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预知死亡

[美]劳伦斯·布洛克
简介
一名有为的出版社律师被人枪杀在夜暗的纽约街头，而警方找到的凶手是一名终日游晃街头精神有问题的游民，纽约引起一阵恐慌，议论不断，然而疑犯的弟弟不相信受了越战刺激的哥哥会是凶手，央求马修为他进行侦探工作，希望找出真正凶手……

第01章

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莉萨·霍尔茨曼去第九大街购物。下午大约三点半至四点，她回到自己的公寓，开始煮咖啡。咖啡一边滴着，她一边换下烧坏的灯泡，收拾好刚买的日常用品，读起高亚牌豆子盒后面印的食谱。就在她坐窗边喝咖啡时，电话响了。

是她丈夫格伦打来的，说他要六点半左右才回家。他常常晚下班，不过他在这方面很体贴，总会告诉她什么时候回家。从她流产后这几个月以来，他比过去更殷勤。

他到家时将近七点了，七点半他们才坐下来吃晚饭。她炖了一锅扁豆，以豆盒上的食谱为依据，但做了改进，添了大蒜、新鲜的香菜，以及一大匙约卡太卡辣酱，风味大增。她把炖扁豆浇在饭上，配了沙拉。他们一边吃，一边望着太阳西沉，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他们的公寓坐落在第十大道与五十七街东南角的交会口，是一栋新盖的大楼。马路斜对面就是吉米的阿姆斯特朗酒吧。他们住二十八楼，窗户朝向南面和西面。一眼望过去，景色很美，整个西区尽收眼底，从乔治·华盛顿桥到巴特瑞①，再从那里越过哈德孙河，一直延伸到新泽西。

①Battrty，纽约市隶属于曼哈顿的一个区，面对纽约港。

他们是很体面的一对。他身材高瘦，深棕色头发从前额中央仔细地往后梳，只有太阳穴边略见灰白。深色的皮肤，清晰的轮廓，只有略显松弛的下巴，使他的脸稍显柔和了点。一口好牙，一副信心十足的微笑。

他仍是一身平时上班的穿着。一套手工精细的西装，打了条纹领带。在他坐下来吃晚饭前，有没有先脱下西装上衣？他可能把上衣挂在椅背上，门把上，或者用衣架挂起来。他对他的东西一向很小心，我可以想象，他穿着衬衫坐在窗边……一件蓝细纹织布的牛津衬衫，纽扣从上到下一路扣紧……领带则从一侧甩到肩后，免得沾到着油渍。我看过他这副模样，是在一家名叫晨星的咖啡屋里。

她的身材娇小纤细，大约五英尺二英寸高。一头深色头发，短而时尚。肤色如磁，眼睛蓝得眩目。她三十二岁，但看起来年轻多了，不像她的丈夫，比他的实际年龄三十八岁要显老。

我不知道她穿了什么样的衣服。也许是一条牛仔裤，裤脚卷起，膝盖和臀部磨得有点旧了。上面一件黄色无领棉线衫，袖子直推到肘弯，露出一截手臂，脚上则是棕色皮拖鞋。

不过这都只是我的猜测，一种想象的游戏，我不知道她到底穿了什么。

大约八点半到九点之间，他说他要出去。如果他曾在稍早前脱了上衣，现在他又将再度穿上，另外还加了一件薄大衣。他告诉她，他一小时内就回来，没什么要紧事，只是有点小事要处理一下。

我想她洗了盘子，倒了杯咖啡，然后在电视机前坐下。

十点都过了，她开始担心。她告诉自己，不要这样傻里傻气，她坐到窗边，看着窗外的繁华夜景。

十点半左右，门卫打来一个电话，说有警察正上楼来。警察一出电梯，她已经等在走廊上了。这是一个身材瘦高、模样清爽的爱尔兰小伙子，身穿蓝制服。她记得她一看到他，就觉得警察应该是这个模样。

“哦，”她说，“请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

—直等他们进门后，他才肯开口说话。不过她已经明白了。他脸上的表情早已道出一切。

她丈夫去第八大道与西十五街的交会口，显然在那里用硬币打公用电话。可能有人想要抢劫他吧，近距离内向他射了五颗子弹，他立刻倒地身亡。

还有其他的细节，不过她什么也听不见了。格伦死了，她不需要再知道别的。

第02章

我第一次遇见格伦·霍尔茨曼是在四月的一个星期二晚上。艾略特在《荒原》中这样说，四月，是最残酷的一个月份①。那他总该明白他自己说这话的含意吧？我可不懂。对我来说，每个月都很难熬。

①艾略特（T.S.Eliot）在《荒原》（The Wast Land）中写道：“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我们是在桑多尔·凯尔斯坦的画廊见的面。那个画廊在五十七街上第五和第六大道之间的一幢五层楼上。那幢楼里有不下十几个画廊。当天，一个现代摄影团体的春展开幕。三楼的一间大厅里，在展示七位摄影家的作品。来捧场的除了他们的亲朋好友之外，还有像莉萨·霍尔茨曼以及埃莱娜·莫德尔这一行人。他们每星期四晚上在亨特学院修一门名叫“作为抽象艺术的摄影”的课程。

桌上已经摆好了装着红酒、白酒的塑料酒杯，插着五颜六色牙签的奶酪，还有汽水。我为自己倒了一点，去找埃莱娜。她把我介绍给霍尔茨曼。

我只看他一眼，便立刻断定我不喜欢这个人。

我告诉自己，这太荒谬了。我跟他握了手，回以笑脸。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四人在第八大道吃泰国菜。我们叫了面，霍尔茨曼要了一瓶啤酒配肉吃，其他人则喝泰式冰咖啡。

我们之间的谈话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开始在谈刚看过的戏，然后又随意聊了一会儿一般性的话题，诸如本地的政治、球赛、气象等。我已经知道他是律师，在沃德尔与扬特出版社工作。这家出版社专门用大号字体重印已出版作品。

“挺无聊的，”他说，“大部分是合约。每隔一阵子，我就给人写封措辞严厉的信。哈，这可是一套我迫不及待想要传后的本领。等我们的小孩够大了，我就教他怎么写这种信。”

“或说是她。”莉萨接口道。

不论是她还是他，都还没出生，产期在秋天。这是莉萨没喝啤酒改喝咖啡的原因。埃莱娜本来就不怎么喝，最近更是滴酒不沾。而我，一天参加一次戒酒聚会，也不喝。

“或说是她。”格伦附和道，“不论男孩还是女孩，这孩子可以跟着父亲重走这条无聊的路。马修，你的工作一定刺激多了。还是我电视看得太多，所以有这种想法？”

“有时挺刺激的，”我说，“但大部分时候不过是例行工作，跟其他职业没什么差别。”

“在你自己出来做之前，你当过警察是吧？”

“不错。”

“现在，你给侦探社做？”

“他们来找我时，”我回答，“我替侦探社工作，按件计酬，其他时间我自己接案子。”

“我猜，你一定处理过很多行业间谍的案子，一肚子怨气的雇员出售公司机密。”

“偶尔。”

“活不多？”

“我没有执照，”我说，“所以通常拿不到大公司的案子，至少靠我自己很难。侦探社是接过这种案子，不过他们最近找我办的多半与仿冒商标有关。”

“仿冒商标？”

“从仿冒劳力士表，到运动衣或棒球帽盗用未经授权的商标。”

“听起来很有意思。”

“不见得，”我回答，“以我们这行来说，就跟你写信逼人差不多。”

“那你最好有个孩子，”他说，“这正是你会想传后的看家本领。”

晚饭后，我们走到他们的公寓。我们非常尽责地赞叹从他们家看出去的景致。埃莱娜的公寓可以看到东河的一部分，从我的旅馆房间，则可以瞄到世界贸易中心，但可不能跟他们家相提并论。公寓本身并不大，第二间卧室只有十英尺见方，而且像很多新盖的房子，天花板很低，粗制滥造，不过这样的视野，可以弥补不少不足之处。

莉萨煮了一壶无咖啡因咖啡，开始说起个人征友广告，以及她知道有哪些正经人都在用它。“不然，现在要怎么样才交得到朋友？”她问道，“格伦和我运气好，我带着我的书去见沃德尔与扬特公司的艺术指导，居然就在走廊上碰到了。”

“我在房间另一头，一看到她，”格伦说，“当下就采取行动，确定我们两人一定能擦出爱的火花。”

“但这样的巧事多久才发生一回？”莉萨继续说，“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不介意我这么问吧？”

“征友广告。”埃莱娜说。

“真的吗？”

“不，事实上，我们多年前要好过，吹了，也断了联络，然后我们又遇上……”

“而且过去的魔力还在？这可是个动人的故事。”

也许是吧，不过这个故事可经不起深究。我们是在多年前认识的没错，那是在一家开到深夜的酒吧。那时埃莱娜是个年轻甜美的应召女郎，而我是第六分局的警探，在长岛还有一个关系疏远的老婆及两个儿子。九年后，一个精神病杀手从我们共有的过去突然冒出来，不杀我们两人誓不善罢休，于是又把我们弄在一起。不错，过去的魔力还在，我们找到了对方，厮守至今。

我也觉得这是个挺美丽的故事，但有这么多不便明说的情节，所以这个话题只能点到为止。莉萨又说起一个朋友的朋友，离了婚，应《纽约杂志》上的广告，到说好的地点准时赴约，结果遇到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前夫。他们不禁感到冥冥中自有定数，宣告再度结合。格伦说他可不信，纯属无稽之谈，他听过半打类似的故事，但他一个也不信。

“都市神话，”他说，“这类故事满天飞，但总是发生在一个朋友的朋友身上，从不是你真正认识的人。事实上，这种事从没发生过。有些人专门收集这类故事，有些书长篇大论地专门记载这类故事，就像那个旅行箱里装着德国牧羊犬的故事一样。”

我们肯定看起来一脸困惑。“哦，得了，”他说，“你们一定听过的。某人的狗死了，他心碎之余，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狗装进一只大旅行箱，然后，他不是要找兽医去，就是要去宠物公墓，反正就当他把箱子放下喘口气的时候，有人一把抢了箱子就跑。哈，你想想看，那个倒霉鬼打开抢来的箱子，里面没别的，只有一条死狗，他脸上会是什么表情。我敢打赌，你们一定听过类似的故事。”

“我听过一个，那只狗是只杜宾犬。”

“杜宾犬，牧羊犬，反正是大型狗。”

“我听过的故事，”埃莱娜说，“是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

“当然，当然，而且一个热心的年轻男人自告奋勇要替她提箱子。”

“但箱子里面，”她继续说，“是她的前夫。”

都市神话就此告一段落。但莉萨仍兴致高昂。她的话题一转，谈到色情电话。她觉得这是九十年代最好的比喻。从健康危机的产生，到信用卡及900电话服务的普及，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幻想、逃避现实。

“而且那些女孩赚钱多容易，”她说，“她们只需要张张嘴巴就行了。”

“女孩？有一半恐怕是老祖母了。”

“那又怎样？老女人做这行可有这点好处。你不需要年轻貌美，只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得有一颗色迷迷的心，是不是？你还得要有性感的声音。”

“我的声音够性感了吧？”

“当然，”他回答，“不过，这是我的偏见，可不能作数。你问这个干什么？别告诉我你想从事这行。”

“嗯，”她说，“我是在考虑。”

“你开玩笑吧？”

“哦，这可说不定，以后孩子睡觉，我又无处可去的时候……”

“你真会拿起电话跟陌生人秽言秽语？”

“这个……”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结婚之前，你接到的那些猥亵电话？”

“那可不一样。”

“你吓个半死。”

“那是因为那人性变态。”

“是吗？你以为你的顾客会是怎么样的人？童子军？”

“如果能赚钱，那就又不同了。”她说，“这又不是被骚扰，至少我不觉得。你怎么看，埃莱娜？”

“我想我不会喜欢干这行。”

“那当然，”格伦说，“你没那种肮脏心思。”

回到埃莱娜的公寓之后，我说：“身为一个成熟的女人，你岂不占尽优势。只可惜你的心思不够肮脏，没法从事色情电话交易。”

“哈，这是不是很可笑？我差点想多说点什么。”

“我是以为你会说的。”

“几乎要说出口了，但又咽回去了。”

我第一次遇见埃莱娜时，她是应召女郎。我们再度聚首，她仍是应召女郎。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逐渐加深，但她并未改行。我假装毫不在乎，她也不露声色。我们只好避而不谈，让它成为一个碰也不能碰的话题，像是一头站在客厅里的大象，我们轻手轻脚地绕着它走，仿佛从来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一天早上，我们突然都开始面对自己真实的感觉。我承认其实我在乎。而她告诉我，早在九个月之前她就已经不干了。整个过程带着一种古怪的巧合之感。自此之后，我们不断调整，在一片茫然中寻找一条新路。

有一个她非得解决的问题是，她要何去何从？埃莱娜并不需要工作。她从来没有把钱交给拉皮条的，或抛给卖毒品的。她作了明智的投资，把大部分钱拿去买了皇后区的公寓。一家房地产公司全权代她处理，每月寄给她一张支票，再加上一些储蓄，足够她维持相当的生活水准。埃莱娜喜欢上健身房运动，听音乐会，到大学进修。而且她又有身居市区的方便，永远不愁找不到事做。

但她一辈子都在工作，要适应退休并不容易。偶尔她会读招聘广告，边读边皱眉。有一次她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编了一份履历表。最后她叹了一口气，撕了笔记，大声宣布：“没救，完全没救，我甚至没法编出一套巧妙的谎言。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跟人上床，我可以声称我是家庭主妇，但这又怎么样？我还是找不到工作。”

有一天，她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对色情电话怎么看？”

“嗯，聊胜于无。”我说，“当我们不能在一起时，说不定可以试试看。不过，我想，我会很难堪的，很难进入状况。”

“傻瓜，”她亲热地说，“我不是在说我们。我的意思是靠这个赚钱。我认识的一个人说，这很赚钱。你和十几个女孩在一个大房间里，但每人隔出一小间，所以有隐私。你就坐在桌边接电话，一点也不必为顾客付不付钱烦恼，你也不必担心会得艾滋或疱疹。当然更没有任何人身危险，你压根儿不必面对任何人。你看不到他，他看不到你，他甚至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他们怎么叫你？”

“编个花名啊，当然你可以不当它是花名，因为你并不真的在花街上。一个电话花名。我敢打赌，法国人一定有个专有名词。”她找了一本字典，翻来翻去，“‘电话之名’，我想我还是比较喜欢英文。”

“那你想叫什么？特丽克西？瓦妮莎？”

“说不定就叫奥黛丽。”

“你不是真的在想名字吧？”

“几个小时前我跟保利娜正谈到这事儿。想个名字要花多少时间？”她吸了口气，“保利娜说她可以介绍我去她做的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我说，“真的很难说，你先去试试，再看我们感觉如何。你想去，是不是？”

“我想是吧。”

“以前有人是怎么说手淫来着？不干到戴老花眼镜，绝不罢休。”

“或戴助听器。”她说。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她就开始上班。但六个小时的班她上了四小时就退下阵来。“没办法，”她说，“我做不到，我宁可跟陌生人睡觉，也不能忍受跟他们淫声浪语。你能不能帮我解释解释。”

“到底怎么回事？”

“我就是没法儿干。有个蠢蛋想要听他的那话儿有多大。‘大极了，’我说，‘从没见过比你更大的，老天，这么大，怎么能放进去？你确定这是你那话儿吗？我敢打赌那是你的手臂。’他一听非常恼怒。‘你做得不对。’他说。以前可没有人说我不会做。‘这样乱夸张，这事儿被你弄得很滑稽。’哼，居然是我不对。我说：‘滑稽？你坐在那儿，一手拿电话，一手捏着那玩意儿，付钱给陌生人，说你有多了不起，还说我滑稽？’我告诉他，他是个浑蛋，然后就摔了电话。当然，我是不该摔电话的。这种900电话按时计价，只要他们还在线上，我们就在赚钱。所以只要他们不挂……我们就不挂……不过我可不在乎。

“另一个神经病要我给他讲故事。‘给我讲讲，你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三个人一块干。’哼，我不是没有实战经验，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他这种无聊鬼？让他去死，我就顺口胡编。当然啦，三个人都很热辣，享受至极，配合得天衣无缝，同时登上九重天。简直是活见鬼。你真去试试看。有人一嘴口臭，有人一身暗疮。女的在那儿叫半天，男的却根本不举。”她摇摇头，一脸憎恶。“算了吧，”她说，“幸好我存够了钱，看来我没法找工作了，我连色情电话的工作都干不了。”

“怎么样？”她问，“你觉得怎么样？”

“你在说格伦和莉萨？他们很好啊，我愿他们一切如意。”

“但如果我们再也不见面，你也不在乎，是不是？”

“你说得刻薄了点，不过我得承认，对于没事跟他们厮混我可不感兴趣。像今天晚上，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可谈的。”

“我不知道这为什么？是不是彼此年龄有差距？我们并不比他们大很多啊。”

“她是挺年轻的。”我说，“不过我想这不是理由，最主要的是彼此没有多少共通之处。你跟她一起上课，我住的和他们隔条街，除此之外……”

“我知道，”她接口，“是没有多少共通之处，这我早该想到。不过我看她挺惹人喜欢的，因此不妨一试。”

“嗯，不错，”我说，“我可以看得出你为什么喜欢她，我也觉得她不错。”

“但不包括他？”

“是，不包括他。”

“为什么呢？”

我想了一会儿。“呃，”我说，“我也说不上来，我可以指出一些他让我很不舒服的地方。但说实在的，一开始我就讨厌他。我看他一眼，就知道他不是那种我会喜欢的人。”

“他长得不难看啊。”

“不错，”我说，“他是不难看。嗯，我懂了，说不定我察觉出你对他有兴趣，所以我就看他不顺眼。”

“哼，我可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

“你不觉得？”

“我觉得他挺好看，”她说，“就像男模特儿的那种好看一样，但不像现在流行的那副冷冰冰的模样。不过我对漂亮的小男生没兴趣，我只爱脾气暴躁的老狗熊。”

“谢天谢地。”

“说不定你不喜欢他，是因为你对她有兴趣。”

“我还没看到她之前，就讨厌他。”

“哦？”

“而且我为什么会对她有意思？”

“她很漂亮。”

“像个一摔就碎的瓷娃娃，一个脆弱而且怀孕的瓷娃娃。”

“我还以为男人最容易对孕妇着迷。”

“哼，你最好再仔细想想。”

“阿妮塔怀孕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忙着加班，”我回答，“把一大帮坏蛋抓去坐牢。”

“就跟她没怀孕时一样？”

“嗯，差不多。”

“说不定你警察的直觉，”她说，“才是你不喜欢他的真正原因。”

“你知道吗？”我说，“我想你说对了，但这实在毫无道理。”

“为什么？”

“他是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律师，有个怀孕的老婆，一套高级公寓，满脸微笑，与人握手很真诚，我为什么会觉得他有问题？”

“你自己说呢？”

“我说不出来，我只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但我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不过我感觉得到，他听我说话时全神贯注，似乎想听出一些我不愿告诉他的隐私。今晚的谈话是很没劲，但如果我讲一些案子，那会大大不同。”

“那你怎么不说呢？”

“说不定正因为他太想听了。”

“像是色情电话？”她说，“他一手拿电话，一手捏着他那话儿。”

“是有点像。”

“怪不得我摔电话。老天，你还记得上次的倒霉事儿吧，足足一个星期，我上了床简直不能开口。”

“我记得，你连哼也不哼一声。”

“哦，我不想那样的。”她说，“但有时候实在没办法。”

我装出一副纳粹的腔调说：“我就是有办法让你达到高潮。”

“你说真的？”

“我想，这位女士显然要求实证。”

“那就证明给我看。”

隔了好一会儿，她说：“好吧，我得承认今晚并不特别愉快，不过至少结尾很不错。嗯？我想你大概没错，他这个人是有点不对，但管他呢，我们再也不必见到他们了。”

不过，我又再度见到他们了。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一个多星期之后，有天晚上，我走出我住的旅馆，在第九大道上，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环顾四周，不是别人，正是格伦·霍尔茨曼。他身着西装拎着一只公事包。

“今天他们留我办事办晚了，”他说，“我告诉莉萨先吃，不要等我。你吃过晚饭没？要不要去哪儿吃一点？”我已经吃过了，我告诉他。“那么，你要不要来杯咖啡，陪我聊聊？我并不去什么时髦地方，不是火焰，就是晨星，你有空吗？”

“说实话，”我回答，“正巧没空。”我指向第九大道：“我正要去见一个人。”

“好吧，那我跟你走一程，我会乖乖的到火焰那儿要个希腊沙拉。”他拍拍腰围，“免得发胖。”他说。其实我看他已经够瘦了。我们走到第五十八街，过了苐九大道。在进火焰之前，他说：“我进去了，希望你的会面顺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吗？”

“就目前的阶段而言，”我回答，“实在很难说。”

当然，这根本不是什么案子。这是一个在圣保罗教堂地下室举行的戒酒聚会。一个半小时里，我坐在金属折椅上，用一只保丽龙杯喝着咖啡。十点一到，我们含糊地念过主祷文，堆好椅子，然后一伙人一块儿到火焰去补点小吃，听大家说闲话。我以为可能还会撞上霍尔茨曼在那儿细嚼慢咽他的希腊沙拉，不过他已经走了，回到他高空上的小屋。我叫了咖啡，一个英式松饼，就此忘了他。

之后的一两个星期里，我曾看到他在第九大道上等公共汽车，不过他并没有看到我。还有一次，埃莱娜与我很晚在阿姆斯特朗吃东西，我们离开时，霍尔茨曼正巧在对面他们家的大楼前下了出租车。另外一天下午，我站在窗前，看到一个很像霍尔茨曼的人从对街的照相馆出来，往西走去。我站在高楼上，看到的人也有可能不是他，只是那人走路的样子和举止让我想起了霍尔茨曼。直到六月中旬，我们才再度说话。那是一个周日，而且已经很晚，至少过了半夜了。我去了戒酒聚会，之后又去喝咖啡。回房间后，我拿起一本书，可是看不进去，打开电视，同样也看不进去。

有时候我就是这样。我尽力耐住性子，不愿这样坐立不安。挣扎到半夜，我骂了一声，一把抓起夹克走了出去。我从南往西走，走到葛洛根酒吧时，进去坐了下来。

葛洛根位于第五大道与第十大道之间，是家老式的爱尔兰酒吧。过去这种酒吧在“地狱厨房”①一带很多，但现在逐渐少了。不过葛洛根倒也没有因此赢得一块路标保存委员会的铜牌，或是跻身于濒临绝种物品名单。进门后，左边有一长排酒吧，右侧则是餐桌及雅座。后面墙上挂着一块飞镖盘，瓷砖地上散布着锯屑，头上的老天花板该修理了。

①Hells‘ Kitchen，指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社区，包括第三十四和第五十七大街之间的地区，大致从第八大街到哈得孙河。

葛洛根很少有人多的时候，这个晚上也不例外。伯克在酒吧后看有线电视放的老电影。我叫了可乐，他给我送过来。我问米克来了没。他摇摇头说：“过会儿。”

对他来说，这句话算得上是长篇大论了。葛洛根的酒保一个个都金口难开。这是葛洛根酒保的职业精神。

我一边啜着可乐，一边环顾四周。是有几张熟面孔，但都没有熟到我可以去打声招呼的。于是我开始看电影。我不是不可以在家看同样的片子，但我不止看不进任何东西，连坐也坐不住。但在这里，被烟味及溢出来的啤酒味所包围，我奇怪地平静了下来。

屏幕上，蓓蒂·戴维斯①叹了口气，一甩头，看起来比春天还年轻。

①蓓蒂·戴维斯（Bette Davis，1908-1989），美国女演员，曾两次获得奥斯卡奖。

我努力专注于电影，正逐渐陷入沉思漫想之中，突然听到有人叫我名字。我转过头，是格伦·霍尔茨曼。他穿着黄褐色风衣，里面一件格子衬衫，这是我第一次看他没穿一身正式的西装。

“睡不着，”他说，“我到阿姆斯特朗，但太挤了，所以就来这儿。你喝什么？健力士①？嘿，你的杯子里有冰块，这里是这样调酒的吗？”

①Guinness，产于爱尔兰，是世界着名的黑啤酒。

“这是可乐，”我答道，“不过他们有桶装的健力士啤酒。如果你想要在酒里加冰块，我想他们一定照办不误。”

“我可没兴趣。”他说，“加不加都一样，嗯，我想要什么呢？”伯克就站在我们前面，仍旧一言不发。“你有哪些种啤酒？算了，我不想喝啤酒，还是来杯红牌约翰尼·沃克①吧，要冰块，加点水。”

①Johnny Walker，世界最畅销的苏格兰威士忌之一，级别从低到高分别有红牌、黑牌、金牌和蓝牌。

伯克拿酒过来，旁边放着一小樽水。霍尔茨曼往他的杯子里加了水，迎着光拿起杯子，啜了一小口。过去喝酒的回忆立刻漫上我心头。现在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来一杯，但在刹那间，我好像又尝到了洒的滋味。

“我喜欢这个地方，”他说，“不过我很少来，你呢？”

“我也觉得这地方不错。”

“常来？”

“不常来。不过我认得这家店的老板。”

“是吗？是不是那个被叫做‘屠夫’的家伙？”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人这样叫他。”我说，“我想是新闻记者给了他这么个名号，大概也是同一个人开始管地痞无赖叫‘西方汉’。”

“难道他们不是这样自称的？”

“现在他们才这样叫。”我说，“过去可不。就米克·巴卢来说，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没有人敢在他的地盘叫他‘屠夫’。”

“如果我太莽撞的话……”

“别担心，无所谓的。”

“我来过这里几次，大概四五次吧，从没碰上他。不过我大概能从照片上认出他来，个子很大，是不是？”

“没错。”

“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嗯，我认识他多年了，”我说，“很久之前遇到他的。”

他喝了口威士忌，说：“我敢打赌，你有一肚子故事可说。”

“说故事我可不在行。”

“是吗？”他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递了过来，“有空跟我吃个午饭吗？马修，有时间给我个电话吧。”

“如果我有空的话。”

“我希望你会打来。”他说，“我真想坐下来跟你好好谈谈。天知道，说不定我们会谈出点什么来。”

“哦？”

“比如说，出本书。想想看，你的经验，你认识的人。如果说有本书正等着你来写，一点也不为过。”

“我可不是作家。”

“只要我们有材料，找个作家跟你合作一点也不困难。我可以感觉到材料已经在那里了。我们一块吃午饭时可以多谈谈。”

过了一会儿他走了，我决定等电影一完就离开。但电影没完，米克出现了。结果我们混了一整个晚上。我告诉霍尔茨曼，我并不擅长讲故事。但那个晚上我讲了我的，米克也讲了他的。米克喝苏格兰威士忌，我则喝咖啡，直到伯克把椅子倒放在桌上关起店门，我们都没停嘴。

等我们终于出门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现在我们去吃点东西，”米克说，“然后就去圣伯纳德教堂参加‘屠夫弥撒’。”

“我可不成，”我说，“我太累了，想冋去。”

“啊，你这人真没意思。”他说，然后送我回家。“谈得真高兴，”当我们到了我的旅馆时，他停下来说，“只可惜结束得太早了。”

“天底下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告诉埃莱娜，“就是写本书絮叨我的精彩经历。就算我愿意考虑，也不会跟他合作。他一开口，我就不由自主地想逃。”

“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想起来找我出书？他的公司专门出版大号字体的书，何况他又不是编辑，他只是一个律师。”

“说不定他认识出版社的人，”她指出，“再说，难道他不可以以安排出书为副业？”

“他正在进行什么事。”

“什么意思？”

“他暗中有个计划在进行，想弄点什么的，但他没说出来。我告诉你，我不信他真要找我写书。如果他真要找我写书，他应该还会有其他的建议。”

“那你猜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

“这不难发现，”她说，“就跟他吃顿午饭不就行了。”

“我可以这样做，”我说，“但也可以不用知道。”

八月的第一个星期我才又见到他。那是一个下午，我坐在晨星一个靠窗的位子上，吃馅饼喝咖啡，读邻桌留下来的《新闻报》。报页上落下一片阴影，我抬起头，是霍尔茨曼，站在玻璃窗的另一面。他松了领带，领口散开，西装上衣挂在手臂上。他微笑着，指指自己，又指指入口。我猜他的意思是要进来加入我。我猜对了。

他说：“很高兴见到你，马修。不介意我坐下来吧？还是你在等人？”

我指指对面的椅子，他就坐了下来。女招待拿了菜单过来，他挥手把她赶走，说他只要咖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我的电话，等着跟我见面吃中饭。“我猜你一直很忙。”他说。

“是很忙。”

“我可以想象得到。”

“而且说真的，我并不想写书。就算我有东西可写，我也不愿意写。”

“别再说了，”他说，“我尊重你的想法。不过，谁说你非得写书，我们才能一起吃饭？我们总可以有别的话题。”

“嗯，等我不忙的时候……”

“当然。”咖啡已经到了，他皱眉瞧了-眼，拿起餐巾擦了擦眉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叫了咖啡，”他说，“天这么热，喝冰红茶还有点道理。不过，这里也算够凉了，是不是？谢天谢地，这儿有冷气。”

“阿门。”

“你知道吗？在一般公共场所，夏天温度调得比冬天还冷。如果在一月保持这样的温度，我们早就向经理抱怨了。难怪一般人总是想不通，为什么我们会有能源危机。”他对我报以殷勤的微笑，“你看，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谈的，气象啦，能源危机啦。就当是美国民族性的特色吧，不怕吃午饭时会没话可说。”

“就怕时间没到，话题已经用完了。”

“哦，我可不担心。埃莱娜最近如何？莉萨从学校结束后就没见到她。”

“她很好。”

“她暑假有没有选课？莉萨本来想选的，后来她觉得怀孕可能对学业有影响。”

我说埃莱娜在秋季可能还会去选课，不过她决定把夏天空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共度长周末。

“莉萨说要找她，”他说，“不过我想她大概还没行动。”他搅一搅咖啡。忽然他说：“她孩子流产了，我想你大概不知道。”

“老天，哦，我真替你们难过，格伦。”

“谢谢你。”

“什么时候的事……”

“我不清楚，大概十天前吧。差不多有七个月了。还好，情形本来会更糟。他们说，孩子是畸形，原本就活不了。假如她怀胎足月真的生下来了呢？恐怕结果更令人伤心。”

“我懂你的意思。”

“是她想要孩子的。”他说，“没有我也不在乎，我虽然无所谓，但对她很重要，所以我想就要吧。医生说我们还可以再试。”

“然后呢？”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想要。但绝不是现在。说来好笑，我原来不打算告诉你这些的。你看你是多好的侦探，不必开口问，就有人自动向你倾诉。我还是让你继续看报吧。”他站起身，向我推了两块钱过来。“咖啡钱。”他说。

“太多了。”

“那你就多留点小费，”他回答，“有时间给我打电话，我们一定得一起吃个午饭。”

我把我们之间的谈话转告埃莱娜，她立刻起身打电话给莉萨。但那头传来的是应答机的声音，她没留话就挂断了。

“我突然想到，”她解释说，“不需要我的帮助，她也可以对付她自己的伤心事。我们不过一起上过课，课两个月前就结束了。我是替她难过，真的，但我为什么要过问她的私事呢？”

“是没有必要。”

“这是我的决定，说不定我真的能从阿尔-阿侬①那儿学到些什么。如果我不是每隔三四个星期才去一次，可能我得到的会更多。”

①AI-Anon，一个由酗酒者组织的朋友团体，他们交流经验，互相支持和鼓励，以此来解决他们共同的问题。

“太可惜了，你并不喜欢去。”

“那些人老是在捶胸顿足，自怨自叹，简直令我作呕。不然去那里确实有帮助。你怎么样？格伦告诉你他的伤心事后，你是不是对他比较有好感了？”

“这是很自然的吧，”我说，“不过我仍不想跟他吃午饭。”

“哦，我看你别无选择，”她说，“他会不断地找你，一直等到有一天，你从梦中惊醒，发现他是你最新的好友。你等着瞧吧。”

不过这并没有发生。之后的六七个星期一晃而过，我既没有遇到格伦·霍尔茨曼，也没有想到他。但一个持枪的人改变了这一切，从此，与他生前不同了，格伦常常停驻在我的心头。

第03章

在一个小时之内，我所知道的跟莉萨·霍尔茨曼知道的差不多。

埃莱娜与我先去看了场电影，吃过晚饭后，我们去她的住处。电视上的《洛城法网》才开始了五分钟。“我真不想说这种话，”节目一完，她说，“我知道有人会说我的想法不对，不过我实在受不了里头这个本尼，他简直蠢得吓人。”

“你想让他怎么样？”我说，“他是一个心智退化的人。”

“你不该这样形容他，你应该说他不过是有学习障碍。”

“随便你怎么说。”

“但我不在乎。”她说，“你在细菌培养皿里也找得到比他智商更高的。我希望他要么变聪明点，要么就走远点。不过话说回来，对大部分我遇见的人，我都有这样的感觉。你现在想要做什么？电视上有没有球赛？

“我们看新闻吧。”

于是我们随意地且听且看。当那个一脸自信的女主播开始报道中城的一桩枪击案时，我本能地开始注意，因为我就像一条老狗听到火警铃声一样，一听到本地的犯罪新闻就有本能的反应。当她提到枪击地点时，埃莱娜说：“就在你家附近。”接下来她报出被害人姓名。格伦·霍尔茨曼，三十八岁，家住曼哈顿区西五十七街。

新闻转为广告，我用遥控器关了电视。埃莱娜说：“我想在两五十街上，不会有另一个格伦·霍尔茨曼吧？”

“不可能的。”

“那个可怜的女孩。上次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有丈夫，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现在她还剩下什么？我是不是该给她打个电话？不，最好不打。她失去孩子的时候，我没打，现在我也不该打。或是我该打？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

“我们和她又不熟。”

“嗯，而且现在她身边可能围满了人。警察，记者，摄影师，你说是不是？”

“要不就这样，要不就是她根本还不知道。”

“怎么可能？难道他们不需要先通知家属吗？他们一向不是都这样说吗？”

“按理是应该，”我回答，“不过有时候会有人不这么做。这种事当然不该发生，但按理很多事也都不该发生的。”

“是啊，按理他不该被杀的。”

“你是什么意思？”

“天知道，”她说，“他年轻、能干，有好工作好房子，又有个深爱他的太太，然而有一天他出去散散步……他们是不是说他正在打电话？”

“差不多是这样。”

“很可能是问她需不需要到拐角的熟食店买点东西，我的天，你猜她有没有听到枪声？”

“我怎么知道？”

她皱起眉毛。“我觉得整个事件令人感觉很奇怪。”她说，“如果你认识那个人，你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是吗？但不止如此，整个感觉就是不对。”

“谋杀永远是错误的。”

“我不是指道德上的错误。而是出了某种差错，像是老天看走了眼。他不是那种命该中枪死在街头的人。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表示我们都可能会有麻烦。”

“你还真能想。”

“如果这种事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她说，“那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整个城市都有同样的想法。

各家晨报都登载了这条新闻。花边小报率先，最后连《纽约时报》也把它放在第一版。本地电视台更是全面报道。有几家电视台在谋杀现场附近几条街设了摄影棚，就算这样做对观众没什么，对电视工作人员的心理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我并没有特别关注这条新闻，还是免不了在电视上看到各种相关的采访。有采访莉萨·霍尔茨曼的，有采访他们街坊邻居的，自然也出现各种警方人员，包括一个曼哈顿刑事组的警探，中城北区分局的分局长。所有的警察说的都是同一套话……说这个案子多么令人发指，说他们绝对不会让凶手逃脱法律的制裁，说他们此刻正全面动用警力，二十四小时严密追查，不逮到凶手归案绝不罢休。

他们的行动的确也够快了。根据官方的推测，死亡的时间在星期四晚上九点四十五分，不到二十四小时，他们就宣告破案。“‘地狱厨房’枪击案的疑凶已被捉拿归案。”新闻快报兴高采烈地报道，“现在是十一点整点新闻。”

我们就是十一点看的新闻。我们看到嫌疑犯双手被铐在背后，脸正对着摄影机，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瞪视着。

“天哪，你看看他，”埃莱娜说，“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噩梦。亲爱的，怎么回事？你不可能认识他吧。”

“是不认识，”我说，“不过我知道他常在附近出现，好像叫乔治。”

“哦，他是谁？”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自有人知道。他叫乔治·萨德斯基，现年四十四岁，无业、贫穷，是越战退伍老兵，常在西五十街出没。他以二级谋杀罪被起诉，罪名是枪杀格伦·霍尔茨曼。

第04章

星期六一早我租了一辆车，我们出城沿着哈德孙河开了一百英里。我们在哥伦比亚郡一家重新装修过的殖民式风格的小旅馆住了三天，睡的是垂着帐幕的四柱床，房间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视，倒是有一只瓷夜壶。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没有看电视，甚至都没有看报纸。

等我们回到纽约时，已经是星期二下午了。我送埃莱娜回家，还了车，回到我的旅馆。在旅馆的会客室，有两个老家伙正在讨论霍尔茨曼的案子。“那个凶手，我看到他有好些年了，”其中一个人说，“给人擦车窗啦，要小钱啦，我一向说这狗娘养的有问题。你在这城里住久了，直觉自然就灵。”

十一大道屠杀案，某家花边新闻小报上仍持续不断地使用这个名称。虽然这个案子已经暂告一段落了，但由于两个因素的结合，使这个案子紧紧抓住一般人的想象力：被害人是年轻的都市专业人士，不像该遭到这样的横祸；另一方面，凶手是一大群无家可归的游民中的一员，本来就特别惹人嫌恶。

都市游民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的时间太久了，他们的数量增加得又太迅速，从事慈善募捐的人所声称的善心早已开始疲乏。某些东西让我们憎恨这些游民，而现在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我们一向隐约觉得他们代表某种轻微程度的危险。他们闻起来有股臭味，他们有各种疾病，他们满身虱子。他们的存在引发我们的罪恶感，提醒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出了问题，他们之所以出现在我们中间，正因为我们的文明在他们的四周衰颓。

但谁能想到他们会携带武器、充满危险，开枪杀人？

看在老天分上，把他们抓起来，让他们从街上消失，让他们离开我们的生活。

整个星期，这个故事一直是大新闻，直到一个有名的房地产大亨自杀的消息占据头条之后，才逐渐平息了下来。（他找了他的律师及两个朋友到他的屋顶公寓，跟他们喝了一会儿酒，然后说：“我希望你们来这里作证，所以没有人能绘声绘色地说我是被谋杀的。”没等他们明白过来，他已经走上阳台，跨出栏杆，静寂无声地从六十二层楼上纵身跳下。）星期五晚上埃莱娜和我回到她家。她做了意大利面及沙拉，我们就坐在电视机前吃。夜间新闻里有一个女人正在把不同的新闻故事凑一起，她将房地产大亨和乔治·萨德斯基进行比较，一个是应有尽有、却偏偏选择自杀的房地产大亨，一个不值得活下去的人，却夺去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我说我看不出来这两个案子有什么关联，埃莱娜说这是唯一能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塞到一个句子里的办法。

之后他们放了一段先前的采访录音。受访人自称是巴里，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黑人，白胡子，戴着一副玳瑁框眼镜，据说是凶手的朋友。

他说，乔治是个温和的家伙。喜欢坐在长条椅上，喜欢散步。从不打搅别人，也不喜欢别人打搅他。

“惊人的发现。”埃莱娜说。

乔治并不喜欢跟人要钱，巴里继续说。不喜欢跟人要任何东西。当他需要钱买啤酒时，他就捡铝罐去换退瓶费。他总是把其他的垃圾整整齐齐放回去，所以不惹人讨厌。

“是个环保主义者。”她说。

他是个非常平和的人，巴里说。乔治有没有提过他有一把枪？巴里觉得他也许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乔治说过的话可多了。他曾经去过越南，你知道，有些时候他把现在跟过去全搞混了。他可能说他正做什么，听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其实发生在二十年前，更别提他可能压根就没做过那桩事。举个例子：拿火焰喷射器放火焚烧茅屋，开枪杀人。当他提到茅屋或喷火器，你知道如果真有其事，肯定是发生在二十年前，因为在西五十七街上，茅屋跟喷火器可是非常少见。不过开枪杀人，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是埃米·瓦斯宾德在‘地狱厨房’所作的报道，”那个记者说，“这里虽然没有茅屋或喷火器，但开枪杀人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埃莱娜按下消音钮。“我注意到他们又开始叫这个区域‘地狱厨房’，”她说，“克林登区到哪儿去了？”

“如果一个报道是关于房地产增值，”我说，“那么这个地区就叫克林登。他们会报道社区改善及种树计划。如果事关枪杀或嗑药，那就叫‘地狱厨房’了。所以格伦·霍尔茨曼住在克林登的豪华公寓里，但死在几条街外的‘地狱厨房’。”

“我想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以前见过巴里，”我说，“他是乔治的朋友。”

“在附近碰到的？”

“还有戒酒聚会。”

“他也参加了？”

“嗯，他偶尔去一下，很显然他并没戒酒，你刚才在电视上还看到他喝啤酒。他可能是那种人，戒戒醉醉，或是偶尔来个几回，喝杯咖啡找个伴。”

“有很多人这样吗？”

“当然，不过有些人最终还是戒成了。有些人则压根不是酒鬼，他们只是想进来避避寒。好些戒酒协会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现在有这么多人无家可归。有时候他们就停止供应咖啡和饼干，因为这些点心吸引了太多不该来的人。这是个难题，你不想拒绝任何人，但同时又要确保真想戒酒的人有位子可坐。”

“巴里是个酒鬼吗？”

“有可能，”我说，“他告诉所有的人他是如何抓着瓶啤酒在公园的长椅上过日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不是酒鬼的关键在于：酒精有没有使你的生活失去控制，这就只有巴里自己知道了。他可能说他活得好好的，也说不定他真的没事。我怎么会知道？”

“那乔治呢？”

我耸耸肩。“我想我从没在任何戒酒聚会见过他。你可以说他的生活失去控制，衣着仪容古怪点倒也罢了，但在大街上射杀陌生人则一定是出了问题。是不是酒精惹的祸？我就不知道了。我想他不是没可能捡了足够空罐子，喝了个昏天黑地，但也可能他一点也没醉，只是把格伦·霍尔茨曼当做胡志明的小姐妹。那可怜的狗娘养的。”

“巴里说他挺温和的。”

“也许是，”我说，“但可能就到上个星期，可能当时他紧张过度。”

我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才回到旅馆。我先在柜台拿了信件及留言，再上楼回房间。有个托马斯先生打来两次电话，一次在昨晚，一次在今早十点半。他留的电话区域号码是七一八，这不是布鲁克林区就是皇后区。我既认不出这个号码，也想不起这个名字。

另一个电话是昨晚十一点打来的，简·基恩留的号码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注视她的名字及号码的七位数字，我已经很久没有打这个电话了，但就算她没留号码，我也不用翻本子去查。

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事。任何事都有可能，我告诉自己。说不定跟戒酒协会有关。说不定她在苏荷区或特里贝卡当聚会主席想找我演讲。或是她遇见一个背景跟我类似的新人，想着说不定我能够帮助他。

也说不定是她的私事，她要结婚了，想让我知道。

也说不定她刚结束了一段感情，不知什么缘故想要让我知道。

要找出答案很简单。我拿起电话拨了她的号码。在第四声铃响时，她的应答机请我留话。我刚出声，她本人的声音切了进来。她关了应答机，问我近况如何。

“活着，没醉。”我回答。

“‘活着，没醉。’仍旧是你的标准答案？”

“只是对你。”

“嗯，我也是如此，我的老朋友。五月我要庆祝一个周年纪念日。”

“五月二十七日，是不是？”

“你怎么记得？”

“我什么都记得。”

“你的在秋天，而我什么也记不住。这个月还是下个月？”

“下个月。十一月十四日。”

“停战纪念日。不，我错了。那是十一日。”

在很久以前我们刚进入对方的生命时，我们两人都在喝酒。结识的过程源于我所办的一个案子，几年前，布鲁克林有个女子被冰锥刺死，表面看来，是个连环杀手干的。等我离职后，他们终于抓到那名杀手，但事实证明布鲁克林的这件案子与他无关。于是被害人的父亲雇我重查旧案，找出真凶。谋杀案发生时，简·基恩已经嫁给了一个叫科温的人，他们与死者是布鲁克林的邻居。后来她离婚搬到曼哈顿，而我的调查引导我到了她在里斯伯纳德街的新居，在那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开了瓶酒，一起醉倒，第二件事是上床做爱。

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我们都配合默契，但我们还来不及多做练习，她就宣布她不能再见我。她以前去过戒酒协会，她说，而现在她下定决心再尝试一次，根据一般常识，你想戒酒，最好不要跟一个酗酒的人混一起。我祝她好运，把她留在了教堂地下室和高昂的口号之中。

在我还没有意识到之前，我自己也跟着一头撞进那个世界，日子非常不好过。我去了几次急诊室及戒酒协会。我总是清醒几天，然后再找一天喝酒庆祝。

一天晚上我出现在她门前，我想不出其他办法能让我不喝醉了过夜。她给我咖啡，让我睡在她的沙发上。几天后我又去她家，但这次我并没有落得又睡沙发。

他们建议在戒酒早期最好不要太动情感，我想他们是对的。不过不知怎么的我们熬过来了，而且整整结伴了两年。我们从没有住在一起，但我们很亲密，我在她住处过夜的时候比在家还多。她留出个抽屉给我，又在柜子里空出地方，而且越来越多人知道，如果他们在我的旅馆找不到我，他们就试试简的住处。

这样持续了一阵子。好好坏坏，终于大限已至，就像一辆破旧的老爷车，没装汽油就硬开上了路。我们没有大吵大闹，没有半点戏剧化的情节，更不是有什么不可化解的分歧，我们只是没了汽油。

“我必须跟你谈一谈。”她现在说。“没问题。”

“我要请你帮忙，”她说，“但不想在电话上说。你能过来吗？”

“当然，”我说，“但今天晚上不行，埃莱娜和我有安排。”

“我见过埃莱娜，是不是？”

“不错，你见过她。”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逛遍了苏荷区的画廊，在其中一个画廊碰见简，“应该是六个月以前的事。”

“比那还早。我在保拉·坎宁画廊的鲁迪，谢尔画展上见到你们，那是二月底。”

“老天，有这么久吗？我真不知道时间怎么过的。”

“是啊，”她说，“我也不知道。”

这些话就此打住。

“嗯，”我说，“今晚不行。简，到底有多紧急？”

“有多紧急？”

“如果很重要，我可以立刻赶过来，不然就等明天。”

“明天吧。”

“你还去福赛思街星期天下午的聚会吗？我可以在那里跟你碰面。”

“天哪，我不知道多久没去那里了。不过，反正我不想跟你在那里碰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以来我这里。”

“没问题，你定个时间。”

“你说吧，我整天都在家。”

“两点钟？”

“好，就这样。”

挂了电话后，我坐在床边纳闷。我不知道她到底想要我帮什么忙，为什么她不能在电话里说。我告诉自己很快就会知道，而且显然我也不太在乎，不然现在我立刻赶过去也行。在我去找埃莱娜之前，并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必须得做。我打算看世界体育播出的中量级拳赛，不过没人说这是了不起的世纪之战，不看也无所谓。

我再拿起电话拨了七一八，一名男子接的电话，我说请找托马斯先生。他说：“呃，你说的是托马斯先生？还是你想要找汤姆？”

我查了留言条。“是托马斯先生。”我说，“不过我的留言条不一定准确，得看是谁接的电话。我叫马修·斯卡德。有人留了两次话，要我打这个号码找一位托马斯先生。”

“哦，我知道了，”他说，“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是我打电话给你的，不过他们记名字时犯了一个小错误。我没说‘托马斯’，我说‘汤姆·S’。”

“我猜我是在聚会里认识你的。”

“老实说，”他说，“你根本不认识我，事实上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找对了人。先请教一下，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个叫‘此时此地’的聚会？”

“‘此时此地’？”

“那是一个布鲁克林团体，我们每星期二及星期五在格里森大道的路德教堂聚会。”

“我想起来了，那一次有三个人演讲，一个叫昆西的家伙有车，所以由他开车，但我们迷了路，差一点迟到。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吧。”

“大概三年。我记得相当清楚，因为当时我戒酒刚满九十天。当时，我还在聚会宣布这件事，赢得了不少掌声。”

我差点要恭贺他。

“让我先确定我找对了人，”他继续，“你曾经是纽约市警察，辞了工作，改行做私家侦探。”

“你的记忆力很好。”

“嗯，现在我听过一个人的资历，十分钟后马上忘得一干二净，但先前几个月听过的却印象深刻。那天你演讲时，我记住了你讲的每个字。我问你，你还在做同样的事吗？还干私家侦探？”

“不错。”

“太好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你看，马修，很抱歉，可以叫你马修吗？”

“可以，”我说，“那我就叫你汤姆，我也只知道你叫汤姆。”

“天哪，你说得对。我还没说我的姓。真愚蠢，我讲得颠三倒四的，是不是？或者最好从我的姓开始，那个S代表萨德斯基。”

经过一分钟的沉寂，我才出声，“哦。”我说。

“乔治·萨德斯基是我哥哥。我不想留下我的姓，因为，呃，我就是不想这样做。并不是我对有这样的兄弟感到羞惭，千万别搞错了，我可不。对我来说，他是英雄。从某些方面来说，他现在仍然是。”

“我猜他的日子很难过。”

“好多年了。他们把他从越南送回来之后，他就一直不对劲。哦，其实没去之前他就有点问题，你不能把所有事全怪在战争头上。最先我们一直等他恢复正常，等他处理好自己的生活。但二十多年都过去了，上帝啊，很久之前就可以看出来，他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的。

“早些时候他试过很多工作，但都干不长。他没法跟人相处。倒不是跟人打架或什么的，他就是不能跟人好好相处。

“之后他便完全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的样子非常奇怪，特别是脸上那副表情，而且他开始不洗澡。我知道你的聚会在第九大道，你就住在那附近，说不定你认识乔治。”

“只是见过。”

“所以你清楚我说的。他不肯洗澡也不肯换衣服，也不整刮胡子和理头发。你给他买衣服等于是在由费钱，因为就算他衣柜里还有六条裤子，他不把身上的那条穿得稀烂绝不脱下来。

“好像是他有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可能改变他。他有地方住，你知道吗？或许你不知道。他们给他贴上游民的标签，人人就信以为真了，其实在五十六街的一个地下室，他有一间房间。他自己找的，而且是他自己付的房租。”

“靠回收铝罐付的钱？”

“每个月他都收到几张支票，退伍军人的，以及社会安全福利，除了付房租之外，还有一点剩余。在他租下房间后，我和我姐姐跟房东说好了，如果乔治没给房租，我们会负责。但这从来没发生过。你看到这么个家伙，脏兮兮的流浪汉躺在公园椅子上，你想他一定什么事也干不了。但他每个月都按时付房租。就拿这事来说，你得承认他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

“他现在怎么样？”

“还好吧，我想。昨天下午我去看了他，他们把他关在瑞克斯岛①，我大老远开车跑去，发现他被移到贝尔维医院做心理检查。他在十九楼的犯人区，我只跟他在一起待了几分钟。我不想离开他，但我得告诉你，我真高兴离开那个鬼地方。”

①Rikers Island，是纽约市最大的监狱，岛位于东河上，在皇后区和布朗克斯区之间。

“他看起来如何？”

“哦，我不知道。我猜很多人会说他看起来不错，因为他们多少把他清洗过了，不过我只注意到他眼睛里的神色。乔治常常瞪眼，这是让很多人不舒服的原因之一，但现在他那种迷乱的眼神真让你伤心。”

“我猜他已经找了律师。”

“啊，当然，我原来打算给他找个律师，不过他们已经帮他指定了一个，人看起来还不错。他正在考虑几个方案。他可以以精神失常或行为能力不够为理由，让我哥哥脱罪，他也可以替他安排，以较轻的罪名服刑，他可以不必受审直接判刑，而被送到疗养院去。其实两种办法都差不多。他还是会被长期关起来，只是不在监狱，说不定他还能得到某种程度的照料和帮助。”

“那乔治自己的想法呢？”

“他也同意了，他说他最好服刑，好像他觉得是他杀的。”

“那么他已经承认他杀了霍尔茨曼。”

“是啊，他觉得是他杀的，觉得他一定做了。他虽然不记得，但明白证据对他不利，他可不笨，他知道警方证据相当充分。他的反应是，他不能发誓是他干的，但他也不能发誓他没干，因为他们说不定是对的。”

“当时他是不是神志不太清楚？”

“不是，不过他的记忆力向来不是很可靠。他会记得一些事，但把前后发生的次序全搞混，或是完全记错，跟真正发生的事件或谈话完全不同。”

“嗯。”

“你对我这样有耐心，马修，谢谢你。我知道我弄了大半天还没讲到重点。”

“没关系，汤姆。”

“现在的情况是，”他说，“每个人都很满意，你知道吗？警察结了案，记者不再找麻烦。检察官手上有个案子，不论出庭与否，他都只赢不输。而无论他的律师作了什么决定，乔治都会跟着走，他的律师呢？他只想少费周章结案了事，同时他知道这样处理对所有相关人员都再好不过。我姐姐说一旦乔治进入精神病院，她就不用老担心睡不着，怕他吃不饱，怕他有危险，怕他冻死，或有人伤害他。我太太也这么说，她还说他可能早该住在病院里，这样对他对社会都好。是我们走运，他没有杀死一个无辜小孩，她说，真正的悲剧是，他没有早去住院，不然格伦·霍尔茨曼今天还活着。

“所有人都告诉其他人，这样最好不过了，而我坐在那里，好像是油罐里唯一的一只苍蝇。每个人见了我就头痛。你以为我哥哥真是疯子？我才真快疯了。”

“什么意思，汤姆？”

“因为我不相信是他杀的，”他说，“我知道这听起来有多无稽。但没办法，我就是不相信他杀了那个人。”

第05章

“我真的很感激。”他一边说，一边舀了一匙糖放在咖啡里，搅动，加奶，再搅动。“你知道，”他说，“我几乎要放弃了，差点就没给你打电话。我翻电话簿找私家侦探。我只知道你的名字，不知道你姓什么。而我找不到任何叫马修的人。我在想，说不定我该罢手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不是？”

“的确有的汽车贴纸是这么写的。”

“然后我又想，汤姆，就再试一次，看看有什么结果，别钻牛角尖，总不能另外找个侦探去找这个侦探，至少再拨一次电话，走一步算一步，就算游不过河，最少也得弄湿脚吧，而且谁知道呢？说不定你只沾个边，说不定你能哗啦一下随着一个波浪就冲过去了。”

到目前为止，那道波浪领着他到了火焰餐厅，我们在吸烟区找了一个雅座。多年以前我通常跟客户在酒吧见面，现在我改成了咖啡馆。我这也是在随着生命之流漂荡，看它可以带着我走多远。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团体交流中心，”他说，“我要求找一个‘戒酒很简单’团体的联络人，因为我知道那是你最初参加的团体。除非你换了，又搬了家，或索性搬出了城。也说不定重新又喝上了，谁知道呢，对吧？”

“没错。”

“反正他们给了我一个号码，我就打去扯了个谎。我说我在一个聚会遇见你，你给了我电话号码，但被我弄丢了，我从来不知道你姓什么。接电话的人也不知道你的姓，但他马上知道我要找谁，所以我才知道你还在戒酒，而且还待在这个区。他给了我另外一个号码，那个家伙叫里奇，我也不知道他的姓，但他知道你的姓，而且在他的簿子里就有你的电话。所以我就打来了，昨晚一次，今早又一次，你回了我电话，于是现在我在这里，”他吸了口气，“如果你说我疯了，我可以立刻掉头回家。”

“你是不是疯了呢，汤姆？”

“我不知道，”他说，“请你告诉我。”

