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故事
Author: 周有光
Date: 2013-10-01 00:00:00+08:00
Keywords: 益书网www.kindbook.cn
Publisher: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人生故事：周有光著作精选／周有光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154-0324-3

Ⅰ．①我…　Ⅱ．①周…　Ⅲ．①周有光—自传　Ⅳ．①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6391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 划 人　叶　芳

责任编辑　隋　聃

装帧设计　卿　松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或66572155/56/57/58/59转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75印张　3插页　160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转出版部。

茶寿之年　周有光

目录

《我的人生故事》出版说明

代序

从青果巷到纽约

常州青果巷

育志小学

常州中学

坐独轮车上大学

圣约翰大学

光华大学

五四运动

拉丁化运动

留学日本

美国生活

和爱因斯坦聊天

那个时代的人物

怀念敬爱的张寿镛校长

吕叔湘：语法学大师

中国日报创始人刘尊棋

胡愈之引导一代青年

张志公：实用语法学家

魏建功：台湾普及“国语”的开创者

古不轻今　雅不轻俗
——回忆罗常培先生二三事

章乃器：胆识过人的银行家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始人姜椿芳

永不失落的欢欣

妻子张允和

“流水式”的恋爱

“举杯齐眉”

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四姐妹

连襟沈从文

残酷的自然规律
——《浪花集》后记

环游世界

新陋室铭

昆曲研习社

重游欧美

家庭文化

风雨飘渺的岁月

从上海到四川

“左倾”幼稚病

美国归来

上海的变化

宁夏五七干校

跟教育家林汉达一同看守高粱地

“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失落了的欢欣

从大同到理想国

走进世界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

东洋变西方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

什么叫做现代化

什么叫做全球化

漫说太平洋

华夏文化如何弘扬

大同理想与小康现实

汉语拼音的故事

字母跟着宗教走

世界文字的鸟瞰

旧事重提谈拼音

文字性的图画

我和语文现代化

从“胡琴”是“国乐”谈起

学写八股文

今日花开又一年

晚年所思

信仰问答

长寿之道

窗外的大树风光

有书无斋记

《百岁新稿》自序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

清流拾贝

《我的人生故事》出版说明

今年5月份我们有幸在周有光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完成了这位当今中国最高龄的学者的著作——《周有光文集》十五卷的出版，文集几乎收齐了周有光先生跨越世纪的、已发表的绝大部分作品。文集面世后，我们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信息，许多人表示希望买到精选和便宜的周有光作品选，渴望更方便地了解这位世纪老人卓越的一生。因此，我们从周有光先生20世纪50年代开始创作的作品中，按照年代、故事内容、事件特点、趣味性等要素，选择了周有光先生最有代表性、最通俗易懂、故事性最强也可能是最好看的作品66篇，分成7个部分，从人生的各个角度，以周有光自己奇妙的语言生动讲述了他传奇一生中值得记忆和描述的种种有趣的故事，这些文章不仅可读性极强，而且内容丰富多彩，读者可以从周有光先生简洁明了、表达清晰、幽默迷人的文字中，从家庭渊源、教育背景、婚姻恋爱、求学经历、生活波折、离奇遭遇、治学思想，以及晚年生活等多方面了解这位世纪老人永葆青春的秘密，以及他是如何在108岁的高龄仍然保持高度的人生智慧和惊人的思考力。

希望这是一本老少皆宜的书，一本让读者爱不释手的书，一本可以给许许多多人如何活在当下以重要启示的书。

编者

2013年8月

代序

资中筠

周有光老先生一生的经历差不多浓缩了中国的20世纪近代史。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整个20世纪内忧外患不断。前半是外患为主，而后半主要是内忧。一波又一波的折腾，使民族精华备受摧残。有人比喻历次运动就像撇奶油一样，一次运动撇掉一层，最后几乎剩下清汤。周老先生是没有被撇掉的幸存者。能幸存到今天，是他的幸运，更是我们民族之幸。

由于医学的进步，现代人的寿命比以前长了，百岁以上的老人也越来越多。但同样是“人瑞”，不一定都有周老这样的大智慧和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百年来有大智慧、大作为的精英也不少，我的师长辈就可以数出来一些，但是多数都不幸备受摧残，壮志未酬而英年夭折。此时我随便举出一位来，例如叶企孙先生，他是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非常优秀的教育家，1949年以后一段短暂的时期曾任清华教务长，但是不久就不断挨整，直到文革中沦落街头，形同乞丐。这样悲惨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果这一批民族精华都能在正常的环境中得到正常的发挥，他们也许活不过百岁，但是一定能各自放出不同色彩的光芒，与周老先生相辉映，相承接。而周老能有今天，也有幸运的成分，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如果没有被调到北京来做文字改革工作，继续留在复旦教经济学，绝对逃不过“反右”，那就不定被发配到哪里，受到怎样的摧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填沟壑了。

周有光先生在中国语文现代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我是外行，没有多少发言权。周老在这方面的成就、贡献和影响当然非常了不起。不过他晚年对文化学、对人类文明的探索更显示了他的大智慧。不久前出版的《周有光文集》从第九卷到第十五卷都是与这方面有关的。这一点与他的长寿也有关系。有一些成就可以靠天赋，例如音乐、绘画、诗歌等文学艺术可以青少年就有大成就，但是对人生的彻悟，特别是不仅限于个人而是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探索达到大彻大悟，非有渊博的知识和很深的阅历不可。不是单凭书本知识，在书斋里能悟出来的。所以周老说他的生命从80岁开始，这不仅是幽默，还是有一定深意的。

单是年龄和阅历也还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智慧和觉悟。这需要几个条件：

（一）从少年时期的教养和熏陶形成一定的底色——对真理的追求；对知识探索的兴趣；超越一己私利的对大社会的关怀；在道德上的正义感。有了这一底色，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可以走错路，但一旦发现错了，决不自欺，不为世俗的种种所羁绊，就能够唯真理是从。

（二）博大精深的知识。在高层次上各种专业知识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周老博古通今，思接千载，放眼全球，但都是有扎实的事实为依据，他原是学经济学的，更重视数据，所以他的结论都不是空疏之论。这点很重要，事实＋逻辑＝常识，常识的积累逐步接近真理。如果对什么都蜻蜓点水，随便发议论，大体是大而无当的空疏之论。深钻一门或多门专业，那么条条大路都可以通向人类发展的规律。这是我体会的周老的做学问和追求真理之道。

（三）更重要的是完全超越世俗的是非名利，宠辱不惊。很多人自称淡泊名利，其实不一定都能做到。也有人，不是为个人，但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仰望明君的惯性思维，往往会为某位权贵人物的几句话影响自己的忧喜、判断力，或升起幻想。我想周老已经彻底摆脱这一切，所以总能对自己的看法充满自信，面对种种荒谬之事，乃至涉及自己的无理和不公，都能付之一笑。人类发展的规律是他的信仰，他坚信凡脱离轨道的早晚要回到轨道上来。

作为超过百岁的老人，周老最鲜明的也是最可贵的特点是一直关注世界的最新发展，站在时代的前沿。他的名言之一是“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这同当前有些人处处强调中国特色成鲜明对比。已经进入21世纪，在“地球村”的形势下，人类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远远超过各民族狭隘的利益。强调“中国特色”往往是为一些负面现象辩护，掩盖落后。我还有一个观点和周老不谋而合，那就是反对把所谓“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东方文化”。流行的以儒家为核心的“东方文化”的说法实际上是“汉族中心论”，连少数民族都代表不了。印度文化和汉文化是一回事吗？古来新疆对中原而言是西域，文化更接近中亚还是中国内地？所以自以为是“东方文化”代表，排斥所谓“西化”是站不住脚的，只能固步自封。

当前我国在思想上两大危险，一个是狭隘的国家主义（我现在用“国家主义”，而不用“民族主义”，因为我们是多民族国家，含义容易混淆），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个正是当年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两大思想基础。“纳粹”一词就是德文“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写。我说的在我国最近的表现就是借钓鱼岛为题的打砸抢事件。这种情绪被煽动和利用，可以起很大破坏作用，名为爱国，实际祸国殃民。所以周老提倡的“地球人”、“世界公民”、“从世界看中国”，不仅仅是哲理性的，在当下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的社会现在又处于转折点，曾长年在谎言蒙蔽下，“启蒙”工作任重道远，特别需要像周老这样的智慧之光驱赶蒙昧的黑暗。即将出版的《我的人生故事》从《周有光全集》十五卷中精选周有光先生的与人生、信仰、研究有关的故事，汇集成一本浓缩了他的人生经历的作品，读者可以从各个角度体察和了解作者不寻常又积极有为的一生；了解他是如何将自己的知识、智慧实际运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超越人生的狭窄和局限，将人类美好的目标变成每日努力的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本书中所选择的周有光先生的作品，常常从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开始，但都包含着丰富的对生活细节独特的观察体悟角度、别致的人生情趣和豁达而开阔的人生视野。在幽默机智、简洁明了、清新宜人的语句中，透露出他对生活和学术研究方面独立、严肃和认真的思考和参悟能力，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我希望这本书为更多人喜爱，并从中得到对人生可贵的启示和激励。

2013年7月17日

从青果巷到纽约

周有光（右二）与母亲（前坐者）等合影

常州青果巷

我的曾祖父号润之公，祖父号逢吉公，都是号，名字我都不知道。父亲名保贻，号企言。母亲徐雯。我最大的姐姐是三姐，因为大姐、二姐小时候就去世了。我的妈妈生三姐、四姐、五姐、我、九妹，共五个孩子。我父亲一个姨太太生的老七去世，又生一个八妹，这样，我的妹妹就是九妹了。我排行第六。

我的曾祖父很有名，《常州府志》有记载。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光了，就穷下来了。我的曾祖父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办工业，那时是手工工业。常州纺纱织布到今天还是有名。常州虽然穷，但有一个特点，没有失业的人。农民家里都有在城里做工的人，不单是种田。

家里有一个老姨太太，可能是我曾祖父的姨太太，她养一只大猫，有八九只小猫，每天晚上睡觉，要把它们的脚洗干净。猫的规矩大得很，大猫管理小猫，开饭吃东西，小猫想吃桌子上的东西，就把大猫放在桌子上，小猫一上来，大猫把小猫一打就打下去了。

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们家的房子叫礼和堂。我们家的房子是明朝造的，了不起，很旧了也不能拆掉，旁边就造一座新的房子，连在一起，房子有好几进。我们住在新房子里，旧房子租给人家。我们家在运河边上，前门在路上，后门在水边。我们住在河的北面，我要过了河去上学，河没有桥，只有由船连起来的渡桥，人在船上走过去。大船来的时候，摆渡船就分开，叫开渡，大船过去之后再合起来，人又可以走来走去。

我大概三岁开始，常常跟祖母在一起。我的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祖母教我念唐诗。祖母娘家是一个大家，在女孩子时受很高的教育，那时候没有新式学校，她在妇女中是了不起的，打官司她拿起笔来能写状子，很有学问。我记得一件奇怪的事情，祖母要吃补的东西，吃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是牵着一头牛到家里来挤奶。此外，妇女挤人奶给老太太吃，她的身体特别好。

我的父亲当教员，当时常州只有两个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父亲就在女中里教书。后来父亲办一个国学馆，收学生，教古文。我跟父亲很少在一起，不过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还是很好的，他并不固执，那时候提倡白话文，他教古文，可是不反对白话文。我们跟着母亲到了苏州，我的父亲跟姨太太还是住常州，家庭穷了，就分裂了。

我的母亲对我影响大。母亲是读老书的，没有进过新学校，她的文笔不行，我的祖母的文笔很好。祖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她看书没有问题，可是写文章不行。我的母亲性格温和，向来不生气，她常说一句古话：“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处。她经过那么多困难，到九十六岁去世，头发黑的，耳朵不聋，眼睛也不花。

抗日战争时，我们到了四川，我的父亲和姨太太避日本人到乡下。抗战没有结束，他就去世了。我听说，他去拔牙，弄得不干净，中毒，大概是这样去世的。他的姨太太也是晚一点在抗战期间去世了。

上小学之前，我们家请了中文、英文、舞蹈老师，教我的姐姐们。我年纪太小，没有条件上她们的课。我就去偷看，家里买了一架风琴，一位女老师教姐姐们唱歌跳舞，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教英文，一位老先生教中文。

我没有上私塾。我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多，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溺爱我，说：“不要压他读书，早读书身体不好。”当时我妹妹还没有生，我的姐姐大，不跟我玩。我就到我们家的房客那里，他们的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我跟他们玩，他们大人不让我玩，说女孩跟男孩不能一起玩。我一个人很孤独，没有玩的伴侣。后来上小学就好了，同学多得很。

每年过年一定要拜祖宗，一代一代有好几个大小的厅，有画像，这种画像画得很仔细，平时收藏起来，过年才拿出来，挂上要叩头。一抗战，我们逃难，东西都没有了。打完仗，我到美国，看见宾馆里就挂着我们中国人祖宗的画像，价钱贵得不得了。

常州亲戚很多，可是小时候叫的伯伯、叔叔，大名一个都不知道，后来我是一路往外跑，从常州到苏州到上海到外国。常州几十年没有去，80年代，常州举行一个纪念瞿秋白的学术研讨会，我去了。常州是出蓖子的，《十五贯》里就是拿十五贯的钱到常州买蓖子。我想买些蓖子回来，结果买不到。我住在一个当时算最好的宾馆，在四层楼，外面下大雨，房子是漏的。

可是常州在中国来讲，是电气化最早的城市。沪宁铁路是最早发展的地方，常州在沪宁铁路的中心，最早办了一个发电厂，发电厂的电输到整个沪宁铁路。常州乡下很早就有电灯了，而且用电来搞小的发电机打水，所以常州没有荒年，农业发展很早。

育志小学

我长大一点，大概六岁了，进了小学。进小学的印象我到今天还记得，刚刚开始创办新式小学，听说已经创办了两个学校，我们这个小学是第三个。我们的小学叫育志小学。这个小学原来是一个庙，我们家的男工带我去看，把庙里的菩萨一个一个打掉，怎么打呢？把绳子套在菩萨的脖子上，一拉，卟隆冬，就破了。把菩萨都搞光，把庙收拾收拾，就成了小学。那个房子里面都是麻雀窝，麻雀多得不得了。我们下了课，小学生很淘气的，架一个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来，吃了。麻雀就在那儿飞，一边飞，一边“骂”我们。

还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提倡男女同学。那时小学可以男女同学，中学、大学不行。小学是这样子的：男生、女生分开的，一进门，女生在女生部，男生在男生部。上课，课堂里一排排的座位，男生先坐好，教师来了，然后，女舍监领了女生坐在旁边；下课，女舍监把女生排了队带出来，男生才出来。虽然在一个课堂里，实际是分开的。还有更麻烦的，中午吃饭叫送饭，家里烧了饭，送去吃的，有女孩、男孩同一个家的，不能一起吃，要分开来吃。后来就改进了，可以一家一起吃。那时候男女同学根本是分开的。

人家一直说，我们那个时候，不论小学、中学，老师水平好得不得了。府城只有三所小学，这是刚刚开头新兴的，了不起了。小学读的课程是国、英、算，那时候小学要读七年，学日本制度，四年初小，三年高小。本来要七年毕业，我的成绩特别好，六年就给我毕业了。其实这样不好，因为许多功课是衔接的，少读了一年，就断掉了，进中学就不方便。

我离开小学就没有常州的家庭生活，到苏州了。我们家过年过节规模大得不得了，客人从早到晚来访。我母亲决定到苏州的原因之一就是家里穷了，常州的生活过不下去了。家里穷了还要顾着面子，这就活受罪。我记得我们家天天要送礼，专门有一个男工，一家一家送礼，这种生活不合理。所以，我母亲决心离开常州到苏州。

我小学毕业以后不久，就搬到苏州。在苏州起初是住自己的房子，我们在苏州有一所很大的房子，好几十间，但是破破烂烂的，后来就卖掉了。我们租人家房子住，租一进，几间房。

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这个很明显。常州人说：“中学毕业很好了，用不着进大学了。”苏州人说：“中学不行，一定要大学毕业。”上海人说：“大学不行，一定要留学。”一个地方差那么一点点，思想不一样。地理条件跟社会问题有密切联系。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

常州中学

大概因为我读了六年就算小学毕业了，不能进入常州中学。我十二岁小学毕业了，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把我送到镇江中学去，大概是学校里面有老师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人，有人照顾。我到镇江，不习惯。在镇江待了不到一年，又回来了。镇江也是江苏的大地方，回来的理由大概是年龄太小，不能适应，我就记得镇江中学其他的同学都是比我大得多。

回来后，我就进常州中学的预科读了一年。常州中学的好处是预科非常好，因为每个学生不同科目的水平不同，假如你的国文不好，读预科就补国文，数学不好就补数学，英文不好就补英文。在预科，我的记忆当中主要读古代的东西，最重要是读了《左传》。一年预科，四年正科，结果小学读了六年，最后还是七年。

常州中学的创办人是屠元博，常州中学有一个塔纪念他。这个人了不起，他在清朝末年就跟孙中山在日本一起闹革命。每年冬天，他偷偷地回到常州，辫子已剪掉，头上戴着帽子，戴上假辫子。那时候男人可以骑马骑驴，他不敢，白天也不敢活动，晚上坐轿子，戴帽子在常州搞革命，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创办常州中学，是清朝最晚的时候创办的，等到办好，已经是民国元年了。屠元博的父亲叫屠寄，《辞海》里有他的名字，他是历史学家，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一早就让儿子到日本去了。屠元博是孙中山的左右手，民国初年有国会，不同的党都有议员，同盟会的议员小组叫同盟会党团，要有一个头头，叫党魁，就是屠元博。后来北洋政府时的党派斗争很厉害，据说，人家就请了屠元博吃饭喝酒，酒里面放了毒药，把他毒死了。屠元博的儿子叫屠伯范，是我的姐夫，我的三姐嫁给屠伯范。屠伯范在日本学化学，和郭沫若是同班同学。

江苏省是教育发达的地方，一个府只办一个中学。没有大学，大学就是教会学校。常州府就开了常州中学，四周好几个县都属于这个府的，要到这个地方来读书。教员集中了一些水平很高的进步人士，给我们影响特别大的是一位中文教师叫吴山秀，那时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他解释这些文章时，就发挥他的思想，给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学校要请一些有名的人来演讲，叫做“名人演讲”。有一个小组专门请名人来演讲，这个小组也请吴山秀来讲。吴山秀是自己人，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他用笔把“名人演讲”改成“各人演讲”。他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我们看白话的东西，写白话的文章，把许多五四运动的思想在中文课上灌输给我们，我们这些小青年对他非常钦佩。

常州中学都是男生，没有女生，一定要住在学校里面，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特点是上午上三课，每课五十分钟，下午是游艺课。什么是游艺课？自己选课，假如你喜欢古典文学，可以选古文；喜欢书法，可以选书法；喜欢打拳，有两位老师教打拳，一位教北拳，一位教南拳；喜欢音乐，可以选音乐，音乐有国乐、外国音乐两门。有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刘天华就在我们学校教音乐，音乐课的乐理就是他上的。刘天华在学校搞一个军乐队，每到4点钟，就在学校里一面演奏一面绕一个大圈子，听到军乐声，大家都休息了。刘天华的哥哥叫刘半农，弟弟叫刘寿慈。

游艺课不用考试的，考是没有必要的。这个课程你有兴趣，会学得好的，用不着考。考得很好，不一定学得很好。

大家读书很用功。老师并不是追着你，给你很大的负担。常州中学教古书的能力很高，英文水平很高。学生到大学里，就能用英文了，不是像今天到大学还不能用英文，还要补英文，那就苦了。还有一点，中学时读世界历史、世界地理都是用英文课本，化学、物理、生物学都是英文课本。一直到今天，好些外国地名我都只记得英文地名，中文地名记不了。

吕叔湘是我中学同学，比我高一班，我们在读书时就认识了，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言，他是真的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因为语言学界有许多观点是不同的，吕叔湘的观点跟我一致，所以相处很好。吕叔湘的哥哥非常有名，叫做吕凤子，是画家，也在常州教图画，我的父亲教中文，吕凤子跟我父亲很要好。

那时候读古书很重要，我的老师是教古文，但是提倡白话文，又不能教白话文，写文章主要写文言文，白话文写得好不算数。我在读中学预科时，补读古书，特别读《左传》，一篇篇地背，那时候古文进步得快了。我的老师教《古文观止》，他喜欢韩愈，因此我们大家都跟着他喜欢韩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很糊涂的。那时候记忆力非常好，所以读了很多古书。我有一个同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个桌子，受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我很羡慕他。他很用功，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史松培后来去读东吴大学，我们没有联系了。我很怀念他。

坐独轮车上大学

1879年，圣约翰书院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它象征着一座横跨太平洋的中美文化桥梁。在这座桥梁上，曾经往来过许多推进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人物。

1923年，我考上圣约翰大学。开学时候，从上海的静安寺坐独轮车到梵皇渡上学。当时的静安寺是上海租界西边的尽头，再往西去就是田野了。独轮车中间是高起的车轮，左右两边，一边坐人，一边放铺盖，吱嘎吱嘎地在崎岖不平的田埂上缓缓前进。回头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同样向梵皇渡前进。

独轮车跟历史博物馆里的指南车在工艺水平上相似。《宋史·舆服志》：“仁宗天圣五年（1023）工部郎中燕肃始造指南车。”这离开我坐独轮车上学有900年的时间。独轮车代表古代文化，圣约翰大学代表现代文化。坐独轮车上学就是跨越900年的文化时间奔向现代。

圣约翰大学

我考大学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变成东南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比我高的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没有用的。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每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完全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还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是外国规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现在是根据苏联的办法，专得不得了。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一年级不分文理，二年级才分文理。我一年级进圣约翰大学，学基础课，三面墙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学生可以在上面做题目，数学的水平比较高。我的数学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我：“你就学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

我那时候学经济，主要是学经济的技术，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不像现在乱七八糟一下子几千万被人家骗走了，没有这么傻的事情。资本主义如果这么搞，早就垮掉了。国际贸易要有一套技术，我主要是学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说，大学里所有的功课都很有意义，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学里有一本小书，客人来了可以看，这本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可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教育跟解放后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是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的教育，我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基础培养今天办不到，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许多时间浪费到莫名其妙的课程上面，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都没有时间，结果学问学不好。我们的教学没有上轨道。

英文很容易学好，你重视它就会好的。我们的英文教师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我们中学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今天把学生的时间都浪费掉。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的，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学生到大学再读英文，那大学的课程怎么能读呢？大学是用英文了，不是学英文了。现在的青年苦得要命，这个办法不对，我们的教育要彻底地改变。

圣约翰大学在政治方面特别注重外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学，顾维钧是比我们早的最有名的同学。我毕业以后，人家好多次请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张允和是断然反对我参加政治，我想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美极了。现在上海的中山公园就是我们的校园，校园里原来都是大树，外国人对园林很重视。今天来看，我们学校是规模小，园林大。园林从前叫兆丰花园，现在叫中山公园，把树都搞光了。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是值得钦佩的。

光华大学

事情出乎意料。我在圣约翰大学只读了两年，遇到“五卅惨案”。1925年，上海有一个日本工厂，老板把一个工人打死了，这个工人叫顾正红。首先是上海商业界起来抗议，后来整个上海出现抗议，后来是整个江苏，后来扩大到好多城市，全国抗议，反对帝国主义。“五卅惨案”在全国闹得非常厉害，上海是中心，学生都罢课，要出去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教会学校，就跟学生发生矛盾。所有学校都游行，我们学生也要去游行，校长说：“你们在校内开会都可以，不要出去。”学生一定要出去，为这个事情就闹翻了，圣约翰大学的老师中一大半是外国来的，一小半是中国来的。中国老师和学生就离校，“离校事件”闹得不得了，这不仅是中国的大新闻，也是世界的大新闻，当时不仅是我们，好多大学都发生这种事情。

中国学生和中国老师排了队，拿了铺盖离开学校，怎么办呢？出来以后社会各界就支持我们，南洋公学也支持我们，就办一个光华大学。当时许多有名的教授都有爱国心，愿意到光华大学来教书，也请了外国人来，一度办得很好。新造的房子主要是华侨捐的钱，可是后来跟日本人打仗，日本人就把光华大学还有两所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学炮轰光了。

我在光华大学读了两年，最后在光华大学毕业，光华大学在二战以后不行了，没有钱，没有房子，什么都困难了。后来共产党来解放了，所有私立大学都取消了。历史的变化很大。

光华大学实际上还是按照圣约翰大学的方法来办学，当时教育部没有命令大学要这样搞、那样搞。光华大学请了中国有名的学者来上课，譬如教文学的有徐志摩，徐志摩是北京大学教授，又兼光华大学教授，从北京到上海跑来跑去，结果飞机失事死了。徐志摩的作品、作人的风格影响学生。我到过徐志摩家里，他和原来的夫人离婚，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也是很有文化的，张幼仪是小脚，他们是家里面订婚的。后来他跟陆小曼结婚，在上海住，一幢房子三层楼，下面一层是英国式的，第二层是日本式的，第三层是印度式的，三层楼三种文化。那时候老师跟学生，校长跟学生关系很好，像朋友一样。很多人很钦佩徐志摩的，他是一代风流。有人说白话诗到徐志摩时成熟了。

我没有听他的课，我那时候快毕业了，可是他的东西我都看过，很钦佩。我想徐志摩的文章今天也值得青年人读，他非常有才华。

大学毕业了，有人劝我：“你在上海待得太久了，不要老待在上海。”当时有一个思想说：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要超过三年，为什么呢？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会麻木，没有新的刺激，所以当时的教授跟大学要订合同的，不超过三年，三年以后换一所学校，换一个地方。这跟解放后的思想不一样，解放后是在一个地方，一生就不要动了。那时候要动，才有发展，这个思想影响很大。

本来我大学一毕业就要到外国去读书，因为穷，没有去，我的同学十个有九个到美国去留学了。因为虽然是光华大学毕业，却都是圣约翰大学来的，而且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因为没有钱，所以拖了好几年才到外国去。

那时候大学生出路很好。我们的校长张寿镛对我特别好，我读书的时候，校长室缺少一个秘书，就在本校里面招考，我考上了，业余帮校长当秘书。这样，我跟校长关系就很好，我毕业了，他就劝我：“你不要出去了，你就在本校教书吧。”我一边就在光华大学附中教书，同时帮大学校长做一些工作。不久，就在大学里面教书。

张寿镛原来是清朝末年的大官僚，可是很有学问，他来做校长，做官方面是牺牲。为什么请他呢？当时大学校长很重要，能够搞钱，还要有声望，这样的人不容易，上海各界就推他，他能搞钱。宋子文是财政部部长，张寿镛做过财政部副部长。他的学术地位也很高。

可是不久，我的一个老师孟宪承——解放后他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说：“你在光华大学工作当然很安定，我劝你出去别的地方工作，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老待在一个地方不知不觉当中就没有朝气了。”他是懂外国思想，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长时间，要换工作，增加你的阅历，增加你的经验。他说要到无锡乡下一个新办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这个学校根据一个新的理论来办。那个学院的院长走开，要请他去当院长，想把我带到那边去。去了不久，浙江也在办一个民众教育学院，他又把我带到杭州，我都跟他走。那时候是新的教育理论培养新的人物。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里新的理论，是面向群众，不是面向贵族，本来的教育都是面向贵族的。

我到了杭州不久，浙江和江苏的军阀打仗，把铁路打断了。张允和在苏州没有办法到上海读书，苏州和杭州的路没有断，就到杭州之江大学去借读，之江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那个校长我也认得。当时的教会大学校长跟学生像兄弟一样。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不是学生上街那么几天。清朝末年思想激荡很大，现代化的思潮到“五四”达到一个高潮。五四运动在全国影响大，范围广。我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有几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要搞白话文，一个概念是要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五四运动是老师引导我们，出去反对帝国主义。一个人拿一根旗子，上面写“同仇敌忾”几个字，我们都不懂，老师叫我们写就写。我到茶馆去演讲，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演讲，看不见我的人。我个子长得很慢，当时很矮小，一个客人就把我抱起来站在桌子上面讲，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

五四运动是相当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动。五四运动的确是广泛的思想活跃的时候。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科学”完全正确，解放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仔细研究，“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证，“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时提出来的，是后来提出的。

五四运动的先锋是白话文运动。这个现象好像非常奇怪后来胡愈之的解释非常好，他写过一篇文章，说：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语文运动为先锋，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语文运动为先导。

拉丁化运动

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对语言感兴趣了。一到圣约翰，就发现语言生活完全改变了，因为圣约翰一天到晚都讲英语，只有中国文学、历史课用中文，其他一概用英文，用了英文，就知道英文的方便、字母的科学管理方法，一系列的事情都不一样。不仅仅是字母的问题，管理学的重要条件，汉字不行。

我毕业后在学校教书，同时参加银行工作。我参加拉丁化运动，起初不是主动参加的，我当时写的文章今天看起来很幼稚，可是他们认为有新意义，这样我才参加拉丁化运动。参加以后，我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提出几个要改革的方面，拉丁化运动今天来看明白了，当时也不是很明白。提倡方言拉丁化，是因为瞿秋白在苏联受了影响，苏联是许多民族拉丁化，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看成是民族语，他反对国语运动，提倡方言拉丁化，可是方言拉丁化在中国推不动。在上海，有上海话拉丁化，同时有北方话拉丁化——“北拉”。你推广“北拉”，人家来，推广上海话拉丁化，人家不来。上海人不需要上海话拉丁化，这一点可看出上海人已经有民族意识，不是地方意识了。

拉丁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倪海曙，倪海曙全力以赴，是主将。我参加以后，就觉得有几个地方不对，要搞方言是可以，可是不能各归各搞，相互毫无关系，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我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沟通，这一点对拉丁化运动有影响。我们推广北方话拉丁化有人听，上海话拉丁化人家听了就完了，没有人来，说明中国人需要国语。

我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陈望道认为我的意见有新意，后来我对文字改革的兴趣跟陈望道的鼓励很有关系。后来他是复旦大学的校长，我是复旦大学经济学的教授。

拉丁化运动当时影响很大，上海是中心，中国有五十多个城市都有拉丁化会。一直影响到南洋，泰国也有拉丁化会，香港是一个重点。过去罗马字只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没有到群众，拉丁化运动到广大群众中，工人都来参加。

拉丁化运动是1933年在中国开始的，由世界语协会介绍到中国。拉丁化运动发展，世界语反而很难发展。当时世界语也是一个新思潮，我们都学世界语，现在还有，没多大用处，当时看得很重要，结果没有真正变成是世界的语言。有了联合国以后，世界语就下落，联合国提倡五种工作语言，后来变成六种。世界语就没有作用了，在政治、科技、商业上不用，就没有多大用处。我起初搞世界语，后来就不搞了。

留学日本

我在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读书，这两个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我因为穷，去不了美国留学。结婚后，我的岳父给张允和两千块钱，当时也是一个大数目，我和张允和商量：这两千块钱不要用，出去留学。到美国去，不够，美国要花更多钱，我们就到日本。

日语在那个时候很有用，今天还是很有用。对我来讲，我学了法语反而起不到作用。我在美国看到广告，法国出版了一本书，我去书店买这本书，书店的人说，这本书还没有出来，可是英文本已经出来了。我买了英文本，法文本就不看了。法语跟英文无形当中是一种竞争，利用法语的机会很少。许多国际会议，都是英语、法语两种话，实际大家都用英语，不用法语。法语是一种很好的语言，有很丰厚的文化背景，但是我学了很难用上。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这四种都是全世界重要的语言，俄语现在不行了，俄罗斯人现在都读英文了；西班牙语文化背景差；法语的文化背景很深厚，可是在竞争当中，法语失败了。

留学有两点好处：日语要学得好，在日本很快就学好，在中国就慢，英语更是这样子。还有，外国整个学术环境跟中国不一样，真正读书要靠自己，留学不留学一样，在中国也可以学得好的。读书实际是自己读的，老师不会来管你，只是指点一下子。

清朝末年就开始有人留学，起初中国没有大学，后来教会学校到中国来办，读大学不一定到外国去了。可是比大学更高的还要到外国，譬如美国有名的大学是以研究生为主，不是以大学本科为主，我们的大学是以本科为主，研究生比较少。真正读书，自己自修，在中国跟外国完全一样。我搞字母学是一种兴趣，我收集了许多字母学的书，想不到后来有用处。自学是主要的，爱因斯坦讲的话一点不错。

1933年，我们一结婚，立刻就去日本，不耽误时间，那时候到日本留学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时候跟今天不一样，要到日本去，用不着签证，上海坐船，第二天早上就到日本了。那时候，有大量的日本人在上海，日本人喜欢到上海来，中国人喜欢到东京去，东京有大量的中国人，写一封信，在国内三分邮票，到日本也是三分邮票。日本东京的物价和上海比，加十分之一。那时候上海虹口一带全是日本人。中日民间往来很频繁，你到东京去，上岸根本不检查你。不仅到日本方便，到美国也很方便，你有护照，到美国最多一个星期就可以走了，现在不行。现在两个制度，你把我当敌人，我把你当敌人，那时候没有这种情况。

在日本留学，原来想去读四年书，后来不到两年就回来了。一个原因是张允和怀孕了，要回来生育。另一个原因是我到日本那时候思想“左倾”，希望去跟河上肇，河上肇当时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非常有名。所以我不考东京帝国大学，要考京都帝国大学，一下子就考上了，到京都，河上肇被捕了，根本没有看到河上肇。那么，我到日本就变成读日文了，读经济学的目的没有达到。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年两年就可以。而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这样倒有一个好处，专门读日文，所以当时日文进步很快。后来就是到了美国，日文还有用处。

这是年轻时糊涂。人生在年轻时候有许多糊涂的事情，这是盲目的。人家说，恋爱是盲目的，我们的恋爱不是盲目，很自然的，其他的许多事情确实有盲目性：到日本留学是盲目的，从美国回来也是盲目的，以为中国有希望了，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回来后经济学一点用处都没有。

张允和在日本是学日本的文学，她对日本文学蛮喜欢。当时日本有名的文学家的文章，很快就翻译成中文了，中国受外国的文化的影响，很多是通过日本，中国从日本学西洋。

日本的大学，学生都住在校外，没有学生宿舍的。我们在外面租房子住，最早住在中国青年会，后来我们很快就住到日本人家里面去。日本许多人家有一间房间租出去给人家，特别是喜欢租给大学生，这样子我们住在日本人家里日语就进步得非常快，每天都要讲日语，而且了解日本人生活的情况。

张允和要生孩子就回国，日本到上海方便得不得了，坐一晚轮船就回来了。上海的亲戚朋友照顾她，我们是1933年4月30日结婚的，巧的是，我们的儿子是第二年4月30日出生的，刚刚一周年。张允和回来生了孩子，我还在日本，第二年就回来。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在日本，他们叫我不用回来，上海照顾得很好。

我考的是京都帝国大学，现在叫京都大学，规模很大，校园很好。京都帝国大学的校园是日本格式，而且有点宫廷的味道，跟圣约翰大学完全不一样。京都在当时比东京好玩，那时候日本所有大学生都住在人家，我住在一个老太太家，她很高兴。我起初以为京都讲话跟东京一样的，其实不一样，我跟老太太学京都话，很好玩，很快就学会了。老太太待我非常好，日本的房东都很好。

我失去了专业的对象，主要是读日语，了解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生活。还好，可以说在日本留学并没有落空，日语学好了很有用处，1949年后回来想搞经济，这个事情落空了。

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打破得最厉害是日本侵略中国，把一切都打得一塌糊涂，把整个家都搞光了。1949年后又有那么大的风浪，“文化大革命”把什么东西都破坏掉了，这都是原来想不到的。

美国生活

抗战胜利后我们就到美国。打完仗，银行要恢复原来的样子，联络美国，因为我们在上海办银行，都是学美国的。美国改进，我们也跟着改进，就派人去学，要买设备，要回来训练人。所以，当时上海的银行是在世界上水平很高的，跟美国只差两年。可是计划经济一来，一切都否定了。

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是1946年年底到美国去的。那时候有军用飞机，没有民用飞机，我们坐了最快的轮船，是军舰，不打仗了，改为民用的船。十四天到美国，在路上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经过子午线，日期要改变一天，快到子午线时，我生日，过了子午线，要重复一天，我又过生日。

在轮船上，我们遇到李方桂的夫人徐樱，徐樱也是喜欢昆曲的，在轮船上开昆曲会，张允和和徐樱是主要演员。

一个美国银行叫伊尔文信托公司，在华尔街1号，帝国主义中心。我就在这里面办公，对外在美国用伊尔文的名义，在中国用我们银行的名义。我们在中国代理他们，他们在美国代理我们。

我是去美国工作，不是读书的。工作的待遇很好，业余读书，的确非常用功，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研究经济学。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服务好极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什么什么。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借了放在房间里。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周末我在大学里听课，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我在信托银行工作，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这些对于毕业生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我在美国读书，得益很大，做工作也学到许多。在美国工作，就知道怎么样提高效率，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的事情，工作效率之高，是中国人不能想象的。日本派了一个专门调查团到美国调查：为什么美国人办公效率比日本人高？他们做了一个很厚的报告，调查结果证明，一个美国人抵到十五个日本人。每一个小环节都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我们不敢给部长、副部长打电话，你如果打，他的秘书就说：“部长不在。”电话就挂掉了。他们没有这个事情，每一个电话都要给你一个交代，部长当然不可能天天在办公室里。还有他们怎么利用电报，电报送到你这里，要六个小时，他们要先打电话给你，告诉你电报的内容，你就争取了六个小时了，我们办公室里就有电报局的电话。

我在美国的确学到不少东西。读书，图书馆设备太方便，只要你愿意学，在美国都能学。更重要的是，没有想到我在办公中学到不少东西，从办公的方法看出美国为什么进步，日本远不如美国。美国的办公方法可以说，每一个分钟，每一秒钟都争取。这不但是一种思想，而且有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要求，的确了不起，这一点不是在美国工作，不能了解，我是去工作了才了解。

在美国学了他们的工作方法，我回国，想想我们也要改，没有人听我的话，我到处讲，中国人没有效率的思想。认识很重要，没有这个认识，要改很难。

当时我们银行各种规章制度非常严密，都是学美国的。这两天看到新闻，中国一个大银行被一个大骗子骗了几千万，这种事情不要说在美国，1949年前在中国的银行，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有许多坏事情，但是不会发生像赖昌星这种事情。

张允和同我一起到美国，她在Illinois（伊利诺斯）大学读英国文学，在外国读书，选课很自由。小孩没有同去，我主张中国青年要在中国大学毕业后才到美国去留学，否则中国文化水平不够，单是外国文化就不好。所以把小孩留在中国，我的妈妈也不愿意到美国去。

我们在美国生活很好，也很紧张，特别星期天，自己买了菜，做中国菜。中国朋友来，当中有名的朋友是老舍，他常常到我家来吃饭，还有罗常培、李方桂。老舍会讲笑话，每个星期天在我们家吃中国菜，开心得不得了。老舍的一本书由一个美国人翻成英文，销路挺好的，赚了钱给了老舍一万块钱，老舍就用这一万块钱到美国去玩玩。罗常培、李方桂都在大学里教书，教语言学方面，他们都是有名的学者。赵元任不大到我们家来，我们到他们家去。

在美国生活非常愉快，我的工作很好，中国的银行给我钱，外国的银行也给我钱。我是高级职员，每年有旅游费，银行鼓励我们去旅游，可是回来要写调查报告。我在美国非常用功，主要是自修，读书主要靠自修，不能靠老师。在美国，学习的条件太好了，我每天到公共图书馆。我到80年代再去，一看，怎么图书馆跟原来样子差不多？这个图书馆的建筑作为历史文物，不能改的，另外办了几个分馆，规模很大，不在原来的地方，都是资本家捐钱的。

二战结束，美国是大城市时代，好东西都集中在大城市。今天不一样了，很多人到美国看了大城市就回来了，这不行。为什么呢？今天好的东西不在大城市，在中小城市，80年代，我到美国加州圣芭芭拉，圣芭芭拉大学分校学生少，经费足，图书馆设备好得不得了，就是缺少看书的人，包括这个大学共四个单位联名请我去演讲。安静得不得了，没有声音，没有烟囱，可是工业很发达，工业是没有声音的。晚上最高贵的宴会，点蜡烛，不点灯的，有名的明星都在。美国总统还有别墅在这里，星期六到这里休息。伊朗国王的妹妹很有钱，就住在圣芭芭拉，她的房子外面有花园，你可以开着汽车绕着花园走一圈，很好看，围墙一跨就可以进去了，没有人随便进去。

我住在有花园的宾馆，一个老太太每天来给我收拾房子，他们家讲西班牙话，是墨西哥人。我的朋友开车四处看看，到了一个地方，他说这些房子都是穷人住的，那个老太太也住在那里，穷人住在四楼四底的小花园。

真正了解到美国强盛，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糊里糊涂会强盛。美国在两百年间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人家真正是每个细节都不简单。我们是闭了门，自己吹牛。

和爱因斯坦聊天

我在经济学界交往的人中，名气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来是农本局的局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际知名。何廉后来在美国去世，去世前用英文写了回忆录，中文翻译了，我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找来拿去复印。这里面有讲到我，很好玩。他说：我们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一个大办事处，派周耀平（我的原名）任副经理，周耀平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银行工作过，富有经验。这个事情我都忘掉了。

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

爱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顿，我住在纽约，因为美国的交通方便，纽约火车站有五层，我就问火车站的人要一张火车时间表，他说没有。我是外行，他们的火车像电车那样开的，没有时间表。那个时代，火车办得非常好，我回来带了一本美国铁路地图。美国有一个铁路时代，后来才有公路时代。

