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看大门

维一
简介

我在故宫看大门
写在前面
拎在手中的家
扒车
吃马肉的经验
我在故宫看大门
再忆“锡庆门行走”
派克金笔
“内部电影”

我在故宫看大门 / 维一 著

一九八一年，我还在考古研究所读书。如果喜欢本小说，请推荐给您的朋友，那年的初春，我曾有过一次参加考古田野考察的机会。如今差不多整整过去三十年，当年考察的细节几乎已经全然忘记，只有踏访仰韶村那两日的印象一直记在心里。

仰韶村在河南省渑池县境内，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落。仰韶村爆得大名完全是出于一九二一年一位瑞典人所作的一次田野考察，比我们此行早了六十年。

这个瑞典人名叫安特生，是当年北洋政府延聘来华的矿业专家。在一次例行的田野考察中，安特生在仰韶村村外的台地上意外发现了一种以红陶为代表的远古人类遗存，从而以有形的文化遗存将中国的远古记忆“固化”了下来。他把这种考古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正是因为这处考古遗址的发现，中国史前历史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尽管与眼下发现的许多仰韶文化遗存相比，仰韶村的考古堆积算不得理想：文化内涵并不单纯，不但遗物零散，而且地层也遭到后世的严重扰动和破坏。但这并不影响至今我们仍旧沿用仰韶文化这个考古文化名称。道理十分简单：在此之前，对远古的认识只是一种朦胧不清、似是而非的记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没有时间，没有地域，更没有文化的细节。是仰韶村的发现开创了对远古历史的具体记忆。于是也就难怪仰韶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会与紫禁城、兵马俑一样，并列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远古记忆如此，现代记忆又何尝不是如此。随着时光的流逝，加上人为的扭曲，时间、地点、人物的记忆都会出现残缺、偏差、颠倒以至混乱。但这不应该是忘却记忆甚或抹杀记忆的借口。在如今这个鼓励遗忘、愿意遗忘的年代，对于发掘记忆、坚持记忆的人，我总有着一份特别的尊敬，就像尊敬发现仰韶文化的安特生先生一样。

姑且就说是见贤思齐吧。幸好年轻的时候我受过一段难得的考古训练，难免对这几十年来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旧事也要作一番发掘考据的功夫。无论是在故宫看大门，还是在西双版纳吃死马肉，自从踏察了仰韶村，我就执迷于发掘这些记忆、坚持这些记忆。心里当然再明白不过，这无非只是一些记忆的残片，一些被扰动、被破坏了的记忆残片而已。

记得家里第一件像样的家具——那只浅黄色的大衣柜，是我上中学后的第二年才买的，那还是一九六四年的事。精挑细选是我们的追求，只挑选大家喜欢的，我家的家具除了父亲自己买的几个书架之外，几乎全部都是“公家”的财产：饭桌、床铺以及柜橱，还有另外两个书架，上面都钉着单位财产标记的小铜牌，铜牌上有编号，单位的会计手上有本登记的明细账目，根据编号，每个月从工资里要扣除租金费，当然那只是很少的一点点钱，但绝对分毫不会错。家中再有就是七八口大小不一的皮箱，堆放在墙角里，里边装着我们家的全部家当。

每逢一年的春秋两季，如果碰到星期天的天气好，母亲就会把所有的皮箱统统打开，将衣服在箱子里面翻来覆去地倒腾一番，而且要把眼下暂时不穿的换季衣服放到院子当中，在太阳底下晾晒，然后再收起来。母亲大约是原先居无定所的日子过多了，对东西有种过分的爱惜，压在箱子底上多年根本不穿的衣服也都舍不得丢掉。翻检再三，并且斟酌外面的政治风向，把其中式样已经绝对不合时宜的衣服拣出来，改作他用。一般来讲，她的绸缎旗袍会用来作椅垫或者各种灯台小柜的盖布，父亲的西装则会改成我的裤子。其余既舍不得改也舍不得丢的旧衣服，就原封不动地又收到箱子里面去，等到下一年再晾晒。每逢这个时候，对门的房东太太一般也会出来晾晒衣服，抬出来的却是几口做工精细的红木衣箱，正脸儿上的铜锁扣在太阳光下亮锃锃的，发出耀眼的光辉。母亲抬眼望见，便会不无羡慕而且感慨万端地对我说，她小时候家里有许多口樟木箱，比房东太太的红木箱还要讲究，收藏衣服的时候连樟脑丸都不用放，衣箱本身的气味就能够将蛀虫驱走。可是一九三八年张治中将军督湘的时候，听说日本人已经占了武汉，马上就要来攻打长沙，于是一把大火将长沙城烧了个精光，据云还有个颇为壮烈的说法，叫作“焦土抗战”。当时母亲仅有十几岁，只身跑出长沙，随身只带了一个小藤条箱，装了几件换洗的衣裳，还有外婆给她的一个小玉镯子和两块袁大头光洋。靠了这一点点盘缠，她从湘西跑到贵阳，再从贵阳逃进重庆，虽说后来在重庆一待几年，但也是跑空袭、躲轰炸，隔三差五地换地方，从青木关到磁器口，从沙坪坝到杨公桥，都是随身一个衣箱为家。和父亲认识之后，打日本人的抗战也胜利了，可是又开始了中国人自己打自己的内战，于是他们再从重庆而南京，从南京而上海，直至从上海来北京，仍然是皮箱几口，人儿两个，碰到风声不好，拎起来就跑。父母亲这辈人的青年时代一大半都是在兵荒马乱的战火中度过的，生活动荡不定，所以习惯了用旅行的箱子来打点生活的行装。对于他们来讲，箱子就是拎在手中的家。

这些话都是我记事以后，每年帮助母亲在院子里打理那几口皮箱中的旧衣服时，她会免不了信口要讲给我听的。房东太太见了我们在忙碌，有时会对母亲说，你们如今在北京都住定下来了，也该置办置办家当，总是靠这么几口皮箱装东西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母亲听了就笑笑，回答说，会的，会的。

大概一个人年轻时候养成的生活习惯过后不一定好改，所以我们家这时在京城里虽然已经定居了十多年，但是除了父亲的书架随着买来的书籍日渐增多而一年一年地加高之外，置办其他家当的议题总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致。特别是从“大跃进”之后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一切物资都极端匮乏，再加上家里有我这么一个母亲总是挂在嘴边说的“饿牢里面放出来的好吃鬼”，不用提下馆子开荤了，光是六块钱一斤的“高级桃酥”，或者八块钱一斤的“高级奶糖”就是一笔了不得的开销。家中所有的进项填饱肚子都还勉强，置办家当这样不打紧的闲事当然也是能拖就拖了。

日子到了一九六四年，事情总算多少有了些起色，街上的油饼和炸糕也不用粮票就可以买到，于是有一天母亲就和父亲商量，是不是去买个大衣柜，父亲听了也点头说行。

其实，买衣柜的动议还不完全是因为日子过得稍微松动了一些，另外一个直接原因是前些天发生的一桩小事令父亲着实尴尬了一回。

父亲平素是个生性散淡的人，对应酬一道避之唯恐不及，可是那次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上级忽然派父亲去飞机场参加接待一个外国人的邮电代表团，而且在清晨很早的时候就要赶到机关去乘车前往。那时候来中国的外国人本就不多，而且外面风传中国人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穷得三个人穿一条裤子，所以这样的场合自然总要衣着光鲜一些。大约上级也这样关照过了，于是父亲几天以前就慌了手脚，因为他平常上班都是靠一身布制的中山装打发日子，无非冬天里面是棉衣，夏天里面是单衣，四个衣兜缝在外面，鼓囊囊的，不管装的是饭票、钥匙、购货本，从外面都大致可以推断得出来。好在那个时候扒手并不太多，父亲上班也总是喜欢步行，并不坐车，很少听他说起丢过东西。那时的中山装都是服装厂裁剪师傅统一设计的，只有大小肥瘦尺寸的不同，式样都是一律。根据父亲的身材，总是穿“八号乙”的，长年不变，所以到商店去买衣服，他连扔在柜台上的几件样衣也懒得试，因为大家试来试去，脏得油光水滑，恨不得可以照出人影。他张口就叫售货员包起一件，交钱了事。况且这样的时候也并不多，因为买衣服还要收布票，只有过了几年攒够布票，才能换上一件藏蓝色隐隐放光的新上衣。这时候同事发现了，都免不得还要啧啧道贺几声。

这样的行头这次大约总归是不行了。原先父亲也有几件从西装改制的毛料中山装，还是为了应景才请裁缝店的老师傅改做的。那时我家刚刚来到解放不久的北京，还不懂得新社会的规矩和风尚，关照裁缝师傅就按着街上进城干部穿着的式样仿制。依这时候的眼光来看，式样已经显得十分可笑，再说一晃十多年，也都旧了，实在穿不出去。箱子里倒是还有原先在上海买的几段呢料，可是如果拿到王府井的“雷蒙”，或者西四拐角的“造寸”去做，一时也来不及了。后来还是母亲眉头一皱，说是现在的天气还很冷，到飞机场去跟那些洋人无非是打个照面，回到办公室还不是穿着衬衫见客，找件压箱底的大衣套在外面就过得去了。父亲连连说对，就照这样办吧。

父亲到北京以后，尽管天气比上海、南京冷了不少，但是从来没有再做过一件呢子大衣，因为实在用不到。头上顶着“猪耳朵”般的一顶蓝布棉帽，嘴上捂个大口罩，脖子上缠条围巾就可以打发整个冬天。

母亲将父亲多年未穿过的几件呢大衣从箱子里面翻出来，式样都还是当年上海的式样，自己看着都不合时宜。挑来挑去，只有一件黑色呢子大衣勉强可以，在冬日灰暗的阳光下，既看不出来太多的资产阶级味道，也还符合“外事”的要求，于是就选中了这一件。但是它在箱子底下压了有十多年，从来没有动过，上面还有一大股樟脑丸的气味，先要放在过风处吹吹才行。挂了两天以后母亲又发现，由于长久放在箱子里面，已经压成了几道硬褶，很难消除。先送到普蓝德洗染店去，想请人家给整理整理，可人家回复说，至少要一周才能交活，母亲叹了口气，只得自己动手熨烫。

平日里，父亲的衣服洗干净了，随手一抻就上了身。母亲改不了旧日的习惯，总是喜欢将衣服熨平整了再穿，我家从上海带过来一把电熨斗，可是这把电熨斗的电压是一百一十伏的，北京的电压都是二百二十伏，故而不能用电加热。记得原先供电局来查电表的工人同志到院子里来，母亲还问过关于电压的问题，因为家里除了一架收音机之外，另外有好几件从上海带来的电器都还没有用。人家回答说，即便电压对头也不能用，这些大功率的电器太耗电，电线受不了，再说，即便电够使，还要支援工农业生产建设，能凑合就凑合一点儿，最好不用这种奢侈品。母亲一想也对，于是就将电熨斗改成火熨斗来熨衣服。其实熨斗并没有改，只是将后面的电源线扯掉，直接放到炉子上面去烧。不过电熨斗和火熨斗的设计原理到底不同，存热很少，如果只熨一些母亲的单衣还勉强可以，要熨掉父亲呢子大衣上的硬褶，确实十分不易。

那个晚上，母亲花了大气力，总算让大衣勉强看得过去了。母亲叫父亲将大衣穿上在镜子前面照了许久，然后不免叹息：“这还是在南京咱们刚结婚时做的，真是‘人靠衣衫马靠鞍’，十多年了，要不是你穿上这件大衣，我还真以为你如今老得不成样子了呢。今后上班不能穿，至少每个星期天出去逛街还可以穿。”父亲平素穿衣服都是由母亲指定，这次却反驳说，不妥，不妥，要穿也只能是星期天晚上穿，要不然白天出去，被同事们发现了，下次运动又要检查思想根源、阶级根源。记得那天父亲从飞机场回来，赶紧将大衣脱掉，对母亲说：“不舒服，不舒服，还是劳动人民的服装穿着自在。”不过我倒是发现，大约还是母亲说得对，父亲穿上呢子大衣，脚步似乎也轻快了，比平素两只手笼在制服棉袄的袖子里取暖，弯腰驼背的样子要精神了许多。

从那以后，母亲就决定要买个大衣柜，将原先的旧衣服都挂起来，说是不一定哪天就派上用场，那么好的料子做的衣服不穿，真是糟蹋了。

果然没过多久，家里就运来一个浅黄颜色的大衣柜，放在父母的卧室里。要是以我的眼光来说，我并不认为好看，尤其与房间里从“公家”手中借来的旧家具放在一起，像是个暴发户，显得十分的不协调。

不过从此以后母亲就再也不用翻箱倒柜地找衣裳了。过去为了一件衣服总要花去她半天时间，而如今几件还算可以穿得出去的衣服都熨好挂起来，到穿的时候仍然还是笔挺的。母亲为了这个，似乎悟出一点居家安定的好处来了，十分感慨地说：宁为盛世狗，不做乱世人，要是一辈子能有个安生的日子，也置办些家当，到底是好啊。

有了大衣柜之后，一些总也想不起来的东西有了出头之日，原本收藏在箱子里不见天日的衣服也有了好的去处。母亲将几件自己认为最得意的衣服都寻出来挂到大衣柜里。到了星期天，如果兴致好就一件件穿起来给父亲看。父亲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但两个人都能记得起来当初做衣服时的点滴旧事，这似乎很让他们开心。只是母亲这时已经发胖了，许多衣服基本穿不上身，于是有时我的大表姐，或者其他亲戚朋友家的年轻女孩子来我家，她还会让她们穿起来给自己看，大约这样还能让她多少回忆起来自己年轻的时光吧。过后，她会说自己已经穿不下，要送给这些年轻人。但是这些 正文 拎在手中的家（4）女孩子大都会拒绝，而且看得出来，她们还确实不是客气，是真心觉得母亲的这类衣服不合时宜，根本穿不出去。母亲的好心得到这样的回应，也就让她把重新披挂这些旧日衣服的心懒掉了。渐渐地，这些衣物在母亲的手中变成家里不经意就绝对不容易发现的杂物，或是椅垫子，或是布帘子。衣柜里收藏的旧衣服渐渐少了，母亲有时也会感叹，说看来这个衣柜当初不买也罢。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来母亲发现了这个衣柜倒有一个原来意想不到的用处，就是用来“坚壁清野”家中的食物。自从“困难时期”起我就染上了好吃的毛病，而且对所有食品都有广谱的兴趣，一有吃的就会奋不顾身，所以家里的吃食总是捉襟见肘，时时免不了寅吃卯粮。为了将家中会被我迅速消耗掉的食物收藏起来，免得断顿，母亲就想方设法将食物藏到我发现不了的地方。原先她是放到箱子里面的各个角落，但是一来箱子的锁都是用来对付君子，对付不了我这样的“小人”，很容易打开；二来将食物与衣服塞在一起，母亲既怕食物沾染上卫生球的味道，也怕食物引来蛀虫将衣服毁掉。如今有了衣柜，她就专门在搁板的一侧存放准备对我隔离的食物。她将这扇柜门锁起，每天只向我发放有限数量的食物。就这样，靠了这个大衣柜，无论是凭证供应，还是用高价买来的食品，在母亲的悉心安排下，细水长流，源源不断，我家在那些年得以没有出现浮肿、夜盲或诸如此类的营养不良症状，安然度过食物危机的年代。经济恢复过后没有两年，嘴里刚有了几口嚼头，又接着闹起来“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里头，大衣柜最后在我家还帮了一个大忙。

那是在机关的造反派第二次来抄家的时候。那天父亲已经被进驻支左的军管会隔离反省了好几天，母亲去上班，我正好闲在家里无聊。此时我已略通世事，母亲不必再将食物锁在衣柜里躲避我的搜寻，尽管我知道大衣柜的钥匙分明就放在衣柜的顶上，但绝对不会打开衣柜去寻找吃食。这时听见大门口纷纷杂杂的脚步声我就知道又有人来找麻烦了，就端坐在那里等候他们。

这一天来了四五个男男女女，为首的一个高个子说今天是来查抄经济证据，让我把所有箱子柜子都打开。我知道家中赖以度日的钱和银行的存折都放在这个衣柜里，而且知道母亲预感到家中会有变故，前一天到银行去取出几百块钱，以应不时之需，就放在大衣柜的第一层搁板底下。如果让他们抄去，我们过日子就困难了。于是我告诉他们，别的箱子都可以，只是这个大衣柜的钥匙让母亲带走了，只有等晚上母亲回来才成。

为首的高个子说不能等，这时人群里面一个胖大汉说，要不然就用脚踹开算了。高个子说先不忙动手，反正跑不了。说着就招呼手下的人用带来的两张盖有造反总部大印的封条将柜门封上。他看了我一眼，脸上有一丝不经意看还很难发现的得意神色，似乎是说，不管你是说谎，还是真话，反正这里面的东西你是休想再拿出来了。事罢，他就带着这群人悻悻地走了。

他们走后，我悄悄地跟到大门外，证实他们果然没有设下埋伏，就赶紧溜回房间，轻轻揭开柜门上浆糊尚未干透的封条，用钥匙打开柜门，取出现金和放在一起的存折，然后赶紧又锁上柜门，将封条按原样贴好。

晚上母亲回来，我将东西交给她。母亲说，钱拿出来就好，存折不能动了，他们大约也已经到银行去冻结了账户，如果再去取钱，万一让他们知道了，还可以指责为这分明是筹措特务活动的经费，反而不妙。

靠了这点点劫后余生的钱，我家总算是度过了最难挨过去的时日，这也是后话了。

从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开始，毛泽东下了一道指示要办“五七干校”，随后就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那时我们刚从父亲的死讯中稍稍清醒过来，母亲马上就要离京到干校去了，摆在眼前的事情就是如何处置这个家。好在书架上的书早已被造反派抄走，据说要去过细分析其中可疑的蛛丝马迹。除此之外，我家搬到北京来以后只是多添了那个大衣柜，卖掉它，整个家就剩下那几口皮箱，又可以拎到手中了。

