种情况，都是严重的缺憾，都是严重的自我中心毛病。重点真的不在礼貌不礼貌，而是每当出现这种不必要、无心的粗鲁，背后必定附随着严重自我中心，而造成这种现象的自我中心程度，会带来的伤害，不可能仅限于不礼貌的言行而已。

自我中心的人，是人间悲剧的制造力量。他们无法体贴，他们更无法去爱，而爱和体贴，是绝对无法分开的一体两面。不能体贴别人感受的人，就算他想去爱，他选择表达爱的方式不会考虑对方想要什么，他以为他要的也就是对方要的，结果他的爱，缺乏体贴的爱，最终总是变成强迫，把自己喜欢的硬要强加在爱的对象身上，这样的爱，谁能接受？

各种不同文明秩序几乎都不约而同强调礼貌的重要性，不是偶然。虽然礼貌不小心会流于形式而带来表面虚伪，不过礼貌的真实内在精神毕竟是要人约束自我，谦抑自我去设想别人的感受，礼貌是爱的开端，礼貌是爱的起初训练。

我承认我忧心忡忡，因为我目睹身边的社会快速被“不必要的粗鲁”占满，而每一个“不必要的粗鲁”都是一个人正在丧失爱的能力的印记，如果那么多人都不再懂得如何体贴地爱人，那么台湾又会变成什么样可怕的社会呢？

我真希望我的这些担心，都只是杞人忧天。

[诚信]

坚守诚信价值

有一年的圣诞夜，阿瑟王在闹别扭。尽管他的圆桌武士们都已就位，阿瑟王却不肯用餐。“怎么会没有任何奇观奇迹呢？”阿瑟王不满地问。难道今年上帝不愿再眷顾对他最忠实、最英勇的仆人了吗？没有奇观奇迹出现的圣诞节，算什么圣诞节呢？

就在这个时候，从门口进来了巨大的影子，大家定睛一看，是个巨人武士，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他的衣服盔甲，甚至连他的马，都是绿色的。

绿色巨人武士，真是个奇观。绿巨人走进阿瑟王和圆桌武士中间，提出了他的挑战：哪一位圆桌武士，敢用他带的巨斧砍他一斧呢？谁今天砍了他一斧，过一年的新年元旦，就得还债挨他一斧。

圆桌武士当中有一名叫盖文的，挺身而出。举起巨斧，一斧劈下，绿巨人的头应声落地，绿巨人把自己的头捡起来，高高抬着，提醒盖文：“那我们一年之后有约了。”然后就大摇大摆捧着头走出去，消失在原野上。

一年以后，盖文出发践约。他不知道绿巨人在哪里，巨人只说他住在绿教堂里，盖文从来没听过没看过绿教堂，只好去偏僻的地方东问西问。没有人知道绿教堂和绿巨人。

天气愈来愈差，圣诞夜又降临了。在不毛荒野上浪荡的盖文，向圣母玛利亚祈求，保佑让他能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望弥撒，他眼前立刻就出现了一座城堡，他走进去，城堡主人热切地接待他，并介绍他认识美丽的女主人。

盖文的约定

盖文在城堡里享受了空前款待。城堡主人第二天去打猎，出发前他跟盖文约定：“看看我们的运气吧，这一天当中，我得到什么，统统送你；那你得到了什么，也要统统送我。”盖文答应了。

城堡主人早早就出发了，盖文还没起床，美丽的女主人突然出现在盖文旁边，给他一个甜蜜的吻，请求他示范给她看，一个男人应该如何、可以如何爱一个女人。盖文坚决地拒绝了。

到了晚上，城堡主人回来，带回来许多猎物，都送给盖文当礼物。盖文则给城堡主人热情的吻，因为那正是他所得到的——从美丽女主人那里得到的，转送给城堡主人。

第二天，城堡主人又去打猎，女主人又来到盖文的床边，又给他甜蜜的吻，而且拿出一枚戒指，当做爱的证物要送给盖文。盖文拒绝了戒指，到了晚上又将他得到的吻，转送给城堡主人。

第三天还是一样。只是美丽女主人这回送的礼物，是一条神奇的丝质腰带，戴着这条腰带的人，就不会有生命危险。想到自己几天后就要依约去挨绿巨人的巨斧，盖文收下了丝质腰带。到了晚上，他还是把热吻转送给城堡主人，却完全没提腰带的事。

好客的城堡主人留盖文过年，他说反正绿巨人的绿教堂就在附近，骑马只需一个早上的时间。终于到了新年元旦，盖文离开城堡，进入一座深郁的山谷，赫然发现，绿教堂并不是人造的建筑物，而是一片绿色的小山丘。

