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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作　　者：【俄】列夫·托尔斯泰

译　　者：臧仲伦　张　耳　靳　戈

总 策 划：贺鹏飞

策　　划：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陈启甸

特约编辑：郭挚英

监　　制：吴　昊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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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暴风雪

卢塞恩——德·聂赫留多夫公爵日记摘抄

三死

霍尔斯托梅尔——一匹马的故事

伊万·伊利奇之死

克莱采奏鸣曲

舞会之后

谢尔盖神父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张耳译

一

自从塞瓦斯托波尔的棱堡里打响第一炮，将敌方工事炸得泥石横飞以来，已过去半年时光了。打那时候以来，数以万计的榴弹、炮弹和枪弹从棱堡到堑壕、从堑壕到棱堡不停地飞来飞往，而死神也在双方阵地上空不停地翱翔。

成千成万人的自尊心蒙受了羞辱，也有成千成万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从而显得踌躇满志，还有成千成万人则倒入了死神的怀抱。多少人挂上了星章，多少人则被摘掉了星章。有多少颗安娜勋章、弗拉基米尔勋章啊，可也有多少具玫瑰色的棺材，多少幅亚麻料的遮尸布！而棱堡里依然发出隆隆的炮声，那些禁不住打哆嗦、怀着迷信的恐惧的法国佬在明朗的夜晚依然从自己的营地上窥望着塞瓦斯托波尔棱堡所在的弹坑处处、一片焦黄的土地，窥望着我方水兵在棱堡附近走动的黑影，数着由里面愤怒地伸出炮筒的炮眼；我方的军士信号员也依然从信号塔上用望远镜瞭望着穿艳色军服[1]的法国兵的身影，观察着他们的炮台、篷帐、在绿山上移动的纵队和堑壕里燃起的硝烟；各种各样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愿望，依然从世界的五洲四海，依然壮怀激烈地奔向这个玩命的地方。

可是外交家们未解决得了的问题，诉诸火药和鲜血，那就更难解决了。

我常常异想天开：假如交战的一方向另一方提议，双方各自从部队中裁去一名士兵，将会如何？这愿望可能显得离奇，但何不一试呢？随后双方又各自裁去第二名，继之又裁去第三名、第四名，以此类推，直至双方的部队都各剩下一名士兵（假定双方部队兵力相等，并且量的相等也可代之以质的相等）。到这时候，如果在有理性的造物的有理性的代表之间确有复杂的政治问题必须以武力去解决，那么，就让这两名士兵去拼搏吧——就让一人去攻城，另一人去守吧。

这种论点听上去只是一种奇谈怪论，然而它是可信的，说真的，一名俄国士兵对一名同盟军的代表作战，与八万名士兵对八万名士兵作战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不是十三万五千人对十三万五千人呢？为什么不是两万人对两万人呢？为什么不是一人对一人呢？决不能说一种人数比另一种人数不合理。实际上，最后一种人数要合理得多，因为它较为人道些。战争嘛，或者说是一种疯狂，或者说是人们制造这种疯狂，这些人们根本不是我们不知所以地认为的那种有理性的造物。战争只能归为这两种中的一种。

二

在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围城的公园里，有一支团里的乐队去一个亭子旁边演奏，三五成群的军人和妇女们在一些小路上悠然漫步。春天明丽的朝阳一大早便升起在英军的工事上空，接着移到棱堡上，后来又移到城市上，移到尼古拉耶夫营房上，把欢乐的光芒一视同仁地洒向芸芸众生，眼下又落在远处蓝蓝的大海上，那大海节奏均匀地晃荡着，银光闪闪。

在滨海街的左侧建有一幢幢水兵小营房，一个略显罗锅的高个子步兵军官从一间宿舍的小门里走了出来，一边往手上戴着一只不很白但很干净的手套，一边若有所思地瞧着自己的脚下，往山上的公园走去。这个军官前额很低，容貌欠佳，脸上的表情显示出他智力的愚钝，但同时也显示出他为人的审慎、诚实和正派。他那身材也令人不敢恭维：大长腿，动作笨拙，似乎还带点拘谨。他头戴一顶不算太旧的军帽，身穿一件紫得出奇的薄薄的军大衣，衣襟下露出一条金表链，裤脚上缝有套带，脚上的那双小牛皮皮鞋虽然后跟四边都有些磨损，可是鞋面精光锃亮——但若是说根据在步兵军官身上一般看不到的这些装束，倒不如说根据他这个人的整个神态，一个见多识广的军人一下就能看出，他不是一个一般的步兵军官，而是一个身份较高的人。若不是他那副相貌显示他是道地的俄罗斯人，也许会被人看成是德国人，或者被看成是个副官或团的军需官（那他就该带马刺了），或者是战时从骑兵队，也许从近卫队调来的军官。他的确是从骑兵队调来的，而此时此刻他往上走向公园的时候，他想起了刚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昔日的同僚及其妻子写来的。那位同僚现已退伍，是T省的一位地主，此人有位蓝眼睛的妻子，名叫娜塔莎，她也是他的挚友。他想起了这位老同僚在信中写的一段话：

“《残疾人报》[2]刚一送到，普普卡（那位退伍的枪骑兵这样称呼自己的太太）便急不可待地奔到前室，抓起报纸，要么跑到凉亭的S形坐椅旁，要么跑到客厅里，（记得否，当团队驻扎在我们城里时，我们与仁兄一起度过了多少美好的冬天夜晚啊。）怀着你所难以想象的热情读着你们的英雄事迹。她常常谈起你。她说：‘瞧，这个米哈伊洛夫是个多可爱的人儿呀，等我见到他时，我定要好好地亲亲他——他在棱堡上作战，准会得乔治十字勋章的，报纸上也定会报导他们。’等等，等等，这真的让我吃起你的醋来了。”在另一处他又写道：“我们这里报纸到得太晚了，传说纷纭，可莫衷一是，比如说吧，你所认得的几个搞音乐的小姐昨天就在那儿说什么拿破仑[3]被我们的哥萨克抓住了，正被押往彼得堡，可你明白，我怎能相信这种传闻呢？有一位从彼得堡来的人（他是一位大臣的亲信，身负特殊使命，是个挺可爱的人，如今城里已没有什么人物了，你难以想象得出，他就是我们这儿难得的消息来源了），他相当肯定地说，我们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叶夫帕托里亚，这样一来，法国人已经失去了跟巴拉克拉瓦的联络，他还说，在这次战役里，我方损失了二百人，而法军方面则死了五千人。贱内听了这消息，真是欣喜若狂，乐了一个通宵，她说，她料到你一定参加了这场战斗，而且一定大显身手……”

读了由我特意标上着重号的词句，看了整封信的语气，趣味高雅的读者对于这位穿着后跟磨损了的皮靴的米哈伊洛夫上尉的正派，对于他那位连消息来源都写了别字的，并具有那么奇怪的地理概念的老同僚，对于那位坐在S形椅子上的脸色苍白的女友（也许读者甚至会不无根据地想象这位长着脏指甲的娜塔莎），总之，对于他所瞧不起的这整个无所事事、肮里肮脏的外省社交界一定会形成一种真实的然而很不怎么样的想法。——虽然如此，米哈伊洛夫上尉还是怀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又忧又喜的心情回忆起自己那位外省的脸色苍白的女相好，回忆起他常常在晚间跟她在凉亭里促膝谈心、互诉衷情的情景，回忆起他们在书房里打一个戈比的赌注的纸牌时，那位善良的枪骑兵同僚怎么输牌，怎么发急，而妻子又怎么嘲笑他的情景——回忆起这些友人对他的情谊（也许，他觉得那位脸色苍白的女相好还有某种超乎友谊的东西）。所有这些老友及其周围的情形都以异常甜蜜欢快的玫瑰色在他的想象中闪过，他为自己的这些回忆而微笑起来，用手摸了摸口袋，那里正藏着这封令他颇感亲切的信。这些回忆对于米哈伊洛夫上尉来说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就是因为他当今所处的这个步兵团，比起他以前在T城时以骑兵军官身份和以太太小姐们的好男伴身份出入其间，并到处受人欢迎的那个社交圈子差劲多了。

他昔日的社交圈子比之现在的要高多了，所以每当他要吐露心曲时，他就会对他的步兵伙伴们畅谈他风光的往日，说他有过自备的轻便马车，常去参加省长家的舞会，跟一位高级文官打过牌，同事们将信将疑、兴味索然地听着他的絮叨，似乎不愿跟他较真儿，奚落他几句——只是说，“让他吹去吧”；如果说他对于同事们的纵酒、玩牌小赌，总之对于那些不文明作风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瞧不起，这应该说是他的性格异常和顺、世故和审慎所使然。

米哈伊洛夫上尉不由得从回忆转而想入非非。他穿着那双后跟磨坏了的皮靴一边走在狭窄的小巷里，一边想着：“要是娜塔莎有朝一日突然从《残疾人报》上读到我如何带头爬上敌人的炮台，并获得乔治勋章的报导时，她该会多么惊讶和欢喜呀。照老规章说，我该升大尉了，然后嘛，在这一年里我可能很轻易地升为少校，因为许多人阵亡了，再说，在这个战役里，我们中间一定还会有许多弟兄战死，而我这个有些名声的人，定会被委派去指挥一个团……当上中校……挂上安娜勋章……再升上校……”接着他想象自己当上将军了，按他的幻想，到了那时候，他那位旧同僚已经作古了，娜塔莎成了寡妇，他要赏光去看望一下她。正当他想到这儿，公园里的乐声更清晰地飞进了他的耳朵，人群也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发现自己已来到了公园，依旧还是原先那个没有什么好神气的、又笨拙又胆小的步兵上尉。

三

他先是走近那个有乐队在旁演奏的亭子，同团的士兵托着翻开的乐谱，站在乐师们前面充当乐谱架，文书、士官生、抱着娃娃的保姆和穿着旧军大衣的军官在他们的周边站了一圈，这些人与其说是在欣赏音乐，倒不如说是在看热闹。海军官兵、副官和戴着白手套穿着新大衣的军官大部分都在亭子的四周站着、坐着，或者在来回漫步。在公园的林荫大道上熙来攘往的有各种各样的军官和形形色色的妇女，个别妇女戴着帽子，大部分则扎着头巾（也有既不扎头巾又不戴帽子的），可是没有一个是上岁数的婆娘，妙就妙在全是年纪轻轻的女人。在下边浓荫密布、香气袭人的刺槐组成的各条林荫小道上漫步或闲坐的则是三三两两的好清幽的人。

在公园里遇到米哈伊洛夫上尉的人，谁也没有显出分外的欢喜，也许，与他同团的奥布若戈夫大尉和苏斯利科夫大尉算是例外，他们却非常热烈地跟他握手。不过前者穿着一条驼毛裤子，一件破旧的军大衣，没有戴手套，红红的脸上大汗淋漓，而后者则是大喊大嚷，吊儿郎当，以致让人羞于跟他们为伍，尤其是在戴白手套的军官们面前。米哈伊洛夫上尉曾向那些军官里的一位副官点头致意，而对另一位也想打一下招呼，因为他们曾在一位共同的熟人家里见过两次面。再说啦，他同奥布若戈夫和苏斯利科夫这两位仁兄天天要见五六次面，握五六次手，那么再跟他们一起散步，还有什么劲儿呢？他不是为这个而来听音乐的呀。

他很想走到他向之点头致意的那位副官跟前，很想跟这些先生们聊上几句，这并不是为了让奥布若戈夫大尉和苏斯利科夫大尉、帕什捷茨基中尉等人看到他和他们谈话，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都是些令人可心的人，再说他们消息灵通，可能会告诉他一些新闻……

可是，米哈伊洛夫为什么顾虑重重，不敢去到他们跟前呢？“万一他们对我不还礼，”他心里想，“或者虽然向我还一下礼，过后只管谈他们自己的，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存在似的，或者索性从我身边走开，把我单独撂在那帮特出人物中间，那将如何是好呢？”特出人物这个词（意指无论哪个阶层中的精英式人物）在我们俄国从某个时期起就广为流行了（虽然有人认为在这儿根本不该有这种人物），凡是虚荣所渗透到的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像虚荣这种卑劣的感情在什么时代和环境的条件下不会四处渗透呢？），它全都渗透到了——它已渗透到商人、官吏、文书、军官等等阶层中，也渗透到萨拉托夫、马马迪什、文尼察等地方，总之，凡是有人在的地方，它都渗透到了。既然在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围城里到处有很多人，所以就有很多的虚荣，也就有了特出人物，尽管死神时时刻刻都翱翔在每个特出人物和非特出人物的头顶上。

在奥布若戈夫大尉看来，米哈伊洛夫上尉是个特出人物，因为他穿一件清洁的军大衣，戴一副洁净的手套，大尉对他虽然不无敬意，可对他的这一点感到受不了；在米哈伊洛夫上尉的心目中，卡卢金副官是个特出人物，因为他是个副官，跟旁的副官称兄道弟，由于这一点，上尉对他不大有好感，虽然心里怕他。在卡卢金副官看来，诺尔多夫伯爵是个特出人物，卡卢金在心里老是骂他、瞧不起他，就因为他是某个将官的副官。特出人物真是个可怕的字眼呀。为什么佐博夫少尉在一位跟校官并坐在一起的同事身边经过时，虽然这里没有任何可笑之处，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发笑呢？这就是要表明他虽非特出人物，但一点儿也不比他们逊色。为什么那个校官要用那样淡淡的、懒洋洋的、很不自然的腔调说话呢？这就是为了使对方明白他是个特出人物，同时又表明他平易近人，肯屈尊同一个少尉闲谈。为什么那个士官生走在一位初次见到而怎么也不敢去接近的太太后边，要那样挥胳膊挤眼睛呢？这是为了向所有的军官表明，虽然他得向他们脱帽致礼，但他毕竟是特出人物，而且心里怡然自得。为什么炮兵大尉是那样粗声粗气地对待一个好心的传令官呢？这是为了向大家表明，他从不巴结特出人物，也无求于他们，如此等等。

虚荣呀虚荣，到处都是虚荣，即使在那些眼看就要进棺材的人们那里，在那些为了崇高信念而去献身的人们那里，也都有虚荣。虚荣啊！也许，它就是我们的时代特征和特殊病症。为什么在从前的人们那里就没听说有这种像天花或霍乱似的欲望呢？为什么在我们时代只有以下三类人呢？一类人把虚荣的本原当作必然存在的事实，所以认为它是正当的，自然要服从于它；另一类人把它当作不幸的可又无法克服的东西；第三类人则是在其影响下不自觉地奴性地去行事。为什么像荷马和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讲的是爱情、荣誉和苦难，而我们时代的文学却只是没完没了地大讲“势利”和“虚荣”[4]呢？

米哈伊洛夫上尉两次都犹豫不决地从他所认为的那一伙特出人物旁边走了过去，到第三次才勉强自己走到他们跟前。这小圈子里共有四位军官：副官卡卢金，他是米哈伊洛夫的熟人；副官加利钦公爵，他在卡卢金眼里甚至也有点像特出人物；中校涅费尔多夫，他是所谓的一百二十二个上流人物中的一个——那都是些在退伍之后重来服役的人，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受爱国主义的鼓舞而来的，一部分是受功名心的驱使，但主要是由于大家都这么做——他是个莫斯科单身俱乐部里的老成员，在这里他是属于那种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懂，对上级的各项措施都要说三道四的不满分子中的一个；还有一位是骑兵大尉普拉斯库欣，也是那一百二十二个英雄之一。米哈伊洛夫赶巧了，卡卢金这会儿情绪正佳（将军刚同他谈了一次话，对他信赖之至；加利钦公爵从彼得堡来了，住在他那儿），他觉得同米哈伊洛夫上尉握一下手并不算有失身份，然而普拉斯库欣却不大愿意这样做，虽然跟米哈伊洛夫常在棱堡里碰面，还不止一次地喝过他的葡萄酒和伏特加，甚至还欠了他十二个半卢布的赌债。由于他跟加利钦公爵还不大熟，所以不愿意在公爵面前显出自己跟一个普通的步兵上尉相熟；因此他只对上尉微微点点头。

“怎么样呀，上尉，”卡卢金说，“什么时候再上棱堡去呀？还记得咱们在施瓦尔茨那次见面时的情景吗？——打得好激烈呀，对吗？”

“确实很激烈。”米哈伊洛夫说，并不好意思地想起那天夜里他那副狼狈相，当时他猫着腰沿着堑壕悄悄地往棱堡里溜，却碰上了卡卢金，正遇上卡卢金佩着那晃得砰砰作响的军刀神气十足地走过来。

“按说，我应该明天才去，可是我们那儿，”米哈伊洛夫接着说，“有个军官病了，所以……”他是想说，本来还没轮到他去，但因为八连的连长生病了，率领连队的只有一个准尉，他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地要去接替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因此他今天就要去棱堡。而卡卢金并没有听他说下去。

“我觉得这几天会出什么事。”他对加利钦公爵说。

“是吗，今儿个不会出什么事吧。”米哈伊洛夫胆怯地问，时而瞧瞧卡卢金，时而瞧瞧加利钦。谁也没有答理他。加利钦公爵只是随便皱了下眉头，穿过他的帽边瞟了一眼，沉默了一会儿说：

“那个戴红头巾的小妞长得挺水灵呀。您不认得她吗，上尉？”

“她是住在我宿舍附近的一个水兵的闺女。”上尉答道。

“咱们过去好好瞧瞧她。”

加利钦公爵便一手挽着卡卢金，一手挽着上尉，他事先就料到，这必定会让后者大为高兴的，果真如此。

上尉有些迷信，他认为临作战前去玩女人是种大罪孽，然而他在这个场合里却装得像个大色鬼，显然，加利钦公爵和卡卢金不信他是这样，这倒使那个戴红头巾的小妞深感惊异，因为她以前不止一次地发现上尉走过她的窗前时还脸红呢。普拉斯库欣走在后边，一个劲地碰碰加利钦公爵的胳膊，用法语说这说那；可是在这条小路上并排走不了四个人，所以他只好一个人走在后边，直到逛第二圈时，他才挽住那个走过来要跟他说话的海军军官谢尔维亚金的胳膊，此人是以勇敢闻名的，他很想加入这个特出人物的圈子。于是这个响当当的勇士欢欢喜喜地把他那肌肉发达、健美有力的胳膊伸进普拉斯库欣的肘弯里，虽然大家都知道，包括谢尔维亚金本人也知道这个普拉斯库欣不是个好东西。普拉斯库欣向加利钦公爵说明自己是怎样跟这位海军军官认识的，又悄悄地告诉他说，这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勇士，然而加利钦公爵由于昨天已去过第四棱堡，看到榴弹就在离自己二十步远的地方爆炸，因此便认为自己的勇敢并不次于这位先生，并认为许多人不过是徒有虚名，所以对谢尔维亚金完全不瞧在眼里。

米哈伊洛夫上尉跟着这一伙人一起散步，心里感到美滋滋的，所以就把那封从T城寄来的亲切的信忘了，把要去棱堡而引发的揪心的愁思忘了，把七点钟需要回到宿舍的事也忘了。他一直与他们待在一起，到后来他们避开了他的视线，只顾自己几个人说话，暗示他可以走开，最后干脆离开他走了。但这位上尉还是挺满意的，因此当他走过士官生彼斯特男爵（此人昨晚头一回在第五棱堡的掩蔽部里过了一夜，便自以为是个英雄了，显得傲慢得了不得）的身旁时，士官生在向他脱帽敬礼时摆出一副令人可疑的高傲神态，他丝毫也没有感到耿耿于怀。

四

上尉刚一迈进自己宿舍的门槛，脑子里便冒出一些迥然不同的想法。他瞧着自己小房间里高低不平的泥地、糊着纸的歪里歪扭的窗户、自己睡的旧床，以及床上边钉着的织有女骑士像的毯子，瞧着那挂着的两只图拉制造的手枪，以及和他同住的士官生那张脏里巴叽的床铺和那印花布被子；他瞧着他那头发蓬乱而油腻的仆人尼基塔挠着头从地上滚起来；他瞧着自己的旧军大衣、私人的皮靴和一个包裹，包裹里露出一块肥皂似的干酪的一角和一个盛着伏特加的啤酒瓶的瓶颈，这些东西都是为他上棱堡去而准备的，他怀着近似恐惧的感觉猛然想起了他今天就得带着连队到战壕里去过一整夜。

“我今儿个想必会送命的，”上尉想道，“我有这种预感。主要的是，本来用不到我去，而我却主动要求去。主动要求上阵的人往往会送命的。这该死的涅普希特舍茨基究竟生了什么病？他很可能根本没病，可这儿要有一个人替他去送命，必定送命。话说回来，要是我不死的话，那准会得到升迁。当我对团长说‘要是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病了，那就让我去吧’，我看到团长多么高兴啊。要是升不了少校，那弗拉基米尔勋章准得有份吧。我已经是第十三次去棱堡了。哦，十三！这个晦气的数字。我必定会被打死的，我预感到我会被打死的，可是总得有人去呀，总不能靠一个准尉带一连人去吧；如果出了什么事，这可关系到全团的荣誉、全军的荣誉呀，去是我的职责……是的，职责。不过，我有预感。”上尉忘了，每次他要上棱堡去的时候，总是或多或少出现过这样的预感，他有所不知，每个上前线作战的人都程度不同地受这种预感的折磨。一般说来，跟所有才智有限的人一样，上尉的责任感也特别强，这种责任感使他稍稍镇静下来，他在桌子旁坐下来，动笔给父亲写诀别信。近来，由于钱财方面的事他跟父亲的关系有些不大融洽。过十来分钟后，他写完了信，从桌子旁站起来，眼里泪汪汪的，心里默念着他所知的各种祈祷文（因为他不好意思当着仆人的面向上帝大声祈祷），一边穿好衣服。他还想吻一下米特罗法尼小圣像，这是他已故母亲为表示祝福而送给他的，他对这小圣像特别信仰，但当着尼基塔的面不好意思去吻它，所以就把它挪到上衣的外边，以便到了街上后不用解开衣扣就可拿到它。那个醉醺醺的缺乏礼貌的仆人懒洋洋地把新军服递给他（上尉平时去棱堡时穿的那件旧军服尚未补好）。

“为什么不把衣服补好？你就光知道睡觉，混账！”米哈伊洛夫气恼地说。

“睡什么觉？”尼基塔嘟哝道，“整天像条狗似的东奔西跑，累得贼死，到这会儿还不让睡觉。”

“你又喝醉了，我看得出。”

“又没花你的钱，你数落什么。”

“闭嘴，畜生！”上尉大喊一声，准备去揍这个仆人，他本来就情绪不佳，这会儿受到这个他所喜欢的、甚至被他惯坏了的、已经侍候了他十二年的尼基塔的无礼顶撞，简直气得要命，忍无可忍。

“畜生！畜生！”仆人重复了他的骂词，“干吗骂人畜生呢，老爷？您知道当今是什么时代了？骂人可不好呀。”

米哈伊洛夫想起自己要去的地方，觉得难为情了。

“要知道，你让谁都受不了，尼基塔。”他换了温和的语调说，“这封是给老太爷的信，就搁在桌子上，你不要动。”他红着脸补了一句。

“是，老爷。”尼基塔回答说，他用他所说的“自己的钱”喝的酒的酒性发了，心也软了，眨巴着眼睛，显然想哭了。

当上尉到了台阶上说声“再见吧，尼基塔”的时候，尼基塔忽然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起来，他扑上去吻主人的手。他呜呜咽咽地说：“再见，老爷！”

当时有个水兵的老寡妇也正在台阶上站着，作为一个女人，看到这样感人的场面，也深深为之动容，她用脏兮兮的衣袖擦起眼泪，一边哭着说：“连当老爷的还得去受那种种的苦，更不用说我这个成了寡妇的苦命人了。”她对喝醉酒的尼基塔诉说自己的苦命已说过百来遍了：她那男人在头一次遭炮轰时怎样送了命，她家的小屋又怎样被夷为平地（她现在住的房子不是她自家的）等等等等。在老爷走了之后，尼基塔便抽起烟斗，请房东家的小妞去打伏特加，并很快就不哭了，不但如此，甚至为一只似乎是被那老太婆踩坏了的水桶而跟她吵起架来。

“说不定我只会受点伤，”上尉带着连队在黄昏走近棱堡时私下这样推想，“但伤了哪儿？伤势怎么样？伤在这儿或是这儿？”他心里指着腹部和胸部想道。“要是伤在这儿，”他想到大腿部分，“擦着点边过去就好了。要是弹片从这儿过去，那就完蛋了！”

然而，上尉还是猫着腰沿着壕沟平安地到达了阵地。天色已经全黑了，他跟工兵军官一起把士兵安排到各个工事里，便在胸墙根下的一个小坑里坐了下来。炮火减弱了；只是偶尔在我们这边，或在他那边闪现一下。榴弹发光的信管在黑黝黝的星空里划出一道弧光。但每颗榴弹都落在战壕的后面和右面，离上尉所处的避弹坑还很远，所以他有些定心了，于是就喝了点伏特加，吃了些肥皂块似的干酪，抽上根烟，然后向上帝祈祷了一会儿，想睡上片刻。

五

加利钦公爵、涅费尔多夫中校、在公园里遇上他们的士官生彼斯特男爵，还有那个谁也没招呼他、谁也没跟他说话、可是却紧跟在他们后边的普拉斯库欣，都离开了公园，到卡卢金的住所去喝茶。

“喂，你还没把瓦西卡·门德尔的事给我说完呢，”卡卢金脱下军大衣，坐在靠窗的一张舒适的软沙发椅上，一面解开浆过的洁净的荷兰衬衫的领子，一面说道，“他是怎样结的婚呢？”

“好笑着呢，老兄！Je vous dis,il y avait un temps où on ne par-lait que de ca à Pétersbourg.[5]”加利钦公爵笑着说，一面从钢琴旁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坐到卡卢金近旁的窗台上，“简直好笑极了。这事的各种底细我都一清二楚。”于是他便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地讲起那件风流韵事来了。我们这儿就略而不谈了，因为它在我们看来没多大意思。

但值得一提的是，不光是加利钦公爵，而且连所有在座的先生们——他们中有人坐在窗台上，有人翘着双腿，有人坐在钢琴旁——与他们在公园时相比，都变成另一些人似的，他们在步兵军官面前所表现的那种可笑的、骄傲自大的神情都不见了，他们在这儿，在自己哥儿们中间都显出了自然本色，尤其是卡卢金和加利钦公爵变得如同非常可爱、快乐、善良的孩子一般。他们谈论着彼得堡的同事和熟人。

“马斯洛夫斯基怎么样了？”

“指哪一个？是那个御林军的枪骑兵，还是那个近卫骑兵？”

“他们俩我都认识。我在那边的时候，那个近卫骑兵还是个孩子呢，刚出校门。大的那个怎么样了，当上骑兵大尉了吗？”

“可不！早当上了。”

“怎么，还跟那个茨冈妞厮混？”

“不，甩了。”等等这一类的话。

后来加利钦坐到钢琴旁，自弹自唱了一支茨冈歌曲，唱得相当不错。普拉斯库欣，虽然没有人请他，也跟着唱了起来，唱得非常动听，于是大家都请他一起合唱，他对此颇感得意。

仆人托着银盘进来，盘上放着茶、鲜奶油和甜面包。

“给公爵吧。”卡卢金说。

“想想真觉得奇怪，”加利钦端起一杯茶，走到窗前说，“我们处在这座围城里，既有钢琴，还有茶和鲜奶油，住得又这么舒服，说真的，我真想在彼得堡也拥有这样一套住宅。”

“哼，要是连这一点儿也没有，”那个对什么都不满的老中校说，“却老要这样提心吊胆……眼看天天在打来打去，没完没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得住在肮里肮脏的地方，毫无舒服可言的话，那简直受不了。”

“那咱们的步兵军官们怎么办呢，”卡卢金说，“他们跟士兵们一起住在棱堡里、掩蔽部里，喝士兵的菜汤，那他们怎么办呢？”

“这一点我真不明白，说心里话，我没法相信，”加利钦说，“那些穿着肮脏的内衣、满身虱子、连手也不洗的人怎能英勇杀敌呢。你知道，在那种人身上，是不可能具备cette belle bravoure de gentilhomme[6]的。”

“他们也不懂得这种英勇精神。”普拉斯库欣说。

“你瞎说什么呀，”卡卢金生气地打断他的话说，“我在这儿见到的军官可比你多。我到哪儿总是要说，咱们的步兵军官虽然的确是满身长虱子，十来天也不换衣服，但他们是英雄，是了不起的人。”

这时候，一位步兵军官走进房间。

“我……奉命……奉N.N将军之命……我可以见一下大人吗？”他敬了个礼，羞怯地问。

卡卢金站了起来，可没有向那军官还礼，而是装出带官气的微笑，并以虚伪的客套问一声军官，他可否稍候，而且既没有请他坐下，也不再去理睬他，便转身朝着加利钦，同他用法语交谈起来，这样一来，那位可怜的军官只好待在房间中央，简直不知拿自己的没戴手套、垂在身前的双手怎么搁才好。

“长官，事情顶紧急呀。”军官沉默片刻之后说。

“啊！那就请吧。”卡卢金仍带着那种倨傲的微笑说，一边穿上军大衣，陪他向门口走去。

“Eh bien,messieurs,je crois que cela chauffera cette nuit.”[7]卡卢金从将军那儿回来后说。

“啊？什么什么？要出击？”大家都问。

“那我就不清楚了，你们自己会看到的。”卡卢金带着诡秘的微笑说。

“你就告诉我吧，”彼斯特男爵说，“要是有什么行动，那我就得跟T团首先出战了。”

“好，那就去吧。”

“我的长官就在棱堡里，那么我也得去。”普拉斯库欣说，一边挂上军刀，但没有人答理他，他去或是不去，自己该知道嘛。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事的。”彼斯特男爵说，他一想到即将来临的战斗，心里直发憷，但他仍然潇洒地歪戴上帽子，迈着坚定响亮的步伐，同普拉斯库欣和涅费尔多夫一起走出房间，这两人也是战战兢兢地急忙跑回自己的阵地，“再会啦，诸位。”“回头见，诸位，今儿个晚上咱们还会见面的。”卡卢金从窗口大声喊道，此时普拉斯库欣和彼斯特已弯着腰骑在哥萨克马鞍的鞍桥上，沿着大路扬鞭策马而去，也许他们以为自己挺像哥萨克呢。

“是呀，有点儿！”士官生没有听清人家朝他说的什么，便这样喊道，哥萨克马驹的蹄声很快消失在黑魆魆的马路上。

“Non,dites moi,est-ce qu'il y aura véritablement quelque chose cette nuit？”[8]加利钦说，他和卡卢金一起靠在窗台上，瞧着在棱堡上空升起的榴弹。

“我可以对你说说，要知道你不是去过棱堡吗？（加利钦作个肯定的表示，虽然他只去过一次第四棱堡。）就在咱们的眼镜堡对过有一条堑壕。”卡卢金虽非专家，可是自以为很有一套精到的军事见解，所以便大谈起我方和敌方的工事以及当前的作战计划等等，他讲得有些乱，而且乱用一些堡垒结构学方面的术语。

“不过他们开始在战壕近处打炮了。啊哈！这是咱们的还是他的呀？瞧，炸开了。”他们靠在窗台上说，一边瞧着在空中交叉划过的榴弹火线，瞧着那顷刻间照亮了深蓝色天空的炮击的火光和白色的硝烟，倾听着越来越激烈的射击声。

“Quel charmant coup d'oeil！[9]不是吗？”卡卢金说，他让他那客人注意观赏这幅确实壮丽的景色。“你知道，有时候你很难把星星跟榴弹区分开来。”

“是呀，我刚才就以为那是颗星星，可是它掉了下来，一下就爆炸了，而那一颗是很大的星星，它叫什么来着？多像一颗榴弹呀。”

“你知道，我对这些榴弹已经十分习惯了，所以我相信，将来回到俄罗斯，在夜晚看到满天星斗，还会以为那是榴弹呢；所以你也会习惯的。”

“可是我去不去参加这次出击呢？”加利钦公爵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他一想到在这样炮火纷飞的时刻去到那儿，就不由得发颤，同时又庆幸地想到，不管怎么样，决不会在夜里派他上那儿去的。

“得了，老兄！别去想啦，再说，我也不放你去的，”卡卢金回答说，不过他很明白，加利钦是决不会去那儿的，“以后有的是机会呢，老兄！”

“真的？你认为用不着去，是吗？”

这时候，在这两位先生翘首观望的那一方向，在一阵大炮的轰鸣之后，又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枪声，整条战线上不断迸发出无数的火花，亮光闪闪。

“这一下可动真格的了！”卡卢金说，“我一听到这种枪声，就冷静不下来，你知道，像有什么在揪我的心。听，那儿有喊‘乌拉’声。”他加了一句，一面倾听远处响起的千百人拖长的呐喊声：“啊——啊——啊——啊”，这些声音是从棱堡那边传来的。

“这是哪一方喊的‘乌拉’声，是他们的还是咱们的？”

“不清楚，可见是在拼刺刀了，因为听不到枪声了。”

这时候有一名传令官带着一个哥萨克骑马来到窗前的台阶旁，下了马。

“从哪儿来？”

“从棱堡来。要见将军。”

“来吧，情况怎么样？”

“敌人进攻阵地……被占领了……法军出动了大批后备部队……攻打我们的阵地……我们只有两个营。”那军官喘着气说，他就是傍晚时来过的那个军官，他虽然气喘吁吁，可仍然十分随便地向门口走去。

“怎么，我们退下了？”加利钦问。

“不，”那军官生气地答道，“另一个营及时赶到了，击退了敌人，但是团长战死了，还牺牲了好多军官，我奉命来要求增援……”

他说了这番话后，便随着卡卢金去到将军那儿，我们就不跟他们一起去了。

过了五分钟，卡卢金骑上了哥萨克战马（又是那种别具一格的哥萨克式的骑姿，我发现所有的副官不知为什么都认为这种骑姿特别对劲），马儿以小速步向棱堡跑去，他是前去传达将军的几项命令的，并等待最后的战报；而加利钦公爵则感到惶惶不安（战事的紧急，往往也会使一个没有参加战斗的旁观者产生这种情绪），他来到街上，毫无目的地在街上踱来踱去。

六

一群群士兵，有的抬着担架，有的搀着伤员走着。街上已漆黑一片；只有医院里或尚未就寝的军官宿舍的窗口里依然稀稀落落地亮着灯光。从棱堡里仍传来同样的炮击声和步枪的对射声，在黑压压的天空里闪着同样的火光。偶尔可听到传令官骑马奔驰的马蹄声、伤员的呻吟声、抬担架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还有到台阶上观看炮战的惊恐居民中女人的话音。

在那些居民中有我们已经认识的尼基塔，有尼基塔已与之和好了的水兵老寡妇以及她十岁的女儿。

“主呀，至圣的圣母呀！”老太婆叹着气自言自语，一边瞧着那些不断地飞来飞去的小火球似的榴弹，“可怕呀，多么可怕呀！哎——呀——呀——呀。连头一次打炮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可怕呀。瞧，那可恶的玩艺儿在那边炸开了——就在城外咱们房子的上边呀。”

“不，还要远，老落在阿林卡大婶的园子里。”那小丫头说。

“这会儿我那老爷会在哪儿呀，在哪儿呀？”醉意未全消的尼基塔拖着腔说，“我真喜欢自家的老爷呀，连自个儿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虽说也揍我，可我还是对他喜欢得要命。我太喜欢他了，万一他有个好歹，婶子呀，你信吗，以后我自个儿真不知道拿自个儿怎么办才好。真的呀！这样的老爷可没说的呀！难道我拿他去换那帮光爱打牌的家伙吗，他们算什么东西，呸！就这句话！”尼基塔这样说。一边指指老爷房间亮着灯光的窗口。上尉不在的时候，士官生日瓦德切斯基就招人到这房间里来狂饮，庆祝他得了十字勋章，一个是乌格罗维奇少尉，另一个就是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他本来应该到棱堡去的，但因为牙龈肿了而没有去。

“小星星，那些小星星在那儿使劲滚呢，”那小丫头瞧着天空说，打破了尼基塔说话之后的冷场，“那儿，还在那儿滚呢！这是怎么回事呀？娘，你说呢？”

“咱们家的房子全给炸了。”老太婆说，一边叹着气，没有回答小丫头的问话。

“娘，我今儿个跟舅舅去过那儿，”这爱说的小丫头用唱歌的声音继续说，“有一颗炮弹大着呢，就躺在小屋里的柜子旁边，它准是穿过过道飞进屋里去的。这么大个，抱都抱不动。”

“人家有男人的有钱的全跑掉了，”老太婆说，“可我呢，唉，命苦呀，命苦，剩下的一间小房子也给炸掉了。瞧瞧，那坏蛋打炮打得多狠啊！主呀，主呀！”

“我们刚走出房子，就有一颗炸弹飞——飞了过来，轰的一声，炸起了一地的土，我跟舅舅差点儿让一个弹片给打着了。”

“为这个就该奖她一枚十字勋章。”一个士官生说，他同几个军官一起在这时候来到台阶上看炮战。

“你去找将军吧，老太太，”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拍拍她的肩膀说，“说真的！”

“Pójde na ulice zobaczi co tam nowego.”[10]他一边跑下台阶一边添说了一句。

“A my tym czasem napijmy sięwódki,bo co duszaw pięty ucieka.”[11]快乐的士官生日瓦德切斯基也笑着说。

七

加利钦公爵遇见的伤员越来越多了，他们中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相互搀扶着走，有的还边走边相互高声地谈着话。

“他们攻得真猛呀，哥儿们，”一个肩上背着两支步枪的高个子士兵用低沉的声调说，“他们攻得真猛呀，还起劲地喊着：‘阿拉，阿拉！’[12]接着就争先恐后地冲上来。打死了一批，另一批又冲上来——简直让你没法办。他们的人海了去啦……”

可他说到这儿，加利钦就打断了他的话。

“你是从棱堡来的？”

“是的，大人。”

“那好，那边情况怎么样？说说看。”

“怎么样吗？他们的兵力逼近了，大人，他们冲上了壁垒，可不得了。他们把我们全压住了，大人！”

“怎么压住了？你们不是把他们打退了吗？”

“哪儿打退了呀，他的整个兵力都逼近了：咱们的人全被打死了，咱们又没有派援兵来。”（这士兵搞错了，因为堑壕还在咱们手里，可是这是谁都能看得出来的怪现象：在作战时受伤的士兵总是以为仗打败了，而且血流成河。）

“怎么人家跟我说，敌人已被打退了呢？”加利钦懊恼地说。

此时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在黑暗中看见了那顶白色军帽，认出是加利钦公爵，便想利用这个机会跟这样一位显要人物交谈几句，于是就来到他的跟前。

“您还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吧？”他把手举到帽檐上，很有礼貌地问。

“我正在打听呢，”加利钦公爵说，并又朝那个背着两支枪的士兵问，“也许，是在你下来后被打退的吧？你离开那儿好一会儿了？”

“刚下来，大人！”那士兵答道，“不见得吧，战壕准是落在他手里了——把咱们全压倒了。”

“哼，你们把堑壕都丢了——真丢脸。这太可怕了！”加利钦说，他为士兵的这种不在乎的样子感到痛心，“你们多丢脸呀！”他又说了一遍，转过身不去理那个士兵。

“唉，那些家伙太不像话了！您还不了解他们吧，您最好别指望那些人有什么自豪感啦，爱国心啦，或其他什么情感了。您瞧瞧这一群群走过来的人，受伤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全是护送伤员的人，他们不过想逃避作战罢了。这些卑鄙的家伙！弟兄们，你们这样做太可耻了，太可耻了！把咱们的堑壕都给丢了！”他又朝士兵们说道。

“有什么辙，敌人兵力强嘛！”一个士兵嘟哝说。

“唉，二位大人，”这时候一副担架抬过他们身旁，躺在担架上的伤员说，“他差不多把咱们的人全打死了，怎么会不丢呢？要是咱们兵力够的话，怎么也不会丢的。要不你怎么办？我捅死了一个，马上就挨了一枪……哎哟，轻点儿，弟兄们，抬稳点儿，弟兄们，走稳点儿……哎——呀——呀！”伤员呻吟道。

“实际上看来，有很多人是不必下来的，可都下来了，”加利钦说，他又叫住那个背着两支枪的士兵，“你干吗下来呀？说你呢，站住！”

那士兵停下脚步，用左手脱下帽子。

“你上哪儿，干什么去？”他朝那个士兵严厉地喊道，“你这……”

这时候他已走到那个士兵跟前，他发现那士兵的右胳膊露在袖口外，胳膊肘以上都在淌血。

“挂彩了，大人！”

“伤在哪儿？”

“想必是这儿挨了子弹，”那士兵指指胳膊说，“还有这儿，脑袋不知道被什么砸了一下。”他说着低下头，让长官看他后脑上被鲜血黏糊着的头发。

“那支枪是谁的？”

“是夺来的一支法国枪；若不是送这位弟兄，我是不想下来的，要是没人搀着，他会摔倒的。”他指着走在稍稍前面的伤兵说，那伤兵拄着枪，挪动左腿，很吃力地一瘸一拐地走着。

“你上哪儿去，浑蛋！”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朝另一个迎面过来的士兵喊道，中尉是想用自己的表现去讨好显要的公爵。那士兵也是受了伤的。

加利钦公爵突然为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感到十分惭愧，更为自己感到惭愧。他觉得自己脸红了——他很少这样脸红过——他转过身去，不理那中尉，他再也不去盘问伤员，也不再去察看他们，便向救护站走去。

加利钦从那些徒步走来的伤员和抬着伤员进来、抬着死人出去的担架员中间费劲地挤到台阶上去。他走进第一个房间，瞧了一眼，马上不由自主地转身往回走，跑到街上去。这里边太可怕了！

八

这个高大而幽暗的厅里只有四五支蜡烛照明，大夫们就是靠这些微弱的烛光来给伤员做检查的——厅里的人已挤得很满了。担架兵们仍不断地把伤员抬进来，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挨放在地上，地上已经躺满人，那些不幸的伤员只得被挤来挤去，浸在彼此流出的血泊里，担架兵们还要去抬新的伤员来。在还没有躺着人的地上可看到一泓泓的鲜血，几百个发热的伤员呼出的气和担架兵的汗气，形成一种异常难闻的强烈的臭气。大厅的四角里有四支蜡烛就在这种臭气里阴惨惨地发着亮。整个大厅里处处都响着各种各样的呻吟声、叹息声、嘶哑的喊声，这些声音有时被一种刺耳的狂喊声所打断。护士小姐们脸色平和，没有那种没用的女性病态性哭哭啼啼的怜悯表情，而是表现出务实有效的关心，她们拿着药，拿着水、绷带、棉线团跨过伤员的身子，在血迹斑斑的军大衣和衬衣之间闪来闪去。大夫们神色阴沉，挽着衣袖，蹲在伤员前面，（医助们在旁边端着蜡烛给他们照亮）他们用手指伸进被子弹打穿的伤口里探摸着，不顾那些痛苦不堪的伤员可怕的呻吟和哀求，把被打断而还挂着的四肢翻来倒去。在加利钦进来的那一会儿，一位坐在门口小桌旁的大夫，已经登记下五百三十二号伤员了。

“伊万·博加耶夫，C团三连列兵，fractura femoris complicata[13]，”另一个大夫在大厅的另一侧喊道，他正在探摸一只被打坏的腿，“把他翻过身来。”

“哎呀，我的老爹，我的老爹！”一个士兵叫嚷着，求他别触碰他。

“Perforatio capitis.”[14]

“谢苗·涅费尔多夫，H步兵团中校。您稍微忍着点儿，中校，这样子没法办，要不我就不管了。”第三个大夫一面说，一面用一种小钩子在那不幸的中校的脑瓜里探找。

“天哪，不要找了！唉，看在上帝分上，快点，快点吧，看在……啊——啊——啊——啊！”

“Perforatio pectoris……[15]塞瓦斯季扬·谢列达，列兵……哪个团的？……不过，不用写了，moritur[16]。把他抬走吧。”大夫说，随即离开了这个翻着眼珠、奄奄待毙的士兵……

约有四十来个担架兵默默地站在门口，瞧着这里的景象，偶尔深深地叹气，他们等着把包扎好了的伤员抬往医院，把死了的人抬往小教堂……

……

九

在去棱堡的路上，卡卢金遇到了许多伤员；而他凭经验明白，这种景象对一个前去参战的人的情绪会产生不良影响，所以他不但不停下来向他们探问，相反，他竭力不去注意他们。在山脚下他遇到一个从棱堡骑马奔驰而来的传令官。

“佐布金！佐布金！等一下。”

“什么事呀？”

“您从哪儿来？”

“从阵地上来。”

“那边情况怎么样？打得热火吗？”

“就像地狱，可怕极了！”

传令官向前疾奔而去。

的确，枪声虽然稀疏下来，可是新一轮的炮战又开始了，打得非常激烈、非常残酷。

“唉，真糟！”卡卢金心想，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也出现一种预感，也就是出现一种很平常的想法——他想到死。但卡卢金不像米哈伊洛夫上尉，他很自尊，天生有一副坚强的神经，一句话，他是所谓的勇敢者。他没有陷于开头时的感觉，而是让自己鼓起勇气。他想起了一位副官，似乎是拿破仑的副官吧，此人在传达命令之后，满头鲜血地骑马跑回拿破仑的身边。

“Vous êtes blessé？”[17]拿破仑问他。

“Je vous demande pardon,sire,je suis tué.”[18]那副官说着便从马上摔了下来，当场就死了。

卡卢金觉得这样死得挺光彩，他甚至想象自己有点像这位副官，然后他扬鞭策马，采取更飒爽的哥萨克骑姿；他回头瞧了瞧那个足蹬马镫，跟着他奔驰的哥萨克，英姿勃勃地骑到应该下马的地方。他发现这儿有四个士兵坐在石头上抽烟。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他朝他们喊道。

“我们刚抬走一名伤员，大人，坐下来歇口气儿。”其中一名士兵把烟斗藏到背后，脱了帽回答说。

“还歇着呢！快回岗位去，瞧我去告诉你们团长。”

说着他同他们四人一起沿着堑壕上山，每走一步都遇到伤员。上山后他转到左边的堑壕，没走上几步，便发现只剩下他一人了。一块弹片嗖的一声从他身边飞过，落在堑壕里。另一颗榴弹在他前面升起，似乎冲着他直飞过来。他顿时吓得心惊肉跳：他猛跑了五六步，扑倒在地，可榴弹是在离他老远的地方爆炸的，此时他对自己大感气恼，接着他爬了起来，朝四周扫了一眼，看有没有人瞧见他扑倒，幸好近处一个人也没有。

恐惧感一旦钻进心窝，就不会很快给别的感觉让位。他以前老吹牛皮，说他从来不低头不弯腰，这一回他沿着堑壕跑得可快啦，有时几乎是连滚带爬。“哎呀，看来不妙！”他绊了一跤，心里想道，“我准会被打死。”随之他感到呼吸困难，汗流浃背，他对自己都感到吃惊，但已不想去克制自己的情感了。

蓦然他听到前边传来什么人的脚步声。他赶紧直起腰，抬起头，气昂昂地，军刀晃得直响，他已不像先前那样慌慌张张地行走了。他认不出自己来了。他碰见迎面而来的一个工兵军官和一个水兵，那军官朝他大喊一声：“卧倒！”一边指着那颗越来越亮，越来越快地飞近的榴弹的光点，它就在堑壕近处爆炸了，而他在这种惊恐喊声的影响下，只是不自觉地稍稍低了下头，继续向前走去。

“瞧，胆子好大呀！”那个镇定自若地瞧着落下的榴弹的水兵说，他凭经验一眼就估计出弹片不会穿进堑壕里，“都不想卧倒一下。”

卡卢金只需再跑上几步，穿过一块空场，便可到达棱堡司令官的掩蔽部了，然而他却一时又犯起糊涂，冒上了那种愚蠢的恐惧感；心跳得更厉害了，血液涌上了脑袋，他得强鼓勇气才能跑到掩蔽部。

“您干吗这样气喘吁吁的？”当他向将军传达命令之后，将军问。

“走得太急了，大人！”

“要不要来杯酒？”

卡卢金喝了一杯酒，点上一支烟。战斗已经停止，不过双方的猛烈炮击仍在继续。在掩蔽部坐着的有棱堡司令官N将军，另外还有六个军官，其中也有普拉斯库欣，他们在那里议论战事的各种细节。这间小屋子相当舒适，糊有蓝色壁纸，摆着一张沙发、一张床、一张放着公文的桌子，墙上有挂钟，还有一个前面亮着灯的圣像。坐在这样的房间里，瞧着这些散发着生活气息的东西，瞧着作为顶棚的一俄尺来粗的梁木，听着在掩蔽部里响得较轻的炮声，卡卢金简直搞不明白，他怎么让自己一再被那种难以容忍的懦弱所压倒；他很生自己的气，他想去冒冒险，以便再次考验自己。

“您也在这儿呀，大尉，我很高兴。”他对一个海军军官说；这位军官穿着一件校官的军大衣，蓄着大胡子，佩挂着乔治勋章，他这时候来掩蔽部的目的是请将军派几个工兵去修理他那炮台上两个被堵塞了的炮眼的。“将军要我问一下，”当这位炮台指挥官同将军谈完话之后，卡卢金接着说，“你们的炮能不能用霰弹打进敌人的堑壕？”

“只有一门炮可以。”大尉神情抑郁地回答。

“咱们还是瞧一瞧去吧。”

大尉皱了皱眉头，气恼地哼了一声。

“我在那儿已经站了一整宿了，来这儿想歇一会儿，”他说，“您一个人去不行吗？我的助手卡尔茨在那儿，他会把一切指给您看的。”

大尉在这儿指挥一座最危险的炮台，已经有半年时光了，甚至在没有修起掩蔽部之前，从围困之初起，就一直守在棱堡上，他在海军官兵中享有勇敢的名声。所以他的拒绝使卡卢金感到格外惊讶和奇怪。

“哼，虚有其名！”卡卢金心里想。

“那好，我就一个人去，如果您允许的话。”他略带讥讽的口吻对大尉说，而大尉对他的话毫不在意。

话说回来，卡卢金没有想一想，把各次时间都算上，他在棱堡那里总共只待过五十来个小时，而这位大尉在那儿已待了六个月之久。卡卢金还受到虚荣心的驱使——他要出风头，盼奖赏，图名声，追求冒险的乐趣；可是对于这一切大尉早已经历过来了——起初他也追求虚荣，炫耀勇敢，喜欢冒险，盼得奖赏，贪图名声，而且这些东西也都得到了，可如今这些刺激对他都不起作用，他对世事的看法变了：他不折不扣地尽职尽责，不过，在棱堡上待了半年之后，他深深懂得，生存下来的机会对于他是很少的，非万不得已，决不轻易去冒险了。所以，现在就让那个一星期前刚来这炮台的年轻中尉陪着卡卢金去巡视炮垒，他同卡卢金一块儿毫无益处地把脑袋伸出炮眼，爬上踏垛，他显得比大尉还要勇敢十倍。

在巡视炮垒之后，卡卢金返回掩蔽部，在黑暗中碰到了那位带着传令官前去瞭望台的将军。

“普拉斯库欣大尉！”将军说，“请您到右翼的战壕去，让在那边修建工事的M团第二营停止工作，悄悄地从那里撤走，跟驻扎在山脚下作后备的自己那个团集合。明白吗？您亲自把他们带到团队去。”

“是，将军。”

于是普拉斯库欣快步向战壕跑去。

炮火渐渐稀少了。

十

“这是M团二营吗？”普拉斯库欣问道，他跑到了指定地方，碰到一些在用麻袋背土的士兵。

“是的，长官。”

“营长在哪儿？”

米哈伊洛夫以为有人来找连长，便从自己所待的小坑里爬出来，他把普拉斯库欣当作长官，举手敬个礼，向他走去。

“将军命令……你们……赶快……撤离……主要动作要轻……往回撤，不是往回撤，而是转移到后备队那儿集合。”普拉斯库欣一边说，一边瞟着敌人炮火发出的那个方向。

米哈伊洛夫认出了普拉斯库欣，放下了手，待他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后，就把命令传达下去，随之这一营人兴冲冲地行动起来，大家穿好军大衣，扛起枪，就开拔了。

在经受三个小时的炮轰之后，能撤离像战壕这样危险的地方时所感到的那种欢欣劲，凡是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是无法想象得出的。米哈伊洛夫在这三个小时中已经好几次认为自己是死定了，好几次去亲吻他身上所带的全部圣像，最后他稍稍镇定下来，由于他深信他必死无疑，深信他已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但尽管这样，当他和普拉斯库欣并肩走在连队的前面，从战壕里撤出的时候，他还是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控制住自己的双腿，不让它们撒开跑。

“再见啦，”一个继续留守在战壕里的少校对他说，这位少校是另一个营的营长，曾和他同坐在胸墙旁一个小坑里一起吃肥皂块似的干酪，“一路平安！”

“也祝您平安地坚守阵地；这会儿好像平静了。”

然而他那话音刚落，敌人对我方战壕里的动静可能有所觉察，又开始炮轰，而且炮火越来越密集，我方也开炮还击。于是又掀起了一场猛烈的炮战。星星在天空中高悬着，光线暗淡，夜色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唯有炮火和榴弹的爆炸顷刻间照亮了周围的景物。士兵们急速地走着，不声不响，无意地在你追我赶；在不断的隆隆炮声中，只听见他们在干巴巴的路上发出的齐整的脚步声，刺刀的碰撞声，某个胆小的士兵的叹息声和祈祷声：“主呀，主呀！这是怎么回事呀！”有时还听到伤员的呻吟声和要“担架！”的叫喊声。（在米哈伊洛夫指挥的连队里，光由于炮击，一夜间便死伤了二十六人。）一道火光在黑黝黝的远处地平线上猛地一闪，棱堡上的一个哨兵便大喊一声：“大——炮！”接着在这一连人的头顶上轰然掠过一颗炮弹，炸裂了土地，炸得石块四下乱飞。

“见鬼！他们走得真慢呀！”普拉斯库欣心里想，他走在米哈伊洛夫旁边，不断回头瞧望，“真的，我还是跑到前头去好，反正我已把命令传达过了……可是，不行呀，以后这个畜生可能说我是胆小鬼，几乎像我昨天说他的那样。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就跟他在一起走好了。”

“他干吗跟我一起走呢，”米哈伊洛夫一边也在想，“我好多次发现，他总是带来坏运道；瞧，那颗炮弹就像直冲这儿来的。”

走了几百步之后，他们碰上了卡卢金，他正向战壕走来，身上的军刀神气地晃得砰砰作响，他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了解工事的修建情况的。在遇到米哈伊洛夫之后，他就想，何必亲自冒着这样可怕的炮火前去那儿呢，命令也没有指定他这样做嘛，倒又如向这个在那边待过的军官问问详情。米哈伊洛夫果然一五一十地谈了修工事的情况。不过在讲述的过程中，每当有炮弹掠过，有时还落在很远的地方，他都蹲下身子，弯下头，还一个劲地说，“这是直冲这儿来的”，这使那位像是对炮火满不在乎的卡卢金感到挺开心。

“当心，上尉，这是直冲这儿来的。”卡卢金开玩笑地说，一边用手捅了捅普拉斯库欣。他又跟他们一起走了一阵后，便拐到通向掩蔽部的堑壕去了。“这个上尉绝说不上是个勇敢的人。”他踏进掩蔽部的门时想道。

“喂，有什么新闻？”一个独自坐在房间里进晚餐的军官问道。

“没什么，看来不会有什么战斗了。”

“怎么不会？正相反，刚才将军又去瞭望台了。来了一个团。这不，枪声又响了，听见了吗？又开枪了。您不要出去。您何必呢？”那军官看到卡卢金要出去的样子，添了一句。

“说真的，我一定得到那儿去，”卡卢金说，“可是我今天已经冒过多次危险了。我希望我没有必要单去当chair àcanon[19]。”

“也罢，我就在这儿等一会儿好了。”他说。

果然，过了二十来分钟，将军偕同几位随从军官一起回来了；其中有士官生彼斯特男爵，但不见普拉斯库欣。几处阵地已经夺回，并由我军占守着。

卡卢金听了详细的战报后，便同彼斯特一起离开了掩蔽部。

十一

“你的军大衣上沾着血：难道你同敌人拼刺刀啦？”卡卢金问他。

“唉，老兄，可怕极了！你可以想象一下……”接着彼斯特就聊开了，连长是怎样牺牲的，他是怎样率领全连奋战的，他怎样捅死一个法国兵，要是没有他，那就全玩儿完，等等。

他讲的基本情况，如连长的牺牲，他捅死一个法国兵，都是真的；可是士官生在讲述细节的时候，却胡编乱吹一通。

他不是成心吹牛的，因为在整个战斗期间，他一直处于某种迷离恍惚状态，以至于在他看来，所见的一切似乎都是发生于某个地方、某个时间和某个人身上，所以很自然，他在回想那些细节时，就尽量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去讲。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这位士官生被临时派去参加出击的那个营，因受炮火钳制而在一道矮墙下待了近两小时；后来营长在前边说了些什么，几个连长就开始行动，一营人都动了，从胸墙后面开出来，走了百来步，又停了下来，各连排成了纵队队形。有人叫彼斯特站到二连的右翼。

士官生站在了指定地点，他根本搞不清自已身在何处，为什么要待在这儿，他不由得屏住气，背上掠过一阵阵的寒战，无意识地瞧着前边黑黝黝的远处，等待某种可怕事情的发生。不过，由于当时炮火停了，他也就不怎么害怕，可他一想到他是处在要塞外边的野地里，不免有几分奇怪和惶惑。营长在前边又说了些什么。军官们又低声地下达命令，一连组成的那堵黑墙突然低了下去。他们奉命卧倒。二连也卧倒了。彼斯特在卧倒时，手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唯有二连连长没有卧倒，他块头不高，挥动着出了鞘的军刀，不停地叨咕着，在队伍前面走来走去。

“弟兄们！注意，咱们要干得像个样？不要打枪，要让那帮坏蛋吃刺刀。我喊‘乌拉’时，你们紧跟着我，别落后……重要的是，要同心协力……让敌人知道咱们是不好惹的，别让自个儿丢脸，好不好，弟兄们？为了皇上，为了咱们的父亲！”他说着说着就骂起街来，双手起劲地挥动着。

“咱们的连长姓什么？”彼斯特问一个卧在旁边的士官生道，“他好勇敢呀！”

“是呀，一打起仗来，他总是死拼的，”那士官生回答说，“他姓利辛科夫斯基。”

这时候，在连队的前方顷刻间亮起了一团火，发出了极可怕的爆炸声，把全连人都震聋了，石块和弹片在空中飞得老高，呼呼直响。（至少过了五十来秒钟，一块石头从上面掉了下来，砸坏了一个士兵的腿。）这是从升降炮架上射出的榴弹，它落在这连队中，说明法国人已发现了这个纵队。

“放射榴弹！狗崽子……只要你靠近过来，就让你尝尝咱俄国人三棱刀的厉害，坏蛋！”连长说话大嗓门，营长只得命令他闭嘴，别这样大声嚷嚷。

随后，一连站立起来，接着二连也站了起来——他们奉命端起枪，全营人向前开动。彼斯特害怕得要命，他压根记不得走了多久，往哪儿去，有些谁，去干什么。他像醉了酒似的走着。蓦地里从四面八方闪起了无数的火光，响起了某种呼啸声、噼啪声；他也喊了起来，不知所往地跑着，因为大家都在跑，大家都在喊。后来他绊了一跤，跌倒在某种东西上——原来这是连长（连长在连队前面受了伤，把这士官生当作了法国兵，便抓住了他的腿）。后来他拔出了腿，站起身来，这时候有一个人的背撞了他一下，他几乎又被撞倒，另一个人喊道：“刺死他！瞧着干什么？”有人就端起枪，把刺刀捅进一个软绵绵的东西。“Ah！Dieu！”[20]有人以可怕刺耳的声音喊了起来，这时候彼斯特才恍然大悟；他刺死了一个法国兵。

他出了一身冷汗，瑟瑟发抖，像发热病似的，他把枪都扔了。不过这只是刹那间的事；他立刻意识到他成了英雄。他抓起枪，跟大伙一道大喊“乌拉”，便从这个被刺死的法国兵旁边跑开了，这时候有个士兵就前去脱这个法国兵的靴子。他跑了二十来步，跑进了一个战壕。我们的人和营长都在那儿。

“我捅死了一个！”他报告营长说。

“好样的，男爵……”

……

十二

“你知道吗。普拉斯库欣牺牲了。”彼斯特陪卡卢金回宿舍的时候说。

“不可能！”

“不会有错，我亲眼见到的。”

“再见吧，我得赶快回去。”

“我挺满意，”卡卢金在回宿舍的路上想道，“我头一次值班挺走运。真太好了，我安然无恙地活着，我会得到很好的奖赏，准会得到一把金刀。再说，我也受之无愧。”

他把一切必要的情况向将军作了汇报之后，便回到自己的房里。加利钦公爵早已回来了，正坐在那里等他，一边在阅读那本从卡卢金桌子上发现的Splendeur et misères des courtisanes[21]。

卡卢金有惊无险地回到住所，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他穿上睡衣，躺在床上，把战况详详细细地讲给加利钦听。他讲得十分自然——这些详情细节都是从那样的角度去表明，他，卡卢金，是个顶顶勇敢有为的军官，可依我看来，作这些暗示是多余的，因为这一切已是人所共知，谁也没有权利和理由去怀疑，也许已故的骑兵大尉普拉斯库欣可算例外，虽然这位大尉常常把跟卡卢金手挽手散步视为一种荣幸，只是到昨天，他却对一个朋友悄悄地说，卡卢金是个很好的人，不过咱们之间私下说说，他顶不愿意上棱堡去啦。

跟米哈伊洛夫并肩同行了一阵的普拉斯库欣同卡卢金刚刚分手，便去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精神也开始稍稍振作了，突然间他看到自己后边有一道炫眼的闪光，并听到哨兵喊：“秋炮！”还听见走在后边的一个士兵说：“正好朝咱们的营飞过来！”

米哈伊洛夫回头一瞧：那颗榴弹发光的圆点似乎停在它的最高点上——在那样位置上根本不可能判定它的去向。不过这只持续一眨眼工夫：榴弹飞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近，以至于可看得清雷管冒出的火星，听得见它那要命的呼啸声，接着径直落在这一营人的中间。

“卧倒！”某个惊恐的声音喊道。

米哈伊洛夫扑倒在地。普拉斯库欣也不由自主地把身子俯到地上，眯起了眼睛；他只听得榴弹在近处砸在一块硬邦邦的地上。过了一秒来钟——这一秒钟过得像一个小时——榴弹还没有爆炸。普拉斯库欣吓坏了，他会不会是虚惊呢，也许榴弹是落在老远的地方，而只是他觉得雷管就在近处噬嵫作响。他睁开两眼，带点儿沾沾自喜看到，那个米哈伊洛夫（他还欠这家伙十二个半卢布呢）正趴在地上，趴得比自己低多了，就在自己的腿边，一动不动地紧挨着他。但就在这一瞬间，他的目光便遇见一颗在离他一俄尺的地方打着转的榴弹发亮的雷管。

恐怖啊，那把其他一切思想和情感都甩了开去的冰冷的恐怖笼罩了他的全身；他用双手捂着脸，跪倒在地。

又过了一秒钟，在这一秒钟里，脑海里的情感、思想、希望、回忆通通闪了一下。

“谁会被炸死呢——我还是米哈伊洛夫？或是两个人一起完蛋？要是打中我，会打在哪儿呢？要是打在脑袋上，那就全玩儿完；要是打在腿上，那就得截肢，我就定要请求用麻药——那样我还能活下来。也许只打死米哈伊洛夫一个人，以后我就可以对人家讲，我们是怎样并肩走着的，他是怎样被打死的，他的鲜血怎样溅了我一身。不，榴弹离我更近，炸死的会是我。”

此时此刻他想起了欠米哈伊洛夫十二个卢布，还想起了在彼得堡欠下的一笔早该归还的债务；他当晚唱过的那支茨冈歌曲也涌上脑际；他所钟情的戴着有淡紫色缎带的帽子的女人也浮现在他的心头；他也想起了五年前侮辱过他而他没有向之报复的那个人。他回想着，虽然他跟这些以及其他无数的往事是那样不可分地搅在一起，然而眼前的感觉——等死和恐怖——却一会儿也没有离开过他。“再说，兴许不会爆炸。”他心里想，并狠了狠心想睁开眼睛看看。就在这一刹那，一团红火已透过他那尚未睁开的眼皮，刺痛了他的眼睛，有一样东西带着可怕的破裂声猛撞到他的胸膛正中；他便朝一处跑去，被脚底下的一把军刀绊了一下，就侧着跌倒了。

“谢天谢地！我只是被震伤了。”这是他的最初想法，他想用手去摸摸胸部，然而他的双手像被捆住了，他的脑袋也像被一种钳子钳住了。他的眼里闪过士兵的身影——他无意识地数着他们：“一个、两个、三个士兵，还有一个撩起军大衣的军官。”他这样想着；后来他眼睛里掠过一道闪光，他想，这是从什么炮射出的呢：是臼炮或是平射炮呢？可能是平射炮吧；瞧，又发射了，又有士兵过来了——五个、六个、七个士兵，全从旁边走过去了。他突然害怕起来，怕他们踩死他；他想大喊一声，说他被震伤了，可是口干得厉害，连舌头都粘在上颚上了，渴得难熬之极。他感到他的胸口一带湿乎乎的——这种湿的感觉使他想到了水，他甚至想把这种湿乎乎的东西喝下去。“准是我摔倒的时候，摔破流血了。”他这样想。他越来越感到害怕，怕那些不断从身边闪过的士兵会踩死他，他集中全力想要喊出声来：“带我走吧！”可是他喊不出来，却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连他自个儿听了也毛骨悚然。后来他的眼前跳动着一些红红的火光，他似乎觉得士兵们往他身上堆石头；火光跳动得越来越少，而堆在他身上的石头却压得越来越沉。他拼死劲要把石头推开，让身子挺直，可是再也看不见了，听不见了，不会思想了，也没有感觉了。他是被弹片击中胸口，当场送命的。

十三

米哈伊洛夫一见榴弹袭来，立即倒身在地，正像普拉斯库欣一样，也眯起双眼，两次睁开眼睛，又两次闭上眼睛，并在榴弹落地而未爆炸之前的两秒钟里，也是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他心里向上帝祈祷，并一个劲地叨咕说：“凭你作主吧！”可同时他又想道：“我干吗到军队里做事呢，而且还转到步兵来参战呢；我要是在T城的枪骑兵团留下来，跟我的相好娜塔莎一块儿过日子不是挺好吗？……如今却落到这个份上！”接着他数起数来：“一、二、三、四。”用这些数来占卜，要是榴弹在他数到双数时爆炸，他会活下来，要是数到单数时爆炸，那就性命不保。“全完蛋了！——要送命了！”当榴弹爆炸时（他已记不清是数到双数还是单数），他这样想，他觉得脑袋上挨了一下，疼得要命。“主呀，宽恕我的罪孽吧！”他说，拍了下手，欠起点身子，接着失去了知觉，四肢朝天地倒下了。

他苏醒过来后的头一个感觉就是鼻子流血，脑部疼痛倒是好多了。“灵魂跑掉了，”他想，“它到了那边会怎么样呢？主呀！让我的灵魂安息吧。不过有一点挺怪，”他心里纳闷，“既然要死去了，我还能这样清楚地听到士兵的脚步声和枪炮声。”

“来担架，快！连长挂彩啦！”有个声音在他脑袋上方喊，他无意地听出这是鼓手伊格纳季耶夫的声音。

有人扶着他的肩膀。他试着睁开眼睛，看见头顶上有一片深蓝色的天空、一群群星星，以及两颗相互追逐着飞过他头上的榴弹，还看见伊格纳季耶夫、抬着担架和背着枪的士兵、堑壕的障壁，他一下子明白了，他还没有去到那个世界。

他被一块石头砸了一下脑袋，受点轻伤。他的最初印象似乎是有些遗憾：本来已经安心地做好去那边的准备，可是却回到了这个遍处有炮弹、战壕、士兵和鲜血的现实世界，这未免令他扫兴；第二个印象则是由衷的欣喜，因为他还活着；第三个是恐惧，希望赶快离开棱堡。鼓手用手绢把自己连长的脑袋包扎起来，挽着他的胳膊，扶着他去救护站。

“可是我去哪儿呀？干吗去呀？”这位上尉在稍稍清醒时想道。“我的职责是跟连队待在一起，而不是先离开，再说连队很快就要脱离炮火了，”此时有一个声音对他悄悄地说，“带伤不下火线，准会受嘉奖。”

“不用去了，老弟，”他说，一边从那个殷勤照料，而主要是自己想借机尽快离开这儿的鼓手的胳膊里挣脱出来，“我不去救护站了，我要跟连队待在一起。”

于是他便转身往回走。

“您得去好好包扎一下，大人，”胆怯的伊格纳季耶夫说，“这种伤一时看来好像不大要紧，可是不能让它变重了才是，您瞧那边打得好凶呀……真的，大人。”

米哈伊洛夫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若不是他想起了近日在救护站看到的情景，他似乎就要听从伊格纳季耶夫的劝告了，那情景是：有一个军官手上有些轻微擦伤，前去那儿包扎，几个大夫瞧着他就笑了，有个蓄着大胡子的大夫甚至对他说，这种伤是绝对死不了的，有时吃饭被叉子扎了一下可能比这还要疼呢。

“没准，那帮大夫也会那样信不过地嘲笑我的伤的，还会说些讽刺话。”上尉一琢磨，便不听那鼓手的劝说，毅然决然地回连队来了。

“刚才还同我一起走的传令官普拉斯库欣哪儿去了？”他碰见那个带领这支连队的准尉时问道。

“不知道，好像牺牲了吧。”准尉不大高兴地回答说。顺便提一下，这位准尉对于上尉的归队是很不满意的，因为他就不能得意地对人说，连里只留有他这一个军官。

“是死了或是受了伤？您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是同我们一起走的呀。为什么您不带上他呢？”

“战斗这么激烈，哪能带得了他呀！”

“唉，您怎么这样，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气愤地说，“要是他还活着，怎么可以扔下呢？即使是牺牲了，也得把他的遗体带回嘛，不管怎样，他总归是将军的传令官嘛，也许他还活着呢。”

“哪儿活着呀，我对您说了，我亲自到他跟前看过的，”准尉说，“得啦！我倒想把自己的人全带走呢。瞧那些坏蛋！这会儿又开炮了。”他蹲下去，补说了一句。米哈伊洛夫也蹲了下来，抱住脑袋，由于这一动，他的脑袋疼得要命。

“不，一定得去把他抬回来——也许他还活着，”米哈伊洛夫说，“这是我们的责任，米哈伊洛·伊万内奇[22]！”

米哈伊洛·伊万内奇没有回答。

“如果他是个好军官，当时他就会带上他的，可是眼下得派好几个弟兄去；可怎么派好呢？炮火这么厉害，可能会让他们白送命的。”米哈伊洛夫想。

“弟兄们！得跑回去把那个受了伤躺在那边沟里的军官抬回来。”他用不很大声也不大带命令式的口吻说，他觉得弟兄们是不乐意去执行这种命令的。果然，因为他没有指名叫谁去，所以谁也没有站出来去执行这命令。

“军士！过来。”

军士装得没有听见似的，只管继续在自己的位置上走着。

“可也是，兴许他已经死了，不值得让弟兄们白去冒险，只怪我没有关照到。我要亲自前去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这是我的责任呀。”米哈伊洛夫自言自语地说。

“米哈伊尔·伊万内奇！您带着队伍走，我会赶上你们的。”他说，接着一手撩起军大衣，一手不断地抚摸他所格外信奉的圣徒米特罗法尼小圣像，此时他怕得直哆嗦，几乎匍匐着，沿着堑壕快步跑去。

米哈伊洛夫亲自见到他那位同僚已经牺牲之后，便猫着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拖着步子往回走，一手托着下滑了的绷带，他那头部的伤开始疼痛难忍。当米哈伊洛夫追上营里的人的时候，他们已经到达山脚下的指定地点，这儿几乎已处在炮火的射程之外了，我说几乎处在炮火的射程之外，因为偶尔还有流弹飞到这儿来（当天晚上还有一枚弹片把一名在炮轰时待在水兵的土屋里的大尉打死了）。

“明天我该去救护站挂个号，”上尉想道，此时有个前来的医士给他重新包扎了一下，“这会帮我受嘉奖的。”

十四

好几百具血迹斑斑的尸体躺在棱堡和堑壕之间的朝露遍处、百花争妍的谷地里，躺在塞瓦斯托波尔墓地教堂平滑的地板上，两个小时前他们还是怀有各种各样崇高抑或渺小的希望和心愿的活人，眼下已变成四体僵硬的死尸了；数百个伤员——干渴的嘴里吐着诅咒和祈祷——有的在繁花似锦的谷地里的尸体中间爬来爬去，有的在担架上、在病床上、在救护站的沾满血污的地板上辗转反侧、呻吟哀号；但跟往日一样，萨蓬山上空已露出曙光，闪烁的星辰变得黯然失色，从喧嚣黝黑的海上飘来白的晨雾，东方燃起了绯红的朝霞，长条的红云在淡蓝色的地平线上四散开来，仍是跟往日一样，冉冉地升起辉煌壮丽的太阳，对整个苏醒过来的世界许诺着欢乐、爱情和幸福。

十五

翌日晚，猎骑兵的乐队又在公园里演奏，军官、士官生和一些年轻的女人们又在那亭子附近或下边香花盛开、芬芳扑鼻的刺槐组成的林荫道上悠然漫步。

卡卢金、加利钦公爵和一位上校手挽手地在亭子旁边踱来踱去，谈论着昨天的战事。正如平常在类似情况下一样，谈话的主导线索不是战事的本身，而是谈话者参加战斗的情况以及他个人的勇敢表现。他们的脸色和声音都带有严肃的、近乎悲哀的表情，似乎昨天的损失使每个人都深为悲痛和感动，不过，说实在的，由于他们中谁也没有失去非常亲近的人，（再说啦，在战斗生活中会有非常亲近的人吗？）这种悲哀的表情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他们认为有必要装出这种表情。实际上正相反，卡卢金和上校尽管都是很好的人，可他们倒巴不得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战斗，只要每次都有金军刀和少将头衔等奖赏可得。有人把那些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去换取个人的功名利禄的好战者称之为恶棍，我倒认为这称法挺恰当。您就去问问彼得鲁绍夫准尉和安东诺夫少尉之流的良心吧，您会发现他们个个都是小拿破仑，都是小恶棍，只要能多得一颗星章，或多拿三分之一的军饷，他们不惜立刻去大打一仗，让成百人送命。

“不，对不起，”上校说，“先是在左翼开打的。要知道我就在那儿。”

“也许是吧，”卡卢金答道，“我主要是在右翼；我到那儿去了两回：一回是去找将军，第二回是去视察阵地。那儿打得可真激烈呀。”

“可不，是这样，卡卢金知道，”加利钦公爵对上校说，“你知道，B今天对我说起你，说你真了不起。”

“不过有伤亡，伤亡挺大，”上校装出悲伤的语调说，“我团死伤了四百来人。真是奇迹，我侥幸地活着回来了。”

这时候，在公园的另一端出现了米哈伊洛夫，他脚登破靴子，脑袋上裹着绷带，身穿淡紫色军大衣，正朝着这几位先生这边走来。他见到他们时显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他想起了昨天在卡卢金面前蹲下身子躲避弹片时的狼狈相，他又想，他们可别以为他是假装受伤的。因此，假如这几位先生没有朝他瞧的话，那他就要溜下山转回去的，直到可以拿掉绷带时才出来露面。

“Il fallait voir dans quel état je l'ai recontré hier sous le feu.”[23]当他们走到一起的时候，卡卢金笑着说。

“怎么，您受伤了，上尉？”卡卢金笑嘻嘻地说，这种笑的意思是：“您昨天看见我了吧？我怎么样啊？”

“是呀，受了点伤，被石头砸了一下。”米哈伊洛夫说，他脸红了，脸上的表情是说：“我看见了，我承认您是好样的，而我是脓包，很差劲。”

“Est-ce que le pavilion est baissé déjà？”[24]加利钦公爵问，又是带着那副傲慢不逊的神态，瞧瞧上尉的军帽，并不专朝某人发问。

“Non pas encore.”[25]米哈伊洛夫答道，他想表明他懂得法语，也能说。

“难道还继续停战吗？”加利钦彬彬有礼地用俄语问他，那意思是说（上尉也是这样感觉的）：您说法语大概太费劲吧，所以干脆用俄语说不是更好吗？……说到这儿，两个副官就离开他走了。

如同在昨天一样，上尉深感孤单异常，他跟各种各样的先生们点头致意——有的人他不愿与之为伍，有的他则不敢接近——便在卡扎尔斯基纪念碑旁坐下来抽烟。

彼斯特男爵也来到公园里。他讲了自己参加停战谈判，并跟一些法国军官说过话，似乎有一个法国军官对他说：“S'il n'avait pas fait clair encore pendant une demi-heune,les embuscades auraient été reprises.”[26]而他便回答他说：“Monsieur！je ne dis pas non,pour ne pas vous donner un démenti.”[27]以及他说得何等巧妙，等等一类的话。

虽然说他参加了停战谈判，可实际上他在那里并没有说过什么特显睿智的话，尽管他极想跟法国人说上几句（因为他认为跟法国人说话其乐无比）。士官生彼斯特男爵沿着分界线走了好一阵，老是问一些离他很近的法国兵：“De quel régiment êtesvous？”[28]他们回答了他，仅此而已。当他越过分界线很远时，法国哨兵没料到这个俄国兵懂法语，就用第三人称骂他。“Il vient regarder nos travaux ce sacré c……”[29]由于对休战不再感兴趣，士官生彼斯特男爵就骑马回来了，在路上他想好了他刚才说的那几句法语。到这公园来的还有说话大嗓门的佐博夫大尉，邋里邋遢的奥布若戈夫大尉，对谁都不讨好的炮兵大尉、走桃花运的士官生，还有一些昨天来过这儿的人，他们仍然怀有那些永远改不了的虚伪、虚荣和轻浮的动机。只是没有了普拉斯库欣、涅费尔多夫以及另外某个人，如今未必有人记起他们，思念他们，虽然他们尸骨未寒，尸体还未来得及清洗、收殓和安葬，而他们的父母妻小（如果他们有的话），过上一月两月，同样也会把他们忘了的，如果不是忘得更早的话。

“这老家伙，我都认不出来了，”一个士兵在收尸的时候说，他正抓住一具尸体的肩膀往起来拽，那具尸体胸部被打穿了，脑袋肿得老大，脸孔黑油油的，眼珠上翻，“莫罗兹卡，托住点背，要不会拉断的。嗳，这个臭呀！”

“嗳，这个臭呀！”——这就是那个人留给人们的一切。

十六

我们的棱堡和法军的堑壕上都挂出了白旗，在双方之间的百花盛开的谷地里躺着一堆堆穿灰军服和蓝军服、被脱走了靴子、肢体残缺的死尸，夫役们正在把死尸搬放到大车上，空气里充满尸体可怕的恶臭。一群群人从塞瓦斯托波尔和法军营地纷纷出来看热闹，他们都怀着关切的善意的好奇心互相跑到了一起。

听一听这些人彼此间在说些什么吧。

在俄国人和法国人一起围成的一个圈子里，有位年轻的军官在打量着一个近卫团的公文包，他用法语说话，虽然说得很蹩脚，但还足以让人听得懂。

“Эcecипypya ce yaзоисн？”[30]他说。

“Parce que c'est une giberne d'un régiment de la garde,monsieur,qui porte l'aigle impérial.”[31]

“ЭВУдeлa rapд？”[32]

“Pardon,monsir,du sixième de ligne.”[33]

“Эcecиy aштe？”[34]军官指指那个法国人抽烟卷用的黄烟嘴问道。

“A Balaclave,monsieur！C'est tout simple—en bois de palme.”[35]

“Жоли！”[36]军官说，他对法语还不能运用自如，只能说些他所知道的词。

“Si vous voulez bien garder cela comme souvenir de cette rencontre,vous m'obligerez.”[37]那个颇有礼貌的法国人吹灭烟卷，微微鞠下躬，把烟嘴递给军官。军官也把自己的烟嘴送给他，所有在场的人，不论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大家都满意地笑了。

这儿有一个挺活跃的步兵，穿着玫瑰色衬衫，披着军大衣，有几个士兵背着手，脸上带着快乐而好奇的表情，站在他后边陪着他。他走到一个法国人跟前，向他借火抽烟。法国人把烟抽旺，把烟斗掏了掏，把火倒给这个俄国兵。

“烟丝很буи[38]，”穿玫瑰色衬衫的士兵说，围观者们都笑了。

“Oui,bon tabac,tabac turc，”法国人说，“et chez vous tabac russe？bon？”[39]

“Pycбун，”[40]穿玫瑰色衬衫的士兵说，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Франсенетбун，бонжурмусъе.”[41]穿玫瑰式的士兵一下把自己所知道的法语全亮出来了，并拍拍那法国人的肚子笑了。在旁的法国人也都笑了。

“Ils ne sont pas joils ces bêtes de russes.”[42]法国人群中有一个非洲籍士兵说。

“De quoi de ce qu'ils rient donc？”[43]另一个黑皮肤的操意大利口音的法国兵走到我们的士兵跟前说。

“衣服буи。”那个挺活跃的俄国兵打量着这非洲籍法国兵的绣花衣襟说，大家又笑了。

“Ne sortez pas de la ligne，à vos places,sacré nom……”[44]一个法军的班长喊道，于是士兵们面露不满地散开了。

我们的一位年轻的骑兵军官在一圈法国军官中间用法国理发匠的行话跟他们聊了起来。他们谈到了一位伯爵，“comte Sazonoff,que j'ai beaucoup connu,monsieur，”[45]有位带一个穗的肩章的法军军官说，“c'est un de ces vrais comtes russes,comme nous les aimons.”[46]

“Il v a un Sazonoff que j'ai connu，”骑兵军官说，“mais il n'est pas comte,a moins que je sache,un petit brun de votre âge à peu près.”[47]

“C'est ca,monsieur,c'est lui. Oh,que je voudrais le voir ce cher comte.Si vous le voyez,je vous pris bien de lui faire mes compliments.Capitaine Latour.”[48]他一边说，一边鞠躬。

“N'est ce pas terrible la triste besogne,que nous faisons？ca chauffait cette nuit,n'est-ce pas？”[49]骑兵军官很想继续谈下去，指指那些尸体说。

“Oh,monsieur,c'est affreux！Mais quels gaillards vos soldats,quels gaillards！C'est un plaisir que de se battre contre des gaillards comme eux.”[50]

“Il faut avouer que les vôtres ne se mouchent pas du pied non plus.”[51]骑兵军官说，并鞠一下躬，他自以为很得体。但是够了。

最好请瞧瞧这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吧，他戴着一顶旧帽子，说不定是他父亲的吧，光脚套着一双鞋，穿一件由一根背带吊着的黄土布裤子。刚开始停战时他就从障垒后边跑出来，在谷地里不断地东奔西跑，用茫然而好奇的目光瞧着法国人和横陈在地的尸体，一面采集着开满这个不祥谷地的蓝色野花。他拿着一大束花跑回家的时候，捂起鼻子躲开那随风飘来的臭气，在被堆在一起的尸体旁边停下步来，久久地打量着一具离他很近的可怕的无头尸身。他站了好一会儿，又更靠近一些，用脚踢了踢那具尸体伸着的一只僵硬的胳膊，那胳膊便稍稍地晃了一下。他又更使劲地踢了它一下。胳膊晃了晃，又回到了原位。小男孩突然大喊起来，把脸藏到花束里，拼命地往要塞跑去。

是呀，棱堡上和堑壕上都挂出了白旗，鲜花盛开的谷地里到处是臭气冲天的尸体，艳丽的夕阳渐渐沉向蓝蓝的大海，大海碧波荡漾，映着夕阳的金光闪闪烁烁。几千人聚集到一起，相互观望着、交谈着、微笑着。这些人都是信奉爱和舍已为人的同一伟大教义的基督徒，他们瞧着自己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悔恨地突然跪倒在那个赐给他们生命并把对善和美的热爱连同对死亡的恐惧注入他们每个人心灵的上帝面前吗？就不会噙着欢欣幸福的眼泪如兄弟般地相互拥抱吗？不会！白旗被收起来了——制造死亡和苦难的大炮又在呼啸了，无辜的鲜血又在流淌了，四处又响起了呻吟和诅咒。

瞧，这一次我把要说的都说了。然而沉重的忧思仍压抑着我。也许不该说这番话。也许我所说的是属于一种无意识地潜藏于每个人心头的恶的真实，它们不该被形之于言词，以免毒害人们，就像不该把酒里的沉淀摇起，以免把酒弄浑一样。

