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跋

第一章 性政治例证

第二章 性政治理论

第三章 性革命(第一阶段：1830—1930)

第四章 反革命

第五章 D．H．劳伦斯对性的虔诚

第六章 亨利•米勒

第七章 诺曼•梅勒

第八章 让•热内

跋

我选择热内对同性恋的分析来阐述性政治，不仅是因为这一分析对人们武断地赋予性角色的地位提供了卓越见识，同时还因为它反击了梅勒满怀反革命热情强烈表达的同性恋禁忌。然而，过去几年里的证据表明，我们追溯的反动的性道德观——它始干劳伦斯对女权主义论点的狡诈的蓄意破坏和米勒对它夸大其辞的鄙视——已是日落西山，奄奄一息。

近年来，其他一些进步力量也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青年人对战争和男子气概这一男性传统的反叛。当然，与本书最相关的事态是近年来出现的一场新的女权主义运动。同样，我们很难解释这场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时候。一场性革命所引发的巨大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说，是意识的改变，是政治和文化结构中最突出的社会和真理的现实被揭露、被毁灭的结果。这样，我们谈论的就是一场文化革命了；这种革命虽然要涉及“革命”一词通常所暗含的政治和经济的重新组合，但它又必然远远超越于此。在这些必然的变化中，最深刻的变化似乎是^人类自身的进步和真实意义上的再教育带来的变化，而不是通过戏剧性的武装斗争（尽管它已变得不可避免）所取得的变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数的优势、忠诚的程度和创造性的智慧甚至已使人们通常采用的自我毁灭性质的暴力策略显得没有必要。但是，要发动这样一场革命，我们不必再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相反，在这个现代通讯创造了极快速度的时代，像学生这样的群体，只需两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将他们在世界许多国家组织起来。

如果我们对世界各地发生的自觉的群众运动作一番调查的性政治话，我们就会相信，人类本身已清楚地懂得，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在美国，人们可以期望着，新的妇女运动将会在平等的基础上与黑人和学生逐渐实现彻底的联合。同样可能的是，妇女现在已成为一种足以影响整个民族的情绪的、能实现有意义变革的关键因素，不过目前她们处在进步和政治压制之间，未完全表明态度。作为我们社会中异化程度最大的一个群体，同时也由于她们的众多的人数、巨大的激情、漫长的反抗压迫的历史，以及广泛的革命基础，妇女很可能在社会革命中发挥前所未有的领导作用。黑人、青年、妇女和穷人这些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体联合起来所要实现的对根本价值观的变革，不仅与完成性革命的目标密切相关，而且还能极大地推动性等级、性的规定性角色和其他形式的等级制度的彻底消亡。因为要切实地改变生活的质量，就必须首先改变人格，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将人类从按照性角色决定社会地位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不再要求人们去顺应陈旧的性地位，同时还必须废除种族等级和经济阶级。

或许，性革命的第二个浪潮能够最终实现其将占人类一半的妇女从千百年的屈从中解放出来的目标，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使我们所有的人极大地接近仁慈、博爱。或许，有一天，我们还能使人们彻底脱离严酷的政治现实，但是，这一切的实现有待于我们在目前居住的这片沙漠中创造出一个适宜于我们生活的世界。

注释：①民权运动无疑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因为和她们的前辈一样，第二代女权主义者也是受到了黑人抗议行动的激励而起来斗争的。妇女在带有性别歧视的新左派运动中的觉醒也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前言

本书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相对而言尚未被探索过甚至充满臆断的领域。因此，在带领他们穿越这一领域前，为他们提供一个总的概貌也许是不无必要的。本书第一部分论述的是性问题中常常被忽视了的政治内涵问题。首先，我将以强权和支配观念在当代文学中描写性行为时所发挥的作用来论证这一观点。讨论完这些随意选取的例证之后，接下来的一章从理论上探讨分析男女两性的社会关系。我认为，这是全书最重要也是最难写的一章。在这一章我力图对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男权制作出一个系统的概述。这一章以及全书中论述的许多问题都是探讨性的；同时，为了向读者展示一个前后一致的论点，我省略了(尽管不应该这样)我们社会生活中那些更为我们熟悉的模糊不清和相互矛盾的方面。

第二部分的第三、四两章主要是历史回顾。首先概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接着论述随后出现的反动年代的情况，这种反动使男权制的生活方式在作出某些改变后得以延续下去，并在约30年的时间内，阻挠了这一领域内任何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其后几章着重讨论分析了我认为代表了反动时期思潮的三位作家的作品，详细评述了他们对性政治的急剧变化的前景的反应，以及他们带着反动情绪对这一变动所作的反抗。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让•热内的作品，旨在从两方面作出对比。一方面是从热内在小说中描写和暴露的同性恋中的优势等级的间接角度，论述性的等级，另一方面是通过他在剧本中对性压迫的重点描写，论述任何一场激进运动都必须消除这种压迫的理由。

我始终相信，文学批评这一极具冒险精神的活动不应局限于完成职守似地作出一番恭维，而应抓住文学作品在描写、解释甚至歪曲生活时赋予它的更加深刻的见解。本论文(本书原为作者的博士论文——译者)由分量相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构成。它看上去也许像一个怪物，一个杂种，也可能完全是一个新的变种。我是抱着这样一种假定写作本论文的，即，既然文学作品可以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下酝酿和形成，文学批评也可以照此行事。源于文学史的文学批评因其局限性无法做到这一点，而源于美学考虑的文学批评，即“新文学批评”，则决不愿意这样做。

我还发觉，批评者应理智地严肃对待作者的思想，不论他们(如本书中提到的小说家)是否希望人们严肃对待他们。在与这些作家的某些观点发生实质性分歧时，我宁愿以上述态度与他们辩争，而不愿意玩弄批评界的那种把戏，用“同情性的阅读”来掩饰我的异议，更不愿虚伪地佯称某某艺术家“缺乏技巧”，或称其是一位“拙劣的写字匠”。比如，与劳伦斯的观念完全相左的批评家总喜欢说：劳伦斯的文笔太糟，而这完全是一种主观判断。我认为，较为正确的做法是对劳伦斯的作品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以便告诉人们他对形势的分析为何不恰当或带有偏见、他的影响为什么是有害的，而不必转弯抹角地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有独到见解的艺术家，但在许多方面却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和健全理智的人。

在写作本论文的过程中，我的工作变得越来越艰难，甚至常常使我不堪重负。若没有许多人的指导、支持和极其可贵的批评，我就不可能完成这篇论文。为此，我要感谢乔治•斯塔德、西奥多•索拉塔洛夫、贝蒂•普拉什科、安尼特•巴克斯特、玛丽•马瑟西尔、莱拉•卡普、苏珊娜•沙德萨默斯、凯瑟琳•斯廷普森、理查德•古斯塔夫森、劳里•斯通、弗朗西丝•卡姆和西尔维亚•亚历山大。我尤其要感谢斯蒂文•马库斯，他格外仔细地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且总是挤出大量的时间，极其耐心地劝告我不要为了修辞的需要而牺牲了思辨的缜密。 凯特•米利特

第一章 性政治例证

一

我会叫她把洗澡的用具都给我准备好。她往往装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不过，她仍然会照我说的去做。一天，我坐在浴缸里正往身上抹肥皂时，发现她忘了把浴巾给我放好。“艾达，”我喊道，“给我把浴巾拿来!”她走进浴室，把浴巾递给我。她身穿一件丝绸睡袍和一双长统丝袜。她身子伏过浴缸，往架子上放浴巾时，睡袍突然敞了开来。我一骨碌跪起身来，把头埋进她毛茸茸的阴部。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她根本就来不及反抗，甚至连假装反抗的时间也没有。眨眼的工夫，我就把她连人带衣拖进了浴缸。我脱去她的睡袍丢到地上，但没有脱她的丝袜——这使她的模样更加淫荡，更具克拉纳赫画中的裸女的风韵。我朝后躺下，一把将她拉过来压在我身上。她犹如一只发情的母狗，在我浑身上下乱咬，大口地喘着粗气，像钓钩上的蚯蚓一样不停地扭动着身体。在我们俩擦干身子的当儿，她弯下身来一口口地轻咬我的阳物。我在浴缸边缘坐下，她便跪在我跟前，大口咬住我那玩意儿，贪婪地吮吸起来。过了片刻，我叫她站起来，弯下身去，随后，我让她体验了一次从背后交媾的乐趣。她那小小的阴物十分湿润，正合我意。我咬着她的颈背、耳垂以及她肩部的敏感处。我从她身体里抽出来时，在她那白净的形状优美的臀部留下了齿痕。从头至尾，我们一言未语。①

这段极富刺激性的描述文字摘自亨利•米勒的名著、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在玫瑰色的十字架上受刑》的第一部《性》。该书于40年代首先在巴黎出版，而在他自己的祖国、大洋彼岸讲究卫生健康的美国遭禁。直到1965年，才由格罗夫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了此书。米勒用化名瓦尔叙述了他对朋友比尔•伍德鲁夫之妻艾达•魏尔兰的勾引。前面摘录的那段有关性行为的描述，除了叙述者称之为“性交”的纯动物行为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之处。实际上，正是这值得注意之处赋予了这一事件的描述价值和特点。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情况。瓦尔刚刚在艾达•魏尔兰演出的滑稽歌舞剧院外见到了比尔•伍德鲁夫。在米勒芜杂的叙述方式中，两人的邂逅唤起了主人公对十年前与艾达的一次次性交的回忆。于是，作者花了十一页的篇幅生动地再现了那些往事。首先是对艾达的描写：

她人如其名，毫厘不差——漂亮、爱虚荣、好夸张、不守妇道、娇生惯养、放纵不羁。她美如德累斯顿洋娃娃，惟一不同的是她有一头乌亮的黑发，以及灵魂中存有爪哇人那样的偏见。假如她有灵魂的话!她的欲望完全存活在她的肉体和感官里。她用专横的意志指挥着表演，肉体的表演，而可怜的伍德鲁夫还把这看做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性格魅力……艾达像个女巫似的吞噬了一切。她没心没肺，欲壑难填。②

伍德鲁夫被描写成一个溺爱妻子的傻瓜：“他为她做得越多，她越瞧不起他。她是个十足的魔鬼。”③叙述者宣称自己丝毫不会受艾达的魔力的影响，但是，他还是屈从于自己的好奇心，对她作出了冷淡的猜测：

这么说吧，虽然我常常猜想，她作为一个发泄性欲的目标会是个什么样子，但对于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才不在乎呢。我的猜测是不带感情色彩的，但不知怎么她知道了我的想法，完完全全地知道了。④

作为伍德鲁夫家的朋友，瓦尔可以在他们家过夜，并且第二天待比尔去上班后，他在床上享用了早餐。瓦尔让艾达为他服务所用的第一个手法对随后发生的事情很重要：

她讨厌侍候我在床上吃饭的主意。她没有这样侍候过她丈夫，想不通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些。除了在伍德鲁夫家，我从未在床上用过早餐。我这样做是有意要激怒和羞辱她。⑤

米勒小说的核心是一个个神话般的人物。小说主人公(往往都是作者本人的某种化身)具有不可抗拒的性魅力，其性功能几乎达到了神秘的程度。因此，读者对艾达落入瓦尔之手也就不会感到十分惊讶。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前面引用的那一长段描述。整个场景读起来很像一系列的计谋。男主人公很具挑衅性，而我们习惯性地看作小说女主人公的一方却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譬如，他的第一个计谋是强迫她提供进一步的服务，给他送浴巾。这把艾达降到了女主人和佣人这一合适的地位。艾达身穿敞开式睡袍和长统丝袜这一细节不仅十分恰当而且具有几分浪漫情调。女性读者也许会意识到，女人穿长统丝袜时往往都要用些其他的辅助饰物，如紧身褡或袜带。但是，典型的男性幻想是，裸体女子若要穿什么的话，不论是袜类或内衣，最合适的是薄纱般的丝织物。

瓦尔采取了第一个行动：“我一骨碌跪起身来，把头埋进她毛茸茸的阴部。”“毛茸茸的阴部”这个词语很重要，因为它提示读者不要简单地从表面去理解主人公行为的谦恭及其蕴含的请求态度。在那一整段叙述中，“毛茸茸的阴部”暗含着一种基调，即一个男人在用男性的词汇和观点向另一个男人讲述他的业绩。更能揭示出主人公行为的真实特征的是下面这个评论：“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她根本就来不及反抗，甚至连假装反抗的时间也没有。”由于整个场景描写的主要是用强权获得服务，而不是性交，因此，“反抗”一词会引起读者强烈的反应。在这段描写之前，瓦尔已经告诉读者，“她企图将我置于她的魔力之下，使我处于走钢丝般的危险境地，就像她以前对待伍德鲁夫和其他追求者那样。”这当然是一个两人中谁将处于走钢丝的危险境地、谁将是主人的问题。

迅速将艾达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后，瓦尔立即采取行动，以防艾达反抗。这引出了下一个令人惊叹的行动——可以说，瓦尔将她带进了他自己感到舒适的环境，而使她和衣进到浴缸里，处于一种十分荒唐的处境。在这里，描述所使用的语言再一次表明了隐含的强权意识：“我把她……拖进了浴缸。”作者在此还告诉读者，叙述者动作之迅速敏捷是可以大加赞扬的；艾达转眼之间便扑腾着进了浴缸。在完成这一切主动进攻行为之后，瓦尔开始脱去他的猎物身上多余的睡袍，并将之扔到地上。

展示长统丝袜和裸体是为了给人一种美学上的愉悦感，使艾达的“模样更加淫荡，更具克拉纳赫画中的裸女的风韵。”作者在此之前提到过，克拉纳赫画中的柔弱完美的裸女形象与艾达的体形十分相似。把这种天真无邪和稀世罕见的形象与传统的穿长统丝袜的“不贞女人”相提并论显然是一种策略。“淫荡”一词在这里有肉欲、好色之意，尤其是那些堕落的性行为，而这一含意明显是来自清教徒似的信念，认为性行为是十分肮脏的，且有点儿荒唐可笑。《韦氏大字典》给“淫荡”下的定义是：放纵的，淫乱的，好色的，勾起淫欲的。其中提到的克拉纳赫画的裸女像很可能是《创世记》中那位纤弱的、面带病容的夏娃，而现在则被贬低为挂历美女。

瓦尔十分镇静、自信，而且感到舒适惬意。他继续说道：“我朝后躺下，一把将她拉过来压在我身上。”接下来的是纯主观的描述。主人公在停止自我赞赏之后，陷入了对自己的影响的怀疑之中，因为随后的激情迸发来自艾达，虽然她的激情产生于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机制。艾达像著名的程序玩具狗，事实上，“犹如一只发情的母狗”，对主人公技巧娴熟的操纵作出了反应：“……在我浑身上下乱咬，大口地喘着粗气，像钓钩上的蚯蚓一样不停地扭动着身体。”读者从中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主人公在作出反应时，也有过这种动物般的失去自制力的表现。他扮演的是钩子的角色，她则扮演了蚯蚓的角色。其含意非常清楚，即冷峻的镇定自若与情人似的屈从和不成熟的脆弱之间的鲜明对照。从这个短语双重的但又相关的意思中可以看出，主人公得到了艾达。

在这一类性行为的叙述中，按照惯常的顺序，一种性交姿势之后一定会紧接着另一种不太正统，因而也是更加有趣的姿势。米勒让读者看到，在一阵短暂的口淫之后，接着就是背式性交。但是，与我们谈论的大主题更为相关的信息是，这时候艾达已经被“钩”得很紧，以至于她开始采取了主动：“……她弯下身来一口口地轻咬我的阳物。”这时已处于中心位置的主人公的“阳物”仍然是一个钩，艾达变成了一条极易上钩的鱼。(也许所有这些与水有关的意象都是由浴缸引发的。)

再进一步，两人彻底调换了位置：“我在浴缸边缘坐下，她便跪在我跟前，大口咬住我那玩意儿，贪婪地吮吸起来。”这清楚地勾勒出了强权关系。余下的只待主人公以他最后的傲慢之举来宣布他的胜利：“过了片刻，我叫她站起来，弯下身去，随后，我让她体验了一次从背后交媾的乐趣。”

读到这里，读者体验到的几乎是一种超自然的强权感——如果读者是男性的话。因为这段描写不仅以轻快和富于想像力的笔触，运用环境、细节和上下文来激发性交的快感，而且也肯定了男性对软弱、顺从和十分愚蠢的女性的控制。这是性政治在性交这个基本层面上的例证。主人公以及读者获得的几方面的满足无疑是来自这一男性自我的胜利，其中最实在的满足产生于以下这句话：“她那小小的阴物十分湿润，正合我意。”

然后，为了迎合读者的胃口，主人公讲述了他是如何享受他的猎物的。他咬着“……她的颈背、耳垂以及她肩部的敏感处。我从她身体里抽出来时，在她那白净的形状优美的臀部留下了齿痕。”最后这一咬几乎是表示占有和使用的专利标志，但更表明了一种态度。瓦尔先前已经告诉我们，比尔•伍德鲁夫是个荒唐至极、溺爱老婆的可怜虫，竟然去亲吻她的阴部，贬低自己。我们的主人公以他自认为更加合乎规范的方式重新调整了男女两性的关系。

毫无疑问，这段叙述中最能表明主人公心迹的是最后那句话：“从头至尾，我们一言未语。”像民间故事中从不肯放下架子脱帽致意的英雄一样，瓦尔不用屈尊作任何的语言交流就完成了整个战役，包括最后那一举。作者又用了几页的篇幅和各种刺激性描写对这段风流事作了回忆。这时主人公开始运用一系列表示鄙夷的身体和情感的姿态来巩固自己的强权地位。在回答她的“你并不真心喜欢我，是吗?”的问题时，他有意傲慢地答道：“‘我喜欢这玩意儿’，我说着，使劲戳了一下她的阴物。”⑥他的阴茎这时成了一种惩罚工具，而艾达的生殖器则成了她蒙辱的根源：“我喜欢你的屄，艾达……它是你最好的东西。”⑦

所有进一步的叙述都企图使读者相信瓦尔具有超凡的智力和控制能力，同时表明女性痴愚的顺从和不可救药的淫荡。每一个时刻都是对他的赞扬，对她的贬低。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双重性标准的例证：

“你从来不穿内衣，是吗?你是个婊子，你知道吗?”

我掀起她的衣服，让她就那样坐着，我在喝着咖啡。

“你继续玩吧，我就喝完了。”

“你下流，”她说道，但还是照我说的做了。

“用两个手指把它扒开来。我喜欢那颜色。”

……说着，我拿过身旁梳妆台上的一支蜡烛递给她。

“看你能不能把它全部塞进去……”

“你会让我什么都干，你这下流坯。”

“你喜欢，是不是?”⑧

瓦尔专横的习性为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行为设定了基调。作者的描写立刻转入了斯蒂文•马可称之为“色情轰击”——或性轰击——的那种幻想：

我在一张小桌子上操了她，正当她要达到高潮时，我将她抱起，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然后，我抽出我那玩意儿，双手抓住她的大腿，让她用双手在地上爬行，我那玩意儿在她身子里进进出出，给她更大的快感。⑨

在前面这两段摘录中，最关键的语句是：“我在一张小桌子上操了她”(这本身是句双关语，另一个意思是，“我把她放到一张小桌子上”)，“让她用双手在地上爬行”，“她还是照我说的做了”和“我掀起她的衣服，让她就那样坐着。”艾达逆来顺受，比一堆普通的泥土更加无足轻重；她又像一个受欺凌的孩子，不断地在听命令行事。在主人公看来，这贬低了她而抬高了自己。

与此同时，主人公的性交能力极其强大，令他陷入了自我欣赏之中：“这样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勃起强劲有力，甚至在向她体内射精之后，那东西仍像锤子一样坚挺。这使她激动不已。”在对自己的努力大加赞扬并表示满意之后，瓦尔描述了他的资本：“我的阴茎看上去像一根满是擦痕的胶皮管子，荡在两腿之间，比正常尺寸长出一二英寸，充胀得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当主人公离去，以他特有的方式享受时，从未引起过他以及读者密切关注的艾达很快就被遗忘了：“我上杂货店喝了两杯加了麦乳精的牛奶。”主人公对这次历险说的最后一句话又是一种自我欣赏：“跟她干得真过瘾，我思忖道。但心中又不禁疑惑起来，再见到伍德鲁夫时，我该怎么办。”这话确实说得棒极了。

在这一段描写中，瓦尔聪明地让读者看到了伍德鲁夫两口子不和谐的婚姻，一个奇特的生理特点不匹配的婚姻。伍德鲁夫的生殖器大得出奇，“简直就是个马卵。”“我记得第一次看见那东西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伍德鲁夫太太的生殖器的尺寸则被描写为“小小的”、“湿润”的阴物。但是，为了不使这种无法改变的不幸成为她另寻新欢的借口，小说的这一部分反复强调她是一个自视高傲的女人，因而也就有了主人公把她降低到一个普通女性地位的惩戒性行为。此外，主人公使我们得知她是一个永不满足的女色情狂，从而显出了他发现和利用她的智慧和成功。

艾达•魏尔兰这个人物似乎始终活跃于米勒的想像中。他的主人公并不满足于发现了她的“婊子似”的天性并使她一次次沉溺于肉欲，同时，也为自己给溺爱她的丈夫戴上绿帽子而庆幸。在这本小说之前出版的《黑泉》里，艾达在卖淫时被发现，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米勒在书中贯穿了明显的道德说教，强使读者看到，他认为这本小说具有深刻的道德想像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比尔•伍德鲁夫的另一个朋友告诉了他艾达通奸之事。书中有一大段关于比尔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的精彩描写。叙述者又是米勒的化身。他认为这个片段十分“有趣”：

不过，那天晚上很晚了，他还在等候她归来。当她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而冷淡地步态优美地走进家门时，他突然问道：“你今晚上哪儿去了?”她当然试图和以往一样编造借口。“别说了，”他说，“你给我把衣服脱了，上床去。”这话使她感到浑身疼痛。她婉转地说她不想干那事。“我想你是没情绪干这事，”他说。接着他又说：“那好，让我来给你点刺激。”说完这话，他站起身来，把她捆在床柱上，塞住她的嘴，然后去浴室取磨剃刀的皮带。经过厨房时，他顺手抓起一瓶芥末。取回皮带，他抽得她尿都流了出来。之后，他又将芥末擦在她的伤口上。“这下子今晚你该不会冷了吧。”说着，他强迫她弯下身子，扒开她的双腿。“好，”他说，“按老规矩，我付你钱。”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币，揉皱后塞进了她的阴道。

最后，米勒以对比尔的嘲笑结束了艾达和比尔的故事，因为比尔仍然是一个戴绿帽子的丈夫。米勒用大写字母赠予读者的箴言是“所有这一切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证明：谁战胜了自身的浪漫，谁就是伟大的艺术家”。

米勒赋予小说的说教目的是十分清楚的：性欲冷淡(如不顺从男人性要求的)女人应该挨打；破坏婚姻忠贞法规的女人也应该挨打，因为决不允许婚外性交破坏婚姻的物物交换制度(以性交换安全)。比这明白无误的屈从教义更让人长见识的是，小说使读者看到了米勒的性—文学动机及其不可否认的性施虐狂含义。这种动机和性施虐狂更接近于斗鸡场上而不是闺房里的代理统治关系，不过，前者往往使人对后者看得更清楚。

二

“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她说，“还继续吗?”

“天知道，”我说，“别说话。”

我感觉得到她开始发情了。她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让她安静的请求起作用了。达到性高潮还需要一点时间，但她已经开始了。就好像她那聪明的手指在我身体里接通了电似的，我不顾一切地再次与邪恶拥抱。她很高兴，眼睛里闪现出罕见的贪婪，嘴里无限欢乐。我准备趁热打铁，我想进行第一次射精。我犹如一只夹在两根栅栏中的猫来回跳跃，把赃物和秘密带给红磨坊的主人，带回那个可怜的子宫的失败消息，然后作出选择——啊，不过还来得及改变主意。我选择了她的阴道。现在，那不再是坟墓，不是仓库，不，它更像一座小教堂，一个比较体面的地方。但是，它的四壁很雅致，气味清新。整个教堂的那些石墙间洋溢着一股虔敬的令人赏心悦目的气氛。“你的监牢就是这个样子，”我内心说道。“呆在这儿!”我心中发出一道命令。除此之外，我知道魔鬼已在下面为我准备好了饭食，我感到地狱的烈焰正在穿越地层，我等待着热气从地窖里冒上来，给我带来酒菜，并将它们温热，我舔着舌头，脑子里想着，我已作出了选择，必须逆风而行，必须奋力向前，我已没有退路。曾经有过一次爆发，凶猛、不忠和狂烈，就像障碍滑雪赛的终点栅门已横在眼前，我脚下生风，鼻子却落在后面。我猛然间感到，一切感觉全没了，一种渴望却油然升起，使我激动不已；我向她的屁股重重撞去，就好像我是从房间的另一端冲过来似的。她发出一声愤怒的狂叫。

以上是诺曼•梅勒的小说《美国梦》中关于异性鸡奸的一段描述。这不仅是小说中最具吸引力的行为之一，而且对小说中人物行为的理解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小说的情节均系于此。梅勒的主人公斯蒂温•罗杰克刚刚谋杀了他妻子，现在就对他的女佣实施鸡奸，以松弛自己的情绪。

显然，梅勒是站在他的主人公一边的。他杀妻的动机仅仅是因为，除了采取这样的谋杀，他无法“征服”他的妻子。这种强权欲在梅勒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引起了他的同情。还有罗杰克那种残暴的丈夫采取的早已过时的立场也得到了他的同情。对罗杰克的无数风流韵事了如指掌的罗杰克太太冒失地告诉他，自他们分居后，她也放荡不羁，风流无限。此外，她还承认她一直在尽情地享受着与她的新情人们进行鸡奸的乐趣。她这话不得不使人相信鸡奸在这本小说中的巨大作用。我们的主人公自豪地认为鸡奸是他的特长。虽然他当面向她吹嘘，他的情人们在这方面远胜于她，但是，他的妻子与人以鸡奸的方式通奸这一念头实在是他无法忍受的。这对他的虚荣心，他把妻子视为财产的意识，以及最重要的，他幻想中的男性天生优胜权是致命的一击。于是，他立即采取报复措施，掐死了他那高傲的妻子。罗杰克太太是个爱好体育运动、长有凯尔特人般身材的女人，因而要掐死她并非易事。因此，罗杰克最终置她于死地后，已是精疲力竭，不过他也感到更为得意：“我疲惫不堪，但我感到无限荣光。我的肉体仿佛获得了新生。自12岁以来，我从未有过今天这种舒心的感觉。此时此刻，似乎很难想像，生活中会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让我们再回到女佣的身上。罗杰克走进她的房间时，看见她正在忙着手淫。这在她当然是一种运气。接下来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他不慌不忙地把她的手从她的生殖器上移开，将自己光着的脚伸过去。“立刻就勾引出了她所有混世界的才艺和智慧。”此话表明了主人公将从他的性行为中获得的重大的启迪价值。一时间，罗杰克脑子里转起了干脆杀死女佣的念头——“我打算不费什么事就把她干掉，这念头出现时我很镇静，我任何人都敢杀。”——但是，他决定玩弄她一番。随后是长长的三页有关性活动的描述，其中没有一句对话，如主人公吹嘘的那样：“至少过了五分钟，我才决定吻她一下，不过，我最后还是吻了她的嘴。”在与她接吻时，他试图了解她灵魂深处的东西，一个德国无产者的精神世界。罗杰克先生的佣人身上似乎有股气味，正是通过这种气味，罗杰克——一位哈佛毕业生、大学教授、美国国会议员、电视名人、刚失去富妻的鳏夫——对佣人有了点滴了解。

但是，突然间，她发出一股浓烈的粪便般的气味(像石头和油脂，还有破旧的欧洲城市小弄堂里的潮湿的石头阴沟里发出来的那种气味)。她饥饿，饿得就像一只瘦得干瘪的老鼠。要不是那股气味尚有些令人陶醉之处，我的快感早被破坏殆尽。那股气味如此强烈，经久不散，且很具特色，只有毛皮和珠宝才能使其变淡。

尽管罗杰克是她的主人，但那股令他厌恶的气味也几乎使他无法继续行事：“要不是那股气味尚有些令人陶醉之处，我的快感早被破坏殆尽。”而后他觉得甚至这个无价值的女佣，对他也有些用处：“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一种在海面上飞掠、在地层中穿行的欲望，一种纯粹的与她交媾的欲望，尽管我知道，她的肛门里有令人愉快的极端邪恶。”

直到这时，他们才说了第一句话。仆人反抗主人的意志。但是，鲁塔的“禁令”对罗杰克不起什么作用。他坚信她的精华存在于她的大肠里，这也许是一个眼下对他有用的品质。他刚刚杀了人，急需一些鲁塔身上那种下等阶层的令人愉快的自我保护能力。假如说她不具备其他品质的话，她至少还有宝贵的“城市妓女的常识”。此外，罗杰克把自己看作一个探寻智慧的道德家，鲁塔的肛门可以使他懂得什么是邪恶。

鲁塔的大肠内为何会有邪恶，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邪恶，她的主人也许无法解释。但是，我们的作者完全有可能写出许多不寻常的东西。在梅勒的大多数小说里，性的含意相当神秘和深奥，生殖器必定代表着不同的人格。鲁塔的“盒子”——罗杰克这样称呼她的阴道——里几乎没有什么内容。那儿什么也没有，只有“来自子宫的冷冷的气体，还有一个令人失望的仓库。”在《美国梦》里，女子的性被非人格化为一种阶级的和自然的属性。鲁塔的举止像个下流女子，罗杰克的前夫人黛博拉像个残酷的女公爵。罗杰克后来的情妇切丽具有鲁塔不具备的大自然的一切美德。这些美德也超过了那个享有特权的女人(黛博拉)。她因具有危险的反抗精神不应再活下去。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和一名男性，罗杰克当然优于她们中的任何一类。

发现了鲁塔身上真正的有用之处后，主人公对她的生殖器不屑一顾，而是继续扎根于她阴道下的那个孔中。(在这一点上，鲁塔的英文名字Ｒｕｔａ看起来是个很残酷的双关语。在德语中，Ｒｕｔｅ的发音与Ｒｕｔａ几乎相同，意思是惩罚人时用的“鞭子”和“桦树条”，也有“阴茎”之意。用在这儿也许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巧合。)由于她的反抗，罗杰克很难进入她的身体，于是，他便使劲拽她的头发，并说她的头发反正是染红了，以此为自己辩护：“我能感觉得到她绷紧的头皮下的疼痛，一根像她身体那么长的撬棍，正顶着一个隘口往前推进。我进去了，进去了约四分之一英寸，接下来的一切就容易了。”作为对她调查的又一个借口，主人公又谈起她身上那股表明她的邪恶，现在却变得迷人的性格的气味：

她身上的气味微妙无比，在雄心勃勃的背后，在狭隘固执的背后，在偏狂决心的背后，有一股勇往向前的力量；不，这一切已被肉体般柔软，但不如它那么干净的东西所取代，某种卑微的、充满了恐惧的东西。

正如杀妻使他产生了一种光荣的疲劳，此刻罗杰克脑子里闪出一个耀眼的念头，认为自己鸡奸女佣实际上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因为鲁塔是个“纳粹分子”。读者也许很难接受这种观点。鲁塔当时才23岁，因此，二次大战时她还是个小孩子。罗杰克一时性起，想把她作为证明自己正义行动的对象，显然是不合适的。然而，主人公继续从他的种族报复中获得一种罕见的满足：“操一个纳粹分子有极大的快乐，尽管有那么多肮脏的东西，也有干净的成分。我仿佛感到自己翱翔在晴朗的天空，下方是路德的茅厕。”通过这种语锋的转换，罗杰克这个操纵道德伦理观的好手使自己成为了一种道德力量，从此可以为所欲为。

在罗杰克的脑子里，鸡奸可能有几种意思：同性性交(他对切丽说过，他怀疑自己的异性恋欲望)；一种被禁止的性行为，他本人是这方面的高手，并拥有其专利；鸡奸，这是他鄙夷地表达支配权的方式。他对待鲁塔的态度是对其实施最后一种行为。

在这一段余下的篇幅里，罗杰克向读者描述了他对鲁塔的大肠和阴道作的对比。他称她的大肠为“快乐之库”，她的阴道为“废弃的仓库，空荡荡的坟墓”。但是，这一艺术鉴赏也使人不无疑虑。如我们可以预料的那样，这一切与鲁塔的快乐无关——这从来就不成为一个问题——而是与罗杰克特有的性荣誉观相关。他暗自思忖过，不管怎么说，她的子宫里也许孕育着“长在阳台上的一朵可怜的花”。由于他剥夺了她携带他的种子——罗杰克以虔敬的恐惧看待此事——的机会，他不得不将自己视为一个“大盗”。后来，他将陷入对一系列“本应发生的事”的忧虑之中，如对“那个空荡荡的子宫”的悲惨命运，对那个“赌得了一枝花却又失去了它的坟墓”。他有些困惑不解，自己怎么把珍贵的精液射在了她的大肠里而不是子宫内。但他对此没有不安和内疚。鲁塔失去了一次怀上一个上层阶级人士的孩子的良机，但他只能对她表示怜悯：“我当时想到了留在她体内的东西。它正消失在魔鬼的厨房里。”然后他又想到：“那是对我的诅咒?……那就是黑暗中向我飘来的苦恼的阴云?我的种子正在不适宜于它生长的田地里死去?”也许正是这种对自己射出的精液的偏执狂般的关注使罗杰克成了生存恐惧方面的专家。

正由于受到相关的男性幻想的支配，鲁塔也作出了莫名其妙的反应。实际上，她对罗杰克的鸡奸表达了格外令人惊讶的感激之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在你妻子那儿遇到麻烦。你绝对是个天才，罗杰克先生。”因此，在这个男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的女佣身上的最后阶段，一切都是在最理想的状况下进行的。鲁塔的反应完全像男性自大狂所希望的那样：“……从未有哪个女人像她那样完全属于我了。她希望成为我意愿的一部分。”这似乎就是她所希望的最好的结果。她的“女性的”或者说“真正的女人”的本能立刻就显现了出来。如她的主人所说：“……她的眼里和嘴里流露出获得了权力的滋味，脸上一副世界属于她的神态。”这种成功的错觉当然最有利于她主人的目的。

在梅勒的小说中，性交始终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就像登山那样，到达某个高度后仍需不断地努力攀登。在这方面，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梅勒是个地道的美国人。此刻，攀上悬崖的罗杰克正干得欢，但是，鲁塔开始动摇了。她转过头来，内疚地承认自己有可能失败。“她面露一丝悲苦，蜷缩着像个担惊受怕的九岁小姑娘，害怕会受到惩罚，希望自己能表现好些。”罗杰克却极其镇静，命令她“别说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比她更清楚地意识到了她的性亢奋状态，而且他正沉浸在性施虐的满足之中，知道如果她“表现不好”的话，会受到何种“惩罚”。

下面要论述的是我在开头引用的那一段落，它几乎全部是描述罗杰克一人的行为的。这是很合适的，因为他对鲁塔实施的性交仅仅是他个人所取得的成就，所以这一行为的价值也正是他所具有的价值。那基本上是一次单人飞行表演，因此，航空意象并无不妥之处，“我像一只蝙蝠似的飞了出去”等等。这也概括了罗杰克的主要兴趣：运动——“我准备开始追赶”；“我一下下地来回跳动抽打”；“飞快的滑雪回旋赛，我脚下生风”；嗜酒——“把酒温热，舔着舌头”；以及宗教。

说到这儿，我们丝毫也不会感到惊奇，他的性亢奋具有了广泛的和形而上的含义，是“一种使我有飘飘欲仙感的选择”，“七情六欲爆发的瞬间”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看见了沙漠中的城市，那是在月球上吗”?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上帝和魔鬼行为的详尽描述。魔鬼显然是指鸡奸的冲动。上帝则赞赏罗杰克的崇高使命：他使卑贱者受孕，并通过他的垂顾，给这个低下女人的“阴冷的子宫”带去他的精液的“战利品和秘密”。的确，鲁塔那被罗杰克称为“屄”的东西通过与他发生关系而变得发达并获得了尊重：“那不再是坟墓，不是仓库，不，它更像一座小教堂。”尽管作者在此处借用了威廉•布莱克的话语，但它并未变得十分伟大，只不过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地方……四壁很雅致”，它恰当地意识到了自己容纳罗杰克的崇高荣誉，哪怕只是一时的，而罗杰克则屈尊从中找到了“虔敬的令人赏心悦目的气氛。”但是，在以几种公共建筑的形象描述了鲁塔的这一器官之后，罗杰克最终发现它是一座有着“石墙”的监牢。

这一发现的结果使罗杰克在最后关头又逃回到随心所欲的鸡奸魔鬼那里。这段叙述的主要功能是为罗杰克在象征意义的环境下再次犯罪提供了一个借口。书中时常强调魔鬼(鸡奸)与上帝(生育)或生命与死亡之间的抉择，面临这一抉择，罗杰克再次选择了死亡。作者使我们相信罗杰克用他魔法般的精液(肯定具有受孕力)可以使鲁塔的子宫变得更纯净。但是，罗杰克拒绝了这一预示未来存在的机会，同时，他也拒绝了认罪、承担责任和坐牢的选择。鲁塔的阴道让他预先尝到了坐牢的滋味。“‘你的监牢就是这个样子’，我内心说道。‘呆在这儿!’我心中发出一道命令。”但是，魔鬼的吸引力更加奇异，更加强大。罗杰克宣称他是被迫作出这种决定的，并将此解释为仅仅与他个人有关的慷慨之举：“(我)必须奋力向前，我已没有退路。”鲁塔和监牢必须在没有主人公的神圣的存在的情况下生存下去，这样罗杰克就可以获得最后的满足：“我向她的屁股重重撞去，就好像我是从房间的另一端冲过来似的。她发出一声愤怒的狂叫。”梅勒似乎既是个浪漫的善恶二元论者，又是个浪漫的崇信魔鬼的人。

罗杰克在得到仆人对他的出色举动的祝贺之后，冷静地走到楼下，将他妻子的尸体扔出窗外。他选择了继续与魔鬼为伍，继续活下去。鲁塔成了一个大可利用之人。通过她，更确切地说，通过她的“肛门”，主人公作出了他的重大决定：把谋杀伪装成意外事故。鲁塔俯首贴耳，世人也全都如此。在罗杰克面前，一切障碍都消失殆尽，从此以后，他奇迹般地成了一个能够处置一切难题的人物。他一度曾是个“失败者”，但通过杀人，如今他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获得了新生：他在与一个黑人歹徒的搏斗中获胜，那歹徒在他面前畏缩后退；在拉斯维加斯的赌桌上发了横财；一个夜总会的女歌手爱上了他，希望他能使她成为一名贵妇(最后这一点有些愚蠢，最好还是不去多说)。甚至连警察也被蒙蔽住了，以赞羡的同志情谊般的目光看待他，允许他逃往尤卡坦。事实上，梅勒的《美国梦》是教人如何杀害自己的妻子，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告诉读者，罗杰克通过杀死一个女人，鸡奸另一个女人，使自己成为了一个“男人”。

《罪与罚》(对谋杀为何物的最早的、也是最深刻的研究)中的人道主义信念也许统统不值一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美国悲剧》的作者德莱塞在他们刻画的谋杀者身上渐渐地注入了一种对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生命丧失负责的态度。两者都通过为自己的罪行赎罪超越了这些罪行。罗杰克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他是最早出现的犯了谋杀罪而未受到惩罚的文学人物之一。毫无疑问，他是第一个为自己的罪行感到高兴，而且从未失去创作者支持的杀人犯主人公。在《土生子》中，理查德•赖特对比格•托马斯的罪行表示理解，但从未宽恕，而是把它描写成种族主义社会中典型的符合愤怒逻辑的寓言式故事。梅勒在罗杰克的身上似乎也找到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他的犯罪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现状。但是，这种现状似乎只是两性之间的极端敌视，必须用谋杀和鸡奸来进行一场他们之间的战争。(罗杰克懂得“所有女人都是杀手，”她们“嗜杀成性”，除非“我们彻底”控制她们。)梅勒必定是站在胜利者一边的。为此目的，他把罗杰克塑造成一个为了大男子主义这种奇特事业而战的最后一位斗士。赖特小说中的受害者是芝加哥贫民窟的一个贱民，他绝望地行动，是在呼吁种族平等，同时也是在警告这种希望破灭可能带来的后果。但是，罗杰克与之大不相同。他属于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统治阶级。和福克纳小说中的复辟者一样，他坚持要维护眼见要遭灭顶之灾的社会等级制度。罗杰克具有部分犹太血统和与之相对的“自由”观点。他是最后一个在征服中存活下来的白人英雄。梅勒的《美国梦》是在为性政治呐喊。这时，外交手段已经失败，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统治阶级将战争作为了最后的政治手段。

三

几天后，我在码头附近遇见了阿尔芒，他命令我跟他走。他几乎没说一句话，就把我带到了他的房间里。他以与往常一样明显的鄙夷态度强迫我供他寻欢作乐。

慑于他的力气和年龄，我小心翼翼地行事。他那毫无灵性的肉体重压在我身上，弄得我头晕目眩，他就像是一头畜牲，全然不顾我是否也产生了快感。我在他胸部、腹部和大腿上厚厚的体毛及其传导出的力量中竟然也感到了某种愉悦。终于，我深深地沉浸在那个狂风暴雨般的夜晚。不知是出于感激还是恐惧，我亲了一下他毛茸茸的胳膊。

“你怎么啦?你是白痴啊?”

“我没伤害你。”

我留在他身旁，时刻准备为他夜间的性欲发作服务。我们上床时，阿尔芒将穿在他裤眼里的皮带抽得啪啪响。它是在抽打一个隐形受害者，一具透明的肉体。空气在流血。假如当时他是在恐吓我的话，那是因为他没能成为我看见的那个沉重老练的阿尔芒。皮带抽打声为他作伴，为他撑腰。他因无法成为真实的他而生气失望，使他像一匹被黑暗征服的马儿那样颤抖，而且越来越厉害。不过，他不能容忍我过闲荡的生活。他劝我去车站和动物园附近游荡，招徕一些顾客。他知道我内心对他的恐惧，根本不屑监视我。我把挣来的钱分文不动地带回来交给了他。

上面这段章节引自让•热内的自传体小说《偷儿日记》。这是作者首次将自己与“女性角色”等同起来。让•热内具有男性和女性的双重身份。年轻时，他穷困潦倒，犯过罪，当过乞丐，还是受人歧视的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在同性恋中扮演女子角色。年事稍长后，他成了名，拥有了财富和安定的生活，便成了男人，虽然他从未真正获得过同性恋中的男性角色(或称超级男人)。

在热内小说中描写的僧侣似的同性恋社会中，性角色不是生物性身份问题，而是阶级或等级的问题。由于他小说中的同性恋人物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和夸张异性恋社会里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最恰当地代表了当代社会对同性恋的构成和信念的看法。即使他们夸张性的模仿是怪诞不经的，热内本人也完全清楚这种模仿是病态的，但是他书中的那些同性恋者仍然准确地触及到了异性恋社会想像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本质，并错误地将此看作男性和女性的天性，从而保留了传统的两性关系。萨特在为热内所写的心理分析传记中，道出了男性同性恋中男女角色的性格和权力的区分，由此描述出了他们的性生活：

这是谋杀：被变成了一具走尸，完全不被人关注，就像不存在似的，不为别人正视，随便别人从身后玩弄。这就是男同性恋中的女性角色，一个被扭变成无足轻重的阴性物体。在男性角色看来，她的重要性还不及被施虐狂摧残的女人。后者尽管也受到折磨和侮辱，但她至少还是折磨者关注的中心。他所希望进入的是她，进入那个实实在在的她，进入她意识的最深处。但是，男同性恋中的女性角色仅仅是一个器皿，一只花瓶，一个痰盂，用完后便无人再去想它，被抛弃也正是因为它已发挥完了作用。男性角色对她行手淫。当一股势不可挡的冲动来临时，她被打倒，被翻过身去，被穿刺。之后，一个令人昏厥的词向她迎面而来，就像一把电锤向她打来，仿佛她是一枚勋章：“你这挨操屁眼的人!”

这段话主要描述了反映在同性恋社会里的女性地位，但同时也暗示了男性的地位，即主人、英雄、畜牲和同性恋中的男性角色。但男人还意味着不可救药地愚不可及和胆小怯懦。在这种封建的男女两性关系中，人们也许会认为被奴役是为了受到保护。但是，典型的男性角色从不保护他的奴隶，而是任意殴打、出卖甚至杀害他/她，而对此仅报以谁也不明其意的欢笑。人们自然会产生一种好奇心，想知道男同性恋中的女性角色得到的回报是什么。答案似乎是加倍的羞辱，这构成了那些鄙视自己的人的身份。反过来，这使我们明白了造成这种自我绝望的原因。

热内非常清楚其中的原因，萨特也毫无困难地将它们一一列出。热内是个私生子，一出生就被抛弃，送进了孤儿院。这种双重遗弃只能说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后来，一个贫穷的姓莫尔旺的农民家庭收养了他，但发现了他偷窃的恶习之后，便将他送进了少年监狱，他就在那儿长大。在那儿，他遭到了比他年龄大、比他强壮的男犯的强奸，体验到了被彻底排斥的痛苦。在那个世界里，他处在最底层，集罪犯、同性恋者和“女人”于一身，可谓羞耻无比。他惟一可做的就是分析和改进自己的角色，从而沉湎于自我憎恨之中，即萨特和热内自己所称的被动同性恋者的“女子气”。说他是女人，是因为他被男人所强奸和征服。因此，他必须学会“女子气”的奴性举动以博得主人的欢喜。作为一名罪犯，他不得不通过盗窃(物质的)和背叛(道德的)来对抗有产阶级的一切行为准则。作为社会的弃儿，他的生活态度必然是既仿效又抵制将他排斥在外的那个社会的所有观念。

但是，尽管热内已落到了如此卑贱的地位，他仍对那些社会地位高于他的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行分析研究，以便进一步对其加以亵渎。这样，他获得了绝望者的骄傲，一种仅次于圣洁的状况。在巴塞罗那的巴里奥基诺行乞和当妓女时，热内获得了这种神圣感和一个一无所有者的不可动摇的自尊，从中产生了一种狡诈而执着的生存欲望。对于那些继续干着无耻勾当的人来说，这种生存欲望很可能会转变为争取成功的意志。这一整套思想可以在法国的传统中找到大量依据，殉难仍是宗教想像中最高形式的恩赐。在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圣洁仍是德行的最高境界，即便在背教者当中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在《百花圣母》中，主人公迪万——他也是热内的化身——比达林、戈尔基、阿尔芒、施蒂利塔诺以及所有其他男同性恋者都具有更大的无可争议的精神力量。她不但比使她屈服的男性压迫者更具勇气、更富幽默感和想像力，更加敏感，而且只有她一人具有灵魂。她吃尽了苦头，而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受苦的意识。圣徒的胜利就存在于迪万所遭受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耻辱中。

因此，热内的《百花圣母》和《偷儿日记》这两部名著讲述的是卑贱变高贵的故事。但是，这两部小说和他其他的小说一道构成了对野蛮的性秩序屈从的精心诠释，由同性恋和罪犯世界揭示的“男人”和“女人”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是对资产阶级异性恋社会残酷的坦率的模仿。

因此，对同性恋道德标准的解释成了对异性恋道德标准的嘲讽。热内小说里的同性恋社会中人们的诚实对他们极力模仿的异性恋社会里人们的行为是一种嘲笑：

至于脏话，迪万从来不说，她的好友，那几个姓内莉的姐妹，也从不说脏话……

脏话只有男人才说。它是男人的语言。就像和加勒比人在一起的那些男人所说的话一样，脏话已成了性的第二标志。它就像雄鸟身上美丽的羽毛，就像部落中的武士才有权穿的五颜六色的丝袍。它是鸡冠和靴刺。这些脏话人人都懂，但说脏话的只有男人。他们一生下来就具有某些行为举止的天赋，如他们行走时，臀部、大腿和双臂的姿势，还有他们的眼神和挺胸的姿态。只有具有这种天赋的人才能说脏话。有一天，在我们那儿的一家酒吧里，当米莫莎在一句话中斗胆说出“……他那些鸟故事……”时，男人们都皱起眉头。其中一人威胁着说道：“你这娘们太放肆。”

男性同性恋中的男性角色的丈夫气概显然是以体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主义。他的“丈夫气概”实际上是最虚伪的自我膨胀，遭到了这些冒险行为的真正英雄——女性角色——的有系统的破坏。尽管热内是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在迪万身上创造出了法国传统无比珍惜的、也许是最后一个最出色的善良妓女的典型形象，但是，毫无疑问，他也是一个冷静的唯理主义者。他具有深刻分析能力的头脑抓住了社会专制愚行中最根本的东西，即常理认可的有等级结构的性观念。

热内首先在他的小说中剖析了人们对性的不同态度，然后又在戏剧创作中论述了同性恋社会寄生的那个本源世界——我们大多数人想像为我们已经适应的那个大社会。他来自罪恶的同性恋小社会——他的《守灵》和《女仆》两个剧本关注的仍是这个问题，他把在那儿了解到的真相与长期放逐和谴责他的“正常”世界的自负联系起来。他对性政治最严厉的批评体现在他最近为戏院写的三个剧本中——《黑人》、《阳台》和《屏风》。

他要对这个舒适而虔诚的戏院里的人们所说的话，几乎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他们所需要的、令人宽慰的陈词滥调，他们已经从诺曼•梅勒和亨利•米勒那儿得到了这种安慰。热内对“男人的”和“女人的”整个社会道德标准进行了公正的审视，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社会道德标准是可憎的。

如果阿尔芒仅仅是个畜生和傻瓜，那么，正如热内所显示的那样，我们的确没有理由感到惊讶。是他所受的教育中的一切内容把他造就成了这样一个畜生和傻瓜，同时，也使他十分清楚地懂得，作为一个男人，他必须具备这些本性。他在学校里学到的一切知识都告诉他，“男子气概”是与力量、残酷、冷漠、自负和财产紧紧连在一起的。难怪他将自己的阴茎视为法宝，既是压迫的工具，又是(事实也的确如此)地位的象征。“我的阴茎的重量的价值”，他曾经说道，“是以黄金来衡量的……”在其他场合，他还夸口说，他可以用他的阴茎挑起一个壮汉。阿尔芒自然地将性与权力、与他个人的肉欲、与他性伙伴的痛苦和羞辱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他的性伙伴只不过是件物品。性交是为了维护他的支配地位，是宣称他属于高一等级，并用他的受害者进行验证。他认为他的受害者必须服从，为他服务，并为此感到满足。

阿尔芒尽管十分卑鄙，但在小说中，他立刻变得比“绅士”还要质朴，更具逻辑思维，比令人尊敬的资产阶级更加诚实，更加直率。他只不过是将资产阶级的真实信念付诸实践，而资产阶级十分乐于阅读这些小说，因为他们从书中获得了他们所想像的那种支配感。

《阳台》阐述了热内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理论。故事发生在一家妓院里，它所关注的是一场革命失败后，赞助人和业主们受劝回复到前政府时期的角色中去的过程。在对同性恋世界里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作了研究分析之后，热内终于明白了性的等级制度是如何紧随所有其他形式的不平等——种族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的。《阳台》证明，如果革命对剥削与压迫，即两性之间或任何类似形式的基本单位毫无触动的话，那么，任何形式的革命都是徒劳的。热内把性关系看做最基本的人类关系，所有其他更为繁复的社会构建都产生于这一核心模式。他认为这种核心模式本身不仅受到了绝望的玷污，而且它也是制度化了的不平等的原型。他坚信，将人类分成两大营垒，根据与生俱来的权力指定由一个营垒统治另一个营垒，社会秩序中就建立并认可了一种压迫制度，这种制度将贯穿于并腐蚀所有其他的人类关系，以及思想和经验的各个领域。

第一幕描写的是发生在一个妓女和一位神父之间的事情。它揭示了该剧的主题，也是剧本所要描写的社会的缩影。教士通过宗教的神秘握有权力，而宗教本身又依赖于荒谬的原罪说，反过来，原罪说又取决于这样一个谎言，即女人就是性，就是罪恶，因而受到神父的严惩是罪有应得。强权就是通过这种诡谲的途径环绕着我们制造的混乱不堪的性观念。还有一种途径就是通过金钱，因为正是用金钱，我们买来了女人，而经济上的不独立只不过是将她束缚于某种制度的又一个迹象。这种制度可以通过现实的和神秘的手段来实施强制。有关性的谬误造成了权力的谬见，而两者都取决于将女人物化。

神父实际上是个煤气抄表工，他来到妓院是要查看“幻想室”，并从而间接地体验教会的权力。这一情节明白无误地讽刺了性的阶级制度。那些受命前来抄煤气表的男人从任何男人都可以用钱买来的人——当妓女的女人——的身上，看到享有支配权的乐趣。人们不禁要问，妓女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回答是，什么好处也得不到。在这个举行有各种仪式的戏院里，在这个性的、政治的、社会的制度已经结合得无比完美的场所，她的“作用”仅仅是满足租用她的每一个人的支配欲。

在第二幕中，妓女是个小偷和罪犯(热内自己的化身)，这样，一位银行职员便有了主持正义、维护道德的机会。审判她的法官可以命令一位男性行刑者对她施以鞭笞，也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政权——由更幸运的其他男人掌管的权力——开恩赦免她。第三幕里的将军按照他自己的男性权威的观念将他的妓女变成了他的坐骑，骑在她身上，自己俨然一副英雄的形象，而她的嘴则因塞了马嚼子而血流不止。不论男主顾选择扮演罪犯、恶棍或畜生这三种主要角色中的哪一种来体现他有关高贵的谬见，女人的存在都是最重要的。对每一个戴假面具的男人来说，女性都是可以让他目睹自己尊容的镜子，不论他是神父、法官或将军，他们虚幻的但可用金钱购买的权力幻想的最后一刻，也就是他们把她当做女人，或实验品，或一件可动产大“操”之时。

热内在该剧中向人们暗示了一个政治的远见卓识：除非我们抛弃真实的或虚幻的男子气概的思想，除非我们不再坚持男性具有与生俱来的无上权威，一切压迫制度都会借助它们逻辑的和情感的授权，在人类最基本的情势下，继续发挥作用。

但是，伊尔玛夫人本人的情况如何呢?她是《阳台》中能干而尽职的管理者，靠贩卖其他女人来赚钱。我们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没有同谋和监工，任何机构都无法占据统治地位。在反革命运动中，伊尔玛被选为这里的皇后，但她什么也没做，因为皇后们没有统治权。事实上，她们甚至不能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存在。正如那位特使宽宏大量地解释的那样，一旦皇后们开始行使职能，她们作为个体的人就死去了。她们的作用是充当男人们的傀儡和抽象概念。尚塔尔的情况就是如此。她才华横溢，曾当过妓女。她对革命寄予希望，曾一度想借此得到人性的实现。但后来她动摇了，再一次被出卖。当新贵们在“情势所需”这一惯常的借口下走向堕落并背叛了以往的激进理想时，她再一次成了他们的性傀儡。“为了赢得胜利”，新贵们采用了昔日敌对者的疯狂的意识，创立了一个他们曾经反对过的观念的蹩脚翻版。转瞬之间，这种翻版就将革命转化成了自杀性的狂欢，一种与古老的“操蛋”生殖器崇拜幻想有关的嗜血纵欲。其图腾就是自特洛伊战争以来，由每一支军队的选美皇后充当的礼仪性替罪羊。尚塔尔一旦进入这个神秘的、符合原始标准的领域，一旦成为男人们为了获得她而相互厮杀的猎物，革命也就无可挽回地成了反革命。

在《阳台》中，热内自始至终把对男子气概的病态和性交幻想的探究当作用权力统治他人的范例。他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超越了性神秘的惟一健在的、具有一流文学才能的男性作家。他对异性爱政治的批评指明了通往真正的性革命的道路。要想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我们必须开掘这条道路。按照热内的分析，没有人格的变革，社会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普遍存在的性人格必须得到最彻底的检修。

热内在《阳台》的最后几幕中提议，如果我们想获得最终的自由，我们就必须砸碎我们因盲目接受普遍概念而亲手制造的锁链。我们必须拆除禁锢我们的三只大大的囚笼。第一只囚笼是“大人物”——神职人员、法官和武士——潜在的权力。这些神话般的人以无数的自我强加的荒唐奴役着观念意识。第二只囚笼是警察国体的无上权威，这是腐朽社会中惟一实实在在的权力，其他形式的强权基本上是心理性质的权力。最后，也是最险恶的是性的囚笼。它将其他所有的囚笼都纳于其中了。警察局长乔治的图腾不就是一个六英尺长的橡胶阴茎、一个“身材高大者的鸡巴”吗?大人物们赖以立身的有关邪恶与美德、罪孽与清白的英雄行为和懦夫举止的古老神话是古老而腐朽的社会结构的古老支柱，它也是建立在性谬误基础之上的。假如试图在取代这腐朽的摇摇欲坠的大厦的同时保留其基础，革命为争取社会变革而作的种种承诺必然会成为泡影，并转变成反革命。在那里，金碧辉煌的“阳台”，又一家一流的妓院，为一个新的伪政府准备好了服装和演员。

这部戏的结尾和开场一样，伊尔玛关灯的举动告诉我们，可以回家了。那儿的一切都比戏院里的仪式更加虚假。明天，妓院又将以一模一样的仪式开门接客。革命的号角又将在台下响起。但是，除非警察局长被永远囚禁于他的坟墓中，除非新的革命者真正彻底放弃陈旧的性政治这一习以为常的愚蠢言行，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热内告诫我们，性是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的核心，除非我们消灭了我们压迫制度中这一最卑劣的形式，除非我们深入性政治的核心，并弄清楚权力和暴力的病态谵妄的根源，否则，我们争取解放的一切努力都只会使我们重新陷入原先的焦虑之中。

注释：略

第二章 性政治理论

性政治理论我们在前一章中检验过的性描写的例证充分说明了支配地位和权力在性活动中的重大作用。交媾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虽然它本身是一种生物的和肉体的行为，但它深深植根于人类事务的大环境中，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和价值的缩影。除了别的作用以外，它还可以作为个体或个人层面上的性政治的模式。

当然，从对这些性行为的描写转到对更广阔的政治参照背景的论述，确实是迈出了一大步。在引进“性政治”这个术语时，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以下这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政治角度来认识看待两性关系吗?答案取决于人们对政治的定义。①本书对“政治”的定义不是那种狭义的只包括会议、主席和政党的定义，而是指一群人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顺便提一句，我们或许还可以说，虽然理想的政治应该是基于和谐的和理性的原则之上的人类生活组合，并彻底消除由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行使权力的观念，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的政治状况并非如此。这正是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

我在以下这个可以称为“男权制理论随笔”的概述中将试图证明性属于具有政治含义的地位范畴。这是一种开创性的尝试，因而也必定是探讨性的、不完善的。我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总体描述，因此所涉及的内容都是概括性的，不论及例外情况，部分小标题也时有重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任意武断的。

在此谈论两性问题时，我用“政治”一词主要是因为该词在概括两性在历史上和当代的相对地位的实质时极其有用。传统的和规范的政治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概念化的权力关系框架。今天，我们建立一种更为相关的权力关系心理学和哲学是适宜的，甚至是必要的。的确，我们也许有必要确立一种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对待权力关系的依据应比我们习已为常的要革命些。②因此，我认为根据那些界定清楚、始终如一的群体——如种族、阶层、阶级、男性、女性——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和相互作用定义权力关系是合适的。正因为有的群体在某些政治结构中没有代表，他们的地位才显得如此永无变化，他们所受的压迫才如此永无尽头。

在美国，近来发生的一些事件终于迫使我们认识到，种族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全面控制。这两个群体的身份都由他们的出身界定。凭借天生的权力进行统治的群体正在迅速消失，但是，一群人按天生的权力统治另一群人的古老而普遍的格局仍然存在，即盛行于性别领域的那种格局。对种族主义的研究使得我们相信，种族事务问题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导致了压迫事件的连绵不绝。被支配群体无法从现存政治体制中得到合适的补偿，从而无法组织起来进行常规的政治斗争和反抗。

同样，对我们的两性关系的制度进行公正的调查后，我们发现，从历史上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正如马克斯•韦伯说的那样，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③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基本上未被人们检验过的甚至常常被否认的(然而已制度化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利统治女人。一种最巧妙的“内部殖民”在这种体制中得以实现，而且它往往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更为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为严酷，更为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无论性支配在目前显得多么沉寂，它也许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

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像历史上所有其他文明一样，是一个男权制社会。④只要我们回想一下这样一个事实，一切都会变得一清二楚：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大学、科学、政治机构、财政，总而言之，我们这个社会一切通往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权力)的途径都完全掌握在男人手里。这种认识十分重要，因为政治的本质是权力。甚至那一超自然的权力——神权，或“上帝”的权力，连同伦理观和价值观，以及我们文化中的哲学和艺术——或者，就像TS艾略特曾经评说过的那样：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

如果我们把男权制的政府看作由占人口半数的男人支配占人口另一半的女人的制度的话，那么，男权制的原则似乎就具有两重性：男人有权支配女人，年长男子有权支配年少男子。然而，与人类的任何制度一样，现实与理想之间往往存在着差距，男权制中确实存在着矛盾和例外之处。男权制根深蒂固，是一个社会常数，普遍存在于其他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中，无论是阶层或阶级制度，封建主义或官僚主义制度；它也充斥于所有主要的宗教中。另外，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地域，男权制也表现出多样性。比如，在民主国家⑤，女性常常不担任公职，即使担任公职(如现在)，其数量也很小，甚至连象征性代表数都不足。另一方面，在贵族体制下，由于强调血统的神奇和朝代的特性，女性有时会被允许掌权。因此，男性长者统治的原则被打破倒是常事。记住男权制的不同形式和程度——如沙特阿拉伯和瑞典之间、印度尼西亚和红色中国之间——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美国和欧洲的男权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大大减弱了，其原因是我将在下一章中叙述的各种改革。

(一)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述

汉娜•阿伦特⑥认为，维持统治靠的是一致同意支持的权力或用暴力强加的权力。接受一种思想与前者相似。性政治通过两性的“交往”获得对气质、角色、地位这些男权制的基本手段的认同。说到地位，对男性优越这一偏见的普遍赞同保证了男尊女卑的合理性。第一个因素气质涉及到按照固定的性类别(“男性”和“女性”)界线划定的个性。这些个性的依据是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的需要和价值观，是其成员根据自身的长处以及可轻而易举地在从属身上获得的东西规定的。男子的个性是积极进取、智慧、力量和功效，女子的个性是顺从、无知、“贞操”和无能。第二个因素性角色对气质作了补充。性角色对男女两性各自的行为、举止和态度作了繁复的规定。性角色将料理家务、照管婴儿之事划归女性，其他的人类成就、兴趣和抱负则为男性之责。女性的有限作用往往使她停留在生物经历这个层面上。因此，几乎一切可以明确称为人类而不是动物行为(动物也同样会生育，照顾幼仔)的活动都属于男性。当然，这种分工又会引出第三个因素——地位问题。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三个因素，我们也许会认为地位属于政治范畴，角色属于社会范畴，气质属于心理范畴。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它们相互依存，形成了一个链。具有较高地位的人往往担当统治者的角色，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鼓励，养成一种统治气质。等级制度和阶级地位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不言自明的。

(二)生物学方面的论述

男权制宗教，普通民众，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科学⑦也认为这些心理社会差异产生于两性的生物差别。因此，被称为塑造行为的文化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与本性协调合作。但是，男权制(“男性”和“女性”个性)产生的气质差异似乎并非来自人的本性，角色和地位的差异更非如此。

男性厚实的肌肉系统是第二性特征，普遍见于哺乳动物。其根源是生物性的，但也具有文化性，是通过饲养、饮食和运动形成的。不过，把人类文明中的政治关系⑧说成是这种现象的产物显然是不合适的。与其他政治信条一样，大男子主义的根本起因并非体力的大小，而是对一种非生物性的价值体系的认可。强壮的体力不是政治关系中的一个因素——请参见种族和阶级因素。文明始终能以其他方式(技术、武器、知识)来替代体力，现代文明已不再需要体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使用体力总的来说是一种阶级因素。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无论他们是否健壮，干的都是最苦的体力活。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男权制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可以从人类生理学的角度加以解释，甚至认为这是必然的。这种理论认为男权制的起因是合乎逻辑的，是有历史根据的。但是，如果像某些人类学家相信的那样，男权制不是起源于远古，在此之前存在过某种我们将称之为前男权制的社会形式，那么，把体力当作一种男权制起源理论的论点就很难对此作出充分的解释，除非男性强大体力的释放伴随着某些新价值观或新知识的变化。对男权制起因的推测总是因证据匮乏而受挫。对史前情况的推测是完全必要的，但未得出任何结论，至今仍只是推测。假如有人沉迷于此，他也许会说在男权制之前有可能存在过一个假设的历史时期。⑨这种假设的关键是一种思维状态，认为原始本原是繁殖力或生机过程。在原始条件下，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人类所看到的最令人激动的创造力也许是生育孩子，这是件奇迹般的事情，根据推理，它与地球上植物生长联系在一起。

很可能，改变这种态度的事情是父亲身份的发现。有证据表明，在古代社会的某个时期，繁殖力崇拜转向了男权制，排除和降低了女性在生育中的作用，将创造生命的能力完全归功于阴茎。男权制宗教巩固这种地位的手法是创造了一个男性上帝或诸多男神，贬低或消灭众女神，创建一种神学，这种神学的任职者基本都是大男子主义者，其主要功能之一是维护和确认男权制的社会结构。

有关男权制起源这个轻松的话题就谈这些。目前看来，男权制的历史起源问题是无法得出结论的，不论它是最早起源于男性强壮的体力，还是后来在某种情况下这种体力得到了运用。这个问题可能与当代男权制，即我们面临的性政治现实也无关，因为常常有人对我们说，男权制的根源仍然是人的本性。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那些据说可以证明目前两性间政治关系合理性的两性心理社会差异不像自然科学中的差异那样清楚、具体、可测和中性，而是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模糊不清，在措辞上甚至往往带有宗教色彩，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在角色和气质这些重要方面，更不用说地位方面，两性间的许多差异实际上是文化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有人试图证明男性的性格优势是天生的(对于这种观点的拥护者来说，这意味着从逻辑上和历史上确认角色和地位的男权制局面)，但他们遭到了惨重失败。该研究领域中的各种观点对性差异的本质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不过，其中最合理的观点是认为气质和生物本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肯定的等式。看来，除了我们已知的男女两性之间生物性生殖器的不同之外，我们在短期中将无法弄清他们之间是否生来就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内分泌学和遗传学不能提供确定精神感情差异的确凿证据。

我们不仅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目前的男权制社会差异(地位、角色、气质)源于体力的不同，而且也几乎无法评估现存的变异，因为我们所知的文化导致的差异远远超出这些变异。不论两性间的“真正”差别是什么，只有等到我们以相同的态度对待两性时，才会知道他们的差别。从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还很小。重要的研究新成果不但表明天生的气质差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对性生理心理同一性的正确性和不变性提出了疑问。其具体而肯定的证据表明性别具有很强的文化特征，也就是性类别的人格构造。

斯道勒和其他一些专家界定的“核心性别身份”被认为在婴儿长到18个月时便确立了。斯道勒对性和性别作了区别：

字典释义强调，性的主要内涵意义是生物性的，如性关系、雄性。因此，本书中性一词将指雄性或雌性以及决定雄性和雌性的生物性器官；性一词将具有解剖和生理学的内涵意义。这种定义显然不包括许多与性有关，但又不具备主要生物涵义的行为、情感、思想和幻想。正是为了这些心理现象的叙述，我将使用“性别”一词。我们可以说男性或女性，但我们也可以说男子气和女人气，而不一定暗含解剖学或生理学的意思。因此，在普通常识中，性和性别似乎不可分地连在了一起，但是本研究的一个目的是要证明这两个范畴(性和性别)并不是像一对一的关系那样不可避免地连在一起，而是可以各自单独而行的。

加州性别鉴定中心对生殖器畸形及其造成的出生时错误性别分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手术改变一个生物特征与性别分配和作用相矛盾的男性少年的性比消除多年教育在他身上产生的后果要容易些。这种教育可能使他在举止、自我感觉、个性和兴趣等方面都女性化了。该中心在斯道勒指导下所做的研究证明，性别特性(我是个女孩，我是个男孩)是每一个人的最主要特性，是人的第一特性，也是最永久的特性。斯道勒后来强调指出了性和性别的差异，认为性是生物性的，性别是心理性的，从而也是文化性的：“性别这个词具有心理性和文化性涵义，而不是生物性涵义。如果定义性的恰当词语是‘男’和‘女’的话，那么用来定义性别的相应词语则是‘男子气’和‘女人气’；后两个词语可以完全独立于(生物性的)性。”的确，性别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有悖于生理学：“……虽然外生殖器(阴茎、睾丸、阴囊)构成了男性意识，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甚至三者加起来，都不是男性意识的重要标志。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我基本同意莫尼和汉普森夫妇的观点。他们对大量阴阳两性病人的诊治结果表明，“性别角色是后天力量决定的，与外生殖器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无关。”

现在，人们相信人类胚胎原本都是雌性的，只是在妊娠期的某个阶段，由于雄激素的活动，才使那些带Y染色体的卵子变成了雄性。从性生理心理学角度(如男性与女性以及与之相区别的雄性和雌性)来说，两性在出生时是没有差别的。因此，性生理心理人格是后天习得的。

……出生以及随后几个月的状况是一种无差别性生理心理状况。如在胚胎中一样，形态性差别从可改变阶段转换到固定的不可改变阶段，性生理心理差别也因此变得固定而不可改变。人类历来认为个人性特征这种强烈而固定的感情必定是来自某种内在的、本能的东西，而不是后天经历和学习得来的。这种传统观念的错误在于低估了通过学习获得的事物的力量和永久性。动物行为学家对印刻作用做的试验纠正了这一错误观念。

我在上面曾引用过约翰•莫尼的话。他认为“人类对母语的习得与动物的印刻作用极其相似”，性别首先确立于“母语确立之时”。这就是说性别的确立时间在婴儿出生后18个月左右。杰罗姆•凯金研究了人们是如何照料、触摸和搔痒尚未学会说话的孩子的，以及这些孩子如何听取涉及性特征的话语(如“是个男孩还是女孩?”“你好，小家伙。”“她真漂亮，是吧?”等等)。他的研究格外强调与孩子获得语言能力之前的自我意识密切相关的纯触觉学习。

由于我们的社会现实，男性和女性的确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他们的生活经历完全不同。这一点很重要。儿童时代性别特性发展过程中，父母、同伴和文化中固有的观念认为，男女两性有适合各自的性格、特征、兴趣、地位、价值、举止、表达方式。儿童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表明他或她应该如何思维和行事以达到或满足性别对他(她)的要求。到了青春期，这种性别和行为必须一致的残酷要求达到了危机程度，一般在成熟期慢慢地缓解下来。

既然男权制的生物根据似乎很不可靠，赞赏“社会化”的力量也就不无道理，因为这种社会化，可以“单单凭借信仰”或通过获得的价值体系继续一种普遍状况。确保两性的气质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似乎是儿童早期的条件反射作用。条件反射作用以自我永存和自我实现的预示循环往复。举个简单的例子：文化对其性别特性的期望鼓励年轻男性发展进取心，鼓励女性扼杀进取心或不外露。结果，男性的进取心往往在行动中得到了强化，常常带有极大的反社会的可能性。因此，文化一致认为拥有睾丸、阴茎、阴囊这些男性标志本身就是攻击欲望的特征，甚至还用“那家伙真有胆量”(译注：原文Thatguyhasballs中的balls有“睾丸”之意)这样下流的话赞美这种特征。在制造主要的“女性”顺从美德时，这种强化过程也很明显。

在当代的术语中，基本的气质特征分类是按照“男性好胜”和“女性顺从”这样一条界线划分的。所有其他的气质特征都大体与此相一致。如果好胜是统治阶级的特点，顺从必定是从属群体的特点。这种推理通常希望，借助某种不可能的外部机遇，仍然能够靠“本性”使男权制合理化。需要记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男权制中，准则的作用是由男性决定的。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貌似有理地说“女性的”行为是积极的，“男性的”行为是极度活跃的或野心勃勃的。

在此，我可以再补充一点，作为结束语。最近，人们又一次引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数据来支持社会学论点，如里昂莱尔•泰格的研究数据。他试图从遗传学角度证明男权制的合理性，提出男性具有一种“聚集本能”，使得他们能对人类社会实施政治和社会控制。人们可以将此假设用于任何统治群体，从中看出该理论的含意。泰格的论点似乎歪曲了洛伦兹和其他研究动物行为的学者的工作。由于他用于证明天生特点的证据是男权制历史和组织，因此，他自称的自然科学证据是间接的、似是而非的。只有掌握了遗传学(而不是历史学)证据才能提出这方面的证据。许多权威人士都彻底排除了人类本能(复杂的内在行为模式)的可能性，只认同条件反射作用和内驱力(简单得多的中枢神经反应)，因而“聚集本能”论点成立的可能性显得微乎其微。

假如我们把人类的性看作一种内驱力，仍有必要指出，我们生命中的许多方面，如早期的“社会化”，成年的“性行为”经历，几乎都是学习的结果，甚至连交媾行为本身也是经过大量的学习作出的反应——对模式和态度的反应，甚至是对性选择对象的反应。这一切都是社会环境为我们规定的。

气质和角色具有男权制属性特点，这一武断说法在其对我们的约束力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作用。同样，强加于人类个性的排斥的、矛盾的和截然对立的“男性”和“女性”特性也未引起我们足够认真的质疑。在这些特性的掩护下，每个人的个性都比其人类潜力要大些，但往往不超过一半。从政治上来说，每个群体表现出界定的但互为补充的人格和活动范围，但其重要性不及各自所代表的地位和权力。就顺从而言，男权制是独一无二的指导思想。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制度对其臣民实施过如此完全的控制。

(三)社会学方面的论述

男权制的主要机构是家庭。家庭既是反映大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人们与大社会联系的纽带。家庭是男权制社会中的一个单元。家庭处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在政治和其他权威不能施以完全控制和要求绝对顺从的地方发挥作用。作为男权制社会的基本工具和基本单位，家庭及其扮演的各种角色具有典型性。家庭作为大社会的代理人不仅鼓励其成员适应和顺从社会，而且还是通过家长对其公民实行统治的男权制政府的单位。在男权制社会里，妇女即便拥有合法的公民身份，对她们实施统治的也往往只是家庭。她们与国家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正式的关系。

家庭和大社会之间的合作十分重要，否则，两者都将瓦解。因此，男权制的三个机构——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命运是相互关联的。在大多数男权制形式中，这种相互关联性一般都获得了宗教的支持，如天主教“父亲为一家之主”的戒律，犹太教授予男性家长的准神职人员般的权威。今天，世俗政府也肯定这一点，如在人口普查中往往把男性当作家庭、纳税、护照等的主人，把女性作为家庭的主人常常被认为是不可取的，被看做贫穷和不幸的特征。孔夫子认为君臣关系如同父子关系，这一观点道出了男权制家庭的封建特征(反之亦然，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家庭特征)，即使在现代民主国家里也是如此。

传统上，男权制授予父亲对妻子和孩子的绝对拥有权，包括肉体摧残的权力，甚至还常常包括杀害和出卖的权力。旧时，在视亲属为财产的社会制度中，一家之主的父亲既是生育者又是拥有者。但是，在严格的男权制社会中，带有男性血统关系的人才被称为亲属。宗族关系认为女性血统的后代无权继承财产，甚至常常得不到承认。19世纪的古代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首次列出了男权制家庭公式。他说男权制的亲属关系基础是统治而不是血缘；妻子虽然是外来者，但已被同化，而女儿的儿子则被排除在外。根据古罗马的家长法定义，梅因对家庭作出了如下定义：“家庭中最年长的男性家长具有绝对权威。他的权力足以决定家庭成员的生与死，他对其子女及其房产和对其奴隶都拥有绝对不可动摇的权威。”在古代男权制家庭里，“家庭成员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财产，如妻子、孩子、奴隶、土地和私人财产。这一切都在最年长的男性的暴君般的权威下凝聚在一起。”

麦克莱伦对梅因的观点予以了反驳。他说罗马的家长法是男权制的一种极端形式，决不像梅因想像的那样具有普遍性。母系社会(非洲和其他地方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的证据驳斥了梅因提出的宗族关系普遍性的假定。当然，梅因有关男权制的原始特点的中心论点只不过是对他所赞扬的那种机构的相当天真的合理推论。许多证据都否认了男权制的原始特点假设的真实性。根据这些证据得出的结论是，男权制的绝对权威，尤其是罗马家长法的权威是晚些时候发展起来的，女性地位的全面下降就如它的恢复一样是渐进式的。

在当代男权制社会里，最近，男性的合法优先权因妇女获得的离婚保护、公民权和财产拥有权而有所削弱。妇女的不动产地位仍在继续，因为结婚后她们不再使用自己的姓氏，必须住到丈夫家，而且在法律上一般都认为婚姻意味着女性用家庭服务和(性)权益交换经济上的支持。

在男权制社会里，家庭的主要贡献是使年轻一代熟悉和接受男权制思想体系中有关角色、气质和地位的固有态度(主要是通过他们父母的榜样和告诫)。虽然定义的细微差别在于父母对文化价值的理解，但是一致性这一总的效果还是达到了，而且通过同伴、学校教育、新闻媒体和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学习资源得到进一步加强。尽管我们可以花费时间和精力为家庭成员间的权力平衡而争论，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整个文化支持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男性权威，而且，在家庭之外，不给女性以任何权威。

为了确保年轻一代的繁殖和社会化这些重要活动只发生在其限定范围内，男权制家庭坚持婚姻的合法性。布罗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将此称为“合法性原理”，并坚决主张，“任何一个孩子来到世上都必须由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男人——担当起社会性父亲的角色。”根据这一显然是一贯而普遍的禁律(违反者受到的惩罚因阶级和双重标准而不同)，男权制社会规定孩子和母亲的地位主要或完全依赖于男性。由于男性的亲属依靠的不仅仅是他的社会地位，而且还有他的经济实力，因此，男性在家庭中——和在家庭外一样——的物质和精神地位是十分牢固的。

虽然从生物学角度讲，家庭的两个中心作用(社会化和繁殖)没有理由是不可分的，或必须发生在家庭中，但是，为消除家庭的这两个作用所作的革命性和乌托邦式的努力因困难重重而遭到严重挫折，以致迄今为止进行的许多实验又逐渐回复到传统。这种现象强烈表明，男权制是所有社会中一种最根本的形式，其对家庭成员的影响非常普遍。这或许也告诫我们，如果对要改变的社会政治结构缺乏透彻的了解，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结果。然而，激进的社会改革必然会对男权制产生影响。这不仅仅是因为控制如此大的人口比例(妇女和青年)的是政治形式，而且因为这种政治形式是财产和传统利益的保护伞。婚姻是一种财政联盟，每个家庭都很像一家公司，是一个经济实体。正如一位研究家庭问题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家庭是等级制度的基础，是这种制度得以维持的社会机制。”

(四)阶级

在男权制社会里，女性的等级式地位最易引起混淆的地方是阶级领域，因为性地位在阶级可变因素中常常处于一种表面的混乱状态。在一个地位取决于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状况的社会里，某些女性可能处于比某些男性高的地位。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的话，情形就并非如此了。用类比的方法也许更容易说明问题：一个黑人医生或律师的社会地位比一个贫穷的白人佃农要高。但是，种族本身就是一种包括阶级在内的等级制度，它使后者认为他属于上等阶级，正如它可以在精神上压迫黑人专业人员，不论他取得了多大的物质成就。与此相似的是，卡车司机或屠夫总可以依借自己的“男子汉身份”，假若这最后一点虚荣心也受到侵害的话，他便可能想出更为粗暴的方法。过去30年的文学提供了多得令人吃惊的事例，表明男子的等级胜过了富裕的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的社会地位。在文学作品中，需要表达的是愿望的实现。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如欺压、淫语或恶语)则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优势心理态度。这两种情况更多地传达的是希望而不是现实，因为阶级分类一般不会受到个人敌意的影响。然而，虽然阶级分类的存在没有受到这种敌意的威胁，性等级的存在却再次得到确认，被相当有效地用来“惩罚”女性。

在男权制社会里，阶级或种族道德观的作用取决于大男子主义道德标准的公开程度和宣扬程度。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面临的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在社会的下层，男性更多地是单凭自己的性别来宣称自己的权威，实际上他常常不得不与他阶级中具有经济实力的妇女分享权力，而在中上层阶级中，男性往往不必直言男权制，因为他们享有这种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更大的权力。

人们普遍认为，典雅爱情和浪漫爱情观念大大缓解了西方的男权制。虽然这确实是事实，但是其影响也被大大地过高估计了。与真诚的“大男子气概”或称东方行为相比，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骑士行为代表的是一种妥协，是一种公正的补偿，给顺从的女性某种保全脸面的方式。骑士制度是对不公正的妇女社会地位的妥协，同时，也是掩饰这种不公的手段。我们必须承认，骑士姿态是统治集团将其臣民提高到显要地位而玩的一种游戏。研究典雅爱情的历史学家们强调指出，诗人们对骑士制度的狂烈赞颂对妇女争取合法地位和经济地位没有产生丝毫作用，对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如社会学家雨果•贝格尔所说，典雅爱情和浪漫爱情都是男性从其全部权力中让与女性的“财物”。这两种爱情的效果是遮掩了西方文化的男权制特征，把不可接受的德行加在妇女身上，结果把她们限制在一个狭窄的、往往具有极大束缚力的行为范围内。譬如，维多利亚时代有一个习惯，要求女性起到男性良心的作用，过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而这正是男性感到厌倦但又必须有人做的事情。

浪漫爱情为男性提供了一个任其玩弄感情的手段，因为(从理论上讲)女性只有在爱情生活中才允许有性行为。对浪漫爱情的认可于双方都有利，因为这往往是女性克服加于其身的更为强有力的性压制的惟一条件。浪漫爱情也遮掩了女性地位的现实状况以及经济依附给女性带来的重负。骑士制度这种依然留存于中产阶级身上的豪侠姿态已蜕变为一种陈腐礼仪，无法遮掩当前的地位状况。

在男权制社会里，人们必须时常应付阶级类别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戴维•里斯曼曾指出，工人阶级在被中产阶级同化的过程中，其性道德观和性态度也被同化了。下层阶级或移民男性表现出的相当明显的大男子主义被同化了，并且通过当代一些人士的努力具有了某种诱惑力，形成了另外一些工人阶级的男性态度。这些态度是一种新的、在目前十分流行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人阶级的这种粗野的男子气概理想(更确切地说，这是文学作品中，因而也是中产阶级的男子气概理想的翻版)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它有可能取代过去那种更为保守、更具“绅士风度”的态度。

男权制社会中阶级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导致了两个女人的相互敌视，在过去是妓女和妻子间的强烈敌对情绪，现在则是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间的极端仇视。一个妒忌另一个的“安全”和特权，而被妒忌者除了体面之外，还希望得到她认为妒忌者拥有的自由、冒险经历和与外部大世界的联系。凭借双重标准的多种优势，男性利用其优越的社会和经济资源获得的权力介入到这两个世界中，挑动疏远的两个女人相互为敌。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妇女中存在着次要的地位类别：不单单德行可以分出等级，美貌和年龄同样也有等级之分。

总之，也许可以说，女人往往能够超越男权制社会中通常的那种阶级分层，因为无论女性的出身和教育程度如何，她永久的阶级关联比男性要少。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她与任何一个阶级的联系都是附带的、间接的和临时的。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平民可以提出所有权要求的惟一奴隶是他的妻子，一个不用付工钱的佣人的服务仍然为工人阶级男性提供了一个抵挡阶级制度打击的“缓冲垫”，这个“缓冲垫”顺带也为他们提供了有闲阶级的某些精神上的享受。很少有妇女能够依靠自己的资源在个人威望和经济力量方面超过工人阶级的地位。作为一个群体，妇女享受不到任何一个阶级为他们的男性成员提供的许多权益和好处。因此，妇女比男性较少地卷入阶级制度。但是，重要的是要知道，和任何一个寄生于其统治者的群体一样，妇女是一个靠剩余物生活的附属阶级，勉强维持温饱的生活使她们变得保守，因为与所有处在她们那种境地的人(奴隶是个典型例子)一样，她们将自己的生存与其供养者的繁荣视为一体。对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讲，寻求激进的解放途径的希望似乎太渺茫，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而且在她们的解放意识觉醒之前将始终如此。

种族问题正在成为性政治的最后几个可变因素之一，因此，就此谈论几句，尤其是在讨论现代文学时，也算是切题的。传统上，白人男性习惯于把作为“他的女人”的本种族女性的地位看得高于黑人男性的地位。然而，随着白人种族主义思想的暴露和削弱，种族主义陈旧的保护(白人)妇女的态度也开始渐渐让步了。维护大男子主义的优越性比维护白人至上的优越性更为重要。我们社会中的性别歧视也许比种族歧视更为普遍。譬如，在我们将公开称之为种族主义者的作家们——如DH劳伦斯，他毫不掩饰对被他认为劣等种族的蔑视——的作品中，有许多下层阶级男性控制或羞辱白人男子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妻子的例子。不用说，在这种故事中根本就没有非白人种族女性的影子，即使有的话，也只是作为“真正”女子奴性的例证，供其他没有良好教养的女性仿效。当代白人社会学常常带有相似的男权制偏见，认为黑人社会中的女权制(比如以女人为中心)和对黑人男性的“阉割”是白人种族主义社会中黑人受压迫的最可悲的现象。其含意是恢复男性权威就能解决种族不平等。不论这种现象的事实如何，这也表明这种分析不加质疑地肯定了男权制的价值观念，掩饰了它具有的使黑人男女两性遭受种族歧视的真正特征以及它应对此所负的责任。

(五)经济和教育方面的论述

男权制统治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其对女性臣民进行的经济上的控制。在传统的男权制社会里，妇女没有法律地位，不能作为真正的经济体存在，因为她们无权拥有自己的财产，也无权挣得经济收入。既然在男权制社会中，妇女从未停止过工作，而且常常是那些最平凡或最艰苦的工作，那么，我在这里要谈的就不是她们是否劳动，而是她们是否获得了经济酬劳。在现代改革过的男权制社会里，妇女拥有一定的经济权利，但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约三分之二的女性所从事的“妇女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在自主和尊严取决于货币的金融经济中，这一事实非常重要。总体说来，在男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始终与她们的经济依赖性紧密相关。正如其社会地位是间接的，是通过男性获得的(常常植根于暂时或边缘基础上)，妇女与经济的关系也具有典型的间接性和附带性。

另外三分之一有工作的妇女的平均工资只是男人平均收入的一半。以下是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平均年收入统计数字：白人男性，6704美元，非白人男性，4277美元，白人女性，3991美元，非白人女性，2816美元。在可比收入等级里，女性的教育程度一般都高于男性，因此，这种收入差异就显得更为突出。此外，现代男权制社会中妇女可从事的工作，除个别例外情况，都是些报酬低微和无地位的下等工作。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妇女还起着后备劳动大军的作用，于战争和经济扩张时期被征用，于和平和经济衰退时期被解雇。美国妇女已经取代移民劳动力发挥这种作用，如今又在与少数民族竞争这一角色。在社会主义国家，妇女劳动力一般也处在下层地位。尽管有相当比例的妇女从事医生之类的职业，随着妇女的加入，这些职业的地位和报酬也逐渐降低了。妇女获准进入这些领域的根本原因是这种做法对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男权制社会)有利，而不是对妇女有利。

由于人们对妇女在经济生活中的独立持不信任态度，各种规范性的媒介(如宗教、心理学、广告等)不断地指责甚至激烈反对中产阶级妇女，尤其是已做母亲的妇女参加工作。工人阶级妇女从事苦活较容易被接受，被看作是一种“需要”，如果这不完全是工人阶级本身的认可的话，至少中产阶级是这样认为的。当然，这可以为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可以填补低层次服务和文书工作的空缺。这些岗位上的工作如此微不足道，工资如此低，因此，它不像妇女从事的更有地位的工作那样会从经济上和心理上威胁到男权制。由于日托或其他社会机构或丈夫的合作并未解去妇女的家庭杂务和照料孩子的重负，工作妇女肩上实际上挑起了两副担子。各种节省劳力装置的发明虽然对妇女从事的苦活的质量发生了作用，但对工作时间长短并未产生明显效果。聘用、岗位怀孕、工资和工作时间等方面的歧视相当严重。在美国，最近通过了一条禁止用工歧视的法律，这是自妇女获得选举权以来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保障美国妇女权益的联邦法案。然而，这个法案自其通过之日起从未执行过，而且当初通过时就没规定要将它付诸实施。

就工业和生产而言，妇女的状况在许多方面与殖民地和工业化以前的人们相似。虽然妇女在工业革命中首次取得了经济自主权，而且现在又构成了工厂中数量可观、报酬低微的劳动力，但她们并未直接介入技术和生产。她们的产品(家庭和私人服务)没有市场价值，可以说，是属于前资本的性质。即便在她们参与商品生产的领域，她们也不支配或控制甚至不理解生产过程。举个例子或许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每个妇女都使用冰箱，有的在工厂里还装配冰箱，极少数受过科学教育的妇女还懂得冰箱的工作原理，但是，生产制造冰箱外壳及其零件所需的钢铁和模具的重工业却掌握在男性手中。有关打字机、汽车等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每个男性具备的知识也不全面，但他们集中起来可以生产出任何技术设备。如今，没有男性，妇女们掌握的技术远不足以大规模地复位或修理这些机器设备。妇女在高科技方面的距离就更大了，如规模庞大的房屋建造、计算机开发、月球飞船等就是进一步的证据。假如说知识就是力量，那么，力量也是知识。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男权制强加于她们的相当系统的愚昧无知。

在发达国家里，虽然教育与经济如此息息相关，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在实行男女分校的大学里)的总体水平和方式却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教育，而不是为20世纪中叶科技社会所需的技术。传统上，男权制社会偶然允许妇女接受一些最基本的读书识字教育，而高等教育的大门对她们是关闭的。虽然现代男权制社会于最近向妇女开放了各个层次的教育，但是，男女接受的教育种类和质量是不相同的。这种差异在孩子社会化的初期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也一直持续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大学曾是做学问和培养少数专门职业人员的场所，如今也造就专业技术人材。但妇女的情况并非如此。一种典型情况是，女子学院培养的既不是学者，也不是专门职业人员，也不是技术人材。它们的资金也不是来自政府和公司，而那些其主要功能是培养男子的男子学院、男女同校学院和大学则由政府和公司提供资金。

由于男权制社会企图造成男女在人格特征方面的气质性不平衡，其教育机构，不论是男女分校或男女同校，采纳的是“男人的”和“女人的”科目分开的文化模式，女子修读人文学科和某些社科课程(至少是那些层次较低的和边缘的分支)，而男子则修读科技、商业、工程等专业课程。当然，目前的就业、声望和报酬的优势在男性一边。对这些领域的控制显然是个政治权力问题。我们还可以说，男性在更具声望的领域里的绝对控制直接服务于工业、政府和军事部门中的男权制利益。由于男权制鼓励两性在气质方面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两大领域(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都有反映。人文科学因不完全是男性的领域，其声望有所损害；科技和商业几乎全为男性所占有，因而反映出了“男子汉”的人格变态，如某种掠夺性或攻击性特征。

在男权制社会里，妇女始终被限制在劣等文化圈内。为了保持这种状况，眼下鼓励她们学习人文科学以培养“艺术”兴趣，但这只不过是她们曾经为进入婚姻市场取得过的“才艺”的延伸而已。现在和过去一样，艺术和人文科学的成就都是为男性保留的。不论是苏珊•桑泰格还是紫式部夫人这样的象征性代表都不能打破这个规则。

(六)强权

我们不习惯于把男权制与强权(即暴力)联系在一起。其实现社会化的体制如此完善，人们对其价值的认同十分一致，其在人类社会的存在已经非常久远和普遍，因此，其实施似乎根本用不着暴力。通常，我们将过去男权制的暴行看作异国的或“原始的”习俗，把现在的看作个人异常行为的产物，是病态的或极个别的现象，没有普遍性。然而，就像贯彻其他完整的思想体系(如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一样，除非男权制将暴力规则作为一种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依靠或无时无刻不在的威胁工具，否则，其对社会的控制就不可能是完善的，甚至无法实施。

从历史上看，大多数男权制社会都通过立法使强权制度化。譬如，伊斯兰教国家严厉的男权制严禁私生或性自由，否则违反者将被处以极刑。在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对荡妇的处罚仍是用石块将其砸死，行刑由一位毛拉(伊斯兰高僧——译者)主持。这种刑法在近东地区曾经十分普遍，现在在西西里岛仍旧被使用。不用说，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奸夫都没有惩罚。除了在近代和某些特殊情况下，男性与人私通一般不被看作通奸，只被当作对另一个人的财产利益的侵犯。例如，在日本德川，按照阶级界线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法律条文。武士有权处死与人通奸的妻子，假如丑闻已被公众所知，他则必须将妻子处死，而普通公民或农民则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跨阶级通奸案中，与雇主妻子有暧昧关系的下层阶级的男性将和她一道被砍头，因为他违反了阶级的和财产的禁忌。当然，如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社会的情况一样，上层阶级的男性有权诱奸下层阶级的妇女。

甚至在今天的美国，还流行着一种间接的“死刑”。男权制的法律制度剥夺了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这逼迫她们进行非法堕胎。据估计，每年约有2000至3000妇女死于此因。

除了某些阶级和少数民族集团滥施社会认可的人身虐待外，大多数当代男权制社会里普遍存在着强权现象。意味深长的是，暴力的使用只限于男性，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和技术上都具有施行暴力的能力。体力上的差别因武器的使用变得无足轻重，女性则通过社会化使自己变得无害。在武力攻击面前，女性在体力和感情方面几乎都无法自卫。不用说，这对男女双方的社会和心理行为都具有最深远的影响。

男权制强权还有一种暴力形式，特别具有性特征，最彻底的实现方式就是强奸。报道的强奸数字仅代表了实际发生的强奸事件的一小部分，因为这种事情带来的“羞辱”往往使妇女不敢提出民事诉讼，接受公开审理。传统上，强奸被看作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侵犯，是对“他的女人”的伤害。如美国南方的族间仇杀，其目的是满足男性的欲望，是种族仇恨的爆发，也是为了维护财产利益和虚荣心(荣誉)。强奸是敌对、仇恨和蔑视以及损害人格等欲望的爆发，这种形式是性政治的绝佳例子。在本书开头分析的那些文学作品段落中，这类情绪几乎被染上了崇高的色彩，这也是这些作者为什么使用那种语言和语调表达其态度的关键因素。

男权制社会典型地将残酷的感情与性欲联系在一起，而且后者常常被等同于邪恶和权力。这一点在心理分析和淫秽物的性幻想中十分明显。其规则是男人(“男性角色”)为性施虐狂，女人(“女性角色”)为牺牲品。男权制社会里，人们对妇女遭到强暴所作出的情感反应往往是一种出奇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譬如，说到打妻子总会引来嘲笑和尴尬。典型的暴行，如理查德•斯贝克灭绝人性的大规模屠杀，在一个阶层招致的是强烈的甚至可能是虚伪的愤慨，而在另一个阶层引发的则是广泛的可笑的反应。在这种时候，人们甚至会听到男人们偶尔发出的妒忌或有趣的表示。考虑到淫秽或半淫秽媒体中这种公开迎合男性观众兴味的怪诞行为的性虐待狂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大众反应中确实存在着某种认同因素。当种族主义社会里更具“逻辑头脑的”成员设私刑杀害无辜时，其全体成员也许都会因激动发出一阵类似的战栗。大多数人在潜意识中可能把这两种罪行看作一种祭礼，具有净化之效果。

敌意的表达方式有多种。一种是哗笑。厌女文学是男性敌意的主要载体，属于忠告体裁和喜剧体裁。在男权制社会的所有艺术形式中，厌女文学宣传男性敌意最直截了当，其目的是强化男女两性各自的地位。在西方，古代的、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含有很大的厌女成份。东方在这方面也有很深的传统，尤其是在日本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孔子学说。典雅爱情之引入的确使西方传统中的厌女症有所缓解。但是，旧的对妇女的讽刺和攻击与新的把妇女理想化的做法同样广泛普遍。在彼特拉克、薄伽丘及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中，这两种态度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这大概可作为不同情绪的依据，一种是因白话文的短暂需要而作出的典雅的姿态，一种是对清醒、隽永的拉丁文的严重敌意。随着典雅爱情向浪漫爱情的转化，文学中的厌女症渐渐变得不合时尚。18世纪时，这种倾向在某些地方蜕化为嘲弄和告诫式的讥讽文学。到了19世纪，其更为尖刻的形式在英语文学中几乎消失殆尽。但是，厌女症在20世纪的文学以及人们的态度中重新复活了。这是对男权制改革不满的结果，伴随而来的是过去50年里对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表达方式越来越宽容。

自撤销新闻审查制度以来，在具体的涉及性描写的语境中，男性敌意(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变得更为明显。由于男性敌意从来就没中断过，因此，人们面临的并不是性描写语境中表露的男性敌意比过去有所增多，而是更加直白罢了。是人们有了表达和发泄那些过去只能在淫秽刊物或“地下”出版物——如德•萨德的作品——中才能表达的内容的自由。回想一下浪漫派诗人(济慈的《圣爱格尼斯之夜》)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如哈代)描写交媾所用的委婉语和理想主义用语，再将其与米勒或威廉•巴勒斯的作品对照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当代文学作品吸收的不仅是色情文学中露骨的性描写，而且还有其反社会特征。既然这种伤害和侮辱女性的倾向可以自由地表达出来，那么，评估男性的性敌意也就容易得多。

男权制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系列残酷和野蛮行为：印度的殉夫自焚，中国的女子裹足，伊斯兰国家妇女的终身蒙面纱的行为，广泛流行的将女子与男子隔离的深闺制度等。女性割礼(切除阴蒂)在非洲仍然盛行，打着各种幌子贩卖和奴役妇女以及强迫婚姻和童养媳现象在近东和远东普遍存在，而纳妾和卖淫则是普遍现象。向女性强加男性权威被委婉地称作“两性之间的战斗”，其理论基础与交战国公式有某些相似之处，即为其罪恶辩解的理由是敌人是个劣等种族或根本不是人。男权制意识编造了一整套有关妇女的理论依据，并较好地达到了这一目的。这些传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在侵袭我们的意识，影响我们的思想，以致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它们的存在。