他看起来很正常。他有五英尺八九英寸高，跟我错过没看的中量级拳手差不多，但稍微重一点。圆脸，前额的皱纹及嘴角的纹线使他原本男孩子气的脸显出年岁。淡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上面一层已经稀薄了。他戴着金丝边眼镜，我猜一定是老花近视两用，因为他在点咖啡之前，先取了下来看菜单。

他穿一件淡蓝色运动衫，塞进打折的棉布长裤，脚穿棕色纹底便鞋。旁边椅子上放着他的外套，蓝绿色的衣服镶着深蓝色边，胸前口袋一道L.L.Bean①商标。他戴着一个式样简单的结婚金戒指，手腕上是不锈钢表带的天美时②电子表，运动衫口袋里放着一包骆驼牌香烟，烟灰缸里还点着一根。他固然不像什么时髦人物，但绝对称得上社会中坚，一个布鲁克林区的家伙，一个顾家的男人，工作努力，赚钱养家。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疯狂。

①L.L.Bean公司是世界着名的生产和销售服装及户外运动装备的企业，创建于一九一二年。

②Timex，创建于一九世纪五十年代，是美国钟表第一品牌。

我说：“说说，为什么你觉得乔治是无辜的？”

“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有理由这样认为。”他拿起香烟，弹了灰，又放下来。“他比我大五岁，”他说，“我说过吗？先是他，然后是我姐姐，接着才是我，我成长时，当然十分崇拜他。他从军时我才十四岁，就在那时候，我已经发现乔治跟别人不一样，他经常直直地瞪着远方，有人问他问题，他常常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知道这些，但我仍然崇拜他。”他皱起眉头，“我干吗说这些？说我了解他永远不可能杀人？任何人都可能杀人，我自己也几乎杀了人。”

“怎么回事？”

“大概在我戒酒之前两年吧，发生在某个酒吧，有人推我，我就推他，他撞过来，我就撞过去，他挥拳我也挥拳。他倒了下来，并不是因为我的身手好，而是他绊着了自己的脚。哗啦一声，撞着了头，不知是酒吧栏杆，还是吧椅的底座，我不知道是什么，他昏睡了整整三天，他们甚至不确定他是否能活命，如果他死了，我就犯了过失杀人罪。我有什么话好说？说我不是故意的？过失杀人罪的意思正是这样，你不是故意杀人的。”他沉浸在回忆里摇摇头，“长话短说，第三天他清醒过来，不愿意告我，不愿意再提这档子事儿。后来我又在酒吧遇到他，我请他，他请我，我们变成了最好的朋友。”他拿起烟，看看，把剩下的烟蒂捻熄。“但一年之后他还是被杀死了。”

“又是酒吧打架？”

“抢劫。他在拉尔夫大道的一家钱庄当助理。三个人一起遭到枪击，他，一名警卫，还有一名顾客。只有他死了，真是倒霉透了，说不定他命该如此。但如果说他注定死于横祸，那么一年以前我就得进监狱。我不是一个有任何暴力倾向的人，之所以会发生，只是因为有人推我，而我还手了而已。”

“你很走运。”

“我一辈子都很走运，”他说，“但我可怜的大哥却不。他是那种会躲避争执的人，但某种情况下，他却怎么躲也躲不了。在他的生活之中，暴力永远在不远之处等待。”他直起身来。“但上个星期发生的事，”他说，“完全不合常理，那不像乔治。”

“什么意思？”

“你看，”他说，“警察拼凑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霍尔茨曼在街角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乔治靠过去向他要钱。霍尔茨曼不睬，对他说不，甚至叫他滚开。乔治拿出枪，开枪杀死他。”

“有什么不对之处？”

“你常在附近看到乔治，你曾看过他跟人要钱吗？”

“我不记得看到过。”

“相信我，你从没看过。乔治不跟人要钱。他不喜欢跟人要任何东西。如果他真没钱，又需要用几个钱，而卖瓶瓶罐罐又不够，他可能会在红灯时到车前给人擦车窗。就是这样，他也不会硬要钱。他绝对不会去打搅一个穿西装打电话的人。乔治碰到这种人，一定会走开。”

“说不定乔治问他时间，但不满意他得到的回答。”

“我告诉你，乔治根本不会跟他说话。”

“说不定他又陷入进去，以为他正在作战。”

“是什么刺激了他呢？看到有人在打电话吗？”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但这只是我们的猜测，是不是？如果你看证词……”

“好，”他说着，身子往前倾，“老天，就让我们来谈证据，依我看，这正是整个案子不能成立的地方。”

“真的吗？我以为他们的证词很有说服力。”

“哦，乍一看的确很有说服力，”他说，“我也承认这一点。有证人指出他在现场，但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就住在离街角不远之处，每天他一定会经过那座公用电话亭。据说还有其他证人听他谈起枪械杀人之类的话，但那些证人是怎么样的人？其他流浪汉对不对？他们总是告诉警方任何警方想要听的话。”

“其他具体证据呢？”

“我猜你是指弹壳。”

“有四个，”我说，“跟他们从死者身上取出的四颗九毫米子弹完全吻合。开枪时，这些弹壳会从凶器里自动弹出，不过警察在现场没找到，倒是他们逮捕你哥哥时，从他的军用外套口袋里搜了出来。”

“这项证据不能说不有力。”他承认。

“很多人会说罪证确凿。”

“但对我来说，这不过证明我们已经知道的事罢了，也就是说在枪杀发生之时，他正好人在附近，说不定只有几步之遥，站在不远的门边。霍尔茨曼没看到他，凶手也没看到他。霍尔茨曼打电话，凶手出现了，可能是走过来的，也可能是从车上跳下来，谁知道？砰砰砰砰，霍尔茨曼死了，凶手也不见了，不是飞奔而去，就是跳上车跑了。然后乔治走过去。说不定他目击了所有发生的事，也说不定他原来在打瞌睡，但被枪声吵醒。好了，现在有个人倒下了，街灯的光线照在人行道上四颗发亮的金属上。”他停下来，垂下眼睛，“我可能讲得太过分了，我最好闭嘴，不然你会觉得我比我哥哥还疯。”

“说下去。”

“哦？好吧，然后他向前走几步，好仔细看看被害者。这是他很可能会做的事。他看到了弹壳，他曾经当过兵，知道这是什么。你记得他对警察说的话吗？‘你们该巡逻一下这个区，’他告诉他们，‘该捡起自己的弹壳。’”

“这听起来像是他该对这些弹壳的存在负责，这些弹壳是从他的枪里跳出来的。”

“在我听起来，这只表示他神志迷糊了。地上睡着一个死人，同时还有弹壳，对他来说，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越南。他立刻想起在军队时，他们告诉他巡逻时要捡起炮弹壳，他就照这样做了。”

“如果我们假设他是在试图隐藏证据，不是更简单明了？”

“但活见鬼了，他隐藏什么？那些子弹壳就放在他夹克口袋里，他带着它们走来走去晃了一整天，直到他们把他抓起来。如果他要隐瞒证据，他有的是机会把它们丢掉。他们说他走到河边把枪丢掉，说他站在码头把枪掷进水里。他丢掉枪但居然留下弹壳？他可以把它们随便丢在哪里，垃圾桶，垃圾场，阴沟，但他没这样做，他把它们装在口袋里整天带着走。这怎么说得通？”

“说不定他忘了。”

“四颗铜弹壳？它们一定在口袋里叮当作响。不，说不通，马修，说不通的。”

“我觉得任何人都认为你哥哥的行为举止没有任何理性可言。”

“就算如此，马修，就算如此，你看，我们再来说那把枪。杀人凶器是一把九毫米手枪，对不对？从霍尔茨曼身上取出的子弹也是九毫米，乔治口袋里的弹壳也是九毫米。”

“所以呢？”

“但乔治有一支点四五。”

“你怎么知道？”

“我看过。”

“什么时候？”

“大概一年以前。可能更近一点。我去找他，有东西要给他。我开车绕了半天才找到他。他去了他常去的几个地点之一，靠近罗斯福医院的入口处。”他喝了两口咖啡，“我们走回他的房间，好把我带给他的东西收起来，大都是衣服，还有几袋饼干。他一向喜欢吃那种奶油核果饼干，里头有花生酱夹心。从我们小时候起，他就最喜欢那种饼干。不论我什么时候去看他，我都不忘带几包。”他闭起眼，半晌才张开，“我们到他房间，他说他有东西给我看。他住的地方乱七八糟，到处堆满了杂物，但他很清楚什么东西在哪里，他搬开一些东西，拿出了一把枪。他把枪包在一条发臭的毛巾里，他掀开来给我看。”

“你认得出那是一支点四五？”

他迟疑了一下。“我对枪知道不多，”他说，“我在店里放了一把左轮，点三八的，就放在收银机下面的架子上，放了好几个月了，但我碰都没碰过。我们的店在海洋大道西侧的金斯高速公路附近，卖家电的，从搅拌机到洗衣机烘干机无所不卖，但没有多少现金交易，现在大家不是用支票就是用信用卡，不过他们不管多少都抢，他们吸点快克可卡因①，脑子里就一团糨糊，如果收银机里一点钱也没有，他们就地开枪以示愤怒。所以得放把枪在那里，不过我祈祷上帝，希望我永远不必用到它。

①价格相对便宜的强效纯可卡因，可直接服用。

“那是支左轮，我不知道我刚才提到没？乔治给我看的那支不是，它不像我的那把有一个轮轴。它是L形的，长长方方。”

他在桌面画出形状。我告诉他听起来这是手枪没错，但他怎么知道是点四五？

“乔治说的，他叫它四五口径手枪。他用的词儿是什么来着？军队随身佩备，就是这句话，政府发的军队随身佩备。”

“他从哪里搞到的？”

“我不知道。我问过他，他说什么从越南带过来的，不过我不相信他从越南带回来。我想他在那里可能有过一把。我的猜测是，他可能在街上找到或买到。我不知道枪里有没有子弹，或他到底有没有子弹。警察找到附近的人说他经常带着枪，而且到处拿给人看。说不定他真是这样。看他过的生活，我可以想象他带着一把枪以策安全，甚至用来自卫。但他有什么必要对一个正在打电话的人自卫？不过无论如何，你不能从一把点四五口径的枪里射出九毫米的子弹，对不对？”

“那把枪哪里去了？”

“你说我看到的那把？这可难倒我了。他们逮捕他时，枪并不在他身上。他们捜查他房间时也没找到。他们说乔治告诉他们什么他在码头把枪丢进了哈德孙河，他们潜水下去但什么也没找到，谁知道他们去对了码头没。你想听我的想法吗？”

“怎么样？”

“几个月前乔治把他自己的枪丢进河里。不知为何缘故，他觉得带着不安全，他就把枪丢了。当他们逮捕他问枪的下落，他说他丢了，他没办法说清楚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他根本记不住这类事情。还有另一种可能——谋杀案发生后他着急了，在他捡起弹壳之后，他决定最好丢了枪，所以他冋家，找到枪，丢了它。还有另一种可能——”

他接着想出各种版本来配合证据，但在每个版本里，他哥哥都是完全无辜的。最后他终于绞尽脑汁地望着我，问我的想法如何。

我说：“我怎么想的？我想警察抓对了人。你哥哥给你看一支九毫米的枪，但告诉你是点四五，因为它们看起来很像，而且又是那种他熟悉的半自动手枪。我想他可能在搜瓶瓶罐罐的时候，在垃圾桶里找到这把枪。我想他找到枪时，枪膛里一定还有几颗子弹。我想以前有人用这把枪犯案，之后就把它给扔了，这是枪支为什么常会落到垃圾箱、垃圾场及河里的原因。”

“天哪！”他说。

“我想当格伦·霍尔茨曼打电话时，你哥哥在附近哪家门边打瞌睡，不知是什么让他从梦中或幻想里惊醒。他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不论是在街上或是在梦里，让他相信霍尔茨曼是个威胁。我想他出于本能，在他还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或正在做什么之前，已经连开了三枪。我想他射了第四发，也就是最后一发，打中了霍尔茨曼的后颈，因为在东南亚是这样将人处死的。

“我想他捡起弹壳是出于他受过的训练，但同时也因为这些弹壳会把他跟枪杀联系起来。我想这也是他丢枪的原因。如果他不是忘了那些弹壳的存在，或忘了该把它们丢掉，他一定会丢掉的。我想他不记得射杀了霍尔茨曼，因为当时他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自己的行为。他在做梦，或是在回忆。”

他往后靠，好像他的胃垮了下来。“啊，”他说，“我以为——别在意我怎么想。”

“你但说无妨，汤姆。”

“你看，我原来以为得花几千块给乔治找律师，结果他们已经任命了一个，而且因为乔治没有钱，所以由政府付钱。不但如此，那律师绝不比我可以请到的差，再说他跟乔治已经建立了联系。”他耸耸肩，“所以我手边有这一笔原来要花的钱，我就想，你知道，说不定可以找人做点调查，查查看说不定乔治是无辜的。我一想到侦探，便想到了你。但如果你百分之百确定他有罪——”

“这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听起来像是那样。”

我摇摇头。“我是说我觉得他有罪。那如果是他干的，说有罪并不很合适，因为他可能以为自己是在西贡以北什么地方处决一个狙击手。但这只是我的想法，而且只根据现有的初步证据。不过以我们手边有的资料，我很难想象有别的可能，但也许还有我们两人不知道的东西，如果我发现了新的资料，我自然会改变现在的想法。所以，没错，我觉得是他干的，但我也可能错了。”

“假如不是他杀的，我们有办法证明吗？”

“你必须证明，”我说，“因为我认为，你不可能找出检察官审查这件案子中的漏洞，以此来证明乔治是无辜的。就算你可以攻击某些证人的证词，那几颗弹壳是强而有力的具体证据，几乎跟还在冒着烟的枪差不多。既然他们已经有足够证据证明他有罪，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是提供他绝对无辜的证据。霍尔茨曼很显然并没有自杀，如果乔治没杀他，凶手一定另有其人。”

“所以你得去找出真正的凶手。”

“并不全是，你并不需要指认他，或成立一个案子去告他。”

“不需要？”

“不完全需要。比如说，飞碟从天而降，一个火星人跳了出来朝霍尔茨曼打了四颗子弹，跳上飞碟飞回外太空。如果你可以证实，如果你可以证明它确实发生，你并不需要展示出飞碟，或是要那火星人出庭作证。”

“我明白了。”他拿出一根烟，点燃了，隔着一层烟雾说，“嗯，你觉得如何？你愿意去找那个火星人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可能并不合适，”我说，“因为我和格伦·霍尔茨曼认识。”

“你认识他？”

“不太熟，”我说，“但比我跟你哥哥要熟一些。我到过他公寓一次，我见过他太太，我跟他在街上谈过几次话，我还跟他在隔壁街上喝过一回咖啡。”我皱起眉，“我不会说我们是朋友。事实上，我也不能说我有多喜欢他，但我不觉得替杀他的凶手脱罪会使我心安。”

“我也不会。”

“什么意思？”

“如果是乔治杀的，”他说，“我也不想替他脱罪。如果是他扣的扳机，那么他对他自己或别人都危险，理该被关起来。但如果他没做，我希望能还他清白。如果他是清白的，那么你还犹豫什么？你只在乔治是无辜的这个前提下才帮助他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他没做，一定另有其人。如果乔治因此被关了起来，那么那个真正的凶手就逍遥法外了。”

“我了解你的意思。”

“至于你认识死者这一点，”他说，“对我来说，你最合适不过。你认得霍尔茨曼，你认得乔治，你熟悉这一带。在我看来，你已经有了开始。假如有人可能找出凶手，我敢说一定是你了。”

“我不确定自己真有这样的能力，”我答道，“我觉得不是你哥哥做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想证明这一点可能性更小。我怕你只是把钱丢进水里。”

“这是我的钱，马修。”

“你说得有道理，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问题是，这是我的时间，就算有人付钱，我也不想随便浪费。”

“万一他是无辜的——”

“那是另一回事，”我说，“你相信他是无辜的，绝大部分是因为你愿意这样想。呃，让我们假设他是无辜的，如果你坐着不动，他就得为他从来没犯过的罪被关一辈子。”

“这么一想就让我发狂。”

“嗯，但这是不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汤姆，你自己也说过，他不会被关在一般的监狱，他会待在某个精神病院里，在那里他的日常所需不成问题，而且还会得到某些帮助，就算他是无辜的，就算他是被错关的，这样不好吗？他们会给他吃，他们会要他洗澡，照顾自己，他会得到治疗……”

“他会得到屁的治疗，他们会给他穿上紧身衣，把他搞成他妈的白痴。”

“也说不定。”

他取下眼镜，揉着自己的鼻梁。“你不了解我哥哥，”他说，“你见过他，但你不了解他。他不是无家可归，他有一个房间，只是他很少待在那儿，所以就跟没有一样。他不能忍受被关起来。他有一张床，但他几乎从来不睡。他不像一般人那样睡觉，晚上睡到清晨起来。他睡觉像只野兽，一次睡个半小时一小时，不分昼夜地睡睡醒醒。他会在长椅上伸直了睡，在门边蜷起来像猫一样地睡。

“他喜欢生活在室外，就算冬天他也老是跑出去。只有最冷夜晚才能把他赶进室内。就算冷得要命，他也只是不断地加衣服，直到把他所有的衣服都穿上身，全塞进他的军用夹克里为止。然后他就不断走路取暖。一走几个小时，一英里接一英里。

“每一天，他只穿那件军用夹克，我从来没看过他穿别的。现在，他们从他身上脱下来一把火烧了。他们剥光了他所有的衣服，全丢进焚化炉烧光了。他们还会做出什么事？我去见他时，他们替他洗了澡，把他清理干净。他们没有替他刮胡子或剪头发，因为他们不准这样做，除非他同意，但这是暂时的，如果他被关进一个永久性的精神病院，规则就不同了。

“你可以说我哥哥有精神病，我猜也是，但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他们不可以就这样改变他。我不是指关起来会害死他，顶多他只是离现实越来越远，他爬进了他心灵的更深处，在那里建立他自己的世界。”

他直直望着我，摘下眼镜后的他看起来更无助，但似乎又更坚强。

他说：“我不想美化他的生活，把他说成某种高贵的野蛮人。这是一种可怕的生活。他过得像野兽一样，他生活在恐惧及痛苦之中。如果他没有落到被关起来绑上紧身衣，他会跌落在地铁前，会在外面冷死冻死，走运点的话，说不定被有虐待狂的青少年放火烧了。天哪，马修，说什么我也不愿过他那种生活，但这是他的生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他他妈的生活，就让他他妈的这样活。”

第06章

“所以我就说我会查查看，”我告诉埃莱娜，“他在桌上放了一千元，我收下了。别问我为什么。”

“同情心，”她说，“一种社会责任感，要看到正义得到伸张。”

“还有什么可能？”

“说不定你需要钱。”

“我是早学会了有什么抓什么，”我承认，“但这样的案子赚钱不容易。你加倍工作，想要你的顾客不白花钱，但最后总觉得自己是在骗钱，因为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结果，事实明摆着，应该对我有相当的影响才对，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并没有生效。”

“你相信是乔治杀的？”

“我想是的，我相信我告诉汤姆的理由。”

“但还是怀疑。”

“并不多，”我说，“不怎么怀疑。”

我们在格林尼治村吃晚饭，又去了布里克街的几家爵士乐俱乐部，之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她家。清早她煮了一壶浓咖啡，烤了两个罂粟子百吉饼，切了一个木瓜。阳光从客厅的窗子洒进来，埃莱娜边看着我们带回家的《纽约时报》边告诉我，这样的好天气不会长久，中午时分云层就会浓密起来，傍晚和晚上极可能下雨。“明天会是晴天，”她说，“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明天是星期一，美术馆全都关门。”

她在修另一门摄影课，这门课叫“从摄影镜头看都市景观”。上城区纽约市立美术馆有一个展览，她应该在下次上课前去看看。

“我猜下雨还是得去。”她说，“你计划做什么？”

“我想到我住的地方附近走走。”

“我想也是。‘地狱厨房’还是克林登？”

“都可以。我得踏破铁鞋地跑跑，开始挣汤姆·萨德斯基给我的一千块。另外我约人有事，之后我会照常跟吉姆·费伯一块儿吃星期天的晚饭。”

“嗯，我可能去健身房，”她说，“我也可能直接上美术馆。然后回家把我自个儿种在电视机前。为什么当节目是英国人制作时，你盯着电视就不觉得这样糟糕？”

“和他们说话的方式有关吧。”

“一定是，如果阿利斯泰尔·库克①肯替他们作节目介绍，就连《美国斗士》这样的节目也会看起来有教育价值。如果你有空，今晚打个电话给我，不然我明天再跟你联络。代我向吉姆问好。”

①阿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1908-2004），英国资深节目主持人，他主持的Letter From America是世界上播出时间最长的广播谈话节目，播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他九十五岁高龄以健康原因退休为止。

我说我会的。有意无意间，我没有跟她提起两点钟与过去的女友有个约会。

多年前，当打电话只需要一毛钱时，你在一间小小的、有玻璃有门的电话亭里打电话，里面没有车声，没有风雨。说不定在某些地方仍有这样的电话亭，但在纽约，这样的电话亭逐渐消失，每改一次造型就少了一点遮盖。现在只剩一个电话附在一根柱子上，总有一天会连柱子都没了。

我感兴趣的那部电话位于十一大道与西五十七街交会口。我知道这是格伦·霍尔茨曼死的那天晚上用的那部，而且附近只此一部，所以不应该有错。我从埃莱娜家走出来，穿越半个城市到达这里，已经是十点半左右了。我一边等信号灯变色，一边观察那部电话，然后我过街拿起听筒，听了听里面传来的嗡嗡声，把听筒放了回去。

虽然我在西北旅馆住了好多年了，但我很少在十一大道上行走。这个地段尽是卖车场、仓库、建筑材料供应中心及修车店。他们现在都关门了，就像枪击案发生时一样。

我在谋杀现场走了一圈，试着捕捉一点临场感。那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粉笔画出尸体卧在地上的印子，没有圈出犯罪现场的黄色塑胶带。也看不出任何血迹。

我可以想象他站在那里，拿起听筒，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丢进投币孔里。然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回转身来——也许是声音，也说不定是从眼角瞄到的动静。他开始逃跑，但就算他转了身，子弹已经射出去了，他被击中倒地。子弹射中他肋骨的右下方，射穿了肝脏，射裂了连接肝脏的大血管。

一个致命的伤口，不过他命不该绝，这个伤口还不足以要他的命。他在地上滚向开枪的人，那人在近距离之内又向他开了两枪。一枪穿过肋骨凿过肌肉，但算不上重伤。另一弹却找着了心脏，造成了当场死亡。

他躺在地上，在人行道上伸展开来，脚就在电话柱子底端。第四枪，也是最后的一枪，致命的一击直射入他的颈后，这枪跟其他枪一样响，但他已经听不见了。

很难说他在那里躺了多久，流了多少血。照理，从尸体里不会流出太多的血，他心脏的伤口应该很快致命，但我猜不出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从肝脏流出来的血有多少。总之他躺在那里，先是血流满地，逐渐不流了，直到有人拿起摇晃的听筒打电话报警。

汤姆·萨德斯基给了我他哥哥租房子那幢楼的地址。从街旁弯进五十六街，看见一幢廉价红砖公寓，它的右边是另一座同样的公寓，左边则是布满碎石的空地。一段楼梯往下通到地下室的入口。楼梯底端的门上有一个玻璃窗，设在眼睛平视可及之处，但我什么也没看到。门是锁着的。看起来要撬开并不难，不过我并没尝试。就算门没锁上，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想进去。

我走回五十五街与十一大道的交会口，拿出笔记本简略画下现场。在霍尔茨曼被杀的街口有一个本田汽车代理商，过街则是米达斯汽车用品特许经销店。我记起汤姆·萨德斯基的假设，试着想象如果是其他人干的，乔治可能会藏在哪一处阴影里？我没有看到任何门廊，但在本田汽车展示场的进口处有一个地方，有人站着或蹲着可能不见得会引起注意。那里有一个垃圾桶站在街角，离公用电话不到十码，对面沿着米达斯专卖店的路边还另有好几个垃圾桶。

我离开埃莱娜的公寓时仍是阳光满地，等我到达谋杀现场却已是一片阴云，现在的天空更是逐渐暗了下来。温度也随之下降，让我想到我身上的夹克可能不够暖和。我得回旅馆换衣服，顺手拿把雨伞以备万一。

但当我走上第九大道时，一部公共汽车刚好到达，我追过去顺利赶上。说不定不会下雨，我告诉自己。说不定太阳会再出来，大地又重回温暖。

真的。

走进休斯敦街的房间时差不多十二点半了。我在保丽龙杯里倒了咖啡，从一只有缺口的瓷盘拿了几片饼干，找把椅子坐下。有人站起来念戒酒协会的开场白，接着介绍主讲人。这个团体大部分是同性恋者，话题的焦点多在艾滋病和HIV上。一点半时我们牵手静默一会儿，接着念平静祷告词。我右边的一名年轻男子说：“你知道那些不可知论者是怎么休会的吗？他们先静默一会儿，接下来再静默一会儿。”

我穿过苏荷区，停下来买了一块西西里式比萨和一瓶可乐。里斯伯纳德街就在卡纳尔路的南边，不过两个路口的距离，简的家在一幢六层建筑的五楼，夹在两栋更大更新的建筑之间。我先进门厅按铃，然后走回人行道等她开窗把钥匙丢下来。

从我第一次遇见她那晚起，之后有好几次她都是这样做的。有一阵子我有她的钥匙。我最后一次用是在一个下午，我来收我的东西。我在两只购物袋里塞了衣服，把钥匙放在厨房的台子上的咖啡机旁边。

我抬头向上看。窗子开了，一把钥匙飞了出来，击中路面，弹起来，哗啦哗啦翻滚，终于静止不动。我捡起来，进了门。

第07章

“请进，”她说，“你能来真好。气色不错，马修。”

“你也是，”我说，“你瘦了。”

“哈，”她说，“终于瘦了。”她仰头注视我眼睛，“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有进步？”

“对我来说，你一向很好看，简。”

她的脸色倏然暗淡，转身背着我，说她才刚煮了一壶咖啡。我是不是还喝黑咖啡？我说是。不加糖，是不是？是，不加糖。我走到前厅，从一扇落地窗看出去是里斯伯纳德街。她做的那个盘着蛇的美杜莎①铜像，仍旧竖在那张矮沙发的右边。这是她早期的作品。我们第一次遇见的那晚，我就注意到了。别看她的眼睛，简告诉我，她的眼神会把人化为石像。

①Medusa，希腊神话中的三个蛇发女怪之一，原是凡俗女子，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面貌也极为丑陋，凡看她一眼的人都变成石头，后被珀尔修斯杀死，其头颅被割下来装在雅典娜的盾上。

她端出咖啡来时，镇定的灰色大眼睛里射出来的眼神几乎跟美杜莎的一样慑人。她是瘦了，但我不能确定这算不算是进步。她看起来比我上次见到她时要老多了。

头发是原因之一，现在完全变灰了。我刚认得她时，她的头发虽然见灰，但一直没有变化。现在却已经看不到任何深色的头发，加上她失去的体重，更使她显老。她问我咖啡如何。

“很好，”我说，“你自己不喝一点吗？”

“我最近不怎么喝。”她说。紧接着她又说：“哦，管他的，何必呢？”她隐身进了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回来。“真好喝，”她说，“我几乎忘了以前有多爱喝。”

“你怎么了，想要改喝不含咖啡因的？”

“我基本不喝了。”她说，“我们别再说这些什么都不能沾的无聊话，又不是在戒酒聚会。那个救世军①老家伙的故事是什么，‘不错，各位兄弟姐妹们，我过去抽烟喝酒，我过去赌博，我过去跟野女人睡觉，但现在我能干的，就是打这该死的鼓。’”她又喝了一口咖啡，放下杯子。“告诉我你近况如何，马修。最近怎么样？”

①基督教和一种传教组织，编制仿部队形式。

“打我那该死的鼓呀。替一个大侦探社做点小事情。有顾客上门我就做，不然我就闲着。去聚会，到处混混，和埃莱娜做伴。”

“听起来你混得不错，是不是？我真替你高兴，她似乎是个非常好的人。马修，我说过我要请你帮忙。”

“是的。”

“我就直说了。我在想你是不是可以帮我弄支枪。”

“一支枪？”

“现在犯罪率这么高，”她平淡地说，“报纸的每版都登满恐怖的新闻。过去如果你住在好的区，你就安全。现在可不。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根本没有一点保障。上星期那个出版社年轻人的凶杀案不就发生在你家附近吗？”

“就在几条街外。”

“可怕。”她说。

“为什么你想要支枪，简？”

“当然是为了安全。”

“当然。”

“我对枪一点也不懂，”她若有所思，“我想要一把手枪，但它们有不同的型号和尺寸，是不是？我不知道该从何选起。”

“在纽约市，你得有执照才能有枪。”我说。

“拿执照难不难？”

“很难。最好的办法是参加一个枪支俱乐部，选一门课，你得付相当一笔钱，但他们会帮你填申请表，引导你经过所有的程序。再说，参加训练也不坏，只是整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并不便宜。”

“哦。”

“如果经过那样的程序，你大概会得到一种执照，允许你在住所持有枪支，允许你在来回练靶场时，可以把枪锁在盒子里带在身边。你想在家防盗的话，这很足够了。但你不能把枪放在皮包里，以防有人在街上抢你，这得另外申请一种带枪执照，现在要拿那种执照可更难了。假如你开店，常常得带大笔钱上银行，那也许可以。但你是做雕塑的，工作和住所又是同一个地方。我过去认得一个金匠，他常需要把贵重金属带在身上，所以搞到了一个带枪执照。所以你一定要有文件证明。”

“黏土跟铜都派不上用场，是不是？”

“不错。”

“事实上，”她说，“我并不需要带枪。而且我不在乎合法不合法。”

“哦？”

“我不想要经过这么多手续只是搞一个执照。天知道，是出于我的想象，还是半个城市的人都有枪？他们在学校里设金属侦测器，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学生带枪上学。甚至于那些无家可归的游民也都有枪。那个可怜鬼住在垃圾桶里，连他都可以搞到一支枪。”

“你也想要一支。”

“不错。”

我拿起咖啡杯，发现已经一滴不剩。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喝完的。我把杯子放在桌上说：“你到底想要杀谁，简？”

“哦，马修，”她说，“你正在看着她。”

“是从春天开始的，”她说，“我发现我一点也不费力就减轻了好几磅。我想，嘿，太棒了，我终于可以控制我的体重了。

“但我的精神并不好。没什么精力，有点头晕，我没怎么在意。十二月时我发现，过节前后情况就更糟。我觉得很沮丧很难过。其他人还不是一样？我以为这是种应景伤情病，不用管它，几个月之后，同样的情形又发生，我还是没有太在意。

“然后我的胃开始出毛病。每隔一阵就痛，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这种现象有好几个星期了。我不想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没什么要紧，我不想白花时间和金钱，如果是溃疡，我压根儿就不想知道。我想别去管它，说不定它自己会消失。我是没管它，但它也没消失。痛得厉害的时候，我得半坐着睡觉，因为坐着可以减少点痛苦。哦，要否认现实也有一个限度，我终于认为自己简直是莫名其妙，就去看了医生。好消息是结果我并没有溃疡。现在该你问我坏消息是什么了。”

我没有说话。

“胰脏癌，”她说，“你想进一步知道好消息和坏消息吗？好消息是如发现得早就可治。他们只要把胰脏及十二指肠拿掉，再把胃跟小肠接起来就行了。你这辈子以后每天得给自己注射几次胰岛素及清化酶，而且饮食非常受限制，但这算是好的了。坏消息是他们几乎从来没办法及时发现。”

“从来？”

“几乎从来不。等明显的症状出现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腹部其他器官了。你知道，起先我恨我自己忽视体重减轻以及其他的症状，但医生叫我不要怪自己。他说在我开始感到有点不对，或体重减轻第一盎司之前，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了。”

“医生诊断的结果怎么样？”

“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初次检查结果出来后的一年内，有百分之九十的胰脏癌病人会死亡。其他的人在五年之内无一幸免。没有人能逃得过。”

“有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可以试试看？”

“有的，但不能保你活命。他们只能让你舒服一点。上个月我动了一次手术，绕开了阻塞的胆管。他们接起来——哦，搞不清楚他们做了什么，反正我不再那么痛了，而且也不再有黄疸。当他们把你切开又再缝起来之后，你难免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不过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做完手术后我第一件发现的事情是，我的头发全变灰了，但反正迟早总会发生。如果我真受不了，我随时可以把它染一染，是不是？”

“我想是的。”

“但它不会掉，因为我没有做放疗或化疗的必要。哦，老天，就这样，我原来打算说不公平，但人生当然不公平，人人都知道。只是他妈的无理可讲。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上帝从帽子里揪出你名字，就该你做鬼。”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他们知道吗？”

“不一定。从统计上看，烟酒似乎都有关。抽烟喝酒的人患病比例相当高。耶稣复临论者以及摩门教徒几乎都不会得，但他们几乎什么都不会得。他们竟然没有长生不老也够奇怪了。还有什么？多吃高脂食品也可能会得。另外他们觉得咖啡说不定也有关，只是很难说，因为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喝。当然这不包括摩门教徒，或那些耶稣复临论者，上帝保佑他们。他们唯一做的就是传他们该死的教。啊，我又有什么不同。我可以喝多久的酒就喝多久，多少年了，我抽烟抽得像个烟枪。而且我一向猛灌咖啡，我不再喝酒后，就喝咖啡，越喝越多。”

“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最近不喝了？”

“当然。一旦你的马被偷了，你做什么？你买一把新锁把马房锁上？”她叹了一口气，“不过我发誓我不相信咖啡会起任何作用。我相信我停止喝咖啡真正的理由是，对力行‘十二阶段’自疗法的人来说，这再自然也不过。当我们有压力时我们该怎么反应？我们放弃一些能给我们欢愉的事物。”她站起来。“我还要再来一杯，”她宣布，“你也要吗？”

“坐下，我去拿。”

“别傻了，”她说，“我不需要节省精力。我不是不能动，我只是在等死。”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不希望你误会，以为我厌世不想活了。每一天对我来说都非常的珍贵。我希望这样的好日子不会完。”

“那你要枪做什么？”

“那是为好日子过完后可以用。我到图书馆去查遍了有关的资料，看来等好日子过完之后，坏日子可是真的非常恶劣。你并不是转过脸对着墙，静悄悄地走了。你的日子不但极度痛苦，而且会延续相当的时间。”

“难道他们不会给你止痛药？”

“我不想那样。我已经错过整段的生命，把我自己灌满了伏特加，不省人事。我不想要从这个世界跳出，带着一脑子的吗啡跳进另一个世界。动完手术后他们给我一种强效止痛药，而我不能忍受那种感觉，我要他们停止，给我泰诺止痛药。‘但你痛得这么厉害，’那个住院医生说，‘泰诺不够用。’‘那我就忍着。’我告诉他，其实也还好，你觉得我是在扮演殉道者？”

“我不知道。”

“我可不觉得。天知道，我费了这么大的工夫，不再酗酒虚度生活，走，我也要走得清醒明白。我宁可忍受痛苦，也不要借药物掩盖起来。见鬼，这是我手上的牌，是我的命运。我会尽力坚持到底，直到我决定不再玩，这是我的牌，我可以决定何时结束。”

我向窗外望去。外面越来越黑，好像太阳已经西沉，其实时间还早得很。

“我不觉得这算自杀，”她说，“一部分的我仍旧保存着天主教信仰，不能自杀。上帝给你生命，拿走它是有罪的。但我不觉得我要自杀，我只是给我自己一个礼物。”她微微一笑，“一个铅做的礼物。你知道那首诗吗？”

“哪首诗？”

“罗宾逊·杰弗斯①的《伤鹰》，他在家附近的林子里发现一只受伤的鹰，写他是多么喜欢老鹰，如果会受到一样的惩罚，他宁可杀人不杀鹰。他带了食物喂它，试着帮助它，但最后的日子终于来临，他唯一可以替它做的事是免除它的痛苦。‘在薄暮之中，我给了它铅之礼’，我想他的句子是这样的。意思是一颗子弹。他给了那只伤鹰一枪，而后它可以再度飞翔。”

①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1887-1962），美国诗人。《伤鹰》（Hurt Hawks）是他的短篇诗歌之一。

我仔细想了一会儿说：“可能对老鹰比对人适合。”

“你是什么意思？”

“用枪自杀常常结果一片狼藉，而且并不一定成功。我刚从警校毕业出来时，听说有个家伙对着他的太阳穴开了一枪。子弹穿过骨头，在脑壳里凿了一个洞，穿过头皮下面，从脑子的另一边出来。那个可怜的杂种血流得像一条被宰的猪，把一只耳朵永远弄聋了，落下的头疼病痛苦得无法用言语形容。”

“还活了下来。”

“哦，当然。他一直没有失去意识。我还知道其他例子，有人往他们脑子开枪，但还是活了下来，包括一个房屋局的警察，他在过去十二年中都活在一种植物人的状态。但就算你第一次就做对了，这真是你要给自己的礼物吗？枪杀对你的身体是极度的暴力。你头骨的上部全轰掉了，你的脑浆飞溅得满墙都是。我很抱歉，我不是故意要作这种描述，但——”

“没关系。”

“有没有其他比较温和的办法，简？不是有一本书专门讲这个的吗？”

“的确有一本，”她说，“我的床边就有一本。还是我自己掏腰包买的。我到图书馆去找，但已有十六个人等着借。我简直不敢相信，好像我在查巴美食店买熏鲑鱼。在这个城里你想自杀，还得领一个号码牌慢慢等。”

“他们怎么拿回去？”

“谁怎么拿回去？我不懂你的意思。”

“那本书，”我说，“如果它真发生作用，事后谁帮忙把书还给图书馆？”

“哦，有意思，”她说，“你得写下这么一条——‘我，简·基恩：心智健全……’”

“这是你的故事，而你得照这样做。”

“‘……在此请求我的债务及丧礼的费用概被付清，我的那本《终极出路》归还于纽约市立图书馆哈德孙馆……’”

“‘……以便其他人跟我一样受益。’”

“哦，天，太棒了，”她说，“然后他们找名单下一个借书人。‘你好，努斯鲍姆先生，我们有了你要借的书。请你准备料理善后。’”

我们笑得不可开交。

那本书的问题在于，她说，大部分建议的方式都是服用某种改变心情的药物。一般来说，他们建议你吞满满一把安眠药，用一杯威士忌冲下肚。因为简自杀最重要的理由是死得清醒，而这类方法违背了她的本意。

而且如果没有效果呢？假如十二个小时后她从烂醉后的头痛里醒过来，她唯一成功的是破了她不再喝醉的纪录？我的名字叫简，我还有不过两个星期可活。不，见鬼！

“他们也建议用一氧化碳，”她说，“你从车尾排气管接根管子到窗内。不过没车的话很就难办了。我猜你可以租辆车，但我该怎么办？就停在街上？正当我快要一命呜呼的时候，一个吸毒者打破车窗撞进来偷音响。”

所以枪似乎是她最好的选择。反正她也是要火葬的，所以她的遗容有什么关系？谁发现她的尸体谁倒霉，但能怪谁，生活里本来就充满了倒霉的事，不是吗？

她曾想过跑到一些南部的州，在那里只要你想买，他们就卖给你，但她不太清楚怎样才合法。从外州来的可以买枪吗？或许你得出示当地的证件？说不定你可以建立住户证明，就像过去的人借此取得内华达州的离婚权一样。无论如何，就算有枪，你如何带着枪坐飞机回来？当然她还是可以坐火车，但她想到要在火车上待这么多个小时就头痛。就这点来说，她连飞机也不想坐。

“然后我开始想，天知道，这个城市里充满了没有注册的枪支，要搞到一把会难到哪里去。如果学校的孩子都能拿到枪，如果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可以带着枪走来走去，找一把会有多麻烦？所以我问我自己，我是否有个朋友知道从哪里去搞枪，而且还爱我爱到愿意这样做？而你，我亲爱的，是我唯一可以想到的人。”

“我想我觉得很荣幸。”

“而且很高兴有这买卖，哈？”

外面是不是在下雨？看起来好像是的。

我说：“你知道，我痛恨这件事，我痛恨你生病，我痛恨想到你会死。”

“我自己也不觉得这是桩好事。”

我说：“我会替你弄到枪。”

“真的吗？”

“是的，”我说，“否则要朋友做什么？”

第08章

外面吹着冰凉的风，你几乎可以感觉到暴风雨就要来了。我走到卡纳尔路与第六大道交会处的IND①车站。我一定刚错过一班A线地铁，因为足足等了十五分钟下一班才来。到车站的时候，月台上一个人也没有，列车终于出现时，月台上还是很冷清。

①指地铁IND线，即Independent Subway System。

我在哥伦布圆环下车，站在街上时，大雨迎面倾泻下来。少数几个下车在外的人不是躲在门檐下，就是在跟他们的伞挣扎，努力不让大风把伞吹开了花。在五十七街的另一角，我看到一个男人拿着份报纸顶在头上，还有一个男人缩着肩膀在疾走，似乎想躲闪劈头盖脸的雨水。我懒得采取任何避雨方法，索性让雨淋个够，就这样一路走回去。

我一走进前厅，雅各布在桌子的那头望了我一眼，轻轻吹了一声口哨。“老天，你最好赶快上楼去洗个热水澡，”他说，“像你这样胡来，简直是找死。”

“没有人可以长生不死。”我说。

他好奇地看了我一眼，又回去做《纽约时报》上的填字游戏。我上楼到房间洗澡换衣服。站在水龙头下，强迫自己除了落在脖子及肩膀上的热水外，不去感受任何其他的事。当我终于关了水，踏出浴缸，整个小房间看起来就像一个土耳其浴室。

洗脸池上的镜子蒸汽弥漫，我也不去动它。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看起来有多老多疲倦，我并不需要亲眼求证。

我穿上衣服，想找个电视节目看，我决定看的新闻，但其实看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我的心思不在上面。

过一会儿我关了电视。原来头上开着的那盏灯，我也把它关了，就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雨。

我跟吉姆·费伯约好在第九大道的湖南狮餐厅碰面。我到的时候大约六点半。从住处走来不过几条街，我带了伞挡雨。这次雨伞并没被吹翻。雨仍旧很大，但风势已经小了很多。

吉姆已经到了，我一坐下来，服务员就递来菜单。桌上已放好一壶茶和两只茶杯。

我打开菜单，找不到什么感兴趣的。“你今晚可能得吃两份了，”我说，“我没什么胃口。”

“怎么回事？”

“哦，没什么。”他看了我一眼。他是我在戒酒协会的辅导员，也是我的朋友。几年来，我们每星期天晚上都会一起吃饭，难怪他立刻发现我不对劲。“呃，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我说，“是简打来的。”

“哦？”

“她要我去她家。”

“有意思。”

“不是你相像的那样。她有话要跟我说。今天下午我去了她那里，她告诉了我。”

“然后呢？”

我飞快地说了一遍，不想让这些字塞在我的喉咙里。“她在等死。她诊断结果是胰脏癌，只有不到一年时间可活了。”

“天哪！”

“我觉得这对我的打击很大。”

“我想也是。”他说。这时服务员拿着纸笔出现，准备帮我们点菜。吉姆说：“就让我来点吧？给我们来盘凉面，虾仁花椰菜加辣，以及左宗棠鸡。”他对着菜单眨眨眼。“不过在这家餐厅，好像叫孙将军。不同的菜单，不同的拼音，我猜是同一个将军没错。天知道，反正总是同一道菜。”

“是道好菜。”服务员说。

“我知道是好菜。如果你们有糙米饭，我们要一点。”

“只有白饭。”

“那就白饭。”他递回菜单，替我们斟满茶。他对我说：“如果我们俩住在中国，我们会每星期天晚上出去吃施瓦茨科普夫将军鸡吗？我可有点怀疑。马修，你刚才说的事糟糕极了。是不是完全确定？难道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似乎是这样。根据她所说，诊断的结果就像宣布死刑一样。但情况却比死刑还糟，因为你不能靠上诉拖延时间。这就像西部时代的边界判案一样。他们下午宣判，第二天一早就把你吊死。”

“实在太不幸了。简多大了？你知道吗？”

“四十三，四十四，差不多这个岁数。”

“年纪不算大。”

比埃莱娜大一点，又比我小一点。我说：“我猜她至多只能活到这个岁数了。”

“太悲惨了。”

“之后我回到我的房间坐在窗边看雨，想喝一杯。”

“这倒是很意外。”

“我从来没想要真的去喝一杯。我知道这不是我真想要做的事。但我的欲望非常强烈，就像我记得的一样。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吵着要酒精。”

“谁在这种情形下不会想喝一杯的？不然怎么会有酒？难道这不是他们把那玩意儿装在瓶子里的缘故？但只想想却没喝，这是一桩好事，真能这样，纽约市一个星期只需要举行一次戒酒聚会，而且在电话亭里就足够了。”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电话亭的话，我暗想。它们已经消失了。但我干吗想电话亭呢？

“当你不想喝酒的时候，不喝不算什么，”他继续，“但让我惊异的是，在我们真想喝的时候，我们还能保持不喝。这让我们更坚强，让我们有进步。”

哦，对了。今天早些时候，我站在五十五街与十一大道交会处看着霍尔茨曼临死使用的电话时，我一直在想着电话亭。现在城市里不再有电话亭，超人到哪儿去换衣服？

“我相信每当我经历一个困难的阶段，我都从中获得些什么。”吉姆说，“‘我必须往前走，我无法往前走，我会往前走。’我忘记是谁说的了。”

“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

“真的吗？哦，整个治疗法就在这十个字里头了，我必须戒酒，我无法戒酒，我会戒酒。”

“那是十四个字。”

“是吗？‘我必须戒酒，我无法戒酒，我会戒酒。’好吧，十四个字。我在此接受纠正。啊，凉面刚好到了。来，吃一点，我一个人没办法吃完。”

“它们只会白白搁在我的盘子上。”

“那又怎么样？每样东西都有去处。”

服务员来收走我们的脏盘子时，吉姆说对一个声称没胃口的人来说，我的表现算很不错了。都是为了那些筷子的缘故，我解释。你希望自己表现得很会使用它们。

我说：“我还是觉得非常空虚，吃东西并不能解决。”

“你有没有为她流泪？”

“我从不哭。你知道我上次流泪是什么时候的事？当我第一次在聚会时开口，而且承认我是个酒鬼时。”

“我记得。”

“并不是我现在忍着不哭，我很愿意痛哭一场。但我就是这样。我并不打算撕破衬衫，跑进林子里跟铁人麦克和别的男孩子一块儿打鼓。”

“我想你的意思是指铁人约翰①。”

①指格林童话Iron John。

“是吗？”

“我想是的。铁人麦克是那个芝加哥熊队的教练，我可不认为他会是了不得的鼓手。”

“专门玩低音乐器的，嗯？”

“我是这样猜想的。”

我喝了一点茶，说：“我一想到要失去她就不能忍受。”

他没说什么。

我说：“简和我分手的时候，当我们终于决定不再继续，我搬走我的东西，把钥匙还给她的时候，我记得我告诉你我有多难过。你还记得你对我说的话吗？”

“希望我当时说了些有意义的话。”

“你告诉我很多关系并非结束，它们只是换了另一种形式。”

“我是这样说的吗？”

“不错，而且对我很有安慰作用。之后那几天，我把这句话像金玉良言一样放在心上。‘很多关系并非结束，它们只是换了另一种形式。’这让我不觉得太失落，让我不觉得有一样很珍贵的东西从我的手里被人拿走。”

“说来好笑，”他说，“我不但不记得我们曾有这段谈话，我甚至不记得我有这样的想法。但我很高兴对你是种安慰。”

“是种安慰，”我说，“但过了几天后，我感到这种安慰的无奈。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改变了。两个人从一起度过大多数的夜晚，一天至少说话一次到两个人尽量避免见面。其实我们不再有关系了。”

“可能这是我不记得这句话的缘故，说不定我的潜意识很明智地知道这话根本是狗屁。”

“其实并不是狗屁，”我说，“因为归根结底你完全是对的。以后当简和我遇见时，我们都很愉快，但隔多久才发生？一年一两次？我可以告诉你我最后两次跟她打电话是什么时候。那个神经病莫特利想要杀光所有跟我有过关系的女人时。我打电话给我的前妻要她小心，我也打电话给简。等事情过去了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她。

“但不论我有没有见到她，有没有跟她讲话，或者我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想她，她永远在那里。不错，关系会改变它们的形式，但也有永远不变的地方。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去想一个没有她的世界，当她死了之后，我将会少了什么，我的生活将会变得小一点。”

“而且离终点更近一点。”

“说不定。”

“我们所有的悲悼终究是为了我们自己。”

“你这样觉得吗？说不定。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人要死。你知道吗？我现在还是不明白。”

“你小时候失去父亲，是不是？”

“非常小。我以为是上帝犯了大错。不单是我父亲的死，整个死亡的问题我都一直不明白。”

他也不懂，我们就这话题谈了一阵子。之后他说：“再回到我以前说过关系能一直持续的那番箴言，说不定死亡也不能改变关系。”

“你的意思是精神会一直存在？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相信这个。”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相信，但这一点我并不固执己见。不过我想到的不是这个。你真的觉得当简的生命走到尽头后，她就不再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吗？”

“嗯，想再跟她通电话可有点困难了。”

“我母亲在六年前过世了，”他说，“我不能给她打电话，但我也没有这种需要，我可以听到她的声音。我并不是说她存在于另一个世界。我听到的声音是她的一部分，而这部分变成我的一部分永远活在我的心上。”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父亲死了二十几年了，我的脑子里也仍旧有他的声音。那个老杂种，说我一无是处，说我永远不会有任何成就。”

“我坐在窗边看外面的雨，”我说，“我想到这些年来所有我失去的人。这是你活了这么久的代价，这是生活给你的选择，不是你早早地死，就是得失去亲人。但如果我仍旧想着他们，他们就没有真正离去，是不是？”

“聊胜于无的安慰，嗯？”

“不错，但还是比没有任何安慰要好。”

他做个手势要结账。“星期天晚上在圣名学校有一个新的‘大书聚会’，”他说，“如果我们现在就走，刚好赶得上。要不要去看看？”

“今天早上我已经去过一个聚会了。”

“再去又怎么样？”

戒酒协会的聚会有好几种不同形式。有的有专人演讲，有的只是彼此讨论，也有的兼容并蓄。他们有所谓的阶段聚会，每个星期的重点是讨论戒酒十二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有传统性的聚会，讨论戒酒协会的十二种传统。还有所谓的许诺聚会，重点在宣扬不再酗酒的好处，对于任何遵守指导的人，理论上说，他们就应该可以得到这些好处。（他们也列出了十二点好处。有人说，如果摩西是个酒鬼，我们不是有十诫，而是有十二诫。）所谓《大书》是戒酒协会最老、最重要的文件，由五十年前最早的会员写成。开宗明义地解释协会的原则，其他的章节则是记载会员个人的经历，就像我们现在开会时说话一样，说我们过去的生活如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的情形又如何。

我刚开始戒的时候，吉姆一直要我念这本《大书》，而我老挑剔这本书里我不喜欢的部分。它的行文呆板，语调过于热衷，品味就跟爱荷华小城里扶轮社①的早餐会差不多。但他说我无论如何都该读一读。我说这玩意写得太老套了。他说莎士比亚又何尝不是，更别说詹姆斯王版本的《圣经》了。当我抱怨晚上失眠时，他要我在睡前看，我试了，确实有治失眠的效用。当然有用，他说，有些章节足以拦住一群正在飞奔的河马。

①Rotary Club。是一个由企业、事业和专业领导人物所组成的国际慈善机构，在各地设有分部。

在开“大书聚会”时，通常会员轮流把这本宝典念上几段。那个星期预定要念的几个章节念完后，其余时间是讨论念过的部分，会员则提出他们个人历史或现在经验与经文相关之处。

我们要去参加的那个聚会的团体叫“克林登大书会”，他们在过去的八个星期天里在圣名学校的一楼举行。那个地方在第九及第十大道之间的四十八街上。我们一共有十四个人，那个章节很长，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止轮到一次。我没有花多少精神注意我们在念的东西，不过这没关系。并没有什么新内容。

聚会结束时仍下着雨。我跟吉姆一起走了几条街，我们两人都没说什么。到了他家附近的街角时，他拍拍我肩膀要我和他保持联络。“你记着，”他说，“这不是你的错。我不知道简怎么得的癌症，别去管为什么，但有一点我很确定，你并没有传染给她。”

我离葛洛根酒吧不过几条街，但只是经过，我转上了第九大道。就算是别人在喝，我今天也绝不能坐在好威士忌的面前。我也不再想说话。一个晚上我已经说够了，只差有一点没说。

关于枪，我没有提一个字。吉姆从没问我简打电话给我的原因，他一定以为简只是很想要告诉一个老友这个重要消息。如果他问起，我大概会告诉他简要求我做的事，以及我已经接受了她的要求。但既然他没问，我也就没说。

回去给埃莱娜打了电话，我也没向她提起。我没说很多去看谋杀现场的事，也没多提那天其余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们电话打得不长，大半都在谈她做了什么，以及她在上城博物馆看的展览。“全是纽约早期的照片，棒极了，”她说，“我想你会喜欢的。它一直展到下个月中旬，所以你还有机会去。看完后我想我要去买个照相机，我可以每天在城里走来走去，拍所有我想拍的东西。”

“你可以这样做。”

“嗯，但为什么？因为我喜欢看照片？记得菲尔茨①怎么说的？”

①菲尔茨（W.C.Fields，1880-1946），美国喜剧演员。

“‘永远别给糊涂鬼任何机会。’”

“他说女人就像大象，‘我喜欢看她们，但我并不想拥有。’”

“这跟照相有什么关系？”

“嗯，我喜欢看它们，但……我不知道。算了，难道我说的每句话都得有道理？”

“不，幸好不是。”

“我爱你，你这只老熊，你的声音听起来很疲倦。今天是不是很长的一天？”

“很长，很冷，很湿。”

“去睡吧，明天再聊。”

但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打开电视又关掉，拿起书又捧起杂志，这里看一页，那里看一页，看看丢丢。我甚至拿起那本戒酒《大书》，屡试不爽的催眠剂，但这次也失灵了。没有任何方法奏效。这个时候，你唯一可做的事是望向窗外无边的雨。

第09章

“我不想说这话，”乔·德金说，“不过我觉得很不对劲，我想你最好把那个家伙的钱还给他。”

“我没想到你会说这种话。”

“我知道，”他说，“这不像我说的。有人有机会凭着良心赚钱，我怎么好堵在他前面。”

“所以问题在哪儿？”

他向后压着椅背，只靠椅子后腿平衡。他说：“问题在哪儿？朋友，问题在你。”

我们在五十四街中城北区分局二楼的刑事组。吃过早饭后我走到那里，绕了点路，想再去十一大道的谋杀现场看一看。星期一早上，那个地方热闹了不少，大部分的商店及陈列室都开了门做生意，街上的车也多了很多，但都不能帮助我对格伦·霍尔茨曼生前最后一刻有新的了解。我转去中城北区分局，在乔的桌前找到他。我告诉他汤姆·萨德斯基雇了我，而他劝我最好把钱退回去。

“如果你和一般人一样，”他说，“你会做大部分人会做的事，你跑上几十个小时，然后告诉你的客户他其实可能已经知道的事，没错，是他那神经病哥哥干的。这样的话，你的客户知道他已经尽了人事，而你不费多少力气，也给自己赚了笔小钱。

“但你是个反其道而行的家伙，又倔得像头他妈的骡子。你绝不会这么简单地指给他一条明路——其实不论他心里知不知道，这正是他想要的。你偏要自找麻烦，你偏要确定他花的钱值，你就有本事找出理由来说服自己，说有可能不是他那哥哥干的，然后你就四处查了起来，搞得所有人连带倒霉，我呢，也不例外。等你终于查清楚之后，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恐怕连最低工资都没赚上，最后仍旧得到相同的结论，孤零零的乔治就跟其他人所想的一样有罪，不过你已经尽了力把这个简单的案子搞得天翻地覆了。你干吗这样瞪我？”