在这篇故事里，哪些地方表现了应该避免的恶？哪些地方表现了应该仿效的善？故事中谁是坏蛋，谁是英雄？人人都很好，人人又都很坏。

无论那个具有非凡勇气（bravoure de gentilhomme[52]）和一切行为的驱动力——虚荣心——的卡卢金也好，那个心灵空虚可又无害于人的普拉斯库欣也好（他总算为了信仰、皇上和祖国而死于战场），那个生性胆怯、目光短浅的米哈伊洛夫也好，那个缺乏坚定信念和规矩的孩子气的彼斯特也好，在这个故事里既不能算是坏蛋，也不能算是英雄。

在我的这篇故事里，我以全部心力去爱的英雄，我力求将其全部的美再现出来的英雄乃真实是也，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美的。

（1855年6月26日）

暴风雪

张耳译

一

傍晚六点来钟，我用够茶之后，便离开驿站上路了。这个站的名称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它位于顿河部队驻扎区内，在诺沃契尔卡斯克附近。我裹紧大衣和车毯，同阿廖什卡并肩坐在一辆雪橇里，当时天已黑了。刚离开驿站那一会儿，天气还算暖和，风也不大。虽然没有下着雪，可头顶上却见不到一颗星星，天空显得分外的低，与铺展在我们眼前的皑皑雪原相比，又显得分外的黑。

我们刚从几座风磨的黑影旁边驶过——其中有一座风磨笨不唧唧地转动着它的巨翼——待出了村子，我便发现，路变得很不好走，雪积得更深了，风开始更猛烈地吹向我的左侧，把马的尾巴和鬃毛吹到了一边，把被滑木划开和被马蹄踩散的雪不断地刮了起来，吹散开去。铃铛声渐渐低沉了，一股寒气穿过袖子的空隙直袭脊背，此时我不禁想起了驿站长的劝告，他说：还是不走为好，免得瞎跑一宿，在路上冻个贼死。

“咱们不至于迷路吧？”我问驿车夫。可是得不到回答，我便更明白地问：“喂，车夫，咱们到得了站吗？不会迷路吧？”

“天知道呢，”他连头也不回地回答我说，“你瞧，风雪刮得多凶呀：路一点儿也瞅不见。老天爷呀！”

“那你最好说说看，你有没有把握把我们送到站？”我继续问，“咱们到得了吗？”

“按说是到得了的。”驿车夫说，他接下还说了些什么，由于风大，我已听不清楚。

我是不愿意往回跑的；可是在顿河部队驻扎区这片极荒凉的草原上，在严寒和暴风雪里整夜整宿地瞎跑一气，那可不是件愉快的事呀。再说，虽然在昏天黑地中我无法仔细看清这位驿车夫的脸庞，但不知为何他就让我不大喜欢，也不大令我信得过。他缩着腿坐在雪橇的正当中，而不是靠边点儿坐，他的块头大得过分，声音懒洋洋的，头上的那帽子也不是车夫戴的那一种——帽子老大，向四边晃呀晃的；他赶起马来也不那么地道，两手抓着缰绳，像一个坐在驭座上充当车夫的仆役；我之所以信不过他，主要是因为他那两只耳朵上包着一块头巾。总而言之，我不喜欢这个戳在我眼前的正经八百的带点罗锅的脊背，我觉得它不会带来什么好事。

“照我说，还是回去为妙，”阿廖什卡对我说，“迷路可不是好玩的！”

“老天爷！你瞧，风雪刮得多猛呀！路一点儿也瞅不见，眼睛全给糊住了……老天爷！”驿车夫抱怨说。

我们没走上一刻钟，驿车夫便勒住了马，把缰绳递给阿廖什卡，从座位上笨拙地抽出两脚，大皮靴咯吱咯吱地踩在雪地上，前去寻路。

“怎么回事？你上哪儿？走错道了，是吗？”我问道。可是驿车夫没有答理我，转过脸避开刺眼的风，离开了雪橇。

“喂，怎么样？有路吗？”他回来时我又问一遍。

“什么也没有。”他突然不耐烦地、懊恼地回答我一句，仿佛他走错了道是我的过错似的，他又慢吞吞地把两只大脚伸进前座，用结了冰的手套分开缰绳。

“那咱们怎么办？”当我们的雪橇又跑动后，我问。

“怎么办！走走再看呗。”

我们的马儿依旧以小快步跑着，看来已使足力气了，有的地方走在深达四分之一俄尺[53]的积雪上，有的地方走在嚓嚓作响的冰凌上。

虽然天气挺冷，可衣领上的雪却融得顶快；地面的风雪搅得越来越厉害了，天上又下起稀疏的干雪。

很显然，天知道我们在往哪儿跑，因为又跑了一刻来钟，我们竟没有见到一个里程标。

“你看怎么样呀，”我又问驿车夫，“咱们到得了站吗？”

“到哪个站？要是往回走的话，那就由着马自个儿跑，它们准能拉得回去；要是前去下一站，那就不好说了……恐怕会让咱们自个儿玩儿完。”

“哦，那就回去得了，”我说，“真是……”

“那么说，就转回去？”驿车夫又问了一下。

“是的，是的，往回转吧！”

驿车夫放开了缰绳。几匹马跑得比较快了，虽然我看不出我们的雪橇是怎么掉头的，然而风向变了，没多大会儿，透过纷飞的雪花，又看到了那些风磨。驿车夫已来了精神，打开了话匣子。

“前些日子也是这样刮着暴风雪，有辆雪橇也是从前边那个驿站回来，”他说，“他们就在草垛里过了一夜，直到早上才回到站。多亏钻进了草垛，要不然哪，大伙非得全冻死不可——那天气可真冷呀。即便那样，还是有一个人冻坏了两条腿，后来三个礼拜里疼得死去活来。”

“可目前并不算很冷，风也小些了。”我说，“走得了吗？”

“天气吗，暖和还算暖和，就是还刮着风雪。眼下往回走，看来是容易些，可是雪搅得更厉害了。走是能走的，要不是个信差，要不是自个儿愿意。要是让乘客冻坏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老爷您若有个好歹，过后我怎么交代？”

二

这时候从我们后面传来了几辆三套马橇车的铃铛声，它们跑得飞快，说话就要赶上我们了。

“这是特快邮车的铃铛声，”我的驿车夫说，“全驿站就只有这样一个铃铛。”

果真，领头的那辆橇车的铃铛声已随风清晰地飘来，那声音异常悦耳：纯净、洪亮、低沉，又有点儿颤悠。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爱好摆弄铃铛的人组装的：把三个铃铛配搭在一起，一个大的置于中间，那声音优美极了，旁边是两个小的，配成三度音。这种三度音和在空中回荡的颤动的五度音交融一起，的确异常动人，在这荒凉僻静的原野上显得美妙出奇。

“邮车来了，”当三辆三套马橇车中领头的那一辆跟我们齐头并进时，我的驿车夫说。“路怎么样呀？走得过去吗？”他向后面的一个驿车夫喊着问；而那个驿车夫只吆喝一下马，没有搭理他。

邮车刚从我们旁边飞奔过去，铃铛声很快就被风吹跑了。

我的驿车夫大概感到有些惭愧。

“那咱们就前去吧，老爷！”他对我说，“人家刚过来，这会儿他们的橇印还是好看清的。”

我同意了，我们又顶着风掉过头来，沿着深深的积雪往前缓缓地驶着。我向旁边盯着路，免得偏离了那几辆雪橇留下的印迹。约两俄里以内，那印迹都还清晰可见；过后只看到滑木驶过的地方显出一点点高低不平，再过一会儿我已根本辨认不清那是辙迹，还是被风吹起的一层雪。瞧着滑木下的雪单调地往后跑去，把眼睛都看花了。于是我就开始向前看。第三个里程标我们还是看见了，可是第四个里程标怎么也找不到；像先前一样，我们时而顶着风，时而顺着风，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到后来车夫说，我们似乎向右偏了，我说向左偏了，而阿廖什卡却断定说，我们完全是走回头路了。我们又几次停了下来，驿车夫抽出自己的两只大脚，爬下雪橇去找路；但全是白费劲。我也下去瞧了瞧，我隐约看到的是不是路，但是我刚费大劲顶着风走出六七步，就真心相信，到处都是层层单调的白雪，道路不过是出现在我想象中罢了——就在这一会儿，我已经看不见雪橇了。我大喊起来：“车夫！阿廖什卡！”我觉得我的声音被风直接从嘴里抓走了，转眼间就被它吹得不知去向了。我向着原来停雪橇的地方走去，而雪橇不见了，我又往右走，也不见踪影。我想起来真不好意思，当时我用一种响得刺耳、几近绝望的声音一再喊了起来：“车夫！”其实他就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他那抱着鞭子、歪戴着大帽子的黑色身影猛地显现在我眼前。他把我领到雪橇旁。

“亏得天还暖和，”他说，“要是大冷天，可就糟了！……老天爷！”

“松开马吧，让马拉咱们回去，”我坐进雪橇时说，“它们拉得到吧？你说呢，车夫？”

“按说拉得到的。”

他丢开缰绳，朝辕马的鞍上抽了三鞭，我们又朝一方奔去了。我们走了半个来小时。骤然在我们前边又响起了我所熟悉的那个特别悦耳的铃铛声和另两个铃铛声；可这会儿它们是迎着我们飘来的。这仍然是那三辆三套马橇车，它们已经卸了邮件，后头还拴着几匹往回带的马，它们是在返回原驿站去。那辆驾着三匹大马、挂着悦耳的铃铛的特快邮车飞快地跑在前边。橇车的驭座上坐着一名车夫，不时挺有精神地吆喝几声。后面两辆空雪橇的正中央各坐着两名车夫，可听得见他们响亮而快活的话音。其中有一个车夫在吸烟斗，被风吹旺的火星照亮了他的部分脸容。

我望着他们，为自己害怕前进而感到羞惭，我的驿车夫大概也有同感，因为我们两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咱们跟着他们走吧。”

三

还没有等最后那辆橇车过去，我的驿车夫便开始笨手笨脚地掉转马头，不巧把橇杆撞到了那几匹拴在橇车后头的马身上。其中有三匹马猛然一躲，挣断了缰绳，向一旁急奔而去。

“瞧，斜眼鬼，不瞧瞧往哪儿转——瞎往人家身上撞。活见鬼！”一个个子不高的车夫用嘶哑而发颤的嗓音骂了起来；我从他的声音和身材判断，他就是那个坐在最后那辆橇车上的小老头。他赶紧跳下雪橇，跑去追马，一边仍在破口痛骂我的驿车夫。

而那几匹马没有乖乖地停下。车夫在它们后边紧追，转眼间马和车夫都消失在白茫茫的暴风雪里。

“瓦西利——依！把那匹浅黄马骑过来，不那样是逮不住它们的，”还能再次听到他的声音。

其中一个个子特高的车夫爬下雪橇，不声不响地解开自己的三匹马，牵过其中的一匹，抓住皮马套跳了上去，接着马蹄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地踩响了，步子零乱地奔驰起来，也在那同一方向消失了。

我们就同其余两辆橇车一起跟在那辆特快邮车后头跑着，也不管有路没有路地只朝前跑，那辆特快邮车还是那样响着铃铛，快速地奔在头里。

“没什么！他会把马追回来的！”我的驿车夫谈起那个跑去追马的车夫时说，“要是一匹马不合群，它准是匹劣马，它瞎跑到一处去，那……那就不会回来了。”

我的驿车夫自从赶着雪橇跟在人家后头跑之后，他似乎变得比我开心，也比我话多。由于我还不大想睡，自然也就借机跟他闲聊起来。我开始向他问这问那：他是什么地方人，怎么前来此地，以前是干什么的？我很快就知道了，他是我的老乡，也是图拉省人，农奴出身，家住基尔皮奇村，他们家地少，从那年闹霍乱之后，地里简直就没什么收成；家中还有兄弟俩，老三去当兵了，粮食吃不到圣诞节，只得外出打工，挣口饭吃；家中由他弟弟当家，因为弟弟已娶了亲，而他自己则是个鳏夫，他们村里年年都有人结伙来这儿当驿车夫，他过去虽然没有干过赶车这一行，但还是前来驿站上干活，以便携带兄弟；他在这儿过日子，谢天谢地，年收入有一百二十卢布，寄回家一百卢布，要不是这儿的“信差凶得像野兽，再加这儿的人爱骂街”，本来日子还可过得挺滋润的。

“唉，就拿这车夫说吧，他干吗骂人呢？老天爷！难道我是成心让他的马挣断绳子的？难道我会对人使坏？干吗要去追那些马呢！它们自个儿会回来的；要不然哪，不单单让马累垮了，连自个儿也得玩儿完。”这个敬畏上帝的庄稼汉一再地说。

“那黑黝黝的东西是什么？”我发现前边有几个黑黝黝的东西时问道。

“那是车队。他们那样走法倒挺有趣的！”当我们赶上那一辆接一辆遮着蒲席的带轱辘的大车时，他接着说，“你瞧，一个人影也瞅不见——全在睡觉呢。聪明的马自个儿识得路：它绝对迷不了路。咱也跟车队跑过，所以清楚。”他补充说。

这些从蒲席顶上到车轱辘都落满了雪的大车，在孤单单地赶路，看起来的确有些奇怪。当我们的铃铛在那车队旁边响过去的时候，只有领头的大车上那盖满两指厚积雪的蒲席被稍稍掀起一点，有一顶帽子从里面探出来一下。一匹花斑大马伸着脖子，鼓起脊背，在全被雪埋住的路上步伐平稳地前进着，单调地晃动着它那套在白色车轭下的毛茸茸的脑袋，当我们的马与之并驾齐驱时，它警觉地竖起了一只落满了雪的耳朵。

我们默不作声地又走了半个来钟头，驿车夫再次跟我聊了起来。

“您觉得怎么样呀，老爷，咱们这么走对头吗？”

“不知道。”我回答说。

“先头风是那样刮的，这会儿咱们可完全是顶着风雪走。不，咱们走得不对头，咱们也迷路了。”他十分镇静地断言。

显然，尽管他胆小得很，可“人多胆壮”嘛，自从同路的人多了，既不用他领路，也不用他负责，这样一来，他就变得极为安心了。他非常冷静地观察着领头的那个车夫的错误，似乎此事同他毫无关系。的确，我发现领头的那辆橇车有时偏到我的左面，有时偏到右面；我甚至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转圈子。话说回来，这可能是受错觉的骗，就像我有时觉得那领头的橇车一会儿在上山，一会儿在下坡或者下山，其实呢，这儿的草原到处是平平坦坦的。

又走了不多大会儿，我看见，似乎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有一长条移动着的黑带子，但过了一会儿我就看清了，这原来是那个被我们超过去的车队。雪依然纷纷地飘落在嘎吱作响的车轱辘上，其中有几个车轱辘甚至转不动了；那伙人依旧在蒲席下睡觉；那匹领头的花斑马依然张开鼻孔，嗅着道路，警觉地竖起耳朵。

“瞧，咱们转呀转呀又转到那个车队边上来了！”我的驿车夫以不满的语调说，“拉特快邮车的马都是好样的马，所以他才这样玩命地赶；要是咱们的马也整宿地这么跑，那早就跑不动了。”他清了清嗓子。

“咱们回去吧，老爷，免得遭罪。”

“为什么？总得到个什么地方吧。”

“去到哪儿呀？咱们得在野外过夜了。风雪刮得好凶呀……老天爷！”

前边领头的驿车夫显然已迷了路，走失了方向，然而他不但不去寻寻路，还开心地吆喝着，继续驾车飞快地奔驰，这虽然让我感到惊奇，可我已经不想离开他们了。

“跟他们走吧。”我说。

车夫赶着车跑着，但他赶起来比先前更不乐意了，而且已不再开口跟我侃谈了。

四

暴风雪变得越来越厉害了，天空下着干燥的小雪；气温似乎开始变得更冷了——鼻子和两颊冻得更厉害，皮大衣里常常被灌进一股股寒气，得把衣服裹得严严实实。有的时候雪橇在光溜溜的冰凌上嘎嘎地驶过，因为地上的积雪都被风刮走了。尽管我对这次迷路的结局甚为关注，可我没有停下宿夜，而已连续赶了五百多俄里的路，所以我禁不住闭上了眼睛，打起盹来。有一次我睁开眼睛，头一片刻间我似乎觉得，有一片亮光照耀着这白茫茫的雪原，这使我吃了一惊：地平线大大扩展了，黑压压的低矮天空突然消失了，四下只见一道道白晃晃的斜飘着的雪线；前边那些马车的轮廓看得更清了；我一抬头仰望，起初似乎觉得乌云已经散去，只有纷飞的雪花遮住了天空。在我打盹的时候，月亮爬上来了，透过稀疏的云层和飘飘而下的雪花，投下一片寒气袭人的光辉。我看得最清的是我的雪橇、马匹、车夫以及跑在前头的三辆橇车：头一辆是那特快邮车，车上依然是那一个车夫坐在驭座上，赶着马儿大快步地奔跑；第二辆橇车里坐着两个人，他们丢下缰绳，用厚呢上衣顶在头上挡风，不停地吸着烟斗，这是从那里闪亮的火光中看到的；第三辆橇车里一个人也看不见，也许它的车夫钻在车当中睡着了。然而，当我醒来时，看见那领头的车夫有时勒住马，下去探探路。每当我们一停下车，风的呼啸声便显得更响，在空中飞飞扬扬的多得惊人的雪花也看得更清楚了。在风雪弥漫中的月光下，我看到了那车夫不高的身影，他手拿鞭子，试探着前边的积雪，在明亮的雪雾中前后挪动着，然后又回到雪橇旁，侧着身子跃上前座，在风的单调的呼吼声中又传来他那洪亮利落的吆喝声和铃铛的叮当声。每当那领头的车夫爬下车子前去寻路标或草垛时，总会从第二辆橇车里传来一个车夫的神气而自信的声音，他朝领头的那车夫喊道：

“听我说，伊格纳什卡！太靠左了，往右一点儿，顶着风雪走。”或者喊道：“瞎转转干啥？打雪地走嘛，看雪怎么堆的，就正好走得出去。”或者喊道：“往右，往右走，我的老兄！你瞧，什么东西在发黑，说不定是路标吧。”或者喊道：“你瞎赶什么呀？瞎赶什么呀？把花斑马给卸下来，让它在前头带路，它准会把你带上道的。那事情就好办了！”

然而，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自己非但没有把拉梢马卸下来，或者走到雪地上去探探路，而且连鼻子都没有从自己的厚呢上衣里伸出来。有一回，领头的伊格纳什卡听到他的一个点子后，朝他喊道：既然他知道怎么个走法，他自己去前边带路好了。那好出点子的人回答说，等到让他赶特快邮车的时候，他就会带路，而且准保把大伙领上道。

“我的这几匹马在大风雪天里是带不了路的，”他喊道，“不是那样的马嘛！”

“那你就别搅和！”伊格纳什卡回答说，一边快活地朝马儿打几声呼哨。

与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坐在同一辆雪橇里的另一个车夫则没有向伊格纳什卡说什么，他一般不掺和到这种事里，虽然他还没有睡觉——我是从两样事看出来的，一是他那烟斗老没有熄掉，二是每当我们停下来时，我就听到他那从容不迫、叨个不停的话声。他在讲故事。只有一次，当伊格纳什卡不知是第六次还是第七次停下来时，显然由于行路的惬意劲被一再打断，他火了，朝伊格纳什卡嚷嚷起来：

“怎么又停下啦？瞧，他还想找道呢！早跟你说了，这是暴风雪！这会儿就连土地丈量员亲自出马也是找不到道的。趁马还拉得了，就走你的吧。兴许咱们还不会冻死……我说，走吧！”

“可不是吗！去年就有一个邮差差点儿给冻死了！”我的驿车夫搭腔说。

第三辆橇车上的车夫一直睡个不醒。只有在一次停车的时候，那个好出点子的人喊道：

“菲利普！喂，菲利普！”由于没听到回答，他又说：“还没有冻死吧？伊格纳什卡，你最好去瞧一瞧呀。”

干什么都稳重的伊格纳什卡走到那辆雪橇旁，推了推那睡着的人。

“瞧，半瓶白酒就把他醉成这个德行！你冻死了也得说一声呀！”他晃着那个车夫说。

睡觉的人嘀咕了句什么，又骂了一声。

“他活着哪，伙计们！”伊格纳什卡说罢，又向前跑去；我们又向前奔了，甚至跑得那么快，连我的雪橇上拉梢的枣红色小马也不断地挨鞭子抽，不止一次地蹦了起来，不大灵巧地奔跑起来。

五

那个跑去追赶脱缰马匹的小老头和瓦西利回到我们这儿时，我想已经是近午夜了。他们逮住了马，找到并赶上了我们；但是在这种黑得什么都瞧不见的暴风雪中，在这荒凉的原野上，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对于我始终是个不解之谜。那小老头来回晃动着胳膊肘，摆动两腿，骑着辕马急步跑来（其余两匹马被拴在辕马的颈圈上：在暴风雪中是不可丢下马的）。待到他跑到与我并排的时候，他又开口骂起我的驿车夫：

“瞧，斜眼鬼！真是的……”

“喂，米特里奇大叔，”第二辆橇车上那个说故事的人喊了一声，“你还活着呀？上我们这儿来吧。”’

那老头没有搭理他，仍是继续地骂。等他感到骂够了，才跑到第二辆雪橇旁边。

“全逮回来了？”有人从那儿问他。

“不逮回来咋行！”

他那不大的身躯以胸部贴在马背上，让马小跑着，然后跳下雪地，脚不停步地跟着雪橇跑，接着一下窜了进去，两脚搁在橇的边杆上。高个子瓦西利跟先前一样，不声不响地爬进最前边的雪橇，跟伊格纳什卡待在一块，并和他一起寻路。

接下来我们就在这片白茫茫的荒野上，在暴风雪的寒冷而透明的闪光里马不停蹄地跑了好一阵子。一睁开眼睛，依然是那顶落满了雪的粗笨帽子和脊背戳在我的眼前，依然是那个不高的车轭，在车轭下面，辕马的脑袋依然在笼头的两条拉紧的皮缰绳之间等距离地晃动着，黑色的鬃毛被风一溜儿吹向一边；从背后看去，右边仍是那匹尾巴扎得短短的枣红色拉梢马，还有一个偶尔撞到雪橇夹板上的拴套轴。朝下看，还是那种被滑木划开的松散的雪，风还是持续不断地把一切吹了起来，抛到一边去。前边跑着那几辆三套马橇车，它们仍跟我们保持同样的距离；左右两边一切都是白花花的，扑朔迷离。要找个新目标是白费劲的：没有路标，没有草垛，也没有篱笆，什么都瞧不见。四下尽是白茫茫的一片，并且还在移动；地平线有时显得遥远无比，有时四边又像被压成两步来大，有时骤然从右边耸起一道白色高墙，在雪橇旁边跑动，有时突然不见了，随之又出现在前边，它向远处跑呀跑呀，又消失了。再瞧瞧上两边——起初似乎是亮堂堂的——透过雾霭似乎可看得见星星；然而星星升得越来越高，躲开了我的视野，于是只见雪花飘过眼前落在脸上和大衣的领子上；天空到处是一样的亮，一样的白，无色，单调，而且老是在动。风向似乎变了：时而迎面吹来，吹得雪花糊住了眼睛；时而从侧旁恼人地把大衣领掀到了头上，让大衣领嘲弄似的拍打我的脸，时而从后面钻进什么隙缝里，嗡嗡作响。听得见马啼和滑木在雪地上不断发出低沉的响声，铃铛的叮当声，不过当我们走在深深的积雪上时，那铃铛声就听不大见了。只有当我们偶尔顶着风跑，或者走在光溜溜的冰凌上时，才可清晰地听到伊格纳特[54]振奋的口哨声，还有他那带有颤动的五度音的悠扬的铃铛声，这些声音顿时欢快地打破了荒野的忧郁气氛，然后又是一片单调的声响，令人难堪地、毫无变化地演奏着我不由得想象出的同一种调子。我的一只脚已有些冻僵了，我转动一下身子，想把衣服裹裹好，那落在衣领和帽子上的雪又跑进我的脖子里，使我冷得发抖，不过由于穿着焐暖了的皮大衣，我总的感到还是暖和的，我打起盹来。

六

在我的脑际越来越迅速地交替浮现出种种回忆和想象。

“第二辆雪橇上那个老爱嚷嚷、好出点子的车夫会是个什么样的汉子呢？想必是个红头发、小短腿、结结实实的人吧，”我想着，“就像我们家那个老听差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一样。”这样一来，我在想象中看见了我家大宅的那个楼梯，五个家仆艰难地挪着步，垫着毛巾把一架钢琴从厢房里搬出来；我似乎看到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穿着土布外衣，卷起袖子，手上拿着一块钢琴踏板，跑到前边，打开门闩，这儿扯了扯，那儿推了推，在人家的脚腿之间钻来钻去，碍手碍脚，还以关切的声音不断喊着：

“用劲抬呀，前边的，前边的！就这样，后边的抬高点儿，抬高点儿，抬高点儿，抬到门里去！这就对啦。”

“对不起，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我们自个儿来，”我们家的那个花匠胆怯地说，他的身子被挤到栏杆上，由于使劲而涨红了脸，他使出全身的劲抬着钢琴的一角。

然而费奥多尔·菲利佩奇还在嚷这嚷那。

“这是怎么回事？”我思量着，“他以为大家一起干这个活缺了他就不成，还是因为上帝赐给了他这种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饶舌便洋洋自得，心里乐滋滋地去滥用它呢？也许就是这样。”我不知为什么又看到那个池塘，那些疲惫不堪的家仆们站在没膝深的水里拉渔网，又看到那个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提着喷壶，朝着大家叫叫嚷嚷，在岸边上跑来跑去，只是偶尔走到水边，用一只手拿过金色的鲫鱼，放进浑浊的水里，又倒进一些清水。啊，我又想起七月的一个中午。我踩着花园里刚割过的草地，顶着炎炎烈日，向一处走去。我还很年轻，我觉得还缺少什么，又老想追求什么。我走到池塘边，在蔷薇花坛和桦树林荫道之间一处自己心爱的地方躺下睡觉。我躺着，透过蔷薇多刺的红枝条，望着干枯松散的黑土，望着清澈如镜的池水，我记起那时所怀的情感。这是一种带有某些天真自满和忧伤的情感。我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的美，这种美又是那样强烈地影响着我，使我觉得自己也很好，唯一使我懊恼的是，没有一个人欣赏我。天气很热。我想睡上一觉，消消愁绪；可是苍蝇，那些讨厌至极的苍蝇，就在这儿也不让我安宁，它们把我围了起来，跟我不依不饶，纠缠个没完，像果核似的从我的前额蹦到手臂上。蜜蜂在我的不远处，在太阳烤热的地方嗡嗡地叫着；黄翅膀的蝴蝶蔫不叽叽地在小草上飞去飞来。我抬头仰望，眼睛被刺疼了——在我头顶上的高处，虽然繁茂的桦树在轻轻地摇晃着它的树枝，但太阳却穿过它光亮的叶子火辣辣地照射下来，我觉得更热了。我用手绢遮住脸；真闷人呀，苍蝇似乎被粘在了冒汗的手上。麻雀在蔷薇丛里蹦来跳去。其中有一只跳到离我一俄尺远的地上，它有两次装作使劲啄地的样子，随之又把枝子弄得沙沙地响，又快乐地啁啾了一声，从花丛中飞了出去；另一只也跳到地上，翘了翘尾巴，瞧瞧周围，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也跟着第一支箭似的飞走了。池塘上传来阵阵的捣衣声，这些声响像是低低地贴着水面向四下飘散开来。还听得见洗澡的人的欢声笑语和在水中的扑腾声。在我的较远处，一阵风吹得树梢闹腾起来；接着我听到更近处风吹草动的声音，还有那蔷薇的叶子在枝头随风摇摆的声音；一阵清风徐徐而来，掀起我手绢的一角，呵痒我的汗滋滋的脸。一只苍蝇从扬起的手绢的缝里钻了进来，惊慌地在我湿润的嘴旁乱碰乱撞。背脊下边有一根枯枝硌着我。不，这儿没法躺了：去洗个澡吧。这在这会儿，我听见花坛旁边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女人惊慌的话声：

“哎呀，老天爷！这是怎么回事呀！连一个男人也不见！”

“什么事，什么事？”我跑到阳光下，问那个惊喊着跑过我身旁的女仆。她只是回过头瞧了瞧我，又摆动着双臂继续往前跑去。就在这一会儿，我看见了那个一百零五岁的老太婆马特廖娜，她用一只手按着从头上往下滑的头巾，拖着一只穿毛袜的脚，步履蹒跚地向池塘那边奔。有两个小丫头手拉手地跑着；一个十岁的孩子穿着她父亲的上衣，拉着其中一个丫头的麻布裙，也跟在后头急忙地跑着。

“出什么事啦？”我问她们。

“有个庄稼人淹死了。”

“在哪儿？”

“在池塘里。”

“是哪个人？我们家的？”

“不，是过路人。”

车夫伊万穿着大皮靴，跑在刚割过的草地上，那胖管家雅科夫也气喘吁吁地跑着，他们都是朝池塘那边跑去，于是我也跟着他们跑。

我记得当时心里出现了一个念头：“跳下水去，把那庄稼人拉上来，救他一命，大家都会敬佩你的。”我当时想的是这个。

“在哪儿呀？哪儿？”我问那群挤在岸边的家仆。

“就在那边，在对岸水最深的地方，靠近澡堂那边，”一个洗衣服的女人一边说，一边把湿衣服挂在扁担上，“我看见他钻到水里，一会儿他露了一次头，又沉了下去，又露出头，拼命地喊：‘我要淹死了，救命！’过后又往下沉，只见冒起一个个水泡。我一看这庄稼人快淹死了，就使劲喊了：‘救命呀，有个庄稼人快淹死了！’”

接着这洗衣服的女人把扁担往肩上一搁，扭着腰，踩着小路离开了池边。

“唉，多造孽呀！”管家雅科夫·伊万诺夫带着无可奈何的声调说道，“这一下跟地方法院的交道就够打的。”

有一个手拿镰刀的庄稼人从聚集在池塘对岸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群中挤了过来，把镰刀挂在柳树杈上，不急不忙地脱着靴子。

“在哪儿，他在哪儿淹的呀？”我不断地老问，很想跳下水去，干出一件不平凡的事来。

但人家指给我看的只是那一片平静的水面，吹来的风偶尔掀起一点涟漪。我搞不明白他是怎么沉下去的，池水依然是那样平静、俏丽，在他的上边坦然地荡漾着，在中午的阳光下金光闪闪；我觉得自己一筹莫展，什么惊人的事也干不了，再说啦，我那水上功夫也实在不行；那个庄稼人已经把小褂从头上脱了下来，说话就要跳下水去。大家都怀着希望，屏住气瞧着他；然而那庄稼人走到水齐肩深的地方，便慢悠悠地退回来，穿上了小褂：原来他不会游水。

人们纷至沓来，越聚越多，娘儿们手拉着手，可没有人出来救助。那些刚来的人出着点子，频频唉声叹气，露出一副惊恐和失望的脸色。那些原先聚集着的人中有的站累了，在草地上坐了下来，有的在走回家去。老太婆马特廖娜问她的女儿炉门关好了没有；那个穿着父亲衣服的小孩在使劲往水里扔石子儿。

正在这一会儿，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的那只叫特列佐尔卡的狗从屋边跑下山来，一边汪汪叫着，一边疑惑地回头瞧瞧；接着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本人的身影也从蔷薇花坛后边出现了，他一边跑下山来，一边嚷嚷着什么。

“你们站着干啥？”他嚷道，一边跑一边脱下上衣，“人都要淹死了，而你们还站着不动！拿绳子来！”

大家都怀着希望和惊恐瞧着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他一只手搭在一个热心的仆人的肩上，用左脚蹬下右脚上的靴子。

“就在大伙站着的那边，在那棵柳树的右边一点，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就在那儿。”有人对他说。

“知道啦！”他回答说，并皱了皱眉头——可能是由于看到娘儿们中有人显出害臊的样子——他脱去小褂，解下十字架，把它交给恭顺地站在他跟前的那个小花匠，接着劲头十足地踩着割过的草地，向池塘走去。

特列佐尔卡对自己主人这样火速行动有些困惑莫解，停留在人群旁边，吧嗒着嘴，吃着岸边的几棵小草，疑惑地望着主人，蓦地里快乐地尖叫了一声，跟着主人一起扑进水里。开头一会儿什么也看不见，只见溅起的泡沫直飞到我们跟前，随后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姿势优美地划动双臂，白净的背脊平衡地一起一伏，迅速地向对岸游去。特列佐尔卡呛了几口水，急急忙忙地往回游，在人群边抖了抖身上的水，又在岸边上蹭了蹭背。当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快游到对岸那一会儿，两个车夫也拿着一张卷在棍子上的渔网向柳树奔去。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不知为什么举起双手，一而再、再而三地钻进水里，每次都从嘴来喷出一股水，潇洒地甩甩头发，对从四面八方向他提的各种问题一概不予搭理。终于他爬上岸来，我只看见他吩咐人把渔网撒下。过一会渔网被拉了上来，网里除了水革和几条在水草中欢蹦乱跳的小鲫鱼之外，一无所获，当渔网再次被拉上时，我也跑到了那一边。

只听到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在发号施令的声音、湿绳子拍击水面的响声和人们惊恐的叹息声。系在渔网右边的湿绳子上缠着越来越多的水草，绳子也越来越多地被拉出水面。

“现在大家一齐拉，一同使劲，拉！”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喊道。浸透了水的鱼网漂浮了上来。

“像有个什么东西，拉起来怪沉的，伙计们。”有人说。

渔网两端被拉上了岸，网里跳蹦着两三条鲫鱼，渔网压到草地上，把草地也弄湿了。在拉紧的网里，通过薄薄一层被搅浑的水，露出一件白色的东西。在死一般的沉寂中，人群里发出一阵虽不很响但异常清晰的惊叹声。

“一齐起劲拉，拉到干的地方！”传来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果断的声音，于是便把淹死的人拖过刚割了牛蒡和龙芽草草茎的地方，直拖到柳树旁边。

我似乎又看见我那穿丝绸衣裙的慈善的老姑妈，看见她那把带穗子的紫色阳伞（这把伞跟这幅简单得可怕的死亡画面不知为何显得如此不协调），看见她那立刻要放声大哭的脸容。我记得这张脸上显出一种用金车素药也治不了的绝望神情，我也记得，她怀着纯真而自私的爱心对我说：“咱们走吧，我的孩子。唉，这多可怕呀！可你老是一个人去洗澡、游水。”我记得我听到这话时所体验的痛苦和悲哀的感情。

我记得，那天的太阳好毒呀，它像火似的烤着我脚下干裂的土地，阳光在波平如镜的池水上戏玩，大鲤鱼在池边蹦跳，一群群小鱼在池中央搅得水平面泛起涟漪；一只老鹰在天空高高地盘旋，盯看着一群在水中一边玩闹、一边穿过芦苇向池塘中央游去的小鸭。酝酿着雷雨的蓬松白云已聚集在地平线上，被渔网拖到岸边的污泥已渐渐地消散了，当我走过堤岸时，又听见了回荡在池面上的捣衣声。

这种捣衣声仿佛是由两根捣衣槌合奏的三度音，这种声响折磨得我难受得很，况且我明白这槌声就是铃声，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又不让它停息下来。这槌声像刑具一般压着我那只冻僵了的脚。我睡过去了。

我觉得，我们的雪橇跑得飞快，我被惊醒了。我的身旁有两个人正在谈话。

“听我说，伊格纳特，伊格纳特！”我的驿车夫说，“把我的乘客带上吧，你反正得回去，而我何必白赶一趟呢！你给捎上吧！”

伊格纳特的声音就在我的近处回答说：

“让我承接一位乘客，给啥好处呢？……你出一瓶白酒吗？”

“哼，一瓶！……出半瓶吧——就这么定了。”

“瞧你说的，半瓶！”另一个声音喊道，“为了半瓶白酒就让马累个半死！”

我睁开了眼睛。眼前依然是那令人厌烦的纷纷扬扬的大雪，依然是那些车夫和马匹，不过我还看见旁边有一辆雪橇。我的驿车夫赶上了伊格纳特，我们齐头并进了好一阵子。尽管另一辆雪橇上有人劝他少于一瓶白酒就不要干，可伊格纳特还是突然让雪橇停了下来。

“搬过来吧，就这么说定了，算你走运。明儿个一到站，你就拿半瓶酒来。行李多吗？”

我的驿车夫以其未曾有过的灵活劲儿跳到雪地上，向我鞠了个躬，请我去换乘伊格纳特的雪橇。我完全同意了；看来，这个敬畏上帝的庄稼人高兴极了，他很想对别人表露一下谢意和喜悦。他一再鞠躬，向我、阿廖什卡、伊格纳什卡道谢。

“真是谢天谢地！要不然真够呛！走了半宿，自个儿都不清楚奔到哪儿。他会把您送到的，老爷，我的几匹马实在跑不了啦。”

接着他挺起劲地把我的行李一件件搬下来。

在他们搬行李的时候，我顺着风（它就像吹着我走的）走到第二辆雪橇旁边。那雪橇上，特别是那两个车夫用上衣顶在头上挡风的那一边，雪已积了四分之一俄尺来厚；而在上衣下边倒是又安静又舒适。那小老头依然伸着双腿躺着，那讲故事的人继续在讲故事：

“当时那将军奉了圣旨前往牢狱去探望玛丽亚，就在这时候玛丽亚对他说：‘将军！我无求于你，也没法爱你，这么说吧，你不是我所爱的人，而我所爱的人就是那个王子……’就在这时候……”他正要往下讲，可一看见我，便停了一会儿，猛抽起烟斗。

“怎么，老爷，您也来听故事吗？”那个被我称为好出点子的人说。

“你们这儿倒挺好，挺快乐！”我说。

“哪儿呀！随便解解闷呗，至少不用去瞎伤脑筋了。”

“那么，你们知道不，咱们这会儿在哪儿呀？”

我感觉到车夫们不高兴我提这个问题。

“谁搞得清在哪儿？说不定已跑到卡尔梅克人的地盘上了。”那好出点子的车夫回答道。

“那咱们该怎么办？”我问。

“怎么办？就这么走呗，兴许走得出去，”他以不满的语调说。

“要是咱们走不出去，马儿在雪地里又走不动了，那可怎么好呢？”

“那有什么！没关系。”

“会冻死的。”

“那可能，因为眼前连个草垛都瞧不见：看来咱们真的跑进卡尔梅克人的地盘上了。重要的是要看这场雪。”

“你是不是怕冻死呀，老爷？”那小老头用发颤的声音说。

虽然他似乎在嘲笑我，可看得出，他也冻得直发颤。

“是呀，天气冷得很哪。”我说。

“唉，老爷你哪！你最好像我这样，时不时地下来跑跑——那样你会变暖和的。”

“最要紧的是你得跟着雪橇跑。”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说。

七

“请过来吧，都安排好了！”阿廖什卡从前面那辆雪橇里朝我喊道。

暴风雪刮得凶极了，我只好向前低低弯下腰，双手抓住大衣的前襟，在被风从脚下吹舞起来的雪花中，勉勉强强走完我与我要上的那辆雪橇之间的几步路。我原先的驿车夫已跪在那空雪橇的中间，一看见我，便摘下头上的大帽子（这时候他的头发被狂风吹得竖了起来），向我讨酒钱。他大概也没指望我会给他，所以我拒绝了他，他一点也不感到扫兴。他还是向我道了谢，戴上帽子，对我说：“上帝保佑你，老爷……”接着拽了拽缰绳，咂了咂嘴唇，就离我们而去了。随后，伊格纳什卡扭了一下整个背，吆喝一下马。于是马蹄的踩雪声、车夫的吆喝声和铃铛声又掩过了风的呼啸声——当雪橇停下不动的时候，风的呼啸声格外地响。

换乘到另一辆雪橇后，约有一刻来钟我没有睡着，以观察这个新车夫和马匹作为消遣，伊格纳什卡挺神气地坐着，身子不停地上下跳蹦，向马挥动那挂着鞭子的手臂，吆喝着，让两脚相互碰碰，又常常俯身向前，整整辕马身上老向右边滑的皮颈套。他个子不大，但身体看来挺棒。他穿了一件短皮袄，外边又套了一件不束腰的厚呢上衣，上衣的领子几乎大敞着，脖子全露在外面；靴子不是毡的，而是皮的。帽子很小，他时常把它脱下来，整了整重新戴好。耳朵只有头发遮着。从他的一举一动中不但显示出他的充沛精力，而且我觉得他也是有意为自己鼓励。不过，我们越往前走，他越来越经常地去整整衣服，在座位上蹦跳着，让两脚相互碰撞，一边还跟我和阿廖什卡聊天：我觉得他是怕自己气馁。这也是不无原因的：虽然他的几匹马都很棒，可是路一步比一步难走，马已跑得没劲了：已经得用鞭子抽了。那辕马是匹鬃毛蓬松的高大的好马，连它也绊了两次跤，虽然一惊之后立即奋力向前，低低垂下那鬃毛蓬蓬的脑袋，差点儿挨到脖下的铃铛。我无意间也看到右边的那匹拉梢马，它那挂着长长的皮缨子的颈套老向外边移动、晃悠，显然它放松了套绳，所以常要挨鞭子。但是按一匹好马，甚至一匹烈马的习性来说，它似乎为自己的气力不足而恼恨，常气冲冲地垂下或昂起脑袋，去拉紧缰绳。看起来情况确实是可怕的：暴风雪越刮越凶，天气也越来越冷，这几匹马已跑得有气无力，路又变得更加难走，再说，我们根本不清楚自己眼下身在何处，该往何处奔，别说是去驿站，就连一处避避风雪的地方也找不到。可是铃铛响得那么自然、欢快，伊格纳什卡吆喝得又那么精神、潇洒，仿佛我们是在过节，是在寒冬季节阳光璀璨的中午在乡间大道上乘车出游似的——听来令人感到又可笑又古怪。主要的是，我们一直乘雪橇在跑，飞快地跑，离开原先所在的地方向某处瞎奔——想想就觉得好怪。伊格纳什卡唱起一支歌，虽然他用的假嗓难听死了，可他唱得那么高亢，那么有板有眼，还时常杂以几声口哨，听着他的歌唱，如果还感到害怕，那就太怪了。

“嘿——嘿！扯着嗓子穷唱什么呀，伊格纳特！”传来那个好出点子的人的声音，“歇一会儿吧！”

“什么？”

“歇——一歇！”

伊格纳特停住了唱。一切又沉寂下来，只有风在吼叫、呼啸，雪花旋飞着，更浓更密地落进雪橇里。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来到我们的雪橇旁。

“有什么事？”

“什么事！到底往哪儿跑呀？”

“谁知道呢！”

“怎么，脚冻坏了，干吗拍拍碰碰的？”

“全冻僵了。”

“你最好下去走一趟吧：瞧那边像是有卡尔梅克人的游牧营帐。走一走也可以暖和一下脚嘛。”

“行呀。你把马给拽住……拽。”

伊格纳特便向人家所指的方向跑去。

“应该常下来瞧瞧、走走——这样就找得到道；要不瞎跑一气管啥用！”那个好出点子的人对我说，“瞧，让马累得大汗淋淋的！”

在伊格纳特前去找路的那段时间里（他去了好大一阵子，我真担心他可能迷路），那好出点子的车夫以自信而平静的语调告诉我说，在刮暴风雪的时候应该如何举措，他说最好是给马卸了套，让它自个儿跑，它准能把你领上道；有时也可看星星去辨认方向；他还说，要是让它来带路，我们可能早就到站了。

“怎么样，找到了？”他问伊格纳特，后者踩着几乎齐膝深的雪，费劲地一步步刚走回来。

“找是找到了，看见那些营帐了。”伊格纳特喘着粗气答道，“可搞不清是什么人的。我说，伙计，说不准咱们奔到普罗尔戈夫林场上来了。应当往左走。”

“瞎说什么呀！这完全是咱们自己人的游牧点，就在镇子后面嘛。”那个好出点子的人反驳道。

“我说不对！”

“我一瞅就知道了：准定是它，要不是它，那就是塔梅舍夫斯科。还得一直往右走，正好去到大桥，也就是到八号里程标。”

“跟你说了，那不是！反正我亲眼见的！”伊格纳特恼火地答道。

“唉，伙计！你还算个车夫哪！”

“是车夫咋的！你自个儿去瞧嘛。”

“我去干啥呀！本来我就知道。”

伊格纳特看来气火了：他不再答理，跳上驭座驾雪橇继续向前。

“瞧，两脚都冻僵了——简直暖和不过来。”他对阿廖什卡说，两只脚继续更频繁地相互碰撞着，而且抠出掉进靴筒里的雪，撒了出去。

我困得要命。

八

“难道我就要冻死了吗？”我蒙蒙眬眬地想道，“常言说，冻死往往从睡觉开始。冻死还不如淹死的好，淹死了，人家会用网拉我上来；不过，淹死也好，冻死也好，反正是一码事，只要没有这根棍子硌在背下，能迷糊会儿就好。”

我打了一会儿盹。

“可是这一切如何是了呢？”我睁了一下眼睛，细瞧了瞧白雪覆盖的旷野，心里突然这样说，“这将如何是了呢？要是我们找不到草垛，马又停下不走，这种情况似乎眼看就要发生——那我们可全得冻死。”说心里话，我虽然有点儿害怕，但盼着我们会发生某种不同凡响的、具有点儿悲壮味的事，这种愿望在我心里压过了轻微的恐惧。我觉得，若是天亮之前，这几匹马能自动地把我们这些冻得半死的人（甚至要有几个完全冻得呜呼哀哉了的人）运到老远的、不熟悉的村子去，那就算不错的了。这一类的幻想异常清晰而迅速地在我面前飞掠而过。马站住了，雪越积越厚，只看得见马身上的车轭和耳朵；骤然间伊格纳什卡驾着他那三套马橇车出现在高处，并从我们身边驶过。我们求他，呼喊他，请他把我们捎上；可是声音被风吹走了，无声无息了。伊格纳什卡窃笑着，吆喝着马，吹着口哨，离开了我们，消失在一个积雪老深的山沟里。小老头跃上马，摆动胳膊肘，想要急奔前去，可就是在原地动不了；我原先那个戴大帽子的车夫朝他扑了过去，把他拉下马，打翻在雪地，再踏上一只脚。“你是个搞邪术的东西，”他喊道，“你是个爱骂娘的坏家伙！咱们得一起去找路。”然而小老头用脑袋钻过雪堆：他与其说像个小老头，倒不如说像只兔子，一跳就从我们身旁溜开了。所有的狗都前去追他。那个好出点子的人（他就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哩）说，大家围成一圈坐，即使雪把我们埋住了，也不要紧：我们挤在一起就暖和了。此话不假，我们感到又暖和又舒服；只是想喝点什么。我取出食品箱，请大家喝带糖的罗木酒，我自己也痛痛快快地喝着。那个爱讲故事的人讲了一个关于彩虹的故事——他正说着说着，我们的头上就出现了一个雪砌的顶棚和一道彩虹。“现在咱们在雪地里各造一间小屋，大家都睡一觉！”我说。雪像皮毛似的又柔软又暖和。我给自己造了间小屋，正想进去，但此时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瞧见我的食品箱里有钱，便说：“慢！把钱交出来。你反正是一死！”说罢便抓住我的一条腿。我把钱给了他，只求他放了我；然而他们不信我只有这些钱，想要干掉我。我抓住小老头的手，怀着无法形容的欣慰吻起他的手来；那小老头的手真是很柔软很可爱。他起初把手缩了回去，而后来就伸过来让我去吻，甚至还伸过另一只手来抚慰我。然而费奥多尔·菲利佩奇走过来吓唬我。我跑进自己的房间里；但这不是什么房间，而是一条长长的白色走廊，还有一个人拽住我的双腿。我使劲挣脱着。在那个拽我的人的手里仍留下了我的衣服和一块皮；而我只感到冷和羞愧——更令人羞愧的是，我那姑妈拿着阳伞和顺势疗法的药箱，同那个淹死鬼手挽手向我迎面走来。他们笑着，不理解我向他们所打的手势。我向雪橇奔去，两脚在雪地上蹭着；而那小老头挥动两个胳膊肘前来追我。小老头已经追近了，可是我听见前面有两口钟在响，我知道，如果我跑到那两口钟旁，我就有救了。钟声听得越来越清；可是那小老头把我追上了，他扑过来用肚子压在我的脸上，于是我就几乎听不见钟声。我又一把抓住他的手，开始吻它，然而那小老头原来不是小老头，而是那个淹死鬼……他喊道：“伊格纳什卡！停一下，那边不是阿赫梅特卡的草垛吗，像极了！你去瞧瞧！”这真是太可怕了。不行！我最好醒过来吧……

我睁开眼睛。风掀起阿廖什卡的大衣前襟，遮到我的脸上。我的一只膝盖露在了外面，我们的雪橇跑在光溜溜的冰凌上，铃铛的三度音和回荡在空中的颤悠的五度音合到了一起，响得分外清晰。

我想瞧瞧哪儿有草垛；可是没有见到草垛，我睁眼望去，却瞅见一座带有阳台的房子，还瞅见一座堡垒的带有雉堞的围墙。我可没有心思去细细观察这座房子和堡垒。我主要是想再看看我曾跑过的那条白色的走廊，听听那教堂的钟声，亲亲那小老头的手。我又闭上了眼睛，睡了过去。

九

我睡得很死；然而我在梦中老是听见那三度音的铃铛声，我似乎看到它有时像一只狗，汪汪叫着，向我扑来，有时又像一架风琴，我成了风琴中的一根簧管，有时又像是我做的一首法文诗。有时我觉得这三度音就是一种刑具，它不断地钳着我的右脚跟。它钳得那么厉害，让我都疼醒了，我睁开眼睛，按摩按摩脚。脚已有些冻僵了。夜色依然那么亮堂、朦胧、洁白。我和雪橇依然是那样被晃来晃去；那个伊格纳什卡还是侧身坐着，时不时地拍打着双脚；那匹拉梢马依然伸长着脖子，腿抬得不很高，在深深的积雪上小跑着，颈套上的缨子摇来晃去，拍击着马肚子。鬃毛飘飘然的辕马脑袋，把套在车轭上的缰绳拉得时紧时松，有节奏地晃动着。而雪把这一切遮盖得比先前更厚了。雪在车前和车旁打着旋，落在滑木和马腿上，深达马膝盖，还从上面落到衣领和帽子上，风忽左忽右地玩弄着伊格纳什卡的厚呢上衣的领子、衣襟和那匹拉梢马的鬃毛，在马轭上和车辕间呼吼着。

天气变得冷极了，我刚从领子里探出脑袋，那冰冷的干雪便纷纷落在我的睫毛上、鼻子上和嘴巴上，钻到脖子后面。我环顾一下四周，一切都是白白的、亮亮的，遍地是雪，除了一片朦胧的光和雪之外，到处一无所有。我感到怕得厉害。阿廖什卡在我的脚边，在雪橇的最里边睡着了，他的整个背落满了厚厚的一层雪。伊格纳什卡没有垂头丧气，他不断地拽拽缰绳，吆喝着，拍碰着双脚。铃铛声响得依然那么奇妙。马儿不时地打着鼻响，仍在向前奔跑，不过打前失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也跑慢了。伊格纳什卡又蹦了一下，挥了挥手套，用他那尖细的嗓子唱起歌来。没待唱完歌，他便停住了雪橇，把缰绳扔在前座上，爬下雪橇。风狂号起来；雪像从簸箕里倒出来似的，猛撒在大衣的前襟上。我回头一瞧：我们后头的第三辆雪橇已不见了（它不知在何处掉队了）。在第二辆雪橇旁，在一片白茫茫的飞雪中，可以看到那小老头倒换着双脚在跳蹦。伊格纳什卡离开雪橇三四步，在雪地上坐下来，解开腰带，动手去脱靴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问。

“得换换靴子；要不然双脚会全冻僵的。”他答道，一边继续脱换靴子。

要从衣领里伸出脖子去瞧一瞧他是怎么干这件事，我实在觉得不胜其冷。我挺直身子坐着，一边瞅着那匹拉梢马，它伸出一条腿，疲惫不堪地摆动着那条扎短了的、落满了雪的尾巴。伊格纳特跳上驭座时，使雪橇为之一震，这一下就把我震醒了。

“我说，咱们这一会儿在哪儿呀？”我问，“天亮前到得了不？”

“放心吧，会把您送到的，”他回答，“眼下我已换了双靴子，脚暖和多了。”

他又赶路了，铃声响了起来，雪橇又开始摇摇晃晃，风又在滑木旁呼啸着。于是我们又在漫无边际的雪海中航行了。

十

我睡得死沉沉的。阿廖什卡蹬了我一脚，把我蹬醒了，我睁开了眼睛，此时已经是早晨。可觉得比夜间还冷。雪已不下了；可强劲而干燥的风仍然把雪粉撒到地上，特别是撒到马蹄和滑木近旁。右边，东方的天色依然是阴沉的，一片深蓝；不过一条条明亮的橘红色斜晖已越来越明朗地映现在空中。头顶上，透过飞跑着的、被朝阳微微染红的白云，可以看见淡淡的蓝天；左边的云在飘动着，明亮而轻盈。目力所及，到处尽是深深的白雪，层层叠叠。有一处还可看到一个发灰的小丘，细小而干燥的雪粉越过那小丘不断飞旋而去。既不见雪橇，又不见人踪兽迹。车夫和马的背部轮廓和颜色即使在白色的背景下也显得清清楚楚……伊格纳什卡那深蓝色帽子的帽圈，他那衣领、头发乃至靴子都变白了。雪橇也被雪全盖住了。瓦灰色辕马的整个右半边脑袋以及脖子上的鬃毛也都沾满了雪；靠我这边的那匹拉梢马的腿，在雪里陷到了膝盖，它那整个冒汗的臀部的右侧已落满了雪，显得蓬蓬松松。颈套上的缨子合着你所随意想到的某种旋律的节拍在跳动着，那拉梢马自己还是照样跑着，不过从它那塌陷进去的、频频起伏着的肚子和那双耷拉下来的耳朵可以看出，它已累得够呛了。只有一样新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里程标。里程标上的雪不断掉落在地上，风自右边刮来，在里程标周围堆成一座雪山，而且还在猛吹不已，不断把松散的雪从一边吹到另一边。使我深感惊讶的是，我们就驾着这几匹马不知所往地不停地瞎跑了一整宿，瞎跑了十二个小时，却终于到了目的地。我们的铃铛响得似乎更欢了。伊格纳特不时地裹紧衣服，吆喝几声；在后边，马打着响鼻，小老头和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所坐的雪橇的铃声也响个不停；可是那个老睡大觉的车夫肯定在原野上跟我们失散了。我们又跑了半俄里之后，便看到了雪橇和三套马橇车新留下的辙迹，那上面已盖上了薄薄的一层雪，我们还偶尔在车辙间看到一些淡红色的血迹，这大概是马蹄相互踩伤所留下的吧。

“这是菲利普！瞧，他赶在咱们前头去了！”伊格纳什卡说。

我一瞧，路旁的雪地里有一座挂着招牌的小房子，它的屋顶和窗户几乎都被雪埋住了。这小酒馆旁边停着一辆由三匹灰马拉的雪橇，马的毛都被汗湿透而变卷曲了，它们叉开腿，耷拉着脑袋。门口的雪已被铲净，门旁还立着一把铁锹；可是风仍在呼呼地吹着，不断把屋顶上的雪刮了下来，吹得它四处飞旋。

一听到我们的铃声，门里便出来一个大块头、红头发的车夫，他满脸通红，手里端着一杯酒，嘴里嚷嚷着什么。伊格纳什卡向我转过头来，请我允许他停一下车。此刻我才头一回看见他那张脸。

十一

他的脸并不像我依据他的头发和身材所想象的那样黝黑、干瘦，长有一个直挺的鼻子。这是一张圆圆的、乐呵呵的脸，长着翘鼻子、大嘴巴，还有一双明亮的、浅蓝色的圆眼睛。他那两腮和脖子都是红红的，仿佛用呢子擦过似的；他的眉毛、长长的睫毛以及均匀地覆盖着他脸下方的面毛上都粘满着雪，全变成白色的了。到驿站只剩下半俄里地了，我们便停下来歇歇。

“不过得快点儿。”我说。

“就一会儿。”伊格纳什卡答道，一边跳下驭座，走到菲利普跟前。

“来点儿，伙计。”他说，一面从右手脱下手套，把手套和鞭子一起扔在雪地上，接着一仰脖子，把递给他的那小杯白酒一饮而尽。

酒馆里的一个酒保，没准是个退伍的哥萨克，手里拿着一瓶半俄升装的酒，从门里走了出来。

“哪位要来点儿？”他问。

高个子瓦西利是个有点消瘦的庄稼汉，长着棕褐色头发，蓄着山羊胡子，那个好出点子的人则是个胖子，头发是淡黄色的，红红的脸上围着半圈浓密的白色大胡子。他们俩走了过来，各喝了一小杯。那小老头也走到这帮喝酒的人跟前，可没有人给他酒喝，他只好走开，走到那几匹在雪橇后头拴着的马身边，抚摩起其中一匹的脊背和屁股。

小老头正是我所想象的那副模样：又瘦又小，脸色发青，满是皱纹，蓄着稀稀的下巴胡，尖尖的鼻子，一口磨损了的黄牙，他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车夫帽，可是那件短皮袄却很破旧，溅满柏油，肩部和下摆都破了，既拢不住膝盖，也遮不住掖在大毡靴里的粗麻布裤子。他腰弯背驼，皱眉蹙额，脸部和双膝都在打战，他在雪橇旁捣鼓着，显然是要让身子暖和些。

“喂，米特里奇，给你来半瓶酒好吗？喝了就暖和啦。”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对他说。

米特里奇的脸抽搐了一下。他整了整那匹马的马套，又整了整车轭，然后向我走来。

“我说，老爷，”他从自己的白发上脱下帽，深深鞠了一躬，说道，“跟您东闯西撞地找了一整宿的路，您就赏我半瓶酒喝喝吧。这是实话，老爷，大人！要不然，身子没法暖和过来。”他带着讨好的微笑添上一句。

我给了他二十五戈比。酒保拿出半瓶酒，给小老头斟了一杯。他脱下握着鞭子的手套，伸出一只又小又黑、粗糙而又有点发青的手去接杯子；可是他那大拇指仿佛是别人的似的，不听他使唤：他拿不住酒杯，它掉到了雪地上，酒全撒了。

在场的所有车夫都哈哈大笑。

“瞧，米特里奇冻成那个德行！连酒杯都拿不住了。”

米特里奇为撒了酒而大感懊恼。

不过，人家又给他斟了一杯，并直接灌进他嘴里。他一下便变得乐滋滋的，跑进酒馆里，点上了烟斗。露出那一口磨损了的黄牙，每说一句话都骂骂咧咧。车夫们喝完了所剩的半瓶酒，就各奔各的雪橇，我们又动身了。

雪显得越来越白、越来越亮，瞧起来异常刺眼。橘红色的、浅红色的一道道霞光越来越高、越来越耀眼地在天空中放射开来；一轮红日透过灰色的云层出现在地平线上；天空也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蓝了。村子附近的大路上的车迹显得一清二楚，稍呈黄色，某些路段有点坑洼不平；在那严寒而凝缩的空气中，使人产生一种惬意的轻松感和凉爽感。

我所乘的这辆橇车跑得飞快。那辕马的脑袋、脖子，连同那飘在车轭旁的鬃毛也在迅速地晃动，而且几乎是在同一地方，在那个爱好者组装的铃铛下晃来晃去，铃铛里的铃舌已不是在敲打，而是在蹭磨铃壁。两匹拉梢的好马齐心协力地紧拉着冻得发弯了的边套，在起劲地奔腾，缨子不断地拍着马的腹部和颈套下方。有时，一匹拉梢马从踩出的路上摔到了雪堆上，但立刻就从那里蹦了出来，踢得雪花四溅，迷人眼睛。伊格纳什卡用欢快的高音吆喝着；干冷的冰碴在滑木下发出刺耳的响声；后面响着两只铃铛清脆的兴高采烈的叮当声，还可听见车夫们醉醺醺的吆喝声。我往后一瞧：两匹拉梢的鬃毛蓬松的灰马伸长着脖子，弯咬着马嚼，呼吸均匀地在雪地上驰骋着。菲利普挥了挥鞭子，整了整帽子，那小老头跷着两腿，仍跟先前一样躺在雪橇的正中。

过了两分钟后，雪橇就在驿站门前清扫过的木板上嘎嘎地响开了，伊格纳什卡便向我转过他那沾满雪花、散发着寒气的乐呵呵的脸。

“终归把您送到了，老爷！”他说。

（1856年2月11日）

卢塞恩——德·聂赫留多夫公爵日记摘抄

张耳译

7月8日

昨日傍晚我抵达卢塞恩，住在当地一家最佳的旅馆——瑞士饭店。

“卢塞恩是一座古老州城，位置就在四个州交界的湖畔，”默里说，“它是瑞士最具浪漫情趣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三条要道交汇；坐一小时的轮船便可到里吉山，从山上可以看到世界上一处最壮观的胜景。”

不管真也罢假也罢，反正其他的导游也都是这么说的，所以各国的旅游者，尤其是英国人，来卢塞恩观光的，多得不可胜数。

这家瑞士饭店乃一五层的宏伟建筑，是不久以前建成的，它耸立在湖畔的堤岸上，那里早先有一座带顶盖的曲形木桥，桥的四角都有小教堂，桥顶悬梁上雕有圣像。如今由于英国人的大批到来，依照他们的需要和趣味，依靠他们的资金，拆掉了那座旧木桥，在原地修起了如棍子般笔直的根基坚固的堤岸，在堤岸上又盖起了几幢方方正正的五层楼房；房前植了两排小椴树，都用棍子支撑着，在椴树之间照例摆上绿色的长凳。这是供人游乐消闲的地方；头戴瑞士草帽的英国女士们和身着舒适耐穿服装的英国男士们常在这里徘徊漫步，为自己的这种创作而洋洋得意。也许，这些堤岸、房屋、椴树以及英国人若处于旁的某些地方是会很得体的，唯独不该在这儿，在这种气势异常雄伟而又难以言表的和谐与柔和的大自然中显眼。

当我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面湖的窗子时，这儿的湖光山色和苍穹之美在最初的瞬间简直令我眼花缭乱、震惊不已。我感到内心很不平静，需要把骤然充溢于我心中的感情表露一下。这一会儿我真想去拥抱一下什么人，紧紧地抱抱他，胳肢胳肢他，捏捏他，总之，要对他和自己干点什么迥乎寻常的事。

傍晚六时许。下了整天的雨，现在已放晴了。像燃烧的硫黄似的淡蓝色湖上泛着几叶扁舟，后面出现一道道顷刻即逝的浪痕，湖水平静如镜，似乎特别显眼地铺展在窗前的草木纷披的绿岸之间，并向前伸展，可是在两座巨大的陡堤之间被压缩拢来，湖水变暗了，随之在层层叠叠的谷地、山峦、暮霭和冰块中被挡住了，消失了。近处蜿蜒着湿润鲜绿的湖岸，岸上点缀着芦苇、草地、花园和别墅；再往前是一些草木葱茏的深绿色堤岸，岸上有些古堡的残垣断壁；视线尽处则是连绵的淡紫色远山，尽是巉岩峭壁和淡白色雪峰。一切都浸在柔和的、透亮的天蓝色中，并被从云缝间投下的炎热的落日余晖照耀着。无论湖上、山上或天空上都看不见一根完整的线条、一片完整的色彩、一个同样的瞬间；到处都在动，在失衡，显得离奇古怪，阴影和线条混杂交合，千变万化，可是一切又显得那么宁静、柔和、统一，展示出美的必然性。然而在这儿，在我的窗前，就在这种变化不定、浑然自在的美中，却愚蠢地、古怪地横着一道白棍子似的堤岸，还种植着用棍支着的椴树，摆着绿色的长凳——这些寒碜而俗气的人工造物，不但没有像远处的那些别墅和废墟一样，沉没在美的整体和谐之中，相反，正粗暴地破坏了它。我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触到这条直得可怕的堤岸线上，而心里老想把它推开，把它毁掉，就像抹掉眼旁鼻子上的黑点一样；可是那有英国人在散步的堤岸依然待在那儿，我只得竭力去寻找一个看不到它的视点。我学会这样的观赏法，在晚餐之前，我就自个儿默默地欣赏着，把在对大自然的独人直观中所体验的那种虽不充分但很甜美的情感细加品味。

七点半时，有人来唤我去用晚餐。在底层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大餐室里，摆着两张至少可供一百人就餐的长餐桌。旅客们陆陆续续地来了，女士们衣裙的窸窣声、轻轻的脚步声，还有跟彬彬有礼、举止优雅的侍者们悄悄的谈话声——这些轻微的动作大约持续了三分钟；男士们和女士们终于把各个座位坐满了，他们穿得都极为漂亮，甚至相当阔气，一般又非常整洁。在瑞士通常大部分旅客都是英国人，所以公共餐桌上的主要特征就是保持严格的公认的礼节，不大相互交谈（这不是出于傲慢，而是由于没有相互接近的必要），以及由于自己的需要得到适当而愉快的满足而怡然自得的神情。四面八方都亮闪着雪白的衣领、雪白的真牙和假齿、白白净净的脸和手。那些脸孔，其中很多是挺漂亮的，只表现出一种个人的惬意感，至于对直接与己无关的周围一切，它们的表情则是十分的冷淡；那些戴着宝石戒指和半截手套的白手，只是为了整整衣领、切切牛肉、斟斟酒才动几下，任何内心的激动都不会反映在手的动作上。家庭成员之间偶尔也低声地交谈几句关于某种菜肴或酒的美味，或交谈几句关于在里吉山上看到的美景。单身的男女旅客默默地并排坐着，连瞧都不互瞧一眼。这百来人中如果有两个人偶尔聊上几句，那准是聊天气、聊登里吉山的事。几乎听不到刀叉和盘子的擦碰声，菜肴是被小口小口地吃着，吃豌豆和青菜时必定使用叉子；那些侍者不由得也恪守这种共同的静默，轻声细语地问客人要哪种酒。这样的用餐气氛总是使我感到压抑，很不舒畅，结果便变得郁郁然。我总觉得像犯了什么过错而受惩罚似的，就像小时候由于淘气而被放到椅子上，人家讽刺地说：“歇一会儿吧，宝贝！”——那时候我还听到哥哥们在隔壁房间里的嬉闹声，我血管里的年轻血液就会翻腾。以前我曾拼命反抗在这样用餐气氛中所感受的这种压抑感，可是白搭，这一张张死气沉沉的脸给了我难以抗拒的影响，所以我也变得那样死气沉沉了。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甚至连看都不看了。起先我曾试着跟邻座的人侃几句，可是除了在同一地方由同一个人显然重复了千百次的老一套话之外，我就没有得到过旁的答话。要知道所有这些人既不是笨，也不是缺乏感情，或许，这些麻木的人们中的许多人有跟我一样的内心生活，许多人的内心生活也许比我的更复杂更有趣得多。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要让自己失去人生的一大乐趣——与人相互交谈的乐趣呢？

我们在巴黎的旅馆生活可就不大一样了，在那儿，我们二十来个人尽管国籍、职业和性格截然不同，但在法国社交风气的影响下，大家聚到一张桌上共餐，就像聚在一起玩乐一样。在那儿，谈话会从桌子的一端传到另一端，话里充满戏谑和俏皮，即使常常用的是一些半通不通的词句，但都会立即融成一片。在那儿谁都不顾虑什么后果，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在那儿，我们有自己的哲学家、自己的辩论家、自己的bel esprit[55]、自己的嘲笑对象，什么都是共同的。在那儿，吃过晚餐之后，我们就立刻把桌子移开，就在那沾满尘土的地毯上不管合不合节拍地跳起la pолkа[56]，一跳就是一个晚上。在那儿，我们虽然有些轻浮、不很聪明、不大受人尊敬，可是我们都是人。那富有风流韵事的西班牙伯爵夫人，那在饭后朗诵《神曲》的意大利修道院院长，那可自由出入杜勒利宫[57]的美国大夫，那蓄着长发的青年剧作家，那自称创作了世界最优秀的波尔卡舞曲的女钢琴家，那每根手指上都戴着三颗宝石戒指的不幸的漂亮寡妇——我们相处全都很有人情味的，虽然有些表面，但彼此都很友好，别后彼此都留有印象，有的人留下的印象浅些，有的却给人留下真诚亲切的回忆。然而在这英国式的table d'hôte[58]上，我瞧着所有这些花边、绦带、宝石戒指、搽了发油的头发和绸缎衣服，心里常在想，这些装饰会使多少生气勃勃的女性变得幸福，也可使别的人感到幸福。想起来感到奇怪，有多少朋友和情侣——异常幸福的朋友和情侣——在这儿并肩而坐，也许就不明白这一点。天知道为什么他们从来都不明白这一点，从来不把他们所如此向往的也很容易赐予旁人的这种幸福相互赠与对方。

像平常这样的晚餐之后一样，我变得闷闷不乐，没有吃完最后一道点心，便郁郁寡欢地去市里溜达。没有照明的肮脏的街道，闭了门的店铺，与喝得醉醺醺的工人或与去打水的女人的相遇，或者与那些戴着帽子、在胡同里东张西望、贴着墙来来去去的女人的相遇，不但没有驱散我的郁闷心情，反而使它更趋强烈。街上已经全黑了，我没有向四周张望，脑子里也没有任何想法，便向旅馆走去，指望睡上一觉，能摆脱这种阴郁的情绪。我心里变得极度的冷漠、孤独和沉重，一个人来到新的地方，有时会无缘无故地产生这样的情绪。

我只顾瞧着自己的脚下，沿着堤岸向所住的旅馆走去，蓦地里一种奇妙的、异常亲切悦耳的乐声令我猛吃一惊。这些乐声立刻让我精神一振。仿佛一道明亮欢快的光射进我的心坎。我变得高兴了，快乐了。我那昏沉沉的注意力又重新投向了周围的各种事物。我先前对之无动于衷的湖光夜色的美突然像一件新奇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惊喜。霎然间我不由得发现那深蓝底上灰云密布的阴郁的天空被冉冉上升的月亮照亮了，那平静的墨绿的湖面辉映着万家灯火，远处是黑压压的群山，还有从弗廖申堡传来的蛙声和从对岸传来的鹌鹑清脆嘹亮的啼声。在我的正前方，在那个荡漾着音乐、最吸引我注意的地方，我看见在若明若暗的街道中央围了半圈的一群人，在人群前面没几步远处，有一个身穿黑衣服的小个子。在人群和那小个子后面，在被深灰色云片分隔开的蓝色天空里，齐整地映出花园中几棵黑黝黝的杨树，在那古老教堂的两旁庄严地耸立着两个严整的塔尖。

我来到较近处，乐声显得更清晰了。我清楚地分辨出在远处夜空中甜美地回荡的吉他的完美和音和几个相互轮唱的歌声，它们唱的不是主旋律，但在唱到最动人处却烘托出了主旋律。那主旋律有点像优雅悦耳的玛祖卡舞曲。歌声显得时近时远，时而像低音，时而又像的罗尔[59]人低回婉转的假嗓。这不像是一支歌，而是像对一支歌曲的轻巧的素描。我弄不懂这是什么；可是它美极了。这些甜美低徊的吉他和音，这种优美轻快的旋律，还有在黑沉沉的湖面、明亮的月光、两个默默耸立的高大塔尖以及花园中的黑黝黝的杨树所组成的奇幻背景上的这个黑衣人的孤单身影——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呀，但又具有无法形容的美，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骤然间各种纷杂的、无意中冒出的生活印象对于我都有了意义和魅力。我的心田里似乎开出了一朵鲜艳芬芳的花朵。片刻之前我对世界上的一切所感受到的厌倦、乏味、冷漠都消失了，我一下感到有爱的需要，并充满希望和对生活的不知缘由的乐趣。“要求什么呢，希望什么呢？”我不禁这样自问。“你瞧它，那美和诗意，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你。放开你的喉咙，尽你最大的气力吸进它吧，享受它吧，你还要什么呢！一切都属于你，一切都那么美好……”

我更走近了。那小个子看来像是四处流浪的的罗尔人。他站在旅馆的窗前，向前伸着一只腿，仰着头，一边弹吉他，一边用不同的嗓音唱着他那优美的歌曲。我立刻对这个人产生了好感，也很感谢他让我心里发生这样的转变。我所能看到的是，他穿着一件很旧的黑外衣，剪得短短的黑发，头戴一顶俗里俗气的旧便帽。他的装束没有显出一点艺人的风度，可是他那洒脱的、天真快乐的姿态和动作，以及他那矮小的身材，则形成了一道动人的、有趣的风景。在灯火辉煌的旅馆的门口处，窗子里和阳台上站着盛装华服、宽裙飘逸的太太小姐们，衣领雪白的绅士们，穿着金边号衣的看门人和听差们；在街上，在围了半圈的人群中，在稍远的林荫道上的椴树间，停留着或聚集着衣着讲究的侍者们，头戴白帽子、身穿白罩衫的厨子们，互相搂着腰的小妞们和漫步的人们。看起来他们也都体会到了我所体会到的那种情感。大家都默不作声地站在歌手的四周，专注地倾听着。四处静悄悄的，只有在歌声的间歇中，才听到从这处水面上飘来的节奏均匀的锤声，从弗廖申堡传来的时断时续、颤颤悠悠的蛙声，还间杂着鹌鹑的单调而甜润的啼声。

那小个子在幽暗的街上像夜莺似的唱着，唱了一曲又一曲，一段又一段。虽然我已来到他的近旁，可是他的歌声仍然给了我很大的快感。他那不很响亮的声音非常悦耳，他用来支配这声音的柔情、韵味和分寸感都是很不寻常的，表明他具有很高的天分。他重唱每一段时，每次都有不同的唱法，显然，这种巧妙的变唱都是由他自由发挥，即兴处理的。

从上边瑞士饭店和下边林荫道上的人群中，不时传来啧啧的称羡声，周围笼罩着一片充满敬意的沉静。在旅馆灯光的辉映下，姿势优美地倚立在凉台上、窗子里的衣冠楚楚的男士和女士越来越多了。悠然漫步的人们停下了脚步，在堤岸的阴影里、在椴树旁，到处都站有一些男男女女。在我旁边，离人群不远处站着两个抽着雪茄、带点贵族派头的听差和厨子。那厨子深深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在听到每个高亢的假嗓声调时，便喜不自胜地、有所困惑地对那听差点点头，挤挤眼，用胳膊捅捅他，那表情好像是说：“喂，他唱得怎么样，啊？”从那听差的满脸笑容上我看得出他对歌声也颇感满意，不过他只耸耸肩膀作为对厨子的回答，那意思是说，让他惊奇是很难的，因为他听过很多比这更好听的歌声。

在歌唱的间歇中，当歌手在清清嗓子时，我就问那听差，那唱歌的是什么人，是否常来这儿。

“是的，一个夏天他来三回两回，”听差答道，“他是从阿尔戈维亚来的。是来讨点饭吃罢了。”

“怎么，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来吗？”我问。

“是的，是的。”听差没有一下弄明白我的意思，便这样回答，后来他明白过我的问话，又补充说，“哦，不！在这儿我只见到他一个。再没有旁人了。”

这时候那小个子唱完了第一支歌，利索地把吉他一翻，用他的德国patois[60]低声嘟哝了句什么；他的话我听不懂，可是它引起了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他说的什么呀？”我问道。

“他说嗓子太干了，想喝点酒。”站在我身旁的那听差译给我听。

“怎么，他大概喜欢喝酒？”

“这种人都这个样。”听差回答说，笑了笑，朝他摆了摆手。

歌手脱下帽，抡了抡吉他，走近旅馆。他仰起头，面朝站在窗边和凉台上的先生女士们。“Messieurs et mesdames，”他用半意大利半德国的口音和魔术家对观众讲话时用的那种语调说，“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se,vous trompez；je ne suis qu'un bauvre tiaple.”[61]

他稍稍停顿、沉默了一会儿；但由于没有人掏给他一个子儿，他又举一下吉他说：“A prèsent,messieurs et mesdames,je vous chanterai l'air du Righi.”[62]上边的听众没有吭声，但仍站在那里等听下一支歌曲；下边的人群中发出了笑声，也许是因为他说的话好奇怪，而且也因为没有人给他任何东西。我给了他几个生丁，他很利落地把这几个钱从一只手扔到另一只手上，塞进坎肩的口袋里。接着他戴上了帽子，又唱起了他所谓的I'air du Righi的、优美动听的的罗尔歌曲。他留到最后唱的这支歌，比先头唱的歌更为动人，在人数增多了的人群中，从四方八方都响起了阵阵赞叹声。他唱完了这支歌，又一次抡了抡吉他，脱下帽子，把它托向自己身前，向窗前挪近两步，又把那句不好理解的话重说了一遍：“Messieurs et Mesdames,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se.”[63]

看来，他以为这句话说得很巧妙很俏皮，可是在他的声音和动作中，我这会儿看出了他的某种犹豫和孩子般的胆怯，这跟他那矮小的身材一样特别显眼。那些斯文的听众依然在灯光照耀下的凉台上窗口旁风姿优雅地站着，他们的华服盛装光彩照人；有些人温文尔雅地谈着话，看来是在谈论那个伸着手站在他们面前的歌手，有些人带着好奇的神态俯视着这个矮小的黑身影，从一个阳台上传来了一位年轻姑娘响亮而欢快的笑声。下边人群中的交谈声和笑声越来越响了。歌手第三回重复了他那句话，不过他的声音更微弱了，甚至没有把话说完，又把拿着帽子的那只手向前伸去，但又立即缩了回来。那聚在一起欣赏他的歌声的成百个衣着华丽的人们中仍然没有一个人扔给他一分钱。人群毫无同情心地大笑起来。我觉得那小个子歌手显得更小了，他一只手拿过吉他，另一只手把帽子举在头上，说：“Messieurs et mesdames,je vous remerci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eit.”[64]然后又戴上了帽子。人群中爆发出开心的大笑声。那些在安闲地交谈的漂亮的男士和女士们从阳台上慢慢走掉了。人们重新在林荫道上散起步来。在唱歌时寂静了一阵的街道又热闹起来，只有几个人没有向歌手走过来，而是从远处瞧着他笑。我听见那小个子歌手在嘟哝着什么，转了一下身子，那身影仿佛变得更小了，他迈着快步向市里走去。那些边瞧他边散步的开心的人们仍在不远处目送着他，笑着……

我十分惘然，搞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个意思。我站在原来的地方，不知所以地瞧着那个在黑暗中渐渐远去的小个子歌手，他正迈着大步向市内迅速奔去，同时我也瞧瞧那些嘲笑着目送他的散步的人们。我感到很难堪，很痛苦，更主要的是，我为那个小个子，为那一群人，也为我自己感到丢脸，好像是我在向人家讨钱，而人家什么也没给我，还对我加以嘲笑一样。我也没有回头张望，便怀着被钳痛的心，快步地向瑞士饭店门口走去。我还搞不清自己此时的感受，只觉得有一种沉重的、无法解脱的东西堵在我的心头，压迫着我。

在气派而明亮的大门口，我遇上一个很礼让的看门人和一家英国人。一位壮健、魁梧、相貌堂堂的男士，蓄着黑黑的英国式络腮胡子，头戴黑色帽子，胳膊上搭着一条毛披巾，手里拿着一根贵重手杖，跟一位身穿奇特的绸连衣裙、头戴饰有闪亮的缎带和极华美花边的帽子的太太手挽着手，懒洋洋地、自命不凡地走着。与他们并排而行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戴着一顶精致的瑞士女帽，帽上插着一支羽毛，á lamousquetaire，[65]帽子下面她那白皙脸蛋的周围，垂着又软又长的淡褐色鬈发。在他们的前面，有一个十来岁的脸颊绯红的小妞在跳跳蹦蹦，从异常精致的裙花边下露出一双白白胖胖的小膝盖。

“多美的夜晚呀。”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那位太太用甜滋滋的欢欣的嗓音说。

“嗯！”那英国人懒洋洋地哼了一声，看来，他在这世上活得太惬意了，所以连话也懒得说。这种人似乎都觉得活在世上是如此安宁、舒适、干净、轻松，就在他们的动作和脸色上也都表现出对任何旁人的生活的冷漠，他们相信，看门人会给他们让路，会向他们鞠躬，他们一回来，就会有干净舒适的床铺和房间，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有充分权利享受这一切——因此我突然不由自主地把那个疲惫不堪也许正饥肠辘辘的、而今羞愧地躲开嘲笑他的人群的流浪歌手跟他们这种人作了对比，我终于明白了，那像石头一般压在我心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并对他们这种人感到难以名状的气愤。于是我就在这个英国人身旁来回走了两次，每次都不给他让路，还用胳膊推他一下，觉得有说不出的痛快，然后我走下门口的台阶，摸黑朝市内方向，朝那个小个子消失的地方跑去。

我赶上了在一起行走的三个人，向他们打听歌手在哪儿；他们笑了，指给我说，他就在前面。他一个人快步地走着，没有人向他靠近，我觉得他还在气嘟嘟地嘀咕着什么。我赶上了他，建议他与我一起去个地方喝瓶酒。他依然那样快步地走着，而且不满地回头瞅了瞅我；但待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停下脚步。

“好吧，既然您如此盛情，我只好从命了，”他说，“那边有一家小咖啡店，可以上那儿去——那是一家普通的店。”他指着那家还在营业的小酒吧补充了一句。

他说的“普通的”一词倒不由得使我不想去那家普通的咖啡店，而是想到那些欣赏了他的歌唱的人们住宿的瑞士饭店去。尽管他惶惶不安地几次谢绝去瑞士饭店，说那儿太奢华了，可是我坚持要去，他也就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乐滋滋地挥了挥吉他，跟着我一起沿着堤岸往回走。在我刚来到这歌手的身边时，有几个在闲步的人就凑了过来，想听听我说些什么，这会儿他们一边在嘀嘀咕咕，一边尾随着我们来到饭店门口，也许是盼着那的罗尔人再演唱点什么。

我在过道里遇到一个侍者，便向他要一瓶葡萄酒。侍者微笑着，瞧了瞧我们，他不给任何回答。便跑过去了。我又向领班的侍者提了同样的要求，他神情严肃地听完我的话，又把这胆怯而矮小的歌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绷起脸吩咐看门人把我们领到左边的一个厅室去。这个左边的厅室是个招待普通顾客的酒吧间。在室内的角落里有一个罗锅的女佣在洗餐具，整个室内只摆有几张没上过漆的木桌子和几条长板凳。来招待我们的侍者露出温和而又带嘲弄意味的笑容瞧着我们，而且把两手插在两边的口袋里，一边跟那个洗餐具的罗锅女人嘀咕着什么。显然，他很想让我们明白，他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要比这歌手高得多，然而他对侍候我们不但不感到委屈，反而感到挺好玩。

“您要普通的葡萄酒吗？”他带着傲慢的神情问，一面对我的这位同伴挤挤眼，一面把一块餐巾从一只胳膊转搭到另一只胳膊上。

“要香槟，拿最好的。”我尽量摆出极傲慢极神气的样子说。可是香槟也罢，我所装的傲慢和神气的样子也罢，对这个听差都毫不起作用；他冷笑了一下，瞧着我们稍站了一会儿，不慌不忙地看了看他的金表，然后迈着慢悠悠的步子走出餐室，仿佛去散步似的。他拿着酒很快回来了，还另外跟来了两个听差。那两个听差在洗餐具的女人旁边坐了下来，带着开心的关注和温和的微笑欣赏着我们，就像父母在可爱的孩子们快乐玩耍的时候欣赏着他们一样。只有那个罗锅的洗餐具的女人似乎不是带嘲笑而是同情地瞧着我们。在这些听差火辣辣的眼光下，跟这位歌手侃聊，款待他，虽然已使我感到很难堪很不自在，可是我仍然尽可能大大方方地去做自己的事。在灯光下我对他看得更清楚了。他是个体格匀称、很有力气然而很瘦小的人，几乎是个矮子，一头像鬃毛似的黑发，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老是泪汪汪的，看不见睫毛，那张长得挺俊的小嘴异常招人喜欢。他蓄着短短的连鬓胡子，头发留得也不长，衣着极为寒酸。他显得邋邋遢遢，衣衫褴褛，皮肤晒得黑不溜秋，总之，像一个干粗活的人。与其说他像个艺人，不如说他像个穷小贩。只有他那老湿润的明亮的眼睛和那抿起的小嘴倒有某些独特动人之处。从外相看，他的年纪约在二十五至四十之间；实际上他三十八岁。