(七)人类学方面的论述：神话和宗教

人类学研究提供的证据以及宗教和文学神话都证明了在妇女问题上男权制观念的政治。一位人类学家谈到了一种一贯的男权制假设。这种假设认为“妇女的生物学上的差别使之与男性有别……从本质上说，她劣于男子”，并且，由于“人类制度是因深刻的原始忧虑而产生的，并为非理性的心理机制所固定，社会对妇女的态度则来自男性表达出的若干基本的紧张情绪”。在男权制社会里，用于描述女性的那些象征并非是由女性自身制定的。由于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都是男权制的社会，因此，形成女性文化的思想观念也是由男性设计制定的。我们现在所知的妇女的形象就是由男性一手制造并且是符合其需要的。这些需要来自男性对女人“另一性”的恐惧。然而，这种观念本身就表明，男权制已经确立，男性已经将自己树立为人的规范，将自己当作一种主体和参照物，而与他相对的女性属于“另一类”或异己者。无论这一概念的根源是什么，男性对另一性的厌恶的功用是为自己提供一种控制隶属群体的工具，提供一种理论根据，以证明那些下等人的地位是低劣的，以此“解释”对他们的压迫是合理的。

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始终认为妇女的性功能是不纯洁的。这方面的证据在文学作品中，在神话中，在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中无处不在。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观点至今仍根深蒂固。譬如，月经来潮基本上是一件隐私，但它产生的心理社会效果对女性的自我肯定有很大的影响。大量有关月经禁忌的人类学资料表明，在整个原始社会，行经的女子被隔离住在村庄边缘的小茅屋里。在当代的俚语中，月经被称作“该诅咒的”。大量证据表明，妇女行经期间不适的根源更可能是因为身心失调而不是生理反应，更可能是文化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分娩时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已为最近所做的“无痛分娩”试验证实。男权制社会的生活环境和信仰所产生的后果似乎使女性在生理上的自我感觉无限恶化，直到常常把它当做了人们声称的那种负担。

原始社会的人把女性外生殖器解释为一个伤口，有时会说是鸟儿或蛇造访了她，使她成了目前这种残缺不全的状况。既然她受了伤，她就会流血。当代俚语中表示阴道的词是“切口”。弗洛伊德用“阉割”状况描述女性外生殖器。宗教、文化和文学活动中严禁提及女性外生殖器。这表明了女性外生殖器在男权制社会中引起的不安和厌恶。在不具备文字的社会集团中，恐惧也是一个因素，如真相信存在一个被阉割时留下的“阴道齿痕”。在无文字的和文明的男权制社会里，作为男性优越地位标志的阴茎被赋予了最重要的意义，成了永可吹嘘和引起无穷忧虑的话题。

几乎所有男权制社会都有禁止妇女触摸祭神器具(如武器或宗教物件)或食物的规矩。在古代和无文字的社会里，妇女一般不允许与男人同桌进餐。今天，在许多文化中，主要是近东和远东文化中，妇女仍然同男人分别就餐。这种习俗的部分原因似乎是害怕弄脏食物。其根源可能与性有关。作为家庭佣人，女性被迫下厨准备饭菜，但同时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散播病菌。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美国黑人身上。黑人被认为十分肮脏，会传染疾病，但是，他们又被雇做佣人，为他们心有疑虑的主人烧饭。在这两种情况中，解决困境的办法是采取分桌而食这种可悲的不合逻辑的做法，而食物的烹制仍由那些可能会弄脏食物的人执行。某些印度男子从来不许他们的妻子碰他们的食物。在几乎所有的男权制集团里，用餐时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总是先吃或是吃得好些，即便是男女同桌，女性也要为男性服务。

所有男权制社会都以繁复的仪式和禁忌保护童贞，不许随意采花。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对童贞的态度是个有趣而矛盾的问题。一方面，童贞是一种具有神秘性的美德，因为它标志着这份财产未受损害送达了货主。另一方面，它又代表着与血的魔力和可怕的“另一性”相关的未知的邪恶。采花是件吉利的事，因此，在许多部落里，新郎兼货主愿意将他新财产的启封权让与能够中和随之而来的危险的更为强壮或年长的人。对于采花的恐惧似乎来自对女人这一异己的性欲的恐惧。虽然初次性交中肉体受害的必定是女方(而且大多数社会使她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受痛苦)，但是，由男权制礼仪和习俗制度化了的社会势力则总是关注着男子的财产利益、声望或(对不开化的人来说)人身安全。

男权制的神话设定了一个女人出现前的黄金时代，而其社会习俗使男性可以不要女性作伴。男权制社会里的性隔离现象十分普遍，其证据随处可见。当代男权制社会中的几乎每一个权力集团都是由男人组成的。不过，男人在各个层面上形成他们各自的小圈子。妇女团体具有典型的附属性，在一个无足轻重或转瞬即逝的层面上模仿男性的作为和方法。她们的行动很少不求助于男性的权威，正如教会或宗教团体求助于神职人员优越的权威，政治团体求助于男性立法者，等等。

在两性隔离的情形下，由文化因素向两性强加的气质差异变得格外鲜明。这在那些被人类学家统称为“男子住地体制”的纯男性组织中尤为明显。男人的住地是男权制的友谊和情感的堡垒。文字出现前的社会中的男人住地通过舞蹈、聊天、友好款待、娱乐和宗教仪式等加强男性的社交联系，同时，它也是男性的武器库。

戴维•里斯曼指出，运动和其他一些活动为男性提供了一种社会不屑为女性提供的相互支持的团结精神。虽然狩猎、政治、宗教和经商或许能起到作用，但是运动和战争始终是维系男子住地同志情的主要纽带。研究男子住地文化的学者，如哈顿•韦伯斯特、海因里希•舒尔茨和里昂莱尔•泰格，都是男子性利益的维护者，他们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一制度所代表的性隔离是正确的。舒尔茨相信，一种内在的合群性和在同伴中寻求兄弟般快乐的动力使得男性离开了低劣和狭隘的女性的陪伴。尽管泰格认为男性具有一种神秘的“结成亲密关系的天性”，他仍鼓励公众齐心协力防止男子住地传统的衰退。这个制度在性敌对国家中发挥的不太友好的权力中心作用，却是个往往不受人注意的现象。

美拉尼西亚群岛的男子住地具有多种用途，它是武库，又是举行男性成年仪式的场所。那儿的气氛与现代世界军事院校里的气氛相差无几，充满了耗尽体力的训练、暴力、枪杀和同性恋情绪的颤栗。那儿是伤害感情、庆贺割取敌人首级胜利和自我吹嘘炫耀的场所。在这儿，年轻人经过“锤炼”，成为男子汉。在男子住地，男孩的地位十分低下，常常被称作他们技艺传授者的“妻子”。“妻子”一词隐含着劣等人和性对象地位两重意思。未经训练的年轻人是年长者和身处高位者的性欲发泄对象。这种关系也存在于日本的武士阶层、东方的教士集团和古希腊的竞技场中。文字出现以前的智者认为，向年轻人灌输男子汉的精神气质时，有必要首先用女性的监护人地位威胁他们。一位人类学家对美拉尼西亚的男人住地所作的评论同样适用于热内描写的黑社会或梅勒描写的美国军队的情况：“对青年男子实施的性虐待和使他变成女人所做的努力似乎助长了年长武士的权力欲，满足其对日益成熟的男性竞争者的敌意，最终，当他将他领进男人集团时，可以象征性地加强男性在一个不需要女人的环境中的团结。”在年轻男性身上贬低女性地位是男权制的一贯特征。与任何愚昧化过程一样，一旦经受了这种启蒙教育之后，新一代的男人们就会从此成为狂热的他人的启蒙者，愉快地将自己曾经受过的那种痛苦施于新来者。

在心理分析中，青少年所处的男子住地文化氛围被称作“男性生殖器状态”。作为男子气概的堡垒，它们强化了男权制的最突出的权力特征。匈牙利心理分析人类学家吉扎•罗海姆强调了他所研究的文字出现以前部落里男子住地的男权制特征，把他们的部落和宗教活动描述为“一群团结在生殖器崇拜旗帜下，排斥妇女加入他们团体的男人”。男子住地文化的情调和精神气质具有施虐狂、权力倾向和隐性同性恋的特性，而且对其精力和动机往往有一种自恋情绪。男子住地将阴茎看做一种武器，始终将其与其他武器相提并论。这个推论也十分清楚。阉割战俘这一做法本身就说明了人体的构造和地位在这种文化中被与武器混为一谈。对战争中男人同志情谊的赞美大多数来自可称为“男子住地情感”的因素。其施虐狂和残酷无情的性质被军事上的辉煌战果和格外过分而令人生厌的男性感伤情绪所掩饰。我们的文化中大量存在着这种传统，在西方文学中最早有关这种情形的描述是帕特洛克罗斯和阿喀琉斯之间英雄般的亲密关系。这种传统的发展可以一直追溯到最早的英雄史诗、英雄传奇和法国中世纪史诗。至今，这种传统在战争小说和战争电影中仍繁荣兴旺，更不用说连环漫画册了。

的确，大量的性活动发生在男子住地，毫无疑问，这些活动都是同性恋的。但是，反对同性恋行为的力量(至少在同等人中如此)几乎总是大于这一冲动本身，从而使里比多以暴力的方式爆发出来。这种性欲和暴力相连的现象是具有强烈军国主义性质的心态。男子住地同性恋的这种负面的军国主义色彩当然绝不是同性恋情感特征的全部。实际上，具有超男子气概的武士等级思维在其纯男性倾向上的同性恋性质是隐蔽的而不是公开的(在这方面，纳粹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异性恋中的角色扮演，以及更具说服力的、年轻的、更加温顺的或更加“女子气”的成员受到的鄙视证明，这种男子住地的特性是厌女症的，是性变态的异性恋，因此，男子住地伙伴关系的真正来源是男权制现状而不是什么固有的同性恋关系。

按照塞诺博思的名言，假如说对待异性间爱情的褒扬态度不完全是12世纪的创举的话，那么，它当时仍可称为一件新鲜事物。大多数男权制社会大力宣扬爱情不是择偶的基础。现代男权制社会往往通过阶级、种族和宗教等因素来鼓吹这种论调。西方传统思想倾向于将异性爱情看做必定以悲剧告终的致命的厄运，或认为它是与低劣者的卑鄙而愚蠢的结合。中世纪的人们坚信，充满性因素的爱情是罪恶的，具有爱情因素的性关系也是罪恶的。

原始社会的厌女症以禁忌和魔力的形式体现出来，并渐渐演变成可以解释的神话。传统文化先是从道德上，而后又用文学手段来证明这种厌女症在性政治中的合理性，现代文化则以科学为依据。当然，神话是宣传的合适的先导，因为它常常将其论点基于道德或起源论上。西方文化的两个主要神话是经典的潘多拉盒子的故事和圣经中的人类堕落的故事。在这两个神话中，早期的有关女性邪恶的超自然观念最终通过文学形式成了影响广泛的道德依据，证明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潘多拉似乎是名誉遭毁的地中海地区神话中的生育女神，因为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她项戴花环，头戴雕刻着各种陆海生物的王冠。赫西奥德将性欲的起源归因于她。性欲的引入导致了“各种族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无病无灾地生活在地球上”的黄金时代的结束。潘多拉是“男人不得不与之共同生活的祸害——该死的女人”的起源。男性人类状况中的邪恶来自女性的出现和潘多拉的特有产物——性欲。赫西奥德在长诗《农作与时日》中花费大量笔墨对潘多拉及其象征意义作了描述，说她是个危险的诱惑物，“具有婊子的心绪和偷窃的本性”，充满了“使身体枯竭的残酷欲望”，“满口谎言和花言巧语，以及欺诈的灵魂”；她是宙斯派来“毁灭男人”的诱饵。

男权制得到上帝的佑护。有关女性的本质和起源的教义，以及将性欲引发的危险和邪恶完全归咎于女性的做法具有传播极其迅速的特点。这正是其实施控制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希腊神话中的例子十分有趣：当它希望赞美性时，它就颂扬阴茎的繁殖力；当它想诋毁性时，它就引用潘多拉为例。男权制的宗教和道德往往将女性和性连在一起，仿佛它强加在性上的污名和耻辱全是女人单方面的过错。因而，被视为肮脏、有罪和使人衰弱的性只与女人有关，而男性具备的是人的身份而不是性的身份。

潘多拉神话是西方两个重要的原始意象之一。这些意象通过女性的性欲对其进行谴责，并认为其处于目前这种地位是罪有应得，因为她犯下的原罪带来的不幸后果使得人类仍在苦苦挣扎。伦理也介入进来，取代了宗教仪式、禁忌、神力等简单的解释。另外，更为精致的神话这一载体还提供了有关性的历史的权威解释。在赫西奥德叙述的故事里，以歹毒武断的父亲形象出现的宙斯在用女性生殖器的形式给厄庇米修斯送去邪恶时，他实际上是在指责他懂得了成年异性性知识和性行为。在打开潘多拉带来的容器(女阴，或处女膜，即潘多拉的“盒子”)时，男性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但是，他保持着这一发现，结果借父亲神之手以死亡惩罚了自己，并给人类带去了各种灾祸。正如对女性的诬蔑无所不在一样，男性间不分年龄和地位的竞争，尤其是权威的父亲和敌对的儿子之间的竞争(这是男权制的特征)，也无处不在。

《圣经》中关于人类堕落的神话讲述的是同样的主题，不过，它十分精致完美。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想像的中心神话，因而也是我们直接的文化遗产中的神话，我们即便是在理性化的时代，仍然估量和承认它对我们的巨大作用力；虽然我们早已不再相信它的字面意义，但感情上对它的认同丝毫没有改变。这一有关女性是人类灾难、知识和罪恶的根源的神话仍是性态度的基础，因为它代表着西方男权制传统最重要的论点。

古代以色列人世代与邻近部落的生育信仰处于敌对状态中。这些信仰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成了古以色列人不断叛逃的原因。夏娃的形象，和潘多拉的形象一样，具有被抛弃的生育女神的痕迹。《圣经》中有一些这方面的证据，也许是无意中写进去的。甚至在叙述人类堕落之前，就有这么一句话：“亚当给其妻取名为夏娃，因为她是一切生物之母。”由于这个故事代表了不同的口述传统，关于夏娃的诞生，它提供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种说上帝同时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另一种说先有亚当，后有夏娃，说夏娃是亚当身上取下的一根肋骨变化而成。这后一种说法无疑是男性将创造生命的功劳据为己有，他借助的是无需女性就创造了世界的上帝。

除了其他含义之外，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讲述了人类如何发明了性交。在文字出现以前的神话和民间故事中有许多这样的叙述。其中大多数都是我们简朴的先民创造的有趣而可笑的故事；他们还真需要大量有益的教诲才编得出这个故事呢。故事中还蕴含着其他一些重大主题：原始朴真的消逝，死亡的降临，以及对知识的首次有意识的体验。所有这一切都与性紧密相关。亚当被禁食生命之果(或识别善恶的知识之果)，警告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尝了它将会发生什么：“如果哪一天你将它们吃了，你必定会当即死去。”他吃了那些果子，但并没死(至少故事中是这样)。从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推断出，蛇说的是真话。

但是，亚当和夏娃吃了树上的禁果后眼睛明亮了，看见自己赤身裸体，感到羞怯了。这里显然已涉及到了性，虽然这则寓言强调的是，性只是一个枝节问题，主要的是他们在另一个争议较小的方面违禁了——在食物方面违禁了。罗海姆指出，在希伯来语中，“吃”这个动词也有“交媾”之意。《圣经》中所有的“知道”一词都是性欲的同义词，显然是与阴茎接触的产物。在这则寓言中，阴茎以蛇的形象具体化了。将生活中的邪恶和痛苦——伊甸园等的丧失——归罪于性欲，也就是将它归罪于男性，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这决非这个故事的本意，因为它的本意显然是要将世间的一切灾祸都怪罪在女性身上。因此，首先受引诱并被变成蛇的阴茎所“诱骗”的是女人。这样，亚当就“逃脱了性罪责”，这似乎说明了为什么《圣经》中极少提及性动机。然而，蛇所代表的男性生殖器的普遍价值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神话思想对自己的转变是何等的不安。因此，由于其劣等性和脆弱性，女人这个头脑简单的淫种甚至听信了爬行动物的阿谀奉承，吞食了禁果。只是在这之后，男人才堕落了，人类也随之堕落了，因为这个神话故事把男人描绘成代表一个种族，而把夏娃当作一种性，而且，根据传统她是可以被消费或被替换的。这个神话在记录最初的性冒险时，说亚当是受了女人的诱惑，女人又是受了阴茎的诱惑。天地间这第一个男人的辩解是：“你所赐给我，与我作伴的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了我，我也就真将它吃了。”夏娃被变成蛇的阴茎所引诱，结果却为亚当的性行为而被定罪了。

亚当得到的诅咒是“汗流满面”地干活，也就是被男性视为与创造文明有关的劳作。伊甸园是一个既无劳动又无活动的幻想世界，由于女人及其性行为的介入而被毁掉了。对夏娃的判决更具政治的性质，充分“说明和解释”了她的低下地位。“你将在悲苦烦恼中生儿育女。你欲望的对象将是你的丈夫。他将是你的主人。”和有关潘多拉的神话一样，一位专横的父亲又对他的臣民的成年异性爱进行处罚。罗海姆有关神话对性爱采取的否定态度所作的评论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赞同。他说：“在神话中，性成熟被视作一种剥夺了人类幸福的不幸，被用于解释尘世中为何会有死亡。”

需进一步强调的是，女人这个边缘生物给人类带来这种灾难应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将她作为教唆者是否公正，虽然她是原罪中的主要角色。自此以后，女人、性和原罪被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西方男权制思想的根本模式。

(八)心理学方面的论述

前面论及的男权制的各个方面对男女两性的心理都有影响。其主要后果是使男权制思想体系的深层意识化。地位、气质和角色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具有无穷心理后果和派生影响的价值体系。男权制下等级和劳动分工分明的婚姻和家庭在强化这些价值体系方面起着重大作用。男性优越的经济地位和女性低下的经济地位也具有重大的涵义。在男权制中，与性有关的许多罪大多归咎于女性。从文化角度而言，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情有可原的具体情况下，凡是涉及到男女私通，女性总是被视作该受惩罚或该负主要责任的一方。把女性物化的倾向往往将她当作一个性对象，而不是当作一个人，当女人处于奴隶地位、被剥夺了人权的时候尤其如此。即便是在这种情况稍有改进的地方，日积月累的宗教和习俗影响仍然非常强大，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后果。由于对处女贞洁的崇拜，由于双重标准和反对堕胎的法律，以及许多地方的妇女不具备物质和心理上的避孕条件，女人至今仍未获得性自由和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

对妇女从不间断的监护有使女性永远婴儿化的倾向。这一点甚至在高等教育的场所也不例外。她们不得不始终在掌权男性的同意下去谋求生存和晋升。要做到这一点，她也许得向男性妥协，或拿性作交换。男权制文化的历史和女性在这种文化的各种媒介中的形象(过去的和现在的)，对女性的自我形象都具有毁灭性的作用，因为她被剥夺了表现尊严和自尊的机会。在许多男权制社会里，语言和文化传统提及的是男性的状况。在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中，这几乎是一种必然的思维习惯，因为尽管人们通常都说：“人”(ｍan)和“人类”(ｈｕｍａｎｉｔｙ)指男女两性，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把男性而不是女性当做这些词的指代物，甚至是惟一的指代物。

当任何一个人的自我在社会信仰、思想观念和传统中被置于这种令人不满的地位时，其结果必然是有害的。妇女每天都在各种场合遇到许多非常微妙的蔑视，如在人际交往中，新闻媒体中，以及行为、就业、教育等活动中。由于这些原因，妇女表现出了一种与那些饱受少数人地位和边缘生存状况之苦的人相同的特征。这种现象应当不会引起人们格外的惊奇。菲力浦•戈德伯格做的一项有趣的试验证实了一个人所皆知的事实，即妇女遭受的鄙视一旦在她们身上被深层意识化，她们便会鄙视自己并相互鄙视。这个简单的试验是请一些女大学生对分别署名为约翰•麦克凯和琼•麦克凯的一篇文章的学术水准作出判断。结果，学生们普遍认为约翰是一位有思想深度的学者，而琼只是一个才学平平者。显然，学生们是根据作者的性别作出判断的，因为她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同一篇文章。

由于男权制社会里的妇女即便是被看做公民时也只是边缘公民，因此，她们的境况与其他少数人集团的境况一样。我这儿所说的少数人集团并不是按其人口多少而定，而是就其社会地位而言。“少数人集团是指因其生理或文化特征而被与其生活的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区别开来并受到不同的和不公正待遇的群体。”只有极少几位社会学家对妇女的少数人地位作过有意义的论述。心理学还需对妇女自尊受到损害作出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也许与研究种族主义对黑人和殖民地居民的思想的影响方面所取得的出色成果一样重要。大男子主义对女性和整个文化产生的心理和社会影响没有引起当代学者的重视，研究成果微乎其微。这表明了将男权制视作合理现状和自然状态的保守的社会科学是极端无知和冷漠的。

社会科学在这方面所能提供的微不足道的文献资料证实了妇女身上存在的少数人地位的特征：群体自我憎恨和自我厌弃，对自己和对同伴的鄙视。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是对女性卑下观点的反复宣扬，无论这种宣扬是多么含蓄，最后，女性对此也信以为真。少数人地位的另一个标志是人们在对所有少数人集团成员作出评价时的残酷。这种双重标准不仅用于判断性行为，而且也用于其他方面，如相对而言较少的女性犯罪：在美国，许多州对女性罪犯的刑期都判得比男性罪犯长。总的来说，遭指控的妇女背上的臭名远远超出她的实际罪行，而且由于大加渲染的媒体报道，她受审的内容也许大多是有关她的“性生活”。但是，由于妇女在男权制社会中已习惯于其被动地位，她们很少会因适应不良而斗胆走上犯罪道路。正如每个少数人集团的成员一定会为其同伴的过分行为表示歉意，或加以严厉谴责，妇女对她们同伴的越轨行为的指责是严厉无情而又惊恐不安的。

使少数人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倍感痛苦的是，他们怀疑广为传播的有关他们是劣等人的说法或许真是如此。这种疑惑在妇女的个人不安全感中也常常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些妇女对自己的从属地位实在难以承受，只好压抑和否定它的存在。但是，如果妇女的现状得到恰当措辞的描述，她们中的许多人对此还是认可的。在两项调查中，妇女被问及是否更愿意生来就是男性。一项调查中的四分之一妇女的回答是肯定的，另一项调查中有半数人作出肯定的答复。当那些尚未学会闪烁其词的孩子们被问及他们的选择时，如果他们可以作出选择的话，大多数女孩子明显希望能出身在上层阶级家庭，而绝大多数男孩则不愿意做女孩。父母们希望生男孩这一现象十分普遍，不必在此赘述。由于在不久的将来父母们将有可能选择自己孩子的性别，因此，这种倾向正在引起科学界的关注。

默德尔、海克尔和狄克逊对强加在黑人和妇女身上的属性所作的比较表明，公众舆论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特性：智力低下、本能的或官能的满足、原始的和孩童般的情感、想像中的性威力和喜好性事、安于现状、听从命运的安排、精于欺骗、掩饰感情等。这两个群体都被迫采取相同的迁就策略：为了取悦他人而采取讨好的或祈求的举止、研究主人集团易受影响或腐化的倾向、装出无助的样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厌女症文学描写的都是这些特性，将其深仇大恨对准了女性的狡诈和堕落，尤其是性这一成分，或如那些文学作品所称的“淫荡”。

和其他的边缘集团一样，一小部分妇女被给予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以便对其他妇女从文化上施以影响。休斯谈到边缘性时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地位困境的问题。妇女、黑人和第二代美国移民，虽然他们在社会上“露了头角”，但其努力因其出身而得不到报偿。这些人正经历着这种困境。受过教育的妇女，或称“新”女性，更是如此。这些个别人士在得到晋升时，往往不得不说些冠冕堂皇，且十分可笑的顺从话为自己正名。这些话都是些“女性”的誓言，即乐意服从男性的统治。从政治上讲，扮演这种角色的最有用的人是那些取悦者和公众性对象。少数人社会地位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幸运者能获准去取悦他们的主子。女人用她们的性取悦、奉承男人来满足他们的要求。大多数少数人集团中的运动员和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明星”，其他不如他们幸运的成员若能获得他们的认同就感到十分满足。但是，妇女却不被鼓励去做这两种人，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是她们虚弱的体质和平庸的智力。从逻辑上说，炫耀勇气或动作敏捷对女人来讲是不得体的，正如她们表现出卓越的智力也是不可取的。

或许，男权制最有力的心理武器是其普遍性和长久性。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种现象可与之相比，也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将其驳倒。虽然我们也许可以将阶级与之相提并论，但是，男权制的根基更为坚固有力，因为它已成功地将自己标榜为人类之天性。宗教也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奴隶制也曾经接近这种程度。这两者的倡导者都喜欢用宿命论，或不可逆转的人类“本能”，甚至“生物起源”论为自己辩解。当某种权力制度彻底占据统治地位时，它根本用不着为自己申辩，但当它的运转机制被揭露于世并受到质问时，它就不但要任人议论，甚至应该改变。我在下面要谈论的正是这样一个时期的情况。

注释：略

第三章 性革命(第一阶段：1830—1930)

(一)定义

当前，“性革命”一词流行甚广，甚至可以用它解释社会群体内性关系中最微不足道的时尚。对该词的这种滥用充其量是幼稚的表现。在性政治这个大环境中，真正的革命性变革必定与我们在“理论”部分讨论的两性间的政治关系相关。既然男权制已经持续了那么久，并且取得了如此普遍的成功，因此，似乎没有理由设想它会改变。然而，它确实发生了变化，或者至少可以说，它已开始发生变化。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人类社会的组织机构看起来似乎将要发生史无前例的最为剧烈的变革。在这段时间里，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统治形式——男权制——似乎遭到了无数的非议和攻击，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当然，它并未崩溃：这场革命的第一阶段以改良告终，继之而来的是反动。然而，革命的骚动的确带来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正因为这个时期实际上没有完成它预定的剧烈变革，我们有理由推测一下一场彻底的性革命会是怎样一种情景。我们也许可以用一个假设定义来判断第一阶段存在的问题。这种定义或许在将来也是有用的，因为有理由相信，继20世纪头几十年性革命后发生的反动将让位于下一个革命浪潮。

要实现性革命也许首先必须结束传统的性抑制和性禁忌，尤其是那些对男权制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威胁最大的禁忌：同性恋、非婚生子、少年性行为、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环绕性行为的消极氛围应和双重标准以及卖淫制度一道铲除。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宽容的、允许性自由的单一标准，一种未被传统的性联姻带来的粗俗而有剥削性质的经济基础腐坏的标准。

然而，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结束男权制，废除大男子主义思想和带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地位、角色和气质的传统的社会化方式。这将使两性各自的亚文化实现一体化，原先相互隔离的两性的体验将融为一体。与此相关的一件事情是，重新审视被称作“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同时，重新评价男女两性的可取之处：被当作男子气概而受到鼓励的暴力，被视为“女子气的”、在男女两者身上都不足取的过分被动；效率和理智这些“男性的”气质和温柔与体贴等“女性的”气质，将被作为适合于男女两性的品质推荐给他们。

这一切不对男权制的专制家庭产生强大影响似乎是不可能的。废除性角色以及妇女在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将会削弱男权制家庭的权威，破坏其经济结构。一个重大的必然后果将是目前女性的有形财产地位和未成年人的无权状况的结束。同时，对下一代的抚养工作将实现职业化和集体化(并取得改进)。这将赋予妇女更多的自由，但也会进一步破坏家庭结构。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婚姻有可能被自愿伙伴关系所取代。假如性革命取得成功，人类目前面临的似乎难以解决的人口过剩问题也许将不再存在，因为这个问题与妇女解放有着重大的关联。

这种推测离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时代很遥远。性革命开始时要达到的是什么目标?有人或许会提出异议，说维多利亚时代压抑性自由臭名昭著，因此，在1830年至1930年这个时期不可能在性自由方面有任何作为。然而，让我们回忆一下，由于这个时期以“假道学”面目出现的性压抑达到了危机程度，惟一可能的结果是性压抑的缓解。对于男女两性来说，19世纪的最后30年和20世纪的头30年都是性自由极大增长的时代。特别是对于妇女来说，这意味着她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性自由。在此之前，她们基本上没有这种自由，即使有的话，也是以她们的社会地位的丧失或怀孕的危险为代价，而在那个社会里，非法生育是严格禁止并会遭受严厉惩罚的。第一阶段通过争取单一道德标准的斗争而取得了很大的性自由和(或)公正。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从两方面不合逻辑地为此奋斗。一方面，他们极力要洗去“堕落女人”的污名，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以天真的乐观精神要把男孩培养得和女孩一样“纯洁”。不过，无论他们的这些努力显得多么滑稽可笑，他们那个时代是历史上第一个正视并努力解决双重标准和无人性的卖淫制度的时代。对第一阶段之后那个反动时代的一知半解可能会使人把它想像成一个更重要的性自由时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个时期的性自由只不过是前一阶段性自由的继续和扩大。反动时代的活动常常是为男权制目的服务的，因而具有一种新的剥削性质。1930年至1960年期间妇女性自由的增长(因为第一阶段结束时，妇女性自由已经有了很大增长)主要是因为避孕工具的生产技术有了改进，以及避孕工具的普遍使用，而不是因为有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当时最有用的避孕工具“避孕药”在反革命时代过后便不再被广泛使用。除了这个方便的避孕工具，20年代的“新女性”获得的性自由与50年代的妇女不相上下，也许还更多些。

第一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是挑战男权制结构，并向性革命可能会在气质、角色、地位等方面带来的重大变革提供最初的动力。人们必须明白，性革命的领域更主要的是人类的思想意识，而不是人类的制度。男权制根深蒂固，它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形成的性格结构更多地反映的是一种思维定势和生活方式，而不是某种政治制度。由于第一阶段向思维定势和政治制度这两者发出了挑战——对后者的挑战更为成功——它未能抵挡住反革命的进攻，也未能实现其革命的承诺。不过，由于其目标是要尽快地改变生活质量，这比大多数政治革命都更为激进，因此，人们不难理解，这场基本的文化革命为什么会时断时续，进展缓慢。这场革命与工业革命和中产阶级的崛起更相似，是渐进的，但带来的是质的变化，而不是像法国革命那样猛烈而短暂(随后发生的反动也更为厉害)。此外，反动时代的迅速到来使性革命的第一阶段就像受阻于中途的运动物体一样，甚至没能完全发挥出其最初的迅猛势头。当我们回想一下，这股力量在经过了近40年的休眠，在近5年里才重新恢复生气后，我们意识到，我们试图描述的这种现象是多么杂乱无章，多么像是当代的事件；同时，对那些试图描绘更久远、叙述更清楚的事件的历史学家来说，它又是何等的不如人意。

许多，实际上大多数最早受到性革命影响的人对性革命既没有系统的理解，对其将来的意义也没有先见之明。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很少有人，甚至连那些自信同情性革命的人也没有关心过它可能产生的全部后果。即便是性革命的理论家们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这种倾向：穆勒从未推测过性革命对家庭可能产生的影响，恩格斯似乎对性革命产生的重大心理后果一无所知。

要取得性革命中那样剧烈而根本的变革并非易事。这种变革也许只能分阶段实现，而且还可能半途中止，甚至出现暂时的倒退。这些都不足为奇。鉴于此，第一阶段出现的缺点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其后的年代里遇到的停止和倒退虽然令人生烦和遗憾，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停顿和间歇。尽管第一阶段未能实现它的理论家们和最具远见的倡导者们预期的目标而令人惋惜，然而它毕竟取得了一些里程碑式的进展，并且为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它未能深深地触及男权制思想及其社会化的基础，但它的确攻击了男权制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上层建筑领域中最明显的弊病，在立法、人权、选举权、教育和就业等领域实现了很显著的变革。对于一个在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公民权力的群体——如妇女——来说，她们在一个世纪里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历史学家显然是有意而非偶然地忽视了性革命问题。他们轻率地对这个问题作几个轻佻的脚注，以证明“妇女争取选举权”是一种愚行，或将其视为性革命中的一种微不足道的自我表现欲。然而，性革命初始阶段代表的巨大文化变革足以与史学界热衷于研究的四五个现代社会大变革相媲美。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数次剧变：工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革命。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每一次革命似乎都与人类社会的半数人没有明显的或直接的关系。18世纪和19世纪选举权的扩大和民主制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对财富的再分配(这甚至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影响)，以及工业革命和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变化。但是，所有这一切在当时和现在对占人口多数的女性的生活仅产生了间接的和肤浅的影响。假若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就必然会认识到，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区别不是基于财富和地位，而是基于性别。从我们的文化中能得出的最确切最根本的答案就是我们的文化是植根于男权制之中的。

性革命的矛头恰恰指向男权制。要解释这种集体意识的突变是困难的，同样，要精确地确定其发轫日也非易事。我们或许可以回顾一下文艺复兴和作为它的产物的文科教育对妇女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启蒙运动的影响：它不可知论的理性主义对男权制宗教的破坏作用，人文主义将尊严扩展到若干被剥夺的人类集团的倾向，以及科学对传统的女性和自然观念作出的令人激动的清晰解释。我们还可以想一想法国大革命在打碎其他古老权利等级制中提供的边缘动力。法国的激进主义传给美国革命的两大信仰必定也起了作用：统治的合法性需经人民认同的思想和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力的信仰。在这种理性的氛围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女权辩护》。这是第一个全面阐述妇女权利并要求承认这种权利的文献。作者是潘恩和许多法国革命者的朋友，接触了大量的革命思想，要求将革命的基本观点运用于仍被排斥在人权之外的广大妇女。

虽然18世纪的法国文化毫无疑问与民主在性政治和阶级政治中的运用紧密相关，但是，本文是从美国的角度进行叙述，其范围必须限定在英语国家的文化内。而且在英国，法国革命的改革影响在革命的危险消失之前一直受到扼制，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才得以全面传播，因此，本章的讨论从19世纪开始似乎是合适的。将性革命开始的日期定在这个时间的理由是，在那些年里出现了关心性政治问题的政治组织，公众对性革命的含意展开了公开的激烈争论，还出现了对这场革命的情绪和经历格外关注的文学作品。此外，这个时期实际上完成了具有开创性的性政治的重大改革。假如说性革命问世于19世纪30和40年代，那么，它曾有过一段很长的孕育期。它也许受孕于18世纪，也许文艺复兴的慧眼已闪现出一线希冀的光芒，而这一革命即在那一刻进入了母体。但是，19世纪30年代的具体事件更为我们所关注：英国改革运动的成熟，以及1837年美国第一次妇女反对奴隶制会议的召开。①这两个事件都具有深刻含意。英国的改革运动为许多先前没有选举权的群体获得这种权利开辟了道路。它还首次对劳动妇女的状况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并导致了其后若干改良的措施。在美国，废奴运动为妇女提供了以政治形式组织起来的机会。19世纪40年代，特别是1848年，在纽约州塞内卡福尔斯召开的会议标志着代表妇女自己的政治组织的开端。英国妇女在穆勒的领导下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行动起来，但是，后来演变成国际妇女运动的70年斗争的第一个挑战是始于美国的塞内卡福尔斯。

(二)自相矛盾

在对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进行研究之前，将该时期有关自身的各种评价作一比较是大有裨益的。假如我们审视一下1830年至1930年期间的各种证据，就会惊奇地发现事实与信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矛盾。比较一下文化中性政治的流行的两种范本也许最令人发省，即优雅的和法律的范本。传统的骑士态度(这在19世纪非常盛行)专断地认为妇女受到了她们“天然保护者”的绝佳照料。然而，法律体系，即与虔诚的愿望相对的事实，提供的信息却远非如此乐观。妇女在法律上的可悲地位的改革是妇女运动和性革命第一阶段妇女觉醒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男权制的法律并没有轻易地、优雅地作出让步。在美国，这种改革经历了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时期，是逐个地在各州缓慢而艰难地实现的。英国的情形大抵相同。涉及到一系列公民权利问题的《已婚妇女财产法》于1856年提出，1870年颁布，1874年修订，在《1882年法案》中才得到确定。后来，在至1908年这段时间内，其内容又在各种场合有所增加和扩大。在英美两国，切合实际的离婚法直到很晚才被提出。②

根据这一时期开始时流行于两国的习惯法，妇女一旦结婚便开始了“公民死亡”，她几乎丧失了一切公民权利，就像如今的重罪犯入狱那样。她不能控制自己的劳动所得，不允许选择自己的住所，不能管理法律上属于她自己的财产③，不能签署文书，也不能作证。她丈夫拥有了她的肉体和她的各种服务，可以随心所欲地以任何方式将她出租，获取利益。他可以为她应得的工资起诉他人，并将工资据为己有。妻子在“受丈夫保护期间”用劳动、服务、性活动换来的一切都成为男方的合法财产。单身妇女除了拥有自己的财产之外，享受的人权几乎和已婚妇女一样少得可怜。通行于西方法律体系中的“已婚妇女法律身份”的原则使已婚妇女一辈子处于未成年人和有形财产的地位。她丈夫成了她的法律监护人，因为一旦结婚，她便处在了与那些“在法律上已经死亡”的精神病者或白痴相同的地位，开始了受辱的进程。

无论丈夫多么不负责任，也不论他对孩子的幸福多么不关心，从法律上说，他有权随时要求得到妻子的劳动所得，甚至可以危害他的依附者的生命。作为有产家庭的主人，丈夫是妻子和孩子的惟一“拥有者”。在抛弃妻子或与其离婚时，假如丈夫愿意，他有权剥夺她的孩子，因为孩子在法律上是他的财产。父亲就像奴隶主一样，只要愿意就可以要求法律为他重新收回有形财产亲属。丈夫可以不顾妻子的意愿将其扣留。在英国，拒绝回家的妻子会被送进监狱。

假如丈夫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国家将接管他的财产(因为从法律上讲，所有财产都属于他)，不给遗孀留下任何东西，或仅留下很少一部分。纽约州的法律具有启迪性且非常审慎。不论她有几个孩子，她可以获得以下财产：

家庭圣经，照片，教科书，以及总值不超过50美元的其他书籍；手纺车，织机和炉子；十只羊及其毛，两头猪及其肉……所有必需的衣物，床，床架，寝具；遗孀的衣服及与她身份相称的化妆品——一张桌子，六把椅子，六副刀叉，六副茶具(杯子和碟子)，一个糖盘，一个奶罐，一个茶壶和六个调羹。④

与婚姻最相似的情况是封建主义。为了不使妇女对自己的奴隶地位产生任何疑问，举行婚礼时就明确规定妻子必须顺从丈夫。圣保罗要求新娘发誓像顺从上帝那样顺从丈夫。这种要求对虔诚的人们来说比任何世俗的命令更加具有威力。世俗的法律也同样明白无误，规定丈夫和妻子“合为一体”，这一体指的是丈夫。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论》对习惯法中的妻子地位作了解释，其中对屈从的定义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

一旦结婚，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就成了一个人，也就是说，在婚姻期内，这个女人的存在或她在法律上的存在就中止了，或至少说被合并和强化进了她丈夫的存在之中……但是，虽然我们的法律总体上将丈夫和妻子视作一个人，但在有些情况下她是被区别对待的，如她在地位上低于丈夫，她必须照丈夫的意志行事。⑤

1855年，亨利•布莱克韦尔与露茜•斯通结婚时，这位开明的绅士和女权主义者宣布放弃按婚约他应享有的一系列法定特权。他的这个放弃特权的声明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

在我们公开确立夫妻关系以表明相互爱慕时……我们认为有责任声明我们不承认也不承诺现行婚姻法中妻子对丈夫的自愿顺从。该法拒绝承认妻子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而赋予丈夫不公正、不正常的优越权力。……我们尤其反对给予丈夫以下权力的条文：

1.对妻子人身的拘役。

2.对他们的子女享有独断的控制和监护权。

3.对她人身的惟一拥有权和她的不动产的使用，就像对待年幼者、精神病患者和白痴那样，除非这种产业是她婚前的授产，或已置于委托人之手。

4.对她劳动成果的绝对拥有权。

5.还反对那些双方在继承亡夫或亡妻财产方面不公的法律条文，即鳏夫可以继承亡妻大部分财产，并从中获得更加持久的利益，而寡妇只能继承亡夫很少一部分财产，且不能获得持久的利益。

6.最后一点，反对“婚姻期内妻子的法定地位即被中止”这一法律体系，因为在大多数州里，她没有选择住地的法律权力，没有立遗嘱的权力，没有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被起诉的权力，也没有财产继承权。⑥

将世俗态度和被社会誉为最“有责任心”的男性的反对意见与它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作一对比是十分有趣的。在以下这段某位议员的演讲中，伪装成骑士精神的甜言蜜语和忧虑恐惧暴露无遗：

先生们，俗话说：“摇着摇篮的手掌管着世界。”这话很对，且有几分韵味。我国的妇女可以用其提高了的社会地位而不是投票的方式对公众事务施以更多的影响。当上帝按照那一仪式在伊甸园里将人类的第一对祖先结为夫妻时，他们就“血肉相融为一体”了。政府与社会的一整套理论的依据是男人和女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关系亲密无间，温情脉脉，一方得利，另一方也受惠……那些试图将自己那一性摆在男人对立面的女人，那些试图用某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与男人竞争和较量的女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将会使当前社会中十分和谐的气氛转化为一种战争状态，使每一个家庭变成人世间的一所地狱。⑦

纽约州一位参议员反对妇女争取公民权和人权的斗争，认为她们的这种行为会使自己失去“女性特征”。劳工运动领袖罗斯•斯奈德曼驳斥了这种观点，描述了一种完全相反的现实状况：

有些妇女在铸造厂工作，由于太热，脱光了上身。然而参议员对这些失去魅力的妇女只字不提……你们当然知道铸造厂雇用她们是因为她们是廉价劳动力，工作时间却比男人要长。例如，洗衣房的妇女在可怕的蒸汽中一站就是十三四个小时，双手泡在滚热的浆衣水中。毫无疑问，这些妇女每年一次在投票箱中投下自己的一票不会使自己的美貌和魅力有任何损失，而长年累月地站在铸造厂和洗衣房里工作怕是要使她们失去许多妩媚。让我告诉你们，世上没有哪种竞争比为挣得面包而进行的竞争更加残酷。⑧

汪达•奈夫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劳动妇女所作的详细的学术研究记录了英国对妇女慈善的、男子汉式的保护所产生的影响。和美国一样，各行各业的妇女都饱尝工作时间长、工作乏味、工作条件恶劣和低工资之苦。英国议会蓝皮书、凯夏特尔伍斯报告以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都描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妇女遭遇的可怕惨境，而当时还有人在拼命鼓吹男性监护人的信条。奈夫印发了利特尔博尔顿煤矿一位拉煤工的亲口证词。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这位妇女在与她丈夫主子的关系中的地位，以及她的雇主对她的虐待⑨：

我腰间拴了根皮带，一根链条从胯间穿过，四肢着地。路很陡，我们得抓住一根绳子，没有绳子的时候，就抓住能抓到的东西……我工作的矿井非常潮湿，水常常淹没了我们的木底鞋，有时还没及大腿。矿顶漏雨很厉害，我的衣服几乎一天到晚都湿透了。除了分娩，我从未请过病假。白天，我堂妹为我照看孩子。晚上回到家时我已精疲力竭，有时未及洗漱就睡着了。现在，我已不像以前那样强壮，干不了从前那么重的活儿了。拖矿车把身上的皮都磨破了。怀孕时，皮带和链条使我们更难受。我因没有准备好，多次遭到那家伙(丈夫)的痛打。一开始时我不习惯，但他一点儿耐心也没有。我知道许多男人都打过他们拉煤的老婆。

研究者还发现了其他一些自相矛盾的事情。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以注重“纯洁”和“贞操”而著称。然而，19世纪60年代，议会却通过了一系列《传染病法案》，政府据此将卖淫合法化，进行统一管理。卖淫少女的合法年龄定为12岁。该法案规定，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充任妓女，只要有警察或她们的代理人发话。这样，她们就必须接受强制性体检，若有违抗就送进监狱。在这种情况下，女人实际上落到了奴隶或贱民的地位，尊严受到极大伤害。

所有压迫制度都杜撰了许许多多的神话，称其对人民的暴政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那些以自身的卑屈来丰富主子的生活，并因此受到珍视的依附者们，已透过柔和的灯光朦胧地看到了这种效果。下面是又一段有关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女性为人提供服务的文字：

我似乎觉得我们种族的上帝赐给了(女人)一种更为温和文雅的性格，这不仅使她们退避公共生活的纷扰和斗争，也使她们失去了参与这些活动的能力。她们肩负的使命更加崇高，更加神圣。那使命就是在幽静的场所里造就未来一代男人的性格。她们的使命是在家中，用温存的话语和爱意抚慰从生活的搏斗中归来的男人的情感，而不是亲自参加搏斗，火上加油……女人的爱和虔诚的火焰熄灭之时，将是这个国家的悲哀之日。

著名的三角衬衫公司大火案就是现实与幻想严重不符的明证。1911年3月25日，三角衬衫公司的房屋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该公司的大楼就在现纽约大学的所在地。公司的700名雇员工作时背靠背，一排排地挤坐在机器间。当大火迅猛地烧至工厂顶部的9楼和10楼时，工人们全都惊慌失措了。电梯失灵，楼梯口被铁门封住，通往安全门的出口常常被锁死。大楼没有外部安全出口，仅有一个离地面25英尺的内安全门。几百人拥上去，门很快就冲破了。消防队最长的火梯只能伸到6楼。铺在下面的安全网因人们过快地跳下而破了。近傍晚时，已有146名工人死亡，全都是妇女，大多数是年轻姑娘。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跳到人行道上被摔死，有的被铁栅栏刺死。这个血汗工厂的两名男性老板受审后被无罪释放。一名合伙人后来被处以20美元罚款。

那些唱高调、满口骑士精神昏话的人毫无顾忌，自我放纵，希望回到过去。下面是一段在谈到母亲这一最热门话题时反对妇女参政者的典型论调：

无论是十月怀胎时，还是孩子已依偎在她胸口时，母亲最需要的是宁静平和。她不应参与竞争，不能激动，不能因争辩而妒恨。人类精神的和物质的安康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宁静平和。

我们也许可以用伟大的女权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索琼纳•特鲁思的话与以上这段情绪激昂的胡话作一对照。特鲁思来自纽约州，在该州1827年废除奴隶制之前是个奴隶，因此只能从事家务活。1851年，在俄亥俄州埃克伦举行的妇女权力大会上，一位神父沉着自信地争辩说，妇女是体力虚弱的可怜虫，因此，不应享有公民权力。特鲁思对此反驳道：

那儿的那个男人说，妇女上马车时需要人帮忙，过沟时需要人架过去，到哪儿都要占最舒适的位子。但是，从来没有人在我上马车时或过沟时帮助过我，也没人给我让过最舒适的位子。我不也是女人吗?

你们瞧瞧我这只胳膊!我犁过地，种过田，收割过庄稼，还将它们搬进了谷仓。哪个男人也比不过我。我不也是女人吗?

我能和男人干一样多的活，也能像男人一样吃那么多——如果有那么多吃的话，也能像男人一样经受住鞭打。我不也是女人吗?

我生过13个孩子，亲眼目睹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卖为奴。当我作为一位母亲伤心痛哭时，只有耶稣听见了我的哭声。难道我不也是一个女人吗?

人们有必要认识到，这一时期性政治中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条是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对妇女骑士般的保护信条及其相似的尊重主张。这种信条和主张的基础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一个狡猾的骗局，即所有的女人都是“太太”，都是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成员。这些阶级对妇女表示出了殷勤和体贴，但同时不给她们任何合法的自由和人身自由。这儿的心理政治策略是一种炫耀，即维布伦称之为“替代性的消费”中的上层阶级妇女的懒散和奢华是所有妇女的幸福前程。这种诡计的效果在于它将妇女分成不同的阶级，并告诉那些享有特权的妇女，她们是生活在不该享有的奢华中。对一个阶级进行威胁，让另一个阶级心怀妒忌，这就有效地阻止了妇女的团结。年轻的中产阶级妇女受到当家庭教师、工厂劳工或妓女的恐吓，只得在社会地位和性角色方面就范。不如她们那样受人宠爱的女性只好梦想着成为“太太”，这是她改善自身状况的惟一办法，是她通过吸引男性的性恩宠获得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惟一希望。尽管这种情况因阶级感情之故并不常见，它仍是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最受宠爱的幻想。当惟一的“自由”是通过掌握一切大权的人的慷慨赠予而获得的奢侈的肉欲时，为实现个人抱负或解放而奋斗的动力也就荡然无存了。

性革命和引导性革命的妇女解放运动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揭开骑士精神的假面具，并让世人明白，它的谦恭有礼其实是一种巧妙的操纵。我们还必须跨越阶级的界限，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将贵妇和工人、地位低贱者和地位高贵者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成功。

(三)妇女解放运动

1.教育

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论述。我只想在此扼要概述一下，让读者对它有个大概的了解，以便我对妇女解放运动在更广的文化背景中，尤其是文学中的影响作一评论。

令人惊奇的是，字典中对“女权主义”的释义十分圆满地概括了性革命诸目标的特征，即女权主义就是“……两性间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平等的制度”。这个释义非常全面，涉及了本书准备讨论的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改革的问题——性革命，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只讨论妇女解放运动及其在教育、妇女的政治组织(尤其是妇女选举权问题)和就业等具体领域中的改革。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第一阶段，社会上发生的大多数其他相关的变革都来自妇女解放运动代表的先锋思潮，或是与这种思潮合作的结果。

任何一个长期受压迫的群体要想获得解放，首先应解决教育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开明建议无人采纳，所以首次为妇女教育提供实用性理论的是文艺复兴运动。阿尔贝蒂的《德拉•法米格里阿》是这些理论的代表。它所倡导的这种最低程度教育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实现方便的和令人赏心悦目的温顺。这与曾经激励过创办美国黑人大学的白人们的思想安抚计划有些相似。这种计划主要是想培养一些比较能干的农业劳动者和一个更驯服的仆人阶级。妇女教育问题的情形也是如此。人们逐渐认识到，略有文化的妇女比文盲妇女能提供更多的服务。前者服务的质量虽不高，但总比后者的一无所知要强，而且她们也不会像平等人那样构成任何威胁。妇女的教育只停留在入门阶段。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美德”的强调带有一种讽刺意味。“美德”这个词意味着顺从、奴性、禁欲。

作为对法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卢梭对妇女接受良好教育问题的看法影响很大，但也非常反动：

妇女接受教育的问题应该与男人有关。任何时候，妇女的责任应该是，而且从小就应该使她们懂得，她们应该取悦男人，对他们有用，使自己被男人所爱、所敬重，在男人年轻时教育他们，在他们成年后照顾他们，安慰他们，使他们的生活甜蜜、惬意。

19世纪妇女接受的教育大多数都是遵循这个模式——今天仍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样。当时无数主张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理由是使她们成为更加合格的家庭主妇和母亲。也有许多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接受了教育的妇女如果不再顺从的话，将会产生有害影响。

即便是以这种完美的合作似的顺从作为理想，让受压抑群体接受教育的计划也往往在其内部孕育了自身毁灭的种子。知识少的确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它往往会激发学习更多知识的渴望。严肃的学习甚至可以发轫于最低的知识基础，能够导致深入的分析、执着的方向和归纳组织——最后，找到摆脱目前状况的出路。19世纪，这种对知识的渴望急剧增长，甚至出现了玛丽•莱昂背着绿口袋，游历新英格兰，乞求捐款的令人怜悯之举。她乞求人们捐出5美元、3美元、1美元甚至6美分，以便在美国创办一所真正的女子学院。

霍尔约克山女子学院创建于1837年。奥伯林学院也于同年接收女生，它是向妇女提供和男子同等教育的第一所学院。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东部相继出现了好几所女子学院：瓦萨学院建于1865年，史密斯学院和威尔斯利学院建于1875年，雷德克利夫学院(哈佛大学分校)建于1882年，布林莫尔学院建于188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女王学院建于1848年，贝德福德学院建于1849年。和美国一样，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在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剑桥大学于1872年创办了格顿学院，牛津大学于1879年创办了玛格丽特豪尔女子学院和萨默维尔学院，还有一所女子医学院于1874年在伦敦成立。这些学院的具体目标是向妇女提供教育，因此，它们在初期具有比男女混合学校更大的意义：1875年，单单瓦萨学院招收的大学课程女生就相当于8所州立大学招收的女生的总数。

在美国，由政府赠地的高校也迎合这一要求，为妇女提供高等教育。但是，公立学校招收女生主要是出于它们自身的经济需要——因为内战前和内战中男生的入学率下降——而不是出于对这些新学生的特殊责任感。同时，由于它们长期将女生局限在师范学院，因此，它们从未感到对妇女教育负有任何特别义务。

在英美两国，导致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因素是：教师职业对妇女的开放和女权运动的冲击。普及中小学教育是19世纪的伟大理想之一。在英国和美国，雇用女教师可以使公共教育成本降到最低，因此，要使她们能够胜任中小学教学工作，就必须让她们接受较高程度的教育。女权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男女应享受平等的高等教育。然而，该主张的鼓吹者十分担心危及自己的事业，有时不敢谈及更令人疑虑的妇女选举权运动。

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当时的主要成就之一)，性革命就不会有什么推动力，妇女解放运动更是如此。虽然第一阶段首次为妇女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在随后的反动年代里，其推动力大多消失了。男女平等的教育尚待争取。不过，即便是对知识的初步尝试也足以点燃一场大革命之火，并为这场运动提供了领袖人物，她们大多刚毕业于这些新型学院。

为了探讨妇女教育问题的深度和复杂性，文学作品中的一些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英国诗人丁尼生的长诗《公主》就论及了这个问题。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位重要诗人眼中有关的景象。这首诗各诗节之间衔接松散，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堆华丽的词句。读者从诗人不安的插入语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在选择恰当的语气时面临的难处。的确，诗歌的主题——有关教育的争论——本身就不适宜于做诗歌创作题材。诗人在诗歌的开头就勇敢地以洋洋得意的打趣的口气进行抒意。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很难这样继续下去。最主要的是他为自己的轻浮感到了羞耻。他很清楚，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这个题材所能提供的只不过是笑料，但是，当他将自己摆在诗歌中女主人公的位置时，这个题材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在他的早期诗歌中，丁尼生喜爱通过百合花式的少女，如莎乐特、玛丽亚娜等，抒发自己的感情。但是，诗人发觉，《公主》的故事却成了讲述诗人本人的性身份问题的个案。故事叙述者王子是个身披长长的金色鬈发的癫痫患者，身穿异性服装四处游荡，求爱时唱着假声男高音。丁尼生犹豫不决，不知该同情王子，还是同情公主本人。公主也是一位诗人，强烈的求知欲使她成了一个充满热情、要求苛刻的精灵。然而，诗人的大男子主义产生的冲突很快就使诗歌开头的那种戏谑的语调开始消失。逗趣的恩赐态度让位于更为紧迫的安全缺失感。

尽管丁尼生在诗中竭力用粗俗的讽刺来削弱女权主义的说教，但是，艾达对女权主义的雄辩阐述几乎使丁尼生被说服。艾达公主令人兴奋激动。诗人的男主人公希望娶她为妻，但他思想上又没有与一位平等者结婚的准备。因此，必须努力驯服她，但又要使她略优于普通的家庭妇女，有一点儿知识，以便她全身心投入到为他和他的继承人的服务中去。这时，诗人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假如女人获得了和男人同等的知识，男人会怎么样?他们会被拒绝，再也得不到女人的服侍和抚慰吗?显然，艾达希望接受同等教育的要求太过分了。事实上，这种要求很可能毁了维多利亚人的婚姻。几年后，穆勒嘲笑了当年那些反女权主义者无益的抵抗，说他们把婚姻看作毫无吸引力的事情(的确也是这样)，因此，所有其他选择都对女人关上了大门，惟恐她们拒绝结婚。这话也许听上去像是讽刺，但事实上骑士精神的确害怕妇女在接受教育有了其他选择后，拒绝按对她们的要求走进婚姻的殿堂。这就是为什么《公主》一诗的主题会十分滑稽而莫名其妙地从教育转向婚姻。男性的安全感似乎取决于丁尼生是否能将反叛者(指女人——译者)的思想从学习知识转变到对爱情的追求。

艾达希望获准学习人类文明的文化遗产。我们必然要让她这种几近谦卑的请求显得十分荒唐，不可容忍。丁尼生拼命把艾达在女子大学中获取智力平等的希望转变成他自己想像的分离主义悍妇的幻想。这种做法可讽又可笑。这首诗利用“框架”叙述手法，由一群大学生讲述公主的故事。全诗中穿插了许多歌谣，其中大部分是在毫不隐讳地宣扬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而这些有关家庭忠贞的甜言蜜语又是通过听歌的姑娘之口说了出来——除此之外，她们不得参与有关她们命运的讨论。丁尼生实际上的假定是，艾达要么读书，要么恋爱，但不可两者兼得。既然男人不愿与女人共享大学教育，女性只好为自己创建替代文化，也就是诗人认为徒劳和愚蠢的学习计划。丁尼生把当时的男女隔离教育怪罪到男女完全隔离的社会制度，从而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一切十分有趣地说明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情感，即女性若要获得任何意义上的自主地位，她就必须放弃性要求。这实际上是“美德”枷锁的翻版，即女性若要保持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话，她就必须禁欲。

在含糊其辞地谈论了这些令人困惑不已的问题之后，丁尼生对整个主题作出了蹩脚的结论，因为他似乎已经不安地预见到，他称之为“爱情”的整个体系已处于某种危险之中。艾达公主已断然拒绝嫁给王子。诗人用一些“五花八门”、具有古代特色的枝节问题，如掠夺战争、王国的财产利益、童年时代就安排好的强制婚姻、男子争取“荣誉”的虚荣心等，使情节变得更加复杂化。诗人虚设了一个中世纪背景来“辩论”“妇女问题”及其眼前要求获得受教育机会的问题，结果使这个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几乎变得枯燥无味。凭借直觉，丁尼生感到他的主题可能会有某种引起麻烦的含意。于是，为了避免产生这种麻烦，他只得为权宜计，让他的男主人公在一次比武中受伤，让一位母亲般的护士来精心照料他恢复健康。主人公装死时，艾达被击败了。主人公装出一副婴儿般无能的样子，从而使照顾他的悍妇转化成了一个光辉的母亲形象。诗歌中多处出现对这一情形的赞美诗句。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智角度而言，这是一种安全的不涉及性问题的描述。不管怎样，它至少避开了竞争的危险。

丁尼生借以谈论这个问题的惟一手法是幻想，因此，艾达成了一所仙境似的女子学院(所有男人都被无情地挡在门外)里幻影似的公主。但是，按照以往描述骑士精神的那一套陈式，王子还是想方设法进入了这块圣地，疯狂地爱恋上了艾达。尽管她满头黑发，但她的头发还是被描写成“阳光照耀下富丽堂皇的浮雕细部”，她的同伴被描绘成“一百头快乐的母鹿”，“步态轻盈，身轻如燕”，等等。

然而，当真正的交易开始，王子由求婚转入婚约时，他企图强加给艾达的顺从却不是唾手可得的。不过，在诗人和读者看来，这些婚姻条件是合理的。合乎逻辑并值得赞扬的是，艾达还是拒绝了企图强迫她就范的求婚者(王子)。写到这里，丁尼生变得慌张起来，于是，将艾达描写成一个漫画似的泼妇。使情况进一步复杂，问题变得更为模糊的是，诗人给王子配备了一位最庸俗、最放肆、具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父亲。他对儿子说：

男人在田间劳作，女人在家中操持；

男人弄刀舞枪，女人缝制衣裳；

男人用脑思考，女人用心体量；

男人发号施令，女人惟命是听；

若不是这样，一切都将陷入混乱。

性情暴躁的父亲认为艾达能够生养出勇士，便劝告他儿子要将她弄到手：

男人是猎手，女人是猎物。

我们追猎她们，就是为了

那一身闪闪发亮的美丽皮毛；

她们为此爱恋我们，也因此，我们将她们征服。

诗人带着明显的虚伪和狡诈而顽固的“公平”的企图，希望读者能同情那位被描写成力主中庸的王子。他不愧为他父亲的儿子，不过，他还是一个鄙视公开战争的外交家——“野性需用聪明的方法去制服。”他要用巧妙的奉承手段达到征服的目的，假若这种方法也不能达到目的，他可以随时装出病人的模样，直到艾达屈服，放弃可使她获得解放的受教育的计划，开始履行崇高的妻子的职责。王子精明狡诈，只字不提平等，而用华丽的词藻大谈男女天生的生物性差异，以掩饰老国王苛严的性格。他试图避而不谈地位问题，推出互补差异理论，用男女生殖器不同的观点证明文化差异的正确性——“不论男性或女性，本身都只是一个整体的一半。”考虑到条件作用产生的社会实际情况，人格问题也是如此。但是，丁尼生认为气质的差异是天生的。男性是命题，女性是反题，婚姻是合题。诗人用一个极其平庸的比方向读者保证，他们的结合将奏出“美妙无比的乐章”。接着，他又坚信，性的二态性仍将一如既往地决定人的个性和角色：“女人并不是不成熟，只是与男人有差异而已。”“差异”一词当然再熟悉不过了——差异万岁。他惯用的“不愿相同，宁可各异”的陈词滥调只不过是把传统的不平等伪装成一种有趣的现象。按照这种公式，男性将一如既往地代表力量、权威和地位，是“推动世界的力量”，而女性将继续“照料孩子”，“在智力发达的人(男人)面前扮演孩子的角色”。至此，奉承变成了侮辱。

在王子的病榻前，出于同情，艾达同意了。一旦完全掌握了控制权，王子便不再扮演病人的角色。他信心十足地彻底地把教育问题抛至一边，惟一的让步是人们可以想像的供女人装门面的那一点点的文化——“不损害女人身份特征的那点东西”。艾达求学的希望破灭了；王子用男女社会角色有别的花言巧语同化了她的思想观点。

男人们认为，平等的教育机会孕育着危险。以上事实就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这种思维，以及他们为何采用必要的情感策略来对付和消除这种危险。我们自此开始明白，骑士姿态及其对感情、家庭和幸福婚姻的强调这一策略是多么重要，同时，也看到为了捍卫现状，它是何等不遗余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婚姻的笃信(它几乎是一条信仰的法规)是试图不惜任何代价美化束缚妇女的传统。令人腻烦的甜言蜜语，狂热的感伤情绪，这一切都是企图掩盖一个事实，即这只不过是裹着一层糖衣的性政治。

2.政治斗争的组织

教育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便是组织问题。美国妇女采取政治行动和建立政治组织的第一个机会来自废奴运动。美国是妇女运动的发祥地，随后这一运动传遍了西方各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这里，是废除奴隶制的事业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动力。正是围绕这个问题，美国妇女首次获得了政治经验，发展了后来运用于大多数运动的方法。她们运用请愿、鼓动等方法教育公众。她们首先应该团结起来为另一个并非直接涉及她们自身的事业而奋斗，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她们历来被灌输的思想是“服务道德”。在美国社会中，奴隶制也许是惟一能够激励妇女组织起来去打破恪守礼仪禁忌的非正义的邪恶制度。那种恪守礼仪的禁忌对妇女的禁锢远胜于她们在法律、教育和经济上的无能为力。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奋争的世纪》是一部有关美国妇女历史的重要学术著作。她对废奴运动评价道：

妇女正是在废奴运动中首次学会了如何组织起来，召开公众大会，举行请愿活动。作为废奴主义者，她们首次赢得了在公众场合演讲的权利，并开始发展有关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她们的基本权利的理论。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解放奴隶和解放妇女这两个运动相互提供养分，共同强大起来。

第一代女权运动者都是积极进取、富有献身精神的废奴主义者，如格里姆凯姐妹、露茜•斯通、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卢克雷蒂娅•莫特和苏姗•B.安东尼。当然，这并不是说废奴主义者始终都格外同情女权运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亨利•布莱克韦尔和加里森是同情女权运动的。不过，露茜•斯通遇到的困境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她被鼓励在周末向人数众多的听众演讲黑人权利，而只能在周日演讲妇女权利，因为生怕她有关妇女权利的演讲会分散人们对黑人权利的支持。

美国的妇女运动正式发端于1848年7月19日至20日在纽约州塞内卡福尔斯召开的第一届女权大会。这次大会也是起源于废奴运动，因为，1840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反奴隶制大会上，卢克雷蒂娅•莫特和伊丽莎白•斯坦顿仅仅由于是女性而被从大会程序中除名。于是，她们便联手行动，于1848年召集了塞内卡福尔斯女权大会。卢克雷蒂娅来自马萨诸塞州沿海的楠塔基特岛，是一名贵格会教徒，是美国第一个女性反奴协会的创始人。她的家是帮助奴隶逃往北部或加拿大的地下交通网的联络站。她比斯坦顿年长约20岁，在她的教育引导下，斯坦顿成了美国妇女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在塞内卡福尔斯女权大会上发表的《情感宣言》的第一句话只是对《独立宣言》的简单诠释。美国革命胜利75年之后，妇女终于勇敢地将这一文件为己所用，延伸了它的天赋权利和统治的合法性取决于被统治者的认同的观点，并最终将这些观点运用于她们自身。她们在这次大会上以及后来全国各地的妇女权利大会上提出的改革，其目的都是要获得掌握自己收入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接受教育的权利，离婚的权利，子女监护权，以及最具轰动性的是，选举的权利。参加塞内卡福尔斯女权大会的250名妇女中，仅有一人，即当时年仅19岁的女裁缝夏洛特•伍德沃德，活到了1920年，参加了总统选举投票。曾经见证了这场伟大的全国性和国际性运动诞生的卫斯理教堂现在成了一个加油站，只在人行道旁竖了一块标牌予以标示。但是，从正规的政治学意义上来说，这场革命的首次反叛性集会就发生于此。

伦敦的哈里特•泰勒从纽约的《先驱论坛报》上有关1850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召开的妇女权利大会的报道中得知了建立妇女政治组织的消息，并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为这一事件欢呼。但是，英国的女权运动组织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出现。穆勒于1866年首次向议会递交了妇女选举权利请愿书，1869年发表了《妇女的屈从》。自此，妇女运动在英国扎下了根并不断壮大。1883年，苏珊•安东尼出国访问，揭开了国际女权运动的序幕，使妇女运动具有了更广泛的国际性。凯丽•查普曼•凯特一生大部分时间献身于国际妇女运动。在美国妇女取得选举权后的反动年代里，国际妇女运动继续通过各种组织开展活动，最新的一个组织便是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到1920年，有26个国家授予了妇女某种形式的公民权和选举权；到1964年，达到了104个。虽然妇女运动至今仍不为大多数人所重视，但是，播种于19世纪美国和英国的妇女运动已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在争取一系列全面改革的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妇女运动最终的重要成就是赢得了选举权。这是性革命第一阶段最著名、最具体、也是记录最详细的一个方面，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领域，曾有人对此作过无数次精彩的描述。概括地说，在策略方面，在“立法派”和“激进派”的分化方面，英国和美国的妇女运动极其相似。直到20世纪过去了许多年，妇女运动的方法仍限于收效甚慢、坚持不懈的请愿，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以及在地方选举和国会或议会辩论中谨慎地游说，争取男性的选票。但是，“教育”公众的任务似乎漫长而永无止境。妇女们静悄悄的耐心显然是无效的，从而激发了她们采取更加引人注目的手段：大规模示威游行和派设纠察队。潘克赫斯特夫人领导的英国“妇女选举权”小组对毫无诚意的政府一再拖延代表法案的表决越来越失望，于是采取了破坏和扼制的手段，乃至纵火和打砸商店橱窗的激进行动。在美国，艾丽斯•保罗领导的较为温和的激进组织“国会联盟”的成员由于战时在白宫四周设置纠察线而遭逮捕和殴打。许多人对激进分子所作贡献的价值持不同意见。在如此漫长而令人沮丧的运动中，为了使妇女选举权问题始终为人们所注视，采取一些激进的行动也许是必要的。毫无疑问，当政府以军警的残暴行为、残酷的刑期和对绝食者强迫喂食等对妇女的要求作出答复时，妇女所采取的激进行动在引起公众同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即便是在她们最愤怒的时候，英国和美国的争取选举权的妇女们使用暴力的对象也只是财产而不是人。更多的时候，妇女运动采取的是非暴力手段。她们所采取的策略优于早先各改革运动的方法，甚至有可能为后来的政治领导人和事业——如甘地、工会运动、民权运动等——提供了榜样。

在美国，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朋友中，各色人等都有：在西部，有民粹主义者和具有开拓边疆精神的人，在中西部，有戒酒主义者，在东部，有改良主义者；在英国，自由党在执政前似乎一直是该运动的朋友，工党也对该运动表示过同情。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没有一个政党全力支持该运动。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反对者也是一群十分有趣的人物：南方的种族主义者害怕黑人妇女获得选举权，中西部的反对者是为了他们的酒业利益，东部的则是为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利益和机器政治。后两种人十分担心妇女会在工会化和政治改革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但事实表明他们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大公司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并且和酒业托拉斯一样，情愿为反对妇女选举权运动提供资金。这两者都不顾事实真相而鲁莽行事。

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温和派后来演变成了“妇女选举者同盟”。回顾一下该同盟成立头几年的斗争目标，我们可以看出妇女在争取一系列立法改革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产业妇女保护法、儿童福利法、童工法、诚实的选举行为、市政改革、义务教育、社会保健法、集体谈判法、最低工资法、洁净食品法和有关妇女公民地位的一系列法律的统一。在20世纪福利和改革立法的浪潮中，妇女争取公民权的运动或许确实起到过一些作用，产生过一些效果。但令人不安的是，它没有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1934年，妇女选举者同盟希望将童工法以修正案形式写入宪法的努力因未能获得所需州的批准而告失败。这时，该组织已开始衰退。由于该同盟自称为非党派组织，因此，它没有也不能像其他利益集团那样利用投票表决的方式直接为妇女的自身利益服务。公众感情和党派行为(妇女在这两者面前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使得妇女在选举中无法获得提名或担任公职，因而随着反动时期的到来，选举权越发变得没有意义。对妇女就业的偏见(一部分工人仍未加入工会运动)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激增，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出现。50年代，反女权运动达到了高潮，强烈反对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妇女运动的高涨势头至此彻底消退，“女权主义者”成了一个贬义词。

妇女选举权是性革命第一阶段中传统政治的焦点，围绕这一焦点的是诸如教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工同酬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选举权的核心意义在于它引发了最强烈的反对，激发了最大的觉悟和最巨大的努力。然而，在许多方面，它转移了这场革命的注意力，无谓地消耗了人们70年的精力。由于反对势力坚如磐石，顽固不化，斗争又是如此漫长而艰难，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就显得不成比例。当妇女赢得了选举权时，女权运动却因精疲力竭而崩溃了。妇女选举权运动让人联想到的最贴切的比喻是，在一次漫长旅行开始不久，车轮胎就漏气了——一只需要花费过多时间、精力和代价修复的漏气轮胎，以致最后只好沮丧地放弃旅行。为了实现那必需的“下一步”——这下一步的实现花费了很长时间，贯穿了整个运动——美国妇女选举权倡导者们在绝望中被迫采取了拉拢勾结对立派的手段。艾丽思•克莱迪特对此有过记述。第二代妇女选举权倡导者和第一代倡导者一样，也是妇女运动的开拓者，只是她们更新潮，更为保守。人们只要愿意玩弄政治手腕，在条件方面作出某些妥协，妇女选举权就可以变成体面之事、“聪明之举”，甚至是可以实现的。这些妥协显然是令人不快的：与南方的种族主义者达成恼人的谅解，以赢得南方各州的国会议员选票。这对起源于废奴运动的妇女运动来说无疑是令人气恼的讽刺。由于新移民人口集聚的工业地区一次又一次地投票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美国本土妇女曾有一段时间对外来移民抱有一种仇视态度。

如果说妇女选举权运动将一场社会革命局限于一个争端是一个重大错误的话，那么，这场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则是它的另一个错误。即便是到这场运动结束时，也没有多少劳动妇女——受剥削最严重的群体——参与到运动中来。虽然妇女选举权运动有一段时间确实出现过不分阶级界线的团结局面——这在美国政治中是件新鲜事，也许直到民权运动时才又重新出现过——但是，如今仍然存在的妇女在就业中遇到的受剥削现象足以证明这是工会组织的一个缺陷。某些几乎是必然的因素使妇女选举权运动更多的时候具有中产阶级的性质。一般来说，只有这个阶层的妇女才能拥有这场无止境的斗争所需的闲暇时间和教育水准。

妇女运动将焦点集中在选举权问题上暴露出来的主要弱点——这也是导致妇女运动消退、消亡，甚至在获得选举权后倒退的原因——是它未能从深度和力度上向男权统治思想挑战，以打破在地位、气质和角色等方面对妇女进行适应性调节的种种机制。一场改革运动，尤其是一场将注意力集中在选举权这样一个最低目标上的改革运动，几乎不可能提出完成性革命所需的全面的、激烈的社会改革措施，即社会态度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人格和制度的变革，因为选举权是立法改革的一种表面变革，即使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这种变革也不知如何将其实施。尽管妇女在婚姻中获得了某些新的合法的权利，在离婚方面也是同样，但婚姻状况基本上毫无改变。在随后的反动年代里，“家”依然是一个用各种华丽词藻赞颂的词。虽然妇女有了“工作的权利”，觉得在经济上取得了独立，但是她们还无法论及平等的工作权利问题，她们也不再视工作为责任或对社会的贡献。在富足的条件下，或在承受社会压力时，她们又回复到了懒散和依附的地位。下一代人发觉可以把妇女当作“预备劳动力”进行剥削，战时经济需要时就让她们出来工作，不需要时就打发她们“回家”。最关键的一点是，性“社会化”这一整套精心编制的程序都完好无损，随时可以重新组成新的更为隐蔽的控制模式。尽管男权制的立法系统有了一些变革，它的政治自豪感最终也蒙受了一些(轻微的)羞辱，但是，在性革命第一阶段结束时，男权制心态再一次更为有力地显现了出来。无论变革与否，男权制依然如故：其最严重的弊端被消除或抛弃后，它实际上变得比以前也许更加稳固、更加完全。

3.就业

妇女加入专门职业工作行列的问题，在骑士思想习惯中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是性革命必须与之斗争的问题。妇女始终都是劳动的。与男人相比，她们的工作时间更长，报酬更低，工作种类更加不如人意。在性革命的第一阶段，妇女在工作问题上的要求只不过是按劳取酬，有机会从事最有声望的工作，以及有权保留和支配她们自己的收入。工业革命使妇女进入工厂做工，其实，在此之前，她们就一直在从事一些低下的工作，大多数都是些乏味的重体力活，如农活。然而，骑士精神中的附属警察伦理——“礼仪”——却认为“夫人们”动脑而不动手是大逆不道的。这种对有违禁忌行为的强烈情绪使我们看到，禁忌的经济和政治作用是多么巨大。各个领域的开拓者们在进入知识界和社会上各重要职业——如法律、医学、科学、学术、建筑等时都遇到了无情的、几乎是无法抵御的反对。

如果说中产阶级妇女遇到的这种过分的礼仪要求有损于她们的切身利益的话，那么，对劳动妇女来说，这种礼仪所隐含的顺从则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绝望。当扶贫社会服务机构开始关注穷人时，他们发现，她们处在贫民区居民的最底层。她们的收入最低，她们最需要工会。她们往往是些非技术工人，受到更为严厉的欧洲男权制传统的压制。她们已习惯于自己的奴仆地位，无心也不敢追求自身的利益，不论受的苦难有多么深。劳工组织的一位开拓者沮丧地谈到了她们的境况：

……顺从和无条件接受的习惯，加上看不见任何希望之光的悲观情绪。这种人不能算是活着，因为生活的意义在于享受大自然的赐予，而只能说她们像半僵化的生物一样在挨日子……许多妇女因愚蠢的自豪感、假作谨慎和宗教顾忌而不加入工会组织。但对所有年轻妇女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她们抱有一种希望，企盼着在不久的将来，婚姻会使她们脱离勤劳节俭的生活，使她们拥有一个安静舒适的家；她们愚蠢地幻想着，她们与工会的联系以及她们在工会中的利益将会随着婚姻的到来而结束。然而，她们往往发现，婚姻仅仅意味着生活的艰辛才刚刚开始，因为她们现在得为了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重新回到工厂里。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去和现在妇女生存环境和条件产生的结果和影响，只有通过不断地鼓动和教育才能将其消除。

在英国和美国，对女工和童工劳动状况的调查历来都引起了公众的惊人反应。这在英国尤其如此，因为，数十年来，议会常常举行听证会，并将结果以蓝皮书形式公布于众。此举的结果导致了现代劳动保护法的颁布，扼制了资本主义贪婪的自由放任政策，并最终保证了所有工人——男工和女工——最低限度的、过得去的工作条件标准的实施。男人、女人和儿童都从改革中受益匪浅，然而男人从劳工运动中也受益不少，而妇女却毫无受益。劳动妇女更需要的是工会而不是选举权，但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劳工运动对将妇女组织起来几乎毫无兴趣。妇女是一支没有组织而且极其廉价的劳动大军，一支廉价到可以低于男性劳动力出卖的劳动大军。因此，在她们获准工作时，其劳动力很容易受到剥削，而在不需要她们工作的时候，她们也很容易被解雇。

最早的主要劳动改革之一是制定了限制工时数的法律。但是，在英国和美国，大多数有关改善妇女的非人工作条件的争论都无视妇女作为劳动者的人权，而是强调她们令人吃惊和毫无条理的生活是如何的不体面，或是她们的工作条件对她们的生育能力、照料婴儿的能力以及她们的“道德”和“品行”会产生何种破坏性的影响。在许多地方，人们对产业妇女的痛苦表示了真诚的同情，但是，改革的主要动机仍是为了保护男权制文化和社会制度，因为许多人认为家庭结构正在崩溃(包括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和经济支柱的权威)，妇女进入工业生产后有了性自由，她们在工厂里工作太辛苦，无法很好地照料家庭。在美英两国，男性的普遍态度是，寻得一个完美的补救办法，让妇女统统离开工厂，回到“家”这个安全窝去。

经济独立被有意识和无意识地看作是对男性权威的直接威胁。明白这一点十分重要。单身的、高工资收入的熟练女工的性选择自由、工作能力和自给自足，正如大多数工厂女工因家庭责任拖累以及疾病缠身或营养不良造成的贫困一样，令某些旁观者惊骇不已。后一种情况也许可以很好地说明自谋生计是何等愚蠢，而前一种情况却只能引诱人去追求自由。许多观察者指出，劳动阶级中的妇女精英比中产阶级中那些做家庭教师的妇女生活得好。那些被迫去做家庭教师的妇女得到的是屈辱，她们收入低微，地位如仆人，永远是个督促的角色。

对那些当权者来说，采取保护妇女的措施，以使她们有良好的工作条件，从有意义的工作中获得乐趣或益处，很少或从来就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更不用说关心男女平等了，尤其是工资平等。在最终完成的对骑士精神的改革中，常常显露的是一种保护者对体力上弱小者作出让步时的恩赐的态度。在议会的蓝皮书中，妇女和儿童通常被混为一谈：两者都处于未成年人的地位。路易斯•布兰代斯著名的为美国劳动保护法赢得了决定性胜利的“俄勒冈辩护状”的基础就是“妇女在耐力、体力、神经活力、持久力等方面都弱于男子”这一自鸣得意的论点。“……历史表明妇女总是依赖于男人。……由于与另一性在这些方面的差别，她自己就恰好构成了一个阶级，并始终身处其中，而类似的立法对于男人来说是不必要的。人们不可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她仍然指望她兄弟并依赖于他。”

英国和美国对这一时期的妇女状况所作的研究不能不使人相信，拯救女工的理由往往是错误的。然而，事实是，性革命开始使妇女在经济地位方面取得许多成就。尽管她们在就业方面经历了可怕的剥削和歧视的困苦，但她们通过就业，在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独立。这一切都是自由的必要条件。

二、论争

(一)穆勒与罗斯金的论争

如果大男子主义传统的无所顾忌的言论依然非常有影响的话，性革命的第一阶段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然而，这场斗争在两个对立阵营——理性派和骑士派——之间展开了。两者都宣称心中时刻装着男女两性的最大利益，以及更大的社会的利益。正如将骑士派的态度和妇女的经济及法律状况作一对比具有启迪作用一样，将维多利亚时代的两个有关性政治的主要文献——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和罗斯金的《女王的花园》——进行比较也会令人发省。这两个文献几乎包含了维多利亚时代对这一主题的各个方面的思想和认识。

在穆勒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性政治的现实主义思想，在罗斯金的书中，则可以看到性政治这一神话的浪漫和温和的一面。维多利亚时代性神话的另一面大多隐含在罗斯金的书中，因为他那些贞洁的主妇们存在于那个幽灵般的妖妇形象里，那是她对那个时代的二分法文学幻想的补充，正如在实际生活中，女人的两个阶层——妻子和妓女——是双重标准下社会和性的区分一样。假如说穆勒的著作受欢迎是因为它对实际状况的明白易懂的阐述，罗斯金的演讲受欢迎则是因为它对男性不由自主的幻想作了最具洞察力的分析。这种分析也许可看做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官方态度。这种态度的另一面——男性态度的阴暗面——可从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看出。那个时代女性邪恶的化身——恶妇——从丁尼生的诗歌一直到更为粗俗的淫秽刊物中都可看到，它在暗中起着危害作用。但是，《女王的花园》中白昼夫人们的形象是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在他们最乐观的时候所表达的更为合乎规范的信仰。

人们必须始终明白，性革命的进展非常缓慢，遇到了巨大的文化方面的阻力。维多利亚时代是历史上第一个正视男权制及其统治下的妇女状况的时代，但是，我们处置这一问题的各种态度却令人困惑：穆勒和恩格斯勇敢而理智；某些小说家的批评不痛不痒、半心半意；罗斯金的态度是纯和的虚伪；丁尼生、罗塞蒂、斯温伯恩和王尔德等诗人表现出来的则是狂暴的矛盾心理。以上这些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态度随处可见，而这个主题是个争论不休的难题。例如，狄更斯在《董贝父子》中，对男权制和资本主义几乎作了尽善尽美的谴责。这本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作者对生前性别选择这一社会现象的看法，同时也精彩地阐述了恩格斯关于财产制度下妇女的从属地位这一思想。然而，狄更斯并没有抛弃妇女是多愁善感的这一模式，而这一点正是罗斯金的《女王的花园》的精髓所在。狄更斯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严肃”妇女，除了南希和少数几个罪犯姐妹以外，都像是从罗斯金的女王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是一些毫无特色的好人。这是这位大师作品中更为令人沮丧的缺陷之一。事实上，了解罗斯金的《女王的花园》对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大有裨益。

人们常常希望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骑士爱情小说中看到一个过渡性阶段，即从早期公开的大男子主义，如摄政时期的肆无忌惮地欺压妇女，过渡到20世纪初女权运动达到顶峰期的革命气候。有人也许会说，穆勒和恩格斯在精神上属于这后一个时期，但是，他们写作的年代却分别是1869年和1884年，他们最晚的著作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尽管他们的思想显得非常先进和超前。他们论述的社会现实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觉产生过剧烈的冲击。直接的影响来自日益高潮的要求改革的女权主义思想，间接的影响来自开始出现于小说中的对妇女在社会和法律方面无所作为的谴责。在诗人们的作品中，改革的影响无意识地反映在一种负疚的、忿恨不平的、走投无路的男性情感幻想中，进而用女性邪恶的神话来弥补这种情感。然而，人们从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一些不安于现状、寻求反抗的新思想。

罗斯金于1864年在曼彻斯特市政大厅向一群中产阶级男女发表了演讲。该演讲于1865年收入《芝麻和百合花》一书中发表，后于1871年重印时，加了一个前言，其中谈到了中年罗斯金对罗兹•拉•塔奇的痴迷。罗斯金于1858年爱上罗兹时已经39岁，而罗兹年仅9岁。《女王的花园》中那种光辉的骑士风度常常是向年少无知的美丽少女献殷勤的老年性冲动的表现。在一个每一位妇女在法律上永远是未成年人的时代，这种表现也许丝毫不会令人吃惊。

尽管罗斯金对听众中的妇女——一群他称为“女王”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极尽恭维奉承之言，但实际上他还是感到了女权主义的骚动，并在这一压力下变得精明起来。他悲叹道：“关于这个问题，从未有人如此大胆地谈论过或想像过。”这个“问题”当然是指“妇女的‘权力’”。罗斯金大惊小怪地把“权力”两字括在引号里。

一开头，罗斯金就向我们保证，他不是一个粗俗的大男子主义者，然后，他声称他将走中间路线。他似乎是在努力反对女权运动的“左派”，他演讲所要达到的效果是要用有教养的陈词滥调驳斥“左派”言行。那些陈词滥调不外乎是，只要妇女呆在家里，她们就会得到爱和好名声，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她们甚至还可以被奉为至尊。罗斯金的策略似乎是想用“不同领域”论——当时限制反叛女性的最巧妙的办法——来颠覆一种新的异端。

穆勒既没有为女王们美言，也没有被罗兹•拉•塔奇那样的美色所迷住。《妇女的屈从》写于1861年，比《女王的花园》早三年。但是，穆勒对书的出版时机非常在意。他到1869年才出版了此书，即罗斯金重印他的讲话的前两年。穆勒和他的继女海伦•泰勒合作写出了这本书。他宣称他参加此书的写作主要是受到了他妻子哈丽雅特•泰勒的激励。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充斥全书的有关女性心理的知识需要一个女人的帮助方能获得，但是，全书的风格和逻辑毫无疑问是穆勒自己的。《妇女的屈从》对妇女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作了理智和雄辩的阐述，同时也批判了维多利亚时代对妇女从法律上、教育上和道德上进行束缚和控制的状况。该书与《论自由》一样论证有力，充满了穆勒式的恰到好处的人道主义愤怒。他在书中时常将妇女的顺从与奴隶制或农奴制相提并论，互为比较。

作为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穆勒十分清楚自己论点的革命性特征：

调节现存的两性间社会关系的那个原则——在法律上一方从属于另一方的原则——本身就是错误的，并已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应该用完全平等的原则取而代之，不允许向一性授予权力或特权，也不允许使另一性处于无所作为的地位。

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激进的观点，甚至在今天也是如此。穆勒非常清楚他将遇到的反对意见，以及他的观点在大男子主义或骑士派中将引起的令人惊骇的喧嚣和非理性反应。大男子主义和骑士派人士从未想过要用可靠的证据来证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它们现在的那种状况。穆勒甚至预见到了反对派不加批判的偏见。“在各个方面，这个压力对那些敢于批判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观点的人来说，是十分沉重的。即便是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也必须非常幸运，而且非同寻常地才能卓著。”虽然穆勒智慧超群，但他在男性听众面前毫无运气可言：对他的观点的评论是灾难性的；他常常被指责为疯子和道德败坏者。

1.本性问题

在性偏见领域中，理性往往是个侵入者。罗斯金绝非愚者，但在《女王的花园》中，他不像在他其他著作中那样依靠智慧的力量。当他将注意力转向“百合花”时，他只需依靠感伤情绪就足够了。这是一种对英雄的中世纪和甜蜜的家的淡淡的怀旧情绪。穆勒说，19世纪最乏味最具特色的思维习惯之一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反动，是转而相信“人性中的非理性成分”。罗斯金的演讲就是这种评说的例证。

假如说罗斯金的演讲有命题的话，那也比穆勒的命题简单得多，是他精心构思用来奉承听众而不是惹恼他们的。在演讲的开头，罗斯金就大献殷勤，说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可以对“受到误导的、没有文化的人们”实行“君主统治”。他的任务只不过是把这个统治领域的一小部分划分给女王们，或者像他所说的那样，他的任务是决定“因受过尊贵的教育，这种崇高权威的哪一部分可以为妇女所拥有”。如果说罗斯金的演讲中有迎合他称之为“国王”的工业家的虚荣心的话，那么，他对女性听众的奉承则是无节制的。他说，“如果妇女们能正确地理解和施加这种崇高的影响的话，这种有益的权力产生的秩序和妙处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她们统治‘女王花园’领土的话是正确的。”

罗斯金说，“人们在什么是妇女的普通权力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之前”，无法断定“她们的女王式的权力是什么”。他这番话的意思只不过是，上等阶级和中产阶级女性的作用取决于她们自己的本性和能力。假如女性在这些方面与男性相同的话，她就可以成为精英集团的正式成员，而不仅仅是罗斯金所说的受男性支配的附庸。罗斯金及其同党正是为了避免在上等社会和其他阶级中出现性的平等这一危险才发明了“各自领域论”，并声称这是“本性”。维多利亚时代具有巨大影响的意见相左的两个人物是穆勒和卡莱尔。常常与穆勒代表的理性传统意见不一的罗斯金追随卡莱尔，更多地依赖于感伤主义而不是理性。对于那些受卡莱尔思想影响的人来说，“本性”不仅是一个情感术语，而且是他们可以随意用来为阶级、专制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其他阶级制度辩解的极其方便的借口。罗斯金从来就不是穆勒那样的民主主义者。相反，他既在道德上对贫穷者的困境表示愤慨，又急切渴望着贵族主义和中世纪复古主义中的英雄主义和高雅行为。然而，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他也曾超越这种势利观，对穷人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对实利主义的贪婪大加鞭挞。

罗斯金精明谨慎，从不公开谈论男女地位问题，因此他必然是用坚持传统的男女角色和气质模式的方法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论他的语汇显得多么愚蠢和过时，他的策略却始终非常大众化。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妇女运动反动年代里，这种策略以更为圆滑的术语重新出现。他立即放弃以前的主张，谈论起一个性别“优于”另一个性别，仿佛可将它们与类似事物作比较似的。“一个性别具有另一性别不具备的东西；它们相互完善。它们毫无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幸福和完美都取决于每一方都要求并获得只有对方才能给予的那些东西。”这话听上去不错，但人们不禁会回忆起来，这实际上全是用生理差异来证明社会和气质差异合理性的陈腐的策略。除了生殖系统、第二性征、性高潮能力、遗传和形态结构方面的差异之外，男女两性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也许他们能相互交换的惟一东西是精子和卵子。人们希望弄清楚的是，罗斯金该不会是想用这种物物交换的方式来建构他的社会经济学吧。

在仅仅用主观的断言“论证”了男女两性是互补的两个对立面之后，罗斯金进而描绘了他们各自的世界，将人类伟大事业的各个方面归为其中的一性，将小小的温室划给了另一性：

简而言之，他们各自的性格如下：男子的力量在于它的进取性和保护性。他显然是行动者、创造者、探索者和保卫者。他的智慧用于思索和发明；他的精力用于历险、战争和征服……但是，女子的精力用于管理而不是作战；她的智慧不是用于发明创造或休闲娱乐，而是用于教育孩子、安排家事、作出决定……鉴于她的这种职守和地位，她得到良好保护，免于危险和诱惑。在艰苦的工作中，男人必定会遭遇各种危险和考验，因而他必然会有失败、冒犯和不可避免的错误；他常常会受伤或被打败，被误导，但他始终会变得更加坚强。

当然，罗斯金不仅仅是用花哨和华而不实的语言粉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一事实，他还有意将习惯性的事物和先天性的事物，以及一时之需的事物和必然的事物混为一谈。穆勒知道，文化导致的气质和角色的区别可用来解释和维护男女在性的地位方面那些可恶的差异。他还认为将男性和女性分隔成两个阵营，并把他们在社会地位和智力方面的差别称作“本性”，显然是一种政治姿态。

对于那些反对穆勒把这种情形与其他“不公正的权力形式”作比较的人，他的答复是，主人阶级历来把他们的特权视为天意，亚里士多德从不认为奴隶制有什么害处，美国的种植园主阶级也如此认为。他们都认为这种不公正是天意，并强调从属群体是天生的，是上帝的旨意。人们用同样的理由为君主制辩护，只不过这些理由起源于更为古老的男权制权威，更加符合“本性”。“不符合本性的通常只意味着不合惯例，凡是符合惯例的都符合本性。这是千真万确的。女人从属于男人是普遍的惯例，与此相悖的一切当然也就显得不符合本性。”

穆勒的合乎逻辑的反对意见驳斥和破坏了罗斯金据自然倾向提出的相互补充和不同领域的整个体系。穆勒认为人们对取决于环境条件作用的人格的先天禀性是一无所知的：

依据常识和对人的思维结构的了解，我认为如果只看现存的男女两性的相互关系，谁也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他们的先天禀性……我们现在所称的女人的禀性完全是人为臆造的，是强制压抑和非自然刺激的结果。我可以大胆地说，没有任何一个从属阶级像妇女那样，因其与主人的关系，性格受到了彻底的扭曲，脱离了它自然发展的方向。

穆勒意识到，人们眼中的女性性格只不过是完全可以预见的高度人为化的教养体系的结果，或用他自己的比喻来说，社会的女性是一半在蒸汽浴中、一半在雪地里生长的植物。他预言道，对先天禀性神话的盲目崇拜必将在“深邃的心理学”面前土崩瓦解。可悲的是，这种援助尚需等待。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借助穆勒自己的心理学。他的书的重大成就是心理学方面的贡献。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相比，穆勒的心理学植根于更为明晰的规定主义和描述主义的区别之中，对环境和条件的作用影响有更为理智的理解把握。穆勒对保守思想为把现状解释成必然而采用的手法也很敏感。这是社会心理学家的一个明显特征。穆勒说，在“对心理学最重要的部分，即环境影响性格的那些法则，作出分析研究之前”，我们不可能知道任何有关男女人格的先天差异，因为“了解了他们所处环境的最基本情况也就知道了他们处于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同时，既然目前一切都是未知数，男人“规定女人只能干什么工作，不能干什么工作”也就毫无道理。

2.教育问题

穆勒知道条件作用会产生适合性角色的性气质，因此，他完全能理解，女人是压迫女人的制度的产物；她所受的教育，正规的或非正规的，都是为了永久地延续这个制度。他还认为，“存在于男女之间的所谓智力差异完全是他们所受教育和环境差异的自然结果，并不表示有任何与生俱来的差异，更不表示女性天生就是低劣的。”穆勒和罗斯金对妇女所受的教育的描述完全一致。但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区别是，罗斯金认为这种教育很好，而穆勒则将妇女所受的教育贬为可以欣赏肤浅的装饰性文化的最低程度教育。用穆勒自己的贬义说法，这是一种“表达情感而不是传授知识的教育”。其目的是使妇女适应她们屈从的地位、替代性的体验以及以徒劳的博爱为主要内容的服务道德。

罗斯金为妇女们划好了她们的领域，剩下来就只需将她们“填进去”了。穆勒不是这样。他一心要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各个领域培养妇女，让她们学习专业知识，这样，世界上的人才就可以增加一倍。罗斯金却不会如此急躁。他说：“在我们就妇女的真正的一贯职责取得一致意见之前，我们无法想像教育何以能使她们担当更广泛的职责。”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不断地对骑士情感作解释)，妇女根本就不应该接受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尤其是不应为了教育本身而这样做。相反，应该教导她们为男性贡献她们的“谦恭服务”。罗斯金如此规划出的教育按任何标准都是低质量的教育，而他为年轻男子制定的却是高标准的教育。在早先的一次演讲中，罗斯金取笑那些目光短浅的父母，仅仅希望将他们的子女培养得能适应“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他指责讲究实用主义的中产阶级缺乏想像力的职业兴趣，对这种低级本能表示极度蔑视。然而，他认为对妇女的教育绝不可抱负太高，只要使她们能够习惯于“她们的地位”就足够了。

罗斯金坚信妻子的“屈从地位”，并且也是这么说的。总的来说，女人的任务是用“女人特有的引导方法”为男人和家庭服务，潜移默化地对每个人施以良好的影响，并时常做些慈善之举。妇女受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此。这种教育理论几乎与卢梭的教育理论同出一辙，除了它更强调善行之外。不过，罗斯金对妇女教育问题也明确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妇女变得聪明，“不是要让她们自我发展，而是要使之自我放弃。”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女人只要善良，做个模范听众就足够了。“男人应该精通所学的语言和科学知识，而女人对这些语言和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足以使她能够分享丈夫及其好友的快乐就够了。”

罗斯金急切地告诫妇女不要追求成就。她们可以获取少量知识，但是，应命令她们在困难面前止步：“理解意思，理解自然法则的必然性；至少遵循其中的一条，直至到达痛苦的屈辱深谷的边缘，然后必须止步，因为只有最聪明最勇敢的男人才能进入这个深谷。”妇女是明令禁止学习神学的；罗斯金担心女性的认真介入会对男权制宗教产生致命作用。这种骑士姿态的背后暗藏着某种个人敌意。罗斯金烦躁地抱怨道，女人承认她们没有学习硬科学的天赋，她们却一头扎进了神学，“那门最伟大的男人见了都害怕，最聪明的男人学了都犯错的科学”。接下来是一段辱骂的文字，训斥那些一点也不虔诚的女性，如罗斯金所说，她们爬上上帝之梯，企图与他平分他的宝座。

罗斯金有关教育的大部分论述是来自威廉•华兹华斯的《露西》组诗。他似乎从中获得了描写“纤弱体力”和“女人娇容秀色可餐”的配方。女人的这些资质是她们与有益健康的阳光和沐浴交往的最终产物。他温和地告诉人们，圣女贞德完全是大自然教化的结果。罗斯金无数有关大自然的描写与有关妇女的言论密不可分：男孩必须“雕凿”成形，而女性就是“自然”。罗斯金相信，女性就像花儿一样不费气力地自然成长。甚至珍藏经典著作的图书馆对女性也毫无作用，就像花儿不会让自己被学识污染一样。与优雅的音乐、艺术和文学这三门课程一道，“自然”构成了罗斯金教学大纲中妇女教育的第四类课程。通过学习自然，女子将会在虔诚中成长；这样很好，因为虔诚比神学的危险性要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罗斯金散文的鲜明结构开始消失，流出来的都像是学校教堂祷告中的污泥浊水。向女性教授玄学和天文学的方法应该如此：“教她懂得她生活和热爱的那个小天地是虚无的，应该走向上帝生活和热爱的那个世界。”既然“教育的目的不是把女人变成一部字典”，罗斯金认为她们没必要花力气去学习地理和历史。关于历史，他建议女人只需欣赏那些浪漫戏剧和有关过去时代的宗教法的片段。