经历途中惊险，盖文终于和手持巨斧的绿巨人见面了。盖文静静等待那还债的一斧。绿巨人举起斧头，一会儿，又放下了。绿巨人再举起斧头，一会儿，又放下来。绿巨人第三次举起斧头，然后，咻的一声，巨斧劈下，巨刃从盖文的脖子上擦过，削掉他一层皮。

绿巨人告诉盖文：其实他就是那个城堡主人。连续三天的打猎，就是为了要试验盖文真的是个重然诺的人吗？斧头举起两次没有劈下来，因为有两天盖文做到了他的约定，可是第三天，为了活命，盖文却打破了承诺，所以应该受到第三斧的惩罚。

盖文离开那神秘的绿色小山丘，回到阿瑟王的宫廷，身上系着那条丝质腰带。其他武士们，视那腰带为盖文英勇冒险的勋章，然而盖文自己知道，之所以戴着腰带，是为了提醒自己，那隐瞒事情不守信用带来的深刻痛苦、屈辱。

这是《盖文与绿武士》的故事，可能从11世纪就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各地流传，到了12世纪由一名优秀的无名诗人抄记下来，保留至今。《盖文与绿武士》是丰富的“阿瑟王与圆桌武士”传说中的一环，而“阿瑟王与圆桌武士”传说，正是中古后期欧洲影响力最大最普遍的故事。

骑士的诚信精神

文艺复兴公开与中古决裂，向古典看齐，可是文艺复兴时期，毕竟不可能真正抹杀中古所创造的一切。尤其是“阿瑟王与圆桌武士”所代表的骑士精神，换了各种面貌，渗透文艺复兴时代，甚至继续传衍到现代来。

骑士精神里的爱情态度，一种“绅士／仕女”的对待规范，是古典社会里没有的，然而却构成了几百年来欧洲两性相处的价值基础。古典社会也没有今天现代主义的“浪漫爱情”，那种可生可死、视爱情高于生命的“浪漫”，其实也是起源脱胎于中古骑士精神。

中古时期不见得真的有传说中的那种武士。然而传说往往比现实更有力，吟游诗人们编造的高贵故事，灌输了人们高贵的信仰，比现实更具模塑人格的力量。

在这些高贵故事中，能够和浪漫的爱情等量齐观的，恐怕就只有骑士的“诚信”精神了吧。爱情可以重于生命，诚信更应该重于生命。如果要在爱情与诚信之间选择，那么，至少《盖文与绿武士》的故事宣示的，还是应该选择诚信吧！

从某个意义上看，现代欧美国家的主流价值，并没有完全偏离《盖文与绿武士》以及中古骑士，并不是说他们人人都正直诚信，而是根深蒂固的价值信仰，使得没有人敢否定否认正直诚信。正直诚信的原则或许经常被打破，然而正直诚信的原则却不会、不可能被否定否认。这些人，从总统总理到罪犯，其实，都是盖文的后裔。

这让我们如何不感慨于台湾的诚信价值根底，多么薄弱、多么扭曲！诚信经常被拿来当流行语东讲西讲，但对于诚信的内涵，这些爱讲“诚信”的人，理解多少，又信仰多少呢？

[准确]

追求准确的讯息

最近读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里面提到晚明文人张岱写过一本书，叫《夜航船》。你要不要猜猜看，有着这种书名的书，里面写的是什么？

“夜航船”指的不是书的内容，所以书中并没有船行江上海上的夜空夜景描述，没有浪漫的“夜航”情怀，也没有关于夜间航行所需的种种知识与技能。

“夜航船”是标示写作这本书的动机。张岱曾经从杭州经大运河北上京城，也曾出海前往普陀山，长程航行总有无聊等待、没事可做的时候，只能跟同船的其他人攀谈聊天。尤其是在晚上往来江南一带的渡船，舱底堆满货物，上层甲板留给旅客活动，整理得相当干净，旅客的教育水平相对也高些。

张岱写道：“天下学问，为夜航船最难对付。盖村夫俗子，其学问皆预先备办，如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稍差其姓名，辄掩口笑之。彼盖不知十八学士、二十八将，虽失记其姓名，实无害于学问文理，而反谓错落一人，则可耻敦甚。”

夜航船上的常识问答

原来，在夜航船上，大家萍水相逢，不见得找得出共同有兴趣的话题，更不方便对人家的来历东问西问，所以最普遍的交谈方式，就是考考、比比常识。瀛洲十八学士是哪十八个人？云台二十八将士哪二十八人？这类问题一出，大家就可以七嘴八舌答上好一阵子，答得准确的人很威风，答不上来的就很没面子了。