他显然很真心实意地叙谈了自己的生平。他是阿尔戈维亚人。年幼时便失去了双亲，又没有其他亲人。他从未有过什么财产。他学过细木工手艺，可是在二十二年前，他的一只手患了骨疽病，使他干不了活。他打小就喜欢唱歌，所以也就去唱歌了。老外们有时丢给他一点钱。他就买了一把吉他，干起这一行来了，十八年来就在瑞士和意大利各处流浪，在旅馆饭店门前卖唱献艺。他的全部行装就是一把吉他和一个钱袋，而他的钱袋如今仅有一个半法郎，这就是他今晚的膳宿费。他每年都来一趟瑞士，跑遍最好的旅游胜地，如苏黎世、卢塞恩、因特拉肯、沙穆尼等等，这已是第十八回了；他经过圣·贝尔纳德前去意大利，又经过圣·哥达或萨瓦返回去。如今他走路已感到费劲了，因为他受了风寒，双腿发疼，他把这称之为关节炎，这病变得一年重于一年，再加上视力和嗓音也差了。虽然如此，眼下他还要去因特拉肯、埃克斯累班，再经过小圣·贝尔纳德前往意大利，那是他特别喜欢去的国度；总的说来，他似乎很满意自己的生活。当我问他为什么要回老家去，那边是否有亲戚，是否有房子和地产的时候，他那张小嘴仿佛打了褶一般，抿成一个快乐的微笑，接着他回答我说：

“Oui,le sucre est bon,il est doux pour les enfants！”[66]说着向听差们挤挤眼。

我一点不懂这话的意思，可是那几个听差都笑了起来。

“我一无所有，要不然我怎么会这样去东奔西跑呢？”他向我解释说，“我之所以要回去，就是因为故乡总有些让我挂念的东西。”

于是他露出狡黠自满的微笑再次重复了这句话：“Oui,le sucre est bon.”并温和地笑了起来。听差们也都高兴地哈哈笑了，唯有那个洗餐具的罗锅女人用她那双仁慈的大眼睛瞧了瞧这小个子歌手，并替他拣起在谈话时从凳子上掉下地的帽子。我知道那些流浪的歌手、玩杂耍的乃至变戏法的都喜欢称自己为艺人，所以我好几次对我的交谈者示意说他是个艺人，可是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这种身份，很简单，他认为自己所干的事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而已。我问他，他所唱的歌是不是他自个儿创作的，他对这样奇怪的问题深感惊讶，他回答说，他哪能创作呢，这些全是古老的的罗尔民歌。

“那首里吉的歌呢？我想，它不是古老的民歌吧？”我说。

“是的，那是大约十五年前作的。在巴塞尔有一个德国人，那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这首歌就是他作的。多么优美的歌呀！您要知道，这是他为旅游的人创作的。”

随之他把这首里吉歌的歌词译成法文念给我听，显然，他很喜欢这支歌：

要是你想上里吉走走，

到维吉斯前无需把鞋穿上，

（因为可乘轮船前往），

从维吉斯前去要拿上粗拐杖，

一手还得牵着一位小姑娘，

行前得有杯美酒饮饮，

不过莫要饮得太过量，

因为谁想畅饮，

谁就得先效力一番……

“哦，多么优美的歌呀！”他下结论说。

那几个听差大概也觉得这支歌棒极了，因此都向我们靠过来。

“那么，曲子是谁谱的呢？”我问。

“没有谁，就是这样的，您知道，这是唱给老外听的，所以得有点新鲜玩意儿。”

当听差们给我们拿来了冰块，我便给我这位交谈者倒了一杯香槟，他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便回头瞧了瞧那些听差，在凳子上有些坐立不安。我们碰了碰杯，祝愿艺人们身体康健，他饮了半杯，觉得应该思索一下，便深思地扬扬眉毛。

“我好久没有喝过这样的酒了，je ne vous dis que ca[67]。恿大利的d'Asti[68]酒是不错的，可是这种酒更棒。哦，意大利！那里多好呀！”他补充说。

“是呀，那里的人都很珍视音乐，珍视艺人。”我这样说，意在引他回到当晚他在瑞士饭店门前一无所获的事上来。

“不，”他答道，“就音乐来说，我在那边不能给任何人以满足。意大利人自己就是世界上很难得的音乐行家；而我只不过会唱些的罗尔歌曲罢了。这对于他们毕竟还新鲜点儿。”

“那里的先生女士们是不是慷慨些呢？”我继续说，希望他同情我对瑞士饭店的旅客们的愤慨。“那里不至于像此地一样吧。在一个住着阔佬的旅馆里，上百来人听一个歌手唱歌，居然分文不给……”

我的问话完全没有产生我所预期的效果。他竟没有想到生他们的气，反而以为我说的话是对他那得不到一点酬报的才能的责备，所以就竭力向我做解释。

“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很多报酬的，”他回答说，“有的时候嗓子不佳，疲累了。要知道我今儿个走了九个钟头的路，差不多唱了一整天。真够呛呀。那群好摆架子的老爷们呢，他们有时候不大喜欢听的罗尔歌曲。”

“不管怎么说，哪能什么都不给呢？”我重说了一次。

他没有搞懂我的意思。

“那倒没什么，”他说，“这儿主要是on est très serré pour la,police[69]，这是个事儿。根据这个共和国的法律，这儿是不准唱的，而在意大利您可以到处去唱，没人会对您说三道四。在这儿，他们要是高兴让您唱，就让您唱，要是不高兴，就会让您蹲大牢。”

“怎么会呢，真的吗？”

“真的，如果警告过您一次，您还是去唱，他们就会抓您去蹲大牢。我已经蹲过三个月了。”他笑嘻嘻地说，仿佛这是他的一次最愉快的回忆似的。

“唉，这真可怕！”我说，“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共和国的新法律就是这么定的嘛，”他继续说，也来精神了，“他们不愿想一想这个：穷人好歹也得活嘛。假如我不残废，那我就会去干活。我唱歌又怎么着，难道我唱歌会害着什么人？这是什么世道呀？富人可以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而像我这样的a un bauvre tiaple[70]已经没法活了。这算什么共和国法律呢？如果这样来搞，那我们就不要共和国了，不是这样吗，先生？我们不要共和国，我们要……我们要……”他犹豫片刻说，“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法律。”

我又往他杯里斟了酒。

“您没有喝呢，”我对他说。

他端起杯子，向我鞠了一躬。

“我明白，您要干什么，”他说，一边眯起一只眼睛，用手指吓了下我，“您要灌醉我，看我出洋相；可是不，这您办不到。”

“我为什么要灌醉您呢，”我说，“我只不过想让您快乐一些。”

他大概有点懊悔了，因为他误解了我的用意，对我有所不恭，他显得不好意思了，便欠起身子，捏了捏我的胳膊肘。

“不，不，”他带着请求原谅的表情说，并用他那双湿润的眼睛瞧着我，“我不过是开下玩笑罢了。”

随后他说了一句挺含糊、挺机巧的话，那意思是说，我毕竟还是个好人嘛。

“Je ne vous dis que ca！”[71]他最后说。

就这样，我和歌手继续喝着酒，聊着天，而那几个听差仍然无所顾忌地瞧着我们，似乎还在嘲笑我们。虽然我谈得正欢，可我不能不注意他们，说实话，我越来越恼火。其中一个听差站起身来，走到这小个子歌手跟前，瞧瞧他的脑顶笑了起来。我对瑞士饭店的住客们本来已窝了一肚子气，还没有来得及往某人身上撒，老实说，眼前这伙听差着实把我拱火了。这时候，那个看门人没有脱帽走进餐室，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坐到我的旁边。这最后的情境刺痛了我的自尊心或虚荣心，让我气炸了，终于使窝在我心头的强压着的那股气宣泄了出来。为什么我一人在大门口时，他对我低三下四地鞠躬，而这会儿，因为我跟一个流浪的歌手坐在一起，他便不讲礼貌地跟我并肩而坐呢？我怒气冲天，心里沸腾着一种我所暗暗喜欢的愤怒，因为当我出现这种愤怒时，我甚至会兴奋起来，而它则对我起着镇定作用，至少在短时间里会给我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全部能力增添不寻常的应变性、能量和力度。

我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你笑什么？”我对那听差嚷了起来，并感到自己脸色变白，双唇不禁打战了。

“我没有笑，我就是这个样的。”那听差答道，一边往后退。

“不，你们在笑这位先生。这儿坐着客人，你们有什么权利来这儿坐着呢？不许你坐！”我大喊道。

那看门人嘀咕着什么，站起身向门口走去。

“这位先生是客人，而你们是听差，你们有什么权利嘲笑他，而且跟他坐在一起呢？刚才吃晚饭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就不取笑我，不坐在我的旁边呢？是不是因为他衣着寒酸，是在街头卖唱的？就是因为这个，又因为我穿的是好衣服。他虽然穷，可我相信，他比你们好一千倍。因为他不欺侮任何人，而你们却欺侮他。”

“可我没说什么，您干吗这样呢，”我的对头——听差胆怯地答道，“我并没有妨碍他坐嘛。”

那听差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说的德语算是白费了。粗鲁的看门人本想出来替这听差帮腔，我当即狠了他一通，他也装作不明白我的话，只挥了挥手。那洗餐具的罗锅女人可能看到我火冒三丈的样子，怕闹出乱子来，或者是认同我的看法，向着我，便尽量站到我和看门人之间，一边劝他别言语，一边说我说话有理，请我消消气。“Der Herr hat Recht；Sie haben Recht.”[72]她再三说。这位歌手则显出一副惶恐的、可怜巴巴的神色，他显然搞不明白我为什么发火，要干什么，便求我赶快离开这儿。可是我心头火气越来越大，非说个痛快不行。我想起了一切：那嘲笑他的人群，那些分文不给他的听众，我无论如何也不想罢休。我想，假如那些听差和看门人不肯让步，我很乐于跟他们较量一番，或者拿起棍子照着那无力自卫的英国小姐的脑瓜上敲上一敲。这会儿我若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我会乐意冲进英国人的壕沟大砍一阵。

“你们为什么把我和这位先生领到这间餐室，而不领到那个餐厅呢？啊？”我责问那个看门人，并抓住他的胳膊，不让他走开。“你们有什么权利凭外表决定这位先生要待在这个餐室，而不是待在那个餐厅呢？难道所有付了钱的人在饭店里不都是平等的吗？不单在共和国，就是在全世界也都一样的。你们的共和国讨厌透啦！……这就是所谓的平等！你们不敢把英国人领到这个餐室来，可是那些英国人却正是白听这位先生唱歌的人，就是说，他们每个人从他那儿偷去了应该付给他的几个生丁。你们怎么敢指定这个餐室给我们用呢？”

“那个餐厅关了。”看门人答道。

“不，”我嚷了起来，“瞎说，那个餐厅没有关。”

“那您知道得更清楚啰。”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撒谎。”

看门人转过肩膀从我身边走开了。

“哼！有什么说的！”他嘟哝说。

“不，不是‘有什么说的’，”我大嚷起来，“得马上领我到那个餐厅去。”

不管那罗锅女人怎么劝说，也不管那歌手一再求我回去为好，可我还是把领班的侍者叫来，让我和我的伙伴一起去到另一个餐厅。领班的侍者听见我说话发狠，看见我脸色激动，便没有跟我争吵，而是带点鄙薄的神情谦让地说，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未来得及向看门人证明他撒谎，因为在我走进另一个餐厅之前，已不见他的人影了。

这个厅确实是开着的，灯烛辉煌，有一个英国人和一位太太坐在一张桌旁就餐。虽然侍者把我们带到一张特别的餐桌上，我和这个肮里肮脏的歌手就在那个英国人旁边就座，并吩咐把那瓶没喝完的酒给我们拿过来。

那两个英国人起先感到惊讶，随之恶狠狠地瞧了瞧那半死不活地坐在我旁边的小个子；他们相互在嘀咕着什么，那女人竟把盘子一推，绸连衣裙沙沙作响地站了起来，两个人接着就走掉了。我看到那英国人在玻璃门外边恶狠狠地对一个侍者说着什么，一面不断用手指指我们这边。那侍者把头伸进门来瞧了瞧。我正兴头十足地等着他们来撵我们出去，这样我便可以把自己的一肚子怒气朝着他们发泄出来。好在他们没来找我们的茬，但当时我还为此而感到不快。

起先不肯喝酒的歌手这会儿把瓶里所剩下的酒匆匆地一饮而尽，他是想尽快地离开这儿。不过我感到他深情地感谢了我的款待。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变得更加泪汪汪、亮闪闪了，他对我说了一句挺古怪、挺含糊的感谢话。可是他的这句话总归还是让我听了很愉快，那话的意思是：若是人人都像我一样尊重艺人的话，那他就好过了，他还祝我万事如意。我和他一起走到过道上。几个当差和我的那个对头——看门人都待在那儿，看门人好像是在跟他们说我的坏话。他们似乎都把我视为疯子。我要让这位小个子歌手跟这里所有的人显得平等，所以我尽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恭敬态度，我脱下帽子，紧握着他那只手指又干又瘦的手。那些听差对我装出毫不理睬的样子。其中只有一人发出了冷嘲的笑声。

歌手鞠个躬，便消失在黑暗中了，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想通过睡觉消去这一切印象以及那突现在我心头的愚蠢而幼稚的愤恨。可是我觉得自己过于激动了，难以入睡，所以又出去到外边走走，以便让自己平静下来，说实话，除此之外，我还隐约希望寻个机会跟那看门人、听差或英国人干一仗，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冷酷，尤其是他们的不公平态度。然而，除了那个一看见我便背过身去的看门人之外，我没有遇到任何人，于是我只好独自在堤岸上来回漫步。

“这就是诗意的奇怪命运。”我稍稍平静下来后思忖着。人人都喜欢诗意，寻求诗意，在生活中盼望和寻求一种诗意，可是没有人承认诗意的力量，没有人珍视世界上这种最美好的东西，没有人珍视或感谢那些把这种最美好的东西给予人们的人。去问问所有住在瑞士饭店的旅客中随便哪个人：“何为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所有的人，或者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带嘲弄的表情对您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乃金钱也。‘也许这种思想您不喜欢，不合于您的崇高理想，’他会这样说，‘可这有什么法子呢，既然人类的生活就是这样安排的：唯有金钱能给人以幸福。我不能不让我的理智去看现实的世界，’他补充一句，‘也就是去看真实。’你的理智很可怜，你所盼望的幸福也很可怜，你就是个连自己也不知道需要什么的不幸的家伙……为什么你们全都离开祖国、亲人、工作和财物，而拥到这个瑞士的小城卢塞恩呢？为什么今晚你们大家都跑到凉台上，肃静地倾听这个矮小的叫花子唱歌呢？如果他还愿意再唱下去，那你们也还会默默地听下去的。难道是为了钱，哪怕是为了百万钱财，就能把你们赶出祖国，聚集在卢塞恩这个小角落里吗？为了钱就可以使你们走到凉台上，肃静地、一动不动地站上半个钟头吗？不，是有一种东西在驱使你们这样的，它永远会比生活中各种其他动力更有力地推动你们：那就是对诗意的需求，你们没有意识到它，不过你们却感觉得到它，只要你们身上还有一丁点儿人味，就会永远感觉得到的。‘诗意’这个词儿你们听来会觉得可笑，你们常用这个词儿来嘲笑和责难人，你们允许娃娃们、傻小姐们去爱诗意的东西，即便那样，你们也嘲笑他们；你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然而娃娃们看待生活的眼光是很健康的，他们喜爱并知道人所应该爱的东西，以及能给人以幸福的东西，可是你们已被生活搞糊涂了，蜕化变质了，所以你们会去嘲笑你们所爱的这一种东西，专门去找你们所憎恨的、造成你们不幸的东西。你们变得如此不明事理，因此你们竟不懂你们对这个给你们带来纯洁享受的贫穷的罗尔人所应尽的义务，可同时你们却认为自己有必要不管利益和乐趣向一个勋爵低三下四，而且心有所图地为他牺牲自己的宁静和安适。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议的荒谬！可是今晚最使我惊讶的还不是这件事。这种对于提供幸福的东西的无知，这种对于诗意享受的无意识性，我几乎很能理解，或者说，这种事我在生活中遇到多了，所以已看惯了，众人那种粗暴而无意识的冷酷对于我说来已不是新鲜事了，不管那些替群众心态作辩护的人怎么说，群众即使是一些好人的共同体，但是他们只接触到兽性和卑劣的方面，所以表现出来的只是人类天性的弱点和冷酷。而你们作为爱自由、讲人道的民族的儿女们，你们这些基督徒们，你们这些真正作为人的人，怎么竟以冷酷和嘲笑去回报一个不幸的乞讨者带给你们的那种纯洁的享受呢？不过话说回来，你们的祖国没有乞丐收容所——没有乞丐，不该有乞丐，也不该有乞丐现象所赖以存在的怜悯感——可他是付出劳动的呀，他带给你们快乐，他乞求你们把你们多余的一丁点东西赐给他作酬劳，因为你们已享用了他的劳动。然而你们却带着冷冷的微笑，从你们光彩夺目的高楼大厦中把他当作稀罕物去观赏，在你们百来个有福气的阔佬中却没有一个人扔给他一点点儿东西！他满心羞愧地离开了你们，而一群无聊的家伙却跟在后边嘲笑他，他们不去羞辱你们，而是去羞辱他——是因为你们冷漠、无情、不知羞耻；是因为你们白白享用了他带给你们的快乐，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去羞辱他。”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那家下榻着富豪们的瑞士饭店门前，一个流浪行乞的歌手，曾唱歌、弹吉他达半小时之久。约有百来人听了他的演唱。歌手曾三次请求大家给他点什么。没有一个人给他一点东西，许多人还嘲笑他。”

这不是杜撰，而是真事，有人愿意的话，可以到瑞士饭店的常客那里去调查一下，也可以查阅一下报纸，看看那些于七月七日在瑞士饭店住宿的老外是些什么人。

这就是当代历史学家们应该以火热的、抹不去的文字记录下来的一个事件。这件事比报刊上史书上所记述的事实更重要，更严肃，并且更有深远的意义。说什么英国人再次杀戮了上千的中国人[73]，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拿钱币去买他们的货物，而他们国家正要吸收硬币；说什么法国人又杀死了上千个卡比耳人[74]，是因为庄稼在非洲长得好，还因为经常打仗有利于军队训练；说什么土耳其驻那不勒斯的公使不可能是犹太人；说什么拿破仑皇帝在Plombieres[75]散步，并且通过报刊使老百姓相信，他不过是秉承全体老百姓的意志去治理国家的——这通通是掩盖或表明早已举世皆知的事实的胡话；而七月七日发表于卢塞恩的事在我看来却是十分新鲜古怪的，它与人类天性中一贯的丑陋面无关，而是属于社会发展一定时期的现象。这种事不是人类活动史的资料，而是进步和文明史的资料。

这种没有人味的事无论在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的任何乡村里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在这里，在这个达到高度文明、自由和平等的地方，在这个最文明民族的最文明的旅游者所云集的地方却能出现呢？为什么这些在一般情况下能从事各种正直、人道事情的有教养、懂人道的人们都没有用人类的同情心去干点个人的善事呢？为什么这些人在自己的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热烈关心在印度的未婚中国人的境况，关心在非洲传播基督教和教育，关心设立改善全人类的协会，而在自己的心灵中却缺乏人对人的那种普通的、原始的感情呢？难道他们没有这种情感吗？难道在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支配着他们的虚荣心、名利心已占据了这种感情的位置？难道被捧称为文明的人的理智和自私的共同扩展，会消灭那种本能和友爱的一致要求，或与之相矛盾吗？难道这就是那种为之流了那么多血、犯了那么多罪的平等吗？难道各个民族像孩子似的，光听到“平等”一词就会成为幸福的人吗？

在法律面前平等？难道人的整个一生都是在法律范围内度过的吗？生活中仅有千分之一部分是属于法律范围的，其他部分都是在法律之外，在社会的风习和见解的范围内度过的。在社会中，一个听差穿得比一个歌手好，他便可不受惩罚地去欺侮歌手。我穿得比听差好，也可以不受惩罚去欺侮听差。看门人认为我高于他，而歌手比他低；当我和歌手待在一起的时候，那看门人便认为自己跟我们平等了，便变得粗鲁无礼起来。我对看门人一蛮横，看门人便承认自己比我低。听差对歌手一蛮横，歌手也承认自己比他低。在一个国家里，即使一个公民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碍着任何人，只是为了不被饿死而去干一种他能干的事，居然也被关进大牢，难道这就是自由的国家？就是人们所称的绝对自由的国家？

一个为正当解决自己生活需要而被抛到这个善恶、事件、见解、矛盾等永远在动的无边海洋中的人，确是一种不幸的、可怜的造物！人们世世代代拼搏着，劳作着，为的是把善推向一边，把恶推向另一边。多少世纪过去了，无论在哪儿让一个不偏不倚的人站到善与恶的天平上称一称，天平都不会摆动，在它的各头有多少善，就有多少恶。只要人学会不说长论短，不认真积极地去思索，不去回答那些向他提问的只是为了永远得不到解答的问题，那就好了。只要他明白各种见解既是错的又是对的就好了。说它错，因为它片面，因为人不可能把握全部真理；说它对，因为它反映人类意向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永远变化的、无穷的、无限纷杂的善恶混合中给自己做出了划分，在这种海洋中划出假想的界线，并期待这个海洋按这种假想分开，似乎就没有从根本不同的视角，在另外的方面做出的无数其他的划分似的。诚然，世世代代都在形成这些新的划分，可是许多世纪过去了，无数的世纪也将会过去。文明乃善也，野蛮乃恶也；自由乃善也，奴役乃恶也。正是这种臆想出来的知识毁灭着人类天性中那些本能的、最快乐的对于善的原始需求。那么由谁来给我下这样的定义：何为自由，何为专制，何为文明，何为野蛮？这个同那个之间的界限何在？谁的心灵里具有这样确定不移的善恶尺度，使他能够度量出那些稍纵即逝的纷乱的事情呢？谁有那么大的智慧，即便在静止的过去中能把握和衡量一切事情呢？谁又看见过善与恶不同时共处的那种情况呢？我又何以知道我看见一种东西多于另一种东西，不是因为我站的地方不适当呢？谁又能在理智上哪怕完全脱开人生一会儿，以便独立超然地观察一下人生呢？我们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绝不会犯错误的指导者，即指导世界的神灵，他洞悉我们大家和每一个人的心，给每一个人注入追求合理事物的愿望；正是这位神灵让树木朝阳光生长，让花卉在秋天里播种，让我们不知不觉地相互贴近。

正是这一个永不会犯错误的、善良的声音压制着文明的喧嚣而急促的发展。谁更大程度上是人，谁更大程度上是野蛮人呢？是那个见了歌手的破衣烂衫便愤然拂手而去，也不肯拿出自己财产的百分之一去酬劳歌手，这会儿正吃得饱饱的，坐在明亮宁静的房间里，平静地谈论中国的事情，并认为在那边进行屠杀是正义行动的英国勋爵呢，或是那个冒着坐牢危险，口袋里只有一个法郎，二十年来跋山涉水，四处流浪，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而是用自己的歌声去愉悦别人，今天又受到侮辱，差点儿被人撵出门外，又累又饿，蒙受羞辱，已经跑到某处烂稻草上去睡觉的小个子歌手呢？

此时此刻，在夜的死一般的沉寂中，我远远地听到从城里传来那位小个子的琴声和歌声。

“不，”我不禁对自己说，“你没有权利怜悯他，也没有权利为勋爵的富贵而愤愤不平。有谁称量过这些人中每个人内心的幸福呢？或许他眼下正坐在某处肮脏的门槛上，眺望着月色皎洁的苍穹，在寂静、芳香的夜色中欢乐地歌唱，他心中坦然：无怨，无恨，无悔。可是有谁知道，在这些富贵人家的高墙大院内人们这会儿在心里谋算着什么呢？谁能知道他们的心里是不是像这小个子歌手心里一样，有那种无牵无挂、甜美的生活喜悦和跟世界的谐和呢？允许并安排这一切矛盾存在的神的仁慈和圣明是无边的。唯独你，一条渺小的蠕虫，居然胆敢无法无天地去试探他的法则、他的意图，唯独你觉得有矛盾存在。他正从那光辉灿烂、高不可测的九霄温存地俯视着并欣赏着你们大家所寄身于其间的那充满矛盾、永恒运动着的无限和谐。你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想要摆脱这些放之四海而皆通用的法则。不行呀，你既然对那些听差怀着委琐鄙俗的愤慨，那你也就得对永恒和无限的和谐需要作出回答……”

（1857年7月18日）

三死

臧仲伦译

一

时值秋天。大道上有两辆轻便马车在快速奔驰。前面一辆轿式马车里，坐着两名女人。一位是太太，面黄肌瘦。另一名是侍女，满面红光，体态丰盈。她戴的帽子已经褪色，帽下常有几绺没抹发油的短发露出来，因此她时不时伸出她那戴着破手套的红红的手，急促地整理一下头发。她胸前披着一块粗呢披巾，高高的胸部散发出一股健康的气息。她那对滴溜溜乱转的黑眼珠，一会儿注视着车窗外向后飞奔的原野，一会儿又怯怯地偷觑一下太太，一会儿又不安地扫视一眼马车的角落。太太的帽子挂在网架上，在侍女的鼻子前左右晃动，一只小狗躺在她的两腿上。地上堆着几只小匣子，因此她的两脚只能微微抬起，在一片弹簧的颤悠声和玻璃的颤动声中，可以微微听到她那鞋底敲打匣子的声音。

那位太太将两手叠放在大腿上，闭上了眼睛。她的身体斜倚在背后的靠垫上，在微微摇晃，她皱眉蹙额，不时干咳两声。她头戴一顶白色睡帽，她那娇嫩苍白的脖子上，围着一块浅蓝面的三角头巾。头发上一条直缝，伸进睡帽下，把她那头淡褐色的、抹得油光锃亮的、非常平整的头发一分为二，但是这道宽缝处的白皙的皮肤上，却现出一种枯黄的死人般的颜色。她眉清目秀，面容姣好，但是皮肉松弛，皮肤微黄，腮帮和颧骨上不时泛出一片潮红。她的嘴唇枯焦，状极不安，睫毛稀疏，并不卷曲，一件旅途穿的呢子外衣，由于胸脯塌陷，直直地垂在胸前。尽管太太的眼睛是闭着的，仍看得出她一脸倦容，心情烦躁，以及脸上那惯有的痛苦表情。

一名听差，用胳膊肘支在椅子扶手上，正坐在车夫座上打盹儿。那名驿站派来的马车夫，则一迭声地吆喝着，驱赶着四匹大汗淋漓的高头大马，间或回过头来看一眼。另一名马车夫，正在后面一辆弹簧马车上大声吆喝，催马快跑。车轮留下的两条平行的宽宽的车辙，在布满石灰和泥泞遍地的道路上均衡而又快速地向前后伸展。天空灰蒙蒙的，很冷，潮湿的尘雾纷纷扬扬飘洒在原野和道路上。马车里很闷，散发着一股花露水和尘土味。那位有病的太太把头向后一仰，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一双大眼睛顾盼有姿，颜色也深得非常好看。

“又来了。”当那名侍女的外套下摆，轻轻碰到了一点她的小腿时，她用她那美丽而又瘦削的手神经质地把它推开，痛苦地撇了撇嘴。马特廖莎伸出两手，把那件外套提起了点，用她那健壮的双腿微微站立起来，向一边靠了靠。她那鲜艳的脸蛋上布满灿烂的红晕。那位有病的太太的美丽的黑眼睛十分羡慕地注视着侍女的动作。太太用两手支着座位，也想站起身来，略微坐高点，但是力不从心。她的嘴角耷拉下来，她的整个脸部都现出一种无能为力的、辛酸的异样的表情。“你就不能帮帮我吗！……啊呀！不用啦！我自己能行，不过，别把你那硬撅撅的麻袋塞在我背后，劳你大驾了！……你不会就算啦，还是别碰我好！”太太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又迅速抬起眼睑，看了一眼侍女，马特廖莎咬着红红的下嘴唇。病人的胸中发出一声长叹，但是叹息还没结束，就变成了咳呛。她转过脸，皱起眉毛，用两手捂住了胸口。当这阵咳嗽过去了，她又闭上了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坐着。两辆马车驶进了村子，马特廖莎将一只胖手从披巾下伸出来，画了个十字。

“这是哪儿？”太太问。

“驿站，太太。”

“我问你干吗画十字？”

“教堂，太太。”

病人把脸转向车窗，她坐的马车正驶过一座很大的乡村教堂，于是她睁大两眼望着教堂，开始慢慢地画了个十字。

驿站旁，两辆马车一齐停了下来，从弹簧马车里走下了病女人的丈夫和医生，两人走近轿式马车。

“您觉得怎么样？”大夫一边替她号脉，一边问道。

“嗯，你觉得怎么样，我的朋友，不觉得累吗？”丈夫用法语问道，“想不想下车歇会儿？”

马特廖莎搂着几只小包蜷缩在角落里，以免影响他们说话。

“没什么，还是老样子。”病人回答，“我就不下车了。”

丈夫站了一会儿，走进驿站。马特廖莎从马车里跳下来，踮着脚尖，穿过一片泥泞，进了大门。

“我不舒服，也不能影响你们吃早点呀。”病人微微一笑，对站在车窗旁的大夫说道。

“我是死是活，他们才不管呢。”当她看到丈夫轻手轻脚地离开她，快步登上驿站的台阶后，暗自想道，“他们身强力壮，因此对一切都不在乎。噢！我的上帝！”

“怎么样，爱德华·伊万诺维奇。”丈夫看见大夫进来了，说道，一边笑容可掬地搓着两手，“我已吩咐下去，让他们把食品箱[76]拿来，足下以为如何？”

“行啊。”大夫回答。

“嗯，她怎么样？”丈夫压低了声音，扬起眉毛，一声长叹，问道。

“我说过，她不仅到不了意大利，能够到莫斯科就谢天谢地了，尤其是这种天气。”

“那怎么办呢？啊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丈夫用一只手捂住了眼睛。“端到这儿来。”他向拿食品箱进来的用人加了一句。

“本来就该留在家里嘛。”大夫答道，耸了耸肩膀。

“您说，我又有什么法子呢？”丈夫不以为然，“要知道，我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劝她不要出来，说到旅途的一切花费，说到我们必须撇下孩子，以及我事务繁忙，等等，她硬是不听。她做了一大堆出国生活的计划，倒像她很健康似的。假如把她的病情告诉她……不等于要她的命嘛。”

“其实她已经死了，您必须知道这点，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一个人，没有肺是活不下去的，也不会再长出一个肺来。伤心，难过，但是有什么法子呢？你我能够做到的，就是让她安安静静地死。现在需要的是牧师。”

“啊呀，我的上帝！您应该明白我的处境，我怎么忍心提醒她，让她立遗嘱呢，还是听其自然吧，这话我说不出口，您知道得很清楚，她的心肠有多好……”

“您还是试试吧，劝她先留下，到冬天路冻结实了再走[77]。”大夫意味深长地摇摇头，说道，“要不然，路上，病情可能恶化……”

“阿克休莎，阿克休莎！”驿站长的女儿，头上顶着一件毛皮上衣，站在满是泥泞的屋后的台阶上，跺着脚，尖声叫道，“咱们去瞧瞧希尔金的太太去，听说她胸部有病，要到国外去。害痨病的人是啥样，我还从来没见过哩。”

阿克休莎跑到门口，接着她们俩便手拉手地跑出了大门。她们放慢了脚步，从马车旁缓缓走过，向放下的车窗里张望了一眼。病人向她俩转过头来，但是看到她俩一脸好奇，便双眉深锁，扭过了头。

“我的妈——呀！”驿站长的女儿迅速转过头，说道，“从前是个千娇百媚的大美人儿，眼下成什么了？甚至看着都让人害怕。你看见啦，看见啦，阿克休莎？”

“是呀，多瘦呀！”阿克休莎点头称是，“咱俩就装作到井台上去似的，再去瞧瞧。瞧，她把头扭过去啦，不过我还是看见了。多可惜呀，马莎。”

“满地净是烂泥！”马莎答道，两人又跑回了大门。

“看来，我变得让人害怕了，”病人想，“但愿快点，快点到国外去，在国外，我的病会很快好的。”

“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我的朋友？”丈夫说，边嚼着一块什么东西，边走到轿式马车旁。

“问来问去都是老一套，”病人想，“就管自己吃！”

“没什么。”她含糊其辞地答道。

“你知道吗，我的朋友，我担心，赶上这种天气，长途跋涉，你的病会恶化的，爱德华·伊万诺维奇也这么说。咱们不如回去吧，好不好？”

她怒气冲冲地不置一词。

“天气说不定会好起来的，那时路就好走了，你的病也有了起色，咱们大家再一起走也不迟。”

“请恕我直言。早先，要是不听你的话，现在我就在柏林了，也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

“有什么法子呢，我的天使，你也知道当时不可能嘛。而现在，你要是肯再留一个月，你一定会康复如初，我要办的事也办完了，咱们也可以把孩子们一起带去了。”

“孩子们没病，我有病。”

“你要明白，我的朋友，这样的天气，要是你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那时候，起码在家里。”

“在家里又怎么样……死在家里吗？”病人答道，气不打一处来。但是这个“死”字分明把她吓住了，她哀求地、疑惑地看了一眼丈夫。他垂下了眼睛，一言不发。病人像孩子似的一撇嘴，眼泪汪汪，泪如雨下。丈夫掏出手绢，捂住了脸，默默地离开了轿式马车。

“不，我非走不可，”病人说，抬眼望天，双手合十，手指交叉，开始念念有词地低声祷告，“我的上帝！干吗呢？”她说罢，眼泪更止不住地往下流。她长久地、热烈地念着祷告，但是胸中仍旧一样感到疼和憋气。天空、原野和路上仍旧一样灰暗，一样秋雾弥漫，既没有变浓，也没有变淡，仍旧像过去一样纷纷扬扬地飘洒在泥泞的道路上，飘洒在屋顶上、马车上和马车夫的老羊皮筒子上。他们正在粗嗓门地、愉快地交谈着，给马车膏油和套车……

二

轿式马车已经套好了，但是马车夫仍在磨蹭。他走进驿站的小木屋。屋里又热，又闷，又黑，又难闻，散发出一股马车夫味、烤面包味、白菜味和羊皮味。有几名马车夫坐在里屋，一名厨娘在炉灶旁忙前忙后，炕上躺着一名盖着几张羊皮的病人。

“赫韦多尔大叔，赫韦多尔大叔。”一名小伙子，穿着羊皮筒子，腰里掖着皮鞭，走进屋来，对病人说道。

“你呀，真扯淡，找费季卡干吗？”一名车夫搭腔道，“人家在等你上车哩。”

“我想要那双靴子，我那双穿破了。”那小伙子答道，甩了甩头发，整了整掖在腰里的手套，“没准睡着了，赫韦多尔大叔！”他走到热炕前，又叫了一声。

“咋啦？”听到一个虚弱的声音答道，接着一个满脸红胡子的瘦瘦的脸从炕上探了下来。随后，一只长满了毛的又瘦又苍白的大手，拉过一件呢大衣，盖上了他那穿着脏衬衫的瘦骨嶙峋的肩膀。“给点水喝，小兄弟，你咋啦？”

小伙子递给他一瓢水。

“是这么回事，费佳，”他倒换着两脚，说道，“现在你兴许用不着那双新靴子了，让给我吧。你兴许不会再穿它上路了。”

病人低下他那无力的脑袋，趴在那只摸得发亮的水瓢上，把他那向下耷拉的稀稀落落的胡须泡在黑乎乎的水里，有气无力而又贪婪地喝着。他那乱糟糟的大胡子很脏，两眼混浊而且陷了进去，他吃力地抬起眼睛，望着小伙子的脸。他喝完水，想举起手来擦擦濡湿的嘴唇，但是手举不起来，只能歪过嘴在大衣袖子上蹭了蹭。他用鼻子默默地喘了口粗气，强打精神地注视着小伙子的眼睛。

“没准儿你答应过别人了吧，”小伙子说，“那就糟蹋啦。主要是出门在外，湿了呱叽的，我得出门干活，因此我琢磨：让我跟费季卡把靴子要来吧，没准儿他用不着了。兴许，你自己要用，你就言语……”

病人胸腔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开始涌上来，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他弯下身子，开始连咳带呛地咳得都喘不上气来了。

“还用啥呀，”厨娘突然怒气冲冲地像炒豆子似的嚷嚷起来，嚷得满屋子只听见她的声音，“都第二个月没下过炕了。他那个咳劲，一听到他没命地咳嗽，我的五脏六腑都疼。他哪用得着那双靴子呀？不会让他穿着新靴子下葬的。早就该去啦，请主饶恕我说这种造孽的话。瞧，没命地咳。要不让他挪个地儿，搬到别的屋去住，上哪儿都行！听说城里有治这病的医院；要不然像话吗——把炕全占了，真够呛。把人挤得没一点空地儿。还说哩，要保持干净。”

“喂，谢廖加！快上车，老爷等着哩。”驿站管事向屋里嚷了一声。

谢廖加没等到回答，已经想走了，但是病人一边咳嗽，一边用眼睛向他示意，他有话要说。

“你把靴子拿去吧，谢廖加。”他忍住咳嗽，稍歇片刻后说道，“不过，你听我说，我死了以后，替我买块石碑。”他沙哑着嗓子又加了一句。

“谢了，大叔，那我拿走啦。至于石碑，我保证，一定买。”

“我说伙计们，听见啦。”病人还能够说得出话，但紧接着又弯下身子，咳得喘不过气来。

“行啊，听见了。”一名马车夫说道，“去吧，谢廖加，快上车，要不然，管事又该跑来找你了。要知道，希尔金的太太有病。”

谢廖加连忙把自己那双穿着过大的破靴子脱了下来，扔到长凳底下。费多尔[78]大叔的那双新靴正好合脚，于是谢廖加打量了一下靴子，便走出门去，向那辆轿式马车走去。

“多好的一双靴子呀！我给你抹点油。”当谢廖加爬上车夫座，提起缰绳时，一名车夫手里拿着鞋油，走过来向他说道，“白给的？”

“眼红啦？”谢廖加回答，微微起立，用粗呢大衣的下摆裹紧了双腿。“走吧！我的老伙计！”他挥动马鞭，向马一声吆喝，于是两辆马车载着自己的乘客和大小箱笼，沿着潮湿的道路疾驰而去，逐渐消失在灰蒙蒙的秋雾中。

那名有病的马车夫仍旧留在那间闷热的木屋的火炕上，他想咳而又咳不出来，于是便使了老大劲翻了个身，不再作声了。

一直到晚上，木屋里人来人往，不断有人来吃饭——谁也没听到病人有什么动静。快到半夜了，厨娘才爬上炕，从他脚头拿了件羊皮筒子。

“纳斯塔西娅，你别生我的气，”病人道，“我很快就会把这地儿给你腾出来的。”

“得了，得了，那有什么，没关系。”纳斯塔西娅咕哝道，“你哪儿疼，大叔？你只管说。”

“里里外外，浑身疼。只有上帝知道到底哪儿疼。”

“你咳嗽的时候大概嗓子眼疼吧！”

“哪儿都疼。我的死期到了——就这么回事。哎哟，哎哟，哎哟！”疼人呻吟道。

“你得把腿盖严实点儿，就这样。”纳斯塔西娅说。她一边下炕，一边顺手把那件粗呢大衣拿过来，盖在他身上。

半夜，木屋里只有一盏夜间的小灯在微微发光。纳斯塔西娅和十来个马车夫都鼾声大作，睡在地板上和长凳上。只有病人一个人在低声哼哼、咳嗽和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天快亮的时候，他完全安静了下来。

“昨儿个夜里我梦见一桩怪事。”第二天早晨，厨娘醒来，屋里半明半暗，她伸着懒腰说道，“我梦见好像赫韦多尔大叔下炕了，出去劈木柴。他说，纳斯佳，让我给你搭把手吧；我就劝他说：你哪劈得了木柴呀，可他一把抓起斧子就劈开了，劈得可快，可利索啦，只看见碎木片乱飞。怎么啦，我说，你不是有病吗。不，他说，我没病，说罢就抡起斧子使劲儿一挥，把我吓得魂灵儿都出了窍。我大叫一声就醒了。他该不是死了吧？赫韦多尔大叔！大叔！”费多尔没有反应。

“可不吗，该不是死了吧？快去看看！”马车夫醒了，其中一人说道。

一只布满红毛的瘦瘦的胳臂从炕上耷拉了下来，已经冷了，一片死白。

“快去报告站长，好像死了。”那马车夫说。

费多尔没有亲人——他是远方来的外地人。第二天就把他埋了，埋葬在小树林后面的一处新坟地，于是纳斯塔西娅接连好几天，逢人便说她做的那梦，并且说，是她头一个想到费多尔大叔的。

三

春天来了。在某市潮湿的街道上，在结成冰块的马粪间，一条条湍急的溪流在潺潺流淌。衣服艳丽，人来人往，笑语声喧。在栅栏墙后面的一座座小花园里，树木已绽开了新芽，清风过处，树枝在轻轻摇曳，声音细微，隐约可闻。到处在流淌着和滴答着晶莹的水珠……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鼓起小翅膀飞来又飞去。在有阳光的一面，在栅栏墙，在房屋和树木上，一切都在活动和发光。在天上，在地下，在人的心里，到处是一片欢乐和青春。

在一条通衢大街的一家大公馆门前，铺着新鲜的麦秸。这家公馆就住着那位急于出国的奄奄一息的病人。

在关着的房门旁，站着病人的丈夫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长沙发上坐着一位神父，他低垂着双眼，拿着一件用长巾[79]包着的东西。在屋角，在一张伏尔泰椅[80]上斜躺着一位老太太（病人的母亲）在哀哀恸哭。她身旁站着一名侍女，一手拿着一块干净手帕，等着老太太要用时递过去；另一名侍女拿什么东西在揉老太太的太阳穴，轻轻吹着她那包发帽底下的白头发。

“唉，基督保佑您，我的朋友。”丈夫对那位跟他一起站在门旁的上了年纪的女人说，“她对您一向很信任，您也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话，您就好好儿劝劝她吧。亲爱的，去吧。”他已经想替她开门了，但是表姐拦住了他，几次把手帕按到眼睛上。她终于一扬头。

“现在好了，我不像是哭过的了。”她说，自己开开门，走了进去。

丈夫很激动，似乎心慌意乱，完全没了主意。他本来想过去看看老太太，但是刚走几步又转过身穿过房间，走到神父身旁。神父看了看他，举眼望天，一声长叹。他那浓密的胡须也跟着这动作一起一落。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丈夫说。

“有什么法子呢？”神父叹息道，他的眉毛和胡须又一起一落地重演了一遍。

“她妈也在这里！”丈夫几乎绝望地说，“她肯定会受不了的。她是非常非常爱她的呀……我简直不知道还有谁像她这样……神父，您就试试看，去安慰安慰她，劝她离开这里吧。”

神父站起来，走到老太太身边。

“没错，您哪，母亲的心是谁也估量不了的，”他说，“然而上帝是仁慈的。”

老太太的脸蓦地整个儿抽搐起来，她歇斯底里地打起嗝来。

“上帝是仁慈的。”当她稍稍平静下来以后，神父又继续道，“不瞒您说，我那教区里曾经有一位病人，病情比玛丽亚·德米特列芙娜严重得多，您猜怎么着，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用草药在短期内就把他的病治好了。而这老百姓现在就在莫斯科。我跟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说过这事——不妨试试嘛，起码对病人也是个安慰。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不，她已经活不了啦。”老太太说，“还不如让上帝来把我带走，可是却偏偏要带她走。”她说罢，又歇斯底里地、猛烈地打起嗝来，打得昏死了过去。

病人的丈夫伸出双手，捂住了脸，跑出了房间。

在楼道里，遇到他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六岁的小男孩，他正在拼命追一个比他还小的小女孩。

“孩子们怎么办，要不要领他们去见妈妈？”保姆问。

小男孩站住了一会儿，定睛看了看父亲的脸，猛地尥起蹶子，快活地、又喊又叫地向前跑去。

“她好像一匹黑马，爸！”小男孩指着妹妹叫道。

这时，在另一间屋里，表姐正坐在病人身旁，在委婉而又巧妙的谈话中，正极力让她对死有个思想准备。大夫在另一扇窗户旁调药水。

病人穿着宽大的白睡衣，四周用枕头围着，坐在床上，默默地望着表姐。

“啊呀，我的朋友，”她猛地打断她的话，说道，“别给我做思想工作了，别把我当孩子啦。我是个基督徒，我全知道。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也知道，如果我丈夫早听我的话，我现在早在意大利了，也许，甚至可以肯定，我的病早好了。这话，所有的人都对他说过。但是，有什么法子呢，看来，这是天意，我命该如此。我们大家都罪孽深重，这我知道；但是我指望上帝开恩，人人都可以得到宽恕，大概，人人都可以得到宽恕吧。我想极力做到有自知之明。我也罪孽深重，我的朋友。但是，我受了多少苦啊。我极力忍着，听天由命地忍受自己的苦难……”

“那么叫神父来好吗，我的朋友？领过圣餐后，您心里会更松快些的。”表姐说。病人低下头，表示同意。

“上帝啊！饶恕我这个有罪的人吧。”她悄声道。

表姐走出房门，向神父递了个眼色。

“她是天使！”她两眼噙着泪花对那个当丈夫的说。

丈夫哭了。神父走进门，老太太还是昏迷不醒，第一个房间里静悄悄的，全无声息。五分钟后，神父从门里走出来，他解下长巾，整理了一下头发。

“谢谢上帝，她现在平静些了。”他说，“她想见你们。”

表姐和丈夫走到里间。病人看着圣像，在低声哭泣。

“祝贺你，我的朋友。”丈夫说。

“多谢了！我现在觉得多好呀，我感到一种匪夷所思的甜蜜。”病人说，她那薄薄的嘴唇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上帝多仁慈啊！他是仁慈和无所不能的，不是吗？”她说罢又用噙满泪花的眼睛望着圣像，热烈地祷告起来。

后来，她好像蓦地想起了什么似的。她示意，让丈夫到她身边去。

“你从来不肯做我求你做的事。”她用微弱的、不满的声音说道。

丈夫伸长脖子在洗耳恭听。

“什么事，我的朋友？”

“我说过多少遍了，这帮医生什么也不懂，倒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女郎中治好了不少病……刚才神父也说过……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快派人去请吧。”

“请谁呀，我的朋友？”

“我的上帝！硬是不肯懂嘛！……”于是病人皱起眉头，闭上了眼睛。

大夫走到她身旁，拿起她的手，脉搏分明跳动得越来越弱了。他向病人的丈夫使了个眼色，病人注意到了这一表情，害怕地回头看了看。表姐扭过了头，哭了。

“别哭啦，别折磨自己，也别折磨我啦，”病人说道，“这会夺走我的最后一点平静的。”

“你是天使。”表姐吻着她的手，说道。

“不，吻这儿，只有吻死人才吻手。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当天晚上，病人就成了一具尸体，入殓后，棺材就停放在这座公馆的大厅。在一个双门紧闭的大房间里坐着一名诵经士，他正在用鼻音不慌不忙地念着“大卫的歌[81]”。明亮的烛光从高高的银烛台上洒落在死者苍白的前额上，洒落在沉重的像蜡一般的手上，洒落在盖尸布和脚趾部分可怕地突出来的僵硬不动的皱褶上。诵经士并不懂他念的歌词是什么意思，只是不慌不忙地念着。在静静的房间里，这些歌词奇怪地发着响声，然后又归于岑寂。间或从远处的房间里传来一两声孩子说话的声音和他们咚咚的脚步声。

“你掩面，他们便惊惶。”诗篇道，“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82]

死者的脸严峻、平静而又庄严肃穆。无论是冰清玉洁的前额，也无论是僵硬的嘴唇，都了无动静。她整个人都在注意倾听。但是，即使现在，她是否真的懂得这些伟大的诗句呢？

四

过了一个月，在那位死者的坟墓上，建起了一座石砌的小教堂。马车夫的坟上仍旧没有石碑，坟头上，只有绿油油的小草破土而出，这座坟头乃是一个人过去曾经存在过的唯一标志。

“你要造孽啦，谢廖加，”有一回，驿站的厨娘说道，“要是你再不给赫韦多尔买块石碑的话。说得倒好，冬天，冬天准买，可现如今，说话不算数了？这可是当着我的面说的呀。他已经来找你要过一回了，你不买，还会再来，掐死你。”

“那又怎么啦，我又没赖账，”谢廖加回答，“这石碑我一定买，说买就准买，花一个半卢布买一块。我没忘，不过得运回来呀。一有机会进城，准买。”

“依我看，你哪怕立个十字架呢。”一名老车夫插嘴道，“要不然，也太不像话了。人家的靴子倒穿着。”

“上哪儿弄十字架呀？总不能找块劈柴砍一个吧？”

“你说什么呀？用劈柴当然砍不出来。你拿把斧子，起个大早，进趟林子，不就砍成了。砍倒一棵小树。一个带顶的木头十字架不就有了。要不然，没准儿，还得请森林巡查员喝酒。随便弄个什么破玩意儿，都得请他喝酒，你请得起吗？前些日子，我把一根撬棍弄断了，就去砍了根新的，蛮好的，谁也没说一句话。”

一大早，天刚亮，谢廖加就拿起斧子，进了林子。

因为没有受到太阳照射的露水还在滴落，树叶花草上还覆盖着一层银光闪闪的露珠。东方欲晓，曙光微露，映照着笼罩在苍穹上的一层薄薄的云翳。树下没有一根小草，枝上没有一片树叶在动。只有间或听到的密林深处的鼓翅声，或者地面上发出的簌簌声，才猛然打破林中的静谧。蓦地响起了一声奇怪的、非大自然所有的响声，一直传到林边，才戛然而止。但是又传来了同样的响声，而且开始在下面，在一棵一动不动的树干旁，等速地重复响起来。有一个树冠开始异乎寻常地颤动起来，它那苍翠欲滴的树叶也开始低声絮语，一只立在这树枝头的红胸鸲也发出一声啁啾，飞动了两次，最后尾巴一甩，飞落到了另一棵树上。

斧子在树下发出越来越重浊的声响，多汁的白色的小木片，飞落在布满露珠的小草上，斧子每次砍下去都可以听到一声轻微的折裂声。树全身颤动了一下，便向一边倾斜，但是又很快挺直了，在根部惊恐地摇晃着。霎时间，一切又归于沉寂，但这树又向一侧倾斜，树干中又发出了折裂声。最后，枝摧叶落，树枝下垂，树冠倾斜，轰然倒在了潮湿的泥地上。斧声和脚步声都静了下来。红胸鸲一声啁啾，向高处飞去。它的翅膀碰到的那根小树枝，晃动了片刻，接着便跟别的树枝一样，静默不动，枝上的树叶也哑默无声。由于空间扩大了，四周的树显得更加快乐地亭亭玉立，树枝虽然纹丝不动，但却树影婆娑，婀娜多姿。

旭日东升，光华四射，阳光穿过薄薄的云翳，在天空猛地一亮，接着便洒遍大地和天空。晨雾在谷地上团团升起，升腾飘忽，朝露在郁郁葱葱的青草和树叶上闪烁，嬉戏，碧空如洗，云翳变白了，变透明了，向四处飞散。鸟儿在密林里扑腾，仿佛在羞答答地窃窃私语，在诉说自己的幸福；苍翠欲滴的树叶在高处快乐而又平静地低声絮语，而那些活着的树的枝叶，则在那棵倒下的死树上慢慢地、庄严地迎风摇曳。

霍尔斯托梅尔——一匹马的故事

纪念M.A.斯塔霍维奇[83]

臧仲伦译

第一章

天空越升越高，朝霞弥漫天际，向四下扩散，朝露的一片银辉显得更白了，镰刀似的一钩残月也渐渐变得没有生气，树林中渐渐鸟语声喧，人们开始陆续起床，在老爷家的马圈里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听到马打响鼻的声音、马蹄踩着干草来回倒腾的声音，以至马麇集在一起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架来而发出的愤怒的、尖利的嘶鸣声。

“靠边儿！来得及！都饿坏啦！”一个老牧马人一面打开轧轧作响的大门，一面说，“你上哪儿？”他挥手赶着一匹想要钻出大门去的小牝马，吆喝道。

牧马人内斯特身穿哥萨克上衣，腰系镶嵌着金属饰物的皮带，肩膀上挎着马鞭，腰里拴着用毛巾裹着的面包，双手拿着马鞍和笼头。

这些马一点不怕牧马人，对他的嘲弄口吻也毫不生气，它们装作无所谓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离开了大门，只有一匹暗栗色的鬃毛很长的老牝马贴起一只耳朵，很快地转回身去。这会儿，有一匹站在后面的年轻的小牝马，本来这事跟它毫不相干，却尖声嘶叫起来，用臀部顶了一下靠它最近的马。

“走开！”牧马人大喝一声，声音更响也更严厉了，喊罢，他就向马圈的犄角走去。

在马圈里所有的马（约有一百匹）中，有一匹花斑骟马表现得最有耐性，它孤零零地站在棚舍下的犄角里，眯着眼睛，在舔着棚子的橡木立柱。不知道这匹花斑骟马在其中舔到了什么滋味，但是它在干这事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严肃的、若有所思的。

“别淘气！”牧马人走到它身边，用同样的口吻对它说道。他边说边把马鞍和磨得发亮的鞍垫放在它身旁的马粪上。

花斑骟马不再舔了，它一动不动地对内斯特望了很长时间。它不笑，也不发怒，也不皱眉，只是用整个肚子吁了口气，深深地长叹了一声，便转过脸去。牧马人搂住它的脖子，给它戴上了笼头。

“你叹什么气呀？”内斯特说。

骟马摆了摆尾巴，仿佛说：“不要紧，没什么，内斯特。”内斯特把鞍垫和马鞍放到它背上，这时，骟马便贴紧两耳，可能是表示自己的不满，但老头却因此而骂它是废物，并开始给它勒紧肚带。这时骟马便鼓起肚子，但是内斯特却把一只手指塞进它的嘴里，用膝盖顶了一下它的肚子，因此它只好把肚子里的气吐了出来。尽管如此，当老头用牙咬着勒紧它的肚带的时候，它又贴紧了耳朵，甚至还回头看了他一眼。虽然它知道这没有用，但它仍旧认为有必要表示一下它对此感到的不快，并且以后还要一直这样表示下去。当它被备好马鞍后，它便伸出一条浮肿的右腿，开始咀嚼马嚼子，这想必也是出于某种特殊的考虑吧，因为它现在总该知道马嚼子是不可能有任何滋味的。

内斯特踩着短短的马镫跨上了骟马，接着便解开马鞭，抽出压在膝盖底下的哥萨克上衣，以赶车人、猎人和牧马人特有的骑马姿势在马鞍上坐好，拉了一下缰绳。骟马抬起头，表示它正待命出发，但仍站在原地不动。它知道，在出发以前，内斯特坐在它的马背上还有好一阵嚷嚷，还有好些话要吩咐另一名牧马人瓦西卡和马群。果然，内斯特开始嚷嚷起来：“瓦西卡！我说，瓦西卡！你把母马放出来了吗？你往哪儿闯，鬼东西！靠边！你难道还没有睡醒吗？把门打开，先放母马头里走。”等等。

大门轧轧地响了起来。瓦西卡怒气冲冲，睡眼蒙眬，他牵着一匹马的缰绳站在门框旁边，放马群出去。马儿开始小心翼翼地踩着干草，嗅着草香，一匹跟一匹地走出去。马群中，有年轻的小牝马、周岁的马驹、还在吃奶的驹子和怀驹的母马，这些母马小心翼翼地挺着大肚子，一匹匹单独地迈出了大门。年轻的小牝马有时三三两两地挤在一起，互相把头放在对方的脊背上，蹄声杂沓，争先恐后，拥挤在大门口，为此，每次都要受到牧马人的呵斥。还在吃奶的小驹子，有时候跑到别的母马的大腿旁，响亮地嘶鸣着，来回答母马的短促的呼唤。

一匹年轻淘气的小牝马一挤出大门就低下头，把脑袋歪向一边，掀起臀部，尖嘶了一声；但它毕竟不敢抢到浑身布满栗色斑点的灰色老马茹尔德芭的前面去。茹尔德芭慢条斯理地，迈着沉重的脚步，肚子左右摇摆着，像往常一样老成持重地走在马群的最前面。

才几分钟工夫，刚才还热热闹闹、挤满了马匹的马圈就变得空空的，显得很凄凉。空棚下面的一根根立柱忧郁地矗立着，一眼望去，只剩下一片被践踏得凌乱不堪的、满是马粪的干草。花斑骟马对这一片马去棚空的景象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但总还是感到不胜凄凉。它慢慢地，好像在鞠躬一样低下了脑袋，然后又抬起头来，尽着被束紧的肚带可能容许的限度长叹一声，接着便瘸着酸痛的、弯曲的腿，步履艰难地随着马群走去，自己那瘦骨嶙峋的脊背上还驮着年老的内斯特。

“我知道，现在他一走上大路准要打火，然后吸他那个拴着小链子、包着铜箍的木管烟袋。”骟马想，“对此，我倒觉得很高兴，因为一大早，踏着露水，我很喜欢闻这股烟味，它使我想起许多愉快的往事。可恼的只是，老头嘴里衔着烟袋总是趾高气扬，自以为了不起，侧着身子坐着，而且非侧身坐着不行，可我这边正疼哩。话又说回来，由他去吧，为了别人的快乐而受苦，在我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甚至我还觉得其中自有一番做马的乐趣。就让这个可怜的老头去神气活现吧。其实也只有当他一个人，谁也看不见他的时候，他才敢这么放肆，就让他去侧身坐着吧，”骟马一面思忖着，一面小心翼翼地迈着弯曲的四腿走在大路中央。

第二章

内斯特把马群赶到应该在那里放牧的河边，便跳下马来，卸下了鞍子。这时马群已经在这片尚未被践踏过的草地上慢慢地四下散开，草地上覆盖着露水和一片雾霭，有一条河环抱着这片牧场，这片雾霭就是从草地上和河上同时升起的。

内斯特给花斑骟马卸下了笼头，并给它的脖子底下挠了挠痒。作为回答，骟马闭上了眼睛以示感谢和快意。“这老家伙，可喜欢哩！”内斯特说。其实骟马一点也不喜欢这样挠痒，它只是出于礼貌才装作对此感到很愉快，并且摇了摇头表示同意。但是内斯特也许认为，过分的亲昵会使花斑骟马误会他的用意，所以他就完全出其不意地、无缘无故和冷不防地把骟马的脑袋从自己身边推开，而且还挥了一下笼头，笼头上的皮带扣把骟马的干瘦的腿打得很疼，然后一句话不说，就向小丘上他通常坐着休息的树桩走去。

这种行为虽然使花斑骟马很伤心，但它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地摇摆着脱了毛的尾巴，一路嗅着向河边走去，啃着青草聊以解闷。它丝毫不去理会它周围那些在早上撒欢的年轻的小牝马、刚满周岁的马驹和还在吃奶的小驹子在玩什么花样，它知道，先空腹好好儿喝点水，然后再吃草，在它这个岁数这是最合乎健康之道的。于是它便挑选了一处坡度较缓也较开阔的河岸，弄湿了蹄子和蹄上的距毛，把嘴伸进水里，透过那被撕裂了的两片嘴唇吮吸着水，并翕张着饮满水的两胁，惬意地摇晃着它那稀稀拉拉的、尾根秃了的花斑尾巴。

那匹褐色小牝马是一个爱寻衅闹事的家伙，它总爱戏弄老马，做出种种使它不愉快的事。这会儿，它踩着水走到老马跟前，仿佛有什么事似的，其实只是为了存心把老马面前的水搅浑。但是花马已经喝足了水，它仿佛没有发觉褐色小牝马的计谋似的，从容不迫地把自己陷进泥里去的脚一只一只地拔了出来，然后甩了一下脑袋，躲开这个小姑娘，走到一边吃起草来。它用各种姿势伸开四腿，决不多践踏一棵草，它几乎腰也不伸地吃了整整三个小时。它吃饱喝足，肚子都挂了下来，就像在骨瘦如柴的肋骨上挂了一只大口袋似的。它把身体的重量平均压在四条病腿上，以期尽可能减少疼痛，特别是那条右前腿比其他三条腿都弱，接着它便睡着了。

有的老年令人肃然起敬，有的老年令人生厌，有的老年分外悲惨。也有的老年令人肃然起敬和令人生厌兼而有之，花斑骟马的老年就属于这一类。

这匹骟马身躯高大——不低于两俄尺三俄寸[84]。它的毛色原先带乌黑的花斑。那是它过去的模样，可如今乌黑的斑点已变成了肮脏的棕褐色。它的花斑由三块黑斑组成：一块在头部，直到脖子中央，鼻旁还有一块形状不规则的白斑。粘满牛蒡草的长长的鬃毛，有的地方是白色，有的地方是浅褐色。另一块黑斑沿着右胁直到腹部正中；第三块黑斑在臀部，兼及尾巴的上部直到两条大腿的一半。尾巴的其余部分则花白相间。它那瘦骨嶙峋的大脑袋沉重地低垂在它那瘦得脊椎骨突出、像木头一般的脖子上，它的眼睛上方有两个深窝，嘴上还挂着一片过去被撕裂了的黑嘴唇。从耷拉下来那片嘴唇看进去，可以看到过去被咬伤、已经歪向一边的发黑的舌头和被磨损的下齿的黄色残根。两只耳朵（其中一只被剪开了）低垂在两边，只间或懒洋洋地翕动一下以驱赶纠缠不去的苍蝇。一绺还是长长的额鬃耷拉在一只耳朵后面，宽大的额头凹了下去，而且粗糙不平，在宽大的颧骨上有两块皮像口袋似的悬挂着。脖子上和脑袋上的青筋纠结在一起，苍蝇一飞上去，青筋就战栗、跳动。它脸上的神色是忍气吞声的、深思的和痛苦的。它的两条前腿在膝盖处成了弓形，两只前蹄上都长了瘤，而在那条一半有黑斑的大腿上，靠近膝盖处，还长着一个拳头大小的肉瘤。两条后腿倒还比较有劲，但是大腿上的毛已被磨光，而且看来这些地方已经很久不长毛了。它的四条腿很长，与它那瘦弱的身躯很不相称。它的肋骨虽然向外突出，但是它们十分阔大，而且绷得很紧，以致身上的那张皮仿佛干巴巴地紧贴在肋骨之间的凹陷处。它的耆甲和脊背伤痕累累，布满了从前惨遭毒打的疤痕，而且后部还有一处新的伤口在溃烂化脓；尾巴的黑色的根部翘起着，露出了尾椎骨，长长的尾巴几乎是秃的。在棕褐色的臀部上，靠近尾巴处，有一块巴掌大的长了白毛的伤疤，仿佛是被咬伤的，在前部肩胛骨上还可以看到另一处刀伤。它的后膝盖和尾巴很脏，这是因为经常闹胃病的缘故。它全身的毛虽然很短，却根根直立。尽管这匹马的老年令人生厌，但是你若望它一眼，就会不由得陷入深思，至于行家，他马上就会说，想当年，它一定是一匹出色的好马。

行家甚至会说，俄国马只有一个品种能有这样宽大的骨骼，这样粗壮的股骨，这样的马蹄，这样细的腿骨，这样优美的脖子，尤其是这样的头骨和眼睛（又大又黑又亮），头部和颈旁的这种纯种筋脉的隆块，这样细密的毛皮和鬃毛。在这匹马的形体上，在这种可怕的结合中——因为毛色驳杂而更显衰老的那些令人生厌的特征和意识到过去的美和力量而现出自信和安详的姿态与神情——确有某种悲壮的东西。

它宛如一具行尸走肉，孤独地站在沾满露水的牧场中间，而从离它不远的地方传来四下散开的马群的蹄声、响鼻声、马驹的嘶鸣声和尖叫声。

第三章

太阳已经升到了树林上空，灿烂地照耀着草地和蜿蜒曲折的河流。露水渐干，逐渐凝成一滴滴水珠。在某些地方，在低洼处，在树林的上空，最后的一点晨雾正像轻烟般渐渐飘散。一缕缕云彩在舒卷变幻，但是还没有起风。河对岸，一大片绿油油的正在抽穗的黑麦像一根根鬃毛似的竖立着，散发着一片新绿和花的芳香。布谷鸟在树林里嗄哑地咕咕叫着，内斯特仰天躺着，计算着他还有多少年好活。百灵鸟在黑麦地和草地上振翅飞翔。一只迟归的野兔落到了马群中，它跳到开阔的地方，蹲在灌木旁边，侧耳倾听。瓦西卡把头埋在草丛里打盹，那些马驹绕过他，在下面一片低洼的牧场上散得更开了。那些老马不住地打着响鼻，踏着露水，踩出一条条亮晶晶的足迹，一直在挑选那些谁也不会来打扰它们的地方，但是它们已经不是在吃草，只是在品尝着那些鲜美的嫩草。整个马群不知不觉地向一个方面移动。又是那匹老母马茹尔德芭老成持重地走在其他马的前面，以此表示还可以往前走。头一回下驹的年轻的黑马“小苍蝇”不停地叫唤着，翘起尾巴，对自己那匹淡紫色的小马驹打着响鼻，那小驹子在它周围蹒跚地走着，膝盖还在不停地哆嗦。暗栗色的、还没有配过种的“燕子”，毛色宛如缎子般光洁闪亮，它低下头去，黑丝线似的额鬃就遮住了它的脑门和眼睛。它在吃草玩，把草咬断又扔掉，还不住地用被露水打湿的长着毛茸茸的距毛的蹄子踢打着地面。有一匹较大的驹子大概正在设想它是在玩什么游戏，翘起了宛如头盔上的羽毛似的短而卷曲的小尾巴，已经绕着自己的妈妈转了二十六圈。那匹母马在十分从容地吃着草，对于儿子的这种性格已经习以为常，只间或乜斜着一只又大又黑的眼睛瞟它一眼。有一匹最小的驹子，黑毛，大头，额鬃怪模怪样地竖立在两耳中间，小尾巴还像它蜷伏在母腹里那样向一边蜷曲着。它竖起耳朵，瞪着两只呆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凝神注视着那匹忽前忽后跑来跑去的小马驹，不知在羡慕它呢，还是在谴责它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小驹子用鼻子顶着母亲的乳房在吃奶，有些则不知道为什么故意不听母亲的叫唤，用蹒跚的小跑朝相反的方向跑去，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接着又不知道为什么停了下来，刺耳地尖声嘶鸣着；有些小驹子并排侧卧在草地上，有些在学吃草，有些则伸出后脚在耳朵后面搔痒。还有两匹怀驹的牝马在独自走着，一面慢腾腾地移动着脚步，一面在继续吃草。看得出来，它们的怀驹是受到别的马匹的尊重的，因此那些年幼的马驹谁也不敢走到它们跟前去捣乱。如果有哪一个淘气包胆敢挨近它们，它们只要动一动耳朵，摆一摆尾巴，就足以向它们表示，它们的行为是非常不成体统的。

刚满周岁的小牡马和刚满周岁的小牝马自以为大了，装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模样，很少蹦蹦跳跳，很少和快乐的伙伴们聚会在一起。它们弯着那被剪去鬃毛的、天鹅般的细长脖子，庄重地吃着草，摇摆着它们那扫帚似的秃尾巴，仿佛表示它们也有尾巴似的。有些则像大马那样躺着、打滚和互相挠痒。最快乐的一群是那些两三岁的马驹和那些还没有交配过的牝马。它们几乎总是走在一起，不与别的马为伍，宛如一群结伴同行的快乐的姑娘。从它们中间时时传来马蹄声、欢叫声、嘶鸣声和尥蹶子的声音。它们聚集在一起，互相把头搁在对方的背上，互相嗅着，跳跃着，有时还打起一声响鼻，高高地翘起尾巴，一溜小跑，骄傲地、卖弄风情地在自己的女伴面前跑过。在所有这些年轻的马中间，淘气的褐色小牝马是个头号美人和最爱领头闹事的。它想出什么鬼点子，别的马就跟着学样；它上哪儿，成群结队的美人也跟着它上哪儿。今天早晨，这个淘气包特别顽皮，兴致也特别好。它的心情十分快乐，就像人们的心情也常常会变得十分快乐一样。还在饮水的时候，它就把那匹老马作弄了一番，它踏着河水一路跑去，接着又假装看见了什么东西受了惊，打起一声响鼻，撒开腿向旷野里跑去，为此，瓦西卡只好骑上马去追它和那些尾随着它的其余的马。后来，吃了一会儿草以后，它又开始打滚，然后又跑到那些老牝马的前头，并以此逗弄它们，接着它又把一匹小驹子赶开，跟在它后面追它，仿佛要咬它似的。母马害怕了，便停止吃草，那匹小驹子用可怜的声音喊叫着，但是这个淘气包甚至碰都没有碰它，它不过是吓唬吓唬它，向它的女伴们表演一番，而那些女伴则赞许地望着它的恶作剧。后来它看见在河对岸很远的黑麦地里有个农民正赶着一匹有杂毛的灰色马在犁田，它便想去勾引它。它止住了脚步，骄傲地昂起了头，头部微侧，接着抖动了一下身子，便用一种甜润、温柔和拖长的声音嘶鸣起来。在这声长嘶中既有顽皮，又有感情，又带有若干哀怨。在这声嘶鸣中流露出祈求，对于爱情的许诺和忧伤。

瞧那儿，有一只长脚秧鸡在稠密的芦苇丛中跑来跑去，在热情地呼唤着自己的女友，瞧那儿，布谷鸟和鹌鹑在歌唱爱情，花儿凭借风力在互相传送着芬芳馥郁的花粉。

“我既年轻又漂亮，而且身强力壮，”淘气包的嘶鸣声说道，“但是我至今还没有尝到过这种感情的甜蜜，不仅没有尝到过，而且连一个情人，连一个情郎也没有看见过我。”

这声情意深长的嘶鸣，引起了低地和田野的忧伤而又充满青春烦恼的回响，由近及远，传到了有杂毛的灰马的耳朵里。它竖起耳朵，站住了。那农民用树皮鞋踢了它一下，但是灰马却被远处的这声银铃般的嘶鸣弄得神魂颠倒，也引吭长嘶起来。农民发火了，拽了下缰绳，用树皮鞋猛踢了一下它的肚子，以致它还没有来得及结束它的嘶鸣，又继续前进了。但是灰马感到又甜蜜又伤心，因此从远处的黑麦地里还长时间地不断向马群传来刚开始的热情的嘶鸣和农民的怒气冲冲的吆喝。

如果说，这匹灰马只听到一声这样的嘶鸣就如醉如痴，忘记了自己的职责，那它如果亲眼见到淘气包这个大美人儿，看见它怎样竖起耳朵，张开鼻孔吸入空气，向前飞奔，抖动着自己那年轻美丽的身躯呼唤着它，它不知又该怎样神魂颠倒呢！

但是这匹淘气的小牝马并没有对自己的心事思忖多久。当灰马的声音一停，它又嘲弄地嘶鸣了一阵，然后便低下头去，开始用脚刨坑，然后又走上前去把花斑骟马弄醒，作弄它。花斑骟马一向是这些幸福青年的受气包和供它们耍笑逗乐的对象。它从这些年轻的马那儿吃到的苦头，远比从人那儿吃到的苦头多。对前者与后者它都没有做过坏事。人们曾经需要过它，可是这些年轻的马儿干什么要来折磨它呢？

第四章

它老了，它们还年轻；它瘦弱，它们却膘肥体壮；它闷闷不乐，它们却兴高采烈。由此可见，它完全是一匹与大家格格不入的、不相干的马，完全是另一类生物，因此不必去怜悯它。马只怜悯它们自己，间或也怜悯一些从它们身上很容易想象到自己处境的马。但是花斑骟马又老又瘦又丑，难道这是它的过错吗？……似乎并不是。但是，按照马的观点看来，它是有过错的，只有那些身强力壮、既年轻又幸福的马，那些前程远大的马，那些稍一动弹每块肌肉就在颤动、尾巴像根橛子似的翘得老高的马，才是永远正确的。也许，花斑骟马自己也懂得这个道理，而且在心平气和的时候它也同意它是有过错的，因为它已经度过了它的一生，那它就得为这一生付出代价。但是它毕竟是匹马，因此当它眼睁睁地瞧着这帮年轻的马就因为它年老多病而欺侮它（其实它们在生命终了的时候也难免要年老多病的），它就禁不住感到委屈、忧伤和愤懑。那些马的残忍冷酷的原因，也是出于一种贵族感情。它们之中每一匹马的家谱，就其父系或者母系都可以追溯到那匹大名鼎鼎的斯梅坦卡，可是花马却家世不明；花马是个野种，是三年前花了八十卢布纸币从市集上买来的。

褐色小牝马仿佛信步走去，无意中走到了花斑骟马的鼻子跟前，撞了它一下。花马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它没有睁开眼睛，只是贴紧耳朵，龇了龇牙。小牝马转过屁股，装作要踢它的样子。它睁开了眼睛，躲到一边去。它已经不想睡觉了，于是它又开始吃草。又是这个淘气包被一群女友簇拥着，走到了骟马跟前。有一匹两岁的白额小牝马，它是一匹很蠢的马，它随时随地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在模仿褐色小牝马，这时它也跟它一起走了过来，就像模仿者一向所做的那样，领头的那匹马做什么，它也跟着学样，有过之而无不及。褐色小牝马通常装作有事，贴近骟马的鼻子走过，甚至连瞧都不瞧它一眼，以致花马简直不知道它是不是该生气，这确实很可笑。现在那匹褐色小牝马又如法炮制，但是跟在它后面的白额小牝马这时却撒起欢来，干脆用胸部撞了骟马一下。骟马又龇牙咧嘴尖叫了一声，竟然以人们意想不到它会有的灵巧劲儿向它猛扑过去，并且在它的大腿上咬了一口。白额小牝马尥起蹶子，重重地踢了一下老马的瘦骨嶙峋的肋骨，老马疼得直喘粗气，它本想再扑过去，但后来改变了主意，长叹一声，退到一边去了。马群中所有年轻的马想必都把花斑骟马对待白额小牝马的放肆举动看作是对它们个人的侮辱，因此在当天的全部剩余时间里坚决不让它再吃草，一分钟也不让它安宁，以致牧马人有好几次出面制止它们，他不明白它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骟马十分生气，当内斯特准备把马群赶回家的时候，它居然自动走到老头身边。当老头给它备好鞍，骑到它身上以后，它倒觉得比较快乐、比较安静些了。

当这匹年老的骟马驮着内斯特老头回家的时候，天知道它一路上在想什么。它在伤心地想那些纠缠不休的残酷的年轻的马呢，还是怀着老马们所特有的轻蔑而又沉默的倨傲宽恕了那些欺侮过它的马呢？反正一直到家它都没有用任何方式表露过自己的想法。

这天晚上，有几位干亲家来找内斯特。当他把马群赶过仆人们住的下房时，他看见有一辆套着马的大车拴在他家的台阶旁。他把马群赶进去以后，忙得连鞍子也顾不上卸下就把骟马赶进了马圈，接着他就喊瓦西卡，叫他把骟马的鞍子卸掉。说罢他便锁上大门，去找干亲家了。不知是因为这匹从马市上买来、生身父母不明的“满身痂疮的窝囊废”侮辱了白额小牝马，斯梅坦卡的曾孙女，因而也侮辱了全马圈的贵族感情呢，还是因为骟马驮着高高的鞍子而又无人骑坐的这副模样叫那些马看来实在古怪和荒唐，反正这天夜里马圈里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所有的马，无论老少，都龇牙咧嘴地对骟马紧追不舍，把它赶得满马圈乱跑，马蹄踢着它的骨瘦如柴的两肋的声音和痛苦的哼唧声不绝于耳。骟马再也受不了这个了，它再也逃不开大家对它的踢打了。它在马圈中央停住脚步，脸上流露出衰弱无力的老年的令人讨厌的愠怒，接着便是悲观绝望；它贴紧耳朵，蓦然做了一个动作，致使所有的马立刻鸦雀无声。最老的牝马维亚佐普丽哈走上前去嗅了嗅骟马，长叹了一声。骟马也喟然长叹。

第五章

月光轻泻，在马圈中央站着那匹又高又瘦的骟马，它驮着高高的马鞍，鞍鞒的顶端耸起着。其他的马都一动不动地站在它的周围，屏息静听，仿佛它们从它那儿听到了一件新奇的、不平常的事似的。确实，它们从它那儿听到了一件新奇的、意想不到的事。

下面的故事就是它们从它那儿听到的。

第一夜

“是的，我是柳别兹内[85]一世和芭芭[86]的儿子。照家谱上说，我的名字叫穆日克[87]一世。我穆日克一世，外号霍尔斯托梅尔[88]，人们所以这样叫我，乃是因为我步子宽大、健步如飞，在俄国再也找不到第二匹这样的马来。就出身来说，世界上没有一匹马比我的血统更高贵了。这事我本来是永远不会告诉你们的。何必呢？你们也永远不会认出我来，就像维亚佐普丽哈没有认出我来一样，她曾在赫列诺沃伊跟我待在一起，她也是直到现在才认出我来。要不是这位维亚佐普丽哈出来证明，也许你们现在也不会相信我。这事我本来是永远不会告诉你们的，我不需要马的怜悯。但是你们硬要我说。是的，我就是马迷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霍尔斯托梅尔，伯爵本人也知道，但因为我比他的爱马‘天鹅’跑得快，他就把我从养马场卖出去了。”

“我刚出生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花马，我想我不过是一匹马罢了。我记得，人们第一次评论我的毛色，使我和我的母亲都大为吃惊。我大概是在夜里出生的，天快亮的时候，我浑身上下都已经被母亲舔干净，能够站着了。我记得我老想要什么，我老觉得一切都非常奇怪，但同时又非常简单。我们的单马房全在一个温暖的长过道里，装着栅栏门，因此隔着栅栏什么都一目了然。母亲把奶头凑过来喂我，可是我还是如此天真，一会儿用鼻子顶她的前腿，一会儿又钻到牲口槽下面去。蓦地，母亲回头望了一眼栅栏门，便把一条腿从我的背上跨过去，退到一旁。值日的马夫隔着栅栏门到单马房里来看我们了。”

“‘你瞧，芭芭下驹啦。’他说罢便拨开门闩，踏着新铺的干草走了进来，用双手搂住我。‘你瞧呀，塔拉斯，’他叫道，‘满身花斑，活像只喜鹊。’”

“我从他手里挣脱出来，可是一个趔趄，跪倒在地上。”

“‘瞧这小鬼。’他说。”

“母亲担心起来，可是并没有过来保护我，只是长叹了一声，稍稍地退到一旁。马夫们都来看我了，一名马夫跑去报告马夫头。大家瞧着我身上的花斑都笑了，给我起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名字。不仅是我，就是我母亲也不明白这些字眼的意思。直到如今，在我们家属和我们的所有亲戚里都没有一匹是花马。我们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会有什么不好，我的体格和力气就在当时也是有口皆碑的。”

“‘你瞧，多灵活，’马夫说，‘抓都抓不住它。’”

“过了不大一会儿，马夫头来了，他看了我的颜色感到很诧异，甚至现出伤心的样子。”

“‘这丑八怪到底像谁呢？’他说，‘现在，将军准不会把它留在养马场里。哎呀，芭芭，你真给我出了道难题。’他对我母亲说，‘你哪怕给下匹白额呢，可你却偏下了匹花斑！’”

“我母亲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跟在平素相同的情况下一样，又叹了口气。”

“‘它长得像个什么鬼啊，简直像个庄稼汉。’他继续说道，‘决不能把它留在养马场里，太丢人了。不过马倒是匹好马，一匹很好的马。’非但他这么说，大家看着我也都这么说。过了几天，将军也亲自来看我了，于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又对我的毛色大惊小怪，把我和我母亲都骂了一顿。‘不过马倒是匹好马，一匹很好的马。’无论谁看见我都这么说。”

“直到开春，我们都分别住在专为母马预备的单马房里，每匹驹子都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直到马圈顶上的积雪被太阳晒化的时候才间或把我们和母亲一起放出来，放我们到铺着新鲜干草的宽敞的院子里。在这里，我才第一次认识了我的所有亲属：近亲和远亲。这时我才从各个门里看到，当时所有的名马都带着她们的小驹子走了出来。这儿有年老的戈兰卡，斯梅坦卡的女儿‘小苍蝇’、克拉斯努哈、骑马多布罗霍季哈。所有当时的名马统统带着她们的小驹子聚集到这里，在太阳下漫步，在新鲜的干草上打滚，彼此嗅着，就像那些普通马一样。挤满当代美人的那个马圈的盛况，我至今都忘不了。你们一定觉得奇怪，而且也很难相信我也曾经年轻过，活泼过，但事实就是如此。当年的这位维亚佐普丽哈也在那儿，当时她还是匹刚满周岁的马驹——一匹可爱、快乐、活泼的小马。但是，请她不要见怪，我要说，尽管现在她在你们中间被认为血统高贵，当时她不过是那一代马驹里的一匹较次的马罢了。如其不信，她自己会向你们承认这一点的。”

“我的满身花斑虽然很不为人们所喜欢，但却招来了所有的马的特别喜爱；大家都围住我，欣赏我，和我玩。我已经开始忘记人们对我的花斑的评论了，觉得自己十分快活。但是很快我就尝到了我一生中的头一次痛苦，而造成这次痛苦的原因就是我的母亲。那时候雪已经开始融化，麻雀在马棚下面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户外的春意也更浓了，可我母亲在对待我的态度上也起了变化。她的脾气全变了，一会儿她忽然无缘无故地在院子里奔跑嬉闹，这跟她那可敬的年纪是很不相称的；一会儿又陷入沉思，开始嘶鸣；一会儿对自己的牝马姐妹又咬又踢；一会儿跑过来嗅我，不满地打着响鼻；一会儿又跑到太阳底下，把脑袋放到她的表妹库普奇哈的肩膀上，长久地、沉思地给她挠着背，而且把我从她的奶头旁推开。有一次，马夫头来了，吩咐给她戴上笼头，把她带出了单马房。她一声长嘶，我也向她回叫了一下，向她扑去，但是她竟不曾回过头来看我一眼。马夫塔拉斯一把搂住我，这时母亲已被牵出去了，门也随手关上了。我一纵身冲了过去，把马夫都摔倒在干草上——但是门已经关上了，我只听见母亲的越来越远的嘶鸣声。可是在这片嘶鸣声中我已经听不到呼唤，我听到的乃是另一种感情的流露。同她的声音相应和的是远处一声雄壮的嘶鸣，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多布雷一世的声音，他正由两名马夫左右护卫着走去同我的母亲相会。我不记得马夫塔拉斯是怎么走出我的单马房的，因为我太伤心了。我感到我永远失去了母亲的爱。我想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一匹花马，这时我想起了人们对我的毛色的评论，我一时怒起，便把我的脑袋和膝盖拼命往马房的墙上撞——一直撞到我大汗淋漓，筋疲力尽方才罢休。”

“过了不大一会儿，母亲回到我的身边来了。我听见她怎样一路小跑，迈着异样的步伐穿过过道，来到我们的单马房前。马夫给她开了门，我简直认不出她来了，她变得既年轻又漂亮。她嗅遍了我的全身，打了一声响鼻便开始低声叫唤起来。我根据她的整个表情看出来，她并不爱我。她对我絮絮叨叨地讲着多布雷多么美，她又多么爱他。这样的会面又继续了多次，而我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便越来越冷淡了。”

“不久我们就被放出去吃草。我从此便尝到了一种新的快乐，这种快乐代替了我那失去的母爱。我有了女友和伙伴，我们在一起学吃草，学大马一样嘶鸣，还学着翘起尾巴围着自己的母亲跑。这是一段幸福的时期。无论我干什么，大家都原谅我，大家都爱我，欣赏我，不管我做出什么事情来，大家也都对我宽宏大量。但是这段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我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骟马长叹了一声，离开了那些马，走到一边去了。

天色早已大亮。大门轧轧地响了起来，内斯特走了进来。群马都散开了。牧马人整了整骟马背上的马鞍，把马群赶了出去。

第六章

第二夜

当马群刚一赶回来，它们又重新聚集在花马的周围。

“在八月份，人们就把我和母亲分开了。”花马继续说道，“对此，我倒并不觉得特别伤心。我看到我的母亲已经怀着我的弟弟，就是后来那著名的乌桑，我也已经和从前不同了。我并不嫉妒，但是我感到我对她渐渐地冷淡了。此外，我也知道，离开母亲以后，我就得住进马驹的公共马厩，两匹或者三匹住在一起，每天成群结队地到户外去。我和米雷同住一间单马房。米雷是一匹骑马，后来他成了皇帝的坐骑，他曾被画在画里，还被塑了像。但在当时他还是一匹普通的马驹，毛色光洁细腻，脖子就像天鹅的脖子一样，四条腿宛如琴弦一样匀称而纤美。他永远十分快乐，他心肠好，和气，永远乐意同大家在一起玩，互相舔，同马或者人开个玩笑。我和他住在一起，不知不觉地要好起来，而且在我们的整个青年时代都保持着这种友谊。他快活而轻佻。他那时候已经开始谈恋爱了，他跟牝马们打情骂俏，取笑我的天真和不解风情。也是我活该倒霉，我出于自尊心便学起他的样来，很快就一头扎进了情网，而我的这种早恋就成了我的命运发生极大变化的祸根。总之，我就这样堕入了情网。”

“维亚佐普丽哈比我大一岁，我跟她特别要好；但是快到秋末的时候，我发现她开始看见我就害羞……但是，我不想来叙述我的初恋的全部不幸史，她自己一定记得我的那种狂热的迷恋，结果这场热恋却成了我一生中的最重要的转捩点。牧马人都冲上前来赶她，并且打我。晚上，他们便把我赶进一间特别的马房。我叫了一整夜，好像预感到明天将要发生的变故。”