“我希望我刚才把你这番演说录下来，以后放给有意上门的客户听。”

他大笑。“你说我太恭维你了吗？嗯，现在是星期一早上，你最好再考虑一下。说真的，马修，这次就做做样子，不要太认真。这个案子备受瞩目，警方办案有力，很快就结了案，但搞新闻的盯上这故事了。你不希望给他们借口再来重新翻案吧。”

“他们会找到什么？”

“什么也没有。这个案子没问题。他们抓对人了。”

“你有没有办这案子，乔？”

“整个分局都在办，连半个曼哈顿刑事组都参与了这件案子。但我没有参加结案。一旦他们把他给逮了，这个案子也就完了。天知道，他口袋里有弹壳，你还需要什么证据？”

“你们怎么知道应该去抓他？”

“有人通风报信。”

“谁？”

他摇摇头。“嗯，这不能告诉你。”

“有线人？”

“这可不，有个神甫决定不再替他保密。哈，当然，当然有线人。至于是谁，你就甭问了。”

“那个线人怎么说的？”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我说，“他人在现场吗？他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或是有人转述流言，引你们去找乔治？”

“我们有人证，”他说，“怎么样？”

“有人目击枪杀的经过？”

他皱一皱眉，“我老是对你太多嘴了。”他说，“你说这是为什么？”

“你知道这是把我支开最好的办法。你的证人看到什么？”

“我已经说得太多了，马修。我们有人证，有物证，几乎也有口供，萨德斯基说他觉得可能是自己干的。这叫铁证如山，连嫌疑犯都以为是他自己干的。”

这番话也说服了我，但我有钱要赚。

“假设证人其实是在案发之后看到的呢？”我说，“乔治对着尸体弯腰，捡起了弹壳。”

“在别人枪杀他之后。”

“不是不可能。”

“哦，当然，马修。有人从草丘向他开枪。你要问我，我说中央情报局也插了一手。”

“霍尔茨曼可能遭人抢劫，”我说，“那个区域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他可能是在反抗抢劫时被杀的。”

“没有这样的证据。他裤子口袋的钱包里有三百多块钱。”

“抢钱的人开枪后吓得跑走了。”

“这种惊吓法有点好笑吧。他先是非常镇定地朝被害者颈后射了第四颗子弹，然后吓跑了。”

“还有什么人在现场？那个证人还看到谁？”

“他看到乔治，这已经绰绰有余了。”

“霍尔茨曼在那里干吗？有人仔细查过吗？”

“他去散步。这又不是商务飞行，你犯不着先交一个飞行计划。他觉得有点烦躁，就出去散步。”

“然后他停下来打电话？他家里的电话难道有问题？”

“说不定他是打电话回家，告诉他太太他什么时候回去。”

“为什么他没有找到她？”

“说不定她在打电话，说不定他正拨到一半，那个乔治就开枪杀了他。谁知道，而且见你他妈的鬼有什么差别？天知道，我刚才就说你会这样做，你在无中生有，想在一个证据充分的案子里挑刺儿。”

“如果证据真的很过硬，我就没办法挑，是不是？”

“不，你只会把你自己搞得人见人厌。”

我是油罐里唯一的一只苍蝇，汤姆·萨德斯基曾经说过，我是每个人屁股上的疮疤。

我说：“你对霍尔茨曼知道多少，乔？”

“我根本不需要知道他，他是被害人。”

“凶杀案的侦查该从这里开始不是吗？从被害人开始着手。”

“当你不需要再追查的时候就不是。当你已经抓到凶手，你就不需要再穷究被害人。为什么你这一脸思考的表情？”

“你知道这个案子的问题在哪里吗，乔？”

“唯一的问题就是你对它感兴趣，除此之外一点问题都没有。”

“问题是，”我说，“你们结案太快了。关于霍尔茨曼，以及附近的人，你们原来可以查出很多事，但你们懒得费工夫，何必麻烦呢？反正你们已经拘捕了凶手。”

“你觉得我们抓错人了？”

“不，”我说，“我想你们抓对了人。”

“你觉得警方办案不够精细？觉得我们错过什么？”

“不，我觉得警方办得很好。只是有些部分你们觉得没有必要去查。”

“所以你决定你要往那部分发展。”

“对，我拿了钱，”我说，“总得去跑跑。”

唐奈图书分馆在第五大道旁边的五十三街上。我在二楼阅览室待了几个小时，找遍了过去十天所有的本地报纸。我先翻过报道案子发生经过的新闻，大部分我都很熟悉了。至于其他的有关新闻其实都不能算新闻，有的讲无家可归的游民，有的讲这个区域的贵族化，也有的讲街上的犯罪情况。他们采访的人里有住在附近廉价公寓及一般公寓房子多年的人，有最近刚搬进霍尔茨曼所在大厦的人，也有几个就住在街上。任何一个有怨言的专栏作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机会发作。有一些读起来很有意思，但我并没因此多得到一点消息。

我特别喜欢的一篇登在《纽约时报》的意见栏，写的人是一个广告公司的文案，自称他住的地方离霍尔茨曼的公寓不出两条街，他从五月起失业至今，然后他解释他目前的经济状况如何地改变了他的观点。

“随着每一天过去，”他写着，“我逐渐不再强烈地认同格伦·霍尔茨曼，而转为倾向于认同乔治·萨德斯基。当这条新闻刚出来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和害怕。躺在人行道的可能是我，我告诉我自己。一个正进入黄金年代的人，一个有大好前途、正当职业的人，一个住在克林登，住在全世界最刺激的城市、最缤纷的区域的人。”

“但随着时日过去，”他继续写道，“我在另一面不同的镜子里看到我自己。在瑞克斯岛的人也可能是我，我发现我自己忍不住这样想。一个濒临中年的人，在越来越紧张的就业市场中无事可做，在‘地狱厨房’混日子，在地球上最绝望的城市、最不安定的区域讨生活。我替死者悲哀，但我也为凶手悲哀，我有同样的机会，变成他们其中之一，我有可能穿着格伦·霍尔茨曼发亮正装的皮鞋，我也可能套一双乔治·萨德斯基从旧货店买来的老球鞋。”

我走回旅馆，在途中买了一个热狗和一杯木瓜汁。我在柜台查有没有留言，并没人打电话来。我在隔壁熟食店买了杯咖啡，到对街凡登大厦的小公园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掀开咖啡杯盖子，但咖啡太烫了不能喝，我把它放在长条椅上，拿出笔记本。我边写边想，从假设乔治·萨德斯基无辜开始。要想证明这点是白费工夫，我要做的是找出其他可能做这事的人，一个有理由杀格伦·霍尔茨曼的人，或一个跟乔治一样缺乏理由但却做了这件案子的人。

格伦·霍尔茨曼。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他的公寓顶楼。如果我转过头去，可以看到我们在晨星最后一次谈话时所坐的桌子。莉萨失去了孩子，他告诉我。那个下午我替他感到难过，但我还是拒绝与他接近。我觉得跟他之间有距离。而我很愿意与他保持距离。我并不想要了解他。

现在看起来我非得要了解他不可。调查凶杀案，我提醒乔，最好从被害人着手。要找到凶手，你在找一个藏着理由杀人的人。要找杀人的动机，你首先得了解被害人。如果有人有理由的话。

说不定他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也许他碰上了拦路抢劫。听乔说起来很不可能，哪有抢匪会先从容解决被害人，然后不拿钱就一溜烟跑了的？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大部分的罪犯是这样的。他们做事没头没脑，冲动，缺乏理性，善变。只有少数人可以保持镇定并具备组织能力。绝大部分的罪犯只要一离开家，一定会做点愚蠢的事。

不只是拦路抢钱的小贼可能会无端杀了霍尔茨曼。在一个有太多人都携带枪械走来走去的城市，一句话没说对都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任何争论——譬如说为了用公共电话而争执，都有可能引发暴力。

或许他是被错杀的。几年前在莫瑞希尔区①的一家餐馆里就发生过。四个人，有三个是做毛皮生意的，第四个是他们的会计师，才刚坐下来点了饮料。两个人进门，其中一个掏出一把自动武器，往他们桌上扫射，杀了那四个男人，还把邻桌的一个女子也打伤了。

①Murray Hill，曼哈顿的一个区，范围大致从第四十二大街向南，至第二十九大街。

很明显的是黑社会暗杀。之后一两个星期，侦查重点集中在黑社会的势力是否进入了毛皮业，或是否有证据可以把任何一个死者与某个犯罪集团联系起来。结果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跟犯罪集团的关系就和他们跟街上的自动售货机一样。目标原来是另外四个人，他们是泽西市与黑社会挂钩的一家建筑公司负责人。凶案发生时，他们坐在餐馆另一头。那个杀手有严重的学习障碍，当他该往右转的时候，他偏偏向左转了过去。（《邮报》的标题是《致命的错误》。）这种事是会发生的，每个人都会犯错。

所以现在有两个方向：我可以去查被害人，或是查案子发生的经过。我正想丢个硬币来决定，这时看到离我二十码处有一张熟悉的脸。头发发白，高颧骨，窄鼻子，玳瑁框眼镜，肤色跟我的咖啡差不多。那是巴里·乔治。萨德斯基的朋友，他正坐在一个盖着的牛奶箱上，拿一个三英尺高的水泥块当桌子。上面放着棋盘，他一面抽烟，一面研究棋局。

我走过去叫他的名字，他抬头一看，很快露出笑脸，但他的眼睛并没有认出我来。“我认得你，”他说，“马上就会想起你的名字来。”

“马修。”我说。

“你看，你的名字由特快专递送到。坐下来，马修，你下棋吗？”

“我知道棋子该怎么走。”

“那就是你知道怎么玩了。下棋不过如此，你一直下，直到有人赢了。”他两只手各抓起一个棋子，把手放在背后，再伸出来放在我的面前。我碰了一碰，他张开手，是一个白子。

“你看，”他说，“你已经赢了，该你先走，摆好棋，我们来下一盘。不赌，只是打发时间。”

在他桌子对面还有一个塑料牛奶箱。我坐下来布好棋子，看了一会儿，出手把国王前的小兵前进了两步。他也照样下了，我们不温不火地开了局。当我顶出我的主教去逼他骑士时，他说：“啊，这招是西班牙开局①。”

①国际象棋的一种开局方式。

“你说是就是，”我说，“有人曾经教我一般开局招式的名称，但我怎么也记不住，我怕我没有下棋的天分。”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说，“你干吗这样自贬，好像想跟我诈钱。”

“做你的白日梦。”我说。

刚开始时我们都下得很快，但随着棋势的展开，越来越不好下，我开始慢下来研究。十几步过后我们都折损了骑士，我的一个小兵不知怎的也没了。过了一会儿，他逼迫我拿城堡跟他交换他剩下的骑士。每下一子他都主动攻击，我所能做的只是等待。我的情势看来备受局限，进退两难，无法抵御他的攻势。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一边试着找出一招好棋，“我想我该认输了。”

“可以。”他同意。

我伸出一根手指推倒我的国王。它斜躺着，看上去有些悲哀。

巴里说：“我们不是为了钱而玩，但这并不表示你不可以过街搞一夸脱酒来喝。”

“我戒了，巴里。”

“你以为我不知道？但你听到我提喝酒吗？喝酒是一回事，买酒是另一回事。”

“你有你的道理。”

“圣保罗的地下室，”他说，“我是在那里认识你的，我说得对不对？”

“对。”

“我很少去。有时我去喝杯咖啡，跟人坐坐。喝酒对我不是问题。”

“你很幸运。”

“如果我只喝啤酒，我好像就没问题。有段时间我觉得很不舒服。”他伸手放在右边的肋骨下，“这儿痛。”

“是肝脏。”我说。

“大概是，我猜，我猜是给‘夜车’搞的，那种甜酒可厉害了，但啤酒跟我的脾胃相合。”他露齿一笑，在嘴角现出一点金光，“至少现在没问题。总有一天啤酒会要了我的老命，但人总会死于什么。只要你活到一定岁数，迟早你会死。不是为了这个缘故，就是为了其他的缘故。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没错。”

“所以你怎么样？要不要买点酒，我们再来一盘？”

我找出一张五块的钞票给他。他伸出食指一碰眉头，做一个敬礼的姿势，向对街的韩国杂货店走去。我望着他，他的步伐闲散无力，长手臂轻松地在两侧摆动。他穿着一件藏青夹克，泛白牛仔裤及一双高筒球鞋，他应该至少有六十好几了，而他现在大步跑过第九大道，像是一个对自己很有把握的人。

我发现我在想，或许巴里是对的。只喝啤酒或麦芽酒，偶尔去开会喝喝咖啡找个伴，切磋棋艺，当你想喝一杯的时候，就去搞点小钱。

哦，是的。同时他是坐在牛奶箱上过日子的。你可否告诉我，我到底是在怎样一种状况下，居然会拿巴里当模范？我不得不笑自己，发现我之所以这么想，还不是受了酒的引诱。酒的引诱是随时随地的，从各个方向袭来。不论你从哪条街走过，它都在下个街角等待，等着出来吓你一跳。你可以是百万富翁，得过两个诺贝尔奖，又兼最佳风度小姐，但接下来你暗想那个潦倒不堪的流浪汉一定知道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事，如果他们可以喝酒而你不能，他们又会有什么错呢？

巴里带了一夸脱老英八百①回来，酒瓶放在纸袋里。他就着纸袋转开瓶盖就往下灌。他说这次我可以要黑子，我还要白子也行，我要什么都可以。我说我想今天下棋下够了。

①Olde English 800，一种麦芽酒的品牌名。

“我猜你不爱下棋，”他说，“虽然你应该会喜欢。”

“为什么？”

“嗯，下棋布局很像警察办案，要想每一步该怎么走，要算计如果我这样做，你会不会那样做。你以前是警察，对不对？”

“你的记性真好。”

“嗯，我们两人都在这里住了很久了，如果不认识对方才怪。其实凭你的表现，我也会猜你是警察。跟乔治有关吗？”

我点点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我说。

“啊，”他说，“在这个城里可还有人没看过我上电视？”他叹口气摇摇头，又喝了一大口酒。“现在有多少频道了？六十，再加上有线频道，七十？一定每个人都看七频道，因为每个人都在电视上看到巴里，每个人，只除了我之外。我发誓我一定是纽约唯一没有看那个该死节目的人。”

我们谈了一会儿乔治，就和其余向他提起那段电视节目的人一样，我听他重复了一遍他所认识的乔治·萨德斯基。我引他到霍尔茨曼的案子上，问他对死者知道多少。

“你住这里，”我说，“你注意周围发生的事。你一定在附近看过格伦·霍尔茨曼。”

“我不觉得，”他说，“就算我看过我也不记得。我看到他在报纸上的照片，但我认不出来。真可怕，是不是？这样能干的年轻人，前途一片光明。”

“街上的人是怎么说他来着？”

“就像我说的。说他是多好的年轻人，发生这种事真惨哪。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可说？”

“要看他们知道什么。”

“啊，他们怎么会知道他，他又不住在这里。”

“他当然住在这里，”我说，“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住的那幢大楼。”

当我指向霍尔茨曼公寓的顶楼时，他顺着我的手指往上看。“没错，”他说，“那是他住的地方，高高地在第十四层楼。”

第二十八层，我想。

“那就像到了外国，”他说，“有些人从一边的十四层楼，到另一边的十四层楼上班。你跟我是脚踏在街上的人，而对那些人，街是一个他每天非得经过两遍的地方，这样他们才可以从一个十四层楼再到另一个十四层楼上去。”

“他上星期四曾走到街上来。”

“他们说去呼吸点空气。”

“什么意思？”

“哦，没什么意思。只是照我看来，十四层楼上应该有足够空气吧。别的没有，空气一定有，你说是不是？”

“那他在街上做什么？”

“可能是命中注定，你相信命运吗？”

“我不知道。”

“人总得相信点儿什么，”巴里说，“我所相信的是，我相信马上会再来一口酒。”他喝了，喝得啧啧作响。他说：“我知道你不喝，但你确定不要尝一口吗？”

“今天不了，除了命运及新鲜空气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能会把霍尔茨曼引到十一大道？”

“我告诉你我不认识他。”

“我想你熟悉那条街。”

“第十一大道？我知道在哪里。”

“你曾经去过乔治的房间吗？”

“直到上个星期、我才知道他有个房间。知道他有一个地方放东西，但我不知道在哪里。只说在十一大道，那没什么好吸引我的。”

“难道你不需要偶尔把车开出来试试刹车灵不灵吗？”

他放声大笑。“不用了，刹车灵得很。不过我倒是会出去兜兜风，让轮胎多转几圈。”他又喝了一大口，这次他把酒瓶从纸袋里抽出一半，从眼镜上端斜视酒瓶的标签。

“没错，”他说，“啤酒跟麦芽酒喝起来差不多，葡萄酒跟威士忌就不行。以前我喝了没问题，但现在不行了。”

“就像你说的。”

“当然有时我会抽点烟草之类的，那要是碰巧，我自己从不去找。有人敬你一根，要你尝个味，你总不好拒绝吧，你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

“上次他们把我送到罗斯福医院去，给我开了刀，又给缝上，之后他们给我波可丹止痛。每四小时一颗，我敢发誓这药太有用了。我出院前他们给了我一些，但很快就吃完了，他们又不肯重配。我就到德魏·克林登公园去，从一个瘦巴巴戴着镶反射镜片太阳眼镜的男孩子那里买了六颗。它们跟医院给我的看起来一样，同样的颜色，上面有同样的纹路，但它们并不同样有效。说不定制药公司有次品，如果有的不够正品档次，他们就从后门卖出去。你说呢？”

“我猜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很少去十一大道，”他说，“他们没有我需要的东西。”

他的波可丹故事让我想起了简，想起她决定不用止痛药，以免因此不能保持清醒。我的心思飞到了那里，让我一时没有领悟刚才巴里故事的含意。

我的脑子活动了过来，我说：“德魏·克林登公园。离霍尔茨曼被杀地点一两条街的地方有一个小公园。在十一大道的西面，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公园？”

“嗯，克林登公园，如果你去那里，千万别向一个戴遮光太阳眼镜的男孩买任何东西。你会被坑的。”

“那地方离我有点太远了，”我说，“我甚至不知道那个公园的名字。他们在那里卖很多毒品？”

“他们卖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巴里说，“那些药丸我看还不够格叫毒品。我想你是要问我那里有没有毒犯。恐怕这是我知道的公园里唯一没有毒犯的，因为那地方实在太小了。没有草没有树，只有几张椅子桌子。虽然叫公园，其实不过是比较宽的人行道而已。假如是一个真正的公园，我敢保证一定有毒犯。”

“他们没法子搞到多少生意。”

“你卖别人需要的，他们自然会来找你。”

“我想你说得对。”

“晚上你可以搞到女孩子。你明白我说的女孩子的意思。她们待在那里，说不定有人坐在轿车或卡车里叫她们过去问路。”

“那就快到市中心了，是不是？从前只有在林肯隧道以北才有女孩子在路边拉客。”

“这我就不清楚了。”他说，“我知道的女孩子就在十一大道上，戴着金色的假发，穿着热裤卖色。只不过有的不是女孩子，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说他们是变性人？”

“有的喜欢男扮女装，有的是变性人，这中间有差别，只是我记不清楚了。男孩看起来像女孩，但我得说，有些还真好看，你说呢？”

“哦，我太老了，不感兴趣了。”

他高兴地咯咯发笑。“你比我年轻，而我还没老到失去兴趣。不过那些在十一大道的女孩子眼睛里只有钱，而且很多都有病，跟她们搞上了，你是自寻死路。不，如果我有那种意思，我最好去找我的小学老师。”

“你在说谁？”

“我认识的一位女士，住在林肯中心附近。在华盛顿高地教四年级。喜欢喝白酒，叫什么夏的。我相信你们是这样叫的。她总在冰箱里给我存了啤酒。而且我可以在那里洗一个热水澡。当我泡在澡缸里时，她就把我的衣服放到地下室的洗衣机去洗。天气很冷的时候，我可以留下来过夜，如果第二天她宿醉后头痛不太严重的话，还会给我做早饭。”他打开酒瓶瓶盖往里细看。“她通常会给我个五块十块的，但我不喜欢跟她拿钱，”他看一看我，“但有时我也拿。”他最后说。

第10章

德魏·克林登公园占了两条街，一边从五十二街到五十四街，另一边从十一大道到十二大道。一个环绕着十二英尺防风篱笆的棒球场就占了一半面积。剩下的场地主要是给儿童玩耍的，同样也围了起来。我到的时候，棒球场里一个人也没有，但另一边有很多小孩在玩耍，有的荡秋千，溜滑梯，在杠子上爬上爬下，也有的在专门留下来的一块大石头上尽情攀爬。

公园东南的角落有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纪念雕像。那是一个比真人尺寸还大的步兵塑像，一身铜绿，肩上挂着一支来复枪。雕像底座刻着几行字：摘自《在法兰德斯的旷野里》

如果你有负那些逝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

纵然罂粟花仍旧开于，

法兰德斯的旷野。

我记得在高中的英文课上念过这首诗。作者是那种专门写战争诗的人，但我不记得是谁了，鲁珀特·布鲁克①或威尔弗雷德·欧文②或是其他人。雕像底座并没有刻出作者名字。想来这些诗句也可能出自于一个不知名的士兵之手。

①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1887一1915），英国战争诗人。

①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1893一1918），英国战争诗人。

雕像的右边，有两个比我年轻很多的男子互相站得很近地在交谈。一个是黑人，穿着一件芝加哥公牛队的运动夹克，另一个是西班牙裔，穿一件漂白牛仔衣。说不定他们在讨论是谁写了这首诗，不过我看不是。让他们有兴趣的罂粟不会长在法兰德斯的旷野。

我前几次去十一大道时并没有注意到有毒贩子，但我也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公园，当时一个人影也没有。现在已近傍晚，不过它仍旧远远不如布赖恩特公园或华盛顿广场那种毒品超市。年轻男子散落在各处，或落单或成群，有的坐在长条椅上，有的靠着篱笆，总共大概有八个人。还有两个坐在空荡荡的棒球场本垒位置上。当我经过的时候，他们大都眼睁睁地看着我，有些人小心翼翼，有些人看生意来了，其中几个轻声地招徕，“抽烟吗？有好烟。”

我从公园的西端看着十二大道交通繁忙的状况，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下班的人朝着大桥及北边的郊区赶去。车流之外就是哈德孙码头。我试着想象穿着件破军用夹克的乔治·萨德斯基，他闪过车流以便赶到码头去把枪丢入河里。当然他也可以等到半夜再做这档子傻事，那时候要躲的车就少多了。

我转过身看几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男人在打墙壁手球。他们脱下夹克及运动裤，一股脑儿堆在球场边，身上只剩短裤球鞋及头上绑的毛巾带。他们有一般中年男子那股专注的劲头，拼命地击球，好像想把墙壁砸个洞。几年前简和我也看过一次相似的较劲，一场在格林尼治村举行的非正式篮球赛。简故意装出一副深呼吸的模样。“男性荷尔蒙，”她说，“我可以闻到男性荷尔蒙。”

给我一把枪，她说。我的脑子里出现一幅图景，她双手拿枪，深深地吸一口那钢条发出的油味。我可以想象一声枪响，她脱离躯壳的声音盖过枪声。火药味，她会说，我可以闻到火药味。

我从公园的西北角离开，见到的第一个公共电话就在十二大道与五十四街之间。我听到可以拨号的声音，但没有丢硬币，有人把那部电话的号码牌给撕了，所以你可以打出去，但别人不能打进来。

五十四街与十一大道上有部电话有号码，但它不收我的两毛五分钱。我试了四个不同的硬币，它都不接受，立刻吐了出来。我一一取出再朝北走去，结果我所用的电话就是格伦·霍尔茨曼生前最后用的电话。上面有号码，你可以拨，而且它也收了我的钱。只要没人想杀我，我就没问题。

我拨了号，铃声响起时，我键入了我正在用的这部电话的号码，然后挂断电话，一面把听筒凑在耳边，另一只手却暗暗扣下电话，所以路人看来我是在打电话，而不是在等电话。我并没有等多久。我接了电话，有个声音说：“谁找TJ？”

“三大州的警察，”我答，“还能有谁。”

“嘿，大哥啊，你人在哪里？马修，有事找我吗？”

“说不定，”我说，“你今天下午有没有空？”

“没有，不过我最讲道理了，你在哪儿？”

“我在离德魏·克林登公园一条街的地方。”我说，“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这个地方。”

“我当然知道，那是个公园不是学校，对不对？我跟你在那个指挥官的雕像旁见面。”

“你是指那个士兵？”

“我知道他是一个兵，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我就叫他指挥官法兰德斯。”

“我想你把他的官阶搞错了，”我说，“他的制服像是个小兵。”

“是吗？他是白人，所以我想他一定是军官。二十分钟之内见。”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那你为什么打来？你刚才说——”

“我只是不觉得我们应该在公园见面。”我四处张望想找个地方，但在这条街上不像有合适的地点。“第十大道跟五十七街，”我说，“角落里有个咖啡馆。阿姆斯特朗在其中一个角落，斜对角有座公寓大楼，另一个角落就是那个希腊馆子。”

“那是三个角落，”他说，“第四个角落有什么？”

“我一时想不起来。有关系吗？”

“跟我没关系，大哥，但你既然已经告诉我另两个无关的地方，索性全说了。你要跟我在咖啡馆见面，你只需要告诉我哪个咖啡馆，我一定找得到，不需要告诉我所有的路标。”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我不疾不慢地走过去，边走边看五十七街上的橱窗。我走了十五分钟才到那家咖啡馆，TJ已经到了。他坐在一个靠前面的雅座，正在猛吃一个奶酪汉堡和一盘炸透的薯条。TJ是一个在街上混的黑人小孩，从表面看来，他跟其他在布赖恩特和港务局公共汽车站间西四十二街上的小孩差不多。过去有一个案件把我引到了那个颓败的区域，我在那里遇见了TJ。

我们是老友，现在又在共事，是好伙伴，但我对他的了解少得惊人。我只知道他叫TJ，但不知道这几个字母代表什么，或它们是否真代表什么。我不知道他到底多大，如果非猜不可，我估计他十六岁。我也不知道任何他家里的事。从他的口音及用语，我猜他在哈莱姆①长大，但有时他一下子转变了口音，不止一次我听他说话像那种身穿布克兄弟②名牌衣服的上流子弟。

①Harlem，纽约黑人区。

②Brooks Brothers，美国经典服装品牌，创立于一八一八年。

他醒的时候多半混迹于时代广场，在那里练习必备的求生技能。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睡觉。他坚称他不是无家可归，说他有一个地方可住，但关于这个话题他一直不清不楚，非常神秘。刚开始时我没办法找到他，他打电话来，但我没法回电话。后来他拿我付给他做了一夜工的钱去买了一个寻呼机，声称这是项投资。他对拥有这寻呼机非常骄傲，而且一直保持每月付费。他觉得我也应该有一个，他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

不论他别的赚钱方法是什么，只要我给他一件事做，他好像总愿意立刻丢下别的事赶来。如果我不找他，他就会找我，坚持我一定可以找到能给他做的事，声称他精力十足，点子最多。天知道，我并没有给他多少钱，而且我确定如果他在街上替人做点小差，帮着赌纸牌骗钱一定能赚得更多。但他坚持说侦探这行是他自己选择的事业，而且期待有朝一日我们两人能合伙办案。不过目前他似乎很满意只扮演一个次要角色。

他一边吃，我一边告诉他有关格伦·霍尔茨曼及乔治·萨德斯基的事。他已经听说了——在这附近，恐怕很少人会没听说过——但比起一些较安定的区域，TJ常出入的杜斯①已对暴力司空见惯。一个哥们儿杀了另一个哥们儿，我可以了解在街上混的那些小子会这样一笔带过，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事天天发生。

①Deuce，纽约的一个区域，有很多电影院、性用品商店、皮条客和毒品交易者。

不过现在他有理由得注意这两个哥们儿，我跟他解释时，他听得非常仔细。我讲完后招来服务员，给自己再要杯咖啡，又给TJ点了巧克力蛋奶。

他的蛋奶来了，他喝了一口点点头，好像一个老品酒师在表示那瓶波马特酒还不错。请注意，佳酿谈不上，但还可以。他说：“在那个公园和街上，总有人买这个卖那个。”

“白天没什么，”我说，“但晚上有。”

“那件案子是晩上发生的，所以你想也许有人会看到什么。不过他们只要看你一眼就知道你大概是警察，所以你没法跟们谈。”

“我压根儿就没试。”

“没有人会把我当警察。”

“我也这么想。”

“如果他们看到我跟你一起，他们想想就明白了。所以我们不去公园，在这里见面。”

“想得真周到。”

“嗯，这并不需要一个火箭科学家才想得到。”他低下头吃蛋奶，半晌他抬头来喘口气说，“我去比较合适。没问题。说不定还会碰到我认识的哥们儿。不太可能就是了，克林登公园不是我的势力范围。”

“只差几条街而已，你以前一定去过，你记得那个法兰德斯指挥官。”

“哦，指挥官跟我是老朋友了，这里是我的城市，我是想认识每条街，但这不表示不论我去哪里，我一定认得在街上走动的哥们儿。你想问的人大都不怎么走动。如果有新人出现，他会被细细看过，说不定他是竞争者，说不定他肚子里另有算计，说不定他是警察，也说不定他是给警察办事的。他问得越多，他看起来越像是个麻烦。”

“如果可能有危险，”我说，“那就算了。”

“过街有危险，”他说，“不过街也有危险。不能一辈子站在街角。你怎么办？还不是向两头张望，然后过街。”

“你的意思是？”

“可能得花好几天工夫，没法一上去就问人问题。得慢慢来，这样才自然。”

“你就慢慢来，”我说，“不过这案子没多少钱。汤姆·萨德斯基没给我多少订金，恐怕也不会再有。事实上，我有种感觉，最后我可能会把全部或部分的钱还给他。”

“我不喜欢听你这样说。把钱还回去。”

“那的确令人不舒服，”我说，“但有时我别无选择。”

“这样的话，”他说，一边把账单向我推过来，“我最好让你付账，趁你还有钱的时候。”

等他朝公园走去之后，我站在咖啡馆前的人行道上看着格伦·霍尔茨曼的公寓。我告诉自己，应该另外选一个咖啡馆跟TJ见面的。这样的地方多得是。在曼哈顿，这样的咖啡馆就跟在阿斯托里纳的希腊馆子一样多，都有相似的菜单，相似的气氛，你也可说同样地没有气氛。为什么我偏要选上这个角落，面对我最不想做的事？

凶杀案的侦查得从被害人开始。从我站的地方，我可以上数二十八层楼看见被害人家里的窗户，在窗后我很可能找到被害人的妻子。无疑，莉萨·霍尔茨曼是第一个我应该去访谈的人，是最有可能提供我想要的资料的人。

但她是我最不想见的人。她失掉胎儿时，我没有打电话去。她丈夫被杀后，我没有打电话去。自从四月我们四个人消磨了一晚之后，我就没有跟她说过话，而且我对她丈夫想和我做个朋友的表示不予理会，虽然谈不上有罪恶感，我总觉得很不舒服。想到现在要去打搅她，在她最悲痛的时候，问她我非问不可的那些唐突的问题，我的不安就急速地增加了起来。

我数着窗户往上看。我知道他们的公寓——她的公寓——在第二十八层，但我不能确定要数几个窗户，因为我以前没有注意到他们有没有十三层。大部分纽约的大厦都跳过这个号码，但也有几个建筑商拒绝向迷信低头。（哈蒙·鲁滕斯坦，一个星期前从自己家的阳台跳楼自杀的大亨，在这点上特别直言不讳。有好几个专题报道都说他表示生命太短，不必信这个邪。有一个写讣闻的特别指出，他住的是他自己的地产之一，这幢六十二大厦是真的有六十二层，如果是其他类似的建筑，则会只有六十一层。）我告诉埃莱娜，不论是哪一层，都是那最后的半英寸会要你的命。

就我所知，霍尔茨曼所住的就是一座哈蒙·鲁滕斯坦的大楼，但我不能完全确定，所以不知道到底哪扇窗户是他们的。当然至多只有两种可能。此时西沉的太阳反射在大楼朝西的那一面，所以无论如何，我看不出来他们可能住的公寓是否开着灯。

我想，天哪，为什么不去打个电话。

角落里有两部公用电话，一部坏了，另一部不收硬币，只收电信公司的电话卡。电信公司每个月寄账单来时都要给我一张电话卡，但我懒得再多带一张卡，所以直到目前一概拒收，不过如果投币电话再不断消失的话，我就非得搞一张不可了。然后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会开始奇怪怎么可以没有它。

我过街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打了电话。以前我几乎就像住在阿姆斯特朗一样，所以当我刚开始戒酒时，我总刻意避开这个地方。我没去光顾的时候，吉米失去了他的租约，他的店从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交汇的东南侧搬到现在的地址。我同样避开他的新店。不仅如此，我也绝不踏进在原处新开的店，那是一家毫不相干的中国餐馆。（有一次吉姆·费伯建议星期天晚上去那里吃饭，我告诉他那不成。“在那家餐馆没开之前，我常去那里喝酒。”我解释给他听。他并没有对我的句子或逻辑多加追问。只有另一个曾经酗酒的人懂得我的意思。）之后的一天，另一个朋友，也是一个终于戒了酒的酒鬼，建议去阿姆斯特朗吃晚饭，自此之后如有需要我就去。现在我有理由去，但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挑战我的选择。难道附近没有其他电话？难道不能用那个咖啡馆里的电话？为什么我找借口在酒吧外面流连？

浪费心智可能是件可怕的事，但听从它是更糟糕的选择。我告诉我的心，多谢费神，走进去打了电话，先打一一四，再打我抄下的号码。莉萨·霍尔茨曼的电话响了四声，接下来我听到她丈夫录下来的声音，他告诉我现在没人在家，要我在听到哔一声后留话。“现在请稍待。”他说。不错，我是等到了那一声“哔”，但我接着挂了电话。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的声音。多年以前一个叫波尔蒂亚·卡尔的英国应召女郎被一个顾客杀死——她的顾客，不是我的——有一天我喝得大醉，醉得打电话给她，但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就立刻惊醒过来。当然这是她的应答机，等我一明白怎么回事，我又不省人事了。

应答机当时还不多。现在除了我之外，每人都有一个，而我们也习惯听到死者的声音。不久之前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是汉弗莱·鲍嘉①的声音接的电话。一个星期之后我再打给他，换成是塔卢拉·班克黑德②。你可以买一种录音带，通过现代神妙的科技，让早已仙逝的名人为你接电话。“亲爱的，我的伙伴杰里·帕尔米耶里现在不能来接电话，不过如果你留下电话号码，等我们捉到了那批一直在名单上的嫌疑犯，他会立刻给你回电话。”

①汉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1899-1957），美国着名演员。

②塔卢拉·班克黑德（Tallulah Bankhead，1902-1968），美国着名女演员。

格伦·霍尔茨曼的声音不比波尔蒂亚·卡尔的更吓人，也不比塔卢拉的令人惊奇。但我一开始就有点不平衡，在一个我不想去的地方打一个我讨厌打的电话，而我只要有一点儿借口就想溜走。在这种情形下，就算是约翰·韦恩①接的，我也会立刻把电话挂了。

①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一1979），以西部片着称的好莱坞明星。

回到旅馆后我又试了一次，再次听到他声音时，我还是决定不要留话。跟她说话是一回事，要她打电话给我是另一回事。我再一次静听那一声“哔”，再一次，我没有回答。

我打电话给埃莱娜，告诉她我不记得我们晚上有没有计划。她说没有。“但我想要看到你，”她说，“只是我不想离开家。”

“我也是。”

“那我们想要在一起就难了，”她说，“除非我们打一个晚上电话，把时间用个精光。”

我们找到了解决办法。“离开我的地方没问题，”我说，“我只是不想离开你的地方。”

“哦，你永远不需要走，”她说，“你随时来嘛，我会烧饭，或我们叫点菜。在家静静过一个晚上。”

“在甜蜜的家。”

“嗯，是呀。我要看点书及处理一些文件，但不会花多少时间。嘿，你来的时候带盘录像带过来。”

“有没有你特别想看的？”

“没有，给我一个惊奇，但我不想看有妖魔鬼怪的，别的都可以。”

“在真实生活里，妖魔鬼怪已经够多了。”

“那你什么时候来？”

“我要赶一个聚会，八点左右过来。你觉得怎么样？”

“那真是——”她说，“太棒了。”

第11章

我们在家静静地度过一晚。我们叫了咖喱，是由第一大道上一家新开的印度餐馆送过来的。根据埃莱娜的说法，在家吃印度饭有一项绝对的优势。

“我去过的每一家印度餐馆，”她说，“总有一个侍者上回洗澡还是在恒河里，当他走近你桌子时，你会被他熏死。”

吃过饭后我又打给莉萨·霍尔茨曼，一听是她应答机回话，我就立刻挂断了。埃莱娜花了二十分钟整理完文件，打开录像机放我选的电影，李·马文演一个有名无实的恶棍，约翰·韦恩及詹姆斯·斯图尔特都演他们自己。

埃莱娜说：“小时候，我父母常看深夜的老电影。‘老天，你看弗朗肖·托恩有多年轻！’或是珍妮特·盖纳或是乔治·阿利斯。而现在我也是如此。这部电影从头到尾，所有我能想到的是李·马文看起来有多年轻。”

“我知道。”

“但一直等到电影结束了我才说，我觉得我表现的自制力很值得赞赏吧。”

电话铃响她去接了。“哦，嗯，”她说，“你好吗？好久不见了，是吗？”

一阵轻微的妒意如常向我袭来，我试着不去听她说话。埃莱娜有时仍接到她过去顾客的电话，但她觉得与其找麻烦换号码，不如花个十秒钟宣布她已退休。我能了解这点，但我仍希望他们打来时，我不在现场。

“请稍等，”她说，“他就在这里。”

我拿起电话，是TJ，“大哥，我去过你的旅馆，只你一个人就够挤了，你不该带个女士回去。”

“不是什么女士，”我说，“那是埃莱娜。”

“你以为我不知道？哦，我懂了，你不在你的旅馆。”

“我知道你会猜到的。”

“你在她家。你有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呼叫转移。”

“嗯，聪明。”

“如果你有个寻呼机，”他说，“你就不需要别的，不会由别人接你电话，搞得人摸不着头脑。哦，我干吗打来呢？我在这儿跟指挥官穷混。”

“指挥官法兰德斯。”

“不错，就是他。嗯，一旦太阳西沉，那个地方就大变样了。公园和街上都不同了，有一大堆人在那里做买卖。”

“白天也有，”我说，“但那时候他们主要在买卖喜美车。”

“现在很不一样，”他说，“有很多快克可卡因。你可以在地上看到很多空袋子，你要什么，就有人卖你什么。也有很多女孩子，有些美呆了。只是他们不是女的。你知道他们叫什么？”

“双性人。”

“带棒儿的妞——人人都这么叫。你再说一遍。”他跟着我说了一遍，“双性人。我知道有人叫他们变性人，但这是他们动过手术之后。之前他们是带棒儿的妞。你知道他们是生来这样的吗？”

“我很确定他们生来就有那话儿。”

“别开玩笑了，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所认识的双性人都说从他们有记忆起就是这样。“我猜他们生来就是如此。”我说。

“他们的胸哪来的？总不会是天生的吧。他们怎么搞的？打荷尔蒙？隆胸？”

“我想都有。”

“然后他们跟人睡觉，赚钱去动大手术。他们一心一意就是要动手术，所以你看不出来他们不是真的女人。不过他们身高六英尺二，大手大脚，还是会给人看出破绽。”

“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动手术。”

“你说他们既想做男的，又想做女的？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

他停了一会儿说：“我想象自己两个奶子在衬衫下晃动，摇摇摆摆走在街上，怪胎。”

“我猜也是。”

“一想就头痛。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跟你见面时说的话？你走在街上，我一直没办法让你说出你在找什么。”

“我记得。”

“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不想让人知道的嗜好。你可以把我这句话存进银行，这是我说的最真的话。”

我说：“我不知道格伦·霍尔茨曼有没有什么癖好。”

“没什么好猜测的。只要他还有口气，他就有。说不定我们运气好，能找到是什么。”

埃莱娜在旁听出了兴趣，我又给她补充说明。

“TJ真有趣，”她说，“前一分钟他绝对的时髦，绝对的酷，接下来他天真的一面不自觉地露了出来。在他的年纪，有双性人的存在一定令他很困惑。”

“但他不是不知道，他常去的地方多得是。”

“大概是吧。我只希望他不会有一天也带着奶子出现，我不觉得我能接受。”

“我想TJ也不能。”

“那好。你相信格伦·霍尔茨曼有什么不愿意让人知道的嗜好？”

“TJ说每个人都有。这点提醒了我。”我看了一下手表，觉得现在打电话找霍尔茨曼的遗孀还不算太迟，特别是她似乎不在家。她果然不在家。不过这次我没有尽责地聆听她死去丈夫的声音。一等应答机声响，我立刻挂电话。

我说：“他去十一大道一定有他的道理。他不是不可能去散步，但为什么要往那个方向？说不定只是巧合，也说不定十一大道有他需要的东西。”

“他看起来不像是快克迷。”

“是不像，但他不会是第一个用快克的雅皮。”

“像他这样的人会在街上买毒品吗？”

“不，通常不。说不定他是对性交易感兴趣。说不定他去寻爱，但找错了地方。”

“放着那样的太太在家？”

“‘和一个比较端庄甜蜜的少女在一个比较明净青绿的地方。’但这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说，“大部分男人都有太太在家。说不定他有冲动，想要来点不同的刺激。”

“说不定他偏爱那种高个子大手大脚的姑娘。”

“还要有那话儿的。他这样找街女实在太冒险了。”

“不是开玩笑的。”

“不，除了一般的危险之外，你可记得从他们公寓望出去的视野？如果她在窗口，她可能会看到他在街角，她说不定从头到尾看到枪杀的过程。”

“就算角度是对的，而且她可以一览无遗，我很怀疑在这么远的距离可以看出什么。”

“我猜也是。你想她会继续住那幢公寓吗？”

“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喜欢住在那里？我不是具体指她那一幢，指类似的。”

“你的意思是高高住在半空中？”

“高高住在半空中，天下尽收眼底。如果我们会搬家住在一起——说不定你现在不想谈这个。”

“不，我不在乎。”

“嗯，我喜欢这间公寓，不过我想我们最好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这里有太多的旧事。”

“我们在这里做过这么多次的爱。”

“这不是我所想的。”

“我知道。”

“我不再干那行了，但我仍住在同一间公寓。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就算我们不搬出去住一起，我还是觉得不太对劲。”

“你想卖掉这个地方吗？”

“我可以卖，但看现在市场的情况，可能出租反而划算。帮我经营其他房地产的公司可以替我一并料理。”

“好一条阔母狗。”

“哈，我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既不偷，也没人留钱给我。我靠本事挣来的。”

“我知道你靠本事挣来的。”

“不错，我是靠跟人睡觉挣钱。那又怎么样？我的一分一毫都是自己赚的，这不一定合法，但可不是骗来的，我辛苦干活，省钱好好投资。难道我该要觉得羞耻？”

“当然不。”

“我听起来好像在自我保护，是不是？”

“有一点，”我说，“但又怎么样？没有人是完美的。你想要住在哪里？”

“我还没想好。我喜欢这附近。但如果说这间公寓有它的历史，这整个地方又何尝不是。你呢？你说不定想要留着你的旅馆房间，拿它当办公室。”

“某种办公室。”

“可以用来与客户见面。”

“我以前跟他们在酒吧见面，”我说，“现在我改成了咖啡馆。”

“你想放弃了吗？”

“我不知道。”

“那个地方很便宜。”她说，“房租调整又有限。我觉得可能值得留着，所以当你想要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有一个地方可去。如果你知道附近你自己有个地方，同居比较不会有太大压力。”

“它会像什么？逃生门？”

“说不定。”

“你也会有一个。如果你不把这个地方卖掉，只是出租的话。”

“不，”她说，“我一旦离开这里，就这样决定了。五十一街再也不会看到我。就算我们之间没有成功，就算我们发现彼此，嗯，不能住在一起，我也不会回到这里。事实上——”

“嗯？”

“呃，就算我们还不能决定住在一起，说不定我还是应该考虑搬出去。如果我们会一起去找公寓同居，现在先找一个暂时的居所好像很没道理，但我想时间到了，我应该尽快搬出去。”

“为什么这么急？”

“我不知道。”

“嗯？”

过了一会儿她说：“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老顾客打来的。”

“他不知道你已经不干了？”

“他知道。”

“哦？”

“过去这一年他打来过好几次，想确定我是真的退休了，而不是一时想想罢了。”

“哦。”

“我可以了解。有人卖肉卖了二十年，忽然不再上市了，你会想，不会长久的。”

“我猜也是。”

“有几次他只是打来聊天，他这样说的。嗯，我们认识多年了，所以你不想对他说要他自个儿去放屁。但我也不想跟过去的顾客闲扯，所以我总是尽量少说两句。说不要放在心上，说我得走了，拜拜，之类的话。”

“嗯。”

“今天他问他可不可以过来。不，我说，不行。只是谈谈，他说，因为他最近经历某种困难，所以他想跟一个了解他的人谈谈。简直是狗屁，我可不了解他。了解他？开玩笑。所以我说不，你不能过来，我很抱歉但只能这样。我会付钱，他说，我会给你两百块，只是让我过来谈谈。”

“你怎么办？”

“我告诉他不行。我说我不是做心理治疗的，然后我叫他再也不要打来。他不是光想谈谈，你不用想也猜得出来。”

不错。

“他以为只要他进得了门，他就进得了卧室。他想只要拿钱给我，我就会去赚。其实这跟性没多大关系，而是一种权力斗争。他喜欢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

“他是谁？”

“这有什么相干？”

“我可以去找他谈谈。”

“不，马修。绝不。”

“好吧。”

“如果他再来找我再说，不过我想他不会的。隔两个月他说不定会再打来，但我自己可以应付。不，我不需要被保护。我可以应付那个无聊鬼。”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我想你应该换一个新的电话号码。”

“等我搬家后，新公寓，新号码。”

“同时都有了。”

“不错。”

我想了一想，说：“说不定我们应该开始找房子。”

“至少开始考虑。你喜欢你现在住的那一带，是不是？”

“嗯，我习惯了，”我说，“就像你已经习惯海龟湾一样。我有常去的餐馆及咖啡馆，还有我常去聚会的地方。米克的酒店几步路就走到了。林肯中心，卡内基音乐厅以及大部分的戏院都在附近，倒不是我们常去，但知道它们就在旁边，感觉不错。”

“但这不是我唯一喜欢的地区。从很多方面说，我甚至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喜欢西村，我喜欢切尔西，我也喜欢格拉莫西公园。”

“或更往中城去，像苏荷，特里贝卡。”但那些地方也有它们自己的历史。“或在西区更北一点，”我继续说，“比如说西区七十街那一带。从我现在住的地方，走一段路或乘一小程公车就到了，所以我可以把那个旅馆房间留着当办公室，也可以去同样的戒酒聚会。现在我开始考虑起来，不过，可以选择的很多，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住。”

“但不出曼哈顿。”

“不，当然不。”

“除非我们要搬到阿布尔开克①。”

①Albuquerque，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城市。

圣诞节前我赚了一笔，刚巧接了一个案子收了一笔钱。等她的学校放寒假，我们飞到新墨西哥，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开车在新墨西哥州的北部转来转去，大部分的时间流连于当地的印第安部落。我们都迷上了阿布尔开克及圣塔菲①的砖石风格建筑。

①Santa Fe，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

“在那里我们可以有整幢房子，”我说，“有漩涡状的装饰，有尖塔以及有曲线的墙壁。而且我们不论住在哪里都没关系，因为反正我们总要开车的，住哪个区域也无所谓，一定比纽约任何地方都要来得安全及舒适。”

“你想去吗？”

“不。”

“谢天谢地，”她说，“因为我也不想去。有太多的地方都比纽约好，但我哪里也不想去。而你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恐怕是。”

“幸好我们找到了彼此。如果我们开始怀念那种砖石建筑，我们永远可以飞去阿布尔开克看看，对不对？”

“任何时间都行，”我说，“那些建筑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上床的时候一定已经半夜了。一个小时后我放弃了睡觉的想法，蹑手蹑脚走到客厅。那里有整排的杂志，满满一整书架的书，当然也有电视，但我心烦气躁，坐也坐不住。我穿好衣服站在客厅的窗前，远望河对面百事可乐的红色霓虹灯。自从埃莱娜搬进这里后，新的建筑遮住了大部分的视野，但你仍可以看到百事可乐的广告。如果我们搬走的话，我会想念这里吗？她呢？

楼下的门房无语地点点头，又把他的视线转到半空中。他是一个年轻人，最近才从阿拉伯世界的某个角落移民来到美国。他一直带着随身听，一副耳机塞在耳朵里。我原以为他一定在听热门音乐，直到有一晚我才发现他不断地在听那种追求自我提升的录音带，激励他掌握生命，发挥赚钱的能力，以及减轻体重，保持身材。

我从第一大道走下去，经过联合国大楼，走向四十二街。在那里往右转，走过一个街口，再从第二大道往回走。我经过好几间酒吧，虽然我没有非得进去的冲动，但我不能不承认它们的吸引力。我可以去葛洛根找米克，但如果我找到他，我们一定会混到深夜，就算我们没说上几句，我仍想要留在西村，不想再老远走回东五十一街。

住在一起会解决这个问题。生命里那些其他的事物也会各就各位吗？

在第二大道与四十九街的街口有一个通宵营业的咖啡馆。我在吧台找了张椅子坐下，点了一个梅饼和一杯牛奶。有人留下一份旧《纽约时报》，我开始看了起来，但我没办法集中注意力，说不定我也需要一些自我提升的录音带。发掘你心智潜能！掌握你的生命！

我不需要发展任何潜能。我有足够的脑细胞去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

虽然简·基恩现在接近她生命的尽头，她又重新回到我的生命。她和我以前几乎住在一起，或至少往那个方向走，然后我们的关系破裂，从此我们失去了对方。

而现在埃莱娜与我处在相似的情况，相似的阶段。她的衣柜里有挂我衣服的地方，她的梳妆台有专属于我的抽屉，在她床的一边我一星期总会睡几个晚上。但这个阶段是暂时的，定义模糊的，或不可能被界定的，所以每件事都必须仔细考虑。当我在东五十一街过夜的时候，我可以把电话转到那里去吗？事后我忘了停止转接的话，我应该道歉吗？还是我们该再接一条线？

我们到底该不该搬？我该不该留着我的旅馆房间？我们该选择住在我家附近好，还是她家附近好？或是谁家的附近也不住？

我们应该提出来讨论呢？还是我们应该避免讨论？

平常这些想法不算什么，甚至于有点可笑。但简就要死了，而这点使所有的事都蒙上了一层晕黄的光。

当然我害怕。我害怕在一种关系里会发生的事也会同样发生在另一种关系里。然后有一天我会去取我的衣服，把我的钥匙留在厨房的台子上。我害怕那间我紧抓着不放的、像死亡般阴郁的破旅馆房间，会是我了此残生的地方，有一天当我只有一身内衣，蜷曲在窄床的边缘时，死神亲自降临。他们必须把我装在尸袋里拖出去。

我害怕事情会失败，因为这总是发生。我害怕会有可悲的结局，因为这总是发生。而我最害怕的是，在所有可以说可以做的事都说了做了之后，结果都是我的错。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在我骨血深处，我相信永远都是我的错。

我喝完牛奶回家，这次门房不但叫出我的名字，而且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记住人的姓名和面孔！让你的微笑照耀世界！）当我摸进卧房时，埃莱娜动了动但没有醒过来。我上床摸黑睡在她旁边，感觉她的温暖。

我不知不觉睡着了，接下来我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梦。我在跟踪一个男人，想要看一眼他的脸，我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跟着他走下无数的楼梯，终于他回过头，而他的脸是一面镜子。我想看镜子里照出什么，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白光，一片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的白光。我挣扎着醒过来，伸手去碰埃莱娜的手臂，然后几乎立刻又睡着了。

当我再度醒来时已经九点了，房里只有我一个人。厨房里有热咖啡，我喝了一杯，洗澡穿衣，正在倒第二杯时，她从健身房回来，说外面是一个美丽的日子。“蓝色的天，”她说，“加拿大的空气。我们给他们酸雨，他们却给我们新鲜空气及摇滚诗人莱昂纳德·科恩。太划算了。”

我打电话给莉萨·霍尔茨曼。当应答机回应时我照例挂了电话。埃莱娜说：“给我她的电话号码。”她拨了号，当霍尔茨曼的声音播出来时，她的脸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接着她说：“莉萨，我是埃莱娜·莫德尔，上学期我们在亨特一起上过一门课。我老早就该打来了，我对你最近发生的事觉得很难过——莉萨。是的，嗯，我想你可能在听应答机，因为马修打给你很多次了，但每次都是机器接的。他觉得留话不太合适。嗯，当然——”

她问了一些问题，又说了些一般慰问的话。接着她说：“哦，要不要跟马修说话，他人就在旁边。好，我们找个时间见面。你会打给我吗？别忘了。好，请等一下，马修来接了。”

我拿起电话说：“我是马修·斯卡德，霍尔茨曼太太。很抱歉在这时候来打搅你，如果现在不方便谈话……”

“不，没关系，”她说，“事实上——”

“什么？”

“事实上，我正想找你，只是我一直在拖延。所以我很高兴你打来。”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见面。”

“什么时候？”

“只要你有时间，越早越好，如果可能的话就在今天。”

“我中午约好跟人吃饭，”她说，“之后整个下午我都有约。”

“那明天怎么样？”

“明天下午两点我跟保险公司的人见面，但我不知道得谈多久。嗯，你今天晚上有空吗？或是你不喜欢在上班时间之外见面？”

“我的工作自有作息时间，”我说，“今晚没问题，只要你觉得不麻烦的话。”

“一点也不麻烦。九点钟？会不会太晚了？”

“没问题。除非你再给我电话，不然九点我到你的住处去。我会给你我的号码，所以你要取消的话可以打来。”我说了号码，又告诉她，如果她弄丢了号码，可以打到旅馆去查。“我住在西北旅馆。”我说。

“就在下条街，格伦告诉我他在附近碰见你好几次。如果你要取消的话，就打来留话。除非我知道是谁打来的，我都不接。我接到各种电话——”

“我可以想象。”

“真的吗？我可不能。好吧，九点我等你，斯卡德先生，谢谢。”

我挂了电话，埃莱娜说：“我希望我没有干涉你的事。我只是想到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坐在电话机旁，吓得不敢接电话，因为可能又是一个花边小报的无聊记者打来的。所以我想由我来留话比较合适，等我和她通上话时，我可以要她跟你联络。”

“你的主意不错。”

“但也许我该先问你。”

“放心，你做得很好，我今天晚上去见她。”

“你说九点钟。”

“嗯，她说她一直想找我。”

“她并没有告诉我这点，关于什么？我觉得很好奇。”

“我不知道，”我说，“这是我必须查出来的事情之一。”

第12章

我回到旅馆去取消电话转移。应该有办法不需要回去就可以取消，但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原来根本不会想到要转移，但有两个骇客族的小伙子自作主张替我侵入电话公司的电脑系统。他们进入之后，就替我搞了转移服务，而且每个月我还并不需要缴钱。他们又替我搞了免费的长途电话服务。我的长途电话是用斯普林特电信公司的系统，只是斯普林特的计费部门不知道。（当我表示这样做似乎有点不道德，他们问我欺骗电话公司真会让我良心不安吗？我只好承认没这回事。）我赶上了西六十三街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中午聚会。演讲人在庆祝他的第九十天戒酒日，你至少得戒了九十天才能领导聚会。显然他对他的成就非常满意，好像自己就是一杯没有加酒的混合饮料，轻飘飘地充满了浮力。休息时间，一个坐我旁边的女人说：“我也曾经像那样，然后我从粉红色的云端掉了下来，直撞上地面。”