《夜航船》全书一共分二十部，每部都有分类主题——天文、地理、考古、政事、礼乐、方术、外国、植物等，总共罗列了四千多个条目，一共有三十万字。这是一本给搭夜航船人用的参考秘笈，熟读这本书就能到处乘船旅行，不必怕碰上尴尬困窘的状况了。

熟读《夜航船》，不只救自己，还可以免去同行其他旅客的尴尬困窘。张岱在书里写了一个可怜的游方僧在夜航船上，本来自己缩在船舱一角睡觉，不料同船有一个读书人找他聊天，话匣子一开就阖不起来，高谈阔论、大放厥词。读书人所讲的，错误百出，弄到后来，和尚实在听不下去，只好客气表示自己要去“伸伸脚”，离开船舱，去甲板上吹风了。

读《夜航船》，记得正确知识，也就不会害同船的人牺牲睡眠去“伸伸脚”了！

我这段日子几乎都不上电视谈论时事了。理由很简单，我成了那个在船舱里待不下去，必须到外面“伸伸脚”的和尚了！

看过“百万小学堂”这个节目的读者一定能感受到，即使只是小学里教的内容，要通通装进脑中，记得清楚准确，有多困难！稍一不小心，就答错或答不上来了。当然，回答不出“小学堂”里的问题，其实并不表示去参加节目的人愚蠢或无知，知识真正的重点不在于记得所有零碎、错乱的讯息。就像前面引用的张岱文章讲的，细节记错，“实无害于学问文理”，学问本质在于掌握吸收摆放讯息的架构，不在万千条的讯息，学问学到最后，是要消化信息与知识，转化为看法、观点跟智慧。不过，“小学堂”那样的节目彰显了把信息、事实弄对，难上加难！

谈话节目的贫困

想想，在电视上谈论时事的人，从他们口中要吐出多少信息！他们只凭一个容量有限的脑袋，少得可怜的反应与思考时间，来陈述他们的意见。于是基本上只能得到两种结果，一种是能谈的话题势必很有限，稍微超过那狭窄的范围，信息与知识就跟不上。为什么谈话节目谈来谈去都只有那些议题？不一定是观众只爱看、只能看那种内容，更关键的是来宾能掌握、能谈的，只有那么大一块领域啊！还有一种结果，要是多放进一些讯息知识，往往就错误百出，甚至一路都错了。

很可惜，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编一本像《夜航船》那样的书。上电视的名嘴，最需要在手上随时带一本现代版《夜航船》才对。不过，现代的知识领域比张岱的晚明17世纪又不知扩张了多少倍，相对我们的名嘴读书的意愿恐怕又比晚明文人少了许多倍，就算真有现代版的《夜航船》，他们会愿意花时间去读去记吗？

很诚实地告诉大家，上电视录像时，我常常被同场谈话的人的勇气，吓得目瞪口呆。我更常必须不断压抑自己想要修正别人提供的错误讯息的冲动。在那样的谈话表演环境里，没有人对“正确”与否有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有“辣”还是“不辣”而已。

就算我们努力追求“正确”，都还很难完全正确，更何况拿“辣”作为谈话风格准绳的环境里，能留几分正确性？我也常常犯错，但我从来都不能接受“错误没关系”这样的想法。我努力趋近真实与正确，当我发现自己录像时脱口将奥巴马崛起的伊利诺伊州说成俄亥俄州，我懊恼了一整个晚上。

我是从电视谈话节目里逃离的。真的就像那个船上的游方僧，我客客气气对待在我身边话说得很自信很激动的朋友们，然而每一分每一秒我几乎都在心中惊异着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讲不是事实的话，都在心中暗自焦急想帮他们更正随口溜过去的错误。最后，我不能不离开那个环境，到外面“伸伸脚”。

在外面“伸伸脚”时，我的心情还是焦急、沉重的。不在意正确与否，不尊重事实，透过电视的力量，已经浸润侵蚀成为我们政治的内在风格了，请你想想看、猜猜看，如果所有在意事实、在意正确与否的人，都待不住政治那个沉闷的船舱，我们的政治会变成什么模样？整个社会又将相应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根本]

设想必须更深、更远

1957年10月4日，出大麻烦了！苏联火箭成功地将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送上绕行地球的轨道。“伴侣号”卫星只有一颗排球那么大，而且它唯一会做、能做的事，就是每隔几秒钟，发出“哔”的信号声。

人造卫星本身，对谁都不构成任何威胁。可是伴侣号发射，却引来了美国空前大恐慌。理由是：能够将伴侣号送上太空的火箭及其技术，也就能够将苏联拥有的核子弹头，越过太空，送来攻击美国本土。