大约宣武门内大街路西的中昌寄售行也听到了风声，早早扩展了旧家具门市部的门脸儿，等着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来自投罗网，好好压个价钱。其实到了这个工夫，价钱当然已经没有了商量的余地。母亲这些年只置办了这么个大衣柜，算是她的“不动产”，对它多少有些感情，家具行的伙计来拉走衣柜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神情很是黯然。

接着我们把原先向“公家”借来的桌椅板凳统统还回去，房间里真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就剩下那几口皮箱了。我和母亲坐在向房东太太临时借来的小板凳上，等着出版社的卡车来接我们走，母子二人对话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都能够听见回声。母亲看着堆在房角上的几口皮箱对我说，差不多正是二十年过去，现在咱们家和刚刚搬到北京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有这几口皮箱才算是咱们的家，不过那时候的三口人现在变成两口人——父亲不在了。

前些日子将祖母送回长沙老家的时候，让她老人家带走了一口皮箱。母亲嘱咐说，另一口皮箱给我，今后下乡不管到哪里去，总归有些东西要装，而且这样一来，凭上山下乡“优待票”才能买得到的木箱也可以不用买了。母亲知道我嘴馋，说不买木箱省下来的二十多块钱可以用来买些吃的东西带走。刚才寄售行的伙计给的那五十块卖大衣柜的钱，母亲也塞给了我。这让我不禁想起母亲原先告诉过我的旧话：当年长沙大火，外婆让母亲赶紧逃命的时候匆忙塞给她两块光洋。看来人生有许多紧要的关口都是非常相似的。另外母亲说，过几天她就要随大队人马出发到安徽凤阳的干校去，她准备带两口箱子走，剩下的几口，已经和单位留守处的老高说好，就暂时存放在出版社。说来也容易，原先从上海拎来北京的家就这样四分五散了。

如今我把家搬到波士顿已经有十多年，大约我也和父母那辈人一样，年轻的时候过惯了居无定所的日子，当初养成的毛病过后不好改，对身外之物总是兴味索然。直至如今，我的一些朋友在美国置了房产，买了家当，他们有时会一脸兴致地劝我也能够见贤思齐。但我总感觉世事难料，依然认为不如把家拎在手中，一旦有了风声，说走拔腿就走，这样心里要踏实得多。

从一开始我就反对“上山下乡”。这倒不是说我那时就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什么学理上的质疑，而是因为它搅了我玩“无线电”的兴致。自“复课闹革命”以后，除了偶尔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窗户蒙上床单遮住光，冲洗放大几张黑白照片之外，我的一门心思都在有两级高放的超外差收音机上。

一九六八年一开始分配上山下乡名额，头批到北大荒的名单中就有我。我没搭理学校给我发的通知，再说我那么忙，也没有工夫解释。

因为自己没去，所以去北大荒的同学动身出发我也就不好到火车站送行，否则像是陪了法场又转身回来一样，对不住朋友。其中有几个同学还是我平素最要好的，他们理解我，我也就不用把那些话非拿到火车站去说。事先找了个地方，大家吃一顿。人互相明白，话其实不用多，两句就得。

他们走后第二天，有几个送行回来的同学说起头天车站里的月台上人山人海，车一动，车上车下哭作一团。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气，也不知道是对谁发那么大的火，竟高声叫喊起来：“哭就不要去！去就不要哭！”

这样黑头黑脸的话一出口，我也觉得不合适，可既然说了，嘴上就不能软，扭头回家了。再说，我刚装好的那个带高放的收音机短波波段老也收不到信号，干扰信号的杂音倒是一大堆，几天来茶饭无心，我不能在学校里再多耽误工夫。

接着又分了一次内蒙古插队，名单上还有我，我仍旧没去。军宣队问我理由，我说我从来不吃羊肉，怕膻。人家说，不一定非去牧区，这次也有农区的名额。我说农区也养羊，一回事，以后再说吧。

紧跟着是到山西雁北，就是宋代杨家将跟辽国契丹人打仗的那个雁门关以北的地方。这时候大概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年底，学校里的军宣队撤了，换成广安门火车站搬运站工人组成的工宣队，由他们来管理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山西插队的名单下来了，里面居然还有我！工人可不像张家口口外来的解放军，他们是地头蛇，又是搬运工，走街串巷的，大街胡同的地理都熟得不能再熟，也不跟你多费话，径直找到管你们家的居民委员会，让街道上的老头儿老太太跟你磨。可我还是没有搭理他们。

不过事过三十多年之后，前些时候打电话回去找我四中时候的老学长、大我四届的傅同华先生聊天，当初他去的就是山西。我不免又提起这段旧话，他不以为然地说：“不是你说的这话。你搭理过他们，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你仗着自己家里就你一个孩子，跑到工宣队驻扎的教研组小院，冲着工宣队大胖子耿师傅的面就说：‘两丁抽一！两丁抽一！’他的鼻子都快气歪了！”

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半天，实在是记不起来了，不过这话倒像是我说的。山西我也没去。可形势比人强，给我来了一个釜底抽薪：父亲让机关的造反派给抓到专案组去了。起先说是什么“权威”，我知道那是瞎说，他算什么权威。要是权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早都给打倒了，哪还用等到这会儿？果然不久又改说是“特务”，其实这也是瞎说。不过后来，等父亲死在专案组的大牢里面好多年后，父亲的好朋友，在大学里当教授的许伯伯找到我们，对我说，父亲的问题是牵涉到当时的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先生的案子里。“文革”里面说他们是蒋介石搞苦肉计、特意留在大陆的钉子。那个年月，如果跟蒋介石有瓜葛，都不用专案组出手，无论什么人闭上眼睛就能判个特务嫌疑。许伯伯说他自己也是受这个案子牵连，吃了不少苦头。

权威也罢，特务也罢，总之是父亲的工资给冻结了，家里也没多少收入了。精挑细选是我们的追求，家里的大人如果出了事，孩子说话就不能那么硬气，否则动不动就可以往“阶级斗争”上扯。我人再傻，这点上还算识相。所以我也开始打主意找落脚的地方了。

去山西的几个朋友和我特别说得来，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过了几天，看见母亲脸上虽然没有什么笑容，但话多了两句，我就瞅个机会对她说：“妈妈，过两天我到山西去会个朋友。”母亲一脑门子的官司，大概也没有心思理我，待搭不理地冷笑着说：“山西？还会个朋友？多大的口气！”她看来并没有当真。

有了她这句并无反对意见的回答，我开始自己准备行装，过了几天就和同住在一条街上的小学学长阿城一起奔赴雁北找朋友去了。

母亲在我走后几天才发现我不见了。她在单位里也要整天政治学习，虽然大家都是口是心非，但钟点够了才能回家，一般要耗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我走前留了个字条给她，说是与阿城一道走的。母亲看见字条大约是慌了，因为她知道我身上平常最多只有几块钱，父亲的工资一冻结，就更没有多少零用钱给我了，于是她赶紧去找阿城的母亲打听。

人家的母亲到底见过世面，并不慌张，说：“噢，是去了。阿城说是扒车去。”“扒车去？什么叫扒车？扒什么车？”我母亲的普通话不好，一些俗语不能确切领会，只得再深问一句。

“扒火车呗。《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不就是扒火车搞机枪么？”阿城的母亲笑着说。她在电影制片厂里工作多年，对电影故事早已都烂熟于胸。

我母亲慌了，忙问：“怎么扒？像刘洪那样双手抓门，把自己的身子吊在车厢外面？”那个时代，像《铁道游击队》这样的革命电影人人必看，所以母亲对大队长刘洪扒火车时的身手理解得一点偏差都没有。

我听阿城说过，她母亲原先是在河北白洋淀一带搞革命，大概对山东微山湖畔的铁路沿线斗争方式并不熟悉。她竟也没有想到这一层，经我母亲一问，两家的母亲面面相觑，都慌了。

过了一个月，我们从山西铩羽而归，母亲还心有余悸地说：“人家的母亲是见过大阵仗的，慌是慌，话头倒是一直不断。”为了让母亲安心，我一五一十地向她解释我们是怎么扒车去山西的。

其实这还是我的学长大伟兄在临别之际传授的锦囊妙计，嘱咐我今后若是投奔他们，可用此法前去。他原先也是到山西雁北的山阴县插队，几年之后到缅甸投奔“缅共”，不久战死在乱军之中。

按照计划，我们先到永定门火车站，一人买好一张五分钱的站台票。然后跟在几个肩挑手提行李的旅客身后，不时地好像还帮他们托上一把。上了开到大同的车，先不急着拣座位，直到火车开了，认准确实是没人的空位子再坐下。因为坐夜车，只检一回票，是过了阳高以后，从餐车开始往硬座这边一路检查过来。卧铺车厢另有人管，不检票。见到检票的列车长和乘警走来，我们“敌进我退”，一直往后走。差不多快退到头，检票的人也就松懈了。趁他们不注意，端杯热茶冲着他们就过去，要是不跟你要票，你正好过去；要是跟你要票，就手指前方说：我刚过这边锅炉房打水，是前边那个车厢的，你不是刚检过吗？这么快就忘啦？态度一定要从容镇定，他们不会跟你过不去，因为返身再跟你过去对证，口子一开，前功尽弃，全乱了。不过最后这一手，我们并没用上。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检票的还没走到头，火车突然就停了下来，说是临时停车。我们赶紧开了车门跳下去，飞跑到已经检过票的车厢，又从车窗钻进去。喘息未定，车又开了。定下神来，我们觉得大伟传授的这套招数还是太悬，以后要是在这条路上常来常往，恐怕还得另想办法。

到了县城的火车站倒是好办，不出检票口，顺着铁道走，小站的围墙没有多长，走不上多远就是旷野，绕过去再回头就进了大街。我讲得轻描淡写，母亲可是听得神情紧张：“这就是你们的‘扒车’？天下再乱也轮不到你们这样胡来呀！”

但是母亲却没有办法阻止我的再次行动，因为他们单位撤销了，要下“五七干校”到安徽凤阳去。至今我都认为，像我这样胆小如鼠的人如今却敢于横行天下，当年把母亲赶进干校这步棋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此后我们没有重新到山西雁北去，而是改道内蒙古的阿荣旗，原因是听说那里挣钱多，一天的工分有九毛多钱。我甚至幻想，等我们干好了，扎下根，就把山西的那群朋友接过来，同享富贵快活。

到阿荣旗，首先要从北京坐火车到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坐夜车要走一天，差不多凌晨到达那里。然后坐短途火车到小站扎兰屯，再从那里转汽车到阿荣旗。事情是麻烦点，但好在有个先行者替我们铺垫好了，可以坐享其成。这个不期而遇的朋友是通过邻居介绍认识的李兄。

李兄说他为了寻找理想的插队地方，已经只身一人去过内蒙古阿荣旗一趟。路上早就打定了主意，非要认识个铁路上的列车员，不然不能保证今后的来往畅通。结果还就真让他“认识”了那趟列车上的一个乘务员。如今我实在是忘记了那个列车员的姓名，姑且就叫他小王。现在想来，这位列车员今天得七十出头了吧，或许正在含饴弄孙，早就忘记了这段往事。

李兄是个外场人，几句话过后就和小王心照不宣。小王开诚布公地告诉李兄，今后可以不用买票，就坐他这趟车，只要每次给他捎上几斤猪肉，再给十几斤北京粮票即可。李兄有了这个底，刚到乡下应了个卯，转身就搭小王的车回了北京。李兄告诉我们，他不但可以介绍专跑从北京到齐齐哈尔这条线上的列车员小王，而且上次路经扎兰屯回北京时，还认识了一个从天津分在当地车站行李房锻炼的大学生，如果我愿意，他也可以引见。

第二天我到学校把这番打算告诉了几个朋友，说我准备这两天就到阿荣旗去。众人听了都说且把死马当作活马医，此计或许可行，并且表示愿意凑钱资助我们的盘川。我当然表示无功不可受禄，事成之后再来庆贺不迟。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动身了。仍然是一人一张五分钱站台票。见到李兄介绍的小王之后，按照要求送上猪肉和粮票。小王也是个痛快人，立刻就将我们安排到车厢里留好的座位上。车开动时，我和送行的朋友挥手告别，颇有壮士临危受命的感觉。

小王为人很四海，表示极度同情我们知识青年的境遇，有他值班，定不会为难，只是到检票的时候也要给列车长一个面子，就躲在小王的列车员室里面不要出来。我们当然依计而行。一路无话，到了齐齐哈尔之后，小王只用一个眼色就将我们顺利地送出检票口。我们勉强在关东烟浓雾缭绕的候车室里蹲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小王果不食言，又来到车站，将我们托付给列车员同事，送我们到扎兰屯去。从齐齐哈尔到扎兰屯只有两三个小时的光景，一会儿就到了。当然，我们免不了也送了十几斤全国粮票给小王的同事，作为投桃报李的人情。

几经周折，我们总算到了阿荣旗。可是情况并非全像李兄讲的那般美好，办理起来也并不简单，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在社会上和人打过交道，人家旁敲侧击的暗示重复了好几遍，我竟还是不得要领，所以李兄原先交代过的几个关系竟让我一一得罪了。像我这样初出茅庐、十几岁的学生哪里见过什么世面，所以一来二去的大感挫折。

十几天后，带来的盘缠已用完，心里更加慌乱，不免想到打道回府，可又不甘心，在回去之前总要先给北京那些等待佳音的朋友一个交代。临来之前我们说好，无论成与不成尽快回信，免得他们抵挡工宣队的压力太大。问题是千头万绪，几句话难以说清，而且囊中羞涩，电文不可太长，免得破费太多，于是斟酌再三，突然想起《三国演义》里杨修的典故，于是电报的电文就是两个字：鸡肋。阿荣旗邮电局的女营业员或许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电文，当时阶级斗争的观念又深入人心，只见她抬起头，十分疑惑地看着我说：“‘鸡肋’算个什么意思？”

我一时慌张，怕答错话节外生枝，惹出其他麻烦，下意识地将手放到腋下，表示“肋”是指这个地方。正在迟疑之间，女营业员到底聪明，反倒替我解了围：“噢，明白了。鸡翅膀，鸡翅膀。两个字代替三个字，为了省钱，是不是？”

她俯下头去翻检电报字码，口中自言自语道：“这还是头回有人电报上用‘肋’字，新鲜，新鲜。”这段旧事其实我早已忘记，是如今以研究明清史闻名的学长宝臣兄前年赠我新作时提醒我的。他说，大家接到电报，明白了我的意思，只是说：这小子到了这个时候还在那里掉书袋，不知死活的东西！

这次回京似乎没有来时顺利，不过幸亏只是一场虚惊。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不久进了吉林境内，车过白城，就照例要检票了。小王于是又让我们躲进他的列车员室，他出去之后将门反锁上。

少顷，外面人声嘈杂，知道是检票的来了，我们赶紧屏住呼吸，仔细辨认着外面的动静。这时突然听见门锁响，紧接着有人敲门，而且不等我们反应，门就打开了。进来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人，从袖章上看得出就是列车长。

我们面面相觑，知道大事不好，心头一紧，不由得站了起来，喉咙里像是有一团黏痰咽不下去。不想列车长人还和气，将房门从身后关上，和颜悦色地说：小王的朋友吧？知识青年？没有买票，是不是？

果然是列车长，好一副眼力。我们不打自招，赶紧承认。列车长说，小王带人也不是头一回了，他这个人还算机灵，可不跟我通气，几次事后问他，还都不承认，所以今天我索性问问你们算了。

听到这里，我不免担心害了小王，砸了他的饭碗，赶紧解释说，是我们主动求小王带人“扒车”的，肉和全国粮票也都是我们心甘情愿“孝敬”给他，他并没有主动索要。

列车长听罢，“哦”了一声说：“原来还送了东西给他，”然后意味深长地点点头。我这才后悔多说了话，心想这回要倒霉，可能会把我们交给乘警，下一站将我们轰下火车，罚到铁路的采石场去劳动，弄不好没准会直接解送专政机关处理。

我正在脑子里飞快地设想各种前景，不想列车长却眉开眼笑地说：“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很同情，你们哪里有什么钱，扒车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今后不如直接来找我，省得这么躲躲藏藏，担惊受怕。今天就算交个朋友，留个北京的地址给我，说不定到时候我还有什么事情求到你们头上呢。

我们如梦初醒，知道找到了真佛，而小王无非是座“小雷音寺”。不过这时我倒是留了个心眼儿，没有把真实的地址写给他，只胡乱给了他一个假地址。我担心万一他是在套口供，到了北京再交给那边的派出所处理，麻烦可就大了。列车长临走的时候还说，你们要是在这里待着不舒服就跟我到卧铺车厢去，那里还能躺着睡觉。

看见列车长这样热情，我又有些后悔，觉得给他假地址对不住他，连忙摆手说不用麻烦，我们后会有期。

列车长走后，我们心里踏实许多，很快进入梦乡。睁眼已经是车过杨村，马上就到北京。小王看见我们醒了，大约也多少知道我们和列车长之间的谈话，讪讪着脸，大不似原先那样热情。我看小王独自在整理自己的东西，只字未提这次旅途的最后一关：如何送我们出站，心里便打起鼓来。火车已经闪过东便门的城楼，说话就要进站，我只好鼓起勇气问他。没想到他说：“这都到了北京，出站应该是你们自己想办法了。咱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北京站这么严，我咋能有办法送你们出站呢？其实你们应该事先打个电报，托你们同学，多买两张站台票进站接你们不就得了，下回留神吧。”我们面面相觑：这样简单易行的办法怎么就想不出来呢？小王也没有多说，跟我们一同下了车，嘴里还满应满许地说：“如果你们下次还要‘扒车’去东北，就来找我。要是你们够意思，别忘了下礼拜四接车，再给我送五斤猪肉来，外面一定抹上四环素，最好四指以上的膘，另外全国粮票也别忘了。”