“现在呢？”

“现在我很快乐，喜悦，而且自由，”她说，“还有什么呢？”

我在一家熟食店买了咖啡及三明治，到中央公园的板凳上野餐，呼吸着埃莱娜赞不绝口的加拿大空气。我想到一些可以做的事，但可以稍微等一等，而且说不定应该等一等。大部分都是跟格伦·霍尔茨曼有关，等我跟他太太谈话之后再开始进行似乎比较合理。

在公园里待了两个多小时，我走到动物园去看熊。在一块名为草莓田的空地上，我算出来如果约翰·列侬在四十岁时没被一枪打死的话，他现在该有多老了。有人说过，如果你能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世界，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寿限已定，每件事的发生都自有道理。但我无法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世界，或看任何其他的事。当我试着这样做，我所有的努力只换来一个僵硬的脖子。

当然有人说我这一辈子都是这样。

桌上有简及TJ的留话。我先打电话呼叫TJ。五分钟过后他还没打回来，我就打给简，是她的应答机接的，我跟她说可以随时打来。

我打开CNN，正漫不经心地看，电话铃响了，是TJ。他对这么久才回话大为抱歉。“找不到电话，”他说，“要不就是有人在打。整整第八大道，所有的电话都没了，完了。”

“它们全坏了？”

“坏了？它们不见了。你知道有人是怎么干的？他们并不把电话给撬开，他们索性把电话拴在汽车后面的保险杠上，一拉，把整个电话拉了下来。你想他们搞这么多麻烦就是想弄点硬币呢，还是他们想卖电话？”

“我不知道谁会去买，”我说，“除非他们有办法再卖回给电话公司。”

“这样赚钱可不容易。大哥，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可能发现一点苗头。我在马路上听到，有人看到了杀人过程。”

“你找到证人了？”

“我还没找到任何人。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有人认识她。但我想我会找得到。”

“证人是个女的？”

“比较像我们昨天说的那种。带棒儿的妞，你告诉我还有另个叫法，双性人？”

“不错。”

“如果我老跟着你，我也成了受过教育的人士了。这个带棒儿的妞，我想我应该有办法找到她。只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你要小心一点。”

“你的意思是注意性交安全？”

“老天，”我说，“我的意思是不要轻举妄动，弄得有人来杀你。”

“哦，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要多花点时间，因为我会很小心。而且这些双什么来着的很不容易混熟。除了毒品及荷尔蒙，他们的态度倾向于模模糊糊。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想不是乔治干的。”

“为什么你会这样说？”

“难道他不是我们的客户？难道我们不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我猜你是对的。”

“你学了点东西，”他说，“学得不错。”

埃莱娜打电话来告诉我她一天的活动，又问我怎么样。我们都同意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日子，而且秋天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有件事我想问你，”她说，“但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每次发生这样的情形就让我生气。”

“我知道。”

“而且我记性不好的时候越来越多。有人告诉我有种草药可以帮助记忆力，但你想我怎么记得住会是什么草药？”

“如果你可以——”

“——我就不会需要它了。我知道，我想到过。算了，我会记起来的。今天晚上你要去看莉萨，对不对，之后你想打电话给我的话就打。”

“如果我想到，而且不太晚的话。”

“就算太晚也没关系，”她说，“你知道吗？我爱你。”

“我也爱你。”

当我把一些衬衫送到街角的洗衣店去时，简又打来了。我去了还不到十分钟，所以我没去检查留言就走过了柜台，但门房一眼看到我进入电梯，就打电话到我房间通知我。我立刻打给她，但我再度接到她该死的应答机。

“我们好像在玩你追我赶的游戏，”我说，“我一会儿要出去，而且今天晚上我要跟人谈生意。我会再找你的。”

我对走廊的门房通名报姓的时候正是九点整。我告诉他霍尔茨曼太太在等着我。他一听她的名字表情立刻转为机警。我感觉得出自从她丈夫死后，她一定有不少访客，而绝大多数既非应邀，更不受欢迎。

他用手遮着对讲机，声音小到我一点也听不见，但她的回答让他松懈了下来。他不需要把我扔出去，或是去找警察，他的感激之情立刻浮现脸上。“你直接上去。”他说。

当我走出电梯时，我看到她就站在她的公寓门口，比我记忆里要漂亮，也比我记忆里要老，似乎最近发生的事在她的脸上凿出性格的痕迹。她仍旧看起来很年轻，但现在要相信她如同新闻上说的有三十二岁并不困难。（她三十二，他三十八，我在想，乔治·萨德斯基四十四，而约翰·列侬永远是四十。）“我很高兴你能来，”她说，“我不记得该怎么称呼你。马特，还是马修？”

“你怎么叫都行。”

“今天早上我叫你斯卡德先生。我不记得我们一起吃晚饭的那天我怎么叫你的。埃莱娜叫你马修。我想跟着这样叫。请进，马修。”

我跟着她进入客厅，有两张沙发在角落成直角放着。她先坐下，又指着另一张要我坐，我也坐下。两张沙发都摆在能看到西方最佳景色的位置，而我透过玻璃窗，欣赏即将完全消逝的夕阳，在渐暗的天边一角，有一圈粉红带紫的痕迹。

“对面那些高楼在威霍肯①，”她说，“如果你觉得这里的景致好，想想看他们的景观会更棒。他们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曼哈顿的天际线。不过当他们下了楼，走出门，他们是在新泽西。”

①Weehawken，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哈得孙县的镇区。位于泽西市北侧，隔哈得孙河与纽约市相对。

“这些可怜的家伙。”

“说不定住在那里也不坏。从我来纽约的第一天，我就以为曼哈顿是最值得去的地方。我在白熊湖长大，在明尼苏达州。我知道那里听起来像与美洲麋鹿及爱斯基摩人为邻，其实它比较像双子城①的郊区。我乘西北航空的飞机落地的时候，除了一张明尼苏达大学的艺术硕士文凭之外，什么也没有。一本素描簿，还有一个朋友的朋友的电话号码。我在切尔西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我跟人分租一间在东十街汤普金斯广场上的公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形容这种不同文化所产生的震撼。”

①Twin Cities，是明尼苏达州最聿要的城市地区，由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和圣保罗（St.Paul）组成，这两座城市以及周围城区里的居民占明尼苏达州总居民数一半以上。

“但你还是适应了。”

“哦，是的。我没有在字母城①住得太久，因为那里让我感到不安全。虽然没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我不断听到同一条街上的人被抢被奸被杀，一有办法，我立刻就搬到东区南边的麦迪逊大道。”

①Alphabet City，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区，因其以字母A、B、C、D为街道名称而得名，这些也是曼哈顿地区仅有的以单个字母为名称的街道。

“我知道在哪里，不过那个地方也不是太好。”

“不错，那是贫民窟。如果在美国其他地方，它一定早被拆了，但它不像东十街那样充满了毒品，让我觉得比较安全。我先跟别人合租，之后我就自己住。在一栋廉价公寓里有三间小小的窝，走廊里满是老鼠、尿臭以及大麻的味道。但没有任何坏事发生，不论是街上或是公寓里，从没有人来找我麻烦，从没有人进门来抢劫，或是从防火梯爬进来。一次都没有。然后我遇到这个男人，使我意乱情迷，带我远远离开所有这一切，搬进这个原来我想都不敢想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没有任何味道，走廊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守着。

“而现在我在这里，”她说，她的声音逐渐提高，“我在这里，坐在新沙发上，踏在新的东方地毯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当我从窗外望出去，我有无穷的视野，我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干净安全的地方，但我有一个死掉的胎儿，一个死掉的丈夫，怎么会这样？你可不可以解释给我听？怎么会这样？”

我没说一个字，我猜她并不期望我回答。在她努力控制自己的时候，我看着她的脸：一个完美的鹅蛋脸，眉清目秀。她穿得很整齐，一件鸽灰开襟上衣罩在同色的平领衫上，下面是一条深蓝褶裙。脚上是双简单的一寸低跟鞋。整个打扮像是一个成长的天主教学校女学生，如果说六个月前不过是漂亮，现在却显得美丽动人。

“很抱歉，”她说，“我以为我已经很能控制自己了。”

“你做到了。”

“我可以给你什么喝的吗？我们有威士忌及伏特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哦，冰箱里有啤酒。啊，我应该停止说‘我们’。你要什么，马修？”

“现在都不用，谢谢。”

“咖啡？已经煮好的，我想这正是我要的。不知道你介不介意，很抱歉里面有咖啡因。”

“事实上我喜欢有咖啡因的。”

“我也是，但格伦在晚上只喝无咖啡因的。几个月前我们去一家餐馆，侍者居然问我们要没有咖啡因的还是不要没有咖啡因的，亏他想得出来。”

“我想我还没听过这种讲法。”

“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再听到。你的咖啡里要不要加什么？你的不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

我告诉了她，她走进厨房去拿。当她回来时，我坐在窗边看着地狱厨房，你可以叫它克林登。我也可以看到德魏·克林登公园，我不知道TJ是否就在下面。

她说：“你在这里看不清楚的。那座建筑的一角挡住了视线。”她在我的肩膀边指着，“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去那里看，也许是再隔一天，我不记得了。我只是想亲眼看看。我不知道我想看到什么，只是一个街角而已。”

“我知道。”

“你去过那里？”

“是的。”

“我把你的咖啡放在桌上。告诉我好不好喝。”我坐下来尝了一尝，味道很好，我据实以告。“好咖啡是我的弱点。”她说，“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喝起来就是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坐下来喝她自己的咖啡。“要适应很难，”她说，“做寡妇，我才开始习惯做太太。”

“你们结婚多久了？”

“到五月才是周年纪念，所以有多久了？十七个月？还不到一年半。”

“你们什么时候搬来这里的？”

“我们度蜜月回来的那一天。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格伦在约克威尔有个只有一室的公寓，我仍住在麦迪逊大道。婚礼过后，我们飞到百慕大度过一星期。我们回来时，机场有部长型轿车等着我们。我们直接开回这里，我还以为司机把地址搞错了呢。我以为我们在找到大点的房子之前会住在格伦的那里。接下来我只知道格伦把我抱过了门。他说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搬家。如果我不喜欢的话！”

“真是一个惊喜。”

“他总是充满了惊喜。”

“哦？”

她开始想说什么又停住。“我应该谈正事才对，”她说，“可我不知道我到底该做什么，我从来没有雇过私家侦探。”

“我已经有了一个雇主，莉萨。”

“哦，是他雇你的吗？”

“是谁？”

“格伦。”

“不，”我说，“他怎么会雇我？”

“我不知道。”

我索性说下去。“一个叫汤姆·萨德斯基的人雇我的，”我说，“他的哥哥因格伦的凶杀案被抓了起来。”

“而他雇你——”

“去追查他兄弟不是凶手的可能性。你该了解，如果真是他杀的，我不会试着替他脱罪。但只有很小的机会能证明他无辜或证明杀你丈夫的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

“是的，当然。”她默默地想了一会儿，“你想在格伦的生命里找出一个有理由杀他的人。”

“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被另一个陌生人所杀，但凶手并不是乔治·萨德斯基。十一大道的晚上跟白天截然不同。白天他们卖汽车、修刹车，晚上则在那里卖毒品和进行性交易。那类交易使得满街都是有问题的人物，其中一个可能撞上了格伦。”

“也可能是他认得的人。”

“不错，是有这种可能。我在四月第一次遇见格伦，之后又在附近碰到他几次，但我真的跟他不很熟。”

“我也是。”

“哦？”

“我告诉你我那时意乱情迷，这不是夸大其词，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遇到的，我记得我们一起聚会的那个晚上我曾经提起过。”

“不错，我记得。”

“他真是费了一番心思，我从来没有这样被人追求过。他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每天都跟他说话。如果我们没有一起出去，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我以前也有过男朋友，有男人对我感兴趣，但从来没有像这样的。

“但同时他并没有急着跟我做爱。我们约会了一个月之后才上床。在那段时间我们每个星期至少见三四次面。当然，因为艾滋病及其他缘故，一般人不会刚约会几次就上床，但别人都等一个月吗？”

“我不知道。”

“我说不定会放在心上，但我有种感觉，他完全掌握了局势，而且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我老是有这种感觉。一天晚上我们在他家附近吃饭。‘你会留下来。’他说，所以我想，好吧，好极了。我们就上了床。两天之后他向我求婚。‘我们结婚。’他说。好吧，好极了。”

“非常浪漫。”

“老天，是的。我怎么能够不爱他？就算我不爱他，说真的，我想我还是会嫁给他。他聪明，他有钱，他英俊，而且他对我痴迷。如果我嫁给他，我可以生孩子，我可以不再挣扎着赚钱，我可以全心全意在我想要做的艺术上。不再有麦迪逊大道，不再坐地铁满城乱赶，我不再需要向那些对我身材比对我作品更感兴趣的艺术指导展示我的书，我遇见唯一例外的是那种本来就对女人没兴趣的人。如果早几年我遇见像格伦这样能控制一切的男人，我一定会吓个半死，但我受够了一个人应付一切，这是一个生存不易的地方。”

“这是真的。”

“我已经准备好让其他人来掌舵了。而且我从来不觉得他在指使我。就拿我们的蜜月来说，他选好地方，做好所有的安排。但他选了他知道我会喜欢的地方。再说这间公寓，他知道我喜欢这个区域，而且他知道我爱住在高高的半空中，整个城尽收眼底。

“这间公寓也准备好了。他已经装修过。他说，任何我不要的东西都可以退回去。他不想带我回到一个空荡荡的家，但他要确定都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可以换掉所有我看不顺眼的东西。有条地毯我不喜欢，我们就退回给爱因斯坦·穆吉公司①，换成了那一条。原来的那条也没什么不好，但我觉得他似乎希望我做点小改变。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①Einstein Moomjy，生产地毯、家具和家居用品的公司。

“当然。”

“他是一个好丈夫，”她说，“周到体贴，当我失去孩子时，他一直支持我鼓励我。那段时间我很难过，而且除了格伦之外，我没有其他亲人。在纽约我没有交到亲密的朋友。刚来的时候我有几个熟人，但等我搬到麦迪逊大道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络，我结婚搬到这里后，又失去了麦迪逊大道的朋友。我就是这样。我很友善，很容易跟人相处，但我无法跟人保持联系，无法跟人建立长久的友谊。

“换句话说，我有很长时间独处。格伦有时候晚上要加班，有时候他整个晚上，或周末都有公务会议。我去上课——所以我才认得埃莱娜——当然我也画画。我自己去看电影，星期三下午我可能去看戏，永远有这么多音乐会，卡内基音乐厅及林肯中心就在旁边，你总可以找到事做。何况我从来不在乎独处。你还要一些咖啡吗？”

“现在还不用。”

“自从谋杀案发生后，”她说，“我发现我老是在看电视。以前我在家时从来不看的，现在我好像一直都在看，不过我猜我会挨过去的。”

“现在电视就是你的伴。”我说。

“我相信的确如此。我开始只看新闻。我有这种心理，需要看遍所有的新闻节目，因为它们可能报道与格伦有关的新闻，或是案情的新发展。一旦他们逮捕了那个人——抱歉，我的脑子迟钝了，我永远没办法记得他的名字。”

“乔治·萨德斯基。”

“哦，对。一旦他们逮捕到他，我便不再对新闻感兴趣，但我仍旧想在这个屋子里听到声音。那就是电视，它发出人的声音。我想我应该停止再看，如果我想听到人声，我永远可以对我自己讲话，是不是？”

“我看不出来有何不可。”

她闭起眼一会儿。当她睁开眼继续说话，她的声音听起来疲倦、紧张，仿佛用力过度。“我逐渐发现我根本就不认识我的丈夫，”她说，“是不是很奇怪？我原来以为我了解他；至少，我不曾想过我不了解他。然后他被杀了，我发现我从来就没有了解过他。”

“为什么这样说？”

“上个月有一天，”她说，“他用一种非常随意的态度提起他会死的可能性。如果有事发生，他说，我不必担心会失掉这套公寓。因为我们有贷款保险。如果他死了，保险公司会自动全部付清。”

“而你没办法找到保险的文件？”

“根本没有任何文件。”

“有时候有人会假装有保险，”我告诉她，“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们不觉得立刻就要死了。他说不定只是想让你安心。而且你确定没有保险吗？去问贷方可能很有用。”

“根本没有保险，”她说，“根本没有贷方。”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没有贷款，”她说，“我完完全全拥有这套公寓。从来就没有过贷款，格伦直接用现金买的。”

“或者这就是他的意思，依法没有人可以拿走这份产业。”

“不，他以前说得很清楚。他很仔细地解释保险的细节，以及偿还的方式。随着贷款每年逐渐被付清，保额也逐年减少。似乎非常清楚，但其实完全是虚构。他的确有保险，他在他的公司有团体保险，他自己又另外买了一个人寿险，两个保险我都是唯一的受益人。可是他从来没有贷款保险，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贷过款。”

“我看得出是由他料理家庭财务。”

“当然，如果是我每个月付各种账单的话——”

“你早就发现你们没有贷款要付。”

“他料理所有的事。”她说。她开始说别的，忽然停止，站了起来。她走到窗边，天完全黑了，你可以看到星星。在纽约因为污染的缘故，就算天气清明，你也不一定看得到星星。但现在由于干净的加拿大空气，它们正在静静地发光。她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该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信任你。”她转过头，她蓝色的大眼睛盯住我。眼神里带着信赖，没有一点心计。“我希望我可以雇你，”她说，“但你已经有了一个客户。”

“你觉得你有兴趣知道的跟他的恰恰相反？”

“我不知道我想知道什么。”

我等她说下去。但她没说什么，我就问她她丈夫怎么有办法用现金来买房子。

“我不知道，”她说，“他有他父母的遗产，他说他拿那笔钱来付头期款。”

“说不定他有足够的家产，所以他不必贷款。”

“说不定。”

“说不定他守着这个秘密，因为他不希望你知道你跟一个有钱人结婚。有些有钱人是这样的，他们怕别人只是爱他们的钱。而且如果你们之间有钱的程度差别很大——”

“我大概只有一两块钱。”

“嗯，可能就是这个缘故。”

“那么钱在哪里？”她追问，“如果他这么有钱，那就该有银行账户、定期存款、股票或债券。我什么都找不到。是有保险没错，我已经告诉了你，活期存款户头里也有几千块钱。但没有别的了。”

“说不定他有别的财源而你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他有保险箱，佣金户头，或其他财源。如果几个月内没别的钱出现，这种情形是很奇怪，但通常要等这么久才能弄明白情况。”

“有些钱是出现了。”她说。

“哦？”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又吐出来，作了决定。她到另一个房间去，带了一个鞋盒大小的金属盒子回来。

“我在衣柜里找到的，”她说，“几天以前，我在想，我应该把他的东西整理出来，把衣服捐给慈善机构。然后我在最上面一层发现这个。我不知道开锁的号码，我正打算用锤子跟起子撬开，忽然我想到不过只有三个号码，所以至多只有一千种组合，如果我从三个零开始直转到九九九，嗯，又会花多少时间，而且我有什么其他的事要做？当我转到对的号码时我开始哭了起来，因为那个号码是五一一，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五月十一号，五一一。我看着号码锁哭，当我打开盖子时我还在哭。”

“你发现什么？”

她转锁打开盒子，给我看里面，是半盒一捆捆的钞票。我看到的全是百元大钞。

“我以为会是股票证券或个人的证件，”她说，“但我说了这么多，你一定猜到我要给你看什么。”

“不见得。”

“还有什么可能？”

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想。秘密日记。一袋毒品，做买卖或自用。色情录像带，一把枪，录音带。公司的机密。新的或旧的情书。祖传的珠宝。任何东西。

“我猜可能是钱。”我说。

“我数过，”她说，“这里有将近三十万。”

“但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是的。”

“我猜这不是他继承的遗产剩下来的部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遗产。就我所知，他的父母都还活着。马修，我好害怕。”

“有人恐吓你是吗？”

“什么意思？”

“任何古怪的电话？”

“只有记者打来的，过去这个星期也没多少。还有谁会打来？”

“有人想要回他的钱。”

“你觉得格伦偷了钱？”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笔钱，”我说，“从哪里来的，他有了多久了。我不确定你该不该把钱就这样放在屋子里。”

“我也想到过，但我不知道我该放到哪里去。”

“你有没有保险箱？”

“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很值钱的东西需要放进保险箱。”

“你现在有了。”

“但这样做好吗？如果国税局查到——”

“你是对的。不论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我敢打赌他没报税。如果他们在查，他们可以要一个法院的条子，打开你们两个名下的任何保险箱。”

“你有没有保险箱？如果你可以帮我存——”

我摇摇头。几分钟之前她不能确定告诉我这件事是否安全，现在她索性要把钱交给我。“我想这样做不太好，”我说，“你有律师吗？”

“没有。有一次我跟我过去的房东起了争执，曾请过一个在东百老汇的家伙，但我跟他并不熟。”

“嗯，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他在布鲁克林桥的另一边，不过他值得你特别跑一趟。我可以给你他的号码，或是你要我帮你打电话给他？”

“你能帮我打吗？”

“明天一早就打。他会给你很有用的建议，而且说不定能把你的钱存在他的保险箱里。放那里会比放在你的衣柜里安全。我想有关律师跟委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我得先打听清楚。”

“在这之前——”

“在这之前还是放在衣柜里。到目前为止都没问题，而且我不会告诉别人这件事。”

“等它送出去后我就安心了，”她说，“自从我发现它后就一直很紧张。”

“我也会很紧张，”我说，“这是一大笔钱。不过我不觉得你该送给慈善机构。”

第13章

“你知道吗，”米克说，“我妈老说我有第六感，有时候我几乎相信她是对的。我正想打电话给你，你就来了。”

“我只是进来用一下电话。”我说。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们楼上有个女人每天叫我去街角的‘羽毛石’给她买一桶酒。以前他们是论桶卖的。一个镀锌的小桶，大概这么大。一桶一块钱，她付我两毛五跑腿费。”

“你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节省下那些两毛五分钱，”他说，“而且投资有方，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唉，很不幸，我把钱都花在买糖上了。那时候我爱吃糖爱得要命。”他对过去的回忆摇摇头。“这故事的寓意是——”

“还有寓意？”

“那个女人不想让你知道她竟然会喝啤酒，‘米克，好孩子，我需要洗头，你可不可以帮我去羽毛石跑一趟。’我问我老妈为什么赖利太太要用啤酒洗头发。‘是她肚子需要洗一洗，’她说，‘如果比迪·赖利买的每桶啤酒都用来洗头发，她老早就变成秃头了。’”

“这是你说的寓意？”

“我的意思是如果她买啤酒只是为了洗头发，那就像你来这里只为了打电话一样。你房间里难道没电话？”

“被你看穿了，”我说，“事实上我来这里不光为了洗头，还要做头发。”

他拍拍我肩膀。“如果你想打电话，”他说，“用我办公室的电话。你不需要整个世界在一边旁听吧。”

吧台前有三个人，另一个人在台后。安迪·巴克利跟一个我很面熟但却叫不出名字的男人在后面掷飞镖，另外还有两三桌客人。所以如果我用墙上的电话，倒不至于整个世界的人都听到我说什么，不过我还是很高兴用他的办公室来维护私密性。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房间，有一套橡木桌椅以及一只绿色金属档案柜。还有一个巨大的老莫斯勒牌保险箱，无疑跟德鲁·卡普兰法律事务所的保险箱一样坚固，不过缺少了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保障。在墙上有两组手工上色的钢版画，装在简单的黑色画框里。桌子边的那一幅是爱尔兰西部风景画，他母亲的族人来自那里。在一张旧皮沙发上的则是一幅法国南部的风景画，他父亲曾在那里住过。

桌上的电话还是那种转盘型的，不过我不在意。我不是打给TJ的寻呼机，而是打给简，这次是简接的电话，而不是她的应答机。她说喂，声音里满是睡意。

“很抱歉，”我说，“我没想到对你来说太晚了。”

“不晚，我在看书，看看打起瞌睡，书还放在我膝盖上。我很高兴你打来。我一直在想我们上次的谈话。”

“哦？”

“然后我想到我可能越过了我们的友情界限。”

“怎么说？”

“我把你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我实在没有权利提出那样的要求。”

“如果是这样，我会告诉你的。”

“你会吗？我不知道。你说不定会，也说不定不会。你说不定觉得你有义务。无论如何，我打电话来是为了给你另外一个机会。”

“做什么？”

“带我去放风筝。”

“别傻了，”我说，“除非你改变主意。”

“关于想要——”

“关于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啊。我们应该这样叫它吗？”

“不错，在电话上我们这样叫。”

“我明白了。不，我没有改变主意。我仍然要那个东西。”

“嗯，”我说，“比我原来想的要难弄一点，不过我在进行中。”

“我不是催你。如果你不想进行，我给你潇洒离开的好机会，毕竟，这整件事的意义就在这一点上，是不是？”

“你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一个潇洒离开的好机会。”

我问她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她说，“今天天气是不是很棒？这是为什么你打电话来时我一直不在家的缘故。我不能忍受窝在家里。我爱十月，不过我猜人人都是如此。”

“任何有感觉的人。”

“你好不好呢，马修？”

“好啊。这一阵子忽然很忙。但我一向如此。有时候很长时间无事可干，然后忽然之间来了一大堆，忙得不可开交。”

“你就喜欢这样。”

“大概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很忙。不过我会替你办那件事的，我会替你留意。”

“嘿，”米克说，“我下次电话账单上会有什么，你是打到中国吗？”

“不过是特里贝卡。”

“有些人会觉得特里贝卡就像另一个国度一样，不过电话费并不能反映他们的看法。有时间聊聊吗？伯克刚煮了一壶咖啡。”

“我不能再喝咖啡了，我已经喝了一整天了。”

“那就来点可乐。”

“苏打水吧。”

“老天，你真容易打发，”他说，“坐，我去拿东西。”

他把他私藏的十二年詹姆森牌苏格兰威士忌，以及他喜欢用来喝这种酒的沃特福德①酒杯拿来，又给我带了一只高脚杯及一瓶皮埃尔矿泉水。我甚至不知道他有矿泉水。我也不相信这里的顾客有多少人会点矿泉水，或知道该怎么念。

①Waterford，爱尔兰着名水晶和玻璃制品生产公司。

“我们不能聊到深夜，”我说，“要来马拉松我可不行。”

“你还好吧，身体有麻烦吗？”

“我没问题，但我现在办的一个案子开始紧张起来。我想明天一早就出马。”

“真的只为了这个？你看起来有心事。”

我想了一想。“不错，”我说，“我想我是有心事。”

“啊。”

“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我说，“病得很严重。”

“你说很严重。”

“胰脏癌，治不好了，而且她看来没有多少时间了。”

他很小心地问：“我认得她吗？”

我得想一想。“我想你不认识，”我说，“我们熟悉起来的时候，我跟她已经分手了。我跟她一直是朋友，但我很确定我从来没有带她来这里。”

“谢谢上帝，”他说，很明显地松了口气，“你吓了我一大跳。”

“为什么？哦，你以为我说的是——”

“说的是她，”他道，甚至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提到埃莱娜的名字，“天理不容的。那么她还好吧？”

“她很好，她也向你问好。”

“你也帮我问候一声。但另一个消息实在太不幸了。你说没有多少时间了。”他倒了酒，拿起杯子对着光，酒色晶莹。他说：“在这种情形下，你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有时候还是早去早了。”

“这正是她希望的。”

“是吗？”

“这可能是我看来心事重重的原因之一吧。她决定自杀，而且要我帮她弄支枪。”

我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但绝不会是他脸上那样震惊的神色。他问我是否接受了这项任务，我说是的。

“你不是在教堂里长大的，”他说，“虽然我拖着你上教堂，但你从来没受过天主教的熏陶。”

“所以？”

“所以我永远不会做你要做的这事。帮别人自杀？我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我不会这样做。他们坚决反对自杀，你知道的。”

“他们也不允许杀人，是不是？”我似乎记得有一诫专门讨论这个题目。“‘不可杀人。’”

“说不定他们并不这样认真。说不定跟拉丁弥撒和星期五吃肉一样不再重要。”

“他们是很认真的，”他说，“我杀过人，你知道。”

“我知道。”

“我取过人的生命，”他说，“而且可能至死都没去忏悔，因此得在地狱里受煎熬。但自杀是件更严重的事。”

“为什么，我永远也搞不懂。除了自己之外，自杀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你伤害了上帝。”“怎么个伤害法？”

“你等于告诉他，你比他更清楚自己应该活多久。你等于说：‘多谢送给我这个生命，但你何不拿去放在屁股底下。’你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而且你不会有机会忏悔。哦，我不是念神学的，我没法好好解释。”

“我想我听得懂。”

“真的吗？你非得生在那样的环境，你才会觉得有道理。我猜你朋友不是天主教徒。”

“不再是了。”

“她从小上教堂？只有少数像我们这样的人才会不在意。她觉得无所谓，那她计划怎么做？”

“她是在意的。”

“但她仍然决定要执行。”

“在最后的阶段会非常痛苦，”我说，“她不想受那样的煎熬。”

“没有人能受得住的，但难道他们不能替她止痛？”

“她不想要。”

“为什么不呢？老天。而且你知道，她其实还可以多用一点药。在你发现之前，你已经吃了一整瓶就此了结你的生命了。”

“那难道不算自杀？像你刚才所说的，是最严重的罪恶。”

“哦，你这么做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这种情形下，你的罪就不算了。而且，”他说，“如果你给上帝一半机会，你想他会不会从轻发落？”

“你真这样想，米克？”

“是的，”他说，“但我说过我不是念神学的。先不说神学，难道拿到药不比搞把枪容易？而且这样死不是柔和一点吗？”

“如果你做的是对的，”我说，“但这不代表是每个人都做得对。有时候人们会从自己呕吐出来的秽物里醒过来。但这不是她选择用枪的真正理由。”

我向他解释简坚持清醒到底的决心，以及为什么用药止痛或了此残生都不在她的考虑之列。他绿色的眼睛先是透出不可置信的光芒，但当他逐渐理解之后，他转为深思。

他一面想一面又倒了酒。过了很久才开口：“你们这些戒酒的人对这点看得可真严重。”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作简这样的决定，”我说，“大多数人都会想办法止痛，而且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用枪自杀比吞一把药要来得清醒。但没错，你可以说我们对保持清醒看得非常严重。”

“就像我们看待自杀一样。”他喝了门酒，从酒杯的边缘审视着我，“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说，“我并不在她的处境中，要我准确说出我会怎么做是不可能的。我想我会吃止痛药，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我要走的时候，我要明明白白地走。至于我会不会自杀？呃，我想我不会作这样的选择。但谁知道？我毕竟不身处其境。”

“感谢上帝，我也不是。而且我很高兴我也不在你的处境中。”

“你会怎么办，米克？”

“哦，天哪，怎么说呢。如果我爱她，我怎么忍心拒绝？但我怎么能为她做这样可怕的事？我替她感到难过，幸好她求的不是我。”

“如果是我请你帮忙呢？”

“老天，这是什么问题，”他说，“你不是说真的，是不是，你不是真的吧？”

“不，”我说，“当然不。”

我们谈了些别的事，但没谈多久。我早早就离开了。

回家路上我想到莉萨·霍尔茨曼以及她给我看的钱。我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卡普兰在办公室有保险箱吗？我觉得应该有，任何律师都该有。我希望他的很大，而且跟米克的大莫斯勒牌保险箱一样安全。

好几次我看到门户大开的莫斯勒保险箱，我知道一些里面常有的东西。当然有钱，有美国钱也有外国钱。还有他放贷的记录，他把钱放出去赚高利贷，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用暴力或威胁来要债。有时还有其他值钱的东西∶手表，珠宝，大概都是偷来的。

当然也有枪。他保险箱里总有几把枪。有时候我需要用枪，他二话不说就给了我，同时坚决拒绝收费。坐在他办公室用他的老式转盘电话时，我想我可以从米克那里弄到枪。

以前他问都没问就给了我。但现在我得从别的地方想法弄一支。

因为现在他知道我要枪的理由。他可能还是会给我，但这样做我就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了。就像对戒酒或对自杀，我同样认真对待我们之间的友谊。

第14章

沃德尔与扬特出版社坐落在十九街与百老汇大道交会处的一幢十二层大楼的八楼上。底楼有两间店面，一家卖照相机及暗房用品，另一家卖文具。大楼的指示牌上写着一家广告商品专卖店，以及一家环保杂志社。沃德尔与扬特楼下是一家减价男子服饰商店，廉价出售因关门或破产而倾销的商品。

这栋建筑十分陈旧，沃德尔与扬特的办公室也很久没装修过了。褐红色地毯已经磨损，家具是擦痕累累的六十英寸木板桌，以及与之相配的椅子和桃花心木玻璃门的书架。头顶上的照明设备不过是一个个光秃秃的电灯泡，外面一围绿色的金属灯罩。乍看之下好像是另一个时代的布景，只有新科技提供了唯一与这种氛围不合的新兴气象。在一些老桌子上散乱地放着电脑、按键式电话、传真机和复印机。还有一架老式的打字机。当我跟着埃莉诺·扬特经过像迷宫般一格格的小办公隔间走向她的办公室时，我还可以听到那个老打字机咔啦咔啦的打字声。

她是一个六十几岁的相貌端好的女人，现在身体已经有点发福了。铁灰色头发，一双机警的蓝色眼睛。她深蓝西装外套的领子上别了一只玛瑙浮雕胸针，左手戴婚戒的手指上有只镶钻的金指环。我早上十点打电话去要求见面的时候，她要我在一个小时内去见她。我慢慢地走到那里，中途还停下来喝了一杯咖啡，现在是十一点了，她坐在她的办公桌边，指着一把椅子要我坐下。

她说：“说来很可笑，我们通完电话之后，我开始想我们这样会面是否恰当。我需要一点参考意见，而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是，我应该去问格伦。”她温和地笑一笑。“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我打电话给我自己的律师，把情形解释给他听。他指出既然我没有什么事要隐瞒或发表，我不需要担心做出轻率的行动。”她从桌面拿起一支笔，“所以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斯卡德先生。我们谈谈没问题，但我怕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格伦·霍尔茨曼替你工作多久了？”

“三年多。我先生去世后不久我就雇了他。霍华德是四月过世的，格伦在六月第一个星期开始上班。我在芝加哥书展跟他约谈，而那个书展每年都在五月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举行。”她一转手上的笔，“我先生原来是公司的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有律师执照，所以当然由他料理公司的契约。”

“扬特先生过世后——”

“沃德尔先生，”她说，“在家我们是沃德尔先生和太太，在这里我们是沃德尔先生及扬特女士。当然在女士变为通称之前，多年以来，我是扬特小姐。霍华德很不喜欢‘小姐’这个词，不过我得加一句，倒不是他有大男子主义，而是‘小姐’这个字并不是任何一个字的缩写，在他看来简直没有一点章法。”她的视线穿过我的左肩，停在某一处，回忆过往的岁月。“我们搬到这里的时候，还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她说，“我们只有现在一半大的地方，跟一个叫莫里·凯尔顿的男人分租这间办公室。他是一个经纪人，专门经营伴舞乐队，脱衣舞娘之类，还有后来一些最不成功的歌舞团，在这里，看到纽约市里最奇怪的人走进门来是很平常的事。你看过《百老汇丹尼玫瑰》吗？我们一看立刻想到莫里。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我猜他早已过世，不然他现在应该快九十了。”

远方传来打字机的声音。“莫里·凯尔顿，”她说，“是一个缺乏涵养的粗人，但他不是没有可爱之处。你戴看书的眼镜吗，斯卡德先生？”

“你的意思是？”

“你到了需要戴的年纪。你看书的时候戴眼镜吗？”

“没有，”我说，“我说不定可以戴了，只要灯光不太暗的话，不戴也可以将就。”

“那么我猜你不会是我们的顾客。既然你不需要看书的眼镜，你大概不会去买大字体版本的书。”

“还没有买过。”

“你真有耐心，”她说，“让我径自回忆过去的日子，又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会问起是因为我想到公司的初创时期。当我遇见霍华德·沃德尔的时候，他替纽博尔特兄弟公司拟定契约和出售分公司权益。他们是一家很小的贸易公司，几年前被麦克米兰买走了，但当霍华德自己出去做的时候，他们还很赚钱。你知道是什么让他决定出去自立门户闯天下？”

“是什么？”

“老花眼。他要眯着眼看小字，伸直手臂远远拿着书，还不能看普及版，因为字太小了。在他有了第一副看书眼镜之后的一个星期，他开始找办公室。一个月之内，他签了租约，通知了纽博尔特兄弟公司。我当时在那里的印制部做助理，每天都在电话里跟印刷厂争执不休。但我私下里做梦，梦想成为下一个马克斯韦尔·珀金斯①，鼓励年轻的作者，希望能鼓动今日的火花，变为明日文学界的烈火。‘埃利②，’他说，‘到处充满了视力衰退的老家伙，但他们找不到东西可以看。除了已经发行三十几版的《圣经》之外，唯一的大字体书都是那种《正面思考的力量》或《摩门经》。如果这还不算是赚钱良机，我也想不出别的来了。你为什么不来替我工作？你就有机会遇见一个真正的作家，也会有机会用完一支蓝色铅笔。我怕我们赚不了大钱，但我敢打赌我们会觉得做起来很有意思。”

①马克斯韦尔·珀金斯（Maxwell Perkins，1884一1947），美国出版史上的传奇人物和编辑，F.S.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便是由他发掘并出版的。

②埃莉诺的昵称。

“所以你就替他工作？”

“我想都没想就决定了。我会有什么损失？而且我们的确干得很有劲，同时又赚了不少钱。但不是一开始就赚钱。天知道，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每天都工作十二小时。霍华德索性放弃了他的公寓，睡在这里的一张沙发上，声称这样省下了房租、交通费以及每天一小时的路上时间。他买了一只电炉，和一个很小的冰箱，我们就在桌边吃。好些年下来我们唯一的顾客是图书馆，而且我们还卖不出多少。但我们并没放弃，生意终于渐渐扩大。

“当然我们开始谈恋爱。而且很浪漫，因为我们私下都以为自己的感情是不会有回报的，所以在我们终于坦然面对彼此之前，我们已经相爱很久了。之后我们试着弥补失去的时间，不过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你说呢？”

我想起我烂醉的那些年，那些颓唐的日子，那些人事不省的夜晚。我记起弗雷迪·芬德的歌——《虚度的白天虚度的夜》，但真的是这样吗？

“不，”我说，“我不相信有任何时间是白白过去的。”

“但我们急切地去弥补！有一个星期，他每晚都留在我的公寓。我在东缘大道东侧有两个小房间。得爬五楼，没电梯，那时霍华德已经四十好几了，以他身体的状况爬五楼实在不能承受。每早转两趟车上班也是苦事一桩。一个星期后他说：‘埃利，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刚才跟一个房地产经纪人谈过话，他们在格拉莫西公园那里有一套非常合适的公寓，我们可以走路去上班。你去看看好吗？我相信你的判断。如果你觉得不错，就跟他要下来。’然后仿佛理所当然地，他加了一句，‘我们结婚吧。事实上，不论你喜不喜欢那套公寓，我们现在都可以去办。’”

“就这样。”

“就这样。我们把我的名字改成沃德尔太太，把公司的名字改成沃德尔与扬特，之后我们有了三十年的时间。我们从没有换过办公室，我们接收了莫里·凯尔顿的地方，等另一边有空房时，又加上了一间。这个区域现在变得热门起来，各色出版社都搬了进来。但我们仍旧在这里，我也仍旧住在格拉莫西公园。我一个人住那套公寓有点太大了，不过这办公室又嫌太小，所以我很想均衡一下，斯卡德先生，我很抱歉，你应该提醒我转到正题。”

“我听得很有兴趣。”

“那么我就收回我的抱歉。格伦·霍尔茨曼，格伦·霍尔茨曼。他有一个朋友在我们偶尔需要法律顾问时用的一家事务所工作。经过他朋友的建议，他把他的履历送来。那家事务所叫沙利文-宾斯托克-罗恩-海斯，他们在帝国大厦里有办公室，不过我相信他们已经解散了。这不重要，我甚至不知道格伦朋友的名字，而且我想他一定是个资历不深的年轻人。

“格伦那时正失业。他在宾州西部一个叫咆哮泉镇的地方长大。我想离那儿最近的大一点的城市是阿尔图那。他在宾州州立大学念的书。呃，倒不是我有这么好的记忆，我跟你通过电话后去查了档案。”

“我开始感到惊讶了。”

“大学毕业后他在阿尔图那工作了几年。他有一个舅舅是做保险的，他就替他舅舅做事。等他妈妈过世——他父亲早死了——他就拿了保险费及卖房子得到的钱搬到纽约来，之后他上了纽约法学院。当你的眼睛在履历表上看到这几个字时，你会把它读成纽约大学法学院，事实上这两个学校有很大的差别。无论如何，他在那里读得不错，而且只考一次就拿到了律师执照，他就搬到白原①替一家小事务所做事。他说纽约的事务所不雇人，我想意思是他们不雇履历表上填着宾州州立大学及纽约法学院的男孩。”

①White Plains，位于曼哈顿岛东北四十公里，是纽约的住宅卫星城市，也是商业中心。

“但他不喜欢在威切斯特郡①工作，也不喜欢住在那里，不久后他就联络上一家城里的出版社，在他们的法律事务部门工作。当那家出版社被一家荷兰联合企业公司并购后，他的部门整个被裁了，他也就失了业。那时霍华德·沃德尔刚过世，格伦送来他的履历，我觉得不需再面试其他的人了。”

①威切斯特，白原所在的郡。

“刚开始时，”她说，“并没有多少事可以给他做。我们大部分的交易对象都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美国书商。我们的合同非常简单明白。我们专门再版旧书，所以不需要取得版权或担心被起诉。我们并不签约购买原着，所以我们不会为了作者交不出稿子要取回预付金而上法庭。你看，格伦所做的事不过是霍华德工作的一部分。

“但这不表示我们不需要他。我要怎么解释才好？”她皱起眉头想找个例子，“我的秘书有台打字机，”她说，“当然她也有台电脑可以用来做所有的事。但每隔一阵子有些表格要填，那你就不能用电脑了。你看，当你得要在一张已经有格式纸上打几行字的时候，你一定得用打字机。常常好几天过去了，打字机一直没有派上用场，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它。”

“我想刚才我曾听到它的声音。”

“不，我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我秘书的打字机是小型无声的电动打字机，几乎跟她的电脑一样安静。你听到的是从一架老式安德伍德牌的打字机发出的，吵得就像是电影《头条新闻》里的市政新闻室。我们做国外版权的人坚持要用它，而且只用它来处理所有的通信。这是一架惨不忍睹的老机器，字键不正，o及e上又沾满了墨。她弄出这种惨不忍睹的信，信上满是修改，然后传真送到世界各地。让我告诉你，这个女孩只有二十八岁，据说他们都是电脑时代的一分子。”她叹了一口气，“我的意思不是说格伦是个古董，绝没这回事。但就像打字机一样，当我们要用到他的时候，他是不可缺少的，但这种时候并不多。”

“那么其他的时间他在做什么？”

“他花很多时间坐在桌边阅读。他的专长是历史及世界政务，我们曾经根据他的建议出过几本书。他也涉及过其他的领域。”她眯起了眼睛，“格伦刚来的时候，”她说，“我想他的潜力不止担任法律顾问而已。事实上，我曾经视他为可能的接班人。”

“是吗？”

“你还记得吗？我的丈夫也是从律师起家的。所以我想格伦也可以用他的职务做起点，继而发展到生意的各个层面。目前我绝对没有退休的意思，但几年之后，我可能会作这样的打算，特别是假如我有现成的人才可以接手。我从来没有直接对格伦这样说，但我的意思他应该可以猜得出来。他的工作有大好前途。”

“但他从来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

“没有。我丈夫最后做的企划之一是成立大字体读书俱乐部。俱乐部在筹备阶段需要很多的法律事务工作，刚开始时格伦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那上面。在计划里要我们针对有特殊兴趣的读者，去发展其他的俱乐部——侦探小说，科幻小说，食谱等。在这个领域有极大的生意发展潜力，格伦所需要做的只是开个头，等法律事务部分结束后，再扩展整个企划。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来这里六个月或八个月后，我逐渐明白到原来他只想在我们这个小池塘里做只小青蛙。最早的时候，我以为他只是过渡阶段，等一有机会，他就会跳槽到其他公司，比如大的法律事务所。但时间不断过去，看来我是错了，他在这里很满意，我想他一定不是那种很有野心的人。”

“你有没有觉得很失望？”

“我想这是难免的。我视他为另一个霍华德·沃德尔，但他不是。而且我以为我可以早点退休了。照现在看来，我还得继续经营个五年，不过我想我知道到时候谁会来接手。”

“替你负责外国版权的那个人。”

“你说对了！到那个时候，她的打字就不重要了，因为她自己会有一个秘书。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

“我只是无意间猜中了。”

“开玩笑。你不是猜的。你说的时候充满了绝对的信心。为什么你会知道？”

“从你的声音，当你提到她时的语调，还有你的眼神。”

“没有比这些更具体的？”

“没有。”

“了不起。她不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没有任何其他的人知道我有这样的想法。你一定是这一行里的高手，斯卡德先生。这是不是你工作的方法，跟人说话，听他们所说的话，然后当他们说话的时候，观察他们的神情？”

“那是最主要的部分，”我说，“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我们谈了一会儿我的工作，然后我问起格伦·霍尔茨曼的薪水。

“他每年都加薪，”她说，“但比大的事务所付给刚出校门的新人还是少很多。当然他们在这些人身上每个星期可以榨出七八十小时的工作时间，而我告诉过你我们对格伦的要求非常少。不过他赚的钱足够他生活充裕。他来的时候还是单身，当他结婚时，他很聪明地娶了一个富家女。我说错了什么吗？”

“他说他的太太很有钱？”

“可能没这样直接，但我得到的印象是这样。”

“她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说，“以独立绘画为生。她住在下东城一栋破旧的廉价公寓里。”

“这太意外了。”

“他在这里遇见她的，”我继续，“她来此向你的艺术指导展示她的作品，而他一眼就看上她了。据我所知，一切都很浪漫，虽然跟你们的恋爱经过很不一样。”

“谈恋爱不知是否能用来形容我们。”她说，“但请再继续说下去。这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

“他的猛烈追求让她神魂颠倒。他们认识一个月后，他就向她求婚。”

“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止这么短。”

“你从来没见过他太太？”

“没有。我知道她从丹佛来的，婚礼也在那里举行。办公室的同事都没有参加。所以我想他们只请了家人。”

“她从明尼阿波利斯的郊区来的，”我说，“我的印象是，当她搬到纽约后，她跟她的家里就不再来往。他们在市政府结的婚，之后去百慕大度的蜜月。”

“那么她的父亲大概不会在维尔和艾斯本①建滑雪度假村吧。”

①维尔和艾斯本都位于科罗拉多州境内，是美国着名的滑雪场。

“我不记得她告诉我这回事，不，我不觉得她父亲做这类的事。当他们度蜜月回来时，格伦给了她一个大惊奇，一套新公寓。他用他父母遗留下来的钱付头期款。”

“我的印象是，他勉强才读完法学院。”

“说不定他省下了午饭钱。”

“那套公寓——”

“不大，有两间卧室，但视野好极了。我想至少值二十五万。”

“新的，是不是？建筑商会帮忙安排，所以你只需要付百分之十的头款。他只需要两万五千美元就够了。但他每月分期付款是不是会有问题？”

我对她解释，分期付款一点也没问题。他用现金买的房子。

她瞪着我，“他哪来的钱？”

“我不知道。”

“当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一定盗用公款。但二十五万？我想不太可能，不过每个人都会这样说。在过去一年里，我已经听过在出版界有两桩盗窃公款的例子。有一桩就高达六位数。这两桩案子都很快被遮盖过去，两桩都牵涉到可卡因，只要牵涉到毒品似乎特别容易产生那样的行为。吸毒造成了强烈的偷钱动机，同时影响一个人的品格及判断力。格伦用可卡因吗？”

“你有没有怀疑过他？”

“当然没有。我以为他连酒都不怎么喝。”

我问起他们有没有很多现金。

“我们在银行存了不少，账目会列出每一笔现金支出。不过我想你的意思不是指这个。”

“我是指现钞，”我说，“真正的钞票。”

“钞票，呃，斯卡德先生，我的秘书桌上右边第一个抽屉有个放零钞的盒子。有人来送东西的时候，她可以用来付小费。我猜钱多的时候，里面大概有个五十块，这得要非常能干，才能从里面偷出二十五万。”

“霍尔茨曼搞到的钱全是现钞。如果他从你这里偷钱，他会开个假户头，然后付钱给这个户头，不过看来并没有这样的迹象。”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你觉得他从哪里拿到的钱？”

“我不知道。”

“说不定他一直有钱。说不定他的父母很有钱，他们留给他一大笔钱，但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用了一部分钱去念法学院，然后把剩下的钱存起来。”

“现钞？那就该有银行账户，定期存款单。除非他拿到钱的时候，就已经是现钞了。”

“这怎么可能？”

“说不定是藏在水果罐头里的钱，他爸妈死后，他发现那堆他父母藏起来没缴税的钱。他应该是什么时候来纽约的？十年以前？”

“至少有这么久。我可以让伊妮德査档案。”

“没关系。十年，我看到的钞票没这么老，不过我没有去查连号日期或签名，所以——”

“你看到钞票？”

“我原来不打算说的。他的公寓里有一些现钞。”我答。“有不少？”

“可以这么说。”

我们都陷入了沉默。最后她问我谁是我的客户。我告诉了她。她想知道这是否表示乔治·萨德斯基是无辜的。不一定，我说。可能这只表示他杀了一个身藏秘密的人。等我找出格伦·霍尔茨曼的秘密后，我可能会知道更多，但目前我只知道他有秘密。

“最近他常工作到很晚，”我说，“至少他是这样告诉他太太的。但如果像你所说，他的工作量是如此轻松的话——”

“我不记得他曾经留在办公室超过五点钟。”

“不知道他会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

“有时晚上他也有约。是生意上的，想来跟沃德尔与扬特无关。”

她摇摇头。“我真猜不透，”她说，“我不认为我特别天真，但如果要找人来演《双重人生》的话，你是绝对不会想到格伦的。”

“我见过他。”

“你刚才没提起。”

“嗯，没什么可说的，我的女朋友跟我在一个社交场合看到他们，他和他太太。那是在春天。后来我又在附近碰到他几次。我住的地方跟他只差一条街。他想跟我谈出书的计划。”

“你是一个作家？”

“不，而且我并不感兴趣，但他表示他想出一本有关我经验的书。从你刚才所说的话中，我想你的公司是专门重印旧书。”

“不错，你说得对。”

“而我有一个感觉，格伦对要我写书并不真感兴趣。他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但他并不想让我知道究竟是什么。我跟他在一起时觉得很不舒服。他总是显得鬼鬼祟祟。”

“你的直觉显然比我的要敏锐。”

“说不定他在这里并没有暗藏心机，”我猜道，“他只在不办公的时候，才显露出他黑暗的那一面。”

她是老板，她告诉我。如果格伦有黑暗的一面，或甚至有轻松的一面，那他最不可能在付他薪水的人面前显露出来。她带着我到办公室去，把我介绍给格伦的三个同事，包括那个负责国外版权的年轻女士，我跟他们每个人都简短地谈了谈，但这些谈话并没有增加多少我对格伦的认识。最近他的工作主要在发展一个大字体读书俱乐部，以及处理要求会员每年至少要购买多少书的法律细节问题。结果我只是多知道了一些我不感兴趣的细节。我不觉得这些事跟盒子里的钱，跟枪杀，或跟溅在人行道上的血有任何关系。

回到埃莉诺·扬特的办公室后，她想知道我对这个案子里一些不能解答的问题做何猜测。我告诉她现在猜还嫌太早。我手头的资料太少了。

“我怕你会这样说，”她说，“我想知道结果如何，但我有种感觉，我不会在报上读得到。”

“不一定。”

“就算如此，通常他们不会登整个故事，对不对？”

“不错。”

“你回头可以来告诉我吗？当然我会先要我的会计师查清楚，确定我们公司并没有替格伦付买公寓的钱。如果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我会通知你。你可以给我一张名片——”

我给了她一张。她说：“只一个名字，一个号码，没有别的了。一张再简洁不过的名片。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斯卡德先生。我不出版原着，但我几乎跟这里所有出版原着的人都很熟，所以如果你想要写书的话——”

“真的不想。”

“不可思议，”她说，“整个纽约没有一个警察或侦探不想出书的。现在没有人在外面追查犯人了，他们都在找出版经纪人。”

第15章

稍早些时候，我打电话找德鲁·卡普兰，但他在法院。我在沃德尔与扬特那里又打了一次。他的秘书说已经告诉他了，而且今天下午三点他可以在他的办公室见我。不错，她说，卡普兰先生的办公室有保险箱。她说话的语调让我觉得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我打电话给莉萨·霍尔茨曼，又听了一遍格伦的声音。如果我非得听从坟墓里传来的声音，我希望他至少能多告诉我一点信息。所有他说的只是要我留个话。我等他说完后报上我的姓名，她立刻接了电话。我告诉她三点钟与德鲁·卡普兰在他法院街的办公室见面。

“你会跟我一起去吗，马修？”

“我已经计划好要去，”我说，“我想你会需要有人做伴。”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去，我会很紧张。”

我告诉她我两点去找她，这样我们会有充分的时间。我还要打个电话给TJ的寻呼机，但我不想留在沃德尔与扬特的办公室里等他回话，我也不认为接听电话的女孩子会欣赏他那一句“谁找TJ？”。我走出去在路上打了电话，按了我的号码，然后等他打来。

五分钟过了他还没打来，两个想打电话的路人瞪了我几眼，我花了两毛五打给我的旅馆。我的信箱里有两张TJ打过电话来的条子，没有留言，只有他寻呼机的号码。我投了另一枚钱币打给埃莱娜，但只有她的应答机回应。“是马修，”我说，“你在吗？”没人回音，我接着说：“我想今晚看到你，但事情开始忙起来。如果我及时做完，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不然我就晚一点上你那里去。等我把时间再弄清楚点后，我会立刻打电话给你。”好像我还应该再说什么，但我想不出来，刚好留言带没了，也省了我一番麻烦。

我压住挂电话的钩子，但一手拿着听筒，希望TJ会打来，当然在我打电话到旅馆或埃莱娜那里时，他可能已经打来过了，这样他听到的是忙音。我正在想的时候，一个身穿暗色西装、头戴一顶扁帽的男人问我到底要不要打电话。“如果你想要一间私人办公室，”他说，“百老汇上上下下不知有多少空房子，多到租不出去。找人谈，他们会给你弄个桌椅，电话公司会给你装你自己的电话。”

“对不起。”

“嘿，没关系。”他说，然后丢下他自己的硬币。

我在一个街区外的地方花了另一枚硬币打给戒酒协会的办公室。我问接电话的义工附近有没有午餐时间的聚会。她要我去联合广场边的一个社区中心。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念戒酒协会开场白。我坐下来待了一小时，但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说什么。我的心思全放在格伦·霍尔茨曼身上，没空想别的。不过这仍是一个想事情的好地方，而且还有不错的咖啡，我放在篮子里的钱也随我的意，别人既不会期望我放更多，我不放也没人在意。没人建议我自己去租间办公室，也没人建议那个在我前两排躺着睡觉的老人去找间旅馆住。

我提前几分钟到了霍尔茨曼的公寓大楼。这次是另外一个门房，但当我给他莉萨·霍尔茨曼的姓名时，他跟前一个一样满腹疑问。我也给了他我的名字，并且告诉他我是约好来的。一经证实，我们就成了老朋友。

我上了二十八层楼，刚一敲她就打开了门，等我一走进去，她又立即关上。她抓住我的手臂，说她很高兴见到我。“你早到了五分钟，”她说，“在过去的十分钟里，我一定看表看了有二十次。”

“你担心？”

“从你昨天离开后我就一直在担心。我一发现这笔钱后就好紧张，但等我拿给你看，我们又谈过之后，这笔钱才变得真实起来。我应该让你把它带走。”