穆勒认为，罗斯金充满感情地用华丽词藻勾勒出来的教育方法与历史上奴役人们思想的最巧妙的制度毫无二致：

所有社会的和天然的理由都使妇女不可能全体一道反抗男人的权力。迄今为止，她们与其他从属阶级所处的地位完全不同；她们的主人对她们的要求远远不止要她们提供实际的服务。男人所要求的不单单是女人的顺从，还有她们的感情。除了那些最野蛮的男人，所有男人都希望，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女人不是一个被强制的而是心甘情愿的奴隶，不单单是一个奴隶，而且也是心爱的人。因此，他们尽其所能奴役女人的思想。所有其他奴隶的主人维持顺从依靠的都是恐惧，使奴隶对他们产生恐惧，或是对宗教产生恐惧。女人的主人希望得到的远远超出简单的顺从，于是，他们运用教育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穆勒和罗斯金两人中必有一人在含糊其词，否则很难使人相信他们是在谈论同一问题，因为他们都声称心中装着妇女的最大利益。两人都很真诚，然而，罗斯金——他的教育计划显然不是他所说的是对妇女的恩惠——很像一个更为和蔼可亲的家长式的种族主义者，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论的真正倾向。他只是偶尔流露出敌意，并将其巧妙地伪装成一个道德家对轻薄的、放弃善行、追求势利或虚荣的“女王们”的愤怒。此外，罗斯金的目的是通过使用充满希望的言词使女性屈从的制度变得崇高，而穆勒的目的则是揭露这一制度。

3.家庭问题

当罗斯金和穆勒开始谈论维多利亚时代的两个热门话题——家庭和妇女的德行——时，两人观点的对立之处变得越来越多。罗斯金有关家庭的论述是那种观点中最具代表性的。他用最强硬的语言把家庭说成是“妇女的真正场所”。

这是家庭的本质——它是一个安全的港湾；是一个庇护所，不仅能使人免遭伤害，还能抵御恐怖、疑惑和分裂。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能成其为家；如果外界的焦虑侵入了家中，假如丈夫或妻子允许外面那个出尔反尔的、未知的、不可爱的或充满敌意的社会跨过了门槛，它就不再是家；到那时，它只不过是盖了屋顶、生了炉火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只要它是一个神圣之所，一座圣洁的神庙，一座由门神守护和被其所爱的人才能进入的神庙，那屋顶的影子和炉火的火光就是崇高的，犹如贫瘠土地上巨石投下的影子，狂风巨浪的大海上灯塔的光芒。这样，它才称得上家，才没有辜负人们对它的赞美。

一个真正的妻子无论走到哪里，这个家都会随其而至。她头顶上也许惟有星星在闪烁，她脚旁也许仅有冰凉夜晚中草丛里的萤火虫在闪亮，但是，只要她在就有家。对于一个高尚的妇女来说，家在她身边延伸开去，覆盖着雪松顶篷的场所或漆着朱红的屋宇也无法与它相比。它静静地透出光亮，洒向远方，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照亮前面的路程。

穆勒对家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把家定义为“内部奴役”制度的核心。由于在专制历史上，妇女始终生活在强权统治下，穆勒平静地宣称，妇女只不过是婚姻中的奴隶。接着，他总结了建立在买卖或强迫基础上的婚姻制度的历史；丈夫掌握着妻子的生死大权。他举出了一些有力的法律和历史的证据：虽然丈夫可以休妻，但她总逃脱不了他的控制；英国法律把杀夫定为轻叛逆罪(与重叛逆罪相区别)，因为在夫妻关系中丈夫代表君主，其惩罚是火刑处死。穆勒说，在这种法律下，大多数奴隶比妻子拥有更多的权利：罗马人允许奴隶拥有自己的私产并许以他们空闲时间。甚至女奴隶有时也不会被强迫与主人发生性关系。但是，没有一个妻子能免遭性攻击，无论双方多么厌恶对方。如穆勒所说，在法律上，男人对妻子和孩子拥有绝对的占有权。如果妻子要离开丈夫，她无权带走任何东西，如果丈夫想运用他的法定权力的话，他可以强迫妻子回来。说到离婚，穆勒不无讽刺地说道，在“妇女被剥夺了所有的机遇，只能做暴君个人的肉体奴隶”的制度下，离婚似乎是最微不足道的让步。

穆勒承认他“描述的是妻子的法律地位，而不是她的实际遭遇”，但他说法律不是习惯，而是恩准。任何一个暴政都会用减弱法律作用的手段来实施其统治，“专制君主坐在窗口并不是为了欣赏受折磨的臣民发出的呻吟。”但是，在一切法律的意义上，只要他希望听到它们，他就能做到。“掌握权力的自豪和为私利而运用权力，这不仅仅局限于某个阶级，而是整个男性所共有的。”如穆勒谴责的那样，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种极权，因为法律允许它存在。虽然它也许不像过去那样被频繁使用，但它仍然存在，不论这种行为是明智的还是愚蠢的，也不论人们喜欢还是厌恶它。值得庆幸的是，婚姻以及缔结姻缘的人们比法律要善良得多，但是，这种法律中依然存在着这些危险。穆勒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用最强有力的措辞呼吁改变妇女的法定地位。

穆勒提醒人们注意，在古罗马和美国的奴隶制中，感情绝非罕见之物。但是，用“内部奴役”制度中最好的例子——罗斯金强调的爱的统治和爱的屈从——对其作出评价是有害而天真的，正如忽视了它的最残酷之处是愚蠢的。穆勒对19世纪的生活观察敏锐，因而对那些最残酷之处也非常清楚。甚至罗斯金也表示他从“比尔和南茜”的罗曼蒂克故事中听说过这种残酷，但他有意把他们俩说成是打斗对手，“在那条小弄堂里……相互大打出手。”这当然是暗指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中的比尔•赛克斯和那个被他毒打致死的女人。在那个年代，这种毒打谋杀的残暴例子比比皆是。虽然罗斯金愚笨地用幽默的笔触对此轻描淡写，但是，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穆勒既不觉得这种事情可笑，也不会像罗斯金在他写的《潘趣和朱迪》滑稽戏中那样歪曲事实。

穆勒非常清楚，在穷人阶层中，女性遭受的伤害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严重，因为她是受剥削的男子惟一可以体现自己的优越性并用暴力证明之的对象。

在每个国家的最底层阶级中，有成千上万的男子习惯性地对他们不幸的妻子施以人身暴力，虽然从法律上说他们不是罪犯，因为他们在别处的侵犯行为总会遇到抵抗。女人，至少是那些成年女人，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反抗和逃脱他们的暴行的。另一方面，妻子对丈夫的过分依赖激发了丈夫卑劣野蛮的本性，使他没有了慷慨的克制，也没有了廉耻心。他们对将一生托付于他们的妻子不是宽容、尊重，相反，他们认为法律将她作为一件物品交付予己，可以随意使用，他们不必像关心任何其他人那样关心她。

和今天一样，在19世纪，下层阶级妇女遭受殴打是家常便饭，但她们不敢报告，甚至不敢说出去，因为她们奴性太大或受到威胁，说了怕遭到更多的暴力打击。穆勒认为由于“受害者依旧在迫害者的控制之中，暴行得不到制止”。因此，一旦暴行得到证实就应该允许离婚，免得“没有公诉人或没有证人”就不能定罪。在进一步谈到夫妻感情时，穆勒说：“最可耻的坏蛋把不幸的女人捆在身旁，对她施以除了死亡以外的各种暴行。他只要稍微谨慎一点，就不会因自己的暴行而受到法律的惩罚。”这种题材是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中最热门的主题，尤其是在情节剧中。妇女的遭遇提供了这种主题，而现在则往往是一种奇特的淫欲快意和道德谴责的虚伪混合体。

由于任何一种制度的实际状况都很有可能被歪曲，由于穆勒的论点的依据是法律的现实状况，因此，与穆勒的描述相比，罗斯金对田园诗般的家庭生活的描写很难得到事实的印证。罗斯金相信骑士精神。穆勒则把骑士精神看作一个进化阶段，仅仅比在此之前的野蛮时代稍有进步，还不是一个可靠的威慑物，因为它取决于精英阶级免费施舍的良好愿望。穆勒研究过社会历史和法律，罗斯金寄希望于诗歌，他对妇女的历史是基于一种不可靠的文学作品中的理想主义进行论述的。罗斯金试图根据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主角——“完美的女性”，“满怀希望，目标明确无误”，“圣洁忠贞”——的形象提供的政治智慧，加上沃尔特•司各特浪漫小说中的温柔美女——“耐心”，富有“无限的自我牺牲精神”，“极其含蓄的感情”——的形象，重新创造西方各民族的性历史。作为进一步的证据，他还列举了但丁和行吟诗人作品中典雅情人的姿态，他们都发誓效忠于一位情人。接下来，罗斯金用华丽词藻感人地说道，古希腊的“骑士们”也崇尚过典雅爱情，并吹嘘若不是担心听众听不懂的话，他可以引用古希腊原文来证实。但是，他不会吝啬得不让听众听到这样的描述，如“安德洛玛刻那颗朴素的母亲和妻子之心”，珀涅罗珀的家庭主妇般的冷静，“依菲琴尼亚的绵羊般的沉默和屈从”，阿尔刻提斯的为夫献身。罗斯金为文学作品中有这种描写“自我牺牲精神”的片段而感到高兴，把它们当作希腊思想预示了基督教复活教义的证据。罗斯金演讲中冗长的、对他的观点至关重要的“历史”部分很难得到验证。他并非一个无知者。

有时候，历史上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失实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罗斯金对自己的观点确信不疑，竟至要求他固执的中产阶级听众对其可靠性质疑。他显得非常自信，并认为他的听众们也会相信，他引用的诗歌真实而准确地描述了它们所产生的那些社会中妇女的状况，因为很难使人相信，这些伟大的作家“会在他们一生中的主要作品中用虚构和理想化的观点来描述男女间的关系以达到自娱的目的”。这也不可能仅仅是空洞的抽象概念，而必定是事实，因为罗斯金宣称，“如果一件有可能获得的东西竟然是想像出来的，那么，它比虚构和无用更加糟糕。”

在他说“在所有以进步的纯洁性著称的基督教时代，男性求婚者绝对放弃了要求情人向他们提供温顺与忠诚”这番话时，罗斯金让那些疑惑顿起的中产阶级听众放心，虽然这种情形完全适合于求婚，但不适合于婚姻。他同意婚姻中的正确做法是“妻子的绝对顺从”这一观点。接下来是他在不同领域教条中所阐述的精明的社会政策的双重性：妻子必须顺从，但可以“引导”主人，甚至可以扮演主人良心的角色对其进行“统治”。这种阐述通过语义学的把戏使妇女失去了地位，但其中又未提到“失去地位”四个字。罗斯金通过维护最传统的男女角色，精明地把整个世界保留给了男人，女人则被囿于从属性的家庭妇女和慈善活动的圈子里。此外，他反复多变的有关“尊敬贞洁妇女”的话语表明，地位——人类事务中的尊严和平等——根本就不成为问题。如果从最好处去领会这话的意思，它甚至暗示，由于她的“主人”(罗斯金就是这样称呼的)的慷慨大度，女人实际上享有高于男人的地位。如果不谈政治地位，只谈道德正直的话，我们只好想像，女人“优于”男人。当然，如果她们不如男人，那就让上帝帮助她们吧。

穆勒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与以上的论点正好相对。在下层阶级中，大男子主义道德观念的表现形式也许是暴行，但在中产阶级中，大男子主义则表现为最卑劣的虚伪。在受过教育的人们当中，“男女不平等现象尽量不谈，尤其是不在孩子面前谈”，“而是突出骑士情感，以实现某些补偿，而希望获得这些补偿的奴役却被藏匿到了幕后。”但是，事实真相很快就进入了年轻人的头脑，不论他们是在什么环境中长大。如果他们接受的是骑士精神的教育，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被隐瞒的现实情况。穆勒的父亲是个家庭暴君，他鼓励孩子们鄙视他们的母亲。罗斯金的童年完全不同，毫无疑问，他养成了相应的彬彬有礼的态度。穆勒没有受到虚假的骑士精神的影响；罗斯金却对骑士精神早就清楚，以致他不知骑士精神为何物，只好不再去辨认。下面是穆勒对他童年生活的一段有趣的描述：

……人们很少知道……男孩头脑中何时出现他天生优于女孩的概念，不知道这种概念是如何随着他的成长而发展，随着他体力的增长而加强；也不知道这种观念在学校里如何由一个男孩灌输给了另一个男孩，年轻人何时开始认为自己优于母亲，他欠她的只是克制，而不是真正的尊敬；尤其是不知道他为何对他接纳为生活伴侣的那个女人拥有那么高傲的君主般的优越感。某些人的想像是，这一切能使男人作为个人和社会人的生存方式不遭破坏……最重要的是，当一种优于另一性所有成员的感觉与对其中的一个具体成员的个人权威的感觉结合在一起时，对于那些具有良知和爱心的人来说，这种情势是培养他们真诚的宽容态度的学校，而对另一类品性的男人来说，它就是训练他们成为自大狂和专横跋扈者的正规学府或高级中学……

男性的优越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普遍影响，尤其是对(统治社会的)男人的性格所产生的影响的后果是，他们从孩童时期起就从对待异性的歧视和偏见中体验出了优越和满足的概念。根据穆勒的分析，性统治的制度正是其他滥用权力以及利己主义形式的典型。恩格斯从性上司和性下属中看到了后来的等级、阶级和财富的等级制度的样板，穆勒则在此之前就从中发现了其他压迫形式的心理基础。“人类社会存在的所有自私自利的倾向、自我崇拜、不公正的自我偏爱都来源和植根于目前的这种男女关系结构，并从中吸取主要养分。”

骑士精神也好，其他一切也罢，婚姻的确是封建时代的产物，穆勒憎恨封建制度。目前，家庭只不过是一个“孕育着专制主义美德和恶行的场所”，只有当家庭成员之间完全平等了，才有真正的家庭之爱可言。丈夫在家庭中拥有的权威地位不太可能使他对家庭成员表现出爱，“而会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他个人人格的尊严和重要性；使他不愿给自己套上枷锁……而会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和荣耀随时准备将它强加在别人头上。”穆勒以令人敬佩的坦率承认，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承受他骑士式地让女人过的那种生活。男人要是局限在女王花园那种田园式的环境中，一定会吓得要命——吓得最厉害的也许是罗斯金。

罗斯金的各自领域理论作出了它惟一的让步，那就是，男人的“职责”(即特权)是“公共性质的”(战争、金钱、政治、学问)，而女人的“职责”(指责任)是“私人性质的”(如家庭责任)。他作出的这一让步是属于慈善范围之内的。罗斯金认为妇女可以稍稍越出她们的领域，进入当时被称为“诚实的穷人”的家庭这一小世界，但决不能进入19世纪改革的大世界。在那个小世界里，可敬的妻子缝制衣服，交流菜谱，也许在弥补着她丈夫用政治、技术、金钱等特权造成的损害。

罗斯金曾设想过一个计划，在一场类似男童子军的全国性骑士运动的支持下，给英国男孩加封“骑士”，给英国女孩正式加封“夫人”的头衔。他头脑中也曾冒出过为中产阶级成年人开展类似运动的念头。他对他们说，“夫人”一词的意思是“提供面包者”，“先生”一词的意思是“法律维护者”。角色的确定也应与此相适应：按照“法律维护者”这一委婉说法，男人攥取了一切权力，女人则负责慈善活动。这一切都具有中世纪特征，不仅荒唐得令人沮丧，而且与19世纪工业化的现状十分不协调。工业化带来了几乎无穷无尽的经济上的不公平，罗斯金也敏锐地感觉到了。扮演中世纪施舍者形象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是不可能仅用慈善行为就能减少这些不公正现象的。

考虑到以下这两种情况，罗斯金那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主张，即社会责任是妇女的领域，显得有些荒唐：第一，妇女本身被剥夺了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一切权利，她们根本无力为其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群体提供任何实质性援助；第二，这种主张使男人，尤其是统治阶级中的男人，无视或转嫁他们对受其压迫的穷人的重大责任——因为他们不是终止这种压迫，而是希望用慈善活动来减轻这种压迫。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罗斯金认为妇女天生品性温柔，因为男人“不善同情”，甚至能“对苦难熟视无睹”，并“在自己的斗争中”“压制这种苦难”。穆勒用一种讽刺的逻辑对这种受珍视的感伤情绪作了答复：

人们声称女人比男人优秀；这种空洞的恭维定会使每一个有思想的妇女发出无奈的苦笑，因为这是生活中惟一一种优秀者必须服从低劣者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但已经成为固定的秩序，而且被认为是自然的、恰当的。假如说这种说法有什么道理的话，那只能表示男人承认了权力的令人腐败和堕落的影响……的确，除非奴役状况达到了一种野蛮化的程度，否则，尽管它令双方堕落，但奴役者比被奴役者的堕落腐败更为严重。

根据穆勒对社会经济的更确切的理解，罗斯金所主张的妇女把从事慈善事业作为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惟一机会的观点只不过是一种“蒙昧的、短见的善行”。这种善意损害了“自尊的基础”，是十分有害的，因为自尊是独立的穷人仅有的可以引以为豪的东西，也是他们借以逃避现实的惟一途径。慈善行为和感恩体制的专制意识是对穷人的羞辱——比罗斯金让他的女王们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穆勒提醒她们：

身处目前妇女命运状况并满足于此的女人怎能理解自主的价值?她不是独立自主的；她的命运是一切都要接受别人的施舍，那么，适合于她的这种美好的东西为什么就不适合于穷人呢?她头脑里的美好东西就是优越者的赐福。她忘了自己是没有自由的，而穷人却是自由的……

穆勒对这种骑士式的恭维不屑一顾。他非常清楚女性的影响会产生多么不利的后果：“男人娶了妻子就等于当了格伦迪太太的人质。”女人本身是肤浅教育的受害者，因而她所产生的影响也往往是微不足道的、自私的、以家庭为中心的。

至于罗斯金为之激动的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穆勒认为那只是一种可鄙的自我毁灭，既具有破坏性，又相当庸俗。由于自我牺牲并非双向的，“目前那种表面的作为女性理想性格的夸张的克己精神”所产生的只是一种虚假的利他主义。穆勒发现了骑士式恭维表象掩盖下的权宜性甚至欺骗性：

有人不断地对我们说，女人优于男人，而他们却完全反对善待妇女，甚至不认为她们和他们同样优秀。因此，这种说法已变成了令人讨厌的伪善之词，意在伤害前先对即将受害的人摆出一副恭维的面孔。这种做法酷似对皇家仁慈行为的赞颂，如《格利佛游记》中小人国国王在颁布血腥法令之前，总要虚假地对人民施以某种恩惠。

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接受罗斯金的看法，那么，世上的苦难就都落在了妇女的头上。在那与世隔绝的闺房里，在“更为神秘的”阴暗角落里，女人的权力相当之大，一声命令，男性权力“就要在女性的香桃木王冠和永不生锈的权杖前屈服，并且永远如此”。罗斯金被自己对妇女权力的幻想所激动。他说：“你们妇女对世界上的任何战争或不公正都负有责任；这并不是说你们挑起了战争或不公正，而是说你们没能阻止这一切。”罗斯金是说妇女对地球上的道义问题必须负起全部的责任。这话显得有些古怪滑稽，因为在历史上妇女一直处于一种替代性的和间接的生存状态，对任何事情都无决定权，而且受到了无数军事、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重压，完全没有自己的荣耀可言。

接下来，罗斯金发表了有关花儿的讲话，其主题是——尽管他永远也没有勇气坦率地表达出来——卖淫，即骑士精神这朵玫瑰上的毒瘤。一开头，他就十分坦率地说道：“一个好女人的生活道路上的确铺满了鲜花，不过，这些鲜花是在她走过之后才开放的，而不是在这之前。”随后，他神采飞扬，要求英国的好女人们，大概就是那些舒适地坐在曼彻斯特市政厅里听他演讲的妇女，到“可怕的大街的黑暗”中去拯救那些他隐秘地称为“脆弱的小花”的人儿，即妓女。罗斯金的设想是，那些已婚的有身份的妇女将把妓女种植在“芳香的小花圃”里。也许按照他的本意，是用强制手段“把她们保护起来，使她们免遭在刺骨寒风中哆嗦之苦”。

不论罗斯金如何用花作比喻大谈妇女问题，他讲话的最后一段中有关性的弦外之音依然激起了其他一些类似的话题。他引用了丁尼生的戏剧诗《莫德》中的那句有些色情的诗句“请到花园来吧，莫德”，把实为诗歌叙述者的那个有些心理变态的年轻人转化成了一个带有些许淫欲的基督徒，而且他似乎以一种最古怪、最不坦诚的方式将自己认同于那位年轻人。沉浸在自我陶醉式的虔诚中，罗斯金以一阵突发的异教徒式的狂热结束了他的演讲：

啊，女王们，你们这些尊贵的女王!在你们生存的这片土地的群山和树林中，狐狸有其窝，鸟儿有其巢；但在你们生活的城市里，连石头也会对你们发出悲号，难道只有它们才是人的儿子可以安睡的枕头?

看起来，罗斯金的头脑似乎已经混乱了，他在用非英国国教礼拜堂的语言对他那冷酷无情的儿童情人说话。他对妇女能够拯救世界这一点深信不疑，但这是怀旧幻想、退化了的和婴儿般的性自恋、宗教志向和简单化的济世万灵药的大拼盘，也正是那个时代被冠以“家中的天使”、“拯救失落者的好女人”等概念的虚幻的情感。那是梦中之物。不过，一个时代的梦幻也是那个时代真实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它也许往往是那种生活行将结束的预兆。

相比之下，穆勒的结论不仅更加合理，而且也充满了新的给人以希望的活力。他鼓励妇女去争取彻底的解放，因为这不仅“能给获得解放的这一半人类带来难以言表的幸福，使她们懂得屈从他人意志的生活与享受合理的自由生活之间的差别”，而且也会给男女双方、给整个人类带来极大的好处。他说：“我们有过顺从屈服的道德观，也有过骑士精神、慷慨大度的道德观。现在是”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关系的时候了”。从穆勒的话语中，人们听到了革命的前兆，而从罗斯金那儿听到的只有措辞巧妙的反动。在19世纪60年代，人人都在重复罗斯金那含混不清的恭维女人的言论，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穆勒那清晰无误的主张已传遍四方。

(二)恩格斯和革命理论

1.历史的范例

在性革命中，妇女的解放是缓慢的、痛苦的，是部分的、有条件的，但这给她们的生活质量带来了切实的变化。这是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与这一政治突破几乎同等重要的是革命理论家的著作。他们不局限于鼓动民众这一方式，而是对历史进行分析，为未来提供了新的模式。这些理论家能对当时的各种论争提出一致的意见和思想上的支持，否则，这种论争就只能是某种怨恨或偏见的产物。他们能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当前的事件，提供变革的方向，否则，这种变革只能是某些无意识力量的后果。主要的理论家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穆勒、恩格斯、倍倍尔和维布伦。他们的大部分言论依然与今天的性革命相关，因此，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吸引力。

在所有这些理论著作中，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男权制的历史和经济作了最全面的论述；他的论述也是最激进的，因为这些理论家中只有恩格斯抨击了男权制家庭的组织形式。但是，当他对这种家庭组织追根溯源时，却被一个复杂的历史难题困惑住了。

写到这儿，我们必须停下来考虑一下几百年来始终吸引着人类学家的一个有趣的争论。其中一个学派，为方便起见，我们称其为男权制起源派，把男权制家庭看作人类社会组织的原始形式，部落、国家等都从中演变而来或以其为模式。总的来说，这种争论的结果是把男权制看做原始的、本源的，因而也是“自然的”人类社会形式，其生物基础是男性强壮的体力和妊娠对女性体力的大量“消耗”，再加上狩猎文化所要求的环境。这一切都说明了妇女的从属地位是合理的，甚至是生存环境的必然结果。这种理论有几个弱点使其假设不足以构成“必然的”原因：社会和政治制度很少是以体力为基础的，而一般是以一系列价值体系和与之协同配合的其他形式的社会和技术力量为支撑的；狩猎文化通常被有不同的环境条件和需求的农业社会所取代；妊娠和生育也许是社会的解释或安排，因此完全不是消耗大量体力之事或体力劣势的原因，尤其是在抚养孩子是共同义务、生育力受到尊敬或祈求的社会里；最后，既然男权制是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形式，我们最好像对待其他人类制度那样，从大自然以外去寻找其根源。

既然我们讨论的是制度问题，男权制必定像其他人类制度一样，有其根源，其产生的客观环境也应该能够被推断出或被重新建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男权制出现之前必定还存在过某种其他社会形态。根据这种论点，人们也许应该满足于仅仅对男权制起源的原始性质提出疑问。然而，母权制学派的成员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处于劣势，因为他们是在反击一种既定理论和强大的社会偏见，但是，他们认为有必要设想前男权制的社会形态肯定是“母权制”。虽然这个学派中只有两人把母权制想像成和男权制一模一样(如在女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男性受压迫，就如在男权制社会中男性占统治地位、女性受压迫一样)，但几乎每个成员都认为，在男权统治之前存在过某种形式的母权制统治；在那个社会里，母权，即“女性原理”或生育力，统治着社会和宗教生活。他们在神话和早期宗教史以及农民崇拜繁殖力原理的倾向中发现了大量有关后两项的证据。某些非西方民族中的母系宗法关系的存在被解释为那些从母权制向男权制过渡的群落中母权制的残余。

尽管这个争论令人着迷，而且它作为性革命的根源吸引了人们这一点也合乎逻辑，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却似乎不太可能，因为人们无法获得有可能平息这场争论的史前资料。考虑到这两个学派仅仅依据假设提出其论点，了解一下他们各自对性政治的偏爱也许会更加有趣，甚至更加切题。当然，双方都认为现存的和历史的社会形式是男权制，但是，他们的分歧点不仅仅是有关史前的社会形式，而且还有有关未来的社会形式(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一点)。总的来说，男权制学派中呼声最高的成员持保守主义态度，他们的论点所产生的效果使他们认为男权制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社会“自然的”、原始的形式，后来的变化(不论它是否值得推荐)是这种形式的变体——人为的变体。这种观点的深层含意是，该理论的任何变体都是对现代文明或“变化了的社会价值观”的让步。如果这种让步十分剧烈的话(例如，影响到男权制社会的家庭结构或迅猛改变其作用体系)，它很可能会带来危险，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或“自然”再次显威的话，这种让步也是可以扭转的。母权制学派的成员没那么自满，因为他们既不能为现实服务，也没打算回复到以前的社会形式中去。他们将论争的主要力量用来挑战男权制的永久权威，以及它是社会的原始形式和生物或环境需要等主张。他们认为男权制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因此，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制度，它既然能够被建立起来，它也就能够被瓦解。

穆勒是个思想开明者，他只看到一种普遍的强权统治，却看不到这之前更久远的年代。他把妇女的屈从看作“前进的”人类社会的永久特征，认为道德劝导能减轻她们的痛苦，因为他觉得她们的生活中有暴君和奴隶制。恩格斯是个共产主义者，在秉性上不愿接受历史在不断进步的乐观主义观点。他认为，他从奴隶制中看到的是较为温和的原始公社生活的倒退。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必然会与人类社会制度起源的宿命论或“生物论”观点发生冲突。相反，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是人为建立起来的，因此，如果有革命觉悟的人类想要改变它的话，是可以用激进的、迅猛的甚至暴力的手段的。恩格斯发现了男权制家庭和财产的相互关系之后，认为他发现了财产的起源，那就是作为男权制基础的对妇女的征服和占有。恩格斯被贝科芬的著作所吸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贝科芬的《母权》是第一部有关母权制起源的著作。在恩格斯看来，母权制社会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家庭财产利益冲突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过去常常追求这种纯朴的社会形式，一方面是出于它寻找一个不是建立在财富基础之上的、没有复杂和不平等的政治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它对黄金时代的怀旧情结。不论“母权制”具有何种性质(在这一点上，恩格斯的整个人类学基础值得怀疑)，人们不难看到，男权制带有恩格斯所谴责的一切弊病，如对人的所有权(从妇女的人身不自由到其他各种形式的奴隶制)、阶级、等级、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等各种制度，持续不断的财产分配不公，还有国家。

恩格斯可以用贝科芬的理论和路易斯•摩尔根在人类学领域里开创性的工作，以及他本人的社会主义理论建构一部人类历史。这部历史涉及到了家庭和人类繁衍的状况以及进化为城市和国家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等社会组织的过程，同时，它也记录了人类进化成工具制造者、牧人、农民、工匠、商人、制造商和工业家的过程中进行物质生产的工具。恩格斯建构了社会发展史或家庭史的若干阶段，通过不断的性联系，不同程度地从母权社会过渡而来：乱交、群婚、血缘家庭、异姓群婚，直到配婚和一夫一妻的男权制社会。

2.有关神话证据的题外话

尽管这种体系的特征很全面很清楚，但是，恩格斯及其引证的材料没有充分地论述一个关键的问题——男权制如何取代了它之前的制度。不论男权制之前存在的是什么形式的社会组织，男权制的创始仍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有争论的甚至是关键的问题。恩格斯和贝科芬推测，更为公共化的性关系向某种性伙伴结合形式的转变导致了男权制的产生。那种性结合的形式起初是配对制，到最后是一夫一妻制，这两种形式都确定了男性对女性的排他性的性占有。配对婚姻制有大量事实依据，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则绝不是普遍的婚姻形式，也许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上面提到的其他形式，如乱交、群婚等，一直有很大的争议，似乎值得怀疑。根据现有的非常令人不满意的证据，贝科芬和恩格斯提出的男权制完全或主要产生于某种形式的性结合的假设也许是站不住脚的，而其他变化——社会、思想、技术和经济的变化——则更有可能是产生男权制的原因。恩格斯说妇女是第一类财产，这话也许是正确的。然而，他提出的男性在婚姻中对女性拥有的排他性的性占有使女性变成了奴仆这一观点已经假设了男权制的存在。

贝科芬意识到了性结合这一性质的转移或变化原因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早期宗教在与性有关的事物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试图从神话和文学作品中寻找早期社会解释生物活动，即我们称之为性政治活动的证据。一个不可否认的固有的因素是对父亲身份的发现，当然，要确定这个因素在历史上出现的顺序是困难的。贝科芬从古代神话中听到了许多有关古代母权制以及男权制否定母权制诸神和价值的传说，认为有的神话对于确定父亲身份何时被用于支持男权统治十分有用，如埃斯库罗斯的有关俄瑞斯忒斯的神话故事。在没有更加具体的证据的情况下，宗教神话和亲属关系等保守主义因素是那场巨大的历史性过渡中最持久的证据。在那以后，男权制取代它之前的社会制度、建立男性对女性的长期统治的过程也许是缓慢的，分阶段的，而且在各个具体地区发生的时间很可能是不同的。

埃斯库罗斯是最年长、在宗教上最保守的古希腊悲剧作家。在《俄瑞斯忒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复仇三女神》中，他描写了男权制权威与被打败的男权制之前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男权制前的社会制度强调的是母方的权益，因此，在贝科芬看来就是母权制社会。剧作家根据更早的神话传说，使奥林匹斯山众神对克吕泰墨斯特拉、复仇三女神的权益和阿伽门农、俄瑞斯忒斯的权益必须作出裁决这一情况变得十分尖锐，变成了某种思想的冲突。

我们必然抛开剧情，回忆一下产生剧情的一系列事件。在这之前，克吕泰墨斯特拉已经杀死了刚从特洛伊回国的阿伽门农。阿伽门农是一位将军，凯旋时带回了许多作为战利品的女人，其中包括特洛伊公主，因被蹂躏和奴役现已发疯的卡珊德拉。现在，他的被杀对男权制的一切权威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克吕泰墨斯特拉的行为是对丈夫和国王的男性权威的最愤怒的反抗。在对婚姻和政治权威的进一步反叛中，她在阿伽门农不在的10年中，还有了情夫。现在，她渴望着与他一道分享王位。最重要的是，克吕泰墨斯特拉似乎是在为她女儿依菲琴尼亚报仇，以捍卫母权。阿伽门农将女儿从她母亲身边骗走，许诺将她嫁给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军队的骄傲。但是，当女儿到达父亲的营地奥利斯时，这位“新娘”却被父亲杀害，被作为人类祭品献给了一场风。他讨好这场风是因为它将他带到了特洛伊，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荣誉。

俄瑞斯忒斯被他母亲冒犯长子继承权和男性王权的行为所激怒，为父亲之死报了仇。但是，他的弑母罪又激起了复仇女神的愤怒，遂对他进行追杀。萨特在《苍蝇》中将这些邪恶的复仇者描写成内疚心、悔恨或公众舆论的力量搪塞过去。但对埃斯库罗斯来说，她们代表着被废黜的母权制力量，尽管她们已沦为悍妇。她们要求惩罚俄瑞斯忒斯的罪行(克吕泰墨斯特拉已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呼声似乎是古代社会母权制的临终呐喊。

复仇女神谴责俄瑞斯忒斯的弑母罪时，他却推卸责任，说自己是在执行阿波罗神的命令。复仇女神拒绝相信“预言之神”会下令让他犯下如此罪行，因此，她们把王子送上了审判庭，确信正义在她们一边。但她们没有能够惩罚男权制的合法性。俄瑞斯忒斯说她们也应该追杀克吕泰墨斯特拉，因为她也犯了谋杀罪。对此，对母权充满信心的复仇女神答道：“她杀死的男人与她没有血缘关系。”“那我与我母亲有血缘关系吗?”俄瑞斯忒斯轻蔑地说道。复仇女神听了此话大为震惊：“你这个无耻之徒，她十月怀胎生下了你。你想否认你身上流着你母亲的血?”……“你也想否认你是女人生的?”这个争辩似乎很难否定，但是，如阿波罗所说的那样，古希腊的男权制早已确立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政治化的生物学：

母亲不是她自己孩子的监护人。

孩子的真正监护人是男性，是他撒下一颗幼种，

她只是抚养孩子成长的保姆。

因此，如果命运之神使孩子成活，

母亲就看护着他，

就像为朋友照看一株生长的植物……

没有母亲，父亲也照样生育……

最后那句话似乎将男人身份的发现以及有关男性种子的知识追溯到很久以前。在发现了自己在创造人类生命中的作用后，曾经对没有男人的参与女人照样能生育这一点深信不疑的男性，用夸张的语言回报了自己多年的无知。既然母亲的作用十分明显，孩子是从母体中孕出，而父亲的作用只是推断的结果，人们无法不对男性将生育之功完全据为己有感到局促不安。当他用遗传学无法说服人们时，阿波罗便悄悄掏出他的另一张牌，像个江湖骗子似的说道：

……奥林匹斯山宙斯的女儿

就是证据，表明

人从来就不是在黑暗的子宫摇篮中

孕育而成的。

这是众所周知的用背叛行为给人以致命一击的手段。从她父亲宙斯的脑袋中生出来就已成人的雅典娜，行动起来，急切地要背叛她的同类：

没有母亲给我生命，因此

父亲的主张和男人的优越，

除非它们妨碍我的婚姻，都会赢得我全部的忠诚

因此，我认为杀夫女人的死

不像她丈夫的死那样令人悲哀。

这种证词是致命的。复仇女神“哦，母亲，哦，黑暗，看看我们吧”的唱词也许是徒劳的。宙斯和男权制已扑灭了伟大母亲眼中的灵火，而“新”一代诸神“残暴地践踏着年长者的权力”，赶走了提坦巨神之前的生育诸女神。阿波罗甚至侮弄她们：“你们在年长诸神和我们年轻诸神中都没有声誉可言。我将获胜。”审判已定，复仇女神无望获胜。

由于雅典娜的决定性一票，俄瑞斯忒斯不仅被无罪释放，而且重新获得了财产。男权制教义将生命创造力彻底归功于男性之后，并不会停止贬低女性存在的意义。这个裁决的力量就在于此。阿波罗宣判说：“宙斯下了命令，宙斯是正确的……他们两人的死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他裁定杀死阿伽门农——丈夫、国王、父亲——的克吕泰墨斯特拉罪孽深重，而宣布杀死一个女人——而且是他的亲生母亲——的俄瑞斯忒斯无罪。

埃斯库罗斯原本打算使复仇女神的愤怒引起人们对她们已注定的失败的同情，但在剧中，他并未使她们有任何构成真正威胁的机会，因而她们只能无助地哀怨道：

年轻的将年长的踩到了脚下!

你们这些该诅咒的年轻诸神

践踏了古老的法典……

复仇女神当然就是生育女神。她们打算将瘟疫传遍全希腊以示报复，使“植物和孩子染上不育症”。但是，雅典娜哄劝她们息怒，在新秩序中扮演从属角色。她好言相劝，同时也威胁她们，说既然她们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还是以合作为上策。她哄骗复仇女神与对方达成了协议。虽然这个协议给复仇女神带来的除继续生存外别无益处，但对维护新秩序却是绝对必要的。尽管男权制社会的男人吹嘘自己是生命的惟一源泉，但他以默认的妥协承认，没有女性的帮助他无法繁衍。因此，雅典娜劝说复仇女神们为男人提供帮助。

遭受了失败的耻辱，复仇女神欣然接受了为她们在雅典提供的住所，并为当地的商会书写了五页赞美之词。在埃斯库罗斯根据这个神话改编的剧中，人们看到了男权制与母权制的冲突，看到了有关父亲身份的知识挫败了母权制，并最终获得了胜利。在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摔门出走，并以此宣告性革命的来临之前，几乎没人对这种胜利提出过任何挑战。

3.有关性证据的题外话

贝科芬感到了父亲身份知识的重要性，因而被《复仇三女神》中的神话和宗教成分所吸引。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没有过分依赖这些资料，没有把它们当作发现父亲身份或在男权制起源中的作用的证据。他还探寻了其他原因。贝科芬有关神话和宗教的论述被恩格斯称为他思想中的“神秘主义”。他不仅对此表示怀疑，而且根本不愿接受这种证据。因此，他宁愿相信贝科芬的第二个、也是更加不可靠的假设。他们都自问过，妇女为什么愿意让自己处于从属地位呢?他们的回答都带有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幼稚天真。他们说，妇女自愿地接受了配对婚姻和一夫一妻制中性的和社会的从属地位，因为事实上她们觉得性行为是个沉重负担。她们始终希望拥有保持贞洁的权力以获得解脱，恩格斯说。因此，他认为男权制藉以起源的排他性的性占有是受欢迎的，并不是对“被古代男人社会开除，只能屈从于仅仅一个男人”的女人的“惩罚”。

人们往往认为女人讨厌性行为这种说法很荒唐。此外，这种说法中含有一种无意识的男权制倾向，认为性的结合涉及到“投降”的意味，同时也暗含着性交(对女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性屈从行为的意思。恩格斯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那个文化中预想的影响，这给人们留下了不利的印象。但是，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他的观点是他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认识，即无论对违背妇女自身性欲的行为进行的性反抗有多大，这都是一种自我维护的行动。性反抗，用性冷漠保护人格完整，或用贞洁保持独立，都是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常见的主题。男权制社会中的性活动意味着屈服于男人的意志，在这种具有社会强制或剥削性质的性活动中，“贞洁”、性冷漠或某种反抗性关系的行为都具有对性政治状况作出“政治”反应的特征。虽然贞洁甚至伴随性冷漠的反对性交的态度是男权制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策略”，限制或阻碍了妇女性交的快感，但它们也可以变成女性的保护性“策略”，用于拒绝屈从于男权制人身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强权。

在试图解释男权制之前的状况时，恩格斯是根据那些只适合于男权制状况的假设推理的。由于直到不久前有关女性性欲的实质始终是一个科学上的难题或一大堆迷信的失实信息，恩格斯对此也一无所知。根据有关这个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没有理由想像，妇女会接受配对婚姻或一夫一妻制婚姻中的性伙伴关系。这种关系虽然限制了对她的性要求，但也涉及到使她的性欲，推而广之，使她整个人屈从于另一个人的意志。当代所有最可靠的科学证据都明白无误地得出结论，证明无论从生物性或遗传性方面来说，女性都比男性具有强得多的性能量，在性交频率和性交中性高潮的频率这两方面都是如此。

即使没有科学的帮助，常识也会使人们相信以上这一结论。只要看一看卖淫嫖娼活动就会清楚，女性性交的频率是男性根本不可能达到的。不过，这种性活动只是数量上的，在生理上却是被动的，因为它并不意味着性亢奋。妓女很少有需要，通常也没有机会在卖淫时获得性亢奋，或享受性快感。她们的性活动在某些意义上是被迫的(是由于经济的或变态的心理需要)，很难说是她们的自由选择。

不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证明，女子在性交中可在短时间内连续出现多次性亢奋，每一次都相当于男子的消肿、射精和萎垂。有了适当的刺激，女人可以在短时间内连续多次出现性亢奋。

如果一个能够产生正常性亢奋的女性在第一次高潮之后的短时间内能得到适当刺激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她都能产生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甚至第五次、第六次性亢奋，直到她得到彻底满足。男性在短时间内通常只能产生一次性亢奋。与此相对的是，许多女性，尤其是当其阴蒂受到刺激时，在短短数分钟内就能产生五六次性亢奋。

鉴于人们长期以来一直相信存在着“阴道亢奋”的说法，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强调一下，阴蒂是激发女性性欲的特殊器官，而阴道则是生育和进行性行为的器官，只有其后三区有引起性欲的组织，这些组织的神经末梢都来自和集中于阴蒂上。虽然不存在“阴道亢奋”，但是，就像阴蒂受到刺激时一样，阴道交媾时当然会产生性亢奋(这种性亢奋的特征也许和阴蒂受到刺激时产生的性亢奋特征不同)。异性性交中，女性性亢奋产生于阴茎头与阴蒂或小阴唇的摩擦。性激发区和性反应区必须区分开来。性反应区是在阴蒂上，阴蒂对性的反应又会激发其他反应(如大阴唇胀大、渗出液的流淌、阴道痉挛等)。性激发可能是体内引起性欲的组织受到刺激或纯粹的心理冲动(如思想、情感、话语、图像等)。我们或许可以说，阴蒂是惟一的引发性欲或带来性快感的人体器官，而阴茎的作用却是排泄和生育。

男性的性潜能是有限的，而女性的性潜能从生物学角度而言几乎是永不枯竭的，除了心理因素之外，可以持续到精疲力竭为止。

一般来说，受到最佳刺激的女性会满足于三至五次用手激发的性亢奋；而器械性刺激，如电颤振器，不易使人疲劳，可以持续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给她的刺激，使她产生二十至五十次连续不断的性亢奋。只有精疲力竭了她才会停止。

谢菲博士在一篇有关这一研究的意义的重要文章中对这些发现作了如下的评论：

毫无疑问，从这些生物学数据中得出的具有最深远意义的假设是，最强烈的、反复多次的性亢奋，不论这种性亢奋是如何激发的，都不会使女人达到完全的性满足。这是一种普遍的正常的妇女生理状况。从理论上讲，若不是体力不支的话，女人可以无尽无穷地产生性亢奋。

鉴于谢菲过分强调了性的永不满足，也许有必要指出，尽管女性具有巨大的生物性的亢奋潜能，但是，根据紧张和体力消耗程度，她们的确会变得体力不支。这种现象在阴茎摩擦交媾中比在手或器械刺激性欲中更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和男性一样，女性的性潜能也是有限的。此外，生物学上的潜能并不是心理的需要，也并不总是与精神满足相一致。也许没有必要指出，不论女性具有什么样的生物性性潜能，作为一个人，她和男性一样能够使这种潜能变得高尚。作为社会的一员，她的性欲易于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约束。真实情况是，男权制社会的状况对女性的性欲产生了深刻影响，彻底影响了其功能，歪曲了其真正的性质，使其长期以来不为人们真正了解。这是文化影响生理机能的明证。

长期以来，对女性性欲的实质未作任何研究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反映社会现实的人类知识的导向作用。考虑到女性产生性冲动和性快感的巨大的生物性潜力，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这样的性伙伴关系是无法使她满足的；群婚制则最能使她获得满足。然而，恩格斯认为妇女更喜欢配对婚姻给她们带来的有限的性行为。他的这个观点有趣地说明了他那个时代的性“气候”，以及性行为在男权制那种社会环境中的含意。有关男权制的神话和信念从来都认为男性具有更大的性潜能，并据此争辩说，男性有更大的性需要。这一观点导致了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甚至一夫多妻制。这是一种适合男性的假设，虽然它与生物学事实相违背。毫无疑问，恩格斯的想像是，除了妇女们长期以来一直想逃避的“男人社会”的烦人要求，她们接受了所有其他形式的从属地位。

男权制社会状况对妇女性生活的影响产生了重大的甚至是异常的后果。在恩格斯那个时代之前，女性天生的巨大的性潜力几乎完全被文化性的束缚所掩盖。这证明了社会化力量之强大，人们对此大为惊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男权制在把妇女变成一个性对象的同时，却不鼓励她享受被认为是她命运所在的性行为。相反，强制她遭受性行为之苦，并为自己的性行为感到羞耻。总的来说，她几乎只能作为一个性动物存在，因为历史上的大多数妇女都被局限在动物生活的文化层面上，为男性提供性发泄渠道，发挥繁衍和抚养后代的动物性功能。因此，在这种生活中，除了极个别情况以外，她不能享受性行为的乐趣，只能主要从事低下的劳动和家庭服务，男人与她发生性行为是对她的惩罚。

只有随着性道德观的宽松，禁止妇女享受性快乐的主要障碍被清除，以及性革命第一阶段带来的社会态度和妇女地位的变化——这些变化相当深刻和普遍，甚至连随后的反动时期都未能消除它们的影响——妇女的性潜能才获得普遍的自我伸张。不过，在特别强调给妇女带来了受教育、离婚、经济独立和更大社会自由的社会变化时，我们不应低估增长了的生理知识和改进了的性技术的影响。一种尚可忍受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性技术(这也是性革命第一阶段的产物)的出现，至少在西方是如此，也降低了男权制状况强加在妇女的生物性性器官上的文化压抑和曲解的程度。

4.革命的实质

恩格斯对性革命贡献的重大价值在于他对男权制婚姻和家庭的分析。不论他在解释这些制度的起源时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他试图证明这些制度并非人类生活永恒的特征，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激进的开端。当然，恩格斯据以建立自己学说的那些学者的论述也论及了这一点，但他们从未具有恩格斯那种意图。贝科芬的兴趣在神话；摩根的兴趣在人种学。恩格斯归纳总结了他们的理论，创立了他自己的旨在对社会进行革命性的重新组合的理论。这证明他对史前文化的研究带有实用主义动机。

男权制婚姻和家庭虽然是史前文化现象，但是，如果它们起源于人类的过去，它们就不是不可改变的，而是会发生变化的。恩格斯把它们看作历史制度，像其他社会现象那样经历了同样的进化过程。因此，他认为这一神圣的制度可以批判、分析，甚至全面改组。恩格斯认为，是婚姻制度(先是配对婚姻，后是一夫一妻制)宣告了男权制统治时代的到来。不论这个观点的可信度如何，他关于婚姻和家庭是建立在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基础之上这一断言的确是最具破坏性的指控。有关男权制法律的所有历史证据都以新的激情证明了穆勒的“家庭奴隶制”指控的正确性。穆勒把男权制看做一种原始罪恶，是人类原始野蛮的必然后果。恩格斯的历史性叙述把这种原始罪恶解释为一种压迫创举，一种引发了无数依赖于它的其他形式压迫的创举。性统治绝非最后一种不公正现象，它成了人类不公正的总体结构的基础。

如恩格斯所论述的那样，人类社会变化的第一个过程是从同族群婚到同族兄弟姐妹群婚，再到母系氏族，最后演变成父系氏族。当母系氏族转变成父系氏族时，世袭财产(和长嗣继承权)已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要素。随着实行民主制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部落的消亡，以及男权制的逐步演变，出现了以下制度：奴隶制(它是后来所有阶级制度的原型，其本身是建立在对人的占有，首先是对妇女的占有的基础上)、首领制、贵族制、按富人和穷人的经济区分体现社会-政治差异的制度。最后，随着以战争为其促进因素的私有财产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出现了巩固和维护各种社会、经济差异的国家。于是，大男子主义和妇女从属地位的基础产生了人类所有不平等的制度，而性政治在历史上成了所有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基础。配对婚姻包含了拿人做交易的买卖妇女，这本身就是后来出现的人类奴隶制的先例。在男权制社会里，财产这个概念从最初的把妇女作为有形财产发展到了货物、土地和资本的私人所有制。恩格斯(和马克思)从女性从属于男性这一事实中看到了其后一切强权制度，一切令人反感的经济关系在历史上和概念上的原型，也看到了压迫这一现象本身。

妇女的从属地位当然远不止是一个经济的甚至政治的事件，而完全是一种社会的和心理的现象，是一种生活方式。恩格斯(他的心理学论述不像穆勒的那样细腻和个性化，是以具有共同特点的国家为基础的)从阶级情绪的角度论述了这种现象：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来性质。

恩格斯从经济角度对他那个时代的阶级作了区分。他指出，无产阶级利用妇女的实用价值，而有产阶级，因为有其他人为他们服务，把妇女变成了一种价值有限的装饰品或美术品。恩格斯称“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他以这种社会主义者久负盛名的方式把穷人浪漫化了。他的其他一些论点比较令人信服。从经济角度看，在无产者中，男权制没有稳固的基础，因为世袭财产与男权制社会的一夫一妻制的基础有密切关系，而穷人没有财产。在恩格斯那个时代，妇女开始进入工厂做工，后来又有史以来第一次取得了享受她们劳动成果的权力。因此，劳动阶级妇女闭守家庭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同时，穷人也很难从立法上加强男权制的法律法规，因为法律是一件昂贵的商品。不过，恩格斯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情感上和心理上，穷人也把妇女看作一件有形的财产，而且这种看法往往比富人更甚。由于没有其他表明自己地位的方法，劳动阶级中的男性更易于，而且往往是十分残暴地用他的性地位来表明自己的权利。

如果婚姻和家庭这两种他那个文化中最受推崇的形式还不足以说明无数的社会不公的话，恩格斯还指出，他那个社会极为赞赏的一夫一妻制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一夫一妻制婚姻”这个术语本身是个误用。从根本上讲，被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只是女性，因为男人历来都是用双重标准为自己保留了某些一夫多妻制的特权，“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男性)从来就没有，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打算放弃群婚制的乐趣。”

在恩格斯那个时代，卖淫嫖娼是个被含混的骑士精神所混淆的问题，正如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问题被性自由和性剥削的愚蠢等同所混淆。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坦率令人耳目一新。如他所说，卖淫是传统的一夫一妻制的必然产物。许多事实都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最简单的例子是数据。女人必须坚守贞操，通奸必将受到严惩。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对于女人而不是男人来说就是一夫一妻制的。然而，这样一来，没有足够的女性满足男性的需求，除非有一部分女性，通常来自穷人家庭，被养大成人或保留起来，供作性剥削对象。我们中的这一群人主要来自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受剥削的少数人集团，而在恩格斯所论述的工业化的英国，则来自工人阶级之下的那个贫穷的群体。她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往往被分出来派去提供额外服务，如交谈或娱乐。这些人是高等妓女、艺妓、交际花和应召女郎。不论社会对此现象持何种态度，大男子主义文化对卖淫的需求会持续不断。如恩格斯描述的那样，

卖淫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着参与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从上面这段论述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为什么在性革命第一阶段的变革增强了妇女的经济地位之后，为什么在宽松了的性道德观念更有利于男女双方的婚外性行为之后，卖淫制度依然如此顽强地存在下去。不用花钱就能拈花惹草得到性满足的男人仍然为卖淫提供了一种需求。有时卖淫女子并非出于经济上的压力。在这种卖淫活动中，有的嫖客需要“声明”或至少断言，他们这样做是羞辱妇女的大男子主义在起主导作用。不是出于经济需要动机的卖淫是一种心理性嗜好，其根源是因不断出卖自己的肉体而产生的自我仇恨。虽然这种自我贬低是一种极端行为，但在男权制社会里并非不可解释，因为这种社会往往蔑视妇女，对女性性行为的蔑视尤为严重。另外，妓女的身份是男权制社会经济状况的一种夸张形式。在那种经济状况中，大多数女性都通过某种性行为交易获得生活来源。妓女的被迫或自愿的堕落，以及社会对她的惩罚性态度都只是文化的反映而已。这种文化对性行为采取普遍否定的态度，对妇女的性乱交处以重罚，对男人却毫无惩罚之意。

论述完婚姻之后，恩格斯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到男权制家庭上。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和后来反动时期的保守社会学都很珍视这种家庭。恩格斯辛辣地指出，家庭的“基本要点是认同没有自由这一因素和父亲的权威”。“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生自一定的父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尽管通过继承获得财产的情况越来越少，这种观念却依然如此。如今，孩子是否嫡出仍然相当重要，被认为是核心家庭衡量抚养孩子、让他们受教育是否值得的理由。

古罗马家庭是男权制家庭的理想典型，是我们自己家庭的原型，从而在西方出现了“家”这个词，以及这种合法的形式和先例。恩格斯兴奋地告诉我们，“家”这个词最初并不是

表示现代庸人的那种脉脉温情同家庭龃龉相结合的理想；在罗马人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Famulus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这一用语是罗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

恩格斯又引用马克思的话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

“因此，这一用语并不比拉丁部落的严酷的家庭制度更早……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

恩格斯在指出家庭的经济性质的时候，让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家庭实际上是一个财政单位，而他的同时代人，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一样，却宁可对此视而不见。由于其本源的性质，家庭始终信守以人和物的形式体现的财产观念。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不论恩格斯提出的“原始的和自然的集体主义”出现在家庭制之前这个观点的价值是什么，男权制家庭及其家长权威的凝聚力始终(并将继续下去)取决于家庭成员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家庭的稳定和效率也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按等级化的角色区分家庭成员，以及用各种高压形式——社会的、宗教的、法律的、思想的，等等——维护这些等级化的角色。如恩格斯明确指出的那样，这样一群人是没有自由可言的。从历史上来看，他们之间关系的整个基础几乎都不是关爱而是约束，至今仍然大体如此。

恩格斯的分析并不是简单的否定。实际上，它确实提供了一种变革的模式。对于一个革命之中的社会应有怎样的性行为，他的建议是公正而切实可行的。他对贞操有合理的理解，主张短暂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没有旧时的那种经济上的考虑，应建立在“个人的性爱”上。“个人的性爱”是恩格斯的原话，虽然显得平淡无奇。他发现这种现象出现时间不长，是由典雅爱情和浪漫爱情演变而来的。他坚决认为应该将经济因素从一切性伙伴关系中彻底清除。他超越19世纪的其他理论家，指出只有当婚姻不再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特征的一纸非自愿契约时，它才不会是一种卖淫行为(如用性换取金钱或商品)。他用了一个有趣的类比：一个出于经济动机跨入了婚姻的大门并在婚姻中保持这一动机的女人，就像一个仅仅为了糊口而签订一份不利于自身利益和意向的雇佣合同的工人。其他理论家——如穆勒——主张妇女有工作的权利，有从事专门职业的权利，但仍想像着许多妇女和大多数已婚妇女会待在家里照料孩子，继续在经济上依附男人。但是，恩格斯的观点更符合逻辑，也更激进。他认为只有随着男性的经济支配地位的结束和女性在完全平等和独立的条件下进入经济领域的到来，性爱才会终止其以经济强制为基础的物物交换的性质。

与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恩格斯对经济领域的预见最为深远。在这之前，穆勒曾认为立法改革就足够了，并认为，如果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和公正的财产法，她们中的大多数将会继续扮演她们的传统角色。但恩格斯清楚地意识到，妇女在法律上的无能为力是男权制的结果，而不是男权制的原因。消除了这种不合理的法律并不能使妇女获得平等地位，除非同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平等，并赋予妇女在创造性工作中实现自我的一切机会。恩格斯认为人在依赖他人时是不可能有平等地位的。这个观念非常令人信服。他强调说，除非婚姻的双方在各个方面，包括经济，都是自由的，否则，婚姻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契约。这个论点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经济手段都集中在男人手中，使得男女之间的关系很像两个经济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有收入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居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

恩格斯的观点不仅胜过他同时代人的分析和他们所鼓吹的改革建议，而且还指出了影响革命继续深入的障碍，因为家庭并未作出让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恩格斯的激进主义思想的深度。在性革命第一阶段后的20世纪20年代，反动势力取得了胜利，其力量集中在家庭、家庭作用的维持以及根据“男性”和“女性”角色的必然结果维持家庭和家庭作用的必要性。我们可以用恩格斯的非议对此作出评价。他有关婚姻和家庭的反对意见在今天和在他那个时代一样令人信服。

另外，恩格斯用无产阶级——他们对自己令人不满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直到民主制度赋予了他们法律上的平等权力才完全清楚——作类比，认为在性革命第一阶段妇女取得了合法的和最低限度的政治平等，但它只有同时成为一场社会的和经济的革命，才能实现其最终的目标。他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恩格斯完全清楚这象征着多么剧烈、意义深远和重大的社会变革，但他相信社会主义和性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他以一种在今天看来有些忧郁的乐观主义态度预言道：“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一夫一妻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及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基础，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当时革命尚未到来，但很快就会来临了。将近一百年之后，我们仍在等待。

恩格斯有关性革命的理论中的另一个主要论点定会比其他所有的论点引起更多的争议：“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最后这一点也许是恩格斯的论点中最重要的一点，虽然它遭到了最激烈的反对。这个论点中存在着某种合乎逻辑的甚至是必然的东西，因为如果单凭女性的生理特点就要求，甚至强迫她们担负起照料孩子的惟一或主要的责任，那么，她们就不能成为自由人。照料孩子的工作，甚至从他们刚刚有认知能力的时候开始，最好是交给那些受过良好训练、自愿以此为职业的优秀的男女儿童工作者，而不是交给那些在开发思想方面很少有时间、根本没兴趣、不时被打搅、且常常心情不佳的人们，不论他们多么年轻或多么可爱。恩格斯的分析得出的激烈结论是，目前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家庭应该消亡。从家庭制度的历史来看，这种结局是幸运的。恩格斯是他那个时代的叛逆者。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他的学说仍被看作异端邪说。不过，革命总是离经叛道的行为，性革命也许尤其如此。

三、文学中的例证

人们从性革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现实主义的或革命的。在这其中又有一个广阔的分野：恩格斯和穆勒对性革命作出了激烈的分析，易卜生和肖伯纳属于批评家和改革者，狄更斯和梅瑞狄斯则比较温和。假如说对男权制政治的批判态度先于改革的话，那么，改革本身就是革命的前奏。作出第一种反应的人，或直接地以理论和辩论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或间接地以虚构的戏剧和小说故事表达自己的思想。

第二种反应属于感伤派或骑士派，罗斯金的《女王的花园》是其最杰出、最完美的代表。该派宣扬的是，人们应有得体的举止言行，还表达了它自身的良好用心，但是，它并没有提出任何改革的具体建议。实际上，这一派的主要目的是宣称现状是良好的、自然的，以此先发制人地阻止任何形式的变革。它假设了一种敬畏贞洁女性的理想状态，同时，虚伪地对地位问题敷衍几句，假装热切地希望赋予那个它实际上不愿给其平等地位的群体以优越的地位，因为他们就是专门为了应付“平等派”的挑战。他们不愿在经济方面作出任何让步，而只是让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带上感伤的色彩。它拒不认为这种家庭是一个经济单元，并将誓死捍卫到底。在他们最为慷慨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深表遗憾地在立法方面作一些改革，但是，总的来说，他们认为这些改革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既然所有的好男人都深爱他们的好妻子，那么，他们在法律上拥有她们这一事实也就不值得一提。骑士派甚至把教育问题也看做一个不愉快的话题。他们认为装饰性和略通文墨的教育不仅符合女性的需要，具有审美价值，而且还能补充男性的高等教育。让妇女接受严肃教育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看做是对男权制的婚姻、家庭情感以及最终对大男子主义在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威胁。在这种温和的感伤主义情调下，当时许多妇女身处其中的卖淫和贫穷现象也就只能显得可悲可叹而已。贫穷或许可以看做是无足轻重的慈善机构——这是女性的活动领域——能够解决的问题。至于卖淫，最好将其作为一个不适宜谈论的问题忽略掉，尤其是在高雅的场合或文学作品中，或在可能会引起人们“脸红”的社交圈里。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诗歌有意避开当时的社会现实，这种现象在它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未曾有过。诗歌本身几乎总是认同于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价值观和利益。只有在小说中，现实世界才能公开露面。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现实世界虽然以体面的假象出现，但它毕竟常常在小说中有所反映，甚至连丑恶的性政治的事实和恼人的性革命的情况也写进了小说。不过，浪漫的骑士意识也在努力表现自己，充斥于坦率的讨论中。

第三种反应——我们将称之为幻想派——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观点。他们常常表达出男性对女性的邪恶(即性行为)作出反应时的不自觉的情感。不论这种反应与古老的关于女性邪恶的神话多么相似，其中也有一些新东西，即令人痛苦的自我意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发现其文化中存在许多它不能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便往往对传统姿态加以夸张或感到不自在。在这一时代有关女性邪恶的幻想中，有一种十分令人不安的自我意识，结果人们体验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和弦外之音。善与恶、良妇与荡妇(比基督教更古老的形象)之间的差异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明显。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夏娃和圣母马利亚为人们提供的宗教约束力已基本崩溃。维多利亚之前的时代还珍视过两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女人形象——道德败坏的女人和谄媚的女人。但是，性政治和性政治中妇女的体验问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变得比西方任何时候的文学作品中的描写都更加恼人和急迫。女性邪恶的神话更多地出现在那个时代的诗歌中，而不是其他文学形式中。在长篇小说中，女性邪恶往往披着一眼就认得出的卖淫或贫穷这一类社会的和经济的外衣。在散文体小说中，对女人的性的描述需要人们更诚实地去解释妓女、“堕落的女人”和被引诱的女仆，如南希、苔丝、埃丝特•沃特斯。诗歌这种更适合于叙述神话的方便的载体实际上——而且也相当直率地——描述的是男性在自己身上看到的那种性。他们鄙视这种性，便将它强加在女性身上。在丁尼生的诗歌里，这种神话与另一个时代的骑士传说结合在一起，用男性情感让贞洁妇女优越于荡妇。据说，诗人赞赏的是前一类女人，虽然他没能把这一点表现出来。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诗歌里，人们对骑士精神的缓解作用依赖得越来越少。在罗塞蒂和斯温伯恩的诗歌中，甚至连历来沿用的对邪恶妇人的非难都开始消失了。这种做法相当有趣，也颇具新意。曾经是邪恶和可怕的东西，现在仍如此，甚至更加如此，不过，它们也变得非常吸引人了。梅勒小说的主人公罗杰克正义地扼死的淫荡女神到世纪末时已被转化成了一个艳丽的幽灵，像斯温伯恩这样的诗人甘愿在一阵受虐狂的惊喜中拜倒在她面前，而王尔德这样的剧作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情愿将自己认同于她。

幻想派是这三个流派中态度最模棱两可的。前两个流派对性革命都有各自明确的赞成或反对的立场，但第三个流派的反应却混淆不清。尽管幻想派采取的是躲闪和逃避现实的态度(因为它通常比骑士派更坚决地拒绝面对社会现实，而骑士派至少还愿意准备一个对待现实的方法)，但它对性革命大有可作贡献之处。由于它采用了沉溺于无意识和幻想中的策略，它释放了更多的性能量，表达了比它的对立派更含糊更根深蒂固的性态度。结果，它在性这个领域中成了性革命的先锋。尽管这一派的理论不成体系，但它比其他学派更主张放宽性道德标准和容忍性“偏差”行为。它也是同性恋情感和某些其他行径的中心。其中后者与同性恋不一样，应该称作性变态。

虽然幻想派的方法是非理性的，常常是间接的，偶尔甚至是有悖常理的，但它在基础层面上探讨了性政治。相比之下，反革命的和保守的骑士派除了发出空洞的宣言之外，没有丝毫成果可言。发动性革命的是现实主义者和幻想主义者。然而，现实主义者更富实际精神，更加切中要害，而幻想主义者常常前后不一，易起破坏作用，有时甚至言论相当模棱两可，只能发挥提供文化信息的作用。

应当记住，只有在各个阶级的极端情形下，我们才能看见他们明白无误的态度；不用说，这三个流派也有共同之处。改革者往往担心性道德标准宽松带来的影响；幻想派成员集担心、欣喜和负疚于一身。改革派的小说也充满了骑士情感，甚至乐观地相信，他们描写的不愉快事件是个别的或例外的现象，只要用爱就可以解决。

即便是在本章冗长到令人难堪的篇幅里，要公正地评论性革命第一阶段的文学作品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可以写上一卷或几卷的话题。因此，我们只能有限地作这些概要介绍，再对几部不太为人知，但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些分析。革命鼓动年代最著名的作品，如肖伯纳和易卜生的剧作，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不论它们今天的命运如何，也许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选几个人们读得不多或不是放在性革命的背景下读的作品来提供一些重要例证似乎更加有趣。它们是哈代、梅瑞狄斯和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以及奥斯卡•王尔德的一篇散文诗。

托马斯•哈代的《无名的裘德》描写的是两个叛逆者经历的痛苦：裘德为了能够进入只接受上层阶级子弟的牛津大学而与当时的阶级制度作斗争；苏•布赖德海德与一系列男权制习俗——主要是婚姻和教会——为敌。两人都失败了。裘德在孤独和忧郁中死去时，耳边却回响着牛津大学划船比赛传来的欢快喧闹声，似乎是在嘲弄他的痛苦。苏回到了她所鄙视的前夫理查德•菲洛特森身边，重新过着“疯狂卖身”的生活。

哈代笔下的裘德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理智的完整的人。在一场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三角恋爱中，他在两个被看作不完整的人的女人之间备受折磨。一端是纯粹的肉欲主义代表阿拉贝拉，“一个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的雌性动物”。在哈代对丘比特之箭的怪诞模仿中，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阿拉贝拉就用一头刚被宰杀的公猪的阴囊击中了裘德的头部。另一端是苏——纯洁心灵的代表。他们是维多利亚时代人人熟悉的玫瑰和百合。不过，苏这朵百合花不同于普通的美貌女子——她有思想。但是，她对感官愉悦十分反感，因为她不仅是个“新女性”，而且也是个性冷淡的女子。在性问题上，她常常做出莫名其妙、毫无同情心的自我防卫。哈代讨厌阿拉贝拉，对她粗俗可怕的活力感到惊恐，尽管对她十分好奇。哈代通过一系列并非迎合的描写赞颂苏，但他始终对她有点儿紧张不安。在第一版前言发表17年后，哈代在一篇辩护性后记中似乎对公众对苏的理解感到相当窘迫，甚至可以说恼怒：

当《无名的裘德》在德国报刊上连载发表后，那儿一位有见识的评论家告诉作者，小说女主人公苏•布赖德海德是每年成千上万引起人们注意的女权运动妇女在小说中的第一个形象。现代环境造就的那种小巧纤弱的“独身”女子——理智的、获得了解放的一群不知耻的女子——迄今为止主要出现在城市里。她们没有认识到大多数女人将婚姻当作职业的必要性，自诩是上等人，因为她们获准在室内出卖肉体。这位评论家感到遗憾的是，这个新女性形象是由一个男性，而不是由她的同性描绘的，因为她的同性决不会让她在最后倒下。

这段话十分含蓄，但相当精彩。哈代对那些与妓女毫无区别的独身女子——平淡无奇、不知耻的形容枯槁的女子——极尽讽刺之词，但仅此而已，他从未进一步反驳那位德国批评家。那些独身女子与妓女毫无差别是因为她们“获准在室内出卖肉体”，并且拒绝把婚姻当作“职业”(这意味着，只有两种职业供女人选择)。另外，苏是哈代小说的女主人公，她轻率地对婚姻产生了一种彻底的厌恶。这也是事实。那位批评家指责哈代让苏“在最后倒下”的话具有某种讽刺意味。尽管哈代十分狡黠，或者说非常羞怯，不会与声名狼藉的女权主义者为伍，但这本小说中最精彩的一点是他敏锐而具洞察力地描写了苏的屈服。

这不是说苏这个形象没有瑕疵。随意地描写她孩子的死去破坏了苏的形象。这是哈代对他们的谋杀，但被写成了他们的自杀。甚至在苏反抗习俗偏见时，她也显得犹豫不决、思绪混乱，很难令人信服。对裘德的描写也反复多变，不过他进退两难的困境要简单些：他紧张不安地徘徊在对自己肉体的决定论本能反应和把灵魂依附于神父及古典学问的渴望之间。他的动机始终很清楚，而苏的动机却让人捉摸不定。像欧洲大陆的自然主义者一样，哈代幻想着他是在用科学法则赋予他的角色本能。但是，有趣的是，为何性冲动只是男性的本能，而女性中只有一部分人有这种本能。当苏抨击婚姻时，哈代肯定也在场，但在一定程度上却难以决断。他从未像对待裘德那样承担对苏的责任，总是间接地或从远处观察她。由于小说的意识中心是裘德而不是苏，因此，我们无法真正理解，是什么思想过程使苏在牛津的月光下面对异教的雕像为斯温伯恩的无神论大唱赞歌，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她深恶痛绝、讥讽挖苦的英国圣公会东正教的眼皮底下。

苏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她的失败，而不是她的反抗。裘德的志向是崇高的，是那种读者立刻就会毫无保留地认同的志向。他的失败是悲惨的，但决非不光彩的，因为他从未背叛过自己的信念，也未向当时的社会制度投降过，他只不过是被这一制度扼杀了。经过几次反复之后，他终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落入阿拉贝拉的控制之中。不过，这只是些生理上的弱点，哈代也不会要我们过多关注于此。是阶级和贫穷征服了裘德。苏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她的失败始于自己的内心。裘德愚蠢地沉溺于肉欲之中，把这看做自己的权力。他这种行为常常与他的远大志向相抵触。但是，从一开始，从她的第一个爱慕者——那个被她逼得自杀的牛津大学学生——开始，苏就对性爱充满恐惧，将其视为邪恶——她自身的邪恶。

理解苏和阿拉贝拉这两个角色的关键是她们的自憎和自卑。她们厌恶女人的身份。阿拉贝拉是男人的征服者，是个性陷阱，是个毫无内疚感的东西。她不无教益地向菲洛特森讲述了一切有关女性的事情，从而把这个故事的两个三角恋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恋爱，同时，也为苏的重新被俘和最后被拘禁提供了工具：

这是对付那些充满幻想、一天到晚嚼舌头的女人——无罪的或有罪的——的惟一办法。她总有一天会让步的。我们都会的!这是世俗的力量!到头来都是这样!……我不应该放了她!我应该将她束缚住，那样，她的反抗精神早就会被打垮了!驯服我们女人没有比枷锁和铁石心肠的主子更有效的了。另外，法律站在你们一边。摩西就知道。你不记得他说的话了?……过去，他们在教堂里朗诵它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他的话，也按照他的话做了一点。“男人没罪吗?女人应该受到不公正待遇?”这对我们女人太残酷了，但我们必须面带微笑忍受这一切!——嗬，嗬!——好吧，现在她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孩子们一死，苏就像干草一样瘫倒了，但她在时间老人的人口控制暴行中，或者说，在哈代为了效果而作的设计中，发现了许多天罚的证据。在她忏悔之前，她对自己的智慧坚信不疑，并凭借智慧对她生活和承受苦难的这个社会作了批判性分析。她的结论是“对我不相信的世俗充满恐惧。它常常像一种不断加重的麻痹症传遍全身。”正是对性的罪恶感使她心神不安。她为自己懂得了自由、快乐、性欲，得到了裘德的爱和她心爱的私生子而感到内疚。

当发觉孩子们被吊死时，裘德用希腊语背诵《阿伽门农》的诗句来安慰自己，而苏的灵魂却彻底绝望地死去。裘德曾十分敬佩那种思想，也就是哈代在小说中表达的最具新意的思想；那个曾“像星星般闪烁”，把梦游般的上帝创造世界看做一个错误的超群才智犹豫不决了，并把她遭受的所有折磨都认为是邪恶的“命运之神”对原罪的惩罚。她平庸地劝她的情人，说“我们必须顺应时势……别无选择……与上帝作对没有用处”。从此，她只好在十字架下匍匐。

她屈服的根本原因是男权制古老的自我虐待的思想体系：性就是女人，性就是罪孽。“我再怎么羞辱自己也不为过。我愿意拿针刺遍全身，让我身上的邪恶流出来。”裘德和哈代一样，始终没有完全弄明白是否“应该责备女人”，她们的天性中是否就充满了人生的一切罪恶，或问题是否出在“人为的制度上，在这种制度下，正常的性冲动被看作束缚和阻止想前进的人们的邪恶的家庭陷阱和套索”。疑惑中，裘德疯狂地劝说苏要坚信自己原先的信念：“女人是有思想的整体，还是需要一个完整体的碎片?”

裘德错了。苏的思想非常合乎逻辑。她懂得世界，吸收了它的态度，并最终落实了那曾经促成她的自我憎恨的罪恶感。她已一无所有，只能自我毁灭。她放弃了与社会制度抗争的一切希望，于是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制造奴隶式妻子的同谋者。她自动来到理查德的卧室门口时，向人们展示的是世俗婚姻丑陋的不公正现象。这正是哈代小说嘲讽的对象。她的宣言在语义上带有宗教说教的特色。她说了一段有关“我的错误观点”的虔诚的陈词滥调：

我们应该在职责的祭坛上不断地作出自我牺牲!但是，我却一直在做使我愉悦的事情。我活该受天罚!我希望有什么东西能清除我灵魂中的邪恶，我的一切严重错误和我所有的罪恶行为!

她最终又回到理查德身边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残害。这不仅是屈服于时代舆论的结果，也是她发现裘德背叛她又回到阿拉贝拉身边后对性彻底失望的后果。苏知道自己从来就没有完全得到过裘德。哈代把苏•布赖德海德描写成一个捉摸不定的女人，因而也就使裘德这个更完整的人不可能忠实于她。

我们很难说清楚苏究竟是环境的受害者，还是文化和文学传统手法(百合和玫瑰)的牺牲品，或仅仅是哈代暴躁的悲观主义思想和笨拙的悲剧手法的受害者。环境主要是指她自己的社会信仰的环境和比她所能认识到的更为真实的环境；文学传统手法给了她思想，却仍束缚着她的肉体；而哈代的悲剧手法则通过绞死她的孩子破灭了她的一切希望。

哈代本人似乎不能肯定苏是哪种现象的受害者，其结果是苏有多种形象：令人不解的谜、可怜的尤物、倔犟的人、冷若冰霜的人。这本小说在几方面对性革命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它猛烈批评了一些社会制度，如婚姻和性占有，强烈要求离婚自由。哈代的大部分小说都属于这一类。《无名的裘德》是第一部描写人们要求离婚的小说，但是，在一个婚姻制度堕落的世界里，即使是离婚也无济于事。第二，应该赞扬哈代塑造了苏这样一个反对性政治的理智的叛逆者，以及对毁灭这样一个叛逆者的力量的理解。最后，这部小说的最迷人之处在于，它揭示了革命的艰巨性——这种艰巨性不仅是对革命的参加者而言，甚至对描述这场革命的作者也是同样。《无名的裘德》对阶级制度的抨击是有充足理由的，但是，在谈到性革命时，哈代本人也感到了不安和困惑。

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描写了一些讨厌的无聊事，但梅瑞狄斯的宜人而文明的《利己主义者》中全然没有这些内容。不过，两本小说抨击的都是有关男权制婚姻的种种社会习俗。梅瑞狄斯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奥斯丁小说一样轻松，读来让人赏心悦目。说他的小说如此之好确实是极大的赞扬。小说也是关于“她将嫁给谁”这样一个无聊问题的风俗喜剧，但是，梅瑞狄斯将它作为了讽刺社会弊病的载体。在《利己主义者》中，人们看不到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用来遮掩性政治问题的复杂的贫穷现象，因为梅瑞狄斯有意将故事的场景设在上层社会，在那儿人们最有可能看到的是社会习俗和虚伪行为的极端例子。他意识到，在这种场合，礼教、世俗语言和感情对性的歪曲最为严重，性交换制度最无必要，但是，经济因素仍在发挥作用。

梅瑞狄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克拉拉•米德尔顿没有属于自己的金钱，也不允许去挣钱。因此，她将被出卖，获得安全网的保护。梅瑞狄斯认为社会的许多邪恶源自无意识和有条件的虚假，这是一种“社会化”的痼疾，甚至用政治良方也无法医治。换言之，他发觉性政治是一种深深扎根于超越阶级政治的文化中的思维习惯，不论这两者多么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梅瑞狄斯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在于他对骑士精神的谴责。他认为骑士精神是财产和权力给男性带来的一种自私的自满习惯。整个小说的基调也许就是穆勒所说的男性的优越地位必然会给他们的性格带来有害的影响。因为小说的真实意旨就是对书名中的利己主义者的悉心调查分析，是对威洛比•派顿爵士这个人物的男性虚荣心的剖析。比如，下面是他沉浸在热恋中的一段描写：

克拉拉年轻貌美，身体健康，因此，适合于做他的妻子，他孩子的母亲，他的伴侣。当然，他们肩并肩在一起时，看上去很般配。与她一同散步时，垂眼看她时，她姣美的不同之处使他整个儿意识到了自己的女人形象。在世人面前，她使他变得完美，给他增添了他形象中缺乏的柔顺的线条。他曾狂热地追求她，得体地向她求婚，但他始终表现出令姑娘们欢喜的男子汉的泰然自若。在赞美她的同时，他似乎从不妄自菲薄。

梅瑞狄斯对小说主题非常熟悉。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是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内心——还有他同伴的内心——的窥探并将之付诸文字。罗伯特•路易•斯蒂文森对此写道：

这是一本使男人脸红的小说……你穷追不舍的是你自己；你的过错被残酷狡黠且精确无误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一数落，回味无穷。梅瑞狄斯的一位青年朋友(我知道这个故事)痛苦地对他吼叫道：“你太不像话了，威洛比就是我。”“不，我亲爱的朋友，”作者说，“他是我们大家。”……我和这个趣闻中的那位青年朋友一样——我认为威洛比没有男子气，但却是我自己的真实写照。

显然，小说中有许多与梅瑞狄斯的真实生活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克拉拉•米德尔顿是他第一任妻子玛丽•尼科尔斯的化身。她不负责任的、讲究奢侈享受的父亲托马斯•洛夫•皮考克代表梅瑞狄斯的前任岳父。被抛弃的威洛比就是在7年痛苦的同居生活后，玛丽离开他投入画家亨利•沃勒斯怀抱时遭遗弃的梅瑞狄斯。令人大为震惊的是，该小说不像人们必然期望的那样充满了复仇情绪，而是对婚姻的不和谐性作了详细的分析。梅瑞狄斯在自己和每个男人身上都看到了威洛比的那种自负，这是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期望的一部分，是一种下意识的支配倾向，但也是梅瑞狄斯愿意为此承担责任的举动。这本小说的巨大成功之处在于梅瑞狄斯不带怨恨情绪地揭露了大量事实。整个讽刺带有极轻松愉快的喜剧色彩。

比这些描述更为深刻的是，梅瑞狄斯解释了社会环境使得两性之间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和睦；他不仅知道性政治中事物的次序，而且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的高尚之处在于他对所有角色的同情理解(甚至对书中所有女人的理解)，以及他对造就那些角色的环境和条件力量的背景情况的详尽了解。

我们不可能对威洛比产生怨恨，因为我们彻底明白了构成他虚荣心的那个崇拜阴谋。那是他与卑躬屈膝的女性依附者一生交往的心爱产物。那些女性使他坚信，他就是上帝。威洛比由对他无比溺爱的母亲和两个精神错乱的姨妈抚养长大。在孩提时代，他就发现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站在椅子上自称太阳国王路易。当他在他那小小的宫廷里回忆这段有趣的往事时，他赢得了痴迷的点头和笑声。

当梅瑞狄斯描述了克拉拉•米德尔顿的教育状况后，我们就很难再责备她与威洛比订婚，而当威洛比一出现就会对他嗤之以鼻。克拉拉受到微不足道的教育程度、天真无邪、经济上的无能和驯服、体面思想的灌输的束缚。最后这一点是部落式的控制手段，对已到婚嫁年龄的年轻女子来说是最为可怕的，也是性革命首先必须杀戮的恶龙。假如克拉拉撕毁婚约，那将是一件大丑闻；假如她不这样做，那将是——如她终于意识到的那样——一场灾难。梅瑞狄斯最大的兴趣在于描写心理冲突、约束和双重约束、个人内心的动机冲突、混乱的毁灭性欲望、人为的行为准则带来的恐惧和失望，以及对虚假价值标准的接受。

梅瑞狄斯坦陈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他认为妇女是被压迫阶级，男性利己主义统治着她们，某种制度阻碍她们发展为真正的人，这种制度使她们在婚姻内外都成了妓女，并有意将她们往歪路上引导。克拉拉•米德尔顿就是这种教育的产物。起初，她也无法理解，她在她那位富有而英俊的未婚夫身上看到的令人反感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她凭直觉反抗他盛气凌人的拥抱，但她没法立刻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利己主义者》对性和意志力的描述远胜于哈代对性欲缺失的苏在这方面的描写。梅瑞狄斯不仅对“时机选择”很敏感，而且对性自由就是选择和场合的自由这一事实也很敏感。他认为克拉拉感到她的意志受到了威洛比笨拙的无礼举动的压制。在这位青年贵族眼里，性就是占有，克拉拉也立刻明白了，对她的“占有”将被宣称为“他合法的权力”。就像所有意识到即将被俘的猎物一样，她本能地向后退缩，但是，这并未能打击威洛比的自信，因为他认为妻子性寒是完全正常的，这是她“纯洁”的标志。处女贞洁也是交易的一部分。当克拉拉丢失钱包时，梅瑞狄斯用双关语来表达威洛比的满足感。他说他以前的仆人弗林奇把钱包“原封不动”地还回来了。在同一场合，主人把被他抛弃的一个女人称作“一只旧钱包”。

克拉拉将被她书生气十足的父亲卖给这位鉴赏行家，因为威洛比以恩赐态度出的天价使他羞愧无比。当事情一时进展不顺利，他追捕的猎物似乎要逃掉时，威洛比和克拉拉的父亲喝着波尔图葡萄酒作了一次彻夜长谈。“女人是造物主的荣耀，不过，与这百年佳酿相比，她们逊色多了。”然后，求婚者拿出了他的贿赂——如果米德尔顿成为这个精美酒窖的主人的岳父，这儿将有600瓶同样的波尔图葡萄酒供他享用。“但我能给你的只是一个女儿”，那位老美食家红着脸说道。交易就这样谈成了。“美酒胜过维纳斯”，这位老学者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大声吟诵起卡图卢斯的更为放荡的诗句，并赞叹威洛比酒瓶塞子的精巧。在这儿，梅瑞狄斯用了一连串精彩的有关性的双关语。

是威洛比的言行教育了克拉拉。看清了威洛比不可救药的愚蠢言行后，克拉拉可以开始教育拉蒂希亚•戴尔，拯救这个像狗一样忠实于威洛比的多愁善感者了。威洛比玩弄了她10年，始终将她当作一个后备情人，只有在没有更好的去处时才来到她身边。梅瑞狄斯一语中的地讽刺了威洛比对待拉蒂希亚的态度：“在《利己主义大典》第13卷第104章里写道：对被占有物没有任何责任的占有就是幸福。”

书中最有趣的一段是对威洛比从国外旅行归来时的描写：

去国三年之后，威洛比回到了祖国英格兰。在四月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那个月的最后一天，他策马沿着庭园的栅栏行驶。巧的是，拉蒂希亚是他遇见的第一个朋友。她正领着一群学童在田野里采撷野花，准备庆祝翌日的五朔节。威洛比翻身下马，紧紧抓住她的手。“拉蒂希亚•戴尔!”他惊喜地说道，心儿剧烈地跳动着。“你的名字就像甜美的英格兰音乐!你还好吗?”他急切的问话使他有可能看到了她眼睛深处的忧郁。他发现他要找的那个男人就在旁边。他热烈拥抱了她一下，然后松开手，说道：“我从未奢望过会有比这更美好的故乡景物来欢迎我的归来……”

梅瑞狄斯是讽刺男性骑士情感注入浪漫或典雅爱情中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的行家里手。威洛比认为没有女性“美德”的社会是一团“混乱的人体”，并试图用那种骑士渴望的东西使女性永远忠实于男性占有者：

克拉拉!你必须终身忠实于我们的爱情!不要分神!不要有任何别的念头，不要有任何别的梦想!你能做到吗?——我一想像……就无比痛苦……你依然纯洁吗?心中只有我?——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男人，虽然我已离去——你也必须忠于我的粉尘。对我说，向我作出这种保证。你要忠实于我的姓氏!——呵，我听见人们在说，“他的遗孀。”像苍蝇一样在派顿夫人身边嗡嗡叫。“寡妇。”假如你听见他们在谈论寡妇，就塞上你的耳朵吧，我的天使!答应我；让我满足；向我发誓。说一声“至死不变。”小声说也行。我别无他求。女人们以为丈夫一死，盟约就结束了，绳索就断了，她们就自由了。她们是为了肉体才结婚的——呸!我需要的是崇高；至死不变、超越宇宙的忠诚的崇高。“他的寡妇!”让他们去说吧；做一个守寡的圣者。

威洛比骑士风度的保护人式的表白，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令人作呕的屈尊俯就者的嘴脸：“每当那缺乏智慧的人儿生出疑问，感到困惑，拿不定主意，不知所措时，她都会来找我。”

威洛比极其冷静，甚至当克拉拉告诫他“恐怕我们的意见常常相左，威洛比”时，他仍以恼人的自信答道，“你再老一点，或许会吧!”

这对夫妻争吵的最大根源是他们所指的“世界”。威洛比“只希望她是他手中供他任意捏弄的材料，别无他想”。但他的计划遇到了障碍：“他发现他们对一两个问题有分歧，新娘的不同观点打乱了他平静的心情。”威洛比打算进入议会，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统治他称之为世界的那个实体。因此，他坚持认为，对两个真正相爱的人来说，在他们的极乐世界里，应该绝对没有外部世界的干扰。这话的意思是，他虚假的两人远离尘世的建议仅仅完全适用于他的新娘；他希望克拉拉在今后的日子里永远呆在家里照料他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这是罗斯金的不同领域理论的再现。克拉拉开始意识到，她的未来将无异于活埋。

威洛比是位贵族老爷。嫁给他就要承担起封建等级制度的义务。自出生之日起，他所受的教育和鼓励就是要学会发号施令，因此，他期望着在克拉拉加入了他的侍从队伍后，继续行使这种权力。当她终于鼓起勇气拒绝嫁给他时，他拒绝解除她明白无误地称之为不合意的婚约。她好大的胆，竟然想逃脱他的控制：“变化无常，毫无价值的自由——我最亲爱的!……和所有好女人一样，在法律范围内，你是自由的；我将管束和引导你的善变；当我们变得更亲密时，你必须重建你的价值感；你是害羞了。人只有首先具备了无价值感，然后才能获得价值。”

威洛比真是愚不可及，害得克拉拉又花了400多页的篇幅告诉他，她真的不想嫁给他。一个不愿被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女子拒婚的自负男子的境况是喜剧的好素材，梅瑞狄斯充分利用了这个素材的价值。结果非常有趣。不过，小说的结尾落入了室内喜剧的俗套，如无意间被人听到的谈话、张冠李戴等等，令人有些失望，尽管显得很热闹。克拉拉嫁给了弗农•威特福德，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读者理应觉得她的命运有了一个幸福的归宿。但这似乎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假如嫁了一个好人就解决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性政治原则，假如到瑞士去度蜜月就完成了性革命，那倒是一件绝妙的事情。只不过“世界”比这要稍稍复杂些，人们不得不像克拉拉一样，希望这本书里能有更多一点对世界的描写。喜剧总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尾，但是，人们意识到，克拉拉的婚姻如同死亡一样。这一主题中有着某种深刻的含意。在小说中，她始终是一个处在“变成”过程中的人，但是，到小说的最后一页，她也未能变成别的什么人，而是变成了弗农•威特福德太太，也就是说，她什么也没变成。梅瑞狄斯知道如何将她从利己主义者手中拯救出来，但他想不出还能为她做些什么。他似乎从未想过，对一个聪明的年轻女子来说，还有比交配更充实、更有趣的生活。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缺陷，也是相当陈腐的男性态度。虽然他怀有良好的愿望，想揭露有缺陷的女性教育特征、男权制婚姻的封建主义特征和男性自负的利己主义，但是，梅瑞狄斯似乎无力超越这一切，因而误将性革命这一旨在让人获得解放的大动荡当作了婚姻介绍所里的世俗行为。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论了男性作家对性革命作出的充满热情或态度暧昧的反应。但是，那个时代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比这更具教益的东西；它第一次允许人们表达女权主义的观点。穆勒曾说过，女性作家刚开始创作时，所写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在奉迎男性的态度和自我。这种警告在当时和现在都是事实。不过，由于性革命的第一阶段使得女性能够真实地表达她们的情感，我们可以从勃朗特姐妹的小说中看到这种真情实感。“生活在罪恶中”，乔治•艾略特或许也经历过这场革命，但她没有写过反映这场革命的小说。她笃信罗斯金式的服务伦理道德和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好女人的幻想，这些女子——护士、引导者、母亲、种族的附属品——来到撒玛利亚拯救堕落的男人。《米德尔马奇》中多萝茜的窘境是一个雄辩的呼吁：让聪明的女性干点儿什么吧。但这也仅是一种呼吁而已。多萝茜嫁给了威尔•拉迪斯劳，发现他是一个好伴侣，可以为他当秘书。这就是她对生活所能期望的一切。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海浪》中歌颂了两位家庭主妇，达拉威太太和拉姆西太太，记录了罗达的自杀悲剧，但没说明原因；书中还表述了女艺术家莉莉•布里斯科的失望，但她的论点不太成功，也许是因为她自己信心不足。只有在《自己的房间》这篇散文中，她才描写了她所知道的事情。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维莱特》的女主人公露茜•斯诺则是另外一回事。这本小说因言辞过于激烈而不受欢迎。人们可以从露茜身上看到她生活的那个大男子主义社会对一个女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她很尖刻，但也很诚实。她是一个神经质的革命者，心中充满了矛盾、畏缩情绪、愤怒、可怕的自我怀疑和不可征服的获胜的决心。她是一双观察社会的眼睛，打量、取笑、判断着社会。露茜是一件无人注意的家具，但是，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并冷嘲热讽地、充满热情地、真实地、加以分析地将它们揭示出来。她无足轻重，因为她缺乏能够使她变得有形的特征：美貌、金钱、顺从。她只有一个尚不完美的崇高思想和一个使其他人物相形见绌的包容一切的灵魂。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其他人物只是些平庸之辈。

露茜是个仔细观察男人的女人，她可以告诉你，男人们在一个不为他们所注视的女人眼中是什么模样。有些男人，像约翰•格兰姆•布莱顿一样，是一群迷人的利己主义者。他们英俊的外貌——勃朗特也许是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承认女人发觉男人也很漂亮的女人——使她惊叹，也深深伤害了她。布莱顿被看做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受冷落的妹妹——不论这位受冷落的羡慕者是露茜还是霍姆小姐——眼中受宠爱、有特权的成年男孩格兰姆。勃朗特总是喜欢把人一分为二，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分割的和矛盾的情感。霍姆小姐这位妹妹心中充满崇拜，露茜这位妹妹则无比嫉妒。她们共同代表了家庭中女孩的境况。布莱顿既是被宠坏的儿子格兰姆，又是事业成功的约翰医生。对他的这双重身份，露茜都怀有嫉妒、爱慕和仇恨的感情。现实使她不能静静地爱他，他在关注她时，也总是一副冷漠的以恩人自居的态度。他的英俊和善良使他变得可爱；他的特权和利己主义思想使他令人憎恨。露茜在生活中被剥夺了许多权力，使得她像一个窥视哈佛大学学生的贫民窟孩子——嫉妒、羡慕、忿恨、厌恶；然而，她又有强烈的爱的冲动，如果一个如此互不相干、如此缺乏自信、如此令人烦恼、如此富有、如此优越、如此傲慢的人也可以相爱的话。

成熟意味着放弃对既令人愉快又令人气恼的利己主义者的“热恋”。假如一个男性不是这种利己主义者的话，你只有在稍晚的生活中努力获取成功时，才会遇到。他就是保罗•埃默纽尔，一个信仰虔诚、社会习俗、大男子主义、惧怕女性“竞争”的尚不老练的男子霸权思想的代言人。约翰是不可征服的，他永远不会理睬任何不漂亮不富有的女人，这是他惟一的标准；他爱范肖的愚昧，就像他爱葆丽娜•玛丽的美德一样。对他来说，女人是装饰品。保罗更容易对付些；他的性敌意中的一些东西更容易处理些。约翰•格兰姆从不注意露茜；保罗注意她，而且还恨她。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某种联系。由于这个故事完全是一个有关成功的幻想(这种成功在勃朗特生活的时代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是一种幻想)，保罗还真的被说服了。保罗讥笑露茜无知、女人愚蠢。对此，露茜以巨大的学习热情作出了回答。尽管他删节她的课本，将她关在过热的房间里，不断地欺负她，但她还是在这几乎不可能学习的环境里坚持学下去，并学到了知识。正是他的讥讽迫使她要获得成功，刺激着她去发展自我，震醒了她的夫人梦，放弃了与此有关的小小抱负，也消除了她女性的害羞心理和自我怀疑。

露茜也观察女人——又是从双重的甚至更加复杂的角度。她仔细观察分析吉娜夫拉•范肖这个调情者和白痴美人。吉娜夫拉粗俗地利用男人来获取她被精心调教着去获取的东西：赞赏、金钱、控制傻男人的小小权力。范肖也很漂亮；从各个方面来说，露茜都是她那个社会的产物，也是那个社会的敌人和叛逆者，她受的教育就是要珍爱这种美貌。这使她躁动不安。小说中充满了这种美貌在她心中引起的欲望的描写。为了表现这种欲念，勃朗特构想了某个下午业余戏剧演出的场面。露茜在最后一刻被拉来扮演范肖的情人。这是保罗的又一个威吓阴谋(在炎热的7月，他把露茜关在阁楼里，让她背台词)，强迫露茜鼓起勇气，获取成功。露茜奇迹般地成功了，她在舞台上向范肖求爱的表演也许是维多利亚时代所有的小说中人们所能看到的最不得体的描写之一。(勃朗特是个叛逆者，对文学作品之外的世俗观念毫不理睬，她的小说中常常出现惊世骇俗的情节。)成熟与成功在于超越对格兰姆的男性利己主义，或对保罗的盛气凌人但建设性的大男子主义的迷恋，同时，成熟与成功也意味着抛弃对范肖的男性欲望。露茜愚钝得不知去爱，单纯得不愿被伤害。这两个年轻女人之间的对话十分冷酷；范肖炫耀自己的美貌有两重目的，一是想使露茜在她的美貌前认输，承认自己是个丑女人，因而也是个低等女人；二是想使露茜自愿向她的美貌求爱，从而成为自己欲望的俘虏。吉娜夫拉知道，爱挑剔的露茜是最有价值的，征服她是最有意义的。在这些冷酷的谈话中，露茜始终保持着自我，不受任何人的影响。最终，她超越了这些谈话和范肖。范肖回复到她原本的轻浮形象，从小说中消失了。

露茜观察的其他女人是贝克夫人和布莱顿太太。这两位都是年龄稍长的妇女，一位是母亲，另一位是商人和小学校长。她们两位是人们在小说中所能看到的办事效率最高的妇女。和夏洛蒂•勃朗特一样，露茜没有母亲，她把年长妇女看做能力的化身，她喜欢她们身上那种精湛的管理能力。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幻想在这种女人身上看到的仅是她们温柔、胆怯的无能，但露茜却把她们看做能够抵御风浪的大船，把自己视为一艘小船。但是，大船之所以能够浮在水面上是因为她们懂得如何妥协；露茜却无意于此。大船代表着习惯势力。在对布莱顿太太与她儿子的关系的所有善意取笑中，她代表的是陈腐的、无私的母性，一心一意地间接地生存在她心爱的儿子的成功之中。虽然她是个令人愉快的主妇，但她为了让儿子能舒舒服服地享受帝王般的早餐，宁可让女儿作出牺牲。露茜对此一清二楚。布莱顿夫人身上的传统母道只不过使大男子主义情感变得更完美。另外就是贝克夫人这个传统思想的堡垒、欧洲禁欲主义思想的不知疲倦的维护者，她像上帝一样警惕地注视着年轻女子的一举一动。她会半夜爬起来检查露茜的内衣裤，偷看她的信件，看看其中有无谈及性的内容，还会监视是否有人从窗口给她的学生扔进信来。这两个女人都还年轻，性欲旺盛。布莱顿夫人与她儿子调情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妈妈，我遇上麻烦了。”

“瞧你那样，好像谁喜欢听你唠叨似的。”布莱顿夫人说道。

“呵!我的命太惨了!”儿子答道。“从没有人像我这样有一位不动感情的母亲；她似乎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一个儿媳妇像一场灾难一样降临到她头上。”

“我要是没想过，那也是因为这种灾难从没离开过我；十年来，你总是拿它吓唬我。‘妈，我马上就要娶媳妇了!’从你扔掉开裆裤那天起，你就一直这么嚷嚷。”

“但这次是真的，妈!这事很快就要成为现实了。突然哪一天，当你以为还很保险的时候，我会像雅各或以扫那样，或像任何部落头儿那样，娶回一个媳妇来，也许还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一位女儿呢!”