见小王毫无帮我们渡过难关的意思，就只好硬着头皮跟着旅客向外走，连向他告辞的话都忘记了。

其实检票口的大门我十分清楚，只有两条窄窄的通道，几个人严加防守，旁边就是协助执勤的警察。那个时候，各地火车站没有证明不许卖出来京的火车票，所以如若抓到没有车票“蹭”车的，处置起来，也是不留情面的。

心里知道此中的厉害，觉得此事不能强攻，只能智取。一边跟在出站的队伍后面慢慢磨蹭，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起来。这时突然瞥见从站台西面开来一列运送行李的电瓶车。顺着他们的来路，我发现那些行李都是从车站西侧的行李房运过来的。而行李房那边有一个通向外面的大门，那是大宗货物的出入口，门前还有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值班工人正在指挥着行李的进出。

看到这里，计上心来，我们撒腿离开等待检票出门的队伍，靠着行李车的掩护，躬身向西跑去，很快就到了行李房附近。待看到几个正在装卸行李的工人时放慢脚步，装作若无其事地到处张望。他们果然警觉地过来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要乘车到上海，不知道候车室在哪里，正好向诸位打听一下。他们听我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就问我们是从哪里走进车站的。我指着通向外面的大门答道，就是从这门进来的。没有想到这里到处都是行李，连个落脚休息的地方都没有。人家听得不耐烦起来，说这里是行李房重地，怎么可以闲人乱走，从东面正厅里面进去才是候车室，还是北京人，连上火车的规矩都不懂。你们赶快出去，出去！连推带搡地将我们轰出了运货的大门。

看见那几个货运工人走开，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又恐怕他们会醒悟，赶紧收住笑，三步并作两步，融进车站外面喧嚣的人群之中。车站外的广场上是一片红旗飞舞的海洋。一辆辆的卡车正在把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和他们的行李运进车站。大喇叭里反复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车站塔楼上扯起的大红横幅上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们惊恐之余疲惫不堪，无心伫足久看，拖着发麻的两腿走向汽车站准备回学校。朋友们肯定还在那里急切地等待着我们的归来，希望得知除“鸡肋”二字之外的更多消息。

此后心里有了底，“扒车”也无非就这么两手。后来考察的插队地点一蟹不如一蟹，居然还有每次上工要交几分钱放在地头的笸箩里买救济粮的地方，相比之下，觉得阿荣旗到底还是不错，又有轻车熟路的经验，于是在京城与阿荣旗之间也就常来常往，大约大半年之内，往返竟有七八次之多。认识的内线人物渐渐多起来，办法也就融会贯通了。有次我们竟有十四个人一同“扒车”的经历。尽管如此，我们的北京户口一直都没有动，因为还不死心，总想再找到更好的地方去落草。尤其是渐渐感到，今后要靠自己挣日子，这大概是一辈子最后的选择了，不能对不住自己。

又是半年过去，看看就到了一九六九年的年尾上。我们终于决定金盆洗手，投奔云南农场。原因当然是贪图富贵，听说那里一个月可以实发二十八元的工资，这比阿荣旗的年终分成又保险了许多。

其实想想也是灰心，这些日子以来，左突右冲，无非是在半斤与八两之间抉择，与我们原先的打算大异其趣。加上京城风声一日紧似一日，旧日的朋友一个接着一个离去，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便生出不如就此远走他乡的念头。云南恰来招人，其中还有朋友操持，我们决定准备动身。有此曾经沧海的经历，动身那天也就没有那份悲悲戚戚的感觉，反倒是添了几分豪气。多少年后，阿城大约也是想起当年，把它用到他的小说《棋王》的开头。我读过，便想起往事，觉得确是丝丝入扣。

这回去云南，我们用不上过去的法子。因为是正式插队，户口转了，档案调了，一人一张火车票，大大方方地上车，火车行走四天五夜到达昆明。记得当晚我开玩笑似的和同行的学长兆京兄说起，还有几日便是我的二十岁生日。他听了，认真请我到南门外吃了一碗当地有名的“四喜汤圆”，算是暖了寿。第二天我们就此别过，他要回缅甸，汇报死在那里的朋友育海在北京的后事处置情况，而我再坐带布篷的卡车，昼行夜伏，走五天山路到西双版纳的农场，开始了正式的插队生活。

一九七二年初，我趁探亲假回到京城便没有再回到西双版纳。虽然户口很久以后才转回北京，但插队经历却从此结束，开始了我长达五年在京城闭门读书的生活，直到一九七七年走进研究所，“扒车”的本事再也没有机会施展。很久以后，关于插队生活的种种细节在民间渐渐流传，这时候我陆续听说，许多插队知识青年当年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用很少的钱，走很长的路，与远方的家人团聚。

多少年过去后，我从研究所毕业，留在所里上班。不久，碰上个机会要到德国去继续读书，临走时单位发了“置装费”。用这笔钱，我到王府井大街路东、上海迁京的“蓝天”服装店做了一套像模像样的毛料西服。虽说这回是德国人给的奖学金，可我还是属于公派留学生。我也想好了，从今往后要像个正人君子似的，学点儿真本事，然后“毅然回国”，不论场合大小，只要是时机恰到好处，就学着《围城》里面那个到三闾大学作演讲的督学那样，漫不经心地抛出一句：“兄弟在德国的时候。”

说来凑巧，还真是“兄弟在德国的时候”，我和岁数小我一大截的朋友小林一同坐市郊火车到科隆城里去上学。德国的公共交通进站并不查票，偶然有交通公司的人上车验票，一般全凭自觉。这时候我当然早已做了正人君子，也当然照章买了票。居然正巧遇见验票的，我心里十分坦然，彬彬有礼地递上车票，人家验过之后，把票还给我，顺便道声谢，我也还了一声谢。可验票的人刚一走，不知是怎么鬼使神差的，我心里有一股不吐不快的感觉，忍不住绘声绘色地将我十多年前“扒车”的经历说给身边的小林听。小林没有经过“文革”，高中毕业就赶上改革开放，大学一录取，转身又给送到德国来了，不但没有受过那份罪，而且学业一点儿也没耽误。可小林人聪明，又爱看书，什么事一点就透，他理解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被逼无奈干的那些荒唐事。他人很幽默，听了之后狡黠地对我一笑说：不想把你当年的全套功夫在德国这儿再练上一回么？他这话直插我的心头，让我有些许英雄末路的感觉。这时，一股中气从丹田兀自升起，逼上喉咙。我一只手牢牢地抓住车厢扶手，腾出另外一只手重重地拍在小林肩上，然后长吁了一口气，真是有些动了感情，对他说道：“小林，你听着，这可是时势造英雄，半点不由人哪！”

经常有交情好的洋人，与我谈起中国的饮食文化来总打趣说，你们中国人的饮食来源过于广谱，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是能喘口气的动物，都可以吞得下去。听到这种笼统的评判，我一般都会立刻分辩道：起码这话对于我并不适合，因为我的食性范围实际上很窄，牛肉、羊肉、鸡肉之类至今都还处于我食谱的边沿，仅仅是偶一为之，只有位于“六畜之首”的猪才是我大快朵颐的主要对象，至于其他动物的肉，我可以说从来没有沾过。

不过说完这话，心里总归还是有些不踏实，因为记忆告诉我，我确实吃过一次马肉，而且吃的是死马肉。

那次吃死马肉的经历与当时流亡中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多少有些关联，因此记得十分清楚。亲王是到西双版纳参观访问，而我是在那里插队，年代是在一九七一年。

那天是有一位从我们分场（也就是改为建设兵团之后所称的建制“营部”）上调到总场（后称“团部”）去的汽车司机老陈，回到我们这里来看望旧日的朋友，见面之后随口扯起一些只有他们在“上面”的人才可能见识到的奇闻轶事，而我们这些困在“下面”深山老林里孤陋寡闻的农场工人（当时又称为“兵团战士”）听来也感觉十分有趣。

据这位调到“上面”大开眼界的陈师傅说，最近他又参与了一桩了不起的差事，就是“陪同”落难到我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参观，而且是“全程陪同”。关于这位亲王最近到云南考察抗美大后方的消息，我们当时倒是从《人民日报》上也多少知道了一点，尽管报纸到了我们手中大约总要晚上十天半个月，没有想到司机老陈居然能够亲身躬逢其盛，大家就催他仔细道来。

等我们听完他口若悬河的一大套说词之后才明白，其实他并没有亲眼见到西哈努克亲王本人，只是跟随在亲王车队的后面，不过毕竟是在鞍前马后，所以细节的描述确也颇为吸引人。

原来他能够得到这差事全是因为那个年代物资供应奇缺，“上面”又认为总不好让亲王看到百姓困窘的生活状况，弄不好或许还会降低亲王抗美救国的信心，于是下达了命令，务必保证让亲王看到社会主义最光辉的一面。老陈他们车队的任务就是保障供给，具体做法是：首先赶到昆明，从百货公司仓库里提出如毛巾、暖水瓶、床单和罐头之类的日用百货，统统装上货车，然后尾随西哈努克亲王浩浩荡荡的车队，沿玉溪、元江、思茅、景洪一线缓缓向南进发。

亲王每到一地下榻宾馆，总要先行洗漱沐浴，随之接见当地的大小官员，应酬客套一番，然后才到街市上随便视察。陈师傅参加的车队就趁这段时间，赶紧将车中的百货拉到当地的百货公司，迅速布置在货架上，然后展现给亲王夫妇看。当然亲王殿下看毕，都是赞不绝口，高兴起来，还会双手合十，祝福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亲王重新上路之后，老陈他们再连忙将货物取下来，装到车上，随后赶上亲王的车队，向下个准备考察的市镇进发。一路走来，昼行夜伏，虽然老陈连一次亲王的面都没有看到过，但是几次将货物从车里搬上搬下，完全可以设想亲王或许曾经抚摸过这些提花的毛巾和喷漆的铁壳暖水瓶，或许也曾经凝视过那些肉类和水果的罐头。老陈自认为，他多少也能感受到亲王的手泽和目光。说到这些细微之处，他神采飞扬，我们这些人有幸聆听到激动人心的场面，也不禁感到与有荣焉。

当时我还有些不解世事，竟然冒失地问，难道西哈努克亲王就看不出一点破绽来么？老陈胸有成竹地答道，你们还不明白，西哈努克亲王那是个多么乖巧的小国君主，生活在大国之间的夹缝里，眼下又是寄人篱下，最知道眉眼的高低，说话也最知道分寸的拿捏，且不要说在天衣无缝的安排下他可能什么破绽也看不到，即便就是看穿了，也绝对不会说破。众人听了老陈的一席话，这才茅塞顿开，连忙频频点头称是。后来，报纸上还果真报道了西哈努克亲王这次到西双版纳的活动，亲王在发言中说，看见中国如此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我们有这样援越抗美的大后方，哪里还有打不垮美国鬼子的道理。我们听了都不免开怀大笑。不过在老陈描述亲王殿下参观的细节中，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关于猪肉和熏鱼罐头的叙述，因为此时我们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见到一点油星了。

按说云南的西双版纳是个日照和雨水都很丰沛的地方，物产也很丰富，我们不大应该听到某些食物的词汇就顿生生理反应。我刚到云南农场时，确实听到一九五九年从湖南逃荒来的老职工们说过，原先这里的水稻一年三熟，花生油一桶一桶地挑来炸糯米粑粑，香蕉菠萝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是眼前的情况丝毫不能印证过去的辉煌，从一开始，我们的伙食里面就根本没有一点油花，米饭里还要掺一半的苞谷，水果也是难得一见。从北京带来的一点点吃食到了这个时候早已弹尽粮绝。幸好过后不久，同来的印尼归国华侨小李因为大腿肌肉萎缩，病退转回北京，他把带来的一木桶尚未享用完毕的外洋食品分给了我们，这才算稍解燃眉之急，又勉强苟延了一些时日。然而正如古语所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到了我们插队第二个年头开始的时候，因为食品贫乏且久不食肉，听到有关食物的哪怕只言片语都会感觉亢奋，更经不起提陈师傅口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黄豆猪脚圈”、“糖水白梨”这样刺激肠胃的词儿。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从农场转为生产建设兵团，按照规定，兵团的战士职工在一年里有几个节庆休假日，有条件的可以杀猪庆贺。这几个假日为：元旦、旧历新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另外我们兵团已经属于军队建制，所以再加上八一建军节，一共是五个。

古代有结绳记事的法子，我们其实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起居生活全凭领导的指令，实在也是记不清确切的日子，我于是建议不如就把一年分成“五肉”好了，这样既便于记忆，也能让人每天下地干活的时候多少有个盼头。大家听了都说好，有好事者还反映到领导那里，不想领导知道了非但不赞同我的主张，还批评我是在说“怪话”。

不过老实讲，就是有这“五肉”之期，也不一定能够按时过节，还要看当时是否有杀猪取肉的条件而定。

一是猪是否合作，在确定的时间之内长出足够的肥膘。那个时候，人吃的都不大够，猪当然也缺饲料，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糖化饲料养猪”的办法。就是把芭蕉树杆之类的植物切碎了，加酒曲发酵了给猪吃。我们营部的饲养员张老倌就是这项新技术的倡导者，他还由此创造了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不但人要思想革命化，猪也要思想革命化”，从而使他多年蝉联全营的学毛著积极分子。然而或许猪的觉悟水准到底不如人，未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后总也没有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到了那年的五一节前，猪栏里的猪全是骨瘦如柴，人见犹怜，竟找不出一只上了膘的猪可供宰杀。记得那个五一节我们过的是“革命化”的节日，说白了，就是没有吃上猪肉。

二是猪是否买账，配合杀猪的程序。譬如说有一次，我们六连在过旧历年的这一“肉”时，司务长一时疏忽，找了连队里两个手脚不麻利的人帮他宰猪。那只猪在全连猪圈里独领风骚，是唯一一头重量还算看得过去，勉强够全连大小享受一顿的。可是就在司务长一声令下将猪推倒的时候，两个帮手却没有及时将猪蹄抓住绑起来。那只猪看来也是有些灵性，知道大限已到，先是闪过一边，然后四蹄腾空，跃过不算太矮的猪栏，逃之夭夭了。我们六连是个新连队，驻地就在刚刚砍伐完毕的原始山林旁边。猪儿这一跑，眨眼的工夫就钻进山林，不见了踪影。

连队领导听见司务长哭丧着脸报告了这场大祸，也是如坐针毡，不知如何向全连职工交代，只好身先士卒地冲进老林里面去寻找逃窜的猪儿。可怜钟副连长，也就是原先农场六队的队长，带着几个人在树林里声嘶力竭地吆喝，喊着猪儿的名字叫它速速归来。那凄厉的叫声在山谷里回荡，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哪家的孩子走丢了。

大约是到了大年初五，那只猪还是不见踪影，这时春节已过，全连官兵都只得带着满腹的怅惘走进树林去上工。不想过了好几天，那只跑掉的猪到底也耐不住寂寞，回来找它的伙伴，这才被埋伏在路上的老职工用打猎的火枪一枪干倒。好消息像一阵春风，迅速传开去，正在上工的全连职工喜出望外，连忙返回连队，重新开始操办过节。所以那次我们是过了个晚年，日子已经是差不多到了正月十五，而且由于那头太不听话的猪在林子里游荡了十数日，身上的膘也掉了好多，日后司务长每每提起这件往事还痛心不已。以上是讲猪肉吃不到嘴里的痛苦，其实即便猪肉吃进嘴里也有不少麻烦。因为常年不见荤腥，肚子里突然塞进来一大堆油光水滑的猪肉，我们的肠胃虽然受宠若惊，但功能多少已有些退化，实在耐不住如此的厚遇，后果就是腹泻。所以那个时候，只要节日一过，茅草和竹笆搭成的厕所必定人满为患，而且由于消化不良，厕所周围臭气熏天。

也是一物降一物，我们中间有位才思敏捷的同伴孙君经过多方实验，终于寻得良策，他到医务室讨来一味极具吸附作用的西药，名叫“矽碳银”，它可以大量吸收猪肉中的脂肪，使我们的肠胃牢牢“兜”住一年五次突如其来的油水。靠了这个法子，我们从此免去腹泻之苦。

那天听老陈高谈阔论之际，正是我们处于两“肉”之间最是难挨时分，尤其是他还不知趣地一再提起这次出差，居然顿顿有猪肉。

哪知就在这个当口，听见门外人声嘈杂，脚步声纷至沓来。探出头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营部对面“基建连”——七连砖坯组有匹拉磨搅浆的马由于过度劳累暴亡，现在正停尸在通往营部的路口，门外的众人是纷纷前去割马肉的。

事关重大，容不得半点犹豫，再晚上半个时辰，倘若附近各个连队的人听说之后都赶来的话，我们就坐失良机了。

尽管事不宜迟，需要赶紧动手，然而我们从来没有从动物身上割肉的经验。大多数人恐怕只是见过案板上已经剔骨剥皮完毕的肉，所以大家面面相觑，何人前去下手成了难题。

这时却见人群中平素沉默寡言的小邵慢条斯理地站起来说，看来还是让我带个帮手去一趟的好，其余的只管在家收拾柴禾，准备作料。

说来小邵是我们之中唯一的一位“赤脚医生”，听说有一次，他替连队附近傣族寨子里难产的孕妇接生，鼓捣了半天，胎儿还是一只脚伸在外面，头和另外一条腿死活分娩不出来。邵先生大汗淋漓没有办法，只得连夜骑车走山路翻了两座高山，到营部来找李医生求助。经验老道的李医生仔细问了一回便说，“哎，你得接着往外面使劲拽才成啊！”小邵听了，又连忙骑车翻过高山，接着继续将那个胎儿用力往外面拉。据说后来大人孩子母子平安，此后在方圆数十里的寨子中间，有关小邵医术和医德的口碑都相当不错。

