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殷商

商亡周兴

周公制礼

国人暴动

郑伯克段于鄢

齐桓公尊王攘夷

布衣孔子

卧薪尝胆

三家分晋

田氏代齐

商鞅变法

孟尝君狡兔三窟

合纵连横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秦兼并六国

封建与郡县

秦二世而亡

项羽分封

刘邦建汉

叔孙通定礼仪

贾谊上《治安策》

诛晁错

张骞通西域

儒家之流传

天人三策

酷吏张汤

司马迁发愤修史

王莽新政

光武中兴

外戚专权

十常侍之祸

党锢之祸

官渡之战

曲有误，周郎顾

诸葛亮出师未捷

阮籍风流

钟会反魏

宁馨儿王衍

匈奴汉国

王导安晋

祖逖北伐

佛教东传

南齐代宋

王猛改制

淝水之战

拓跋部的兴起

魏孝文帝迁都

河阴之变

关陇贵族的兴起

江都之变

玄武门之变

关陇贵族长孙无忌

论君道

论任贤

辨兴亡

女皇武则天

狄仁杰存唐室

选举志

马嵬驿事变

藩镇割据

黄巢举义

杨炎倡导两税法

后唐庄宗

石敬瑭称臣契丹

高平大捷

偃武修文

儒宗欧阳修

包拯决狱

狄青不遇

王安石变法

靖康之乱

叶适与道学

蒙古崛起

耶律楚材推行汉化

赵孟仕元

脱脱倡新政

理学开国

置相

郑和下西洋

于谦保卫北京

王守仁开创阳明学

万历朝鲜之役

张煌言抗清

顾炎武革新学风

守令

正始

原君

原法

学校

论君民

论曹魏

论正统

汤若望主持钦天监

林则徐禁烟

中兴

李鸿章办洋务

戊戌六君子

东南互保

张之洞与新政

预备立宪

国会

革命

后记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往事：国史经典选读／朱学勤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大学国学读本）

ISBN 978-7-300-10538-3

Ⅰ　帝…

Ⅱ　朱…

Ⅲ　中国　古代史　史籍　简介

Ⅳ　K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2187号

大学国学读本

帝国往事：国史经典选读

朱学勤　主编

高怀举　魏迪英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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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mm×235mm　16开本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　　张　38.5　　　　　插页2　　印　　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498000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言

柏拉图办学校，门口悬挂的第一教规是：“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学。”几何之功效，并不在于让人背诵各项定理，而在于它能演练逻辑思维。历史如几何，也可以积淀为一种思维训练，以此探视时代纵深，而不是揣摩政治权术或摆弄帝王家谱。

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人，眼前常有历史“叠影”，能感受现实中的历史“脉动”。这本面向大学生的历史读本，就是为这一点历史“叠影”而来。希望读者有所收益，有所意会，再回头观察现实，多少能感受一点历史的“脉动”。

我们放弃现成的王朝体系，聚焦于古今一脉，如周公制礼，秦废封建立郡县。这是中华社会横向联系与纵向统治的骨干，穿越二十四史，至今还活在你我之间。

我们背离流行的“文化讨论”，较多注意那些“制度硬件”，如财政税收、科举兴衰、国会与立宪。我们以为，文化浮论应该收敛，文人视野应该突破，历史始终在步行，而不是在浮云中变幻。

我们也放弃习惯中的历史评话，不以人物说故事，而是关注重大事变及其带动的社会转折。事变也许有人物有故事，也可能没有，但它们触动的社会转折，却在更为宽广的背景上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如“藩镇割据”，如“蒙古崛起”，如“东南互保”，如近代“革命”。

开卷读目录，读者第一眼不会陌生。这是因为我们必须与读者已经熟悉的历史知识相衔接，不能以史料冷僻而自矜。我们用心所在，只是在每一段史料后打开一段“延伸阅读”，所谓“延伸”，是以这些史料为前引，打开后面的历史纵深，引导读者向纵深处再看一眼。史料是熟悉的，“延伸”是陌生的，而历史的“叠影”或“脉动”，很可能就在这一略感陌生之中。

编者谨识

殷商

（西汉）司马迁

【导　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三《殷本纪》。

商曾经多次迁都，迁都的原因至今尚不为人所知。盘庚在位期间，将都城迁到殷。此后商的统治渐渐稳固，进入强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商也被称为殷。现代考古证明，殷就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近人在这里发现了大批甲骨文，是记载早期历史的珍贵史料。

根据流传的古代史料，对照近人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后人发现商其实是一个中央共主和众多封国、方国等组成的联盟。封国、方国以及臣属部落是一些内部存在密切血缘关系的集团，与中央共主有着亲疏不等的臣服或盟约的关系。中央共主与封国、方国等以册命、贡纳、朝觐、通聘的形式往来。在有战事时，诸侯有义务随从商王出征，讨伐叛乱的诸侯或部落；在和平时期，诸侯得入朝为官。

众多部落、方国在血缘上与殷商无直接关系。有商一代，部落、方国一直叛服无常，商王武丁以大规模征伐巩固了商的统治。但是商受到的威胁一直没有消除，强大的部落、方国不断挑战商的统治。其中西方的周原先臣服于商，但是强大后与商发生激烈的冲突。商代末年，东夷部落叛乱，商王发动讨伐获胜，但是不久被乘虚而入的周人击败。

成汤，自契至汤八迁［1］。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2］。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3］。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4］。”作《汤征》。

伊尹名阿衡［5］。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6］。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7］。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8］。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9］。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

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10］。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11］。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12］。伊尹报［13］。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

…………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14］。好酒淫乐，嬖于妇人［15］。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16］。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17］。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18］。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19］。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20］。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21］。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22］？’今王其奈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23］。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24］。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25］。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26］。殷民大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

【注　释】

［1］　契：商的始祖。八迁：八次迁都。

［2］　亳：王国维认为，“在今山东曹县南二十余里”。钱穆说：“自汤以前，大体皆在今河南省大河南岸的商丘之附近。”从先王居：相传契父帝喾都亳。《帝诰》：《尚书》篇名。下文《汤征》、《女鸠》、《女房》、《典宝》、《夏社》等皆是。

［3］　葛伯：葛国诸侯。葛在今河南宁陵县东北。

［4］　罚殛：惩罚。无有攸赦：决不宽饶。

［5］　阿衡：官名。《诗经》：“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

［6］　奸：通“干”，求见。有莘氏：当时一部落名。媵臣：陪嫁的奴隶。负鼎俎：背着烹调用具。以滋味说汤：借做菜的道理为汤比喻说明治国的学问。

［7］　素王：古代帝王。九主：有多说，《索隐》曰：“三皇五帝及夏禹也。”

［8］　女鸠、女房：汤的两位大臣。

［9］　昆吾氏：当时的诸侯名。

［10］　有娀之虚：有娀氏居住过的地方。鸣条：地名，一说在今河南封丘，一说在今山西运城。

［11］　三：当时诸侯名。俘厥宝玉：据传桀败后载其珍宝往逃三。义伯、仲伯：汤的两位大臣。

［12］　欲迁其社：想改变夏季祭祀的土地神。不可：未成功。

［13］　伊尹报：向汤报告各方面的情况。

［14］　此处是说帝纣在大臣面前炫耀自己的才能，认为自己的名声高于天下任何人。

［15］　嬖于妇人：贪恋女色。

［16］　北里之舞：北方的一种淫靡之舞。

［17］　巨桥：谭其骧认为在今河北曲周县，钱穆认为在今河南浚县。

［18］　县：通“悬”。倮：通“裸”。

［19］　憙：通“喜”。醢：肉酱，此处用为动词。下句中之“脯”，肉干，亦用为动词。

［20］　商容：商纣时的贤臣。

［21］　讫：终止。假人：能认清形势的人。元龟：此处指占卜。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商的宗庙无法再平安地享受祭祀，纣王仍然不体察上天的意志，不遵循先王的旧典。

［22］　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老天爷何不显示威灵，商王的死期为何还不到来。

［23］　大师、少师：本为辅政官，此处指商朝的两个乐官。

［24］　详：通“佯”，假装。

［25］　封：加土，重修坟头。表商容之闾：在商容住过的里门上悬挂匾额。

［26］　盘庚：商王，迁都于殷，行德政，促使商的复兴。

【延伸阅读】

甲骨文——文明之初的风景

19世纪末叶，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尔搜集到一些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王懿荣是一位金石学家，熟悉古代铜器上的文字，他怀疑这些龟甲、兽骨上的刻划符号是十分古老的文字，遂以重金雇请古董商人搜集。王懿荣在龟甲、兽骨上发现的符号就是后来的甲骨文。不久之后，王懿荣在庚子之变中殉国，他生前的研究也随之湮没不存，但是甲骨文字的存在渐渐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稍后搜集甲骨的刘鹗受到罗振玉的鼓动，刊印了第一部甲骨文的著录书籍《铁云藏龟》。刘鹗将甲骨上的文字断定为“殷人刀笔文字”，对甲骨文的研究，就从这一年开始了。不久之后，罗振玉多方查考，发现了被古董商隐瞒的甲骨出土地点——河南安阳小屯，这就是后来的殷墟。人们对殷墟进一步发掘，出土了更多的甲骨。罗振玉研究后认为甲骨是殷商的遗物，从而渐渐开始了对殷商历史的探求。

中国古代典籍记载了殷商的历史，但是学者对此一直怀有疑问。因为这些典籍都是后来的追溯记录，即使是最早的典籍，也留有周代转述的痕迹。系统记载殷商历史的《史记》，更是汉代的著作。甲骨文的发现为解决此难题带来了转机。王国维整理、研究已经出土的甲骨文后，发现甲骨文中记载的史料可以与《史记·殷本纪》互相印证，从而证明了《殷本纪》的可信性。自此，不仅殷商史渐渐成为信史，《史记》等许多古代典籍的可靠性也得到了确证，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证据。

在王国维以后，甲骨文越来越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其研究者亦遍及世界各国，成为规制恢宏的学科。随着发掘、出土、整理、研究工作的延续，对殷商历史的研究也不断进步。近来学者一边考释文字，一边透过现在已可辨识的资料，力图窥见文明之初的风景。

商亡周兴

（西汉）司马迁

【导　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四《周本纪》。

周曾是臣属于商的方国，在周逐渐强盛后，周武王纠集部落联盟发动对商的征伐。在商亡周兴之际，周继承了商对方国政治联盟的统治，分封功勋诸侯，建立新的联盟统治。这是周分封的渊源。

在周武王去世后，被分封在东方的周贵族纠合殷商遗民发动叛乱。在镇压叛乱后，执政的周公调整武王时期的策略，着意分封王室子弟为诸侯。周公制定的政策在成王、康王时期继续推行，最后形成了周代封建政治。

在成、康时期分封的封国内，庞大的旧血缘集团被拆散了，殷商贵族被编入姬姓诸侯的扈从，一起建立稳定的封国统治。周分封诸侯有部落殖民的性质，封国是周贵族率领族人和殷贵族征服土著民后建立的。这也是日后国野之分的缘起。

成、康时期的分封以血缘亲疏而非功勋作为分封的标准。在封国内，周贵族、商贵族、奴隶、土著民组成金字塔形的封国等级政治。此外，诸侯以周宗族成员的身份对作为中央共主的周王尽义务。中央共主保持着强大的武力，为封建诸侯提供保护、仲裁，并镇压封建秩序的破坏者。周的封建政治拆散了旧日的氏族部落，瓦解了滋生叛乱的方国集团，在大陆上维持了长时期的和平，并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在以后的年代里，周的和平与文明一直为后人纪念。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1］，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2］。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3］。东观兵，至于盟津［4］。为文王木主［5］，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6］：“齐栗，信哉［7］！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8］。”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9］！”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逖其王父母弟［10］，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二月甲子昧爽［11］，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12］。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13］！”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14］。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15］。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16］，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17］。尹佚祝曰［18］：“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19］。”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20］。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21］。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22］。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23］。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24］。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25］。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26］。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注　释】

［1］　太公望：即吕尚，民间称为姜子牙。师：官名，又称太师。周公旦：武王之弟，文王第四子，世称周公。

［2］　召公、毕公：皆为文王庶子。左右：辅佐。师修：遵循。

［3］　上祭于毕：指祭文王墓。

［4］　观兵：显示武力。盟津：古黄河渡口，在今河南孟津东北。

［5］　木主：灵牌。

［6］　司马、司徒、司空：官名。诸节：接受任命的各种官员。

［7］　齐栗，信哉：意为大家要恭敬谨慎，切实努力。

［8］　总尔众庶，与尔舟楫：集合好你们的民众，整理好你们的船只。

［9］　孳孳无怠：勤勉努力不要懈怠。

［10］　三正：有多说。或为三种历法，或为天地人之正道，或为商之大臣。离逖：疏远。王父母：指同一祖父母的兄弟。

［11］　昧爽：黎明，拂晓。

［12］　致师：挑战。大卒：武王的嫡系部队，或曰指虎贲军。

［13］　降休：降下福祥。

［14］　除道：清扫道路。修社：修缮社庙。

［15］　罕旗：即云罕旗。

［16］　陈常车：摆列开仪仗车。常车，仪仗车。

［17］　毛叔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奉：恭敬的捧着。明水：祭祀用的净水。卫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布兹：铺草席于地。赞采：帮助武王献上贡品。牵牲：牵着祭祀用的牲畜。

［18］　尹佚：武王的太史官。祝：诵读策书上的文字。

［19］　膺更大命：禀承天命。《逸周书》作“膺受大命”。革殷：革除殷朝政权。或解为上天改变了对殷朝的眷顾。

［20］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把殷朝的百姓封还给纣王的儿子禄父管辖。禄父，名武庚。

［21］　初定未集：刚组建，尚未安定。管叔鲜：武王之弟，名鲜。蔡叔度：武王之弟，名度。相：辅助。

［22］　展九鼎保玉：展示九鼎给大家看。九鼎，传说是大禹用各州所供的铜所铸，被视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保玉，亦作宝玉。唐兰以为应作“迁九鼎宝玉”，由殷迁至周。

［23］　宗祝：掌祭祀的官员。意为在军中祭祀，以答谢战争的胜利。

［24］　行狩：出行巡视。《武成》：古文《尚书》篇名。

［25］　班赐宗彝：把商朝宗庙里的器物分给各诸侯。《分殷之器物》：篇名。《尚书序》作《分器》。

［26］　褒封：褒奖封赏。焦：今河南陕县西。祝：今山东莱芜东南。蓟：今北京西南。陈：古国，国都在今河南淮阳。杞：古国，国都在今河南杞县。

【延伸阅读】

殷周革命与理性主义的滥觞

商代的政治、战争中交织着祭祀和巫祝的活动。这些活动的遗迹被后人发掘，证明了商代文明中有着神秘主义的倾向。商人深信本部族受到许多神的庇佑，其中最高的神灵则是与王室祖先神联系密切的“上帝”。在商人的视野中，神与世俗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商人的神话传说带有政治映照的痕迹。

武王伐商前，商比周更强大，时人称为“大邦殷”、“小邦周”。牧野之战，商的军队临阵倒戈，商王自焚而亡。强盛一时的商败于后起的周，这实在是当时中原地区最令人震惊的政治事件。时人对神话传说的怀疑，也渐渐滋生。

周人东征后，分封亲信、子弟，建立武装的殖民据点，以镇抚殷商遗民、土著，尽力使军事的优势演变为政治的巩固成果。与此同时，周人又留意政治舆论，为周人的武装征服辩护，从而衍生为新兴的政治思潮。

周人最初承袭了商人的神话系统，但是从内部对其大加改易。周人切断了“上帝”与商人的亲缘联系，使其上升为普世性的神。在周人的诠释之中，“上帝”不再独独关照、庇佑商人，而是密切注视着世俗政治的是非得失，并相应地予以褒奖、警告、恩宠和惩罚。在周人的诠释中，武王伐商和周公东征，并非纯然是武装征服。事实上，周人以其功业得到神的庇佑，故而最终击败强大的商，一如往昔商人之击败夏人。故而周人的胜利不仅是军事的胜利，更意味着神的意旨之转移。这种“天命”变易，称为“革命”。故此商周易代，依着周人的政治诠释，就是“殷周革命”。

商周易代原本仅仅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习以为常的部落战争，但是却引发了古代中国文明史上极为关键的“殷周革命”。周人以新思潮重新理解旧神话，结果将商人神秘主义、亲缘、偏执的神转变为理性主义、普世、功利的神。尽管日后神秘主义的思潮一度重新兴起，但是一直无法找到扎根的古代神话土壤。世间流传的唯有周人重新诠释的神话，这其实是周人开拓和征服史诗别致的写本。自此萌发的理性主义萌芽，也是日后帝国政治哲学最初的范本。

周公制礼

（西汉）司马迁

【导　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

武王伐商后，商的残余势力依然强大，散布在东部、北部地区。武王遂派遣王弟管叔、蔡叔监视商的首领、纣王的太子武庚。不久之后，武王去世，留下周人未竟的征服事业。王弟周公以继位的成王幼弱，遂称王理政。周公的举动引起了王族内部的非议，王弟管叔、蔡叔纠集武庚和东方诸部落反叛，讨伐周公。周公说服首席贵族太公望、王弟召公支持自己，而后发动东征。经过长期战争，周公杀死管叔、武庚，放逐蔡叔，消灭了商的残余势力。平定叛乱后，周公新封王弟康叔、殷商宗族微子镇抚东方。

文明之初的部落、邦国依然不脱氏族政治的遗风。部落首领，既是宗族领袖也是军事首领，这种职责远不是幼弱的王子可以承担的。在商代早期的王位继承中，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的继承顺序往复出现。周人早期同样采行过兄终弟及制，故而周公的举动亦有先例可循。

成王年长后，周公让位，继续以首席大臣的身份辅佐国政。周公鉴于殷商因兄终弟及而引发王族内乱，以及国初的管蔡之乱，遂厉行宗法秩序，制定礼制。周公退位后，亲自厉行礼制，为宗族表率。故而周公不仅是周人的英雄，还是周代的立法者。在他去世之后，周人对他的敬仰被保存在官方典籍之中，流传后世。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1］，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2］。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3］。”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4］。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5］，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6］。兹道能念予一人［7］。”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8］，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9］。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10］。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11］，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12］。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13］。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14］。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15］，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16］。”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17］。……作此以诫成王。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18］，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19］！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20］，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21］。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22］，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注　释】

［1］　未集：不安宁。集，通“辑”，和顺。不豫：不舒服，有病。

［2］　缪卜：恭敬的占卜。缪，通“穆”，恭敬，虔诚。

［3］　戚：忧虑。此句意为不可使先王忧虑。

［4］　戴璧秉圭：头顶着璧，手捧着圭。太王：武王及周公的曾祖父，古公亶父。王季：武王及周公的祖父。

［5］　开籥：打开存放占卜文书的箱子。籥，通“钥”。

［6］　维长终是图：只需考虑如何使周朝统治长久。

［7］　兹道能念予一人：上天会关照你的。

［8］　金縢匮：缠以金丝的匣子。

［9］　瘳：病愈。

［10］　践阼：原指天子即位。摄：代理。

［11］　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意谓洗头时多次未洗完就停下，吃饭时多次未吃完就停止。比喻礼贤下士。

［12］　《大诰》：《尚书》篇名。

［13］　倍依：即“背倚”。依，古代帝王殿上类似屏风的东西。

［14］　匔匔：谨慎的样子。

［15］　自揃其蚤：剪掉自己的指甲。

［16］　奸神命：冒犯了神的旨意。

［17］　《多士》、《毋逸》：《尚书》篇名。

［18］　禾尽偃：庄稼全部被刮倒。

［19］　自今后其无缪卜乎：今后再也没有这样虔诚的占卜了。

［20］　朕小子：自称，同前“予小子”、“予幼人”。其迎：去迎接。

［21］　大孰：大丰收。孰，通“熟”。

［22］　丧三年然后除之：为父母守丧必须满三年才能除服。

【延伸阅读】

《诗经》与周礼

被视为儒家经典的《诗经》之成书经过了十分漫长的编撰、整理过程。汉代儒家学者郑玄认为《诗经》分为两次结集，其内容可分为“正经”和“变经”。前者源于周初诸王、周公颂扬太平之作；后者则来自于周代晚期的衰败岁月。郑玄的观点并非毫无根据，也许来自《诗经》传习世家世代相传的口传历史。

但是后来的学者发现，在郑玄所称的“正经”之中，有一些篇章可以考证出是周宣王时之作。学者认为《诗经》最初结集所收录的多是典礼用诗，如“周颂”、“周南”、“召南”、“正雅”。这一部分的诗是周代早年的传统乐诗，最为平和，格调最雅正，符合周代诗教温柔敦厚的要求。

郑玄将“变雅”、“变风”称为“变经”，以为其出于孔子之编订。但是这个观点也令人生疑，早在孔子之前，“变雅”、“三卫”之中的许多篇章就出现于诸侯的外交活动中。故而更大的可能性是“变雅”、“三卫”出于稍晚的王室结集。学者认为这一次结集大约是在平王东迁以后，因为这一部分颇多地涉及了西周晚期的衰败历史。

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王不再颁布官定的乐诗，残存的乐诗保存在王室和诸侯的乐官手中。因为长期无法演奏，乐诗遂渐渐流散、失传。即使是保存相对完整的鲁国乐诗，到孔子时代也已经凌乱不堪。孔子依据鲁国乐诗，比对搜集的诸国乐诗，重新校定了《诗经》。孔子校《诗经》的目的是恢复周礼，故而删除了一些无法入乐的，重复残缺的，与礼乐无涉的诗篇。经过孔子的校定，《诗经》增加了“鲁颂”、“商颂”和“变风”，这就是后来传世《诗经》的范本。

后世学者对孔子校诗推崇备至，司马迁写道：“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由于孔子的贡献，周代的历史、制度、思想通过《诗经》流传下来，并影响东亚历史数千年之久。儒家学者更将这段史实加以引申、发挥，将孔子推为世俗君主之上的无冕之王。

国人暴动

（先秦）佚名

【导　读】

本文选自《国语》卷一《周语上》。

西周中叶以后，戎族越来越多地骚扰周的领地。周昭王征伐南方的荆楚，结果兵败身死，自此周人渐渐在戎族的反复骚扰下疲于奔命。至周厉王之世，四境戎族肆虐，南方的荆楚一度侵袭洛水流域，威胁成周。厉王在位后期，边疆诸侯又勾结戎族叛乱。叛乱尽管被平定，但是西周军队损失惨重。王室渐感用度困窘，遂有意开发新的财政资源。厉王专利山泽之事，就发生在上述背景下。

居于都城之内的贵族、平民号称“国人”，与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宗法联系，对政治亦有着不小的影响。西周尽管号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周王以土地、士民分封贵族，实际上是周代向来的政治传统。在王畿之内，国人与王室共享自然资源，亦是流传久远的习俗。周厉王有意破除由来已久的惯例，独占共有的资财，甚至增加赋税。厉王专利使国人之中的贵族颇受损失，而自然也不免波及平民。贵族和平民愤愤不平的反抗受到厉王的镇压，结果引起前者史无前例的报复举动。贵族、平民以及他们组成的军队发动反抗，围攻王宫，厉王被迫流亡外地。此后王畿地区的政治由贵族联合维持，这一段王统中绝的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共和”。

共和十四年后，贵族迎立厉王太子，是为周宣王。周宣王继续整理财政，并与戎族交战，反复拉锯。宣王之世尽管号称“中兴”，但是并未使西周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宣王晚年，形势已经十分窘迫。幽王继位后，叛乱贵族联合犬戎攻入都城，幽王被杀。自此西周王室难以立足于丰、镐故地，唯有东迁洛邑，依附东方诸侯。

厉王虐，国人谤王［1］。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2］！”王怒，得卫巫［3］，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4］。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5］，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6］。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7］，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8］，瞽献曲［9］，史献书［10］，师箴［11］，瞍赋，矇诵［12］，百工谏［13］，庶人传语［14］，近臣尽规［15］，亲戚补察［16］，瞽、史教诲，耆、艾修之［17］，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18］，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19］，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20］？”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21］。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22］：“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23］，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24］。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25］，王流于彘。

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26］，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27］！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

【注　释】

［1］　厉王：周厉王，名胡。公元前878年即位。国人：国都里的平民。

［2］　邵公：周厉王的卿士，周朝初年大臣邵康公之后。不堪命：指无法忍受厉王的虐政。

［3］　卫巫：卫国的巫者。

［4］　道路以目：人们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睛示意打招呼。

［5］　弭谤：制止对自己的指责。弭，消除。

［6］　障：本为防水的堤。意谓厉王只是用强硬手段堵住人民之口，而没有真正消除指责。

［7］　壅：堵塞。

［8］　列士献诗：诸位士人去献诗讽谏天子。周的士据说分为上、中、下三等，有责任对天子提出规劝。

［9］　瞽献曲：乐师进献乐曲。瞽，瞎子，古代乐官多由瞎子充当。

［10］　史献书：史，指掌管古代典籍的史官。献书供天子作借鉴。

［11］　师箴：少师规劝。师，少师，乐官。

［12］　瞍赋，矇诵：由瞎子朗诵那些诗与规劝的文字。瞍，没有瞳孔的瞎子。矇，有瞳孔但不能视物的瞎子。

［13］　百工：从事各种手工生产的人。

［14］　庶人：平民。因其无法直接接触天子，故说“传语”。

［15］　尽：通“进”。或说为“穷尽”。

［16］　亲戚：王族大臣。补察：补齐过失，察其是非。

［17］　耆、艾修之：上了年纪的人提出告诫。耆，六十岁的人。艾，五十岁的人。

［18］　原：平坦的土地。隰：低下潮湿的土地。衍：低下平坦的土地。沃：有河流的土地，谓产生人类衣食资源的地方。

［19］　行善而备败：推行好的，防备坏的。

［20］　其与能几何：意谓能坚持多久，也有解释为有谁拥护你呢。

［21］　三年，乃流王于彘：指公元前841年，西周的贵族、平民发动“国人暴动”，周厉王仓皇逃到彘。彘，今山西霍县。

［22］　芮良夫：周大夫芮伯。

［23］　利：土地、山林、湖泽等资源的收益，专利就是指独占这些收益。

［24］　其归鲜矣：归附周王者就少了。

［25］　享：贡献。

［26］　宣王：厉王之子，其时正避难于邵公处。

［27］　怼：恨。怒：使气。

【延伸阅读】

财政专有制度的演变

周厉王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国君权威更强的各诸侯国相继推行财政专有政策，以增加国用，维持更庞大的政府和军队。管仲在齐国“官山海、官天财”，由国君专有山泽的收益，以后又进一步扩展到拥有盐铁之利。财政专有政策实行后，齐国国用大增，日后“尊王攘夷”的用度多依赖于此。商鞅在秦国变法，实行“壹山泽”，将山泽之利收归国君，又使官专营盐、铁、铜、林、苑诸业。经过商鞅的变法，秦王室收益大增，权威亦大大增强。

随着财政专有政策的施行，诸国的官制也渐渐发生变更。原来侍奉国君私人生活的官员，因为负责专利，日渐演变为重要的财政官员。其治下的官署，也发展成政府内负责督导财政、税收、手工业的庞大官署。其中秦国的此类官署称为少府，一直延续到秦兼并六国后，成为帝国时期的重要官署之一。这一制度也被后来草创于秦国故地的西汉继承。

故而在秦汉时期，财政由朝廷和宫廷的财政官分理。汉代的宫廷财政官不仅专有山泽、盐铁之利，还征收部分人头税、商业税，并负责铸造钱币，其管辖的收入一度远超于朝廷财政官之上。而宫廷财政官署开支也同样不菲，它必须应付宫廷、朝廷用度，对官员、贵族的赏赐，为应付财政危机而对朝廷官署拨款，等等。

学者估计秦代少府也是实际负责帝国财政的官署，汉代宫廷财政官署收支之大，或者受到秦代制度的影响。秦代以后，朝廷官署主持的财政事务日渐增加，日渐超过了宫廷官署。随着收支和职能逐渐被移交给朝廷，少府也渐渐恢复到其往昔宫廷供奉的职能。随着君主专制的巩固，原本依附于国君的官署，渐渐发展成帝国的正规官署。

郑伯克段于鄢

（春秋）左丘明

【导　读】

本文选自《左传》之《隐公元年》。

郑国是诸侯国之中的后起之秀。周宣王封弟弟友于郑，是为郑桓公。郑桓公见戎族势大，王室卑弱，有意迁居以避祸。其时河南地区尚无大国染指，郑桓公遂迁居于此。立国河南后，郑桓公兼并邻近小国，招揽士民开拓，郑国国势日盛。

平王东迁，晋文侯和郑武公卫护有功，分任周王卿士。在晋国、郑国的卫护下，平王初年的东周曾有短暂的中兴时期。但是不久之后，晋国内乱，无力插手周王室之事。周王室有意引用诸侯与郑国并列，但是被郑庄公挫败。自此东周的政治多落于郑庄公之手，郑国也成为东周初年的首席诸侯。《春秋》开篇就记载首席诸侯郑国内部的纷争，暗示着风雨欲来之势。

初，郑武公娶于申［1］，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2］。庄公寤生［3］，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4］。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5］。”请京［6］，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7］，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8］；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9］，君将不堪［10］。”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11］。公子吕曰［12］：“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13］。”公曰：“无庸，将自及［14］。”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15］。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16］。”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17］。”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18］，将袭郑，夫人将启之［19］。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20］，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

遂寘姜氏于城颍［21］，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22］，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23］。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24］，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25］！”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26］，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27］’，其是之谓乎？”

【注　释】

［1］　郑武公：郑国第二代国君。娶于申：娶申国国君之女。申，春秋小国，姜姓。在今河南南阳。

［2］　庄公：郑庄公。在位四十三年。共叔段：本名段，共是国名，在今河南辉县；叔是因其是国君之弟而称。

［3］　寤生：倒着生，胎儿脚先出来。

［4］　为之请制：（姜氏）为段请求制这个地方。制，郑地名。即虎牢，原属东虢，东虢为郑所灭，制归郑国。

［5］　岩邑：险要的城镇。虢叔：东虢国君。佗邑：其他的地方。佗，同“他”。唯命：唯命是听。

［6］　京：地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南。

［7］　祭仲：郑国大夫。都城过百雉：城墙超过百雉。雉，古代计量单位，指长三丈，高一丈。

［8］　大都不过参国之一：大的城墙不过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参，通“叁”。

［9］　不度：不合法度。非制：违背制度。

［10］　君将不堪：国君你将无法控制。

［11］　鄙：边邑。贰于己：属于庄公的同时也属于自己。

［12］　公子吕：字子封，郑大夫。

［13］　无生民心：不要使人民生二心。

［14］　无庸：用不着。自及：自及于祸。

［15］　收贰以为己邑：把（前面提到的）两属的地方收归自己。廪延：地名，今河南延津北。

［16］　厚：指土地扩大。众：指老百姓。

［17］　“不义”至此：对君不义，对兄不暱，土地扩大会崩溃。暱，亲近。

［18］　完：修葺（城墙）。聚：聚集（军队）。卒：步兵。乘：车兵。

［19］　夫人将启之：武姜要为他开启城门。

［20］　鄢：在今河南鄢陵。

［21］　城颍：郑地名，今河南临颍县西北。

［22］　颍考叔：郑大夫。

［23］　舍：放着，留着。

［24］　小人：颍考叔自称。

［25］　繄：助词，用于句首。

［26］　阙：挖掘。隧：在隧道里。

［27］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见《诗经·大雅》，意谓孝子的孝没有穷尽，永远给予你自己的同类。

【延伸阅读】

“周郑交质”、“郑伯克段”与“葛之战”

郑庄公任卿士，操持王室大权，渐为平王不满。平王有意援结虢国为奥援，以分郑庄公之势，此举引起了郑庄公的怨恨。平王心存忌惮，遂与郑庄公互相交换太子，以示两方信任，史称“周郑交质”。

平王之后继位的桓王想让虢公执政。郑庄公遂派兵强取王室领地的产出，以向王室示威。桓王罢黜郑庄公，郑庄公也拒绝觐见桓王，两方终于决裂。桓王率领陈、蔡、卫三诸侯国讨伐郑庄公，双方在葛（今河南长葛北）兵戎相见。结果桓王兵败，且本人被射中肩部。战斗结束后，郑庄公放弃追击，且派使者慰问桓王。桓王亦顺水推舟，双方达成了表面的和解。

平王东迁后，周的宗法秩序开始瓦解，而封国政治也随之摇摇欲坠。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已然名存实亡，而各诸侯国之内，也隐藏着叛逆的暗流。郑庄公先是驱逐了自己的兄弟，后来又重挫了周王室的威望。这些离经叛道的举动，不免为天下人所不齿。在时人看来，周王室同姓封国的叛乱，实在是不祥之兆。

齐桓公尊王攘夷

（西汉）司马迁

【导　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

齐国是成周以东的大国。在周王室日渐衰微的时代，诸侯叛乱，戎族肆虐，实在是习以为常之事。在这风雨飘摇之时，提倡“尊王攘夷”的齐桓公被视为力挽狂澜的英雄。

“尊王攘夷”其实是由延续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策略组成的。其中包括援助被北方戎族攻击的中原小国，协助其他诸侯处理国内的政治危机，协调诸侯国间的外交，抵抗被视为戎族的楚国侵袭中原，甚至以诸侯公意的名义要求周王室尊重宗法秩序。

齐桓公援助燕国后回国，燕公为齐桓公送行，越过国境数十里。齐桓公将自己与燕公告别之地划为国境，以符合周礼中诸侯不可以离开自己封国的规定。齐桓公通过此一举动暗示，自己是尊重规则的，不准备寻求规则外的利益。同时还暗示虽然齐国是“尊王攘夷”规则的制定者，因此享受最大利益，但是尊重规则对小国也是有利可图的。齐桓公的此类举动增加了“尊王攘夷”的吸引力，并有助于使其成为周王室衰微后新的政治秩序，避免了诸侯国之间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尊王攘夷”的蕴涵，自此可见一斑。

与后来其他“尊王攘夷”策略的奉行者相比，齐桓公较多地依赖于政治策略运用，而不是武力。虽然周王室日渐衰微，但是诸侯们还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周王室的世界，甚至齐桓公也更多地满足于在“尊王攘夷”的策略下对其他诸侯国施加影响，而不追求直接的军事征服。这种协调性的“尊王攘夷”的策略也是其他诸侯易于接受的。

齐桓公处于一个过渡的时期，在此之前，诸侯的地位决定于其与周王室的联系，而在此之后，诸侯的地位决定于本国的实力。“尊王攘夷”策略是这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就齐桓公本人的举止而言，有时难以准确定义他的身份——是周的诸侯，抑或是齐的国君。春秋时期的孔子称颂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是称颂他以周的诸侯的身份作出的贡献，而后来的作者则更注意他作为齐国国君的“霸业”。

“尊王攘夷”太多地依赖于齐桓公的威望和诸侯们对他的信任，这些都不能传给他的继承者，甚至许多时候也不能使齐国直接从中受益。随着齐桓公去世以及晋、楚等诸侯国的兴起，围绕着齐国的“尊王攘夷”逐渐式微。继之而起的晋文公也奉行“尊王攘夷”，但是他更多地追求实际统治，“尊王攘夷”因此越来越名不副实。在以后的年代里，“尊王攘夷”逐渐沉淀为一种不无吸引力的理想，长存于人们的记忆里，以至于在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的志士，也曾经将其视为理想之所依。

考虑“尊王攘夷”策略的明智之处，不仅在于“尊王攘夷”本身为齐国实现了多大的利益，还在于那些单纯推崇实力政治的国家后来的遭遇。春秋时期的楚国，战国时期的魏国、齐国的一时强盛都引起各自邻国的戒心，最终导致诸侯联军的征伐。中原各国无一能避免此种命运，唯一的例外是僻处西陲、得关山之险的秦国。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1］，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2］，齐人皆说。

二年，伐灭郯，郯子奔莒［3］。初，桓公亡时，过郯，郯无礼，故伐之。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4］。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5］，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6］，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十四年，陈厉公子完，号敬仲，来奔齐。齐桓公欲以为卿，让；于是以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7］。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8］，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9］。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10］。诸侯闻之，皆从齐。

二十七年，鲁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于鲁公子庆父，庆父弑湣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杀之。

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11］，告急于齐。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12］：‘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13］，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14］，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15］，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16］。”齐师进次于陉。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齐师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众。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17］，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乃与屈完盟而去。过陈，陈袁涛涂诈齐，令出东方，觉。秋，齐伐陈。是岁，晋杀太子申生。

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18］。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19］。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秋，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晋侯病，后，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20］。”从之。是岁，晋献公卒，里克杀奚齐、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为晋君。桓公于是讨晋乱，至高梁，使隰朋立晋君，还。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于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21］。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22］。”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于周。周欲以上卿礼管仲，管仲顿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让，乃受下卿礼以见。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带来奔齐。齐使仲孙请王，为带谢［23］。襄王怒，弗听。

【注　释】

［1］　连五家之兵：齐国的军政合一制度，将一定数量的家庭按军队编制组织起来。

［2］　轻重：指货币，因其能以轻权重。禄贤能：任用贤能。

［3］　二年：齐桓公二年（公元前684年）。郯、莒：皆当时小国。

［4］　柯：地名，在今山东东阿。

［5］　愈一小快耳：不过是图一时的小快乐罢了。

［6］　甄：地名，今山东鄄城县。

［7］　田成子常：田恒，汉人避文帝刘恒之讳而改，齐国后期权臣，后代齐。

［8］　山戎：北部少数民族名。

［9］　孤竹：古国名，在今河北卢龙县。

［10］　召公：燕国的始封之君。成康之时：西周成王、康王之时。

［11］　狄：春秋时期活动于齐鲁晋卫之间的少数民族。

［12］　先君太公：齐国始封之君姜尚。

［13］　赐我先君履：意谓足迹所到之处都可讨伐。

［14］　包茅：楚国特产的茅草，祭祀时用，按规定是楚国上交周王的贡品。

［15］　昭王南征不复：指周昭王南征，淹死于汉水之事。

［16］　君其问之水滨：你到水边上问汉水去吧。

［17］　方城：楚国山名。

［18］　葵丘之会的内容包括：禁止篡弑，凡某国遇篡弑，同盟各国互不承认，并出兵平乱，另立新君；裁制兼并，凡在同盟各国，互不侵犯，若有争端，请予盟主仲裁；某国遇外寇，同盟各国出兵相救；遵守宗法秩序；等等。

［19］　文武胙：祭祀文王、武王时用过的肉。大路：天子的车乘。命无拜：不必跪拜答谢。

［20］　弟无行：放心不用去了。

［21］　“寡人兵车”至此：意谓主持过三次军事会盟，九次和平会盟。也有说是后人根据“九合”之说编织，非实指。一匡天下：指拥立周襄王事，或说安定了天下。

［22］　封泰山，禅梁父：在泰山筑坛祭祀天地。梁父：泰山脚下的小山。

［23］　为带谢：因为带向周王赔罪，因为齐国一直偏袒王子带。

【延伸阅读】

“尊王攘夷”与日本明治维新

春秋后期，新兴的诸侯国分割了周的政治版图，周的统治已然名存实亡。战国年间，各国王室招揽士人，罗致新说，旧日的政治学说渐渐式微。秦汉以后，王朝更替和帝位争夺冲淡了对周代政治的回忆。东汉以后，胡人入袭，儒学式微，“尊王攘夷”之说，更少有人问津。南宋偏安江南，学者朱熹整理旧说，企图将儒家发扬光大。朱熹颇为中意“尊王攘夷”之说，以为是救济南宋时局的良方，可以振人心、正纲纪。“尊王攘夷”之说被写入朱熹派典籍中，广为人知。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目睹王朝更替的中国士人，对这种上古的政治理想依然十分淡漠。

明清之际，朱熹学说东渡日本，在多受汉风吹拂的日本扎根，成为江户幕府的官方学说。18世纪，日本学者在朱子学的熏陶下，开始大规模研读本国史实。他们将源自中国的“尊王攘夷”之说，与本国自古流传的政治神话相配，敷衍、发扬成新兴的政治思潮。在中国无人问津、多受冷落的“尊王攘夷”学说，因为无意中契合了日本的事实，渐成风生水起之势。19世纪中期，吉田松阴在松下村塾讲授“尊王攘夷”之说，明治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多出自松阴门下。其中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实为近代日本的缔造者。

幕府末年，欧美列强相继东来，迫使日本开埠通商，引发了幕府统治的危机。幕府的反对者决定拥戴失势多年的古老皇室，挑战幕府的权威。朝廷贵族、地方诸侯、流浪武士、庶民相继加入以“尊王攘夷”为名的倒幕活动，逼迫幕府将权力交还皇室，驱逐西洋人。在声势浩大的“尊王攘夷”运动冲击下，幕府左右失措。倒幕派乘机发动内战，拥立明治新政府，彻底击溃幕府，夺取了国政大权。

在内战中获胜后，明治新政府的处境依然十分困窘。在维新中失势的旧武士心怀不满；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政府内部却歧见丛生。执政的官员以“尊王”为名，大力肃清异己，镇压政治反对派，最后以皇室独断的形式，颁布了明治宪法。明治宪法是“尊王攘夷”运动的顶点，以近代国家法律的形式，复活了古老的政治思潮。而源自中国的“尊王攘夷”学说，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近代日本绝对主义国家的官定政治神话。

布衣孔子

（西汉）司马迁

【导　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

根据《史记》记载，周武王灭殷，殷宗室微子启被封于宋。孔子祖先是宋国公族，后来降为公卿。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因周礼“五世亲尽，别为公侯”，后代遂以孔为姓。孔父嘉于宋国内乱中被杀，其后代逃难至鲁，地位渐失。孔子父亲叔梁纥以武士积功升至大夫，六十余岁时生孔子。父亲去世后，孔子随母亲迁居曲阜。

孔子幼时家境贫寒，成年后做过鲁国公室贵族季孙氏的家臣。鲁国内乱，孔子奔齐，后又返鲁。鲁定公时孔子为中都宰，后升任司空，又由司空升任大司寇。在大司寇任上，孔子一度代理相国政务，堕毁“三桓”中季孙氏、叔孙氏的封邑城墙。齐鲁夹谷之会时，孔子与会，使齐国归还所侵夺的鲁地。孔子后来在鲁国不得志，遂离开鲁国周游列国，试图得到参政的机会，但是未能如愿。晚年时，孔子回到鲁国，修订礼仪、诗书，收徒授学，终老于鲁。

司马迁作《史记·孔子世家》之时，距孔子去世已近三百年。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氛围中，先秦诸子的追随者已就诸学派之观点进行了争论、订正和整理。《史记·孔子世家》虽然是孔子的传记，但是也吸收了先秦到西汉时流行的对孔子的评价。在司马迁笔下，孔子既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官员，又是礼仪、学术的传播者，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自西汉时人们对孔子以及儒家学派的评价。

从孔子的政治传记可以发现封建政治之一斑。在春秋末年，鲁、卫、齐、宋、楚等诸侯国的公室与贵族共同参与政治。在古代典籍中，这种政治参与表现为公室与贵族、贵族与贵族之间的争战和妥协。在封建政治的纷乱中，孔子及其弟子在列国得到问政的机会，并且享有自由和自信。这一切都是君主专制主义兴起前夜的风景。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1］。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2］，祷于尼丘得孔子［3］。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4］。生而首上圩顶［5］，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6］。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7］。郰人父之母诲孔子父墓［8］，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9］，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10］。”孔子由是退。

…………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11］。由是为司空［12］。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13］。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14］。”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15］。’”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16］；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17］。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8］。”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19］；倨傲自顺［20］，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21］，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22］。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23］，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24］。”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25］。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26］？”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27］；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28］。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29］？”黎曰：“请先尝沮之［30］；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31］。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32］，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33］。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34］。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35］。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36］，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37］，可谓至圣矣！

【注　释】

［1］　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

［2］　“纥与”至此：一说违礼结合为“野合”。《正义》认为孔子之父娶颜氏女时，年逾六十四，不合礼法。

［3］　尼丘：山名。

［4］　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

［5］　圩顶：头顶凹，四面高。

［6］　陈俎豆：陈列祭器；俎豆，皆祭器。设礼容：模仿祭礼动作。

［7］　殡：入殓未葬。五父之衢：地名。盖其慎也：按风俗夫妇应合葬，孔子不知父墓的确切地点，所以这样说。

［8］　诲：指点，告诉。

［9］　要绖：腰上还系着孝麻，即还在服丧期间。季氏飨士：贵族季孙氏宴请士人。

［10］　非敢飨子也：意谓不能宴请你这样的人。

［11］　为季氏史，料量平：任管理仓库的小吏，粮物出入公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任牧场管理员而牲畜壮，繁殖快。

［12］　司空：掌管工程。

［13］　此段综述孔子形迹，系插入语。

［14］　适周：去周的国都洛邑。

［15］　“聪明深察”至此：意谓越聪明，看问题越深刻，越容易遭杀身之祸，因为他爱好议论他人，爱以广博学识辩驳大事。为人臣者，为人子者，都不要让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16］　陵轹：即欺凌。

［17］　“秦，国虽小”至此：意谓秦穆公重用贤才。五羖：此处指五张羊皮。秦大夫百里奚原为奴，穆公用五张羊皮将其赎出。累绁：捆奴隶的绳索。

［18］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谓君臣父子要各司其职，各守其道。

［19］　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儒者巧于言论，不会守法。滑稽：酒器，比喻儒者说话滔滔不绝。

［20］　倨傲自顺：傲慢自信。

［21］　崇丧遂哀：意谓过分重视丧礼，不节制悲哀。

［22］　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意谓以游说为业，获取功名，不能用来治国。

［23］　登降：上堂，下台阶。趋详：趋走回旋；详，通“翔”。

［24］　非所以先细民也：意谓这不是关心平民的办法。

［25］　以季孟之间待之：给他的地位界于季氏孟氏之间。二人一为上卿，一为下卿。

［26］　“有是言”至此：意谓是有这样的话，但还有一句话，地位显贵仍以谦卑待人是值得高兴的。

［27］　粥羔豚者弗饰贾：猪羊贩子不要虚价。

［28］　皆予之以归：都能做到宾至如归。

［29］　盍：何不。

［30］　尝沮之：试着败坏他们的政治。

［31］　文衣：华丽的衣服。《康乐》：乐曲名。文马：披红挂绿的马。

［32］　且郊：即将举行祭祀大典。致膰乎大夫：依制，祭祀用过的肉要分给大夫。

［33］　颡：额头。皋陶：尧舜时的贤臣。子产：郑国的贤臣。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自腰以下比禹短了些。

［34］　“弗乎弗乎”至此：意谓不是吗？君子担心的是死后不为人所知。

［35］　“据鲁”至此：意谓以鲁为主，尊崇周，以商为稽古的参考，阐明夏商周三代的继承沿革。

［36］　践土之会：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在践土确立霸主地位的一次聚会，当时的周天子也应邀前往。

［37］　折中：当作评判的标准。

【延伸阅读】

“学在官府”与“有教无类”

西周时期，书籍保留在官府之中，接受教育仅仅是贵族专有的权利。在宗法秩序和封国政治崩坏的背景之下，原来在官府世袭奉职的学官失去了旧有的地位和俸禄，携带其保存的典籍流寓民间，以世代相传的知识传世。受过教育的破落贵族亦失去了封地，沦为庶民，他们与越来越多的追求知识的贵族家臣一起，形成了新兴的士人阶层。为平民提供教育的乡校逐渐兴起，私人讲学和游学之风气日渐流行。

孔子率领弟子和扈从周游诸国，寻求仕进的机会，可是最后被迫失意地返回故乡。在寻找政治仕进机会之余，孔子亦注意督导弟子的修业。孔子对政治生涯的追求无疾而终，他在晚年专注于聚徒讲学和整理典籍。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相传有三千人之多。

“有教无类”并非孔子刻意追求的结果。孔子生逢宗法秩序和封国政治崩坏的春秋之世，对“礼崩乐坏”深感痛心。可是孔子本人却不自觉地得益于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自旧世界之中游离出来的贵族，努力在风云际会的新世界之中寻求体面地位的士人，不约而同地聚首于孔子门下。尽管主张“有教无类”，孔子传授的依然是旧贵族修习的学艺。他本人是一位政治生涯失意的退隐者，对旧世界的文明怀有好感的温和的怀古主义者。他不会刻意追求自己对未来世代的影响，更未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在后世的深远影响。

孔子传授的古典学艺，开化了早期士人的心智。在私人自由研习和讨论的氛围之中，学艺的面貌亦将大有改观。后来的学者很快突破了孔子的窠臼，分化出形形色色的学派。在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陆续出现了经师、辩士以及变法家等战国时代名重一时的人物。

卧薪尝胆

（西汉）司马迁

【导　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

经过成、康之世的分封，姬姓封国分布在整个中原地区。在宗周以东，成周、卫国、鲁国沿黄河向东延伸，燕国、宜国、晋国则拱卫南北。为防止南方部落的侵袭，周人又设立了“汉阳诸姬”。姬姓封国之间，又散布着齐、宋等亲近周人的盟国。上述地区构成了周统治的中心地域。从此扩散开去，渐入蛮荒之地。此即上古所称的“五服”。西周时，周昭王讨伐南方独立的部落。周军出师不利，遭到惨重损失，昭王本人亡于此役。自此役之后，长江以南长期游离于周政治、文明传统之外。

春秋末年，南方的楚国日渐兴盛，吞并了西周时分封的“汉阳诸姬”。楚国进袭中原时，与“尊王攘夷”的晋国多次争战。晋国为削弱楚国，采用楚国叛臣巫臣的策略，扶植楚国东部的吴国，助其整军经武。此后吴国多次袭扰楚境，甚至攻入楚国国都，又北上中原，盟会诸侯。自此之后，南方逐渐进入周人的视野，并被周人的史书所记录。原被周人视为未开化者的楚、吴、越诸国之政治史，亦因此得以流传。

北方封建政治中少有对贵族的刻意侮辱以及因之而生的仇恨和暴虐。相形之下，在南方的邦国中，暴虐不如北方那样受非议。吴越两国的政治史，就为这种难以置信的政治暴虐提供了佐证。

吴越两国本为世仇，吴王夫差在位时，终于击败世仇越国，拘越王句践夫妇为奴隶。夫差对自己的俘虏百般凌辱，但是句践忍辱负重，终于保全了生命。句践被释归国后，继续保持忠顺姿态，同时暗中积蓄力量，以图复仇。在吴王北上中原争霸时，越军袭取吴国首都，数年后灭亡吴国，迫使吴王夫差自尽。

尽管越国灭吴后接受了周的分封，但是封建政治远与越国无缘。君主和有权势的大臣怀着疑心互相防备。吴亡之后，句践的功勋大臣范蠡流亡齐国，他建议同僚文种仿效自己的选择。文种拒绝了流亡的建议，不久之后，他被迫自尽。

范蠡以不祥的口气写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暗示了文种悲剧的渊源。北方封国贵族的政治自信在范蠡那里已然荡然无存，后者最多将自己视为君王珍视的工具。在封建政治的大崩溃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范蠡的悲叹感同身受，也往往更愿意依着范蠡的建议行事。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1］。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2］。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

元年，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句践使死士挑战，三行［3］，至吴陈，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槜李，射伤吴王阖庐。阖庐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句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4］。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5］。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句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句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句践请为臣，妻为妾。”吴王将许之。子胥言于吴王曰：“天以越赐吴，勿许也。”种还，以报句践。句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6］。种止句践曰：“夫吴太宰嚭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于是句践乃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嚭。嚭受，乃见大夫种于吴王。种顿首言曰：“愿大王赦句践之罪，尽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句践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7］。”嚭因说吴王曰：“越以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也。”吴王将许之。子胥进谏曰：“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句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乱。”吴王弗听，卒赦越，罢兵而归。

句践之困会稽也，喟然叹曰：“吾终于此乎？”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8］。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

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9］，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10］，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句践自会稽归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报吴。大夫逢同谏曰：“国新流亡，今乃复殷给，缮饰备利［11］，吴必惧，惧则难必至。且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践曰：“善。”

居二年，吴王将伐齐。子胥谏曰：“未可。臣闻句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此人不死，必为国患。吴有越腹心之疾，齐与吴，疥也［12］。愿王释齐先越。”吴王弗听，遂伐齐，败之艾陵，虏齐高、国以归。让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杀，王闻而止之。越大夫种曰：“臣观吴王政骄矣，请试尝之贷粟，以卜其事。”请贷，吴王欲与，子胥谏勿与，王遂与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听谏，后三年吴其墟乎！”太宰嚭闻之，乃数与子胥争越议，因谗子胥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13］？王前欲伐齐，员强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备伍员，员必为乱。”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托子于鲍氏［14］，王乃大怒，曰：“伍员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15］，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于是吴任嚭政。

居三年，句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导谀者众，可乎？”对曰：“未可。”

至明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句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16］。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秘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

其后四年，越复伐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吴师败，越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吴王使公孙雄肉袒膝行而前，请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异日尝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惟命是听，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罢［17］，非为吴邪？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则不远［18］’，君忘会稽之厄乎？”句践曰：“吾欲听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进兵，曰：“王已属政于执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吴使者泣而去。句践怜之，乃使人谓吴王曰：“吾置王甬东，君百家［19］。”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越王乃葬吴王而诛太宰嚭。

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20］，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21］”种遂自杀。

【注　释】

［1］　苗裔：后裔。庶子：庶出的儿子。

［2］　披草莱而邑焉：意谓披荆斩棘建造城邑。

［3］　死士：敢死队，一说由死囚组成的队伍。三行：排成三行。

［4］　“兵者凶器”至此：意谓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违反道德，争斗是处事的下策。

［5］　“持满者”至此：意谓按天道行事，才能得到天的帮助；安定倾危的局面，才会得到人民的爱戴；节约财用才会因地制宜。

［6］　触战以死：指以死相拼。

［7］　必有当：（吴国）肯定会受到相应的损失。

［8］　“汤系夏台”至此：商汤曾被夏的暴君桀囚于夏台，文王曾被商纣囚于羑里，重耳即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即位前晋国内乱，曾逃匿于狄。翟：通“狄”。小白即齐桓公。

［9］　振贫吊死：赈济贫者，吊唁死者。

［10］　填抚：即镇抚。

［11］　殷给：富裕。缮饰备利：整治军备。

［12］　疥：即疥癣。

［13］　忍人：残忍之人。父兄不顾：指伍子胥之父被楚王拘捕，楚命子胥兄弟回京，子胥兄伍尚闻命即回，子胥奔吴事。

［14］　托子于鲍氏：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大夫鲍氏。

［15］　据《伍子胥列传》：伍曾佐阖庐破楚称霸，夫差即位前诸公子争立，伍“以死争之于先王”，夫差为表感激，欲分吴国一半给伍。

［16］　习流：习水战之兵。教士：训练有素之士。君子：《集解》：“王所亲近有志行者。”《索隐》：“君所子养有恩惠者。”诸御：《索隐》：“谓诸理事之官在军有执掌者。”

［17］　蚤朝晏罢：很早上朝，很晚休息。蚤，通“早”。

［18］　伐柯者其则不远：语见《诗经》。则，榜样，模型。

［19］　甬东：地名，今浙江定海。君百家：统治百家。

［20］　长颈鸟喙：脖子长，嘴尖如鸟喙。

［21］　子为我从先王试之：意谓你到先王那里去试用那四条计谋吧。

【延伸阅读】

伍子胥复仇

伍子胥是楚庄王名臣伍举的后裔。他的父亲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太傅，与少傅费无忌一起辅佐太子。费无忌奉命往秦国为太子娶妻，秦女美貌动人，费无忌遂建议楚平王自纳之。楚平王纳此女后，费无忌借机进谗言，称太子心怀怨望，有意谋反。平王心存疑惑，就召见伍奢询问其事。伍奢为太子辩解，但是平王不听，并遣使者杀太子。太子得到消息，逃往宋国。平王拘禁伍奢，以他为人质召伍子胥与其兄伍尚。伍尚往见，与伍奢一起被杀。伍子胥逃往宋国，与太子建会面，一起流亡宋、郑、晋诸国。太子建卷入了晋国的政治密谋，后因此在郑国被杀。伍子胥携太子建之子胜逃亡吴国。

吴王僚召见伍子胥后，准备任用他。但是其时吴国公子光有意夺位自立，他不愿吴王僚伐楚建功，劝其不要信从伍子胥。伍子胥发现不消弭吴国的内患，就无法借吴国之力复仇，遂退为他计。其后，伍子胥向公子光推荐了刺客专诸，欲借刀杀人。公子光宴请吴王僚，使专诸藏短剑于鱼腹之中，于宴会上刺杀吴王。公子光继位后，重用伍子胥，使之主持伐楚大计。

伍子胥一边训练吴国军队，一边反复派兵骚扰楚国，使楚军疲于奔命。几年之后，吴国与唐、蔡结盟，共同讨伐楚国。联军连战连捷，一举攻入楚国都城。楚王逃亡，伍子胥将去世的楚平王的尸体掘出，鞭尸三百，以报杀父之仇。伍子胥的旧友申包胥在山中逃亡，他派人责问伍子胥说：“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则愤愤不平地回答说：“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与伍子胥对话时，正值周文明渐渐向南方传播的时代。

三家分晋

（北宋）司马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

平王东迁洛邑后，王室日渐衰微，诸侯叛服无常。但是周的封建政治并未立即崩溃，齐桓公、晋文公等在中原地区奉行“尊王攘夷”的策略，数次击退南方的楚国对中原的侵袭，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天子的权威和封建政治的传统。

封建政治以“礼崩乐坏”的形式持续了数百年，直到中原姬姓大国晋国分崩离析后才最后没落。晋是周成王弟叔虞的封国。晋初封时，仅方圆百里，且为戎狄环绕，并非重要的诸侯国。至平王东迁时，晋国因卫护有功，方才见重于王室。

平王东迁不久之后，晋公室的一支被封在曲沃（今山西闻喜东）。至公元前7世纪，曲沃一支日渐强盛，攻灭了晋都翼的正宗，史称“曲沃代翼”。曲沃一支执政后，几次清洗公族，以维护晋公族的正宗地位，公族因此几乎被夷灭。在任贤尚功的政策下，一些异姓的贵族逐渐占据了军政职位。至晋文公时期，新兴的异姓贵族辅佐公室，晋国强盛一时，屡次击退楚国对中原的侵袭，继齐国之后成了中原的首席诸侯。

在晋献公、文公时期发展起来的异姓军功贵族一直占据着晋国世卿之职，并且得到世袭的采邑。在采邑上，贵族收容流民，征收赋税，蓄养私兵。在国政上，贵族操持晋国的权柄。公室、世卿之间争战不休，公室因此日渐衰落。世卿贵族之间的内战结束后，战胜的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

在历史上，“三家分晋”被视为春秋之终、战国之始的分水岭。这是春秋时期最令人难忘的事件，以至于司马光将其列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之作。因为在春秋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地位远不可同日而语。虽然长江流域的楚国和吴越两国都曾经兴盛一时，甚至僭用过周天子独用的王号。但是对于文明中心处于黄河流域的周的天下而言，这一切都并非不可挽回的变局。平王东迁后，周的文明中心依然是稳定的，鲁、齐等兴盛的诸侯国都是周政治秩序之枝蔓。地处中原，强盛一时的晋国更与周王室有着非比寻常的血缘联系。因着这种血缘联系，即使这些诸侯国对封臣的义务已经淡漠，它们却不会离开周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理想太远。但是魏、赵、韩三家原为晋的家臣，他们的举动并非春秋时期常见的贵族叛乱，而是公然瓜分晋王室的封地。周天子被迫承认这种离经叛道的举动，这意味着在时人以之为傲的文明地域，周的政治秩序和理想都已渐渐没落。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1］。

…………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2］。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3］。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4］。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5］，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6］？”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7］。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8］。’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蜹、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9］，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10］。”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11］！”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12］，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13］。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疵请使于齐。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末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注　释】

［1］　“初命”至此：事在公元前403年。

［2］　智宣子：与下文赵简子、韩康子、魏桓子分别是当时晋国大族智姓、赵姓、韩姓、魏姓家族的首领，皆是晋国权臣。瑶：智宣子的儿子智瑶。

［3］　“瑶之贤”至此：智瑶的长处有五项，短处有一项。

［4］　“智果”至此：智果于是到太史那里办理了别族手续，改姓辅。

［5］　为晋阳：治理晋阳。

［6］　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是要像抽蚕丝一样搜刮百姓呢，还是使他们成为我们可靠的保证。

［7］　段规：韩康子的家臣。

［8］　“一人三失”至此：一人屡犯过失，结怨不限于明处，看不见的地方要当心。

［9］　狃：贪婪，贪图。

［10］　长子：地名。厚完：（城墙）坚厚完好。

［11］　“民罢力以完之”至此：百姓尽全力修好了城墙，又要舍命守城，谁肯为我这样做？

［12］　沈灶产蛙：锅灶被淹没，里面都有了青蛙。

［13］　“以汾水”至此：因为决开汾水就可以灌魏氏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决开绛水就可以灌韩氏的平阳（今山西临汾）。

【延伸阅读】

“赵盾弑君”与“赵氏孤儿”

三家分晋的韩、赵、魏三世家之中，以赵世家之历史最为久远，也最具传奇色彩。赵世家之发迹始自追随晋公子重耳流亡的赵衰。重耳回国继位后，赵衰任晋国卿士，赵氏一族亦因此发迹。赵衰之子赵盾拥立晋灵公，专擅国政，罢黜政敌，并在国中收揽人心。晋国卿士之专权，实自赵盾始。灵公不满赵盾专权，预谋在宫中杀掉赵盾，事发时被忠于赵盾的宫廷侍卫阻止。赵盾出亡晋国，未出国境，灵公已被赵盾族弟赵穿攻杀。赵盾中途返回，复任卿士。史官董狐将此事记为“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自己并未预知弑君之事。董狐反问赵盾：“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赵盾无言以对。赵盾继续专权，景公时去世，子赵朔继之，娶晋公主为妻。

赵盾既死，景公亲信屠岸贾借调查晋灵公遇害事，发兵族灭赵氏。唯赵朔之妻有孕在身，避入景公宫廷得免，后生一男。屠岸贾风闻后，大肆搜查。幸存的赵氏家臣公孙杵臼和程婴密谋抚养赵氏孤儿，他们以另一个婴儿调换了赵氏孤儿。程婴假装向屠岸贾告密，引来追兵，公孙杵臼和假赵氏孤儿被杀。消除屠岸贾的怀疑后，程婴秘密地抚养赵氏孤儿成人，这就是后来的赵武。后来，早年亲近赵氏的卿士韩厥借机说服晋景公恢复赵氏一族。得到景公的支持，程婴和赵武发兵族灭屠岸贾，恢复了赵氏的封邑。

在宗法秩序崩坏的春秋之世，王室、贵族之间内乱不断。“赵氏孤儿”以及此前的“赵盾弑君”是那个时代习以为常的故事。后来元杂剧作者纪君祥以此为蓝本创作了《赵氏孤儿》，故事情节为忠臣赵朔被奸臣屠岸贾陷害，满门被害。家臣程婴和公孙杵臼矢志不渝，密谋复仇。程婴以自己的亲生子代替赵氏孤儿，和公孙杵臼合唱双簧，牺牲自己的亲生子保全赵氏孤儿。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后，复仇成功。纪君祥改编的《赵氏孤儿》消解了“赵氏孤儿”故事中叛乱、阴谋的血腥情节，使之成为弘扬儒家伦理的有关正义、忠诚和报恩的浪漫传奇。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将《赵氏孤儿》视为蕴涵中国伦理的范本之一，将其翻译介绍到欧洲。伏尔泰受到《赵氏孤儿》启发，创作了《中国孤儿》。《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之关联，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备受争议但又极其引人注意的论题。

田氏代齐

（西汉）司马迁

【导　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

齐桓公十四年（公元前672年），陈国公族内乱，陈公子完避祸奔齐。齐桓公欲封公子完为卿，公子完不受，只接受工正之职。陈公子完，妫姓，至齐国后以田为氏，为齐国田氏之祖。

齐大夫崔杼杀庄公，后来庆封又杀崔杼，专擅国政。田完曾孙田须无与鲍氏、栾氏、高氏诸家合谋驱逐庆封，之后田氏、鲍氏又灭栾、高二氏。至齐景公时，田须无之孙田乞以大斗出、小斗入的方式收揽民心，结果“齐之民归之如流水”。齐景公死，齐国公族国、高二氏立公子荼。田乞驱逐国、高二氏，杀公子荼，另立公子阳生。阳生就是齐悼公，自此田氏的势力如日中天。至田乞曾孙田和时，田氏宗族已经把持齐国中枢与地方政治。田和遂迁齐康公于海上，又向周请封为诸侯。齐康公去世后没有后嗣，封邑归入田氏，史称“田氏代齐”。

田氏自奔齐后，逐渐参与齐国国政，成为执掌权柄的权臣。但是直到田常一代，田氏尚只是齐国封建政治中的权臣。田常在攻打监止与齐简公时，曾经犹豫再三。事后又惧怕诸侯讨伐，不得不通好于周边诸侯，并在国内施行恩赏，亲好于民。可见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封建政治余绪尚在，甚至“田氏代齐”之举也依然在外表上循着周初分封的先例。

在“田氏代齐”后，孟子在自己的著作中，写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管这是否完全出自孟子本人，却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上的余音。

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1］，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已而使于晋，与叔向私语曰［2］：“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矣。”

晏婴卒后，范、中行氏反晋［3］。晋攻之急，范、中行请粟于齐。田乞欲为乱，树党于诸侯，乃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于齐，齐不可不救。”齐使田乞救之而输之粟。

景公太子死，后有宠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国惠子与高昭子以子荼为太子［4］。景公卒，两相高、国立荼，是为晏孺子。而田乞不说，欲立景公他子阳生。阳生素与乞欢。晏孺子之立也，阳生奔鲁。田乞伪事高昭子、国惠子者，每朝代参乘［5］，言曰：“始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谋作乱。”又绐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发先之。”诸大夫从之。田乞、鲍牧与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众追国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杀高昭子。晏圉奔鲁。

田乞使人之鲁，迎阳生。阳生至齐，匿田乞家。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6］，幸而来会饮。”会饮田氏。田乞盛阳生橐中［7］，置坐中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将盟立之，田乞诬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也。”鲍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欲悔，阳生乃顿首曰：“可则立之，不可则已。”鲍牧恐祸及己，乃复曰：“皆景公之子，何为不可！”遂立阳生于田乞之家，是为悼公。乃使人迁晏孺子于骀，而杀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为相，专齐政。

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

鲍牧与齐悼公有郄，弑悼公［8］。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田常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田常心害监止，监止幸于简公，权弗能去。于是田常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9］！”齐大夫朝，御鞅谏简公曰：“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君弗听。

子我者，监止之宗人也，常与田氏有却［10］。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宠。子我曰：“吾欲尽灭田氏适［11］，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于田氏疏矣。”不听。已而豹谓田氏曰：“子我将诛田氏，田氏弗先，祸及矣。”子我舍公宫，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宫，欲杀子我。子我闭门。简公与妇人饮檀台，将欲击田常。太史子馀曰：“田常非敢为乱，将除害。”简公乃止。田常出，闻简公怒，恐诛，将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贼也［12］。”田常于是击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胜，出亡。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

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简公曰：“蚤从御鞅之言，不及此难。”田氏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己，遂杀简公。简公立四年而杀。于是田常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为相。

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

田常言于齐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

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余男。

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相齐。常谥为成子。

田襄子既相齐宣公，三晋杀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与三晋通使，且以有齐国。

襄子卒，子庄子白立。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城，围阳狐。明年，伐鲁、葛及安陵。明年，取鲁之一城。

庄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齐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郕。明年，宣公与郑人会西城。伐卫，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会自廪丘反［13］。

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鲁败齐平陆［14］。

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

齐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

六年，救卫。桓公卒，子威王因齐立。是岁，故齐康公卒，绝无后，奉邑皆入田氏。

【注　释】

［1］　田釐子乞：姓田，名乞，谥号釐。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

［2］　叔向：晋国大夫。

［3］　范、中行氏：晋国的大贵族。

［4］　国惠子：姓国，名夏，谥号为惠。高昭子：姓高，名张，谥号为昭。二人都是齐国世袭贵族，世代为相。

［5］　参乘：站在车的右侧，充当警卫。

［6］　常之母：即田乞之妻。鱼菽之祭：祭祀后的宴会。

［7］　橐：大口袋。

［8］　据《左传》应为“齐人弑悼公”，实则系田常一党所为。

［9］　“妪乎采芑”至此：言老妪采的芑都归了田成子，讽喻齐国之政将归田氏。

［10］　常：通“尝”，曾经。有却：有矛盾。

［11］　适：通“嫡”，继承人。

［12］　田子行：田常党羽，潜伏于简公身边。需：犹豫不决。犹言迟疑不决是办事大敌。

［13］　田会：田和的族人。自廪丘反：在廪丘这个地方造反。

［14］　平陆：地名，今山东汶上县。

【延伸阅读】

孟子论“仁政”

“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后，周天下的崩溃已经毋庸置疑。孔子传习古典学术于平民阶层，从学者日众。可是孔子学说本源于官方，并不以论理见长。后学耳闻目睹古代世界的崩溃，自然而然地滋生对古典学术的怀疑。至战国中叶，对古典学术的怀疑、困惑和反叛已经流行，功利派、避世派风行一时。

孟子活动于战国中叶，他并非孔子的嫡传弟子，但对孔子学说的贡献却并不逊色于孔门弟子。在孟子的著作之中，依然可以见到古典历史、政治的记录，这是古典学术的痕迹。但是在此之外，孟子以思辨体系，而非现实或历史的政治经验，论证古典传统。孟子的体系诉诸形而上的前提，即人类的道德天性，然后推演出政治结论。孟子坚持人类之道德天性是善良的，故而古典“仁政”是可以期望的。经过孟子对孔子学说的学理改造，“仁政”的政治诉求被证明缘于人类道德天性，故而“仁政”的理想可在令人失望、沮丧的年代之中苦苦坚持。甚至在君主专制政治下，这种形而上的道德和政治诉求也足以激起许多人的同情和共鸣。

孟子的言行、著述记载在《孟子》一书中，因为其中引入了许多值得怀疑的记载和论点，故而常被时人和后人怀疑。在宋代之前，孟子学说一直未被奉为正统的古典学术，仅能屈居“诸子”的序列。但是后来的变法家们发现了《孟子》的政治价值，《孟子》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两汉之际的扬雄以及北宋中叶的王安石，都是研究《孟子》的名家，而王安石更是以《孟子》为施行新法的佐证。

商鞅变法

（西汉）司马迁

【导　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

西周之时，秦的先民栖居在渭水流域。后来秦人因为牧马有功，被周孝王分封在秦地为附庸，为西周抵御西戎的前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卫护有功，被封为诸侯，列于周室。自此之后，秦公室逐渐与中原诸国交通往来。

周分封秦并不意味着秦建立了封建政治。周室东渐后日渐衰落，再也无力对秦施以政治影响。秦受封后依然维持原来的部族政治传统，并未接受中原诸国向来珍视的宗法秩序。史料中早期秦国君王的形象往往是部落民的统帅，而非贵族的首领。在王位继承上，“兄终弟及”往往打断“父死子继”，不确定的继承制一再引发王室内部血腥的内乱，却也因之推举出大权独揽、追求功利的国君。与东方诸国相比，秦国国君更多依靠政治暴力维持统治，而非依靠国君在宗法秩序中的地位。

在春秋时期，秦国国君就已经享有专断大权，因此秦穆公可以任命出身卑贱的外邦人为高官。这种外邦人参政的“客卿”政治传统，又使国君得以摆脱国内宗族的影响而进行专断统治，从而不断加强国君的专断大权。秦穆公去世后，秦国国内叛乱不断，国君独断专行的统治更为必要。

赵、韩、魏诸国的封建政治较早崩溃，法家学说早期流传于此亦非偶然。商鞅入秦后，循着“客卿”参政的传统，辅佐秦王变法。商鞅将秦国历史上原先较为原始的政治暴力理性化，建立起严密的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消除了秦国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将秦国政府转变为目的明确、按照严格技术理性运转的官僚机器。在这一转变中，国君的身份也从原先亲任统治的暴君，转为官僚政治顶端的专制君主。

时人对商鞅变法的观感是相当复杂的，荀子访问了昭王时的秦国，他赞扬了秦国的政府，却隐隐担心这并非理想的政治制度。尽管如此，在秦王朝覆灭后，后来的王朝依然以秦王朝为模仿的范本。官僚政治一方面驯化原始的政治暴力，另一方面又加强了政治专制，从而使“暴君的和平”成为可能。而许多由此而生的抱怨与反抗，也不是毫无缘由的。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1］，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2］。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3］。”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4］，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5］？’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6］。愚者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7］。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8］。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9］。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10］；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11］。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12］。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13］。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14］。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15］”，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16］。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17］。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18］，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19］。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20］，诸侯毕贺。

其明年，齐败魏兵于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厄之西［21］，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22］。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注　释】

［1］　庶孽：古代用以指非正妻所生的孩子。

［2］　公叔座：姓公孙，名座。中庶子：官名，战国时期诸侯、宰相身边的近侍。

［3］　且见禽：（不然）将会被捉。禽，通“擒”。

［4］　缪公：即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东复侵地：向东收复被侵占的土地。

［5］　邑邑：“邑”通“悒”，苦闷不乐的样子。

［6］　敖：诋毁。

［7］　溺：沉醉，拘泥。此句意谓书生迷信书本的教条。

［8］　令民为什伍：把居民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相牧司：相互监督窥伺。连坐：一家犯罪，同什伍的其他各家一同受罚。

［9］　男：成年男子。分异：分家。倍其赋：加倍征收赋税。

［10］　以率受上爵：按规定提升爵位。率，标准，规定。上，提升。

［11］　僇力：尽力。本业：指农业。复其身：免除劳役。

［12］　末利：指商业。举：尽，全部。收孥：收为奴隶。

［13］　宗室：贵族。论：论述。属籍：享受特权的贵族名册。

［14］　差次：差别次序，即等级。家次：家族的等级。

［15］　乱化：扰乱秩序。化，原意指风俗、风气。

［16］　大良造：即大上造。秦国最高官职。

［17］　同室内息者：指同住一间屋。禁止是为了鼓励分家。

［18］　开阡陌封疆：废除旧的井田制。

［19］　平斗桶权衡丈尺：统一度量衡。斗桶，皆量器。权衡，指秤。

［20］　天子致胙于孝公：周天子给秦孝公送来祭肉。表示对其格外尊崇。

［21］　领厄：山岭险要之地。

［22］　内秦：将其送回秦国。内，通“纳”。

【延伸阅读】

吴起变法

吴起是战国时期卫国人，初从孔子再传弟子曾参学习儒学。母亲去世，吴起不奔丧，注重孝道的曾参大为不满，遂与吴起断绝师生关系。此后吴起转而学习兵法，以兵法见重于鲁国君主。齐国进攻鲁国，吴起求为鲁将。鲁人以吴起妻子是齐国人，不允。吴起遂杀妻取信于鲁人，得为鲁将，统兵大败齐军。事后，鲁人认为吴起杀妻求将，太过残忍。吴起不能见容于鲁国，遂出鲁奔魏国。

魏文侯任用吴起为魏将，率兵进击秦国，割西河之地，又统兵灭中山国。吴起后任魏西河郡守，防守魏国西部。在西河郡守任内，吴起励精图治，安顿士民，改良吏治，训练常备兵。经过多年经营，吴起向西拓地千里，秦国不敢东向，韩、赵对魏国也心悦诚服。魏文侯去世，吴起受到贵族的排挤和新君的猜忌，遂出魏奔楚国。

其时楚国已不如春秋时期兴盛。王室宗族和贵族占据了大批的冗职，其封地、俸禄开支削弱了楚国国力，并使庶民不堪重负。吴起任楚国国相后，致力于削弱贵族势力，消除贵族对官府的消极影响。此外，吴起还剥夺了贵族的封地和俸禄，以此加强楚国的军备。支持变法的楚国国君悼王去世后，心怀忌恨的贵族进攻吴起。吴起避入悼王停灵之处，贵族乱箭齐发，吴起中箭身亡。乱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继位的楚肃王以此为由，大肆清洗贵族。自此之后，楚国国势渐渐强盛，成为战国中期的强国。

孟尝君狡兔三窟

（先秦）佚名

【导　读】

本文选自《战国策》卷一一《齐策四》。

田婴是齐威王、宣王的相国，封邑有薛、彭城，家资饶富。田婴之子田文，就是后来的孟尝君。但田文出生的生日不吉利，且生母身份卑贱。田婴有意将新生的田文抛弃，幸好生母坚持将其抚养成人。田文年长后，聪明伶俐，善于言辞，终于得到父亲的欢心。战国时期，贵族养士之风渐起，田文尤其热衷于此道。田文的门客为其奔走四方，扬其名于诸侯。田婴见此，遂立田文为继承人。

田文年轻时，因着父亲田婴在齐国的影响，被魏王拜为相国。魏王此举是出于与齐国亲善的考虑。不久之后，魏国改道易辙，与秦亲善，秦相张仪出任魏相。田文返回齐国，后来继承父亲的相位。凭借门客、士人的奔走，田文渐渐成为列国知名的人物。秦昭王久闻田文之名，拜其为秦相。但是田文入秦后不久，秦国政局发生变化，秦昭王扣留了田文。依靠门客的帮助，田文安全地返回齐国，不久之后被齐愍王拜为齐相国。田文自秦国逃归后，致力于联合齐、韩、魏三国攻秦，因此和希望与秦国亲善的齐愍王失和。齐愍王最终罢免田文相位，让他回到自己的封邑薛地。后来，田文应魏王之请，再任魏相。田文相魏后，积极联络诸国讨伐自己的私敌齐愍王。五国联军攻入齐国，齐国故地大多失陷。齐愍王流亡途中被难，继位的齐襄王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规复齐国故地。但是经历战乱后的齐国，国力已经大不如前，齐襄王不得不与田文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以安抚这位引狼入室的贵族。

与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相比，东方诸国在战国初期的改革稍显逊色。就政治制度而言，东方诸国变相保留了许多封建政治的遗产。战国时期的宗室子弟失去宗法秩序下的法定地位后，就寻求别样的弥补之计。他们在国内聚敛财富，以重金招揽门客，维持在政治上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放弃结交外国的机会。对于这些举动，君王和宗室都心知肚明，他们一边互相利用，一边互相戒备。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1］，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2］。

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3］。”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4］。”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后孟尝君出记［5］，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6］？”冯谖署曰［7］：“能。”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文倦于事，愦于忧，而性愚，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冯谖曰：“愿之。”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8］？”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

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9］。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10］，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曰：“诺，先生休矣！”

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谓惠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11］，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12］，被于宗庙之祟，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注　释】

［1］　属：通“嘱”，请托。孟尝君：姓田名文。战国时齐国贵族，袭其父田婴的封地薛（今山东滕州），曾任齐国相国，门下有食客数千。

［2］　食以草具：给他粗茶淡饭。

［3］　食之，比门下之客：给他鱼吃，就像其他食鱼的门客一样。

［4］　过：拜访。客我：以客人之礼待我。

［5］　出记：拿出账簿。

［6］　计会：会计，算账。责：通“债”。

［7］　署：签名。

［8］　责毕收，以何市而反：收完债，买点什么东西回来？

［9］　合券：核对债券。

［10］　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假托是孟尝君的命令，放弃全部债务。

［11］　服剑：佩剑。

［12］　祥：通“详”，审慎。

【延伸阅读】

读孟尝君传

（北宋）王安石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合纵连横

（先秦）佚名

【导　读】

本文选自《战国策》卷四《秦策二》。

赵、韩、魏三家分晋，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在战国初年的版图上，东、南、西、北分别是齐、楚、秦、燕四国，中间则是赵、韩、魏三国，其余尚有一些诸侯国苦苦维持。战国七雄之中，魏国曾经强盛一时，但是败于齐国后一蹶不振。局势遂转为齐、秦、楚三国鼎立，其余诸国不得不依违于三国之间。七国或为扩张势力，或为保持均势，展开了诸多的军事、外交活动。古代中国的版图，东西为横、南北为纵。故而东方诸国与僻处西方的秦国联合，称“连横”；东方诸国互相合作，为“合纵”。

秦国与楚国在历史上交好，婚姻通聘，往来不绝。但是秦国向东拓展势力，拉拢韩、魏等诸侯国后，逐渐与楚交恶。齐国对秦国的扩张亦日渐敏感，遂支持楚国攻取秦国在关外的曲沃、商於两据点。此时秦国正致力于开拓巴、蜀之地，关内守备空虚，战胜的联军颇有叩关而入之势。危难之际，张仪奉命出使楚国，离间齐、楚联盟。

楚国固然颇忌惮秦国向中原的扩张，但并不愿就此与秦国结怨，去为别国火中取栗。张仪提出的条件颇中楚王之意，既解除秦国扩张的威胁，又可继续维持与秦国的旧谊，更何况楚国宗室、贵族都支持继续与秦亲善。楚王接受了张仪的条件，与齐国绝交，并派遣使者赴秦国接收割让的领地。张仪出尔反尔，否认先前许诺的条款。楚王自觉受骗，恼羞成怒，发兵攻秦。秦国一边与齐国结盟，一边调集大军，与楚军决战。楚军连战连败，损失惨重。但是秦国背信弃义的举动激起了楚国士民的仇恨，秦、楚之间传统的旧谊荡然无存。仇秦的情绪一直在楚国民间激荡，最后汇聚成秦末楚国故地的大起义，还有楚军对秦人的残酷报复。

齐助楚攻秦，取曲沃［1］。其后，秦欲伐齐，齐、楚之交善，惠王患之［2］，谓张仪曰：“吾欲伐齐，齐、楚方欢，子为寡人虑之，奈何？”张仪曰：“王其为臣约车并币［3］，臣请试之。”

张仪南见楚王曰：“弊邑之王所说甚者，无大大王［4］；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5］；唯仪之甚憎者，亦无大齐王。今齐王之罪，其于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国与之欢，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6］，而仪不得为臣也。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7］，方六百里。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

楚王大说，宣言之于朝廷，曰：“不谷得商於之田［8］，方六百里。”群臣闻见者毕贺，陈轸后见，独不贺。楚王曰：“不谷不烦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士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陈轸对曰：“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贺。”王曰：“何也？”对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楚王不听，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无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绝齐，使者未来，又重绝之［9］。

张仪反，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楚因使一将军受地于秦。张仪至，称病不朝。楚王曰：“张子以寡人不绝齐乎？”乃使勇士往詈齐王。张仪知楚绝齐也，乃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从六里［10］。”使者曰：“臣闻六百里，不闻六里。”仪曰：“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报楚王，楚王大怒，欲兴师伐秦。陈轸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轸曰：“伐秦非计也，王不如因而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偿于齐也。楚国不尚全事［11］。王今已绝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也，固必大伤。”

楚王不听，遂举兵伐秦。秦与齐合，韩氏从之。楚兵大败于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12］，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

【注　释】

［1］　曲沃：地名，本属魏，其时被秦占。

［2］　惠王：秦惠王。

［3］　王其为臣约车并币：请大王为我准备车和聘币。

［4］　无大大王：没有超过大王您的。

［5］　亦无先齐王：也没有超过齐王的。

［6］　事令：发布命令。

［7］　商於：地名，属秦国。

［8］　不谷：君主自称。

［9］　使者未来，又重绝之：派出的使者还未回来，又再次派使者去绝交。

［10］　广从：长宽。

［11］　不尚全事：不还照样完整吗？事，一作“乎”。

［12］　仅以救亡者：仅仅没有灭亡。

【延伸阅读】

“间谍”苏秦

战国中叶，燕国发生内乱，被齐国所灭。燕国复国后，依然受到齐国和赵国的威胁，危机四伏。燕昭王继位后发愤图强，刻意招揽贤人，伺机向齐国复仇。苏秦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燕国的。

苏秦的两位兄长都是奔走于诸国的纵横家，苏秦年长后也有意于充当纵横家，他曾经在楚国、秦国寻求仕进的机会，但是都不得志而归。苏秦多次碰壁后，奔赴北方的弱国燕国，果然否极泰来。

苏秦为燕昭王制订了鼓动齐国吞并宋国，而后合诸国之兵共伐齐的计划。燕昭王对苏秦的计划极为满意，遂封苏秦为使节，衔命出使齐国。齐王的确觊觎宋国的膏腴之地，但是忌惮赵国和秦国的干涉。苏秦遂赴赵国，游说在赵国掌权但有弑君之举的权臣赵兑同意齐国吞并宋国。苏秦为此许诺事成后将宋国的陶邑让给赵兑为封地，赵兑考虑到将来的退路，接受了苏秦的提议。齐国伐宋的另一个障碍是秦国，为此苏秦策划东方诸国合纵伐秦，使秦国一时无法涉足中原政治。东方诸国伐秦后不久，齐国就着手征伐宋国，终于将其吞并，但是本国也元气大伤。

在苏秦的鼓动下，齐王拒绝向赵国权臣赵兑支付报酬，从而与赵国交恶。魏国与齐国是近邻，积怨已久。燕国对复仇之战，蓄谋已久，跃跃欲试。韩国则唯诸大国马首是瞻。五国伐秦以齐国为首，故而秦国也欲借此机会积极报复。秦国加入后，原来东西诸国之间的平衡彻底失去。诸国联军攻入齐国，齐国损失惨重，国力大衰。

苏秦以间谍罪被齐国处死，但是他为之效力的燕国并没有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燕国除了一逞复仇之欲外，很快退回僻远的北方，勉强维持二等国的地位。诸国伐齐证明是东方诸国一次毁灭性的自相残杀，间接地为秦国东进开辟了道路。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先秦）佚名

【导　读】

本文选自《战国策》卷一九《赵策二》。

春秋之世的军制承袭西周，军事制度与宗法制度重合。在诸侯国的军队中，贵族驾驭的战车被视为精锐，平民附随战车作战，奴隶则不服兵役。这种军事等级与封国内的阶层分级是一致的。这个时代的战争依然讲求礼仪，两军对阵，以战车编成军阵冲击，待决出胜负后就各自收兵。这种战斗不追求杀伤敌军，胜者亦不会追击败者。在宗法政治余音绕梁的岁月里，贵族将战争视为某种裁定纠纷的程序，以补充王室欠缺的权威。即使日后宗法政治日渐崩坏，贵族、国君、诸侯依然以有节制的战事细心调整各自的地位，但是绝无意一举摧灭旧秩序。在封国内部，贵族以私战反对政敌，以反叛挟制国君。在诸侯国之间，诸侯们以战事结果决定首席诸侯的地位归属。