“第二天早晨，将军、马夫头、马夫和牧马人都走进了我那马房的过道，接着便开始了一场可怕的叫喊。将军大声叱骂马夫头，马夫头辩护说，他并没有吩咐把我放出去，是马夫们自作主张这样做的。将军说，他要把大伙都狠狠地揍一顿，但是决不能留下孽种。马夫头保证一切照办。他们安静了下来，后来就走了。我一句话也没有听懂，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正在策划一件什么事来对付我。”

“这事以后的第二天，我便永远不再嘶鸣了，我终于成了我现在这副模样[89]。在我看来，整个世界都变了。任何东西我都觉得不可爱，我陷入深思，开始思索。起初，我觉得一切都可憎可厌。我甚至不吃，不喝，不出去，至于玩，我压根儿就不去想它。有时候我也想尥一下蹶子，跑一跑，叫一叫，但立刻就会出现一个可怕的问题：何必呢？这又干吗呢？于是就心灰意懒，再也不想动了。”

“有一天傍晚，我被牵出去遛弯儿，这时马群正好从旷野里被赶回来。我老远就看见尘土飞扬和我们所有那些母马的模糊而熟悉的身影。我听见快乐的叫唤声和马蹄声。尽管马夫牵着我的笼头上的绳子，勒得我的后脑勺疼，我还是站住了，开始眺望渐渐走近的马群，仿佛在眺望那永远失去的、一去不复返的幸福似的。她们越走越近，我已经能够分辨出每一匹马——都是我所熟悉的漂亮雄健、膘肥体壮的身躯。她们中也有一些回过头来看我。马夫使劲拽着我的笼头，我也已经不觉得疼了。我忘乎所以和不由自主地按照老习惯引吭长嘶起来，并且撒开蹄子小跑；但是我的嘶鸣声听起来凄楚、可笑，而且荒唐。马群中虽然没有马发笑，但是我发现，许多马都出于礼貌扭过头去，不愿看我。她们大概觉得既恶心，又可怜，又丢人，尤其觉得我太可笑了。她们觉得可笑的是我那细长的难看的脖子、大脑瓜（在这段时间里我瘦了）和我那又长又笨拙的四条腿，以及我照老习惯绕着马夫打圈的那种蠢笨的一溜小跑的步法。谁也没有回答我的嘶鸣，大家都对我掉头不顾。我蓦地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我跟她们大家的差距有多么大，而且还会永远这样，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跟着马夫回到家的。”

“我本来就有爱好严肃和深思的习惯，如今在我身上又发生了激变。我身上那惹起人们如此奇怪的轻蔑的花斑，我那奇怪的出乎意料的不幸，以及我在养马场所处的那种特殊地位（这是我感觉到了的，但是我始终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迫使我陷入深思。我思索着人们的偏颇：他们指责我，就因为我是一匹花马；我思索着母爱和一般女性的爱的反复无常，以及这种爱居然会随着生理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主要的是，我思索着我们与之关系密切，我们称之为人的那一种奇怪的动物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决定了我在养马场的地位的特殊性。对此，我是感觉到了的，但是我无法理解。这种特殊性以及作为它的基础的人的特性究竟具有何种意义，我是经过下面这件事情之后才明白过来的。”

“这事发生在冬天过节的时候。人们一整天都没有给我喂料，也没有给我饮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马夫喝醉了：就在这一天，马夫头前来看我。他一看没有饲料，就用最难听的话把不在这儿的马夫臭骂了一顿，骂完就走了。第二天，马夫带着另一名伙计到我们的马房里来给我们喂草料，我发现他脸色特别苍白，而且十分伤心，特别是他那长长的脊背表现出某种非同小可和惹人怜悯的状态。他怒气冲冲地把干草扔进了栅栏门。我本想把头伸过他的肩膀去，但是他用拳头狠狠捶了一下我的鼻梁，我只得把头缩了回去。他还用皮靴踢了一下我的肚子。”

“‘要不是这匹癞皮马[90]，’他说，‘啥事也没有。’”

“‘怎么回事？’另一名马夫问道。”

“‘要是伯爵的马，他兴许就不会来看了，可他自己的马驹呀，他每天非来看两回不可。’”

“‘难道把花马给他了？’另一名马夫问。”

“‘是卖给他的还是送给他的，狗才知道他们。伯爵的马哪怕统统饿死也不要紧，可你怎么敢不给他的马驹喂料呢。他说，躺下，就动手打开了，没一点基督徒的良心。疼牲口超过了疼人。这家伙分明丧尽了天良，他自己还边打边数，这野蛮人，将军打人也没这么打过，他把我的整个脊背都打烂了，分明没一点基督徒的良心。’”

“他们所讲的鞭打和基督徒的良心，我是十分明白的，可是什么‘他自己的呀，他的马驹呀’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我还完全不懂，从这些话里我只看到，人们在推测我与马夫头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我当时怎么也闹不清。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已经把我和其他马分开饲养了，我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过当时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被称为是某人的所有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我这样一匹活生生的马说什么‘我的马’，我觉得这话是如此奇怪，就像说什么‘我的土地，我的空气，我的水’一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这话却对我具有巨大的影响。我不断思索着这一问题，直到我与人发生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后很久，我才终于明白了人们赋予这些奇怪的字眼以何种意义。这些字的意义是：人在生活中所遵循的不是事业，而是字眼。他们津津乐道的不是有可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是津津乐道于用只有他们才懂得的字眼来谈论各种各样的对象。属于这一类的就有在他们之中认为十分重要的一些字眼，说到底，就是：我的，我的，我的。他们用这些字眼来谈论各种各样的东西、生物和对象，甚至也用它们来谈论土地，谈论人和马。对于同一件东西，他们规定，只许一个人说：这是我的。如果有谁能把数量最大的东西按照他们所规定的这种游戏说成是我的，那这个人就被认为是他们中间最幸福的人。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我过去曾有很长时间极力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有什么直接的好处，但结果却发现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例如，那些把我称为他们的马的人中，有许多人并不驾驭我，而真正驾驭我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喂我的也不是他们，而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待我好的也不是那些把我叫作他们的马的人，而是马车夫们、马医们，总之是一些不相干的人。后来，我扩大了自己的观察范围，我才弄清，不仅对于我们马来说，我的这一概念毫无道理可言，它不过是人称之为所有感和所有权的那种人类的低级的、兽性的本能罢了。一个人说：‘我的房子’，可是他从来不住在这幢房子里，他关心的只是房屋的建造和维护。一个商人说：‘我的铺子’，比如说，‘我的呢绒铺子’，可是他没有一件衣服是用他铺子里出售的上好呢料做成的。有些人把土地称为他们自己的，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块土地，也从来没有在这块土地上走过。有些人把另外一些人称为他们自己的，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而他们对待这些人的关系无非是净对他们作恶罢了。有些人把女人称为他们自己的女人或者妻子，可是这些女人却和别的男人同居。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的不是做一些他们认为是好事的事，而是一味追求把尽可能多的东西叫作自己的。我现在深信，这就是人和我们的本质区别。因此，且不说我们超过人类的其他的优点，就凭这一点，我们敢大胆地说，在生物排列的阶梯上，我们站得比人类高：人的活动——至少是我曾与之发生过关系的那些人的活动，遵循的是字眼，可是我们的活动遵循的却是事业。因此能够把我说成是我的马的这一权利，便由马夫头得到了，并因此而揍了马夫一顿。这一发现使我大为吃惊，连同我的毛色斑驳在人们中间所引起的种种想法和评论，以及由于我母亲的变心而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深思，都促使我变成了一匹像我现在这样严肃和爱好深思的骟马。”

“我有三大不幸：我是一匹花马，我是一匹骟马，人们还认为，我不属于上帝和我自己（就像一切活物都具有的特性那样），而是属于那个马夫头。”

“他们对于我的这种设想引起了许多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把我单独饲养，喂得也好一些，更经常地用练马索让我跑圆道，而且较早地让我上套拉车。我两岁多的时候，他们就让我第一次上套拉车了。我记得，头一回，那个自以为我是属于他的马夫头，亲自带着一帮马夫来给我套车，他满以为我会暴跳如雷或者反抗。他们把我的嘴唇使劲扳开。他们把绳子套在我身上，让我驾上了辕。他们还在我背上套上一副很宽的十字形皮带，又把皮带拴在车辕上，以防我尥蹶子。可是我所盼望的只是乘此机会来表现一下我是愿意劳动和爱好劳动的。”

“我走起路来活像一匹有经验的马，他们对此感到很惊讶。他们开始调教我，于是我便开始练习小跑。我每天都有很大长进，三个月以后连将军本人和许多别的人也纷纷夸奖我跑得好。但是事情也怪，正因为他们以为我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马夫头的，所以连我的跑对于他们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人们让我的马驹兄弟们练跑，测试他们的耐力，出来观看他们，让他们驾上镀金的马车，给他们披上贵重的马披。我则拉着马夫头的普通马车到切斯缅卡和其他村子里去替他办事。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一匹花马，而最主要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则是因为我不是伯爵的马，而是马夫头的财产。”

“明天，如果咱们还活着，我将告诉你们，马夫头自以为他拥有的这一所有权，对于我产生了怎样的主要后果。”

这一整天，马群对霍尔斯托梅尔都毕恭毕敬，但是内斯特的态度仍旧很粗暴。庄稼汉的那匹灰马已经走到马群附近嘶鸣起来，于是褐色小牝马又开始搔首弄姿。

第七章

第三夜

新月初露，窄窄的镰刀似的月牙儿照着站在马圈中央的霍尔斯托梅尔的身影。其他的马都聚集在它身旁。

“由于我不是伯爵的，也不是上帝的，而是马夫头的，这对我便产生了一个主要的令人诧异的后果。”花马继续说道，“健步如飞本来是我们的主要优点，可是它却成了我被逐的原因。正当人们在跑圈调教‘天鹅’的时候，马夫头驾着我从切斯缅卡回来，在圈子旁站住了。‘天鹅’跑过我们身边。他跑得很好，但他毕竟有点卖弄，不像我那样训练有素，一只脚一接触地面，另一只脚随即离地而起，不随便浪费一点精力，而是全力以赴地勇往直前。‘天鹅’从我们身边跑过去了。我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圈子，马夫头并没有阻拦我。‘怎么样，来试试我的这匹花马好吗？’他嚷道，当‘天鹅’再次和我并排的时候，他就放开了我。因为‘天鹅’已经加快了速度，跑顺了腿，所以第一场我落后了，但是在跑第二场的时候，我追了上去，开始接近轻便马车，开始并驾齐驱，开始超过，而且终于超了过去。又试了第二次——情况依旧。我跑得更快，这使大家吃了一惊，决定趁早把我卖出去，而且卖得越远越好，不得走漏一点消息。要不然让伯爵知道了，那就糟了！他们都这么说。后来他们就把我卖给了一个马贩子当辕马。我在马贩子那儿并没有待很久，我又被一个来补充军马的骠骑兵买了去。这一切是如此不公平，如此残酷，因此当我被人家从赫列诺沃伊牵走，永远离开那使我感到可亲可爱的一切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高兴。我待在他们中间实在太痛苦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爱情、荣誉、自由，摆在我面前的则是劳动、屈辱，屈辱、劳动，直到我的生命结束。为什么呢？就因为我是一匹花马，因此我就必须成为什么人的马。”

这天晚上，霍尔斯托梅尔没有能够再讲下去。马圈里发生了一件使所有的马都感到惊慌失措的事。怀驹过了预产期的牝马库普奇哈起初也在听故事，这时却突然转过身去，慢慢地走到马棚底下，开始在那里大声哼哼，使所有的马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它身上。接着它就躺了下去，然后又站起身来，接着又躺下。一些老母马都懂得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那些年轻的马却慌了神，它们撇下骟马，围住了那匹病马。快天亮的时候，她下了一匹四腿哆嗦的小驹。内斯特叫来了马夫头，于是他们便把那匹牝马和驹子带进了单马房，而把除了它以外的马赶去放青。

第八章

第四夜

晚上，等大门关了，一切都静下来以后，花马又继续说下去：

“在我被人辗转倒卖的时候，我对人和马作了许多观察。我在两个主人那里待得最久：先是在一位公爵——骠骑兵军官那儿，后来是在一位住在显灵的尼古拉教堂附近的老太婆那儿。”

“我在骠骑兵军官那儿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虽然他是导致我毁灭的罪魁祸首，虽然他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东西和任何人，可是正因为这一点我当时爱他，现在还爱他。我喜欢他漂亮、幸福、有钱，正是因此他谁都不爱。你们是懂得咱们这种崇高的马的感情的。他的冷酷，他的残忍，我对于他的从属地位，使我对他的爱更增添了一层特殊的力量。在我们那些美好的岁月里，我常常想，你就打死我，把我赶到筋疲力尽吧，我将因此而感到幸福。”

“马夫头以八百卢布的代价把我卖给了马贩子，骠骑兵又把我从马贩子手里买了过来。他所以买我，就因为谁也没有一匹花马。这是我的黄金时代。他有一个情妇。因为我每天拉他到她那儿去，或者拉她到他这儿来，有时候则拉他们俩，所以我知道这件事。他的情妇是个美人儿，他也是个美男子，而且他的车夫也是个美男子。正因为这点我爱他们仨。我的日子过得很美。我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一早，马夫来给我刷洗，不是车夫亲自动手，而是马夫。马夫是一个从农民中雇来的年轻小伙子。他打开门，把马身上冒出的热气放出去，把马粪清除掉，然后解下马披，接着就用刷子刷我的身体，用铁篦子篦下一缕缕白色的马皮屑，马皮屑落到被马蹄铁上的棘刺蹬坏了的铺着麻包的地上。我开玩笑地咬咬他的袖子，用一只脚轻轻地踢蹬着地面。然后他就把马一匹接一匹地牵到水槽旁边，那小伙子欣赏着经他刷洗光滑的我那花斑，欣赏着我那马蹄阔大、笔直如箭的腿，欣赏着我那闪闪发亮的臀部和脊背——都能躺在上面睡觉。他把干草塞进高高的栅栏门，把燕麦倒进橡木做的牲口槽。最后，车夫头费奥凡就来了。”

“主人和车夫一模一样。两人都是什么也不怕，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谁也不爱，正因为如此，大家都爱他们。费奥凡上穿红衬衫，下着棉绒裤，外披腰部带褶的外衣。我喜欢他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头上抹了油，穿着腰部打褶的外衣走进马厩，一声吆喝：‘喂，畜生，你忘啦！’接着他就用叉子把捅捅我的大腿，但是他从来不触痛我，只是为了开开玩笑而已。我立刻明白这是开玩笑，于是便贴紧耳朵，龇牙咧嘴。”

“与我配对的是一匹黑马驹。每逢夜间出车我常和它套在一块儿。这个波尔坎不懂开玩笑，简直凶得像个恶鬼。我和它并排站着，中间隔一道马栏，我常常跟它当真咬起架来。费奥凡不怕它。有时，波尔坎一直走上前来，一声长嘶，仿佛要把费奥凡踢死似的，其实它不过是虚晃一招，于是费奥凡就给它戴上笼头。有一回，我跟它配对拉车，沿铁匠桥飞奔而下。主人和车夫都不害怕，他们俩又说又笑，向人们吆喝着，拽紧缰绳，东拐西弯，居然没轧着一个人。”

“我在为他们卖命中丢掉了我最优良的品质和半条性命。就在那时候，他们把我饮伤了，把我的腿也给跑断了。但是，尽管如此，这还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他们常常在十二点来，给我上好套，给马蹄抹上油，把我的额鬃和鬃毛给泼湿了，然后让我驾上辕。”

“雪橇用芦席苫顶，上铺丝绒，挽具上还有各种小巧的银扣，缰绳也是真丝编的，有一个时候还是抽丝绣花的。这套挽具是如此合身，等所有的绳襻和皮带系紧扣好之后，你简直没法分清哪儿是挽具，哪儿是马。他们总是在板棚里就把我套上车，套得不松不紧，可以行动自如。这时候，费奥凡就进来了，他的屁股比肩膀还宽，腰里束着一根红色的宽腰带，几乎齐到腋下，他检查一下挽具，便坐下来，把上衣掖进裤腰，接着便把一只脚伸进脚镫，常常还开上两句玩笑，然后他就挎上马鞭（这鞭子几乎从来没有抽过我，只是为了摆摆样子），说道：‘走吧！’于是我就昂首阔步地迈出大门。女厨子出来泼泔水，总要在门口站住。农民们往院子里运劈柴，也总是瞪大了眼睛。我走出去，跑了几步，便停下来。仆人们出来了，车夫们也赶着车过来了，于是他们就聊起天来。大家老是等呀等呀，有时在大门口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我们有时候也出去跑上一段，拐个弯，又停下来。”

“门里终于有了动静，白头发的吉洪穿着燕尾服、挺着大肚子跑了出来，叫道：‘来车！’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愚蠢的说法：‘上前’，仿佛我不知道拉车不能向后，只能向前似的。费奥凡吧嗒了一下嘴唇，就把雪橇赶近前去，接着公爵就大大咧咧地走出来，似乎这辆雪橇也罢，马也罢，弯腰曲背，伸出两手（这样伸着两手看来是没法持久的）的费奥凡也罢，都是平淡无奇的。公爵头戴高筒军帽，身穿灰色海龙皮领的军大衣，领子遮住了他那红润的、长着一对黑眉毛的美丽的脸庞——这样漂亮的脸是永远不应该遮住的。他踩着地毯走了出来，响着军刀、马刺和套鞋的铜后跟，似乎行色匆匆，丝毫不理会除了他以外人人争看、人人欣赏的我和费奥凡。费奥凡吧嗒了一下嘴唇，我就拉紧缰绳，恭恭敬敬地缓步走上前去，站住了。我斜过眼去瞟了一眼公爵，扬了扬我那纯种的马头和细密的额鬃。公爵的情绪很好，有时跟费奥凡开开玩笑，费奥凡则微微转过他那漂亮的脑袋来回答他，但是没有松手，只是用缰绳做了一个勉强察觉得出来的、只有我才懂得的动作，于是便一二三，步子越迈越宽，我身上的每块肌肉都在颤动，我把雪和泥浆踢到雪橇的前下方，飞驰而去。那时候也没有眼下那种愚蠢的叫法：‘啊！’——好像车夫有什么地方在疼似的，而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当心躲开！当心躲开！’费奥凡叫道，于是行人靠边，纷纷止步，弯过脖子，打量着漂亮的骟马、漂亮的车夫和漂亮的老爷。”

“我最爱超过快马。有时候，我和费奥凡远远瞥见一辆值得我们努力追赶的雪橇，我们就像一阵旋风似的飞奔前去，渐渐地开始越离越近，我已经把泥浆踢到雪橇的背部，接着我就同车上的乘客并驾齐驱，我在他头上打了一声响鼻，接着便跟辕鞍，跟车轭并列，一忽儿已经看不见他了，只听见我身后他那越离越远的声音。而公爵、费奥凡和我——我们都默不作声，装作我们不过是有事外出，根本没去注意那些驾着劣马与我们邂逅的人。我喜欢超过别的马，但是我也同样喜欢遇到善跑的骏马；一个刹那，一个声响，匆匆的一瞥，我们已经分道扬镳，我们又各自东西了。”

大门又响了起来，接着便听到了内斯特和瓦西卡说话的声音。

第五夜

开始变天了。天色阴霾，一早连露水都没有，但是天气暖和，蚊虫嗡嗡嘤嘤地纠缠不休。马群一赶回来，群马就聚集在花马周围，于是它就这样说完了自己的往事：

“我的幸福生活很快就结束了。这样的生活我只过了两年。第二年冬末就发生了一件我认为最快乐的事，可是紧接着我又发生了一件最大的不幸。这事发生在谢肉节，我拉公爵去赛车。参与赛车的还有‘缎子’和‘小公牛’。我不知道公爵在那边亭子里干什么，我只知道他出来后便吩咐费奥凡把车赶进圈子。我记得我被领进了圈子，他们让我站好，又让‘缎子’就了位。‘缎子’的背上骑着一名伴赛骑手，我则跟原来一样驾着那辆城里人惯坐的雪橇。我在拐弯处就把它撂到了后头，于是人们发出一片欢笑声和喊叫声，大家纷纷祝贺我。”

“当我被牵出来遛弯的时候，我后面跟随着一群人。有五六个人向公爵出价几千卢布想买我，公爵只是露出他那雪白的牙齿哈哈一笑。”

“‘不，’他说，‘这不是一匹马，而是一位朋友，给金山我也不卖。再见了，诸位。’他掀开车毯，便上了车。”

“‘上斯托任卡。’这是他情妇的住所，于是我们便飞驰而去。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幸福日子。”

“我们到了她家。他把她称为自己的，而她却爱上了另一个人，跟他私奔了。他是到了她的住所才知道这事的。这时已是五点钟，于是他不给我卸套，立刻驱车去追她。这样的事是从未有过的：他们用马鞭抽我，让我飞跑。我生平第一次乱了步法，我感到惭愧，正想改正，但是我猛地听到公爵连声音都变了，他不断狂叫：‘快！’接着鞭子一声呼啸，狠狠地向我抽来，我狂奔而去，一条腿碰上了雪橇前部的铁条。我们追了二十五俄里[91]才追上了她。我虽然把他拉到了，但是我却整夜颤抖，什么东西也吃不下。第二天早晨他们给我水喝，我喝了水，从此就不再是从前那样的一匹马了。我病了，他们折磨我，把我弄成了残废，可是人们却说这是治疗。我的马蹄脱落了，腿部肿了，四腿弯曲了，胸脯瘪了进去，浑身衰弱无力。他们把我卖给了马贩子。他给我吃胡萝卜和别的什么东西，把我弄成完全不是原来的模样，但那模样又可以欺骗外行。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也跑不动了。除此以外，马贩子还变着法儿折磨我，当买主一来，他就走进我的马房，用鞭子狠狠地抽我，吓唬我，简直把我弄得要发疯，然后他又抹去我身上的一道道鞭痕，牵了出去。后来有一个老太婆把我从马贩子手里买了去。她常常坐车到显灵的尼古拉教堂去，而且老打车夫。车夫在我的马栏里哭，这时候我才知道眼泪具有一种可口的咸味。后来那老婆子死了，她的管家就把我带到农村，卖给了一个布商。后来我因为吃小麦吃撑了，病变得更重了。他们又把我卖给了一个庄稼人。我便在那里耕地，几乎什么也不吃，而且那庄稼人又用犁头划破了我的一条腿。我又病了。接着，一个茨冈人把我换了去。他穷凶极恶地折磨我，最后才把我卖给了这儿的管家。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

大家默然。雨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来。

第九章

第二天傍晚，马群回家的时候，碰见他们的主人正和一位客人在一起。茹尔德芭走近家门时，斜过眼去瞟了一眼这两个男人的身影：一个是头戴草帽的年轻的主人，另一个是又高又胖、皮肉松弛的军人。老牝马瞟了这两人一眼，便紧挨着客人的身边走了过去；其余的年轻的马惊慌起来，举步不前，特别是当主人陪着客人故意走进马群，互相指指点点，在谈论着什么的时候。

“这匹菊花青是我向沃耶伊科夫买来的。”主人说。

“这匹年轻的白腿黑马是谁的？——真好。”客人说。他们忽前忽后，指指点点，评论了许多马。他们也发现了那匹褐色小牝马。

“这是我从骑马赫列诺夫斯基留下来的种。”主人说。

他们边走边看，无法把所有的马都看遍。于是主人便把内斯特叫来，老头一听主人叫唤，就急忙用靴跟敲了敲花马的两胁，快步跑上前来。花马瘸着一条腿，但却跑得挺带劲，看来即使命令它使尽全力跑到天涯海角，它也不会有半句怨言。它甚至准备纵身飞奔，甚至还企图用右腿起跑。

“在俄国，我敢大胆说，没有一匹马能比这匹牝马更好的了。”主人指着一匹牝马说道。客人夸奖了一番。主人激动地或走或跑，指点着和叙述着每一匹马的来历和品种。显然，听着主人的介绍，客人感到乏味，于是他就想出一些问题，装作他对这些也颇感兴趣似的。

“是的，是的。”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瞧，”主人说，并不去回答他的问题，“你瞧这几条腿……我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它在我这儿下的马驹已经两岁了，能赛马了。”

“跑得好吗？”客人说。

他们就这样评论了所有的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显摆的了。他俩只好停止了说话。

“怎么样，咱们走吧？”

“走吧。”于是他们就向大门走去。客人很高兴，因为参观完毕，他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在家里可以吃饭、喝酒、抽烟，他的心情分明快活起来。内斯特骑着花马在等待主人还有什么指示。当客人走过内斯特身边时，他用他那又大又胖的手拍了一下花马的屁股。

“瞧，浑身花斑！”他说，“我也有过这样一匹花马，你记得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主人听到已经不是在讲他的马，便不再听下去，却回过头去，继续望着他的马群。

蓦地，在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声蠢笨、孱弱、衰老的嘶鸣。这是花马在引吭长嘶，但是它没有叫完，就仿佛害臊似的戛然而止。无论客人或者主人都没有注意到这声嘶鸣，他们从一旁走过，回家去了。霍尔斯托梅尔认出了这个皮肉松弛的老头就是它的心爱的主人，那个曾经显赫、富有的美男子谢尔普霍夫斯科伊。

第十章

雨仍旧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马圈里阴沉沉的，可是在老爷的宅子里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主人家的豪华的客厅里摆下了非常讲究的晚茶。男主人、女主人和来客正坐在那儿用茶。

茶炊旁边坐着女主人，她怀孕了，这从她那隆起的肚子、挺直而凸出的姿态、丰腴的体形，特别是从她那温柔而又庄重地瞧着人的目光深沉的大眼睛，便可一目了然。

主人双手捧着一盒特制的十年陈雪茄，照他的说法，这样的雪茄谁也没有，因此他准备拿出来在客人面前炫耀一番。主人是一位约莫二十五岁的美男子，精神焕发，保养得很好，头发经过精心梳理。他在家中穿着一套在伦敦定做的崭新的宽大而厚实的西服。他的表链上挂着几枚大而贵重的表坠。衬衫上的金袖扣大而厚实，还镶着绿松石。他的胡子是拿破仑三世式的；那两撇耗子尾巴[92]也是抹过油膏的，而且向上翘得只有在巴黎才能做到的那种模样。女主人身穿一件印有五彩缤纷的大花束的薄绸连衣裙，她有一头淡褐色的浓发，虽然头发并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但十分美丽，插着一些大而别致的金发针。手上戴着很多手镯和戒指，都十分贵重。茶炊是银的，茶具十分精致。一名男仆，身着燕尾服和白坎肩，系着领结，仪表非凡，像一座雕像似的站在门口，静候主人的指示。家具都是用弯曲木制成的，光洁明亮；壁纸是深色的，印着大花。桌旁站着一只十分小巧玲珑的小狗，它的银项圈在铿锵作响。这只小狗取了一个非常难叫的英国名字，夫妻俩因为不懂英语，所以叫起来很拗口。在墙角的鲜花丛中放着一架incrusté[93]钢琴。一切都焕发出时新、豪华和珍奇的气派。真是琳琅满目，但是在一切东西上又都留有一种穷奢极侈、珠光宝气和缺乏高雅情趣的特别的印记。

男主人是一个酷爱快马的人，他体格强壮，性情好动。像他这种人是从来不会绝迹的。他们穿着貂皮大衣驱车出游，把贵重的花束抛掷给女演员，喝最昂贵、最时新的美酒，住最贵的旅馆，颁发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奖品，供养着花销最多的女人。

来客尼基塔·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人，又高又胖，秃顶，蓄着茂密的小胡子和络腮胡子。他过去一定很漂亮。但现在看来无论在体力上、精神上和金钱上都大不如前了。

他债台高筑，为了不被抓进大牢，他不得不找点事做。他现在是一处养马场的场长，正前往省城公干。这个位置是他的阔亲戚替他谋得的。他穿着军服上衣和蓝裤子。这样的上衣和裤子除了有钱人以外是谁也做不起的，他的内衣也一样，他的表也是英国货。他的皮靴底简直好极了，足有一指厚。

尼基塔·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这辈子挥霍了两百万家产，现在还欠债十二万。因为有过这么一大笔财产，所以往往还保持着生活中的排场，使他能够借债度日，近乎阔绰地又过了十个年头。约莫十年过去了，排场完了，于是尼基塔的生活也就变得凄凉了。他已经开始喝酒，就是说借酒以图一醉，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其实喝酒，他从来没有开始过，也从来没有终止过。他的穷途落魄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他的眼神的不安（他的目光开始躲躲闪闪）、语调和动作的迟疑不决中。这种不安的神情之所以使大家感到吃惊，因为它分明是不久前才在他身上出现，而且看得出来，他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可现在，就在不久以前吧，他才因饱受苦难而一反常态，变得胆小怕事起来。主人和主妇都看出了这一点，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想必是心照不宣，这事且留待上床时再详细讨论，他们现在姑且对这位可怜的尼基塔敷衍应酬，甚至殷勤款待。年轻主人的幸福的神态伤害了尼基塔的自尊心，使他想起自己那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心里又痛苦又嫉妒。

“怎么样，抽雪茄对您没什么吧，玛丽？”他对那位太太说，说话的声调是一种特别的、难以捉摸的，只有长于此道的人才学得来——这种声调客气而友好，但又不十分尊重，这是那种经常出入社交界的人同姘妇说话的腔调，以示与妻子有别。他倒并不是想要侮辱她，相反，他现在还巴不得能巴结上她和她那位当家的，虽然他自己决不肯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已经习惯了用这种语调跟这样的女人说话。他知道，如果他对她像对待一位太太那样，她自己都会感到诧异，甚至还会生气的。此外，他对一位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的真正的妻子总得保持若干显示尊重的语调。他对待这一类太太一向是尊敬的，这倒不是因为他同意那些杂志（他从来不看这些无聊的玩意儿）上所宣传的要尊重每个人的人格，以及婚姻不足取诸如此类的所谓论点，而是因为一切体面人都是这样做的，而他是一个体面人，虽然已经潦倒了。

他拿起一支雪茄，但是主人却笨拙地抓起一把雪茄来敬客。

“不，你一抽就知道了，真好。拿去吧。”

尼基塔用手推开了雪茄，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受到侮辱和感到羞惭的神情。

“谢谢。”他掏出自己的烟盒，“你尝尝我的吧。”

女主人是敏感的，她注意到了这一点，便急忙和他谈起话来：

“我非常喜欢雪茄，要不是我周围大家都在抽烟，我自己还想抽哩。”

她说罢嫣然一笑，她的笑是美丽的、善良的。他也迟疑地报以一笑。他缺了两颗牙。

“不，你抽这个吧，”迟钝的男主人继续说道，“另一种的味道淡一些。弗里茨，bringen Sie noch eine Kasten，”他说，“dort zwei[94]。”

他的德国听差又去把另一盒拿了来。

“你更喜欢哪一种？凶些的吗？这种非常好。你全拿去吧。”他又要把雪茄塞给他。能在别人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珍藏，他分明很得意，因此他什么也没有发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点上了烟，急忙把已经开始的话题继续下去。

“那么‘缎子’你是花多少钱买的呢？”他说。

“可花了大价钱，不下五千吧，但是我起码赔不了本。老实告诉你，它下的驹子有多好啊！”

“能赛马了吗？”谢尔普霍夫斯科伊问。

“赛得可好啦。它下的马驹眼下已得了三次奖：在图拉、莫斯科和彼得堡，在彼得堡那次是和沃耶伊科夫的‘大青马’跑的。要不是那个骑手机灵，四次矫正它跑乱了的步法，它恐怕就要榜上无名了。”

“这马就是胖了点。实打实说吧，荷兰马的味道太重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那么那些母马是干什么用的？我明天带你去看。多布雷尼娅，我花了三千。拉斯科瓦娅，我花了两千。”

男主人又开始列举自己的财产。女主人看到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听了这些很难受，他不过假装在听罢了。

“你们还喝茶吗？”她问。

“我不喝了。”男主人说，又继续讲下去。她站起身来，男主人喊住了她，搂住她接了个吻。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望着他们，也为了巴结他们，不自然地笑了笑。但是当男主人站起身来，搂着她，陪她走到门帘那边去时——尼基塔的脸色忽然变了，他长叹一声，在他皮肉松弛的脸上忽然现出了绝望，甚至还可以看到愤愤不平的神态。

第十一章

主人回来了，笑吟吟地坐在尼基塔的对面。他俩沉默了一会儿。

“是的，你说过，你是向沃耶伊科夫买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似乎漫不经心地说道。

“是的，买了‘缎子’，我已经说过了。我一直想从杜博维茨基那儿买几匹牝马来，可是他剩下的都是些废物。”

“他破产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但他刚说出口又止住了，四下看了看。他想到他还欠这个破了产的主儿二万卢布。如果说有什么人“破产”的话，那人们一准在说他。他闭上了嘴。

他俩又沉默了很长时间。主人在脑子里盘算着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在客人面前吹嘘一番。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则在思忖着，他怎么才能显示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已经破了产的人。但是两人的思路都很窄，尽管两人都在拼命抽雪茄提神。“话又说回来，什么时候喝酒呢？”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想。“一定得喝点酒，要不然，跟他在一起非闷死不可。”主人想。

“那你在此地还要逗留很久吗？”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

“再待个把月吧。怎么样，咱们吃晚饭去好吗？弗里茨，饭准备好了吗？”

他们走进了餐厅。在餐厅的吊灯下的餐桌上放着蜡烛和各种极为罕见的东西：带吸管的矿泉水瓶、有美人像的瓶塞、长颈瓶装的特种美酒、非同凡响的下酒菜和伏特加。他们喝了再喝，吃了又吃，话匣子总算打开了。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已经满脸绯红，他不再胆怯，谈了起来。

他们先谈女人。谁有什么女人：茨冈女人、舞女、法国女人。

“怎么，你离开那个马蒂埃了吗？”主人问。这就是那个从前靠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养活、使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倾家荡产的情妇。

“不是我离开了她，而是她离开了我。唉，老弟，你试想，我这辈子花了多少钱啊！现在我能有一千卢布，能够离开所有的人，真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在莫斯科住不下去了。唉，有什么好说的呢。”

单听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主人觉得乏味。他想说他自己——炫耀一番。可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却想谈他自己——谈他的显赫的过去。主人给他斟了一杯酒，等他什么时候把话说完，好自吹自擂一番：他是怎样办起了这座过去谁也不曾有过的养马场的。而且他的玛丽不仅因为他有钱才爱他，也是真心实意地爱着他。

“我想告诉你，在我的养马场里……”他刚开始说，但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打断了他的话。

“从前呀，我敢说，”他开口道，“我爱生活，也会生活。你刚才谈到赛马，那你就说说你哪一匹马跑得最快？”

主人一听到又有机会来谈自己的养马场了，感到分外高兴。他刚要开口，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又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是的，”他说，“要知道，你们这帮养马场老板的所谓赛马，无非是出于虚荣心罢了，并不是为了欢乐和生活。我从前可不是这样的。今天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曾经有过一匹拉车的马，是一匹花马，浑身花斑，就跟你的牧马人骑的那匹一样。唉，真是一匹好马！说来你也不信，那是在四二年，我刚到莫斯科；我到马贩子那儿去，看到一匹花斑骟马，体格很好。我一看就中意了。价钱呢？一千卢布。我很中意，就买了下来，让它拉车。这样的马我不曾有过，你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无论就拉速，就力气，就外表的美，我都没有见过比它更好的马了。你那时还是个毛孩子，这事你不可能知道，但是我想，你总该听说过吧。全莫斯科都知道它。”

“是的，我听说过，”主人不乐意地说道，“但是我想跟你谈谈我的马……”

“那你听说过啦。我买下它的时候，既不知道品种，也没有畜种证书。这是我后来才打听到的，是我和沃耶伊科夫俩人打听出来的。它是柳别兹内一世的儿子，名叫霍尔斯托梅尔，也就是量粗麻布的意思。因为它毛色不纯，赫列诺沃伊养马场把它给了马夫头，这个马夫头又把它给骟了，卖给了马贩子。这样的好马天下少有，老弟！唉，俱往矣。唉，青春不再！”他唱了一句茨冈歌，他已经有了醉意，“唉，俱往矣，大好的岁月。我那时才二十五岁，我当时有八万银卢布[95]的年收入，没有一根白头发，满嘴的牙齿都像珍珠一样，无论干什么都马到成功。唉，俱往矣。”

“嗯，那时候的马也没有这样快。”主人利用对方说话的间歇说道，“我告诉你，我的头一批马开始做坐骑和套车的时候，还没有……”

“你的马！那时候可要快多了。”

“怎么快多了？”

“快多了。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我驾着它出去赛车。我的马都不在那儿。我不喜欢大走马，我有一些纯种马：‘将军’、肖莱、穆罕默德等。我平时总是驾花马外出。我的车夫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我很喜欢他，现在他也变成酒鬼了。我就这样去了。有人说：‘谢尔普霍斯科伊，你什么时候才能养几匹大走马呀？’‘你们那些破玩意儿，去它们的吧，我这匹拉车的花马准跑得过你们所有的马。’‘这可是跑不过的。’‘赌一千卢布。’于是击掌为定。大家起跑了。我超过了五秒钟，赢到了一千卢布。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还驾过纯种的三套马马车，三小时跑了一百俄里。全莫斯科都知道。”

于是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便信口开河、滔滔不绝地胡诌起来，那位东道主连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只好垂头丧气地坐在他对面，给自己和他往杯子里斟酒，聊以解闷。

天色渐明，可他们俩还坐在那里。主人感到乏味极了，他站起身来。

“该睡觉就睡觉去吧。”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说，他说着站起身来，踉踉跄跄、气喘吁吁地向安排给他住的房间走去。

主人和情妇同榻而卧。

“不，他真叫人受不了，喝醉了酒就没完没了地胡说。”

“他还向我献殷勤呢。”

“我怕他会开口借钱。”

谢尔普霍斯科伊和衣躺在床上，喘着粗气。

“我可能信口开河说得太多了。”他想，“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酒倒不错，但这家伙是个大浑蛋，浑身商人气。我也是个大浑蛋，”他自己对自己说，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过去我养活别人，现在别人养活我。不错，现在是温克勒莎在养活我——我向她拿钱花。他[96]这是活该，他这是活该！话又说回来，得把衣服脱掉，靴子我可脱不下来。”

“来人哪！”他叫道，但是打发来侍候他的那个仆人早就睡觉去了。

他坐起来，脱去了军服上衣、坎肩，凑凑合合地褪下了裤子，但靴子怎么也脱不下来，那个软软的大肚子碍事。他好容易脱下了一只，另一只——折腾了半天，弄得气喘吁吁，人都弄累了。他就这样，一只脚套在靴筒里倒了下去，打起鼾来，使整个房间都充满了烟味、酒味和肮脏的老年人的气味。

第十二章

如果说这天夜里霍尔斯托梅尔还在回忆什么往事的话，那它也被瓦西卡打了岔。他把马披扔到它身上，疾驰而去。他把它拴在酒店门口，让它直到天亮都和一匹农民的马待在一起。它俩互相舔着。早晨它回到马群里，一个劲儿地搔痒。

“不知道什么东西痒得这么厉害。”它想。

又过了五天，请来了马医。他高兴地说：

“疥疮。让我去卖给茨冈人吧。”

“何必呢？宰了得了，让它今儿就一命归天。”

早晨静悄悄的，风和日丽，马群到野外去了。霍尔斯托梅尔留了下来。来了一个奇怪的人，又瘦又黑又脏，外衣上溅满了黑乎乎的东西。这是一个专剥兽皮的人。他连瞧都没瞧它一眼，就抓起霍尔斯托梅尔笼头上的缰绳，把它牵走了。霍尔斯托梅尔连头也没回，就像平时那样拖着四条腿，后脚上缠着干草，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了。走出大门后，它想去井台，但是剥兽皮的人拽了一下缰绳说：“不必了。”

剥兽皮的人和瓦西卡一前一后，走到砖棚后面的山沟里，便停了下来，仿佛在这个最普通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似的。这时候，剥兽皮的人把缰绳递给了瓦西卡，脱去外衣，挽起袖子，从靴筒里取出刀子和磨刀石，便动手磨起刀来。骟马向缰绳伸过头去，它出于无聊想嚼嚼绳子，但又够不着，它只得叹口气，闭上了眼睛。它的一片嘴唇耷拉下来，露出磨平了的黄牙，接着它就在磨刀声中打起了瞌睡。只有那条稍稍伸出的长有瘤子的病腿在微微哆嗦。蓦地，它觉得有人托住了它的颧骨，把它的脑袋往上抬。它睁开了眼睛。它前面有两条狗，一条朝剥兽皮的人的方向嗅着，另一条蹲着，望着骟马，仿佛正等着它身上的什么东西似的。骟马望了它们一眼，接着便用颧骨蹭了蹭抓住它的那只手。

“大概想给我治病，”它想，“治就治吧！”

果然，它觉得有人在它的喉咙上做了什么手术。它觉得疼，哆嗦了一下，蹬了一下腿，但它还是忍住了，等待着下文。下文是一种什么液体像一大股喷泉似的流到了它的脖子上和胸上。它张开两胁吐了一口气。它感到轻松多了。它的生命的整个重担减轻了。它闭上了眼睛，垂下头去——谁也没有去扶住它。然后脖子也低垂下去，接着四条腿也哆嗦起来，全身开始晃动。它倒不是觉得害怕，它感到惊异。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它感到惊异，便向前、向上冲去。但是四条腿刚一挪动，就一个趔趄侧身倒了下去，它想跨前一步，却一个倒栽葱，又向左侧倒下了。剥兽皮的人等到痉挛停止，便赶开已经凑近来的那两条狗，然后抓住骟马的一条腿，把它翻了个身，让它肚子朝天，接着他便叫瓦西卡抓住这条腿，开始开膛剥皮。

“想当年，这也是一匹好马哩。”瓦西卡说。

“要是肥点，这张皮子就好了。”剥兽皮的人说。

傍晚，马群下山，那些走在左边的马看到山脚下有一摊鲜红的东西，旁边有一群狗在奔忙着，乌鸦和鹞鹰飞来飞去。一条狗用两腿蹬住马尸，摇晃着脑袋，把它咬住的那块马肉撕下来。褐色小牝马站住了，伸长了脑袋和脖子，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牧马人好容易才把它赶走。

清晨，在遍地老林的山沟里，在杂草丛生的林边洼地上，有几只大脑袋的狼崽在快乐地嗥叫着。它们一共五只：四只几乎一般大小，有一只最小，脑袋比身体还大。一只瘦瘦的正在换毛的母狼拖着吃得鼓鼓的肚子（大肚子上的奶头几乎拖到地上），从灌木丛中走出来，冲着狼崽坐了下来。狼崽们围成一个半圆，伫立在它对面。母狼走到那只最小的狼崽面前，垂下尾巴，弯下脑袋，将嘴朝下，做了几个抽搐的动作，接着便张开牙齿锋利的大嘴，用足力气吐出了一大块马肉。狼崽子们更加向它凑近了些，但是它威胁地向它们挪近一步，把整块马肉都给了那只小的。那只小狼崽仿佛在发怒似的嗥叫着，一口咬住马肉，将它按在脚下，大嚼起来。接着母狼又给第二只、第三只和所有的五只狼都吐出了一块肉，这时它才在它们对面躺下来休息。

一星期后，砖棚附近只剩下了一块巨大的颅骨和两根大腿骨，其余的统统被拖走了。到了夏天，一个收集骨头的农民又把这两根大腿骨和颅骨拿去派了用场。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这个曾经出入社交界、吃喝玩乐了一辈子的人的尸体，被掩埋到土里却要晚得多。无论是他的皮也罢，肉也罢，骨头也罢，都毫无用处。正如二十年来他那具出入社交界的行尸走肉一直是大家的沉重负担一样，最后把这具尸体掩埋入土又只是给人们增添了一项新的麻烦。任何人都早就不需要他了，他早就成了大家的累赘，但是埋葬死人的活死人还是认为有必要给这具立时腐烂肿胀的尸体穿上好的制服、好的皮靴，把这具尸体安放在好的新棺材里，棺材的四角还挂上新流苏，然后再把这口新棺材放进另一口铅椁里，把它运往莫斯科，并且在那里把前人的尸骨挖掘出来，接着就在原地把这具正在腐烂生蛆、穿着新制服和锃亮的皮靴的尸体掩埋起来，用土盖上了一切。

伊万·伊利奇之死

臧仲伦译

一

在司法机关大楼里，正在开庭审理梅尔温斯基家族一案。在庭间休息的时候，几名委员[97]和一名检察官都聚集到伊万·叶戈罗维奇·舍别克的办公室里，谈起了那著名的克拉索夫案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态度激昂，旁征博引，认定此案不属法院管辖，伊万·叶戈罗维奇固执己见，而彼得·伊万诺维奇则不置可否，从一开始就无意介入争论，他随便浏览着刚才送来的《新闻》报。

“诸位！”他说，“伊万·伊利奇死了。”

“真的？”

“这不，请看，”他对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递给他一张新出的、油墨气味很浓的报纸。

在黑色的边框中赫然印着：“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戈洛温娜满怀悲痛讣告诸亲友：爱夫，高等审判厅委员伊万·伊利奇·戈洛温不幸于一八八二年二月四日逝世。谨订于星期五下午一时出殡。”

伊万·伊利奇生前是在座诸公的同僚，而且大家都很爱他。他患病已达数周之久，据说，得的是不治之症。他的职位仍替他保留着，但是据推测，倘若他死了，上峰很可能委派阿列克谢耶夫来担任他的职务，而阿列克谢耶夫的空缺则由温尼科夫或什塔贝尔递补。因此，聚会在办公室里的衮衮诸公，一听说伊万·伊利奇死了，每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人的死，对于诸委员本人或者他们的熟人的职务上的升迁，会有怎样的意义。

“现在，我想必可以得到什塔贝尔或者温尼科夫的位置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此事上峰早已首肯，而这次晋升将为我增加八百卢布年俸，外加一个办公室。”

“现在可以呈请把我的内弟从卡卢加调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想，“妻子一定会非常高兴。现在她再也不会说我从来不肯为她的亲戚出力了。”

“我早就想他会一病不起的，”彼得·伊万诺维奇说出了声音，“可惜。”

“他到底生的什么病？”

“医生也没法确诊。或者说，确诊了，但众说不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还以为他肯定会好起来的。”

“我在过节以后还一直没有上他家去过，可老想去。”

“怎么，他有财产吗？”

“他妻子似乎薄有资产，但也不过区区之数。”

“是啊，应当去。可惜他家住得太远了。”

“应当说，离您太远了。离开您住的地方，什么都远。”

“你们瞧，就因为我住在河对面，他总不肯原谅我。”彼得·伊万诺维奇笑容可掬地指着舍别克说，于是他们便谈论起城区距离的遥远，接着便去开庭。

由于此公的溘然长逝，从而引起每个人推测由此而可能产生的职务上的升迁和可能有的变化以外，一个经常见面的熟人的死这一事实本身，还使所有闻讯的人产生一种庆幸感：死的是他，而不是我。

“怎么，他死了；可是你瞧，我没有死。”每个人都这么想或者这么感觉。伊万·伊利奇的一些相知，即他的一些所谓朋友，此时不由得想到，现在他们还必须去履行一项非常乏味的礼尚往来：参加祭奠和吊唁遗孀。

过去与伊万·伊利奇过从最密的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和彼得·伊万诺维奇。

彼得·伊万诺维奇是他过去在法律学校的同学，他认为他过去多承伊万·伊利奇关照，心中十分感激。

吃午饭的时候，彼得·伊万诺维奇把伊万·伊利奇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妻子，又告诉她，也许有可能把内弟调到他们这个地区来。饭后，他也没躺下小憩片刻，便穿上燕尾服，坐车到伊万·伊利奇家里去了。

在伊万·伊利奇私邸的大门前，停着一辆轿式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在楼下前厅的衣帽架旁，靠墙放着一个覆盖着锦缎的棺材盖，棺材四周挂着璎珞和刷有金粉的绦带。两位身穿丧服的女士正在脱皮大衣，一位是伊万·伊利奇的妹妹，这是彼得·伊万诺维奇认识的，另一位是不相识的太太。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同僚施瓦茨恰好从楼上下来，他在楼梯上面看见彼得·伊万诺维奇走进来，就站住了，对他递了个眼色，仿佛说：“伊万·伊利奇做得也够蠢的，换了足下与我，就完全不同啦。”

施瓦茨的蓄着英国式的连鬓胡子的脸和他那穿着燕尾服的整个修长的身材，像平时一样，具有一种高雅的庄重，这种庄重与施瓦茨的谐谑、轻浮的性格适相矛盾，可是在这里却别具深意。彼得·伊万诺维奇这样想。

彼得·伊万诺维奇让女士们先走，接着他就慢条斯理地跟在她们后面向楼梯走去。施瓦茨见此也就不下楼了，他在楼梯上停住了脚步。彼得·伊万诺维奇明白他的用意：显然，他想跟他商定今天在哪儿打文特[98]。两位太太上了楼去看望死者的遗孀，施瓦茨严肃地抿紧嘴唇，投过调皮的一瞥，扬了扬眉毛，示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到右边死者的房间里去。

彼得·伊万诺维奇走了进去，像平时一样，这时他踌躇不决，不知道他在那儿应该做什么。他只知道在这样的场合画个十字总也无妨。但是画十字的时候要不要鞠躬，他心里却拿不定主意，因而取了个折中办法：走进房间后，他画了个十字，微微弯了弯腰，似乎在鞠躬。同时，随着胳膊和脑袋的动作，他偷眼打量了一下房间。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是中学生，大概是侄子辈的，正一面画着十字，一面退出房间；一位老妇人站着不动，一位奇怪地扬起眉毛的太太正在对她低声说着什么；一位身穿常礼服、精神抖擞、态度果断的诵经士正以排除一切干扰的神态大声诵读着什么；一名专管打杂的农民格拉西姆，正轻手轻脚地走过彼得·伊万诺维奇面前，往地板上撒着什么。一看见这个，彼得·伊万诺维奇就立刻嗅到一种腐尸的微臭。在最后一次拜访伊万·伊利奇的时候，彼得·伊万诺维奇曾在书房里见过这个农民，他当时正干着护理病人的差事，而且伊万·伊利奇特别喜欢他。彼得·伊万诺维奇不断画着十字，在介于棺材、诵经士和安放在墙角桌子上的神像这三者之间微微地鞠着躬。然后，他觉得似乎用手画十字的动作已经做得太久了，便稍停片刻，开始打量死者。

死者像死人一向躺的那样躺着，显得特别重，他的僵硬的四肢全无生气地陷进灵柩的垫子里，永远佝偻着的脑袋被放置在枕头上，蜡黄的前额突出着（死人向来都是这样的），两鬓坍陷，脑门微秃，鼻子突出，鼻子仿佛是被硬装在上嘴唇上似的。自从彼得·伊万诺维奇上次看见他以来，他变了许多，变得更瘦了，但是像所有的死人那样，他的脸却比活着的时候漂亮了些，主要是显得庄重了。他的面部表情似乎在说：凡是该做的事他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对。此外，在这个表情中还有一种对活人的责难和告诫。这种告诫在彼得·伊万诺维奇看来是不合时宜的，或者，起码是与他无关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有点儿不快，便再一次匆匆地画了个十字（他觉得画得太匆忙了，匆忙得近乎失礼），便转身向门口走去。施瓦茨正叉开两腿，两手在背后摆弄着他那圆筒礼帽，在外屋等着他。瞧一眼施瓦茨那玩世不恭、整洁挺括、英俊潇洒的仪表，就使彼得·伊万诺维奇的精神为之一爽。彼得·伊万诺维奇心里明白，他施瓦茨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毫无抑郁不乐之感。他那副样子就似乎在说：伊万·伊利奇的丧事绝不能成为一个充足的理由来破坏“庭规”，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他们在今晚，当仆人摆好四支新开封的蜡烛的时候，打开纸牌，玩上一阵；总之没有理由可以设想，这件丧事会妨碍我们愉快地度过今天的夜晚。他把这个想法低声告诉了从他身旁走过的彼得·伊万诺维奇，并建议他们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家碰头，打它一局。但是，看来，彼得·伊万诺维奇是注定今晚玩不成文特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胖女人，尽管她费尽心机想朝相反的方面发展，还是从肩膀以下不断加宽。她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头上扎着花边缎带，跟那位站在灵柩对面的太太一模一样奇怪地扬起眉毛。她陪同别的太太们从自己的内室出来，把她们送到死者的房门口，然后说道：

“马上就要举行安魂祈祷了，请进去吧。”

施瓦茨模棱两可地鞠了个躬，站住了，似乎对这个建议既未表示接受，也未表示谢绝。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认出了彼得·伊万诺维奇，便叹了口气，走到他的身边，拿起他的手，说道：

“我知道，您是伊万·伊利奇的生前知交……”她瞧了瞧他，等待他对这话做出相应的动作。

彼得·伊万诺维奇知道，正如在那边必须画十字一样，在这里就应当握一握手，叹口气说：“请相信我！”于是他便这么做了。做完以后，他觉得效果恰如所料：他感动了，她也感动了。

“咱们走，趁那边还没有开始，我有点事想跟您谈谈。”她说，“请把您的胳臂给我。”

彼得·伊万诺维奇伸出了胳臂，他俩便向内室走去。当他们走过施瓦茨的身边时，施瓦茨伤心地向彼得·伊万诺维奇递了个眼色，他那玩世不恭的眼神似乎在说：“打文特的事算吹啦！请别见怪，我们只能另找牌友了。您倘若能够脱身，五个人打也行。”

彼得·伊万诺维奇更加伤心地长叹了一声，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他俩走进了她家的客厅，客厅的四壁糊着玫瑰色的珠皮呢[99]，灯光昏暗，他们在桌旁坐了下来：她坐在长沙发上，彼得·伊万诺维奇则坐在一张弹簧已坏、一坐下就不规则地乱颤的软凳上。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本来想关照他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去的，但她觉得眼下说这话跟她的处境不相称，便打消了这个主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在这张软凳上就座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伊万·伊利奇从前是怎样布置这间客厅的，他还跟他商量过关于这种印有绿叶的玫瑰色珠皮呢的事。这位死者的遗孀从桌旁走过，想坐到长沙发上去的时候（整个客厅几乎摆满了家具和各种小摆设），她那黑披肩上的黑色花边被桌上的雕花挂住了。彼得·伊万诺维奇站起身来，想帮她解开，这时，他身下的软凳获得了解放，开始波动，把他推出来。这时，这位遗孀已经自己动手把花边摘了下来，于是彼得·伊万诺维奇又重新落座，压住了他身下那张正在造反的软凳。但是这位遗孀并没有把花边全摘下，因此彼得·伊万诺维奇又重新站起身来，软凳又重新开始造反，甚至还“嘎”地响了一声。当这一切都完了之后，她便掏出一块干净的麻纱手帕，哭了起来。由于花边的插曲和与软凳的斗争，把彼得·伊万诺维奇的感慨冲淡了，他坐在那里双眉深锁。幸亏伊万·伊利奇的听差索科洛夫走进来，打破了这个僵局。他进来报告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选定的那块坟地索价二百卢布。她停止了哭泣，用受害者的神态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一眼，接着便用法语说她的境况十分艰难。彼得·伊万诺维奇默然以对，摇了摇头，表示他毫不怀疑地相信，这是势所难免、无可奈何的事。

“请抽烟吧。”她用豁达大度同时又悲恸欲绝的声音说道，接着她便跟索科洛夫谈起了那块坟地的价钱问题。彼得·伊万诺维奇一面点烟，一面听见她非常详尽地询问了关于坟地的各种价钱，然后把她要买的那一块定了下来。谈完坟地的事以后，她又吩咐了一些关于唱诗班的事，索科洛夫便走了出去。

“一切都要我亲自过问。”她对彼得·伊万诺维奇说，把放在桌上的照相册挪到一边；接着，她又发现烟灰正在威胁着桌子，便忙不迭地将烟灰缸给彼得·伊万诺维奇挪近了一点，说道：“如果硬说我由于悲痛无法照料实际工作，我认为这是假的。相反，如果说有什么事虽然不能给我慰藉……却能替我分忧的话，那就是为他而操心张罗。”她又掏出手帕，好像要哭，但是她又突然振作起来，似乎强忍下悲痛，开始平静地说：

“不过我有件事想跟您谈谈。”

彼得·伊万诺维奇点点头，小心在意地不让软椅里的弹簧乱颤。这些弹簧又立刻在他的屁股底下动起来。

“最后几天他非常痛苦。”

“很痛苦吗？”彼得·伊万诺维奇问。

“哎呀，痛苦极了！最后几小时，而不是最后几分钟，他不停地喊叫。连续三天三夜，他直着嗓子不停地喊叫，简直叫人听了心碎。我真不明白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隔着三重门都听得见。哎呀！我经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莫非他当时还神志清醒吗？”彼得·伊万诺维奇问。

“是的，”她低声说，“直到最后一分钟。他在临死前一刻钟才跟我们告别，还请我们把沃洛佳领出去。”

彼得·伊万诺维奇跟死者相知多年。死者先是一个快乐的男孩，后来和他一起上学，及至成年，又是同僚。尽管他不愉快地意识到他自己和这个女人都在装腔作势，可是一想到他的痛苦，他还是不寒而栗。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前额，那个紧压在嘴唇上的鼻子。由人及己，他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

“三天三夜可怕的痛苦，然后是死。要知道这事对于我也可能立刻和随时发生。”他这样想道，霎时感到一阵恐怖。但是立刻，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一个惯常的想法跑来帮了他的忙。遭到这个变故的是伊万·伊利奇，而不是他，他是不应该，也绝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他这样想就会抑郁寡欢，这是很不应该的，施瓦茨的脸色也分明说出了这层意思。彼得·伊万诺维奇做了这样的一番考虑以后，便放下心来，开始有兴趣地询问伊万·伊利奇临终时的种种细节，仿佛死不过是一种例外，这种例外仅为伊万·伊利奇所独有，而与他毫不相干。

他们东拉西扯地谈了一通伊万·伊利奇遭受到的确实十分可怕的肉体痛苦的诸般细节之后（这些细节，彼得·伊万诺维奇仅从伊万·伊利奇的痛苦对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神经起的作用便知道了），这位遗孀分明认为有必要转入正题了。

“哎呀，彼得·伊万诺维奇，多么痛苦呀，多么可怕的痛苦，多么可怕的痛苦呀。”她又哭了起来。

彼得·伊万诺维奇连连叹息，等待她什么时候擤鼻涕。他看到她擤鼻涕了，便说道：

“请相信我……”于是她又侃侃而谈，终于道出了她找他到这里来的本意。她的用意是在探询，由于丈夫去世，如何向国库领取抚恤金等问题。她装模作样地似乎在征求彼得·伊万诺维奇关于抚恤金的意见，但是他看出来，连最微末的细则她都知道了，甚至他不知道的事她也了如指掌：她已经知道，由于丈夫去世，她可以从国库捞到什么的种种规定；但是现在她想要打听的是，能否想个办法捞到更多的钱。彼得·伊万诺维奇极力替她设想，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设想了几种，又出于礼貌骂了几句我们的政府悭吝成性之后，他终于说道，再多恐怕不行了吧。于是她叹了口气，显然开始在想如何把客人支使走。他明白了她的心思，便把烟弄灭，站起身来，握了握手，向前厅走去。

餐室里悬挂着一座挂钟，这钟是伊万·伊利奇从古董店里买来的，他对此颇感得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在餐室里遇到了一位神父和几位来参加丧礼的熟人，他还看到一位他熟悉的年轻美貌的小姐，伊万·伊利奇的女儿。她一身丧服。她的腰肢很细，现在显得更细了。她的神情阴郁，表情果断，近乎愠怒。她向彼得·伊万诺维奇点头行礼时的那种神态，仿佛他犯了什么过错似的。在女儿背后，站着一位阔气的年轻人，也是满脸愠色，他是法院的预审官，彼得·伊万诺维奇听说，这就是她的未婚夫。彼得·伊万诺维奇向他们悲戚地点了点头，正想朝死者的房间走去，这时恰好从楼下走上来一个中学生，他是伊万·伊利奇的儿子，他的相貌酷似他的父亲。这简直是个小伊万·伊利奇。彼得·伊万诺维奇记得，伊万·伊利奇在法律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像他儿子现在这样。男孩的眼睛哭肿了，一副十三四岁男孩的那种邋遢样。那男孩一看见彼得·伊万诺维奇，就板起面孔，不好意思地皱起眉头。彼得·伊万诺维奇向他点了点头，便走进死者的房间。安魂祈祷开始了——蜡烛、呻吟、神香、眼泪和啜泣。彼得·伊万诺维奇站着，双眉深锁，低头望着身前的脚尖。他一次也没有看死者，一直到底都没有屈从于那令人沮丧的影响，而且是头一批走了出来。前厅里阒无一人。格拉西姆，就是那个专管打杂的农民，从死者的房间里跑出来，用他那有力的双手把所有的皮大衣一一扔开，终于找到了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大衣，递给了他。

“怎么样，格拉西姆老弟？”彼得·伊万诺维奇搭讪道，“舍不得吗？”

“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大家都要上那儿去的。”格拉西姆说，露出他那雪白整齐的农民的牙齿，接着又像个干得正欢的仆人那样，迅速打开门，向马车夫一声吆喝，接着侍候彼得·伊万诺维奇坐上马车，又一个箭步跑回门廊，仿佛在想，他还需要做什么。

彼得·伊万诺维奇在闻够了神香、尸臭和石碳酸的气味以后，这时呼吸到新鲜空气，感到分外愉快。

“您吩咐上哪儿？”车夫问。

“还不晚。顺道再去看看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接着，彼得·伊万诺维奇便驱车出发了。果然，他进去的时候，他们才打完第一圈，因此他作为第五个牌友，很方便地参加了进去。

二

伊万·伊利奇过去的生活经历是最简单、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

伊万·伊利奇生前是高等审判厅委员，终年四十五岁。他是一位官吏的儿子。他父亲在彼得堡的各部和各司官运亨通，终于混到了这样一种地位：虽然十分明显，这种人不宜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但是由于他们资格老和官衔高，又不能强令他们引退，因此便为他们增设了一些闲职，而他们也就领取数千卢布的干薪，由六千至一万不等，并靠着这笔干薪颐养天年。

枢密顾问，各种不必要的机构中的不必要的成员，伊利亚·叶菲莫维奇·戈洛温便是这样的一号人。

他有三个儿子，伊万·伊利奇是他的次子。他的长子也像父亲一样，官运亨通，不过是在另一个部里供职，他也凭着资历快要升到拿干薪的地位了。他的幼子却宦海失意，在官场中到处碰壁，现在铁路上供职：他的父亲和两位哥哥，特别是他的两位嫂子，不仅不喜欢遇见他，而且除非万不得已，连他这个人的存在也不愿意提起。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她嫁给了格列夫男爵，此人也像他的岳父一样是彼得堡的京官。伊万·伊利奇，诚如人们所说，乃是le phenix de la famille[100]。他既不像他的哥哥那样不通人情、一板一眼，也不像他的弟弟那样冒失莽撞。他介乎二者之间——聪明伶俐、招人喜欢而又彬彬有礼。他曾与弟弟一起在法律学校攻读。弟弟没有毕业，读到五年级就被勒令退学，伊万·伊利奇却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全部学业。还在法律学校时他就已经是他后来终生恪守不渝的那样一种人了：为人干练、和蔼可亲、交游广阔，但是他又严格执行他认为是自己职责的事；凡是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是职责的一切，他无不认为是自己的职责。无论在少年时代还是在成年以后，他都不是一个阿谀逢迎之徒，但他从少年时代起，恰如苍蝇之爱光一样，就唯上流社会身居最高地位的人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学习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对生活的见解，并跟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一切迷恋都已烟消云散，没有留下大的痕迹；他也曾沉溺于女色和虚荣，最后，在高年级，也染上一些自由思想，但是这一切都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也就是他的锐敏的感觉向他正确指出的那个限度之内。

在法律学校的时候，他做过一些事先他就认为是十分卑鄙下流的行为，而且一边干一边对自己感到厌恶，但是后来，他看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做过这些事，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些行为是坏的，因此他不仅转而承认这些行为是好的，而且把过去的所作所为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想起它们，也毫无痛心之感。

伊万·伊利奇在法律学校以十品官的资格毕业，并从父亲那儿取得了一笔置装费以后，便到沙默尔的店里给自己定做了衣服，在表坠上挂了一枚上刻“respice finem”[101]的纪念章，然后告别了亲王和老师，并与同学们在多农大饭店饱餐了一顿，便手提时新的皮箱，带着从最好的商店里定做和买来的内衣、服装、刮脸和梳洗用具以及格子花毯等束装就道，到外省赴任，担任他父亲为他谋得的省长特派员的职务。

在外省，像在法律学校一样，伊万·伊利奇立刻就为自己定下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处世之道。他秉公办事，仕途得意，同时又愉快而不失体面地寻欢作乐。有时他受上峰派遣去巡视各县，他无论对上司或对下属都很庄重，并以一种他不能不引为自豪的一丝不苟和清廉正直的态度来完成上峰交给他的主要关于分裂派教徒的诸种事务。

尽管他年轻而又爱好酒色，他在处理公务上却非常审慎，公事公办，甚至铁面无私；但是在社交事务中，他却常常谈笑风生、妙语惊人，从来都是和蔼可亲而又彬彬有礼的，诚如他的上司和上司太太（他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所说，他是一个bon enfant[102]。

在外省的时候，有一位女士硬是缠住这位穿戴讲究的法律学校毕业生，与他发生过暧昧关系；他还有一个情妇是时装店的女裁缝；他也有过同一些前来公干的侍从武官纵酒作乐和在晚间寻花问柳的事；他也有过巴结上司，甚至巴结上司太太的事，但是这些事他都做得恰到好处，因此不可能遭人非议——这一切只能用一句法国格言来说明：il faut que jeumesse se passe[103]。这一切都是用干干净净的手，穿着干干净净的衬衫，口操法语干的。而且主要的，一切又都发生在最上层的社会，因而也就得到了身居高位的人的赞许。

伊万·伊利奇这样供职了五年，接着他在职务上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司法机构[104]，因此也就需要一批新的人。

于是伊万·伊利奇就成了这样的新人。

伊万·伊利奇被遴选为法院的预审官，尽管这个职务是在另一个省里，他必须放弃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一切从头开始，他还是欣然应命。朋友们都来为伊万·伊利奇送行，并与他合影留念，还送给他一只银烟盒。接着他便走马上任去了。

在做法院预审官的时候，伊万·伊利奇仍旧一如既往，就像他担任特派员的时候那样comme il faut[105]、彬彬有礼、公私分明，从而博得了普遍的尊敬。预审官的职务本身比起从前那个职务来，对于伊万·伊利奇也比较有兴趣得多，而且更吸引人。在他担任从前那个职务时，他常常穿着在沙默尔那儿定做的制服，从容不迫地走过战战兢兢、恭候接见的申请人以及对他不胜羡慕的官员们的身边，无须通报就跨进上司的办公室，点起一支烟，与上司坐在一块饮茶——这固然很愉快，但是直接听命于他的人毕竟很少。当他接受派遣外出视察的时候，属于上述直接听命于他的人的，也只有一些县警察局长和分裂派教徒。他喜欢谦恭有礼地对待这样的下属，几乎跟他们平起平坐，他喜欢让他们感觉到，他本来是可以对他们颐指气使的，但是他对待他们却十分友好和平易近人。然而那时候这样的人毕竟很少。而现在，身为法院预审官，伊万·伊利奇感到，所有的人，毫无例外，甚至那些最显赫、最自负的人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只要在印有案由的公文上写上几行字，这个显赫而又自负的人就将作为被告或者证人被带到他这里来，如果他不想让他坐下，他就得站在他面前，回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伊万·伊利奇从来没有滥用过他的这个权力，相反，他总是尽量使这种权力的表现带有温和的色彩，但是意识到这个权力和可以使它带有温和的色彩，却成了他的这个新职务的主要兴趣所在和令他悠然神往的地方。至于在职务本身之中，也就是在预审工作中，伊万·伊利奇很快就学会了这样的办事方法，即撇开与公事无关的一切情况，使任何最复杂的案件都只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公文上等因奉此，照章办事，他个人的观点被完全排除在外，主要是必须遵从一切规定的格式。这个工作是一件新事，而他就是在实践中制定1864年条例附件的开创人之一。

在调到一个新城市担任法院预审官之后，伊万·伊利奇结识了一批新交，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并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处世之道，举止行为也略有变化。他与省当局保持着某种适当的距离，并择优结交了一些居住在该城的司法界人士和富有的贵族，采取了一种对于政府不无微词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和文明开通的作风。与此同时，伊万·伊利奇担任新职之后，一方面丝毫没有改变服饰的风雅，另一方面又蓄起了颔须，听凭胡须随意生长。

伊万·伊利奇在这个新城市的生活也十分愉快：跟与省长唱反调的一群人亲密无间，他的薪俸也比从前优厚了，此外，打惠斯特[106]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那时伊万·伊利奇已经开始打惠斯特了，他打起牌来轻松愉快，脑子灵活，十分精明，因为具有这个本领，所以一般说他从来都是赢家。

在新城市供职两年之后，伊万·伊利奇遇见了自己未来的妻子。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米赫尔是伊万·伊利奇经常出入的那个圈子里的一位非常妩媚动人、非常聪明、才貌出众的姑娘，伊万·伊利奇在公余的消遣作乐中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建立了一种说说笑笑的、十分随便的关系。

伊万·伊利奇在身为特派员的时候是常常跳舞的。他当了法院预审官以后，跳舞就成为一种例外情形了。他跳舞已经具有这样一层意思：虽然我在新的机构中供职，而且又是五等文官，但是就跳舞而言，那我能够证明，在这类逢场作戏中我是能够胜过他人的。因此，在晚会即将结束时，他偶尔也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翩翩起舞，而且也主要是在这种跳舞的时候他征服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心。她爱上了他。伊万·伊利奇并没有想要结婚的明确意图，但是当这位姑娘爱上他以后，他不由得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真是的，为什么不结婚呢？”他对自己说。

待字闺中的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是位大家闺秀，长得也不难看，还薄有资产。伊万·伊利奇原可望攀一门更美满的亲事，但是这门亲事也就算好的了。伊万·伊利奇有他的薪俸，他希望她也应有此数。她出身名门，又是一个可爱、美丽和十分正派的女人。如果说伊万·伊利奇所以结婚是因为他爱上了他的未婚妻，并且发现她赞同他的人生观的话，那就错了。正像如果说他所以结婚乃是因为他周围的人赞同这门亲事一样，伊万·伊利奇所以结婚是出于两层考虑：他拥有这样一位妻子，乃是为自己做了一件快事，与此同时，他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那些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结婚了。

结婚过程本身以及最初的婚后生活（夫妻恩爱、新家具、新餐具、新床新被，直到妻子怀孕）都很好，以致伊万·伊利奇已经开始认为，结婚不仅不会改变他那轻松愉快、逍遥快活、永远体面并为社会所赞许的生活的性质（伊万·伊利奇认为这是一般生活所固有的），而且还会加深它。但是就在这时候，从妻子怀孕的最初几个月起，却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新情况，他对此怎么也摆脱不开。这种新情况是不愉快的、痛苦的和有失体面的。

妻子无缘无故地（像伊万·伊利奇所认为的那样），de gaité de coeur[107]（像他对自己所说的那样）开始破坏生活的欢愉与体面：她毫无道理地吃醋，硬要他对她嘘寒问暖，她对一切都吹毛求疵，并与他寻衅争吵，说一些不愉快的和难听的话。

起初，伊万·伊利奇希望用一种对待生活的十分随便和十分体面的办法（这种办法过去曾使他数度摆脱困境）来摆脱这种情况的不愉快。他尝试着无视妻子的心情，继续像过去那样轻松愉快地生活：邀请朋友们到家里打牌，自己也试着到俱乐部去或者去拜望朋友们。但是有一次妻子开始蛮不讲理地用粗话骂他，而且每当他不照她的要求办，她就骂不绝口。看来她已下定决心，不把他制伏决不罢休，也就是说他必须坐在家里，像她一样闷闷不乐才是。对此，伊万·伊利奇真是大吃一惊。他至此才恍然大悟。夫妇生活（起码是跟他的妻子）并不总是能促进生活的愉快和体面的，相反，它常常破坏它们，因此必须严加防范，使自己免受这些破坏。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开始寻找对策。公务是令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肃然起敬的唯一的事，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利用公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公事来与妻子斗争，借以保全自己的独立的小天地。

随着孩子的出生、想自己喂奶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种种不顺心的事，加上孩子和母亲的真病和假病（对此，伊万·伊利奇必须表现出同情，可是他对于疾病及其症状简直一无所知），在家庭之外保全自己小天地的需要，对于伊万·伊利奇来说就变得更加迫切了。

随着妻子变得更加易怒和苛求，伊万·伊利奇也就把自己的生活重心越来越多转移到公务上去。与过去相比，他变得更加喜爱公务，他的功名利禄之心也变得更强了。

很快，婚后还不到一年吧，伊万·伊利奇就明白了，夫妻生活虽然提供了生活上的某些方便，可实际上却是一件非常复杂、非常棘手的事。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即过一种体面的、为社会所称道的生活，就必须像对待公务一样，对此定出自己的一定之规。

于是，伊万·伊利奇就为自己定出了一套对待夫妇生活的一定之规。他向家庭生活要求的，仅仅是它能够给予他在家吃饭、有主妇照料和有地方安睡的种种方便，而最主要的则是为舆论所确认的外表的体面。而他在其他方面所寻求的只是逍遥自在，如果他找到了这种自在的生活，就不胜感激之至，如果遇到反抗和埋怨，他就一头钻进自己独立的、与家庭隔绝的公务之中，并从中找到乐趣。

伊万·伊利奇受到上司的器重，被认为是一个克尽厥职的好僚属。过了三年，他就被提升为副检察官。新的职务、它的重要性、有可能提审任何人和把任何人关进大牢、公开的讲演，以及伊万·伊利奇在讲演中所取得的成功——这一切都使他更加沉湎于公务之中。

孩子接二连三地出世。妻子也变得越来越唠叨和爱发脾气了，但伊万·伊利奇定出的对待家庭生活的一定之规使他成了她的埋怨几乎打不穿的铜墙铁壁。

伊万·伊利奇在这个城市里为官七年之后，又被调到另一个省就任检察官。他们搬了家，钱又拮据，妻子又不喜欢他们搬去的那个地方。他的薪俸虽然比过去多，但是开销却更大了。除此以外，又死了两个孩子，因此家庭生活对于伊万·伊利奇就更加不愉快了。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把在这个新住地所发生的一切不幸都诿过于她的丈夫。夫妻之间谈话的多数话题，特别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都会重新挑起过去引起龃龉的种种问题，而且这类争吵随时都可能爆发。夫妇间难得相亲相爱，而且为时不长。这不过是一些他们暂时停泊的小岛罢了，接着他们又重新驶进彼此怀恨、彼此疏远的汪洋大海。如果伊万·伊利奇认为这种疏远是不应该有的，那这种现象或许会使他觉得很伤心，可是现在他已经承认这种状况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他在家庭中孜孜以求的目标。他的目标在于使自己越来越多地摆脱这些不愉快的事，并使这些不愉快的事具有一种无害的、体面的性质。他跟自己的家庭在一起消磨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就用这个办法达到了这一目的。如果非同自己的家庭在一起不可的话，他就尽量利用外人在场这一点来确保这种状况。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伊万·伊利奇有公务在身，他的全部生活兴趣都集中在官场之中，于是这种兴趣便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有可能毁掉他想毁掉的任何人，当他走进法庭和会见下属时的威风，甚至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威风，以及他对待上司和下属的成功，而最主要的则是他所感觉到的他的办案才干——这一切都使他十分得意，再加上跟同僚们的闲谈、宴聚和惠斯特，都使他感到生活十分充实。因此，一般说来，伊万·伊利奇的生活，正如他认为它应该如此的那样：愉快而体面地继续着。

他又这样过了七年。他的长女已经十六岁，又有一个孩子死了，只剩下了一个正在读中学的男孩，也是他们口角的对象。伊万·伊利奇想把他送进法律学校，而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偏与他作对，把男孩送进了普通中学。他的女儿在家里读书，很有长进，男孩的学习也不错。

三

结婚以后的十七年间，伊万·伊利奇的生活就是这样过去的。他已经是一个老检察官了，几次升迁他都谢绝了，他盼着获得一个理想的职位，可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不愉快的事，几乎完全破坏了他的生活平静。伊万·伊利奇期待着大学城的首席法官的职位，可是却不知怎么被霍普捷足先登，得到了这个职位。伊万·伊利奇很生气，开始责难他，并与他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争吵起来；于是上峰开始对他冷淡了，而且在下一次的任命中，他又是榜上无名。

这事发生在1880年。这一年是伊万·伊利奇生活中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一方面发现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又发现大家都把他忘了，在他看来，这是对他的最大、最严重的不公平，可是别人却认为这是十分平常的事，甚至他的父亲也不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地应该助他一臂之力。他感到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他们认为他岁入三千五百卢布的地位是极为正常，甚至是很幸福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一则是意识到人们的所作所为对他太不公平，二来是妻子的没完没了的数落，末了是他开始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总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眼下的地位是非常不正常的。

这年夏天，为了减少支出，他告了假，与妻子一起到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哥哥的乡村里度夏。

在乡下，由于摆脱了公务，伊万·伊利奇第一次感到不仅是寂寞，而且是无法忍受的烦恼，于是他决定，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必须采取某些断然的措施。

伊万·伊利奇在凉台上走来走去，度过了一整宿不眠之夜以后，决定到彼得堡去奔走一番，并申请调到另一个部去，借此惩罚一下那些不善于知人善任的衮衮诸公。

第二天，他不顾妻子和内兄的一切劝阻，首途到彼得堡去了。

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求得一个岁入五千卢布的职位。他已经不再支持任何一个部、任何一个派系或者任何一种活动了，他需要的只是职位，岁入五千卢布的职位，行政工作也罢，银行也罢，铁路也罢，玛丽亚皇后掌管的机关也罢，甚至海关都成，但是非得有五千卢布不可，并且一定要调离那个不善于知人善任的部。

不料伊万·伊利奇此行却取得了惊人的、意外的成功。在库尔斯克，他的一位朋友伊利英登上了头等车厢，他告诉他，库尔斯克省省长收到的一封最新电报说，数日之内部里将发生人事更迭：彼得·伊万诺维奇的职位将由伊万·谢苗诺维奇接任。

这个正在拟议中的人事更迭，除了对俄国自有其意义姑且不论之外，对于伊万·伊利奇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将起用一名新人——彼得·彼得罗维奇，由此可见，他的朋友扎哈尔·伊万诺维奇也将跃居高位。这次人事更迭对伊万·伊利奇十分有利，因为扎哈尔·伊万诺维奇是伊万·伊利奇的同窗好友。

在莫斯科，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伊万·伊利奇到达彼得堡之后，就找到了扎哈尔·伊万诺维奇，并取得了他的承诺，一定在他过去供职的司法部里给他谋一个职位。

一星期后，他电告妻子：

扎哈尔接任米勒的职位。我在首次官报中即将取得任命。

伊万·伊利奇由于这次人事更迭出乎意料地在他过去供职的部里取得了这样一项任命，他居然一跃而高出他的同僚两级：五千卢布年俸和三千五百卢布调任费。伊万·伊利奇把对自己过去的敌人和对整个部的一切恼怒都忘得一干二净，他简直幸福极了。

伊万·伊利奇回到了乡下，愉快而满意，他很久以来都没有这样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也笑逐颜开，他俩又签订了“停火协定”。伊万·伊利奇告诉她，在彼得堡大家怎样庆贺他，他过去的所有敌人怎样丢人现眼，现在又怎样对他拍马逢迎，人们又怎样羡慕他的地位，他还特别讲到，在彼得堡大家都非常爱他。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听着他侃侃而谈，装作她对这些话都信以为真，没有跟他抬杠，只是做了一些他们在即将迁往的那个城市里如何重新安排生活的计划。伊万·伊利奇高兴地看到，这些计划也就是他的计划，他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他那一度遇到的坎坷生活又将具有真正的、它所固有的逍遥自在而又体面的性质了。

伊万·伊利奇这次回来只能作短暂的停留。九月十日他就必须前去上任，此外，还得有时间在新的地方安置下来，从省里把所有的东西都运去，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添置和定购。一句话，关于如何安置的问题，他已有成竹在胸，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在心里决定的也几乎和他一模一样。

现在，一切都安排得如此顺利，他们夫妇俩又目标一致了。此外，他们不仅生活在一起，而且情投意合，即使在婚后的最初几年也从来没有这样情投意合过。伊万·伊利奇本来想立刻携眷赴任，可是他的妹妹和妹夫（他俩对伊万·伊利奇和他全家突然变得分外殷勤和亲近起来了）却坚持以为不可，于是伊万·伊利奇只好只身先行赴任。

伊万·伊利奇走了，他一直心情愉快，这是仕途得意和与妻子情投意合二者互相促进而产生的。他找到了一座非常好的住宅，夫妻俩梦寐以求的也正是这样的房子。高大、宽敞、古色古香的接待室，舒适雅致的书房，妻子和女儿的卧室，儿子的学习室——一切都宛如特意为他们设计好了似的。伊万·伊利奇亲自布置新居，挑选壁纸，添置家具，特别是老式家具（他认为老式家具别有一种古雅的气派），以及选购沙发套和椅套，于是东西便越来越多，逐渐接近了他私下制定的理想。当他刚布置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布置就超出了他的企望。他明白一切布置就绪以后所具有的那种雍容大方和古雅脱俗的气派，他在临睡时想象着那面貌将焕然一新的客厅。他瞧着那装修尚未完工的客厅，他已经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布置就绪时的壁炉、隔热板、格子架，那些随处摆放着的椅子、那些陈设在墙上的大盘和小碟，以及青铜摆设，等等。他一想到他一定会使对此也有同好的帕莎[108]和小丽莎[109]大吃一惊，就不由得高兴起来。她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气派的。特别是他能够搜求到而且廉价买进了一批古董，这将使一切赋有一种特别典雅的气派。他在自己的书信中故意把一切说得比实际上坏，好让她们大吃一惊。这一切都使他兴趣盎然，甚至于他所热衷的新职务也没有引起他这么大的兴趣，这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他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也心不在焉：他在寻思窗帘应该用什么样的窗帘架，直的呢，还是拱形的呢？他简直乐此不疲：他常常亲自张罗，重新摆设家具，重新悬挂窗帘。有一次，他爬上一个小梯子，以便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裱糊匠说明他想要怎样悬挂窗帘，可是他失足摔了下来。不过他身体壮实，手脚灵活，没有跌倒，只是肋部在梯子边上碰了一下。碰伤的地方痛了一阵，但是很快也就好了。伊万·伊利奇在这段时间一直觉得身心特别愉快，特别健康。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我突然年轻了十五年。他本想在九月份把一切布置就绪，可是却拖到了十月中旬。然而新居却布置得美轮美奂，不仅他自己这么说，而且所有看见过的人也都向他这么说。

其实，这是一切不十分富有，但又想摆阔的人常有的，其结果是彼此雷同：花缎、黑檀木、盆花、地毯以及黝暗和闪闪发光的青铜摆设——这一切无非是同一类人的互相仿效而已。他居然弄得如此雷同，简直毫无值得注目之处，而他却觉得这一切十分别致。他在铁路车站上迎来了自己的家属，把他们带到了灯烛辉煌、布置一新的住宅，系着白领结的听差给他们打开了通往饰有鲜花的前厅的门，接着他们就走进客厅和书房，高兴得连声赞叹。这时，他感到幸福极了，他领着他们到处参观，踌躇满志地听着他们的夸奖，高兴得满脸放光。当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顺便问起，他是怎么摔下来的，他笑了，接着便绘声绘色地表演给他们看，他是怎么从梯子上滑下来的，又怎么把裱糊匠吓了一跳。

“幸亏我学过体操。别人非摔死不可，我不过在这儿稍微磕了一下；摸上去有点疼，但是现在已经不疼了，只留下一块乌青。”

于是他们就开始在新居里住下来，正如常有的情形那样，人们在某个新居住定以后，往往觉得样样都好，就缺少一个房间，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但也像常有的情形那样，还稍嫌不足，还缺少大约五百卢布的区区之数。总之，一切都很好。感到特别好的是在最初那个时期，那时一切尚未布置就绪，还需要继续布置：一会儿去采购，一会儿去定做，一会儿要重新摆设，一会儿要稍加调整。夫妻之间虽然还有某些争执，但是因为夫妻俩都满意，再加又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说过也就完了，没有引起大的口角。等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布置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稍嫌寂寞，仿佛缺少了什么似的。但是紧接着他们又结识了一些新交，形成了一些新的习惯，于是生活也就充实起来。