小邵原先与我并不是太熟。一来他原先是北京景山学校的学生，来往不太多；二来他所在的十五连在离营部中心区域很远的深山里，平素如若没有较为大型的集体活动，譬如说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或者召开全营大批判会，声讨专门与马克思、恩格斯作对的杜林或者费尔巴哈，我们彼此很难见上一面。不过因为这里的北京学生少，物以类聚，时间长了，一来二去的也就都熟了。

据说小邵的父亲当年是从西南联大赴美的留美学人，而且听说当年那一批去芝加哥的人里面，只有两个女生，一位后来做了那位科学家的太太，另外一位就是小邵的母亲。我们也听说，小邵的父亲在美学成以后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时候被定为“右派”，他却硬是不签字。当时敢给政府提意见的人虽不算太少，可被定成“右派”敢不签字的却是凤毛麟角。另外一位朋友听了这话之后就曾经竖起过大拇指说：“那可真不简单，家父就算是条汉子了，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在‘右派’定性的文件上签字。”

可小邵为人并不像他父亲那般执拗，最是个性情随和的人，凡事无可无不可，但是说到的事情一定办到，出口的话十有八九总是胸有成竹了。况且“赤脚医生”总要应付农村的各类疑难杂症，除了人体，对其他动物的解剖肯定也有所了解。割马肉自然是除他不做第二人想。果然，没有一袋烟的工夫，小邵就和与他一同去的上海知青小柴回来了。小柴竖起大拇指，高喊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两人手中的铁桶沉甸甸的，显然已经得手。

小柴说，等他们赶到死马跟前时，那里已经拥挤了十多个人在割肉，而且每人身后都还有男男女女的帮手。好在小邵在营部周围以医术多少受到人们的尊敬，所以那伙人见到他也来屈尊割肉，还算客气，多少腾出一点点地方来。

小邵其实并没有这等割肉的经验，蹲在死马前，也是无从下手，那些早到的人也都没有屠宰分解的本领。其中一个湖南老农工罗师傅，蹲在那里已经差不多有个把时辰，他身后端着脸盆装马肉的女儿一直埋怨：“都是皮，都是血，一点肉都没有！”

老罗是个性子暴烈的湖南汉子，被女儿说得火起，奋起柴刀猛力向死马砍去。那马刚死不久，血脉里多少还有些压力，只见从刀口处喷起的血柱竟有半人多高。这要是在平常，人群中定会有也是火暴性子的与他理论，然后少不得就是一场撕扯。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众人虽说被溅了一脸一身的血迹，仍是聚精会神地专注于割肉，眼睛都懒得抬起。

小邵到底是个书香人家的子弟，虽说是个“赤脚医生”，却并没有给人做过截肢或是移植器官的外科手术，那还是要经过专门训练才成，光“赤脚”还是不够的。但他人聪明，好歹读过一些人体解剖学的医书，觉得割马肉也要循着解剖的脉络才行，于是他用手轻轻按出马身骨骼的走向，然后再下刀切开皮肤和肌肉。这看似简单的一点点手法，竟使小邵的砍柴刀不消半个时辰便将一条马腿卸下，丢给身后的小柴，装进了铁桶。

那天我们喝了马肉汤，吃了马肉。我这个平素对牛羊肉之类都很少问津的人居然也吃了一大碗，味道似乎不错，只是马肉太瘦，吃完饭打出的饱嗝没有那种回肠荡气的感觉。有位以前曾经吃过马肉的朋友随口告诉我：其实马肉的味道原本不坏，大约这匹马是累死的，所以肉质过紧。另外他还颇为老到地说，这种累死的马，肉是最难割的，多亏了有“赤脚医生”功夫的小邵。

一晃就是快二十年过去了，一九九○年的春季，受朋友之邀，我到芝加哥去参加一年一度的亚洲历史学年会。有天在开会的过厅里无意间碰到多年以前认识的熊先生，如今他在密歇根州的一所学校里，以向洋人门徒传授唐宋历史掌故的学问过日子。我们不期而遇，于是谈起了我们共同朋友的下落。熊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是景山学校的学生，同样插队云南，提起当年我们称为小邵的邵先生，熊先生告诉我说，邵先生如今人就在芝加哥，前些日子熊先生到芝加哥来，还在一家中国书店里碰到过他，据说他是在那家书店里帮忙售书。

我赶忙打听那家书店的地址，下午偷个空兴冲冲地跑去会故人。然而等我向书店里的人问起邵先生，前台的伙计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我不死心，好歹让他们请出后面的老板来。老板倒是知道邵先生，只是说他早就离开这里了。当我问起邵先生如今的情况，老板却说，人一走，茶就凉，邵先生另有高就，有谁还会在意他的去向呢。

我谢了店主，怏怏地走出书店，外面不远就是芝加哥大学的校园了。我忽然想到，邵先生之所以选择芝加哥作为定居地，或许多少也是由于这里是他父母青年时代的留学旧地，或许他也曾追寻过父母当年的旧踪？此次若是能够碰到邵先生，他大概可以给我再补充一些他父母那辈人当年的轶闻趣事。可是如今没有见到他，留在我心中的就只有我们这辈人在云南吃死马肉那不多的一点记忆了。

七十年代一共十年。十年里的头一段我在云南农场刨地，后一段我到研究所读书，中间一段我在故宫看大门，过的是值夜、巡查、站岗的日子。

记得当初，王世襄（畅安）先生看见我站岗巡查有模有样的架式，就戏赏了我一顶“锡庆门行走”的“顶戴花翎”。我听了赶紧对先生拱手道：“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其实还是很受用。“文化大革命”这么些年，倒霉的事情一箩筐，得到这份差事还真的不容易。只是三十多年过去，和紫禁城又是相隔万里，时空距离都已久远，想得起来的旧忆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串起来可就难了。两年多故宫“行走”的日子如今也就还剩下那么三五件事算是有个印象，不妨就一折一折记在这里。

一、我本是“知识青年”

我是一九六九年的年底和几个朋友到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农场插队，一直干到一九七二年的四月。后来回到京城，理由却并非是“病退”或者“困退”，也就是病痛缠身，或者家庭困窘，这在当年是“知识青年”返城两个必备条件之一。据说为了“满足”这两个条件，当年各地知青办公室的办事员不知从中得了多少好处，一时竟成了令人垂涎三尺的肥差。

我是以探亲为由从农场脱身的，因而也就免去了上下打点、疏通关节的尴尬。一路上走走停停，当年六月回到北京，借住在景山东街的教育出版社大院里。出版社是已被撤销的单位，大院里的空房甚多，留守处的老高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爽快地借给我一间小屋暂住。谁知后来“造反”回京的人越来越多，且大都在京城里没有去处，不得不在大院里寻找栖身之所，搞得老高不胜其烦，他也就渐渐对我们有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怨言。不过我并不为之所动，一直坚守到一九七六年将户籍转回到北京。

有了正式的户籍，接着就要谋职。那时我的学历勉强算是初中三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连毕业考试都没有来得及，后来好不容易得了一张抬头上印有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毕业证书。这张印制粗糙的初中文凭我精心保留至今，为的是要时时记住那个年月。

以此背景，我对前途并无奢望。区政府安排返城知青的工作人员问我的打算，我也直说，只要工作清闲，得空能让人看看闲书就成。兴许人家是看我年轻力壮，好意分配我到东郊通县的一家无线电工厂，接着又分配沙滩大街路北的液化石油气站。我对前者说离家太远，耽误不起那个工夫；对后者则说搬煤气罐要的是一把力气，实在干不动。人家看我果真是不思进取，就说现在有个看大门的差事，一天干六个钟头，四天休息一天，这总归可以了吧。起先我以为是跟我开玩笑，后来觉出人家不是说诳，这还是个正经差事，赶忙再细一打听，居然就在离家百步之遥的故宫博物院，我喜出望外，赶紧拱手谢过，满口答应下来。

那年我二十六岁，古人说“三十而立”，我总算抢在“而立”之前有了份生计。我隐隐预感，从今往后生活真要有个大变化了，只是我绝没有想到，命运的转变会来得那样快、那样急：进宫十天，唐山大地震；再过月余，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两年之后，我离开了故宫，改头换面重新做了学生。

且说当时到故宫应卯上了班，之后我才知道，在故宫看大门算是“警卫”，也就是准警察，说起来还有个“警级”。朋友们知道了都暗暗称奇，说你一个在“文化大革命”里头让人家审查来审查去的人，这回怎么能进了审查别人的队伍？我学着石挥在《我这一辈子》里演的那个老巡警的话说：“我这个警卫就是个‘看宅门儿的，头一样，先省鞋’。不过这回看的是一个顶大的宅门，给皇上看家护院。”

但自我从王世襄先生手里得了“行走”的封号，就再也不提“看宅门儿”之说了，见人径以“锡庆门行走”自许。没有想到的是，如今几十年过去，我早已离开故宫，也远离了故土，可在朋友之间，“锡庆门行走”的封号却仍然和我如影随形。

二、警卫的制服

去故宫报到那天，先进了神武门，门内靠左手一侧是一幢坐东朝西的大厢房，叫东大房，这就是故宫警卫队的队部。神武门里的另一侧，是与之相对的一幢一模一样的厢房，坐西朝东，叫西大房。那里是警卫队的上级领导警保处的办公室，里面坐着处长、副处长。后来才知道，东大房和西大房原先都是宫里的“敬事房”，是惩戒太监、打屁板的地方。

一同到警卫队报到的连我共是三个人，一个姓刘，另一个姓贾。互通了姓名之后，再细一打听，他们两位也都是插队转回京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警卫队的田队长、刘副队长、文书老王和两个小队的队长与我们一一见过。开场白说的是故宫警卫队的工作多么重要，审查多么严格，又是如何千挑万选才决定录用我们三人。当着领导，我当然知趣，跟着小刘和小贾忙不迭地说，真是感激组织上的信任和照顾。

开场仪式结束后，田队长补充说，根据上级的决定，除了故宫四座大门的定岗和夜巡队之外，准备在外东路的锡庆门，也就是绘画馆和珍宝馆的入口处墙外再增设一处岗哨，为的是加强对珍宝馆的守护，只等锡庆门外的住房改建完成就开始建岗。田队长指定我为锡庆门新设的内岗小组成员，而小刘分在东华门，小贾分在神武门。

至于待遇，田队长说警卫队的人员虽然还算不上是警察，但一切按公安系统规定行事。现在我们的工资是二十六块，转正后就算是公安十二级，也就是最低的一级，工资每月四十一块五。至于以后什么时候擢升，那就要看各人的道行和运气了。对这一点我倒是心安理得，当时全国上下，一般民众谁都没有加过工资，差一级就是一个月多五六块钱的事儿。再说，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吃肉有肉票，穿衣有布票，抽烟有烟票。有钱没票，钱也是等同废纸。我早就听说，大学生毕业是五十六块，学徒工刚去是十八块，三年出师三十二块。这样比起来，我们当警卫的还真是多快好省。所以听到这里我就连忙接过田队长的话头道：“确实公平合理，我们很知足。”田队长一听这句话立刻就眉开眼笑了说：“看来到农村插过队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懂得轻重，知道好歹。”

田队长对警卫队确实有份自豪感，告诉我们，警卫队员还要发放统一的制服。他扯了扯自己身上的外衣道：“我这件就是。”我们连忙凑近细瞧，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与普通的外衣有何不同。他看我们一脸的惶惑就说：“当然，这和平常的便服没有什么不同，但它确实就是‘警服’。”我们听了也知趣，没有继续深问。大约田队长觉出我们的喝彩不够热烈，就又补充说：“除了一年一套的单外衣，我们还两年发放一次棉袄、棉裤、棉帽、棉大衣”他说到这里特意顿了一下，见我们还没反应，就更加重语气地大声说：“外加一双皮靴。”田队长没有再说下去，可我们看着他一脸的期待，立刻明白了，初来乍到，此刻一定要给田队长捧捧场才行，于是三人齐声啧啧地说：“真不错，真不错。”话到嘴边，脸上也就跟着泛起笑容。我偷眼看去，田队长这时终于显出释然的微笑。

后来知道，我们的制服是到城南天桥劳动保护用品商店买来的，灰色涤卡，上下四个兜，没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尽管如此，我还是和警卫队的同僚们一样，终日穿着警卫队发放的制服，穿这件，洗那件；穿那件，洗这件，而且五冬六夏总穿着队里发的皮靴。其实凭良心说，那时布票紧张，能穿上没有补丁的衣服就算不错，更别说有白给的制服穿了。如果有制服，无论是警察还是军官，也无论是开车送货的司机还是纺纱织布的女工，谁都是白天黑夜地穿着发来的衣服，好省下布票给家里人用。记得一九八七年我陪哈佛大学来访的蓝贝格教授夫妇在饭馆里吃饭，看见对面桌子旁边坐着一位身穿大红制服，袖口滚边，胸口上还有绣字的青年人，蓝太太就问我：“这位是个将军吧？”我回头打量了一番，告诉蓝太太：“我看不像。我们这儿将军都要按资排辈，等熬到了，也就该拄拐棍了。”我见蓝太太还是一脸狐疑，就冒昧地回头问年轻人。那人听了哈哈大笑，他的同伴也都笑弯了腰说：“这制服是火车司机的。”

警卫队的制服当然没有火车司机的那样体面。后来我知道，这些警卫队的行头还是通过走夜巡的胖子老王凭关系才买来的。虽说是从天桥劳动保护用品商店买的，但是由你买还是派他买，据说很不一样。老王说过，布面看着都是的确良咔叽，但此种双层涤卡面料最结实，一年之后再发新制服时，这身还像新的一样，可以脱下来给儿子穿，儿子穿不下了还可以收起来，以后给孙子穿，说得上是传代的玩意儿。老王是田队长原先从故宫窑厂带来的，河北南洼一带的人，为人很四海，在京城混了这十多年，也见过些世面，在社会的三教九流里认识不少人，所以警卫队购置服装的事每年全是由他经办，而他每回也都办得妥帖体面，不是皮靴的猪皮毛眼打磨得精细，看着简直像是牛皮；就是长大衣里絮的都是当年的好棉花，穿着感觉跟鸭绒差不多。每次老王办货回来，都会将其中的奥妙一一指点给大家知道。我们当然只有点头称是、自愧不如。

老王也能吃，饭量奇大。有次为了和我打赌，他在食堂当着大家的面一口气吃下去七个窝头，吓坏了我。他说其实还能再吃，我赶紧劝住，只好输给他五斤粮票。他将我递上来的粮票举给大家看过，小心在怀里收好，说是二天要换成全国粮票寄回老家去，今年家里又是一个饥荒年，正好派上用场。老王话多，而且嘴上没遮拦。他家在农村，领导顾不到他，“家里的”也就多年调不进京城。他每次走夜巡到了锡庆门，歇过脚来，口中必是那句“光棍苦，光棍苦，裤子破了没人补”。我听了便说，你有老婆，有孩子，算什么光棍呢？他听了，不以为然地凄然一笑，对我说：你还小，没娶过媳妇儿，你不懂，这活光棍可比真光棍还苦呐。

我从老王那里知道了许多乡下人的疾苦。虽然我也到过农村，比如山西雁北，算得上是相当贫困的乡下，但终不如他说给我听的那样切肤、那样实在。有这样既懂得生活的甘苦，又有精明头脑的老王每年给队里办制服，众人能不放心吗？

三、锡庆门垒墙

我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号到故宫警卫队上的头一天班。如今已过去三十多年，而我之所以对这一天记得如此清楚，实在是生活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当年七月二十八号那场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我从上班的第二天起就在锡庆门外的那溜排房干了整整十天垒墙的活儿，直到地震发生。这是我顺着地震的日子倒推回去算出来的。

故宫博物院当局决定在锡庆门外增设一处岗哨，当然是为了珍宝馆的缘故。其实略微懂行的人都明白，故宫里头价值连城的宝贝绝不仅限于珍宝馆的东西，可故宫自开放以来几次的盗案全是瞄准珍宝馆。据说，一九五八年有个盗贼趁着午门前“大跃进”会战的混乱溜进故宫，从珍宝馆偷走册封皇后的金册。可他得手之后的销赃手段却是将金册剪断，当作普通的黄金去换钱。结果让人抓住，枪毙了事。

既然在锡庆门设岗，就要有值夜班的警卫睡觉和执勤的屋子。到过故宫的人都知道，去珍宝馆参观要先在锡庆门外的“珍宝馆售票处”买票，然后进皇极门。可进到里面最先看见的并非珍宝馆，而是设在皇极殿和宁寿宫里的绘画馆。要穿过绘画馆，到了后身的养性殿和乐寿堂那组院落才是珍宝馆的所在。自锡庆门以里，每天晚上闭馆之后都要封门，大锁上要贴封条，封条上要盖大印。除非十二分的理由，譬如发现有贼人入内盗宝，即便是警卫队也不可擅自入内，因此警卫队的岗哨就设在锡庆门的红墙之外。

锡庆门外墙这排坐东朝西的平房一共五间，珍宝馆的售票处占去了尽北头的两间，其中外屋一间售票，里屋一间有个蜂窝煤的火炉，供售票的两位大姐烧开水沏茶用。那个年月，别的福利谈不上，茶水却是一定要有的喝才成。当然，茶叶自备。

这排平房的另外三间没人用，正好为警卫队新设岗哨派上用场。但是这三间原先一直荒在那里，与珍宝馆售票处的那两间也没有隔断，于是需要打上一堵墙。我和小刘、小贾到警卫队的头一份任务就是为锡庆门外的平房打隔断墙。

带领我们干活的是一小队的副队长，姓魏，河北深县人，是田队长从故宫窑厂带来的心腹，跟胖子老王一样，家属一直在农村。魏小队长的名字如今忘记了，只记得我在神武门值班的时候，收到过一封寄自河北深县的邮件，收信人是：“北京故宫，警卫队，魏难看同志收”。我和几个同事都不知道警卫队有“魏难看”这么个人，正在踌躇，魏小队长走了过来，问大家扎堆儿在干什么。等我们告诉他原委，他一把扯过信来，揣进衣服兜里兀自走了。后来才知道，魏小队长在老家没人叫他大号，只知道小名叫“寒碜”，可代写书信的先生不会写“寒碜”两个字，就按照“寒碜”的文明说法，将收信人写成“魏难看”。