战国之世，维系诸侯国的宗法秩序和贵族传统已经消逝。存续至此的诸国，无论内政、邦交都充斥着无政府状态。在邦国内部，国君凭借武力，镇压异己，以暴君政治的形式维持国内和平。在邦国之间，诸国以武力互相对峙，又不断结盟、背叛，均以灭亡他国、兼并领土为目的。战事扩展成无节制的暴力，以尽量杀戮敌国军民为最大胜利。在各国酣战的无政府状态中，各国相继进行军事改革，以求在暴力上取得优势。

与古代相比，战国时代的军队渐渐脱离各国的社会，发展为纯粹的常备军。军事官僚制度消解了氏族血缘联系，普遍无差等的士兵取代了军事贵族阶层，职业军官代替了宗族领袖。各国的高级军官甚至多有来自他国的移民，他们以自己的专业技能服务于各国君主。

武灵王平昼间居［1］，肥义侍坐［2］，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3］？”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4］。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动有明古先世之功［5］。为人臣者穷有弟长辞让之节［6］，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王之业，启胡、翟之乡［7］，而卒世不见也［8］。敌弱者［9］，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10］；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

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11］。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12］，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13］。愚者于成事［14］，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15］。”

王遂胡服。使王孙绁告公子成曰［16］：“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谊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17］，吾恐天下议之也。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18］，而令行为上。故明德在于论贱，行政在于信贵［19］。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20］。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见也。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以辅公叔之议［21］。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22］。故寡人愿募公叔之义［23］，以成胡服之功。使绁谒之，叔请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24］，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25］。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26］，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27］，臣愿大王图之。”

使者报王。王曰：“吾固闻叔之病也［28］。”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29］。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30］。礼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乡异而用变［31］，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32］？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33］，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34］。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35］。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36］，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37］，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38］，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39］，以及上党，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40］，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非社稷之神灵，即鄗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41］，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非寡人所望于子！”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议，敢道世俗之间。今欲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令。”再拜。乃赐胡服。

赵文进谏［42］，曰：“农夫劳力而君子养焉，政之经也。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教之道也。臣无隐忠，君无蔽言，国之禄也。臣虽愚，愿竭其忠。”王曰：“虑无恶扰，忠无过罪［43］，子其言乎。”赵文曰：“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循法无愆［44］，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45］。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46］。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

…………

赵造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子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47］。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循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48］。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49］；俗辟而民易，是吴、越无俊民也［50］。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故圣与俗流，贤与变俱。谚曰：‘以书为御者［51］，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注　释】

［1］　武灵王：赵国的第六个国君。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平昼：平日，无事之日。间：通“闲”。

［2］　肥义：赵武灵王大臣。

［3］　简、襄：赵简子、赵襄子，都是赵国开创基业的祖先。胡、狄：指赵国北面的少数民族。

［4］　错质：同“委质”，指大臣服务于君主。明主之长：显扬君主的宏图大略。臣之论：为臣之道。论，通“伦”。

［5］　道民便事：指导人民，便于行事。明古先世：光大祖先的功业，超过世人。

［6］　穷：未得志时，与下文“通”相对。弟长：敬爱兄长。

［7］　启：开拓。翟：通“狄”。乡：指胡人居住之地。

［8］　卒世：一辈子。

［9］　敌弱者：与弱者对敌，指胡、狄。

［10］　负遗俗之累：受到旧有习俗的拖累。

［11］　无功、无名：都指不能成功。

［12］　“昔舜舞”至此：相传舜为感化有苗，曾经表演苗的舞蹈；禹进入裸国，也脱去衣服。

［13］　要：通“邀”，求取。

［14］　：通“暗”，看不清，糊涂。

［15］　中山：古国名。后为赵所灭。

［16］　王孙绁：赵国贵族。公子成：武灵王叔父一辈的贵族。

［17］　不服：不穿胡服。

［18］　常、经：皆指治国的法则。

［19］　“明德”至此：道德要向卑贱者宣讲，行政要使贵族信服。

［20］　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情开始了，就能取得成功。

［21］　议：考虑。

［22］　行无邪：行为合乎正道。名不累：名声不受损害。

［23］　募公叔之义：仰仗叔父你的威仪。义，通“仪”。

［24］　不佞：谦称，指自己。

［25］　先进：先来提供意见。

［26］　异敏技艺：特殊的技艺。试：运行。

［27］　离中国：背离中国的习俗。

［28］　病：不满，对胡服政策有意见。

［29］　错臂：手臂交错。左衽：衣襟开在左边（中原人民的衣襟多开在右边）。瓯越：东南沿海。

［30］　黑齿：用草汁染黑牙齿。雕题：在额头上刻花纹。鳀冠秫缝：用鱼皮做帽子，用草做衣服。

［31］　用：措施，办法。

［32］　山谷：指地处山区的赵国。

［33］　曲学：非中统的学问。辨：议论。

［34］　公于求善：无私心地求取完美事物。

［35］　制：改变。

［36］　河、薄洛：黄河、漳水。

［37］　常山、代、上党：皆地名。

［38］　楼烦：古代北方狄人建立的国家。

［39］　塞：堵塞，此处引申为据守。

［40］　负：凭借，依靠。

［41］　上党之形：指上党的险要处。

［42］　赵文：赵国贵族。

［43］　虑无恶扰，忠无过罪：考虑周到不会把事情搞乱，忠心没有过错。

［44］　愆：过错。

［45］　成官而顺政：遵守职责，按成例办事。论始：创新。

［46］　论心、致意：意谓谈论改革的计划、意图。

［47］　虑径而易见：考虑简便，易见成效。

［48］　教而不诛：只有教育感化，不惩罚。诛而不怒：施刑但不滥。怒，此处指滥施刑罚。

［49］　邹、鲁：春秋时的国家，孔孟之乡。

［50］　俗辟而民易：风俗奇特，人民就变坏。俊民：指优秀人物。

［51］　以书为御：按书本上的方法驾驭马。

【延伸阅读】

长平之战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赵国迅速发展成军事强国，与有志东侵的秦国对峙。“胡服骑射”后约四十年，秦国东侵，使得韩国上党郡与本土断绝联系。上党郡守率众献郡于赵国，欲借赵国之军力抵御秦军。赵王派军接收上党。不久，秦国发动攻势，意欲兼并上党地区。赵将廉颇奉命救援，秦国亦增兵进攻，上党战事渐渐发展成秦赵两国的倾国之战。

廉颇坚守不战，秦军苦战无功，转运不继。秦王借向赵国求和之机孤立赵国，且散布谣言，动摇了赵王对廉颇的信任。赵王以青年将领赵括取代廉颇，统率前线赵军。赵括到任后，主动出击秦军。秦王临阵换将，以名将白起率军攻赵，并动员边境地区的后备军为后援。在秦军的打击下，赵军全线崩溃。主将赵括阵亡，赵军四十余万人投降，不久全部被杀。

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的一次转折，自此东方诸国再也无力抵御秦国东进。此战也是战国时期战争的典范，秦、赵两国都是能够高度动员的军事强国。秦将白起以灭亡赵国为目的，为此不惜尽杀赵国降军，使赵国几代成年男子死于非命。白起有意乘机灭亡赵国，但是他的计划未得到秦王的支持。

长平之战后不久，白起与秦王不睦，拒绝奉命出征。白起被剥夺爵位，贬为普通士兵，流放边地。不久，秦王派遣的使者追上白起，赐其自尽。这位战国时代才华横溢的军人，长平之战的英雄，在一个驿站里奉命自裁。但是在白起之后，依然有许多杰出的军人为君王服役，尽管他们中不少人最终与白起的命运相似。

秦兼并六国

（西汉）司马迁

【导　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秦国僻处西陲，被东方诸侯视为戎族。但自秦孝公任用商鞅施行变法后，秦国国势蒸蒸日上，令诸侯刮目相看。此后秦国历代君主锐意开拓，军事与外交策略并用，在一个多世纪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秦王嬴政继位后，秦国连续五次东进，相继兼并韩（公元前230年）、赵（公元前228年）和魏（公元前225年），然后征服南方的楚（公元前223年），接着又征服东北的燕（公元前222年），最后在公元前221年征服最东面的齐。随着最后一次的征服，列国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帝国。

早期的作者分析秦统一的原因时强调秦国优越的地理条件，秦军的战斗意志，外邦官员的贡献，以及有效的军事、外交策略，等等。后来的作者更多的归因于秦国组织严密的行政制度。在秦统一之前，人们视野所及，都是封建政治秩序，因此难以想象存在一种帝国政治。在此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秦国逐步向东开拓，但一直坚持逐步蚕食、巩固邻近秦国边境的土地，即使在长平大败赵国后也没有改弦易辙。相形之下，嬴政时代秦国统一天下的努力，可谓一种十分新颖的理想。

在秦兼并六国前，六国的一些政治家无法想象统一的帝国政治。因此，他们相信可以安抚秦国。在秦兼并六国后，秦国的政治家也有同感，因此建议分封诸侯。但是嬴政支持一种更理想化的蓝图。在秦亡后这个蓝图一度被弃置不顾，但是后来的王朝逐渐理解这一蓝图的价值，并愿意仿效。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1］，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2］，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3］，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4］。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5］，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6］。收天下兵［7］，聚之咸阳，销以为钟［8］，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9］。车同轨。书同文字［10］。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12］，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13］，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14］。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15］。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16］。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17］：“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18］，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19］，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20］。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21］，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注　释】

［1］　效玺：献出玺印请降。倍约：违背，背叛。

［2］　眇眇：微小，自谦之词。

［3］　侯服、夷服：周时的行政区划，除天子直辖区外，分为九服。侯服较近，夷服较远。

［4］　填：通“镇”，安定，镇抚。

［5］　树兵：树立兵戈导致战祸。

［6］　大酺：聚饮。即在全国范围内，纵民聚饮以庆祝。

［7］　兵：兵器。

［8］　：钟类乐器。

［9］　一法度衡石丈尺：即颁布法定的度量衡器具，统一度量衡。

［10］　车同轨。书同文字：指车辙宽度统一规定为六尺，把战国时期各国各异的文字统一。

［11］　临洮：今甘肃岷县。羌中：今青海东部。北向户：应为北户，地名。一说指日南郡。

［12］　以诸侯为郡县：意谓把诸侯六国的土地划为郡县。

［13］　田常：春秋时期齐国的权臣。六卿之臣：晋国的六个贵族，其中的韩、赵、魏三家三分晋地。无辅拂：没有（子弟）辅佐。

［14］　厚：优厚的待遇。游学：以所学游说诸侯。

［15］　“主势”至此：上面的君王权势下降，下面的人结党营私。

［16］　黥：古代的一种刑罚，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城旦：一种苦役，戍边筑城。

［17］　侯生、卢生：皆为方士，曾为始皇觅灵芝仙药。

［18］　持禄：保持禄位。

［19］　不得兼方：秦法，方士不得开具两副仙方兼试。不验：不灵验。

［20］　衡石量书：每天处理的公文要用秤来称。呈：限度，标准。中呈：达标。

［21］　韩众、徐巿：都是奉始皇之命去求仙之人。徐，也作徐福。

【延伸阅读】

韩非：君主专制政治冷静的辩护者

战国中期各国的变法活动终结了古典宗法秩序和封国政治的历史。钟情于传统的学者对变法活动的非议暂且不论，甚至主持、推动变法的君主也暗暗怀疑这些离经叛道的举动。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对新世界的反思，还有待于传授古典王室学说的儒家及其后学来完成。

韩非是韩国公子，他曾经从学于战国末年的儒家学者荀子，并且深受荀子冷静、超然学风的熏陶。韩非后来为秦王礼聘，但是未及任用，即为其同学李斯谗害，下狱后遇害。韩非未能一展所学，他在历史上仅以君主专制政治冷静的辩护者著称。

韩非以为，新世界中和平的希望在于独一无二的暴君统治。这位暴君将独居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普遍适用的法令统治臣民，并以对官员的督导、监视消弭一切不轨企图。在暴君政治中，一切臣民，尤其是接近君主的宗室、近侍、官员都是君主潜在的敌人。为着普世的和平，君主有权采取一切举措，如钳制学者赖以非议当下政治的古典学说，以保证君主的至尊地位。

韩非的著作在古代向来声名狼藉。儒家厌恶韩非对道德、礼仪和传统的轻视，并指责韩非的论调必须为君主专制下的道德败坏和政治迫害负责。尽管儒家视韩非为敌对学派，但不可思议的是，在韩非冷酷的逻辑之后，却蕴涵着对普世和平的追求，而后者恰恰是儒家景仰不已的周代的伟业。

君主也不见得会感激韩非，因为韩非对君主制毫无敬畏之心，仅仅将其视为保证和平的工具。韩非自己陷入了一个悖论，他发现学理性的论证是暴君政治天然的敌人，而他自己恰恰是古代最冷静的智者之一。身为君主专制的鼓吹者，韩非同样深知这种政治的残酷、危险和欠缺。

儒家学派源自“殷周革命”后的周代官方学说。战国之世，王统失序。原先周王独占的最高祭祀权失落于民间，“殷周革命”的神话也渐渐受到怀疑。儒家的后学因此逐渐触及“殷周革命”等政治学说的原初史实，并以之论证当下世事。韩非以在野之身，也可以论证最高的祭祀权，这的确是战国时代独有的景象。后来的王朝重建了王朝祭祀，将最高祭祀权收归皇室，韩非学说的影响也由此减弱。

封建与郡县

（唐）柳宗元

【导　读】

本文是晚唐柳宗元的《封建论》。

封建制大致萌芽于殷商时期，在周征服商后被大规模推行。封建制曾有效地解决了相对弱小、落后的周对商的占领和治理问题，并因此哺育了周代文明。但是随着周人与殷人、土著的融合，以及周王室的衰微，封建制在持续几百年后终于分崩离析了。

县的设置出现于春秋时期各国的边境上，国君将新征服的土地设官治理，称之为“县”，“县”通“悬”，是悬而未决、尚未分封、或孤悬于王都之外的意思。县的设置起初是一种临时性的处置，但是后来国君发现县制比分封采邑有利，这种临时性的处置因此逐渐演变为正式的行政建制。

秦兼并东方六国后，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军事胜利转化为秦帝国稳定的统治，而实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是秦朝廷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秦朝廷就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在《史记》中记载得相对简略。比起汉代一次内容相似而重要性远不及的财政问题讨论而言，《史记》对此的记载就太简略了。因为秦朝廷的档案在秦末战争中损失殆尽，因此尽管司马迁是掌握朝廷档案的官方史官，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因此，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其过程记载得相当模糊，而《史记》中李斯提出的理由也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并使人怀疑最终的决策结果可能还有未曾言明的原因。因为一次决定新帝国前途的政策讨论，一定有许多高级官员参与，过程也一定复杂得多。

就秦当时的条件而言，实行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也是言之成理的。毕竟秦朝建立前宫廷斗争的残酷历史妨碍了皇室的亲密关系，也使皇帝对皇室成员的忠诚缺乏信心。而且商鞅时代以来秦政府的运行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行政经验，并且训练了称职的行政官员，这使皇帝有信心将秦已经实行的行政制度推行到一个大得多的帝国里去。所以，实行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只是当时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在汉代草创时，汉朝廷不得不实行了某种程度的封建制，直到其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消亡。那时汉已经建立了运转正常的政府，训练了足够的官员。随着政治秩序的不断崩溃和重建，封建制和郡县制之间也不断转换，随之也不断发生两者孰优孰劣的争论。甚至在明亡以后，针对明代高度集权的政治，顾炎武重新推崇某种程度的封建政治，他认为县级官员应该世袭，以便建立与地方紧密的联系，并帮助抵御朝廷对地方往往不合时宜的过重压力。后来到清末，一些改良派人士受到顾炎武的启发，他们将后者的建议融合进了“地方自治”的要求。

天地果无初乎［1］？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2］？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3］？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4］，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5］。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6］，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7］，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8］，离为守臣干城［9］。然而降于夷王［10］，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11］。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12］，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13］，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14］。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15］。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16］，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17］。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18］。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19］，得魏尚于冯唐［20］，闻黄霸之明审［21］，睹汲黯之简靖［22］，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23］。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24］。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25］？汉事然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26］。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27］，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28］。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注　释】

［1］　初：开始，原始阶段。

［2］　然则孰为近：意谓有原始阶段和没有原始阶段两种说法，哪种更接近事实？

［3］　“势之来”至此：意谓这种形势的产生，就是人类的原始阶段吧！

［4］　狉狉：兽类成群走动的样子。

［5］　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意谓一定要凭借外物去生存。

［6］　方伯：一方诸侯的领袖。连帅：十国诸侯的领袖。

［7］　五等：周代分封分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邦群后：分封很多诸侯。

［8］　朝觐会同：诸侯朝见天子，春天去叫朝，秋天去为觐，随时去为会，同时去为同。

［9］　守臣干城：守卫疆土的臣子。干，盾牌。

［10］　夷王：指周夷王，他曾亲自下堂接见来朝见的诸侯。

［11］　卒不能定鲁侯之嗣：最后还是无力决定鲁侯的继承人。公元前817年，鲁武公带着自己的儿子括、戏见周宣王，宣王立戏为武公的继承人。后来鲁人却杀戏，另立括。

［12］　问鼎之轻重者：指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带兵进入洛水流域，向周王派来的使者询问代表国家政权的鼎的轻重。射王中肩者：指周郑交恶时，郑庄公在战场上射中周王的肩膀。凡伯：周王卿士，曾被戎人绑架。苌弘：周朝大夫，因参与晋国叛乱，在晋国责问下，周王不得已杀之。

［13］　六合：指天下。秦据西北，居高临下，故称“都六合之上游”。

［14］　困平城：指韩王信勾结匈奴攻汉，刘邦率军征伐，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天。病流矢：公元前195年，刘邦镇压英布叛乱时，为飞箭所中。陵迟不救者三代：西汉高祖以后，惠、文、景三帝，经常有地方诸侯不服调遣，谋反事。

［15］　黩货事戎：贪财好战。

［16］　失在于制，不在于政：意谓过错在于分封制度，而不在于政治。

［17］　“有理人之制”至此：意谓（朝廷）有治理百姓的法令规章，不让地方政府自专；（朝廷）有专管民政的大臣，不让地方独断。

［18］　“大逆未彰”至此：就是说当侯王叛乱还没有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法取利，搜刮民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严酷盘剥人民，朝廷也拿他没办法。

［19］　田叔：汉文帝时的汉中郡太守，曾向文帝推荐孟舒为云中太守。

［20］　得魏尚于冯唐：指冯唐为魏尚因错报斩敌首级获罪而辩护的事。事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21］　黄霸：汉宣帝时任颍川郡太守，后至宰相。明审：精明仔细。

［22］　汲黯：汉武帝时任东海郡太守，后位列九卿。简靖：简约清静。

［23］　卧而委之：汲黯被任命为淮阳太守时病重，武帝说：病重不要紧，躺在床上办事就行了。辑：这里是安抚的意思。

［24］　戚之而已：只有发愁罢了。指对诸侯王毫无办法。

［25］　“曷若”至此：意谓还不如把他们（诸侯王）完全废掉，保全那里的人民。

［26］　“秦之所以”至此：意谓秦朝实行郡县制，从制度效果上看，是有利于公的，从动机上看，是出于私心，要树立皇帝个人的权威，使天下人都驯顺服从自己。

［27］　一：统一。使天下人都服从他的意志。

［28］　“又有世大夫”至此：意谓同时却又有世代相传的诸侯，拥有自己的封地。

【延伸阅读】

唐代恢复封建之议

秦废封建、设郡县后近一千年，唐太宗君臣曾经有意恢复封建。因为在唐代之前，施行郡县制的王朝大多未能持久。秦代二世而终；曹魏终于贵族叛乱；迟至南北朝，东晋止于军人政变，而北朝诸代之更迭，其起因亦多是军人贵族之弑君、逼宫和叛乱。唐代的论者以为这是由于郡县之设导致皇室孤弱，易给不轨者以可乘之机。唐太宗同样是以政变、逼宫夺位自立，故而其有此种疑虑不为无因。相形之下，仰慕周代持久和平的论者鼓吹封建，他们对汉代郡、国之参杂交错评价也甚高，这种论点并非毫无吸引力。

唐太宗的重臣们大多不支持改行封建，故而此议无疾而终。但是自此复古的思潮之中亦可见时下郡县制之欠缺。法家推崇的郡县制倚靠君主的至尊地位，故而秦以后历代多致力于强本弱末，加强君主权威，使地方无力反制中枢。秦削弱六国旧贵族；西汉外削诸侯，内制勋旧；东汉则致力于抑制豪强。但是这些强本弱末的举措大多是扬汤止沸。自魏晋之后，士族势力见长，最后连朝政也落入其掌控之中，无论郡县、封建都已经有名无实。鲜卑、关陇贵族执政的北朝诸代，则有军人贵族共治的政治遗风。在科举制完备，以釜底抽薪之势消融豪强、士族、贵族等阶层之前，君主的至尊地位一直难以维持，郡县制自然难见其长。废郡县、复封建的议论时断时续，其实在所难免。

秦二世而亡

（西汉）司马迁

【导　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李斯早年就学于荀子，与韩非同学。李斯入秦后，逐渐成为秦始皇与秦二世的重臣。秦兼并六国后的政治策略，李斯多有参与。

《史记》中记录李斯的材料相当复杂，其中李斯建议秦二世行“督责”的上书，是与秦王朝政治氛围最为契合的政治文献。李斯上书的目的在于取悦秦二世，但是“督责之术”的论证却完全是法家式的。

李斯认为人的欲望总是横行无忌的，不会因为道德顾忌而有所收敛。但是君主可以使用法令进行“督责”，而法令愈是严苛，就愈是可以预先消除破坏秩序的隐患。李斯对以暴制暴的“督责”评价甚高，认为这是和平的保障。

李斯的建议延续了商鞅变法以来秦政治制度的传统，这一制度大大加强了君主的专制大权，但是也对君主的专制统治技术要求甚高。秦国的政治制度本身过于脆弱，而且是无力自持的。操持“督责”大权的君主一旦无法胜任，制度就会迅速瓦解。秦始皇去世后，李斯与赵高拥立胡亥，败坏了法家至为推崇的君主独裁体制。此后秦的皇帝、宗室和大臣们以严苛的法令互相攻击。商鞅和李斯苦心经营的制度，以更快的速度毁灭了秦王朝的有效统治。李斯、胡亥、赵高都相继在内讧中丧命，在前线作战的章邯投降项羽。在东方反秦联军攻入秦地前，王朝早已奄奄一息。

初，赵高为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乃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1］，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2］。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

高闻李斯以为言［3］，乃见丞相曰：“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间［4］。”赵高谓曰：“君诚能谏，请为君候上间语君。”于是赵高待二世方燕乐［5］，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间，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间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6］？”赵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以为然。欲案丞相［7］，恐其不审，乃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李斯闻之。

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优俳之观［8］。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二世已前信赵高，恐李斯杀之，乃私告赵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9］。”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属郎中令［10］！”

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今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侵杀忠臣，不思其殃；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三者已行，天下不听。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

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余［11］，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从狱中上书……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12］。”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13］，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斋戒［14］。”于是乃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

留三日，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即因劫令自杀［15］。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16］，授之玺。

子婴即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高上谒，请病，因召入，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

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至咸阳，群臣百官皆畔，不适［17］。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降轵道旁［18］。沛公因以属吏。项王至而斩之。遂以亡天下。

【注　释】

［1］　富于春秋：指年轻。

［2］　揆：审查，考虑。

［3］　高闻李斯以为言：赵高听说李斯有事要向皇帝进谏。

［4］　欲见无间：想进谏没机会。

［5］　燕乐：安闲享乐。与下文“燕私”意同。

［6］　少我：《索隐》：“以我幼固轻我也。”固我：以为浅陋而鄙视我。

［7］　案：逮捕审问。

［8］　觳抵：同“角抵”，古代的摔跤表演。优俳：滑稽表演。

［9］　田常：即田恒。春秋时期齐国的权臣。

［10］　属郎中令：交由郎中令（即赵高）查办。

［11］　榜掠：拷打。意谓严刑逼供。

［12］　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如果不是赵君，几乎要被丞相欺骗。

［13］　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二世所派案察李由的使者到达三川。

［14］　春秋郊祀：泛指一年中的各种祭祀。不明：不恭敬。依盛德：效法古代的圣明君主。

［15］　高即因劫令自杀：赵高借此逼迫二世自杀。

［16］　始皇弟：一般都认为子婴为“二世之兄子”。“弟”或为“孙”之误。

［17］　不适：不抵抗。即都投降了刘邦。

［18］　系其颈以组：古代帝王投降的礼节，表示任由处置。轵道：古地名。

【延伸阅读】

白起、蒙恬之死与秦的崩溃

商鞅变法，厉行耕战，秦国自此拥有庞大的军队，威震六国。但是秦军是严格的王国军队，在得到君主授权后，职业的军事统帅方可领军出征。秦国历史上，杰出的统帅有白起、王翦、蒙恬等人。其中白起、蒙恬在征战时功勋赫赫，屡屡凯旋而归；在朝廷政争中却束手无策，最后死于非命。

白起从军数十年，先后与韩、魏、楚交战，战绩显赫。在秦赵长平之战中，白起率军击败赵军，俘杀四十余万人。白起击灭赵军后，有意乘势攻取赵国，但是被相国范雎所制止，秦王也不同意攻赵计划。白起被召回国内，后来奉命自杀。

蒙恬生于秦国军人世家，其祖父、父亲都为秦国名将。蒙恬为将后，领军攻齐有功。秦兼并六国后，蒙恬奉命率军三十万北击匈奴，收复北地，设县治理。蒙恬在北地修筑长城、要塞，又征伐匈奴十余年，威震北方。秦始皇在位，蒙恬与其弟蒙毅才华既显，声望又高，备受皇帝宠信，权势显赫一时。秦始皇病死于巡行途中，宦官赵高、丞相李斯、公子胡亥合谋发动政变，篡改诏书改立胡亥。胡亥登基后，处死蒙毅，蒙恬亦奉命自尽。

陈胜、吴广大泽乡举事后，立国张楚，六国豪杰相继响应。张楚很快召集了大批的部众，并派遣部将周文西入关中，军至咸阳附近。其时秦朝廷发现关中几乎无兵可守，唯有赦免囚徒，使章邯率领，与周文交战。章邯领军后，连败周文、田臧两路大军，又击灭陈胜。后来章邯又多次击败楚军，并击杀楚军主将、反秦军首领项梁。获胜的章邯以为东南已经平定，遂率军北上攻伐赵国，但在巨鹿之战中败于救赵的项羽。在章邯尚在前线努力支持战局时，

秦二世和丞相赵高对章邯已有疑忌之意。章邯唯恐重蹈白起、蒙恬的命运，在山穷水尽之下投降项羽。秦朝廷最后可以倚靠的军事力量迅速崩溃，王朝转瞬而亡。

项羽分封

（西汉）司马迁

【导　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项籍字羽，生于楚国军人世家。其先世项燕是楚国大将，亡于秦灭楚之役。项羽曾与叔父项梁客居吴中，为吴中父老拥戴。陈胜在大泽乡起事后，东部地区纷纷起事反秦。项梁叔侄在吴中起事，不久之后拥立楚怀王后裔。项梁战死后，项羽在东部地区继续坚持反抗秦军。

秦军在南方击溃项梁军后，转向北方进攻赵军。赵军大败，被包围在巨鹿城。前往救援的诸侯不敢与秦军决战，只是作壁上观。楚军将领宋义奉命救援，但停兵不前。项羽击杀宋义，统帅楚军与秦军决战，三战三捷，击溃秦军主力。自巨鹿一役后，诸侯皆唯项羽之命是从。

项羽进入咸阳后，杀死先前投降的秦王子婴，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项羽立反秦有功的将领为诸侯，派遣他们回各自的封国。但时隔不久，东部的田荣和西部的刘邦相继起兵反对项羽。项羽进兵击杀田荣，又屡次打败刘邦及其纠集的诸侯联军，却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刘邦、韩信、彭越等诸侯的夹击下，项羽在垓下兵败自尽。

毋庸置疑，项羽是秦末才华横溢的军事统帅。相形之下，他作为政治家的形象要黯淡得多。汉代以后的作者也往往将项羽在秦亡后的分封视为秦汉之交的无益之举。但是项羽的分封并非毫无因由，在反秦的楚国贵族看来，秦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国家，而非普世性的王朝。秦兼并六国被视为传统中断的反常时期，秦王朝的分崩离析就印证了此点。项羽效仿几百年前春秋时期的传统，自立为“西楚霸王”。在项羽分封后，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和平，直到田荣和刘邦相继起兵，“项羽的和平”才最后崩溃。

项羽似乎更愿意效仿春秋时代的诸位霸主，而非帝国的皇帝。在项羽失败以后，这种古典式的理想就烟消云散了。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1］，以故事得已。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2］！”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3］。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4］，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5］，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

汉欲西归［6］，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7］，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8］。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9］。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10］，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

【注　释】

［1］　栎阳逮：因罪被栎阳县逮捕。蕲狱掾：蕲县的狱卒。“请蕲狱”至此：即请托曹咎写信说情。

［2］　族矣：此处为动词，意为灭族。

［3］　亡：潜逃。

［4］　卿子冠军：名宋义。原为上将军，项羽为之副，奉命率军击秦救赵，然军驻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杀之。

［5］　少利：稍稍取得胜利。

［6］　汉欲西归：指楚汉相持日久，刘邦准备退兵。

［7］　傅海：靠近海边。

［8］　绐：骗。

［9］　辟易：畏惧退避。

［10］　：同“舣”，拢船靠岸。

【延伸阅读】

张良刺秦

秦兼并六国后，一些六国旧贵族流散民间，密谋复国。后来为刘邦运筹帷幄的张良原是韩国旧贵族，张良先祖出自韩国公族，张良的祖父、父亲先后以相国身份辅佐五代韩国君主。秦兼并韩国后，张良大散家财，招募刺客行刺秦始皇，为韩国复仇。秦始皇巡视东部时，奉张良之命行事的刺客向秦始皇的车队投掷铁椎，却误中了随从的车驾。行刺失败的张良为躲避秦官府搜查，隐姓埋名，避往下邳地区，继续从事反秦活动。在下邳，张良结识了楚国旧贵族项伯。

陈胜、吴广率领戍兵在大泽乡举事后，各地纷纷起事响应。随着六国旧贵族的积极参与，戍兵起事发展为东方六国的复国运动。其中楚国故地是反秦的策源地，故而张良亦召集部众追随楚军。楚军领袖项梁立韩公子成为韩王，以张良为韩司徒，领兵西攻秦。在刘邦援助下攻略韩国故地后，张良奉韩王命，从刘邦进军关中。在刘邦与项羽发生冲突时，张良以项伯旧识的身份，为刘邦化解了危机。

韩王成被项羽处死后，张良逃往刘邦军中。自此之后，张良追随刘邦参加楚汉之争，为之出谋划策，避免了许多的危机。刘邦初败于项羽后，张良推荐英布、彭越、韩信为将，以包抄项羽。刘邦试图恢复六国收揽同盟者时，张良说明恢复六国将会销蚀汉军势力。韩信袭破已经投靠刘邦的齐国后，张良说服刘邦立韩信为齐王以为笼络。垓下之战前，韩信、彭越停兵不前，张良又劝说刘邦许诺与诸侯共分天下，使之出兵进击项羽。汉朝初立，众将恐刘邦记仇，张良遂建议封赏刘邦本人厌恶的将领，以安定众人之心。

刘邦崛起于草莽之间，其部众多是盗匪、小吏，对政事、谋略素来隔阂。新王朝的创立，张良等旧贵族功不可没。草莽与旧贵族相隔，本来不啻天壤之别。但秦亡六国后，部分旧贵族流窜山野，渐渐在反秦运动中与草莽合流。

刘邦建汉

（北宋）司马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一。

项羽分封诸侯后，短暂的和平转瞬即逝，刘邦不满项羽的分封，进兵攻击项羽。在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中，双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刘邦的将领韩信在侧翼取得非凡的战绩，相继攻略了赵国、齐国，在项羽的东部建立了巩固的势力范围。刘邦与项羽都企图使韩信投入自己的阵营，最后刘邦许诺在击败项羽后与韩信、彭越共分天下。韩信、彭越遂与刘邦在垓下会师，项羽兵败自尽。

项羽覆亡后，刘邦不仅不与韩信共分天下，还剥夺了韩信的兵权，以消除叛乱的危险。在消灭最主要的竞争者后，刘邦登基称皇帝，接受诸侯们的效忠。不过其时天下依旧诸侯林立，分据一方。刘邦登基后发动兼并诸侯的战争，一边消灭异姓的诸侯，一边以同姓的诸侯取而代之。刘邦本人最后在征讨淮南王黥布时中了流矢，病发而死。

与项羽相比，起于草莽之间的刘邦对古代的传统很少留恋。但是古代传统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诸侯们更愿意自立一方。刘邦在南征北战中逐渐消灭了最坚决的反抗者，同时他又不得不进行某种妥协。这种妥协既以亲近皇室的诸侯取代离心离德的诸侯，又郑重承认追随者们的勋劳。所谓“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正是此意。封建的传统被以朝命的形式变相传承下来。直到皇权继续加强，足以销蚀变相的封建传统时，封国将改为郡县，官僚将取代勋贵。

冬，十月，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者［1］。帝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又问陈平。陈平曰：“人上书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2］？”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诸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3］，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会诸侯。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

楚王信闻之，自疑惧，不知所为。或说信曰：“斩钟离昧以谒上［4］，上必喜，无患。”信从之。十二月，上会诸侯于陈，信持昧首谒上；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以归，因赦天下。

田肯贺上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此东西秦也［5］，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上曰：“善！”赐金五百斤。

上还，至洛阳，赦韩信，封为淮阴侯。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多称病，不朝从；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6］。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上尝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将兵多少。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甲申，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萧何封酂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小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皆不敢言。张良为谋臣，亦无战斗功；帝使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封陈平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

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惩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抚天下［7］。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为二国：以淮东五十三县立从兄将军贾为荆王，以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8］。壬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微时外妇之子肥为齐王［9］，诸民能齐言者皆以与齐。

上以韩王信材武［10］，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寇；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亲爱，所诛皆平生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趋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

列侯毕已受封，诏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耳。上与楚相距五岁［11］，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又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无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善！”于是乃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12］。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邑，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户。

【注　释】

［1］　楚王信：韩信，刘邦的大将，初封楚王。

［2］　陛下精兵孰与楚：陛下你的精兵与韩信的比，哪个更强些？

［3］　趣之战：意为加速战争的到来。

［4］　钟离昧：原为项羽部下，与韩信友好，项羽死后，逃归韩信。

［5］　此东西秦也：这是东方的秦国啊。

［6］　绛、灌：指周勃、灌婴，都是刘邦的大将。

［7］　填抚：镇抚。

［8］　贾：刘贾。刘邦的堂兄。交：刘交。刘邦的弟弟。

［9］　肥：刘肥。刘邦贫贱时与同居妇女所生的儿子。

［10］　韩王信：战国时期韩襄王后代。为汉将，以功封韩王。

［11］　上与楚相距：指楚汉相争。

［12］　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穿鞋、佩带宝剑上殿，朝见皇上时不必快步向前行礼。

【延伸阅读】

淮阴侯韩信

韩信早年出身贫寒，因此绝了仕进之路，只好在故乡游荡。项梁叔侄起事后，韩信前往投奔，项梁战死，韩信又追随项羽。在项羽军中向来不得志的韩信后来离开楚军，追随被封为汉王的刘邦。在萧何的推荐下，刘邦任命韩信为汉军大将。楚汉之争开始后，刘邦初战不利，大批诸侯国倒戈投向项羽阵营。韩信奉命出击亲近项羽的诸侯国，以改变汉军的不利处境。

刘邦率领的汉军在与项羽率领的楚军对决时多次失利，但是依靠关中旧秦地区的补给，依然牵制了楚军。与此同时，韩信连连击破魏、代、赵等亲楚的诸侯国，迫降燕国，又夺取了已经投向刘邦阵营的齐国。巩固齐国故地的韩信，与西部的刘邦，形成对楚军的夹击之势。

在刘邦与项羽未来的决战之中，韩信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双方都努力拉拢这位半独立的统帅。在垓下之战中，刘邦初战不利，处境堪忧，遂以共分天下的条件邀集韩信参战。韩信率大军进击项羽，一举击破久战疲惫的楚军，项羽兵败自尽。

刘邦却不准备兑现共分天下的约定，他在垓下之战后迅速剥夺了韩信的兵权。韩信被改封为楚王，后又贬为淮阴侯，留居长安。刘邦出京讨伐叛乱的诸侯时，留守京师的刘邦妻子吕后与萧何密谋，以韩信涉嫌谋反，将其诱入宫中处死。

韩信是楚汉相争时期杰出的统帅，却依然不脱先秦士人的风习。韩信循着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寻求仕进的传统追求功勋和地位。因此，尽管项羽是比刘邦更优秀的统帅，韩信却投奔了更有仕进机会的刘邦。韩信曾经以古代的传统估测自己的命运，可是出身草莽的刘邦远不受这种传统的拘束。韩信直到最后时刻方才觉悟，可是为时已晚。韩信的命运暗示着时势的迁移和古典时代的终结，唯有其传记作者的同情笔调，隐隐流露出对往昔传统的留恋。

叔孙通定礼仪

（西汉）司马迁

【导　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九九《叔孙通列传》。

在击败项羽后，刘邦希望建立和平时期的政治秩序。可是刘邦出身草莽，即使在他登基称帝后，人们也无法改变对他的观感。追随者一直将他看作率领他们攫取战利品的头领，而非帝国的皇帝。

儒士叔孙通曾是秦朝廷的博士，精通礼仪。在秦末的战乱中，叔孙通先后追随项梁、楚怀王、项羽，最后归降刘邦。叔孙通理解刘邦的忧虑，他自荐为刘邦的朝廷制定礼仪，以作为建立政治新秩序的第一步。

叔孙通的努力恰逢其时，刘邦集团出身寒微，缺少传统的束缚。刘邦归附项梁时借用了楚国官制，入关中后又沿用秦国官制，故而也不反对叔孙通建议的鲁国式礼仪。叔孙通的努力大见成效，刘邦作为皇帝的权威大为生色。在秦王朝的朝廷里受冷遇的儒士，终于一展所学。

叔孙通制定礼仪正逢帝国政治的萌芽时期。秦始皇将自己的事业归功于祖先的奋斗，因此秦兼并六国被认为是秦国统治地域的扩大。项羽出身于楚国军人世家，他自认为是率领楚人对秦国复仇的英雄，因此也无意统治楚人视野之外的地区。唯有崛起于草莽之间的刘邦，他无法将自己的统治追溯到一个地方统治家族，因此反而得以有更多的自由，将自己的成就与一种新颖的理想联系起来。在古代专司礼仪的儒家，与内战中胜利的暴君合流了，新兴的帝国政治以复辟古典礼仪的形式出现。

其他儒士轻视叔孙通的成就，他们坚持古典的立场，认为礼仪是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而非君主政治的装饰物。也许儒士应该庆幸叔孙通离经叛道的举动，礼仪与理想分离之后，后继的王朝大多愿意沿用儒家的礼仪。而在不期然之间，儒家的理想也如影随形。

叔孙通者，薛人也［1］。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2］，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3］，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4］，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5］，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6］。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原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7］。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8］。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9］，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10］，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11］。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12］。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13］，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14］，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15］，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适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箸也。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16］。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17］，衣冠月出游高庙［18］？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19］。”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注　释】

［1］　薛：地名，今山东滕州。

［2］　将：《集解》：“将，为逆乱也。”意谓做臣子的不得拥兵作乱。

［3］　辐辏：车轮的辐条集中在车毂上。比喻四方臣服。

［4］　言进：推荐，介绍给汉王。

［5］　大猾：即上文所谓群盗壮士。

［6］　就其仪号：制定了一套皇帝即位的仪式与称号。

［7］　为绵蕞野外：在野外拉绳索划界，树草人，演习朝仪。绵，此处指绳索。蕞，此处指草人，标杆。

［8］　习肄：演习，演练。会十月：定在十月使用此礼。当时仍用秦历，十月为岁首。

［9］　谒者治礼：谒者开始对参加朝会的人员进行安排调动。谒者，官名，掌收发传达，举行典礼时任司仪。

［10］　郎中侠陛：郎中们侍立在大殿台阶两侧。郎中，皇帝的侍卫人员。侠，通“夹”。

［11］　大行：官名，即后“大鸿胪”，朝廷上的司礼官。九宾：通“九傧”，主管传呼导从。胪传：依次传呼。

［12］　六百石：官阶名。汉时以粮作俸禄，复以俸禄代官阶。

［13］　觞九行：酒过九巡。

［14］　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献公因宠爱骊姬而杀太子申生，改立骊姬子奚齐。

［15］　攻苦食啖：即今所谓“艰苦奋斗”。啖，通“淡”，意谓食无味。

［16］　数跸：多次，经常清道戒严。复道：空中通道。方筑武库南：刚刚修到武库以南。

［17］　请间：请求给个空隙，即要求个别进言。高寝：高皇帝寝庙。

［18］　衣冠月出游高庙：汉制，每月要把刘邦生前的衣冠从高帝陵园中请出，抬着到长安城里的高庙巡游。

［19］　“为原庙渭北”至此：在渭河北岸再修一座高庙，每月“游衣冠”时（可以不进长安城的高庙）而进新修的高庙。对外就说是多修宗庙，体现皇帝的孝心。

【延伸阅读】

王安石讽刺叔孙通

叔孙通大概是太通时变的缘故，所以他算不上一位醇儒。就连一贯倡导因时而变的王安石也对他颇有微词。对叔孙通的弟子吹捧叔孙通为圣人，王安石讽刺说：“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下面选的是王安石另外一首咏叔孙通的诗，同样表达了他对叔孙通的不满，甚至怀疑到他的儒者身份。

叔孙通

（北宋）王安石

先生秦博士，秦礼颇能熟。

量主欲有为，两生皆不欲。

草具一王仪，群豪果知肃。

黄金既遍赐，短衣亦以续。

儒术自此凋，何为反初服。

贾谊上《治安策》

（东汉）班固

【导　读】

本文选自《汉书》卷四八《贾谊传》。

汉初刘邦平定群雄，登基称帝。大臣陆贾常谈《诗》、《书》，刘邦感到厌烦，嘲骂陆贾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答对：“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论者常以此段引证汉代文治的开端，可是陆贾并没有反驳“马上得之”之说。事实上，刘邦登基后一直戎马未息，起初追随刘邦攻杀项羽的诸侯们叛服无常，直到刘邦去世后内战尚未平息。

刘邦去世后皇后吕雉摄政，吕雉继续打击、削弱功勋贵族，加强朝廷权威。吕雉去世后，功勋贵族发动政变，杀死皇帝与吕氏一党，选立代王为皇帝，是为汉文帝。被拥立的代王惶恐不安，唯恐此后会身遭不测，汉初的政局于此可见一斑。

汉文帝即位后，谨慎地笼络诸侯与功勋贵族，尽力维护皇帝的权威。贾谊是汉文帝的谋士，他向汉文帝呈上政治论文《治安策》，建议强本弱末、削弱诸侯、笼络功勋大臣。《治安策》的施政建议大多为汉文帝及其继承者采纳，其中对帝制时期政治传统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贾谊企图以儒家的政治典范改造帝国政治。贾谊并不否认帝国权力的获得与维持依靠政治暴力，但是在《诗》、《书》蕴涵的古代政治典范的改造下，帝国的和平可望长久。

《治安策》是一篇实用主义的政治论文。儒家学者往往可以从中发现贾谊纵横家、法家的倾向，并且因为贾谊从功利主义角度评价儒家的传统而不平。事实上，贾谊并非功利主义儒家的首倡者。自从春秋时期以来，孟子、荀子都对儒家的古代传统进行过政治功利主义的解释，以在战国时期的诸多政治学说中维持一席之地。

政治功利主义是皇帝的原则，而儒家往往因此感到屈辱。陆贾与贾谊努力为儒家在帝国政治中取得一席之地，但是要使儒家与帝国政治互相调和，尚有待来日。

贾谊，雒阳人也［1］，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2］，召置门下，甚幸爱。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3］，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4］。

…………

后岁余，文帝思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坐宣室［5］。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6］。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数问以得失。

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叹息者此也。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7］，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抱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隃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媿；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8］。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注　释】

［1］　雒阳：同“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2］　秀材：文才优秀。

［3］　文帝：汉文帝，名恒，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治平：治理政事的能力。

［4］　博士：皇帝的侍从官，备皇帝顾问。当时太学的教官亦称博士。

［5］　受：即接受祭祀时用过的肉，以求鬼神降福。宣室：殿室名，在未央宫内。

［6］　梁怀王：文帝少子。

［7］　端冕：端正笃实。南郊：古代君王祭天场所。

［8］　“世主欲民”至此：意谓人主都想要百姓向善，这一点是相同的，但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使百姓向善，却不相同。

【延伸阅读】

陈平与汉初政局

陈平早年家贫，依兄长而居，好读书，而不治生计，故被乡人轻视。乡中富户张氏的孙女五次出嫁，丈夫皆死，乡人恐惧不敢再行迎娶。陈平不避忌讳，娶嫁妆丰厚的张氏孙女。与张氏结亲后，陈平家境优裕，自此常与地方豪杰交游。

陈胜大泽乡举事后，关东豪杰纷纷呼应，六国先后复国。陈平奔魏国，寻求仕进之途，被任为太仆。可是陈平在魏国不得志，且受人排挤，遂转而投奔项羽。在项羽军中，陈平一度建立军功，封官受赏，后来因事得罪，被迫逃亡。陈平逃离项羽军后，投奔了正与项羽交战的刘邦。汉军众将对陈平行事的反复无常相当不满，但是刘邦十分欣赏陈平的才华。

楚汉相争之际，陈平以谋略见长。在陈平的策划下，项羽阵营内部发生了分裂，为刘邦击败项羽提供了可乘之机。项羽灭亡后，刘邦对功勋卓著的楚王韩信心怀疑忌。陈平为刘邦设计擒获韩信，将其逮送长安。刘邦北伐叛乱的燕王遇险，被匈奴围于平城，依靠陈平的谋略，方才突出重围。

刘邦去世后，汉朝的政局动荡不安。功勋大臣、刘氏诸侯、吕后家族之间的政治争斗愈演愈烈。在吕后的打击下，忠于刘氏的贵族和大臣相继没落。但是陈平未雨绸缪，得以取信于吕后，在朝中依然保持尊位。吕后去世后，他利用自己在朝廷之中尚存的影响，与绛侯周勃等刘邦旧臣发动政变，清洗了吕氏一党，迎接代王登基。政变之后论功，陈平加封受赏，被任命为左丞相。不久右丞相周勃退职，陈平专任丞相，直至去世。

汉初政局险恶，经过刘邦对功勋贵族的清洗，吕后对刘氏旧臣的贬斥，以及刘氏对吕党的反扑，功勋旧臣大多死于非命。萧何等亲信近臣尚且备受猜疑，更遑论被人视为反复无常的陈平。可是陈平以圆滑甚至可谓投机的举动安然化解了政治风险，并且在刘氏复辟的政变之中扮演了定策功臣的角色。后人常感叹汉初加封受赏的功臣大多未能善终，因此不免称赏陈平的智计。可是在皇帝看来，陈平的智慧和举动，却是威胁皇权的祸患。

诛晁错

（北宋）司马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六。

汉文帝以皇族旁支即位，其统治清静无为，以求皇帝、功勋贵族和诸侯之间的微妙平衡。贾谊《治安策》之中的许多建议或许投合汉文帝的口味，却与汉初的政局相悖。因此之故，贾谊虽受汉文帝爱重，却难以大逞其志。

汉景帝时，汉初的功勋贵族大多凋零，唯有诸侯依然可以威胁皇帝的权威。晁错历仕文帝、景帝两朝，此时成为汉景帝爱重的大臣。他重提贾谊强本弱末的建议，献削藩策，建议剥夺诸侯封地。汉景帝接受了晁错的建议，吴、楚等七个诸侯国拒绝放弃汉初以来的地位，以“诛晁错，清君侧”之名发兵进攻朝廷。汉景帝犹疑之下，决计牺牲晁错，与诸侯妥协。一些与晁错结怨的大臣以十分牵强的罪名控告这位先前的宠臣，皇帝顺水推舟，毫不知情的晁错被交给刽子手。

牺牲晁错未能使叛乱的诸侯国满意，也难以恢复汉初以来皇帝与诸侯之间的平衡。皇帝无奈之下，被迫坚决镇压。叛乱的诸侯国最终被消灭，汉初以来郡县、封国并行的制度，自此逐渐没落。一个与秦帝国相仿的郡县制帝国日渐成型，并渐渐向外开疆拓土。

晁错数上书言吴过，可削［1］；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帝即位［2］，错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3］，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郤，诈称病不朝［4］，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反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郤。及楚王戊来朝，错因言：“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5］，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及前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卬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

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发谋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者，闻胶西王勇，好兵，诸侯皆畏惮之，于是使中大夫应高口说胶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听信谗贼，侵削诸侯，诛罚良重，日以益甚。语有之曰：‘狧穅及米［6］。’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疾，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常患见疑，无以自白，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过。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将奈何？”高曰：“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愿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于天下，意亦可乎？”胶西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营惑天子，侵夺诸侯，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出，蝗虫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7］，圣人所以起也。吴王内以晁错为诛，外从大王后车，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归，报吴王，吴王犹恐其不果，乃身自为使者，至胶西面约之。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诸侯地不能当汉十二，为叛逆以忧太后，非计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益生。”王不听，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皆许诺。

…………

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吴王遂先起兵，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皆反。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王戊，戊杀尚、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谏王遂，遂烧杀建德、悍。齐王后悔，背约城守［8］。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发兵。胶西王、胶东王为渠率，与菑川、济南共攻齐，围临菑。赵王遂发兵住其西界，欲待吴、楚俱进，北使匈奴与连兵。

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凡二十余万人。南使闽、东越，闽、东越亦发兵从。吴王起兵于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罪状晁错，欲合兵诛之。吴、楚共攻梁，破棘壁，杀数万人；乘胜而前，锐甚。梁孝王遣将军击之，又败梁两军，士卒皆还走。梁王城守睢阳。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及七国反书闻，上乃拜中尉周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复召窦婴，拜为大将军，使屯荥阳监齐、赵兵。

初，晁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哗［9］。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

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10］，可以予吴。”错素与吴相袁盎不善，错所居坐，盎辄避；盎所居坐，错亦避；两人未尝同堂语。及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吴、楚反，错谓丞、史曰：“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谋。”错犹与未决。人有告盎，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愿至前，口对状。婴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见，上方与错调兵食［11］。上问盎：“今吴、楚反，于公意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对曰：“吴铜盐之利则有之，安得豪杰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杰，亦且辅而为谊，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诱以乱。”错曰：“盎策之善。”上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厢，甚恨。上卒问盎，对曰：“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于是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愚计出此，唯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密装治行。后十余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12］。”制曰：“可。”错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13］。上乃使袁盎与吴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吴。

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上书言军事，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注　释】

［1］　吴过：吴王刘濞的过错。可削：应该削夺吴国的土地。

［2］　帝：汉景帝。

［3］　三庶孽：三个庶出的儿子。

［4］　“吴王前有”至此：指吴王的儿子与文帝下棋时发生争执，文帝失手打死了他，吴王从此称病不朝。

［5］　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刘戊）为薄太后服丧的时候，在服丧的居室里淫乱。

［6］　狧穅及米：狗添光了米糠，就会吃到米粒。意谓下一步就会削到我们头上了。

［7］　愁劳：指百姓仇怨劳苦。

［8］　背约城守：违背盟约，守住城未出兵。

［9］　“初，晁错”至此：意谓开始的时候晁错曾更改法令三十多种，诸侯王纷纷加以攻击。

［10］　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徐、僮两县旁边吴国还未攻占的土地。

［11］　调兵食：估算所需军粮的数目。

［12］　同产：兄弟姐妹。

［13］　绐载行市：骗他一起乘车巡视市区。错衣朝衣：晁错穿着朝服。

【延伸阅读】

汉代尚法尊儒

汉承秦制，法律十分严酷。臣下往往因获罪于上而死于非命，晁错之被难虽是汉初之事，却勾勒出汉代帝国政治的轮廓。汉武帝时，朝廷尊崇儒术，但是不改尚法本色。汉武帝以残酷的决断削平诸侯，镇压异己势力，其尚法与汉初诸帝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评论说：“中国官僚制度之下，皇帝是一切争端和是非的最高裁判者，即使对付技术问题，也必予以道德名义。很多事情其解决方法又要迅速确断，因此通常惨酷少恩。汉朝的皇帝中，只有第七位皇帝刘询对此情节了解最深，而且直言不讳。他的太子见他因大臣稍出不逊之辞，即将他们处死作谏诤，宣帝即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并且叹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

张骞通西域

（东汉）班固

【导　读】

本文选自《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匈奴诸部。汉初，高祖刘邦北上讨伐叛乱诸侯，与匈奴遭遇。刘邦被围于平城，被迫遣使向匈奴请和，是为和亲政策之始。汉初，国力不足，朝廷一直努力以和亲政策维持和平。

汉武帝时，西汉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势蒸蒸日上。汉景帝时平定“七国之乱”，朝廷权威大增。武帝即位后，锐意开拓，相机将东南、西南地区纳入版图。继而又转向北方，废弃汉初以来的和亲政策，准备向匈奴发动攻势，以期一举消灭汉初以来的威胁。张骞应召出使西域，寻求夹击匈奴的盟友。

汉代的西域在今天的新疆、甘肃地区，更广义的西域包括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汉武帝时，西域小国林立。在匈奴的胁迫下，西域诸国被迫交纳贡赋，反抗者遭到镇压。

张骞的使命是搜集西域的情报，并相机扩大西汉的影响。自此之后，西域逐渐进入西汉朝廷的政治视野。汉武帝在位时，扭转了汉初以来对匈奴的劣势。此后日渐衰落的匈奴放弃了对西域的争夺，西汉乘势笼络西域诸国，以朝觐、贸易的方式加以控制。汉武帝以后，西域与西汉之间使团、商旅交通往来，络绎不绝。

维持帝国在西域的影响所费不赀。派遣驻军、赏赐使团、给以优惠的贸易待遇，都意味着增加帝国财政的负担。因此不足为奇，许多西汉的政治家非议这种开拓性的政策，认为其虚耗国用，增加了劳役和赋税。但是后人逐渐发现，那些往来的军队、使团、商旅，却在不经意间充任了文明传播的使者，改变了人类文明史的面貌。

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1］。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2］，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3］。径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4］。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5］。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6］，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拜骞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语皆在《西域传》［7］。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8］、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9］。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10］，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11］，四道并出：出，出莋，出徙、邛，出僰［12］，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巂、昆明［13］。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罢之。及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是岁元朔六年也。后二年，骞为卫尉，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是岁骠骑将军破匈奴西边，杀数万人，至祁连山。其秋，浑邪王率众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于幕北。

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14］，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15］。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徒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16］，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17］。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未能得其决。语在《西域传》。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骞还，拜为大行［18］。岁余，骞卒。后岁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19］，外国由是信之。其后，乌孙竟与汉结婚。

【注　释】

［1］　汉中：汉代郡名。建元：汉武帝时的年号。郎：帝王的侍从官。

［2］　更：经过。

［3］　堂邑氏奴甘父：堂邑氏家的奴隶名叫甘父。

［4］　乡：通“向”。大宛：古代西域国名。

［5］　译道：翻译和向导。康居：古代西域国名。

［6］　并：沿着，靠着。羌中：羌族聚集地带，在今甘肃。

［7］　《西域传》：《汉书》另有《西域传》，记西域各国及其与汉交往情况。

［8］　邛：邛崃山，在今四川中部。

［9］　身毒国：又译作“天竺”，今巴基斯坦、印度一带。

［10］　重九译：言语不通的远方国家，需经过多次辗转翻译。

［11］　犍为：县名，在四川省。间使：寻求间道的使者。

［12］　：我国古代西部地区部族。莋、徙、邛、僰：皆为我国古代西部地区少数民族。

［13］　氐：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巂、昆明：当时我国西南地区地方政权。

［14］　傅父：指王子的保护人。布就翎侯：乌孙大臣的官号。

［15］　塞：古族名，在今伊犁河一带。

［16］　结昆弟：结为兄弟。其势宜听：必定可以听从我们。

［17］　赍：带着。直：通“值”。道可便遣之旁国：道路可通就派副使到别的国家。

［18］　大行：官名，掌少数民族事务。

［19］　质：取信。

【延伸阅读】

班超投笔从戎

班超是历史学家班彪之子，历史学家班固之弟。班超早年任官府抄写员，却向往建功异域。班超曾被任为兰台令使，后因事免官。

班超追随东汉大将窦固出击北匈奴，以军功见重于窦固，被任命为出使西域副使。使团行至鄯善，颇受鄯善王礼遇。不久之后，匈奴使者抵达鄯善，国王在汉与匈奴之间犹疑不定，渐渐冷落汉朝使团。班超当机立断，率领部属三十余人夜袭匈奴使团驻地，攻杀匈奴使团百余人。鄯善王见状，遂臣服汉朝，送王子为人质。汉明帝颇为赞赏班超的举措，在朝廷的支持下，班超又迫使于阗王背离匈奴，投向汉朝，从而规复了汉与西域的交通。

汉明帝去世，焉耆攻杀汉朝都护。龟兹、姑墨乘机进攻亲附汉朝的疏勒。汉朝廷下诏召回孤立无援的班超。班超行至中途为于阗人挽留，决定留在西域反击，并向汉朝廷请求援军。在汉朝少量援军的支援下，班超集合西域盟军，平定了反抗汉朝的叛乱。自此之后，班超镇抚西域多年，使西域五十余国进献人质，臣服汉朝。

在汉朝远征军的打击下，匈奴损失惨重。一些匈奴部落内迁归附东汉，另一些部落迁往远方。汉朝乘势向西域施加影响，以之为抵御匈奴的缓冲区。

儒家之流传

（西汉）司马迁

【导　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

从孔子游学者，相传有三千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收录孔子弟子六十七人，皆才华横溢之士。《论语·先进》将孔门弟子分为四类，其中子贡长于言语，而子夏优于文学，两者似乎暗示着儒家后学将来的影踪。

子贡是卫国人，以敏于事理、善于言辞著称。孔子往来诸国，交接之事多倚靠子贡。子贡还擅长经营，在孔子弟子中家资最为殷实。他周游诸国，可与诸侯分庭抗礼。齐国大夫田常曾有意攻伐鲁国，为救鲁国于危亡，孔子派遣子贡出使诸国。子贡相继前往齐、吴、越、晋诸国，拜会游说各国的执政者，最后终于挽救了鲁国的危难。子贡后来曾为鲁相，终老于齐国。战国时期往来于各国的客卿、纵横家之行事、地位，多与子贡相近。

子夏是鲁国人，是孔子弟子之中的博学者，致力于研究古代礼制。子夏后来任魏文侯之师，魏国贵族纷纷从其学，其中著名的弟子有李悝和吴起。但是子夏的后学更多是教授古典学艺的教习，秦汉之间博士多近乎此一流派，如汉初定礼仪的叔孙通之辈。

与子贡、子夏相比，曾子在很长时间里影响微弱，其后学亦鲜为人知。与孔子、子贡、子夏等师长在政治上的积极活动不同，拘谨矜持的曾子更注意内心的自省。曾子的自省意味着古典政治理想向内心自觉的过渡，最后演变成孟子的道德先验论，不断寻求人类心灵的共鸣。

子贡派的变法家、纵横家在战国时期昙花一现。子夏派的博士、经师随着汉代的衰亡而没落。宋代儒学兴起之际，复兴者们最为钟情的却是早年颇受冷落的曾子一派，在古典时代终结后，他们依然以内心的自省为反观现实的参照。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1］，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2］，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3］，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4］，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5］，后世学者多录焉。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6］。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7］，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8］，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9］”。夫齐鲁之闲于文学［10］，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11］，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12］。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13］，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14］，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15］：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16］，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17］：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18］，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19］，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20］；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21］。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22］。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23］。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24］。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25］；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26］，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27］。请著功令。佗如律令［28］。”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注　释】

［1］　功令：此指国家颁布的发展教育、实施考核、选拔人才的法令。广厉学官：指扩大国学规模，提高教师素质。学官，太学里的教官。

［2］　《关雎》：《诗经》篇名。司马迁认为此诗是用来讽刺周代政治的。

［3］　闵：通“悯”，可怜，痛惜。王路：即王道。

［4］　《韶》：古乐曲名。相传孔子在齐国学韶乐专心，食肉无味。

［5］　辞微而指博：语言简单但含义深刻。

［6］　子路、子张、澹台子羽、子夏、子贡：皆孔子弟子。

［7］　田子方、段干木：都是魏国名士，分别受学于子贡、子夏。吴起：曾受学于曾子。禽滑厘：墨子弟子，司马迁言其受学于儒门，未知据从何出。

［8］　孔甲：孔子八世孙。

［9］　“归与归与”至此：语见《论语·公冶长》

［10］　闲：通“娴”，熟悉。

［11］　选首：首先被任命为官。

［12］　庠序：学校。见下文。

［13］　乡：通“向”，趋向，赞同。

［14］　公孙弘：因熟悉《公羊春秋》而获得汉武帝宠信，以布衣身份平步青云。

［15］　丞相御史言：汉代群臣上书，开头的固定格式。下文“制曰”是引用汉武帝诏书中的话。

［16］　与博士弟子：给博士配备弟子。与，给予。

［17］　太常臧：指孔臧，太常是官名。博士平：博士名平的，姓不详。

［18］　令相长丞：指县一级的行政长官。二千石：指高于县的郡一级。

［19］　与计偕，诣太常：跟随各郡国上计的官吏进京，到太常那里报到。计，代表郡国到朝廷汇报郡国情况的官吏。

［20］　通一艺：精通五艺中的一种。文学掌故：太常下属的小官。

［21］　高弟：成绩优异。郎中：皇帝身边的低级侍卫官。籍奏：造册上报。

［22］　秀才异等：成绩特别突出的。辄以名闻：将其姓名上报朝廷。

［23］　请诸不称者罚：意谓有不称职的，荐举的要受罚。

［24］　此句晦涩。颜师古曰：“言治礼、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学、习礼仪而用之，又所以迁擢留滞之人。”刘敞曰：“言治礼、掌故，其迁常留滞，故请特选用以劝之。”

［25］　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让他们给左右内史与大行令充当卒史，担任卒史者必须具备一定职阶。左右内史，指当时首都长安及其郊区的行政长官。

［26］　诵多者：指诵习儒书多的人。

［27］　备员：指按照沿边各郡一人，内地郡国两人的规定把人数配齐。

［28］　“请著功令”至此：意谓请求把这一项作为法律确定下来，其他按旧有的规章办。

【延伸阅读】

今古文之争议

春秋、战国时代流传的书籍大致有三种：诸侯国的史记，鲁国收藏的周代官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述。其中前两种著述多是周代王官之书，以古代文字写成，而诸子之书多以晚近文字流传。

秦代施行书同文的政策，以严密的正字法统一帝国境内的文字。此后又发布挟书令，禁止私人收藏古代政治书籍。历经秦末汉初的战乱，至汉代重兴学艺时，古典著述大多流散，可以辨识古代文字的学者也为数寥寥。汉朝廷唯有向民间搜求书籍、学者，以弥补此一缺憾。

汉初复原古代典籍的工作主要依靠世代传习经文的学者的口述，这些抄本是以汉代流行的隶书记下学者的口传回忆。在这种情形下，抄本之中自然也录下了学者自己的理解，发挥甚至谬误在所难免。另外少量的经典是根据尚存于世的古代典籍残本，将其重新写成隶书而得的。

这种在汉初以隶书写就的典籍复原本被称为今文经。通习今文经的各家学者被立为博士，负责传授典籍，赞襄政务。博士并非高官显宦，但是常常参与政治要务的讨论，或者被委以独当一面的重大使命，故而是汉代极受推崇的官位。在学术上，今文经学者极其重视恪守世代相传的经义解释，往往视自由的研究为离经叛道之举，这种保守的倾向与朝廷的认可不无关联。

与今文经学不同，古文经学源自出土的古代典籍原本。这些原本收藏于皇家图书馆，但是汉初今文经学者大多不识古代文字，难以考证其真伪。况且恪守本门经义的今文经学者，对古代典籍有意冷落。但是后来的学者研究之后，逐渐对这些早期的抄本发生兴趣。他们要求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立为官学，两种经学之间的争议由此展开。

今文经学者与朝廷联系密切，他们受到朝廷的鼓励，以经文为朝廷粉饰政治。各家学者严格坚持本门的解释，以维持自己的学官地位，并搜罗弟子以自固。在各家内部，学者与其弟子的关系形同官员与下属，于学术难以交相启发。而后起的弟子为了追求学官地位，也往往发扬新说，以附会、粉饰当时的朝政。故而今文经学派渐渐沦落为不惜巧言令辞，穿凿附会以追求荣禄，在学术上空洞、虚妄，而又四分五裂的官方学派，越来越难以吸引追求知识的学者。

相比较而言，古文经学长期在民间流传，与朝廷疏远，保存着较为朴实的学风。而且治古文经以辨识古代文字为先，故而古文经学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文字、音韵、考据学者，有着严格的学术传统。古文经学本着民间的立场，更着意于知识的追求，因此可以兼采诸家之所长，甚至对于其向来轻视的今文经派学者，也不因人废言。今文经学盛行几百年后，越来越借朝廷的支持以自固。因此在朝廷厌弃这个一无所长的学派后，立刻烟消云散，唯有部分被古文经学派吸纳的见解，依然受到后人的追忆。

天人三策

（东汉）班固

【导　读】

本文选自《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陆贾与贾谊暗示君主专制可以引入儒家传统的典范，但是，要使儒家传统与君主专制互相调和，尚有待于董仲舒的努力。

鲁国是周公姬旦家族的封地，是周初的首席诸侯，向来与周王室最为亲近。姬旦家族受封后，周王室将祝、史等王室官员赐予鲁。因此鲁国受周礼熏陶最深，春秋之际就流传有“周礼尽在鲁”的说法。鲁国史官编撰的历史《春秋》，是以周代正统政治观念写作的政治史。故此《春秋》之褒贬也被视为蕴涵周代政治理想的典范之作。秦兼并六国后，发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传习《春秋》等典籍，因为其中保存的政治理想与秦代奉行的君主专制政治大相径庭。

汉王朝至汉武帝时，朝廷已经镇压了反叛的诸侯，斥退了汉初的勋旧大臣。汉武帝的政治愈来愈使人联想到被斥为暴政的秦代政治。因此皇帝企图试探钟情于古代传统的儒家学者，是否会认同自己的地位。皇帝与董仲舒的问答就是当时的君主专制政体与古代传统的一次对话。

这次对话以记载着古代历史的《春秋》为起点。《春秋》原是一部世俗的政治史，儒家早期的学者在研习《春秋》时，发挥见解，形成了称为“春秋三传”的注释本：《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左传》征用史料，对《春秋》简略之处进行补充，而《春秋公羊传》则强调其中的政治蕴涵。董仲舒发扬了《春秋公羊传》的传统，对《春秋》进行了学理性的梳理，将其纳入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完成了对《春秋》的学理改造。

在董仲舒的体系里，《春秋》不仅是一部世俗的政治史，更是一种形而上的意志在世俗政治上的映照。因此，《春秋》封建政治的理想并不与汉王朝的君主政治原则冲突，相反，二者都服从一个更高的自然法则。如果《春秋》的时代要比汉王朝更令人向往，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更好地遵循了那自然的法则，而这恰恰是今世的君主应该效法的。董仲舒的体系以一种学理性的语言重新描述了儒家钟情的古代传统，从而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古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则被镶嵌在其中。

严格的批评者认为董仲舒对君主专制让步太多，因而丧失了儒家的传统。而在韩非、李斯等君主专制主义者看来，董仲舒为君主专制的辩护却是有害的。因为这一辩护其实暗示君主专制是需要被授权，也是需要述职的。虽然这两种批评都不无根据，却无意中提到了董仲舒的贡献。至此，在君主专制政治与儒家的古代传统之间，终于达成了某种妥协。严格的君主专制政体会是残暴的，而严格的儒家传统却是过于理想化的。而根据董仲舒的意见，既估计到君主专制对和平的贡献，也保存了古代传统的理想与文明。政治与思想之间残酷斗争的危险，从此大大降低了。

董仲舒，广川人也［1］。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2］，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3］，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4］，永惟万事之统［5］，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然为举首［6］，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7］。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8］，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9］。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10］”，《书》云“茂哉茂哉［11］！”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12］。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13］，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14］”，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15］，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16］”，此之谓也。

…………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17］，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注　释】

［1］　广川：在今河北枣强县。

［2］　久次：以在董仲舒门下的年限长短为序。

［3］　休德：美德。

［4］　不皇：无暇。皇，通“遑”。

［5］　永惟：久思。

［6］　然：原意为衣冠楚楚的样子，引申为俨然。

［7］　《韶》：古代乐曲名，孔子曾闻韶，见《史记·孔子世家》。《勺》：《诗经》篇名。

［8］　陵夷：渐渐衰败。

［9］　未烛厥理：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10］　夙夜匪解：见《诗经·大雅》篇。解，通“懈”。意谓朝夕不敢懈怠。

［11］　茂哉茂哉：意谓努力啊。茂，勉励。

［12］　臧：此处意为深入。

［13］　为生贤佐：指宣王有仲山甫等贤相。

［14］　“白鱼入于王舟”至此：亦见《史记·周本纪》。

［15］　钧：造陶用的器皿。

［16］　绥之斯俫，动之斯和：见《论语·子张篇》。绥，安抚。俫，通“来”。

［17］　长陵：汉高祖陵墓。

【延伸阅读】

“汤武受命”的争议

辕固生，西汉时齐地人，是西汉博士，后为清河王太傅。辕固生治今文《诗》，传《齐诗》，是西汉《诗》四派之一。齐地以《诗》而显贵者，都出自辕固生门下。辕固生濒临的窘境，与董仲舒因推论“灾异之变”获罪一事十分近似。这暗示着在古典传统与现实政治的夹缝之中，儒家的命运很可能相当坎坷：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酷吏张汤

（东汉）班固

【导　读】

本文选自《汉书》卷五九《张汤传》。

刘邦集团入关中时，内部政治尚无章法。此后刘邦采行秦朝制度，也是顺理成章。楚汉之争毁灭了政治复古的理想，刘邦最后在内战中胜出，秦朝关中地区的官僚制度传统功不可没。内战中兴起的西汉王朝沿袭了秦王朝的许多政治制度，史称“汉承秦制”，官僚制度就是一例。

古代的历史作者往往依据《春秋》的典范撰述历史，注重对人、事的评述，相形之下却忽视了对制度的探究。今人了解西汉的政治制度，往往要依靠相关人物传记的启发。

《史记·酷吏传》收录的“酷吏”，并非特指生性残酷的官吏，更多是指谙习法律条文并严格执行的官吏。秦汉法律相当严酷，官吏受督责必须毫不通融地执行，是为“酷”。“酷”与其说是描述官吏的性格倾向，不如说是暗示西汉政治制度的特征。

“酷吏”在西汉政治史上扮演着相当活跃的角色，他们兢兢业业地工作，致力于镇压一切与帝国政治相悖的异端。在“酷吏”的打击下，贵族、宗室俯首听命；朝臣、将领恪尽职守；富商贡献了财产；农民缴纳赋税、徭役。帝国因此得以大规模地对外远征，开疆拓土。

但是最理想的官僚也不足以克服帝国政治所费不赀的制度缺陷。赋税、徭役使大批纳税农民破产，他们或者托庇于豪强的保护之下，或者沦为流民。依附民和流民都与帝国政治脱离了联系，甚至成为帝国的颠覆者，盛极一时的帝国因此逐渐瓦解。

张汤，杜陵人也。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怨，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1］。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2］。

父死后，汤为长安吏。周阳侯为诸卿时，尝系长安，汤倾身事之。及出为侯，大与汤交，遍见贵人。汤给事内史，为宁成掾［3］，以汤为无害，言大府，调茂陵尉，治方中［4］。

武安侯为丞相，征汤为史［5］，荐补侍御史。治陈皇后巫蛊狱，深竟党与［6］，上以为能，迁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7］。已而禹至少府，汤为廷尉，两人交欢，兄事禹。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汤舞知以御人［8］。始为小吏，干没［9］，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道与之［10］。

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11］，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12］。奏谳疑，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法廷尉挈令，扬主之明［13］。奏事即谴，汤摧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14］，曰：“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此。”罪常释。间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监、掾、史某所为。”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解人之过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15］。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16］”。于是往往释汤所言。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交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17］，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18］，然得此声誉。而深刻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

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伍被［19］，上欲释之，汤争曰：“伍被本造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闼腹心之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上可论之。其治狱所巧排大臣自以为功，多此类。繇是益尊任，迁御史大夫。

…………

汤为御史大夫七岁［20］，败。

河东人李文，故尝与汤有隙，已而为御史中丞，荐数从中文事有可以伤汤者，不能为地［21］。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弗平，使人上飞变告文奸事［22］。事下汤，汤治论杀文［23］，而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变事从迹安起？”汤阳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病，为谒居摩足。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24］。赵王求汤阴事。谒居尝案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导官［25］。汤亦治它囚导官，见谒居弟，欲阴为之，而阳不省［26］。谒居弟不知而怨汤，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共变李文。事下减宣［27］。宣尝与汤有隙，及得此事，穷竟其事，未奏也。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瘗钱［28］，丞相青翟朝，与汤约俱谢［29］，至前，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当谢，汤无与也，不谢。丞相谢，上使御史案其事。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30］，丞相患之。三长史皆害汤［31］，欲陷之。

始，长史朱买臣素怨汤，语在其传。王朝，齐人，以术至右内史。边通学短长［32］，刚暴人也，官至济南相。故皆居汤右，已而失官，守长史，诎体于汤［33］。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史素贵，常陵折之。故三长史合谋曰：“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34］，曰汤且欲为请奏，信辄先知之［35］，居物致富，与汤分之。及它奸事。事辞颇闻。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知，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不谢，又阳惊曰：“固宜有。”减宣亦奏谒居事。上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36］。汤具自道无此，不服。于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之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37］。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为！”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上闻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尽按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出田信［38］。

【注　释】

［1］　劾鼠掠治：举发罪状，拷打。传爰书：把犯人的口供记录下来。传，录写。讯鞫：审问。论报：判处。具狱：定案。磔堂下：在厅前将老鼠剁成碎块。

［2］　书狱：学习狱律知识。

［3］　给事内史：在首都行政长官属下任职。给事，任职。宁成：人名。掾：下属，属吏。

［4］　茂陵：汉武帝的陵墓。治方中：主管土方工程。

［5］　史：丞相府的文秘人员。

［6］　陈皇后：小名阿娇，汉武帝皇后，后失宠。巫蛊：使巫者祈祷鬼神以害人。陈皇后为争宠为之。深竟党与：穷根究底的追查党羽。

［7］　“务在深文”至此：意谓一味地严格遵照法律条文，以约束各个在职官吏。

［8］　舞知：动脑筋，耍弄聪明。御人：驾驭，控制。

［9］　干没：说法不一。《集解》作“随势沉浮也”解。今人钱钟书同意作“陆沉”解，即埋没。

［10］　阳浮道与之：假装和他们是同道。阳，通“佯”。

［11］　乡文学：至尊儒。乡，通“向”，倾慕。决大狱，欲傅古义：审理大案时，要引用古代经典条文。

［12］　廷尉史：廷尉手下的文秘人员。平亭疑法：评断疑难案件。

［13］　“奏谳疑”至此：意谓有疑难问题进呈皇帝，必定为皇帝写明原委。皇帝允许的事，就记录下来作为成法，颂扬皇帝的圣明。

［14］　“奏事即谴”至此：意谓上报的事情如果受到了皇帝的谴责，张汤必定转到皇帝一边（把过错揽到自己身上），称赞手下属吏的贤明。

［15］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至此：意谓所审理的案子如果是皇帝想严办的，就派严酷的僚属去办理；如果是皇帝要释放的，就派宽和的属僚去审理。

［16］　“所治即豪”至此：意谓如果是豪门贵族，就罗列各种名义将其重判；若是贫困下户，有时口头为之分解，虽然也提出意见，但请皇帝裁决。

［17］　造请诸公：登门拜访各位名公高官。

［18］　文深：执法严格。意忌：用意刻毒。不专平：不专于持平。

［19］　严助：本姓庄，后避明帝（刘庄）讳，称严助。与淮南王刘安交往，后淮南王反，受牵连，被杀。伍被：淮南王的谋臣。

［20］　御史大夫：位同副宰相，掌监察纠弹。七岁：自公元前121年至前115年张汤自杀，共七年。

［21］　不能为地：不宽贷，谓必欲乘机害之。

［22］　上飞变告文奸事：给皇帝上书告发李文图谋不轨的事。飞变，凭空而至的文书，犹今匿名信。

［23］　事下汤，汤治论杀文：意谓事情交给张汤审理，判罪当杀。

［24］　常排赵王：谓常偏袒铁官，否定赵王。

［25］　系导官：被囚禁于导官。导官，少府的属官。

［26］　欲阴为之，而阳不省：意谓暗中要救他，但表面上装作不认识。

［27］　事下减宣：意谓将事情交给减宣办理。减宣，当时的酷吏。

［28］　瘗钱：陵墓里的陪葬铜钱。

［29］　俱谢：一起去皇帝那里谢罪。

［30］　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意谓想把丞相办成“见知故纵”之罪，即知情不报。

［31］　三长史：即下文朱买臣、王朝、边通三人。长史为丞相属官。

［32］　短长：战国纵横术。

［33］　诎体：屈身。

［34］　汤左：可以证实张汤有罪的人。

［35］　“曰汤且欲”至此：意谓张汤将向皇帝启奏某事，田信往往先知道。

［36］　使使八辈簿责汤：八次派人盘查张汤。簿责，按照文簿罪状盘查。

［37］　此句意谓没有完成皇帝交给的任务。

［38］　出：释放。

【延伸阅读】

引经决狱

汉武帝引用董仲舒，以崇儒自饰。董仲舒引经决狱，以《诗》、《书》、《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断案之依据，其中以引用古代政治典籍《春秋》最为频繁。但是在汉代，“引经决狱”最著名的案件是丞相公孙弘、廷尉张汤联合处置的淮南、衡山之狱。

秦汉时期，淮南民风彪悍，士卒精锐。汉初英布曾经据淮南反叛，后被刘邦讨平，淮南故地被封给刘邦幼子刘长。文帝初年，刘长被废，逮送长安，在途中绝食自尽。文帝事后表示后悔，诛杀于此事有过错的丞相、御史等人，又封刘长四子为侯。刘长四子之中有三子长成，文帝遂将淮南故国封于三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其中以淮南王刘安最为著名。七国之乱时，淮南、衡山、庐江三国拒绝响应七国叛军，因此得以保全封国。

刘长封淮南，颇得地方民心，其死后地方士民歌咏其事。刘安治淮南后，轻刑薄赋、招揽人才、体恤士民，故而淮南士民多乐为其用。刘安也是汉代著名的学者，以好学、风雅著称，并召集宾客编撰了《淮南子》。

汉武帝有意剪除七国之乱后残余的诸侯国，更何况刘安的才学深为汉武帝所忌。淮南、衡山之狱就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在淮南国获罪的官员雷被逃亡长安，上书首告。其后又有刘安长孙刘建，怨恨自己与父亲刘不害在家族中受到歧视，赴长安告发淮南国谋反。与刘安有旧怨的公孙弘奉命调查，刘安谋士伍被自首，并举发淮南国的阴谋。虽然除了这几份令人生疑的证词外，并无指证刘安谋反的关键证据。但是参加朝议的诸侯、大臣依然坚持诛杀刘安，理由是《春秋》言“臣毋将，将而诛”，意为臣下不可有叛上之心，若有叛上之心，即使未曾施行也应诛杀。汉武帝派使者纠治淮南一案，刘安自尽，淮南太子、王后以及涉及此案者都被诛杀，此外株连国中官员、豪杰甚广。淮南案后不久，依照同样令人生疑的证词，又处置了衡山国，衡山王刘赐自尽，家族成员被诛，波及国内官佐、士民无数。

淮南、衡山之狱是汉武帝时期震惊天下的大案，凭借并不确定的证词，在海内颇有声名的刘安、刘赐被杀，株连家族、官佐、豪杰数万人。但是同一时期的司马迁记录此事时，颇多隐晦，令人疑窦丛生。近代以来，学者论述此事时议论不一。但以“臣毋将，将而诛”之言为淮南、衡山之狱的借口，却暗示了“引经决狱”的奥妙。无论是君主，或者是朝臣，都不会使自己受制于严格的古典传统，他们更愿意将“引经决狱”视为巧妙的政治手腕。在剪除淮南、衡山等诸侯时，皇帝就非常乐意引用《春秋》之言“臣毋将，将而诛”，以此为借口诛杀诸侯。但是《春秋》之中渗透的宗法政治理想，比如宗族和睦和仁恕待人的言辞，皇帝却视而不见。至于董仲舒一相情愿地以“恶恶止其身”为由，要求废除株连，更是难以令皇帝信服。出身狱吏，晚年以经术自饰的公孙弘深谙此中奥妙，故而青云直上，封侯拜相，其地位远非董仲舒可比。公孙弘的荣禄被视为儒家的莫大胜利，激励着汉代士人以经术入仕的热情。

司马迁发愤修史

（西汉）司马迁

【导　读】

本文选自《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周公姬旦家族受封于鲁，周王室将祭司、史官等王室官员赐予鲁国，以为褒奖。春秋之世，宗法秩序和封国政治日渐崩坏，王室仅仅维持“共主”名义。但就身份而言，各国诸侯的史官依旧是周王室官员，与诸侯保持对等的独立地位。此外，在周宗法政治之中，官职往往由贵族家族世袭继承，史官之官位亦不例外。诸侯和贵族的反叛渐渐瓦解了宗法政治，可是史官制度平时并不见重于争权夺利的政治，故而幸运地在内乱之中得以保全。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史官，犹如在内乱之中坚持古典宗法秩序的孤岛。史官既然为周王室官员，在情感上自然亲近王室，厌恶飞扬跋扈的诸侯和贵族。这种态度使其超然于诸侯国内部的政治纠纷，并且在撰写历史时，留下了保守、固执却相当可信的记载。

春秋中期，齐国权臣崔杼专擅国政，拥立齐庄公。齐庄公后来迷恋崔杼的妻子，并与之私通。崔杼得知后，恼羞成怒。他迫使妻子将齐庄公诱入家中，庄公中计，被崔杼布置的伏兵杀死。齐国太史就此事写道：“崔杼弑其君”，这位固执的太史遂被崔杼处死。太史的弟弟接替了太史官位，照旧直书其事，同样遇害。但是太史的第二位弟弟继承官位后，依然坚持如实记载。崔杼对此无可奈何，唯有听之任之。

历史超然于政治，本是一种宗法政治的残余。经过战国、秦代的变革，君主专制对宗法政治的胜利早已毋庸置疑。但晚至汉代，古代史官制度的遗产依然可见。司马迁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太史令官位，以及编撰古代和当代历史的理想。司马迁借此完成的《史记》，可谓周秦历史撰述的余音。从此以后，朝廷发现这种宗法秩序的残余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一个伤口，朝廷自此渐渐对编撰官方历史有了兴趣。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1］。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2］；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3］，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4］。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5］，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予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6］。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7］。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8］：‘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9］，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10］。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11］。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12］，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13］。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14］，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15］，海外殊俗，重译款塞［16］，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17］。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18］。”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19］，欲遂其志之思也。……”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20］，自黄帝始。

【注　释】

［1］　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县北五十里。河山之阳：黄河以北，龙门山以南。

［2］　乡射：古代的射礼。邹：今山东邹县，县内有峄山。

［3］　汉家之封：指汉武帝于公元前110年行封禅典礼。

［4］　太王：古公亶父，周文王之祖。王季：周文王之父。公刘：周的始祖。后稷：公刘的曾祖，相传为尧的稷官。

［5］　获麟：相传鲁哀公十四年，猎获一只麒麟，孔子绝笔不再写《春秋》。

［6］　：缀集。石室金匮：国家收藏图书档案的处所。

［7］　天历始改：汉初沿用秦历，至此改用夏历。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武帝也建明堂，宣布新历法。诸神受纪：颁布历法，意味着所有神道都有了祭祀时间，受到祭祀。

［8］　董生：指董仲舒，西汉经学大师。

［9］　人事：人世间的各种事情。纪：秩序。

［10］　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意谓《春秋》文字有数万，义例有数千。

［11］　“其实”至此：意谓他们的本心都以为是件好事，但是由于不知道如何去做，以致不能避免舆论的指责。

［12］　犯：侵犯，指为君者被臣下侵犯。

［13］　“垂空文”至此：意谓流传下空洞的说教用来裁断礼义，把它当成一种王法。

［14］　伏羲：传说中的三皇之一。

［15］　“受命于”至此：意谓受命于天，德泽流布，无所止界。穆清：指上天。罔极：无止境。

［16］　“海外”至此：意谓海外不同风俗习惯的国家，通过几次翻译，前来叩关求见。

［17］　累绁：拘系犯人的绳索，此处指监狱。

［18］　身毁不用矣：司马迁为写史记，忍辱受腐刑，故有此言。

［19］　深惟：深思。隐约：意义隐微，文字简约。

［20］　麟止：汉武帝曾获得白麟，《史记》仿《春秋》，上起黄帝，止于获麟。

【延伸阅读】

《报任安书》及任安

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年少家贫，为大将军卫青门客。后来得到卫青的荐举，被选为郎中，迁为益州刺史。朝中发生巫蛊案时，武帝的宠臣江充借机诬陷太子刘据。刘据被迫发兵反抗，诛杀江充等人。武帝得知太子起兵后，命令丞相率军镇压。太子假托诏书赦免囚徒，宣布武帝病危，奸臣作乱，自己奉命讨伐。两军在长安交战数日，死数万人。太子战败逃亡，在河南自杀。太子生母卫皇后受此牵连，自杀。

太子起兵时，任安是京城禁卫军将领。他接到了太子命其发兵的命令，但是按兵不动。叛乱平息后，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狱后，写信向时任武帝近侍官的司马迁求助，请他搭救自己。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报任安书》回复。《报任安书》虽是回信，却是司马迁的言志之作。