“为什么你想这样做？”

“因为这笔钱，我昨晚一夜都没睡着觉。这些钱让我害怕。一度我觉得放在保险箱里不安全，这是第一个他们会去找的地方。”

“他们是谁？”

“我一点头绪也没有。我跳下床把盒子从书架搬下来藏在床底下。然后我觉得这才是他们第一个会找的地方。接着我又认定这笔钱非常危险，最想做的是把它给扔了。我想要打开盒子，把所有的钱丢出窗外。”

“亏你想得出来。”

“你知道是什么阻止我这么做吗？我害怕开窗，我怕我会想跳楼。就算窗是紧闭上锁的，我还是不敢站在窗边。通常我并不恐高，现在我也不是恐高，我是怕我自己，怕我快疯了。你看我。”

“你看来还行。”

“是吗？”

她看起来不错，身穿一条淡褐色法兰绒呢裤，一件暗草绿色的高领套衫，外罩海军蓝带铜扣西装外套。涂了口红，化了淡妆，还搽了香水，是一种树林的香味。

咖啡已经煮好了，我同意我们还有时间喝一杯。倒了咖啡后，她到卧室拿出那只盒子。我从她那里拿过盒子，立刻感觉到它的沉重，之后我把密码转到五一一，掀开了盒盖。她说：“你还记得号码。”

“我记得很多事。”我拿出一沓钞票，一张张翻过，一面仔细观察。她问，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这些钞票是不是有问题。我告诉她没问题，它们并不是伪钞，也没有被塞进水果罐头里埋放在宾州某个农庄里过。有些钱，比如旧百元大钞，比其他面额较小的钞票流传得少且慢——但大多数仍然是过去十年内发行的。不过它们不是所谓的霍尔茨曼家产。我告诉她我很高兴她没有把它们扔出窗外。

“我些经想要把它们从盒子里拿出来扔出去，”她说，“这样不会伤害任何人。被掉下来的钞票砸死该有多倒霉。”

“你不希望有良心负担。”

“不，但我想到那会有多美，所有这些钞票在天上飘过，被微风吹得到处都是。而且想想看，有多少人会因为我这样做而快乐。”

“就算如此，还是不该这样做。”我说。

我们下楼，拦了三部出租车才有一部愿意跑短程。现在这些移民一旦有了工作许可，就搞张出租车执照，他们最先学会的七个字是：我不去布鲁克林。前面两个司机对我们炫耀他们的英语能力后，微笑着开走了。第三个司机是从尼日利亚来的，从小就会说英语，他没什么要显示的，又愿意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但这不表示他知道怎么去，不过他非常服从我们的指挥。

当然坐地铁更快更便捷，还可以省下十五块钱。但只要心智正常，谁会拎着三十万的现钞坐地铁呢？你还不如扔到窗外算了。

德鲁·卡普兰坐在桌边聚精会神地听我叙述。我告诉他莉萨是谁及我们找他的原因。我告诉了他几乎所有的事情，但我没说在他桌上的盒子里放着什么。我一边说，他一边询问了几个细节，但他也没提半个与那盒子有关的字。然后他往后靠在椅背上，注视着天花板。

“需要刷油漆了。”我冒出一句。

“是吗？你应该去剪头发了，但我这样说是不是太唐突了？”

“显然。”

“显然。霍尔茨曼太太，首先让我表示我对你的同情。当然我看过有关这个案子的报道，实在太不幸了。”

“谢谢你。”

“从我刚才听到的情形，你绝对需要有人来维护你的权益。我了解，你想要把——”他指着那只盒子，“——把它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没有告诉我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也看不出你有任何理由这样做，但马修说不定可以，比如说，猜三次，随便猜猜看里面可能装了些什么。”

“猜三次？”我问。

“不错，就像在黑暗里开枪一样。”

“好吧，”我说，“嗯，里面可能有好几根从坦桑尼亚走私的偷猎的象牙。”

“嗯，这是一种可能。”

“克拉特法官也可能在里面。”

“很可能，”德鲁说，显然在自得其乐，“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他了。”

“猜几次了？两次了吧。”

“嗯，还有一次。”

“哦，我猜也可能是一大笔现钞在里面。”

“这可是千载难逢，如果真的有钞票在里面，你可以再随便猜一下，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呃，我猜不出来。”

“那套公寓，以及与那位男士有关的所有的事都那么神秘。没问题。”他把一只手放在盒子上，“我会帮你看管这个盒子，”他宣布，“我们都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而且不止是我看管盒子这件事，就连这盒子的存在都是机密。我会给你一张保管盒子的收据，霍尔茨曼太太，或女士？”

“写收据？其实我无所谓。”

“收据上只写莉萨·霍尔茨曼。我想知道你喜欢被怎么称呼？”

“莉萨，”她说，“叫我莉萨。”

“好，那就叫我德鲁。就像我说的，我会给你一张收据，但万一发生窃盗并且这个盒子不见了，你必须了解，我既不可能赔给你，也没有保险公司的赔偿。我可以赔你买盒子的钱，但我不负责赔里面的东西。”

她望着我，我点一点头，她告诉德鲁她明白。

“你放心，”他说，“我不偷客户的钱，我只是收费高昂。从长期来说这样会赚得更多，而且不会住在监狱里。莉萨，如果这个盒子是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事，我可以收你些钱替你保管。我也可以建议你到街角去用你结婚前的姓，或任何你喜欢的名字租一个保险箱。”他两手交叠坐直，“但你要考虑的不止是这点。你有套公寓，如果你丈夫是用来路不明的钱买的话，国税局的人可能会很感兴趣。你还有保险公司的钱，通常他们不能去碰它，但还是要看投保的险种、谁是受益人，以及你的那个微笑男孩是怎么填的税单。”他皱皱眉，“很抱歉，我不应该对你过世的丈夫表示不敬，我不是有意的，只是他把你丢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这常常使我忍不住说两句难听的话。”

“但骨子里，”我说，“德鲁其实是个王子。”

他不理我。“很有可能还有其他隐藏的资产，”他继续说，“只有当你知道它们的存在，你才可能拿得到。我想要你做的是，莉萨，给我一张五千块的支票，雇我当你的代理人。这笔钱应该足够付我替你做事的酬劳了。”

她又望着我。这次我说：“不成，德鲁，她没有钱。”

“哦？”

“没有钱在银行里。她以后还是会拿到保险公司的钱，但目前她只有一个日常支出的账户，里面的钱只够她日常开销。”

“我明白了。”

我对那个盒子投以一瞥。他的眼睛转过去又再回到我身上。“我喜欢客户用支票付款，”他说，“如果我出去一会儿，而且等我回来后再把那个盒子放进保险箱，说不定她可以写一张支票，然后等她回家后，她忽然在冰箱里发现了五千块，足够她存进银行，所以她给我的支票不会被退回来。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会留下记录，对她一点好处也没有。如果有任何人去査，他们一定首先注意到那笔存进去的现钞。”

“不错，你说得对，”他说，“妈的，让我想一想。”他往后坐下，闭起眼睛。整整过了一分钟，他睁开眼说：“好吧，我们这样办。我希望你带了支票簿来，我要请你写一张支票给德鲁·卡普兰律师，金额是两百元。”

我说：“你看，他们都是这样。他们先漫天要价，但通常你可以就地还价。”

“我没听过这话，”他说，“你全写上了吗，我的名字及律师头衔，代理人？好。”他拿起电话对讲机，“凯伦，用公司的账户开张支票给马修·斯卡德，注明是替莉萨·霍尔茨曼从事调查服务。”他把她的名字拼给凯伦，然后遮住听筒对我说：“调查？侦查？哪个词才——”

“管他的。”

他耸耸肩，对着电话说：“一百元，先放你那儿。等他走的时候，他会去拿。”

“我喜欢这样，”我说，“我们是伙伴了吗？我们这不是五五分账吗？”

他没理我，说“这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我要到走廊去一下，等我回来的时候，如果莉萨忽然发现她居然忘记她的皮包里有一万块，我可一点也不会惊奇。啊，我并没有忽然提高价钱，我过一下就回来。”

等他离开后，我打开盒子，取出两叠钞票，每叠有五十张西元大钞。她把钞票放进皮包，我负责关盒并转了号码锁。我们静静等待，直到德鲁拿着我的支票回来。“一百块，”他说，现在你可以去买辆凯迪拉克了。”

“你永远不可能猜到莉萨在她的皮包里找到了什么。”

“我猜是坦桑尼亚的象牙，不过我猜错了也没关系。”莉萨又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她拿出那两叠钞票放在他的桌子上。

他叹了口气说：“你想循规蹈矩，你想不拿现钞，但这样偏偏不符合客户的最佳利益。正因为这样律师常会惹上麻烦。”他想了想说：“一计不成，还有一计。”他拿起一沓钞票，在手上据一掂丢给我。他拿起另一叠，刷啦啦翻过，又叹了口气，把钱放进上衣内侧的口袋。面对着莉萨，他说：“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大概吧。”

“你如果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马修都可以解释给你听。现在你有了一个律师，也有了一个私家侦探，而且因为我写了张支票雇了我们的朋友，任何你告诉他的事或他查出来的事都享有特别保护，他不能被迫说出来。倒不是他会说出去，但这样一来他的屁股就完全被盖住了①，很抱歉我说了粗口，但这是真话。”他拿起盒子，“我忘了象牙有多重，特别是那种私猎的。莉萨，我会跟你联络。如果有事给我打电话，把一切交给我。任何人问你任何事都不要回答。不要让任何没有搜查令的人进入你公寓，如果有人拿了搜查令来，立刻给我打电话。马修，跟你合作永远愉快。”

①指他不会受到指责。

街上的出租车站有一辆出租车在排班，这次司机对我们的目的地——第十大道第五十七街——并不嫌弃。“那是在曼哈顿。”我说，而他表示不成问题。莉萨奇怪为什么我要说出哪一区，难道布鲁克林也有第十大道与五十七街？没错，我说，而且它们交界的地方接近日落公园与湾脊区相交之处。她说她对布鲁克林一点也不熟，但她曾去过威廉姆斯博格桥，有几个她认识的艺术家在那里有房子，不过我们离那里并不近，是不是？是的，我说，我们离那儿一点也不近。

我们就像这样随便谈着，直到我们到了目的地，我们一路上楼直到她的公寓。“我得要喝一杯，”她宣布，“从我怀孕后我就不再喝了，但现在我没有理由不喝，是不是？我想我要来杯苏格兰威士忌。你呢？”

“如果你还有剩的咖啡，我就再喝一点。”

“你不喝酒？”

“我以前喝。”

她听了想一想，开口想说什么又改变了主意。她走进厨房给我拿了咖啡，又给她自己一杯我看来非常淡的威士忌加苏打水。我们各自选了一张沙发坐下，然后开始讨论在法院街办公室接洽的经过。德鲁不想拿现钞，我解释给她听，因为律师常因此而惹上麻烦。好些辩护律师收了毒犯给他们的现金，结果出了问题。政府会以那些钱是经由非法毒品交易而得来的为理由，把钱没收充公，有时候虽然被告人的案子已经被驳回无效，他们还是有办法把钱拿走。

“格伦买卖毒品吗？”

“谁知道？”我说，“目前谁能说出他到底做过什么，但无论如何那笔钱很有可能是非法的，至少没缴过税；而且它再也无法缴税，因为德鲁不容易将它记在账面上存进银行，这样钱的来源可能会受到置疑，所以这笔钱不能入账户。”

“我以为有人喜欢收不需要入账的钱。”

“不一定。依你的情形，他虽然少付点税，但他做了违法的事。说得更清楚一点，有两个人知道他做了违法的事。”

“而那两个人是——”

“就是你跟我。他不认为我们会告发他，不然他也不会收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要我当他的面也拿了五千美元，现在我也不比他干净。哦，如果你要的话，我把钱还给你。”

“为什么？”

“这是一大笔钱。”

“你还记得吗？几个小时前我曾打算把所有的钱一股脑儿扔到窗外。”

“你不会那样做的。”

“是的，但我想那样做。几天以前我还根本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发现它们之后，我一直害怕有人会把它拿走，或为了拿这笔钱把我杀了。现在看来我可能有机会真的拿到些钱，就算我拿不到，至少我不需要再担心。如果有一卷钞票给了你，另一卷给了一个在布鲁克林的律师，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她痛快的喝了一口酒，仿佛在为她的自问自答画上句号。这引发了我一闪而过的回忆——那微带药味的威士忌，被冰块降低了温度，又被苏打水稀释，苏打水的泡沫以及威士忌的酒精流在舌尖上微刺的感觉。天哪，我几乎可以听到那背景音乐，布鲁贝克①或奇科·汉密尔顿②，或是切特·贝克的喇叭独奏，然后他放下喇叭，用那种和她的酒一样薄、一样冷、一样令人难忘的声音唱歌。

①布鲁贝克（Brubeck，1920-）美国爵士钢琴家。

②奇科·汉密尔顿（Chico Hamilton，1921-）美国爵士鼓手。

“我得打几个电话。”

“当然。”她说，“你想用卧室的电话吗？你会有较多隐私。”

“没关系。”我说。

我打给埃莱娜。“今天是漫长的一天，”我说，“而且还没完事。”

“你要不要取消？”

“不，不要。我还有好几件事得办，之后我先回家，冲个澡休息半小时。我八点左右来好不好？我们可以在转角那家小店吃饭。”

“哪家小店？哪个转角？”

“你决定。”

“好的，”她说，“八点？”

“八点。”

我挂了电话又打给TJ，然后按下莉萨的电话号码。“一个朋友有寻呼机，”我解释，“他可能随时会打来。电话铃响时，在应答机还没启动之前，我们得先接。”

“为什么不就由你来接，马修？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如果不是打给你的，就告诉他们号码错了。”

“他们会不会再打来？”

“去他的。”她说，一面咯咯笑。“我很久没喝酒了，”她说，“我想我有点醉了。你刚才是在跟埃莱娜说话吗？”

“没错。”

“我喜欢埃莱娜。”

“我也是。”

“我热了。”她边说边站起来，“屋子西向就有这点不好，下午变得很热。今年夏天每天下午我都得关起百叶窗，所以这个地方不会热到空调也不管用。但我还得记得在太阳西下之前把窗户打开。”她脱下外套，挂到椅背上，“你能留到日落后再走吗，马修？”

“我想不能。”

“我们有个录像机，我可以对着窗录下日落给你看。哦，妈的，我又说了一次。”

“什么又说了一次？”

“说‘我们’，而不是说‘我’。我有个录像机。但你不会去录下日落来看，你会吗？你会想亲眼看到日落的。还有水族箱的录像带，你看过吗？”

“我想我曾听说过。”

“格伦曾经租过一次，你能相信吗？就是为了看看什么样子。简直不可思议，你会发誓你看到真的鱼在你的电视机里游泳，那电视机就像个水族箱。你知道他们还有什么？”

“有什么？”

“一种巨型的电视屏幕，”她说，“让你挂在没有窗户的墙上，特别是如果你住在公寓的后面，从窗户望出去只有排气孔，那你就直接挂在窗上。他们可以卖给你日落录像带，就好像你从自己的窗外望出去一样，而且比真的更好，因为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看，你可以在半夜两点钟看到气象万千的日落。你看这是不是一个绝妙主意？”

“妙极了。”

“我觉得是。马修，你知道我希望什么？”

“什么？”

此时电话铃响了。“我希望你去接。”她说。

是TJ，他抱怨一整天都在找我。“我找到她了，”他说，“但我又跟丢了。”

“那个证人？”

“她看到枪杀的经过，”他说，“但要从她那里套出话来很不容易，她还是个害羞的孩子。”

“她叫什么名字？”

“我们在电话上，不要说名字，而且她告诉我的名字极有可能是假的。是个女孩子的名字，所以你知道这不是她的真名。”

“她是一个变性人？”

“她管这叫TS。我一直以为那两个字代表别的意思①。我告诉她，你叫TS，我叫TJ，说不定我们之间有亲属关系。见你的鬼，她说。”

①“变性人”的英文是transsexual，因此在这里TS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她是干那行的女孩吗？”

“她干的是怎么做个女孩。我一边拼命跟着她，一边拼命找你。你呼叫我一次，但我找不到电话。后来我找到了电话，又变成你的电话在忙。最后我终于打通了，但是一个勉强会说英文的家伙接的。我跟他说，老兄，又不是打给你的，你接什么接？现在他大概还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她是证人。她看到了什么？”

“看到我们说过的那两个人。”

“格伦和乔治？”

“在电话里可以说吗？没错，那两个。”

“她有没有看到枪杀？”

“她说她有，之前之后都看到了。看到一个躺在地上，另一个在掏他的口袋。”

“或是弯腰在他身边捡弹壳。”

“我也是这样想，你可能有问题想问她？”

“一大堆问题，”我说，“她在哪儿？”

“在外面走动。四点钟要去看医生，不让我跟着她。‘TJ，你一定有更好的打发时间的办法。’我试着跟踪她。”

“真的吗？”

“难道这不是侦探本色？只是你最好给我上点课，我好像快应付不下来了。”

“这很不容易。”

“我跟着她进入地铁站，但我没有赶上车。我跳过投币转门，但差得太远了，再加上有个傻瓜要去报告我没投币。老兄，我说，你离我远一点，别再说什么人人有责逮捕这种屁话，不然我立刻心脏病发倒在地上。”他叹了口气，“我跟丢了。”

“你能再找到她吗？”

“希望如此。我给了她我的号码，要她看完医生后呼我。如果她没打来，我会去公园找她。”

“她在哪里做事？”

“她在那条街上做。不然她就去格林尼治的西街上。她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样苦干，因为她没有皮条客，也不用可卡因。”

“那她的嗜好是什么？”

“我猜她特别喜欢看医生，”他说，“把钱存起来做这个那个手术。只要你真的疯狂地想要的话，你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可以在你身上动什么手脚。”

“在电影里，”我说，“女孩子总是想存手术费，好让她弟弟可以再站起来走路。”

“那是电影，”他说，“年头变了。”

我告诉TJ，我还会在这号码上待个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后我会先回旅馆一会儿，然后去埃莱娜那里。当我离开旅馆时我会设好转移服务，所以他可以找到我。任何时间都行，我说，多晚都没关系。

窗上显出莉萨的身影，她的曲线不再被蓝外套包着。我的眼睛被她的胸和臀吸引住。她说：“我听到你说你会在这儿再留二十分钟。”

“如果对你没问题的话。”

“当然没问题。是不是你有消息想告诉我？这个案子是不是有突破？为什么这么好笑？”

“没什么，我刚才跟一个替我做事的小孩说话。他不是个线人，虽然另外有两个这样的人，我应该去找他们谈谈。比如说我的朋友丹尼男孩，他发现了一个枪案的目击证人，或至少看到了枪案之后的情况。这算不算突破？也许不是。我得知道她究竟看到什么，或以为她看到什么，然后考虑她的证词有多可靠。”

“是个女人吗？”

“不完全是。不论我从证人那里得到什么资料，我想都会比今天早上我从沃德尔与扬特那里所发现的深入。”

“你提到你曾去过那里，但你没说你发现了什么。”我等了不止原先计划的二十分钟，又多了至少五分钟到十分钟。我把从埃莉诺那儿听来的话重述一遍，并跟莉萨·霍尔茨曼对她丈夫的了解进行核对。我问了很多的问题，在笔记本上写了好几页，这个当儿她回到厨房再去添了酒，这次的颜色似乎比上次要深，不过也可能是光线的原因，我们看到太阳开始西沉。

终于我从沙发里站起来，告诉她我该走了。“我知道，”她说，“你跟埃莱娜约好八点钟见面，然后要到转角处的小餐馆吃饭。”

“你听到了。”

“我建议你到卧室去打，可以有较多的隐私。”她说，让那句话在空气中悬荡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想先回旅馆去冲澡。”她伸出一只手，碰碰我的脸，她的手指逆着皮肤往上滑过，“你可能还想刮个胡子。”

“说不定。”

“我要搬把椅子坐在窗前看夕阳，我希望我不是一个人看。”我没说什么，而她拉着我的手臂带我走到门口。她的臀部触碰着我，我可以闻到她呼吸里的威士忌酒味，以及那股像从林子里传来的香水味。

在门口她说：“如果你发现你认为我应该知道的事，打电话给我。”

“我会的。”

“或者就打来聊聊天，”她说，“我觉得很寂寞。”

第16章

离开旅馆前，我把那捆五十张的百元大钞塞进我衣柜的第一层抽屉。这是他们第一个会找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我。没关系，我决定了，让他们找到好了，总比把整个地方搜得乱七八糟要好。我关上抽屉，出去叫辆出租车到埃莱娜那里去。

晚餐不太理想。她选的地方的确是个转角处的小餐馆，一家叫做“奇怪的狗”的法国小饭店，招牌上有只狗，毛发剪得奇短，想来就是那只奇怪的狗。埃莱娜吃素，她不能在菜单上找到任何在最近还曾飞过、游过或爬过的东西。这种情形以前不是没发生过，通常她都心情很好地随意点一样蔬菜。但这次她老大的不高兴，我提醒她这是她选择的餐馆，显然对她的心情并无助益。更糟的是，在她解释给侍者听她要点的菜时，那人故作一副迟钝状，最后厨房不但把蔬菜煮得过老，而且还多算了钱。

菜上得很慢，我们两人又都没心情谈话，于是总是陷入极长的静默。有时候静默是好的。我去的一个戒酒聚会有时像贵格教派一样，会员想说话时自由发言。当然在发言之间常有一段静默，但没有人因此而感到紧张。静默也被视为戒酒聚会的一部分。埃莱娜与我过去也曾这样分享过这种使谈话更有意义的静默。

但这一次不同。我们之间的静默暗藏着紧张和不安。我尽量不去看表，但有时候我控制不了自己，她发现我看表，我们之间的静默就更深了。

回家的路上她说：“我唯一高兴的事是这家店就在家旁边，如果我们为了那顿饭还得坐趟出租车一定让我更生气。”

“如果他们不是这样近，”我说，“我们根本不会去的。”

“我是开玩笑的。”她说。

“哦，抱歉。”

那天晚上的门房是个老爱尔兰人，二次大战后他就在这幢公寓工作了。“晚安，莫德尔小姐。”他很愉快地说，眼睛并没有正视我的存在。

“晚安，蒂姆，”她说，“外面的天气很舒服，是不是？”

“啊，棒极了。”他说。

在电梯里我说：“你知道，那个狗娘养的让我觉得我像个隐形人，为什么他无视我的存在？他以为你想让我保持神秘？”

“他是个老人，”她说，“他就是这样。”

“在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是太年轻不懂事，就是太老了不能改变，”我说，“你注意到这点吗？”

“事实上，”她说，“我注意到了。”

她的应答机上有一则留言，是TJ，还留了号码要我打去。我告诉埃莱娜我应该立刻打。“那就去打。”她说。

我拨了号码，响第二声就有人接了。一个粗哑的声音说：“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服务的？”

我要找TJ。他接过电话说：“我跟她说好了，现在你可以过来找我们。”

我斜眼看看埃莱娜。她坐在一张黑白两色没有扶手的椅子上，对着一本邮购目录里的衣服做鬼脸。我遮住听筒对她说：“是TJ。”

“难道不是你打电话去找他的？”

“他追到一个证人了。我可能应该赶去那里问她，别让她又跑了。”

“所以呢？你要去，对不对？”

“嗯，但我们有安排。”

“我猜我们最好改变计划，你说是不是？”

“给我地址。”我对TJ说。

“西十八街四八八号，在第九大道与十大道之间，对讲机上没有名字，你按四十二号。在顶楼。”

“我马上就到。”

“我们等你，哦，我忘了。”他压低了声音，“我告诉她，她可以拿到点钱。很明白吧？”

“没问题。”

“我知道我们有的钱不多。”

“现在没那么紧了，”我说，“我们多了一个客户。”我放下电话，到外面的衣柜里拿了我的外套。埃莱娜问我那个新客户是谁。

“莉萨·霍尔茨曼。”我说。

“哦？”

“格伦不像我们所知道的那么简单，他们的公寓是用现钞买的。”

“他哪来的钱？”

“这是她想要我找出答案的事情之一。”我说。

“所以现在你有两个客户了。”

“不错。”

“还有一个证人。很有进展嘛。”

“我想是的，我不知道我会去多久。”

“你要去哪里？”

“切尔西，最多一个钟头我就完事。”

“你打算再回来吗？”

“是有这样的打算，没错。”

“哦。”她说。

“有什么不对劲？”

她手上仍然拿着那本邮购目录，然后一扔，说：“今天晚上一切都不对劲。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定是我的错。但现在已经来不及补救了。你会急急忙忙结束跟那个证人的谈话，因为你觉得你应该回来看我，然后你会因此生我的气——”

“我不会。”

“——然后我会对你发脾气，因为你在外面搞得太久，或因为你回来了却一肚子火。你现在的工作已经进入状态，说不定在你问完证人之后，今天晚上你还有其他事情想立刻进行，我说得对不对？”

“我说不定应该去找丹尼男孩。”我承认，“还有别的人，不过都可以以后再去。”

“何必呢？因为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吗？明天早上给我打个电话怎么样？”

我告诉她这样很好。

我照TJ给我的地址一路找去。那是一幢廉价红砖公寓，离第十大道转角处不过三个门的距离。当我连爬了四层楼之后，从上面对我大叫：“还有一层，大哥，你没问题的。”

他们两人在一间顶楼后排公寓的门口等我。TJ一脸得意地看着我，他说：“朱莉娅，我给你介绍，这是马修·斯卡德。我给他办事，我跟你说了很多了。马修，这是朱莉娅。”

“马修，”她说，一边伸出手来，“你能来太好了，请进。”

她带我进屋，里面从上到下完全装潢过了。脚下的宽条松木地板磨过，上了亮光漆，色泽鲜红淋漓。墙壁则是淡淡的柠檬黄，但上面挂了很多画，简直看不到多少墙壁原来的颜色。墙上的作品都经专人装框裱好，从几英寸大小的素描、版画到有作者签名的基思·哈林①海报，挂在一张长椅上方的则是一张电影《巴黎在燃烧》的海报。屋内的照明都是间接打光，有各种落地灯、桌灯，其中两个的灯座是黑豹形状，另外几个则是铅玻璃灯罩。几串珠帘隔开了普尔曼式厨房②和通向浴室的门。很多珠子是那种多切面的玻璃，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①基思·哈林（Keith Haring，1958-1990），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街头绘画艺术家和社会运动者。

②一种结构紧凑的小型厨房。

“地方就这么点大，”她说，“但总算是个家。请坐，马修。我想你会觉得那张椅子挺舒服的。我要来杯雪莉酒，你也要一杯吗？”

“他不喝，”TJ说，“我跟你说过了。”

“我知道你说过，”朱莉娅回道，“但礼貌上我总该问问。我也有可乐，马修。当然是可口可乐。”

“可乐很好。”

“要不要冰块？或一片柠檬？”

她弄好了我的可乐和她的雪莉酒。TJ已经有了可乐，只是没柠檬片。她走到椅子旁，屈起腿坐在上面，然后拍拍她旁边的空位。她看TJ没有反应，看了他一眼，又拍拍椅子，这回他坐了下来。

她整个人充满了异国风味，茶色的皮肤里仿佛反射出亮光。耳朵很小，一个窄长的鼻子，一张丰满的红唇。她的眼睛及高额骨使她的长相微带一种欧亚混血的味道。面颊肤色细腻，看不出任何刮过胡子的迹象。她的头发经过沙宣的调理，是一束有条纹的金发，虽然绝非自然，但看起来跟她的人很相配。她很纤细，一双长腿，站起来总有五英尺八英寸高。一套伊斯兰深宫的睡衣打扮展示了她的身材，高胸细腰，臀部紧致。她擦了口红，涂了指甲，挂了叮当摇晃的耳环，脚下一双珠子拖鞋，看起来十足是个丽人。

我脱口说出我心头第一感：“你可以骗过所有的人。”

“谢谢你。”

“你叫朱莉娅？”

“是朱利奥，”她用一种西班牙口音说，“我过去是一个西裔男子，现在我是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你当女人多久了？”

“按你的算法是五年，对我来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女人。”

“动过手术了吗？”

“哪个手术？我做过几个手术。我还会再做，但我还没有做‘那个’手术。”

“哦。”

“我做过脸部手术，我也隆过胸，”她托住她的胸，“我先做荷尔蒙治疗，然后再小剂量注射。我也消掉过几个痣。等我筹够了钱，鼓足了勇气，下一个手术我要做的就是这里——”她一根手指摸着喉咙，“他们可以动喉结，有喉结很容易就被发现了，他们可以把它大幅度变小。但想到他们要割这个地方就觉得可怕。不过我想这是值得的，而且你根本就看不到疤痕。”她啜了一口琥珀色的雪莉酒，“而且这个手术还是没有‘那个’手术令人害怕。”

“我可以想象。”

她笑了起来。“哦，我猜你能想象，”她说，“而且一经改变，你不能再回头。你不能跑去告诉医生，你改变了主意，请他把它缝回来。你看TJ，我只是说说罢了，就让他坐立不安成这样。”

“我才不在乎。”他说。

“哦，是吗？马修，你不觉得TJ能变成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吗？”

“少胡扯。”

“我以为你才不在乎呢。你看，TJ的高度相当，不像有些变性人高得不正常，肩膀有点太宽，但我们可以想办法。”她转过去面对他，一只手放在他的胸上。“你会喜欢的，TJ，”她说，“我们可以在一起当女孩子。我们玩另一个人的胸部，我们可以一块上床。”

“为什么你会说这种话？”

“很抱歉，”她说，“你说得对，这样子一点淑女风度也没有。”

“少放狗屁。”

我说：“朱莉娅，我听说格伦·霍尔茨曼被杀的那个晚上，你在街上？”

“我们要谈正经的，是不是？”

“我们最好开始。”

她叹了一口气。“男人，”她说，“总是匆匆上阵，不懂细细挑逗的妙处。急什么嘛？为什么不停下来，嗯，闻一闻花的香味？”正当我迟疑不决，她放声一笑，很友好似的拍拍我的膝盖。“请别介意，”她说，“有时候我做得太过分了，不错，我是在那里。”

“你到底看到什么？”

“我看到格伦。”

“你认识他？”

“哦，不，你的意思是我为什么直呼他名字？嘿，他已经死了，所以干吗要那么正式？不，我从来没见过他。”

“那天之前你曾看过他吗？”

“你的意思是在街上？我想没有。你自己在十一大道上逗留过吗？我不相信我曾经在那里看过你。”

“我住在附近，”我说，“不过我很少去那里。”

“没人去那里。那里没有多少行人，没有那种逛街的人。除了像我们这样有东西要卖的。有意的顾客很少是步行去的。通常是开车，或开旅行车，但你如果上了旅行车，你等于把你的性命握在别人手上了。我为了这对乳房花了这么一大笔钱，可不能让那种神经病给割了。去年有一个东城的女孩就给做了，你大概看过那条新闻。”

“是的。”

“他是步行，”她说，“格伦，一个有吸引力的男人，穿得又整齐。我原以为他是来嫖的，但他不看女孩。就算那种很害羞的，那种不敢走上前来或开口说话的人都会盯着我们看。他们可能偷偷地看，虽然不是瞪着我们，但至少他们会看。”

“但他没有。”

“没有。这表示他对我不感兴趣，所以我也对他失去了兴趣。我要讨生活，我的心思当然放在那里，不再注意他。稍后我碰巧往那里瞥一眼，他正在打电话。”

“我想你大概不会注意到时间。”

“哦，”她说，“我只知道是晚上，因为天已经黑了。”

“我懂了。”

“之后有客上门，”她说，“是一位以前我约会过的男士，不过我不会说他是常客。他开了一部有新泽西州牌照的富豪汽车。那种专门在暗地里偷腥的客人。我们开到街角处停了车。”她伸出食指放进嘴里，两眼望着我上上下下地吸吮。“没花多少时间。”她说。

我看了TJ一眼，他尽量保持面无表情。“然后，”她说，“我回到我的老地方。让我想想看，我跟他隔着大街，我比较接近五十五街的街角，而他在五十四街的街角，就在本田车展示场前面。我那时候有没有看到他？我想没有。我不觉得我有任何理由往那个方向看。”

“然后呢？”

“然后有部车停下来，一个男人摇下窗，我们开始谈生意，不久我们谈崩了，但我们还在交涉时，有人开了枪。”

“街对面。”

“听起来是这样，但我不能确定。当时我不能确定是枪声，但我想应该是。”

“几声？”

“三声，但这是我从新闻里得知的。当时我可没数。事实上我根本没留意，我忙着谈生意，但很快就泡汤了。我那个追求者想不用保险套就跟我干。‘我不担心，’他说，‘我可以看出来你的健康没问题。’没错，而且我还打算一直保持，多谢多谢。所以除了枪声，还有其他事让我分心。之后我们确定谈不拢了，于是我站回去，他则开车走了，就在这时候，我听到第四声。”

“在第三及第四声之间隔多久？”

“我不知道。我听到第四声时我心里在想什么呢？哦，对了，已经有过枪响。它们在我的脑子里，只是我没有去想它。”

“你什么反应？”

“我往枪响的地方看。但枪响时，那部车仍挡在我面前，而且街上还有其他车辆来来去去，遮住了我看那个角落的视线。等我终于可以看清楚时，我只看到格伦躺在人行道上，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因为你还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不，我甚至不知道他是我稍早曾看过的男士，因为他脸朝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对我来说，当我跟那位大丈夫先生谈生意的时候，我稍早看过的那个男士已经回家了。当然，后来我在报上看到他的照片，我才发现我曾见过他。但那时候，我唯一认出来的人是乔治。”

“乔治·萨德斯基，但你也不认识他是不是？你是从报上或电视上看到他的。”

她摇摇头。“我常常看到乔治，”她说，“刚开始时我看到他就害怕，他那副瞪人的样子，但所有的人都说，哦，那是乔治，他不会害人的。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会跟他打招呼。‘嗨，乔治！’但他从来不回答。”

“你在枪击案发生的那个晚上看到他？”

“弯腰对着尸体。”

“那是不是你在那个晚上第一次看到他？”

“我不知道，你得知道，乔治就像是街景的一部分。你没有理由记得看过他，或是分辨出每次看到他时的不同。我可能稍早之前看过他，也可能一个星期都没看到他。我先前看到他跟格伦在一起吗？没有，直到枪杀过后我才看到他们。”

“他弯腰看格伦是吗？你想他在做什么？”

“我看不出来。可能在察看是死是活。可能想拿他钱包。”

“你猜人是他杀的吗？”

“不，因为我发现那是乔治，而我知道他不会害人。”

“你不知道他有枪。”

“从没有人提起过，他当然也没有给我看。”

“他弯腰对着尸体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他的手上有枪？”

“没有，但我在相当一段距离之外。我戴了隐形眼镜，就算这样，我还是可以看出他手上有没有拿东西。但我的印象是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

我反复问了她好几遍，再也问不出多少名堂来。她对所看到的部分有把握的程度比我原来期望的要高，但她并没有看到枪杀经过。她的证词使乔治无辜的可能性增加了一点，但也不过如此。凶手到底是谁还是没有一点线索。

我问有没有其他可能的人证。

“我不知道，”她说，“半夜之前街上都很冷清，清晨两点到四点半之间才会真正活跃起来。很多嫖客都先喝酒，酒吧四点关门，半个钟头后所有人都回家了，或是到通宵营业的地方去。”

“你去得早。”

“我喜欢早去。我们印度来的深色姐妹常爱说，早去的黄鼠狼有眼镜蛇吃。顾客少儿个，但竞争也少。倒不是我害怕任何竞争。”她斜斜看了我一眼，“最主要的是，我宁可在他们还没灌饱酒之前成交。那些已婚的男人——你还没结婚吧？没戴婚戒。”

“我还没，没有。”

“但TJ说你已经有人了。”

“不错。”

她叹口气：“所有的好男人都给订了。我刚刚说什么来着？哦，在说早点做。我喜欢早去早了，一旦赚够了就下班。晚上剩下的时间都是我的了。但首先我要办好事。说起来——”

“什么？”

“嗯，我不想提，但TJ说我花的时间会有报酬。”我从我的钱包里找出两张五十块钱。她细细地塞进她回式睡衣里的那道深沟。“谢了，”她说，“坐在这里说两句话就收钱好像太不够意思了，可你绝不会相信那些医生收的费用有多高，保险公司又不付，那是说如果我有医疗保险的话，当然我也没有。”她碰了碰她的喉结。“不久之后，”她说，“我要把这个小缺点给纠正了，你会很高兴你也作了贡献。但我知道你的工作已经带给你很多成就感。”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多。”

“哦，你太谦虚了，”她说，“到圣诞节时我应该有办法把它剥了。至于这个——”她拍拍她的两腿之间——“我就不知道了。所有跟我在一起过的男人都想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去做。好像到那时我就是个真正的女人了，更具诱惑性。”

“哦？”

“但十个里有九个会把着它不放。如果那话儿真这么讨人嫌，如果他们真的不感兴趣，当我在和他们干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一直想摸它？他们不只想摸它，他们想要它有反应。不论他们多么没有经验，他们想要把它放进嘴里，他们想要它在任何你可以想象的地方。”她注视她的酒杯，发现已经空了，她放了下来。“他们不是同性恋，”她说，“大部分的人都戴着结婚戒指。他们不会让另一个男人给他们口交，更别提由他们自己来做了。但他们看我是个女人，因而得到解放。让他们自由地享受我的身体。”她耸耸肩。“如果这真这么不得了，”她说，“说不定我该留着它。”

我们了解不论在庭上或庭外她都不愿作证。“我不行，”她说，“那晚我可是在家看《巨星的诞生》，一边大嚼微波炉爆米花。我是说真的。在外面不知道有多少皮条客想找个理由整独立干活的女孩子。你只是跟警察随便说两句，说他穿着制服看起来有多帅，马上会有人借机教训你。想都别想，我是不会坐下来跟官方人士谈的。”

我喝完可乐，说我该走了。

“啊，现在你知道怎么来这里了，”她说，“我希望你还会再来。你也要走了吗，TJ？他真可爱，是不是？马修。跟这小孩开玩笑太好玩了。我只希望他的皮肤稍微淡一点，我就可以看他脸红的样子。他脸红的时候我知道，但我喜欢亲眼看到。”

她走到TJ面前，两手环抱住他。她比他高了一两英寸。她紧靠着他在他的耳边细语，然后放开他，笑着扭到了门口。我跟着TJ走下五层楼，我们两人都一言不发。到外面后我说我想要喝点咖啡。我们走到第十大道，但除了两家酒吧之外我找不到别的店。我们走回第九大道，找到一家只有一个顾客的古巴-中国咖啡店。我们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我叫了杯咖啡，TJ要了杯牛奶。

“那就是朱莉娅。”他说。

“我以为你们是老朋友了，”我说，“看她对你的那副样子。”

“啊，嗯，她是那种一下子就跟人熟悉的人。她真怪，嗯？”

“我喜欢她。”

“是吗？”

“嗯。”

“不管怎样，她是一个很好的证人。”

“非常好，”我说，“她没有看到所有的事，但她看到的部分看得很清楚。你这事干得好。”

“嗯，这是我该做的。”

“有没有什么心事，嗯？”

“没有，一切都好。”

我们陷入沉默。那个侍者好像腿断了一样，拖着步子慢吞吞地送来TJ的牛奶和我的咖啡。我说：“还有一件事你也许可以帮我做。”

“什么事？”

“我需要一把枪。”

他睁大了眼睛，但只一会儿工夫。“哪种？”

“最好是左轮。”

“口径呢？”

“点三八上下。”

“还要一盒子弹？”

“只要枪里有子弹就行了。”

他想了一想。“得花点钱。”他说。

“你觉得要多少？”

“不知道。从来没买过枪。”他喝了些牛奶，用手背抹抹嘴，再用纸巾擦擦手，“我知道有两三个哥儿们有枪要卖，应该没问题。一百块钱左右怎么样？”

我数了钞票，放在手掌下给了他。他手一翻放进膝下，这样街上的人不会看得到，他数数钞票一脸疑惑地对着我：“三百块？”

我说：“一百块钱付你办成的事，这样我就不欠你了。其余的拿去买枪，买枪可能比你想得要贵。不论多少钱，你可以把多的钱留下来。”

“酷！”

“你在烦恼什么，”我说，“如果你觉得我该多付你钱，你就说。”

“狗屁，”他说，“不是为那个。”

“那就好。”

“你想知道为什么？就为了那个朱莉娅。”

“哦？”

“我的意思是，她是什么？她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嗯，我们一直叫朱莉娅‘她’，如果我们不当她是女的，我们不会这样叫。”

“她可不像任何我看过的带棒的妞儿。”

“可不。”

“看起来也不像。如果你在街上看到她，你不可能猜到她不是女的。”

“是猜不到。”

“就是近看你也猜不到。很多人你一眼就看出来了，但她可以瞒过你。”

“我同意。”

“如果一个男人跟她在一起，他算是什么？”

“他可能很快乐。”

“别开玩笑了，大哥。她会不会变成同性恋？”

“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同性恋，”他说，“你会想要男人，是不是？所以你为什么会去找个像她那样的女人。”

“你不会。”

“但如果你想要女人，”他继续，“为什么你会找个带棒的？”

“我也想不通。”

“而且为什么她要说那种我很适合变成女孩子的狗屁话？”他伸手放在胸前好像握住的是乳房，然后皱眉瞪着它们，“对我说这种烂话。”

“她只是喜欢口出惊人之语而已。”

“哈，没错，她是很惊人。你曾经跟像她那样的人一起过吗？”

“没有。”

“你会吗？”

“我不知道。”

“你现在跟埃莱娜在一起，但如果你没有——”

“我不知道。”

“你知道她在我耳边轻声细语地说了什么？”

“她说一旦你摆脱了我就会去看她。”

“你听到了。”

“只是随便猜的。”

“很准嘛。她的地方不错，翻修得很好。从来没看过红地板，除非是塑胶的。”

“我也没看过。”

“还有那些画，要看好几天才看得完。”

“你想回去吗？”

“我正在想。她把我搞晕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想做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

“如果去，我感觉怪怪的，但如果我不去，我觉得更怪。你明白吗？”他摇摇头，舌头啧啧作响，用力叹了口气。“或许我害怕，”他说，“害怕我可能发现什么。”

“但如果你不去呢？”

他忽然笑起来，“害怕我可能错失了什么。”

第17章

我在普根酒吧找到了丹尼男孩，普根酒吧在西七十二街上，是他的老巢。他坐在他常坐的那张桌子前，桌上摆了一瓶冰镇俄罗斯伏特加。他弯起右腿，右脚不偏不倚落在左膝上，他正在检查他的鞋子。事实上那是一双半筒靴，灰黄色，有点鞋跟。

“我真弄不明白这个，”他说，“你认不认得出这是什么皮？”

“是不是鸵鸟？”

“没错，”他说，“这正是让我烦心的地方。你见过鸵鸟吗？”

“很久以前在动物园里见过。”

“我只在电视上见过。《自然》啦，《国家地理杂志特辑》啦。很壮丽的动物。不能飞，但跑得极快。想想看有人杀这样的动物，就是为了剥它的皮来做靴子。”

“听说他们现在的技术不错。”

“它们被杀不要紧，”他说，“让我不舒服的是太浪费了。老天，只有它们的皮被拿来利用。如果它们的肉也可以吃又不同了，但一定不怎么好吃，不然整城的餐馆早就放进菜单了。”

“鸵鸟肉片。”我建议。

“我在想鸵鸟皮靴。但你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眼前有这么一幅景象，数千只的鸵鸟尸横遍地，就像在大平原的水牛一样。”

“它们是贪婪的鸵鸟剥皮人的受害者。”

“由传说中的鸵鸟比尔①领导。难道你不觉得这很浪费？”

①丹尼是从“野牛比尔”派生出的这个词。

“我想是的，但你穿的是一双很好看的靴子。”

“谢谢你。他们告诉我很耐穿，鸵鸟皮做的皮货不错。说不定我们是该杀它们来当皮料，不然到处都是鸵鸟，它们会比老鼠更糟。老天，它们太多了。”

“可能也跑得更快。”

“它们会摧毁琼斯海滩，”他说，“再没有地方可以放你的毛巾。每隔几步路就有只鸵鸟一头钻在沙里。”

说不定他在电视上看过琼斯海滩。我敢打赌他从来没去过。丹尼男孩·贝尔，个子矮小，穿着优雅，父母虽是黑人，但他皮肤有病，白得像褪了色，而且他跟吸血鬼德拉库拉一样，绝不在日光下出现。晚上你可以在普根或鹅妈妈之家找到他，一边喝酒，一边交换消息。但到了白天，你哪儿也找不到他。

我问他有没有听过与格伦·霍尔茨曼有关的传闻。没有，他说。他知道的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无辜的受害者，携带枪械的神经病，罪案累累的街道。我说实情可能不是这样，死者虽然是拿薪水过日子，但经手的可是巨款。

“哦，”丹尼男孩说，“靠不在账面上的钱过日子，对不对？我从来没听说过。”

“说不定你可以到处问问。”

“说不定我可以试试。你好不好，马修？美丽的埃莱娜怎么样？什么时候你跟她结婚？”

“老天，我正想问你，丹尼男孩，”我说，“你是拥有所有答案的人。”

我叫了出租车到几个地方去转转，找了好些个像丹尼一样消息灵通的人。他们不像丹尼穿得那样优雅，或那样擅长闲聊，但有时候他们会听到有用的话，所以还是值得一去。

结束时已经过了午夜，我坐在第凡尼的角落，我指的不是第五大道上那家珠宝店，而是谢里丹广场上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屋。离休斯敦街上一个午夜的聚会不远，而那个地方在格林尼治村一家最臭名昭着的午夜俱乐部附近。我正在想要不要参加，发现我已经错过了一半。半夜两点还有一个戒酒聚会，不过我不想留到那么晚。

现在打电话给埃莱娜也太晚了。

打电话给汤姆·萨德斯基更嫌晚，虽然是到了我找他谈谈的时候了。我的工作像风车上的帆布篷一样开始转动了起来，逐渐有点进展了。我越想，越觉得乔治·萨德斯基是无辜的。

只要我有点运气，应该有办法证明。若我仔细调查霍尔茨曼，应该可以找到有杀他动机的人，这通常表示我已经赢了一半。你一旦知道是谁干的，你只需要去证明，而且在法庭上我并不需要提出证明是谁杀的。我只需要说服有关人士不再起诉乔治。那样乔治可以回到他原来的生活中，重新恢复为一个对他自己危险、但只是惹人不顺眼的人。

我叫了另一杯咖啡。一男一女从前面的雅座站起来去付账。那个男人对我点点头，我挥挥手。我认出他以前参加过不远处的佩里街聚会。如果我刚好在这附近，有时我也会去参加。说不定我们应该搬到这里来。我在第六分局工作时，自然在格林尼治村的时间很多。那也是多年以前我跟埃莱娜首次见面的地方。

那时候以来，这个地方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但大致说来并没有纽约市其他区域的变化那么大。这里大部分地方成为特定的历史保护区，建筑物成为被保护的地标。此处高楼大厦比较少，弯弯曲曲街上的三层政府房子，也比埃莱娜或我住的地方人性化。有很多的戒酒聚会我可以参加，埃莱娜可以走路去纽约大学或纽约学院上课，苏荷区的画廊不过是十分钟的距离。

这是不是我真想要做的事？

我知道我想要做什么。

“是马修，”我对着她的应答机说，“现在很晚了，但是，呃，如果你没睡的话，我想要跟你谈谈。明早我给你打电话。”

她接了电话，“哈罗。”她说。

“很晚了。”

“还好。”

“我希望没有吵醒你。”

“没有，就算你吵醒了我也没关系。我希望你打来。”

“哦？”

“是的。”

“我在想……”我说。

“嗯？”

“我在想你需不需要有人陪你。但我觉得实在太晚了。”

“不，”她说，“不算晚。”

我乘的出租车沿着第八大道向北走，在五十七街左转，经过我的旅馆门口，在第九大道遇上了红灯。在我的心里，我听见我对司机说，没关系，我就在这里下车。但这些话并没有说出口，然后红灯转绿，我们继续西行。他做了一个不违规、但并不常见的一百八十度回转，把我在我的目的地放了下来。

大厦的门房昨天还是一肚子疑心，今天却一脸熟识地微笑。他还是先跟楼上通话，然后再微笑示意我去乘电梯。第二十八层，我一敲门，她就开了。她在我身后关好门，插上门闩，转身向我，用她那双深深的蓝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她穿了一件睡袍，深绿色镶着黄边。下面是某种睡衣，淡粉红色薄薄的，赤着双脚。

我可以闻到她香水的味道，或是我以为我闻到了香水的味道，很难说，在出租车里也有一股这样的香味。

她说了些话，我也说了些话，但我记不得说了些什么。然后我说这是一个很不平静的晚上，然后她说可能因为今晚满月，她一边走到窗前去看月亮。

我跟着她去，就站在她的身后。我没注意月亮，我找的不是月亮，或者说不是真的在找。

我双手放在她肩膀上。她叹息着向我靠过来。透过睡袍我可以感到她身体的暖意。她在我怀抱里转回身望着我，她的嘴松开，她的眼睛显得更大。我向里面望进去，害怕我会在里面找到什么。

我吻她，害怕我可能错失了什么。

之后我躺在那里，感觉流出来的汗水逐渐在我的皮肤上冷却，静静听着自己心跳的声音。我觉得焕发着激昂欢娱的生命力，但同时又被悲伤及后悔所掩盖。

我说：“我最好回去。”

“为什么？”

“太晚了。”

“你打电话来的时候这样说，”她说，“你刚到的时候也这样说。”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晚了，而且明天我有很多事要做。”

“你可以留在这里。”

“算了。”

“为什么不？我会让你好好睡的。”

“是吗？”

“多少让你睡一点。”她平躺在床上，双手搁在平坦的小腹上，眼睛往上直视着天花板。她的上唇有淡淡一层汗水的痕迹。我们之间的静默持续下去，她终于开口：“我很喜欢埃莱娜。”

“哦？”

“是真的。”

我撑起一只胳膊肘俯看着她。“我也是。”我说。

“我知道，而且——”

“我爱她，”我说，“埃莱娜与我属于彼此。我和你之间与我和埃莱娜之间没有一点关系，对我们没有影响。”

“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呢，马修？”

“我不知道。”

“你打电话给我，对不对？是你打的电话不是？”

“是的。”

“所以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你提供服务的一部分？‘很抱歉，亲爱的，我不想吃完就走，但我得去和我的客户上床。’”

“别说了。”

“‘她是一个寡妇，你知道她们会怎么样，那个可怜的东西大概饥渴得要命。’”

“我怎么会这么想。”

她看着我。

“今天下午你不想我离开，”我说，“你需要人陪你看日落。”

“我很寂寞。”

“仅此而已？”

“不，不是，我被你吸引，而且我知道你也被我吸引，至少我很确定你是如此，我希望我们之间会有进一步的关系。”

“是发生了。”

“没错，是发生了。但现在你希望我变成一个南瓜，一个比萨，或干脆一缕烟。因为你爱埃莱娜。”

我说不出话来。

“相信我，”她说，“我不想让你的生活变得复杂，我不想戴你的结婚戒指，或生你的孩子，我甚至不想要鲜花。我要你继续当我的侦探，而且我要你做我的朋友。”

“这很简单。”

“是吗？”

“嗯。不过这两个角色之间可能有冲突。”

“你是什么意思？”

“当你说谎的时候，侦探一定会注意到，但朋友却能睁只眼闭只眼。”

“我什么时候说谎了？”

“嗯，那是一个很容易看穿的谎言。当我打来时，你说你还醒着，事实上你已经睡了。”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你不能骗过大侦探，”我说，“我到的时候，你穿着睡衣睡袍。”

“所以你打来时，我一定在睡觉。”

“不错。”

“我穿着睡衣，当我起来时我披上了睡袍。”

“反正你说什么是什么。”

“当你打来时，”她说，“我坐在客厅看HBO的《贝克男孩》，穿着今天下午你看到我时的衣服。”

“浅棕色长裤及绿色的高领上衣。”

“不错。等我跟你讲完话，我关上电视脱光衣服。我搽了点香水，重新化过妆，然后穿上睡衣睡袍。”

“哦。”

“我这样做可能让我像个荡妇，但管他的，我可不在乎。”她两只手抓住我的手，“回到床上来，大侦探。我们一起来寻找线索。”

我离开时已经四点多了。酒店都已关门，关了也好。我经过五十七街走回家，我的心里同时充满了太多的东西，根本无法作任何分析。我也不想分析，我只想把我的感觉关闭起来。

我直接回房间，压根儿没在柜台那里停留。我脱了衣服去洗澡，有时候这么晚不再有热水，但这次还有很多，而我一定几乎把热水全用光了。

我擦干后立刻上床。我有一长串的事情要想，但我累得不能思考。我闭起眼一头栽在枕头上就此睡去。

睡前我还是勉强定了闹钟。九点半闹钟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等我把闹钟按掉后，我的梦已经完全飞逝。我所能记得的是在一间房里有好多人跟我在一起，而我一丝不挂，身上没有半缕衣服。

我又冲了个澡，刮胡穿衣。出门之前我到柜台拿我之前没拿的留言，但一个也没有，我觉得不可思议。在我一脚踏出了门后，才想到离开埃莱娜那里时我并没有取消转移服务。我直接去了切尔西，一直到天亮前才冋旅馆。

我上楼去做我必须做的事。我想到打电话给埃莱娜查查有没有留言，不过如果真有要紧的事，她一定早就直接打到旅馆。过去我这样犯迷糊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做。

而且她可能正在健身房练肌肉，就算她没有，呃，我还没有跟她说话的心理准备。

我有很多事要做。我在街角处随便买了点早餐，坐了地铁到中城的钱伯斯街，然后到各种州立及市政府办公处查资料。现在我对格伦·霍尔茨曼多了几分了解，而最引起我兴趣的是那套我感觉在里面犯了通奸罪的公寓的所有权。最早的房主是一个叫多重线圈的制作公司，这个公司在三年以前从建筑商那里买下这套公寓。显然，多重线圈公司失去了所有权，因为格伦·霍尔茨曼在一年半以前从一家叫美国减价资产的公司那里买了下来。他们在四月十三日给了他地契，这事发生在他和莉萨结婚前一个月。

这事甚至可以追溯至他向她求婚之前，在他还没有遇上那个女孩的时候，他一定已经开始磋商买房子的交易，所以才可能在那个时候完成交易。这一切都极其诡异。或许他坠入情网是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有了房子可住。或者他觉得这项交易好得不能错过，但到底是怎样的交易？我找不到他付钱的资料，应该有记录才对，但我就是找不到。

四点左右我打电话找到了乔·德金。我说：“你知道，该死的，我就在警察广场的角落，但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忙的熟人。”

“所以你就打来找我。”

“正是，一个小问题，只花一分钟。”

“我一分钟的宝贵时间。”

“你一分钟的宝贵时间。格伦·霍尔茨曼在警方有过记录吗？”

“天哪，见你的鬼，你现在在搞什么？”

“有没有？”

“当然没有。”

“你确定？还是你自己凭空猜想的？”

“算了吧，马修。难道你以为没人会去查？从林白绑架案①后，没有一个案子比这个更轰动了。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在查？”

①一九三二年，着名飞行员林白仅二十个月大的长子被绑架并撕票、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轰动的案件之一，被人称为“世纪罪案”。

“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已经查了。”

“得了吧。”

“尽管嘲笑我好了，”我说，“去查查有什么害处？”

“又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到了目前的阶段。我发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在管这档子狗屁事情。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只需要花两秒钟。你只需要在你的电脑上按几个键。它立刻会告诉你有没有，我们两个人不就都知道了。”

“它只会告诉我要求无效，要不然就是未经授权不得使用。你的运气好，在这些混账还没进来之前，你已经滚蛋了。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刚从警察学校毕业的小子一两分钟之内就摸明白了。让我觉得我好像是操他娘的恐龙……妈的……好吧，我找到了。他没有记录。很惊奇吧？”