魏小队长对老家深县的水蜜桃极为自豪，说是等蜜桃熟透了，用个喝汽水的吸管插进去，一嘬就是一口甜甜的蜜桃水。于是我就问他尝过没有，他很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对我说：“我怎么会吃过？！桃子还没有熟，上边就派人下来，一棵树一棵树，一个桃子一个桃子地登了记，等桃子熟透了，摘下来统统包好，送到大会堂给领导人吃。我要是吃了，那岂不就会犯政治错误。”他说罢撇撇嘴，点点头，嘴里似乎充满了口水，脸上也带着得意的微笑，大概是既得意于家乡的水蜜桃，也得意于自己的政治觉悟。

垒墙的活计，我在云南农场就干过。那里的茅草房是用竹笆支起结构，然后用从麻疯病村买来的茅草排盖顶。外墙要是体面点的，就是用土坯垒墙。好在故宫里头丢弃的废砖有的是，而且都是皇家等级的用料，质量一流，我们也就免去了打土坯一节。加上这排平房颇低，墙不用垒高，垂直吊线也容易找齐。我们三个人当时正年轻，又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几年，这点活计还真不在话下。连从农村出来的，又在故宫窑厂干过苦力的魏小队长看在眼里也暗暗称奇。这还是后来过了快两年，到我报考研究所的时候，找田队长批准签字，田队长才无意中提起这话，说是当初魏小队长为了锡庆门垒的这堵隔断墙，在他面前着实夸奖了我们三个人一番。大概是这个缘故，田队长从那时起就认为我已经和工农群众紧密地相结合了，所以那次我申请上学，他答应得也十分痛快。

隔断墙垒完之后，总还要在外表上抹上砂浆、石灰，再喷上大白才像个样子。另外房顶是纸顶棚，年久失修，已经全部塌了下来，要重新糊过才能住人。糊顶棚可是个手艺活儿，过去没干过的还真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们只好请故宫古建队的师傅来传授指点。这些师傅个个都是好把式，解放前大多是杠房的出身，除了抬棺送葬这些大活儿之外，还有一项绝活就是裱糊的手艺。平素给人糊墙糊顶棚，到了有人家出殡，他们还管糊纸人纸马、糊摇钱树、糊聚宝盆。我们一经高人指点，顶棚也就糊得八九不离十了。

这样整整干了十天，到了七月二十八号这天晚上，一场大地震把所有的正常社会生活全都打乱。锡庆门警卫队的驻地倒是赶在地震前改建好了，好在故宫毕竟地基结实，地震过后几乎毫发无损，此后两年多的警卫生活我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四、值班的口诀

真正开始锡庆门的站岗巡查之后，小队长给我宣讲了警卫队特殊的作息规律：每个岗位都由四个人轮番完成：头一个人头一个岗是晚上六点到九点，然后上床睡觉；第二个人接岗，从九点到午夜十二点。第三个人从十二点到后半夜三点；第四个人从后半夜三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之后是头一个人起床，从白天早上六点到九点，第二个接班，以此类推。然后头一个人轮完第一天的六小时之后，要接着开始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一班，然后再接第二天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一班。到这四个轮回都转完了，就歇一天。不过，在上班这四天，每天晚上都要住在故宫里头，没有值班的时候也要“备班”，以应付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只有歇班的那天可以回家过夜。

这个作息安排还确实有点特别，刚一听真记不住，我心里打鼓，怕一时算不过来会误了差事。这份担心我大约都露在了脸上，胖子老王和我熟，看见了就对我说，你甭担心，告诉你一个法子，管保不会弄错。我听了喜出望外，央求他快快告诉我。

老王说，先只要记住夜里的排班就行，白班随着夜班的钟点算。这夜班有个警卫队传下来的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儿；十二到三，脱了穿；三到六，忒难受。”不等我接他的话茬儿，老王就解释开了：六点到九点这一班最舒服，九点下了岗可以睡一整夜囫囵觉，所以叫“睡一宿”；九点到十二点这一班就差点儿了，得熬到半夜十二点才能睡，所以叫“睡一半儿”；十二点到三点这班，你不能熬到半夜十二点去接班，总得先脱衣服上床睡一会儿吧，可半夜十二点要起来接班，所以还得再穿衣服，就叫“脱了穿”。这都还凑合，顶不济的是三点到六点这一班，人最要紧的就是靠后半夜这几个钟头的觉，所以说是“忒难受”。

听了这口诀，我茅塞顿开，连忙谢了老王，暗暗将这口诀背诵了数遍。后来我暗忖，莫非原先皇宫里的侍卫也是这般执勤，这口诀难道是从他们那里传下来的不成？

许多年以后，我从德国读书归来，王世襄先生介绍我参加了“九三学社”。在第一次的社员聚会上，我碰见故宫的宫廷掌故专家朱家溍先生，说起当年锡庆门的旧事，朱先生说你们警卫队的那排房原先就是清宫里头护军“伊里窝”住的地方。我趁这机会赶紧问朱先生：这“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儿……”的口诀会不会是当初清宫里传下来的规矩？朱先生起先还不懂我的意思，后来听明白了就笑着说：“先前也听你们警卫队的人私下说过，但这不会是早年间的口诀。”我自己再仔细想想，也觉得不会是帝制时代的古谣，皇上老子怎么会让奴才这么轻松就拿了俸银？

事到如今，我还能将这个口诀记得一字不差，就是因为那两年不规律的睡眠让我落下了毛病，特别是“十二到三”和“三到六”的煎熬让我至今经常半夜惊醒，好像又回到了在“大内”巡查时“叫起儿”的生活。也是自己有过这种经历的缘故吧，现在每次乘飞机到世界各地去，看见空姐硬打精神、强作欢颜的表情，便使我想到她们要日日忍受时差的折磨，不免油然生出一份同情心。

五、毛泽东过世的风波

说话我来故宫就有了一个多月，人脸混熟了，规矩懂了不少，心也就活泛多了，总是打听故宫里头还有什么犄角旮旯没有到过。魏小队长一听就说，你才来了几天，年纪轻轻的要在这儿待一辈子，还怕今后没有你的机会？平心而论，这些天像建福宫的火场、慈宁宫的后院好歹都看过，拿着故宫的地图一对，除了乾隆花园还在等机会之外，确实也算是到了不少地方。

可巡查组的小毛跟我说起，还有一处你准没去过，就是御花园里的堆秀山。平常那里都是锁了门，只有下午闭馆，清理御花园游人的时候才会开锁上山。而且说站在山顶望着衬着红墙绿树的西落残阳，那番景致别处是绝对看不到的，据他说，那里原先就是宫中皇上家登高的好地方。我听了当然央告他带我一行，给个开眼的机会。小毛平素和我要好，他又掌管着钥匙，那天正好是阳历九月九号，他说权当今天就是重阳节吧，满口答应带我到堆秀山登高。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正好赶在那天过世，消息传来的时机又太不凑巧，让我很是对不起朋友，至今心里还有份歉疚。

那天中午下了早班，我先回家吃过饭，趁机睡个午觉，养精蓄锐以便下午打起精神来游园登高。约莫四点钟我起了身，出门的时候突然看见我所住的出版社留守处办公室里的人都哭丧着脸，见我喜气洋洋地哼着小曲就冲我使眼色。我看众人神色不对，忙收了笑。留守处的老高平素对我总也没有个好脸色，这回却把我往屋里拽，脸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见桌子上放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竖起耳朵一听，放的是哀乐。这些日子朋友间多日传说的谣言我听了好几回，此时不知是不是那件事。耐不住性子多等，就跟老高说，你给个痛快话，这回到底是谁哇？老高欲言又止的，半天才说：“毛主席完了。”满屋子的人听罢都呜咽了起来，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我一听，知道是应验了，赶紧退了出来，心想肯定要举行国葬，停止娱乐。今天下午故宫没准要提早关门，这种时候哪里还有什么兴致去堆秀山上登高。我想小毛肯定也会这样想，所以我没有提前回故宫，而是回到我的小屋，到了晚上值夜班的时候才进故宫回锡庆门。

没有想到，一回到锡庆门就碰到小毛在那里等我。他看见我，佯装十分生气的样子大吼：“你干的好事！”

我忙问就里。他说：“我白天到外面逛大街，到了咱们约好的时间之前就进了御花园，打开铁门，上了堆秀山。我看山上风景真美，心情大好，张口唱起杨子荣的那段‘心中自有朝阳’。谁知道咱们警卫队的几个弟兄冲上来，一把把我按倒，拖下山去。起先我还以为他们是跟我闹着玩，我唱得更凶了，他们就捂我的嘴，弄得满脸是土，到了队部才跟我小声说了实话。你这个人真不够意思，知道了消息也不说告诉我一声，让我差点犯了错误。”说得满屋子人都哈哈笑起来，连声说：“好险！好险！这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连声给小毛赔不是，还没容得我解释，正好胖子老王为了吃窝头打赌，又赢了群工部一个不知深浅的小青年五斤粮票，走夜巡到了锡庆门。他一脸的兴奋，乐得嘴都合不上，指着我说：下回还要找像你这种傻瓜赌，今年的救济粮也不用再买了，就靠诸位帮忙。众人已把下午小毛的有惊无险忘得干干净净，说笑了好一会儿，胖子老王和小毛这才意犹未尽地离开锡庆门，沿着东筒子夹道回神武门去。

没有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我们说笑之时，有人从门外路过，报告给上级说，锡庆门的警卫队在国丧期间大声说笑。第二天田队长把我们都喊了去，我一听，知道这事儿不能吃眼前亏，赶紧答应给田队长的壁报小黑板写篇“一千条，一万条，突出政治是第一条”的批判稿才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那几个月风声日紧，大家都知道眼下是多事之秋，我也处处赔着小心，从不招惹是非，有天在神武门居然还开了回眼。

那天傍晚，我正在北门值班，从西筒子那边开过一辆加长的大卡车，车上载着两根大木梁，要从神武门出去。可是车身太长，门洞又窄，城门和御花园之间的距离也小，司机将车身转来转去总不成功，急得满头大汗。我们警卫队几个人也不懂，前后帮着张罗，其实是帮了倒忙，车身横在那里，进退不得。于是我们就请卡车司机进避风岗楼里先歇歇汗再说。司机坐定一聊，我们才知道，这两根楠木柱子是故宫贡献给毛主席纪念堂的。听了这话，我赶紧跑到外面再去瞧一眼两根木柱，亲手摸摸，算是见识了一回。

后来这两根楠木柱到底还是运出了故宫，故宫为此还得着一张毛主席纪念堂的奖状，算是有特殊贡献单位。为了这个，人家特许我们故宫参加纪念堂建筑的义务劳动。我去了一回，是前半夜在纪念堂里绑钢筋，两条钢筋之间密得都伸不进一个拳头去。那天晚上我就没上夜班，不但免了一回“脱了穿”，也免了一回“忒难受”。

到了纪念堂建成开放，我们故宫的人又是优先瞻仰。我进了纪念堂大门，四处找寻那两根楠木柱子，但总也看不出来。有一次古建专家单士元先生路过北门，我跟他打听楠木柱子的来历。单先生说，如今只有后三宫还是明代的好木料，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别瞧漆画得好看，其实都已经是松木了。那些楠木柱子都是当初从前三殿拆下来的，以备日后修缮之用。这样的木料毁一根就少一根，再也不会有了。

听了这话，我就后悔当初没有再好好打量一番运出神武门的那两根楠木柱子。

六、白大姐与畅安先生

毛泽东过世不久，政局大变，大家也敢多说些话了。锡庆门卖珍宝馆门票的白大姐就是个敢说话的人，因为和我们共用一个火炉烧水沏茶，慢慢就熟了。她看见我喜欢看书也不怪我，反倒时时暗中鼓励。

那个年月，唯恐大家知道的事情太多，各家各户的图书早就扫除一空。图书馆虽然开放，但很少有书出借，尤其是历史、地理、文学等敏感门类，要借简直难上加难，借口无非是“借阅图书须与从事专业对口”。我在北图就见过一位和我一般年纪的年轻人，填写的借书条屡屡被打回票，他忍无可忍，对借阅处的工作人员大声喊：“我是个掏茅房的，您说我该借什么书看？”掏茅房的，在北京话里就是厕所清洁工的俗称。没有想到，人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很有政策水平，听了这话一点不生气，慢条斯理地笑着答道：“那您可以借阅一些保护环境卫生方面的图书呀。”

我把这些事都跟白大姐说了，她体谅我，说是这年头读书像是犯罪，不过也别怕，咱们这儿，什么事说变也都能变。精挑细选是我们的追求，她还答应我说，过些日子给我介绍个有学问的老先生，并且讲了一大堆老先生的旧事，其中我最乐意听的就是他在文化部干校的作为。说是大会上别人批判他，正说到兴头上，他忽然不紧不慢地冒出一句：“完了没有？”

“你这是什么意思？”发言的人不乐意了。“没别的意思。我是说我那盆糖拌西红柿的冰大概全化完了。”他说。

白大姐跟我说到这儿，伸出大拇哥，道：“人家真是这个！”

后来白大姐让我们见了面，才知道她说的原来是王世襄先生。我辈分差着一大截，都是叫他畅安先生。见面那天正当唐山地震刚过，图书室的后墙塌了，他正系着围裙，戴着套袖，蒙着口罩，用运水泥的手推车往乾清门里运外文书。

白大姐有言在先：“我得告诉你，王先生现在还没落实政策。可你别瞧，人家是大专家，大伙儿不是都说，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吗？”

这样的话在眼下像是笑话，可当初大伙对王先生这样处境的人，真是避之唯恐不及，难得能有白大姐这样竟敢衷心赞美学问的人。所以我也就对白大姐另眼相看，知道她是个有见识、有担当的角色。

和畅安先生熟了，也知道那些年他受了不少的委屈，同样遭际的人那个时候并不少见，但他和旁人不一样的地方是精气神绝对不倒。无论是和他一起到西山逮蝈蝈，大清早到朝阳菜市场排队领票买活鸡，还是看他挥汗如雨地整理《髹饰录》，或者带我骑车去南城找傅大佑先生学玉器鉴定，他都有着一份从容洒脱的态度，做人其实这是最要紧的，比什么都要紧。

地震过后，他的芳嘉园住家的房子也震坏了，一时找不到人修。他怕堆在屋里的古董家具被雨水淋坏，就叫我帮他腾挪地方，避过房顶漏雨的窟窿。我们一边搬，他就一边跟我说每件家具的来历。可惜那个时候我对此道完全不通，多少年后在上海博物馆堂皇的展厅里看见原先堆放在芳嘉园陋室里的这些物件，才知道当初我过手的竟都是稀世的宝贝。

后来畅安先生的学问渐渐受到重视，我对他说，您就像也是一件“出土文物”。没有想到，畅安先生竟和他一生钟爱的古代家具有着相同的命运。

七、协办“洋务”

自从毛泽东过世，“四人帮”下了大狱，日子就一天天不一样起来。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居然接二连三地到眼前来了。

先是转正长了级，一个月四十一块五，接着政府又号召年轻人考学校。起先我还舍不得故宫这块风水宝地，也舍不得警卫队这份闲差。田队长爱护下属，见我成天抱着书本瞧，没等我提，他就主动跟我说：“人都是想攀个高枝儿，这回你要是想报考大学，我并不拦你。”他这样一说，我反倒显着像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了。那时候也搭着我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想着这么多年也没上学，还不就是那么回事。于是我对田队长顺水推舟道：“不瞒您说，我并不想上大学，您甭劝我。”田队长听了这才作罢不提。

半年之后，拗不过朋友们的怂恿，决定打起精神放手一搏，参加了一场研究生考试。发了榜，居然就让研究所录取了。

走之前，田队长对我说：“离开学还有三两个月，你先别忙着走。眼下故宫要办个‘外宾服务部’，缺个会说外国话的，你先去帮两天忙。我跟院里打了保票，到时候一准放你走。”

这两年我在警卫队，看得出田队长是个对下属有担当的汉子，值得我信赖。我在云南农场的时候，六连马连长是个刚刚从越南前线撤下来的复员军人，解放军里的正牌连长，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过，见过大世面。他常常带着过来人的口气告诉我们：“只要战场上枪一响，猪肉罐头打开来就是敞开吃，白干儿随便喝。这时候不给足了，有谁玩命去？！”田队长和马连长一样，都是明白人。其实，凡事都是人心换人心，我当即满口应承。

第二天我便找“外宾服务部”的负责人老赵报到。老赵对我说，我的任务就是在门口招呼客人。有洋人需要解释的，我就上前翻译两句。没事就帮助照看着柜台外面，收款进货全不用**心。任务交代完毕，大家也互相认识了，这就张罗着开张。

最早的地方是御花园靠西北角上的一幢小房子，三间门脸儿，门上还挂着竹帘子，一来是为了挡苍蝇蚊子，二来外边的人不细瞅，也看不大出里面的动静。我的任务是在门口招呼客人，除了在门前竖了个指示牌之外，还抽空练了几回掀门帘的动作，为的是到时候别让帘子挡了生意。我平素最不爱招呼人，这回为了在这最后的故宫差事上好好表现一下，也不得不跟人“哈罗”几句，也算把从“灵格风”上学的几个句子练习一番。

其实当初所谓的“外宾服务部”，无非是一小卖部，卖些当年国人并无兴趣的珠宝翠钻、文房四宝，还有就是故宫修复厂仿制的瓦当、青铜器古董、玉器。其中有两样东西我倒是瞧着好，一是仿制的三彩，无论造型还是色调都比外边做得地道；二是用废弃的金砖凿制的砚台。故宫大殿里墁地的金砖泥料细腻，烧制讲究，都是当年费时费力精制而成。用金砖做的砖砚，外面套上一具随形的硬木砚盒，还真有几分澄泥砚的味道。另外修复厂仿制的古画当然也好，像展子虔的《游春图》和顾闳中的《夜宴图》，还有郑板桥的竹子和宋人的山水，那都是几可乱真的功夫，但价钱吓人，挂在那儿也很少有人问津。