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小辈就说：“你多少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说：“我忘掉了。”见爱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我一窍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他在物理学上的创造，思想要跳过一个屏障，原来旧的公式不能限制他。许多人被旧的公式限制了，就不能发展了。能量怎么变成物质呢？这个概念不得了，他从数学里提出来的，不是从实践里提出来的。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这就改变方法了，在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爱因斯坦是思想家。

那个时代的人物

1980年10月24日，作者（左二）与吕叔湘（左四）等人合影

怀念敬爱的张寿镛校长

光华大学张寿镛校长的公子张芝联教授来访，嘱张允和和我写文章纪念我们敬爱的张校长。张允和和我都是在张校长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当然立刻答应。我们商量，两人各写一篇，因为我们夫妇两人是先后同学，得到张校长教诲的时间不同。可是两人都迟迟没有动笔，因为越是想把文章认真写好，越是难于动笔。不幸，在2002年8月18日张允和去世了！这个晴天霹雳把我打击得呆若木鸡！她临终前没有来得及把她想要写什么告诉我，十分遗憾！日前张芝联教授来催我的文章，希望我代替张允和写些回忆，并且给我看俞信芳先生的《张寿镛先生传》的书稿，使我感到既惭愧又紧张！

张允和是光华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女生中的一个。那时候是上海各大学实行男女同学的开始时期。光华大学建造了女生宿舍，女同学组织女同学会，在选举第一届干事和会长中，张允和被选为会长。当时的学生会要参与学校的校务工作，张允和于是跟张校长就有许多接触的机会。

有一件事，张允和念念不忘。光华大学每年举行学生演讲比赛。在某次比赛中，张允和得到的评分跟另一位男同学相等，两人并列第一。在这种情况下，担任评判委员会主席的张校长将投最后一票决定谁是冠军。张校长经过退席考虑之后，投了张允和一票，于是张允和成为冠军。一个女同学成为大学演讲比赛的冠军，不仅轰动了光华大学，也轰动了当时上海的大学界。这是张校长提倡女权的一次模范行动。一枚金质冠军奖章，成为张允和的传代之宝。

有一年，女生宿舍忽然起火，幸亏发生在白天，没有人受伤。但是，楼房烧毁，行李和书籍付之一炬，造成生活和学习的许多困难。张校长亲自前来指导救火，并为每一个女生解决具体的困难。张校长借此机会，教育学生要临危不惊、镇定应付、理智处事、先重后轻，使学生受到一次为人处世的教育。女同学感受深刻，都说张校长爱生如子。

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之后，要为圣约翰大学离校师生创办一所私立大学，这是一件非常重大而又万分艰难的事业。启动这件重大事业，首先要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来担任校长，这位校长既要能得到学术界的尊重，又要能为创办大学筹划经费。上海各界一致推举张寿镛先生，他是清代学者，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当时担任松沪道尹。张寿镛先生临危受命、知难而进，应承了这个时代的呼唤。

创办私立光华大学有三大问题：生源问题、师资问题和经费问题。生源问题不大，因为有离校学生作为基础，再添招一些新生就可以了。师资问题比较难。著名学者不一定肯来新办的大学。张校长首先聘请到当时威望最高的两位教育家，朱经农先生和廖茂如先生，通过他们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壮大离校教师的队伍。不少著名学者出于爱国心，欣然前来光华任教。光华的教授阵容光辉夺目，胜过圣约翰大学，成为当时全国大学界的翘楚。最难的问题是筹划经费。张校长是理财能手，在全国爱国气氛中，捐款终于源源而来。张校长动员离校同学，劝自己的家长踊跃捐输，得到离校同学家长王省三先生捐助上海近郊地皮100亩，又得到菲律宾等地华侨留学生家长捐建三座堂皇的教学主楼。这样就立刻兴工建筑新的校园。光华大学建校比较顺利，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勇气。可是如果没有张校长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是不会得到如此成功的。

当时有一个紧急的大问题：不能等待新的校园建设完再开学，必须立即开学，继续学业，不使弦歌中断，否则离校师生就会离散。这时候，张校长有两位得力的助手，一位是陈训恕，一位是史乃康，他们都是离校同学，在离校时候已经毕业，没有来得及拿文凭。他们是筹备光华大学紧急开学的两位重要助手。于是，在上海霞飞路租用民房作为临时宿舍，租用空地建设几个芦席篷临时大课堂，使教学工作立即开始。我就是在芦席篷临时大课堂里聆听当时多位著名学者的教诲的。张校长也时来芦席篷临时大课堂对学生讲话。这一幕筚路蓝缕的悲壮场面，希望不要被历史遗忘了。

史乃康是我中学的先辈同学，他听到我经济困难，付不出学费，就告诉我：校长室需要一个文书员，将在同学中招考，半工半读，你可以去报考。考试结果，我被录取，免除学费，每月还有30元津贴，这就解决了我上学的经济困难。我的工作是按照规定书写往来中英文的书信。在工作中，我学到许多张校长的办事方法。

我们青年同学常常议论张校长。大家认为，张校长以清代科举出身的儒家学者，能自学成为理财能手的现代人才，这种自学精神非常值得学习。在1925年时候，国民党北伐节节胜利，江南人民大都寄希望于国民革命。国民政府任用高官，首选英美留学生，张校长能在这个环境中得到重用，因为他有别人难于企及的才能。他弃官办学，不是官员下台，寄生于学校，而是认定教育事业比政治工作更有远大的建国作用，然后决心改变任务的。

张校长的办学原则是，按照当时公认为先进的英美教育方法，实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校中行政人员很少。校长、教授和学生打成一片，亲如一家。直到1949年，光华大学的附属中学还是上海各中学中的优秀典型。

在抗日战争中，张校长请会计界元老谢霖先生为代表，到成都去开办一所成都光华大学分校（成华大学）。这件事说明张校长的远见。他不主张战时暂时到后方躲避一下，战后立即撤回原地，在后方不留痕迹，而是要把大学教育扩大到教育落后的中国西部，作为开发西部的长远打算。这在今天高呼开发西部的时候，值得怀念。

光华大学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激起的“五卅运动”而创办，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战争中被炮火毁灭。1949年后，所有私立大学一概收归国办，光华大学的光辉历史未能再呈现于中国。历史不会忘掉张寿镛校长创办光华大学的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张寿镛先生一生做了三件大事：（1）从清代学者自学理财，成为现代理财专家，树立自学成才的典范。（2）收集、编辑、影印《四明丛书》，成为考据文献专家，为弘扬传统文化作出具体贡献。（3）在艰难危急中创办光华大学，伸张民族正气，培植建国人才，为建设现代化中国树立根基。张校长说：“莫为一身谋，而有天下志；莫为终身计，而有后世虑。”张校长的言行，我们应当好好学习。

俞信芳先生的《张寿镛先生传》，是一部多年心血、广收博引、实事求是、慎重下笔的精心著作，有历史和文献价值，对今天想要了解不久以前真实历史的读者，是极有价值的读物。

2003年3月31日　时年98岁

吕叔湘：语法学大师

吕叔湘先生近年来体力和精神慢慢地逐步衰退，最近在医院去世。这像是宇宙中的星星，在光和热经过长期散射之后，终于逐渐衰减而消逝了。我听到叔湘先生的噩耗之后，想起青年时候学到的一句格言：“人生的价值不在寿和富，而在光和热。”

叔湘先生的哥哥，有名的画家吕凤子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又是我两位姐姐的老师，所以我认识叔湘先生之前，在幼年就先认识凤子先生。叔湘先生比我大两岁，我跟他是常州中学（当时称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他比我高一班。中学时候，我发现叔湘先生能背《诗经》，大为惊奇。这个印象一直深印在我的记忆中。中学时候我就非常钦佩他的学问和为人。

1955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文改会，有机会跟叔湘先生因文改工作而时时接触。在语文观点上，我跟他完全一致，在语文学术上，他是我的益友和良师。我常常在做一件工作之前，把我的想法向他陈述，他几乎每次都表示同意，并把他的意见补充我的设想之不足。我们二人可说是鱼水无间，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50年代的《人民日报》上连载，我每期都仔细阅读，作为我的精神食粮。当时，有好多位有名人物都说，中文没有语法，跟英文不同。这种看法，在旧一代文学家中，是很普遍的。《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使文化界的语文认识焕然一新。这不仅是语文知识的补充，也是一次文化的启蒙运动。

我一直注意学习叔湘先生写文章的文风。他的文章，清晰、简练而口语化，完全摆脱了文言的束缚，最值得我学习。在他的影响之下，我反对半文半白的新闻体，提倡口语文章化，文章口语化，主张书面语应当跟口头语合而为一，出口成章并不神秘。我认为，中小学的语文课应当就是普通话课。学好普通话就能写好白话文；好文章必须读出来能叫人听得懂，读出来听不懂的不是好文章。这些观点，我曾向叔湘先生在闲谈中陈述，都得到他微笑点头而同意。

叔湘先生有一次发表一篇短文，大意说，好多位社会著名人士，写文章谈到语文问题，其中有常识性的错误。例如，不知道“语”和“文”的分别。不知道“词”和“字”的分别，更不知道拼音应当分词连写。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没有成为群众的常识，需要在文化人中间进行科普宣传。这是切中时弊的见解。今天我们每天看电视，就看到汉字使用的不规范，拼音分词连写的混乱。这不能说不是今天我国文化生活的缺点。我们纪念叔湘先生，应当像叔湘先生一样，提倡改正社会用字的不规范，改正拼音分词连写的混乱，使大众的语文知识水平提高一步。

古人评论人物常用“道德、文章”两事作为尺度。叔湘先生的文章和学识被语文学界奉为泰斗。他的道德和人格更是语文学界和一切知识分子的楷模。叔湘先生的高尚典范将永远留下美好的记忆于人间。

中国日报创始人刘尊棋

一、纽约初见

一天晚上，在纽约，杨刚女士同一位朋友来到我家。她介绍说，“这是刘尊棋先生，大名鼎鼎的新闻记者”。刘尊棋先生来到我家，他是“宾至如归”，我是“一见如故”。

这时候，“二战”结束不久，纳粹主义的威胁解除了，美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的国内革命尖锐起来了。纽约生活表面上纸醉金迷，好像忘记了外面世界，但是知识分子都暗暗地忧心忡忡，中国知识分子如此，美国知识分子也如此。

刘尊棋先生第一次来到我家，在略事寒暄之后，杨刚女士和我就向他请教许多国际局势问题。他对当时的世界变化了如指掌，细细分析，娓娓道来，我们静静倾听，把思虑伸展到世界和中国的明天。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那一晚的纽约还深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成为一个“难忘之夜”。

二、香港重逢

后来，我去欧洲，跟他失去了联系。在解放前夜，我从欧洲回到香港，出于意外地又遇到了刘尊棋先生。原来他是来到香港等待解放回国的。他在香港办一个小型的英文刊物，名叫《远东公报》。这个小型刊物真是很小，起初是打字油印的。新闻报道几乎全是刘尊棋先生一个人所写，把远东和欧美所发生的时事，用简单而明了的文笔，一针见血地说明原委，使读者不仅知道了事实，还明白了其中的是非。

正像在纽约他常来看我一样，这时候我常去看他，因为晚间我有空，而他要在晚间工作到深夜，不能离开他的小得可怜的办公桌，难于出门看朋友。这时候，我见到他，也是开口就问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几乎没有谈过生活和家常。这是我同他交往的一个特点。

但是也有例外。有一次，在默默对坐了几分钟之后，他忽然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他曾经被关在监牢里，他的一条右腿跟一位有名人物的左腿用链条锁在一起。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们又默然相对几分钟，不知说什么才好。

国内战争急转直下，上海解放了。由许涤新同志介绍，我乘《大公报》包租的“盛京轮”在1949年6月3日从香港回到上海。临行匆匆，没有跟任何亲友打招呼，刘尊棋先生当然不知道我的行踪。一下轮船，看到久别了的上海，我心中有无法形容的感触。我四面张望，看看刘尊棋先生有没有同船回来，没有看到他。可是意外地看到了杨刚女士，她是我下了码头看到的第一个熟人。

上海港口被水雷封锁了，“盛京轮”被困在港内。我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这样又跟刘尊棋先生分开了。隔了一段时间，在报纸上看到，刘尊棋先生到了北京，担任外文局的领导之一，我心中为他高兴。可是，又隔了一段时间，听说他受到政治处分，被隔离起来了，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很晚我才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进监牢，不知又为何事。就这样，多年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在1956年调来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78年，姜椿芳同志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邀请刘尊棋同志共同负责筹备工作。当时，我也稍稍帮助姜椿芳同志做些事情。有一天，姜椿芳同志偕同跟我久别了的刘尊棋同志来到我家，一同去北京东南角，看看那里的几间破旧屋子是否可以暂时作为“大百科”的筹备处。这时候，我才知道刘尊棋同志得到平反还不很久。从这时候起，我把一向对他用的称呼“先生”改为解放后的通用称呼“同志”。

三、主持简明不列颠

“改革开放”使局势迅速变化。“大百科”跟美国“不列颠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组成“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刘尊棋同志担任中方主席，我是中方三委员之一。我高兴能够跟他一同工作。

中美关系发生极大的变化，可是许多人对美国仍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人们警告说，翻译出版美国的“百科全书”，其中充满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任何一个条文都可能使你们这批人关进监牢里去。的确，这是一件值得做，但又是最好不做的工作。说它值得做，因为中国需要了解外面世界的事实和观点。说它最好不做，因为这是充满着意识形态危险的工作。

可是，刘尊棋同志对美国的“攻势”应付自如，处理得不卑不亢，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他高瞻远瞩，目光不仅看到中国，还看到世界，不仅看到今天，还看到明天，所以他能够担任别人不敢担任的工作。

四、创办英文《中国日报》

在负责《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工作的同时，他被任命为英文《中国日报》的总编辑。一天，他请我去《中国日报》看看他的编辑部。我走进他的一间小小的卧室，看见一张单人钢丝床，一张单人小书桌，一盏小酒精灯，几包方便面。他说，晚上住在这里的时候，就自己煮方便面吃。这样一位发行到全世界去的日报的总编辑，恐怕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吧。

直到写这篇悼念文章之前，我才知道，刘尊棋同志在过去40多年中，受尽人间折磨，从劳改到劳改，从监狱到监狱，最后，感谢党的伟大，冤案终于平反。长期而残酷的折磨，使他身患重病，妻离子散，但是，没有能摧毁他的意志，没有能破坏他的理想，没有能使他丧失智慧，没有能使他放弃追求。他真正当得起“百折不挠、坚苦卓绝”这八个字。在他最后的岁月中，终于遇到了一个宽松开放的时期，做成了几件有利于人民的工作。这是他的幸运，也是国家的幸运。他是位有世界眼光的新记者，一位知识广博的文化人，一位足智多谋的事业家，一位不平凡的平凡人。中国的知识界将永远为失去了这样一位不平凡的平凡人而哀悼！

胡愈之引导一代青年

今年（1996）是胡愈之先生诞辰100周年。这100年间，中国历史充满着变乱和苦难。在20世纪的20年代，中国的青年们面对国家危亡而心情愤激。可是，中国往何处去？青年们在思想上找不到出路，万分苦闷。愈老是引导当时青年们走出思想苦闷的一位影响极大的思想家。我是当时受到愈老启发的青年之一。

一、高瞻远瞩

那时候，愈老在《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关于世界时事的评论文章，使当时的青年们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他高瞻远瞩，从世界看中国，不是从中国看中国，指出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和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青年们原来也知道一些世界情况，但是知识是零碎的，认识是模糊的，不能联系实际看到大局的动向。愈老的文章有如一服清醒剂，唤醒了青年们，把他们的零碎知识联系起来，成为观察世界形势的综合理解。青年们从此恍然大悟，初次看到了自己的立脚点和奋斗的道路。

30年代初期，我和同辈青年们读到了愈老的《莫斯科印象记》。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可是它的影响之大，无与伦比。读过这本小册子的青年们都有触电一般的感觉，在可望而不可即的社会主义理想中，看到了具体的现实。当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在愈老的笔下，放射出了希望的曙光。这本小册子在许多新思想读物中独放异彩，使一代青年产生强烈的心向往之的情绪。

二、“爱斯不难读”

当时，许多青年自学“世界语”（Esperanto“爱斯不难读”）。我也是热心自学的一个。世界语原来是和平主义的语言技能。读了愈老的《莫斯科印象记》才知道，它还是革命的武器。当时苏联提倡世界语，愈老就是利用世界语在莫斯科进行活动的。许多人自学世界语，是受了愈老《莫斯科印象记》的影响。后来，苏联放弃了世界语，可是愈老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仍旧提倡世界语。愈老认为，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辅助语，有多方面的作用，不因为英语的流行而失去意义。

三、“手头字”

1935年，上海文化界自动推行“手头字”。发起人中有蔡元培、郭沫若、陶行知、巴金、老舍、叶籁士、愈老等200多人，而愈老是积极分子。缘起说：“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当时有《论语》《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十多种刊物自动使用300个“手头字”。这些刊物，有的是愈老所主持，有的是愈老所赞助。

愈老曾经提倡“写别字”，有人批评他走极端。其实，“写别字”对初学文字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初学文字的人实际是依靠“写别字”才能写信、写条子的。“写别字”就是“同音假借”。“同音假借”的结果是产生“音节文字”。日本的“假名”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使日文青出于蓝。

20世纪20年代，山西和陕西某些钱庄，在总店和分店之间的通信中，用“同音假借”书写本地土话，成为保密的通信方法，自己人一看便知，外地人难于看懂。这是“同音假借”的一种实际应用。80年代张毕雷先生设计一套“直音汉字”，这就是同音假借的“音节汉字”，对统一“直音”用字和统一音译外国人名地名有实际作用。

四、“大众语”

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愈老等在30年代又提倡“大众语”运动。“大众语”运动，在消极方面是反对当时的“文言复兴”，在积极方面是提高白话文的水平。当时有一批国粹主义者再次提倡“尊孔读经”，这引起新文化运动者的反击。同时，白话文本身出现了不健康现象，变成半文半白的“语录体”或者“新文言”，不符合文体口语化的要求，违背了文学革命的宗旨。什么是“大众语”呢？陈望道先生说，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书面语。愈老说，大众语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前者说明大众语的正确形式，后者说明大众语的正确内容。“大众语”运动把“五四”白话文运动推向新高潮。

五、文字改革

1955年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愈老担任副主任，领导具体工作。作为1955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前奏，愈老开始大规模试行“汉字横排”，便利在汉字中书写阿拉伯数字和数学公式。在《光明日报》试行成功以后，第二年推广到全国的报纸、杂志、教科书和一般书籍。愈老在《光明日报》上写社论说：“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这句话是多么重要！“五四”以来提倡的汉字横排，到此基本实现。

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是在愈老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这个方案简化了515个汉字和54个偏旁。愈老对这些简化字和偏旁一个个作了仔细的推敲。1964年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使三分之一的通用汉字得到简化。愈老认为，汉字简化是汉字的前进运动，是大众的需要，尤其是小学生的需要。作为现代汉字的法定规范。40年来已经在12亿人民中广泛通用，并由联合国正式采用。它使汉字向便学便用前进了一小步。

在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之前，拼音究竟作为辅助工具还是作为辅助文字，在政策上还没有确定。方案公布时候才确定是辅助工具而不是辅助文字。愈老对拼音的作用有全面的和长远的看法。他认为，拼音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深远的作用，是当时三项文改工作（简化、推普、拼音）中的主要工作。在拼音草案发表之后，愈老让我负责编辑《汉语拼音词汇》，不仅作为拼写“字”的规范，更重要的是作为拼写“词”的规范。愈老请当时在上海养病的有名学者傅东华先生用通信方法帮我收集词条。这是愈老重视处于困境的傅先生的才华，同时重视《汉语拼音词汇》的意义。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愈老的一个题目。但是我认为愈老这样做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有利于发展文化，是正确的，值得钦佩。

六、冲破中世纪的黑暗

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愈老给1979年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送去书面发言。他说：“在西方，冲破中世纪的黑暗时代，首先是从文字改革开始的，这就是打破教会僧院所垄断的旧文字，创造和群众口头语相结合的民族新文字。这才产生了启蒙运动，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在中国，不可能有例外。”这句话有深刻的含义。它指出了语文发展跟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历史发展的观点，是愈老许多创造性的重要见解之，值得历史学者和语文工作者加以研究。

愈老的崇高学问几乎全部是自学得来。他的自学能力之强，悟性之高，透视之深，使人惊异，是青年们的楷模！1955年全国文改会议之后，文改会要把我从上海调来，我说我对语言学是外行，调来改行不适合。愈老说：“这是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我于是服从调遣，终于改行。愈老常常在晚上来我家讨论文改问题和文化问题。我能在愈老的领导下工作，得到他的思想启发和人格感染，是莫大的幸运。

张志公：实用语法学家

我和张志公先生成为往来频繁的亲密朋友，因为我们长期一同住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叫做公主第。

1955年底，我被调来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办公处和住处都在北京沙滩景山东街的公主第。这里是解放前的北京大学，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沙滩的红楼是后来添造的。“五四”运动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地名早期叫马神庙，现在改称沙滩后街。公主第原来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驸马王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个单位用不了这许多房屋，跟另一个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使用。当时全国大中小学的所有教科书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

志公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跟我随时往来，非常方便，甚至一天往来几次。我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就去找他，同他商量。有时有朋友来找我，在我的办公室和家里都找不到，就到志公先生的办公室和家里去找，一定找到。

我们一同看到公主第大院的一派宫廷景象，绿树成荫，花香鸟语。春天，白色和紫色的丁香花处处盛开。大院中心有一个荷花池，每年开放复瓣荷花。池中有一个白石头的方柱子，顶上是斜放着的圆盘形日晷，旁边刻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字样。这是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遗留下来的文物。

我们也一同看到公主第大院在一次一次政治运动中不断遭到难以相信的破坏，成为很像一个无人管理的低级难民收容所的样子。终于，浩劫过去，否极泰来，把红漆大门拆掉，把大门外的两个石狮子搬走，封建意味一扫而空，改成一组一组矮矮的新式办公楼和宿舍。

我每次想起志公先生，不能不同时想起公主第大院的沧桑变化，因为从我的办公室到他的办公室必须经过这一带使人回想清朝覆亡和“五四”运动的花园式庭院。现在，志公先生的宝眷还住在公主第的新造宿舍里，我已经离开公主第内清朝末年建筑的破烂不堪的住宅，迁移到名称古怪的后拐棒胡同。

20世纪50年代，振兴教育，朝气蓬勃，一方面提倡普通话、简化字、汉语拼音；一方面改革现代汉语教育，重视语法和修辞。这时候，掀起个语法学的百家争鸣，语法学的文章如天女散花，缤纷落地，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但是，中学的语法教科书，不能众说并立，旁征博引，需要有一个简单明了、说法一致、而且容易为青年们所理解的语法体系。这是一件艰难而重大的学术综合工作。在志公先生主持之下，折中于各家学说之间，写成一个兼收并蓄、汇集众长、适合中学教学用的语法体系。他和他的同事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赞赏。

志公先生学识渊博，著作很多。他治学谨严，著作切于实用。例如他跟田小琳女士合著的《现代汉语》，就是一部极好的适合大学一年级用的教科书。语文界对他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学风，钦佩之至。

志公先生长期以来热心文字改革，不仅观点跟文改会的同道们共鸣，而且在许多工作中跟文改会的同道们协作进行。他最后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会长，就是他众望所归的证明。他几次对我说，他被邀到国外讲学，人家希望他多讲一些语法学，可是他想尽办法多讲中国的文字改革。他的学术思想是向前看的，不是向后看的。他同意我们提出的“厚今而不薄古”的观点。这跟中国语文学界的传统思想有许多不同之处。

志公先生比我小几岁，可是他一早就拿起拐棍，留了胡子，而且胡子渐渐有些花白的影子，人家称他张老。他笑笑、点点头。我呢，年纪比他痴长几岁，可是不拿拐棍，不留胡子。每次一同开会，他总是笑着介绍说，我是他的老弟。我也就称他为老兄。许多人信以为真，引起哄堂大笑！这是我们常在一起开会的趣事。

现在，我还是常常遇到问题就拿起电话跟他老兄商量。可是，在想电话号码的时候，我忽然记起了老兄已经登上了“八宝山”，而老弟还停留在“后拐棒”。真是，“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们一辈的人属于语法学上所说的过去时态了。可是中国语文和语文研究应当永远属于未来时态。

魏建功：台湾普及“国语”的开创者

魏建功先生是我的师辈。他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崇敬的学者和语文改革家。不仅我如此崇敬他，我的许多同辈也如此崇敬他，因为他是一位始终坚持“五四”精神的大学者。

1955年10月，我来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之后我被调来文改会工作。建功先生是文改会的委员，从此我有机会常常向他请教。

我第一次拜见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一早就读过他的文章和专著，我是他的一个未及门弟子；我对语言文字是外行，我的一点语言文字知识主要是从他的书里得来的，可是学得一知半解，实在惭愧。

他说：“不要客气，我也读过你的文章，我们彼此学习，不分师生。”他如此谦虚，使我更加感到自己的渺小。

全国文改会议之后，文改会立即进行汉字简化工作。建功先生对传统俗字非常熟悉，因此他提出的意见特别受人尊重。他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每一个简化字都细细斟酌。他的负责精神，使人肃然起敬。

他和我都是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的委员。在推普方面我更要向他请教。关于推普，他最有发言权，因为他是“国语”运动的老前辈，又是台湾推广“国语”的创办人。谁的经验也没有他丰富。

他曾告诉我，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原来以日语为行政和教育语言，光复后不能继续使用日语，台湾变成语言的空白区，推广“国语”成为当时的首要工作。台湾人民学习“国语”非常努力，当局推行“国语”非常认真，上下同心同力是成功的保证。

当时我想，大陆人民不像台湾那样急于需要共同语，大陆地方当局也不像台湾那样重视共同语，我们面对的推普困难，不是来自地区太大，而是来自惯性太强。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建功先生，他同意我的想法。

50年代的文改工作，以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为重点。建功先生和我都是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他对拼音方案的制订工作极为重视。他不反对当时领导要我们重新研究民族形式方案，但是在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之后，他积极支持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方案起草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基欺希”用“哥科喝”来兼差，另一种是“基欺希”用“知蚩诗”来兼差。两种意见难以调和，工作不能快速前进。我问建功先生，这怎么办？他说，他不偏向于哪一方，这件事不必着急，要深入思考，找到一种使双方都能满意的折中方案。后来，产生了“基欺希”用独立字母的折中方案，也是更好的方案。

建功先生主持《新华字典》的编辑工作，编辑原则在当时的字典中是最新颖的，一直由他亲自指导。《新华字典》在拼音方案公布之后立即采用拼音字母注音，并且在使用方法上合乎学术要求，这对方案的推行有重大影响。在多年中，《新华字典》这本印数巨大的小书，是唯一可以用来作为礼品赠送外国元首的出版物。“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反对《汉语拼音方案》，《新华字典》几乎被迫放弃拼音注音，在建功先生力争之下终于保持了使用拼音。

我和建功先生见面，三句不离本行，总是谈文改。他对文改有长期经验，他的意见最为宝贵。他认为文改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工作，需要积极进行。但是，文改极难，性急不得，只有锲而不舍才能有所进展。他的意见是多么重要！

人们一早就对我说，建功先生在共产党初建时候就参加过，他是革命历史最久的语言学家。我没有问过他这件事，我从他的言行中看到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的品格。

古不轻今　雅不轻俗
——回忆罗常培先生二三事

罗常培先生（1899—1958）是中国现代语言的开拓者之一，他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大弟子们都是今天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对罗先生的著作和学说已经作了精要的介绍。我这里略谈几点在他生前我同他接触中有关语文的几件小事，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他的高尚品德和大众化思想，以纪念他的90岁生辰。

“二战”以后，罗先生和我由不同的职业渠道去到美国。他起初在朴茂纳大学，后来到耶鲁大学讲学。我在纽约银行界工作。耶鲁所在的新港跟纽约交通方便，我们不在一地而时常往来。

他来纽约，多次同当时住在纽约的老舍先生一同来到我家。他们二人是从小同学。老舍先生谈笑风生、庄谐纷出；罗先生温文儒雅、言必有中。有一次，罗先生和我一同去看老舍，途中他对我说：“我和老舍都是满族，满族在清朝自命不凡，到了‘民国’变成自惭形秽，许多人甚至忌讳说自己是满族，这都是不正常的心理。我和老舍一向公开自认是满族，实事求是，从不隐讳。出生于不同民族，这是上帝的安排，有什么可以自尊或自卑的呢？美国不也是许多民族共同建设一个国家吗，为什么中国有人要讳言多民族呢？”讳言多民族、隐瞒自己是少数民族，在战后中国的某些人中间还是一种时常流露出来的旧思想。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心理，是进行少数民族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必要准备。罗先生开风气之先，在他指导下后来做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非凡成绩。

有一次，他和老舍来到我家。内人张允和问他们要吃点什么。他们说：“要吃粥，好久没有吃到粥了。”我是带了家眷去的，他们都没有带家眷。我们一同吃粥。吃完粥，罗先生偶尔发现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他问这是什么。我说，“闲来无事，以玩弄速记为消遣”。他问，“谁的设计”？我告诉他，“我想用同一种Gregg式的速记符号，记录几种不同的中国主要方言，不一定有实用，不过作为消遣而已”。这引起了他的回忆。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候从事速记，做过国会的速记员，速记引起他研究语言学的兴趣，后来就走上了语言学专业的道路。

这样，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新的聊天题目。我告诉他：“还有一件事，我害怕贻笑大方，一直不敢告诉你。我有一个洋人朋友，要我教他一点儿中文，只要一点儿，不要多。为了教他一点儿中文，我编了一本微型讲义《中文十课》。用简易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用方块字。读了五课以后，才开始学几个方块字。这也是闲暇无事的玩意儿。”我不好意思地拿出那本用打字机打的以英文解释中文的讲义，补充一句：“这是洋涂鸦！”意想不到，罗先生说：“让我拿回去看看。”不久，他把讲义还给我，在我错误的地方，详细地用铅笔作了改正，并对我说：“有一点意见：不标声调，不好。”他的诚挚态度，给了我深刻印象。想不到以他这样一位国际有名的语言学者，竟对我消遣的玩意儿毫无轻视之意，反而主动地给我帮助。这种“雅不轻俗”的平民作风，在当时的学术界是难能可贵的。从此，我听了他的话，不再赞成当时“拉丁化运动”反对标调的主张。从此，我对中文的拼音化问题，继续作一些业余的研究，不再把它看作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1949年冬天，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书。1955年我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大致是由于我对文字改革一向有些兴趣。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会后我被留下作为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对当时文改会的领导吴玉章同志和胡愈之同志说：“我是外行，留下不合适！”他们说：“这是新的工作，谁都是外行。”经济学界的朋友们都反对我改行，只有一个朋友对我说：“改行也好，文改比经济安全。”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留下以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请教罗先生。我忽然成了罗先生的一个大同行，这也是罗先生所没有想到的。我有罗先生这位老朋友可以请教，这是我的精神依靠。从前，我阅读语言学书籍，是“换换阅读的口味”，任意浏览，不求甚解。现在要改行，就得从头学起。从头学起的第一件事是认真学习罗先生和他的大弟子王均先生合写的《语音学常识》（起初用田恭笔名发表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后来改编出版为专书《普通语音学纲要》）。我多次对罗先生说：“我是您的大弟子的未及门弟子。”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举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前者主要是行政性会议，后者是纯学术性会议。召开规范问题会议是罗先生的主张，会议内容也是主要由他筹划安排的。

事先，我几次去拜望他，向他请教规范化的意义。他对我说：“规范化和拼音化有密切关系。语言不规范化，拼写出来的拼音文字就无法定形。拼音文字的定形化，对语言规范化能反过来发生推进作用。”这是我记得的大意。

罗先生在《略论汉语规范化》文章（发表在《中国语文》1955年第10期）中，有更精辟的说明。他说：“如果要采用拼音文字，就必须有规范化的语言。拼音文字必须有拼写的对象，如果对象不明确，拼音文字就很难在实际上应用。另一方面，语言的规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拼音文字。由于汉字的特殊性质，字音是很容易读错的，构词是异常自由甚至可说是漫无限制的。这种种缺点，采用拼音文字之后都可以得到合理的纠正。应该说，拼音文字和规范化的语言这两件事互相配合，正如车有两轮，鸟有双翼。”

不采用拼音文字也必须实行语言规范化。他说：“5.6亿汉族人民要参加国家生活，没有统一的、规范化了的语言是不行的。不但是要普及教育，要提高文化，非有规范化的语言不可，而且语言使用的复杂和分歧还会直接影响工作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建设工作。”

罗先生和吕叔湘先生在规范化会议上共同发表的主题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说：“作为使我们在一切活动范围中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一种语言呢，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高度发展的语言，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普及的、无论在它的书面形式或是口头形式上都有明确的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那时候，对汉语规范化，很多人不理解，即使在语文教师中间理解的人也不多。“汉语”上面加上“现代”二字，有人听了就摇头，再加上“规范”二字，更加格格不入了！共同语的规范化和普及化，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语言发展跟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在当时是许多人所无法理解的。罗先生的语文思想走在时代的前面，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中国语言学者，还是一个世界语言学者。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社会发展迟缓，罗先生的语言思想在今天依旧没有被一般社会所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语文复古思潮中，“现代汉语规范化”这件事有些人认为是不必多谈的小事了。

罗先生不仅有“雅不轻俗”的平民思想，还有“古不轻今”的现代化思想。“俗”是大众化，“今”是现代化。这两种思想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

关于罗先生的“古不轻今”，这里举几个例子：

1930年他发表《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分析明朝末年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文章”，整理出其中“罗马字注音”的有系统的设计，既说明了明代的音韵体系，又启发了罗马字可以用来给汉字注音的认识。

1933年11月11日，他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上发表《国音字母以前的标音运动》。

1934年他出版《国音字母演进史》，1959年再版，改名《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扼要叙述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各种拼音方案的要点。这是第一本拼音方案史，对后来的拼音化运动有参考和启发的作用。

1935年1月12日，他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上发表《关于国音的几个问题》。同年9月7日，他为北京青年会剧团讲演《京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后来刊载在《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号上。

1942年他出版《北京俗曲百种摘韵》，从文人学士瞧不起的“俗曲”中归纳出近代音韵的规律。在1950年的“再版自序”中，他说：“这本小册子也许能在新曲艺的创作研究中发挥它的一个螺丝钉的功用。……在人民的新中国，大家都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重要性，这本小册子也许不至于像从前那样被漠视了。”

1943年在《国文月刊》第20期上发表《我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

1944年1月2日，他在昆明《中央日报·星期论文》中发表《国语运动的新方向》。

1952年，他在《中国语文》第2期上发表《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字改革的条件》。

1957年12月18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同年略前，在《语文学习》9月号上发表《怎样学习大众的语文》。

这些例子说明，罗先生不仅是“博古通今”，而且是“古不轻今”“古为今用”，跟许多保守的学者不同，他对某些人不屑一顾的现实问题，认真地进行了学术研究。

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在语言学术和语言工作上，“厚古薄今”是错误的，“厚今薄古”也是错误的。中国当前语文工作的重点是，使各地只能说不同的方言，进步到全国都能说共同语，使一盘散沙似的语言生活，进步到全国团结一致的语言生活。这就需要语言规范化，大力地和长期地进行普通话的普及教学，美国以英语统一全国人民的语言生活，这是大力地和长期地进行语言教学的收获。如果美国也像中国一样，在学校里和开会的时候，让人民随便地各自说各自的方言土语，美国能成为一个科技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吗？

他的一些言论，我曾经简要地记录在日记里，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毁掉了。

每次“运动”之后，知识界发挥了“明哲保身”的天然意志，从危险较多的学科改到危险较少的学科，从现代问题的研究改到古代问题的研究，这符合我国的传统学术思想：“知古才是学问，知今不算学问。”这种思想，不仅在语言学界流行，也在其他许多学术方面流行。这跟“文明古国”要向“文明今国”发展的现代化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今天，回想罗常培先生的“古不轻今”和“雅不轻俗”的学术思想，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

章乃器：胆识过人的银行家

接到包头市章翼军来信：“叔叔、婶婶：久未问候，身体可健，念念！近悉有关单位拟出版先父章乃器专辑。我知道叔叔与先父交往多年，深知先父的为人。我们迫切祈望叔叔能赐教，写一篇纪念文章，为专辑增光。”

这是一封出乎意料的来信，引起了我60年前的回想，往事如梦的回想。我于是写了此文。

在我的朋友中间，章乃器先生是一位最为奇特的人才。他的才能出类拔萃，所以当时有许多青年人钦佩他。他的言行与众不同，所以当时有许多老一辈害怕他。他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经济界引起议论最多的奇特人才，所以他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在认识他之前就看过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气势之盛，立意之新，在抗战前夜，许多青年人读了，拍案称奇，深受感染。我以为他可能是一位趾高气扬、难于接近的人。一见之下才知道他对人是低声说话、平易近人。

我跟他认识是在抗日战争前上海的征信所，征信所是上海银行界创办的一个商业信息服务机构。上海银行界推举七八家有代表性的银行，各出一个组成理事会，管理所务。我代表江苏银行，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理事会以乃器为主任。每周几次，理事们中午到所共餐，借共餐时间商议工作。这样，我就经常跟乃器见面。跟他共事中，看到他工作能力之强，解决问题之快，使人惊异。

一天，他邀我到他家去吃便饭，从业务谈到当时的国家大事，他跟我不仅业务见解相同，政治见解也相同，于是他和我成为说得来的朋友。他的夫人胡子婴女士，是一位能说善道而见识非凡的女性，胡子婴也成为我和内人张允和的说得来的朋友。

日本的侵略得寸进尺，越逼越紧。1935年，乃器成为主张积极抗日的救国会的中坚人物。他建议我参加救国会，加入他主持的小组。加入这个小组的还有蔡承新、彭石年、赵君迈等人。每隔一天的晚上，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聚会，互通消息，商议做什么救亡工作。这样，我从乃器的业务同行，成为乃器的政治同道。

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政治形势，紧锣密鼓，瞬息万变。1936年11月，突然间“七君子”被捕了！乃器是七君子之一。救国会的工作变为主要是营救“七君子”。七君子被关押在苏州监狱。当时我的家在苏州，我一人在上海，每逢周末回苏州。一天，胡子婴在深夜忽然到苏州敲我家的门。张允和见到胡子婴半夜投宿，大吃一惊！两人商议第二天如何探监之后，张允和安置胡子婴在一间卧室住下。胡子婴一夜未眠，第二天她的卧室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满屋子尽是烟雾。

从此，胡子婴成为经常到苏州我家的客人。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女士和其他几位的夫人也常来。她们带了孩子们到苏州，这不仅是为了使孩子们能看到爸爸，而且是因为孩子们探监方便，衣服里夹带文件也不检查。张允和成天忙于招待和安排探监事务。乃器的家属和其他几位的家属都成了我家的亲热朋友。

“七君子”被捕之后，许多救国会的会员也相继秘密被捕。救国会变成非法团体，只能暗中秘密联络。1936年12月12日，忽然传来西安事变消息，蒋介石被软禁了。形势紧张达到极点。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国内战争爆发，“七君子”可能被杀害。四处营救，走投无路！想不到风云急转，比预料的还快。12月25日在蒋介石同意抗日之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回南京。可是，“七君子”等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之后才得到释放。

“七七事变”之后，我和许多救国会的朋友们转移到重庆。乃器和我又在重庆见面了。上海许多工厂紧急迁移到重庆，称为迁川工厂。为了给迁川工厂服务，乃器成立了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他自己担任所长，邀我担任副所长。后来我转任农本局的工作，跟乃器分手。抗战八年，人事多变，工作纷更。乃器一度离开重庆，到安徽跟李宗仁合作。我在农本局之后，又到新华银行。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我被新华银行派往国外。

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我从英国伦敦回到香港，等待机会重回上海。在香港又跟乃器相见。乃器建议我参加当时在香港由他主持的民主建国会。乃器说，这个组织的基础是救国会时期上海经济界的星五聚餐会，以及后来在重庆扩大了的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我原来是这个聚餐会的参加者。他又解释说，历史经验说明，经济界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治组织。

1945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香港《大公报》租用一只轮船，名叫盛京轮，专门运送留港人员回上海。我附骥乘船，在6月3日回到上海。这只轮船一到上海，上海港就被水雷封锁。下了轮船，看到许多在香港的熟人。我找乃器，没有找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1955年，我从上海被调到北京，担任文改会的工作。从此，我跟乃器的工作属于不同的部门。

1957年掀起了“反右”运动。经济界公认的左派名人章乃器，竟被定为大右派。他如何在20多年间受了打击和折磨，我一点也不知道。一位朋友说，头角峥嵘必然头破血流，这是“反右”的规律。

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在邓小平领导下主持中央工作，盛传“右派”即将平反。小道消息说章乃器先生将是平反的第一批。大致是1976年秋天，一位朋友偷偷地告诉我，乃器住在北京东郊红庙某楼，可是不知道门号。当时红庙是人迹稀少的地方。我按地址去看乃器。问楼下的人，无人知道有个章乃器。高楼没有电梯，我一层一层爬上去，一层一层敲门探问，敲到第八层终于找到了乃器。

他住在高楼的最高一层，一间大房，半间小房。我敲门后，在门外等候了好久，似乎门内无人。终于，门开了。他和我相见而相互不相识，经过了木然相对的几秒钟，然后如梦方醒，彼此认出来了。