“后果自负，约翰•格兰姆!这就是我要说的。”

贝克夫人性欲更旺，非常乐意能够得到约翰•格兰姆，不过，她已不再年轻漂亮，或者说已没有再合他口味的那种社会地位。尽管她依然性感，她仍会体面地接受他的拒绝，平静地继续她的日常事务，但她会兴高采烈地扑灭她领域里的任何一位性入侵的火星。作为年轻女子的教育者，贝克夫人实际上是男权制社会的女工头，终身女警察。任何一种压迫制度，如果没有同谋者，一刻也无法存在下去，贝克夫人是同谋者的绝好例子。

最后一位是葆丽娜•玛丽这位金子般的人儿。她是个朝气蓬勃、完美无瑕的女人，她父亲的掌上明珠，约翰•格兰姆的漂亮的“波利”。露茜没有父亲宠爱她，也没有约翰那样的男人向她求婚。她痛苦地意识到葆丽娜是多么幸运。但是，这个完美女性也有一个缺陷——她是一个8岁的孩子，在小说开头，她以霍姆小姐的身份出现时，她整日兴高采烈，无忧无虑；她聪明、可爱、亲切、早熟，但是，当她以一个19岁女人的面貌出现时，智力上仍像个婴儿，这就令人感到恶心了。葆丽娜心地善良，倍受宠爱，甚至连露茜也不时地流露出对她的喜爱之情。但是，令露茜大为惊讶的是，难道社会公认的完美女人必须是个可爱的青春前期的姑娘。对这一类命运进行研究之后，露茜宁愿不做她们那样的人。审视完这个世界提供的“角色榜样”——敬慕儿子的母亲、高效率的牢房女监守、无情的调情者、婴儿女神——之后，露茜感到自己最真实的痛苦在于她出身在一个没有合适的人物可效仿的世界里，因此，她只好独自摸索前行，寻找自己的道路，当一个没有先例的开拓者。最好还是继续做她自己的具有实际意义的事情——与数学、保罗•埃默纽尔和工作打交道。

露茜观察了男人对女人的看法，研究了她那个时代文化中的女人形象。小说中最具破坏性的描写也许莫过于那天下午在布鲁塞尔博物馆发生的事情。露茜仔细打量着男人塑造的一个女人的两张面孔，一张是为了取悦男人，一张是为了教育女人。这就是鲁本斯画的《克娄帕特拉》和一位艺术院院士画的四幅淑女画。露茜有意外行似的描述了克娄帕特拉，这段描写十分有趣：

上面画的是一个女人，我觉得，画得十分夸张。我猜想，要是将她抬到一个大磅秤上，她的重量准有200到230磅。她肯定吃得很好。她一定吃了不少猪肉，更不用说面包、蔬菜和饮料了，要不然她不可能长这么高个儿，那么粗的身子，还有那浑身突起的肌肉疙瘩和一身的肥肉。她半躺在卧榻上。为什么这样，就说不准了。大白天强烈的阳光照在她四周，让人睁不开眼；她看上去非常健康，非常强壮，干上两位普通厨娘的活儿不在话下；她不可能抱怨腰酸背痛；她应该是站在那儿，或者至少应挺直了身子坐着。在沙发上她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发掉这个中午的……但是，她四周那不堪入目的脏乱，却是找不到什么借口搪塞的。前景上是滚得到处都是的罐呀锅呀之类的东西，还有花瓶和酒杯，一些干枯的花儿也夹杂其间；一些莫名其妙、杂乱无章的饰物撒满了卧榻，阻塞了地板。

露茜指出，她从画中看出了男性的手淫幻觉。这块“粗糙而荒谬的画布”，这个“巨大的哗众取宠的东西”，是男性幻想中渴望的宫女画，是他们头脑中无时无刻不在的肉欲，是他们强加在女人身上的女人形象。克娄帕特拉的画像只是供男人欣赏的。当保罗发现露茜在仔细观察这幅画时，他大为惊讶地叫道：“你这个年轻女人好大胆，竟敢冷静地坐在这儿，带着男孩那种泰然自若的神情看这幅画!”露茜常常称保罗为恶棍。现在，他受到了冒犯，甚至可以说受到了侮辱，因为一个年轻女人竟敢看他立刻就会驻足欣赏的那种画。保罗不许露茜看克娄帕特拉，强迫她坐到一个死气沉沉的角落里，去看那些循规蹈矩的画家画的毫无特色的平庸画作：

……一套四幅，目录上的画名是“一个女人的生活”。画的风格真够棒的：平淡乏味，毫无生气，画面昏暗，一本正经。第一幅画的是一位“少女”，正从教堂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本祷告书，衣着古板，两眼下垂，噘着小嘴——一副无比恶劣的早熟的小伪君子模样。第二幅是一位“有夫之妇”，头披长长的白纱巾，跪在卧室的祷告台前，双手合着，手指对手指，两眼还翻着白，一副让人看了就想吐的模样。第三幅画的是一位“年轻的母亲”，躬着身子，郁郁寡欢地看着下方一个陶瓷般的胖乎乎的婴儿，那婴儿的面庞犹如一轮不甚完美的满月。第四幅画上是一位“老妇”，一位黑女人，手里牵着一个黑女孩(说她黑，是因为她穿着黑色的丧服)，两人都专注地审视着一座法国式纪念碑……所有这四个“可爱的人儿”都像夜盗贼一样拘谨，脸色苍白，像鬼一样冷淡和让人恶心。女人就是这样生活着!没有安全感，生活无乐趣，体内无血液，是一些没脑子的非实体!她们的处境就像那个四体不勤的吉卜赛巨人克娄帕特拉一样无比悲苦。

在这段有关视觉禁忌的喜剧性描写中，在这一男性文化的社会人格分裂症中，揭示出来的不仅仅是双重标准的虚伪，还有它的居心和目的。男性文化把女人变成了一个性标志，一个没有思想和人格的肉体，一个供它观赏的“×”。留给女人去观赏的则是一尊无聊的忠贞的小圣像。它们公开宣扬的就是女人应具有可供使用的卑躬屈膝。

这两幅画表现的女性形象的极大反差，最好地说明了《维莱特》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通过把人物分成两个类别，通过描写露茜自己犹豫不决的肯定和否定这两种反应，勃朗特驳斥了她那个时代的两种文化。另一个二分法是露茜的求新意识，她的革命精神，以及旧的习惯势力在她灵魂上留下的残余。这种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又被她的抱负和欲望以及它们的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一外部冲突所补充。障碍无处不在，有经济的，也有社会的。性等级制度的残酷现实以及它的意识使她大受挫伤。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障碍反而成了她前进的动力。露茜不仅仅代表勃朗特，而且一定也代表了，并也许仍然代表着，世界上每一个有觉悟的年轻女性的志向。她想获得自由；她热切渴望逃脱世俗观念的束缚；她想学习，想工作，想不断取得成功。她羡慕每一个男人的职业，她羡慕约翰是个医生，她羡慕保罗是个学者；同时，她羡慕他们所受的教育。约翰和保罗都得到了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这是为他们踏上生活道路作的准备。露茜没有得到过任何有实质意义的东西：

想想，在今后的八年中我会是个什么模样。像一只在恬适的气候中安睡的小船，停泊在平静如镜的港湾里——舵手四肢张开躺在窄小的甲板上，仰面朝天，双目微闭……许许多多女人和姑娘就被设想着以那种方式度过她们的一生；我为什么就不能获得一些其他东西呢?……不过，毫无疑问，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一定是不知何因掉进了大海，或者说，船最终必定是触礁沉没了。

她被痛苦地赶出了中产阶级圈子，没有独自生活的思想准备，因为整个世界都曾预料她会过一种寄生生活。现在，她没有了过这种生活的必备条件：漂亮的脸蛋、体面的社会关系和为她安排一切的父母。她成了没有主人的农奴，只好做个挣工资的奴隶，也就是当家庭女教师或学校教师。惟一的出路，一条没有希望的路，就是了解世界，学习知识。《维莱特》记述的就是露茜在学习世界和书本，以及增长才干的过程中如何接受了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但是，她能干什么工作呢?有哪些职业是向她开放的呢?有偿侍伴、婴儿保姆、家庭教师、小学教师。这些都是奴仆的代名词，其工资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要节省一辈子才能有使自己脱离困境的赎金。奴仆地位还有一个屈辱，它对于中产阶级妇女来说尤为残酷，那就是，她们一旦受雇用，其地位就比她们的阶级地位低一等。(当侍伴时，露茜遇见了昔日的一位同学，现在是一个家庭的女主人，露茜以前还常常到厨房去看望另一个成了奴仆的同学。)另外，这些职业需要住在雇主家中，24小时受监管，这无异于坐牢。这些就是露茜可以工作的惟一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她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也不可能实现个人的抱负。露茜羡慕保罗和约翰，因为他们的职业自然而然地给他们带来了满足和地位。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像露茜不断地提出疑问一样，人们或许也会问，在这些条件下工作，值得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难道做做白日梦，梦想着迷人的王子会使自己升到尊贵的地位不是更轻松些吗?不管怎么说，他们可以为你提供安全和轻而易举得来的社会地位。如果没有这些，他们至少可以提供性满足，而这是露茜这样有工作的人禁止享受的。

有时候，《维莱特》读起来像是罗斯金和穆勒相对观点的又一场论战。露茜始终在追求骑士拯救的甜蜜希望和穆勒分析的残酷现实之间动摇。勃朗特向我们表明，她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在她那种环境里，露茜若不是时时有向世俗屈服的倾向，若不是时而愚蠢，时而理智，那她就是不可信的。因此，小说中有许多时候描述她希望自己像范肖一样漂亮，像葆丽娜一样富有，在另外一些时候，她又觉得，只要格兰姆意识到她是一个活着的人，她就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出身在一个以人为的美貌标准判断生死的环境里，露茜处在一种照镜子强迫症中。每次看着自己在镜子中的影子，她就否定自己的存在。露茜鄙视外在的自我，只能通过自我憎恨构建一个内在的自我。这是文学作品中最有趣的自卑感例证之一。然而，生活在将性受虐狂当作女性的正常现象，甚至培养她们享受这种现象的文化中，露茜面对并战胜了保罗的性施虐狂可能产生的诱惑。

勃朗特必须应付公众的和她自己本人的检验。这就是为什么她在小说中必须采用含蓄的手法，不断地加进多愁善感的内容的原因。那个时代的情感注定她必须这样。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都被期待着以幸福的婚姻结尾，女作家的小说更加应该如此。勃朗特假装妥协；她以葆丽娜•玛丽和约翰王子的虚假婚礼向世俗观念屈服，但她却以露茜逃脱世俗观念的束缚骗过了人们。

逃避世俗约束的描写在书中比比皆是。《维莱特》读起来就像是准备越狱的沉思冥想。即便在保罗这个暴君收敛后，露茜还是不愿嫁给他。在小说中，他就像看管露茜的狱卒，但是，聪明机智的囚徒露茜决心要逃脱他的管制。她假装驯服，学习他所能教给她的现存社会制度的一切秘密——数学、拉丁文和自信心。在那个憎恨和惧怕有智慧的妇女，自吹使惟一一位曾对他的学识构成威胁的女教师丢掉了工作的男人面前，她假装是他虔诚的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保罗始终用“女人天生低劣”的诱饵折磨她，但她经受住了，并懂得，当她证明自己是个好学生、使他的教育者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时，消失的也仅是他偏执态度的外表。但是，他被愚蠢地骗走了钥匙。钥匙一到手，露茜就骗他借钱给她，租一所学校给她经营，这使她壮起胆子逃脱了贝克夫人的魔掌——她自由了。不管怎么说，变善良了的狱卒也必须尽量躲避；变成情人的保罗也溺水而亡。

露茜自由了。自由是孤独的；在当代社会最令人愉快的“爱情”和自由之间，露茜选择了保留她坚持的个人主义的人性，甚至不惜牺牲性的快乐。多愁善感的读者也可以说露茜“乖戾”，但是，夏洛蒂•勃朗特完全清楚，在露茜生活的那个社会里，没有一个男人她可以与之共同生活而同时又享有自由。即使在勃朗特把她小说的女主人公嫁出去的那些时候，那种幸福结局也似乎具有欺骗性，那种婚姻如此空虚，读上去就像是一种讽刺杂文，或是对爱情本身冷嘲热讽的传单。处在露茜那样的地位，就像勃朗特本人所处的地位一样，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途径可言。

既然婚姻中的性政治没有什么补救办法，露茜不结婚也就完全合乎逻辑。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要宣扬女人不结婚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保罗便静静地葬身海底。假如说勃朗特的女主人公曾使自己“适应”社会，向社会妥协，最终又失败了，那我们就永远也不会听到这个故事。勃朗特本人生活在一个有两个半疯的妹妹和暴君似的父亲的家庭里，没有“前途”(即婚姻安全)，等待她的只有当家庭教师和过独身生活的希望。她主要的排遣就是和妹妹们一道构思“安格利阿王国”幻境。这几个怪诞的姐妹一辈子都沉浸在这种梦幻中，编写着这个理想王国的故事。在那儿，女人统治天下，管理国家，宣布白天与黑夜，决定生与死。假如勃朗特不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没有这些经历，我们也不可能听到她的心声。如果以上两种假设成立的话，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一个在经历了几千年屈从之后复活了的灵魂想对我们说些什么。对勃朗特姐妹作品的文学批评，长期以来一直是一场男性偏见的游戏。批评者要么证明她们不会写作，是些毫无希望的原始派作家，从而将自己打扮成学校校长的模样，修改她们的作品，指出错误之处；要么把她们的作品说成是有关荒蛮的个案史，偶尔假惺惺地对荒原上挡风的屋子或旧时的闺房生涯说几句同情话，作为他们动机的开场白，接着便急不可待地对小说中的每一个事实加以攻击，生怕夏洛蒂或艾米丽会狠狠地“阉割”了他们。《维莱特》中蕴含着仇恨和愤怒，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人们在理查德•赖特的《黑孩子》中也可以看到大量这种情绪。给这种情绪贴上神经质的标签是错将征兆当病因了，是希望借此使自己免受心烦意乱之苦。

使我们感到惊讶的不应该是露茜的固执己见的烦恼，而应是她的爱心和激情——甚至她的风趣的话语。《维莱特》是比较风趣的英语小说之一，是以多愁善感的喜剧为特色的时代里罕见的诙谐小说之一。最令人满意的是小说中惊人的自觉意识、公正的分析、公允的观察和大度的自我批评。尽管书中偶尔也夹杂着一些多愁善感的废话(《维莱特》中有相当数量的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伤感情绪)，但它仍不失为那个时代最有趣的小说之一，是革命性情感的流露，是一部重要的作品。

穆勒和恩格斯从理论和理性的角度论述了性革命；哈代、梅瑞狄斯和勃朗特以小说形式描写了性革命，他们的描述虽然不那么客观，但却使人们了解了性革命带来的冲突以及性革命唤醒的情感；诗人们对性革命的反应则往往是无意识的。人们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中读到的往往是对那个时代最受压抑、最具负面效应的题材——时代的矛盾情绪、不确定性和罪恶感——的遮遮掩掩的表达。诗歌更多地是对性自由的前景——还有威胁——而不是对实际的性政治作出反应。总的来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三个问题的重重忧虑，即社会科学(历史、人类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生物学、地质学和考古学)的进步导致的上帝的死亡、消失或腐蚀；民主和阶级战争的可能性；性革命代表的对古老的忠贞观和可恨的束缚的公开挑战和冒犯。那个时代的诗歌对这些当时的社会风暴所作的反应是置身于时代之外，躲进另一个时代。诗人们只有借中古或古代题材进行创作才感到安全。阿诺德复活了田园诗，描述削弱了的宗教力量的悲哀；丁尼生又开始创作浪漫主义诗歌，试图躲进封建庇护所，在那里表现婚姻的失败和令人厌倦的性危险。

中世纪的习俗和遥远的典雅爱情的风趣似乎是进行这种讨论的最好的时代背景。实际上，是济慈的《无情的妖女》中那个使她的骑士郁郁寡欢、“沮丧地游荡”的致命女人开始了这种讨论。这种无精打采的姿态对丁尼生颇具诱惑力，他在《提托诺斯》和《食荷花人》中恰当地运用了这种姿态。对他来说，这比《尤利西斯》中自我约束的毅力也许更加自然些。在他整个的诗歌创作生涯中，丁尼生似乎始终在对具有骑士精神情感的贞洁女性(胸部丰满的主妇，或未染风尘的少女)的欣赏和致命女人之间受折磨。按照那个时代精心构筑的有关花卉的意象，这两种女人被明白无误地归类为百合和玫瑰。丁尼生早期的抒情诗描绘了夏洛特小姐和玛丽亚娜小姐的命运，两个情感丰富的名门闺秀，因受束缚和性挫折而凋谢的百合花。尽管他的主要诗歌《国王叙事诗》中也有一个百合花少女的形象，但是，它以诱惑的两种不同表现方式引入了玫瑰花形象：格温娜维尔和维维安女巫。格温娜维尔具有破坏性的性打破了亚瑟王及其骑士们的整个乌托邦梦想。丁尼生建立在理想婚姻、灵智合一、男女合一、维多利亚式的两性合一基础上的理想王国遭到了惨败。亚瑟王只是一个灵魂，一个纯粹的没有肉体的精灵，一个基督似的人物。格温娜维尔却是个活生生的人，因而被称作纯粹的肉欲。但是，尽管如此，她仍具有某种尊严，她也许是丁尼生诗歌中最优秀的女性人物。维维安女巫则是另一回事。她使默林一筹莫展，从而加速了亚瑟王朝和丁尼生的理想国家的灭亡。她是个铁石心肠的肉欲者，一个性欲陷阱，一个“长了牙齿的人”，一个充满狡诈的蛇一样的人物。在丁尼生坚守的各自领域的信条中，男性被赋予了智慧、统治权，具有作战和进行其他服务人类、促进文明的利他主义活动的能力，而女性，如维维安热情地承认的那样，只懂得动物性性欲：

“男人梦系功名，女人只知追求爱。”

呵，她心中惟有爱!尽管那爱无比粗俗，却割去

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并将它吞噬

为己所用，全然不顾其他一切；而功名，

紧随死亡而至的功名，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

有时候，如在丁尼生的早期诗歌《两种声音》中描述的那样，这种难以满足的女性欲望被粉饰为母道，称作“妇道的玫瑰”。但是，在他最成熟的作品《国王叙事诗》中，丁尼生有机会更深入地看到了“抽象女人维维安”所预知的混乱而无节制的交媾带来的巨大灾祸；在那个世界里，只要她有机会平等地参与其事，一切就会“回转到动物的境地”。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维多利亚时代对女人灌输的禁欲主义思想，这种极端的淫荡行为似乎尤为不可能发生。然而，诗人们描述的不是现实，而是幻想，他们自己的幻想，因而也是男性的幻想。默林看出了她是丁尼生所知道的那种淫妇，便说了声“妓女”。和任何女巫一样，维维安以她令人憎恶的真实面目对名字的魔力作出反应：

她坐在他大腿上，但猛然跳了起来，站在那儿

像一条冻僵的毒蛇；一幅令人讨厌的景象，

在生命和爱情的玫瑰色唇间，为何

会闪现出一个狞笑着的死亡骷髅!

丁尼生对百合和玫瑰们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在诱惑和厌恶之间摇摆不定。百合花似的女人要么像夏洛特小姐那样被迫过着平淡无味和替代性的生活，要么像阿斯托拉脱城的百合小姐那样无望地生活在幻想中，要么像玛丽亚娜那样饱受幻觉性欲之苦。虽然她们都有细腻的诗化的情感，但她们也因此受苦，直至挨饿死去。贞洁是她们惟一的生命，也是她们的灾祸和死亡的根源。玫瑰花似的女人在性欲方面是百合花似的女人的对立面(除了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外，那个时代的女人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人，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性文化最该诅咒之处)。她们也构成了一种可怕的威胁，这种威胁对于丁尼生这样对活跃的性的前景缺乏信心、毫无兴趣的诗人来说尤为令人沮丧。这个问题在他的作品中从未得到解决，这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就制造了一种紧张气氛和兴趣。尽管他从道德观念上反对这种女人，但是，很明显，对玫瑰花似的女人，丁尼生不只是持否定态度，而且也犹豫不决。不过，关于这两种花型，有些令人泄气的东西：当一朵百合花，就必须去死；当一朵玫瑰花，就必然致他人以死命。很难找到一种比这更加讨厌的对性或男人们作出总结的方法了。

罗塞蒂的作品继续着这种冲突。他在诗集《生命之屋》中试图勇敢地矫正性和情感之间的不平衡。他这使男性理想主义(典雅爱情和柏拉图式的爱情)和热烈的肉欲相结合的尝试十分大胆，但不太成功，因而，更值得称赞的是它的愿望而不是其结果。罗塞蒂在其他的作品中也沉溺在对女性性行为的幻想中，但是，更加露骨，更少克制。《神女》是将基督教的柏拉图式爱情色情化的尝试。诗中不仅描写了神女在天堂门前大方地裸露了自己温暖的酥胸，而且还更大胆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设想，即诗中的两个情人在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的世俗天堂团聚时，将在圣母马利亚的面前赤身裸体，坦然地做爱。同时代的批评家更多地是在他们自己心中，而不是罗塞蒂的心中，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得体的。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罗塞蒂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使命的。罗塞蒂最优秀的诗作《琼尼》是戏剧性的独白，描述一个嫖客看穿或试图看穿双重标准和性政治，以及琼尼命中注定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这首诗歌的写作技巧非常微妙和老练，诗中惟一的叙述者隐晦的话语具有极大的讽刺性。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也许罗塞蒂永远不必告诉读者，最终造成琼尼堕落的原因究竟是世上原有的邪恶，或仅仅是诗中独白者那样的人有意的安排。《琼尼》没有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节剧在处理这种主题时通常带有的多愁善感情绪的影响，像小说作品一样具有极佳的分析和论理特色。罗塞蒂的大多数作品并非如此，它们主要的贡献在于把致命的女人变成了发牌者这样的象征，或《特洛伊城》里乳房丰满的海伦。这些都是死亡和命运的抽象的偶像。这种将艺术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创作技巧对斯温伯恩和王尔德这些后来的诗人十分有用，因为这使丁尼生式的道德顾虑变得无关紧要，使诗人能够心无顾忌地描写致命的女人。

丁尼生通过申斥淫荡的玫瑰花，并始终大声为百合花唱颂歌，维护了体面的行为。罗塞蒂不断地在诗中提到“圣母”的观念，或借诸贝雅特丽齐或其他百合形象，以此保持了一些礼仪观。斯温伯恩则义无反顾地为邪恶大唱赞歌。在他对“我们痛苦的夫人”德洛丽丝的赞颂过程中，他请求这位异教公主“原谅我们的德行”，“我们”将放弃“德行的百合和绵绵的情意/接过邪恶的玫瑰和狂喜”。正是在这种时候，斯温伯恩最易使人想起行手淫的好色学童。

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诗人们曾忧伤地转向中世纪的基督教，以便排遣他们心中沉重的疑虑和不可知情绪。斯温伯恩带着人们不得不佩服的合乎逻辑的直率的勇气跨越了这条界线，径直走向了无神论。由于他这样做即便是在现代也过于冒险，因此，他一般只寻找一些模糊的貌似可信的古典背景。在古人中，戏剧人物把神说成是“最大的邪恶，上帝”也许是可信的，尽管说这话的人是《阿塔兰特》中雅典少女组成的合唱班。自文艺复兴时期引进古典主义后，古典主义始终对基督教构成某种具有竞争性和诱惑力的危险，但是，斯温伯恩在他的作品中，有意将古典主义当作一种破坏力量。斯温伯恩是个自觉的非道德论者，他明目张胆地发动了基于回复到原始主义之上的古典主义复兴运动。这种原始主义具有某种精心策划的野蛮状态，充满了萨德侯爵运用过的那种弦外之音。

实际上，丁尼生注入阿尔比恩并建立亚瑟王朝来加以扼制的异教恐惧，都被斯温伯恩释放在性欲泛滥的洪流中。可以说，盖子是丁尼生拧松的，斯温伯恩则兴奋地、不负责任地让其打开了。后者不幸的性特征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性无能，他的性受虐狂(不可救药地渴望被人鞭打)，他在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所接受的文化受虐淫。这一切可悲的反常行为都记录在他未发表，或者说幸亏被人遗忘的诗作里。埃德蒙•威尔逊告诉我们，斯温伯恩不正常的性行为是研究那个时代及其性文化的线索之一。那种性文化迫使上层阶级将痛苦和未能满足的同性恋情绪与早期的性体验联系起来。在长期的性压抑之后，当性能量终于找到了释放的手段，其被禁锢的活力发现了释放的途径时，它也许会误入恐惧症、性变态及其他反社会的性形式的歧途。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斯温伯恩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于1866年出版的《诗歌与民谣》所开创的颓废时代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某种类似的倾向。斯温伯恩的例子具有启发性。作为一个失败的叛逆者，他并不满足于谴责正统的宗教，而是必须成为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并最终沉溺于异教的反宗教和性受虐狂习俗；作为性自由的鼓吹者，他不得不为其大肆鼓吹，像孩子似的狂热；作为出身贵族的共和主义者，他并不满足，直至老年，经过一番周折，又成为了叫嚣沙文主义的帝国托利党党员。

颓废派主张的性解放有些不切实际，不合情理，且唐突、前后不一致，长期遭贬斥的性能量仿佛变成了一股汹涌洪涛将其创导者淹没，使他们无力辨别任何价值观，只知一味地、不惜任何代价地、毫无约束地表达他们的性自由价值观。性解放运动的参与者，尤其是斯温伯恩，有意发表愤怒的自白，其实，这种自白中含有某种恐慌和大量未获原谅的内疚的成份。这种内疚的根源显然是来自他性格形成的岁月和压抑性文化不健康的环境条件。受惊扰的世俗观念对王尔德的指责也定会引起我们的同情。不过，以杂乱无章为特征的颓废派性观念本身对性革命也构成了某种危险，不可避免地带有反动的威胁。性活力的猛然释放预示着它必将衰退；其欠考虑的冲动带来的疑虑预示着它的终止。

王尔德的《莎乐美》于1893年用法文发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于1879年用挪威语写成，但直到1889年才用英文上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上演4年之后，王尔德的《莎乐美》才在英国舞台上演。新戏剧及其体现在娜拉摔门出走中的革命的自然主义宣言与王尔德根据近东神话创作的过分高雅的幻想戏剧形成了鲜明对照。《玩偶之家》代表了性革命的现实。颓废主义对此的反应是以自我恐惧和兴奋为基础的不相关的无意识梦幻。《莎乐美》是一部十分有趣却被忽视的作品，对后来的许多剧作都有影响。它出现在性革命高潮年代似乎完全是一种偶然，远离了革命的中心，有些不合时宜。

这个独幕话剧是性欲主义和禁欲主义之间的对话，主人公是莎乐美和约卡南，后者是令人敬畏但不太可爱的施洗礼者约翰的化身。两位主人公都是艺术家，莎乐美奉行异教的唯美主义，约卡南热衷于预言；莎乐美的对话风格是抒情诗和舞蹈，约卡南的风格是雄辩、指责和狂热赞词。但是，整个剧的风格是莎乐美的风格，并且最终获胜的也是莎乐美，虽然那是战舞式的胜利。王尔德追随开路先锋斯温伯恩，对丁尼生极力反对的致命的女人大加赞赏，甚至借莎乐美这一形象称赞男性幻想制造的并开始表示赞同的“阉割男性”的女性形象；梅勒敌视的婊子形象变成了受人尊敬的女神。莎乐美这个形象代表了使人不可理解的性欲，是一种观念，而不是具体的人物。该剧成功与否取决于莎乐美的扮演者。尽管剧中角色以及对话表现出了倦怠和强烈的性欲望，但莎乐美所代表的是高傲的性意愿，而不是性本身。她决不仅仅是一张美人的罗网，而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表明世上存在着一种从未遇到过抵抗的永不满足的性欲望。看得出来，希律王宫廷中的每一个男人，从国王到卫兵，都对她垂涎三尺。只有约卡南蔑视她，像个毫无感情的物体拒绝她。莎乐美不单单是维维安或早期神话中的致命女人那样的勾引男子的女人，而是一个暴君，一个强奸犯似的人物。她所强求的不是可怜的、年老无性功能的默林，而是性欲旺盛、一身毛发的年轻的约卡南，神圣的上帝的先知。罗塞蒂希望能够使基督教带上一些色情色彩；斯温伯恩写文章对此表示反对；王尔德则不知羞耻地想用身披纱巾的七位舞女和莎乐美毫无遮掩的引诱来达到这一目的。那些露骨的话语是自巴斯妇以来人们闻所未闻的：

我爱你的肉体，约卡南。你白皙的肉体就像人们刈过的田野里的百合花……我渴望触摸你的肉体。

约卡南知道莎乐美十分羡慕他的圣洁。他答道：

走开，所多玛城的女儿!别碰我。不许亵渎上帝的神庙。

当一位为她而欲火中烧的叙利亚年轻男子看到这一切，而后因嫉妒和失望自刺身亡时，莎乐美对施洗礼者低吟道：

我渴望亲吻的是你的嘴，约卡南。你的嘴犹如象牙塔上的一条红带。它像用象牙刀切开的红石榴……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像你的嘴那样鲜红……我渴望亲吻你的嘴。

约卡南：永远不可能!巴比伦城的女儿!所多玛城的女儿!梦想!

莎乐美：我要亲吻你的嘴，约卡南。我要亲吻你的嘴。

约卡南的话让人听上去觉得他更像海因斯医生(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中那个性狂热的福音派新教会的清教徒)，而不是《圣经•新约》中的任何其他人。他像被“陌生女人”引诱的奉东正教的犹太人一样恐惧地答道：

走开!巴比伦城的女儿!是女人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邪恶。别跟我说话。我不要听你说话。我只要听上帝的声音。

约卡南还代表基督教早期的禁欲主义，也就是新教徒心中具有吸引力的谴责性反对性行为的思想，同时，在面对比尔兹利画的袒胸露臂的舞女的裸体形象时，他也是受惊吓的体面人的代言人。

虽然莎乐美有裸露癖，并有强烈的性欲望，但她并不完全，或者说，并不主要代表女性；她也是奥斯卡•王尔德的化身。这个剧描写的是同性恋的罪恶感和排异反应，以及随之而来的双重复仇。莎乐美遭到预言者的拒绝后，叫人砍下了他的头，尔后，出于对这一报复的惊恐不安，王尔德又让希律王的卫兵将莎乐美杀死。在剧的最后，莎乐美代表的勇敢的性行为遭到了暴力的惩罚。这时，卑鄙的暴君希律国王站在楼梯上，回头看见莎乐美正在狂热地亲吻约卡南被砍下的头，喊出了全剧高潮的最后一句话：“杀死那个女人!”

尽管这最后的180度大转弯技巧精湛，令人惊叹，但它似乎显得有些过分随意，除非我们能够理解剧中掩饰的幻想似的同性恋意象。是希律王下令杀死了莎乐美，但是，他是一个腐败国家的腐败君王。如果是王尔德遭受这种惩罚的话，他也许会减轻自己的罪行，但是，像莎乐美那样，他仍将是该剧的主角。不过，处死的命令在前，而且是从那位被人追着求爱的预言家口中发出的：

约卡南的声音：让主人的卫兵们用剑将她刺死，让他们踏着他们的盾牌踩过她的身子。

现在，莎乐美可以亲吻那血淋淋的头了，但是，她的倾诉是徒劳的：

约卡南哟，你终于见到你的上帝了，但是我，你当初却是一眼也不愿看。如果你当初睁眼看到了我，你定会爱上我的。我看见了你，所以爱上了你。呵，我当时是多么爱你!我现在依然爱你，约卡南，我只爱你一个……我为你的美丽而焦渴万分；我为你的身体而饥肠辘辘；美酒止不了我的渴，苹果也缓解不了我的饥。约卡南，我现在该怎么办?倾尽天下所有江河湖海的水，也无法扑灭我心中对你的一腔热情。我是一国之公主，你却藐视我。我是未饮风霜的女子，你却染了我一身尘埃。我是不谙世事的洁妇，你却在我胸膛塞进一把邪火……呵!呵!你为何不看我一眼?你要是看见了我，你定会爱上我的。我知道，你本可以爱上我的。神秘的爱情比神秘的死亡更加伟大。

约卡南永远不会原谅她，永远不会希望拥有她。她恳求获得的亲吻，切开石榴的象牙刀，以及象牙塔上的红带子——这一切都是背交或口交的象征。对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共同的严格的禁令来说，要求这个吻就等于阉割或谋杀自己亲爱的人。他若顺从，世俗观念将认为他没有男子汉气概；他若拒绝，受伤害的充满欲望的自尊心就会以精神谋杀的方式进行报复，在剧中是借神话中砍头的方式，随后又加以想像的自杀或行刑。在希律王腐败的司法制度中，整个事情一结束，立刻就以武断的处死予以惩罚。但是，也有令人满意之处，那就是莎乐美的死是出自约卡南的命令，是由一群男性将其刺死的，这使人想起了热内。和斯温伯恩一样，在剧中，负罪感从痛苦、惩罚和谴责中找到了使自己满足的方式。《莎乐美》实际上是一个私下的体现罪恶感的梦幻，而不是一个公开的反叛行动。

通过塑造一个阉割男性的致命女人的形象(不论该剧牵强附会的结局意味着什么，莎乐美始终是全剧的中心，描写近东异国风情、珠宝和孔雀等的华丽词藻都是对她所代表的性欲的赞美)，王尔德似乎是在以过分的热情对性革命作出反应。女权主义者只不过想要获得平等和选举权。有必要塑造一个砍下男性头颅的女英雄来作出反应吗?的确，莎乐美与她那个时代的维多利亚式的妇女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但是，她并不是个女人，而是王尔德同性恋负罪感和欲望的产物。这个原因，加上他甚至不能构思书斋剧(在这种剧中，男人们相互操屁股)的实际障碍为他制造了借口。维多利亚时代的淫秽物和其他地下的或未发表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王尔德想发表自己的作品，想出人头地。《道林•格雷的肖像》描写的也是经过伪装的同性恋，差一点就成了第一部有关同性恋的重要小说，只不过王尔德过于腼腆，没有告诉我们道林究竟犯的是什么“罪”，因此，我们只好依靠“罪恶”的场所去猜测。作者要我们相信，那些塑料搭建的妓院和鸦片馆是道林堕落的根源。这种遮遮掩掩的做法毁了这本书，不过，具有挑逗气息的第一章是很不错的。

因此，由于历史的和个人的恐惧和负疚的原因，王尔德说不出自己喜欢什么，只好求助于神话，求助于东方的能剧似的滑稽剧，求助于多雷和古斯塔夫•莫罗的绘画。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致命女人甚至不是个女人。王尔德维护同性恋——多年后他因同性恋而受审监禁——的革命活力在他的创作中转向了反动的幻想，这种幻想依然宣扬厌女神话中的致命女人，即女性邪恶。易卜生塑造的娜拉是性革命中真正的叛逆者；莎乐美退入了过时的诽谤性指控，是预示着反革命时代到来的象征性空虚。出于个人需要，王尔德大量使用象征，不愿描写那些为挣脱历史和环境束缚而斗争的真实的女人。那些追随他的作家把女人描写成一种观念和一种抽象物，是另有动机的。但是，自莎乐美之后，出现了一系列象征性的、不真实的女性化身：叶芝的高贵典雅的女性，艾略特的惧怕生活的女性，人人都写的“永恒的女性”，大地母亲，阉割男人的女人，等等。

《玩偶之家》和《莎乐美》都是描写冲突的话剧，动作成了多余，情节也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所有利害冲突都幻象化了，只等待着爆发。娜拉勇敢地正视一切世俗观念和男性骑士气派的偏见，这些观念和偏见将她禁锢在一个孩子的玩具似的结构里，希望她能永远像个家中的宠物和婴儿一样呆在里面。作为王尔德化身的莎乐美面对的是愤怒的英国公众。他们对“不正常行为”的惩罚是数年监禁，同时还遵循苏格兰法律，对鸡奸者处以绞刑。王尔德还遭到了他求爱的男人们的拒绝。但是，人们并不因此怀疑王尔德的性魅力。同性恋的两个最令人怯胆的恐惧——两者都是社会敌视的产物——是害怕遭公开揭发和害怕遭求爱的男性拒绝。第一种恐惧导致了莎乐美“脱衣”的场面——她的第二个我躲藏其后的裸露的乳房。第二种恐惧的结果是约卡南的拒绝，这是该剧的惟一动机。不论“女主角”的性别是什么，《莎乐美》是舞台上令人兴奋的对性欲的呼唤；它所有的明白无误的紧张场面对性欲作了公开展示。无论莎乐美的报复意义多么凶残，实际上，她遭鄙视的痛苦是令人同情的。王尔德处理得非常巧妙，我们不是对她的肉欲作出反应，甚至也不是对她的强制企图作出反应。约卡南坚决的拒绝具有傲慢的含意，带有强烈的扭曲的清教主义色彩。

对于王尔德来说，最难对付的也许不是这种拒绝，而是人们对这种最可怕的罪恶的令人震惊的指责。这是一种世俗观念和“男子气概”都坚决反对的罪恶，整个犹太基督教共有时代都大声反对的罪恶——“鸡奸”!娜拉公开地与性政治进行着理智的斗争。王尔德却不能。他只敢稍有表示，但仍遭监禁，只好沉默。王尔德于1895年受控遭监禁时，娜拉和她的一群革命者还要再进行几年反叛的事业；肖伯纳和伍尔芙，还有妇女选举权的斗士们，都还未出场。王尔德打破了更为严厉的男权制禁忌，其受到的惩罚也是相当迅速而可怕的。男权制对娜拉代表的更大的威胁作出反应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并且在初期可以对它作出让步，进行一些小改革。但是，在这方面，也同样出现了反动；性革命的巨大推动力渐渐地遭到了强大的反动力量的阻止，终于中止了。

注释：略

第四章 反革命

一、反动政策：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模式

性革命的第一阶段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结束。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有一场真正的剧烈的社会变革——改变有史以来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没有这种剧烈的变革，要想清除这些制度中改革者认为最讨厌的那些罪恶是不可能的。这些罪恶是：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丧失、双重标准、卖淫制度、性病、强制婚姻和强迫性父母身份。性革命的结束必须意味着男权制秩序的终结。这就需要废除男权制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在地位、气质和角色等领域造成了男女两性的不同社会特征。虽然男权制思想受到了侵蚀，男权制得到了改良，但是，主要的男权制社会秩序依然如故。由于大多数人构想不出其他的社会组织形式，取代男权制的惟一办法似乎只有动乱。最近的一个分析报告说，并不是“社会秩序要求妇女顺从，对于保守派来说，是社会秩序需要一个使妇女顺从的家庭结构”．

说到底，男权制对于家庭制度来说似乎是必要的。在具有激烈竞争特性的保守经济中，“家”似乎提供了最后一丝具有人情味的情感+是大众感情的惟一庇护所。对于不愿将这种活动扩大到核心家庭以外的社会来说（核心家庭具有自我中心的特征，是一个浪费的无效率的个体，引超了人们的批评），除了拯救私有家庭之外，别无他法。作为国家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一支队伍，男权制家庭有许多可称赞之处。家长也许是国家的臣民，甚至是奴隶，而家庭成员则是家长的臣民或奴隶。独裁政府似乎尤其喜爱男权制；法西斯国家和独裁国家的氛围严重依赖男权制特征来维持。另一种极权主义形式——如苏联的极权主义，差不多与性革命同时发展起来，并得到了大规模的实施——已开始被抛弃。④由于男权制家庭的内聚力主要取决于妇女和孩子的经济依附性，家庭中几乎没有经济平等可言，家庭的团结根源来自其经济和法律实体，而不是其纯粹的感情联系。最后一点，也是最相关的一点是，即使是现代家庭，由于它传统的角色分工并未改变，仍然将人类活动全部 •保留给男性，使大男子主义成为必需，而将女性禁锢在低等劳动和照料孩子的圈子里。按照性别划分的不同地位也就必然随之产生。

在纳粹德国和苏俄这两个差别极大的社会里，官方政府的家庭实验提供了一个模式，或许可以澄清其他社会在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口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首先得到了一群牢骚满腹的老兵的始终不渝的支持。其思想带有民族、种族和性沙文主义倾向，这是人们从其政治基础中可以预料到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把纳粹国家描述为回复到部落团结的倒退，使内团体与外团体对立此外，这也许还足迄今为止复兴和巩固极端男权制环境的最蓄意的企图。在他们“领袖”的带领下，部落成员本身扮演各部落单元、妇女和儿童的主人的角色。

从一开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就视性革命和女权主义为必须认真对待的力量。妇女解放运动在德国开始较晚，直到2世纪的头1年才在那儿兴起。但是，在纳粹党上台前5年．女权主义者已组织数百万德国妇女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分为4个团体的妇女组织联合会。到1928年妇女联合会成立时，女权主义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坚强的堡垒纳粹主义便开始有部署地采用各种手段攻击破坏女权运动：分裂、强制选举、夺权、渗透、从女权运动和公共生活中清洗女权运动领导人等。然后将女权组织收归于纳粹的领导下，让它们受命于纳粹的“妇女团”、“妇女冲锋队”和后来的“妇女阵线”（几年后改名为“妇女工作部”）D这些组织名义上由女首领和反女权主义妇女同谋者领导，实际上受克鲁马赫尔和希尔根费尔特这些接近纳粹党的男人控制。虽然纳粹党党员中只有3%为妇女，但是，接管妇女组织的过程非常顺利，到1933年，纳粹党的妇女组织已成了内团体，而女权主义者则成了外团体。⑦

当“协调”过程结束、旧的妇女组织（其成员往往不仅是女权主义者，而且也有反战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被兼并（往往花了很大的代价）后，纳粹分子从四大妇女团体中最强大的两个团体（德国妇女协会大同盟和“大学妇女联盟”）所继承的仅仅是其名称而已德国妇女协会大同盟和大学妇女联盟的教师分会于1933年投票表决解散而不是合并于其他组织。不过，大约6万至8万妇女被动员起来为纳粹党的事业奋斗，时刻准备为纳粹国家服务。

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妇女扮演的角色严格地限于全身心地当好母亲，照料好家庭，不过，妇女也要准备到工厂做工，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服务，至少在战争开始阶段是这样，后来，东欧来的奴隶似的劳动力扩大了她们的人数 1935年7月26日颁布的“国民劳动服务法”规定男女都要参加国民劳动，到194年，几乎所有妇女都加入了这一行列。尽管纳粹统治下有关婚姻、神圣的母性和家庭的宣传大张旗鼓，劳动妇女甚至是劳动母亲的人数自1933年起一直在增加这本身并没什么可惊奇的，因为在这一时期全世界的妇女就业者人数都在增长，并且随着高等教育向妇女敞开大门，这一增长也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但是，在纳粹德国，政府的一项法令规定，大学生中的男女之比是9：1，毕学生中女性也只占三分之一。鉴于德国的女权运动发展如此迅速，这个比例与人们所期望的实在相差太远，比英国和美国的这一比例要低得多。这一时期，使德国在西方各国中显得独特的原因是，它扭转了女权主义者从事专门职业和享有较高经济、社会地位的势头。纳粹思想的真实目的不是如所说的那样让妇女回到家里去，而是“将妇女从专门职业中抽出来去从事低薪职业”。在1934年12月纳粹医学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政府任命的医学界领袖人物瓦格纳博士当着众人叫道：“我们要扼杀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新秩序中不满的女权主义代言人（如蒂姆博士、安那•帕普里茨、索菲•罗格一伯尔纳）一个个地被压制了下去。到新政权接管时，妇女被禁止担任法官；1936年，她们被禁止在法院任职。纳粹上台时，帝国议会有3名妇女；她们显然不是“合适的人”，因为到1938年，国会里一名妇女也没有了。一位女社会民主党员对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身亡感到十分痛惜。但一名纳粹党成员却对她大声叫道：“你们这些母羊就是为这个而造的。’’从这位纳粹党成员的嘲讽中，我们不难看出骑士式母性颂歌掩盖下的纳粹情感。

和对待犹太人一样（为何要迫害你们最优秀的人才呢7），纳粹对待妇女的方式也是不切实际的。对于一个即将开始多年军事衽战、想建立帝国和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宣布男女平等，为增长的出生率——这是它统治殖民地，繁衍它的优秀种族所需要的——提供日托站应该更加有利．，再者，即便招募女性参加千年帝国的强大军队不太实际（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明白说过，纳粹“不希望让女人去扔手榴弹”），但它可以保证，勇士们不在时，家这个社会的翻版仍可以管理国家。一个准备动员几乎所有男性公民参加军队的国家肯定需要一大批女医生、女律师、女法官等。

人们或许会认为妇女被排斥在高层次工作之外有某些经济方面的原因，理由是纳粹也许像2世纪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妇女这支廉价劳动力大军；由于德国的军事力量由清一色的男子构成，它不可能再派男子到兵工厂工作。不过，这无法解释纳粹对母性和家庭的大肆宣传，而只能解释为将妇女排斥在高层次劳动大军之外（实际上，这种行动是大规模的，通过反对“双收人家庭”的立法和解雇所有已婚和未婚妇女实施的）是为了使她们在重新被召人劳动市场时，能够接受服务性和辅助性工作的低下地位。尽管政府大谈“女性”和“女性工作”（社会福利工作、护士、教师）．但是，德国妇女最艰巨的工作仍是在工厂和农村。

纳粹的内务部长成廉•弗里克博士制定的思想和经济政策非常简洁：

母亲应该彻底献身于孩于和家庭，妻子应该献身干丈夫。未婚女子应该只做那些适合干女性的工作。其他工作应留给男人去干。

在纳粹统治的头几年里，德国男性对政府非常忠诚，对生活也十分满意，因为他们获得了大量妇女被解雇后留下的工作岗位，同时，他们也愿意在“战争努力”扩大时参加军队，而对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因受威胁而缺乏信心的女性，只好去做帝国日益增多的体力劳动。

然而，纳粹操纵其女公民的最基本的方法不是经济手段（与男性失业有关），也不是人口政策（与帝国主义扩张有关）。造成纳粹德国大男子主义特性的真正原因是心理和感情因素。纳粹党的创始“思想家”之一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为女权主义T的定义是：

犹大人以性民主的方式从我们手中偷走了女人。我们，年轻一代，必须出征杀死巨龙，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获得世上最神圣的东西，即作为女仆和佣人的女人纳粹党的一位女领导人吉德•迪尔在献给罗斯金的一篇颂词中羞答答地建议应将“女王”加进名单中。在1934年9月8日的纽伦堡讲话中，希特勒亲自支持这样一种理论，即犹太共产主义——一种犹太暴行——是令人讨厌的性革命的根源这一理论：

妇女解放这一思想完全是犹太知识界的发明，其内容带有同一精神的烙印。

这个显赫人物有关妇女地位的观点十分明显。在希特勒和其他反动分子看来，传统的男女领域有别的观念是十分自然的：

对她来说，世界就是她的丈夫、家庭、孩子和家。如果没人愿意照料这个小世界的话，哪来这个大世界呢？……我们认为妇女挤进男人的世界是错误的。相反，我们认为这两个世界分开是正常的……感情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属于一个世界……思想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属于另一个世界……男人支撑国家，就如女人支撑家庭一样。妇女的平等权力在于，她在大自蒸为她确定的生活领域里得到她应有的尊严u

女人和男人属于人类两个完全币同的种类。理智在男人身上占主导地位。他探索、分析并常常开辟无比广阔的新领域。但是，他仅靠理智做的事情都有可能改变。相比而言，感情比理智更稳定，女人是感情，因而是更稳定的成分。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说，“德国女孩是国家臣民，只有结婚后才是国家公民。”原党的纳粹计划要求取消妇女选举权，希特勒政权上台后，早在1918年由魏玛共和国批准的公民权受到了限制，因为纳粹的政策是将妇女排斥在公共生活和公职之外。纳粹的所有政策中都暗含着一种妇女是传种母马的理论。如果我们想一想人口增长与军事国家的野心的紧密关系．就会发现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说的“女性接受教育的目的必然是为了将来做母亲”格外可笑。德国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为国捐躯。如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中指出，以及《我的奋斗》反复阐述的那样，神秘的圣洁母性的理想化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手段，不仅可以将性活动与生育（纳粹对避孕和人工流产的禁止有利于此）完全等同，而且还彻底压抑和禁止了女性的性活动，并将其转变为国家指导的人类繁衍过程，这种繁衍往往是为有害的国家目的服务的。

德国的妇女政策受到了国际女权运动和自由西方国家的抨击，但是，希特勒面对这种指责却为他的新国家辩护道：“我们已建立起一种专制的妇女组织。”

外部世界说，“是的，男人们！但是，妇女们无法对你们表示乐观。她们受压迫，遭蹂躏，被奴役。你们不愿培她们任何自由，任何平等权利。”但是，我们的回答是，你们认为的枷锁在别人看来是神恩。一个人的天堂对另一个人是地狱……常有人对我说，“你们想强迫妇女退出专门职业”。不，我只想最大限度地创造建立家庭和生育筏子的机会+因曲这是我们的人民最需要的东西。

女领袖肖尔茨．克林克却对此下丁一个更浅显的定义，说德国妇女的惟一工作就是服侍德国男人——“管理家庭”，“从男人存在的第一刻到最后一刻，照料他的生活、灵魂、身体和精神”。纳粹党的领导人认为纳粹思想纯粹是男人的事情，女人可以为它服务+但决不可参与。他们对这一点从未有过任何疑问。宣传部长戈培尔明确表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实质是一场男人的运动……公共生活中有许多需要指导和规划的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就属于这种领域。这个领域应该毫无保留地属于男人……我们叫妇女全部退出公共生活并不是因为我们币需要她们，而是固寿我们想把她们的主要地位还给她们……妇女最杰出最崇高的职业始终是做妻子和母亲。如果我们使自己背离这个观点，那将是难毗想像的不幸。

纳粹的“实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西方政府不同的是，它从法律上规定了女性的活动领域，而不仅仅是以生物性特点的形式，或用宣传劝说的方式。纳粹德国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来巩固家庭，而这在其他地方则往往仅是宣传、怀疑和悲哀地预示的内容。纳粹政权对单身男女征税，并于1933年6月1日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婚姻贷款法，规定每生一个孩子都可以得到部分退还税款和利息。德国三分之一的婚姻都根据这一法案签署了契约。在纳粹政权的头几年，这一法案的目的是为了使妇女退出劳动大军（至少是高层次的工作部门），但其更主要的目的是抑制伴随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和大萧条而来的出生率下降趋势，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在自由的魏玛共和国环境里和女权运动影响下滋生的离婚、自由婚姻、迸孕和人工流产的倾向。女人贷款，但钱却付给了男人。靠贷款做了妻子的妇女不允许工作，除非丈夫能够证明有特别的需要。这个法案使8万妇女于1933年至1935年间退出了劳动市场，但是，到1936年，参加工作的妇女比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时多了12万，而且这个数字随着战争努力不断增加，最后达到了纳粹政权开始时的两倍。

提高生育率的运动要成功得多；活胎产的数字从1933年的971174增加到了1935年的l 261273。纳粹靠高压、贿赂和宣传手段实施其计划。福尔瑟姆就此与瑞典的改善住房、保证产假等更民主的方法作了比较。提倡人口增长的政府有两种选择：使做母亲成为令人愉快之事，或使之成为不可逃避的事情。此外，1933年纳粹上台时，妇女人数比男性多2万，尽管国家规定她们必须结婚，但她们显然无法结婚，因此，在没完没了的赞美家庭和母亲的宣传面前，她们只好继续充当受害者。

在纳粹德国，即便是医生向人们提供避孕知识也是危险的，也会受到惩罚。魏玛共和国所有分发过避孕工具的婚姻诊所在1933年之后都被关闭了。投有特别许可，不许出售避孕工具或做避孕工具广告。但是，柏林的自动售货机里却有避孕套公开出售。这似乎与其政策完全不一致。实际上，这并非不一致，因为政府提倡使用避孕套不是为了避孕之目的，而是作为保护国民，尤其是军人不感染性病的健康措施1934年后，纳粹德国实施了它自己的与众不同的人口控制计划，这一计划就是在那些臭名昭著的优生诊所里对无数人实施毫无道理的绝育手术。纳粹德国的性教育实际上是种族主义教育，灌输的是日耳曼人种优等论。做人工流产成了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会受到极端措施的处罚，1933年5月颂布的刑法甚至将协助人工流产定为刑事罪。除非怀疑胎儿有先天缺陷——一般理解为父母是非日耳曼族，否则，所有孕妇都必须将孩子产下。魏玛共和国时期开明的性改革者遭到了清洗；成廉•赖希的书遭禁。纳粹认为共产主义和犹太人应对纳粹政权上台前的“性自由”负责，并规定了他们自己的一套精神特质，即妇女要奉行新清教主义，男人要遵循新异教精神。

同性恋遭到了强烈谴责，经常有同性恋者被清洗出军队，尽管也有例外，如著名的同性恋者罗姆上尉一直担任着纳粹冲锋队趴长。纳粹男性文化中的男性生殖力崇拜，其重点是对“领袖人物”和男性群体的崇拜，使整个纳粹时代带有一种奇怪的受压抑的同性恋色彩，这种同性恋具有神经质的反社会和性施虐狂特征。纳粹男性结合的住地文化就像是由国家组织的某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卖淫和淫秽物没有得到有效的禁止，对它们的禁止是出于禁欲主义的原因，而没有考虑到经济和人道原因；两者都成了党卫军和其他纳粹要员的特权。在某些地区，警察忙着禁止妇女吸烟；克鲁马希尔医生发布公告禁止妇女使用化妆品。与此同时，双重标准盛行；受警察控制和保护的卖淫嫖娼被看作军事国家不可或缺的有用行业，只要“街景”对天真无邪的德国青年不要太不堪人目。繁殖力被认为非常有价值，即使丈夫偷情生下了非婚生子，在法律上他也不会被判犯了通奸罪。未婚妇女若生下孩子会被认为有违道德准则，但是，已婚妇女的非婚生子则不被接受。纳粹的性控制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男性新异教主义色彩，都具有国家支持、法律保障的性反革命特征。

回顾纳粹德国的情况，人们能够得到的惟一结论是，经济动机不仅超越了“神圣母性”（纳粹最爱叫的口号）的动机，甚至也超越了支持家庭和家的动机。德国妇女不仅被剥夺了从事专门职业和政治活动的权利，从而被利用去从事国家需要的工厂和农村那些最累人的劳动，而且作为部落单元的家庭也始终处在与国家竞争的状态里，而国家为每一个家庭成员创建了耗时的强迫性组级。

然而，臭名远扬的纳粹德国的男权制和大男子主义特征形成的首要原因似乎是气质性的，而不是政治的或经济的。建立在压制妇女的基础之上，带有倒退的部落精神的社会结构是专制主义、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情感的绝好载体。人们不得不再一次得出结论，与经济学和社会组织的其他具体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性政治，如种族主义或等级制度的某些方面一样，主要是一种思想意识，一种生活方式，影响着人类生存的所有其他心理和情感方面。因此，性政治创建了一种精神结构，深深植根于人类的过去，能够强化也能弱化，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能将它彻底根除。苏联确实作过认真的努力，有意识地要结束男权制，重新构建它最基本的制度——家庭D十月革命后，制定了一切可能的法律，将个人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婚姻自主、离婚自由、避孕措施、自愿堕胎々最重要的是，妇女和孩子将从丈夫控制的经济权力中解放出来。在集体化制度下，家庭沿着它据以建立的那些路线开始瓦解。在某种程度上，男权制开始倒转其进程，而社会则回复到了民主的劳动公社，社会主义权威们称之为母权制。

1917年12月19日和1918年1月17日，列宁颁布了两条法令，废除了男性对他们的家属拥有的特权，确定了妇女拥有完全的经济、社会和性自主权力，并宣布她们理所当然地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住所、姓名和公民身份。每一项法律条款都是为了实现男女之间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然而，列宁知道，不能用立法来推进性革命。政府作出努力，使妇女和孩子的经济独立成为了现实：建立幼儿园，家务劳动集体化，解除了妇女沉重的杂务，给妇女产假，在平等基础上欢迎妇女加人劳动大军，教育、家庭和劳动大军都将集体化。

苏联的这一切实验都失败了，并被抛弃了 30年代和40年代，苏联开始效仿其他西方国家改良过的男杈制；有时候，苏联宣传传统家庭的热情和包括纳粹德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高涨。这种反革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然而，许多保守主义观察家却对此欢欣鼓舞，把它归于自然的力量，即“妇女的生物性悲剧”，男权制家庭永恒的生命力和正确性，等等。

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当人们，如俄国人，被政治问题（白俄罗斯人反对革命的战争）和经济问题（妇女被宣布在经济上独立自主，但实际上她们并未独立，尤其是在失业的新经济政策岁月里）所困扰时，很难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更深层的原因是，除了宣称强制性家庭必须消亡以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能为性革命提供一个有效的思想基础，并且过于天真地对待男权制的历史的和心理的力量。恩格斯只提供了男权制家庭的历史和经济情况，忽视了调查研究它灌输在人们头脑中的思维习惯。列宁承认，人们对性革命就像对社会的和性的一般进程一样，没有足够的了解；他还在许多场合说过，他不觉得这些问题重要得需要谈论。回在那本据称是很实用的书《日常问题》中，托洛茨基不屑谈论性问题；他在《被出卖的革命》一书中言词激烈地论述了思想真空、苏联的失败和斯大林时期的倒退等问题，不过，那都是1936年发表的事后诸葛亮式的言论了。的确，赖希对伟大的社会思想家们不重视性问题的指责似乎是正确的。因此，随着旧的男权制秩序的崩溃，并没有出现积极的论点清楚的理论对付不可避免的混乱。

除此之外，人们也没有意识到，虽然开展性革命必须作出一个个实际的努力，但真正的考验是观念的转变D苏联领导人宣称，在一个完全由家庭成员组成的社会里，家庭已经过时，因为这些家庭成员的精神变化过程都是在沙俄时代的男权制家庭中形成的。在这种社会里，妇女不愿放弃对家庭的依赖和家庭的安全感，以及家庭赋予她们的支配孩子的权力；男人也不情愿放弃他们传统的占有权和特权；人人都喋喋不休地大谈男女平等，但是，没有一个人，或者说很少有人能够付诸实践。儿乎所有人都惧怕性自主和性自由。另外，与家庭感情和家庭组织的力量相比，建立集体化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再者，革命者的心态上也存在着几个古已有之的错误：性与社会努力和献身精神不相容的信念；性与集体成就或文化成就相对立的观点（弗洛伊德也持这种观点）；始终把妊娠和生育看作“生物性缺点’’的态度；家庭和婚姻仅仅是经济的或物质的现象，只要用经济的和制度的方法就能解决的假设（这种假设值得怀疑，而且是肤浅的、危险的）．等等。

甚至在这些方面，苏联的失败也十分惨重。托洛茨斯基冷淡地说道：“你不能‘废除’家庭，你必须取代它。”公社化的家政管理和托儿所根本就未能实现。盖格认为“提供这两种服务所遭受的失败是革命在解放妇女的努力中犯的致命错误”。他在研究报告中说，在1925年，每I个孩子中仅有3个不住在家中。照料孩子和家务话的负担全部落在了妇女身上，往往是单独一人，因为父亲的责任往往被忽视了。当这些妇女参加工作后，实际上，她们的肩头同时负担了三项工作的责任。在没有托儿所和公社化家政管理的情况下，孩子们常常无家可归，被忽视了；少年犯罪成了很大的威胁。

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刚刚从建国初期可怕的贫穷中恢复过来，苏联政府将发展重点放在了重工业和军备上在混乱局面中，反动势力取代革命要容易得多串1936年，共产党官员斯维特洛夫说，由于“国家暂时无力发挥家庭的职能”，只好“保留家庭”

用错误观念和根本无法实现的许诺来进行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必然会导致骚乱。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将这种随剧烈社会改革而来的骚乱称为混乱。一个刚刚获得解放的人民不知如何运用自由（尤其是在1918年至1922年的内战带来的贫困条件下），性活动变得十分野蛮，出现了大量剥削性和不负责任的性行为。这一方面是由于无知或罪恶（人民得不到避孕工具），一方面是由于麻木不仁的传统态度．尤其是大男子主义态度。比肖夫和哈佛大学的研究项目记录了一些个案，表明尽管苏联男子不再拥有沙皇时代的男权制赋予他的暴君似的地位，但他依然在外寻花问柳，在家不负责任，以此满足自己的性优越感在实践中，新的性自由主要是男人的自由。大量证据表明，在革命后的头几十年里，妇女的状况在许多方面都恶化丁，她们在性方面遭受了极大的剥削。没有文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习惯于千百年来的顺从地位的广大妇女．几乎不可能像男人们那样充分利用这一新获得的自由。托洛茨基注意到，男性党员(2年代，妇女党员只占全党人数的lq)不断前进，发现自己过分劳累的妻子“倒退了”，便将她们抛弃。这种现象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

政府自身的失败和疏忽引发的各种弊端受到了专家、道德家和党内权威人士的批评，同时，也逐渐腐蚀了新的自由，因为有人打着传统束缚的人道精神的旗帜反对新自由。这时，修正主义也登场了，珂朗泰和沃尔弗森等女权主义者和革命者的激进观点被当作不健康思潮遭到公开谴责。

在1932年的基辅党代表大会上，人们举出无数理由反对人工流产。所有理由都是为了维护专制国家利益，强迫妇女生孩子，并将其说成是人口政策（革命后出生率激增，现在，稍有下降便被说成是灾难）。“保护人种”、“人类正在死亡”、“道德败坏’’等都是不实之词。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专制主义对妇女有权控制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一些政府官员抱怨道，妇女不再为人工流产感到羞耻，她们“认为那是她们的法定权利”。柯罗廖夫医生对他的同事说：“犯罪性堕胎是不道德的，但却从堕胎的合法化那里得到了支持……它阻碍了母性的发展……其目的不是帮助母亲或社会，它与保护母亲的健康毫不相干"这话的作用是把做母亲定为一种社会责任，强迫不愿生孩子的妇女做母亲，是否认性活动和传宗接代的可分性，是在关心妇女和婴儿的幌子下制造一种否定的性态度。最启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苏联妇女对性行为十分羞怯，也非常讨厌，这是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态度，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妇女没有性快感。尽管有法律保证，但是，政府花了1年时间才杜绝了地下人工流产现象，而过分的或滥用的堕胎措施则是否定的性态度造成的后果，因为妇女认为使用避孕工具是一种罪恶尽管遭到公众舆论的反对，斯大林在1936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宣布，第一胎做人工流产不受法律保护。这常常被说成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征求民意。1944年，所有有关人工流产的法律全部被废除，并规定凡是协助他人做人工流产手术的都将被处以两年徒刑。敏锐的观察家们注意到，把取消合法的人工流产权利说成是保护母亲的健康是一种伪善之举，“显然掩饰了”为战争作准备而提高出生率的企图。“我们需要人，”索尔茨宣称，无视无家可归的弦子的数量、房屋短缺和受折磨的非自愿的母亲。与纳粹德国一样，这种思想变成了日益军事化的社会强制推行高人口增长率的思想。

取缔堕胎是导致变化的第一个事件，但是，其余根深蒂固的反动态度不久便叉沉渣泛起。革命性立法废除了沙皇时代惩罚同性恋的条文；但在15年后的1934年，沙皇时代的条文重叉恢复，对同性恋者处以3至8年的监禁。重新唤起的男权制情感中有趣的一点是，在俄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人们看到和惩罚的只是男性之间的同性恋；女性之间的同性恋被认为是不可思议或不存在的。许多同性恋者遭拘捕和迫害，还开展了多次宣传运动，称同性恋为“腐朽的’’、“东方文化的”、“资产阶级的”甚至“法西斯的”行为。

苏联面临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是，它是否能够通过革命的教育，在它的人民中建立一个取代男权制思想结构的新思想结构。在这个问题上，它又彻底失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苏联逐渐建立了它自己的说教式的、有束缚性的思想体系，一种新的专制主义结构，用不断赞美军事化成就和革命耆功绩的方法，强调它自己那种对待男女两性和性行为的态度，以及它自己的以男性为理想和规范的标准。在教育中反对有性内容，并竭尽全力抑制、转移和阻挠年轻人的性意识。禁欲主义又开始成为学校和少先队员的理想。维拉•施密特幼儿园——在没有性罪恶感或性抑制的环境中培养孩子的实验——这样的进步学校在教育理论“权威”的命令下关闭了。青年公社（共青团）因经济和心理原因在困境中挣扎，变成了专制主义组织．最后垮掉了，1932年后便终止了活动。他们建立公社制生恬样板的努力表明，在家庭中长大的青年缺乏建立集体生活方式的精神能力；他们缺乏保护隐私和秩序的房子，在闺房和修道院的性环境之间头晕目眩地摇摆不定。压抑的性道德的力量在卫生部人民委员对学生们的讲话中再一次成功地得到重申：

同志们，你们到大学和技术学院来是学习的。这是你们生活的主要目标。

既然你们的热情和态度都从属于这一目标，既然你们必须放弃许多享受，因为享受会干扰你们的主要目标，即学习和成为重建这个国家的同路人，你们曲须使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都服从干这个目标。国家还太穷，无法为你们提供生活保障，无法为孩子提供教育。因此，我们对你们的忠告是：节欲！

尽管上面这段讲话中使用了另一个表示避孕的词，这个告诫成为那个反动年代里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标准的官方忠告。

俄国性革命的倒退始于20年代，当时人们对性革命忧心忡忡，但是，直到3年代中期才开始大步倒退，到1944年就彻底结束了。苏联政府采取了一切措施强化家庭。1935年颁布的新法律再次赋予了家长教育子女和管束他们行为的责任。苏联的思想体系宣称，性的结合就是“原则上与孩子的终生结合”。性与家庭、性与生育再次被融为一体。由于拒绝履行开办托儿所和实行集体化家政管理的诺言，同时，鉴于以往没有这两者的经验和将重点放在工业尤其是军工业上的情况，斯大林领导T的俄国宁愿支持家庭，以便让它发挥国家许诺但不愿履行的职能。同时，国家相信，马卡连科在斯大林支持下宣布的“新苏联家庭”（由上一代人组成的旧家庭构成了威胁）将会成为令人钦羡的国家指导下的社会化的工具。男性权威将再次得到支持。这并不令人惊讶，如果我们明白国家认为它把权威交给了家长，反过来它也会要求家长以正确的方式抚养孩子。

1936年颁布的新离婚法对“错将迷恋当爱情”的行为处眦和离婚一样的3至5卢布的罚款。1944年，一条更为严厉的法律将罚款数提高到5至2,卢布，并要求向专门执事调解工作的低级和高级法院提出申请。离婚自由曾经是“革命的恩赐”，现在，巨大的经济、法律和思想观念障碍又树在了它面前。1927年眦来一直被承认的习惯法婚姻被否定了。民政登记所又装饰一新，结婚和离婚手续不再在同一处办理；在政府的鼓励下，婚礼叉成为了一种具有宗教气息的仪式。非婚生子再次成了一种概念，母亲和弦子都会受到严厉惩罚和羞辱，而非婚生子的父亲则不再负有责任。这当然使得性活动比20年代受到更大的剥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咀保护妇女儿童（“弱者”）为名义的反动实际上使她们的境况变得更加恶劣。妇女已无法摆脱承担全部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负担，因为原先的男女平等的理想与处于战争准备的国家变得日益不相关，这个国家的战争准备工作就是营造一个与传统的男权制几乎毫无区别的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氛围。母亲和士兵的典型形象取代了革命同志和恋人的形象。斯维特洛夫欣喜地说，“做母亲已成为～种快乐”。尊敬多子女母亲的运动大规模展开，1936年的一条法律规定，对有6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给予奖励；1944年的一条法律授予有7个或更多孩子的母亲荣誉头衔和奖章。

30年代中期，通过家庭情节剧、言情电影和《真理报》的社论，出现了一种新的宣传内容，这种宣传告诉世界，“苏联人民把家庭看作一件严肃的重大事情”，并声称“只有优秀的忠于家庭的人能够成为优秀的苏联公民”，“婚姻是生恬中最严肃的事情”。舆论对斯大林回高加索探望他年迈的母亲大肆宣传。恩格斯关于个人性爱和性生活权利不应受国家约束的观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不负责任的”，与此同时，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大量出现，如“没有家庭，国家将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被颇倒了：“有人胆敢说十月革命毁灭了家庭；这是完全错误的：家庭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准则之一就是巩固家庭。”

共产国际紧随其后，法国的《人道报》发出了惊恐的呼声：

拯救家庭！请向我们探索爱的权利的伟大事业伸出援助之手吧……共产主义者正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他们准备发动革命的国家——法国——遇到了受损害和人口下降的危险。恶毒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及其不道德行为、利已主义、深重苦难和私自堕胎正在毁灭家庭。共产主义者要为保卫法国家庭而战……他们要接管一个强大的国家和能繁衍的种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我们指明了道路。但是，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拯救我们的种族

当然，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直接相对立，而且它实质上与纳粹的观点如出一辙，甚至与在家庭问题的观点上与之绝无分歧的《太太家庭杂志》在鼓动风格上也与之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早就指出的那样，专制主义和男权制思想无法将妇女解放与种族灭绝及爱的死亡区分开来，这实际上是把人类感情和生育与奴性顺从、子女多寡和奴性感情等同起来。

十月革命27年后，苏联的立场彻底颠倒了过来。当初在婚姻、离婚、人工流产、孩子抚养和家庭等方面的高麈自由大都受到了限制，反动思潮占了上风口到1943年，甚至连男女同校都被取消了。性革命结束了，反革命获得了胜利。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其他地方的保守思想兴致勃勃地把苏联当做教训的实例，以证明变革乃愚行。

二、思想的反动

（一）弗洛伊德殛精神分析思想的影响

官方压制带来的压力无法解释为何会发生反革命，因为在许多地方，性革命失败的原因来自内部，是由于其自身的缺陷，而不是敌对势力共同镇压的结果。反革命的真正原因似乎在于，性革命将精力集中在改造男权制政策这一上层建筑、改革其立法形式、解决其臭名昭著的各种弊端和改变其正规的教育模式上（这些也许是必要的，甚至是必然的），而没有触及气质和角色区别的社会化过程。基本的态度、价值观和情感——这一切构成了几千年男权制社会的精神结构——没有受到充分的影响，如果不是完全没有触动的话。此外，旧传统的主要制度——男权制婚姻和家庭——从未或极少受到挑战。改变的只是社会的外表；基本的社会制度未受到冲击。它只要得到新的力量的支持，被重新认可，受到新思想的辩解，就可以重新调动起来。男权制不需要除家庭以外的任何上层建筑就可以（事实上也是这样）继续有效地成为高效率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统治方式，因为它扎根在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深处，靠几个改革措施是不可能消除它的力量的。

最近，有几项研究开始探讨193年至196年间引起美国妇女的经济和教育地位下降昀保守主义思潮的根源。他们把它归因于战后的反动，对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实验采取的保守主义或反共产主义态度，妇女作为后备劳动力而受到剥削的经济形势，以及“高标准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这些现象已多多少少有所记录，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论述的是文学作品中和学术界传播更广的观点，它的思想根源以及反革命时代的气氛。

如果说男权制社会秩序及其性别角色和有区别的男女气质观念会在意识形态方面获得新的支持的话，这种支持不会是来自宗教，尽管在那些年里，宗教的确得到了复活，尤其是在具有威望和影响力的文学领域和大学里。T.S.艾略特的虔诚和牛津大学及新批评论时髦的新正统运动的神圣性几乎不可能成为拯救整个社会的救生艇，正如文学界和批评界整个地背叛理性，陷入了神话的洞穴。表述旧思想的新方法只能来自科学，尤其是新兴的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它们是控制和操纵社会的最有用和最权威的学科。为了不致遭受非议，这些学科必须与更为稳固的生物学、数学和医学建立某种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显得多么模糊。为了满足保守社会和人民的需要——他们不愿或因困惑而不知如何对社会生活进行革命性改革+甚至不知如何对家庭这样的基本单位进行重大变革——一些新的预言家粉墨登场，给旧的各自领域的学说披上了时髦的科学语言的外衣。

这些预言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毫无疑问，他是那个时代性政治思想体系中最强大的一支反革命力量。虽然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在劳伦斯时代盛行于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但是，其声望从未达到过，更不用说保持过它在美国那样的支配地位。在美国，弗洛伊德的影响几乎不可估量；美国～—在许多方面是性革命的第一个中心——似乎也特别需要他。虽然人们一般只把弗洛伊德当做要求性自由的典范和缓解传统的禁欲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但是，他的著作及其追随者和推广者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将使令人不满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合理化，将认可传统的男女角色，强化男女气质差异。

几l乎具有悲剧性的讽刺意味的事实是，一位伟大的开拓者——他的非意识理论和儿童性行为理论是对人类理解力的主要贡献——的发现最终被用来支持一种极其保守的观念。性革命的目的是将妇女从传统的从属地位解放出来，而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被强行用来为强硬的反革命态度服务。尽管粗俗的弗洛伊德学说所产生的十分不幸的影响远非他的本意，但是，反女权主义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并非没有基础。

一次，弗洛伊德困惑不解时，曾谦恭地对学生们说：“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有关女性的知识+你们必须自问你们的亲身经历，或读读诗人的作品，或等到科学能为你们提供更多条理清楚的信息的时候。”另有一次，他向玛丽•波拿巴坦陈道：“尽管我对女性的心灵作了3年的研究，但是，尚未有答案，而且我始终也无法回答的最大问题是‘女人到底想要什么？…尽管他连这样一个基本的疑问都无法解答，他却坚持要创建一门妇女心理学。这也许是最大的不幸。

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真正悲剧性也许在于，它有关女性特点的错误阐述是根据可靠的临床观察得出的，因为寻求精神分析帮助的妇女是（在许多情况下仍然是）她们那个时代“不适应环境的妇女”，按维奥拉•克莱因的话说，都是些“具有不满性角色”特征的妇女：

她们对性角色不满的情绪表现在她们的自卑感里，表现在对她们自身性别的鄙视里，表现在反抗她们自身的被动角色里，表现在羡慕男人有更多的自由里，表现在立志在知识界和艺术界取得和男人一样的成就里，表现在努力争取自立的斗争里……还表观在用各种方法诈补她们非男人的地位给她们带来的社会地位上的劣势里。

弗洛伊德在临床工作中观察了饱受两种原因之苦的妇女：性欲抑制（有时候过分强烈，会出现严重征兆，甚至歇斯底里）和对社会环境的强烈不满。总的来说，他倾向于相信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者造成的，并建议要使女性获得性满足就必须找到一种医治压抑的文化中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征兆的灵丹妙药。I

在重新考虑弗洛伊德有关妇女问题的理论时，我们必须自问的不仅是他根据手头的证据得出的结论，而且还有他得出结论的假定。弗洛伊德认为，他的病人的症状并不表明她们对社会强加于她们的限制性环境不满，而认为那是一种有主见的、普遍存在的女性倾向的症状。他将这种倾向称为“阴茎妒忌”，追溯其根源至童年的经历，并以此作为他女性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修正了他提出的女性心理的三个必然结果——被动、自虐和自恋，使它们都依附于阴茎妒忌，或与之相关。

由于弗洛伊德对女性人格的理解是基于阴茎妒忌之上，它就需要有一个详细的、往往是重复多次的阐述。从阴茎妒忌的理论出发，有关女性的定义就一定是否定的——她之所以是她，是因为她不是男性，她“缺少”一个阴茎。弗洛伊德认为，女性对自己性别的发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有如鬼魂附身，会困扰女人一生，也可以解释她气质的大多数方面。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所有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法都吸收了它的许多内容——全都建立在一种本源的悲剧性经历上，即女人生为女性。据称，弗洛伊德只不过是在转述妇女们本人——为他提供临床数据的病人，那些数据成了他后来对所有妇女作出概括性论述的基础——提烘的信息。弗洛伊德认为，正是这样，他才得以了解女人是如何接受生为女性就等于生来就“被阉割”这一观点的：

如我们从精神分析工作中得知的那样，女人认为她们从一出生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觉得自己那一物件被砍短了，遭受了不应得的挫折；许多女儿对她们母亲的怨恨，归根到底是责怪她们将她们当做女人，而不是男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假设这是真实的，那么，关键的问题显然是应该问为什么会这样。要么男性身份的确是一种固有的优越现象，其“优越性”能够得到实际经验的证明，要么女性误解了，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劣等的。对此，我们应该再问一个为什么。她的经历、她生活的社会以及她适应社会过程中的哪些力量使她认为自己是个劣等人？答案似乎是男权制社会的环境和妇女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下等地位。但是，弗洛伊德没有从这一线索进行推理，而是选择了基于解剖学上的差异这一生物学事实的童年经历病原学作为分析的根据。

虽然十分不幸的是，弗洛伊德宁愿忽视更有可能的社会前提，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婴儿主观感情的扭曲上，但是，他的分析仍然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只要他能够充分客观地认识到，女人是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中生为女性，这种男性文化甚至决意要将其价值观扩大到解剖学，因而能够赋予生物性现象以象征性力量。同样，我们也看到，在白人种族主义社会里，生为黑人的悲惨状况赋予了肤色以象征性价值。

弗洛伊德不论及更广泛的女性不满的文化背景，而将它孤立地置于儿童的早期经历中。他的这种做法再次忽视了儿童成长的社会背景，而把字面意义的女性“阉割”惰结说成是儿童对两性间解剖学差异的发现。弗洛伊德认为他发现了解释女性经历——当女孩发现她们”被阉割”了的时候，“小女孩必然会作出的重大发现”——的关键：

她们注意到了自己兄弟或玩伴的阴茎，非常明显，而且很大，于是立到意识到那东西是比她们自己那小小的不明显的生殖器优越的对应物，从此，她们便成了阴茎妒忌的受害者。这儿有几个莫明其妙的假想：为什么女孩立刻就意识到越大越好？她会不会从孩子天真无邪的自恋推理自然地想像到阴茎是个多余的东西，而以她自己的身体作标准？男孩显然会这样做，弗洛伊德肯定地说，这是他们对性觉醒作出的反应。不过，他们并不是意识到了他们自己身体的特异，而是“对残缺不全的生物感到了一种恐惧，或对她带有一种胜利者的鄙视”。其次，女孩从阴茎上“立刻就意识到”的“优越的对应物”的优越性被认为与儿童的手淫满足感有关，但是，儿童的经历再次证明这种假设不能成立。

弗洛伊德理论的相当一部分是以这个重大发现时刻为依据。人们不禁要问，女性重演阴茎妒忌的怪诞剧是何等地类似重演人类堕落——夏娃一个人的堕落——的神话。童年时代，男孩和女孩是生活在一个天堂似的环境里，他们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主动和被动，男性和女性。我们被迫相信，在女性发现自己的劣等性以及自己的被阉割状态这一可怕的堕落之前，她一直把自己的阴蒂看做阴茎。人们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因为她行手淫，并发现阴茎最适合于这一目的。弗洛伊德坚持将阴蒂手淫期称为女孩的“阴茎期”。

此外，弗洛伊德想像的会毒害女性生活的这一发现，在大多数情规下+也许只是女孩偶尔看见男性玩伴小便或洗澡的结果。他从未解释女孩是如何从看见男孩洗澡或小便作出他用那新鲜玩意儿行手淫的逻辑推断。即便她第一次看见阴茎是小男弦正在玩弄它时，弗洛伊德提出的她能判断出这个不同的东西比她自己的阴蒂更有利于手淫快感的假设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她不可能有过阴茎手淫的经历，正如男性没有阴蒂手淫的经历）。然而，弗洛伊德认为，女性手淫随着她意识的觉醒而下降。他觉得这是“又一•个令人惊奇的阴茎妒忌的后果，或发现阴蒂的劣等性的后果”。人们往往无法将弗洛伊德对孩子的推理的叙述和他自己的推理区分开来，他那必然带有贬义的语言时常将这个问题搅得混乱不堪。的确，由于他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客观证据来证实他的阴茎妒忌或女性阉割情结的观点，人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弗洛伊德自己的主观想像，或是男性偏见，甚至是令人讨厌的大男子主义偏见的主观想像。

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进一步强调了弗洛伊德自己创造的术语和词虹的男性偏见：多伊奇把阴蒂说成阴茎的“不合适的替代物”；卡尔•阿布拉罕说女性“缺少外生殖器”；两人都说甚至生孩子也只是身体缺陷的可怜的替代品如克莱因对弗洛伊德的批评中所说，“人类的一半人因没有另一半人所拥有的东西而感到处于不利地位（而不是相反）是有生物原因的’’这一假设是十分怪诞的。人类的一半人应将她们明显低等的社会地位归于最基本的生物原因这一想法尤为荒诞，因为造成这种低等社会地位的还有许多社会因素。

弗洛伊德似乎用这种几乎不能成立的假设断定，幼年时期的女性彻底否定了女性性特征的正确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它的存在。当然，所有孩子必定会注意刊的第一件事是母亲有乳房，而父亲则没有。生孩子可能在小孩的头脑里留下深刻印象这一事实被忽视了，还有女孩对自己的阴蒂和阴道的认识也被忽视了。

在建构阴茎妒忌理论时，弗洛伊德不仅怨视了解释女性不满的社会原因，而且还假设了男性生殖器妒忌论以否定社会原因论。若说成年妇女持有这些价值观念，那会显得十分荒唐，因此，他只好借助于儿童以及早在童年时期有过的极端行为经历。现在，对适应或不适应环境的女性生长的研究分析，几乎都是以发现被阉割的那个灾难性时刻为出发点。

到目前为止，弗洛伊德仅对年轻女性的主观意识作了推理分析。不论正确或错误，他的叙述只稍稍描述了女弦子的错误观念。但是，弗格伊德的叙述中也有规定性成分。虽然女性发现自己的阉割状况据说是一种普遍经历，但是，她对这种命运作出的反应是在一系列复杂阶段中央定她的健康、成熟和未来的标准：“女人发现自恋受到伤害之后，便会像一块伤疤一样生出一种自卑感。当她第一次试图解释没有阴茎是对她的惩罚，并意识到那是一种普遍的性特征之后，她便开始和男人一样鄙视在如此重要的方面处于劣势的性别。''女性首先抱怨她母亲，“是她把她带到世界上来时没有给她充分装备好”，“她几乎始终对她缺少阴茎负有责任”。弗洛伊德说这话时又将事实和女性幻想混为一谈。然而，女孩拒绝自己的性别是不够的；如果她要成熟起来，她必须积极地将自我转向男性目标。这被认为是女性恋父情结阶段的开端。据说，女孩从这时起放弃了将母亲也怀一次的想法（这是弗洛伊德强加给每一个女孩的抱负）人们不知道小孩子是如何发现女人会怀孕的，因为怀孕是一个无比复杂微妙的过程，孩子们不可能自己发现这一过程，甚至并不是所有的原始人的成年人都能理解的。据说，女弦认为她母亲觉得她没用，或是因为她犯了手淫罪而把她变得残缺不全，于是，她便急切地把注意力转向了自己的父亲

在童年时代的这十阶段，小女孩起初希望自己的父亲会慷慨大方，赐予她一个阴茎。到后来，当这种希望也破灭后，她便期望着生下他的孩子，以此满足自己。这个婴儿十分奇怪，其实它是个阴茎，而不是真正的婴儿：“女孩的里比多通过‘阴茎一孩子’这个等式逐渐得到满足"尽管她始终不会放弃获得阴茎的希望（“我们应当把这种获得阴茎的希望看作典型的女性希望”），婴儿是女孩所能得到的最近似阴茎的东西。这种新的获得阴茎的希望变成了一个婴儿，一个奇特的披着女性外衣的阴茎，而且它还成了一个令人尊敬的抱负。（有趣的是，弗洛伊德认为年轻女性主要害怕的是阉割状态而不是被强奸事实上，女孩子害怕强奸是有道理的，因为她们可能会受到强奸而不会被阉割。）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女孩消除了对阉割的一些忧虑，但从未停止妒忌和怨恨阴茎，因此，她们虽然“性无能”，但她们对装备得比较好的男性来说始终是个危害物。这话的弦外之音是，资本主义世界里富有者和贫穷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敌对情绪。这似乎说明了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中一贯的惧怕妇女的成分，以及它强烈指责成熟妇女的阴茎妒忌的原因。

弗洛伊德式的“家庭浪漫故事竹，比肥皂剧更可怕的家庭心理剧仍在继续。典型的女孩被告知她阴蒂的缺陷，因而也是她性别和她自我的缺陷之后+她就进入丁对父亲充满欲望的恋父时期。同时，男孩被性觉醒的意义所惊吓，起初极力掩盖那些信息。后来，他发现了性差别，对女性产生了强烈的鄙视，这才渐渐接受了那些信息。我们很难理解，男孩，撇开社会背景不论，怎么会像弗洛伊德的理论坚定地认为的那样对阴茎的优越性如此坚信不疑。然而，弗洛伊德向我们保证，“发现女人没有阴茎的结果是，她们在女孩和男孩跟中，后来也许还有在男人眼中，就贬值了”。

与父亲的冲突使男孩警觉地感到，阉割的灾难或许也会降临于自己头上。他对自己的标志开始变得小心谨慎，并且，出于恐惧，将自己的性欲屈服于母亲。弗洛伊德有关核心家庭主恬的神经质刺激因素的解释本身也许就是这种制度的破坏性效应的最好证据，因为这种制度向年幼的孩子展示了一对成年人这一主要性对象，他们从中得到的印象是，性交是乱伦，即使具备了实际的能力。

虽然弗洛伊德强烈规定，所有持续不消的获得阴茎的希望都应放弃，并升华为母性，但是，他提出的建议只是一种情感转移，因为即便是母性欲望也寄托在最后的阴茎渴望上。据说，女性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从未放弃获得阴茎的希望，现在，她总是恰当地把它与婴儿视为一体。因此，男人长大了爱女人，更确切地说，爱他们头脑中的女人这个概念，而女人长大了则爱孩子据称，女性通过生孩子顽强地继续着她可悲的对阴茎的追求，从来不会放弃早年恋父时期建立起来的用生孩子的方法获得阴茎的理想。“如果她希望有个孩子的愿望实现了，她会非常高兴，如果是个带来了她向往已久的阴茎的男孩，她就尤其高兴。”弗洛伊德的逻辑是把生孩子——女性令人敬佩的成就，也是弗洛伊德的逻辑给予女性的惟一功能——变成了对男性生殖器的追求4甚至生孩子似乎都变成了男性的优势，因为孩子只不过是阴茎的替代物。女性在弗洛伊德为她们规定的惟一功能——生育——方面也被打败了。而且，她的里比多被认为太少，使她不适于做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代理人，因为弗洛伊德反复说过，她的性能量不如男性。因此，即使是她有限的生存和二流的生物性资格也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如果她生一大堆孩子的话，他们也只不过是些人造阴茎。

只有当主动的“阴茎”自我性爱中止，阴蒂劣等性被人们接受，女性的正确的成熟过程观念才能发展下面这段弗洛伊德说的话尤其具有主观性：“无论如何，对阴蒂行手淫是男性的行为，而根除阴蒂性爱是女子气质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女子气质被规定为正常的、健康的。我们将在后面更深入地探讨它的内容。）少年时期的手淫被宣布为不合法；禁欲对芷常的女性发展十分重要。一个发展正常的女孩也还会遇到其他的障碍：“她认识到了她的阉割状态，从而也认识到了男性的优越和她自身的低劣，但是，她仍会反抗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弗洛伊德发现了一种天性：“不经过斗争，身体就不会使自己适应其功能。”锄因此，已回心转意的女性寻求一种专事繁衍后代的生活时，其他人仍错误地坚持过超越母性和生殖禁锢这一生物层次上的生活——这就犯了弗洛伊德称之为“男子气质情结”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许多行为偏常的妇女，包括谴责性行为或与同性发生性行为的妇女和追求“男性目标’’的妇女。后者不是以母亲的身份公开地真诚地追求阴茎，而是希望上大学+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支持女权主义运动，或躁动不安，需要作为“神经质患者”接受治疗。弗洛伊德的方法是将这种“不成熟的”女人斥为“退化的”或人格不完整的人，属于临床上“发展受抑制”的病例。

阴茎妒忌——虽受到抑制但未被彻底征服——如何就成了健康或病变的主要根源？女性生活中的善恶全由被称为“体质因素”的一种神秘力量所决定。因此，如果女人能得体地接受她的命运，虽然她显然仍是劣等种类的一员，她至少能认识到自己的困境，将自己封闭在母性的圈子里。但是，如果她变得不顺从，她就会侵入那个更大的、被弗洛伊德不可思议地认为是男人“领地”的世界，去“竞争”，M而构成对男人的威胁。随后，她可能会被谴责为患了“男子情结”或“男性的不驯”。

在这些情况下，弗洛伊德及其学派会尽全力使女人相信她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使用的方法有温存的劝告、无情的讥讽，并且当粗俗的弗洛伊德主义当道后，还会诉诸“大众心理学”这一切切实实的思想统治。反对传统的人们必须学会调适或屈服。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我们有哪些证据表明，所有人类的（区别于生物的和生育的）追求，无论有趣或无趣．M本质上说是男性“领地”；也没有什么生物原理能证明读书识字、上大学成从事专门职业是男性固有的权利。要说弗洛伊德把习惯当固有属性、把男性对文化模式的支配当常情是一种误会并不难，但是，他的假设充满了权宜性考虑，仅将它说成是一种误会，就等于说他只不过是天真而已。

认为“要求公正是变相的妒忌”，对被剥夺权利者说她们的这种状况是身体器官造成的，因而是不可改变的。持这些观点的哲学会容忍许多不公正现象。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这种哲学对其他不满现状的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会提出什么样的劝告；由于这些推理思路的社会和政治后果相当清楚，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弗洛伊德最终在保守社会中会成为如此受欢迎的思想家。

弗洛伊德拒绝了就大男子主义文化对年轻女性的自我发展进动，或躁动不安，需要作为“神经质患者”接受治疗。弗洛伊德的方法是将这种“不成熟的”女人斥为“退化的”或人格不完整的人，属于临床上“发展受抑制”的病例。

阴茎妒忌——虽受到抑制但未被彻底征服——如何就成了健康或病变的主要根源？女性生活中的善恶全由被称为“体质因素”的一种神秘力量所决定。因此，如果女人能得体地接受她的命运，虽然她显然仍是劣等种类的一员，她至少能认识到自己的困境，将自己封闭在母性的圈子里。但是，如果她变得不顺从，她就会侵入那个更大的、被弗洛伊德不可思议地认为是男人“领地”的世界，去“竞争”，M而构成对男人的威胁。随后，她可能会被谴责为患了“男子情结”或“男性的不驯”。

在这些情况下，弗洛伊德及其学派会尽全力使女人相信她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使用的方法有温存的劝告、无情的讥讽，并且当粗俗的弗洛伊德主义当道后，还会诉诸“大众心理学”这一切切实实的思想统治。反对传统的人们必须学会调适或屈服。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我们有哪些证据表明，所有人类的（区别于生物的和生育的）追求，无论有趣或无趣．M本质上说是男性“领地”；也没有什么生物原理能证明读书识字、上大学成从事专门职业是男性固有的权利。要说弗洛伊德把习惯当固有属性、把男性对文化模式的支配当常情是一种误会并不难，但是，他的假设充满了权宜性考虑，仅将它说成是一种误会，就等于说他只不过是天真而已。

认为“要求公正是变相的妒忌”，对被剥夺权利者说她们的这种状况是身体器官造成的，因而是不可改变的。持这些观点的哲学会容忍许多不公正现象。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这种哲学对其他不满现状的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会提出什么样的劝告；由于这些推理思路的社会和政治后果相当清楚，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弗洛伊德最终在保守社会中会成为如此受欢迎的思想家。

弗洛伊德拒绝了就大男子主义文化对年轻女性的自我发展进行无数有启发性研究的绝好机会，而把她受的压迫说成是必然的“生物学”法则。阴茎妒忌理论有效地搅乱了人们的理解，自那以来的所有心理学研究尚未能解决这个具有社会因果关系的问题。如果说阴茎妒忌有什么意义的话（这似乎不太可能），它也只能在性的整个文化背景中产生效果。在这种环境里，女孩似乎早在看到她们兄弟的阴茎之前就意识到了大男子主义。在她们的文化中，大男子主义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它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偏袒，在新闻媒介、宗教和她们认识的成年人世界所展现的男女形象中早已显露无遗，因此，将它与男孩明显的生殖器联系在一起是多余的或不相干的，因为到这时候她们一定还知道了许多其他明显的性标志。面对如此之多的男性优越地位的实例，并意识到了她们在各方面受到的轻视，女孩妒忌的不是阴茎，而仅仅是阴茎给人带来的社会权利。弗洛伊德似乎相当愚蠢地混淆了生物学与文化、解剖学和地位的关系更为明显的是，他的读者和听众觉得这种混淆非常符合他们的利益。

不论弗洛伊德显得多么自满，女极运动似乎仍对他构成了巨大威胁。他有关妇女的言论常常带有对女权主义观点的讥讽。用于指责叛逆者的阴茎妒忌论不断得到重申，它成了驱散获得解放的妇女或知识蛔女幽灵的咒语。这些妇女被看作企图获取文化成就、自找麻烦、徒劳地弥补自身的器官劣势的怪人，而弗洛伊德认为取得文化成就的必要条件是拥有阴茎。他甚至抱怨，向他进行精神分析咨询的女人想取得文化成就是为了获得阴茎。这话很晦涩，有必要解释一下。他的意思是，咨询他的女性病人希望在工作中更加有成就；对她们所付费用的回报，弗洛伊德尽其所能使她们放弃她们的职业，因为那是不正常的弗洛伊德坚信，阴茎和智力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是器官性的。他声明，“在心理领域内，生物因素的确是最本质的。”男性的智力优越性，与身体构造上的阴茎有关，这在弗洛伊德看来几乎是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十分令人宽慰的事实的基础。

弗洛伊德认为，妇女性格的两个方面与阴茎妒忌直接相关：羞怯和嫉妒。据说，是女性对自身的“阉割状况”这一“缺陷”的绝望导致了众所周知的女人的羞怯。人们不禁会想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骑士精神在胡言乱语“贞洁’’时也比这要客气得多。弗洛伊德将羞怯说成是“优秀的’’女性特征口在他看来，这一特征的目的是为了掩饰她的不幸的缺陷。在原始时代，今天也是这样，女人遮住其阴部是为了掩盖其伤口弗洛伊德不仅说女人的羞怯原本是“为了遮掩其生殖器缺陷”，而且还把阴毛说成是“大自然”为了掩盖女性的过失而作出的反应

虽然弗洛伊德最喜爱的观点之一是+女人投有，而且由于休质的原因，也不可能对人类文化作出贡献（奥托•威宁格，弗洛伊德常常感激的一位厌恶女人的思想家，认为“天才”一词本身就是阳性，女性天才是一个有矛盾的术语），但是，他还是承认，女人也许发明了纺纱和编织——这些发明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即掩饰她们的畸形器官的需要。

指责妇女的嫉妒心也是弗洛伊德计划的一部分，他断言这种邪恶也是来自阴茎妒忌。他的观点是，男性不像女性那样容易产生性嫉妒（弗浩伊德在许多场合费颂双重标准，说男人的性生活因此而更加丰富），他认为丈夫、父亲和兄弟的警觉仅仅是财产拥有者对财产小心谨慎的照料。他认为，一夫一妻制婚姻是一种有许多缺陷的制度，但是，他的主要理由是这种制度妨碍了男性的自由。女人的心理上的嫉妒心和低下的道德感使弗洛伊德作出了这样的评论：“我们不得不认为，女人缺乏公正感这一事实毫无疑问是与她们精神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妒忌相关的。”鉴于妇女的社会地位，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指责，因为指责一个被剥夺了各种权利的群体怀有怨恨和没有公正感，就是诽谤或剥夺其成员的道德地位，而这是她们寻求公正对待的惟一要求。弗洛伊德的阴茎妒忌论是在性革命的顶峰时期提出来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时间计算非常适时的指责，使男性情感再次发动攻击，这种情感在骑士精神原本盛行，公开的厌女情绪消失后已偃旗息鼓。现在，一切责任甚至过失的重压都落在了不愿“呆在自己位置”上的女人身上。阴茎妒忌论将造成女性痛苦的责任转嫁到那些敢于追求从生物学角度说不可能实现的状态的女性身上。任何渴望过上少些屈辱、步些约束的生活的女性，立刻就被认为是偏离了她的遗传学上的身份，从而也是偏离了她的命运的不正常和不现实的人。抵制“女子气质”——如女性气质、地位和角色——的女人会被认为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因为女人的本性是她命中注定的，就像“体质结构是定数”一样。在逃避大自然赐予她的惟一命运中，她将一无所获。

弗洛伊德创建他的阴茎妒忌理论用的是一种循环论证方法。他首先报告了儿童的被扭曲的印象，逐渐将它们说成是正确的反应而接受下来，接着提出了不负责任的社会性环境的说法，然后，通过一系列几乎无法察觉的转换，从描写性论述转入了规定性论述，在保护健康和正常状态的幌子下保证了男权制现状的延续u除了讥讽之外，性的反革命时期M未用过比弗洛伊德的阴茎妒忌谴责更具毁灭性的斌器反对女权运动。…

由于弗洛伊德的女性性格观念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他对生物学的了解和阴茎妒忌的心理动机，我们在继续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前者作一概述，因为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理论中最严重的歪曲来自他无意或有意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的区分上的无能。．这两种现象是：女性生态和女性地位u他指出，和女性生态一样，或几乎一样，女性地位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必然的，而不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他这样说似乎是急于使我们相信，男人世界造就的女人只不过是大自然早已造就的女人。

总的来说，弗洛伊德的定义是将男性认同于主动，女性认同于被动。他对此的解释是两个理由：他同时代人的性行为在社会中和性交中的表现；生物性的物质和过程——精液和阴茎的插入——都呈主动状态，而阴道接受和卵细胞都呈被动状态。生物数据就这样被过分夸大了；其实不仅卵细胞沿输卵管运动，因而呈现主动状态，而且精液被子宫颈活塞式的运动所拦截、滞留和攫取，从而呈现被动状态。然而，根据微小的人体细胞特性的细微区别来说明一个整体社会的运行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弗洛伊德没走到这一步。然而，他确实试图用性细胞作为类比的根据，分析说明男女气质和角色以及男女两性的心理。

弗洛伊德没能静下来全面考虑一下复杂的行为概念对社会中的男性和女性具有多少“男子气”和“女子气”的作用，这些概念显然是文化的产物，有许多跨文化的变体。弗洛伊德有些轻率地将这种行为等同于内在性和生物必然性，最后得出结论，规定一切行为必须符合建立在他认为的解剖学基础之上的社会规范。

为了解决许多与性气质规范不一致的令人烦恼的例外情况，弗洛伊德采用了男女变差和分级计算尺方法，其两端均是柏拉图式昀理想模式。这种方法也许是借自威宁格。他又加上了两性态理论。弗洛伊德解释道，在与某些“女士”打交道时，可以借助两性态理论。“每当得知某些比较的结果不利于她们时，那些女士就会表示怀疑，说我们男性分析研究人员未能放弃某些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偏见，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出现了偏颇"接着，弗洛伊德告诉了读者他对此作出的反应：“根据两性态理论，我们要避开无礼之词并不难。我们只需说，‘这不适用于你。你是一个例外；在这一点上，你更具有男子气而不是女子气'’，国反对逻辑的女人争论了半天得到的报答却是被称为男人。既然性一气质差异，虽然有构成社会标准的行为差异的支持，仍被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们认为源于生理差异，那么，说女性不具备女人的属性只能是令人困惑不解。两性态理论也未能给个人带来多少安慰，因为女子属性是主观规定出来的，并被誉为解决儿童两性困境的成熟办法。