开办这么一间小卖部如今看来算不了什么，可当年还真是件大事。执掌全院大权的彭院长经常来这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兴趣盎然地看着洋人买货，还用他早年参加革命之前当绸布店小伙计时候的经历加以对比。管账的张太太是袁世凯的侄孙女，见过大阵仗，看在眼里就有些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偌大的故宫有多少事要办，怎么一个院长老待在这小卖部里没结没完。我就回说，您当着这是卖货哪？不介，咱们是办“洋务”呢！按后来形势的变化，这就是“改革开放”。

那时的人没怎么见过红头绿脸的洋人，多年受“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教育，不免要找真人来验证验证。有一回，来了一队美国的黑人老太太，个个穿得鲜艳夺目。我帮她们选好了几样东西，就便打听她们的来路，原来都是密西西比州农场的工人。正好前些日子我看过电影《飘》，虽是几十年前的好莱坞旧货，却也只能在内部放映。看过之后对美国南方的黑奴颇有印象，不想眼前却见到活生生的实例。其中一位黑人大娘告诉我，她们都到了退休年龄，这回是农场主花钱请她们最后到中国来玩一趟。我不免暗暗吃惊，竟有这样的农场主。她还说，她们的老板就在外面，一定拉我去见上一面。见面之后，发现无非寻常之辈，与过去课文里读过的《半夜鸡叫》周扒皮相去甚远。送走大队人马之后，说与众人听，大家也着实感慨一番。这样的西洋景儿后来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

因为办的是“洋务”，所以要收“洋钱”，但又不是收真正的“洋钱”。当年洋人来中国，所有“洋钱”都要换成外汇券才能花销，我们“外宾服务部”就只收外汇券。其实外汇券也是人民币，但又不完全是人民币。因为拿外汇券可以买到不少人民币买不到的东西，譬如说家里生小孩，牛奶不够，到友谊商店用外汇券就能买到市面上见不着的奶粉。再譬如买菜油要凭票，一人一月只有半斤。可是用外汇券就可以买到花生油。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外汇券虽然不抵走后门来得神通广大，但到底也算是一条救急的路子。我就曾经因不慎丢掉婴儿的购奶证而大伤脑筋，后来还是邻居江妈妈慷慨解囊，用她儿子在德国留学寄回的马克换成外汇券帮我解了燃眉之急。说到外汇券，当年那是一景，我的一位朋友由此还做过一大篇论文，详尽论述外汇券的利弊得失，而今也俨然是经济学家了。

日子过得飞快，我离开的时候，“外宾服务部”又多了养性斋和绛雪轩两间门脸儿。负责人老赵送给我一匹故宫修复厂自行仿制的三彩马，作为“协办洋务”的纪念。这件唐三彩至今我仍保存在京城的家中。

前些日子，我读新闻，看到美国人的“星巴克”咖啡店开到了故宫里头。后来有些人看了不开心，还翻了老脸，说故宫是咱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地方，让洋人到里头做买卖是“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的底线”云云。

而在七十年代，满街上看不到一家“华伦天奴”，也没有一家“路易维登”，大家都紧着打听外洋的消息，忙着抢购外洋的稀罕货，难怪也就没人留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底线”究竟在哪儿了。

前几日，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不知从哪里知道我和王世襄先生当初的过从，来信告知先生病重，住进了协和医院。这让我想起前些年到畅安先生的新居看他，顺口夸了朱家先生虽是坐八望九的岁数，居然还能骑车。畅安先生听了不服气说：“我跟他是同年，现在他是在故宫里头骑，可我敢在故宫外头骑。”

想起了畅安先生当年的豪气，顺带着也就想起了我当年的稚气。

大约是二○○九年的六月，我收到一通英文电邮，告知王世襄先生病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加护病房。发信人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字。其后没过几个月，像许多年过九旬的老人那样，畅安先生就在年尾上走了，据说走得十分安详。

有朋友知道我和畅安先生曾经有过一段不浅的交往，希望我将这段经历写出来给大家看。我答应朋友我会写，但不是在眼下。眼下我倒是愿意将我充“锡庆门行走”的经历再仔细过一遍记忆的筛眼，既然当年畅安先生戏赏了我“锡庆门行走”的“顶戴花翎”，而我不好意思“无功受禄”，如今写下这篇文字，就算是回报畅安先生的封赏吧。

一、“盗宝”的虚惊

凡是听说我曾经在故宫做过警卫的，不管是生人，还是朋友，给我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你见过故宫盗宝的贼人么？”

我不想吹牛，坦白地告诉他们：没有。

一九四九年之后，故宫共出过五次盗宝的案子，依次发生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七年四年里，其中一九八○年接连两次，而五次全部都发生在珍宝馆。

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在故宫警卫队当差共两年零三个月。值守的锡庆门正是监视珍宝馆的岗哨，要是碰上去珍宝馆盗宝的贼人，我本应该是首当其冲撞见。不巧的是，在我前头有过两回，在我后头又有三回，而我却一回也没有赶上。赶虽说没赶上，可我见识过一回抓捕盗宝贼人的真实阵势，尽管那只是虚惊一场。

说到锡庆门岗哨对珍宝馆的重要性，不免先要提提故宫的布局。

故宫东西分五路，中央南北的轴线上是前三殿和后三宫。后三宫的左右两翼为内东路与内西路，合为内廷，由高墙团团围住。南进乾清门、北进御花园是进后宫的主要通道。外东路与外西路与内廷隔绝，彼此隔断的高墙各夹住一南北通路，即所谓“东西筒子”。因为外西路多年并不对外开放，警卫队仅在神武门内靠西侧的座椅上设置了一位只值白班的年老警卫。故宫工作人员可以向西放行，而游人则不得通过。所以西筒子平常很少有人行走，反倒是我们警卫队夜间的巡查小组会沿着内廷的外墙从神武门去西华门，或是反方向从西华门至神武门巡查，定时通过西筒子。

东筒子则在开放路线上。外东路由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和乐寿堂等几组建筑组成，除了乾隆花园不对外开放之外，各个院落里的房间都设置成专题布展的展室，分为书画馆、珍宝馆两大部分。大部分人望文生义，认定既是珍宝馆，那珍宝一定是价值连城，于是珍宝馆也就成了贼人觊觎故宫宝贝的目的地。殊不知故宫里哪件不是宝贝，又有哪件不是价值连城？可是从故宫盗宝案的记载上看，内东路景仁宫、承乾宫和钟粹宫里的青铜器、陶瓷和工艺品从来没有贼人问津，连毗邻珍宝馆的书画馆也还没有贼人下手，所有贼人全是垂涎于金银珠宝，其中有个得手的贼，竟荒唐到将文物金册剪成碎金销赃。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按说这时国人眼界已然大开，连我这种“文革”前只是初中肄业的人都到欧洲读了些书回来，可到故宫盗宝的贼人却依然还是这份等而下之的水准。

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既然盗贼盯住珍宝馆，也就只好对珍宝馆多加防范。这就是我初到故宫时，管理部门特别设定锡庆门岗哨的用意所在。

锡庆门为外东路宁寿宫区西南角上的大门，东筒子的南端。南侧有外奏事房五间，西南、西北分别是箭亭和奉先殿，再向西则是通往内廷乾清门的景运门。锡庆门西向，门外是一片开阔的空地，门内为一东西狭长的小庭院，与之相对的东侧是敛禧门。向北进皇极门，可通宁寿宫以及后身的养性殿、乐寿堂，那里就是珍宝馆的所在。由此可见，锡庆门乃扼守南北主要通道东筒子的咽喉之地，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重要。

锡庆门岗哨的驻地就设在外奏事房南边的三间。北面两间白天是珍宝馆的售票处，晚上是我们的值班房。到了夜里，向北朝着东筒子的玻璃窗通通打开，房间里的电灯则全部熄掉，借着锡庆门上两盏路灯的照明，整个东筒子一眼到底，洞若观火。要是贼人想翻过宁寿宫的高墙从东筒子潜逃，恐怕是插翅也难逃。

不过锡庆门的岗哨是设在宁寿宫宫墙以外的，连皇极门都不能进去，当然无法发现养性殿里的动静，所以其作用充其量只能是防备贼人得手之后的潜逃。而更要紧的是监视贼人潜入珍宝馆展室的一举一动，这才是防患于未然的根本所在。警卫队里除了镇守故宫北部的第一小队和监控故宫南部的第二小队，还有一个特殊的部门，我们俗称“值班室”，设在外东路北头的贞顺门外。我刚一到警卫队，就有人告诉我，那里安装了一套特别的仪器，专门在夜间用来监视珍宝馆内部的动静。尽管我也是警卫队的一员，但为了避嫌，在故宫的两年多里，我从来没有去过值班室，也从不打听其中的究竟，虽然心中还是有一点好奇：那仪器到底是凭着什么探测到里面的动静呢？

好在几次故宫盗宝案全是因为贼人惊动了报警器而及时破获，但仪器也偶有失手的时候，我赶上的一次就是警报器失灵而引起的骚动，但由此却让我真实感受了一回抓捕盗贼的实战气氛。

那是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本当值后半夜的夜班，但那天吃过晚饭很早就回到锡庆门的驻地应卯，为的是听同组的老马聊聊他在故宫当警卫这二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

我们正说到打紧之处，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当班的小李一接，是值班室老孙打来的，说是警报器报警，乐寿堂里有动静。

虽说警卫队保护国宝义不容辞，但我们并没有配备任何武器，连把防身的匕首都没有。如今大事临头，众人见着什么就抓什么，我顺手抄起门外热力管道施工留在房檐下面一根三尺多长的废铁管，算是多少壮了些胆，一面奋力抖擞起精神，一面心中暗忖：这多年难遇的故宫盗宝莫非偏偏就让我遇上了么？

这时只见顺着东筒子跑过来三五个人，手中的电筒射出耀眼的光柱。凭声音听得出是我们一小队神武门的几个弟兄赶来增援，故宫派出所的几个警察也紧紧跟在后面。

这时老孙从总钥匙房拿来钥匙，扯开下午封门后刚刚贴上去的封条，开了锁，进了锡庆门，带着几个平素信得过的手下，直奔后面珍宝馆的乐寿堂。回头嘱咐我们几个只需在外面防守，不要入内。

我一切听从上级安排，站在锡庆门外的小广场上，用眼在夜色里的高墙上漫无目的地来回睃巡，也是个站脚助威的意思。这时听派出所的警察小李子正在高声叫道：要是真有大问题，市局的援兵立刻就到。

听见小李子的这番话，众人底气更足了，异口同声地放声大喊：　　“千万别让这小子跑啦！”

“兔崽子，看我不收拾了你！”

一声比一声高昂，一声比一声激愤，既是吓唬贼人，也是给自己壮胆。

我们锡庆门岗除了老马之外，都是新近招来的“知识青年”，从来没见过这等阵势。我夹在人群里，心里暗自嘀咕：这等强人敢到故宫盗宝，必是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若一旦冲到面前，定要争个鱼死网破，还真是不得不防。我把手中的铁管握得更紧了些。但是又一寻思，盗贼做这等冒死之事，大抵都是单枪匹马，我们这里人多势众，想必不会有什么差池。想到这里，口中的大呼小叫也就更加嘹亮，和着众人的节奏，我将手中的铁管在箭亭前的漫砖地上也敲得震天价响。奉先殿和南三所平素在黑夜里从来听不到一点声响，这时却惹得藏在暗处的两群老鸹也倏地飞将起来，一边呱呱地聒噪，一边在半空中不停地盘旋。

我们在外面打围的众人等了约有个把时辰，正有些不耐烦，只见身先士卒冲到里面的人总算跨出了锡庆门，我们连忙上前打问。为首的值班室老孙手提电筒，肘弯里挎着一大串钥匙，悻悻地说：“他***，又是黄鼠狼叫春。我早就说过，这仪器也该换换了，它就分不出来人声和畜声！”

我听了很是好奇，旁边有见多识广的就说给我听：这五百年风水不动的故宫，不管什么动物生在这里全都成了精，就是叫春闹出的响动也大得多。我这才知道过去也出过这样的笑话，便长舒一口气，知道今晚总算有惊无险。

事后我猜想，当时警卫队的警报器大概并不高明，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声音探测器。当珍宝馆内响动的音量高于若干分贝以上，它就会自动触发报警装置，铃声大作，可它并不管到底是贼人盗宝，还是黄鼠狼叫春。

我小时候参加北海公园里的少年之家无线电组，那时就学过这种装置的原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来我家抄家，还从我的房间抄走过一件我自己装配的声控器。他们一本正经地说，这可是特务联络用的仪器，让我听了差点笑死。

不久以后，又有两次值班室的报警器被自动触发，惹得大动干戈。可开门检查，一次说是有扇玻璃窗没有关紧，被大风吹开，玻璃震碎，发出响动，另外一次还是黄鼠狼作怪，惹得报警器发了威。不过，正像烽火戏诸侯，也似“再而衰，三而竭”，后来我就完全没有那样紧张了。还记得当初我刚进警卫队时，到东华门实习上岗，夜里我一个人在漆黑的大门洞里晃悠，门外就是红尘万丈的东华门大街。这时总听见身后有个人在咳嗽，像个老头子。我吓得不轻，头皮发紧，双手汗湿。后来警卫队有见识的人告诉我，其实那不是人声，是刺猬叫唤。可见经一事，才能长一智，世事皆如此。

后来听说故宫有了钱，给警卫队的值班室添置了更加高级的探测装置。在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七年，接连发生过三起真正的珍宝馆盗宝事件，值班室的高级仪器都是立刻启动，警卫队里我旧日的同事得以生擒盗贼，送交法办，从而印证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只是这时我已经离开警卫队到考古所读书去了，这样惊心动魄的机会让我失之交臂。

当年这次抓捕盗宝贼人的行动虽是一场虚惊，但也让我心存忐忑，许久没有平复。尽管“文革”里我历经抄家和关押，同样惊心动魄，但那是明枪明刀，而这抓捕贼人却是我在明处他在暗处，到底有所不同。事过之后，我为了给自己压惊，那天骑车溜出东华门，到东华门大街路北的“馄饨侯”打了一碗滚烫滚烫的馄饨，加了许多胡椒粉，吃得满头大汗方归。

二、影壁楼

都说故宫是五百年风水不变的宝地，里面的楼台殿宇虽说一直修修补补，原物都是几百年前的古建。但我认为并非完全如此，还有一处岁数没有我大的建筑要除外，这就是故宫西华门里俗称的“影壁楼”。故宫里的建筑讲究对称。有文华殿，就有武英殿；有景运门，就有隆宗门。唯独这西华门里的“影壁楼”，在东华门里没有对应的建筑。

其实在我刚刚从云南西双版纳农场回到京城，还没有到故宫当警卫的时候，也就是在一九七三年前后我就知道了这组建筑。

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国门渐渐打开。那个时候，不管是因为好奇还是钻营生意，甚至是打探机密，蜂拥而至的洋人已经使昔日的北京饭店无法招架，于是政府决定在北京饭店西侧再加盖新的宾馆大楼，那时我起小的同学刘兄从京郊插队转回城里当了建筑工人，所在的公司就参加了这项施工。刘兄知道我当时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户口，有大把打发不出去的时间，就邀我不妨到他们工地来散散心。那天我在家读了几页书，心中烦闷，就信步走到刘兄他们那里。没有想到，多日没有到王府井南口来，不想在老北京饭店的东侧竟拔地起来一座十几层的新楼。

进门一打听，刘兄此刻正在顶楼，通过电话后门卫放我入内，乘着外挂的送料电梯一直升到楼顶。见到刘兄，他指点给我看楼下的景致。这里的风景竟是真的很好。不仅东西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尽收眼底，而且故宫的金瓦红墙也历历在目。这让我想起一九二三年故宫里建福宫的那场大火。据云最早发现的就是在北京饭店顶楼上休憩的洋人。时值六月底，正是登高乘凉的时节。楼顶上的洋人看到宫中火光冲天，连忙通知东交民巷中的意大利救火队。救火队驱车赶至神武门前急叩大门，故宫大门紧闭，宫人竟毫不知晓。等到打开城门放救火队进入，可怜宫殿楼宇竟成遍地瓦砾，这就是后来那片故宫人称的“火场”。

那天站到高处放眼西望，连故宫西面中南海里的轮廓都可以约略分辨得出。又过了数日，我又想到北京饭店的新楼上再次登高赏景，便打电话给刘兄约个时间。没想到，刘兄在电话那头告诉我，就在我登楼的次日，有要人登楼视察工程，突然发现楼顶可以窥见中南海，大惊之下，立刻下令严禁外人上楼顶，如今顶楼已经派人严加把守了。

这时北京饭店新楼行将封顶，拆除楼层已经太晚。后来听说补救之策是在故宫西华门两侧建造“影壁楼”，以遮挡北京饭店新楼楼顶上向西的视野。这项工程还是交给了建造北京饭店新楼的建筑公司，我的同学刘兄仍在其内。

那个年代，这种事件非同小可。过后不久，随着北京饭店新楼的落成和客人的入住，“影壁楼”也矗立在故宫西华门内，俨然一扇屏风，遮挡住京城里不能为外人观的一方景物。“影壁楼”高过故宫宫墙许多，西华门被吞在两侧的影壁之间。