伊万·伊利奇上午在法院视事，中午回家。在最初那个阶段，他的心情是好的，虽然稍感痛心，原因也是由于新居。（桌布和椅套上的任何一个污点，窗帘上的被拽断了的绳子，都使他十分恼火：他在布置这所新居时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啊，因此任何糟蹋都使他感到痛心。）但是，大体说来，伊万·伊利奇的生活还是按照他的信仰，就像生活理应如此那样度过的：轻松、愉快而且体面。他九点起床，喝咖啡，读报，然后穿上制服，坐车上法院。在那儿，他已经是轻车熟路了；他立刻升堂视事。上诉人、办公室查讯、办公室本身、开庭——公审和预审。在这一切公务中，必须善于排除一切经常破坏公事正常进行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事：除了公事关系以外，决不允许跟人们发生任何关系，而且发生关系的情由也只能是公事往来，而且关系本身也只能是公事公办。例如，来了一个人，想打听什么事。因为这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因此伊万·伊利奇也就不能与这种人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倘若该人有事直接与审判厅委员有关，而且此种关系可以书写到等因奉此的公文上——在这种关系的范围之内，只要是能办到的事，伊万·伊利奇无不一一照办，与此同时，他还遵循着人与人之间形式上的友好关系，即谦恭有礼。等公务关系结束，其他任何关系也就随之告终。伊万·伊利奇对这种严格区分公与私的本领已高度娴熟，而且凭着长期的实践和独到的才干，他对此早已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以致所谓公私混淆云云，有时他也不费吹灰之力地偶一为之。他所以敢于这样做，乃是因为他感到一旦有必要，他有随时恢复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本领。这事在伊万·伊利奇办来不仅轻松、愉快和体面，甚至还技艺精湛。在公务间隙，他就抽烟喝茶，稍许谈点政治，稍许谈点一般的问题，又稍许谈点打牌，而谈得最多的则是各种各样的任命。最后，他便拖着疲乏的身子，但是怀着一个优秀演奏家把自己的那个音部、乐队中的第一小提琴规规矩矩地演奏完毕的心情，回到家来。在家中，母女俩或是出门拜客或是有什么人来拜访她们；儿子或者上学校读书或是在跟家庭补习老师准备功课，在认真学习学校里教的课程。一切都很好。午饭以后，如果没有客人来访，伊万·伊利奇有时就读一点大家经常谈论的书，晚上，他就坐下来办公，也就是披阅公文，核对法律——对照供词，援引律例。对此，他既不感到乏味，也不感到愉快。在可以玩文特的时候，这些工作是乏味的；但是，倘若没有人玩文特，这毕竟比孤身独坐或者跟妻子待在一起要强些。伊万·伊利奇的乐趣是邀请一些在社会上有地位的男女宾客来家便宴，跟这种人通常消磨时间的办法一样（就像他家的客厅与所有的客厅相同一样），同他们在一起消遣作乐。

有一次，他们家甚至还举行了一次晚会，让大家跳舞。伊万·伊利奇很快活，一切也都很好，仅仅与妻子为了蛋糕和糖果的事发生了一场大的口角：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有自己的计划，可是伊万·伊利奇却固执己见，硬要到一家售价昂贵的食品店里去购买，并且买了很多蛋糕，结果蛋糕剩下了，而食品店老板的账单却赫然开明共计四十五卢布，于是就引起了口角。这场口角吵得很厉害而且不愉快，以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骂他是“笨蛋和窝囊废”。他抱住了自己的脑袋，而且一怒之下不知为什么提到了离婚。但是晚会本身是愉快的，真是群贤荟萃。伊万·伊利奇还和特鲁福诺娃公爵夫人跳了舞，这就是那位以创办“消愁会”而闻名的女人的妹妹。做官的乐趣是满足自尊心的乐趣，交际场中的乐趣是满足虚荣心的乐趣，而伊万·伊利奇的真正乐趣则是玩文特的乐趣。他认为，经历了一切，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不愉快之后，他的乐趣就是跟几个趣味相投的牌友和文文静静的搭档坐下玩文特——这种乐趣好比是蜡烛照亮了所有的不愉快——但是一定要四个人在一起玩（五个人就很不痛快了，虽然他总装作十分喜欢的样子），并且要玩得聪明而且认真（当出牌的时候），然后共进晚餐，喝一杯葡萄酒。在玩过文特之后，特别是稍许赢了一点钱的情况下（赢多了就不愉快了），伊万·伊利奇便心情特别愉快地上床就寝。

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他们结交的朋友都是最优秀的人物，达官显要和一些年轻人也是座上客。

在对他们到底应结交何等样人的看法上，丈夫、妻子和女儿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各种各样的朋友、亲戚和邋遢鬼拒之门外，闭门不纳，因为这些人从各处飞来，闯进他们四壁悬挂着日本盘子的客厅，对他们嘘寒问暖。很快，这些邋遢朋友也就不再贸然前来了，于是戈洛温家就只剩下了一些最优秀的达官贵人。一些年轻人竞相追求丽莎，其中有一位姓彼得里谢夫的，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彼得里谢夫的公子，他的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现任法院预审官也在追求丽莎，因此伊万·伊利奇已经同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在商议：何不让他俩在一起乘车出游或者组织一场演出呢。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一切都在毫无变化地进行着，而且一切都很好。

四

大家都很健康。虽然伊万·伊利奇有时说，他口中有一股怪味，腹部左侧有点不舒服，但也说不上这就是不健康。

到后来，这种不舒服感却逐渐增加，虽然还没有发展成为疼痛，但他总感到肋下有一种隐痛，心情也变坏了。这种恶劣的心情日益加剧，已经开始破坏在戈洛温家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轻松、体面的生活的愉快感了。丈夫与妻子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争吵，轻松和愉快也很快销声匿迹，就连体面也难以维持了。口角又频繁起来，又只剩下一些小岛了，而夫妻能够意见一致、不吵不闹地共处的岛屿已经很少。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她丈夫的性格很难相处，现在看来，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她有一种喜欢夸大的习惯，她说，他的性格坏到极点，而且一向都是这样，要不是她的脾气好，谁也没法二十年如一日地忍受这种坏脾气。现在每次争吵都是由他挑起的，这话倒也不假。每当快要吃饭的时候，而且常常在他开始吃饭、正在喝汤的时候，他就要没碴儿找碴儿，一会儿是发现某件餐具被损坏了，一会儿是吃的东西不对他的口味，一会儿是儿子把胳膊肘放到桌子上了，一会儿又是女儿的发型叫他看不顺眼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起初还反唇相讥，对他说些不愉快的话，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吃饭开始时发这么大的火，她才明白过来，这是由即将进食在他心中引起的一种病态，因此她也就忍气吞声，不置一词，只是催促大家赶快吃饭。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把自己的忍让看成是很大的美德。她心中认定，她丈夫的性格太可怕了，造成了她毕生的不幸，于是她便自叹命苦起来。可是她越是自叹命苦，就越憎恨自己的丈夫。她开始盼望他死掉，但是她又不能盼望当真如此，因为这样一来，薪俸也就没有了。这就更加激起了她的怒火，对他怀恨在心。她认为自己太不幸了，不幸到连他的死都救不了她。她十分恼怒，但还是隐忍着，可是她的这种隐忍的恼怒又加剧了他的恼怒。

在一次伊万·伊利奇表现得特别蛮不讲理的口角之后，他解释说，他的肝火的确很旺，但这是因为有病的缘故，于是她就对他说，他既然有病，就应该去治疗嘛，而且硬要他去找一位名医。

他去了。一切都不出他所料，一切都像惯常发生的情形那样。让人等候，故意摆架子，是医生的一种臭架子，也是他所熟悉的，同他在法院里的情形一模一样；然后东敲敲，西听听，提出一些问题，要求人家做出他事先早已明确、显然是多余的回答，还有一种俨然的架势，那架势似乎在说，您一旦落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就会对一切做出安排，至于一切如何安排，我们是心中有数和毫无疑问的，对于任何人，无论贵贱，我们都可以千篇一律地把一切安排好。一切就跟在法院中一模一样，正如他在法院中对被告装模作样那样，现在这位名医也在对他装模作样。

医生说，如此这般的情况表明，您体内有如此这般的疾病；但是，假如经过如此这般的化验之后未予证实，那么就可以假定您有如此这般的疾病。倘若假设您患有某种疾病，那么……如此，等等。对于伊万·伊利奇来说，重要的只有一个问题：他的病情是否危险？但是医生却对这个不恰当的问题不予理睬。从医生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是无聊的，因此无须讨论；当前要做的仅仅是估计各种可能性——究竟是游走肾呢，是慢性黏膜炎呢，还是盲肠炎？根本不存在伊万·伊利奇的生死问题，只有或是游走肾或是盲肠二者之间的争议。伊万·伊利奇亲眼看到，医生朝倾向于盲肠的方向圆满地解决了这一争议，他只做了一点保留：如果验尿之后能够提供新的罪证，那么此案就将重新审理。这一切恰如伊万·伊利奇本人曾千百次同样冠冕堂皇地对被告所做的那样。现在，医生也同样冠冕堂皇地做出了自己的归纳，并且扬扬得意地，甚至愉快地从眼镜上方望了被告一眼。伊万·伊利奇从医生的归纳中得出一个结论：情况不妙，但是他，也就是医生，也许还有所有的人，对此都感到无所谓，可是他却感到心情沉重。这个结论使伊万·伊利奇感到十分痛苦，使他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对自己的巨大的怜悯感，同时对这个医生对于这样重要的问题居然漠然处之，感到极大的愤慨。

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站起身来，把钱放到桌子上，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们病人大概常常向您提出一些不恰当的问题，”他说道，“但是，一般说，这病是否危险呢？……”

医生用一只眼睛透过眼镜片严厉地望了他一眼，似乎在说：“被告，如果您不在向您提出的问题的范围之内就此止步，我将不得不下令把您逐出法庭。”

“我认为需要告诉您的和适合告诉您的都告诉您了，”医生说，“以后的情况经化验后自会分晓。”接着医生便点头送客。

伊万·伊利奇慢腾腾地走出来，垂头丧气地坐上雪橇回家去。一路上，他不断琢磨医生说过的所有的话，极力把所有那些摸不清、猜不透的科学术语翻译成普通人所说的话，并从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情况不妙——对我来说是很不妙呢，还是暂时无甚紧要呢？他觉得，医生所说的一切，其含意都是情况不妙。伊万·伊利奇觉得大街上的一切都是凄凉的。街上的出租马车是凄凉的，房子是凄凉的，行人、店铺也都是凄凉的。而这种疼痛，微微的，隐隐约约的，一秒钟也不停止的疼痛，与医生含糊其辞的话联系在一起，就具有另一种更为严重的意义。现在，伊万·伊利奇怀着一种新的沉重感注视着这种疼痛。

他回到家里，开始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妻子。妻子听着，但是正当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女儿戴着帽子进来了，她准备同母亲一道出门。她勉强坐了一会儿，听了这些乏味的话，但是时间一长，她就受不了了，于是母亲也没有听完。

“嗯，我听了很高兴，”妻子说，“那你现在就得注意按时服药喽。把医生的处方给我，我这就打发格拉西姆到药房去买药。”她说罢就去换衣服了。

她在房间里的时候，他憋住了气，可是她一出去，他就长叹了一声。

“也罢，”他说，“也许确实无甚紧要……”

他开始服药，执行医嘱，而医嘱由于化验小便的结果也做了相应的改变。但是恰好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在这次化验以及理应在这次化验之后紧接着做的检查中，出现了某种差错。这事不能怪医生，但结果是医生对他说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或是他忘记了，或是他没有说真话，或是他对他隐瞒了什么情况。

但是伊万·伊利奇还是严格地执行医嘱，而且他在这样执行的初期还得到了一种安慰。

自从找医生看过病以后，伊万·伊利奇全力以赴地，就是严格地执行有关摄生与服药的医嘱，密切注视自己的病痛以及自己整个机体的发展趋势。人的疾病以及人们的健康成了伊万·伊利奇的主要兴趣所在。每当人们在他面前谈到病人，谈到死者，谈到病愈的人，特别是谈到与他相类似的疾病的时候，他总是极力使自己的激动藏而不露，留神谛听，反复询问，并将这些话应用到自己的疾病上去。

病痛并没有减轻，但是伊万·伊利奇却强自振作，硬要自己相信病正在好转。当没有什么事情使他心神不宁的时候，他还可以欺骗欺骗自己，但是一遇到他和妻子发生不快，或是出现了公务上不顺心的事，以及打文特的时候手气不好，他就立刻感到自己病得很厉害。过去，他也遇到过这些不顺心的事，但是他期望着很快就可以改变逆境，他将奋发自强，取得成功，赢得全胜。可是现在任何不顺心的事都使他灰心丧气，悲观绝望。他寻思：瞧，我刚开始见好，药力正开始起作用，偏偏又遇到这桩可诅咒的不幸或是不愉快的事……于是他怨恨那件不幸的事，以及那些存心跟他过不去，想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他感到这种怨恨会断送他的性命，但他又无法克制这种积愤。看来，他自己应该明白，他的这种怨天尤人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因此他不应该去理睬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区区小事。但是他的做法却适得其反：他说他需要安静，他也密切注视着破坏这种安静的一切，可是一遇到任何稍许破坏这种安静的事，就升起一股无名火。他读了一点医书，并常常去看医生，这就使他的病情更恶化了。但是病情的恶化是渐进的，因此将这一天与另一天相比，似乎差别也不大，因此他还能欺骗自己。可是当他去找医生看病时，他又觉得他的病情正在恶化，甚至发展迅速。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去就医。

这个月，他又去拜望了另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所说的话几乎和第一位一模一样，只是问题的提法略有不同罢了。找这位名医看病，只是加重了伊万·伊利奇的怀疑和害怕。他的朋友的朋友是一位很好的医生——可是他对疾病又做了完全不同的诊断，虽然如此，他却保证此病一定能够痊愈，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所做的假设却把伊万·伊利奇弄得更糊涂了，使他的疑心更深了。一位顺势疗法[110]派医生对疾病又做了另一种诊断，并给他开了药。于是伊万·伊利奇就悄悄地瞒着大家，把这药服了近一个星期。但是一星期以后，因为不见起色，他对过去的治疗和这次的治疗都失去了信心，更加心灰意懒起来。有一次，一位相识的太太讲到拜求神像能包治百病。伊万·伊利奇发现自己正在凝神倾听，并且对此事的真实性信以为真。这个情况使他感到骇然。“难道我竟糊涂到这种程度了吗？”他暗自思忖，“不要紧！一切都是扯淡，不要疑神疑鬼了，应当选定一位医生，严格服从他的治疗。我就这么办得了。现在就此结束，再别去想它了，要严格执行治疗直到夏天，到那时候再看情况。这种犹豫不决现在该结束了！……”这话说起来容易，可就是办不到。肋下的疼痛一直在折磨着他，似乎还在不断加剧，而且越来越变成经常性的。嘴里的味道也变得越来越怪了，他觉得他嘴里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怪味，他的食欲和体力也越来越差。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一件可怕的、新的、在伊万·伊利奇的一生中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关于这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他们还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照常进行。正是这一点使伊万·伊利奇感到最痛苦。他看到，他的家属，主要是妻子和女儿，正热衷于出门拜客，她们什么也不懂，还嗔怪他老是闷闷不乐、吹毛求疵，似乎他在这方面犯了什么过错似的。虽然她们极力掩饰，可是他看得出来，他妨碍了她们，但是妻子对他的疾病也给自己规定了一定的态度，不管他说什么和做什么，她都对此恪守不渝。这个态度是这样的：

“你们是知道的，”她对自己的朋友们说，“伊万·伊利奇就像一切善良的人们那样，总不肯严格执行医生规定的治疗。今天他遵守医嘱服药和吃饭，按时就寝；可是到明天，我稍一疏忽，他就会突然忘了服药，吃起了鲟鱼（这是不许他吃的），并且坐下来打文特，一打就到一点钟。”

“唉，这是哪辈子的事呀？”伊万·伊利奇恼火地说，“不就是有一回在彼得·伊万诺维奇家吗。”

“那昨天跟舍别克呢？”

“反正我也疼得睡不着……”

“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你这样下去永远也好不了，而我们却陪你受罪。”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对待丈夫的疾病的表面上的、说出来让别人和他本人听的态度就是如此，即这个病都是伊万·伊利奇自找的，而且这整个疾病乃是他对妻子所做的一件新的令人不愉快的事。伊万·伊利奇感到，她的这种态度是不自觉的，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使他感到好受些。

在法院，伊万·伊利奇发现，或者他自以为发现，人们对待他的那种同样奇怪的态度：一会儿他觉得，人们都在端详他，就像端详一个即将出缺让位的人一样；一会儿他的朋友们又突然友好地嘲笑他的疑神疑鬼，仿佛在他体内出现的那个非常可怕的、前所未闻的疾病正在不断地折磨他，而且正在不可阻挡地把他带往某处——这事倒成了他们最愉快的笑料似的。特别是施瓦茨的喜笑颜开、精力充沛和落落大方使他十分恼火，这一切使伊万·伊利奇想起了他本人在十年以前的模样。

朋友们常常前来凑牌局，大家就座。发牌，洗牌，红方块加红方块，共计七张。他的对手说：没有王牌，于是给了他两张红方块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兴高采烈，很可能赢得全胜。可是伊万·伊利奇却突然感到一阵隐隐作痛以及嘴里的那股味儿，他对于自己会获得全胜居然感到高兴，觉得十分荒唐。

他瞧着自己的对手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瞧着他如何用他那灵活的手拍着桌子，然后彬彬有礼而又宽容大度地放开输掉的牌，把它们推到伊万·伊利奇的身边，以便给他一种把赢得的牌收起来的愉快，而无须麻烦他远远地伸出手去。“他在想什么呀，他以为我居然衰弱到不能远远地伸出手去了吗？”伊万·伊利奇这样想，把他的王牌忘了，多出了一次王牌，结果打了自己的牌，他本来已经胜券在握，最后却以三分之差输掉了。而最可怕的则是他看到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难过，而他倒处之泰然。他为什么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真叫人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大家看到他很不舒服，便对他说：“如果您累了，我们就不打了吧。您休息一下。”休息？不，他一点都不累，他们打完了这一圈。大家都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伊万·伊利奇觉得，他把这种闷闷不乐也传染给他们了，但又无法把它驱散。他们吃完晚饭，就各自回家了，只留下伊万·伊利奇一个人在独自寻思：他的生活毫无乐趣，而且使别人的生活也抑郁寡欢，此外，这种有害的状况不是在减弱，而是越来越厉害地渗透到他的整个机体之中。

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再加上肉体上的痛苦和内心的恐惧，躺到床上，而且他常常由于疼痛大半夜都睡不着。可是第二天早晨又得起床、穿衣、上法院、说话、写字，如果不去上班视事，那就得一昼夜二十四小时都待在家里，而其中的每一小时都是痛苦。他就这样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上，而且孤孤单单，没有一个人了解他，没有一个人可怜他。

五

一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在新年之前，他的内兄来到他们的城市，要住在他们家。当时伊万·伊利奇在法院，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出去买东西了。他从公廨回来，走进自己的书房时，在那里遇到了他的内兄。他的内兄是一个健康好动的人，正在亲自收拾皮箱。他听见伊万·伊利奇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默默地瞧了他一秒钟。这一瞥向伊万·伊利奇说明了一切。他内兄张开了嘴，一声“哎呀”没有喊出口便忍住了。这个动作肯定了一切。

“怎么，我变了吗？”

“是的……有点变化。”

他内兄说过这话以后，尽管伊万·伊利奇一再把话题引向自己的外表，他仍旧讳莫如深。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回来了，他内兄便去找她。伊万·伊利奇锁上了门，照起了镜子——先照正面，接着又照侧面。他拿起了他和妻子的合影，把他的照片和他在镜中所看到的容貌两相对照——变化是巨大的。接着他捋起袖子，露出了胳臂瞧了瞧，又把袖子放下来，坐到沙发榻上，脸变得比黑夜还阴沉。

“不行，不行。”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便迅速站起身来，走到桌子跟前，打开卷宗，开始披阅，但是他读不下去。于是他打开了门，向客厅走去。客厅的门是关着的，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门跟前，开始倾听。

“不，你太夸大其词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

“我怎么夸大其词了？你怎么看不出来呢——他已经是死人了，你瞧瞧他的眼睛，没有光。他生的什么病？”

“谁都不知道。尼古拉耶夫（这是另一位医生）说是什么什么，反正我也弄不清。可是列谢季茨基（这就是那位名医）说恰好相反……”

伊万·伊利奇走开了，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来，开始想道：“肾，游走肾。”他想起了医生向他说过的所有的话：肾怎样脱落，又怎样游走。于是他便在脑海中殚思极虑地想要捉住这个肾，不许它乱动，把它固定下来。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高。“不，我还得再去找一下彼得·伊万诺维奇（这就是那位有医生朋友的朋友）。”他摇了摇铃，吩咐套马，准备出门。

“你到哪儿去呀，Jean[111]？”妻子带着特别伤感和难得的和善的表情问道。

这种难得遇到的和颜悦色使他升起一股无名火，他阴郁地望了她一眼。

“我要去拜望一下彼得·伊万诺维奇。”

于是他就去拜望了那位有医生朋友的朋友，接着又同他一起去拜望了那位医生。他遇见了他，并同他谈了很长时间。

他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按照医生的看法）在他体内发生的种种情况，他一切都明白了。

盲肠里有一个玩意儿，一个小玩意儿。这一切是能够治愈的，只要加强某一种器官的功能，并减弱另一种器官的活动，便能发生一种吸收作用，一切也就康复了。他回家吃饭稍许迟了点。他吃了饭，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天，但是他很久都下不了决心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工作。最后，他终于向书房走去，并且立刻坐下来办公。他披阅着案卷，工作着，但他却时时刻刻想着他还有一件暂时搁置一旁的重要的心事，必须等公务完毕之后再行处理。当他办完公事，他才想起，这件心事乃是对于盲肠的种种焦虑。但是他并没有陷于这种焦虑之中，他走到客厅去喝茶。这时正好有客人来访，大家在说话，弹琴，唱歌；那位法院预审官，女儿心爱的未婚夫也在座。照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说法，这个夜晚，伊万·伊利奇过得比其他人都愉快，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忘记他还有一件暂时搁置一旁的关于盲肠的重要心事。十一点钟的时候，他向大家告辞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自从他患病以来，他就独自一人睡在书房旁的一个小房间里。他走进去，脱了衣服，拿起一本左拉的小说，但是他没有看书，而是在想。于是在他的脑海里便出现了他所想望的盲肠的康复，它经过吸收与分泌终于恢复了正常活动。“是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的。”他自言自语道，“不过应当助造化一臂之力。”他想起了药，于是便支起身子来服了药，接着又仰面躺下，注意药物如何在有效地起作用，药物又如何在消灭疼痛。“不过应当适时服药，以免发生副作用；我现在已经觉得稍许见好了，大大地见好了。”他开始抚摩肋下——摸上去并不疼，“是的，我不感到疼，的确已经大大见好了。”他吹灭了蜡烛，侧身躺下……盲肠正在康复和吸收。陡地，他感到一阵原有的熟悉的疼痛，一种隐隐约约的酸痛，而且疼个没完，疼痛虽微，但是很严重。嘴里又是那股熟悉的叫人恶心的怪味。他的心开始作痛，头脑一阵发晕。“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说道，“又来了，又来了，永远也不肯停止了。”接着，他又蓦地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盲肠！肾。”他自言自语道，“问题不在盲肠，也不在肾，而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是的，有过生命，可是生命正在离开我，离开我，而我却没法留住它。是的，何必欺骗自己呢？我要死了——除了我以外，难道大家不都看得清清楚楚吗，问题仅仅在于还有多少星期，多少天罢了——也许就近在眼前。过去是光明，现在却是一片黑暗。过去我在这里，现在却要到那儿去！到哪儿去呢？”他感到浑身一阵发冷，呼吸停止了。他只听见心脏在跳动。

“如果我不在了，那么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那么当我不在的时候，我在哪儿呢？难道是死吗？不，我不想死。”他跳起来，想要去点蜡烛，他用发抖的手摸了一阵，把蜡烛和蜡烛台都碰倒在地板上，于是他又往后倒下，倒在枕头上。“何必呢？反正一样，”他睁开两眼凝视着黑暗，自言自语道，“反正是死。是的，死。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愿意知道，谁也不可怜我。他们在玩。（他听见从门外传来的远远的歌声和伴奏曲。）他们对一切都置之漠然，可他们也同样要死的。这帮傻瓜，我先死，他们后死，他们也一模一样。可是他们却在扬扬得意。这些畜生！”愤怒窒息着他。他感到十分痛苦，心头有说不出的难过，总不会是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非受这种可怕的恐怖不可吧。他爬起身来。

“反正这样不妥，应当安静下来，应当把一切从头到尾细细地考虑一番。”于是他就开始思前想后，“是的，且说得病之初，先是肋部碰了一下，我依然那样，今天如此，明天也还是如此。有一点酸痛，后来痛得厉害了些，然后去看医生，后来是沮丧、忧虑，又去看医生。于是我就越走离深渊越近了，体力减退了，越走越近了。我变得憔悴不堪，两眼没有神。死就在眼前，可是我却在想什么盲肠。我想修复盲肠，可是这却是死期将至。难道是死吗？”他又感到一阵恐怖，他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地弯下腰去寻找火柴，可是却把胳膊肘碰到了床头柜上。它妨碍了他，把他碰得很疼，他一时怒起，便用力推了它一下，把床头柜推倒在地。他在绝望中气喘吁吁地仰面倒下，等待死马上来临。

这时候，客人们正在陆续告辞。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正在送客。她听见有东西摔倒的声音，便走了进来。

“你怎么啦？”

“没什么，无意中碰倒的。”

她走出去，拿来一支蜡烛。他躺着，沉重和急促地喘着气，宛如一个人跑了一俄里似的。他目光呆滞地凝视着她。

“你怎么啦，Jean？”

“没……什么，碰……倒……了。”

接着他又想到：“有什么可说的呢，她不会懂的。”

她的确不懂。她捡起了蜡烛，把它点着了，就匆匆走了出去：她要去送一位女客。

当她回来的时候，他依旧仰面躺着，望着上方。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病情更重了吗？”

“是的。”

她摇了摇头，又略坐了片刻。

“我说，Jean，我在想是否要把列谢季茨基请到家里来一趟。”

这就是说她想把那位名医请来，而不吝惜钱。他苦笑了一下说：“不必了。”她略坐片刻便走到他身边，吻了吻他的前额。

当她吻他的时候，他对她真是恨之入骨，只是强忍着才没有把她推开。

“再见。上帝保佑你安睡。”

“好吧。”

六

伊万·伊利奇看到自己快要死了，经常处在绝望之中。

在内心深处，伊万·伊利奇知道他快要死了，但是他对这种想法不仅不习惯，而且简直不明白，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一点。

他在基泽韦特的《逻辑》[112]中所学到的那个三段论法的例子：卡伊是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卡伊也要死，这个例子他毕生都认为是对的，但仅仅适用于卡伊，而绝不适用于他。那是指卡伊这个人，一般的人，因此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既不是卡伊，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一个从来都有别于所有其他人的完全特殊的人；他是万尼亚[113]，他先和妈妈、爸爸、米佳和沃洛佳在一起，整天和玩具、车夫、保姆在一起厮混，后来又和卡坚卡在一起，经历过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喜怒哀乐。难道卡伊也闻过万尼亚那么喜欢闻的条纹皮球的气味吗？难道卡伊也是那么吻母亲的手的吗？难道母亲衣服的绸褶也是那么对卡伊作响的吗？难道他也在法律学校为了馅饼的事闹过风潮吗？难道卡伊也是这么谈恋爱的吗？难道卡伊也能这样开庭审案吗？

卡伊是的确要死的，他也应当死，但是对于我，对于万尼亚，对于有感情有思想的伊万·伊利奇，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也要死，这是绝不可能的。这简直太可怕了。

他所感觉到的就是如此。

“如果我也必须像卡伊那样死去，那我是应当知道这个的，我是应当心中有数的，但是我心中却毫无此种感觉。我和我所有的朋友都明白，这决不会和卡伊一样。可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他自言自语道，“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不可能，却是事实。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应当如何来理解这个呢？”

他无法理解，于是就极力驱除这个想法，认为这是一种虚妄的、不正确的、病态的想法，并且极力用另一些正确的、健康的想法把它们挤走。但是这一想法不仅是想法，而且似乎就是现实，它又来了，伫立在他的面前。

他又逐个地唤出另一些想法来取代这一想法，希望能够从中寻到支持。他企图回到从前的思路上去，这些思路过去曾为他遮挡过关于死的想法。但是说来也怪，过去遮挡过、掩盖过、消灭过关于死的意识的一切，现在已经不能再起这个作用了。最近一个时期，伊万·伊利奇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企图恢复过去的感情思路，不再去想到死。他一会儿对自己说：“我应该去办公，过去我就是靠它生活的。”于是他就摈弃一切疑虑，向法院走去。他与同僚们交谈几句后便坐下来，按照老习惯漫不经心地，用若有所思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公众，然后用瘦削的两手支着橡木软椅上的扶手，与平素一样探过身去，俯向同僚，并把案卷推过去一点，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他蓦地抬起眼睛，端端正正地坐好，发表了一些老生常谈，就宣布开庭。但是倏地在半中间，他肋下的疼痛毫不理会审案的进程，开始隐隐发作起来。伊万·伊利奇注视着，极力不去想它，但是它却在继续作祟。它又来了，伫立在他面前，瞧着他，于是他大惊失色，眼睛里的光熄灭了。他又开始问自己：“难道只有它才是真实的吗？”他的同僚和下属惊讶和痛心地看到，像他这样一位卓越、精明的法官，也居然会乱了章程，出现差错。他抖擞起精神，极力使头脑清醒，他好不容易才把审讯进行到终了，怏怏不乐地坐车回家。一路上，他伤心地想到，他的审判工作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他想要隐蔽的事情隐蔽过去了；即使埋头审案，他也不能摆脱它。而最糟糕的是，它之所以引起他对它的注意，并不是为了想叫他做什么事，而仅仅是为了叫他看着它，正视它，什么事也别做地看着它，并忍受难以形容的痛苦。

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伊万·伊利奇就去寻求安慰，寻找别的挡箭牌。别的挡箭牌也果然被找到了，并在一个短时间内似乎救了他，但是又立刻失去了招架的力量。倒不是因为这些挡箭牌被毁坏了，而是被洞穿了，似乎它能穿越一切，任何东西也无法阻挡它。

在最近这个时期，他有时走进由他布置的那间客厅，他摔倒的那间客厅，他为了这间客厅（他想起来都觉得痛心、可笑），为了布置这间客厅，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从那次碰伤开始的。他走进客厅，蓦地看到在油漆一新的桌子上有一处被什么东西划破的痕迹。他找寻原因，终于发现这是相册边上被弄弯了的青铜饰物造成的。他拿起了那本由他充满了爱粘贴起来的珍贵的相册，对女儿和她朋友们的漫不经心感到十分恼火——相册中有的地方被撕破了，有的照片被放倒了。他仔仔细细地把这些整理好，把相册上的铜饰又扳正了。

接着他想把这一套放置相册的établissement[114]移到另一个墙角里去，靠近花。他叫来了仆人：让女儿或者妻子前来帮忙。她们不同意，跟他抬杠，他据理力争，大发脾气。但是一切都很好，因为他把它给忘了，看不到它了。

不过当他亲自把东西移过去的时候，妻子却说：“这又何苦呢，用人们会做的，你又要做对自己有害的事了。”这时，它突然穿过挡箭牌，一闪而过，他看见了它。它一闪而过，他还抱着希望它将就此隐匿不见，但是他不由得注意了一下肋下，那儿仍旧是老样子，还跟从前一样在隐隐作痛。他已经忘不掉它了，它分明在花丛后面窥视着他。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的，就在这里，在这个窗帘上，我就像对敌发动猛攻时捐弃了生命。果真是这样吗？多么可怕，又多么愚蠢啊！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而这却是事实。”

他走进书房，躺了下来，他又和它单独待在一起了。他与它四目对视，却拿它无可奈何。他只能望着它，不寒而栗。

七

伊万·伊利奇患病的第三个月上——怎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没法说清楚的，因为这是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发生的，但是却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无论是他的妻子、儿女，还是他的用人、朋友、医生，而主要的是他自己——大家都知道，别人对他的最大兴趣仅仅在于他是否能很快地、最终地出缺让位，使活着的人摆脱因他的存在而产生的麻烦，而他自己也可以从自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他睡得越来越少了，人家给他吃鸦片，并且开始给他注射吗啡，但是这并没有减轻他的痛苦。他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所感到的那种隐隐约约的哀愁起初曾使他的疼痛稍减，因为这是一种新的感觉，但到后来，它却变得同样痛苦，甚至比明显的疼痛更让人受不了。

人们遵照医嘱给他准备了特制的食物，但是他却觉得这些食物越来越没有味道，越来越让人生厌。

他们还给他做了一套供大小便用的特殊装置，可是每次都是活受罪。他感到受罪是因为这不干净，不体面，而且有臭味，再加上他知道，若要办理此事，还得有人在一旁伺候。

然而正是在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中，伊万·伊利奇得到了安慰。每次都由一个名叫格拉西姆的专管打杂的农民来把便盆拿出去。

格拉西姆是一个穿着整洁、面色红润、吃了城里的饭菜以后发起胖来的年轻庄稼汉。他永远乐呵呵的，性格开朗。起初，看到这个永远干干净净地穿着俄国式服装的用人干这种令人作呕的事，伊万·伊利奇感到不好意思。

有一次，他从便盆上站起来，没有力气把裤子提起来，便跌坐在软椅上，他恐惧地望着自己那裸露的、瘦骨嶙峋的、软弱无力的大腿。

这时格拉西姆迈着轻快有力的步伐走了进来。他穿着一双厚皮靴，随身带来一股皮靴发出的好闻的柏油味和一种沁人心脾的冬天的户外气息。他围着一条干净的麻布围裙，里面穿着一件干净的花布衬衫，挽着袖子，露出他那年轻有力的胳膊。他没有抬头望伊万·伊利奇（显然，他在抑制着在他脸上焕发出的生命的欢乐，免得使病人看了不痛快），径直走到便盆跟前。

“格拉西姆。”伊万·伊利奇用衰弱的声音说。

格拉西姆哆嗦了一下，显然是因为害怕做错了什么事。他动作敏捷地把他那红润、善良、单纯、年轻、刚开始长出胡子的脸向病人转了过来。

“您有何吩咐？”

“我想，你干这事一定感到不愉快吧？请你原谅我，我没有力气。”

“这是哪儿的话，老爷。”格拉西姆的眼睛一闪，露出了他那年轻的、洁白的牙齿，“为什么不侍候您呢？您有病嘛。”

于是他就用他那灵巧、有力的双手做完了自己惯常做的事，接着便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五分钟后，他又同样轻手轻脚地走了回来。

伊万·伊利奇依然坐在沙发椅上。

“格拉西姆，”当格拉西姆把洗干净的便盆放好以后，他说道，“请你过来一下，帮帮我的忙。”格拉西姆走上前去，“把我扶起来。我一个人太费劲了，可我又把德米特里打发走了。”

格拉西姆走上前去，用他那有力的双手抱住了他，就像他走起路来十分轻巧一样，灵巧而又轻轻地把他抱起来，一只手扶着他，另一只手给他提上了裤子，接着便想把他放下，让他坐好。可是伊万·伊利奇请他把自己扶到长沙发上去。格拉西姆就毫不费力地、似乎没有碰着挤着似的，连扶带抱地把他搀到沙发近旁，让他坐好。

“谢谢。你干什么都……那么灵巧，那么好。”

格拉西姆笑了笑，想要走开。但是伊万·伊利奇觉得跟他在一起十分舒服，他不想让他走。

“还有一件事：请你把那把椅子给我端过来。不，就这一把，把它放在我的脚下。我的腿抬高一点好受些。”

格拉西姆把椅子端过来，不磕不碰地一下子就把椅子放到了地板上，接着便把伊万·伊利奇的两腿扶起来放到椅子上。伊万·伊利奇觉得，当格拉西姆把他的两腿高高抬起的时候，他感到好受了些。

“我的腿抬高一点好受些，”伊万·伊利奇说，“请你把那边的那个靠垫给我搁在腿底下。”

格拉西姆照办了。他又把他的腿抬起来，然后放下。当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起来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又觉得好受了些。他把腿放下，他就觉得差一些。

“格拉西姆，”他对他说，“你现在有事吗？”

“没有，老爷。”格拉西姆说，他向城里的用人们学会了怎样跟老爷们说话。

“你还需要做什么事吗？”

“我还需要做什么事吗？事情都做完了，不过还要劈点儿柴留到明天用。”

“那么你给我把脚架高一点行吗？”

“那有什么不行的？行。”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高了一些，于是伊万·伊利奇觉得，这种姿势使他一点都不觉得疼了。

“那么劈柴怎么办呢？”

“您放心吧，咱来得及。”

伊万·伊利奇吩咐格拉西姆坐下来扛着他的腿，并且和他攀谈起来。事情也怪，他觉得，格拉西姆扛着他的腿，他就好受些。

从此以后，伊万·伊利奇有时就叫格拉西姆来，叫他用肩膀扛着他的腿，并且很喜欢跟他说话。格拉西姆轻快、乐意、淳朴而且善良地做着这事，这种善良使伊万·伊利奇深为感动。所有其他人身上的健康、精力充沛和精神焕发，常常使伊万·伊利奇觉得反感，只有格拉西姆的精力充沛和精神焕发不但不使伊万·伊利奇感到难受，反而使他得到安慰。

伊万·伊利奇感到最受不了的是虚伪，那种不知为什么被大家默认的虚伪，说什么他只是有病，而不是快要死了，只要他安心治病，就会取得某种很好的效果。可是他心里明白，不管他们做什么，除了更加折磨人的痛苦和死以外，什么效果也不会有。这种虚伪使他感到受不了。他感到受不了的是，大家都知道而且他也知道的事，他们就是不肯承认，而是想就他的险恶的病情对他说谎，而且还想迫使他本人也参加到这个骗局中来。虚伪，在他临死前施加到他头上的这种虚伪，这种把他的死这样一件可怕的、庄严的行为，同他们所有这些出门拜客、窗帘、午餐的鲟鱼降低到同一水平的虚伪，使伊万·伊利奇感到非常痛苦。说来也怪，每当他们向他玩弄这些花招的时候，他差点没向他们大喝一声：别再说谎了，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我快要死了，那就请你们起码别再撒谎好吧？但是他从来没有勇气这样做。他看到，他濒临死亡这样一件极其可怕的事，居然被他周围所有的人，被他毕生信奉的所谓“体面”本身，贬低到了一种偶然的不愉快的事情的水平，一种多少有碍体面的事情的水平（就如人们对待一个身上发出臭味的人走进客厅一样）。他看到，没有一个人可怜他，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了解一下他的处境。只有格拉西姆一个人了解他的处境，并且可怜他。因此，伊万·伊利奇只有和格拉西姆在一起才觉得好受些。有时候，格拉西姆接连几夜整宿整宿地扛着他的两腿，不肯去睡觉，还说：“您放心吧，伊万·伊利奇，我会睡够觉的。”有时候，他会猝然跟他“你我”相称，补充道：“要不是你有病，要不，为什么不侍候你呢？”——听到这话，他心里就觉得舒服。只有格拉西姆一个人不说谎，从各方面看来，只有他一个人懂得事情的真相，并且认为对此无须隐瞒，他只是可怜这位衰弱的、憔悴不堪的老爷。甚至有一次，当伊万·伊利奇打发他去睡觉的时候，他还直率地说：

“我们大家都要死的。为什么不侍候您呢？”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他并不认为干这活是受累，因为这活儿是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干的，他希望这事落到他头上的时候有人也能替他干同样的活儿。

除了这种虚伪以外，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虚伪，伊万·伊利奇感到最痛苦的是，没有一个人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来可怜他：有时候，在经过长久的痛苦之后，他真希望（尽管他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能有人像可怜一个有病的孩子那样来可怜可怜他。他真希望人们能像爱抚和安慰孩子们那样来爱抚他，吻他，为他而哭泣。他知道他是一位显赫的高等审判厅委员，他的胡子都白了，因此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他还是希望能够如此。在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中，有些地方与此颇相类似，因此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使他得到安慰。伊万·伊利奇真想哭，真想有人来爱抚他，为他哭泣，就在这时候，他的同僚，高等审判厅委员舍别克光临了。伊万·伊利奇本来想哭和接受爱抚的，结果反而一本正经地板起面孔对于撤销原判的决定的意义习惯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固执己见。存在于他周围以及存在于他自身之中的虚伪，极大地毒化了伊万·伊利奇生命的最后几天。

八

早晨。正因为是早晨，所以格拉西姆走了，仆人彼得来了，他吹灭了蜡烛，拉开一扇窗帘，开始悄悄地收拾屋子。早晨也罢，晚上也罢，星期五也罢，星期日也罢——反正都一样，反正都相同：持续不断的、一刻不停的剧痛，意识到那正在无望地逐渐离开，但还未完全离开的生命；正在日益迫近的那可怕的、令人憎恨的死（只有它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有那劳什子的虚伪。一星期一星期，一天天，一小时一小时，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

“请问，您不要喝茶吗？”

“他要的是规矩：老爷们每天早上必须喝茶。”他想道，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

“您不要挪到长沙发上去吗？”

“他要收拾房间，我在这里碍事，不干净，乱。”他想道，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你别管我了。”

仆人又干了一会儿。伊万·伊利奇伸出了一只手，彼得殷勤地走上前去。

“您有何吩咐？”

“表。”

彼得拿起就放在他手边的表，递给了他。

“八点半。那边还没起床吗？”

“还没呢，老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指他的儿子）上学去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吩咐，如果您有事找她，就去叫醒她。请问要去叫醒她吗？”

“不，不必了。”他说。接着他又想：“要不要喝点茶呢？”“对，茶……拿来吧。”他说。

彼得向门口走去。伊万·伊利奇害怕一个人留下。“找件什么事情来留住他呢？对，吃药。”“彼得，把药递给我。”他又想：“为什么不吃药呢？也许吃药还有效。”他拿起茶匙喝完了药。“不，不会有效的。这一切都是扯淡，都是骗局。”他一尝到那熟悉的、甜腻的和令人万念俱灰的药味，心里就想道，“不，我没法相信。但是这疼痛，这疼痛又干吗呢，它哪怕能稍微停一会儿呢。”他发出了呻吟，彼得回来了。“不，去，拿茶来。”

彼得走了，剩下伊万·伊利奇一个人，他开始呻吟。这与其说由于疼痛（尽管疼得非常厉害），倒不如说由于苦恼。“老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老是这没完没了的白天和黑夜，哪怕能快点呢。什么东西快点？死，黑暗。不，不。一切都比死强！”

彼得用托盘端茶进来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很长时间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不明白他是谁，和他来干什么。彼得被他看得手足无措起来。当彼得发窘的时候，伊万·伊利奇才醒悟过来。

“对，”他说，“茶……好，你放下吧。不过你来帮我洗洗脸，换一件干净衬衫。”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开始洗脸。他洗洗停停地洗了手，洗了脸，刷了牙，然后开始梳头，而且照了照镜子。他害怕起来：头发平贴在他那苍白的脑门上，使他觉得特别可怕。

给他换衬衫的时候，他知道，如果他低下头去看一眼自己的身体，他会觉得更可怕，因此他不敢看自己。但是一切总算做完了。他穿上晨衣，裹上毛毯，在沙发椅上坐下，准备喝茶。片刻间，他觉得精神倍爽，但是当他一开始喝茶，又是那股怪味，又是那种疼痛。他勉强喝完了茶，便伸直两腿躺了下来。他躺下以后就打发彼得走了。

一切依旧。一会儿闪出一点希望，一会儿绝望的大海又奔腾咆哮，永远是疼痛，永远是忧伤，永远千篇一律，一成不变。一个人待着感到特别凄凉，真想叫个什么人来，但是他没有叫就知道，他瞧着别人心里会更难受。“哪怕再给来点吗啡呢——昏睡过去倒好。我要对他，对医生说，让他再给我想点法子。这不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一小时、两小时就这么过去了。突然，前厅里响起了门铃声。没准儿是医生吧。不假，这是医生，满脸红光，精神抖擞，肥肥胖胖，喜笑颜开，他脸上的那副表情似乎在说：您一定被什么事情吓住了吧，咱们就来给您安排一切。医生也知道这种表情在这里并不合适，但是他的脸上既然永远挂上了这副表情，就取不下来了，正如一个人一早穿上了燕尾服出去拜客一样。

医生精神抖擞地、令人安心地搓着手。

“真冷，外面冷得厉害。让我烤烤火。”他说这话时的表情似乎在说，只要稍候片刻，让他先暖和暖和，等他暖和过来，一切就好办了。

“嗯，我说，怎么样？”

伊万·伊利奇感到，医生想说：“事儿怎么样？”但是他也觉得这样说不妥，便改口道：“您夜里睡得怎么样？”

伊万·伊利奇瞧着医生，脸上的表情似乎在问：“难道你说谎从来不觉得害臊吗？”但是医生却不想明白他提的这个问题。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说道：

“仍旧疼得很厉害。疼痛不止，一点没有减轻。能有点什么药就好了！”

“是啊，你们这些病人从来都是这样的。嗯，现在，我似乎暖和过来了，甚至办事十分认真的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也不会对我的体温有任何意见了。来吧，您好。”于是医生跟他握了握手。

接着，医生便抛开刚才说说笑笑的态度，开始一本正经地检查病人，号脉，量体温，并开始东敲敲，西听听。

伊万·伊利奇深知，而且觉得，这一切无疑都是扯淡，都是毫无意义的骗局。可是当医生跪着，向他伸过头去，将耳朵忽高忽低地贴在他身上，带着一副神气活现的模样在他身上做着各种体操动作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却任凭他去装模作样，就如从前他听凭律师信口雌黄一样，其实他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说的话都是撒谎，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医生跪在长沙发上，还在敲打着什么，这时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绸衣在门口窸窸窣窣地响了起来，听得见她在责备彼得，为什么大夫来了不通知她？

她走进来，吻了丈夫，然后立刻开始说明她早就起床了，当大夫来的时候，只是由于她误以为是别人，她才没有在这里。

伊万·伊利奇望着她，将她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什么都看不顺眼：她那白皙、丰腴、干净的手和脖子，她那头发的光泽，她那充满生气的眼睛的闪光。他对她深恶痛绝。由于对她油然而生的憎恨，她的接触使他感到十分难受。

她对他以及对他的疾病的态度依然和从前一样。正如医生一旦定出了他对病人的态度，就无法更改一样，她也定出了一套对待他的态度：他不肯做他应该做的什么什么，因此只能怪他自己，于是她就爱护备至地责备他——对待他的这种态度她也已经无法更改了。

“他就是不听话！不肯按时服药。主要的是两脚朝上，用这样的姿势躺着可能对他有害。”

她告诉医生，他怎样让格拉西姆扛着他的两条腿。

医生亲切地微微一笑，略含轻蔑之意，他似乎在说：“有什么办法呢，这些病人有时就会想出这样一些傻事，但是可以原谅。”

检查完毕，医生看了看表，于是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便向伊万·伊利奇宣布，不管他愿不愿意，反正她今天已经请了一位名医，他将同米哈伊尔·丹尼洛维奇（那位普通医生的名字）一起会诊。

“请你千万不要反对，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她话中带刺地说，以此让他明白，她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他，她只有这样说才能使他无法拒绝她。他一言不发，双眉深锁。他感到，包围着他的这种虚伪已经乱成一团，简直难辨真假。

她替他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她自己，她对他说，她为了自己竟做着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以至于他倒应该从反面来理解这话了。

果然，在十一点半，那位名医来了。又开始了听诊，以及先是当着他的面，后来又在另一个房间里进行的关于肾脏、关于盲肠的意味深长的谈话，然后是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的相互问答，以致他们又没有谈到现实的生与死的问题（现在他面临的只有这一个问题），却提出了什么肾和盲肠的问题，说什么他的肾和盲肠似乎工作得不对头，因此现在米哈伊尔·丹尼洛维奇和那位名医即将对它们发动进攻，迫使它们就范。

那位名医带着严肃的，但并非没有希望的神情告辞了。伊万·伊利奇向他抬起了闪烁着恐惧与希望之光的眼睛，怯生生地问道，他的病有没有痊愈的可能，这位名医的回答是：无法保证，但可能性还是有的。伊万·伊利奇送别医生时抱着希望的目光是如此可怜，以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看到这个目光忍不住哭了出来，这时，她正走出他的书房门，以便把出诊费交给那位名医。

由医生的鼓励而产生的兴奋，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又是那同样的房间，同样的画、窗帘、壁纸、药瓶，又是他那同样地不断作痛、备受煎熬的身体。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呻吟起来。他们给他打了一针，他就昏睡过去了。

当他清醒过来时，已是暮色苍茫，给他端来了饭菜。他勉强喝了点鸡汤，于是又周而复始，又是那正在降临的黑夜。

吃过饭以后，在七点钟，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走进他的房间。她的穿着打扮就像去赴什么晚会似的，束紧的肥大的乳房，她脸上还留有脂粉的痕迹。她还在早上就向他提到过他们要去看戏。今晚有刚来此地的萨拉·贝尔纳[115]的演出，他们有一个包厢，这是他坚持要他们订下来的。可是现在他把这事给忘了，因此她的打扮他看了很不顺眼。但是，他想起这是他自己硬要订一个包厢去看戏，因为这对于孩子们是一次有教育意义的审美享受，他便把自己的恼怒隐忍了下来。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顾盼自得地走进来，但是又似乎于心有愧似的。她坐了一会儿，问了他的健康状况，但是他看到，她问的目的不过是问问罢了，并不是为了想知道，因为她也知道没什么可问的，所以她就说起了她想要说的话：要不是包厢已经订下了，而且埃伦、女儿和彼得里谢夫（那位法院预审官，女儿的未婚夫）都去，而且又不可能让他们单独去，她是决不会去看戏的。她巴不能守着他坐在这里倒更愉快些。不过，她不在的时候，他可千万要遵照医生的嘱咐去做。

“对了，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未来的姑爷）也想进来看看你。行吗？还有丽莎。”

“让他们进来吧。”

女儿进来了，袒胸露臂，裸露着年轻的身体，那使他十分痛苦的身体。可是她却把这个身体拿出来展览。她强壮、健康，分明在热恋中，并对妨碍她幸福的疾病、痛苦和死亡感到愤怒。

穿着燕尾服，烫着á la Capoul[116]鬈发的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也进来了，雪白的衣领紧紧地裹着他那长长的、青筋毕露的脖子，衬衫的前胸一片雪白，黑色的紧身裤把强壮的大腿裹得紧紧的，一只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拿着高顶礼帽。

在他之后又悄悄地溜进来一个中学生，穿着新制服，可怜巴巴的，戴着手套，眼睛底下有一块乌青。他为什么会有这块乌青，伊万·伊利奇是知道的。

他一直很可怜儿子。他那吃惊的、哀伤同情的目光显得很可怕。伊万·伊利奇觉得，除了格拉西姆以外，只有瓦夏一个人理解他和可怜他。

大家坐下，又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接着便是沉默。丽莎问母亲望远镜在哪儿，于是母女俩便拌起嘴来：是谁把它放起来了，放在哪儿。结果弄得很不愉快。

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问伊万·伊利奇有没有看过萨拉·贝尔纳。伊万·伊利奇先是没有听懂他问的问题，可后来又答：

“没看过。您看过吗？”

“是的，看过她演的Adrienne Lecouvreur[117]。”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她在演什么角色的时候特别漂亮，女儿不同意，于是又谈起了她的演技的优美与真实，也就是那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

在说到半中间的时候，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望了伊万·伊利奇一眼，便住了嘴。其他人也瞧了他一眼，闭上了嘴。伊万·伊利奇两眼闪着怒火向前直视着，分明对他们十分恼怒。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但这是无法改变的。必须想个办法来打破这种沉默，可是谁都不敢造次，大家都害怕贸然破坏这种彬彬有礼的虚伪，使大家都明白事情的真相。丽莎第一个下决心打破这种沉默，她想掩饰大家都感觉到的东西，却说漏了嘴。

“我说，如果要去的话，也该走了嘛。”她瞧了一眼表（这是父亲送给她的礼物），说道，接着便向那位年轻人会心地（只有他俩才明白其中的意思）微微一笑，站起身来。衣服开始作响。

大家也站起身来，然后便告辞走了。

他们走出去以后，伊万·伊利奇觉得心里松快了些。没有虚伪了，虚伪和他们一起走了，但是留下了疼痛。还是那同样的痛，还是那同样的恐惧，不见得更痛苦些，也不见得更好受些。反正每况愈下。

又是一分钟接着一分钟，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过去了，一切依旧，永远没完没了，那不可避免的终局也变得越来越可怕了。

“好吧，把格拉西姆叫来。”他在回答彼得的问话时说。

九

深夜，妻子回来了。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来，但是他听见了她的脚步声。他睁开眼睛，又急忙闭上。她想把格拉西姆打发走，亲自陪他。他睁开眼睛，说道：

“不，你走。”

“你很痛苦吗？”

“反正一样。”

“你吃点鸦片吧？”

他同意了，喝了下去。她走了。

直到凌晨三点钟前，他一直处在十分痛苦的昏睡中。他感到疼痛难忍，他觉得，他被塞进一只又窄又深的黑口袋，而且被越来越深地塞进去，然而就是塞不到底。加之，这件可怕的事是在他痛苦难当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又害怕，又想钻进去。他在挣扎，然而又在帮忙。突然间，他坠落下去，跌倒了，他醒了过来。还是那个格拉西姆坐在他的床脚头，在安静地、耐心地打着盹儿。可是他却躺着，把穿着袜子的两条瘦骨嶙峋的腿搁在他的肩膀上；还是那支罩着灯罩的蜡烛，还是那种无休止的疼痛。

“你走吧，格拉西姆。”他低声说。

“没关系，我再坐一会儿，老爷。”

“不，你走吧。”

他把腿缩了回来，侧身躺下，把一条胳膊压在身底下，自怜自叹起来。等格拉西姆走到隔壁房间去了，他便再也忍耐不住，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他哭的是自己的孤苦无告，自己的可怕的孤独、人们的残酷、上帝的残酷，以及上帝的不存在。

“你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你干吗要把我带到人世间来呢？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可怕地折磨我呢？……”

他根本没有希望得到回答，他哭的是没有回答，也不可能有回答。又痛起来了，但是他没有动弹，也没有叫人。他自言自语道：“你来吧，你再疼吧！但这是为什么呢？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呢，为什么呢？”

后来，他安静了下来，不仅不再哭了，甚至还停止呼吸，全神贯注。似乎他不是在倾听用声音说出来的说话声，而是在倾听他内心中升起的心声和思路。

“你到底要什么呢？”这是他听到的第一个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明确的概念。“你到底要什么呢？你到底要什么呢？”他向自己重复道，“要什么？——不痛苦，活下去。”他答道。

他又全神贯注，留神谛听，连疼痛也没有使他分心。

“活下去？怎么活下去？”他的心声问道。

“对，活下去，像我过去那样活下去：心情舒畅，精神愉快。”

“像你过去那样活下去，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吗？”那个声音又问。于是他就开始在自己心中逐一回想起他的愉快的生活中的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说来也怪，所有这些愉快生活中的最美好的时光，现在看去完全不像当时所感觉到的那样。而且统统如此——除了儿时的一些最早的回忆。过去，在童年时代，有一些事情是的确愉快的，如果这些事情能够回来，倒是可以为它生活。但是那个体验过这种愉快的人已经不存在了，这仿佛是关于另一个人的回忆。

造成现在的他——伊万·伊利奇的那些事情一开始，过去被看作快乐的一切在他的心目中便渐渐消散，变成某种渺小的，常常令人生厌的东西了。

离童年越远，离现在越近，那些欢乐也就变得越渺小、越可疑。这是从他在法律学校上学的时候开始的。在法律学校倒还有某些确实美好的东西：那里有欢娱，那里有友谊，那里有希望。但是到了高年级，这些美好的时光就少起来了。然后是在省长身边第一次供职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美好的时光：这是对于一个女人的爱情的回忆。然后这一切便乱作一团，美好的东西变得更少了。以后美好的东西又更少了点，越往后越少。

结婚……于是骤然出现了失望、妻子嘴里的气味、肉欲和装模作样！还有那死气沉沉的公务，还有那为金钱的操心，就这样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永远是这一套，而且越往后越变得死气沉沉。恰如他在一天天走下坡路，却自以为在步步高升。过去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大家看来，他在步步高升，可是生命却紧跟着在他的脚下一步步溜走了，终于万事皆休，你去死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呢？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不可能这样无聊，这样丑恶。如果生活真是这样无聊，这样丑恶的话，那又何必会死去，而且是痛苦地死去呢？总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头吧。

“也许，我过去生活得不对头吧？”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了这个想法，“但是又为什么不对头呢？我做什么都是兢兢业业的呀？”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他便立刻把这唯一能够解决生与死之谜的想法当作完全不可能的事，从自己的脑海里驱逐掉了。

“你现在到底需要什么呢？活下去？怎么活下去呢？像你眼下在法院里，当执行吏宣布：‘开庭……’时那样活吗？开庭，开庭。”他向自己重复道，“瞧，这就是法庭！我可没有犯罪呀！”他愤怒地大叫，“为什么审判我？”接着他便停止了哭泣，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开始想那朝夕思虑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切恐怖到底是为什么？

但是，不管他怎样苦苦思索，还是找不到答案。可是当他想到（这个想法常常来光顾他），这一切乃是因为他生活得不对头的时候，他又立刻想起他一生循规蹈矩，兢兢业业，于是他便把这个奇怪的想法赶走了。

十

又过了两星期。伊万·伊利奇已经躺在长沙发上起不来了。他不愿意躺在床上，所以就躺在沙发上。几乎所有的时间他都面壁而卧，他孤独地忍受着那无法解决的同样的痛苦，孤独地思考着那无法解决的同样思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当真要死吗？于是他内心的声音便答道：是的，这是真的。那这些痛苦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声音又答道：就这样，不干什么。此外，往下想就是一片空虚。

从伊万·伊利奇开始患病的时候起，从他头一次去找医生看病的时候起，他的生活就分裂为两种彼此对立、互相交替的心情：时而是绝望和等待着那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死，时而是希望和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自己体内的活动，时而他眼前只看见暂时偏离自己职守的肾或者盲肠，时而又只看见那用任何办法也无法幸免的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死。

这两种心情从他患病之初便互相交替出现。但是越病下去，关于肾的种种推测就越变得可疑和荒诞不经，而死即将光临的意识却变得越来越真切了。

他只消想一想，三个月以前他是什么样子，现在他又是什么样子，想一想他怎样在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使任何一点希望都破灭了。

近来，他一直处在孤独之中，他孤独地脸朝着沙发背躺着。身居人口稠密的城市之中，熟人无数，家属众多，可是他却感到一种在任何地方，无论在海底还是地下，都不可能有的深深的孤独——伊万·伊利奇在这可怕的孤独中，只靠回忆往事过日子。他的过去一幕接一幕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总是从时间最近的开始，逐渐引向最遥远的过去，引向儿时，然后便停止在那里。伊万·伊利奇想起了今天端给他吃的黑李子酱，他便想起了儿时那半生不熟的、皱了皮的法国黑李子，想起它那特别的味道和快吃到核时的满嘴生津。由于想起李子的味道，同时又出现了一连串儿时的回忆：保姆、弟弟和玩具。“别想这个了……想起来太痛苦了。”伊万·伊利奇自言自语道，于是他又转向现在。他看到沙发背上的纽扣和山羊皮的皱纹。“山羊皮既贵又不结实，就是因为它惹起了口角。但那是另一块山羊皮，而且也是另一次争吵，当时，我们把父亲的皮包扯破了，我们受到了惩罚，可是妈妈却拿来了馅饼。”于是思想又停留在童年时代，伊万·伊利奇又觉得很痛苦，于是他又极力把这个思想驱散，努力去想别的事。

与此同时，随着这个回忆的峰回路转，他心中又萦回着另一串回忆——想到他的病情是怎么加剧和发展的。越是追溯过去，生活的情趣就越多。生活中的善越多，生活本身的情趣也越多。二者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正如病痛越来越厉害一样，整个生活也越来越坏了。”他这样想。在生命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小点亮光，以后便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迅速。“与死亡距离的平方成反比。”[118]伊万·伊利奇想，于是一块石头以加速度向下飞落的形象便深印在他的脑海中。一连串有增无已的痛苦，正在越来越迅速地飞向终点，飞向那最可怕的痛苦。“我在飞……”他战栗，动弹，想要反抗，但是他心中明白，反抗是没有用的，于是他就用他那看累了的，但又不能不看着他前面的东西的眼睛看着沙发背，等待着，等待那可怕的坠落、碰击和毁灭。“反抗是不行的，”他自言自语道，“但是哪怕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呢！那也办不到。如果说我生活得不对头，那倒也是一种解释。但就是这点没法承认，”他自言自语道，想起自己毕生奉公守法，循规蹈矩和品行端正，“就是这点不能认账。”他一面对自己说，一面哑然失笑，好像有什么人会看见他的微笑并被他的微笑所骗似的，“无法解释！痛苦，死……这又是为什么呢？”

十一

就这样过了两星期。在这两星期中，发生了伊万·伊利奇和他的妻子所盼望的事情：彼得里谢夫正式提出了求婚。这事发生在晚上。第二天，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走进丈夫的房间，边走边寻思着怎样向他宣布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的求婚，可是也正是在昨天夜里伊万·伊利奇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看见他躺在那张长沙发上，不过换了个姿势。他仰面躺着在呻吟，目光呆滞地望着身前。

她先谈到药，他把自己的视线向她转了过来。她没有把她要说的话说完：他在这一瞥中表现出了极大的憎恨，而且是对她的极大的憎恨。

“看在基督的分上，你就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吧。”他说。她想走开，但是这时女儿进来了，走到他跟前去问候。他像看妻子那样望了望女儿，她问候他的健康，对于她的问题他只是冷冷地答道，他很快就可以把他们大家解放出来，不受他的拖累了。母女俩一言不发，坐了片刻便出去了。

“咱们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啦？”丽莎对母亲说，“好像这是咱们干的似的！我可怜的爸爸[119]，但是他干吗要折磨咱们呢？”

医生在平素该来的时候来到了。伊万·伊利奇在回答他“是与否”的时候，一直用愤恨的目光盯着他，最后终于说道：

“您明知道您已束手无策，那您就别管我了吧。”

“咱们总可以减轻一点痛苦吧。”医生说。

“那您也办不到，您就别管我了。”

医生走进客厅，告诉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病情很严重，若要减轻痛苦（痛苦一定很剧烈），只有一个办法——服鸦片。

医生说他的肉体痛苦很剧烈，这话倒不假，但比他的肉体痛苦更可怕的是他的精神上的痛苦，这也是他的主要痛苦所在。

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在于，昨夜，当他望着格拉西姆那睡眼蒙眬的、善良的、颧骨突出的脸时，他突然想到：怎么，难道我的整个一生，自觉的一生，当真都“错了”吗？

他想到过去他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是他的一生过得不对头——也许这是真的。他想到他反对身居最高地位的人们认为是好的东西的那些微弱的企图，那些他立刻从自己的脑海里赶走的微弱的企图——这些倒可能是对的，而其他的一切倒可能是错的。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安排，他的家，以及这些社会与公务的利益——这一切倒可能是错的。他企图在自己面前替这一切辩护，可是他忽然感到，他所辩护的事情太站不住脚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辩护的。

“倘若果真如此的，”他对自己说道，“那我在离开人世的时候才认识到，我毁掉了上天给予我的一切，而且一切都已无可挽回，那又怎么样呢？”他仰面躺着，开始重新逐一检查自己整个的一生。当他在早上看见用人，然后是妻子，然后是女儿，然后是医生的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证实了他在夜间所发现的那个可怕的真理。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他过去赖以生存的一切。他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统统错了，这一切乃是一个掩盖了生与死的可怕的大骗局。这一认识加剧了、十倍地加剧了他肉体上的痛苦。他呻吟，辗转反侧，撕扯着身上的衣服。他觉得，这些衣服使他喘不过气来，使他难受。为此，他恨他们。

他们给他服了大剂量的鸦片，他昏睡过去了，但是在吃午饭的时候疼痛又开始发作。他把所有的人统统赶了出去，痛得直打滚。

妻子走到他的身边说：

“Jean，亲爱的，这事你就算为我（为我？）做的吧。这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反而时常有用。怎么样？这没关系的。没病的人也常常……”

他睁大了眼睛。

“什么？领圣餐[120]吗？干什么？不要！不过……”

她哭了起来。

“行不行，亲爱的？我去把咱们的那位叫来，他非常和气的。”

“好极了，太好了。”他说。

当神父来了，并听了他的忏悔以后，他的心才软下来，他仿佛摆脱了自己的疑惑，感到一阵轻松。正由于这样，痛苦也似乎减轻了，霎时间，他升起了一线希望。他又开始想到盲肠以及治愈它的可能性。他两眼噙着泪水领了圣餐。

领完圣餐以后，他们又扶他躺下，他感到一阵暂时的轻松，生的希望又出现了。他想起了他们建议他做手术的事儿。“活，我想活。”他自言自语道。妻子前来祝贺他[121]，她说了一些人们惯常说的话，又加了一句：

“你觉得好点了，是吗？”

他看也没有看她就说道：是的。

她的衣服，她的体态，她的面部表情，她说话的声音——统统都在对他说着同样的话：“错了。你过去和现在赖以生存的一切，不过是向你掩盖了生与死的一片虚伪和一场骗局罢了。”一想到这个，他的憎恨就油然而起，而伴随着憎恨又升起了肉体上的剧烈的痛苦，而与痛苦俱来的则是意识到那不可避免的、即将来临的毁灭。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他感到一阵绞痛和刺痛，疼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当他说“是的”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可怕的。他说完“是的”以后，便直视着她的面孔，接着便异常迅速地（就他的虚弱而言）翻过身去，脸朝下，大叫：

“走开，走开，你们别管我了！”

十二

从此刻起，便开始了那第三天不停的喊叫，这叫声是如此可怕，隔着两道门也不能不使人毛骨悚然。在回答妻子问话的那一瞬间，他就明白他完了，无可挽回了。末日，真正的末日到了，可是他的疑惑仍旧没有得到解决，疑惑仍旧是疑惑。

“哎哟！哎哟！哎哟！”他用各种声调叫道。他开始大叫：“我不要！”——接着便是一个劲儿地喊叫“哎哟”。

整整三天，在这三天中，对他来说是不存在时间的，一种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把他塞进一只漆黑的口袋，他就在那黑咕隆咚的口袋里挣扎着。他苦苦地挣扎着，就像一个死囚明知道他已不能生还，可还在刽子手的手下苦苦挣扎一样。尽管他在拼命挣扎，可是每分钟都感到他离那使他胆战心惊的事越来越近了。他感到他的痛苦在于，他正在钻进那个漆黑的洞穴，而更痛苦的则是那个洞他钻不进去。妨碍他钻进去的是，他认定他的一生是光明正大的。对自己一生的这种自我开脱拽住了他，不让他前进，这就更使他痛苦不堪。

蓦地，有一股什么力量当胸，对准肋下推了他一下，他的呼吸更困难了，他终于跃进了洞穴。可是在那边，在洞穴的尽头，有件什么东西在发亮。他当时的情形，就像他常常在火车车厢里发生的情形那样，他自以为在前进，其实却在后退，到末了他才突然辨明了真正的方向。

“是的，一切都错了，”他自言自语道，“但是这不要紧。可以，可以再往‘对’的方面做嘛。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呢？”他问自己，忽然安静了下来。

这事发生在第三天的末尾，在他临死前一小时。就在那时候，那个中学生悄悄地走进了爸爸的房间，走到他的床边。那个生命垂危的人还在拼命喊叫，两手乱甩。他的手打着了中学生的头。中学生抓住了它，把它贴到嘴唇上，哭了起来。

就在那时候，伊万·伊利奇跌进了洞穴，看到了光明，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的一生都错了，但这事还是可以纠正的。他问他自己：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呢，接着他便屏息静听，安静了下来。这时，他觉得有人在吻他的手。他睁开眼睛，望了儿子一眼。他可怜起他来了。妻子走到他的身边，他望了她一眼。她张开了嘴，鼻子上和腮帮子上还挂着没有擦净的眼泪，她神情绝望地望着他。他也可怜起她来了。

“是的，我给他们增添了痛苦。”他想道，“他们觉得惋惜，但是等我死了以后，他们会好起来的。”他想说这话，但是没有力气说出来。“其实，何必说呢，应当做到才是。”他这样想。他用目光向妻子指了指儿子，说道：

“领走……可怜……还有你……”他还想说“宽恕”，但却说成了“快去”，因为没有气力更正，他便挥了一下手。他知道，谁该明白谁就会明白的。

他突然明白了，那使他苦恼和不肯走开的东西，正从他的左右和四面八方忽然立刻都走开了。他既然可怜他们，就应当做到使他们不痛苦，做到使他们，也使他自己摆脱这些痛苦。“多么好又多么简单啊。”他想。“可是疼痛呢？”他问他自己，“它到哪里去了呢？喂，疼痛，你在哪儿呀？”

他开始寻觅。

“是的，这就是它。那有什么要紧，让它去疼吧。”

“可是死呢？它在哪儿？”

他在寻找他过去对于死的习惯的恐惧，可是没有找到它。

“它在哪儿？死是怎样的？任何恐惧都没有，因为死也没有。”

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他突然说出声来，“多么快乐啊！”

对于他，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而这一瞬间的意义已经固定不变。对于守候在旁的人来说，他的弥留状态又持续了两小时。他的胸膛中有什么东西在呼哧呼哧地响，他那瘦削不堪的身体也在微微颤抖。然后呼哧声和嗄哑声便越来越少了。

“完了！”有人在他的身旁说道。

他听见了这话，并在自己心中把这话重复了一遍。“死——完了，”他对自己说，“再也没有死了。”

他吸进一口气，但是刚吸下半口就咽了气，两腿一伸，死了。

克莱采奏鸣曲

靳戈译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十一、十二节）

一

这是一个早春季节。我们乘火车已是第二个昼夜。一些短程乘客不断在车厢里进进出出的，但有三个人和我一样，是从始发站上的车：一位不漂亮也不年轻的太太，抽着烟，满脸痛苦的样子，穿一件半男式大衣，戴着顶小便帽；她的一位熟人，四十来岁，爱说话，穿戴讲究、新式；还有一位先生独自待在一旁，不高的个子，不时做出突然阵发性的动作，年纪不大，一头鬈发却已经明显地过早花白了，那双特别明亮的眼睛迅速地从一件东西转到另一件东西上。他穿着做工昂贵的羊羔皮领子大衣，头戴羊羔皮高帽子。他解开大衣时，里边露出内衣和俄罗斯式的绣花衬衫。这位先生的特点，还在于偶尔不时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好像是在咳清喉咙或开始了又中断的发笑。

旅途中，这位先生一直总竭力回避与乘客们交谈、相识。对于邻座们的攀谈，他回答得简单又尖刻，要不就看书，抬头往窗外张望，抽烟，或者从自己的一只旧袋子里取出带着的东西，喝茶或吃起来。

我觉得他是苦于自己的孤独，于是几次想和他说说话，但因为我们是斜对面坐着，而每当目光碰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把身子转开，并拿起书本或看着窗子。

第二天临傍晚列车到了一个大站暂停的时候，这位神经质的先生下车去要了开水，给自己沏了茶。那位穿戴讲究、新式的先生呢，我后来知道他是个律师，和穿一件半男式大衣、抽着烟的邻座太太一起，到站上喝茶去了。

那位先生和太太不在的时候，车厢里进来了几个新的人，其中有位满脸皱纹的高个子老头儿，胡子刮得光光的，看样子是商人，他穿着鼬鼠皮袄，戴着顶前檐很大的布便帽。商人坐在了和律师一起的那位太太的位置对面，便立刻和一个年轻人聊起来，看起来那是商人的伙计，也是在那一站进的车厢。

我是侧身坐着的，火车又停着，所以在无人通过的时候能听见他们谈话的一些片段。商人起初宣称他是到还有一站地的自家庄园去；然后他照例谈起价格，谈起商务来，他们照例谈论起眼下莫斯科做生意的情况如何如何，谈论起下诺夫戈罗德的集市。伙计开始讲述他们两人都知道的一个富商在集市上暴饮酗酒的情况，可是老头子没有让他说完，而讲起过去自己参加的在库尔维诺的暴饮来。他显然为自己曾经亲自参加过这种暴饮感到骄傲，讲述时一副得意的样子，说他和一位老相识一起喝醉了酒，在库尔维诺弄出了那样的笑话，以致只能悄悄地说说，而那伙计使整个车厢都听得见地哈哈大笑起来，不过老头子也笑了，露出两颗黄牙。

因为听不出任何有趣的东西，我就站立起来，好乘列车开动前到月台上去溜溜。在门上我碰见了律师和太太，他们正边走边兴致勃勃地谈着什么。

“您来不及了，”好交际的律师对我说，“现在都响第二遍铃声了。”

还确实，没有等我走到车厢的头上，铃声就响了。我回来的时候，太太与律师之间热烈的谈话还在继续。商人老头儿默默地坐在他们对面，他严厉地注视着自己的前方，偶尔不以为然地咬咬牙。

“她干吗直接向自己的丈夫宣布，”我从律师身边经过时，他正微笑着说，“说她没法也不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呢，因为……”

接着，他讲述了一些我听不明白的东西。在我后边走过的，还有一些乘客，一位列车员，跑进来一名搬运工人，因为一阵相当长时间的喧哗，所以听不清楚谈话。等到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又听见了律师的声音，但谈话显然已经从一个局部的事件转到一般性的议论了。

律师说，在欧洲离婚现在是社会舆论关注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变得越来越经常了。发觉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声音后，律师不再说下去了，他转过身去对着老头子。

“从前没有这种情况的，不是吗？”他露出愉快的微笑说。

老头子想要回答，可这时候列车启动了，因此老头子便脱下布便帽，开始画十字和低声祈祷起来。律师把目光转到一边，恭恭敬敬地等待着。老头子做完祷告，又画了三次十字后，把自己的便帽戴正戴牢了，在位置上坐好了后才开始说话。

“以前也有的，老爷，不过要少些，”他说，“照现如今的情况，没法不这样。因为人都很受过教育了嘛。”

列车开得越来越快了，路轨交接处发出的响声使我难以听清楚他们在说的话，因为觉得有趣，我便坐得靠近些。我的邻座，那位眼睛闪闪发亮的神经质的先生显然也发生了兴趣，他没有挪动位置，留神在听。

“不过受教育有什么不好？”太太带着几乎让人觉察不出的微笑说，“难道像古老时候那样更好些吗，那时候未婚夫和未婚妻没有见过面便结婚？”她接着说，和许多太太习惯的那样不理睬自己的话伴，而只回答她以为人家要说的那些话，“那时候，人们不知道是不是爱，能不能爱，而是碰上了什么人就同他结婚，结果一辈子受折磨；依您看，这样倒好些？”她说，看样子是把话对着我和律师，而不是对着那个和她说话的老头子。

“变得很受过教育了嘛。”商人一边轻蔑地瞅瞅太太一边重复说，并不理睬她的问题。

“我倒愿意知道，您怎么理解夫妻生活中的教育与失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律师略带微笑说。

商人想说话来着，但他被太太打断了。

“不，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说。但是，律师制止了她。

“不，请您让他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教育出蠢事。”老头子坚决地说。

“让不相爱的两个人结婚，然后再为夫妻生活失和感到吃惊，”太太急急忙忙说着，同时看看律师和我，甚至还看了看那位已经从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的伙计，他当时正用一个胳膊肘支在座背上边微笑边倾听着谈话，“要知道，只有对牲口才能这样，主人要怎么搭配就怎么搭配，而人可是有自己的偏爱、依恋的，”她说，显然是想挖苦商人。

“您这样说没有用，太太，”老头子说，“牲口是动物，而人得守法律。”

“哦，可是，没有爱情，人还怎么生活呢？”太太一直就那么急急忙忙发表自己的意见，大概她以为自己的意见很新鲜。

“以前大家没有弄明白这种事情，”老头子用威严的口气说，“这事儿现如今才时行起来。有点什么事儿，她马上就会说：‘我要离开你。’庄户人家里也流行起这种时髦名堂了。她说：‘嘿，瞧你的衬衫和裤子，我可是要跟万卡一起过去了。他的头发比你的鬈。’瞧，你倒说说吧。而对一个女人来说，首要的一件事是得有惧怕心。”

伙计看看律师，又看看太太和我。他继续保持微笑，同时显然随时准备对商人的话进行讥笑或表示支持，就看别人的反应了。

“什么样的惧怕心？”太太说。

“可就是这样讲：怕自己的丈——夫！就是这样的惧怕心。”

“嘿，老爷子，这样的时代过去了。”太太甚至带着某种恶意说。

“不，太太，这样的时代是不会过去的。夏娃，一个女人，她本来就是用男人的肋骨做成的嘛，过去是这样，将来直到世纪完了仍是这样。”老头子边说边这么严肃而得意地摇晃着脑袋，以致伙计立刻认定胜利在商人一边，于是他放声大笑了起来。

“不过这是你们男人的看法，”太太不屈服，她看着我们说，“你们给了自己自由，却想把女人关在闺阁里。自己则什么事儿都可以随心所欲干去了。”

“没有人会允许随心所欲地干的，不过一个男人在家不会招来什么，而一个做了妻子的女人嘛——那可是个靠不住的容器。”商人继续劝导说。

商人那种劝导的口气显然征服了听众，太太则甚至感到自己给击败了，不过她还是没有投降。

“是啊，不过，我认为您会同意吧，女人——是人，有着和男人一样的感情。要是她不爱自己的丈夫，那有什么办法？”

“不爱！”商人竖起眉毛，动了动嘴唇，威严地重复说，“甭担心，会爱的！”

这个突如其来的论断使伙计特别喜欢，于是他发出表示支持的声音。

“哦，不，不会爱的，”太太说，“而如果没有爱情，那么要知道，对这种事情是不能勉强的。”

“那如果妻子背叛了丈夫，那时怎么办？”律师说。

“这是不许可的，”老头子说，“对这种事情，应该看住。”

“可要是发生了呢，那怎么办？因为常有这种情况。”

“看什么人了，我们这里可不经常发生。”老头子说。

大家都沉默了。伙计稍稍移动了一下，往更近处靠，而且显然不愿意落在别人后头，微微笑着开始说起来：

“是的，瞧我们的一个小伙子就出了一件丑事儿。要做出评判真是太困难了。他碰上了这样一个女人，放荡的。她干起了坏事儿。而可爱的小伙子呢，是个稳健又有发展前途的人。起初，勾搭上了个办事员。他也是好心相劝。她不理睬。干出了所有各种样的下流勾当。开始偷起他的钱来了。于是，他打她。结果呢，她也越来越不像话。与一个没有受过洗礼的家伙，一个犹太人，真说不出口，通奸了。他还怎么办呢？完全抛弃了她。就这么活着，单身汉一个，而她却在东游西荡。”

“所以他是个傻瓜，”老头子说，“要是在开始的时候对她不放任，真正的严加管束，用不着担心，她就会好好过日子了。一开始就不应当放纵。在野外是别相信马儿，而在家里则可别相信妻子。”

这时，列车员进来收在下一站下车乘客的车票。老头子交出了自己的车票。

“是的，对女人就得趁早管住，不然的话，一切都将完蛋。”

“可是，正如您自己刚才所讲的，已婚的男人在库纳维诺集市上寻欢作乐，那又怎么说呢？”我忍不住说。

“这是另一码子事了。”商人说，便沉默不作声了。

汽笛鸣响了，商人站起来取下架子上的口袋，穿好衣服，举了举帽子，走到煞车台上去了。

二

老头子刚走出去，几个人又谈论起来。

“一个旧脑筋的老爷子。”伙计说。

“真是一部活的《治家格言》[122]，”太太说，“关于女人和婚姻的观念，多野蛮！”

“是啊，关于婚姻，我们离欧洲人的观点远着呢，”律师说。

“要知道，这些人不明白的主要问题，”太太说，“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不是婚姻，只有爱情使婚姻光明美满，只有充满爱情的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

伙计边说边微笑，他出于实用，希望从聪明的谈话中记住尽可能多的东西。

在太太说话的时候，我听到背后好像有一种被打断的笑声或嚎哭声；我们扭过头去一看，原来是我的邻座，那位头发花白、眼睛发亮的孤独的先生，他显然对谈话发生了兴趣，在谈话进行时不被人注意地来到了我们旁边。他双手放在座位靠背上站着，而且看样子很激动：面孔红红的，一边脸颊的肌肉在抽搐。

“这是怎样的一种爱情……爱情……爱情……使得婚姻光明美满？”他吞吞吐吐说。

看到话伴激动的样子，太太尽可能温柔和仔细地努力对他做回答。

“真正的爱情……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有了这种爱情，婚姻也就可能。”太太说。

“是啊，可是真正的爱情是指什么呢？”眼睛发亮的先生说着，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和一副羞怯的样子。

“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爱情。”太太说，显然是想中断和他的交谈。

“可是我不知道，”先生说，“应当确定一下，您是指……”

“怎么？简单得很，”太太说，但是她开始考虑了，“爱情？爱情是专对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所表现的比对所有其他人更倾心的感情。”她说。

“倾心多长时间呢？一个月？两天，半个小时？”头发花白的先生说完后，便笑了起来。

“不，请原谅，您说的显然不是它。”

“不对，我说的正是它。”

“人家的意思，”律师指着太太插进来说，“婚姻应当首先出自感情，要是您喜欢的话，也就是爱情，而如果有这样的感情，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才会是就像所说的那样光明美满，而不是另一种样子。其次呢，任何的婚姻，如果其基础没有自然的感情——要是您喜欢的话，也就是爱情——那么其自身就没有任何道德的约束力。是我理解的这样吗？”他转过去问太太。

太太用点头的动作，表示赞同对自己思想所做的解释。

“然后……”律师继续说，但这时神经质的先生的一双眼睛像冒着正在燃烧的烈火，显然是忍不住了。他不让律师把话说完，而自己开始说：

“不，我是说它，是说专对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所表现的比对所有其他人更倾心的感情，不过我只是要问：那种更倾心的感情是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很长久，有时是一辈子。”太太耸了耸两个肩膀说。

“可是要知道，那只是在长篇小说里，而在生活中从来不会有。在生活中有的，只是专对某人比对其他所有人更倾心的感情一年，这都很少见，更常见的是几个月，要不只有几周，几天，几小时。”他说，显然知道自己的意见会使大家吃惊，因此感到满足。

“啊，什么呀，您！不是的，不是，对不起。”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甚至连伙计，都发出不赞同的声音。

“是啊，我知道，”花白头发的先生以压倒我们的声音嚷嚷着，“你们说的是认为应该的那种情况，而我说的是实际上存在的情形。任何一个男人对每个漂亮的女人都经受到你们称之为爱情的东西。”

“啊，您说的真可怕；可是，人们之间毕竟存在着那种被称为爱情的感情吧？这种感情会保持一辈子，而不是几个月或几年！”

“不，没有。甚至就算某个男人会专心一辈子爱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也完全有可能宁肯爱上另一个男的，而且在交际界从来如此，现在也如此。”他说完，便拿出香烟盒，抽起烟来。

“然而可能也有相互的爱情。”律师说。

“不，不可能，”他反驳说，“这种情况，就像把两颗做了记号的豌豆放进运豌豆的大车里不会并排在一起一样，是不可能的。再说了，此外这里不只是一个不可能的问题，这里大概还有腻烦呢。一辈子爱一个男的或一个女的——这等于说一支蜡烛点一辈子一样。”他说着，深深地吸了口烟。

“但是，您说的全是一种肉体的爱情。难道您不承认建立在一致的理想和精神上的亲近基础上的爱情？”太太说。

“精神上的亲近！一致的理想！”他发出特别的声音重复说，“可是，这种情况何必睡在一起呢（请原谅，说得粗鲁）。不然的话，因为理想一致人们就一起睡觉好了。”他说着，神经质地笑了起来。

“可是，对不起，”律师说，“有一个事实与您说的相矛盾。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存在着，整个人类或者其大部分吧，都过着婚姻生活，而且很多人都诚实地度过了漫长的婚姻生活。”

头发花白的先生又笑起来了。

“刚才你们说婚姻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而当我对除了性爱之外的爱情的存在表示怀疑的时候，你们又拿婚姻的存在向我证明爱情的存在。可婚姻这玩意儿，在我们今天，它只是一种欺骗！”

“不是的，请原谅，”律师说，“我只是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婚姻。”