弗洛伊德曾在许多场合承认，纯粹的男性属性和女性属性是不定性格的理论构想。他还承认，如自他咀来的大多数社会科学也承认的那样（但它们产生的是有害效果），这两种情况有重叠之处和分级模式。不过，尽管他提出了两性态理论，弗洛伊德学说产生的总的效果是，将它定义的男性属性等同于甚至规定为生物性男性，把女性属性等同于生物性女性。1933年，当他开始写作《女性属性》这一论题的权威性文章时，他已把女性属性定为实现被动目标的“优先选择”，或用他自己的有些自相矛盾的话来说，是“积极追求被动功能”弗洛伊德逐渐抛弃了他早期认为女性气质也许主要是由学习过程和社会压力造成的这一假设，越来越偏执地将“女性”气质认同于“体质的”、“本能的”或遗传的倾向，虽然他有时也会顺带提到社会因素。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以及他的弟子的许多著作中，男性属性和女性属性一般被认为等同于男人和女人，偏离任何一种标准的行为都被看做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的征兆。然而，如果第～种假设成立的话，那就没有规定男性属性和女性属性的必要，因为在反革命时期（偏离行为被看作是不健康的，甚至是邪恶的），它们拥有强大的力量。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男性属性和女性属性是自然的或体质差异的产物，或者说与它们有关，那么，男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男性的，女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女性的。脱离了它们作为社会性行为的环境——在那儿，它们的作用是保持一种秩序，不仅是差异的秩序，而且还有支配与顺从的秩序——“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两个词就毫无意义，完全可以用两个在生物学或自然学上都可以证实的词——男人和女人——取而代之。

早在195年，弗洛伊德就将里比多（这个术语的意思不仅仅指性欲，实际上，它基本上是生命力或各种人体能量的同义词）定义为“男人或女人身上正常的、合乎自然法则的、具有男性本质的”男子气。这个定义似乎不仅否定了两性态理论，而且使人认识到了弗洛伊德本人的性态度中的维多利亚特征，因为他的性态度中含有性活动是“男人的活动”的假设。1923年，他稍稍改变了一些立场，承认里比多是一个非性的概念但是，他似乎立即又将里比多视为一种具有大量文化和创造力可能性的男性功能，一种生命力和男性的独有特质。他还补充道，总的来说，文化对性怀有敌意；如果人们想有“更高的”追求，就必须抛弃性，或至少使性崇高化。按照他的定义，既然女性的里比多很低（“女人生来性本能较低”）囝，无法追求人类文明，那么，崇高化的实际意思就是，具有高里比多，使其能够追求人类文明的男性应该抵挡住女性的诱惑，追求更崇高的目标。国

在“本能”力量受到高度重视的时代，弗洛伊德不仅将人类文化，而且将人类种族的延续都托付于男性：

造物主对女性功能的需求不像对男性功能的需求那么关心……达到生物性目标的重任托付绐了积极进取的男性，在某种程度上，不需要女性的合作．，渺

后来有一位翻译者谠得更加直白，把最后那句话译成“不需要女人的同意’’。现在，男性的里比多将被尊为服务于生命的一种力量，并且有权将其意志强加于女性，不论她是否明智地选择与它合作。性欲冷淡的女子（弗洛伊德曾研究分析过许多这种女子）被用于证明男性更为关心子息繁衍的例子。弗洛伊德断定，造物主根本就设想到要赋予女性一个强大的里比多；因而，此后发生的一切都是她的错。这样，男性对女性采取的性的主动行为，可咀被看做一种仅仅与种族的延续相关的巨大抽象力量。这种态度导致了心理学在其后描述性行为时采用了一整套军事术语：投降、优势、控制。

男性追求女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性的结合，是为了控制她，进入她的身体……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算确切地将男性特点概括成了对主动性的要素的理解。

一旦这种语言赢得了尊重，受弗洛伊德影响的作家们要将不太刺激的性交贬为平淡无奇、充满脂粉气和娘娘腔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弗洛伊德对生育本能的强调与他在其他场合说的话相冲突。在那些场合，他明确说过，生育绝非性欲的惟一理由，甚至不是它最主要的理由：“……男人的性本能最初并不是为了生育的目的，而是为了获得一种特别的快乐。？’生活在女性性欲冷淡或性欲低下十分普遍的时代，弗洛伊德未能彻底理解其社会含意，他不仅未能充分理解性的罪恶感或对性的否定态度，也不理解女性对性的抵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进一步把性欲冷淡看作里比多能量弱小的证据，认为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体质”原因他草率地作出结论，说责性不像男性那样“渴望”性，因此，她性欲较低的原因一定是“器质性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近做了大量的研究，推翻了这一结论，不过，他们的假设与弗洛伊德从未抛弃过的其他“维多利亚式”的观点相一致。IIIl

根据弗洛伊穗的观点，女性人格中最显著的三个特征是被动性、自我虐待和自恋。即便从这一观点中，人们也可以看到称作纯“描述一性的弗洛伊德式的例子具有某种价值。女人在男权制社会中的地位要求她们被动、受苦、当性对象；毫无疑问，是社会使她们不同程度地扮演了这些角色。不过，这不是弗洛伊德的观点。他也无意描述社会环境。相反，他认为我们称之为“女性属性’’的复杂的文化结构主要是器质性的，如，与女性特质相同，或明显地与它有关。嶝于是，他进而将女性属性定义为体质性的被动、自我虐待和自恋。他还把女性属性规定为不仅是总体发展的标准，而且是健康发展的标准。例如，被动性这一主要的女性属性是随着“阴蒂手淫的放弃”和恋父情结阶段性渴望的出现而形成的，这一女性情绪的急剧增长“主要借助于被动的本能冲动”国。

弗洛伊德想让我们明白，自我虐待和被动不仅是女性属性，而且是有机地相互关联的：自我虐待包古所有的对待性生活和性对象的被动态度。吣因此，这在女性是正常的，在男性则是反常的。他还提供了另一种普通的描述，说在自我虐待时，“主体处在女性特征的状态中，即，他们的意思是，他在被阉割，在性交中扮演被动角色，或正在生孩子”囝。自我虐待是女性的；女性属性就是自我虐待的性格。把自我虐待和承受苦难描述为固有的女性特征不失为聪明之举。这不仅表达了男性对女性功能（它们是痛苦的、有辱人格的，等等）的态度，而且也证明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任何面见的控制或羞辱完全是她们的天性所需要的食粮。为使这种观点自圆其说，我们就只能认为，虐待不仅对女人有利，而且是她所渴望的；<的故事》是根据这些假设所作的极端论述。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理由继续惩罚受害者了。为了更加具有吸引力，残酷被说成是性欲，因为它符合男女双方的天性。几乎所有针对女性的暴行最终都可以用她具有自我虐待的天性的借口一推了之。弗洛伊德若是认真思考过将这种属性强加给女性或任何其他下层社会群体的结果会是什么的话，他也许会惊恐万分。

弗洛伊德概述了三种自我虐待：性感应部位的、道德的和女性的‘他将其中的两种，即女性的自我虐待和“渴望痛苦的”性感应部位的虐待台为一体，因为他承认，后者，即便是女人身上的，很难解释清楚。在暗示某种不可思议、无法解释的因素——这是他谈论女人时的惯用手法——的同时，弗洛伊德挑战性地谈及“关于自我虐待的某种神秘关系”之类的观点，用自我虐待者渴望痛苦的研究报告逗引我们。但他说，这种渴望痛苦的现象“仍然令人无法理解，除非人们能对那些晦涩费解的事情作出某种假设”。

然而，弗洛伊德肯定，自我虐待者喜欢痛苦，他似乎也能肯定，性交对女人来说是痛苦的；遮似乎是他证明女性喜欢异性性交的惟一证据。在其他方面，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与阿克顿的相同。阿克顿是19世纪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人们常常引用他的名言以证明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态度，即，任何关于女人从性交中获得了乐趣的说法都是一种“恶意诽谤”廿弗洛伊德甚至希望用科学术语表达这一观念，他假设“躲避性交是一种普遍的女性倾向”国。女人在性交中的作用是被动的，从而具有自我虐待的性质，这是她忍受痛苦获得的惟一快乐，但这却非常明显地揭示了男性对女性在性交中所处地位的态度。这种观点恐怕不可能再成为智慧的源泉。

弗洛伊德似乎认为自我虐待不仅是“女性的”，而且它还与女人在婚姻中的地位相一致。他将这种地位称作“奴役’’，鉴于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达个词不无讽刺性的正确性。然而，尽管他生动地描述了置易受伤害的处女新娘于“从属和无助”的“性奴役”地位的奸污处女习俗，他似乎觉得这种制度或其行为并无值得反对之处。在这种环境下，如弗洛伊德期望的那样，女性的反应是“接受奴役并表示感激”，尽管她失望、痛苦，并意识到这是在她被阉割以来再一次遭受的伤害，同时也知道，由于自己不再是处女而贬值了这一切都合乎习俗，安然无事，除非她忘记了自己的地位，作出敌对的反应，或试图超越自己的角色范围。弗洛伊德将这种反应解释为“阉割¨男性的报复欲。如对待流露出“男子气情结”或“男性的不顺从”的女子那样，弗洛伊德的理论让自己振作起来去抵御那些不顺从的女子构成的威胁，具体说就是那些“获得解放的延续口关于女性对她所处的男性社会的一切“不适应症”，弗洛伊德有一系列相对完整的解释；不适应者一定是没能跨过某道障碍。一切抗议都是对她的本性和身份的徒劳反抗，是一种男性情结、男性的抗议、具有腐蚀作用的阴茎妒忌，或不成熟的表现。由于女人的不具有性意义（而是繁殖的或母性的）的行为是阴茎妒忌或男性的抗议的表现，这种行为就已值得怀疑。既然“女性天性”只能通过放弃“男性的”或智力方面的追求得以实现，所以，女人在这方面的追求是不合适的，甚至是精神失调的征兆。

然而，弗洛伊德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将女性的生活限制在性——繁殖范围内，他还试图让我们相信，女人生活在一个低文化层次上，因为她们只有在这一层次生活的能力口因此，我们必须拿出女性在文化方面无能的更加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不是仅仅责备女性的“男性抗议”口弗洛伊德认为，这会不会是因为女人肩上负有人类种族繁衍的重大责任而使她们无多余的精力去追求“更崇高”的事业呢？这真是一种令人开心的保守主义思想，因为它似乎对母性表达了敬意，同时又将女人束缚在纯生物性的生存之中。憎

这种立场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恐怕还不够令人反感。弗洛伊德最启说（他显然感到很满足），问胚的答案仍然是女性的体质这一不难理解的陈1日但无可争辩的事实。女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微不足道，也就是说，她们根本无能力作出贡献。人类文明是灵魂净化的产物，而“女人作为人类种族的真正监护者，仅具备有限的灵魂净化能力”。此外，如弗洛伊德强调的那样，女性不必像男性那样，因担心被阉割而掩盖或超越恋父情结（她已经被阉割过一次，不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降临她头上了）．因此，她不可能建立起足够的超级自我。男人通过灵魂净化和建立起强大的超级自我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超级自我的建立是因为男人具有一个阴茎，害怕被阉割而失去它。由于从来就没有过阴茎，也就谈不上害怕失去它，因此，女性的超级自我比男性要小得多。弗洛伊德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女性几乎没有道德观念，往往在伦理方面缺乏自律，难以辨别是非，轻易地就屈服于命运的摆布，在判断力方面更易带情感偏见，不能对高层次文化作出贡献的原因。这再一次证明，她的低劣——真实的而非幼稚的想像中的——是她缺乏一个阴茎的结果有了阴茎，人也许就有了道德的领悟力，就能对人类的进步、文学艺术和文明作出贡献。实际上，用弗洛伊德提供的所有“证据”来衡量，相信阴茎优越论的小女孩们似乎完全是正确的。

我们被告知，人类文明的创造靠灵魂净化实现，或用弗洛伊德学说中一个更加深奥的词语，是“抛弃本能”的结果。由于女性的心理历史和生理构造的不同，由于她缺乏阴茎，她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弗洛伊德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得意的思想之一是他那种引人人胜的逻辑推理过程，是他颂扬价值无限的男性生殖器的格外古怪的持久热情。根据对人类发现火的推测，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那是人类克服了将火尿灭这一“抛弃本能”冲动后产生的结果。人人都非常明白，女性不可能发现火的功用，因为她不具备那惟一适于远距离撒尿的器官，是不可能抛弃将火尿灭的本能的。从这个极端的、原始时代的例子可以看出，从生理构造的角度看，女人不具备为人类知识的发晨作出贡献的能力。

弗洛伊德继续玩弄着女性对人类种族的生物性职责阻碍了她的智力发展的观念，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更具否定性的假设；女性在生活和家庭中的作用是扮演一个“性角色”（弗洛伊德认为，发源于原始部落的男权制家庭是人类文明的成就之一）。这一角色，加上她固有的心理的低劣，不仅使她变得无能，而且使她必然产生对知识和高层次文化的敌意，成为人类文明天然的对头：

女人代表着家庭和性生活的利益；人类文明的实现越来越成为男人的责任；这使他们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迫使他们的本能升华，而这在女人是不易做到的。由于男人并非具有无限的智力，他必须最优化地分配自己的里比多，眦完成各项任务。为了将精力用于文化目的，他必须远离女人和性生活；他与其他男人的币断交往以及他对这种关系的依赖使他疏忽了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职责。女人由此发现，自己在文化的名义下被迫处于陪衬地位，于是对文化采取了一种敌对的态度。衄

在《人类文明及其不足》一文中，弗洛伊德以其睿智告诫人们，女性是产生倒退的根源，因为其社会直觉劣于男性，且在其与爱人和家庭的各种关系中充满了自私自利的情绪，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她的本性）被迫建立起她的生活。男性将时间和里比多贡献给了文明事业的追求，女性却越来越将文明看成了自己的对手。尽管女性几乎没有多少性本能需要克制，但她升华和自我放弃的能力也极其低下。然而，人类文明越来越要求我们具体化这种能力，因此，可以说，女人的体质不适合于文明生活，从而觉得要取得进步十分艰难，甚至觉得跟上或留在人类社会都非易事。在本世纪，女人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原始种类这一观点相当流行；这种观点试图在当代文学中赋予原始真实性以浪漫主义的幻想。但是，人们也可以像弗洛伊德一样，将她视为一个心怀恶意的野蛮人，一个阻碍社会进步的累赘，一十未被同化的部落女成员。

在另一个场合，当谈及一位年过3的男子经过心理治疗之后变得富有“创造性”的成功事例时，弗洛伊德不无遗憾地说，同一年纪的女人显得僵化，无法再有什么发展，因为她们的性格早巳在此年龄之前受其有限的自然性格框架的影响定型了。虽然，“女性就个体而言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是正常的人”，但弗洛伊德告诫人们，必须记住，“她们的性格是由她们的性功能决定的”，而“这种功能的影响面非常广”囝。就女性而言，这一功能的影响之广足以将她称作“类人”。这就是“人体结构是命运”这一公式所产生的影响；它体现了灵长目动物的局限性这一不可对抗的力量。

如果是在另一个时代，人们也许可以因为弗洛伊德受到的是极其严格的男权制教养而原谅他。但是，他最有影响的工作是在2世纪的头3年完成的，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完成于性革命的高潮岁月。因此，他本可以借助大量的历史知识和一整套舆论氛围纠正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偏见。在对女权主义的批评（在那些岁月中，他始终处于这种批评的包围中）作答时，弗洛伊德毫不相让，或者用毫不相干的玩笑搪塞之，或是打趣地说，男人也并非全是男性的典范，某些女人也能获得几乎完全男性的优点；但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或者表明她已误人歧途。以类似的方式，其他形式的偏见也急于承认有例外的情形，如一个格外优秀的农民或黑人或土著人；但规律是不变的。弗洛伊德不愿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深入的讨论，便用循环重复的话语保护自己：当有人攻击他带有男性偏见时，他便谴责别人是在为自己辩解，声称她们在试图客观地看问题时具有男性倾向。他自己似乎无力将客观性想像为与非男性有关的品质。弗洛伊德不仅自信他的反对者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认为他有关衰弱的女性超级自我的理论模式证明了他们的错误。

心理分析将会对性政治产生影晌这一观点已确信无疑；一代又一代的心理分析学家将会追随这种观点，无论其言行显得多么可疑或可笑。然而，比阴茎妒忌论更为有效的是，这一学派倾向于在心理科学方面将男性属性和女性属性的文化性质的界定与男性和女性的遗传现状混为一谈。人们用“被动性”、“微弱的里比多”、“自我虐待”、“自恋忡、“欠发达的超级自我”等行业术语将这一倾向伪装起来+赋予了女性“本性”这一古老神话以新的尊严。这样，从科学角度而言，我们便可以说+女性生来就具备奴性，男性是天生的优越者，具备更强大的性本能，从而有权在性方面统治女性；女性喜欢这种压迫，因而也活该如此，因为她的本性就是好虚荣、愚睐，几乎与野蛮人毫无区别（如果她还称得上是人的话）。一旦这样的褊狭披上了科学的外衣，性的反革命便可畅通无阻地前进。和种族一样，性是人们无法改变的。由于发觉了统治集团的优势并期望获得这一优势，优秀的女性试图逃离她固有的境况。然而，要逃离自己的出身等级的企图是徒劳的，完全失去资格的人的这种期望给自己带来的只能是失望。不过，心理分析毕竟还证明了可以实现自身的被动性和自我虐待，确切地说，女人更大的成就，或者说她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生育，仅仅是生育D因此，贪婪的人掌握了心理分析法之后，不仅能败坏性革命的声誉，使其倒退，而且还能创造工作机会，赚大钱+自我兜售，也兜售对它的消费（二）后弗洛伊德主义

总的来说，弗洛伊德心理学试图假设出一种不可逆转的人性，一种基本的、普遍的人类心理行为模式；恋父（母）情结不仅发生在母权制社会，在男权制社会和群居社会也会发生；阴茎妒忌论在两性平等和男性优越的文化环境中都可能产生。这种心理学不倾向于将人格的形成看做是个人选择或社会环境的结果，也不看作是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认为是儿童时期生物性的产物，而这种生物性是受到了父母行为对其固有休质的影响。最后一点是，这种心理学错误地理解了它据以立足的一系列生理事实，把性气质简单地看做是生物功能（男性主动，女性被动）和遗传因素（精于的主动性，卵细胞的被动性）阐述了这一切之后，它下结论说，性的地位、角色和气质是固定不变的事实，因而，必定是决定人的命运的因素，而文化的基础只是人的解剖学结构。

由于这种观点不仅渗透于其后的心理分析中，而且还逐渐扩散到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里，因此，弗洛伊德的许多追随者也开始注意到社会因素，如卡伦•霍尼和克拉拉•汤普森等人试图修正弗洛伊德的理论以承认两性的社会环境。但是，根本的理论方针已经确定。虽然有些人对弗洛伊德有关女性的心理学也许会表示异议，但其他人却对此全盘接受，甚至比弗洛伊德走得更远。在这两种情况中，该理论所起的反动影响是肯定无疑的，因为即便是对该理论持异议者也只能作出某些调节性的修正。

最早对弗洛伊德理论作出阐释的两位主要人物是玛丽•波拿巴和海伦娜•多伊奇。在题为“女性的根本自虐倾向’’的章节中，渡拿巴对弗洛伊德有关性交论点的隐含恶意作出了台乎逻辑的结论：

在一切生物中，无论是动物性生物还是植物性生物，雌细胞（卵细胞）的典型特征都是被动性，她的使命就是等待雄细胞（活泼的、灵活的精于）进入自己体内。这种进入意味着破坏她的组织，而生物体组织的破坏会带来毁灭：和生命一样重大的死亡口因此，卵细胞的受孕是由伤害开始的；咀这种方式，雌细胞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自我虐待”的本性。

为了保持这种性交就是致命攻击的幻象，作者又对幼年男性的戏剧性残酷行径作了描述：

显然，一个小男孩渴望做的事情是向着他母亲的肛门、泄殖腔和肠道戳进去，甚至希望把她的内脏血糊糊地抠出来。一个2岁、3岁或4岁的小孩，尽管年幼，或正因为年幼，才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潜在曲“杀手杰克”。

在年轻男子被放纵着去做出如仳残酷的自我发泄的同时，我们却被告知，女孩子只能自叹不如地表达自我，就好像她的阴蒂是被截短的阴茎一样，它的尺寸“决定了她的攻击性”嘈：

毫无疑问，就体质而言，女性的攻击性，就像她的里比多一样，总的来说比男性要低……男孩子在体质上强大得多的攻击性……部分地决定了男性的优势。

男性“必定会反抗”“被动的态度”，因为那不是“生物性地强加给他”的品质，但“女性必须接受”被动性和自我虐待，因为它们被生物性强加给了她们，而且她们的生活必然是不愉快的：

各种各样的自我虐待形式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从本质上说，都是女性的属性，如在同类相食的牙牙学语时期希望被父亲吞食，在臀部受虐时期希望被父亲鞭打，在阴茎时期希望被阉割，在成年女性时期希望被穿刺。回

我们不难从渡拿巴小姐的著作中推断出她自身的嗜好。她在女性的自虐问题上采取了一种非常主观的规定性方针。她以弗洛伊德的一篇题为“被揍的孩子”（她加了一个词语：《……或女人》），的文章为基点，证明了虐待型性交完全是一种健康的性交方式：

依我之见，成年女性在性交中的阴道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她保留了，或在一定程度上无意识地接受了儿童时期巨大的自虐性质的被接幻念。实际上，在性交过程中，女性遭受到的是男性阴茎的击打。她接受这种击打，甚至往往喜爱那种暴烈。这种敏感性必定墨对阴茎击打所表现出的一种深切的真正的阴道敏感

有些妇女对这种将“成年”性交行为转化为一种惩罚性行为的做法也许会表示反对。对此，心理分析家用以下这种战无不胜的论据将自己武装起来：“那些对男性的残酷游戏表现出……反感的女人，也许会被怀疑具有男性反抗特征和过多的两性特征。这种女人或许完全可以被称作阴茎型女性。”

假如一位女性如此强烈地反抗自己的自我虐待倾向、被动性和女性属性的话，那是因为她所反抗的那一体质性结构过分坚固，而这又是因为她在体质上具有压倒优势的两性状态。若不是这样的话，她就会完全地心平气和地接受对她那一性无比重要的女性的自我虐待。唧

在性交中，阴茎应确保不触及阴蒂，因为这种行为只会表明不成熟，只会使女性在性交中不合适地拒绝作出无私的屈从，而无私的屈从是一个真正的女性对痛苦这一严肃而壮丽的仪式作出的反应。在这一类的论述中，弗洛伊德式的被动性、自恋和自虐的三位一体得到了精心的阐述和运用。在性行为方面，上述观点和维多利亚时代有关妻子的规定性论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认为，她必须服从和忍耐。但是，从心理分析中得益的女性都被告知，她必须放弃自己的意愿，照此行事：

如我们所知，在性交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男性是作用者，女性是被动的一方，是接受者，是被作用者。一种汹涌而来的巨大的肉体快感存在于这种屈服之中，存在于自己是另一个人的设动工具这一意识中，存在干四肢展开、仰面躺在他的躯体之下的感觉中，被他的激情任意宰割，就像树叶被狂风卷起一样。回

海伦娜•多伊奇因为她对自我虐待的研究和有关女性性行为的两卷本著作而在心理分析界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她的著作普遍被认为对“女性的真正属性”作出了界定性的阐述：

心理分析证明，对女人来说，性行为在精神净化方面具有巨大而显著的深刻意义；但有一个前提，即它必颂是在女性的、动态的环境中被体验，而不是被转化成一种色情的游戏或性的“平等”国。

小心翼翼地躲闪着平等主义和欢愉这双重危险，反革命时期的性政治发端于床第。建立起女性顺从的学说后，它便信心百倍地将其运用于生活的其他领域。

1947年，纽约的一位名叫法恩汉的精神病学家和一位名叫伦德伯格的社会学家合著了一本被戏剧性地命名为《现代女性：迷惘的一性》的书，使弗洛伊德学说广为普及，产生了深远影响。该书是反革命态度的一个明确的宣言，同时对公众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用作“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调节”和其他旨在发挥教诲功能的课程的教科书。因此，虽然它并不值得过分关注，但我们仍有必要对它多加注意。该书对历史作了“心理分析”，把中世纪说成是精神健全的黄金时代，把世界上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工业革命和哥白尼。该书将女权主义与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反犹太主义、共产主义和种族主义混为一谈，声称它们宣扬的都是仇恨与暴力，进而将各种革命运功与纳粹主义和三K党行径搅为一团，对其发起了全面攻击。书中抱怨最多的是性革命，说性革命使女性成了“迷惘的一性”，“我们当今的大多数不幸都源于这些人，我们这个星球就像掉了魂似的。”

该书在对妇女也参与到这些“不幸的和该诅咒的人们发动的运动”中表示悲哀的同时，尤其感叹她们居然要进行“以仇恨为出发点”，类似于纳粹主义的妇女运动。它还肆无忌惮地玩起攻击他人有精神疾病的把戏，说马克思“对政治权威抱有下意识的仇恨”，被贬斥为“被动的女性化男人”的穆勒被描绘成一个困对父亲有仇恨而变得娘娘腔的人。但真正的敌人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因为她发起了被该书作者称为疯狂行为的性革命。沃斯通克拉夫特不仅被怀疑为一位具有精神病史的人．一个因与“法国革命烈火”有联系而犯下罪行的人，而且，由于她和她的被作者称为女权主义的蠢行腐蚀了青年人，导致了无异于“猴屋”的“性放任”可悲的出生率下降，以及堕胎和离婚率的上升。

然而，仅仅将女权主义视为邪恶还不够——还必须将其诊断为一种病状、变态、“情结”、对大众的欺骗和对家庭的祸害，因为“具有凝聚力的完整的家庭遭到了毁坏，女人迷失了方向”两位作者对妇女在上一世纪的地位发出了轻声的感叹，将之怪罪于工业革命，甚至对被他们看做“企图复辟以往的权利和特权”的女权主义目标表示婉转的赞同。但是，不论她们在实现这些目标时收效多么有限，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者都是“情感和精神不正常的表现……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痼疾’’假如两性是平等的，他们的体征就应一模一样（在生物学上，这是不可能的）；两位作者以这一基本命题为出发点，绐平等贴上了“迷信”的标签，并进一步告诉人们，女权主义者想成为男人，因为她们饱受阴茎妒忌之苦。伦德伯格和法恩汉运用一些离奇的等式，如“男性权利——男子气质，“平等意味着同一性”，不假思索地将性的地位和社会的地位与男性生殖器等同起来。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其余的人“请求让女人与男人为伍，而她们这一请求的前提是完全错误的．即她们和男人毫无区别”国“很显然，女权主义根本不是一场让女性更好地实现自我的运动……而恰恰是对女性属性的否定……它使女人毁掉自己的特征，像男人那样去生活*画在要求获得平等权利时，女权主义者实际上是在要求成为男人；这是一种可悲的精神错乱，就像男人企图获得女性属性一样。女人的抱负如果超出了做母亲的范围，那她就是在追求一种“绝不可能实现的事物”，即企图成为一个男人。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一切事情也就变得明白无误。”事实的确如此。

《迷惘的一性》对什么是真正的女权主义的威胁说得非常直白，即家、家庭和母道的消亡。该书在提出“婚姻制度的出现……是为了保护妇女”这一陈词滥调之后，一方面承认女权主义没有攻击婚姻和家庭本身，另一方面又指责革命者们在“否认她们是女人……声称她们不需要男性的保护”国，“吵吵嚷嚷要求”获得经济独立的同时，正在消除有利的“使女人进入婚姻的经济动力”囝。正是这一点让人怨恨不已，因为它有可能让女人“避免当女人”。两位作者毫无想像力地把这说成是与一位“经济君主”达成一项”情感契约”的过程。

由于提倡离婚、堕胎和避孕，性革命已经对婚姻造成了破坏c女权主义者们甚至还抨击过双重标准，其动机十分清楚，只有一个——“她们进行淫荡的感官活动的深切渴望。”如同其他错误那样，这一可悲错误的动机是“与男性竞争”这一徒劳的企图。女权主义者鼓吹一种单一的非禁欲主义的标准，实际上她们是在谋划一个“性乱交的环境”。我们的这两位作者赞同婚前贞操，怛这仅仅是对女性而言，因为他们认为双重标准“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人们所希望的”，而单一标准“从精神上说是一种心理病态”，“从外部表现来看是一种荒唐行为”固。

在对性改革进行了一番攻击，并用阴茎妒忌的指责和巧妙地闸释历史的手法使他们的反对者处于守势之后，伦德伯格和法恩汉开始使出更为阴险的“软策略”，即对“女性的属性”，家庭、女性的屈从，尤其是母道，大唱赞歌。为此目的，他们无须使用比罗斯金用过的更加精心构思的论据，但他们的许多言论中常常带有一种怪异的“大女子主义”的语气。然而，《迷惘的一性》中有建设性意义的段落也只不过是罗斯金的《女王的花园》中有关各自职分学说的翻版。有关这一问题的论点竟是如此单调乏味，令人惊骇不已。

作者运用了一个后来成为反动经典的策略。他们坚持认为，性革命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仍然有许多妇女没有获得完美的幸福，她们正处于“各种冲突”、“各种问题”的煎熬之中。打着关心的幌子，这些安慰者对那些各种冲突和问题的受害者作了进一步的指责。如果女人们患了“不适症”，过错全在于她们自己，而不是社会环境，因为她们被告诫，应该根据她们的体质所决定的不可改变的被动性去适应社会环境。辔于是，谴责被伪装成了诊断，主观性的规定被打扮成了客观性的描述。这本书的许多部分也可看作是对劳伦斯小说的模仿（如果说还投有那么可恶的话）．因为整本书处处体现出劳伦斯式的态度。该书不断地劝告人们，要无视机器和“现代社会华丽时髦的外表”．回到旧时直觉的生活方式中去。但是，书中从未对这种生活方式下过定义，只是一个劲地说它优越。

在读到这本大而空的书的约一半时，人们发觉作者开始变得信心大增，认为危险正在过去，性革命已被挫败，使对手“就范的策略”也不必像过去那样恶毒了。虽然书中仍不时出现一些攻击性言词，对不遵从或反对顺从男性权威的观念的“阉割者”加以谴责，但是，总的说束，作者开始更多地采用积极敦促的方法；女性的服从被说成是“维护”“男性”“统治的意愿”。人们不时还可发现请求的语气。男性的全部活动、男子气质，或男权制本身，都取决于阴茎的勃起：“在这里，那一优势，即男人的性本性中的核心能力+一定会获得它的结局，要么被接受，要么彻底失效。”囝为了使阴茎勃起，男性必须处于优势。最近，这一生理概念的鼓吹者们将这一现象称为“丽鱼效应”这个有关人类性行为的理论是根据丽鱼这一史前鱼类在性交中的反应模式而建立起来的。康拉德•洛伦茨对该鱼类进行研究后作出结论，认为除非雌性丽鱼作出“敬畏”的反应，否则，雄性丽鱼就没有勇气进行交配。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去回答如何测量一种鱼类所具有的“敬畏”这一问题，但是，若将这一概念运用到男性和女性身上，其含义是十分明确的，即在性交过程中，雌性对雄性的敬畏是必需的。

或许，《迷惘的一性》最令人担忧之处在于它充满了商业气味。心理分析成了建筑在女权主义坟墓之上的一个商业门类，自称是治愈拒不服从的、“不幸福的”妇女的惟一疗法。作者认为这种妇女无处不在，她们正处在新的生活方式或传统生活方式或体质需要的矛盾冲突之中。

最近，有关性差异问题又出现了两种新的论调。两者都首先提出了两性的先天性气质这一假设，将自己的立论建在“天性”这一基础上。里昂莱尔•泰格将男权制和男性优势定义为男性天生的“联合”本能的作用。这显然是想给自己赞同的东西披上理性的外衣，“本能”之说仅仅是将历史事实转化成生物学证据的一种手段。埃里克•埃里克森认为，男女两性与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关系将他们的差异体现出来。这一观点比较温和，或许也更具影响力。他的观点中保留了弗洛伊德式的或心理分析中有关女性人格的理论，以及女性人格天成的概念，同时又注入了一些靳成分，认为“女性的属性”对社会、对政治都是有用的。

在他著名的论文《女性及内部空间》憎的开头，埃里克森就对男性所取得的成就中将人类带到了毁灭边缘的那一部分进行了申斥，并呼吁女性出来拯救人类：

或许，只要妇女们能够下定决心，将她们在人类进化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私下所代表的美德（如抚育后代的现实精神，维护和平时的足智多谋，治疗创伤时的献身精神）公开展现出来，她们就完全有可能对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增加某种道德约束力，因为这种约束力是真正超越国家的。

人们无须细读就会发现，这一褒扬的要点是鼓励妇女介入政治发挥影响，但这不是因为这是她们的人权，而是因为将她们的女性职责范围扩展到公共生活领域能给社会带来好处。这是从权宜的角度，而不是从公正的立场立论的。不过，让我们来看看埃里克森自我选定的立场是什么吧。埃里克森认为，男人主宰下的人类事物使我们陷入了目前的困境（该文是在原子弹威胁的阴影下写成的），而他赋予女性的那些气质性特征可能非常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管理。对以上这种观点，人们很难表示异议但是，埃里克森未能认识到，男女两性各自的特征都是由文化环境决定的，并取决于他们相互之间的政治关系，而这一政治关系在历史长河中是相对固定的，尽管在当代出现了某些危机。相反，他文章的全部要点，以及作为他理论基础的那一实验的全部要旨是要让人们相信，男女两性相互补充的特征是男人和女人各自的天性。他认为，被我们称为男子气质的许多特征是而且必须被视为是越来越具有反社会的性质，甚至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种族的继续生存，而被我们称为女性属性的许多特征却直接关系着人类的幸福。由此得出的台乎逻辑的说法似乎确实应该将两性各自的气质融为一体。在目前两性文化截然分离的情况T，即便我们承认，只有使两性各自残缺不全的人格融为一体，我们才能实现人类的平衡，我们也还必须更进一步鼓励人们将以往局限于这一性或那一性的对人类社会有利的气质特征传播到两性的每个成员中去，同时消除对任何一性都没有好处的好斗性和过分的被动性。然而，埃里克森丝毫未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相信天生的性气质的存在，并想像着他所叙述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

埃里克森一心希望能够保持两性的极性及其“充满活力的张力”；“过多的相同、平等和相等”也许会使这种张力消失殆尽。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希望社会人性化：

男人和女人新的平衡，父亲和母亲新的平衡，显然已经露出了端倪。这不仅体现在当代两性关系的变革中，而且还体现在人们对此有了更为广泛的意识这一事实中。这种意识已深入到科学技术和真正的自我审视取得进步的所有领域。囝

虽然人们一般并未意识列男性文明的进步是通过父亲一方的冲动而取得的，但是，毫无疑问，在埃里克森的头脑中，他希望女性作贡献时以母亲的身份出现：“在塑造形象、制定决策的委员会中，如果没有我们这一物种的母亲的代表，那么，现已存在的人类灭亡的可能性是否会继续下去就很难说了"

埃里克森说，让他印象格外深刻的是“那每日每时的奇迹——怀孕和生育”（母亲的职责是他念念不忘的事情），而他随后将阐述的那个实验是用以证明，母亲的直觉存在于女性身上某种与生俱来的“肉体的¨觉悟中，并构成了她的“身分”D在埃里克森所做的有关身分的研究中，他并投有将这一限定性质的观点强加于男性，而从他以上的这一阐述中可以看出，他将女性的个人身分几乎完全限制在性基础上，认为“一位年轻女人的身分主要已由她独特的魅力所决定”，而这种魅力的作用仅仅是“在她寻找慝意被其追逐的男人中”选择一位配偶。在埃里克森看来，当她获准将兴趣扩展到“生育孩子这一将来的功能之外”的活动时，她接受正规教育的时期只不过是一个“缓期”辔。但是，“真正的缓期必须有一个期限，有它结束的时候：当魅力和经验成功地选定了为内部空间‘一劳永逸’地接受的职责时，妇道就来临了。”女性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是为了一个时刻做准备，当这一时刻到来时，她将“全心全意地爱一位陌生人，并全身心地抚育他和她的后代。”国27性政治

这时，早期生活中形成的一切性的差异和性格都最终成为了极性，因为它们必须成为作为成年标志的生育过程的一部分。女性肉体的结构中不仅包含了一个命中注定要用来孕育被选中的男人的后代的“内部空间”，同时也负有照料人类婴儿的生物性的、心理的和道德的责任。但是，女性人格的形成为何不同呢？

这篇文章流露出了忧虑不安的甚至自相矛盾的语气，其主要原因是埃里克森在关于女性的两种观念中无所适从，即弗洛伊德的大男子主义观念和他自己的骑士观念。他希望坚持认为，女性的生理结构是天数（也是人格），同时叉呼吁对母性利益作出豪爽的让步，以消除妇女命中注定的历史的屈从。他赞美“女性生理结构中那些表达出完美、热情和慷慨的丰满凸状部分”，但又要维护弗洛伊德那备受推崇的定义：女性是一种具有“伤痕般的孔隙”，“少”了一个阴茎的生物。囝他绝对不愿放弃弗洛伊德式的有关女性自我虐待的概念，甚至将其予以扩展，将月经纳入其中，即“《圣经》中解释的对夏娃的过失的永恒惩罚：分娩的痛苦和体内定期性的发作。”这一切促使埃里克森用了“痛苦”这一诗歌词语。这篇文章表面上对女性充满同情，但在这表象下面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洋洋自得的情绪。在我们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生物文化历史之前”，埃里克森始终满足于将女性长期以来遭受的压迫解释为她天生的自我虐待，这说明了为什么她会自愿扮演那一系列导致了她自我虐待的潜势得以运用的角色；她使自己受束缚、受禁锢，使自己受奴役、婴儿化，使自己成为婊于，备受剥削。从遣一切当中，她所得到的最多也就是我们在心理学中称作“次要收获”的间接支配权。

在某种程度上，埃里克森想在弗洛伊德的阴茎妒忌的理沧和他自己的理论之间取得平衡。他的理论是，女该子的满足和人格结构来自一种本能的意识，即“在女性的形体和举止的中心部位安全地存在着一个生产性的体内空间”，宣称这种存在“使任何意义上的有关女性无能的概念成为一种不可能”。弗洛伊德的阴茎妒忌论犹如一道命令，要求女性呆在男性的“领地”之外，因为她们的生理结构使她们不适于男性领地的话动；埃里克森的子宫颂扬论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劝说，其基础据说是在实验室做的一项重大实验的发现。

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与15个男砖和15个女穰见过三次面，每次我都交给他们一项任务：用玩具在桌子上构建一个“场景”。那些玩具都很普通：家庭成员，一些着装的小人儿（警察、飞行员、印第安人、僧侣等等），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家具，小汽车：但栽还给了他们许多小术块。我要求孩子们把桌子想像成一个电影摄影棚，把玩具想像成演员和道具，把他们自己想像成电影导演。他们要在桌子上安排出“一部想像中的电影里的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然后讲出故事的情景。我把孩子们的话录了音，给场面拍了照，并夸奖了他们。值得补充曲是，我没有向他们作任何“解释”……固此，我最韧的关注重点并不是性的差别。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构建中的场面如何向着桌子的边缘扩展，又如何向桌后的墙边退击，物体如何被堆砌到摇摇欲坠的高度，或仅仅保持在离桌面很近的距离……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构筑者的某些内在的东西，这是有关“设计技术”的公开的秘密。这些也无法272性政治在此论述。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在评价一个孩子的游戏构建时，我必须考虑到，女孩于和男孩子利用空间的思维和方法是不相同的，有些造型在一性的构建中有惊人的重复，而在另一性的构建中却极少出现。这些差异本身十分简单，起初它们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现象。不过，历史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一种说法：女孩子强调内部空间，男孩子强调外部空间……因此，典型的情形是：女孩子构筑的场面是房子的内部，是一个家具的组合，或者没有围墙，或者有用小木块简单搭筑的围墙。在这种场面中，人和动物大多在房子里面或围墙以内，他（它）们几乎都处于静态（坐着或站着）女孩子构筑的四面围起的场面中，围墙都很低，即只有一块积木的高度，偶尔的例外是有精巧的门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有或没有围墙的房子的内部郝显得格外恬静，里面常常会有一个小女藏在弹钢琴。在好几个场面中，有动物或危险的男人侵入了室内……男孩子构建的场面中的房子，或是有精姜的围墙，或是房子的门面上有隆起的部位，如代表装饰物或大炮的圆锥体和圆柱体。有高高的塔楼，有纯粹的室外景象。在男孩子构筑的场面中，围墙或房屋外面有更多的人和动物，有更多的车辆似的物体和动物在街上和交叉路口移动有精心设计的交通事故场面……男孩子构筑的场面中，不仅有许多高高的构造物，而且还常常有许多人为的坍塌和崩溃事故，营造出一种危险景象；毁灭是男孩子独有的构筑。

因此，男性和女性的空间的显著特征分剐是建筑物的相当的高度和崩塌、高强度的运动以及它的通畅或阻塞，和静态的或开或闭的内部情景，恬静或受到侵犯。令一些人惊讶，而在另一些入看来似乎是必然结果的是，在构筑一个游戏场面时所显现的性的差异竞对应干生殖器在形态方面的差异；男性身上的外部器官具有能够勃起和喜爱人侵的特性，其功能是疏导活动的精子；女性身上的内部器官具有门厅般的通道，引入静止期待的卵子。问题是：到底是什么令人对此吃惊，究竟是什么再明显不过，这两种情况向我们揭示了有关男女两性的什么情况？

我们确确实实了解到了什么呢？埃里克森没有进一步提及受试孩子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但他承认这是一些十几岁的孩子，因此，也许可以证明他们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文化强加于他们的社会化——酱察、印第安人、故事书中的动物等等。他还承认，这个年龄层的青少年觉得他的实验平淡无奇、枯燥乏味，是出于礼貌才参加了实验。埃里克森要求我们与他合作，把弹钢琴视为“静态’’和‘恬静”，而不是枯燥乏味，把行驶中的汽车等同于“活动的精于”他还要求我们将这些区别看做是基于“肉体的构造”（一个有关生理器官的深奥的术语）之上，并从他的游戏室的各种器具中找出自然对我们的文化在两性的角色、气质和地位方面制造的性的两极化的解释。

这一实验似乎确实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每一性都格外敏锐地对其身上已有的特性作出了反应；其中的一性对被动的家庭职责作出了反应，另一性对利己主义的成就作出了反应，这些成就既有建设性的（塔楼、机器和装饰物）．也有破坏性的（大炮、事故和毁灭）。然而，尽管社会化（也许埃里克森那些标准化的好莱坞电影的设备多少为它提供了便利）十分有效，但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如设计的那样作出了反应。一些实验对象（实验者未对此作出解释）没有按照要求去做：一个构筑了室外场景的女孩被当作“假小子”取消了参加实验的资格，一位攻击性不强的男孩也会被视为异常性政治者（女人气），而且被普遍看做更加可怕的危险分子。人们还必须回想一下看待性的身份的那一规范化态度。1964年，这一实验结果首次公开时，性的反应营造了一种气氛，凡是与自己的性别不符的行为都被看做是不健康的或令人不安的。

在对两性的行为进行分析时，埃里克森对那些几乎被他当作解剖学的宿命论的事例作了阐述，但他用词过于谨慎，在付排时甚至不无忧虑地要求将所有关键词排为斜体。这段描述有不少引人发笑之处。为了公允起见，我引用时一字不动。作者所用的“精巧的门户”是指阴门（虽然他更感兴趣的是子宫）；人们不禁要问，门口的某一器物是否会暗指阴蒂。将“女性属性”和被动性（“静态”）等同起来这一历史悠久的伎俩与将阴茎等同于雄伟的塔楼、急驶的或相撞的汽车以及大炮和毁灭这一手法平衡起来，人们会问：“是不是为了消肿我们才发动战争？”女性的“被动性”总被认为是生理结构所致，而男性的主动性却普遍被看做是历史和技术的产物。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使两个平行的概念并不对称，这从美学角度看是令人遗憾的

作为一项实验，埃里克森的有关它的报告以及对它的意义的推断都有许多经不起细究的地方，我们对将这份报告作为科学证据昀要求也可以完全不予理睬。不过，这项实验倒是让我们对埃里克森这个人有了许多了解。他对和平和“女性”的美德有着真诚的兴趣，虽然他显然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既然这些美德对人类很有价值，那么，从逻辑上讲，它们对于男女两性都同等有价值。在实验过程中，他没有设立变数，也没有进行逆向推导，而这两者在证实固有性方面至关重要，因为即便是实验中有了其他的指示或修正，非武断的、非强加的、非不相干的、后天习得的或学到的东西仍会持续地表现出来。埃里克森全部理论的基础是心理分析学中将后天学到的行为误当成生物学因素的这一恒久的谬误。“肉体的结构”这一精心炮制的语汇是为了引起普通读者的注意，也试图用它来说服社会学家，而这些人在生理学证据面前非常容易上当受骗啬当他们用往往是直观的甚至文学的假设来描述行为时，他们极容易暖昧地求助于自然科学，以获得可以验证的证据，从而用不容置疑的数据来确证神话般的概念。

埃里克森说，他的同行们能够从他的实验对象们构建的场面的照片上识别出构建者的性别。他以为这样就算是对人们的异议作出了答复。但是，这种答复是不全面的，因为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们本身就证明他们十分善于抓住如此明显的文化线索。这些实验对象本身的行为始终受到重视：“如果男孩子们想到的主要是他们目前或今后的角色，那么，比方说，为什么玩具警察是他们最喜欢的玩具呢？”圆的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人们常常会被这样一种矛盾现象弄得莫名其妙：中产阶级的孩子会得到一些玩具警察和消防队员，并认同于这些角色，而他们的父母则会为自己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这一类公职人员而深感耻辱。不过，埃里克森所提的问题也许揭示了其中的动机——警察是靠体力行使职能的权威形象。公立学校这样的官方教育机构以及教科书编写出版者希望向这些小男子汉们灌输的正是埃里克森的这种观念。为什么男孩子选择警察并将自己写之相比，而女孩子却不这样做？这是一个无须回答的问题。除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要求他们区分性别以及警察不是女人之外，每一个孩子，或者说埃里克森实验中的大部分孩子都非常清楚，男孩子应该玩警察玩具，女孩子则不该玩警察玩具。或许，更有研究成效的是那位打破神奇的既定程序学习模式的孩子，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找出那些帮助人们超越了文化铸模的各种因素。例如，那位“假小子”是如何获得了积极的“进取心’’，构筑了室外场景，或者，一位男孩怎么会构建了一个恬静的场面。前者逃离了被成功地强加于她的同伴们身上的玩偶之家，后者摆脱了成功地强加于他的同伴们身上的恶行。

埃莉诺•麦科比那篇有关女性智力的令人眼界大开的文章园276性政治对这类问胚提供了一些线索。文章指出，要在某些分析性领域里取得一流成就，必须具备独立性和自我力量，而在几乎所有小女孩的文化体验中，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其他实验证明，女孩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领域的定位和依赖性，对赞同的依赖和对破坏性的关注，这些特性也会在男孩身上产生被动性和婴儿化现象，而这些对他们作出成就，甚至对他们的成熟都是十分有害的。正规教育甚至非正规教育的双重标准都断定，对一性有害的品质，对另一性就是有益的。这种情形甚至在“搭房子游戏”这样的层次都是如此，假如人们对二分之一人类无须硅康成长这一观点表示赞同的话。无可争议的是，对用埃里克森选定的那些材料所做的游戏，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感到平淡无奇，尽管实验者从女孩子的游戏中发现了她们蜩静的女性美德，但那也只不过证实了她们具有传统的室内生括的习性；男孩子的游戏尽管孕育着今后有可能真正取得建筑、技术和创新等成就的种子，但也潜伏着白痴般的暴力和战争的祸根。

埃里克森认为女孩子的游戏表现出了她们息事宁人的性格，而不仅仅是她们的被动性，这一发现当然是十分令人沮丧的，因为它完全不适用于社会现实，除非女性的“职分”扩大到整个世界，而不是局限于蟆里克森所赞同的玩偶之家的内部空间。最令人灰心丧气的或许还不是男性对暴力的执着，而是女孩子们沉溺于梦想，甚至是她们梦想的破灭，因为她们毫无行动，静等着“男人和动物的入侵”（一种绝妙的结合），甚至不履行她们份内的“养育”的职责。

女孩子们在家中弹弹钢琴，难道我们就因这而认为这是她们（她们中有些人是狂热的骑马爱好者，所有人争后都会学会驾车）最希望做的事情吗？或者，难道这真代表着女孩子们认为她们应该假装想做的事情吗？

除非我们像埃里克森那样，认为在某种无法言明的意义上，钢琴的确与女性的天性有关，并且将此天性当作“必然会引起我们注意的天然理由”，或者她那一性的“空间的地位”，否则，我们只能断定，女性比男性更彻底更消极地适应了社会。她似乎必须如此才能实现十分有限的生存，或者，用一句行话，她才能扮演好埃里克森及其同行们将一如既往地为她规定的“角色”。埃里克森本人颇为高兴的是，女孩子在社会上获准了这一更加“有限的活动范围”，以及她们表现出了比男孩子“较少的抵抗控制的倾向”。这后一种品质可以一言以蔽之——惟命是从。

但是，埃里克森这篇文章的全部企图是想使这些论调让人听上去更加愉快些，是想将理论的重心从外生殖嚣的缺失转移到对至关重要的内部潜能的意识；从对母亲的仇恨般的鄙视转移到与她和所有女人的团结；从对男性活动的“被动的”谴责转移到对与具备卵巢、子宫和阴道的现实相一致的活动的有目的且有效的追求；从在痛苦中获得自我虐待的欢乐转移到获得忍受（和理解）痛苦的能力，将这种痛苦视为人类总的经历，尤其是女性角色的富有意义的一个方面。一个“完垒女性的’’女性身上应该具有这些品质，就像诲伦娜•多伊奇这样出类拔草的作家们所认可的那样。

令人感到尴尬的是，不论埃里克森如何竭尽全力想使他所论述的情况变得明朗一些，他总是无法见好就收，却老是喋喋不休地将他对自己目前正在用相当积极的词语进行重新解释的事物所持有的厌恶和忧虑感表现出来。甚至连女性具有子宫也成了一种危害，因为只要她没有身孕，她就是个“没有完成职守”的人。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正是内部生育空间的存在使得女人早早地就产生了一种特有的孤独感和恐惧感，担心自己体内空空或被剥夺了应属于自己的珍宝，担心始终无法完成职守和日渐干瘪下去……因为，如上所进，临床观察表明，在女性的经历中，“内部空间”是绝望的中心，尽管它也是潜在成就的中心。无孕是女性的毁灭形式——有时候，有内心生活的男人知道这一点……但它对所有女性都是一种标准的经历。对女性来说，被遗弃意味着不怀孕……这种伤害在每次行经期间都会被重新体验到；那是在哀悼孩子的死亡时对着苍天的嚎啕；绝经时，它就成了一个永恒的疤痕。

将女性的身孕与艺术创造（被说成是男性“内心生活”的主宰）等同起来的企图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很快又消失殆尽，因为他用华丽的词藻将行经描绘成了丧失亲人的景象。人们必然会将后者看做一种诗一般的别出心裁的比喻，同样叉觉得用它来描述女性的情感是荒唐至极的。让我们来深究一下埃里克森的奇思幻想或许会十分有趣：粗略计算一下，一个女人一辈子行经约45次。人们开始对她困未能怀上孩子而要经历如此之多的丧亲的痛苦表示理解，并将此看做是人口统计学家的噩梦。

埃里克森敏锐地意识到了当代人类对各神动物世界的兴趣，于是，他在研究中引入了狒狒。和我们这位作者本人一样，狒狒妖什伯恩和德维尔在对它们进行的著名研究中拍下的照片上看上去很有骑士风度，“最伟大的勇士表现出了骑士风度”，保护着“战斗能力较差”的母狒狒。此处，埃里克森援引了弗洛伊德的“性差异的坚实基础’’这一说法，推断出类人动物研究的证据证实了性差异角色这一传统概念的正确性。作者进而论述了灵长目动物的证据和哺乳动物的妊娠期，并以此为依据推而广之，认为女性的被隔绝（“有限的活动范围”）和她们的屈从地位（“较少的抵抗控制的倾向”）完全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位和平主义者？埃里克森正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认为狒狒的社会是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之上，而人类社会据说具有在从灵长目动物进化以来的过程中固定不变的某些特征。如此说来，战争就完全有可能和他所强调的心理性行为一样，是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因而，女性为了和平而与男性进行的合作就像母狒狒干预雄狒狒所做的努力一样，对制止战争都不会有任何效果。这种由具有攻击性和掠夺性的男性“骑士团”保护与世隔绝的母亲们的设想与罗斯金的观念极其相似。埃里克森既鼓励妇女参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叉坚持认为她们应该呆在传统的家庭范围内，并保持其被动的气质（或强调说，这是她们天生的气质），结果，他破坏了自己的初衷。女性对社会依然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她仍被束缚在奴役般的、家庭的或生物繁殖的角色中，而完全控制了每一个公共职能部门的男人们将（有权）继续实施被认定为他们天性的攻击性行为。如果人类的性气质确实是天生的，那看来我们已处于了毫无希望的绝境。

埃里克森声称，他无意“判定”女人应永远尽母道，也不息“拒绝给予她应拥有的个性和平等的公民权力”；他只是热切地希望，她不要参与到人类文明的“主动的男性嗜好”中去“竞争”。既然“女人从来就不是非女人”，埃里克森故作深奥和得意地说，那么，一旦她证明自己和“人类成就的大多数领域中的男人的表现和能力”是平等的——据说她已证明了这一点——两性潜在的平等就得到了证实，而不必对实际存在的不平等作出任何改变。他暗示道，妇女依靠其在母亲的身份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创造的权力”行事就足够了，而不必再想得过多。和罗斯金一样，埃里克森似乎认为女人比男人“更好”，因此，应该间接地、超然地向男人提供～种道义上的援助。然而，十分清楚，他们两人都把人类文明理解为男性的活动领域。由于男性的自负和焦虑担心“女性的属性”（还有性政治他们两人视为人类惟一的善良本性）会消失殆尽，因此，它们既阻碍了男性获得被认定为女性属性的人性，也阻碍了女性超越她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无能角色。鉴于此，埃里克森不可能实现他的理想，就像罗斯金笔下的女王们无力消除工业化带来的邪恶一样。其他不如埃里克森真诚的人们可能会从他的理论中发现一个绝妙的依据，以此来保障未来技术中的“外部空间”以及社会和政治的每一种控制手段继续成为男性专有的特权。对于这一目标而言，关于“内部空间”的传说是非常有用的神话。

（三）功能主义的影响

在反动时期，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倾向于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转移到对社会结构的关注，并对理论模式的运用作了详尽的描述。因此，该时期的主要思想流派自称为“功能主义”乍看上去，其方法是一种纯客观的描述；在表面上，它不带任何主观价值标准。只有实用性才能检验它清晰、公正的外表；只有当一种模式在实践中发生了效力，我们才可以说它发挥了作用。然而，所有能使自己永存下去的制度，如劳力偿债制、种族主义、封建主义等等，都可以在最起码的意义上被认为能够发挥作用。尽管许多压迫制度都具有稳定性，但它们并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功能主义者在将注意力转向社会—性事韧时，描述道，衰落的男权制在发挥作用时效率极低，而且常常遇到阻碍。但是，当功能主义者将这种阻碍看做“冲突”时，他们往往将引起冲突的责任推到经历这种冲突的个人身上。

即便不体现主观价值标准的社会科学有可能存在的话，它也必定是不公正的；将自身的价值观伪装起来的社会科学是十分阴险的。由于功能主义在构建其参照系统时并未超越现状，所以它是用自己制定的衡量方法对现状进行描述。这些方法本身也许就值得怀疑，因为像所有的研究方法一样，它们是带有目的性的。不过，即使不论这些方法的好坏和对错，描述本身也充分证明了它的倾向性。功能主义将眼前的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测定、陈述和归纳；尽管它十分崇尚数学各学科，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忽视了事物的因果关系而与科学方法多有抵触；人们并不需要通过阅读一页又一页的表格才会知道穷人是贫穷的。在对性的差异进行测定时，功能主义对与性有关的每一种形式的被动性和攻击性都进行了反复的检验，但却几乎没有考虑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如它们是后天习得的行为，还是男权制社会特有的习惯行为。当两性角色的划分被认为发挥了作用时，对这种作用的政治性质却没有作出认真严肃的解释：任何一系列具有互补性质的角色都可以发挥作用，只要它们能够促进某一制度的稳定运行。

此外，功能主义的客观描述必然会成为主观规定性的。一旦人们发现某种模式能够发挥作用，往往就会赋予它规定性的权威。当“正常状况”，乃至价值必须取决于对现实的顺应（在这里，即对基于统计学平均状况的性的类型的顺应）时，这种顺应就会受到竭力推荐。早期的研究满足于对研究对象的测定和概括，后来的对气质（和角色）方面两性区别的合理性的研究则变得无所顾忌。在发现伟统的行为具有功能之后，功能主义者便开始对它进行规定：他们发现现状是可行的，便进一步认为它是“自然的¨，从而也是生物学上的“必然”。他们达到此目的的方法是，求助于心理分析学对生物学的错误解释，或是运用他们自己作出的模糊的推论。功能主义的主要功用似乎在于为它所感知并暗中认同的制度进行辩解，随后再就如何使社会中的群体或个人“适应”这一制度作出规定性的建议。当功能主义实际运用到学校、工业部门和大众媒体中时，它也许就完全成了一种文化控制。

功能主义发觉在无穷无尽的现时大行其道极其愉快。为了对抗成长和变化这一流动的活力，它提出了求安定的理想。通过求助于历史的幼稚，或彻底无视历史的证据，功能主义无视价值观，性政 治从而也无视历史。历史是知识，既然如此，它就完全有可能就男权制这类的社会制度为社会学提供一个视点。这种历史的视角使功能主义从制度上来解释性的角色，而这种制度从来就是不公正的，并且正在变得越来越缺乏效率，从而也不再具有任何实用性功能主义要么从不提及男权制（在功能主义的文献中几乎看不到这个词，除了偶尔将它用作一个具有圣经般色彩的形容词），要么不承认它是一种社会的统治形式，或者干脆将它当成了人类的第一种群居形式，所有社会形式的本源，因此也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制度，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性革命使妇女获得了部分的解放，这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但功能主义却有意用“角色的变化”这类语汇来忽视这一社会变革，或从语义上将其变得含混不清，甚至还说这种变革导致了许多社会性的不适。当安定与否成了衡量成功的标准时，变化便不再被人看重。

人类文明最不幸的方面之一是知识和科学活动深受承载它们的文化的影响。一个纳粹国家会创立它自己的社会调查方式；一个种族主义国家会制订出种族主义的科学来支持它最强烈的种族主义仇恨。固虽然美国的社会科学目前正在清除过去几十年里自由自在地享受过的种族主义偏见，但是，在几十年的反动时期所培植超来的强烈的“性别歧视”偏见仍充斥于这些研究领域。

性革命的主要潮流是在揭示两性地位不协调的同时，降低两性在角色和气质方面的传统差别的重要性，因此，反动舆论最严峻的任务是使人们淡忘两性地位的差别或将其伪装起来，同时暗示两性地位的差别是天生的，而不是文化影响造成的，企图以此重新强调人格方面的性差异。气质区分导致的角色区分被认为非常有用，甚至十分必要。由于倒退到革命前的保守制度需要获得确证，所以各种社会科学逐渐积聚起来的大众权威的力量被全部调动起来，为男权制的意识、态度和习俗服务。保留有关婚姻和家庭、性角色、性气质特征的保守观念的行动似乎带有了一种圣战的性质。社会主义的实验或变革往往被看做遗憾之举，甚至成了嘲弄的对象。

这些态度借蹦形成的模式来源于过去，因此，功能主义非人格的外表下面隐含着一种怀旧的成分。在这一方面，最为奇特有趣，且十分明显的也许莫过于塔尔科特•帕森斯对“青年文化”——过去某一黄金时代里，大学生舞会和参加橄榄球队盛行的学生生活——的功能主义的召魂。从他的书中，人们总能看到这位出身于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社会学家自己的、多少美化了的童年的缩影。故事的地点是中西部的小镇，时间是二十来年前，那时，今日人们面临的危险和创新尚未降临到这位研究者身上。人们从大众媒体对安逸生活所作的温和的描述中，以及孩子们的教科书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那些教科书中描写的是金发碧眼的白人资产阶级双亲，他们相当富裕，拥有一辆轿车、一幢自己的房子，分工明确，一位挣钱养家糊口，另一位是家庭主妇，围着围裙，一脸喜气。

社会科学的每一学科在重建和维持性政治的反动现状中都发挥了作用，它们各有自己的推理方法：人类学家也许会研究跨文化的劳动分工，并将它们追溯到根本的、生物学的源头；社会学家会宣称他们仅仅是如实地记录了社会现象，并逐渐让同了这些现象，因为他们认为那些拒绝顺应规范的人们的行为是离经叛道的，势必导致一系列“问题”；心理学家在感叹某些人对社会和性的角色不顺应之余，将这两类角色都证明为固有的心理本性，具有生物学的本质，并对人类种族的延续至关重要。后来，这种观点为许多人所相信和接受，便开始采取攻势了。发掘女性占据统治地位的实例渐渐成了他们着迷的习惯性行为，并常常对此大发感叹。一种非常流行的做法是将性身份——尤其是男性性身份——的确立看做自我发展的关键，因此，获得男性特权过程中遇到的任何挫折都会被看成有可能导致精神的创伤，这种创伤被描述为恐惧症或同性恋。这种态度的最极端形式认为，保证大男子主义不受到挑战是健康不受损坏的需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社会健康问题。性政治

关于这一类的态度，我选择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个是贝里、培根和蔡尔德撰写的题为“社会化中某些性差异的跨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基本依据是比较文化人类学；另一个是小奥维尔．G．布里姆的《家庭结构和儿童的性角色学习》一文，其观点来自社会心理学。我将对这两篇文章进行详细的分析，以便充分揭示作者们的逻辑；同时，我还从可供比较的出处选择了若干较小的引文，以确定他们具有代表性的性格和立场9这两篇文章先发表在有声望的专业杂志上（前者发表在《变态和社会心理学杂志》和《美国人类学》上，后者发表在《社会关系计量学》上），后被收入温奇、麦克基尼斯和贝林格编撰的《婚姻与家庭研究选读》这一有名的大学教科书。这本书很受欢迎，且影响广泛，被许多社会学课程用作教科书。

从大学教科书的普通标准中建立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舆论需要一种方法。这正是C-祯特•米尔在他的《社会病理学家的职业化思想》这一极具价值的研究中用过的方法，可用直观的和逻辑的根据得到验证。米尔对该方法作了如下描述：

依照销售和发行机制，教科书通常收入使用谆教科书的学术羿人士认可的内客。在有些情形下．编写新教材时，必须非正式地征求一下专业人士的意见，井毒考以往的教材。教材的成功与否在于其使用的广度，因此，为广大的使用者所写的教科书往往使其必须包客普通人的见解。只有较为稳定的教材中收录的内容和观点才在我的考虑之列。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获得典型性的观点和关键的概念。

第一篇文章赞同社会学中这一普遍的、开明的观点：“男性的”和“女性的’’行为是无数年严密的“社会化”的结果，是通过惩罚

和奖励使其进一步强化的产物q但是，该文叉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作用仅仅是模仿或执行由自然提出的那些不可回避的命令。这种观点容易使人联想到那一被广为运用的策略，即借助生物学的神秘性，坚持认为它（常常错误地）描述的事物的状况实际上是必然的状况。文章还通过玩弄名称的把戏这一惯常做法使事物模糊化和浪提化。它把女性屈从说成“服从、养育和责任”男性的统治被称作“自我依赖和成就”I。然后，文章援引部落成员的行为，用人类学为这种观点提供辩护：“作为一种男性特权，男人在进入战争这一生死攸关的活动时，需要自我依赖和高度的技巧。生孩子的任务被从生物学的角度交付给了女人，照料孩子的大部分任务被社会交付给了女人，这些任务具有养育行为的特征，因而常常需要女性付出比男人执行的任务更加持久的责任。”即便是在语义上，这种说法与罗斯金的观点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用词不同罢了。两者的差异只是美学的而非本质的。所提到的女性的第一个特性“服从”投有进一步的解释；这也许是明智的。

根据这样一个关于世界的模式，即男人从事战争，女人留在家里照料孩子，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们满意地得出了结论：“在成筚人角色的这些差别中，大部分并非不可避免，但两性之间生物学上的差别，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角色的差别。”迄今为止，所使用的词语仍带有些许试探的性质。

对于外行来说，战争是男性不可回避的、生物学上的定数这样一种概念是费解的；他们同样难于明白的是，“养育”为何就成了所有女性终生的、生物学上的定数，因为人们已经承认，生孩子，给攘于喂奶是生物学的原因，而照料孩子是女性的职责这一观念则完全是由文化决定的。此外，文化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曾证明，角色和劳动种类的划分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同时，对按照地位进行劳动分工的现象进行一番检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男织女耕的文化中，就像在男耕女织的文化中一样，不言自明的是，哪一工种被交付给了男人，哪一工种就有了更多的尊严、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和更丰厚的酬劳。

一旦满意地建立起典型的性角色的确实性，这些权威人士所需傲的就是强调培养这些角色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主观性的规定紧接着客观性的描述而至：

如果每一代新人都被完全任其自然发展，而没有一代长者供他们效仿，那么，童年时代就可能会没有角色方面的性差异，这样，在青春期来到之后，一性或两性就需要花费相当的精力再学习，以建立这种性差异。

因此，有人鼓吹要不惜一切手段让传统的性角色具有正统的性质，因为这种灌输给人们的舆论已经深信，传统的性角色具有“有用的功能”∞这种舆论甚至更为坚定地相信，偏离这种性角色，或者不施加足够的压力，就可能产生他们称之为“文化性适应的中断”的不幸局面。我们的作者在结束这一课题中有关性角色的研究时沾沾自喜地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两性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差异并不是我们社会随心所欲的习俗+而是我们的文化对人类生活的生物学基础作出的颇为广泛的适应。”囝既然战争和由谁来照料孩子都是文化性质的问题，那么，这一生物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仍然不为人知。但是，生物学这个词可以用来变魔术，只要稍硝提及男性较发达的肌内就足以让批评者哑口无言。尽管人们都明白（除了喂奶），抚育孩子的任务是文化性质，而不是生物学性质的问题，但是，中产阶级的美国人不提及这一点，而推断说生孩子必然意味着照料孩子，这两者的结合构成了“生物学”。保守主义最钟爱的神话之一是，每一个女人都是母亲。

不过，这篇文章的作者仍不是十分安全：典型文化与生物学的必然这一令人怀疑的吻台无法解释目前这种由工业革命和妇女解放及受教育所带来的性规范松动的现象。他们面临的是一种“核心”家庭，而不是扩大的家庭和一夫多妻制的家庭口他们对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大唱赞歌，认为它们更真切更明智地体现了性角色差异。然而，如果承认对且前现实所作的保守的、更加渴望的解释已经毫无用处，就无异于承认了失败。因此，核心家庭就得到了实用主义的认可。这种认可貌似有理，实则非常滑稽可笑：在紧急情况下，父亲和母亲可以相互“填补空白”

文章的作者虽然模糊地意识到，“我们机械化了的经济也许比过去任何形式的经济都更加不依赖男子相对优越的体力”母，但他们却不承认，尽管技术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很不注重它认定只有男性才具备的肌肉的工薪价值，但这种文化一刻也没有放弃男性的统治。事实上，肌肉就是阶级——下等阶级。一位装卸工和一个擦洗地板的女人为一方，一位行政官员和一位物理学家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前一方干的是体力劳动，而后一方则脱离了体力劳动；其他有关的因素是教育程度、经济实力和威望。

这篇文章还承认，“在社会经济和教育地位方面，造成较少性差别的那些条件似乎更多地存在于我们社会的上层，而不是社会的下层。”这话韵真正含义是，在某些地位优越的阶级中，在一定程度上，特权和教育的机会可由两性共事。作者几乎视而不见的事实是，他们交付给女性的全日制养育孩子这一“生物学性质的使命”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的和中产阶级的奢侈。无论工人阶级多么笃信性的地位，它毕竟让数目巨大的妇女参加了家庭内外的卑下劳动，毕竟造就了大量的由从事艰苦体力劳动的妇女充任一家之主的家庭。但是，我们作者的说话对象似乎并不是这一“社会下层”的妇女D出于他们中产阶级的偏见，这样的妇女并不是竞争的对手，而只不过是有用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绞尽脑汁要对付的是中产阶级妇女，也就是正在读书的女大学生。他们这样做的含义是，她应该将她的辅助性作用限定在“家庭主妇”这一角色中。，288性政治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反动思想为何将“生物学”当作救命稻草死死抓住不放。只有在性的领域里，被压迫者的处境才仍然被解释为她们的身体自然状况；仅仅在这方面，生物学上的差异才依旧被用来解释低下者的地位，使其合理化。文章的作者们在讨论的开头提出的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可以讨论的问题”——“通过为两性提供不同的生长环境，我们的社会是向一个无限可塑的生物学基础实施了专横的强制吗？或是这一文化性强制在所有的社会都被证明是对两性真正生物学差异的顺应？”-但是，文章的结论完全是赞成后者的。尽管文章没有为其生物学的设想提供任何切实的证据，作者们却确信这些设想是任何劳动角色分工和气质性差异的基础，同时只字不提地位以及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这些更为重要、更加现实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社会调查中更容易获得，也更有利于研究恬动；而那些像云雾般朦胧的生物学设想却旨在将本来可以诉诸人的常识的问题上升到自然的必然性。

文章以告诫告终，但它也是一种预兆。如果它那含蓄的建议付诸实施的话，那真会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主张。我们的作者意识到了他们希望一成不变的社会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反抗，古老的秩序可能会继续受到侵蚀，于是，他们也采驭了预防措施：“在我们这个社会．有利于缩小性差别的条件增多了，于是有人主张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干脆将性差别消除掉。即便在我们这样的社会，这个过程似乎也出现了机能性的故障。”既然客观实用主义是他们宣称的哲学，我们很难相信这些有利的条件也会出现机能性的故障；同样无法使人明白的是，当某一事物的所谓需要确实不复存在时，将它保留就能使它发挥功能吗？人们可以从中感觉到这些作者心中的不安全感。因此，在这种时刻，他们觉得有必要让权威站出来提供某种不言自明的公理。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惊奇。于是，下面的说道多少带有些教条的调子：“与性差别的普遍模式相类似的角色区分，对任何社会集团的发展都是重要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不禁会注意到，这是一条鼓吹阶级和种姓差别的十分便利的原则。）其后便是关键性的结论——生物学：“……两性在生物学上的差异使两性角色的通常区分显得再合适不过了。”囝在这一具有毁灭力量的论点面前，一切异议都只有承认失败的份儿；按性的地位来决定劳动分工，以及按生物学类别来划分人的人格的做法也许会永远得到承认。作为一种最终的训诫，集体农庄的事例又被提了出来，以便让人相信，不强调性角色的差异就会导致社会生活的彻底混乱。这些彻底的变化是令人疑虑的，也是激进的行为；造物主必定会及时出面干预，并重新恢复古老的方式。

我们的作者还不能到此就偃旗息鼓。就像他们同类中的其他人一样，他们看到了他们决意捍卫和强化的那些规范已陷入丁重重危险之中：每一种正规的教育，甚至公共学校，都在破坏他们的努力：

在我们薇子们的教育中，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成年人生活中那么多的性角色差别——这种差别之少，甚至无法为他们进入成年作好适当的准备。这种状况在正规教育中尤为明显，因为这种教育与家庭的非正规社会化不一样，更易于自觉地受到某一意识形态昀影响。由于童年教育的取向越来越注重于让藏于们达到成年期后能担负起男性的而不是女性的角色，我们当今社台里许多女性的适应问题部分地是由她们童年时代对成年角色准备不充分而产生的冲突所引起的

当然，我们需要对这段乏味而抽象的行话加以翻译解释。在这里，具有破坏性的意识形态被说成具有腐蚀性的正规教育，这实际上是指在公共教育中仍未消失的、在大学尤为盛行的平等主义这一性革命的遗产。文章显然主张将这一破坏性的、鼓励智力平性政治等的态度从教育机构中清除掉，因为我们的作者坚持认为，这些教育机构的本质就是要“培养男性角色的人”。在此，有必要暂时打住，作一点说明，那就是，在未告知读者的情况下，男性角色的含义已经有了急剧的改变。突然而又无法解释清楚的是，智力取代了我们天真地以为一直会由“生物的”肌肉担当的职能。不知不觉中，我们的作者从一度为男性所垄断的满含尊严的战争和狩猎，越过工业和技术革命，最后稳稳当当地降落在将学术当成了男性的新特权的2世纪。他们预见到了有必要将女性撤离出任何教育机构，只让她们处于被他们描述为“家庭的非正规社会化”这一能比较有效地使她们愚昧化的隐居状态，这样，她们就可以完美地适应自己的角色，不至于最终落人“对成年角色准备不充分”的可悲状况。文章强加给读者的含义是，大学教育对男人是非常合适的，但对女人却会造成破坏，因为它会导致“适应问题”或产生成长受阻的现象（对成年角色准备不够充分）。在客观陈述的伪装下，我们的作者想使我们前辈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他们这种主张的逻辑结论就是取消女性的高等教育。

对一位心平气和地对反动策略作出判断的人来说，功能主义的表述技巧一定显得比这以前的名声不佳的阴茎妒忌论豆精彩。和后者一样，功能主义谴责所有未能对它自“为是的模式作出顺应的女性对社会的不适，但避免了使自己带有弗洛伊德的表述中那种公然的、令人憎恶的性质；通过使用非常浮夸的语言，它还使自己显得十分公正，不受舆论左右。它也没有像罗斯金和埃里克森那样愚蠢地赞美骑士精神，从而避免了论及性的地位时常犯的错误。当作者含糊其辞地继续攻击时，男女的职分仍是分离的，不过，用来将它们分离开来的是审慎而有效率的“科学”这一毫不留情面的公理，它索然无味的行话几乎让文字失去了固有的含义，然而，它却在令人绝望的夸夸其谈中，非常成功地掩饰了最肆无忌惮的具有倒退性质的指责。 如果性的角色有利于社会，并且生物学上的必然这一观点被成功地赋予了正统性，那么，这种权宜“科学”就可以毫不费劲地对当代的人们进行调查，给每一个群体指定某些特性，用含糊不清和貌似中性的术语对它们加以解释，言下之意就是，虽然这些特性会有形式和程度上的差异变化，但都与性有着固有的关系。前一个研究认为“生物学”决定了性的角色，在后一个研究中，“生物学”一词还将不断地出现在背景里，以帮助人们相信，政治上的两个阶级的特性实际上也是指定的，即便是后天获得的，它们也必定是天性。在《社会化过程中若干性差异的研究》中，布里姆几乎无需作出主观性的规定。虽然他也希望人们能够很好地接受性的角色，但他的主要兴趣是对性的角色作出界定。智力正常的人都不可能不去学习它们。

因为，如果我们将男性属性和女性属性理解为男人和女人的属性，如果我们让社会学去界说这些属性，我们就会再次陷入生物学的陷阱。这一领域的“工作者”如果直率地宣称男性“坚韧不拔”、“富于进取心”、“志向远大”、“善于筹划”、“责任心强”、“有独创性”、“自信”，而始终将（应该具有“服从”、“快乐”和“友好”品质的）女性称为“好争吵“、“报复心强”、“爱出风头’’、“不合作”、“喜怀疑”、“饶舌”，那么，他们也就过分令人讨厌了。因此，这一领域的权威人士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即使用一种中介术语。在这方面，我们要特别感谢塔尔科特•帕森斯。他不仅是功能主义的领袖，而且还是为我们就下述见解进行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的主要源泉：男性是“工具性’’的，进取心、独创性等特性也仅仅是工具性特性，它们也应该只属于男性，因为它们“适宜于男性的角色”。女性被委婉地说成“善于表现”，正是这些善于表现的人具有服从、快乐和友好等品质。“工具性”很容易就被理解为“智力”和“统治”这些古老的、显然带有偏见的一类词语，而“善于表现”则只是“感情性政 治用事”的新别名。这也许并非帕森斯的首创。但这种手段仍有不少可取之处，因为如果语义学不彬彬有礼地介入进来，有关女人特性的词汇读起来就可能会有厌女情绪之嫌；没有语言学这一缓解器，它也许会显得十分荒唐。

下面这张表格本身就非常离奇有趣，很值得研究一番。它好像是小奥维尔．G-布里姆自己的作品，但实际上是以科克、帕森斯、特曼和泰勒提供的数据和思想为基础的。

这张表格为那些不太匆忙的读者提供了大量可供思索玩味的材料。实际上，它称得上是一份完美的阶级属性一览表。在表格中，人类理性的一切优点，即由男性占绝对优势的这个社会所崇尚的所有优越品质，都被分配给了男性，不过，表格也表现出了足够的率直和自我批评，承认男性也会犯“懒散拖拉”、“决策时犹豫不决”等可以原谅的罪过。这是一种诚实的态度，承认男性坚信自己是在扮演上等阶级的角色。在“善于表现¨这一伪善的恭维背后，性格方面可以想像的所有邪恶都被分配给了女性。这使人们不仅想起了传统的厌女情绪，还有致命的七大罪孽。

表1：可向男女两性赋予的性格特性（I：男性工具性特性；E：女性表现性特性）壮特件 特性属性

特性是否适台于角色

（+：适台；一：不适台）

或许，最可悲的是，作为大男子主义非人性的思想意识的一个标志，分配给下等阶级的竟是更能体现人性的那些亲切温和的品性：丰富的情感、对同情的反应、善良、快乐，等等。表格中还隐含着大量可以称之为“养育”功能的女性特性，男性之所以将它们分配给了女性，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特性在他们身上是没有价值和无用的，而宁愿让它们体现在女性身上，那样，它们就可以为他们的需要服务了。这样的表格所揭示的两性之间被认可的关系非常令人吃惊，是我们一般很难获得的文化价值观的精确记录。假如作为实验对象的芝加哥小学生们真的达到了由这张表格列出的那些卑劣“角色”的要求，这就是消极行为工程对儿童产生影响的最好证据。但是，不知怎么，这一机制未能获得可信的结果。．实验希望证实的温顺性格有时的确存在——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女孩子很“顺从”——因为顺从的确是她们“角色”“合适的性格”u但是，她们也被赋予了其他一些特性．如愤怒、嫉妒、报复心、不合作；最令人沮丧的也许是她们“对权力的强求”

若想明白这一表格的政治含义，人们只需将表中的类别区分与从政治上划分的阶级类别区分加以交换即可。如果我们用黑人取代表中女性的位置，用白人取代另性，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幅种族主义社会的期望和假定条件的完美图画。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白人期待黑人服从，为什么白人会对黑人的报复心、愤怒和不合作感到惊恐不安。贵族和农民的关系也同此理。前者典型地将自己想像为聪明的统治者，将后者看做热心的、愉快的奴仆，但是，他们是一些粗鲁的、玩弄小聪明、“饶舌的”奴仆，且常常不服M。这张表格也同样恰当地反映出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善恶观；优越和才智属于获胜的一方，贪婪和怨愤属于另一方。

对这种武断地划分人类性格的做法作进一步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同样，如果我们要弄清楚诸如“顽强”这一类的特性是如何度量出来的，其标准是什么，也只能是徒劳一场。然而，尽管这张表格对自己提供的一些见识一无所知，但它确实是对统治阶级价值观念的绝好分析，那是它为自己设计的一些价值观，以及它分派给它造就和控制的下等阶级的价值观。它对统治阶级的主要美德作了明确的表述，同时叉像以往一样承认统治阶级对自己的统治并非完全有把握。它指出了被压迫阶级的各种罪过和它所有有用的优点，同时叉像通常一样暗示道，下层阶级在它固有的位置上本可更讨人喜欢，并在坚守它卑下的地位时，应该更加坚忍，态度应更加温顺。不用说，就对那些未能“履行”他们角色的孩子施加压力和表示关注而言，这张表格作出了规定，并寄予了期望。虽然这张表格在确定人的本质和性的本质方面没有任何用处，但它坦率而不甚明智地陈述了男权制统治下的两性的实际状况。

社会学就是这样检验社会现状的，将它称为各种现象，假装不偏不倚，从而可以不必对自己所研究的两性关系的可憎恶的性质作出评价。但是，通过逐步将数据转变为事实，将功能转变为规定，将偏见转变为生物学规律（或其他不可确定的事物），社会学最终将社会所促成和强加的概念认可和合理化为事物的现状和必然归宿。社会学还以其客观的姿态，在强化规范方面获得特殊的劝效。社会学发觉，如果顺应失败的话，就会导致“问题’’、“冲突”，以及出现其他一些它认为十分不利的离经叛道的情况，因此，它告诫，要在对规范的适应方面采取持续的、毫不松懈的管制，这样，顺应就可以进展得更加有效，更加完美。

最后，它还有性身份的确立这一毁灭性的问题可用来恐吓实验对象。男孩子（他们惟一被允许的自我是男人气）不断地被他们可能失去他们的“男人气质”这一危险或谴责折磨着。女孩子们也受到了这种心理一社会强制的威胁。于是，两性的所有成员都处于这种被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性身份危机的痛苦之中——如果不能表现出十足的男子气或女子气，就是失去了自己真实的天性。我们生来就是男性或是女性，因此，我们想像着，要是失去了性身份，我们将无法生活下去；与成年人一样，性身份是孩子们被允许持有的主要身份。那些已经被发现显露出“失调竹等顺应不完善症状的女燕子们（原因显然是公共学校的教育，以及仍会不时出现的支持性革命的平等机会和平等教育理想的空头支票）正面临着脱离性规范的危险。这种可能性也许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于是，人们不断地将它与拒绝履行生孩子的生物功能等同起来，无休止地将它与逃避抚养孩子的责任混为一谈。女孩子们被禁锢在人们熟知的被动性、自虐、自恋这一三位一体的模式中，这就是她们的全部人格。男孩子们也被束缚起来去适应发挥统治职能的固有模式，以免他们变成怕老婆的人或同性恋者。和其他反动派一样，功能主义者也站出来拯救家庭了。

由于性这一话题被羞耻、可笑和沉默所笼罩，任何人，尤其是孩子，只要稍有违背性规范的行为，就会产生一种落人了罪恶、无用和无所适从的无底深渊的感觉。在反动时期，在包括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所有领域内，坚持性的规范模式成了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善恶、美德、同情心、判断、非难，都是一个是否顺应了自己的性属类的问题。几乎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对自己的受吉者强加如此无情、全面、似乎无可反驳的控制。尽管人人生来就必定属于某一性别（这是意识形态的出发点），但是，事实上，对此加以证实的重担却转嫁到了个人身上。不可更改地降生为某一性别之后，每一个人还必须遵循被派定的男性或女性的属性，每时每刻地去证明自己确实是男人或女人。

要想冲出这种困境，别无他法，只有造反，受伤，背上污名，最后获得救治。在伟大的精神重新崛起，使我们获得自由之前，我们将继续被囚禁在性的反革命那巨大的灰色牢笼里。下面，我们将讨论的对象是那些曾经帮助建造了这些牢笼的作家，他们通常以文化代理人的身份，反映并实际帮助形成了这些态度。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反革命的家的面目吧。他们是劳伦斯、米勒和梅勒。

第五章 D．H．劳伦斯对性的虔诚

“让我看看你的身子！”

他将衬衫扔到地上，静静地站在那儿，两眼朝她望过去。太阳透过低矮的窗户照进房间，一束阳光洒落在他的大腿和瘪平的腹部，下面耶浅黑色诱人的物件坚挺地从一小丛金红色的、生气盎然的毛发中钻出来。她显得有些惊恐不安。

“真稀罕！”她轻声柔气地说道。“他站在那儿的模样真稀罕！这么大！还那么黑乎乎的，充满自信！他总是那样吗？”

那男人低头看看自己千瘦、白皙的身子，笑了。他胸脯中央的毛发是黑的，几乎是深黑色。但在肚皮的下方，在那粗大的成拱形的物件的部位，毛发是金红色的，生气盎然的一丛。

“瞧他多骄傲！”她喃喃地说道，心中略有些不安。“还一副尊贵派头！现在我明白了，男人们为什么那么狂妄。不过，他还是挺可爱的，真的。他好像也是个人！还有点儿吓人！但他还真招人喜欢！瞧，他冲着我来了！——”她紧晓着下唇，又害怕，又激动。

那男人默默地看着自己那坚挺的物件，没有丝毫变322性政 治化。……“x，你要的是×。告诉珍妮太大，你要×。约翰•托马斯的×，珍妮太大的X! -”

“噢，别逗他了，”康妮说道，双膝跪在床上向他挪过来，双臂揽住他清瘦雪白的腰肢，将他向身边拉过来，她下垂的晃荡着的双乳触到了那颤动着的、坚挺物件的顶端，沾上了一滴精液。她紧紧地搂住那男人。

“躺下去！”他说。“躺下去！让我来！”

他急不可耐地行动起来。①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小说算得上是一份准宗教性质的宣传品，叙述了一位现代女性如何借助于作者个人所信仰的“阴茎的神秘”②获得了拯救（其余的女性都是不可救药的“塑料”和“赛璐珞’’），上述引文揭示的就是这一神秘事实，也正是这部小说最神圣的东西。它描绘的是一个理想化的场景，伴随着烘托气氛的云雾和光照，还有圣灵降临时的光束（劳伦斯认为，太阳也具有阴茎的性质），照亮了“粗大的成拱形的”圣灵，在一位虔诚信徒的眼前缓缓升上了天。

在写作该书时，劳伦斯曾将它暂定名为《情意绵绵》。奥利弗•梅勒斯（即小说的男主人公）是劳伦斯笔下最后一位备受赞美的男性。尽管他具有某种十分强烈的性敌意（他愿意将所有女同性恋者，以及被弗洛伊德们称为“阴蒂型”的女性，连同他的前妻一道统统“稍灭”），但人们在这部小说中很少看到在梅勒和米勒的作品中十分突出的性暴力和无隋剥削，同样，也没有发现热内小说中那种对性的阶层的坦率的认可。劳伦斯创作这部小说，似乎是要与女性媾和，并最后一次满怀激情地就近1年前( 1918)写作《阿伦的权杖》所造成的敌意表现出妥协的姿态。与他在此之前发表的长、短篇小说相比，这最后一部作品几乎完全是一种赎罪之举。因此，在小说中，康斯坦斯•查泰莱被赋予了神一般的景象⑨；这一景象原本却是作者本人的画像，赤身裸体，表现出他最令人敬畏的形象。在《袋鼠》、《阿伦的权杖》和《羽蛇》中，同性恋情绪占了主导地位，而这里的主导情绪是自恋。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就像他整个后期创作一样，劳伦斯将“性的”和“阴茎的竹这两个词交替使用，含义不变，因而这部以赞美性的激情而著称的小说实际上是在赞美猎场看守人和社会预言者奥利弗•梅勒斯的阴茎。虽然劳伦斯一再声称他崇高而必须完成的使命是将性行为从有悖人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是将描写这种禁锢的小说中的色情的、假正经的委婉语清除掉，但他实际上完全成了另一种事业——“阴茎意识”——的狂热鼓吹者。这就远不是宣传这部小说时所标榜的“肉体的复活”、“纯朴的爱情”或其他类似口号的问题了，而是要将男性的优势转化为一种神秘的宗教，让它传播到全世界，并且很可能将它制度化。这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形式，而劳伦斯则是最具天赋、最狂热的家。他也是技巧最高超的，因为他是通过女性的意识来传达男性的信息。是一位目不转睛的女性告诉我们，那像凤凰一样从金色阴毛的光环中钻出来的坚挺的阴茎确实非常“骄傲”而“尊贵”——-此外，它还“挺可爱”遮个“黑乎乎，充满自信”的物件还挺“稀罕”，“挺吓人”，必然会使女人感到“害怕”和“激动”，甚至使她们忐忑不安，喃呢自语起来。当那物件再次勃起时，康妮以及作者化身的叙事者一同告诉我们：那阴茎“架子十足”，“做然挺立竹，且“令人畏惧”。最重要的是，阴茎的勃起无可争辩地向女性证明，大男子主义是建立在最真实的、无可辩驳的基础之上的。康妮像一位勤奋的学生那样，对老师的问题作出了忠实的反应：“现在我明白了，男人们为什么那么狂妄口”带着虔诚的人们固有的那种狂喜，就像热恋中的女人痴狂到极点那样，她发现这神圣的物件既让人害怕，又显得无上崇高。劳伦斯本身具有某种色情虐待狂意识，他坚持让女性在生物性事件面前显得恐慌。这也许是他想再次证明女人天生就是色情自虐狂。人们不禁要佩服他的写作技巧：“不过，他还是挺可爱的，真的……还有点儿吓人！但他还真招人喜欢！瞧，他冲着我来了！”这些话出自这位无比卑贱和虔诚的情人之口。难怪西蒙娜•德•波伏瓦尖锐地评论道，劳伦斯终身都在为女人撰写人生指南。康斯坦斯•查泰莱和玛丽•波拿巴一样，也是反革命智慧的化身。

甚至梅勒斯都被感动了，兴奋地用第三人称称呼他的阴茎，并腼腆地用方言对他说起话来：

喂，藏子！你来的正是时候！唷，把头再抬高点！瞧见没有？好久没操×了吧！……想要她吗？想要我的珍妮大大吗？……喂，拈起头来吧……了不起的王爷，可以进去了。

约翰•托马斯和珍妮太太很不般配，因为后者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对这一“商品”的赞美是梅勒斯对他的情人的最好奉承：“你这x真棒，不是吗？是天底下最好的×……×！它就在那下面；我钻进去就得到了你……×！宝贝，那玩意儿让休变得讨人喜欢。”这部小说着力渲染的性神秘完全不是一个互惠的或相互合作的事件，而是以阴茎为惟一的焦点。梅勒斯的阴茎即便是在疲软之后，仍是“强权的所在”；在“狂喜”中呻吟的康妮是它的“祭品”，是一个“新的生命”虽然小说频繁地表现和颂扬了男性，但在描与女性生殖器时，仅用了“x”一宇，它被掩藏起来，具有羞耻和从属的性质。男性生殖器不仅是审美的标准（“……两腿间那睾丸！多么神秘！多么稀罕、沉重的神秘！……它们是根，一切可爱事物的根，所有最完美的事物的源泉！”⑩），而且还成了一种道德标准（“所有神圣事物的根都存在于睾丸里。”然而，所有不体面的事物，甚至包括社会里的所有阶级，都被冠以“女性”或“女325性的”而遭到诅咒。

小说中有关性交的场面都是根据弗洛伊德规定的“女性被动，男性主动”的概念描写的。阴茎主宰一切；康妮只不过是一个“×”，一个被作用的物体，心怀感激地接受她主人表示的每一个意愿。悔勒斯甚至不屑在交媾前向他的情人作出亲呢的表示。康妮要能享受到性高潮，那是她的运气，反正，梅勒斯只顾自己的享受。她要是没那运气，也只好自认倒霉了。虽然她是被动的，但与《羽蛇》中的女主人公比较起来，康妮还算是幸运的。在那部小说中，每当女方就要获得性快感时，那位劳伦斯式的男主人公——唐•西普里亚诺——就会有意地从她身子里抽出来，刻意地、色情虐待狂似的剥夺她的乐趣：

出自一种险恶的一闪念的本能，西普里亚诺将那玩意儿从她身子里抽了出来。在他们做爱时，当那沸腾的、电流般的女性狂喜再次涌上她心头时，他便迅速躲开了她……每当她渴望磨擦产生的白炽化的满足和泡沫翻腾中阿美罗狄蒂式的剧痛而再次升起这种欲念时，他便出自一种险恶的强烈本能，从她体内抽出身来。她看穿了他的这种把戏，深感厌恶。但他却心怀险恶，故伎重演，一次叉一次地在她最需要的时刻避开了她。

劳伦斯的性观念似乎受到了雷恩沃特的影响。在有关工人阶级的研究中（姒及19世纪中产阶级的主张中），雷恩沃特表达了一项原则——“性是男人的事”。劳伦斯对弗洛伊德的了解是零星的、第二手的，但他似乎十分熟悉女性被动、男性主动的理论，而且，毫无疑问．他认为这些理论对自己非常便利有用。太太们——即便她们的身份是“×’’——只能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在这两部小说里，都有许多严厉谴责破坏性的女性“磨擦”的描写。

性革命在解放女性的性活力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作为一位极其敏锐的家，劳伦斯从性革命中发现了两种可能性：它可能会赋予女性他恐惧和憎恨的自主和独立；或者可以被利用起来去创造一种女性依赖和从属的新秩序——这是对男性指导和特权的另一种形式的顺应。维多利亚时代的性欲冷淡的女性已不再为人们所赞赏，而“新的女性”，如果控制得当，则可以在床上——就像在其他任何场所一样——成为被奴役的对象。弗洛伊德学派曾经传播过这样一种理论，即“女性成就感”，“接受的”被动性，假想的“成年”女性的阴道亢奋。后者甚至被他的某些门徒解释为在交媾中严禁阴茎接触阴蒂。在劳伦斯的手中，这一类的观念可以成为使女性俯首贴耳的超级工具。

为了感谢情人的性威力，查泰莱夫人走出茅屋，在大雨中跳起舞来。这不禁令人想起了大卫王赤身裸体在上帝面前跳的旋转舞蹈。看着在雨中狂舞的康妮，梅勒斯心中明白，她是在“表达对他的敬意”，因为她在“反复呼喊着发疯般的颂词”。这位尊贵的猎场看守人赋予她的满足将她转化成了一个“美妙的心存恐惧的女人”，而梅勒斯则把她光亮的臀部当作了猎物。于是．他兴奋地开始捕猎。将她捕获在手后，“他将她掀翻，与她一道艄在路当中，在咆哮大雨的沉寂中，他猝不及防地猛地进入了她的体内，一会儿就完事了，就像一头野兽。”

劳伦斯是神秘自然的狂热信徒。这种神秘的自然规定，女性的人格是先天的，甚至连她的羞怯都是天生的+而不是适应社会的结果。只有“被阴茎追逐”时产生的“肉欲的火焰”才能摧毁这种“蜷缩在躯体最深处的最古老的肉体恐惧’’查泰莱夫人任由梅勒斯对其行肛奸时，读者被告知，“她原以为女人会为此羞耻而死。但相反的是，这种羞耻感彻底死去了……一直以来，她需要的正是这种阴茎的捕猎，她心底始终在渴望着它，井曾经认为自己永远也得不到它。仆“惟有阴茎”有能力探索“肉体丛林的核心，这个有机体固有羞怯的最后的和最隐秘的部位”。在触及了“她本性的最深处”之后，女主人公暂时就此打住，转身对读者说教道：诗人部是”说谎的人”，因为“他们使人们相信，他们需要的是感伤情绪，而实际上，人们最最需要的是这种穿透身体、消耗体力和相当可怕的官能刺激……至高无上的精神乐趣！对一个女人来说，那意味着什么？”劳伦斯的这番话真可谓一箭三雕；他表露的不仅仅是一位女才子和典雅的姿态，似乎还有他本人的鸡奸冲动虽然康斯坦斯•查泰莱这个女人形象比劳伦斯作品中大多数女主人公更可信（小说甚至偶尔也提及她的乳房，还有她怀上了男主人公的孩子），但小说所描写的性爱的焦点始终集中在梅勒斯这个高贵的、“漠然的’’“野兽”身上。作者用动听的词语将他描绘成一个具有高尚的、“有用的男性知识”的人，也就是把他当成了阴茎神圣的化身口这一切都证明了，劳伦斯本人不仅希望能拥有梅勒斯那样的威力，而且还希望能被这种威力所支配。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一部旨在实现社会的和性的赎罪的纲领，但这又是无法分离的两个方面。小说开头不久，人物汤米•杜克斯——作者比较次要的代言人之一——就感叹世界上已没有“真正的”男人和女入，并预言人类文明将因此而沦亡。如果我们不能立刻明白只有赎罪才是人类惟一的希望，那我们都必将难逃厄运：“人类文明正向着那无底深渊沦陷下去，正沿着地壳的裂缝沉沦下去。请相信我，跨越这一裂缝的惟一桥梁将是阴茎！”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阴茎的长度而言，我们的未来似乎不可能是光明的。但是，小说以极大的热情和怜悯描述的反对工业恐怖的纲领却十分简单：男人应该穿上紧身的红色长裤和白色短上衣，工人阶级应该停止渴望金钱。在一段言简意赅的文字中，梅勒斯建议人们去为民间艺术和乡村舞蹈而奔忙操劳。这一建议即使不是荒唐可笑的，也是十分残忍的口毫无疑问，旨在改变人们的态度甚至精神结构的性革命是任何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关键，然而，劳伦斯的所思所想完全不是这些。他的方法是把莫里斯和弗洛伊德的思想掺合到一起，想藉此消灭机械化生产，将工业化的英国带回到中世纪去。要达到这一目的，最主要的就是要恢复1日的性角色。现代男人不再拥有权威，现代女人已成了迷途的羔羊（这两种悲剧的因果可以互相交换）；要使这个世界重新走上正道，只有让男人在心理和官能方面重新获得对女人的全面统治，只有这样，才能使她获得她天性的“成就”。

这就是为什么小说重点描述了康斯坦斯•查泰莱通过潘恩神化身的梅勒斯的阴茎拯救而获得了复活。在小说的头几章里，我们被告知，她存在的惟一意义是性，但她已被现代女性所受的教育和不体面的自由扭曲了。由于嫁给丁一个丧失了性功能的丈夫，在小说大约13页的篇幅里，康妮一直为未能实现女性的天性而郁郁寡欢。她既不是妻子又不是母亲，她渴望有个孩子，她的“子宫”定期地收缩。出于无奈，她常常站在镜子前，哀叹飞逝的青春，却引来更多的愁苦。她还无数次孤独地凝望着雌雉群，“母鸡沉静的血红色”谴责“她这个女人在孤苦伶仃中饱受的痛苦”，但也给她带来某种安慰，因为母鸡们是“世上惟一能够温暖她的心的东西”。面对这些令人羡慕的雌雄，她“感到自已随时可能晕厥过去”，每当看见一只小鸡破壳而出时，她就会歇斯底里地痛哭起来。在小说所用的最佳的传统的感伤叙事手法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滴泪水掉在她的手腕上”，接着是“她忘情地哭了，为了她那一代女性的孤苦伶仃而痛哭……她的心已碎了，世上已没什么再值得留恋。”这时，梅勒斯满怀同情地出现了（“他的五脏六腑充满了对她的怜悯”），将她邀进茅舍，给她一点她所需要的东西。