“影壁楼”也是琉璃瓦敷顶，大楼朝外一侧仿着宫内的红墙，涂成麒麟血般的红色，墙上均开有“盲窗”，即虚设的窗形。朝向宫内的一侧才有透亮采光的真窗，大楼内侧则保持青砖原样。此后几年，我有几次到故宫西华门外的南长街专门观赏这座奇特建筑物，可惜西华门内不是开放线路，无法得其门而入一看究竟。等我到了故宫警卫队才知道，这两座新添的“影壁楼”，一座作为明清档案馆的办公室和库房，另外一座成了警卫部队“八三四一”的驻地。

虽然我此时加入了故宫警卫队，但仍然找不出进入明清档案馆的理由。直到很久以后，我妻子小青成了清史研究所的研究生，我才以陪她查找档案的理由，名正言顺地进入明清档案馆一窥堂奥。至于警卫部队的驻地那一座建筑更是无缘得见，好在两座“影壁楼”建造格式一模一样，不看也罢。有时我到西华门找警卫队的同僚们闲扯，会经过这座“影壁楼”，门前的警卫士兵不是在练“劈砖”、“****”这类的硬功，就是在操练正步，倒是也看不出是否比普通士兵武艺更高强。

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初秋，在“四人帮”被擒后的第三天，有位消息灵通的朋友告诉了我这个天大的秘密，并嘱我到“影壁楼”前看看“御林军”有何动静。我果真去了一趟，完全没有看出有何异样。但不管“影壁楼”里的人马到底是不是有动向，“四人帮”终归是垮台了，而我在故宫的警卫生涯也随着社会动荡的大潮发生了变化。两年之后，我离开故宫重去读书。

“影壁楼”遮挡得住外部的视线，却没有挡得住“四人帮”的覆灭，也没有遮挡住我个人生活轨迹的变换。

三、狗与犬的区别

一般来说，“狗”与“犬”几乎可以说是同义词，只是也许“犬”字更雅驯一点。不过有的时候，它们又不可以互相替换，譬如说“警犬”就不好说成是“警狗”，在这里，好像是“犬”还多了一点职业训练的味道。

我在故宫警卫队的时候见到过两只货真价实的“警犬”。那是为了加强警卫力量特意从公安系统即将退役的警犬里调拨来的。这两只警犬虽然并不归警卫队直接领导，而是隶属于故宫派出所，但因为我们两家是常年并肩作战的兄弟单位，于是也就把这两只警犬看作是我们天然的成员，经常到围栏去逗弄一下这两个看似凶猛但实可爱的小家伙。

听别人说，这种德国种的警犬嗅觉十分灵敏，只要是生人的气味，它一闻就能跟踪上去，追几里路都不在话下。有了这两只警犬，我们警卫队就更神气了，派出所的小李子有时趁闭馆前清场的工夫拉着警犬到御花园锋芒小试，我们也跟在后头沾光，仿佛也是警犬的主人似的。老话总说“狗仗人势”，看来狗要是威风起来，也有“人仗狗势”的时候。

可是没过两个月，就听说警犬又送归原主了。起先我闹不明白，还以为是警犬不能胜任故宫这种特殊的工作要求和生活环境。后来慢慢地才知道，原来是我们没有经验，喂养和训练的不得法。据说这种警犬好虽好，但不能随便让闲人接触，否则久而久之，警犬的嗅觉就退化不灵了。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天天还得有上等的好肉伺候才能让它们精力充沛。前者倒是大体可以做到，既然必须远离人群，那么以后将它们关起来，不跟外人接触就是了。只是这后一样有些困难。那个年头，人吃肉尚且凭票，京城算是在天子脚下，每人每月也只有半斤定量，怎么可以有肉给狗吃呢，更不要提拿上等的好肉给狗敞开肚皮吃了。所以思来想去，只好忍痛割爱将警犬送了回去。如此我接触这种警犬的时间很短，没有能看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多年之后我有了一次机会，得以认真观察德国警犬，那是我在德国科隆大学读书时候的事情。

我们中国学生会的主席小邵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外派进修的，正好这时一机部在科隆设了一个办事处，负责送往迎来各个出国考察的代表团。办事处里都是小邵的熟人，他就经常带了我们去那里走动。没过多久，办事处不知道从哪里领养了一只纯种德国警犬看守大门。我们刚见到这只德国警犬的时候，它精神矍铄，两只耳朵支棱起来，仿佛可以听见很远的声音。四条腿上的肌肉紧绷绷的，看着就像随时会飞奔出去一样。这时我就想起故宫里的那两只警犬，它们彼此居然长得极像。于是我感叹起来：瞧人家这警犬能这么精神，而原先我在山西、内蒙古插队的村里，各家豢养的柴狗一个个全是懒洋洋、无精打采的样子，刚吃饱了就往地下一躺，让它看家护院还真不放心。

过了不久，我又到办事处去做客，惊奇地在门口看到那只原先体态健硕、精神十足的德国警犬居然和我在山西、内蒙古农村见到的柴狗一模一样，都是同一个姿势，前后脚叠在一起，匍匐着躺倒在地上，耷拉着耳朵，喘着粗气，在太阳底下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养神。我以为它一定是生了病，赶紧问办事处的老贾这是怎么回事。老贾说，这狗其实没有什么病，就是近来发现它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精神。原先成天围着院子不停地转，现在却总是喜欢躺下来晒太阳，有时有人用脚轻轻踢踢，催它起来走动，它还老大不情愿似的。

我突然就记起故宫送回去那两只警犬时，人家说过这种警犬要给上等好肉吃才行的道理，连忙问老贾是用什么饲料喂它。老贾说，商店里的狗食太贵，公家账上又没有这么一项开销，再说外汇这样紧，每人每个月只有那么一点点零花钱，都攒着盘算买个大件带回去，有谁会舍得花钱给狗买吃的，每天还不就是用伙食团大家吃剩下的面条菜汤喂它么。

听了老贾的话我明白了。这就难怪：看来这不是人家警犬的问题，再好的警犬用这样的食物喂养，最后也会变成柴狗。或许“犬”和“狗”就是因为这一点才会有了区别的，也未可知。

由此我又想到，南橘北枳的道理于犬是如此，于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由犬想到人，由故宫里的犬想到故宫里的人，再想到在故宫里听到的这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沧桑故事，不免于心有戚戚焉。

最后，我要交代一下在本文开头处提到的那位用电邮通知我畅安先生病重住院的发信人。我事后才知道她是位女士，是旅美的画家。让我好奇的是，她是如何知道我和畅安先生有交往的？对我的疑问，她回答说：还不是读了你的《锡庆门行走》呗。

看来我再写一点“锡庆门行走”的旧事，即便丝毫不涉畅安先生，也还是可以算做对先生的一点纪念。

我曾经有过一支“派克”牌自来水笔，北京人管自来水笔又叫钢笔。

如今说起钢笔，已经是太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或许已经很少有人再用它了，嫌它麻烦。但是在我小的时候，钢笔可是一样了不起的物件。中国人似乎对物质生活的概括能力特别强，每个时代都能举出几件具有标志性的大件东西，代表着人们所向往的幸福生活的目标。在我稍解世事之后就知道那时的标志是四件器物的组合，它们是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和缝纫机，似乎家中有了这四样东西离理想生活就不算太远了。后来还听说过有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之类其他物件的不同搭配顶替上去。另外我听母亲说到过，解放不久，她刚刚来到北京的时候，也曾有过代表幸福生活的四大件，这是指钢笔、皮鞋、暖水瓶和痰盂。由此看来，那个时候不但与知识有关的文具可以占个大件的地位，而且钢笔还是四件之首。现在的人，眼光要比那个时候高远得多，只把汽车、洋房之类挂在嘴边，如果听了我母亲那样的标准，大概都懒得笑话。

不过我完全相信母亲的话，记得当年我的大表姐在五十年代谈恋爱时，火候差不多了，便将她的男朋友引到我们家里来。表姐从小是由我的外婆照拂大的，当时外婆正住在我们家，表姐认为，事成之前总要把对象带给她老人家看了满意才算数。

事后表姐问外婆对男朋友的印象如何，外婆挺认真地想了一下说：“嗯，人不错。别看是个军人，还有点文化，我看见他的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哩。”

表姐听了，急切地分辩道：“看您说到哪里去了，人家正经真是个大学生呢。”

后来，表姐不小心将外婆的话过给她的对象听。那时候的人行事比现在的人要老实，她的对象一听马上就涨红了脸，一脸坦诚地交代说，这还是在他出门来我家之前，有个同事一再坚持要他在上衣口袋里插上一支钢笔。起先他不愿意，认为多此一举，没想到这么一来，还真给他带来一个“碰头彩”。

不久，大表姐和她的对象结婚了，紧跟着就是“反右”，表姐夫成了“右派”。他原来在解放军总参所属的一个什么单位里服务，因为他那两句建议军队也要重视知识分子发言的话，就被开除了军籍，下放到山西介休的农村去劳动改造。大表姐二话没说，放下她在部队三○一医院里的工作，跟着新婚的丈夫一道去了山西，而且一去就是二十多年。我想，这是不是多少也有他们谈恋爱的时候，表姐夫上衣口袋里插着的那支钢笔的魅力呢。

可见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那个年代虽然知识也是在一天天地走下坡路，越来越不值钱，但民间还是认为有文化无论如何应该算是个优点，不像后来，要么提倡越穷越光荣，三代讨口也成了炫耀的资本；要么摆阔讲排场，一切都看钞票的脸色行事。

我还记得著名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当年有个段子，说是可以从上衣口袋里钢笔的多寡判断一个人的文化程度：一支钢笔是小学生，两支钢笔是中学生，三支钢笔是大学生。那么要是插四支钢笔呢？捧哏的郭启儒先生问道。这时候只见侯先生不慌不忙地抖出一个包袱说，要是上衣口袋里插四支钢笔，那准保是修理钢笔的。的确，因为当初钢笔是件大家相当看重的物件，所以也就自然而然生出维修钢笔的职业，这就是钢笔的修理技师。如今的人大概很多没有想到，原先竟然还有这样一门职业。其实我的老街坊鹏起四叔就是一辈子凭这门手艺吃饭，而且生活得还不太坏，可见当初的人是如何的爱惜钢笔，所以修理钢笔的生意才能红火，四叔也才能靠了这门手艺养活起一大家子人。

四叔没有上过什么学，不识什么字，但修理钢笔的手艺特别精到，自打日本人占领北平的时候他就到修笔铺里学手艺，后来在西单牌楼把口的拐角上自个儿开的钢笔修理铺里修笔。听说他见过许多名牌钢笔，也见过不少有好钢笔的文化人。解放后公私合营，他的铺子被合并到公主坟商场去了。

四叔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平素你不找他说话，他从不上赶着跟你搭腔。有时候在胡同里碰上了，他顶多满脸堆笑地打个招呼，问声“吃了没有”，然后就连忙走开了。我和四叔后来能多少搭上话，也是因为我的那支“派克”笔。

那支“派克”钢笔的故事是由母亲在上海时候的老朋友陈先生夫妇引起来的。听说陈先生原先有位朋友，在海外学成之后，响应政府的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回国的时候觉得搞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大家有工做，大家有饭吃，没有考虑到其实最好还是要多攒些钱带回来。回国之后他学的专业在新中国并派不上什么用场，工作自然不好安排，太太又是个好讲排场的人，事事都要用钱，一时周转不灵，手头难免拮据。幸亏他们随身带回不少外洋的东西，可又拉不下面子到寄售行去变卖，就只好在朋友之间出让换钱来维持生活。陈先生有次去这个朋友家，看中了朋友的一套“派克”金笔，一个盒子里面装了两支，一大一小，都还是全新的。他问价，人家要他两百五十块。他嫌贵，可人家又不愿意拆散卖，于是陈先生就跑到我们家里来打商量，问是不是可以与我父亲合买，而且最好是父亲将那支大的买下，他买小的，因为他只是喜欢“派克”的牌子，实在是想收藏一支，并不在意握笔行书的感觉，这样在分摊上，根据笔的大小，他还希望可以再斟酌稍许少付一点。

那个年代，两百五十块钱可不算是个太小的数目，一个大学毕业生也就是五六十块钱的工资，在父执辈当中每月能挣到两百五十块这个数目的人并不多。如果是平常，父亲大约也很难与陈先生合作一回，可是那次是父亲刚好得到一笔稿费，正在和母亲商量如何派用场。所以陈先生来一提，父亲居然爽快地答应了。

事后他们是如何分摊买笔的钱，我全然不知道，但是我记得那次陈先生到我家将“派克”笔送来的时候，为了装钢笔的盒子，父亲和陈先生还推让了好久。最后父亲说，既是你只为收藏，那么盒子还是归你。我只是用钢笔来写字，用不到盒子。陈先生见父亲确是当真，自是再三道谢，欢天喜地地告辞了。

父亲当然也很喜欢这支新来的“派克”笔，几天都爱不释手，说毕竟是“派克”牌的金笔，写起字来圆润得很。后来父亲给我讲我最喜欢听的“福尔摩斯”，还告诉我说，那本侦探书就是用“派克”笔写出来的，以至于我很久都在设想，如若没有“派克”笔，柯南道尔的故事到底会不会同样引人入胜。

过了不久，似乎“派克”笔出了一点毛病，与父亲在文字上有些交往的邻居徐伯伯知道了就说，这样好的钢笔万万不要找不知深浅的人修理，一定要找个妥靠的师傅才行。父亲听了也以为然，因为父亲原先就知道四叔是位有经验的修笔师傅，尽管平素他与四叔也就是个点头之交，并不太过话，但是这次父亲还是冒昧地带着我，拜访了一趟四叔，向他讨教用笔的经验。没有不透风的墙，等我们跨进四叔家的门，说明来意，四叔居然早就知道父亲新近得了一支派克金笔。等父亲将笔交在四叔手中，四叔就从他的抽屉里掏出来一块天鹅绒布，小心翼翼地在桌上铺开，然后将笔放在上面，随口问起父亲钢笔有什么毛病。父亲告诉四叔，其实毛病也不大，就是吸水不足，每次灌水写不了多少字就没有墨水了。四叔一面听，若有所思地不住点头，就像郎中问诊一样，一面娴熟地随手将钢笔上的构件一一旋转拆卸开来，有如庖丁解牛，一忽儿的工夫，一支钢笔已经变成了一堆精致的小零件。

听罢父亲的话，四叔在灯光下仔细端详钢笔储存墨水的笔囊，然后胸有成竹地说，我看笔没有什么大毛病，其实是您灌的墨水大概不行，另外您也没有经常清洗笔囊和笔槽，沉淀太多，时间久了，把走墨水的路堵塞住了，我给您清洗清洗就成。四叔说着，就捏起笔囊将钢笔浸在一杯水中，手指一收一放，果然原来还是清水的杯中马上污浊不堪，隐隐约约地还可以在杯底看到不少渣子。

清洗完毕，四叔将钢笔的各个部件又一一装好，用垫在笔下的天鹅绒布用力将笔杆与笔帽擦了一回，派克笔更显得锃光瓦亮。然后四叔从桌角拖过一个墨水瓶，一面将笔尖插进去灌墨水，一面嘱咐父亲说，好马配好鞍，好笔就要用好墨水，您最好就用这种“鸵鸟”牌的蓝黑墨水，其他的都不行。父亲这时恍然大悟，连声说，原来里面还有这样的道理。

灌好墨水，四叔又从桌子的抽屉里小心地拿出一个封皮已经包了好几层的小本子，不慌不忙地抬起眼笑着对父亲说，您今天到我这儿来也算是赏我一个面子，麻烦请您在这上边给我写几个字。说罢就将小本子和钢笔一起推到父亲的面前。

起先父亲还不明白四叔是何用意，有些踌躇，随手打开四叔递过来的本子翻看。看了几页，不禁将本子凑近了许多，有些吃惊地说，唉呀，你竟然收集了不少字迹，有的还真是些名人呢。

四叔笑笑说，这些都是过去我的那些主顾给写的。修好笔，顾客大凡都得试试，我就趁势弄了这么个本子，让人家随便给写两个字，虽说人家写的是什么，又有个什么讲究，我也不懂，但总归算是个念想。不过原先在西单把口，过来过往的净有些文化人，他们来我这儿修笔，给我写的虽说瞧不懂，但是我看得出来是两笔好字，如今搬到公主坟的商场去，在个旮旯里给人修笔，逛商场的大都不是这路人，所以我这个小本一直也就不带去了。说着说着，四叔似乎有些意兴阑珊的样子。

父亲听明白了，就爽快地在四叔的小本子上写了些什么，如今当然我对此全都记不得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四叔在看完父亲写好之后满意的笑容。事毕，四叔似乎又记起了什么，从父亲手中讨回来钢笔，拿出一面放大镜，把笔尖对着灯光看了许久，然后回头对父亲说，您大概是有写毛笔字的功夫，我发现写惯毛笔字的人都容易这样，写字有点太用劲，现在笔尖磨得狠了些，等再过一段，我给您点点儿金才好。父亲听了连忙谢了四叔的好意。

之后，四叔又跟父亲理论起他见过的派克笔来了。这时候，平常言语不多的四叔像是换了个人，嘴里的话音不断，父亲都很难插嘴，只是笑着望着四叔。四叔神采也飞扬了起来，说到过去哪个痛贬时政的报纸主笔用的是派克笔，哪个写京派小说在报上连载的文人用的也是派克笔。他们的笔谁的最好，谁的又差一些，以及后来这些人物的沉浮，这些派克笔的下落等等，他都记得起来。四叔还翻开他的那个小本子，一一检出该人的字迹，以证明他此言不虚。听他说起这些旧事，我觉得平素在胡同里并不起眼的四叔俨然成了一个能够细数前朝掌故的学问家。听完四叔意犹未尽地说罢这许多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我们就告辞出来。一路上父亲都在感慨：人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今天算是见识了。

记得后来不久，四叔果然向父亲讨去派克笔将笔尖点了金，送回来的时候还说，上次他就注意了父亲用笔的角度，所以还特别在加工的时候格外关注了。父亲给他工钱，他执意不收，后来父亲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还了四叔这个人情我就记不得了。不过从此之后，我和四叔来往得也就勤了，而且特别愿意听他讲他们那一行里面的故事。