他的大房间里放着一张大床，床很大，几乎占据整个房间。旁边余下一条空处，放一张破旧的长沙发。他把上面堆放着的衣服和被窝拿开，我们并坐谈天。房间里有一位青年，乃器说是他的小儿子，看到客人来，就轻轻地走了出去。我不问乃器近年来的生活，也不谈什么“右派”平反的消息。只谈愉快的不伤脾胃的话，说了一阵，我辞别而去。显然，这时候乃器还不知道平反的消息。

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乃器真的平反了。更后来，又在报纸上看到乃器去世了。他比我年纪大几岁，去世是自然规律。可是一位本来可以在解放之后大有作为的人才，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需要他的中国土地！只有历史不会忘记他在国家危亡之际曾发挥过的时代作用。

1996年　时年90岁多2个月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始人姜椿芳

姜椿芳同志是一位“厚今”而“不薄古”的革命家。他一生为出版事业、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做了许多工作，贡献很大。他了解新事物、提倡新事物，同时又了解古文化、提倡古文化。下面谈他“厚今”而“不薄古”的两件小事。

一、大百科全书和拼音序列

“十年动乱”结束了，“四人帮”被打倒了。在这春回大地的时候，有一天姜椿芳同志同倪海曙先生来到我家。我问姜同志：您是否仍旧去主持编译局？他摇摇头说：不去了，想做点别的工作。倪先生说：他想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为此我们来同你商量。我对姜同志说：中国没有一部现代的百科全书，几十年来一直有人提倡，但是只说不做。50年代一度热了起来，后来又冷了下去，这件事如果由您来登高一呼，就有实现可能。倪先生也对他说：的确，这件事由您来主办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姜椿芳同志的工作特点是：大胆创业，细心办事。经过一番筚路蓝缕的奋斗，七十五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卷《天文学》在1980年出版了。这一年可以说是现代百科全书在中国诞生之年。

接着，姜椿芳同志到美国，跟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公司”签订合约，编译出版中文的简明版，由刘尊棋同志主持，钱伟长先生和我参加“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徐慰曾同志负责具体编译工作。姜和刘二位都认为中文译作“大英”不妥，可以改按音译为“不列颠”。经过五年努力，动员了500位教授和专家，全书十册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1986年出齐。这两部百科全书的出版奠定了我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基础。

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条目序列方法，姜椿芳同志煞费了一番苦心。他认为，对百科全书这样的大型工具书来说，正文中条目的序列方法是一个关系到检索效率的大问题。传统办法是按照汉字的部首和笔画来排列，这在卷数不多的辞书中已经证明检索不便，在卷数很多的百科全书中将是十分不便。倪先生和我建议按照汉语拼音字母排列，采用所谓“音序法”。姜同志说，汉语拼音字母“音序法”虽有百利，也有一弊，就是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不懂拼音，而且社会上有一种惰性心理：宁取不方便的旧方法，不取方便的新方法。因此，采用“音序法”还得慎重。经过多次跟不同专业者举行座谈，征求意见，最后，姜同志得到的结论是：音序法的利点大大多于部首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决定采用音序法。这是大型辞书排序法的一次革命性的创举。中国大陆每年入学的小学生有两千几百万人，他们都学拼音，音序法无疑是前进的方向。《辞海》采用部首法，可是很多使用者说，先查附录中的音序索引，速度可以提高三倍。

音序法有两种。一种是纯字母排列法，不照顾汉字。另一种是“字母、汉字、字母”排列法，把条头汉字相同条文排在一起。为了照顾习惯，姜同志决定采用后一排列法，以便逐步前进，不致脱离群众。这是姜椿芳同志“厚今”“革新”，而又保证成功的革命技术。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条目上都有拼音，作为序列的标志。《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正文条目也用音序法排列，可是排印时删去了条目上注的拼音。这样做可以节省篇幅和排字工作，可是检索稍有不便。台湾的《简明大英百科全书》中文版在正文中以英文为条目。英文的纯字母排列法对检索来说是最方便的，可是英文水平稍差的读者用英文条目是不便的，英文水平较高的读者又可能宁愿查英文版而不查中文版。在这里，中文遇到了检索现代化的问题。辞书序列方法的革新对中文来说是“信息化”的一个关键。姜椿芳同志毅然走“信息化”的“厚今”道路，在出版史上是一件有开创意义的“小事”。

二、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

姜同志到我家，一向没有同我的老伴张允和谈过天。有一天，我告诉姜同志，她爱好昆曲。姜同志坐下来对她说：“噢，昆曲。那你认识不认识顾传玠，传字辈挂头牌的？”张允和笑了：“怎么不认识，顾传玠是我的大姐夫。您怎么认识他的？”姜同志说：“不但认识，而且很熟，我还到顾家吃过饭。那时我在上海做文艺界的地下工作。”

姜同志提倡昆曲，1986年3月15日“中国昆曲研究会”成立，姜同志以副会长主持成立大会。在研究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张允和建议要纪念汤显祖，会后又写了一封信给姜同志，信中说：“今年是汤显祖逝世370周年。汤和莎士比亚同在1616年去世，汤老比莎翁大14岁。莎翁7月去世，汤老9月去世，今年秋天开一次纪念汤老的纪念会最好。纪念莎翁有24个剧团演出70多场莎翁戏剧，还演了昆曲的莎剧。可是对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为什么没有一点动静呢？”

过了几天，姜同志亲笔复信给张允和，表示同意。信上的字写得很大，向一边斜，显然因为他的眼睛不好，亲笔写信困难了。后来知道，姜同志把张允和的信转到文化部，又转到中央，纪念汤显祖的建议居然得到批准。

研究会的秘书长柳以真同志来到我家说，姜同志决定邀请顾传玠的夫人张元和来参加大会，请张允和代为打长途电话去邀请。10月11日张元和从美国来到北京，第二天由张允和同她去拜望姜同志。见面时候姜同志说：“顾传玠不但文戏演得好，对耍翎子也很有功夫。顾传玠说过，他练耍翎子是把下颏放在一个小酒杯里，靠着酒杯边缘转，名种各样的转，翎子自然左右逢源，活跃非凡。”这些话，张元和以前也没有听到顾传玠说过。怪不得顾传玠在《连环计·小宴》中演吕布有特别的翎子功，配合传神的“虎步”，显出了吕布的武将神采。姜同志对昆曲的演技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可见他热爱传统文化之深。这是他“厚今”而“不薄古”的事例之一。

姜同志是一位难得的有学问、有道德的老革命家，他的高尚风格将永远是后世的模范。

永不失落的欢欣

琴瑟和谐　相濡以沫

妻子张允和

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1921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找捐款，他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比较先进、开明，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他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只给儿女教育。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九如巷原来在全城的中心，住房跟学校是通的。1949年后，苏州政府把原来的房子拆掉，在这个地方建了高楼，成了政府办公的地方。张家住的房子归了公家，现在张允和还有一个弟弟住在那里，原来的房子还剩下从前所谓的“下房”，现在就修理修理住了。苏州城中心的一个公园，九如巷在那儿旁边，找到公园就找到九如巷。从前，很近就到公园、图书馆。苏州在我们青年时代河流很多，现在都填掉，变成了路，不好。

有趣味的是，我们家家道中落，她们家家道上升，都跟太平天国有关系。我的曾祖父原来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常州，很有钱，办纱厂、布厂、当铺。“长毛”来了，清朝没有一个抵抗“长毛”的计划，本地军队结合起来抵抗，城里不能跟外面来往了，城里的经费都是我的曾祖父给的。“长毛”打不进来，就走了，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国，隔了两年又来打常州，就打下来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清朝就封他一个官——世袭云骑尉。世袭云骑尉是死了以后要给子孙世袭很多钱。我的祖父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在外面，打完就回来，不用做官，每年可以领到很多钱。一直到民国，才没有了。原来的当铺、工场地皮还在，房子大部分被太平军烧掉了，剩下的几年卖一处，花几年，再卖一处，花几年。当时家的架子还很大，我的父亲是教书的，要维持这么大一个家庭当然不行。我父亲后来自己办一个国学馆，收入不是很多，维持一个小家庭可以，维持一个大家庭当然不行。这样子，就穷下来，所以到了我读大学时是最穷的时候，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

我们两家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苏州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从阊门到虎丘，近的到虎丘，远的到东山，有很多路，还有河流，可以坐船，可以骑车，可以骑驴，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又没有危险。这样子一步一步，没有冲击式的恋爱过程。

我们年轻朋友放假可以在他们学校里面玩，打球很方便，地方比较适中。他们家的风气非常开通，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朋友，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朋友，在当时是很自由开通的风气，一点没有拘束的样子。我不是一个人去，就是几个人去。

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昆曲是诗词语言，写得非常好，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张允和会唱、会演昆曲。后来俞平伯搞《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我们1956年从上海来北京，俞平伯建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爱好者在一起，在旧社会讲起来是比较高尚的娱乐，增加生活的意义。起初俞平伯做社长，后来“文化大革命”不许搞了，“文革”结束后，俞平伯不肯做社长了，就推张允和做社长。昆曲研习社今天还存在，社长是张允和的学生欧阳启明，她是欧阳中石的女儿。欧阳启明很倒霉，中学毕业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许进大学，她只好去修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她由朋友介绍到日本去读了好几年书，回来后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书。我也算昆曲会的会员，我是不积极的，可是每一次开会我都到，张允和是积极参加研究工作、演出、编辑。我去陪她。

张家姐妹兄弟小时候在家里办一份家庭杂志叫做《水》，亲戚朋友自己看着玩的。这个杂志后来停了，隔了许多年，到了我老伴80多岁的时候想复刊，也是家里面玩的。复刊了，叶稚珊就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她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写，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一看觉得不得了，后来就出《浪花集》。《浪花集》是张允和和张兆和编的，还没有出版就去世了。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93岁去世，张兆和比她小一岁，第二年也是93岁去世了。我给书写了后记。

“流水式”的恋爱

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她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她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一早我们就到她们家去玩了，所以她们家长一早就见过我，不是特意去拜访。她们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她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父母不管。”她的父亲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这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办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也是自由主义，请来的老师只要教书好，政治背景不管。当时也不知道，共产党在苏州第一个机构就在他们学校成立，他也不管。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在苏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信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说是有意写的，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很自然的。

和张允和认识之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因为我读书跟她读书不在一个学校，我工作时她还在读书。但是从前放假的时间很长，暑假都在苏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别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边读书。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风景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杭州后来也是破坏得厉害，原来庙的规模大得很，庙在古代就是旅馆，《西厢记》中，相国夫人和家人住在庙里，庙里招待得特别好。庙是谈恋爱的地方，庙是看戏的地方，庙是社交的地方。佛教能够兴旺，是跟社会结合起来的。

有一个趣味的事情，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一下子就讲出来了，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张允和学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从小读古书，《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小时候古文比我读得多。她常常跟我讲读书的情况，她的读书时代比我晚一点，因此比我更自由。老师是鼓励学生自己读书，她读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她对西洋音乐不像我这么有兴趣，我对中国音乐不像她那么有兴趣。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

她的时代比我更自由开放，她是中国第一批进大学的女子。张允和从小就学风琴，那时候早期没有钢琴。我的姐姐喜欢图画，我的大姐姐是日本美术学院毕业的，她的图画很好。可是我没有学图画，我学拉小提琴，我不想做小提琴家，就是学着好玩，学了再听小提琴就懂得什么是好坏。在日本，我跟一个老师学小提琴，老师要求我一天拉四个小时，我说：“不行，我是业余玩的，我有我的专业，没有多少时间。”我不想在音乐上花太长时间。

我和张允和谈恋爱时，社会上已经提倡自由恋爱，特别是张允和的父亲完全采取自由化。可是当时恋爱不像现在，那时候和女朋友同出去，两个人还要离开一段，不能勾肩搭背，还是比较拘束。一种社会风气要改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的。

“举杯齐眉”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

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我和张允和的婚礼，我母亲去了，我父亲没有去。

除了去日本留学那段时光，我们主要住在上海。她们家住在苏州，可是她的父亲常到上海，她的父亲比较有钱，在一个旅馆经常租了两间房子，家里人经常到上海，上海星期六有好的戏，就经常到上海看戏。婚后，我的工作比人家紧张，我在大学教书，同时又在银行工作，银行界是晚上的宴会多得不得了，我一概不参加宴会，晚上要准备功课。上一个小时的课，要有六个小时准备。

她婚后主要还是教书。她写文章有天然的才气。当年报纸请她编副刊，她有一篇传播得比较广——《女人不是花》，因为那时女的工作还是很少，机关里面有一个女职员就叫做“花瓶”。编副刊是她的副业，她把写文章当成一种兴趣。我认为，任何事无论大事小事，没有兴趣是做不好的。兴趣是一种推动力，一个人不会对任何东西不感兴趣，譬如小孩子要吃奶，就是他的兴趣，玩是他的兴趣，这种推动力很强。兴趣有时候是盲目的，有时候是有目的的，兴趣用上去以后，就会对工作的意义更了解，这样子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抗战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苏州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苏州一个大家造了房子，他们的孩子都在外国，房子没有人住，就租给我们。那个地方叫乌鹊桥弄，大门外面有一片田，农民种玫瑰花，我们大门一开，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玫瑰花干什么的呢？放到茶里面，叫花茶，玫瑰花茶。种花的农民叫花农，花农有钱。

苏州的生活还是比较好。打仗以后，苏州就不行了。近年来才重新建设。比利时的首相从小在书上看到苏州怎么好，他到中国来，周恩来问他：“你要到什么地方去看？”他说：“我要去苏州去看。”他到苏州，说：“不对，不对。”这里看也不对，那里看也不对，都跟书上讲的不一样。

水乡的苏州也没有了，城里原来是一条一条的水。不仅是苏州、杭州，江南城里都是以水路为干线，以陆路为支线。我们家是后门在水上，前门在岸上，因此有许多桥，苏州有两百多座桥，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杭州也是很多桥。从辛亥革命以后，慢慢把河填了，水乡没有水了。杭州还有西湖，苏州就搞掉了。不过，现在苏州郊外搞好了，洞庭山一带、阊门一带好玩。江南只有几个小镇还保留了水乡的味道。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对儿子周小平的教育，我花的工夫最少。他在苏州最好的小学读书，中学在上海又是最好的，大学是北京大学，后来到科学院工作。本来我想让他到美国读书，解放了不能去，科学院派他到苏联去读书，后来中国开放了，他又到美国最好的气象研究所待了一两年。我对他没有多大帮助，他搞科学，我不懂科学。

对孙女周和庆，我很遗憾。我们带了她到小学一年级，后来就“文化大革命”来了，小孩就离开了我们到她妈妈那边去，因为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受冲击，小孩在我们那边不方便。从此以后，她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不受我们的影响，我们没有方法指导她。

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关于张允和的生平和写作，亲戚们、朋友们经常有许多谈论。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的笔墨，别具风格。浅显而活泼，家常而睿智，读来顺溜而愉快。你不停地阅读下去，有如对面闲聊，不知不觉忘掉自己是读者，好像作者是在代替读者诉说心曲，读者和作者融合一体、不分你我了。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不是人们所说的“最后的闺秀”。她是典型的现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气蓬勃，充满现代意识。她学生时代的作文，把凄凉的“落花时节”，写成欢悦的“丰收佳节”；秋高气爽应当精神焕发，为何“秋风秋雨愁煞人”？她参加大学生国语比赛，自定题目“现在”；劝说青年们“抓住现在”，不要迷恋过去。她编辑报纸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对当时把女职员说成“花瓶”。

一位朋友说：张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闺秀，又是“五四”后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启蒙，继承传统，追求现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张暴戾。一代知识精英惨被摧残。无可奈何，以退为进，岂止是她一人？

政治运动像海啸一样滚滚卷来。张允和在20世纪50年代就不得不避乱家居，自称家庭妇女。她研究昆曲，帮助俞平伯先生创办北京昆曲研习社。她86岁学电脑，利用电脑编辑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后来出版集刊《浪花集》。她93岁去世那天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来客给她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观涧台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

张允和受到人们爱护，不是因为她的特异，而是因为她的平凡，她是一代新女性中的一个平凡典型。

曲终人不散，秋去春又来。

张允和呈献俞平伯先生伉俪的贺寿诗：“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这就是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2008年8月22日　时年103岁

四姐妹

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玠相识，顾传玠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后来，大姐姐大姐夫在解放之后到台湾去了。

三妹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那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时存在。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张兆和和沈从文结婚是在北京，我们没有办法参加，不在一个地方。那时候风气改变得很快，大概到他们结婚的时候，比我们结婚更现代化，更简单了。我们结婚后准备到日本去，嫁妆都不买。

小妹妹张充和是在北京大学跟外国老师傅汉思相爱，傅汉思是德裔美国人。沈从文家也在北京，张充和在北京大学，星期六就到姐姐家里去，她的老师也到沈从文家里，傅汉思研究中国汉代的赋，把汉赋翻译成英文，翻得好极了。他是研究古代希腊文的，在北京大学教希腊文。张充和与傅汉思二人后来发生恋爱，他们结婚很简单，结了婚很快到美国去了。

今天四对夫妇，顾传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汉思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2004年10月，她回国在北京和苏州举行个人书法绘画展览。

连襟沈从文

沈从文这个人了不起，连小学也没有毕业，我们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告诉他：“我小学毕业了。”他说：“真好，你小学毕业了，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在上海，他们在北京，所以人家讲笑话，说沈从文是京派，我是海派。倒是1949年后，我到北京来，这样就跟沈从文经常在一起了。

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是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1949年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残酷的自然规律
——《浪花集》后记

张允和有十位姊妹兄弟，前面四位是姊妹，后面六位是兄弟。四位姊妹在初中读书的时候，课余办一个家庭刊物，自己写稿，自己油印，题名为《水》。这是家族和亲友间的联络和娱乐的小玩意儿，“不足为外人道也”。

70年之后，张允和已经86岁，怀念姊妹兄弟和至亲好友，异地异邦，四散漂萍。她重新编印这个久已停刊的《水》，借以凝聚亲情、互通声气。起初她一人自写、自编、自印、自寄，每期只有25份。后来亲友中感兴趣的人渐多，增加到100多份。

想不到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被有名的记者叶稚珊女士看到，她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更想不到被大名鼎鼎的出版家范用同志知道了，他发表文章说，这是20世纪的一大奇事。于是《水》的潜流，渗出了地面。

新世界出版社总编辑张世林先生，建议把《水》中文章选择一部分，编成一本书，公开出版，以便对这个别出心裁的家庭刊物有兴趣的广大读者，一睹为快。张允和欣然从命，会同三妹张兆和，编成这本《浪花集》。

《浪花集》正在编辑排印的时候，张允和在2002年8月14日忽然去世了，享年93岁。半年以后，在2003年2月16日，三妹张兆和，沈从文先生的夫人，也忽然去世了，享年93岁。姊妹两人，先后去世，都是享年93岁。93岁，是人生的一个难关吗？

我的夫人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后来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2003年4月2日夜半　时年98岁

环游世界

我在美国工作，条件太好了，可以到世界各国，眼界开阔了，了解不一样了。欧洲也是“左倾”，我一到意大利，不得了，罗马市中心就是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在意大利的国会里占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一到法国，法国共产党在议会里占了四分之一的席位。人家都说整个欧洲很快要被共产党接收了，可是后来没有成功，欧洲还是有民主基础。到了英国，我也是“左倾”幼稚病，很快要找共产党的机关报《每日工人》，在伦敦到处买不到，后来人家告诉我要到一个小地方才买到。共产党在英国始终搞不起来，没有群众跟上去。英国对共产党没有印象，大英博物馆是马克思待的地方，结果共产党在英国影响最小。工党在英国有很长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最早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旁的地方闹得很厉害，在英国不行。

银行要不断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况，主要是经济情况，可是经济情况跟政治、历史背景有关系。这一点重要性在中国还不能感觉到。特别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跟中国完全不一样。讲一个小事情，在中国买小菜，就是买本国的小菜，在美国买小菜，全世界的小菜都有。现在我们在中国买苹果，已经有好几种苹果了，到美国去，多少种苹果，不知道选哪一种好。美国一早就是世界性的，这一点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不是世界性的国家。这要经过一百年才懂。

游览世界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必须有的基础知识，开阔眼界。假如眼界不能开阔，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行，这在中国是完全不了解的事情。那时候到世界各国去，不是玩，当然也是玩，是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在银行工作，一到外面就感觉到世界性，在中国不大感觉到，我到许多国家，一种是风景旅游，一种是历史旅游。我的旅游是历史旅游，可是着重经济的特点，养成一种习惯，到一个地方，要敏感经济特点在什么地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原来在中国很难体会，读书大家都懂，“行万里路”在中国很难理解，到外国去，才体会到“行万里路”的确跟“读万卷书”一样重要。

在中国，我进大学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利用百科全书，今天中国人还是很少人用百科全书，在中国跟外国差距很大。我们是1980年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编成十本，到1985年又重新翻译，新版变成二十本，中国开始有一部百科全书，我们这种地方都落后于世界。我了解百科全书的重要性是进了教会学校。中国始终是一个大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今天还只是看到中国，实际上没有看到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譬如讲一个小事情，中国跟美国一样，到火车站，要放行李，给了行李房，就给你一个条子，你下来就凭条子拿行李。我到英国的火车站，交给他行李，他没有条子给我，我说：“条子呢？”“什么条子啊？”我说：“我的行李怎么拿？”他说：“你不是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什么旅馆吗？”我到了订好的旅馆，行李已经放在房间里面了，我很不放心：东西丢掉了怎么办呢？这种情况是一个中国人跑到外国去，变成乡下人。

新陋室铭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谈高干的特殊化。

赞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农民的自由化。

安于老九的清贫化。

鲁迅说：万岁！阿Q精神！

昆曲研习社

张允和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也是意外。她在上海教书，全国都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她很认真地写了两万字的意见，《人民日报》就把她的意见要求登出来，她很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出教科书的，把她请到北京来编辑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是叶圣陶，他本来是张允和的老师。

那时候我们在上海有保姆，还不止一个，孩子由保姆来管，家里的事情她走开也没有关系。我们家不相互牵制，她到北京来，我还在上海。来了不久就碰上“三反”“五反”，跟她毫无关系，群众运动瞎搞了，哪里有那么多的“老虎”呢？因为搞运动是另外有领导小组的，社长叶圣陶没有发言权，张允和的背景，叶圣陶了如指掌，可是又帮不了忙。

“三反”“五反”说她是“大老虎”，为什么呢？第一，我家虽然很穷，她的娘家很有钱，是大地主；第二，“三反”“五反”要把所有的信都交出去，她乖乖地把私人的信交出去，她跟我通信当中有许多好玩的事情。有一个男的老朋友写信给她，说：我们现在都老了，我从前非常爱你，我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情就不谈了。那么她就写信告诉我，想不到这些事情这么奇怪，你猜猜看，这个人是谁？我就告诉她，这个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那么，搞运动的人看了觉得不得了，认为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码，就把她打成“大老虎”。

其实经过这种运动的人觉得无所谓，她没有经过这种事情，当真了，神经一紧张，生病了，叫做“牙周神经炎”，人要发烧。当时我还在上海，她就跟领导讲好到上海治病了，领导知道她没有什么事情，让她到上海，真正有事情就不让走。这牙周炎想不到还很厉害，整个把牙拔掉，重装牙齿要很长时间，就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说牙还没有好，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给她写了一封信：你不要回来了。搞运动不讲道理的呀，这样子，她很不愉快。

虽然张允和受了挫折，还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对共产党建设中国还是抱有信心的。全中国的信心丧失，是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前搞运动，还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影响。我来了北京之后，就把整个家庭搬到北京来了。

那时候的确是很热心，我在上海有三份工资，在北京只有一份工资。当时上海的标准待遇高，北京的标准待遇低。到北京来，经济上损失很多，那时候的确是为国家办事情，从不计较这些。我都不在乎这个。

张允和受了这次刺激，又有好处。我们来了北京，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副部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也知道张允和能力很高，单位就缺少张允和这样的人，叫她去工作，我们研究了半天，不敢让她去。我说：“不要做工作了，政治运动的波浪你受不了，没有送条命已经好了。”因为她只能做工作，不能应付政治的波动，再碰到政治波动，没有命了。只有在党里面搞运动搞惯了的人叫“老运动家”，无所谓的，张允和没有这个本事。后来果然不断搞运动，而且搞到“文化大革命”，如果她去工作，那真是死路一条，因为她这个人比较脆弱，经不起这样子搞。

她一面搞昆曲，一方面读读书，很好。她到北京来，就是自己写写文章，研究昆曲，跟俞平伯他们一起搞昆曲研习社，后来俞平伯不做社长了，让她做，所以很愉快。幸亏不做工作，不然没有命！

每个星期听一次昆曲，周末我们一定去看戏，听昆曲，假如有特别好的戏，就不听昆曲，就去看戏。那时候叫汇演，各地的好戏都到北京来演出，戏曲界我有很多朋友，有很好的戏票早给我准备了，所以星期六晚上去看戏，不仅我和我老伴，我妈妈也喜欢看戏，一块去。有时候看戏看到12点以后才回来，这也是很愉快的事情。

那时候北京几个重要的昆曲演员常到我们家来，南京、杭州的重要演员也到我们家来，我们都跟他们做朋友。张允和写了好些关于昆曲的文章，人家很喜欢看，台湾对昆曲热心的人很多，也把她的文章拿到台湾发表。

俞平伯跟我们家交情好得很。我们家有很多俞平伯写的东西，老伴去世以后，我现在不挂这些东西了，我孙女带走了，她也很会玩。俞平伯很有学问，家学渊源，三代都很有学问。

俞平伯的风度真是没有话说，这是中国传统的仁人君子，高尚学者的风度，待人好极了。他对《红楼梦》的观点跟共产主义当然是谈不上的。所以批判俞平伯是没有用的，看起来是笑话，古代的文学为共产主义服务，怎么可能呢？

俞平伯在曲会里常常讲他的研究成果，等于大学里上课一样，非常深入，那真是有水平！

曲会里有几个家庭妇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这都是薪金阶级，维持家庭都没有问题的。后来薪金阶级没有了，变成工人阶级。夫妇两人不得不工作，不然养不起家庭。在我们的时代，高级知识分子妇女不一定做工作，因为那时候家庭经济由丈夫负责，家里的太太都是学问很好的。那时，中、英、美都是这样的。

张允和在曲会里没有收入，不仅没有收入，我们还贴钱。北京市文化局每个月贴给这个曲会二百五十块钱做零用，其他的由各方捐钱。这种民间机构从明清就有了，士大夫在一起雅集。这个昆曲民间机构等于京剧的票房，都是士大夫有钱、有闲、高尚的娱乐。曲会在现在王府井商务印书馆的地方，里面还有小的演出剧场，中央很多有名的人都来看。周总理常常来看戏。康生也来，康生很懂昆曲的。

沈从文也来过，但不是很多，沈从文对昆曲的兴趣没有我们大。他搞另外一套，忙得不得了。张兆和也懂昆曲，来得不多。

我对昆曲的爱好从中学开始，我们校长童伯章对昆曲很有研究。童伯章在中学就教我们昆曲的文学，昆曲的音乐，我已经有印象。我始终对昆曲不是那么喜欢，我喜欢西洋音乐，我年轻时也学小提琴。听西洋音乐是张允和跟了我走，听昆曲是我跟了她走。我觉得中国音乐、西洋音乐都有好的地方。

重游欧美

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出国。1978年，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在美国大学里很有地位，他和另外几个大学有名的教授组成一个访问团，他代表耶鲁大学，来中国访问。他们来之前，我们不知道，来了以后通过关系找到我们。我和张允和就去看傅汉思。访问团团长是余英时，副团长是傅汉思。余英时的学问很好。他们知道中国没有录音机，就带了好多录音机，今天这个录音机已经过时了。

他们来了之后，文化生活开始恢复。大概到1984年以后，才恢复正常，这一年我受邀请出国。有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我去开会，领导突然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一下，下星期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我这里的工作还没有搞完，我的衣服也破光了。”领导说：“没有问题，你赶快去做最好的，开完会回来一概交给公家。”这样子就匆匆忙忙到巴黎，当时国家是不给钱的，因为有人帮我们出，我上飞机，一分钱都没有，上飞机前，他们说：“你的皮夹子要取出来。”因为国家规定不能带人民币出去的。我的皮夹子就交出去，口袋里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一分人民币。后来人家问：“一分钱都没有，你怎么敢上飞机呢？”我说：“已经到了飞机旁边了，不上也得上。”我倒一点也不惊慌，因为有困难，我在国外还是有些关系嘛。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从此，人家就知道我没有死掉，常常有人邀请我出国，有时一年出去几次。

有一年美国邀请我去访问，我和张允和一起去。到了美国，她就到大姐家去住几天，到四妹家去住几天，还到我们一个表弟家住几天，访问我们的亲戚。

大姐一个人住在旧金山，她是入美国国籍，有养老金。美国养老待遇好，她有一套公寓房子，比我这个房子好多了。她平时不大去，住在公寓里太孤单，于是住在她的一个朋友家里，有孩子需要她帮着照顾。我要到七个大学讲课，讲完了我就到耶鲁大学旁边四妹张充和家里。张允和也从旧金山到四妹家里，讲了这些年经历的事情。胡适之到美国去讲学，也住在四妹家里。胡适之跟傅汉思是老朋友。在傅汉思家里，我看到许多重要的书，知道许多我不了解的情况。

那时候，我没有吃过麦当劳，傅汉思要请我吃饭：“你想到哪儿吃？”我说：“我想到麦当劳吃。”他说：“麦当劳不能请客的。”我说：“我没有吃过，去体会一下子。”他说：“好吧。”因为请客是不能到麦当劳的，麦当劳是普通吃饭的地方。我是去体会一下，看看这个麦当劳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次出国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安排的，我跟联合国中文翻译处一个朋友联络，由于他们的介绍，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请我到他们学会里演讲，因为他们要了解中国文字改革的情况，我带了录像带给他们看。这个会长是一位法国女士，很有水平，她请吃茶点，我就问她：“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种用得多，哪种用得少，有没有统计？”她说；“英文百分之八十，法文百分之十五，西班牙文百分之四，还剩百分之一是俄文、阿拉伯文、中文。”那么，我回来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不过最近情况怎么变化，不了解。

家庭文化

晚年，我们和沈从文、张兆和往来比较多。

沈从文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在写，他的笔头快得很，一看什么重要的材料，立即记录下来，否则会忘掉。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材料，要人家画画，领导就帮忙，由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画画的、一个考古的帮他忙。

张兆和的工作是做《中国文学》杂志的编辑，她做修改文字这个工作很好。她离开《中国文学》时，主编说：“张兆和离开我们就很不方便。”张兆和的好处就是自己不写东西，为人家服务，这个精神很好。文学的东西需要加工，加工是很高的技术，加工得天衣无缝也不容易。沈从文去世以后，她就整理他的东西，他的儿子也帮忙，家里变成一个编辑部。

顾传玠跟我们家交流不太多。抗日战争时我们在四川，他们在上海，解放以后他们在台湾，我们在大陆。有时候我们在美国，他们在中国，往来不多。在顾传玠演出的那个时代，昆曲很受知识分子重视，顾传玠演小生风度很好，跟梅兰芳配过戏，梅兰芳觉得他很好。

顾传玠在台湾大概是受了凉，急性肺炎去世。在台湾初期生活还是比较艰苦。蒋介石死了之后，蒋经国领导下的台湾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均收入增加十一倍。今天，台湾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大陆。为什么闹独立呢？这也是原因。可是台湾早期很苦，打仗影响了台湾。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时代渡过了难关，蒋经国时代发展了。蒋经国在台湾名声很好，国际上也说他好，因为他把一党专政改为多党民主。这是一个世界的总趋势，这个改变弄得不好就会发生动乱，他能够做这个大的改变而没有发生动乱，这是不容易的。

顾传玠去世不久，张元和就到美国去了。她们结婚得很晚，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们结婚时，我们在四川，不在场，打完仗以后，人家把旧的报纸给我们看，上海的新闻界起哄得很厉害，大标题“张元和下嫁顾传玠”。因为那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很看重演员的，那时候演员不被看重。时代变化太快。

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傅汉思非常钦佩沈从文，经常到沈从文家来。沈从文也在北京大学教书，所以大家熟悉起来。傅汉思和张充和是在解放前夜去了美国。那时候大的政治改变，美国大学希望傅汉思到美国去教书，他们走时，张元和已经在台湾。我们不在一个地方。

张充和2004年回来一次，在北京举行书法展览会。我本来想让她在国内住半年，休息一下，结果另外有人要陪她到美国去，怕她路上没有人陪，那个人急于要到美国，所以她很快就到美国。展览会结束以后，她没有留很长时间。

张家的父亲受“五四”文化影响很深，跟蔡元培、蒋梦麟这样的大教育家交朋友。我都弄不清楚他跟这些大教育家是怎么交朋友的，反正他交的这些朋友在当时都是很先进的，所以影响了他的家庭。我想，像这样的家庭在中国还是有一些的。

文化需要有优越的生活来培养。太穷了，文化就困难。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讨厌文化人的，现在，这种看法改变过来了。一般来讲，在外国，文化人都属于中产阶级。生活要有一定的条件，我最近看到资料，发展中产阶级，日本搞得最好，日本大部分人都是中产阶级，比例比美国高。

风雨飘渺的岁月

“文革”刚刚结束的全家福

从上海到四川

我从日本回来，想找个工作，不预备长期在中国，预备到美国去读书。我在中国找工作的时候，光华大学希望我去教书，我就没有另外找工作，去了光华大学教书。当时光华大学有两个附属中学，一个是原来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是光华大学实验中学。两个都办得很好，一直到1949年后都是最好的学校。张允和就到实验中学去教书，因为老的关系，他们就要我们去。我们一面教书一面准备留学的事情，因为当时在美国没有人联络，不像日本，日本熟人多得很，美国费用又高。后来打仗了，打仗之后发生一个问题，我们住在上海，打仗时留在上海还是到重庆，这是很大的决定。我们一想不能留，日本人很坏，在日本留过学的人更糟糕，他见你在上海，就访问你，明天报纸登出来，日本司令访问某某，这样无形当中你就变成汉奸了。我们想这不行，很快就决定去重庆，我一方面在光华大学教书，一方面在江苏银行工作。

我在重庆搞银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用于抗战时期。我就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在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棉花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就我所见的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后来农本局是被通货膨胀冲垮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一麻袋的钞票买东西。打仗时很难管，原来是搞得很好的。

我们一家在重庆时苦得不得了，天天轰炸。有一次我到郊区工作，晚上回来得比较晚，到家时，家里都炸光了，家里人哪里去都不知道。还有一次，我下了班，要坐滑竿渡过江到南温泉，为什么住南温泉呢？比较安全啊。滑竿下坡的时候，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炸在我旁边，当时日本飞机小，可是一个炸弹把我冲出去，我掉在沟里面，也不知道自己是活的还是死的。掉下来就不敢动，等日本飞机走了再起来，我以为自己受伤了，结果摸摸身上没有地方疼，旁边的人都死了。

跑警报是经常的事情。飞机快来时，就挂起三角球，飞机比较近了，就有另外一个信号，飞机到头上了，就“呜呜呜”。晚上就把灯关掉。有时就要逃到乡下，躲在田里，日本人放荧光弹，亮得不得了，把乡下都照亮了，看到有东西再轰炸。

应当说当时抗日精神好得不得了。打仗那么不顺利，可是没有一个人失望，每一个人都觉得将来是有希望的，这个精神了不起。国民党在当时的确是得到群众拥护，蒋介石是重用高级知识分子。经过打仗的苦难，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把东西搞光就搞光，无所谓，小事情。所以我一生的经历，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大的波浪，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前后连起来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又是十年，这二十年可以说是浪费了，不能做学问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又抓紧时间来补做学问。

打仗的时候，有好多机构是为抗战的文化服务的。张允和不能离开我去工作，可是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我在重庆，她在成都，成都成立了光华大学分校，她就到成都教书去了。那一段时间是她在成都，我在重庆，为什么这样呢？重庆太危险，成都安全一点。这一段时间分开，其他时间都在一起，在一起要找一个很近的机构工作。她的工作能力还是比较高，所以她到哪里工作，人家都很欢迎她。

在四川，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周小平（周晓平），女儿周小禾，女孩后来真是很悲惨，得盲肠炎，打仗的时候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就死了，这是一个打击。打仗时设备不行，没办法就死了，这是最悲惨的事情。我的老伴到成都去教书，成都生活条件比较好，在家里还有小花园，一个流弹打进花园，打在我的儿子肚子上面，穿了五个洞，运气好，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美国的空军医院，我们一个朋友跟空军医院有联系，很快到空军医院去抢救，开肚子把子弹拿出来。肠子上面一个个洞，救了一条命。小毛病他们不收，大毛病他们可以收，没有他们帮忙，这孩子也活不了。小平好了以后，我们请医护人员吃一餐饭。

有一次，长江有一个地方叫南溪，我有一个朋友在那里管一个小仓库，这仓库属于农本局系统的。他告诉我，他那个地方不会来轰炸的，有他可以照顾我的家，当时我一家还有我姐姐一家，她家有四个孩子，我家有我母亲、两个孩子，长江的船往来方便，到那边已经吃晚饭了。吃完饭，人都累得很，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我们家被强盗抢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用迷魂药把我们都迷糊住了。我们的一些箱子都在屋顶打开了，强盗弄错了，以为我们是上海来的，一定很有钱，不知我们是逃难的，不可能带有值钱东西，假如带了，连命都没有了，一路都有强盗的。第二天，当地的警察在路上、屋顶上都找到我们的箱子。这一来，就麻烦了，不敢再住在南溪了。

在重庆，我主要在农本局工作，常常要出门，东走西走，因为管的区域很大。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家里被轰炸得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家里的东西都放在防空洞，炸得没有了，只剩下一双下雨时穿的橡皮靴子，别的东西都烂了。每天都有东西被毁灭的可能性。家里人没有了，要找。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重庆都有两个家，为了躲避轰炸。我们家运气好，碰得很巧，轰炸城里，我们住在歌乐山，轰炸歌乐山，我们住城里。这都是死里逃生。

后来搬家到宜宾，因为宜宾我们有办事处。我们带去的保姆当中一个老保姆生病死了，这给我们一个很大打击。四川的医疗条件比较差，老保姆管我们的家，她一死发生困难了。这是一个意外。

在重庆时，需要看什么书，还是有办法。今天回想起来，重庆在打仗时精神状态非常好。打仗时那么镇定，不容易，现在的报道稍为讲一点真话。

抗战当中真正是死里逃生，经过了抗日战争的困难，“文化大革命”无所谓了。家里的财产无所谓，这样思想对我们大有帮助。

抗战时，沈从文在昆明，跟他通信很困难。他们受到的困难比我们小，因为重庆是一个重点，昆明不是重点，他们比较安定。

“左倾”幼稚病

我的老伴在成都，丁聪也在成都，经常到我们家来，跟我们家很好。丁聪很喜欢我的孩子，所以闹了一个笑话，我们很喜欢丁聪，我在家里说：“丁聪有‘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去告密，说：“我爸爸说你有‘左倾’幼稚病。”后来隔了几十年，我的儿子说：“爸爸当年的‘左倾’幼稚病不比丁聪小。”

吴祖光也是常州人，在重庆时我们两家人曾经一度合住一个大房子。吕恩跟吴祖光结婚，后来离婚。吕恩之前和张允和的弟弟张定和结过婚，那时候年轻，吵架，张定和的脾气也不好，吵架以后离婚，生一个孩子，叫张以达，非常好，是有名的作曲家。张以达有一个女儿，钢琴弹得好得不得了，现在到美国去了。两个人离婚以后，吕恩和我们还是照样往来，跟张允和关系很好。

吕恩结过三次婚，先嫁给张定和，离婚后嫁给吴祖光，第三个丈夫是飞行员胡业祥，是胡蝶的堂弟。胡业祥在美国学的是空军，跟飞虎队在一起打日本，后来日本人打败，国共打仗，国民党打败了，他们是国民党的起义飞行员。1949年后不能做飞行员了，就在体育委员会工作，人挺好的，知识水平也很高。以前他住得很近，常来往。吕恩和胡业祥有一个儿子是美籍华人，常在美国，最近到北京。

我在日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是学日语，本来想学经济学的。现在回想，那时候真是糊涂，盲目地冲动。为什么“左倾”？爱国嘛，反对帝国主义，思想就“左倾”了。这是一个时代思潮，影响很大。这个时代思潮值得研究。

那时候，我们青年一代的确有“左倾”幼稚病。“左倾”幼稚病帮了共产党很大的忙。没有“左倾”幼稚病，我不会从美国回来。而且回来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很多人回来，有的人回来后倒霉得不得了，我还算幸运的。我认识一个人最倒霉了，他在美国做联合国的医生，待遇很高，一定要到中国来工作。联合国的秘书长几次请他重新考虑，他一定要回来，回来以后成了“右派”，进监牢，死掉了。

当初有这么一股风，在美国当然生活好一点，钱多一点，可是许多人不在乎这些东西，希望能为中国做一些事情。生活苦一点，无所谓。真正不能想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那么喜欢到美国去。现在我的亲戚都说“你那时候干吗回来？”他们完全不了解历史的变化。因为我们经历过抗日战争，所以对祖国感情特别深。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国人的团结，振兴中华变成了大家的希望。