司马迁在信首提及自己先前为李陵说情，因此获罪于武帝。其时司马迁必须在死刑和腐刑之间两者择一，他选择了后者，保全了生命但是遭受了奇耻大辱。司马迁自述宁愿舍生取义而死，但遭此横祸时，《史记》已经开始写作，尚未完稿。因为耻于默默无闻而死，司马迁选择忍辱含垢，苟且偷生。自己忍受耻辱完成《史记》后，要将其藏之于名山，传给同道中人，流传于世间，从而补偿自己前番所受的侮辱。不难发现，《报任安书》与《史记》中司马迁的自述前后相洽，但是前者的情绪更加激愤，也更加深沉。

王莽新政

（东汉）班固

【导　读】

本文选自《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董仲舒为君主专制的辩护是无法令法家学者感到满意的。因为在抽象的意义上，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更高的自然法则的授权。而在世俗的意义上，这其实是暗示个人经过理性思考，相信君主的权力已经得到授权后，才会接受皇帝的权威。让思想凌驾于权力之上，恰恰是法家深恶痛绝的。

董仲舒对此应该感触甚深，因为他自己就因为宣扬灾异与政治的联系而获罪。不过在汉武帝时期，君主专制的权威尚令人敬畏。但时人愈来愈关心各种灾异现象，暗暗揣测其神秘的含义，这真是不祥之兆。

王氏家族是西汉末年的外戚家族，但是王莽代汉并非简单的皇室被外戚取代。史料的记载说明时人更愿意将王莽代汉视为儒家政治理论的自然推论，即上天授权王莽，命其建立新王朝。因此，王莽得到许多人积极的推戴，而非消极的默认，就不足为奇了。

王莽代汉后实行复古主义改革，这被证明是一场灾难。王莽新政的初衷是解决西汉的社会、经济危机，但是改革不仅未能缓解危机，反而激起了广泛的不满。在随后的内战中，王莽的改革与王朝一起倾覆了。

王莽新政是儒家复兴及政治参与的谢幕表演。这种在后人看来极为鲁莽的举动，与王莽代汉时的万众拥戴，都表现了儒家理想主义在政治上的热情与冲动。新政的失败也证明，这个学派的政治激情是无力治理帝国的。自此之后，儒家古典政治一派逐渐式微，渐渐转为学术的探究。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1］。……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2］。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阳朔中［3］，世父大将军凤病［4］，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5］，千五百户。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6］，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7］。

莽兄永为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学博士门下。莽休沐出，振车骑［8］，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诸生纵观，长老叹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妇［9］，宾客满堂。须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当饮某药，比客罢者数起焉［10］。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为买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是时，太后姊子淳于长以材能为九卿，先进在莽右［11］。莽阴求其罪过，因大司马曲阳侯根白之，长伏诛，莽以获忠直，语在《长传》。根因乞骸骨，荐莽自代，上遂擢为大司马。是岁，绥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辅政岁余，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太后诏莽就第，避帝外家［12］。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书令诏莽曰：“先帝委政于君而弃群臣，朕得奉宗庙，诚嘉与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以著朕之不能奉顺先帝之意，朕甚悲伤焉。已诏尚书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闻太后诏，甚悲。大司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听政。”太后复令莽视事。

时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书言：“《春秋》之义，母以子贵，丁姬宜上尊号。”莽与师丹共劾宏误朝不道［13］，……后二岁，傅太后、丁姬皆称尊号，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广尊尊之义［14］，抑贬尊号，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上曰："以莽与太皇太后有属，勿免，遣就国［15］。

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16］，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颂莽功德，上于是征莽。

…………

莽还京师岁余，哀帝崩，无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17］。莽白：“大司马高安侯董贤年少［18］，不合众心，收印绶。”贤即日自杀。太后诏公卿举可大司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举莽，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互相举。太后拜莽为大司马，与议立嗣。安阳侯王舜莽之从弟，其人修饬［19］，太后所信爱也，莽白以舜为车骑将军，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后，是为孝平皇帝。帝年九岁，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莽白赵氏前害皇子［20］，傅氏骄僭，遂废孝成赵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杀，语在《外戚传》

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说者，莽皆傅致其罪［21］，为请奏，令邯持与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辄可其奏。于是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坐互相举免，丁、傅及董贤亲属皆免官爵，徙远方。红阳侯立太后亲弟，虽不居位，莽以诸父内敬惮之，畏立从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乃复令光奏立旧恶：“前知定陵侯淳于长犯大逆罪，多受其赂，为言误朝［22］；后白以官婢杨寄私子为皇子［23］，众言曰吕氏、少帝复出［24］，纷纷为天下所疑，难以示来世，成襁褓之功。请遣立就国。”太后不听。莽曰：“今汉家衰，比世无嗣，太后独代幼主统政，诚可畏惧，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从，今以私恩逆大臣议如此，群下倾邪，乱从此起！宜可且遣就国，安后复征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国。莽之所以胁持上下，皆此类也。

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25］，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莽色厉而言方［26］，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

始，风益州令塞处蛮夷献白雉［27］，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雉荐宗庙。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安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28］，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太后问公卿曰：“诚以大司马有大功当著之邪？将以骨肉故欲异之也？”于是群臣乃盛陈……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

莽遂固辞。……群臣复上言：“莽虽克让，朝所宜章，以时加赏，明重元功，无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诏曰：“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三公，典周公之职，建万世策，功德为忠臣宗，化流海内，远人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县户二万八千益封莽，复其后嗣，畴其爵邑，封功如萧相国。以莽为太傅，干四辅之事［29］，号曰安汉公。以故萧相国甲第为安汉公第，定著于令，传之无穷。”

…………

莽既说众庶［30］，又欲专断，知太后猒政，乃风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迁至二千石［31］，及州部所举茂材异等吏［32］，率多不称，宜皆见安汉公。又太后不宜亲省小事。”令太后下诏曰：“皇帝幼年，朕且统政，比加元服。今众事烦碎，朕春秋高，精气不堪，殆非所以安躬体而育养皇帝者也。故选忠贤，立四辅，群下劝职，永以康宁。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33］！’自今以来，惟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34］，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于是莽人人延问，致密恩意，厚加赠送［35］，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36］。

【注　释】

［1］　孝元皇后：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妈。

［2］　折节：屈己下人。

［3］　阳朔：汉成帝年号。

［4］　世父大将军凤：王莽的伯父，大将军王凤。

［5］　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封国在南阳郡新野县的都乡。

［6］　收赡：收留，供养。

［7］　惭恧：惭愧。

［8］　振：整理。

［9］　内：通“纳”。内妇：娶媳妇。

［10］　“比客罢”至此：意谓借着客人告辞时送客人的机会，几次去探望。

［11］　右：汉代以右为尊。

［12］　就第：回家。避帝外家：回避皇帝母亲一族。

［13］　误朝不道：妨害朝政，大逆不道。

［14］　广尊尊之义：弘扬尊崇尊上的大义。尊，一为动词，一为名词。

［15］　“以莽与”至此：意谓王莽与太皇太后有亲戚关系，不好罢免，让他回自己的封国吧。

［16］　中子获：次子王获。

［17］　期门兵：皇帝警卫部队。

［18］　董贤：汉哀帝宠臣。

［19］　修饬：善良谨慎。

［20］　赵氏前害皇子：指赵皇后未生子，她与妹妹、弟弟设计陷害成帝妃子及皇子的事。

［21］　傅致：先附和然后诱人犯罪。

［22］　多受其赂，为言误朝：指王立接受淳于长贿赂，为其说好话，请求朝廷宽恕的事。

［23］　私子：私生子。

［24］　吕氏：汉高祖皇后吕雉。少帝：惠帝无子，吕后取后宫美人子冒充太子，立为帝，即少帝。

［25］　击断：即打手。

［26］　言方：语言冠冕堂皇。

［27］　风：通“讽”，暗示，劝说。白雉：白野鸡。古人认为是祥瑞。

［28］　畴其爵邑：使封地与爵号相等。

［29］　四辅：太傅、太师、太保、少府的统称。

［30］　说众庶：使众人快乐。即获得了众人的信任。

［31］　功：功劳政绩。次：资历年份。

［32］　茂材：秀才。异等：有特殊才能者。

［33］　“巍巍乎”至此：语见《论语·泰伯》，是孔子称颂舜、禹的话。

［34］　初除：首次任命。

［35］　致密恩意，厚加赠送：意谓那些回答得周到细致，感恩拜德的，就大加赏赐。

［36］　侔：相等。

【延伸阅读】

谶　纬

汉代谶纬之学大兴，对朝政、学术影响至深，而尤以西汉末叶、东汉为著。谶纬之学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齐国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甚至有论者怀疑其源自殷商好鬼神的遗风。

早期“谶”、“纬”两者之间的分野十分明显。“谶”是指以神秘的事迹、言辞、歌谣等预言政治前景，往往是具有政治煽动性的谣言。如陈胜、吴广于大泽乡举事前“丹书”、“狐鸣”之行事。“纬”则是指儒生论述古代典籍的私人著述，尚无公认的权威。如《春秋繁露》，就近乎纬书之流。在战国时期开放的学风里，诸学派、思潮之间激荡融合，互相发挥，遂渐渐有后来“谶纬”之学的萌芽。

“谶纬”之学是“谶”与“纬”合流的结果。前者多来自政治密谋者鼓动风潮的谋划，士人将原来较为原始的神秘预言予以修饰，引古代典籍为证，以劝诱更上层的贵族和士人。而“纬”则多来自士人的私人撰述，不得志的士人往往将其假托于著名人物如孔子的名下，并且在著述之中鼓吹种种神秘的见解，以引起世人重视。随着作者的混同，原本互不相属的“谶”、“纬”遂渐渐合流了。

在两汉流传的诸种思潮中，谶纬之学可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分庭抗礼，其地位甚至凌驾于后两者之上。与经学相比，谶纬既在民间社会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又在知识阶层中广为传习。根据谶纬之学的见解，世界是统一、互相感应、秩序井然的；历史和政治在这个世界中依着神秘的规律运行；“六经”等古代典籍是自然生成之物，蕴含着自然的奥秘；周公、孔子是了解神秘意志和规律的预言家；谶纬之学是探求秘密的秘术。经过反复的传习、发挥，谶纬之学发展出庞杂的体系，包含了对世界、历史、政治、自然、典籍、人物等的奇妙解释，其体系之恢宏远甚于经学体系。

今文经学与谶纬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许多广为流传的经义，都来自后者的熏陶和附会。但今文经学对古代典籍、人物的解释稍有变化，今文经学极为推崇孔子，认为他具有上天赋予的品格，乃是连接自然意志与世俗世界的枢纽。“六经”是孔子为垂范后世的著述，蕴涵着未曾言明的神秘真理，世俗之人唯有通过对“六经”的研究，方可有所发现。

概言之，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品格卓异的圣人，其学说理应见重于朝廷。谶纬之学则认为孔子是有神秘法术的巫师，由此进一步发挥对政治、自然的独特见解。不难发现，今文经学的自然、政治哲学与谶纬之学十分相似。但是既然成为官方学说，今文经学在学理上就更加精致，也更加保守，明显更少反叛性。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既是今文经学的卓越之作，亦可谓一部流传甚广的谶纬之书。董仲舒以近乎谶纬的形式重述了儒家的古典传统，以满足新帝国的要求。经过董仲舒的发挥，原来流播于江湖的谶纬之学登堂入室，高居于庙堂之上。王莽借谶纬为代汉自饰，刘秀亦以此鼓吹自己登基为帝的合法性。东汉阴郁不满的豪族效而行之，以之为背叛王朝的政治鼓动术。

光武中兴

（南朝宋）范晔

【导　读】

本文选自《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王莽统治时期，流经东部平原的黄河几次改道。泛滥的河水淹没了田地，饥民流离失所。地方政府无力赈灾，结集的饥民开始抢劫粮食。王莽派遣军队镇压，但是被饥民击败。饥民消耗了东部平原上本来不多的粮食储备后，向富庶的南阳地区移动。至此，他们的联合还仅仅是结队觅食的需要。

南阳曾经是反对王莽的策源地，当地豪族对王莽新朝并无好感。东部地区的饥民向南阳地区逼近，当地的豪族感到忧虑，而复辟汉朝的活动家却发现了可乘之机。西汉宗室后裔刘是这些活动家之中卓越的组织者，他率领一支农民武装起事，并击败王莽政府的讨伐军。在刘胜利的鼓舞下，南阳豪族纷纷参与这一由饥民骚乱发展来的政治暴动。

刘的声望引起了同一阵营之中政敌刘玄的嫉妒，刘玄得到农民首领的支持，借故处死了刘。但是刘的弟弟刘秀谨慎地躲过了刘玄的迫害，此时，刘秀的才华对刘玄不无助益。

处死刘后，刘玄发兵进逼关中，王莽败亡。可是攻入长安的刘玄发现自己无力节制众多已经变为新贵的农民军首领。另一支农民军赤眉军逼近长安后，刘玄于乱中被杀。获胜的赤眉军几乎重演了刘玄部众的不幸历史。关中地区士民纷纷筑堡自守，而赤眉军在无目的的游荡、混战中渐渐衰落。

刘秀在刘遇害后依然附从刘玄，后来得到机会出镇北方。在新的领地里，刘秀依靠士人、豪族巩固了统治，积极准备进取中原。刘秀最初的胜利是收服了已经虚弱的赤眉军，从而在河南地区建立了统治。此后又经过十多年的征战，刘秀消灭了其他的帝位竞争者，从而以汉朝复兴者的名义建立了新王朝。

地方豪族先前支持刘的反王莽运动，而后又支持刘秀弭平内乱的努力。但是刘秀登基后，与豪族相处并不融洽。刘秀曾经尝试着向豪族争夺土地、农民，却发现豪族比内战的敌手更难应付。

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1］。性勤于稼穑，而兄伯升好侠养士，常非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2］。王莽天凤中［3］，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

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锋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4］：“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5］，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

十一月，有星孛于张［6］。光武遂将宾客还舂陵。时伯升已会众起兵。初，诸家子弟恐惧，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杀我”。及见光武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伯升于是招新市、平林兵，与其帅王凤、陈牧西击长聚。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进屠唐子乡，又杀湖阳尉。军中分财物不均，众恚恨，欲反攻诸刘。光武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众乃悦。进拔棘阳，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于小长安［7］，汉军大败，还保棘阳。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8］，汉军复与甄阜、梁丘赐战于沘水西，大破之。斩阜、赐。伯升又破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于淯阳，进围宛城。

二月辛巳，立刘圣公为天子［9］，以伯升为大司徒，光武为太常偏将军。

三月，光武别与诸将徇昆阳、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转以馈宛下。莽闻阜、赐死，汉帝立，大惧，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五月，到颍川，复与严尤、陈茂合。初，光武为舂陵侯家讼逋租于尤［10］，尤见而奇之。及是时，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财物，但会兵计策。尤笑曰：“是美须眉者邪？何为乃如是！”

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时有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11］；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关［12］。诸将见寻、邑兵盛，反走，驰入昆阳，皆惶怖，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光武议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会候骑还，言大兵且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遽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光武复为图画成败。诸将忧迫，皆曰“诺”。时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留守，夜自与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于外收兵。时莽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光武几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而诸将贪惜财货，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敌，珍珤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之有！”众乃从。

严尤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13］。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何谓邪？”遂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橦城［14］。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15］。王凤等乞降，不许。寻、邑自以为功在漏刻，意气甚逸。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云如坏山，当营而陨，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厌伏。

六月己卯，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诸部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光武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时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伪使持书报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阳堕其书。寻、邑得之，不憙［16］。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陈乱，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17］。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18］，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度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筭，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

光武因复徇下颍阳。会伯升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驰诣宛谢［19］。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惭，拜光武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注　释】

［1］　隆准，日角：古代认为这是帝王相。

［2］　兄仲：刘邦的哥哥辛勤耕作，刘邦的父亲常常夸奖之，并批评游手好闲的刘邦。

［3］　天凤：与下文地黄皆是王莽的年号。

［4］　图谶：流行于汉代的一种迷信学说。图是神秘性的画，谶是预言性质的歌谣。

［5］　轻客：不怕死的人。

［6］　有星孛于张：在二十八宿的张宿星附近出现孛星。古人认为这是大乱征兆。

［7］　小长安：地名，今河南邓县南。

［8］　更始：刘玄的年号。

［9］　刘圣公：即刘玄。

［10］　“光武为舂陵侯”至此：意谓刘秀曾经替他的叔父舂陵侯到严尤那里控告佃户，追讨欠租。

［11］　围：古代计量单位。一说直径一尺为围，一说直径五寸为围。垒尉：军队官职名。

［12］　徼：拦截。阳关：地名，在今河南禹县西北。

［13］　坐不生得，以见责让：王莽篡汉时，有叫翟义的起兵讨伐，王邑奉命与之交战，因未能活捉翟义而受到王莽的责罚。

［14］　冲橦城：冲撞城墙的战车。

［15］　户：单扇门。意谓顶着门板出来打水。

［16］　不憙：不高兴。

［17］　殪：跌倒。奔殪：跌跌撞撞。

［18］　滍川：河名。即今河南鲁山境内沙河。

［19］　伯升为更始所害：昆阳大捷后，刘玄猜忌刘氏兄弟的威望，不自安，借故杀掉了刘伯升。父城：地名。驰诣宛谢：骑马赶到宛城请罪。

【延伸阅读】

两汉土地兼并

早在西汉前期，时人已经观察到农民破产、土地兼并等令人不安的现象。政府企图以命令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最终证明是失败的。因为农民的贫困要归因于西汉以及与此相似的东汉的赋税与徭役。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大帝国。汉帝国在反击游牧民族、从事大规模开土拓边的战争中显示了显赫的国力。支持帝国的资源大部分来自农民缴纳的赋税。考虑到在广袤的帝国里运输条件的局限，这些赋税大部分是以货币缴纳的。农民为取得货币以缴纳赋税，往往被迫以不利的条件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产品。商人在农村集市之间流动，从中牟利，后来富裕的地主也加入到经商的行列中来。此外，农民还必须为帝国服各种徭役，或者缴纳免役税，甚至在缴纳免役税后也不能免除徭役。

赋税所经之处，农村市场随之出现，商人如影随形，充当了帝国的货币兑换商。两汉的商业异常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此。而农民身负帝国、商人、地主所施加的多重压力，渐渐地变得贫困甚至破产了，不得不托庇于地主的保护。

失去了越来越多的纳税农民，帝国财政渐渐捉襟见肘。帝国政府决意限制地主兼并土地，以此向地主争夺纳税农民。但是在帝国的赋税和徭役下，独立的自耕农是无法经久不衰的。赋税和徭役是帝国政治赖以维持的根基，而帝国政府企图以政治策略纠正农民因此承受的压力，无疑是缘木求鱼。因此在两汉时代，土地兼并屡禁不止，是不足为怪的。

外戚专权

（南朝宋）范晔

【导　读】

本文选自《后汉书》卷六九《窦武传》。

王莽改制遭到愤愤不平的世家的反对，其王朝也因之崩溃。在随后的内战中，这些世家大族支持过不止一个帝位竞争者。在内战中脱颖而出的刘秀对世家势力之大，印象必定十分深刻。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依然优遇自己早年的追随者，使其成为一个围绕在皇室周围的小集团。在此后的岁月里，这些勋旧世家继续与皇室保持着密切联系，并通过与皇室的联姻获得了外戚的身份。联姻既是皇室对他们先前勋劳、权力的承认，也是前者希望赢得支持者的考虑。在帝位空缺、君主年幼的岁月里，外戚以摄政的形式代行君权。在东汉早期的显赫世家消逝后，摄政制度却长存下来。一些原先默默无闻的家族，在偶然的机遇中成为外戚后，同样操持了摄政大权。

外戚摄政意味着宫廷政治的兴起。宫廷日益增加的权势来自被逐渐置诸一旁的朝廷。东汉王朝的政治史不乏外戚与官员集团激烈冲突的史实。外戚与皇室关系亲密，在冲突中一再获胜。相形之下，反对派官员被镇压的史实在王朝早期可谓俯拾皆是。

刘秀早期的追随者本身就在政治上十分活跃，但是随着这些外戚世家的衰微，后继的外戚往往更多地依靠自己与皇室的亲密关系。这些外戚一旦失去皇帝的支持，就难以维持自己的地位。成年的皇帝只要一有机会，就极力削弱外戚的权势。在这类冲突中，支持皇帝的宦官权势日增，他们逐渐在宫廷政治中占据优势。在宫廷政治中受到排挤的外戚向先前的敌人寻求合作，与一直受到排挤的官员一拍即合。从此以后，外戚密谋于宫廷，官员呼应于朝堂，地方世家大族也因为与官员集团联系密切，日益卷入到风潮之中。宫廷冲突从此以政治动员的形式扩散开来，东汉王朝因之摇摇欲坠。

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安丰戴侯融之玄孙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经行著称［1］，常教授于大泽中，不交时事，名显关西。

延熹八年，长女选入掖庭［2］，桓帝以为贵人，拜武郎中。其冬，贵人立为皇后，武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户。明年冬，拜城门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时羌蛮寇难，岁俭民饥，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丐施贫民。兄子绍，为虎贲中郎将，性疏简奢侈。武每数切厉相戒，犹不觉悟，乃上书求退绍位，又自责不能训导，当先受罪。由是绍更遵节，大小莫敢违犯。

时国政多失，内官专宠，李膺、杜密等为党事考逮［3］。……

其冬帝崩，无嗣。武召侍御史河间刘儵，参问其国中王子侯之贤者，儵称解渎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征立之，是为灵帝。拜武为大将军，常居禁中。帝既立，论定策功，更封武为闻喜侯；子机渭阳侯，拜侍中；兄子绍鄠侯，迁步兵校尉；绍弟靖西乡侯，为侍中，监羽林左骑。

武既辅朝政，常有诛剪宦官之意，太傅陈蕃亦素有谋。时共会朝堂，蕃私谓武曰：“中常侍曹节、王甫等，自先帝时操弄国权，浊乱海内，百姓匈匈，归咎于此。今不诛节等，后必难图。”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前司隶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等，列于朝廷；请前越巂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辟颍川陈寔为属：共定计策。于是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

会五月日食，蕃复说武曰：“昔萧望之困一石显［4］，近者李、杜诸公祸及妻子，况今石显数十辈乎！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又赵夫人及女尚书，旦夕乱太后，急宜退绝。惟将军虑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5］，典门户，主近署财物耳。今乃使与政事而任权重，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太后曰：“汉来故事世有，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制省内。武先白诛霸及中常侍苏康等，竟死。武复数白诛曹节等，太后冘豫未忍，故事久不发。

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刘瑜素善天官，恶之，上书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骖，上将星入太微，其占宫门当闭［6］，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又与武、蕃书，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武、蕃得书将发，于是以朱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武乃奏免黄门令魏彪，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无状者长乐尚书郑，送北寺狱。蕃谓武曰：“此曹子便当收杀，何复考为［7］！”武不从，令冰与尹勋、侍御史祝瑨杂考，辞连及曹节、王甫。勋、冰即奏收节等，使刘瑜内奏。

时武出宿归府，典中书者先以告长乐五官史朱瑀。瑀盗发武奏，骂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因大呼曰：“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诛武等。曹节闻之，惊起，白帝曰：“外间切切，请出御德阳前殿。”令帝拔剑踊跃，使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取棨信，闭诸禁门。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冰疑，不受诏，甫格杀之。遂害勋，出送。还共劫太后，夺玺书。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使郑等持节，及侍御使、谒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诏，驰入步兵营，与绍共射杀使者。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令军士曰：“黄门常待反，尽力者封侯重赏。”诏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加节，与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率五营士讨武。夜漏尽，王甫将虎贲、羽林、厩驺、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与奂等合。明旦悉军阙下，与武对阵。甫兵渐盛，使其士大呼武军曰：“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武、绍走，诸军追围之，皆自杀，枭首洛阳都亭。收捕宗亲、宾客、姻属，悉诛之，及刘瑜、冯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属日南，迁太后于云台。

当是时，凶竖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矣。武府掾桂阳胡腾，少师事武，独殡敛行丧，坐以禁锢。

【注　释】

［1］　经行：经术与德行。

［2］　延熹八年：即公元165年。掖庭：指皇宫。

［3］　内官：宦官。李膺、杜密：东汉著名党人，其时正受宦官诬陷，被逮捕审讯。

［4］　石显：西汉宦官。历任中尚书，上书仆射。汉元帝时总揽朝政，诬陷前将军萧望之，迫其自杀。

［5］　省内：指宫中。

［6］　“太白犯房”至此：太白星犯房星左边的小星，上将星入太微星，占卜的结果是应关闭宫门。

［7］　“此曹子”至此：这帮小子们就应当立即杀掉，还审讯什么！

【延伸阅读】

“跋扈将军”梁冀

梁氏是东汉顺、冲、质、桓四朝权倾一时的外戚。梁氏先祖梁统是西北豪强，与窦融一起举事，割据西北。梁统在建武初年归附光武帝刘秀，自此成为东汉高门大族之一。梁统的孙女曾入宫为妃，生下了后来的汉和帝。外戚窦氏对此颇为忌惮，梁妃被害，死于非命。东汉中叶，梁商的两个女儿被顺帝征选入宫，一为皇后，一为贵人。梁商被任命为大将军，在任期间，谦逊礼让，甚至为宦官所欺。

梁商去世后，其子梁冀继位。不久顺帝亦去世，梁太后临朝。冲帝继位时年仅两岁，自此朝政尽入梁氏一门。冲帝不久夭折，梁太后和梁冀选立八岁的质帝，以便操持朝政。质帝在朝会上曾指梁冀为“跋扈将军”，梁冀大为嫉恨，不久就将其毒死。质帝死后，梁氏又选立娶梁氏女的皇族刘志，是为桓帝。桓帝初年，东汉的皇太后、皇后皆出自梁氏。其时，梁氏的权势盛极一时，不仅操持朝政，其子弟、宾客更遍及天下。梁氏一族聚敛财货，圈占田地，恣意妄为。

梁氏权势的显赫及其恣意妄为，大可列于两汉外戚专权的首席。但是一如先前外戚的命运，事实证明梁氏也是无根之萍。桓帝年长后，与宦官合谋诛杀梁氏。皇后梁氏以及梁冀的妻族孙氏被满门处决。

诛杀梁氏可谓波澜不惊，但是梁氏专权对东汉政治的消极影响远未因此消除。朝廷、宫廷、外戚三足鼎立一度是东汉政治平衡的前提。但是梁氏长久操持朝政，朝廷上下皆仰其鼻息，东汉政治已经失衡。诛杀梁氏牵连的公卿、朝士、守令不计其数，朝廷为之一空，结果是宦官取代了梁氏对朝廷的影响。

诛杀梁氏不到十年，新兴的外戚窦武和朝士开始密谋反对宦官。有着梁氏专权的前车之鉴，宦官对镇压反对派毫不犹豫，这就是“党锢之祸”的缘起。

十常侍之祸

（南朝宋）范晔

【导　读】

本文选自《后汉书》卷七八《张让传》。

光武帝刘秀复辟汉朝有赖于世家大族的支持。刘秀登基后对世家大族的利益和地位采取默认的态度，但是却谨慎地保留对权力的控制。东汉的皇帝更多地依靠设在宫廷中的机构处理政事。因为相比于朝廷机构，宫廷机构更容易顺服皇帝的意志，有时也会带来行政上的便利。因为政府处于宫廷之中，宦官得以对其施加影响。

东汉外戚摄政往往引发皇帝与外戚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朝廷官员要么无动于衷，要么屈服于外戚的权势，而宦官却被证明是值得皇帝信赖的。终东汉之世，宦官帮助几位皇帝清洗了摄政的外戚，因此逐渐建立了他们的权势。

设在宫廷中的政府削弱了朝廷的权力，使朝廷的官员愤愤不平。而在宦官逐渐清洗外戚并取而代之时，却发现自己遭到朝廷官员越来越激烈的反对。宦官对反对者的放逐召来了更多的愤恨，在随后的冲突中，他们被朝廷官员攻杀殆尽。

早在战国时期，宦官就开始参与政治。但是直到东汉末，随着宦官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宦官的愤恨才突然之间变得不可收拾。遗存下来的史料敌视宦官，但是其中也难以发现对其非常不利的证据。事实上，至少对皇帝而言，宦者即使不是最称职，也是最值得信任的。因为他们除了依靠皇帝的庇护，难以获得宫廷之外的支持。随着东汉宦官政治的消灭，宫廷机构以及王朝都一起毁灭了。

张让者，颍川人；赵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给事省中［1］，桓帝时为小黄门［2］。忠以与诛梁冀功封都乡侯［3］。延熹八年，黜为关内侯，食本县租千斛。

灵帝时［4］，让、忠并迁中常侍［5］，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节死后，忠领大长秋［6］。让有监奴典任家事，交通货赂，威形赫。扶风人孟佗，资产饶赡，与奴朋结，倾谒馈问，无所遗爱。奴咸德之，问佗曰：“君何所欲？力能办也。”曰：“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时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两，佗时诣让，后至，不得进，监奴乃率诸仓头迎拜于路［7］，遂共车入门。宾客咸惊，谓佗善于让，皆争以珍玩赂之。佗分以遗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

是时让、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既作［8］，盗贼糜沸，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钧章示让等，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9］？”钧复重上，犹如前章，辄寝不报。诏使廷尉、侍御史考为张角道者［10］，御史承让等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而让等实多与张角交通。后中常侍封谞、徐奉事独发觉坐诛［11］，帝因怒诘让等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皆叩头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帝乃止。

明年，南宫灾［12］。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13］，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驺密约敕［14］，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15］，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

时巨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

又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起第观。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16］，故聚为私臧，复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常云：“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者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帝常登永安候台，宦官恐其望见居处，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17］：“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自是不敢复升台榭。

明年，遂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18］。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又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旋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又铸四出文钱［19］，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大乱，钱果流布四海。复以忠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六年，帝崩。中军校尉袁绍说大将军何进，令诛中官以悦天下。谋泄，让、忠等因进入省，遂共杀进。而绍勒兵斩忠，捕宦官无少长悉斩之。让等数十人劫质天子走河上［20］。追急，让等悲哭辞曰：“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惟陛下自爱！”皆投河而死。

【注　释】

［1］　给事省中：在皇宫里做事。

［2］　桓帝：东汉皇帝，公元146-167年在位。小黄门：官名，侍从皇帝左右，收受奏章，传宣帝命。

［3］　梁冀：东汉时著名外戚，两妹分别为顺帝、桓帝皇后。专断朝政，飞扬跋扈。其妹死后，桓帝与宦官合谋将其诛灭。

［4］　灵帝：东汉皇帝，公元167-189年在位。

［5］　中常侍：官名，侍从皇帝左右，顾问应对。东汉时成为宦官专职。

［6］　大长秋：官名，掌宣达皇后旨意，领受皇帝诏命，多由高级宦官担任。

［7］　仓头：奴仆。

［8］　黄巾既作：指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农民起义。

［9］　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意谓十常侍就没有一个好人吗？

［10］　考为张角道者：调查谁参加了张角的太平道。张角起义时，以太平道相号召。

［11］　封谞、徐奉：皆为宦官。黄巾起义时以之为宫中内应，事泄被杀。

［12］　南宫灾：指当时的南宫殿遭受火灾。

［13］　十分雇一：十分的只给一分的价钱。

［14］　西园驺密约敕：皇宫里的骑兵持着皇帝的密旨。

［15］　迁除：升迁调动。

［16］　不能作家居：没有积累下家产。

［17］　中大人：东汉时对年长、有权威的宫女的称呼。

［18］　仓龙、玄武阙：宫中殿名。

［19］　四出文钱：铸币，因钱背面有四道斜纹得名。

［20］　河上：黄河边上。

【延伸阅读】

被追尊为帝的宦官曹腾

后来被曹魏追尊为高皇帝的宦官曹腾早年任安帝太子的侍从，自来与太子关系亲密。太子登基，是为顺帝，曹腾升任中常侍。外戚梁冀毒死质帝后，曹腾等宦官说服梁冀立桓帝刘志。刘志登基后，曹腾被封为费亭侯，升任宫廷高官大长秋。

曹腾任宫廷侍从三十余年，其间历经皇帝、外戚、宦官的多次政治拉锯战，但是曹腾在三种政治势力之间维持着平衡。曹腾身为宦官，自然亲近皇室，但是与外戚也有默契。就与朝廷士大夫的交往而言，曹腾也乐意推荐名士入朝。蜀郡太守试图贿赂曹腾，但是书信被益州刺史截获，刺史上奏弹劾蜀郡太守和曹腾。皇帝以为，贿赂一事系蜀郡太守一人所为，与曹腾无关。事后，曹腾并不抱怨益州刺史，还时常称赞其为能吏。曹腾如此谨慎的言行，自然博得时人的称赞。

至东汉中叶为止，操持朝廷政治的大多还是外戚，舆论对宦官尚无决然的恶感。曹腾的养子曹暠曾经官至东汉太尉。至曹暠之子曹操一辈，发迹于宦官的曹氏，与普通士族已渐渐合流了。

党锢之祸

（南朝宋）范晔

【导　读】

本文选自《后汉书》卷六七《李膺传》。

自东汉中期以后，宦官多次协助皇帝清洗威胁皇权的外戚，从而在内廷占有越来越大的优势。外戚在内廷受到冷遇，逐渐与外廷的大臣、士人接近。汉桓帝去世后没有后嗣，桓帝的皇后让一位未成年的皇室成员继承皇位，这就是后来的灵帝。根据先例，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被拜为大将军，以外戚身份参政。

不久，窦武与宦官发生冲突。在太傅陈蕃的鼓励下，窦武决定诛杀全部宦官。但是计划不慎泄露，宦官发动袭击，窦武、陈蕃被杀。太傅陈蕃在士人中颇有影响，而窦武本人生前也曾与士人交好。在窦武事件的刺激下，内廷与外廷之间爆发冲突。一些外廷的官员被捕杀，亲属受到株连。其门生故吏被放逐，被免官禁锢，史称“党锢之祸”。

史书大多同情被迫害的官员与士人，指责宦官是致使东汉王朝衰颓的祸首。但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东汉士人风习的评价，对后来的作者启发颇深。在今天看来，窦武事件本身只是东汉宫廷政治中平淡无奇的一幕，但在东汉末年的政治气氛中，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外戚与宦官之间的传统冲突波及外廷的官员，使内廷与外廷之间积蓄的怨恨情绪不断激化。

东汉选拔官员的察举、征辟制度使外廷官员在士人中影响至深。宦官清洗外廷后，士人的反抗风潮不断，对外廷官员的清洗因此扩大为对士人的禁锢。士人又大多来自地方世家大族，后者因此对宦官心怀怨恨。窦武事件由一次传统的宫廷政治斗争，以政治动员的形式扩大。外戚、宦官、官员、士人、地方世家都相继加入，东汉王朝陷入不可收拾的冲突之中。

“党锢之祸”也许是汉代儒学复兴最后的余音。随着汉末内战爆发，游牧民族入袭，儒学凋零不堪，一如帝国政治的破败。直到大约一千年后，在新的政治土壤上，儒学的复兴才会再次降临。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时为太尉。父益，赵国相。膺性简亢［1］，无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陈寔为师友［2］。

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3］，举高第，再迁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弃官。复征，再迁渔阳太守。寻转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转护乌桓校尉［4］。鲜卑数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虏甚惮慑。以公事免官，还居纶氏［5］，教授常千人。南阳樊陵求为门徒，膺谢不受。陵后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为节［志］者所羞。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6］，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

…………

再迁，复拜司隶校尉［7］。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8］，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于合柱中［9］。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10］，即杀之。让诉冤于帝，诏膺入殿，御亲临轩，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曰：“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11］。《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12］。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13］，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14］，始生之愿也。”帝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15］。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

是时朝庭日乱，纲纪颓阤，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及遭党事，当考实膺等。案经三府［16］，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17］。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膺等颇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惧，请帝以天时宜赦，于是大赦天下。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及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顷之，帝崩。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秉朝政，连谋诛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为长乐少府。及陈、窦之败，膺等复废。

后张俭事起［18］，收捕钩党，乡人谓膺曰：“可去矣”。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诣诏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

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19］，而未有录牒［20］，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

【注　释】

［1］　亢：高亢，不与常人为伍。简亢：简略，不善应酬。

［2］　荀淑：当时学者。陈寔：党锢之祸起，曾自请入狱。

［3］　司徒：官名。胡广：人名。作三公多年。多任用名士。

［4］　护乌桓校尉：官名。

［5］　纶氏：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登封县。

［6］　荀爽：荀淑之子。因为其御：因此为李膺驾车。

［7］　司隶校尉：官名，负责纠察京师百官及附近各郡。

［8］　野王令：野王县的县令。

［9］　合柱：即夹墙。

［10］　受辞：审讯口供。

［11］　“昔晋文公”至此：春秋时期的晋文公曾经不请示天子，就把卫成公抓到京城，《春秋》认为做得对。

［12］　“公族有罪”至此：贵族犯罪，按礼的规定可以饶恕，但主管的官吏可以不这样做。

［13］　愆：罪，过失。

［14］　鼎镬：古代的烹饪器。此指把活人扔进鼎镬煮的酷刑。

［15］　休沐：休息日。汉制五日放假一天，令官员休息沐浴。宫省：皇宫。

［16］　三府：指司徒、太尉、司空。

［17］　平署：联名签署。

［18］　张俭事起：张俭也是东汉著名党人，因上书揭露宦官罪恶而和宦官结仇。公元169年，被人诬告，朝廷下令逮捕。张俭出逃所经之处，人们冒死收留。

［19］　侍御史：官名。负责举奏官员不法行为。蜀郡：郡名，治所在今成都。景毅子顾：景毅的儿子景顾。

［20］　牒：讼词。此处指宣布其有罪的文书。

【延伸阅读】

袁绍昙花一现

袁绍家族世代为东汉显宦，四代族人中有五人位列三公，在朝廷和士人之中拥有广泛的影响。东汉宦官在宫廷之中颇有影响，但对袁氏这样的世家大族也不得不加以拉拢。在“党锢之祸”中，袁绍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保护被贬斥的士人，声名日重。

少帝刘辩继位后，外戚何进和太傅袁隗辅政，渐渐取得对抗宦官的优势。袁绍向大将军何进进献清洗宦官的计划，自此与何进渐有默契。何进认可袁绍清洗宦官的提议，但不愿像袁绍之建议一样，发动政变攻杀宦官，而是期望得到太后的认可后行事。何进一相情愿地试图说服太后同意清洗宦官，却徒劳无功，遂命董卓率军进京，对太后施加压力。面对何进和袁绍的步步紧逼，宦官不愿坐以待毙，在宫中谋杀了何进。何进部将和袁绍等人率兵进宫，尽杀宦官。部分宦官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出逃，途中遭遇董卓军。董卓遂率军奉少帝进京，从此把持朝政。

董卓进京后，废少帝，改立刘协为献帝，这些专擅朝政的举动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关东州郡的官员、士人纷纷起兵讨伐董卓。袁绍被拥戴为盟主。讨伐董卓的行动半途而废，但是地方士人却借此机会积极参与政治，为割据地方进行了预演。袁绍得河北士人拥戴，在冀州立足，又击破公孙瓒，却在南征曹操时兵败官渡。曹操先前已得汝南、颍川士人拥戴，此后又乘势收取袁绍的地盘，一举奠定北方的基业。袁绍在汉末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因此常为后人轻视。

官渡之战

（西晋）陈寿

【导　读】

本文选自《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

东汉王朝不是瞬间倾颓的，相反，王朝是在内乱中渐渐消逝乃至被人遗忘的。东汉末期内廷与外廷、宦官与士人、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冲突是灾难性的。士人最后攻杀宦官，摧毁了一个虽然令士人憎恶，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依然有效的帝国政府。

在黄巾起义、豪族私战的混乱中，虚弱的朝廷无力恢复有效统治。一些有才华的地方首领相继乘势而起，以割据的形式在地方上恢复了秩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方的袁绍，以及后来击败袁绍进而奠定魏晋基业的曹操。曹操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军事统帅，但是他的胜利也应归因于他与地方士族的联盟。

曹操原为宦官节制下的西园军校尉，但是也与士人交游。在讨伐董卓的战争无疾而终后，曹操开始在地方上积蓄力量，逐渐击败了流散的黄巾军余部，又迎汉献帝于许昌。势力壮大的曹操与北方的袁绍发生冲突。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袁绍战败，曹操乘胜收取河北，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党锢之祸”后，朝廷的威望大减，而士族在地方依然保持影响。袁绍因为受士人拥戴，得以在北方立足。大批汝南、颍川地区的士人追随曹操，使其得以割据河南。而这些士族间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私人联系。击败袁绍的曹操对属下与袁绍私相交通的事实淡然视之，既为收取人心，也是无奈之举。曹操胜利之后不得不继续安抚地方士族，这恰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政治的先兆。

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1］。诸将以为不可敌，公曰［2］：“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秋八月，公进军黎阳，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齐、北海、东安，留于禁屯河上［3］。九月，公还许，分兵守官渡［4］。冬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十二月，公军官渡。

…………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5］，皆伏诛。公将自东征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6］亦劝公，遂东击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昌豨叛为备，又攻破之。公还官渡，绍卒不出。

二月，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7］，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说公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8］，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公从之。绍闻兵渡，即分兵西应之。公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绍于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白马辎重就道［9］。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良、丑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公还军官渡。绍进保阳武。关羽亡归刘备。

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绍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于内作之，以相应。绍射营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众大惧。时公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彧以为“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公从之。

…………

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公谓运者曰：“却十五日为汝破绍［10］，不复劳汝矣。”冬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陈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绍遣骑救琼。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公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绍初闻公之击琼，谓长子谭曰：“就彼攻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郃等闻琼破，遂来降。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11］。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

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

【注　释】

［1］　袁绍：东汉末年北方势力最大的军政首领，官渡败后，一蹶不振。公孙瓒：地方军政首领，据冀州与袁绍相争，败后自焚死。许：许昌，曹操挟持汉天子在此，作为都城。

［2］　公：曹操。

［3］　臧霸：青州豪强，此时归附曹操。于禁：曹操将领。

［4］　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

［5］　董承等谋泄：董承是东汉献帝时的车骑将军，奉汉献帝密诏，要谋杀曹操，刘备曾参与其事。

［6］　郭嘉：与下文的荀攸皆是曹操重要的谋士。

［7］　白马：古县名。在今河南滑县。当时，滑县在古黄河北，白马县在古黄河南。白马县北边有白马津，为黄河渡口，其隔河相望的北岸，就是黎阳。

［8］　延津：古黄河渡口。

［9］　白马辎重就道：白马方向来的（即袁军的）辎重，布满道路。

［10］　却：后。

［11］　“公收绍书”至此：曹操、袁绍官渡对垒之时，袁绍实力强大，很多人认为曹操会败，所以与袁绍暗中书信联系。曹操将信烧毁，以示不追究此事。

【延伸阅读】

建安风骨

建安初年，王朝已经日薄西山，号令不行。农民暴动、军人叛乱、豪强混战充斥着帝国的核心地区。皇帝被叛军劫持、胁迫，后来又在逃亡中流离失所。地方上的世家举家流亡，企图寻求存身之处，以度过这个苦难的年代。庶民饱受饥荒、暴动、战乱的煎熬，大量死于非命。

汝南、颍川地区的士人拥戴曹操恢复地方秩序。在士人的协助下，曹操迅速镇压了青州的农民暴动，安置降服者屯田。初立根基后，曹操又迎汉帝于许昌，安顿朝廷百官。取得大义名分后，曹操相继击破吕布、袁绍、刘表等割据势力，在帝国的核心地带恢复了和平。

东汉末年是一个混乱、暗淡的年代。曹操和士人们在著述之中，如实记录了当时的苦难与哀伤。除此之外，他们拯救王朝、恢复和平的执著、骄傲也多有流露。丧乱之后，党锢时期士人激进的抗议风潮已渐渐平息。曹操等人已经将政治浪漫主义的热情投向更加细致的工作，如消除战乱、劝课农桑、抑制豪强。相对于两汉时期严肃、阴郁、形而上甚至有些神秘主义的帝国政治哲学而言，建安时期的政治、文学既是理性、实用的，又不失发自内心的信心和热情。

曲有误，周郎顾

（西晋）陈寿

【导　读】

本文选自《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

建安五年，袁绍在官渡败于曹操，大将张郃、高览投敌，士兵、辎重损失无算。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元气大伤，可是河北根据地兵粮充足，依然足以自守。但官渡一战失败，袁绍身心俱受重创，不久郁郁病死。袁绍死后，诸子不和，互相攻伐。曹操乘机北伐，分别击破袁绍诸子，将其领地收入囊中。

平定袁氏残余势力，击破乌桓后，曹操南征刘表。刘表病死，其继位者刘琮归降曹操。曹操轻而易举地获得自守多年的荆州后，又进一步南下，准备收取孙权割据的江东。曹操的进逼威胁到孙权的统治，孙权派遣周瑜率军防守。刘备叛离曹操后，曾经投靠袁绍和刘表，此时也率军与孙权联合。孙刘联军在赤壁击败曹军前锋，使曹军攻势受挫。曹操见进攻无望，军队又因为疾疫流行实力大为削弱，遂留军防守新降服的领地，而后撤军北归。曹操北归后，迅速击破了据守关中的马超、韩遂诸部，巩固了西北防线。几年以后，曹操再次南征孙权，初战获胜，与孙权援军相持月余而退。

赤壁之战是东汉、三国时期的一场平淡无奇的战争。战后孙权仅仅守住了自己的领地，未有更多进取。刘备也无太多收获，战后不得不依附于孙权，直到占领西蜀后才稍有舒缓。而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后相继削平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实力，奠定日后曹魏的优势地位。面对曹魏的压力，东吴、西蜀都无法单独相抗，唯有联合对敌，从此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也。从祖父景，景子忠，皆为汉太尉。父异，洛阳令。

瑜长壮有姿貌。初，孙坚兴义兵讨董卓，徙家于舒。坚子策与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1］，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瑜从父尚为丹杨太守，瑜往省之。会策将东渡，到历阳，驰书报瑜，瑜将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2］。”遂从攻横江、当利，皆拔之。乃渡击秣陵，破笮融、薛礼，转下湖孰、江乘，进入曲阿［3］，刘繇奔走，而策之众已数万矣。因谓瑜曰：“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杨。”瑜还。顷之，袁术遣从弟胤代尚为太守，而瑜与尚俱还寿春。术欲以瑜为将，瑜观术终无所成，故求为居巢长，欲假涂东归［4］，术听之。遂自居巢还吴。是岁，建安三年也。策亲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将，即与兵二千人，骑五十匹。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以瑜恩信著于庐江，出备牛渚，后领春谷长［5］。顷之，策欲取荆州，以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复进寻阳，破刘勋，讨江夏，还定豫章、庐陵，留镇巴丘。

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十一年，督孙瑜等讨麻、保二屯，枭其渠帅，囚俘万余口，还备宫亭。江夏太守黄祖遣将邓龙将兵数千人入柴桑，瑜追讨击，生虏龙送吴。十三年春，权讨江夏，瑜为前部大督。

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6］，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藳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瑜与程普又进南郡，与仁相对，各隔大江。兵未交锋，瑜即遣甘宁前据夷陵。仁分兵骑别攻围宁。宁告急于瑜。瑜用吕蒙计，留凌统以守其后，身与蒙上救宁。宁围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7］。瑜亲跨马陈［8］，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陈［9］。瑜乃自兴［10］，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

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11］，屯据江陵。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

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12］，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13］，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丧当还吴，又迎之芜湖，众事费度，一为供给。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14］。”初瑜见友于策，太妃又使权以兄奉之。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15］。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16］，惟与程普不睦。

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17］，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注　释】

［1］　推道南大宅以舍策：意谓让出道南大宅给孙策住。

［2］　谐也：好了。意谓大事成了。

［3］　横江、当利、秣陵、湖孰、江乘、曲阿：皆地名。

［4］　居巢：地名。假涂：借此道路。

［5］　备：军备，此处为动词。下文“还备宫亭”用法同。牛渚、春谷：地名。

［6］　蒙冲：狭而长的兵船。斗舰：也是兵船。

［7］　克期：定期。

［8］　陈：同“掠阵”，即军中督战。

［9］　勒兵就陈：统帅军队进入阵地。

［10］　自兴：指周瑜负伤后勉强起来。

［11］　下隽、汉昌、刘阳、州陵：皆地名。奉邑：食邑。

［12］　折衄：遭受挫败。

［13］　奋威：指上文中的孙瑜，是孙策弟弟孙敬的儿子，封奋威将军。

［14］　客：佃客，即依附豪强大户的农民。不得问：即不要求这些人向政府上缴赋税，是一种优待政策。

［15］　便执臣节：便用臣子的礼节对待孙权。

［16］　大率为得人：大体上能做到得人心。

［17］　三爵：三杯酒。

【延伸阅读】

周瑜与“儒将”的理想人格

在中国古代的将领中，周瑜的勋绩并非最为出色，但是他的事迹却在文学作品中久为传唱。其中的缘由是周瑜除擅长军事谋略外，还谙熟音律，也许还颇有文学才能。后来的文人发现周瑜是寄托理想的恰当对象，并以自己的趣味和想象将其诗化，渐渐造就了一个“儒将”的典型。“儒将”虽不以临阵交锋、摧敌破阵见长，但是依靠自己的决断、谋略可以取得更骄人的胜利。少年得志、文武双全的周瑜，就被视为“儒将”的典型。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大多数将领都是从无数次残酷的战斗幸存下来，才渐渐学会其他才艺的。熟悉战斗生涯的下级士兵、会党、土匪崇拜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武勇，“刮骨疗毒”的坚毅，对兄弟、伙伴的忠诚，因为这些都是战斗中可以依靠的。但是战斗、负伤、死亡的生涯是文人既厌恶又难以想象的。因此文人既有建功边疆的愿望，又厌恶现实的军人生涯。无奈之余，他们渐渐退缩到“儒将”的理想之中，相信运筹帷幄的“儒将”比百战而后生的军人是更理想的军人人格。对“儒将”人格颂扬的杰出作品，出现在文人地位很高的宋代，这并不是偶然的。

念奴娇·赤壁怀古

（北宋）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诸葛亮出师未捷

（西晋）陈寿

【导　读】

本文选自《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

刘备入蜀后，根基初立，稍有喘息之机。曹操见刘备入蜀，遂进军迫降张鲁，夺取了汉中地区。汉中地区是西蜀的门户，曹军驻守于此，是西蜀的心腹之患。刘备迅速行动，击破了汉中曹军守将夏侯渊，夺取汉中。同年，刘备的将领关羽自荆州出兵，进攻曹军拒守的襄阳、樊城，大败曹操援军。孙权对刘备势力日长极为不安，以奇兵袭击关羽后方，夺取荆州，关羽兵败被杀。刘备发兵进攻孙权，企图夺回荆州，结果被孙权的将领陆逊挫败。刘备退守白帝城，不久去世，命诸葛亮辅助幼主政务。

诸葛亮执政后，对外重新与孙吴修好，缔结对曹联盟。在国内，诸葛亮修明政治，劝课农桑，镇抚南方反叛的少数民族。魏文帝曹丕去世后，诸葛亮认为魏国新丧，人心浮动，遂策划攻魏。次年，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准备出师。在此期间，诸葛亮向蜀主刘禅上奏《出师表》。明年，诸葛亮出祁山北伐，迫使陇西安定、天水、南安三郡归附。但是在魏军的进攻下，蜀将马谡在街亭战败。诸葛亮出师不利退军，战后处死了战败的马谡。此后诸葛亮五次率军北伐，企图扭转西蜀的窘境。但是魏军凭优势兵力坚守，诸葛亮北伐最终无功而返，病死于征途。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1］。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2］。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3］。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4］。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5］，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6］，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7］。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8］，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9］，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10］？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11］。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12］，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13］，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燿师，馘斩王双［14］；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15］。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16］，曰：“天下奇才也！”

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17］，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18］。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注　释】

［1］　琅邪：在今山东临沂县北。阳都：古县名，属琅邪郡。

［2］　官：做官的地方。

［3］　《梁父吟》：亦作《梁甫吟》。原为民歌，后成为乐府的一种曲调。

［4］　先主：指刘备。新野：今河南新野县。

［5］　信：通“伸”，伸张。

［6］　遂用猖蹶：就因此失败。

［7］　非惟：不只是。抑亦人谋：而且也是人的谋略所致。

［8］　此殆天所以资将军：这大概是上天专门留给将军你的吧。

［9］　胄：后代。帝室之胄：指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

［10］　箪食壶浆：献出食物与美酒。箪、壶，皆名词作动词用。

［11］　与国：友好国家。

［12］　斜谷道：古道，在今陕西眉县西南。郿：地名。

［13］　叨窃非据：占据不该占据的位置。指不称职。

［14］　馘斩：杀头。

［15］　安堵：不受侵犯。军无私焉：部队一点也不掠夺百姓的财物。

［16］　宣王：司马懿。案行：巡视，视察。

［17］　无别调度：没有另外调度的财物。

［18］　不别治生，以长尺寸：不另外经营其他以增加收入。

【延伸阅读】

曹魏、蜀汉争正统

东汉建安末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已经有称帝之望。曹操去世后，曹氏近臣以谶纬为据，宣扬曹氏受命而兴。不久，汉献帝被迫禅位。曹丕以代汉受天命为名，登基为帝。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汉代以火德兴，因此曹魏定五行之序为土德，以示火生土之意。刘备自称西汉宗室后裔，割据西蜀。曹丕登基后，刘备也借谶纬造势，在西蜀登基。刘备的蜀汉自命为汉朝的恢复者，故而其五行之序依旧是火德。曹丕、刘备相继称帝后，割据江东的孙权也效而行之。孙权自立正统，既不认同曹魏代汉而兴，也不承认蜀汉继汉而立。相对而言，孙权的正统地位向来少有支持者。

三国鼎立，在政治攻势中，各国不可避免地总是自称正统，而指敌国为伪。蜀汉、东吴相继灭亡后，对正统的争论告一段落。西晋被证明是正统的王朝，故而禅位于西晋的曹魏的正统地位也是毫无疑义的。西晋的作者认为曹魏继承了汉的天命，而西晋继承了曹魏的天命。

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失去了中原地区。北魏统一北方后，继续以曹魏为正统，并以曹魏的复兴者自居。北魏朝廷希望以此破坏西晋的正统地位，西晋之正统地位若得不到承认，更遑论流寓南方的东晋。东晋的作者以尊蜀汉为应对，以示东晋继承西晋之正统，一如蜀汉在灭亡前继承汉的正统一样。但是隋唐皆源自北朝，故而尊蜀汉的观点在宋以前一直流传不广。

宋代儒学复兴，历史作者纷纷以儒家的历史观重新编撰历史，其中尊蜀汉者不乏其人。但是北宋最著名的两位史家欧阳修和司马光却不约而同地以曹魏为正统。追溯其缘由，乃是因为北宋以篡位自立，削平海内，与曹魏之兴十分类似。故而欧阳修、司马光身为北宋朝廷的高官，对曹魏更为同情。

靖康之乱后，宋室南渡，其境遇与东晋相差无几，士人心态的变换也十分类似。朱熹不满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体例，着手将其改编为《通鉴纲目》。《通鉴纲目》仿照《春秋体例》，注重正闰褒贬，其中尤其明显的是改尊蜀汉。经过朱熹的改定，三国正闰问题就此大致告一段落。这种尊蜀抑魏的观念，随着理学的流布，深刻地影响了元明两代的通俗文艺。

阮籍风流

（唐）房玄龄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晋书》卷四九《阮籍传》。

魏明帝无嗣，皇族曹芳被收为养子。明帝去世后，曹芳幼年即位，是为魏少帝。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受命辅政。不久，曹爽与四朝元老司马懿发生冲突。司马懿乘魏少帝与曹爽拜谒魏明帝高平陵的机会，发动兵变，攻杀曹爽一党，夺取大权。不久之后司马氏又废黜曹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继续专擅朝政。自高平陵事件至魏禅位于晋的十余年中，司马氏与曹魏宗室之间冲突不断，司马氏多次清洗了企图复辟的曹魏支持者，其中株连了许多世家贵族。

曹髦不愿坐以待毙，他亲自率领几百名侍从发动对司马氏的自杀性讨伐，结果在毫无胜算的战斗中被杀，但是曹髦的才华和命运在魏晋之际吸引了许多同情者。相形之下，司马氏难以开脱弑君的罪名，禅让被视为血腥的篡位之举，更加难以得到较为真诚的认同。

世家贵族注视着司马氏的权力在政变和清洗中兴起。坚决的反对者被剪除了，愿意妥协的合作者受到优容。大部分世家都在新王朝中得到一席之地，但无法抹去的却是魏晋交替之际的记忆，这种血腥、残酷的记忆，与儒家正统的历史叙述相去甚远。对正统的怀疑、反叛滋生了，帝国在被胡人肢解前，已经受尽了贵族的嘲笑。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1］。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

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英豪翘首，俊贤抗足。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辟书始下，而下走为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拥；邹子处于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为道存也。今籍无邹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见采择，无以称当。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余税。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回谬恩，以光清举。”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2］，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3］，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会帝让九锡［4］，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5］，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6］，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景元四年冬卒，时年五十四。

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文多不录。

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7］，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其略曰：“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8］。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9］。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

【注　释】

［1］　陈留：今河南开封南。

［2］　曹爽：曹操侄孙，曹芳即位，他同司马懿受遗诏辅政，后被司马懿所杀。

［3］　高贵乡公：魏国皇帝曹髦，因不甘心做司马氏傀儡，率兵攻打司马昭，被杀。

［4］　九锡：古代帝王赐给有功大臣的九种物品。

［5］　裴楷：晋武帝时任侍郎，后官至宰相。

［6］　喜弟康：嵇喜的弟弟嵇康，与阮籍意气相投。

［7］　孙登：三国、晋时隐士，孤居家乡北山土窟，好读《易》，抚一弦琴，有高名。

［8］　绳墨：木匠划直线用的工具，引申为规矩。

［9］　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意谓行动试图为当世树立榜样，言论试图成为后世的法则。

【延伸阅读】

正始之音

建安年间是古代士人政治的黄金岁月。曹操平定北方，士人的参与功不可没。建安诗人的诗篇记录了这一时期的苦难和功勋。曹丕代汉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边境时有战事，但是魏国国内长期和平。在曹操、曹丕和曹叡的鼓励下，魏国士人文化发达。曹魏文化既有建安遗风，也有一般宫廷文学的奢华。

正始文学是一个过渡的阶段。正始文士十分倾慕先辈建安士人的功勋，但其虽有效仿先辈之心，却多以悲剧告终。后来被推为正始名士的何晏是汉末外戚何进的孙子。何晏生父去世后，其母亲改嫁曹操。何晏也被曹操收入宫中，与曹操子女同受教养。何晏自幼机敏善学，极受曹操之宠爱。何晏年长后，曹操以女妻之，故而何晏与魏国宗室交游甚密。

在魏晋作者的论述之中，何晏著述和言辞以思辨见长。他参与著述的《论语集解》试图以老子、庄子的思辨体系注解儒家经典。后来的作者也认为何晏是玄学家的鼻祖之一。但是在正始年间，何晏却坚持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劝导曹芳和大将军曹爽，并对日益坐大的司马氏步步设防。何晏的努力并无成效，高平陵之变中，曹爽面对司马氏的攻势，束手就擒，随后被司马氏处死。何晏同时遇害，为其短暂的政治生涯画上了悲戚的句号。

在司马氏治下编撰的历史中，何晏既是恣意妄为的弄臣，又是干练的官僚。魏晋时代的作者无意辨别这种夹杂着政治偏见的历史记载，正如他们无意正视时下的政治现实一般。相形之下，他们更愿意提及何晏在学术和思辨上的成就。

钟会反魏

（西晋）陈寿

【导　读】

本文选自《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钟会传》。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专断朝政，大肆捕杀曹魏宗室。效忠曹氏的贵族或者起事于地方，或者密谋于朝堂。另一些曹魏贵族却奔走于司马氏之门，为其出谋划策，伺机夺取帝位。在两党斗争的血雨腥风中，先前交游的密友分道扬镳，原先通好的世家日渐疏离。随着司马氏步步紧逼，曹氏一党的名流相继罹难，司马氏一党则飞黄腾达。

魏晋时期颇有声名的钟会就是司马氏一党中的中坚人物。钟会生于诗书世家，是曹魏重臣钟繇的幼子。钟会自幼有才名，受魏文帝曹丕召见时，以才思敏捷著称。及长，又以论述《周易》知名。钟会投奔司马氏后，多有勋劳。在司马氏扑灭曹魏宗族反抗的历次征战和谋划中，钟会几乎无役不从、无事不与。此外，司马师去世时，曹魏朝廷企图借机剥夺司马氏的兵权。钟会挫败了朝廷的企图，巩固了司马昭的统治。为此钟会备受司马氏的信任，被委以腹心之任。

钟会奉命征讨蜀国，大获全胜。蜀国降服后，钟会积极拉拢蜀国旧臣，预备以拥戴曹魏宗室的名义讨伐司马氏。钟会曾经在司马氏幕府中参与机要，因此他对魏晋之际的形势洞若观火。尽管钟会在举事前被杀，但是他对形势的估计却可谓入木三分。钟会认为司马氏命若蜉蝣，仅仅依靠武力胁迫和利益收揽，才勉强使三心二意的贵族们接纳既成事实。因此钟会乐观地相信他可以轻易地取而代之。

先前，钟会与后来被司马氏杀害的高贵乡公曹髦讲论文学，来往甚密。钟会在政治上是司马氏一党，却十分佩服高贵乡公的文才武略。经历了王朝更迭的政治恐怖，劫后余生的贵族们将政治视作与道德无关的功利主义行为。他们陶醉于文艺、清谈等令人愉悦的事物，尽情嘲笑任何自称神圣的正统道德、法则。钟会以及为他写传的作者都生活在这个藐视正统的时代，以至于传记中不见道德的褒贬之辞。

钟会被杀后两年，司马氏迫使曹魏禅让，建立了西晋。十多年后，西晋平定东吴，统一海内。可是钟会的阴魂萦绕不去，不祥地徘徊在王朝上空。果不其然，对正统缺乏尊重的贵族们，迫不及待地追求更多利益。平定东吴后十多年，大规模的内战爆发，西晋的和平转瞬即逝。

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人［1］，太傅繇小子也［2］。少敏惠夙成。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足以知人”。会年五岁，繇遣见济，济甚异之，曰：“非常人也。”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以夜续昼，由是获声誉。正始中，以为秘书郎，迁尚书中书侍郎。高贵乡公即尊位，赐爵关内侯。

毋丘俭作乱［3］，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4］，会从，典知密事，卫将军司马文王为大军后继。景王薨于许昌，文王总统六军，会谋谟帷幄。时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卫将军俱发，还到渚水南屯住。于是朝廷拜文王为大将军、辅政，会迁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邑三百户。

甘露二年，征诸葛诞为司空［5］，时会丧宁在家，策诞必不从命，驰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复追改。及诞反，车驾住项，文王至寿春，会复从行。

初，吴大将全琮，孙权之婚亲重臣也。琮子怿、孙静、从子端、翩、缉等，皆将兵来救诞。怿兄子辉、仪留建业，与其家内争讼，携其母，将部曲数十家渡江，自归文王。会建策，密为辉、仪作书，使辉、仪所亲信赍入城告怿等，说吴中怒怿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家，故逃来归命。怿等恐惧，遂将所领开东城门出降，皆蒙封宠，城中由是乖离。寿春之破，会谋居多，亲待日隆，时人谓之子房。军还，迁为太仆，固辞不就。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以讨诸葛诞功，进爵陈侯，屡让不受。诏曰：“会典综军事，参同计策，料敌制胜，有谋谟之勋，而推宠固让，辞指款实，前后累重，志不可夺。夫成功不处，古人所重，其听会所执，以成其美。”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6］，皆会谋也。

文王以蜀大将姜维屡扰边陲，料蜀国小民疲，资力单竭，欲大举图蜀。惟会亦以为蜀可取，豫共筹度地形，考论事势。景元三年冬，以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文王敕青、徐、兖、豫、荆、扬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为将伐吴者。四年秋，乃下诏使邓艾、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艾趣甘松、沓中连缀维［7］，绪趣武街、桥头绝维归路，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先命牙门将许仪在前治道，会在后行，而桥穿，马足陷，于是斩仪。仪者，许褚之子［8］，有功王室，犹不原贷。诸军闻之，莫不震竦。蜀令诸围皆不得战，退还汉、乐二城守。魏兴太守刘钦趣子午谷，诸军数道平行，至汉中。蜀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兵各五千。会使护军荀恺、前将军李辅各统万人，恺围汉城，辅围乐城。会径过，西出阳安口，遣人祭诸葛亮之墓。使护军胡烈等行前，攻破关城，得库藏积谷。姜维自沓中还，至阴平，合集士众，欲赴关城。未到，闻其已破，退趣白水，与蜀将张翼、廖化等合守剑阁拒会。……

会内有异志［9］，因邓艾承制专事，密白艾有反状，于是诏书槛车征艾。司马文王惧艾或不从命，敕会并进军成都，监军卫瓘在会前行，以文王手笔令宣喻艾军，艾军皆释仗，遂收艾入槛车。会所惮惟艾，艾既擒而会寻至，独统大众，威震西土。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率皆在己手，遂谋反。欲使姜维等皆将蜀兵出斜谷，会自将大众随其后。既至长安，令骑士从陆道，步兵从水道顺流浮渭入河，以为五日可到孟津，与骑会洛阳，一旦天下可定也。会得文王书云：“恐邓艾或不就征，今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万人径入斜谷，屯乐城，吾自将十万屯长安，相见在近。”会得书惊，呼所亲语之曰：“但取邓艾，相国知我能独办之；今来大重，必觉我异矣。便当速发。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我自淮南以来，画无遗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归乎！”会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请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及蜀之故官，为太后发丧于蜀朝堂。矫太后遗诏，使会起兵废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议讫，书版署置，更使所亲信代领诸军。所请群官，悉闭著益州诸曹屋中，城门宫门皆闭，严兵围守。会帐下督丘建本属胡烈，烈荐之文王，会请以自随，任爱之。建愍烈独坐，启会，使听内一亲兵出取饮食，诸牙门随例各纳一人。烈绐语亲兵及疏与其子曰：“丘建密说消息，会已作大坑，白棓数千［10］，欲悉呼外兵入，人赐白，拜为散将，以次棓杀坑中。”诸牙门亲兵亦咸说此语，一夜传相告，皆遍。或渭会：“可尽杀牙门骑督以上。”会犹豫未决。十八日日中，烈军兵与烈儿雷鼓出门，诸军兵不期皆鼓噪出，曾无督促之者，而争先赴城。时方给与姜维铠杖，白外有匈匈声，似失火，有顷，白兵走向城。会惊，谓维曰：“兵来似欲作恶，当云何？”维曰：“但当击之耳。”会遣兵悉杀所闭诸牙门郡守，内人共举机以柱门，兵斫门，不能破。斯须，门外倚梯登城，或烧城屋，蚁附乱进，矢下如雨，牙门、郡守各缘屋出，与其卒兵相得。姜维率会左右战，手杀五六人，众既格斩维，争赴杀会。会时年四十，将士死者数百人。

…………

初，文王欲遣会伐蜀，西曹属邵悌求见曰：“今遣钟会率十余万众伐蜀，愚谓会单身无重任，不若使余人行。”文王笑曰：“我宁当复不知此耶？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为敌禽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灭蜀之后，就如卿所虑，当何所能一办耶？凡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已破故也。若蜀以破，遗民震恐，不足与图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只自灭族耳。卿不须忧此，慎莫使人闻也。”及会白邓艾不轨，文王将西，悌复曰：“钟会所统，五六倍于邓艾，但可敕会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时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须行乎？虽尔，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当以信义待人，但人不当负我，我岂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贾护军问我。言‘颇疑钟会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宁可复疑卿邪？’贾亦无以易我语也。我到长安，则自了矣。”军至长安，会果已死，咸如所策。

会尝论《易》无互体［11］、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

【注　释】

［1］　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

［2］　繇：钟繇，三国时期魏国政治家、书法家，书法名重一时，曾官至太傅，钟会系其幼子。

［3］　毋丘俭：魏明帝时任尚书郎，迁羽林监，甚得亲宠。后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因不满于司马氏专权，公元255年，与扬州刺史文钦举兵反司马师，战败被杀。

［4］　司马景王：即司马师。司马懿长子，司马昭代魏自立后，追谥为景帝。同时追谥司马昭为文帝。

［5］　诸葛诞：曹魏时历任尚书郎，御史中丞等。后封征东大将军，公元257年反司马氏专权，杀扬州刺史，拥兵据寿春，遣使往吴求救。吴发兵应之。后被司马昭打败。

［6］　嵇康：“竹林七贤”之一，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司马昭，遭杀害。

［7］　连缀维：牵制姜维。

［8］　许褚：曹魏名将。从曹操征战，屡立战功。

［9］　会内有异志：此时钟会已灭蜀，蜀国大将姜维另有所图，降钟会。

［10］　白棓：白棒子。

［11］　互体：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叫互卦。是时人附会《易经》的说法。

【延伸阅读】

嵇康绝交山涛

嵇康、山涛同为“竹林七贤”。嵇康在诸人之中声名最著，而山涛年龄最长。嵇康之兄嵇喜仕官曹魏，为太仆、宗正。嵇康年长后娶曹魏宗室女，任中散大夫。司马氏专擅朝政后，嵇康持不合作态度，引起了司马氏的恶感。嵇康后来生活困窘，以打铁自给，但是声名日显。其时钟会也有才名，但是在政治上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故而嵇康不愿与其结交。钟会某日拜访嵇康，恰逢嵇康与友人向秀在树下打铁。嵇康见钟会到来，既不施礼，亦不交言。钟会极为窘迫，企图暗中离去。此时嵇康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悻悻然回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此后钟会怀恨在心，嵇康最后被杀，钟会的挑拨不为无因。

山涛曾仕官曹魏，在司马懿与曹爽僵持时退隐。司马氏居于上风后，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的山涛重新出仕，后来仕途一帆风顺，位至三公。山涛曾经向司马氏举荐嵇康，但是被后者拒绝。嵇康为此写下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示心志。但是嵇康在临刑前，却将自己的儿子嵇绍托付给山涛照看。

嵇绍年长后，山涛举荐其出仕。对服务于有杀父之仇的司马氏，嵇绍犹豫不决。山涛遂劝告他：“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意思是：“我已经为你考虑很久了，天地、四季亦总有变换，更何况人的选择呢！”山涛之言一时广为传诵，时人以为至理名言，自此就不难预见晋代国祚难续。

宁馨儿王衍

（唐）房玄龄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王衍远祖王吉是西汉名儒，曾任昌邑中尉、益州刺史，后征为博士、谏议大夫。自王吉后，王氏家传儒学，子孙出仕者甚多。汉末，王氏一族的王祥以孝道知名，有“卧冰求鲤”的故事传世。王祥入魏历仕扬州别驾、大司农、太常。由魏入晋后，拜太保，进位睢陵公。王祥之弟王览历仕清河太守、太中大夫，封即丘子。

王衍生于世家，自幼为时人推重。年长后居太子舍人、尚书郎、黄门侍郎等清贵官职。八王之乱中王衍留守朝廷，历仕尚书令、司空、司徒，居宰辅之位，但是无补于时。石勒逼近洛阳，东海王司马越企图将朝廷迁往自己在山东的封国，结果在途中被石勒截击，全军覆没。王衍与许多西晋世族被俘后遇害。

王氏世传儒学，王吉以谏言知名，王祥以孝道传世。但传至王衍一代，王氏族人却失去了儒家的原始热情。王衍临终前追忆往事，后悔莫及。但时势如此，其实远非王衍本人的过错所致。因为魏晋交替之际的政治记忆，与儒家的正统记忆相去甚远。尚浮虚的风习在王衍之前已经流传，王衍的遗言不外是世风的一个注脚。此后中原沦陷，世风依然如故。王衍的族弟王导东渡后在建业拥立晋元帝，鼓励“新亭对泣”的南渡士人，努力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1］，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2］！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为平北将军，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时报［3］。衍年十四，时在京师，造仆射羊祜，申陈事状，辞甚清辩。祜名德贵重，而衍幼年无屈下之色，众咸异之。杨骏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阳狂自免。武帝闻其名，问戎曰：“夷甫当世谁比？”戎曰：“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

泰始八年，诏举奇才可以安边者，衍初好论从横之术，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太守。不就，于是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尝因宴集，为族人所怒，举掷其面［4］。衍初无言，引王导共载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于北平，送故甚厚，为亲识之所借贷，因以舍之。数年之间，家资罄尽，出就洛城西田园而居焉。后为太子舍人，迁尚书郎。出补元城令，终日清谈，而县务亦理。入为中庶子、黄门侍郎。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5］，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6］，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衍妻郭氏，贾后之亲，藉中宫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时有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师大侠也，郭氏素惮之。衍谓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郭氏为之小损。衍疾郭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7］！”其措意如此。

…………

衍素轻赵王伦之为人［8］。及伦篡位，衍阳狂斫婢以自免。及伦诛，拜河南尹，转尚书，又为中书令。时齐王冏有匡复之功，而专权自恣，公卿皆为之拜，衍独长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颖以衍为中军师，累迁尚书仆射，领吏部，后拜尚书令、司空、司徒。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

及石勒［9］、王弥寇京师，以衍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距之［10］。衍使前将军曹武、左卫将军王景等击贼，退之，获其辎重。迁太尉，尚书令如故。封武陵侯，辞封不受。时洛阳危逼，多欲迁都以避其难，而衍独卖车牛以安众心。

越之讨苟晞也，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众共推为元帅。衍以贼寇锋起，惧不敢当。辞曰：“吾少无宦情，随牒推移［11］，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处之。”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与之相见，问衍以晋故。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勒甚悦之，与语移日。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谓其党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苌曰：“彼晋之三公，必不为我尽力，又何足贵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锋刃也。”使人夜排墙填杀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时年五十六。

衍俊秀有令望，希心玄远，未尝语利。王敦过江，常称之曰：“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顾恺之作画赞，亦称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其为人所尚如此。

【注　释】

［1］　总角：未成年者扎在头顶两旁的发髻，借指童年。造：拜访。山涛：魏晋名士，仕于晋，位至右仆射。

［2］　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哪个老妇，生出这样可爱的孩子？

［3］　行人：官名，负责传递表奏。不时报：没有及时得到批复。

［4］　：盘子。

［5］　开物成务：开成万事万物。

［6］　麈尾：类似拂尘。

［7］　举阿堵物却：意谓把这些东西拿开。

［8］　赵王伦：即司马伦，与下文齐王冏、成都王颖、东海王越皆是晋之王族。

［9］　石勒：羯族人，先为刘渊大将，后建立后赵政权。

［10］　假黄钺：黄钺即饰以黄金的钺，本为皇帝仪仗。自三国始，特赐出征大臣，以示威重，令其专主征伐。

［11］　随牒推移：随着朝廷的文书而变动。

【延伸阅读】

自儒入玄的魏晋士族

汉晋之际，学者以家学著称，以研习儒家经传入朝为官者不计其数。魏晋以后，这些家族相继由儒入玄，而朝廷世族此风最盛。王衍先祖王吉是西汉儒者，兼通五经，尤以传习鲁《论语》知名。王吉后来被征聘为昌邑中尉，时昌邑王游猎无度，王吉遂以《诗经》向昌邑王进谏为君之道。汉昭帝去世后，昌邑王被迎立为皇帝，依然不能听从王吉的谏言，王吉遂称病辞官回乡。昌邑王登基后，政事无道，不久被大将军霍光废黜。昌邑王侍从因未能尽进谏之责，多下狱死，唯王吉先前有进谏不从之事，免于受刑。宣帝时，王吉又任谏议大夫。

东汉时期，王吉后裔王祥幼年丧母。继母待王祥不善，多次向父亲诋毁他，致其先观于父。但王祥奉父母依然极为恭敬，父母患病时，王祥亲尝汤药，衣不解带地看护。因此之故，王祥的孝行备受乡人称道。有关王祥孝道，最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当是“卧冰求鲤”。王祥的传记里绘声绘色地记载了下述情节：冬天的时候，继母想要鲜鱼品尝。其时天寒地冻，王祥脱下自己的衣物，赤身卧在冰上祈祷。结果冰面裂开，自裂缝之中跃出鲜活的鲤鱼。王祥将鲤鱼携回，献给继母。乡人极感惊异，以为是王祥的孝顺感化所致。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大可怀疑，但是王祥的传记一本正经地直录其事，恰恰反映出时人的倾向。

王祥后来被曹操征聘，任徐州别驾，在任上讨平盗贼。后来累官至大司农，封关内侯。在魏晋之交，王祥依然坚持操守。但是王祥并非曹魏亲贵，对司马氏也无威胁，故而得以保全。入晋后，司马氏对王祥大加笼络，拜为太保，封公爵，琅邪王氏自此渐为西晋第一等的士族。

匈奴汉国

（唐）房玄龄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

两汉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时常自边境入袭。汉帝国一边发兵讨伐，一边着意收揽降服的部落，将其安置在边境地区，充任守备军。两汉之际，匈奴、羌、乌桓等部落先后降服，其中内迁的匈奴实力最强。东汉末年，曹操将匈奴分为五部，分别设官治理。

后来建立汉国的刘渊生于部落首领家庭，其远祖可以追溯到统一匈奴诸部的冒顿单于。匈奴与汉和亲后，这一支就以“刘”为汉姓，借此强调与汉皇室的亲缘联系。匈奴徙居中原后，部落贵族与汉魏官宦交游，渐渐受汉文化熏陶。刘渊早年追随汉族学者学习古代经典，年长后在洛阳为人质，与魏晋世家贵族交游甚深。

“八王之乱”中，刘渊卷入了西晋诸王之间的内战。随着内战的加剧，局势日渐混乱，西晋朝廷再也无力恢复统治。在群雄纷争的乱世之中，刘渊开始追求自己的事业，最后建立了北方的匈奴汉国。

刘渊的身份和事业是此后几个世纪中北方政治史的缩影。刘渊既是匈奴部落贵族，也是谙熟魏晋贵族文化的士人。他依靠匈奴部落的支持建立了汉国，一个中原式的君主制政权。匈奴与汉的混合血统是刘渊迅速兴起的原因，却也使他的事业无法长久。在刘渊去世后，留恋匈奴习俗和钟情于中原理想的人们迅速分道扬镳了。

后起的胡人不断冲进中原，打倒他们虚弱的先辈，并在后者的废墟上建立起统治。但是这些政权大多昙花一现，未能找到比刘渊一辈更好的归宿。几百年间，北方混战不断，更多的胡人英雄如走马灯式地登场。

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1］。名犯高祖庙讳，故称其字焉［2］。

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建武初，乌珠留若鞮单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3］，今离石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也［4］。中平中，单于羌渠使子於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巾。会羌渠为国人所杀，於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於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罗子豹为左贤王［5］，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

……（元海）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降灌无文［6］。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于是遂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师彧等，皆善相人，及见元海，惊而相谓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见也。”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结恩。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咸熙中，为任子在洛阳，文帝深待之［7］。泰始之后，浑又屡言之于武帝。帝召与语，大悦之，谓王济曰：“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无以加也［8］。”济对曰：“元海仪容机鉴，实如圣旨，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子远矣。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帝称善。孔恂、杨珧进曰：“臣观元海之才，当今惧无其比，陛下若轻其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任之以本部，臣窃为陛下寒心。若举天阻之固以资之，无乃不可乎！”帝默然。

后秦凉覆没［9］，帝畴咨将帅，上党李憙曰：“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尽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劲悍，元海之晓兵，奉宣圣威，何不尽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帝乃止。后王弥从洛阳东归，元海饯弥于九曲之滨。泣谓弥曰：“王浑、李憙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永与子别。”因慷慨歔欷，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齐王攸时在九曲，比闻而驰遣视之，见元海在焉，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王浑进曰：“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帝曰：“浑言是也。”

会豹卒，以元海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杨骏辅政，以元海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颖镇邺［10］，表元海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11］。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乃使其党呼延攸诣邺，以谋告之。元海请归会葬，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声言应颖，实背之也。

颖为皇太弟，以元海为太弟屯骑校尉。惠帝伐颖，次于荡阴，颖假元海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及六军败绩，颖以元海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并州刺史东嬴公腾、安北将军王浚，起兵伐颖，元海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余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颖曰：“五部之众可保发已不？纵能发之，鲜卑、乌丸劲速如风云，何易可当邪？吾欲奉乘舆还洛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投躯者哉，何难发之有乎！王浚竖子，东嬴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殿下一发邺宫，示弱于人，洛阳可复至乎？纵达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纸檄尺书，谁为人奉之！且东胡之悍不逾五部，愿殿下勉抚士众，靖以镇之，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颖悦，拜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元海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

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邺，颖败，挟天子南奔洛阳。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于是命右于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将讨鲜卑。刘宣等固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驰，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12］。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勿疑。”元海曰：“善。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乎［13］！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14］，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乃迁于左国城，远人归附者数万。

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拜授各有差。

…………

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永凤。

【注　释】

［1］　新兴：郡名，在今山西西北一带。冒顿：匈奴单于，在位期间加强内部组织与军政建设，势力强大，西汉初对西汉王朝形成威胁。

［2］　高祖：指唐高祖李渊。刘元海名刘渊。

［3］　公元25年，乌珠留若鞮单于的儿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美稷：地名。

［4］　徙庭：迁移的宫廷。

［5］　左贤王：单于下的最高官职。冒顿时，自率匈奴中部，设左、右贤王分领东西两部，由单于子弟担任。

［6］　随陆：指西汉随何、陆贾。降灌：指西汉大将周勃、灌婴。

［7］　任子：做人质。归顺的匈奴为取得汉政权信任，派自己的亲人在朝廷为质。文帝：指晋文帝司马昭。下一句中“武帝”指晋武帝司马炎。

［8］　由余：春秋时秦国大夫。曾在戎为官，后助秦穆公称霸。日：即金日。西汉大臣，匈奴人。

［9］　秦凉覆没：公元270年，鲜卑族秃发部首领树机能杀晋州刺史，后又袭取凉州，数败晋军。

［10］　成都王颖：司马颖，晋武帝之子。八王之乱时，颖镇守邺城，封皇太弟，专断朝政，东海王司马越奉命伐之，败于荡因，颖挟惠帝至邺，幽州刺史王浚与并州刺史司马腾讨伐颖，颖败。

［11］　降同编户：等同于普通百姓。

［12］　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指匈奴右贤王刘猛曾经起兵反晋，兵败被杀事。

［13］　“当为崇冈峻阜”至此：要做崇山峻岭，怎能甘做低矮的土丘呢？

［14］　昭烈：昭烈皇帝刘备。

【延伸阅读】

胡汉分治

曹操分内附匈奴为五部，以刘渊的父亲刘豹统领其中最大的左部。匈奴内迁日久，与汉人杂处，部落上层的贵族渐染汉风。刘渊从汉族士人学习有年，谙熟汉文经史。年长后，刘渊留居曹魏、西晋多年，与魏晋士族交游，其才略颇为时人所称道。刘豹去世后，刘渊继之为匈奴左部帅。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忌惮刘渊的才略，不久就借故将其免官禁锢。

在西晋宗室的内战中，司马颖占据邺城，觊觎帝位，与据守洛阳的东海王司马越对峙。司马越以拥戴皇帝为口实，步步紧逼，司马颖渐渐处于下风。刘渊见此，遂自荐返回匈奴部调发援兵，从而得到脱身的机会。匈奴部落贵族见到西晋内战不断，国势倾颓，认为正是匈奴复兴的机会。他们推举归来的刘渊为大单于，企图恢复匈奴先前的声势。

刘渊接受了大单于的称号，以匈奴诸部首领的身份总领军政。但是，刘渊深知仅仅复兴匈奴无力吸引大多数的汉人，其前景必定十分不堪。幸好这位匈奴部落首领谙熟经史和中原政制，在被推举为匈奴大单于后，他又仿照中原故事自立为汉王。故而刘渊兼具双重的身份，他是部落贵族以传统形式推举的大单于，以部落首领地位总领诸部军政，追求复兴匈奴的事业。此外，他又按照中原政治传统自立为汉王，设置百官分理政事，并以复兴汉朝为名，追求中原帝国的帝位继承权。在刘渊的王国里，统领匈奴人和治理汉人的政府互不分属，各自依着自己的传统和法令行事，并分别效忠于这位汉化的冒顿单于后裔。刘渊建立的汉国，就是胡人入袭中原时一再沿袭的胡汉分治混合政权的缘起。

刘渊在位时，匈奴人和汉人之间冲突不断，但是国内依然维持着和平。但是在胡汉分治的混合政府中，大单于是王国军队的统帅，故而其实际地位更高于中原王国的君主。刘渊去世前，以王子刘和为太子，又将大单于之位传给在军中深孚众望的王子刘聪。刘渊期望刘聪统率王国军队，护卫胡汉分治的政权。但是不久之后，坚决维护自己地位的刘和与刘聪发生冲突。刘聪夺位自立，以匈奴部落的武力推翻了胡汉分治的君主。

王导安晋

（唐）房玄龄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建立东晋的晋元帝司马睿是西晋皇室的庶支。八王之乱中，司马睿曾经出镇建邺。八王之乱后，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崩溃。刘渊、刘聪、石勒等五胡贵族卷入内战后，北方的局势混乱不堪。为避免战乱，原居北方的世家大族纷纷南渡江东。南渡世族初来乍到，立足未稳，处境十分艰难。为求在江东长久立足，这些世族决计拥立此时在江东的司马睿，其中以王澄、王导兄弟最为努力。

王导生于魏晋高门大族琅邪王氏。王氏一族的王衍是西晋世族领袖，在西晋历任高官显宦，八王之乱中为石勒所杀。西晋末，王衍以北方纷乱，遂以族中子弟王澄、王敦出镇南方，以之为琅邪王氏将来的退路。南渡世族中，琅邪王氏既是北方名族，在江东又最有根基，故而拥立司马睿之举，王氏兄弟当仁不让。

东晋初年的朝廷以优容、收揽南北世族为要务。南渡世族拥戴皇帝为首领，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统，博取在南方的政治、经济地位。以政治让步换取了江东世族的勉强支持后，东晋朝廷终于在江东立足。因此之故，王导为政清静无为，无意招惹南北世族。

南渡世族经营江东，对皇帝的权威抱有十分功利的见解。南北士族尽管歧见丛生，却一致拒绝恢复北方的帝国政治。皇帝一度期望重掌国政，以副其名，却被世族的坚决反抗挫败，此后，皇帝专断国政的企图无果而终，世族政治遂渐渐被默认。

王导字茂弘，光禄大夫览之孙也。父裁，镇军司马。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年十四，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谓其从兄敦曰：“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