他在施予她时流露出典型的专横态度。“你躺到那儿去，”他命令道。她带着一种“奇怪的顺从”遵命而行。在小说中，每每提到“女性”一词时，劳伦斯总要在前面加上“古怪的”或“奇怪的”一类的形容词。他这样做也许是要告诉读者，女人是遥远的史前动物，其行为完全是出于一种原始的冲动。梅勒斯在她的肚脐上吻了一下，接着便开始行事了：

他不得不立刻进入她体内，进入那柔软的、休眠的躯体．打破了那儿的平静。

对他来说，进入一个女人的躯体，是他思想上最最宁静的时刻。她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已经入睡，她始终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兴奋，都是他的；她用刁：着再做任何努力。

当然，梅勒斯具有无可指责的功能，他身上的性敬激发十分自然。但是，这位女性——尽管她处于一种纯自然状态，文明思想和行为对她来说十分滑稽可笑——还有待教诲。康斯坦斯存在的目的已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但是，她的彻底转变还需时日：

她备受折磨的现代女性的大脑仍来获得安宁。真是这样吗？她心里明白，如果她将自己献身于这个男人，那就是真的，但如果她仍固守自己的身子，那就不是真的。她已经老了，已经有几千几万岁了，她心想。现在，她终于再也无法承受压在自己思想上的负担了。她只需任人掌取。任他人占有自己。

她将要放弃的是自我、意志和个性。这些是女人近代才得以发挥的品质，也是劳伦斯极为惊讶和厌恶的。他认为他的使命是要将这些东西统统消除掉。评论家们常常被误导，天真地以为劳伦靳是要劝男女两性都停止为小小的愿望和自我而奋斗。但事实决非如此。梅勒斯和劳伦斯笔下的其他男主人公不断地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女人，并认为他们还负有对男性中的弱者实施统治的使命。在劳伦斯看来，如果男人不再是作威作福的个人主义者，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女性应该放弃自我口康斯坦斯•恰特里是她丈夫的打字员和助手：只有在她成为梅勒斯的信徒和农舍里的妻子之后，她才能停止服侍她不中用的丈夫。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选择职业时应有的个人自主权。劳伦斯也许会认为这种想法是可恶的。即便在仆人的外衣下，梅勒斯仍具有无限的自信心和明确的身份，相形之下，查泰莱夫人倒显得是一个尴尬的冒名顶替的骗子。

按照18、19世纪小说创作的模式，总是绅士们主动与女仆发生剥削性质的私通。但是，劳伦斯似乎颠倒了这一阶级关系，他让女主人与男仆发生性关系。据说，他这部小说雄辩地体现了一种民主，因为它宣称，阶级制度是一种“时代错误’’然而，和康妮一样，梅勒斯这位天生的绅士和胜过查泰莱老爷的优越者也是一个势利小人。他的说教传达出来的正是劳伦斯本人对无产阶级的厌恶。他得以从这一阶级中被拯救出来，是因为他具有非凡的美德。梅勒斯也鄙视他所出身的阶级。这两位情人并没能弥台阶级鸿沟，而是越过它，进入了一种以性的活力（而不是财富或地位）为基础的贵族状态。那位非常可憎的查泰莱老爷代表的是主人阶级中令人难以容忍的白种另人，他们试图让人相信他们不负“统治阶级”的称号。梅勒斯和劳伦斯生来就是局外人，不像具有特权的白种男人——帝国的高官显贵，矿井的业主——以及其他男人特殊阶层那样拥有许多特权。但这种情况并没能激发他们去推翻这一现实，而只是令他们嫉妒、模仿和垂涎。就像深受白人价值观腐蚀的黑人男人最大的心愿是获得白人妇女的性爱一样，劳伦斯笔下那些心地肮脏的局外人，不论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或是德比郡的矿工，一心想得到的就是“白人男人的女人”——-某位夫人。他们对本阶级或同类的女人不屑一顾；小说中最无情的这一类描写是有关伯莎•库茨和博尔顿太太的那些情节。梅勒斯极其厌恶地不愿与她们为伍，因为她们太“普通”，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劳伦斯对克利弗•查泰莱老爷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极为不满，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这一概念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愿望是想使自己获得这样的地位。他计划的第一步是教唆夫人阶层的女性，如果成功的话，他将会有勇气去征服其他的男人二．那样，他的后代就可以是天生的贵族了。他始终沉溺于一种古老的幻想中，认为自己出身在一个错误的家庭里，于是，他（在小说中）将父亲转化成了神；梅勒斯不仅是劳伦斯本人和一个中意的同性恋情人；他还被当作了削L子与情人》中那个凶暴的、令人生厌的矿工，劳伦斯的前辈，现在被复活转化成了潘恩神。由于梅勒斯不太可能像劳伦斯的其他男主人公——著名作家或将军——那样获得艺术声望和政治权力，他所能得到的赞颂就只能是纯宗教性质的。虽然他是一位社会预言家，但就连这一点有可能改善他地位的因素也几乎被忽视了。他的所有权利都是来自约翰•托马斯。具备一个阴茎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除了仅占一页篇幅的一位不足为道的威尼斯劳工以外，全书没有一个男人表现出具有足够的性功能），因此，梅勒斯的神性完全是由这一器官建立和表现出来的。

硅劳伦斯着手创作他这最后一部小说时，他已因肺结核而病人膏肓了。在完成《羽蛇》之后，他承认已厌倦了“领头人和追随者”的角色，并对取得政治成就绝望了。所有其他可以使他辉煌的途径似乎也已向他关上了大门。公共生活中的权力已成泡影，惟有性的权力依存。如果劳伦斯这最后一位主人公只能有一个门徒来为他唱颂歌的话，就让一位女人来充任吧。在男人们当中，比公共政治可靠得多。在他中期和后期的作品中，有过常规政治上的法西斯主义的言论，但是，他始终最为关注的是——这是他作品的基调，也是他实现其他形式的自我名利扩张的途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所能写出的最好的爱情故事。它也是一位失败者——甚至是一位悔恨者——的哀嚎。这位性政 治失败者曾经志向远大，但最终却只得面对现实，接受自己的地位。作为伴随的反动情绪而生的一部讲解性技巧的手册，它也并非一无是处。二、恋母情绪

在1912年致爱德华•加内特的一封信中，劳伦斯对他那本《儿子与情人》作了如下描述：

一个有个性、有教养的女人来到下层阶级中间，发现自己的生活处处不如意。她曾对丈夫有过激情，因而他们的孩子在激情中降生，并充满了活力。但是，随着儿子们一天天地长大，她选择他们作为自己的情人——首先是老大，随后是老二。这些儿子也心怀对母亲的爱慕，不断地被激励着走进了生活。但是，在他们长成男子汉后，他们无法恋爱，因为母亲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最强大的威力，使他们无法脱离……每当这些年轻男子双与其他女人有了接触，便感到一股力量在将他们扯开口哥哥威廉将他的性爱给了一位轻佻的女子，但他的母亲始终控制着他的灵魂。那种撕扯使他痛苦不堪，他不知自己究竟身处何方。弟弟的女人为他的灵魂而斗争——与他的母亲斗争。弟弟爱母亲——哥俩掷憎恨和嫉妒他们的父亲。斗争在母亲和这位姑娘之间持续，争夺的对象是这位弟弟。母亲逐渐占了上风，这是因为她与儿子间的血缘纽带。这位儿子决定将自己的灵魂交付培母亲．像他哥哥一样，任情爱奔泻。他获得了这种受，但撕扯的痛苦又出现了。母亲几乎是下意识地明白了事情的症结，开始慢慢死去。儿子抛开情妇，前去侍奉奄奄一息的母亲。最终，他变得一无所有，一步步地走近死亡。

劳伦斯还在同一封信中向加内特保证，这将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劳伦斯所作的小说梗概和自我吹嘘都非妄言，但后者更为确切。《儿子与情人》是一部杰出的小说，因为它带有作者深切的亲身体验。小说叙述的是过去的岁月，因而比作者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更多地传达出了他对生活的感受。相比之下，他的其他小说似乎有些矫揉造作。

保罗•莫雷尔（即引文中的弟弟）当然就是劳伦斯本人的化身。对这个人物的描写，常常带有一种自我褒扬的讥讽：“他孤独、强壮，眼中露出美丽的光芒”圆；“她见他清瘦而强健，仿佛是夕阳将他送到了她面前。她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深切的痛楚，她知道，她无法不爱他”——等等。国小说写的是一位志向远大的青年艺术家。在上面的梗概中，劳伦斯（以及追随他的评论家们）将重点放在了这样一个事实上，即他母亲所扮演的鬼魂般的角色使他无法与他同龄的女人们建立全面的关系，表现了他的性或情感的冷漠。当然，该小说高度地赞颂了他的母亲，也感人地记录了他生活中最强大和最具可塑性的爱。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书中对儿子和母亲在田野上散步、他们在购买鲜花或盘碟时的激动、他们参观林肯教童等田园诗一般的情景的描写的确美丽而动人，尽管其中也潜藏着某种病态。在劳伦斯所有的作品中，只有《儿子与情人》具有如此动人心扉的力量u但是，也有评论家把莫雷尔太太看成了一个贪婪的母吸血鬼，因为她用儿子不再需要的那种爱扼杀着他，而劳伦斯本人则用一连串自我怜悯的、充满失败情绪的词语对此加以鼓励，如“一无所有”，“一步步地走近死亡”，以及最后一章的标题“无家可归者”。

上述梗概本身几乎是作案后的口供，明白无误地带有弗洛伊德的调子，但它却忽视了该小说发挥功能的其他两个层面：它的334性政描述力表达的卓越的自然主义（这种描述力也许使该小说仍然是用英语写作的有关无产阶级生活的最伟大的作品）；弗洛伊德图形模式下的活力论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保罗执未遇到过任何危险他是一个完美的自我维持自我的形象。书中的女人们存在于他的轨道上，并为他的需要服务：克拉拉的存在是唤醒他的性意识，米里亚姆是以信徒的身份崇拜他的才能，莫雷尔太太则是为了始终如一地向他提供巨大而广泛的支持，那种永远的动力，从而激励一位矿工的儿子，超越他的出身，出人头地，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小说的头几章里写道，出于贫困，莫雷尔太太与一个她所鄙视的男人结下丁关系，“身不由己”地忽视了自身所受的教育，放弃了早年的抱负，从而不得不接受与一位男人同居而带来的贫困和生育孩子的烦闷生话。现在，她不再同情这个男人，因为他酒后的暴行令她生厌，并常常奴役她。但后来，这同一位夫人变成了一位占有欲极强的母亲，试图对自己心爱的儿子严加保护，结果使其永远不能成熟。小说所陈述的这一令人费解的情感转移，实际上是保罗以自我为中心的同情心的转移。在孩提时代，保罗憎恶父亲，同情母亲，母子俩在情感上几乎都崩溃了，见到这个暴君般的父亲和丈夫就軎怕。母子的相互认同是非常真实的。当沃尔特•莫雷尔在酒后的暴怒中将身怀六甲的妻子关在门外时，她怀上的实际是保罗的孩子。这一场面的令人信服之处就在于对这一宝贵胎儿的愤怒的叙述。当莫雷尔将她打得鲜血直流时，作为这一牺牲象征的鲜血所染红的是保罗雪白的婴儿服，当奠雷尔太太护住婴儿退缩时，一条比过去任何的情感因素都更坚强的纽带便形成了。

小说甚至还描写了性爱色彩极浓的恋母情势：“我从来就没有过丈夫——从未真正有过……他母亲长久地，热烈地吻着他。”在这关键时刻，沃尔特•莫雷尔走了进来，理所当然地表现出了愤怒，并咕哝道“又作孽了”。接着，两位竞争对手拉开了架势，几乎要决一雌雄。不过，不管怎么说，莫雷尔总归失败了，人们可叫预见，保罗这个儿子将为自己犯下的无数罪孽赎罪。“那位年长的男人开始解靴带，然后跌跌撞撞地上了床。他在这个家庭里的最后一场争斗就这样结束了。

不过，儿子的这种恋母情结主要不在于他对母亲的热恋，而在于他热切地希望获得成年男子地位应该赋予他的那种权力。对年长女性的性占有或许只是那一地位的第一种表现，而不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表现。莫雷尔太太（在小说中，只在一小段文字中提到过她自己的名字——格特鲁德•考珀德）从未有过独立的存在，完全被剥夺了取得成就的一切途径。她继续寻求某种形式的存在的方法就是通过扮演一种替代性的角色激励他儿子获取成功。这种方法虽然可悲可叹，但仍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他所出身的阶级和它的贫困，儿子已经意识到，获取他追求的权力的方法不是步父亲的后尘下煤窑，而应遵循母亲的教导去上学，然后去一个事务所找份差事，最后进人艺术领域。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是，首先应该向母亲——而不是父亲——学习。

我们常常被告知，劳伦斯创造梅勒斯及其类似的人物，实际上是再现了他父亲和与他父亲处于同一境况的男人们的形象。然而，遗憾的是，事宴并非如此。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梅勒斯“完全是一位伪装的绅士”；如果说把《儿子与情人》中的父亲描写成一个落魄的酒鬼是一种残酷行为的话，这无疑是残酷的，那么，将梅勒斯这个工业残暴的受害者变成一个既不属于工人阶级也不属于中产阶级的势利的荒淫无度的性超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劳伦斯在创作晚期塑造的这一主人公显然是他自己在幻念中认为他原本也许会喜欢的他父亲的形象。同样，查泰莱夫人是经他精心修饰的他母亲的化身。和他自己的妻子弗丽达•冯•里希特霍芬一样，他母亲也是一位真正的夫人，而不是书中那位矿山小村落里心灰意懒的小妇人，红红的双手布满裂纹，因衣服破J日而害怕在林肯教堂被人看见。然而，奠雷尔太太是一位勇敢的甚至可以说伟大的女性，尽管由于贫穷，她在餐馆用餐时，因只能买得起一份蛋奶沙司，而买不起一份完整的饭菜而遭到女侍的怠慢。《儿子与情人》向我们展示的是劳伦斯父母的真实面貌，而没有在劳伦斯变得势利以后赋予他们的那种耀眼的光环。他后期小说中的所有浪漫故事都是他父母婚姻的重现．也是咀这一婚姻为模子的他本人婚姻的再现，但体现了社会地位的极大提高。因为，劳伦斯以加尔文的选择观念的眼光，将他所选择的职业看成了出人头地、超越自己的阶级出身的途径。

当保罗的抱负激励着他逃离相同的处境时，那些被他利用过、成为他进人中产阶级的台阶的女人就要遭厄运了，因为保罗会将那些曾经对他有用的女人杀死或抛弃。弗洛伊德这个也具有恋母情结的儿子和处理这类事务的专家曾断言：“母亲的宠儿最终都将成为‘征服者’。”保罗就将应验这一断言。当他长成一个青年时，由于他母亲的鼓励，他已变得十分狂妄，宣称他心中充满了一种比他母亲所能理解的任何体验都要优越的“神圣的不满足”。当母亲不再对他有用时，他便悄悄地谋杀了她。当她身患癌症，但久拖不死时，他将她作为治疗饮用的牛奶稀释：“‘我不希望她冉进食……我巴望着她死去’……他在牛奶里掺些水，这样，就不能为她提供营养了。’．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儿子正在谋杀曾经给予他生命的母亲，为的是给自己争取更多的空间。母亲曾用乳汁养育了他，而现在他却要在母亲喝的牛奶里掺水，以便消灭她。母性能包容一切，但也时时受到危害。当他的第一个阴谋失败后，他试图用吗啡将她毒死。“那天晚上，他将所有台吗啡的药片收集起来，然后来到楼下。他仔细地将它们碾成粉末。”这些粉末也被掺进了牛奶。当这仍未能立刻见效时，他便打算用床单将她捂死。

一个如此胆大妄为的青年人必定有某种强大的信仰在支撑着他。支撑保罗的信仰有好几种：尼采的艺术家不受道德约束的信条；他和他母亲共同拥有的他是上天选中的孩子的信仰（保罗降生时，他母亲梦见了约瑟夫，田野上排列成行的庄稼向她怀中的这位完人鞠躬行礼）；从他父亲身上继承而来，然后在自身发扬光大的大男子主义的信仰。长成男子汉后的保罗对这些笃信不疑，但孩提时代的保罗却心中矛盾重重。在他父亲拿回工资的夜晚，蚪在他对家庭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中，保罗观察到了这种大男子主义。但是，尽管如此，他仍过于年少，看到的只是有权势的人们对他和母亲的不公道。意识到父亲的酗酒夺去了本应属于他的面包，他便同情妇女和孩子，而且起初对男性的特权毫无热情。父亲的一位好友来访时，保罗对他的看法使我们看到了那人蛮横的嘴脸：“杰里不请自到，站在厨房门口……冷冷地站在那儿，似乎是在要求获得男人和丈夫固有的权力。”

后来，劳伦斯逐渐意识到，矿工的生活和工业主义这一瘟神把神圣的男性权威腐蚀成了酗酒和殴打妻儿的白痴行径。年轻的保罗受到的就是这种权力的令人不快的奴役。他敏锐地意识到，真正的控制权掌握在老板手中，掌握在上层的富人手中。他认为，在工业主义时代，他所向往的大男子主义被贫困和残暴败坏了，而且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它就会小题大作她行使权力。遗憾的是，这部分地表现出了劳伦斯终生仇视工业主义的不太高尚的一面。在创作的中期，他的妒意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的描写；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衷心拥护原始的社会形态，因为他相信，在那种社会里，大男子主义不会仅仅是一种由于阶级差异而常常被削弱的社会现象，而会是一种宗教的、完整的生活方式。

妇女在这种规划中的地位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劳伦斯那个时代，情况已远非如此。如在他的另一部小说《虹》中那样，真正的对照是在两类女性之间，一类是像他母亲那样的老一辈妇女，她们明白自己的地位，另一类则是他的情妇们那样的新妇女，她们没能弄清自己的地位。奠雷尔太太拥有的是传统的间接的欢乐：“现在，338她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儿子了。她能够想象出两个位置，两个大工业的中心。她仿佛感到她已将两个儿子分别送进了这两个中心，他们会取得她所希望的成就；他们是她养育的，是属于她的，他们的成就也就是她的成就。”当保罗的一幅画在诺丁汉堡获奖时，她大声喊道：“好哇，我的孩子！我知道我们会成功的！”从此以后，她全身心地扑在他身上：“他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来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不论他在什么地方，她都感到她的灵魂与他在一道。不论他有什么想法，她的灵魂始终伴随着他，随时准备将工具递到他手里。”她带着圣徒般的狂喜为他熨平衣领：“使他为自己平整的衣领感到骄傲是她莫大的喜悦。居住地没有洗衣房，因此她过去常常用一个小小的凸面熨斗烫平衣领，用她手臂的力量压得它们发出光来’’。米里亚姆的母亲菜韦斯太太同样为将这位年轻的利己主义者打扮成一位上帝发挥了作用：“她简直是以崇敬的心情善待他"劳伦斯沉着地描写了米里亚姆如何将保罗当偶像崇拜；甚至他掏画眉鸟窝的举动在她看来也显得那么高尚，使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掏鸟窝时十分专注。看到他那副模样，她对他产生了爱慕；他看上去又纯朴又自信。她觉得自己无法接近他。't茌这里，作者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自我画像，而且也让我们预先看到了他以后的著作中将要描绘的那些神圣的、无动于衷的男性角色。

保罗被一群女性包围和宠爱着，他的磐石般的自信确实令人羡慕；她们都热切地希望能为他服务，讨好他。但是，她们到后来都被一个个地抛弃了。梅瑞狄斯的《利己主义者》是用喜剧的手法揭露了这一切，而劳伦斯采用的则是英雄的浪漫史。当保罗初次大胆地闯进广阔的男人世界时，为他的成功铺平道路的又是女性口在乔丹外科器械商号里，没几天功夫，他便成了所有“姑娘”的宠儿。“姑娘们都喜欢听他讲话。她们常常围成一个小圈，他则坐在当中的板凳上，向她们探过身去，大笑着。”我们被告知“她们都很喜欢他，他也恋着她们”。但是，当保罗在工厂里工作获得成功后，显然爱慕就成了她们的事了。他过生日时，她们送给他昂贵的彩色油膏，他也越来越代表老板的利益，命令她们保持安静，加快工作速度。虽然按照历史悠久的性的资本主义传统，他已与属下的一个女孩睡觉，但他却坚持认为应将性和工作严格区分开来。

据说，小说中冲突的核心是保罗被分割的对母亲和情人们的忠诚，劳伦斯曾写过两篇业余性质的心理分析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潜意识随想曲》。在文中，他表达了与弗洛伊德不同的观点。他对溺爱儿子的母亲所起的作用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儿子的生活一帆风顺……在母亲的看护和宠爱下，他欢快地接受着他的青春生活乃至世界。在他看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他感到自己见识了无数奇妙的事物，懂得宇宙间一切奥秘。这一切都是母亲激励的结果。想想看，一位成熟的母亲向她儿子注入的力量是多么巨大。他就像氧气中的火焰一样，“忽”地燃烧起来了。

“难怪人们说，大多数天才后面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但他们的命运大多十分不幸，”他立刻又补充道，仍然带着上述梗概中那种自我怜悯的口吻。他对这种母爱在儿子身上产生的负面效应也表达得十分清蹩，因为终有一天，母亲会成为绊脚石，“在面临必然到来的性问题时”，这位年轻人第一次遇上了麻烦：

他将如何处置他肉体的、性的自我？将它深埋心底？还是与一个陌生人发生那种行为？因为他知道，甚至他母亲都这样说，男人在成年前不应沉迷干性爱。然而，他已陷入理想的爱中，他所懂得的最美好的爱……人们很难让男人相信，他对已经成为他妻子的女人的性爱与他对母亲和姐妹的爱同等高尚。

这样一个怀疑论者将会采取何种对策？对此，弗洛伊德简练地将它概括为“性生活中最流行的堕落形式”。也就是说，这种人会将性与情感、肉体与灵魂严格区分开来；同时，他还会对此作出某种解释．以帮助自己应付这一令人痛苦的具有精神分裂性质的体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运用的是百合一玫瑰二分法；劳伦斯则似乎有所创新，将它归咎于他的母亲。但是，尽管他曾严厉地谴责过哈代作品中将女性按百合、玫瑰予以区分的方法，但这却是他的《儿子与情人》的一个明显特征。米里亚姆是保罗精神上的情人，克拉拉是他肉体上的情人口他这样精心地构建这种关系，是为了使哪一方都不至于强大到足以抵消他母亲的最终控制。然而，到后来他母亲也变得可有可无了，这倒不是因为保罗可以因此获得自由，去与这两位年轻女性中的一位建立起全面的关系，而完全是因为他希望能够甩掉所有宠爱过他的女人，以便勇往直前，去继承等在前头的无限美好的男性世界。因此，本书结尾时所描写的不是保罗的“失眠之夜”，不是他的“被遗弃”和“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是城市的灯光，以及等待征服者的光明的新世界。

在小说中，倮罗曾语无伦次地道出心中的疑惑：“我想，我身上肯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不能……与她们结婚，我过去不能，……不知怎么，我见到她就怕得要命。”米里亚姆也责备过他：“你总是拼命把我推开。”读了这些片段，读者就会明白上述梗概和评论家们的观点：这位年轻人不幸地陷入了恋母情结的困境。劳伦斯本人试图对保罗式的恋母情结提供一个更有价值的线索：

……他所认识的最优秀的男人……对他们相爱的女人都很敏感，他们宁愿永远没有她们相伴，也不愿对她们造成一丁点儿伤害。母亲神圣的女性情感被她们的丈夫愚蠢而残酷地抛弃了，作为儿子，他们自己也霞得非常不自信和羞怯。他们可以自我克制，但却很难承受女人的谴责；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女人就如同他们的母亲，而他们脑子里装的都是有关母亲的意识……

但是，当读者看到保罗是如何无情地对待米里亚姆和克拉拉时，上述善良的清教主义说教便化为乌有。和保罗一样，第一位姑娘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她不甘心生活在自己出身的阶级的狭小天地里，渴望像保罗那样，通过受教育逃离那樊笼。她并不像他那样幸运。在家中，她得不到任何爱护，相反，受到的是兄弟的欺凌，以及母亲向她灌输的最致命的基督教的听天由命论。尽管处在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环境中，但她仍心怀某种反抗的希望。投有其他人可以求助，她便请求她敬为长者和优越者的保罗帮她获得某种教育。他屈尊向她施教的那些场面是以男性教海的面目出现的性虐待的最好例证；在约内斯库那令人难忘的《功课》问世之前，文学作品中还不曾有过如此精彩的描述。

保罗傲慢地主动提出教她法语和数学。读者被告知，米里亚姆“蹬大了眼睛。她不相信他能当教师”国。按照其后发生的事情，她的这一疑虑也许并非多余。倮罗在向她解释一个简单的方程式：

“明白了吗？’’她抬起头来看着他，瞪大双眼，困恐惧

而似装非笑。“还不明白？”他大声吼道……她张着嘴+蹬

大的眼睛含着笑，流露出她心中的恐惧、歉意和羞愧口看

到她这副任他摆布的模样，他气不打一赴来。这时，埃德

加提着两桶牛奶走过来。

“你好！”他说道。“你们在干什么？”

“学代数。”保罗答道。

“学代数！”埃德加古怪地重复了一声，然后笺笺走了过去。

米里亚姆的眼泪和美貌令保罗激动起来。在保罗看来，米里亚姆难受和畏缩时显得最美丽：“她的脸绯红，美丽极了。但她的灵魂似乎在苦苦哀求。她合上代数书，退缩在一旁，知道他生气了。”

由于羞愧和缺乏信心（自卑感是她性格的关键），米里亚姆当然学不好：“她学得很慢。她总是很紧张，在课本面前似乎无地自容，这真让他热血沸腾。”当然，在劳伦斯的词汇中，热血沸腾是性激动和阴茎勃起的代名词；代数课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这一对男女的全部关系。米里亚姆难过和屈辱的神情（后来她就是在这两种情感的狂热中向保罗献出了她的处女贞洁）正是她吸引保罗之处，但是，他对此的反应总是带有某种敌意和虐待。下面这种反应就十分典型：“尽管他竭力克制着自己，他还是对她发火了。很奇怪，还从来没有其他哪位女子令他如此火冒三丈。他突然对她发起火来。有一次，他将铅笔朝她脸上扔过去。随后是一阵沉寂。她悄悄地将脸扭向一边。'当然，米里亚姆并不生气，因为人们不会对上帝生气。“当他看见她热切、沉静，而又似乎不可捉摸的脸部表情时，他真想把铅笔甩过去……由于她让他如此冲动不已，他又要追求地。”令读者不安的是，他们知道，在词源学上，甚至在作者本人自觉的意识里，铅笔与阴茎是两个相关的词，两者都是工具，而在这里，它们与文化知识和惩罚等同起来。

米里亚姆的抱负并未受到尊重；她的失败被理解为她智能的低下小说还向读者提供了许多解释，如说她性格孤僻，她的一切情况似乎都证实了这一点。也许她母亲对性持有的维多利亚式的厌恶就是最有力的解释，我们甚至无需知道她具有令她日趋虚弱的不安全感。当她打算委身于保罗时，她就预感到“他会感到失望，得不到满足，然后他就会离她而去”。保罗最终与她上床的那一章的标题是“米里亚姆经受考验”。毫无疑问，她配不上他，通不过他苛刻的考验。因此，她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保罗抛弃了她，和克拉拉好上了。不过，事情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即使按照小说中劳伦斯自己馄乱不堪的解释，也有几处明确写道，保罗和米里亚姆一样竭力克制过自己。她的冷淡似乎只是他的借口。在百合一玫瑰这一经典的取舍中，保罗得到的遁词使他把责任推到了他母亲身上。

作者的意图在其《儿子与情人》的前半部分得到了完美的实现，但后半部分却问题很多，这是因为劳伦斯过多地描写了保罗如何一次又一次地策划着摆脱曾经给予过他最大帮助的那些女人。在叙述中，劳伦斯模棱两可，远谈不上清晰，甚至可以说不够坦率。关于保罗拒绝米里亚姆一事，他为我们提供了两个互相矛盾的理由。第一个是说她会“将他管束起来”；第二个与第一个完全互相矛盾，说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她没有能够领会他的意思，将他及时称为自己的配偶和财产，这令他大失所望。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借口。

看来，出于他自己的理由，劳伦斯运用另一个时代文学创作惯例中陈旧的百合模式，是存心要让杰西•钱伯新这个敏感而机智的青年女性莫名其妙了在他对克拉拉这一人物的刻画上+这同一矛盾也十分明显。克拉拉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人：具有造反精神的女权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保罗谴责她有阴茎妒忌甚至仇视男人的倾向，但由于她较难被征服，因而对他也更具诱惑力。后来，她又被描写成肉感的玫瑰，并且在小说结尾处进一步变成了面目全非的“放荡女人”，她的性价值被利用完后，被保罗冷漠地抛弃了。保罗决定将克拉拉归还给她丈夫巴克斯特•道斯时，他甚至觉得比较便利的做法是与他结成劳伦斯惯常描绘的那种“兄弟情谊”，安排在乡下进行交接。就这样，变得像绵羊般温顺的克拉拉性政治又被交还给了她因痛恨而在几年前就离开了的男人。小说中明白无误地写道，道斯曾殴打和欺骗过他妻子。但是，保罗鼓其如簧之舌对感情问题作了绝妙的解释，将自己对她的婚姻的看法强加于她，最终使她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导致了这一婚姻的失败。当初，保罗是从克拉拉那儿受到了性的启蒙教育，现在，他却认为他帮她抛弃了曾经使她误人女权主义歧途、被他沾沾自喜地描述为“不被理解的妻子”的品质。作者在这里强迫读者明白的是，通过这位在性方面初出茅庐者有关性的教诲，克拉拉获得了女性的“成就’’现在，保罗高兴地将克拉拉当作一份礼物送给了她的前主人，心想，这位因疾病和贫困而潦倒的前主人（保罗让人解雇了道斯）应该为重新得到这一饱含兄弟情谊的弃物感到高兴。

甚至在保罗和克拉拉的私情使他获得性满足之前，这种关系中就存在着许多保罗欺凌克拉拉以获取快意的事例：

”嘿，你好像忘了我是你的老板。我刚刚才意识到。”

“你这话什么意思？”她冷跨地问道。

“就是说，我有权支使你。”

“你有什么不满意吗？”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好不好。”他生气了。

“我不明白你还想要什么。”她一边说，一边继续干她的活。

“我要你对我好点，尊重点。”

“要叫你‘先生’，是不罡？”她低声问道。

“是的，叫我‘先生’我喜欢这称呼c”

小说中克拉拉向保罗提供的性的治疗可以说是为了缓解他恋母综合征的顽疾，但是，更为重要的显然是为了抚慰他利己主义的自我。只有在瞬间的性亢奋中，这位利己主义者才能摆脱他的利己主义，但劳伦斯的叙述未能证实这一点：

她知道他有多么古板和孤独，她非常高兴他能和自己相好。她接纳了他完全是固为他的需要比她或他本人都更重要，但她的灵魂仍旧坚守着。她这样做是为了满足他的需要，甚至不在乎他会离地面去，因为她爱他。

以上这个绝妙的例子表明，男人们认为，女人只应该有什么样的思想，而书中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让一位被他严格限制为“黑暗中的陌生人”的女人来缓解他的“需要”，保罗实际上触到了劳伦斯所称的伟大的性神秘，发现了“红嘴鸥的呜叫”和“星辰的转换”。

在克拉拉的帮助下实现了这一超然存在之后，保罗觉得要抛弃她就十分容易了。他们在海滨度假时，看着游向大海深处的克拉拉，保罗将自己想像成宇宙中的某位上帝，而克拉拉却在他眼中变得越来越渺小，成了一个微生物：

“瞧，她多渺小！”他自言自语道。“她就像海滩上的一粒沙，转眼就不见了——随着海风漂去，成了一个细小的斑点，浪央上的一个白色小泡沫，在这个上午，几乎徽不足道……她是代表着某种东西，就像海中的泡沫象征着大海一样。但她到底是什么？我喜欢的不可能是她。”

这段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表明主观如何将客观变得渺小。在月自己的性魅力将一个曾经令人生畏的独立女性变成一个在感情面前畏畏缩缩的女人之后．保罗当然会觉得她已十分讨厌。如果他们的私情在工作中被人察觉，那又会怎样呢？书中写346性政 治道，“每当到吃晚饭时，她都会等候他，希望他能在她离开之前拥抱她一下。”保罗对克拉拉的这一爱恋态度的反应与他那不可一世的青年职员的身份十分吻合：

“儆什么事都应该分个时间场合……栽不希望把爱情和工作搅台在一起。工作就是工作——”

“那什么是爱情？’’她问道。“爱还要规定专门的时间吗？”

“是的，下班后…一

“只有业余时间才存在爱吗？”

“别说了，不过，也不总是那样。'

保罗总是教训他的情人们，说女人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事业上去，而这些正是男人的领域，也正是他优越的原因。

“我想，对于男人来说，工作就是一切……但女人只用一部分心思和精力来对待工作，而真正重要的那一部分却被保留了下来。”

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是说，（在这里被婉转地称为“真正的本性”的）女性低劣的本性使她不具备进行客观活动的能力，而只能在为丈夫和弦子服务这种人类关系中获得满足。在劳伦斯后期的小说中，阿伦一类的男人们总是讥笑女性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的追求是微不足道的。

考虑到这样的观点，人们对保罗高明地利用包括克拉拉在内的女人，并在她们对他不再有用时就抛弃了她们这种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克拉拉是一个具有双重道德标准的女人，伐表了玫瑰或肉欲，因此，保罗也用这一双重标准来为自己抛弃她的行为辩护。他断然宣称，“说到底，她是一位有夫之妇，她甚至无权获得他赋予她的一切。”最后，他夸大其词地坚持认为，婚姻牢不可破，井宣称她完全是遭斯的财产。于是，他满怀正义感地将她物归原主，这倒不是因为她被用旧了，相反，是因为她比以前更有价值。

在摆脱掉这两个年轻女子，两个耗时费神的性的物件，两个或许还会对他在智力竞争方面构成威胁的对手之后，保罗就能抽出身来对着母亲的尸体悲诉，最终将米里亚姆摈弃，然后走向大都市。小说对他灾难性的生存状况作了详尽的描述。这种状况也许是书中早就提到的他因丧母而深切悲哀的结果，但就全书来看，似乎是一种不必要的添加物；另外，书中还用弗洛伊德的学说将他的冷淡性格解释为受他母亲有害影响的结果，这似乎也是多此一举。实际上，小说结尾时，保罗处于极佳的状况：他从他的女人们那儿得到了能想像出的一切服务，现在又将她们统统甩掉了，因此，他可以向着更伟大的冒险事业挺进了。即便是这时候，母亲的力量，即劳伦斯无穷无尽的圣水之源，仍将支持着他：“她是支撑着他馓立于世的惟一力量。她已离去，但精神却留了下来。”保罗已从母亲身上吸收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她为他提供的养分将足姒使他享用终生。他日后伟大事业的成功将全属于他自己。“他毅然转过身去，朝着城市金色的磷光走去。他攥紧拳头，脸上露出坚毅的神色。”保罗现在可以信心十足地抛开母亲的阴影；她的贡献将永远伴随着他。过渡阶段的性态度

《虹》和《恋爱中的女人》标志着劳伦斯的一种过渡，即从对母亲的恋情到对情人的恋情的过渡。这种转变最终完成时，劳伦斯生出了一种对越来越对他构成威胁的同一代女性的仇视心理和否定态度。对此，劳伦斯所采取的奇特解决办法似乎是与她们结婚性政治并令她们感到窒息的痛苦（这是两种奇怪地联系在一起的姿态），然后，在“女人以外”借诸同性恋情感生存，与其他男人在性方面结成政治联盟。

《虹》是劳伦斯一系列重要的“虚构”小说中的第一部。这是他最美、最具抒情色彩的小说，但似乎也是最没有典型代表性的。它不仅脱离了《儿子与情人》的自然主义，朝着原创性的心理叙事手法（这是劳伦斯主要的写作技巧成就）迈出了新的一步，而且还包吉了理解他后来的性态度的关键。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他最终接受“阴茎意识”以及转向教条性的大男子主义伦理观的解释，甚至它们的真正根源。作为这一类体裁的经典，该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三代人的故事奇它借助生育力——决不是他后期作品中描述的阴茎生育力，而是子宫的力量——这一意象歌颂了田园生活。每一个事件，无论是恋爱还是成熟，都从生育力、妊娠、分娩和婴儿降生的角度进行描述。在《虹》中，女性似乎单性繁殖就能生育。劳伦斯隐约意识到，在其自给自足的状态中，子宫似乎具有压倒一切和无比可怕的力量。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劳伦斯在后来的小说中为何认为有必要不作这样的描述，而是来了一个彻底的转向，将男性描写成生命的惟一源泉。人们也许会觉得“子宫嫉妒”纯届杜撰，只不过是卡伦•霍尼对弗洛伊德的阴茎妒忌概念的恶意回报。但是，在劳伦斯那里，我们看到的也许是这种心理变态的真实病例。因此，《虹》的前几章表现的是对永恒的女性——大地母亲——神话的奇特的认同，是对女性神秘的一曲忠实的赞歌。

在前两章，女主人公是莉迪娅•布朗温和安娜•布朗温这对母女。她们仿佛是高贵而优秀的女家长。第三章的女主人公厄苏拉•布朗温和她的前人不一样，不再植根于往日习俗以及农家主妇和母亲的传统生活，而是劳伦斯的同时代人了，也许还与他同龄同辈。在描写莉迪娅和安娜这样的传统女性时，劳伦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并愿意赋予她们极大的权力。和罗斯金的“女王”一样，以往的妻子扮演的角色是道德规范的仲裁者：“男人将自己的良心交给她掌管，并对她说，‘请保管我的良心吧，请像天堂人口处的天使一样保护我来往时的安全吧-’这个女人也不负所托。”在这些时代性的肖像中，劳伦斯认为女性是占“统治”地位的，他默认甚至赞同这一状况；莉迪娅用她令人费解的漠不关心征服了汤姆•布朗温，安娜则以其非凡的生育力毁了威尔•布朗温和她自己的生活。她生育了9个孩子，压得威尔不堪重负，最终，他的希望和才能枯萎死去。然而，劳伦斯对这一切似乎非常赞赏，因为以往时代的这些人们仍生活在简朴的、原始状态的“血缘意识”里，与当代人们的生活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小说中三代人的生活状况实际上是从过去的黄金时代到今日的无价值的工业泥淖的退化母

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个维多利亚时代或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女人在性方面都没有受到束缚。莉迪娅向她丈夫灌输爱的艺术，安娜和莉迪娅都可以主动地决定进行性活动的条件和时机．这是后期的劳伦斯大加谴责的事情。在《虹》中，以往的性行为被理想化为健康的自由，但这并非事实。女人还被赋予绝对优越的权力，而实际上她们从未拥有过这种权力，并被认为最好不要行使这种权力。

子宫这一形象贯穿了全韦，因此，在对林肯教堂的拱门和月亮的描绘中，它简直成了精神和超自然力量的象征。在小说中，子宫这一器官被描绘得如此奇特和令人羡慕，男人们也禁不住争相对它大加赞叹。读者们看到，当厄苏拉冒犯安东•斯克里本斯基时，这位年轻人“感到他的腹部沉甸甸的” 当莉迪娅行将分娩时，她的丈夫也陪伴着她忍受卧床的痛苦。当妻子临产时，汤姆“也和他妻子一起尝到了生孩子的痛苦，婴儿似乎是从他俩共同的体内娩出的……那裂隙不是在他的身上，而就是他的身体……那颤栗传到了他身上”口女性在整个小说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恋母情结在这里变成丁一系列的父女之间的浪漫。男性所有统治当主子和获得男权制特权的企图（这是劳伦斯后期作品所宣扬的主要思想），在《虹》中通通成了笑柄。劳伦斯说，威尔•布朗温试图重新获得“昔日一家之主地位”的举动“十分可耻和委琐”。安娜直言不讳地称他为白痴。威尔本人心中更加明白，最终意识到“他是一个天字号大傻瓜”，并“为此痛不欲生”。当时，劳伦斯仍能将男性的权威和男性的属性区分对待，使威尔本人认识到他的岳父“就是一个从不僭取权力的男人”曲。当年轻的厄苏拉看着那些宗教人物画像，发现“天父上帝”的形象带有一种令人恶心的傲慢神情时，男权制的偏见再次遭到了否定i“上帝的形象使她感到讨厌，引起了她的反感。这就是至高无上？这就是它代表的一切？这个身披织物、面无表情的形象……上帝竟是如此平庸"

在《虹》里，劳伦斯以厄苏拉这个人物形象正面描写了新女性。厄苏拉•布朗温将实现她祖先的理想，因为，从布朗温家族的第一代开始，男人们总是眷恋着肥沃的田地，而女人们却向往着学识和城市。厄苏拉的母亲安娜一直在“睁大着眼睛，企盼着看见更远处的东西”，她“从她的毗斯迦山”瞥见了¨远处闪着光亮的模糊的地平线”。那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但她从未能到达那儿，相反，却在懂憬中渐渐变成了一个没有头脑的邋遢女人。但是，厄苏拉却抵达了这片布朗温家族的女人们憧憬的希望的土地。她超越了世代束缚她们的传统世界，她出外工作，然后叉上了大学。

虽然劳伦斯对母亲形象有一种敬畏感——实际上正是因为这种敬畏感——他发觉厄苏拉这样的新女性令人难以忍受。只是当他写到厄苏拉这个人物时，劳伦斯才开始与他描写的人物失和，开始扭曲小说前半部里十分明显的对他们的热烈同情。厄苏拉在各方面与他相差无几，是他的竞争对手。最后，人们终于明白，她是一种威胁，作者在描写她时流露出来的矛盾心理是一种令人着迷的同情、厌恶甚至恐惧的混合物。劳伦斯有一种过度的、几近婴儿般的欲望；他要不遗余力地创造不同以往的母性的形象口他似乎被她们的生育力、宁静，以及能与大地和月球交流的神奇力量所征服。但是，当具有这些令人敬畏的神力的人将要进入他所想像的男人自己的比较次要的知识和社会行动的领域时，他不禁顿生恐惧。这些女性的神力曾赋予了莉迪娅和安娜控制生命和生育的能力（对此，劳伦斯有格外深刻的印象），也使她们能够在“男人的世界”（描写厄苏拉谋生的那一章的标题）里生存并取得成功。假如厄苏拉也拥有这些神力的话，劳伦斯觉得，这个世界留给男人的东西也就太少了。在他自己的领域，他不是胜利者，在她的领域，他也是失败者。劳伦斯宣扬的性政治，大部分是这一类妇女解放的结果；他晚期作品中的许多偏见就是对此的反应。

劳伦斯开始创作时正值女权运动高潮之际，因而他取的是守势。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劳伦斯在描写厄苏拉时，带有一股强烈的敌意，指责她侵入了“神秘的男人世界”，“社会工作成员每日工作、尽职和生存的世界”；他不断地提醒读者，她的这种侵犯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也是不必要的。用俗气的话说，她毕竟坐享一笔财富，从来也没有失去过“自己的身价——她女人的身价”劳伦斯的态度中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妒忌，认为这种竞争是不公平的——“以和人类的萁他人一样的身份得不到的东西，她可以通过她女人的身份得到"由于她总能出卖自身，所以自己挣钱谋生只不过是一种放纵，一种损害男人利益的放纵。劳伦斯也同样经历过从可怕的贫民窟的教书生涯到大学的艰苦奋斗的道路，因此，他对厄苏拉经受的艰难困苦的描写就是同情（当将自身经历与人物结合起来时）和辛辣怨忿（当想到一个女人竟然也能取得如此多的成就时）的奇怪混合。以往的杰出母性不再构成任何威胁，也不再是竞争对手。但作为新女性的厄苏拉显然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对手。当她极力反抗，不愿再当父母的高级仆人，要为自己的生活奋斗时，劳伦斯陷入了心绪不安的境地，因为他既想尊重她的立场，又想站在她的父母一边。于是，他不遗余力地要将这种独立女子的命运性政 治描写得令人厌恶：厄苏拉的痛苦挣扎几乎成了教训的实例。最后，他终于站到了反对势力一边：“让她自己慢慢地去明白这一切吧。她很快就会感到厌倦的。”

厄苏拉来到一所反省院（完全与狄更斯小说中描写的孩子的地狱一样）似的学校任教后，很快就明白，工作的女人都是可悲的角色，和打杂女工差不多。更为糟糕的是，对以她们的性别为由将之视为对手的男人来说，她们不再具有魅力。令人奇怪的是，她们生来似乎连做教师都不合适。劳伦斯本人的教育理论与哈比先生的基本一致。哈比是厄苏拉任教的学校的校长，近乎苛刻地强调规章制度；他完全凭个人意志管制和愚弄学生，使他们变得野蛮残酷，到后来也和他一样，对采取比较温和、人道教育方式的教师表现出了一种极端鄙视的态度。

我们被告知，哈比之所以如此卑劣，是因为他干的是低于他身份的工作，即仅仅应由女人干的工作，但我们也被要求相信，劳伦斯认为管理学生所必需的那种强加的意志是女性能力所不及的。书中一再证明，假如厄苏拉成功的话，她就会像死尸般的老处女、可怜的维奥丽•哈比那样失去她的“女性属性”，或者毁了自己天性中较美好的那些品质，就像她在殴打学生时那样。男人似乎就是要粗暴才能生存，而且不会受到达种伤害。劳伦斯只能表示暂时的同情。他规定，一旦厄苏拉“证明了她自己的能力”（他可以让她生存下去，但不愿看到她成功），一旦满足了自己邪恶的闯世界的小小愿望，她就必须从男人的领地上撤出去。

厄苏拉奋斗的推动力当然是女权运动。它在《虹》的创作年代正如火如茶，而且也是劳伦斯在他那个时代必须认真对付的一股巨大力量。他对付它的方式是诋毁加空谈：

对他来说，就像对麦吉一样，妇女的自由意睐着某种真实而深刻的东西她感到，在某些方面，某些地方，她没有自由。她希望获得自由。她造反了。因为，她一旦获得自由，就能有所作为。听，那一美妙的、实实在在的成就……她灵魂深处企盼的成就。通过走出家门，自谋生路，她已经向获取自由迈出了坚实而无情的一步。但是，在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之后，她只是更深刻地感到了那一巨大的需要……她心中始终有一种无阻名状的需要。

细心的读者当然会知道，这一巨大的需要就是一位丈夫，也就是后来出现的伯金这一人物，一个劳伦斯式的男人。但是，作者惟恐读者理解不到这一点，便直言相告，说“她根本的、实实在在的意识还有待于形成和言说”，这就是说，厄苏拉这时仍是一个尚未实现的女性。更糟的是，她曾与一个名叫威妮弗雷德的精神伙伴有过一段短暂的同性恋。这就更清楚地表明了女权主义的危险性。写到这种情况时，劳伦斯使用了“堕落的”之类的形容词，并将这一章定名为“耻辱”。厄苏拉经过努力赢得了自由，并上了大学，但劳伦斯对她的抱负大加讥讽：“她会获得学位，她会的，呵，她也许还会成为一个名女人，领导一场运动。”名女人是些危险分子，除非她们是以往的那些母性形象。因此，劳伦斯为厄苏拉保留的命运就大不相同了——他让她考试不及格，未能莸得她万分渴望的学士学位，成了一个失败者，最终只得充当一位安于现状的家庭妇女。

不过，厄苏拉还有最后一项任务，即“谋害”（实为“抛弃”，但劳伦斯总是将这种行为说成是对男性尊严的“谋杀”）她的第一位情人安东•斯克里本斯基。劳伦斯急于除掉这个情人有两个原因：一、安东虽是一个阶级敌人——一位贵族、殖民主义者和势利小人，但他像机器人一样的循规蹈矩以及对民主和进步的错误的信仰（劳伦斯特别鄙视这两种思想）甚至更加令人憎恶；二、安东必须性政治被当作一个牺牲品，以此证明新女性是何等可怕。厄苏拉的行动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首先，她将安东当作了一件工具或性物件，就像男人们惯常对待女人的那样；其次，她拒绝充当他婚姻的附属品；最后，她用一系列极端模糊的魔力将他“阉割”了。她谋杀工具的意象是月光，因为劳伦斯始终将月亮这一意象当作女性的象征，它曾经是善良的，但后来变得邪恶了，并构成了对公众的巨大危害。将这位青年男子谋杀之后，厄苏拉便看见了雨后的彩虹和新世界的希望，因为旧世界巳被洪水淹没。只有她这位新女性存活了下来，等待着新男性的到来。厄苏拉一直在欲火中期待着“圣子与凡人女儿”的结合安东不是圣子，而只是洪水中一个空空的躯壳。

《恋爱中的女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男性的形象。他适时地来到人间+使厄苏拉得到报应，并将她贬回到她应有的妻子的屈从地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白，劳伦斯认为这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使命，因为他亲自披挂上阵来完成它。如小说的前言所述，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鲁珀特•伯金就是劳伦斯本人。有关伯金的描写，大部分是通过爱上他的厄苏拉的眼睛作出的，因此，赞美他的语句无处不在：他眉宇间有一种“奇特的、隐约可见的高贵……高责的、优雅的曲线，生命本身的动人心魄的美，一种高贵感，自由感竹。作者还要求我们去发现他身上那种“完美男人所具有的罕见的品质”。如此自我颂扬，这已足够了。伯金是一位预言家，最后成了一位圣子。

《恋爱中的女人》是劳伦斯直接论述性政治的第一部作品它重开了反对现代女性的战端（书中的代表人物是赫迈厄妮和古德龙）厄苏拉将成为伯金的妻子和应声虫，并因此而获得拯救。另外两个女人不仅受到了谴责，而且还被视为敌人。赫迈厄妮也许是劳伦斯作品中受到最野蛮的人身攻击的人物。她是一位新型的知识女性，伯金和故事叙述人对她作出的反应几乎是歇斯底里的仇恨，他们用诸如“令人毛骨悚然，令人作呕”，“一种恐怖的空虚，一种不足，一种灵魂深处的不足¨之类的词语对她大肆攻击。

厄苏拉将与伯金结合，组成新的一对。根据伯金作出的正式的宣告和规范，他俩将构成两极间完美的平衡：“两种存在的绝对平衡，就像星辰相互制约，保持平衡一样。”这种表面的宣言一次次地被说教和实际之间明显的不符所推翻。书中一个最生动的场面是杰拉尔德•克里奇强行将一匹纯种阿拉伯母马赶过铁路道口时对她的虐待——将她抽打得遗体鳞伤。他认为这就是男子汉的意志，伯金对此也觉得十分高兴。这一事件具有一种象征力量，因为怕金就此进行说教时，将这匹受控制的母马比喻成了处于同一境地的女人：“将你的意志屈从于一种高级动物，是最后的、也许是最崇高的爱的冲动……女人和马一样：她的内心存在着两种背道而驰的意志。一种意志驱使她作出绝对服从；另一种意志支配着她想脱缰逃去，并将骑马者摔个粉身碎骨。”杰拉尔德是个毫无想像力的家伙，企图用金钱和人身强制这一古老陈腐的万灵药来控制女人，而伯金却老练得多，他采用的是心理战。

一天，当厄苏拉和伯金一道饮茶，他提议按照上述那绝妙的设想与她联姻时，他昀王牌和他意图的象征却是由他的一只猫来具体体现出来的。他首先告诉厄苏拉，他不会爱她，因为他的兴趣是要超越情爱，实现“某种非个人的、更加难吼获得的东西”，接着他提出了他的条件：“我已见过无数女人，见到她们我就讨厌。我想要一个我看不见的女人……我不需要你的美貌，我不需要你女人般的情感，我也不需要你的思想、你的意见和你的主意，’这种“新的¨关系，虽然是对原始的、不自觉的性存在（这是劳伦斯的行话）的承认，实际上是对女性人格的否定。在书中，伯金被描写成一个富于思想，极有主见，并坦率将之表达出来的人，而厄苏拉则仅仅谦恭地向他提出一些启发性的问题。虽然要驯服她需要花费一些精力，但她最终还是带着使徒般的信仰跟随着他。各自领域的概念以一种新的、巧妙的措辞得以继续存活下去，但远为残酷的真正的“契约条款”却由那只名叫米诺的猫在向他弱小的交配对象行使权威时提了出来：

他迈开细长的腿，高傲地跟在她后面。然后，一定是出于精力过剩吧，他突然伸出爪子在她脸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像被凤从地面上刮起的树叶一样，她跑出几步，然后，恭顺谦和地、极其耐心地蹲了下来。米诺假装不理睬她，眨巴着眼晴傲视着远处的景色。不一会儿，她站起身来，像一个棕灰色的绒团，悄无声忠地朝前走了几步。她加快了步子，转眼闸就可能像梦一样消失殆尽。这时，那位年轻的、灰色皮毛的老爷突然蹿到她前面，不费力气地重重地拍了她一下。她立刻乖乖地停了下来……只见他动作轻巧，犹如一阵风，向前一跃就扑在了她身上，毫不犹豫地挥起他白色的灵巧的爪子，在她脸上击了两掌。她只是蹲下来向后躲闪着，似乎认为他打她是天经地义的。他走在她身后，又不时地拍打了她几下。

厄苏拉惟恐我们不理懈这段描写的寓意，于是，为我们作了对比：“这就和杰拉尔德•克里奇对付他的马一模一样，是一种欺凌弱小的欲望，简直是滥用职权"伯金却为这一行为辩解，并道出了其中的道理：“对于米诺来说，他希望使这只雌猫迸入完全稳定的平衡……还是亚当的老一套……当亚当让夏娃单独与他果在一起时，就像星星运行在它的轨道上那样，他就保证她始终身处不可摧毁的天堂口”当然，伯金轨道上的那颗星星正是厄苏拉应处的位置；伯金将扮演圣子的角色，而厄苏拉将静悄悄地围绕着他转。

按照劳伦斯越来越赞赏的一种模式，他将厄苏拉描写成一个不完全的人，她这个处女，在枯燥乏味的女教师生涯中昏睡度日。按照劳伦斯那惯用的男人赋予了女人生命的做法，伯金将把厄苏拉唤醒。有关这一切，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劳伦斯式的婚姻实际上是将女人推人另一场昏睡中，甚至是死亡。厄苏拉辞去了她的教师之职，而且辞呈还是由伯金口述的。我们一再被告知，婚姻将给她带来新生活。然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她越来越成为她丈夫手中的玩物，甚至在自己熟悉的植物学领域也要接受他的训导口实际上．他是在第一次与她见面时接过她的植物课时才初次接触到植物学，但他从此后便努力掌握这门知识，以便纠正她有关雏菊种类的错误知识。劳伦斯告诉我们，厄苏拉“不是她自己——她什么也不是。她是即将成为、很快就将成为的某种东西……一切都像一场梦。”蛳她真正“成为”的只是人格的虚无，她完全被合并进入了他，成了他忠实的追随者。她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不断呼喊着：“如果整个世界就是他，那该多好！如果他能构成一个世界，那该多好！”

从性方面来看，她成了被动的化身。“她希望屈从，她想了解～切。他会对她做出什么来？……她不能再保留自己的身份……她将自己完全交给了他。”辔从此以后，婚姻所象征的不仅是女性的驯服，还有她的灭亡。

在劳伦斯的短篇小说《狐狸》中．对新娘实施麻醉的过程描写得更加直露。亨利——也就是书名中的那个男性精灵和狐狸——除掉了和他一样搞同性恋的吉尔•班福德。他用自己的意志力谋杀了她，有形的谋杀工具则是他砍倒后打在她头上的一棵树。杀死吉尔后，亨利便坐下来等待他需要借助的僵尸效应。他有心让这一效应在他的新娘身上发挥作用，因为她在麻醉状态中丧失的自我将使他获得他所需要的对她的彻底控制，这样，他就可以越过她进入男性事业的世界。不，他不会让她将爱施予他。不，她必须是被动的，358性政 治只能表示默许，让自己淹没在爱的表层下面。她特须像她在船上时看见的海草那样，永远在水下优雅地漂荡着……在生命尚存时，永远也不露出水面向前探望。在生命尚存时，永远也不在水面上向前探望。永远不在水面上向前探望，直到死去。只有到那时，它们的尸体才会漂浮于海面，任由风浪冲洗……必须永远隐身海底，永远隐身海底。她，作为一个女人，必须像它们一样……他再也不希望她张望，不要她看见任何东西，币要她理解任何东西。他希望将她的女人掩蔽起来，就像东方人给女人蒙上面纱一样。他希望她能将自己托付给他，并将自己的独立精神催眠入睡……他想逼迫她就范和投降，盲从地放弃她所有的强烈意识。他要取走她的意识，使她仅仅做他的女人。仅仅做他的女人……那样，他才会接受她，他也才能最终拥有自己的生命……那样，他才能拥有作为一个青年和男人的他自己的生命。

人们一般认为，《恋爱中的女人》是一部有关伯金一劳伦斯婚姻的小说，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有关伯金单恋杰拉尔德的故事，这才是这部小说性爱的中心。厄苏拉（或弗丽达）已经不再令人感兴趣，因此，有必要再创造一对新人——杰拉尔德和古德龙——来活跃气氛。故事情节是一场三角关系。由于茌性政治中三角形实际上是权力的图解，因此，在我们讨论劳伦斯的创新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经典的三角关系态势。骑士式爱情三角关系的特点是，顶点上是一位夫人，她是两位竞争对手——作为合法所有人的丈夫和实际所有人的情人——角逐的对象。尽管她要忍受前者发出的威胁，但她仍有机会接受后者。在欧洲大陆的三角恋爱关系中（这是法和意大利资产阶级文学的主要模式）处于顶点位置的是一位男性。在这一类小说中，他代表着自我或兴趣的所在，这是以往的妻子或夫人从未享有过的。在三角底边的两端是为得到他的恩宠而相互竞争的妻子和情人。他所处的地位拥有相当的社会和经济权力，也是双重标准的绝好体现。

劳伦斯发明了一种新的三角关系，处于中心位置或顶点的也是自我，或称男性意识，通常也就是劳伦斯本人。在一角是一个女人，到后来她往往都成为他的妻子，乞求他恩人般的关注；在另一角是自我向其求爱的另一个男性。这种三角关系比以前的三角关系具有更大的力量，因为处于顶点的男性可以选择的不是两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且前者往往是一位迷人的或重要的公众人物。受到自我青睐的这位女性现在必须与一位男性争夺处于顶点的那位男性剩余的时间和兴趣。这种三角关系被注入了一种新的强大的双重标准，因为这位妻子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消遣。（不论是异性的或同性的），而这位男性自我却可以在这两方面尽情享受。虽然劳伦斯谴责了男性的不忠，但他并未将两位男性间的性爱视为通奸。

在女权主义的压力下，过去那种妻子和情人之间的争斗也许已转变成一种谅解，但劳伦斯对女性间的任何形式的联盟都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最能说明他这种对女同性恋甚至女人之间友谊的仇视的解释似乎是他茌政治上对她们的不信任。这又是双重标准的表现，因为男同性恋和男人之间的友谊是劳伦斯一生最大的兴趣之一。女人被置于互相争斗的地位，但这种争斗是被置于三角关系之外，她们为了争得一个男人而耗尽了精力。伯金的旧情人赫迈厄妮和他的新情人厄苏拉没能结成任何形式的、危险的女人同盟，因为，就像劳伦斯满怀希望向我们担保的那样，女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生的恶感。

然而，男人们被鼓励着去建立联盟，这一点，劳伦斯在前言中似乎说得很清楚：“每一个活蹦乱跳的男人部必须与自己的灵魂搏斗……男人们必须互相交流。”劳伦斯将“兄弟情谊”作为促进这性政治一交流的工具。在书中，伯金始终在向杰拉尔德求爱。他是统治阶级里一位美得无以名状的白人男子，也是伯金和劳伦斯深恶痛绝的工业家——矿山主——的化身。杰拉尔德始终拒绝和抵制一切形式的求爱和调情。小说用对死亡的渴望和对爱情像冰一样无能的方式向读者传达了这种拒绝。杰拉尔德最后冻死在阿尔卑斯山，这种安排是非常合适的。这样，小说就被赋予了一个斯宾格勒式的意识形态上层结构，以证明这种恶意报复的合理性。古德龙在小说中被描写成一个恶魔，杰拉尔德的死被归咎于她，尽管劳伦斯同样强烈地希望杰拉尔德把她除掉，因为她是一个令人憎恨的新女性，也是他争夺那个金发碧眼的畜生的爱的对手。劳伦斯对统治阶级中美丽的男性形象没有丝毫反感．甚至觉得它非常诱人；他之所以对它有所谴责，也完全是出于他单相思的怨恨。书中有一行字特别令人注目：“他本应该爱上我的……我主动提出过。”唧这是伯金在杰拉尔德的棺材旁，看着他那冻僵的尸体，一阵凄厉的、恋尸癖的发作之后，发出的狂嚎。

实际上，伯金要的是杰拉尔德的贞操，如果我们认为这位登徒子还具有这种品质的话。对于杰拉尔德来说，性就是对下层阶级女性的剥削性猎取。米内特就是一个例子，杰拉尔德用自己的她位和金钱轻而易举地就将她变成了自己的性奴隶。作者想使我们明白，杰拉尔德的死完全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在与危险的古德龙交往之前，不应该拒绝与伯金建立一种神秘的关系。但是，杰拉尔德对这种关系没有任何愿望：“我知道你相信那种东西。只是我觉得那没什么好"

为了对这一拒绝作出报复，叙述者对杰拉尔德极尽污辱之能事。奇怪的是，作为劳伦斯化身的伯盒居然会渴望得到代表着叙述者（他也是劳伦斯的化身）所鄙夷的一切的那个人的爱。实际上，杰拉尔德是安顿的再现，只不过外貌更漂亮而已；他们都是这一制度中无情的人，代表了工业化思想意识，在《虹》中，安顿已被作者批准除掉了。

题为“格斗’’的那一章描写了伯金和杰拉尔德的搏斗。这是发生在克里奇家豪华舒适的图书室里，两人都赤身裸体，是劳伦斯愿意写的最接近鸡奸的场面。在描写这类事情方面，劳伦斯受其自身清教徒思想的束缚，认为描写成调情比较保险，否则，他有可能冒被说成“女人气十足”的巨大危险。结果，劳伦斯的同性恋倾向中，总有某种色情的成分口虽然他的文字和热内的一样，给男人的肉体一种富于刺激的爱抚，但却从不像热内那样坦诚。此外，他宣扬男性同盟（“兄弟情谊”）的动机显然是要让男人联合起来抗击女人，这一病态的政治目的，无论作为性关系或友谊，都不具备任何健康的、超然的性质，而是有悖常情。

如果说赫迈厄妮是智力竞争方面的女性敌人，那么，古德龙就是爱情竞争方面的敌人。她是一位雕塑家，是劳伦斯的作品中惟一的女性艺术家。伯金是一位学监，是这类事情的圣贤。他预言，古德龙将失败，她的作品被贬为“小雕作”，“小玩艺儿”，可憎的小聪明，是“虚弱的标志”世。当古德龙看着杰拉尔德在他祖传的湖泊中游泳，对他的财富、自由、地位和男性特权羡慕不巳时，作者要我们相信，她患了阴茎妒忌症；与她相反，厄苏拉却接受了她们贫穷昀事实，并承认女人参加工作毫无意义，而应该接受父亲严密的监管。厄苏拉摆脱了这一切烦恼，因为她与伯金结了婚，并将他当作自己的引路人。她自己只是一个收入微薄的教师，而伯金却是一位学监，拥有三处房产，还有一笔个人收入、仆人和汽车。未婚的古德龙继续从事她的艺术，是一位自由艺术家和“冒险家”。这些描述都是为了让读者相信，古德龙的决定是错误的。

作为对以古德龙为代表的新女性身上危险的、追求艺术的个人抱负的谴责，劳伦斯引入了一个怪异的象征：一个正在生孩子的非洲妇女的形象，她被描绘成一个经受巨大痛苦的野兽，面部流露出“惊慌失措、愚昧无知的神情”。她象征的是“超出了思维意识极限，典型的内体感受”；伯金对她存在的意义作了阐述，证明从“野蛮女人”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完美的女性功能。由于逃避了原始的女性命运，古德龙当然只能是现代疾病的一个例证。虽然在伯金扮演基督受到人们的讥讽时，她忠诚地为他辩护，但我们知道，她永远成不了他的信徒。因此，她将被视为具有破坏力的女性力量和邪恶的月亮。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这一魔力的伤害+伯金便用石头击打池塘中月亮的倒影，以此粉碎厄苏拉邪恶的女性的神力。从未有过充分思想准备的杰拉尔德冻死在雪地里；在他挨冻死去时，月亮正慢慢升起，这是象征着古德龙刻毒的月亮。伯金和厄苏拉是一对代表新世界的新夫妇，而杰拉尔德和古德龙则被说成是陈旧的和腐朽的。然而，很显然，古德龙才是新的女性。

在小说结尾，伯金变成了一个有点滑稽的人物，大声向他妻子抱怨他的情人冷落了他。“休不是得到了我吗？”她天真地提醒他。“你有了我还不够吗？”他的模范妻子问道，并宣称，拥有了他，她已心满意足。“不，”他说，“作为一个女人，你对我已经足够。但是，我需要一个男性朋友……我也想和一个男人结成终生同盟，我想拥有另一种爱。”囝实际上，伯金希望有一个三角家庭。下面几部小说将探索这一另性同盟的主题。这一主题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这种男性同盟将女性排除在外，并对她们实施报复，这是因为劳伦斯的男性在对付女性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如在制服她们，反对她们获得承认的要求，拒绝她们有关个性的要求，阻止她们深人严密设防的男性特权领域（如传统政治、艺术和社会活动）等方面。劳伦斯不再谈论爱情。从今往后，他热衷的是权力：首先是控制女人的权力，然后是统治地位低下的男人的权力。四、男同性恋情绪《阿伦的权杖》是分水岭，书中劳伦斯正式作出了放弃爱情、转向权势的决定，并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前的作品中始终贯穿了这一做法。不过，在劳伦斯看来，这两者（指爱情和权势）并无太大的区别——这一观点与我们的看法基本一致：在男权制文化中，两性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关系。在劳伦斯的头脑中，爱情早已成了一个人控制另一个人的诀窍——权力也同此理。劳伦斯最初给权力下的定义是：统治女人的能力；后来，他叉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其他政治情形，将“统治”的概念延伸为优越男性对劣等男性的控制。作为受优越男性支配的人，劣等男性和女性一样，也必定是臣服者。当然，这只是男权制本身的政治结构，而劳伦斯有关黑色上帝的全新说法（这是他有关主动服从的黑话）只不过是一种古老的欺凌形式，在其他情形下，我们通常称之为法西斯主义行为。优越男性对劣等男性实施的这一统治带有一种格外令人不快的同性恋色彩。因为，当具有劳伦斯的那种性概念的男人开始寻求更具吸引力的权力竞技场时（比如常规政治提供的那些场合），他必然会以色情的眼光看待他企图统治的男人，原因是，在他看来，统治的本质就是色情的。

这部小说讲述了发生在阿伦-西森和劳顿•利利之间冗长而犹豫不定的浪漫故事。两者都是蒡伦斯本人的化身。阿伦是一位逃离了无产阶级境遇并对其出身的阶级不屑一顾的艺术家；劳顿也是生存于中产阶级的流亡者，但已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和社会预言家。令人惊讶的是劳伦斯身上的同性恋自恋特征。对这两位主人公的描写，是通过将他们信奉为神并对他们赞不绝口的女性作出的。阿伦有权势，漂亮，甚至“充满魅力”，利利身材纤弱？和劳伦斯一样，有些神经质，但有智慧，黑黑的皮肤，像一尊东方偶像。

阿伦要不是及时逃离了无产阶级的境遇，他的生活也会像劳伦斯一样，是一场噩梦。受够了出身工人阶级的妻子和三个可恨的孩子（全都是女孩）的拖累，阿伦在圣诞前夕毫无愧疚地抛弃了她们。与哈代——英第一位重要的工人阶级小说家，深切地关性政 治注着通过拯救个人来拯救其阶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伦斯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思想，即拯救个人的思想，在我们看来却属于19世纪。杰出的个人可以逃离并超出他出身的阶级，但这个阶级仍将丝毫不变地处于其原来的位置。劳伦斯坚持不懈，希望获得两个阶级的最好部分：他希望优于工人阶级，具有高于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必与他们亲近，同时，他还执意要优于中产阶级和上等阶级。这就是小说在牲口般的精力和热情以及工人阶级的自然朴实上着墨甚浓的原因。这使劳伦斯和他的替身们远远优于他们与之为伍的资产阶级人士。由于劳伦斯坚信那些才华横溢的个人终能超越自己出身的阶级，他十分仇视民主，因为民主寻求的是提高整个阶级的地位。劳伦斯宁肯一部分人的地位获得提高，并从其出身的阶级中分离出来，这无疑是封建主义的主张，也是加尔文意识的体现。

小说中，阿伦很快就被中产阶级的浮夸之徒接受，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在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他喝醉了酒，跌跌撞撞地来到了雇主家的一个晚会上虽然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矿工，但雇主毫不犹豫地就让他与自己的儿子同睡一张床。贵妇们都爱上了他。尽管他郁郁寡欢，傲慢无札，尽管他那一口蹩脚的方言令人生厌，每个人都看幽了他身上天生的贵族气质；假如他穿上无尾礼服，他会和其他人一样，被当成绅士。

阿伦是一种奇特的疾病——男性性冷淡——的牺牲品。人们曾在劳伦斯早先的作品中读到过有关这种疾病的描写，但从此之后，它将是他的一个重大主题。和女性的性冷淡一样，在性政治中，它可以成为一种战术性武器。对女性来说，它的功能是抵制统治；对男性来说，却是为了实现统治阿伦对女人表现出性冷淡，是对她们的一种惩罚，因为他认为女人没有对他表现出充分的屈从。这一策略实际上始于保罗•莫雷尔，伯金也有过；但对阿伦来说，这是他的生活方式。

虽然阿伦已经结婚，但他的病症却是一种令人疲惫不堪的“自我克制”，“他有一种不肯给予的东西”。他妻子证实了这种诊断：“他克制自己，始终在克制自己，不肯把自己交出来。”阿伦冷冷地推想，性不仅极其重要，而且是女人所能体验到的惟一有意义的感受，因此，他为能够剥夺她的这一感受而感到高兴：“他疯狂的爱只不过是一种勉力的尝试。过后，他就一如既往地，像恶魔一样不肯给予了。’’当然，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要忍受这一切是“非常痛苦和可怕的”，“……在那些卓绝、神圣的时刻（她将这视为生命和生存的最高境界，视为无以言状的情感结合的极度兴奋），他并不真正属于她。他极力克制着自己"囝我们被告知，这一有意设置的障碍只会使他显得对女人更加珍贵，因为“她神圣的性的激情”是“所有事物中对女人最神圣的”。在俗文化中，那些激起男子性欲后不与之性交的女人被称为“戏弄男子者”，在这里，阿伦却成了“戏弄女子者”。

一次，他在伦敦与一位年轻女子共进晚餐。下面是他们的对话：约瑟芬：“你不吻我吗？……”阿伦：“不，”他说。约瑟芬：“为什么不？”阿伦：“没兴趣。¨后来，有一天，阿伦来到利利的单身宿舍。他又喝醉了，还柒上了流感，据说，是因为他放纵自己，被那同一个孤独的年轻女子引诱后染上的。他抽泣着说：“我要是没有屈服于她的话，我原本会好好的”，“一向她屈服，我内心深处立刻就感到一切都完了。它也许将我彻底毁了。”憎至此，阿伦在与女人的交往中达到了绝望的境地：他把女人卑躬屈膝的服从想像为男性应有的美德，但她们却继性政治续拒绝服从。在他晟后一次体验了几乎将他送进坟墓的屈辱之后，他决心只与其他男人交往于是，阿伦和利利便开始过一种奇特的快乐的家庭生活，有点像西蒙娜•德•渡伏瓦在另一场合描写过的“爱情喜剧”，一种非直接的愿望满足。这种生活规定，阿伦必须是一位需要慈母般的安慰但叉任性的少年。

劳伦斯描写一个男人在另一个男人的侍候下躺在床上时，其中一位必定是病得不轻，需要另一位的照料。这种描写就是劳伦斯的写作特点。于是，阿伦因患肠梗塞（这个象征有些粗俗）而日益衰弱，只有利利能够将他治愈。他治病的方式确实高明，用的是按摩的方法。这在小说中是鸡奸的代名词。这又是一个劳伦斯式的男人陪女人经受分娩痛苦的例证：

“我用油膏给你擦”……“我要像给大便不通的婴儿按摩的妈妈那样给你按摩”……他马上脱去病人的衣服，让他露出下身白皙的肚皮，涂上油，开始按摩起来。他动作很慢，富有节奏感，划着圆圈，就像是在推拿。他精巧地持续按摩了好长时间，然后又开始按摩整个下身。他．心不在焉的样子，仿佛是在念符咒。他接遍了下身的每一个部位——腹部，臀部，大腿，膝盖，直到双脚。将下身按摩得暖暖的，亮亮的，用的是樟脑油，急速地轻轻拍打脚趾，直到他几平精癔力竭然后，利利又将阿伦盖好，疲惫地坐在一旁望着自己的病人。他看到病人有了变化。光亮又回到了他的z眼，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还带有些许神采。阿伦开始恢复了。

获得了新生后，病人便和赋予了他新生命的那个男人开始同居。利利洗衣，还为阿伦补袜子：“他不希望外人看见他做这些事情，但他又愿意做。”利利还烧饭，而阿伦则像老爷似的闲坐在一旁：“他天生就认为自己不该于家务活，而且利利一个人也干得很好。”他们俩最大的共同点是对女人的极度仇视，他们的谈话也垒是围绕着这一主题。暂时与妻子分居的利利悲哀地诉说着他妻子是如何难于对付：

地什么事也币干．就是与我作对，抵抗我的权威，我的影响，或者说抵抗我本人。她在心底里就是要盲目地、不断地反对‘我……她认为我要她顺从我。我是这样想的，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们两人的身份。在某些方面，她是应该服从栽。但是，她们总喜欢螳臂挡圭一…．

利利身上有一种过分强烈的权力冲动。他抱怨女人和他的男性追随者都令他失望：“她们为什么就不能向健康的个人权威表示一点顺从呢？”阿伦和利利会在一起长时间地以厌女情绪的口吻抨击女性”他们把孩子视为对手和包袱，因为他们赋予了女人不自然的权力和重要性：“全世界都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孩子，还有他们神圣的母亲。”“神圣的孩子，神圣的母亲，我都被这些话烦死了，”利利抱怨道。圆“女人一旦生了孩子，我的天哪，她就不再让男人靠近”，阿伦应和着。“在她们眼里，男人似乎什么也不是，只是生育孩子的工具。如果我和哪个女人来往，她就会认为我是想让她为我生下一群孩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遭天雷轰。我要的是快乐，别的什么也不要。”“女人，还有她们的重要性，统统见鬼去吧，”阿伦大声喊叫起来，歇斯底里地发泄着沙文主义的情绪，仿佛是在向敌人宣战。

他们两人还感叹现代女性可怕的优势——他们心目中性革命的结果。男性的团结在革命中崩溃了。他们两人对这一团结都十分忠诚，但最令他们悲哀的是，其他男人没有给予他们支持——“那些只知悲嚎的无用的男人，全都在孩子的尿布、女人的衬裙跟前趴下了。”由于当代问题的症结在于男性的地位（丈夫气）正在滑坡，生活中男性的那一部分被忽视了（“除非他们在行程结束时谦恭地趴下来，否则，他们一步也前进不了”；“男人的精神已从这个世界消失’’），因此，他们将重新伸张男性的特权视为一项神圣的使命

在佛罗伦萨的一座铁塔里，他们两人与其他男人开了一个会，进一步讨论了将女人从刚剐获得的初步平等的地位上拉下来的计划。劳伦斯给这一章题名为¨涅尔•帕拉迪索”。阿伦一踏上这座城市，就欣喜地发现这儿仍是男人的堡垒，是为颂扬男性的美而建造的：“这是一座男人的城市，广场上到处是男人，全都是男人。”“长期以来，在这儿，男人处于他们最强烈的、最本我的状况奇”他赞美大卫，甚至其丑无比的班迪内利，视它们为男性气质的体现，但是，出于偏见而不是艺术的审美力，他鄙视精美绝伦的珀修斯，因为他觉得这座雕像看上去“像女人……具有女人气，微不足道；优雅但俗不可耐”。在铁塔里召开会议的过程中，一位名叫阿盖尔的公开的同性恋者提出了反革命的策略问题，利利、阿伦和一位研究中方言的意大利少校参加了讨论。最后遮位军人带头发言，声称问题的症结在于妇女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性自由：

“过去往往是男人先表示欲望，女人作出反应。在意大利，这种情形已有很久的历史了。由于这个原因，女人是与男人隔离开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天主教特年轻女子送进修道院，使她们在结婚前保持天真无邪。这样+她们在婚前就不会知道，也不舍干出这种可怕的事情——女人对男人的欲望。”所有的人都同意，两性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个统治和被统治的问题；大家还同意，当前女性性欲的解放，尤其是主动求爱的新权力，使女人处于了统治的地位。如所有旧制度的维护者一样，他们将受压迫者获得权力解释为对他们天生特权的侵犯。阿盖尔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我亲爱的同伴们，平衡就是一个人地位的上升，另一个人地位的下降，一个人作出行动，另一个人接受这一行动。这是爱的惟一方式。但是，现在的女人成了主动的一方。呵，是的，这丝毫不容置疑。她们采取主动，男人跟着她们转。男人还有什么威风！”

迄今为止，他们谁也没有找到一种解决这一燃眉之急——制服女性——的办法，并且都承认，在这一过渡阶段，应该寻找一种权宜之计，如同性恋、性冷淡，等等。那位意大利人提出的权宜之计是小姑娘和妓女。但他承认，这也不是合适的替代方法，因为妓女们的顺从是出于对金钱的贪婪，这根本不能算是顺从，而那些小姑娘，甚至连她们也变成了“现代女性”c“真是可怕，现代女性，”嶝阿盖尔作出结论。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利利一直在有意唱反调，他提出了他的“两只相斗的鹰”的理论和星极学说（后者是伯金模式）．但是，最后他叉“承认”，其他人是对的。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异议也许是激励他的同伴扪的一种巧妙的技巧。

小说中实际上只有一位现代女性——候爵夫人。但真正的反面人物据说是阿伦的妻子洛蒂。她决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或新女性；她贫穷，没有前途，被遗弃后带着三个孩子。虽然阿伦荒诞不经的冒险行为使他赢得了他将乐于拒绝的夫人们的赞美，但他的真正敌人是他那出身工人阶级的妻子。劳伦斯对她的刻画带有一种令人惊讶的鄙视和恶意，这是他在描写他所逃离的那个阶级的妇女时典型的做法。当阿伦意识到，继续生活在受束缚、肮脏的穷37人世界里只能是溺水而亡时，他便满心欢喜地离开了洛蒂和他幼小的女儿们，让她们在人世间自我沉浮，自己则找了个恩主，开始了更富刺激性的生活，在欧静H四处游历。他说，抛弃她们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根本用不着找借口。“男人已将统治权交给了女人。现在，他在为夺回这种权力而战。不过，已经太晚了，因为女人再也不会屈服。”心阿伦从来部毫不羞愧地承认，他先是殴打妻子，然后试着一步步地对她不忠实，最后便完全无视她的存在。洛蒂遭受到如此待遇，却被说成是活该，因为她的“女性意志”令人憎恶。这种可怕的魔力“如铁板一样平整而不弯曲”，但却“如蛇一般狡诈，会唱出不忠的歌”蝉。除了其他的可恶之处，这种意志还使洛蒂保持住了足够的尊严，以反抗她遭受的不人道待遇，甚至还强迫阿伦承认了对她的不公。

阿伦是个典型的专横武断之人。他认为洛蒂为孩子所累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女人的命运，而同时，他叉仇视她母亲的身份。他和利利的谈话把这部小说变成了一份反对母亲主义的小册子。无论从哪一方面，女性都被说得一无是处。既然大家都不给予她自主权和掌握自己个人命运的权力，洛蒂便没有可能追求自己的理想，甚至当她遭抛弃，需独自抚养三个孩子时，世没有谋生的能力。十分幸运的是，阿伦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笔小小的年金。这可以使洛蒂维持一段时间，但过后就全靠她自己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劳伦斯作品中具有恋子情结的母亲竟会落到这种地步，而小说中对母性的野蛮拒绝也是令人吃惊的。洛蒂获准存在的惟一原因是她是一位母亲，但按照十足的不公道，这也是她的过错。在这里，如在小说的其他章节中一样，劳伦斯对把男性统治和女性在屈从中的“自我完善”改头换面并浪漫化的反革命标记一带而过，迅速进入了令人惊骇的男性的“对抗性反应”这一主旨。

劳伦斯还开始将生育力从女性手中强行夺过来，全部交给男性：利利赋予了阿伦生命，功不可没。在表述阿伦的“权杖”（或阴茎，或他的长笛，因为他是一位长笛演奏家）的象征意义时，作者令人奇怪地赋予了这一器物一种独特的自造生命的力量。在其鼎盛时期，阿伦的长笛据说能开出花束，就像阴茎在其强盛时期那样。这种玩艺儿据说在与子宫的生命创造功能的对抗中获胜了。劳伦斯曾对子宫的这一功能表达过敬意，但现在，他只有对女性的仇视和挖苦，并且，他很可能会将它剥夺过来交给男性。

阿伦和利利之间的忠诚联合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尽管当初似乎充满希望。或者说，他们的首次努力很快就使他们陷入了一种敌对情绪而不知所措。尽管他们肩负崇高的使命，同居绐他们带来的只是他们曾经希望通过远离女人而避免的同样的争端——为了控制权的争端。无法想像他们中的一方会在另一方面前做出有损自己男子汉形象的事情。同样难以想像的是，这样两个对权力如饥似渴的人住在一起会不想方设法将对方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结果，他们争斗的情形不禁使我们想到，他们不可逃避地属于异性爱的阶级体系。当阿伦与他意见不合时，利利指责道：“阿伦，你跟我讲话的口气就像一个女人。”对这种奇耻大辱，阿伦当然会火冒三丈，并进行抗议，随之而来的便是争吵。最令阿伦震惊的也许是，做家务的利利竞耍摆主子的架子：“最恼人的是，这个小男人在下意识中会要篡权。”他们在同性恋的吸引和受压抑的性欲望的敌意之间犹豫不决。“我真希望有某种东西能将我们两人连接在一起，”画利利沮丧地说道，但是，仅仅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共同度过的这段时间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小半辈子”。

奇怪的是，导致他们分手的原因也正是当初使他们走到一起的原因——大男子主义。因为，他们的男性联盟中，有一条款规定，即按照劳伦斯的强权心理学不可逾越的逻辑，如果他们的关系要带上色情的性质，那么，其中一方必须顺从另一方。由于他们都是男人，都来自上等阶级，因此，要做到这一点似乎是异想天开。“你有什么权力鄙视另一个男人？”阿伦抗议道。“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有这种权力？……阿伦，你跟我讲话的口气就像一个女人，”回利利冷冷地答遭．并大致规定了阿伦的角色地位，暗示着，阿伦的举止就像一个天生的下等人，总是怨声不断，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得到公正的待遇和被人认可。利利企图使阿伦就范的一切努力都遭到了他愤怒的抗议，因为作为一个男人，他不能，也不会接受这种角色地位。只是到了后来，当他承认利利确实比他优越时，这一僵局才得以缓解。但是，由于他们结成男性联盟的第一次尝试就未能成功，阿伦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周游欧洲大陆，并得到了两个欣赏他的外貌的时髦的同性恋者的恩宠。阿伦喜欢的是他们的钱，对他们赏识他外貌的举动毫不在意。

独自出门在外时，阿伦对女人的性冷淡迅速加剧，直到最后成了他最突出的性格，一种偏执狂。在大街上遭几名意大利士兵抢劫后，他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刚离开的一个女人。她的谈话，以及他得以与她相遇的那个晚会，给他带来了难得的好心情，然而，他认为正是这种好心情使他毫无防备，受到了攻击：

“……如果我没有被侯爵夫人弄得春心激荡，头脑发热，忘乎所阻地在大街上行走的话，这事决不会发生。栽激动的情绪太明显了，所以有人就趁机抓住了这一点……我本应该有所提防…～任何时候，永远都应该提防着，不论是上帝还是魔鬼，我都应该提防着。’’蛳

这种刻板的反应同样损害了他与侯爵夫人的暖昧关系；起初是惊慌失措的排斥——“他知道，自己正因为她而堕落”；后来迅速发展为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突然间，他重叉为自己男性的无上权力激动不已。他要为自己获得报偿。女人就是他的报偿。，，这种念头过后，男性弹药库的幻觉出现在他脑海里。他想像着自己从性无能和性冷漠中恢复了，并吹嘘自己拥有了某种可以引以为豪的东西，某种令人骄傲的东西，拥有了威力无比的男性激情，高傲而尊贵的朱庇特的霹雳。阿伦那黑色的枫杖上又开出了佛罗伦萨鲜红的百合，长满了尖利的针刺。他沉浸在他男性闪电的耀眼亮光星，炫耀着男性激情的雷鸣。他终于又重新获得了它——男性的圣洁，男性的神性。

但是，对他来说，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那位夫人仍在继续“反抗他’’和他的“男性的无上权力”，似乎在“向他这只从火焰的灰烬中获得新生的凤凰泼着冷水”阿伦叉一次失败了，未能获得他所要求的女性奴隶般的投降，于是，他决定从此以后献身于利利。他回到旅社，为这段关系的终结而高兴，并无比欣喜地“独自一人回到冰凉的床上，独自一人，谢天谢地”。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利利筮现阿伦独自～人果在旅社冰凉的床上。小说的结局就在于阿伦不仅接受了利利优越的男子气概，也接受了他所“预言的信息”。

这一说教本身就是政治上的法西斯主义与大男子主义的结合。小说为两者建立了一种非常明确的情感上的吻合，这是我们在其他的分析中从未见过的阿盖尔首先将一场社会主义者的游行示威讥讽为“无数的年轻的傻瓜”，接着又说教道，“这个世界获救的惟一希望就是奴隶刮度的重建”，这一点，“在洗衣女工这一民主玩艺儿再继续一段时间之后”蛐，人们就会意识到的。他的这一说教，是用性等级之石击落了阶级差别之鸟。劳伦斯借小说人物之口对民主和社会主义发动攻击，就像他对基督教的攻击一样（“我认为爱和你们的基督一样可惜”），是出于同一需要，即谴责一切具有平等主义潜能的性的或社会的制度，他明白，这些思想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千百年来，整个人类社会毕竟只是在间歇地，然而是不可避免地体现着某种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因此，利374性政 治利必然会争辩道，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来源于同一冲动，而基督也像马克思或女权主义者一样，是一位可恶的平等主义者

“在我看来，这种思想和理想都已死亡——像惰尸一样不复存在……爱的理想，给予高于获取的理想，自由的理想，人类手足情谊的理想，人类生命神圣的理想……都是一种现代幻想，都已腐烂发臭"

随后，利利谈到了有关统治的概念，算是卸去了心头的一个包袱：

“我们必须重建某种奴隶制。普通民众不是人：他们是昆虫，是工具，他们命中注定是奴隶……最终他们总会转变思想，同意速一观点的——在他们大量灭绝之后——然后，他们会为自已选择一种合适的、健康的、克满活力的奴隶制……我的意思是，将低劣者的命运真正交给一位优越者去掌管。”

利利话语中的种族主义和反犹思想使人想起了卡莱尔有关的强硬态度和措辞。利利的怪诞设想是，穷人一旦获得了民主权力，他们就会选择重新回到奴隶制；这种想法愚蠢之极，就像他希望妇女也会退回到她们原来的位置一样。这里运用的一句委婉语是：“低劣者自愿奉送的礼物。”

再次拜读了这位圣贤的教诲后，阿伦感受颇深；随着教导的深入，他认为：

如果他不得不屈服，如果他真的必须屈服，看来他必须如此，那么．他宁愿向这个邪恶的小男人利利屈服，也不向世界上那些可恶的民众屈服。如果他必须屈服，他也不应向女人屈服，不应向某种社会制度屈服。不！如果他必须放弃他固执的独立，并且交出他本人，他宁可把自己交给那个作为个体的小男人，也不将自己交给世界上任何别的人。因为，实话相告，那个男人身上有某种令人难以理解的东西，某种能够支配他的东西，如果他愿意受其支配的话。

这位大师开始了他最后的说教：“生活中只有两种伟大的动力：爱和权力。”利利说服了阿伦，使他相信，女人和爱都是‘‘胡扯”，是“消失了的幻觉’’，并简要叙述了近代史和劳伦斯的早期作品；之后，他解释说，就爱和权力这“生活中的两种伟大动力”而言，我们的错误在于“试图用爱的冲动激励自己……对权力冲动无比仇视，并压制它。现在，我发现，我们必须接受的正是我们所仇视的。”这样，劳伦斯就放弃了他早期作品中对爱和个人关系的关注，开始致力于在他晚期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冲动。

值得庆幸的是，利利解释说，尽管人人都希望获得权力，但有一类人希望被权力压服——“愿意、希望被权力压服。”这些人至少占了人类总数的一半：

现在，在追逐权力的冲动中……女^必须屈服，而且是彻彻底底的屈服。不是届服干任何愚蠢的固定的权威，不是屈服干任何愚蠢的专横的意志，而是向某种更有意义的东西屈服。向追求权力和荣耀的阴暗的灵魂屈服。我们必须将两极颠倒。女人必须屈服，而且是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屈服……一种币可名状的、毫无保留的屈服。

这最后一句话本会显得更加荒唐，好在利利紧接着对此作了明确的阐释。他说，古老的男权制采用的是现在看来有些令人难堪的赤裸裸的奴隶制，因此，未能强制女性做出心甘情愿的服从：被迫屈服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卑下，而只能算是被逼得无奈而已。劳伦斯的使命不仅是要收回妇女在性革命中已经获得的最低限度的自由，而且还要重新建立一种更加彻底的男权制。他甚至雄心勃勃地企图改善旧的压迫形式，尤其是它那远非完善的心理统治技巧。

阿伦在他自己的那种战役中是个失败者，因此，他变得疑虑重重。由于这场战役还充满了色情昧，他也有点羞怯。“你永远也达不到目的，”他心有疑虑地说道。“不，会达到的，只要你放弃爱的念头和动机，”利利坚决地说道。这预示着，从现在起一直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的小说将专注于这一点，即用性方面的恃强凌弱和不动声色的、性虐待的强制取代以往的罗曼蒂克的故事。和利叉说道，当人类的一半被强权压服-“女人无力抵抗”.-_一之后，将这种力量扩大到低劣男人的身上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不仅女人，男人也一样。向个体男人的深邃的权力灵魂屈服，并默默地服从他……男人们必须向一个男人的更加伟大的灵魂屈服，向它寻求甫进的方向；女人必须向男人的积极进取的权力灵魂屈服，以获得自身的存在

从这些具有细微区别的措辞中，我们很快就能勾勒出这个五彩缤纷的新世界的轮廓——每一个女人在每一个男人面前卑躬屈膝，大多数男人在少数超级男人面前奴颜蜱膝。

然后，在小说的关键之处，利利向阿伦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不是有关爱的建议，因为利利鄙视爱，而是有关控制权的建议，一个令人不解的避免同性恋行为的建议，不过，劳伦斯对此的描述仍带有很浓的色情味：

你，阿伦，你也必须屈服。你也有必要生气勃勃地向一个更加具有英雄气质的灵魂屈服，交出你自己……这是一种生命的屈服，这你是明白的。但你却要以卵击石。也许你宁死不屈…．

一阵长时间的沉寂。然后，阿伦抬起头来，叮着利利的脸。那脸茫然无表情，似乎高深莫测。当时，看上去就像一尊拜占庭的圣像口母

“我向谁屈服？’’阿伦佯装天真地问道。“你的灵魂会告诉你，他眼前英勇的灵魂答道。这是劳伦斯运用的一种突降法。他似乎将它视作一种神秘，而评论家们常常将它看作一种开放性的结局。

《袋鼠》描写的是同一主题，只是更进了一步。但是，小说的主人公显然就是携妻在澳大利亚旅游的著名作家劳伦斯本人，因此，我们在论述时还是小心为妙，并且，再来一点幽默感也是必要的，可以避免使书中更加狂妄的幻想显得荒诞不经。该书的格调与《阿伦的权杖》一样，即排斥女人和在与其他男人的性爱关系中追求控制权。我们似乎可以把后者引申到与众男人的权力关系，还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男人在确立了其领袖和英雄以及独裁者和男权制中的男家长的地位后感受到的一种荣光。

在此，回顾一下劳伦斯从绘声绘色地描述恋母情结到眼下的卓绝所走过的历程，乜许并非不合时宜。在《恋爱中的女人》里，他由儿子变成了情人，把对异性恋的忠诚转移到了对男性同盟的执着。这样，他就逃离了母亲般永恒的女性（弗洛伊德将此称为那些热恋母亲的男人的终生目标）在此之前，劳伦斯在男权制社会里已经获得了成年男性的地位，成了一位丈夫（若尚不是一位父亲的378性政治话）。实际上，他已经继承了社会的特权——这也是恋母情结的一个方面。甚至可以说，恋母情结中的性的成分被夸大了，性的政治的内涵被忽略了；我们在谈论劳伦斯后期的作品时，关注的当然是后者。在劳伦斯写作《阿伦的权杖》时，他的主人公已经厌倦了做一个丈夫，也不再是女人的情人，而是选择了追求权力和拥有权力的人——男人。在《袋鼠》中，劳伦斯是一个对自己的角色腻烦透了的丈夫，仍然没有孩子，热切追逐着拉伊俄斯和俄狄浦斯享有过的那种男权制家庭的权力。现在，母亲和妻子都令他讨厌；他揭望得到他认为天生就有的权力——男人世界中的男人的权力。作为一位艺术家和流浪汉，劳伦斯觉得，要得到这一切决非易事。娶了一个固执的女人（虽然她的确全心全意为他服务，但却始终拒绝放弃自己的尊严），他一定已经发觉要想控制她是多么的耗费精力。以上列举的事件并无不寻常之处——都是我们文化中男性体验的普通事件——坦令人惊讶的是，劳伦斯对它们的感受如此强烈，并将它们永久地记录了下来。他着重记录了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事情，但在《JL子与情人》中，他对父亲形象的排斥和他早年对母亲的热烈认同，却使许多读者对他后来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倾向毫无思想准备：首先是他对母亲形象的拒绝，然后是对男性特权贪婪的傲慢，最后，这种傲慢变得无比狂妄，走上了极端，创造了一种以阴茎——他自己的阴茎——为图腾的宗教。

《阿伦的权杖》、《袋鼠》和《羽蛇》这三部小说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这也许是有道理的。毫无疑问，它们读起来都令人不愉快，主要原因是它们恼人的、法西斯主义的调子，日益增长的对权力的青睐，个人的傲慢和无数种族的、阶级的和宗教的褊狭。在这些小说中，人们看到，劳伦斯竭力追求在常规政治、战争、宗教、艺术和金融这些属于“男人世界”的领域里获得成功。想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或他早期的小说，读者往往会将劳伦斯视为个人生活的代言人；这种个人生活一般都与小说家本人有关，与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关，因为不论他扮演的是女人的男人或男人的女人的角色，他的对象通常都是女人，她们很难将他与男性权威的公共生恬联系起来。在写完《恋爱中的女人》之后，即解决（成功与否很难说）了制服女人的问题后，劳伦斯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但是，他从未忘记过他的性政治观念，而且，以惊人的动机的一致性，他将性政治当成了他所有其他的社会和政治信念的基石。

照小说主人公洛瓦特t萨默斯自己的说法，他去澳大利亚只是想在那儿工作，不受他人的打扰，但是，没多久，他遇见的所有人都请求他管理这个国家。一个由一群牢骚满腹的老兵组成的名为“采矿者”的法西斯团体要他充任他们政变的智囊。想到自己将进入治理国家的“男性的领域’’，萨默斯兴奋不已，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将与其他友好的男性作伴，而且还可以如意地将女人排除在外，尤其是他那对男人统治不理解的妻子哈丽雅特，尽管她一心一意为他服务。《袋鼠》成书于妇女获得选举权仅几年之后，因而它将妇女甚至排除在参与政治问题讨论之外这一点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一美好的新秩序中，她们将再次被剥夺选举权，落人次等公民的地位。然而，对于一位崇拜阴茎优越这一“黑色上帝”的男人来说，他连在自己昀家里都未能建立起君权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在详细陈述婚姻争端时，劳伦斯甚至将这一尴尬事当作调料以引起读者的兴致，从而使他有关澳洲景物的冗长描述不显得过分枯燥乏味。随着这种心灵斗争的不断激化，劳伦斯变得越来越虚弱，他的大男子主义信念也变得越来越具有专制和极权的性质凸晟终，他只得借助于阴茎崇拜的魔力。劳伦斯后期的小说有一种实现自身愿望的倾向，就像是补偿他失意的家庭生活的梦。在劳伦斯去世多年后，弗丽达•劳伦斯心平气和地说道，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劳伦斯将她逼到墙根，掐住她的咽喉，咬牙切齿地说：“我是这里的主人。我是这里的主人。”她回答说，他如果想当主人的话，可以，但这又怎么样呢？劳伦斯听了这话，十分惊讶，性政治并松开了手；弗丽达不假思索的、口头的屈服——“这就够了？休想当主人就当你的好了。我不在乎"——从理智上击败了他