那时候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我一进大学图书馆，就借了一本英文的《资本论》，看不懂，不是英文看不懂，是内容看不懂。马克思死的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三十一年，那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前一半，后一半他没有看到。他的《资本论》所讲的都是想象、推理。人类社会有阶级不是他发明的，一早就有人发明了，可是他把阶级绝对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现在明白，社会不能没有阶级，今天的阶级比从前更厉害，阶级是以合作为主，以斗争为辅，有阶级必然有斗争，可是合作才能发展，不然饭都没有得吃。阶级斗争是存在的，可不是你杀我，我杀你。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要求罢工，这就是阶级斗争，增加工资以后就赶快工作，经济就发展上去了。所有按照计划经济建设的国家都是穷得一塌糊涂。苏联自己搞垮了，朝鲜、古巴，没有一个搞好。我在美国、日本看到没有工人的工厂，大吃一惊。这一点邓小平是明白的，所以要搞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脱离了阶级斗争。

美国归来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中国1949年后，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国外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

我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抱一种理想的人才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

此外，回国以后我在银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级职员。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含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共产党长期骂帝国主义，骂帝国主义最坏的地方就是华尔街，而我任职的公司就在华尔街。现在中国人想要去美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待遇比国内往往高很多倍。但是，当时美国并不是比国内高很多。所以，回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很大。加上帮助国家建设经济的梦想也能实现，也可以照顾母亲，所以就决定回国了。

1949年6月回来，去的时候没有飞机，回来的时候坐飞机。回来就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仍旧任新华银行秘书长，这是一个公私合营银行，国民党的时候，这是一个私营的银行，群众买股票，有三分之一的股票是国民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我回上海以后，可以说是非常顺利。

上海的变化

回国后，我了解到中国在第二次世界战争被日本破坏得很厉害。国家的经济、私人的经济要发展，银行是发展经济的关键。回来的目的还不是教书，我的一种幻想是帮助国家、帮助银行搞经济建设。我在复旦大学教书，兼新华银行秘书长，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在上海有区行，我兼第二业务处处长，第二业务处对私人的，第一业务处是对国营的。我兼三个事情，所以忙得很，的确能够发挥长处。

上海陈毅市长非常开明，他跟人开会善于听意见，改革。可以说，从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当中，已经搞“反右”运动了，牵涉面不是挺广，打击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当然是一个大事情，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影响还不是挺大。但是我已经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虽然看到了，一点没有失望，以为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很快会纠正。后来一件事情叫做“教育的速成”，说中国要建设，需要人才，大学四年五年太长了，把大学缩为三年。人家问我速成好不好，我说，需要一批速成的人，不能所有的人速成。有的事情当时以为是好事情，后来才知道是坏事情，我是从国外回来的，我的工资按照共产党解放后的规定给的，对我没有问题。原本银行里面老的职员要进行工资改革，目的是把薪金改为工资。我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又兼银行工作，当时说上海的工资全国最高，拿银行来讲，工资大量减低，一百块钱去掉八十块，只有二十块。今天宣布工资改革，明天上班，人见人都不点头了，一下子中产阶级的生活降到无产阶级，理论就是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要取消掉。另外的理论认为，这个钱省下来，国家可以搞建设，当时觉得还是有道理。可是当时在上海就开了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外国人就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对社会发展很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还是顺着政府的政策来讲话，可是我没有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政策很糟糕的。这个政策糟糕恐怕到今天很多人还不了解，今天还是没有中产阶级的薪金，高工资只是少数人例外。

从美国回到上海，我本来想休息一段时间，可是他们很快让我到复旦大学去上课，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讲经济学，能把具体的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很受欢迎。一些教授没有实践的经验，我有实践的经验。

上海院系调整，把十四个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我从复旦大学调去，我当教授，同时兼研究处主任。研究处很大，下面单是翻译部门就有三个，一个英文，一个日文，一个俄文。因为我的学生俄文非常好，就发生一个事情。当时要我们用苏联教科书，这些教授十个有九个都是美国回来的，这件事情比较困难。苏联的经济统计课说，经济统计是有阶级性的。我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英美的课本，也不能用中国自己的课本，我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们再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不久，我拿到苏联新的百科全书。什么是经济统计的阶级性？抽样调查，生产一百个，抽几个来检查，按照苏联和解放初期的规定，不可以查的，抽样调查就是不相信工人，不相信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而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工人是有最高的觉悟水平，不会做出坏东西来。我去查苏联的俄文大百科全书当中的“抽样调查”，一看，好极了，新版的统计这一章，开头就说，抽样调查是一种科学方法。我就叫在俄文翻译组的学生连夜翻译出来，油印了多少份，发给同事和其他财经学院的教师，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一条就否定了经济统计具有阶级性。

当时我们国家还相信苏联是先进的，有时候教科书就遇到一些困难。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就是看到苏联一些不对的东西也不敢讲。中国对苏联的失望恐怕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对党失望，同时对苏联也失望。所以，毛泽东去世，邓小平改了，不跟苏联走了，自己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引进外资，这跟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这一点应当说，邓小平看到了改变。我们虽然了解，可是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是美国来的，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我那时候精力充沛，在大学教书，在银行界工作，还跟几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叫《经济周报》，我每个星期都要写文章。那时候真正想为国家做点事情。《经济周报》办到1955年，我离开上海了，就停办了，后来私人不能办刊物了。《经济周报》中有吴大琨，他后来到北京，是人民大学的教授。《经济周报》在解放前就有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办了，吴大琨原来也在美国。《经济周报》解放后最重要的人是许涤新。许涤新跟我关系很好，解放前他办一个杂志，他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争取我，我就给他的杂志写文章，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共产党的杂志。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带着周总理到重庆，我也在重庆，毛泽东待了几天，周总理就留了很长时间，经常召集所谓的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我跟周总理很熟，许涤新是周总理的秘书，重庆开会都是他联络的。

在上海生活很好，我又是大学教授，又是新华银行秘书长，又兼职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张允和在光华实验中学教书，在上海是最好的中学，她教中国历史。我们在苏州还有一个家，我母亲不喜欢住上海，小孩子觉得住上海也没有苏州好。苏州的环境很好。

我是党外专家，后来“反右”以后就变成“狗屁”了。幸亏我到北京来了，否则在上海就是“大右派”。上海的大变化我看到一点点，就是“三反”“五反”，“三反”“五反”是整大资本家。大银行家从楼上跳下来自杀，天天有好多人自杀。可是整个来讲，还是很好的，至少我碰到的还是很好。

我在美国主要是学经济学。虽然有些东西跟苏联矛盾，但是国际贸易方面还是要用的，国际贸易还是要用国际的习惯。当时有两个市场，一个是资本主义市场，用货币交换；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用实物交换。货币交换那一套当然有用。今天国际贸易当然是一个大事情，还是有用处。可是经济建设方面用不上，我们学的一套跟苏联不一样。银行的技术也不对，苏联的银行技术是非常落后的。解放后没有银行，只有账房。银行有一套很完整的制度，几千万被人家骗走，在正规的银行不可能的，说明今天我们的银行还没有上轨道。

我始终对经济建设没有完全失望。1955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

1955年我来到北京以后，经济跟语文不能兼顾的，这是偶然的，就把经济放开。我觉得任何一件事，只要搞出成绩来，对国家有贡献，就好。同时，意外的就是“反右”，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反应不敏感，我就知道“反右”是一个大运动，但是那么残酷，我没有想到。

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了。因为当时上海是经济中心，经济研究所是当时全国研究所中最有地位的。沈志远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1949年前出过一本《新经济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在国共斗争时，可以用密码和毛泽东通电报的。一个重要人物，结果，他自杀了，隔了几年我才知道。

我一个很好的学生叫王世璋，也自杀了，我当时也是不知道。在抗日战争，重庆被轰炸得很厉害，城里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个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到江边，再坐船回家。那时候，日本飞机投下一个炸弹离我不远，我就从滑竿里掉在了泥土里。人都糊涂了，惊恐加震动，我以为自己肯定受了重伤，但是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碍，而旁边的一个人却被炸死了。还有一次，我到重庆郊区办事，等到晚上回来以后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处。回家以后，家里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处。抗日战争，天天都有生命的危险。而后来，更是逃过了“反右”运动。上海的朋友就说，他们受罪的时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一生中逃过了两次劫难，所以，他们说我“命大”。

共产党当权，对中国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不过我认为，1949年到1959年建设不少，虽然有“反右”，破坏不是挺大，工作还是有成就，比如能搞汉语拼音就是建设。可是1960年开始就是三年灾害了，人民公社化，就死人了，一直到1980年，这二十年就不行，完全是破坏。等到1980年，邓小平复出，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政策比苏联早，苏联改不过来，因为陷得太深了，结果自己垮台了。历史还是有其客观的规律，人的本事没有历史大。

“反右”，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作为重点，可是对语文学界压力不是很大。文字改革对国家生活、文化生活影响很大，可是不能夸大。它毕竟是一部分，文字改革不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文字改革是清朝末年就搞了，可是一步一步来。国语运动开头很难推广，有一个北京农民送儿子到城里来读书，进了大学，回去他讲普通话，父亲就骂他：“你读书读了半年，把祖宗的话都忘掉了。”普通话的推广很困难，方言的影响太大，现在很少人反对普通话。汉字简化，清朝末年就提出要简化，蒋介石是非常积极搞简化的，在南京提出简化，是蒋介石同意的，结果不行。到了台湾，蒋介石两次提出简化，也是不成功。现在台湾说简化字是共产党搞的。

宁夏五七干校

“文化大革命”来了。忽然报上登出来，要反对教授，反对工程师，反响很大，国际反响也很大。几天后，口气改了，不讲反对教授和工程师，叫反对“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当然可以反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头一个星期的口号跟第二个星期很不一样，头一个星期的口号出来，反响太坏，第二个星期口号就改了，内容没有改。

“文改会”是一个小机构，比部小，直属国务院的，开头轰轰烈烈的运动，我们等于是处于保护的状态。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开头大家都不了解。开头没有江青，后来江青变成“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人物。开头没有“四人帮”后来才有“四人帮”。

一直到苏联瓦解以后，才看到更多外国的东西，才明白：毛泽东是一步一步跟苏联学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个新因素是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反斯大林，这件事情给毛泽东刺激很大，他害怕他死了，人家就反对他，他要把反对他的人——“睡在身边的走资派”先打倒。现在看起来，“文化大革命”首先是要打倒走资派，建立另外一个权力中心，没有建立起来，王洪文当然不行，的确跟他自己讲的一样。他死之前，已经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了，他变成完全孤独了。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之大，恐怕毛泽东自己也没有估计到。人变得没有理智，没有法律，许多机构都停下来了。全国破坏的价值无法计算，“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一直到最后看了内部材料，我大吃一惊。

在“文革”中，张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大弟弟。大弟弟在贵州大学，贵州比较边远，更野蛮一点，所以大弟弟劳动过度，在“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就死了。

“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越来越贬低，开始说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坏的帽子越来越多，到后来是“现行反革命”，到最后整个机构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1969年冬天去，1972年春天回来。

岳飞说“踏破贺兰山阙”，就在平罗。因为中国的山多是东西向的，那地方的山是南北向，平罗是一个缺口。风吹过来，八级是很普通的，很苦的地方。我们去了才知道，有二十几个站，一个站有五千个劳改犯。我们去的五七干校是由两个站改造给我们的。实际上我们是优待的劳改犯，是周总理特别关照，可以拉电线，有电灯，给我们打一口井，我们运气好，打的水可以洗澡。在干校，可以通信，可是慢得不得了，一封信要大半个月才能收到。五七干校实际是劳改营，我们这种人是社会不需的人，是“社会的渣滓”。一到那里，大家要宣誓：永远不回去了！后来林彪死了，就把我们都送回来了。这是按照苏联的办法，苏联也把老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地主赶到北极圈以外。

我们去劳动改造，不许带书。在那里种稻子，缺少水，怎么种稻子呢？本地人劳苦得不得了，愚昧得不得了，什么都不知道，真可怜！一望二十里路，没有人烟，可是条件很好，有铁路，有运河，交通方便。天然条件很好，没有利用。

在宁夏时，我和林汉达——他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两个人年纪比较大，第一年要下田，第二年叫我们去看高粱地，看看有没有人来偷，我们在山冈上望去，至少可以看一二十里路，没有人的。每天早上去看高粱，太阳下山前回来，比较轻松，我们就聊天。林汉达是研究语文用语，他主张词汇要口语化，把人家不容易懂的，改为容易懂的。我们谈到寡妇和遗孀的分别：穷人死了，老婆叫寡妇；有钱人、名人死了，老婆叫遗孀。林汉达后来生病死了。

我去看白菜，要服从造反派的领导，宁夏没有白菜，都是卡车运来的。白菜非常好，容易烂，要赶快交给厨房吃。好的都不吃，吃的都是坏的。我发现一个白菜原理：坏的才吃，好的不吃；不坏不吃，坏完吃完。从头到尾吃的都是坏白菜。

我们见到大雁下大便，这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古书上说，鸿雁传书。北京、南京的天空原来都有大雁飞来飞，后来大烟囱冒烟，大雁害怕，就不飞了。现在大雁在中国西部宁夏一带，从西伯利亚飞到印度洋。大雁飞来的时候，天空中几天几夜，数也数不清。林彪死了，通知我们明天清早5点钟要开会，每人带一个小凳子，坐在空地上面，开会没有大会堂的。我一看天气好，到中午一定很热，开会都是大半天，我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大概九十点钟的时候，大雁来了，不得了，铺天盖地，到了头上，大雁纪律性好得不得了，领头大雁一声怪叫，大雁们下大便。我戴了大帽子，身上只有一点点大便，许多人身上都是大便，洗都不好洗。那天戴帽子的人不多，因为清早有一点点云，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戴帽子。他们说，这种情况大概一万年才遇到一次。这是一生当中非常有趣的遭遇。

到五七干校有一个好处，我原来有失眠症，到了干校体力劳动，不用脑子，失眠症好了。回来以后，失眠症没有了，坏事情变成好事情。

“文化大革命”时，张允和是家庭妇女，不是重要对象，所以受的冲击不是挺大。我也是很受优待，我们几个同事回来以后被打得一塌糊涂，我没有被打。造反派告诉我，我查你是不是里通外国，结果你没有里通外国，所以没有打你。张允和带小孙女住在北的亲戚朋友家里，家里不能住。东西都搞光了，她受不了，这种地方都表现出她比较娇嫩。

周小平和儿媳妇都是中国科学院的，下放湖北潜江，这些都是苦地方，是关劳改犯的地方。张允和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在潜江，我在宁夏，一家人在三个地方。连养孩子的钱都没有，我的老伴在亲戚那儿借钱过日子。

抄家是一家家都要抄的。到我们家来抄家，还算文明，拿去了几本书，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后来我们都不住在家里，造反派就把我们家的门打开，东西都搞光了，其他的东西都不稀奇，大量的照片搞光了，我们家小时候的照片原来都有，现在全没有了。等到我们回来，我们的房里都住着我们不认识的人，回来再安排给我们住的地方。

从干校回来，很有趣味，把高级知识分子都集合到国务院训话，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滓”，没有用处的。我们是人道主义，所以给你们吃一口饭，都回去吧，不要乱说乱动。没有工作，都回家了。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工资扣掉了大部分，我最少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块钱一个月，付房租都不够，就借钱来过日子。回来以后，很优待，扣的钱还给我们，用这个钱把债还掉。

沈从文一家是文学系统，他自杀是觉得恐慌。“文化大革命”时好多文学家自杀了，像老舍。后来沈从文到了故宫当解说员，不算文学家。

跟教育家林汉达一同看守高粱地

一、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

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林汉达先生（当时71岁）和我（当时65岁）两人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这是“犯法”的。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眼观两方，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二人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守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家，没有人的影儿，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儿。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林先生仰望长空，思考语文大众化的问题。他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拔苗助长”，“揠”（y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

停了一会儿，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我开玩笑地回答。

他忽然大笑起来！为什么大笑？他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林先生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先生补充说：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儿，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你查过词典了吗？”我问。

“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他肯定地告诉我。——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叫人钦佩！

二、哲理和笑话

哪一天，天上没有云，地面没有风，宇宙之间似乎只有他和我。他断断续续地谈了许多有哲理的笑话。什么“宗教，有多神教，有一神教，有无神教”……

“先生之成为右派也无疑矣！”我说。

“向后转，右就变成左了。”他笑了！

谈得起劲，我们坐了起来。我们二人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他说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口语化就是要能“上口”，朗读出来是活的语言。人们常写，“他来时我已去了”。很通俗。但是不“上口”。高声念一遍，就会发现，应当改为“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去了”。规范化是要合乎语法、修辞和用词习惯。“你先走”不说“你行先”（广东话）。“感谢他的关照”不说“感谢他够哥儿们的”（北京土话，流气）。“祝你万寿无疆”，不说“祝你永垂不朽”！林先生进一步说：“三化”是外表，还要在内容上有三性：知识性、进步性、启发性。我们谈话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对着一万株高粱在讲演。

太阳落到树梢了。我们站起来，走回去，有十来里路远。林先生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成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立志把社会推向更进步的时代！

“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1972年从宁夏回来，有几年什么事情也没有，我就安安静静做研究工作，那几年研究的成果最多。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的书为什么多呢？因为这段时间把以前没有弄好的研究，都弄好了。文字改革在世界上已经变成一门科学，中国人又不知道，我可以接触到一些外国的东西，稍为知道。

我们1966年“文化大革命”，新加坡是1965年成立。新加坡也是有意思，不是自己要求独立，想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要它，把它赶出来的。李光耀大哭，说：“我们又小又穷，要成立一个国家，怎么办？”这个事情在中国完全新闻封锁，我们都不知道。我是80年代在美国张充和家里，看到一点旧杂志才知道的。为什么要把新加坡赶出来，道理很简单：一、新加坡大部分都是华人，如果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就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马来人就不愿意；二、新加坡的华人共产主义思想弥漫，李光耀原来就是老共产党。马来西亚讨厌中国人，把他们赶出来，新加坡只好独立。这跟台湾刚刚相反，台湾要独立。天下的事情都是古里古怪。

新加坡独立以后，要研究怎么建国，向美国专家、英国专家、日本专家请教。派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了三个月，新加坡能不能跟中国大陆走共产主义道路？调查的结果是新加坡不能走这条道路。

可是新加坡研究政策要跟哪个国家走，语文政策基本上跟中国走。新加坡的语文政策搞得很好，全国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华人要用华语，马来人要用马来语，印度人要用印度语，三大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华人的语言讲方言还是讲国语呢？可是不能用“国语”两个字，因为新加坡的国语是马来语，也不能用“普通话”，这三个字在新加坡不理解，就用“华语”，这在华人里面都能接受的。华语的标准完全按照大陆，这是他们聪明的地方，文字也用简化字，拼音也跟着大陆用拼音。新加坡什么都跟台湾，就是拼音、普通话、简化字跟大陆。台湾很不高兴。我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台湾人质问新加坡人：“你们是‘事大主义’。”就是跟着大国走，新加坡人说：“我们不是‘事大主义’，我们是为了研究、教学方便。”

新加坡第一个用简化字、拼音方案，之后影响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开头是穷得不得了，什么都没有，可是走国际道路，什么东西都采纳国际专家的意见，结果十年工夫就变成一个好的榜样。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新加坡华语协会邀请的，第二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的。第一次主要让我讲中国的拼音方案、简化字、文改政策；第二次是讲东亚国际语文问题，主要是英文地位。新加坡现在变成东南亚的明星，东南亚的语文中心、医疗中心、金融中心、航空中心在新加坡。原来大家讨厌的地方，不要它了，结果后来大家都喜欢它。马来西亚要吞掉它，可是它现在不要再参加马来西亚。到今天，新加坡的国际机场比我们北京的国际机场要好多了。

香港跟新加坡相反，跟着台湾走，到今天还是不大用拼音。台湾在我们没有提出简化方案时，蒋介石就提倡简化字，两次公开提倡。蒋介石在南京时就提倡简化字，南京是最早公布简化字方案的，可是公布出来，人家反对很厉害，第二年就取消了。蒋介石到了台湾又提倡，孙科也提倡，后来共产党搞了，他们就反对了，是这么一个变化。我认为简化问题不是党派的事情，文字改革问题不要跟政治搞在一起。现在台湾搞一个通用拼音，我看通用拼音很难搞下去。我是希望说服台湾，语言文字用科学方法来解决，跟政治脱钩。我对台湾人讲，“文改”不是共产党搞的，“文改”在清朝末年就搞了，国民党对“文改”很热心的，北洋政府也很热心的。

1976年，实际上我还没有恢复工作。毛泽东去世，邓小平复出，政策是改了，可是许多坏事还存在，一时改不了。1977年开始改，一直改到1984年稍为像一点样子，比较上轨道要到1987年。开头也没有恢复办公，把社会搞得一塌糊涂要转过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差不多十年工夫，拨乱反正，大概到1987年以后，才上轨道，这些是很慢的。我名义上是恢复了，但是没有上班，在家里面做研究工作。我的生活很简单，研究的内容不简单，表面上安安静静。所以，造反派批评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我在家看书，写文章，把研究工作一点点地做完。张允和在那个房间，她也看书，写文章。她搞她的，我搞我的。外面的活动，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恢复了昆曲研习社，她负责昆曲研习社的工作。他们自己唱，主要在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地方演出，里面有小的演戏设备。我的妈妈也喜欢昆曲，也常常去看。那时候我的工作很忙，交际很少，“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不敢交际，交际以后人家就说你们搞小团体。这样很好，可以在家里安安静静做学问。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可以出很多书，一本一本地出来，其实很多在那时候已经弄好，后来重新审读一遍。

我的《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再版了好几次，日本花了三年工夫，把它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日本一个专家翻好以后，成立一个审定小组，五个教授审定，有好些问题不明白，特别到中国来问我。在香港，《汉字改革概念》有香港版，这本书里好多篇章翻译成德文、英文。这本书影响很大，因为文字改革在当时中国是作为一件大事情，全世界很注意中国这个工作。

我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成功了，现在许多大学都开现代汉字学的课程，都写了很好的教科书。汉字改革到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像信息处理、语文处理，信息处理跟文字有很多关系，到今天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现代汉字学是一门大学问，一个泱泱大国应该有这一门学问。

我提倡人类文字学、人类文字史，这俩我花的工夫最多，从5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在搞。我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文字史、文字学是一门功课的两个方面，文字史注重材料，文字学注重规律。这门学问非常重要，我提倡大学要开这门功课。中国古代就重视文字学，中国可以说是创造文字学的国家，不过我们只研究汉语的文字，不研究旁的，看不起人家的东西。后来欧洲的一些文字研究很成功，本来我们是世界领先，这样我们反而落后了。

人家问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书？其实我是把从前没有搞起来的重新整理出版，不是一下子研究那么多。《世界文字发展史》已经进入“世纪文库”，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

失落了的欢欣

我99岁一次生病卧床，忽然想起60年前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写的一首白话诗，“失落了的欢欣”。那时候，生活困顿万状，可是战争已到尽头，胜利的曙光在望。我写这首诗，表达当时无可奈何的怀旧心情。胜利在望，但是看不到幸福的边缘。抄录如下：

当我游乐在吴淞江滨，

——那时我正青春

跳跃的海波戏弄着

飞舞的鸥群。

低徊的白云拥抱住

娇艳的夕曛。

青草抚摸我的脚，

海风狂吻我的头。

我高唱——

“生命是欢欣，欢欣是生命”。

海风卷起歌声，

一片片吹落在海滨。

……

今天，我踯躅在重庆的街心，

——八年了，我追踪着战争——

崎岖的山坡颠簸着

倔强的车轮。

昏沉的烟雾笼罩住

失神的早晨。

泥浆拖住我的脚，

雨丝乱打我的头。

哪里去了——

“生命的欢欣，欢欣的生命”。

唉！我叹息一声，

轻轻地不愿叫人听闻。

……

我要回到吴淞江滨，

去寻那失落了的欢欣，

那失落了的欢欣。

可是我怕——

海波已经枯冷，

海鸥已经飘零，

白云暗淡，

夕阳黄昏。

啊！明年——

春风苏醒，

青草再生。

能否寻——

当年的脚印，

难忘的温情。

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重庆

从大同到理想国

百年沧桑人未老

走进世界

2001年，21世纪的头一年，中国发生两件大事：（1）“入世”成功，中国将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世贸，WTO）的章程扩大进出口贸易；（2）“申奥”成功，2008年北京将主办世界奥运会。这两件事所以称得上大事，因为它们标志着在21世纪中国准备走进世界。中国一向有“世外桃源”的美名，只顾“四海之内”、不顾“四海之外”，现在改弦易辙，准备走出桃源，进入世界，这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

一、世外桃源的传统意识

《桃花源记》是一篇好文章，大家喜欢读，我也喜欢读。《桃花源记》的思想是出世，走出世界、安居古代。我的思想是入世，走进世界、追赶现代。《桃花源记》跟我的思想完全相反，为什么我也喜欢读它呢？其中道理直到最近我才明白。原来，我生活在传统思想之中，出世早已成为我的潜意识。我的入世思想是后来从书本中学来的，只是包在潜意识外面的一层薄膜，所以我虽然有入世思想而喜欢读出世文章。《桃花源记》文笔优美，只是吸引我的次要原因。

中国的出世意识来自三个方面：哲学传统、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

哲学传统。我们的哲学受宗教影响极大。佛教，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传入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佛教在印度衰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佛教的主要基地。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涅槃”。“涅槃”的意思说穿了就是一个“死”字。“生”都不要，还要“入世”吗？道教，从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的五斗米教算起，有1800多年。道教本来是中国的原始巫术，没有教祖就领来一个老子作为螟蛉教祖。道教修炼的最终目的是成仙。仙人不住在地上，而住在云端里，当然远离尘世。魏晋玄学，尊崇“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以道解佛，援儒入佛，讲玄虚、辩有无，清谈度日。宋明理学，是“儒、道、佛”的混合。理学的所谓“体用”和“理殊”，皆出于佛教。“理学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是禅学、道家、道教、儒教的混合产品”（冯友兰）。中国的宗教和哲学都深藏着出世意识。只有儒家有入世思想，但是受佛道感染，儒冠而佛心，儒衣而道言，失去了孔孟的积极入世精神。

地理环境。东亚在欧亚大陆的东端，由喜马拉雅山隔开，自成区域。北有流沙，西有峻岭，南有榛莽，东有大海，一个天然的封闭天下。中国居东亚的中心，遗世独立。请到山东海边看看“天尽头碑”，这就是天下的极限。

历史背景。宋、元、明、清，多半时间由入侵的外族统治。他们进入中国，犹如到了天堂，心满意足，不求发展，关起门来尽情掠夺。元代皇帝有一次问大臣能否杀尽汉人，把尸体运去肥沃蒙古草原。明代郑和下西洋，是去宣扬国威，不是去开拓疆域，是依照已知航道，不是去开辟航道。清代后期，英国要求跟中国建交通商。中国皇帝说，“万物皆备于我”，不需要蛮夷之邦的东西。宋、元、明、清各代都长期实行海禁。

传统力量束缚住历史，力量之大，远远出乎想象。“积重难返”不是一句空话。东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西班牙和葡萄牙到中南美殖民比英国到北美殖民早100多年，为什么至今中南美落后于北美？学者认为，深层原因是伊比利亚传统的惯性在起作用。东西德合并到如今，东德仍旧无法赶上西德，成为西德难于放下的包袱。什么缘故？学者认为，深层原因是东德社会主义传统的惯性在起作用。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如此之难。我们的传统包袱十分沉重，我们的潜在惯性还没有被自己发觉。2000多年的出世传统阻碍着中国走进世界。

二、地球村需要村民教育

现在，中国将从“天下中心”变为“世界一员”。许多人会感觉很不舒服。怎么，泱泱大国变成了小小地球村的一员？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现代人登喜马拉雅山而小东亚，登月球而小地球。站得越高，看得越远，自己就相对地显得越缩越小。

参加“世贸”只是产品进入世界，不是人民进入世界。人民进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人民“入世”，就是成为世界公民。成为世界公民，不用写申请书，也没有公民证，但是要进行两项自我教育：扩大视野和补充常识。

扩大视野。我们有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就是扩大视野。扩大视野要把本国观点改为世界观点。从本国看本国要改为从世界看本国，从本国看世界要改为从世界看世界。中国人民要改，世界各国人民都要改。例如，甲国占领乙国、夺取其油田。从本国观点来看，可能同情原来友好的甲国。从世界观点来看，要根据国际公法，支持被侵略的乙国。

《群言》杂志（2001年9期）刊登了两张照片。一张是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二战”被侵略国波兰烈士纪念碑前下跪。另一张是2001年8月13日小泉纯一郎以日本内阁总理身份，不顾被侵略国的抗议，悍然参拜纪念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勃兰特扩大了视野，有世界观点，认识了过去，能面向未来。小泉没有扩大视野，没有世界观点，不肯认识过去、不能面向未来。两张照片，对照鲜明！日本教科书美化侵略，引起被侵略国强烈抗议。国际评论说，日本不肯正视过去，坚持军国主义传统观念，绝对错误！同时，日本的邻国也要用世界观点查看一下自己的教科书，把歪曲的历史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否则你爱你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亚洲就难于有持久和平。

德国在西欧，可是一向自立于西欧之外，企图凌驾于西欧之上；两次大战失败，不得不改弦易辙，从西欧的敌人改为西欧的友人，从西欧的客人改为西欧的主人；扩大视野，共建“欧盟”；这不比再打一次世界大战好吗？一位俄罗斯学者说，俄罗斯也要考虑重新定位；可否从欧洲的客人改为欧洲的主人，从离开欧洲改为进入欧洲；扩大视野，参加“欧盟”；这不比继续冷战好吗？扩大视野，面向未来，原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就不难迎刃而解。

补充常识。常识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也就是“五四”运动所要求的科学和民主。某小学老师问：用烧饭的柴火能不能炼出钢铁来？学生答：不能。问：为什么不能？答：温度不够。在“大炼钢铁”的年代，我国大致还没有人具备这种常识。“全民打麻雀”“人民公社化”“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都是违反基本常识的行为。今天我们的常识提高了，但是不能自满，应当自己再检查一下，是否仍旧缺少现代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某些常识。一位英国学者说，治理国家就是按照国际公认的常识行事。常识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更新的。

新闻说，斯诺告诉毛主席，美国农民只占人口的8％。毛主席停了一会说，请你再说一遍。斯诺又说，美国农民只占人口的8％。毛主席摇摇头：我不信！最近新闻说，美国农民现在只占人口的2％以下。不知道毛主席听了将做如何反应。新闻还说，美国工人现在只占人口的20％以下，十年以后将降到10％以下。技术发展，农民和工人不断减少，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现象。不知道马克思听了会有怎样的反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不是越来越壮大，而是越来越缩小。历史变化出乎预言家的想象。社会的发展规律需要重新研究。某刊物说，专家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时代，对马克思的学说也不能搞“两个凡是”。

某报登出一道“算术题”：送一封市内平信的成本为1.36元，现行邮资0.80元，亏损0.56元；送一袋250克的牛奶，收送费0.03元，还有钱可赚；能不能让送牛奶的去送信，实现扭亏增盈？这是市场经济提出的一道常识小问题。问题很小，意义很大。

2008年，北京将主办世界奥运会。在这个运动会上，没有国家能提出要求：给我们特别优待，踢足球的时候，我们可以手脚并用。国际公共的打球规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常识。

别国参加“世贸”，谈判半年、一年，至多两年、三年，就完成了。中国参加“世贸”，谈判了15年之久。一个初生婴儿已经长成15岁的少年了。一个50岁的盛年已经变成65岁的白发老头了。计划经济跟国际市场接轨如此之难！中国产品走进世界不容易，中国人民走进世界更加不容易。从“入世”之难，我们看到了自己离世界还有多远。

在21世纪，人与人、国与国，正在重新定位。世界各国，原来各据一方，相互虎视眈眈。现在大家挤进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成为朝夕相见的近邻。今后早上见面是否可以说一声“嗨”！当然仍旧有敌对，可是敌对方式也跟过去不同了。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无法再梦想世外桃源，只有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

2001年9月9日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transvaluation）。

一、历史事实的理性认识

历史观是世界观的重要内容，称为世界历史观。在全球化时代，需要重新审视世界历史。历史要真实，不要伪造；认识要理性，不要曲解。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头等大事。

这个要求，德国人做到了。德国总理到波兰，向万人冢下跪，深刻自责。人们说：一个德国总理跪下去，千万德国人民站起来了。

日本态度不同。进入中国，不是侵略中国！海军战败，陆军没有战败！败于美国，没有败于中国！军事战败，经济战胜！实力雄厚，卷土重来！首相不断祭拜战犯。

俄罗斯从苏联瓦解中独立出来，俄罗斯学者们掀起大批判，苏联圣经《联共（布）简明党史》受到强烈指责：伪造历史，曲解事实。

最近波兰和爱沙尼亚把苏军烈士纪念碑从市中心迁移到苏军墓地。俄罗斯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无视苏军解放当地的功勋。当地人民认为，苏军侵略本国，不应当再崇拜下去了。希特勒是侵略者；苏联究竟是解放者还是侵略者呢？

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宣传朝鲜战争是美国发动的；现在承认，是朝鲜一边首先发起的进攻。过去我们宣传，抗日战争主要是共产党打的；现在承认，国民党的战区大，军队多。抗日八年，坚持到底，日本向国民党投降；八路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编号，帽徽是国民党的党徽，不是五角红星。

国民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反对清王朝；共产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是农民革命。2000年的电视剧《太平天国》，稍稍暴露了一些太平天国的倒行逆施。《辞海》原称“太平天国革命”，后来改为“太平天国运动”。全球化正在促使我们也重新认识历史。

同一件事实，以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纪录，现在要放弃主观的偏见，写成客观而忠实的纪录，使世界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史。

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统一

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阶级。苏联消灭了阶级是虚假的宣传。资本主义社会包含不同的阶级。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合作。有矛盾，就有斗争；斗争方式主要是和平罢工，不是你死我活。

美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因此有最强大的工会。工会认为工资不合理的时候，就举行罢工。罢工达到目的，立即复工。资本家改进技术，又获得超出原来的利润。如果赢利提高而工资不提高，可能再次罢工。罢工和复工，斗争与合作，周期往复，资本主义蒸蒸日上。如果美国的工会采取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在苏联瓦解之前早就瓦解了。

资本家不是只剥削，不生产价值。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功能、管理功能和发明功能。创业最难，美国工业发达，依靠不断培养优秀的创业者。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公认的常识：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管理已经发展成为多种学科。早期资本家都是发明家，后来才有专业的发明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跟所有学者一样，不断研究，不断进步，晚年纠正早年的错误。他们晚年都认识到，阶级斗争可用和平方式在民主议会中进行。

马克思（1818—1883）去世太早，只看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一战”前）的前半，没有看到后半，更没有看到中级阶段（两战间）和高级阶段（“二战”后）；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实证。

三、民主是人类的经验积累

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3000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克利斯梯尼（Cleisthenes）的民主改革，伯里克利（Pericles）的民主实践；英国的大宪章，清教徒革命，光荣革命确立议会，洛克（Locke）提出两权分立；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权利法案》，卢梭（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Montesquieu）提出三权分立；美国的《独立宣言》，成文宪法，华盛顿（Washington）不连三任的范例，妇女选举权，罗斯福（Roosevelt）的新闻发布会，晚近竞选的电视辩论、国际观察。许多国家，一代一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群众，前赴后继，不断创造，达到今天的水平。今后当然还要继续完善化。

陈独秀早期认为民主没有阶级性；后来服从第三国际，主张民主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别；晚年冷静思考，纠正错误，重新肯定民主没有阶级性。

李慎之说，民主不仅没有阶级性，也没有新旧之分。他提倡“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孟子开创民本思想和革命理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推翻残暴的“独夫”帝王，不是篡逆。民本思想是民主制度的前奏，民主制度是由古而今逐步发展的。

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它是不断减少弊端的较好制度。在民主制度之下，发展了近代繁荣：新经济、新科技、新福利、新社会。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一条政权演进的路线，全世界的国家都在这条路线上竞赛。

四、社会主义是理想

“社会主义”说法繁多，有空想社会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俄罗斯有苏共社会主义，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柬埔寨有红色社会主义，缅甸有军人社会主义，利比亚有民众社会主义，还有其他各种自称的社会主义。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革命的老革命家也糊涂了，一下子说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陈毅副总理到摩洛哥，国王请吃饭，客人后面都站一位调味师；国王说，我们每人一盘菜，都是社会主义，可是各人的调味不同。

既然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革命家还要自称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崇高的理想，革命家不因为说不清而且没有出现过公认的真正社会主义，就轻易放弃崇高的理想。正如中国从古到今尊崇大同理想，不因为从来没有出现大同而放弃大同的崇高理想。

苏联瓦解后，独立起来的俄罗斯放弃了社会主义路线。叶利钦宣称：“结束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实践的统治”，“苏联瓦解是俄罗斯发展的必要前提”。俄罗斯退出了历史的误区。

住在莫斯科的一位中国学者，听了苏联总统宣告苏联解体的电视讲话之后，十分惊讶，匆忙走去红场了解情况。只见稀稀拉拉不多一些人在走路，没有他所预期的群众聚会。第二天去看俄罗斯朋友：一位说，他没有看电视；一位说，这或许不是坏事；一位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他们指苏联的加盟国和卫星国）。全世界都在震惊，唯独苏联人民人人保持冷静！有74年的亲身经历，他们最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

五、世界观的更新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包含两个方面：

1．自然世界观，就是宇宙观：人对天体构造的理解；古代认为天体是神，神有人性，主宰人类；现代科学证明天体的客观存在形式和宇宙的物理运行规律。

2．社会世界观：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核心问题是统治制度。古代认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民的专制模式是永恒制度；现代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和统治制度的逐步演进。

苏联宣传：“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俄罗斯改正了这种说法。自然世界观的根据是自然科学；社会世界观的根据是社会科学；科学没有阶级性，世界观哪来阶级性？

2009年5月8日修改　时年104岁

东洋变西方

世界最发达的七个国家，每年举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七国是：美加英法德意日。“西方七国”中有日本，而且有时在“东京”开会。日本是“东洋”，怎么变成“西方”了？

我想找一位了解这个问题的人问问，一直没有机会。

不久前，来了一位日本朋友。在家常便饭外加一杯薄酒以后，他的“话匣子”打开了。

一、新发现的历史道路

“‘东洋’怎么变成了‘西方’？”我问。

“这要感谢日本打了败仗！”他哈哈大笑。

“败仗，打掉了军阀，打掉了财阀，打掉了出身和身份，逼迫人民作知识和技能的竞争。这样，东洋就变成了西方。

“打掉军阀，不仅打掉了一个专横跋扈、危害人民的集团，还省出了占预算最大部分的军费，转作工商业的资本。打掉财阀，不仅打掉了最大的剥削人民的集团，还开放了工业和商业的真正自由竞争。

“更重要的是，打掉了出身和身份。找工作，没有人再问你是否贵族出身，有没有某种特权身份，只问你的知识和能力。从政治到工商业，庸碌之辈让位于贤能之士。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日本封建贵族的新的领导阶层形成了。这样就开辟了历史的新的一章：军事战败国成为经济战胜国。日本如此，德国也如此。这是一条战后新发现的历史道路。”

二、竞争是动力

“日本不是还有天皇吗？”我表示对他的谈话将信将疑。

“那跟英国的女王一样，装饰品。”他摇摇头说。

这时候，我想起，20世纪50年代，北京举行日本工业展览会。我拿到一份说明书，其中有一篇文章说：日本工业的发展，经过了几个竞争阶段：在国内同国内的产品竞争，在国内同进口的产品竞争，在国外同国外的产品竞争，在国外同国外的技术竞争。竞争是日本发展经济的原动力。

“战前不是也有竞争吗？”我问。

“大不相同，”他说，“战前，日本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的军国主义国家。凡是不利于贵族、军阀和财阀的竞争，都是事实上不容许存在的。现在，日本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有无限制的竞争自由。这就是东洋和西方的分别。”

送客以后，我细细思考他所谈的话，哪些是香花，哪些是毒草。

三、“极东”最接近“西方”

几天之后，我在图书馆里看国外旧报，偶然看到议论“东洋和西方”的文章。文章说：日本战败后，在军事上成为美国的保护国，站在大西洋公约一边。这是它成为西方的政治条件。日本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处理经济，在水平上达到最发达国家的高度。这是它成为西方的经济条件。“东洋”成为“西方”，不是玩弄字眼，而是说明事实。

原来，地球是圆的。东洋是东方的东方，是“极东”。“极东”最接近“西方”，只要把东西方的分界线向西移一步，日本就成为“西方”了。东西方的分界线已经从太平洋的中部，移到日本海和黄海的中部了。

我想起，“二战”后看到关于日本投降以后的新闻。日本吐出了40％的土地，包括朝鲜和中国台湾。遣返了相当于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外侨民，包括侵略军。美国限制日本的进口税，不许采取保护关税。人民大批大批失业。一时间整个国家笼罩在失望和阴霾之中，看不到前途有一丝光明。失业大军天天上街游行，高呼共产主义口号。新闻记者说：他们面有菜色，心无主张。

后来，朝鲜战争开始，日本成了美国的军需供应国，失业问题意外地迅速解决了。日本经济的起飞，朝鲜战争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打仗，日本赚钱，机会太好了。

四、教育是基础

日本的经济起飞还有更深远的原因。明治维新（1868）以来，日本革新教育，以持久不变的政策，一贯重视教育。他们认为，教育是获得合格兵源的必要条件，因此军阀都对教育十分重视。甲午战争（1895），日本战胜。日本政府认为，小学教师立了大功，他们给军队输送了有基础知识而又勇于牺牲的大量士兵。今天，知识型士兵，变成知识型工人。这一传统，成为日本工业能有优良劳动大军的有利条件。