时元帝为琅邪王［1］，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2］。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3］，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导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于是尤见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倾心，号为“仲父”。帝尝从容谓导曰：“卿，吾之萧何也。”对曰：“昔秦为无道，百姓厌乱，巨猾陵暴，人怀汉德，革命反正，易以为功。自魏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4］，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迟，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餍于安息，遂使奸人乘衅，有亏至道。然否终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勋，一匡九合，管仲、乐毅，于是乎在，岂区区国臣所可拟议！愿深弘神虑，广择良能。顾荣、贺循、纪赡、周玘皆南土之秀，愿尽优礼，则天下安矣。”帝纳焉。

永嘉末，迁丹杨太守，加辅国将军。……

晋国既建，以导为丞相军谘祭酒。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往见导，极谈世事，还，谓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俄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假节，刺史如故。导以敦统六州，固辞中外都督。后坐事除节。

…………

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进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5］。以讨华轶功［6］，封武冈侯。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会太山太守徐龛反，帝访可以镇抚河南者，导举太子左卫率［7］羊鉴。既而鉴败，抵罪。导上疏曰：“徐龛叛戾，久稽天诛，臣创议征讨，调举羊鉴。鉴懦覆师，有司极法。圣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领。然臣受重任，总录机衡，使三军挫衄，臣之责也。乞自贬黜，以穆朝伦。”诏不许。寻代贺循领太子太傅。时中兴草创，未置史官，导始启立，于是典籍颇具。时孝怀太子为胡所害，始奉讳，有司奏天子三朝举哀，群臣一哭而已。导以为皇太子副贰宸极，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从之。及刘隗用事，导渐见疏远，任真推分［8］，澹如也。有识咸称导善处兴废焉。

王敦之反也［9］，刘隗劝帝悉诛王氏，论者为之危心。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帝以导忠节有素，特还朝服，召见之。导稽首谢曰：“逆臣贼子，何世无之，岂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执之曰［10］：“茂弘，方托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乃诏曰：“导以大义灭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及敦得志，加导守尚书令。初，西都覆没［11］，海内思主，群臣及四方并劝进于帝。时王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心，敦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导固争乃止。及此役也，敦谓导曰：“不从吾言，几致覆族。”导犹执正议，敦无以能夺。

【注　释】

［1］　元帝：晋元帝，西晋灭亡之后，于建康称帝，史称东晋。

［2］　之国：回到自己的封国。

［3］　上巳：古代节日，魏晋时在三月三日。禊：上巳日人们临水洗濯的祭祀仪式。肩舆：轿子。

［4］　魏氏：指曹魏。太康：晋太康年间。

［5］　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的简称，三司指三公。

［6］　华轶：西晋人，历任博士、散骑常侍，西晋亡后，不听从东晋司马睿的调遣，司马睿派兵将其讨平。

［7］　太子左卫率：官名，太子属下武官。

［8］　任真推分：任其自然，安其本分。

［9］　王敦：王导的堂兄，有野心，公元322年以诛宠臣刘隗为名，起兵造反。

［10］　跣：赤脚。

［11］　西都覆没：指洛阳被匈奴部族攻陷，西晋灭亡。

【延伸阅读】

王与马，共天下

司马睿初入建康，颇受南方士族冷遇。直到取得王导、王敦兄弟拥戴后，南方士族方渐渐归附。此外，琅邪王氏又是北方名门，在南渡士族中也颇有影响。晋元帝司马睿登基后，王氏兄弟在朝廷上地位崇高，王导主政于内，王敦出镇于外。故而东晋初年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并非毫无根据。

晋元帝根基渐稳，意欲任用亲信分王氏之势，加强君主威势。出镇武昌的王敦大为不满，发兵东下，进攻建康朝廷。王敦亲信沈充同时在吴兴举事，与王敦东西呼应，夹击建康。王敦很快攻陷建康，晋元帝的亲信或死或逃，不久之后，元帝忧愤而死。王敦得胜后，收兵回武昌。自此直至王敦病逝，东晋朝廷一直对其无可奈何。

王敦叛乱时，王导留守建康。晋元帝惮于王氏的权势，不仅未肯诛杀王氏族人，反而要依靠王导收拾残局。元帝去世后，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晋元帝生前曾有改立太子之心，但是被王导劝阻，故而王导颇受明帝信任。明帝去世后，晋成帝司马衍幼年登基，王导、庾亮等辅政。庾亮排挤王导，试图改良政治，却引发了州郡的叛乱。庾亮失势后，东晋朝政又重归王导主持。自此东晋政局多年平静，颇有中光之象。

祖逖北伐

（唐）房玄龄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晋书》卷六二《祖逖传》。

八王之乱后，匈奴部族摧毁了西晋在北方的统治，却不足以取而代之。在黄河以南，依附匈奴刘氏的石勒继续扫荡西晋残余势力，一度兵临江淮之间，亦未能长久立足。石勒退回河北后，刻意经营领地，后来据此建立了后赵。

石勒收兵后，东晋却未能恢复对河南的统治。战乱后的河南遍布防卫性的坞堡，士民多托庇其中。坞堡中由坞主设官治理，俨然一割据政权。为图自存，这些坞堡依违于后赵与东晋之间。

祖逖北伐的成就是控制了这些依违其间的坞堡，击退了石勒的骚扰性进犯，在河南建立了巩固的统治。祖逖在河南立足使东晋获得了喘息之机，也足以鼓舞饱经丧乱、一夕数惊的南渡世族。

虽然受益匪浅，但对于祖逖北伐，朝迁的反应依然冷漠。对企图摆脱世族弄权的晋元帝而言，祖逖北伐只关乎祖氏宗族的成败得失，即使北伐侥幸成功，亦不过多一操弄朝政的世族。其他世族的心态亦不外乎如此，他们宁愿作壁上观。

在东晋世族政治的视野中，祖逖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受到怀疑。就祖逖本人而言，这一怀疑也许过于苛刻。但是在祖逖去世后，面对朝廷收揽权力的努力，祖逖之弟祖约率领祖逖的北伐旧部攻击朝廷。因此，祖逖本人或许并未认识到，他寄予厚望的北伐确实仅仅是某一世族的事业。

祖逖，字士稚，范阳遒人也［1］。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2］。父武，晋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该、纳等并开爽有才干。逖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每忧之。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赒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后乃博览书记，该涉古今，往来京师，见者谓逖有赞世才具。侨居阳平。年二十四，阳平辟察孝廉，司隶再辟举秀才［3］，皆不行。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逖、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

…………

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时扬土大饥，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逖抚慰问之曰：“比复南塘一出不［4］？”或为吏所绳，逖辄拥护救解之。谈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时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进说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大王诚能发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向赴，沉溺之士欣于来苏［5］，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屯于江阴，起冶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

初，北中郎将刘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坞主张平［6］、樊雅等在谯，演署平为豫州刺史［7］，雅为谯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皆统属平。逖诱浮使取平，浮谲平与会［8］，遂斩以献逖。帝嘉逖勋，使运粮给之，而道远不至，军中大饥。进据太丘。樊雅遣众夜袭逖，遂入垒，拔戟大呼，直趣逖幕，军士大乱。逖命左右距之，督护董昭与贼战，走之。逖率众追讨，而张平余众助雅攻逖。蓬陂坞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逖遣使求救于川，川遣将李头率众援之，逖遂克谯城。

初，樊雅之据谯也，逖以力弱，求助于南中郎将王含，含遣桓宣领兵助逖。逖既克谯，宣等乃去。石季龙闻而引众围谯，含又遣宣救逖，季龙闻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讨诸屯坞未附者。

李头之讨樊雅也，力战有勋。逖时获雅骏马，头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与之。头感逖恩遇，每叹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川闻而怒，遂杀头。头亲党冯宠率其属四百入归于逖，川益怒，遣将魏硕掠豫州诸郡，大获子女车马。逖遣将军卫策邀击于谷水，尽获所掠者，皆令归本，军无私焉。川大惧，遂以众附石勒。逖率众伐川，石季龙领兵五万救川，逖设奇以击之，季龙大败，收兵掠豫州，徙陈川还襄国，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台。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同一大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又令数人担米，伪为疲极而息于道，贼果逐之，皆弃担而走。贼既获米，谓逖士众丰饱，而胡戍饥久，益惧，无复胆气。石勒将刘夜堂以驴千头运粮以馈桃豹，逖遣韩潜、冯铁等追击于汴水，尽获之。豹宵遁，退据东燕城，逖使潜进屯封丘以逼之。冯铁据二台，逖镇雍丘，数遣军要截石勒，勒屯戍渐蹙。候骑常获濮阳人，逖厚待遣归，咸感逖恩德，率乡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骑万人距逖，复为逖所破，勒镇戍归附者甚多。时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诈力相攻击，逖遣使和解之，示以祸福，遂受逖节度。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9］，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前后克获，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赏不逾日。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又收葬枯骨，为之祭醊，百姓感悦。尝置酒大会，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乃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10］。玄酒忘劳甘瓠脯［11］，何以咏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刘琨与亲故书，盛赞逖威德。诏进逖为镇西将军。

石勒不敢窥兵河南，使成皋县修逖母墓，因与逖书，求通使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方当推锋越河，扫清冀朔，会朝廷将遣戴若思为都督，逖以若思是吴人，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且闻王敦与刘隗等构隙，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感激发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时中原士庶咸谓逖当进据武牢，而反置家险厄，或谏之，不纳。逖虽内怀忧愤，而图进取不辍，营缮武牢城，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四望甚远。逖恐南无坚垒，必为贼所袭，乃使从子汝南太守济率汝阳太守张敞、新蔡内史周闳率众筑垒。未成，而逖病甚。先是，华谭、庾阐问术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当死。”初有妖星见于豫州之分，历阳陈训又谓人曰：“今年西北大将当死。”逖亦见星，曰：“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杀我，此乃不祐国也。”俄卒于雍丘，时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丧考妣，谯梁百姓为之立祠。册赠车骑将军。王敦久怀逆乱，畏逖不敢发，至是始得肆意焉。

【注　释】

［1］　遒：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涞水，古时属范阳郡。

［2］　旧姓：此处指名门显族。

［3］　辟察、辟举：地方向中央荐举人才的方式。

［4］　比复南塘一出不：你们又到南塘去了一趟吧？意为又出去抢劫了。

［5］　沉溺：沉迷失望。来苏：醒悟过来。

［6］　坞主：当时的大姓豪族为避战乱，保护财物，常修城堡，据兵守之。

［7］　署：任命。

［8］　谲：欺骗。

［9］　任子：抵押自己的儿子做人质。

［10］　三辰：日、月、星。

［11］　瓠脯：蔬菜肉食。

【延伸阅读】

祖约与东晋内乱

祖约是祖逖的弟弟，南渡前曾为成皋令。随祖逖南渡后，祖约出仕晋元帝司马睿的朝廷。祖逖立足河南后，被东晋委以重任，祖约也日渐得到朝廷的青睐。祖逖去世，东晋任命祖约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统领实为祖氏宗族私人部曲的豫州驻军。

王敦之乱时，祖约率军与王敦交战，乱平后进封镇西将军，为东晋镇守北方的重要将领。晋明帝去世，庾亮以外戚兼顾命大臣的身份辅佐新君，专擅朝政。祖约对自己未被选为顾命大臣深为不满，此后向朝廷的请求又多被驳回，逐渐心生怨望。庾亮执政后，征历阳内史苏峻入朝，以削弱藩镇，加强朝廷权威。苏峻遂纠结同样对东晋朝廷不满的祖约，联合发兵南下，以讨伐庾亮为名进攻朝廷。祖约派遣祖逖之子祖焕、女婿许柳率军配合苏峻。

苏峻部兵强马壮，而祖约部是祖逖在北伐之中招集起来的，更是能征善战。在联军的攻击下，东晋朝廷的军队很快崩溃，皇帝被软禁在宫中，士民流散。内乱持续了一年多才被平定，江南残破不堪。祖约、苏峻攻取建康后，一些东晋大臣流亡后赵，结好石勒。石勒乘机南下，汉族士民流离失所，祖逖北伐以来初安的局面荡然无存。

苏峻被平叛的陶侃、温峤击败，死于阵中。在东晋军队的进逼下，祖约率领宗族投奔石勒。但是甚至连石勒也厌恶祖约的叛逆举动，借机处死了祖氏宗族、部众数百人。

佛教东传

（南朝梁）释慧皎

【导　读】

本文选自《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

根据佛教传说，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梦见金人。大臣解释金人就是西方之佛，汉明帝遂派遣使者前往西域求佛。两位僧人随同使者来到洛阳，带来了手写的经书，是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

汉明帝梦见金人的传说其实是后人附会的，佛教传入中国要早于此时。据正史记载，西汉末博士弟子景卢曾经从西域使者处接受了口传佛经。佛教最初在中国传播时，往往被夹杂在一些土著宗教或方术中，未曾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正史中流传的佛教记录也寥寥无几。

魏晋以后，随着两汉儒家正统经学的式微，佛教日渐引起人们学理上的兴趣。中原政治的更迭也使许多儒家学者放弃了令人失望的仕途，加入佛教教团。在古代帝国的废墟上，这种新宗教逐渐枝繁叶茂。

在南渡士大夫清谈传统的熏陶下，南方教团的学理风格更为鲜明。东晋中后期，在界定世俗政治与佛教的关系时，朝廷与教团之间发生争论。庐山教团的慧安发表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申明自己的意见。

《沙门不敬王者论》在古代中国政治文献中可谓别具一格，慧安试图以“神不灭”论来证明佛教对政治的超然地位。主政的朝廷重臣无力反驳“神不灭”论，唯有承认佛教超然的地位。

但是不应过于简单地理解慧安的论证。《沙门不敬王者论》发表时，帝国政治正虚弱不堪，清谈、世族都可以放任自如。慧安的贡献是以古代政治文献中少见的清晰笔调，写下了当时的政治氛围。

释慧远，本姓贾氏，雁门娄烦人也［1］。弱而好书，珪璋秀发。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博，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渡江东，就范宣子共契嘉遁［2］。值石虎已死［3］，中原寇乱，南路阻塞，志不获从。

时沙门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赞像法，声甚著闻［4］，远遂往归之。一面尽敬［5］，以为真吾师也。后闻安讲《波若经》［6］，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便与弟慧持，投簪落彩［7］，委命受业。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续昼，贫旅无资，缊纩常阙［8］，而昆弟恪恭，终始不懈。有沙门昙翼，每给以灯烛之费，安公闻而喜曰：“道士诚知人矣。”远藉解于前因，发胜心于旷劫［9］，故能神明英越，机鉴遐深。安公常叹曰：“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年二十四，便就讲说，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10］，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

安有弟子法遇、昙徽，皆风才照灼，志业清敏，并推伏焉。后随安公南游樊河。伪秦建元九年［11］，秦将苻丕寇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临路，诸长德皆被诲约，远不蒙一言，远乃跪曰：“独无训勖，惧非人例。”安曰：“如公者岂复相忧。”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此处去水大远。远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当使朽壤抽泉。”言毕清流涌出，后卒成溪。其后少时浔阳亢旱，远诣池侧读《海龙王经》，忽有巨蛇从池上空，须臾大雨。岁以有年［12］，因号精舍为龙泉寺焉。时有沙门慧永，居在西林，与远同门旧好，遂要远同止。永谓刺史桓伊曰：“远公方当弘道，今徒属已广，而来者方多。贫道所栖褊狭，不足相处，如何。”桓乃为远复于山东更立房殿，即东林是也。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筵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

远闻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龙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国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经道取流沙西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怀，志欲瞻睹。会有西域道士叙其光相，远乃背山临流，营筑龛室，妙算画工，淡彩图写，色疑积空，望似烟雾，晖相炳暖，若隐而显，……

远神韵严肃，容止方棱，凡预瞻睹，莫不心形战慄。曾有沙门持竹如意，欲以奉献，入山信宿，竟不敢陈，窃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义法师，强正少惮，将欲造山，谓远弟子慧宝曰：“诸君庸才，望风推服，今试观我如何。”至山，值远讲《法华》［13］，每欲难问，辄心悸汗流，竟不敢语。出谓慧宝曰：“此公定可讶。”其伏物盖众如此。殷仲堪之荆州［14］，过山展敬，与远共临北涧论《易体》［15］，移景不惓。见而叹曰：“识信深明，实难为庶。”司徒王谧、护军王默等，并钦慕风德，遥致师敬……卢循初下据江州城［16］，入山诣远。远少与循父嘏同为书生，及见循欢然道旧，因朝夕音问。僧有谏远者曰：“循为国寇，与之交厚，得不疑乎。”远曰：“我佛法中情无取舍，岂不为识者所察，此不足惧。”及宋武追讨卢循［17］，设帐桑尾，左右曰：“远公素王庐山，与循交厚。”宋武曰：“远公世表之人，必无彼此。”乃遣使书致敬，并遗钱米，于是远近方服其明见。

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阙。远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净、法领等，远寻众经。逾越沙雪，旷岁方反，……孜孜为道，务在弘法，每逢西域一宾，辄恳恻谘访。闻罗什入关［18］，即遣书通好……后有弗若多罗来适关中，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三分始二，而多罗弃世，远常慨其未备。及闻昙摩流支入秦，复善诵此部，乃遣弟子昙邕致书祈请，令于关中更出余分。故《十诵》一部具足无阙，晋地获本，相传至今。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兹土者，远之力也。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

俄而玄欲沙汰众僧［19］，教僚属曰：“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遣，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远与玄书曰：“佛教凌迟，秽杂日久，每一寻至，慨愤盈怀。常恐运出非意，沦湑将及［20］。窃见清澄诸道人，教实应其本心。夫泾以渭分，则清浊殊势；枉以直正，则不仁自远。此命既行，必一理斯得，然后令饰伪者绝假通之路，怀直者无负俗之嫌。道世交兴，三宝复隆矣［21］。”因广立条制，玄从之。

昔成帝幼冲，庾冰辅正，以为沙门应敬王者，尚书令何充、仆射褚昱、诸葛恢等，奏不应敬礼，官议悉同充等，门下承冰旨为驳，同异纷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令尽敬，乃与远书曰：“沙门不敬王者，既是情所未了，于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体不允。近八座书［22］，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当行之事一二，令详尽想，必有以释其所疑耳。”远答书曰：“夫称沙门者何耶，谓能发矇俗之幽昏，启化表之玄路，方将以兼忘之道，与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遗风，漱流者味其余津。若然，虽大业未就，观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玄虽苟执先志，耻即外从，而睹远辞旨，趑趄未决。有顷玄篡位，即下书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测，推奉主之情，故兴其敬。今事既在己，宜尽谦光，诸道人勿复致礼也。”远乃著《沙门不敬王者论》，凡有五篇：……自是沙门得全方外之迹矣。

【注　释】

［1］　雁门娄烦：今山西崞县东。

［2］　范宣子：晋时隐士，著有《礼易论难》。嘉遁：《易经》：“嘉遁，贞吉”，此处指《易经》。

［3］　石虎：十六国时期后赵国君。

［4］　声甚著闻：声誉很好。

［5］　一面尽敬：意谓一见投缘。

［6］　《波若经》：一般作《般若经》，佛教重要经典。

［7］　投簪落彩：削发出家。

［8］　缊纩：麻织物，代指衣服。

［9］　旷劫：劫为佛教术语，旷劫指久远的劫难。

［10］　实相义：实相为“诸法实相”简称。在佛教里指宇宙万物的真实面目。

［11］　伪秦建元九年：公元373年。

［12］　岁以有年：意谓收成甚好。

［13］　《法华》：指《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

［14］　殷仲堪：东晋人，任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荆州刺史，桓玄兼并荆州时被杀。

［15］　《易体》：《易学体要》。

［16］　卢循：东晋士族，随孙恩反东晋。

［17］　宋武：指宋武帝刘裕。

［18］　罗什：即鸠摩罗什。西域僧人，博通佛经，名闻西域，后秦国君将其迎至西安，翻译了大量佛经。

［19］　玄：指桓玄。东晋人，曾任江州刺史，后兼并荆州，任江、荆两州刺史，叛晋自立。

［20］　沦湑：相率牵连。

［21］　三宝：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

［22］　八座书：八座指当时朝廷各主要机构的行政首脑。桓温曾先给他们写信争取支持。

【延伸阅读】

鸠摩罗什译经

鸠摩罗什的先世是天竺人。其父鸠摩罗炎曾在天竺某国任相国。后来，鸠摩罗炎放弃国相地位出家，过葱岭来到龟兹。龟兹国王的妹妹耆婆钟情于鸠摩罗炎，国王遂迫使鸠摩罗炎与之婚配。耆婆也热衷佛教，生下鸠摩罗什和另一个孩子后出家。七岁的鸠摩罗什也随母亲出家，从师受经。几年后，尽习小乘佛教经典。十二岁时，鸠摩罗什随母亲回龟兹，中途在沙勒讲经说法，声名远播。鸠摩罗什在沙勒接触到大乘佛教教义，从此改宗，并感化了尚宗小乘教义的老师。前秦将领吕光攻破龟兹时，鸠摩罗什被掳到凉州，此时鸠摩罗什已年过四十，盛名远及中国。苻坚败亡后，吕光及其后继者割据凉州，长达十余年。后秦国主姚苌十分仰慕鸠摩罗什，曾遣使延请，但被吕氏拒绝。后来姚兴遣军攻伐凉州，并将鸠摩罗什延请到长安。此后鸠摩罗什在长安开设译场，讲经弘法，与中国各地的教团通信往来，直至去世。

鸠摩罗什居留凉州多年，谙熟汉语言。他开设的译场得到姚兴的支持，规制恢弘，译经成果颇丰。鸠摩罗什译场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多为大乘佛教经典。在鸠摩罗什译经的熏陶下，中国佛教发展出三论宗、天台宗等宗派，其中三论宗尊鸠摩罗什为始祖。随着中国佛教向朝鲜、日本等地的传播，鸠摩罗什译经的影响渐渐遍及东亚。

南齐代宋

（北宋）司马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三四、卷一三五。

谢安执政时，招募江北流民组成新军，称为“北府兵”。淝水之战中，北府兵击败前秦军队，救东晋于危亡。东晋末年的政局风雨飘摇，在镇压地方起事和贵族篡位时，北府兵越来越受朝廷倚重。朝廷威望日削，军队遂日渐桀骜不驯，最后脱离了朝廷的节制，为各自将领所用。

北府兵的首领刘裕出身寒族，以军功进身。依靠军队的支持，刘裕代晋自立，建立了南朝的刘宋。军人建立的刘宋一度扭转了东晋朝廷优容世族，政治因循的成规。刘宋初年，朝廷破除门第之见，不拘一格选用人才，颇有万象更新，锐意开拓的气象。总而言之，刘宋是南朝最为进取的一个朝代。

然而刘裕以军人首领起家，自然防备其他军人首领的效尤。因此，刘宋皇室一边清洗军中有威望的将领，一边以宗室子弟领军镇抚四方。可是出镇外郡的刘宋宗室子弟不仅未能辅翼皇室，反而为争夺帝位反复争战。刘宋立国不久，宗室子弟就在内乱中自相残杀，侥幸胜出者则会残酷清洗幸存的宗室子弟。在内乱中元气大伤的刘宋宗室逐渐大权旁落，新兴的军人首领萧道成乘势迫使刘宋皇室禅让，建立南齐。

魏晋以来的世族政治远非令人鼓舞的遗产，故此刘宋代晋堪称波澜不惊。此后，世族政治渐渐没落。继之而起的寒族新贵一度雄心勃勃，他们期望新朝可以百政一新，恢复古代王朝的光荣。可是时隔不久，刘宋就在内乱中覆亡，随之消逝的还有人们的政治想望。刘宋在终结世族政治后，依然无力扭转魏晋以来政治衰微的趋向，而南朝以后的几个朝代注定要重蹈刘宋的覆辙。

此后南朝世族继续淡出朝廷，疏于问政。此起彼伏，如走马灯般登场的军人首领，往往延揽前朝士族，粉饰统治。世族因此得以在频繁的内乱中保全家族，转而专注于文学的修养，滋养着南方的学术思潮。

初，苍梧王在东宫［1］，好缘漆帐竿，去地丈余；喜怒乖节，主帅不能禁［2］。太宗屡敕陈太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内畏太后、太妃，外惮诸大臣，未敢纵逸。自加元服［3］，内外稍无以制，数出游行。始出宫，犹整仪卫。俄而弃车骑，帅左右数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犊车，随相检摄。既而轻骑远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复能追；仪卫亦惧祸不敢追寻，唯整部伍，别在一处，瞻望而已。

初，太宗尝以陈太妃赐嬖人李道儿，已复迎还，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称“刘统”，或称“李将军”。常著小袴衫，营署巷陌，无不贯穿；或夜宿客舍，或昼卧道傍，排突厮养，与之交易，或遭慢辱，悦而受之。凡诸鄙事，裁衣、作帽，过目则能；未尝吹篪，执管便韵［4］。及京口既平［5］，骄恣尤甚，无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归。从者并执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逢无免者。民间扰惧，商贩皆息，门户昼闭，行人殆绝。针、椎、凿、锯，不离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杀，则惨然不乐；殿省忧惶，食息不保［6］。阮佃夫与直阁将军申伯宗等，谋因帝出江乘射雉，称太后令，唤队仗还，闭城门，遣人执帝废之，立安成王准。事觉，甲戌，帝收佃夫等杀之。

太后数训戒帝，帝不悦。会端午，太后赐帝毛扇。帝嫌其不华，令太医煮药，欲鸩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子，岂复得出入狡狯［7］！”帝曰：“汝语大有理！”乃止。

六月，甲戌，有告散骑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长史沈勃、游击将军孙超之与阮佃夫同谋者，帝登帅卫士，自掩三家，悉诛之，刳解脔割，婴孩不免。沈勃时居丧在庐，左右未至，帝挥刀独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骂之曰：“汝罪逾桀、纣，屠戮无日。”遂死。是日，大赦。

帝尝直入领军府。时盛热，萧道成昼卧裸袒。帝立道成于室内，画腹为的，自引满，将射之。道成敛版曰：“老臣无罪。”左右王天恩曰：“领军腹大，是佳射堋［8］；一箭便死，后无复射；不如以骲箭射之［9］。”帝乃更以骲箭射，正中其齐。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尝自磨，曰：“明日杀萧道成！”陈太妃骂之曰：“萧道成有功于国，若害之，谁复为汝尽力邪！”帝乃止。

道成忧惧，密与袁粲、褚渊谋废立。粲曰：“主上幼年，微过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10］；纵使功成，亦终无全地。”渊默然。领军功曹丹阳纪僧真言于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岂得坐受夷灭！存亡之机，仰希熟虑。”道成然之。

或劝道成奔广陵起兵。道成世子赜，时为晋熙王长史，行郢州事，欲使赜将郢州兵东下会京口。道成密遣所亲刘僧副告其从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刘善明曰：“人多见劝北固广陵，恐未为长算。今秋风行起，卿若能与垣东海微共动虏［11］，则我诸计可立。”亦告东海太守垣荣祖。善明曰：“宋氏将亡，愚智共知，北虏苦动，反为公患。公神武高世，唯当静以待之，因机奋发，功业自定，不可远去根本，自贻猖蹶。”荣祖亦曰：“领府去台百步［12］，公走，人岂不知！若单骑轻行，广陵人闭门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动足下床，恐即有叩台门者，公事去矣。”纪僧真曰：“主上虽无道，国家累世之基犹为安固。公百口［13］，北度必不得俱。纵得广陵城，天子居深宫，施号令，目公为逆，何以避之！此非万全策也。”道成族弟镇军长史顺之及次子骠骑从事中郎嶷，皆以为：“帝好单行道路，于此立计，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鲜有克捷，徒先人受祸耳。”道成乃止。

东中郎司马、行会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跻起兵于东方，道成止之。

越骑校尉王敬则潜自结于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为道成听察帝之往来。道成命敬则阴结帝左右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一十五人于殿中，诇伺机便。

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领军府门。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缘墙入？”帝曰：“我今夕欲于一处作适，宜待明夕。”员外郎桓康等于道成门间听闻之。

戊子，帝乘露车，与左右于台冈赌跳［14］。仍往青园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昙度道人煮之。饮酒醉，还仁寿殿寝。杨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见辄切齿曰：“明日当杀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织女渡河［15］，曰：“见当报我；不见，将杀汝！”时帝出入无常，省内诸阁，夜皆不闭，厢下畏相逢值，无敢出者；宿卫并逃避，内外莫相禁摄。是夕，王敬则出外。玉夫伺帝熟寝，与杨万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敕厢下奏伎陈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称敕开承明门出，以首与敬则。敬则驰诣领军府，叩门大呼，萧道成虑苍梧王诳之，不敢开门。敬则于墙上投其首，道成洗视，乃戎服乘马而出，敬则、桓康等皆从。入宫，至承明门，诈为行还［16］。敬则恐内人觇见，以刀环塞窐孔，呼门甚急，门开而入。他夕，苍梧王每开门，门者震慑，不敢仰视，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惊怖。既而闻苍梧王死，咸称万岁。

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树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渊、刘秉入会议。道成谓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断之？”秉未答。道成须髯尽张，目光如电。秉曰：“尚书众事，可以见付；军旅处分，一委领军。”道成次让袁粲，粲亦不敢当。王敬则拔白刃，在床侧跳跃曰：“天下事皆应关萧公［17］！敢有开一言者，血染敬则刀！”仍手取白纱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谁敢复动！事须及热！”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则叱之，乃止。褚渊曰：“非萧公无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18］。道成曰：“相与不肯，我安得辞！”乃下议，备法驾诣东城，迎立安成王［19］。于是长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秉出，于路逢从弟韫，韫开车迎问曰：“今日之事，当归兄邪？”秉曰：“吾等已让领军矣。”韫拊膺曰：“兄肉中讵有血邪！今年族矣［20］！”

是日，以太后令，数苍梧王罪恶，曰：“吾密令萧领军潜运明略。安成王准，宜临万国。”追封昱为苍梧王。……

辛卯，宋顺帝下诏禅位于齐［21］。壬辰，帝当临轩，不肯出，逃于佛盖之下，王敬则勒兵殿庭，以板舆入迎帝。太后惧，自帅阉人索得之，敬则启譬令出，引令升车。帝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22］。”帝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宫中皆哭。帝拍敬则手曰：“必无过虑，当饷辅国十万钱［23］。”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谢朏在直，当解玺绶，阳为不知，曰：“有何公事？”传诏云：“解玺绶授齐王。”朏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使朏称疾，欲取兼人，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仍登车还宅。乃以王俭为侍中，解玺绶。礼毕，帝乘画轮车，出东掖门就东邸，问：“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应者。右光禄大夫王琨，华之从父弟也，在晋世已为郎中，至是，攀车獭尾恸哭曰［24］：“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25］，乃复频见此事！”呜咽不自胜，百官雨泣。

【注　释】

［1］　苍梧王：刘宋明帝之子，公元472-477年在位，死后谥号为苍梧王。

［2］　主帅：指东宫的主管。

［3］　加元服：举行成年礼。

［4］　“未尝吹篪”至此：意谓没有学过吹篪，拿起来就吹得合乎音调。篪，古代竹管乐器。

［5］　京口既平：指京口的刘景素反叛被镇压。

［6］　“殿省”至此：意谓宫内朝廷都是人心惶惶，吃饭喘气都担心被杀。

［7］　“若行此事”至此：意谓如果这样做了，皇上就应作孝子服丧，就无法出宫玩耍了。官，指皇帝。

［8］　射堋：箭靶。

［9］　骲箭：去掉箭头的箭。

［10］　伊：指商朝贤相伊尹，曾放逐不利政事的商王太甲。霍：指西汉大臣霍光。季世：后世。

［11］　微共动虏：小规模挑动北方的敌人，萧道成意欲以迎外敌为名出京起事。

［12］　领府：即萧道成居住的领军府。台：尚书台。

［13］　公百口：一家有一百多口人。

［14］　露车：敞篷车。赌跳：比赛跳高。

［15］　伺织女渡河：看天上的织女星过银河。

［16］　诈为行还：欺骗说是皇帝游玩回来。

［17］　天下事皆应关萧公：意谓天下的事都应由萧公说了算。

［18］　事：此指皇帝批阅的奏章。

［19］　安成王：宋明帝的儿子刘准，即宋顺帝。

［20］　“兄肉中”至此：意谓你肉里还有血吗？今年我们就要被灭族了。

［21］　禅位于齐：事在公元479年，萧道成当时封齐王。

［22］　官先取司马家：指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取代晋，建立宋。

［23］　“必无过虑”至此：意谓要是我没有生命危险，就赏给你十万钱。王敬则时为辅国将军。

［24］　獭尾：挂在车上用来遮尘的獭毛。

［25］　先驱蝼蚁：意即早早死去。

【延伸阅读】

刘宋宗室内乱

自两汉以来，几个世纪以来的暴动、反叛和战乱毁灭了旧王朝的政治秩序和理想。地方士族顽强地生存下来，在各地扎根，默默注视着王朝的变易。夺位自立的西晋以宗室子弟镇抚外郡，总领地方军政，实为一方藩镇。受封者负有辅翼皇室、威慑心怀不轨者之责。刘裕乘士族内乱之机夺位自立后，遂将西晋宗室子弟镇抚的外郡传统继而行之。但是相形之下，刘宗统治更加依赖于武力统治，故而内乱爆发时也异常残酷。刘宋宗室的内乱表现为赤裸裸的帝位争夺战，接近帝位继承顺序的宗室也往往最先被剪除。其中的暴虐、冷酷，即使在南朝混乱的政治史中，也是十分令人震惊的。

刘宋宗室大规模的内乱始于宋文帝统治晚年。宋文帝先是害怕弟弟刘义康倡乱，将其赐死。明年，太子刘劭和同母弟刘濬犯有巫蛊之罪，事发后宋文帝决定废太子刘劭，并赐死刘濬。结果事泄，刘劭率兵进宫杀文帝。宋文帝子武陵王刘骏讨伐刘劭获胜，刘劭被杀，刘骏继位为孝武帝。刘骏的叔父南郡王刘义宣都督外郡，兵强马壮，府库充盈，起兵谋反争位。刘骏讨伐义宣后，杀义宣及其众子。竟陵王刘诞讨伐刘劭、刘义宣有功，又颇有名望，其镇守的扬州兵甲坚利、粮草丰盈。刘骏对刘诞心怀忌惮，有意图之，而刘诞也暗中准备迎击。刘骏遣军击之，刘诞在广陵兵败被杀，广陵士民也被杀戮一空。刘骏在位十年，被杀的宗室还有武昌王刘浑、海陵王刘休茂、南平王刘铄等人。

刘骏之子刘子业继位，在位仅一年有余，却杀江夏王刘义恭、新安王刘子鸾、南海王刘子师；大臣颜师伯、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元老大臣沈庆之、领军将军王玄谟。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佑，都是刘子业的父辈，却被拘禁在建康任意凌辱。刘子业的残暴令其近臣也无法忍受，宫廷和朝廷的官员合谋杀死了这位疯狂的君主。

刘子业恐怖时期侥幸生还的湘东王刘彧继位为宋明帝，晋安王刘子勋起兵发难，许多宗室子弟和地方郡守纷纷响应。刘彧经过艰苦内战，击败了反对者，随后又掀起了更加恐怖的清洗，几乎将宋孝武帝二十八子杀戮殆尽。明帝晚年多病，恐怕太子幼年继位，难以驾驭宗室，遂极力剪除自己的弟弟。在刘子业时期，建安王刘休仁与刘彧一起饱受凌辱、惊吓，曾经患难与共，这次同样死于非命。

王猛改制

（唐）房玄龄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晋书》卷一一四《王猛传》。

晋末永嘉之乱后，居于西北的氐族渐渐强盛。首领苻健率部攻入关中，定都长安，建立前秦。苻健之弟苻雄以功封东海王，苻雄去世后，其子苻坚承袭爵位。其时皇帝苻生暴虐，在一些大臣的支持下，苻坚发动政变，攻杀苻生，登基称王。

苻坚执政后任用汉族寒士王猛参与政事。王猛打击氐族旧贵族，加强君主权威，镇压氐族旧贵族的反扑。在王猛的辅佐下，苻坚一边收揽降服的部落，一边派遣氐族宗室贵族镇抚各地。苻坚理政时，不仅将北方收入前秦疆域中，甚至一举征服了西域地区。前秦的国势必定令时人感到惊讶，因为自西汉以来，对西域的征服已经被视为王朝兴衰的晴雨表。这自然证明前秦已经从一个由一个胡人草创的地区性邦国，一跃而为强盛一时的王国。

但在前秦强盛的表象下，却隐藏着极大的隐患。在前秦疆域内，苻坚接纳了众多降服的部落，后者仅仅对前秦的武力表示屈服。即使在王猛改制后，前秦政治中依然保留了许多部落政治残余，而前秦王国也远未告别部落联盟的政治统治。除非推行更激进的政治、社会变革，远不足以此造就长治久安的新王朝。

苻坚统治后期，发动对东晋的战争，希图将南方纳入版图。南征军队的前锋在淝水遭到挫败，前秦庞大的混合军队随后溃散。此后原本降服的部落纷纷起事割据地方，前秦帝国昙花一现，北方重新陷入混战中。

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人也［1］，家于魏郡。少贫贱，以鬻畚为业［2］。尝货畚于洛阳，乃有一人贵买其畚，而云无直，自言：“家去此无远，可随我取直。”猛利其贵而从之，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见一父老，须发皓然，踞胡床而坐［3］，左右十许人，有一人引猛进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乃十倍偿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顾视，乃嵩高山也。

猛瑰姿俊伟，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怀。少游于邺都，时人罕能识也。惟徐统见而奇之，召为功曹。遁而不应，遂隐于华阴山。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桓温入关［4］，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杖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无以酬之。温之将还，赐猛车马，拜高官督护，请与俱南。猛还山咨师，师曰：“卿与桓温岂并世哉！在此自可富贵，何为远乎！”猛乃止。

苻坚将有大志，闻猛名，遣吕婆楼招之［5］，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坚僭位，以猛为中书侍郎。时始平多枋头西归之人［6］，豪右纵横，劫盗充斥，乃转猛为始平令。猛下车，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强豪。鞭杀一吏，百姓上书讼之，有司劾奏，槛车征下廷尉诏狱。坚亲问之，曰：“为政之体，德化为先，莅任未几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猛曰：“臣闻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剧邑，谨为明君翦除凶猾。始杀一奸，余尚万数，若以臣不能穷残尽暴，肃清轨法者，敢不甘心鼎镬［7］，以谢孤负。酷政之刑，臣实未敢受之。”坚谓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产之俦也［8］。”于是赦之。

迁尚书左丞、咸阳内史、京兆尹。未几，除吏部尚书、太子詹事，又迁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加骑都尉，居中宿卫。时猛年三十六，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数谮毁之，坚大怒，黜腾为甘松护军，宝白衣领长史［9］。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顷之，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

后率诸军讨慕容，军禁严明，师无私犯。猛之未至邺也，劫盗公行，及猛之至，远近帖然，燕人安之。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疏固辞不受。

时既留镇冀州，坚遣猛于六州之内听以便宜从事，简召英俊，以补关东守宰，授讫，言台除正。……

俄入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持节、常侍、将军、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10］，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11］。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坚尝从容谓猛曰：“卿夙夜匪懈，忧勤万机，若文王得太公，吾将优游以卒岁。”猛曰：“不图陛下知臣之过［12］，臣何足以拟古人！”坚曰：“以吾观之，太公岂能过也。”常敕其太子宏、长乐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见重如此。

广平麻思流寄关右［13］，因母亡归葬，请还冀州。猛谓思曰：“便可速装，是暮已符卿发遣。”及始出关，郡县已被符管摄。其令行禁整，事无留滞，皆此类也。性刚明清肃，于善恶尤分。微时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报焉，时论颇以此少之。

其年寝疾，坚亲祈南北郊、宗庙、社稷，分遣侍臣祷河岳诸祀，靡不周备。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谢恩，并言时政，多所弘益。坚览之流涕，悲恸左右。及疾笃，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14］。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言终而死，时年五十一。坚哭之恸。比敛，三临［15］，谓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赠侍中，丞相余如故。给东园温明秘器［16］，帛三千匹，谷万石。谒者仆射监护丧事，葬礼一依汉大将军霍光故事。谥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注　释】

［1］　北海剧：北海郡剧县，在今山东寿光东南。

［2］　鬻：卖。畚：以竹篾或草绳编成的盛物器皿。

［3］　胡床：交椅。踞胡床而坐：靠着交椅坐着。

［4］　桓温：东晋大将，时奉命北伐。

［5］　吕婆楼：人名，王猛同乡，时在苻坚麾下。

［6］　始平：郡名，今陕西咸阳一带。枋头：地名，今河南浚县西南。

［7］　甘心鼎镬：意谓甘愿被杀。

［8］　夷吾：即管仲。子产：春秋时郑国宰相。俦：同辈，一类人。

［9］　甘松：地名。护军：将领官名。长史：郡太守的属官。

［10］　尸素：不干工作白吃饭。

［11］　百揆时叙：语出《尚书》，意谓百事合宜。

［12］　过：超过了实际情况，意谓过奖了。

［13］　广平麻思：广平郡人名叫麻思的。

［14］　正朔相承：是正统相传。

［15］　比敛，三临：等到收敛的时候，三次过来看望。

［16］　东园温明秘器：皇帝死前备用的棺材。东园，为皇帝造棺材、放棺材的地方。

【延伸阅读】

谢安东山再起

寒族出身的王猛主政前秦，以摧抑豪强著称。士族谢安在东晋，其处政则是另一种风格。谢安出身于陈郡谢氏，后者的发迹始于曹魏，至东晋末年，谢氏一族的谢尚、谢奕、谢万长期任职方镇。与此同时，谢安在会稽东山隐居，以观时变。东晋玄学兴盛，谢安长于清谈，盛名播于士族。后来，谢尚、谢奕相继去世，谢万又北征失利，被贬为庶人。此时，谢氏家族在朝廷中有失势的危险，谢安见此，遂结束隐居的生活，出任权臣桓温的司马。在桓温的荐举下，声望和才干兼具的谢安迅速进入东晋朝廷中枢，并受命辅佐年幼登基的皇帝。

谢安努力维持皇室、权臣、士族三者间微妙的平衡，以安顿政局。桓温有意代晋自立，与桓温颇有交谊的谢安却借故拖延，使桓温直至病死也未能篡位。桓温去世后，谢安将桓温领有的职位分给三位桓氏子弟，以分其势。后来，谢安又将荆州交予桓氏统领，使桓氏既不会操持朝政，又可为东晋戍守长江上游。为抵御前秦的侵袭，谢安让谢玄招募北方流民为军，号为“北府兵”。“北府兵”不仅多次击退前秦侵袭，渐渐也足以抑制桓氏之野心。

淝水之战中，谢石、谢玄率军迎击前秦大军，挫败秦军前锋。前秦军队溃散后，谢石、谢玄乘势发动北征，一度收复了部分失地。这一时期是谢氏的鼎盛时期，此时东晋也颇有中兴之象。

淝水之战

（北宋）司马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四、卷一五。

前秦国王苻坚在位，积极攻略北方诸王国，并辅以政治招揽和安抚的手段。经过十数年经营，前秦最终平定北方。此外，苻坚还倾力经营西域，前秦国势因此盛极一时，追比秦汉。

苻坚平定北方后，又决意向偏安江东的东晋发动攻势。可是，朝廷诸臣大多反对征伐东晋，令人惊讶的是，苻坚的考虑与反对者的疑虑，恰恰是殊途同归的。

苻坚自幼倾慕中原文化，在位期间施行汉化改革，他自然而然地感到东晋的延续对前秦王国是一种持久的威胁。前秦以胡人入主中原，国势固然堪与魏晋媲美。可是在世人视野中，偏安江东的东晋方是王朝正统。一百余年来，许多大大小小的胡人政权在中原地区兴起而又衰落。其中不乏像汉、后赵、前燕之类盛极一时的王国，可是它们都未能避免昙花一现的命运。因此，苻坚对前秦或许会重蹈覆辙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苻坚希望，征伐东晋可以一举消除世人对前秦正统地位的怀疑。反对者们隐隐担心东晋的王朝正统是不可挑战的，但是这种忧虑不足以感染谙熟中原政治典故的苻坚。

秦军前锋在淝水与晋军交战。在先期战术机动时，秦军发生混乱。晋军趁机渡河追击，秦军由混乱发展为溃散。在庞大的军队崩溃后，内乱在前秦国内爆发。苻坚在内乱中丧生，王国灰飞烟灭。

苻坚显赫一时的统治的兴衰，似乎证明了胡汉分治的胡人政权的政治极限。苻坚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前秦国势的兴盛是胡人政权中前所未有的。苻坚本人注意到这个王国的局限，并试图努力弥补，可是他的努力未能得到报偿。

冬，十月，秦王坚会群臣于太极殿［1］，议曰：“自吾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2］。今略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自将以讨之，何如？”秘书监朱肜曰：“陛下恭行天罚，必有征无战，晋主不衔璧军门，则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国士民，使复其桑梓，然后回舆东巡，告成岱宗［3］，此千载一时也！”坚喜曰：“是吾志也。”

尚书左仆射权翼曰：“昔纣为无道，三仁在朝，武王犹为之旋师［4］。今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坚嘿然良久，曰：“诸君各言其志。”

太子左卫率石越曰：“今岁镇守斗［5］，福德在吴，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殆未可伐也！”坚曰：“昔武王伐纣，逆岁违卜。天道幽远，未易可知。夫差、孙皓皆保据江湖，不免于亡。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对曰：“三国之君皆淫虐无道，故敌国取之，易于拾遗。今晋虽无德，未有大罪，愿陛下且按兵积谷，以待其衅。”于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决。坚曰：“此所谓筑舍道傍，无时可成［6］。吾当内断于心耳！”

群臣皆出，独留阳平公融，谓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今众言纷纷，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对曰：“今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一也；晋国无衅，二也；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三也。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坚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复何望！吾强兵百万，资仗如山；吾虽未为令主，亦非暗劣。乘累捷之势，击垂亡之国，何患不克，岂可复留此残寇，使长为国家之忧哉！”融泣曰：“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今劳师大举，恐无万全之功。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7］，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常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坚不听。于是朝臣进谏者众，坚曰：“以吾击晋，校其强弱之势，犹疾风之扫秋叶，而朝廷内外皆言不可，诚吾所不解也！”

太子宏曰：“今岁在吴分，又晋君无罪，若大举不捷，恐威名外挫，财力内竭，此群下所以疑也！”坚曰：“昔吾灭燕，亦犯岁而捷，天道固难知也。秦灭六国，六国之君岂皆暴虐乎！”

冠军、京兆尹慕容垂言于坚曰：“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此理势自然，非难知也。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白满朝［8］，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9］。’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晋武平吴，所仗者张、杜二三臣而已［10］，若从朝众之言，岂有混壹之功！”坚大悦曰：“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赐帛五百匹。

坚锐意欲取江东，寝不能旦。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11］。’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12］。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坚曰：“帝王历数，岂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刘禅岂非汉之苗裔邪，终为魏所灭。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耳！”

…………

甲子，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阳平公融等兵三十万，先至颍口。

诏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众共八万拒之；使龙骧将军胡彬以水军五千援寿阳。琰，安之子也。

是时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谢玄入，问计于谢安，安夷然，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游山墅，亲朋毕集，与玄围棋赌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13］。安遂游陟［14］，至夜乃还。桓冲深以根本为忧，遣精锐三千入卫京师。谢安固却之，曰：“朝廷处分已定，兵甲无阙，西藩宜留以为防［15］。”冲对佐吏叹曰：“谢安石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16］。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众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17］！”

…………

冬，十月，秦阳平公融等攻寿阳；癸酉，克之，执平虏将军徐元喜等。融以其参军河南郭褒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郧城。胡彬闻寿阳陷，退保硖石，融进攻之。秦卫将军梁成等帅众五万屯于洛涧，栅淮以遏东兵。谢石、谢玄等去洛涧二十五里而军，惮成不敢进。胡彬粮尽，潜遣使告石等曰：“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秦人获之，送于阳平公融。融驰使白秦王坚曰：“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坚乃留大军于项城，引轻骑八千，兼道就融于寿阳。遣尚书朱序来说谢石等以“强弱异势，不如速降。”序私谓石等曰：“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

石闻坚在寿阳，甚惧，欲不战以老秦师。谢琰劝石从序言。十一月，谢玄遣广陵相刘牢之帅精兵五千人趣洛涧，未至十里，梁成阻涧为陈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击成，大破之，斩成及弋阳太守王咏；又分兵断其归津，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万五千人，执秦扬州刺史王显等，尽收其器械军实。于是谢石等诸军，水陆继进。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部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何谓弱也！”怃然始有惧色。

秦兵逼肥水而陈，晋兵不得渡。谢玄遣使谓阳平公融曰：“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诸将皆曰：“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坚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融亦以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复止，谢玄、谢琰、桓伊等引兵渡水击之。融驰骑略陈，欲以帅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陈后呼曰：“秦兵败矣！”众遂大奔。序因与张天锡、徐元喜皆来奔。获秦王坚所乘云母车及仪服器械、军资珍宝畜产不可胜计。复取寿阳，执其淮南太守郭褒。

坚中流矢，单骑走至淮北，饥甚，民有进壶飧、豚髀者，坚食之，赐帛十匹，绵十斤。辞曰：“陛下厌苦安乐，自取危困。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安有子饲其父而求报乎？”弗顾而去。坚谓张夫人曰：“吾今复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

…………

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18］，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19］。

【注　释】

［1］　秦：氐族人建立的政权，史称“前秦”。坚：苻坚，前秦皇帝，公元357-385年在位。

［2］　东南一隅：指东晋。未沾王化：意谓还未被我们统治。

［3］　返中国士民，使复其桑梓：使那些南渡的中原人回家。告成岱宗：功成之后在泰山祭天。

［4］　三仁：指纣王时的三个贵族：箕子、微子、比干。旋师：退兵。

［5］　岁镇：即土星和木星，古人认为岁、镇两星运行到哪里，哪里就当运。守斗：是说两星居于斗宿，对应吴、越之地，所以下文说“福德在吴”。

［6］　“筑舍道傍”至此：意谓在路旁造房子，路人意见分歧，房子很难造成。

［7］　鲜卑、羌、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畿甸：京城附近地方。

［8］　韩、白：韩信、白起，皆古之名将。

［9］　谋夫孔多，是用不集：意谓出主意的人多了，事情就办不成。

［10］　张、杜：张华、杜预，二人都支持晋武帝攻打吴国。

［11］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意谓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到侮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

［12］　正朔：正，一年的开始；朔，一月的开始，古时改朝换代，新王朝要重定正朔。会不：不会。

［13］　便为敌手而又不胜：意谓谢玄就是不让棋子，也没下赢谢安。

［14］　游陟：登山游玩。

［15］　西藩：西部防区，桓冲时为荆州刺史，在建康以西。

［16］　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有宰相的度量，但不熟悉军事。

［17］　吾其左衽矣：我们要穿外族的服装了，意谓我们要做俘虏了。左衽，衣襟开在左边，这是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

［18］　摄书：把信收起来。

［19］　不觉屐齿之折：意谓木屐底上的齿条被门槛碰断了都未觉察。

【延伸阅读】

高欢与胡汉分治

北魏孝文帝的激进汉化培养了洛阳汉化的皇族、贵族和门阀，却引起了边镇鲜卑军人的愤恨。北魏灭亡后，南下中原的鲜卑军人意欲恢复鲜卑王国。这种复辟的企图与中原汉族门阀、士民的愿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意在中原建立勋业、统一海内的君主对此深感不安。胡汉分治的内在紧张，苻坚深有感触，后来建立北齐的高欢，虽为鲜卑军人首领，也一直不遗余力地调和胡汉之争。

高欢自立一方，与南朝、关中诸国争持。战事连绵不绝，鲜卑军人自然极受倚重。但高欢立国，治下的政治、赋税又多依赖汉族门阀和士民。自北魏孝文帝后，鲜卑军人对汉人怀有积年的怨恨，常怀报复之心。其首领高欢却努力调和其间，勉力维持国中和平。

高欢告诫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凌之？”对饱受鲜卑人欺侮的汉人，他又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高欢的抚慰未见成效，不仅鲜卑与汉人冲突日渐增多，地方豪强也日渐跋扈。但高欢却无意严厉制裁，他回答诘问者说：“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宇文泰）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

拓跋部的兴起

（北齐）魏收

【导　读】

本文选自《魏书》卷二《太祖拓跋珪》。

亚洲广阔的腹地上，分布着一望无垠的草原。自古以来，在草原上栖居的民族不断迁徙、兼并、分离，演绎着自己的历史。但至今为止，人们对这部草原编年史依然知之甚少。早期草原民族的历史是靠口口相传，只有在与更文明的民族接触时，才会留下文字的记载。在更长的时间里，它们静静地在草原上漫游，将自己隐藏在历史记载的背后。

鲜卑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民族，其中一支大约在汉代迁徙到呼伦湖地区。匈奴衰落北迁之后，鲜卑占据了匈奴故地，兼并了淹留未迁的匈奴部落，形成了鲜卑、匈奴混合血统的拓跋鲜卑族。曹魏时期，拓跋鲜卑部始与中原王朝交通。公元4世纪末，拓跋部首领拓跋珪在北方建立了强大的拓跋部落联盟，称代王，后又改称魏王，是为北魏之始。其后拓跋珪经过长期战争，夺取了原属后燕的河北地区，此后拓跋鲜卑部逐渐介入中原政治。

与旧居中原、渐染汉风的匈奴部相比，拓跋鲜卑部是更原始的草原部族。相对于先前的刘渊或者苻坚，拓跋珪全然是一个自草原深处脱颖而出的部族领袖。在许许多多半汉化的游牧部族在中原昙花一现后，拓跋珪草原政治传统的遗产证明更为坚韧。因此之故，日后反对汉化的呼声如此之高，是不足为奇的。

太祖道武皇帝［1］，讳珪，昭成皇帝之嫡孙，献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献明贺皇后，初因迁徙，游于云泽，既而寝息，梦日出室内，寤而见光自牖属天，欻然有感［2］。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于参合陂北［3］，其夜复有光明。昭成大悦，群臣称庆，大赦，告于祖宗。保者以帝体重倍于常儿，窃独奇怪。明年有榆生于埋胞之坎，后遂成林。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广颡大耳，众咸异之。年六岁，昭成崩。苻坚遣将内侮，将迁帝于长安，既而获免。语在《燕凤传》［4］。坚军既还，国众离散。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5］，尽将故民南依库仁，帝于是转幸独孤部。

…………

九年，库仁子显杀眷而代之［6］，乃将谋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于众中，帝乃驰还。是时故大人梁盖盆子六眷，为显谋主，尽知其计，密使部人穆崇驰告。帝乃阴结旧臣长孙犍、元他等。秋八月，乃幸贺兰部。其日，显果使人求帝，不及。语在《献明太后传》。是岁，鲜卑乞伏国仁私署大单于。苻坚为姚苌所杀，子丕僭立。

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7］，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班爵叙勋，各有差。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三月，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其族奴真率所部来降。

夏四月，改称魏王。五月，车驾东幸陵石。护佛侯部帅侯辰、乙弗部帅代题叛走。诸将追之，帝曰：“侯辰等世修职役，虽有小愆，宜且忍之。当今草创，人情未一，愚近者固应趑趄，不足追也。”

秋七月己酉，车驾还盛乐。代题复以部落来降，旬有数日，亡奔刘显。帝使其孙倍斤代领部落。是月，刘显弟肺泥率骑掠奴真部落，既而率以来降。初，帝叔父窟咄为苻坚徙于长安，因随慕容永，永以为新兴太守。八月，刘显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随之，来逼南境。于是诸部骚动，人心顾望。帝左右于桓等，与诸部人谋为逆以应之。事泄，诛造谋者五人，余悉不问。帝虑内难，乃北逾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遣行人安同、长孙贺使于慕容垂以征师［8］，垂遣使朝贡，并令其子贺帅步骑以随同等。

冬十月，贺军未至而寇已前逼，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十三人及诸乌丸亡奔卫辰。帝自弩山迁幸牛川，屯于延水南，出代谷，会贺于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卫辰，卫辰杀之，帝悉收其众。十二月，慕容垂遣使朝贡，奉帝西单于印绶，封上谷王。帝不纳。

是岁，慕容垂僭称皇帝于中山，自号大燕。苻丕死，苻登自立于陇东。姚苌称皇帝于长安，自号大秦。慕容冲为部下所杀。慕容永僭立。

…………

秋七月壬申，讲武于牛川。行还纽垤川。慕容垂止元觚而求名马，帝绝之。乃遣使于慕容永，永使其大鸿胪慕容钧奉表劝进尊号。其月，卫辰遣子直力鞮出棝杨塞，侵及黑城。九月，帝袭五原，屠之。收其积谷，还纽垤川。于棝杨塞北，树碑记功。

…………

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造舟收谷。帝遣右司马许谦征兵于姚兴。东平公元仪徙据朔方。八月，帝亲治兵于河南。九月，进师，临河筑台告津，连旌沿河东西千里有余。是时，陈留公元虔五万骑在东，以绝其左，元仪五万骑在河北，以承其后，略阳公元遵七万骑塞其中山之路。

冬十月辛未，宝烧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进军济河。乙酉夕，至参合陂。丙戌，大破之。语在《宝传》。生擒其陈留王绍、鲁阳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济阴公尹国、北地王世子钟葵、安定王世子羊儿以下文武将吏数千人，器甲辎重、军资杂财十余万计。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贾闺、晁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实。班赏大臣将校各有差。十有二月，还幸云中之盛乐。

皇始元年春正月［9］，大搜于定襄之虎山，因东幸善无北陂。三月，慕容垂来寇桑乾川。陈留公元虔先镇平城，时征兵未集，虔率麾下邀击，失利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逾山结营，闻帝将至，乃筑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于上谷。子宝匿丧而还，至中山乃僭立。

夏六月癸酉，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其部落。宝上谷太守慕容普邻，捐郡奔走。丁亥，皇太后贺氏崩。是月，葬献明太后。

…………

天兴元年春正月［10］，慕容德走保滑台［11］，仪克邺，收其仓库。诏赏将士各有差。仪追德至于河，不及而还。庚子，车驾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赵郡之高邑，遂幸于邺。民有老不能自存者，诏郡县赈恤之。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邺。车驾自邺还中山，所过存问百姓。诏大军所经州郡，复赀租一年，除山东民租赋之半。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帝虑还后山东有变，乃置行台于中山，诏左丞相、守尚书令、卫王仪镇中山，抚军大将军、略阳公元遵镇勃海之合口。右军将军尹国先督租于冀州，闻帝将还，谋反，欲袭信都。安南将军长孙嵩执送，斩之。辛酉，车驾发自中山，至于望都尧山。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车驾次于恒山之阳。博陵、勃海、章武群盗并起，略阳公元遵等讨平之。广川太守贺卢杀冀州刺史王辅，驱勒守兵，抄掠阳平、顿丘诸郡，遂南渡河，奔慕容德。

…………

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是岁，兰汗杀慕容宝而自立，宝子盛杀汗僭立。慕容德自称燕王。

二年春正月甲子［12］，初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坛视燎，成礼而反。乙丑，曲赦京师。始制三驾之法［13］。庚午，车驾北巡，分命诸将大袭高车。大将军、常山王遵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川，镇北将军、高凉王乐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车驾亲勒六军从中道自驳髯水西北。

二月丁亥朔，诸军同会，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骠骑大将军、卫王仪督三万骑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迸七部，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十余万头，高车二十余万乘，并服玩诸物。还次牛川及薄山，并刻石记功。……

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14］，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帝亦闻之，曰：“朕纵之使然，待过灾年，当更清治之尔。”

秋七月，慕容支属百余家，谋欲外奔，发觉，伏诛，死者三百余人。八月，卫王仪谋叛，赐死。

冬十月戊辰，帝崩于天安殿，时年三十九。永兴二年九月甲寅，上谥宣武皇帝，葬于盛乐金陵，庙号太祖。泰常五年，改谥曰道武。

【注　释】

［1］　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北魏建立者，公元386-409年在位。鲜卑族拓跋部，先世建代国，为苻坚所灭；淝水之战后复国，改称魏。公元397年，攻破后燕都城，统一黄河以北。公元398年，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统治期间，使鲜卑人分地定居，从事耕种，任用汉族地主官僚，加速鲜卑社会的发展。晚年失去理智，残暴滥杀，为其次子所杀。

［2］　欻然：若火光之一现。

［3］　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东北。

［4］　“苻坚遣将”至此：指昭成帝死后，苻坚派兵入袭，准备把拓跋珪带到长安，经燕凤劝说作罢。

［5］　南部大人：原为少数民族首领的称号，拓跋氏建代后沿用，将“诸方杂人来附者”分为南北两部，分设二部大人统领。北魏初沿置，为八部大人之一。

［6］　眷：指刘库仁之弟，刘库仁被杀后，由其代理国事。

［7］　登国元年：即公元386年。

［8］　慕容垂：十六国时期后燕建立者，鲜卑族。初投靠前秦，淝水之战后，恢复被前秦所灭的前燕，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州）。初称王，后称帝，史称后燕。

［9］　皇始元年：即公元396年。

［10］　天兴元年：即公元398年。

［11］　慕容德：慕容垂之弟，封范阳王。公元398年，北魏攻占河北，他率众迁滑台。后称帝，史称南燕。

［12］　二年：即天兴二年，公元399年。

［13］　三驾之法：帝王车乘的三种车驾分别名为：大驾、法驾、小驾。

［14］　寒食散：又名五石散，因服之宜食凉食，故名。魏晋人服之成风，及于南北朝，有毒。

【延伸阅读】

国史之狱

清河崔氏是北方第一等的高门士族，其祖上官至曹魏司空，列位封侯。永嘉之乱后，崔氏族人相继仕于后赵、后燕、北魏。崔浩的父亲崔宏官至北魏吏部尚书，赐爵白马公。

崔浩自幼聪颖，谙熟儒家经传、史籍，且于诸子百家无不涉猎。年长后，崔浩仕于北魏，为道武帝拓跋珪近臣。明元帝继位后，崔浩开始崭露头角，以后奉事明元帝、太武帝两代。崔浩在朝，参与决策迁都、破夏、征柔然、灭北凉等军国大计。其计谋为皇帝采用者，多有应验，崔浩也因此见重于北魏太武帝。

崔浩既见信于皇帝，遂有意一逞其志。其时鲜卑贵族大多崇佛，汉人之中也多有信奉者，故而佛教寺院渐成一莫大势力。在崔浩坚持废佛的建议下，太武帝裁汰僧人，焚烧寺院，捣毁佛像。太武帝灭佛给佛教势力以莫大打击，但是崔浩也因此引来许多怨恨。以后崔浩又企图依照汉族门阀旧例，整理甄别氏族门第。崔浩身为汉人，却位居宠臣之列，本来已经引起鲜卑贵族的不满。甄别门第对鲜卑贵族尤其不利，故而他们对崔浩的忌恨一发不可收拾。

崔浩曾经奉命编修北魏国史。经过八年的努力，崔浩终于编成国史，以后又费五年之久刻成碑石，使之传诵四方。国史之中颇有触犯鲜卑族忌讳的记载，鲜卑贵族遂以此诉于太武帝。太武帝愤怒之下，下令处置崔浩。崔浩备受侮辱后被杀，与崔氏结为姻亲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受株连灭族，史称“国史之狱”。“国史之狱”是北魏初期政治上的一大变故，自此中原士族元气大伤，对朝政多有疏远。

魏孝文帝迁都

（北宋）司马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三八、卷一三九、卷一四。

自拓跋珪立国后，北魏经过几代经营，国势日盛。至皇帝拓跋焘时，北魏向北击破草原部族，其后消灭前秦灭亡后兴起的诸割据势力，向南又夺取中原部分地区。自此北魏大致囊括了前秦的疆域，北方分崩离析的局面从此告一段落。至孝文帝拓跋宏出生时，北魏的疆域和统治尚可谓稳定。宫廷密谋和地方反叛时有发生，却都不足以撼动拓跋鲜卑部的事业。此时，北魏依然是一个位于中原文明边缘的部落国家。其都城位于偏远的平城，中原地区反而是北魏的边疆。北魏迅速进入中原政治史，尚有待于孝文帝汉化的激进理想来实现。

拓跋宏的汉化理想很大程度上得自于他幼年时接受的汉式教育。拓跋宏出生前不久，一名汉族女子在宫廷政治中脱颖而出，这就是后来的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冯氏是北燕王室后裔。汉人冯弘建立的北燕亡于北魏后，其后裔入仕北魏。冯氏的父亲后来因故被诛，冯氏被没入宫中，后来被立为文成帝的皇后。在北魏早期“子贵母死”的宫廷中，这位没有子嗣的皇后注定要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文成帝去世后，年幼的献文帝即位。冯氏乘机诛杀政敌，临朝听政，后来又毒死了年长后逐渐掣肘的献文帝，并以年幼的孝文帝的名义执政。对于孝文帝拓跋宏，冯氏不一定真心爱护，却注意使其接受汉式教育。北魏的汉化，其渊源就在此。

冯氏执政直至去世，拓跋宏事无巨细，皆秉承其意旨行事。冯氏去世后三年，拓跋宏决意借南伐之名迁都洛阳，实施激进的汉化政策。拓跋宏克服重重阻力后，才使迁都洛阳勉强成为定局。迁都之后，拓跋宏又发布一系列强制性命令，迫使鲜卑人放弃鲜卑风俗，改汉姓，从汉俗，与汉族通婚，最后又建立了中原政治制度。

拓跋宏的激进汉化政策不仅传统的鲜卑贵族反对，连汉族官员也感到意外。拓跋宏的决然也许是因为他期望追随汉、晋的事业，以中原王朝为政治蓝本建立新王朝。就政治策略而言，拓跋宏的汉化略显草率、不免矫枉过正，其中依稀可见青年君主的激切和任性。以致在北魏末期，鲜卑化的倾向一度强烈复苏，这证明拓跋宏的政策要比他最初的估计更激进。可是在这些不免令人沮丧的反复之后，方可理解一次自宫廷发端的变革的全部蕴涵。

既还宫，召澄入见［1］，逆谓之曰：“向者‘革卦［2］’，今当更与卿论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竞言，沮我大计，故以声色怖文武耳。想识朕意。”因屏人谓澄曰：“今日之举，诚为不易。但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因此迁宅中原，卿以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之所以兴隆也。”帝曰：“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断自圣心，彼亦何所能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

六月，丙戌，命作河桥，欲以济师。秘书监卢渊上表，以为：“前世承平之主，未尝亲御六军，决胜行陈之间；岂非胜之不足为武，不胜有亏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万破袁绍，谢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胜负之变，决于须臾，不在众寡也。”诏报曰：“承平之主，所以不亲戎事，或以同轨无敌［3］，或以懦劣偷安。今谓之同轨则未然，比之懦劣则可耻，必若王者不当亲戎，则先王制革辂，何所施也？魏武之胜，盖由仗顺；苻氏之败，亦由失政；岂寡必能胜众，弱必能制强邪！”丁未，魏主讲武，命尚书李冲典武选。

…………

魏主自发平城至洛阳，霖雨不止。丙子，诏诸军前发。丁丑，帝戎服，执鞭乘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帝曰：“庙算已定，大军将进，诸公更欲何云？”尚书李冲等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帝大怒曰：“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壹，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于是安定王休等并殷勤泣谏。帝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帅如右。南安王桢进曰：“‘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群臣皆呼万岁。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遂定迁都之计。

李冲言于上曰：“陛下将定鼎洛邑，宗庙宫室，非可马上行游以待之。愿陛下暂还代都，俟群臣经营毕功，然后备文物、鸣和鸾而临之。”帝曰：“朕将巡省州郡，至邺小停，春首即还，未宜归北。”乃遣任城王澄还平城，谕留司百官以迁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

帝以群臣意多异同，谓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圣略渊远，非愚浅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适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异，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还镇平城，曰：“留台庶政，一以相委。”烈，栗之孙也。

…………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征穆亮［4］，使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尔经营洛都。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于石济。乙未，魏解严，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大赦。起滑台宫。任城王澄至平城，众始闻迁都，莫不惊骇。澄援引古今，徐以晓之，众乃开伏。澄还报于滑台，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

癸卯，魏主如邺城。王肃见魏主于邺［5］，陈伐齐之策。魏主与之言，不觉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亲旧贵臣莫能间也。魏主或屏左右与肃语，至夜分不罢，自谓君臣相得之晚。寻除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

…………

壬寅［6］，魏主北巡；癸卯，济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群臣更论迁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罴曰：“今四方未定，未宜迁都。且征伐无马，将何以克？”帝曰：“厩牧在代，何患无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书于果曰：“臣非以代地为胜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安之；一旦南迁，众情不乐。”平阳公丕曰：“迁都大事，当讯之卜筮。”帝曰：“昔周、召圣贤，乃能卜宅。今无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黄帝卜而龟焦，天老曰‘吉’，黄帝从之。然则至人之知未然，审于龟矣。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而独不得迁乎！”群臣不敢复言。罴，寿之孙；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临朝堂，部分迁留。

…………

帝又谓陆睿曰：“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朕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对曰：“诚如圣言。金日不入仕汉朝，何能七世知名！”帝甚悦。

…………

甲午［7］，魏太子冠于庙。魏主欲变北俗，引见群臣，谓曰：“卿等欲朕远追商、周，为欲不及汉、晋邪？”咸阳王禧对曰：“群臣愿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则当变风易俗，当因循守故邪？”对曰：“愿圣政日新。”帝曰：“为止于一身，为欲传之子孙邪？”对曰：“愿传之百世！”帝曰：“然则必当改作，卿等不得违也。”对曰：“上令下从，其谁敢违！”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为然不？”对曰：“实如圣旨。”帝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曰：‘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当死！”因顾冲曰：“卿负社稷，当令御史牵下！”冲免冠顿首谢。又责留守之官曰：“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皆谢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当庭争。如何入则顺旨，退则不从乎！”六月，己亥，下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

魏主下诏［8］，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于是始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诏以：“代人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无异寒贱；故宦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9］。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自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10］。其旧为部落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官在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亦为姓。其大人之后而官不显亦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显者说为族。凡此姓族，皆应审核，勿容伪冒。令司空穆亮、尚书陆琇等详定，务令平允。”琇，馛之子也。

魏旧制：王国舍人皆应娶八族及清修之门。威阳王禧娶隶户为之，帝深责之；因下诏为六弟聘室：“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咸阳王禧，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河南王幹，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广陵王羽，可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颍川王雍，可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北海王详，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懿，羲之子也。

【注　释】

［1］　此文之前提到，魏孝文帝拓跋宏意欲迁都洛阳，以为将来经略中原张本，可是鲜卑贵族大多习于北方生活，不愿南迁。公元493年，拓跋宏想借征伐齐国之名迁都。对南伐的占卜结果是“革”，拓跋宏借此鼓动朝臣，但是尚书任城王拓跋澄提出异议。拓跋宏假装发怒，以防朝臣应和，使借南伐迁都的计划夭折，事后，拓跋宏单独召见拓跋澄，向其交代自己的真实意图。

［2］　革卦：六十四卦之一，离下兑上。《易》曰：“泽中有火，革。”

［3］　同轨：原意是车辙，引申为文化相同的国家。

［4］　穆亮：鲜卑族，孝文帝南征，为录上书事，留镇洛阳。

［5］　王肃：琅邪人，初仕于齐，后投北魏。得孝文帝器重，受命改革旧俗。

［6］　壬寅：时在公元494年。

［7］　甲午：时在公元495年。

［8］　魏主下诏：时在公元496年。

［9］　功、衰：原意为丧服，分大功、小功，此指五服之内的亲属。猥任：官职卑下。

［10］　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意谓还有其他应该位列士族的，再下敕令说明。

【延伸阅读】

元魏与萧梁争“正朔”

北魏边镇之乱后，国势动荡。梁朝武帝萧衍见有机可乘，欲乘机统一北方。他奉降梁的魏宗室元颢为魏王，以大将陈庆之率众七千，卫护元颢北伐。元颢和陈庆之先克洛阳，又连下三十二城，声势大震。但元颢入洛后，与陈庆之不洽，欲脱离梁朝自立。萧衍遂不再增派援军，尔朱荣乘机反攻洛阳。元颢被杀，陈庆之全军覆没，孤身逃回江南。陈庆之在洛阳期间，曾经与北魏大臣争论“正统”问题。以下是《洛阳伽蓝记》卷二所记的一段掌故，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魏孝文帝汉化的功绩：

孝义里东即是洛阳小寺。北有车骑将军张景仁宅。景仁，会稽山阴人也。正光年初从萧宝夤归化，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寺也。景仁住此以为耻，遂徙居孝义里焉。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褰裳渡于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无汗马之劳，高官通显。

永安二年萧衍遣主书陈庆之送北海入洛阳，僭帝位。庆之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与庆之有旧，遂设酒引邀庆之过宅。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嵩并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是中原士族。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蛰，攒育虫蚁，壃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丛陋之质。浮于三江，棹于五湖，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虽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刘劭杀父于前，休龙淫母于后，见逆人伦，禽兽不异。加以山阴请婿卖夫，朋淫于家，不顾讥笑。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瘿之为丑。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岂卿鱼鳖之徒，慕义来朝，饮我池水，啄我稻粱；何为不逊，以至于此？”庆之等见元慎清词雅句，纵横奔发，杜口流汗，合声不言。

……北海寻伏诛，其庆之还奔萧衍，用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于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登泰山者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

“伽蓝”是梵语音译，意即佛寺。《洛阳伽蓝记》作者曾为北魏官吏，熟知洛阳掌故。北魏末年边镇之乱后，洛阳残破不堪。作者偶因公务途经洛阳，不禁有故国之悲。故以记洛阳故时佛寺为经纬，旁及历史、风俗、掌故，其中不乏发史家之心曲者。

河阴之变

（北宋）司马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五二。

孝文帝的汉化收效明显。鲜卑贵族在最初的激烈反对之后，很快就在中原流连忘返，自此渐渐疏远、厌弃了鲜卑的生活方式。在中原文化和制度大行其道的洛阳朝廷里，鲜卑的传统不仅是不体面的，甚至也是无利可图的。在朝廷遗弃鲜卑传统后，许多鲜卑传统的受益者也成了弃儿。

北部边镇的驻守者感到自己被朝廷遗弃了，在新的朝廷里这些边境和传统的守卫者失去了晋升之阶。他们与那些流连中原的同族形同陌路，将朝廷视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外邦朝廷。在后来的内战中，鲜卑人或者鲜卑化的汉人一起反对抛弃了他们的汉化。他们本能地企图恢复鲜卑传统。这种反抗发展成毫无节制的暴乱，北魏就在这次冲突中灭亡。

自然，汉文写作的材料大多赞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对孝文帝本人也颇多溢美之词。至于在改革中被遗弃的人们的命运，只在内战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北魏覆亡后，北周、北齐一度恢复鲜卑的部分传统。但是在内战告一段落后，汉化的理想又复苏了。

在孝文帝改革后，人们从一种更新颖的角度理解帝国政治。起初，承袭西周官方学说的儒家学者试图使人相信，世间的政治乃是神圣自然意志的映照。这种政治哲学是形而上的，其缘起可以追溯到殷商的神话体系，并深刻地影响了汉代以后的政治思潮。晋末的内战，尤其是胡人的入袭使许多旧的传统声名扫地，旧日的政治哲学也未能幸免。在天崩地裂的变局中，时人的惶恐、困惑、绝望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孝文帝的改革终于证明，胡人政权也可以是文明的庇护者，因此也是值得推重的。这一政治思潮逐渐大行其道，胡人政权开始与中原文明合流了。

魏灵太后再临朝以来［1］，嬖倖用事，政事纵弛，威恩不立，盗贼蜂起，封疆日蹙。魏肃宗年浸长，太后自以所为不谨，恐左右闻之于帝，凡帝所爱信者，太后辄以事去之，务为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骑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宠于帝，使领左右；太后屡讽之，欲用为州，士恢怀宠，不愿出外，太后乃诬以罪而杀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语，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杀之于城南而悬赏购贼。由是母子之间，嫌隙日深。

是时，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兵势强盛［2］，魏朝惮之。高欢、段荣、尉景、蔡雄先在杜洛周党中［3］，欲图洛周不果，逃奔葛荣［4］，又亡归尔朱荣。刘贵先在尔朱荣所，屡荐欢于荣，荣见其憔悴，未之奇也。欢从荣之马厩，厩有悍马，荣命欢翦之，欢不加羁绊而翦之，竟不蹄啮；起，谓荣曰：“御恶人亦犹是矣。”荣奇其言，坐欢于床下，屏左右，访以时事，欢曰：“闻公有马十二谷［5］，色别为群，畜此竟何用也？”荣曰：“但言尔意！”欢曰：“今天子弱，太后淫乱，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之罪以清帝侧［6］，霸业可举鞭而成，此贺六浑之意也。”荣大悦。语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参军谋。

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孙也，与荣善，荣兄事之。荣常与天穆及帐下都督贺拔岳密谋，欲举兵入洛，内诛嬖倖，外清群盗，二人皆劝成之。

荣上书以“山东群盗方炽，冀、定覆没，官军屡败，请遣精骑三千东援相州。”太后疑之，报以“念生枭戮，宝寅就擒，丑奴请降，关、陇已定。费穆大破群蛮，绛蜀渐平。又，北海王颢帅众二万出镇相州，不须出兵。”荣复上书，以为：“贼势虽衰，官军屡败，人情危怯，恐实难用。若不更思方略，无以万全。臣愚以为蠕蠕主阿那瑰荷国厚恩［7］，未应忘报，宜遣发兵东趣下口以蹑其背，北海之军严加警备以当其前。臣麾下虽少，辄尽力命。自井陉以北，滏口以西，分据险要，攻其肘腋。葛荣虽并洛周，威恩未著，人类差异，形势可分。”遂勒兵召集义勇，北捍马邑，东塞井陉。徐纥说太后以铁券间荣左右，荣闻而恨之。

魏肃宗亦恶俨、纥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诏荣举兵内向，欲以胁太后。荣以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帝复以私诏止之。俨、纥恐祸及己，阴与太后谋酖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为帝，大赦。既而下诏称：“潘充华本实生女，故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体自高祖，宜膺大宝。百官文武加二阶，宿卫加三阶。”乙卯，钊即位。钊始生三岁，太后欲久专政，故贪其幼而立之。

尔朱荣闻之，大怒，谓元天穆曰：“主上晏驾，春秋十九，海内犹谓之幼君；况今奉未言之儿以临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帅铁骑赴哀山陵，翦除奸佞，更立长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复见于今矣。”乃抗表称：“大行皇帝背弃万方，海内咸称酖毒致祸。岂有天子不豫，初不召医，贵戚大臣皆不侍侧，安得不使远近怪愕！又以皇女为储两［8］，虚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选君于孩提之中，实使奸竖专朝，隳乱纲纪，此何异掩目捕雀，塞耳盗钟！今群盗沸腾，邻敌窥窬，而欲以未言之儿镇安天下，不亦难乎！愿听臣赴阙，参预大议，问侍臣帝崩之由，访侍卫不知之状，以徐、郑之徒付之司败，雪同天之耻，谢远近之怨，然后更择宗亲以承宝祚。”荣从弟世隆，时为直阁，太后遣诣晋阳慰谕荣；荣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来，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预为之备，非计也。”乃遣之。

…………

尔朱荣与元天穆议，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勋，其子长乐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从子天光及亲信奚毅、仓头王相入洛，与尔朱世隆密议。天光见子攸，具论荣心，子攸许之。天光等还晋阳，荣犹疑之，乃以铜为显祖诸子孙各铸像，唯长乐王像成。荣乃起兵发晋阳，世隆逃出，会荣于上党。灵太后闻之，甚惧，悉召王公等入议，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为，莫肯致言。徐纥独曰：“尔朱荣小胡，敢称兵向阙，文武宿卫足以制之。但守险要以逸待劳，彼悬军千里，士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为然，以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帅众拒之，别将郑季明、郑先护将兵守河桥，武卫将军费穆屯小平津。先护，俨之从祖兄弟也。

荣至河内，复遣王相密至洛，迎长乐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与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潜自高渚渡河，丁酉，会荣于河阳，将士咸称万岁。戊戌，济河，子攸即帝位，以劭为无上王，子正为始平王［9］；以荣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封太原王。

郑先护素与敬宗善，闻帝即位，与郑季明开城纳之。李神轨至河桥，闻北中不守，即遁还；费穆弃众先降于荣。徐纥矫诏夜开殿门，取骅骝厩御马十匹，东奔兖州，郑俨亦走还乡里。太后尽召肃宗后宫，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发。荣召百官迎车驾，己亥，百官奉玺绶，备法驾，迎敬宗于河桥。庚子，荣遣骑执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阴。太后对荣多所陈说，荣拂衣而起，沉太后及幼主于河。

费穆密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前无横陈，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服。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知公虚实，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恐公还北之日，未渡太行而内变作矣。”荣心然之，谓所亲慕容绍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不加芟翦，终难制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诛之，何如？”绍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权，淆乱四海，故明公兴义兵以清朝廷。今无故歼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长策也。”荣不听，乃请帝循河西至淘渚，引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骑围之，责以天下丧乱，肃宗暴崩，皆由朝臣贪虐，不能匡弼。因纵兵杀之，自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略以下，死者二千余人。前黄门郎王遵业兄弟居父丧，其母，敬宗之从母也，相帅出迎，俱死。遵业，慧龙之孙也，俊爽涉学，时人惜其才而讥其躁。有朝士百余人后至，荣复以胡骑围之，令曰：“有能为禅文者免死［10］。”侍御史赵元则出应募，遂使为之。荣又令其军士言“元氏既灭，尔朱氏兴，”皆称万岁。荣又遣数十人拔刀向行宫，帝与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帐外。荣先遣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叱列杀鬼侍帝侧，诈言防卫，抱帝入帐，余人即杀劭及子正，又遣数十人迁帝于河桥，置之幕下。

帝忧愤无计，使人谕旨于荣曰：“帝王迭兴，盛衰无常。今四方瓦解，将军奋袂而起，所向无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岂敢妄希天位！将军见逼，以至于此。若天命有归，将军宜时正尊号；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当更择亲贤而辅之。”时都督高欢劝荣称帝，左右多同之，荣疑未决。贺拔岳进曰：“将军首举义兵，志除奸逆，大勋未立，遽有此谋，正可速祸，未见其福。”荣乃自铸金为像，凡四铸，不成。功曹参军燕郡刘灵助善卜筮，荣信之，灵助言天时人事未可。荣曰：“若我不吉，当迎天穆立之。”灵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长乐王有天命耳。”荣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愧悔曰：“过误若是，唯当以死谢朝廷。”贺拔岳请杀高欢以谢天下，左右曰：“欢虽复愚疏，言不思难，今四方多事，须藉武将，请舍之，收其后效。”荣乃止。夜四更，复迎帝还营，荣望马首叩头请死。

荣所从胡骑杀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为迁都之计。荣狐疑甚久，武卫将军汎礼固谏。辛丑，荣奉帝入城。帝御太极殿，下诏大赦，改元建义。从太原王将士，普加五阶，在京文官二阶，武官三阶，百姓复租役三年。时百官荡尽，存者皆窜匿不出，唯散骑常侍山伟一人拜赦于阙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怀异虑，或云荣欲纵兵大掠，或云欲迁都晋阳。富者弃宅，贫者襁负，率皆逃窜，什不存一二，直卫空虚［11］，官守旷废。荣乃上书，称：“大兵交际，难可齐壹，诸王朝贵，横死者众，臣今粉躯不足塞咎，乞追赠亡者，微申私责。无上王请追尊为无上皇帝，自余死于河阴者，王赠三司，三品赠令、仆，五品赠刺史，七品已下及白民赠郡镇；死者无后听继，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劳问。”诏从之。于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无上王之子韶为彭城王。荣犹执迁都之议，帝亦不能违；都官尚书元谌争之，以为不可，荣怒曰：“何关君事，而固执也！且河阴之事，君应知之。”谌曰：“天下事当与天下论之，奈何以河阴之酷而恐元谌！谌，国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无益，死复何损！正使今日碎首流肠，亦无所惧！”荣大怒，欲抵谌罪，尔朱世隆固谏，乃止。见者莫不震悚，谌颜色自若。后数日，帝与荣登高，见宫阙壮丽，列树成行，乃叹曰：“臣昨愚，有北迁之意，今见皇居之盛，熟思元尚书言，深不可夺。”由是罢迁都之议。谌，谧之兄也。

【注　释】

［1］　魏灵太后：胡氏，魏宣武帝元恪死后，胡氏子元诩立为帝，胡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

［2］　尔朱荣：契胡族部落酋长。初为北魏游击将军，参与镇压六镇起义，进为大都督。公元528年，孝明帝被胡太后毒杀，乃以此为借口，进军洛阳，发动河阴之变，立孝庄帝，实揽朝政。孝庄帝恨其专横，诱入宫中杀之。

［3］　高欢：字贺六浑。先祖徙居怀朔，习鲜卑俗。幼寄养于其姐夫尉景家，及长，为镇队长，先后投杜洛周、葛荣、尔朱荣。后自立，讨伐尔朱氏取胜。控制北魏政权，公元534年，立元善见为帝，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东魏。其子代魏建齐后，追封为献武帝，后改谥神武皇帝。杜洛周：高车人。公元525年聚众反于上谷，后被怀朔镇将葛荣击杀。

［4］　葛荣：鲜卑族。初为怀朔镇镇将，公元526年，从五原降户鲜于修礼起兵，后自称天子，与尔朱荣战，兵败被杀。

［5］　有马十二谷：尔朱荣在十二座山谷里喂养着马匹。

［6］　郑俨、徐纥：当时的权臣，见宠于胡太后，势倾一时。后与胡太后合谋毒死了孝明帝。

［7］　蠕蠕：即柔然族。

［8］　储两：古时称太子。

［9］　劭、子正：指孝庄帝元攸的两个哥哥元劭及元子正。

［10］　禅文：新皇帝以受禅名义即位的文章。

［11］　直卫：指皇帝的侍卫人员。

【延伸阅读】

洛阳宗室、贵族之豪奢

《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了北魏宗室、贵族的奢侈生活，与西晋宗室、世族的豪奢、放荡相去无几。北魏宗室不仅不以之为过，反而因此沾沾自喜：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绩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有婢朝云，善吹箎，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箎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箎。”琛在秦州，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锁环，诸王服其豪富。琛常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腋，画卯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又陈女乐及诸名马，复引诸王按行府库，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绫、丝、彩、越、葛、钱、绢等不可数计。琛忽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限，见之惋叹，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江阳王继来省疾，谓曰：“卿之财产，应得抗衡，何为叹羡以至于此？”融曰：“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继笑曰：“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也？”融乃蹶起，置酒作乐。

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问曰：“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