“你确定？”

“当然，我确定，至少他既没有犯过重罪，也没有因为轻罪而被关起来。说不定他闯过红灯，说不定他藐视法律，有一大堆没付的停车罚单。我操他娘的不会知道，而且他别想让我的电脑跟管罚单的电脑说话，因为我不想干。”

“他没有车。”

“他可以租一辆。你租车也可以拿罚单。”

“事实上，”我说，“我对罚单不感兴趣。”

“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说真的，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你还在查这个案子？”

“乔，我才办了不到一个月。”

“所以呢？好吧，我得走了。等你不再跟自己开玩笑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你可以请我出去吃个汉堡。”

我给自己买了一杯咖啡，奇怪为什么他的情绪这么焦躁。我不过是依照传统办案的步骤从被害人着手，难道我不应该确定被害人有没有被捕记录？最有可能是已经有人查过了，但为什么我不能再查一次？而且他为什么对我还在办这个案子感到惊愕，甚至轻蔑？

我坐在汤姆·萨德斯基的对面，收他一千块的时候是上星期六的下午。今天不过是星期四。我只办了四天。我还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但这提醒了我，我一直在计划打电话给我的客户。我查了我的记事簿，打电话到他店里。一个女人接的，没问我姓名就叫他。

我说：“汤姆，我是马修·斯卡德。我想我该告诉你侦査进行的情况。”

“你是什么意思？”

“原来我很不愿意办这个案子，但现在看起来你哥哥真有可能是无辜的。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检察官看，但比起上星期六我要有信心多了。”

“你有信心。”

“绝对有，”我说，“而且我认为你也想知道。”

经过一长段的静寂，他说：“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但你怎么可能开这种玩笑？我想到的是——一个人怎样转念头是很有趣的。其次我想到的是，老天，这狗娘养的一定喝醉了，他一直偷偷喝酒，不然他怎么会这样神经。刚才我的心里正掠过这个想法，就是这样突然。”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汤姆。”

“你不明白，”他说，“你真不明白，昨晚的夜间新闻，今早所有的早报都有了，但我猜你既不看电视，也不看报。”

我觉得浑身不对劲。“告诉我，怎么回事？”我问。

“乔治，”他说，“我的哥哥乔治，他们把他转走了，从贝尔维再回到瑞克斯。昨晚有人在他身上捅了一刀，那个可怜的家伙。他死了。我哥哥乔治死了。”

第18章

“汤姆，”我说，“我很遗憾，非常抱歉。”

“嗯，我知道你很遗憾。我姐姐昨晚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的。她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半个小时之后才有人正式通知我们。怎么会有这种事？”

“怎么回事？”

“哦，天哪。另一个家伙，那里的另外一个犯人。也是在贝尔维的，他和乔治争执起来。然后那个人回到瑞克斯的精神病房，一两天后乔治也去了，那个家伙就找上乔治，刺死了他。”

“实在太不幸了。”

“你听清楚了，那个家伙是坐轮椅的。”

“那个——”

“不错，那个杀他的人。腰部以下半身不遂，甚至不能摇他妈的脚趾，但他能杀乔治。而且还不是第一次。他进那里是因为他用刀刺他妈，差别是她活下来了。”

“他哪来的刀子？”

“是把手术用的小刀。他在贝尔维偷的。”

“他在贝尔维偷的，然后藏起来带回瑞克斯？”

“不错，黏在轮椅下面。而且他还在刀锋底部缠了胶布，所以它不会变脆。我的意思是，有人跟茅坑里的老鼠一样疯狂，但他们并不笨。”

“没错。”

“我姐姐还说了些非常奇怪的话，‘现在我不再需要担心他了。’他会不会有足够的东西吃，他有没有麻烦，他需要有地方睡觉。他被关起来的时候，她说她反而放心了，现在他死了，岂不更可以放心。问题是，我了解她的意思。他现在安全了，没有人可以伤害他，而且他也不可能伤害他自己。除此之外，你想知道吗？”

“什么，汤姆？”

“他只走了一天，但我记忆里的他已经不同了。我的外祖母有老年痴呆症。她死的时候，已到了可怜又可怕的地步。你知道他们的状况吧？”

“是的。”

“我们家人常说，最残酷的事情是，她的病改变了我们对她的看法。这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从欧洲移民到这里，养了五个孩子，能说四种语言，做饭、打扫，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最后你看到的女人，嘴角流着口水，尿了一床，发出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可以发出来的。

“但她一去世，好像变魔术一样，马修，一夜之间我记起她以前的样子，而且这是我唯一记得的。当我现在回忆我的外祖母，她永远穿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我得很费力地去想，才记起她在养老院病床上的样子。

“现在我也这样子想乔治。那些涌上来的回忆，那些我多少年都没能去想的事。在他从军以前，在他开始丧失心智以前。回到我们都是小男孩的时候。”

过了一会儿他加了一句：“但还是很悲哀。”

“是的。”

“你原来说什么，说他可能是无辜的。很讽刺，是不是？”

“看起来很有可能。”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要愤怒。如果他们没有把他关起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这没用，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你看他怎么死的，被一个坐轮椅的家伙刺死。如果这种事会发生，你只能说想逃都逃不掉。命运，因果报应，上帝的旨意，不论你怎么说，它就是你手上的牌。”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要听一些让你作呕的话吗？有两个不同的律师打电话给我，要我一定得去告纽约市政府。我有充分理由告他们过失杀人，因为我老哥在他们的管辖之内，他虽然没有犯错却被杀死了。你想我会为这个去告纽约市政府吗？我要做什么，要求赔偿吗？他们要怎么计算他生命的价值，把他在剩余的生命里可能回收的瓶瓶罐罐的钱加起来吗？”

“现在每个人都在打官司。”

“我当然不知道。去年我有个客户——哼，祝他下地狱。这样说好了，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不幸遭了雷劈，谢天谢地居然活了回来，他跑去找他的律师要告上帝。我不想像这样过日子。”

“我不奇怪你这样想。”

“无论如何，”他说，“我要谢谢你当初愿意接这个案子。我给你的钱如果不够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会寄张支票给你。”

“钱不是问题。如果我有进一步的发现——”

“为什么会？我哥哥已经死了。案子结束了，是不是？”

“我相信这是官方的看法。”

“也是我的看法，马修。到底还有什么理由要去澄清他的罪名？不论他现在在哪里，对他都不会有什么区别了。他已经得到平静了，愿上帝祝福他。”

我立刻打电话给乔。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我就说：“别说了，我才知道萨德斯基昨晚被杀了。”

“你一定是全城最后知道这条新闻的人。”

“我睡晚了，又没买报纸。我在车上看到头条新闻，但这条并没有在头版出现。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那个参议员和他的烂货。之前我还奇怪你干吗发那么大火。”

“我是奇怪你干吗要去医死马，或想给它来个口对口人工呼吸。”

“好一幅迷人的景象。”

“嗯，我是一个迷人的家伙。”

“我所知道的都是从我的客户那里得来的。听说是另一个犯人干的。”

“另一个神经病，因企图杀他妈被关了起来。只能坐在轮椅上——我想你听过这个。”

“我知道了。”

“这是最不可思议的部分，”他说，“如果是我在编《邮报》，老天知道，我会把那个参议员和他的金屋美人从头版挤走，我会全版刊登那把轮椅。而且还是一个瘦巴巴的男孩，看起来像个银行出纳员，不过我猜那狗娘养的一定很有点本事。轮椅，操，他就是全身包扎起来也会是一大威胁。”

“确定是他干的？”

“绝对肯定。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警卫面前干的。让他们看起来蠢透了，居然这种事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发生，但你有什么办法？那个操他娘的快得像眼镜蛇。”

“他干吗要这样做，有人知道吗？”

“所有人做事都有理由吗？他和乔治显然在贝尔维有点小冲突。说不定乔治说了几句跟冈瑟他妈有关的话，说得很难听，似乎是说他妈根本不值得一杀。”

“那是他的名字，冈瑟？”

“冈瑟·鲍斯，出生于里奇伍德一个良好的德国家庭。这里有两个家伙，一个杀死了另一个，而两个人都是欧洲血统。这种事多久才发生一次？就像拳击赛有两个白种小孩对打一样。”

“是的。”

“啊，在电视上，而且发生在北达科他州比斯马克①的退伍军人礼堂。够了没？马修？因为我有点事在忙。”

①Bismarck，美国北达科他州首府。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但我怕你一听就生气。”

“我很可能会，但你干吗不试试看。”

“有没有任何可能有人借他把乔治杀了？”

“比如说中央情报局？他们通过他蛀牙的填充料来控制他？接下来我猜他们要去杀冈瑟。你最近是不是奥利佛·斯通的电影看多了？”

“依你所说，冈瑟·鲍斯不像是杰克·鲁比①。”

①杰克·鲁比（Jack Ruby，1911-1967)，在刺杀肯尼迪的嫌疑犯奥斯瓦德被捕后，他在警察局总部的地下室忽然冲出，用枪击中奥斯瓦德的腹部，并导致其死亡。

“没错，我会这样说。”

“但杰克·鲁比也会这样说。我只是在排除这种可能性。”

“你想干什么，再从他的兄弟那里挤点钱出来吗？要他在停车计时表里再多丢点硬币？”

“我还有另一个客户。”

“哦，天哪。你不会想告诉我是谁吧？”

“我不能。”

“有意思，”他说，“我还是觉得实情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复杂，但我会打电话问问，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步行了很久，至少走了一个小时以上，我没有注意时间。事实上从开始搜索信息，我就把时间放在脑后。不论有没有成果，都让我感到愉快。

但我说不出来我到底掌握了什么。我在笔记簿里写了一页又一页，有些是资料，有些是我记下的想法和猜测，但它们能指出一条明路吗？

而且不论它们是否有用，现在还重要吗？乔治·萨德斯基已经死了，他弟弟是对的，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要恢复这个可怜杂种的名誉，就跟那些费了一辈子的时间要恢复理查三世①名誉的神经病一样无稽。

①英格兰国王（1483-1485），为巩固地位，不惜杀掉自己的兄弟及爱德华五世。后有人认为理査三世虽为人残忍，但并不像都铎派史学家所形容的那样是个暴君。

当然我还有另一个客户。在我衣柜的第一个抽屉里藏了她的五千块钱——假设这真是她的钱，而且钱还在我放的地方。我现在可没有心情把所有事视为理所当然。

我又走了几条街，想要在我的心里确定是德鲁·卡普兰让她雇我的，不是我操纵造成的，不是我想要这笔钱而借机诱她上床。

现在我又多了一件心事，我怎么会上了她的床，他的床，他们的床。而有几个钟头时间，我们的床。

老天，我还没打电话给她。很显然地，我无须送花，但我应该打电话给她，我应该吗？如果我没跟她上床，我可能早就打电话给她了，但我们昨夜共度春宵是否改变了整个情形？可能，昨夜很可能改变了所有的事情。

我也还没有打电话给埃莱娜。你早上打来，她说。但我还没有。我觉得，昨晚虽然过得很不痛快，但并不严重，而且我们分手的时候并没有不愉快，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解决的事。但现在有了。

我决定一等时机合适，我会尽快打电话给她们两人，但不是在街上，不是在以吵闹的车声及音乐声为背景的街上。反正现在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只是想一直走下去。走路是最好的运动。最近所有的权威人士都这么说。只要你走到外面，忘记你的忧虑，一直走下去。对，一直走下去。

我走进第二大道与东十街交会处的一家意大利式咖啡馆，已经是六点左右了。那地方叫“文艺咖啡”，除了一般有的浅色木椅，大理石桌面的桌子，以及仿制的艺术品之外，他们还有几个落地书架，里面放着真的书。一个招牌上写着这是为了顾客的阅览乐趣而设，但你也可以按市价买下。

店里有另外一个顾客，年纪不过三十来岁，但脸上已经一副饱经沧桑的赌马常客的表情。他的桌前有一份折起的报纸，他正拿着一个小计算器急急忙忙地算着。室内充满了香烟及新磨咖啡的味道，一股淡淡的、但肯定是那种德诺布里雪茄的味道荡漾在静止的空气里。

他们放着古典音乐，听起来很熟悉但我想不起是什么。我问为我端来双份意式浓缩咖啡的女侍。她一身黑，一条金色发辫，一副实用的眼镜，看起来像个会知道答案的人。

“我想是巴赫。”她说。

“真的吗？”

“我想是的。”

我一边啜着咖啡，一边想我到底在搞什么鬼。我掏出笔记本，一页页翻过，试着从里面找出头绪。

美国减价资产公司是什么？最有可能是处理宣告破产后的资产的公司。按照现在的经济环境，最近这样的资产一定很多。但格伦·霍尔茨曼，一个舒舒服服住在约克维尔一套公寓的单身汉，为什么会和这样的公司私下交易？很可能他捡了个便宜货，但他怎么会进入这样的市场？而且他从哪里弄来的钱去买这房子？为什么会找不到任何记录？

假设他有现钞。而美国减价资产公司暗地里做洗钱的生意。你付他们一箱子的钞票，然后你卖了公寓，或用最高价把公寓抵押出去，你就可以换来能够合法报税的钱。或者是你先抵押，然后他们取消你的抵押，这样来来去去可以做很多遍。这样行不行得通？

就算行得通，为什么没有留下官方记录？如果有人想把脏钱合法化，难道是他们为了不想留下记录？

当然他们会给他各种文件，在文件上他要说什么都可以，国税局来查的话，绝对看不出任何破绽。但他们怎么做的，居然能在纽约市不留下任何记录？

最后，他到底从哪里拿到的钱？这个狗娘养的，我仍旧一点概念也没有。

“波契里尼。”

我困惑地抬起头。

“不是巴赫。”她说，“是波契里尼。我像是第一次真的好好听这音乐，我是说，这听起来不像是巴赫。所以我去查了，是波契里尼。”

“很美。”我说。

“我想是吧。”

我试着再想格伦·霍尔茨曼，但我已经失去了头绪。没用了。我啜着咖啡，一边听波契里尼的音乐。洗手间对面的墙上有一部公共电话，我的眼睛忍不住停留在上面。我终于起身去打电话时，波契里尼的音乐仍在回荡。

“谢天谢地，”埃莱娜说，“我一直在担心你，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你担心什么？”

“因为昨晚一切都不对劲。因为我以为你今早会打来。因为乔治·萨德斯基昨晚被杀了。”

我对她解释几个小时前我才知道此事。“侦探，”我说，“永远是最后知道的人。”

“我很担心你对这件事的反应。”

“担心我会因此去喝酒？”

“最主要的是怕你心情不好。”

“我觉得很蠢。”我承认，我告诉了她我跟乔·德金及汤姆·萨德斯基的对话。她也同意这整件事很令人难堪。

“但你想想看，”她说，“由这件事显示出你有多么卖力。如果你还穿着内衣就瞪着电视，或你花点时间好好吃顿早饭看个报纸……”

“我可能跟所有其他人一样早就知道了。这都好说。不过我想往后这可不好拿来招揽新客户。”

“是不能。”

“无论如何，我心里并没有充满着罪恶感。乔治的死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是隔了很久才发现罢了。”

“很悲哀，是不是？”

“很悲哀，但不是悲剧，除非你说他的一生都是悲剧。我替汤姆难过，但他会恢复过来。这样一来，他的生活反而简单了，而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一定会理解到这一点。他爱他哥哥，但乔治一定是一个很不容易被爱的人。去爱对他的回忆要简单多了。”

我告诉她汤姆对我说的话，他说乔治一死，他对他的记忆马上改变了，早年比较愉快的回忆取代了后来的辛酸。我们谈了好一会儿。

她说：“你知道，你打来时我正打算出门。在市政厅有一个演讲。事实上我们可以在那里会面，我相信他们一定还有票，只是你可能会觉得无聊。或你想之后跟我见面？但不要在那家‘奇怪的狗’。”

“你从市政厅过来，而我想去一个聚会。巴黎绿餐厅怎么样？十点一刻如何？”

“好极了。”

“今天真忙，”我告诉莉萨，“乔治·萨德斯基被另一个犯人刺死了，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今早CNN上有。”

当然。我告诉她一些我在各种政府文件里找到或找不到的资料。她说德鲁·卡普兰打过电话来，据我听起来，他打电话的主要目的是与客户联络，让客户高兴。

你也可以说我在做同样的事。

“今天晚上我会很忙，”我说，“明天我再跟你联络。”

我打电话时，一本文集吸引住了我的眼睛。那是一本二十世纪英美诗选，我之所以认出来是因为简·基恩也有一本。我以为说不定我可以找到罗宾逊·杰弗斯的《伤鹰》，但它并没有收录。我念了一首《发光的、该死的共和国》，作者显然对人类、特别是美国人评价很低。

我又念了《荒原》前面对冷酷的四月作了着名描述的部分。十月，我想，可以是同样的残忍。我念了其他几首，然后我念了一首艾伦·西格①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我与死神有个约会》。我以前也念过，但没有理由不再念一遍。

①艾伦·西格（Alan Seeger，1888-1916），生于纽约，一九一〇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一九一三年去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法国的外国军团，在索姆战役中阵亡。《我与死神有个约会》是他战地诗作中最有名的一首。

这让我想起在德魏·克林登公园雕像下刻的诗。我不记得作者的名字，但我从诗名索引里找了出来。作者是约翰·麦克雷①，在纪念碑上的诗引自最后几行。整首诗是这样的：法兰德斯的旷野，吹，

吹过罂粟花穿越十字架，一排，又一排划过我们的地方，天上

那云雀，仍旧勇敢地吟唱，飞旋

几乎没有听到下面的阵阵枪声。

我们是死去的人。不久之前，

我们还活着，跌落，看夕阳的光辉，我们有爱，我们被爱，

而现在我们在法兰德斯的旷野死去。

继续我们与敌人的争斗

给你，从颓败的手中，我们丢下

火炬。由你高高举起

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纵然罂粟花仍旧开在法兰德斯的旷野。

①约翰·麦克雷（John McCtae，1872-1918），是一名加拿大军医，他写的《在法兰德斯的旷野里》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值得纪念的战争诗之一。

我正打算抄下来，忽然想到查一查内页。只要五块钱我就可以拥有它。我付了书钱和咖啡钱，就此回家。

我到巴黎绿时已经快十点半了，埃莱娜坐在酒吧间喝矿泉水。我说很抱歉迟到了，她说她没白费时间，正好利用机会与加里调情。加里是巴黎绿的酒保，他夏初时宣布他不再躲避世界，同时他以行动表现，一举刮掉了他那一大蓬从我认识他起就有的大胡子。

但现在他又重新再留。“是躲避的时候了，”他解释，“谈到躲避有太多的话可说。”

我们到我们的桌前坐下点菜，一大盘沙拉是给她的，我要的则是鱼。她保证如果我去听演讲的话，我会憎恨在那里的每—分钟。“烦死我了，”她说，“我本来是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的。”

我随身带着那本书，我们回到她的住处后，我找出那首诗念给她听。

“这是我迟到的原因。”我说。

“你忙着抓住火炬？”

“我没有直接来，我多走了几条街，”我说，“我去了德魏·克林登公园，在一个战争纪念碑的底座上刻了这首诗的最后三行。不过他们弄错了。”

“什么意思？”

“他们引用错了。”我拿出我的笔记本，“这是刻在纪念碑上的：‘如果你有负那些逝去的人／我们将不能安眠／纵然罂粟花仍旧开于／法兰德斯的旷野。’”

“难道这不是你刚才念给我听的？”

“不完全是。有人把‘我们这些’改成‘那些’，‘死去’改成‘逝去’，‘开在’改成‘开于’。他们用了这首诗的三十四个字，但有三个字错了。而且他们也没有注明作者的名字。”

“说不定是他坚持这样做的，像一肚子不满意的剧作家坚持用他剧本拍的电影不能挂他的名字。”

“我觉得他不可能做这样的坚持。我想他的战争在罂粟花下结束了。”

“但他的文字留了下来。这正是我一直忘了问你的事。几天之前你说了几句跟莉萨·霍尔茨曼有关的话。”

“是什么？”

“说什么一个比较洁净，比较绿的少女，但这样的词不可能是对的。”

“‘我有一个比较端庄甜蜜的少女，在一个比较明净青绿的地方。’”

“这就对了，我想来想去差点没疯了。我知道这个句子，但我从哪里知道的？”

“是吉卜林①的句子，”我说，“《去曼达雷的路上》。”

①吉卜林（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一九〇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哦，不错。我知道我从哪里听来的了。你洗澡的时候唱过。”

“我们不要跟别人提起，如何？”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我以为是鲍伯·霍普与平·克劳斯贝的电影主题曲。是不是有部电影叫这个名字，或是我疯了？”

“或是第三个选择——两者都对。”

“说得好。吉卜林啊？你在想什么，你有没有心情试一下，吉卜林？”

“当然，”我说，“我们上床①。”

①此处原文用的是“kip”一词，意为“睡觉”，发音与Kipling相近。

之后，她说：“哇，我得说我们没有失去一点感觉。你知道吗，你这只老熊，我爱你。”

“我爱你。”

“你跟TJ谈过吗？我希望朱莉娅没有教他如何穿衣。”

“他不会有问题的。”

“你怎么知道刻的字不对？”

“跟我记得的不一样。”

“你的记忆力这么好。”

“这不算，几天前我才念过。如果我的记忆力真的好，我应该当时就发现错了。毕竟我高中的时候念过。”

第19章

第二天是星期五，我赶在周末政府机关休假之前，花了一天工夫继续钻研各种文件资料，但并没有增加多少心得。

我在高峰时间前结束工作乘地铁往北去上城。我收到一个留言要我打电话找埃莉诺·扬特。当时已经快五点半了，但我还是在她的办公室找到了她。

她很愉快地告诉我霍尔茨曼并没有盗用公司的钱。“当我提到这种可能性时，我的会计师非常惊恐，”她说，“发现并没有这种事，他才松了一门气，我不愿意想格伦可能是贼，知道他没有偷我的钱，确实让我比较安心一点。”

我并没有考虑他有可能偷公司的钱。我也没有想象一个愤怒的埃莉诺·扬特会在‘地狱厨房’与他有死亡之约，一口气将四颗子弹射进她雇的律师身上。

她问我有没有新消息。

不太多，我说。我知道几件以前我不知道的事，但并不因此增加了我对这整件事的了解。

“我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说。

我问她什么意思。

“我老在想，”她说，“难道你不想吗？有人生来就是罪犯，有人是因为某种可怕的童年经历、后来某个决定性的事件造成的。格伦看起来是那样一个极度正常的年轻人。但他似乎说了很多谎，而且他实际过的生活跟表面如此天差地别。我忍不住想他不是被他父亲毒打，就是遭到他的叔叔伯伯的性侵犯。然后有一天他忽然冒出个念头，说：‘啊哈，我要去偷钱！’或是贩卖毒品，或是勒索他人。如果我们能知道他到底干了些什么事，那就好办了。”

TJ也在找我。我呼叫他，他打过来，但我们谈的事不宜在开放的电话线上讨论，所以我们没有多谈。我听出来他还没搞到枪，但他正在进行中。

他没有主动提朱莉娅的事，我也没问。

那晚在圣保罗教堂的演讲者是从布朗克斯来的。从事营造业，最主要的是替人装窗子，他说了一个很好的、简单的喝酒故事。我的注意力时有涣散，但又被他唤了回来。他非常严肃地说：“每一个晚上，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直喝到人事不省，醉到玻利维亚。”

吉姆·费伯也在那里，休息时间他说：“你听到他说的那一句吗？我以为你得吃了迷幻药才能让你神游四方，但这个家伙只要喝了克兰·麦克桂格①就行了，酒商可以用这句话来做广告。”

①Clan Macgregor，苏格兰威士忌品牌。

“我想他觉得这是一种形容，醉到玻利维亚，我的意思是，他并不是一时说溜了嘴。”

“是的，他确实想这样说。呃，以前我常常想醉到玻利维亚，但十之八九我只能到克利夫兰。”聚会结束后我们说好星期天晚上一块吃晚饭。我问他想不想来杯咖啡，但他得回家。我想打电话给莉萨，或径自去找她。但结果我跟聚会的一伙人去了火焰餐厅。从火焰出来时，我仍想找莉萨，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回家打给埃莱娜，确定我们星期六晚上的约会。

之后我看了一会儿CNN，然后关了电视看我新买的诗集，我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一首诗可以让我沉浸其中。过了午夜我才关灯睡觉。

这很像试着不喝酒，试着做到一天不喝一次。如果我可以试着像这样不喝波本酒，我应该可以有办法拒绝莉萨·霍尔茨曼的诱惑。

星期六下午TJ打来。他说：“你知道公共汽车站里卖百吉饼的面包店吗？”

“了如指掌。”

“如果你问我，我说他们的面包圈要更好吃。你可以跟我在那里见面吗？”

“什么时候？”

“你说呢？我五分钟就能到。”

我说我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我才跟他一起坐在港务局公共汽车站一楼的百吉饼小吃店里。他要了一个面包圈和一杯可乐，我则是一杯咖啡。

“他们的面包圈不赖，”他说，“你真的不想来一个？”

“现在不想。”

“他们的百吉饼太软了。你吃圈饼的时候，你希望嚼起来有劲。如果是面包圈，软一点就没关系。很怪，是不是？”

“世界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你说得对。昨晚差一点要打电话给你，但实在太晚了。有个哥儿有乌兹①要脱手。”

①Uzi，一种性能优良的冲锋枪。

“那不是我想要的。”

“是呀，我知道。不过那把枪挺棒的。多一个枪夹，还有一个携带的盒子，放枪正好，又便宜，因为他只想卖了枪去嗑药。”

我试着想象简拿一把全自动武器对着自己自杀。“我不觉得这合适。”我说。

“哦，他现在非卖不可，不然他会拿着它去抢劫。无论如何，我有你想要的东西。”

“在哪里？”

他拍拍他围在腰上的蓝色帆布腰包。“就在里面。”他轻声地说，“点三八左轮，三颗子弹。其实可以打五发，但他只有三颗。说不定他用了去打人。三颗够不够？”

我点点头。一颗就够了。

“你知道靠右边的男洗手间？一两分钟后我跟你在那里见。”

他滑下椅子，离开了百吉饼店。我喝完咖啡，替我们两人付了账。我在男洗手间找到他，他正靠在洗手槽边，对着镜子整理他的头发。我走到他旁边洗手，此时有个家伙解完手正在离开。等他一出门，TJ解下围在腰上的包交给我。“你瞧瞧。”他说。

我走进一间厕所。那把枪是迪安斯塔格五发左轮手枪，枪把带花纹，枪管有两英寸。闻起来好像从上次用过后就没清洗过。前面被挫掉了，弹匣是空的。但腰包里有三颗子弹，每一个都单独用卫生纸包着。我打开一个，确定子弹可以装进弹匣，然后退下子弹重新包好。我把子弹装进我的口袋，枪插在背后腰带下面。只要它不滑下来，我的夹克一定可以遮得住。

我走出厕所把蓝色腰包还给TJ。他问出了什么问题，但马上发现重量不一样，包已经空了。他说：“大哥，难道你不想要那个腰包？可以用来放枪。”

“我以为那是你的。”

“这跟那货一块来的。给你。”

我回到厕所，把枪及子弹一起放进腰包，调整好带子的长度，以便能够挂在我的腰上。现在这把枪比插在我的腰带上安稳多了。门外，TJ对我解释说，这样的腰包逐渐变成黑白两道都偏好的武器包。

“我相信是警察先开始的，”他说，“你知道他们下班之后还是得带枪吧？只是他们不想让枪的重量使口袋下沉，或压坏了西装的线条。那时候很多人都用手提包，但那很像是女用皮包，而且你带那种手提包，你就有可能放下来忘了背回去。像这种腰包，到处都有卖的，你带在身上一点感觉也没有。打开拉链，随时可以开枪。而且又便宜，不过十块十二块。当然你可以买皮的，那就比较贵一点。我看过一个卖毒品的，带一个鳗鱼皮的，那是鱼还是蛇？”

“鱼。”

“不知道还可以拿鱼皮做皮件，而且挺贵的呢。我猜如果你够蠢，你也可以拿鳄鱼皮来做。”

“大概吧。”

我问起朱莉娅。“她很奇怪，”他说，“你猜她有多大了？”

“多大？”

“你猜猜看，你觉得是多大？”

“我不知道，十九或二十。”

“二十二。”

我耸耸肩。“嗯，我猜得差不多。”

“她看起来真年轻，”他说，“但有时候又显得很老。前一分钟她还是那样的一个小女孩，你想要保护她让她安全。下一分钟她成了你的老师，要罚你留校。她知道好多事，你知道吗？”

“我敢打赌她一定是。”

“但不是你想象的。她知道各种各样的事。她身上的睡衣就是她自己做的，你敢相信吗？也是她自己设计的。她有很多方法都可以赚钱。她并不需要在十一大道上跟人在车上搞。当然她现在急需要钱。”

“你怎么样？”

他的眼睛警觉起来。“我怎么样？”

“我只是想知道在钱这方面如何。你买枪没亏钱吧？”

“哎呀，没问题，买得便宜。我唯一花的钱是花在我非得买的毒品上。”

“什么毒品？”

“嗯，你想在公园里混，你想要问一堆问题，别人得确定你很上路子，最好的办法是买毒品。他们在你身上赚到钱，他们就有理由喜欢你。”

“你花了不少钱吗？我应该还你。”

“不需要，我没亏钱。”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买了又卖了出去。有盈有亏。全部加起来，我还赚了一小笔。”

“你卖毒品。”

“嗯，妈的，你要我怎么办，我又不用。但我也不会把它丢掉，那跟丢面包一样。我不是买卖毒品的，就跟我不买卖枪支一样。我就想当侦探，但如果我非得要买这种狗屁东西，我不如把我花的钱搞回来。我有什么地方错了吗？”

“我想没有，”我说，“你这样解释，就什么都没错了。”

在旅馆房间，我把枪拆开擦干净。我没有合适的工具，棉花棒及三合一油倒也聊胜于无。我处理好之后，把枪和那五千块钱一起放进同一个抽屉。我一直想把钱放到我的银行保险箱，但我错过了时间，现在只有等星期一了。

我打开电视机又关上，然后拿起电话打给简。“我想我会拿到我们讨论过的东西，”我告诉她，“但在我拿到之前，我想要确定你是不是还要它。”她向我保证她没有改变。“下个周末之前，我应该拿到那样东西。”我说。

我挂了电话检查抽屉，好像当我打电话时，那把枪会神奇地消失。没这么好的运气。

那天晚上我把我和TJ大部分的对话跟埃莱娜重新说了一遍，当然和枪有关的我略过不提。我告诉她TJ如何代表我买卖毒品，以及他好像跟一个将要做手术的双性人产生了某种关系。

“他是被她弄得神魂颠倒，”她说，“还是被吓住了。你知道他到底有多入迷？如果有一天他也搞了个胸部，我们该怎么办？”

“你说得太夸张了，他只是在实验。”

“他们发展曼哈顿原子弹计划时也是做实验，你看看广岛变成了什么样子。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已经算一对了吗？”

“我猜她可能带他上床，让他尝尝欢娱的滋味。我猜这个新体验让他感受极深，颇受震动。但这不表示他会一路跑到最近的诊所去做电子拔毛，或是接受荷尔蒙注射，或是他们俩将要住在一起，一块去挑选窗帘。”

“我想是吧。你曾经试过吗？”

“挑选窗帘？”

“我不是说这个。你试过吗？”

“据我所知没有。”

“据你所知没有？难道你可以做这种事，而你本人不知道？”

“嗯，当你喝酒喝到了玻利维亚，什么奇怪的事都可能发生。我做了很多事我都不记得了，所以我怎么敢确定我跟谁做过？如果那个女孩已经做过手术，而且那个外科医生技艺精湛，你怎么可能分辨？”

“但据你所知你从没做过。你会做吗？”

“我已经有个女朋友了。”

“嗯，这只是个假设。我不是代表朱莉娅向你示意。你对她的感觉怎么样？你想要跟她做吗？”

“我从来没想过。”

“因为你有一个比较明净，比较青绿的少女在比较端庄比较甜蜜的地方，我又把它说反了，是不是？一个比较端庄甜蜜的少女。我会有机会见到朱莉娅女士吗？或是我得到十一大道上去走走？”

“没这个必要，”我说，“我肯定他们会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婚礼。”

我在埃莱娜那里度过了星期六晚上。星期天早上吃完早饭我就回我的旅馆，取消了电话转移。我检查了抽屉，确定钱和枪都还在那里，然后我就打电话给简。

我说：“一个小时之内你会在家吗？我想来一下。”

“我在。”她说。

半个小时后我站在里斯伯纳德街的人行道上，等着她把钥匙丢下来。我挂着的那个蓝色腰包的拉链是拉上的，我并不准备跟人拔枪相向。

我一下电梯她就注意到那个包。“很时髦嘛，”她说，“而且很实际。我从来不觉得你会用那种腰包，但这很方便，是不是？”

“这样不会占我的手。”

“而且蓝色是你的颜色。”

“也有鳗鱼皮做的。”

“我不觉得那种对你合适。进来。咖啡？我刚刚才煮了一壶。”

她看来并没有改变。我不知道我期望看到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只不过一个星期没见面。我第一眼看她，她的头发似乎更灰了，但这是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她的发色比较深的缘故。她端出咖啡，我们坐在那里找话说。我记起星期五的演讲人，告诉她他如何把自己醉到玻利维亚，我们就此说起这些年来在戒酒聚会听到的各种不伦不类的比喻，以及出人意表的形容，终于我们熬过了一杯咖啡的时间。

静了片刻，我说：“我给你带来了。”

“你带来了？”我拍拍腰包。

“老天，”她说，“我没想到要猜猜你在那个袋子里放了什么。从你昨天所说的，我以为你还需要大半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拿到。”

“我打电话来的时候已经拿到了。”

“哦？”

“我希望你告诉我你不想要了。”

“明白了。”

“所以我在拖延。至少我想我在拖延。我不是始终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欢迎你加入。”

“你对枪知道些什么，简？”

“你一扣扳机，子弹就射出来。我知道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有很多事我需要知道吗？”

我花了半个小时教她一些手枪的基本常识，教一个可能自杀的人如何安全使用枪械不能不说是很荒诞的，但她似乎并不这样想。“如果我要自杀，”她说，“我不想意外身亡。”我告诉她要怎样使用弹匣，如何上膛退膛。我确定枪里没有子弹，然后教她如何确定枪里没有子弹，最后我告诉她，当时候到了，她该如何摆枪。我所建议的是警察一向偏好的法子，屡试不爽，通称吞枪。枪管含在嘴里，头往后，子弹经过上颚直穿入脑袋。

“这样就完了。”我告诉她，“这些子弹是点三八口径，中空头尖，当它们射中目标时会扩大。”我一定忍不住颤抖了一下，因为她问我怎么回事。“我见过做这样事的人，”我说，“会很不好看，破坏人的脸部。”

“癌症也会。”

“一个小一点的子弹不会造成这样的伤害，但有可能会错过一个重要的部分——”

“不，这个比较好，”她说，“我干吗在乎我看起来如何？”

“我在乎。”

“哦，宝贝，”她说，“我很抱歉。但枪的味道一定很可怕，是吗？放在你的嘴里。你曾经做过吗？”

“很多年没有了。”

“以前你——”

“曾经考虑过？我不知道。我记得一天晚上，很晚了我还坐在赛奥斯特区的那幢房子里，阿妮塔已经睡了。显然，那时我还没离婚，而且还是个警察。”

“而且还酗酒。”

“那就不消说了，是不是？阿妮塔在睡觉，孩子们也在睡觉。我在前面的房间，把枪插在嘴里看是什么感觉。”

“那时你是不是很沮丧？”

“也不见得。我喝醉了，但我并不觉得特别颓丧。如果我在开车，说不定我会烧断了电路，但见他的鬼，我一向是这样开车的。”

“而且从来没发生意外。”

“哦，有几次，但都不严重，我也从来没有因此招致麻烦。一个警察大概撞死了人才会被告酒后驾驶。虽然我喝醉的次数不少，但我从来没有被抓过。现在想想看，我得说不当警察搬到城市来可能救了我的命，因为我不再带枪，我也不再开车，而不论是带枪或开车都迟早会置我于死地。”

“跟我讲讲你把枪放在嘴里的那个晚上。”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记得那种味道，金属和枪油的味道。我在想，这就是你会有的感觉。然后我在想，如果我要做，我现在就可以动手，但我不想做。”

“你就把枪从嘴里拿出来。”

“我就把枪从嘴里拿出来，而且再也没有这么做过。我曾经想过，你知道一个人单独住在纽约，又醉到谷底。但我不再有枪。不过住在城里，有很多其他的机会自杀。最简单的是不做别的，就这样一直长醉不醒。”

她拿起枪，在手上翻过来。“好重，”她说，“我没想到会这么沉。”

“人们总是为此感到惊奇。”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想到，这是金属，当然应该相当沉重。”她把枪放在桌上。“这个星期我过得很好。”她说，“相信我，我并没有急着要用它。”

“我很高兴听你这样说。”

“但有它在这里我就安心了。我知道当我需要它的时候，它在这里，我觉得这让我很放心，你能了解吗？”

“我想是吧。”

“你知道，”她说，“当别人发现你得了癌症，你再也躲避不了。我并没有到处告诉别人，但我去聚会的时候，不免谈到发生在我生活里的事。所以有很多人都知道了。而且当他们一旦知道你的医生放弃了你，你已经无药可医，他们就对你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

“什么样的建议？”

“从全自然饮食到麦草汁，从借祈祷之力到用水晶球治疗。建议你去墨西哥的异人诊所，建议你去瑞士来个全身大换血。”

“哦，天哪。”

“我忘了基督了，但他的名字也常常被提起。每个人都有熟人只有十五天好活，但现在他们在那里砍木头，跑马拉松，都是因为试了什么仙丹，而且居然有效。我不是说这些都是狗屁，我相信有时候有些东西是有效，我知道有时候也会有奇迹。”

“在戒酒聚会里你常可以听到这一句——”

“‘不要在奇迹发生前的五分钟杀死你自己’，我知道，我并不打算这样做。我相信奇迹，但自从我戒酒后，我相信在我身上可以发生的奇迹已经发生过了。我不期望还会再发生。”

“你永远不会知道。”

“有时候你知道。但这是我想要说的。有很多人想要帮助我，他们每个人给我一些东西，但都没有用处。而你给我的这一样我将会用到它。”她再一次拿起枪，“很可笑，是不是？难道你不觉得很可笑？”

早上还阳光满地，但当我离开简的阁楼时，天上已经乌云密市，一个星期前我在大雨中飞奔回家，现在至少还没有开始下雨。

回到旅馆后，离我去跟吉姆吃晚饭还有整整五个钟头。我想到一个消磨这段时间的办法，我抬头看着电话。

像是试着不喝酒，我想。你试着一小段、一小段时间克服，一次克服一天，一次克服一小时，一次克服一分钟。你不拿起电话，你不打电话给她，你不到她那里去。

没有什么难的。

大约两点的时候我伸手拿起电话。我不需要查号码。当她丈夫录下来的声音流出来时，我想到另一段从坟墓里传来的字，是约翰·麦克雷的。“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

我说：“我是马修，莉萨。你在吗？”她在。“我想过来几分钟，”我说，“有几件事想对你说。”

“哦，好的。”她说。

我从她的公寓直接去餐馆。我先淋过浴，所以身上应该不会留下她的味道。在我的衣服上说不定会有，或是在我的心上。

绝对在我的心上，而且好几次我几乎要告诉吉姆。我可以告诉他的。辅导员所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不作价值判断，心平气和地接受忏悔。“我今早勒死了我的袓母。”你可能这样说。“她大概早就预知你会这样做了。”他会如此回答，“最重要的是你不要酗酒。”

我也没有告诉米克。如果我们好好谈一个晚上，我很可能会告诉他。在圣克莱尔的“大书聚会”完毕后，我走路陪吉姆回家，然后我就去了葛洛根。我们一见面米克就说我们没办法一起看太阳升起。

“除非你想跟我一块开车去农庄，”他说，“几个小时之内我要上路。我必须赶去看奥马拉。”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他说，“只不过罗森斯坦觉得奥马拉可能快死了。”

罗森斯坦是米克的律师，奥马拉和他的太太是米克在沙利文郡田产的共同管理人。我问奥马拉是不是病了。

“他没病，”米克说，“他也不该病，你看他过的生活，每天在室外呼吸新鲜空气，喝我的牛产的奶，吃我的鸡生的蛋。他已经活了六十年，再活六十年也该不成问题。我对罗森斯坦这样说，但他说，如果他死了你怎么办？”

“你可以雇别的人，”我说，“哦，等一下。记录上谁是地主？”

他的微笑里没有一点喜气。“就是奥马拉，”他说，“你知道我什么都没有。”

“有你身上的衣服。”

“有我身上的衣服，”他同意，“但再没别的了。葛洛根的租约上是别人的名字，另一个人拥有这幢建筑。从法律上来说，就连车子也不是我的，至于那个农庄，它属于奥马拉跟他太太。一个人不能拥有任何东西，不然那些杂种就会从他的手里夺去。”

“你一直这样行事，”我说，“至少从我认识你起，你从来没有任何资产。”

“而且我做得很妥当。去年他们办那个案子的时候，他们伸出手来，就想夺走任何他们可以找到的资产，感谢上帝及罗森斯坦，他们的案子没办成功，但他们在办的时候，有很大的机会抢了我的资产去卖掉，那是说如果我很不幸名下有任何资产的话。”

“那么跟奥马拉有什么麻烦的地方？”

“哦，”他说，“如果奥马拉死了，而且他太太也死了，不过女人好像长生不死——”这可不见得，我心里想。

“——那么我的农庄怎么办？奥马拉夫妇没有孩子。他有一个侄儿和侄女在加州，而她有一个兄弟，是一个在罗德岛的教士。谁可以继承农庄必须看他们夫妇哪个后死，但迟早我的农庄会留给那个侄儿侄女，或是那个教士。而罗森斯坦想要知道，我要怎么告诉奥马拉的继承人农庄是我的，很欢迎他们来喂猪收鸡蛋，但我想用的时候就能用它？”

罗森斯坦提出了好些方法来保住他的农庄，从制造一份不注日期、未经注册的财产转移书，到在奥马拉的遗嘱上附加一笔。但如果联邦调查局的人对此仔细研究的话，他们很可能看穿，将它视为一团法律烟雾。

“所以我要去跟奥马拉谈谈，”他说，“虽然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请你好好照顾自己，老兄，不要吹了凉风。’其实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你必须一无所有地过一生。”

“你已经这样做了。”

“我没有，”他说，“就像罗森斯坦说的，只是一团法律烟雾。不论你有什么，有文件证明的或秘密所有的，别人都可以从你的手上拿走。”他看着他握的杯子，喝下威士忌。“但如果你操他娘的不在乎，”他说，“我想你就不会有问题。天知道，如果奥马拉他妈的侄儿弄到了我的农庄，我会从他那里买回来。或是另外买一个，或是索性不要了。失去的东西倒也罢了，如果你恋恋不舍那就麻烦大了。像我现在半夜开车赶去，就是怕奥马拉可能会死，其实他一辈子都没生过病。”

“印第安人说人类并不拥有土地，土地属于伟大的精灵。人类不过是借用罢了。”

“我们怎么说啤酒的？你不能拥有它，你不过是去租的。”

“你也可以这样说咖啡。”我站起身来。

“或是所有的资产，”他说，“所有的事。”

第20章

星期一整天都在下雨。我前一天晚上回家时雨暂时停了，但我一觉醒来，大雨又在倾盆而下。

我一直没有离开旅馆。我刚搬进来时，走廊边有一个咖啡店，但几年前就已经休业，之后换过好几个房客，现在这个是卖女装的。

我打电话给晨星，叫了一客大份的早餐，送外卖的小孩看起来像是只快淹死的老鼠。我吃过早饭开始打电话，一打就是一整天。我打了一个又一个，当我没跟人说话，没等着接电话，或没敲我的手指等人打回来时，我就瞪着窗外想下一个该找谁。

我花了不少时间追查霍尔茨曼公寓的前任屋主——多重线圈制造公司。经过多方挖掘，我发现这个公司的执照是开曼群岛①开出的，换句话说，我根本不可能穿透重重帷幕一探究竟。

①Caymans，在加勒比海西北部。

公寓经理对多重线圈也所知不多。她从来没有遇见任何跟这个公司有关的人，或任何在霍尔茨曼搬进去之前住的房客。她的印象中，霍尔茨曼是第一个真正住进去的人，但她对此并不确定。她也不经手这一间，或任何一间公寓的买卖。他们曾有一个房地产代理，把一间没卖出的公寓当办公室，但所有的公寓早就卖光了，那个房地产代理也早就离去。她说不定可以找到那个代理的名字，以及那个不知道还有没有在使用的电话号码。我想要她这样做吗？

结果那个号码早已无效了，但要找到正确的号码也不难，只要打给査号台就行了。困难的是要从那个房地产中介公司找到任何知道那座大楼的人。所有经手过那座大楼的人一个一个都已经离开了。

“有人应该可以帮助你，”一个声调愉悦的年轻人告诉我，“请等一下。”我等着，他给了我一个名字及号码。我打电话去找凯丽·沃格尔，花了几分钟时间等待，又换来一个新的电话号码。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她，凯丽·沃格尔跟那个引我去找她的年轻人一样有着极其愉悦的声调。我感觉这一定是他们职业要求的一部分。她对那座大楼记得很清楚，她也该这样，因为她在那里住了一年半。

“我们就像吉卜赛人，”她说，“从事我们这行的都是。这样的生活很混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长久。你做一幢大楼，你就挑一间公寓住。这是给你的好处，你不用交房租，但你得一直在那里，任何人有兴趣时，你都要安排时间带他们去看。你可以选一间最好的公寓精心布置，因为这样能产生很好的心理效应，便于有意购买的客户想象他们住在那里的情景。你租很好的家具，墙上挂了不俗的艺术品，请清洁公司每周清理一次。不知道有多少次你带着他们看遍整座大楼，然后他们说，我想要你的那一间。最后你交易成功，卖了公寓，收拾东西搬家。”

她在霍尔茨曼那幢大楼曾经住过五套不同的公寓，其中三套跟霍尔茨曼的在同一侧，每一套都从她的手中卖出。她记不清楚多重线圈公司这名字，但她记得那套公寓。我不知道那套公寓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因为她既没有住过那里，而且那套跟在它之上之下的任何一套又都大同小异，但我不是干这行的，我怎么会知道？

她现在记起来了。一个男人单独一人来看公寓。他看起来像外国人，但她说不出他是欧洲人还是南美人。他身材瘦高，暗色皮肤，总共没说几句话。她匆匆忙忙做完促销介绍，没带他去看所有的设备，因为他让她觉得很紧张。

而且你必须相信你的直觉，这个工作有它危险的一面。至少对一个女人来说。因为总有男人想跟你调情，这倒也罢了，虽然很惹人讨厌，可过一阵子就习惯了，但有时候不是简单的调情，不是说说就算了，而是转为行动，有时候甚至是强奸。

因为对他们来说很容易。你只有单独一人，你在你自己的公寓里，那儿甚至有张床，挺容易刺激他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同时大楼最多不过住个半满，所以没有人在那里听见你尖叫。他们甚至根本听不到你，因为比较好的大厦，促销的卖点之一就是安静。那些公寓完全隔音，对一个有企图的强奸犯这岂不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她的运气还不错，但她知道有不幸遭遇的女人。这个家伙让她后脊背发凉，他那么安静、警觉，但什么事也没发生，他没有对她表示任何兴趣。他离开之后，她以为她再也不会见到他。

她是再也没有见到他。从那时起她唯一遇见的是他的西班牙裔律师。律师没有任何口音但他的姓是西班牙文。她不记得他的姓了，是加西亚？还是罗德里格斯？她只记得是一个很普通的西班牙姓。她也不记得买主的名字，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听到过，不然她可能会猜出他是南美人或是欧洲人，对不对？从名字里就能看出来。

她很确定的是，从没有人告诉她那家名叫多重线圈的制造公司，而且根本没提过什么公司之类。你看，任何人都可以买一套公寓，这不像那种由每家住户合作经营的大厦，你必须接受住户委员会约见，让他们确定你是一个本本分分的人，不会搞狂欢派对，扰乱安宁，也不会在大楼里成为不受欢迎的对象。住户委员会可以用任何理由，甚至没有理由就拒绝你。他们可以用对一般地主或私人卖主不合法的标准歧视你。像是东城就有一家连理查德·尼克松都没被接受，真是天知道。

但这种公寓又不同了。只要你有口气，只要你的支票能兑现，你就能买，其他的住户不能把你踢走。而且你一旦买下，你可以再租出去，但许多由住户经营的大厦就不允许这种情形发生。所以这类的豪华公寓，特别受到想要在美国做安全投资的外国人的欢迎。反过来说，他们也很受卖主的欢迎，因为他们并不期望卖主帮忙安排贷款购买，在他们的买卖契约里通常也不包括要先申请到分期付款的证书。通常他们开张支票，或用现钞一次付清。

那个买主就是这样的。交接的那一天她记得很清楚，因为一个人也没有来，甚至于多重线圈的律师也没来。他只是让一个信差把支票送过来。

现在想想，她到底有没有遇见过那个律师？他们在电话上谈过几次话，她心里有一幅他的影像，就像电视剧《迈阿密风云》里的那个警官，但她真的见过他吗？

她不记得房价是多少，但她可以估算一下。同一级的公寓价格并不一样，楼层越高越贵——在那层楼上的那套公寓大概是要三十三万吧？嗯，上下相差一万或一万五，差不多就这样。可能三分之一是买那个景观，很壮观不是？你不会在意坐在那里等顾客上门，因为望出去太好看了。她喜欢住那里，虽然刚开始时她对那附近并没多大好感，但等熟悉后就好多了。“过街有个地方，”她说，“棒极了。叫吉米·阿姆斯特朗吧？从外面看起来没什么，其实很不错，菜又好，他们烧的墨西哥辣豆真不错。桶装啤酒更好，你应该去试试。”

我说我一定会去的。

我打电话给埃莱娜。“我知道你会在家。”我说。

“不过我出去过了。我去了健身房，那里叫不到出租车，我有个塑胶防雨鞋套，又有一把伞，但一来一去仍然淋得湿透了。我猜你在家对吗？”

“而且我也不打算出去。”

“好，因为这场雨看起来一时不会停。如果我住在低层，我就要开始造诺亚方舟了。”

我告诉她我所知道有关多重线圈的事。“外国钱，”我说，“很难说到底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究竟是有一个主要投资人，还是有一群。买公寓是很好的投资，既可以用来对付通货膨胀，也可以转一些资金出来，防止在他们国内的政治金融风暴。”

“不论他们的国家在哪里。”

“不过这大概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因为他们的公司是在开曼组成的，在此地又有美金户头。但你可以把公寓出租，还是很好的投资。不像是旅馆，通常限定最少要租几天，有些在休假区的公寓降到最少租三天，但在纽约，一般要租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

“霍尔茨曼的大楼呢？”

“一个月，但这跟多重线圈无关，因为他们从没有出租过。格伦和他太太——”看我如何避免提到她的名字，“是第一对搬进去住的人。”

“当时他们结婚只有一个星期吧？我打赌他们一定给这个公寓一个大大的洗礼。”

“多重线圈付的是现钞，”我说，“他们送来支票一次付清。”

“所以呢？”

“所以他们怎么失去这幢公寓的？我原来以为是付不出分期付款，但这与他们的情况完全不符。有时候公司会用它的资产来偿付债主，但这是开曼的外围组织，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债主？”

“他们的律师可能会告诉你。”

“他们能，但他们不会这样做。何况我不知道律师是谁。她不记得他的名字。在某份文件上应该有的，我会去找，但就算我能找到他，他也不会告诉我有用的消息。多重线圈，你知道我觉得听起来像什么？”

“像绕着圈子打转。”

“像一轮里面还有一轮。”我说。

“他们是谁重要吗？或他们怎样失去公寓的重要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调查我，你会想知道在我之前谁住在这里吗？”

“这不一样，”我说，“多重线圈制造公司说不上来地不对劲，美国减价资产公司也是一样，而且天知道，就更别提霍尔茨曼了。每一件事都这样奇怪，你必须假设其间一定有关联。”

“我想你是对的。”

“我有种感觉线索就在我的前面，”我说，“只是我还看不出来。”

我打电话给乔·德金。“一小时前我也在找你，”他说，“我给你打了两三次，你的电话老是在占线。”

“一整个早上我都在用电话。”

“嗯，希望你现在可以安心了，冈瑟·鲍斯并不是国际阴谋组织派出来的间谍。我的运气好，跟我说话的家伙要多客气有多客气。我知道他想当面耻笑我，但他控制住自己。据他说，冈瑟与乔治结的仇很深。他并不是有人射出的火箭，除非是上帝要他干的，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但他只听上帝的，可不接受任何中间人的命令。”

“反正我也不太相信他是受命杀乔治。”

“不，但你还是觉得值得查一查，你是个顽固透顶的狗娘养的，但你并不笨。”

“谢谢。”

“你以为是有人借他之名去杀乔治灭口，对不对？”

“嗯，乔治从来不多话，只是去了结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尽管我觉得匆忙了些。但如果你还以为有人在瑞克斯内暗中出手——”

“这不是没有发生过。”

“哦，当然，但这不是普通人可以干成的。你不能去选一门课——《如何在监狱内安排暗杀》。很可能大受欢迎，只是还没人开过这门课。”

“没有。”

“所以你猜想这档子事牵涉到某些有办法的人。你一定发现霍尔茨曼有问题。”

“没错。”

“他做了什么？”

“从外国人那里买了一套从没人住过的公寓。”

“哼，老天，听起来很诡异不是？”

“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买一套公寓，既不去住也不出租？你想为什么？”

“我不知道，马修，谁知道一个外国人在想什么？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想当警察？”

“哦？”

“你没在报上看到？有人建议不必是公民也可以做纽约市警察。”

“真的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议？”

“让警察局更能代表市民群众。别误会，我觉得这是很值得追求的目标，但用这种办法未免太过分了。你应该去听听那些代表如何在这点上大声呼吁。”

“我可以想象。”

“干脆做到底，”他说，“何必还需要绿卡？为什么不干脆让所有的非法移民都通行？比如那些游泳过来的墨西哥人，索性在格兰德河①张贴一张布告，‘你也可以当警察’。”他的反应非同寻常。

①Rio Grande，在北美洲南部，其中作为美国与墨西哥界河的部分约两千公里。

“嗯，他们的想法是很奇怪。”

“这个想法很糟，”他说，“而且不会达到他们的目的。你记得他们取消过对身高的要求吧？原来的想法是借此吸收较多的西班牙裔警察。”

“有没有成功呢？”

“没有，”他说，“当然没有。结果吸收来了一大堆意大利矮子。”

我打电话给霍尔茨曼以前的房东，是霍尔茨曼认识莉萨时住约克维尔的屋主。我在城里一本老市区姓名地址簿里找到霍尔茨曼的地址，然后从房地产记录里找到房东的姓名和地址。并不永远是这样容易，很多地主藏在大公司的后面，就像多重线圈一样难以穿透，但这个家伙并不是。他拥有那幢楼房，房子里共有十六套公寓，跟他太太住着一套，而且自己亲自管理那些公寓。

他记得霍尔茨曼，看起来自从霍尔茨曼从白原搬回纽约市之后就一直住在那里。房东多索莱茨先生对霍尔茨曼只有好话可说，他准时付房租，从不提不合理的要求，也从未跟其他房客发生过争执。他很不愿意失掉像他这样的好房客，但他并不奇怪。那座在四楼的公寓一人住都太小了，更别提两个人。不过实在太吓人了，在霍尔茨曼先生身上竟然发生这种事，实在是一大悲剧。

午后我打电话给楼下的熟食店要他们送咖啡和三明治上来。十五分钟后我完全陷入了思考，以至送三明治的敲门声让我结结实实吓了一跳。我食不知味地吃了该吃的午餐，接着又回去打电话。