日本朝野花在教育上的经费，按人均计算，据说超过了美国。日本义务教育只有九年，到初中（中学校）就结束了。在此期间，一切学习费用都由国家负担。初中毕业后，有97％的青年自动自费升学进入高中（高等学校）。升学率之高，学习之认真，可说是世界第一。唯一的不良副作用是小青年个个都戴上了眼镜。

战后，美国管制日本，强迫实行“教育平民化”。公文改革：从日本式的文言，改为口语式的白话。文字改革：简化汉字，规定常用汉字1945个，法律和公文用字以此为限，此外用假名字母。理由是：法律和公文应当使人民大众看得懂。

五、知识是资源

人民大众的知识化是发展科技的基础。发展科技是发展现代化工业的基础。日本不惜巨资，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购买尖端技术。引进之后，全力以赴，加以研究和改进，很快变成日本的新技术出口了。日本的知识分子，在得到比战前更高的社会地位之后，付出了惊人的劳动，得到了惊人的收获。他们是日本知识产品蓬勃发展的知识资源。

日本物质资源十分贫乏。可是，知识资源得到不断的开发、扩充和提高。知识资源是用之不尽的资源，只要用法合适，它就会发挥巨大能量。日本原先用于军事侵略的大量精力，现在用来从事经济和技术竞争。这就是军事战败国变成经济战胜国的秘密。

现在，日本货已经不是战前的被称为“劣货”的“东洋货”了，而是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百货公司都满满地陈列着的价廉物美的“Made in Japan”了。“东洋”就这样变成了“西方”。

1992年2月29日　时年87岁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

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们需要对美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有一个全面的客观了解。我翻看几本美国的历史书，尝试了解一点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特别是这个从殖民地独立起来的只有200年历史的乌合之众国家，是依靠什么建设成为超级大国的。下面的笔记是瞎子摸象，一定错误百出，敬请读者指正。

一、北美榛莽，开发殖民

1．北美榛莽，另辟蹊径

北美分三部分：北部加拿大，中部美国，南部墨西哥。人们说北美，往往指美国和加拿大，有时只指美国。从墨西哥到中美南美，称拉丁美洲，因为曾经是拉丁民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公元1500年时，北美有印第安人150万，分为许多民族部落，说400多种语言，散居于北美大地，人烟稀少，榛莽未辟。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西班牙立即建立美洲殖民帝国，速度之快，区域之广，史无前例。只用30年（1511—1541）时间，完成占领美洲大部分地区。首先占领古巴（1511），接着是墨西哥（1521）、厄瓜多尔（1532）、秘鲁（1533）、阿根廷（1535）、哥伦比亚（1536）、巴拉圭（1537）、玻利维亚（1538）、智利（1541），后来有委内瑞拉（1567）、乌拉圭（1777）、加勒比海诸岛。每到一处，恣意杀戮，尽情劫掠，一船一船金银财宝运回西班牙。西班牙政府设“印度等地事务院”（1524，当时称美洲为印度），统辖美洲殖民帝国的“四大总督区”：新西班牙总督区（1535，首府墨西哥城），秘鲁总督区（1542，首府利马），新格拉纳达总督区（1718，首府波哥大），拉普拉塔总督区（1776，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的墨西哥（称新西班牙）比现在大得多，包括加利福尼亚等许多地区。

1607—1733年间，英国在北美东北大西洋沿岸陆续建立13个殖民地。第一个据点是詹姆斯敦，建立于1607年。美国独立以后，土地扩张也很快。原来13个殖民地合起来只是一个小国。经过武力兼并和金钱购买，在70年间（1783—1853），从大西洋伸展到太平洋，成为两洋大国。

西班牙殖民开始于1511年占领古巴，英国殖民开始于1607年建立詹姆斯敦，前后相隔一个世纪。在这一个世纪中，已经占领北美南部墨西哥的西班牙，没有向北扩张到随手可得的北美中部（今天的美国）。

有人说，西班牙殖民帝国已经肚子饱胀、消化不良，不能再吞咽更多土地了。有人说，西班牙专拣已经积聚大量财富的居民集中地区，便于迅速掠夺，不稀罕人烟稀少、榛莽未辟的北美，那里要自己花大力气去开发。不论原因是什么，北美中部和北部，西班牙弃之，英国取之。罗马教皇曾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平分地球出面，西班牙得美洲，葡萄牙得巴西、非洲和亚洲，没有特别提及北美中部和北部。迟来一个世纪的英国人和以后的美国人，在这块人烟稀少、榛莽未辟的原始土地上，人弃我取，另辟蹊径，200年后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

2．开发殖民，两条道路

西班牙殖民和英国殖民，时间相差一个世纪，侵略意图彼此不同。西班牙是“掠夺”殖民，发展种植园，奴隶劳动，走封建和奴隶社会道路。他们是来运走美洲的财富，不是来建设一个比西班牙更美好的国家。英国和后来的美国是“开发”殖民，发展工业，自由劳动，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设美国不是为了英国，而是为了美国自己，要把美国建设成比英国更美好的国家。天下乌鸦一样黑，可是有的乌鸦只顾“抢巢”，有的乌鸦还能“筑巢”。

美国独立后，内部发生两条道路的斗争。北方实行工业化，自由劳动。南方推广种植园，奴隶劳动。矛盾导致南北战争（1861—1865）。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南卡罗来纳等11个州组成“南部同盟”，另立政府。1861年爆发内战，起先北方受挫。1862年林肯发布《奴隶解放宣言》，任命格兰特将军为北方总司令。1863年葛底斯堡（Gettysburg）一役，北方大捷，扭转战局。林肯纪念阵亡将士，作《葛底斯堡演说》，成为历史名篇。林肯强调“人生来平等”；提出“民有、民享、民治”三大民主原则。1865年南方主将李投降。胜利后，林肯再次当选总统，在剧院观剧时被刺客刺死。

南北战争决定美国的发展方向：统一还是分裂，工业化还是农业化，自由劳动还是奴隶劳动，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方向确定，发展加快。如果南方胜利，美国今天将是拉美第二。

今天看来，把资本主义进行到底是美国的第一决策。可是当时还没有“资本主义”这种说法。走什么道路没有预定计划，没有现成模式，需要别出心裁、别开生面。美国就是这样在有勇气、无先例的情况下开创出来的。

欧洲的启蒙思想，美国的《独立宣言》，传来拉美。西属美洲的留欧学生，新兴商业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成立团体，宣传革命，要求跟宗主国西班牙平等。1808年拿破仑占领西班牙，消息传到美洲，殖民地纷纷起义。经过18年的残酷斗争（1808—1826），全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取得独立。但是，这是反宗主国的独立战争，不是反封建和奴隶制度的社会革命。黑奴照样在种植园和矿山中被迫劳动。直至今天，北美和拉美两种社会，依旧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抛弃皇冠，争取自由

1．抛弃皇冠，人人平等

“五月花”号是第一艘来到北美的英国移民船。船上有102名由清教徒带头的移民。1620年冬天到达美洲，圣诞节后第一天上岸，建立最早的普利茅斯殖民地。上岸前，他们在船上议定一个《五月花号公约》，要组织公民团体，制订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这是后来美国民主的萌芽。清教徒是英国新教的一个革命教派，主张教徒一律平等，反对教阶分等，反对国王和主教专权，赞许现世合法财富，提倡节俭、勤奋和进取。他们相信“成事在神，谋事在人”。他们的思想和作风对美国历史有深远的影响。

英国人头上有一顶统治皇冠，限制人民的自由，榨取人民的财富。清教徒移民美洲，逃避盖在头上的皇冠，可是皇冠跟着来到美洲。为了摆脱头上的皇冠，不得不宣布独立，开创第一个从殖民地叛变而成的独立国家。抛弃皇冠，人人平等。

抛弃皇冠，人人平等，会不会变成一盘散沙，倒退到原始社会？人人平等的社会需要用法律来作为黏合剂，使自由成为有规律的活动，自由决不是胡作非为的别名。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制定宪法。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这一天定为美国的国庆日。宣言继承和发展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的理论，宣布一切人生而自由，上帝赋予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政府损害这些权利，人民有权更换，建立新政府。马克思赞美它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美国宪法》（1787）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民主宪法，规定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政体。《人权法案》（1789）是10条宪法修正案，宪法的构成部分：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和信仰自由；非依法律不得扣压人、逮捕人、搜查及没收财产；刑事诉讼案中的被告有权要求迅速公审和律师辩护；确认民主共和、三权分立、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此后的修正案有：废除奴隶制（1865），妇女选举权（1920），选举年龄定为18岁（1971），男女权利平等（1972）等。这些都是西欧的革命思想，首先在美国得到实施。美国的宪法是实用品，不是装饰品，200年的历史证明，行之有效。

“五月花”号不仅向往精神自由，还向往物质富裕。来到美洲，是奔赴富裕，不是奔赴贫穷。财产问题在“五月花”号上就提出来了。财产是罪恶的，还是道德的？封建帝王自己穷奢极欲，教导人民安贫乐道。清教徒相反，他们肯定财富有积极意义，当然要取自正道，不能取自贪污。肯定财富，保护财富，是美国的一条基本法律。今天美国有几百万个百万富翁，还有富可敌国的超级巨富。美国成为既被嫉妒又被诟骂的金元帝国。

2．争取自由，发明创造

一位朋友来跟我聊天。他说，中国大陆的大城市已经电气化。家用电器超过30种。他一口气说出“电灯、电话、电视、电脑、电铃、电炉、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暖水器、微波炉”等30多种名称！他问，你能指出哪一种不是美国的发明吗？为什么十样倒有九样是美国的发明？他的话引起我思考。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工业化发展迅速。1876年贝尔（Bell）发明电话，1886年爱迪生（Edison）发明电灯；1892年杜里雅（Duryea）兄弟发明汽车（有争议），1903年莱特（Wright）兄弟发明飞机。1880年美国工业超过农业。1896年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

学者提出一条“发明链条”假说：“政治自由导致经济繁荣，导致教育发达，导致科技提高，导致发明众多。”这条假说值得思考。一言成祸，动辄得咎，还有什么发明创造的余地呢？发明创造是在自由土壤中萌发出来的鲜花。“自由就是动力”，这一点没有疑问。发明创造是不能用政府命令来催生的。政府所能做的是保护专利，保护知识产权。

自由一般指的是政治自由。此外还有“自然自由”。鸟能飞，很自由。人不能飞，不自由。发明飞机，人就能飞，就自由了。发明创造使人得到突破自然限制的自由，这在“人定胜天”的时代，成为头等重要的发展目标。

美国不仅物质发明多，非物质发明也多。例如电脑硬件是物质，软件是非物质，软件已经成为美国的重要财富。一瓶可口可乐行销全世界，一家麦当劳开遍全世界，这是物质，还是非物质？与其说是物质，不如说是非物质。他们推销的实际不是一瓶水和一个汉堡包，而是一种服务技术，一种无中生有的非物质的发明创造。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不是军事力量，而是发明创造。

三、中产阶级，中庸之道

1．中产阶级，经济源泉

社会财富是层次性的，贫富两极之间有中间阶层。在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层人数少、力量小。社会结构像茶壶盖，上层是少数富有的特权者，下层是绝大多数的贫民，这种结构不稳定。资本主义发达以后，中间阶层渐渐壮大，成为社会的主要人群。社会结构变成陀螺形，中间很大，上下很小，结构稳定。

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一个家庭（四口）的年收入除去纳税之后有2.5万到10万美元，一般认为属于中产阶级。这样的家庭占美国人口的80％，是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职业是各种管理工作、各种技术工作和各种自由职业，包括软件设计者、机械工程师、通过文官考试的公务员、小工业家、小商店主、手工业者、教师、医生、律师、会计师、新闻记者、文学写作者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产生了一个新兴的中间群体：中产阶级。

农民原来都是体力劳动者，后来分为体力农民和脑力农民。工人原来都是体力劳动者，后来分为体力（蓝领）工人和脑力（白领）工人。脑力农民和脑力工人不断增多，体力农民和体力工人不断减少。今天美国的体力农民只有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几，体力工人只有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有逐步消失的趋势，这是所谓后资本主义现象。

教育发达、科技提高，农工生产技术发生革命。科学化、机械化、自动化、电脑化、机器人化，出现没有农民的农场，没有工人的工厂。这个趋势还在向前发展。

中产阶级人口众多，文化水平较高，是社会经济的力量源泉。他们有技术，产品的技术更新主要依靠他们。他们有购买力，产品的国内销售主要依靠他们。美国产品的出路主要是内销，内销不旺就经济萧条。

美国人民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比别国大许多倍。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占全世界进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和地区都依靠美国的投资和购买，由此外汇储备得以猛增。美国经济发生波动，新兴国家和地区立刻受到影响。新加坡说，美国打一个喷嚏，新加坡就感冒了。新兴国家和地区实际是美国的经济卫星。

2．中庸之道，稳步前进

美国有两大政党，形成所谓两党制度。民主党是1828年杰克逊创立的，以“驴”为标记；共和党创立于1854年，以“象”为标记，最著名的党员是林肯。两党都没有固定的纲领，政治主张随时改变，跟创党原意没有关系。美国还有许多小党。20世纪80年代，我在纽约旁观总统选举，当时纽约有五位总统候选人，其中一位是共产党的候选人。选举依靠得票多少，不依靠党员多少。得票少的党被新闻报道所忽略，说成两党。两党纲领彼此相近，特点不明显，被嘲笑为轮流坐庄，甚至比作“出恭”的“坐派”和“蹲派”。

竞选有自身的规律。一条规律是“趋中”（“从众”）。竞选者想得到最大多数的票，必须迎合最大多数群众的要求。另一条规律是“二元化”。许多党都得不到多数票，就联合起来，成为两党或两个党派联盟。

美国不是没有左翼和右翼的政党，有时还有极左和极右的政党。可是他们在选举中只能得到少数或极少数的选票，而且左派和右派相互对垒，相互抵消，往往不久就自行解散了。抓住中间多数，跟着主流走，不理会左派和右派，这是选举的“趋中”策略。

中产阶级不仅经济力量大，政治力量也大，因为他们是人口的大多数，对选举起决定作用。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各色各样的，但是大家希望稳步前进，害怕大起大落。这个共同心理被说成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有三种含意：（1）平庸无能，不讲原则，不求进取；（2）消极折中，调和妥协，按中线行事；（3）积极中庸，不偏不倚，可左可右，审时度势，选择最佳的中间道路。中产阶级的中庸之道是后一含义。

四、教育第一，化敌为友

1．教育第一，世界大学

发明创造需要人才。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教育培养出来的。美国的小学和中学（高等学校）教育早已普及。美国有四年制大学1400所，两年制学院900所（《纽约时报》“2002世界年鉴”）。新闻时常报道，亚洲国家的青年都争着到美国去留学，欧洲国家的青年也争着到美国去留学。美国成了一所“世界大学”。

美国教育突出发展是到20世纪后期才明显起来。教育促进科学，科学促进教育。日本学者提出“科学中心转移说”。科学成果超过全世界25％的国家就是科学中心。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中心不断转移。16世纪在意大利（1540—1610），17世纪在英国（1660—1730），18世纪在法国（1779—1830），19世纪在德国（1870—1920），20世纪在美国（1920—现在）。在世界知识竞技场的竞赛中，美国后来居上。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美国得到同样重视。美国认为，美国的建国得益于西欧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后来，社会科学的高峰转移到了美国。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是使社会健全发展的必要知识。社会发展不健全，自然科学也难于发展。学术自由，科学平等，是美国发展教育的基本原则。

美国通过“世界大学”对世界施加影响。新科技改变了外国留学生的生活，新理论改变了外国留学生的思想。留学生回国以后又去影响他们的同胞。电视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电脑把全世界知识分子联系起来。吸收留学生之外，还到外国去办学。例如美国以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中国办理留美预备学堂，后来成为清华大学。“世界大学”是美国潜移默化改造世界的远大政策。

2．化敌为友，助人助己

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军事大国。“一战”（1914—1918）：美国起先中立（1914—1917），出售军火，谋取大利。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击沉美国船只，美国被迫在1917年对德宣战，赴欧军人200万，支持英法军备100亿美元。1918年德国投降。“二战”（1939—1945）：美国起先中立（1939—1941），出售军火，要求“现金自运”，后来改行《租借法案》，拨款70亿美元，帮助英法。法国战败，向德国投降。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只剩3艘不在港内的航空母舰。美国被迫对日德意宣战。1944年美军和盟军从英国渡海到诺曼底登陆，有军队287万，舰船6500艘，战斗机11000架，运输机2700架。1945年德国投降。1944—1945年，美国飞机轰炸日本14569架次；1945年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天皇广播投降，美军登陆东京，占领日本，至今美国的航空母舰仍停在日本横须贺军港。

两次大战，美国都是先中立，后参战，被迫宣战，后发制胜。后发制胜能激励士气，所谓哀兵必胜。但是像珍珠港那样挨打，损失惨重。“9·11”之后，美国提出要改变策略，先发制胜，实际上仍旧是后发制胜。

“一战”后，以法国为首的盟国对德国实行“消灭军备、限制经济”的政策。要求德国付出无法负担的巨额赔款，迫使德国狗急跳墙，刺激“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抬头，发生“二战”。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耻笑为地下“柏林墙”。“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德日改行“限制军备、发展经济”的政策。军费不得超过国家总产值的1％，经济可以自由发展。德日经济都得到大发展。德国融入欧洲，德日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化敌为友，政策成功。

战后美国对西欧和南欧17国实行“马歇尔计划”（1948—1951），拨款130亿美元，大规模援助工农业、稳定金融和扩大贸易，使这些国家的生产总值增长25％—50％。资金大部分回流美国，购买生产资料，带动了美国经济的繁荣。战后经济由此迅速恢复。援助计划表面上帮助别人，骨子里帮助自己，助人助己，双方得益。这个助人助己政策也是成功的。

最近在美国，有雄鹰已老和雄鹰仍健两种不同看法。前者说，美国实力不足以指挥世界，威信得不到世界的服从和尊敬；事前不能预防恐怖袭击，事后抓不到恐怖分子的头目。这算什么世界领袖？西班牙帝国衰落了，法帝国衰落了，英帝国衰落了，现在轮到美帝国了。后者说，科技第一，经济第一，军事第一，未见逊位。海湾战争，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不断更新战术。国力没有衰退，需要自惕，不必自馁。

看来，雄鹰还在飞翔，不过显然疲劳了。

2002年7月15日　时年97岁

什么叫做现代化

什么叫做现代化？人的身体从限制行动到自由行动，人的头脑从不许思考到独立思考，从此历史开始了现代化。西欧在度过千年黑暗时代之后，掀起文艺复兴（14—16世纪）和启蒙运动（17—18世纪），打开了现代化的大门。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

一、经济现代化

在过去1万年间，人类掀起三次生产高潮：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化依靠人力和畜力，工业化依靠机械，信息化依靠电子。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起点，出现动力、制造、市场等新现象。

动力：从人力到畜力，又到蒸汽和电力。一匹牛或马的力量相等于六个人，农业化由此跨过原始生活。蒸汽的利用是动力的革命；电力的利用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制造：从手工业到机械工业，从家庭生产到工厂生产，从小规模生产到大规模生产。起初用双手制造；后来用双手操纵机械；更后用双手指挥电脑，由电脑操纵机械。离开手工业，生产进入现代化。

市场：从地区市场到世界市场，市场现代化。世界市场已经初步形成，还在不断扩大。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文明古国参加市场现代化，历史觉醒了。

信息：从个人电脑（PC）到全球网络，电脑智能化，信息事业现代化。

二、政治现代化

政治制度三部曲：神权、君权、民权。

当前，有的国家政教合一，神权统治；有的国家个人独裁，君权统治；有的国家实行多党民选，民权统治。

政治现代化开始于英国。1640年的“英国革命”被历史学家定为世界近代史的开始，从专制进入民主。

三、文化现代化

人类的思维发展经历三个步骤：神学思维（冥想），玄学思维（推理），科学思维（实证）。

太阳崇拜是神学冥想。古书上说，早晚的太阳大，中午的太阳小；推理得出，早晚太阳离地近，中午太阳离地远。这是玄学推理。科学家测定了太阳的实质和运行，这是科学实证。

起初，人类依靠肉眼观察，发展了早期天文学。凹镜和凸镜等人工晶体的发明，产生望远镜和显微镜，自然官能提高为人工官能。人工官能延长目力的距离，放大观察的对象，看到原来看不到的遥远物体，看到原来看不见的细微物质。电射望远镜、电子显微镜，以及各式各样的精密仪器，使官能大变。物理学从观察原子到观察夸克；生物学从观察细胞到观察基因；天文学从观察星球到观察星云。官能变革提高了实证的可靠性。

语言是人类的基本传信工具。农业化时代发明文字，语言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工业化时代发明各种传声技术，发展国际共同语，人类的语言生活现代化。

文艺从简单表情到精微描述，从贵族文艺到大众文艺，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一部电影传遍全世界，影响全世界。文艺生活现代化。

现代化是历史的前进运动，不是静止的概念，而是动态的意识；不是部分的修改、而是全盘的提高；不是一时的改变，而是长期的发展。现代化正在推进人类的历史。

1999年4月19日

什么叫做全球化

什么叫做全球化？不受地理限制的，多数国家已经实行，并且有推广到全世界趋势的事物和行为，叫做全球化。主要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

一、经济全球化

1．交通全球化

航海全球化。麦哲伦（F. Magellan），葡萄牙航海家，后为西班牙服务。1519年，他从西班牙西南港口起航，跨越大西洋向西南航行，到达南美的里约热内卢；沿东岸向南，到达一个海湾，后称麦哲伦湾。向西穿过接近南美最南端的海湾，到达他想象中的“南海”，这里风平浪静，后称“太平洋”。1521年，到达菲律宾，与土人战斗，麦哲伦战死。他的同伴继续前进，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南部，绕好望角，沿西非往北，1522年回到西班牙。此行往返三年，证明大地是球形，是一个水路相通的水球。从此开始了航海全球化，这是人类活动全球化的起点。

地球上的大陆板块分布得不合人意，需要开凿两条洋际运河。一条是苏伊士运河：北起地中海塞得港，南至红海的苏伊士湾。这是从欧洲到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最短航线，避免绕道非洲好望角。1854年，法国雷赛布（F. Lesseps）得埃及政府授权开凿，1856年成立苏伊士运河公司，1859年开工，1869年完成，供国际公用。

另一条是巴拿马运河：打通中美洲巴拿马的狭窄地峡，使北美东西两岸往来可以避免绕道南美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起初由雷赛布组织“两洋运河世界公司”经营，失败后改组为“巴拿马运河新公司”，1904年开工，1914年完成，供国际公用。两条洋际运河完成航海全球化。

航空全球化。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Orville & Wilbur Wright）研制并试飞成功世界上第一架有动力设备的飞机，开始了人类的飞行时代。20世纪20年代，军民航空大发展。40年代，使用喷气式发动机。50年代，空中商业运输发达。90年代，飞行速度超过三倍音速，飞行高度超过3万米，最大航程可以绕地球一周。地球变小，货运航海，客运航空，海空交通全球化。

汽车全球化。1908年，美国福特（H. Ford）利用装配线大规模生产汽车，降低成本，使只有富人玩得起的汽车，变成中等市民也用得起。现在，汽车成为全世界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汽车代步全球化。

2．贸易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的目的是：扩大交换，发展经济。交换的项目包括：商品、资金、生产技术、管理技术、劳动力等。方法是：减少限制，提倡竞争。原来有各种限制：关税、地段税、优惠、配额、特许、垄断等。贸易全球化的原理是贸易自由。历史证明，贸易自由是发展经济的动力。

“二战”后，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1952年实行“煤钢联营”，消除壁垒，生产扶摇直上。1957年成立“六国共同市场”，降低关税，提倡竞争。1959年削减相互关税10％，1968年取消全部相互关税，十年间相互贸易增加四倍，西欧经济从“二战”废墟中陡然起飞。后来西欧进一步成立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

1947年成立世界性的“关贸总协定”，1995年扩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的全球化，创始成员有104国。目标是防止贸易歧视，开放彼此市场，废止进口限额，实行最惠国条款。会员国之间对工业品的关税，从1947年的平均40％，降低到1993年的平均5％。全世界90％的国际贸易已经纳入这个轨道。

冷战时期，世界分为两个贸易市场：资本主义市场实行货币贸易；社会主义市场实行以货易货。苏联解体，世界贸易市场全球化。

3．货币全球化

多国贸易，多边结算，使用多种货币，十分不便。为了提高效率，节省结算费用，渐渐使用同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货币，作为公共的结算媒介。这一媒介货币，成为商品标价的尺度，储藏价值的手段。美元担当了这个任务。

美元全球化，对大家方便，对美国特别有利。给富有的美国锦上添花是不公道的。新兴国家提出建立一种世界公用货币，这不是短期内所能做到，具体技术有待深入研究。

信用卡代替钞票记账支付。1950年在美国饮食俱乐部推行，1959—1966年间在美国银行界使用，不久成为多数国家接受的支付方式。国际往来，身边携带钞票，不方便，不安全。一张小小的信用卡，走遍天下。货币电子化，信用卡促进了货币全球化。

二、政治全球化

1．联合国

联合国是全球化政府的雏形。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要求建立一个全球化政府。“一战”之后，1919年成立国际联盟，谋求集体安全，仲裁国际争端，裁减军备，公开外交。日本侵略中国，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希特勒撕毁《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失败。

“二战”之后，1945年成立“联合国”，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权，促成国际合作，解决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等问题。组织有：大会，安全理事会（美俄英法中为常任理事，有否决权）。业务机构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劳工组织，粮农组织，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儿童基金会。必要时候，联合国可以调集维和部队阻止战争。

联合国已经执行了全球化政府的初始职能，虽然还远不如人意。“世界大战”就是战争的全球化；人类希望发展政治全球化，阻止战争全球化。

2．民主全球化

民主制度是人类几千年历史的经验积累。民主技术不断改进，最近有电视辩论和国际观察。以保守著名的英国，在2010年大选也开始实行电视辩论。

20世纪有三次民主化高潮：“一战”之后是第一次，“二战”之后是第二次，冷战结束之后是第三次。民主国家的数目不断增加，已经是全世界国家总数的多数。

但是，各国对民主的含义和评价不同，只有民主的“名义”已经为全世界所接受。这当然不等于说，民主制度已经全球化。民主全球化，只是一种理想。

三、文化全球化

1．历法和度量衡全球化

法国的度量衡已经被全世界所采用。基督教的历法已经成为公历。历法和度量衡的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的必要条件。

2．信息全球化

邮政全球化。信件和包裹的传递，起初限于一国之内，后来扩大到整个世界。1875年成立邮政总联盟，1878年改称万国邮政联盟；20世纪发展航空邮递。

电报全球化。1837年，莫尔斯（S. F. B. Morse）发明电报，很快进入军用和民用。1880年（清光绪六年），中国开办四码电报，用4个数码代表1个汉字。电报原用电线传输，后来发明无线电传输。1865年成立国际电报联盟，1934年改为国际电信联盟（ITU），1947年归入联合国，负责分配无线电的频率。

电话全球化。1876年，贝尔（A. G. Bell）发明电话，市内电话发展为长途电话，国内长途发展为国际长途，固定电话发展为移动电话。

广播全球化。马可尼（G. Marconi）1896年发明广播，得诺贝尔奖。1930—1940年间，广播事业扩大到全世界。

电视全球化。兹沃里金（V. K. Zworykin）在1923—1924年间发明传送器和接收器，奠定最初的电视基础，后来科学家们共同完成电视设计。1945—1955年间，彩色电视成为家庭设备。全世界人民看到全世界的真实动态，电视全球化，世界透明化。

电脑和“手机”全球化。1946年，美国科学家（J. P. Eckert & J. W. Mauchly）推出第一代计算机，名为“ENIAC”（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英国在“二战”后期制成“巨人计算机”（Colossus）。计算机是智能化利器，得到“电脑”的爱称。个人电脑（PC）发展成“手机”，既能通话，又能通信。电脑和手机成为全世界一切事业的必要工具和每一个人的生活伴侣。

3．科学全球化

科学有一元性、世界共同性，不分国家、地区、阶级、主义。苏联曾创造多种马克思主义真科学，对抗资本主义伪科学，后来全部自行否定。科学破除迷信，真理传遍世界，科学全球化。

4．语文全球化

英语全球化。全球化时代，人类需要一种国际共同语。“爱斯不难读”（Esperanto）没有成为“世界语”，联合国不用，国际贸易不用，科技著作不用。英语经过300年的国际传播，成了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

字母全球化。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用拉丁字母作为文字。“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给每一种非拉丁字母文字规定一种拉丁字母的标准转写法，作为文化交流的纽带。《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在国际互联网上，拉丁字母占据了文字符号的极大部分。拉丁字母成为世界公用的全球化字母。

5．体育全球化

奥运会是体育竞赛的全球化。

6．旅游全球化

国内旅游发展为国际旅游，旅游全球化了。经济越发达，旅游越兴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知识时代的知识青年的爱好。旅游全球化扩大了人类的视野。

以上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世界大多数国家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2000年11月13日

漫说太平洋

一、太平洋：中国的“外洋”

1983年我到檀香山参加东西方中心和夏威夷大学召开的“华语现代化会议”（全称：华语社区语文现代化和语言计划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6日至11日）。东西方中心顺便邀请我参加另一个“太平洋国家语言和文化学术研讨会”（9月1日至3日）。这个会议使我了解到太平洋上新独立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的特点，以及他们的奇风异俗，特别是“二战”以后的变化。在我心中，他们跟中国离得很远，参加会议以后距离顿时缩短了。

太平洋很大，占地球面积的三分之一，有1万个岛屿，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几内亚岛和三大岛群：波利尼西亚（多岛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小岛群岛）和美拉尼西亚（黑人群岛），各有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这里也是多种语言正在消亡的地区。在航空时代，一些太平洋岛屿成了旅游胜地。英语是太平洋的共同语。

地球是个水球，海洋中有陆地，不是陆地中有海洋。谁能了解和利用海洋，谁就是地球的主人。西方国家争夺太平洋已经几百年了。中国只顾“四海之内”，不顾“四海之外”。在中国人的眼光中，太平洋是“外洋”。

美国在夏威夷办了两所学院，专门培养太平洋上新独立国家的青年。一些原始岛屿已经现代化，短期内跨越了1万年的文化时差。太平洋上新独立国家都是我们的近邻，不是远不可及的远方。可是，不仅我们认为他们离我们很远，他们也认为我们离他们很远。

太平洋过于辽阔，岛屿多而小，相隔距离远，即使有了轮船仍旧是交通不方便的。非洲原始，由于历史原因。太平洋原始，由于地理原因。英国早期把澳大利亚作为流放罪犯的“自由”监狱，由大地看守罪犯。航空时代，特别是“二战”之后，“大洋洲”内部往来才变得方便起来。

1946年我从上海到旧金山是坐轮船去的。当时中美之间只有军用飞行，还没有民用航空。我在太平洋上航行14天，算是速度很快的了。有趣的是，过子午线后要重复一天，前一天是我的生日，后一天又是我的生日，我接连过了两个生日。我觉得太平洋很可爱。我忽然明白，太平洋不是“外洋”，而是“公海”。在“公海”上，中国应当开展自己的活动。

在太平洋上坐轮船航行，看海阔天空、波涛汹涌，这样的壮观景象有助于开拓我们的胸襟。民用航空开通以后，飞行速度一年年加快，中美之间可以朝发而夕至。人们飞越北极，几乎忘记了下面还有一个浩瀚的太平洋。地球缩小了，我们的胸襟不应当跟着缩小。不能用航海的景观来开拓胸襟，可以用航空的知识来开拓胸襟。

二、太平洋：美国的“内海”

“二战”之前，太平洋由日美两国分庭抗礼。“二战”之后，日本解除武装，军费限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驻扎在日本横须贺军港。日本成了美国控制太平洋的根据地。太平洋成为美国一国的“内海”。

“一战”期间，日本夺取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多处岛屿；“二战”期间，日本又夺取其他有战略意义的岛屿，例如：帕劳群岛、马绍尔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等。美国反攻，日本退出，原来日本托管的岛屿改由美国托管。日美的太平洋战争非常剧烈。至今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等地，旅游者可以看到沉在海中的许多兵舰和飞机。

战后，联合国对这些岛屿采取民族自决政策，由当地居民自由投票，以大多数票决定独立与归属。美国宣扬这是和平和民主的政策。一家中文报纸的副刊说，这是如来佛的手心策略，都在如来佛的手心之中，还怕谁翻跟头不成？太平洋中大小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实际都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最近新加坡建成深水港，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立即前去访问。美国在太平洋四周进行经常的侦察，就是把太平洋作为“内海”来管理。

不久前，海南岛外上空，美国侦察机和中国战斗机相撞。评论家说，这是中国进入“四海之外”的一次接触。在美国侦察机还没有运回美国的时候，美国上演《珍珠港》电影，纪念60年前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惨痛教训。新闻说，电影十分逼真，海港残破，机舰摧毁，烈火冲天，骨肉横飞，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镜头，唤起美国观众的愤激情绪，提高美国人民的备战意识。美籍日裔和华裔都惴惴不安。一位评论家问：这是否暗示美国必须有防御导弹？

有一本书上说：日本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是计算错误。日本计算，摧毁珍珠港之后，美国至少要两年才能恢复太平洋舰队。想不到美国半年就恢复了。日本乘人之危，突然袭击，只用五个月时间轻而易举地占领整个太平洋，建成大日本帝国的东亚共荣圈。当时日本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可是好景不长，中途岛一战，大局倒转了过来。一位旅美朋友来信说，日本把美国当作纸老虎，撕破纸皮，一看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真老虎。日本上当了。

在美国，有一次我去参观勒明顿打字机公司。客厅中央陈列一台小钢炮。我问公司的董事长；为什么陈列小钢炮？他说；美国没有兵工厂，一旦宣战，全国工厂都是兵工厂。我们工厂在战争期间制造小钢炮，所以陈列作为纪念。“美国没有兵工厂，一旦宣战，全国工厂都是兵工厂”，这句话在我的耳朵里不断回响！

最近看到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译本，1999）中说：从1943年到1944年，美国每天生产一艘轮船，每五分钟生产一架飞机。“二战”中一共生产87000辆坦克，296000架飞机，5300万吨船舰。支援苏联400000辆吉普车和卡车，22000架飞机（主要是战斗机），12000辆坦克。又说：战争初期美国在太平洋只剩3艘航空母舰，两年后增加到50艘。从1941年到1944年，海军飞机从3638架增加到30070架，潜艇从11艘增加到77艘。从1941年到1945年，登陆艇从123艘增加到54206艘。这些数字是“全国工厂都是兵工厂”的注解。

据说，美国估计，用常规战争占领日本，要牺牲20万军人。为了减少美国伤亡，缩短战争，决定施放原子弹。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9日，又在长崎投下一颗原子弹。苏联在8月8日对日本宣战，进军中国的东北。8月14日，日本正式投降。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至今认为：海军战败，陆军没有战败；投降美国，附带投降中国。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新闻说，《珍珠港》电影引起了太平洋各国的不安。人们悄悄地问：太平洋会再爆发一次“珍珠港事件”吗？下一次“珍珠港事件”将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爆发呢？一位历史学教授说：历史虽然有“轮回”，但是人类的理智已经提高，能够化干戈为玉帛。苏联解体而没有发射原子弹。德法世仇而能共同组成“欧盟”。这都是超脱“轮回”的例子。人类在进化。

愿太平洋是“太平”洋。

2001年6月28日　时年96岁

注：此文写成于2001年6月28日，发表于2001年《群言》杂志第9期。同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发生所谓“9·11”事件，惊动世界，改变了国际关系。不久，发生伊拉克战争，暴君萨达姆的铜像被推倒。此文似乎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预感。

华夏文化如何弘扬

一、什么是华夏文化？

客：华夏文化包含哪些内容？

主：没有公认的说法。有人说：华夏文化是“文史哲”加上“科技”“艺术”和“宗教”。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部分。（1）文学：例如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现代文学。（2）历史：二十四史和历代的正史和野史。（3）哲学：先秦诸子，历代名家。（4）科技：经验科学、农业、手工业。（5）艺术：文学以外有图画、书法、音乐、杂技。（6）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这是一个大体的说法。

客：华夏文化就是儒学文化吗？

主：华夏文化以儒学为主流，兼收并蓄，百花齐放，是全方位的文化。华夏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传统文化。

客：华夏科技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造纸），近来受到严重质疑，造纸术之外三种发明据说都发生了问题。

主：这要深入研究，用科学方法寻求科学结论，不能置若罔闻，也不能人云亦云。我看，中国的科技贡献，不必盯住“四大发明”，应当宏观地观察全面。我提出“五大贡献”，比较扎实，难于动摇。五大贡献是：（1）培育五谷；（2）纺织丝绸；（3）采焙茶叶；（4）制造瓷器；（5）发明纸张。当然还有其他。这五样贡献只是作为代表。

客：有人说，汉字是“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

主：这个说法没有得到语言文字学界的支持。

客：有人说，汉字是文化的“根”。文化有“根”吗？

主：《诗经》里有许多篇章产生于还没有汉字的时代，或者是由没有学过汉字的群众所创作。《诗经》的“根”在哪里？世界上的国家大都用拉丁字母，它们文化的“根”是什么呢？

客：华夏文化分为几个时期？

主：各家分期不同。有人宏观地分为三个时期。（1）本土文化时期，从百家争鸣到儒术独尊。（2）儒佛交融时期，从佛教中国化到儒学宗教化。（3）西学东渐时期，中国逐步参加全世界“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同时保留和改进华夏文化。

客：什么是华夏文化的优秀部分？

主：优秀没有标准。说的人都是自己肚子里有数。

客：弘扬有定义吗？

主：也没有。多数人认为，弘扬应当有三点要求。（1）提高水平：整理和研究要用科学方法。（2）适应现代：不作玄虚空论，着重实用创造。（3）扩大传播：用现代语文解释和翻译古代著作。总而言之，消极的“述而不作”要改进为积极的“述而又作”。

客：为什么到20世纪80年代忽然想起了华夏文化？

主：有人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开始彻底否定西方文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无人敢说学习西方。同时，完全抹杀中国的传统文化，闹了一出“批林批孔”的怪剧。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使整个中国筋疲力尽、奄奄一息，原来信奉马列主义的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事实上否定了苏联模式的马列主义。改革开放之后，人们觉得一切文化都消失了，脑袋空空如也。忽然听说“四小龙”起飞是以儒学为背景，由此想起了华夏文化。马列主义加上华夏文化可能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看法只是猜测。

二、如何使华夏文化现代化

客：“五四”运动为什么打倒孔家店？

主：“五四”前后，许多人批判孔子，但是都对他的历史贡献留有余地，没有一笔抹杀。有人考证，“五四”时候，没有人写过“打倒孔家店”这句话。这句话的提出来，是“五四”以后人们回顾“五四”而讲的一句感情说法，不是当时的口号。

客：儒学是一无是处吗？

主：儒学是封建文化，不能不加以引申改进就为现代服务。儒学有许多积极因素，有许多至理名言，具备长远和广泛价值，只要经过现代化的引申，就可以为现代服务。

客：儒学有哪些积极因素？

主：例如：儒家的知识信条（“知之为知之；学然后知不足；学而不思则罔”等），加以引申就能为现代知识社会服务。儒家的民本信条（“民为贵，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等），加以引申就能为现代民主制度服务。儒家的反暴力信条（“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等），加以引申就能为现代和平建设服务。儒家的反迷信信条（“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等），加以引申就能为现代启蒙运动服务。引申改进，要跟“五四”运动接轨。“有教无类”跟“赛先生”握手，“民贵君轻”跟“德先生”握手，这就是“现代儒学”。

客：有人说，道家学说，深邃玄妙，应当得到尊崇。

主：道家不足取，因为它主张“愚民”和“无为”。

“愚民”：“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智慧出，有大伪”；“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伟大的愚民哲学！

“无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无为则无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事无事”；“圣人无为故无败”；“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退化到原始社会去了！

老子跟道教毫无关系。老子死后500年，被“拉郎配”强迫做了道教的教主，实在是大笑话！

客：有人说，历代实际都用法家学说。儒家也用法律。法家学说有实用性。

主：法家的错误不在用法律，而在残暴。儒家用法治，反对残暴，大获成功。据说，李斯小时候用酷刑虐待老鼠，后来赵高用李斯虐待老鼠的酷刑虐待李斯，最后腰斩咸阳。

客：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华夏文化的正宗。有人说，董仲舒是儒学的大功臣。

主：评论古人，既要从古代看古人，又要从现代看古人。董仲舒是儒家，他尊崇儒术是正当行为。但是他用秦始皇封杀儒术的垄断手段来排斥百家，结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自由时代，华夏文化从此失去活力，这是他的一大错误。今天重建“现代儒学”，第一件事应当恢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跟先秦的学术自由接轨，在竞争中树立儒学的权威，不是用垄断来强制改造别人的思想。上接先秦的学术自由，下接“五四”的民主科学，“现代儒学”就能贯通古今而融汇中外。

客：提出“三纲五常”也是董仲舒的错误吗？

主：“三纲五常”是把原有孔孟学说和原有社会制度归纳起来，写成公式化的说法，便于称说，便于传播。董仲舒没有增加内容，只是提出公式化的说法，这不能说是他的错误。如果改变一下内容，“三纲五常”的公式还是可用的。例如，“君为臣纲”改为“官为民仆”就适合现代要求了。“自由、平等、博爱”可说是“民主运动”的“三纲”。