关陇贵族的兴起

（唐）令狐德棻等

【导　读】

本文选自《周书》卷一、卷二《文帝纪》。

北魏初建，拓跋珪设置边镇，镇守边境。北魏降服北方诸部落后，将其徙居于边镇，编入世袭军籍。魏初，北方战事不断，军人职业自然多有勋荣，北魏贵族子弟就以在边镇服役建功为荣。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洛阳朝廷崇尚中原文化，推行文治。边镇地位一落千丈，军人的晋升之阶从此断绝，世居北方的军人世家因此心存怨怼。边镇之乱中，先前的军人世家或者卷入起事，或者支持朝廷镇压起事。北魏在北方的统治崩溃后，许多边镇军人相继投奔契胡族酋长尔朱荣，后来又多为高欢收揽。

一两千名军人奉尔朱荣之命，开赴关中镇压起义。这些军人归首领贺拔岳率领，大多来自武川镇。贺拔岳被杀后，余部推举宇文泰继任首领。宇文泰先世是鲜卑宇文部酋长。公元4世纪中叶，宇文部亡于鲜卑慕容氏。慕容氏亡于北魏后，宇文氏被徙于平城地区，充任边镇军人。至宇文泰祖父一辈，宇文氏早已没落，族人多充任边镇下级军官。在边镇之乱中，宇文泰的父亲和三位兄长或者阵亡，或者死于非命。宇文泰投奔贺拔岳之后，逐渐积功晋身为分遣队指挥官。

宇文泰被推举一事，在古代历史上是十分令人惊讶的。这种举动在古典政治中难以找到先例，甚至也无法追溯到部落政治传统。但是这种推举又是十分自然的，愈是濒临绝境，就愈是需要多数人自愿的同意，方能维持共同奋斗的意志。

这些军人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关陇贵族的始祖。上自西魏、北周、下至隋唐，这种早期的传统一直不绝如缕。关陇贵族将王朝视为共同的事业，而皇室不过是首席贵族。因此之故，贵族既可以将卓越的政略、武功贡献于朝廷，也可以决然地弃之而去，并在新朝廷中找到相似的地位。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1］，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

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业，轻财好施，以交结贤士大夫。

少随德皇帝在鲜于修礼军［2］。及葛荣杀修礼，太祖时年十八，荣遂任以将帅。太祖知其无成，与诸兄谋欲逃避，计未行，会尔朱荣擒葛荣，定河北，太祖随例迁晋阳。荣以太祖兄弟雄杰，惧或异己，遂托以他罪，诛太祖第三兄洛生，复欲害太祖。太祖自理家冤，辞旨慷慨，荣感而免之，益加敬待。

孝昌二年，燕州乱，太祖始以统军从荣征之。先是，北海王颢奔梁，梁人立为魏主，令率兵入洛。魏孝庄帝出居河内以避之。荣遣贺拔岳讨颢［3］，仍迎孝庄帝。太祖与岳有旧，乃以别将从岳。及孝庄帝反正，以功封宁都子，邑三百户，迁镇远将军、步兵校尉。

万俟丑奴作乱关右［4］，孝庄帝遣尔朱天光及岳等讨之，太祖遂从岳入关，先锋破伪行台尉迟菩萨等。及平丑奴，定陇右，太祖功居多，迁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直阁将军，行原州事。时关陇寇乱，百姓凋残，太祖抚以恩信，民皆悦服。咸喜曰：“早值宇文使君，吾等岂从逆乱。”太祖尝从数骑于野，忽闻箫鼓之音，以问从人，皆云莫之闻也。

普泰二年，尔朱天光东拒齐神武［5］，留弟显寿镇长安。秦州刺史侯莫陈悦为天光所召［6］，将军众东下。岳知天光必败，欲留悦共图显寿，而计无所出。太祖谓岳曰：“今天光尚迩，悦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惊惧。然悦虽为主将，不能制物，若先说其众，必人有留心。进失尔朱之期，退恐人情变动，乘此说悦，事无不遂。”岳大喜，即令太祖入悦军说之，悦遂不行。乃相率袭长安，令太祖轻骑为前锋。太祖策显寿怯懦，闻诸军将至，必当东走，恐其远遁，乃倍道兼行。显寿果已东走，追至华山，擒之。

太昌元年，岳为关西大行台［7］，以太祖为左丞，领岳府司马，加散骑常侍。事无巨细，皆委决焉。

…………

魏永熙三年春正月，岳欲讨曹泥［8］，遣都督赵贵至夏州与太祖计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远，未足为忧。侯莫陈悦怙众密迩，贪而无信，必将为患，愿早图之。”岳不听，遂与悦俱讨泥。二月，至于河曲，岳果为悦所害。其士众散还平凉，唯大都督赵贵率部曲收岳尸还营。于是三军未有所属，诸将以都督寇洛年最长，相与推洛以总兵事。洛素无雄略，威令不行，乃谓诸将曰：“洛智能本阙，不宜统御，近者迫于群议，推相摄领，今请避位，更择贤材。”于是赵贵言于众曰：“元帅忠公尽节，暴于朝野，勋业未就，奄罹凶酷。岂唯国丧良宰，固亦众无所依。必欲纠合同盟，复仇雪耻，须择贤者，总统诸军。举非其人，则大事难集，虽欲立忠建义，其可得乎。窃观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谟冠时，远迩归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齐肃，赏罚严明，真足恃也。今若告丧，必来赴难，因而奉之，则大事集矣。”诸将皆称善。乃命赫连达驰至夏州，告太祖曰：“侯莫陈悦不顾盟誓，弃恩背德，贼害忠良，群情愤惋，控告无所。公昔居管辖，恩信著闻，今无小无大，咸愿推奉。众之思公，引日成岁，愿勿稽留，以慰众望也。”太祖将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请曰：“闻悦今在（永）［水］洛，去平凉不远。若已有贺拔公之众，则图之实难。愿且停留，以观其变。”太祖曰：“悦既害元帅，自应乘势直据平凉，而反趑趄，屯兵水洛，吾知其无能为也。且难得易失者时也，不俟终日者几也，今不早赴，将恐众心自离。”都督弥姐元进规欲应悦，密图太祖。事发，斩之。

太祖乃率帐下轻骑，驰赴平凉。时齐神武遣长史侯景招引岳众，太祖至安定，遇之，谓景曰：“贺拔公虽死，宇文泰尚存，卿何为也？”景失色，对曰：“我犹箭耳，随人所射，安能自裁。”景于此即还。太祖至平凉，哭岳甚恸。将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无所忧矣。”

…………

七月丁未［9］，帝遂从洛阳率轻骑入关，太祖备仪卫奉迎，谒见东阳驿。太祖免冠泣涕谢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舆迁幸。请拘司败，以正刑书。”帝曰：“公之忠节，曝于朝野。朕以不德，负乘致寇。今日相见，深用厚颜。责在朕躬，无劳谢也。”乃奉帝都长安。披草莱，立朝廷，军国之政，咸取太祖决焉。仍加授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进封略阳郡公，别置二尚书，随机处分，解尚书仆射，余如故。太祖固让，诏敦谕，乃受。初，魏帝在洛阳，许以冯翊长公主配太祖，未及结纳，而帝西迁。至是，诏太祖尚之，拜驸马都尉。

…………

九年春［10］，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举州来附，太祖帅师迎之，令开府李远为前军。至洛阳，遣开府于谨攻柏谷坞，拔之。

三月，齐神武至河北。太祖还军上以引之。齐神武果度河，据邙山为阵，不进者数日。太祖留辎重于曲，士皆衔枚，夜登邙山。未明，击之，齐神武单骑为贺拔胜所逐，仅而获免。太祖率右军若干惠等大破齐神武军，悉虏其步卒。赵贵等五将军居左，战不利。齐神武军复合，太祖又不利，夜乃引还。既入关，屯渭上。齐神武进至陕，开府达奚武等率军御之，乃退……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

冬十月，大阅于栎阳，还屯华州。

…………

秋七月［11］，魏帝以太祖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

…………

九月，齐神武围玉壁［12］，大都督韦孝宽力战拒守，齐神武攻围六旬不能下，其士卒死者什二三。会齐神武有疾，烧营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茹茹寇高平，至于方城。是月，齐神武薨。其子澄嗣，是为文襄帝。与其河南大行台侯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请举河南六州来附。齐文襄遣其将韩轨、厍狄干等围景于颍川。

三月，太祖遣开府李弼率军援之，轨等遁去。景请留收辑河南，遂徙镇豫州［13］。……

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14］。

【注　释】

［1］　太祖文皇帝：宇文泰。其先为匈奴远支，后与鲜卑合。少随父在五原降户鲜于修礼军，继投贺拔岳，为贺倚重。贺拔岳被杀后，领岳众，据秦陇，迎魏孝武帝入关，寻杀帝，另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宇文泰专军国大事，任用苏绰、卢辨等儒士，锐意改革，上三十六条新制，禁贪污，裁冗员，行屯田制，以为“中兴永式”，又创府兵制度，为以后北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子废魏建周后，追谥文皇帝。

［2］　鲜于修礼：怀朔镇镇兵，公元526年率六镇降户反，后被部将元洪业所杀。

［3］　贺拔岳：高车族，从尔朱荣破葛荣有功。后随尔朱天光讨关陇，俘万俟丑奴，加车骑将军，都督四州军事，后因高欢离间，被侯莫陈悦所杀。

［4］　万俟丑奴：鲜卑族。参与六镇起义，后自立为天子。公元530年，被尔朱天光、贺拔岳击败。

［5］　尔朱天光东拒齐神武：尔朱天光为尔朱荣从叔。公元532年东出潼关与高欢交战，兵败。

［6］　侯莫陈悦：姓侯莫陈，鲜卑族，初投尔朱荣，后与贺拔岳同为尔朱天光左右手。尔朱氏失败后，依附高欢，在高欢离间下，杀贺拔岳。宇文泰率岳众击之，兵败自缢。

［7］　大行台：北魏官署，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8］　曹泥：时为灵州刺史。

［9］　当时，高欢诛杀尔朱一族后，日渐跋扈，与魏孝武帝不相能。而宇文泰效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刻意结好魏帝。永熙三年（534年）五月，魏孝武帝欲讨伐高欢，事泄。七月，魏帝接受宇文泰之迎请，迁都长安，此后朝廷遂落入宇文泰之手。十月，高欢另立魏帝，迁都于邺，北魏一分为二。而西魏和东魏都不过是军人操持下的傀儡朝廷。

［10］　九年春：时在大统九年（543年），西魏军与东魏军在邙山决战，西魏军大败，伤亡六万余人。

［11］　秋七月：时在大统十年（544年）。

［12］　齐神武围玉壁：指公元546年，高欢亲率大军十余万人围攻玉壁，围城五十余日，士卒伤亡惨重，无功而去。高欢忧愤成疾，次年去世。玉壁之战后，西魏开始取得优势。

［13］　“太祖”至此：宇文泰派军收复侯景之势力，侯景遂叛西魏，转投南方的梁，最后酿成侯景之乱。

［14］　“至是”至此：公元554年，宇文泰以有功诸将继承三十六国和九十九姓。孝文帝汉化时改汉姓的鲜卑军人恢复了原鲜卑姓，汉人将领亦被赐予鲜卑姓，诸将所自将的军人则随将领之姓。宇文泰试图以此举消除军中鲜卑人与汉人对立的情绪，并在军队中建立准血缘联系，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延伸阅读】

北周、隋、唐三代皇室之关系

隋杨皇室

隋杨皇室先祖杨忠在投奔宇文泰之前，经历颇为曲折。杨忠出身于北魏边镇军人世家，本人也是武川镇下级军官。父亲死于边镇之乱后，杨忠游历各地，在泰山被北伐的梁军俘获。杨忠在南朝逗留五年之久，投降梁朝的北魏宗室元颢在梁军支持下北伐，杨忠也追随其后。元颢后来与梁朝发生冲突，结果尔朱荣乘机发动反扑，元颢战败被杀。杨忠被尔朱氏的尔朱度律招揽，后来参与尔朱荣进军洛阳的行动。尔朱氏败亡后，杨忠与独孤信一起随魏孝武帝西迁关中。西魏立足关中后，向高欢扶植的东魏发起反击。杨忠与独孤信一起攻陷荆州穰城，但不敌东魏军的进逼，被迫逃往梁朝。两人在梁朝颇受优遇，但是几年后，杨忠与独孤信又回到关中，投奔宇文泰。杨忠后来参与了西魏、北周的历次重要战事，立下赫赫战功，被委以一方重任。杨忠因此得以进入功勋集团，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

杨忠死后，子杨坚嗣位，承袭隋国公爵位。杨坚曾任定州总管、亳州总管等军政要职。杨坚的女儿入宫后，成为北周宣帝皇后。故而宣帝封杨坚为上柱国、大司空，掌控军权，以震慑宗室和贵族。宣帝去世，继位的静帝年幼，身为外戚的杨坚乘机夺位自立。

李唐皇室

李唐皇室先祖李虎是贺拔岳部将。贺拔岳被杀后，李虎赶赴荆州，试图劝说贺拔岳兄长贺拔胜统领部众，无功而返。李虎返回关中途中被高欢部下俘获，解往洛阳。时北魏皇帝有意笼络关中军人，遂封李虎官爵，厚加赏赐，让他回关中与宇文泰会合。可见李虎在贺拔岳旧部中，地位非同一般。

西魏立国后，李虎任太尉、大都督等高官，与独孤信等同属西魏八大柱国大将军。李虎死后追封唐国公，其元老的身份毋庸置疑。李虎之子李昺，任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爵位。李昺娶独孤信之女为妻，生李渊。入隋后，李渊继承唐国公爵位，先后任刺史、太守、抚慰大使、太原留守等，后来在太原留守任上起兵反隋。

北周、隋、唐三朝的外戚独孤氏

独孤氏原籍云中，祖上本为部落酋长。北魏时期移镇武川镇，遂世代定居于此。独孤信出身于军人世家，与贺拔胜、贺拔岳、宇文泰等边镇军人交好。北魏边镇之乱，独孤信先是支持北魏朝廷，被乱军首领葛荣俘获后，加入葛荣军中。葛荣败于尔朱荣后，独孤信又投奔尔朱荣。独孤信在军中以勇武知名，随尔朱荣击破北伐的魏宗室元颢部。其后独孤信出镇荆州地区，与贺拔胜共事。贺拔岳死后，独孤信奉贺拔胜之命招抚岳之旧部。宇文泰先发制人，独孤信无功而返。

魏孝武帝西迁关中，独孤信弃家追随。西魏立足关中后，他奉命招讨荆州，后不敌东魏优势兵力，逃亡梁朝。流亡梁朝三年后，他得到梁武帝的允许返回西魏。独孤信不仅是杰出的将领，在治理地方时也毫不逊色。他后来被封为大司马、大都督，成为元老，位列八大柱国大将军。北周宗室宇文护专擅朝政时，独孤信被谋害而死。

关陇贵族世家联姻密切，尤以独孤氏最为典型。独孤信长女是周宣帝皇后；第七女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生隋炀帝杨广；第四女嫁给李昺，生唐高祖李渊。

江都之变

（北宋）司马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八五。

在关陇贵族治下，北周日渐强大。北周武帝在位时，灭掉北齐，平定北方。北周武帝去世后，外戚杨坚代周自立，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隋文帝在位时，征伐南方，灭掉偏安南方的陈。此时上距西晋八王之乱已近三个世纪，中华帝国终于重新统一。

但显赫一时的隋王朝昙花一现。在其第二位皇帝隋炀帝杨广的治下，大规模的内战爆发，隋的统治随后崩溃。作为亡国之君，隋炀帝难以逃脱传统史家的指责。继之而起的唐王朝为掩饰其对隋亡的责任，对隋炀帝统治的过错不免多有夸张。后来的作者因此难以估计隋的崩溃应该归因于杨广本人，还是应该追溯到隋王朝的天然缺陷。

杨广生于关陇贵族世家，但是除了自幼接受的贵族军事、政治教育外，杨广还钟情于南方文化。这种偏爱也许得自杨广的妻子，一位后梁皇室女子的影响。灭陈后，杨广得以顺利安抚南方地区的不满情绪，与他在南方文化方面的修养不无关系。

杨广在位时，致力于完成隋文帝未竟的事业。他营建洛阳，加强对前北齐地区的节制；开凿大运河，沟通帝国南北方向；安抚南方地区，招揽、任用南方士人；征伐高丽，等等。从上述举措中不难发现杨广的用心，他企图将关陇贵族把持的狭隘政权拓展为普世的帝国政治。

杨广的努力损害了隋王朝立足未稳的统治。征伐高丽的举动在国内引起武装反抗，不久发展成大规模内战。关陇贵族在朝廷中的地位日益被新晋的南方士人取代，因此十分不满。李渊在北方起事，攻占了关陇贵族的关中大本营。南方士人企图支持杨广在南方建立新朝廷，但是关陇贵族发动的叛乱摧毁了偏安的希望。

隋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为百余房，各盛供张［1］，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然帝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退朝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汲汲顾景，唯恐不足。

帝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2］，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因引满沉醉。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后惊问故，帝笑曰：“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阳，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为善；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极陈不可，请车驾还长安，与世基忿争而出。门下录事衡水李桐客曰：“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万乘，外给三军，民不堪命，亦恐终散乱耳。”御史劾桐客谤毁朝政。于是公卿皆阿意言：“江东之民望幸已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阳宫，将徙都之。

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3］，久客思乡里，见帝无西意，多谋叛归，郎将窦贤遂帅所部西走，帝遣骑追斩之，而亡者犹不止，帝患之。虎贲郎将扶风司马德戡素有宠于帝［4］，帝使领骁果屯于东城，德戡与所善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谋曰：“今骁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诛；不言，于后事发，亦不免族灭，奈何？又闻关内沦没，李孝常以华阴叛，上囚其二弟，欲杀之。我辈家属皆在西，能无此虑乎？”二人皆惧，曰：“然计将安出？”德戡曰：“骁果若亡，不若与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转相招引，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皆与之同谋，日夜相结约，于广座明论叛计［5］，无所畏避。有宫人白萧后曰：“外间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于帝，帝大怒，以为非所宜言，斩之。其后宫人复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自是无复言者。

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素厚，杨士览，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谋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结党西遁，智及曰：“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也。”德戡等然之。行枢、薛世良请以智及兄右屯卫将军许公化及为主，结约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驽怯，闻之，变色流汗，既而从之。

德戡使许弘仁、张恺入备身府［6］，告所识者云：“陛下闻骁果欲叛，多酝毒酒，欲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骁果皆惧，转相告语，反谋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骁果军吏，谕以所为，皆曰：“唯将军命！”是日，风霾昼昏。晡后，德戡盗御厩马，潜厉兵刃。是夕，元礼、裴虔通直阁下，专主殿内；唐奉义主闭城门，与虔通相知，诸门皆不下键［7］。至三更，德戡于东城集兵得数万人，举火与城外相应。帝望见火，且闻外喧嚣，问何事。虔通对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时内外隔绝，帝以为然。智及与孟秉于城外集千余人，劫候卫虎贲冯普乐布兵分守衢巷。燕王倓觉有变［8］，夜，穿芳林门侧水窦而入，至玄武门，诡奏曰：“臣猝中风，命悬俄顷，请得面辞。”裴虔通等不以闻，执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诸门卫士。虔通自门将数百骑至成象殿，宿卫者传呼有贼，虔通乃还，闭诸门，独开东门，驱殿内宿卫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卫将军独孤盛谓虔通曰：“何物兵势太异！”虔通曰：“事势已然，不预将军事［9］；将军慎毋动！”盛大骂曰：“老贼，是何物语！”不及被甲，与左右十余人拒战，为乱兵所杀。盛，楷之弟也。千牛独孤开远帅殿内兵数百人诣玄览门［10］，叩阁请曰：“兵仗尚全，犹堪破贼。陛下若出临战，人情自定；不然，祸今至矣！”竟无应者，军士稍散。贼执开远，义而释之。先是，帝选骁健官奴数百人置玄武门，谓之给使，以备非常，待遇优厚，至以宫人赐之。司宫魏氏为帝所信，化及等结之使为内应。是日，魏氏矫诏悉听给使出外，仓猝际制无一人在者。

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门入，帝闻乱，易服逃于西阁。虔通与元礼进兵排左阁，魏氏启之，遂入永巷，问：“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进，帝映窗扉谓行达曰：“汝欲杀我邪？”对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还耳。”因扶帝下阁。虔通，本帝为晋王时亲信左右也，帝见之，谓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对曰：“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欲奉陛下还京师耳。”帝曰：“朕方欲归，正为上江米船未至，今与汝归耳！”虔通因勒兵守之。

至旦，孟秉以甲骑迎化及，化及战栗不能言，人有来谒之者，但俛首据鞍称罪过。化及至城门，德戡迎谒，引入朝堂，号为丞相。裴虔通谓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须亲出慰劳。”进其从骑，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执辔挟刀出宫门，贼徒喜噪动地。化及扬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还与手。”帝问：“世基何在？”贼党马文举曰：“已枭首矣！”于是引帝还至寝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叹曰：“我何罪至此？”文举曰：“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帝曰：“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数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为亦尔［11］！”德彝赧然而退。帝爱子赵王杲，年十二，在帝侧，号恸不已，虔通斩之，血溅御服。贼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文举等不许，使令狐行达顿帝令坐。帝自解练巾授行达，缢杀之。初，帝自知必及于难，常以罂贮毒药自随，谓所幸诸姬曰：“若贼至，汝曹当先饮之，然后我饮。”及乱，顾索药，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萧后与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

【注　释】

［1］　供张：宴会时用的帷帐、用具、饮食等物。

［2］　长城公：即南朝陈后主陈叔宝，沉迷酒色，不理国政。

［3］　骁果：皇帝的警卫部队。

［4］　虎贲郎将：官名；扶风：籍贯；司马德戡：人名。

［5］　于广座明论判计：意谓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讨论叛变计划。

［6］　备身府：官署名，专管日夜巡查。

［7］　键：门闩。

［8］　燕王倓：杨倓，隋炀帝的孙子，封燕王。

［9］　不预将军事：意谓和将军你无关。

［10］　千牛：官名，禁卫官。独孤开远：人名。

［11］　卿乃士人，何为亦尔：意谓你是读书人，怎么也这样呢？

【延伸阅读】

隋唐易代中的李密与宇文化及

杨广征伐高丽，战事绵延无期。前线师老兵疲，后方则民怨沸腾，骚乱不断。此时，流亡贵族李密加入瓦岗军。在李密的统率下，瓦岗军迅速壮大，随即切断了东南地区与关中的交通线。隋炀帝企图恢复帝国东部与西部的联系，但是以损兵折将告终。此后不仅隋朝的东都洛阳处在瓦岗军的威胁下，僻处江都的隋炀帝也因此失去了对关中的统治。

不久，太原留守李渊以“尊隋”为名，举兵作乱，在一年内攻下守备虚弱的关中。李渊的叛乱开启了关陇贵族帝位争夺战的序幕。江都朝廷渐渐承认北归已经无望，南方士人有意拥戴隋炀帝割据南方。但是近卫军大部都是来自关中的军人，他们不愿自此背井离乡，故而极力反对偏安南方。在贵族将领的煽动下，近卫军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变兵推举宇文化及为首领，合兵北归。近卫军北归途中与李密军决战，战事十分惨烈，两军不分胜负。但是近卫军长途行军，又缺少补给，速战之下不胜，遂渐渐处于下风，最后分崩离析。李密损失同样惨重，王世充乘机进逼，李密被迫率部降唐。

李密与宇文化及一战之下，两败俱伤。而李渊割据关中，渔翁得利。关陇贵族之中最有力的两位帝位竞争者覆灭后，李渊平定全国已经指日可待。李渊以北周、隋经营多年的关中为据点，任用隋朝的官员、军人组织唐的政府和军队。新建的唐军不断向东发动攻势，很快削平了立足未稳的地方割据势力。

新兴的唐王朝以拨乱反正为政略，这意味着放弃杨广的开拓政策，恢复关陇贵族政治。新王朝与旧王朝相似，不仅在政制，甚至在人事上也是如此。隋朝的旧贵族、旧官员迅速改换门庭，在新王朝中找到一席之地。隋唐易代之间的过渡是如此顺利，以至大规模的内战可谓转瞬即逝。

李密的先祖自北魏、北周以来多为高官显宦。父亲李宽是隋朝名将、上柱国、蒲山公。李密年长后承袭爵位，在宫廷中服役。李密与杨素之子杨玄感是密友，杨玄感起兵叛乱，李密参与其事，事败后过着潦倒的流亡生活。翟让在瓦岗寨起事后，李密赶去投奔。在李密的统率下，瓦岗军攻破隋朝城池，多次击败隋朝讨伐大军，声势大振，李密也被推为海内豪杰的首领。

宇文化及，先祖是武川镇人，祖父宇文盛位至北周上柱国。父亲宇文述是北周、隋朝将领，参加过杨坚夺位和隋朝灭陈的诸次战役。灭陈后，宇文述供职于杨广幕府，为杨广谋划夺嫡之事，后来又率军征伐高丽。故而宇文述颇得杨广信任，次子智及娶公主，与长子化及一起在近卫军服役。江都之变后，变兵推举宇文化及为首领。宇文化及率众北归，与据守河南的李密交战失利，部众渐渐溃散，后被窦建德击杀。

玄武门之变

（北宋）司马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关陇贵族李渊乘隋末大乱之机，兴兵反隋。在群雄并起、叛服无常的氛围中，李渊难以信任追随者们的忠诚。李渊成年的三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被委以重任，以防备异姓贵族。在进据关中、平定全国的攻略中，次子李世民逐渐脱颖而出，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华，并在军队和朝廷之内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李世民声望和影响的增长引起太子李建成的不安，后者得到李元吉的支持后，试图削弱李世民的势力。对于诸子之间的争执，李渊并未作壁上观，而是谨慎地倾向于太子。虽然李渊与李世民既是父子也是君臣，然而在关陇贵族传统中，父子和君臣的伦理并不具备决然的约束力。因此之故，李世民集团的兴起不免令李渊颇生嫌疑。

李世民不愿坐以待毙，他率军攻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李建成和李元吉部下发动反击，李世民未占上风。直至李渊被迫发布命令，李世民方才控制局势。事后，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两家男嗣，以绝反抗者的期望。

李世民在政变后下令修改官修史书。此后编成的官修史书，不仅对当日政变的细节、经过多有隐晦，且对政变的前因后果大加修饰。北宋司马光编撰历史时，就对贞观时代的史学撰述不无微词。

李世民登基之初，刻意修饰自己统治的形象，以政变夺嫡自立的关陇贵族，刻意迎合儒家的政治口味，自不免令人生疑。可是两汉以来饱受排挤的儒家终于受到优遇，实不愿多生是非。后人称颂的“贞观之治”，实在大有儒家修饰的功劳。但自“天人感应”到“贞观之治”之间的巨大分野，也可见儒家政治的式微。

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1］，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请杀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初平东都［2］，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上不应。

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谓比部郎中长孙无忌曰［3］：“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无忌曰：“吾怀此久矣，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龄曰：“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乃与府属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

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4］，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5］，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晊言告长孙无忌等，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无忌曰：“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敬德曰：“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世民访之府僚，皆曰：“齐王凶戾，终不肯事其兄。比闻护军薛实尝谓齐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终主唐祀。’齐王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彼与太子谋乱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乱心无厌，何所不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复唐有。以大王之贤，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节，忘社稷之计乎！”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6］，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张公谨自外来，取龟投地，曰：“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7］！”于是定计。

…………

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8］，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上时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等，欲按其事。

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9］，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兵，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君弘，显隽之曾孙也。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敕，众然后定。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10］。”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注　释】

［1］　建成：唐高祖李渊长子，被立为太子。元吉：李渊第四子，封齐王。

［2］　东都：洛阳。

［3］　行台：台指尚书省，行台是指出征时在驻地建立的临时机构。考功郎中：官名，掌官员考课。比部：官署名，唐时隶属于刑部，掌审计财政、检查赋税，最高长官为郎中。

［4］　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皆秦王府勇将。

［5］　饯汝：为你送行。

［6］　“使舜”至此：据传舜的父亲及继母、异母弟欲害舜，命舜涂仓廪，从下焚火烧之，舜张草笠跳下；又使舜挖井，自上填土埋之，舜从预备的其他出口逃走。

［7］　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意谓如果占卜的结果不吉利，难道就停住不做了吗？

［8］　张婕妤：唐高祖李渊的妃子。

［9］　再三不彀：三次都未射中。

［10］　投杼之惑：曾母在织布的时候有人来告诉说曾子杀人了，曾母不信，织布自若，当第三个人来说的时候，曾母相信了，投杼逾墙而走。

【延伸阅读】

中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基于统计无法著实，将民间无数的争执公平处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统技术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权极端化，事实上的青红皂白不问，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诸“圣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则不公平亦是公平，不合理亦是合理。这样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且动辄以至善及极恶的名义奖惩臣下，使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位置。一到继承发生问题，更是变乱的渊薮。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关陇贵族长孙无忌

（五代后晋）刘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

长孙无忌生于第一等的关陇贵族世家，其先世为拓跋鲜卑贵族，北魏皇室的旁支。入唐以前，长孙氏历仕北魏、西魏、北周、隋。李渊太原起兵，长孙无忌追随李世民南征北讨，多有勋劳。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嫡称位时，长孙无忌也是其最为倚重的心腹谋士。

太宗李世民执政后，长孙无忌是皇帝在政治上最得力的助手。长孙无忌的才华事后证明是值得皇帝信任的。对以道德告诫著称的魏徵，皇帝固然表示敬重。可是长孙无忌这样实干的政治家，更是皇帝的事业不可或缺的。

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他的外甥李治被太宗立为太子。李治登基后，长孙无忌的权势达到顶峰，并借机清洗了山东集团的政敌。但好景不长，李治宫廷中脱颖而出的武则天，终结了长孙无忌的政治前途。

长孙无忌由隋入唐，历仕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一生之中经历了关陇贵族政治最后的黄金岁月。在武则天治下，恐怖政治大行其道，旧日的关陇贵族或者被迫屈服，或者遭到残酷清洗。相形之下，初唐的岁月不免令人怀念。

长孙无忌被后世的作者视为卓越的政治家，他与太宗互相信任的亲密关系，也为后人称道。可是后人在描述这故事时不觉加入了许多理想化的色彩，并且伴以儒家的叙述语言。事实上，儒家学者万分钟情的贞观政治，不过是鲜卑贵族政治的遥远余音。在以后的年代里，儒家越发向往贞观政治理想，却越发无力付诸施行。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先出自后魏献文帝第三兄。初为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袭大人之号，后更跋氏，为宗室之长，改姓长孙氏。七世祖道生，后魏司空、上党靖王。六世祖旃，后魏特进、上党齐王。五世祖观，后魏司徒、上党定王。高祖稚，西魏太保、冯翊文宣王。曾祖子裕，西魏卫尉卿、平原郡公。祖兕，周开府仪同三司，袭平原公。父晟，隋右骁卫将军。

无忌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文德皇后即其妹也［1］。少与太宗友善，义军渡河，无忌至长春宫谒见，授渭北道行军典签。常从太宗征讨，累除比部郎中，封上党县公。武德九年，隐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将害太宗，无忌请太宗先发诛之。于是奉旨密召房玄龄、杜如晦等共为筹略。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太宗升春宫，授太子左庶子。及即位，迁左武候大将军。

贞观元年，转吏部尚书，以功第一，进封齐国公，实封千三百户。太宗以无忌佐命元勋，地兼外戚，礼遇尤重，常令出入卧内。其年，拜尚书右仆射。……

或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太宗以表示无忌曰：“朕与卿君臣之间，凡事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无以获通。”因召百僚谓之曰：“朕今有子皆幼，无忌于朕，实有大功，今者委之，犹如子也。疏间亲，新间旧，谓之不顺，朕所不取也。”无忌深以盈满为诫［2］，恳辞机密，文德皇后又为之陈请，太宗不获已，乃拜开府仪同三司，解尚书右仆射。是岁，太宗亲祠南郊，及将还，命无忌与司空裴寂同升金辂［3］。五年，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各封一子为郡公。

七年十月，册拜司空，无忌固辞，不许。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圣主私亲之诮，敢以死请。”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魏徵等是也。朕若以无忌居后兄之爱，当多遗子女金帛，何须委以重官，盖是取其才行耳。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无忌又上表切让，诏报之曰：“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为三王祖［4］，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朕自居藩邸，公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临天下。以公功绩才望，允称具瞻，故授此官，无宜多让也。”

太宗追思王业艰难，佐命之力，又作《威凤赋》以赐无忌。……

十一年，令与诸功臣世袭刺史。……

无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内宁一，不愿违离，而乃世牧外州，与迁徙何异。”乃与房玄龄上表……

太宗览表谓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翼朕子孙，长为藩翰，传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誓，发言怨望，朕亦安可强公以土宇耶？”于是遂止。十二年，太宗幸其第，凡是亲族，班赐有差。十六年，册拜司徒。

十七年，令图画无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

其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5］，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6］，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于是建立遂定，因加授无忌太子太师。寻而太宗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

…………

高宗即位，进拜太尉，兼扬州都督知尚书及门下二省事并如故。无忌固辞知尚书省事，许之，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

六年，帝将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无忌屡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以悦其意。昭仪母杨氏复自诣无忌宅，屡加祈请。时礼部尚书许敬宗又屡申劝请，无忌尝厉色折之。帝后又召无忌、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褚遂良，谓曰：“武昭仪有令德，朕欲立为皇后，卿等以为如何？”无忌曰：“自贞观二十三年后，先朝付托遂良［7］，望陛下问其可否。”帝竟不从无忌等言而立昭仪为皇后。皇后以无忌先受重赏而不助己，心甚衔之。

…………

（显庆）四年，中书令许敬宗遣人上封事，称监察御史李巢与无忌交通谋反，帝令敬宗与侍中辛茂将鞠之。敬宗奏言无忌谋反有端……帝竟不亲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发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其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并除名，流于岭外。

敬宗寻与吏部尚书李义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无忌反状，公瑜逼令自缢而死，籍没其家。无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

【注　释】

［1］　文德皇后：即唐太宗的长孙皇后。

［2］　以盈满为诫：指长孙无忌以“月盈则缺，水满则溢”为鉴，竭力请辞宰相一职。

［3］　金辂：皇帝坐的御车。

［4］　力牧：又名力墨或力黑，据传黄帝得之于大泽，用以为将。咎繇：即皋陶，助禹治水有功。

［5］　晋王：即后来的高宗李治，是太宗的第九个儿子。

［6］　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原太子承乾曾勾结太宗的弟弟汉王李元昌意图谋反，在此之前，太宗的第五个儿子齐王佑发动叛乱，四子魏王泰又试图用阴谋手段取得太子地位，故太宗有此语。

［7］　先朝付托遂良：指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病危，托后事于褚遂良、长孙无忌。

【延伸阅读】

房遗爱“谋反案”

自从北魏立国以来，北朝皇室、贵族内乱不断。宇文泰灭西魏，杨坚灭北周，隋末关陇旧贵族叛乱，暗示着关陇贵族政治具有天然缺陷。入唐之后，李渊重用皇族子弟，却引发了帝位争夺战。玄武门之变前李渊、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之间的角逐，其实是变相的贵族内战。

李世民夺嫡自立后，不久也发觉选择继位者相当困难。李世民的朝廷远非同心同德，他一边着意笼络贵族，同时也谨慎地镇压有不轨之心的密谋者，后者中不乏被“图形凌烟阁”的功臣宿将。在继位问题上，朝廷大臣和将领各自倾向不同的皇子，而李世民的犹疑不定更增加了继位问题的变数。在最后时刻，李世民决定选择关陇贵族元老、功勋重臣长孙无忌的外甥李治为太子，期望这位权臣可以辅佐未来的皇帝化解统治前期的危机。

李世民去世后，继位问题的后遗症，以及贵族之间的新仇旧恨很快就表露无遗了。房玄龄是李世民的另一位重臣，在非关陇世家出身的贵族中颇有影响。李世民将女儿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以奖掖和笼络这位重臣。房玄龄去世之后，房遗爱、高阳公主被人告发，调查很快证明这是一次耸人听闻的“谋反案”。在长孙无忌的主持下，许多宗室和贵族被牵连其中。太宗朝的两位驸马房遗爱、柴令武，以及他们的妻子，高祖的驸马、名将薛万彻，宗室、荆王李元景先后被杀。太宗年间太子地位的竞争者——皇子吴王李恪同样受到牵连，被害。宗室、名将、江夏王李道宗流放岭南。除上述宗室、外戚之外，“谋反案”株连贵族、将领甚多，朝廷上下惶恐不已，对长孙无忌唯命是从。

长孙无忌试图借房遗爱“谋反案”建立独裁统治，消弭贵族内争的隐患。但他在此案中罗织罪名、株连政敌，结果召来了许多怨恨，最后也失去了皇帝的信任。房遗爱事件以后数年，长孙无忌一党在改立皇后问题上遭到了高宗和其他重臣的联合进迫。宗室、贵族、元老重臣在经历了长孙无忌的打击后，已经因仇恨而四分五裂，再也无力抑制武则天的独裁。

论君道

（唐）吴兢

【导　读】

本文选自《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

玄武门之变中，唐太宗李世民杀戮兄弟，逼迫父亲，夺取了帝位。太宗登基后，太子一党的残余势力尚流窜于民间，密谋卷土重来。贞观初年距离隋末内战未远，旧贵族、庶民人心不附。在北方，突厥不断骚扰新生的帝国，甚至准备勾结心怀不满的反叛者。隋朝的历史证明，在安定未久的帝国中，时局的风险极易演变为失控的危机。因此在朝廷上，太宗尽力谋求与贵族共治，而非坚持君主的独裁地位。在国政上，他放弃了开拓政策，倾向于与民生息，极力避免激起不满和骚乱。太宗十分理解时间对君主更加有利，因此努力避免统治的风险。这种现实、克制、妥协的政治风格在贞观初年尤其明显。利用和平的机会，太宗罢黜了内战时期桀骜不驯的功勋军人，努力建立官僚统治。在长期和平的帝国里，政治反对派也被迫偃旗息鼓，放弃了反抗。

贞观中叶以后，地位渐渐巩固的唐太宗行事专断，与隋炀帝颇为相似。他在国内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对高丽、突厥发动浩大的远征。太宗的举动引起了官员们的批评和抗议，一些高级官员甚至以前代隋炀帝的先例警告他。太宗以为这些警告过甚其词，至少他以为自己的处境比隋炀帝更有利。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开凿运河的努力造就了统一的帝国，这一遗产已经被唐代君主继承。隋末的内战毁灭了北朝数代以来最有政治野心的贵族，但依然留下足以为新帝国服务的优秀官员、军人。贞观年间的和平与其归功于太宗的治理，不如说是几个世纪来政治、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1］，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既作［2］，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谏议大夫魏徵对曰：“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3］，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4］。’昔唐、虞之理［5］，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6］，不能塞也；靖言庸回［7］，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8］。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

是月，征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9］，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10］，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11］，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12］，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13］，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14］，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15］，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16］，鸣琴垂拱［17］，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18］，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19］，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20］，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韦、弦［21］。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22］，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23］。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贞观十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侍中魏徵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注　释】

［1］　啖：吃。割股啖腹即割下大腿的肉填肚子。

［2］　怨既作：怨声载道。

［3］　詹何：人名，春秋时期楚国人。

［4］　刍荛：砍柴的人。

［5］　理：即“治”，避唐高宗李治讳，这样的用法下文还有。

［6］　共、鲧：共即共工，鲧即禹的父亲。

［7］　靖言庸回：靖言是指恭顺的话，庸回是指凡庸邪僻的行为。

［8］　梁武帝：姓萧名衍。建梁政权。朱异：梁大臣，曾建议梁武帝收纳侯景。侯景举兵向阙：侯景原为东魏臣，归梁，后起兵反叛。阙，宫殿。

［9］　神器：指帝位。

［10］　殷忧：非常忧虑。

［11］　胡越：古代少数民族胡在北，越在南，胡越一体指相差很远的人也能团结一致。

［12］　董：监督。

［13］　朽索：朽烂的、不结实的缰绳，奔车朽索指危险可惧。

［14］　盘游：打猎。三驱：用商汤网开一面典故，围合三面。

［15］　九德：《虞书》言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怨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16］　松、乔：赤松、王乔，传说中长寿的人。

［17］　垂拱：大家言垂拱而治，垂衣拱手使天下太平，意即无为而治。

［18］　省频抗表：看了你频频的上书。

［19］　绥：何曾的孙子何绥，晋武帝之后，政局大乱，何绥被东海王司马越所杀。

［20］　台司：三公，位极台司指位高权重。

［21］　韦：柔皮。弦：弓弦。古人曾有性急者佩韦、性缓者佩弦以自醒。

［22］　康哉良哉：舜时有贤臣皋陶，有歌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若鱼若水：用刘备得诸葛亮典故。

［23］　犯而无隐：宁可冒犯，也不隐瞒。

【延伸阅读】

唐太宗论隋炀帝

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论任贤

（唐）吴兢

【导　读】

本文选自《贞观政要》卷二《论任贤》。

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招揽人才，充实幕府。其中既有冲锋陷阵的将领，也有多谋善断的文士。平定全国后，善于处理政事的文士渐渐得势。李世民发动政变夺位自立后，罢黜了自恃参与政变有功、桀骜不驯的将领，刻意培植文官政府。在秦王时期就追随李世民的文士更见重用，纷纷进入朝廷中枢。除任用自己的亲信之外，李世民也留意招揽先前的政敌，为后者在朝廷中留有一席之地。前朝的贵族、官员，内战时期的反叛者，共同组成了贞观年间的朝廷，他们的政治影响一直延续到中唐时期。

与北周、隋以贵族政变完成朝代改易相比，唐王朝的朝廷深深地留下了隋末内战的烙印。贵族政变对朝廷的影响是十分内敛的，往往局限于皇室及其亲缘家族的变更。相形之下，隋末短暂的分裂和内战毁灭了部分旧贵族，同时为一些平民提供了发迹的机会。贞观年间的朝臣大都在隋末内战时就已经崭露头角。李渊进军关中时，李世民随同出征，途中收揽了许多隋朝的低级官员。李世民平定关东时，又招揽了许多瓦岗军旧部，其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唐朝的名臣骁将。相比于隋代而言，贞观年间，西魏以来的旧贵族势力在朝廷之中已经式微，但依然保持了恰当的优势。出身平民的新贵族则为君主提供了巩固君权的机会，以维持朝廷的平衡。君主可以在旧贵族和新贵族之间进行调整，保持着对帝国的有效治理。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也［1］。初仕隋，为隰城尉［2］。坐事除名［3］，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4］。玄龄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5］。玄龄在秦府十余年，恒典管记。隐太子、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6］，甚恶之，谮之高祖，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及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召玄龄、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谋议。及事平，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左庶子［7］。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封梁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既总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8］，频抗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进拜司空，仍总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谢，当更奏闻。”玄龄遂止。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佐命之匡弼，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类如此。

杜如晦，京兆万年人也［9］。武德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10］。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11］，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弥加礼重，寄以心腹，遂奏为府属，常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第一，迁拜太子右庶子。俄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知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

魏徵，巨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12］。武德末，为太子洗马［13］。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太宗既诛隐太子，召徵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皆为之危惧。徵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劳之曰：“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三年，累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太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14］，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宫［15］，宴近臣，长孙无忌曰［16］：“王珪、魏徵，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七年，代王珪为侍中，累封郑国公。寻以疾乞辞所职，请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徵乃止。后复固辞，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17］，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庶人承乾在春宫［18］，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寮，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师［19］，知门下事如故。徵自陈有疾，太宗谓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中正，以为辅弼。知公疹病，可卧护之。”徵乃就职。寻遇疾。徵宅内先无正堂，太宗时欲营小殿，乃辍其材为造，五日而就。遣中使赐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后数日，薨。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太宗亲为制碑文，复自书于石。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徵，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

【注　释】

［1］　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

［2］　隰城：地名，在今山西西部。

［3］　坐事除名：因某事被除名。

［4］　署：任命。渭北道：行政区划。记室参军：官名，掌表章、文书。

［5］　秦王府：太宗即位前封秦王。记室：官名。大行台考功郎中：官名，掌考察百官功过善恶。

［6］　隐太子、巢刺王：指最早被立为太子的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

［7］　春宫：太子宫，此处借指太子。太子左庶子：官名，掌侍从、赞相礼仪。

［8］　端揆：指宰相之位。

［9］　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

［10］　武德：唐高祖李渊年号。兵曹参军：官名，掌武官薄书、考核等。长史：总管的副职。

［11］　守藩端拱：藩指分封的土地，端拱指端坐拱手，意即坐守现有地盘。

［12］　内黄：地名，今河南省北部。

［13］　太子洗马：官名，唐时职责为掌管东宫图籍的缮写、刊辑。

［14］　中钩：春秋时齐国的公子小白与纠争夺王位，管仲曾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即位，就是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

［15］　九成宫：皇宫名，皇帝避暑的地方。

［16］　长孙无忌：唐初大臣，助太宗夺取帝位。

［17］　忠谠：忠臣正直。

［18］　承乾：太宗长子，先被立为太子，后被废为庶人。

［19］　太子太师：唐制，太子有太师、太傅、太保，对太子进行道德教化。

【延伸阅读】

秦王府十八学士

武德四年（621年），唐军已经击破关东诸豪强，天下平定已经指日可待。在征战中建立功勋的秦王李世民在王府边建立了文学馆，征聘博学多识之人入馆。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顺、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被聘为文学馆学士。文学馆学士多为秦王僚佐，兼具李世民近臣和参谋的身份。身为秦王亲信，文学馆学士积极策划、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协助李世民夺位自立。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文学馆解散，大部分学士以太子僚佐的身份为李世民效力。李世民登基称帝后，他们又转为朝廷官员。在贞观年间，旧日的学士多被重用，其中杜如晦、房玄龄、许敬宗等先后拜相。

文学馆学士大多来自世家大族，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年长后又因为具有出身门阀的优势，得到出仕的机会，自然谙于政事。但他们远非隋朝宫廷中第一等的贵族，因此幸运地避开了内战的灾难。随着唐军的胜利，他们相继投奔于李世民麾下，为其贡献自己的才智。部分人在此之前甚至有着更曲折的经历，但是最后也在李世民麾下找到了用武之地。在和平时期，受过良好教育的才智之士，也许只能指望在帝国庞大的政府中获得一个安定而默默无闻的地位。但是在旧帝国崩溃和新帝国兴起的过程中，这些才智之士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不论贵族抑或平民，都可以在内战的舞台上追求自己的理想。或者获得胜利和荣誉，或者失去地位甚至生命，命运往往有着天壤之别。这种才智、理想和命运交织而成的浪漫传奇，深刻地影响了唐代的文学和政治。

辨兴亡

（唐）吴兢

【导　读】

本文选自《贞观政要》卷八《辨兴亡》。

经过数十年的国内和平，隋末时的户数大约是九百万户。内战结束后的武德年间，户数下降到两百万户；贞观年间，户籍统计也未曾超过三百万户。这种统计数字并非说明内战中人口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因为北朝施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以户籍登记为征税依据。如果不依靠官府授田，地主、农民总是努力隐匿户籍来避税。内战后的初唐朝廷无力进行普遍的户籍调查，因此只能满足于这种不合格的户籍统计。

初唐朝廷满足于一种节制的财政开支政策，尽量减免宫廷用度和军事开支。得益于周边相对和平的边疆环境以及隋代留存的储蓄，初唐以较低的财政开支维持着庞大的帝国。在北方的突厥因为灾害、内乱而大大削弱时，太宗派遣军队发动袭击，重创这一北方的宿敌。在几次军事胜利后，太宗一边维持突厥的分裂以巩固帝国边境和平，一边又招揽、支持亲唐的突厥部落，拓展唐朝在北方的影响。“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太宗朝的效果十分明显，以至唐朝依靠极少的军队，就实现了对广袤草原的控制。

但是一旦“以夷制夷”的策略不再有效，唐朝对胡人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为维持原有的势力范围，唐朝开始设置常备的边防军，并将警戒线推进到帝国难以支持的遥远北方。为征集更多赋税供给边防军费，唐朝廷改革财政官署，厉行户籍登记。帝国动员意味着对农民的更多剥夺，以及引起农民反抗的危险，这种倾向在太宗晚年大举征伐高丽时就已经显现。

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1］？”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2］。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昔启民亡国来奔［3］，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子孙不思念报德，才至始毕，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及隋国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颉利破亡，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群臣咸曰：“诚如圣旨。”

…………

贞观九年［4］，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徵进曰：“昔魏文侯问李克［5］：‘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徵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深好奢侈［6］，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然天元、齐主，若为优劣［7］？”徵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愞弱，政出多门，国无纲纪，遂至亡灭。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

【注　释】

［1］　“其得天下不殊”至此：他们得天下是相似的，为什么守天下的时间相差如此悬殊呢？

［2］　“比至年底”至此：等到年底，核查存储的粮食，够供应天下五六十年。

［3］　启民：突厥首领启民可汗。

［4］　据下文内容判断，此处似应为贞观初年。

［5］　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建立者。

［6］　齐主：南朝齐后主。

［7］　天元：北朝北周宣帝。

【延伸阅读】

《贞观政要》与初唐政治

《贞观政要》主要叙述了太宗贞观朝的统治事迹，其成书的准确时间至今尚不可考，但最迟不晚于玄宗朝。《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在武则天治下出仕，此时武则天与李唐皇族、旧贵族的血腥斗争余音尚在。武则天统治晚期，亲唐的旧贵族发动政变，拥戴被废黜的中宗复辟，恢复了李唐的统治。但复辟的中宗未曾重现贞观年间的光荣，这位意志软弱的君主迅速落入他的妻子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的掌控之中。韦皇后、安乐公主企图效法武则天的先例，使自己成为帝国的君王。武则天的一个女儿，长久以来权势显赫、野心勃勃的太平公主也加入到竞争中来。纵横捭阖的联盟、斗争在李唐皇室内部展开，中宗和他的皇后、子女，先后在内乱中死于非命。策划政变推翻韦氏一党的太平公主成了执政者，实际控制着弟弟睿宗的朝廷。睿宗心灰意冷地统治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就让位于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玄宗。独断专行的太平公主和自己性格坚毅的侄子注定无法相容，太平公主企图故伎重演，准备以一次政变废黜玄宗。玄宗事先得到消息，他果断反击，处死了太平公主，结束了女主干政的动荡岁月。

吴兢亲历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动荡，对此必定感触甚深。相形之下，唐初光荣、和平的岁月自然令人怀念不已。后来撰写《贞观政要》时，吴兢试图以对往日的美好追忆，抚慰内乱的创伤，重新唤起君主和贵族的热情。他期望女主干政、宫廷内乱的动荡岁月将从此结束，一位如太宗般英武的君主将统治帝国，臣民会享受秩序与和平。《贞观政要》对太宗朝的统治不免理想化的修饰，以至于贞观君臣的言词宛如道德剧中的台词。但是，高宗、玄宗之间动荡、恐怖的岁月，曾经长达数十年之久，对太宗朝道德化的追忆，也在情理之中。

女皇武则天

（北宋）欧阳修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新唐书》卷七六《高宗则天武皇后传》。

李世民生前担心太子李治性格软弱，无力履行君主的职责。李治最后在帝位继承权的竞争中胜出，与重臣长孙无忌的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太宗去世前，为李治指定了一个辅政顾问团，其中包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等一批元老贵族。

长孙无忌有定策之功，又是李治的母舅，自然在朝廷中荣膺首席。但在宫廷之中，高宗的妃子武则天却渐渐得势。高宗体弱多病，性格过于软弱，往往依赖武则天处理、决断政务。不久，高宗决定立武则天为皇后，元老重臣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坚决反对，但元老、名将李支持高宗的决定。在高宗的坚持下，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不久之后，长孙无忌、褚遂良被贬斥，流放外地而死，他们的遭遇暗示武则天的权势已经不可动摇。高宗去世后，武则天先后以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的名义执政，后来又改唐为周，登基称帝。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位十五年。

初唐时期，关陇贵族集团把持着朝政，与皇帝分庭抗礼。武则天不一定对关陇贵族存有偏见，可是她既然身处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又不准备妥协，对贵族的镇压就不可避免。长孙无忌失势不过是武则天与贵族们斗争的第一步。高宗去世之后，旧贵族与武则天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武则天遂以政治告密和恐怖政治镇压反抗行动，旧贵族们遭到一次次的残酷清洗。

武则天一边镇压、削弱贵族的权势，一边以科举制选拔平民进入政府，补充官员的空缺。为着一位君主强化专制的需要，平民获得了政治晋身的渠道。武则天的王朝被政变推翻后，她的继任者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政府以及科举选官的制度。复辟的皇帝无意恢复关陇贵族政治的遗产，因为兢兢业业的官员要比分庭抗礼的贵族更适合皇帝的口味。

高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1］。父士彟，见《外戚传》。文德皇后崩［2］，久之，太宗闻士彟女美，召为才人［3］，方十四。母杨，恸泣与诀，后独自如，曰：“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母韪其意，止泣。既见帝，赐号武媚。及帝崩，与嫔御皆为比丘尼。高宗为太子时，入侍，悦之。王皇后久无子，萧淑妃方幸，后阴不悦。它日，帝过佛庐，才人见且泣，帝感动。后廉知状，引内后宫，以挠妃宠。

才人有权数，诡变不穷。始，下辞降体事后，后喜，数誉于帝，故进为昭仪。一旦顾幸在萧后，寖与后不协。后性简重，不曲事上下，而母柳见内人尚宫无浮礼，故昭仪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由是后及妃所为必得，得辄以闻，然未有以中也。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4］，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久之，欲进号“宸妃”，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言：“妃嫔有数，今别立号，不可。”昭仪乃诬后与母厌胜［5］，帝挟前憾，实其言，将遂废之。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及济濒死固争，帝犹豫；而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素险侧，狙势即表请昭仪为后，帝意决，下诏废后。诏李、于志宁奉玺绶进昭仪为皇后，命群臣及四夷酋长朝后肃义门，内外命妇入谒。朝皇后自此始。

后见宗庙，再赠士彟至司徒，爵周国公，谥忠孝，配食高祖庙。母杨，再封代国夫人，家食魏千户。后乃制《外戚诫》献诸朝，解释讥噪。於是逐无忌、遂良，踵死徙，宠煽赫然。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谓能奉己，故扳公议立之。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施无惮避，帝亦儒昏，举能钳勒，使不得专，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为蛊祝［6］，宦人王伏胜发之，帝怒，因是召西台侍郎上官仪，仪指言后专恣，失海内望，不可承宗庙，与帝意合，乃趣使草诏废之。左右驰告，后遽从帝自诉，帝羞缩，待之如初，犹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仪教我！”后讽许敬宗构仪，杀之。

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阅岁屠覆，道路目语，及仪见诛，则政归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惟所命。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帝晚益病风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为太平文治事，大集诸儒内禁殿，撰定《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大氐千余篇。因令学士密裁可奏议，分宰相权。

…………

帝崩，中宗即位，天后称皇太后，遗诏军国大务听参决。嗣圣元年，太后废帝为庐陵王，自临朝，以睿宗即帝位。后坐武成殿，帝率群臣上号册。……

于是柳州司马李敬业、括苍令唐之奇、临海丞骆宾王疾太后胁逐天子，不胜愤，乃募兵杀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陈敬之，据州欲迎庐陵王，众至十万。楚州司马李崇福连和。盱眙人刘行举婴城不肯从，敬业攻之，不克。太后拜行举游击将军，擢其弟行实楚州刺史。敬业南度江取润州，杀刺史李思文，曲阿令尹元贞拒战死。太后诏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行军大总管，率兵三十万讨之，战于高邮，前锋左豹韬果毅成三朗为唐之奇所杀。又以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行军大总管，并力。敬业兴三月败，传首东都，三州平。

始，武承嗣请太后立七庙［7］，中书令裴炎沮止，及敬业之兴，下炎狱，杀之，并杀左威卫大将军程务挺［8］。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群臣廷让曰：“朕于天下无负，若等知之乎？”群臣唯唯。太后曰：“朕辅先帝逾三十年，忧劳天下。爵位富贵，朕所与也；天下安佚，朕所养也。先帝弃群臣，以社稷为托，朕不敢爱身，而知爱人。今为戎首者皆将相，何见负之遽？且受遗老臣伉扈难制有若裴炎乎？世将种能合亡命若徐敬业乎？宿将善战若程务挺乎？彼皆人豪，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过彼，蚤为之。不然，谨以事朕，无诒天下笑。”群臣顿首，不敢仰视，曰：“惟陛下命。”

久之，下诏阳若复辟者［9］。睿宗揣非情，固请临朝，制可。乃冶铜匦为一室，署东曰“延恩”，受干赏自言；南曰“招谏”，受时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谶步秘策［10］。诏中书门下一官典领。

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桀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又畏天下有谋反逆者，诏许上变，在所给轻传，供五品食，送京师，即日召见，厚饵爵赏歆动之。凡言变，吏不得何诘，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变者遍天下，人人屏息，无敢议。

…………

御史傅游艺率关内父老请革命，改帝氏为武。又胁群臣固请，妄言凤集上阳宫，赤雀见朝堂。天子不自安，亦请氏武，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赦天下，改国号周，自称圣神皇帝，旗帜尚赤，以皇帝为皇嗣。……

神龙元年，太后有疾，久不平，居迎仙院。宰相张柬之与崔玄等建策，请中宗以兵入诛易之、昌宗［11］，于是羽林将军李多祚等帅兵自玄武门入，斩二张于院左。太后闻变而起，桓彦范进请传位，太后返卧，不复语。中宗于是复即位。徙太后上阳宫，帝率百官诣观风殿问起居，后率十日一诣宫，俄朝朔、望。废奉宸府官，选东都武氏庙于崇尊庙，更号崇恩，复唐宗庙。诸武王者咸降爵。是岁，后崩，年八十一。遗制称则天大圣皇太后，去帝号。谥曰则天大圣后，祔乾陵。

【注　释】

［1］　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

［2］　文德皇后：太宗的长孙皇后。

［3］　才人：唐制，皇后以下，有贵、淑、德、贤四妃为夫人；昭仪、昭容等九嫔；才人为妃嫔的下一等级。

［4］　往与妃相谗媢：指王皇后与萧淑妃在高宗面前互相攻击。

［5］　厌胜：以巫术取胜。

［6］　蛊祝：行使巫术。

［7］　武承嗣：武则天的侄子。七庙：古代皇帝的庙数之制。

［8］　程务挺：唐大将，曾上书为裴炎辩解。

［9］　阳若复辟者：假意说要把大权交还皇帝。

［10］　谶步秘策：谶纬、密谋。

［11］　易之、昌宗：皆为武则天内宠，专权枉法，势倾朝野，中宗复位后被诛。

【延伸阅读】

李敬业反唐

唐高宗去世后，中宗继位，而实际的摄政者是长期与高宗共治的武则天。中宗继位后，不甘心事事听从，双方嫌隙渐生。不久，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皇子李旦为睿宗。武则天改立皇帝、操持朝政激起了旧贵族的不满。初唐功勋贵族李之孙李敬业最先于扬州举事。

李敬业曾为眉州刺史，后被贬为柳州司马。对贬官深怀不满的李敬业纠集了同道者，他们以李唐功臣后裔的身份在扬州举事。密谋者们起兵讨伐武则天的名义，是支持中宗复辟。今天已经难以估计这些密谋者们的计划，果真是支持李唐皇室的皇帝；还是借机发起一次新的王朝战争，就如李渊自太原举事那样。李敬业举事后，行动犹疑，很快在唐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失利。这类小规模的贵族举事在隋唐历史上举不胜举，但是初唐文学家骆宾王为这次举事写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却不失为初唐贵族政治宣言的典范，全文如下：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群，咸使知闻。

初唐功勋贵族李

李本姓徐，名世，唐高祖赐姓李，后为避李世民之讳单名。李本为山东地方豪强，隋末战乱，李投奔瓦岗军，后随李密降唐。李在瓦岗军时就声名赫赫，入唐后追随李世民讨平群雄，勋劳位居诸将之首。后来李驻守北方，防备突厥，与李靖合击突厥，迭获大胜，又参与征伐高丽。李在初唐诸将之中以忠义知名，又以知人善任、举贤荐能著称。在归附李世民的山东豪杰中，李堪称智勇双全的人物。李世民深忌李之才华，生前一度考虑杀之以除后患，幸运的是，李通过了李世民的忠诚考验，被后者选为辅佐高宗的元老重臣。身为唐军的功勋重将，李在元老中的地位显然非同一般。正是在李的支持下，高宗才敢于驳回长孙无忌的反对，册封武则天为皇后。跋扈的长孙无忌经此挫败后，一蹶不振，死于流放途中。

狄仁杰存唐室

（北宋）欧阳修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传》。

被儒家学者大加称颂的“贞观之治”，其实是关陇贵族政治的遗产。在朝廷上，皇帝仅仅将自己视为首席贵族。一旦帝国的其他贵族联合行事，皇帝就必须在妥协或者决裂之间有所决断。在大多数情况下，太宗李世民倾向于妥协，而不愿承受无法估计的风险。正是考虑到长孙无忌的意见，他选择不得自己欢心的李治为太子。李治继位后不久就与重臣集团发生冲突，他坚决维护自己废立皇后的自由，为此不惜将两位重臣贬出朝廷。

但是在武则天的时代，坚持己见的贵族已经被清洗一空，幸存者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与此同时，武则天以频繁任免宰相的方式，加强自己对朝廷的影响。时间流逝，顺从的职业官僚渐渐代替了与君王分庭抗礼的贵族。帝国照常运转，但官僚已不再具有贵族独立的政治意志，仅以兢兢业业地恪尽职守为本分。

武则天是一位干练的行政首领。她一边依靠酷吏清洗政治反对派，一边提拔职业官僚主持政务。许多职业官僚与政治反对派有着千丝万缕的私人联系，甚至对后者的事业颇为同情。但官僚的政治性格天生疏远危险、暴力的抵抗运动，更不会投身其中。武则天与这些职业官僚的合作令后来的历史学家颇为感叹，司马光称之为“僭于上而治于下”。正是在武则天治下，初唐简单的政府开始扩大，并且不断地精致化，从而承担起越来越多的政务。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为儿时，门人有被害者，吏就诘，众争辨对，仁杰诵书不置，吏让之，答曰：“黄卷中方与圣贤对，何暇偶俗吏语耶？”举明经，调汴州参军。为吏诬诉，黜陟使阎立本召讯，异其才，谢曰：“仲尼称观过知仁，君可谓沧海遗珠矣。”荐授并州法曹参军。亲在河阳，仁杰登太行山，反顾，见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舍其下。”瞻怅久之，云移乃得去。同府参军郑崇质母老且疾，当使绝域。仁杰谓曰：“君可贻亲万里忧乎？”诣长史蔺仁基请代行。仁基咨美其谊，时方与司马李孝廉不平，相语曰：“吾等可少愧矣！”则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稍迁大理丞，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时称平恕［1］。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坐误斧昭陵柏［2］，罪当免，高宗诏诛之。仁杰奏不应死，帝怒曰：“是使我为不孝子，必杀之。”仁杰曰：“汉有盗高庙玉环，文帝欲当之族，张释之廷诤曰：‘假令取长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于是罪止弃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3］。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误伐一柏，杀二臣，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数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宠自肆，仁杰劾奏其恶，有诏原之。仁杰曰：“朝廷借乏贤［4］，如本立者不鲜。陛下惜有罪，亏成法，奈何？臣愿先斥，为群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肃然。使岐州，亡卒数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系盗党穷讯，而余曹纷纷不能制。仁杰曰：“是其计穷，且为患。”乃明开首原格，出系者，禀而纵之［5］，使相晓，皆自缚归。帝叹其达权宜。

…………

会为来俊臣所构，捕送制狱［6］。于时，讯反者一问即臣，听减死［7］。俊臣引仁杰置对，答曰：“有周革命［8］，我乃唐臣，反固实。”俊臣乃挺系［9］。其属王德寿以情谓曰：“我意求少迁，公为我引杨执柔为党，公且免死。”仁杰叹曰；“皇天后土，使仁杰为此乎！”即以首触柱，血流沫面。德寿惧而谢。守者寖弛［10］，即丐笔书帛，置褚衣中，好谓吏曰：“方暑，请付家彻絮。”仁杰子光远得书上变，后遣使案视。俊臣命仁杰冠带见使者，私令德寿作谢死表，附使以闻。后乃召见仁杰，谓曰：“臣反何耶？”对曰：“不臣反，死笞掠矣［11］。”示其表，曰：“无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武承嗣屡请诛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时同被诬者凤阁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贷。御史霍献可以首叩殿陛苦争，欲必杀仁杰等，乃贬仁杰彭泽令，邑人为置生祠。

…………

张易之尝从容问自安计，仁杰曰：“惟劝迎庐陵王可以免祸［12］。”会后欲以武三思为太子［13］，以问宰相，众莫敢对。仁杰曰：“臣观天人未厌唐德。比匈奴犯边，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于市，逾月不及千人。庐陵王代之，不浃日，辄五万。今欲继统，非庐陵王莫可。”后怒，罢议。久之，召谓曰：“朕数梦双陆不胜［14］，何也？”於是，仁杰与王方庆俱在，二人同辞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锋镝，勤劳而有天下，传之子孙。先帝寝疾，诏陛下监国。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余年，又欲以三思为后。且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三思立，庙不祔姑［15］。”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庐陵王于房州。王至，后匿王帐中，召见仁杰语庐陵事。仁杰敷请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还尔太子！”仁杰降拜顿首，曰：“太子归，未有知者，人言纷纷，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龙门，具礼迎还，中外大悦。初，吉顼、李昭德数请还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杰每以母子天性为言，后虽忮忍，不能无感，故卒复唐嗣。

【注　释】

［1］　久狱：久留不判的案件。平恕：公正宽恕。

［2］　昭陵：唐太宗的陵墓。

［3］　象魏：古代宫廷外的一对高建筑，亦名“阙”或“观”，用来悬挂法令。固有差等：本来就有差别。

［4］　借：假使，假如真的。

［5］　明开首原格：申明自首即可赦免的法令。禀而纵之：给予粮食放走。

［6］　来俊臣：武则天时有名的酷吏。构：诬陷。制狱：皇帝关押犯人的监狱。

［7］　“于时”至此：当时，如果犯人初次受审就承认谋反，会减免死刑。

［8］　有周革命：指武则天建周代唐。

［9］　挺系：宽待。

［10］　寖弛：懈怠，松弛。

［11］　死笞掠矣：就被拷打致死了。

［12］　庐陵王：即唐中宗，武则天第三子，后被废，封庐陵王，公元698年复被立为太子。

［13］　武三思：武则天哥哥武元庆之子。

［14］　双陆：古代博戏，局如棋盘，左右各有六路，故名。

［15］　祔：祭祀。

【延伸阅读】

“酷吏”政治与“贞观遗风”

自武则天废中宗、改立睿宗时开始，宗室和旧贵族的反对活动就不曾停息。武则天自立为武周皇帝后，反抗活动越发激烈。对于威胁自己的政治反对派，武则天起用大批“酷吏”，施以残酷镇压。

“酷吏”最初登场时，尚仅限于调查政治密谋。但不久之后，调查活动就演变为恣意妄为的政治暴力，甚至波及武则天的亲信。武则天对此并非不知情，但是她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愿意纵容“酷吏”的残暴。因为“酷吏”无节制的残暴不仅便于举发政治密谋者，更会使政治恐怖在朝野上下蔓延，使其他潜在的异议者望而却步。唯有绝大部分贵族三缄其口，武则天被视为僭越的统治方可维系。

武则天尽管明知“酷吏”政治下一些牺牲者是无辜的，却别无他法。她深知自己的统治既然被视为谋朝篡位，必定有许多异议者暗中窥视，待机举事。在武则天眼中，朝野上下密布着待时而动的反对派，唯有政治恐怖方可预先消弭他们的密谋，并防止更多人加入其中。对武则天的“酷吏”政治而言，也许可以认为，她以牺牲部分人的生命，来拯救自己和更多人的生命。

身为“酷吏”政治的策划者，武则天要比“酷吏”本身更了解此制度的缘起、结果和欠缺。在自己漫长的执政中，武则天一直充当着“酷吏”的保护者，但是从来无意以之取代正规的朝廷官僚。一些卓越的行政官僚，相继得到晋升和任用，虽然武则天深知他们在情感上依然怀念李唐皇室。依靠这些官僚，武则天改良了初唐以来的政府，巩固了国内和平。此后，国内情势渐渐缓和，武则天也愿意终结政治恐怖。晚年时，武则天与宗室、贵族、大臣达成妥协，预备以让李唐皇族复辟的方式，为自己一手开创的王朝画上句号。许多武则天时代选举的官僚在开元年间的政绩，证明这个政治恐怖的年代远非毫无建树。

选举志

（北宋）欧阳修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新唐书》卷四四、卷四五《选举志》。

古代中国的选士制度，早在汉代就初见轮廓。汉代推行征辟、荐举制度，多偏向世家大族，至东汉时已蔚然可观。经过建安年间的战乱，地方残破不堪，官府的治理有名无实。曹魏起于丧乱之间，无力甄别地方人物，不得不改道易辙，依靠地方士族的舆论、清议选拔官员。曹魏朝廷为此设立中正，以出仕朝廷的地方士族充任。中正之设，本为品评人物，为选官之参考。但是随着中正制的日久相袭，士族对选举的非正式影响渐渐被制度化了。长期操持选官事务的士族自然而然地排挤了寒族，两者之间的分野越来越大，以至于最后不相往来。

中正制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以后，直到隋代方才没落。隋代弃用中正制后，试图以科举制取而代之，这种尝试始于隋文帝时期。科举制最初录取的人数很少，对帝国正规的官僚制度缺乏实际的影响。也许隋文帝的用意不是建立永久的选拔制度，而是临时征集新征服地区的人才，巩固立足未稳的帝国。皇帝最初的热情消退后，科举制渐渐被束之高阁，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初唐。

武则天执政后，一边清洗旧贵族，一边收揽人才补充空缺。她不仅意识到科举制的便利，更对其进行了改良，如增加了科举录取的人数，并首创殿试制度。武则天的动机与隋、唐初年的几位皇帝相差无几，都是期望借此招揽支持者，巩固统治。但是她僭越的统治如此漫长，已经足以使一种临时性的举措发展成朝廷的常规制度。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1］。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2］。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3］，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4］：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5］；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6］。国子监生，尚书省补，祭酒统焉。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7］。

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8］，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

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9］。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

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穀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

…………

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繇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10］，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11］，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12］。

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

凡弘文、崇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第。

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

其教人取士著于令者，大略如此。而士之进取之方，与上之好恶、所以育材养士、招来奖进之意，有司选士之法，因时增损不同。

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及太宗即位，益崇儒术。乃于门下别置弘文馆，又增置书、律学，进士加读经、史一部。十三年，东宫置崇文馆。自天下初定，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虽七营飞骑，亦置生，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

…………

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及其后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谓按其声病，可以为有司之责，舍是则汗漫而无所守，遂不复能易。呜呼，乃知三代乡里德行之举，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太宗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谨有名于当时，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不署以第。太宗问其故，对曰：“二人者，皆文采浮华，擢之将诱后生而弊风俗。”其后，二人者卒不能有立。

…………

所谓制举者，其来远矣。自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兴，世崇儒学，虽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太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

其外，又有武举，盖其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13］、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第，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

【注　释】

［1］　由学馆者：来自学馆的考生。此处学馆实为国立学校，具体见下文“凡学六”、“凡馆二”两段。由州县者：来自州县的考生，即来自私塾或自学者。

［2］　秀才、明经、进士：皆见下文。明法：主要考律、令。明字：主要考《说文》、《字林》。明算：主要考《周髀》、《九章》。一史：考《史记》。三史：考《史记》、《汉书》、《后汉书》。开元礼：考唐玄宗开元年间制定的礼仪。道举：此科目只玄宗一朝考过，主要考《老子》、《庄子》等。童子：针对十岁以下儿童的考试。

［3］　三礼：指《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指《左传》、《公羊传》、《穀梁传》。

［4］　国子监：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

［5］　期亲：指服丧一年的亲属。

［6］　唐时主要依据人口多少将都督府、州、县分出等级。

［7］　祭酒：此指国子祭酒，掌儒学训导之政。长史：府僚属吏之长。

［8］　皇缌麻以上亲：指为皇帝服丧三月以上的亲属。大功以上亲：服丧九月以上的亲属。

［9］　未终经者无易业：未学完不准改学其他。

［10］　乡饮酒礼：源于春秋时期。后世由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为之送行，称乡饮酒礼。

［11］　俎豆：宴客、祭祀等用的礼器。《鹿鸣》：《诗经》篇名，多在大宴宾客时演奏。

［12］　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到考工员外郎那里考试。考功员外郎，官名。

［13］　长垛：测试箭法的准确。

【延伸阅读】

登科后

（唐）孟郊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代进士贵重，一旦中式，即意味着成为候补官员的一员。此外又有雁塔题名、曲江赐宴等风雅之事。孟郊中进士时早已年过不惑，可是喜悦、兴奋的心情毫不逊色。

马嵬驿事变

（北宋）司马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玄宗时期，初唐简单的兵制和税制已近废弃。常备的边防军取代了临时动员的府兵，临时派遣的节度使演变成常驻地方的官员，新设的专署负责征募行政和军事开支。玄宗时期的权臣李林甫是一位干练的行政官僚，此外还不乏应对复杂政治局势的才华。在李林甫清洗的政敌中，就不无建立过显赫功勋的节度使。这至少证明在李林甫执掌朝政期间，节度使尚不足以威胁朝廷的权威。李林甫去世后，玄宗宠妃的远房兄弟杨国忠继承了这位权臣的职位。杨国忠与帝国的诸位节度使相处不洽，对一位企图建立自己权威的新晋官员而言，这种情形是很不利的。

在帝国东北部，节度使安禄山大权在握。朝廷依靠这位混血的胡人将领驾驭、羁縻周边的诸部落。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逐渐水火不容。现存史料暗示杨国忠有意激起安禄山叛乱，也许杨国忠相信安禄山的叛乱会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如果那样，这必定会在诸位节度使那里增加他的威望。

在杨国忠的威胁下，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名，举兵叛乱。叛军迅速攻下东都洛阳，进逼长安。奉命平定叛乱的节度使们对杨国忠抱有恶感，私人的分歧扩展为前线将领与朝廷之间的裂痕。在这种情形下，平定叛乱自然毫无希望。在安禄山的进攻下，高仙芝、封常清兵败不久，被朝廷处死，哥舒翰被迫投敌。长安随后陷落，大批官员改换门庭，投靠安禄山。

杨国忠在西迁途中被兵变的士兵杀死。奉命召集勤王军的太子在外地登基，以便自立门户。玄宗心灰意冷之下，承认了太子的僭越行为，并向后者移交了权力。

是时，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1］，莫不切齿。又，禄山起兵以诛国忠为名，王思礼密说哥舒翰［2］，使抗表请诛国忠，翰不应。思礼又请以三十骑劫取以来，至潼关杀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或说国忠：“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国忠大惧，乃奏：“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上许之，使剑南军将李福德等领之。又募万人屯灞上，令所亲杜乾运将之，名为御贼，实备翰也。翰闻之，亦恐为国忠所图，乃表请灞上军隶潼关。六月，癸未，召杜乾运诣关，因事斩之；国忠益惧。

…………

翰至关西驿，揭牓收散卒，欲复守潼关。蕃将火拔归仁等以百余骑围驿，入谓翰曰：“贼至矣，请公上马。”翰上马出驿，归仁帅众叩头曰：“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3］，何面目复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4］？请公东行。”翰不可，欲下马。归仁以毛絷其足于马腹，及诸将不从者，皆执之以东。会贼将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阳。安禄山问翰曰：“汝常轻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对曰：“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陛下留臣，使以尺书招之，不日皆下矣。”禄山大喜，以翰为司空、同平章事。谓火拔归仁曰：“汝叛主，不忠不义。”执而斩之。翰以书招诸将，皆复书责之。禄山知不效，乃囚诸苑中。潼关既败，于是河东、华阴、冯翊、上洛防御使皆弃郡走，所在守兵皆散。

是日，翰麾下来告急，上不时召见，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潼关［5］。及暮，平安火不至［6］，上始惧。壬辰，召宰相谋之。杨国忠自以身领剑南，闻安禄山反，即令副使崔圆阴具储偫［7］，以备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国忠集百官于朝堂，惶懅流涕；问以策略，皆唯唯不对。国忠曰：“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仗下，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萧条。国忠使韩、虢入宫［8］，劝上入蜀。

甲午，百官朝者什无一二。上御勤政楼，下制，云欲亲征，闻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灵昌崔光远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将军边令诚掌宫闱管钥。托以剑南节度大使颍王璬将赴镇，令本道设储偫。是日，上移仗北内［9］。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过左藏，杨国忠请焚之，曰：“无为贼守。”上愀然曰：“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10］。”是日，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卫立仗俨然。门既启，则宫人乱出，中外扰攘，不知上所之。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库。崔光远、边令诚帅人救火，又募人摄府、县官分守之，杀十余人，乃稍定。光远遣其子东见禄山，令诚亦以管钥献之。

上过便桥，杨国忠使人焚桥。上曰：“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留内侍监高力士，使扑灭乃来。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谕郡县置顿。食时，至咸阳望贤宫，洛卿与县令俱逃，中使征召，吏民莫有应者。日向中，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于是民争献粝饭，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犹未能饱。上皆酬其直，慰劳之。众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俄而尚食举御膳而至，上命先赐从官，然后食之。命军士散诣村落求食，期未时皆集而行。夜将半，乃至金城。县令亦逃，县民皆脱身走，饮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给。时从者多逃，内侍监袁思艺亦亡去。驿中无灯，人相枕藉而寝，贵贱无以复辨。王思礼自潼关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即令赴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

丙申，至马嵬驿［11］，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曰：“汝曹何敢害宰相！”众又杀之。韦见素闻乱而出，为乱兵所，脑血流地。众曰：“勿伤韦相公。”救之，得免。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屦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12］，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玄礼等乃免胄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令晓谕军士。玄礼等皆呼万岁，再拜而出，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谔，见素之子也。国忠妻裴柔与其幼子晞及虢国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陈仓，县令薛景仙帅吏士追捕，诛之。

【注　释】

［1］　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宠，时为宰相。

［2］　哥舒翰：玄宗时大将，守潼关。

［3］　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指在此之前，玄宗听信杨国忠的唆使，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强令哥舒翰出战，结果全军覆没。

［4］　高仙芝、封常清：二人皆唐时大将，抗击安禄山兵败，玄宗听信谗言，下旨处死。

［5］　监牧兵：管马的士兵。唐时养马甚多，故监牧士兵也相当多。

［6］　平安火：唐的方镇卫戍区设烽火台，每台相隔三十里，从前哨至长安，每日初夜，一台传一台放烽火以示平安。

［7］　储偫：储备器物待用。

［8］　韩、虢：杨贵妃的两个姐姐，封韩国夫人、虢国夫人。

［9］　北内：大明宫。

［10］　赤子：老百姓。

［11］　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马嵬坡。

［12］　晷刻：一刹那。

【延伸阅读】

府兵制崩坏与“安史之乱”

隋唐两代沿用的府兵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鲜卑部落兵制。贺拔岳进军关中时，部下军人多为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接手贺拔岳军团之初，继续倾尽全力，招揽鲜卑人服役。但邙山之役败于高欢后，鲜卑军人死伤惨重，元气大伤。此后宇文泰整军备武，遂大量征募汉族豪强的乡兵入伍，逐渐建立了府兵制。

为减少新军中汉人与鲜卑人之间的对抗，宇文泰试图将汉族军人纳入鲜卑式的部落血缘集团。在宇文泰的主持下，魏孝文帝时改汉姓的将领恢复了鲜卑姓氏，汉族将领也被赐予鲜卑姓氏，军团士兵则随将领的姓氏。因此在府兵制下，士兵与军事首领有着名义上的血缘联系，并直接受后者的统御，与君主的联系反更见疏远。

杨坚建立隋朝后，将府兵收归君主节制。隋朝的府兵平时务农，并接受军事训练，战时接受征发命令出征。经过杨坚、杨广的改革，府兵演变成一支君主直辖的、平民化的军队，并且摆脱了世袭军事贵族的节制。

唐代继承了隋代的府兵制度。可是初唐以后，朝廷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服役的府兵往往无法获得足额的土地赏赐。自此以后，府兵逐渐演变为一种变相的徭役，逃避兵役日渐普遍。至玄宗时，朝廷遂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边镇势力开始兴起。

隋唐之际的府兵主要分布于关中与河东地区，这里是关陇贵族的大本营。相形之下，帝国广袤的东部和南部领土几乎没有武装。因此之故，初唐、中唐时期宫廷政治虽然多有动荡，却不足以引发内战。初唐以后，帝国为了守备广袤的领地，开始在遥远边境上设置庞大的边防军。自那以后，关陇贵族的帝国就注定将走向崩溃。

藩镇割据

（北宋）司马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二四。

安史之乱持续七年后，朝廷和叛乱者都陷入了困境。对朝廷而言，赋税和军役的加重使地方上骚乱不断；前线将领日渐跋扈；外族盟军参战的条件更见苛刻。对叛乱军而言，征战多年后，军事补给已经逐渐枯竭；几位首领先后死于非命后，叛军阵营已经分裂为大大小小的集团，放弃了改朝换代的企图。精疲力竭的朝廷和叛军都愿意以某种体面的形式达成妥协，结束对双方都毫无益处的战争。在此背景下，叛军将领们纷纷投降，朝廷则报之以节度使的头衔，承认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

安史之乱的结束，其实是唐帝国以高度分权的代价，换来了帝国统治的延续。叛乱的残迹在帝国晚期随处可见。在地方上，新设的藩镇取代了原先的州县；在朝野内外，新晋的军人取代了正统的官员。幸运的是，帝国的东南地区几乎未经战火，依然可以提供复兴帝国的赋税。晚唐的几位君主依靠新建的帝国军队，辅以财政收买的策略，一度恢复了朝廷对藩镇的权威。晚至公元9世纪上半叶，藩镇已被削弱到无力反抗朝廷的地步。

但藩镇的没落并非意味着帝国的中兴。安史以来，君主、宫廷、朝廷、外藩以共治的形式，维持着帝国的体面。拒绝承认现状的势力，如雄心勃勃的君主、藩镇，相继遭到毁灭。在几次冲突后，诸派别渐渐默认了这种政治平衡，并互相保证各自的地位。在晚唐的政治史中，这一传统还将延续多年，直到中世纪的尾声。公元9世纪下半叶，黄巢起义重创了中唐以来的藩镇、朝廷。在随后的内战中，与藩镇、朝廷对峙多年的宫廷官员被杀戮一空。始于东汉、孕于魏晋、兴于隋唐的中世纪遗产，至此被连根拔起。

李愬至唐州，军中承丧败之余［1］，士卒皆惮战，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谓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耻，故使来拊循尔曹。至于战攻进取，非吾事也。”众信而安之。

愬亲行视士卒，伤病者存恤之，不事威严。或以军政不肃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书专以恩惠怀贼，贼易之，闻吾至，必增备，故吾示之以不肃。彼必以吾为懦而懈惰，然后可图也。”淮西人自以尝败高、袁二帅，轻愬名位素微，遂不为备。

…………

李愬谋袭蔡州，表请益兵，诏以昭义、河中、鄜坊步骑二千给之。丁酉，愬遣十将马少良将十余骑巡逻，遇吴元济捉生虞候丁士良［2］，与战，擒之。士良，元济骁将，常为东边患，众请刳其心，愬许之。既而召诘之，士良无惧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释其缚。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贞元中隶安州，与吴氏战，为其所擒，自分死矣。吴氏释我而用之，我因吴氏而再生，故为吴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复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请尽死以报德！”愬乃给其衣服器械，署为捉生将。

…………

丁士良言于李愬曰：“吴秀琳拥三千之众，据文城栅，为贼左臂，官军不敢近者，有陈光洽为之谋主也。光洽勇而轻，好自出战，请为公先擒光洽，则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归。

…………

吴秀琳以文城栅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进诚将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众不得前。进诚还报：“贼伪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马足下，愬抚其背慰劳之，降其众三千人。秀琳将李宪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义而用之，悉迁妇女于唐州，入据其城。于是唐、邓军气复振，人有欲战之志。贼中降者相继于道，随其所便而置之。闻有父母者，给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弃亲戚。”众皆感泣。

…………

丁丑，李愬遣方城镇遏使李荣宗击青喜城，拔之。

愬每得降卒，必亲引问委曲，由是贼中险易远近虚实尽知之。愬厚待吴秀琳，与之谋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无能为也。”祐者，淮西骑将，有勇略，守兴桥栅，常陵暴官军。庚辰，祐率士卒刈麦于张柴村，愬召厢虞候史用诚，戒之曰：“尔以三百骑伏彼林中，又使人摇帜于前，若将焚其麦积者。祐素易官军，必轻骑来逐之，尔乃发骑掩之，必擒之。”用诚如言而往，生擒祐以归。将士以祐向日多杀官军，争请杀之。愬不许，释缚，待以客礼。

时愬欲袭蔡，而更密其谋，独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语，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预闻。诸将恐祐为变，多谏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悦，诸军日有牒称祐为贼内应，且言得贼谍者具言其事。愬恐谤先达于上，己不及救，乃持祐泣曰：“岂天不欲平此贼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胜众口也。”因谓众曰：“诸君既以祐为疑，请令归死于天子。”乃械祐送京师，先密表其状，且曰：“若杀祐，则无以成功。”诏释之，以还愬。愬见之喜，执其手曰：“尔之得全，社稷之灵也！”乃署散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或与之同宿，密语不寐达曙，有窃听于帐外者，但闻祐感泣声。时唐、随牙队三千人，号六院兵马，皆山南东道之精锐也。愬又以祐为六院兵马使。

旧军令，舍贼谍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谍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贼中虚实。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军不利。众皆怅恨，愬独欢然曰：“此吾计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号曰突将，朝夕自教习之，使常为行备，欲以袭蔡。会久雨，所在积水，未果。

…………

诸军讨淮、蔡，四年不克，馈运疲弊，民至有以驴耕者。上亦病之，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裴度独无言，上问之，对曰：“臣请自往督战。”乙卯，上复谓度曰：“卿真能为朕行乎？”对曰：“臣誓不与此贼俱生！臣比观吴元济表，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壹，不并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上悦，丙戌，以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又以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朗、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韩弘已为都统，不欲更为招讨，请但称宣慰处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判官、书记皆朝廷之选，上皆从之。度将行，言于上曰：“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上为之流涕。