“存在着。可只是它们为什么存在着？把婚姻看成是某种神秘的东西，看成是一种必须对上帝负责的一种秘密，它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在那些人那里，婚姻是存在的，可是在我们这里，它不存在。在我们这里，人们轻视联姻，他们在婚姻中除了性交看不见任何别的，结果不是欺骗就是施暴。如果是欺骗，那还比较容易承受。丈夫和妻子只是欺骗人们，他们是一夫一妻，而实际过的是多妻和多夫的生活。这很糟糕，但还可以，过得去；可是到了那种更经常的情况呢，丈夫和妻子承担了终身共同生活的表面义务，而从第二个月就互相憎恶，想分开但毕竟还生活在一起，于是这婚姻就成了可怕的地狱，因此他们酗酒，开枪自杀，谋害并毒死自己或对方。”他越说越快，不容任何人插话，而且越说越气愤。大家都沉默下来了。那是一种尴尬的局面。

“是啊，夫妻生活中无疑常常会有一些危机的事件。”律师说，他希望停止这种有失斯文的激烈谈话。

“你们啊，我看是已经认出我是谁了吧？”花白头发的先生轻轻地仿佛平静地说。

“遗憾，我没有这样的荣幸。”

“不大的荣幸。我是波兹内舍夫，就是出了您暗示的那种危机事件的那个人，在危机事件中他把妻子杀了。”他说着，抬起头迅速地把我们每个人都看了看。

谁也没有想出说什么好，于是大家都沉默着。

“好吧，全无所谓了，”他以自己特别的声音说，“不过，对不起了！啊！……我不打扰你们了。”

“啊，不，您请便……”律师说，他自己也不知道“您请便”什么。

但是，波兹内舍夫不听他的，很快转过身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先生和太太说起了悄悄话。我和波兹内舍夫并排坐着，没有说话，因为我想不出说什么好。要看书光线太暗，所以我闭上眼睛，假装要入睡的样子。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到达下一站。

在下一站，律师和太太转到了另一节车厢，那是他们事先与列车员说好了的。伙计在固定的坐凳上安顿好后睡着了。波兹内舍夫则一个劲儿地抽烟，喝着还是在前一站沏上的那杯茶。

当我睁开眼睛并朝他瞅了瞅时，他突然坚决而生气地对着我说：

“知道我是谁后，和我在一起您也许感到不愉快了吧？要是这样的话，我走。”

“哦，不，您请便好了。”

“好吧，那喝杯茶吧？只是浓。”他给我冲了一杯茶。

“他们在说……全是撒谎……”他说。

“您指什么？”我问。

“还是指那事儿嘛——关于他们的那种爱情以及爱情是什么。您不想睡？”

“一点儿也不想。”

“是那样，您想听吗，我就给您讲讲，我正是被这种爱情引导到后来所发生的那件事儿的。”

“好啊，要是您不感到沉重的话。”

“不，沉默着才使我感到沉重。您喝茶吧，还是太浓了？”茶确实浓得像啤酒，不过我还是喝了一杯。这时，走过一位列车员。他用恶狠狠的目光注视着列车员，等他走开了才开始讲起来。

三

“好，那我就给您讲讲……您可是真的想听？”

我再说了一遍，很想听。他沉默了一会儿，伸出手抹了一把脸，便开始讲起来：

“既然讲，那就一切从头讲起——应当讲讲我是怎样和为什么结婚的，还有结婚前我的情况。”

“我结婚以前的生活，和大家，也就是和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的人一样。我是个地主，大学副博士，还担任过县贵族长。我结婚以前的生活，和所有的人一样，也就是很放荡，和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的人一样放荡，还自信我应当这样生活。关于自己，我认为自己是个可爱的人，一个完全守道德的人。我不是女人的勾引者，没有不自然的偏好，也不像我的许多同时代人把这看成生活的主要目的，我变得放荡是慢慢地，体面地，为了健康。对于那些会以生孩子或恋情缠上的女人，我是回避的。诚然，也许有过孩子，有过恋情，不过我干得好像并没有同他们一样。而这样做，我不但认为是道德的，还对此引以为豪。”

他停下来了，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就像他每当得出一个显然是新的思想时从来所做的那样。

“可是要知道，主要的卑鄙肮脏也就在这里。”他嚷起来说，“因为放荡并不在某种肉体方面，因为无论什么肉体的不像话都并非放荡；而放荡，真正的放荡，恰恰在于自己摆脱对你与之有肉体交往的女人的道德态度。而我还把这种摆脱称作自己的功劳。记得有一次，因为没有来得及向大概是爱上我并把自己献给了我的女人付钱，我曾经感到多么痛苦。只有当把钱汇给了她，以此表明我自认为已经与她没有了任何关系之后，我才感到心安理得。您别摇头，好像您同意我似的。”他突然朝我嚷嚷，“因为我知道这玩意儿。你们大家，还有您，您，如果不是少有的例外，您也持和我一样的那些观点。好吧，反正全一样，原谅我吧，”他接着说，“但是问题在于这很可怕，可怕，可怕！”

“什么可怕？”我问。

“我们生活中关于女人及对待女人的态度的那个迷误的深渊啊。是的，我没法平心静气地谈论这种事情，这倒不是因为我出了他所说的那个事件，而是因为自从我出了那个事件以后，我的眼睛睁开了，于是我看见了一切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全都翻过来了，全都翻过来了！……”

他抽了一支烟，用胳膊肘支着膝盖，又开始讲起来。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只从列车行驶的哗啦啦声中听到他威严而悦耳的嗓音。

四

“是的，只有在经受了自己所经受的痛苦过后，只是因为这种痛苦，我才明白了全部的根源所在，明白了应该如此，这样才使我看到了既成事实的全部恐怖。”

“所以您请看吧，导致我出事的那种东西是怎样和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它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满十六岁。它发生在我还上中学的时候，那时我的一个哥哥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我还不知道女性，但正如我们圈子里所有不幸的孩子一样，我也已不是什么白璧无瑕的小孩了：我受男孩子们教唆变坏已经第二次了；女人，不管什么样的，只要是女人，就像某种甜蜜的东西，一个女人，随便哪个女人，女人的裸体，已经使我心慌意乱了。我的孤独是不纯洁的了。我受折磨，就像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男孩子一样受折磨。我感到害怕，我痛苦，我祈祷，终于倒下了。无论在想象中和实际生活中，我都已经是个堕落的人，但是最后的一步我还没有迈出去。我独自在往下滑，但还没有把双手放到另一个人的肉体上。可这时哥哥的一个同学，大学生，开心种，一个所谓的好小伙子，也就是教会我们喝酒、玩纸牌赌博的最大坏蛋，他在一次喝过酒以后说服我到那地方去。我们去了。哥哥也还是个童贞少年，那个夜晚也去了。而我，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自己变坏了，参与了糟蹋一个女人。知道吗，我从任何一个大人那里都没有听到过，说我干的是坏事。就是现在，也没有人会听到这样说。不错，这在戒律中有，但因为戒律只有在考试回答神父时才用得着，其实就是那也不很有用，远不及在语法的条件句中使用ut的规定那么严格。”

“这样，从那些意见受我尊重的大人那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说这是一种不良行为。相反，我从自己尊敬的人们那里听到说这样好。我听到，说我的一些斗争和痛苦会因此得到安慰，我听到这个并读到和听到大人们说，这对健康有好处；从同学们那里则听说，这其中有某种贡献，是勇敢的表现。所以总的说，除了好的，这里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患病的危险？但连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儿。这事儿由关怀的政府管。政府注视着妓院的正确活动，为中学生提供放荡的安全保证。还有医生们，为注意这事儿得到薪俸。就应该这样。他们断言，放荡往往对健康有益，于是他们建立起正确、合理的放荡。我知道一些从这个意义上关心儿子们健康的母亲。连科学也把他们往妓院送。”

“为什么还有科学呢？”我问。

“那医生是些什么人？科学的祭司。是谁确认这有益于健康，促使青少年放荡？是他们。而然后，他们再大张声势地医治梅毒。”

“可为什么不医治梅毒病呢？”

“那是因为，假如他们把花在医治梅毒上百分之一的努力放到根除放荡上，梅毒早就连影儿都不见了。可是那些努力不是用在根除放荡上，而是用在了鼓励它，用在保证放荡的安全上了。好，不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身上发生的那种可怕的事情，不仅仅在我们的阶层，还有大家，甚至包括农民在内都发生过，至少十分之九的人都发生过；在于我堕落了，不是因为沉溺于某个女人美貌的自然的引诱。不，没有一个女人引诱我，我的堕落是因为我周围的环境，有些人把堕落看成是——对健康最合法和有益的行为，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一个年轻人最自然的，不仅是可以原谅的，而且甚至是无辜的娱乐。我也就不明白这里有什么堕落，我不过是简单地开始屈从了部分是为着享受，部分是出于正如开导我说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必然产生的需求，就像我开始喝酒、抽烟那样开始屈从于这种放荡罢了。而毕竟在这头一次堕落里，有某种特别的和动人的玩意儿。我记得当时自己就在那地方，还没有出房间，就感到哀伤，哀伤，甚至想哭，哭自己无辜的毁灭，哭对女人的永远被伤害的态度。是的，对女人的自然的变化的态度永远地被伤害了。打那以后，我对女人就已经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洁的态度了。我成了那种被称为浪子的人。而做一个浪子，其体质状态和吸吗啡成瘾的人、酗酒者和烟鬼的状态是一样的。一个吸吗啡成瘾的人，酗酒和嗜烟的人已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为自己享乐而结交过几个女人后的男人也是这样，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而是一个永远损坏了的人——一个浪子。对于浪子，正如对一个酒鬼和吸吗啡成瘾者一样，也从脸色，从待人接物，就立刻可以认出来。一个浪子可以克制，可以作斗争，但是对待女人，他已经永远不会再有那种单纯、光明、纯洁的兄弟般的态度了。凭一个人怎么观看、打量年轻的女性，立刻就可以认出他是个浪子。我也成了一个浪子，后来也是那样，也正是这一点，把我给毁了。”

五

“是啊，是这样的。然后便越走越远，做出各种各样越轨的行为来。我的上帝！只要我一想起这方面的卑鄙肮脏，就觉得可怕！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同学们曾因为我的所谓无辜而讥笑我。而您倒听听关于黄金般的青年，关于军官们，关于巴黎人的事儿！而所有这些个先生和我，当时的我们，都是些三十岁的浪荡鬼，心灵上往往有着许许多多对于女人的各种最不相同的可怕的罪恶，当时我们这些三十岁的浪荡鬼，一个个洗得干干净净，脸刮得精光，喷了香水，穿着洁白的内衣、燕尾服和制服，走进客厅或来到舞会上——那是纯洁的象征——多么潇洒迷人！”

“那您就想想吧，应该是怎样而实际又怎样。应该是那样，有这么一位先生进入我姐妹、女儿的社交圈，了解他生活的我应当迎他走过去，把他叫到一边，并轻声地对他说：‘亲爱的，我可是知道你怎么生活，知道你晚上怎么过以及和谁在一起过。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这里是一些纯洁、无辜的姑娘。你走开吧！’应该是这样的吧；可实际却是那样，当这么一位先生出现了，当他和她，也就是和我的姐妹、女儿跳舞、拥抱的时候，要是他富裕并有关系，我们就兴高采烈。也许他是玩够了什么丽戈尔博什[123]那样的女人来找我女儿的。就算他有劣迹，不健康——也没有什么。现在医疗条件好。怎么的，据我所知，有几位上流社会的姑娘都由着父母高兴地嫁给了梅毒病人。噢！噢，真卑鄙肮脏！不过，把这种卑鄙肮脏和虚伪揭露出来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接着，他几次发出自己古怪的声音，并喝起茶来。茶浓得可怕，要把它冲淡些，又没有开水。我感到自己喝下两杯后特别兴奋。茶该是对他也起了作用，因为他变得越来越激动了。他的嗓门越来越动听，也更有表现力了。他不停地变换姿势，一会儿脱下帽子，一会儿又把它戴上，在我们坐着的半暗不明的光线下，他的脸发生了古怪的变化。

“瞧吧，三十岁以前我就是这样生活的，一分钟也没有放弃过要结婚，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最高尚、纯洁的家庭生活的念头，还带着这种目的在注意寻找一位适合这个目的的姑娘，”他接着说，“我置身在放荡的泥潭里，同时又在寻找纯洁的能配得上我的姑娘。许多姑娘都因为对我来说不够纯洁而被放弃了；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位自认为配得上我的。她是奔萨省原来很富可是已经破落的地主两位女儿中的一位。”

“在出去划船后的一个傍晚，在夜间的月光下，回家后我们并肩坐着，欣赏着那裹着紧身针织衫的标致身段和一绺绺的头发，我突然决定，正是她。在这个晚上，我觉得她理解我所感觉到和想到的一切的一切，而我感受到和想到的，正是最高尚的东西。而其实呢，只不过是那件针织衫她穿着特别合身罢了，一绺绺的头发也是这样。在和她亲切地度过了一天后，我还想和她更亲近些。”

“真是怪事儿啊，美就是善这样一种幻觉，通常是那么完善。一个漂亮的女人说着蠢话，你听着并不觉得蠢，反倒觉得聪明。她在说在做蠢事儿，你却以为那是一种可爱的玩意儿。而如果她说得既不蠢也不下流，而只是漂亮，你立刻会断定她是个奇迹，聪明又守道德。”

“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回到了家里，认定她是道德上最完美的，因此她才配做我的妻子，于是第二天就向她求婚。”

“要知道，这可是多大的胡闹！不只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有不幸在人民中间，在一千个结过婚的男人里，难得有一个不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像唐·璜[124]一样结过十次乃至一百或一千次婚的。（不错，现在我听说并看到一些纯洁的青年人，他们感到并懂得这不是开玩笑，而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愿上帝帮助他们！但是在我们那时候，一万人里却没有这样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却假装不知道。所有的长篇小说都对主人公们的感情以及他们通常经过的池塘、灌木丛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在描写他们对某位少女的伟大爱情时，却基本上不写这些有趣的主人公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只字不提他怎么拜访一些家庭，不提女佣、厨娘和别人的妻子。要是有这种不体面的长篇小说，它们也绝对到不了最需要知道这种事情的人——主要是姑娘家的手里。起初，大家在姑娘们面前假装，认为那充斥着我们城市乃至乡村生活一半的放荡行为是完全不存在的。然后，便对这种假装习以为常了，结果终于像英国人那样自己也真诚地相信起来，认为我们大家都是守道德的人，都生活在一个守道德的世界里。那些可怜的姑娘们呢，还完全认真地相信了是这样。我那不幸的妻子也这么相信了。我记得自己已经成了未婚夫以后，我把自己的日记给她看了，她从那里至少能多少认清点儿我的过去，主要的——是了解和我有过交往的最后一位女的，因为她从别人那里也会知道那位女的，所以我才感到有必要把情况告诉她。我记得她弄清楚和明白了以后，是那么恐惧、失望和不知所措。我看到，她那时想抛弃我。再说，她干吗不抛弃呢！”

他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沉默了一会儿，又喝了一口茶。

六

“不，与此同时，那样倒好了，那样倒好了！”他叫嚷起来说，“是我活该嘛！但是，问题不在那里。我是想说，因为这其中受欺骗的都是些不幸的姑娘，母亲们可是知道的，特别是被自己的丈夫们教育出来的母亲们，她们对这种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她们只是假装作相信丈夫的纯洁，实际上的行为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她们知道用什么诱饵可以为自己及自己的女儿们使男人们上钩。”

“因为只有我们男人不知道，而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不想知道，女人们可是知道得很清清楚楚的，我们称之为最高尚的富有诗意的爱情，并不取决于品德而取决于肉体上的接近，以及发型、连衣裙的颜色和样式。您问问一个有经验又有意勾引男人的荡妇，她更愿意拿什么冒险：是要她在所引诱的那个人面前暴露虚伪、冷酷甚至放荡呢，还是穿着做工不好和不漂亮的连衣裙出现在他面前？——不管谁及任何时候都宁可选择前者。她知道，我们弟兄尽说些关于高尚感情的谎话——他需要的只是肉体，所以他可以原谅一切卑鄙肮脏，却容不得穿一身做得难看、不讲究和不好的衣服。一个荡妇是自觉地知道这一点的，而所有无辜的姑娘知道这一点，就如同牲口知道这一点一样，是不自觉的。”

“因此，才有这些个讨厌的针织衫、到臀部才合上的裙子，这些裸露的肩膀、胳膊以及几乎裸露的胸脯。女人，尤其是有过与男人相处经验的女人，知道得非常清楚，关于高尚的玩意儿——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男人需要的是肉体以及把这肉体装扮得具有吸引力的一切；所以，才有这玩意儿。因为如果只要抛掉那种已经成了我们第二天性的不像话的习惯，而看看我们上层阶级生活的本来面目，包括它的全部荒淫无耻，就好了；要知道，这真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妓院。您不同意？让我来给您证明。”他打断我说，“您说，我们社会中的女人与妓院里的女人有不同的兴趣，可是我说，不，我来证明。如果人们的生活目的和生活的内在内容不同，这种不同就一定会在外表上反映出来，因此，外表也会不同。可是您瞧瞧那些不幸的遭蔑视的女人，以及那些最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同样的穿戴，同样的发型，同样的香水，同样裸露的胳膊、肩膀、胸脯和翘起的紧裹着的臀部，对钻石及昂贵闪光的东西的同样的渴求，同样的娱乐、跳舞、音乐和歌唱。用以吸引人的全部手段，也是同样的。没有丝毫区别。要严格地界定，只能说，短期的妓女——普遍是受蔑视的，而长期的妓女——受着尊敬。”

七

“是啊，就是这些以针织衫，还有一绺绺的头发，还有到臀部才合上的裙子，把我们给逮住了。逮住我们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正在恋爱，是个在像休闲地里培育的黄瓜一样的条件下长大的青年人。要知道，在体力上完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我们有丰盛而令人垂涎的食品，正好成了性欲的一种系统的刺激物，而没有别的。不管您是否觉得奇怪，但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本人，直到最近还没有看到特别的任何名堂。而现在，我看到了。因此，那种情况才使我痛苦，也就是没有人知道这样，大家却说着和刚才那位太太一样的蠢话。”

“是啊，今年春上，农民们在我们附近修筑铁路路基。他们一个小伙子通常的食品——是面包、克瓦斯、大葱；他活着，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做着容易做的庄稼活儿。来到铁路工地上，他的食品——是粥和一磅肉。可是他吃了这一磅肉得拉着三十普特[125]重的手车干十六小时，这样对他还正好。而我们呢，吃两磅肉，还有野味以及种种刺激性的佳肴和饮料——这劲儿往哪儿消耗？用到色情上了。而如果往那上头用，安全的阀门打开着，不会有什么事儿；可要是您像我那样暂时把阀门关上了，立刻就会产生一种兴奋，它通过我们正常生活的棱镜折射成为最纯净的水一般的，甚至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于是，我就和所有恋爱的人一样坠入了情网。而且，一切都明摆着：有欣喜，有温情，有诗意。其实啊，我的这种爱情，一方面是她妈妈和裁缝们的操心，另一方面——是空虚的生活条件下我吃下过多食品所产生的一种结果。一方面，要是不去划船，没有裁缝给做合身的衣服等等，就让我的妻子穿着干活时用的衣服待在家里，另一方面，让我处在一个人正常的生活条件里，为了干活需要吃多少才吃多少，而且让我的安全阀门开着——不然的话，它到这时偶然会关上，我就不至于坠入情网，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

八

“好了，这里的情形却成了这样：我有财产，她穿得好，划船又成功。二十次没有成功，可这下子成功了。就好比一个圈套。我不是在说笑话。因为现在的婚姻，也正是这样安排的。这样不是很自然吗？一个少女长大了，应当把她嫁出去。如果少女不是丑八怪，又有想结婚的男人，这似乎很简单。古时候就是这么办的。女孩子成年了，父母亲就给安排婚事。整个人类过去是这么办的，现在也是这样：中国人，印第安人，穆斯林，在我们民间，都是如此；至少人类有百分之九十九的部分是这样。只有像我们这些浪子那样百分之一或更少的人，才发现这样不好，想出新的名堂来。可是究竟有什么新的呢？新的是，姑娘们待着，男人们便逛集市似的来回挑选。姑娘们呢，等着，想着，但没有胆子说：‘亲爱的，要我吧！不，要我。别要她，要我吧：你瞧啊，我的肩膀和其他部位怎么样。’而我们这些男人呢，来来回回地看呀看的，感到很满意，说了：‘我知道，我不会上钩的。’他们走来走去，看来看去，这一切都是为他们安排的，他们对此感到很满意。瞧啊，一不当心，啪的一下，就上钩了！”

“那怎么办？”我说，“难道向女的提出求婚？”

“这我可不知道怎么好了：不过如果讲平等，那就得讲平等。如果认为靠说媒是卑贱的，那么这可要卑贱一千倍。在那里，权利和机会是平等的，而这里，女人不是集市上出卖的奴隶，便是圈套里的诱饵。您要照实告诉一个做母亲的或姑娘本人，说她只为逮着个未婚夫忙着；上帝啊，这可是一种多大的侮辱！可是要知道，她们大家干的也就是这个，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不过也要知道，有时看着完全年轻轻的可怜无辜的姑娘忙于这种事儿——真是可怕。话又说回来了，要是这是公开干的吧，倒还好些——这却总是搞欺骗。‘啊，物种起源，这多有意思！啊，丽莎对绘画很感兴趣！而您会去看画展吗？多有教益！可是乘三驾马车去玩，去看话剧，去听交响乐呢？啊，多么出色！我的丽莎对音乐喜欢得要命。可您为什么不赞成这些信念？那就划船去！……’可想法只有一个：‘你要了，要了我，我的丽莎吧！不，我！哎，你哪怕试试！……’哦，卑鄙下流！虚伪！”他下了结论，便把最后一杯茶喝完，着手收拾起杯子和器皿来。

九

“再说，您知道，”他开始说，同时把茶和白糖放进一个小口袋里，“现在的世界上，苦于受女人的统治，那全部是因为这。”

“怎么个受女人的统治？”我说，“权利，法律上的优势可是在男人一边啊。”

“对，对，这一点，正是这一点，”他打断我说，“正是这一点，是我想对您讲的，也正是这一点，说明了那种不寻常的现象，一方面完全正确，妇女是被逼迫到了最屈辱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她却正在进行统治。正如同犹太人，他们用自己金钱的力量来抵偿自己的受压迫，女人也是这样。‘啊，你们希望我们只当些商人，那好，我们，一些商人，就得占有你们。’犹太人说。‘啊，你们想要我们只成为情欲的对象吗，那好吧，我们就作为情欲的对象来收容你们。’女人们说。妇女之缺乏权利，不在于她不能参加表决或当审判者——从事这种事情不构成任何权利——而在于性的交往方面和男人平等，有权根据自己的愿望利用或拒绝男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男人，而不是只充当被选择者。您说，这不像话，好，那就让男人也没有这种权利。现在的情况，是女人丧失了男人具有的那种权利。于是，为了使这种权利得到补偿，她便在情欲方面对男人施加影响，通过情欲征服男人，使男人只在形式上进行选择，而在实际生活中，进行选择的是她。而她一旦掌握了这种手段，便加以滥用，因此具有对男人进行统治的力量。”

“不过，这种特殊的力量在哪里呢？”

“力量在哪里？它到处，在一切方面都存在。您到每个大城市的商店里去走走。那里有数以百万计的东西，花了无法估量的人力劳动，而您倒是看看，其中百分之九十的商店里，难道有什么哪怕是一点点供男人使用的吗？生活的全部奢侈品都是供妇女使用，靠妇女维持着的。您算算所有的工厂。它们的绝大部分都是为女人生产无用的装饰品、马车、家具和赏玩品的。数百万的人，一代一代的奴隶，在工厂里因为苦役般的劳动而死去，只是为了女人的喜好。女人像皇后使百分之九十的人类处于奴隶般繁重的劳动之中。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们受了屈辱，丧失了和男人平等的权利。于是，她们就利用我们的情欲对我们进行报复，使我们落进她们的网里。是的，全是为了这样，女人们才把自己变成激起情欲的工具，使得男人不能平静地和她们打交道。男人只要一走近女人，他就会因为她的魅力而拜倒在地，并失去理智。以前我要是看到一位穿着舞裙的太太总会觉得不自在，不好受，而现在我简直觉得可怕，我简直发现某种对人们有危险的和违法的东西，并想大声叫警察来，叫保卫人员来防止出危险，要求把危险的东西赶走、清除掉。”

“是啊，您在笑！”他朝我叫嚷起来，“可这完全不是开玩笑。我相信，人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一定会到来，也许很快人们将感到吃惊，怎么可以让这样的社会存在，在这个社会里，居然允许女人对直接引起情欲的身体进行打扮，那是一种危害社会安宁的行为。因为这等于任意在各条道路上设置各种陷阱——甚至更坏！为什么要禁止狂热的赌博，而对女人那种娼妓式的刺激情欲的装饰不加禁止？它要危险一千倍！”

十

“好了，瞧吧，把我给逮住了。我是个坠入情网的人。在我的心目中，不仅她最完美，在做未婚夫的时候还认为自己也是最美的。因为没有那么个坏蛋，他会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在某方面比自己还要坏的坏蛋，不至于找不到引以为豪或为自己感到满意的理由。我也是这样：我结婚不是为了钱——谈不上自私，不像我的多数朋友那样为了钱或拉关系结的婚——我富，她穷。这是其一。另一点我引以为豪的是，别人结婚事先就抢着继续他们婚前所过的那种多妻的生活，我可是打定了主意结婚后一定保持一夫一妻，对此我也感到无比自豪。是啊，我是一头可怕的猪，可还把自己想象成了天使。”

“我做未婚夫持续的时间不长。现在我一回想起自己做未婚夫的那段时间，不能不感到羞愧！多么卑鄙肮脏！要知道，爱情被认为是精神的，而不是情欲的。好吧，如果爱情是精神的，是精神的交流，那就得通过语言、聊天、交谈进行这种精神的交流。可压根儿没有这回事情。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谈话往往困难得可怕。这真是一种西绪福斯[126]的劳动。你刚想出点东西来说，可一说了又得沉默下来再想。再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关于我们今后的生活，安排，计划，一切可说的都说过了，而接下去还有什么？要知道，如果我们是些动物倒好了，那就知道用不着说话了；而这里啊，相反，应该说话，可是又没有话可说，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通过谈话解决的。而除此之外，还有送糖果，粗鲁地大吃甜东西这样不像话的习惯，以及所有种种为了婚礼进行的琐碎准备：讨论住房、卧室、床铺、被子、睡衣、内衫和装饰。因为您一定明白，如果像那个老头子说的那样按照《治家格言》里说的结婚，那么绒毛被褥，陪嫁，床铺——所有这一切只是些伴随圣礼的细节。可是在我们这里，十个结婚的人中未必有一个不但不相信圣礼，甚至也不相信他自己正肩负起的某种责任，上百个男人里未必有一个以前没有实际结过婚，以及五十个男人中未必有一个不事先做好捞到任何合适的机会就背叛自己的妻子，大多数人都把乘坐马车到教堂去看作只是占有一个女人的特殊条件——您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这些细节有着多么可怕的意义。所以，全部问题仅在于此。这是某种类似买卖的玩意儿。把一位无辜的姑娘卖给了一个浪子，还给这种买卖添加上某些形式。”

十一

“大家都这么结婚，我也这样结了婚，并开始过人们赞美的蜜月。要知道，就这个名称便有多下流了！”他恶狠狠地咬咬牙齿说，“在巴黎，我逛过一次有各种娱乐的场所，进去后看到有块招牌，画的是一位长胡子的女人和一条水狗。结果呢，那原来是一个穿着低领子女服的男人和一条裹上海象皮在澡盆里游水的狗。一切都没有多大意思；但当我出来时，领看者客气地送着我，在入口处指指我对大家说：‘你们问这位先生，值得看吗？进来吧，进来吧，每人一法郎！’我不好意思说不值得看，那领看的人显然是料到了这一点。那些经受过蜜月的全部鄙俗而又不想使别人失望的人，大概往往也是这样。我也同样没有使任何人失望，但是现在我不懂，为什么不说出真实情况。我甚至认为，必须讲出这事儿的真实情况。不好意思，难为情，害臊，可怜，以及主要的是无聊，无法忍受的无聊！这有点儿像人家叫我抽烟时经历的感受，我觉得不好受而把流淌的唾液舔回咽下去，还做出一副很愉快的样子。如果结了婚而有像学抽烟时的享受，那么这种享受要到后来才会有：到了夫妻双方彼此培养起了那种罪恶，才能从中得到享受。”

“怎么是罪恶？”我说，“要知道，您讲的可是人类最自然的特点。”

“自然的？”他说，“自然的？不，我要告诉您，恰恰相反，我得出了一个信念，认为这不……自然。对，完全不……自然。您去问问孩子们，问问未失贞洁的姑娘吧。我的一个姐妹年纪很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两倍的男人，他是个浪子。我记得婚礼后的那天晚上，可怜的她是怎么流着眼泪从他那里跑出来的，她浑身哆嗦着说，她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她甚至没法说出口，他要她干什么。”

“您说：自然！自然的是吃。而且吃是开开心心、轻松、愉快的，并从一开始就不害羞；而这里是卑鄙，是羞耻，是痛苦。不，这不自然！而且我坚信，一个未被糟蹋的姑娘永远都憎恶这种事儿。”

“那怎么，”我说，“人类还怎么继续发展？”

“是啊，好像是为了人类不至于灭亡！”他恶狠狠地讥讽说，好像等待着向他提出这个熟悉而不诚实的反驳似的，“为让英国贵族永远可以大吃大喝的名义宣传节制生育——这可以；为了得到更多的愉快，宣传节制生育——这可以；可是只出于道德的名义宣传节制生育，住嘴吧，亲爱的，会有怎样的叫嚷：好像人类不停止发展是因为还有些个人不想再做猪。我对这灯光感到不舒服，可以关掉吗？”他指着一盏照明的灯说。

我说，我无所谓。他于是和自己做任何事情一样，急忙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把毛料帘子拉到灯上给遮盖起来。

“毕竟，”我说，“如果大家都拿这作为自己的一条法则，人类就要停止发展了。”

他没有马上回答。

“您在说人类将怎样继续发展？”他又在我的对面坐下来说，同时把两条腿分得很开，把胳膊肘低低地靠在那上面。“这人类，它干吗继续发展？”他说。

“怎么干吗？否则的话，现在就不会有我们俩了。”

“可是，又要我们干吗？”

“怎么干吗？为了活着嘛。”

“活着又干吗？如果没有任何目的，如果生活是为了生活，还干吗活着！要那样的话，叔本华们和哈特曼们[127]，还有所有的佛教徒，都是完全正确的了。而要是生活有目的，那么当目的达到的时候，生活就应该停止。结果它会是这样。”他带着明显的激动说，看样子很珍惜自己的想法。“结果它会是这样。请您注意：如果人类的目标——是福利、善良、爱情，随您便吧，如果人类的目标是先知所说的所有的人们通过爱团结为一体，化干戈为玉帛，以及如此等等，那么要知道是什么妨碍达到这一目标吗？是种种激情。激情中最有力、又凶恶又顽强的——是性欲，是肉体的爱，因此，如果消灭了激情，消灭了其后一种最有力的肉体的爱，那种预言一定会实现，人们将团结成一体，人类的目标将会达到，它也用不着再存在下去了。暂时人类还活着，前面就存在着理想，当然不是兔子和猪那样尽量多繁殖的理想，也不是猴子或巴黎人那样尽可能雅致地享受性欲的理想，而是靠克制和纯洁达到善良的理想。人们过去和现在都在追求这样的理想。可是您看看，有什么结果。”

“结果是，肉体的爱——它成了一种安全阀。人类现在活着的一代没有达到目标，它之所以没有达到，只因为这里有激情及其中最有力的一种——性欲。而有性欲就有新的一代，因此也就有可能在下一代达到目标。那一代再达不到，还会有下一代，这样直到那时候，直到目标达到了，预言实现了，人类团结成一体了。而否则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如果就算上帝创造了人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并把人造成了不是死的，没有性欲的，就是永久性的。如果他们是死的，没有性欲的，那结果会怎么样？那他们就会活过去，不达到目的而死去；可是为了达到目的，上帝该会创造出新的一些人来。如果他们是永久性的呢？那比方说吧（虽然那些个人而不是新的一代，要改正错误并接近完美会困难些），比方说吧，他们经过好多千年以后会达到目的，但那样还要他们干吗？拿他们有什么用？正是像现在这样，才是最好……不过也巧，您不喜欢这种表达的形式，而您是个进化论者吗？即使那种情况，也还是一样。人类——是一种高级动物，为了保持与其他动物的竞争，就应该像蜜蜂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无止境地生育；应当像蜜蜂一样繁殖无性的，也就是还得尽量节制生育，而无论如何不能像我们生活的整个制度所驱使的那样，让欲火燃烧。”他沉默了一会儿。“人类会停止存在？未必有人，不管他怎么看待世界，会怀疑这一点吧？其实，这一点和死亡一样不容置疑。因为按照所有教会的学说，世界的末日将会到来，而根据所有科学的学说，这种情况同样不可避免。那么从道德学说得出同样的结论，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这之后，他沉默了好久，又喝了一杯茶，抽完一支烟，并从口袋里取出新的烟，把它装进自己一个旧的有污斑的烟盒里。

“我理解您的想法，”我说，“有点类似恰凯尔教徒[128]的观点。”

“是的，是的，他们也是对的，”他说，“性欲，不管其表现如何都是一种恶，一种可怕的恶，应当与之作斗争，而不是像在我们这里似的，加以鼓励。福音书里所说见女人而起淫念的，便是犯奸淫了，这不是光指对别人的妻子，而正是——和主要的是指——对自己的妻子。”

十二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正好相反：如果一个人单身的时候还想到节制，那么所有的人结了婚以后则都认为从此就无需节制了。要知道那些婚礼完了的年轻人，得到父母的同意单独过一些日子——这不是别的，恰恰正是纵欲。但是，如果一个人违反了道德法则，他就得为自己付出代价。不管我怎么努力安排自己的蜜月，结果却不成。老是一直觉得下流、可耻和无聊。可是，很快变得痛苦不堪了。这很快就开始了。好像是在第三还是第四天，我发现妻子感到寂寞，就开始问她为什么，开始拥抱她，依我看，我做了她愿意我做的事儿，她却推开了我的一只手，哭起来了。哭什么？她说不出来。但是，她感到哀伤，感到沉重。大概是她疲惫的神经给她暗示了我们性关系下流的真实情况，但她不知道怎么说出口。我开始询问她，她说了点什么，觉得离开了母亲哀伤。我似乎觉得，这不是真话。我于是劝导她，不提她母亲。我不明白，她就是感到痛苦，而母亲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可这时，她为我没有提她母亲生气了，好像是我不相信她似的。她对我说，她发现我不爱她。我指责她任性，她的脸突然完全变了，气愤的表情代替了哀伤，她还开始用最挖苦的言词指责我自私和冷酷。我瞅了她一眼，她的整张面孔都表现出对我的最大的冷漠、敌视和几乎是憎恨。我记得看到她这副模样时，自己是怎样地害怕起来。‘怎样？什么？’我想，‘爱——是心灵的结合，可代替它的，瞧是什么！对，这不可能，这不是她！’我尝试让她缓和下来，却好像碰在了一道打不通的冷淡和刻薄的敌视的墙上，以致我没有来得及扭头看一看便发火了，接着我们互相说了一大堆不愉快的话。这第一次争吵的印象，是可怕的。我把这叫作争吵，其实那不是争吵，它恰恰不过是我们之间实际存在的那道深沟的暴露。相爱被情欲的满足消耗尽了，于是我们的实际生活关系成了互相敌对的两个人，也就是两个完全互不相容的自私自利者，都希望通过对方使自己得到更大的满足。我把我们之间发生的那个事件称为争吵，然而那不是争吵，而只是情欲停止的结果，它暴露出我们相互间实际的真正关系。我还不懂，这种冷淡和敌对的关系是我们的一种正常的关系，我还不懂这一点是因为这种敌对的关系，在起初一段时间很快由于我们重新升起的经过蒸馏的情欲，也就是由于相爱，被掩盖了起来。”

“于是我想了，我们争吵了又和好了，再也不会这样了。可是，就在这头一个月，也就是蜜月里，超量的时期很快又来了，我们又变得不再互相需要，争吵又发生了。这第二次争吵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它比第一次更痛苦。我于是想，可见第一次并非偶然，它本该如此，而且将来还会发生的。第二次争吵更使我痛苦的是，因为它的发生出于最不可能的理由。这与钱有点儿关系，我这个人从来不怜惜钱，对妻子是怎么也不会怜惜的。我只是记得，她把事情歪曲了，把我的意见看成了我想通过钱而凌驾于她之上的一种表现，仿佛我认定自己有让人受不了的，愚蠢而卑鄙的，完全不像我也不像她做得出来的特权。我发火了，开始责备她不讲道理，她也指责我，就又吵上了。从她的言词和她的脸部、眼睛的表情里，我又看到原来使我如此吃惊的那种恶狠狠冷淡的敌意。我记得自己和兄弟，和朋友，和父亲都争吵过，但是我们之间从来不曾有过像现在这样的特别而尖刻的凶狠。然而过了一些时候，这种互相的仇恨又被相爱，也就是性欲掩盖起来了，我还把这两次争吵看成是可以补救的误会而自我安慰呢。可是，发生了第三次第四次争吵，于是我明白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如此，以后还会发生，我为自己今后的处境感到可怕了。此外，还有一种思想在折磨着我，那就是认为只有我一个人这么不幸，不像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别人的夫妻生活不全像我和妻子在一起的生活那样。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一种共同的命运，不过并非大家都像我这么认为，这是他们特有的不幸，大家都把这种特有的令人害臊的不幸不仅向别人隐瞒着，而且还向自己本人隐瞒着，他们不承认自己是这样。”

“这种情况从头几天就开始了，它一直在继续，而且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凶狠。在心灵深处，我从头几个星期就感到自己上当了，结果不像我期待的那样，结婚不但不是幸福，它是一种很沉重的事情。然而，我和大家一样不愿意承认（要不是它完了，我也许现在也不会承认的），不但瞒着别人，而且瞒着自己。现在我觉得奇怪，我怎么会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处境。它本来是可以看出来的，可是导致我们发生争吵的原因，事后都想不起来了。在互相怀着敌意的情况下，理智是来不及设想出足够的理由来的。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的和好居然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有时是说几句话，做点解释，甚至流眼泪，可能有时……噢唉！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卑鄙下流——刚才还互相用最狠毒的言词进行争吵，突然出现互相默视的目光，微笑，接吻，拥抱……呸，卑鄙！当时我怎么会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的全部下流肮脏……”

十三

进来了两位乘客，他们在另一头的位置上坐下来。在他们坐下来时，他沉默着，但他们安顿好了，他又继续说起来，显然一分钟也不失去自己思想的线索。

“要知道，主要令人厌恶的是，”他开始了，“从理论上讲，爱情是某种理想的、崇高的东西，而在实际中呢，爱情是一种卑鄙肮脏的玩意儿，谈论它和回想它都让人觉得卑鄙和害臊，要知道，大自然可不是无缘无故把爱情做成使人觉得卑鄙和害臊的，而如果觉得卑鄙和害臊，也就应该这样理解它。然而这里却相反，人们做出样子，好像卑鄙和令人害臊的东西美好并崇高。我的爱情最初有些怎样的征象呢？而我对自己随意过分地发泄兽欲不仅不觉得害臊，不知怎么还以能有这么过分的精力而感到自豪，同时却不仅毫不考虑她的精神生活，甚至也毫不考虑她的肉体生活。我为我们互相间哪儿来那样的仇恨感到吃惊，而事情是完全明摆着的：这种仇恨不是任何别的，它是人的自然本性及对压制自己的那种兽性的抗议。”

“我为我们的互相仇恨感到吃惊。而其实，这也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这种仇恨不是别的，它无非是一桩犯罪的两个同谋间的仇恨——既是因为对犯罪的唆使，也是因为共同参与了犯罪。既然可怜的她在头一个月就怀孕了，而我们肮脏的关系却在继续，这怎么不是罪过呢？您以为我的叙述离题了？一点儿也没有！我这是在给您讲述自己怎么杀了妻子的整个事件。审判时他们问我。是用什么及怎样杀害妻子的。犯傻！他们以为，我当时是用刀子在十月五日杀了她的。我杀害她不是在那时，而要早得多。正如现在人们在进行杀害一样，像所有的人，所有的人……”

“究竟用什么呢？”我问。

“瞧还真奇怪，没有人愿意知道如此清楚和显而易见的东西，医生们应该知道和宣传这些东西，然而他们对此保持沉默。因为事情最简单不过了。男人和女人被创造得像牲口一样，所以在发生肉体的爱情过后就怀孕，然后是喂奶，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一个女人，对她的婴儿也一样，肉体的爱情是有害的。男人和女人数量相等，这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似乎很清楚，就是得像动物所干的那样，也就是节欲，这并不需要太多的聪明。科学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它找到了某种在血液里循环的白血球，以及全部种种毫无用处的蠢话，却不能明白这一点。至少，还没有听到谈这事儿。”

“于是瞧吧，对一个女人来说只有两条出路。一条——使自己变得畸形，根据需要的程度消除或正在消除自己身上那种作为一个女人的，也就是做母亲的能耐，为的是男人能平平安安经常地享受；或者另一条出路，甚至不是出路，而是简单、粗鲁、直接地违反自己的法则，这种情况在一切所谓诚实的家庭里进行着，也就是那样，一个女人违反自己的自然本性，应当同时又怀孕，又喂奶，又当情人，该弄到连任何一头牲口都不如的程度。因此，精力也会不够。由于这种原因，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了歇斯底里，神经质，在人民中间——有了狂叫病。您注意，纯洁的姑娘是没有狂叫病的，只有娘儿们，和丈夫生活的娘们才有。我们这里也是这样。在欧洲也正是这样。所有的歇斯底里病医院里住满了违反自然法则的女人。但是要知道，狂叫病和夏尔科[129]医生的顾客——是完全的废物，而世界上便充满了半残废的女人。您想想吧，当一个女人怀了孕或给自己生下的婴儿喂奶，她是在进行着何等伟大的工作。在成长的那一代，正在继续和取代我们。而这可是使神圣的事情遭到了破坏——被什么？——想想都觉得可怕！他们还谈论什么妇女的自由和权利。这等于食人者们把自己俘虏的人养肥了拿来吃，而与此同时还要人们相信，好像他们正在关心这些人的自由和权利。”

这一切都很新鲜，并使我感到惊讶。

“那怎么办？如果是这样，那，”我说，“就是两年只能爱妻子一次，可是男人……”

“那些科学的可爱祭司们又让大家相信，”他抓紧说，“男人是必需的。我曾吩咐他们这些巫师履行女人的义务，按照他们的意见，女人是男人必需的，那时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他们劝人家说，他必须要伏特加酒，需要卷烟，鸦片，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必需的。结果是，上帝不知道需要的东西，所以也没有去问巫师，便糟糕地做了安排。劳您看吧，事情办不成。正像他们所断言的那样，一个男人必须得使自己的癖好获得满足，可这里却遇到了生育和喂养孩子的麻烦，它们妨碍着这种需求的满足。怎么办呢？找巫师吧，他们会安排的。他们也就想出办法来了。啊，这些巫师连同他们的欺骗什么时候才会被揭穿呢？是时候了！已经都到了丧失理智和开枪自杀的程度。不然还怎么呢？动物倒好像是知道的，它们的后裔是自己种族的继续，因此在这方面保持一定的法则。只有人不知道这样的法则，也不想知道。人只关心自己怎样得到更多的满足。这又是谁呢？大自然的帝王，人。因为，您注意，动物只有到了能生育后裔的时候才进行交配，而大自然那位可恶的帝王——却在任何时候都进行，只要自己觉得快乐。而且不仅如此，还把这种猴子类的活动提高，称之为爱情，是为创造珍宝。还以这种爱情的名义，也就是通过淫乱，扼杀——还怎么的？——半个人类。他把本该作为人类走向真理和幸福的助手的所有女人为了自己获得满足而变成了仇敌，而不是助手。您看看吧，到处都在阻碍人类前进的是什么？女人。可是她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只因为这个。是的，是的。”他重复了几次，开始稍稍移动着，拿出香烟抽起来，显然是想稍安静一会儿。

十四

“瞧我也过着这种猪一般肮脏的生活，”他又用原来的语调接着说，“最糟糕的是，我过着这种可恶的生活，可还想象是否因为自己不去勾引别的女人，我以为自己过着诚实的家庭生活，是个守道德的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错，而如果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那一定是她的错，是因为她的性格。”

“错的显然不在她。她是个和大家，和大多数一样的女人。她受的教育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女性所要求的那样，是和毫无例外所有富裕阶级的女性一样的教育，而且也不能不受那样的教育。人们在谈论某种新的女子教育。全是些实话：一个女人的教育正符合我们现在对女人的不是假装而是真正普遍流行的观点。”

“而女子教育将永远符合男人对她们的看法。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男人是怎么看待女人的：‘Wein Weiber und Gesang’[130]！诗人在诗里也这么说。拿所有的诗歌，所有的绘画、雕塑来说，从爱情诗和裸体的维纳斯及弗莉尼[131]开始，您看到女人都是享乐的工具；在特鲁勃德和格拉切夫卡街[132]，以及在宫廷舞会上，女人就是这样。请您当心魔鬼的狡猾：好吧，是一种享受，一种满足，那就让人知道这是一种快乐，女人是一块甜蜜的点心。不，开始的时候，一些追求者曾经都让人们相信他们崇拜女人（他们是崇拜女人，不过还是把她们看成是一种享乐的工具）。现在，大家相信都已经尊敬女人了。有些人给让座，给拾手绢；另一些人承认她们有担任一切职务的权利，有权参与管理，等等。这是都在做，但是对女人的看法，却依然如故。她是一种享乐的工具。她的肉体是享乐的手段。而且，她也明白这一点。完全和奴隶制一样。奴隶制，要知道，不是别的，恰恰是一部分人享受很多人在被强迫条件下的劳动。因此，为了使奴隶制不存在，就得人们不愿意去享受其他人的强迫劳动，使人们把这样做视作一种罪过和可耻的事情。可是，废除奴隶制的表面形式，规定不能再买卖奴隶后，人们就觉得并使自己相信已经不存在奴隶制了，他们没有也不想看到奴隶制的继续存在，因为人们依旧喜欢并认为享受别人的劳动是好的和公道的事情。而只要他们认为这是件好事儿，那就永远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比别人更强有力和更狡猾，能把这事儿办成。妇女解放的问题，也一样。要知道，对女人的奴役仅在于人们愿意并认为她是享乐的工具而加以利用。好了，于是瞧吧，人们解放妇女，给她种种和男人平等的权利，但是却继续把女性看成享乐的工具，小时候及社会舆论也是这么教育她们的。于是瞧，她依旧是那么受屈辱的堕落的奴隶，而男人呢，他依旧是堕落的奴隶占有者。”

“他们在课堂上和法律上解放了女性，却依旧把她们看成享乐的对象。教育她们像在我们这里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看待自己，因此，她们永远是下等的存在。她们要么是经那些浑蛋医生的帮助使自己不再生育，也就是完全成了妓女，落到连牲口都不及的地步，要么就像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那样，心灵受到了创伤，成了歇斯底里、不幸的女人，精神上不再有发展的可能。”

“中学和大学改变不了这种情况。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男人改变对女人及女人本身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才可能。只有到了一个女人把处女状态看作最高境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这种最高境界看作是一个人的——羞辱和可耻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会改变。只要不达到这样，任何一位姑娘的理想，不管她受过多少教育，毕竟还得去吸引更多的男人和更多的色鬼，以便可以从中选择。”

“至于一个女的数学天赋更高，而另一个女的会演奏竖琴——这什么也改变不了。只有当一个女人使男人着了迷，她才会幸福，才能达到希望达到的一切。因此，一个女人的主要任务——是迷住男人。这事儿过去和将来都如此。它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少女生活中是这样，在她们婚后的生活中继续是这样。在少女生活中，这样是为了选择，而到结了婚以后——是为了控制丈夫。”

“有一种情况会停止或是暂时抑制这一点，那——是孩子，不过那女的也得是个并非畸形，也就是自己给孩子喂奶的人才行。但是，这里又有个医生的问题。”

“我妻子希望自己喂奶，而且后来五个孩子都是自己喂的，可是养头一个孩子时就身体不好。这些医生呢，不知羞耻地脱了她的衣服，在她身上到处摸来摸去，为此我还得感谢他们，付给他们钱——这些可爱的医生发现，说她不该喂奶，因此她第一次失去了可以使她脱离卖弄风情的唯一手段。由奶妈喂了，也就是我们利用一个女人的贫困、需求和无知，把她从自己的婴儿那儿吸引到我们家里来，并为此给她戴上金银丝绣的盾形头饰[133]。不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因为怀孕和喂奶的那段时间变得自由了，她身上原来沉睡的那种女性风情便特别有力地显示了出来。而与此相应的是在我身上，便特别有力地表现出妒忌的痛苦，这种痛苦在我的整个婚后生活中不停地折磨着我，就好像它们不能不使得像我这样，也就是不道德地和妻子生活在一起的所有丈夫受到折磨一样。”

十三

“在婚后整个时间的生活里，我从来没有中断过经受妒忌的折磨。但是有一些阶段，我为此感到的痛苦特别尖锐。有了头一个孩子而医生却禁止她喂奶，便是那样的阶段之一。这段时间我特别妒忌，首先是因为妻子经受了作为母亲特有的那种不安，它会使生活的常规无缘无故地受到破坏，其次是因为看到她如此轻而易举地抛下一个母亲的道德责任，我便虽然也是无意识却是公正地得出结论，认为她也会同样轻而易举地抛开做妻子的道德责任，何况她身体完全健康，而且尽管有可爱的医生的禁止，她还是亲自给后边几个孩子喂奶，还喂得非常好。”

“可是，您不喜欢医生。”我发现每当他提到医生时，口气便显得特别凶狠，便说。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事情。他们毁了我的生活，就像他们毁了并正在毁坏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一样，而我却没法找到结果与原因的联系。我知道他们也和律师及其他的人们一样，是要挣钱，而我倒是宁肯把自己的一半收入交给他们，而且每个人如果知道是那样，也会乐于把自己一半的收入交给他们的，只要他们别干预人家的家庭生活，永远别再到身边来。因为我虽然没有收集过材料，但是我知道数十起情况——它们多得很——说明是他们把那个婴儿扼杀在母亲的腹腔里，说什么母亲没法把孩子生出来，而后来这母亲却生得很顺利，不然还让有些母亲做什么手术。然而没有人认为那是谋杀，就像过去不认为宗教裁判是谋杀一样，而把这看成是为了人类的福利。他们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但是，和他们，特别是通过女人带进世界的那种崇拜物质的道德腐蚀比较起来，所有这些罪行都算不了什么。只要遵循他们的指点，那么因为到处及在一切方面都有传染病——所以人们就不应该共同生活而应当互相隔绝：根据他们的学说，大家都应该互相隔离开躲着，嘴巴还不能离开石炭酸喷雾器（不过，已经发现那玩意儿也不管用了），对此我且不说。不过，这不算什么了不起。主要的毒害——是使人们，特别是使女人堕落。”

“现在呢，像‘你生活得不对，要好好过日子’这样的话都不能说了，既不能对自己也不能对别人这么说。而如果你生活得不对，那么原因在于神经功能不正常或类似这样的名堂。因此，就得去找他们，而他们就会开方子到药房去买三十戈比[134]的药，然后要您把它们服了。假如您变得更糟了，他们再给您开药，再让您找医生去。一种非常巧妙的名堂！”

“然而问题不在这里。我刚才说了，她自己给孩子们喂奶喂得很好，唯有怀孕和喂孩子使我摆脱了妒忌的折磨。如果没有这些情况，一切都会发生得更早些。是孩子们救了我们。我和她八年里她生了五个孩子。而且全都是她自己喂的奶。”

“你们的孩子，他们现在在哪儿？”我问。

“孩子们？”他惊恐地说。

“请您原谅，也许，这使您回想起来感到沉重？”

“不，没有什么。孩子们的一位姨妈和一个舅舅把他们领走了。他们不肯把孩子们给我。我给他们交出了财产，他们却没有把孩子们给我。因为我似乎是个疯子。我现在是从他们那儿来的。我看到了他们，可是人家不肯把他们给我。不然的话，我会教育他们长大后不至于像自己的父母亲那样。可是，他们将变得和父母亲一样。嘿，有什么办法！明摆着嘛，人家不把他们给我，是不相信我。再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量教育好他们。我想，不。我——是一堆废墟，一个精神残废。我身上有一种东西。我知道。是的，是这样，我知道有那种大家还不会很快意识到的东西。”

“对，孩子们活着，而且会和他们周围所有的人一样长大成同样的野蛮人。我看到了他们，看到过三次。我对他们做不了什么事情，什么也做不了。现在，我到南方自己的老家去。我在那里有一幢小房子和一座小花园。”

“是啊，我知道的东西，人们还不会很快认识到的。太阳上和星星里含有多少铁，含有一些什么样的金属——这是很快可以认识到的；而瞧，要揭露我们猪一般的卑鄙肮脏，这却是困难的，非常困难……”

“就凭您能听我说，这一点就已经使我很感激了。”

十六

“瞧您提到了孩子们。关于孩子们，又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弥天大谎！孩子——是上帝的恩赐，孩子——是一种快乐。要知道，这全是撒谎。所有这事儿，原来是的，而现在可完全不对了。孩子——是一种痛苦，仅此而已。大多数母亲是直接这样感觉的，有时也无意中就直接这么说。您倒去问问我们这些富裕人家圈子里的多数母亲，她们一定会告诉您，因为害怕孩子们会生病和死去，她们宁肯不要有孩子，如果已经生下来了，也不愿自己喂奶，免得因为爱孩子而受折磨。孩子以自己的那些小手小脚及整个身体的全部可爱给予她们的享受和婴儿带给她们的快乐——比起她们经受的痛苦来，要小得多——已经不用说孩子的生病或死亡了，仅为这种可能性的担心这一点，也是巨大的。拿利和弊一掂量，便是弊多利少，所以就不愿有孩子。她们直接而大胆地这么说，以为这样的感情是出于自己对孩子们的爱，是一种美好的和受夸奖的感情，她们还引以为豪呢。她们没有注意到，她们的这种议论恰恰否定了爱，而是对自己的利己主义的确认。对她们来说，从孩子那儿得到的满足比不上为孩子担心的痛苦，因此就不该要自己将会喜欢的孩子。她们不是为喜欢的人牺牲自己，而是为了自己而牺牲了应该爱的人。”

“很清楚，这不是爱，而是自私。但是，只要想想受了我们城市生活里的那些医生的影响，她们为孩子们的健康经受的种种过分的担心，也就不能——去指责富裕家庭的母亲们的这种自私了。到现在我甚至记得妻子的生活和状况，当时她已经有了三四个孩子，正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身上——只要一想起来，我就觉得可怕。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不成了。那是一种随时都存在的危险，刚躲过一种危险，另一种危险又来了，于是绝望地挣扎，又脱离危险，经常地处于这种状态，好像处在一艘就要沉没的船上。有时候我似乎觉得那是故意做出来的，她装出一副关心孩子们的样子，好战胜我。这种时候，一切都那么动人、简单而对她有利地解决了。有时候，我觉得她在这些场合做的和说的一切——都是她故意这么做和故意这么说的。可是不，她自己也可怕地受着折磨，经常地为孩子们，为他们的疾病和健康受到惩罚。这是对她的一种考验，对我也一样。而且，她没法不感到痛苦，因为爱抚孩子，像动物一样得给孩子们喂奶，哄逗他们，保护他们——这样的要求，她和大多数女人一样是有的，可她又不像动物那样——缺乏想象和理智。一只母鸡并不害怕自己孵出的小鸡会遇到什么事情，不知道小鸡可能会患的各种疾病，不懂得所有人们想象出来能摆脱疾病和死亡的全部各种手段。对一只母鸡来说，鸡仔也不构成痛苦。它为自己的鸡仔做着自己高兴做和应该做的事情；鸡仔对它来说是一种快乐。而且，当一只小鸡开始患病时，它的关怀是明确一定的：窝它，给它啄食。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它知道自己是在做需要做的一切。一只鸡仔死的时候，它不会问自己的鸡仔为什么死了，上哪里去了，它只会咯嗒咯嗒叫几声就停下来，继续按原来那样活着。可是对于我们不幸的女人们和我的妻子，就不是这样了。且不说疾病——怎么治疗，关于怎么教育和长大，她从所有各个方面听了和读了无数各种不同的和经常改变的规则。应该这样，喂那些食品，不，不是这样，应该喂这些食品，而瞧，是这样；给穿衣服，给喝水，给洗澡，帮助睡觉，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对所有这一切，我们，首先是她，每星期都会了解到一些新的规则。就好像人们从昨天才开始生养孩子们似的。而假如不这么喂奶，不这么洗澡，不按时做各种事儿，以及孩子们有病，那社会觉得好像是她的错，她做得不像应该做的那样。”

“这还是在健康的时候，那已经是一种痛苦了。而要是万一得了病，那就当然进入一座完全的地狱。按理说，疾病可以医治，有这么一门科学，也有这样一些人——医生，他们懂得，但不是所有的，而只有最好的医生懂得怎么医治。于是瞧吧，一个孩子病了，得去找这位最好的医生，他能救孩子，于是孩子得救了；而要是找不着这位医生，或者住在不是这位医生住的同一个地区，结果孩子死了。而且并非她一个人这么相信，她那个圈子里所有的女人都这么相信，而且从所有各个方面听到的，也只有这样的事情：叶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的两个孩子死了，因为没有及时把伊万·扎哈雷奇医生请来，伊万·扎哈雷奇可是曾救了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家大闺女的命呢；可是瞧啊，彼得罗夫家听了大夫的劝告，及时把孩子们分送到各家旅店去住，这样就活下来了，而要是不这么分开住的话，那几个孩子就没有命了。而那一家呀，那孩子虚弱，听了医生的建议，搬到了南方，孩子得救了。她怎么能不一辈子受折磨和放心不下呢，因为她像动物一样本能地爱着孩子，而这些孩子的生命则取决于及时得知伊万·扎哈雷奇会怎么说。至于伊万·扎哈雷奇会说些什么，没有人知道，而知道得最少的是他本人，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也没法提供任何帮助，而且他这么支支吾吾见啥说啥，只为了让大家继续相信他似乎懂得点儿什么。要知道，如果她完全是头牲口，也就不会受折磨了；可是她完全是个人，于是就相信上帝，像所有信教的娘儿们那样说和那样想了：‘上帝赐给的，上帝又拿走了，你离不开上帝。’她于是觉得，自己孩子们的生与死，和所有的人们一样非人力所能掌握，只能取决于上帝的旨意，这样她才不至于为自己去防止孩子们的疾病和死亡威胁苦恼了，然而她没有这么做。要那样，她的境况就会这样了：她的孩子生来就虚弱，要遭受无数的灾祸，是一些单薄的生命。对这些生命，她本能地抱着一种热烈的爱。此外，这些生命是托付给她了，可与此同时，保全这些生命的手段又瞒着我们，却向那些完全陌生的人们公开，从那些人那里，她只能花许多钱才能得到服务和建议，即使花许多钱也未必能如愿以偿。”

“对于妻子，因而也是对于我，有了孩子们以后的全部生活，已不是欢乐而是痛苦了。还怎么能不痛苦呢？她就是经常地受折磨。经常是这样，刚从一个妒忌事件或简直是争吵后安稳下来，想好好过一阵子，读点书或思考点什么，刚想着要做点事情，突然得悉瓦西亚呕吐或玛莎出血了，或安德留夏出现了斑疹，好了，我们就没法过安稳日子了。奔哪儿，找哪位医生，隔离到什么地方去？接着开始洗肠，量体温，买药水，还有和医生们商量。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另一种名堂又开始了：没有规则的安定的家庭生活，有的正如我刚才对您讲的，是没完没了地处于要摆脱想象中和实际的危险那种状态。要知道，现在大多数家庭也是这样。在我的家庭里，情况尤其尖锐。妻子是喜欢孩子的，可又是个轻信的人。”

“这样，有了孩子不仅没有改善我们的生活，倒是毒害了它。此外，孩子——对我来说，成了发生争执的新理由。自从有了孩子以后，这些越长越大的孩子也就更经常地成了我们争执的手段和对象。孩子们不仅是争执的对象，而且还是斗争的武器；我们好像是拿孩子在进行互相争斗。我们每个人都拿自己喜欢的一个孩子——争斗的武器，我更多地是拿大儿子瓦西亚进行争斗，她则拿丽莎。此外，孩子们长大了一些以后，他们的性格也定型了，我们习惯于把拉到自己一边的孩子们称为同盟者。这些可怜的宝贝，他们为此痛苦死了，我们却经常处于自己的家庭战争中，竟顾不上去考虑他们。一个女儿是我的同盟者，大儿子则长得像她，是她的心肝宝贝，我便常常讨厌他。”

十七

“哎，我们就这么生活着。关系变得越来越敌对了，而且终于到了不是分歧导致敌视，而是敌视造成分歧的程度：不管她说什么，我事先就已经不同意了，她呢，也是这样。”

“到了第四年，双方都好像不知怎么各自认定，我们已经没法互相理解、互相同意了。我们已经不再试图把话说完。对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尤其是关于孩子们，我们依然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据我现在的回忆，我坚持的一些意见，自己远不是那么珍惜的，也不是不能让步的，可是因为她坚持反对，让步——意味着对她让步。她大概以为自己在我面前从来都完全正确，而我却一直自认为在她面前是个圣人。我们俩几乎注定得不说话，我相信要交谈也无非是像动物互相之间进行的那样：‘几点钟了？该睡觉了。今天午饭吃什么？上哪儿？报纸上写些什么？派人去请医生。玛莎嗓子疼。’稍稍越出点儿这个缩小到不能再缩小的范围，一谈话就会生气、发火。为了咖啡，为了一块桌布，为了一辆敞篷轻便马车，为了玩文特牌时出一张牌就会突然冲突起来，发泄仇恨——尽管这些事儿无论对她对我都一点儿也不重要。至少在我身上，对她常常会引起可怕的憎恨！我有时看她怎么倒茶，摆动一条腿或把一只勺举到嘴边呷着把液体吸进嘴里，就因为这种最讨厌的动作而憎恨她。当时我没有注意到，憎恨完全有规律和均匀地在我心头产生，与我们称之为爱情的那些时期相近。爱的时候——恨的时候，爱情旺盛的阶段——憎恨的时间也长，爱情淡薄了些——憎恨的时间也短了。当时我们不理解，这种爱和恨也正是动物的感情，只是出自不同的两极罢了。要是我们理解自己的情境，这样活着是可怕的；但是我们不理解，也没有看到这一点。一个人不正确地活着的时候，他可以使自己变得糊涂，以便看不到自己处境的灾难性，这既是他的一种解脱，又是对他的惩罚。我们也是这么干的。她一直努力紧张地忙着做家务，安排家具，关于自己和孩子们的穿着，关于孩子们的学习和健康，借此忘了自己。我也有自己的事儿做——公务，打猎，玩纸牌。我们双方经常都忙着。我们双方都感觉到，我们越忙就会变得彼此越仇恨。‘你以为做鬼脸好，’我在想她，‘可瞧你的表演折磨了我一整夜，可我要开会。’‘你倒是好，’她不仅这么想，而且这么说，‘我却为了孩子一整夜没有睡。’”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永远的迷雾里，看不到自己所处的那种境遇。而且如果不发生已经发生的那件事儿，我便会就这样活到老，在去世的时候我还会认为自己生活得不错。不特别好，但也不坏，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就不会理解自己落人的那个不幸的深渊和那种可恶的虚伪里了。”

“我们好像两个互相仇恨的囚犯被一条链子锁着，互相毒害对方的生活而竭力不去看到这种情况。当时我还不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的夫妻都生活在和我们一样的地狱里，而且不能不是这样。当时我还既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别人的这种情况。”

“令人惊讶的是，在合乎规律的和甚至不合规律的生活中，都是何等的相似！正当对父母亲老说生活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为了教育孩子，城市生活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于是瞧吧，就需要搬到城里去了。”

他开始沉默了，两次发出自己这时已经变得完全像在克制哭泣的声音。列车在向下一站行驶。

“几点钟了？”他问道。

我看了看表，两点。

“您不疲倦？”他问。

“不，不过您疲倦了。”

“我觉得有点儿气闷。请原谅，我出去一会儿，喝杯水。”

他于是摇摇晃晃地穿过车厢。我独自坐着，分析他对我所讲的一切。我陷入了深思，以致没有注意到他从另一道门回来了。

十八

“对，我说着说着就说岔了。”他又开始说，“我反复考虑了许多，现在对许多事情看法不一样了，而且想把它们全都说出来。好了，我们开始搬到城市里住去了。对不幸的人们来说，在城市里生活要好一些。在城市里，一个人可以生活一百年也不会猛然发觉自己早已死了和腐烂了。他总是忙着，没有工夫去自我分析。各种各样的事情，社会交流，保健，艺术，孩子们的健康及他们的教育。一会儿得接待这些和那些人，去拜访这些和那些人；一会儿得去看看这位女的，听听这个男的或女的意见。要知道，在城市里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个而有时甚至是两个名人，他们都是怠慢不得的。此外，还得自己，这个或那个，或和教师、补课教师、女家庭教师聊聊，进行谈话，因为生活一片空荡荡的。好吧，我们就这样生活着，感到共同生活带来的痛苦少了些。开始的一段时间，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在一个新的城市的一幢新的住宅里安置下来了，就有一件事情——从城里到乡下，再从乡下到城里，这么来回走动。”

“过了一个冬季，到了第二个冬季，却发生了这么一件谁也没有注意到的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正是它导致以后发生的一切。她身体不适，坏蛋们嘱咐她不要生孩子了，还教会她用什么办法。我对此极为反感。我反对这样做，但是她头脑轻率，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只好屈服了；我们猪一般肮脏生活的最后一个理由——孩子——被剥夺了，生活也就变得更卑鄙下流了。”

“一个农民，工人，他们需要孩子，尽管他们难以养活孩子，但是需要，因此他们的夫妻关系有理由。对于我们这些人，有了孩子，就不再需要了，孩子们——是多余的操心，一种开支，一些遗产的共同继承者，他们是一种负担。因此，对我们来说，连猪一样肮脏的生活的理由都没有。我们要么是靠人工摆脱孩子，要么把孩子看成一种不幸，看成一种不当心的结果，那就更糟糕。没有理由。但是，我们已经在道德上这么堕落了，乃至看不到需要理由。现在有教养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屈从于这种放荡，却在良心上丝毫也不感到痛苦。”

“没有什么好痛苦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没有了任何良心，除了社会舆论和刑事法律的良心以外，如果那可以叫作良心的话。而在这里，这两者都没有违反：在社会面前没有什么良心可讲，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嘛：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和伊万·扎哈雷奇都是。因此又何必要繁殖贫困的人们，或者使自己失去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呢？在刑事法律面前讲良心，或害怕它，也没有什么必要。那些不像话的浪荡女人和士兵的婆媳把孩子扔进池塘和井里；他们明摆着是应当被关进监狱的，可是在我们这里，一切都干得正是时候，又干净利索。”

“这样，我们又生活了两年。坏蛋们提供的办法，还明显地开始起作用了：她体质上胖起来了，开始变得好看了，就像夏天的最后一阵美景。她感觉到了这一点，就开始包装自己。她身上出现某种挑逗性的、令人们神魂颠倒的美。她正处于一个三十岁而不会生育、保养得好而又容易生气的女人的鼎盛时期。她的模样惹人动心。当她在男人们面前走过时，她会把他们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她像一匹刚歇下的马，喂得饱饱的，能担负重荷，却解除了羁绊。就和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一样，没有任何束缚。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害怕了。”

十七

他突然站立起来，转坐到紧靠窗口的地方。

“请原谅。”他说，一双眼睛注视着窗户，默默地坐了三分钟。然后，他沉重地叹了口气，又坐回到我的对面。他的脸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一双可怜的眼睛，一种几乎是古怪的微笑，使他的嘴唇皱了起来。“我稍稍有点儿疲倦了，不过我要说。还有很多时间，天还没有亮。是的，”抽完一支烟，他又开始了，“她不再生孩子以后，就发胖了，而那种毛病——关心孩子的永远的痛苦——开始过去了；倒也不是说过去，不过她好像喝醉了酒似的，清醒过来后就发现有一个神赐的包含种种欢乐的完整世界，自己把它给忘了，自己在那个世界里不会生活。那是一个神赐的世界，过去自己竟完全不知道。‘可不能放过它！时不待人啊！’我觉得她是这么想的，或者首先是她感觉到了，再说她也没法不这样想或这样感觉：她受的教育，就是认为世界上唯一值得重视的——是爱情。她嫁了人，从中似乎得到了点爱情，但不仅远非本来所承诺的和期待的，倒还有许多失望、痛苦的及一种想象不到的折磨——为了孩子们！这种折磨使她疲倦了。而感谢殷勤的医生们，使她懂得了没有孩子也行，不要孩子也是可以办到的。她感受到了这一点，高兴了，于是，为了自己知道的东西——爱情，她又重新活跃起来了。但是，这已经不是那种对于已被妒忌和种种憎恨搅得腻烦的丈夫的爱情了。那是一种不同的、纯洁的和新鲜的爱情，至少我认为她是这样，开始呈现在她的想象中。她于是开始了东张西望，好像在等待什么。我看到了这一点，便没法不感到担心。就在身边，开始接连出现这样的情况，她和往常一样借别人交谈的机会和我说话，也就是在与别人说话的时候把话同时对着我，大胆地表示完全不考虑自己一个钟头以前曾说过相反的话，半认真地表达这样的意见：母性的关怀——这是一种欺骗，不值得那样嘛——青春尚在和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孩子们。她对孩子们的关心，变得少了，不像以前那样拼命了，可是对自己，对自己外表的关心却越来越多，尽管她瞒着这一点，还增加了对自己享乐以及使自己好看的注意。她又开始热心地练习起原来自己已经抛弃的钢琴。一切便从这里开始了。”

他又把自己一双疲倦地注视着的眼睛转向窗子，但立刻又显然是竭力克制自己地继续往下说。

“是的，这个人出现了。”他开始显出不安的样子，并两次通过鼻子发出自己特别的声音。

我看出提到这个人，想到他，说他，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但是，他竭尽全力要撕毁那道阻挡自己前进的障碍似的坚决继续说：

“依我看，据我的评价，那人是个废物。倒不是因为他影响了我的生活，而是因为他确实如此。同时，因为他是这么个东西，也无非是她当时无责任能力的一个证明。不是他，就是另一个人，这事儿总会发生。”他又沉默了。“是的，他是个音乐师，小提琴手；不是那种职业的音乐师，而是个半职业、半社交场中的人。”

“他的父亲——一个地主，是家父的邻居。他——也就是他的父亲——破产了，于是孩子们——三个儿子——都找了活计；只有这一个小的，被运到了巴黎的教母那里。在那里，他被送进音乐学院，因为有音乐才华，他以一名小提琴手从那儿毕业，在音乐会上演奏。他这个人嘛……”显然是想说什么坏话，但他忍住了，并很快地说，“哼，我也不知道他在那里怎么生活的，只知道今年他来到了俄国，找我来了。”

“一双扁桃形水汪汪的眼睛，殷红的嘴唇上挂着微微的笑容，抹了脂膏的小胡子，最新颖时髦的发式，一张好看而鄙俗的女人们称之为不坏的脸蛋，身体虽没有什么病却比较单薄，臀部特别发达，像女人，人家说他像霍屯督人[135]。据说，他们也擅长音乐。他尽量做出亲切随便的样子，却敏感而且随时准备稍遇到阻力就停止进攻。他保持外表的优美，穿着一双巴黎人特有的带扣子的靴子，系一条色泽鲜艳的领带，还有其他等等巴黎的外国人总是以自己的独特和新奇吸引女人的特点。那态度显示出一种故意做作的表面开心。就是那种态度，您知道，说什么都用暗示和半句话，好像对方全都明白，全都记得，而且自己能加以补充。”

“事情的全部原因，正是这个他和他的音乐。要知道，在法庭上这案子好像被看成全都是因为妒忌才发生的。其实一点儿也不，当然也并非一点儿也不，是那可不是因为那。法庭也正是这么判决的，说我是个被欺骗的丈夫，我杀人是为了保护自己受损害的名誉（因为照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被宣判无罪了。我在法庭上竭力想说明此案的内容，但他们把我看成是要挽回妻子的名誉。”

“她与这个音乐师的关系，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这对我都没有意思，对她也一样。有意思的是对您讲的，也就是我的猪一般的卑鄙肮脏。全都是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的那个我给您讲过的可怕深渊，是因为互相仇恨的可怕的紧张状态；在那种状态下，稍有点儿原因就会爆发危机。我们之间的争吵，最后不知怎么变得可怕了，而且特别令人吃惊的，是同样紧张的兽欲的发泄。”

“要不是他，那也会有另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妒忌，那就会有别的借口。我坚持认为，所有像我这么生活的丈夫，不是放荡不羁，就是离婚，要不是自杀，或是把自己的妻子杀了，就像我干的那样。如果有谁不发生这种事情，那也是特别少见的例外。因为在我这么做以前，已经几次处于自杀的边缘，她也服过毒。”

二十

“是的，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不久，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好像和好地生活着，没有丝毫理由破坏它；突然谈论起狗来，我说有一条狗在展览会上得了奖章。她说：‘不是得奖章，是受到了好评。’接着就争吵开了。开头从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彼此互相指责：‘噢，这早就知道了，总是这样的：你说过……’‘不，我没有讲。’‘那么就是说，我撒谎啰！……’可以感觉到，那种想自杀或把她杀了的可怕争吵眼看就要开始了。你知道马上就要爆发，于是又像害怕火似的害怕爆发，所以就想克制自己，但是你浑身都已经愤怒了。她也是这样，处于最坏的情况下，故意反复歪曲你说的任何一句话，把它变成错误的意思；她说出的每句话都很恶毒，只要她知道哪儿是我最大的痛处，她便往哪儿捅。越到后来，越是厉害。我就嚷嚷：‘你住嘴！’或者类似这样。她于是就从房间里跑出去，到儿童室去。我竭力拦住她，以便把话说完，证明我的观点，我于是拉住她的一只手。她就做出我把她弄疼了的样子叫嚷起来：‘孩子们，你们的父亲打我了！’我就斥责她：‘不要骗人！’‘要知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这么嚷嚷，或大声说着类似这样的话。孩子们都扑到了她身上。她于是就安抚他们。我说：‘你别装假！’她就说：‘对你来说，全都是装假；你杀了一个人，也会说他装假。现在我算是明白你了。你希望的，正是这样！’‘哦，就算你像头牲口一样死了吧！’我吼道。我现在还记得，这些可怕的话是多么使我感到恐惧。我怎么也不曾料到，自己会说出这样可怕、粗鲁的话，而且为自己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感到吃惊。我大声嚷嚷着这些话跑到自己的书房里，坐下来抽烟。我听到她走到了前厅，准备出去。我问她，上哪儿？她不回答。‘哼，见她的鬼去吧！’我自言自语说着，回到书房里，重新坐下来抽烟。我头脑里涌现出数千个计划，怎么对她进行报复，怎么摆脱她，怎么补救这一切，以及怎么做才能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我一直边考虑这事儿边抽烟，抽着，抽着。我想离开她躲藏起来，到美国去。到了这样的地步，我幻想自己怎么摆脱她，然后和另一位美丽的、全新的女人结合，这将是多么美好。以她的死或者通过离婚摆脱了她，我就想着这么办才好。我知道自己稀里糊涂地在想不该去想的办法，可也因此不去明白自己在想不该想的办法，因为这样，我继续抽着烟。”

“然而，家里的生活在继续。女家庭教师来了，问：‘madame[136]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佣人来问，要不要把茶端来。我得到餐厅去；孩子们，特别是大女儿丽莎，她已经懂事了，会用疑问和不友善的目光看着我。我们默默地喝着茶。她一直不在。整整一晚上过去了，她不在，于是两种感情在我的心里交替地出现：一种是对她的愤恨，她以擅自离家来折磨我和所有几个孩子；一种是害怕，怕她不再回来，会对自己干出什么事儿来。我反倒得去找她。可是，上哪儿找她去？她姐妹家？但是，跑到那里去打听是愚蠢的。哼，让上帝和她在一起吧：她想折磨人，就让她自己受折磨好了。要知道，这还不正是她自找的。而且，下次将会更糟糕。而如果她没有上姐妹家，正在干或也许已经对自己干了什么，那怎么办？……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没有进卧室，一个人到那里去躺着等待多愚蠢，就躺在这里了。想做点什么事儿，写信，看书；什么也做不了。我独自坐在书房里，痛苦而又愤怒，不时留神听着动静。三点，四点，还是一直不见她回来。快天亮时，我睡着了。我醒了，她还没有回来。”

“家里的一切都正常在进行，但是大家都疑惑了，大家都用询问和指责的目光看着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而我心里呢，依然在进行着同样的一场斗争：因为她的折磨而产生的愤恨，以及为她感到担忧。”

“快十一点时，她的一个姐妹作为她的代表来了。便开始和通常一样的谈话：‘她的情况可怕。啊，出了什么事儿了？’‘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讲了她令人无法忍受的性格，并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干。”

“‘可是要知道，总不能这样下去吧。’她姐妹说。”

“‘全都是她的事儿，而不是我的，’我说，‘我是不走第一步的。要离婚，就离。’”

“那姐妹毫无收获就走了。和她谈话时，我大胆地说了，自己不会走第一步，但是当她走了以后，我走出房间，看到孩子们可怜巴巴惊恐的样子时，我已准备走出第一步了。而且我乐于这么做，但不知道怎么做。我又来回走着，抽着烟，喝了早餐后的伏特加酒和葡萄酒，并到了无意中想到达的状态：看不到自己情况的愚蠢和卑鄙下流。”

快到三点钟时，她回来了。遇见我时，她什么也没有说。我想象她是妥协了，于是我开始说，我之所以这样是被她指责激怒的结果。她带着还是那么严厉和可怕而痛苦的表情说，她不是回来做解释的，而是回来把孩子们领走的，因为我们已经再也没法共同生活下去了。我就开始说，错不在我，是她激怒了我。她严厉、庄重地看我，然后说道：

“‘别多说了，你会后悔的。’”

“我说，我不能容忍这样的滑稽剧。于是她嚷嚷起来，我弄不清楚她嚷的什么，接着她跑进自己的房间里。然后响起一阵钥匙的声音：她把自己锁在里边了。我推了推门，没有回应，于是我愤愤地走开了。过了半个小时，丽莎淌着眼泪跑过来。”

“‘什么？出什么事儿了？’”

“‘听不见妈妈的声音了。’”

“我们去了。我尽全力把门推开。门闩闩得不牢，两扇门开开了。我来到床边。她穿着裙子和高筒靴不方便地躺在床上，失去了知觉。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空鸦片瓶。我们使她恢复了知觉。又是淌眼泪，终于和好了。也算不上和好：每个人内心里依然存在着原来反对对方的愤恨，还增加了因为这次争吵而生气造成的那种痛苦，而且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全部痛苦算在了对方的账上。但是总得想办法让这一切结束吧，于是生活又变得和原来一样。依然是那争吵，而且情况更糟，往往没完没了地有时一周一次，有时一个月一次，有时每天都争吵。而且还老是同样的情况。有一次我都已经办了出国护照，因为争吵持续了两天，可后来又是半解释半和好了，我就留下来了。”

二十一

“瞧吧，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正是处于这种情况。这个人到了莫斯科——他姓特鲁哈切夫斯基——便来找我。那是一天早晨。我接待了他。我们之间一度以‘你’[137]相称。这次谈话时，他试图在‘你’和‘您’二者中坚持用‘你’，但我毫不含糊地用了‘您’，他立刻也相应地照办了。头一眼看到他，我就不喜欢。但是怪事儿了，某种古怪的命运的力量驱使我没有推开他，让他离开，而是信任地和他接近起来。要知道，冷冷地敷衍他几句，也不把他介绍给妻子就告别，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可不是，我和他好像故意地谈起他的演奏来，对他说有人告诉我，他把拉小提琴的事儿给扔了。他说，相反，他现在比以前演奏得更多了。他开始回忆起我以前演奏的事儿来。我告诉他，我现在已经再也不拉小提琴了，我的妻子拉得好。”

“事情让人吃惊！我对他的态度，在我们见面的第一天头一个小时就像我们的关系刚建立的时候那样了。我和他的关系中有某种紧张的东西：我注意听着他说的或我自己说的每一个词儿，每一句话，并把它们看得很重要。”

“我把他介绍给了妻子。他们立刻就谈起了音乐。他还提出乐于和她合奏。妻子像最近一段时间总表现的那样，显得很高雅，有魅力和惹人心动的美。她显然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此外，她还为自己得到演奏自己喜爱的小提琴的机会感到满足和高兴，因此专门从剧院租来了一把琴，而且这种高兴劲儿都表露在她的脸上了。然而一看到我，她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感情，表情也就变了，又开始玩起互相欺骗的把戏来。我微微笑了笑，做出一副感到很愉快的样子。他就像所有放荡的男人见到漂亮的女人那样瞅着我妻子，还装得好像只对谈话的对象感兴趣那样，其实那已经完全不再使我感兴趣了。她竭力表现得淡漠，但是我那种她熟悉的实际是妒忌的虚假微笑表情以及他的色迷迷的目光，显然使她兴奋了。我看到，从第一次会见起，她的一双眼睛就特别亮晶晶，以及大概由于我的妒忌，他与她之间立刻就达成了默契，就像一股电流似的引起同样的一些表情、目光和微笑。她脸红了，他的脸也红了，她微微笑了，他也露出了微笑。他们谈论了音乐，谈论了巴黎，谈论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微笑着站起来要走，把礼帽拿着贴在颤抖着的一条腿旁站在那儿，好像在等待着我们将干什么似的一会儿瞧瞧她，一会儿瞧瞧我。我现在都记得那一分钟，恰恰就是这一分钟，我可以不叫他，那样就什么事情也不会有了。可是，我看看他，又看看她。‘别以为我对你妒忌了，’我想象中对她说，‘或者我会怕你，’我想象中对他说，便邀请他晚上带着小提琴来，好和我妻子合奏。她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脸一下子通红了，并好像感到惊恐似的开始拒绝，说自己拉得不够好。她的这一拒绝更使我生气，于是我就更坚决地邀请他来。我记得自己看着他的后脑壳和那往两边分开梳的黑头发分得清清楚楚的白皙的脖子时的古怪感情，当时他正以自己像鸟儿蹦跳似的脚步从我们家出去。我不能不暗自承认，这个人的在场，使我感到痛苦。‘要永远不再见到他，’我想，‘这取决于我。’但这么做了——等于承认我怕他。不，我不怕他！‘这也太卑鄙了。’我对自己说。就在这里，在前厅里，我知道妻子听到了我对他说的话，是我坚持要他今天晚上带着小提琴来的。他答应了，而且已经走了。”

“傍晚他带着小提琴来了；他们进行了演奏。但是，演奏好长时间没有成功，没有他们需要的乐谱，而已有的一些乐谱，妻子事先不准备是演奏不了的。我很喜欢音乐，赞同他们的演奏，给他安置好了乐谱支架，帮着一页页地给翻乐谱。这样，他们演奏了一些没有词儿的歌谣曲子及莫扎特的一首小奏鸣曲。他拉得非常出色，具有某种高度的被称为风格的东西。此外，他还有一种完全不属于他性格所固有的精妙、高尚的味道。”

“他的水平当然比妻子要强得多，因此他帮助她，同时尊敬地夸她的琴技。他表现得很不错。妻子好像只对音乐感兴趣，显得很单纯而自然。我呢，虽然装着对音乐感兴趣，整个晚上却一直不停地受着妒忌的折磨。”

“从他的一双眼睛和我妻子的目光碰上的头一分钟开始，我就在他们两人的身上看出都有一头野兽，不顾地位和社交中的一切条件在问：‘行吗？’回答则是：‘哦，是的，当然。’我看到他怎么也不曾料到会在我妻子，一位莫斯科太太的身上遇到如此迷人的女人，并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对于她是否同意这一点，他没有丝毫的怀疑。全部问题在于，只要这个让人无法忍受的丈夫别来妨碍。假如我是个纯洁的人，就不会明白这一点，可是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直到结婚以前，对女人就是这么想的，因此我对他的内心看得一清二楚。我感到特别痛苦的是，她对我，除了经常生气，只有偶尔的习惯了的性欲，没有别的感情，而这个人，以其优雅和新式的外表，还有主要的是对音乐的不容置疑的高度才华，由于合作演奏产生的接近，以自己对音乐，特别是对小提琴的钟爱造成的影响，这个人该不仅会使她喜欢，而且无疑毫不犹豫地该会征服她，揉她，抚摸她，耍弄她，把她捻成绳索，拿她做什么都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能不看到这一点，因此我痛苦极了。但是尽管那样，或者也许是违反我意志的力量迫使我不仅对他特别客气，而且特别亲热。我这么做是为了妻子还是为了他，借以表明我不怕他，还是为了自己，进行自我欺骗——我不知道，只是我对自己和他的交往一开始就没法坦诚相待。为了不随心所欲地现在就杀了他，我应该对他亲热。晚饭后，我请他喝名酒，夸奖他的演奏，带着特别亲切的微笑与他交谈，请他下个星期天来吃午饭，并再次与妻子合作演奏。我说了，我将邀请个把爱好音乐的熟人来听他演奏。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接着，波兹内舍夫非常激动了，变换自己坐的姿势，发出自己特别的声音。