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对今天还有用处吗？

主：有用，但是内容要现代化。例如：修身：终身教育，知识更新。齐家：男女平等，夫妻相敬。治国：否定专制，肯定民主。平天下：积极参与和创造国际现代文化。

客：近来人们重提“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作为振兴儒学的口号。“天人合一”是“天人感应”的翻版，董仲舒所提倡。

主：“天人感应”是迷信，起源很早，董仲舒把它抬高作为儒学教条，还引进了“阴阳五行”的巫术思想，使儒学神秘化。这是董仲舒的错误。儒学必须非神秘化，然后有存在价值。

客：“玄学”跟“儒学”是什么关系？

主：魏晋南北朝时候，佛道大盛，跟儒学并立。儒学失去正宗地位。何晏作《道德论》、王弼注《老》《易》，以老庄糅合孔孟，称为“玄学”。尚“贵无”，重“无为”，倡“愚民”。腐蚀儒学，流毒极大。这是继董仲舒污染儒学之后，又一次严重歪曲儒学的本质。

客：唐代韩愈排佛，为何失败？

主：韩愈排佛失败，因为当时朝廷和群众都信佛教，中国文化从此印度化。唐僧争去西天取经，正像今天青年争去美国留学。儒学缺少来世幻想，缺少精微思辨，陈陈相因，软弱无力。儒生转而学习西天，佛教中国化，儒学宗教化。

客：宋明理学，是儒学的复兴吗？

主：宋明理学是佛教化的儒学。学思辨而精微不足，想来世而天国无门。儒冠佛心，貌似神离。儒学的入世勇气，积极精神，完全丧失。“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这个口号离开现代太远了。现代青年认为，“天人合一”是迷信，“内圣外王”是封建。儒学只有脱离迷信，脱离封建，才能重新获得现代生命。

客：儒学的积极精神表现在哪里？

主：儒学有三大斗争。（1）反神秘斗争：儒学没有天堂，没有彼岸，接近无神论。（2）反愚昧斗争：儒学重视知识，努力教育，反对愚民政策，反对以吏为师。（3）反暴力斗争：儒学不反对大统一，但是反对暴力统一，这跟今天欧盟的民主统一运动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三大斗争就是儒学的积极精神。

客：佛教究竟是中国文化，还是印度文化？

主：佛教原来是印度文化，在印度式微而在中国兴旺，以中国语言和中国概念解释佛教。佛教典籍大都在印度失传，只有中文译本保存完好。中国成为佛教的大本营，佛教成为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但是追溯来源是印度文化。正如基督教从东方传入西方，在西方生根和在西方兴盛，基督教成为西方的宗教，西方文化被称为基督教文化，可是追溯来源是东方的宗教。这类文化迁移现象，历史上时时出现。

客：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功还是有过？

主：我看功过各半。佛教带来各种印度的实用文化，多方面丰富了中国文化。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印度文化落后于时代，无助于中国追赶先进。

客：为什么印度文化大量传到中国，中国文化没有传到印度？

主：文化如水，从高而下，不能逆流。中国文化的高峰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代，后来长期保守，控制思想，进入停滞和衰落状态，外来的印度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所需要的新营养和新刺激。

客：你对“李约瑟问题”是怎样看法？

主：中国文化长期停滞，原因复杂，不能用简单化的方式来说明。考证中国古代的科学发明，是一项重要工作。所得结果，要经得起反复考证，不能匆促论定。长期停滞问题值得研究。要考虑专制制度的顽固保守因素，要考虑“思维屏障”的思维方法问题，要研究重农轻商的政策影响后果，要研究外族入侵的文化破坏作用，等等。尤其是外族入侵的破坏作用，往往被故意忽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客：“孔子、老子、释迦”，三圣同堂供养。这个奇观也是华夏文化的特色吗？

主：儒学不是宗教，把孔子当做教主，是侮辱孔子。三圣同堂，使人啼笑皆非。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表示了中国文化的宽宏大度、和谐胸怀。这是华夏文化的好传统。同时使我们明白，宗教有和平宗教与战斗宗教的分别。“儒释道”都是和平第一，不是“圣战”至上。这在今天恐怖主义闹得欧美天翻地覆的时候，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客：最近大规模展览“郑和下西洋”，这是弘扬华夏文化吧？

主：这是一件好事。可是要明白，郑和跟哥伦布根本不同。郑和没有大地是球形的观念，航海不是寻找新大陆。郑和是伊斯兰教徒，按照阿拉伯航线航行，可能有阿拉伯海员帮助，不是开辟新航线。郑和下西洋，不是下东洋；如果下东洋，经过太平洋直达美洲，那就意义大不相同。有人猜测郑和可能到过美洲，那是瞎想。历史学家说，郑和的航海是皇帝的即兴之举，不是开辟海外事业的长期计划。

客：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永远并存并用吗？

主：并存并用必然有消有长，那是缓慢的过程。国际现代文化已经占学校课程的大部分，知识更新，全世界都在快速前进中。

2005年9月18日

大同理想与小康现实

2500年前，孔子提出“大同论”。《礼记·礼运》，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中国人民历代的崇高理想。在大同理想的启示下，康有为提倡“维新”，作《大同书》；孙中山创导“三民主义”，大书“天下为公”；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小康”为建设目标。

孔子（前551—前479）提出“大同论”之后，柏拉图（前428—前347）提出《理想国》，莫尔（1478—1535）提出《乌托邦》，傅立叶（1772—1837）提出“法郎吉”幸福社会，圣西门（1760—1825）提出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乐园，马克思（1818—1883）提出科学社会主义，英国提出费边社会主义（1884），美国以自由民主立国（1776）。这都是引导人类前进的崇高理想。

比较上面各种理想，“大同论”在时间上早得多，在意境上高得多，这使我们不能不感叹孔子的先知先觉！今天诵读这篇“大同论”，好像是跨越2500年，跟先师孔子面对面讨论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问题。

苏联的理想是建立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伊朗的理想是建立地上天国；美国的理想是建立自由民主的世界；中国的理想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你选择哪一种？我选择“大同”。因为：“大同理想”，崇高、远大、广博、平易！

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建设小康，志在大同。

一、大同与小康

“大同论”把人类历史分为“大同时期”和“小康时期”。

大同时期的特点：（1）天下为公（政权禅让）；（2）选贤与能（文官考试）；（3）讲信修睦（守信、睦邻）；（4）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终身福利，从摇篮到棺材）；（5）男有分，女有归（幸福家庭）；（6）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财产公有）。

大同时期的实践者是谁？孔子没有说。

小康时期的特点：（1）天下为家（帝王专制）；（2）货力为己（财产私有）；（3）城郭沟池以为固（国家设防）；（4）礼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定法律，重礼仪）；（5）谋用是作，兵由此起；有过，用刑；不由此者，在势者去（战争、刑罚、罢免、废黜）。

小康时期的实践者有谁？孔子举例；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

孔子为什么不谈大同时期的实践者，只谈小康时期的实践者？为什么古代圣人一个个全是实践的小康，没有一个实践大同？

孔子没有说明，他的弟子们也明白了：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大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崇高理想，小康是切实而可行的具体现实；理想玄虚只能仰望，现实具体可以实践。

从孔子时代到今天2500年间，向来没有出现过大同世界。但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个理想崇高而远大，华夏子孙，代代相传，高山仰止，景行行之。

历史学者说：大同实际是美化了的原始社会，生活极其简单，身外别无一物，无从私有，只能公有。私有需要先有财产。生产发展，开始分工，财产有了剩余，于是公有变为私有。经济规律，不是私有发展成为公有，而是公有发展成为私有。

既然理想玄虚，不可捉摸，可否不要理想呢？不可！

理想是崇高的希望、前进的向导、精神的支柱。人类智慧高度发展之后，必然出现理想的向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个理想是华夏民族的旗帜，前赴后继，亿万同风。

理想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但是它不是建设国家的具体步骤，不是发展经济的实际方案。历代圣贤心里都明白：理想崇高，现实平凡；理想白璧无瑕，现实瑕瑜掺杂；理想可以一步登天，现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理想有利无弊，现实有利必有弊。历代圣贤，心中有理想，脚下有现实，从来没有追求大同而鄙弃小康。这是中国的“实事求是”伟大传统。

二、理想与现实

理想推动了社会发展：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到民权统治，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各国发展有先有后，差距很大，但是你进我追，都是向前，没有国家能够长期违背社会演进的历史轨道。

人类已经不能没有理想了，没有了理想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前进方向。但是，抬头仰望理想的时候，必须低头看清楚前进的脚步，不可把理想捧上天堂，把现实贬入地狱。

中国建设小康、胸怀大同，发展现实、仰望理想，改革开放，成效显著。

苏联适得其反。苏联档案公开后，俄罗斯和欧美历史学者，经过长年的深入研究，清楚地看到，苏联的“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全是空中楼阁。

历史学家恍然大悟：社会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好比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

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是：盲目追求理想，鄙视和破坏现实，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走进了历史的误区。

其实，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建设社会主义必先建设资本主义，要先达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还要联合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一同建设社会主义。苏联在半封建半农奴的落后社会基础上，强行一国单独向社会主义冒进，结果当然只有失败。

苏联的失败告诉人们，分清“理想”与“现实”是何等重要！

2009年3月25日　时年104岁

汉语拼音的故事

周有光在新加坡访问期间会议发言

字母跟着宗教走

一、字母跟着宗教走

“字母跟着宗教走”是字母学的一条规律。这条规律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但是也有例外。字母跟着宗教走，实际是文字跟着文化走。文化永远从高处流向低处，后进民族采用先进民族的字母，是自然趋势。

人们往往以为拉丁字母是基督教的神圣文字，其实基督教没有神圣文字。《圣经》从古到今用多种文字书写。《旧约》原来用希伯来文书写，其中少数片段用阿拉马文书写。希伯来文本失传了。公元前3世纪中叶从阿拉马文译成希腊文。《新约》最初用希腊文书写。公元405年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后来译成各种近代文字，20世纪后期有《圣经》译本250种，分章的《福音书》有1300种。比较：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以阿拉伯文为神圣文字，“更改一个字母就要天崩地裂”。

公元1—2世纪，基督教传入罗马帝国，起初遭到排斥和镇压，313年得到认可传播，380年定为帝国的国教。拉丁文只有部分贵族学习，广大群众都是文盲。基督教起初用口语对文盲传教，后来用拉丁（罗马）字母拼写各地民族语言，翻译《圣经》，于是欧洲各民族有了最初的文字。从罗马帝国统一用拉丁文，到各国分别创制民族文字，是西欧走出黑暗时代的文化升华。

欧洲近代各国文字都起源于《圣经》的注释，或者《圣经》的片段翻译。遗留至今的最早手迹年代，法文为842年，意大利文为960年，西班牙文为10—11世纪，其他文字更晚。爱尔兰接受基督教比较早，引进的字母变成爱尔兰变体罗马字。英文经过三次字母改革，起初用原始的鲁纳字母，后来用爱尔兰变体罗马字，最后用近代罗马字。《圣经》在1382年初次译成英文，1611年重译成为英王钦定本，1961—1970年间改译成现代英文。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半，西罗马信奉天主教（以及后来的新教），用拉丁字母；东罗马信奉希腊正教，又称东正教，用西立尔字母，又称斯拉夫字母。“字母跟着宗教走”，这时候明显起来了。在欧洲中东部从北而南，形成一条字母分界线，线西用拉丁字母，线东用斯拉夫字母。斯拉夫民族一半信奉天主教，用拉丁字母，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一半信奉东正教，用斯拉夫字母，如保加利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前南斯拉夫分裂后，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信奉东正教，用斯拉夫字母；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信奉天主教，用拉丁字母。

拉丁字母跟随西欧帝国主义传遍美洲、大洋洲、漠南非洲，以及部分亚洲。拉丁字母的传播，不仅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还依靠强大的文化力量。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土耳其在1924年主动放弃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这是对神圣的阿拉伯字母的反抗，也是伊斯兰教国家“西化”的开端。“二战”之后，有更多的伊斯兰教国家采用拉丁字母，例如非洲的索马里，东南亚的印尼和马来西亚。没有天崩地裂，只是时代前进了。

二、印度字母不来中国

印度教和佛教传到南亚和东南亚，印度字母都跟着一同传去。今天留下作为国家文字的有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在中国作为少数民族文字的有藏文和傣文。可是，印度佛教大规模传来中国，印度字母没有跟着来到中国的汉族地区。“字母跟着宗教走”出现了最大的例外。什么道理呢？这有两个原因。

1．印度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国家，向来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没有“书同文”的传统。佛教普度众生，反对专用一种特权阶级的文言梵文，主张兼用各地人民的语言和文字。印度独立后，规定印地语为全国共同语，同时规定11种“邦用语言”。

2．中国有高度的文化和悠久的文字，挡住了印度字母的渗入。可是，挡住了印度字母，没有挡住印度宗教。为什么呢？中国文化是现世文化，缺乏来生文化。“学而优则仕”是贵族教育，忽视大众。佛教是来生文化，而且是大众文化。佛教钻了中国文化这个大空子。佛教对于中国，很像基督教对于罗马帝国。罗马文化侧重现世、忽视来生，侧重贵族、忽视大众，基督教填补了罗马文化的空缺。

中国传统文化有薄弱环节，欢迎印度文化的补充。例如建筑术，中国有高台，没有高楼。亭台楼阁，没有超过三层的。阿房宫有高楼吗？《阿房宫赋》描写它的广大和奢靡，没有说它高耸。齐云、落星，最高有几层？佛教有七级浮屠，说明七级，表示高耸，使人望而生羡，肃然起敬。宝塔是许多名胜古迹的最高点。印度的建筑术弥补了中国的不足。

另一薄弱环节是语音学。中国重文字而轻语言，书同文而语不同音。语言不通，只能笔谈，这是缺点，反而认为是汉字神奇。字无定音，汉字有超方言性，这是缺点，反而认为是优点。汉字积累到6万以上而没有一套实用的字母。反切法用两个字注一个字的音，繁难笨拙，一直用到清末。日本的五十音图传说是空海和尚所制订，根源于佛教文化。中国到“民国”初年才提倡读音统一，公布注音字母（1918），实际是学习日本的假名。印度字母没有来到中国，但是印度的声明学（语音学）抚育了中国的音韵学。

佛教还传来印度的因明学（逻辑）、数学、雕塑技术、说唱文学（变文）等等，丰富了中国文化。

少数民族在中国多次建立地区政权和全国政权，他们原来文化落后，贵族中间也很少识字的人，所以特别欢迎佛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少数民族起了重要作用。佛教传播完全不依靠武力后盾。

印度佛教传来中国，为什么中国儒学没有传去印度？这是文化的流动规律在起作用。文化像水，水性就下。中国文化不如印度，所以中印文化来而不往。从印度角度来看，中国接受印度佛教，中国就属于印度文化圈。这一重要历史事实，过去避而不谈。其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取长补短，这有什么不光彩的呢？中国历史上曾向佛教文化一边倒，全盘西（天）化，居然青出于蓝，这正表现了华夏精神的包容和博大。

三、拉丁字母姗姗来迟

1553年葡萄牙人首次来到澳门。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这两件事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而是西欧发现新大陆之后掀起西葡帝国主义扩张运动的构成部分。今天，大家怀念丝绸之路，那是从东向西，输出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为西亚和欧洲的贵族服务。另有一条人们不大注意的字母之路，从西向东，把字母运来中国、日本、越南和其他东方国家，为文盲大众服务。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是字母之路的早期开辟者。

1492年哥伦布首次航海探险，结果发现美洲。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比哥伦布早87年。两人的航海有本质的区别。郑和是伊斯兰教徒，他走的是阿拉伯人已经知道的航线。大明皇帝满足于中国的大统一，没有到海外去开辟疆土的野心。如果不是葡萄牙从西班牙分裂出来，葡、西两国各自为政，哥伦布在葡萄牙碰壁之后也就不可能得到西班牙的支持。哥伦布开辟了前人没有走过的航线，他胸中怀着大地是球形的全新概念，虽然错把美洲当作印度，可是从此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字母之路把字母运输到东方，前后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发生在明代后期万历年间（16世纪80年代和以后）。这时候来华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十分尊重。利玛窦说，西方的文字远不如中国。他们都先到澳门学习“四书”“五经”，然后谨慎地进入中国，结交士大夫阶级，走上层路线，大都得到很高的职位。

耶稣会士使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并且编写汉字注音字典，为的是自己学习汉语文言，没有建议中国人也应用拉丁字母。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文章《西字奇迹》（1605），不见于重要著作，只见于做墨生意的商人的笔记《程氏墨苑》中。当时中国学者注意到这件事的人，恐怕比凤毛麟角还少。可是这一新事物影响了敏感的中国学者。例如杨选杞看了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1626）之后说；“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

第二个高潮发生在鸦片战争（1840）之后，跟前一高潮相距250年。这250年中，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突飞猛进，使东方（西亚、南亚和东亚）相形见绌。这时候，大清帝国的纸老虎面目被拆穿。英、法帝国主义十分狂妄，把中国看作一个地理名词，发现文明古国原来是文盲古国。来华的传教士大都属于新教。他们的态度跟明末的耶稣会士完全相反。他们走下层路线，向不懂官话、不识文字的贫苦群众传教。他们把“五口通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的地点当作各自独立的地区，为各个地区分别制订不同的方言罗马字，并翻译《圣经》。他们说：这是使《圣经》“达到文盲心中去的最直接的道路”；“我们并不把它看成一种书面语的可怜的代替品，我们要把它看作一种使西方的科学和经验能够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帮助的最好的贡献”；“繁难的方块字是20世纪最有趣的时代错误”。

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犯了时代错误。中国的下层群众的确是一盘散沙，缺少文化，但是中国的上层集团有很高的文化，而且有统一的政权。中国群众也要求语文共同化，书同文是中国的古老传统，即使是基督教徒，也并不满足于互不相通的方言和方言文字。后来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学习国语（北方话）的新文字，不喜欢学习方言的新文字。“民国”初年公布全国通用的国语的注音字母之后，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都偃旗息鼓了。教会罗马字在中国、日本和朝鲜都失败了，只在越南依靠强权勉强成功。

注音字母采取汉字的民族形式，根源来自经过日本的印度文化，不是西欧文化。这时候从西而东的字母之路还没有开通。但是，辛亥革命之后，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中国人走出中国，印一张名片也成问题。在美国留学生的提倡下，中国勉强地公布了国语罗马字（1928），只对外应用，不在小学教学。这个中国化的罗马字设计，实际上是字母之路的延伸。

土耳其采用拉丁字母成功之后，苏联的少数民族纷纷效尤，掀起一个拉丁化运动。主要有阿塞拜疆、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等信伊斯兰教的加盟共和国。列宁说：“拉丁化是东方的伟大革命。”这句话后来在《列宁全集》中被删除了。列宁死后，斯大林废除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在极短的时间中把所有的拉丁化新文字都改成斯拉夫字母。斯大林时期，苏联创造马克思主义科学，抵抗资本主义科学。例如创造了米丘林生物学和马尔语言学，后者在斯大林生前就被否定，前者在斯大林死后被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把世界市场分为以物易物的社会主义市场和货币交易的资本主义市场。苏联希望俄语代替英语成为国际共同语，长期以来反对规定俄文字母转写为拉丁字母的国际标准。这些都跟全球化的趋势背道而驰。

瞿秋白在苏联拉丁化运动时期制订一套拉丁化中国字，经过龙果夫等修改，在留苏华侨中试用。1933年传来上海，开始了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个运动的特点是，它走群众路线，向当时抗日战争中的难民宣传，使文字改革运动从知识分子扩大到人民大众。起初中国不知道苏联的拉丁化已经改为斯拉夫化，后来知道了也没有向苏联一边倒，而是继续坚持拉丁化。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结束了。《汉语拼音方案》采取了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长处。

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之后，中国大陆对内和对外统一用拼音。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定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21世纪的前夜，台湾省采用了拼音，美国的国会图书馆采用了拼音，拼音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必须说明的是，拼音是一种表音符号，不是正式文字。“拼音不是拼音文字”，这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共同政策。

近100年来，汉语字母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步骤：（1）从外国方案到中国方案（威妥玛式到注音字母）；（2）从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注音字母到国语罗马字）；（3）从内外不同到内外一致（对内用注音字母、对外用国语罗马字，到内外同样用拼音）；（4）从国家标准到国际标准（1958年中国公布拼音，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

创造于西亚的字母和创造于中国的汉字，东西相距十万里，上下相隔三千年，真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也”，如今竟然彼此偎依，相互扶持。不可思议吗？从历史来看，这是文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字母之路终于一线相通了。在电脑的国际互联网时代，这几个微不足道的拼音字母，可能发挥帮助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的作用。

2000年6月28日

世界文字的鸟瞰

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语言可能开始于300万年前的早期“直立人”，成熟于3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文字萌芽于1万年前“农业化”（畜牧和耕种）开始之后，世界许多地方遗留下来新石器时期的刻符和岩画。文字成熟于5500年前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上升时期，最早的文化摇篮（两河流域和埃及）这时候有了能够按照语词次序书写语言的文字。

语言是最基本的信息载体。文字不仅使听觉信号变为视觉信号，它还是语言的延长和扩展，使语言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传到远处，留给未来。有了文字，人类才有书面的历史记录，称为“有史”时期，在此之前称为“史前”时期。从“农业化”发展到“工业化”，文字教育从少数人的权利变为全体人民的义务。

今天，世界上已经没有无文字的国家，但是还有以万万计的人民不认识文字，或者略识之无，不能阅读和书写。

研究文字，侧重文字的资料是文字史，侧重文字的规律是文字学，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废。

一、世界的文字分布

不同的文化传统，创造不同的文字形式。在今天的世界上，有的国家用汉字，有的国家用字母。用汉字的国家有中国、日本和韩国，还有新加坡以汉字作为华族的民族文字。字母有多国通用的，有一国独用的。多国通用的字母有拉丁（罗马）字母、阿拉伯字母和斯拉夫字母。

拉丁字母分布最广，占据大半个地球，包括欧洲的大部分，美洲和大洋洲的全部，非洲的大部分，亚洲的小部分。西亚的土耳其，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都用拉丁字母。

欧洲有一条字母分界线，沿着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面边界，到今天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西面边界。分界线之西，信奉天主教，用拉丁字母。分界线之东，信奉东正教，用斯拉夫字母。

非洲也有一条字母分界线，在北非阿拉伯国家的南面边境。分界线以南的大半个非洲用拉丁字母。分界线以北的阿拉伯国家用阿拉伯字母。

阿拉伯字母的分布区域仅次于拉丁字母。它是北非和西亚（中东）20来个阿拉伯国家，以及西亚、中亚和南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字。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使用阿拉伯字母。

第三种多国通用字母是斯拉夫字母。除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之外，它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的文字。蒙古国也用斯拉夫字母。

印度字母系统包含多种字母，同出一源而形体各异，不能彼此通用。这些字母应用于印度（全国性文字和11种邦用文字）以及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不丹、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中国的西藏文字也属于印度字母系统。

世界文字分布示意统计图

一国独用字母有：希腊字母、希伯来字母（以色列）、阿姆哈拉字母（埃塞俄比亚）、谚文字母（朝鲜全用，韩国夹用）、假名字母（日本，跟汉字混合使用）。民族独用字母有中国的蒙文、四川规范彝文等。

世界文字的分布现状，是不同文字系统在历史上的传播和变化所形成的。汉字传播到越南、朝鲜和日本，后来越南改用拉丁字母。印度系统字母传播到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后来许多地区被阿拉伯字母所代替。阿拉伯字母从中东传播到北非、中非、南亚、中亚、东南亚，后来大部分地区被拉丁字母所代替。斯拉夫字母从俄罗斯扩大到中亚许多民族，代替了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占领了原来没有文字的美洲和大洋洲，又占领许多阿拉伯字母和印度字母系统的地区，以及原来使用汉字的越南。文字的分布区域，因文化的消长而不断伸缩。

二、原始文字

世界文字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原始文字时期，（2）古典文字时期，（3）字母文字时期。

文字起源于图画。原始图画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成为图画艺术，另一方面成为文字技术。原始的文字资料可以分为：刻符、岩画、文字画和图画字。

刻符，包括陶文和木石上的刻画符号。岩画，包括岩洞、山崖、石壁和其他处所的事物素描。刻符和岩画都是分散的单个符号，没有上下文可以连续成词，一般不认为是文字。但是，刻符有“指事”性质，岩画有“象形”性质，它们具有文字胚芽的性质。

文字画（文字性的图画）使图画开始走向原始文字。图画字（图画性的文字）是最初表达长段信息的符号系列。从单幅的文字画到连环画式的图画字，书面符号和声音语言逐步接近了。

世界各地在历史上创造过许多原始文字，大都不能完备地按照语词次序书写语言。有的只有零散的几个符号。有的是一幅无法分成符号单位的图画。有的只画出简单的事物，不能连接成为句子。有的只写出实词，不写出虚词，不写出的部分要由读者自己去补充。

原始文字一般兼用表形和表意两种表达方法，称为“形意文字”。例如：画一只小船，船上画九条短线，表示九个人在划船。小船是表形符号，九条短线是表意符号。又如画一只貂和一头熊，它们的心脏之间画一条线连接着，表示貂氏族和熊氏族有同盟关系。貂和熊是表形符号，心脏之间的线条是表意符号。原始文字大都有表示数目的符号，这是表意符号。

在教育发达的地区，今天很难找到原始文字的痕迹，因为原来资料就不多，书写材料很容易湮灭，人们学习了现代文字之后，不再注意保留原始文字。只有在文化尚待发展的地区，有原始文字遗留下来，有的还在使用或者重新创造。非洲和美洲的原住民族有遗留的资料。中国的少数民族遗留了不少资料，这是新发现的原始文字史料的宝库。

氏族社会以巫术宗教为决策向导，原始巫术以图画文字为符咒记录。中国尔苏（Ersu）人的沙巴文和水族的水书是巫术文字的典型例子。中国纳西族的东巴文，本身正在从形意文字变为音节文字，同时又有从它本身脱胎出来的哥巴音节字。这些活着的文字化石，使我们能够看到原始文字的演变过程。

从公元前8000年前出现刻符和岩画，到公元前3500年前两河流域的钉头字成熟，这4500年时间是人类的“原始文字”时期。

三、古典文字

公元前3500年以前，西亚的两河流域（在现在的伊拉克）的苏美尔（Sumer）人创造了最早的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字。起初主要是象形符号，后来以软泥板为纸、以小枝干为笔，“压刻”成一头粗、一头细的笔画，称为“钉头字”。钉头字传播成为许多民族的文字，曾经在西亚和北非作为国际文字通用3000多年。

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人创造的“圣书字”（hieroglyphics），略晚于苏美尔文字，起初也是象形符号，后来变成草书笔画形式。圣书字也使用了3000多年，传播到南面的邻国。它所包含的标声符号成为后来创造字母的主要源泉。

这两种代表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文字，在公元初期先后消亡了。两河流域和埃及的现代主人是阿拉伯人，跟古代原住民的宗族和文化完全不同。在漫长的历史沉睡时代，人们把古代的灿烂文化遗忘了1500年。直到19世纪，语文考古学者对这两种古代文字释读成功，使人类的早期文化重放光明。

东亚产生文字比西亚和北非晚2000年。公元前1300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的殷商帝国创造了“甲骨文”，这是汉字的祖先。后来汉字流传到四周邻国，成为越南、朝鲜和日本的文字。在钉头字和圣书字消亡之后，汉字岿然独存。

甲骨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它一定有更早的祖先。如果把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符作为甲骨文的祖先，汉字的历史可能有6000年。钉头字和圣书字也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用同样的追溯方法，它们的历史可能有8000年。

文字学者用比较方法研究上述三种古代文字，发现它们虽然面貌迥然不同，可是内在结构惊人地相像。它们的符号表示语词和音节，都是“语词·音节文字”（logosyllabary），简称“词符文字”（logogram）。它们的表达法是表意兼表音，称为“意音文字”。这三种重要文字被称为“三大古典文字”。

一向认为没有自创文字的美洲，也有它的文化摇篮。在中美洲的尤卡坦半岛（Yucatan，在现在的墨西哥），玛雅（Maya）人创造了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称为“玛雅字”。16世纪西班牙人侵入中美洲，把玛雅字书籍付之一炬，除石碑无法烧毁外，只留下三个写本。玛雅字从此被遗忘350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释读成功，揭开了古代美洲文化的面纱。最早的玛雅字石碑属于公元后328年。推算创始文字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这种文字应用了1500年。它的外貌非常古朴，每一个符号像是一幅微型的镜框图画，可是它的内在结构同样是表意兼表音的“语词·音节文字”，而且有比较发达的音节符号。

中国的彝族有古老的彝文，跟汉字的关系是“异源同型”。一般认为创始于唐代而发展于明代，有明代的金石铭文和多种写本遗留下来。各地的彝文很不一致，但是都达到了初步成熟的“意音文字”水平。晚近在云南整理成为规范化的“意音彝文”，有表意字和表音字；在四川整理成为规范化的“音节彝文”，书写彝族最大聚居区（大凉山）的彝语。它是今天唯一有法定地位的中国少数民族“自源”创造的传统文字。

“古典文字”都有基本符号（“文”）和由基本符号组合的复合符号（“字”）。用较少的基本符号可以组成大量的复合符号。钉头字的基本符号原来很多，到巴比伦时代只用640个，到亚述时代又减少到570个。玛雅字有基本符号270个。汉字的基本符号有多少？《广韵声系》（沈兼士编）中有“第一主谐字”（基本声旁）947个，《康熙字典》中有部首214个，共计1161个，这是古代汉字的基本字符。《新华字典》（1971）中有部首189个，有基本声旁545个，共计734个，这是现代汉字的基本符号。基本符号的逐步减少，是意音文字的共同趋向。

从公元前3500年前两河流域“意音文字”的成熟，到公元前11世纪地中海东岸出现“音节·辅音字母”，这2400年是人类的“古典文字”时期。

但是，文字系统不同，这个时期的长短也就不同。钉头字从本身成熟，到公元前6世纪产生“新埃兰”钉头音节字，是2900年。圣书字从本身成熟，到公元前2世纪产生“麦罗埃”音节圣书字，是3300年。汉字从公元前1300年甲骨文的成熟，到公元后9世纪日本假名的形成，是2200年。三大古典文字都是传播到别的民族中间去之后，才从表意变为表音，产生音节文字。这好比鱼类有到异地产卵的习性。玛雅字本身含有音节字符，没有另外产生音节文字。彝文大致成熟于7世纪的唐代，到1980年制订规范音节彝文，是1300年。彝文从意音文字变为音节文字，是在本地区和本民族中间发展形成，不是异地产卵。这跟三大古典文字大不相同。彝文的变化发生在音节文字早已多处存在的时代，不是自我作古。时期长短和演变方式各有不同，可是从“意音文字”向“音节文字”发展的规律是共同的。

四、字母文字

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地中海东部的岛屿和沿岸地区，商业越来越繁盛。风平浪静的海面，是商船往来的通道，是商品交流的津梁。商人们需要用文字记账。钉头字和圣书字太繁难了，不合他们的需要。他们没有工夫“十年窗下”学习这些高贵的文字。为帝王服务的文字，不怕繁难。为商人服务的文字，力求简便。他们需要的是简便的符号，主要用来记录商品和金钱的出纳。这种记录是给自己查看的，不是给别人阅读的，更没有流传后世的宏愿，所以简陋些没有关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模仿钉头字和圣书字中的表音符号，任意地创造了好多种后世所谓的“字母”。

近百年来，这个地区发现了许多种不同的古代字母，大都没有释读，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需要研究。

已经释读的岛屿字母有：塞浦路斯岛上发现一种音节字母，还只是初步释读。克里特岛上发现两种字母，其中一种称作“线条B”文字，有90个符号，经过艰难的释读工作，才知道是书写公元前14世纪古希腊语的音节字母。在记录商品名称和数量之前，先画这种商品的素描。例如画一个“三脚鼎”，然后再写te-ri-po-de（tripod，鼎）。有耳罐、无耳罐、有盖壶、无盖壶，等等，也是这样。这些是早期的“音节字母”。

最重要的发现是，公元前11世纪地中海东岸“比拨罗”（Byblos，在现在的黎巴嫩）的一块墓碑，上面的文字可以分析成为22个字母。它是后世大多数字母的老祖宗。

“比拨罗”字母书写的是北方闪米特语言。这种语言的特点是，辅音稳定而元音多变。书写音节的时候，只写明辅音，不写明元音，让读者自己根据上下文去补充元音。因此称为“音节·辅音字母”，简称“辅音字母”。

“比拨罗”字母传到同样说闪米特语言的“腓尼基”，发挥更大的作用。“腓尼基”是古代东地中海大名鼎鼎的商人民族。“腓尼基”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商人”。

“腓尼基”字母传到希腊，遇到了使用困难。因为希腊语言富于元音，而“腓尼基”字母缺乏元音字母。聪明的希腊人，在公元前9世纪，用改变读音和分化字形的方法，补充了元音字母。

这个小小的改变，开创了人类文字历史的新时期。“音节·辅音字母”变成分别表示辅音和元音的“音素字母”。从此，拼音技术就发展成熟了。只有“音素字母”才方便书写人类的任何语言。“音素字母”不胫而走，成为全世界通用的文字符号。

公元前8世纪，希腊字母传到意大利，经过改变，成为“埃特鲁斯人”的字母。公元前7世纪再传给罗马人，经过改变，成为书写他们的拉丁语的字母，称为“拉丁（罗马）字母”。

拉丁字母跟着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传播成为西欧和中欧各国的文字。发现美洲（1492）和海上新航路之后，拉丁字母跟着两欧国家的移民传播到美洲、大洋洲和其他地方，成为大半个地球的文字。

人类文字史示意年表

从传播路线来看，以地中海东岸（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北方闪米特字母为源头，一路往东，主要成为“阿拉马字母系统”和“印度字母系统”；另一路往西，主要成为“迦南字母系统”和“希腊字母系统”。

“字母文字”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1）公元前11世纪开始“音节·辅音字母”时期；（2）公元前9世纪开始“音素字母”时期；（3）公元前7世纪开始“拉丁字母”时期；（4）公元后15世纪开始拉丁字母国际流通时期。

在东亚，从公元后9世纪日本假名的形成，到1446年朝鲜公布谚文音素字母，大约500年，是汉字系统中的音节字母时期。不过，假名和谚文都没有传播到国外，而谚文是结合成音节方块然后使用的。

五、文字的形体

形体是文字的皮肉，结构是文字的骨骼。皮肉容易变化，骨骼很难更改。这里谈几种历史上的形体变化。

笔画化。自源创造的文字在频繁使用以后，屈曲无定的线条，就会变成少数几种定形的笔画，这叫笔画化。例如，篆书分不清有几种笔画，楷书可以分为“七条笔阵”或“永字八法”。20世纪50年代，汉字笔画归纳为五种（横竖撇点弯），称为“札”字法。钉头字以泥板为纸，小枝干为笔，笔画形成钉头格式，可以分为“直横斜”和其他笔画。圣书字以纸草为纸，羽管为笔，笔画屈曲，难于定形，没有笔画化。

笔画有圆化和方化。汉字是方块字；希伯来字母也是方块字。缅甸字母是圈儿字；塔米尔字母也是圈儿字（Vatteluttu）。

简化。书写频繁，要求急就，必然删繁就简，简省笔画。字形简化是一切文字的共同趋向。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楷书，一路发生简化。行书、草书，更加简化。日本的假名是汉字的简化。5笔的“龙”和16笔的“龍”、3笔的“万”和12笔的“萬”，既然作用相同，只有不讲效率的人才会坚持书写繁体。

钉头字从早期到亚述时期，简化非常明显。圣书字从僧侣体到人民体，发生大胆的简化。拉丁字母原本简单，又从大写简化为小写（B变b，H变h）。

有人说，汉字既有简化，又有繁化，而且繁化为主，跟其他文字不一样。这是把“繁化”和“复合”混为一谈。会意字和形声字是复合符号。符号的复合和符号的繁化，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其他文字在复合的时候，把符号线性排列，不发生繁化的感觉。汉字把几个符号挤进一个方框，由此产生“繁化”的错觉。其实，复合也促成简化。“部首”在小篆中很少简化，在楷书中大都简化。例如“水”变成“三点”，就是复合促成的简化。比较一下《康熙字典》书眉上的小篆和正文中的楷书，就可以明白。朝鲜的谚文，把几个字母组合成一个方块，但是没有人说它是繁化。

同化。不同的部件变成相同，这是常见的现象。例如，“又”可以代替许多部件：汉（漢）、劝（勸）、仅（僅）、对（對）、戏（戲）、鸡（鷄）、邓（鄧）、树（樹）。再看：“春、秦、泰、奉”，它们的上部，在篆书中不同，在楷书中变成相同。

所有的文字都发生同化。阿拉伯字母同化得最厉害，好些字母无法分辨，不能不附加符号来区别。

字形同化举例

字体。字体有三类：图形体、笔画体和流线体。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属于图形体；隶书和楷书属于笔画体；草书和行书属于流线体。钉头字在古文时代是图形体；后来变成钉头格式是笔画体；钉头字缺少流线体。圣书字的碑铭体是图形体；僧侣体和人民体是流线体；圣书字缺少笔画体。拉丁字母的印刷体是笔画体，手写体是流线体。

风格。不同的文字有不同的风格，这是长期书写而形成的。有的像豆芽菜，有的像滚铁环；有的像竹篱笆，有的像窗格子；有的像钉头散地，有的像玩具排行；有的像乌鸦栖树（坐在分界线上），有的像蝙蝠悬梁（挂在分界线下）。形成习惯以后，就不许更改，成为民族图腾。

序列。早期文字的序列是不固定的，后来渐渐固定，这也是常见现象。拉丁字母在古代曾经是从右而左，后来改为从左而右，中间有过一个“一行向右、一行向左”来回更迭的“牛耕”时期。甲骨文还没有固定的序列，后来的隶书和楷书把序列固定为字序从上而下，行序从右而左。20世纪50年代改为字序从左而右，行序从上而下。

书写工具对字形有极大影响。钉头字的特殊格式是泥板压写形成的。甲骨文主要用直线，因为便于在甲壳上刻字。汉字可以写得像图画，跟使用毛笔有关。缅甸文“一路圈儿圈到底”，跟针笔在树叶上划写有关。“书写”是尖端跟平面的摩擦。平面统称“纸”，有石片、木片、竹片、骨片、泥板、草叶、树叶、羊皮、布帛等。尖端统称“笔”，有树枝、小刀、尖针、毛刷、羽管、粉石条、金属片、塑料管等。钉头字是“压写”，汉字是“刷写”，拉丁字母是“划写”，用打字机是“打写”用电脑是“触写”，语音输入是“说写”。

六、文字的“三相”

文字有三个侧面，称为“三相”。

1．符形相。符号形式分为：（1）图符（pictogram，图形符号），（2）字符（character，笔画组合），（3）字母（alphabet）。图符难于分解为符号单位，数不清数目，但是有的可以望文生义。字符有明显的符号单位，并且可以结合成为复合的字符，数目可以数得清，要逐个记忆所代表的意义，不能望文生义。字母数目少而有定数，长于表音，短于表意。有些文字兼用图符和字符（如东巴文），有些文字兼用字符和字母（如日文）。

2．语段相。符号所代表的语言段落，有长有短。长语段有：篇章、章节、语句。短语段有；（1）语词（意义单位），（2）音节，（3）音素。有的文字兼表语词和音节（如中文），有的文字兼表音节和音素（如印地文）。

3．表达相。文字的表达法分为：（1）表形（象形，大都能望文生义），（2）表意（代表的意义要逐个学习），（3）表音（要通过读音知道意义）。有的文字兼用表形和表意，称为“形意文字”（原始文字大都如此）；有的文字兼用表意和表音，称为“意音文字”（古典文字大都如此）；有的文字全部或者基本上用表音，称为“表音文字”（全部表音如芬兰文；基本上表音如英文）。

根据文字的“三相”，可以列成下表：

实际存在的文字大都是“跨位”的，主要有：（1）“形意文字”，（2）“意音文字”，（3）“音节（兼音素）文字”，（4）“辅音（兼音素）文字”，（5）“音素文字”。单纯表形或表意的文字很难见到，单纯表音的文字也只有新创造的字母文字，老的字母文字常常夹杂非表音成分。

按照“三相”，东亚古今文字可以作如下的定位。古代小篆中文是：图符·语词加音节（较少）·表意（为主）兼表音＝意音文字。现代楷书中文是：字符·语词加音节（较多）·表意兼表音＝意音文字。旧式日文（汉字夹假名）是；字符（为主）和音节字母·语词加音节·表意兼表音＝意音文字。新式日文（假名夹汉字）是：字符和音节字母（为主）·语词加音节·表意兼表音＝意音文字。南方朝鲜文（韩国，谚文夹汉字）是：字符和音节字母（音素字母组合）·语词加音节（为主）表意兼表音＝意音文字。北方朝鲜文（朝鲜，不用汉字）是：音节字母（音素字母组合）·音节·表音＝音节表音文字。云南规范彝文是：字符、语词加音节·表意兼表音＝意音文字。四川规范彝文是：字符·音节·表音＝音节表音文字。

七、“六书”和“三书”