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门送之。右神武将军张茂和，茂昭弟也，尝以胆略自衒于度。度表为都押牙，茂和辞以疾，度奏请斩之。上曰：“此忠顺之门，为卿远贬。”辛酉，贬茂和永州司马。以嘉王傅高承简为都押牙。承简，崇文之子也。

…………

辛未，李愬命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旻等留镇文城，命李祐、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命田进诚将三千人殿其后。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食干糒，整羁靮，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将五百人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诸将请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诸将皆失色。监军哭曰：“果落李祐奸计！”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鹅鸭池，愬令惊之以混军声。

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壬申，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李愬、李忠义其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柝者，使击柝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鸡鸣，雪止，愬入居元济外宅。或告元济曰：“官军至矣！”元济尚寝，笑曰：“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济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听于廷，闻愬军号令曰：“常侍［3］传语！”应者近万人。元济始惧，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

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据洄曲。愬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愬降。

愬遣李进诚攻牙城，毁其外门，得甲库，取器械。癸酉，复攻之，烧其南门，民争负薪刍助之，城上矢如猬毛。晡时，门坏，元济于城上请罪，进诚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兵二万余人相继来降。

自元济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济官吏、帐下、厨厩之卒，皆复其职，使之不疑，然后屯于鞠场以待裴度［4］。

【注　释】

［1］　军中承丧败之余：吴元济据蔡州反叛，至李愬自荐前去讨伐前，已先后打败了朝廷派去平叛的高霞寓、袁滋。

［2］　捉生虞候：虞候，唐代方镇设置的衙前军职，又称军候。捉生虞候意同下文捉生将军，言其被擒而来。

［3］　常侍：李愬时任左散骑常侍。

［4］　裴度：唐宰相，当时兼任淮西监慰处置使，督师进讨吴元济。

【延伸阅读】

吴元济据蔡州三十余年，一朝覆亡。时人欢欣鼓舞，以为大唐中兴在望。诗人刘禹锡遇贬在外，得到平定叛乱的消息后，依然欣喜若狂。诗人为此写有《平蔡州三首》，今选其一。

平蔡州

（唐）刘禹锡

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

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

老人收泪前致辞：官军如城人不知。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黄巢举义

（五代后晋）刘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旧唐书》卷二下《黄巢传》。

均田制、租庸调制废弃后，取而代之的两税法一度大大地增加了唐朝廷的国库收入。但是在晚唐时期，江南的农业还是原始的经营方式，并无太多剩余产出。在赋税、徭役的压迫下，原来较为简单的农村社会发生了分化。势力较大的豪强勾结官府，并充当乡里的保护者；擅长武力的盗匪结成团伙，成为与官府争夺依附民的竞争者；平民发现托庇于豪强、盗匪的庇护要比求助于官府更可靠。官府、豪强、盗匪共同把持了晚唐许多地区的农村社会，分享着原本朝廷专有的权威。

黄巢原本是走私私盐的盐贩，他纠集了武装走私团，以对付官府的缉私。盐贩王仙芝举事攻陷州郡时，黄巢也聚众呼应，追随其后。唐朝廷招安王仙芝时，黄巢不曾同受封赏，遂分兵离去。此后黄巢实行流动作战，遍及今日的河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安徽等地，其间多次遭受惨重损失，濒临绝境。但情势略有转机，各地的豪强、盗匪就会争相参与这有利可图的远征，从而迅速补充了黄巢先前的损失。自然，由此纠集在黄巢名下的，多是豪强、盗匪的武装联盟，而远非纪律严明的军队。因此黄巢统御部下，往往不得不放任其恣意妄为。

黄巢攻入长安后，招揽唐朝官员，试图开创新朝廷。但部下一直不服驾驭，恣意妄为。部众的暴虐、残忍，让有心投奔黄巢的人望而却步。不久，黄巢本人也失去了信心，听说唐军进逼长安后，曾企图弃城而去。在唐军的进逼下，黄巢旧部大多降唐，并竭力进击黄巢以博取新朝廷的宽宥和嘉奖。黄巢本部失利后，旧部纷纷改换门庭，就如他们早年投奔黄巢时一样。最后，黄巢的亲信、外甥、最早的追随者林言，杀死黄巢及其亲属，降唐。

黄巢，曹州冤句人［1］，本以贩盐为事。乾符中［2］，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长聚盗，起于濮阳，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郓州。先有谣言云：“金色蛤蟆争努眼［3］，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盗起，时议畏之。……

先是，君长弟让以兄奉使见诛［4］，率部众入嵖岈山。黄巢、黄揆昆仲八人，率盗数千依让。月余，众至数万。陷汝州，虏刺史王镣，又掠关东，官军加讨，屡为所败，其众十余万。尚让乃与群盗推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仍署官属，藩镇不能制。时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临朝，号令出于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浊乱，时多朋党，小人谗胜，君子道消，贤豪忌愤，退之草泽。既一朝有变，天下离心。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逞者之辞也［5］。巢徒党既盛，与仙芝为形援。及仙芝败，东攻亳州不下，乃袭破沂州据之。仙芝余党悉附焉。

时王铎虽衔招讨之权，缓于攻取。时高骈镇淮南，表请招讨贼，许之，议加都统。巢乃渡淮，伪降于骈。骈遣将张璘率兵受降于天长镇，巢擒璘杀之，因虏其众。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6］。托越州观察使崔璆奏乞天平军节度［7］，朝议不允。又乞除官，时宰臣郑畋与枢密使杨复恭奏，欲请授同正员将军［8］。卢携驳其议，请授率府率［9］，如其不受，请以高骈讨之。及巢见诏，大诟执政，又自表乞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亦不允。然巢以士众乌合，欲据南海之地，永为窠穴，坐邀朝命。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巢不得已，广明元年，北逾五岭，犯湖、湘、江、浙，进逼广陵，高骈闭门自固，所过镇戍，望风降贼。九月，渡淮。十一月十七日，陷洛阳，留守刘允章率分司官迎之。继攻陕、虢，逼潼关，陷华州，留将乔钤守之。河中节度使李都诈进表于贼。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时禁军皆长安富族，世籍两军，丰给厚赐，高车大马，以事权豪，自少迄长，不知战阵。初闻科集，父子聚哭，惮于出征。各于两市出值万计，佣雇负贩屠沽及病坊穷人，以为战士，操刀载戟，不知锐［10］。复任宦官为将帅，驱以守关。关之左有谷，可通行人，平时捉税，禁人出入，谓之禁谷。及贼至，官军但守潼关，不防禁谷，以为谷既官禁，贼无得而逾也。尚让、林言率前锋由禁谷而入，夹攻潼关。官军大溃，博野都径还京师［11］，燔掠西市。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开远门出，趋骆谷，诸王官属相次奔命，观军容使田令孜、王若俦收合禁军扈从。四日，贼至昭应，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在京两班迎贼灞上。五日，贼陷京师。

时巢众累年为盗，行伍不胜其富，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既入春明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巢贼众竞投物遗人。十三日，贼巢僭位，国号大齐，……

二年，王处存合忠武之师［12］，败贼将尚让，乘胜入京师，贼遁去。处存不为备，是夜复为贼寇袭，官军不利。贼怒坊市百姓迎王师，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壮，杀戮殆尽，流血成渠。九月，贼将同州刺史朱温降重荣［13］。十一月，李克用率代北之师，自夏阳渡河，屯沙苑。三年正月，败黄揆于沙苑，进营乾坑。二月，贼将林言、赵章、尚让率众十万援华州。克用合河中、易定、忠武之师，战于梁田坡，大败贼军，俘斩数万，乘胜攻华州，堑栅以环之。克用骑军在渭北，令薛志勤、康君立每夜突入京师，燔积聚，俘级而旋。黄揆弃华州，官军收城。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骑将庞从遇贼于渭南，决战三捷，大败贼军。十日夜，贼巢散走。诘旦，克用由光泰门入，收京师。巢贼出蓝田、七盘路，东走关东。……

五月，巢贼先锋将孟楷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以兵逆战，为贼所败。攻城急，宗权乃称臣于贼。遂攻陈、许，营于溵水［14］。陈州刺史赵犨迎战，败贼前锋，生擒孟楷，斩之。黄巢素宠楷，悲惜之。乃悉众攻陈州，营于城北五里，为宫阙之制，曰八仙营。于是自唐、邓、许、汝、孟、洛、郑、汴、曹、濮、徐、兖数十州，毕罹其毒。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寨，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赵犨求援于太原。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诸军，由蒲、陕济河，会关东诸侯，赴援陈州。三月，诸侯之师复集。四月，官军败贼于太康，俘斩万计，拔其四壁。又败贼将黄邺于西华，拔其壁。巢贼大恐，收军营于故阳里，官军进攻之。五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深三尺，坏贼垒，贼自离散，复聚于尉氏，逼中牟。翌日，营汴水北。是日，复大雨震电，沟塍涨流。贼分寇汴州，李克用自郑州引军袭击，大败之，获贼将李用、杨景。残众保胙县、冤句，官军追讨，贼无所保。其将李谠、杨能、霍存、葛从周、张归厚、张归霸各率部下降于大梁，尚让率部下万人归时溥［15］。贼自相猜间，相杀于营中，所残者千人，中夜遁去。克用追击至济阴而还。贼散于兖、郓界。黄巢入泰山，徐帅时溥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是月贼平。

【注　释】

［1］　曹州：郡府名。在今山东曹县、成武及河南兰考一带。冤句：今山东曹县。

［2］　乾符：唐僖宗年号，公元874-879年。

［3］　金色蛤蟆：喻黄巢。金色即黄。努眼：口语，睁大眼睛。

［4］　让：尚让。随巢转战南北，后降唐。奉使见诛：尚君长是王仙芝将领，唐方诱降，仙芝派其去长安洽谈，中途被唐招讨使宋威截获，斩杀。

［5］　不逞者之辞：不得意者的言辞。

［6］　交：交州，位于越南北部。

［7］　天平军节度：在郓州一带当节度使。

［8］　同正员将军：享受正员将军待遇，但在编制之外。

［9］　卢携：时任宰相。率府率：太子属下武官。

［10］　锐：应为“钝锐”，指兵器的柄把和尖端。此句是说军士拿起武器不知哪头朝上，哪头朝下。

［11］　博野：军号。都：编制单位，一般有一千人。

［12］　王处存：时任易定节度使，世隶神策军，忠于唐朝。忠武：本为陈州节度使军号。

［13］　朱温：又名朱全忠。农民起义军将领，后降唐，成为藩镇势力，终灭唐建梁。

［14］　溵水：县名，今河南商水县。

［15］　时溥：人名，唐徐州节度使。

【延伸阅读】

朱温乱唐

黄巢兵败前后，其旧部大多摇身一变，接受招安。他们相继被任命为唐朝的地方军政官员，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首领。其中宣武节度使朱温逐渐坐大，成为横行中原的大藩镇首领。

朱温出身贫寒，幼年丧父，随母亲依人过活。朱温兄弟年长后，以勇悍横行乡里，遭到乡人的厌恶。黄巢举事后，朱温兄弟投奔黄巢，其兄长后来殁于阵中。黄巢部众多为武装盗匪，惯于流动作战，临阵交锋每多失利。朱温是黄巢部众里少数称职的将领之一，黄巢攻陷洛阳后，就让朱温独当一面，抵御唐军的反攻。在唐军的围攻下，黄巢部众处境日渐窘迫。朱温见势不妙，就处死黄巢设在军中的监军投降唐朝。朱温降唐后，被唐朝封为宣武军节度使，极力追剿黄巢余部，收编了大批改换门庭的黄巢旧部。

晚唐朝廷暗弱，地方节度使日渐自行其是。在中原诸节度中，朱温的辖地原本兵民寡弱。但是通过不断地密谋、结盟、背叛和兼并活动，朱温终于摆脱了困境。立足渐稳的朱温，开始觊觎唐朝的帝位。唐僖宗去世后，朱温进兵长安，将唐昭宗劫持到洛阳。至洛阳后，宫廷近侍被杀戮一空，昭宗事实上沦为囚徒。但是朱温依旧心怀忌惮，遂使人杀死昭宗，立年幼的皇子为帝，是为唐昭宣帝。最后，朱温自立为帝，杀昭宗诸皇子、昭宣帝和许多朝臣。

朱温建立的王朝，史称后梁，是五代十国时期的第一个王朝。在以乱世著称的“五代十国”中，后梁最为声名狼藉。其实，后梁的恶名很大程度上来自朱温本人的恣意妄为。朱温残忍嗜杀，遭其杀害的既有皇族公卿、士人，也有无数平民；朱温对部众常怀猜忌之心，偶有怀疑就施以残酷镇压；此外，他还凌辱部属的妻女，甚至自己的儿媳。故而后梁朝廷里少有节义之士，就连朱温之亲子也争相以妻子进奉朱温，博取信任。其中以养子朱友文的妻子最受朱温宠爱。朱温患病后，准备让朱友文继位。朱温亲子朱友珪的妻子侍奉朱温，遂将消息知会其夫。朱友珪发动政变，杀死朱温。

黄巢部众在长安毁灭了旧王朝的贵族和传统，却无力建立新的秩序。失去了正统的皇室、贵族后，无政府状态下的混战遍布中原地区。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朱温的命运其实颇为典型。他的部众大多来自改换门庭的黄巢旧部，对背叛、阴谋并不陌生，更缺乏对正统的尊重。朱温不得不以残酷的手段驾驭这些叛服无常的部众，最后却依然未能避免死于非命的命运。

杨炎倡导两税法

（北宋）欧阳修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

唐王朝建立后，承袭北朝的财政、经济制度，在田制上推行均田制，在税制上则施行租庸调制。官府须按人丁授予农民田地，农民则按人丁缴纳粟米、绢、布，并为官府服徭役。由此可见，租庸调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均田制。朝廷必须掌握足额的土地以备分派，农民才会有能力承担赋税和徭役。初唐以后，人口逐渐增长，朝廷掌握的土地不断消耗，均田制、租庸调制自然越来越难以推行。朝廷努力以各种变通之计应对局势，此倾向在玄宗时期就渐渐明显。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东北，吐蕃占领陇右。朝廷不仅无法自上述地区征集赋税，反而要支付持续增加的军费。至此，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再也无法延续，朝廷的财政也日见窘迫。德宗时，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以增加财政收入，并抑制地方财政独立的倾向。

杨炎将改制前存在的诸多杂税、徭役、租庸调余额并入两税，以此为标准决定新税率。此前归地方征收的诸多杂税，从此收归朝廷。由此确立的两税法是一种财政分权的制度，朝廷在默认地方财政部分独立的前提下，竭力扩大中央的收入。

在两税法下，征税改以财产为单位。新税在每年夏、秋两个时节征收，主要有按户征收的户税和按田亩征收的地税。与租庸调制相比，两税法不依赖严格的人口登记，此前逃亡、隐匿的户口自此也被纳入征税册，税收自然大为增加。

两税法推行之初，就引起很多论者的反对，后世对其也诟病不断。两税法施行后，税负并未削减，反而有所增加。中唐以后持续的通货紧缩，更加重了以货币缴纳的税负。因此不足为奇，中唐以后的批评者，往往将民生的困苦归于政府的掠夺。在另一些抗议者看来，两税法的施行意味着朝廷放弃了普适的道德理想，沦落为财富聚敛者。然而，上述的批评都未曾挽回局势，两税法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分水岭。

杨炎，字公南，凤翔天兴人［1］。……

炎美须眉，峻风宇，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气。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辟掌书记。神乌令李太简尝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余［2］，几死，崇贲爱其才，不问。李光弼表为判官，不应。召拜起居舍人，固辞。……

德宗在东宫，雅知其名，又尝得炎所为《李楷洛碑》，寘于壁［3］，日讽玩之。及即位，崔祐甫荐炎可器任，即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4］。

旧制，天下财赋皆入左藏库［5］，而太府四时以数闻，尚书比部覆出纳［6］，举无干欺。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7］，京师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租赋进大盈内库［8］。天子以给取为便，故不复出。自是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计赢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给其间，根柢连结不可动。及炎为相，言于帝曰：“财赋者，邦国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重轻系焉。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五尺宦竖［9］操邦之柄，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计敝蠹［10］，莫与斯甚。臣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以阙。如此，然后可以议政，惟陛下审察。”帝从之。乃诏岁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数先闻。

初，定令有租赋庸调法［11］，自开元承平久，不为版籍，法度抏敝。而丁口转死，田亩换易，贫富升降，悉非向时，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又戍边者，蠲其租［12］、庸，六岁免归。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边将讳不以闻，故贯籍不除。天宝中，王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隐课不出，乃按旧籍，除当免者，积三十年［13］，责其租、庸，人苦无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后，天下兵起，因以饥疠，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莫相统摄，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巧吏，因得旁缘，公托进献［14］，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15］。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16］，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

炎疾其敝，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17］；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18］。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19］，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20］。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收之。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岁终以户赋增失进退长吏，而尚书度支总焉。帝善之，使谕中外。议者沮诘，以为租庸令行数百年，不可轻改。帝不听。天下果利之。自是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注　释】

［1］　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县。

［2］　左右反接：即反绑。榜：打人用的板子，此处为动词。

［3］　寘：放置。

［4］　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时宰相。

［5］　左藏库：官库名。唐时为国库，掌天下赋调。

［6］　太府：官名。掌四方贡赋财物出纳。尚书比部：尚书下属机构，掌财政审核。覆：审查，审核。

［7］　第五琦：人名。度支：属户部，掌财政。盐铁使：官名，掌食盐专卖，兼管金属开采冶炼。

［8］　大盈内库：皇宫内的仓库。

［9］　权制：临时措施。中人、宦竖：宦官。

［10］　参计敝蠹：衡量、比较各种弊端。

［11］　租赋庸调法：唐初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赋税制度。交纳一定量的谷物称租，交纳绢或布为调，纳绢或帛代役称为庸。

［12］　蠲：免去。

［13］　“以其籍存而丁不在”至此：认为户籍在人不在是故意逃避赋税，就仍按旧有户籍追缴赋税，扣除六年当免的，累计三十年。

［14］　公托进献：名义上说是上缴国家。

［15］　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意谓上面越是免税，下面收缴得越多。

［16］　残瘁：指穷苦人。浮人：流民。

［17］　“户无主客”至此：意谓人口不分土客，一律在现在的居住地登记户籍。

［18］　“人无丁中”至此：意谓人口不分壮丁和中男，一律按贫富分等级。

［19］　度所取与居者均：意谓使行商者与居住者的负担相同。

［20］　俗有不便者三之：意谓具体情况若有不方便的分三次缴纳。

【延伸阅读】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自先秦以来，儒生论政，往往主张均分土地。战国孟子、西汉董仲舒鼓吹此种见解，皆不遗余力，但应者寥寥。两汉之交，王莽恢复古制，改行王田，结果身死国灭。均分土地之成事，均田制之推行，是胡人入袭、中原王朝崩溃后意外的结果。

晋末永嘉之乱后，北方战乱不休。几个世纪之中，游牧部族、武装流民反复扫荡了中原旧日的核心地区。北魏平定北方后，领地内人口稀疏，土地大批荒芜。连年战乱使不少农民投靠地方豪强，成为后者的依附民。豪强坐拥大批部曲，不仅占有了朝廷的兵员、赋税，更有滋生反叛的危险。北魏朝廷推行均田制，最初的考虑是招揽流民，恢复耕作。此后，朝廷从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益处，如安顿流民，减少骚乱，也可以剥夺豪强的依附民，从而巩固王朝统治。北魏初年，鲜卑部落贵族在朝廷上占有优势。汉族豪强对均田制的怀疑、反对不足以影响北魏朝廷的决定，这也是均田制得以断然推行的一种便利。两汉、魏晋以来一直令君主束手无策的地方豪强，此时在胡人武力的胁迫下变得十分顺从。

均田制是官府按男子、女子、奴婢的身份差别各自授予规定数量的露田和桑田。其中露田不得买卖或转让，受田者死后收归官府，桑田则永归个人所有。古代农耕中极为重视的耕牛也参与授田，这也是对蓄养耕牛的地方豪强的某种妥协。均田制推行后，大批流民和依附民转为自耕农，北方残破不堪的农业也渐渐恢复。

北魏朝廷通过均田制得到了大批国家农民，从而增加了兵役、徭役和赋税的来源。在此前提下，北魏实行租、庸、调制。“租”指均田户缴纳的地租，“庸”指免除徭役的代役税，“调”是按户缴纳的绢、麻等。租、庸、调三者征收的都是实物，北方农村商业凋敝，实物租金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

北魏之后的北周依靠均田制实行府兵制。府兵制寓兵农于一体，其辖下的府兵既是国家军人，也是国家农民。府兵按时操练兵事、举行校阅，同时也兼营农事。朝廷由此减少了和平时期的军事开支，并避免了武人势力坐大的危险。战时，朝廷可以临时动员起庞大的后备军队出征，保证战事顺利。北周之后的隋朝在攻伐南方的陈朝和东北的高丽时，其出征的规模就显示了府兵制的动员潜力。

但是均田制蕴含着天然的缺陷，它过于依靠对闲置土地的分配。在土地匮乏的地区，均田制就很少施行，或者往往无法足额授田。和平时期，人口日益增加，闲置土地也渐渐消耗殆尽，官府就越来越无法按均田制的标准足额授田。此外，均田制下的自耕农经济本身也相当脆弱。在兵役、徭役、赋税的重负下，自耕农往往濒临破产的边缘。官府往往将破产者的徭役、赋税均摊给尚能勉强维持的自耕农。故而一部分自耕农的破产往往引发连锁反应，致使更多自耕农破产。因此均田制在施行几百年后，终于渐渐废弃。而随着均田制的废置，租庸调制、府兵制等中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也随之废弃。

后唐庄宗

（北宋）欧阳修

【导　读】

本文选自《新五代史》卷三七《伶官传》。

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唐朝经营多年的中兴局面荡然无存。黄巢部下、后来降唐的朱温坐大后，废黜了唐哀帝，自建后梁。朱温的宿敌、沙陀族首领李克用以唐朝的复兴者自居，与后梁对峙。双方纠集了各自的同盟者，争战不休。李克用去世后，其子李存勖继位。李存勖是一名杰出的军事统帅，他攻灭后梁、前蜀，又讨伐契丹，国势达到全盛。李存勖在位时，改国号为唐，史称后唐。

李存勖最终未能恢复唐王朝的光荣，这位杰出的统帅在一次平淡无奇的内乱中丧命。先前，李存勖与部下发生冲突，此后更有外郡军人的叛乱。奉命镇压的将领李嗣源认为与叛乱者合作更有利，因此率领叛军进攻京城。李存勖平叛未果，在内乱中丧生。

五代十国时期被后人视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甚至与汉末、晋末的战乱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追溯其缘起，在于晚唐以后的藩镇摆脱朝廷节制后，无力建立新秩序。相对而言，汉魏之际，世族在地方上保持着深远的影响，割据势力也足以有效统治地方。晋末胡人入袭中原，胡人首领依靠部族政治与中原政治的合流，也有了间歇性的和平。而唐末藩镇大多是武人专擅的统治，各藩镇在寻求政治传统和合作者时，往往陷入困境。藩镇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武力威慑和镇压维持统治。而武人干涉政治的倾向，从此愈演愈烈。

有势力的武人首领相继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称孤道寡。然而他们也未能享有武力统治的持久和平。在武人政治的氛围里，首领与将领互相疑忌、防备。军队意识到自己拥有力量后，随时准备拥戴自己的首领，另立门户。在这种互相猜忌的氛围中，血腥的清洗和残酷的斗争一触即发。许多才华横溢的君主本来有望建立新王朝，却莫名其妙地在内乱中丧生，身死国灭。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1］，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2］；燕王吾所立［3］，契丹与吾约为兄弟［4］，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5］，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方其系燕父子以组［6］，函梁君臣之首［7］，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8］，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庄宗既好俳优［9］，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谓之“御制”者皆是也。其小字亚子，当时人或谓之亚次。又别为优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为王，至于为天子，常身与俳优杂戏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于亡。

皇后刘氏素微，其父刘叟，卖药善卜，号刘山人。刘氏性悍，方与诸姬争宠，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讳其事。庄宗乃为刘叟衣服，自负蓍囊药笈，使其子继岌提破帽而随之，造其卧内，曰：“刘山人来省女。”刘氏大怒，笞继岌而逐之。宫中以为笑乐。

其战于胡柳也［10］，嬖伶周匝为梁人所得。其后灭梁入汴，周匝谒于马前，庄宗得之喜甚，赐以金帛，劳其良苦。周匝对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乞二州以报此两人。”庄宗皆许以为刺史。郭崇韬谏曰［11］：“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

庄宗好畋猎，猎于中牟［12］，践民田。中牟县令当马切谏，为民请，庄宗怒，叱县令去，将杀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诸伶走追县令，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奈何纵民稼穑以供税赋！何不饥汝县民而空此地，以备吾天子之驰骋？汝罪当死！”因前请亟行刑，诸伶共唱和之。庄宗大笑，县令乃得免去。

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四顾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庄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惊骇，共持新磨诘曰：“汝奈何批天子颊？”新磨对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于是左右皆笑，庄宗大喜，赐与新磨甚厚。

新磨尝奏事殿中，殿中多恶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纵儿女啮人！”庄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讳狗，故新磨以此讥之。庄宗大怒，弯弓注矢将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无杀臣！臣与陛下为一体，杀之不祥！”庄宗大惊，问其故，对曰：“陛下开国，改元同光，天下皆谓陛下同光帝。且同，铜也，若杀敬新磨，则同无光矣［13］。”庄宗大笑，乃释之。

然时诸伶，独新磨尤善俳［14］，其语最著，而不闻其他过恶。其败政乱国者，有景进、史彦琼、郭门高三人为最。

是时，诸伶人出入宫掖，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倖，四方籓镇，货赂交行，而景进最居中用事。庄宗遣进等出访民间，事无大小皆以闻。每进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军机国政皆与参决，三司使孔谦兄事之，呼为“八哥”。

庄宗初入洛［15］，居唐故宫室，而嫔御未备。阉宦希旨［16］，多言宫中夜见鬼物，相惊恐，庄宗问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时，后宫万人，今空宫多怪，当实以人乃息。”庄宗欣然。其后幸邺，乃遣进等采邺美女千人，以充后宫。而进等缘以为奸，军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数千人。庄宗还洛，进载邺女千人以从，道路相属，男女无别。

魏王继岌已破蜀，刘皇后听宦者谗言，遣继岌贼杀郭崇韬。崇韬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乐其死。皇弟存乂，崇韬之婿也，进谗于庄宗曰：“存乂且反，为妇翁报仇。”乃囚而杀之。朱友谦，以梁河中降晋者，及庄宗入洛，伶人皆求赂于友谦，友谦不能给而辞焉。进乃谗友谦曰：“崇韬且诛，友谦不自安，必反，宜并诛之。”于是及其将五六人皆族灭之，天下不胜其冤。进，官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史彦琼者，为武德使，居邺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决彦琼，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俯首承事之。是时，郭崇韬以无罪见杀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见京师杀其诸子，因相传曰：“崇韬杀魏王继岌而自王于蜀矣，以故族其家。”邺人闻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谦又见杀。友谦子廷徽为澶州刺史，有诏彦琼使杀之，彦琼秘其事，夜半驰出城。邺人见彦琼无故夜驰出，因惊传曰：“刘皇后怒崇韬之杀继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彦琼计事。”邺都大恐。贝州人有来邺者，传此语以归。戍卒皇甫晖闻之，由此劫赵在礼作乱。在礼已至馆陶，邺都巡检使孙铎，见彦琼求兵御贼，彦琼不肯与，曰：“贼未至，至而给兵岂晚邪？”已而贼至，彦琼以兵登北门，闻贼呼声，大恐，弃其兵而走，单骑归于京师。在礼由是得入于邺以成其叛乱者，由彦琼启而纵之也。

郭门高者，名从谦，门高其优名也。虽以优进，而尝有军功，故以为从马直指挥使。从马直，盖亲军也。从谦以姓郭，拜崇韬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从谦为养子。崇韬死，存乂见囚，从谦置酒军中，愤然流涕，称此二人之冤。是时，从马直军士王温宿卫禁中，夜谋乱，事觉被诛。庄宗戏从谦曰：“汝党存乂、崇韬负我，又教王温反。复欲何为乎？”从谦恐，退而激其军士曰：“罄尔之赀［17］，食肉而饮酒，无为后日计也。”军士问其故，从谦因曰：“上以王温故，俟破邺，尽坑尔曹。”军士信之，皆欲为乱。

李嗣源兵反，向京师，庄宗东幸汴州，而嗣源先入。庄宗至万胜，不得进而还，军士离散，尚有二万余人。居数日，庄宗复东幸汜水，谋扼关以为拒。四月丁亥朔［18］，朝群臣于中兴殿，宰相对三刻罢［19］。从驾黄甲马军阵于宣仁门、步军阵于五凤门以俟。庄宗入食内殿，从谦自营中露刃注矢，驰攻兴教门，与黄甲军相射。庄宗闻乱，率诸王卫士击乱兵出门。乱兵纵火焚门，缘城而入，庄宗击杀数十百人。乱兵从楼上射帝，帝伤重，踣于绛霄殿廊下，自皇后、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时，帝崩，五坊人善友，聚乐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从谦为景州刺史，已而杀之。

《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20］。”庄宗好伶，而弑于门高，焚以乐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注　释】

［1］　庄宗：后唐庄宗李存勖，公元923年灭梁自立，公元926年为伶官所杀。

［2］　梁，吾仇也：梁指的是后梁朱全忠，与晋王李克用在唐为官时，不和，相互攻击。

［3］　燕王：幽州将领刘仁恭借助李克用的力量夺得幽州，后来却投奔朱全忠，其子刘守光称燕王，此处实指刘仁恭。

［4］　契丹与吾约为兄弟：指为灭后梁，李克用曾与契丹首领阿保机约为兄弟，但阿保机却背弃盟约，与后梁通好。

［5］　少牢：古代帝王祭祀时，用猪、羊各一，谓之少牢。

［6］　组：绳索。公元912年，李存勖破幽州，生擒刘仁恭父子。

［7］　函：用木匣装人头。公元923年，李存勖灭后梁。

［8］　誓天断发：刘后、庄宗听信宦官谗言，杀了大臣郭崇韬后，人心浮动，发生兵变。庄宗带亲兵逃出京城，途中士兵援刀截发，指天誓忠。

［9］　俳优：古代以乐、舞、滑稽戏为职业的人。

［10］　胡柳：地名，今河南濮阳东。

［11］　郭崇韬：后唐宰相。后从魏王李继岌灭前蜀，蒙冤被杀于蜀。

［12］　中牟：地名，在今河南中部。

［13］　此处借敬新磨与“镜新磨”谐音，古代以铜为镜，“铜”与“同”谐音。

［14］　善俳：擅长诙谐幽默。

［15］　初入洛：庄宗即位于太原，后迁至洛阳。

［16］　希旨：迎合皇帝心意。

［17］　罄尔之赀：把你们的钱都花光吧，别留着了。

［18］　四月丁亥朔：四月初一。

［19］　对三刻：古代大臣应对，最长时间是三刻。

［20］　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语见《左传·宣公十三年》。

【延伸阅读】

冯道事四姓十君

冯道，字可道，唐末投奔刘守光为参军，刘守光败后投奔河东监军张承业，被张承业推荐给晋王李克用。庄宗李存勖继位后，冯道任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冯道为人，以刻苦俭约自守。在军中常住茅屋，睡干草，与下人同食。将领将虏获的女子送给冯道，冯道将其置于别室，待访得旧主后送回。冯道居家守丧时，恰逢乡里饥荒。他将家中储积周济乡人，而自己亲自耕田。对于那些抛荒田地或者无力耕作的人，冯道在夜间为他们耕作，事后也不居功。

庄宗在内乱之中身亡后，明宗继位，任命冯道为宰相。明宗时，承平日久，天下丰收。当时明宗问及冯道农民生计，冯道以“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对。明宗去世，愍帝继位，璐王李从珂起兵夺位。冯道又相李从珂。后晋灭后唐，冯道相后晋石敬瑭、石重贵两代君主。契丹南下灭后晋，冯道供事契丹，并努力说服契丹首领避免杀戮过重。契丹北归后，冯道事北汉。后周灭北汉，冯道在后周朝廷继续担任宰相，在周世宗时去世。

冯道在位，总是尽力忠于供事的朝廷，在旧君未亡前向来无二心。冯道这种有限的忠诚饱受严苛的批评家的指责。但是在叛服无常、内乱不休的五代，君主们对他却十分信任，更何况冯道尚不乏理政的才华。

早在后唐时期，冯道就请求朝廷刻印儒家经传，以作为儒生的读本。这项工作历经后唐、后晋、北汉、后周历代的更迭，费时二十余年才最后完成。中国最早官刻儒家经传的活动，竟成于国族兴废于旦夕之间的五代，实在是冯道努力维持的结果。这一版本的儒家经传流传甚广，影响十分深远。但是享受其遗泽的新一代士人，却对冯道持论严苛。此等结果，实在令人始料未及。

石敬瑭称臣契丹

（北宋）司马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二七九、卷二八。

石敬瑭，沙陀部人，父亲是后唐刺史。后唐将领李嗣源赏识石敬瑭的才华，将女儿嫁给他。石敬瑭成为李嗣源的心腹后，追随李嗣源东征西讨，立下赫赫军功。

后唐庄宗李存勖攻灭后梁、前蜀后，国势盛极一时。但好景不长，李存勖与诸将领发生冲突，军队中的不满情绪也日益滋长。不久之后，新归附后唐的魏博镇发生兵变，兵变迅速蔓延。奉命镇压的李嗣源部也发生兵变。李嗣源接受石敬瑭的建议，率领变兵西返，并派遣石敬瑭率轻骑攻陷汴州。李存勖的亲军也发动叛乱，显赫一时的后唐庄宗在内乱中被杀。李嗣源继位为后唐明宗，石敬瑭定策有功，升任河东节度使，兼北方诸军总管，成为后唐北方的大藩镇。

明宗去世后，其子李从厚继位，不久就被明宗养子李从珂驱逐。李从珂夺位后，决意削弱藩镇。石敬瑭是明宗的女婿，又是北方的大藩镇首领，在李从珂的削藩计划中首当其冲。石敬瑭不愿束手就擒，遂以结好契丹自固。

在当时的情势下，并非只有石敬瑭一人拉拢契丹。李从珂以及继李从珂之后节制后唐军队的赵延寿都有意结好契丹。石敬瑭迫于情势，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付以岁币，并以父礼事契丹国主，以此换取契丹的支持。在契丹的支持下，石敬瑭大败后唐讨伐军，不久又攻入洛阳，灭后唐。

自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后，中原王朝遂无险可守，时时为契丹兵锋所威胁。周世宗、宋太宗收取幽云诸州的努力劳而无功，一直为宋人嗟叹。在宋代士大夫看来，澶渊之盟、靖康之乱的祸根甚至也是缘于石敬瑭的引狼入室。受宋人熏陶，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称臣契丹的举动大受后人的指责，而后晋也被指为契丹的傀儡国。

石敬瑭去世后，继位的石重贵决意抵抗契丹。后晋多次击败入袭的契丹军，两方相持五年之久。最后契丹国主许诺支持后晋主将杜重威称帝，杜重威遂率后晋军主力投降。石重贵的抵抗成为藩镇政治的牺牲品，后晋随后灭亡。

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石敬瑭既还镇［1］，阴为自全之计。帝好咨访外事，常命端明殿学士李专美、翰林学士李崧、知制诰吕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赵延乂等更直于中兴殿庭，与语或至夜分。时敬瑭二子为内使，曹太后则晋国长公主之母也，敬瑭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谋，事无巨细皆知之。敬瑭多于宾客前自称赢瘠不堪为帅，冀朝廷不之忌。

时契丹屡寇北边，禁军多在幽、并，敬瑭与赵德钧求益兵运粮，朝夕相继。甲申，诏借河东人有蓄积者菽粟。乙酉，诏镇州输绢五万匹于总管府，籴军粮，率镇冀人车千五百乘运粮于代州；又诏魏博市籴。时水旱民饥，敬瑭遣使督趣严急，山东之民流散，乱始兆矣。

敬瑭将大军屯忻州，朝廷遣使赐军士夏衣，传诏抚谕，军士呼万岁者数四。敬瑭惧，幕僚河内段希尧请诛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刘知远斩挟马都将李晖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尧，怀州人也。帝闻之，益疑敬瑭。

…………

乙巳，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将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权。

…………

石敬瑭尽收其货之在洛阳及诸道者归晋阳，托言以助军费，人皆知其有异志。唐主夜与近臣从容语曰［2］：“石郎于朕至亲，无可疑者；但流言不释，万一失欢，何以解之？”皆不对。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退谓同僚吕琦曰：“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一概观望邪！计将安出？”琦曰：“河东若有异谋，必结契丹为援。契丹母以赞华在中国［3］，屡求和亲，但求荝剌等未获，故和未成耳。今诚归荝剌等与之和［4］，岁以礼币约直十余万缗遗之，彼必欢然承命。如此，则河东虽欲陆梁，无能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钱谷皆出三司，宜更与张相谋之。”遂告张延朗，延朗曰："如学士计，不惟可以制河东，亦省边费之什九，计无便于此者。若主上听从，但责办于老夫，请于库财之外捃拾以供之，他夕，二人密言于帝，帝大喜，称其忠，二人私草《遗契丹书》以俟命。

久之，帝以其谋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文遇对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虏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诵戎昱《昭君诗》曰：“安危托妇人。”帝意遂变。一日，急召崧、琦至后楼，盛怒，责之曰：“卿辈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为谋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邪？且欲以养士之财输之虏庭，其意安在？”二人惧，汗流浃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报国，非为虏计也，愿陛下察之。”拜谢无数，帝诟责不已。吕琦气竭，拜少止，帝曰：“吕琦强项，肯视朕为人主邪！”琦曰：“臣等为谋不臧，愿陛下治其罪，多拜何为！”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赐卮酒罢之，自是群臣不敢复言和亲之策。丁巳，以琦为御史中丞，盖疏之也。

…………

戊戌，昭义节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养子，不应承祀，请传位许王［5］。”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诏答之曰：“卿于鄂王固非疏远，卫州之事［6］，天下皆知；许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夺敬瑭官爵。乙巳，以张敬达兼太原四面排陈使，河阳节度使张彦琪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安国节度使安审琦为马军都指挥使，以保义节度使相里金为步军都指挥使，以右监门上将军武廷翰为壕寨使。丙午，以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以义武节度使杨光远为副部署。丁未，又以张敬达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排陈等使。光远既行，定州军乱，牙将千乘方太讨平之。

…………

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敬瑭不从。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儿比梦石郎遣使来，今果然，此天意也。”乃为复书，许俟仲秋倾国赴援。

…………

契丹主谓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难，必有成功。观汝器貌识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为天子。”敬瑭辞让数四，将吏复劝进，乃许之。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筑坛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

闰月，赵延寿献契丹主所赐诏及甲马弓剑，诈云德钧遣使致书于契丹主，为唐结好，说令引兵归国；其实别为密书，厚以金帛赂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契丹主自以深入敌境，晋安未下，德钧兵尚强，范延光在其东，又恐山北诸州邀其归路，欲许德钧之请。

帝闻之，大惧，亟使桑维翰见契丹主，说之曰：“大国举义兵以救孤危，一战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栅，食尽力穷。赵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国之强，且素蓄异志，按兵观变，非以死徇国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诞亡之辞，贪豪末之利，弃垂成之功乎！且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岂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尔见捕鼠者乎，不备之，犹或啮伤其手，况大敌乎！”对曰：“今大国已扼其喉，安能啮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约也，但兵家权谋不得不尔。”对曰：“皇帝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属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义不终！臣窃为皇帝不取也。”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契丹主乃从之，指帐前石谓德钧使者曰：“我已许石郎，此石烂，可改矣。”

【注　释】

［1］　石敬瑭：后晋建立者，沙陀部人，原为后唐大将，唐明宗女婿。

［2］　唐主：指后唐末帝李从珂，本唐明宗养子，后以兵变驱逐唐闵帝李从厚，自立。

［3］　赞华：契丹东丹王，后投奔唐明宗。

［4］　荝剌：契丹大将，唐明宗时被后唐所俘。

［5］　许王：即唐明宗的另外一个儿子，许王李从益。

［6］　卫州之事：李从珂发动兵变之时，唐闵帝（即鄂王）逃至卫州与石敬瑭相遇，石敬瑭非但不救援，反而杀掉闵帝侍从。

【延伸阅读】

李渊称臣突厥

李渊晋阳起兵前，曾称臣突厥。此事唐代文献大多不载，或仅有零星暗示。《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记其事如下：

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始毕得启，谓其大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即命以此意为复书。使者七日而返，将佐皆喜，请从突厥之言，渊不可。裴寂、刘文静皆曰：“今义兵虽集而戎马殊乏，胡兵非所须，而马不可失；若复稽回，恐其有悔。”渊曰：“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遣使以此议告突厥。

…………

刘文静至突厥，见始毕可汗，请兵，且与之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始毕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级失特勒先至渊军，告以兵已上道。

高平大捷

（北宋）司马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卷二九一。

石敬瑭称臣契丹后，假契丹之力，建立后晋。石敬瑭去世后，后晋大将刘知远受军队拥戴自立，建立后汉。刘知远去世，大将郭威攻灭后汉，建立后周。后汉覆灭后，宗室刘崇托庇于契丹，在北方建立北汉，与后周抗衡。

郭威无子，收养内侄柴荣为养子。柴荣追随郭威东征西讨，被郭威视为心腹。柴荣也逐渐晋升为后周军中的高级将领。郭威去世后，奉命统率军队的柴荣按照遗命继位，是为周世宗。此时，北汉刘崇认为后周新君初立，人心不附，正可一举攻灭于是，刘崇求援于契丹，契丹发兵，与北汉联手攻伐后周。

周世宗亲自率军迎击，在高平（今山西境内）与北汉、契丹联军决战。周军初战不利，骑兵败逃，步兵临阵倒戈。但是周世宗率领禁军参战，及时扭转了局势。随后周军援军赶至，投入战斗。北汉军被重创，刘崇败退回太原。

高平大捷后，周世宗乘大胜之余威，处决了抗命溃逃将领和士兵，以严肃军纪。战后周世宗积极推行军事改革，加强中央禁军，建立起凌驾于诸军之上的君主亲军。改革后的后周军队在征伐后蜀、南唐、契丹诸战役中连战连胜。周世宗在北伐契丹途中患病，不久病逝。他在军事改革、内政整理上的遗产，则为代之而起的北宋继承。

北汉主闻太祖晏驾［1］，甚喜，谋大举入寇，遣使请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节度使、政事令杨将万余骑如晋阳。北汉主自将兵三万，以义成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与契丹自团柏南趣潞州。

…………

世宗闻北汉主入寇，欲自将兵御之，群臣皆曰：“刘崇自平阳遁走以来，势蹙气沮，必不敢自来。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2］，人心易摇，不宜轻动，宜命将御之。”帝曰：“崇幸我大丧，轻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来，朕不可不往。”冯道固争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山否？”帝不悦。惟王溥劝行，帝从之。

…………

乙酉，帝发大梁；庚寅，至怀州。帝欲兼行速进，控鹤都指挥使真定赵晁私谓通事舍人郑好谦曰：“贼势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谦言于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为人所使，言其人则生，不然必死，”好谦以实对，帝命并晁械于州狱。壬辰，帝过泽州，宿于州东北。

北汉主不知帝至，过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军于高平之南［3］。癸巳，前锋与北汉兵遇，击之，北汉兵却；帝虑其遁去，趣诸军亟进。北汉主以中军陈于巴公原，张元徽军其东，杨军其西，众颇严整。时河阳节度使刘词将后军未至，众心危惧，而帝志气益锐，命白重赞与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将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将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将精骑居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将禁兵卫帝。帝介马自临陈督战。

北汉主见周军少，悔召契丹，谓诸将曰：“吾自用汉军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诸将皆以为然。杨策马前望周军，退谓北汉主曰：“勍敌也，未可轻进［4］！”北汉主奋髯，曰：“时不可失，请公勿言，试观我战。”默然不悦。时东北风方盛，俄而忽转南风，北汉副枢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监李义白北汉主云：“时可战矣。”北汉主从之。枢密直学士王得中扣马谏曰：“义可斩也！风势如此，岂助我者邪！”北汉主曰：“吾计已决，老书生勿妄言，且斩汝！”麾东军先进，张元徽将千骑击周右军。

合战未几，樊爱能、何徽引骑兵先遁，右军溃；步兵千余人解甲呼万岁，降于北汉。帝见军势危，自引亲兵犯矢石督战。太祖皇帝时为宿卫将［5］，谓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致死！”又谓张永德曰：“贼气骄，力战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请引兵乘高出为左翼，我引兵为右翼以击之。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永德从之，各将二千人进战。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驰犯其锋，士卒死战，无不一当百，北汉兵披靡。内殿直夏津马仁瑀谓众曰：“使乘舆受敌［6］，安用我辈！”跃马引弓大呼，连毙数十人，士气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马全乂言于帝曰：“贼势极矣，将为我擒，愿陛下按辔勿动，徐观诸将破之。”即引数百骑进陷陈。

北汉主知帝自临陈，褒赏张元徽，趣使乘胜进兵。元徽前略陈，马倒，为周兵所杀。元徽，北汉之骁将也，北军由是夺气。时南风益盛，周兵争奋，北汉兵大败，北汉主自举赤帜以收兵，不能止。杨畏周兵之强，不敢救，且恨北汉主之语，全军而退。

樊爱能、何徽引数千骑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辎重，役徒惊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亲军校追谕止之，莫肯奉诏，使者或为军士所杀，扬言：“契丹大至，官军败绩，余众已降虏矣。”刘词遇爱能等于涂，爱能等止之，词不从，引兵而北。时北汉主尚有余众万余人，阻涧而陈，薄暮，词至，复与诸军击之，北汉兵又败，杀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满山谷，委弃御物及辎重、器械、杂畜不可胜纪。

是夕，帝宿于野次，得步兵之降敌者，皆杀之。樊爱能等闻周兵大捷，与士卒稍稍复还，有达曙不至者。甲午，休兵于高平，选北汉降卒数千人为效顺指挥［7］，命前武胜行军司马唐景思将之，使戍淮上，余二千余人赐资装纵遣之。李谷为乱兵所迫，潜窜山谷，数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

北汉主自高平被褐戴笠［8］，乘契丹所赠黄骝，帅百余骑由雕窠岭遁归，宵迷，俘村民为导，误之晋州，行百余里，乃觉之，杀导者；昼夜北走，所至，得食未举箸，或传周兵至，辄苍黄而去。北汉主衰老力惫，伏于马上，昼夜驰骤，殆不能支，仅得入晋阳。

帝欲诛樊爱能等以肃军政，犹豫未决；己亥，昼卧行宫帐中，张永德侍侧，帝以其事访之，对曰“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帝掷枕于地，大呼称善。即收爱能、徽及所部军使以上七十余人，责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将，非不能战；今望风奔遁者，无他，正欲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耳！”悉斩之。帝以何徽先守晋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废，遂并诛之，而给槥车归葬［9］。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

【注　释】

［1］　北汉主闻太祖晏驾：公元954年，周太祖去世，其养子柴荣即位，即周世宗。北汉国主刘崇意图乘机进犯。

［2］　山陵：先帝陵墓，此处为动词，指安葬先帝。

［3］　高平：今山西高平县。

［4］　勍敌：即劲敌。

［5］　太祖皇帝：指宋太祖赵匡胤，此时为后周大将。

［6］　内殿直：官名。夏津：马仁瑀的籍贯。乘舆：借指皇帝。

［7］　效顺指挥：专门为投诚人员编制的军队。

［8］　被褐戴笠：身穿褐衣，头戴斗笠。

［9］　槥：粗陋而薄的棺材。

【延伸阅读】

宋人论周世宗

宋太祖赵匡胤原为北周将领，后篡位自立。但是有宋一代，士大夫并不讳言周世宗的功业。相反，《新五代史》所记周世宗的功勋，为矢志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北宋士大夫提供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其规为志意岂小哉！其伐南唐，问宰相李谷以计策；后克淮南，出谷疏，使学士陶谷为赞，而盛以锦囊，尝置之坐侧，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家犹讥其轻社稷之重，而侥幸一胜于仓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于决胜者，孰能至哉？诚非史氏之所及也！

偃武修文

（清）毕沅

【导　读】

本文选自《续资治通鉴》卷一、卷二、卷三。

周世宗去世时，继位的皇帝年仅七岁。禁军将领赵匡胤借征辽之机发动兵变，回师京城。赵匡胤在后周军队中有着广泛影响，他顺利获得了军队和大部分将领的支持。朝廷大臣顺水推舟地安排了禅让仪式，赵匡胤登基称帝，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北宋王朝。

这位篡位者对武人政治的威胁感同身受，登基后就开始寻求弥补之计。得益于周世宗军事改革的遗产，赵匡胤继承了精锐的中央禁军。在禁军武力的挟制下，各地藩镇被迫接受朝廷提出的交换条件。作为放弃兵权的报酬，将领们获得了各种名誉、地位和财产。与此同时，朝廷也谨慎地戒备着中央禁军。禁军将领的统帅权受到许多限制，军队中的私人联系也被禁止。经过赵匡胤的努力，五代以来军队归于私人的隐患被消除了，唐末以来跋扈的藩镇也渐渐销声匿迹。

北宋朝廷在抑制武人的同时，极力拔高文士的地位。隋唐以来的科举选士制度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大批科举出身的士人在朝廷中获得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坚持自己的品味、理想和偏见，其中不言而喻包括对武人的偏见和抑制，更何况几百年来的历史时时加剧着这种偏见呢？

始于北宋的偃武修文，此后被视为中原正统王朝理所当然的政治传统。赵匡胤兵变不过是五代武人政治中平淡无奇的一幕，却引发了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十分关键的制度变革。

先是辛丑朔，周群臣方贺正旦，镇、定二州驰奏，辽师南下，与北汉合兵，周帝命匡胤率宿卫诸将御之。匡胤掌军政六年，得士卒心，数从世宗征伐，屡著功绩，为人望所归，至是主少国疑，将士阴谋推戴。

壬寅，殿前副点检、镇宁军节度使太原慕容延钊将前军先发，癸卯，大军继之。时京师多聚语云：“策点检为天子。”军中知星者河中苗训，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指谓匡胤亲吏楚昭辅曰：“此天命也。”

是夕，次陈桥驿，将士相与谋曰：“主上幼弱，我辈出死力破敌，谁则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都押衙李处耘，具以其事白匡胤弟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匡义及归德节度掌书记蓟人赵普，语未竟，诸将露刃突入，大言曰：“军中定议，欲策太尉为天子。”匡义因晓之曰：“兴王异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汝等各能严饬军士，勿令剽掠，都城人心安，则四方自定，汝等亦可共保富贵矣。”众许诺，乃共部分。夜，遣衙队军使郭延赟驰告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守信、审琦皆素归心匡胤者。将士环列待旦。

匡胤醉卧，初不省。甲辰，迟明，诸将擐甲执兵，直叩寝门曰：“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匡胤惊起，未及应，即被以黄袍，罗拜，呼万岁，掖乘马南行。匡胤度不能免，乃揽辔誓诸将曰：“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众下马曰：“唯命。”匡胤曰：“太后、主上，吾北面事之；朝廷大臣，皆我之比肩也。汝等不得惊犯宫阙，侵凌朝贵及犯府库。用命有厚赉，违则孥戮。”皆应曰：“诺。”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翼日，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见执政喻意，又遣楚昭辅慰安家人。

…………

辛亥，论翊戴功，以周义成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为归德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以宁江节度使、马步军都指挥使常山高怀德为义成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以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厌次张令铎为镇安节度使、马步军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睦州防御使王审琦为泰宁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以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嘉州防御使辽人张光翰为宁江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以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安喜赵彦徽为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余领军者并进爵。

…………

先是，周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武安韩令坤领兵巡北边，慕容延钊复率前军至真定。帝既自立，遣使谕延钊、令坤各以便宜从事，两人皆听命。己未，加延钊殿前都点检、昭化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二品，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

…………

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简其骁勇者升为上军，而命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阙下。由是犷悍之士皆隶禁籍矣。又惩唐以来藩镇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边城，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

自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皆赵普之谋也。

…………

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自是殿前都点检遂不复除授。

…………

初，帝既克李筠及李重进［1］，一日，召赵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2］，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时石守信、王审琦皆帝故人［3］，各典禁卫。普数言于帝，请授以他职，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万一军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帝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守信等请其故，帝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帝曰：“卿等固然，设麾下有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身［4］，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罢。帝从之，赏赉甚厚。庚午，以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副点检自是亦不复除云。

…………

初命文臣知州事。

帝惩五代藩镇强盛之弊。时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

…………

丙戌，天雄节度使符彦卿来朝。帝欲使典兵，赵普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屡谏，不听。宣已出，普复怀之请见曰：“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帝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普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帝默然，事遂中止。

【注　释】

［1］　李筠：后周大将，因不服赵匡胤废周自立，公元960年四月举兵反宋。李重进：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周世宗时与赵匡胤分掌兵权，赵匡胤称帝后，对其颇猜忌，遂于公元960年九月起兵反宋。

［2］　帝王凡易八姓：指五代十二年共换帝王八姓：后梁（朱温）、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各一姓，后唐三姓（李克用父子、克用养子明宗本为少数民族、明宗养子末帝姓王），后周二姓（太祖郭威、世宗柴荣）。

［3］　石守信、王审琦：皆宋初大将，握兵权，与赵匡胤亲厚。

［4］　黄袍加汝身：指被拥立为帝。公元960年，赵匡胤在赵普、石守信策划下，借口辽与北汉入侵，率军抵御，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部下将一件黄袍披在他身上，拥立为帝。

【延伸阅读】

宋真宗改良科举

宋真宗是北宋的第三位皇帝，也是北宋第一位不是武人出身的皇帝。他在位期间与辽达成的“澶渊之盟”，一度被视为北宋姑息、偏安的肇始。宋真宗在历史上的贡献在于他改良了科举选士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唐代以来印刷术的成熟结束了手写书籍的时代，大大降低了书籍成本。从此平民阶层也可以读写诗书，私人讲学渐渐流行。晚唐、五代的战乱摧毁了中古贵族政治，为平民跻身朝廷铺平了道路。北宋太祖、太宗皇帝武人出身，他们在位时举行的科举大多承袭唐、五代旧制，变革缓慢。儒雅好文的真宗继位后，对改良科举制颇有热情。他颁布《考试进士新格》，建立了严密的科举选士制度。相对于旧制度而言，新的制度在选举标准上，废弃过去注重应试人“名望”、兼取荐举的传统，而改为专以应试成绩为准。在选举过程中，采取封弥姓名、誊录试卷的方式，避免选举舞弊，保证公正。此外，皇帝对先前已有的殿试更加推重，这激起了朝野上下的热情。经过宋真宗的改良，科举制由对荐举制的补充，发展为唯才是取的选举制度。改良后的科举制不仅为北宋朝廷选拔了大批官员，也激起了士民的参与热情。在朝廷、士人、平民多方的推波助澜下，科举制也从单纯选官取士的制度发展成王朝的祭典。朝廷许诺给臣民平等、公正的晋身机会，换取臣民的信任和忠诚，这种普世的帝国理想渐渐深入庶民心中。

宋真宗写过一首《劝学诗》，以晓畅的语言劝导士民读书向学，其中写道：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宋真宗依然不脱皇帝以功名利禄笼络天下人才的心态，但是在平民的理解中，科举制有着远为丰富的含义。宋人编撰的《神童诗》言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段文字被引入元代的通俗剧本《琵琶记》，在民间广为传唱，以一种温和、渐进的方式复述着陈胜、吴广曾经离经叛道式的理想。

儒宗欧阳修

（元）脱脱等

【导　读】

本文选自《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鉴于五代的乱局，自宋太祖始，宋初诸帝推行集权、尚文、崇儒的政治策略。宋初以来，科举选中的官员极受尊崇，这些新晋的官员既是学有所成的学者，也是奉公尽职的官僚。在朝廷的刻意扶持下，士大夫逐渐在朝廷中占据优势，士大夫及其组成的文官政府，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在宋初士大夫中，欧阳修的生平与仕途颇为典型。

欧阳修出身贫寒，早年以科举入仕。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时，欧阳修积极参与。这一期间，欧阳修意图革新北宋政治，撰写了大量政论。新政失败后，欧阳修一度徙官外地，后来又迁为执政大臣。“庆历新政”后北宋的政局平和，因此欧阳修晚年的政治生涯波澜不惊，更多致力于提携、奖掖晚辈的士人。

北宋士人对唐、五代以来的政治纷乱深有感触，他们将其归因于儒家政治传统的失落。欧阳修是这一复古思潮卓越的阐述者，他编撰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以总结前代的政治得失，并企图证明恢复儒家传统是长治久安的唯一希望。

恢复儒家传统的热情在欧阳修的其他政论中也有流露。“庆历新政”期间，欧阳修撰写了《朋党论》，以反击政敌的攻击。欧阳修在《朋党论》中宣称，为了推行儒家的政治理想，士大夫结党无可厚非。欧阳修不无夸张的论点暗示着北宋士大夫的政治信心与热情，但是以此为起点，此后北宋儒家各派别的分道扬镳实在令人始料未及。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1］。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

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2］，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3］，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4］，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5］，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

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6］。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颛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颛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一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

台谏论执中过恶［7］，而执中犹迁延固位。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未几，执中罢。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修尝因水灾上疏曰：“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昔汉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国长久，为汉太宗。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乱，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后建立英宗，盖原于此。

…………

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8］，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9］。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穽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10］。’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

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

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注　释】

［1］　庐陵：今江西吉安。

［2］　锼刻骈偶，淟涊弗振：（文章）刻意雕琢，追求对偶，（文风）污浊不振。

［3］　随：随州。欧阳修的叔父曾任职于此，欧阳修随叔父到此。

［4］　南宫：礼部考试的别称。擢甲科：定为第一等。

［5］　尹洙：博学有识，与欧阳修一起提倡古文。

［6］　五品服：五品官服。

［7］　执中：陈执中，为相八年政绩无可称。

［8］　谢事：即请求辞官。

［9］　致仕：犹今之退休。

［10］　“夫常求其生”至此：意谓经常为死囚寻求生路，还会造成误杀，然而世间的官吏却经常寻求处死犯人的理由。

【延伸阅读】

欧阳修与宋学

东汉以后，儒学日渐凋零，学风淡薄。中唐以后，韩愈等人发起古文运动，试图恢复儒学的影响，但是从者很少。至北宋初年，朝廷大兴科举，鼓励学风，儒学才开始慢慢复兴。其中，欧阳修是宋初复兴儒学的著名学者，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

欧阳修著述甚多，对后学者影响极大。他很早就开始研究儒家经典文献，开启了怀疑、考证、重新诠释古代典籍的学风，对后来者多有启发。有感于唐、五代以来的政治混乱，欧阳修模仿《春秋》体例编撰了《新五代史》，并参与编撰《新唐书》。两史以儒家的政治关怀，剖析、评论唐、五代的政治得失，以为将来殷鉴。除著述之外，欧阳修还积极参与“庆历新政”等政治活动，以图改良政治。期间欧阳修撰写了政治论文《朋党论》反驳政敌的攻击，论述士人政治运动与朝政得失的关联。

成名之后，欧阳修极力提携、奖掖晚辈学者。北宋中叶的著名学者、政治家大多曾与欧阳修交游，如苏轼、王安石等。故而欧阳修的著述和政治活动，对北宋中期的政治、思潮也有相当的影响。

蜀学派的苏轼对欧阳修推崇备至，将其列入承继孔子、孟子、韩愈道统的人物，称颂他开创了一代学风。苏轼称：

（自韩愈后）三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苏轼之言，可谓中肯之见。

由于宋学起始时本着复古的名义，一些学者认为宋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文艺复兴之于欧洲历史相似。但除此之外，宋学与当朝政治之间的关联，证明其远非纯粹的学问探求活动。

包拯决狱

（元）脱脱等

【导　读】

本文选自《宋史》卷三一六《包拯传》。

包拯是北宋仁宗朝的大臣，考中进士后长期担任知县、知州、知府等地方官职，被视为公正无私的官员。他刚正不阿的事迹，在稍后的司马光的笔记中留下了记录。包拯去世后不久，市集里的说书艺人就开始借包拯的名义附会、说唱。这一时期说书艺人依据的话本未曾经过文人的润饰，因而不免显得粗陋无文。

元朝统一中国后，摧毁了中国原先的帝国政治和文官秩序。蒙古人的政治、社会组织又不足以有效地治理人口众多的中原社会，故而元代吏治一直十分败坏。汉人和南人被定为次等臣民，受到蒙古贵族、汉族豪强、地方官吏、兵丁、差役多重的压榨，处境极为痛苦。在这种背景下，民众的抗议情绪以怀念前朝良吏的形式宣泄出来。在元朝中未能找到一席之地的士人，同样分享了这种痛苦。民众的抗议情绪、士人的苦痛汇集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杂剧。元杂剧中有关包拯的剧目有十一种之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陈州粜米》、《蝴蝶梦》、《鲁斋郎》，剧情多与元朝的社会背景相契合。

元杂剧的繁盛过后，包拯的故事、传说渐渐转入明清的公案小说。时人将许多不相干的故事汇集于包拯的名下，使其成为中国古代传说中最著名的司法官。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1］。”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2］，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寻拜监察御史里行，改监察御史。时张尧佐除节度、宣徽两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拯共论之，语甚切［3］。又尝建言曰：“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又请重门下封驳之制［4］，及废锢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5］。当时诸道转运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细故，务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于是请罢按察使。

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

历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徙陕西，又徙河北，入为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课取于民；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恒数十万，拯皆奏罢之。契丹聚兵近塞，边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调发军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刑、洺、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率用牧马，请悉以赋民。”从之。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

除天章阁待制［6］、知谏院。数论斥权幸大臣，请罢一切内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郑公三疏［7］，愿置之坐右，以为龟鉴。又上言天子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凡七事；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

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尝建议无事时徙兵内地，不报［8］。至是，请：“罢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兖、郓、齐、濮、曹、济诸郡，设有警，无后期之忧。借曰戍兵不可遽减，请训练义勇，少给糇粮，每岁之费，不当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赋，则所给者多矣。”不报。徙知瀛州，诸州以公钱贸易，积岁所负十余万，悉奏除之。以丧子乞便郡，知扬州，徙庐州，迁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复官，徙江宁府，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

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奏曰：“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曰：“卿欲谁立？”拯曰：“臣不才备位，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请裁抑内侍，减节冗费，条责诸路监司，御史府得自举属官，减一岁休暇日，事皆施行。

张方平为三司使［9］，坐买豪民产，拯劾奏罢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论之；祁罢，而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欧阳修言：“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10］！”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诸管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11］，积以困民。拯特为置场和市，民得无扰。吏负钱帛多缧系［12］，间辄逃去，并械其妻子者，类皆释之。迁给事中，为三司使。数日，拜枢密副使。顷之，迁礼部侍郎，辞不受，寻以疾卒，年六十四。赠礼部尚书，谥孝肃。

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注　释】

［1］　第归，杀而鬻之：意谓暂且回去，把牛杀了卖肉吧。

［2］　缘贡：借着进贡的名义。

［3］　事情缘于张尧佐是仁宗张贵妃的伯父，以外戚的身份得到提升，故遭到反对。

［4］　门下封驳之制：旧制，诏令如有不妥，门下省有权予以退回，谓之封驳。

［5］　补荫：官宦子弟直接做官。

［6］　待制：官名。唐时，五品以上官员轮值中书，门下两省，以备咨询。宋时，各殿都设待制。

［7］　魏郑公：即魏徵。

［8］　不报：没有答复。

［9］　三司使：官名。

［10］　“拯所谓”至此：意谓包拯这样做，就像有人牵牛踩坏了别人的庄稼，夺其牛已经属处罚过重，又贪占其财，不也太过分了吗？

［11］　科率外郡：向地方郡县征调。

［12］　吏负钱帛多缧系：官吏完不成定额拖欠的，被抓起来。缧系，捆绑。

【延伸阅读】

题郡斋壁

（北宋）包拯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狄青不遇

（元）脱脱等

【导　读】

本文选自《宋史》卷二九《狄青传》。

宋初诸帝吸取唐末、五代以来武人跋扈、内乱不休的教训，推行偃武修文、钳制武人的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刻意崇尚文治。经过宋初几十年的经营，宋代出现了唐末以来少见的持久和平。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北宋的国力虽然远超北方的辽国，在对峙中却一直处于下风。此外，西北新兴起的西夏，也不断地蚕食北宋的边境。更令北宋朝廷难堪的是，西夏还自建帝号，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北宋发动讨伐西夏的战争，却损兵折将，败多胜少。至仁宗时期，范仲淹主持变法。朝廷励精图治，整军备武，准备收复失地。一些将领恰逢其会，在边疆建立了功勋。狄青就是此时成名的北宋名将。

狄青出身行伍，逐渐以军功晋升至高级将领。南方的侬智高反叛，朝廷派遣的讨伐军进展不顺。狄青奉命出征，迅速平定叛乱。班师回朝后，狄青升任枢密使，掌管军事机要。但在北宋文治的政治传统中，狄青的仕途注定将十分坎坷。果不其然，狄青任枢密使后，与出身文官的同僚相处不洽。朝廷中的士人大多视狄青为异类，对其行事多有指责。况且，狄青出身行伍，因军功升任高官，受到士卒的崇拜，朝廷对此颇感不安。

朝廷中有影响的士人相继弹劾狄青，士林领袖欧阳修也列名其中。士人弹劾狄青并非假以密谋。在皇帝尚犹豫不决之时，他们将自己的意见诉诸舆论。士人对狄青并无恶感，他们仅仅从制度设计考虑，认为让狄青掌管军机违背了宋初以来偃武修文的传统政策，有碍于王朝的和平。鉴于五代惨痛的历史，士人的意见引起了许多共鸣。最后，皇帝的决心发生动摇，狄青被派遣到京外任职。

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人［1］。善骑射。初隶骑御马直，选为散直。

宝元初，赵元昊反［2］，诏择卫士从边，以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3］。时偏将屡为贼败，士卒多畏怯，青行常为先锋。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金汤城，略宥州，屠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燔积聚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桥子谷［4］，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等堡，皆扼贼要害。尝战安远，被创甚，闻寇至，即挺起驰赴，众争前为用。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

尹洙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洙与谈兵，善之，荐于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材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迁西上阁门副使，擢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

仁宗以青数有战功，欲召见问以方略，会贼寇渭州，命图形以进。元昊称臣，徙真定路副都总管，历侍卫步军殿前都虞候、眉州防御使，迁步军副都指挥使、保大安远二军节度观察留后，又迁马军副都指挥使。

青奋行伍，十余年而贵，是时面涅犹存［5］。帝尝敕青傅药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不敢奉诏。”以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擢枢密副使。

皇祐中，广源州蛮侬智高反［6］，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围广州，岭外骚动。杨畋等安抚经制蛮事，师久无功。又命孙沔、余靖为安抚使讨贼，仁宗犹以为忧。青上表请行，翌日入对，自言：“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数百［7］，益以禁兵，羁贼首致阙下。”帝壮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时智高还据邕州，青合孙沔、余靖兵次宾州。

先是，蒋偕、张忠皆轻敌败死，军声大沮。青戒诸将毋妄与贼斗，听吾所为。广西钤辖陈曙乘青未至，辄以步卒八千犯贼，溃于昆仑关，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齐，兵所以败。”晨会诸将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8］，按以败亡状，驱出军门斩之。沔、靖相顾愕眙，诸将股栗。

已而顿甲，令军中休十日。觇者还［9］，以为军未即进。青明日乃整军骑，一昼夜绝昆仑关，出归仁铺为阵。贼既失险，悉出逆战。前锋孙节搏贼死山下，贼气锐甚，沔等惧失色。青执白旗麾骑兵，纵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追奔五十里，斩首数千级，其党黄师宓、侬建中、智中及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贼五百余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去。迟明，青按兵入城，获金帛巨万、杂畜数千，招复老壮七千二百尝为贼所俘胁者，慰遣之。枭黄师宓等邕州城下，敛尸筑京观于城北隅。时贼尸有衣金龙衣者，众谓智高已死，欲以上闻。青曰：“安知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初，青之至邕也，会瘴雾昏塞，或谓贼毒水上流，土饮者多死，青殊忧之。一夕，有泉涌寨下，汲之甘，众遂以济。

复为枢密副使，迁护国军节度使、河中尹。还至京师，帝嘉其功，拜枢密使，赐第敦教坊，优进诸子官秩。初，青既行，帝每忧之曰：“青有威名，贼当畏其来。左右使令，非青亲信者不可；虽饮食卧起，皆宜防窃发。”乃驰使戒之。及闻青已破贼，顾宰相曰：“速议赏，缓则不足以劝矣［10］。”

始，交阯愿出兵助讨智高［11］，余靖言其可信，具万人粮于邕、钦待之。诏以缗钱三万赐交阯为兵费，许贼平厚赏之。青既至，檄余靖无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德政声言将步兵五万、骑一千赴援，非其情实。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兵蛮夷，蛮夷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请罢交阯助兵。”从之。贼平，人服其有远略。

青在枢密四年，每出，士卒辄指目以相矜夸。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不报。嘉祐中，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国寺，行止殿上，人情颇疑，乃罢青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明年二月，疽发髭［12］，卒。帝发哀，赠中书令，谥武襄。

青为人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与将佐。始，与孙沔破贼，谋一出青，贼既平，经制余事，悉以诿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叹其勇，既而服其为人，自以为不如也。尹洙以贬死，青悉力赒其家事［13］。子谘、咏，并为阁门使。咏数有战功。

熙宁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将帅，以青起行伍而名动夷夏，深沉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终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画像入禁中，御制祭文，遣使赍中牢祠其家［14］。

【注　释】

［1］　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

［2］　宝元：宋仁宗年号，1038-1040年。赵元昊：西夏首领，先附宋，赐姓赵，1038年反。

［3］　三班差使、殿侍：皆宋时无品阶武官名。指使：宋时低级武官。

［4］　城桥子谷：在桥子谷这个地方建城。

［5］　面涅：面上的疤痕。宋时为防士兵逃跑，在面上刺字。

［6］　侬智高：广源州少数民族首领。据广源州（属广南西路邕州，今越南与广西交界地），1052年起兵反宋。

［7］　蕃落骑：宋时为抵御西夏招募的少数民族骑兵。

［8］　揖曙起：将陈曙捆绑起来。用：袁用。

［9］　觇者：指敌方的侦察兵。

［10］　不足以劝：意谓起不到奖励的作用了。

［11］　交阯：即今越南。

［12］　疽发髭：嘴上生毒疮。

［13］　赒：周济，帮助。

［14］　赍中牢祠其家：带着中牢的礼仪祭祀其家。

【延伸阅读】

北宋士大夫对狄青的观感

韩琦在北宋文臣中以知兵著称，他经略西北时，号称“军中有一韩，夏人闻之心胆寒”。可根据宋人笔记记载，韩琦对武人的观感也未能避免北宋文人的传统偏见。

狄青任定州路总管时，韩琦是他的上司。某日，狄青旧部焦用率军经过定州，狄青留其叙旧。焦用部众向韩琦告发焦用“请给不整”，韩琦下令处决焦用。狄青闻讯，赶来为焦用求情，称“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对狄青的说法不屑一顾，回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遂当面处死了焦用。

狄青初入枢密院，任枢密副使参与军机时，朝廷士大夫物议纷纷。反对者提出的理由包括：狄青是士兵出身，难以获得士大夫的尊重；任用狄青有失朝廷仪制，更违背宋初抑制武人的国策。狄青入枢密院后，又统领宋军平定南方侬智高叛乱，以功擢升枢密使。此刻连最初极力举荐狄青专任平叛统帅的大臣，也认为皇帝的举措有失谨慎。

狄青任枢密使期间，一直谨慎言行，谦虚礼让，依旧无法消除文臣的疑心。北宋立国后，边疆战争多次失利，故而士兵和民众崇拜曾在边疆建功立业的狄青，这更令文臣感觉如芒刺在背。后来，宋仁宗患病，文臣讨论政局时，公认狄青是对北宋朝政的威胁。仁宗朝的名臣、元老政治家文彦博、欧阳修引用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的旧事，说明受军队崇拜的将领参与军机对朝廷的危险。他们认为将领的叛乱并非操守节义有亏，而是缘于朝廷的制度欠缺。故而为着王朝的和平，在制度上就必须牺牲并无叛乱之心的狄青。在皇帝犹疑不定时，欧阳修向文臣、士人宣扬自己的意见，促使士林舆论对皇帝施加压力。在文臣和舆论的压力下，狄青最终无法在中枢立足，被迫出镇外州，不久去世。

王安石变法

（元）脱脱等

【导　读】

本文选自《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北宋推行偃武修文的国策，保证了朝廷权威，却导致禁军战力下降和边境防务空虚。为弥补这一欠缺，北宋朝廷不断扩大禁军规模；在外郡发生灾荒或骚乱时，北宋朝廷也将在当地招募士兵当作赈灾、救济和消弭反叛危险的策略。此外，北宋的官僚机构远比前代复杂，大批科举选中的士人和以恩荫入仕的官员，组成了庞大的政府。自仁宗时期开始，北宋在对西夏的战争中负多胜少，军费剧增，朝廷日渐陷入国用不足的窘境。“庆历新政”试图以改良官僚机构、收缩开支的方式革新弊政。然而新政未能得到士大夫的一致支持，不久之后无果而终。“庆历新政”约二十年后，继位的神宗决意革新。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应付财政危机。

王安石放弃了改良政治的努力，转向整理财政，试图以增加国库收入的方式克服危机。王安石的财政整理计划包括均输、青苗、免役等新法。其中以青苗法最受重视，也最受时人非议。变法派推行青苗法的初衷在于以朝廷储备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本、抑制兼并，同时借此增加国库收入。然而在官府的独断权威下，原本用以“惠民”的青苗法迅速蜕变为官府聚敛财富的工具。王安石其他的财政整理计划，大多未能摆脱类似的流弊。新法实际意味着以变相增加赋税的形式，缓解了财政危机。

新法自始至终遭受非议不断，其中朝野士人的攻击最为激烈。王安石试图重新解释儒家传统，为新法提供有力的政治支持。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的新学说声名鹊起，成为官定的儒家正统学说。新学说的独断地位引来了士人的非议和愤怒，激起了朝野的抗议。学术争议与政治分歧合流后，北宋朝廷分裂为互不相容的党派。终北宋之世，新党与旧党从未和解。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1］。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2］，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3］，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4］，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5］，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6］，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7］，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禼；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8］。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禼、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禼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9］。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令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

帝用韩维为中丞，安石憾曩言［10］，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欧阳修乞致仕［11］，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12］。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隶英州［13］。唐坰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阏其奏［14］，出彦博守魏。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

安石性强忮［15］，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16］。久之，以旱引去［17］，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

【注　释】

［1］　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西。

［2］　秩满：任职期满。

［3］　新陈相易：指粮库里的粮食新旧更替。

［4］　恬退：恬静谦退。乞不次进用：请求破格提拔。

［5］　以辨博济其说：靠广征博引及论辩支持自己的观点。

［6］　起居注：关于皇帝饮食起居言行的记录。

［7］　知制诰：官名。负责起草诏书、敕书一类。

［8］　皋、夔、稷、禼：传说中的贤臣。高宗：指商王武丁。傅说：武丁时期的贤相。

［9］　参知政事：原为副丞相，宋时地位上升，与丞相同议政事，地位平等。

［10］　憾曩言：记恨他以前说过的话。韩维曾指出新法的不足之处。

［11］　致仕：退休。

［12］　“富弼以格”至此：意谓富弼因阻挠青苗法被免去使相，王安石认为还不解恨，甚至将其比作共、鲧。

［13］　黥隶：脸上刻字罚作苦役。

［14］　阏：阻止，阻拦。

［15］　强忮：强硬，自负。

［16］　儇慧：轻佻，机灵。

［17］　以旱引去：变法期间，久旱不雨，守旧派纷纷攻击是王安石变法惹怒上天，王最终去职。

【延伸阅读】

王安石新学

欧阳修致力于儒家学派的复兴，亲撰《新唐书》、《新五代史》针砭世风，激励人心。但是欧阳修本人依然不脱魏晋隋唐放脱的遗风，他的处事、行文同样如此。故而儒家学派的勃兴还有赖于性格倔强而又雄心勃勃的王安石。欧阳修曾经奖掖早年的王安石，赠之以诗，期之以李白、杜甫。但是王安石颇不满，他应答欧阳修时以孟子自励，从此也可见欧阳修与王安石旨趣的分野。

王安石中进士后，仕官于外州。这一期间，他先后撰写了《淮南杂说》、《洪范传》、《易解》等著作，渐渐获得北宋经学学者的褒扬。后来王安石在江宁讲学，从者日众，他的新学从此渐成气候。熙丰变法时期的新党，大多来自这一时期的从学者。

变法期间，朝野上下对新法褒贬不一。王安石遂主持修订经义，为变法提供学理依据和舆论气候。王安石新党编撰的《三经新义》（《周礼义》、《尚书义》、《诗经义》合称《三经新义》）颁行后，士人原先对汉代注疏的尊崇大见衰退，而新学日渐风行。除《三经新义》之外，新学的著作还有《论语解》、《孟子解》、《字说》等。其中《字说》是阐释经义的文字学著作，对当时的学者影响至深。新学体系的恢宏，自此也可见一斑。

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三经新义》、《字说》等新学著作相继被颁定为官定教科书，立于官学，为科举取士的评判标准。新党失势以后，新学的官学地位尽管偶有反复，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随着新学流传，不论其支持者或反对者，都颇受新学氛围的熏陶。熙丰以后，宋学诸流派治学，多不脱新学的痕迹。

靖康之乱

（清）毕沅

【导　读】

本文选自《续资治通鉴》卷九六、卷九七。

熙丰变法后，北宋朝廷党争不断。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等旧党得势，新法大多被废除。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新党，恢复了熙丰年间的部分新法，旧党大多被贬出朝廷。宋徽宗继位后，新党蔡京、王黼与宦官童贯、梁师成合作，深受皇帝信任。蔡京、王黼执政时，对内开征新税、检括公田以充实国库；对外向西夏发动战争，收复神宗以后的失地。在政治上，执政的新党大肆清洗旧党，旧党几乎销声匿迹。

宋金海上之盟破裂后，金军南下袭宋。北宋朝廷发生分裂，徽宗年间一直执政的新党失势，支持新党的宋徽宗也得不到士大夫的同情。在朝廷诸臣的压力下，宋徽宗禅位，太子赵桓继位，是为宋钦宗。金军未能剪除宋军在北方的据点，仅以轻兵入袭汴梁。北宋援军大集，金军后援不继，有意北归。新党尽管在朝廷失势，在南方尚有残余影响。在汴梁被迫禅位的宋徽宗企图在南方复辟，初登帝位、立足未稳的宋钦宗遂向金割地纳款求和。和议成立后，金军北还。

宋钦宗以放逐、处分新党诸臣挫败了宋徽宗复辟的企图。立足稍安的钦宗拒绝履行和议，金军遂再次南下。新党失势后的朝廷重新陷入分裂，和战两派互相倾轧。在朝廷两派大臣的影响下，宋钦宗的态度反复摇摆，结果既未以和议赢得战备时间，又未能以坚决的反击挫败金兵攻势。北宋朝廷犹疑不定，金军的突袭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宋钦宗、宋徽宗被掳北去，北宋遂亡。

时用事者言道君将复辟于镇江［1］，人情危骇。既而太上皇后先还，或谓后将由端门入直禁中，内侍辈颇劝帝严备，帝不从。既而道君还至南京，以书问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吴敏、李纲［2］。或虑道君意不可测，纲曰：“此无他，不过欲知朝廷事耳。”纲诣行宫，具道：“皇帝圣孝思慕，请陛下早还京师。”道君询近日都城攻围守御次序，具以实对。道君曰：“敌退，师方在河，何不邀击？”纲曰：“以肃邸在敌营故［3］。”道君曰：“为宗社计，岂复论此！”因及行宫止递角等事，纲曰：“当时恐金人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诘问之诏，辄忧惧不食。臣窃譬之，家长出而强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从宜措置。长者但当以其能保田园大计而慰劳之，苟诛及细故，则为子弟者何所逃其责邪！皇帝传位之初，适当强敌来侵，不得不小有变更。陛下回銮，臣谓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问细故可也。”道君感悟，出玉带、金鱼、象简赐纲，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遂垂名青史。”纲还，具言道君意，帝始释然。

…………

京师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边事于不问。纲独以为忧，上备边御敌八策，不见听用，每有议，复为耿南仲等所沮［4］。及姚古、种师中败溃［5］，种师道以病丐归［6］，南仲等请弃三镇，纲言不可。乃以纲为宣抚使，刘副之，以代师道；又以解潜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纲言：“臣书生，实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为大帅，恐误国事。”因拜辞，不许。退而移疾，坚乞致仕，章十余上，亦不允。台谏言纲不可去朝廷，帝以其为大臣游说，斥之。或谓纲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为边事，欲缘此以去公，则都人无辞耳。公不起，上怒且不测，奈何？”许翰复书“杜邮”二字以遗纲［7］。纲不得已受命，帝手书《裴度传》以赐之。纲言寇攘外患可除，小人在朝难去，因书裴度论元稹、魏洪简章疏以进。时宣抚司兵仅万二千人，纲请银绢钱各百万，仅得二十万。庶事皆未集，纲乞展行期，御批以为迁延拒命，趣召数四。纲入对，帝曰：“卿为朕巡边，便可还朝。”纲曰：“臣之行，无复还理。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既行之后，无有沮难，则进而死敌，臣之愿也。万一朝廷执议不坚，臣自度不能有为，即当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义。”帝为感动。陛辞，又为帝道唐恪、聂昌之奸，任之必误国，言甚激切。

…………

金人遂登城［8］，众皆披靡，四壁兵皆溃。金人入南薰诸门，统制姚友仲死于乱兵。四壁守御使刘延庆夺门出奔，为追骑所杀。宦者黄经自赴火死。统制何庆言、陈克礼、中书舍人高振力战，与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破。帝恸哭曰：“朕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

…………

丙寅，金主诏废帝及上皇为庶人。萧庆促帝易服。从臣震惧，不知所为，李若水独持帝曰：“陛下不可易服！”金人曳之去，若水大呼曰：“若辈不得无礼！”因加丑诋，金人击之破面，气结仆地，良久乃苏。

…………

邦昌见百官称予［9］，手诏曰手书。虽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号。权佥书枢密院事吕好问所行文书，独称靖康二年。百官犹未以帝礼事邦昌，唯时雍每言事，称“臣启陛下”。又劝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见金使，好问争之，乃止。时雍复议肆赦，好问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将谁赦邪！”乃但赦城中，而选郎官为四方密谕使。

庚子，金人复来取宗室，徐秉哲令坊巷五家为保，毋得藏匿，凡三千余人，悉令押赴军前，衣袂连属而往。济王夫人曹氏，避难它出，捕而拘之柜中，舁以出城。开封府捉事使臣窦鉴曰：“生为大宋之臣，何忍以大宋宗族交与敌人！”自缢而死。

乙巳，张邦昌往青城见二帅致谢，且面议七事：一、乞不毁赵氏陵庙；二、乞免取金帛；三、乞存留楼橹；四、乞俟江宁府修缮毕，三年内迁都；五、乞五日班师；六、乞以帝为号，称大楚帝；七、乞借金银犒赏；皆许之。又请归冯澥、曹辅、路允迪、孙觌、张澂、谭世、汪藻、康执权、元可当、沈晦、黄夏卿、邓肃、郭仲荀、太学、六局官、秘书省官，亦从之。唯何、孙傅、张叔夜、秦桧、司马朴等，令举家北迁。

癸丑，金人归冯澥等，且令权止根括金帛［10］。

丁巳，张邦昌率百官诣南薰门、五岳观内，望军前遥辞二帝。邦昌哭，百官军民皆哭，有号绝不能止者。

是日，金帅宗望退师，道君皇帝北迁，宁德皇后及诸亲王、妃嫔以下，以牛车数百乘由滑州进发，行皆生路，无人迹，至真定府，乃入城。

戊午，金兵下城，尽逐南师，分四壁屯守。张邦昌诣金营辞，服赭袍，张红伞，所过起居并如常仪，从行者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

夏，四月，庚申朔，金帅宗翰退师，帝北迁，皇后、皇太子皆行，由郑州路进发，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帝在军中，顶青氈笠，乘马，后有监军随之，自郑门而北，每过一城，辄掩面号泣。

【注　释】

［1］　道君：指宋徽宗，在位时崇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1125年，金军南下，慌忙传位于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

［2］　吴敏：李纲好友，曾任给事中，听从李纲建议，劝徽宗禅位监国。李纲：宋邵武人。金军南下时上疏请徽宗禅位太子，号召天下。钦宗即位后，任兵部侍郎，坚决主战。以尚书右丞为亲征行营使，积极备战，逼使金军撤退。在职七十五日，被解职。后任湖光宣抚使等。

［3］　肃邸：指当时正在金营为人质的肃王赵枢。

［4］　耿南仲：宋开封人。钦宗即位后，任尚书左丞、门下侍郎，力主割地求和，每与李纲相违。

［5］　姚古、种师中败溃：姚古时为河东制置使，种师中为副使，与金人战，兵败。

［6］　种师道：种师中之兄。金兵南下时，为京畿、河北制置使，宋金议和后，曾建议待敌粮尽北还渡河时追歼之，未被采纳。

［7］　杜邮：战国秦邮亭。《史记·白起传》：秦昭襄王遣白起不得留咸阳，白起“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

［8］　金人遂登城：1126年八月，金人再次南犯，攻陷开封，掳走徽、钦二宗。

［9］　邦昌：即张邦昌。钦宗时为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金兵犯开封，与康王质于金，割地请和。靖康初，金兵攻陷开封，册立其为帝，国号“大楚”。

［10］　根括：彻底搜刮。

【延伸阅读】

宋金和议

金兵进围汴梁后，康王赵构奉命召集援军。但是北宋推行守内虚外、偃武修文的国策百余年，地方上本无可用之兵。宋徽宗、钦宗被掳北去后，赵构在士大夫的支持下登基，在江北建立了漂浮不定的临时朝廷，赵构就是宋高宗。金兵南下后，高宗被迫走避江南，其间不得不乘船泛海远避金兵兵锋。金兵撤退后，高宗返回江南，开始着手恢复残破的局面。