似乎嫌美国人还不够恐慌，一个月后，11月3日，苏联又发射了“伴侣二号”卫星，这次卫星体积变大了，而且里面载了一只狗去绕地球运转。

苏联能，为什么美国不能？美国社会紧张地问。因为美国的科技落后苏联，这是一个答案，不过美国人不满意如此明显的答案，再追，追出了《周六评论》文章中流传一时的结论：“没有数学，民主就没有希望存活。”是了，科技不如人，是因为数学不如人。

美国人的数学程度不如苏联，所以科技不如人，所以苏联的核子弹就可以打到美国，苏联极权将轻易摧毁美国民主，数学原来那么重要！

那怎么办？1958年年初，美国国会紧急通过了“人造卫星法”，这个法案不是飞弹计划，不是国防预算倍增计划，更不是整体武器购买方案，而是《国防教育法案》。

《国防教育法案》要求联邦政府投注大笔经费，注意，不是花在“国防教育”上，而是投资“对国防有帮助的整体教育”。

《国防教育法案》中，固然有钱拿去花在全美各级学校进行“核爆演习”，有钱拿去花在宣传核战的可怕、苏联的可恶与可怕，不过这些钱，占的比率很低很低。《国防教育法案》的重点，是如何提升美国小孩接受的教育水平。

尽管《国防教育法案》是受到“伴侣号”刺激下的产物，然而这个法案的资源，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完全集中在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领域。

文字是知识的基础

同一年代，经济学家如舒兹（Theodore Schultz）、贝克（Gary Becker）提出了“人才资本”的观念，主张应该在经济体系中重视“人才资本”产生的影响。“人才资本”的投入，可以有效促成经济成长，所以教育是绝对划得来的投资。

这种流行的新兴经济理念，将《国防教育法案》的视野，由数学、物理放大到一般教育质量上。

另外一项重要影响，来自于战后美国学界对于语言、文字的重新省思。小孩怎样学得语言、如何学会语言和文字的对应？为什么在同样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社会的识字率始终偏低？即使扣除掉黑人，美国白人的识字率，也远低于欧洲白人？

文字是最初步的抽象过程，文字更是大部分知识的基础。缺乏语文能力的小孩，很难期待他们能够顺利地追求更高层次的知识，不只是文学、历史一类的人文知识，就连自然科学知识也不可能，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还是高度依赖语言、文字来传递其知识内容、复制其知识逻辑与认知程序。

1950年代后期，刚好又是美国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小孩，陆续进入小学的时候。1945年，全美诞生了两百九十万名婴儿，；1952年，新生儿数量增加到三百九十万；1957年，“婴儿潮”的最高峰，一年内出生了四百三十万新生儿，这么多小孩要学语言、要学文字，逼得原本的教育体系手忙脚乱，应付不过来；也逼得教育体系不得不检讨其原有的教学方式。

那几年，本来就有一股不满在酝酿中，批评传统的初级英文课本，无趣、无聊、无效果，旧式教学相信小孩是从生活经验里学语文，因而课文里老是大人认为小孩应该熟悉的家庭琐事、购物、开车出游、野餐、逛动物园等等。是的，小孩对这些很熟悉，熟悉到对这种课文没有一点兴趣。

新一代的学者相信，小孩该学的，不是一个个生活语汇，而是一套套语言结构。相似的声音、相似的句法、相似的韵律，在小孩心中形成直觉，小孩自然能进入语文系统里，就可以事半功倍地快速学习。

从人造卫星到语文教育

这样的想法，刚好遇上了《国防教育法案》，于是新增的教育投资，就被导向进行语文教育的实验。有充分资源为后盾，新语文教学取得了动能，一举推翻了旧制度、旧办法。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伴侣号”刺激出的《国防教育法案》，在美国社会留下的最大成就，竟然是在“语文教育”上！

让我们想象一下，比对一下，应该可以有助于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和美国有多大的差距。如果是在台湾，同样的“伴侣号”会引起什么反应？可能什么反应都没有，因为没人觉得别的国家的成就，跟我们有何关系。如果有反应，恐怕也是电视上吵吵闹闹的口水反应吧，东说西说，几天新闻炒过了，就没下文了。

让我们进一步假设、想象，就算真的这样一回事引起社会重视了，那我们的政府体系会做什么？嗯，“总统府”会宣布召开“全国教育会议”，进行教育总检讨，“行政院”会责成“教育部”提出“强化科学教育方案”；“立法院”会把“教育部长”叫来训斥一番。不就是这样？