《袋鼠》这部小说不仅重彩浓墨地描写了将女性（不论她是否具有公民权）排除在外的男性特权、政治和公共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一系列我们在本世纪已经逐步认识到的特别危险、特别令人不快的态度：种族主义，对暴力、极权主义权威和统治的热衷、对民主的仇视，以及对被轻蔑地贬为“犹太人的’’弱点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的鄙视。除此之外，尽管劳伦斯仇视民主+小说还带有一种低级趣味的情调，其效果也庸俗不堪，这使它成了最不为评论界关注的劳伦斯作品。充斥全书的老兵和哥们的气氛，令人联想起意大利的法西斯结社和希特勒早期的政治干部。这是一种巡警慈善协会、国外战争老兵联谊会和美国军团的气氛；其特点是男性的狂妄、死守特权，愚昧的爱国主义，以及对战争、白人男性的旗帜和敬奉神圣领袖的权力的向往。还有“男人独享”的排外情绪，对与其他男人建立亲密可靠，但过分伤感的关系的极大兴趣；对于澳洲人来说，就是像瘫痪的配偶似的缠住萨默斯，还夹杂着些许敬意，但也许还没有多到令他满意的程度。他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出色的无严者，虽然和他们出身于同一阶级，但已成为绅士。

萨默斯装出一副恩主的模样对待他的殖民地表兄表弟们，但他更喜欢有人追求他，并且渴望被他们爱上。和伯金不一样的是，萨默斯是有人追求他，而不是拒绝他——事实上，方方面面的人都希望得到他，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赞颂他。这回，他可以拒绝他们了々出于一种古怪的利己主义念头，萨默斯大胆地想像着，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在临死前会请求作者给他一点爱抚，并说一声“我爱你”。萨默斯巧妙地对付着他的求爱者——他具有男子汉的气概，非常坦率，像恩主一样忠实于他长期以来受苦受难的妻子，但同时又享有杰克•凯尔考特和本•库利这两位男人的爱慕。他发觉杰克和本非常可爱迷人。他们对他的迷恋是对他的虚荣心的最好赞颂，因此，最后他在拒绝他们的勾引时显得极不情愿，不过，这样他可以保持自己公正男人的形象，因为他还有一位只为他而括着的任性的妻子。这一次，劳伦斯的主人公想像着自己拒绝了另一个男人，就像杰拉尔德拒绝伯金那样。他对求爱者的态度更加“被动”和“女人气”，甚至有点羞怯同时，他对待女人却更加怪诞地专横，更加具有“男子气度”（这里用的是这个词晟常见的含义）。

萨默斯就像一只雄蜂们追求的蜂王一样，在欺凌他红颜不再但仍非常忠诚的妻子时，显得很有“男子汉气概”。《袋鼠》是一部讲述劳伦斯的婚外幻念的怪诞小说。当然，他决不会因这些幻念而受到指责，因为它们都尚未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又满足了产生这些幻念的虚荣心。这些幻念中的爱的对象是男性，因此，按照劳伦斯的标准，他显然优于早已在手的、索然无味的妻子这只小鸟。然而，尽管劳伦斯在书中作了那么许多挑逗、调情之类的描写，他最终还是因浓厚的清教徒思想或过分胆怯而未敢冒被斥为“变态”——或更具毁灭性的“非男子气概”——的风险。他有他的表达方式，坎加鲁的那一吻，也许正因为被放弃了，而显得更加甜蜜。用一种巧妙的幻觉结束全书，劳伦斯既消化了他历希望得到的糕点，但又不会被谴责为偷吃了它。真可谓两者兼而得之。

但是，这些关系所具有的想像的和替代的性质使我们深信，性政治，而不是强烈的或主动的同性恋冲动，是它们的主要属性寺男人之间的爱也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劳伦斯笔下的“爱’’通常只指“权力”，而且在他创作的后期，他实际上已经非常坦率地运用这个词了。五、宗教性仪式

《羽蛇》写了劳伦斯最终不知从哪获得灵感，巧妙地创造了一种有关男性优越的宗教，甚至一种礼拜仪式。从古至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以神学作为其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劳伦382性政治斯只不过是非常实际罢了。古老的男权制的支柱之一就是宗教；由于劳伦斯已厌倦了基督教，怀疑其平等主义的潜能，并对其他现存的信仰也完全失去了兴趣，因此，他必然会产生创建一种他自己的宗教的念头。然而，由于他只需要超自然力的一种功能，他便心满意足地让阴茎崇拜这一赤裸裸的形式出现：他的具有图腾象征意义的阴茎代表了一切——它成了一个代表肉体的字眼D

很显然，这一冲动从一开始就含有大量的自恋成分，这也是劳伦斯早期小说中描述的许多兄弟情谊关系中的一个因素。劳伦斯的阴茎崇拜使他达到了另一个目的：通过赋予阴茎神奇的力量（没有宗教的氟围，要做到这一点也许会困难些），他得以重新安排生物学的事实。因为在他这种新的系统中，生命产生于阴茎的某种几乎是自发的创造形式，而无需经过于宫。这样，阴茎就独自担当起了创造世界上一切重要力量的责任。如果我们还记得劳伦斯在《虹》中对子宫的力量所表现出的态度，那么，对他为何会如此强烈地希望改变“性的常识”也就不会感到丝毫的惊奇。

《羽蛇》讲述的是一个改变宗教信仰的故事。莱斯莉夫人是一位明智的爱尔兰女子。她来到墨西哥，偶然遇到两位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他们企图将自己伪装成古代墨西哥种的化身，以篡夺国家的领导权，建立一个反革命政府——一个毫不含糊地具有法西斯性质、愚蠢地实施新原始主义纲领的政府。莱斯莉夫人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夸大其词的空话”，但她又被唐•雷蒙和唐•西普里亚诺这两位阴谋家的男子气概弄得魂不守舍。处于这两难境地，她十分苦恼，左右为难。最终，她向后者屈服了，与他们呆在了一起，并与其中一人结了婚。在他们两人的诱惑下，莱斯莉夫人以二等女神的身份加入了众神的行列。

小说的故事是从这位女性的角度展开的，但它的旨趣却在这两个迷人的男性身上。小说不断地赞扬阴茎优越。凯特•莱斯莉被西普里亚诺迷住了，她在生活中就是观察“男性的活力”、“古老的阴茎神秘”、“永不屈服的”“男性神潘恩这一古老的神魔”，看他如何“突然从天而降，遮天蔽日地耸立在眼前，投下一道他自己——仅仅是他自己——的阴影”。雷蒙和西普里亚诺这两位小说的主人公是劳伦斯式的男人，是他的代言人，分别代表理智和世俗。他们和女主人公一道构成了典型的劳伦斯式的三角关系。西普里亚诺和凯特•莱斯莉似乎爱上了雷蒙，而雷蒙却只爱上了他自己。作为一位绝对的超人、众神之首、“现世的羽蛇神”、耶稣基督的弟弟和继承人，雷蒙的妄自尊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u但是，在较为轻松悠闲的时候，他喜欢与西普里亚诺发生某种奇特的性关系，同时，也为自己能抵制住凯特——她太不完美，与他不配——的诱惑而高兴。

利维斯等评论家曾经说过，让一位女主人公在小说中作为意识的中心是不合适的。回这种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凯特•莱斯莉是一位女性的代表，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她在女性如何服从男性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时，她所体现的模范女性的身份无疑也是她价值的一部分。当我们把她的这些作用和价值与“古老的、至高无上的阴茎神秘”放到一起进行分析时，我们就会发现，她的行为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在“顺从”和“屈服’’乏后，她彻底放弃了自我，并变得“狂喜不巳，仰卧于他身下，姿势无比完美”。

呵！对她来说，这一坚挺的勃起将意味着仰卧的顺从是何等的神秘！绝对的顺从，就像苍天下的大地。在绝对的支配之下D呵！这是何等的婚配！多么令人可怕！又是何等完美！它带来的是彻底的死亡，但又甚于死亡。暮色中潘恩神的双臂，还有来自云天的恐怖的，难以理解的声音。现在，她可以体验出她和西普里亚诺的婚姻的意义了；无与伦比的被动，就像暮色中的大地，行尸走内般的无生命境界，绝对的被动的神秘。呵，多么崇高的放弃！国性政治

这位夫人为这种仰卧在下的前景激动不已，不禁喊到：“我亲爱的魔鬼爱人！”最后这个词语的运用，就像柯勒律治江郎才尽，竟然用起报刊杂志的陈词滥调一样，可悲可叹。

凯特•莱斯莉这个人物是一个范例，作者希望用她这个实例将其他妇女“带回到古老的潘恩神世界的暮色里，在那里，女人的灵魂是沉默的，永远不会表达出来”她昏庸的被动不仅是对所有女人的训诫，也是小说作者嘲弄的东西。劳伦斯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女主人公，将她当作了实现自己幻念的工具，他幻想着自己仿佛向西普里亚诺那种险恶的、专横的男人投降了。

在小说中，凯特•莱斯莉接受的是作者原始主义真理的教诲c她懂得了世界的获救在于重新伸张男人的气概，这样，女人也就有可能体现她们作为被动物体和男性统治的完美臣民的天性。于是，她就按照新的宗教仪式履行婚姻的程序，虔诚地吻着新主子的双脚。她勤奋地学习，以便彻底放弃她的意志和她作为个体的自我，因为劳伦斯总是出言谨慎地要我们相信，女人的意志是一种邪恶+男人的意志是神恩々然而，尽管如此，人们仍可肯定，她的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甚至小说中就预言道，最终她会被当作祭品了却此生。新秩序中的这种仪式令人作呕，但小说卸用令人震惊的细节和无比残暴的场面对它加以描述，这使得读者急切地想知道劳伦斯是否神智正常。雷蒙警告莱斯莉：“如果你独自一人在这里生活……并且大摆架子，那你就会使自己遭杀身之祸——更糟的是，会被那些崇拜过你的人杀死。t，即便是作为新政权的一员，她的地位也很不稳固，因而她忧虑重重的预感很有震撼力：“她毕竟是个外国人，她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祭品？她可以作这祭品吗？……现在，她注定要经受这些奇特的折磨了，就像一件祭品。”

在创作《羽蛇》的同时，劳伦斯还写了《骑马离去的女人》。后者似乎是前者的续篇。在这个短篇中，女性真的被当成了献给劳伦斯的阴茎崇拜教的祭品。因此，可以说，这个短篇相对于《羽蛇》来说，更加直截了当地描写了这类事件。它讲述的是一个婚姻不幸福的女人的故事。劳伦斯将这种不幸的婚姻称为“不可战胜的奴隶制”，它使她的“自觉发展……受到了全面的抑制”。在一场冒险的赌博中，这个女人——作者有意不将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赋予她名字——骑马来到沙漠里，加入了墨西哥印第安人的部落。显然，她是一个需要逃走的女人——逃向某种东西。令人奇怪的是，劳伦斯为她选择的逃奔目标竟然是死亡，色情虐待和邪恶中的死亡。这确实令人震惊。

使劳伦斯获得了无限美学满足的对原始主义的狂热崇拜也有其政治含义。劳伦斯发现女权运动蓬勃向前，女人大有获得男人长期以来享有的文明条件的可能，于是，他将女性（至少是作为他攻击目标的新女性）视为非常老练的敌人。他的这一方针与他的同时代人福克纳和乔伊斯（仅以他们两人为例）所采取的方针截然相反。他们乐于将女人表现为“自然”，具有“未被破坏的原始的领悟力”，是“永恒的女性”即便是弗洛伊德（劳伦斯完全赞同他有关女性的被动和自我虐待特性的观点）也把女性想像成基本无害的野蛮人。虽然劳伦斯决心将他赞同的那一部分文明保留在男人的手中+但他也非常现实地看到，由于新的一代已经到来，女人实际上已经逃离了其他人认为是她们本性的原始条件。要想强迫她回到属于她本性的原始条件，就必须采取断然的措施，即必须摧毁她的意志和她新发现的自我。这就是为什么劳伦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学习她们作为女性的角色的原因。的确，在这类事情上，人们不能信赖自然，而必须不时地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骑马离去的女人》正是这种措施。评论家们一直在回避谈论这个故事的主旨，只是含混不清、支支吾吾地说，这是一个寓意性政治故事，是某种事物的象征。没错，是一种象征，就像将一颗人头悬挂在伦敦桥上也是一种象征。

将已获得解放的女人交由“野蛮人”宰割，可以说是将她们送进了屠宰场。这个主意不愧为一种灵感；这样，性别歧视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自由的、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劳伦斯发现了黑皮肤男人的美貌，同时，尽管他通常对非雅利安人抱有一种挑剔的厌恶，他也为他们具有他心目中的最高美德——他们“使他们的女人安分守己”——而高兴。这是白人世界共有的幻觉，即西部片和有关亚非世界的电视片最喜欢出售的商品。这一类史诗般作品的故事情节往往经过精心设计，能够满足白种男人的许多期望：一个白种女人被“野蛮人”俘获——而且“我们都知道他们将如何对待他们的女人”；她被迫生活在极度的屈辱中，被强奸、遭鞭打、受折磨，最后被扒光衣服．惨遭杀害这一类小喜剧的目的是激活白种男人的想像力，威胁“他的女人”，并诬蔑那些代替白种男人实施色情虐待的人。

通过使故事不带色情色彩，劳伦斯改良了强奸的幻念。他在故事中去除了所有赤裸裸的性行为描写，代之以他自创的神话——谜个女人被作为祭品献给了太阳。不过，除了杜撰的印第安传说的连篇蠢话，故事中还有一种真诚的“宗教的神动”，因为它是劳伦斯有关男性优越学说和阴茎神灵的最热情洋溢的表述。这个欺骗性的神话也使故事不至于显得是在迎合色情的梦幻，尽管它实际上起到了这种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值得将《骑马离去的女人》和《的故事》仔细地作一番比较性的阅读；在许多方面，它酷似一个赤裸裸的性商品。

性复仇者的职责自然留给了黑皮肤的男人。像对待无产阶级女性一样，劳伦斯对非雅利安种族的女人毫无兴趣，因而在他的故事中从未出现过这种女人的形象。从心理上讲，这个故事的安排巧妙地为白种男人对黑色民族和受他剥削的“原始人”的负罪感提供了某些补偿，方法是将自己的女人送给他们去宰割，与此同时，他又加强了对她的统治，并让他自己的对手做了帝国主义暴行的替罪羊。读者中那些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和心地善良的人们从故事的表面含义中获得了满足，而那些狂妄的、邪恶的人们和性虐待狂们却从表象下面得到了更大的鼓舞。

一段时期以来，将白种男人的罪孽强加在“他的女人”身上似乎成了一种时髦。甚至连勒•鲁瓦•琼斯在《德国佬》中也采用了这种策略：由鲁鲁这一滑稽人物来替所有白人接受惩罚，从而避免了与“男人”发生更加激烈的冲突。思想更加敏锐的热内意识到，对白种女人的蹂躏实际上只不过是白人的一种无休止的追逐私利的幻念。白凡主人的“女人”的所谓死亡和被掠夺在我们民族的过去带来的是无数的暴行。上述疯狂的神话是为他们对此作出的反应制造的理由和借口。因此，在热内的剧本《黑人》中，黑人“演员”在他们的白人观众眼前重演了“一个白人女人的被谋杀”，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能向如此之多的观众（恰巧也是审判庭）提供的最精彩的娱乐。“谋杀”被宣告是假的——“灵柩台”内什么也没有——黑人们杀掉的只是空气，一种概念，亦即白色的这一概念。这时，坐满白人曲大厅里便爆发出一阵毫无理智的愤怒。“你们没有杀死我们的肉体，但杀死了我们的尊严，”他们喧嚷道通过这个剧，热内研究的不是种族的或性的暴力，而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这些信仰的心理基础，并揭示出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制度中的某些神秘现象。

劳伦斯这一旨在告诫白人妇女的故事体现了白人头脑里共有的离奇的设想：全世界的黑人都迷恋金色头发。这是《吉姆老爷》一类的白人童话故事中那种自以为是的假想。白人普遍拥有的一种幻想是，当一位金发碧眼的白人来到黑人当中时，后者会对他无比敬晨，将他奉为神或国王，这也极大地满足了白人的虚荣心。劳伦斯重又将这陈词滥调利用起来，并在这一过程中惩戒白人女性。性政 治下面这段文字体现了上述两种设想，在羞辱女性的同时，恭维了白人的自我中心：

一阵死一般的沉寂。有人让她喝了一点水，然后两位神父脱去她的披风和紧身外衣，她面带奇怪的苍白站在那儿，站在神父们血红的大氅之间，在冰柱以外，在黑色脸庞的人群之上，离他们远远的。下面的人群轻轻地发出一阵欢呼声。接着，神父将她转过身去，这样，她就背对着外部世界站在那儿，她长长的金发对着下面的人群。他们再次欢呼起来。

这是米高梅电影公司出品的彩色电影中的一个场景，整个故事充满了好莱坞的气息，但是，它也满足了窥淫（这是一场色情虐待的鸡奸）的癖好，满足了白人被颂扬的梦幻。

劳伦斯对性的模棱两可的描写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故事中的女人，就像被蛇的眼睛迷惑了的鸟儿一样，决心走向死亡。但是，劳伦斯从未对她的宿命论作出任何解释，只是一心要杀死她。这种宿命论有一种奇怪的特质：虽然它被认为代表了西方世界或某种抽象概念的衰落，但叙事力量的来源却是作者本人的参与，而这种参与又源于劳伦斯本人天性中某些有悖常情的需要。小说对性的自虐和他虐情绪表现出了同等的关注；人们可以看得出来，劳伦斯格外欣赏前者。他沉湎于印第安男性的威力，他的美貌、冷漠邗残酷，而受到冷漠和残酷对待的不仅仅是这个蠢女人，还有劳伦斯本人。被这位沉默不语、黑色皮肤的美丽杀手迷住的正是作者本人，他心驰神往，万分激动地等待着祭奠般的强暴发生在这位女性身上。

然而，小说故事的真正兴趣所在是要摧毁这个女人的意志，而杀身只不过是这一企图的结局。和《的故事》或许多“具有异国情调的”淫秽作品一样（如在以近东或远东或原始文化为背景的作品里，对女性的真实的或假装的鄙视使对女性大量的性虐待行为变得台乎情理，这就是作者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地域背景来叙述他的故事），故事的兴趣不在肉体所受的痛苦，而是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摧残，是对受害者的人身权力和尊严的侮辱。作者用了无数下面这样的语汇来表现这一过程，如“……她累极了。她在一张人皮长椅上躺下……睡着了，放弃了一切”……“她变得十分古怪，失去了理智，仿佛她的身子不属于她自己。”国她被囚禁在一间小茅屋里，日复一日的折磨使她变得麻木呆滞，还有不断的呕吐。这一切使她彻底落入了绝望和被动的境地，“仿佛她无法再控制自己”回。劳伦斯细细地描述了她逐步放弃自我的过程：“她已无法控制自己，已处于另外某种控制力的支配之下。她不时地会产生某种强烈的恐惧感……那些印第安人会走过来坐在她身边，不用说一句话，就将他们邪恶的魔力施于她身上……他们坐在那儿，仿佛取走了她的意志，使她没有了意志，被自己的麻木不仁所害"

在对现代女性发表的一个正式演讲中，作者终于道出了这个故事的要旨——它是有要旨的：

从永不变化、垒神贯注的女人头上高耸的惺异象征中，她似乎再次读出了死亡的信号。她这种高度个性化的女性将再次被消灭掉，而那些伟大的原始的象征将再次高耸于女性堕落的个体独立的废墟之上。受过高贵教养的白人女性的敏锐以及她们颤栗不安的知觉将再次被摧毁，女人将再次被抛进非个性化的性和非个性化的情绪的洪流。奇怪的是，她仿佛具有神的洞察力+看见盛大的祭礼已准备就绪，于是，在痛苦的恍惚中，她又回到了小茅屋里。

她也许果真如此。带着困惑的惋惜，人们不禁想到了在联合国为人权而游说的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妇女们。可悲的是她们受到误导，未能像劳伦斯那样明智地领悟到她们寄予性革命的希望是多么不合时宜，以及她们为其他女性树立榜样是何等重要。

说教已经结束+接下来就该进行仪式了：“她始终觉得自己处在那一成不变的轻松悠闲、迷惑不解和受害的状态……最终，这成了她所知的惟一的意识，一种用自己的鲜血换取更加崇高的美与和谐时所特有的无比美好的感觉。”最后这句话十分动听，但其用意却非常清楚。当然，女性自我虐待的本性被充分用来为她所遭受的可怕待遇辩解：“她知道自己是个牺牲品，也清楚，在她身上所花费的这些精力是为了使她成为牺牲品。但她并不在乎。她希望如此。”国在男性所有的幻念中，这也许是最可敬畏的；它不仅使所有的暴行合理化，更重要的是，它还使这种行为置于道德之外——“所有这些暴行只会使她的天性得到满足。什弗洛伊德为性虐待提供了科学的辩解，劳伦斯则毫不迟疑地购买了他的产品。

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侮辱她。在劳伦斯的概念中，“傲慢狂妄者竹就是表现出了自信心的女性。因此，她与将她的马砍伤而俘获她的印第安人说话便得到了“报偿“：每走一步，她都被痛苦地在马鞍上抛上抛下。后来，劳伦斯让她下马，在地上爬行。其他供人玩味的细节有：与她关在一起的一只“小母狗”对她无端的侮辱；她被架出去杀身时胆怯恐惧的神情；“她坐在那里，朝狗窝外面望去，两只大大的蓝眼睛目光呆滞……满脸木讷、倦怠的痕迹。'

俘获她的人是某种思想的化身，不属于任何种族。他们是超自然的男性，“超越了性别’’，狂热地信仰男性优越，不屑与女人有生殖器的接触，而宁肯用刀来对付她。他们是劳伦斯的阴茎崇拜教的最后的神父：“他们脸上段有任何情绪的或性的表情，有的只是闪闪发亮的纯洁”癣……“他们眼中甚至没有嘲笑，只有令她恐惧的强烈而冷漠、毫无人性的光亮。他们不可接近。他们根本没把她看做一个女人。”我们不断被告知，他们是“皮肤黝黑、威力无比的男人”固，但是，作者又自相矛盾地告诉我们，他们具有“静悄悄的、无性的、强大的、肉体的存在”。其实，这也算不得是什么矛盾，因为劳伦斯在神化这种清教色情文化时，已将性行为与性区分开来。用作替代物的这些印第安人是最彻底的男性，他们不可能与女性发生任何关系，因为他们已彻底超越与女人的交往。劳伦斯所说的“男性”就是指一种压迫力量，一种神授的统治力量，“某种带有原始味的男性的残忍的东西”唧，“古老的、凶残的人类男性”囝。这种男性当然与任何性行为都是不相容的，因为这样的行为会招致与女人交往，甚至使其获得满足的危险。与他们的女性牺牲品的这种关系具有防腐蚀和反对性行为的性质。这种关系还具有狂妄和不人道的性质，是极其诲淫的：

“你必须脱掉自己的衣服，把这些穿上。”

“可雌，但你们男人都得出去，”她说。

”没人会伤害你，”他轻声说道。

“你们男人在这，我就不换，”她说。

他朝站在门口的那两个男人看了一眼。他们立刻走上前来，猛地用力抓住她的双臂，尽管没有弄痛她。然后，两个年长男人走了进来，用锋利的刀非常麻利地切开她的靴子脱掉．接着又割开她的衣服，让它滑落到地上。眨眼的功夫，她便赤裸着雪白的身子站在那里。躺在床上的老头说话了，他们便将她转过身来让他看。他又说了一句什么，那个年轻的印第安人便熟练地取下她秀发上的发夹和梳子，头发就蓬松地披在了她肩上。

这时，那老头又说话了。其他人便把她带到床边。那位眼珠乌黑发亮的白发老头用舌头润了润指尖，极其轻巧地摸了摸她的乳房和身体，然后兄摸了摸她的背部。每次指尖在她身上滑过时，她都局促不安地退缩着，仿佛感到是死神在触摸她。

这位受害者仿佛感到了死神的触摸，这丝毫没有不合情理之处。劳伦斯的男子至上主义在这里终于得到了晟明显的体现。它能致人死命，是对性、对生命、对生育力的彻底否定。这已达到了无生命的极致。最后的仪式在作为阴茎崇拜图腾的一根冰柱前举行，作者对代表阴茎的冰柱作了恰如其分的详细描写：

正前方，是一面凹陷的巨大石壁，其上悬挂着一根犬牙状湿漉漉的粗大冰柱。它从悬崖上顺石壁而下，凝固在那儿，来自云天之水不停地滴落在下方的石坑里，那儿应该有一洼清水。但它却是干的……他们让她面对倒悬在崖壁上如彩虹般美丽的冰柱站着。

从这张生殖器局部解剖图中，读者可以看出阴茎的超自然的源泉（来自云天之水不停地滴落）、奇迹的勃起（倒悬在崖壁上）和对子宫的贬斥（它却是干的）。这根冰柱是劳伦斯的上帝，一尊偶像，他心目中圣物的意象。这就是阴茎意识的功能。

在死亡介入之前，这位牺牲品将被净化，“烟熏消毒”，挨打、抹油。这种自我色情或反色情文学中最露骨的描写给读者极大的刺激。在廉价简装书的衬页上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当作性诱饵的文字—其引诱作用一目了然。

在黑暗中，在寂静中，她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如何脱去她的衣服，让她面对墙上蓝、白、黑三色相间的一个巨大的怪物站着，用永冲洗她垒身……然后，他们把她平敲到一张长椅上，椅子的上方是一个红、黑、黄三色相间的无以名状的东西，接着有人将散发着香味的油抹在她身上，用一个长长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奇特的按摩嚣按摩她的四肢、背部和两侧，他们黑乎乎的手非常有力，但那种似水般的柔软感却令她难以明白。她看见那贴近她雪白身躯的一张张黑色胜庞上潦着红颜料，面颊上还画了一圈黄色线条。他们垒神贯注，黑色的眼睛闪闷发亮，手在鄢女人雪白柔软的身躯上不停地按摩。

对她进行烟熏消毒时，他们将她放到一块大大的平石板上，四个壮汉分别抓住她伸开的双臂和双腿。在她身后站着那个老头，看上去像一个浑身镶着黑色玻璃的骷髅，他手里握着一把刀，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看着天上的太阳。在他身后站着另一个赤身裸体的神父，手中也握着一把刀。

所有有关性虐待的色情文学往往以杀人来实现自己的最高境界。劳伦斯笔下那些可在电影中见到的神父们似乎懂得这些仪式的目的，所以“赤身裸体，沉浸在野蛮人的狂喜中”，等待着具有阴茎崇拜性质的太阳照射到象征阴茎的冰柱上。太阳一照到冰柱上，代表阴茎崇拜的神父们就将对准那个女性牺牲品捅出具有阴茎意义的利刃，刺穿她的身体，掏出她的心脏——那将是致命的一“操”

劳伦斯周到仔细地设讣了充满性气氛的景物，使之与小说总体的性倾向相吻合——受害者镇静地躺在那儿等待即将发生的事情时，作者设置了悬念：

她转过脸对着天空，望着金色的太阳。太阳正在西沉。冰柱像一个巨大的阴影撒在她和太阳之间。她意识性政 治到，金黄色的阳光照亮了洞穴的一半，但还没有照到设在这个漏斗状洞穴里端，生着火的祭坛上。是的，阳光正在慢慢挪行。随着颜色变得越来越红，阳光渗透得越来越远。当红红的太阳即将西沉时，他将照透整个冰柱，把光芒撒向洞穴的最深处。现在她明白了，男人们等待的就是这一时刻……他们的暴行随时会一触即发+变成神秘的狂喜，胜利的狂欢……到那时，那个老头就会举刀向她捅去，深深地捅去，完成祭奠，获得威力。

这就是消灭性的野蛮的模式：刀代表阴茎和穿透，洞穴则为子宫和行事的床的象征，即行刑的场所——通过杀死你的牺牲品，你就获得了她的威力。劳伦斯用精神错乱的幻想，让男性用死亡这一工具穿透女性，从而获得她的神力。劳伦斯设想，黑色种族嫉妒白人，因为，在他自己创造的不足道的传说中，白人“偷走了他们的太阳”，但他自己似乎也充满了嫉妒、恐惧——地也要杀人了。

劳伦斯的性宗教的核心是要让性交这一行为发挥杀毂的功能。这一行为的中心画面是将女人作为活生生的祭品，以使男性获得更崇高的光荣和更强大的权势。但是，由于性功能不可能在一具死尸上有大的作为，所以人们痛苦地意识到，这个故事的用意纯粹是政治性的。将人类的生殖器转换成武器使劳伦靳从性走向了战争。也许正是故事中将性爱变成杀戮这种倒错，或更确切地说，是它对性爱的歪曲和否定，使它显得如此恐怖和癫狂。

注释：略

第六章 亨利•米勒

某些作家总是被人误解。毫无疑问，亨利•米勒是当代美国文学界仍健在的主要作家之一，然而，迂腐的学术界至今还认为不值得对他加以关注。他很可能会成为对美国当代文学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但正统的文学批评始终不知羞耻地忽视他的作品。更糟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米勒渐渐成了人所皆知的“性自由”的代表人物。卡尔•夏皮罗在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中就令人信服地表达了这种观点：“米勒的成就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他的作品令人捧腹，却叉并未章性取乐……极其精确，极富诗意；他的作品中绝没有一个假笑。什夏皮罗相信，在消除全国上下的“猥亵意识和行为”方面，米勒可以发挥比一场“全面社会革命”更大的作用。劳伦斯•达雷尔为“我们总算不必再为清教徒和异教徒的问题纠缠不清了”这句话欢呼雀跃，因为，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不一样的是，米勒的作品“不是因清教徒的震惊而创作的”④。夏皮罗向我们保证，米勒是“东方以外第一位自然地、大规模地描写性的作家，并获得了成功，而其他小说家通常描写的都是餐桌上或战场上发生的事”。好一个意味深长的类比。在将米勒的《北回归线》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作比较时，夏皮罗认为米勒占忧，因为乔伊斯受自身宗教背景的束缚产生的偏见使他被说成了色情或“刺激性欲”，而米勒“毫无刺激性欲之嫌，因为他丝毫没有宗教的或所谓的道德的压抑感”。夏皮罗坚信，“乔伊斯实际上是在抑制自己体验性的美或欲念，而米勒从一开始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表现爱和交媾这些具有无比威力的神秘和崇高。

不论人们觉得亨利•米勒这个获得了解放的人的形象多幺迷性政 治人，这部远非事实的真相。实际上，我们可以说米勒是美国人在性的方面所息的每一种精神疾病的医药手册。他的价值不在于为我们解除了这些疾病，而在于他诚实地将它们表达出来，并使之具有了戏剧性色彩。从文化角度来说，米勒的作品的确起到了一种宣泄作用，但实际上这只是因为他第一个说出了不可言喻之事。这并不是简单地说上几句下流话；米勒的书已在好几个国家出版发行。米勒表达的是我们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我们文化中的男性意识对性表示的厌恶、鄙视、敌意、暴力和污秽感。他们对女性也是这种态度，因为性这一沉重的负担不知怎么也落在了女性身上。大量证据表明，米勒本人也常常意识到男性的这种态度，而他那些“有关性的天真的美好辞令”也许不会显得那么令人讨厌，如果他能像一位评论家说的那样，将那些辞令变为“自我嘲弄”。但是，他所有作品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小说中的¨亨利•米勒”与真实生活中的亨利•米勒几乎是同一个人，这使得我们潜意识中无法相信，现实生话中的米勒比作为小说人物的米勒更加高明。

就说说现实中的米勒。虽然我们可以举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对他以第一人称精心描述的那些性行为表示怀疑，也有理由相信，大部分“操”的描写纯粹是幻想，但我们绝没有理由怀疑充斥于这些描述中的那种真切的情绪，那些性行为的剥削性质，还有青少年的利己主义。米勒的真实的创新在于他揭示和记录了一系列相关联的对待性的态度。尽管这些态度极其普遍并且非常强烈，在他之前的文学作品却从未（或从未明确地）表现过。当然，这些态度也不过就是典雅爱情或罗曼蒂克的爱情，但是，米勒的态度的确构成了一种迄今为止仍被小心谨慎地掩藏在我们传统的尊严之下的文化信息。与此相关的是米勒的态度所代表的那个社会类型，一个被野蛮化了的青少年的社会。这些态度引发的同情不仅仅局限在这一代人身上，还引起了不同年龄、不同阶级的男性的共鸣，从而构成了男性有关性和女性的非正统的观念。无论这种观念有多少亨利•米勒变异，其主要的支柱仍然是正统的对爱的虔诚：母亲、妻子、处女和德高望重的女性。米勒对女性表现出的焦虑和鄙视与我们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的那些婉转的或“恭敬的”态度毫无二致，同样具有其重要性和普遍性事实上，听米勒大言不惭地吹嘘“操了”一个“女人’’极富刺激性，就像伊斯特兰参议员喋喋不休，一连几小时花言巧语地大谈家长统治时话语中对乡下人直言不讳的褊狭同样让人兴奋。

米勒将自己视为劳伦斯的门徒。如果劳伦斯这位大师活着听到这话，他定会勃然大怒。劳伦斯描写性时所用的礼拜仪式般的浮华词藻与米勒肆无忌惮的猥亵毫无相似之处。劳伦斯塑造的主人公执行使命时带着一种特有的庄重，按照一份详细的政治协议书“做爱”在这过程中，他用考虑周到的外交手段和熟练的心理操纵，使他的女人屈服。但是，米勒和他的同伙（米勒之类的人很多）的做法是“操”完就将她们抛弃，就像人们使用卫生设施时那样——如使用克利奈克斯面巾纸或手纸。仅仅是为了“操”。米勒的主人公纯粹是个惟利是图的小商贩或骗子，没有任何客套和伪饰，也无需扮演说教的角色。劳伦斯消除了罗曼蒂克爱情中许多传统的姿态。乍看上去，米勒似乎从一开始就非常幸运，因为仳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些姿态。实际上，他那冷血动物似的行事方式是要亵渎罗曼蒂克爱情中的脉脉温情，而这是劳伦斯从不肯放弃的。米勒的那种粗暴方式表明，“爱的欺骗”（伪装成色情的权力）犹如抢劫一般简单：你遇上了她，哄骗她让你“睡她一下”，然后拍拍屁股走路。米勒的性追逐是一个原始的“寻找、交配、忘却”的过程。

除了别的以外，米勒和劳伦斯一样极其厌恶性革命，这激起了他对劳伦斯的崇拜，并写了一篇有关劳伦斯的长文：意味深长的是，劳伦斯竭尽全力使女人回到她们应48有的地位去……可耻地极度女性化了的男性世界……倾向于怀疑和鄙视劳伦斯的思想……他严厉责骂和坚决与之斗争的……就是这个病态的、理想化了的、没有了性区别的爱的世界！以两性的融合而不是两性的敌对为基础的世界……（因为）与女人永不止息的战斗增强了我们的抵抗力，提高了我们的战斗力，扩大了我们取得文化成就的范围：通过女人……我们建立起……我们的宗教、哲学和科学。

他们两人的目标基本一致，但米勒没认识到，或者至少没有评述到的是，他们的方法完全不同。劳伦斯使女权主义的要求倒退到对她们的人身权力的承认和给予她们较充分的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其手段是歪曲地将它们称为女性自我完善所需的植物性的被动。他的成功为米勒铺平了道路，使他得以升级为对女性的公开鄙视。劳伦斯当时还不得不称女人为人，而米勒则可以无所顾忌地将她们指称为物件。米勒干脆把女人改称为“×”——物件、商品、物质。现在已无需承认或面对人格，因此，也就不需要用劳伦斯具有的那种弗洛伊德智慧的心理分析方法去驯服或打击女性了。

虽然这两位作家都利用幻想来为服务，但劳伦斯用它似乎是为了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其目的是强迫女人——通常是具有相当力量和智惹的女人——作出情感上的屈服。米勒面对的只不过是存在于手淫幻想中的没有差别的女性生殖器。米勒的作品中有无数荡妇式的漫画人物，我们以莫德和马拉这两个人物为例。在她们两人身上，人格和性行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样东西。因此，在描写她们的性行为的片断中，将她们的名字换成任何其他女人的名字对故事情节都毫无影响。原因很简单：每一次性宣泄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男主人公在一种低级生命形式面前展示 亨利-_米勒他自觉的超然存在。马拉是米勒惟一爱过的女人。在与她的一次极具意义的会面中，米勒就像对待艾达一样，冷静而客观地行事，而马拉则和艾达一样荒诞：

在那闪亮光滑的物件上，马拉像条鳗鱼一样扭动着。她不再是一个性皴强烈的女人，她甚至不是女人；她只币过是模糊不清、没有形状的一团肉，就像在狂风大浪的海面上，颠倒着从一面凸镜里看到的不停蠕动扭摆的鱼饵。

对于她那发情的扭动，我早已没了兴趣；除了我伸入她体内的那一部分，我十分冷静，就像天狼星一样孤高垮漠……

拂晓时分，那是东部标准时间，从她颌部四周冻奶酪似的表情上，我看见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她的面孔经历了子宫由胎儿的一系列变化，只不过顺序是颠倒的。当最后一点激情消失时，她的脸就像被扎破的气囊一样，一下于没了生气。眼睛和鼻孔就像刚刚烘烤出炉的橡果一样，在皱纹细密但仍算光滑的苍白皮肤上冒着热气。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或其中的一部分，用了一个俚语表达性亢奋：“耗尽了。”这个词有“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和“有限的资源”的含义，也许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节俭，其暗含的意思是，如果精掖是金钱（或时间，或精力），那就应该珍惜地将它囤积起来。米勒并非这种吝啬鬼，不过．在他的脑子里，性与金钱也有着某种奇特的联系。按照美国的金融道德观，米勒在4岁之前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写不出东西的作家，过着食不果腹的流浪生话，没有工作，只好靠施舍度日。流亡巴黎暂时缓解了他的窘境，但在此之前，他感到自己成了平庸环境的俘虏，因为在这种环境里，艺术和思想成果遭人鄙视，男性只能在金钱和性中找到出路，有所作为。41当然，米勒是一位持异见者，一位叛逆者。但是，正如他对金钱意识深恶痛绝一样，他顽固地认为，他只能用性来取代金钱，而这只不过是贪欲冲动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的转移。将女性视为商品，他同样可以享有“成功”的尊严。如果说他没本事赚钱，他至少可以从女人那里赚取便宜——如果赚钱还需要借钱做本钱的话，那就做一笔大大的无本生意吧。当他那些比较“适应环境的”同时代人在商业方面靠坑蒙拐骗大获成功时，米勒却在骗取女人的“×”的行为中保持了自己的“男子气概”。米勒在他所追求的毫无意义的贪婪中也出尽了风头，尽管他从中得到的回报并非他的实际需要，也远远不及其他人在追求强烈的个人主义中所获得的成果。，不过，他仍在朋友中保持了他男子汉的威望。

在谈到法国人在性文明方面具有的优势时，米勒最好的证据是法国人更便捷的办事方法。嫖客“在购买商品前，可以检验和试用’1——他欣喜地将之称为“公平交易”。不仅顾客不必与“货主”争辩，而且做此生意的外国人还可以得到更优惠的条件，你可以“毫无阻拦地带上半打女人到旅馆去，只要你不为额外的肥皂、毛巾费用大惊小怪”。米勒用充满美元文化的自负的口气解释说，只要你付得起钱，就不必孝虑任何其他的人为因素。一次，米勒大言不惭地吹嘘说，“在旅馆里，我揿铃召女人时，就像你们按铃要威士忌和苏打水一样简单。’’他显然是在做着有朝一日成为富翁的白日梦，并为金钱的无比威力所陶醉。他还怀有美国浪荡于们的那种信念，认为外国人在这类事情上远远胜过美国人。

担任西部工会人事经理期间，米勒对这一职位非常满意，因为他可以对前来求职的女人们完美地实施他的性和经济权力：“这种游戏的玩法是，先让她们上钩，许诺她们一份工作，但首先要免费把她们睡了。通常只需要向她们抛出一点诱饵，晚上就可以将她们带回办公室，让她们躺在更衣室镀锌的桌子上。”正如所有美国人都知道的那样，商业界就像一个战场。当高级职员被公司“操”了以后，他们可以“操”他们的秘书来进行报复。米勒的秘书有“部分黑人血统”，“非常高兴让别人操她，而且丝毫不会因此而脸红”，她甚至可以让老板的好友柯利与老板一道分享自己。最终，她自杀了，但那是工作的原因。“要么你操别人，要么别人操你¨，米勒说。他对这个词的许多含义提供了深邃的见解。

性是经济力量的消耗战。关于这一点，一个令人难忘的实例是米勒在法国期间，一天夜里和他朋友范•诺顿在巴黎街头花15法郎雇用的一个妓女。尽管他们丽人对她毫无欲望，尽管她饿得精疲力竭，但是，既然已经付了钱，就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价值。由于性，或者×，不仅是商品，而且具有金钱价值，米勒的冒险经历读起来给人一种感觉，仿佛那是无数次成功的诈骗，一笔笔的收入带来无限兴奋，并且其前提十分简单，即数量就是质量。正如所有将利润视为关注焦点的商人一样，“商品”本身在他们眼中渐渐变得乏味和可鄙，甚至资本积累本身，与随之而来的权力相比也黯然失色了。沉溺于性消耗了大量精力，以至于米勒和他的朋友们也常常对它加以谴责。“×……只不过就是个×罢了，”麦克格雷戈叹息道。范•诺顿也为自己沉溺于性这一弱点感到羞耻．因此，他不时地摆弄起苹果来。他将苹果切开，掏出核来，然后在上面涂上冰淇淋。无论从肉体上还是感情上来说，这种替代性的游戏都没有什么痛苦，因为在米勒叙述的性交中，人们几乎不感到有女人的存在。不过，苹果不会作出反抗，这样，征眼和“使她屈服”的乐趣也就荡然无存。

令人惊奇的是，由于米勒过分热衷于描绘极富刺激的“操”的场面，性交过程中的许多东西都被省略了，如爱抚动作，或裸体的审美乐趣。极其偶然出现的一对”巨大的奶子”或“屁股”是拙劣的、为数极少的零部件，而女人引起男人性欲的优美形体却不见了。关于男性身体的描写，除了生殖器——阴茎和睾丸这些明星演员——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只言片语。在这里，交配的不是肉体，更不是人。米勒幻想中的表演只有男女的生殖器这两个不相关的演员。“身体是她的，但×是属于你的。×和阴茎联姻了，”米勒说。在此之前，他向我们证明，生活已使这一对男女变得格格不入，因此，“他们的身体也背道而驰”。通过把这一结合说成是暂时的和瞬间的，米勒令人震惊地将性生活和生活的其他内容完全分离开来。结合行为的双方采用的是愚蠢的机器动力学原理，其功能分别是活塞和阀门口。

米勒推崇的耶种完美的“操”是器官之间的生物性事件，这就是它的标志，与人毫无关系。当然，最好双方互不认识，是在地铁里偶尔相遇的乘客，不说一句话，不做任何暗示，就开始调情。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将性孤立起来的企图只能使性行为带有绝对否定的涵义。在专业的黄色书刊和色情电影中，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纯粹为了刺激感官的情节和场景。在这方面，米勒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让那些场景充满了残忍和鄙视。虽然他似乎是要将性行为与社会或个人的背景分离开来，使之成为纯粹的“器官磨擦’’这一模糊的概念，但他却小心翼翼地仅对受害者的行为作足以羞辱和贬低她的描述，而大肆描绘自己的行为，将它表现为虐她性质的个人意志的伸张。

米勒吹嘘，也许我们应诙说他承认，说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次操”的对象是住在楼上的一个几乎精神错乱的“傻子忡。“一切都在互相不明身份、互不言语的情况下进行……我说，她裤腰带以上的部分都是神经错乱的。真的，那部分虽然还是活的，但绝对没有理智。也许正因为这样，她的×才显得那么没有个性。那真是百里挑一的好×……大白天与她睡觉，眼见她慢慢地变得疯狂，那就像夜幕渐浓时，看着一只鼬鼠走进设好的圈套。我需要做的就是在黑暗中躺下，拉开裤子的拉链，静静地等待。”从这段描述中，我们不仅能看到米勒像个机会主义者一样，庸俗地搬用了劳伦斯的“让头脑空空，吼获得血的意识”的胡言乱语，而且也本能地意识到，他们两种版本的同一思想都带有一种病态的恐惧，害怕与另一个完全的人格交流。可喜的是，米勒的“鸟儿”已有足够的胆量在黑暗中向猎物“施迷魂术’’。“过来啊，你这婊子，”我不住地自言自语道，“到这里来，把×张开来放到我的上面……我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只是脑子里始终想像着，在黑暗中，她的×像一只螃蟹，轻轻地向我挪过来了。’’读到这里，人们一定已经非常清楚，在作者的设计中，男性不仅具有心灵感应的工具，而且还有思想，但即便是最完美的女性也只是一块浮游的肉，一个×，丝毫没有受到人类思想的玷污。

事情并非总是如此美好。要想从他鄙视的妻子奠德（她始终愚蠢地坚持要获得“肉身的爱”，这正好与她丈夫更加明智的“冷淡的操”的趣味大相径庭）身上获得一个满意的“非个性化的操”，米勒只好耐心地等她睡熟以后：“等到她基本已经睡着，眼中不再有任何物象……悄悄爬到她身上，在她睡梦中，将那物件插进去。”作者推荐的这种方法叫做“背后凿洞”，非常适用于消除一切不必要的交流，而且从来不用看她那张脸。他背叛了她，并即将离她而去，这使她悲痛恐惧不已，几乎发疯。直到这时，她才放弃丁她那恼人的、希望他将她当人看待的习惯（这芷是他俩不相容的原因），并同意做一个“盲×”。以前，她曾痛苦地抗议过：“你从来没有尊重过我——没有把我当个人。”但到最后，在一系列重复场景的描写中，米勒便利用了她的歇斯底里，将她放到“操墩”上，“带着冷血动物般的复仇狂暴”大行其事。之后，一切都“干得非常干净利索……没有眼泪，没有亲呢爱抚”，只待“斧子”落下——这个比喻十分怪诞，大概是指他的性亢奋和她的被操。

在一个繁忙的日子（奠德、瓦勒斯卡及其表妹都在），米勒在城西码头午睡醒来时，发觉那玩意儿坚挺地勃起了。人们当然不应该让这个天意白白浪费掉。．于是，他快步来到一位妙龄女郎的住处（他们两人在那天午餐桌上才刚刚认识）。她睡眼惺忪地打开414门，米勒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我解开裤子纽扣，掏出我的鸟儿，摆好姿势。她依然睡意甚浓，迷糊不清，因此，就像是在和一个机器人干那事儿。”这样更好。更引人人胜的是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细节（但这犯了禁忌）。她本是犹太人，但装作埃及人。“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是个埃及x……是个埃及×，’……这是我这辈子操过的最好的×之一，”最妙的是，完事后，他飞快地逃离了她的房间，避免了与她交流的麻烦。这真是一笔无本生意，免费操了一回。“我没什么要对地说……我惟一的念头是赶快离开……不要浪费口舌。”为了表示自己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米勒还写道，他的老朋友克伦斯基来到了房间外面，静静地站在门口，偷听着屋里发生的一切，羞愧地充当了这一征服的见证人。

米勒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是妓女。劳伦斯将卖淫嫖娼视为神殿里的猥亵，但对米勒来说，性的商品化不仅是使男性获得满足的一种便利方法（因为付钱比劝说要容易得多），而且也是女性存在的一种完美形式，因为它完全将这种存在局限为×的功能。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叉举了杰梅娜的例子（美国旅游业中法国妓女的典型）。“从一出生，她就是个妓女胚予；她非常满意自己的角色，实际上，她从中得到了无限乐超。”在详细论述这一主题时，米勒说，杰梅娜的x是她的“荣耀竹，使她与外部世界有一种“接触感”，使她有了“生命感”，因为“那是她能体验到生活的惟一部位……她的大腿之间，那是女人的真正所在”。“杰梅娜的想法是对的：她无知但精力充沛，她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她历来就是个娼妓——而这正是她的美德。”米勒毫不掩饰地声称：“我心中对杰梅娜的爱就像对一只蜘蛛的爱一样，没什么区别。”不过，他确实希望我们相信，杰梅娜比另一个妓女克劳德要强一些。他斥责克劳德“娇弱”，责备她想变得“优雅”，声称她由于有“灵魂和良心计而冒犯了他人最令人厌恶的是，克劳德身上那明显的但未说出口的忧伤表明，她不但未能领略她生活的乐趣，甚至还讨厌充满生机、忙忙碌碌的接客生涯。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不论从道德上还是美学上来说，都是不可容忍的。“在我看来，妓女没有权力像一位贵妇那样，坐在那里等待……别人主动来邀请她。”

既然“婊子就是婊子”，米勒当然还可以将她们辱为“贪婪自私的小人”、“贪得无厌的人’’、“掠夺成性的魔鬼”、“母狗”——他这些自以为是的鄙视语词，和他的伤感情绪一样，都是些老掉牙的陈词滥调。不过，他仍急切地想把她们的作用提升到“思想”的高度——生命力。她们就像电学上的导体一样，只要将插头插入她们体内，你就接通丁“电路，会再次感到大地就在你的脚下竹妓女们将自己的工作称为“维修”，而米勒那自鸣得意的自我不仅设法使这种充电充满神秘感，而且还将妓女转化为某种使男性可以相互交流的神奇器皿。他欣喜若狂地说：“她与所有男人都干过那事，现在轮到你了……那该死的生命的热流在你身上流淌，还有她，以及你身后的所有男人。”这段话中的醒目之处不仅仅是米勒使性完全抽象化（还有什么能像电流那样无形易变呢？），还有他那奇特（但并非罕见）的念头，即从妓女的阴道里猎获其他男人的糟液。这样，妓女的阴道就成了随意获取其他男人兄弟般生命力的渠道。

米勒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男性住地的气氛。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仍是他青年时代、成年时代甚至老年时代的朋友。约翰尼•保罗和他少年时代街头帮派的英雄仍是他成年时代的偶像，是他奉为文学偶像的斯宾格勒、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奇怪的伙伴。他六卷本的自传，甚至论文，都是一首首往往带有自怜情绪的永无休止的挽歌，哀悼他已逝去的青年时代的天堂。

于是，作为“操的王国”里“无可争议的君主”（这是他自封的称号），他对性的态度仍是他在受压抑的青少年时代养成的那些态度。那时候，性是人们在私下谈论的事情，要得到它并非易事，每次体验都意味着男性勤奋和智慧的胜利，而那些被征服的女性要么愚蠢之极，表现出百依百顺，要么像圣人一般，拒绝合作。在出卖肉体的女子中有一个女孩，愿意接受任何一个男孩的“施舍”，但大多数是需要花费一番功夫的吝啬鬼；她们是在父母和宗教影响下堕落的“好女孩”，是不容易弄到手的性交对象。第一类女性很容易使男人为自己的优越感到沾沾自喜，感到一种对女性的绝对鄙视；第二类女人难于制服，因而总会激起男人对她们这些不驯服者的敌意。越是难攻破的堡垒，一旦被攻破，它带来的荣誉感就越是强烈。但是，如果不能成为吹嘘的材料和窃笑的把柄，任何胜利都是毫无意义的。克伦斯基在门外徘徊的情景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如果性交没有受到无处不在的、同一年龄层次的好友们的观察和喝彩，它就没什么意义。因此，米勒的叙述中始终带有向人言说的情趣，仿佛是在绘声绘色地向男孩们讲述一个故事‘“然后，我又得重新爬到她身上，把那玩意儿插进去，一直插到底，她像条鲤鱼一样使劲扭动着。上天作证，我说的全是实话。”他所表达的强烈的异性性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同性恋的倾向。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他的爱情故事《在玫瑰色的十字架上受刑》就是对恺自己的“我已丧失爱的能力”啦这一剖白作的详细诠释c他将吝啬地不愿给予×的情感全都慷慨地交给了他那伙毫无魅力的童年好友——他从未能超越他们，也没有抛弃他们。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与文化性质的同性恋情绪截然不同（但并非完全对立）的冲动的异性恋行为。那种同性恋情绪将爱、友谊和情感——所有情感上或理性上的伴侣形式——统统给予了男性。

米勒所推崇的性的幽默是男性住地的那种幽默，更确切地说，是男厕所里的那种幽默。和所有圈内人的幽默一样，这种幽默取决于大家都有共同的思想、态度和反应，这一切构成了连接他们的纽带。在他们那里，性成了一种游戏，它的乐趣在于对一位容易上当受骗者采取的苛刻的、策略上的欺骗和操纵。其目的不仅仅是要满足性的本能，更主要的是要使自我得到满足，因为在愚弄受害者的欢愉中，感官的享受已是次要的，甚至被忘在了脑后。不过，除非性的获得十分不易+充满喜剧色彩，并且是遮遮掩掩的，否则，所有乐趣就烟消云散了。就如人们通常所见的有关种族歧视的幽默或偏见产生的乐趣一样，如果大家不能对基本的要点取得一致意见的话，那么，喜剧也就会变成愚蠢的无聊。米勒的性游戏的要点是，不要付出，尽量获取。这儿所说的“尽量获取”不是指性的体验，因为那可能会暗含感情深度的意思，而是指尽可能多地获取×。在标准的英语中，金西那个令人讨厌的短语——“性发泄渠道的数量”——也许最接近这个意思。

要爱就会有损失。在他那本坦诚的书《交叉点》中，米勒谈了他遭受的惨重损失。他心爱的马拉竟是一位同性恋者。她将她的情人强加给他，构成了一种令人可怕的三人姘居关系。这正是劳伦斯孜孜以求但从未得到的那种三角关系，不同的是，米勒得到的是第二位女性-米勒对“×”的态度通常是傲慢，而他得到的结果却是这种撕心裂肺的体验。这真是太有趣了。

对于那些深信这种游戏好处的人来说，几乎任何机会都可以被利用起来々一天，令人敬畏的米勒来到他曾经愚蠢地尊敏和钦羡过的一位寡妇家中，对她失去丈夫表示哀悼。但在她面前，他变得结结巴巴，满脸通红，心中却幻想着，她不可能让人“操一顿”u他非常精心地作好了安排：他首先设置了场景，欢迎他的伙伴们去现场观看他将获得的胜利。“一张低矮的沙发”，“柔和的灯光”；许多洒水，还有服饰——．‘一件漂亮的短短的晨衣”。在吊唁她丈夫的悼词读到一半时，米勒突然热血沸腾。“我没说一个字，就撩起她的衣裙，把那东西插进她体内。”啦真相马上就会得到验证；这位寡妇会不会反抗？仿佛是在梦中，这种奇袭式的举动立刻大获成功。“当我将它插入她体内并开始抽动时，她立即喘起粗气来……变得极度兴奋……呼吸越来越急，还发出悲喜交加的细声十F政 治尖叫口”最后是这一事件的意义：“我心中想道，休真是个大傻瓜，竟然等到今天才动手。她那玩意儿真够滑溜湿润的……谁都可以来她这儿，得到想要的东西。要得到她简直易如反掌。'照此推论，女人都是如此容易得到的东西。这个幽默的寓意是，人们没有能够抓住这样美好的机会，全都是因为他们缺乏冒险精神，或是始终抱着头脑中那些虚假的理想死死不放手。

女人不仅是唾手可得的物件，而且简直就是一些任人操纵的木偶在向其他男人说起自己另一次“操”的经历时，米勒说：“我把她摆弄来摆弄去，就像是在摆弄一个可以证明地球引力原理的无腿玩具。”男性的彻底胜利就意味着他们对女性免费的侮辱；看起来，从侮辱性对象中获得的乐趣远比性本身更加令人陶醉。米勒的门生柯利是对女性施行这种惩罚的行家里手。这一回，被施以惩罚的那个女人，在他们两人看来，其雄心大得近乎犯罪，而且竟然不知羞耻地对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的事实毫不知晓：

他以侮辱她为乐。我找不出指责他这种行为的理由，因为她的装束打扮就是妓女，却要装得一奉正经，自命不凡。你肯定会说，要是光看她在大街上那样于的话，她决不会是那种×。这就难怪，当他单独和她在一起时，他就要让她为自己的馓慢付出代价了。他行起事来就像个冷血动物。“把它掏出来！”他说着，解开两粒裤扣。“用嘴把它叼出来！”……一旦她尝到了它的滋味，你就可以对她任意玩弄了。有时，他会让她两手撑在地上，然后像推独轮车一样推着她满屋于转。或者，对她采取驹交媾的方式。在她不断地哼哼着扭动时，他会若无其事地点上一支烟，将烟雾朝她的大腿之间喷去。有一回，他在以这种方式行事时，还对她玩了个恶作剧。他将她撩得心花怒放，兴奋不已奇当他以背后凿洞的方式就要 亨利-米勒引得她爆发时，他将它抽了出来，好像是想让它凉快一会儿……随后，他将一根又粗又长的胡萝l、塞进她的×里冉

读了以上这段描写，人们不禁会想起夏皮罗热情洋溢的宏论：爱和性交压倒一切的神秘。

即便是米勒当作教科书提供给我们的那些所谓自由幸福的、远离美国清教主义约束的无节制的感官刺激和纵欲也完全是一种使男性意志得到绝对承认的专制性安排。发生在乌尔里克工作室的事件就是一例。不过，这一事件美好的外表遭到了损坏，因为主人公贪婪地希望同时享用那两个女人，但叉疯狂地希望乌尔里克不要靠近自己的马拉。就像传说中郊区居民的生活习俗一样，女人被互相交换时，她们并不主动地参与具体的安排。一般情况下，米勒和他的朋友们都是慷慨大度的，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会主动互相提供x，而且是当着交换对象的面很随意地作出这种安排。但是，一些事先未预料到的事情打破了眼前的宁静。乌尔里克“初次见面的对象”是个混血儿，因此，“对付起来有些困难，至少在最初阶段是这样”。此外，她开始来月经了。“你一阵一阵地发情，出一点血算得了什么？”乌尔里克傻笑道，但还是惊慌地跑进卫生间，“努力地”擦着身上的血迹，无法掩饰这一帮人心中那种原始的忍惧——米勒就花了2页的篇幅描述自己的苦恼，担心与月经排泄物的接触可能使自己染上了梅毒。米勒和他的同伙自觉具有无上的权威，可以对女人为所欲为，但女人们的惟一报复手段——性病——却是他们无尽苦恼的重要原因。

另一次集体性淫乱发生在米勒、他已疏远了的妻子莫德和一位顺便来家中喝一杯的客人之间。这一回，开始时一切都很令人愉快。米勒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大谈消除妒忌、怨恨和负罪感的理想方法，两位机器人一样的女人举止也很得体。最后，在连续五性政 治次亢奋的考验之后，主人公鼓起蕞后一点力气爬到这位名叫埃尔西的邻居身上。从开始到现在，这位邻居始终热情高涨。她大声说道：“来啊，操啊，接着操！”顿时，一晚的愉快气氛被打破了，埃尔西开始感到疼了。米勒对此作了强有力的叙述：“‘呵，啊！别弄了！请放开吧！我疼死了！’她大叫道。”主人公勃然大怒。他似乎认为，女方一旦答应，她就放弃了所有权力，不管发生什么，她都应该信守交易原则：

“住嘴，你这婊子！”我说。“你疼了，是不是？是你自己要的，不是吗？”我紧紧地抓住她，自己又往上抑了挪，将那玩意儿插进她的缝里去，一直往里插，我都觉得她的子宫要破裂了。然后我又一下子塞进她蜗牛状张得大大的嘴。她既痛又喜，惊厥了过去，嘴里还在胡乱喊着什么，随后，她的两条腿从栽肩头滑下，重重地打在地板上。她像个死人一样躺在那儿，被彻底操透了。

这种充满疯狂和暴力的夜晚的实质使人难以理解，除非我们将传统道德观的绝对威力考虑进去。传统道德观代表的是无尽的恐惧和羞怯，以及无数的清规戒律。这些东西既是米勒攻击的目标，又是他寄生虫般依附的工具。假如没有这么多东西需要否定、抵制、克服和诋毁，米勒和他的女性机器们就用不着如此卖力地袁现这些淫乱，主人公也不必花那么大力气来证明其暴行的正确性。

米勒远未脱离他清教徒的本源。它存在于他好友的污言秽语里，存在于他同伙的疯狂中，存在于他“操”女人时的暴力和鄙视里。作者始终没让我们忘记的是，这些都是禁止存在的，而它们的出现使其显得更加可爱；肉欲比爱情更加激动人心；女人自我堕落是因为她们参与了性事，除了少数“纯洁的”女人外，其他女人都只不过是x，如果她们忘记了这一点，那是不能容忍的。“那些肮脏亨利•米勒的婊子——她们喜欢这种事情，”他告诉我们。米勒以恐惧和愉悦的心情，审慎和吹毛求疵的方法，记录了各种反应：有人“像猪一样尖声嚎叫”；另一位“像一头发疯的野兽”；还有一位“变得语无伦次”；再有一位“像只母兽一样四肢着地，浑身发抖，不停地嘶叫”；更有一位“欲火难消”，就像“一头美丽的贪得无厌的野兽……一头急得四处乱撞的大象”。

米勒使用这些性语汇时表现出的那种荒蛮，咀及这些受到几个世纪的色情和羞怯玷污的形象生动的污言秽语，都表明米勒坚信，这一切都是污秽不堪的。他反对书报审查制度的辩解是无可辩驳的——“不可能有其他的语汇”能够表达他希望表达的“猥襄”。正如他宜称的那样，他的措辞是一种“纯技术性工具”，它的作用取决于其激发的联想，如污秽、暴力和轻蔑。一种为性所困扰的文化使一些词具有了这种联想，而这些词恰好也含有性器官和性行为的意思凸米勒坚决反对剔除这些语汇中与性无关的含义，而是希望保留它们作为“神奇语汇”的活力，因为它们的力量就在于它们具有神力和被禁忌的品质。在这一神圣外衣的保护下，那些语汇所具有的针对他人的真正猥亵的残忍内涵被忽略了，甚至受到保护。米勒狂妄地宣称，“猥亵“是“主人们使用的神奇东西”的同义词。他和书报审查官们在语言和性方面的态度是相同的：除非大家都一致认为性是猥亵的，否则，人们总是使用“猥亵”一词就毫无意义。此外，米勒反复提醒我们，猥亵是一种暴力形式，一种表达男性敌意的方式，而这两者部是针对女人（她就是性）和性行为本身（这种行为是女人的过错）的。然而，尽管米勒斗‘分厌恶猥亵，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厌恶，他不得不一再地使用下流的语汇，并通过面对他想像（他的文化遗产和经历极大地帮助了这一想像）中可怕的东西，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坚强。被冠姒“男子气概”美名的利己主义需要证实自己的这一勇气。米勒想说服我们相信，这就是现实：如柯刹所说臭气熏天，就是性。

说到男性人体，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鸟儿”就是力量。在对着小便池撒屎时，甚至在倒垃圾桶时，米勒可能都会被一种痛苦的意识_一他自己高贵的命运——所缠绕。在“操的王国”里，“精子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上帝是“所有精子的总和”。米勒本人也是神圣的。“我叫什么名字？就叫我上帝吧。'，实际上，他比这更伟大——“上帝也比不上我……我是一个男人。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或许，但这仅仅是为了以防万一，更保险的办法是创造一种神学，并弄清自己的问题和答案。“我眼前时刻闪现着身体的形象，我们的阴茎和睾丸这一三位一体的上帝。右边是圣父，左下方是圣子，在他们的中间和上方是圣灵。我永远无法忘记，是人创造了这神圣的三位一体。”

女人的×却几乎不可能给人这种灵感。它只不过是一条“缝隙’’，一个“切口”，一个“伤口”，一个“黏糊糊的洞穴”——真的，它什么也不是，空空洞洞，等于零。马拉如此，一般的女性，以及被米勒贬为“绝对虚无的符号”的舞女也如此。凝视着自己的情人，利己主义者会说，他“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自己的影像在无底的井里晃动”，最后，他承认自己“一点也看不见她的存在”。在《北回归线》中，米勒和范．诺顿都在探索女性的“×”这一令人恐惧的神秘之物。甚至探索尚未开始，范•诺顿就被那个“死蛤蜊”弄得恶心欲吐。于是，他只好采取了一些措施使自己坚强起来。“我让她把它撑开，然后用手电筒照着它……我还从未这么认真地看过女人的×……我越看越失去了对它的兴趣。它所能告诉你的就是，它什么也不是，没有丝毫意义。他仍沉浸在对眼前景象的惊恐之中，不禁对这一痛苦的骗局惊讶起来：

当你看着她们衣冠楚楚时，你会对她们产生各种美好的想像，将她们作为个体产生好感，而实际上她们并不可爱。她们只不过是两腿之间有条缝隙罢了……那都是幻觉！……它绝对地毫无意义……性曾经显得那么神秘，但你却发现它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片空白……那儿什么也没有……的确是一无所有。真让人恶心。

在小说的后半部，米勒亲自雇了一个妓女，试图从女性深不可测的虚无中挖掘出某种意义来。结果，和他的探索者同伴一样，他只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空如也的沟壑”，一个“丑陋的切口”，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不过，他下定决心要比他的同伴干得出色一点。同时，他对艺术家在探索神秘现象和景观方面肩负的崇高责任也十分清楚。他有了决心，离揭示“神秘”就不会太远了。因此，他竭尽全力把“妓女被操透了的×”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希望借此使自己相信，地球“只不过是张开四肢，仰面躺在那儿的一个女人……淋浴在紫色的星光里”。他推理道，不管怎么说，我们人就是从那个“黑黑的没有缝合的伤口，令人憎恶的阴沟”里降生的。她既是小丑，也是天使。这种想法使他只好“正视这一绝对真理”。正是这一毫无价值的“零”孕育出了男性文明的“无穷无尽的数学世界”，甚至孕育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神圣的著作。因此，这个“腐烂发臭、不堪人目的恐怖之物”肯定还是有些价值的。就像激将起来击触摸麻风病人的冒名的泽维尔，米勒发觉自己无法抑制心中的厌恶感。马拉，这位在米勒眼中代表了永恒的神秘的“女性原则”的典型女性，也被描写成了一个病态的说谎者乙这一事实也许无意中带有某种讽刺意味。

米勒对排泄物有一种病态的恐惧。只有一个女人，米勒没有“操”成。她公寓里的卫生间不灵光，结果，当抽水马桶溢出来时，他“最尴尬的时刻”（这是他自己生动的原话）出现了，随着溢出来的还有他大量的粪便。米勒只得放弃这次机会，逃了出去，留下她在那儿收抬残局。总的来说，他始终喜欢把性和粪便排泄过程联系起来。由于他对后者的反应是绝对的否定，因此，每当他打算极尽其侮辱之能事时，他就将偷情的地点选在“茅房”里，如在法国时，有一次，他碰巧在厕所里碰到一个“美国×”。他让她“靠墙而立”，但发现自己没法“将它塞进她体内”。他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于是，他又试看让她坐到马桶上。但这也无济于事。最后，他的情欲变成了敌意。他写道：“我不顾一切地把精液全都射在她漂亮的衣服上，她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在《南回归线》和《性》中，他对这一绝招都有过同样的描述。这种举动将通便与性亢奋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证明性行为是肮脏的。这正是米勒对待女性的态度的基石——清教主义。这其中不自觉的逻辑似乎是，既然性行为玷污了女性，那么，参与性行为的女性被弄得污秽不堪是．她们罪有应得。他一心想做的就是往她身上屙屎撒尿。

男厕所里的情景使米勒相信，性不可避免地是肮脏的。默默地看着那些涂鸦，“墙上满是乱涂乱画的各种图案和言语，都下流透顶’’，他思忖道，¨那些自命不凡的太太们要是看见这些会作何感想……如果她们知道了人们对她们那肥臀的看法，走起路来恐怕就不会那么趾高气扬了。”母他的使命是告诉‘‘×”们在男人的眼中，它是多么可笑，多么可惜，因此，女人们也许还得感谢米勒把实情吉诉了她们。

在许多方面，米勒都算得上是一位极具发明创造力的先锋撮艺术家，但他在性态度方面最富原创性的贡献是，他第一个全面地表达了一种古老的鄙视情绪。他其余的性意识却是相当守旧的。当他在厕所里再次看见那些涂鸦时，他将自己的种种表现归纳为一个“伟大的传统”，幻想着自己成了拉伯雷、薄迦丘和佩特罗尼乌斯似的伟大人物，他们都是“优秀的、强健的天才，是非分明，善辨良莠。”他还想像着自己与他们一道遵循着区别善与恶、妓女与夫人的古老原则，并坚定地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德，“在那里，阴道只不过是一条天然普通的缝隙"在美国式的自以为是的新奇把戏后面，仍是那古老的观念：罪恶感、恐惧和对女性“纯洁”的敬仰，以及女性的“淫荡的母狗天性”显露时，人们发出的道德愤慨。，虽然唐•璜的成功在于他证明了“她们都喜欢它——这些淫荡的母狗”，但是，每次米勒发现她们竟然会喜欢它时，总是感到非常失望、震惊和不安。不知怎么，他希望她们不会喜欢它，并坚信她们不应该喜欢它。然而，大多数女性都喜欢它，米勒之所以发动无数次的攻击，似乎就是要揭开这种虚伪的假面具。幻想早早地就破灭了。在教授钢琴时，这位年轻人发现，他学生的母亲是“世上最淫荡的女人”。更糟的是，她“和一个黑鬼住在一起……好像她从其他男人那里找不到一个大得足以让她满意的鸡巴”。这时，他法典中的第一规则起作用了，那就是不要浪费任何机会，再说，“当那种欲火中烧的母狗把她的×贴过来时，你还他妈的能有什么选择”——但是，米勒对此似乎仍然感到万分震惊。他更喜欢她的女儿，因为她干净一些，是一只“新×”，像“刚收割的干草”一样干净。把她的“肚子弄大”后，他发现将得到的是一个“犹太小子”。他只好拿出一小笔钱让她去堕胎，然后逃之天天去了阿迪龙达克山。在前往凯茨基尔的～次短途旅行中，他遇见丁两个支孩，她们属于中世纪那种“类型”，分别代表着欺诈和纯真。艾格尼丝是一个“愚蠢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因而也是一位正经人；她虽“喜欢它”，但又不敢完全说出来。与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弗朗希，她是“生来就干那种勾当的姑娘…“．她没有生活目标，没有崇高的理想……从不抱怨，总是兴高采烈的”。她是一个很好的典范，甚至喜欢从挨打中获得乐趣。“挨打使我内心感到非常快乐……女人也许就应该不时地挨一顿揍，”她主动说出自己的想法。米勒对此惊叹道：“能够承认这一点的×并不很多——我是指正常的x，而不是白痴。”

在美国的男孩的性和暴力的体验中，剥削和感伤情绪往往奇怪地甚至美好地融为一体。米勒讲述了这样一件事。童年时，有一天他情绪高涨，在打群架时打死了一个男孩．然后他把头发整整好，回到了投起丝毫疑心的凯罗琳姨妈家，受到她母爱般的关心，并吃了她自制的面包。“那时候，母亲们都有充裕的时间自己动手制作美味的面包，以及做当了母亲的女人应该做的许多事情"，那同一天下午还有了性的第一次尝试。“乔伊那天非常高兴，后来他带我们来到他家的地下室，并让他妹妹维希撩起她的衣裙，给我们看看那下面的东西……其他淘气男孩以前也让维希撩起过她的衣裙，但他们是要付钱的，而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爱。过了一会儿，我们告诉她以后别再让其他男孩干这种事了，因为我们爱她，希望她能够做个正派人t'成人世界的模式已在这些男孩的激情中初露端倪：暴力——男人的特权；性——女性的秘密和耻辱的所在，受到金钱交易关系的调控。这样，虔诚就得到了周详的安排：“爱”将拯救维希，并将她与邪恶隔离开来，使她成为一个“正派人”，有一天，她将会成熟为凯罗琳姨妈那样的人，能干却无知地抚养下一代。

在与热情洋溢的“荡妇们”进行的这些令人疲惫不堪的体验中，米勒从未放弃过已成为他偶像的那些少年时代“纯洁”情侣们的形象。他得意地宣称，他对那些白璧无瑕的小伙伴们“从未有过一丝邪念”。4年后，当一首熟悉的流行歌曲响起时，他当年对鸟娜•吉福德的无限激情仍会迸发而出。“‘……千百次地离我而去。吻我吧，再吻我一次！’这些歌词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那些大声喧闹、寻欢作乐的人中，没一个人知道我的痛苦……狂欢的喧嚣声回荡在空荡的大街上……晚会是为我而举行的。我亲爱的她也在那里。雪白的肌肤，金色的头发，闪亮的眼睛。她是我永远也无法得到的北极女王,,恋爱中的米勒又回想起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求婚者具有的所有感伤主义的“谦恭”症状。他陷入了充满自恋的感伤主义．脑子里满是与他的玩世不恭相辅相成的理不清的“理想主义”。他给人送去鲜花，写了无数重温旧梦的长信。米勒对马拉的爱是持久的，但也是令他失望的。这种爱虽然很令人同情，但它算不得是一个爱情故事，而更像是一位精神依赖者的身世。

米勒的守旧思想部分地体现在他坚决主张将肉体和思想、感官和灵魂分离开来这一点上。范•诺顿说得很明白：“你可以从一本书甚至坏书中学到知识……但在×那里，你只能是浪费时间。米勒有大量可供浪费的时间，但他仍十分谨慎而顽固地把性与书本和思想这些“高尚的”生活内容区分开来，因为这些高尚的生活内容只能单独地或在男性陪伴下被体验出来。他对各自领域理论的解释是，女人只是“×”，而男人会写作，尽管女人偶尔也可以通过生育孩子来补偿自己的过失。即便是这种有关子官的神秘现象，只有当它成为一种抽象概念时才具有意义。米勒对人的父母属性不感兴趣，他也很少赞扬母性，即使有的话，也缺乏真情的流露。

虽然米勒对金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但他对极端的男子气概、战争和军国主义却无动于衷。不过，这丝毫不能动摇他在生命的各个阶段维护大男子主义的决心。正如劳伦斯和其他的先知们曾试图教导我们的那样，要想维护大男子主义，就必须保留传统的两性的极化，这也是减缓西方世界衰败的速度和弥补20世纪的丑恶的惟一方法。在他那篇无疑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新奇的分析中，米勒将灾难归根于两性板化的丧失，如女权运动。“两性极化的消失是更为严重的灾难的根本原因，是灵魂死亡的反映，也导致了伟大人物、伟大事业和伟大战争的消亡。

米勒所规划的两性极化，就是要将女性归类为“x”——一种绝对的性存在，仅具备最基本的生物性质。虽然男性也具有这种低级的自然属性，但他还具备创造文化和智慧的能力。男女两性是相互对抗的两个营垒，他们之间要相互理解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一性具备人和动物遗两种属性（按照米勒的观念，就是具备智慧和性这两种欲望），而另一性却仅仅具备动物的属性。他们分别代表思想和物质、男性和女性，但共同包容了世上一切可能的体验形式。既是天使又是动物的男性，由于其分裂的本性，在获得快乐的同时也遭受苦难。他对“×’’的欲望虽然经常出现而且是可耻的，但这是保持他动物属性的一种方式。它可以使他保持他的“真实本性”用宣布她为x，但仅与她在乌托邦式的“操”的幻想中交往的方式，米勒试图避免一场实际的性革命的威胁，即女性对他分配绐她们的那一没有思想的物质功能的超越。他这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为自己壮胆而已。他自己在与马拉的婚姻中的失败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极度的恐惧使得他宣称，女人都是物质，这样他就可以对付她们了。

在《性的世界》中，米勒解释说，他大部分有关性的作品只不过是为了谋求“自身的解放”。但是，他提供给我们的是一本通向他的地狱的绝佳指南，而没有任何有关使他获得解放的那个世界的线索。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功成名就的晚年发表的下述声明也极不可靠：“×，尽管散发着恶臭，也许是连接一切事物的主要象征之一。’，这种可能性不能说不存在，但恶臭是不容置疑的D有时候，米勒似乎也看到了他所描绘的性伦理的野蛮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多么严重的混乱；有一次，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充满了恩主的口气，天真得令人吃惊：“不论我乡么喜欢‘×’，我更感兴趣的是拥有它的那个人。一个x并不能独立存在。

把女人也看做人的冲动——L转瞬即逝的冲动——偶尔也会出现，但少年的自怜自爱却是一种更为重大和紧迫的需要；没完没了地操那些不具人格的物质，那些毫无思想的肌肉始终百依百顺——这种不需花费任何力气的梦当然更具吸引力D利己主义者始终能从各种行动中获得刺激：骗局得逞时的兴奋，以及说谎、哄骗、装腔作势、欺诈和有意贬低他人所带来的激动，还有发号施令，指使一个傻子做出各种“兽行”，以证明自己超然的优越感。所有这些乐趣抵消了这些行为本身的卑劣。

最后，还有发泄的满足——紧张感、敌意、失落感甚至思想，统亨利•米勒统发泄了出去。“性交时，它们全都从我体内涌了出来，就像我将废物全都倒进阴淘一样。”美国人从来就不会低估室内水暖管道的作用。米勒从超现实主义梦幻的角度看待女性，看到的是“她胯下带盖的一个结”，并懂得“所有的缝隙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每一个阴沟上面都有一个格栅”。“×”也许像陶器一样迟钝无知觉，但“每一条切口后面”固都潜伏着危险、死亡、未知之事，以及追猎的兴奋。在米勒的“泌尿生殖”系统中，性的公厕是要付费的，尽管费用不低，但得到的报偿也很可观。

米勒谈到了男性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在体验，却始终小心翼翼压抑着的某些情绪：渴望将女人彻底地非人格化为一个×，将性作为一种游戏进行廉价的剥削，一种孩子气的对权力的幻想，而这种幻想不被人的现实和与同类交往的复杂性所干扰，还有，与肛门排泄几乎一样的粗野的排泄方式。

这种受压抑的情绪，不论它多么有害，释放出来无疑是有益的。但是，米勒创造并使其时兴起来的有关这些无节制的鄙视和厌恶的表达法也许本身会成为一种目的，最终会是有害的，甚至邪恶的。虽然它为男性的侵害行为提供无限的空间最终可能使大家都明白我们社会的真实情况，但却无法使我们从的两难境地中辟脱出来口米勒的确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要告诉我们；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性别歧视无疑是一个诚实的贡献，使我们从不可忽视的社会和心理角度对它有了理解。但是，将这一疯狂的敌意和毫不隐讳的污蔑与理智混为一谈却是可鄙的。如果说将它们与自由混淆起来还不算十分可悲的话，它至少是十分恶毒的。

注释：略

第七章 诺曼•梅勒

梅勒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他的良心两边摇摆，他的忠诚也相互抵触。也许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像他那样对当今社会及其“美国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分裂症”作出如此精彩的描写。①如今，梅勒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已经实现了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意识产生直接影响的雄心壮志。梅勒为我们提供的颇具启迪作用的是他自己身陷的那种困境，即，他超群的智慧使他看到了男性意识中最危险的东西，但他却又强烈地依恋于这种病态。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既努力解释暴力的原因，叉竭力为它辩解。梅勒是个迷。他是个军国主义者，但又写丁不少给他带来荣誉的准和平主义的书，在应邀以社会名人的身份参加反战游行时，他冲动地扮演了“将军”的角色，走在“他的部队”的前列。

梅勒被对男子气概的狂热崇拜所困，但他总能对它作出分析。他甚至颇具说服力地告诚人们，必须广泛关注这种心理倾向。因为，这正是性政治和现实政治的交会点。在这一点上，将妇女作为一个群体进行压迫被当作了男权制发动战争的感情模式，甚至是一种时尚。当一种压迫制度根探蒂固后，它就会变得非常恶毒。在梅勒的作品中，掩藏于反革命态度背后的性的仇视爆发成了公开昀敌意。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对于一个其成型期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军队的男性文化中度过的男人来说，他往往会将两性阃的冲突当作一场实际的战争进行描绘。

当一位小说家执迷于某些行为特征时，其描写的人物往往会重复出现在一本又一本书里。在梅勒的小说中，有的人物会在不同的外衣下不断重复出现。由于作者矛盾的情绪，那个人物在一部小说中是恶棍，在另一部小说中是英雄，但更多的时候，是作为英雄的恶棍。第一个这样的人物是《裸者和死者》中的克罗夫特中士，他是一个不友好的人，但对其的描写却十分深刻。和《我们为什么在越南？》中的奇才D.J.-样，克罗夫特的生涯是从猎人开始的。像《鹿苑》中的瑟吉厄斯•奥肖尼西一样，克罗夫特具有“做一个男人必需的残酷” 。

克罗夫特生存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狂暴地杀戮生命。他残酷杀害的第一个人是被他贬为“狗”的一个罢工者。那次经历给他留下了难忘的“激动’’。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断回忆起那激动人心的时刻。这种激动不仅存在于他的性行为中（“你们都是一帮挨操的婊子……一群狗……你们都是被追杀的鹿”），也存在于有组织的战争屠杀中（“我恨这些杂种……我非得杀死一个日本鬼子不可”）。《裸者和死者》描写的是美国军队在菲律宾对阿诺波佩岛发动的一场战役。由于坚守该岛的日军缺乏给养，濒临饿死的绝境，这一战役最后成了一场“追猎日奉鬼子”的游戏，成了克罗夫特的假日。在准备枪决一名俘虏时，克罗夫特期待着看见“子弹穿人他的身体时，那人急速抽搐着倒下”，以及与他所知的性交中完全一样的颤栗。

梅勒将克罗夫特视为边疆开拓者身上发展到极致的那种夸大妄想狂的抱负。“他的祖先们不断向西推进，辛勤劳作，心力交瘁；他们驱赶着牛群，催促他们的女人拼命干活，向西拓进了上千英里．，”但是，在克罗夫特身上，这种拓荒精神转化成了纯粹的破坏性力量。“他在自己的内心扩展着，苦斗着，心中郁积着无尽的仇恨”，他的“主要心绪”是一种“因优势而产生的鄙视”回。“他憎恨懦弱，但什么也不爱。”克罗夫特最令人难堪的侮辱是责骂他的性政 治部下为“一群该死的女人”。青年时代，他第一次学习追捕猎物（由于是猎物，他将它视为女人）时，由于开枪前他的手抖动了，因而未打中。当时，他也带着同样的愤怒诅咒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老太婆。”

克罗夫特像疯子般发怒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妻子与人私通。“最后的结果是，他独自一人去了城里，喝醉了就找个妓女玩玩，有时还会勃然大怒抽打她。”梅勒的意思是，正是这种性的愤怒促使克罗夫特参了军，井走遍了半个世界去向陌生人发泄他的怒火。

在小说中，如果克罗夫特代表的是一般的法西斯主义，那么，处于军队等级制度所代表的阶级结构最顶端的绅士式的性虐待狂卡明斯将军就是更高一层极权主义的典型。他也认为杀戮就像是发生性行为，性也具有杀戮的性质。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作为情人的卡明斯：

他必须征服她，吸收她，将她撕成两半，将她消耗掉……（他心中暗想道）“我要把你撕成两半，我要吃掉你，呵，我要使你成为我的一部分，你这婊子。” 然后是作为将军的卡明斯：

男人心底里黑暗的冲动，山顶上倒下的阵亡将士，夜晚和睡梦中永不止息的渴望——并非这一切全都融^了炮弹的呼啸和爆炸中……穿越闪亮的钢铁阴道的阴茎状炮弹……性亢奋和发泄时的弧线，速方是生活真正的核一心。

既然性就是战争，战争也就必然具有性的性质。又有谁能否定“生活真正的核心”呢？性和暴力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且似乎还表达了人们对这两种现象的本质的认同。

浮光掠影似的阅读也许会使人们相信，梅勒在对这两个毒瘤似的人物作出精辟分析时，并不带有任何赞赏或肯定的态度。但是，在最后几章，小说对克罗夫特的处理有了微妙的变化；作者十分奇怪地试图说服读者，克罗夫持并没有发疯，他具有的是一种英雄气概。小说充满了美国大兵为国而战的气息，其宣扬的廉价爱国主义毁了作品本身。 多年后，梅勒不仅承认，自他的第一本小说后，他关于暴力的观点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且还掏出了心里话。他冷漠地说：“《裸者和死者》的思想根源是对暴力的痴迷。我心中最钦佩的人物，如克罗夫特，都是些非常野蛮粗暴的人。”

这种暧昧在他随后创作的《巴巴里海岸》这本准政治小说中再次流露出来。书中，敌意的潜流继续将战争和残酷与性联系在一起，甚至将它们等同起来。该书宣称的主旨是对本世纪最残酷的暴行——纳粹和苏联的种族灭绝集中营——感到震惊并表示抗议，但小说的主人公兼道德仲裁人却不无得意地回忆着，作为一名深入敌占区的士兵，他如何“在屁股上做爱”：

我从未看见过那个女弦。在我头顶上，那挺机枪的枪管就像是我阴茎的放大复制品，对准了树林……我固到干草堆里躺下，在神经质的似睡非唾的状况下舒展着四肢，仿佛是在与炮弹和铮亮的钢铁做爱

梅勒对纳粹种族灭绝暴行的主要异议是反对它的方式；他不赞成使用毒气室这种现代技术。希特勒许诺耍给德国带来“她野蛮时代的原始的秘密武器 ，让她有机会体验“将一切踩在脚下，呼喊咆哮着将一切撕个粉碎，杀尽斩绝” 的强烈刺激，但最后他兑现诺言的只不过是毒气这一无聊的科学工具。性政 治

在他写作《白种黑人》和《我为自己做广告》的嬉皮士时期，梅勒似乎将一切犹豫抛到了一边。虽然他对集体暴力仍保留着某些好感，但似乎更喜欢以个人的和性的形式出现的暴力行为。只有在“老古板”的眼中，强奸犯才是强奸犯；在嬉皮士们超前的概念中，强奸是“生活的一部分”，应采取微妙的批评方法对其进行评判，看它是否具有“艺术性”，或“真正的欲望” 。梅勒将纯粹反社会的行为与革命的行为混为一谈，建立了一种嬉皮士的美学思想，其主要的气质性特征是邪恶的男子气概。时至今日，这种邪恶的男子气概仍被新左派成员视为宝贝。这些人要么在青少年时代就受到梅勒思想的影响，要么继续将切•格瓦拉的观点与西部片中庸俗的陈词滥调混为一谈。在嬉皮士们猖狂的个人主义（美国化的尼采主义）蔓延扩散之时，看看马里翁•费伊这个人物是如何从《鹿苑》中的“同性恋恶棍”变成了电影《我顺便为自己做广告》中的平庸的魔鬼是十分有趣的。在梅勒根据自己的小说《鹿苑》拙劣地改编的戏剧中，马里翁•费伊最终被神化了。起初，费伊只是一个性虐待狂似的男妓，他将那些“你可以随意触摸的女孩’’ 拉来当妓女。但是+当作者自己对费伊操纵性的能力越来越敬佩时，他便让这位现代麾鬼作出了雄心勃勃的有关神学的说教，让他拥有了电影中的浮士德和城市牛仔所具备的闪光品质。总之，让他成了完美无缺的克罗夫特的翻版。

《鹿苑》的开篇还不错，富有一定的同情心。它讲述了一个堕落的商业艺术家，名叫查尔斯•弗朗西斯+艾特尔的导演，如何结识了一个他势利的想像中低劣的女人，对她进行性的剥削，而后又抛弃了她。按照小说结构、道德逻辑和美学整体的设计，小说应以艾莉娜•埃斯渡西托的自杀结尾，那是费伊的性虐待威力在这个甘愿堕落为娼、自我毁灭的女人身上取得的最终效果。但是，作者选择的是一个虎头蛇尾的结局——他让她与艾特尔结成毫无实质内容的姻缘，并最终使婚姻破裂。这一结局也自有它的可怜悯之处。439但在剧作中，结局却截然不同——艾特尔怀着自尊心悲伤地死去。这就更令人不能容忍地贬低了作品的价值，因为费伊从一个具有疯狂的罪恶观念的恶棍变成了一个嬉皮士时代的追求性的浮士德，而艾特尔则从好莱坞的一个花言巧语的卑鄙小人被拔高成了一位爱情至上的英雄人物审

在《裸者和死者》中，梅勒为克罗夫特安排了一个名叫赫恩的中尉作为陪衬。赫恩是一个软弱的自由主义者，受过大学教育。他在与两种力量作着无望获胜的斗争：一种是卡明斯将军那种富人和有权势人物的生活方式对他有害的引诱（他的阶级出身注定他是这些人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另一种是克罗夫特的残暴行为对他的吸引（到最后，他甚至急切地希望成为克罗夫特的上司和他的战友那样的人），可是他的战友是个笨蛋，克罗夫特下令把他枪决了。但在《美国梦》的主人公斯蒂文•罗杰克的身上，已身处学术界的赫恩最终的确成了平民生活中的克罗夫特。他最宝贵的回忆是某天夜里，他率领的一排人马戏剧性地打败了一群德国兵后，他的部下为他们的年轻中尉发出的欢呼声。从此以后，罗杰克便着了魔似的，狂热地向往着征服。在小说故事发生的32个小时里，他杀死了两名白人妇女和一名黑人男子。罗杰克太太因攻击大男子主艾而被打死，切丽死于她情人的感伤情绪，还有沙戈•马丁的死。这一切说明，面临黑人的侵犯时，白人男人仍可以控制“他的女人” 同时，作者还向我们保证，“杀戮可以提供巨大的慰藉。它始终具有性的性质。” 在《美国梦》这一梅勒导演的性的战争中，离婚是“撤退’’，分居是一种冷战，性交是“服用麻醉品”，男性同志们是“军刀”，而战斗的胜利则被口吐白沫的狂人们宣布为克罗夫特主义：

我感到我的观脚充满了难耐的愤怒。在杀死她时，我的动作似乎太温和，未能彻底消除我的仇恨……我心性政 治中有股冲动，想跑过去踢断她的肋骨，用鞋跟揉她的鼻子，用鞋尖踢向她的太阳穴，再将她杀一次，这次痛捕快快地杀，一下于杀死她。这种欲望的强大力量使我站在那儿全身颤抖不已……

“欲望”一词选得非常恰当，因为在有关男子气概的幻念中，性和暴力几乎完全融为了一体，使得“杀戮的欲望”这个短语真正具有了刺激性欲的作用，而梅勒却恰恰非常善于分析，并十分奇怪地认同了这种幻念。同样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罗杰克的受害者都是女人和黑人，或者说，除了罗杰克服役的那段时间以外，梅勒笔下参加过三场战争的士兵们的受害者都是东方人：这些人就是白种男人的杀戮对象，是他们发泄怒火的主要对象。

梅勒分析研究祖先为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的精神变态的新著《我们为什么在越南？》也许是他作品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小说是沿着一个18岁青年的想像展开的。他思考着举行成年礼后加入他那些疯狂的同伴的行列是什么含意。《巴巴里海岸》中那个魔鬼般的天才霍林思沃斯第一个提出了性即屠杀的概念：

…．他说出了她身体各个部位的名称，描述了他可毗对它们采取的行动：他会撕开这个部位，挤压那个部位，这里咬一口，那里啐一口，胡乱地砍一刀，好好地割一块，鞭打、剁碎、掠夺。化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听不出来了，肯定是从咬紧的牙缝间挤出来的。最后，他总算满足了自己的欲望。我看见他在一具死尸旁蹲了下来，用手背小心地擦了一下嘴，然后，叹了口气，好像是在说，“真是一块好×，我的无啊！” 现在，作者将D．J．杰思罗这个具有欺骗性的青年介绍给我们，让他讲述追猎阿拉斯加熊的经历（这个经历使他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动物屠杀……最需要军人气魄的屠杀”）．， 他用嬉皮士和流行语的混合语正（其比喻说法就是性和军事的语汇）描述了他进人男人世界的最初感受。”听着！”杀戮开始前，他正告读者说，“只要想着×和臭屁股，一切就都明白无误了。” 为了使我们相信，在他作为成年人受到欢迎的那个文化中，性和暴力是密不可分的．D．J．向我们提供了他通过官能感觉获得的证据：“你们是否注意过，血腥味就像×和臭屁股混合在一起的气味？” 当D．J．在“具有性怪癖的血气方刚的男人们”中间感到非常自在，以及与”不眯眼看着准星就没有性亢奋”的英雄一道无拘无束之后，他用“爆炸”一词来形容他父母的性交。他老爹把“爆破筒当作丁阴茎”（“他不是性亢奋的问题，简直是爆炸，他是爱泉里的喷柱，滚热的尿，屎……他是得克萨斯的意志”）。他老娘艾丽丝的身子散落于南部各州u“人们在北卡罗来纳州发现了她的阴道，在她家乡发现了她屁眼的一部分。” 当D+J.想像着，他的阴茎对于“那些有幸第一次就挨他操的普通女人来说” ．就像是一把枪时，他第一次产生了追猎的狂热，仿佛看见一只受份的巨大的母熊，鲜血淋漓地朝树林里亡命地逃去。从追猎和性向战争的过渡正是梅勒在这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主旨。将他塑造成型的父亲就像一个“高品质的屁眼”，将杀戮的冲动看做“让它勃起“ 的手段；现在，D.J.也变得像他父亲一样邪恶，“躁动不安的阴茎对板富刺激的红色的回忆” 激起了他杀戮的渴望．，

对于祖先为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以及得克萨斯人来说，情况大概也是如此。梅勒不属于这两种人。《裸者和死者》中有一个名叫戈尔德斯坦的男人。他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也许从未杀过人，但却有刚毅的勇气，并在一次险境中“实际行动证了这一点。那次，他忍受着酷热、干渴和极度疲劳的煎熬，背着一个朋友的尸体穿越了数英里常人难以迈步的丛林。说也奇怪，这样一个人物却再也没有在梅勒的小说中出现过 ，而作者塑造的一个叉一个的英雄将克罗夫特身上英国新教徒后裔的卑鄙邪恶或爱尔兰后裔毫无头脑的残暴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将其浪漫化。与此同时，梅勒渐渐地成了美国军团的台柱子，狂热地述说“狩猎”中追捕的兴奋感，“战斗的官能享受”，以及战斗带来的“振奋、恐惧和喜悦” ；他还详细描述了战争的“甜蜜”感。 “请相信你感觉的权威性”，他带着老兵的怀旧情绪忠告我们；他一生都在模仿海明威这位大师刚毅的军人气概，他用他的口吻说道，“如果它使你感觉良好，那就足够了。” 为了给这种狂热降点温，我们也许可以援引一点其他的观点：你想要哭泣时，却没有了泪腺想要呼嚎时，却坦有了发出言语的双唇痛苦地扭动身躯时，却再也没有可供手指抓揪的皮肤你你抽搐的四肢，血肉模糊，汗水闪亮紧闭曲眼睑间，昔日亮闪的眼球仅剩一线白色……在满目焦土，一片荒芜的广岛在黑暗的颤抖的烈焰里你不再是昔日的生灵一个又一个，在这无垠的大地上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呻吟着想爬出火坑在痛苦的尘埃中埋葬着你光秃的脑袋上烧枯的头发，犹如佛祖的眉毛 梅勒竭力想使我们相信，他在小说和文章中描写的那些暴力行为，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写照，或者说，至少存在于他所关注的那部分人类社会中，因为孩子、男同性恋者和妇女都不属于人类社会的这一部分，而和平主义者则“没有男子气概” 。随之得出的结论便是，男人按其定义就是狂暴的，对于那些有幸具备这一优越品质的人来说，“遗传基因迷宫中传出的信息强调，暴力与创造力是紧密相连的” ；由于暴力是“根除不了的”，谁要想扼制它就是“自冒风险”，因为它赋予拥有它的人“足够的资格宣称自己为男人” 。

此外，D．J．和他那个更疯狂的同伴泰克斯在阿拉斯加——“北部的力量”——面对的自然界，连同它道貌岸然的“不许胡说”的现实状况，即生命本身最根本的外部环境，就是一部长长的有关暴力的教科书+其内容是弱肉强食，男人鱼肉女人。 梅勒拙劣地模仿福克纳写作《熊》的手法，在小说中摈弃了一切现代技术的使用。泰克斯和D.J．在荒野中漂泊，目睹了许多动物迅速走向死亡的过程，如一只巨大的公熊撕食一头北美母鹿，一只狐狸捕食鼠类，而一群母牛则由名为“操一号”和“操二号”的两头公牛统治着。 在D.J.荒诞不经的叙述中，这一切弱肉强食的寻常景象都在相当严肃的气氛中一幕幕展开。梅勒笔T阿拉斯加冰原上这一过时的和观察不准确的“达尔文主义”被作为真正的原始神秘呈现在读者面前。和劳伦斯一样，梅勒也显得十分焦急，担心文明会“埋葬了原始主义’’，认为“20世纪最大的危险”是“它们将会消除我们身上的动物性” 。按照这种标准，不仅D.J.举行青春仪式是他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它似乎还具有了美好和危险事物固有的魅力，因为梅勒将它当作经典作品进行指挥，将它冒充为太古的智慧蒙骗读者。即便是脸上带着假笑．D.J.仍然达到了他考验中的各项要求，加入了崇拜海明威的行列。最重要的是，他避免了落人同性恋、怜悯和女人气的陷阱，获得了克罗夫特没有资格攀登的那座高山的“神力” ，出现在寒风刺骨、白雪皑皑的顶峰。和许多大众艺性政 治术一样，这部小说的主题十分暖昧，观点似是而非，常常赞同先前意欲嘲讽的事物。

同样，那位年轻杀手的魅力和智慧，以及他自我标榜的天赋——¨一根戳入天才阴户的手指” ——使他成了一个自我意识过分强烈的角色，成了过分令人愉悦的汤姆•索耶和霍尔登•考尔菲尔德的混合体，从而疏远了读者。尽管他具有刻意的愤世嫉俗和自命不凡的“异化”情绪，D.J+和罗杰克一样，最终还是成了一个维护美国男人气概的滑稽角色。不过，由于梅勒坚持不懈地认为，男子气概所固有的甚至必需的暴力成分是不能否定的，我们的结论只能是，“我们为什么在越南”仅仅是因为“我们”必须在那里。 这就是事物的本质。在告别晚宴上，泰克斯和D.J.满怀欣喜地期待着去看一看“越南的奇才”。作为一个颇有造诣的心理分析学家，梅勒说他反对这一行当，因为它会毁了人类动机中的神秘和自发因素；不过，他这话又使人们想起了弗洛伊德那众人皆知的公式：先观察，然后将结果整理汇编，再批准它，最后将它公布于众供其采用。“越南，他妈的。”