金兵南下无功而返，遂致力经营河南、山东地区，伺机而动。南宋统治的南方地区则骚乱不断，溃散的军人、游民结为武装集团，四处游荡。新朝廷不得不依靠几支残破的军队，应付金兵进逼和地方骚乱的双重危机。高宗企图与金和议，但是金国一时尚无意与这个虚弱的朝廷和谈。仅仅由于金国国内意见不一，高宗才得到喘息的机会。其后，他以优裕的条件笼络、招抚溃军、流民，使其稍受朝廷节制。经过几年的经营，南宋立足渐稳，与金国交战也互有胜负。高宗利用这一来之不易的微弱胜利，与金达成“绍兴和议”，承认金国对淮河以北的占领。

宋、金国内对和议不满者，所在多是。对和议问题的争论，与南宋朝野的政治认同、派别争斗、人事纠葛交织在一起，朋党斗争因此愈演愈烈。金国内部对和议的争执，则引发了贵族集团的谋杀、叛乱和政变。高宗在位后期，尽管企图改变宋金关系，收复部分故地，却依旧不愿大动干戈，不愿使和议破裂。孝宗继位后放弃高宗谨慎的策略，发动大规模的北伐，结果战败。但此时南宋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已经足以自守，并渐渐在宋金对峙中占据上风。

叶适与道学

（元）脱脱等

【导　读】

本文选自《宋史》卷四三四《叶适传》。

高宗、孝宗两朝的政治争执、人事纠纷深深地波及当时士人的思潮。后来颇受敬重或非议的学者，此时无一不涉足其中。高宗既主和议，对清议主战的道学派自然缺乏好感。企图建功立业的孝宗对清谈的道学士大夫也十分厌恶。但是道学派在朝野依然颇有势力，并且往往与执政大臣交接。执政大臣也往往愿意援用其来打击政敌，这是道学派的雏形。光宗嗣位后，宗室赵汝愚进拜执政。赵汝愚与道学派的敌人结怨，故而执政后大量进用道学派。失势的道学派纷纷进入朝廷，但也因此深深地卷入了朝廷党争。

孝宗去世后，光宗因为与孝宗不和，不愿为之主丧。孝宗丧礼无法举行，朝野议论纷纷。赵汝愚联合外戚韩侂胄，以高宗皇后名义迫使光宗禅位于宁宗。政变成功后，赵汝愚以定策之功，独揽大权。道学派追随赵汝愚之后，其同仁遍布朝野要津。道学派推崇的朱熹也被召入朝廷，任宁宗的讲习。

但赵汝愚专权、排斥异己的举动引起了韩侂胄的不满。道学派遍布朝野，招致许多士大夫的厌恶和反感。与皇室联系密切的韩侂胄联合不满赵汝愚的反对势力，迫使朱熹去职。不久，赵汝愚也被罢免相位，追随其后的道学派士大夫纷纷被贬出朝廷。得势的反对派更将道学派定为“伪学”、“逆党”，禁锢将近十年之久。

叶适早年受教于道学学者吕祖谦，故而与道学派交好。他入仕后积极参与道学派的政治活动，在赵汝愚罢相时一同被贬。但是韩侂胄北伐时，有志规复失地的叶适被起用，在前线效力。韩侂胄北伐不利，金兵一度进逼建康，叶适在前线组织抵抗，亲历了战事。韩侂胄在宫廷政变中被杀，叶适等支持北伐的士大夫被贬。谋杀韩侂胄的史弥远为巩固地位，重新进用道学派。道学派对史弥远颇有非议，却没有因此拒绝史弥远的笼络。在政治上失势的叶适，与在朝的道学派逐渐分道扬镳。他晚年冷静地反省道学派的得失，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

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为文藻思英发。擢淳熙五年进士第二人［1］，授平江节度推官［2］。丁母忧。改武昌军节度判官。少保史浩荐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士多从之游。参知政事龚茂良复荐之，召为太学正［3］。

迁博士，因论对，奏曰：“人臣之义，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4］，故疆之半未复，而言者以为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然机自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非真难真不可也，正以我自为难，自为不可耳。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者于此二十六年。积今之所谓难者阴沮之，所谓不可者默制之也。盖其难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仇而广兼爱之义，自为虚弱。此国是之难一也。国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论亦然。为奇谋秘画者止于乘机待时，忠义决策者止于亲征迁都，深沉虑远者止于固本自治，此议论之难二也。环视诸臣，迭进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论议者谁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励期望者谁乎？此人才之难三也。论者徒鉴五代之致乱，而不思靖康之得祸。今循守旧模，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则形势乖阻，诚无展足之地。若顺时增损，则其所更张动摇，关系至重。此法度之难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读未竟，帝蹙额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谁克任此，惟与卿言之耳。”及再读，帝惨然久之。

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5］。尝荐陈傅良等三十四人于丞相，后皆召用，时称得人。会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职，为侍郎林栗所劾。适上疏争曰：“栗劾熹罪无一实者，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利害所系不独熹。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者，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以为善为玷阙，以好学为己愆［6］，相与指目，使不得进。于是贤士惴栗，中材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栗为侍从，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而更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祸，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横，以扶善类。”疏入不报。

光宗嗣位［7］，由秘书郎出知蕲州。入为尚书左选郎官。是时，帝以疾不朝重华宫者七月，事无巨细皆废不行。适见上力言：“父子亲爱出于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岂有事实？若因是而定省废于上，号令愆于下，人情离阻，其能久乎！”既而帝两诣重华宫，都人欢悦。适复奏：“自今宜于过宫之日，令宰执、侍从先诣起居。异时两宫圣意有难言者，自可因此传致，则责任有归。不可复使近习小人增损语言，以生疑惑。”不报。而事复浸异，中外汹汹。

及孝宗不豫，群臣至号泣攀裾以请，帝竟不往。适责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见，当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轻议君父可乎？”未几，孝宗崩，光宗不能执丧。军士籍籍有语，变且不测。适又告正曰：“上疾而不执丧，将何辞以谢天下？今嘉王长，若预建参决，则疑谤释矣。”宰执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为皇太子，帝许之。俄得御批，有“历事岁久，念欲退闲”之语，正惧而去，人心愈摇。知枢密院赵汝愚忧危不知所出，适告知阁门事蔡必胜曰：“国事至此，子为近臣，庸坐视乎？”蔡许诺，与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阁门事韩侂胄三人定计［8］。侂胄，太皇太后甥也。会慈福宫提点张宗尹过侂胄，侂胄觇其意以告必胜。适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请必胜议事，遂遣侂胄因张宗尹、关礼以内禅议奏太皇太后，且请垂帘，许之，计遂定。翌日禫祭［9］，太皇太后临朝，嘉王即皇帝位，亲行祭礼，百官班贺，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与适裁定，临期取以授仪曹郎，人始知其预议焉。迁国子司业。

汝愚既相，赏功将及适，适曰：“国危效忠，职也。适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迁秩不满望怨汝愚。适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汝愚不从。适叹曰：“祸自此始矣！”遂力求补外。除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及汝愚贬衡阳，而适亦为御史胡弦所劾，降两官罢，主管冲佑观，差知衢州，辞。

起为湖南转运判官，迁知泉州。召入对，言于宁宗曰：“陛下初嗣大宝，臣尝申绎《卷阿》之义为献。天启圣明，销磨党偏，人才庶几复合。然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己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帝嘉纳之。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者，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其后侂胄亦悔，故适奏及之，且荐楼钥、丘崈、黄度三人，悉与郡。自是禁网渐解矣。

除权兵部侍郎，以父忧去。服除，召至。时有劝侂胄立盖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将启兵端。适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强者兴。陛下申命大臣，先虑预算，思报积耻，规恢祖业，盖欲改弱以就强矣。窃谓必先审知强弱之势而定其论，论定然后修实政，行实德，弱可变而为强，非有难也。今欲改弱以就强，为问罪骤兴之举，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今或谓金已衰弱，姑开先衅，不惧后艰，求宣和之所不能，为绍兴之所不敢［10］，此至险至危事也。且所谓实政者，当经营濒淮沿汉诸郡，各为处所，牢实自守。敌兵至则阻于坚城，彼此策应，而后进取之计可言。至于四处御前大军，练之使足以制敌，小大之臣，试之使足以立事，皆实政也。所谓实德者，当今赋税虽重而国愈贫，如和买、折帛之类，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况欲规恢，宜有恩泽。乞诏有司，审度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之额，定所出之费。既修实政于上，又行实德于下。此其所以能屡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也。”

除权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诏以动中外，改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以疾力辞兼职。会诏诸将四路出师，适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听。未几，诸军皆败，侂胄惧，以丘崈为江、淮宣抚使；除适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适谓三国孙氏尝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来始失之，建炎、绍兴未暇寻绎。乃请于朝，乞节制江北诸州。

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骑举旗若将渡者，淮民仓皇争斫舟缆，覆溺者众，建康震动。适谓人心一摇，不可复制，惟劫寨南人所长，乃募市井悍少并帐下愿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将徐纬统以往。夜过半，遇金人，蔽茅苇中射之，应弦而倒；矢尽，挥刀以前，金人皆错愕不进。黎明，知我军寡来追，则已在舟中矣。复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敌营，得其俘馘以归。金解和州围，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贤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时羽檄旁午［11］，而适治事如平时，军需皆从官给，民以不扰。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给钱饷米，其来如归。兵退，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坞之议。

初，淮民被兵惊散，日不自保。适遂于墟落数十里内，依山水险要为堡坞，使复业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处。又度沿江地创三大堡：石跋则屏蔽采石，定山则屏蔽靖安，瓜步则屏蔽东阳、下蜀。西护历阳，东连仪真，缓急应援，首尾联络，东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为率，教之习射。无事则戍，以五百人一将；有警则增募新兵及抽摘诸州禁军二千人，并堡坞内居民，通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于每岁防秋，别募死士千人，以为劫寨焚粮之用。因言堡坞之成有四利，大要谓：“敌在北岸，共长江之险，而我有堡坞以为声援，则敌不敢窥江，而士气自倍，战舰亦可以策勋。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坞全力助其袭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后，制胜必矣。此所谓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渐归。而侂胄适诛，中丞雷孝友劾适附侂胄用兵，遂夺职。自后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赠光禄大夫，谥文定。

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方侂胄之欲开兵端也，以适每有大仇未复之言重之，而适自召还，每奏疏必言当审而后发，且力辞草诏。第出师之时，适能极力谏止，晓以利害祸福，则侂胄必不妄为，可免南北生灵之祸，议者不能不为之叹息焉。

【注　释】

［1］　淳熙：宋孝宗年号，1174-1189年。

［2］　节度推官：唐末、五代为藩镇幕府职官，多由藩镇自辟置。宋代改由朝廷除授，选士人充任，用为选人阶官，后改为文林郎。

［3］　太学正：宋代太学学官及职事官，掌学规、训导。

［4］　二陵之仇：亦即靖康耻，徽宗、钦宗被掳。

［5］　太常博士：掌议定礼仪及谥号、谥文。实录院：官署，负责修撰皇帝实录。

［6］　己愆：自己的罪过。

［7］　光宗：宋光宗，宋孝宗第二子，1189-1194年在位。1189年孝宗禅位于他。因请立皇子赵扩为太子未获允许，疑心孝宗有废立意，从此疏远孝宗。孝宗死后，称疾不出执丧，朝中震动。太皇太后吴氏依赵汝愚等所请，奉赵扩即位，他被尊为太上皇。

［8］　韩侂胄：北宋名臣韩琦曾孙，母为高宗吴皇后之妹，又娶吴皇后侄女。因策立宁宗有功，累拜至太傅、太师。排斥宰相赵汝愚去位，贬逐朱熹等，斥理学为“伪学”。1206年，追封岳飞为鄂王，夺秦桧王爵，出兵北伐，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用。北伐失利后，吏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杀之，函其首送金乞和。

［9］　禫祭：除丧服之祭。

［10］　宣和：宋徽宗年号，1119-1125年。绍兴：宋高宗年号，1131-1162年。

［11］　旁午：交错、纷繁。

【延伸阅读】

朱熹、陈亮辩论王霸义利

靖康之乱后，中原地区被金国占领，北宋海内一统的希望破灭。宋室南渡，沦为偏安一隅的弱国，在南方苦苦撑持。朝野上下颇有收复故地、报仇雪恨的议论。士大夫的笔记、诗词也不时流露故国沦陷的伤痛。但是迫于形势，南宋君臣不得不接受偏安甚至附庸的地位。此情此景，无疑颇令时人感到屈辱。

在南宋境内，源自洛学的道学渐渐兴盛起来。洛学是宋学的一支，源自二程兄弟。但是北宋后期，王安石新学一家独大，洛学自然少有人问津。在反对新学的诸多学派之中，洛学的影响十分微弱，往往被视为学理上的孤独探求。后来南宋士大夫反思靖康之乱，往往将其归咎于王安石新法。故而南宋朝廷放弃独尊新学的政策，在科举取士时采取诸学派兼收并蓄的立场。其中洛学经过吕祖谦、朱熹等人的发扬，影响逐渐遍及朝野。

道学相信文明诞生以来的历史是渐渐衰退、败坏的。传说之中的上古三代被认为是理想的年代，那时有着纯洁的道德、理想和“王道”政治。但是三代以降，随着道德的败坏，黑暗年代迅速降临。在黑暗年代，流行的“霸道”政治以人类的私欲为前提，毫无可取之处。春秋之后的诸王朝中，汉、唐最为强盛。但是在道学的视野中，这些帝国愈是强盛，其“霸道”的痕迹就愈是明显，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愈是低下。

但许多学者对这种叙述颇有异议，与朱熹相识的陈亮宁愿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陈亮承认“三代”的“王道”是令人向往的理想政治。但他认为汉、唐仅仅是不完美的“三代”，“霸道”与“王道”并非泾渭分明，私欲与正义也可并行不悖。陈亮坦言他羡慕汉、唐的成就，这其实也是一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北宋君臣的理想。

朱熹与陈亮往来论辩，但是最终无法互相说服。这就是古代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事实上，道学新颖而执拗的历史观里交织着这个学派对道德的诉求。道学家相信坚持内心的正义是实现理想政治的唯一途径。对于偏安的南宋士民而言，内心的正义足以保证政治的正统地位，亦不失为一种应景的想法。

蒙古崛起

（明）宋濂等

【导　读】

本文选自《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12世纪，中亚草原上栖居着众多游牧部落，彼此之间争战不息。至13世纪，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建立草原国家。以后的继位者继承其事业，建立起横跨亚欧大陆的草原帝国。因此，铁木真及其家族在历史上号称“世界的征服者”。

铁木真家族的事业可以追溯到其祖先合不勒汗。12世纪上半叶，合不勒被推举为部落军事首领。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是合不勒的后裔，在蒙古诸部中颇具声望，自己也拥有一些部民。铁木真幼年时，也速该在部族冲突中被宿仇塔塔儿人毒死。遭此变故，近亲和部民相继离去。铁木真一家自此备尝艰辛。

铁木真年长后，与弘吉剌部联姻，此后又获得克烈部的支持。在克烈部首领王罕的庇护下，铁木真收集离散的部落，渐渐恢复元气。王罕、铁木真联军相继击败蔑儿乞、塔塔儿等部落。铁木真不断兼并溃散的部落，羽翼渐丰。在此期间，铁木真建立起自己的扈从队，这是日后蒙古帝国军队和官员的核心。

铁木真实力渐增，与从前的盟友相处不洽，乃至彼此反目成仇。在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后，铁木真降服了所有的反抗者。消灭乃蛮部后，蒙古诸部以传统形式集会，推举铁木真为蒙古诸部的首领，称“成吉思汗”。

经过几代人的征服，蒙古帝国囊括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地区，而它们恰是当时世界上最鼎盛的几种文明。13世纪时，中亚地区是各种文明交汇的孔道，受此熏陶，蒙古帝国得以发展出别具一格的混合政治。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混合政治将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活力。

初，烈祖征塔塔儿部［1］，获其部长铁木真。宣懿太后月伦适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异之，因以所获铁木真名之，志武功也。

族人泰赤乌部旧与烈祖相善，后因塔儿不台用事，遂生嫌隙，绝不与通。及烈祖崩，帝方幼冲，部众多归泰赤乌。近侍有脱端火儿真者亦将叛，帝自泣留之。脱端曰：“深池已干矣，坚石已碎矣，留复何为！”竟帅众驰去。宣懿太后怒其弱己也，麾旗将兵，躬自追叛者，驱其太半而还。

时帝麾下搠只别居萨里河［2］。札木合部人秃台察儿居玉律哥泉［3］，时欲相侵凌，掠萨里河牧马以去。搠只麾左右匿群马中，射杀之。札木合以为怨，遂与泰赤乌诸部合谋，以众三万来战。帝时驻军答阑版朱思之野，闻变，大集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已而札木合至，帝与大战，破走之。

当是时，诸部之中，唯泰赤乌地广民众，号为最强。其族照烈部，与帝所居相近。帝尝出猎，偶与照烈猎骑相属，帝谓之曰：“今夕可同宿乎？”照烈曰：“同宿固所愿，但从者四百，因糗粮不具，已遣半还矣，今将奈何？”帝固邀与宿，凡其留者，悉饮食之。明日再合围，帝使左右驱兽向照烈，照烈得多获以归。其众感之，私相语曰：“泰赤乌与我虽兄弟，常攘我车马，夺我饮食，无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铁木真太子乎？”照烈之长玉律，时为泰赤乌所虐，不能堪，遂与塔海答鲁领所部来归，将杀泰赤乌以自效。帝曰：“我方熟寐，幸汝觉我，自今车辙人迹之途，当尽夺以与汝矣。”已而二人不能践其言，复叛去。塔海答鲁至中路，为泰赤乌部人所杀，照烈部遂亡。

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人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干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剌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

…………

会乃蛮部长不欲鲁罕不服，帝复与汪罕征之［4］。至黑辛八石之野，遇其前锋也的脱孛鲁者，领百骑来战，见军势渐逼，走据高山，其马鞍转坠，擒之。曾未几何，帝复与乃蛮骁将曲薛吾撒八剌二人遇，会日暮，各还营垒，约明日战。是夜，汪罕多燃火营中，示人不疑，潜移部众于别所。及旦，帝始知之，因颇疑其有异志，退师萨里河。既而汪罕亦还至土兀剌河，汪罕子亦剌合及札阿绀孛来会。曲薛吾等察知之，乘其不备，袭虏其部众于道。亦剌合奔告汪罕，汪罕命亦剌合与卜鲁忽共追之，且遣使来曰：“乃蛮不道，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将，能假我以雪耻乎？”帝顿释前憾，遂遣博尔术、木华黎、博罗浑、赤老温四人，帅师以往。师未至，亦剌合已追及曲薛吾，与之战，大败，卜鲁忽成擒。流矢中亦剌合马胯，几为所获。须臾四将至，击乃蛮走，尽夺所掠归汪罕。已而与皇弟哈撒儿再伐乃蛮，拒斗于忽阑盏侧山，大败之，尽杀其诸将族众，积尸以为京观。乃蛮之势遂弱。

时泰赤乌犹强，帝会汪罕于萨里河，与泰赤乌部长沆忽等大战斡难河上，败走之，斩获无算。

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鲁班部、塔塔儿部、弘吉剌部闻乃蛮、泰赤乌败，皆畏威不自安，会于阿雷泉，斩白马为誓，欲袭帝及汪罕。弘吉剌部长迭夷恐事不成，潜遣人告变。帝与汪罕自虎图泽逆战于盃亦烈川，又大败之。

…………

岁甲子［5］，帝大会于帖麦该川，议伐乃蛮。群臣以方春马瘦，宜俟秋高为言。皇弟斡赤斤曰：“事所当为，断之在早，何可以马瘦为辞。”别里古台亦曰：“乃蛮欲夺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辈义当同死。彼恃其国大而言夸，苟乘其不备而攻之，功当可成也。”帝悦，曰：“以此众战，何忧不胜。”遂进兵伐乃蛮，驻兵于建忒该山，先遣虎必来、哲别二人为前锋。太阳罕至自按台［6］，营于沆海山，与蔑里乞部长脱脱、克烈部长阿怜太石、猥剌部长忽都花别吉，暨秃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诸部合，兵势颇盛。时我队中羸马有惊入乃蛮营中者，太阳罕见之，与众谋曰：“蒙古之马瘦弱如此，今当诱其深入，然后战而擒之。”其将火力速八赤对曰：“先王战伐，勇进不回，马尾人背，不使敌人见之。今为此迁延之计，得非心中有所惧乎？苟惧之，何不令后妃来统军也。”太阳罕怒，即跃马索战。帝以哈撒儿主中军。时札木合从太阳罕来，见帝军容整肃，谓左右曰：“乃蛮初举兵，视蒙古军若羔儿［7］，意谓蹄皮亦不留。今吾观其气势，殆非往时矣。”遂引所部兵遁去。是日，帝与乃蛮军大战至晡，禽杀太阳罕。诸部军一时皆溃，夜走绝险，坠崖死者不可胜计。明日，余众悉降。于是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四部亦来降。

已而复征蔑里乞部。其长脱脱奔太阳罕之兄卜欲鲁罕；其属带儿兀孙献女迎降，俄复叛去。帝至泰寒寨，遣孛罗欢、沈白二人领右军往平之。

岁乙丑，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

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游白旗［8］，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

【注　释】

［1］　烈祖：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追谥烈祖神元皇帝。塔塔儿：部落名。

［2］　搠只：人名，即搠只哈萨儿，成吉思汗之弟。

［3］　札木合：部落名。秃台察儿：人名。

［4］　汪罕：本名脱里，克列部首领。与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为结义兄弟。受乃蛮部攻击大败。后被成吉思汗收留，执子侄礼。与成吉思汗联兵攻乃蛮部，临敌之夜潜退。后谋袭成吉思汗，失败。1203年遭成吉思汗袭击，败逃。

［5］　甲子：即1204年。

［6］　太阳罕：乃蛮部首领。见成吉思汗灭克烈部后声势日盛，遂率兵攻打，兵败被擒。按台：地名。

［7］　羔儿：小羊羔。

［8］　元年：即1206年。九游：游同“旄”，牦牛尾，多用作旗杆装饰。

【延伸阅读】

蒙古帝国的史料

蒙古帝国极盛时，领地遍及亚洲和欧洲，其触角甚至一度逼近非洲。在蒙古帝国因为争权、内战而分裂为若干汗国后，征服者渐渐在领地上定居下来，成为本地的领主和君王。中国、波斯、印度诸蒙古宫廷的史官著述，都不同程度地追述了蒙古帝国的早期历史。

明朝官修的《元史》，对蒙古的早期历史所记多有不全，而且往往以草原传说附会中原历史。这一欠缺在汉文史料中长期存在，直到《蒙古秘史》的发现和研究。《蒙古秘史》源自蒙古成吉思汗家族的家谱和家史，长期仅为皇室保存和阅读，故而流传不广。蒙古政权退出中原后，《蒙古秘史》被明朝缴获。明朝与北元对峙，故以《蒙古秘史》作为研究蒙古的语言和情报书籍，将其翻译成汉语。后来，《蒙古秘史》的原文本遗失，唯有汉文译本少量传世，而知者寥寥。

蒙古帝国的影响一度遍及三大洲，深深扰动了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但若干世纪来，学者一直苦于原始文献的匮乏，无法触及这个帝国的真实面貌。19世纪中叶，俄国学者将《蒙古秘史》翻译成西文，为规制恢弘的“蒙古学”开启了门扉。此后，世界各国的学者一直致力于此，期望从中发现蒙古帝国的源起、风俗、历史和制度。20世纪初，在西方蒙古学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发掘、整理了许多有关蒙古帝国的汉文典籍，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蒙古帝国的一支后来建立了波斯汗国，因此波斯史料保存了许多不见于别处的记载。世代供职于蒙古宫廷的高级官员拉施特，依靠接触到的蒙古史料，撰写了《史集》。《史集》引用的部分材料可以与流传的汉文材料吻合，证明这两种著作的可信性。另一位为蒙古人服务的官员志费尼撰写了《世界征服者史》，其中较好地记载了蒙古汗国的行政措施。

蒙古全盛时，与亚洲、欧洲各国通使往来。南宋遣往蒙古的使者撰有《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等。道士丘处机曾被成吉思汗召往蒙古，随行的弟子李志常撰写了《西游记》。欧洲教会派往蒙古的使者，自然更关心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同时，当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对蒙古的征服深感不安，因此教会使者对蒙古的军事组织、战术和武器也多有关注。

耶律楚材推行汉化

（明）宋濂等

【导　读】

本文选自《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是最早接受汉文化的契丹贵族之一。尽管生活在契丹部落中，耶律倍却可以用汉文熟练写作。此外，他还学习了10世纪中原贵族的各种才艺，如音乐、医学、占卜、绘画，等等。渤海国亡于契丹后，耶律倍被派为辽太祖的代理人，得心应手地治理这个汉化的地区。后来，这位多才多艺的王子在帝位继承问题上受到猜忌，死于流亡途中。但耶律倍的后裔中，涌现了许多汉化的学者，似乎暗示着家族的传统。辽亡金兴，耶律倍的后裔耶律履是金朝名学者，以文章见重于金皇室。

耶律履之子耶律楚材承袭家风，自幼好学，年长后入仕。然而此时的金朝已是日薄西山，时隔不久，就亡于蒙古和南宋的夹击。金亡后，耶律楚材被蒙古宫廷召为扈从，自此渐渐得到宫廷的青睐。

耶律楚材出入蒙古宫廷时，蒙古正逐次征讨中原地区。蒙古宫廷在新领地上设置军事附庸，努力将这些半独立的据点纳入铁木真的政治版图。对这种权宜之计的危险，耶律楚材深有体会。但改良这种变相的封国政治，却有着出人意料的困难。因为蒙古帝国疆域辽阔，与中亚草原相比，中原领地被视为帝国的边疆。毫无疑问，蒙古贵族对中原式的帝国观念十分陌生，他们将帝国视为每个家族皆可染指的禁脔。耶律楚材无力变更蒙古政治的传统，终其一生，他是以宫廷扈从的身份治理宫廷领地的。

耶律楚材去世后，蒙古帝国分裂为若干汗国。领有宋、金、西夏原有土地的忽必烈后来放弃了统一帝国的努力，满足于中原帝国皇帝的头衔。在元朝治下，耶律楚材的一些建议后来被付诸实施。忽必烈之后，元朝宫廷渐渐陷入贵族争权夺利的内乱中，失去了汉化的机会。元朝开国后一个世纪，蒙古人退回草原，重新开始他们先辈的生活，仿佛他们从来不曾领有中原一样。

耶律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1］。父履，以学行事金世宗，特见亲任，终尚书右丞。

楚材生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金制，宰相子例试补省掾。楚材欲试进士科，章宗诏如旧制。问以疑狱数事，时同试者十七人，楚材所对独优，遂辟为掾。后仕为开州同知。

贞祐二年，宣宗迁汴，完颜福兴行尚书事，留守燕，辟为左右司员外郎。太祖定燕［2］，闻其名，召见之。楚材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帝伟之，曰：“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对曰：“臣父祖尝委质事之，既为之臣，敢仇君耶！”帝重其言，处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图撒合里而不名，吾图撒合里，盖国语长髯人也。

…………

丙戌冬［3］，从下灵武，诸将争取子女金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帝自经营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长吏，生杀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货财，兼土田。燕蓟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尤贪暴，杀人盈市。楚材闻之泣下，即入奏，请禁州郡，非奉玺书，不得擅征发，囚当大辟者必待报，违者罪死，于是贪暴之风稍戢。燕多剧贼，未夕，辄曳牛车指富家，取其财物，不与则杀之。时睿宗以皇子监国［4］，事闻，遣中使偕楚材往穷治之。楚材询察得其姓名，皆留后亲属及势家子，尽捕下狱。其家赂中使，将缓之，楚材示以祸福，中使惧，从其言，狱具，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

己丑秋，太宗将即位［5］，宗亲咸会，议犹未决。时睿宗为太宗亲弟，故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睿宗曰：“事犹未集，别择日可乎？”楚材曰：“过是无吉日矣。”遂定策，立仪制，乃告亲王察合台曰：“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时朝集后期应死者众，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从之。

中原甫定，民多误触禁网，而国法无赦令。楚材议请肆宥，众以为迂，楚材独从容为帝言。诏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条便宜一十八事颁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帝悉从之，唯贡献一事不允，曰：“彼自愿馈献者，宜听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于此。”帝曰：“凡卿所奏，无不从者，卿不能从朕一事耶？”

…………

壬辰春，帝南征［6］，将涉河，诏逃难之民，来降者免死。或曰：“此辈急则降，缓则走，徒以资敌，不可宥。”楚材请制旗数百，以给降民，使归田里，全活甚众。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汴梁将下，大将速不台遣使来言：“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驰入奏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帝犹豫未决，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帝然之，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时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

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

…………

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

先是，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儿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为定制，民间所负者，官为代偿之。至一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庶政略备，民稍苏息焉。

…………

富人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楚材曰：“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奏罢之。常曰：“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为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论。后之负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与大臣酣饮，楚材屡谏，不听，乃持酒槽铁口进曰：“曲蘖能腐物，铁尚如此，况五脏乎！”帝悟，语近臣曰：“汝曹爱君忧国之心，岂有如吾图撒合里者耶？”赏以金帛，敕近臣日进酒三钟而止。

自庚寅定课税格，至甲午平河南，岁有增羡，至戊戌课银增至一百一十万两。译史安天合者，谄事镇海，首引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7］，又增至二百二十万两。楚材极力辨谏，至声色俱厉，言与涕俱。帝曰：“尔欲搏斗耶？”又曰：“尔欲为百姓哭耶？姑令试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叹息曰：“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

【注　释】

［1］　东丹：辽初所立附属国。

［2］　太祖：指元太祖成吉思汗。

［3］　丙戌：指1226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

［4］　睿宗：成吉思汗四子拖雷。

［5］　太宗：元太宗窝阔台，成吉思汗三子，1229年被推为成吉思汗的继任人。

［6］　帝南征：指南下伐金。

［7］　镇海：蒙古人，早年从成吉思汗征战，太宗时任中书右丞相。奥都剌合蛮：西域人，译史安天合荐之于镇海。

【延伸阅读】

东丹王耶律倍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太子耶律倍，是很早就汉化的契丹贵族。史载阿保机曾就祭祀问题咨询群臣，群臣都认为祭祀应尊佛。唯耶律倍以为孔子是中国圣人，万世师表，应以孔子为尊。阿保机十分欣赏他的建议，下令建孔子庙。

阿保机攻克渤海国后，认为汉化的渤海国与契丹政制、风俗不合，就将渤海立为东丹国，择专人治理。阿保机相中了汉化的太子，册封他为东丹国王，主持东丹国政。耶律倍治下的东丹国自建年号、政府，任用渤海旧臣，行政一如渤海旧制。耶律倍治理东丹时，与渤海遗民相处和睦，东丹政治也井井有条。

阿保机去世后，本应由耶律倍继位。但在契丹政治中颇有影响的皇太后，并不欣赏这位汉化的继承人。耶律倍被迫让位，由弟弟耶律德光继位。让位后的耶律倍遭到监视和软禁，遂渡海流亡到后唐。在后唐，耶律倍改汉名李赞华，曾任后唐节度使。此后，耶律倍与辽国皇室保持着良好关系，并不断通使往来。后来，后唐明宗养子李从珂自立为帝，石敬瑭发兵进攻洛阳，耶律倍在变乱中丧生。

耶律倍喜好藏书，对音律、医术、占卜等多有研究，善用汉文和契丹文写作。除此之外，耶律倍还是颇有天赋的画家，其作品被北宋宫廷收藏，一部分作品流传至今。耶律倍的长子耶律阮被其叔父辽太宗收养，在辽太宗去世后继位为帝，称辽世宗。

赵孟仕元

（明）宋濂等

【导　读】

本文选自《元史》卷一七二《赵孟传》。

宋代崇儒尚文，士大夫与皇室上下相习，文风之盛，自古未见。宋徽宗赵佶固然是亡国之君，但也是颇见功力的诗人、书法家和画家。宋代皇室好文的风习，自此亦可见一斑。

赵孟是赵宋宗室，宋太祖太子赵德芳的后裔。宋高宗无子嗣，帝位转入赵德芳一系，赵孟祖上遂历任南宋高官显宦。南宋亡后，赵孟度过了十余年的退隐生活，期间他是江南知名的文人。在南宋复国无望且元朝多次征聘的情形下，赵孟最后出仕元朝。

赵孟仕元大致在元世祖和元仁宗两朝，其余时间大多处在半退隐的状态中。元世祖爱重赵孟的才学，有意优容赵孟以笼络南宋士人，但无意在朝廷上推行汉化。在蒙古人的宫廷里，赵孟唯有屈居文学侍从的地位，甚至还常受蒙古贵族的非议。元世祖晚年逐渐怀疑、疏远汉族官员，赵孟的处境更不堪问。元仁宗继位后，意图推行汉化，元世祖一朝的汉族文人大多受到重用，赵孟晚年恰逢其会，最后在汉化的仁宗治下去世，幸运地避开了后来蒙古贵族对汉化的反动。

南宋遗民对赵孟身为赵宋宗室，却出仕元朝多有异词。赵孟自己也感觉到遗民议论的压力。元亡之后，对赵孟出仕元朝的责难更加激烈，甚至因此否定他在艺术上的修为。事实上，后一种责难应该归过于元朝汉化的失败。元朝汉化的努力几经波折，最后无果而终。因此在后人看来，赵孟的过错不仅是出仕异姓朝廷，更在于出仕少数民族统治的朝廷，这是双重的背叛。赵孟的遭遇以及世人对他的苛责，暗示着元朝统治者与汉族士人的微妙关系。大批士人游离于朝廷之外，心怀不满地注视着这个少数民族的王朝。一旦地方上小股的骚乱发展成起事后，被朝廷疏远的士人们将相继投身其中，这种离经叛道的反叛将因此发展成改朝换代的政治运动。

赵孟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

孟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年十四，用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1］，调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益自力于学。

至元二十三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得孟，以之入见。孟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顾之喜，使坐右丞叶李上［2］，或言孟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听。时方立尚书省，命孟草诏颁天下，帝览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诏集百官于刑部议法，众欲计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3］，孟曰：“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使民计钞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虽升降有时，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况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断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年少，初自南方来，讥国法不便，意颇不平，责孟曰：“今朝廷行至元钞，故犯法者以是计赃论罪，汝以为非，岂欲沮格至元钞耶［4］？”孟曰：“法者，人命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矣。孟奉诏与议，不敢不言。……公不揆于理，欲以势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议者难之。

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总天下诸驿［5］。时使客饮食之费，几十倍于前，吏无以供给，强取于民，不胜其扰，遂请于中书，增钞给之。至元钞法滞涩不能行，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驰驿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6］，凡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则径笞之。孟受命而行，比还，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为谴［7］。

…………

帝欲使孟与闻中书政事［8］，孟固辞，有旨令出入宫门无禁。每见，必从容语及治道，多所裨益。帝问：“汝赵太祖孙耶？太宗孙耶？”对曰：“臣太祖十一世孙。”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谢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自念，久在上侧，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时总管阙，孟独署府事，官事清简。有元掀儿者，役于盐场，不胜艰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尸，遂诬告同役者杀掀儿，既诬服。孟疑其冤，留弗决，逾月，掀儿自归，郡中称为神明。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素苛虐，以孟不能承顺其意，以事中之［9］，会修《世祖实录》，召孟还京师，乃解。久之，迁知汾州，未上，有旨书金字《藏经》，既成，除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迁泰州尹，未上。

至大三年，召至京师，以翰林侍读学士，与他学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拟进殿名，议不合，谒告去。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讲学士，迁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悦者间之，帝初若不闻者。又有上书言国史所载，不宜使孟与闻者，帝乃曰：“赵子昂，世祖皇帝所简拔，朕特优以礼貌，置于馆阁，典司述作，传之后世，此属呶呶何也！”俄赐钞五百锭，谓侍臣曰：“中书每称国用不足，必持而不与，其以普庆寺别贮钞给之［10］。”孟尝累月不至宫中，帝以问左右，皆谓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赐貂鼠裘。

初，孟以程钜夫荐，起家为郎，及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求致仕去，孟代之，先往拜其门，而后入院，时人以为衣冠盛事［11］。六年，得请南归。帝遣使赐衣币，趣之还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书《孝经》。二年，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岁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孟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前史官杨载称孟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

【注　释】

［1］　试中吏部铨法：通过了吏部选拔官员的考试。

［2］　右丞：官名。叶李：人名。

［3］　“众欲计至元”至此：意谓大家认为凡贪赃至元钞二百贯的，判死刑。至元钞，元朝发行的钞币。至元，年号。

［4］　岂欲沮格至元钞耶：意谓你想阻碍至元钞的发行吗？

［5］　诸驿：各处驿站。驿站负责为来往使者供应饮食费用。

［6］　行省丞相：元朝地方最高长官。慢令：轻慢钞法。

［7］　桑哥：人名。至元年间议行至元钞，官至右丞相，主张严刑峻法。后被劾处死。

［8］　中书：中书省，元朝最高行政机构。

［9］　以事中之：找借口对其进行中伤。

［10］　别贮钞：单独的储藏。

［11］　衣冠：士大夫的穿戴。此处借指士大夫。

【延伸阅读】

“华夷之辨”与“以夏变夷”

辽、金立国后，长期据有中国北方。与汉人混居既久，汉化自然水到渠成。相形之下，蒙古帝国的兴起与衰亡，可谓转瞬即逝，未能完成这一过渡。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时，蒙古人的政治、社会组织依然十分原始。与开化地区虽有偶然接触，却远未摆脱蒙昧。成吉思汗不得不依靠家族统治，以部落中传统的依附关系驾驭政府。因此不足为奇，蒙古政府仅仅是大汗家庭事务的延展，而政府官员也不过是大汗的家臣、侍从或者依附民。考虑到蒙古帝国后来统治的疆域之辽阔，成吉思汗原始的政府可谓一种奇迹。

蒙古部落的风俗和制度，也随着其军事胜利在中国扎根。宋元鼎革之际，中国士人最感痛心的是政治传统的变革。有宋一代，君王崇儒尚文，优容士人；朝野舆论激扬，政治相对开明。因此士人评议朝政得失，参与政治蔚然成风。在政治活动的刺激下，宋代文风极盛。宋人政治、哲学著作层出不穷，其见解大多源自平时的辩论和反思。

南宋亡后，士人有失落感是毋庸置疑的。元朝皇室和贵族难以理解中国士人的政治传统和理想，自然也无意为士人安排体面的地位。供职于元朝廷的士人对自己的处境始料未及，他们发现自己必须屈从于蒙古人的风俗，即自甘于依附者或者奴隶的地位。至于独立的理想、气节和操守，蒙古宫廷是决不会欣赏的。部分士人选择入仕蒙古宫廷，接受并不体面的地位，以便向蒙古人传授中国的政治、文化理想，践行“以夏变夷”的使命。但是蒙古宫廷施行汉化一波三折，“以夏变夷”的理想终于破灭。终元之世，“华夷之辨”与“以夏变夷”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一直考问着士人，成为他们面临的政治选择。

脱脱倡新政

（明）宋濂等

【导　读】

本文选自《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

忽必烈放弃了追求成吉思汗继位者的荣耀，转而满足于中原帝国皇帝的地位。他采用了中原的仪制，却对帝国的汉化半信半疑。忽必烈之后，皇帝、贵族以及汉族官员围绕帝位继承、财政、汉化等问题，争执日渐激烈，政治改良自然无从谈及。按照草原部落政治的传统，蒙古贵族将元王朝视为贵族共有的财产，肆无忌惮地参与帝位继承的争斗，元朝政局因此动荡不安。历次政治斗争加深了贵族之间的分裂，也促使他们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在王朝生死攸关之时投机取巧。

在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的贵族成为执政的权臣，得到推行己方政策以及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机会。元顺帝时的权臣脱脱，也许是元代诸多权臣中最有才华的一位。脱脱是元末权臣伯颜的侄儿，他早年接受汉化教育，对伯颜贬斥汉人、废除科举深为不满。在元顺帝的支持下，脱脱发动政变，废黜伯颜。脱脱执政后推行新政，恢复科举、登用儒士、大兴礼仪、减免赋税、改良吏治。元初以后，辽、金、宋三朝的国史编撰一直搁置，脱脱执政后，三史才最后修成。

14世纪中叶，中原地区灾害频发。黄河泛滥，灾民流离失所，税收也大为减少。在脱脱的倡议下，元朝廷大举治理黄河。白莲教徒借机举事，各地教徒、豪强、流民相继呼应。脱脱迅速行动，镇压了大部分的反抗活动，将残余者包围在高邮。此时宫廷中的密谋者促使皇帝相信大局已定，脱脱随后被皇帝抛弃，不久被宫廷中的密谋者所害。皇帝放逐权臣的举动，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失去强势的权臣后，皇帝无法节制贵族和军人的内讧，更遑论依靠他们挽救王朝。若干年之后，明军开始冒险向北方推进时，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已经在多年内讧后虚弱不堪，灰心丧气。

脱脱字大用，生而岐嶷［1］，异于常儿。及就学，请于其师浦江吴直方曰：“使脱脱终日危坐读书，不若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耳。”稍长，膂力过人，能挽弓一石。年十五，为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2］。天历元年［3］，袭授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4］。二年，入觐，文宗见之，悦曰：“此子后必可大用。”迁内宰司丞，兼前职。五月，命为府正司丞。至顺二年，授虎符、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元统二年，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职。五月，迁中政使。六月，迁同知枢密院事［5］。

至元元年，唐其势阴谋不轨［6］，事觉伏诛，其党答里及剌剌等称兵外应。脱脱选精锐与之战，尽禽以献。历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四年，进御史大夫，仍提调前职，大振纲纪，中外肃然。扈从上都还，至鸡鸣山之浑河，帝将畋于保安州，马蹶。脱脱谏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至于飞鹰走狗，非其事也。”帝纳其言，授金紫光禄大夫，兼绍熙宣抚使。

是时，其伯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既诛唐其势，益无所忌，擅爵人［7］，赦死罪，任邪佞，杀无辜，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钱帛听其出纳。帝积不能平。脱脱虽幼养于伯颜，常忧其败，私请于其父曰：“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其父以为然，复怀疑久未决。质之直方，直方曰：“《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但知忠于国家耳，余复何顾焉。”当是时，帝之左右前后皆伯颜所树亲党，独世杰班、阿鲁为帝腹心，日与之处。脱脱遂与二人深相结纳。而钱唐杨瑀尝事帝潜邸，为奎章阁广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论事，使瑀参焉。

五年秋，车驾留上都，伯颜时出赴应昌。脱脱与世杰班、阿鲁谋欲御之东门外，惧弗胜而止。会河南范孟矫杀省臣［8］，事连廉访使段辅，伯颜风台臣言汉人不可为廉访使。时别儿怯不花亦为御史大夫，畏人之议己，辞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颜促之急，监察御史以告脱脱。脱脱曰：“别儿怯不花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专邪？”别儿怯不花闻之惧，且将出。脱脱度不能遏，谋于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决不可废，盍先为上言之。”脱脱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脱脱言。伯颜知出于脱脱，大怒，言于帝曰：“脱脱虽臣之子，其心专佑汉人，必当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脱脱罪也。”及伯颜擅贬宣让、威顺二王，帝不胜其忿，决意逐之。一日，泣语脱脱，脱脱亦泣下，归与直方谋。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系，不可不密。议论之际，左右为谁？”曰：“阿鲁及脱脱木儿。”直方曰：“子之伯父，挟震主之威，此辈苟利富贵，其语一泄，则主危身戮矣。”脱脱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张乐，昼夜不令出。遂与世杰班、阿鲁议，候伯颜入朝禽之。戒卫士严宫门出入，螭坳悉为置兵。伯颜见之大惊，召脱脱责之。对曰：“天子所居，防御不得不尔。”伯颜遂疑脱脱，益增兵自卫。

六年二月，伯颜请太子燕帖古思猎于柳林。脱脱与世杰班、阿鲁合谋以所掌兵及宿卫士拒伯颜。戊戌，遂拘京城门钥，命所亲信列布城门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出五门听命。又召瑀及江西范汇入草诏，数伯颜罪状。诏成，夜已四鼓，命中书平章政事只儿瓦歹赍赴柳林。己亥，脱脱坐城门上，而伯颜亦遣骑士至城下问故。脱脱曰：“有旨逐丞相。”伯颜所领诸卫兵皆散，而伯颜遂南行。详见《伯颜传》中。事定，诏以马扎儿台为中书右丞相；脱脱知枢密院事，虎符，忠翊卫亲军都指挥使，提调武备寺、阿速卫千户所，兼绍熙等处军民宣抚都总使、宣忠兀罗思护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昭功万户府都总使。十月，马扎儿台移疾辞相位，诏以太师就第。

至正元年，遂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诏天下。脱脱乃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9］，复行太庙四时祭，雪郯王彻彻秃之冤，召还宣让、威顺二王，使居旧藩，以阿鲁图正亲王之位，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以劝讲，而脱脱实领经筵事。中外翕然称为贤相。二年五月，用参议孛罗帖木儿等言，于都城外开河置闸，放金口水，欲引通州船至丽正门，役丁夫数万，讫无成功。事见《河渠志》。

…………

十四年，张士诚据高邮［10］，屡招谕之不降。诏脱脱总制诸王诸省军讨之。黜陟予夺一切庶政，悉听便宜行事；省台院部诸司听选官属；从行禀受节制。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师次济宁，遣官诣阙里祀孔子，过邹县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邮。辛未至乙酉，连战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贼势大蹙。俄有诏罪其老师费财，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将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

先是，脱脱之西行也，别儿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屡言于帝，召还近地，脱脱深德之，至是引为中书右丞。而是时脱脱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参议中书省事［11］，平章以下见其议事莫敢异同，惟哈麻不为之下。汝中柏因谮之脱脱，改为宣政院使，位居第三，于是哈麻深衔之。哈麻尝与脱脱议授皇太子册宝礼，脱脱每言：“中宫有子将置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脱脱将出师也，以汝中柏为治书侍御史，使辅也先帖木儿居中。汝中柏恐哈麻必为后患，欲去之。脱脱犹豫未决，令与也先帖木儿谋。也先帖木儿以其有功于己，不从。哈麻知之，遂谮脱脱于皇太子及皇后奇氏。会也先帖木儿方移疾家居，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等承哈麻风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夺御史台印，出都门外听旨，以汪家奴为御史大夫；而脱脱亦有淮安之命。

十二月辛亥，诏至军中，参议龚伯遂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师时，尝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进讨可也。诏书且勿开，开则大事去矣。”脱脱曰：“天子诏我而我不从，是与天子抗也，君臣之义何在？”弗从。既听诏，脱脱顿首谢曰：“臣至愚，荷天子宠灵，委以军国重事，蚤夜战兢，惧弗能胜。一旦释此重负，上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兵甲及名马三千，分赐诸将，俾各帅所部以听月阔察儿、雪雪节制。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辈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宁死丞相前。”拔刀刎颈而死。初命脱脱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亦集乃路。

十五年三月，台臣犹以谪轻，列疏其兄弟之罪，于是诏流脱脱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流也先帖木儿于四川碉门。脱脱长子哈剌章，肃州安置；次子三宝奴，兰州安置。家产簿录入官。脱脱行至大理腾冲，知府高惠见脱脱，欲以女事之，许筑室一程外以居，虽有加害者可以无虞。脱脱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辞以绝之［12］。九月，遣官移置阿轻乞之地，高惠以脱脱前不受其女，故首发铁甲军围之。十二月己未，哈麻矫诏遣使鸩之，死，年四十二。讣闻中书，遣尚舍卿七十六至其地，易棺衣以殓。

【注　释】

［1］　岐嶷：指性格与众不同。

［2］　怯怜口：蒙古语，意为“家中儿郎”，为元朝皇室、贵族私属人员。怯薛：禁卫军。

［3］　天历元年：1328年。天历，元文宗年号，1328-1330年。

［4］　达鲁花赤：蒙古语，意为“镇守者”。汉译“宣差”。元朝官名。

［5］　同知枢密院事：正二品，知枢密院的副职。

［6］　唐其势：元钦察人，官至左丞相。1335年，谋废顺帝，另立新君。事泄，领兵攻打宫阙，被右丞相伯颜捕杀。

［7］　擅爵人：随意封人官爵。

［8］　范孟：又作范孟端。1339年，托称使者，假传圣旨，杀河南行省官员。事前，曾拟请致仕在家的汉人、廉访使段辅权理省事。

［9］　复科举取士法：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伯颜曾废除科举。

［10］　张士诚：元泰州人，盐贩出身。1353年反元，长期割据东南，后降元，在与朱元璋攻战中被俘自杀。

［11］　左司：元中书省下属机构。郎中为其最高首领。中书省：在元为最高政务机构。

［12］　巽辞：恭顺的语言。

【延伸阅读】

王保保

元末红巾军起事后，元朝廷原先依赖的蒙古军队已经不济于事，故而诏准汉族豪强招揽的乡兵镇抚地方。李廷瑞（蒙古名察罕帖木儿）在河南沈丘起兵后，征战河南、河北，收复汴梁，击退刘福通，平定山东。李廷瑞围攻益都时，被降而复叛的红巾军将领杀死。元顺帝命李廷瑞的外甥、养子王保保（蒙古名扩廓帖木儿）统领其军。

王保保统军后，攻克益都，杀叛将复仇。平定山东、河南后，王保保成为元朝廷的重要屏障。但他平定北方后，未能乘势进击正在南方酣战的朱元璋和陈友谅。此时，元朝廷的内讧已经愈演愈烈，朝廷、地方军人之间互相攻伐，与李廷瑞同时应诏起兵的豪强军人也与王保保不睦。诸军互生嫌疑，遂自相残杀，元朝廷的态度也摇摆不定。明军北伐逼近大都时，元顺帝命王保保救援。但是顺帝随后弃城出逃，王保保救援不及，大都落于明军之手。王保保发动反击，初战获胜，但是在顺帝不合时宜的命令下，全军覆没。

王保保在塞外重整人马，多次重创明朝出塞的讨伐大军。自此明军放弃了对北元的主动攻势，以防御边境为重。王保保去世后，明朝的讨伐军再次出寨，彻底扫荡了北元的残余势力。

王保保是明朝的宿敌，北元退回塞外后，其国祚的延续多依赖王保保的辅佐，故而刘基认为“扩廓未可轻也”。朱元璋多次招降王保保而不果，不禁感叹其为“天下奇男子”。王保保是汉人后裔，却矢志尽忠蒙元，实为元、明易代史上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

理学开国

（清）张廷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安史之乱后，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日渐南移。两宋时期，东南大兴水利，农业日渐发达。两宋大兴科举、学校，东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兼具官宦、学者、士绅多种身份的士人阶层。有元一代，科举时兴时废，士人仕途艰难。但东南地区学脉不绝，尤以浙东地区为最。元末红巾军举事后，群雄并起，元朝在江南的统治名存实亡。浙东士人遂募集乡兵自保，并在地方上恢复了秩序。

朱元璋部渡江南下时，红巾军已经由盛转衰，不久陷入分裂。而经过红巾军的重创后，元朝的统治也已接近崩溃，不得不笼络大大小小反复无常的军阀，勉强维持统治。朱元璋攻占集庆后，在江南取得立足之地，避开了北方的纷乱。南下的朱元璋与长江中游的陈友谅和下游的方国珍对峙，存亡未卜。正是浙东士人的支持，为朱元璋改变命运提供了契机。

浙东士人大多坚持正统观念，对红巾军并无好感。但是朱元璋攻入浙东后，浙东士人已是别无选择。这些起初并不情愿的合作者，后来成为朱元璋得力的助手。浙东士人谙熟学术，兼具经世济用的传统。其中不少士人曾是元朝的官员，敏于行政事务，并不乏敏锐的政治远见。浙东士人为朱元璋恢复地方秩序，草创诸项制度，并参与拟定征伐群雄的计划。自此之后，原来流寓四方的朱元璋部在江南立足日稳，最后在内战中兼并群雄，开创了正统的新王朝。

刘基，字伯温，青田人［1］。曾祖濠，仕宋为翰林掌书。宋亡，邑子林融倡义旅。事败，元遣使簿录其党，多连染。使道宿濠家，濠醉使者而焚其庐，籍悉毁。使者计无所出，乃为更其籍，连染者皆得免。基幼颖异，其师郑复初谓其父爚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门矣。”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有廉直声。行省辟之，谢去。起为江浙儒学副提举，论御史失职，为台臣所阻，再投劾归。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称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

方国珍起海上［2］，掠郡县，有司不能制。行省复辟基为元帅府都事。基议筑庆元诸城以逼贼，国珍气沮。及左丞帖里帖木儿招谕国珍，基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国珍惧，厚赂基。基不受。国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贿用事者。遂诏抚国珍，授以官，而责基擅威福，羁管绍兴［3］，方氏遂愈横。亡何，山寇蜂起，行省复辟基剿捕，与行院判石抹宜孙守处州。经略使李国凤上其功，执政以方氏故抑之，授总管府判，不与兵事。基遂弃官还青田，著《郁离子》以见志。时避方氏者争依基，基稍为部署，寇不敢犯。

及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及宋濂等名，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既至，陈时务十八策。太祖大喜，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初，太祖以韩林儿称宋后［4］，遥奉之。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曰：“牧竖耳，奉之何为！”因见太祖，陈天命所在。太祖问征取计，基曰：“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太祖大悦曰：“先生有至计，勿惜尽言。”会陈友谅陷太平，谋东下，势张甚，诸将或议降，或议奔据钟山，基张目不言。太祖召入内，基奋曰：“主降及奔者，可斩也。”太祖曰：“先生计安出？”基曰：“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太祖用其策，诱友谅至，大破之，以克敌赏赏基。基辞。友谅兵复陷安庆，太祖欲自将讨之，以问基。基力赞，遂出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基请迳趋江州，捣友谅巢穴，遂悉军西上。友谅出不意，帅妻子奔武昌，江州降。其龙兴守将胡美遣子通款，请勿散其部曲。太祖有难色。基从后蹋胡床。太祖悟，许之。美降，江西诸郡皆下。

基丧母，值兵事未敢言，至是请还葬。会苗军反，杀金、处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浙东摇动。基至衢，为守将夏毅谕安诸属邑，复与平章邵荣等谋复处州，乱遂定。国珍素畏基，致书唁。基答书，宣示太祖威德，国珍遂入贡。太祖数以书即家访军国事，基条答悉中机宜。寻赴京，太祖方亲援安丰。基曰：“汉、吴伺隙［5］，未可动也。”不听。友谅闻之，乘间围洪都。太祖曰：“不听君言，几失计。”遂自将救洪都，与友谅大战鄱阳蝴，一日数十接。太祖坐胡床督战，基侍侧，忽跃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仓卒徙别舸，坐未定，飞炮击旧所御舟立碎。友谅乘高见之，大喜。而太祖舟更进，汉军皆失色。时湖中相持，三日未决，基请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犯日决胜，友谅走死。其后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

吴元年以基为太史令，上《戊申大统历》。荧惑守心［6］，请下诏罪己。大旱，请决滞狱。即命基平反，雨随注。因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太祖方欲刑人，基请其故，太祖语之以梦。基曰：“此得土得众之象，宜停刑以待。”后三日，海宁降。太祖喜，悉以囚付基纵之。寻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军卫法，初定处州税粮，视宋制亩加五合，惟青田命毋加，曰：“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帝幸汴梁，基与左丞相善长居守。基谓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令御史纠劾无所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皇太子置之法，人惮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抵罪，善长素昵之，请缓其狱。基不听，驰奏。报可。方祈雨，即斩之。由是与善长忤。帝归，愬基僇人坛下［7］，不敬。诸怨基者亦交谮之。会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8］，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胔骸暴露，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帝纳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会基有妻丧，遂请告归。时帝方营中都，又锐意灭扩廓［9］。基濒行，奏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轻也。”已而定西失利，扩廓竟走沙漠，迄为边患。其冬，帝手诏叙基勋伐，召赴京，赐赉甚厚，追赠基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

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10］。”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明年赐归老于乡。

帝尝手书问天象。基条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其韬迹如此，然究为惟庸所中。

初，基言瓯、括间有隙地曰谈洋，南抵闽界，为盐盗薮，方氏所由乱，请设巡检司守之。奸民弗便也。会茗洋逃军反，吏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琏奏其事，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挟前憾，使吏讦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未几，惟庸相，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璟曰：“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

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言导予。”顾帷幄语秘莫能详，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所著有《覆瓿集》、《犁眉公集》传于世。子琏、璟。

【注　释】

［1］　青田：今浙江青田县。

［2］　方国珍：元末以贩盐为业，1348年率众入海，打劫漕粮，进攻浙江沿海，后降朱元璋。

［3］　羁管：将有过错的人派往某地，由当地地方官看管的处置措施。

［4］　韩林儿：其父韩山童世传为宋徽宗八世孙，密谋起义，事泄被杀。红巾军首领刘福通奉其为帝，又号小明王。

［5］　汉、吴：分别为陈友谅、张士诚建立的政权。

［6］　荧惑守心：荧惑、心皆星宿名。意谓荧惑星占据了心宿的位置。

［7］　愬基僇人坛下：指责刘基在祁雨的祭坛下杀人。

［8］　物故：亡故。

［9］　扩廓：扩廓帖木儿，本汉人，即下文王保保。历任元中书平章政事、中书左丞相。1368年北逃大漠，时常骚扰明境。

［10］　惧其偾辕：恐怕他会把车辕折断。

【延伸阅读】

宋濂仕明

刘基的同乡宋濂幼年体弱多病，但是聪颖向学，自幼闻名乡里。浙东地区多名师宿儒，宋濂受此熏陶，年轻时以文章名重海内。刘基青年便中进士，后入地方政府奉职，在元末混乱的局势中，于政务、兵事多有留心。宋濂应试科举不利，后来元朝廷征召其为翰林编修。但宋濂对元末动荡的形势颇感不安，遂拒绝了元朝廷的征辟，隐居读书十年之久。在隐居的岁月里，宋濂积累了丰厚的学识，但在政务上的才学，依然颇为欠缺。

朱元璋攻掠浙江后，浙江文士大多在朱元璋的礼聘下出仕，宋濂也不例外。与稍后出仕的刘基不同，宋濂的职责多限于文学顾问。明初祭祀、朝会、律历、贡赏、嘉勉的礼仪、文辞多出于宋濂的手笔。此外，宋濂还是太子的教习，他为引导太子成为儒家的理想君主而不懈努力。

朱元璋称帝后，致力于扫荡元朝残余势力。除了军事上的攻势外，朱元璋还下令编修《元史》，以向天下士民宣布元朝的终结，断绝亲元士人的念想。编修《元史》既然被视为明朝廷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政治攻势，其修成的速度自然越快越好。在宋濂的主持下，不到一年就编成《元史》。其中宋濂提纲挈领的工作，对《元史》的修成贡献尤多。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元史》不免存在许多谬误，但是考虑到其成书时间之短，编成现在的水准，已经颇为不易。

宋濂晚年获罪于越来越多疑的朱元璋。他的儿子宋璲、孙子宋慎受胡惟庸案牵连被处死，更使宋濂的境遇雪上加霜。朱元璋下令将宋濂全家流放僻远之地，宋濂在长途跋涉途中去世。而在“靖难之役”后，宋濂的乡党、学生将遭遇更为残酷的命运。

置　相

（清）黄宗羲

【导　读】

本文选自《明夷待访录》。

红巾军举事以后，一直未能摆脱梦魇般的分裂、内讧和阴谋。朱元璋亲历了红巾军自始至终的兴衰，最后幸运地脱颖而出，兼并群雄。毫无疑问，这位出身草莽的君主对这段阴暗的岁月必定印象深刻。元明鼎革，朱元璋对红巾军时代的伙伴一直心怀疑忌。在巩固帝国的统治后，这位新兴的专制君主大肆清洗昔日的伙伴。此时，后者大多已经跻身为明朝的功勋贵族。

皇帝对于功勋贵族的优势毋庸置疑。明初以来，朝廷制度保证了皇帝的权威。浙东士人对明初制度草创贡献颇多，期望在新王朝中一展所学。但在朝廷中，他们尚处于边缘地位，因此愿意默认皇帝的计划。清洗威胁君主权威的功勋贵族后，朱元璋改组政府，废止了古代中国延续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代之以君主亲自节制的六部，并设立厂卫监视官员。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治，自此达到顶峰。

明代初年的君主亲历了王朝鼎革、帝位争夺的岁月，以意志坚强和处事果断著称。在多年的统治中，他们以严厉的督导维持政府运转。明中期以后，君主自幼在宫廷中生活，缺乏意志和毅力，无法驾驭高度集权的朝廷。士大夫一边抱怨朝廷的诸多弊端，一边消极地注视君主的困境。经过数百年毫无作为的努力，明代政息人亡了。帝国的末代君主发愤图强，却在束手无策中败亡，令后人嗟叹不已。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1］。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2］。”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摄卿，士之摄大夫耳。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而小儒遂河汉其摄位之事［3］；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绖之哀［4］，讲礼乐征伐之冶，君臣之义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绝矣。不幸国无长君，委之母后，为宰相者方避嫌而处，宁使其决裂败坏，贻笑千古，无乃视天子之位过高所致乎？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

或谓后之入阁办事［5］，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6］，可谓有其实乎？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7］。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阁下之贤者，尽其能事则曰法祖，亦非为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既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以塞宫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当，宫奴之黠者又复条举其疵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论荒矣。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其主［8］，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

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9］，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10］。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11］，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住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

宰相设政事堂，使新进士主之，或用待诏者［12］。唐张说为相，列五房于政事堂之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此其例也。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注　释】

［1］　高皇帝罢丞相：高皇帝指朱元璋。其在位期间，借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事，废除丞相。

［2］　“天子一位”至此：语见《孟子·万章下》。孟子将天子、君王列入等级之中，意谓天子、君主与其他人只有等级的差异，没有性质的区别。

［3］　河汉：即银河。原意用来指大而无当，此处引申为忽视前人摄位之事。

［4］　哭泣衰绖之哀：父母死，子女守丧之礼。衰绖，丧服。

［5］　入阁办事：明太祖废丞相以后，设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人多以为大学士相当于过去的宰相，黄宗羲不这样认为。

［6］　内授：指皇帝授意。

［7］　宫奴：宦官。

［8］　摩切其主：劝诫皇帝。

［9］　六科给事中：官名。助皇帝处理奏章，侍从讽谏。

［10］　批红：皇帝对百官奏章的批示。因用朱笔，故名。

［11］　票拟：明制，百官奏章先由内阁学士作出批示，书于票签，请皇帝定夺。

［12］　待诏：官名，取等待诏命之意，属候补性质。

【延伸阅读】

钱穆论皇权与相权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说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惟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

明代亡国以后，当时有两位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和此下中国政治的出路。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顾亭林，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大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他们两人的着眼点，一上一下，各有不同，……但我们若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两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郑和下西洋

（清）张廷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明史》卷三四《郑和传》。

很早以前，古代的航海者就开辟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间的航线。此后，商人、传道士、旅行家留下了南方航线的许多记载。宋元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印度的贸易十分兴盛，泉州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贸易枢纽。数百年间，大批华人逐渐定居东南亚。

朱棣以“靖难”之名，自北平起兵攻下南京，建文帝在兵乱之中不知所终。夺位自立的朱棣大肆清洗政治反对派，后来又发动对蒙古、安南的远征。这位篡位者企图以显赫的军事、政治胜利建立威望，从声势上制服政治反对派。出于同样的考虑，朱棣向南方派遣了庞大的武装船队。率领船队的郑和，因此成为航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郑和是朱棣的亲信宦官，他奉命完成了六次远航，在第七次航行途中去世。郑和航行持续了数十年，先后抵达今日的东南亚、印度、非洲东部海岸。这些航行并非是向未知海域的探险，而是沿着自古以来已经开拓的海域，进行政治、军事示威。一些士大夫反对郑和的远航，因为远航耗费甚大，除了满足皇帝的虚荣以及宫廷的挥霍外，其实无益于国计民生。郑和远航后，在官办朝贡贸易的打击下，中国向东南亚、印度的民间贸易逐渐衰落。与此同时，欧洲商人开辟了东方贸易的通道，逐渐后来居上。

更令朝廷士大夫失望的是宦官地位的提高以及宫廷对朝廷的排挤。郑和的浩大远征，暗示着君主专断的意志，让朝廷的士大夫处于十分难堪的地位。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1］，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2］，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3］。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4］，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和献所俘旧港酋长。帝大悦，爵赏有差。旧港者，故三佛齐国也，其酋陈祖义，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谕，祖义诈降，而潜谋邀劫。和大败其众，擒祖义，献俘，戮于都市。

六年九月再往锡兰山。国王亚烈苦柰儿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和觇贼大众既出，国内虚，率所统二千余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柰儿及其妻子官属。劫和舟者闻之，还自救，官军复大破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帝赦不诛，释归国。是时，交阯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5］，来者日多。

十年十一月复命和等往使，至苏门答剌。其前伪王子苏干剌者，方谋弑主自立，怒和赐不及己，率兵邀击官军。和力战，追擒之喃渤利，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还朝。帝大喜，赉诸将士有差。

十四年冬，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十九年春复往，明年八月还。二十二年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赍敕印往赐之。比还，而成祖已晏驾［6］。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诸军守备南京。南京设守备，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注　释】

［1］　燕王：即后来的明成祖朱棣。

［2］　惠帝：即建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1399年即位。靖难之役后，下落不明。

［3］　永乐三年：即1405年。

［4］　占城：今越南。

［5］　郡县其地：在其地设郡县。震詟：震惊，害怕。

［6］　晏驾：旧指君王去世。

【延伸阅读】

郑和下西洋的传奇

明朝的士大夫们将郑和下西洋视为君主炫耀武力、宫廷肆意挥霍的弊政。明清两代的舆论承袭了这种观点，是以《明史》记载郑和下西洋时不无微词。

清末，欧洲地理大发现的故事逐渐传入中国。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在此文中，梁启超从海洋探险的角度，重新叙述了郑和下西洋。他将郑和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欧洲航海家们相提并论，称赞郑和的成就有过之而无不及。梁启超的原意是提倡探险者的开拓勇气，鼓舞近代中国的国民舆论，为政治改良张本。梁启超的观点并非严肃的历史研究，却意外地感动了几代读者。

于谦保卫北京

（清）张廷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朱棣以“靖难”之名起兵，夺位自立。士大夫的反抗遭到残酷镇压，建文年间的文治一度岌岌可危。但对愿意合作的士大夫，朱棣十分优容，以此保证朝廷的文治传统。正是在士大夫的支持下，继位的宣宗镇压了一位企图重行“靖难”故事的皇子。宣宗时期，朝廷放弃了对蒙古、安南的开拓政策以及规模浩大的远洋航行。皇帝又减免宫廷开支，施行文官内阁制度。这一切，都意味着士大夫影响的日渐复苏。“土木之变”后力挽狂澜的于谦，就是在宣宗时期崭露头角的。

于谦在永乐年间中进士，在宣宗朝升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政绩卓著。北元灭亡后，蒙古诸部以瓦剌部最为强盛。宣宗去世后，英宗继位。瓦剌入袭，年轻的英宗决意效法太祖、成祖北征蒙古的故事，率大军北征。明军出师不利，在土木堡战败，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瓦剌挟持英宗，以为奇货可居，进兵北京。于谦坚持抵抗，拥立英宗之弟继位，是为景帝，以英宗太子为景帝的皇储。瓦剌见北京守备严密，无机可乘，遂退兵北去。

景帝时期，朝廷大臣多为英宗旧臣，朝野舆论也对景帝在位颇有疑虑。景帝同意了朝廷大臣迎回英宗的请求，勉强度过了一次政治危机。但景帝迎回英宗后，将其软禁，又改立皇储，企图父子相传。此举在士大夫眼中形同篡位，自然引起了激烈抗议。于谦被卷入残酷的继位斗争，处境十分艰难。他既受到正统派指责，又为景帝疏远。不久，景帝病重，一些政治投机者发动政变，拥戴英宗复辟。于谦被政敌处死，景帝被废黜，不久之后被害。

于谦，字廷益，钱塘人。生七岁，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举永乐十九年进士。

…………

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1］。明年秋，也先大入寇，王振挟帝亲征［2］。谦与尚书邝埜极谏，不听。埜从治兵，留谦理部事。及驾陷土木，京师大震，众莫知所为。郕王监国，命群臣议战守。侍讲徐珵言星象有变，当南迁。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议乃定。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谦请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3］，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以次经画部署，人心稍安。即迁本部尚书。

郕王方摄朝，廷臣请族诛王振。而振党马顺者，辄叱言官。于是给事中王竑廷击顺，众随之。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王惧欲起，谦排众直前掖王止，且启王宣谕曰：“顺等罪当死，勿论。”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退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当是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初，大臣忧国无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请皇太后立郕王。王惊谢至再。谦飏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王乃受命。九月，景帝立，谦入对，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驾，势必轻中国，长驱而南。请饬诸边守臣协力防遏。京营兵械且尽，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缮器甲。遣都督孙镗、卫颖、张、张仪、雷通分兵守九门要地，列营郭外。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参之，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积粮，令官军自诣关支，以赢米为之直［4］，毋弃以资敌。文臣如轩者，宜用为巡抚。武臣如石亨、杨洪、柳溥者，宜用为将帅。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罪。”帝深纳之。

十月敕谦提督各营军马。而也先挟上皇破紫荆关直入，窥京师。石亨议敛兵坚壁老之。谦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亟分遣诸将，率师二十二万，列阵九门外：都督陶瑾安定门，广宁伯刘安东直门，武进伯朱瑛朝阳门，都督刘聚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都指挥李端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宣武门，而谦自与石亨率副总兵范广、武兴陈德胜门外，当也先。以部事付侍郎吴宁，悉闭诸城门，身自督战。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必死，皆用命。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却敌彰义门北，擒其长一人。帝喜，令谦选精兵屯教场以便调用，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谦理军务。

初，也先深入，视京城可旦夕下，及见官军严阵待，意稍沮。叛阉喜宁嗾使邀大臣迎驾，索金帛以万万计，复邀谦及王直、胡等出议。帝不许，也先气益沮。庚申，寇窥德胜门。谦令亨设伏空舍，遣数骑诱敌。敌以万骑来薄，副总兵范广发火器，伏起齐击之。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死。寇转至西直门，都督孙镗御之，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副总兵武兴击寇彰义门，与都督王敬挫其前锋。寇且却，而内官数百骑欲争功，跃马竞前。阵乱，兴被流矢死，寇逐至土城。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王竑及福寿援至，寇乃却。相持五日，也先邀请既不应，战又不利，知终弗可得志，又闻勤王师且至，恐断其归路，遂拥上皇由良乡西去。谦调诸将追击，至关而还。论功，加谦少保，总督军务。谦曰：“四郊多垒［5］，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固辞，不允。乃益兵守真、保、涿、易诸府州，请以大臣镇山西，防寇南侵。

景泰元年三月，总兵朱谦奏敌二万攻围万全［6］，敕范广充总兵官御之。已而寇退，谦请即驻兵居庸，寇来则出关剿杀，退则就粮京师。大同参将许贵奏，迤北有三人至镇，欲朝廷遣使讲和。谦曰：“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移檄切责。自是边将人人主战守，无敢言讲和者。

初，也先多所要挟，皆以喜宁为谋主。谦密令大同镇将擒宁，戮之。又计授王伟诱诛间者小田儿。且因谍用间，请特释忠勇伯把台家，许以封爵，使阴图之。也先始有归上皇意，遣使通款，京师稍解严。谦上言：“南京重地，抚辑须人。中原多流民，设遇岁荒，啸聚可虞。乞敕内外守备及各巡抚加意整饬，防患未然，召还所遣召募文武官及镇守中官在内地者。”

于时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见中国无衅，滋欲乞和，使者频至，请归上皇。大臣王直等议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先后遣李实、杨善往。卒奉上皇以归，谦力也。

…………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与吉祥、有贞等既迎上皇复位［7］，宣谕朝臣毕，即执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诬谦等与黄竑构邪议，更立东宫［8］，又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谋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议，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萧惟祯定谳，坐以谋逆，处极刑。文不胜诬，辩之疾，谦笑曰：“亨等意耳，辩何益？”奏上，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有贞进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帝意遂决。丙戌改元天顺，丁亥弃谦市［9］，籍其家，家戍边。遂溪教谕吾豫言谦罪当族，谦所荐举诸文武大臣并应诛。部议持之而止。千户白琦又请榜其罪，镂板示天下。一时希旨取宠者，率以谦为口实。

【注　释】

［1］　十三年：指正统十三年（1448年）。兵部左侍郎：兵部副职，仅次于尚书。

［2］　王振：太监。颇得英宗宠爱，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军侵犯，他鼓动英宗亲征，结果土木堡之役英宗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中。

［3］　备操军：后备军。

［4］　赢米为之直：用余下的米作为工资。

［5］　四郊多垒：犹言大敌当前。

［6］　万全：地名，明设都司。治所在今河北宣化。

［7］　亨：即石亨，北京保卫战后，曾推举于谦的儿子为官，遭于谦拒绝，怀恨。吉祥：太监。有贞：即上文徐珵，主张迁都遭于谦斥责。

［8］　“诬谦等”至此：意谓诬蔑于谦与黄竑共同谋划提出了重立东宫这样的邪议。

［9］　弃市：古代在闹市举行死刑，暴露尸体于街头，表示与众共弃之。

【延伸阅读】

大礼议

孝宗朱祐樘子嗣多早夭，唯有一子朱厚照长成。朱厚照后来继承帝位，就是武宗。武宗死后无嗣，孝宗一系自此中绝。内阁、宫廷联合草拟遗诏，选立最近的皇族继位。孝宗的弟弟朱佑杬已经去世，但是留有一子朱厚熜。朱厚熜是孝宗的侄子、武宗的同辈，他的继承权无可非议，这就是后来的明世宗。

但不久之后，在对帝位继承权的理解上，内阁与新君发生了分歧。根据内阁、甚至还有孝宗皇后的理解，世宗是被过继给孝宗，延续孝宗世系之后，再以皇太子身份登基为帝的。但是世宗自认为是直接继承皇统，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皇族世系。前一种理解被称为“继嗣”，而后一种观点被称为“继统”。根据“继嗣”的观点，世宗应称孝宗为父，称孝宗皇后为母。孝宗自己的父母则改为叔、叔母。若依照“继统”的观点，则孝宗可以顺理成章地追封自己的父母。

“继嗣”和“继统”的分歧，首先发生在礼仪的选择上。为明示“继统”的立场，世宗坚持追封自己的父亲为皇帝，母亲为皇后。内阁臣僚先前已经就继承权的理解达成一致意见，他们拒绝向世宗妥协。在以后几年里，“继嗣”的立场由于严格符合程朱理学，在臣僚之中依然保持着广泛的影响，甚至足以让世宗徒唤奈何。后来世宗得到新晋官员的协助，坚持依照“继统”立场追封自己的父、母亲。世宗此举引起了极大的非议，保守的臣僚视之为谋逆，他们集会抗议。世宗命令惩罚抗议的臣僚，大批抗议者受刑，其中一些人伤重而死。

世宗朝初期发生的此次争议，就是后来明史上著名的“大礼议”事件。这一事件波及朝野，对明后期的政治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两代学者也以极大的兴趣关注此事。关于礼仪的争论和纠葛，其实是新继位的君主和臣僚就政治权力分配的争执。明宣宗继位后，刻意加强文官的权威，这一传统在以后几位皇帝在位时得到延续。文官们不负众望，引导帝国度过了“土木之变”英宗复辟以及几位藩王的叛乱等危机。世宗继位后，希望以“继统”的立场加强新君的权威，为遂行自己的意愿甚至不惜扼制文官传统。此后，皇帝被文官疏远，力不从心地统治着一个渐渐衰落的帝国。

王守仁开创阳明学

（清）张廷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南宋朝廷多次禁止朱熹一派的道学，但后者学脉不绝，同道遍及朝野。南宋理宗末年，道学获得官学的地位，自此被称为理学。元代科举没落，士人晋身艰难，但理学在民间广有影响。朱元璋攻掠浙江后，当地的士人纷纷投身朱元璋幕府，其中有开国功臣刘基、宋濂。由此可见，明朝号称以理学开国，决非毫无原因。

元明鼎革后，理学理所当然地跻身官学的行列。朱熹的著述、注释成为明朝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进而“修齐治平”的理想，被奉为神圣信条。但原本流传民间、欣欣向荣的理学，成为官定学术后，情形却每况愈下。究其原因，不外乎学者治学，往往汲汲于功名利禄，顾忌甚多，而进展寥寥。时人发现，学习理学的士人在“格物致知”的名义下高谈性理，却放弃了自身道德的修为。这种“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分野，是朱熹一辈的学者始料未及的。

王守仁早年研习理学，用功甚深，颇苦于“道问学”、“尊德性”二者之分。年过而立，王守仁向陆九渊的“心学”体系寻求解答。受“心学”的启发，王守仁认为“良知”、“心”、“性”、“理”皆为一事，强调“知行合一”、“致良知”。王守仁以先验的道德观取代了朱熹的“格物致知”，又以积极的入世代替理学消极的避世。

王守仁的“心学”流传甚广，然而后学乏人。“心学”的从习者，大多重蹈理学修习者的覆辙，很快沉浸于空疏的议论之中。近代中国，时代的阴暗、苦难重新激起了人们的道德激情，在维新、革命运动的激进派中，首先出现了王守仁的景慕者。

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

…………

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因名云。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纵观山川形胜。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进士。使治前威宁伯王越葬［1］，还而朝议方急西北边，守仁条八事上之。寻授刑部主事。决囚江北［2］，引疾归。起补兵部主事。

正德元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守仁因俗化导，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瑾诛，量移庐陵知县。入觐，迁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书杨一清改之验封。屡迁考功郎中，擢南京太仆少卿，就迁鸿胪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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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军［3］。行至丰城而宁王宸濠反，知县顾佖以告。守仁急趋吉安，与伍文定征调兵食，治器械舟楫，传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副使罗循、罗钦德，郎中曾直，御史张鳌山、周鲁，评事罗侨，同知郭祥鹏，进士郭持平，降谪驿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军。御史谢源、伍希儒自广东还，守仁留之纪功。因集众议曰：“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则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计挠之，少迟旬日无患矣［4］。”乃多遣间谍，檄府县言：“都督许泰、郤永将边兵，都督刘晖、桂勇将京兵，各四万，水陆并进。南赣王守仁、湖广秦金、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合十六万，直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军法论。”又为蜡书遗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叙其归国之诚，令从臾早发兵东下［5］，而纵谍泄之。宸濠果疑。与士实、养正谋，则皆劝之疾趋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余日诇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绐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樤居守，而劫其众六万人，袭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庆。

守仁闻南昌兵少则大喜，趋樟树镇。知府临江戴德孺、袁州徐琏、赣州邢珣，都指挥余恩，通判瑞州胡尧元童琦、抚州邹琥、安吉谈储，推官王、徐文英，知县新淦李美、泰和李楫、万安王冕、宁都王天与，各以兵来会，合八万人，号三十万。或请救安庆，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为贼守，我越南昌与相持江上，二郡兵绝我后，是腹背受敌也。不如直捣南昌。贼精锐悉出，守备虚。我军新集气锐，攻必破。贼闻南昌破，必解围自救。逆击之湖中，蔑不胜矣。”众曰“善”。己酉次丰城，以文定为前锋，选遣奉新知县刘守绪袭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广润门，守兵骇散。辛亥黎明，诸军梯登，缚拱樤等，宫人多焚死。军士颇杀掠，守仁戮犯令者十余人，宥胁从，安士民，慰谕宗室，人心乃悦。

居二日，遣文定、珣、琏、德孺各将精兵分道进，而使尧元等设伏。宸濠果自安庆还兵。乙卯遇于黄家渡。文定当其前锋，贼趋利。珣绕出贼背贯其中［6］，文定、恩乘之，琏、德孺张两翼分贼势，尧元等伏发，贼大溃，退保八字脑。宸濠惧，尽发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抚州陈槐、饶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玙、广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复战，官军却，守仁斩先却者。诸军殊死战，贼复大败，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尽出金宝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群臣，官军奄至。以小舟载薪，乘风纵火，焚其副舟，妃娄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胶浅，仓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执之。士实、养正及降贼按察使杨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贼平。京师闻变，诸大臣震惧。王琼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贼。”至是，果奏捷。

帝时已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边骁卒数万南下。命安边伯许泰为副将军，偕提督军务太监张忠、平贼将军左都督刘晖将京军数千，泝江而上，抵南昌。诸嬖幸故与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书，因言：“觊觎者非特一宁王，请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心。”诸嬖幸皆恨。宸濠既平，则相与媢功［7］。且惧守仁见天子发其罪，竞为蜚语，谓守仁先与通谋，虑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纵宸濠湖中，待帝自擒。

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发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将军檄邀之广信。守仁不与，间道趋玉山，上书请献俘，止帝南征。帝不许。至钱唐遇太监张永。永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在忠、泰辈上，而故与杨一清善，除刘瑾，天下称之。守仁夜见永，颂其贤，因极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师扰。永深然之，曰：“永此来，为调护圣躬，非邀功也。公大勋，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8］。闻巡抚江西命，乃还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纵京军犯守仁，或呼名嫚骂。守仁不为动，抚之愈厚。病予药，死予棺，遭丧于道，必停车慰问良久始去。京军谓王都堂爱我，无复犯者。忠、泰言：“宁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异时尽以输京师要人，约内应，籍可按也。”忠、泰故尝纳宸濠贿者，气慑不敢复言。已，轻守仁文士，强之射。徐起，三发三中。京军皆欢呼，忠、泰益沮。会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冢哭。时新丧乱，悲号震野。京军离家久，闻之无不泣下思归者。忠、泰不得已班师。比见帝，与纪功给事中祝续、御史章纶谗毁百端，独永时时左右之。忠扬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试召之，必不至。”忠、泰屡矫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驰至。忠、泰计沮，不令见帝。守仁乃入九华山，日晏坐僧寺。帝觇知之，曰：“王守仁学道人，闻召即至，何谓反？”乃遣还镇，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尽入诸嬖幸名，江彬等乃无言［9］。

…………

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10］，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竟归。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丧过江西，军民无不缟素哭送者。

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11］。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

【注　释】

［1］　治：办理。威宁伯：爵号。

［2］　决囚：审讯犯人。

［3］　十四年：即正德十四年（1519年）。

［4］　少迟旬日无患：稍稍拖延他十天就没事了。

［5］　从臾：怂恿，促使。

［6］　贯其中：打击敌人的中部。

［7］　媢功：嫉妒（王守仁的）功劳。

［8］　行在：指皇帝行幸所至之地。

［9］　江彬：正德皇帝宠臣，狡猾残忍，引导皇帝四处游荡，渔猎民女博取皇帝欢心。后被处死。

［10］　乞骸骨：请求退休。

［11］　格物大指：格物学说的深刻含义。格物：《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格物含义，程朱学派多从认识事理角度训解，陆王学派多从心性修养角度训解。

【延伸阅读】

王守仁与“阳明学”

王守仁的思想在其门人辑录的《传习录》中多有记录，其主张可概括为以下三点：一、心即理说。此说继承陆象山的主张，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反对“即物穷理”于心外。二、知行合一说。此说直接由“心即理”说推演而来，他说：“求理于吾心，是圣门知行合一教。”“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认为知、行不可分。三、致良知说。此说结合《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说，认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此便是良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礼，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

万历朝鲜之役

（清）张廷玉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元明鼎革，上距元朝全盛时期，不到百年。元朝往事历历，明初的朝廷对开疆拓土，自然颇有顾虑。因此与东亚各国交通时，明朝宁愿沿袭自古以来的朝贡秩序传统，以政治地位和贸易优惠吸引外邦。在朝贡秩序下，高度汉化的朝鲜堪称明朝最亲近的邻国。而隔海相望的日本，尽管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却向来与大陆上的王朝若即若离。

16世纪末，出身平民的日本武将丰臣秀吉制服国内诸侯，成为日本武家首领。日本多年的内战从此告一段落。丰臣秀吉统治日本后，遣军侵袭朝鲜，企图以此为据点进击中国。

丰臣秀吉侵袭朝鲜，直接威胁到东亚朝贡体系。多年来苦于党派分歧的朝廷，罕见地达成一致。明朝军队陆续开赴朝鲜，进击已经占领朝鲜的日军。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七年，日军损失惨重，退守朝鲜海岸的几个据点。丰臣秀吉向朝鲜派遣援军，却无法挽回败局，最后绝望而死。朝鲜战事失利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成为日后丰臣家族灭亡的诱因。

在七年的战争中，明朝自始至终支持朝鲜抗倭，以维持东亚朝贡秩序。但在交涉中，明朝君臣流露了更多的期望，相信可以将日本纳入朝贡秩序。尽管交涉的建议未被日本接受，却暗示了明朝对朝贡秩序的理解。谈判破裂后，明军发动攻势，迫使日本退出朝鲜。万历朝鲜之役俨然东亚朝贡秩序的纪念碑。

明朝为胜利的光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军费开支耗尽了帝国的财政收入，反抗增税的骚乱日渐普遍。在帝国的东北地区，女真部落将成为王朝无法愈合的伤口。

十九年十一月奏［1］，倭酋关白平秀吉声言明年三月来犯［2］，诏兵部申饬海防。平秀吉者，萨摩州人，初随倭关白信长。会信长为其下所弑，秀吉遂统信长兵，自号关白，劫降六十余州。朝鲜与日本对马岛相望，时有倭夷往来互市。二十年夏五月，秀吉遂分渠帅行长、清正等率舟师逼釜山镇，潜渡临津。时朝鲜承平久，兵不习战，昖又湎酒［3］，弛备，猝岛夷作难，望风皆溃。昖弃王城，令次子珲摄国事，奔平壤。已，复走义州，愿内属。七月，兵部议令驻劄险要，以待天兵；号召通国勤王，以图恢复。而是时倭已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请援之使络绎于道。廷议以朝鲜为国藩篱，在所必争。遣行人薛潘谕昖以兴复大义，扬言大兵十万且至。而倭业抵平壤，朝鲜君臣益急，出避爱州。游击史儒等率师至平壤［4］，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统兵渡鸭绿江援之，仅以身免。中朝震动，以宋应昌为经略。八月，倭入丰德等郡，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议遣人侦探之，于是嘉兴人沈惟敬应募。惟敬者，市中无赖也。是时秀吉次对马岛，分其将行长等守要害为声援。惟敬至平壤，执礼其卑。行长绐曰：“天朝幸按兵不动，我不久当还。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尽属朝鲜耳。”惟敬以闻。廷议倭诈未可信，乃趣应昌等进兵。而星颇惑于惟敬，乃题署游击，赴军前，且请金行间。十二月，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明年正月，如松督诸将进战，大捷于平壤。行长渡大同江，遁还龙山。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并复，清正亦遁还王京。如松既胜，轻骑趋碧蹄馆，败，退驻开城。事具《如松传》。