好吧，让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想象，就算公家部门除了口头表态外，还愿意投注资源强化教育，也通过了一套《国防教育法案》，那又会怎么样？法案中拨出来的预算，一定有很大一部分花在“政令倡导”，向民众宣传“国防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发包在各种媒体做广告、顺便拉关系。另外一大笔钱一定是直接指定去设立“飞弹研究所”，补助既有的弹道、火箭研究，而且谁能提出愈具体的硬件计划案，谁就能得到愈多经费。

我们可能会想到，应该要检验一下社会普遍的数学、物理基础能力吗？我们当然更不会去触及语文教育的问题，甚至如果有人主张“国防教育”应该补助语文教育，大概会被骂成“疯子”吧！

台湾是个无根的浮萍社会，因为我们没有习惯进行根本式的思考。台湾的成就与光荣，是虚浮的，台湾的问题与麻烦，却是紧紧深植、难以解决的。对成就与光荣来说，我们没有耐心深耕打底；而问题与麻烦出现时，我们总只想快快除掉那看得见的表面，却让看不见的根部滋生繁衍，不去看，更不去思考。

[文明标准]

要求这个社会变聪明

1928年，美国书市出现了一本奇怪的书。一本选集，书里面选的都是用恐怖、恶毒的话骂人的文章。这些文章訾骂的对象都是同一个人——当时美国知名的记者、作家孟肯（H. L. Mencken）。这本书是孟肯的敌人仇人选编的吗？不是，选编者就是孟肯本人。

孟肯特别要求长期跟他合作的出版商，出版这本选集。理由是：“我怕后世的人，忘记了我曾是这些人眼中的恶徒，威胁美国国家前途的人。”

文笔辛辣、刻薄的孟肯，还真的有深切恐惧。他最怕的是，被人家误以为他认同美国社会、和美国一般人有着同样的品味与思考方式。

孟肯是德裔美国人，出生于1880年。他最崇拜德国哲学家尼采。他是最早用英文写关于尼采哲学专书的美国人，他二十岁刚出头写的《尼采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riedrich Nietzsche），到今天还具备高度价值，因为他真正读完德文本的尼采全集，真正相信尼采哲学的优越性，才下笔整理尼采思想的，他对尼采的认识，比学者还深，更重要的是，他笔下行文有一种学者不会有的热情。

孟肯学到了尼采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他还对美国社会一般使用的语言，下过大工夫。1919年，他的《美国语言》（The American Language）帮忙确立了“美语”异于“英语”的独特身份与独特性格。这两套本事加起来，造就了孟肯成为那一代最会骂人的记者、文人。

和尼采一样，孟肯讨厌宗教，不过尼采讨厌的是基督教，认为那是“弱者的哲学”，孟肯却讨厌所有的宗教，因为任何一种宗教都必须把人生说得很痛苦，才能吸引信徒。孟肯形容美国立国根本的清教徒传统是“持续而鬼魅的恐惧，害怕在某处，某人可能正快乐着”。

孟肯追求现代理性，对待非理性的现象，他既没礼貌又残酷。例如在评论“基督科学教派”（Christian Scientist）拒绝使用现代医药的行为时，孟肯明白说，就让这些人的小孩早早死掉算了！有笨到会去相信“基督科学派”的父母，这种小孩如果活到可以再生下一代，也只会降低美国的全国智商水平罢了！

骂人者，人恒骂之。这么爱骂人的孟肯，难怪会招惹别人还以颜色。令人惊讶的是，孟肯非但不拒绝这些骂他的文章，还小心保存任何骂他的只字词组。

愈多人骂他，愈证明了他和美国人不同，那个在孟肯眼中肤浅、庸俗、虚伪、独断、封闭、自以为是的美国，那个充斥对世界不了解、不感兴趣的乡巴佬的美国。

孟肯这种清高傲慢，是有历史时代背景的。19、20世纪之交，美国城市快速发展，大批过去散居在农村里的人，聚拥到城市里来讨生活、找机会，城市生活还来不及让这些人摆脱过去狭窄生活塑造的单调价值，这些人反过来用他们的单调价值评断城市，进而改变城市。

孟肯在大城市巴尔的摩（Baltimore）出生、长大，受的是强调欧洲文化的教育，后来从事的又是必须接触、报道外在世界的新闻工作，这些条件都使得他和那些新进城的人格格不入。

教乡巴佬“学聪明”

20世纪早期，美国报纸、杂志经历重大变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必须面对这群都市新住民的问题——要拿这些抱持严格宗教、道德信仰，不能容忍五光十色、不愿花脑筋思考复杂问题的城市新住民怎么办？报纸、杂志可以为了讨好他们，改变自己原本的城市风格，让自己变简单、变独断、变得黑白分明；但报纸、杂志也可以想办法让这群人学习开放、复杂、暧昧的城市生活。