几年过后，我考上中学，这个学校在京城里算是过得去的，父亲知道了似乎比我还高兴，居然将他的那支派克金笔送给了我作为奖励。我把消息告诉了四叔，四叔也显得很高兴，说我是他见过使派克金笔年纪最小的人。他并且嘱咐我，今后我的派克笔出了毛病一定只交给他修理，说是现在的人不懂行，好笔也会让他们给修坏了。再说，派克笔如今也是越来越不多见了，坏一支就少一支，说话时那种黯然神色，就像是说起旧友的凋零。

但是没有多久，我就干了件使四叔伤心的蠢事：我把父亲送给我的派克笔弄丢了。

原因是我家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的衣服很紧缺。听了我这话的人，如果没有切身体会是不会懂得其中道理的。那个时候，买纺织品都需要有布票。家中有几个孩子的家庭，大孩子的衣服穿不下了，传给下一个穿，几个孩子的布票加起来总可以每年轮换做套新衣服，可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虽说经济负担轻一些，但要等布票攒足了才能做件新衣服，其实反倒更困难。

于是，即使好不容易攒够了布票给我做套新衣服，母亲却舍不找到这张照片才知道，原先父亲送给我的就是这种“派克五一型”金笔。它有两种不同的压缩笔囊装置，我的派克笔是上方那种从后部压缩型的。得买新布做我的衣兜，总是用从旧衣裳上拆下来的旧布凑合。裁缝铺的师傅嫌麻烦，当然不乐意，但缠不过母亲，只好将就着用。这样的新衣服，旁人看不出，可是我心里明白，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口袋，因为已经是从破衣服上挖下来的残余部分，没有几天准会磨破，一不小心就会将装在里面的东西悉数丢光。

那天就是下午在学校做完作业，忙着去操场踢球，随手将钢笔塞进裤口袋，等我回到家才发现，父亲刚刚送给我不久的派克笔从裤口袋的破口处掉了出去。第二天早上我连忙赶到学校，在操场上走了十几个来回也没有发现我的派克笔，只好晚上等父亲回来哭丧着脸告诉了他。

父亲听了却没有说什么，说是既然丢了也就说明没有这个缘分，还是去用你原来的钢笔吧。那是一支普通的铱金笔，不过对我来说，用时感觉不出有多少差别，只是觉得辜负了父亲原先的一番好意。

反倒是几天之后见到四叔，他向我问起派克笔，我照实说了这桩倒霉事，他跳脚大声埋怨起我来，说是怎么可以将派克笔丢掉了呢，四叔甚至觉得，我的父母居然允许我将派克笔带到学校去都是太掉以轻心了。说着还双手插腰，脑袋大不以为然地晃来晃去。接着他将我引到他的房间里，嘴里还一直不住地念叨“坏一支就少一支，丢一支就少一支”这样的话。说罢又拿出上次他给父亲和我看过的那个小本子，翻到父亲曾经用派克笔写下几行字的那一页，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给写上，这支笔让你给弄丢了！”看得出，四叔眼睛里分明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色。

从那以后，我一直记得这个教训，从不用什么贵重的钢笔，真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个福分，恐怕暴殄天物。许多年以后，在台湾与我们断绝音信几十年的大表哥得知我还算好学上进，于是送了一盒也是两支一套的瑞士名笔给我。我在笔店里看过，知道那不是我这样的人应该用的，所以一直收在柜子里。直到现在我还是对裤兜的质量格外用心，每次裤子穿上身，我总是要首先摸摸裤子口袋有没有破孔。好在如今时代前进了，裤兜用的都是新布，一般不会在裤子穿烂之前坏掉，所以我还比较放心。

上次从波士顿回北京，见到儿时的邻居同伴国栋，四叔是他家长房的亲堂叔，于是我就问起四叔的境况。从他的嘴里得知四叔早就退休了，人老了，话反倒比年轻的时候多，总是说些“点金”、“磨尖”之类修理钢笔的行话，要不就是说起他当年见到过的文化人。然而做小辈的里头没有人知道他说起的那些旧人，也没有人听得懂他说起的那些旧事，于是也就没有人耐烦听他多说。可他没事总还是一个人坐在当街门口，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

我听了之后就跟国栋说，其实我倒愿意见四叔一面，再听听他对派克金笔的见解，再听听他对那个年代的记忆。

因为记得那个年代，并且愿意说起那个年代的人毕竟已经不多了。

“过犹不及”是一句老话，意思是说，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就跟做得不够一样。以吃饭为例，没有东西吃，不舒服，而吃得太多，也不舒服。看电影同样是这个道理，没有电影看，不舒服，电影看得太多，也不舒服，尤其是从没有电影看突然变成连看多部电影，就更不舒服。

之所以有这种感慨，是我偶然想起二十多年前在京城看所谓“内部电影”的旧事。

电影还有“内部”，凡是解放后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想来都不会奇怪。那几十年间有太多的“内部”，有所谓“内部图书”、“内部文件”、“内部供应”，等等，不一而足，总归都是仅供特殊人物享用，一般人根本看不到也吃不到的东西。由此推而广之，所谓“内部电影”就是只供个别特殊人物享受的精神生活用品。

到了“文化大革命”，“外部”电影几成绝响，差不多所有的电影都属“内部”，在那十年间，看过的外国电影屈指可数。记得二十个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在云南农场的时候，有幸看了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激动了一晚上，连呼过瘾，认为这绝对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后来还看过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其中有个躲在别人家里还大呼小叫、挑三拣四的革命者，为了这个几乎不近情理的角色，我们大家不知反复辩论了多少回，到底也没有搞清楚导演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帮”一举粉碎了以后，在京城出现过一类不在电影院里卖票放映，而是私人通过各种渠道搞到拷贝和联系场地，只在一定范围内放映的电影，称做“内部电影”，其实只是由于拷贝或者尚未公开，或绝大多数都是几十年来的老电影，而当时政治局面混乱，何者为敌、何者为友也十分含混不清，只好统称“内部”。电影放映时往往持票的观众好几百甚至上千人，有的是同一单位里的“同志”，有的只是毫不相干的乌合之众，所以也就根本谈不到什么“内部”的局限。像我这等做过许多年“知识青年”的人，居然也就鱼目混珠，忝陪末座，看过不少当时的“内部电影”。

当然，当年的“内部电影”如今绝对算不上什么稀罕之物。比方说，我在昆明看过一次《刘三姐》，那是一部“文革”前拍摄的电影，如果说这就是所谓的“内部电影”，那么今天的人们一定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有一天，群众风闻领导要以审查为名，私映《刘三姐》。大家想，如今打倒了“四人帮”，群众已成真正的英雄，几个领导看得，我们为何就看不得，于是串联起来将小礼堂团团围住，一定要与领导共同分享《刘三姐》。

领导到底手段高明，见到有如洪水猛兽般的群众将礼堂围得水泄不通，便略施小计，命令放群众入内，开始轮番放映《红灯记》和《奇袭白虎团》两部样板电影。从中午一直放到傍晚时分。群众渐渐耐不住性子，领导又派人到群众中散布消息，说是根本没有什么“内部电影”。群众到了半夜时分便渐渐散去。待到人去楼空以后，各位领导大员才纷纷落座，开始独享《刘三姐》。我们几个人深知领导的心思，一直坚持到最后，这才得以一睹刘三姐的风采。

不过到我有幸在京城躬逢盛举、经历“内部电影”的热潮时，那个特定时期的所谓“内部电影”一般都是指外国电影了。十年没有开过“洋荤”，正所谓饥不择食，倒也无论哪个国家的出品，也无所谓艺术的水准，从索然无味的广告片到经典名著，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默片到最新声光电化的巨制，只要是能搞到手，观众一视同仁。

促成一部这样的“内部电影”放映，起码有三个要素：一是电影拷贝，二是放映场地，三是翻译。

取得电影拷贝，这完全要靠关系。那个年月正当风潮起落，手中有权的官员有如走马灯般地轮番换将。所以打通关节需要及时。好在某些官员也及时行使权力，免得过期作废，也算颇好讲话。而且那个时候许多干部刚刚“解放”，很久没有亲手批示过文件，不免手痒。我一位朋友的父亲说过他就属这类人物。同一个办公室里坐着七八个老领导，看到秘书拿着各类文件从身边跑进跑出地找人批阅，有人忍不住冲秘书高声大叫：“拿来，叫我也批一份试试看！”

二是场地不易解决。虽说是半开放式的“内部电影”，但到底还是要有所顾忌，为了避人耳目，正规的影院是不能用的。这时，拥有礼堂的单位就可以开出价钱，有好处也要利益均沾。不过当年的人们并没有如今这样胆大包天，所谓的好处无非也就是多给几张电影票而已。

三是翻译尤其难。那个时代权威都已打倒，外文几成绝响，能够胜任的人物有如凤毛麟角，而且还要冒“宣传封、资、修”的风险，所以往往是万事俱备，而最终无法找到胜任的翻译，功亏一篑。

记得有几次看电影，对翻译高手的印象不浅，例如当时还是中国科学院外文所的朱虹女士翻译的《随风而去》，娓娓道来，用词十分得当，可算是一种享受。另外有一次，在冶金部的礼堂，看的是歌德的《浮士德》，那位德文翻译据说是当今的歌德权威，口译得也十分流畅，只是《浮士德》本身太过艰涩，观众的思维方式离“文化大革命”也尚不大远，所以看过之后，大家仍旧困惑不解。还有一次，看的是一部讲美国黑手党的打斗片，那个担任翻译的中年男子口译十分了得，而且还能把纽约的黑帮切口顺便翻成地道的北京土话，对话里面男子的粗声大气和小姐太太的尖嗓细语都转换自如。例如说“你他妈小子少来这套浑的！”，“王八蛋才骗你呢！”，或是说“呦——，大清早儿的，这是到哪儿去呀？还是让姐们儿我来疼疼你吧”，等等。听着十分干脆过瘾，但似乎与画面上西服革履的人物不大相称，大家不免怀疑他是否在信口开河、添油加醋。但是观众大多不懂外文，也不敢挑剔。后来我到了美国，看到好莱坞电影里衣冠楚楚的绅士和描眉画眼的淑女果然都是一口脏话当家，这才信服了当年那位翻译传神的口译应该是大致不错的，只是如今再也无法证实了。

当然，翻译的功夫到底也是良莠不齐，如果遇到外语功力有所不逮的翻译时，就不免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例如有一次看美国的西部片，只见两群强盗开枪火并，口中还在念念有词，这些对话与剧情绝对有十分紧要的关系，但是现场的翻译总是捉摸不定、三缄其口，惹得观众抓耳挠腮，直问剧中人在说些什么。后来尸横街头，枪声渐稀，镜头淡入到一个肃穆的出殡仪式，一口棺材抬了出来，这时才听到翻译姗姗来迟的金口玉言：“他死了。”

众人皆十分不满，叫道：“废话！这我们还不知道！都出殡了，人还能没死？”不过，平心而论，电影的传译是很不简单的，尤其是在那样一个自我封闭了几十年的时代里，真也是勉为其难。我想，后来京城里许多青年人发愤读外文，其中一部分原因或许就是看“内部电影”而不解其中三昧时受到的刺激。当然，外文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所以直到后来“内部电影”活动偃旗息鼓、销声匿迹，观众也是一直需要借助翻译看译制片，许国璋的四册英文课本和陈琳的广播英语教材都没有能够立见功效。

观赏“内部电影”除了上述的三要素之外，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就是观众的身体素质，要耐得住意想不到的恶劣环境。由此让我想起一次至今记忆犹新的“内部电影”，可惜的是如今连电影片名都记不起来了。

那是一九七八年夏季的一个酷暑之夜，我从友人处偶然得到一张“内部电影”票，大概是他对我前次送给他“内部电影”票投桃报李还的人情。放映地点是在京西的水电设计院礼堂，那次是连看两部电影，一为缅甸出品，一为英国出品。两者时代、背景、情节毫不相干，只是负责联系拷贝的人一时都借了来，于是就放在一起连映。当年的观众对“内部电影”胃口奇佳，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虽然两部电影的名字我没有记住，但情节尚约略记得，前者讲一个缅甸革命者如何舍弃家庭，参加游击战；后者讲一个“二战”中被纳粹俘虏的英国士兵如何摆脱看守，乘坐货运的闷罐火车逃出魔掌。

中国人习惯先苦后甜，按照这个思路，观众大都认为缅甸的电影总归不如英国的，所以放映员提出的放映顺序是先放缅甸的，然后再放英国的，大家都没有异议，连呼快放便是。

电影开始前，一般都要介绍一下翻译者的姓名，或者还有其学术头衔，以提高可信度，可是这天却没有。在黑暗中就听见放映机的马达声沙沙作响，画面上人物的嘴巴也在动，但是却没有声音。于是就有人三三两两地聒噪起来，提醒放映员机器出了毛病。许久没有听见反响，观众席里大呼小叫的人就更多了。这时麦克风里传出来电影组织者的声音说：“各位观众，这部缅甸的电影是无声电影，放映一个段落之后，会有英文字幕，到时我们会给大家翻译的。”

听了这话，观众才没有太大的骚动，只是听见有小声的叹息，不知是后悔来得太早，不如等到第二部电影放映时才来，还是感慨居然还有比我们落后许多的国家。据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受苦，看来果然一点儿不假。另外可能也想到，不用破费便能看到“内部电影”也就心平气和得多了。

画面虽是黑白的，但女演员还算漂亮，男主人公也不差，但脾气看来有些暴躁。虽然听不到他们说什么，但肯定老是在那里争吵，有时候男的说不过了，还打那个看来是他的妻子的女人。另外就是总有一只苍蝇在女演员的头上飞，她三番五次地用手驱赶，但总也轰不走，十分破坏画面和情节。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导演特意安排的剧情要求，还是摄影棚里的卫生不良引起的问题。总之，两个人从头说到底，苍蝇也从头飞到底。观众只好都耐着性子，一直盯着银幕上的这只讨厌的苍蝇。最后，男主人公看来很生气，但也很坚决，提起枪走出废墟般的小院，义无反顾地走向远方，女主人公先是低头哭泣，然后猛地转身追出大门。观众这时如释重负地发现，女主人公头上飞舞的苍蝇终于也不见了，或许跟着男主人公一同上了前线。

这时礼堂中灯光大亮，放映员宣布大家不要离开座位，厕所也不要去，以免影响秩序，下一部电影马上开始。观众们趁机互相打量了一番，个个都已经是汗流浃背，但兴致不减，满脸堆笑。第二部电影果然很快就开始了。这次是有声电影，但还是黑白的。到底是英国货，大家齐声赞叹，似乎忘记其实我们中国早就有有声电影了，而且还有彩色的。

剧情里除了一个英国大兵之外，还有许多说德国话的军人。这时翻译说，他只懂英文，德国话一律省去。好在刻板愚笨的德国鬼子说的那些话，从他们的面部表情里也可以猜出八九分，总归是：“上去！”“下来！”“不行！”“快一点！”之类。电影一开始就是德国鬼子抓到了一个掉队的英国士兵，但他机智地甩掉德国人，爬上了一辆开赴前线运输弹药的货车。英国人是俘虏，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德国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小声地自说自话，所以中文翻译观众不听也罢。

火车有时要穿过封锁线，有时还要遭遇盟军的袭击，所以老是走走停停。当时正值酷暑，车厢里闷热得很，德国人在不停地擦汗，英国俘虏在不停地擦汗，而礼堂里的观众也在不停地擦汗。

单调的铁轨撞击声和零星的枪声贯穿了整个情节，礼堂里酷热的气温出其不意地让观众们身历其境，和英国俘虏一同体会在纳粹追击下的痛苦。就这样，大家总算熬到了礼堂里的灯光再度大亮。

灯光亮后，仍还不是散场，听了放映员的宣布才知道，原来这部电影还有下集，难怪英国俘虏的最后结局都还没有交代。礼堂里已经是汗臭满室了。灯光很快又灭了，又是英国俘虏自怨自艾的内心独白和翻译结结巴巴的口译，再有就是火车轮子撞击铁轨单调的金属声。礼堂里温度越来越高，终于有人耐不住溽暑的闷气，大喊要求打开天花板上的电扇。

可是麦克风里有人又在答复说，因为这个礼堂过去从来没有放映过电影，保险盒里的保险丝太细，一时又买不到合适的，只好凑合着用，一开电风扇，闸盒就会憋，电影便无法放映。两害取其轻，希望大家忍耐一下。

火车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疾驰，英国俘虏也在不停地喃喃细语。大约翻译也厌烦了，只是隔三差五地补上一句：“他说他应该尽快想办法”、“他说他没有多少时间了”，等等。

礼堂里死一般的寂静，不知是扮演英国俘虏的演员演技精湛，使观众浑然忘我，还是室温已经接近人体的极限，使观众认识到过多的动作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总之，我们对那名英国俘虏所处的困境感同身受。

终于，就在火车开到双方边境上的时候，那个英国俘虏一个鹞子翻身，跳进了沟里，那边的英国军人向他跑来，这时音乐大作，观众们仿佛也随着英国俘虏跳下了火车，全体不约而同地起立，一边高声向盟军欢呼，一边赶快逃向礼堂的大门。

观众蜂拥而出，已经有好几个人走不大动，费力地躲开汹涌而出的人流，蹲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和电影里的那个英国俘虏一模一样。黑暗处，许多忍无可忍的男士们不得不解开裤带，立刻地上便形成一条条小河。在那个年代，我随着潮流看过不下数十场“内部电影”，但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应该算是这一次的经历。直到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那个酷热的夏夜，我回到住处已经是精疲力竭，倒下和衣便睡。后来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也变成了一个逃亡的俘虏，坐在闷罐货车里，浑身肮脏不堪，大汗淋漓，许久许久不得逃脱。不过头顶上似乎没有困扰缅甸女演员的那只苍蝇，大概是梦中火车开得太快，风也太大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