我打电话给纽约法学院，找了好些人谈过后才确定霍尔茨曼在那里上课的时间。没有人记得他，他在那里的记录显示他是一个表现平平的学生。他们有霍尔茨曼毕业后去白原工作的那家公司名字，也有他的地址，哈钦森大道伟视公寓。但他们有的资料到此为止，他懒得通知他们最新的消息。

威切斯特的询问台并没有列出那家法律事务所——凯恩-布雷斯罗-杰斯佩森-里德的名字，但在律师这一栏下，她找到了一个迈克尔·杰斯佩森。我打到他的办公室，但他外出吃中饭了。我暗想，这种天气还出去？难道他不能就到熟食店里叫点什么在桌上吃？

我可以打电话去伟视公寓，但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好问的。虽然如此，要克制我自己不打电话去还真不容易。纽约警察局有一句常用的话，至少以前很常用。他们在警官学校就这样教新生，而且你还常常可以在警探侦缉队上听到。这就是，GOYAKOD，就是“抬起屁股去敲门”（Get Off Your Ass and Knock Doors）。

你听人说大部分的案子因此而结案，其实并不是这样。大部分的案子是自己了结的。太太打电话来宣布她刚刚一枪杀了她丈夫，强盗跑出了便利商店一头撞上才下班的巡警，或分手的男友藏了一把刀在床垫下，刀上沾着那女孩子的血都还没干。在需要侦查的案子里，大部分经由收到与案情有关的消息而结案。如果说一个工人跟他的工具一样好，你可以说一个警察不会比他的线人更加出色。

但有时候一个案子并不自己解决，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出来指认恶人，或澄清好人。此外，告密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也会说谎话。这时候就需要警察真正出力调查才能破案，这就是要“抬起屁股去敲门”的时候。

这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我正在恶劣的天气中抬起屁股去敲门。我坐在我的屁股上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在打一场解决格伦·霍尔茨曼死亡之谜的消耗战。问题是有时会变成不知所终的机械化行为。你其实已到尽头了，但你往往不会承认现实，还在不断地试着找出自己错在哪里，你只是不断地敲门问话，暗中感谢有无数的门可以敲，感谢你可以不断地保持忙碌，告诉自己你在做有用的事。

所以我没有打电话给伟视公寓。但我也没有把号码丢掉。我留在手边，万一我没有门可敲的时候再打。

当我找到迈克尔·杰斯佩森的时候，他对格伦·霍尔茨曼的死非常震惊。他知道这件谋杀案，但并没有多留意。这件谋杀案毕竟发生在离他很远的街上。而且霍尔茨曼在他过去的事务所上班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总之，被害人的姓名并没有勾起他的回忆。

“我当然记得他，”他说，“我们是一个小事务所。只有几个律师及两三个法务秘书。霍尔茨曼人不错。他比一般的法学院毕业生要大几岁，但只大几岁而已。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但结果他比我想的要缺乏野心。他做他分内的事，但他并不打算征服世界。”

他说的话就跟埃莉诺·扬特说的一样。开始时她看他是继承人的可能人选，之后发现他缺乏上进的动力。但毕竟他让他自己住上了二十八楼。现钞加上公寓，他留下的遗产远远超过五十万。想想看如果他有点野心的话，还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成就。

“说不定他刚好在不该在的地方，”杰斯佩森说，“他离开时我并不惊奇。我从来不觉得他会长待。他那时单身，又不在这个区域长大，所以他留在白原做什么？倒不是说他生来就是个纽约客。他是从中西部来的，是不是？”

“宾州。”

“嗯，那不在中西部。但他也不是从费城来的。如果我记得不错，他是从小地方来的。”

“我想是阿尔图那。”

“阿尔图那。纽约充满了从阿尔图那来的人。但白原不是。所以我对他的离去并不惊奇，而且就算他没走，几个月之后他还是得离开。”

“为什么？”

“事务所关门了。很抱歉，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其实你不可能知道。不过跟霍尔茨曼没关系，而且我不相信他看到这样的预兆，我不相信有这样的预感，我自己当然也看不到。”

我问他有没有其他的人我该去谈谈。“我想我对他的了解跟其他人差不多，”他说，“但你为什么要调查？我以为你们已经抓到人了。”

“只是例行公事。”我说。

“但你们已经找到人了不是？如果我没记错，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神经病。”他哼了一声，“我原来想说他该留在白原的，不过我们的街上也不安全。很不幸地，我太太和我现在住在一个有警卫看守的社区。如果你想来看我们，我要先把你的名字留给警卫。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围起来的社区。像是一个监狱，一个中世纪用墙围起来的城。”

“我知道这样的社区现在到处都是。”

“有围墙的社区？哦，是的，现在正热门。不过我想不会在阿尔图那。”他又哼了一声，“也许他应该留在阿尔图那。”

为什么他不？

为什么他会来纽约？他去离家不远的地方上大学，毕业后就回家，很可能就在他叔叔的公司里做一个推销保险的工作。然后他有了一些钱，搬到纽约进了法学院。

为什么？宾州州立大学不是也有法学院吗？在那里上会比搬到纽约便宜，而且按理说之后就可以在宾州考律师执照，然后在家附近执业。他甚至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卖保险，他不会是第一个用这种办法念完法学院的人。

但他走得干干净净。就我所知，再也没有回头。没有带他的新娘回家，没有把她介绍给他的家人。

他留下了什么？他走的时候带走了什么？他的父母留了多少钱给他？

或他们是否真的留了任何东西给他？

我从他的叔叔开始。我打电话给埃莉诺·扬特，査出版社是否有他的名字。她要她的助手找出格伦的履历表，据她说格伦并没有详细列出他念法学院之前的职业经历。比如说他课余或暑期的工作，他推销保险那部分，也只有摘要而已。“推销及行政工作—叔叔的保险公司—阿尔图那—宾州”，他是这样写的，后面加了日期。

我打电话到阿尔图那的询问台，请她在电话簿查一个叫霍尔茨曼的保险经纪人。她告诉我，此地有很多霍尔茨曼，只是大部分的“曼”是不同的写法，但似乎没有人从事保险业。

当然也可能不是叔叔，而是舅舅，这样就会是不同的姓。而且很可能他已经死了，或退休搬到佛罗里达，或是卖了保险生意，改卖汉堡王。

但是阿尔图那有多大？可以有多少保险经纪人，难道他们不会彼此认识？

我请询问台的接线员告诉我在电话簿上登最大广告的两家保险公司的电话号码。她似乎觉得我的要求很好笑，但她还是给了我需要的上述资料。我就打了过去，设法找在那里已经工作多年的人。我向他们解释我想找到一个在阿尔图那从事保险业的人，他的姓名可能叫霍尔茨曼，但最重要的是他曾经雇用他的侄子，而他的侄子的姓是霍尔茨曼，格伦·霍尔茨曼。

没这么好的运气。

我再打电话去给询问台，要了半打的霍尔茨曼电话号码。前两个没人接电话，第三个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的，她跟我保证她认得在城里所有的霍尔茨曼，她说他们全都是亲戚，但整个家族里没有一个人叫格伦。不是这个名字不对劲，但没有一个霍尔茨曼有过这样的名字，如果有人有，她一定知道。

我说我想他是从咆哮泉镇来的。

她说那就完全不同了。她没有真的说出来，但她给我的印象是在咆哮泉镇的霍尔茨曼好像有问题。她知道在那里有一家霍尔茨曼，但很多年了，没有他们的消息，她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仍在那里。但有一件事她很确定，在咆哮泉镇的霍尔茨曼与在阿尔图那的霍尔茨曼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

“除非你一直追溯到莱茵河流域。”她说。

我就打电话去问咆哮泉镇的霍尔茨曼，一边奇怪为什么我没有早点想到。不过没有什么差别，那里没有霍尔茨曼。

我打电话给莉萨。我说格伦曾在阿尔图那替他叔叔的保险公司做事，她是否知道那个叔叔的姓名？

她说：“被你问住了。他曾经提起任何一个亲戚的姓名吗？如果他提过，我也不记得了。问题是，我们两个人都很少谈论我们的家庭。”

“他母亲娘家的姓是什么？他曾经提过吗？”

“他肯定没提过，”她说，“不过等一下，我刚从他的人寿保险上看到她的名字。你等一等。”我等着，过一会儿她回来说叫本齐格。“父亲的名字是约翰·霍尔茨曼，母亲的名字是希尔达·本齐格。”她念给我听，“有帮助吗？”

“我不知道。”我说。

我又打电话去阿尔图那询问台，找一个叫本齐格的保险经纪人。他们没有这个人。我就不再继续寻找。这个做保险的叔伯辈的人，也可能是舅舅或姨父，是姻亲，格伦父母的姐妹的丈夫。他也可能是远亲，像他父亲的表兄弟。他有太多的可能既不姓霍尔茨曼，也不姓本齐格。

我挂了电话，坐在那里考虑下一步。看起来虽然我敲了很多的门，但一扇接一扇的门都在我面前关上了。

我要不要去阿尔图那一趟？天，我真不想去。为了追寻可能不会有多少价值的消息跑一趟，这段路似乎有些太长了。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从远处得到我想要的资料。如果我到那里的话，我可以从老的市镇记录里找到他父母的名字，找出他所有的亲戚，找到那个做保险的人。

这是在假设提供资料的人愿意和我合作的前提下。我知道如何使纽约市管记录的人员跟你合作，你贿赂他们。但在阿尔图那很可能行不通。

我是否非得找出答案不可？

我瞪着电话，算我活该走运，说巧不巧此时电话铃响了。

是莉萨。她说：“我挂了电话之后开始回想。为什么会是保险业？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做过保险生意。”

“他是这样告诉埃莉诺·扬特的。”

“他告诉我他卖车，”她说，“他卖凯迪拉克及雪佛兰，还有别的，奥兹莫比尔？”

“他什么时候做卖车的生意？”

“大学毕业之后，”她说，“在他搬到纽约之前，在他进法学院之前。”

“列在汽车代理商下，”我说，“你有没有看到霍尔茨曼？像霍尔茨曼汽车行，霍尔茨曼凯迪拉克之类？”

阿尔图那的询问台实在有耐心。她查的时候，我在心中想象格伦·霍尔茨曼躺着的人行道，那个地方正好在本田代理商的前面，对面修理汽车消音器，而纽约市最大的凯迪拉克代理商不过在一条街之外。

阿尔图那的电话簿上并没有霍尔茨曼。我请她再查本齐格。她说，这个名字她听过，但她说不出个所以然，也找不到本齐格汽车行。我说那就在代理商下找卖雪佛兰、凯迪拉克或奥斯摩比的。

经过短暂的寻找，她说当地只有一家是代理凯迪拉克的，他们还卖其他我提到的车，另外还有通用卡车，丰田汽车等。“时代不同了，”她指的是代卖丰田车，“名字是尼坦尼汽车行，”她说，“在五英里外。”

我拿了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女人不认为有员工叫霍尔茨曼，除非是那个修理部门新来的人，她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呢。他是不是我要找的人？

“那么我想老板不会就叫霍尔茨曼吧。”我说。

她似乎觉得我说得很好笑。“嗯，我想不是，”她说，“自从尼坦尼汽车行开店后，约瑟夫·拉马克先生就一直是老板。”

“店开了多久了？”

“好几年了。”

“在这之前呢？是不是曾经有过本齐格汽车行？”

“啊，不错，”她说，“不过那是在我来之前的事。请问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

我告诉她我从纽约打来，我在侦査一件谋杀案。死者似乎曾是本齐格汽车行的雇员，而且可能是本齐格先生的亲戚。

“我想你应该跟拉马克先生谈谈。”她说，然后告诉我他在另一条线上，我可不可以等一下？我说当然。

我正陷入沉思中，一个低沉的男声冒出来：“我是拉马克，抱歉我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

我告诉了他。

“有人被杀了？以前在这里工作，是阿尔·本齐格的亲戚？那么我想应该是格伦·霍尔茨曼了。”

“你认识他？”

“哦，当然。但不熟，我有好多年没想到他了，不过他是一个挺不错的年轻人。如果我没弄错，他是阿尔姐姐的孩子。她一个人一手养大了格伦，但就在格伦去上宾州州立大学的时候死了。我相信那些年来阿尔多少帮了点忙，当格伦毕业后，他就雇用了他。”

“格伦的表现怎样？”

“哦，还可以。我觉得他不懂卖车这一行的门道，但有时这需要时间磨炼。不过他离开了。我不知道他是对阿尔图那还是对这门生意感到厌倦。也可能是因为阿尔的缘故，他是个好人，但在他手下做事很不容易，我自己也一样离开了。”

“你以前也替本齐格做事？”

“哦，当然，但我辞职了，啊，大概在格伦来了几个月后。不过跟他没关系就是了。阿尔喜欢找碴儿，我就转到街上另一家费里斯·福特上班。后来阿尔有了麻烦，我就回头买下了这个地方，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老天，都十五年了，”他说，“陈年旧事了。”

“发生在格伦离开之后。”

“你猜得对。他离开几个月后阿尔出了问题，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接手。”

“什么样的问题？”

他停了一会儿。“嗯，我不想提，”他说，“无论如何都是旧事了。现在这里没有人跟这件事有牵连了。阿尔跟玛丽一旦可以离开就立刻走了，而我想不出他们现在在哪里。那是说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猜他已经过世了。当他离开阿尔图那时，他是一个破碎的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怪该死的联邦政府，”他语气里带着真情，“我不打算说的，但我不会伤害任何人，而且你很容易就会发现真相。阿尔有两套账簿，他这样做有很多年了。他太太是管账的，我猜是他们两个一起做的账。当然他另外有一个会计师，是普赖斯，那段时间他也被一起扯进了这个麻烦，但最后证明他是清白的，阿尔跟他太太一直瞒着他，不过还是对他以后的生意有影响。”

“本齐格结果怎么样？”

“他们认了罪，没有选择，不是吗？国税局手里有证据，而且这个案子明显是逃税。他们有一套假造的账簿，还有秘密的银行账户。你不能说你是不小心犯了错，你不知怎么忘了没报税。如果国税局想的话，他们两人都有可能进监狱。人是没进监狱，但国税局也没有多少慈悲心，这是我的意见。他们拿走了阿尔所有的资产，结果我买了这个地方，另一个人买了他们的房子，还有个人买了他们在湖边消暑度假的房子。”

“这件事发生时，格伦已经走了。”

“嗯，不错。就算他听到这个消息，他也没回来支持他舅舅。那时他在哪里，纽约？”

“纽约，”我说，“读法律，用他母亲死去留下的钱付的学费。”

他要我再说一遍。等我说完后他说：“不，不可能的。格伦·霍尔茨曼在咆哮泉镇的拖车里长大，而且那部拖车还不是他们自己的。他妈妈除了她兄弟给她的钱之外，我不相信她还有一毛钱。”

“说不定那是保险的钱。”

“如果是的话，那就太令人惊异了，但就算有也早该用完了。我不是说过，格伦的母亲差不多在他去念大学的时候死的。”

“是的，你刚才说过。”

他说：“这有问题是不是？他从哪儿弄到的钱？”

“我不知道。国税局怎么会找到本齐格的头上？”

“我的天。”他说。“谁知道那第二套账簿？”

“一小时前我会说谁也不知道，我确定普赖斯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会说只有阿尔及玛丽知道。”

“现在呢？”

“现在我必须猜测格伦是否知道，”他说，“老天，我的老天。”

第21章

“他是个告密者，”我告诉德鲁·卡普兰，“当线人是他的职业，他独立工作。从他在阿尔图那帮他舅舅卖汽车开始的。”

“阿尔图那的舅舅？”

“他发现他的舅舅和舅妈大量逃税。用两本账簿，秘密的银行账户。看起来替那个舅舅工作很不好过，所以格伦就决定自己开工。”

“他向国税局告密？”

“你可以用那种方法赚钱，”我说，“我原来就知道，但我从没想到这是如此受欢迎的小生意。国税局还有免付费电话专线让你告密。我昨天打去，一个女人告诉我他们如何行事。我问了很多问题，而我不觉得她以前没听人问过。她一定整天坐在那里，跟那些贪婪和一肚子怨恨的人扯淡。”

“这种人很多。”

“我想也是。你的报酬是追还的税及罚金的某个百分比，这个百分比又因你提供材料的品质而有不同。如果你带来一套账簿，帮他们立案，这比你只是伸出根手指，要他们往那个方向去查要值钱多了。”

“这才公平。”

“你可以保持匿名，我相信格伦一定是这么做的。他舅舅可能猜出来是谁出卖了他，也可能没有。他必须出来认罪，才能避免锒铛入狱。他卖了所有的资产，夹着尾巴逃出了城。我不知道他最后付了多少钱，但格伦的表现足够让他送自己上完法学院。”

“他需要替这笔钱付税吗？”

“你知道，”我说，“我问她这点。她说他们最有可能先抽税，就像先替你扣税一样。”

“这样啊。”他说。

我们在一家叫“诉讼案件记录”的餐厅吃饭，那个地方在乔拉勒姆街布鲁克林区公所的转角附近。那个地方不错，高天花板，装潢用的是橡木、黄铜及红色的真皮家具。就像它的名字，这个地方大部分的顾客是律师，但也有不少是警察。午餐是他们最忙碌的时间。他们卖出一大堆塞得过满的三明治，倒出一杯杯的酒。

“天气真好。”德鲁说。

“好极了，”我回应，“上次我在这里吃饭时也是如此。那是在春天，我和布鲁克林刑事组的一个警探约翰·凯利吃午饭，我刚才进来时还看到他坐在酒吧那里。那天天气真好，我从这里走出去，一直走到湾脊。我想今天我不会这样做了。你知道吗？如果昨天也是这样温暖，充满了阳光，我会仍旧在猜想格伦·霍尔茨曼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是昨天的天气把你留在家里了。”

“昨天我一天都在打电话，结果这正是我该做的事。一旦我发现他是怎样开始的，要决定下一步该找谁，以及要找什么样的资料就不困难了。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之后就到白原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他离开后不久，那家事务所就关门大吉。里面的一个律师随口说大概霍尔茨曼早已有预感，知道这里即将关门。”

“我敢打赌是他搞的鬼。”

“而且神不知鬼不觉。我打电话回去给那个律师，他叫杰斯佩森，问他事务所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的问题一定太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根本没有问我为什么想知道。看起来其中有一名律师与几个毒贩有牵扯。”

“那个律师收了毒贩的钱但没去报告，所以他们就关了事务所。你不知道，我有多恨这样的故事，马修。”

“但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他们的事务所并没有涉及犯罪，他们代理的是其他业务，而且客户付给他们的是支票，就算有现钞经手也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个律师对可卡因发生了兴趣。”

“啊，别告诉我这个。”

“他借着买卖毒品来支付他毒瘾的费用。结果他一个生意上的伙伴竟是毒品管理局的人，他们给他一个机会检举他的毒贩客户，但我猜他觉得住在监狱远比丧生于乱坟岗子要好一点。这件事闹出来后，又发现他还盗用了其他客户的钱。杰斯佩森给我的印象是，结束他们的事务所是小事一桩，他们根本没有剩下多少钱。”

“我会假设是霍尔茨曼去告发，因此毒品管理局的人才去卧底。”

“我也这样想，”我说，“但我没办法去问他们，但我想这样的假设错不了。”

“我猜毒品管理局一定会付钱给通风报信的人。”

“我倒是打电话去问过这点了。他们不像国税局的那位女士那样坦白，但不错，如果帮他们捉住毒贩的话，他们会付一笔奖金，也可以得到他们缴获资产的某个百分比。我从一个我认得的家伙那里打听出更多如何在市面上买卖消息的途径和价钱。”我指的是丹尼男孩，我打到他家里。昨晚的天气也把他留在家里了。“目前这种毫不宽待的政策不见得能打赢毒品对抗战，”我说，“但能逐渐赚回本钱。当你抓到毒犯后第一件做的事是把所有你查出来的东西充公。车子、船、毒品自不消说。如果你逮捕的人带了钱去买毒品的话，就连这钱也没收。如果他们在房子里聚会贩毒，或是在里面储藏毒品，那么房子也在充公之列。如此他们可以搞到很多的资产，忽然之间他们有了一大笔预算来支付密告的人。”

“那套公寓——”德鲁说。

“忽然之间明白了是不是？有些欧洲或南美洲人以开曼公司的名义用现钞买了下来。他们不一定是贩卖毒品，但这个可能性极高。政府把他们的资产充了公，这样便可以解释为什么多重线圈公司虽然不会因付不出分期付款而负债，但却失去了他们的公寓，然后有一家美国减价资产公司出头。我找不到任何跟他们有关的记录，想来他们可能只存在于某个政府机关的档案里。一定有某种空头公司存在，让政府可以用来处理没收的资产。”

“我以为他们会喜欢做得引人注目，让纳税人看他们如何惩处这些毒犯。”

“不见得，”我说，“有时候他们希望无声无息的，这样国会就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经手了多少钱。”

“说不定有些钱就留在一些人的手上了。”

“不是不可能，是不是？”

“霍尔茨曼呢？他做了什么事因此拿到了公寓，倒霉的会是谁？”

“我不知道，”我说，“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帮忙抓到多重线圈公司里的人，但这样做的话会使他暴露身份，如果有任何被他告发的人认识他，而他住在他们的公寓里——”

“除此之外他怎么可能拿到它？这一定是他某次密告的报酬。”

“就说他告了某人的密，得了一笔六位数的报酬。然后有人说：‘嗯，你看，你需要一个不错的地方住，这里有一些充公的资产，你何不选一个，我们就把房契给你。’”

“好人有好报嘛。”

“一向如此。”

他叫服务员，指指我们喝光的咖啡杯，等咖啡倒满后他说：“所以谁会是那个倒霉鬼？你有没有什么推测？”

“没有。”

“看看他的履历表。从他在阿尔图那卖车到在白原就业。接下来他去了哪里？”

“在一家出版社的法务部门，后来那家出版社被一个国外的多边企业公司买下，就关门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不觉得他跟这个有任何关系。之后他去了沃德尔与扬特出版社，直到死前他还在那里工作。对一个以告密为专长的人，在出版社的法务部门工作是一个很怪的职业选择。”

“所以呢？”

“嗯，我有一个假设，”我承认，“它跟事实相符，也跟我对霍尔茨曼本人的感觉相配。”

“我老是忘了你认识他。”

“我不是真的认识他，只是见过他几次而已。”

“来听听看你的想法。”

“我想他是逐渐陷入的，”我说，“我猜他发现他舅舅逃税的时候，情绪很复杂，夹杂着正义的愤怒及私人的怨恨。他告发了舅舅，干了一场，自己就此脱离了阿尔图那。但他并没有拿了国税局的钱去买奔驰轿车。他慢慢地用，靠这笔钱上法学院。他说这是笔遗产，靠这笔钱读完了法学学位。如果他真的视此为遗产，我一点也不会惊异。说不定他告诉他自己这笔钱原来就该是他的，阿尔·本齐格挖到了金矿，而格伦的母亲却只落得一根木柄。

“他到白原工作。那不是他的第一选择，他比较喜欢纽约的事务所，但他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最初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但结果他的雄心壮志却比别人期望的要小很多，在沃德尔与扬特那里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埃莉诺·扬特刚雇用他的时候，视他为未来的接班人，但不久她就发现他并没有这样的雄心。

“在白原他发现有个律师沉浸在可卡因中，说不定他对他的工作，特别是他的前途有点失望。说不定是他的支出开始超过了他的收入。而这边有这么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拿他的鼻子当吸尘器，饭不好好吃却去买卖毒品。格伦记起阿尔舅舅，以及让他罪有应得的那份满足感，再说还可以因此赚钱。”

“所以他就丢了一毛钱去打电话告发他。”

“我们现在还说一毛钱实在很好笑，打电话早就要两毛五了。但这正是他做的事。再一次，当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已经早就拍屁股走了。他在一家出版社找到工作，在那里做到不能再做的时候，他就转到另一家出版社。他没有多少野心，也没有挥霍无度。他住在东八十街上一间很小的单人公寓里。

“就在那段时间里，他看到另一个赚钱的机会。我原先想他遇见莉萨，觉得他们需要一个住的地方时，于是就很快找到一个可以出卖的人。但算算时间不对。我想他原来只管自己的事，但机会来了，他就一把抓住。”

“‘我看到我的机会，然后我一把抓住。’”看到我一脸木然，德鲁接着说，“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①，他写的政治回忆录异常地坦白诚实但同时又能自圆其说。他是这样说的，他看到他的机会，然后他一把抓住。我不知道我们的朋友看到了什么样的机会。”

①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George Washing Plunkett，1842-1924），曾长期担任纽约的参议员。

“我不知道，”我说，“如果要我来猜，我会说跟他的工作无关。倒是可能跟他在约克维尔认识的人有关。”

“因为他搬家了。”

“这是他的习惯，对不对？坑了人后立刻一阵风似的走人。他告发了某人，有一大笔钱要到手。‘嘿，格伦，你想要我们怎么付你？钱？’‘说不定你们可以用房地产付我。最近你们手上有些什么？’‘让我们看看，有一间很不错的二居室公寓。楼层高，视野棒，看得到河，在一个地中海小岛的绅士名下，他只有在星期天才用它。这儿有钥匙，你何不自己去看看。’”

“他们真的是这样行事吗？给你看他们手头有什么，然后让你来挑？”

“我也不清楚。但我相信这差不多就是他那间公寓的来路。大概在那段时间他遇见了莉萨。当他们的关系变得很认真之后，他要他们赶紧办文件交房子，然后当他们从百慕大回来，那个地方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他们搬进来了。”

“盒子里的那些钱呢？”

“我猜是另一桩事。也可能是同一件。我的猜想是，当他结婚时他的人已经改变了，也可能早就改变了。他开始不把告密看做副业，而是正业，不是偶尔干上一两次。他开始寻找机会。”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他的日程表。他上班的时候，他的工作用八小时绰绰有余，但他告诉莉萨他忙得晚上和周末都得加班。我想他是在外四处留意。我想这是他对我感兴趣的原因。”

“他觉得他可以抓到你逃税吗？他们会拿什么充公，你多余的那双鞋？”

“是我的职业让他有兴趣，”我说，“他告诉我他想要出版我的回忆录。嗯，这是一派胡言。他的出版社并不出版原着。他真想要知道的是一个侦探如何行事。他想要我教他侦探这一行的门路。他说不定想我们可能成为伙伴，挖别人的丑事，一转手变成金子。我从来没有机会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因为我不喜欢他的为人，也不想给他任何机会。”

“所以他自己单独刺探。”

“显然是。”

“那是谁杀他的？”

“我不知道。”

“一点概念也没有？”

“一点也没有，”我说，“我假设他在展开行动，在他不该在的地方引起别人的注意。有人一定发现了他的动机。”

“所以就宰了他。”

“如果你四处乱跑设计陷害毒犯，当然你得冒这个险。告发亲戚逃税，风险自然小得多了。但迟早你的亲戚都告发完了，也不会再有像白原的那种不专业的律师。如果你的对手是专业的，结果是你可能会死于非命。”

“是这种职业独有的危险。”

“我也会这样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死因也可能就如警方一开始所认定的。”

“乔治·萨德斯基。”

“非常有可能是他做的，就算不是他，又有什么差别？没有人在意他的罪名会不会被洗清。我猜他是无辜的，但我没有证据支持，更别提告诉你是谁杀的。格伦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留下那种按一般习惯封好的信封，当他死后可以拆开，发现他的秘密。”

“有些人一点也不周到。你还要些咖啡吗？”

我摇摇头。“有些人可能杀人不偿命，”我说，“这种事屡见不鲜了。”

“而且偏偏发生在不能再好的人身上。”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坏。从一方面来说，他是一个鬼鬼祟祟告密拿钱的人，但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未被宣扬的雅痞英雄，打击恶棍收了奖金并不为过。不论你怎么看，我不认为他的幽灵在那里嘶吼着要报仇。”

“那我们俩的客户呢？如果杀她丈夫的凶手没有受到惩罚，她能睡得安稳吗？”

“为什么不？你是她的律师，什么最符合她的利益？”

他想了一会儿。“那就算了。”他说。

“我也会这样说。”

“再等几天看有没有其他隐藏的资产。不过我不觉得我们还会找到别的。”

“嗯，我也不觉得。”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不觉得国税局会来找麻烦。我想她的手上有公寓的房契，又有一满满盒子的钱。这已经很不错了。”

“是啊。”

“你希望一切圆满，”他说，“希望知道是谁杀的，怎么杀的，为什么要杀。更好的是看到凶手被抓起来。但我必须告诉你，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最好是此案到此终结。如果揭出来，引起媒体的注意，就有那种管税务的讨厌鬼出来问东问西，谁想跟他们纠缠？”

“当然没人。”

“无论如何你也没办法抓到人让他认罪。不管是谁做的，现在他一定从这里到圣路易一路都找好了不在场证明。说不定他还可以提出证明当霍尔茨曼被杀时，他正和教皇及犹太学校的老师玩牌呢。”

“这种牌局一定很了不得。”

“嗯，你知道教皇的，”德鲁说，“他不会打牌，但兴致很高。”

第22章

几天后，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走到窗前观察天气是否会有改变。外面阳光普照，感觉清冷，我希望能一直保持这样。凡登大厦公园路边的板凳上有样东西吸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弯腰伸手够向一块石头。我走下楼，但没有左转去乘地铁，我过街走向那个一头白发的清瘦的黑人。他手上拿着一份《纽约时报》，打开到棋局专栏的那页，一边用他自己的棋盘和棋子解答。

“你今天穿得真整齐，”他说，“我喜欢你的领带。”

我谢了他。我说：“巴里，今天下午他们给乔治举行告别式，我要去布鲁克林走一趟。”

“是吗？”

“他弟弟打电话告诉我的。只有家里人，不过他说欢迎我去。”

“今天的天气正适合，”他说，“没下雨。”

“也欢迎你去。”

“去参加丧礼？”

“我想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

他打量着我，看了好一阵子。“不，”他说，“我不想去。”

“如果你觉得你会格格不入，”我说，“嗯，天哪，我跟你是一样的。”

“你说对了，”他说，“我们两人都是同样肤色，穿着也一样。”

“哦，别这么说。”

“其实，”他说，“不论我是不是能跟他们合得来都无所谓。我不想去。你回来后告诉我就行了，如何？”

我坐上D线地铁。他们在诺斯兰德大道上的殡仪馆举行告别式，去的人将近有五十人，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多。汤姆及其太太，他姐姐，他们的亲戚，邻居，还有戒酒协会里的朋友。大部分是白人，几乎都打了领带，但也有几个黑色的面孔，有几个没穿西装的。巴里来的话，并不会显得有多突出。

棺材已经合上盖子了，仪式也很简单。主持告别式的牧师并不认识乔治，他谈到死亡是从身心束缚中得到解放。面纱掉了下来，他说，而盲人又重新看见。他的灵魂高高飞去。

汤姆接在他的后面简短地说了几句。从某一方面来说，他说，我们早已失去了乔治。“但我们还是一直爱着他，”他说，“我们爱他甜蜜的一面。而且我们总是心存一线希望，有一天阴云散去，我们又重新得到他。现在他走了，我们从没有得到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是跟我们在一起了，而且他再也不会迷路。”他的声音沙哑，但还是挤出最后几个字，“我爱你，乔治。”他说。

唱了两首赞美诗，一首是《前进吧，基督的士兵》，另一首是《对我忠实》。由一个深色头发长及腰部的肥胖女子一人独唱，她的声音浸满了整个房间。在听第一首诗歌时，我想到乔治穿着他的军用夹克，口袋里装满了弹壳。这个老兵现在已悄然远去。在听第二首时，我记起一张特洛尼奥斯·蒙克①的老唱片，同一首歌，另一种唱法，只有八个音符，但回荡幽远。简·基恩有那张唱片。我已经有多年没有听了。

①特洛尼奥斯·蒙克（Thelonious Monk，1917-1982），美同着名爵士音乐家。

告别式过后有车队跟着灵柩直送到皇后区的墓地，不过我没跟去，我坐上地铁回到曼哈顿，发现巴里还在原来的地方。我坐在他的对面一五一十告诉他乔治的丧礼。他听完之后建议我们下盘棋。

“就下一盘。”我说。

他轻而易举地就赢了我。当我按下我的国王，他建议我们喝一杯来悼念乔治。我给了他五块钱，他拿了一夸脱的麦芽酒和一杯咖啡回来。他喝了好几大口后盖上瓶盖，说：“你看，我从来不去丧礼的。我不信这一套。有什么理由要去？”

“这是说再见的一种方式。”

“我也不信。人来人去，世界就是这样。”

“我想是吧。”

“只是你已经习惯了。乔治来了，而我对他逐渐习惯，习惯他就在附近。现在走了，我也习惯了。如果你有点耐心，你对任何事都可以习惯。”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他们终于通知可以领回格伦·霍尔茨曼的遗体。我想如果他的遗孀去要求的话，他们大概就早点做了。我替莉萨打了几个电话，安排人送他的遗体去火葬。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好像没有真的结束似的，”埃莱娜说，“难道不该有某种仪式？一定有人会去。”

“大概他办公室的人会去，”我说，“但我不相信他有什么朋友。对她来说，最好的是一个简短的私人火葬，没有任何仪式。”

“她一定得去吗？你想你该跟她去吗？”

“她似乎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说，“而我从现在开始最好不再插手。”

所以当莉萨去拿她丈夫的骨灰时，我并不在场。但一两天后，当我晚上十点去过一个戒酒聚会后，我又感到坐立不安，我既不能借走路平静下来，也不能靠自己劝说自己按捺下来。于是我拿起电话。“我是马修，”我说，“你想要人陪你吗？”

第二天早上我走到中城北区分局。乔·德金不在，不过这次我不需要他的帮忙。我找了几个警察，向他们解释我代表霍尔茨曼的遗孀而来，他们还来的霍尔茨曼私人物品并不全。“她从来没有拿回他的钥匙，”我说，“他一定带着他的钥匙，而她从没有拿到。”

没有人搞得清楚。“呸，狗屁，”一个警察说，“叫她换把锁。”

我在曼哈顿刑事组及中央验收处又碰到同样的情形。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打搅那些有更重要事情要做的人。但接近黄昏时我口袋里装着一把钥匙走出了警察局。要证明它们是霍尔茨曼的钥匙并不难——有一把开了他们公寓的门。要选出他保险箱的钥匙也很容易，而且我银行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有个图表，能帮助我们查出那个保险箱在哪个银行的哪个分行。

德鲁·卡普兰得到官方许可开那个保险箱，他和莉萨一起去的，同时陪一旁的还有甩不掉的国税局人员。我猜每个人都在期望看到现钞及南非的大块金币，但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让人心跳加速。出生证明，结婚证明，不明人士的小照，格伦学生时代的照片。

“那个从国税局来的讨厌鬼无法忍受这种事，”德鲁告诉我，“如果他没什么东西，他干吗要搞个保险箱？而且何不租个最小的？他说一定曾经有别的东西在里面，显然是以为我们先开了箱拿了现钞，然后才通知政府的。我建议他去查银行的记录，证实自从保险箱所有人死了之后，并没有人碰过这个保险箱。其实他早就知道了，这个可恶的杂种，但他觉得不管怎么样，政府一定是被骗了。”

“政府被骗了是没错。”

“我也会这样说，”他说，“如果要我来猜，我会说她在柜子里发现的钱原来是放在保险箱里的。根据记录，死前一个星期他曾经去过那里。我想他拿出了钱，放进铝盒藏到衣柜里。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可能急需现钞。”

“这是一个可能。也可能有现金交易，或他希望他有办法带着钱跑。我还想到一点是他说不定有预感。”

“我最喜欢你这样的猜想，”我说，“他感觉到他可能有危险，而他想确定她能拿到钱。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保险箱里没有任何会引人尴尬的东西。他早已想过国税局的人会从他的寡妇肩膀后面探头探脑。”

“而且我们知道自从他告密了他的阿尔舅舅后，他对国税局再熟悉不过。”

“我们又知道他很喜欢她，”我说，“因为他选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作为号码锁的密码。”

“我不知道这点。”

“五一一，”我说，“五月十一号。”

“很亲密。”他说，“你能找到钥匙也不容易。”

“哦，它们迟早会出现的。”

“我可不敢打赌，”他说，“如果你想藏到一个永远不会被人找到的地方，跑到警局的仓库四仰八叉睡在架子上，保准没人找得到你。他们有彼得·斯特伊弗桑特①的木腿，你也可以拿特威德②的钱包当枕头。”

①彼得·斯特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1591？-1672），荷兰在美洲的殖民行政官，曾任荷兰西印度公司分公司经理、荷属北美及加勒地海地区总督，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即后来的纽约市）市政府。

②特威德（William Marcy “Boss” Tweed，1823-1878），美国政客，在纽约建立“特威德集团”，结党营私，侵吞巨额公款，因伪造和侵吞公产罪被捕判刑，死于狱中。

应该到此结束了。

我做了我被雇用该做的事。我没有发现是谁扣的扳机，但这不是我分内的事。我被雇来保护莉萨·霍尔茨曼的财务利益，看起来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最后一件替她做的事是陪她再度前往德鲁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们拿回藏钱的盒子。我们坐出租车到曼哈顿，在第二大道的一家银行，她仍保留以她婚前姓名开的户头。她租了一个保险箱，把钱放了进去。如有必要，这些钱可以永远留在那里，或是等一天有人找到一个好办法来洗钱。

我付出的时间得到优厚的报酬，但我曾做更少的事而赚更多钱，所以我从不觉得我收费过高。

不论如何，有得有失。在我帮莉萨藏好她的钱后一个星期左右，我替一个在切尔西贫民公寓的女人做了点事。一个在戒酒聚会认识的人介绍我去的。这个女人是一个姐妹的朋友，或是一个朋友的姐妹之类。她发现她的同居男友竟然强奸了她九岁的女儿，于是把那个男友赶了出去。但他回来痛揍过她两次。第二次发生后她报警要求保护，但这只有在事发后才有用。他很快又来了，而且还再度强奸了她的女儿。她又报了警，警察也下了拘捕令抓他，但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而且警方对这种所谓家庭纠纷的案子，是绝对不会投入大量人力的。

我住进这个女子的公寓，住在里面保护她。她的美是一种丰厚的、即将熟透的美。她每天都喝酒喝到神志涣散，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玩牌就好几个小时不停，在我住的那五天里从来没关过电视。

我整天坐在椅子上看书，如果电视上刚好有我可以忍受的节目我就看看。接近午夜的时候埃迪·兰金会过来。他偶尔给“可靠”侦探社打打零工。兰金个子大，反应快，对暴力着迷。我想那个男朋友最有可能夜里来，打起架来有埃迪不错。他和我胡说八道个把钟头直说到我瞌睡不支，我就在沙发上打个盹。五点左右他把我叫醒，我给了他一百块钱打发他回家。

我正觉得自己可能熬不过一个星期，但在第五个晚上，那个男朋友来了。当时大概是两点半。小女孩在她自己的房间睡觉。那个女人像每个晚上一样，在电视前面的椅子上躺倒。电视仍旧开着，埃迪在看，我在打瞌睡。我听到有钥匙开锁的声音，坐起来避到沙发的另一边，此时门开了，那个男友眼神疯狂，大吼大叫地闯了进来。

根本不需要我出手。他没来得及走两步，埃迪已经打了过去。他抡起左拳猛击他的肋骨下方，他一定打到了肝脏，因为那个可怜狗娘养的立刻就败下阵来。他像被枪击中一样一头栽倒，就在他倒地的时候，他的脸陷在埃迪的膝盖里。

我们可以去叫警察。假如她够清醒的话也可以去告他。但他会被保释出来，像他这种人总是会被保出来，然后他可能会过来杀死她。如果我们不在的话，他可能这次就干了。在他趴在地上呻吟时，我过去搜了他的身，搜走一把七英寸折刀。

我们要做的事是预防他再回来。“说不定他从屋顶掉了下来，”埃迪一边说，一边把那个小丑揪到窗前，“我看他就像那种人，常常走在屋顶上，总有一天掉下来。”

当然我们并没有把他摔下屋顶，或扔出窗外。但我们把他痛打了一顿。事实上都是埃迪干的——踢他的私处，踢他的肋骨，踩他的手。这种事我一定要在气得要命的时候才做得出来，一旦情况稳定下来，我的情绪也就平复了。但埃迪就不同了，他永远在愤怒的边缘，就算没人惹他，他也可以说暴怒就暴怒。

如果要探究，我猜可能是他的童年造成的。

他打够了之后，我们把那个男友拖起来丢出了门。在楼梯间我抓起他的衣襟，告诉他我再也不想看到他。“如果你再来这里的话，”我说，“我会打断你的手脚，我会挖出你的眼珠，而且我会割下你的那话儿，要你自己吞下去。”

我们出去坐埃迪的车到一间他喜欢的餐馆吃饭。“我原来打算把他打个半死，”他说，“一直到你说要他吞他自己的那话儿我就算了。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那个狗娘养的会有钥匙？”

“我猜她没去换锁。”

“天哪。”

“嗯，换锁要花钱，她又没有多少财源，你看看她的地方就知道了。”

“嗯，她有钱雇我们，”他说，“你给我，让我算算，每天一百块，一共有五天，今晚又有特别加的。”——我额外给了他一笔战斗奖金——“总共有多少？六百块？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你拿了多少？”

我承认我一毛钱也没拿，在他追问下，我就告诉了他给他的钱是我自己掏腰包的。他问我她是不是我的亲戚。我说不是，然后他皱起眉问我有没有跟她睡过觉。我说：“见你的鬼，埃迪。”

“嗯，妈的，”他说，“我的意思是，你是什么人，圣徒下凡？”

“律师管这叫慈善服务，”我说，“每隔一阵子，我就免费服务一次。她是一个朋友的朋友，虽然她没有钱，但你不能让那个屎袋这样对待她。”

“他是一个屎袋没错。”

“所以要帮她忙其实很容易，”我说，“不过如此。我也不是常常干。”

“我希望你没有，”他说。过了一会儿当我们走出去后他说：“我再问一次，马修，你真的没有跟她睡过觉？”

“啊，当然，”我说，“这到底有什么关系？”

“嗯，我在想试试我的运气，”他说，“但我不想踩到你的地界上。”

“我的地界在城的另一边，”我说，“你是认真的吗？”

“为什么不？”

“呃……”

“你看，”他说，“我知道她是条母猪，但她的身材不错，而且她有那么一双睡不醒的眼睛。嗯，我不是说谈恋爱。我只想睡她一回，如此而已。”

“随你便。”

“那双眼，那张嘴。她看起来像你要她怎么干她就怎么干，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但别去碰那孩子。”

“嘿，”他说，“我成什么人了，禽兽？不，别回答了。”

“我不会回答。”

“我说不定是野兽，”他说，“但我还是有限度的。”

不久之后我庆祝我的周年纪念日。又是不再酗酒的一年，过一天算一天。

戒酒协会有个互相印证的说法，说我们在戒酒周年纪念日前后常常会感到异常焦虑，我想一般说来是真的。但很难说我现在的感觉到底如何，因为除了我的周年纪念日外，我有太多值得焦虑的事。

我们庆祝了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有资格在第九大道的资深中心发言，埃莱娜也去了，又听我讲了一遍我的故事。之后我们跟费伯夫妇一起去吃饭。

“你总有一天会等到，”吉姆说，“它会悄悄地到来。有一天你醒过来会发现你够资格说你已经长期不喝了。”

“到那时我也可能心如止水了。”我回答。

“我就不知道了。但你说不定真有足够的时间，所以你可以说你有‘好几个二十四小时’都没醉过。”

“从没发生过。”

过来人常常这样说话。我知道有些人从不过他们的周年纪念日，更别提去庆祝了。他们说，这只是另一天而已，而他们可能是对的。

吃过晚饭后埃莱娜和我回到她的地方。我们谈了一会儿就上床做爱。我差不多要睡着了，正滑到床的边缘，然后有什么东西吵醒了我，我不知道是什么。埃莱娜睡在她的那一边，背对着我，她的呼吸缓慢而均匀。我睡在那里，怕一移动会吵醒了她。我希望我会慢慢睡着，但最后我只能放弃，起身走到另一个房间去。

我没开灯坐在黑暗里，希望能摆脱让我心神不宁的那些胡思乱想。我没办法不想有一天我会重新开始酗酒。我感到这是完全无法逃避的。

说不定这是有些过来人不愿意去想周年的缘故。说不定往长期看是很危险的，想得太多也是很危险的。

每隔三四天我跑一趟葛洛根，跟巴卢混一阵子。我通常到得很晚，都快打烊了，我们会找张桌子坐下来。他喝苏格兰威士忌，我喝咖啡、可乐或苏打水。最好的时候是顾客全走光了，酒保堆起椅子扫好地也回家了。然后我们只点一盏灯，交换我们的故事，或分享沉静的一刻。他喜欢听我在切尔西免费服务的那个故事。

“你非得打残他不可，”他说，“除非你想把他杀了——你并不想杀他是不是？”

“不想。”

“不是杀了他们，就是把他们吓个半死，对于有些人，把他们杀了反而简单。你可以痛揍他一顿，把他吓得一时不能动弹，然后他喝酒喝得烂醉，或用了什么天杀的毒品，他就什么都不怕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忘了。”

“正是，他忘了他怕你。他操他娘的脑子里记不得了。所以你得打得他永远忘不了，让他由此忘记自己的名字。”

这些话在静寂的空气里回响。在接下来的沉默中，我在想是不是杀人比较简单，而且比较确定。特别是对不在乎杀人的人，对视杀人为自然的人。我看着我的朋友米克·巴卢，一个我异常喜欢的人，一边想起另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人。我们之间的沉默更深了，而我把我的想法留在心里。

如果我晚上待了太久，通常他会邀我跟他一起去望弥撒。他喜欢去十四街上的圣伯纳德教堂参加八点钟的弥撒，以此结束漫漫长夜。他父亲以前每天都去，身上穿着他那件白色的屠夫围裙，跪在侧边的小星期堂，在他到一个街区之外挥刀宰割之前接受圣餐。

米克仍保留着他父亲的旧围裙，而且每当他去望弥撒时，一定穿着它。他也仍然保有老人的屠刀，但他留在家里。他的父亲以屠夫弥撒作为一天的开始，而米克从跪祷站起来后才回家上床，回到他在城里几套公寓里的随便哪一处，只是没有一个地契或租约上是他的名字。或是到纽约州北部的农庄，或者就睡在葛洛根办公室的皮沙发上。但他不像他的父亲，他通常不领圣餐。

有一次我们两人都走到圣坛前领了圣饼。稍早的夜里他曾带着屠刀，而且用刀割下新鲜的肉。在我们站在那里之前，我们的围裙上都沾上了鲜血，你可以说这是渎神，也可以说我们的信仰虔诚。

我的老友在围裙上又染上了新的血吗？

跟我一块去望弥撒吧。他催我，深夜已经转为黎明。今晚不行，我总是这样说，下次吧，但不是今夜。

埃莱娜不再去上课了。

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我忽然发现她此时本该在教室的。我开始说话，但她阻止了我。“别担心，”她说，“我不再修那门课了。”

“为什么？”

“我并没有正式退课，我只是不去了。如果你没有修学分的话，实在没理由要正式退课。那会像是寄正式信函到第十三台，通知他们你即将要关了他们的节目《新星》不看了。何必啰唆呢？你大可以拿起遥控器，跟全美国其他的人一样看《罗斯安娜》。”

我问她为什么她不想再去。

“我不知道。”她说。

“哦。”

“因为这是狗屎，”她说，“因为我是一个极其无聊的人，一个老女人有时间没事干。我像是田野里的百合花，我不劳动，我不纺织，他妈的我有什么用处？”

“我以为你喜欢上那些课。”

“它们不是我的生活。”

“不是。”

“它们不能是我的生活，我没有任何生活，问题就在这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提什么建议。正当我在想要说什么时，她的情绪改变了。好像她在个人遥控器上按了一个钮，把她自己换到另一个频道。

“好了，”她说，“不再拉长脸，不在公共场合搜索你的灵魂。人人都喜欢看你微笑。至少这是他们在应召女郎学校里教我们的一套。”

每隔几天我就会拿起电话打给莉萨。有时候我在下午打给她，有时候是在深夜。她几乎永远都在家。我会问她我可不可以过去。她每次都说来吧。

过了一段时间她改了她的留话录音，抹掉了格伦留下的最后几句话，换上她自己同样无味的几句话。一旦发现我并没有拨错号码，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大解放，我不再需要听那个从阴间传来的声音，在我跟他的太太说话之前，我不再需要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了。

但再下一次我听到她的留话时，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引述《在法兰德斯的旷野里》的诗句。

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

我从没有在公寓之外见过她，从没有打电话跟她聊天，从没有带她到楼下去喝杯咖啡或吃点东西。我会到她那里，有时候早有时候晚。她穿什么都有可能：牛仔裤和运动衫，裙子和毛衣，或是睡袍。我们会说话，她告诉我她如何在白熊湖长大，告诉我当她只有九岁或十岁时，她父亲开始到她的床上来。他什么都做就只差没有真的进去。那是错的，他告诉她。

我告诉她过去的故事，描述一些这些年来我认识的人，一些我遇到过在法律两边的、不同寻常的人。这样我可以跟她说话，但不显露我自己，这样正合我的心意。

然后我们会上床。

—天下午，帕齐·克莱因①的声音在悄然回荡着，她问我，觉得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是在一起，我说。

①帕齐·克莱因（Patsy Cline，1932-1963），美国乡村歌手，死于空难。

“不，”她说，“你懂我的意思。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在这里？”

“每个人都得去一个地方。”

“我是认真的。”

“我知道你是认真的。但我没有任何答案。我在这里，因为我想在这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帕齐在唱《褪色的爱》。

“我几乎从不离开这间公寓，”莉萨说，“我坐在窗口眺望新泽西州。我可以出去，到处向那些艺术指导展示我的作品，或打电话给我认识的人，找些工作来做。明天吧，我告诉我自己。结果明天变成下个星期、下个月，或是来年再去吧。天哪，人都知道现在工作难找，市场不景气。大家都知道。”

“这是真的，对不对？”

“其实我不知道。我又没有真的在找工作，我怎么知道找不到？但我有那么一大堆钱坐在那里，我怎么可能提得起精神来挣扎？”

“如果你没有承受任何压力——”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她说，“但我还是没做。我只是坐在那里，我看电视，看夕阳。我等你打电话来。我希望你不会打来，但我等的就是这个，等你打电话来。”

我跟她一样在等待，等待我自己的行动，是打呢还是不打？我今天不会打电话给她，我会这样决定。有时候我会坚持下去，有时候我不会。

“你为什么来？马修？”

“我不知道。”

“我算什么，你说说看？我像毒品？还是一瓶老酒？”

“说不定。”

“我父亲喝酒。我告诉过你。”

“不错。”

“那天你吻我的时候，我觉得缺了什么，然后我想到缺的是什么。你的嘴里没有威士忌的味道。我们不需要任何心理学家来解释，是不是？”

我没说什么。我记得我们褪色的爱，帕齐·克莱因低唱着。

“所以我猜这是我之所以这样的缘故吧，”她说，“我把爸爸弄上床跟我在一起，而且我不必担心妈妈会听到，因为她远远在城的另一面。而且他不会提。他觉得这是罪恶。”

“我也觉得这是罪恶。”

“真的吗？”

我点点头。“但我还是这样做了。”我说。

那一天，她后来谈到她死去的丈夫。我们从来不谈埃莱娜，我绝口不提，但我不能告诉她我也不想听她谈霍尔茨曼。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到这点。”她说。

“这点？”

“我们。我想他想到过。”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不知道。他很欣赏你，这点我知道。”

“他以为我可能会有用。”

“不只是这样。他要我记得去找你。我知道是你打电话给我的，但我原来也打算去找你。我记得他曾告诉我如果有人出了麻烦，你是个好的咨询对象。他说的时候又特别强调，好像他想确定我日后会记得。就好像他在告诉我如果他出了事，要我一定去找你。”

“你可能把他的意思给夸大了。”

“我不觉得，”她说，一面钻进我的肘弯，“我相信这正是他的意思。事实上我很惊异在装钱的盒子里没有附着一张条子。‘去找马修·斯卡德，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办’。”她伸出手来抓住我，“嗯？难道你不会告诉我该怎么办？”

那天走出她的公寓后，我走上十一大道他死去的那个街角。红绿灯换了几次，但我一直站在那里，然后我走到德魏·克林登公园去向指挥官致意。我默默念着被刻错的那几个字：如果你有负那些逝去的人

我们将不能安眠

我是不是对霍尔茨曼，对乔治·萨德斯基没有遵守诺言？是不是还有我可以做的事？是不是我的无为让他们不能安眠？

我还能做什么？而且如果我害怕可能导致的结果，我会逼迫自己采取行动吗？

第23章

圣诞节前两周，埃莱娜跟我在东村的一家加勒比海餐厅与雷和比齐·加林德斯夫妇吃晚饭。雷是一个警察画家。他根据证人的描述，画出身份不明的罪犯，作为通缉海报或是纽约警察局的传单。他的工作非比寻常，而雷在他这一行又是非比寻常的杰出。我在查案时曾请过他两次，两次他都表现不凡，把我脑中的影像栩栩如生地在纸上重现。

吃过晚饭后我们步行回埃莱娜家，在那里他替我画的素描装框挂在墙上。那几幅画的组成十分怪异。有两幅画的是谋杀案的凶手，第三幅是一个男孩，被其中一个凶手所杀。另外一个男人名叫詹姆斯·列奥·莫特利，他差一点杀死了埃莱娜。

比齐从没去过埃莱娜的公寓，也从没看过这几幅素描。

她看了一会儿，毛骨悚然起来，说她不能了解埃莱娜怎么能忍受天天看着它们。埃莱娜告诉她这是艺术品，已经超越了实物本身。雷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它们是画得不错，画得很像，他的确有一套，但要说这是艺术品就太过分了。

“你不知道你画得有多好。”埃莱娜反驳道，“我如果有个画廊，我会展览你的作品。”

“画廊，”他说，“那一定像是警察局里罪犯的画像簿了。”

“我是说真的，雷。事实上我想请你替马修画一幅肖像。”

“他杀了谁？啊，我是开玩笑的。”

“你画肖像的，是不是？”

“有人要我画的话。”他伸出手，“我不是故意客气，埃莱娜，但在街上有成百的人拿着画架画纸，跟我画得一样好，说不定还更好。你让我来画像，结果不会有多特别的，相信我。”

“也许是，”她说，“但你的作品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你在画一个你没法看见的人。我想要做的是你透过我来画马修，好像他是疑凶，而我是目击证人。”

“但我已经看过他了。”

“我知道。”

“所以那就会有妨碍。但我了解你的想法，真的。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那我父亲——”

“什么意思？”

“你可以画我父亲，”她说，“他已经过世了，很多年前就去了。当然我有一些他的照片。大门右边镶框的照片里就有他，但别去看。”

“我不会。”

“我还是去把它拿下来，这样等会儿你走出去时不会碰巧看到他。我觉得很兴奋，雷。你觉得可以吗？我们两个人坐下来，然后你替我父亲画一幅肖像？”

“我想可以吧！”他说，“我想不出来为什么不行。”

她对我说：“这是我想要的圣诞礼物，我希望你还没去买，因为这是我真正想要的。”

“是你的了。”我说。

“我父亲。”她说，“你知道，要从我的心里去描述他很难。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可以办得到。”

“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的回忆就会浮上来。”

她看着我。“已经开始了。”她说，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很抱歉。”她说，她起身离去。

他们走后，埃莱娜说：“不是我有毛病，你知道，他是有那种神来之笔。”

“我知道。”

“跟他一起做事会很激动。你看我只是想想就哭成那样。但这是我真想要做的事。如果我流了点泪又怎么样？纸巾很便宜不是吗？”

“是的。”

“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会给他办画展。”

“你为什么不做呢？”她看着我。“你以前也说过，”我说，“不止是指雷，说不定你是该去开一个画廊。”

“真滑稽。”

“并不滑稽。”

“我是想过，”她承认，“但这会不会变成另一个无谓的嗜好？只是比去亨特选课更为昂贵。”