如果是今天的台湾，我们的媒体一定选第一条路走。当年的美国却不是，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出现了“聪明杂志”（smart magazine），标榜要教乡巴佬学得“聪明”，看见城市、看见文化、看见外面广大而丰富的世界。

1900年《聪明组》（Smart Set）创刊、1914年是《名利场》（Vanity Fair）、1925年有《纽约客》（New Yorker），孟肯参与在这波“聪明杂志”的浪潮中，先是加入了《聪明组》，后来还找人合伙办了一本新杂志《美国水星》（The American Mercury）。1928年，评论家威尔森（Edmund Wilson）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全美国一半以上的大学刊物，都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美国水星》。”

“聪明杂志”有没有让美国人变“聪明”？很难说。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用今天流行的语言说，“聪明杂志”让美国社会“与世界接轨”。美国逐渐从一个远离欧洲文明世界，落后、野蛮、粗俗的社会，转型为20世纪文明的新中心。

孟肯代表的，正是“乡巴佬美国”与“世界文化中心美国”的交界。他爱不爱美国？看他处处与美国人、美国社会划清界限的骄傲模样，答案恐怕是“不爱”吧？那美国爱不爱孟肯呢？嗯，孟肯曾经支持过纳粹和希特勒，而且思想里充满精英概念，美国左派当然不爱他；他反宗教、嘲笑清教徒，对家庭伦理、小镇秩序没什么兴趣，所以美国右派也不爱他。左派右派都不爱，还有谁爱孟肯呢？

不爱美国、美国也不爱的这样一个人，却是让美国在20世纪崛起、强大的重要基石。这该算是历史的讽刺吗？不，或许这毋宁是历史真正的通则，历史底层真正含藏的智慧吧！

不讨好多数的群众

孟肯最大的价值，在于他不讨好。绝对不去讨好从19世纪最后十年大批涌进城市、在孟肯自己的生活环境里影响力愈来愈大的大批群众。孟肯自己心底始终坚持一套清楚的文明标准，这套文明标准背后，是几千年西方文明所铺排起来的成就。孟肯在选择文明要素时，有他的偏见，可能也犯了严重错误，可是他用这样的标准，反抗且抵抗了那潮涌而来的肤浅、庸俗、虚伪、独断、封闭。他刻薄訾骂，也愿意忍受回骂，就是绝对不让他心目中的那种“乡巴佬”文化能够得势。

我们不需要学习孟肯那些偏见，更不该复制他的错误，然而孟肯的精神，毕竟还是个有效且重要的提醒。真的应该让一种封闭的、独断的、肤浅的价值，排山倒海而来淹没我们，只因为抱持这种态度的人，自认“爱台湾”，而且占据多数吗？我们不能、不该有另外的文明标准，要求这个社会“聪明”些吗？

[未来]

以观念改变未来

那年，H住在淡水，曲曲折折巷子走到底，阴阴晦晦的窄梯一直爬上去，顶楼的小屋。H三天两头闹胃痛，痛了就抽烟，抽烟都还缓和不了，就下楼到街上打电话给我。

我不见得会刚好在家接到电话。事实上，大部分时候都错过他的电话，不过没关系，妈妈告诉我H打过电话来，我就翘一天课，在巷口药局买日本进口的“胃仙优”，然后搭淡水线火车，晃啊晃地去找他。

H不肯喝胃乳，也不吃需要嚼碎吞服的胃乳片，他怕，不，他嫌那个味道。可是他问遍淡水药房，没一家卖可以直接吞服的“胃仙优”。

我永远搞不清楚H到底住几楼。也许四楼，也许五楼或六楼。人家正常住屋上加盖又加盖的小空间。我去敲门，大部分时候H都不在，不过没关系，我在门上夹插一张随便哪里撕下来的纸片，然后下楼拐几个弯，就到了清水祖师庙的庙埕。

那个时代，没有手机，甚至不太用电话，我们很大方也很奢侈地使用着时间，大块大块用来等待，等我们认为值得等的人。

H值得等，也值得一次一次从台北送胃药去救他。他那个看来毫不起眼的租赁小楼阁，外面有一大片阳台。正对着淡水河和观音山，清清楚楚看见渡船头人来人往，船在水中漾着细白的波浪。那样恰到好处的距离，滤除了河上的臭气，人众的嘈哗，却放大了偶然飘过的山岚，和河上浑圆的落日。

H立意要做个诗人，尽管在学校念的是化学。他最喜欢里尔克，为了里尔克苦习德文，学会了一点德语发音原则，就硬背里尔克的《挽歌》，他说：“没有更美的音乐了。”