在威廉•赖希 的影响下，青年梅勒曾一度将自己装扮成性革命的英雄；如以往一样，他还将这场革命视为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但是，根据他本人的陈述．他的政治立场属于“保守的左派” ，是个混淆不清的杂交品，其重心越来越狂乱地趋向于保守。于是，伟大的“争取更多的性自由的战争” 到头来变成了争取越来越直白地描写性行为的权力的十字军远征，其首要目标就是获取在印刷物中使用禁忌语的特权。若仅仅如此，倒也无妨。但是，具有历史性讽刺意味的是，在短短几年之内，6 年代兴起的性意志的自由主义就远远超出了梅勒愿意看到的情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那变得强硬的态度便足咀给教区神父们增光添彩。他热情歌颂“贞操” ，对堕胎恨之入骨，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节制生育——“我痛恨避孕……那简直令人深恶痛绝。我宁可让那些该死的共产主义分子到这儿来。” 他用提倡禁欲的方法禁止年轻人的性行为，同时叉用维多利亚时代开明医生的口吻谴责手淫：“手淫是个坏习惯”，它会“严重损害人的健康”，最终使人“精神失常”$。最后，令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和教会都望尘莫及的是，梅勒下述的话简直就像出自纳粹宣传官员之口：“事实的真相是，一个女人的首要职责是在地球上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找一位与她最相称的配偶，生育出品种不断改良的孩子 "

当梅勒明白了性革命的真正含意后，他便宁愿背离它可怕的前景，转而投入一场新的战役。为了维护大男子主义，他将自己的精力投人到了两性之间的战争中，变成了天字第一号保守主义者。“性自由”毕竟也可以适用于女性，甚至有可能危及双重标准和被巧妙地用来控制女性的“羞耻感”。因此，在舞台剧《鹿苑》中，艾莉娜鼓吹说，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非为了享受自由，而是为了生育孩子” 。事实证明，驱散女性心头的负罪感，即赖希所希望培养的那种“积极的性态度" ，与梅勒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嗜好——在性政治中赋予负罪感一种强制性功能——是不相容的。他甚至主张男人也应该有这种负罪感，一种普遍的与性行为本身紧密相关的负罪感，并且让它具有清教徒情感中最津津乐道的那种辛辣。 梅勒发现自己能够理解查泰莱夫人的”神话”，即这种神话强调“性中存在着美”的那种方式，但他也发现，这种神话对“暴力是性的一部分”无知得可悲。到后来，他逐渐喜欢上了他在米勒的作品中欣赏到的那种更能经受检验的肮脏玩艺儿，并争辩道，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性是那么纯洁，那么深刻，那么与爱不可分割” 。相反，他们发现性是“局部的，狂热的和丑陋的” 。j我们最好就让性保持这种状况，因为它“最好是肮脏的，遭人诅咒，甚至具性政治有奴性，而不要让它显得干净，没有罪恶” 。梅勒想说服我们相信，负罪感是_性基于存在的利刃”，没有了它，性行为就“毫无意义” 。

劳伦斯满足于对性进行操纵，米勒乐于让它受到鄙视，但梅勒必须与之搏斗。单凭侮辱性的称谓不可能驱赶走具有叛逆之心的女魔的幽灵，于是，梅勒逐渐采取了一种更为强烈的敌对态度。短篇小说《她生命中的一段时间》 就最突出地体现了这一态度。小说中，戏剧性冲突不见踪影，只有赤裸裸的性体验的基本事实。小说的主人公瑟吉厄斯•奥肖尼西实际上就是梅勒本人，他是一个“社区赌场伙计”。这个职业“色狼”将他第一次性亢奋慷慨地“赠予”了一个犹太女大学生。他能够“在他意志的尖端（梅勒指代阴茎的黑话）集聚起足够的神圣的那个” 向被作者看做具有“存在主义属性’’的时间赋予某种朦胧的奇迹。与瑟吉厄斯的真正才能，即他发泄性仇恨的本领相比，这一崇高的目标是次要的。按照“被操的”女性就是被征服的女性这一行动准则，主人公用他神奇的武器——也用连环漫画似的夸张手法称之为“复仇者” 的阴茎——发动了攻击，其起因是他偶然听到了他的受害者正在斗胆谈论艾略特。这种在知识方面的矫揉造作极大地刺激了他有关女人的行为举正应该得体适宜的观念，使他大为震惊。他立时“欲火燃烧”，“复仇者”催促着他“马上就地将她戳翻，就在晚会的地板上”；他激情难耐地将她带回了家，以便到时可以“将它钻进她体内”，“彻底毁掉她那一丁点儿独立意识”，使一切恢复正常。

但是，事情一开头就不顺利。回到瑟吉厄斯居住的阁楼——它像一个荒谬可笑至极的室内斗牛场——之后，姑娘并未屈服于绝对被动，而这正是梅勒在他的神话中规定的女人进入幸福的亢奋境界的必由之路。叙述者以严肃的文学口吻对这一错误感到悲叹：“她逃离了对她来说意味着自由的控制 " 造物主严厉谴责了这个自命不凡的姑娘，使她未能获得性的满足；此外，瑟吉厄斯还狠掴了她一个耳光，让她永不忘记这个教训。当她没有彻底放弃自己的尊严，并以她特有的倔强回击他的傲慢，以示挑战时，瑟吉厄斯被激怒了。他宁愿忽视可能会给他商业化的性经济（通常，他讨厌与同一对象“操”两次）造成的巨大损失，决心再来一次。

在他俩最后的较量中，他因早泄而立刻败下阵来。这对于这个野心家的声誉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在这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般需要采用口交形式进行补救，那样，也就将他贬低到了他自认为是劣势（被动、依附）的地位。但是，在以快得令人称羡的速度缓过劲来之后，他强行向对手施行了肛交，并“在复仇者深入腹地直至完全淹没其中”时，细细体会着他给对方带来痛苦和屈辱的暴行，同时还扮着怪相告诉读者，“她就像一只落人陷阱的小动物在我身下不断地扑腾”，“被逮住了”，“无可奈何了”，“受伤了”，等等 在这里，梅勒的逻辑规定，对男方的胜利和女方的幸福这两者而言，女方的羞辱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基于弗洛伊德的一个悸论）。 按照这种逻辑，瑟吉厄斯还需要给予她的惟一刺激就是用刺耳的种族主义情绪对她耳语，“你这肮脏的小犹太人”，然盾迅速转向“爱情的第一个洞”，将她带到女性自我虐待的边缘，推人虚幻的阴道亢奋境界。 若不是在分手时，她一语中的（“你的一生是一个弥天大谎，你惟一做的一件事就是设法摆脱你的同性恋身份 ），瑟吉厄斯就可以宣称大获全胜了。但是，可以说，他们在较量中打了个平手。

《她生命中的一段时间》是有关种族问题的性政治。在这方面，将梅勒与罗斯作一比较是十分有趣的。 波特诺（罗斯作品中的主人公——译者）无休止的抱怨饶有兴味地证明了，在一位睿智或敏感的男人身上，精心构筑的文化上的阴茎崇拜会如何导致极端的幼稚行为。它惟一的满足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混合物：手淫的自我作践和通过对女人的性剥削解央古老的与少数民族的宿怨性政治时获得的廉价的荣耀 但是，瑟吉厄斯这个金发白皮肤的野兽几乎不能说是感觉敏锐，而梅勒的同情似乎是在腼腆地迎合这种非犹太人的男子气概一一个被美化为嬉皮士的爱尔兰施暴者。因此，丹尼斯•贡德尔曼被打败了；男子汉的骄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它甚至可以与反犹主义结成同盟。“如果哈里•戈尔登被异族人视为犹太人，我作为非犹太人是否会成为戈尔登？” 梅勒在一首沉思的诗歌中产生了这种疑惑。他是在思索他身上的某种雅利安男人的浪漫气质，这也是他荒谬的品质中最令人疑惑却无处不在的一种气质。既然梅勒本人非常希望将来能够扮演爱尔兰小丑的角色 ，我们可以适当地记住，奥肖尼西是一个借用的人名，而瑟吉厄斯是一个孤儿，很可能具有斯拉夫血统。正如这位优雅而诡诈的怪人承认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做一个假爱尔兰人更令人愉快的了。”

梅勒小说中的主人公无疑都是我们研究性虚荣的最好例证，但是，他对他们的故作姿态所采取的态度常常介于温和的嘲弄和积极的参与之间。他将性视为一种权力游戏，这一相当有见地的观点似乎从未影响到他个人对这种斗争的热情，也没有动摇他的“你不杀人，就会被杀”这一坚定信念（这奇妙地令人想到了过去2 年里的军备竞奏政策） 有时候，他会摆出十足的骑士风度，称赞他的敌人是值得敬重的对手（时髦的娼妇），但是，就像所有在自己一方的宣传鼓动下变得冷酷无情的士兵一样，他也会为了做一个爱国者而鼓吹性的沙文主义：“大多数对女人有所了解的男人都会对她们产生一种敌意。当女人彻底堕落时，她们就是一群下贱、肮脏的畜生。't

梅勒的诗作是一些宣扬“复仇者”、怪诞的阴毛的自怜自爱的玩艺儿，总是作为“短毛”奉献给读者。一首题为“夫人颂”的诗描述的是一男一女的戏谑对话。那位“夫人”意识到自己的依附和低下的地位，口吻中始终带着与其身份相称的谦恭：“请将我重塑吧／

亲爱的男子汉竖琴上欢快歌唱的阴茎／请将我重塑吧，否则现在的我就会窒息而死。”当然，我们的诗人非常精明，不会被这种把戏所骗，于是，在作答时，他严厉地说出了女性的邪恶：“你是阴险的毒蛇，你是最肮脏的母狗，你是百腿猪猡。”他的怀疑在她的回答中得到了绝妙的印证：“亲爱的主人，你仁慈怜爱／来吧，雄蜂，你来吧／休会在我怀里死去。”

按照梅勒所阐述的性政治观，只要有可能，爱情就会变成一种完全矛盾的情感。或者，如D．J．所说的那样：“爱情是辩证的，而男人是犹豫不决的，心中充满了仇恨和甜蜜。” 梅勒的确是个冒险家，他强烈的拼搏欲望，他寻找辩论对手的热切渴望，使大为人们哀叹的美国妇女的“母狗属性”成了一种色情时髦。理想的女性更应该像《她生命中的一段时间》中那位具有顽强斗争精神的女主人公，或者《巴巴里海岸》中贪婪，也许还有点儿空虚的吉娜维尔，而不是《鹿苑》中惨遭痛打的失败者艾莉娜•埃斯渡西托。在小说中，艾莉娜像“一只慢慢陷进稀软泥沼中的长耳猎犬” ，但在改编的剧中，她困被赋予了时髦的庸俗而变成了特别好斗的那一类女人。

如此这般将敌手武装起来，梅勒当然不是打算在战争中失利。他天性好斗，并十分关韧地想保持这种打斗的趣味性，以便使花钱观战的人们相信，男人为了保持霸权而进行的斗争就像一项冒险活动，具有极强的刺激性。担心斗士们会需要一种思想作武器，他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拼凑出了一种散发着存在主义气息的理论——一种专为有阴茎的男人调制的佳酿，从此咀后我们将称之为“性存在主义”。这种邪恶的理论与法国人几乎毫无关系，倒是与美国的军营和街头妓院紧密相关。

梅勒坚持认为，如果像D．J.戏谑的那样，性亢奋的“信号声”（它被当作对目标的征服 和个人成就的记录）能够记录下来，并在其他活动中得到报偿，那么，人在死后，其生命依然存在。因此，存在主义是宗教的而非哲学的概念。对女人而言，它只不过是对生育力的追求，是一件几乎毫无意义的事情。然而，对男人来说，它是检验自身功能的充满刺激的经历。其运用需遵循一条严格的行动准则，这条准则会指引着这位集“猎人、斗士、操汉” 于一身的壮汉绕过男性同性恋、手淫、阳萎和向女人屈服的雷区。经历过与女人性交的重大危险之后，勇敢者也许可以“消除疑问”，“根据若干答案成长起来”；在“自我检验”和“打了胜仗或败仗”之后，他就“能够生活得更坚强、更英勇”，因为他的男子气概得到了证明，得到了加强。 无怪乎，梅勒对性的描写就像是嫁接在一系列战地通讯上的体育新闻。由于“操就是征服”这一公式十分有用，需要征服的就不仅仅是女人，还有男人对自己的男子气概、勇气、统治和阴茎能否勃起的考验的疑虑。若有哪一项做不到，就意味着男人堕落成了女性，成了潜伏的弗洛伊德所说的两性态的俘虏。男人身上的这种女人属性就使男人仿佛长丁一个无力的膝关节，没法在田径赛场上参加竞争串 由于这一切都是如此的艰巨，梅勒认为，不言而喻，只有男人才有能力取得胜利（“这是维护男人存在的理由”） 梅勒提醒他的队友们，“没有人生来就是男人”，井据此制定了规则——“如果你很优秀，很勇敢，你就能挣来男人的身份。”

若不是这种伟大的奋斗如此自鸣得意，如此确信自己对人类事务的垄断，我们就很难不对它怀有某种可笑的怜悯。大概是出于纸上谈兵的热情，梅勒主张的性政治推论道，男人拥有更多的特权，“更多的权力和更多的威力”，是因为生活从他们身上攫取得更多，使他们“消耗得更多” 。女人仰面躺着的时候是她们生命中惟一有意义的时刻，而男人则不得不努力拼搏。性的拼搏似乎艰巨得过于费力伤神了。梅勒的主人公们的行为举止似乎表明，男人体内的精液是有限的，审慎的人们必须警惕，不要纵欲。这与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在“使用’’精液方面的谨小慎微是何等惊人的相似。“毫不夸张地说，你完全可能操昏了头”，“弄得神经失常”，“损伤了身体”，“永远恢复不了元气”——这是保罗•克拉斯纳为写一篇文章采访梅勒时得到的警告。 梅勒那些具有教诲和自传性质的文章中充斥着令人可怕的他对弗洛伊德有关规定的赞同，即性不利于人们取得文化上的成就，同时还伴有精力衰竭、时间荒废等痛苦的描述。克拉斯纳对梅勒的观点表示了异议，他认为性是一件令人身心愉悦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乐此不疲。梅勒对此作出的反应，就好像他是一个前景黯淡、行将倒闭的精于库，对待生育问题犹如耶稣会会员般严厉，每一个精于的浪费都可能使他发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为生育肯巨力所困扰。你会渐渐感到精力在枯竭。你的另一个自我在迅速消失。你已经没有多少用了。” 埃里克•埃里克森为自己的卵子无法受孕而痛苦不堪，而梅勒始终担忧的是，那些宝贵的精于都白白地浪费在阴茎套里，床单上，手淫者的手帕上，或同性恋者的直肠里。

梅勒笔下的斗士和猎人始终毫不挑剔地遵守着“食汝所杀什这一古老的格言。他“操是为了胜利”的策略将性交变成了吸取对方精血的过程——胜利者坐下来“慢慢消化已进入自己体内的新酌精神” 。此举证明了为性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并使性变成了一种“营养品” 这正是思想家梅勒在他那给人以启迪的论文和他夸大其辞的小说主人公的功绩中向人们推荐的那道肉食。事实上，在研究梅勒的作品时，晟有趣的是将他的小说和他其他的散文作品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因为人们深信在小说中受到嘲讽的思想，肯定会毫不含糊地受到作者本人的赞同后出现在散文中。瑟吉厄斯期望通过与丹尼斯的性交，接触刊犹太人的聪明才智，并从中受益。罗杰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杀害妻子后，望着她的尸体沉思时，脑子里幻想的是一顿人肉美餐：“鲁塔和我会坐下来一起吃。我俩会将黛博拉的肉用作晚餐，会吃上好几天：我们身体最深处的毒素会从我们的细胞中排出，我要在我妻子的经血尚未形成452性政 治之前就将它吃掉。这个念头令我激动不已。” 然后，他叉想到了一个更妙的主意——何不将鲁塔也杀掉，把她们两人都吃了？心怀这种欲望，他差点儿就要动手了，但是，杀死妻子后，罗杰克立刻明白了，他已经摄取了她的力量，而且这还真有效力。运用教育者梅勒提供的教导，罗杰克解释说，他在与警察和黑手党的斗争中之所以能够获胜，完全是因为他通过消费女人获取了力量：鲁塔向他提供了狡诈，黛博拉向他提供了卑鄙，在她被打死之后，性情活泼的妓女切丽就像是好运护身符似的，使他在拉斯维加斯大获成功。

在梅勒的文章中，这同样的吃人逻辑似乎也在发挥作用。有一篇讲述的是作家如何使自己“始终处于良好的创作状态”；另一篇是有关从拳击手的寓言中获取智慧的论述：拳击手“将两个妓女——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带到同一张床上”毋，摄取了她们的愤怒，准备到拳击场去迎击男性的敌意，同时，由于摄取了她们所谓的“邪恶”或受压抑的愤怒（“她们的吝啬”），他变得强大起来。梅勒教导说，正如“男子气概’’可以从牛奶和鸡这一类具有“阴性属性”的食物（它们可以“被我们彻底控制住’’，因为“被我们捕捉时，它们服从、温和、被动” ）中取得养分，我们还可以通道服用“公牛睾丸”这一壮阳“圣物”（梅勒带着狂热的诚挚向我们推荐它，说它不仅是“美味”，而且就“等同于男子气概”国）进一步强化我们的男子气概。在梅勒的体系中，男子气概当然就是“魅力”的同义词了，它“远远超过了种马的持久力……它是威力、力量、控制力，是改变生活的欲望。t' 它的绝对寓意是：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雄性的。

戴安娜•特里林曾经指出唧，美国的新闻媒体始终将造成充满敌意的社会的根源说成是女性意欲消灭勇气、诚实和冒险精神。梅勒不仅赞同这种离奇的说莹，而且走得更远，将男子气概想像成一种需要不断接受补充，并四处受到威胁的精神资本。显然，梅勒的知觉和他的忠诚之间存在着冲突。他时常模仿嘲弄男性的虚荣心，如《裸者和死者》中士兵的天真（例如，米内塔创造了“操”了14个女人的记录——“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相当不错了，”他得意洋洋地说），还有D．J．试图“获得你们在鸡巴竞赛中流露的焦躁不安”画的那种不合时宜的暗示。甚至在瑟吉厄斯身上，有时候人们也非常清楚，作者将他当成了一个恃强欺弱者，一个傻瓜。但是，梅勒对蠢行的了解丝毫未能促使他放弃蠢行，因而他的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的基础是一系列露骨的、滑稽的大男子沙文主义的价值观——它们甚至构成了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在一篇充满睿智的文章中，玛丽•埃尔曼将它称为“阴茎批评”国。这种批评将才智看做“思想的男子气概”西，将成就一般的作者谴责为创作出了“僵死鸡巴一般的作品”，赞扬优秀作者树立了“阳刚气的榜样’’，并指出，既然“风格是创作的根”（阴茎），佳作自然必须具备“硕大的肉块”嘈 所有已经被贬为或者可以被贬为具有女人气的作家得到的都是攻击性的评论（梅勒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谓不遗余力）．或者像让•热内那样，被侮辱为“缺德的同性恋者”回 梅勒步人男权制的中年时，对男子雄武气概的那种迷恋使人想起了在科尼岛上出售的一种名为“彼得尺”的古董。那是一种古雅的民间艺术品，被冲压成一把戒尺的形状，上面有按英寸计算的到度和相应的文字说明。其用途是度量（阴茎的）长短以决定它的优劣。梅勒就是用抽象的或比喻的方式运用这种尺度。他小说中的人物，不论是男性或女性，全都在比这更为简单的幻觉中痛苦地煎熬。吉尼维尔不知疲倦地谈论着她情人的“鸡巴”；D．J．困担心某某人的那玩艺儿比他的更大而始终处于惊恐之中。

梅勒对社会学潮流的嗅觉十分灵敏。他对“男人予以合作”的“美国社会的女人化”感到十分忧虑。在他眼中，这种社会的现实状况是“女人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贪婪，不再像从前那样罗曼蒂克，性政 治那样温情脉脉，而是越来越贪欲，并满腹仇恨”。他的这种忧虑与《读者文摘》的特征非常相似 “这个国家正进入历史上最令人绝望的噩梦般的时代。除非每一个美国人都变得更勇敢些，否则，一切都将继续恶化下去——包括美国社会的女人化。，’ 无数心理分析学家和江湖骗子感到无比悲哀，于是，他们发表题为《美国男性的女性化》、《性别的消亡》、《逃离女人》螂之类的著作以混淆视听，还有那些千百遍地重复陈词滥调的满天飞的小册子，拼命地宣扬对现代女性进行压服，哀叹同性恋带来了与日俱增的威胁，美化被中产阶级满心欢喜地袒护为“无产阶级”或“昔日的美好时光”的赤裸裸的大男子主义社会时尚。当我们看到一位文学家竟然也与这类人同流合污，公开兜售同样的垃圾似的观点时，不能不感到有些悲哀。这类“思想家”将他们自己头脑中的“男人的”和“女人的”属性定义为先天的和后天的、固有的和通过努力获得的美德，然后宣布说，凡是偏离这些规范的行为，都是对道德标准最可悲的败坏，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特性的削弱，其结果是使女人获得了过多的利益，也为“同性恋的洪流”（这是“不断扩散的中性化的病毒”）打开了闸门，而它们的可惜，在一位忠实的右翼人士看来，无舁于共产主义。

但是．梅勒完全清楚，美国的男性非常凶残和暴烈，但也阳刚气十足。毫无疑问，今日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以及《裸者和死者》中“追猎日本鬼子”的战斗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后，梅勒对他自己那复杂和任性的“自我意识策略”的坚持不懈的追求只能充分显示和证明男性意识的本质，而完全无法对它作出理智的批判。在违背大男子主义逻辑的前提下，去进行推理，去对“男性的进取”提出任何严肃的异议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样做就是违背自然规律，而且也是自相矛盾地败坏文化。军营是为战争建立的，因而必须有牺牲品供其成员享用，否则，它就会贬值为梅勒诋毁的那种“没有男子气”的和平主义，或降低到女人气的水准，并屈服于同性恋的引诱。放弃男子气概就是放弃男人的品质，也就等于放弃了男人的身份，甚至自我。

我认为，如今的男同性恋者的数量也许比5 年前更多。倘若果真如此的话，其根本原因也许是人们普遍对这个国家失去了信心，对各自工作的意义和对自己是个男人的这种自我概念失去了信心。一旦男人在工作中找不到尊严，他必将会丧失自己的男子气概。男人的气质不是别人施予的，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你自己挣来的，是通过赢得一场场为荣誉而战的小小战斗而挣来的，因为在当今美国社会的生活中，荣誉几乎已经赫然无存。

梅勒用这种预示性的警告让人们懂得，男子气和男子气概并非两种相同的气质；后者是挣来的，就像童子军的奖章或大赦一样，是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慢慢获得的，而且如果稍有松懈，他就会被抛人性的异端邪说的泥潭，被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成是缺乏自尊，或缺乏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信任。

诸如“对存在的恐惧”之类的可怕字眼所要掩盖的真正的深渊是对非存在的恐惧。这样的恐惧，即人们在心底里对犹如洪水猛兽的同性恋的忧虑，实际上是罪恶、幻想和恐惧的混合物，正是它促使梅勒采取了异性恋的姿态。如果哪个男人沾染上了同性恋，他就是该诅咒的，就像是患了麻凤病，就不再具有男子气概：丧失了男子气概，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最丑陋的女性低劣品质的人——充任女人角色的男同性恋者。

梅勒相信，诉诸暴力是男性固有的心理特质，因此，他坚持认为，对它的抑制只会导致更大的危险。在梅勒自己拼凑的忧郁症和伪医学的奇怪实验中，他从被压抑的暴力中找到了癌症的根源。性政 治要医治它，只有将它表达出来，用“行动表达出来”。梅勒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他对某些痛苦的个人体验的自信心。他诊断出了“将扼杀他的存在的／第一个无法控制的癌细胞”如何“在一个早晨／由于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意志／不殴打他的“晕亲”而出现在他的体内。由于此事大约发生在“他刺死他的妻子36小时后”，他使我们相信，实施暴力有利健康，而抑制暴力则有害健康。只有当人的感情受到否决时，才会产生危害身体的情况，或者+如梅勒阐明的那样，“人们摒弃暴力／是一种文明行为/旦对他的细胞来说太文明了／到最后它们就会起来造反。

然而，任何认真阅读梅勒小说的人都会不断地看到，他明白无误地向读者展示出，他的人物的暴力行为直接发源于他们受压抑的同性恋情绪。罗杰克和瑟吉厄斯对女人的肛奸，只不过是他们复杂的男子汉气概企图掩饰的同性恋冲动的目标转移（还伴有色情虐待狂色彩）。在《裸者和死者》中，很明显的一点是，每次卡明斯将军有意令赫恩中尉难堪而对他施以粗暴的同性恋行为后，都会伴随着一些残酷的举动。每当卡明斯在他毫不掩饰的欲望的驱使下把赫恩找来，并当着众军官的面把他叫进帐篷时，他就会将从属的屈辱施加在这位年轻人身上，其方法是将蝈屁股扔在地上，命令他捡起来。克罗夫特的暴力行为也是出自受压抑的同性恋冲动。那天，当泰克斯和D．J．逃离了他们堕落的长者，毫无自卫能力地在荒野上游荡时，他们体验到了美。但当他们年轻人的情感在同性恋这一禁忌面前恶化成仇恨时，这种美就变成了残酷行动。在一篇论述橄榄球的文章中，梅勒解释说，正是运动员们习惯性的相互拍打屁股的动作（他颇具匠心地将其根源追溯至同性恋中的调情）中体现出来的受压抑的性欲，加上“以经典的鸡奸姿势”裆下开球的动作，“释放出了大量的睾丸激素”，并使得他们能够凭借“鸡巴操x和操屁眼的技艺”在“幸福的混乱冲撞”中进行比赛，狠狠地推操碰撞。

梅勒的作品不断地激励着读者作出的解释似乎是，酷行和暴力都源于男性住地文化中受压抑的同性恋冲动，而这两种情感都是不可避免且有益的，因为它们构成了抵御同性恋的惟一防线（梅勒自定的貌似神圣的性教条将同性恋视为比谋杀更为严重的恶行）。有关这一观点的描述，最生动的要数《总统文件》中帕雷特对格里菲思的那一场臭名昭著的拳击赛。“那天早上，在接受例行的体重检查时，帕雷特摸了摸格里菲思的屁股，嘴里还嘟哝了几句有关他的男子汉气概的话口这对格里菲思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他们两人几乎在磅秤上就要打起来 " 后来，比赛还是照常进行了。那可以说是吼谋杀代替性行为的一个绝好例子。格里菲思无视铃声已响和裁判的判决，在围栏索旁抓住帕雷特，短短三秒钟时间内连续击了他大约十八拳，“他的右手像活塞杆一样重重地击过去，嘴里还不断地发出压抑已久的抱怨咕噜声 " 坐在台边前排的梅勒报导说，他被眼前的情景“迷住了”，因为他还“从未看见过一个男人打另一个男人打得那么重，次数那么多” I。“似乎沉浸在狂欢中”，格里菲思失去了控制，“如果他能够从他的教练员和裁判那里挣脱出来的话，他定会将帕雷特掀到台下去，并狠狠揍他一顿。t' 这里的“狠狠揍”是鸡奸和杀戮的同义词。三天后，帕雷特在昏迷中死去，这一可耻事件给拳击带来了一个坏名声。梅勒对这一事件的分析非常准确和明了。至于他对它的辩护，那是另一回事。首先，他告诉我们，“暴力也许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其次，他认为，拳击运动员的经理们只不过是“一种尚未明言的具有宗教性质的生活观”的匿名捍卫者；最后，他把这一切都说成是台理的，因为那位杀手“为了不使大家都感到索然无味，他必须用某种不太人道的方法致他人死命，否则，人们就会厌倦他” 。“使大家都感到索然无味”这一担心显然是指对陷入非暴力的忧虑，或男性同性恋这一致命的名誉诽谤：性

同性恋这一指责激起了许多男人的愤怒；他们终生都在用某种生物性力量对它进行抵制。有一类男人每晚都在酒吧里喝得烂醉，然后大喊大叫，嘴吐秽语，最后在街头与人大打出手；女人们说，“天哪，他是同性恋，他何不干脆去当男妓，免得受罪。”然而，男人们捍卫这一类人，因为他们决心不当同性恋。还是萨特概括得最为精辟。他说，男同性恋者是实践着同性恋冲动的男人，否则他就不是同性恋——他有资格选择自己的尊严。他有资格选择不当同性恋，但也许要为此付出代价。国

几乎投有人会对这一性的自决权提出异议——但付出代价的是谁呢？帕雷特死了。不论对谁，甚至包括那些受惊吓的观众，这种选择带来的暴力值得吗？有一种谬论认为，同性恋举止就会使人成为同性恋者，成为没有男人尊严的古怪而低劣的人。难道梅勒和他为之代言的人们对暴力的辩解仅仅是以这一谬论为根据的具有欺骗性的狂热吗？在性的反革命的大气候中，同性恋成了触犯异性恋正统思想的不可饶恕的罪恶，使人不可救药地陷入了男子气概所谴责的巨大的中性地带。回将同性恋和非暴力等同于女子气，当然是梅勒本人或人们一时一地（如过去2 年里的美国）的看法。热内的恶棍们在性行为和其他习性方面几乎显示出了同样的贱暴（例如，按照梅勒的标准，那是男子气概的表现） 不过，梅勒的确是根据狂暴的异性恋的激进主义和他所想像的男人本性中固有的暴力成分对男子气概下的定义。男人若是疏忽了这两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他就将不复存在。

种姓的和阶级的神学是非常奇特的事物。在狄更斯的作品中，美德和善行被与上等阶级等同了起来，这有力地说明了奥立弗•退斯特（仅举一例）噩梦般的经历；他悲惨的经历直到他的资产阶级出身被证实，他获得了代表拯救的这一阶级的担保之后才告结束。在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在辛克莱•刘易斯的《王者之血》以及其他探讨我们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的作品中，对自己是否有一星半点黑人血统的担忧会使有疑点的白人终生不得安宁，使他被悬而未决地送到帕斯卡的地狱门口。梅勒以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神学以相同的方式运作着。尽管《同性恋恶棍》 一文作出了半心半意的道歉，文中慷慨的主人对“同性恋者也是人” 这一说法感到无比惊讶，但梅勒从未停止相信，“同性恋和邪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因此，魔鬼就是一种鸡奸的冲动，而梅勒的伦理观则在善恶二元论的钢丝绳上摇摆不定，一遇诱惑便兴奋不已。

同性恋者构成了一个贱民阶层，人们这样看待他们，是因为鸡奸者的行为意昧着他堕落到了一种不适台男子身份的女人的低劣本性 D.J.自我坦白的鸡奸冲动（这使他成了一个“嗜屎新潮少年”，“被放逐到了宜人的象征鸡奸的热带小岛上” ）与梅勒的这种冲动（他溺爱粪便学，用了数页的篇幅描述通便）完全一样D 但是，鸡奸能使征服一个潜在平等者的“男性”获得一种巨大的荣誉，“因为屁眼儿总比阴户要难操得多，所以是为一种特殊工具而保留的”回，而鸡奸中被操的一方获得的却是奇耻大辱。在梅勒看束，既然在性行为中会有人成为受害者（胜者将败者“戳翻”，使他“背上污名”，并且在击败他后，消费他的力量），D．J．自然就要闪烁其词，犹豫不决，既担心泰克斯会“操他的屁股，使他背上污名”，叉急于“将泰克斯屁眼里的鸡奸用物偷过来，插入自己的屁跟”心 瑟吉厄斯和罗杰克只往比较容易欺凌的女性身上泼污水，这种妥协比较合理，也比较安全，因为这仍属性政治的特性，但是，和劳伦斯不一样的是，梅勒担心，男性的交媾会破坏男权制的等级制度：男同性恋者是性战争中的逃兵。同性恋行为或女子气的存在否定了神圣的公牛睾丸的再生效应。“如果他不懂得如何打败其他男人，而且又不愿意学习这种本领，那么，他控制那些他以前无力控制的女人又有何用处？”梅勒问道，随后又补充说，“在同性恋中，使同性性政 治恋者感到沮丧的不是他对女人的担心，而是他对必须与之争斗的男性世界的焦虑，如果他希望继续拥有这个‘女人’的话。” 或反过来说，是这位未来的同性恋者对他必须征服或使其“女性化”的男人的焦虑。

面对欲望和尊卑制度的危险这一难以摆脱的困境，D．J．和泰克斯便歃血为盟，约定“他们是孪生兄弟，今后再也不以情人身份相处，而是杀手兄弟” 。因为他们懂得了，“在他们之间的一切友谊中，有的只是杀戳。因为上帝不是人，而是一只野兽，并且上帝说，‘去吧，去杀吧——去实现我的意愿，去杀吧。’’’ 梅勒的观点是，“宁当杀人犯，不做同性恋”。这一观点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及它二元论的上帝和魔鬼、男人和女人、男子气和女人气之间的对立，加上他面临的衰败的男性统治和危险的同性恋痴迷这一双重危机，都是他行事的动力。在它的推动下，梅勒将性的反革命的意识引到了一个充满焦虑、一触即发的开战边缘（也许我们在其他领域也能体验到这种情形，因为男子气概与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活越来越格格不人）。男子气概被又一次性革命的威胁逼入了困境，正在作困兽斗。这第二次性革命，在消除对同性恋的恐惧的同时，有可能对男权制文化中整个的气质类型（男性的翔女性的）提出挑战——对热内的分析正与此有关。

注释：略

第八章 让•热内

爱仿佛已经寿终正寝，或者说，很可能出了严重问题。至于那些仍身体力行、恋恋不舍罗曼蒂克爱情的人，他们当中最富热情的两位——热内和纳博科夫——也已不再正统了。《洛莉塔》讲述的是一位沉溺于性事的道德败坏的男子按照其文化传统习惯对其年少的妻子极尽花言巧语、哄骗宠信之能事，描述了诱拐、强奸、高压的情景及令人生厌的激情。另外，对两性之间的敌意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罗曼蒂克情怀的关注；情节之所以这样展开，并不完全出于罗曼蒂克神话（它是情感方面的理想主义，也是传统的性压抑）本身固有的弊端，而更多的是由于女性在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男权制的嫉妒情绪，从而对她们产生了探深的敌意。情人或爱人已被剥夺了原有的地位，甚至遭到丁诽谤；她已成了一个反面人物，一个令人讨厌的人，或罪有应得的牺牲品。众所周知，近20年来，甚至连母亲们也在这方面成了言论自由者的攻击对象。在描写两性关系中继续表现出罗曼蒂克热情的人，如亨伯特•亨伯特或热内，往往成了“性少数派”的成员。

在某种意义上，同性恋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爱情领域里的“黑鬼”，他的性生活比梅勒那受到威胁的恃强凌弱的“白种黑人”承受着更大的社会风险，处于更为敌对的坏境的包围之中，随时都可能受到耻笑或谴责。在许多地方，同性恋行为在法律上仍被视为犯罪行为，而梅勒笔下那些急切与社会对抗的主人公们，就必须竭尽全力去谋杀。几乎在所有的酒吧里，迪万都得强忍痛苦听着他人对“她”的评判：

她朝四周的人们笑笑，而得到的反应却是人人都扭过头去，不过，这也算是一种反应。酒吧间里所有的人都觉得她的微笑是可鄙的（对于上校来说，那是性倒错者的笑，在店主们看来，那是“相公”发出的笑，在赌局发牌人和侍者的眼中，那笑来自同性恋者，舞男们则把邢笺当作“那种人”的笑），迪万对此并不计较。她从一个小巧的黑色缎子钱包里掏出几枚硬币，悄无声息地赦到大理石柜台上。酒吧闻的喧嚣声立刘消失了，迪万仿佛也变成了绘在培上曲怪兽之一——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或狮身鹰首兽。一位顾客想到她时，不由自主地喃哺地吐出一个咒语般的词：“同性恋。”

贱民阶层中仍存在着某种魔力，罗曼蒂克爱情这种神话的繁荣始终是靠社会对命运不佳的情人、奸夫淫妇或侵越了种姓和阶级界线的人们报以的敌意。仅同性恋隐秘和遭禁的性质就使它获得了一种巨大的魅力——这种魅力在描写异性恋的文学作品中，由于其小心翼翼的克制和令人遗憾的温情脉脉，正在日益消退或彻底丧失。

尽管热内的小说有许多诸如叹息和玫瑰之类的罗曼蒂克的装饰，但其爱情伦理观比罗曼蒂克爱情小说更具返祖性。实际上，他的小说描写的是一种典雅爱情，宣扬的是忠诚、隐秘、谦恭和倡像崇拜这些传统美德。从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欧洲式的典雅爱情视为一种残酷的玩笑，或使男权制得以稳固的第一个楔子。因为，社会历史无法解释的一种异常艨是：典雅爱情中事实上的主人——一位骑士——自愿在他情人面前扮演奴仆的角色。热内满怀政治上的现实主义精神，使这种情形复活过来，并告诉我们，在他所处的实行封建等级制度的监狱——它们是法国旧制度时代贵族们建立起来的修道院的改建品，仍散发着中世纪的气息——中，真正受尊敬的仍是男方。他的爱情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些无恶不作的流氓阿飞，跪在他们跟前殷勤的求爱者并不是男子汉，而是女人、妓女和同性恋男子寺

如萨特指出的那样，虽然热内是～位“遗老”，一位生活在另～个时代的人，但和其他作者比较起来，他的封建体系更加真实；它坦诚地承认权力，它显然类似于其他男性文化，如近东和远东的男性文化．，在那些文化中，年长的武士享有侍童的服务，长僧享有侍僧的服务，暴君则由能满足他一时兴头的男女臣民向他提供服务。在热内的第一个剧本，也是最接近于他小说的封闭环境的作品《临终之夜》中，格林•艾兹男爵这位已被判决的凶杀犯，从而也是最具男子气概、最高尚的人，仍像一位家长一样对他的家臣们吼道：“在这个囚室里，是我承担了一切……我知道我需要一个坚强的脊梁。就像斯诺鲍尔一样。他承担了同样的重压，但那是为了整个监狱。或许还有一个别的什么人，一个头号大人物，把全世界的事情都承担起来！”Ⅲ男权主义者就是以这样的组织结构去面对他的存在，并通过他的生存养活他的依附音，如他的甚至没有名字的夫人，他的子孙，他的臣民，他的奴隶——全都是地位低下的人。在热内小说中的梅特雷儿童监狱里，犯人们居住在由“家长”管理的“家庭”里。这位“家长”也是他们的主要监管人和“兄长”，是一个欺凌弱小的恶棍。他监管的年幼者和弱小者则是他的小妾或“小鸡”。热内笔下的监狱中的等级制度是依据性别构筑的：最顶端是最具男子气概的杀人犯；他下面是较次要的“大人物”（老大或男同性恋者）；其次是擅自闻人者（用撬棍撬门人室的窃贼）；再下面是为他们服务的男妓和小鸡们。小鸡是可以出卖的，也可受“惩罚”，甚至可以被杀害；最底层的是“傻人”，是人渣，从来不会被选作妾，只有被强奸的份儿。他们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

既然一切都是按优先权和等级制度办事，互惠关系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时，在热内那里，为报恩而奉献的爱既不多见，也很短暂。同性爱生活中的遭遇就是不断地被人拒绝。但是，总会有更漂亮的妓男披老爷占用；总会有“小鸡”去追求更加有魅力的男人。不过，忠诚的沉重义务完全由女性角色承担，因为男性角色可以甚至被期望着与任伺人乱伦。由于有狱规的管束和狱卒的惩罚，密谋策划是必需的。同时，在这里，和异性爱一样，同性爱是压抑不住的，但又受到谴责，因此，为了避免遭受别人的藐视，一切都必须在暗中进行。偶像崇拜也是女性角色的功能。“老大”要么“不够保险”，要么很难到手；他最宽宏大量的姿态是将你短暂地占有一阵子；温和或慈爱有失他的身份，因为男人表现出爱就是失去丁他的地位。任何形式的平等都是绝对禁止的。热内有一次向一位青年人求爱时，对方无比惊愕地说道，“啊！你我一样的年龄，恐怕不会有什么意思。”

萨特在谈到热内时，构筑了一个彻底体现马克思主义偏见的论点，即热内孩提时代行窃时被他养父母抓住，并被送进梅特雷这个“儿童地狱”，在那里度过了15年的时光——正是这一经历在他心灵上烙下的终身难以忘怀的负罪感使他走上了同性恋的遭路。这种臆说与热内自己的说法相左。他认为，自己在犯下偷窃财产罪之前就有了同性恋倾向。⑦的确，这一令人困惑不解的耻辱，以及热内后来采取的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都发源于性，甚至发源于他的出身这一“原罪”（他是一个杂种和弃儿）在负罪感的重压下（在以家庭和财产为基础的社会里，已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可想而知，他只有通过采用同性恋这一“不自然”的生话方式来实现命运的安排，而且那样他还可以进一步违反“自然”他使用的方法是接受并在性活动中扮演最可耻的女性的或被动的角色，同时，还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口交者——这是男同性恋者承受的“最大的侮辱”。

正如当初被人称为贼，他便死心踏地当个贼，现在进了监狱后，被人强奸和他性格中的温良天性（这是他被A强奸的原因）使他有了一种性的负罪感，他便决心去实现这种负罪感。当他不幸地发现在这所学校以及大多数地方，“更加强壮、更加邪恶”的男孩被认为更具有男子气概时，他决心去实践人们强加在他身上的性的或女性的耻辱——决心成为“他们在我身上发现的妓男”⑨。这种有悖常情的屈从的态度具有信仰主义和异端的色彩，是对流行的社会信条的默认。这种信条认为，同性恋和偷窃行为是一种本质，而不仅仅是行为，是不可改变的人的存在状况。由于“窃贼’’和“妓男”这两个词是用来劝说人们不要成为那种人，而热内却全盘接受了它们，这就不仅是听天由命，也是一种暗中的反叛。

在梅特雷儿童监狱，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怪诞的性角色被看做是各自命中注定的D在一个短时期内，热内曾试图用做破门人室的窃贼，然后去丰特夫罗监狱服刑这种办法摆脱他“野蛮的本性”、他的女人气，并且异想天开地希望运用撬门棍这一“钢铁阴茎”获得“男人透明的简朴”他告诉我们+“钢铁阴茎”这一工具可以“带来使我成为一个男人的权威’’，并使他超脱男性同性恋的“卑贱行为”怛是，即使撬门棍出面干预了，前世注定了的事也是不可逃避的。曾经被他当作小鸡求过爱的巴尔盖昂抛弃了他，投入了更具男子汉气概的波特沙科的怀抱。结果，到最后，他叉回到了最初的角色，成了一群“大人物”的情妇，也就是他16岁时在梅特雷的“新婚之日”开始的妓男的角色。他仍然是个无名小卒，跟个傻子差不多。

对热内来说，地位是由个人的命运挟定的，性角色从一开始就是按照低劣者和优越者这一两极确立起来的，并永远不会改变；而像“圣马利亚’’（书中一位人物的外号——译者）和巴尔盖昂等少年恶棍这些明显的例外，只不过是些蝌蚪而已，是向较好命运过渡的人物。说到有关男性和女性属性的定义，恐怕很难找到比热内的472性政定义更野蛮、更令人不快的了，因为它完全是当前流行定义的极度夸张：男性是优越的力量，女性是低劣的虚弱。不过，有一个例外：热内不无嫉妒地将聪明才智和道德勇气保留给了他的妓男们，保留给了他自己。恶棍们的恶劣行径取决于他们的地位，他们基本上只具装饰意义的男子气度（如他们鄙视劳动），以及他们的卑劣。和波特沙科一样，他们用一些精心选择的语汇来表达他们性的权威：“婊子，你一口一口地把它吞下去”，“你这娼妇，瞧我怎么操休的屁眼儿！”由于他们的地位来自他们对下人（女性或屈服了的女性化的男人）的剥削，因此，达林这类男同性恋者深信，一个真正的女人并不能给他的声誉带来多大的帮助，而在鸡奸迪万时，他却可以大肆吹嘘，“操男人的男人是双倍的男人。”

热内的反道德只不过是颠倒了农民的庸俗天主教义——它的财产观，它对神学中抽象概念（恩惠、罪孽等）的理解，因此，他有关性角色和等级的概念也是他那个文化中最直截了当的，丝毫没有劳伦斯的含蓄，有的是远古的直露，毫不掩饰地陈述了权力和依附的现实：邪恶和无所不能的超级男子气概，以及与它形成鲜明对比的女性紧张不安的迷惘和屈辱。在他描绘的性的剥削和罪恶的社会画面中，女人或技男受着强权、暴力和男性傲慢的统治。她的女人气完全是一种奴性，对它生动而详细的阐述远远超出弗洛伊德主义中纯粹抽象、谨慎的概述：“自我虐待”只不过是公开的自我仇视，“自恋情绪”是一种现实的将自己当作客观对象的感觉（虚荣是男人的特权），“被动’’则是毫不掩饰的恐惧、绝望和听天由命。由于热内惯用的讽刺性夸张所产生的普遍效果是揭露我们社会中常见的虚伪，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地将我们的其他作者赋予女性的轻微的诬蔑夸张成了赤裸裸的厌恶情绪守既然热内的作品中充斥着非常生僻的文学引文，其中包括与法国诗人有关的最艰深的典故，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深究热内在监狱里时是如何接触到了大众化的弗洛伊德主义（它本身只不过是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的男权制臆说的大杂烩）。他显然也受到了狄更斯的影响；《百花圣母》中宏大的审判场面无疑是对《奥立弗•退斯特》中对费金的审判的刻意模仿。

在热内像女性一样深信的、牢牢建立在性的罪恶感和自卑感基础上的性的伦理观中，性本身必然是一种惩罚和对他地位的印证，性行为发生的那～时刻带来的必定是一种狂热的、受辱的和令人害怕的谴责。萨特在评论热内小说中鸡奸行为的特征时说：“性行为是屈从的节日，也是依附者成为他主人的臣民的封建契约的续签仪式。”这样，和玛丽•渡拿巴作品中有节制的自我虐待的女性人物一样，作为妓男的热内被另一个男人扎破、折磨、刺穿和征服，那个男人的阴茎像一件“利器，具有残忍和突发的锋利，就像直插云霄的教堂尖顶”。阴茎的这种英勇行为，在不同的场合，被分别描写为一门大炮、一柄匕首、一台打桩机i一根铁条。老大的躯体本身就被视为一个勃起；甚至还是一个婴儿时，克勒尔这样的恶棍就会在观察户外建筑物时充满了天真的满足感，为“知道了那高耸人云的钟塔就是他男子气概的象征”而倍感自豪。对雷恩沃特研究过的许多夫妇来说，性行为指的是男性生殖器，它才是性交的真正实施者和目标。既然男人对女性角色的欢恼几乎毫不关心，妓男也像传统的女性一样，极少体验到性亢奋。老大们很少会屈尊去操一位妓男，迪万也就只能在卫生间那种充满粪便和耻辱的场所去发泄。但是，和妓女或恪守职责的妻子一样，妓男仍会呻吟着在痛苦中强装快乐。

有关同性恋的小说艺术是在异性爱的生活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而且也必定会重复、模仿，甚至是拙劣地仿效它的某些概念。这种说法也许会冒犯社会中的“正直”人士，但这决不意味着这种艺术中没有对异性恋生话的真切观察。根据人类的知识和经验来说，同性爱和异性爱都是不尽如人意的；它们的历史几乎是相同的，它们的政治，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一样的。正如本杰明•德•奠特指出的那样，在有关家庭生活中的恐怖事件、婚姻的枯燥乏味、情人们如何利用对方的个性、男女乱交对我们性格的慢性腐蚀等问题上，威廉斯和阿尔比，像其他人一样，作了大量的论述，并且表达得更为直率。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一位男同性恋者在一群大学男生和流氓当中激起的敌意，以及他们的辱骂和嘲弄，他们进行反击的愿望，他们盲目的恼怒等，是他们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没有把握而作出的不安的反应。它往往会迅速转化为暴力，以掩饰它自己对某种可能的“虚妄的自我’’的恐惧——根据弗洛伊德的两性性欲理论，这一自我是男性身上一种令人厌恶、受到严厉压抑的女性潜能。然而，这种“男性意识的自我伸张”显然过分热切地表达了正统的异性恋，以及大男子主义对“正常”性行为的充满激情的信仰。难道这不也正是对女性属性的鄙视吗？

对热内小说中的男同性恋者和老大们来说，蛙男不仅是他们自己同性爱冲动的替罪羊，也是他们在报复行动中伤害的对象。他们报复的动机是他们在可怕的幻念中仿佛看到，由于他们也深信不疑自己的举止是低劣的、怪诞的和女子气的，他们的本性很可能会受到玷污。波特沙科在监狱庭院里对一位傻子的侮辱极好地说明了受压抑的同性恋者为啊要诉诸暴力行为。“我原指望看到他把那可怜的杂种狠揍一顿，但他动都不敢动一下，甚至连一个害怕的动作都没有。他像一只受惊吓的动物一样，本能地采取了一种随时准备应变的绝对静止的姿势。要是波特沙科真的动起手来，很可能会将他揍死，因为他决不可能控制住自己的狂怒。”波特沙科只不过是个擅自闯入者。地位高于他的同性恋者卢•戴布瑞克对此的反应则是滑稽地说道：“去啊，把他娶过来！你已经爱上他了。谁都看得出来！”《布雷斯特的克勒尔》中的主人公（他起初是个好斗的异性恋者）接受了一个妓男的狠亵要求，去了他的房间，后来将他掐死了：

到头来，如果一个妓男就像池这么轻巧、这么脆弱、这么轻薄、这么坦率、这么优雅、这么衰弱、这么清白、这么饶舌、这么中听、这么温和，人们就会将他杀掉。因为这种人生来就是让人杀的，就像一块威尼斯玻璃，就等着一只粗大的拳头将它击碎，而手上连划伤都没有（除了皮下可能会留有一个看不出的很细长的碎条）。如果妓男就是这个样子，那他就算不得是一个男人，因为他无足轻重。他是一只小猫、一只灰雀、一头小山羊、一条蛇蜥、一只蜻蜒，它的脆弱本身就很令人气恼。到最后，正是这种弱小必然导致他的死亡。

克勒尔所要消灭的正是这种抽象化的弱者和可鄙者，亦即女性的属性口对他的这一谋杀所进行的惩罚实际上是一种补偿行为，因此，热内让克勒尔最终成了一位妓院老板的娈童口

但是，当热内迈着小步扭捏地在大街上行走时，这位身着女装逍遥自在的男同性恋者惹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慨，因为他同时具有男人气和女人气——或者说，他是一个具有女性属性的男人。他使人们惊恐万分地感到，性别身份的丧失是件易如反掌之事，他在性别身份已获得道德的绝对性和社会的必然性的时候，对它的现实存在提出了挑战。他藐视它，而且实际上否定了它。他勇敢地面对公众的指责．同时，他不仅挑战了有关同性恋的禁忌，而且还揭露了对它的鄙视的根源意味着什么，即性的角色被当成了性的地位。

在《偷儿日记》中，热内的生存形式是一颗围绕着施蒂利塔诺转的卫星，后者是一个迟钝但具有阳flil气的独臂大盗，其终身的抱负是成为“连环画中那样的征服一切的英雄” 热内冒着危险，携带着成包的鸦片来回奔波于国境线上，m此为主子效劳。对此，他说道，他的行动完全是“出于对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忠顺和服从”。…这再自然不过了，’我对自己说。‘他是鸡巴，我是×。…施蒂利塔诺在搞同性恋的同时，还操纵着一个女人——妓女西尔维亚，因此，他有两个“×”为他服务，而热内是老二。当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男人被描绘为一个×时，人们对这个词的含义便有了一个更清楚的概念。通过揭示它主要的地位或权力的含义，热内向人们展示了性角色极端武断和令人憎恶的本性。在剥离了它们通常的生物学上的含义之后，“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两个词表达出的就是赞誉和谴责、权威和服从、尊贵和下贱、主人和奴隶之类泾渭分明的意思。

当然，热内对这些词语的使用具有无限的讽刺意味，因为他与之交往的两个群体都是男性，这样，性的角色就不仅仅是一种武断的定义，而是被看做了显而易见的压迫性社会制度的一个范畴，甚至成了它的一种功能。热内以如此巨大的热情和部落式的极其严格的规矩详细描绘了同性爱中的地位问题，因而它给人的最终印象是十分滑稽的。热内本人的态度在讨好的接受和假意的挖苦之间游移不定，从而总的效果是讽刺，而且当小说中的转弯抹角的拙劣模仿慢慢地转变成剧本中的直截了当的陈述时，这种讽剌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剧本中，女性的或受压抑的思想意识甚至被延伸至种族、阶级和集团等政治范畴内。

在小说中，热内总是在精心地安排一切，这样，他身上占末位的女性属性被安排到了首要位置，而且总会获胜，即便是导致绝望和牺牲的胜利々他笔下的男同性恋者始终热情地固守着自己的卑下，并将它转化为一种崇高，就像那些“耻辱的女儿”卡罗莱娜们——这些去到国外，穿着女装在巴塞罗那的大街上招摇过市的男人，他们“过分放肆的举止”只不过是“刺破世人鄙视外壳”的一种方法。通过热内神奇的叙述（“我取得的只是文字上的胜利’’），与这一群人的奴隶地位相一致的自我虐待被转变成了一种圣徒的气质。我们传统上所认为的好女人要想出人头地，除了忍受痛苦，还有其他路子可选择吗？实际上，宗教为热内那个世界里疯狂的尊卑制度提供了一种极端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神圣的人和事物围困着我们，奴役着我们……教堂是神圣的。它慢条斯理的仪式，还有像西班牙大帆船一样叠碧辉煌的建筑，具有远古的含义，与精神的东西毫无关系。但是，这一切使它成了一个具有美和崇高的王国那样的富有尘世感的王国。屈拉弗罗伊……无法逃脱它的力量，就将自己的身心交付给了它，就像他会把自己的一切交给艺术一样，假如他懂艺术的话！

热内懂艺术，可以通过艺术实现向屈拉弗罗伊所渴望的崇高王国的转变。借助同性爱产生的那些神秘的变化将自己转变为迪万之后，那一神奇的世界也就不再是可望不可即了。艺术也不再是奢望。遭情人抛弃，受流氓欺凌，迪万创造了一种指尖绘画；像一位悲剧演员，他顶住了侮辱，并且勇猛地、先发制人地对待世人的批评，自称是浑身婊子气的老婊子锣，困为他知道，不会有比这更坏的污名安在他头上了。作为一个人老珠黄的妓男，一个在同性恋圈子里也受到嘲讽的人，珠冠已经破碎，散落在地，但迪万鼓起荒诞的勇气大声宣告，“夫人们见鬼去吧，我就是要当一个妓男！”他那冷酷而滑稽的生活是“用泪水换来”的，但这也成了他保护自己、抵御世人嘲笑的武器。热内为迪万这位他小说中最精彩的人物在“特殊集团”中安排了一个位置。

热内对这位作出了牺牲的圣人格外感兴趣，因为．和科学家、478性政 治将军、工业家不一样的是，这位英雄人物也可能是一位女性，而且在法国人的想像中，这也许有一种特殊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保护者和民族英雄就是一位“身着男装’’、被当作巫婆烧死的女人（指圣女贞德——译者）。在热内“永恒的罪犯和圣者这一对人物”（老大和妓男）中，圣者自然是一位女性，因为老大只提供了一个躯壳，而妓男才是灵魂。热内笔下的女性的胜利实质上是用精神的奇迹克服了性的等级。他这样做所遵循的是世俗基督教义中自相矛盾的逻辑，正如在上帝的眼中，一位干瘪的女巫比一位国王更具光彩。在描绘他那苦难生恬的场所，西班牙最令人憎恶的巴里奥基诺贫民窟时，热内解释说：

…．-乞丐的生涯使我熟悉了屈辱中的庄重，因为你需要极大的自豪感（即爱JtL），才能发现那些肮脏、下贱的人们身上的闪光点。这需要大量的天赋……我从来都是努力展现它本来的面目，从未试图美化它、掩饰它，相反，我要肯定地告诉人们它丑恶的真相，因为在栽看来，它最卑劣的那些表象正是它的崇高之处

因流氓罪被捕时，在他身上搜查出的凡士林只不过是他彻底堕落的又一个迹象，因为在警察和世人的心目中，这只能使他更加女子气，更加卑鄙寺因此，这一物件对他显得更加盅贵；这种耻辱虽然陈腐，但也是他获胜的标志。在将它与他那也是妓女的母亲联系起来，并感到了极大的耻辱和温情之后，热内宣称，“我宁可流血，而不愿放弃这看似愚蠢的东西’’，“它的存在就足以使世上所有的警察恼怒不已"基督教这一将自卑情结（羞辱）渗透到了贱民意识深处的宗教，将热内的悲惨处境转化成了至福。在不经意地摒弃了这一伦理中的累赘物后，热内便窃得了它的秘密，并不无得意地向世人证明，神圣只不过是意味着“将痛苦转化为一种有用的东西”．

不过，热内对它的信仰并非全心全意，而是因为对它讽刺性的分析带有了某些瑕疵。接受圣餐时，他感到了一阵“恶心”，而且他还体会到了“将我囿于其中的那一法律的绝妙结构”，在警察局里时，他敏锐而带有偏见的眼睛审视着圣母马利亚的神像。彻底远离了资产阶级世界之后，他清楚地看到了它极权主义的本质，并意识到罪恶与法律犹如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热内“由于自己的出身和经历而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于是，他便索性壮起胆子“侮辱那些构筑了这一等级制度的人们”，以此来“触动”它和热内一样，路易•屈拉弗罗伊也来自法国的乡村。他想试试宗教到底有多大神力，结果发现它无比空虚。在一座废弃的教堂里，他登上圣坛，亵渎它的圣体，然后等待着超自然现象的出现：

奇迹发生了。但那并没什么神奇的。上帝的面目被揭穿了。上帝是空虚的。只不过是一个四周环绕着旧材料的洞。上帝就像玛丽•安托瓦妮特的石膏头像和周围的小兵士一样，看上去挺不错的；邢金是外面包了薄薄一层铅皮的空洞

热内用罪行和男子气概来取代已信誉扫地的上帝，但他一定也觉得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他小说中那些精明能干的杀手，那些上了断头台的英雄好汉，实际土一个个都是“眼中一片茫然”，“就像正在建造中的大楼的一扇扇窗户，你可以从那儿望出去，看见外面的天空。”在他虚构和幻想的世界里，热内像上帝一样，将男同性恋中的男性角色塑造成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愚蠢角色，因为他通过这种具有地道的女性属性的报复行为破坏了他主子的形象，这也正是女人侮辱其主子惯用的一种手法，即把他们称为傻瓜。迪万常常像女人一样做出些滑稽可笑的事来进行嘲讽；7月14日，当举国沉浸在红、白、蓝三色旒的海洋中时，他完全以其独特的方式来庆祝这一天：他在自己身上涂满了“那三色以外的所有颜色，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颜色受到了鄙视’’。但是，他所侍候和热内所颂扬的那些残酷的男人们只不过是橱窗里的人体模型，是男人们的物神，而不是真正的男人。

热内所描写的同性爱和罪行中共有三种伪宗教和反宗教因素，这第三种因素就是背叛。尽管他所扮演的角色要求他绝对忠诚，但他总喜欢做出些背信弃义的事来。他本身就是一个破坏分子，脑子里满是女人式的狡诈，将他影响所及之处的一切都腐蚀了、女人化了，如，他将罪犯与鲜花混为一谈，将杀人犯哈卡蒙那的脚镣手铐变成了玫瑰图案，使超级男人失去男子气。达林本想成为一个“双倍的男人”，但可悲的是，他失算了。在与迪万相处多年后，这位阳刚气十足的男同性恋中的男人角色，变得和他的情人一样浑身女人气。阿德里安•巴永这位潜力非凡的青年恶棍，在与迪万短期同居之后，也深受其影响，结果成了“百花圣母”，同意穿上女装去参加一个聚会，并当夜就成了一个妓男。

在迪万的影响下，甚至他那位人高马大，笨拙如熊的男情人塞克•戈尔基也变得温柔起来。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措写：他们三人（塞克、圣马利亚、迪万）欢宴之后归来，拖着疲惫的身子穿行在清晨的大街上时，塞克就放肆地缠上了圣马利亚。当他们赶上一辆出租车时，永远遭人拒绝的迪万已被他的男情人抛弃了。在说明这一罕见事件的重要性时，热内首先劝告我们“要记住，男同性恋者从来不会在女人面前感到难为情，在另一位男同性恋者面前更不会如此”，然后，他接着描写道，按照尊卑等级制度，塞克应先上车，而现在他却让圣马利亚先上了车。这一独特的骑士精神的例子所传达出的只不过是塞克的女人气，是与他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的，是他对新相好表示敬意的举动。

《百花圣母》是热内在狱中等候审判时写成的。这本书的完成了却了热内多年的心愿。看起来，热内完全是出于一种恶意塑造了马尔凯蒂这个虚幻的人物，他仅仅是要将这位英俊的男子判处终身监禁，以此达到为自己复仇的目的。热内首先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马尔凯蒂）无法抗拒的魅力，他丝绒手套中铁一般的手”，以及使他（热内）充满热情赞不绝口的无限的“美”，“想到这一切我就无比感动，就会为他美丽的肌肤流下温情的泪来”。热内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以令人惊叹的尖刻将这一切消灭掉：

马尔凯蒂将在这四面白墙之间呆到世界的尽头……这将是希望的终结……戎对此无比高兴。速回，让这位骄横自大的漂亮的鸡奸者也尝一尝总是由弱小者饱受的痛苦吧

热内幸灾乐祸地看着自己强加在“这个鸡奸者，勾引女人的男子，心的绞杀者”身上的命运，并口蜜腹剑地对他说，“马尔凯蒂，现在轮到你了……在幽深的牢房里，尽情地享受吧，因为我十分爱怜地痛恨你u't

热内认定，女性属性中潜伏着某种怨恨，他不是将它界定为“身穿裙子的女人”的属性，而是把它看做“向专横的男人的屈服” 热内的恶意是一种他极为珍视的固执的异端邪说，尽管他自称在潜意识中始终在奉行着一套逢迎讨好的策略。这种奴气十足的逢迎，表现出来的是～些背叛和淫荡之类的委琐行为。当热内拒绝了波特沙科递过来让他吸一口的香烟这一宠信之后，他自以为击败了一位男子气十足的恶棍，仿佛经历了一个“胜利的时刻”。现在，奴仆在背后嘲笑老大了。当初，为了反抗社会对小偷的偏见，他有意实施犯罪，并按照“虚构美学的某些法则”将它转变成了他自己的邪恶即美德的公式；现在，他决意要与“×”的地位给他带来的耻辱进行抗争，于是，他又创造了“姑母和姨妈”这类能够超越专横男人的角色。

热内在送给友人的一本书上题写道：“让-热内，最弱小的和最强大的人。”从这题词中，我们可咀看到，他始终是富豪当中的小职员，他骨子里始终存在着某种傲慢和冷漠，总认为自己优越于他诗歌中描写的那些英雄，因为他免费地赋予了他们“那些他们M不具备的美德”，并且完全清楚，他们只不过是些身材高大的恶棍、傻瓜和白痴般的青少年。他们无法无天的恶行在小说中受到了颂扬，以惊吓资产阶级（热内对它的仇恨比他同时代的其他法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更加深刻，更加无情，而且他的理由也更加充分）但是，在他们的阶级和教育水准所决定的命运面前，这些恶行到头来导致的只是他们自身的弄巧成拙的失败。不过，他们中的“大人物”们是残忍的；他们的男性的残酷无情是世界上盛行的恶行；在经过文学作品程式化的宣扬之后，他们既成了热内的敌人，叉成了他的同盟者，既是他的压迫者，又是他的情人。

妓男在不断地努力吸收同化和成为这样的情人，以便获得他们的优越，如米莫扎第二将圣马利亚的一张照片“当作一份圣餐”吞食时，为的就是这个目的。热内揭示了阴茎妒忌这一滑稽可笑的谬误：如果仅仅说他受到了影响，那就是太小看他了，他想扣有一个阴茎，那是因为他羡慕权力。口交是妓男所扮演的角色，是被奴役的标志，但它被转变成了阉割他人的仪式，因此，男同性恋中的男人角色的冷酷（“戈尔基始终是冷酷的”）被柔情融化了（“迪万是一个温柔的女人”）

在下面这段简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性威力离奇的主观性：

从他说话的腔调，以及他点烟和抽烟的姿势，迪万看出来达林是个同性恋者。起初他还有些疑虑，害怕自己会接搂，被抢劫，或被侮辱。但后来他就产生了一种自豪的满足，因为他勾起了一位男同性恋者的欲火。

这是一种典型的奴隶心态的转变。迪万认为局势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就像男方将自己想像成控制了局势的人一样达林认为是他让迪万对自己行口淫以达到性高潮的，而迪万则坚持说是自己煽起了达林的欲火。他们两人都陷入了权力的陷阱，各自相信自己控制了局势。奴隶对主人的操纵可以歪曲或减少他们之间的区别，但决不可能取消这种区别，也不可能废除奴隶制度。

热内所宣扬的具有破坏性的女性属性最后所取得的胜利是用诡计在男性气概的悬崖峭壁上击出了一丝人类情感的火花。“你怎么啦？你是白痴，还是咋的？”当热内试图吻阿尔芒毛茸茸的胳膊时，后者嘟哝道。老大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他知道柔情是女人的属性，甚至会使人易于受到攻击。如此下去，他会被欺骗着慢慢地允诺平等的互惠，然后会有求于别人，直至最终陷入依附地位。迪万不动声色地反抗着，不断地对达林说，他长得很“美”，到最后，达林丧失了勇气，竟然染上了迪万的姿态，甚至就那样上班工作去了。因在商店行窃时被抓获，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失去了自由。他现在也成了女性，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正如萨特所说的那样，热内的女人属性是一种“敌对酌性行为’’；它假装要为神秘的男子气概服务，实际上却在兴高采烈地挖苦和背叛它。通过揭露男子气概中的怯懦，以及它的压迫性质（这与它模仿的正统的成年男性世界的压迫性质很相似），热内的小说艺术旨在报复，而这种报复是出自“一个备受屈辱的少年对梅特雷监狱里那些漂亮的大人物们的性的仇恨”，因为是他们首先将他污蔑为女人。像大多数不安于屈从和对所蒙受的耻辱怨恨不已的人们一样，热内也采用了嘲弄和诽谤这种小人物惯用的报复手段。

不过，反叛者并不是革命者。这反而往往使人在泥淖中越陷性政 治越深。热内当作英雄人物描写的那些罪犯在断头台上获得了烈士的桂冠，但他们杀戮的是无辜者，其结果也只能是自己也被审判和杀头，而他们反抗的制度却毫毛末损，甚至更加坚固，因为流氓无产者间接地参与的毫无意义的反社会行为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自我表达，得到的也是遭处决，甚至更惨，而现在它叉准备再次成为驯服的奴隶了。迪万的圣者品质，他的殉道精神，也只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冲动，是以自我毁灭愿望的实现而告终的自我虐待D他获得的是真实的道德信仰的胜利，但那决不是自由。

由于萨特设有论及热内最后的三个剧本，因而他传记中的主人公依然是个叛逆者，而没有将他最终如何转变为一个革命者的过程写人其中。创作了《阳台》、《黑人》和《屏风》之后，热内完全变了样，不再是萨特从他的小说《守灵》和《女仆》（原文如此，但实际上《女仆》是一个剧本——译者）中看到的那个不彻底的破坏分子。热内最初的主观的反社会倾向已在他的剧本中渐渐地具有了客观的形式，旨在实现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及的他的最终抱负，即让自己从作品中消失。虽然他作品中的讽刺挖苦有增无减，但罗曼蒂克的神话渐渐消失了，同时，人们在他的早期作品（特别是具有浓郁的都市气息和自我意讽的《偷儿日记》）中看到的二分法也不见了踪影。《玫瑰花的奇迹》也具有这一特征。这部作品夸张地渲染了监狱中的生活，同时也表达了热内对它的“失望”和厌倦。热内的讥讽态度也许在《少年犯》中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在这个广播访谈节目中，热内以一个谦虚的建议者的姿态，鼓吹在教养院中采取更严厉的非人道措施，吼便少年犯们“与使他们变得如此美丽的叛逆行为保持紧密的联系”。

为了超越叛逆，热内被迫放弃了他那讽刺挖苦而叉自相矛盾的信仰中的残余，因为从叛逆到革命的跨越需要人们超越（对自己熟悉、痛恨和乐于破坏的事物的）怀旧情绪，去创造新的不同的价值观。叛逆者可眦被“遏制”住；如果他们是一些伤感主义者，则更可以如此。

热内小说中的卑贱和自我放弃的殉道精神这一“女性属性”的意识被一股骚动的潜流冲垮了，在他后期的戏剧作品中被引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变成了一种具有反抗精神、毫不妥协的态度；随着热内包容更广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他对政治日益增长的关注和兴趣，这种态度渐渐变成了对男女两性中被压迫群体的同情和支持，这些人包括女仆、黑人、阿尔及利亚人、无产者和所有在资本、种族主义和帝国政治面前扮演女性或屈从角色的人们奴隶意识这一女性属性中的消极面，现在已成了日益高涨的女性愤怒情绪反抗的目标；起初，在《女仆》中，其反抗方式是徒劳的自我毁灭，但在其后的每一个剧本中，表现出来的是女性对这一斗争不断增进韵理解和她们在斗争中取得的一个个胜利。

压迫使被压迫者产生了一种心态。虽然马克思主义十分善于分析这些人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但却往往忽视了（也许是出于神经质的恐慌吧）这一状况如何使受压迫者堕落，如何使他们深深地嫉妒和钦羡他扪的主子，如何使他们被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彻底玷枵，如何使他们甚至在对待自己的态度方面也受其主子的控制。热内曾经当过仆人。因此，当他指出，奴仆们是“他们主子的丑恶面”，是他们呼出的“恶浊气体”，他那些深陷自卑感之中的女仆们相互称自己为对方的“臭气”时，他实际上是在叙述一种非常真实的社会和心理现象。他成熟的剧本所研究的对象．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制度化了的压迫所造成的殖民的或女性的意识。这种意识只有征服了自己才能获得自由。

女仆们失败了。在自我仇视的重压下，她们最喜欢的游戏实际上并不是杀掉她们的女主人，而是效仿她，成为她那样的人。由性政 治于后一种游戏更令人激动，更富刺激性，因此，她们从来就没有时间去进行前一种游戏。最后，两位女仆中比较温顺、更具迪万气质的克莱尔就饮毒自杀了，这样，比较胆怯、更具“男于汉气质”的索朗热就可能扮演一回杀手的角色，尝尝断头台的滋味，在小报上扬扬臭名。该剧的素材取自帕潘两姐妹（莱亚和克里斯蒂娜）的凶杀案。她们两人于1933年在勒曼斯杀死了她们的女主人及其女儿。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引起了公众无数的猜测。热内在创作中对原始事件作了大量改动，强调了反抗的徒劳，丝毫没有损坏雇主的形象，同时去掉了真实事件中的女儿，加进了一位先生。他是女主人的情人，处于等级制度的顶峰；他从未在剧中出场，尽管他在剧情中被不断提及，在舞台外对三位女性施展着巨大的权威。女主人自称是他的奴仆，当两位女仆试图给警察写信告发他以便将他逮捕时，女主人竟然对有可能跟随他一道去西伯利亚服刑这一戏剧性前景感到欢欣鼓舞。

《女仆》探讨的是处于奴仆地位的女性的嫉妒和怨愤。索朗热所说的“低贱者决不会爱低贱者”很好地说明了女仆为何不可能造反或团结一致采取行动的原因。“当奴隶相互爱慕时，那不是爱情。”她们鄙视自己，也鄙视对方；她们之间没有团结可吉，因为和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一样，她们不愿相互认同，而是将自己认同于男性或女主人那样的富人阶级。这也正是为什么热内要强调女仆的无产者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以及把她们的资产阶级女主人当作她们的直接敌人的原因。直到创作了《屏风》时，热内对纯女性的处境的同情才最终明确地表现出来。

《女仆》中的女主人本人是善良的，这是生活优裕，有条件作出彬彬有礼之举的中产阶级女性的善良。（一位夫人将自己的旧衣服送给了女仆，并为此感到十分自豪，对此，热内轻声地反问道，“那太好了，但她也有衣服送给你吗？”）但是，玩主仆游戏的女仆并不可爱。她们是被社会抛弃的人，但却在感情上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造出了许多侮辱性语言（“仆人周身流脓”，“他们根本不是人”）；暴露了强加在她们身上的自卑感（这是别人和他们自己都认同的）的有害影响。她们笃信她们的主子为她们安排的生活方式，因而她们只有在自我作践中表现出种种奴相，她们的叛逆行为也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愚蠢的犯罪行为。但是，与小说形成对比的是，作者在剧本中首次不带罗曼蒂克的感伤情绪，十分明确地表现了这种叛逆行为。女仆们的痛苦非常深重，但她们所受的压迫也十分有效。这是由他人设置的困境，但目前尚未找到摆脱它的出路。

《阳台》着力表现的是作为权力象征的性角色的政治内涵。这又是一个反叛失败的例证，但却比女仆们修道院式的苦斗进了一大步+因为本来有可能发生一场真正的革命，只要它能够创立新的价值观，以取代它暂时摧毁的旧制度。阿尔芒指出了问题的症结：“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们的假面戏。但是，有没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能够取代他们呢？¨人们对旧制度的信仰以及与它合作的历史不禁令人气馁。妓女卡门参与男性幻念致使她认同了自己的角色，从而它成了她的真实身份；当她不必再掩饰自己的身份时，她仍热切地渴望着自己是一位银行职员的令人陶醉耐刻的到来。同样，有时候整个民族也会参与到对宗教、法律和军队这些古老神话的信仰中去，并且当自称代表它们的骗子煞有介事地行进在大街上时，公众会立刻对他们信服得五体投地。人类似乎婴儿化了，就像第四演播室的那些自我虐待狂一样，只希望被捆绑起来，让人抽打屁股。它经过了旧礼教的良好训练，因此，对它似乎特别钟爱。

革命之所以堕落为反革命，是因为由于没有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取代物，新秩序只能模仿旧秩序。“如果我们像对手们那样行动，那么，我们到头来也就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罗杰这位叛逆者中最执着最聪明的人物预言道，因为他知道，那样的话，我们“非但不能改变这个世界，而且顶多也只能是再现我们决心要摧毁的那个世界”。因此，如果没有观念的改变，民众的起义只可能是一场政变，最终，像所有政变一样，导致一个法西斯政治集团的上台。在表现叛逆者们的因循守旧性时，热内通过尚塔尔和乔吉特的结合，再次选择以性角色作为表达的媒介。虽然她们两人中一位是战士，一位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但她们受到成规的约束，都只能扮演护理伤员的角色。“那是女人干的恬" -位伤员自作聪明地说道。尚塔尔惟一的另一个选择是当一个歌手或妓女，去娱乐男人或激起他们的性欲。当那位干部像牲口拍卖者一样将尚塔尔拍卖（她值2个普通女人）后，她就按照分配给她的角色履行职责．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腐蚀革命的辅助作用。拉帕西奥诺拉是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人物，但一个女人是不可能进行一场革命的，检验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不是造反、暴乱、内战、民族战争等）的更为有效的标准之一是女性公众参与的程度。

男性反叛者们像他们的前人一样，将性和权力混为一谈，因而他们不再动脑筋思考。这样，他们的反叛就变成了“开枪和操×”的狂欢，“一只手扣着扳机，一只千解着裤拉链。”他们这样当然只能失贼——“走向极端的狂欢只能是自杀”由于再也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可说，造反派们又陷入了传统的蠢行，喋喋不休地谈论起性和权力、性和暴力等问题。和从前一样，女性又成了女神或驴马；她们是养育者，是婊子或妓女，而男人则仍是我们所熟悉的头脑简单的屠杀者，激励他们如此行动的不是自由，而是性的虚妄。剧中那位在每一次动乱中部幸存下来的右翼高明政客，“特使大人”说得非常明白：“起初，人们是为反对杰出的、给人以幻念的暴君而斗争，然后是为自由而战。明天，他们会愿意为了一个妓女尚塔尔就去死。”警笛拉响时，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心怀负罪感和困惑，对着装扮漂亮、代表着法律和秩序成规的三位偶像——统治集团的正义、虔诚、勇武——顶礼膜拜。由于没有实现改革的思想，他们的努力只能归于失败。极权制度的国家也将他们紧紧围困起来，对罗杰那种实为阉割自己的自杀举动无动于衷，因为这种举动完全是一种天真的、鹦鹉学舌似的把戏，是像女仆克莱尔往自己杯中投毒一样的自我虐待。它对那位警察总长毫无触动，因为他虽然像从前一样在性的方面依然缺乏阳气，但由于他对恐惧的祟尚就像他对阴茎的崇拜一样强烈和富有神话色彩，他也许在坟墓中也能实施统治。陷人这种性的权力游戏的竞争之后，反叛的希望便再一次被“操”翻在地。

在《女仆》中，热内规定了女性角色应由青年男子扮演。这样，他主要的目的就不是给人以娱乐，而是像萨特评论的那样，他只是要向人们展示“没有女人的女性属性”，即一种观念，一种心态。由于热内认为，和“×”一样，“黑鬼”也是一个代表地位的词，因此，在《黑人》中，他在处理黑人和白人时，采用了一个类似的手法，有意用黑人演员（“在面具这一隐蔽物的后面，白人是一个浑身发抖的黑人”）扮演白人法庭，对由另一群黑人（演员）表演的谋杀白色人种的罪行进行审讯。由于这些黑人在白人文化中所处的境遇使他们成了白人思想的相耐物或镜子，他们便将最能引起白人兴趣的黑人举动——对“白人的女人”的残暴强奸和谋杀——表演出来，以“娱乐”黑人扮演的白人法庭里的白人观众和真正的、花钱买票来看戏的白人观众这个滑稽戏的功能是想释放黑人怨恨的情绪，用夸张的手法表演白人憎恶的对象，以此教诲白人，并通过对他们的权力机构（白人法庭）的滑稽模仿来触怒他们。但是，实际上，它只不过是转移了人们对自汤姆大叔被清除时就开始了的有组织的黑人革命的注意力。这场革命可能的叛徒是桑巴•格拉姆•迪乌夫牧师大人。他是一位被“白人的善良”腐蚀成具有“内疚的温顺”的妥协者．满怀信心地提议采用灰色姜饼做圣餐面饼。黑人固有的幽默的解决办法是将他变为他们祭礼的牺牲品，将他打发到白人的“黑鬼天堂”里去。被安排在白人法庭的一个座席后，他可以高高在上地从自己新的突出地位上俯瞰一切，并报告说，“要么是他们在说谎，要么是他们弄错了’’——白人实际上是“粉红色或淡黄色的”。

黑人将不会犯《阳台》中的反叛者们犯的那种错误而导致自己的毁灭，因为他们已经创立了非传统的价值观。西方文化中白人的价值观几乎包括了从上帝到所谓爱清洁的一切事物，但现在黑人们站起来坚决地反对这种价值观，伸张他们自己的权力。在一段卷首语中，热内问道，“黑人究竟是什么？首先，他的肤色究竟说明了什么？”这一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两层含意：第一，肤色与普通的人性无关，第二，在白人至上的制度下，黑人意识的觉醒是通往革命的必由之路。这里并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因为如果不是白人以种族主义的肤色观念（对黑色皮肤的歧视）对黑人进行压迫，并将肤色的政治化强加于他们，那么，黑人也几乎不会仅仅因为自己是黑人而要实行革命。黑人为了摆脱主人给他们规定的身份，他们首先必须将它客观化。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法是嘲弄和夸张，如他们黑靴油一般的化妆品透出的“黑鬼气息’’，仅具两种色调的鞋子，以及浮华的服饰等等。然后，他们必须确立一种他侗自己选定的身份，因为热内抱定一种正确的观点，认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黑人集体身份的确立是革命觉悟的先导，也标志着革命和盲目暴动之间的区别，因为后一种行动只会回复到更加恶劣的反动中去。

《黑人》是热内在阐释压迫的政治和压迫的心理方面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他摆脱了失败主义的自我仇视，获得了尊严，作出了身份的自我界定，并最终在内心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愤慨之情。黑人、殖民地居民和妇女都犹如囚犯一样，由别人将身份强加在他们身上蚰如果他们不想成为自我仇视（如女仆们）或他们的传统幻想（如《阳台》中的人们那样）的牺牲品，他们就必须拍案而起，伸张自我，唤起团结，吼获得自由。在探索和种族政治这一复杂而又伤脑筋的问题时，热内提示道，就像殖民者使阿尔及利亚人分裂了一样，白人也造成了黑人的分裂；他们所采用的手法是推行或利用一系列对白人的目的格外有利的性的敌对情绪和观念。有人认为，黑人的性的敌对情绪是这样表现出来的：体现白人主子的美学的“他的女人”是他肆意宣扬的一种财产，这一财产可能会被人垂涎，而垂涎是一种应予惩罚的行为。与此同时，黑人女人却被当作她的白人主子的娼妓幽禁起来——”每个窑子里都有女黑鬼”，“每星期六，我都让我的士兵去撕开一块黑肉”，白人司令官咯咯笑着说道。

白人扭曲了他附属对象身上的爱和性，强迫黑人男性在接受白人女性的美的同时，要藐视黑人女性。“我恨你，”维利治对维丘坦言道。“凡是有关你的事情，都会在我心中点燃爱的火焰，而爱叉会使男人的鄙视变得令人难以承受。每当这一切发生时，我就会恨你。”由于无法“忍受世人谴责的重压”，他便认同了世人的鄙视。要想驱除令他们着迷的神话，这一对黑人情人必须首先摈弃这样一种白人的谬论，即女人是一个美学对象，美本身就属于白人．，在这一谎言消除之前，维利治是不可能爱维丘酌。后者是查利的被人歧视的妓女，也是所有黑人中“惟一体验到了极端耻辱的人”。该剧成功的一个标志是维利治最终接受了她。

在深入探索殖民地居民的态度形成的根本原因时，热内告诉人们，拒绝接受黑人女性的行为就是一种影响整个种族的自我仇视。“我种族崇高威严的母亲啊……你是非洲，那深沉漫长的黑夜，我痛恨休，”维利治大声喊出声来。弗利西提这位黑色的女王，这位代表非洲的精神，对作为傀儡的白人女王提出过挑战并将她击败的女头人，实际上是她种族的母亲：该种族的未来取决于它是否能与自己的本源达成妥协，是否认同自己的黑人文化传统——可使自己免遭白人毁灭性价值标准侵害的惟一价值观。在弗里西提对非洲深情的呼唤中，凝聚着整个非洲大陆的力量和魅力：

达荷美！达荷美！垒世界各地的黑人快来加入这拯救的行列吧！行动起来吧！请进入我的胸膛……用你们的激情充满我的胸间！……请任意穿越进入我的胸膛吧，通过我的口腔，我的双眼——或者我的鼻腔……我正像一个昂首傲立的女巨人，等待着大家的到来。请进入我的体内吧，浩荡的黑人民众，赋予我力量和理智吧，哪怕只有争晚这一夜……

浑身披金、沾满污混的部族，从我身上站起来，亮相于世人面前吧！经历过狂风暴雨的部族，勇敢地向前进吧！北部帝国的王子们，赤脚踏着术镫的王子们，骑着你们披挂漂亮的马儿，进入我的身体吧！……胸膛高挺、大腿粗壮的非洲，你听见我的呼唤了吗？在烈火中锤炼成铜曲愤怒的非洲，亿万高傲奴隶的非洲，被驱逐的非洲，这块漂浮不定的大陆，你在听着吗？你一点一点地消失了，你退进了往昔的岁月，变成了一个个遭抛弃者的故事，进了殖民主义的博物馆，被写进了学者们的著作。但是，今晚我要将你呼唤回来，参加这个神秘的狂欢。

白人统治将整个世界缀以白人的形象，然后再将它对自己的怜爱确立为一种绝对的观念，而无法顺应这一观念的黑人则只能被视为离经叛道者和低劣者。黑人妇支反对这种神话的愤慨最为强烈。“我们，黑人妇女，我们有的只是愤怒和仇恨，”她们激愤地说道。黑人妇女受压迫最深，她们甚至被同种族的男人斥为“驯服的猎物”（她们时刻都在怀疑这些男人是否也在渴望那些被白人当成了理想的装饰性的、女性身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因此，博博和斯诺这些黑人妇女几乎毫不掩饰她们的愤怒。“一股巨大的爱从遥远的地方，从乌班吉或坦噶尼喀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舔着白人的脚踝死去，”斯诺谴责维利治时说道，她咀心理剧的形式表达出了自己的不信任和怨愤，并以此揭穿了黑人群众礼仪的虚妄。仇恨的真正力量以及黑人仅有的决心来源于黑人妇女，她们不会像迪乌夫那样为了获得“发言人”的公职而屈服，也不会像维利治那样为了白色浪漫的愚蠢念头而背叛自己的种族。种族一性图腾的根本出路只有一条。司仪阿奇博尔德告诫他的谊员们：“黑人，如果那些黑人改变态度，与我们接近，不要让他们出于嗜好而这样做，而要让他们是出于恐惧。”但是，他根本用不着去激怒黑人妇女，需要做的只是约束她们，因为她们常常超越她们的角色所规定的礼仪性的谴责，做出了真正的残酷行为。斯诺撕咬着灵柩台四周的鲜花，这是仪式中不允许有的举动，是被谴责为“不必要的残忍”的举动。在这里，和在《屏风》中一样，热内赋予了妇女最令人胆怯的革命激情。

在当代作家中，惟有热内将妇女当成了一个受压迫的群体，一股革命的力量，并自愿地对她们表示支持。他自身独特的经历，以及他对被剥夺了一切权力的民族的分析，必然会使他耐受鄙视、受压抑和处于附属地位的人们产生同情。在他后期的几个剧本中，性的问题都被融合进了政治的情势中：在《阳台》中，权力和性被联系在一起，在《黑人》中，种族和性被放在一起进行阐述，在《屏风》中，性的等级和殖民地意识则被融合为一体。劳伦斯、米勒和梅勒将妇女视为一种必须予以压制的、令人恼怒的少数人势力，他们所关心的是一种能够完全控制妇女的社会秩序。然而，热内却将妇女融人了剧烈动荡的社会场景中，在这场社会动荡中，妇女传统的屈从境遇将产生一股爆发性的力量。事实上，在《屏风》中，妇女是革命的真正力量。

大幕开启时，阿拉伯人深陷在等级制度的灾难中。欧洲殖民性政 治者对阿拉伯男人发号施令，后者则将怒气发泄在他们女人的身上，而女人（如果她有幸的话）叉将儿媳妇当作了出气筒。殖民者为了守卫他的田地，在地里悬挂一只机用手套，而阿拉伯男人为了约束他们的女人，则在外出时，在家中挂一条空空荡荡的裤子。

在第一幕，剧中的反英雄赛义德正要去将“邻镇和周围所有乡镇中最丑的女人’’娶回家来，一路上满腹牢骚地抱怨道，他是非娶她不可了，因为在资本和婚姻价值的天平上，他的贫穷被认为只与她的丑陋相配。人们很难说清新娘利拉的面孑L是否真的那般灾难性的丑陋，因为在剧中她自始至终顶着一条黑色的口袋，这正好充分表达出了她的不存在，受奴役，并被剥夺了人的正常体验。跟在赛义德后面的是他母亲，一位传统的阿拉伯妇女，她手里拎着一只小提箱，里面装着一些华而不实的结婚礼品。她是一个虔诚的大男子主义信奉者，认为如果儿子当众屈尊向她提供帮助+他就“不是一个十足的男人”。利拉是赛义德的救星，也是他的命运；她的耻辱正是阿拉伯人殖民地地位的缩影。赛义德对她表现出的强烈的鄙视表明，他已成为一个牢骚满腹、十分危险的殖民地居民。利拉这个遭人憎恶的女人，与其说是剧中的一个人物，不如说是一个象征，兆示着呵拉伯世界普遍的堕落。如果连自己也是阿拉伯人的赛义德都仇视她，那只能说明他也仇视自己，因为假如热内笔下的穆斯林如此狂热地鄙视占了自己民族一半人口的妇女，那他们是决不可能尊重自己的。．

剧本一开头就展示在这位丑陋妻子身上的粗俗的幽默概括了该剧的主旨。赛义德对妻子的不满首先将他引向了妓院，在那里，主要起装饰作用的下等妓女们模仿着西方的举止，以过分露骨的表现为他消气解闷。但是，即便是这个可咀令人充满幻想的地方对他来说也无济于事，日为弥漫其中的殖民地性质对男女两性都显而易见：穆斯塔法：对我们也操他们的婊子，法国人十分恼火。沃尔达：她们还让你干别的了吗？没有。邢他们还有什么

好说的？你们在这儿操的是谁？是我们。

革命的导火线是赛义德对自身处境的仇视，不过他的处境还不像他妻子的那么恶劣。他妻子是他无法摆脱的灾祸，他独特的不幸的根源，是一股可鄙的恶臭，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从生活的困境进入监牢，直到他走入了与她彻底疏远的生活赛义德那奇怪的不满是潜在的政治炸药。

但是，如果赛义德神奇地（鉴于他决意不关心政治的本质）不仅成了一个榜样，而且还成了革命的“旗帜”，那么，革命的精神和行动实际上是来自地位比他更低下的一群年老的丑陋村妇。这完全符台热内设计的革命政治：社会最底层的人呼声最高。与在外国人占领下呻吟的阿拉伯男人相比，妇女反对殖民统治的历史更长，也更彻底：奥姆：一千年来，我们妇女一直忍受着僦你们的j先碟布的耻

辱……但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你们也成了冼碟布：正是

因为你们男人，那些先生们的皮靴才像千千万万个太阳

一样闪光发亮……

发出第一声革命呼号的是老妪卡迪娅，那是在～次她被正式排除在外的安详的穆斯林村镇集会上：高僧（戴一顶土耳其帽，穿一件附有许多饰物的蓝色西装，媛

缓登上侧搂）：安静。大家都必须庄重些c筏子们币许呆

在这里。女人们也不行。卡迪娅：浸有女人，会有体吗？你只会是你老子裤衩上的一点

精斑，三只苍蝇就能将你吸没了。高僧：走开，卡迪垭，今天彳赶集。卡迪娅（勃然大怒）：就不走！他们骂我们，威胁我们，你却要我们规矩一点，温顺一点，谦卑一点，还要我们像贵妇人一样，满嘴尽说好听的，像馅饼一样甜。还要我们戴上丝面纱。抽着高级香烟。亲吻着，说话压低声音。将她们红色鞋子上的灰尘轻轻掸掉！……我偏不！（她跺着脚后跟。）这是我的家。我的床就在这儿。我在这里被操了14回，生了14个阿拉伯小崽子。我就 是不走。

在反驳地主哈罗德老爷自以为是的愚蠢言行时，又是卡迪娅第一个喊出了她的人民的激愤——“告诉你，你的力量与我们的仇恨相比，简直是太渺小了。”白人在报复中将卡迪娅悄悄地枪杀了，从此，她的鬼魂将把革命进行下去（由于《屏风》是超现实主义的梦幻剧，所以它的人物以极其恼人的方式死去活来地进出情节）。

这样看来，《屏风》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也就不足为奇了。该剧由让一路易•巴罗公司在一家由政府补贴的剧院作了精彩的演出鲁正如菲利普•桑迪所评论的那样，它将法国军队讥‘讽为一群“无能的和装腔作势的（潜在的）同性恋者，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长达13年的存在简直是一次荒唐可笑的经历”鼬该剧从共至尾就是一场粗俗下流的滑稽戏；当热内让剧中的法国外籍军团士兵在他们中尉队长的尸体跟前严肃地、满怀爱国热情地放着“法国屁”向他致意时，剧院里立刻发生了一阵骚乱。在阿尔及利亚，《屏风》同样不受欢迎，因为它谴责殖民地革命秉承了殖民主义者前任的衣钵，使广大群众、赛义德和妇女仍像从前一样处于悲苦的境地。最后几幕是两个阵营的较量。一方是作为预言家的一群女头人，慷慨激昂地发出诗一般的愤怒，展望着正在进行的革命将何去何从；另一方是新秩序下苍白无力、机器人一般的男人，他们是敌人——法国殖民者——的复制品，洋溢着自我怜爱的情绪和严守纪律的精神，或所谓“荣耀”，以及被称为“英勇气概”的有组织的杀戮凶气，

很显然，在法农的影响（也许是通过萨特）下，热内对在起义的恐怖阶段男女起义者所犯下的暴行采取了明显纵容的态度．剧中最令人难忘的恐怖场景之一是通过背景幕布上打出的一幅幅画面所展示的游击队员的残暴行径当一幕又一幕的血腥和大火的场景出现时，起义中的第一位烈士和中心人物卡迪娅大声喊出了她冷酷无情的仇恨，并对人类的牺牲表现出了极大的满足感口热内为暴行所作的辩解无疑是，受压追者理所当然地要寻求报复，但这是一个愚蠢的观点，尽管它十分流行。暴力本身不可能实现任何革命的目标；事实上，正如热内自己在《阳台》中所表明的那样，它很可能成为主要的反革命将临的前兆。作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手段，革命的暴力只能是一种自我毁灭，因为它只不过是用新的压迫和不平等取代旧的压迫和不平等。

但是，热内对军事屠杀的鄙视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法国外籍军团中尉的身上，化塑造了一个极其滑稽的职业军官的形象，一个白痴般的自恋自爱的军人（“让每一个男人都成为所有其他男人的镜子吧），一个梅勒式的、将残酷的色情暴行当作了惟一发泄渠道的受压抑的同性恋者；在那种色情暴行中，爱就是恨，死即为生，战争便是性。下面是这位“坚实”的、有洁癖的疯子在向部下发布命令：

我希望我的士兵给他们的家人寄去凝结着血块甚至精液斑迹的手表和军功章……普雷斯顿！……我的手枪……战争，操女人……我希望看到你们的衣服衬里上缝着赤身裸体的婴儿和圣洁处女的照片……在你们光亮的发顶上，在你们打结的鸡巴毛上……你们的眼睛要像刺刀一样尖厉。操去吧。听着：战争是一场闹哄哄的狂欢。是凯旋式的觉醒！我的军靴会更加光亮一些，普雷斯顿！我要太阳光下的屠杀和操x!要五脏六肺在阳光下流出体外！听懂了吗？

中士值日官：听懂了。

妓院成了革命和反革命进程的晴雨表。在殖民者绝望的麻木状态中，它是梦幻和希望的避难所；正是在这里，西•斯利曼这位最先献出生命的鼓动者获得了礼遇。当暴动真正开始时，妓女们那麻风病人般的卑贱地位消失了，并与村妇们团结起来，与民族事业融为了一体。在短时间内，她们还提供免费服务。到后来，她们甚至考虑关闭妓院。但是，当暴动被当地卓有效率的男权制权威（“我们要变得更强大，”国新来的士兵对村民们说）控制后，妓女们全叉回复到了她们传统的被抛弃者的地位。其中一人被村妇杀死了，其余的人重又回到了昔日正常的境况，被分化成两个女性阵营，接受具有通货膨胀性质的卖身价格，忍受使用她们的男人的不加掩饰的敌意。

卡迪娅和奥姆所代表的是公众的愤怒。新成立的阿拉伯军队，和法国外籍军团一样，只不过是由国家提供津贴的团体，它所崇尚的仍然是具有压追性质的男子气概，是在新政权中执掌了权力的又一批恃强凌弱者。作为官员，他们比梅特雷监狱中那些个人罪犯或老大们不知要可恶多少倍。在宣扬革命精神的三位女性领袖人物中，卡迪娅和赛义德的母亲（她不再循规蹈矩，甚至协助一个男人掐死了一名法国±兵）早已在革命中成为冤魂，不可能再关心政治。只有奥姆依然存在。她的惟一生活职能是‘‘约束”赛义德．因为他是一场毁灭性耻辱的凶兆，这场耻辱，在他精神溃疡的发作下，引发了暴乱。赛义德是殖民制度的产物，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曾导致了一场革命，因此，我们决无理由将它忘记。如果忘却了过去的耻辱，阿尔及利亚人也就没有了生活的目标。因此，必须以艺术形式将赛义德保存下去，或如奥姆所说的那样，他必须“成为一首歌”。

在对新民兵组织的一名士兵发泄怒火时，奥姆讥笑他们是一群新上司：“你这坏得发臭的小子，你这个小人……加入到他们那一边去吧，那里有庄严的美丽……也许你已经这样做了，你加入他们的队伍，模仿他们的样子使你激动不已。学他们的样，表明你已经是他们的一员。”“期待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奥姆发现自己的几个儿子已经“到了那个年龄，该穿上军服，接受训练，扛着闪亮的武器操着正步走……行进在队伍中，英勇地献身”：更不用说那“军人的美”了，因为正如她所指出的，和从前的外籍军团一样，爱上这种美就等于爱上了屠杀。

虽然新独裁统治下的士兵们嘴里胡乱叫嚣着“战斗的功效”，但奥姆心中古老的智慧却在反驳着”死亡的美学”啦。地心中已万分焦急，担心没有人会诚实地继承她的鼓动事业，于是，她便开始鼓吹～种新的自命不凡的尚武精神：“我们的士兵们，年轻的男子汉们．有些真理是决不能付诸实践的，它们只能在表现它们的歌曲中兴旺昌盛。去与敌人英勇作战，光荣牺牲吧。你们的死和我此刻的胡言一样真实。你们和你们的伙伴们都将证明，我们需要赛义德那样的人。，”回奥姆希望从赛义德身上寻求到某种证据，表明世上还有比训练出来的英雄主义更崇高的人性。

直到最后，赛义德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无党无派的人“老妇人们，士兵们，所有在场的人，我只有一句话：见你们的鬼去吧。”和利拉一样，在剧中，他始终未能到达纸糊的天堂，而是淹没在了民族革命的气氛中，成了一个丝毫没有任何变化的人。当军人政府要将他消灭时，他面对行刑队的枪口也依然初衷不改，直到最后，仍集屈辱和悲惨的过去于一身。“拯救那一堆小小的垃圾吧，因为它是激励我们的力量，”奥姆曾这样说道。

虽然赛义德和利拉已成为传说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奥姆和其他一些女预言家们将继续鼓动人们，以使人们真正懂得“顽强”的含意。奥姆是一位脾气极坏的民间人物．人们希望她不要像她自己愿望的那样“两腿一蹬”就走了，而是指望她能够继续“埋葬这个，训斥那个：我要活到一百岁”。作为女人的典范，她一直活到看见顽固的骄横再一次窒息了她的自由，收买了她的人性。既然已经当了一千年的“洗碟布”，她有充足的时间、极大的耐心和丰富的经验。既然她是世上永不消失的抵抗，是一种新的精神，希望就永远存在。使赛义德和奥姆获得解放的革命并未曲终人散，而是方兴未艾。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