“真是件奇怪的事情，这个人的出现会对我产生这样的影响。”在显然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的同时，他又可怜说，“从一个展览会回到家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正走进前厅，突然感到某种沉重的东西像一块石头落在了我的心上，可自己又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这有点儿像那样，穿过前厅时，我有某种想起他的感觉。只有在书房里的时候我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于是便返回到前厅，想检验一下自己。是啊，我没有错：这是他的一件外套。您知道吗，一件时髦的外套。（虽然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但凡是涉及到他的一切，我都会引起特别的注意。）我一问：‘是这样，他在这里。’我没有到客厅去，而是穿过孩子们的课堂间到大厅里去。女儿丽莎坐着看书，保姆带着小女儿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在转动一个小盖子。通向大厅的一道门关着，还听到从那里传出一种有节奏的arpeggio[138]以及他和她的说话声。我留神细听，却没有听清楚。显然，钢琴的声音是故意用来掩盖他们谈话的，可能还接吻。我的上帝！这时，我心里产生的是一种什么滋味！只要我一想起那头野兽已经系在我心里的时候，我便感到恐惧。心脏突然抽紧了，停住了，然后便像小锤子似的敲打起来。从来都是这样，在任何激怒之下，我主要的一种感情是——觉得自己可怜。‘居然在有孩子们在，有保姆在的情况下！’我这么想。我该是很可怕的，因为连丽莎都用一双奇怪的眼睛看着我。‘我怎么办呢？’我问自己，‘进去吗？我不能，上帝知道我会干出什么来的。’但是，我也没法离开。保姆望着我，她的目光好像理解我的处境似的。‘是的，不进去不行！’我对自己说，便立刻打开门。他坐在钢琴前面，正用自己弯着向上举起的粗大白皙的手指弹出这些个arpeggio。她站钢琴的边角上，面对翻开着的乐谱。她首先看到或听到了，便瞅了瞅我。她是惊恐了呢还是假装不惊恐，或者确实不是惊恐，可是她没有颤抖一下，也没有晃动一下，而只是脸红了，而且这也是在过后。”

“‘我真高兴，你来了；我们还没有决定在星期天演奏。’她说，那语气是和我单独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的。提到自己和他时，她用的是‘我们’，这一点也使我极为反感。我默默地和他打了招呼。”

“他握了握我的一只手，同时露出一种使我感到简直是在讥讽的微笑开始向我做解释，他是为了星期日的演奏做准备送乐谱来的，可究竟演奏什么，他们之间却有不同的意见：演奏难度较大的和古典的，也就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呢，还是演奏几首小玩艺儿？一切都既自然又简单，什么都扯不上。而与此同时，我却深信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而是他们商量好了用来欺骗我的。”

“对于一个妒忌的人（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大家都是妒忌的人）来说，最受不了的关系之一——便是交际中形成的一定的条件，允许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最大程度和最危险地接近。如果在舞会上妨碍人家接近，妨碍医生和女病人接近，妨碍在从事艺术、绘画而主要的是——音乐时的接近，你势必成为人们的笑料。人家两个人一起在那里搞最高尚的艺术，音乐；为此需要一定的接近，它是没有丝毫可以指责的，只有愚蠢、爱吃醋的丈夫会从这种接近中看到什么不轨之处。而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社会中大多数的淫乱事件，正是通过这些个玩意儿，尤其是通过音乐本身发生的。我所表现出的痛苦，显然使他们尴尬了：我好像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像一只倒过来的瓶子，里边装的水因为太满了反倒没有流出来。我想骂他一顿，把他赶出去，但是我感到自己应该再次显得客客气气亲切的样子。我还真那么做了。我做出一副赞许这一切的模样，于是又按照迫使自己因为他的在场更使我痛苦却又更亲切地和他相处的古怪感情对待他，我说自己对他的趣味完全放心，还劝她也信任他。他于是又为了平息不愉快的印象要多久就多久地待下来，直到我带着一脸惊恐的神气走进房间并沉默不语——这时他才装作已经决定好了明天的演奏的样子，走了。我可是完全相信，演奏什么的问题和他们热衷的那事儿比较起来，完全无关紧要。”

“我特别客气地把他送到前厅（对这么一个人，怎么能不送呢，他的到来是为了打破安宁和毁坏整个家庭的幸福！），我怀着特别的亲切，握了握他那只白皙、柔软的手。”

二十二

“这一整天我都没有和她说话，我不能。她的接近引起我如此的厌恶，以致我害怕起自己来。吃午饭的时候，她当着孩子们的面问我什么时候走。下星期我要到县里去开一次代表大会。我说了自己走的日期。她问我，路上需要些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在桌子旁边坐了一会儿，就默默地离开，回自己的书房里去了。最近一段时间，她从来不到我的房间来，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我躺在书房里，在生气。突然传来熟悉的脚步声。于是我头脑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不成形的思想。觉得她就像乌利亚的妻子[139]，想隐瞒自己已经犯下的罪过，所以才在这种一般不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来。‘难道她是到我这里来？’听到临近的脚步声，我在想。如果是到我这里来，那就是说我猜对了。于是，我心头升起一股对她无法形容的憎恨。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会不会是绕过这里到大厅去呢？不，门吱扭一声响了，门口出现了她那高高的漂亮的身形，而且她那张脸上，那双眼睛里——都有一种羞怯和想隐瞒的试探，但我看出来了，我知道这种表情的意思。我这么久久地屏住呼吸，差点儿窒息过去，并在继续注视着她的同时，抓起香烟盒，抽起烟来。”

“‘啊，这是怎么了，人家到你这里来坐一会儿，你却抽起烟来了。’接着，她在长沙发上离我近近地坐下来，要靠到我身上。”

“我挪开了点儿，免得接触到她。”

“‘我看你是对我要在星期天演奏不满。’她说。”

“‘我丝毫没有不满。’我说。”

“‘难道我还看不出来？’”

“‘那我祝贺你，因为你看出来了。我却除了看到你的行为像个高级娼妇，什么也没有看见……’”

“‘可要是你想像个出租马车夫那样骂人，那我就走。’”

“‘你走吧，只是你要知道，假如你不珍惜家庭的名誉，那么我珍惜的不是你（见你的鬼去），而是家庭的名誉。’”

“‘喂，什么，什么？’”

“‘你滚吧，为了上帝，你滚吧！’”

“她是假装不明白还是真的不明白指的什么，只是她感到受了委屈，便大发其怒。她站起来了，但没有离开，而是站在房间中央。”

“‘你变得绝对让人无法忍受了，’她开始说，‘这种性格的人，连天使也没法和他共同生活。’接着，她便和通常一样竭力尽可能地刺痛我，提到我怎么对待自己的一个姐妹（那是有一次，我失去了自制，对自己的一个姐妹说了些蠢话；她知道我为这件事儿感到痛苦，因此就在这个地方戳我）。‘从那以后，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吃惊了。’她说。”

“‘对，侮辱我，鄙视我，使我丢脸，把我置于犯了过错的地位，’我对自己说，于是突然对她产生了那么可怕的仇恨，我还真从来没有经受过。”

“我第一次想从体力上表达这种仇恨。我跳起来，朝她一边走过去；但就在我跳起来的那一分钟，我记得我意识到自己的憎恨并问自己，任这种感情发泄好吗，并立刻对自己做出回答，认为这样好，这样可以吓唬她，于是立刻不是制止这种憎恨，而是为它在自己身上爆发加油，为在自己身上发的火越烧越旺而高兴。”

“‘你滚，要不我就杀了你！’我叫喊起来，同时走到她身边，抓住她的一只胳膊，我有意加强了自己嗓门的愤恨语气这么说。当时，我的样子该是很可怕的，因为她胆小成那样，以至都无力走开了，而只是说：”

“‘瓦西亚，怎么了，你怎么了？’”

“‘你出去！’我更大声地吼起来，‘只有你会把我气成这样。该负责任的不是我！’”

“我放任自己的愤怒，以此自我陶醉，我还想做出某种不寻常的、表明我的愤怒已经到了最大限度的动作。我可怕地渴望揍她，杀了她，但是我知道这样不行，于是在毕竟还是放开自己愤怒的同时，再一次地大声吼着‘你出去’，并从桌子上抓起吸墨器，把它扔在紧挨着她的地板上。我瞄得很准，正好扔在了她身边。这时，她从房间往外走，但在门口停下了。这时，趁她还看得见（我故意让她能看见），我开始从桌上抓东西，蜡烛台，墨水瓶，把它们往地上扔，并继续嚷嚷着：”

“‘你出去！你滚！该负责任的不是我！’”

“她走开了，我也立刻就停止了。”

“一个小时后，保姆来到我这里并告诉说，妻子的歇斯底里发作了。我去了：她在号啕大哭，在大笑，什么也不能说了，整个身体在颤抖。她不是在假装，而是真的患病了。”

“天快亮时，她安静下来了，而且在我们称之为爱情的感情影响下，我们和好了。”

“在我们和好的那个早上，我向她承认自己为她吃特鲁哈切夫斯基的醋，她毫无不安的感觉，并以一副最自然的样子笑了起来。正如她所说的，连她自己都甚至觉得古怪，竟去迷上这样的一个人。”

“‘对这样的一个人，除了能提供点音乐的满足外，难道还能给一个正常的女人提供什么别的？如果你愿意，我决定永远不再见到他。哪怕就星期天，虽然所有的客人都请好了。你写张条子吧，就说我身体不适，完了。有一点不好，就是有人会想，就是他本人会想自己是个危险人物。而我倒还真自豪呢，不至于允许自己想干这种事情。’”

“要知道，她并没有撒谎，她相信自己说的话；她指望以这些话唤起自己对他的蔑视，从而保卫自己不受他的骚扰，但是这一点她没有成功。一切都和她的愿望相反，特别是这该死的音乐。因此，一切也就完了。星期天，客人们都来了，他们又进行了合奏。”

二十三

“我想在这里谈自己当时很虚荣是多余的：在通常我们的生活里，如果不虚荣，知道吗，活着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好吧，星期天，我饶有兴致地安排会餐和音乐晚会。我亲自为会餐采购了食品，亲自去请客人。”

“快六点钟，客人们都集合好了，他也穿着件俗里俗气的燕尾服，钻石扣子的，来了。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对一切都脸带微笑地连连表示赞同和理解，您知道吧，也就是带着那种特别的表情，表示你们要做或要说的一切都是他预料之中的。我这时特别满意地注意到他身上不正常的一切，因为它们全都说会使我放心，表明他站在我妻子面前处于那么低级的水平，正如她所说的，她还不至于降低到那种地步，我也就已经大可不必妒忌了。首先，我已经被这种痛苦折磨得太沉重了，我得休息一下了；其次，我要相信妻子的誓言，而且我也相信了。但是，尽管我不妒忌了，在整个会餐及音乐开始之前的晚会头半部分，我无论对他和她毕竟都还是感到不自在的，所以我还一直注视着他们俩的动作和目光。”

“会餐就是会餐，枯燥乏味而又虚伪。音乐早早地就开始了。啊，我是多么清楚地记得这个晚会的全部细节；我记得他怎么取过小提琴，打开匣子，去掉一位太太为他绣的琴盖，拿起琴来开始调音。我记得妻子怎么带着一副假装冷淡的样子坐下来，我看出这种冷淡的样子下掩饰的十分胆怯——主要是因为自己不会的胆怯——她带着假装的表情在钢琴前面坐下来，便开始在钢琴上按通常的‘啦’音，他则拨了几下小提琴，对好了乐谱。我记得然后他们怎么互相使眼色，回头看看坐好了的人们，然后他们互相间说了点什么，便开始了。他奏了第一组和音。他的脸变得认真、严肃和讨人喜欢，一边细听着自己的声音，同时用手指小心地按着弦线，钢琴也配合他弹起来了。这样，就开始了……”

他停下来，一连好几次发出自己的声音。想继续往下说，但是鼻子哼起气来，所以又停了一会儿。

“他们演奏了贝多芬的《克莱采奏鸣曲》。您知道开头的急奏部分吗？知道吗？！”他叫嚷起来，“啊！……这奏鸣曲是件可怕的玩意儿。恰恰是这一部分。再说了，总的讲，音乐是一种可怕的玩意儿。这算什么？我不明白。音乐是什么？它是干什么的？而且，它为什么要干正在干的事情？据说音乐使心灵变成崇高的形象——这是胡说八道，不对！它是起作用，可怕地起作用，我是在说自己，但它从来不会使心灵变成崇高的形象。它既不使心灵变成崇高的形象，也不使心灵变成卑鄙的形象，而是使心灵变成愤怒的形象。怎么对您说呢？音乐迫使我忘了自己，忘了自己真正的处境，它把我带到某个另一种不是自己的处境中：在音乐的影响下，我仿佛感到自己其实没有感到的东西，仿佛理解并不理解的东西，能办办不到的事情。对这一点，我是那样解释的，即音乐的作用好比打哈欠，好比发笑：我不想睡觉，可是我看着打哈欠的人就打哈欠，我发笑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好笑的，是因为有人在笑。”

“它，这音乐立刻把我直接带入那种谱写了这部曲子的那个人所处的心灵状态。我的心灵和他融为一体了，随着他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要知道，就算那个谱写了《克莱采奏鸣曲》的人——贝多芬吧，因为他是知道自己为什么处于这种状态的——这种状态引导他去完成一定的行为，所以这种状态对他才有意思，对我来说则一点儿也不。因此，音乐只会让人生气，而不会使人去完成什么。喏，在演奏军人进行曲吧，军人们在乐曲声下行进，音乐也就达到目的了；演奏舞曲时，我跳舞了，音乐完成了它的目的了；响起弥撒曲了，我接受了圣餐礼，音乐也同样达到了目的，可那首乐曲只有刺激，至于在受这种刺激时该怎么办，却没有表达。所以音乐是这么可怕，有时候它起的作用这么恐怖。在中国，音乐是一件国家的事情。还正应该这样。随便某个人，他想给一个个的或者给许许多多人催眠，催了眠后便对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难道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吗？还有主要的是，这种催眠者也许是头一个不道德的人。”

“不然的话，到了有的人的手里，它便会是一种可怕的工具。例如，就拿这部《克莱采奏鸣曲》的开头一部分急奏曲来说吧。这首急奏曲，难道能在坐着身穿低领子晚装的太太们的客厅里演奏吗？进行演奏了，完了给鼓掌，然后吃冰淇淋，讲述最新的流言蜚语。这种东西只能在一定的重要而有意义的场合，以及在需要完成一定的、与这种音乐相一致的重要行为的时候演奏。演奏这种音乐，接着去做这种音乐驱使人去做的事情。而否则的话，既不分时间也不分地点，表达无任何必要表达的精力和感情，就不能不起破坏性的作用。这玩意儿，它至少对我起了可怕的作用；我仿佛觉得自己至今还不知道的一些完全新的感情，一些可能性，一下子出现在我面前。正是这样，完全不像我以前所想和所经历的那样，而是瞧吧，这样，好像有一种东西在我的心灵里说。我认识到的那种新东西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没法做出回答，但是意识到这种新的情况，令人感到很开心。所有原来的那些人，其中包括我妻子和他，都完全成了另一种样子。”

“在这首急奏曲以后，他们演奏完了一首美丽、一般、并不新而带平庸的变奏的andante[140]以及完全薄弱的终曲。然后，应客人们的请求，还一会儿演奏艾伦斯特[141]的《哀歌》，一会儿演奏一些不同的小玩艺儿。这一切都很好，但它们对我产生的印象还不及头一首乐曲的百分之一。这一切也是在头一首乐曲所留下的印象背景上产生的。整个晚会期间，我都感到轻松、愉快。妻子呢，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像在这次晚会上那样。她演奏时，这双明亮发光的眼睛，这种端庄肃穆的表情，还有他们演完了以后这种好像完全瘫软的姿势，软弱、可怜和迷人的微笑。这我完全都看到了，却没有赋予任何其他的意义，除了她和我都同样经受到的，我们仿佛是新发现似的回忆起种种新的、不曾经受过的感情。晚会圆满地结束了，大家都散了。”

“知道我两天后要去出席代表大会，特鲁哈切夫斯基在告别时便说，他希望下次到来时再得到今晚那样的满足。由此，我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他不至于会在我不在家时再到我家来，我还为此感到愉快。这样，因为在他离开以前我不会回来，那我和他也就不会再见面了。”

“我第一次真正满意地握了握他的一只手，感谢他带给我们的快乐，他同样也和我妻子告了别。而且，他们的告别，我觉得是最自然和合乎礼貌的了。一切都非常之好。我们夫妻俩都为晚会感到满意。”

二十四

“两天后，我怀着最好最平静的心情告别了妻子，到县里去了。在县里，总会遇到许多事情，而且完全是另一种特殊的生活，是一个特殊的天地。两天里，我每天工作十小时。第二天在出席会议的时候，收到了妻子给我的一封信。我立刻读了它。她写了孩子们的情况，写了叔伯、保姆、购买东西等等琐事，就像谈到最平常的事情一样，还写到特鲁哈切夫斯基就便去过，带去了原来答应的乐谱并答应再进行合作演奏，不过对此她拒绝了。我不记得他曾答应过要送乐谱去：我觉得他当时好像完全告别了，因此这一点使我感到不愉快，吃惊。但是，事情实在太多，以致我没有功夫去多想，只有到了晚上回到住处以后，我又把信读了一遍。除了在我不在家的时候特鲁哈切夫斯基又去了一次外，我似乎觉得信的整个调子不自然。那头妒忌得发疯的野兽又在自己的洞穴里吼叫了，它想蹦出来，但我害怕这头野兽，便赶快把它关好。‘这妒忌真是多么卑鄙的感情！’我告诉自己。‘还怎么能比她的信写得更自然？’”

“我于是躺在床上，开始考虑明天要办的事情。在这些代表大会期间，到了新的地方，我从来都会长久睡不着觉的，可是这下子我很快睡着了。可是您知道，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好像突然一下电击，人就醒过来了。我就是这样醒过来了，而且是带着对于她，对于自己对她的肉体的爱，还有对于特鲁哈切夫斯基以及他和她之间一切都已经结束的想法醒过来的。恐怖和仇恨揪着我的心。不过，我变得使自己理智起来。‘胡说什么呀，’我对自己说，‘一点儿根据都没有，过去和现在都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我怎么可以这么贬低她和自己，居然会想出这种恐怖的情况来。他不过是个受雇的小提琴手，一个有点名气的下贱人，我的妻子，家庭里一位受尊敬的母亲，一个有身份的女人，突然之间竟会和他……多么荒唐！’我一方面这样觉得。‘这怎么不会呢？’另一方面，我又这样觉得。我之所以娶她，之所以和她生活在一起，是因为我需要她那玩意儿，因此别人及这个音乐师也需要她身上的那玩意儿，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好理解的事情，怎么不会发生？他是个未婚的人，健康（我记起他怎么咯吱吱响地咬煎肉饼上的酥肉及怎么用殷红的嘴唇贪婪地喝杯子里的葡萄酒），吃得饱，其实，非但不规矩，而且显然还懂得利用所提供的机会进行那些个享受的规矩。他们之间还有音乐这玩意儿的联系，一种最精巧微妙的淫欲感情的联系。有什么能制止他？没有什么。相反，倒是一切都引诱着他。她呢？对了，她是什么？她是个谜，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不知道她。我只知道她像只动物。而动物是怎么也没法制止的，也不应该制止。”

“只有这时候，我才记起那个晚上他们的脸，演奏完《克莱采奏鸣曲》以后他们又演奏了一首充满激情的玩意儿，不记得那是谁的了，是一首近乎猥亵的情歌。‘我怎么可以走了呢？’在回忆他们的面孔时，我对自己说，‘这个晚会上，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完成了，难道这还不清楚吗？难道看不出，在那个晚会上他们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障碍，而且他们两个人，主要是她，在他们的事情发生后曾经感到某种羞愧？’我记得当我向钢琴走过去的时候，她是怎么一边软弱、可怜而幸福地在微笑，一边擦着通红的脸上的汗。他们当时就已经互相回避去看对方，只有到吃晚饭时他给她倒水，他们才互相瞅了瞅，稍稍微笑了一下。我现在心怀恐惧地回忆了他们那种被我捕捉到的带着勉强可以觉察出的微笑的目光。‘是啊，全部完了。’一个声音对我说，而同时，另一个声音又对我说了完全不同的内容。‘你这是犯的什么傻，这事儿不可能。’这是另一个声音在说。我在黑暗中躺着，感到可怕，就划了一根火柴，接着，在这间四周贴着黄色糊墙纸的小小房间里，我不知怎么毛骨悚然起来。我便拿起烟来抽，而且像通常自己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圆圈里一样——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为的是使自己处于烟雾中而看不见那些矛盾。”

“我整一夜没有睡着，于是在五点钟决定再也不能在这种紧张状态下待下去了，要立刻回去。我起床了，叫醒管我的值班人，要他去把马车备好。对会议，我给写了一张便条，说有紧急事情要我回莫斯科，因此请求一位成员替代我。八点钟，我就乘坐一辆长途四轮马车走了。”

二十五

列车员进来了，看到我们的蜡烛点完了，便把它掐灭，没有给换上新的。外面天都已经快亮了。波兹内舍夫沉默下来，列车员在车厢里的时候，他一直沉重地喘着气。只有当列车员走出车厢以后，他才继续往下讲。在半暗不明的车厢里，只听得列车行进时玻璃震动的声音和那伙计均匀的打鼾声。在清晨半明亮的霞光映照下，我已经完全看不清他的模样了。只听到他越来越激动的嗓门。

“得乘坐三十五俄里的马车和八个钟头火车。乘马车倒非常痛快。那是阳光明媚的寒秋天气。您知道，这种时节，车轮子会在光滑的道路上留下印记。道路平坦，阳光艳丽，空气令人神清体爽。坐在四轮马车里真惬意。到天完全亮了的时候，一路上我真感到轻松极了。看看马车，望望田野和遇到的人们，我忘了自己是在往哪里赶路。有时候，我仿佛觉得自己就这么普普通通乘马车在转悠，好像根本就不曾发生过驱使我回家的那件事儿。而像这样忘了自己，我往往会特别开心。当我想到自己在往哪儿走的时候，便对自己说：‘到时候就知道了，别去想。’再说半途中发生了一件事情把我耽搁了，我的心便被吸引到更远的地方：长途四轮马车坏了，得进行修理。马车这次损坏有很大影响，因为这样一来使我没法在预计的五点钟回到莫斯科，而得到晚上十二点才能达到，所以回到家里——已经将是当晚一点钟了，因为我赶不上特别快车，只好乘坐普通客车。为了找大车，修理，付钱，在客栈小店里喝茶，和守院子的人聊天——这一切，使我的心更分散了。到了黄昏时候，一切才完全弄好，我于是又上路，夜晚赶路比白天还好。天上一弯新月，稍稍有点儿霜冻，外加非常好的道路，马匹，开心的马车夫，我真是边走边欣赏，几乎不去考虑等着我的是什么，或许正因为我意识到了等着我的那件事，我才特别愉快，以便和人生的欢乐告别。但是，我的这种压制自己感情的悠哉泰然状态，随着马车的到达结束了。一走进火车的车厢，完全不同的感觉开始了。乘这八个小时的火车，对我来说真是自己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事情。是因为一坐进车厢里我就已经生动地想到自己要到了呢，还是因为铁路对人有一种激发作用，只是我一坐到车厢里就已经没法控制自己的想象，它不断异常鲜明地开始向我描绘出引起我妒忌的图景，这些图景一个接着一个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一个比一个猥亵下流，它们还全都是趁我不在时她背叛我的表现。出于不满、愤怒以及为自己受了侮辱而陶醉的特殊感情，在用眼睛盯着这些表现而无法摆脱开的同时，我好像在燃烧；我无法不看着它们，无法抹掉它们，又不能不想到它们。睁着眼睛注视着这些想象出来的图景还不够，我还越来越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想象中出现这些图景时的愤怒，好像成了想象中那些事件的证明，认为那就是真的了。有个什么样的魔鬼，它好像违反我的意志预先设计好了一些最可怕的想象，然后把它们暗示给了我。我不由自主地记起老早以前与特鲁哈切夫斯基的一个兄弟进行过一次谈话，并狂热地以这次谈话揪我自己的心，因为我拿它来对待特鲁哈切夫斯基及自己的妻子。”

“这是很早以前了，但我记起了它。我记得特鲁哈切夫斯基的一个兄弟在回答他是否逛妓院的问题时曾经说过，一个正常的人，当他能找到正常的女人时是不会到那种地方去的，因为那种地方会染上疾病，再说既肮脏又下流。瞧吧，他也是，他的兄弟，找到了我的妻子。‘对，她已经不是青年少女了，旁边有颗牙齿已经脱落，而且人也有些发胖了，’我替他想道，‘可是有啥办法呢，现有的应该利用嘛。’‘对，他对她降低了要求，拿她做了自己的情妇，’我对自己说，‘此外，她安全。’‘不，这不可能！我在想什么呀！’我感到害怕地对自己说。‘绝没有，绝没有这种事情。甚至就连作这样的推想都没有丝毫的根据，她不是对我说了吗，就连我会妒忌他的想法都使她感到屈辱？是呀，可是她撒谎，全是撒谎！’我叫嚷起来——于是又开始了……我们的车厢里当时只有两位乘客，一个老太婆和她的丈夫，两个人都不爱多说话，而且他们俩到下一个车站都下去了，所以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像一头笼子里的野兽，我一会儿跳起来，走到窗口，一会儿开始摇摇晃晃地来回走，竭力想超过列车奔驰的速度；但是，车厢所有的东西和玻璃都在震颤，就像我们现在的一样……”

接着，波兹内舍夫跳了起来，走了几步，重新又坐下来。

“噢呀，我害怕，我害怕火车的车厢，我浑身感到恐怖。是的，恐怖！”他继续说，“我对自己说：‘我得考虑别的事情。喏，比方，想驿栈的主人，我在他那里喝过茶！’于是，眼前浮现出那个留着长长的大胡子的看守院子的人和他的孙子——一个和我儿子瓦西亚一般大的男孩。我的瓦西亚！他会看到那音乐师怎么去吻他的妈妈。他可怜的心灵里会怎么样？她有什么！她爱……这样，原来的那些玩意儿又来了。不，不……好，我就想想医院的检查吧。对，昨天有个病人找大夫。那医生留着和特鲁哈切夫斯基一样的小胡子。他又是多么无耻地……他说自己要走的时候，他和她两个人都把我给欺骗了。于是，又开始了。不管想什么，都会与他联系上。我痛苦极了。最痛苦的，在于我不明白，我在怀疑，我处于分裂的状态，我不知道自己应当——爱她还是恨她。痛苦是这么强烈，以致我记得我得出一个自己很喜欢的想法，想出去到铁路上，躺在车厢底下的铁轨上了此一生。这样，至少可以不再摇摆不定，不再怀疑了。唯一妨碍我这么做的是可怜自己，这是在当时立刻直接由于对她的仇恨引起的。对于他，我是怀着一种古怪的感情，既憎恨他，又意识到自己的屈辱和他的胜利，而对于她，则有一种可怕的仇恨。‘不能结束自己，把她留下了；得使她哪怕受点痛苦，好让她明白我经受的痛苦。’我对自己说。每到一站，我都要下去散散心。在有个车站上，我看到小吃部有人在喝酒，我也立刻喝了些伏特加酒。和我并肩站在那儿喝酒的，是个犹太人。他和我聊起来，我也就为了不至于孤零零一个人留在自己的车厢里而和他一起进入他那个肮脏的、烟雾腾腾和满地瓜子壳的三等车厢里。我和他在那里并排坐下。他东拉西扯说了许多话，还讲了几个笑话。我听着他说话，却没法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继续在想自己的事情。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便要求我听他说的话；于是，我站起来，又回到了自己的车厢里。‘得好好想想，’我对自己说，‘我想的到底对不对？我这么受折磨有根据没有？’我坐下来，想安安静静考虑考虑，但一坐下来考虑，原来那玩意儿打破了平静立刻又来了：代替冷静分析的——是一些情景和想象。‘我都受折磨多少回了，’我（回忆起自己以前妒忌发作时类似的情况）告诉自己，‘后来都不了了之。现在也是，或许，甚至显然，我将看到她正安安稳稳躺着；她一醒来，看到了我，就高兴了，我将从言语和一双眼睛里发现什么事儿也没有，于是认为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哦，要是这样可多好！’‘可是不，这种情况过去太经常了，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有一个声音这么对我说，于是，又开始了。是啊，这才叫惩罚！要消除一个年轻人对女人的欲念，用不着带他到梅毒病医院，只要让他看看我自己内心里那些抵住我心灵的魔鬼就行了！因为可怕的是，我认为自己对她的肉体拥有像对待自己的肉体一样完全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同时我却又感到自己无法控制这个肉体，它不是我的，她可以不听我而自己想拿它怎么办就怎么办。无论对于她或是他，我都毫无办法。他和管钥匙的万卡[142]一样，站在绞索下还唱那首怎么亲吻甜蜜的嘴唇之类的歌曲。再说，占优势的是他。而对于她，我就更束手无策了。如果她没有做而想做，我又知道她想做，那就更糟：她做了反倒好些，那我也就清楚了，用不着再怀疑了。我无法说自己想要什么。我想要她不去希望自己该会希望的东西。这岂不是完全疯了！”

二十六

“在最后的前一站列车员来收票时，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来到煞车处，意识到事情终于快要解决了这一点，更增强了我的激动。我感觉到冷，下颚哆嗦起来，牙齿互相在打架。我无意识地随着人流走出了车站。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坐上便走了。我边走边张望着四周围，看看稀少的行人、看院子的人以及由路灯和我的马车投射下来的忽儿往前忽儿往后的影子，什么也没有去想。走了半俄里光景，我的两只脚感到冷，因此想起在车厢里时把毛线袜子脱了，并把它们放在小手提箱里了。”

小手提箱呢？它在吗？在。可那个筐子呢？我记起来了，自己把行李完全给忘了，不过我想起并取出行李票，终于认为不值得为此返回车站去，就继续往前走。

“不管怎么尽力去回忆，我还是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自己当时的状态：我在考虑什么？希望什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只记得我意识到一点，自己一生中一件可怕的和很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要发生那件重要事情是出于我的想象呢，还是出于我的预感——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那件事情发生后，所有以前的分分秒秒在我的记忆中具有了阴暗的色彩。我的马车开到了台阶上。已经一点钟了。台阶旁边停着几辆出租马车，看窗子都亮着，它们在那儿等待雇客（我们的住宅、大厅、客厅的窗户都亮着）。不等弄清楚为什么这么晚了我们家的窗户还亮着，我就怀着等待发生可怕事情的心情登上阶梯，按响了铃。一个善良、勤奋却很愚蠢的仆人叶戈尔把门打开了。我的一双眼睛首先看到的，是前厅衣架上他的外套和另外几件衣服并排挂着。我应当感到吃惊，然而我没有吃惊，好像我等待着是这样似的。‘正是这样，’我对自己说。我问叶戈尔，谁在这里，他对我说了是特鲁哈切夫斯基。我又问还有谁在，他回答说：”

“没有别人呢。”

“我记得他是用这样一种语调回答我的问话的，就好像希望让我高兴一下，解除我关于还有什么人在的疑问。‘没有别人。是这样，是这样。’我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而孩子们呢？’”

“‘感谢上帝，都健康。早就睡着了。’”

“我没法喘过气，也没法使下颚停止哆嗦。‘是啊，可见并不像我原来所想的一样：我原来还以为——不幸，可是一切都好好的，和以前一样。现在呢，瞧，和以前不一样，而是全都和我本来所想象的那样；我原以为那只是一种想象，可是瞧，一切全都成了事实。瞧这一切……’”

“我差点儿哭出来了，但那魔鬼立刻暗中提示我：‘你别哭，别多愁善感，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平安地分开的，将没有证据了，那你就永远怀疑去、痛苦去吧。’于是，对自己的感知立刻消失了，出现了一种古怪的感情——您都不会相信的——一种高兴的感觉，觉得自己的痛苦现在就要结束了，现在我得来惩罚她，我可以摆脱她了，我可以尽情发泄自己的愤怒了。于是，我就尽情地发泄自己的愤恨——我变成了一头野兽，一头凶恶而狡猾的野兽。”

“‘不必，不必，’我对想到客厅里去的叶戈尔说，‘你呀，这样吧：你赶快去雇一辆出租马车，坐马车走；喏，这是单据，你去把行李取回来。走吧。’”

“他顺着走廊去拿自己的大衣。我怕他会惊动他们，便陪他到他住的小屋，等他穿好衣服。在隔着一间屋的客厅里，可以听到说话声和刀及盘子的声音。他们在那里吃东西，没有听到铃声。‘但愿他们可别现在走了。’我心想。叶戈尔穿好了他那件阿斯特拉罕羊羔皮领子大衣出去了。我让他走了后关上门，当我感到只剩下一个人以及现在自己就得行动时，开始感到恐怖了。怎么行动——我还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全都结束了，已经不能再怀疑她是否有罪，所以我现在就得惩罚她，了结自己和她的关系。”

“以前我还犹豫，动摇，我对自己说：‘也许这不是真的，也许是我错了。’现在这样的疑问已经不存在。一切都无可挽回地决定了。躲开我，她夜里偷偷地一个人和他在一起！这已经是忘乎所以、无所顾忌了。要不，更坏：故意这么大胆、放肆地胡来，以这种放肆表明是无知犯罪。完全清楚了。毫无疑问了。我担心的只有一点：可别让他们跑走了，再搞出什么新的名堂来欺骗我，使我因此没有了明显的证据，不能进行惩罚。于是，为了尽快捉住他们，我踮起脚来往他们坐着的地方走，我没有经过客厅，我是穿过走廊和儿童室过去的。”

“在第一儿童室里，男孩子都睡着。在第二儿童室里，保姆的身子动了动，想醒来，于是我考虑了，如果她知道了一切会怎么想，而这么一想，自己便充满了如此的可怜之心，以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而且为了不惊醒孩子们，我又踮着脚跑回走廊里，再来到自己的书房，坐在自己的长沙发上痛哭起来。”

“‘我——一个诚实的人，我——一个自己爹娘生的儿子，我——一辈子幻想得到家庭生活的幸福，我——一个从来不曾背叛她的男子汉……可是瞧！她，已经有了五个孩子的母亲，竟去拥抱一名音乐师，因为他有两片红嘴唇！不，这不是个人！这是一条雌狗，一条卑贱的雌狗！她一辈子装出爱自己的孩子的样子，却居然在孩子们那间屋的隔壁房里干好事。她还给我写信呢！却这么无耻地扑上去搂人家的脖子！而我知道什么？也许，一直就是这样。也许，她早已经和仆人们勾搭上了，生下了这些孩子，算是我的。要是我明天回来的话，她仍会梳理好自己的头发，以自己的腰身和懒洋洋优雅的举止（我看到了全部她那张迷人而可恶的脸）来迎接我，让这头妒忌的野兽永远待在我心里，揪我的心。保姆会怎么想，还有叶戈尔。还有可怜的小丽莎！她已经懂点事情了。可是这种卑贱下流！这种谎言！这种我这么熟悉的兽欲！’我自言自语着。”

“我想站起来，但是不能，心脏这么在跳动，使我的两只脚没法站住。对，我会因为遭受到的打击死去。她会杀了我的。她正需要这样。杀人对她来说有什么？可是，不，这样对她太有利了，我不能让她得到这种满足。对，我还坐在这里，而他们却在那里吃呀笑的，还……是的，尽管她已经不是什么黄花闺女了，他还是不会厌弃她的：她毕竟长得不难看，主要的呀，至少对他宝贵的健康是安全的。‘可是，那时我为何不掐死她呢。’我回忆起一星期前我把她拖出书房然后又朝她扔东西的那一分钟，对自己说。我生动地回想起当时的那种状况；不但回忆起来了，而且感觉到了那种我当时常常感觉到需要揍她、毁了她的愿望。我记得自己曾经多么想行动，并有过各种各样的设想，而除了行动所需要的一切想法，都被排除出了我的头脑之外。我进入了那样一种状态，就像当一头野兽或一个人在遇到危险时处于肉体亢奋的影响之下，这时一个人会准确、不匆忙，而且不丧失一分钟地始终怀着一个确定的目的去行动。”

二十七

“我做的头一件事情是脱下靴子，只穿着袜子走到长沙发上面挂着枪和刀剑的墙边，拿下一把弯曲的大马士革短剑，它还一次也没有用过，极其锋利。我把它从剑鞘里拔出来。我记得剑鞘掉进了长沙发背后，我还记得我对自己说：‘以后一定得找出来，不然它会丢失的。’然后，我把一直穿在身上的大衣脱了，只穿着袜子，轻轻地往那边走过去。”

“我悄悄走过去，突然把门打开。我现在还记得他们脸部的表情。我记得这种表情，因为它给了我一种痛苦的欢乐，那是一种恐惧的表隋。我需要的，正是这个。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俩见到了我的那一秒钟里双双脸上出现的绝望的恐惧表情。他好像是坐在桌子旁边，但当看到或听到我以后，两只脚一跳站起来，并背靠椅子停在那里了。他脸上只有一种无疑是很恐惧的表情，同时还有另外某种东西。如果仅仅是一种表情，已经发生的事情也许就不至于发生了；然而在她的脸部表情里，至少我感觉到在开头一刹那，还有伤心，还有因为她对爱情的欢悦及她和他在一起的幸福遭到破坏的不满。她仿佛什么都不需要，只要人家别妨害她现在的幸福。这种和另一种表情，在他们的脸上只保持了一瞬间。他脸上的恐怖表情立刻被疑问的表情所代替：可以撒谎吗，还是不可以？如果可以，那就应当开始。如果不可以，那就又有另一种名堂将开始。可是什么？他疑问地瞧了她一眼。当她瞅了他一眼时，在她的脸上，代替失望和伤心的表情的，我似乎觉得是对他的关怀。”

“我顿时在门口停住了，把短剑握在背后，就在这一瞬间，他微微笑了笑，并以一种淡漠到可笑的语气说：”

“‘我们玩弄乐器来着……’”

“‘真没有想到。’她同时也附和着他说。”

“但无论谁，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把话说完：一星期前我曾经受过的那种愤怒控制了我。我又感受到了需要破坏、暴力和疯狂的喜悦，并任其发泄。”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说完……另一种他害怕的玩意儿开始了，它立刻打断了他们在说的一切。我仍把短剑藏在背后向她扑过去，免得他妨碍我击中她胸部下边的一侧。我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部位。在我向她扑过去的那一分钟，他看到了，而我却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抓住我的一只手并叫喊起来：”

“‘您要清醒，您干什么呀！来人啊！’”

“我挣脱出一只手，便默默地扑向他。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碰在了一起，他突然直到嘴唇满脸煞白得像白布，眼睛有点儿特别地在闪亮。接着又是我不曾料到的，他钻到了钢琴下面，向门口跑去。我正扑着向他奔跑过去，但我的右臂被拉住了，这是她。我竭力挣脱。她更死死拉住我不放。这出乎意料的障碍，她那沉重和令我厌恶的接触更加激怒了我。我感到自己已经完全疯狂到了该是可怕的程度，并为此感到高兴。我把左臂全力一挣，胳膊肘正好击中了她的脸部。她大叫一声，放开了我的一只手。我想跑过去追他，可是一想，穿着袜子去追赶自己妻子的情人一定很可笑，我却不想成为可笑，而想成为可怕的人。我突然处于可怕的暴怒之中，却还是一直记得自己会给别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这种印象甚至部分地指导了我的行动。我转过身来对着她。她倒在了沙发床上，一只手捂着被我击中的眼睛看着我。她的脸上表现出害怕和对我像一个仇敌似的憎恨，就像落入被提起的捕鼠器里的一只耗子。除了害怕和对我的憎恨，至少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正该是因为对别人的爱情所引起的那种害怕和对我的憎恨。但是，要是她不说话，我也许还会忍住，不做我已经做了的那件事儿。然而，她突然开始说起来，伸出一只手来抓住我握着短剑的那只手。”

“‘你醒醒！你干什么？你怎么了？什么事儿也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什么事儿……我发誓！’”

“我本来还不至于立刻下决心，但我对她最后的几句话做出了相反的结论，也就是什么事儿全都发生了，因此激起我做出回答。而回答应该与我自己身上正在越益crescendo[143]的那种情绪相适应，它而且还在继续增长。暴怒也有它自己的规律。”

“‘别撒谎，下贱的东西！’我吼着用左手抓住了她的一只手，但她挣脱开了。当时我没有放下短剑，还是用左手抓住她的喉头把她往后推，并开始掐她的喉管。一条多结实的脖子……她伸过双手抓住我的双手，要把我的手拉开，我却好像正等待这一着，使出浑身的力气，把短剑刺进她身子左侧肋下的部位。”

“有人说暴怒发作的人是不清楚自己所干的事情的——这是胡说，不是的。我全记得，而且一分钟也没有记不清楚过。我身上的暴怒越是强烈的时候，我头脑里的意识之光也燃烧得更明亮，使我不能不看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分分秒秒我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不能说自己事先知道我将干什么，但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甚至好像在稍稍之前一点，我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仿佛是为了以后能进行忏悔，我可以对自己说我本可以停止的。我知道我用短剑刺到她肋下的部位及短剑刺进去的情景。在做这事儿的那一分钟，我清楚自己是在做某种可怕的和从来对谁都没有做过的事情，知道这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但是，这种意识像雷电，一闪就过去了，跟在其后紧接着的是行动，连行动也是异常清楚地意识到的。我听到并记得她胸衣以及还有什么瞬息间的阻挡，那刀便随即深入到柔软的肉体里了。她用双手捂住短剑，割破了双手，但没有能阻止了。我后来想想，在监狱里，以及在我完成了道德上的转变过后，想到这一分钟时尽可能地做了回忆和设想。我记得，瞬息间，只有瞬息间，在做出行动之前，曾经可怕地意识到我是在杀害并已经杀了一个女人，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女人，我的妻子。我记得这种意识的恐怖，并随着得出结论和模糊地回忆起来，把短剑刺入以后，我立刻又把它拔了出来，想纠正已经做了的事情，并加以制止。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秒钟，等着想看看还能不能补救。她跳起双脚，叫了一声：‘保姆！他把我杀了！’”

“保姆听到了喧闹，站在了门口。我一直站立着，等候着，还不相信。但是，血立刻从她的胸衣下流出来了。这时我才明白已无法补救，并立刻决定认为这无需补救，这正是我自己想做的，我做了自己正想要做的事情。她倒下去，以及保姆叫喊着‘我的妈呀！’向她跑过去时，我继续站着，并直到这时才扔下短剑，走出了房间。”

“‘不应该激动，应当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没有去看她和保姆，对自己说。保姆大声嚷嚷着，叫来了侍女。我穿过走廊，叫侍女过去后，便来到自己房间里。‘现在该怎么办呢？’我问自己，立刻明白了该怎么办。我来到书房里，径直走到墙边，从墙上取下一支手枪，看了看——它是装了子弹的——便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我捡起掉在长沙发背后的剑鞘，坐在了长沙发上。”

“我这么坐了好久。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回忆。我听到那边在拖拉什么。听到有什么人来了，然后又来了什么人。然后，听到和看到叶戈尔怎么把取回来的筐子送进我的书房里。好像还有谁需要这东西似的！”

“‘你听说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说，‘你告诉看门的人，让他派人去报告警察局。’”

“他什么也没有说，便走了。我站起来，把门锁上，然后拿出烟和火柴，抽起烟来。没有抽完一支烟，我感到困倦得很，睡着了。我大概睡了两个来钟头。记得我在梦中见到我和她亲密，发生争吵然后和好的情景，我们稍稍受到某种东西的妨碍，但我们是友好的。门上的敲击声把我惊醒了。‘这是警察，’我醒过来时想，‘因为我好像杀了人，而也许，这是她，原来什么事儿也没有。’门上又有敲击的声音。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一心在解决问题：有过这事儿还是没有过？对，有过。我回忆起了胸衣的妨碍和刀刺入的情景，背上感到跑过一股寒气。‘对，有过。对，现在该结果自己了。’我对自己说。不过我虽然这么说，却知道我是不会杀死自己的。可是我站起来了，还把手枪拿在手里。但怪事了：我记得自己以前曾经多次近乎自杀，甚至和那天想下到铁路轨道上去一样，我觉得这很容易，我之所以觉得很容易，是因为我想借此来使她遭到失败。现在我无论如何不能杀了自己，甚至连想都不能想这事儿。‘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自己，得不到回答。又有人在敲门。‘对，首先应当弄清楚这是谁在敲门。我还来得及。’我放下手枪，拿一张报纸把它盖上。我向门走过去，把门闩拉开。这是妻子的姐妹，一个善良而愚蠢的寡妇。”

“‘瓦西亚！这是什么？’她说着，随时准备着的眼泪流出来了。”

“‘要干什么？’我粗鲁地问。我明白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对她粗声粗气，但是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另外的语气来。”

“‘瓦西亚，她要死了！伊万·费多罗维奇说的。’伊万·费多罗维奇是个医生，是她的医生和顾问。”

“‘难道他在这里？’我问，于是我对她的全部愤恨又上来了，‘那又怎么样？’”

“‘瓦西亚，你到她那里去吧。啊，这多可怕。’她说。”

“‘到她那里去吗？’我给自己提出了问题。然后马上得出了回答，应该到她那里去，显然从来都是这么办的，一个像我这样的丈夫把妻子杀了，那就一定得到她那里去。‘如果都是这么做的，那就应当过去，’我对自己说，‘是啊，如果需要的话，我总是来得及的。’我考虑到自己开枪自杀的想法，便跟着她过去了；‘现在得要听一些废话，看一些怪里怪气的面孔了，但我不会屈服它们的。’我告诉自己。”

“你等等，’我对她姐妹说，‘不穿靴子不像样，哪怕就让我穿上双便鞋吧。”’

二十八

“真是令人惊讶的事情！当我走出房间和经过那些习惯了的房间时，心里一再地出现什么事儿也没有的希望。但是，医生的讨厌气味——三碘甲烷，石碳酸——给了我致命的一击。不，全都发生了。顺着走廊从儿童室旁边经过时，我看见了小丽莎。她用一双惊恐的眼睛看着我。我甚至仿佛感到，个个孩子都在这里，而且都在这么看着我。我走到了门口，一名女佣从里边为我打开门后出去了。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她那件扔在椅子上的浅灰色连衣裙，它完全被血染黑了。她屈起双膝躺着——躺在我们的双人床上，还在我睡的一边，这样便于走近她。她躺得很倾斜，用枕头垫着，身上的短上衣敞开着。伤口用东西包上了。房间里一股浓烈的三碘甲烷气味。首先和最使我吃惊的，是她那张肿胀的脸以及鼻子的一边那个发青的眼眶。这是她想拉住我时被我的胳膊肘一击的后果。已经谈不上丝毫的美了，她身上有某种使我感到厌恶的东西。我在门槛上停住了。”

“‘你过去，到她身边去。’她的姐妹对我说。”

“‘对，显然她是想忏悔，’我想，‘原谅她？是啊，她要死了，可以原谅她。’我竭力显得宽宏大度地想。我走过去了。她艰难地向我抬起眼睛，其中有一只被打伤了，然后艰难地断断续续地说：”

“‘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把我杀了……’她的脸随即通过肉体上的痛苦甚至死亡的临近，表现出原来那种我所熟悉的冷冷的野兽般的憎恨，‘孩子……我还是不会……给你的……她（她的姐妹）会领走……’”

“关于对我来说是主要的那事儿，关于自己的罪过、失忠，她仿佛认为不值得一提。”

“‘是啊，你为自己干下的事情得意去吧。’她眼睛看着门上说，接着便抽泣起来。她的姐妹正带着孩子们站在门边上，‘是啊，瞧你干的这事儿。’”

“我瞥了一眼孩子们以及她那被打伤后带着青斑的脸，第一次忘了自己、自己的权利、自己的骄傲，第一次看到了她是个人。于是，我便觉得使自己感到受侮辱的一切——我的全部妒忌，是那么微不足道，而我已经干了的，则是多么严重，以致我想扑下去把脸贴在她的一只手上，并对她说：‘原谅我！’可是，我没有敢。”

“她不作声了，闭上了眼睛，显然是再也没有力气说下去了。然后，她那受损伤的脸颤抖起来，起了皱纹。她无力地把我推开了。”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原谅我。’我说。”

“‘原谅？这全是胡说！……只要不死就好了！……’她大声嚷嚷着，挺起身子，一双因为发烧而放光的眼睛直注视着我，‘对，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憎恨你！啊唷！啊哈！’显然是因为害怕什么而昏迷了，她叫喊起来：‘来吧，你杀，你杀，我不怕……只是得把大家，把大家，还有他。他走了，走了！’”

“昏迷一直在继续。她已经话都说不出了。当天快中午的时候，她死了。在这之前，八点钟，我被带到警察局，再从那里进了监狱。在那里待了十一个月，等候法庭审判。我仔细反省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弄明白了。我是在第三天开始明白的。在第三天，我被押送到那里……”

他想说什么，但因为忍不住哭了起来，停下了。恢复过来后，他接着说：

“我只有看到她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才开始明白……”他在抽泣，但立刻赶紧继续说，“只有看到她死去后的脸时，我才开始明白自己所干的一切。我明白了，是我，是我杀了她，原来活活的，行动着的，温暖的她，现在成了蜡一样不动的，冰冷的，而且无论何时何地用什么办法都不能纠正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没有经受过这种事情的人是不会明白的……呜！呜！呜！……”他嚷嚷了好几次，然后平静了。

我们默默地坐了好久。他在抽泣，在我面前默默地颤抖。

“啊，对不起您……”

他转过身去，然后在铺位上躺下，用一块方格子毛毯盖好。在我该下车的那一站——那是早晨八点钟——我过去和他告别。他是睡着了还是假装睡着了，一动未动。我伸出一只手推了他一把。他露出了脸，看得出是没有睡着。

“再见了。”我向他伸出一只手说，他也向我伸出一只手，微微笑了笑，但是那么可怜，我却想哭了。

“是啊，对不起您了。”他重复了一遍结束自己全部叙述时说的那句话。

（1890年）

舞会之后

张耳译

“诸位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单凭自身去搞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问题全在于环境，环境是会卡人的。不过在下倒认为，问题全在于一种偶然。我就拿自个儿的事来说吧。”

我们在聊天时聊到，一个人若要修身养性，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人人尊敬的伊万·瓦西利耶维奇接过这话就聊开了。说实在的，并没有人说人单凭自身就搞不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可是伊万·瓦西利耶维奇素来有这样的习惯：话匣子一打开，便会冒出一串想法，并自行解答，随后还顺着这些思路，谈起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他常常谈得有滋有味，把自己的讲话原由却忘个精光，不过，他谈的倒非常情真意切。

这一回他也是这样聊开的。

“我就拿自个儿的事来说吧。我的一生之所以成了这般模样，而不是另一番风景，那并不是由于环境的缘故，而是完全由于其他的原因。”

“到底由于什么呢？”我们问。

“这说来就话长了。要让你们弄明白，就得讲上一大堆呢。”“那您就讲一讲嘛。”

伊万·瓦西利耶维奇沉思了片刻，摇了摇头。

“是呀，”他说，“我这一生就由于一个晚上，或者更可说由于一个早晨，便整个变了样。”

“这话怎么讲呢？”

“事情是这样的，那时候我正处于热恋之中。我曾恋爱过好多回，而那一回我爱得最为狂热。那已是如烟的往事了：如今她的女儿都已出嫁了。她姓б，是的，瓦莲卡б，”伊万·瓦西利耶维奇说了她的姓名，“她虽然年已半百，可依然是个出色的美人。她在十八岁青春妙龄时，那真是迷人得很哪：身材修长苗条，举止优雅，相貌姣美，说真的，美极了。她总是昂首挺胸，似乎非如此不可，她的头稍稍后仰，加上她的花容月貌和修长的身材——尽管她不够丰满，甚至稍嫌瘦削——让人看来，有点过于威严的样子，若不是她那嘴边、她那双明眸迷人的眼睛和她那可爱的青春的身躯显示出亲切的、永远快乐的微笑，那很可能会使人敬而远之的。”

“伊万·瓦西利耶维奇多会绘声绘色呀。”

“不管怎么去绘声绘色，也没法让你们全领会她是怎么样的一位绝色佳人。不过问题不在这儿：我要讲的事是发生在四十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外省大学的学生。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大学里还没有成立什么小组[144]，也不谈任何理论，我们只不过都还青春年少，过着年轻人所特有的生活：学习和玩乐。我当时是个挺爱玩挺活跃的小青年，而且也有钱。我有一匹挺冲的溜蹄马，常跟小姐们一起上山滑雪（当时溜冰还不时兴），跟同学们一起饮酒行乐（当时我们只喝香槟，别的不喝；没有钱就啥也不喝，但不像现在这样去喝伏特加）。我的主要乐趣是参加晚会和舞会。我舞跳得挺棒，模样嘛，也不丑。”

“咳，不必谦虚嘛，”一位在座的女士打断他的话说，“我们还见过您早先的一张银板相片呢。您不但不丑，还是个美男子呢。”

“说美男子就美男子吧，问题不在这儿。事情是这样的，在我爱她爱得最狂热的那段时间里，在谢肉节的最后一天，我参加了省贵族长家的舞会，他是位厚道的老人，是位又富有又好客的宫廷高级侍从。接待我的是他的太太，她也像他一样的厚道，穿着一件深褐色的丝绒连衣裙，戴着一副镶钻石的头饰，袒露着衰老然而圆润白皙的肩膀和胸脯，就像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145]的画像一样。这次舞会美妙极了：设有乐池的舞厅非常华美，有一班很出色的农奴乐师，他们全是从一位爱好音乐的地主家来的；菜肴丰美，香槟多得海了去啦。虽然我很喜欢香槟，可我没有喝，因为没喝酒就已被爱情陶醉了。不过我玩命地跳舞，跳卡德里尔舞，跳华尔兹舞，跳波尔卡舞，不用说，只要可能，我总是跟瓦莲卡跳。她那天穿一身白色连衣裙，束着一根玫瑰色腰带，手上戴一副白色皮手套，手套几乎齐到她那瘦削的肘部，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缎鞋。跟她跳玛祖卡舞的机会被人抢走了：她刚一进来，一个讨厌之极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抢先一步邀请了她——这事我至今还不能原谅他——我是由于顺路上一家理发馆去买手套[146]，结果来迟一步。所以玛祖卡舞我没有跟她跳，而是跟一位德国小姐跳的，以前我也曾一度追过这位小姐。可是那个晚上我怕是对她很不礼貌，既没有同她说话，也没有瞧她，我只盯着那个穿白色连衣裙、束玫瑰色腰带的修长而苗条的身影，她那喜冲冲、红艳艳、泛着两个小酒窝的脸蛋和她那亲切可爱的眼睛。不光是我一人，大家也都在瞧她，欣赏她，男人在欣赏，女人也在欣赏，虽然她使他们所有的人都黯然失色。没法不欣赏她呀。”

“照理应该说，玛祖卡舞我没有跟她一起跳，可实际上我几乎一直是在跟她跳。她坦然自若地穿过整个大厅，径直来到我的跟前，我没等她邀请就赶忙站了出来，她微微一笑，答谢我的机灵。当我们[147]被领到她面前，她没有猜出我的性格代号[148]时，她只得把手伸给了别人，耸了耸她那瘦削的双肩，并朝我嫣然一笑，以表惋惜和安慰。当大家把玛祖卡舞变换成华尔兹舞时，我就跟她跳华尔兹舞跳了很久，虽然她已频频喘气，但却对我说：‘Encore[149]’。于是我便一次又一次地跟她跳着华尔兹舞，简直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

“嘿，怎么感觉不到呢？我想，您搂着她的腰，不但会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也会感觉得到她的身体嘛。”一位客人说。

伊万·瓦西利耶维奇突然红了脸，几乎气冲冲地喊了起来：

“是呀，你们这些当今的年轻人就是这样。除了身体，你们什么也不看。我们当年就不是这样。我越是爱得强烈，就越是不去注意她的身体。如今你们就要看大腿、脚踝什么的，你们总想把所爱的女人脱个精光，而对于我来说，正像Alphonse Karr[150]——他是个好作家——说的，在我所爱的对象身上总是穿着铜制的衣装。我们不是去脱光她，而是尽力给遮上赤裸的身体，像挪亚的好儿子[151]所做的那样。唉，你们是不懂的……”

“别听他。那后来呢？”我们中间有个人问。

“是这样的。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她跳，不知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乐师们个个累得要死，你们知道，舞会快结束时都是这样，老反来复去演奏玛祖卡舞曲，老头子们和老太太们已从客厅的牌桌旁站起身来，等着去吃夜宵，仆人们更是端着东西跑进跑出。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该好好利用最后几分钟。我再次选定她，我们在舞厅里已转遍上百次了。”

“‘那么，吃过夜宵，再同我跳卡德里舞好吗？’我领她回到座位时问她。”

“‘那当然，只要家里人不带我坐车回家。’她笑嘻嘻地说。”

“‘我不让您走。’我说。”

“‘把扇子还给我呀。’她说。”

“‘我真不舍得还。’我说，一边将那把并不值钱的扇子递给她。”

“‘那就送您这个吧，您就别舍不得啦。’她说，一边扯下扇子上的一根羽毛给了我。”

“我接过这根羽毛，只能以目光表示自己的全部喜悦和谢意。我不仅很高兴、很满意，而且很幸福，心里甜滋滋的，我变得很和善，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了，我变成了一个不知有恶、只会行善的超凡脱俗之人了。我把羽毛藏到手套里，站在那儿，无力离开她身旁。”

“您瞧，人家在请爸爸跳舞呢。”她对我说，一边指着她父亲高大匀称的身躯。她父亲是位上校，佩戴着银色的肩章，正跟女主人和其他女士们一起站在门口。

“瓦莲卡，上这儿来。”我们听见戴钻石头饰、露着伊丽莎白式肩膀的女主人响亮的声音。

“瓦莲卡向门口走去，我跟着她过去。”

“‘Ma chère[152]，劝您父亲同您跳一会儿吧。彼得·弗拉季斯拉维奇，请吧，’女主人对上校说。”

“瓦莲卡的父亲是位相貌堂堂、精神焕发的老人，身材魁梧而匀称。他红光满面，蓄着à la Nicolas I[153]式的向上翘起的雪白唇髭和跟唇髭连到一起的同样雪白的络腮胡子，鬓发前梳，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和嘴唇上，就像他的女儿一样，泛出亲切欢快的微笑。他姿态优雅，宽宽的胸脯高挺着，颇具军人派头，胸前挂着不多几枚勋章，肩膀显得健壮有力，两腿修长而匀称。他是一位颇具尼古拉一世风采的宿将型军官。”

“我们走近门口的时候，上校推辞说，他已不大会跳舞了，话虽如此，他还是笑嘻嘻地把手伸到左边，从剑带上取下佩剑，把它交给一个殷勤的年轻人，左手戴上麂皮手套，‘一切都得照规矩办嘛。’他微笑着说，一边握住女儿的一只手，身子转了九十度，等候着节拍。”

“等到玛祖卡舞曲一奏起，他便灵敏地跺一下脚，随即跟上另一只脚，接着他那魁梧肥胖的躯体时而轻快平稳地、时而响亮急烈地踩着靴底，两脚相碰，绕着大厅旋转起来。瓦莲卡的优美身躯在他旁边翩然飘舞，她那穿白缎鞋的小脚时而加速步子，又时而放慢，舞步既灵巧又准确，全舞厅里的人都注视着这对舞伴的每个动作。我不单单在欣赏，而且带着狂烈的喜悦看着这父女俩。尤其使我感到亲切的是他那双紧扎着套带的靴子，那是一双用小牛皮制的优质靴子，但不是带尖头的新潮式样，而是一种无根的老式方头靴。一看便知是部队的靴匠的手艺。我想，‘为了把爱女带人社交界，给她穿戴打扮，而自己则不买新潮的靴子，而只穿家制的靴子。’所以这双方头格外使我感到亲切。看得出来，他早先跳舞跳得很棒，可如今身体发福了，要跳出他极力想跳的那种优美快速的舞步，两腿的弹性已显不够了。不过他仍然灵巧地跳了两圈。他迅速地叉开两腿，又合了拢来，虽然显得有点笨重，但还是跪下了一条腿，而她则微笑着，整了整被他挂住的裙子，从容自若地绕着他跳了一圈，大家都为之热烈鼓掌。他略为费劲地站起身来，他以双手温柔而亲切地抱住女儿的耳朵，亲了亲她的额头，随之把她引到我身边，以为我要跟她跳舞。我说，这一回她的舞伴不是我。”

“‘得了，反正一样嘛，现在您就跟她跳吧。’他说，一边亲切地微笑着，把佩剑插进剑带里。”

“事情往往是这样，瓶子里的水只要倒出一滴，里面的水就会跟着大股大股地往外流，我心中对瓦莲卡的爱也是这样，它把我心中所蕴藏的全部爱的能量都释放出来了。那时候我用自己的爱拥抱了整个世界。我爱那戴头饰的女主人，爱她的丈夫、她的宾客、她的仆人，甚至也爱那个对我绷着脸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至于对她的父亲，以及他那双家制皮靴和同她相似的亲切微笑，我当时更是感到一种热烈的柔情。”

“玛祖卡舞跳完之后，主人夫妇请客人们去吃夜宵，然而б上校婉谢了，他说自己第二天得早起，便向主人告辞了。我生怕把瓦莲卡也带走，幸好她跟母亲一起留下了。”

“吃过夜宵后，我跟她跳了她事先应诺的卡德里尔舞，虽然我似乎已幸福无边，可我的幸福仍增长不已。我们没说半句有关爱情的话。我甚至没有问问她，也没有问问自己，她是不是爱我。而我爱她，这在我就够了。我唯一担心的是，可能有什么事会毁了我的幸福。”

“我回家之后，脱了衣服，想去睡觉，此时我才发现，我根本睡不着。我手里拿着那根从她扇子上扯下的羽毛，还有她的一只手套，这是她临走前，我扶着她母亲和她先后上车的时候，她赠给我的。我瞅着这两样东西，不用合上眼睛，便会回想起她来：有时看到她在两个舞伴中作选择，在猜我的性格代号，我听到她娇声娇气地说，‘傲慢？对不？’并高兴地把手伸给我；有时看到她在用晚餐，慢慢地呷着香槟，蹙着眉头，用温柔的目光瞄着我。不过我更多地想到她同父亲一起跳舞的情景，看到她那么从容自若地在父亲身旁转动的翩翩舞姿，露出那为自己也为父亲感到骄傲和快乐的神情望着在周围欣赏着他们的观众。我不由得对这父女俩产生了同样一种亲切的柔情。”

“当时我和我已故的兄弟单独住在一起。我那兄弟一向不喜欢上流社会，也从不参加舞会，这时候又正在准备学士考试，过着极为正经规矩的生活。他已经入睡了。我瞧了瞧他那埋在枕头里、让绒布被子遮了一半的脑袋，不觉对他产生了爱怜和惋惜。我惋惜的是，他不知道也不能分享我所体验到的幸福。我们家的奴仆彼得鲁沙举着烛灯迎接我，他要帮我脱衣服，可我遣开了他。他那似睡非睡的神态和那蓬头乱发在我看来非常可爱动人。我尽量不发出声响，踮着脚走进自己的卧室，坐在床沿上。可不，我感到太幸福了，我没法入睡。再说，房间里炉火很旺，我感到闷热，我没有脱下制服，便轻轻地走到前室，穿上大衣，打开大门，向外边走去。”

“我离开舞会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回家后坐了坐，又过了两个来小时，所以我出门时已经天亮了。那正是谢肉节时的天气，雾霭茫茫，路上饱含水分的积雪已在消融，四处屋檐上在沥沥滴水。当时б家是住在城市的一头，挨着一大片空场，空场的一头是人们消闲游乐的去处，而另一头则是一所女子中学。我走过我们那条僻静的小巷，来到了大街上，在这里才开始遇到一些行人和运送劈柴的雪橇，雪橇的滑木已触到了路面[154]，套着光溜溜车轭的马匹节奏均匀地晃动着湿漉漉的脑袋，身披蒲席、脚登肥大皮靴的车夫们啪嗒啪嗒地走在雪橇旁，街两旁的房子在雾气中显得老高老高，一切在我眼里都显得特别亲切，特别有意义。”

“当我走到他们家近旁的那个空场上，看见空场上供人消闲游乐的那一方尽头有一大片黑黝黝的东西，并听到从那边传来的笛声和鼓声。我的心里一直是在歌唱，有时还听到玛祖卡舞曲的乐音。但这儿响的是另一种音乐，是一种又生硬又刺耳的音乐。”

“‘这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想，并沿着空场中央一条平滑的车道，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我约走了百来步，便从雾色中看出那边有一片黑黝黝的人影。显然是一群士兵。‘大概是在操练吧。’我这样想，此时我又看见一个铁匠，穿着油污的短皮袄，系着围裙，手里拿着东西，走在我的前面，我便跟他一起向那边靠近一点。身穿黑军服的士兵们分成两列，面对面地站着，腿边持着枪，身子一动不动。在他们的后边站着一个击鼓的和一个吹笛的人，他们不停地反复奏着一个很难听很刺耳的乐调。”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我问两个站在我旁边的铁匠。”

“‘在惩罚一个鞑靼逃兵’铁匠气愤地说，一边瞧着两个行列的远端。”

“我也朝那边瞧去，看见两列士兵中间有一个可怕的东西正向我挪近。向我挪近的是一个光着上身的人，他的手被绑在两个士兵的枪杆上，由他们牵着走。他的旁边走着一个穿大衣戴军帽的高个子军人，此人的身影我看来很眼熟。受处罚者浑身抽搐，两脚踩着融化的雪，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在两列士兵的棍子的夹击下，向我这边慢慢过来，他一会儿往后倒，而那两个用枪牵着他的军士便把他往前推，一会儿他又向前栽，那两个军士就把他往后拽，不让他倒地。那个高个子军人迈着坚定的步子，大摇大摆地跟在他旁边。此人就是她的那位红光满面、蓄着雪白小胡子和络腮胡子的父亲。”

“每挨一棍子时，那受惩罚者仿佛大为惊讶，把他因疼痛而皱起的脸转向棍子落下的一边，并龇出白牙，重复着同样的话。待至他离我很近的时候，我才听清他说的这些话。他不是在说，而是在哀求：‘弟兄们，发发慈悲吧。弟兄们，发发慈悲吧。’然而弟兄们并没有发慈悲，当这一行人走到我跟前时，我看到站在我对面的一个士兵毫不犹豫地向前跨出一步，呼的一声抱起棍子，狠狠地打在鞑靼人的背上。鞑靼人向前一栽，而那两个军士又拽住了他。随之从另一边又落下同样的棍子，又是这边一棍、那边一棍。上校在一旁走着，时而瞧瞧自己的脚下，时而瞧瞧那受处罚的人，吸进一口气，鼓起腮帮子，并噘起嘴唇把这口气慢慢地吐了出来。这一行人经过我所站的地方时，我向走在两列士兵之间的受惩罚兵背部扫了一眼。那真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淋，惨不忍睹，我难以相信这是人的肉身。”

“‘天哪！’站在身旁的铁匠惊叹了一声。”

这一行人渐渐远去了，棍子照样从两边接连打在那个跌跌绊绊、浑身颤抖的人的背上，鼓仍是那样敲着，笛子仍是那样吹着，那上校的魁梧英俊的身影仍是那样步伐坚定地在受惩罚的人旁边移动着。蓦然间上校停下脚步，快步走到一名士兵跟前。

“‘我让你知道点厉害，’我听见他怒冲冲的声音，‘你还敢糊弄？还敢吗？’”

“我看到他举起那戴着麂皮手套的有力的手，给了那个惊惶失色、个小力单的士兵一记耳光，因为那士兵不够使劲地朝鞑靼人的鲜血淋淋的脊背打棍子。”

“‘拿些新军棍来！’他喊了一声，此时他回头一瞧，瞧见了我。他装作不认得我，威严地、凶狠地皱了皱眉头，急忙转过脸去。我感到羞愧难当，不知往哪儿瞧才好，好像我做了一件极丢人的事而被揭穿了似的，我垂下眼睛，赶紧地奔回家去。一路上我耳边一会儿响着击鼓声和吹笛声，一会儿听到‘弟兄们，发发慈悲吧！’这样的哭求声，一会儿又听到那个喊着‘你还敢糊弄？还敢吗？’的上校的自信而愤怒的声音。这时候我心里产生了一种近乎生理上的痛苦，这使我感到恶心，所以我好几次停下脚步，这景象在我心中引起的恐怖，使我差点儿要呕吐。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走到家的、怎样躺下的。可是我刚要睡着，便又听到、看到刚才所发生的那一切，于是我爬了起来。”

“‘显然，他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某种事理，’我琢磨着那位上校，‘要是我也能知道他所知道的那种事理，我也就会理解我所看到的事了，那种事也就不会让我苦受折磨了。’可是不管我怎么琢磨来琢磨去，我仍无法理解上校所知道的那种事理，直到傍晚我才睡着，那也是因为上了一位朋友家，和他一起喝得烂醉之后才睡着的。”

“怎么，你们以为我当时就断定自己所看见的是一件坏事吗？决非如此。‘既然这事做得这么有信心，而且大家也认为这样做很是必要，那么，他们定必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理。’我这样想着，而且努力去搞懂这种事理。但无论我怎样努力，到后来还是莫名其妙。既然莫名其妙，我就不能像先前所希望的那样去部队服役了，后来我不但没有去部队服役，而且没有在任何机关里供过职，正如诸位所看到的那样，我成了个百无一用的废物。”

“得啦，我们可知道您是怎么个百无一用的，”我们中的一个人说，“您还不如说说，若是没有阁下您，那会有多少人变得百无一用了呢。”

“得啦，这纯粹是蠢话。”伊万·瓦西利耶维奇真正懊恼地说。

“喂，那段爱情后来怎么样了呢？”我们问。

“那段爱情？从那一天起那爱情就渐渐告吹了。当她像平常那样笑容可掬地在沉思的时候，我立刻就想起在广场上的上校，我就感到有点别扭，有些不愉快，后来我跟她会面的次数渐渐少了。爱情嘛，也就这样吹灯了。世上就常有这样的事嘛，它会让人的一生来个大转向、大变样。可诸位却说……”他打住了。

（1903年8月20日于雅斯纳亚·波良纳）

谢尔盖神父

臧仲伦译

一

四十年代，在彼得堡发生了一件使大家惊奇的事。一位美男子，公爵，胸甲骑兵团禁卫骑兵连连长，大家都预言，他将被提升为侍从武官，拿稳了随侍皇帝尼古拉一世的灿烂前程，可是他在与深得皇后宠幸的美丽的宫中女官举行婚礼前一个月，突然呈请退职，断绝了同未婚妻的关系，把自己一处不大的田庄交给了妹妹，进了修道院，想要出家当修士。这件事看来非同寻常，对于不知道内情的人更是不可思议，可是对于斯捷潘·卡萨茨基公爵本人，发生这一切是如此合乎自然，他简直不能想象，除此以外他还能有别的做法。

斯捷潘·卡萨茨基的父亲是一位退伍的禁卫军上校，他死的时候，儿子才十二岁。他临终时嘱咐，不要把儿子留在家里，应该把他送进武备学校[155]。母亲虽然舍不得让儿子离开家，但是她不敢违拗亡夫的遗愿，还是把他送进了武备学校。这位遗孀自己也携同女儿瓦尔瓦拉移居彼得堡，在儿子所在的地方住下来，以便逢年过节的时候接他回家。

这孩子才华出众，自尊心很强，因此，他各门功课都名列第一，特别是他酷爱的数学，成绩更加拔尖。在队列训练和骑马方面，他也同样名列前茅。虽然他比一般人个子要高，但是长得英俊潇洒。此外，倘不是他性情暴躁，在操行上也是个模范生。他不喝酒，不好色，刚正不阿。唯一妨碍他为人表率的，是他那一触即发、暴跳如雷的性格。当他怒火爆发的时候，他就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变成一头野兽。有一次，一个同学拿他收藏的矿物标本开了句玩笑，他差点把这个同学从窗口扔出去。另一次，他差点完蛋：他把一大盘肉丸子扣到庶务官的脸上，向这个军官扑过去，揍他；揍他的原因，据说是他说话不算数，并且当面撒谎。倘若不是校长把这件事遮盖过去，把庶务官逐出校门，他一定要被黜当兵。

他十八岁毕业，进贵族禁卫团当了军官。他还在武备学校的时候，皇帝尼古拉·帕夫洛维奇[156]就认识他，进了禁卫团以后，皇帝也对他十分赏识，因此大家预言，他稳可以当上侍从武官。而卡萨茨基也非常想得到这个，这不仅是出于虚荣心，主要是因为他还在武备学校的时候就热烈地，正是热烈地爱着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每当尼古拉·帕夫洛维奇——身穿军服、唇髭上有一只鹰钩鼻、蓄着剪短的连鬓胡子、身材颀长、昂首挺胸，健步走进武备学校（他常来看他们），声音洪亮地向学生们问好的时候，卡萨茨基就感到恋人般的狂喜，正如他后来遇到他的意中人所感到的那种狂喜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对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一片痴情更为强烈。他真想有机会向他表露一下自己的无限忠心，甘愿为他做出任何牺牲，甚至慷慨捐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也知道这种狂热是什么引起的，就故意激发它。他同军校学生一起玩，让他们随侍左右，他对他们一会儿像孩子似的随便，一会儿很友好，一会儿又庄严肃穆。在卡萨茨基最近发生的殴打军官的事情之后，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对卡萨茨基未置一词，但是当卡萨茨基走到他的身边，他又故作姿态地叫他走开，并且皱紧眉头，举起手指表示威胁。后来，他在临走的时候又说：

“您要明白，一切我都知道，不过有些事我不想知道罢了。但是它们全在这里。”

他指了指心。然而，当军校毕业生觐见皇上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提起这件事，而是像往常一样对他们说，为了他们能够为皇上和祖国效忠，他们有事全可以直接找他，他将永远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大家像往常一样十分感动，而卡萨茨基想到过去打庶务官的事，不禁声泪俱下，发誓要鞠躬尽瘁，效忠于敬爱的沙皇。

卡萨茨基进禁卫团以后，他母亲就带了女儿先是搬到莫斯科，后来又搬回农村。卡萨茨基把财产的一半分给了妹妹，而他留下的那一半，仅够他在那个奢侈讲究的禁卫团里供自己花销。

从外表看，卡萨茨基似乎只是一个仕途得意，而又颇为出色的非常普通的年轻禁卫军人而已，但是他的内心中却进行着复杂而紧张的活动。这种内心活动从他小时候起就似乎是形形色色、层出不穷，但实质上万变不离其宗，归结到一点，就是不管做什么事，都力求尽善尽美，做出成绩，以博得人们的夸奖和惊叹。不管是军事训练还是一般功课，他都认真去做，非要得到夸奖，并把他提出来作为大家的表率才肯罢休。一件事达到了目的，就接着做另一件。他就这样在各门功课上都获得了第一。还在军官学校的时候，有一次，他发现他的法语会话不够流利，就全力以赴，力争达到掌握法语就像他掌握俄语一样。后来他学习下棋，同样孜孜不倦，终于达到还在军校上学的时候就下得非常出色。

除了效忠沙皇和祖国这个总的人生使命之外，他还常常给自己提出一些其他目标，无论这些目标怎样微不足道，他还是全力以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是一当他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另一目标又立刻呈现在他的脑海，代替了从前的。这种力争出人头地，以及为了出人头地而力求达到预定的目标，充满了他的整个生活。为此，当他担任军官以后，他就立志要尽善尽美地精通本职工作，虽然他那抑制不住的暴躁性格积重难返，使他又屡犯军纪，有害于他的上进，但他还是很快成了一名模范军官。后来，他在上流社会的一次谈话中，感到自己受的普通教育尚有不足之处，他立志要充实它，于是就坐下来埋头读书，终于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后来他又立意在高等上流社会取得一种卓越的地位，学会了跳舞，而且跳得很好，他很快达到了目的：他被邀请参加上流社会的所有舞会和某些晚会。但是这一地位并没有使他满足。他习惯于事事领先，而在这件事上他离独占鳌头还差得远。

那时的高等社会，依我看，无论何时何地都由四种人组成：第一种，富有的宫廷显要；第二种，并不富有，但是在宫闱之内出生和长大的人；第三种，巴结朝廷显贵的富人；第四种，既不富有，又非出生宫闱，但对第一类和第二类曲意逢迎的人。卡萨茨基不属于前两类。卡萨茨基充其量只能纳入后两类之列。他刚踏入上流社会，便立志要与这个社会的一个女人搞上关系。出乎他的意料，他很快就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他很快看到，他出入的那个阶层不过是较低的阶层罢了，还有更高的阶层，而在这个高等的宫廷阶层里，他虽然被接纳，但总显得是外人。他们对他彬彬有礼，但是言语态度间往往流露出他们还有自己人在，而他并不是自己人。卡萨茨基想在那里成为自己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或者当上侍从武官（他正等待着这个），或者在这个圈子里结婚。他下决心要做到这一点。他看中了一个姑娘，这是一位美人和内侍女官，她不仅是他想要进入的那个社会里的自己人，而且是在这个高级圈子里所有身居要职、地位稳固的人努力想要接近的一个女人。这便是科罗特科娃伯爵小姐。卡萨茨基不单纯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才去追求科罗特科娃小姐，她还异常妩媚，因此他很快就爱上了她。起先，她对他特别冷淡，但是后来突然全都变了，她变得很温存，她的母亲也特别殷勤地邀他到她们家作客。

卡萨茨基提出求婚，被接受了。他感到奇怪：他竟轻易地得到了这样的幸福，而且在她们母女俩的言语态度间又流露出某种特别的、令人奇怪的东西。他太钟情了，他太迷恋了，因此居然没有发现在城里几乎尽人皆知的一件事：他的未婚妻在一年前曾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情妇。

二

在预定举行婚礼的日子前两周[157]，卡萨茨基坐在沙皇村他的未婚妻的别墅里。这是一个炎热的五月天，未婚夫陪同未婚妻在花园里散了会儿步，在绿荫如盖的菩提树林荫道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梅丽穿着一件白色的薄纱连衣裙，显得分外姣美。她仿佛是贞洁和爱的化身。她坐着，一会儿低下头，一会儿抬头望望这位魁梧的美男子。卡萨茨基特别温柔和特别小心翼翼地在同她说话，唯恐自己有一个姿势、一句话玷污和亵渎了未婚妻的天使般的纯洁。卡萨茨基属于四十年代（现在已经绝迹）的这样一类人：他们在两性关系上对自己恣意放纵，内心也不谴责这种行为的不洁，但是却要求自己的妻子白璧无瑕、守身如玉。对自己圈子里每一个少女的这种白璧无瑕他们是尊重的，也这样来对待她们。男人可以纵情酒色的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但是关于女人的那种观点却与现在年轻人的观点截然不同——现在的年轻人把每一个少女都看做是在寻找配偶的雌儿，我看上面的那种观点是有益的。少女们看见把她们这样神化，也就努力去多多少少做个女神。卡萨茨基就抱有对女人的这种观点，而且他也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未婚妻的。这天，他特别钟情，对未婚妻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肉欲，相反，他脉脉含情地看着她，就像看着一件高不可攀的东西似的。

他伸直自己高大的身躯，两手拄着军刀站在她面前。

“我现在才知道一个人所能体验到的全部幸福。这就是您，这就是你，”他怯怯地微笑着说，“给予我的幸福！”

他正处在这样的时期，还不习惯于对人称“你”。在精神上，他感到她高高在上。对这位天使称“你”，他感到害怕。

“由于……你，我才认识到我自己，认识到我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早知道这个了，因此我才爱上了您。”

近处响起了夜莺的啼啭，微风过处，嫩绿的树叶在微微摆动。

他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眼泪涌上了他的眼睛。她明白他是在感谢她刚才所说的她爱上了他。他走了几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走到她跟前坐下。

“您知道，你知道，得了，反正一样。我跟你亲近不是无私的，我想建立起跟上流社会的联系，但是后来……我了解了你，这与你相比是多么渺小啊。为了这个，你不生我的气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摸了摸他的手。

他明白，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不，我不生气。”

“是的，你刚才说……”他踌躇了一下，他觉得这么说太无礼了，“你说，你爱上了我，但是，请原谅我，这我是相信的，但是除此以外，我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在使你担忧，使你不安。这是什么呢？”

“对，要么现在，要么永远守口如瓶，”她想，“他反正会知道的，但是现在他决不会走掉。啊呀，倘若他走掉，这该多么可怕呀！”

她用爱恋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他那魁梧、高贵、健壮有力的身躯，现在她爱他胜过爱尼古拉。假如不是皇位，她才不愿意拿这个人去换皇上呢。

“您听我说。我不愿意不诚实，我应该把一切都说出来。您会问是什么？那就是，我曾经爱过别人。”

她用恳求的姿势把自己的手放在他身上。

他一言不发。

“您想知道是谁吗？对，是他，皇上。”

“我们大家都爱他，我想，您是在学校……”

“不，是在后来。这是一时的迷恋，但是后来就过去了。但是我应该说出来……”

“嗯，那又怎么样呢？”

“不，我不是一般地。”她用双手蒙住脸。

“怎么？您委身给他了吗？”

她一言不发。

“做了情妇？”

她一言不发。

他跳了起来，脸像死人一样苍白，颧骨抽搐着，站在她面前。他现在想起了，有一次，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在涅瓦大街遇见他，曾向他亲切祝贺[158]。

“我的上帝，我干了什么呀，斯季瓦[159]！”

“别碰，别碰我。噢，多痛苦啊！”

他扭头向屋里走去。在屋里，他遇见了她的母亲。

“您怎么啦，公爵？我……”她看见他的脸以后，不作声了。血猝然涌上了他的脸。

“您知道这事，居然想利用我来替他们遮丑。倘若你们俩不是女人的话——”他在她的头顶举起了巨大的拳头，嚷了一声，便转身跑了出去。

假如他的未婚妻的情夫不是一国之君，他非打死他不可，但这人偏偏是他崇拜的沙皇。

第二天，他就递上假条并呈请退职，同时推说有病，什么人也不见，接着就到乡下去了。

夏天他是在自己的村子里度过的，顺便安排一下家务。夏天结束以后，他没有回彼得堡，而是进了修道院，出家当了修士。

他的母亲写信给他，劝他做事不要这样不留后路。他回信说，上帝的使命高于一切其他考虑，而他已经领悟到这个使命了。只有他妹妹一个人（她也像她哥哥一样骄傲和虚荣心很强）了解他。

她明白，他所以去当修士，是为了比那些想要显示站得比他高的人站得更高。她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他出家就是为了表明，他把别人以及从前他自己供职的时候认为非常重要的一切都视同粪土，而且他正登上一个新的高度，从那里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从前曾经羡慕过的芸芸众生。然而也不像他妹妹瓦莲卡[160]所想的那样，只有这一种感情在主宰着他。他心中还有另一种瓦莲卡所不知道的、真正的宗教感情，这种感情同骄傲感以及凡事争先的愿望交织在一起，支配着他。过去他一直把梅丽（未婚妻）想象成圣洁的天使，对梅丽的失望和受到的侮辱是如此厉害，这一切就把他引向绝望，绝望又把他引向哪里呢？——引向上帝，引向在他心中从来没有被破坏过的童年的信仰。

三

在圣母节[161]那天，卡萨茨基进了修道院。

修道院院长是一个贵族，一个博学的著述家和长老，也就是说，他隶属于由瓦拉希亚[162]沿袭下来的传统——修士必须毫无怨言地服从他选定的领导人和师父。修道院长是著名的阿姆夫罗西长老的徒弟，阿姆夫罗西是马卡里的徒弟，马卡里是列昂尼德长老的徒弟，列昂尼德又是派西·韦利奇科夫斯基[163]的徒弟。而卡萨茨基就拜这位修道院长为师。