H几乎从来不提化学课业，也几乎完全不闲聊。山岚与落日之前，他话不多，但开口一定讲他在意在乎的诗、哲学、存在与宇宙。

我记得那次，他从房里捡出一本红皮封面的书，塞进我怀中，说：“这个抵药钱，你一定要读。还有，你一定要被改变。”

我低头看那是一本盗印的书，巴金的《随想录》。H说：“没有比这个更伟大的书了。”

我轻笑：“比里尔克伟大吗？”

H郑重点头：“和里尔克一样伟大。”

“怎么伟大法？”

“这本书会改变历史，它已经在改变历史了，所以伟大。”H说。

H佩服巴金的勇气，在“文革”洗劫之后，站出来说实话，而且主张大家统统说实话。H说：“其他人的勇气仅止于批斗‘四人帮’，仅止于回忆“文革”，检数自己身上的伤痕，悲叹着自己好可怜、好可怜啊，只有巴金，他说“文革”中我们都疯了，别人批斗我欺负我，然而我自己又何尝没有加害别人呢？“文革”十年，谁是单纯的受害者，谁不是同时身兼一定程度的加害者角色呢？只有巴金敢这样说。”

我对着落日用力吐出一口烟，故作失望地说：“就这样？这样就和里尔克同等伟大？”

“是的！”H微微激动：“巴金在讲一个重要的观念，不，他用自己的生命具体实存一个观念，只有当人们不再把自己当受害者，自怨自艾地指认仇人、发泄报复以及要求补偿，人才重新成为人，生命才有机会回到正道。Cher Ami，你了解吗？有巴金没巴金，有《随想录》没《随想录》，中国历史会大大不一样，你了解这中间的意义、意义的分量吗？”

其实我了解。

天黑了，我们继续在阳台上聊，聊有哪些足以改变历史的书，以及凭什么可以改变历史。

“因为观念，因为人是靠观念决定怎样生活的。最恐怖的控制，是控制别人的观念；倒过来看，最伟大的事业也只能是解放人的观念，让人的观念从被控制、被禁锢的状态下释放出来。这样的观念，这样的书就能改变历史，像先知的《可兰经》……”H变得滔滔不绝。

“然则，《可兰经》不也成了另一种控制观念的力量，真的是解放吗？”我依然忠实扮演着“魔之辩者”的角色，刺激H说下去。

“是的，任何意欲解放观念的观念，其自身都有可能反而变成控制的工具，然而Cher Ami，我亲爱的朋友，还好有一样东西是观念控制不了的，那就是生活本身。诗比哲学伟大，因为诗不说教，诗不能说教，诗虽然和哲学一样，努力想抽离、努力要萃取，不过诗在这方面，留下了恒长失败的轨迹，诗是轨迹，一种哲学冲动无法充分克服日常生活，挣扎失败、失败挣扎，才留下来的轨迹……”H说。

“我不确定听得懂你的意思……”我嗫嚅地说。

“这样说吧，《圣经》和《可兰经》，他们背后都有僵化烦琐的神学，都有强烈的教会教条，可是神学、教会与教条，从来无法取代《圣经》、《可兰经》，我们，一代代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总是能直接从阅读《圣经》、《可兰经》自己得到启发，不需绕路经过神学、教会与教条。为什么这样？因为《圣经》与《可兰经》中收纳了太多太多丰富多样的人的记录、生活的记录，这些就保障了他们活着……”

“我迷糊了，恕我引用庄子在濠上之辩时说的：‘请循其本’，请告诉我，到底这跟观念、跟改变历史的书，中间有什么关系？”

H作势假装要拍拍我的脸颊，当他的智力发挥到极效时，他脸上会露出一种特殊的骄傲，在黑暗中引人回想起不久前才消逝的落日夕阳：“Cher Ami，我亲爱的朋友，你怎么会弄不懂呢？书承载观念，所以才能改变人，才能改变历史。然而书不能只承载观念，只有观念的书，是暴君是独裁者，讲观念的书，要有故事要有生活，大量的故事大量的生活，这样才能保证书中传递的观念，是软的不是硬的，是动的不是静的，我亲爱的朋友，你就是花太多时间在其他无聊的书上，却太少读这种真正重要的观念之书了……”

不知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忘掉淡水小楼上的这段对话。一路写作那么多年，没有一些信念支撑，是不可能走下来的。其中一个信念就是相信：应该用自己的笔，改变这个社会，提醒少掉一些什么不好的，也许还能说服一些人追求些什么更美好的。

我从来没有自信自己“能够”，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而做“应该”的事，让我心安，让我活得舒服些。