“钱斯就抓住机会做成功了。”

钱斯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多年收集非洲艺术品的黑人，现在在麦迪逊大道上经营画廊，干得有声有色。

“钱斯跟我不同，”她说，“钱斯开张时，他比百分之九十以上做这一行的人都要熟悉行情。活见鬼，我知道什么？”

我指指窗边那个大幅抽象画。“你再告诉我一次你花了多少钱买的，”我说，“现在又值多少钱了？”

“不过是走运罢了。”

“或是眼力好。”

她摇摇头。“我对艺术知道得有限，我更不知道要怎么去经营买卖，我们最好看明白一点，除了卖肉我知道什么？”

说来可笑，气氛说变就变。原来我们跟雷以及比齐高高兴兴的，而且埃莱娜对与雷合作画她父亲画像的计划极为兴奋，但现在一股郁闷感像乌云一样盖过来。我原来打算留下来，但快午夜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得去参加聚会。“之后我就回旅馆去了。”我说，她也没有要留我下来。

曼哈顿每天午夜通常有两个聚会，一个在西五十六街，一个在中城休斯敦街。我选了比较近的一个，在一张松动的椅子上坐下来，准备好喝足够一小时的低级咖啡。带领聚会的那个家伙七岁就开始吸飞机用的强力胶①，之后没有任何一种毒品他没试过。十五岁时他第一次被送去戒毒，十八岁在急救室被捕，还有两次因为静脉注射海洛因，得了心内膜炎，差点就送了命。他现年二十四，戒酒有两年了，也熬过了一次永久性的心脏损伤，但就在最近被诊断出HIV呈阳性。“但至少我不再酗酒了。”他说。

①十九世纪，就有人吸飞机专用的强力胶来获得快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种做法更为普及，主要是用溶解后的强力胶和指甲油去除剂。

中途我环顾四周，发现除了角落有一个看来是全美国最老的白发老者外，我是整间房里最老的人，而且比其他的人都要老得多。进行讨论时我好几次都想举手发言，但又缩回来了。聚会没结束我就想走，但我也没有那样做，仍旧尽责地待到结束。

之后我来到第十大道，走进了葛洛根。

米克说：“你记得我们第一次讲话的时候吗？我要你把衬衫脱下来。”

“你想确认我没有绑秘密录音机。”

“没错，”他说，“老天，我希望今晚你绝对没有带。”

伯克已经走了。地板也已经清扫干净，除了我们坐的之外，所有的椅子都已叠在桌上。只有一盏灯还亮在那里。米克刚告诉了我一个在法庭上说会让他入狱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很久以前，但他做的事到现在还是可以被起诉。

“我没带录音机。”我说。我向下看我的玻璃杯。杯子里只有苏打水，但我看它的那副样子会使你以为这是更为强烈的饮料。我以前常常这样瞪着杯子里的威士忌，仿佛里面藏着秘密的答案。但它们所能做的只是溶化我的问题，但有时候那样也足够了。“没有录音机，也没有连接线。”

“你还好吧？”

“没什么，”我说，“我替可靠侦探社打了三天工，昨天干完了。今天下午我在那儿安慰一个寡妇。”

“哦？”

“也可以说是她安慰我。现在看起来到处都有这种不温不火不着痛痒的安慰。”

他等我继续说下去。

“一个以前的客户，”我终于接下去，“你记得那个在十一大道上被枪杀的家伙？”

“我记得。我以为你早就办完了。”

“我跟他太太好像还没完。”

“哦。”

有人在敲门。大门是关着的，铁门也拉了起来，但还有一盏灯亮着，加上我们坐在桌边，这就足够让一些醉鬼心里燃起一点希望之火。米克站起来，走过去做个手势要他走开。那个人又试着再转了一次门把，之后终于放弃希望离开了。

米克坐下来重新倒满了酒。“他来过一两次，”他说，“我告诉过你吗？”

“霍尔茨曼？”

“就是他。去年夏天我们这里来了好些个杂七杂八不属于这里的异类。一方面是因为这附近在改变，另一方面是那他妈的报纸报道。”

《新闻报》有篇葛洛根的专栏报道，对葛洛根声名狼藉的常客作了一番感情充沛的描述，围绕着米克的各种传说更是受到特别的关注。我说：“那会吸引人？我还以为那会把他们给吓跑。”

“没错，”他说，“但人类是很奇怪的。你刚提到的那个家伙就在那时候来的，跟那些人一样，东张西望，好像他可能在墙角发现一具尸首。”

“他是一个专门告密的人。”

“哦？”

“他把他舅舅出卖给了国税局，然后设计把一个贩毒的律师给抓了起来。”

“天哪。”他说。

“他干得挺不错，但也可能这是他被杀的原因。”

“难道不是那个小子干的？那个穿着军用夹克的家伙？”

“嗯，说不定。但也不见得。”

“不见得，”他想了一想说，“如果不是那个瘪三，那会是谁？”

“他当时想要设法坑害的人。”

“这么说他会去勒索？”

“不，除非他想多加一条赚钱之道。”

他皱起眉头：“那谁会知道去杀他？那个舅舅？还是律师？”

“不是这样的。”

“我想不该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案子，不然你会看到联邦调查局的探子像苍蝇见了腐肉一样扑上去。你说他是要去告密的人，但这件事还没落到毒品管理局或国税局那里。”

“不错。”

“那么那个人怎么会知道去杀他？而且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不给他个警告把他吓跑？你想如果有人警告他的话，他会怎么办？”

“他会吓得屁滚尿流。”

“我也会这样说。你甚至不需要抬起手来。如果是我，我绝不会对他大声嚷嚷。我会压低声音，我会静悄悄地对他说。”

“但带了一根大棒子。”

“对付那小子你压根儿不需要带棒子。”

“说不定是跟他过去有关的人，”我说，“不是那个舅舅或是那个律师，而是被他告过但我不知道的人，一个一心想要找他报仇的人。”

“然后在十一大道上找到他？你能常在那里找到他吗？那里是你要找他的地方吗？”

“有人可能跟踪他到那里。”

“然后当他要打电话时开枪打死他？”他拿起他的杯子，“哦，天哪，我是哪根葱，还想教你怎么办案子？”

“总有人该试试。”我说。

我们谈了些别的。在我们的故事之中渗透了长长的沉默。他喝的酒并不多，只是常常斟一点保持酒杯常满罢了。这种喝法我记得很清楚，以前我也常常这样喝，直到这样的喝法对我不再生效，因为在我还没喝个舒服之前，我就已经醉倒了。这是一年中白天很短的时候，但外面的天空终于转亮。米克走到酒吧后面煮了一壶咖啡。他倒进两只杯子，又在他的杯里加了威士忌，我不想去猜我像他这样混合有多少次了。那是完美的组合——咖啡因让你的心思灵活，而酒精使你的灵魂麻木。

我们喝了咖啡。他看看他的表，跟酒吧后的钟对了一对。“该去望弥撒了，”他宣布，“你来吗？”

神甫是爱尔兰人，几乎跟协助弥撒的男孩差不多年轻。参加的人不过十来个，大部分是修女，而且除了米克之外，没有人是穿着屠夫的白围裙。我想我们是唯一没领圣饼的人。他把他银色的凯迪拉克轿车停在教堂旁的殡仪馆前。我们坐进去后，他把钥匙插上但没有立刻启动。他说“你还好吧，兄弟？”

“我想是的。”

“你跟她之间怎么样？”

他在指埃莱娜。“有点紧张。”我说。

“她知道另外那一个吗？”

“不。”

“你爱她吗？我的意思是指另一个。”

“她是一个好女人，”我说，“我希望她一切都好。”

他等着。

“不，”我说，“我不爱她。我见他妈的鬼不知道我在她的生命里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她在我的生命里干什么。”

“哦，老天，”他说，“你不喝酒。”

好像这可以解释所有的事。

“所以呢？”

“所以男人非得做点什么事，做点操他娘不该做的事。”他一转钥匙，踩下油门。“这是男人的本性。”他说。

第24章

旅馆柜台有一个留言。打给简·基恩。

“周年快乐，”她说，“我怎么样，晚了一个月？”

“还差一点才一个月。”

“没差多少。你知道，我记得那一天，我原想要打给你的，然后我完全忘光了。从我脑子里的一个洞掉了下去。”

“有时是会发生的。”

“事实上现在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我怕这是痴呆症的早期症状，不过你知道，我可不打算为这个担心。”

我说：“你好吗？简？”

“哦，马修，我还好。不是很好但也不坏。很抱歉我忘了你的周年纪念日。那天好吗？”

“还不错。”

“那就好，”她说，“我能请你帮个忙吗？我保证不是像上次那样的大忙。你能不能过来看我？”

“当然，”我说，“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

我一晚没睡但并不觉得累。“现在？”

“太好了。”

“现在是十点差二十，我大概十一点左右到。”

“我等你。”她说。

我冲了澡刮过胡子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我早到了几分钟，按过铃后走过去等着接钥匙。她向我直直地丢下来，而我在裤子拉链前一把接住。她大声鼓掌，当我走出电梯，她又拍了一阵手。

“走了运。”我说。

“那是最好不过了。好吧，你就直说。‘你看起来糟透了，简。’”

“你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坏。”

“哦，别这样。我的眼睛还管用，镜子也没问题。不过我在考虑把我的镜子遮起来，犹太人这样做的，对不对？当有人死的时候。”

“他们一向这么做。”

“嗯，我说他们的做法不错但时机不对。应该在你将死之前遮住镜子，死后才遮还能有什么差别？”

我不想说什么，但她看起来是不好。她的脸色很难看，惨淡苍黄。脸上的皮肤好像被吸进骨头里，她的耳鼻及眉毛仿佛扩大开来，眼睛却陷进脑壳。她将死的事实以前也很明确，但现在已无处逃避。它直直地瞪着你。

“等一等，”她说，“我刚煮了咖啡。”我们各自捧了一杯，她说：“先说最重要的事。我要再谢一次你的枪，它改变了所有的事。”

“一切都不同了。每天早上我醒来后我问我自己，老女人，你非得要用这玩意儿吗？现在是时候了吗？然后我对我自己说，不，还不到时候。然后我可以自由轻松地享受那一天。”

“我想我了解。”

“所以我要再谢谢你。但这不是我把你找来的原因。我可以在电话里谢你。马修，我想把我的美杜莎留给你。”

我看着她。

“你只能怪你自己，”她说，“我们认识的第一个晚上，你就对她赞不绝口。”

“你警告我不要看她的眼睛，你说她的视线会把我化为石像。”

“我可能在警告你小心我。无论如何，你没有听我的话。你是个顽固的杂种，不是吗？”

“人人都这样说我。”

“说真的，”她说，“你一直被那件雕像吸引，所以你要不是真的喜欢她——”

“当然我是真的喜欢。”

“——就是栽进你自己的谎言里，因为无论如何我想要把她给你。”

“那是一件很棒的作品，”我说，“我真的喜欢她，但我希望我得过很久才等得到。”

“哈！”她拍拍手，“这是今天一早你在这里的原因。她要跟你一块儿回家。不，别跟我争论。我不想费神搞那无聊的遗嘱留言，然后每个人得等查验无误。我记得我祖母死的时候，家里的人为了桌布餐具搞得天翻地覆，可笑极了。我自己的母亲至死还相信，她的兄弟帕特在那天早上把袓母较好的耳环偷偷放进了他口袋里。其实全家没有人有钱，又不是在争什么巨钻。不，我要把我的一件件东西及早分完。这是你知道你跟死神有约的好处之一。你可以把东西都送走，而且确定它们去了你想要它们去的地方。”

“说不定你会活下去。”

她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纵声大笑。“嗯，说好了就算数，”她说，“不过即使我活着，雕像也归你，如何？”

“这句话还像样。”

她已经把那件雕像装箱，那个木箱跟雕像的底座一起放在地上。她说那个底座也是我的，但下次我再来拿会比较方便些。装了箱的铜像并不大但很重，底座很轻但很不好拿。我能够一个人独自搬运那个铜像吗？我在木箱上找了一处可以抓的地方，搬上肩头，很重但还可以承受。我一路搬出房间放到电梯前面，停下来喘口气。

“最好叫部出租车。”她建议。

“还真是。”

“让我好好看看你。你知道吗？你看起来糟透了。”

“谢了。”

“我是说真的。我知道我看起来很糟，但我有正当的借口。你还好吗？”

“我一晚没睡。”

“睡不着？”

“也没睡。我看到你的留言时正打算要上床。”

“你该告诉我的，这件事可以等，又不急。”

“我并不很想睡。累了，但没有睡意。”

“我知道那种感觉，最近我醒的时候也常这样。”她皱起眉头，“不止如此，还有别的事让你烦心。”

我叹了一口气。

“嗯，我不是要——”

“不，”我说，“不，你是对的。还有咖啡吗？”

我一定在那里聊了很久。当我想不出要说什么时我们静坐了一会儿。然后她收了我们的杯子到厨房又再装满回来。

她说：“你觉得到底是什么？不纯粹是性吧。”

“不是。”

“我也不觉得。那会是什么呢？是男人总归是男人的那句老话？”

“说不定。”

“说不定不是。”

“当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说，“其他所有的事都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不需要面对任何问题。我们之间的性没有什么特别。她很年轻，长得美，刚开始时很兴奋，新鲜总是让人兴奋。但我跟埃莱娜之间的性反而更好。跟另外那一个——”

“你可以说她的名字。”

“跟莉萨，我不是每次都能做，而且有时候不过虚应一下。我在那里，我们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如还是做了，不然她为何要在我的生命里存在会更无法解释。”

“让我们逃避所有的一切。”

“嗯。”

“你告诉了些什么人？”

“一个人也没有。”我说，“不，这不完全对。当然我告诉了你——”

“我是不算数的。”

“几小时前我告诉了一个跟我喝了一晚的家伙。嗯，是他在喝酒，我只喝苏打水。”

“谢天谢地。”

“我想要跟吉姆谈，但哽在喉咙里说不出来。你看，他认得埃莱娜。瞒着埃莱娜已经够糟了，但如果别人都知道了而她却不知道——”

“这不好。”

“是不好。而且当然，越谈越像是真的，但我不想要它变成真的。如果它非得要代表什么，我想要它像是一个我在梦中去的地方。最近每次我离开她的公寓，我都对自己说，该结束了，我绝不会再去。但几天后我又拿起了电话。”

“我猜你没有在聚会的时候谈起。”

“没有。理由是一样的。”

“你可以试试去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像布朗克斯的偏远地带，过去三百年来他们都近亲通婚。”

“而所有生下来的小孩都有畸形脚。”

“正是，你在那里说什么都可以。”

“不错。”

“不错，但你不会这样做。最近你去聚会吗？”

“当然。”

“和以前一样多？”

“我可能少了一点，我不知道。我，嗯，有点心不在焉，胡思乱想的，不知道见什么鬼了。”

“听起来不对，小子。”

“哦。”

“你知道，”她说，“我想你找对了人谈这件事。面对死亡是非常具有教育价值的过程。你因此学到很多。唯一的问题是你没有时间去运用你新学来的知识。但难道不是一向如此吗？当我十五岁时我对自己说，‘哦，我现在明白了这么多事，如果我重新回到十二岁有多好。’当我十五岁时，我又真懂得什么？”

“现在你悟到了些什么？”

“我知道时间太宝贵了不容浪费。我知道只有真正重要的事才值得费心。我知道不要在乎那些小事。”她做了一个鬼脸，“所有这些睿智的观察，听起来好像是贴在车尾的标语。最糟的是，好像我十五岁时就已经明白。说不定我在十二岁时也已知道了。只是我现在的理解很不同。”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

“老天，我希望你真的了解，马修。”她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我关心你，你知道。真的，我不希望你弄得一团糟。”

过去的这几天，报纸上登载了些什么我会感兴趣的事？我坐上出租车往上城行进时心里在想着，那个装在木箱里的铜像就在我身边。在我的旅馆前我付了车钱，又把她扛上肩头。在房间地上，我找了一处我不太可能会被她绊倒的地方。我得拆箱，但这可以等一等。我得回去拿底座，但那也可以等一等。

我到图书馆去，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我想找的那个故事。三天前上报。我不确定我在哪里看过，因为所有的地方报纸都登载了，但没有一家有详细的描述。

早些时候，一个叫罗杰·普里索克的在南公园大道与东二十八街的交会处被枪击致死。根据警方记录，现场证人说被害人在打电话时，有辆车开了过来。一个枪手跳了出来向普里索克胸前开了几枪，最后一枪射进他的后脑，然后跳回车里迅速开走。根据《邮报》上说，轮胎还尖声作响，据说被害人三十六岁，有很长的犯罪记录，其中包括重伤害罪及非法持有赃物罪。

“他是一个拉皮条的，”丹尼男孩说，“我想他一定是保护少数种族法案的受益者。”

“什么意思？”

“他是个白人。”

“他不是第一个拉皮条的白人。”

“不是，但在街上混的并不多，而道杰·普里索克完全是在街上混。”

“道杰？”

“他在道上的名字。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罗杰道杰，而且他原来是从洛杉矶来的。”

“我原以为是布鲁克林。”

“那是因为你有历史感。普里索克在他选的这一行里不算是个主要角色，但他过活不成问题。”

“够他头戴紫帽，身穿一套佐特西装①？”

①流行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种上衣肩宽而长、裤子高腰裤口狭窄的男子套装。

“这可不是他的风格。道杰把那套衣服留给了他的同行，他自己穿得很讲究。”

“谁杀了他？”

“不知道，”丹尼男孩说，“我上次听说他出城了。然后我在报上看到他被杀的新闻。谁杀了他？你问住了我。你没干吧？”

“没有。”

“嗯，我也没有，”他说，“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算进去。”

我到达西十八街四八八号的顶楼时是在午后，但就算是午夜看起来也会是同样的景象。没有日光透过那些窗户。玻璃窗的下半部已被镜子取代，而上半部像墙一样漆成了柠檬黄。

“我们不能让任何人看进来，”朱莉娅说，“就是连太阳、上帝也不行。”

她给我一杯茶，让我坐下，她自己则把脚放在身下坐的躺椅上。这次她没有穿伊斯兰式睡衣。她一条合身的黑色长裤，一件深粉红色的衬衫。衬衫是丝质的，脖子上的扣子没有扣起来，从衬衫下的曲线看，不论是上帝或外科医生都没有亏待她。

我呼叫了TJ几次，我们来回打过好几个电话。现在她这位女皇陛下亲自接见了我。

“罗杰·普里索克。”我说。

“是不是有人叫亚瑟·普里索克？”她想道，“我好像记得，是个音乐家。”

“这个是罗杰。”

“可能是他亲戚。”

“都有可能，”我说，“他们叫他罗杰道杰。”

“以前这样叫他，现在他已经死了。”

“当他在打电话时，在街上被枪打死。三四发打在胸前，最后补一枪以防万一。那枪在脑后。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

“是听起来有点熟悉。你的茶怎么样？”

“茶很好。他个子很高，深色头发、深色眼珠。长得不错。穿着体面，虽然不像其他干他这一行的专业人士那样花哨。”

“专业。”她调皮地说。

“就我所记得，他死的那条街一向有娼妓活动。现在还有什么我们认得的人是身材高肤色深，一副常春藤的穿着，然后就像他一样的死法，而且死在类似的街上？”

“哦，亲爱的，”她说，“你可以长话短说吗？”

“谁杀死了他，朱莉娅？”

“嗯，”她说，“听起来凶手跟杀死我们的朋友格伦是同一个人，而且我已经告诉你我不知道是谁杀的。”

“‘以前不知道。’”

“我把时间说错了吗，马修？”

我摇摇头。“以前你不知道是谁杀的，”我说，“但我想你现在知道了。因为我相信格伦·霍尔茨曼是被错杀的。杀死他的人其实在找罗杰·普里索克。说不定他只是听说罗杰是怎样的长相，也说不定他们两个长得很像，所以在那样的灯光下把他搞糊涂了。”

“我远远在对街另一头，”她说，“我看他并不像罗杰道杰呀。”

“你已经知道他不是了。稍早的时候你在近距离看过他。”

“说得也是，”她说。她检查她的一只手指甲，然后瞪着指甲根的那圈皮。“我没有把这两桩凶杀案连接起来，”她说，“第一桩杀格伦，我有好几个星期都没去想了。我也没有听说什么有关第二桩的细节。我不知道死者的脑后中了弹。”“像某种亲笔签名一样。”

“不错。”她又继续研究她的手指甲，同时在上面吹气，好像指甲油还没干，“我甚至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

“普里索克。”

“嗯。我有几个月没见到他，我听说他回洛杉矶去了。我想他是从那儿来的。”

“我也这样听说。”

“我一听到他回来的消息，”她说，“就是他死去的消息。”

“谁跟他有仇？”

她的眼睛回避着我。“我没有一个替我拉皮条的，”她说，“你也可以叫他们经理，现在好多人喜欢这样被叫。而且我跟罗杰道杰不熟，我也看不起他。他的衣服可以穿得很保守很像样，但就算他穿了一套昂贵的西装，他仍旧看起来像一个十块钱买得到的下贱货套在一件新娘礼服里。你相信我的话没错。”

“好。”

“任何我告诉你的话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且你不是在我这里听到的，因为我永远不会重述这些话。你明白了吗？”

“再明白不过。”

“我听到的是，”她说，“我是在道杰消失很久之后才听说的，他跑到加州去是因为健康缘故，换句话说，有人想要杀他。”

“谁？”

“我不知道那个人。我只知道他在街上混的名字，而且我从没见过他，因为他跟我不在同一条街上活动。”

“他们怎么叫他？”

“佐特。”

“佐特。”我说。

“因为他喜欢那种服饰，当然这跟那位死去的普里索克先生有很大的不同。”

“他穿佐特装。”

“穿一套真正的佐特装，”她说，“如果你知道那像什么。很多人以为佐特装一定缺乏格调或花哨作怪，不是跟松垮的紫红帽子，就是跟装毛皮的粉红凯迪拉克轿车相配，其实佐特装是四十年代一种特殊的风格。”

“一种垂落的造型及利落的褶线。”

“亲爱的，真想不到。我这样说有点太那个，不过你看起来不像对流行很敏感。想不到你居然在男性服饰方面是如假包换的历史学家。”

“不见得，”我说，“告诉我有关佐特的事。他是黑人吗？”

“啊，你从来没告诉我你是个灵媒。”

“肤色很深，”我说，“下巴尖长，侧面比正面要引人注目。一个小纽扣似的鼻子。”

“听起来你好像认得他。”

“我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我说，“但我看过他一次。他穿着一套粉蓝色的佐特装，戴着一副装了遮光镜的太阳眼镜。还有一顶帽子。”我闭起眼试着全神贯注地回想，“一顶草帽，像可可的棕色，帽檐非常窄。上面有一条很醒目的带子。”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年以前，比较可能是在一年多以前。我记得他有一个名字，但不是叫佐特。”

“他在做什么？”

“跟我的一个朋友同坐在一桌。然后他走了，我就坐上他的椅子。”

“而且听说了他的名字。”

“但不是他在街上混的名字。”

“现在问个值大钱的问题。他的帽带是什么颜色？”

我皱起眉全神去想，然后摇摇头。“抱歉。”我说。

“相信我，我也很抱歉，”她说，“但你不是全盘失败。像电视节目里一样，你仍旧可以留着微波炉及家庭娱乐系统。谢谢你参加我们的记忆力大赛节目。”

“尼科尔森·詹姆斯，”我告诉乔·德金，“他原来叫詹姆斯·尼科尔森，但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名字在某个官方文件里给弄反了。我猜是法官下的拘票，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常见的官方文件。不论是什么，他喜欢他的名字反过来。一旦他可以去办，他就依法把名字改了过来，这可能是他最后做的一件合法的事。”

“那么他做的最后一件违法的事是什么？”

“很难说。他把一个叫罗杰·普里索克的家伙在南公园大道上给杀了，但那是好几天前，所以从那时候起，他可能已经犯了半打的一级罪。另一方面来说，他也可能已经洗手做神甫去了。你永远不会知道。”

“我就从来不知道，”他同意，“只要你的朋友尼科尔森不在我的辖区出现，我也不能说我在乎就是了。他是不是这样叫他自己的？尼科尔森？还是他喜欢叫詹姆斯？”

“有些人叫他佐特。”

“好极了，”他说，“真有格调。当然如果他变成了神甫，他们得叫他佐特神甫。或是佐特修女也可能。现在你告诉我，有个把他自己名字颠倒的浑蛋，在别人的辖区里杀了另一个浑蛋，这跟我什么关系？”

“他杀死的人大概六英尺一英寸，深色头发深色眼珠，穿着整齐，案发时在打公用电话。佐特在他胸前打了几枪，又在他脑后补了最后一弹。”

他一下坐直了。“好了，”他说，“我开始注意听着。”

“两个月以前，或不管有多久，尼科尔森·詹姆斯开始跟罗杰·普里索克结了仇。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结怨。可能是为了女人，要不然就是为钱。一天晚上佐特开车经过十一大道。也许他是在找普里索克，也许他只是走了运，但他要找的人就在他眼前，像普里索克一样在打公共电话，又一套常春藤的服饰，跟普里索克一个样。”

“只是他不是普里索克。”

“他是格伦·霍尔茨曼，”我说，“出来散步，很可能在进行他自己的阴谋诡计，只是还没行动，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了。佐特跳下车，打了他三枪。霍尔茨曼仰面朝天倒了下来，所以如果佐特还没有发现他杀错了人，他现在也不会注意到。无论如何那时候是晚上，光线很暗。”

“加上尼科尔森·詹姆斯又不聪明。”

“所以他再开一枪然后就回家了，”我继续，“或上什么地方庆祝去了。乔治·萨德斯基这时从阴影里闪了出来，以为他还在越南，所以最好去捡他的弹壳。警方办案卓越，把有一口袋证据的他抓了起来，而乔治甚至无法发誓不是他干的。”

“原来该死的被害人呢？”

“罗杰道杰？像是道奇球队，他去了洛杉矶。事实上当佐特杀了霍尔茨曼时，他可能已经出城了。要不然他就是在不久后走的。乔治先去了瑞克斯，再转贝尔维，又再转回瑞克斯，在那里被乱刀杀死。这个案子早已结束，现在更不会上法庭，搅起已经落定的尘埃。”

“道上的人怎么说？怎么没有人知道霍尔茨曼替别人挨了子弹？”

“他们怎么会知道？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佐特跟普里索克有仇，知道的人也不可能太重视。皮条客之间老是彼此结怨。而且街上的人不知道霍尔茨曼跟普里索克很像，也不知道乔治不是报上所说的凶手。天知道，就连普里索克都没想到真有这样严重。他以为够安全可以回来了。尼科尔森·詹姆斯一听说他回来，就开车四处跑，直到他找到对的公共电话，找到对的打电话的人，然后他就干了他曾经干过的事。”

我们这样来回说了几次。他问我我希望他做些什么。

“说不定你可以打电话给在办普里索克案子的人，”我建议，“告诉他们说不定应该查查尼科尔森·詹姆斯。”

“也叫佐特。”他用手指敲着桌面，“我怎么会知道这些的？”

“你的人给你通风报信。”

“我猜是小鸟告诉他的。”

“那只众所周知的小鸟。”

“他们可能已经知道了。佐特很可能早在伦诺克斯大道上的酒吧里自吹自擂，然后好几个家伙跌跌撞撞赶着去打电话传播。”

“有这个可能。”

“但你不以为然。”

“如果话已经传出来，”我说，“我有个朋友应该已经听到了。但他还没有。”

“我大概知道你在指谁。”

“你大概知道。”

“而他还没听到？那很有意思。不过你也可以自己打电话。只要不是在公园大道或十一大道，你到处都可以打电话。你来找我做什么？”

“如果是你说的，他们会多加注意。”

“‘当德金说话，人人听着。’记得那个广告吗？不知道这些人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

“说不定别人已经不再听了。”他皱皱眉，“马修，用什么话来总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要怎么结束？”

“因为运气和警方的大力追査，”我说，“尼科尔森·詹姆斯因谋杀罗杰·普里索克而被拘捕入狱。”

“那你已经安眠的狗呢？”

“你说什么？”

“霍尔茨曼跟萨德斯基。如果那罐虫子被放出来的话，一定又是一团混乱。你知道佐特跟霍尔茨曼的枪杀有关。事实上如果把事件掀开来，就比较不容易把他跟普里索克牵连起来。辩护律师可以借机利用。”

“而且这对警方也没有好处。”

“我知道有几个家伙因为抓到萨德斯基而得到嘉奖。所以我叫他和霍尔茨曼是已经安眠的狗。说不定我们就不要再去叫醒他们了。我不觉得佐特会自己提起，他不至于这么笨吧。”

“不会的。”

“你觉得怎么样，马修？你能让这个案子就这样结束吗？”

“这要由客户决定，”我说，“让我试试看能不能说服他。”

我从我的旅馆里打电话到汤姆·萨德斯基的店里找到了他。我很快地把经过说了一遍给他听，而他静静听着一直没有打断我的话。等全说清楚后我说：“你在这里必须作个决定。就目前看来，凶手说不定会因谋杀罗杰·普里索克而被起诉，如果他被起诉的话，说不定他会被定罪。这都要看他们是否能提出一个强而有力的案子。我猜他不是认罪，就是出庭受审，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案子，而且他们还有目击证人。不过现在还在初步阶段，所以很难说结果会是如何。

“如果我们试着把凶手跟霍尔茨曼联系起来，并且把我们所有的资料公开，那么可能反而削弱了普里索克的案子。我们最多所能做到的是洗清你兄弟的罪名。你曾说那不重要，但如果你想要的话，你有权利改变你的想法。”

“天知道，”他说，“我以为我不会再触及这件事了。”

“你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说，“如果你就此算了，对我比较容易，而且对警方来说也要方便多了。但真正最重要的是你的想法，你和你家庭的想法。”

“乔治没有干？你确定这点，对不对？”

“绝对确定。”

“真可笑，”他说，“刚开始时我对他维持信心这点非常重要，但接着最重要的是让这件事过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现在看起来我一开始就是对的，我很高兴知道这点，但这点已经不再那样重要了。这整个案子像是与乔治没有关系，也跟我们无关。”

“我想我了解你的意思。”

“如果我要洗清他的名声，我们又让他重头来一次。他不需要洗清他的名声，让整个世界忘了他。我们永远记得他，而这就足够了。”

“那我们就不要再翻案。”我说。

我打电话给莉萨。我说了喂，她也说喂，然后她等我邀请我自己去看她。

但我所要告诉她的是，她的丈夫因被误认为一个皮条客而被杀。“这个案子不会重审，”我说，“唯一想要重审的人会是乔治·萨德斯基的兄弟，而他已经决定不要这样做。警方最好没人再去碰，我们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发现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它解决了几个过去留下的疑点，”我说，“而且我们现在知道格伦并不是被他以前密告的人，或正想要去密告的人所杀，这点也不无安慰。但说实在的，不，这个发现并没有改变任何事。”

“真奇怪，他居然会预感到有危险。”

“如果他确实有这种预感的话，说不定他正在做某种他觉得可能因此被杀的事，说不定那个皮条客没先杀了他，他还是会被杀的。”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她问我想不想过去。

“今晚不行，”我说，“我累极了。”

“去睡觉吧。”

“我要去，”我说，“会先打电话给你。”

我挂断电话走到窗前，站在那里注视了窗外一会儿。然后我拿起电话来。

“嗯，”我说，“我过来好吗？”

“现在？”

“是不是时间不好？”

“我不知道。”她说。

我说：“我真的想看你。我累得不行了，从前天晚上起我就没上床睡觉。”

“有什么重要的事？”

“不，我只是忙。但我想我可以等到明天再说。”

“不，”她说，“没关系。”

“你确定吗？”

“没关系的。”她说。

第25章

“他是意外被杀的，”我告诉埃莱娜，“从一开始看起来就像是件意外。警方也是这样想。”

一个高高住在二十八层楼上的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一个穿西装的人在街上的那一段漫步。

“他们以为他撞上了乔治·萨德斯基，而不论我多么努力，也没办法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格伦·霍尔茨曼这个人说不出来的不对劲，我对他知道得越多，越觉得有人会有比乔治更好的理由杀他。而且凶杀的方法看起来像怀有目的。最后射进脑后的那颗子弹不像是抢钱抢过了火，或是要钱出了差错而发生的。那颗子弹像是在执行处决。只有在你一定得置人于死地时才会这样做。”

“所以这就是事实真相。”

“这正是事实真相。尼科尔森·詹姆斯一定有他非杀罗杰·普里索克不可的理由，当他杀格伦时，他以为他杀的是普里索克。然后当乔治出来替他顶罪的时候，他一定觉得受到上帝的特别眷顾。当然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杀错了人。杀错人可没有什么好在酒吧里吹嘘的。他杀了一个陌生人，然后另一个陌生人因此而被抓了起来，这种情形下，天下最容易干的事是假装他什么也没干。

“然后普里索克以为已经可以安全回家了，尼科尔森·詹姆斯发现之后，他就旧戏重演。一样在公共电话旁，三枪在胸上，一枪保证致命，只是这次他杀对了人。”

“但没有人发现这两件案子的关联。”

“他们没有理由发现。”我说，“在这五个市区里，从霍尔茨曼到普里索克被杀之间，有将近五百个凶杀案。绝大部分是枪杀，很多都发生在街上。这两个案子的相似之处很惊人，但只有你把霍尔茨曼的案子放在心头时才会注意到，而办过这个案子的警察都有其他事情要处理。而且，普里索克是在城的另一头被杀的。办那个案子的人没有一个跟霍尔茨曼的案子有关。同时别忘了，霍尔茨曼的案子已经是历史。案子不但已经结了，凶手不只被抓到，而且他还死了。如果你碰到一个案子是夫妇俩被斧头砍死，你可能会想到很早以前莉齐·博登①的故事。但你并不会当她是凶手。”

①莉齐·溥登（Lizzie Boreen，1860-1927），被指控于一八九二年八月四日用短斧杀害了自己的双亲。

“我明白你的意思。”

“其实只有一个人是应该联想到的，那就是我，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是乔治杀的。而且不论这几个月来有多少凶杀案，我的心里只有这一桩。所以如果有人会把霍尔茨曼及普里索克联系起来，那就该是我。”

“而你想到了。”

“不，”我说，“问题就在这里。起先我并没有想到。四家地方报纸都报道普里索克被杀的新闻，所以我至少看过一次。我一定看过了，因为几天后我想了起来。这个故事甚至像是在响铃，但我就是没有听进去。”

“为什么？”

“因为我让自己耳聋了。爱尔兰式耳聋，我的姑妈佩姬以前常常这样说。意思是当你不想听到的时候，你就听不到。”

“为什么你不想听到？”

“我会告诉你我怎么克服我的爱尔兰式耳聋，你就会明白是什么缘故造成的。昨晚离开这里后我先去了午夜聚会。之后我去看米克。”

我告诉她我在葛洛根消磨的时光，又重复了跟格伦·霍尔茨曼有关的那部分谈话。然后我告诉她我们两人看着天空发亮，之后去了圣伯纳德教堂参加了屠夫弥撒。

“但米克是唯一身系白围裙的人，”我说，“基本上只有我们及一群修女。”

“你原来以为他杀了霍尔茨曼。”她说。

“我怕是他杀的。当我追查到阿尔图那，找到的人告诉我他从哪里搞到钱去上法学院时，我最先想到的可能之一就是这个。一边是霍尔茨曼，一个以告密为生的人；另一边是我的朋友米克，他的车、他的房子都在别人的名下，所以政府没办法追索到。而且他老是挂在嘴上，说什么如果他们能证明你有任何资产的话，他们就会来查收，说什么如果他的房客死了的话，他的律师要他确定那个房子没有遗留到别人的头上。

“我在葛洛根碰到格伦一次。我在酒吧喝可乐，而他居然以为那是杯爱尔兰啤酒，可见他在一个典型的地狱厨房的酒吧里有多么如鱼得水了。但他知道是谁拥有这个地方，而且他对屠夫巴卢有一肚子的疑问，最后我只好告诉他在那里问这些问题很不敬。但这不表示他不会去问别人，他说不定探听到什么，然后试着利用他探听到的消息。

“现在看起来怀疑米克杀他一点道理也没有。格伦在暗地里行事，我们所知道被他害过的那两个人完全蒙在鼓里。他当然也不会在一个着名的杀手面前暴露自己。何况如果米克知道他的意图，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是把他吓跑。

“我就错在这里，”我说，“我没有好好去想个清楚就放弃了。我坚持认为我的工作已经结束，因为我替我的两个客户都已尽了力。莉萨·霍尔茨曼保住了她的钱，而我不能替乔治·萨德斯基再做什么事。我又没有追寻真正凶手的线索，所以我可以不再去找他。

“同时我的疑心病折磨着我。我不能不去葛洛根。每隔几天我就去找米克，然后我会跟他长坐在那里，但从不谈起我最放在心上的事。或许你可以说这件事不是最重要，至少不是在意识的层面，因为我不容许我自己去想它。

“然后尼科尔森·詹姆斯杀了罗杰道杰。我看了那则新闻，但竟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然后你去葛洛根找米克谈话。”

“我去跟他谈话，”我说，“不知怎么提到了格伦·霍尔茨曼。”没有理由说明我们怎么会提起的，“他所说的话让我清醒了，我的忧虑让我不能想个清楚。然后像有奇迹似的，我开始记起来我最近看过点东西好像和他有关。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我知道有这么回事存在。”

“一个人心智的运转真是奇妙。”

“你说得对。”

“假设是他干的。”她说。

“米克？”

她点点头：“假设他承认是他干的，或假设你手上有绝对明确的证据证明是他干的。那又如何？”

“你的意思是我会怎么做？”

“嗯。”

我不需多想。“我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说，“这个案子已经结束，我已经办完了。”

“他杀了人不偿命不会令你不安？”

“我不愿意去想米克杀了多少人都没有偿命，”我说，“我曾经在场过一次，他又告诉过我很多别的。如果我可以接受其他的，为什么多一件会让我如鲠在喉？”

“就算这一件跟你有关？”

“怎么能说跟我有关？因为我跟被害人有点认识？因为事发后我接了这个案子？他并没有杀了跟我亲近的人，或以特别残酷的方式杀人。如果他确实杀了格伦，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所以你虽然怀疑他，但并不因此而改变你对他的感觉。”

“是的，并没有。”

“而且也没有改变你们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会？”

“今早你跟他一起去做弥撒，”她说，“你好久都没这样做了。”

“你们犹太女孩，”我说，“从不放过任何细节。”

“哦？”

“我想你是对的，”我说，“我猜如果我怀疑他的话，我不会允许我自己跟他一起参与这个仪式。一旦我的疑心消除了，我就觉得有纪念这个时刻的必要。”

“然后你记起来了那则新闻。”

“我记起来有那么一条，而且是最近才出来的。我看遍了过期报纸，直到找到我要的东西。然后我开始往下挖。朱莉娅一提到一个叫佐特的皮条客，我就想起来有个穿佐特装的家伙。那就是尼科尔森·詹姆斯。当我在办那个绑架的案子时，我看到他和丹尼男孩谈话。凯南·库利的太太。你记得吗？”

“当然。”

“后来我跟丹尼男孩提起，他甚至不知道他们之间有过节，所以幸好朱莉娅居然知道。但处理这个案子的运气一直不怎么样，我很高兴也有走运的时候。”

“我不怪你，”她说，“老天，你看起来很累，我可以再给你加一些咖啡，但你大概不需要更多咖啡。”

“你可能是对的。”

“我也累了，”她说，“昨晚我也没睡多久。最近我有很多心事。”

“我知道。”

“你打电话来时把我吓着了。你说你一个晚上都没睡，而且你需要跟我谈一谈。我害怕你可能要说的话。”

“我只是想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

“而且我不想一个人独自去睡觉。”

“嗯，你不需要一个人去睡觉。”

当我上床后我忽然觉得，不论我有多累，要睡着都很不容易。但接下来我一睁眼，阳光已经从卧室的窗口射进来，新鲜咖啡的香味充满了公寓。

我喝第二杯时，电话铃响了。埃莱娜接了电话，我望过去注意到她的脸色变化。“等一下，”她说，“他就在这里。”

她遮住话筒说：“是你的，简·基恩打来的。”

“哦？”

她传给我电话后大步走开。如果不是我手上有那该死的电话，我会追过去拉住她。我说：“喂？”

“马修，很抱歉，时间不对，是不是？”

“没关系。”

“你要待会儿打给我吗？”

“不，”我说，“没关系的。”

“你确定吗？”她说，“因为没什么紧急事，只是现在好像跟我有关的事都有点紧急。昨天你走了不久，我忽然像是想通了。我几乎要打电话给你，但我想再多想一想，看我今天是不是还有同样的想法。”

“是不是呢？”

“嗯。而且我想让你知道，因为这跟你也不无关系。”

“哦？”

“我不打算自杀了，”她说，“我不会去用你给我的那把枪。”

“真的吗？”

“真的。你想知道如何发生的吗？你走后我照照镜子，而我不敢相信我看起来有多糟糕。然后我想，那又如何，我可以接受这一点。突然我明白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接受，再久也不是问题。我可能无法改进，但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忍受。

“而这对我是天大的新闻，”她说，“有些事是我不能控制的，像癌症的痛苦及我外表的改变，还有这个完全不可接受的事实，就是我不可能逃生了。那把枪给我某种控制力。如果我不能接受情形的发展，我永远可以扣下扳机。但谁说我一定得控制所有的事？而且有谁在我们的生命里真能控制什么？哦，见鬼，我可以忍受一点痛苦。‘没有你忍受不了的痛苦’，他们是不是这样说的？”

“是有人这样说的。”

“你知道我突然明白的是什么？我不想要错过任何事。保持清醒不再沉醉的整个目的就在这里，你不再错过你自己的生命。哦，我要在这里面对一切。等待死亡是一种经历，而且是我不想错过的经历。我以前总是说我希望忽然死去，中风或是心脏病，最好是在我睡着的时候，所以我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哦，结果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宁可有时间慢慢面对。如果我像一道光似的走了，我永远不会有机会确定我的东西到了我想要送的人手里。忽然想起来，别忘了回来拿那雕像的底座。”

“我知道。”

“所以我想要再谢你一次，谢谢你给了我那把枪，”她说，“因为我有了它，我才会发现我不需要它。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有没有道理——”

“你说得非常好。”

“是吗？有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头脑是不是很清楚。你知道昨晚我上床前在想什么？我发现我对面临死亡最害怕的是我会搞砸了，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想，去他的，想想看所有那些白痴低能一事无成的人，还不是都成功了。会有多困难？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的妈妈可以做，任何人都可以做。”

“你是个神经病，”我说，“但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当我走进卧室时，埃莱娜坐在椅子上看着梳妆台镜子里的自己。她转身过来面对我。

“是简。”我说。

“我知道她是谁。”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打电话到这里来。我原来要问她的。她并没有这里的号码。”

“你的转移还开着。”

“不可能的。昨晚我并没有打开。”

“你不需要开，”她说，“从前天晚上起你就一直开着。”

“哦，老天，”我说，“你开玩笑。”

“不，是真的。”

我回想了一下。“你说得对，”我说，“我一直没关。”

“她昨天早上也打来过。”

“她打来这里？在我旅馆那里有她的留话。”

“我知道，是我留的话。‘打给简·基恩。’她没有留下电话号码，不过我想你大概知道。”

“啊，当然。”

“当然。”她说。她从小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往东可以看到河，不过从客厅望去的景色比较好。我说：“你记得简。你在苏荷见过她。”

“哦，我当然记得。你过去的女朋友。”

“不错。”

她转过来对着我，她的脸扭曲了起来。“妈的。”她说。

“怎么回事？”

“我害怕我们昨天晚上会有这番谈话，”她说，“我以为这是你要来这里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谈这件事，但我们非谈不可，对不对？”

“你是什么意思？”

“简·基恩，”她说，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你在跟她约会，对不对？你跟她又好了起来，对不对？你仍旧爱她，对不对？”

“老天。”

“我原来不想提的，”她说，“我发誓我不想提的，但还是冒了出来。好吧，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假装我从来没有说那些话？”

“简快要死了。”我说。

她快要死了，我说。她有胰脏癌。她只有几个月可活，他们给了她一年，时间快要过去了。

她在两个月前打电话给我，我说。就在格伦·霍尔茨曼被杀的那段时间。她告诉我她快要死了，然后要我帮她一个忙。她想要一把枪。当她不能再忍受时，她可以杀了她自己。

她昨天打来，我继续说，是因为她想要给我一件她的作品。她开始把她的东西送出去，所以她能确定它们去了她想要它们去的地方。昨天早上我去她那里拿了她以前做的一尊铜像，她的气色很差，所以我猜大概不会太久了。

她今天打来，我说，是告诉我她不打算把枪放进嘴里，把她的脑浆射出来溅了一墙。她决定让死亡走完它自然的路途，而她想要告诉我她的决定，以及她怎么得到这样的认知。

不错，我说，我是去看过她，只是不是你想象的。不，我说，我并没有又跟她好了起来。而且，不，我没有跟她发生恋情。我是爱她，关心她，她是一个极好的朋友，我说，但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我爱的是你，我说，你是我唯一爱恋的人。你是我唯一真正爱过的人。我爱你。

“我觉得自己很蠢。”她说。

“为什么？”

“因为我对一个将死的女人这样嫉妒。昨天一整天我都坐在那里恨她。我真蠢，又苛刻又小心眼，无聊极了，十足是个神经病。绝对是个神经病。”

“你原来并不知道。”

“不，”她说，“还有一件事。你怎么可以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么久，却不说一句话？这件事有两个月了吧？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我不知道。”

“你跟别的人谈过吗？”

“我跟吉姆说了一点，但我没提她要我帮她弄把枪。我也跟米克谈过。”

“我猜你就跟他拿了一把枪。”

“他反对自杀。”

“但谋杀就没问题？”

“有一天我会跟你解释他怎样划分界限。我没有跟他要枪，因为我不想让他为难。”

“那么你怎么弄到枪的？”

“TJ在道上帮我买的。”

“我的老天，”她说，“你叫他给你买枪，卖毒品，跟双性人混在一起。你对这男孩真起了不得了的正面影响。你告诉他你为什么要吗？”

“他没问。”

“我也没问，”她说，“但你可以告诉我啊，你为什么不说？”

我想了一想，“我猜我觉得害怕。”我说。

“怕我不会了解？”

“不是那样的。你比我还要了解。说不定怕你不会赞成。”

“赞成你给她枪？我赞不赞成有什么关系呢？无论如何，你都会去做你想要做的事，对不对？”

“说不定。”

“为了澄清起见，让我告诉你，我赞同她不自杀的决定。但我也支持你给她枪让她自己选择的决定。但我不高兴的是当你为此而痛苦时，我却一直被瞒着。她过世时，你计划要做什么？不去丧礼吗？或是告诉我你要去看拳击赛？”

“我会告诉你的。”

“你这样说让我舒服一点。”

“我猜我想要假装没事，”我说，“告诉了你就增加了它的真实性。”

“我能了解这一点。”

“我还害怕另一桩事。”

“是什么？”

“是你也会死去。”我说。

“我又没生病。”

“我知道。”

“所以——”

“我恨简快要死了，”我说，“当她过世后，我将会有所遗失，但失去亲友这样的事永远会发生，人生教导你要学习接受。但如果你出了事，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这个想法一直在我心上。唯一让我不想的缘故是我不让我自己去想。但有时候当我们在床上，我会摸着你的胸部，然后我发现我在想，不知里面有没有长什么，或是我会在你的肚子上找到那个杂种砍伤的伤痕，我会开始忖度他有没有造成还没被发现的伤害。从我发现我也不能免于一死已经有好几年了，不是好玩的，但你也适应了。现在发生在简身上的事让我惊觉到有一天你也要走，这让我非常难过。”

“老笨熊。我会永远活着，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从来没有告诉我。”

“我没有选择，”她说，“只要在地球上有一个人需要我，我就不能容许自己去死。哦，天哪，抱着我，小宝贝，我以为我要失去你了。”

“永远不。”

“我想，嗯，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又有成就，是个艺术家，她一定比一个花了一辈子跟人上床的人要令人钦佩。”

“这是你的想法吗？”

“嗯，我想她是那个更明净，更清纯的少女。”

“可见你有所不知，你才是那个更明净，更清纯的少女。”

“是吗？”

“当然。”

“我？”

“你。”

“所以我错了，”她说，“我改正。听着，你想我们可以再回到床上去吗？不做什么。只是，你知道，紧紧地靠在一起。”

“这样做好吗？我们可能会失去控制。”

“说不定。”她冋答。

那天下午我站在客厅的窗前。她走过来站在我旁边。“据说今晚会变冷，”她说，“可能会下雪。”

“会是今年的第一场雪，对不对？”

“嗯。我们可以出去在雪地里走走，或是留在家里看雪景。看我们要什么样的经历。”

“我在想我刚开始来你的公寓时，就在这些高楼建起来之前，那时的景色要好多了。”

“我知道。”

“我想现在是搬家的时候了。”

“哦？”

“凡登大厦有两间公寓要卖，”我说，“而且我相信在西五十七街上一定还有其他的。我知道你一向喜欢隔壁街上特别工艺设计的走廊。”

“还有挂着‘贝拉·巴尔托克①曾在此居住’牌子的那一幢。”

①贝拉·巴尔托克（Bela Bartok，1881-1945），匈牙利钢琴家和作曲家，一九四〇年移居美国。

“明天或是后天，”我说，“我想你应该开始帮我们两个人找房子。你一旦找到你喜欢的，我们就去订了下来。”

“难道你不想跟我一起去看？”

“我去只是碍手碍脚，”我说，“我知道你选的地方我一定会喜欢。天知道我在一个衣橱大小的旅馆房间住了有多久？我喜欢至少有一个窗户，那样我可以坐在前面往外看，而且前面的景致要比通气孔有趣一点。我想我们说不定想要两间卧室。除此之外，我很容易满足的。”

“你想要留在你原来住的附近吗？”

“嗯，不是那里就是苏荷冈，假如你想步行到画廊的话。”

“哪个画廊？”

“你的画廊，”我说，“五十七街有很多画廊的那一段离我住的旅馆走路不过五分钟，而且我想有些大楼有空屋出租。”

“他们应该有。现在有好多画廊都纷纷关门。我什么时候决定要开画廊的？”

“你还没决定，”我说，“但你将会这样决定的。我说错了吗？”

她想了一想，“你可能是对的。”她说，“一想就觉得可怕。”

“还有一个最好由你去选房子的理由，”我说，“你是要去付钱的人，至少是付绝大部分。我觉得如果我会为这点事烦心就太愚蠢了。”

“你说对了。你会挂在心上。”

“所以我会努力不这样做。”

“我会找一个经纪人来处理这套公寓，”她说，“我立刻就可以去办。另外我去看看手边有多少现钞或其他的资产，所以我们不需要坐等着卖公寓。我现在就去打电话，看我可不可以明后天约人去谈。你知道吗？忽然之间，我一刻都不能等了，我想立刻就搬。”

“太好了。”

“我们谈啊谈啊的，谈了好久，然后我们不说了，现在——”

“现在我们准备好了，”我说，我吸了一口气，“当你找好地方，我们在那里住定下来，而且你差不多安排妥当了，我想我们就去结婚吧。”

“就这样了？”

我点点头：“就是这样。”

第26章

当我终于有时间去里斯伯纳德街去拿那个雕像的底座时，已经是一月中旬了。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那个星期，我跟埃莱娜及八到十个简的朋友在她家庆祝节日。我们原来当然要把底座带回去，但回去时就忘了。

这次我特别走一趟。“你气色很好，”她告诉我，“房子怎么样了？你们搬进去了吗？”

“下个月初就要签约。”

“太好了。不知道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很喜欢你的女朋友。我希望知道圣诞节时你送了她什么特别的礼物。”

“我请一个警察艺术家画了一幅她父亲的肖像。”

“为什么？有人要找他吗？”“他过世很多年了。”

“你找人照着相片画？”

“他按照记忆去画，”我说，“她的记忆。”我对她解释画肖像的过程。她觉得那是很有意思但很奇怪的圣诞礼物。“这是她想要的，”我说，“对她来说，是情绪上极其强烈的体验，跟这样的艺术家合作，而且成品又很棒。哦，我，我还给了她另一个礼物。”

“哦？”

“一枚戒指。”

“哦，天哪！啊，她非常的好，马修。你结果不错。”

“我知道。”

“她也是。我替你们两人高兴。”

“谢谢你，”我说，“你的气色也看起来很好。”

“哈！我是，是不是？我比我希望的要瘦，我敢发誓以前我绝没有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但这是真的，是不是？我是看起来比以前要好。”

“绝对要好。”

“嗯，我觉得好多了。我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哦？”

“我改变了我的饮食习惯，”她说，“我现在在用生果汁疗法，我还采用几个古里古怪的治疗法，实在不好意思解释给你听。你看，我在心里作了重大的决定，我想要活下去。”

“那真是太好了。”

“哦，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有改善。很多人多年在喝红萝卜汁或用什么五花八门的药，但我没看到有多少殡仪馆因此而关门。不过我觉得舒服多了。这点就很重要，你说呢？”

“我当然也这样想。”

“而且谁知道呢？是有奇迹发生。那些医学专家只是叫它们的别名，他们说是病情自发地减轻，不然他们就说最初的诊断不够正确。但他妈的谁在乎他们怎么叫？”她耸耸肩，“老实说，”她继续，“我没有抱多少希望。但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结果会怎样。”

“你永远不会知道，”埃莱娜说，“那些医生又不是全知全能。”

“当然。”

“他们只知道用药、手术或是放射线治疗。其实除了传统治疗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有时候比传统治疗有效多了。听起来她现在这样做对她大有好处。至少会有什么害处呢？”

“我看不出来。”

“不，而且她人生态度的改变可能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不是说这只是影响她的心理，很显然也影响了她的身体，其实人的心理状况是有相当的决定性，你说呢？”

“当然。”

“而且就像她说的，奇迹是会发生。天，就看看我们。我们是奇迹，不是吗？”

“我也会这样说。”

“所以为什么简不会有奇迹？我告诉你，我想她会活下去。”

“天，那会太好了，”我说，“我希望你是对的。”

“我相信我是对的，”她说，“我有这种感觉。”

她是四月死的。

最残酷的月份，艾略特说。紫丁香从死亡的大地里盛开出来。回忆与欲望交缠。枯寂的根茎被春雨唤醒。

那首诗我最多只能领会到这个程度，但这已经够了。

最残酷的月份，我猜在最后的时候对她的确很残酷，但她熬了过来。虽然我们几个人都劝她，她从来没有用任何止痛药，她也没有用枪杀死自己。她一直留着枪，所以她永远可以有选择，但她从没有选择去用它。

尼科尔森·詹姆斯如期以谋杀罗杰·普里索克的罪名被起诉。我没有特别注意这个案子的发展，但看起来证据很充分。警方有目击证人，又有物证，不论他是接受审讯或是认罪，他都会在监狱里好好待上一阵。同时在他律师不断延迟的时间，于是他就被关在瑞克斯岛上受冻。

我现在在我的旅馆房间。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街对面的凡登大厦，但我看不到我们的公寓。我们住在大楼后面的十四楼，从南和西边望出去的景色很好。这间房间声称是我的办公室，但我想不出来我为什么想在这里见客户。我也不能说我用这个地方存档案，我存的档案放在一个雪茄烟盒也就绰绰有余了。

但我仍旧喜欢保留这个我专有的地方，而且埃莱娜好像并不在乎。

从我的窗户，我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大楼旁还有另一幢。我必须一直往右看过去，然后我可以勉强看到格伦·霍尔茨曼曾住过的那一间，现在他的寡妇也还住在那里。不过我看不到她的窗户。她的公寓在大楼西边，望出去可以看到哈德孙河，看到河那一边的新泽西。

有时候我坐在那里往外看，她的电话号码会不由自主地跳进我的心里。我猜是因为我什么都记得。

我是马修，我可能说，你需要有人陪伴吗？

——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