中国有“六书”说，西洋有“三书”说。“六书”着眼于文字的来源，“三书”着眼于文字的功能。

《说文解字·叙》（公元后100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指事”和“象形”是原始的造字方法，造出来的是基本符号（一般是单体符号）。“形声”和“会意”是复合原有符号成为新的阅读单位，不造新的基本符号而形成新的复合符号。“转注”可以解释为“异化”，略改原有的字形和读音，代表意义和读音相近而不同的语词。“假借”是借用原有的符号，表示同音而异义的语词，不造新字而表达新意，这是文字的表音化。不用说，不是先有“六书”然后造汉字，而是先有汉字然后归纳成为“六书”。“六书”并不能解释全部汉字。《说文解字》中间不少解释是错误的。例如，“哭”和“笑”这两个字的来源，古人就弄不清楚了，真是“哭笑不得”！

“三书”是：意符、音符、定符（determinative）。“指事”的功能是表意，属于“意符”。“象形”不论能否望文生义，功能都是表意，也属于“意符”。画一个圆圈，中间加一点，很像太阳；但是“碟子”也可以画一个圆圈，中间加一点；只有特别规定，才能使它专门代表“太阳”。特别规定就是表意。隶书把“日”字写成长方，像是书架，但是仍旧要代表太阳，这更是表意了。所以“象形”属于“意符”。“形声”一半（部首）表意，一半（声旁）表音，是“意符”和“音符”的复合。现代“形声字”能表音的不到三分之一，此外三分之二属于“意符”。“会意”是复合的表意符号，当然属于“意符”。“转注”不能表音，只能表意，属于“意符”。“假借”失去表意功能，只有表音功能，属于“音符”。“三书”中的“定符”近似汉字的部首，有的不是部首而是帮助记忆和区别意义的记号。

“六书”和“三书”用来帮助学习文字是无用的，用来说明文字的结构，虽然并不完备，还是很有用处。“六书”和“三书”都能说明许多种文字的结构，不是只能说明汉字的结构。认为“六书”是汉字所特有，是错误的。“六书”和“三书”都有普遍适用性。

八、变化和进化

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学说：不变论、轮回论和进化论。

“不变论”认为生物都是上帝所创造，代代相传，一成不变；虽有生死，没有变化；彼此之间，毫无关系。“轮回论”认为，众生依所作善恶业因，在“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之中生死相续，升沉不定。人做坏事来生变狗；狗做好事来生变人。有生死，有变化，但是变化如车轮回旋，无所谓退化或进化。“进化论”把所有生物看作一个总的系统，彼此有共同的发展关系；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从低级到高级，从猿到人，有一个进化的规律，不是平面回旋，而是逐步进化。理解进化，要高瞻远瞩，对古今生物做系统的比较研究；如果只从一时一地看一种生物，是看不出进化来的。

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关系，也有三种学说：不变论、自变论和进化论。

“不变论”认为，文字是神造的，一点一画，地义天经，一成不变。文明古国都有文字之神。钉头字是命运之神那勃（Nebo）所创造。圣书字是知识之神托特（Thoth）所创造。希腊文是赫耳墨斯（Hermes）所创造。印度的婆罗米文（Brahmi）是梵摩天帝（Brahma）所创造。汉字是“黄帝之史仓颉”所创造；“仓颉目”，“生而知书”，“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自变论”认为，只有一国文字的自身变化，没有人类文字的共同演进；只有文字是否适合本国语言的问题，没有从低级到高级的文字进化规律。汉字对日语不尽适合，所以日文补充了假名音节字母。朝鲜语的音节复杂，不适合采用音节字母，所以创造谚文音素字母。这都是使文字适应本国的需要，无所谓世界性的共同规律。

“进化论”认为，研究文字在国际间的传播，比较古今文字的结构变化，可以得到综合的理解：人类文字是一个总的系统，有共同的发展规律；各国文字有自身的演变，人类文字有共同的进化；自身的演变包孕于共同的进化之中。这就是人类文字的“进化论”。

从文字的“三相”来看，符形从图符到字符到字母，语段从语词到音节到音素，表达法从表形到表意到表音，这是“进化运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逆向的运动。但是，文字的进化非常缓慢，百年、千年，才看到一次飞跃，而重要的飞跃往往发生在文字从一国到另一国的传播之中和传播之后。正像“从猿到人”不能在一时一地看到一样，文字的进化也不能从一时一地来理解。

在生物界，不仅有不同的生物品种，还有不同的生物系统，不同的生物系统从属于生物的总系统。如果只看到不同的生物品种而看不到不同的生物系统，或者只看到不同的生物系统而看不到生物的总系统，那么，生物学将是支离破碎的。

钉头字、圣书字、汉字等等，各自都是一个含有不止一种文字的系统，不是只有本身一种文字。这些不同的文字系统从属于人类文字的总系统。如果只看到不同的文字，或者只看到不同的文字系统，而看不到人类文字的总系统，那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人类文字史当然要了解不同文字的事实，但是不同文字的事实是相互联系的，不是各自孤立的。

九、演变性和稳定性

从长期来看，文字是不断演变的。从一时来看，文字是非常稳定的。

文字从原始到成熟是“成长时期”。它生长、发育、定型，达到能够完备地书写语言，成为“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这时候演变性强而稳定性弱。

成熟以后，文字进入“传播时期”，发挥积累文化和发扬文化的作用，把文化从文化源头带到文化的新兴地区，形成一个文字流通圈。这时候稳定性强而演变性弱。

传播达到饱和以后，文字进入“再生时期”。文字的再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新兴地区的文化上升，要求改变外来文字，创造本族文字。另一种是两种文化接触，一种文字融入或取代另一种文字。这时候不仅可能发生符号形体的变化，还可能发生文字体制的更改。在再生时期，文字又变成演变性强而稳定性弱。

古埃及的文化圈比较小，包括上埃及、下埃及和努比亚地区的麦洛埃王国；圣书字的传播导致产生以圣书字作为字母的麦洛埃文。苏美尔文化圈影响很大，传播到阿卡德、巴比伦、亚述和许多其他民族和国家，演变出钉头字形式的各种词符文字、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这两种古典文字的终于消灭，是受了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冲击的结果。

在汉字文化圈中，日本创造假名，朝鲜创造谚文，不仅解决文字和语言之间的矛盾，也符合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越南放弃汉字而采用拉丁字母，是汉字文化跟西洋文化接触的结果。土耳其从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的结果。印度尼西亚在历史上从印度字母改为阿拉伯字母，又改为拉丁字母，是三种文化先后接触的结果。

“二战”以后，新兴国家要求创制文字，多民族国家要求调整文字，文字不适用的国家要求改革文字，国际团体和国际会议要求规定公用文字。在这个新形势下，研究人类文字有了更大的实用意义。探索文字的发展规律，提高文字的应用效率，是信息化的时代需要。

旧事重提谈拼音

问：媒体一再报道，国外掀起汉语热。汉语热意味着什么含义呢？是否像某些报道所说的那样，汉语将代替英语成为世界第一语言？

答：为了跟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做生意，为了研究5000年的中国文化，为了到中国来看看这个世外桃源，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要求学习汉语，这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自然趋势。以人口多少来排队，汉语是世界第一语言。这不等于说，汉语将取代英语成为国际共同语。

问：拼音在哪些方面的应用得到了显著的成功？

答：大致说吧，小学生入学先学拼音；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用拼音字母注音和编序；出国护照上的汉语姓名都注明拼音；电脑上输入拼音，以词和词组为单位，自动变成汉字，不用拆字编码。诸如此类的应用都得到了显著成功。

问：在国内国外多方面的应用中，哪一种应用的意义最大？

答：拼音是国内的文化钥匙、国际的文化桥梁。全国小学生都学习拼音，这是现代教育的重大革新。拼音正在帮助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

问：小学课本不许分词连写。这是怎么一回事？

答：有人认为，小学课本上的拼音只可音节分写，不可按词连写，连写了就成文字了，违反“拼音不是文字”的规定。其实，方案中就有按词连写的例子，例如“ertong”（儿童）。这个问题要慢慢来改变认识。

问：为什么一定要分词连写？越南拼音文字不分词连写，不是也行得通吗？

答：我们看书，心中默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读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叫“分词连读”。“分词连写”是“分词连读”的自然反映，有多方面的实用，例如在电脑上连写方便输入拼音自动变成汉字，大量减少同音选择。

问：拼音字母，有人叫它罗马字母，有人叫它拉丁字母，为什么不统一称呼？

答：这套字母，来源很古，罗马帝国用作文字，后世称罗马字母。罗马帝国的语言是拉丁语，文字是拉丁文，所以又称拉丁字母。

问：今天提倡弘扬华夏文化，是否跟利用拼音相抵触？

答：拼音要能为华夏文化服务，而且是弘扬华夏文化的得力助手。例如：用拼音给汉字注音，比反切好；出国印名片，汉字加拼音，名片才管用；电脑输入拼音能自动变成汉字，不必记忆字形编码。如此等等，要做宣传工作。

问：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什么用了不少工夫制订民族形式方案？

答：听说，毛主席到苏联问斯大林，中国改革文字应当如何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来后，当时的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始制订民族形式字母。后来吴玉章向毛主席报告，制订了几种民族形式方案，都不理想，还是采用罗马字母好。毛主席同意了，又经过党中央通过，才采用罗马字母。

问：制订的那些民族形式方案是个什么样子？

答：可惜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毁了。依稀记得，有三个主要的民族形式设计：（1）以丁西林为首的设计，用全新的汉字笔画式音素字母。（2）以黎锦熙为首的设计，是改良注音字母而形成的音素字母。（3）以郑林曦为首的秘书组设计，是汉字笔画式音素字母，可以组合成为声韵双拼。

问：注音字母算不算民族形式？

答：如果汉字形式就是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当然是民族形式。

问：那么为什么不沿用注音字母而要另订方案呢？

答：当时关于方案有三种意见：（1）原来提倡注音字母的人们要求改进注音字母；（2）原来提倡国语罗马字的人们要求改进“国罗”；（3）原来提倡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的人们要求改进“北拉”；大家都不满意于旧有的方案。

问：你写过文章说，民族形式是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的心理习惯，新的设计难于得到大众承认是民族形式。现在还是这个看法吗？

答：罗马字母原来是罗马帝国的民族形式，国际上用开了就成为国际形式。英文字母是英国的外来字母，用久了就成为英国的民族形式。

问：从技术观点看，民族形式好呢，国际形式好呢？

答：民族形式容易适合不同的语言特点，国际形式便于国际流通。

问：你的文章说，古代中国有书同文，今天世界有书同字母。这是什么意思？

答：秦并六国，需要全国性的文字。全球化时代，需要世界性的字母。战后许多新独立国家创造文字都采用罗马字，无一例外。电脑网络上需要共同使用的媒介字母，这是技术设计，不是正式文字。

问：你们研究的“罗马字母国际读音表”，为什么没有发表？

答：设计罗马字母拼音方案，要以罗马字母国际读音为依据。当时我请彭楚南主持这一研究，费了很大工夫，编成一个“罗马字母国际读音表”。我把读音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本音域”，第二层次是“引申音域”，第三层次是“罕用音域”。例如：BDG读浊音属于基本音域，读清音属于引申音域；JQX读“基欺希”属于罕用音域。这是一项有价值的字母学研究课题。由于国际音标不便排印，没有发表。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了。彭楚南被错划为右派，折磨而死！

问：当时是不是很多人主张声韵双拼？

答：当时文改会收到群众来信800多件，其中有不少双拼设计。双拼有传统，清末卢戆章和王照的设计都是双拼，要用60多个字母。注音字母改为三拼（声介韵），打破双拼传统，字母从60多个减少到37个。国语罗马字采用音素化原则，放弃双拼传统。

问：放弃双拼，是否为了采用罗马字母？

答：罗马字母也可以双拼，那要一母两用，在左为声，在右为韵，单独字母不能定音。这个办法后来在“带调双拼”的盲字中应用，实践失败。

问：国语罗马字由著名学者们设计，为什么传不开？

答：国语罗马字的特点是以拼法变化表示声调，这很巧妙，缺点在繁复，不利推行。

问：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为什么也放弃了？

答：“北拉”过于简单，不能满足多方面的实用要求。

问：原草案有六个新字母，为什么都放弃了？

答：“原草案”是最初的草案，只在有限范围内传看，征求意见。其中没有新字母，而是用了极少几个“双字母”和“变读法”。由于语言学家们主张“一音一母、一母一音”，就改用了六个新字母，后来作为“草案”发表出去，公开征求意见。新字母不受欢迎。邮电部门说，邮电需要国际流通，新字母不能国际流通。

问：可是“ü”（u上两点）算不算新字母？这个字母不方便，可否改写“yu”？

答：“原草案”写作“y”（迂）；国语罗马字写作“iu”（yu）。“y”的作用太多，“iu”是双字母，都不受欢迎。“迂”是一个重要元音，需要有一个独立字母来表示，于是采用德文的“ü”（u上两点）。可以改写yu，作为权宜之计。

问：修正草案为什么分甲乙两式？

答：分甲乙两式，可以广泛征求群众的不同意见。主要分别在“基欺希”的写法上；甲式写法接近“国罗”；乙式写法接近“北拉”；最后放弃“变读法”，改为独立字母，遵从注音字母用独立字母的原则。

问：原草案称为“汉语拼音文字草案初稿”，对吗？后来发表的“草案”为什么把“文字”两字删除了？群众要求有一个“文字方案”。

答：“拼音”不可能一步登天成为“文字”。“拼音”不是“拼音文字”，这是国家的政策。这个政策切合实际。

问：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的事情。为什么要定为国际标准呢？

答：《汉语拼音方案》既是中国的事情，也是国际的事情。世界各国跟中国往来，都要利用拼音作为媒介。过去一个地名有多种拼法，“北京”拼成Peking、Pekin等等。“鲁迅”有20种拼法，外国人以为是20个不同的人。地名拼法不标准，对国际航空极为不便。人名拼法混乱，对图书馆编目不便，对人员国际往来不便。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给每一个国家的语言规定一种罗马字母的标准拼法，作为国际交流的公用媒介，这是全球化时代的需要。《汉语拼音方案》定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使中国有了一座通往国际的文化桥梁。

问：《汉语拼音方案》的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和口语化，你是怎样提出来的？

答：设计方案，需要规定范围，以免无所适从，三原则就是规定的范围。

问：为什么又加上“三不是”：不是汉字拼形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

答：为了说明拼音方案不是万能的，而是功能有限的。

问：你把拼音字母比作润滑油，外国留学生说它是进入中国文化宝库的“芝麻开门”。是否低估了拼音字母的价值？

答：润滑油和芝麻都微不足道。微不足道而到处有用，这就是拼音字母的不平常。

问：从文化史来看，拼音方案有什么价值？

答：世界各地区的文化，不断交流。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将越来越频繁。注音字母只能做国内的文化钥匙。拼音字母还能做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就是拼音方案在文化史上的价值。

问：方案规定，字母“i”有三种读音：元音“i”（衣）之外，表示“知蚩诗”和“紫雌思”的两个韵母。有人主张分成三个各自独立写法。你看好吗？

答：我们反复做了多种试验，“一当三用”最为方便，也符合十三辙的原理。你不妨再去试验试验。

问：把调号加在“iu”和“ui”的后一字母，这合理吗？

答：这不是方案委员会的规定，而是群众的习惯写法。

问：“知”的声母“zh”出现频繁，不经济，也不符合国际习惯。为什么不改为“j”？

答：“j”已经用作“基”的声母。“zh，ch，sh”有规则，“j，ch，sh”不规则。

问：有人不喜欢标调符号，说它是满脸麻子。还能改进吗？

答：关于标调方法，我们作了多种比较：加符号、加数码、变拼法等。“加符号”比较利多弊少。它接近法文，方便省略，继承注音字母。缺点是“ü”（两点）上加调号，符号重叠。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问：有人问，可否不用隔音字母，“y，w”，使方案更加简洁？

答：“零声母”用隔音字母（y，w），能使音节分明，便于阅读。例如，“义务”写“yiwu”比“iu”好。不用隔音字母会引起一系列拼写和阅读麻烦。这个问题曾经反复研究过。

问：“a”“g”等字母有两种写法，可否合并成一种？

答：某些外国习惯，一种写法用于儿童，一种写法用于成人。这个习惯没有遵守的必要。可以合并成一种。

问：字母名称，现在各人说法不一，怎么办？

答：字母名称，虽有规定，难于推广。起初受注音字母名称的影响。现在又受英文字母名称的影响。可能要在长期实践中，由群众来约定俗成。

问：制订方案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答：制订方案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以汉语的音韵原理为基础，另一是照顾字母使用方法的国际习惯（主要是接近英法德文）。兼顾二者很不容易。

问：为什么到如今还有人对方案表示不满意？

答：方案技术，利弊共生，只能利多于弊，不能有利无弊，难于皆大欢喜。

问：制订方案，为什么要三年之久？经过了哪些步骤？

答：草案要征求群众意见和政府审查核定。多方面征求意见：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各个政府部门、全国各种群众团体等的意见，都要尽可能吸收。多层次法定审查：首先由拼音方案委员会通过和文字改革委员会通过，送国务院组织审订委员会通过和国务院委员会通过，再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方案的制订是十分慎重的。

问：为什么制订方案以后，还要制订正词法？为什么不把正词法订入方案之中？

答：方案是音节的拼写法，正词法是语词的拼写法，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方案有“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为前例；正词法没有前例。“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还要补充实施细则和各种专用规则。正词法比方案复杂得多，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问：方案成为国际标准，为什么也经过了三年？

答：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 46）1979年在巴黎和华沙开会，中国代表建议以《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中国代表对方案作详细说明，解答各国代表的疑问，争取法日等国代表带头支持，建议得到立案，进行程序讨论。中间由ISO组织进行内部审定。1982年ISO在南京开会，审定提案正式文本，由ISO理事会通过，电报通知会员各国，用电报表决，结果多数国家复电同意，拼音方案正式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编号：ISO 7098），这也是十分慎重的。

问：英美为什么要反对？

答：采用拼音，就要废除使用了100年的英国人设计“威妥玛方案”，改变英文中拼写汉语的习惯，这是主要的反对理由。后来他们也采用作为国际标准的拼音。

问：有人主张“我的”连写，不分写。这样，是否方便而合理？

答：在研究过程中，曾经试定“我的”连写，而且“的、得、地”形式不同，后来为求便于在小学推行，改定“的”字一律分写。这类问题不止一个，要在实践中逐步改进；基本规则经过试用，需要不断修订。

问：英文没有正词法，汉语拼音是否可以也不要？

答：英文的拼写法，是群众从古至今在很长的时期中逐渐形成的习惯。学者从中分析出正词法，条例复杂，内部多矛盾，并非没有正词法。

问：拼音方案加正词法，是否就是拼音文字了？

答：方案加正词法，完成了拼音的技术设计。要成为跟汉字并用的拼音文字，还要有多数人民的经常使用和国家法律的审定认可，这需要很长的时期才能逐步实现。国家的语文政策是：用拼音帮助汉字，不是以拼音代替汉字。

问：“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是否是先进的教学法？

答：它是先进的教学法，当然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特别是要结合电脑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7年2月2日　时年102岁

文字性的图画

原始图画逐步发展，分化成为两样东西：一样是艺术图画；另一样是实用文字。图画是怎样变成文字的呢？这里举一些例子作为说明。

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处于文化水平极不相同的层次之中。在不久以前，有的民族还没有文字，有的民族还在创造原始文字，各民族所使用的文字也彼此水平不同。看看某些民族在近代创造的图画文字，可以推想古代创造文字的经过。文字性的图画，即文字画。

（一）欧吉蓓少女幽会信

意译：

熊妹问狗哥，

狗哥几时闲？

我家三姊妹，

妹屋在西边。

推窗见大湖，

招手唤孤帆。

小径可通幽，

勿误两相欢。

图解：

这是加拿大印第安人欧吉蓓（Ojibwa）部落一位少女给男友的情书。左上角的“熊”是发信人（女方）的图腾。左下角的“泥狗”是收信人（男方）的图腾。上方三个“十字架”表示信基督教的三个女人。十字架的右边有两间小屋。西边小屋里画一只“招呼的手”，表示这是发信人的住处，欢迎来临。右边有三个湖泊，北面一个是大湖。有三条道路，一条通到发信人的小屋，一条通到收信人的住处。

文说：

这是一幅文字性的图画：文字画。“熊、泥狗、小屋、湖泊、道路”，都是表形符号。“熊”和“泥狗”代表不同图腾的人，有表意性质。“道路”表示方向，也有表意性质。“十字架”代表挂十字架的教徒，是象征性的表意符号。“招呼的手”表示欢迎，不是一般的手，是表意符号。全文表形为主，表意为副，表形带表意，表意带表形。代表一段语言，一个“篇章”，不能分成句子或语词。可以用任何语言来说明，不代表一定的语言，有“超语言性”。（Ojibwa love letter，根据德范克《视觉语言》，1989，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二）车偃部落父子汇款信

意译：

往日送儿去，

今日望儿还。

知儿衣食艰，

捎银五十三。

密密打圈儿，

须念得之难。

公务摒挡毕，

早早回故园。

图解：

北美印第安人车偃（Cheyenne）部落的一位父亲（名“鳖随妻”）托人带信给儿子（名“小子”）并捎去银元53元。父亲（大人，穿裙子）和儿子（小孩，不穿裙子）都画两次，一次是送儿子出门，一次是叫儿子回家。信中说明捎去银元53元，用53个小圈儿代表。两个“鳖”表示父子都以“鳖”为图腾。父亲口中的线条表示说话；线条有回曲，表示叫儿子“回转”。儿子接信，看懂意思，向带信人索取银元53元。

文说：

大人和小孩都用图形表示，人的面孔一向左、一向右，表示“去”和“来”，带有表意的性质。代表银元的圈儿数目有表意性质，这跟许多文字中表示数目的“一二三”等符号的性质相同。两个“鳖”是图腾的表形符号，有表意性质。全文是文字性的图画，表形为主，表意为副。语言是囫囵“篇章”，不分句子或语词；可以用任何语言来说明，有“超语言”性质。（letter from a Cheyenne Father，根据同上）

（三）赤培瓦部落的请愿书

意译：

我辈七兄弟，

鹤哥带头行。

同心又一意，

向您说苦情。

天旱河水浅，

鱼儿不见形。

湖泊区域大，

鱼多水充盈。

今欲迁移去，

打渔乐生平。

恳请顺民意，

同情此苦情。

图解：

北美印第安人赤培瓦（Chippewa）的七个部落，用七种动物作为图腾，结成同盟，以“鹤”部落为首。他们提出这封“请愿书”，要求美国国会同意他们离开原来的沿河区，迁移到湖泊区去居住和捕鱼。

文说：

七种图腾动物，包括神话中的“有尾人”，是表形符号，带有表意性质。河流和湖泊都是表形符号。六个心脏都有线条通到“鹤”的心脏，表示“同心”；六只眼睛都有线条通到“鹤”的眼睛，表示“一意”。“鹤”的眼睛里伸出一条线，通到左下角的湖泊区，表示要求迁移到那里去；“鹤”的眼睛里又有一条线，向右上角伸出去，表示向国会请愿。线条都是表意符号。全文是囫囵的“篇章”，不能分析成为句子或语词，所代表的意思可以用任何语言来说明，有“超语言性”。这种“提示性”的文字画，要依靠口语来补充，单靠书面文字是说不清楚事情的。（Chippewa Petition，根据同上）

（四）峪家集孤女失恋记

意译：

妾独居兮君离去，

君离去兮恋彼女。

恋彼女兮终不欢，

终不欢兮偏多儿。

偏多儿兮我惨然，

我惨然兮心不移。

图解：

西伯利亚的峪家集（Yukaghir）部落，有一位孤女（图中：右边凸字形屋内单独大伞，有辫子，代表孤女）。她爱恋（伞顶线条）的男友，跟另一女人结婚（左边凸字形屋内二大伞，女有辫子，男无辫子），生了小孩二人（二小伞），但是婚后不睦（二伞间有网形）。孤女爱心不移，拒绝邻居男人（屋外一伞）的求爱（伞顶蜷曲线）。写下这个“失恋记”表示自己的心意。“伞形”表示“人”，有辫子的是“女”，无辫子的是“男”。大伞是“大人”，小伞是“小孩”。凸字形表示“屋子”。网形表示“不睦”。交叉线表示“悲哀”。伞顶蜷曲线表示“相思”。线条不能通至对方表示“失爱”。两条线被另一条长线隔开表示“心事不成”。

文说：

“失恋记”的特点是全部符号都是表意符号，只有“凸字形”符号略带表形性质。文字学者一向认为，没有发现过“纯表意文字”。这个“失恋记”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纯表意文字”。（Yukaghir Love Letter，根据同上）

我和语文现代化

我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是外行，我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我的孙女儿在小学时候对我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〇。”这就是我的写照。

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从国外回来，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院系调整后在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教书。1955年接到通知，要我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我被留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说我对语文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我服从分配，就此改行。20年代初期，我业余写过几篇有关语文的文章，提出一些幼稚的所谓新观点；30年代，我业余参加拉丁化运动，写过一些有关改进拉丁化的文章。这就是我被留下在文改会工作的缘故。

“二战”后，新独立100多个国家，都有语文建设问题，有的需要规定国家共同语，有的需要设计国家通用文字。文明古国也要更新语文，例如日本战后实行语文平民化，印度制定国家共同语和邦用共同语。国外兴起一门新的学问，叫作“语言计划”，这跟中国的“文字改革”名异而实同。“文字改革”包括语言问题，“语言计划”包括文字问题。文字改革或语言计划，又称“语文现代化”。

一、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建国初期，政府以扫除文盲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突击识字”等方法失败以后，把希望寄托于文字改革。

中国的文字改革开始于清末，内容逐步发展，前后包括：（1）语言的共同化；（2）文体的口语化；（3）文字的简便化；（4）注音的字母化；（5）语文的电脑化；（6）术语的国际化。50年代提出三项文字改革的当前任务：（1）简化汉字，（2）推广普通话，（3）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参看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把国语改称为普通话，给普通话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会后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我是委员之一。我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1）全国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2）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

起初，“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设计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展示四种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没有得到语文界的积极响应。于是在文改会下面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制订方案。1918年公布的“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不便国际交流；1928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写法太烦琐，难于推广；于是决定研究制订更加适用的《汉语拼音方案》。

拼音方案委员会详细研究了方案的原则和技术问题，包括：（1）字母形式问题（民族形式和国际形式；译音方案和文字方案等）；（2）语音标准问题（人为标准和自然标准；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比等）；（3）音节拼写法问题（双拼和音素化；字母标调和符号标调等）；（4）字母的具体安排问题（声母“基欺希”的安排；舌尖前后元音的安排；双字母的减少；新字母的取舍等）。

为了给字母形式问题提供参考，我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先分篇发表在《语文知识》杂志上，后来出版单行本。我提出“汉语拼音三原则”：（1）拉丁化，（2）音素化，（3）口语化。并从反面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不是”：（1）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2）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3）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这些论点，我写成文章发表在香港《语文杂志》和其他刊物。

《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三年的反复研究方才完成。当时从原则问题到技术问题，都经过十分慎重的考虑。最后在1958年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后来在1982年得到“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成为书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我写的关于拼音方案问题的一些文章，集成一本《拼音化问题》，后来在1980年出版。

《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法规则。方案公布之后，我进一步研究以语词为单位的“正词法”。经过多年的推敲，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在1988年公布。配合正词法，我从50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经过两次修订再版，1989年又出版“重编本”。《汉语拼音词汇》的特点是，正文以语词为单位，采用纯字母排列法，使同音词都排列在一起，现在已经成为中文电脑的词库基础。我写的关于正词法的论文有：《汉语拼音正词法问题》《正词法的性质问题》《正词法的内在矛盾》等，后来收集在1986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中。

汉语拼音从1958年秋季起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小学的必修课，中文辞书（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都用拼音字母注音和排列正文，电脑输入中文的新技术采用“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我国语文政策规定，拼音是帮助汉字的设计，可以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各种工作，但是并非取代汉字的正式文字。“拼音”不是“拼音文字”。所谓“拼音化”有广狭二义：狭义指作为正式文字，广义指任何的拼音应用，包括给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在电脑上应用等。广义的“拼音化”已经广泛推行。

汉语字母的创造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从现成汉字（三十六字母）到变异汉字（注音字母），从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国际形式（国语罗马字），从外国方案（威妥玛方案）到本国方案（国语罗马字），从内外不同（国内用注音符号，国外用国语罗马字）到内外一致（国内国外都用汉语拼音），从国家标准（1958年国家公布拼音方案）到国际标准（1982年ISO通过拼音方案为国际标准）。

二、使文字改革跟语言学挂钩

文字改革运动有三个方面：（1）群众的文改运动（主张有的激进、有的稳健，有的成熟、有的幼稚）；（2）学者的文改研究（钻研较深，主张不一，重理论而轻实用）；（3）政府的文改政策（各个时期有统一的规定）。辛亥革命以来，文字改革逐步前进，但是没有长远规划，缺少理论指导。我是从群众运动中来的一个感性工作者，自己知道知识不足，水平太低，深感文字改革需要跟语言学挂钩。

1958年秋季，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教授约我去开讲一门“汉字改革”课程。我借此机会把清末以来文改运动的历史经验整理一番，从中归纳出一些原则，就我的浅薄了解，尝试跟语言学（包括文字学）挂钩，希望使文字改革成为一门可以言之成理的系统知识。我的这一努力是幼稚的，可是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后来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又约我去再次开课。我把讲稿整理成《汉字改革概论》一书，1961年第一版，1964年再版，1979年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语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长期停滞，语文也就停滞不变；社会急剧变化，语文也发生急剧变化。秦并六国，发生“书同文”变革。辛亥革命，发生白话文和国语运动。在西欧，文艺复兴之后各国创制民族语文。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掀起文字改革。语文变化，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是有意识的。有意识和有计划的变化，称之为文字改革。

文字改革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关于国家共同语：共同语的词汇基础和语音标准问题；异读词的读音规范化问题；词与非词的界限问题；语词的结构问题等。关于汉字：汉字和语词的使用频率问题；汉字的分层应用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声旁的有效表音功能问题；现代汉字的部件分解问题等。诸如此类新问题的提出，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使文字改革从感性知识向理性知识前进。

关于同音词问题：我认为同音词是语言问题，不是文字问题。在文字上分化同音词，汉字可以做到，拼音也可以做到，但是这只能使“同音词”变为“异形词”，不能使“同音词”变为“异音词”。同音词依旧是同音词。我提出，同音词有“四不是”：（1）不能单独成词的同音汉字不是同音词；（2）异调同音不是同音词；（3）文言古语同音不是现代汉语的同音词；（4）语词和词组同音不是同音词。除去“四不是”，同音词的数量就不是人们所想象那么多了。语言有分化同音词的能力；在传声技术时代，这一能力将发挥更大的作用。50年代把“炎症”和“癌症”的读音分化，把“初版”改为“第一版”跟“出版”相区别，这是成功的例子。在“异读词”的审音工作中，区分了更多的混淆不清的同音词。

关于形声字的表音功能问题：我在分析一本《新华字典》和若干报刊文章之后，发现现代汉字（约7000字）中“声旁的有效表音率为39％”，如果要区别声调，有效表音率不到五分之一。我写了论文《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1978）和一本小书《汉字声旁读音便查》（1979），说明“秀才识字读半边”根本靠不住。古人造字，只求声旁读音近似，不求读音准确。读音的历史演变，使声旁大都失去了表音功能。声旁表音只有“近似性”，这是中外古典文字的共同现象。

在大约7000个现代汉字中，有基本声旁545个（不同字典数目略异），其他是滋生声旁。在现代汉字中，能独立成词的“词字”占三分之一，不能独立成词的“词素字”占三分之二。“词字”数量有相对稳定性。这些数据有多方面的实际作用，但是还要进一步研究核实。

在比较多种现代汉字的使用频率之后，我提出“汉字效用递减率”：最高频1000字的覆盖率大约是90％，每增加1400字只提高覆盖率大约十分之一。这个规律给减少汉字的字量研究提供了一项统计依据。

传统汉字学研究汉字的形音义的历史演变，实际是“历史汉字学”。为了当前应用的需要，我提出要从历史汉字学中分出一个分支，叫作“现代汉字学”，研究现代汉字的现状和应用问题。1980年我发表论文《现代汉字学发凡》。不久，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开设了“现代汉字学”课程，并且编写出版了几种现代汉字学的专著。

其实，现代汉字学的研究在民国初年就事实上萌芽了。当时提倡：废除反切，用字母注音；简化汉字；改进查字法；用统计方法研究小学用字问题。在日本，革新的研究开始得更早。我在《现代汉字学序言》（1993）中说：现代汉字学是“播种于清末，萌芽于‘五四’，含苞于战后，嫩黄新绿渐见于今日”。

汉字简化从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515字）类推成为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2235字）。在7000个现代汉字中，三分之一是简化字，三分之二是没有改动的传承字。这些规范汉字已经普遍用于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报纸和杂志，只有招牌、广告等所谓“社会用字”还处于混乱状态。在台湾，手写行书也用简化字，跟大陆大体相同。香港“繁简由之”，回归之后渐渐改繁为简。根据小学教师的经验，简化的好处是“好教、好认、好写”。简化字的清晰性在电视上极为明显。王羲之的书法中有三分之一是简化字，简化无损于书法。但是简化的好处不宜夸大。汉字的困难主要在字数太多。日本重视减少字数，一般只用1945个常用汉字，值得中国学习。

简化的理论问题有争论。“从繁到简”是不是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有人说，汉字历史，“既有简化，又有繁化”。如果汉字是例外，简化就失去了理论根据。我认为汉字也是“从繁到简”，不是例外。汉字中形声字越来越多，“形声化”是符号的“复合”，不是“繁化”。钉头字和圣书字也有“形声化”，它们把几个符号线性排列，不发生“繁化”的感觉。汉字发生“繁化”的感觉，是因为把几个符号叠合成一个方块。汉字叠合以后又促进了简化。楷书形声字的部首“三点水”“草字头”等等，都明显地简化了。“复合不是繁化”。

三、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许多人写文章说，文字改革要依照文字发展的规律来进行。什么是文字的发展规律呢？这是文字改革的重要理论问题。

有人说：文字的特点是由语言的特点决定的。汉语有音节分明的特点，适合使用表意的汉字；英语有词尾变化的特点，适合使用表音的字母。“语言决定文字”，这就是文字的发展规律。这个说法近来很流行，对不对呢？

汉语是汉藏语系的一种语言。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文字是否都跟汉语的文字相同或相似呢？在汉藏语系中，汉语之外另一种重要语言是藏语。藏语也是音节分明而没有词尾变化的，可是藏语的文字不用汉字而用表音的字母。这不是说明语言特点不能决定文字特点吗？

再看，用汉字作文字的国家除中国以外有日本、朝鲜和越南。这三种语言是否特点都跟汉语一样呢？不然。日语系属未定，不是汉藏语系，是有词尾变化的，跟汉语大不相同，可是日语用汉字作为正式文字。朝鲜语（韩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也有词尾，跟汉语大不相同，可是用汉字作为正式文字，今天北方废除汉字而南方仍旧用汉字和字母的混合体。越南语（京语）跟汉语非常相似，但是不属于汉藏语系；越南语原来用汉字，后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在以上三种语言中，不同于汉语的采用汉字，相似于汉语的采用拼音文字，这不是正好否定了“语言决定文字”吗？

今天世界上最流行的拉丁字母，书写了各种互不相同的语言，这更证明语言的特点跟文字的特点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决定文字”的说法不能成立。

经常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文字是从“表形到表意到表音”，这就是文字的发展规律。可是有人说：汉字用了3000年，没有变成拼音文字，可见“形意音”的发展规律不能成立。

“形意音”的发展规律来自西方。我就到西方的著作中去看看情况。最能说明“形意音”规律的例子是“钉头字”。钉头字在本土“两河流域”，从苏美尔人传到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有逐步前进的“形意音”变化，但是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在传到本土以外的民族以后，才摆脱“意音”结构，发生“从意到音”的质变，成为表音文字。“形意音”的发展是在从本土到异地的传播中完成的，不是在本土传承中完成的。

我把汉字跟钉头字相比，看到汉字也有同样情况。在中国，形声字比重的历代增加，就是声旁表音作用的发展，但是声旁增加，形旁也跟着增加，文字结构只发生量变，没有发生质变。汉字传到日本，从书写汉语变为书写日语，从万叶假名变为平假名和片假名，这是“从表意到表音”的质变。在汉语汉字到日语汉字的传播过程中，也看到了“形意音”的发展规律。

再看世界文字的历史。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是钉头字和圣书字时代，这时候只有“意音文字”。经过2000年的“从意音到表音”的潜在演变，到公元前1500年产生扬弃表意、纯粹表音的字母文字。这就是文字的“形意音”发展过程。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比钉头字晚2000年，但是发展的步骤没有两样。我写成专书《世界文字发展史》（1997），把汉语汉字跟钉头字和圣书字共同排列在“古典文字”中间。

“六书”中间包含“形意音”三个层次：（1）象形是表形，（2）会意是表意，指事也是表意性质，（3）假借是表音，形声是表音兼表意，转注是字形的变异。国外学者指出，“六书”不仅可以说明汉字的造字和用字的原理，也可以说明同类型的古典文字的造字和用字的原理。我比较“三大古典文字”，发表论文《圣书字、钉头字和汉字中的六书比较》。后来，我又进一步跟玛雅字和云南彝文相比，发表五种古典文字中六书比较的论文《六书有普遍适用性》（1996）。从这些比较可以看到，类型相同的古典文字，虽然外貌迥然不同，而内在结构如出一辙。

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开始研究比较文字学。我感到，研究比较文字学必须重视其中的文字分类法。在比较了各不相同的外国和中国学者的文字分类法之后，我提出“文字三相分类法”，希望以客观的条件统一各家的分类法。我认为文字有三个侧面：符形侧面、语段侧面和表达法侧面；三者合称文字的“三相”。（1）符形相：从图符到字符到字母。（2）语段相：从长语段（篇章、章节、语句）到短语段（语词、音节、音素）。（3）表达相：从表形到表意到表音。把“三相”画成一个立体的“三棱形”，可以包括一切文字的类型，其中有单纯的类型、有兼职的类型。单从表达相来看，实际存在五种主要类型：（1）形意文字，（2）意音文字（3）音节文字，（4）辅音文字，（5）音素文字。

任何文字都可以在“三相分类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例如：现代中文属于“字符·语词和音节·表意和表音”的意音文字类型。现代日文属于“字符和字母·语词和音节·表意和表音”的意音文字类型。朝鲜文在南方属于“字符和字母·语词和音节（音素叠合）·表意和表音”的意音文字类型；在北方属于“字母·音节（音素叠合）·表音”的音节文字类型。1997年我发表论文《文字类型学初探：文字三相说》。后来我写成一本书稿《比较文字学初探》，1998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成绩斐然。同时得到许多种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字资料。依靠专家们的帮助，我起初收集到汉字型的文字20来种，后来又扩充到30来种。我写成论文《汉字型文字的综合观察》，尚未发表。这许多种文字组成一个“汉字型文字”的大家庭，实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收获。应当把它们作为一个文字系统来进行综合研究，建立一个文字学分支，叫作“广义汉字学”。

汉字从黄河流域的“中原”传播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再传播到国内边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包括古代的北方民族和现代的西南民族，再传播到四周邻国，包括越南、朝鲜和日本。综观2000年的传播，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学习阶段，大家学习汉语汉字；（2）借用阶段，借用汉字书写当地语言；（3）仿造阶段，模仿汉字造成非汉语的民族新汉字，包括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4）创造阶段，简化汉字或其笔画，成为音节字母或音素字母。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可以找寻微观的和宏观的汉字发展规律。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需要从文字史和文字学的研究中得到客观的认识。

四、研究信息化时代的中国语文问题

面对信息化时代，汉语和汉字的研究又增添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在电脑上如何输入汉字文本，是日本和中国共同遇到的瓶颈问题。

输入汉字的技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整字输入法，（2）拆字编码输入法，（3）拼音变换输入法。整字输入法需要特制键盘，最早在日本曾热闹一时；还没有来得及大量传入中国，日本已经放弃这种方法了。编码输入法在日本只尝试了一个短时期，很快就进入无编码的假名变换输入法，现在日本青年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编码了。在日本，1967年东芝开始研究无编码的“假名变换法”，1977年推出假名自动变换的第一台日文电子打字机。1978年夏普、1979年富士通、1980年有六家推出同性质的日文电子打字机。从此日文电脑进入无编码时期，此后的发展是改进人工智能的自动化软件。

中国在开始设计出笔画和部件的编码输入法时候，许多人欣喜若狂，为汉字庆贺！从此有越来越多的人研究编码输入法，很快达到400种、750种、超过1000种，形成“万码奔腾”的局面，至今不衰。

我在50年代设计了一种“拼音加部首”的音形编码，后来发表在《电报拼音化》一书中。可是不久我就感觉到这不是一条康庄大道。我转向研究无编码的“拼音·汉字”自动变换法，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一篇是《汉语的内在规律和汉字的内在规律：中文输入法的两种基本原则》（1996）。

我认为汉语的内在规律可以用来改进中文的输入法。（1）语词规律：汉语是以词为表意单位的，大多数的词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还有词组、成语、语段、固定名称等等，可以作为输入单位，尽量避免以单个汉字作为输入单位，实行“以词定字”。（2）频度规律：按照语词的出现频度，实行“高频先见”。如果这不是当时的需要，可以选择出需要的词或字，使电脑记好，实行“用过提前”。只要选择一次，不要选择第二次。（3）语境规律：常用而又易混的单音节虚词，例如量词，可以利用上下文的“语境”原理，设计智能化的软件，自动调整。（4）声韵规律：利用声韵两分法及其搭配关系，可以把全部声母和韵母安排在26个字母键盘上，实行音节双打（双打全拼），提高效率。诸如此类的汉语内在规律是中文电脑智能化的依据。在今天，这些认识已经成为许多人知道的常识。在拼音变换的中文电脑上，输入规范化的白话文，只有大约3％需要进行同音选择。