前一阵子整理我对台湾的“未来思索”，出了一本《十年后的台湾》。遇到好几位读者，他们都问我：“你对台湾的前途是悲观的，对不对？”

不是故意要玩文字游戏，我觉得自己是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因为乐观，所以才采取悲观的态度。

我是乐观的，因为我相信社会可以改变，我不接受命运，更不接受任何万劫不复的预言。然而相信改变的人，就得找出应该要改变的地方，也就是找出那坏的、黑的、暗的、沉沦的、堕落的、危险的地方，然后号召大家用力予以改变。而要找出所有那些坏的、黑的、暗的、沉沦、堕落的、危险的，不靠一双悲观的眼睛行吗？

《十年后的台湾》找出了许多坏的、黑的、暗的、沉沦的、堕落的、危险的，找出来之后，下一步要问的当然就该是：“那怎么改呢？”

“那怎么改呢？”这问题在我心中叫唤出老友H，以及在淡水小楼上对话的记忆，要改，还是只能从观念改起吧！重新整理、认知、定义我们生活中的观念，调整其方向与轻重，在我看来，是让未来能够变得美好，最要紧的准备工作。

因此写作《十年后的台湾》同时，我也开始整理面对未来重要的观念。一个个拿出来自己思辨，找出新的理解与诠释方法来。

我当然不会狂妄到以为自己可以写一本改变历史的书，不过老友H的话却砥砺着我，努力寻找如何让观念与故事与生活密切相系的表达方式，我希望这样一本书，在思考上可以和《十年后的台湾》相互补足，至于在文章的精神追求上，却可以向诗接近，向老友H所说的那种诗的轨迹接近。

Table of Contents

杨照的伦理寓言

文化评论与公共领域

自 序

第一辑

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一定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有议题、有信念的选举

培养更深更广的政治智慧

重视步下政治舞台的身段

没有人能掌握绝对真理

尊重生命的价值

战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珍惜和解的难能可贵

慎选支配官僚机器的人

提防没有原则、没有信念的人

信仰与现实的平衡

可悲的虚无主义领袖

爱国土，还是爱国民

政府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

理解风险，对付风险

庸俗是一种罪恶

洞视统治的破坏性

让政治运作公开化

打造公义环境

刺激民主决策的“审议日”

凝聚社会的信任

不断的即兴与协调

打造真正的社会运动环境

零距离的同理感受

对政治道理的责任感

民族国家没那么天经地义

第二辑

找到自己的风格

基本价值的分歧很难并存共处

了解真正的人间变化

怀旧与怀旧政治

记忆是神圣的公民权利

坚持决定自我身份的权利

不能对仇恨掉以轻心

生活现实是认同的核心

找到自己的风格

抗拒同质化

检验包围我们的意义之网

对异质经验的兴趣

保持对陌生事物的好奇心

保持异质多元活力

理解别人与我们的不同

慎防无心的傲慢与歧视

认知容忍的复杂性

学习去爱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摆脱阴影的方式

回归平庸

骂倒一切不能解决问题

多用理性，少信魔法魔咒

不忍生命的痛苦

尊重常识与理性

重新面对失败

培养创意诱因的思考习惯

第三辑

走出大词的泥沼

开放带来的效果

保持怀疑、思考的态度

别太相信名嘴

比法条更重要的事

以公共态度讨论公共议题

比简单更简单的大片逻辑

察觉媒体操作

跑出真正的独家新闻

避免激烈言词

挖掘真正的内幕

别被民意调查洗脑了！

看穿民意调查内藏的玄机

别让梦想成为权力的借口

别把特权当作权利

为何对伟大无动于衷

拒绝不容质疑的神圣目标

竞争反而让我们失去竞争力

目的不能使一切手段合理

摆脱权威依赖

科技一直在改变人性

拒绝廉价、虚假的语言

“像”就够了？

认清口号与政策的差别

分辨清楚实体与影子

暴露不知与无知

生命没有标准答案

不断追求好一点、再好一点

借抽离面对真相

第四辑

迈向聪明社会

彻底的、小心的冒险精神

如何拥有海洋文化

“非现实”的巨大力量

避免经济算计的惰性

复杂反而安全

为人的处境保留空间

秩序不能取代血泪感情

面对不义，不能保持沉默

目标与意外结果的辩证

自然没有那么稳定、恒久

不可买卖的根本权力

坚持新闻专业责任

维持求真精神

卫护素朴的正义原则

创意团体挑战世俗意见

避免不必要的粗鲁

坚守诚信价值

追求准确的讯息

设想必须更深、更远

要求这个社会变聪明

以观念改变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