卡萨茨基在修道院除了意识到他那种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优越感之外，就像在他所做过的所有事情中那样，甚至在修道院里，他也竭力争取在外表和内心两方面做到尽善尽美，并从中找到乐趣。在禁卫团里，他不仅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军官，而且他做得比上级要求的还多，从而扩大了完美的范围，同样，在修道院里，他也力求做一个完美无缺的修士：克尽厥职、克制、谦卑、宽厚，从行动到思想都很清白、顺从。特别是最后一个品德，或者说美德，减轻了他生活的艰难。修道院靠近首都，参观者不断，修士生活中的许多要求，都是他所不喜欢的，都在诱惑他，但是这一切都被“顺从”二字化为乌有：说长道短不是我的事，完成规定的职事才是我的本分，不管在圣遗骨[164]旁守灵，在唱诗班唱诗，或者在客舍记账，一切可能产生的疑惑，不管是对什么事情，都被对长老的顺从扫除净尽。倘若不是顺从，他很可能为教堂祈祷的冗长和单调，参观者的熙来攘往，以及师兄弟们的无聊庸俗感到苦恼，但是现在这一切不但都被快乐地忍受了，而且成了他生活中的慰藉和支持：“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祷告一天必须听好几遍，但是我知道必须这样。由于知道必须这样，我就在这里面找到了乐趣。”长老曾对他说，正如为了维持生命必须有物质食粮一样，为了维持精神生命，也必须有精神食粮——教堂的祈祷。他相信这话是对的，固然，有时候清早他是勉强起来参加教堂祈祷的，但是这确实给予他无可置疑的安慰和快乐。快乐来自谦卑的意识，以及所作所为和长老的一切规定的毋庸置疑。他的生活的兴趣不仅在于越来越多地驯服自己的意志和越来越谦卑，而且还在于达到基督徒的一切美德，这些美德在最初一段时期他觉得是容易做到的。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送给了修道院而且毫不惋惜，他也不偷懒。对下属表示谦卑，在他不仅是容易的，而且带给他一种乐趣。甚至战胜淫欲之罪——无论是好色还是淫乱，他做起来也毫不费力。长老特别告诫他不要犯这个罪，但是卡萨茨基高兴的是，他并没有犯这个罪。

只有想起未婚妻使他痛苦。不仅是想起，甚至设想一下可能发生的事，都使他难受。他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他所熟悉的那位皇上的宠姬，后来嫁了人，成了贤妻良母。她的丈夫身居要职，既有权，又有势，还有一个改邪归正的美丽的妻子。

在良好的时刻，这些思想并没有使卡萨茨基心烦意乱。当他在良好的时刻想起这些，他反而庆幸自己摆脱了这些诱惑。但往往也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一切突然在他眼前黯然失色，虽然不能说他不再信仰他所赖以生存的东西，但他不再看见它，不能再在自己心中唤起他所赖以生存的东西，而回忆和（说来可怕）对自己贸然出家的悔恨攫住了他整个的心。

对这种状况的拯救是一应职事——工作和从早到晚地整天祈祷。他像平常一样祈祷、跪拜，甚至超过平常，祈祷得更多了，但他只是用肉体在祈祷，没有灵魂。这样的状况常常持续一天，有时候两天，然后自行消失。但是这一天或者两天是可怕的。卡萨茨基感到他已不在自己，也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而是处在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下。在这个时期，他所能做和做过的一切，就是听从长老的教导，守身自持，清静无为，坐以待变。总的说来，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卡萨茨基不是凭自己的意志，而是凭长老的意志在生活，而在这个顺从中自有一种特别的宁静。

卡萨茨基就这样在他出家的第一所修道院里过了七年。在第三年末，他落发为修士司祭，赐名谢尔盖。落发对谢尔盖来说是一件重大的内心事件。他过去在领圣体血时也曾体验到一种莫大的欣慰和精神振奋；而现在，轮到他来主领祈祷了，主持奉献祈祷居然使他进入一种兴高采烈和深受感动的境界。但是后来这种感情越来越淡漠，有一次正赶上他处在他常有的这种被压抑的心情下主领祈祷，他感到连这也将消失。的确，这种感情衰退了，但是留下的习惯还在。

总的说来，在修道院生活的第七年，谢尔盖开始感到厌倦了。需要学习的一切和需要做到的一切，他都做到了，此外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然而，麻木不仁的状态却越来越严重。也就在这时候，他知道了母亲的死耗和梅丽出嫁的消息。他对这两个消息都漠然置之。他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兴趣都集中在自己的内心生活。

在他出家的第四年，大主教对他特别垂青，为此长老对他说，如果上面有意委派他高级的职务，他是不应该拒绝的。于是修士的虚荣心便在他心中抬头了，而这正是修士们视为大忌的。他被指派到京城附近的一所修道院去。他想要拒绝，但是长老命令他接受。他只得接受委派，告别了长老，转到另一所修道院去。

这次调往京都的修道院，在谢尔盖的生活中是一件大事。各种各样的诱惑接踵而至，谢尔盖只好把全副精力都用来对付这个。

在过去那所修道院里，女性的诱惑很少使谢尔盖感到痛苦，但是在这里，这种诱惑却以可怕的力量抬头了，甚至取得了某种固定的形式。有一个出名的品行不端的太太开始来勾引谢尔盖。她跟他攀谈，请他到她家里去做客。谢尔盖严词拒绝了，但他却被自己的愿望的明确性吓了一跳。他非常害怕，因此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长老，除此以外，他为了防范自己，又叫来了自己的年轻的徒弟，克服羞耻向他承认了自己的弱点，并请他看住他，除了祈祷和应做的职事以外，不让他到任何地方去。

除此以外，对谢尔盖的一个很大的促使他犯罪的诱惑是这所修道院的院长，一个在宗教界飞黄腾达，尘缘未断、八面玲珑的人，谢尔盖对他十分憎恶。无论谢尔盖怎样克制自己，他还是克制不了这种反感。他极力忍让，但是内心深处还是谴责他。这种不好的感情终于爆发了。

这事发生在他来新修道院的第二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圣母节那天，大教堂里正在进行彻夜祈祷，来客云集。修道院长亲自主领祈祷。谢尔盖神父站在自己通常站的位置上进行祈祷，也就是说，他正处在他祈祷时经常有的那种内心斗争的状态中，特别是在大教堂，不是由他亲自主领祈祷的时候。他的内心斗争表现在，那些参观者，先生，特别是女士激怒了他。他极力对他们视而不见，不去看周围发生的一切：一个士兵怎样把人们推开，陪他们进来，女士们怎样互相把修士指给对方看——她们甚至常常指着他和另一位漂亮的修士。他仿佛给自己设了障眼物，除了圣像幛前的烛光、圣像和诵经的人以外，极力对一切视而不见；除了唱和念的祷告词以外，对一切听而不闻，除了那由于意识到自己正在做应该做的事而体验到的忘我境界以外，任何别的感情也不去体会。当他听着和默诵着听过这么多次的祷告的时候，总是体验到这种忘我的境界。

他就这么站着，鞠躬行礼，在需要画十字的时候画十字，内心斗争着，一会儿潜心于冷静的谴责，一会儿又故意什么也不想，心如止水。正在这时候，法衣圣器室执事尼科季姆神父（这人对于谢尔盖神父也是促使他犯罪的一大诱惑——他对修道院长的阿谀奉承，使谢尔盖神父不由得常常要指责他）走到他的身边，向他深深一鞠躬，说院长叫他到祭坛去。谢尔盖神父整了整法衣，戴上修士帽，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向祭坛走去。

“Lise,regardez à droite,c'est lui.”[165]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

“Où，Où？Il n'est pas tellement beau.”[166]

他知道这是在说他。他一面听着，一面像往常受到诱惑时常常做的那样，不断地默祷：“不要使我们受到诱惑。”他低下头，垂下眼睛，走过讲经台，绕过那些身穿法衣、这时正从圣像幛旁走过的唱诗班的领唱，走进北边的门。他进了祭坛，按照惯例在胸口画着十字，向圣像深深鞠躬，然后抬起头来望了院长一眼。他用眼角看到在院长身旁还站着另一个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的人影，但是没有向他们转过身去。

院长身穿法衣，站在墙边。他从大肚子和肥胖的身体上披的法衣下面伸出短胖的小手抚摩着法衣上的金丝花边，正笑容可掬地和一个军人说话。那军人穿着缀有绣花缩写字、两肩饰有带的御前侍从的将军服。谢尔盖神父用自己的军人的习惯的眼睛一下就看清了这些花字和带，这位将军是他们团从前的团长。现在他显然身居要职，谢尔盖神父立刻发现院长是知道这个的，他正对此感到高兴，因此他那胖胖的红脸映着秃顶，容光焕发。这使谢尔盖神父十分不快，觉得受了侮辱。看院长的意思，把他谢尔盖神父叫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满足一下将军的好奇，正如将军所说，他想看一看他过去的同僚。谢尔盖神父一听这话，更增添了不快。

“非常高兴看到天使般模样的您，”将军伸出手来说，“希望您没有忘记老同事。”

须眉皆白的院长红光满面，笑容可掬，仿佛对将军所说的话表示赞许，而将军那保养得很好的脸上带着一副自鸣得意的笑容，嘴里喷出一股酒味，颊须上散发着雪茄烟的臭气——这一切都惹恼了谢尔盖神父。他向院长再次鞠了个躬，说道：“法师，您叫我？”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他的脸部表情和整个姿态都似乎在问：干什么？

院长说：“是的，同将军见见面。”

“法师，为了免受诱惑，我已远离尘世，”他说，脸色苍白，嘴唇发抖，“您为什么又在这里让我受到这种诱惑呢？而且在祷告的时候，在上帝的神殿里。”

“走吧，走吧。”院长猛地面红耳赤，皱紧眉头，说道。

第二天，谢尔盖神父请求院长和师兄弟们原谅他的倨傲，但是与此同时，经过一夜的祈祷之后，他决定必须离开这所修道院。他把这事写信告诉了长老，并恳请长老允许他返回长老的修道院。他写道，他感到自己的弱点，没有长老的帮助，他独自一人是抵挡不了这些诱惑的。同时他忏悔自己犯的倨傲的罪。下一次邮班送来了长老的回信。长老在信中写道，他的傲气是一切的根源。长老向他说明，他的怒火所以爆发，是因为他的谦卑和不为僧侣们感到的荣耀所动不是为了上帝，而是为了自己的那点傲气；你看，我多么了不起，我什么也不需要。正是由于这点，他才会对院长的行为觉得受不了。我为了上帝把一切都视同粪土，他们却拿我像野兽似的展览。“倘若你蔑视荣誉是为了上帝，你就会忍受。你身上的世俗的傲气还没有熄灭。我的孩子谢尔盖，我一面想着你一面祷告。关于你，上帝给我的启示是这样的：像过去一样地生活，要顺从天命。也就在这时候我获悉，过着圣徒生活的隐修士伊拉里翁在他的隐修地死去。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坦宾诺的住持问我，有没有哪位师兄愿意到那里去居住，恰好你在这时候来信。你就到坦宾诺修道院去找派西神父吧，我会写信告诉他的，你请求他允许你占用伊拉里翁的修道室。这倒不是说你可以代替伊拉里翁，但是为了克服傲气，你需要一个隐修的地方。愿上帝祝福你。”

谢尔盖听从了长老的忠告，把他的信给院长看了，求得了他的允许，把修道室和自己的一应物品交给修道院，便动身到坦宾诺隐修院去了。

坦宾诺隐修院的住持是一个非常好的当家人，商人出身，他随和地接纳了谢尔盖，把他安顿在伊拉里翁的修道室，起初给了他一名侍者，后来又听从他的意愿，留下了他一个人。修道室是在山里挖的一个窑洞，伊拉里翁就埋葬在这间窑洞里。窑洞的后室葬着伊拉里翁，前室则有一个铺着草垫的壁龛，供睡觉用，室内有一张小桌和一块隔板，隔板上放着圣像和书。在外面那扇经常关着的门上也钉着一块隔板，一名修士每天一次从修道院里拿来的食物，就放在这块隔板上。

于是谢尔盖神父便成了隐修士。

四

在谢尔盖隐修生活第六年的谢肉节[167]，邻城里一伙快活的有钱人，有男有女，在吃完春饼、喝过酒之后，决定驾着三套马的雪橇外出郊游。这伙人中有两位律师、一位富有的地主、一位军官和四个女人。女人中一位是军官的太太，另一位是地主的太太，第三位是一个少女，地主的妹妹，第四位是一个离了婚的太太，一个美人，有钱而怪僻，她那乖张的行为常常使全城为之吃惊和不安。

天气好极了，路像地板一样。他们在郊外跑了大约十俄里，便停下来，开始商量往哪儿去：回去呢，还是继续往前走。

“这条路是通哪儿的？”那位离了婚的美丽的太太马科夫金娜问。

“通坦宾诺，离这儿十二俄里。”向马科夫金娜献殷勤的那位律师说。

“嗯，再往下呢？”

“再往下就经过修道院到Л。”

“就是那位谢尔盖神父住的地方吗？”

“对。”

“卡萨茨基？那位美男子，隐修士？”

“对。”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去找卡萨茨基吧。先在坦宾诺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但是，咱们就来不及回家过夜了。”

“没关系，就在卡萨茨基那儿过夜。”

“很可能那儿有所修道院的客舍，而且非常好。我替马欣辩护的时候，到那儿去过。”

“不，我要在卡萨茨基那儿过夜。”

“得了，哪怕您再神通广大，这也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打赌！”

“行啊。倘若您在他那儿过夜，要我给什么都行。”

“A discrétion.”[168]

“您也得这样！”

“那当然。走吧。”

给车夫们拿来了酒。他们自己则拿来了一箱馅儿饼、酒和糖果。女士们把自己紧裹在白色的狗皮大衣里。车夫们争论了一下由谁领头，一个年轻小伙子就剽悍地侧转身子，把长鞭一扬，一声吆喝——铃声清脆地响起来，滑木也发出吱吱的声音。

雪橇轻轻地颠簸着和摇晃着。拉边套的马套着一副镶有金属饰件的套具，马尾巴被高高地绾起，它们平稳地、愉快地飞奔着。像抹了油一般光滑平坦的路面迅速地朝后倒退。车夫不时剽悍地抖动一下缰绳。律师和军官面对面地坐着，跟身旁的马科夫金娜闲扯。而她则裹紧大衣，一动不动地坐着，在想：“千篇一律，一切都叫人恶心：红红的油亮的脸，酒味，烟味，说来说去那一套，思想总也出不了那个圈子，一切都围着‘恶心’二字打转，可是他们还自鸣得意，坚信非这样不可，而且他们可以这样一直活到死。我可不干。我感到无聊。我需要有什么东西来把这一切全打乱，翻个过儿。嗯，哪怕像萨拉托夫的那些人也好，他们好像出去玩时给冻死了。嗯，我们这帮人会怎样做呢？将怎样表现呢？肯定非常卑鄙。大家都只顾自己。而且，我的表现也很可能是卑鄙的，但是我起码长得漂亮。他们都知道这个。那么，那位修士呢？难道他连这个都不懂吗？不可能，这是他们唯一懂得的。就像秋天我跟那个军官学校学生一样，那家伙真蠢……”

“伊万·尼古拉伊奇！”她说。

“什么事？”

“他有多大年纪？”

“谁呀？”

“当然是卡萨茨基。”

“好像四十开外吧。”

“怎么，所有的人他都接见吗？”

“所有的人，不过他并不常常接见。”

“把我的腿盖上。不是这样，您真是笨手笨脚！对了，再裹紧点儿，再裹紧点儿，就这样。别捏我的腿呀！”

他们就这样一直跑到修道室所在地的树林跟前。

她走下雪橇，命令他们走开。他们再三劝阻她，她倒生起气来，命令他们快走。于是雪橇走了，而她，裹着她那件白色狗皮大衣，开始沿小路走去。律师下了雪橇，留下观望。

五

谢尔盖神父闭门隐修已经第六年了。他四十九岁。他的生活是艰难的。并不是素食和祈祷有什么艰难，这算不了艰难，而是内心的斗争，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斗争的根源有二：怀疑和肉欲。而这两个敌人总是一起抬头。他曾经以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敌人，其实这二者是相同的。怀疑一消除，淫欲也随之消灭。但是他始终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魔鬼，一直同他们分别斗争。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想，“你为什么不赐给我信仰。是的，淫欲，是的，圣安东尼[169]和别的圣徒也曾和淫欲斗争，但是他们有信仰。他们有信仰，而我却有这样的没有信仰的时刻和日子。倘若尘世是罪恶的，必须弃绝尘世，那么整个世界，它的全部美，又是为了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设置这个诱惑呢？诱惑？我想逃避尘世的欢乐，在也许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孜孜以求，难道这就不是诱惑吗？”他对自己说，心里不寒而栗，对自己感到深深的厌恶。“败类！败类！还想当圣徒哩。”他开始骂自己，接着便开始祷告。但是刚开始祷告，他在修道院里惯常的模样就鲜明地浮现在他的眼前：戴着修士帽，穿着长袍，道貌岸然。他摇了摇头。“不，这不是真相，这是欺骗。但是我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自己，骗不了上帝。我不是一个正人君子，而是一个可怜而又可笑的人。”于是他掀开法衣的衣襟，望了一眼他那穿着衬裤的可怜的腿，笑了笑。

然后他放下衣襟，开始念经、画十字和鞠躬行礼。“难道这张卧榻将成为我的葬身之地吗？”他念道。仿佛有一个魔鬼在向他低声耳语：“单身的卧榻本来就是葬身之地嘛。虚伪。”于是他在想象中看到了那个曾与他姘居的寡妇的双肩。他甩了一下头，继续念经。他念完戒律，又拿起《福音书》打开来，翻到他反复诵读而且都会背了的地方：“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170]他收起涌上心头的一切怀疑。就像人们安放一个不易平衡的物体一样，他把自己的信仰重又安放在那条摇晃不定的细腿上，然后小心翼翼地离开它，以免把它碰倒。眼前的障幕又出现了，他心安了。他重念了一遍自己童年的祈祷：“主啊，带我去，带我去吧。”——于是他不仅感到了轻松，而且还感到快乐和深受感动。他画了一个十字，在铺在窄凳上的褥子上躺下，把夏天穿的法衣枕在头底下。他睡着了，睡得很轻。在梦中，他仿佛听见铃铛的声音。他不知道这是醒了还是仍在梦中，但这时敲门声把他从梦中惊醒。他站了起来，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敲门声又响了起来。对，这是很近的敲门声，在敲他的门，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的上帝！我在圣徒传中读到，魔鬼常常装扮成女人的模样，难道这是真的吗？……是的，这是女人的声音，而且声音是那样温柔、畏怯、可爱！呸！”他啐了一口唾沫。“不，这是我的幻觉。”他说，便走到设着诵经台的那个墙角，用正确的、习惯的姿势双膝跪下，在这个下跪的姿势中他找到了快慰。他跪下，头发披散在脸上，他把已经光秃的脑门紧贴在潮湿、阴冷的花条布地毯上。（地板透风）

……他念着赞美诗，那个小老头皮缅神父对他说过这能驱妖辟邪。他用有力的神经质的两腿轻轻地抬起他那消瘦的很轻的身体，他想继续念下去，但是他没有念，而是身不由己地竖起耳朵在听。他希望能再听到那声音。但是万籁无声，水依旧滴滴答答地从屋顶滴下来，滴到放在房角的小木桶里。外面细雨夹着浓雾，消融着积雪。静静的，静静的。突然窗外响起了沙沙声，而且显然是人的声音——还是那个温柔的、怯生生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只能属于一个可爱的女人，这声音在说：

“让我进来吧。看在基督的分上……”

仿佛全身的血都涌进了心脏，而且停止不动。他连气都不敢出：“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171]

“我可不是魔鬼呀……”听得出，说这话的嘴巴在微笑，“我不是魔鬼，我不过是一个有罪的女人，迷了路——不是误入迷途，而是真的迷了路（她笑了）。我冻坏了，请求一个安身之地。”

他把脸贴近玻璃。神灯反射在玻璃上，到处在闪闪发光。他把手掌贴近脸的两侧，向外仔细张望。浓雾、细雨、树，原来是在右边。她，对，她，一个穿白色长毛皮大衣的女人，戴着帽子，有一张十分可爱、善良、受惊的脸，她就在这儿，离他的脸只有两俄寸，正弯下腰看他，他们的眼睛相遇了，彼此都认出了对方。并不是说他们从前彼此见过，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在他们交换的眼光里，他们（特别是他）感觉到，他们彼此相识，相互了解。交换过这样的眼光以后，再要怀疑这是魔鬼，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善良的、可爱的、怯生生的女人，那是不可能了。

“您是谁？您来干什么？”他说。

“您倒是开门呀，”她用撒娇似的专横口吻说道，“我冻坏了。跟您说，我迷了路。”

“要知道我是修士，一个隐居修炼的人。”

“哎呀，您就开门吧。您难道要在您祷告的时候让我在窗下冻死吗？”

“您是怎么……”

“我又不会吃了您。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进去吧。我简直冻坏啦。”

她自己也觉得毛骨悚然，她说这话几乎带着哭音。

他离开窗户，望了一眼戴着荆棘冠的基督像。“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他说道，画着十字，深深地鞠躬，然后走到门旁，将门打开，进了门廊。在门廊里，他摸着了门钩，开始拔它。他听到门的那一边有脚步声，她正离开窗户向门口走来。“啊呀！”她突然叫了一声。他明白，她是一脚踩到门槛旁的水坑里了。他的手哆嗦着，他怎么也拔不出被门绷紧了的挂钩。

“您倒是怎么啦，让我进去呀。我全身都湿了，我冻僵啦。您净想着拯救灵魂，我可是冻僵啦。”

他把门使劲向身边一拉，拔出了门钩。他没有估计到门的弹力，把门顺手向外一推，碰了她一下。

“啊，对不起！”他说，突然完全变成了很久以前与女士们交往时的惯用口吻。

她听到这个“对不起”以后，微微一笑。“嗯，他还不怎么可怕。”她想。

“没什么，没什么。请您原谅我。”她从他身边走过，说道，“要不是情况这么特殊，我是说什么也不敢惊动您的。”

“请进。”他说，让她从身旁走过。一种他很久没有闻过的优雅的香水的强烈芳香沁入了他的心脾。她穿过门廊走进了里屋。他把外面的门“砰”地带上，没有挂上门钩，便穿过门廊走进了里屋。

“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这个罪人吧，主啊，饶恕我这个罪人吧。”他不仅在心中不停地默祷，甚至形诸于色，不由地翕动嘴唇，念念有词。

“请进。”他说。

她站在房间中央，水从她身上滴到地上。她在仔细地打量他，她的眼睛在笑。

“请原谅我，我破坏了您的隐修。但是您看，我实在没有办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从城里出外郊游，我跟他们打赌，我将一个人从麻雀村走到城里，但是在这儿迷了路，就这样。要不是碰巧遇见您的修道室……”她开始撒谎了。但是他的面容使她发窘，使她没法再说下去，便住了嘴。她意想中的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的美男子，但是他在她的眼中仍旧非常美。卷曲的、斑白的头发和胡须，端正的、秀气的鼻子，两眼像两枚火炭似的熠熠发光，当他举目直视的时候，使她吃了一惊。

他看出她在撒谎。

“是呀，是这样。”他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眼睛，“我一会儿再到这儿来，您请自便。”

于是他拿下灯，点上蜡烛，向她深深一鞠躬，走了出去，进了隔板后面的小屋。她听见他在那里挪动什么东西。“大概他在用什么东西顶住门，不让我进去。”她想了想，微微一笑。她脱下狗皮白大氅以后，开始取下用发卡卡在头发上的软帽和帽子底下的针织头巾。她站在窗下的时候，根本没有淋湿，她这样说，不过是催促他让她进去的借口。但是她在门旁的确踩了水坑，因此左脚一直湿到小腿肚，皮鞋和高筒套鞋里也满是水。她坐到他的床上（一块木板，不过上面铺了一条小毯子），开始脱鞋。这间小小的修道室，她觉得美极了。这间三俄尺宽四俄尺长的窄小房间，像玻璃一样清洁。小屋里只有一张床，就是她现在坐的，床上方的小隔板上放着书。墙角是一个小小的诵经台。门上钉着几颗钉子，挂着皮大衣和法衣。诵经台的上方挂着一张戴着荆棘冠的基督像和一盏神灯。屋里的气味很怪：油味、汗味和泥土味。一切她都喜欢，甚至这味儿。

湿了的两脚，特别有一只脚使她不放心，她开始急急忙忙脱鞋，一面不时露出笑容。她感到高兴的与其说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倒不如说她看到她居然扰乱了这个非常可爱、令人莫名其妙、又怪又招人喜欢的男人的心。“嗯，不理我，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她自言自语道。

“谢尔盖神父！谢尔盖神父！您是这么称呼的吧？”

“您有什么事？”一个低低的声音回答道。

“请您原谅我，我破坏了您的隐修。但是，真的，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当真会生病的。就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病了。我全身都湿了，两只脚冰冷冰冷的。”

“请原谅我，”一个低低的声音回答道，“我无法为您效劳。”

“我本来是无论如何不敢惊动您的。我只要等到天亮。”

他没有回答。她听见他在低声地念念有词——显然，他在祷告。

“您不会到这边来吧？”她微笑着问，“要不，我要脱衣服啦，得烤一烤。”

他没有回答，继续在墙的那一边用平静的声音念着祷告。

“对，这才像个人。”她想，费劲地脱着那只咕哧咕哧响的高筒套鞋。她拽着鞋，但拽不下来，她觉得这很好玩。她轻轻地笑出声来，但她知道，他听得见她的笑声，而且这笑声会在他身上取得她预期的效果，因此她笑得更响了。而这个快乐、自然、善良的笑声果然在他身上取得了她想要取得的效果。

“是啊，这样的人是可以爱的。瞧那双眼睛，瞧那张淳朴、高贵——不管他怎么喃喃地念着祷告——和充满热情的脸！”她想着。“我们女人是骗不了的。还在他把脸贴近玻璃看见我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就看上了我。眼睛亮了一下，便铭刻在心里了。他爱我，喜欢我。对，他喜欢我。”她说，终于脱下了套鞋和皮鞋，开始脱长筒袜。要脱袜子——脱掉这双系在吊袜带上的长筒丝袜，就必须撩起裙子。她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便说道：

“别进来呀。”

但是墙那边没有任何回答。不快不慢的念念有词的声音在继续着，还有一些动作的声音。“大概，他在磕头，”她想，“但是他不会鞠躬告辞的。”她说，“他在想我，就像我在想他一样。他正怀着同样的感情在想着我的这两条腿。”她说，拉下湿漉漉的长筒袜，光脚踩在床上，缩起两腿。她双手抱住膝盖坐了不大一会儿，若有所思地望着前方，“这样荒无人烟的隐修院，这样的寂静。再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她站起来，把袜子拿到炉子跟前，挂在通风口上，一种特别的通风口。她把它转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迈着光脚回到床上，把腿又蜷起来坐在上面。墙那边已经悄无声息。她瞧了一眼挂在她胸前的小表，已经两点了。“我们那帮人要三点左右来。”剩下不到一小时了。

“怎么，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这么坐下去吗？多荒唐！我不干。我就叫他来。”

“谢尔盖神父！谢尔盖神父！谢尔盖·德米特里奇。卡萨茨基公爵！”

门那边静悄悄的。

“听我说呀，这太残酷了。要不是我有事，我才不叫您哩。我病了，我不知我到底怎么啦。”她用痛苦的声音说道，“哎哟，哎哟！”她扑到床上，呻吟起来。说来也怪，她仿佛真的觉得她浑身无力，全身都疼，她在哆嗦，发高烧。

“听我说呀，帮帮我吧。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啦。哎哟！哎哟！”她解开上衣，露出胸脯，将裸露到肘部的两条胳膊一甩，“哎哟！哎哟！”

这时候，他一直站在自己的贮藏室里，不停地祷告。把晚祷文全部念完之后，现在他正一动不动地站着，眼观鼻，鼻观心，在心中作着祷告，不断默诵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

但是他一切都听见了。他听见她脱衣服时绸衫子的声音，听见她光着脚在地板上走路的声音，听见她用手给自己搓脚的声音。他感到他意志薄弱，每一分钟都可能毁灭，因此他不停地祷告。他仿佛体验到童话里的英雄一往无前时体验到的那种心情。就这样，谢尔盖听到，感觉到，危险和毁灭就在这里，就在他的上下左右，他只有一眼也不去看她，才能得救。但是想要看一看她的愿望骤然攫住他整个身心。而就在这一刹那，她说道：

“听我说呀，这太不人道啦。我会死的。”

“对，去就去，但是我要像那位神父做的那样，把一只手按在淫妇头上，另一只手放进火盆。但是没有火盆呀。”他回头一看。灯。他伸出一只手指放在火苗上，皱起了眉头，准备忍受，他觉得似乎相当久了竟毫无感觉，但是突然——他还说不上疼不疼和到底有多疼，就皱起了眉头，把手缩了回来，连连甩着手。“不，我干不了这个。”

“看在上帝的分上！哎哟，到我这里来一下吧！我要死了，哎哟！”

“那怎么办，我要毁灭吗？那不成。”

“我这就到您那里去。”他说，接着便打开房门，也不看她，就从她身边走过，进了那扇通向门廊的门（他常常在门廊里劈柴），摸着了劈柴的木墩和靠墙的斧子。

“就来。”他说罢就右手拿起斧子，把左手的食指放在木墩上，抡起斧子，一下就砍在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以下。手指蹦了起来，比砍断一根同样粗细的劈柴要容易，它翻了个过儿，“啪”的一声蹦到木墩边上，然后落到地上。

他听见这声音比感到疼痛要早一些。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感到奇怪为什么不疼，就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和流下的温暖的血。他迅速用法衣的下摆裹住被砍断的指关节，把它紧按在大腿上，回头走进了房门。他在那女人面前站住，垂下眼睛，低声问道：

“您有什么事？”

她望了望他那苍白的脸和左边的抖动着的面颊，她突然觉得羞耻起来。她跳下床，抓起皮大衣披在身上，裹住了身子。

“是的，我觉得疼……我着了凉……我……谢尔盖神父……我……”

他抬起眼睛望着她，眼睛里闪耀着平静的快乐的光，他说：

“好妹妹，你为什么要毁灭自己的不死的灵魂呢？诱惑必须进入尘世，但是诱惑经由他而进入尘世的那个人是有祸的……祷告吧，求上帝宽恕我们。”

她听着他的话，望着他。她突然听到有液体滴下的声音。她低头一看，看见血正从他的手上沿着法衣往下流。

“您把手怎么啦？”她想起了她听到的声音，便拿起灯，跑进门廊，看见地上有一节血淋淋的手指。她回到屋里，脸色比他的还要苍白，她想对他说什么，但是他悄悄地走进贮藏室，随手关上了门。

“请饶恕我，”她说，“我用什么来赎自己的罪呢？”

“走开。”

“让我来给您包扎一下伤口吧。”

“离开这里。”

她匆忙地、一言不发地穿好衣服。她穿戴好了，裹上大衣，便坐下等候。外面传来了铃铛的声音。

“谢尔盖神父，请您饶恕我。”

“走吧，上帝会饶恕你的。”

“谢尔盖神父，我一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别嫌弃我。”

“走吧。”

“请您饶恕我，祝福我。”

“为了圣父、圣子和圣灵，”可以听见从隔板后面传来的声音，“走吧。”

她号啕大哭，走出了修道室。律师向她迎面走来。

“得了，输啦，没有办法。您坐哪儿？”

“哪儿都行。”

她坐上雪橇，一直到家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年以后，她正式落发，接受苦行戒律[172]，在修道院里过着刻苦的生活。她的师父是一位隐修士，名字叫阿尔谢尼，他间或用写信的方式指导她。

六

谢尔盖在闭门隐修中又过了七年。起先，人家给他拿来的许多东西他都收下了：有茶，有白糖，有白面包，有牛奶，有衣服，有劈柴。但是日子越往后，他对生活的要求也就越严格，他拒绝一切多余的东西，最后发展到除了一星期一次的黑面包以外，他什么也不要。给他拿来的一切，他都分给了前来求他的穷人。

谢尔盖神父的全部时间都在自己的修道室里度过，不是祈祷，就是跟越来越多的来访者交谈。谢尔盖神父间或外出，也仅仅是一年两三次到教堂里去，有时，他也外出挑水和砍柴，如果对此有需要的话。

这样的生活过了五年，就发生了很快传遍各地的马科夫金娜事件，她的夜访，此后她内心发生的变化，以及她的进修道院。从那时起，谢尔盖神父的名声开始大振。来访者越来越多，在他的修道室四周也搬来了修士，建起了教堂和客舍。谢尔盖神父的名声越传越远，而且恰如我们惯常见到的那样，他的名望往往超过了他的事迹。人们开始从很远的地方源源不断地来找他，也有带病人来的，硬说他能治好他们的病。

他第一次治愈病人是在他隐修生活的第八年。这是治好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他母亲把他带来找谢尔盖神父，硬要谢尔盖神父把手按在他头上[173]。谢尔盖神父从来没有想到他能治病，他把这种想法认为是犯了倨傲的大罪。但是带孩子来的那位母亲硬是苦苦哀求，在地上磕头求告，她说，为什么他能给别人治病就不肯治好她的儿子呢，她请他看在基督的分上行行好。谢尔盖神父认定能治病的只有上帝，她对此的回答是，她只请求他把手按一按，祷告祷告。谢尔盖神父拒绝了，走进了修道室。但是第二天（这事发生在秋天，夜里已经很冷），他走出修道室去挑水，又看到了那个母亲，带着她的儿子——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脸色苍白、骨瘦如柴，他又听到她同样的哀告。谢尔盖神父想起了那个不义之官的故事[174]，过去他毫不怀疑他必须拒绝，现在他却感到怀疑，而感到怀疑之后，他就开始祈祷，一直祈祷到他在心中拿定主意为止。他拿定的主意是这样的，他必须满足那个女人的要求，因为她的信仰能够救她的儿子；至于他谢尔盖神父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过是上帝选中的微不足道的工具而已。

于是谢尔盖神父便走出去找那母亲，满足了她的愿望，把手按在孩子的头上，开始祷告。

母亲带着孩子走了，过了一个月，孩子居然痊愈了，于是谢尔盖长老（现在人们都这么称呼他）治病如神的名声传遍了四乡。从那时候起，没有一个星期没有病人川流不息地来找谢尔盖神父。他既然没有拒绝这一些人，也就不能拒绝另一些人，于是他便把手按在他们头上，进行祷告，居然许多人痊愈了，于是谢尔盖神父的名声就越传越远了。

就这样在修道院里过了九年，在闭门隐修中又过了十三年。谢尔盖神父已经有了长老的仪表：长长的银髯，头发虽然稀少，但是仍旧黑而卷曲。

七

谢尔盖神父已经有几个星期在执着地想着一个问题，屈从于这样的地位，他这样做好不好？这个地位与其说是他自己找的，不如说是修士大司祭和修道院长强加给他的。这事开始于那个十四岁的男孩痊愈之后，从那时候起，谢尔盖每月、每周、每天都感到他的内心生活被毁坏了，被一种外在的生活所代替，仿佛有人把他里子朝外地翻了个过儿。

谢尔盖看到，他成了吸引来访者和施主们到修道院里来的工具。正因为此，院方才为他安排了使他能充分发挥效用的条件，例如，人们完全不让他有劳动的可能，为他准备好了他可能需要的一切，而要求于他的仅仅是，他不要剥夺给那些来访者的祝福。为了他的方便，他们替他安排了接见的日子。他们安排了一间男客接待室和一个专供他替来人祝福的地方。这个地方四周围了栏杆，免得那些向他挤过来的女客把他撞倒。倘若说人们需要他，他为了执行基督博爱的信条就不能拒绝人们想要看到他的要求，而避开这些人是残忍的——这一点他不能不同意，但是随着他越来越献身于这样的生活，他越来越感觉到他内心生活变成外在的了，他心中的活命之泉[175]在日渐枯竭，他所做的一切，越来越多地是为了人们，而不是为了上帝。

不论他向人们劝谕，还是单纯地祝福，不论他替病人祝祷，还是向人们指破迷津，倾听人们对他的感谢（因为据说，他曾以治病或者规诫帮助过这些人）——对此种种，他不能不感到高兴，他也不能不关心自己工作的后果，以及它对人们的影响。他想，他是一盏点亮的灯，他越是感觉到这个，他就越感觉到他心中燃烧着的上帝的真理之光正在渐渐黯淡和熄灭。“我做的事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上帝，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人？”——这个问题常常折磨着他。对此，他倒不是不能回答，但是他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他在灵魂深处感到，魔鬼用为人的活动偷换了他为上帝的整个活动。他之所以感觉到这个，是因为过去人们打断了他的隐修，使他感到苦恼，而现在他却为他的隐修本身感到苦恼。他对这些来访者感到不胜负担，被他们弄得精疲力竭，但是他在灵魂深处对他们的来访还是高兴的，他高兴地听到那包围着他的一片颂扬。

甚至有一个时期，他决心出走，躲起来。他甚至把一切都考虑好了这事应当怎么办。他给自己准备好了一套农人的衬衫、裤子、褂子和帽子。他借口说，他需要这些东西是为了布施给那些向他求告的人。他把这套衣服藏在身边，考虑他将怎样穿戴起来，把头发剪短，离开这里。先坐火车离开，坐过三百俄里再下车，然后再沿着一个个村子走。他问过一个当兵的老汉，他是怎么求乞的，人家是怎么布施和留他住宿的。这老汉就告诉他，在哪儿乞求布施和在哪儿借宿好，谢尔盖神父也想照此办理。甚至有一天夜里，他穿好衣服，想要走了，但是他拿不定主意：留下好还是出走好？起先他犹豫不决，后来犹豫过去了，他便习以为常，向魔鬼屈服了。这套农人的服装只是使他回想起他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和感情而已。

来找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留给他修道和祈祷的时间却一天比一天少。有时候，在头脑清醒的时刻，他想，他就好比那从前有过一泓清泉的地方。“从前曾经有过一股活命之水的纤细的清泉，静静地从我身上流出，流过我的全身。当‘她’（他常常满怀喜悦地回想起那一夜和她——现在的阿格尼娅姆姆[176]）诱惑我的那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她尝到了那洁净的水。但是从那时候起，水还没有来得及流到一定数量，一群口渴的人就来了，他们你推我搡，互相拥挤。他们把什么都推了进去，剩下了一摊泥浆。”他在难得的头脑清醒的时刻这样想，但是他最惯常的状况是：疲倦和因这疲倦而产生的自我陶醉。

有一年春天，在仲春节[177]前夕，谢尔盖神父在自己的窑洞教堂里做彻夜祈祷。容纳得下的人都进来了，大约二十人左右。这都是些有钱的老爷和商人。谢尔盖神父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让谁进来，却是由一个指定照料他的修士和一个每天从修道院派到他的隐修地来的值日修士挑选的。一大群人，大约八十余名朝圣的香客，特别是一群村妇拥挤在外面，在等候谢尔盖神父出来替他们祝福。谢尔盖神父在主领祈祷，当他唱着赞美诗走出来……走到他的先行者的棺材跟前时，他摇晃了一下，差点跌倒，幸亏有一个站在他身后的商人和一名跟在他后面充当助祭的修士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神父！谢尔盖神父！亲爱的！主啊！”一些女人七嘴八舌地说道，“脸白得像手绢。”

但是谢尔盖神父立刻恢复了常态，虽然他的脸色还十分苍白。他把商人和助祭从身边推开，继续唱着赞美诗。谢拉皮翁神父、助祭，还有教堂差役，以及经常住在隐修地、侍候谢尔盖神父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太太，都齐声恳求他暂停祈祷。

“不要紧，不要紧的，”谢尔盖神父说，在他的胡子底下微微露出一丝微笑，“不要中断祈祷。”

“是的，圣徒们就是这样做的。”他想。

“真是圣徒！上帝的使者！”他立刻听到身后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和那个扶过他的商人的声音。他不听众人劝说，继续主领祈祷。大家又互相拥挤着，穿过甬道，回到了小教堂。在那里，虽然稍许把时间缩短了一点，谢尔盖神父还是把彻夜祈祷做完了。

做完祈祷，谢尔盖神父立刻给在场的人祝福，然后走出来，走到洞口外一棵榆树下面的长凳前。他想休息一下，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他觉得这对他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他刚一出来，人群就向他拥去，请求他祝福，请他指破迷津。这里有一群女香客，她们总是从一个圣地走到另一个圣地，从一个长老走到另一个长老那里，她们在任何圣地和任何长老面前永远是无限感动。谢尔盖神父深知这是一类司空见惯的、最不虔诚、最冷酷和最矫揉造作的人，其中还有一些云游派旧教徒，他们大都是脱离定居生活的退役士兵；还有一些是贫穷的、大都是爱酗酒的老汉，他们从一个修道院走到另一个修道院，到处流浪，但求一饱；也有一些愚昧无知的村民和村妇，带着他们的自私要求，或者要求治病，或者要求为他们的一些最实际的事排忧解难：女儿出嫁呀，承租店铺呀，购买土地呀，或者要求解脱他们睡觉时把孩子无意中压死或是跟人养私生子的罪孽呀，等等。对这一切谢尔盖神父是早就熟悉的，而且毫无兴趣。他知道，他从这些人身上得不到任何新东西，这些人在他心中也引不起任何虔诚的感情，但是他仍旧喜欢看到他们，喜欢看见这群需要他、珍视他，需要和珍视他的祝福、他的话的人，因此他一方面把这群人当作累赘，另一方面他又喜欢这群人。谢拉皮翁神父想把他们赶走，说谢尔盖神父累了，但是这时候谢尔盖神父想起了《福音书》上的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178]一想到这个，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感动，便说让他们进来吧。

他站起来，走近栏杆。人们都聚集在栏杆近旁。他开始替他们祝福，并且回答他们的问题。他说话的声音是那样微弱，连他自己也大为感动。他虽然愿意接见所有的人，但是力不从心：他两眼又一阵发黑，他摇晃了一下，抓住了栏杆。他又感到血涌上了脑袋，先是脸色发白，然后突然满脸通红。

“是啊，看来，只能到明天了。我今天不行啦。”他说，向大家做了一个总的祝福，便向长凳走去。那商人又扶着他，拉着他的手走了过去，帮他坐下。

“神父！”听见人群中喊道，“神父！神父！你不要离开我们！没有你我们就完了！”

商人扶着谢尔盖神父坐在榆树下面的一条长凳上，自告奋勇担任起警察的职务，非常坚决地将人们驱散。尽管他说话很轻，谢尔盖神父听不清他说什么，但是他说话的神气坚决而愤怒。

“滚开，滚开。祝福过就行了嘛，你们还要干什么？走。要不然，说真的，我可要揍啦。得了，得了！那大婶，那个缠黑色包脚布的，走开，走开。你往哪儿钻呀？跟你说，不干了。明天做什么听上帝安排，今天统统完了。”

“大叔，我就瞧一眼他的脸。”一个小老太婆说。

“我让你瞧！往哪儿钻？”

谢尔盖神父发现，商人的态度似乎太厉害了，于是就用衰弱的声音告诉侍者，请他不要把人赶走。谢尔盖神父知道，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会把他们赶走的，他也很希望独自留下，歇会儿。他派侍者去说，无非是想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罢了。

“好，好，我不赶他们，我问问他们有没有良心，”商人回答，“他们简直要人家的命嘛。他们简直没一点同情心，他们心里只有自己。跟你们说，不行。走。明天。”

商人终于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了。

商人如此卖力，是因为他喜欢整饬秩序，喜欢赶人，喜欢对他们为所欲为，而主要是因为他有求于谢尔盖神父。他是一个鳏夫，他有一个独生女儿，有病，还没有出嫁，他跋涉一千四百俄里专程把她带来见谢尔盖神父，是希望谢尔盖神父能治好她的病。他在女儿生病的两年间到处替她延医治病，先是在省城大学区的附属医院里——没有治好；后来又带她到萨马拉省的一个农人那里——稍许减轻了一点；后来又带她到莫斯科的一个医生那里，花了不少钱——仍旧毫无起色。现在他听人说，谢尔盖神父能治病，就把她带来了。因此，商人把所有的人全赶走以后，便走到谢尔盖神父面前，二话没说，就双膝跪下，用大嗓门说道：

“神圣的神父，祝福我的生病的女儿吧，医好她的病痛吧。我大胆拜倒在您的神圣的脚下。”说罢就两手相握，拱手当胸。他做这一切和说这一切，仿佛是在做一件由法律和习俗明确和硬性规定的事情一样，仿佛必须这样，而不能用别的什么办法来请求治愈他的女儿。他做这事的时候信心十足，甚至连谢尔盖神父也觉得，所有这一切的确必须这样说、这样做才对。不过他还是吩咐他站起来说究竟有什么事。商人说，他的女儿是一个二十二岁的还没有出阁的闺女，两年前，她母亲得急病死了之后，她也犯了病，“哎呀”一声，就像他说的那样，从此得了精神病。如今他把她从一千四百俄里以外带到这里，她眼下在客舍等着，谢尔盖神父吩咐带她来她就来。她白天不能出门，怕光，要出来只能在太阳下山以后。

“怎么，她身体很弱吗？”谢尔盖神父说。

“不，她的身子骨倒不特别弱，还挺壮实，据大夫说，她不过是神经衰弱罢了。谢尔盖神父，如果你现在吩咐带她来，我就一口气跑回去。神圣的神父呀，让当爹的心死而复生吧，不要让我断子绝孙哪——请您用祈祷救救我的有病的女儿吧。”

商人又“扑通”一声双膝下跪，歪着脑袋，拱手抱拳，长跪不起。谢尔盖神父再次吩咐他站起来，心想自己的工作也真够繁难的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勉为其难。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

“好，晚上带她来吧。我替她祷告祷告，但是我现在累了。”他闭上了眼睛，“到时候我会派人去找您的。”

商人踩着沙地蹑手蹑脚地退走了，可是皮靴发出的吱吱声反而更响。但他终于走了，剩下了谢尔盖神父一个人。

谢尔盖神父的整个生活不是祈祷就是接待来客，但今天的日子特别艰难。早上是一位从外地来的权贵同他谈了许久。他走后又来了一位太太，带着儿子。儿子是一位年轻教授，不信教，而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十分敬仰谢尔盖神父。她把儿子带来，硬要谢尔盖神父同他谈谈。话谈得很不投机。年轻人显然不想和修士争论，对他所说的一切都表示同意，仿佛勉强顺着一个衰弱多病的人似的。但是谢尔盖神父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人并不相信上帝，尽管如此，他仍旧十分安闲、自在和平静。现在，谢尔盖神父怏怏不乐地想起了这次谈话。

“吃点东西吧，神父。”侍者说。

“好，随便拿点什么来吧。”

侍者走进了盖在离窑洞洞口十步远的一间小修道室，谢尔盖神父又剩下了一个人。

谢尔盖神父只身独处，样样事自己动手，只用圣饼和面包充饥的日子早就过去了。人们早就向他证明，他没有权利忽视自己的健康。他们给他吃素的但是有益健康的食物。他吃得很少，但是比从前多多了，而且常常吃得津津有味，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一边吃一边感到厌恶和自觉有罪。现在也同样如此。他吃了点粥，喝了一碗茶，又吃了半个白面包。

侍者走了，剩下他一个人坐在榆树底下的长凳上。

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五月的傍晚，白桦、白杨、榆树、稠李和橡树上的叶子刚刚绽开。榆树后面的一丛丛稠李正繁花盛开，尚未凋落。一只夜莺就在近旁，另外两只或者三只，在下面河边的灌木丛里婉转歌唱。很远就可以听到从河那边传来的大概是下工回来的工人的歌声；太阳落到了森林后面，透过层层绿叶，迸溅出万道金光。这一边，是一片璀璨的新绿，那一边，连同榆树，则是一片昏暗。甲虫在飞，又常常摔下，掉到地上。

晚饭后，谢尔盖神父开始默祷：“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们吧。”然后他开始念赞美诗。突然，在念赞美诗中间，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麻雀，它从树丛里飞下地来，叫着，跳着，蹦到他跟前，不知被什么吓了一跳，又飞走了。他念着祷告，诉说自己脱离尘世的决心，他想快点把它念完，好派人去叫商人把他生病的女儿带来。她引起了他的兴趣。她使他感兴趣的是，这也是一种消遣，毕竟是一个新人。再说，她父亲和她都认为他是神的侍者，他的祈祷必定灵验。他虽然矢口否认这点，但是他在灵魂深处还是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

他常常觉得奇怪，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斯捷潘·卡萨茨基居然成了一名非同凡响的神的侍者，简直成了神医。他成了神医，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不能不相信他亲眼看到的奇迹，从那个衰弱无力的男孩开始，直到最后一个由于他的祈祷而眼睛复明的老妇人为止。

不论这有多么奇怪，但这毕竟是事实。商人的女儿之所以引起他的兴趣，首先因为她是个新人，她信仰他；其次因为他可以在她身上又一次证明他那能治百病的能力和他的声望。他想：“人们不远千里而来，会登报，皇上会知道。欧洲，那个不信上帝的欧洲也会知道。”他突然对自己的虚荣心感到羞惭，于是他又开始祷告上帝。“主啊，上天的主宰，安慰者，真理之灵啊，来吧，进到我们的心中来吧，洗涤我们身上的一切污浊。上帝啊，拯救我们的灵魂，把我满身的尘世虚荣污垢清洗掉吧。”他又重复祷告了一遍，他想起，他为这事不知道祷告多少遍了，但他的祷告迄今为止毫无效果：他的祷告为别人创造出奇迹，但是他却不能为自己向上帝求得摆脱这种渺小的情欲。

他想起自己在隐修初期的祷告，那时候，他祈求上帝赐给他纯洁、谦卑和爱，他觉得那时候上帝是垂听他的祷告的。他清白，砍断了自己的手指，他举起那截满是皱褶的断指吻了一下；他觉得那时候他自觉渺小，常常厌恶自己，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他觉得他那时候也曾有过仁爱之心，他想起他是抱着怎样的恻隐之心来欢迎那个来求他的老头，那个来要钱的喝醉酒的兵和她的。但是现在呢？他问自己：他爱什么人吗？他爱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吗？爱谢拉皮翁神父吗？对今天到过他这里的所有的人他是不是都怀有博爱之心呢？他爱不爱那位年轻学者呢？——他曾那样谆谆善诱地同这个年轻人谈话，他关心的只是卖弄自己的聪明，显示自己有学问，并不落后。他们爱他，他感到高兴，他需要他们的爱，但是他却不觉得自己爱他们。他现在既没有爱，没有谦卑，也没有纯洁。

听到商人的女儿才二十二岁，他很高兴。他还想知道她究竟漂亮不漂亮？他问她的病情，正是想知道她是不是具有女性的魅力。

“难道我竟这样堕落吗？”他想，“主啊，帮助我，让我恢复原来的样子吧。主啊，我的上帝。”他拱手当胸，开始祷告。夜莺在婉转歌唱，甲虫飞到他头上，在他的后脑勺上爬着，他把它拂落在地上。“他[179]究竟有没有呢？就好像我在敲一座从外面锁着的房子的门……门上挂着锁，我应该是看得见他的。这锁就是夜莺、甲虫、大自然。也许，那个年轻人是对的。”接着，他开始大声祷告，祷告了很久，直到这些想法消失不见，他又感到平静和充满了信心为止。他摇了一下铃，对走出来的侍者说，让商人和他的女儿现在就来吧。

商人挽着女儿的胳膊把她带来了。他把她搀进修道室，便立刻走了。

女儿一头金发，十分白嫩，是一个苍白、丰满、非常矮小的姑娘，她有一张受惊的、孩子般的脸和很发达的女性的体态。谢尔盖神父仍旧坐在洞口的长凳上。当那姑娘走过来，在他身旁停下，他替她祝福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放肆大吃一惊：他竟会这样地打量她的全身。她走过去了，他感到自己好像被蜇了一下似的。他从她的面貌看出来，她性欲很强，但是智力迟钝。他站起来，走进修道室。她正坐在凳子上等他。

他走进去的时候，她站了起来。

“我要找爸爸。”她说。

“别怕，”他说，“你哪儿疼呀？”

“我哪儿都疼。”她说，忽然嫣然一笑。

“你的病会好的。”他说，“你祷告吧。”

“祷告什么呀，我祷告过，一点没用。”她一直在微笑，“还是您祷告吧，把手按在我身上。我梦见过您的。”

“怎么梦见过？”

“我梦见过您就这样把手按在我的胸口，”她拿起他的一只手，把它贴在自己胸前，“就按在这儿。”

他把右手伸给她。

“你叫什么呀？”他问，全身哆嗦着，他感到他被征服了，淫欲已经脱离了约束。

“我叫玛丽亚。怎么啦？”

她拿起他的手，吻了吻，然后伸出一只手搂住他的腰，紧紧地偎依着他。

“你要干什么？”他说，“玛丽亚，你是魔鬼。”

“得啦，没准儿不要紧的。”

于是她搂着他，同他一起坐到床上。

拂晓，他从屋子里出来，走上了台阶。

“难道这一切是真的吗？父亲一来，她会告诉他的。她是魔鬼。我该怎么办呢？瞧，那就是我用来砍断自己手指的斧子。”他抓起斧子，向修道室走去。

侍者迎上前来。

“您要劈柴吗？把斧子给我。”

他把斧子给了他。他走进修道室，她还躺着，在睡觉。他恐惧地望了她一眼，走进修道室，取下农人的衣服穿好，拿起剪子剪短了头发，就走出去，顺着小道向山脚下的河边走去，他已经四年没有到那里去了。

河边有一条路，他顺着这条路走去，走到吃午饭的时候。中午，他走进黑麦地，在地里躺了下来。傍晚，他来到河边的一个村子。他没有进村，而是向河边的一座悬崖走去。

清晨，离日出大约还有半小时。一切都是灰蒙蒙、阴沉沉的，从西边吹来一阵阵拂晓前的寒风。“是啊，应当结束了。没有上帝。怎么结束呢？跳河吗？我会游泳，淹不死。上吊吗？对，有腰带，挂在树上。”这好像是可行的，而且很近便，这使他感到一阵恐怖。他想照往常绝望的时候那样进行祷告，但是向谁祷告呀，没有上帝。他用手支着头躺着。他突然感到很困，手再也支撑不住脑袋，便伸直手，将头枕在胳膊上，立刻睡着了。但是睡梦只持续了一刹那，他又立刻惊醒，精神恍惚，不知是在做梦，还是在回忆。

他仿佛看见自己差不多还是个小孩，在乡下，在姥姥家。一辆马车走到他们跟前，从马车里走出了舅舅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他蓄着活像铁锹的黑色大胡子，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瘦瘦的小姑娘帕申卡[180]，她有一双温柔的大眼睛和一张可怜巴巴的、怯生生的脸。现在给他们这群男孩里送来了这个帕申卡，必须陪她玩，但又实在没意思。她很笨，结果是大家都把她当笑料，硬要她表演她是怎么游泳的。于是她便躺在地板上，表演陆地游泳。大家哈哈大笑，把她当傻瓜。她看见这样便羞得面红耳赤，一副可怜相，可怜得叫人于心不忍，叫人永远也忘不了她那哭笑不得的、善良的、低声下气的笑容。谢尔盖在回想，这以后，他什么时候看见她的。他再次看见她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在他当修士之前。她嫁给了一个地主，这家伙把她的全部家产挥霍得精光，还打她。她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小时候就死了。

谢尔盖想起，他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很不幸。后来他又在修道院里看见过她一次，她已经守了寡。她还是老样子——不能说笨，但乏味、渺小、可怜。她是带着女儿和女儿的未婚夫一道来的。她们已经穷了。后来他又听人说，她住在一个小县城里，说她十分贫穷。“我为什么想到她呢？”他问自己，但又不能不想她。“她在哪里？她怎么样了？她还像从前在地板上表演游泳时那样一直很不幸吗？我为什么要想到她呢？我怎么啦？应该结束了。”

他又开始感到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思想，他又开始想帕申卡。

他这么躺了很久，一会儿想到自己那不可避免的结局[181]，一会儿又想到帕申卡。他把帕申卡想象成自己的救星。他终于睡着了。他在梦中看见一位天使向他走来，对他说：“找帕申卡去吧，去问她你应该怎么办，你的罪孽是什么，你怎样才能拯救自己。”

他醒了，认定这是上帝显灵，他很高兴，决定照梦中嘱咐他的话去做。他知道她住的那座城市（离此三百俄里），于是他便到那里去了。

八

帕申卡早就不是原来的帕申卡了，而是一个又老又干瘪，满脸皱纹的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一个穷困潦倒、爱喝酒的小官吏马夫里基耶夫的丈母娘了。她住在女婿最后丢官的那个县城里，并在那里养活全家：女儿、患神经衰弱症的有病的女婿，以及五个外孙和外孙女。她靠给商人家的闺女上音乐课所得来养家，每节课收费五十戈比。有时一天四节课，有时一天五节课，因此每月可得大约六十卢布。他们便暂时以此为生，等候补缺。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把恳求代为谋职的信寄给所有的亲戚和熟人，其中也包括谢尔盖。但是这封信寄到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那天是星期六，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正在自己和面做葡萄干奶油面包，这种奶油面包数她爸爸的那个农奴厨子做得最好。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想在明天过星期日的时候让外孙和外孙女们吃一顿好的。

她的女儿玛莎正在照看最小的孩子；两个大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上学去了。女婿因为夜里没睡，现在刚睡着。昨晚，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很久没有睡，极力劝阻女儿不要对丈夫发火。她看到女婿是一个弱者，他不会换个样子说话和生活，她看到妻子对他的责备于事无补，因此极力劝说他们，叫他们要心平气和，不要互相埋怨，互相恼恨。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不友好关系，她在生理上就几乎受不了。她很清楚，这样做什么都不会变好，只会变坏。她甚至没有想这个，她只是一看到那副怨气冲天的样子心里就难受，就像闻到恶臭，听到噪音，看见殴打肉体一样。

她正在扬扬得意地教卢克里亚怎样和面，这时，那六岁的外孙米沙，围着兜兜，迈着罗圈腿，穿着补过的袜子，满脸惊慌地跑进了厨房。

“姥姥，一个挺可怕的老头找你。”

卢克里亚望了一眼外面。

“真的，一个朝圣的香客，太太。”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把自己的瘦胳膊肘互相对着擦干净了，又将两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本来她想到屋去拿钱袋布施五个戈比，但是她接着想起她没有比十戈比银币更小的钱了，于是决定布施一点面包，她回到碗柜旁。但是她突然想起她刚才那么小气，突然脸红了。她一面吩咐卢克里亚切面包，一面就亲自去取外加的十戈比银币。“这是对你的惩罚，”她对自己说，“给双倍。”

她一面道歉，一面把钱和面包都给了那位朝圣的香客。当她布施的时候，她非但没有因自己的慷慨感到自豪，相反，因为给得太少而觉得羞愧。而这位朝圣者是这样仪表堂堂。

虽然他用基督的名义[182]跋涉了三百俄里，衣衫褴褛，形容憔悴，面目黧黑。他的头发剪短了，戴着农人的帽子，穿着农人的皮靴，虽然他谦卑地鞠躬行礼，但是他仍旧器宇轩昂，令人注目。但是，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并没有认出他来，她差不多有三十年没见他了，也不可能认识他。

“请别见怪，大爷。也许，您想吃点东西吧？”

他收下了面包和钱。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奇怪他怎么不走，而且老瞧着她。

“帕申卡，我是来找你的。让我进去吧。”

他那美丽的黑眼睛恳求地注视着她，闪着泪花，嘴唇在白胡子底下凄恻地抖动了一下。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抓住她那干瘪的胸脯，张大了嘴，两眼发直，看着那位香客的脸发愣。

“这不可能！斯乔帕！[183]谢尔盖！谢尔盖神父。”

“对，就是他。”谢尔盖轻声说，“不过不是谢尔盖，也不是谢尔盖神父，而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斯捷潘·卡萨茨基，一个堕落的、罪孽深重的人。让我进去，你帮助帮助我吧。”

“这不可能，您怎么能这样谦卑呢？咱们快进去吧。”

她伸出手，但是他没有握她的手，他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

但是带他上哪儿呢？屋子太小。先是分了一间很小的房间给她，跟一个小贮藏室差不多，但是后来连这个小贮藏室她也让给女儿了。现在玛莎正在那里摇着孩子哄他睡觉。

“您坐这儿，我就来。”她指着厨房里的一张长凳对谢尔盖说。

谢尔盖立刻坐下来，并且用显然已经习惯了的姿势把挎包先从一个肩头，然后从另一个肩头卸了下来。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变得多么谦卑呀，我的天！名气那么大，突然这样……”

谢尔盖没有理她，只是宽厚地笑了笑，把挎包放在自己的脚边。

“玛莎，你知道这是谁？”

接着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便悄悄地告诉女儿谢尔盖是什么人，她们俩一起把被褥和摇篮搬出贮藏室，把屋子腾出来让给谢尔盖。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把谢尔盖领进了小屋。

“您在这儿先休息休息。请别见怪，我要出去一下。”

“去哪儿？”

“我在这儿有课，说起来都不好意思——在教音乐。”

“教音乐——这好啊。不过有一点，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我来找您是有事的。我什么时候能够跟您谈谈呢？”

“我把这个看作是我的福气。晚上行吗？”

“行，不过还有一个请求：别跟别人说我是什么人。我只是对您才开诚相见，谁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必须这样。”

“啊呀，我告诉女儿了呀。”

“嗯，那就请她别说出去。”

谢尔盖脱下皮靴，躺了下来，在一夜未睡、跋涉了四十俄里之后，立刻睡着了。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回来的时候，谢尔盖正坐在那间小屋里等她。他没有出去吃午饭，只吃了一点卢克里亚给他拿进屋来的菜汤和稀粥。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谢尔盖说，“现在可以谈谈了吗？”

“这样的贵客，我真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这份福气？我请了假，没去上课。以后再……我一直想去看您，还给您写过信，可突然这样幸福。”

“帕申卡！请把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当作忏悔，当作我临终前在上帝面前说的话。帕申卡！我不是圣徒，甚至也不是个普通老百姓，我是一个罪人，一个肮脏、丑恶、不走正路而又自命不凡的罪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比所有的人都坏，但是我比最坏的人还坏。”

帕申卡先是瞪着眼睛看着他，将信将疑。后来，她完全相信了，便伸出手去摸摸他的手，苦笑着说：

“斯季瓦，你也许夸大了吧？”

“不，帕申卡。我是色鬼，我是凶手，我是一个渎神者和骗子。”

“我的上帝！这是什么话呀？”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但是必须活下去。过去我以为我什么都知道，甚至还教过别人怎么生活，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请你教我。”

“哪能呢，斯季瓦。你在取笑我。你们干吗老取笑我呢？”

“嗯，好，我取笑你。不过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生活的，你这辈子是怎么过的？”

“我？我过的是最肮脏、最丢人的生活，所以现在上帝惩罚我，也惩罚得对。我生活得很糟，糟透啦……”

“你怎么出嫁的？你跟丈夫是怎么过的？”

“一切都很糟。我出嫁了——爱上了一个人，别提多丢人啦。爸爸不赞成这门婚事，我不顾一切地嫁给了他。我出嫁后，本应当好好帮助丈夫，可是我却净用嫉妒折磨他，我没法克制心中的嫉妒。”

“听说他爱喝酒。”

“可不，我又不会安慰他，反而责备他。要知道，这是一种病。他控制不住自己，我现在还常常想起我怎么硬不让他喝。我们吵得可凶了。”

她用她那美丽的、因为回忆而感到痛苦的眼睛望着卡萨茨基。

卡萨茨基想起，人家对他说过，帕申卡的丈夫经常打她。现在，卡萨茨基瞧着她那干瘦的脖子，耳后青筋毕露，头上一簇稀疏的斑白的头发，仿佛看见了当时的情景。

“后来剩下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没有任何财产。”

“您不是有一座庄园吗？”

“瓦夏[184]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卖了，都……花光了。必须活下去，可是我什么也不会——我们这些小姐全一样。但是我特别不行，束手无策，就这样花完了最后一文钱。我教孩子的时候，自己也捎带学了点。可是这时候米佳病了，已经读四年级啦，上帝把他带走了。玛涅奇卡[185]爱上了万尼亚——我那姑爷。怎么说呢，他是个好人，只是命不好。他有病。”

“妈，”女儿打断了她的话，“把米沙抱走吧，我总不能劈成两半呀。”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哆嗦了一下，站起来，穿着她那后跟已经磨坏的皮鞋快步走出房门，不一会儿抱着一个两岁的男孩回来了，这孩子身子往后仰，用小手抓住她的头巾。

“对，我讲到哪儿啦？对了，他在这儿原来有个好差事——上司也很和气，但是万尼亚干不了，便辞职了。”

“他害的什么病？”

“神经衰弱，这是很可怕的病。我们商量过，应当出去疗养，但是没有钱。我老盼着这病过一阵会好。他倒没有什么特别的病痛，不过……”

“卢克里亚！”传来了他那怒气冲冲的、衰弱的声音，“用得着她的时候，总不知道把她支使到哪里去了。妈！……”

“来了，”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又打住了话头，“他还没吃饭。他没法跟我们一起吃。”

她走出去，在那里安排了点事，又回来，一面揩拭着晒黑的瘦瘦的手。

“我就这样过日子。我们总是发牢骚，总是不满，可是，谢谢上帝，外孙和外孙女都很好，都很健康，日子还过得去。关于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那么，您靠什么生活呢？”

“我多少挣点钱。过去我因为音乐而苦恼，现在却亏了它。”

她把她的瘦小的手搁在她座位旁的一只小衣柜上，好像弹练习曲似的用瘦削的手指弹着。

“您教课，人家给您多少钱？”

“有给一个卢布的，有给五十戈比的，也有给三十戈比的。他们对我都很好。”

“怎么样，有成绩吗？”卡萨茨基的眼睛里微微露出笑意，问道。

普拉斯科维娅·米哈伊洛夫娜起初并不相信他提这问题是严肃的，她疑惑地望了望他的眼睛。

“成绩是有的。有一个很好的小姑娘，她爸爸是个卖肉的，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倘若我是一个出入上流社会的女人，不用说，凭爸爸的关系，我是能够给姑爷找到差事的。可是我什么也不会，所以才把他们大家弄到现在这个地步。”

“是啊，是啊。”卡萨茨基说，低下了头，“那么，帕申卡，您是怎么参加宗教生活的呢？”他问。

“啊呀，别提了。糟透啦，实在顾不过来，我有时跟孩子们一起斋戒祈祷，也常常去教堂，但是有时就几个月不去，让孩子们去。”

“为什么您自己不去呢？”

“说实话，”她的脸红了，“穿得破破烂烂的去，在女儿和外孙们面前怪难为情的，而新衣服又没有。反正是因为我懒罢了。”

“那么，您在家祷告吗？”

“祷告的，这又能算什么祷告呢，信口念念罢了。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没有真正的感情，只知道自己糟透了……”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卡萨茨基连连称是，似乎表示赞同。

“来了，来了。”她答应着女婿的叫唤，整了整盘在头上的辫子，走出了房间。

这次，她很久没有回来。她回来的时候，卡萨茨基还像原来那样坐着，两肘支在膝盖上，低下了头。但是他的挎包已经背到背上了。

她拿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白铁灯走了进来，他抬起他那美丽的、疲倦的眼睛望着她，深深地、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没有告诉他们您是谁，”她畏怯地开始说，“我只说我认识您，您是一位出身高贵的朝圣的香客。咱们吃饭去吧，喝点儿茶。”

“不……”

“那么，我拿到这儿来吧。”

“不，什么也不要。上帝保佑你，帕申卡，我走了。如果你可怜我，那你就别告诉任何人你看见过我。我以永生的上帝的名义恳求你：别告诉任何人。谢谢你。我真想拜倒在你的脚下，但是我知道这会使你不安的。谢谢你，看在基督的分上饶恕我。”

“祝福我吧。”

“上帝会祝福的。看在基督的分上饶恕我。”

他想要走，但是她不让他走，给他拿来了一点面包、面包圈和奶油。他全收下了，走了出去。

天黑了。他还没有走过两家房子，她就看不见他了，不过根据大司祭家的狗在向他叫，她知道他正在朝前走。

“我的梦原来应的是这个，帕申卡正是我从前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人。我从前为人们活着，却以上帝为借口；她活着为了上帝，却以为她活着为了别人。是啊，做一件好事，施舍一碗水，不图报答，比我的造福于人们更为可贵。但是我不是也曾有过几分真诚为上帝服务的心吗？”他问自己，他的回答是：“是的，但是这一切都被人世的虚荣玷污了、遮盖了。是的，对于像我这样活着的人，对于人世的虚荣，上帝是不存在的。但是，我要去找他。”

于是他向前走去，就像找帕申卡的时候那样，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同朝圣的男女香客们相遇又分手，凭着基督的名义乞讨一点面包，借宿一宵。间或有悍妇辱骂他，喝醉的农人怒斥他，但是大部分人给他吃，给他喝，甚至还给他一些东西路上吃用。他的老爷的仪表取得了某些人的好感，也有一些人恰好相反，他们看到一个老爷也居然落得一贫如洗，似乎很高兴。但是他的温顺征服了一切人。

他在人家家里找到一本《福音书》，就常常念它，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听了都很感动，并且奇怪，他们听他念，就像听着一个新的、但同时又是早就熟悉了的东西似的。

倘若他能为人们做一点事：出点主意，读点什么，写点什么，或者排难解纷，他也听不到对他的感谢，因为他走了。渐渐，上帝在他的心中出现了。

有一天，他跟两个老太婆和一个士兵在路上走。一位老爷跟太太坐在一辆套着快马的轻便马车上，还有一个男人和一位女士骑着马，叫住了他们。太太的丈夫和女儿骑马，坐在马车里的是太太和一个显然是来旅行的法国人。

他们叫住了他们，大概是想让这个法国人看看leg pélérins[186]。——这种人由于俄国人固有的迷信，不去做工，却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到处流浪。

他们说法语，以为这些人听不懂。

“Demandez leur，”法国人说，“s'ils sont bien sûrs de ce que leur pélérinage est agréable à Dieu.”[187]

他们问了，老太婆们回答：

“全由上帝怎么看了。我们的脚到了，心能不能到呢？”

又问了士兵。他说，因为他一个人无处可去。他们又问卡萨茨基是什么人？

“上帝的奴仆。”

“Qu'est ce qu'il dit？Il ne répond pas.”[188]

“Il dit qu'il est un serviteur de Dieu.”[189]

“Cela doit être un fils de prêtre.Il a de 1a race.Avez-vous de la petite monnaie？”[190]

法国人有零钱。他给大家每人二十戈比。

“Mais dites leur que ce n'est pas pour des cierges que je leur donne,mais pour qu'ils se régalent de thé；[191]茶，茶，”他微笑着，“pour vous,mon vieux.”[192]他说，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卡萨茨基的肩膀。

“基督保佑你们。”卡萨茨基回答，他没有戴上帽子，光着头鞠了一躬。

这次的相遇使卡萨茨基特别高兴，因为他蔑视世俗之见，做了一件最平常，也最容易做的事——谦卑地收下了二十戈比，把它送给了同伴，一个瞎眼的乞丐。世俗之见具有的意义越小，他就越强烈地感觉到上帝。

卡萨茨基就这样过了八个月。到第九个月，他在省城的一家他和香客们过宿的收容所被拘留了，他因为没有身份证被抓进了警察署。问他的证件在哪里，他是什么人，他回答说，他没有证件，他是上帝的奴仆。他被当作流浪汉给判了刑，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他在一家富有的农人的垦地上住了下来，现在还住在那里。他在东家的菜园里做工，还兼教孩子们读书和照顾病人。

[1]　当时的法军制服为蓝上衣、红裤子。

[2]　指《俄国残疾人报》，它是一家官方报纸，常报导战争新闻。

[3]　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4]　这里指英国作家萨克雷（1811-1863）的作品《名利场》和《势利人脸谱》。

[5]　法语：我跟您说吧，有一个时候彼得堡人尽议论这件事了。

[6]　法语：贵族所具有的那种高尚的英勇精神。

[7]　法语：喂，诸位，看来今晚会有场激战呢。

[8]　法语：不，你说说，今天晚上真的会出什么事吗？

[9]　法语：多美的景色呀！

[10]　波兰语：到街上去，打听打听那儿有什么新闻。——作者译注

[11]　波兰语：咱们趁这时候喝点儿酒，要不然太可怕了。——作者译注

[12]　我们的士兵跟土耳其人作战时，便听惯了敌人的这种喊声，所以如今他们老说法国兵也喊“阿拉！”。——作者注

[13]　拉丁语：大腿粉碎性骨折，有并发症。

[14]　拉丁语：颅骨穿孔。

[15]　拉丁语：胸腔穿孔。

[16]　拉丁语：快死了。

[17]　法语：您受伤了？

[18]　法语：请原谅，陛下，我牺牲了。

[19]　法语：炮灰。

[20]　法语：主呀！

[21]　法语：《交际花盛衰记》。作者在这里作了这样的注：“这是近一时期以来最畅销的受人喜爱的书籍之一，不知为什么在我国年轻人中特别流行。”

[22]　即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别称。

[23]　法语：真该瞧一瞧在昨天炮火下我碰见他时他那副样子。

[24]　法语：难道旗子已经拿下了吗？

[25]　法语：还没有。

[26]　法语：如果过半小时天色还黑的话，我们就能再度占领阵地。

[27]　法语：先生，我之所以不说不对，只是因为我不想反驳您罢了。

[28]　法语：你们是哪个团的？

[29]　法语：他来偷看咱们的工事，这该死的……

[30]　俄国腔的法语：为什么这儿有只鸟？

[31]　法语：因为这是近卫团的公文包，先生，它上边有帝国的鹰徽。

[32]　俄国腔的法语：那么您是近卫军？

[33]　法语：不，先生，我是常备军第六团的。

[34]　俄国腔法语：这是哪儿买的？

[35]　法语：在巴拉克拉瓦，先生！这是很普通的东西——黄杨木做的。

[36]　俄国腔的法语：漂亮！

[37]　法语：您要是肯收下这个作为我们相逢的纪念，那我深感荣幸。

[38]　法语译音：好。

[39]　法语：是的，好烟丝，是土耳其烟丝，你抽的是俄国烟丝？好吗？

[40]　俄国腔的法语：俄国的好。

[41]　俄国腔的法语：法国的不好，您好，先生。

[42]　法语：他们都很难看，这些俄国畜生。

[43]　法语：他们笑什么呀？

[44]　法语：不要过界，各回各的地方，真见鬼……

[45]　法语：我很熟悉的萨佐诺夫伯爵，先生。

[46]　法语：他是我们所敬爱的真正的俄国伯爵中的一位。

[47]　法语：我倒认识一位萨佐诺夫，但据我所知，他不是伯爵，个子不高，黑头发，年纪同您差不多。

[48]　法语：对，先生，就是他。哦，我真想见见这位可爱的伯爵：您要是见到他。请您务必替我向他问好。我是拉图尔大尉。

[49]　法语：咱们干的这种可悲的事不是很可怕吗？昨天晚上打得真激烈呀，不是吗？

[50]　法语：哦，先生，这太可怕了！可你们的士兵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和这样了不起的人打仗，很足荣幸。

[51]　法语：必须承认，你们的士兵也不好对付。

[52]　法语：贵族的英勇气概。

[53]　1俄尺相当于0.71米。

[54]　即伊格纳什卡的正式名字。

[55]　法语：机智的人。——原注

[56]　法语：波尔卡舞。——原注

[57]　旧时的法国王官，今已改建为花园。

[58]　法语：公共餐桌。——原注

[59]　奥地利西部的一个省区。

[60]　法语：方言。——原注

[61]　法语：先生们，女士们，如果你们以为我是要挣点钱，那你们就错了；我是个穷光蛋。——原注

[62]　法语：先生们，女士们，现在我给你们唱一支里吉民歌。——原注

[63]　法语：先生们，女士们，如果你们以为我是要挣点钱……

[64]　法语：先生们，女士们，谢谢你们，祝你们晚安。——原注

[65]　法语：像火枪手一样。——原注

[66]　法语：是呀，糖是好东西，孩子们都喜欢。——原注

[67]　法语：这话我只跟您说。——原注

[68]　法语：阿斯提（酒）。

[69]　法语：警察带来许多麻烦。

[70]　法语：穷小子。——原注

[71]　法语：我只是对您说。——原注

[72]　德语：这位先生是对的；您也对。——原注

[73]　1856年底，中国政府逮捕了英国船上的鸦片贩子。英国人声称大英帝国受到侮辱，从军舰上炮轰广州，侵占并掠夺了该城，屠杀了大量市民。

[74]　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民族。

[75]　法语：普隆比埃尔，是一个疗养地；此处的拿破仑是指拿破仑三世。

[76]　贵族坐马车远游时，随身携带的食盒。

[77]　俄国秋天多雨，道路泥泞，不便行走，到了冬天，路冻结实了，就好走了。

[78]　即费佳。这是大名。赫韦多尔，是小伙子把费多尔的音念别了。

[79]　神父法衣的一部分，垂在胸前，绣有十字架。

[80]　一种高背深座的安乐椅。

[81]　指《旧约·诗篇》中大卫的诗。

[82]　《旧约·诗篇》第104篇第29-31节。

[83]　本篇情节是《夜牧》和《骑手》的作者M.A.斯塔霍维奇所构思，后由A.A.斯塔霍维奇转让给作者的。——作者注

[84]　1俄尺合0.71米，1俄寸合4.4厘米。

[85]　意为“殷勤周到的人”或“亲爱的”。

[86]　意为“村妇”。

[87]　意为“庄稼汉”。

[88]　意为“量粗麻布的人”，以形容它在快跑时身躯矫捷，步子很大，就像量布人在量布一样。

[89]　指被阉割，成了一匹骟马。

[90]　指这匹马浑身花斑。

[91]　1俄里合1.06公里。

[92]　指两撇向上翘起的胡子。

[93]　法语：带镶嵌的。

[94]　德语：再去拿一盒来，那儿有两盒。

[95]　1个银卢布合3.5纸卢布。

[96]　指温克勒莎的丈夫。

[97]　指高等审判厅委员。

[98]　一种牌戏。

[99]　一种厚实的印花布，印有图案或花纹，用于糊墙，或为家具包面。

[100]　法语：全家的骄傲。

[101]　拉丁语：宜有先见之明。

[102]　法语：好孩子。

[103]　法语：年轻人难免要胡闹。

[104]　1864年沙皇政府实行司法改革，添设了一些新的司法机构。

[105]　法语：正派，规矩。

[106]　一种四人成局的牌戏。

[107]　法语：任性地。

[108]　帕莎是普拉斯科维娅的小名。

[109]　丽莎是伊万·伊利奇的女儿。

[110]　有些药物大量应用在健康人身上，能产生一些症状，和要用此种药物来治疗的疾病的症状相似，用极微量此种药物治疗其病的方法，即顺势疗法。

[111]　法语：约翰。（约翰相当于俄语中的伊万。）

[112]　基泽韦特（1766-1819），德国哲学家，康德哲学的诠释者。他所著的逻辑教科书的俄译本曾在沙俄学校中被广泛采用。

[113]　万尼亚是伊万的小名。

[114]　法语：设备。

[115]　萨拉·贝尔纳（1844-1923），法国著名女演员。

[116]　法语：卡波式。

[117]　法语：《阿德里安娜·勒库弗勒》，系法国戏剧家斯克里布（1791-1861）作的剧本。

[118]　意为离死亡越近，速度越快。

[119]　“爸爸”两字是用法国腔的俄语说的。

[120]　又称“领圣体血”，东正教的一种礼仪：由神父对面饼和葡萄酒（象征耶稣为众人免罪而舍弃的身体和血）进行祝祷，然后由教徒领食之。教徒临终要领最后一次圣餐。

[121]　祝贺他领了圣餐。

[122]　俄国十六世纪一部要求家庭生活无条件服从家长的法典，后来泛指守旧家庭的生活习惯。

[123]　当时法国一位名声很不好的女歌星。

[124]　原是西班牙传说中一个以不断引诱女人为能事的浪子型人物，不少欧洲作家写过以他为主人公的作品，其中以英国拜伦的同名长诗最有名。

[125]　俄国重量单位，l普特等于16.38公斤。

[126]　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形象，他生前作恶多端，死后被罚往山上运石头，石头每到山顶便滚下来，他就又往上运，这样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127]　叔本华和哈特曼都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128]　恰凯尔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主张不育和财产公有。

[129]　夏尔科（1825-1893），法国著名的精神病医生。

[130]　德语：酒、女人和歌曲。

[131]　弗莉尼是古代希腊著名的妓女。

[132]　当年莫斯科的两条街道，那里有许多妓院。

[133]　当时俄国专供奶妈的一种民族装饰，由雇主提供。

[134]　俄国货币单位，100戈比为1卢布。

[135]　南部非洲的一个黑人部族，以臀部肥大为美。

[136]　法语：太太，夫人。

[137]　俄罗斯人交谈时用“你”表示亲近、随便，用“您”则表示尊重或疏远。

[138]　意大利语：从低调开始用琶音弹出的和弦。

[139]　乌利亚是《圣经》里的一个人物，他的妻子拔示巴与大卫通奸，大卫设计杀害乌利亚而娶拔示巴。事见《圣经·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

[140]　意大利语：行板乐曲。

[141]　艾伦斯特（1814-1865），德国小提琴家、作曲家。

[142]　俄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他诱奸了自家主人的妻子而以此炫耀，结果被绞死。

[143]　意大利语：增长。

[144]　指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莫斯科的大学生所组织的研究哲学和文学的小组。

[145]　指1741-1761年在位的俄国女皇。

[146]　当时有些理发馆代销手套、领带等物。

[147]　指他和另一个男舞伴。

[148]　指两个男舞伴同时邀请女士跳舞时，预先要选定一个代表自己性格的代号，如“温顺”“傲慢”等，请女方猜，被猜中者便可与她跳舞。

[149]　法语：再来一次。——原注

[150]　法语：阿尔封斯·卡尔（1808-1890），法国作家。

[151]　见《圣经·创世纪》第九章，挪亚有一次因醉酒而光着身子睡觉，他儿子见了后便拿来衣服给他盖上。

[152]　法语：亲爱的。——原注

[153]　法语：尼古拉一世。——原注

[154]　指路面已积雪不多。

[155]　这是沙俄为贵族子弟开办的一种军官学校。

[156]　即沙皇尼古拉一世。

[157]　这是作者的疏忽。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是在举行婚礼前一个月。

[158]　指卡萨茨基同梅丽订婚一事。

[159]　斯季瓦是斯捷潘的小名。

[160]　瓦莲卡是瓦尔瓦拉的小名。

[161]　圣母节在俄历10月1日。

[162]　瓦拉希亚，地区名，今已不用，在罗马尼亚西南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之间。1763年，当时的著名宗教活动家派西·韦利奇科夫斯基应当地国王之请，来到瓦拉希亚整顿修道院，并担任德拉戈米尔纳修道院住持，以教规严格著称。

[163]　派西·韦利奇科夫斯基（1722-1794），俄国18世纪的著名宗教活动家，摩尔达维亚的尼亚梅茨基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他十七岁进修道院当修士，以苦修和生活严肃著称，曾创立一个特殊的修士团体圣以利亚隐修院。他曾到瓦拉希亚帮助国王整顿修道院。生平著译颇多，在宗教界很有名。

阿姆夫罗西、马卡里、列昂尼德均为俄国19世纪的著名长老。

[164]　即被教会敬为圣徒的人死后留下的干尸。据说它能显灵，有神效。

[165]　法语：丽莎，你往右边看呀，这就是他。

[166]　法语：哪儿，哪儿？他也不怎么漂亮嘛。

[167]　谢肉节在大斋前一星期，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送冬迎春的节日。

[168]　法语：要什么给什么。

[169]　圣安东尼（251-357），埃及隐修士，被认为是修士的始祖。他以苦行和禁欲著称，他生平受过许多女性诱惑，但毫不动摇。

[170]　见《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四节。

[171]　见《圣经·旧约·诗篇》第六十八篇第一节。

[172]　这里的“正式落发，接受苦行戒律”，是指进修道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行，正式落发当修女。这是修士（修女）落发的第二级。落发后，由修道院长赐予法名，正式脱离尘世。第一级落发是刚进修道院的时候。最后一级落发是修行多年，道行日深，举行落发仪式后，即遁迹山林，穿上苦行修士服，进行隐修。东正教教徒的落发，只剪去一圈头发。

[173]　指施行基督教的按手礼：由神父把手按于领受者头上，念诵规定经文，以求得“圣灵”降于其身。

[174]　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至六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申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申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175]　指迷信中一种能起死回生的活命之水。

[176]　即那个曾经诱惑过他的离了婚的太太马科夫金娜。现在她成了修女，名叫阿格尼娅姆姆。

[177]　仲春节：东正教在复活节和圣三一节之间的节日。

[178]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三、十四节。

[179]　指上帝。这时，谢尔盖开始怀疑上帝是否存在。

[180]　帕申卡是拉普新科维娅的小名。

[181]　指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182]　指沿途乞讨为生。

[183]　斯乔帕是斯捷潘的小名。

[184]　帕申卡的丈夫。

[185]　即玛莎。玛莎和玛涅奇卡都是玛丽亚的小名。

[186]　法语：朝圣者。

[187]　法语：您问问他们，他们是否坚信他们朝圣是上帝的意愿。

[188]　法语：他说什么？他没有回答。

[189]　法语：他说他是上帝的奴仆。

[190]　法语：也许，这是一个教士的儿子，看得出是好人家出身。您有零钱吗？

[191]　法语：不过请您告诉他们，我不是给他们买蜡烛的，是让他们美美地喝点儿茶。

[192]　法语：给您，老爷爷。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暴风雪

卢塞恩——德·聂赫留多夫公爵日记摘抄

三死

霍尔斯托梅尔——一匹马的故事

伊万·伊利奇之死

克莱采奏鸣曲

舞会之后

谢尔盖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