汉字也有内在规律，可以用来设计字形编码。但是，汉字的内在规律复杂而多例外。所以字形编码都是“多重”规则，而每重规则又都有例外。字形编码在日本已经让位于假名变换，中国也应当走出编码时期，推广无编码的拼音变换。拼音变换对学过拼音的小学生来说，不需要另外学习。这是普及中文电脑的一个关键性的步骤。

科技术语和译名问题是文字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把这方面的工作交给单独的机构来负责，所以不列入文字改革工作的项目中。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输入外国文化：一次是以唐代为高峰的输入印度佛教文化；另一次是从清末开始的输入西方科技文化，今天的新科技和信息技术就是科技文化的延长和发展。大规模引进外来文化，必然大规模引进外来术语。战后新兴国家都遇到如何引进科技术语的问题，中国并非例外。

用字母文字的国家在引进新术语的时候，无例外地都采用原样借入的方法。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一般称为“术语国际化”。日本原来跟中国一样，采用“意译、单音节化、创造新汉字”的翻译方法，后来改为利用片假名直接音译外来术语。中国现在的方法是“意译为主、音译为副”。意译的好处是容易为群众所理解，但是缺点很明显。“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一名之定，十年难期”。在时间上难于追赶先进，也不利于阅读国外科技文献。我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叫作“术语双语言”。对一般群众采用意译，这是较少的常用术语。对专业工作者采用术语国际化，方便追赶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一篇的题目是《文化传播和术语翻译》（1991），说明“术语双语言”的必要性。

今天，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如果不能进入国际竞争，就有落后和失败的危险。要想进入国际竞争，在语言上需要学习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英语。我国原来实际上推行“方言或民族语和普通话”的双语言，现在需要再加上“普通话和英语”的双语言，否则中国人无法走出中国，参加国际活动。“改革开放”需要两个“双语言”，这是时代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双语言时代》（1997），说明这个时代的语言需要。全球化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梦想，而是不由分说地真的向我们走来了。

“文字改革”或者“语言计划”这些说法有时容易发生误解。我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改说“语文现代化”。有人说，“语文怎么也能现代化？”其实，“语文现代化”这个说法在国际上早已通行。例如：1967年在马来西亚举行“亚洲语文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到会的有亚、欧、美等许多国家的学者；这时候中国还没有开放对外学术交流，所以中国没有人参加。后来，1983年在夏威夷举行“华语社区语文现代化和语言计划”国际学术会议，简称“华语现代化”国际会议；中国大陆参加者有六人（傅懋勣、刘涌泉、陈章太、范继淹、黄国营和我），台湾省参加者有五人，此外有各国的学者。语文现代化不是中国一国所特有的工作，而是一种世界性的工作。这一点要使国内更多人知道，以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1997年11月20日

从“胡琴”是“国乐”谈起

在“国乐演奏会”会场里，二胡奏出一曲《空山鸟语》。袅袅的余音还没有完毕，就响起了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

出乎意外，谁在我的肩上拍了两下？回头一看，原来是好久不见的老陈。掌声太响，我又坐在他的前面，无法跟他谈话。只听得他附着我的耳朵说：“胡琴真好！胡琴真好！”

休息时间，老陈一把把我拉到休息室，从多年前的那一次会面说起，滔滔地一路谈来。

话停了。他丢了烟头，把手伸进口袋，慢慢地拿出一个小册子。我以为是一份折叠着的说明书。当我看到上面印着《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几个红字，才知道他是在准备移转话题了。

“这是我方才买来的。我们需要一套拼音字母，这很对，我非常赞成！不过，”他放低了声音，“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不自己创造一套字母，而要去抄袭英文字母呢？”

“唔——”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只见四周的吸烟者和他们吐出的浓烟向我挤逼过来。

老陈发现我是一个不吸烟的人而被浓烟包围着，就拉着我走到休息室的门外。

“你很喜欢听胡琴吧？”我问。

“不但喜欢听，还能拉两把呢！”他爽快地笑起来了。

“胡琴是国乐，你不觉得不调和么？”我说完就仔细看他的反应。

“你不喜欢方才的《空山鸟语》么？”他感觉我的话奇怪，就这样反问我。

“你有没有想过，国乐不应当用胡琴？”我继续观察他的反应。

他一时摸不着我说的话是什么用意。

“胡琴的‘胡’字和国乐的‘国’字，你以为是可以联得起来的么？”我把题目点清。

他立刻明白了，又哈哈大笑起来。

“你说得对！我拉了这么久的胡琴，没有想过这个‘胡’字的来历，今天被你一语道破了！”他的笑声更加响亮了。

我趁此作了一番宣传：“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不是英文字母。二十六个汉语拼音字母念起来是两句‘七言’，两句‘六言’，像一首诗词，句句押韵。从来源来说，拉丁字母尽管是外来的，但是它能拼写出地道的汉语，因此是我们自己的拼音字母。正如胡琴尽管是外来的，但是它已经成为我们的‘国乐’而且能奏出《空山鸟语》这样地道的民族乐曲一样。六亿人口的大国应当有所创造，同时也应当采用国际通用的文化和科技工具，例如字母、度量衡单位、历法等等。中国文化伟大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够吸收一切人类的创造……”

老陈连连点头，“对，对！”他十分珍视那本小册子，把它慢慢地放进了口袋。

学写八股文

若干年前，一位青年朋友问我，什么是八股文？我从老友胡忌先生处抄得文言八股文一篇，给他看，他觉得很有趣。近来，又有一位青年朋友问我，什么是八股文？我把那篇文言八股文给他看，他说看不懂。我于是旧瓶装新酒，学写一篇白话八股文，作为样品。他看了微笑，似乎心有所得。下面，抄录这两篇八股文，给没有见过八股文的朋友也看看。

按：八股：1．破题，2．承题，3．起讲，4．入手（或称提股，可不用），5．起股（可加出题），6．中股（可加过接），7．后股，8．束股。清康熙时规定字数不得超过600字。八股又称八比，滥觞于北宋，盛行于元明清。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初诏行科举”，清光绪三十一年（1906）“谕停科举”。

一、文言八股文样品

［题目］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

1．［破题］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2．［承题］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

3．［起讲］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未用［提股］）

4．［起股］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者，情相待也。故意气至广，得一人焉，可以不孤矣。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5．（加）［出题］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6．［中股］汲于行者蹶，懦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一于藏者缓，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则藏者乎？此其人非复泉石间人也。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妄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加）［过接］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

7．［后股］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方，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8．［束股］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二、白话八股文样品

［题目］学习“与时俱进”

1．［破题］“与时俱进”四字中，“时”和“进”二字是关键词。“时”者时代也、历史也；“进”者进步也、改革也。

2．［承题］21世纪属于什么时代？属于全球化时代。我们将怎样取得进步？按照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规律行事，就是进步。“与时”，不墨守历史成规；“俱进”，改革开放，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行先进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3．［起讲］世界各国都在进步，我国岂能例外？经济从工业化进步到信息化；政治从专制制度进步到民主制度；文化从知识禁锢进步到知识解放。这是全球化时代的脉搏。

4．［入手］（提股）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信息化。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电视、电脑、手机，以及层出不穷、功能奇特的信息产品，成为主导资源。由此，劳动力从农业和工业转向流通和服务产业，劳动密集产业转向知识密集产业，白领工人多于蓝领工人。知识成为主要资本。

美国的农民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几，工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工农阶级在人口比例中变成极少数。如果不是亲自在美国和日本看到“没有农民的农场”和“没有工人的工厂”，我将继续高呼“耕者有其田”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5．［起股］信息化不神秘。说话、写信、打电话、看电视、用电脑，都是信息化。能讲普通话，走遍中国，不要翻译，信息化。能讲英语，走遍世界，不要翻译，信息化。在电脑上输入拼音，自动变为汉字，跟网友互通电子邮件，信息化。在电脑上查找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目和资料，信息化。电脑和手机结合，进行通信、通话、传递图片和摄像，跟国内外学术同行作学术交流，信息化。信息化在你身边。信息化使你得到新消息和新知识。

6．［中股］今天，任何国家都一方面继承和改进本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利用和创造国际的现代文化，这叫作双文化时代。双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也引起文化的冲突。在先进与落后的冲突中，在复古与创新的矛盾中，“与时俱进”是历史导航的方向盘。

追求先进生产力要从学习模仿进而能发明创造，前提条件是开辟自由创造的环境。追求先进文化要摆脱思想的束缚，先进文化是自由土壤中萌发出来的鲜花。广播、电视、电脑等信息工具，要充分运用，不要限制运用。信息化时代而限制信息，何以自解？

时代更易，容易发生社会动荡。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安无事。十八只螃蟹放在一个竹篓里，哪能不我挟你、你挟我？一个把黑袍从头盖到脚，一个穿比基尼游泳装、肚脐眼儿也露了出来，这两人能携手在王府井大街一同溜达吗？文化冲突实际是文化差距的摩擦。

7．［后股］“与时俱进”不是自愿选择，而是客观规律，不是特殊策略，而是一般公式，只能一时背离，不能长期背离。社会进步有层次程序，倒退是偶然，超越也是偶然，循序渐进是常规。

社会发展有四次飞跃：从部落社会到奴隶社会是第一次飞跃；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是第二次飞跃；从封建社会到资本社会是第三次飞跃；从资本社会到后资本社会是第四次飞跃。

“与时俱进”提醒人们不要犯时代错误。专制残暴，穷兵黩武，纳粹败亡，苏联解体。21世纪不会再出现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那是宣传，不是真实。

8．［束股］真理也“与时俱进”，不是一成不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不怕批评，批评是真理的营养品。怕批评的不是真理，而是未能适应时代的宗教和教条。迷信时代要过去了，盲从时代要过去了，现在是独立思考、择善而从、不拘一格、奋力求进的“与时俱进”时代了。

2003年11月8日　时年98岁

今日花开又一年

永无止境的思考与工作

晚年所思

“文化大革命”前后，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也停了十年，后来恢复了，我是政协教育组副主任。后来恢复“文改会”的工作，后来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我离休的时间是1988年12月31日。

1988年对我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我有了电子打字机，这是一个改变。张允和对拼音不感兴趣，她会，但是不熟悉。后来有了电子打字机，她才知道自己不熟悉，就要自己查，因为拼音太容易，她在电子打字机上用拼音编《水》。《水》这本杂志是原来她们在家庭里玩的。改革开放了，家庭里的人在国内国外都可以往来了，原来是二十年亲戚朋友不能往来，连地址都不知道。她就想起恢复亲戚朋友的联络，于是恢复《水》，有了电子打字机，就比较方便。

1988年以后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我的研究工作一点一点搞一个段落；第二个阶段就是随便看东西，写杂文。我是做学术工作的，不搞文学，为什么不搞文学？不是我不喜欢，而是我的精力有限。在学术上，对语言文字学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空白，我就占领这个空白，可以做许多事情。为什么说是空白呢？语言文字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学问，一向传统很深，要把旧的书看一遍，也要看好多年，大学里一向把音韵学、训诂学作为重点的课程。清华大学解放前有名的大学问家都叫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都是研究从前的东西，成果很大。可是有一个传统很糟糕，就是研究中国，研究古代，不研究中国以外的东西，不研究现代。没有外国，那范围就很小，世界那么大，一个国家再大也只有一个国家。研究古代而不研究现代，现代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有实用的，研究古代当然很有价值，但是跟实用相差很多。王国维的创造了不起，可是有哪几条实用的？

我到了“文改会”，工作需要，我就在空白区里做了许多工作，很容易见效。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文改运动”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我在北京大学开汉字改革概论课，就是把原来人家没有系统的知识变得系统化，言之有据，把有系统的知识变成一门学问。第二件事情，我提倡现代汉字学，现代汉字许多问题很少有人研究，大学生到中文系都是研究古代，可是现在有用处的东西不研究不行。

胡适之了不起的，他到中国公学当校长，找沈从文去教白话文学，为什么呢？胡适之说：“我们提倡白话文很久，大学里面连课程都没有。笑话！”大学里谈到的文学都是古代的，没有现代的。中国提倡白话文以后，许多人认为小说上成就最大的是沈从文，诗上成就最大的是徐志摩。不能从政治角度来批评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当然可以否定他们。可是文学史不是那么看的。

同样的，在语言学、文字学方面，赵元任搞了现代，是了不起的，可是他搞的现代主要是方言，跟现代有实用的问题真正挂钩的很少。我就在这方面下工夫，一做这工作就立刻遇到许多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把这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第二是现代汉字学，这是成功的。第三是比较文字学，还没有成功，清华大学有一个研究小组，可是要成为一个课程，现在还没有条件。讲起来道理很简单，历史系只有中国历史，没有外国历史，行不行呢？只有古代史，没有现代史，行不行呢？为什么语言学、文字学老是古代的，老是中国的，没有现代的，没有外国的？这样来讲，很容易了解，可是到今天要改还是不容易，现在多少大学有现代汉字学我还不知道。他们说，至少有十几个大学，当中跟我有密切联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譬如今天在语言方面，有了电脑，很多新的名词也随之而来。中国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当时七国使用不同的文字，统一以后文字不同带来很多不便，办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统一文字。可见，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就开始了。后来，历代都在改变，汉朝改变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为主要的文字，到了汉朝就开始用隶书，再后来又变成楷书。虽然古代传说文字是由上帝给的，不能改变的，但实际上文字是不断在改变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响，感到中国的文字太困难，对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后来随着与外国往来的频繁，就发现中国的文字与国外的往来不方便。所以，从清朝末年，就产生了“文字改革运动”，写的方面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些工作中，我觉得近年来做得很好。1950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1990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的普及普通话工作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30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连不远的京都的语言就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间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90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或者说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不能没有，人不能不讲话，人不能不认字啊！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定一个标准，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85岁以后，我看一些专业以外的书，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化学，另外一方面是历史学。为什么看文化学呢？这是偶然的，《光明日报》开一个栏目，要振兴中华文化，要找100个人写文章，差不多每个星期一次，我开头不感兴趣，后来人家说请你写，就给他们写吧。我说：“他们有些人的写法我不同意的。”他说：“没有关系的，他讲他的，你讲你的。”好，我就给他们写，写了一篇，他们觉得感兴趣，这样就把研究文化学作为一个玩意儿，不作规规矩矩的研究，就看了很多中国和外国的文化学的书，都是零零星星，后来上海编了一本《周有光文化论稿》。对文化学我是外行，他们觉得我的看法还是跟人家不一样，有参考价值，这是业余的。

我现在写的文章，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有的在大陆，有的在香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事情，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现在是“无业游民”。

《百岁新稿》是我90岁到100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老来读书，我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中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未脱窠臼。

人家一看《苏联历史札记》，说：“这篇文章我们不敢登。”我说：“为什么不敢登呢？这都是公开的苏联的材料嘛。”他们说：“你把它结合起来就变成集束炸弹。”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就经常看一些相关的中外文书籍。大概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一次跟朋友聊苏联的事情，有朋友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所以介绍苏联的书籍都是长篇大论，他希望我这篇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苏联历史札记》里完全讲的是事实，比如，我把苏联的几个领导人“排排队”，讲讲他们执政和下台的情况。苏联领导人不是死了下台就是政变下台，这就说明苏联有问题了。国家的领导人终身制是不行的。老了，没有精力，并且任职时间一长就有种种问题。因为政变下台，这个制度也是封建社会皇帝的做法。当然，我没有评论，我是写出来让别人去评论。在书中，我就写了几句叙述性的话，看的人自然明白。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两千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一百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的“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

《后资本主义的曙光》中“后资本主义”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外国人早就已经提出来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要有资本家、工人阶级。那么现在发生了新的现象，工厂没有工人，农场没有农民。这是我自己在日本和美国看到的，自己也难以置信，但是亲眼看到了。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两个工程师跑来跑去看看机器有没有故障，没有一个工人，但是生产快得不得了。那么，资本主义没有工人，还算资本主义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像比尔·盖茨，他的钱比很多非洲国家加起来都多。原本一个书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财富呢？他不是用资本去赚钱，而是用知识去赚钱的。所以，现代人都说知识时代。有人把资本主义以后的时代称为信息化时代，美国的未来学家就是这样讲，很多人就称之为“后资本主义”。很多人还不知道国外的这种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外资发展了经济。但是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外国来中国开工厂是不能接受的，是资本侵略。由资本侵略到发展外资，这也发生了变化，也是“后资本主义”。所以，思想要“与时俱进”。

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现在有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就不肯跟着走，抵制现代化。前几年有一个有趣的新闻，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王去世，儿子继位，但是儿子在国外读书接受了新思想，想要改革。首先的改革就要让国民看电视，他召集大臣开会，兴办电视台。但是大臣都不赞成，认为电视里都是魔鬼。谈不妥，大臣就离开皇宫，出门却找不到自己的汽车。回来问新国王，新国王告诉他们：“汽车也是魔鬼。”这些大臣就哑口无言，后来，电视台就办成功了。所以，中国的改革难，但是外国的改革更加难。历史的规律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必然的，只是条件有好坏，改革的阻力也有大小。我觉得“与时俱进”很重要，但是真正“与时俱进”不是很容易。

张允和对政治不是不感兴趣，可是不赞成我参加政治工作，主张我搞学术工作。我搞政治工作有几条路，第一是搞外交，外交界一直到国民党为止，差不多都是我们的同学，从前搞外交，英文和法文都要好。我到意大利米兰玩，到中国领事馆签证，里面跑出一个人来，就是我的同学，重要城市的领事都是我的同学。国民党时期，蒋介石的手下，好多都是我的同学，譬如沈昌焕是国民党秘书长、台湾的“外交部部长”。沈昌焕跟我很要好，他的夫人李佩兰是张允和的好朋友，大学时住在一个房间里。我要到国民党政府做官，很容易的。我觉得张允和的主张是对，就不参加政治。这个主张一直到解放后是这样子。

胡适在“五四”时的影响非常大。胡适和我的岳父是朋友，我够不上是他的朋友，他当教授时我还是学生呢。鲁迅是支持共产党的。毛泽东的办法跟斯大林完全一样的，捧一个人捧到天上，其他就不管。曹禺到解放以后，说：“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他受了框框，当然写不出来了。

我到东欧国家，就觉得奇怪，东欧不谈马列主义，没有这个名称，谈马克思主义，他们暗中反对列宁。我到东欧开学术会议，起初不了解，我不懂政治，就随便谈谈，他们不谈马列主义。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上有一段，他说他坐了火车到什么地方，火车上面很空的，一路看见死人，军队就把死人拉上来，放在火车上面运走，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一列火车都装满了死人。

毛泽东基本上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军事人物。在军事上能统一共产党内部，成为一个大的军事力量来打倒国民党，这个他成功。可是他得了政权以后，跟斯大林走错了。毛泽东假如学多一点新知识，可以做许多好事情。他不仅没有到外国读书，看看他的书房里，都是平放的书，没有竖放的书，他没有新书，都是看老的书。很可惜，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结果自己破坏了。毛泽东去世，党中央说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情，第一件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件破坏了新中国。这话很有道理。

改革开放在共产党的历史来讲，是邓小平做了一件大事情。改革开放很难，要有邓小平这样子掌握到权力，否则改革不成功。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是不容易的，下这个决心很冒险的。邓小平这一点是了不起的。

我对中国未来是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规律的，规律可以暂时离，不能长期离开，迟早要按照规律前进。现在的规律世界都向民主制度前进，美国这一点做对了，美国能够看到世界前进的趋势，就跟着这个趋势推广民主制度，这是美国聪明。民主制度是逐步前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大大发展；苏联瓦解以后，民主又大大发展。根据外国人的研究，大概需要三十年，三十年以后中国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方向都是一样的，方向一定是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

信仰问答

看到某校一篇关于信仰问题的课堂问答，很有意思，记录下来，跟同好们共同研究：

学生：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人们常说不要疑神疑鬼。鬼与神如何分别？鬼神跟信仰是什么关系？

老师：先有鬼，后有神，神是鬼的升华。先有小神（万物有神），后有大神（部落神、城邦神等）；先有分工神（生殖神、农业神等），后有万能神（上帝、真主、梵天、玉皇）。信仰是逐步发展的，先有恐惧信仰，后有幻想信仰，更后有哲理信仰。菩萨塑像有的很恐怖，藏传佛教对尊者有吐舌头的礼仪，中国古代常用诚惶诚恐的敬语，这是恐惧信仰的遗迹；希腊多神，神话活灵活现，这是幻想信仰的典型；佛教论证色即是空，修炼进入熄灭烦恼的涅槃境界，这是哲理信仰。

学生：科学昌明，为什么还要宗教？

老师：科学还处于初期状态，方兴未艾。科学能理解的领域在扩大，科学不能理解的领域也在扩大，宗教是科学未知领域的精神安慰。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们只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人类大多数还生活在原始信仰之中。有的科学家平日研究科学，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信仰和科学互不妨碍，好像白天生活和夜间做梦互不妨碍一样。

学生：美国有学者说：亚洲创造宗教，欧洲创造主义。宗教和主义都是信仰吗？科学跟信仰是什么关系？

老师：宗教创造于神学时代，主义创造于哲学时代。宗教和主义同样不许怀疑，都是信仰。科学不怕怀疑，欢迎反复论证，不同于信仰。信仰与科学的分别，在是否容许怀疑。

学生：近年来震动世界的恐怖新闻，大都跟宗教有关。有人说，这是现代化激怒了宗教，对吗？现代化跟宗教必然是矛盾的吗？

老师：有的宗教经过改革，幻想来生同时建设现世，跟现代化没有矛盾。有的宗教千年不变，幻想来生而否定现世，死了比活着好，未能适应现代化。

学生：现代化是历史的进步，为什么要反对？

老师：现代化要求变革，一方面触及既得利益，一方面触及传统意识。

学生：今天的现代化生活，远远胜过了宗教经典所描写的天堂。为什么人们还把天堂当作最理想的归宿？

老师：能享受到现代化生活的人太少，多数人没有看见过现代化生活，别说享受到现代化生活了。人类永远不满足于现实，永远幻想着有更美好的灵境出现。

学生：宗教和文化是什么关系？

老师：宗教是原始文化的结晶，在古代宣传宗教就是推广文化。文艺复兴之后，科学猛然起飞，否定宗教中的某些假设，于是宗教跟科学发生矛盾。有的宗教改用历史观点解释经典，容许认识的更新，跟科学不再矛盾了。有的宗教还未能做到这一点。

学生：主义和文化是什么关系，跟宗教和科学知何区别？

老师：信仰分直觉信仰和哲理信仰；宗教是直觉信仰，主义是哲理信仰。知识分经验知识和实证知识；主义是经验知识，科学是实证知识。宗教和主义都不许怀疑，科学欢迎怀疑，不断反复论证。

学生：为什么国家跟宗教难分难解？世界国家按信仰如何分类？

老师：神权国家，政教合一，又分神学教育和世俗教育；君权国家，一人或一个集团统治全国，又分经济封闭和经济开放；民权国家，多党直选、三权分立，又分自由民主和限制民主。有的国名标明宗教立国；有的国名标明主义立国；民主国家一般没有国名标签。

学生：苏联瓦解后，许多国家删除国名中的“人民”两字。为什么？是哪些国家？

老师：国名中加“人民”两字原来表明是模仿苏联，删除两字表示不再模仿。删除“人民”两字的国名不少，可查地图。

学生：新阿富汗，国名为“阿富汗伊斯兰教国”，这跟塔利班有何区别？

老师：塔利班建造4万个清真寺，召集30万毛拉，实行宗教教育。新阿富汗培养100万小学教师，实行世俗教育。这就是区别。

学生：新伊拉克也有官方宗教，为什么国名为伊拉克共和国，不称伊拉克伊斯兰教国？

老师：这表示政教分离了。

学生：什么叫作萨满教？

老师：一种原始宗教，流行于欧亚大陆的北方大地，广袤无垠，从北欧的芬兰到东亚的尽头，延长到北美和中南美。不同地方，名称不同，实质相同。蒙古族、满族、突厥族、芬兰族、俄罗斯族，是主要的在民间信奉萨满教的民族。北亚、中亚诸多民族，都以萨满教为传统宗教。它不是官方宗教，但是深入民间，成为许多民族的潜在意识。

学生：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老师：它没有经典，没有组织，没有神殿，信徒游荡，巫术治病，驱鬼迎神，占卜吉凶。“跳神”是典型活动之一。

学生：俄罗斯也相信吗？

老师：在俄罗斯，它隐藏于东正教之中，表现为“圣愚崇拜”（参看《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圣愚”，既圣又愚的“圣人”，实际是一种巫师。大文豪如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有描写圣愚的著作。帝俄时代，某些“圣愚”出入宫廷，影响政治。一向禁止新闻报道，外界茫然无知。

学生：中国也有原始信仰吗？

老师：中国商朝，盛行原始信仰，国家大事都要占卜，甲骨文中的“贞人”就是知识巫师。今天中国的边地还有巫师活动。

学生：马克思说，宗教就是鸦片，为什么苏联实行这一理论，完全失败？

老师：苏联把马克思主义捧成不许怀疑的信仰，以不许怀疑消灭不许怀疑，自然失败。

学生：什么叫作原教旨主义？

老师：凡是经典的教条都要实行（例如小偷要砍手）；凡是传统的习惯都要遵守（例如女人出门必须罩黑袍）。又指某些宗教中主张暴力的极端教派。

学生：有人说，民主选举不适合原教旨主义国家。这是什么意思？

老师：从小受宗教教育，只能信仰，不能思考，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又害怕得罪上层。没有独立思考的选举当然不是真正的选举。

学生：世界扰攘不安，是不是现代化的道路走不下去了？

老师：现代化是历史的自然趋向，不是某些人的预谋设计，任何人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世界扰攘不安是人群正在调整相互共处的方式。这很像地震是地球板块在调整相互间的方位一样。

2006年8月15日　时年101岁

长寿之道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张允和在世时，我们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时喝清茶，有时喝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她喜欢喝好的清茶，“举杯齐眉”。我们的理论是，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古代夫妇“举案齐眉”，我们今天没有案了，就“举杯齐眉”。喝咖啡时大家举杯，这个小动作多少年，是一个小事情，很有用处，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增加家庭生活的稳定。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很有道理，朋友来了，我们也宣传这个道理。

我们在外国当然喝咖啡，喝茶少一点，我们在国内也喝咖啡，不过喝咖啡比较少。1949年前，中国的咖啡店多得不得了，朋友聊天常常在咖啡店里面，也是男女朋友在咖啡店里谈恋爱。1949年后，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取消了。中国在咖啡店之前有茶馆，这是一个好制度。家里面地方小，或者不方便，茶馆里就很好。

我们很少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从前在银行里，很多人请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会吃坏人，瞎吃不好。我想健康最重要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胸襟开朗是重要的。健康有物质一方面，有精神一方面。物质方面我们要求不高。不要生气，都是小事情，吃亏就吃亏，讲个笑话，刘少奇讲：“吃小亏，占大便宜。”我说：“我吃小亏，不占大便宜。”

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旅游也发生困难，不能走长路。

我现在的生活简单：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我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在报刊上，是杂文。我写作不用手写，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机。夏普打字机的研发，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征求我的意见。1988年生产后送给我一台，当时一台五千五百元，许多中国人买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用。因为中国人都有了大电脑，而这种小电脑功能单一，不能游戏，这个投资就失败了。用了这台打字机以后，写作效率提高很多，我也提倡别人用电脑或者打字机写作。

我现在虽然不做专业的研究，但是语言学、文字学有新的东西，还是感兴趣。我看的东西很多，后来写成文章。我虽然是写着好玩，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新的见解。

我每天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还是有一些消息，你要会看，消息在字里行间，不在标题上面。美国和香港朋友每周都寄给我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比较多，文艺书本来就很少看。

我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我们结婚的时候，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这对夫妇只能活三十五岁，我们就笑笑。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我的寿命。

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长寿，因为青年时身体都不是挺好。我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抽烟，不喝酒，喝酒喝点啤酒。从前客人来，我们要敬烟，买了很好的烟，都请客人抽，自己不抽。我想生活有规律，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在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可能样样都顺利的，吃亏就吃亏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家里那么多东西都搞光了。日本人打仗，把我们老家的底子都搞光了，我们苏州虽然穷了，但是按今天标准来看，应当说还是很有钱。家里还有些古董，古董也是很值钱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多东西都搞光了，后来的东西更不稀奇。做人胸襟要宽，不生气，家庭里的许多事情都是一点点小事情。我的妹妹有一句名言：“我们家庭主妇遇到的都是小事情。”

我们的照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抄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九十七岁，医生给我改成了七十九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窗外的大树风光

我在85岁那年，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一间小书室，看报、看书，写杂文。

小书室只有九平方米，放了一顶上接天花板的大书架，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和一个茶几，所余空间就很少了。

两椅一几，我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如此度过了我们的恬静晚年。小辈戏说我们是两老无猜。老伴去世后，两椅一几换成一个沙发，我每晚在沙发上曲腿过夜，不再回到卧室去。

人家都说我的书室太小。我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有人要我写“我的书斋”。我有书而无斋，写了一篇《有书无斋记》。

我的座椅旁边有一个放文件的小红木柜，是旧家偶然保存下来的遗产。

我的小书桌面已经风化，有时刺痛了我的手心；我用透明胶贴补，光滑无刺，修补成功。古人顽石补天，我用透明胶贴补书桌，这是顽石补天的现代版。

一位女客来临，见到这个情景就说，精致的红木小柜，陪衬着破烂的小书桌，古今相映，记录了你家的百年沧桑。

顽石补天是我的得意之作。我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裤子破了无法补，急中生智，用橡皮胶布贴补，非常实用。

林彪死后，我们“五七战士”全都回北京了。我把橡皮胶布贴补的裤子给我老伴看，引得一家老小哈哈大笑！

聂绀弩在一次开会时候见到我的裤子作诗曰：“人讥后补无完裤，此示先生少俗情”！

我的小室窗户只有一米多见方。窗户向北，“亮光”能进来，“太阳”进不来。

窗外有一棵泡桐树，20多年前只是普通大小，由于不作截枝整修，听其自然生长，年年横向蔓延，长成荫蔽对面楼房十几间宽广的蓬松大树。

我向窗外抬头观望，它不像是一棵大树，倒像是一处平广的林木村落。一棵大树竟然自成天地，独创一个大树世界。

它年年落叶发芽，春花秋实，反映季节变化；摇头晃脑，报告阴晴风信，它是天然气象台。

我室内天地小，室外天地大，仰望窗外，大树世界开辟了我的广阔视野。

许多鸟群聚居在这个林木村落上。

每天清晨，一群群鸟儿出巢，集结远飞，分头四向觅食。

鸟儿们分为两个阶级。贵族大鸟，喜鹊为主，骄据大树上层。群氓小鸟，麻雀为主，屈居大树下层。它们白天飞到哪里去觅食，我无法知道。一到傍晚，一群群鸟儿先后归来了。

它们先在树梢休息，漫天站着鸟儿，好像广寒宫在开群英大会。大树世界展示了天堂之美。

天天看鸟，我渐渐知道，人类还不如鸟类。鸟能飞，天地宽广无垠。人不能飞，两腿笨拙得可笑，只能局促于斗室之中。

奇特的是，时有客鸟来访。每群大约一二十只，不知叫什么鸟名，转了两三个圈，就匆匆飞走了。你去我来，好像轮番来此观光旅游。

有时鸽子飞来，在上空盘旋，还带着响铃。

春天的燕子是常客，一队一队，在我窗外低空飞舞，几乎触及窗子，丝毫不怕窗内的人。

我真幸福，天天神游于窗外的大树宇宙、鸟群世界。其乐无穷！

不幸，天道好变，物极必反。大树的枝叶，扩张无度，挡蔽了对面大楼的窗户；根枝伸展，威胁着他们大楼的安全，终于招来了大祸。一个大动干戈的砍伐行动开始了。大树被分尸断骨，浩浩荡荡，搬离远走。

天空更加大了，可是无树无鸟，声息全无！

我的窗外天地，大树宇宙、鸟群世界，乃至春花秋实、阴晴风信，从此消失！

2009年3月11日　时年104岁

有书无斋记

《开卷》主编董宁文先生要我写一篇小文章，参加纪念《开卷》三周年的“我的书斋”专栏。我勉强算个书生，可是没有书斋，只能写一篇《有书无斋记》充数。

1956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住沙滩原北京大学内民国初年为德国专家造的一所小洋房里，占其中两间半房间，一间我母亲和姐姐住，一间我和老伴带小孙女住，半间做我的书房、客室、吃饭间，书橱留一半放菜碗。半间室内还放一张小双人床，给儿子和儿媳妇星期六回来住。

国外朋友听说我住在名胜古迹中，来信问我德国专家是哪位名人。小洋房年久失修，透风漏雨，已经破烂不堪。我在《新陋室铭》中写实：“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单位建造“新简易楼”，这是北京建造住宅的开始。我分得两大两小四居室。我和老伴住一大间（15平方米）；已经大学毕业的孙女住一大间（14平方米）；保姆住一小间（8平方米），附带放厨房用品；还有一小间（9平方米）做我的书房兼客室。我的书桌很小，只有90厘米长，55厘米宽，一半放稿纸，一半放电子打字机。拿开电子打字机，可以写字。

我的书桌既小又破。一次，我玩扑克牌，忽然一张不见了，我了半天，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去了。我请木匠来整修桌面，同时把一个邮票大的破洞也补好了，焕然一新。一位副部长来访，他奇怪我的书桌为什么这样小。我说，大了就无法放小沙发和大书橱。书桌虽小，足够我写文章了。

上海老同事来北京，告诉我“反右”运动中自杀和劳改20年的多位老同事的故事。大家羡慕我“命大”，躲开了“反右”运动，“在劫不在数”，有自由做研究工作。他们说，宁可无斋而有自由，不要有斋而无自由。我说，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人事多变。孙女儿出国了。我的老伴去世了。我家的空间忽然扩大了。可是，我的心境反而空荡荡地无处安置了。

2003年3月9日　时年98岁

《百岁新稿》自序

这本《百岁新稿》里收集我在100岁之前十年间所写的部分杂文。

85岁那一年，我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写杂文为消遣。

我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经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喜称我四朝元老。这100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长的风浪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二十年。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一个日本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旁边的人死了，我竟没有受伤。“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跟着大家宣誓“永不回家”，可是林彪死后大家都回家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无意中逃过了“反右”运动。1955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放弃上海的经济学教学职业。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反右”运动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上海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杀了。我的最优秀的一位研究生自杀了。经济学教授不进监牢的是例外。二十年后平反，一半死去了，一半衰老了。我由于改了行，不再算我过去的经济学旧账，逃过了一大劫难。“在劫不在数”！

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年轻时候，我健康不佳。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候，算命先生说我只能活到35岁。现在早已超过两个35岁了。算命先生算错了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进步改变了我的寿命。

2003年冬天到2004年春天，我重病住院。我的99岁生日是在医院里过的。医院送我一个蛋糕，还有很大一盆花。人们听说这里有一个百岁老人，就到窗子外面来偷偷地看我这个老龄品种，我变成医院里的观赏动物。佛家说，和尚活到99岁死去；叫做“圆寂”，功德圆满了。我可功德圆满不了。病愈回家，再过斗室读书生活，消磨未尽的尘世余年。

老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想知道一点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背景。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中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未脱窠臼。苏联瓦解以后，公开档案，俄罗斯人初步认识了过去，中国还所知极少。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戴高乐主义反美，共产主义反美，伊斯兰教反美，美国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可是旧纸堆里有时发现遗篇真本，字里行间往往使人恍然大悟。我把部分读书笔记改写成为短篇文章，自己备忘，并与同好们切磋。

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的愚蠢了。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近来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年轻时候天真盲从，年老时候开始探索真理，这叫做两头真。两头真是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

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著名的漫画家丁聪，抗日战争时期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6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向他告密：“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70岁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我白内障换了晶体，重放光明。我耳聋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转暗为明，发聋振聩，只有科技能为老年人造福。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最好的长生不老滋补品。

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

2004年9月1日　时年99岁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

一位记者问我：你一生百岁，有点什么经验可以留给后人？我说：如果说有，那就是坚持终身自我教育，百岁自学。

记者一走，我懊悔了！百岁的人有的是，自学的人有的是，终身自我教育的人有的是，这怎么能说是我的经验呢？可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新世界出版社张世林先生说：“我们准备为你出版一本书，纪念你的百岁。”百岁不值得纪念，可是张先生的诚意应当认真报答。我手头没有现成的书稿，只有一包杂乱无章的资料，叫做《见闻随笔》。我从中选择整理一部分，请张先生指教。

《见闻随笔》的内容是所见、所闻、所思、所悟，无所不有，主要是文化演变的踪迹，中外学者的箴言，我记录下来给自己查看和思考，原来没有发表的打算；现在发表出去，喜欢浏览和思考的读者们或许也可以从中得到乐趣和启发。

这里有零星的信息，这里有片段的常识，这里也有人们开的玩笑，这里没有系统的学问。随笔写成超短篇，提示要点，不求详备。

关于零星的信息，书中有一个有趣的例子：“韩国不怕骂！”

池原卫，寄居韩国26年的日本人，写了一本大骂韩国的书，书名叫做《做好被人打死准备而写的对韩国和韩国人的批判》，提出大量十分辛辣的批判。想不到，这本书成了畅销书，一下子卖出几十万本。书中大骂韩国人：不懂礼貌，不知廉耻，不讲信义，不遵守交通规则，不重视子女教育，执著于伪善和名分，这样下去韩国将是一个没有明天的社会。韩国人感谢他在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给韩国人提出别人不肯说的忠告。韩国人举行了许多次骂韩国人的聚会。最后请他出席再骂。他说，韩国人已经觉悟，不必再骂了。评论家说：一个有新闻自由而不怕骂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解放日报》）。

再举一个常识条目的例子：“什么是世界观？”

“世界观”一词曾经大为流行。常听到人们谈“世界观”，常看到书籍报刊中捧出“世界观”的大题目。可是，什么是“世界观”，我苦于无法明白。

我查《现代汉语词典》，其中说：“世界观，也叫宇宙观，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我看不懂！

再去查《辞海》，其中说：“世界观，又称宇宙观，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看法；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科学观等是它的具体表现；在阶级社会里，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种世界观的斗争，主要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观；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就是哲学。”天呀！我坠入了五里雾中！据说，这个深奥的定义来自苏联，苏联用“世界观”衡量苏共党员的党性；苏联瓦解之后，不知道俄罗斯如何解释“世界观”。

后来，不经意中，在一本借来的书中看到，一位哲学教授说（摘录）：“世界观包含两种含义：（1）自然世界观，就是宇宙观，人对天体构造的理解；古代认为天体是神，神有人性，主宰人类，作威作福；现代科学证明了天体的存在和宇宙的物理学运行规律。（2）社会世界观，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古代认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民是永恒的制度；现代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民主社会，逐步前进，虽有曲折，没有例外。”

阿！如此简单！使我茅塞顿开！“世界观”原来不神秘。

《见闻随笔》中有一些关于看报和读书的经验谈。例如有一条：“看报有门道。”

80年前，我初进大学。老师教我如何看报。老师说，看完报，要问自己：今天哪一条新闻最重要？再问自己：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百科全书，得其大要。我按照老师的教诲，看报兴趣顿时提高，感觉自己进入了历史的洪流。

还有一条：“读书按比例。”既要读文艺欣赏的书，更要读知识理性的书，一方面培养形象思维，一方面培养逻辑思维。偏食病不利于保护健康，偏读病不利于发展思维。

这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学习方法，对我来说，终身遵行，自觉有益。这里介绍出来，不知道读者们会不会笑我幼稚而迂拙。

《见闻随笔》中有一条：“差异在业余。”爱因斯坦计算，人的一生，除去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平均大约有13年，而业余时间倒有17年。一个人是否能有成就，决定于他如何利用业余时间。人人都能自学。自学永不太晚。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是我对自己的鞭策。

2005年6月24日　时年100岁

清流拾贝

我85岁那年，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至今20年。老伴去世，独居斗室。

独居并不孤独。阅读古今中外书刊，随时笔记一闻一得，活跃了我的独居。

斗室并不清冷。电视和电脑使我知道国内外的时事变化，亲友和记者来访，畅谈古今人事成效，热闹了我的斗室。

我的笔记日积月累，越积越多成了累赘。

一位小辈女亲戚时来翻看，觉得十分有趣。

她说：不仅有趣，而且有益，可以开拓视野，启发思考。我来帮你，从中选编一部，公开发表，使更多人共享你的“秘笈”。知识性、趣味性会引来喜欢“探秘”的读者。

我说：这是写给自己查看的，一得之愚，一孔之见，随意下笔，不假思索；为了节省笔墨，多半写成超短篇，过于简略，不成章法。

她说：从大量书刊中选出有价值的篇章，把篇章的精华凝结成超短篇，你做了读物加工，便于领略要旨，符合所谓“清流拾贝、浊浪淘沙”。你下笔轻松，读者也就浏览轻松，读者喜欢这样的轻松读物，在消遣中增益见闻。

我说：何必给出版社增添垃圾？

她说：变垃圾为财富，这是现代人的智慧。

这些家常闲谈，后来居然促成了这本休闲读物。题名《拾贝集》：第一集“清流拾贝”，第二集“浊浪淘沙”，第三集“以史为鉴”。

我年老力衰，所读所思，定多不合时宜，敬请读者指正！

2009年8月13日　时年10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