…………

二十二年正月，昖遣金晬等进方物谢恩。礼部郎中何乔远奏：“晬涕泣言倭寇猖獗，朝鲜束手受刃者六万余人。倭语悖慢无礼，沈惟敬与倭交通，不云和亲，辄曰乞降。臣谨将万历十九年中国被掠人许仪所寄内地书、倭夷答刘书及历年入寇处置之宜［5］，乞特敕急止封贡。”诏兵部议。时廷臣交章，皆以罢封贡、议战守为言。八月，养谦奏讲贡之说，贡道宜从宁波，关白宜封为日本王，谕行长部倭尽归，与封贡如约。九月，昖请许保国。帝乃切责群臣阻挠，追褫御史郭实等。诏小西飞入朝［6］，集多官面议，要以三事：一，勒倭尽归巢；一，既封不与贡；一，誓无犯朝鲜。倭俱听从，以闻。帝复谕于左阙，语加周复。十二月，封议定，命临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挥杨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王给金印，行长授都督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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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封使至日本。先是，沈惟敬抵釜山，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地图、《武经》、良马。而李宗城以贪淫为倭守臣所逐，弃玺书夜遁。事闻，逮问。乃以方亨充正使，加惟敬神机营衔副之。及是奉册至，关白怒朝鲜王子不来谢，止遣二使奉白土绸为贺，拒其使不见，语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约付还，今以卑官微物来贺，辱小邦邪？辱天朝邪？且留石曼子兵于彼，候天朝处分，然后撤还。”翌日奉贡，遣使赍表文二道，随册使渡海至朝鲜。廷议遣使于朝鲜，取表文进验，其一谢恩，其一乞天子处分朝鲜。

初，方亨诡报去年从釜山渡海，倭于大阪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方责备朝鲜，仍留兵釜山如故，谢表后时不发，方亨徒手归。至是，惟敬始投表文，案验潦草，前折用丰臣图书，不奉正朔，无人臣礼。而宽奠副总兵马楝报清正拥二百艘屯机张营。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呈石星前后手书。帝大怒，命逮石星、沈惟敬案问。以兵部尚书邢玠总督蓟、辽；改麻贵为备倭大将军，经理朝鲜；佥都御史杨镐驻天津，申警备；杨汝南、丁应泰赞画军前。

…………

九月，将士分道进兵，刘进逼行长营，约行长为好会。翌日，攻城，斩首九十二。陈璘舟师协堵击，毁倭船百余。行长潜出千余骑扼之，不利，退，璘亦弃舟走。麻贵至蔚山，颇有斩获，倭伪退诱之。贵入空垒，伏兵起，遂败。董一元进取晋州，乘胜渡江，连燬二寨。倭退保泗州老营，鏖战下之，前逼新寨。寨三面临江，一面通陆，引海为濠，海艘泊寨下千计，筑金海、固城为左右翼。十月，董一元遣将四面攻城，用火器击碎寨门，兵竞前拔栅。忽营中火药崩，烟焰涨天。倭乘势冲击，固城倭亦至，兵遂大溃，奔还晋州。帝闻，命斩二游击以徇，一元等各带罪立功。是月，福建都御史金学曾报七月九日平秀吉死，各倭俱有归志。十一月，清正发舟先走，麻贵遂入岛山、酉浦，刘攻夺曳桥。石曼子引舟师救行长，陈璘邀击败之。诸倭扬帆尽归。

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

二十七年闰四月，以平倭诏告天下，又敕谕昖曰：“倭奴平秀吉肆为不道，蹂躏尔邦。朕念王世笃忠贞，深用悯恻。七年之中，日以此贼为事。始行薄伐，继示包容，终加严讨。盖不杀乃天之心，而用兵非予得已。安疆靖乱，宜取荡平。神恶凶盈，阴歼魁首，大师乘之，追奔逐北，鲸鲵尽戮，海隅载清，捷书来闻，忧劳始释。惟王虽还旧物，实同新造，振凋起敝，为力倍艰。倭虽遁归，族类尚在。兹命邢玠振旅归京，量留万世德等分布戍守。王宜卧薪尝胆，无忘前耻，惟忠惟孝，缵绍前休。”

五月，玠条陈东征善后事宜十事。一，留戍兵，马步水陆共计三万四千有奇，马三千匹。一，定月饷，每年计银九十一万八千有奇。一，定本色，合用米豆，分派辽东、天津、山东等处，每年十三万石。一，留中路海防道。一，裁饷司。一，重将领。一，添巡捕。一，分汛地。一，议操练。一，责成本国。廷臣议：“数年疲耗，今始息肩，自宜内固根本，不当更为繁费。况彼国兵荒之后，不独苦倭之扰，兼苦我兵。故今日善后事宜，仍当商之彼国，先量彼饷之赢绌，始可酌我兵之去留。至于增买马匹，添补标兵，创立巡捕，及至管饷府佐，悉宜停止。”帝命督抚会同国王酌奏。八月，昖献方物，助大工，褒赏如例。十月，请留水兵八千，以资戍守。其撤回官兵，驻劄辽阳备警。二十八年四月请将义州等仓遗下米豆运回辽阳。户部议：“输运维艰，莫若径与彼国，振其雕敝，以昭皇仁。”诏曰：“可。”

【注　释】

［1］　十九年：指万历十九年（1591年）。

［2］　关白：日本官名，天皇年幼时主政大臣称摄政，天皇成年后则称关白。平秀吉：一般译作丰臣秀吉。

［3］　昖：指当时的朝鲜国王李昖。

［4］　游击：官名，明初多设于沿边及要地，无品级、定员，位次于参将。

［5］　许仪：时在日本萨摩，曾有书信报告日本入侵中国的计划。刘：明军将领，万历二十年（1592年）以总兵身份赴朝抗日，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再次赴朝，进都督同知。

［6］　小西飞：日本人，日本使者小西行长的书记官，1594年入北京谈判。

【延伸阅读】

明神宗平倭诏

（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丙戌，以平倭诏告天下。诏曰：

朕缵承洪绪，统理兆人，海澨山陬，皆吾赤子，苟非元恶，普欲包荒。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猥以下隶，敢发难端，窃据裔封，役属诸岛。遂兴荐食之志，窥我内附之邦，伊歧对马之间，鲸鲵四起，乐浪玄菟之境，锋镝交加，君臣逋亡，人民离散，驰章告急，请兵往援。

朕念朝鲜，世称恭顺，适遭困厄，岂宜坐观，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况东方肩臂之藩，则此贼亦门庭之寇遏，但定乱在予一人。于是少命偏师，第加薄伐。平壤一战，已褫骄魂，而贼负固，多端阳顺阴逆，本求伺影，故作乞怜。册使未还，凶威复扇。朕洞知狡状，独断于心，乃发郡国羽林之材，无吝金钱勇爵之赏，必尽弁服，用澄海波。

仰赖天地鸿庥，宗社阴骘，神降之罚，贼殒其魁，而王师水陆并驱，正奇互用，爰分四路，并协一心，焚其刍粮，薄其巢穴，外援悉断，内计无之。于是同恶就歼，群酋宵遁，舳舻付于烈火，海水沸腾，戈甲积于高山，氛浸净扫，虽百年侨居之寇，举一旦荡涤靡遗。鸿雁来归，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罴振旅，汉家之德威播闻，除所获首功，封为京观，乃槛致平秀政等六十一人，弃尸藁街，传首天下，永垂凶逆之鉴戒，大泄神人之愤心。

于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兹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识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干显罚，各守分义以享太平。

凡我文武内外大小臣工，尚宜洁己爱民，奉公体国，以消萌衅，以导祯祥。更念雕力殚财，为日已久，嘉与休息，正惟此时，诸因东征加派钱粮，一切尽令所司除豁，务为存抚，勿事烦苛，咨尔多方，宜悉朕意。

——《神宗实录》卷三三四

张煌言抗清

（近代）赵尔巽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二二四《张煌言传》。

在朝野党争、农民起义、满族入袭的多重压力下，以外藩继承帝位的崇祯皇帝苦苦支撑，却越来越力不从心。16世纪严重的灾荒使农民流离失所，李自成因此召集了大批的追随者，攻入北京。进京的李自成企图建立新朝，却苦于无法约束部下的行为。与此同时，士大夫的敌意也越来越明显。不久，满族入关，击溃李自成部，占领北京。满族入关后草创新朝的举动，迅速消除了人们对其意图的怀疑。对陌生的异族王朝，士大夫尽管不悦，却无意坚决反抗。毕竟在内战的风雨飘摇中，地方秩序已经逐渐落于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之手。一些士大夫宁愿将满族入关视为恢复秩序的机会，因此选择坐观待变。清军南下的进展十分顺利，南京的南明朝廷组织的脆弱抵抗，很快就被清军及其扑灭。此时此刻，士大夫对明朝的忠诚也被证明是有限的。

然而清廷一项不经意的政策，却破坏了这相对和平的局面。清朝发布剃发令，命令汉人按照满族发式剃去额发，结起发辫，以证明归附清朝的忠诚。剃发令颁布后，新归附的江南地区发起激烈反抗。汉族士人将发式视为文化尊严的象征，农民对改变传统的剃发令也极为痛恨。江南地区的士民仓促起事，与精锐的清军对峙。清军以无区别的血腥杀戮镇压反抗，许多繁荣的市镇化为废墟。

剃发令掀起的血雨腥风，激起了反抗的道德激情。其后，在南方的山林、田野、市井、甚至学苑中，都隐藏着反抗活动的火种。恢复旧王朝的希望，与恢复文明的希望合流了。清政府控制大陆地区后，反抗分子在海上漂流。反抗分子一旦登陆，无疑就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因此，清政府颁发禁海令，以封锁大陆和反抗分子的联系，直至后者崩溃。

但是因剃发令而生的种族差别，一直是新王朝的隐痛。早年血腥镇压的记忆，也深藏于汉族士民的心中。两百多年后，在“排满”的呼喊中，帝国的军队纷纷叛变，王朝在转瞬之间灭亡。

张煌言，字玄箸，浙江鄞县人。明崇祯十五年举人。时以兵事急，令兼试射，煌言三发皆中。慷慨好论兵事。顺治二年，师定江宁，煌言与里人钱肃乐、沈宸荃、冯元飏等合谋奉鲁王以海［1］。煌言迎于天台，授行人［2］。至绍兴，称“监国”，授翰林院修撰。入典制诰［3］，出领军旅。三年，师溃。归与父母妻子决，从王次石浦，与黄斌卿军相犄角，加右佥都御史。

鲁王诸将，张名振最强。四年，江南提督吴胜兆请降［4］，煌言劝名振援胜兆，遂监其军以行。至崇明，飓作，舟覆，煌言被执。七日，有导之出者，走间道复还入海。经黄岩，追者围而射之，以数骑突出，自是益习骑射。集义旅屯上虞、平冈。诸山寨多出劫掠，独煌言与王翊履亩劝输［5］，戢所部毋扰民。六年，觐王于健跳。七年，名振奉王居舟山，召煌言入卫。乃以平冈兵授刘翼明、陈天枢，率亲军赴之，加兵部侍郎。八年，闻父讣，浙江提督田雄书招降，却之。师攻滃洲，名振奉王侵吴淞，冀相牵制。俄，师破舟山，乃奉王入金门，依郑成功。成功用唐王隆武号，事鲁王但月上豚、米，修寓公之敬。煌言尝谓成功曰：“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成功亦曰：“侍郎始终为鲁，与吾岂异趋哉？”故与成功所事不同，而其交能固，王亦赖以安居。九年，监名振军，经舟山至崇明，进次金山。十年，复至崇明，师与战，败绩。十一年，又自吴淞入江，逼镇江，登金山，望祭明太祖陵。烽火达江宁，俄，退次崇明。再入江，略瓜洲、仪真，薄燕子矶，寻还屯临门，皆与名振俱。十二年，成功遣其将陈六御与名振取舟山，台州守将马信约降，煌言以沙船五百迎之。名振中毒卒，遗言以所部属煌言。

十三年，师再破舟山，煌言移军秦川，王去“监国”号，通表桂王［6］。十四年，桂王使至，授煌言兵部侍郎、翰林院学士。两江总督郎廷佐书招煌言，煌言以书报，略曰：“来书揣摩利钝，指画兴衰，庸夫听之，或为变色，贞士则不然。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毡雪自甘，胆薪深厉，而卒以成事。仆于将略原非所长，只以读书知大义。左袒一呼［7］，甲盾山立，济则赖君灵，不济则全臣节。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哉？来书温慎，故报数行。若斩使焚书，适足见吾意之不广，亦所不为也。”

十五年，与成功会师将入江，次羊山，遇飓，引还。十六年，成功复大举，煌言与俱，次崇明。煌言曰：“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定营于此，庶进退有所据。”成功不从。师防江，金、焦两山间横铁索，隔江置大炮，煌言以十七舟剪江而渡。成功破瓜洲，欲取镇江，虑江宁援至，煌言曰：“舟师先捣观音门，南京自不暇出援。”成功以属煌言，煌言所将人不及万，舟不满百，即率以西。降仪真，进次六合，闻成功拔镇江，煌言致书，言当先抚定夹江郡县，以陆师趋南京，成功复不从。煌言进薄观音门，遣别将以轻舟数十直上攻芜湖，分兵掠江浦。成功水师至，会芜湖已降，趣煌言往抚，部勒诸军，分道略地，移檄诸郡县。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煌言所过，秋毫无犯，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

方如徽州受降，闻成功败，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军为守计，既，闻成功并弃瓜洲、镇江入海，煌言兵遂溃。两江总督郎廷佐发舟师断煌言东下道，书招煌言。煌言拒不应，率余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次铜陵，师自湖广至，煌言与战而败，抚残兵仅数百，退次无为，焚舟登陆。自铜城道霍山、英山，度东溪岭，追骑至，从者尽散。煌言突围出，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痁作［8］，力疾行，至休宁，得舟下严州。复山行，经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收集旧部，成功分兵益之，屯长亭乡，筑塘捍潮，辟田以赡军。使桂王告败，桂王敕慰问，加兵部尚书。十七年，移军临门。十八年，廷议徙海上居民绝接济［9］，煌言无所得饷，开屯南田自给。

成功攻台湾，煌言移书阻之，不听。师下云南，取桂王。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趣成功出兵，成功以台湾方定，不能行；遣使入郧阳山中，说十三家兵，使之扰湖广，以缓云南之师。十三家者，郝永忠、刘体纯辈，故李自成部将，窜据茅麓山，衰疲不敢出。康熙元年，煌言复移军沙堤。成功自攻江宁败还，取台湾谋建国。鲁王在金门，礼数日薄，煌言岁时供亿，又虑成功疑，十年不敢入谒。及闻桂王败亡，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俄成功卒，煌言还军临门，又有议奉鲁王监国者，煌言使劝锦，以李亚子锦囊三矢相勖。

……二年，鲁王殂，煌言恸曰：“孤臣栖栖海上，与部曲相依不去者，以吾主尚存也。今更何望？”三年，遂散遣其军，居悬澳。悬澳在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结茅而处，从者纶及部曲数人，一侍者、一舟子而已。廷臣与提督张杰谋致煌言，得煌言故部曲，使为僧普陀，伺煌言，知踪迹，夜半，引兵攀岭入，执煌言及纶，与部曲叶金、王发，侍者汤冠玉。煌言至杭州，廷臣宾礼之。九月乙未，死于弼教坊，举目望吴山，叹曰：“好山色！”赋绝命词，坐而受刃，纶等并死。煌言妻董、子万祺先被执，羁管杭州，先煌言死。

【注　释】

［1］　鲁王以海：南明监国鲁王朱以海。明亡后，为钱肃乐等拥戴，监国于绍兴。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进占浙东，遂逃亡海上，翌年，驻舟山。后来，清军占舟山，为张煌言等扈至厦门，驻金门。顺治八年（1651年）去监国号。康熙元年（1662年），病卒于金门。

［2］　行人：官名。明代多以进士为之，掌捧旨奉使之事。

［3］　典制诰：掌管制令皇命。

［4］　吴胜兆请降：吴本明朝官吏，明亡降清。顺治四年（1647年）谋起兵叛清。

［5］　履亩劝输：亲自到田里劝农人交纳赋税。

［6］　桂王：即南明永历帝。

［7］　左袒：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诸吕用事。吕后死后，太尉周勃与丞相陈平等欲铲除吕氏势力。周勃对吕禄掌管的北军说：“为刘氏者左袒。”将士全部露出左臂，周勃遂控制北军。

［8］　痁作：疟疾发作。

［9］　廷议徙海上居民绝接济：指清王朝为断绝抗清义军的救济来源，命令沿海居民内迁。

【延伸阅读】

复明的浪漫传奇

南明弘光朝廷覆灭后，流散旧臣和士绅相继拥立一些宗室，企图延续明朝国统。然而宗室之间的妒嫉，政治宗派的纠葛，军人首领的野心，如梦魇一般继续纠缠着流亡的朝廷。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明朝复兴的希望已经消逝。

正当政治前途渐渐无望时，一些浪漫的故事开始久为传诵。明末抗清的志士张煌言幸运地远离了流亡朝廷中的纠葛，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清。张煌言尽忠的朝廷虚弱不堪，而他却成就了孤独的事业。复辟的前景黯淡，正可勾勒出激励人心的浪漫主义英雄传奇。

张煌言投身反抗活动时，明朝复兴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在张煌言坚持的19年间，清朝的统治日渐巩固。人们不会责备张煌言毫无建树。事实上，他被视为坚持孤忠的节义之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者，为理想决然赴死的殉难者。

清末的革命党人在面对黯淡的时局时，就以效法张煌言一辈的浪漫传奇为荣。循着先辈的足迹，革命党人向旧王朝发动毁灭性政治冲锋。这种浪漫主义的冲动，与同时兴起的国族启蒙运动一脉相承，深深地印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

顾炎武革新学风

（近代）赵尔巽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四八一《顾炎武传》。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与中原文化格格不入。剃发令颁布后，新朝廷企图灭绝中原文化的用心昭然若揭。对抵抗者而言，他们的奋斗已经无关某一皇族的兴废，而是为中原士人引以为傲的文化传统坚持绝望的反抗。这些抵抗者不仅有遗民之痛，也能更冷静地反省旧王朝的传统。这种王朝政治传统，自秦改制以来，可谓一以贯之。抵抗者大多谙熟王朝政治典章以及前朝的历史，在前朝政府任时经历了前朝的抵抗和崩溃。既然亲眼目睹了前朝的崩溃以及清军的乘虚而入，他们就无法从历史神秘主义的观点中获得安慰。

在清军的镇压下，南方的抵抗运动一败涂地。幸免于难的抵抗者在各地流亡，结揽士人、官员和会党，以观时变。清朝的统治日渐巩固，抵抗事业渐渐绝望。在大规模的抵抗事业衰落后，抵抗者被迫放弃了政治反抗的努力，将更多的时间用以反省自己先前为之奋斗的事业。此举既是对殉难故旧的纪念，亦可作为将来恢复的准备。

顾炎武一族是江南典型的仕宦家族，族人参与了抵抗者近乎绝望的事业。在清军的镇压中，全族几乎灭绝。在顾炎武自己的故交中，许多人遭遇了与此相似的命运。顾炎武身负国恨家仇，一生念念不忘光复的事业。他生前奔走各地，以待世事之变，同时将自己的体会写成著述。这些著述十分庞杂，包括了对军事、经济、地理、文物、典章制度的评述。顾炎武生前未能实现光复的理想，但他遗下的著述却深刻地影响了新王朝的学风。

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昆山人［1］。明诸生。生而双瞳，中白边黑。读书目十行下。见明季多故，讲求经世之学。明南都亡［2］，奉嗣母王氏避兵常熟。昆山令杨永言起义师，炎武及归庄从之［3］。鲁王授为兵部司务，事不克，幸而得脱，母遂不食卒，诫炎武弗事二姓。唐王以兵部职方郎召［4］，母丧未赴，遂去家不返。炎武自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辄小试之。垦田于山东长白山下，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遍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5］，始卜居陕之华阴。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

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所至之地，以二骒二马载书，过边塞亭障，呼老兵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尝与友人论学云：“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所罕言；性与天道，子贡所未得闻。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颜子几于圣人，犹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笃实无如子夏，言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6］；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贤于子贡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7］，与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别有《肇域志》一编，则考索之余，合图经而成者。精韵学，撰《音论》三卷。言古韵者，自明陈第，虽创辟榛芜，犹未邃密。炎武乃推寻经传，探讨本原。又《诗本音》十卷，其书主陈第诗无协韵之说，不与吴棫本音争［8］，亦不用棫之例，但即本经之韵互考，且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即《周易》以求古音，考证精确。又《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皆能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变。又撰《金石文字记》、《求古录》，与经史相证。而《日知录》三十卷，尤为精诣之书，盖积三十余年而后成。其论治综覈名实，于礼教尤兢兢。谓风俗衰，廉耻之防溃，由无礼以权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炎武又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作《杜解补正》三卷。其他著作，有《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亭林文集》、《诗集》等书，并有补于学术世道。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学者称为亭林先生。

又广交贤豪长者，虚怀商榷，不自满假。作《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

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9］，又修明史，大臣争荐之，以死自誓。二十一年，卒，年七十。无子，吴江潘耒叙其遗书行世。宣统元年，从祀文庙。

【注　释】

［1］　昆山：今江苏昆山。

［2］　南都亡：指清军攻占南京。

［3］　归庄：顾炎武好友。

［4］　唐王：名朱聿键。明太祖九世孙，明亡后，联络各地抗清军，然内受制于郑芝龙，外与鲁王势同水火。后败于清，被杀。

［5］　孝陵、思陵：明帝陵墓。

［6］　危微精一：古文《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人心与各种物欲联系，是危险的；道心就是各种伦理道德的准则，是微妙的。只有“精则察乎二者之间而不杂”，“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

［7］　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皆人名，多为孟子学生，《孟子》中有与孟子问答的内容。

［8］　吴棫：宋代音韵训诂专家。著有《韵补》一书，认为古人用韵较宽，有古韵通转之说。

［9］　博学鸿儒科：又名“博学鸿词科”。皇帝特旨开设，由地方官推荐参加。

【延伸阅读】

明末江南社会

明代后期，日本和美洲白银的输入，为中国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贵金属通货。随着人口的自然增加，迫于生存压力，一部分农民从传统农业社会之中游离出来，努力在商业集镇中寻找新机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物产丰饶、交通便利的地区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商业集镇，其中尤以江南地区为最。

在商品经济之中积累资产的富裕地主、商人、农民，出资供养自己的子弟就学，参与科举考试。这些新兴的地主、商人子弟一旦科举得中，便可在官员集团之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个官员、士绅的混合阶层不断试图向北京的朝廷施加自己的影响；而在地方上，它们又与当地初级科举功名的获得者、准备应试的学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后一种联系又是联结官宦集团与其他社会集团的纽带。

相对于传统士大夫对帝国抽象的绝对忠诚而言，江南地区新兴的士绅更留意于本地的利益、风俗以及传统。这些士绅最初由于生活方式、趣味的接近而结成一些文学性的社团，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发现文学性的社团也可以用于政治意愿的表达。远在北方的帝国朝廷不见得欣赏江南士人对朝政的非议、批评，但是对文学社团的镇压适得其反，激起了江南士绅参与政治的热情。旧王朝最后的岁月就在镇压、安抚、抗议的交相反复之中渐渐流逝。明末清初最著名的几位学者，在青年时期与上述的运动牵扯甚深。他们往往生于优裕的家庭，后来又经历了朝代更替之间的兴衰。在反思帝国的崩溃时，这些学者的见解，大多来自于江南士绅阶层当时的生活经历。因此之故，对于一个帝国的崩溃而言，他们的反思很难说完全恰如其分，但却非常罕见地反映了一种地方性的趣味和意愿。

守　令

（清）顾炎武

【导　读】

本文选自《日知录》卷九《守令》。

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士绅阶级日渐发达。元末明初，江南士绅在内战中努力维持地方秩序，并且支持了朱元璋集团改朝换代的努力。明后期，江南士绅组织的文学、政治团体在朝政上施加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地方上，士绅向来是宗族利益有效的代言人。士绅往往利用自己免税的特权，帮助族人避税，并以此增加自己在当地的影响。身为候补或者致仕官员集团的一员，士绅与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并在地方事务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万历年间，商业集镇的市民反抗朝廷的增税法令，士绅也积极参与到这种离经叛道的活动之中。顾氏一族是江南典型的士绅家族，在地方上有着广泛的影响。顾炎武关于守令的论述，可以视为江南士绅参与地方政治活动之后的反思。

《守令》以古典的政治语言宣告了近代地方士绅政治的萌发。在商业发达的集镇里，具有商人、地主、学者、官员等多重身份的士绅日渐觉察到自己的独立地位。农民和市民也发现在对抗远方的朝廷时，士绅往往是地方利益的保护者。这种政治势力一度隐藏在帝国政治的幕后，直到帝国渐渐衰落，才异军突起。晚清时期，在太平军和清军对峙的政治空隙里，士绅政治乘势而起，并在最后时刻挽救了王朝。同一时期，在朝廷影响被排斥的条约口岸，士绅也发现了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些势力的合流后来推动了晚清的地方自治、立宪运动，并对民国初年的政治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1］。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2］，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若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3］。”盖至于守令日轻而胥吏日重，则天子之权已夺，而国非其国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4］，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

元吴渊颖《欧阳氏急就章解后序》曰：“今之世每以三岁为守令满秩［5］，曾未足以一新郡县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人不得专辟，临事不得专议，钱粮悉拘于官而不得专用，军卒弗出于民而不得与闻。盖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属。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钱谷，或按刑狱，各有分职，守不烦而政自治。虽令之主一邑，丞则赞治而掌农田水利，主簿掌簿书，尉督盗贼，令亦不劳，独议其政之当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于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为奸，勾稽文墨，补苴罅漏，涂擦岁月，填塞辞款，而益不能以尽民之情状。至于唐世之赋，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额，兵则郡有都试［6］，而惟守之所调遣。宋之盛时，岁有常贡，官府所在，用度赢余，过客往来，廪赐丰厚，故士皆乐于其职而疾于赴功。兵虽不及于唐，义勇民丁，团结什伍，衣装弓弩，坐作击刺，各保乡里，敌至即发，而郡县固自兼领者也。今则官以钱粮为重，不留赢余，常俸至不能自给，故多赃吏。兵则自近戍远，既为客军，尺籍伍符，各有统帅，但知坐食郡县之租税，然已不复系守令事矣。夫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故上下之体统虽若相维而令不一，法令虽若可守而议不一。为守令者，既不得其职，将欲议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习故，辟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为。又况三时耕稼，一时讲武，不复古法之便易，而兵农益分。遇岁一俭，郡县之租税悉不及额，军无见食，东那西挟，仓空虚，而郡县无复赢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7］，闾里萧然，农民菜色，而郡县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

【注　释】

［1］　吏胥：即胥吏。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

［2］　守令：古代郡县制下，郡有郡守，县有县令。此指地方官。

［3］　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见《尚书·皋陶谟》。意为国王把精力放在琐碎事上，大臣们就懈怠了，政务必定也要废弛。

［4］　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削减那些繁琐的考核审查，追求长久的实效。

［5］　满秩：任职期满。

［6］　都试：古时阅兵制度，每年秋后由地方对士兵进行操练。

［7］　洊至：接连到来。

【延伸阅读】

明末江南士民暴动

明初“靖难”之役后，朱棣大肆清洗支持建文朝廷的旧臣，株连江南士人无数。此后朱棣又将都城迁往北京，江南地区的赋税被定期运往北方，供给宫廷的开支和军事、政治上的用度。朱棣的后继者继续将南方地区视为永不枯竭的赋税征集地。这种经济上的盘剥，地理上的疏离，以及此前政治上的镇压，无疑加重了江南社会对北京朝廷的疏离感。在被朝廷视为政治弃儿后，一种地方主义的情绪就在江南地区滋生了。

经过万历年间的几次战争，朝廷的财政已经日渐枯竭。皇帝派遣自己的亲信代理人前往地方征收新税。新税的征收无疑加重了地方的苦难，士绅对庶民的困苦也十分同情。苏州的织工在抗议活动中杀死了征税官。对这种离经叛道的举动，地方士绅却表示同情甚至敬佩。抗议活动的首领自首入狱时，士民夹道相送。地方官员受此影响，努力向北京朝廷疏通，赦免抗议活动的首领，以安抚地方士民的情绪。

天启年间，江南士人进一步卷入北京的政治纷争，他们的活动引来了执政宦官的嫉恨。宦官以皇帝的名义，下令逮捕相关的士人。江南的士民并不了解北京的纷争，但是他们十分同情这些在当地享有声望的士人。在执行逮捕命令时，直属宦官的捕役与抗议者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很快发展为抗议者对捕役的攻击，多名捕役因此丧命。朝廷决定不再宽赦这种近乎叛乱的活动，五名为首者自愿承担责任，以免朝廷借此株连。五人受刑而死后，被江南士绅视为为正义殉难的英雄，其事迹在纪念性的诗文中广为传唱。

宦官失势后，胜利的士人在碑文中将死难者推为反抗宦官专制的英雄。这种论述未免言过其实，地方性的利益、情绪以及政治认同无疑是激发抗议者行动更直接的原因。因为碑文的作者也承认，向来在道德修养上被寄予厚望的官宦、士绅并未比这些出身贫寒的殉难者表现出更多的勇气。

正　始

（清）顾炎武

【导　读】

本文选自《日知录》卷一三《正始》。

正始是曹魏少帝曹芳的年号。当时，汉末党人的政治影响已经消散，宫廷贵族文化盛行一时。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大肆杀戮亲曹魏的贵族，并以恐怖政治打击政敌。在司马氏的分化、打击下，曹魏朝廷分化成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司马氏一党挟持宫廷，操持军政大权，残酷镇压了曹魏残余贵族的反抗。

经历政局动荡的贵族失去了政治热情。自此之后，贵族对皇室三心二意。士风浮华的背景下，司马氏的统治也未能持久。恢复封建、以宗室镇抚地方的努力首先引发了残酷的帝位争夺战。争战的各方尽力拉拢胡人参战，帝国、贵族以及文明相继在内战中湮灭。在帝国的废墟上，胜利的胡人建立了许多昙花一现的王国。

“五胡乱华”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黑暗年代，其对中原文化的冲击直至六七个世纪后方才告一段落。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对此有切肤之痛，他相信满族入主中原意味着中原文明的终结。在顾炎武看来，文明当下濒临的危机，甚至与一千多年前胡人入袭的黑暗年代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魏明帝殂［1］，少帝即位，改元正始［2］，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3］。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4］，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5］，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6］，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7］：“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8］，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9］；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10］。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11］，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12］，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13］，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注　释】

［1］　魏明帝：三国时魏国皇帝，公元226-239年在位。死时遗诏权臣司马懿与宗族曹爽共同辅政。

［2］　正始：少帝，即魏齐王年号，公元240-249年。

［3］　雒下：指当时都城洛阳。

［4］　卫玠：西晋人，好言玄理，每出一言，无不入微，听者绝倒。

［5］　永嘉：西晋怀帝年号，公元307-313年。

［6］　少陶玄风：年轻时受到玄学风气的熏陶。

［7］　王球：南朝宋人，颇好文义，自高身份，不与庶族往来。

［8］　阙里：孔子故乡。此处借指儒学。

［9］　郑、王：指郑玄与王肃。郑玄，东汉经学大师，集汉代经学之大成者。王肃，三国时期魏国人，通群经，创“王学”，与郑玄的“郑学”齐名。

［10］　王、何：指王弼与何晏，皆三国时期魏国人。二人都以通辩能言闻名，夏侯玄等同开玄学清谈风气，史称“正始之音”。

［11］　嵇绍：西晋人。其父嵇康被司马氏所杀后，嵇绍杜门不出。西晋代魏之后，在当时左仆射山涛劝说下出仕。八王之乱时，随惠帝征伐成都王颖，兵败，死于荡阴。

［12］　王裒：西晋人，其父被司马氏所杀，终身不西向坐，示不臣晋。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

［13］　刘聪：匈奴人，十六国时汉国国君。石勒：羯族人，十六国时后赵建立者。

【延伸阅读】

明清学风之移变

明末，复社人士目睹国势飘摇，遂有匡扶之志。他们除致力于尊经复古外，对研习经世济用之学，同样不遗余力。复社的陈子龙编纂了《皇明经世文编》，这是中国古代经世类书籍中的巨著，对后世的经世思潮有着深远的影响。复社成员后来的写作，多有早年受学的痕迹。

明清易代，士人痛感天崩地裂，反思之下，往往将亡国之因归结于晚明学风的空疏。痛定思痛，一些作者企图矫正这种空疏、轻浮的学风。此等作者之中以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最为著名。其中前二子皆列于复社门墙，而王夫之也颇受复社氛围的熏陶。

黄宗羲总结历代得失，反思明代灭亡，写下了《明夷待访录》。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诸篇，涉及国家政治、选举、教化、财政、官制、兵制诸多方面。在国体上，黄宗羲将君主的缘起归结于功利的原因，并以此鼓吹限制君权。在政制上，黄宗羲比较了封建与郡县的得失，反对中央的绝对集权，主张扩大地方权力。在法律上，黄宗羲试图论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上述的观点大多来自明人的论述，但表述之清晰，当以黄宗羲为最。

顾炎武是黄宗羲的密友，他的成就不在后者之下。《日知录》是一部读书札记，其写作的时间延续了数十年。顾炎武自述“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有改定”。经过多年的删改、考证、修订，《日知录》遗存的条目大多是发前人所未见者。其中涉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义，论述经世济用的治道，以及博物广志的见识。相对于《日知录》而言，后人的考证学问，则多流于文献的搜集和校正，对世事的见解和思考颇为欠缺。

王夫之经历了南明最后阶段的抵抗运动，其中历经艰辛。在抵抗运动失败后，王夫之避居于荒凉的山野之地，在极为艰苦的情形下坚持写作。王夫之的著述以历史著作见长，《读通鉴论》以清晰、冷静的评述梳理了《资治通鉴》之中的史实。对照王夫之记录南明史实的《永历实录》，不难发现，《读通鉴论》之中的见解也是伤于先朝故事后的感悟。

原　君

（清）黄宗羲

【导　读】

本文选自《明夷待访录》。

董仲舒将世俗政治与自然法则联系起来，使政治学与伦理学合二为一。这种传统在后世一脉相承，并在儒学的复兴者那里得到更加精致的发展。到南宋时，朱熹建立了规范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普世伦理。这种精致的学说，是明初以来儒家的正统学说。

黄宗羲的《原君》在很多部分可以看出法家学说的痕迹。法家学说原本是儒家学说的异端。这个异端激进派在两千年前以冷酷的逻辑为君主专制辩护。在第一个君主专制帝国崩溃后，继之而起的帝国选择了以冷酷的法家学说和儒家的伦理观相混合的政治学说。在以后的年代里，形形色色的帝国都或多或少地引用这种混合的政治学说。但君主专制制度一旦巩固，就将法家学说束之高阁，而更加乐意从儒家的古代传统之中获得修饰之物。

黄宗羲的《原君》，相比于先前的法家而言，并无惊世骇俗的新见解。但是相似的见解，出自先秦的法家与出自晚明的黄宗羲之间，其意义不啻天壤之别。黄宗羲是东林党烈士的后代，他以对君主忠诚、对父亲孝顺等儒家美德备受时人甚至包括敌人的称赞。这位儒家理想人格的代表居然受到法家学说的熏陶，这无疑暗示着君主专制政治已经没落。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向来声名狼藉的法家学说现在已经与一位忠诚的遗民对故国感伤的追思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感伤的时代，异族攫取了王朝正统，前朝遗民对先前钟情的传统感到迷惑、失望。怀疑的思想已经开始追本溯源，这无论如何都是不祥之兆。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1］；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2］，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3］，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4］，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5］，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6］，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注　释】

［1］　许由、务光：两人皆古代高士。许由，隐士，尧以天下让之，不受，尧又欲召为九州长，不欲闻，以水洗耳。务光，夏朝人，汤放桀后，以天下让之，不受，负石自沉于庐水。

［2］　某：汉高祖自称。仲：指汉高祖的二哥。高祖年轻时无赖乡里，不务正业，其哥哥则勤于农事。高祖的父亲经常批评高祖不能治产业，等到高祖得了天下后，得意地向其父夸耀说：“某业所就，孰与仲多？”

［3］　寇仇：敌人。独夫：指众叛亲离之人。《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谈到武王伐纣，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4］　废孟子而不立：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孟子所谓土芥、寇仇语不满，废止孟子配享。

［5］　摄缄縢，固扃：缄、縢都是捆物的绳索。扃，关纽。，锁。意谓用绳索捆绑，再加锁，竭力防人盗窃。

［6］　毅宗：明崇祯帝。李自成进北京后，他持剑将女儿砍伤，说：“若何为生我家？”

【延伸阅读】

张溥与明末党社

明代以来，士人为应试科举，往往借聚会结社之机，以文会友。士人参与这类聚会，既可以学习制艺，揣摩时文风习；又可结交同辈，联络情感，为将来入仕作准备。士人在研习制艺、文学之余，不免议论时政。在适当的时机下，这种议论也足以演变为政治活动。明末的东林党运动，就是地方士人的活动与朝廷党派纷争汇流的结果。东林党的影响尚多限于直接参与朝政，而将士人政治运动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动员性的政治、社会运动，尚有待于复社领袖张溥的努力。

张溥生于江南官绅家庭，早年好学成名，年长后结交东南名士，声望渐显。张溥成名后，虚怀若谷，致力于奖掖后学，故而慕名从学的士人络绎不绝。天启年间，宦官集团逐渐在对东林党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东林党在朝廷中的影响几乎被根除。但士民的暴动和半公开的抗议证明了东南地区对东林党的同情，这种情绪无疑激励了一些年轻的效法者。张溥召集同道组织了应社，以尊经复古、磨砺气节、经世济用为志。不久之后，各地士人效法应社，纷纷组织起地方性的文学社团，其旨趣大多与应社相去不远。

崇祯继位后，迅速铲除了天启朝的宦官集团。张溥等人深受鼓舞，认为是匡扶世事的有利时机。在同道的支持下，张溥联合南北各地的社团，成立复社。复社成员分工合作，研习学问，并出版同道的文集。在此后的科举应试中，取中者多为复社成员，天下为之瞩目。影响之下，复社门徒遍及全国，东南地区尤其如此。

张溥偕同亲近同道，企图借复社声势显赫的时机参与朝政，挽救晚明的危局。但是相比于他们企图效法的东林党人，复社成员的政治阅历更显欠缺。他们在北京的努力，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最后随着明朝的灭亡无果而终。随着清军逼近东南地区，复社徒众在本土组织了艰苦而绝望的抵抗。

原　法

（清）黄宗羲

【导　读】

本文选自《明夷待访录》。

与黄宗羲同时的顾炎武读完《明夷待访录》，致信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数百年后，梁启超写道：“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梭《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启超承认：“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又最深。”

顾炎武、梁启超两人相去数百年，他们对《明夷待访录》的观感却相似，不免令人惊讶。顾炎武的时代、经历与黄宗羲相去无几，他的感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梁启超既是谙习旧学的学者，也是积极向国人介绍新学的鼓动家。他发自内心的钦佩，恰恰是近代中国新旧过渡之间的思想标本。

《明夷待访录》中最激进的篇章，多是对先秦诸子论证的旧事重提。在这些追问原初问题的篇章之中，《原法》是十分特别的一篇。探求《原法》的行文，不难发现这是一篇十分晦涩的文字。文中既有理智的追问、怀疑和论证，又有情感的向往、追求和呼唤。理智和情感交织往复的《原法》，在今日的读者看来，仅仅是颇具煽动性的政治檄文，而非严肃的学理论证。但是平心静气地思索，却必须承认《原法》恰恰是当时最严肃的政治论文。因为今日的读者视为源自人类情感、愿望偏好的命题，一个世纪前的论者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先验真理。今日的读者认为荒诞可笑的理想，几代以前的读者为之心潮澎湃。在考虑到背景、语境的变迁后，方可理解黄宗羲的激切、抗议、忧虑和胆怯。这种理智的探索、考证，以及被后人遗忘的遭遇，与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学者有惊人的相似。后人信心十足地接受了前人的结论，却不应轻视前人探求的艰难。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1］，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2］。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末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3］，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4］，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5］，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论者谓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胶彼漆之中，以博宪章之余名，此俗儒之剿说也［6］。即论者谓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7］，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注　释】

［1］　二帝：指尧、舜。三王：夏、商、周开国君主，夏禹、商汤、周文王。

［2］　赋：此处指兵，因古代以田赋出兵。卒乘之赋：指部队。古代卒指步兵，乘指车兵。

［3］　庶孽：指除继承君位的嫡长子以外的诸子。刘邦曾大封同姓王。

［4］　方镇：地方集团。宋太祖曾吸取唐末五代教训，削除地方势力。

［5］　鳃鳃然：恐惧的样子。意谓战战兢兢地惦记着自己的天下，唯恐被人夺取。

［6］　宪章：遵循前人的法律。剿：同“抄”。剿说：因袭别人的成说。

［7］　井田：古代土地制度。封建：西周实行的封土建国的政治制度。

【延伸阅读】

新儒家论《原法》篇

此所谓法是从治天下方面说之治道之法。“三代以上有法。”其所以有法，乃因其法为天下而立，不为一己而立。此依据禅让之公而说下来。此亦正合于吾所说之“让开散开”之精神，“就个体而顺成”之原则。“让开散开”是不把持天下以为己物，“就个体而顺成”是不逆提牵率天下人民以从己。故其法无私，而可谓真有法。此为敞开之法。“三代以下无法。”其所以无法，乃因其法全为一己而设，全违背“让开散开”之精神、“就个体而顺成”之原则。此为“非法之法”，乃封闭禁锢之法。

…………

最足见儒者“理性之内容表现”之至意。

……然此“内容表现”之至意已将政治之最高原则，即让开散开之精神，就个体而顺成之原则，表露无余矣。此种理念，若能畅达不已，必至民主政体之出现。梨洲、亭林等所处时代正是西方十七、十八世纪洛克、卢梭等之时代。而彼等之人权运动，开出近代之民主政治，正是一帆风顺之会。而顾、黄、王所遭遇者，则是断潢绝港之时，遭遇清朝一绝大之歪曲。东西运会之异，岂不令人长叹息乎？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

学　校

（清）黄宗羲

【导　读】

本文选自《明夷待访录》。

两宋以来，科举大兴，庶民应试者日众。在科举的刺激下，地方社会的结构也渐渐发生变迁。世代相传的地方世家大族，渐渐在政治上失去了影响，让位于新晋的庶民。庶民子弟读书应试的各种学校，也纷纷崭露头角。私人讲学的氛围十分盛行，一度与官府兴办的官学并驾齐驱。古代中国的书院制度，就孕育于这种激荡、活泼的氛围中。

书院开设的初衷不离科举应试，但是许多学者或者退隐的官宦也期望书院可以为修学者提供道义、修身的熏陶。为此，一些有影响的学者相继投身于书院，以研习、发扬本派的学理。书院的学规往往出自其创始人的手笔，一些著名书院的学规曾经在几个世纪里被后来的书院参照、模仿。这些流传至今的学规证明书院是一自治的团体，其中规定了书院设立的目的、日常制度、纪律。书院的领袖被认为有义务维持书院的学风、纪律，以吸引游学者。因此，领袖一般由著名的学者担任，他们因学问和道德的修养而受到学生的尊重和服从。

但是书院并非单纯的学校，事实上，应该将其当作士绅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享有声望的书院必须注意笼络足够优秀的教师和学生，有时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书院的领袖必须在地方士绅中有影响，以便获得捐款，以维持日常开支，或者资助有天资的贫寒学生。为此，就必须让士绅相信书院对地方教化、安宁有贡献。书院还必须与地方官员相处融洽，以便不失去获得官方资助的机会，或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适当的影响。地方官员也乐意支持此类活动，以便敦促、教化自己治下的士民。对书院的支持，对官员本身的仕途甚至也是有利的，这意味着可以博取名誉，以及充当许多有望入仕的士人的恩主或保护人。

书院的学规，或者说那个时代的思潮，都不断地宣示要维持一个存在等级、身份差别的社会。科举为每个人提供了改变命运、身份的机会，却不仅没有取消这种差别。相反，科举使身份的差别与个人的努力相联系，以至于使身份的差别显得更加理所当然。但是，在书院内部，却存在着一种罕见的平等氛围。事实上，书院许多事务的决定，都必须取得教师、学生的同意或者是默认。这是古代中国社会一个十分特别的阶层，这个阶层的成员有着完全相同的出身：儒家弟子、开化的文明人、文明理想的承担者、科举应试的候选者、有朝一日出仕的候补官员。由身份接近的成员组成的书院，会萌发出公议的愿望，并不令人惊讶。但是这种公议的愿望，事实上是十分可疑的，在朝廷上，他们是君主的臣属；在地方上，他们是庶民的领袖；仅仅在短暂的书院生涯中，他们才能找到与自己平等的伙伴。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1］。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簿书、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2］，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

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3］。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也，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犹然循其名而立之何与？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4］。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5］，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

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授田之法废，民买田而自养，犹赋税以扰之；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犹势利以诱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跻之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

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为吾师也。”其下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皆听学官自择。凡邑之生童皆裹粮从学，离城烟火聚落之处士人众多者，亦置经师。民间童子十人以上，则以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为蒙师。故郡邑无无师之士，而士之学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则主分教之务，亦无不用之人。

学宫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其寺产即隶于学，以赡诸生之贫者。二氏之徒，分别其有学行者，归之学宫，其余则各还其业。

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使知民之情伪，且使之稍习于劳苦，毋得闭置宫中，其所闻见不出宦官宫妾之外，妄自崇大也。

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其以簿书期会，不至者罚之。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其或僻郡下县，学官不能骤得名儒，而郡县官之学行过之者，则朔望之会，郡县官南面讲学可也。若郡县官少年无实学，妄自压老儒而上之者，则士子哗而退之。

择名儒以提督学政，然学官不隶属于提学，以其学行名辈相师友也。每三年，学官送其俊秀于提学而考之，补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于提学而考之，以解礼部，更不别遣考试官。发榜所遗之士，有平日优于学行者，学官咨于提学补入之。其弟子之罢黜，学官以生平定之，而提学不与焉。

学历者能算气朔，即补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额，使礼部考之，官于钦天监。学医者送提学考之，补博士弟子，方许行术。岁终，稽其生死效否之数，书之于册。分为三等：下等黜之；中等行术如故；上等解试礼部，入太医院而官之。

凡乡饮酒，合一郡一县之缙绅士子。士人年七十以上，生平无玷清议者，庶民年八十以上，无过犯者，皆以齿南面，学官、郡县官皆北面，宪老乞言。

凡乡贤名宦祠，毋得以势位及子弟为进退。功业气节则考之国史，文章则稽之传世，理学则定之言行。此外乡曲之小誉，时文之声名，讲章之经学，依附之事功，已经入祠者皆罢之。

凡郡邑书籍，不论行世藏家，博搜重购。每书钞印三册，一册上秘府，一册送太学，一册存本学。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士子选场屋之文及私试义策，蛊惑坊市者，弟子员黜革，见任官落职，致仕官夺告身。

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在市肆工艺者，学官定而付之；离城聚落，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

凡一邑之名迹及先贤陵墓祠宇，其修饰表章，皆学官之事。淫祠通行拆毁，但留土谷，设主祀之。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

【注　释】

［1］　辟雍：古代学宫，始自西周时，贵族子弟在此学习各种技艺。后来诸王朝也设有辟雍，多用于举行祭祀或者施行各种礼仪活动。

［2］　学校：汉代以后，各代都设有官立学校。但是往往因为受拘束于官府，官立学校的学风不免淡薄、没落，汲汲于功名利禄。甚至连朝廷也对其感到失望，开始支持民间兴起的各种私人书院。

［3］　书院：书院开设后，一些退隐的官宦、学者也乐意在书院开讲。这种讲学活动往往发展成政治清议运动，对当朝的官员形成压力。当朝官员有时会选择压制，比如南宋历史上，韩侂胄执政时，曾经宣布道学是“伪学”。明末东林党运动时，东林书院曾经被朝廷下令毁弃。

［4］　请起李纲：靖康之乱前，金兵围攻汴梁，北宋朝廷和战不决。宋钦宗对与金兵交战缺乏信心，有意议和，遂罢免了主战的大臣李纲。太学生陈东率领数百名学生，上书宋钦宗，反对罢免李纲，后来发展成骚乱，杀死数十名宫廷侍从。

［5］　陈、欧：指陈东、欧阳澈。陈东就是上文中多次上书的太学生，靖康之乱后，被宋高宗招揽。他向宋高宗上书，要求还都汴梁；迎还被掳的徽宗、钦宗二帝；罢斥执政大臣，任用李纲。因此得罪于执政大臣，不久之后被杀。欧阳澈是布衣，金兵进逼汴梁期间曾上安边御敌十策。后来向高宗上书，内容与陈东的上书近似，不久同时被杀。

【延伸阅读】

子产不毁乡校

（春秋）左丘明

郑人游于乡校［1］，以论执政［2］。然明谓子产曰［3］：“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4］，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5］，不闻作威以防怨［6］。岂不遽止［7］？然犹防川［8］，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9］。不如吾闻而药之也［10］。”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11］。小人实不才［12］。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13］？”仲尼闻是语也［14］，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注释］

［1］　乡校：古时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

［2］　执政：政事。

［3］　然明：郑国大夫融蔑，然明是他的字。

［4］　退：工作完毕后回来。

［5］　忠善：尽力做善事。损：减少。

［6］　作威：摆出威风。

［7］　遽：很快，迅速。

［8］　防：堵塞。川：河流。

［9］　道：通“导”，疏通，引导。

［10］　药之：以之为药，用作治病的药。

［11］　信：确实，的确。可事：可以成事。

［12］　小人：自己的谦称。不才：没有才能。

［13］　二三：这些，这几位。

［14］　仲尼：孔子的字。孔子当时只有十岁，下面的话是孔子后来说的。

论君民

（清）王夫之

【导　读】

本文选自《读通鉴论》卷二七《僖宗》。

面对清军的攻势，明朝的士民发现自己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或者归附新朝廷，依靠其恢复地方秩序；或者继续坚持绝望的抵抗活动，甚至不惜投身于盗匪之流。毫无疑问，大部分士民最后选择了前者。故而清军入关不过十万余人，而北方几乎不战而降。清军南下江南时，也不过万余人，但是先后招降南明军队数十万。明清易代之际，正如其他王朝鼎革之际，绝大部分士民选择归附，此一事实毋庸置疑。但是对中国士民，尤其是士大夫而言，忠于君王被认为是绝对的义务。一旦他们逃避忠诚的义务，最好的结局是被列入“贰臣”的名录。

分道扬镳的选择无疑引发了许多的争执、伤痛和苦涩。这种裂痕有时发生在最亲密的家庭、家族和密友之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虽然选择归附的是多数，但是在历史和道义的叙述中，他们又是绝对的少数。即使是接受他们归附的新王朝，也会坚持古老的道义传统。坚持抵抗或殉国的人被视为英雄，但是他们又何尝不同情流离失所、死于非命的庶民呢？随着抵抗日渐绝望，抵抗者们渐渐发现英雄的举动不过徒增更多伤亡而已。道义传统要求尽忠于君王，但也同样要求保护庶民。在抵抗运动已趋衰落的后期，这种道义的冲突无疑越来越使抵抗者们苦恼。

王夫之论君民这一部分提及晚唐的史实，非常契合晚明的境遇，这也许并非偶然。王夫之的家庭、经历无一不要求他坚持对君王的忠贞，而他本人也从未逃避。直至晚年，他依然准备投身复兴明朝的事业。但是这位传统的卫道士却以一种平和、冷静的心态评价那些与他选择不同的士人，显然对传统道义内在的冲突也是感同身受。王夫之由此上溯到相关史实，揭去了儒家学派用以修饰君民关系的道德面纱。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不善之分歧不一矣，而彝伦为其纲［1］。彝伦攸叙，虽有不善者寡矣；彝伦攸，其于善也绝矣［2］。君臣者，彝伦之大者也。“君非民，罔与立；民非君，罔克胥匡以生。”名与义相维，利与害相因，情自相依于不容已，而如之何其之！君惟纵欲，则忘其民；民惟趋利，则忘其君。欲不可遏，私利之情不自禁，于是乎君忘其民而草芥之，民忘其君而寇仇之，夫乃殃不知其所自生，而若有鬼神焉趋之而使赴于祸。君之身弑国亡、子孙为戮，非必民之戕之也，自有戕之者矣；民之血膏原野、骴暴风日者［3］，非必君之剿绝之也，自有剿绝之者矣。故曰百殃。百云者，天下皆能戕之、剿绝之，而靡所止也。

唐自宣宗以小察而忘天下之大恤，懿、僖以淫虐继之［4］，民怨盗起，而亡唐者非叛民也，逆臣也。奔窜幽辱，未酬其怨，而昭宗死于朱全忠之手［5］，十六院之宗子［6］，骈首而受强臣之刃，高祖、太宗之血食，一旦而斩。君不仁以召百殃，既已酷矣，而岂徒其君之酷哉？李克用自潞州争山东［7］，而三州之民俘掠殆尽，稼穑绝于南亩；秦宗权寇掠焚杀［8］，北至滑、卫，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届江、淮，极目千里，无复烟火，车载盐尸以供糇粮；孙儒攻陷东都［9］，环城寂无鸡犬；杨行密攻秦彦、毕师铎于扬州［10］，人以堇泥为饼充食，掠人杀其肉而卖之，流血满市；李罕之领河阳节度［11］，以寇钞为事，怀、孟、晋、绛数百里间，山无麦禾、邑无烟火者，殆将十年；孙儒引兵去扬州，悉焚庐舍，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朱温攻时溥，徐、泗、濠三州之民不得耕获，死者十六七。若此者凡数十年，殃之及乎百姓者，极乎不忍见、不忍言之惨。夫岂仅君之不善、受罚于天哉？不善在君而殃集于君，杀其身，赤其族，灭其宗祀，足相报也。天岂无道而移祸于民哉？则民之不善自贻以至于此极，而非直君之罪矣。

天子失道以来，民之苦其上者，进奉也，复追蠲税也，额外科率也，榷盐税茶也。民辄疾首以呼、延颈以望，曰：恶得天诛奄至，易吾共主，杀此有司，以舒吾怨也！及乎丧乱已酷，屠割如鸡豚，野死如蛙蚓，惊窜如麇鹿，馁瘠如鸠鹄，子视父之剖胸裂肺而不敢哭，夫视妻之强搂去室而不敢顾，千里无一粟之藏，十年无一荐之寝［12］，使追念昔者税敛取盈、桁杨乍系之苦［13］，其甘苦何如邪？则将视暗君墨吏之世，如唐、虞、三代而不可复得矣。乃一触其私利之心，遽以不能畜厚居盈为大怨，诅君上之速亡，竞戴贼而为主，举天下狺狺薨薨而相怨一方，忘乎上之有君也。忘乎先世以来，延吾生以至今者，君也；忘乎偷一日之安，而尚田尔田、庐尔庐者，君也。其天性中之分谊，泯灭无余，而成乎至不仁之习也，久矣！积不善而殃自集之，天理周流，以类应者不测，达人洞若观火，而怙恶者不能知，一旦沓至，如山之陨，如水之决，欲避而无门，故曰百殃也。

夫民之愚夙矣，移之以使作善者君也，则君固不得辞其咎矣。而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从君于昏以虐民者，勿论已；翘然自好者，以诋讦为直，以歌谣讽刺为文章之乐事，言出而递相流传，蛊斯民之忿怼以诅咒其君父，于是乎乖戾之气充塞乎两间，以干天和而奖逆叛，曾不知莠言自口而彝伦攸，横尸流血百年而不息，固其所必然乎！古之君子，遇无道之君，去国出奔，不说人以无罪，故三代立国千年，而无屠割赤地之惨。作善之祥，岂徒在一人哉！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时之论也。当其时，文、武之泽已斩，天下忘周而不以为君，周亦忘天下而不自任为君，则君子虽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篡逆之臣，则介在戎狄，无异于酋帅，杀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轻也。君与社稷轻，而天所生之人，不可以无与立命，则苟有知贵重其民者，君子不得复以君臣之义责之，而许之以为民主可也。

黄巢既灭之后，僖宗乐祸以逞志，首挑衅于河东。朱温，贼也；李克用，狄也；起而交争。高骈、时溥、陈敬瑄各极用其虐；秦宗权、孙儒、李罕之、毕师铎、秦彦之流，杀人如将不及。当是时，人各自以为君，而天下无君。民之屠剥横尸者，动逾千里，驯朴孤弱之民，仅延两间之生气也无几。而王潮约军于闽海［14］，秋毫无犯；王建从綦毋谏之说［15］，养士爱民于西蜀；张全义招怀流散于东都［16］，躬劝农桑；杨行密定扬州，辇米赈饥；成汭抚集凋残于荆南［17］，通商劝农。此数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顺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略其慝，不得以拘致主帅之罪罪王潮，不得以党贼之罪罪全义，不得以僭号之罪罪王建，不得以争夺之罪罪行密，不得以逐帅自立之罪罪成汭。而其忘唐之尚有天子，莫之恤而擅地自专者，概可勿论也。

非王潮不能全闽海之一隅，非王建不能保两川于已乱，非全义不能救孙儒刃下之余民，非行密不能苏高骈虐用之孑黎。且其各守一方而不妄觊中原，以糜烂其民，与暴人争衰王。以视朱温、李克用之竭民肝脑、以自为君而建社稷，仁不仁之相去，岂不远哉？呜呼！至是而民为重矣。非倚之以安君而卫社稷之谓也，视其血染溪流、膏涂原草者，虽欲不重之，而有人心者固不忍也。君怙恶以殃民，贼乘时而行其残忍，民自不靖而旋以自戕，三者皆祸之府也。而民为可矜也。何也？屠刈流离之民，固非尽怨上行私、延首待乱之民也。天且启数子之心，救十一于千百，而亦可以为民之主矣。

【注　释】

［1］　彝伦：古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犹言伦常。

［2］　攸叙：攸，语气词。叙，次第，或指按等级次第授官奖励等。此处指伦常还被人遵守。攸：抛弃。

［3］　骴：肉未烂尽的骸骨。骴暴风日：指暴尸野外。

［4］　宣宗：唐宣宗，公元846-859年在位。在位期间，不私近臣贵戚，不过分奢侈，但朋党之争、藩镇战乱始终未解决。懿：唐懿宗，公元859-873年在位，怠于政事，游宴无度。僖：唐僖宗，公元874-888年在位，任用宦官，横征暴敛。

［5］　朱全忠：即朱温。黄巢起义军将领，后降唐，割据地方，征战不已。最后杀掉唐朝皇帝，建梁，史称后梁。

［6］　十六院：宫院名。此处借指皇宫。

［7］　李克用：沙陀人。因镇压黄巢起义军用功，封河东节度使，遂割据一方。公元890年与朱温征战，大肆抢掠，致使河东赤地千里。

［8］　秦宗权：唐将领。败于黄巢起义军后，降巢。黄巢死后自称帝，遣将四处抢掠，征战时以腌制的人肉为粮食。

［9］　孙儒：秦宗权部下。公元885年打败李罕之，占据洛阳，放火焚烧宫殿。

［10］　杨行密：唐将领。以败秦宗权功授泸州刺史，同秦彦、毕师铎等混战，胜而据扬州。后建立吴政权，尚能保境安民。

［11］　李罕之：黄巢起义军将领。后降唐，与秦宗权、孙儒等征战，所部到处劫掠，以人肉为粮。

［12］　荐：垫席、褥子。

［13］　桁杨：加在脚上或颈上据系囚犯的刑具。

［14］　王潮：王绪部下，随军至漳州后，囚禁王绪，绪死后，自立为帅，公元886年占泉州，公元893年占福州，尽有闽中五州。

［15］　王建：五代十国时期前蜀的建立者。能任用名臣世族，做到虚心纳谏。

［16］　张全义：黄巢起义军将领。后降唐，为河南尹，居洛阳，奖励耕织，躬载酒食，劳民田间。

［17］　成汭：唐将领，公元888年取荆南，被任为荆南节度留后，励精图治，招抚流亡，通商务农。

【延伸阅读】

朱元璋与孟子

晚唐的韩愈极力拔高孟子的地位，北宋的王安石同样倾心于此。南宋时，尊崇孟子的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在此期间，孟子的地位不断上升，最终被封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配祀孔庙。《孟子》一书也被列入“四书”，渐有取代先秦经典神圣地位的气势。对理学而言，孟子的地位对道统的延续、理学的存亡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孟子生活的年代距礼崩乐坏、篡逆相继的春秋之世不远，战国时代更是周天子失位，诸侯相攻。故而孟子的著作中颇有应时应景的论述，诸如“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孟子本人又好为“革命”之说。这一切，都大触专制君主的忌讳。

洪武初年，朱元璋读《孟子》，极为忌恨，称：“使此老（孟子）在今日，宁能免耶？”他愤恨之下，下令将孟子罢享孔庙。洪武末年又下令删定《孟子》，删去“辞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删定的《孟子》“洁本”被颁行天下，以取代原有的《孟子》。

论曹魏

（清）王夫之

【导　读】

本文选自《读通鉴论》卷一《三国》。

17世纪的气候变异波及全球，人类活动的几个大陆都颇受影响，并在各自的历史中留下与此相关的记录。东亚地区的明帝国也未能幸免，灾荒波及了帝国东南、西北地区。相对于东南地区而言，灾荒对素来贫瘠的西北地区可谓雪上加霜。即使在政府有效的治理、救济下，完全消弭灾荒对经济、社会的后续影响，也必须等待许多年。但是朝廷正积极与东北的满族政权交战，仅对西北地区维持力不从心的治理。灾荒过后，不仅死者众多，地方秩序也荡然无存。在饥饿、窘困、骚乱的氛围中，有势力的豪强、盗匪逐渐开始充当本地居民的掠夺者和保护者。在明帝国最后的十多年里，为数众多的武装团伙在西北地区游荡，分分合合。一旦他们在某位首领的率领下联合行动，往往令朝廷惊恐万分。

皇帝、宦官、官员、士人经过多年的纷争后，再也无力应对局势变化。在帝国崩溃前，皇帝以及他的执政大臣曾经考虑以更加灵活的举措挽救危局，但朝廷上下已经无法团结一致地推行任何举措。变通的措施总是牵连着官员、党派之间的新仇旧恨，以致引发更大的纷争。西北义军的联合武装进军京城，皇帝自尽身亡，留下诏书，声明他对朝廷诸臣已经绝望。

在此前一年，帝国的皇帝、官员尚不乏对局势的信心。此时帝国统治着众多的臣民，维持着大量的军队。西北的反叛者以及东北的满族政权都未取得对帝国的绝对优势。来自历史、传统的信心依然让君臣上下感到满怀希望。可是在一年时间里，帝国就经历了天崩地裂的变局。来自西北地区、未脱盗匪习气的反叛者迅速攻入京城，皇帝被迫自尽。东北的满族借机入关，击溃反叛者，随后开始统一全国，开创了新王朝。清朝向关内的汉族士民下达了剃发令，对汉族士民而言，这意味着放弃文明之初以来的传统甚至是文明本身。剃发令激起了普遍的反抗，反抗者遭到血腥的无差别镇压。大部分人接受了这种史无前例的境遇，但是在内心将其视为耻辱，这种内心的隐痛甚至延续了数百年。

这种天崩地裂的变局在一代人心目中引起的惊骇、惶恐是不言而喻的，亲历者更是有切肤之痛。在正统的世界秩序崩溃后，他们开始反思旧日的信仰。朱熹在《通鉴纲目》之中宣扬的理学历史观对明代思潮影响至深，甚至在通俗小说中也可见其痕迹。《读通鉴论》与《通鉴纲目》的旨趣差异，着实耐人寻味。

国之亡，有自以亡也［1］，至于亡，而所自亡之失昭然众见之矣。后起者，因鉴之、惩之，而立法以弭之；然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前之覆辙虽不复蹈，要不足以自存。汉亡于宦官外戚之交横，曹氏初立，即制宦者官不得过诸署令，黄初三年［2］，又制后家不得辅政，皆鉴汉所自亡而惩之也。然不再世，而国又夺于权臣。立国无深仁厚泽之基，而豫教不修，子孙昏暴，扑火于原，而焰发于烓灶［3］，虽厚戒之无救也。

自其亡而言之，汉之亡也，中绝复兴，暴君相继，久而后失之；魏之亡也不五世，无桀、纣之主而速灭；以国祚计之，汉为永矣。乃自顺帝以后，数十年间，毒流天下，贤士骈首以就死，穷民空国以胥溺，盗贼接迹而蔓延；魏之亡也，祸不加于士，毒不流于民，盗不骋于郊；以民生计之，魏之民为幸矣。故严椒房之禁［4］，削扫除之权，国即亡而害及士民者浅，仁人之泽，不易之良法也。

乃昏主则曰：外戚宦官，内侍禁闼，未尝与民相接，恶从而朘削之？且其侈靡不节，间行小惠，以下施于贫乏，何至激而为盗？其剥民以致盗者，士大夫之贪暴为之也。夫恶知监司守令之毒民有所自哉？纨袴之子，刑余之人，知谀而已，知贿而已；非谀弗官也，非贿弗谀也，非剥民之肤弗贿也［5］，则毒流四海，填委沟壑，而困穷之民无所控告。犹栩栩然曰［6］：吾未尝有损于民，士大夫吮之以为利，而嫁祸于我以为名。相激相诋，挟上以诛逐清流，而天下箝口结舌，视其败而无敢言。汉、唐、宋之浸败而浸亡，皆此由也。其能禁此矣，则虽有夺攘之祸，而民不被其灾。故司马篡曹，潜移于上而天下不知。勿曰防之于此，失之于彼，魏之立法无裨于败亡也。

【注　释】

［1］　有自以亡：有导致其灭亡的原因。

［2］　黄初：三国魏文帝年号，公元220-226年。

［3］　烓灶：火炉。

［4］　椒房：原指皇后宫室，后泛指后妃所住宫殿。

［5］　“非谀弗官”至此：意谓不奉承他（指外戚宦官）就无法升官，要奉承他，就必须通过贿赂进行，而要贿赂，就必须盘剥百姓。

［6］　栩栩然：欣然自得的样子。

【延伸阅读】

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

北宋的司马光主持修撰《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作为向君主进言的佐证。司马光希望君主在阅读《资治通鉴》后，会自然而然地接受自己的思想，避免政局动荡。除此之外，司马光还期望通过对古代历史、政治的分析，为君主提供治国的见解、参考。因此之故，《资治通鉴》近乎是君主的政治手册，它的第一读者是当朝的君主。在体例上，《资治通鉴》是一部通史，述及的年代久远，篇幅浩大，引用的材料纷繁复杂，读者往往难得要领。

至南宋时，学者朱熹及其学生以纲目体节录，对《资治通鉴》进行改编，写成《资治通鉴纲目》。但是《资治通鉴纲目》的撰写，远非单纯的节写。在朱熹那里，历史的编撰与两宋思潮的变迁合流了。北宋覆亡后，南宋偏安一隅，恢复失地的希望渐渐黯淡。时局的变化在南宋学者的心灵上印下了深刻的印记。相对于北宋学者论述历史时的现实态度，南宋学者以一种更加浪漫、理想的思绪复述历史。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历史的浪漫主义有助于偏安南方的朝廷寻求政治上的自尊。朱熹对自己的努力深为满意，他写道：“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概然有感于斯。”正如司马光企图以《资治通鉴》宣扬本派的政治见解一样，《资治通鉴纲目》将使人们渐渐接受理学对历史的叙述，以及理学本身。

《资治通鉴纲目》刊行后，以其简练的行文受到士人的欢迎。对于理学的慕道者而言，这部理想化的历史远比《资治通鉴》的繁琐、固执更具吸引力。随着理学在明代的胜利，《资治通鉴纲目》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影响了明代士人对历史、现实的视野和观感。

论正统

（清）王夫之

【导　读】

本文选自《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一》。

李自成部攻陷北京，崇祯帝自尽身亡。吴三桂联合清军，在山海关击溃李自成部。北方战火频仍，交通隔绝，崇祯帝的几位皇子在战乱中失踪。失去了无可非议的继承者，明朝南方的官员决定自亲近的藩王之中选立新君。因之而起的继承纷争，为复兴明朝的希望，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明初建都南京，朱棣迁都北京后，继续以南京为留都。南京因此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朝廷官署，在此任职的官员虽是虚衔，在地位上却与北京的同僚相同。北方沦陷后，南京成为新君登基的理想新都。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的孙子，与崇祯帝同辈。在宗法秩序中，亲近崇祯帝的福王，似乎更有继统的权利。但是东林、复社系士人在江南影响深远，他们曾经反对神宗立福王的父亲为太子，自然对福王世袭毫无好感。况且，他们对朱由崧的修为也极为厌恶、失望，认为他难当大任。相形之下，许多江南官员对潞王朱常淓更为钟情。但是朱常淓是神宗兄弟的后裔，且比崇祯帝高一辈，在宗法秩序上更为疏远。南方的官员、勋臣、宦官、将领都卷入了这次继承纷争。最后凤阳总督马士英联合军队将领，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这就是后来的弘光帝。但是弘光帝继位前的纷争损害了朝廷的权威，加剧了官员之间的裂痕。军队对政治的影响日渐增加，立足未稳的朝廷政治更显动荡。直到弘光朝廷覆灭，对朝廷不利的政治传闻、密谋从未断绝。

弘光朝廷覆灭后，唐王朱聿键在文武官员以及郑鸿逵、郑芝龙等人的拥戴下，登基称帝，这就是后来的隆武帝。郑氏一族是往来中国东南、日本、南洋一带的海盗家族，在福建地区根基深厚，为隆武朝廷提供了立足之地。在此前后，清朝的剃发令在浙江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投身反抗运动的明朝下级官员、士绅认为必须拥立一位宗室，以号令四方。在得知隆武朝廷的消息前，他们选定浙江境内的鲁王朱以海为摄政。朱以海摄政后，隆武朝廷派来使者，建议合并。合并的建议未曾得到鲁王及其臣僚的认同，两方为了争夺正统的地位，几乎兵戈相向，更遑论守望相救，结果被清军分别击破。朱聿键被难后，朱以海在江南和东南沿海继续抵抗，后来迫于形势，依附郑氏，抑郁而终。

隆武帝被难后，明朝官员拥戴桂王朱由榔为帝。在亲近崇祯帝的宗室相继被清军俘杀后，朱由榔是明神宗仅存的子孙，在继位顺序上无可非议。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监国，后来称帝，史称永历帝。朱由榔监国后，一些被排挤在朝廷之外的官员拥戴隆武帝的弟弟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绍武朝廷不久之后就亡于清军的进攻，但它的分离活动却给明朝的残存势力带来灭顶之灾。绍武朝廷在其存在的短暂时间里，派出仅存的军队与永历朝廷争夺正统地位。结果清军乘虚而入，袭取了毫无守备的广州。广州的沦陷不仅使绍武朝廷覆灭，而且隔断了永历朝廷与东南明朝残余势力的联系。后来永历朝廷的将领李定国自西南北伐，郑成功自东南进军，都因为孤军深入而挫败。

对于矢志复兴明朝的抵抗者而言，失败之后的反思自然是沉痛的。使这种痛苦难以承受的是，要承认明朝复兴的希望是由于内讧而断绝。而内讧的渊源之一，则是士大夫对正统的热衷。明朝号称以理学开国，对帝国政治的正统信仰自然毋庸置疑。甚至以反思理学著称的王阳明学派，也不曾怀疑帝国政治的神圣意义。明清易代之际天崩地裂的变局，为许多人的反思提供了拨云见日的机会。王夫之反思历史的许多精辟见解，也是个中应有之义。

论之不及正统者［1］，何也？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2］。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掩篡夺之迹［3］；抑假邹衍五德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4］，文其诐辞［5］；要岂事理之实然哉？

统之为言，合而并之之谓也，因而续之之谓也。而天下之不合与不续也多矣！盖尝上推数千年中国之治乱以迄于今，凡三变矣。当其未变，固不知后之变也奚若，虽圣人弗能知也。商、周以上，有不可考者。而据三代以言之，其时万国各有其君，而天子特为之长，王畿之外，刑赏不听命，赋税不上供，天下虽合而固未合也。王者以义正名而合之。此一变也。而汤之代夏，武之代殷，未尝一日无共主焉。及乎春秋之世，齐、晋、秦、楚各据所属之从诸侯以分裂天下；至战国而强秦、六国交相为从衡，赧王朝秦，而天下并无共主之号，岂复有所谓统哉？此一合一离之始也。汉亡，而蜀汉、魏、吴三分；晋东渡，而十六国与拓拔、高氏、宇文裂土以自帝［6］；唐亡，而汴、晋、江南、吴越、蜀、粤、楚、闽、荆南、河东各帝制以自崇。士其土，民其民，或迹示臣属而终不相维系也，无所统也。六国离，而秦苟合以及汉；三国离，而晋乍合之；非固合也。五胡起，南北离，而隋苟合之以及唐；五代离，而宋乃合之。此一合一离之局，一变也。至于宋亡以迄于今，则当其治也，则中国有共主；当其乱也，中国并无一隅分据之主。盖所谓统者绝而不续，此又一变也。夫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离矣，而恶乎统之？绝矣，而固不相承以为统。崛起以一中夏者，奚用承彼不连之系乎？

天下之生，一治一乱。当其治，无不正者以相干，而何有于正？当其乱，既不正矣，而又孰为正？有离，有绝，固无统也，而又何正不正邪？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惟为其臣子者，必私其君父，则宗社已亡，而必不忍戴异姓异族以为君。若夫立乎百世以后，持百世以上大公之论，则五帝、三王之大德，天命已改，不能强系之以存。故杞不足以延夏，宋不足以延商［7］。夫岂忘禹、汤之大泽哉？非五子不能为夏而歌雒汭，非箕子不能为商而吟麦秀也［8］。故昭烈亦自君其国于蜀，可为汉之余裔；而拟诸光武，为九州兆姓之大君，不亦诬乎？充其义类，将欲使汉至今存而后快，则又何以处三王之明德，降苗裔于编氓邪？

蜀汉正矣，已亡而统在晋。晋自篡魏，岂承汉而兴者？唐承隋，而隋抑何承？承之陈，则隋不因灭陈而始为君；承之宇文氏，则天下之大防已乱，何统之足云乎？无所承，无所统，正不正存乎其人而已矣。正不正，人也；一治一乱，天也；犹日之有昼夜，月之有朔、弦、望、晦也。非其臣子以德之顺逆，定天命之去留；而詹詹然为已亡无道之国延消谢之运，何为者邪？宋亡而天下无统［9］，又奚说焉？

近世有李槃者，以宇文氏所臣属之萧岿［10］，为篡弑之萧衍延苟全之祀，而使之统陈。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勖，不知所出之徐知诰［11］，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统分据之天下。父子君臣之伦大紊，而自矜为义，有识者一吷而已［12］。若邹衍五德之说，尤妖妄而不经，君子辟之，龂龂如也。

【注　释】

［1］　论之不及正统：王夫之《读通鉴论》未曾涉及古代史家一直重视的“正统”论，所以他在卷末作出解释。

［2］　昉：曙光初现，引申为开始。

［3］　掩：掩盖，遮蔽。掩篡夺之迹：掩盖篡权夺位的行为。

［4］　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提出五德转移说，认为朝代更替依五行相克顺序循环。刘歆：西汉人。古文经学家，总群书而辑为《七略》。曾为王莽篡汉作理论上的构建。

［5］　诐：偏颇，邪僻。诐辞：歪理邪说。

［6］　拓拔、高氏、宇文：分别是北魏、北齐、北周三国开国君主的姓氏。

［7］　杞：古国名，武王伐纣后，封禹的后代在杞。宋：武王伐纣后，封殷民于宋。

［8］　五子不能为夏而歌雒汭：指雒河入黄河处，五子为夏歌雒汭不知确知何事。箕子：商代纣王的诸父，数谏纣王不被采纳。商亡后，箕子过殷墟，见宫室毁坏，上生禾麦，作麦秀歌，殷民闻之皆流涕。

［9］　宋亡而天下无统：指宋亡后，元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汉族的“统”绝而不继。

［10］　萧岿：南朝梁明帝。

［11］　朱邪存勖：即五代后唐的建立者李存勖，沙陀部人。徐知诰：五代时期南唐的建立者。初为当时大将徐温的养子，故改名徐知诰，公元937年建唐，复姓李，自称唐氏后裔。

［12］　有识者一吷：吷，以口吹物发出的微小声音。指有见识的人不以为然。

【延伸阅读】

《永历实录》之成书

李自成部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尽而死。清军以为明朝君主复仇的名义，攻入中原。清军征讨中国南方时，与明朝诸多的流亡朝廷反复拉锯、对峙。清朝立国后，编定的官定史书强调，明朝的正统至崇祯朝终结，此后其正统地位自然而然地由为其复仇的清朝继承。曾经在中国南方坚持抵抗的南明流亡朝廷的历史，被刻意地掩盖了。清朝希望以消灭南明的历史，进一步消弭汉族士民的战争记忆。

坚持明朝遗民身份的作者们尝试写作南明的历史，以为后人留下故国的回忆。但是这种写作往往苦于材料的匮乏，最后无果而终。因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或者已经在抵抗运动中殉难，或者依然忍受着艰苦的流亡生活。有幸流传的材料，也因为混杂了各种政治歧见、党派纷争，变得面目全非。编撰者往往发现自己不得不满足于一些道听途说、难以印证的传闻。清政府对南明历史的写作深恶痛绝，不少写作者因此死于非命。他们本来就杂乱无章的著述，经此劫难更是零落难觅。

王夫之写作的《永历实录》是一个偶然的例外。王夫之早年亲历了永历朝廷的抵抗运动，他的好友中不乏后来为永历朝廷殉难的烈士。幸于遇难的王夫之为躲避清政府的搜捕，在南方僻远的山区度过了多年困苦不堪的流亡生活。在流亡中，王夫之坚持著述，写下了《永历实录》。

《永历实录》共计二十六卷，其中第十六卷已经散佚，实存二十五卷。《实录》记载了永历朝的史实，自永历皇帝朱由榔在肇庆登基始，至其在昆明遇害终，其间共计十六年。与传统的官定实录不同，《永历实录》是私人撰述的纪传体史书，记录了一位抵抗者对往昔岁月的纪念。在《永历实录》中，王夫之为归附永历朝廷的李自成、张献忠旧将立传，使之与明朝正统的大臣并列，这种体例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永历一朝的政治处境。

《永历实录》成书后，长期不为世人所知。乾嘉之后，清朝统治渐渐巩固，朝廷对前朝的忌讳也渐渐松弛。道光年间，学者开始刊印王夫之的遗著。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湘军领袖曾国藩亲自校定、刻印王夫之的遗著，其中就包括《永历实录》。曾国藩的初衷是希望唤起士人为王朝和传统献身的热情，但是其结果却是激起了排满的情绪，以及对君主专制政治的怀疑。

汤若望主持钦天监

（近代）赵尔巽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二七二《汤若望杨光先南怀仁传》。

汤若望生于德国科隆的贵族家庭，年长后在罗马入耶稣会，在天主教的大学里接受教育。到中国后，汤若望曾经在西安传教，后来又协助徐光启编修历书，制造天文仪器。明末边关战事不断，汤若望还一度奉命为明朝廷铸造火炮。清军攻占北京后，汤若望以天文学的知识见重于清朝廷，奉命主持钦天监，修订历法。

与利玛窦相似，汤若望同样注重与士大夫的交流。另外，年轻的顺治皇帝很钦佩汤若望的学识，任命他为朝廷的高官，这无疑便于提高汤若望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汤若望本人也与皇帝、贵族保持着亲密的私人联系。故此，汤若望渐渐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耶稣会士。

汤若望的受宠引来了妒嫉和怨恨。顺治皇帝去世后，汤若望失去了保护人。杨光先诬告汤若望等传教士潜谋造反，邪说惑众，所制历法荒谬。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被捕下狱，其中汤若望被判处死刑。由于顺治母后的救助，汤若望幸免于难，出狱后不久就去世。诬告得手的杨光先奉命主持钦天监，编订历法，但是明显无法胜任。耶稣会士南怀仁奉命修订历法成功，杨光先被治罪。历法修订的成功，增加了耶稣会士在宫廷中的影响。

汤若望，初名约翰亚当沙耳，姓方白耳氏，日耳曼国人。明万历间，利玛窦挟天算之学入中国［1］，徐光启与游，尽其术。崇祯初，日食失验，光启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2］，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庄烈帝用其议，设局修改历法，光启为监督，汤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光启卒，以李天经代，奏进汤若望所著书及恒星屏障。迭与台官测日食，候节气，并考定置闰先后，汤若望术辄验。庄烈帝知西法果密，欲据以改《大统术》［3］，未行而明亡。

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定京师，是岁六月，汤若望启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4］，开列呈览。”王命汤若望修正历法。七月，礼部启请颁历，王言：“治历明时，帝王所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民之至意。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王令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惟新法脗合，《大统》、《回回》二法时刻俱不协。

世祖定鼎京师，十一月，以汤若望掌钦天监事［5］。汤若望疏辞，上不许。又疏请别给敕印，而以监印缴部，谓治历之责，学道之志，庶可并行不悖，上亦不许。并谕汤若望遵旨率属精修历法，整顿监规，如有怠玩侵紊，即行参奏。加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号通玄教师，……旋复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

钦天监旧设回回科，汤若望用新法，久之，罢回回科不置。十四年四月，革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疏言：“臣祖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隋开皇己未，抱其历学，重译来朝，授职历官，历一千五十九载，专管星宿行度。顺治三年，掌印汤若望谕臣科，凡日月交食及太阴五星陵犯、天象占验，俱不必奏进。臣察汤若望推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今于二月二十九日仍见东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见，皆关象占，不敢不据推上闻。乞上复存臣科，庶绝学获传。”并上十四年《回回术》推算太阴五星陵犯书，日月交食、天象占验图象。别疏又举汤若望舛谬三事：一、遗漏紫炁，一、颠倒觜参［6］，一、颠倒罗计。八月，上命内大臣爱星阿及各部院大臣登观象台测验水星不见，议明炫罪，坐奏事诈不以实，律绞，援赦得免。

康熙五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7］、《选择议》，斥汤若望新法十谬，并指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8］，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议。议政王等议：“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妄奏春气已应参、觜二宿，改调次序，四余删去紫炁。天祐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祗进二百年历。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汤若望及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皆凌迟处死；故监官子刘必远、贾文郁、可成子哲、祖白子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皆斩。”得旨，汤若望效力多年，又复衰老，杜如预、杨宏量勘定陵地有劳，皆免死，并令覆议。议政王等覆议，汤若望流徙，余如前议。得旨，汤若望等并免流徙，祖白、可成、发、光显、有泰皆斩。自是废新法不用。

圣祖既亲政，以南怀仁治理历法，光先坐谴黜，复用新法。时汤若望已前卒，复通微教师封号，视原品赐恤，改“通玄”曰“通微”，避圣祖讳也［9］。

杨光先，字长公，江南歙县人。在明时为新安所千户。崇祯十年，上疏劾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舁棺自随。廷杖，戍辽西。

国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为《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斥所奉天主教为妄言惑众。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下礼、吏二部会鞫［10］。康熙四年，议政王等定谳，尽用光先说，谴汤若望，其属官至坐死。遂罢新法，复用《大统术》。除光先右监副，疏辞，不许；即授监正，疏辞，复不许。

光先编次其所为书，命曰《不得已》，持旧说绳汤若望。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既屡辞不获，乃引吴明烜为监副。明烜，明炫兄弟行，明炫议复回回科不得请，至是明烜副光先任推算。五年春，光先疏言：“今候气法久失传，十二月中气不应。乞许臣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并饬礼部采宜阳金门山竹管、上党羊头山秬黍、河内葭莩备用。”七年，光先复疏言：“律管尺寸，载在《史记》，而用法失传。今访求能候气者，尚未能致。臣病风痺，未能董理。”下礼部，言光先职监正，不当自诿，仍令访求能候气者。

是时朝廷知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疏劾明烜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于是年十二月置闰，应在康熙九年正月，又一岁两春分、两秋分，种种舛误，下议政王等会议。议政王等议，历法精微，难以遽定，请命大臣督同测验。八年，上遣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会监正马祜测验立春、雨水两节气及太阴火、木二星躔度［11］，南怀仁言悉应，明烜言悉不应。议政王等疏请以康熙九年历日交南怀仁推算，上问：“光先前劾汤若望，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光先何者为是，汤若望何者为非，及新法当日议停，今日议复，其故安在？”议政王等疏言：“前命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赴观象台测验，南怀仁所言悉应，吴明烜所言悉不应，……又言：”候气为古法，推历亦无所用，嗣后并应停止。请将光先夺官，交刑部议罪。"上命光先但夺官，免其罪。

南怀仁等复呈告光先依附鳌拜，将历代所用《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致李祖白等无辜被戮，援引吴明烜诬告汤若望谋叛。下议政王等议，坐光先斩，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刑部议明烜坐奏事不实，当杖流，上命笞四十释之。

南怀仁，初名佛迪南特斯，姓阜泌斯脱氏，比利时国人。康熙初，入中国。时汤若望方黜，杨光先为监正，吴明烜为监副，以《大统术》治历，节气不应，金、水二星躔度舛错。明烜奏水星当见，其言复不售。乃召南怀仁，命治理历法。南怀仁劾光先、明烜而去之，遂授南怀仁监副。

……累加至工部侍郎。二十七年，卒，谥勤敏。

自是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道光间，高拱宸等或归国，或病卒。时监官已深习西法，不必复用西洋人，奏奉宣宗谕，停西洋人入监。方圣祖用南怀仁，许奉天主教，仍其国俗，而禁各省立堂入教。是时各省天主堂已三十余所。雍正间，禁令严，尽毁去，但留京师一所，俾西洋人入监者居之。入内地传教，辄绳以法。迨停西洋人入监，未几海禁弛，传教入条约，新旧教堂遍内地矣。

【注　释】

［1］　利玛窦：意大利人，早期来华传教士。天算之学：有关天文历法的学问。

［2］　郭守敬：元朝人，制《授时历》。

［3］　《大统术》：即《大统历》，明时沿用的历法。

［4］　“京师日食”至此：意谓把京城日食精确到分秒的时间及开始复原的方位，以及各省所见的不同数字，都开列呈进以供阅览。

［5］　钦天监：清代掌天文气象观测、历书制定的机关。

［6］　紫炁、觜、参：皆星宿名。

［7］　叩阍：叩击宫门。指向皇帝上疏。

［8］　《洪范》五行：《尚书》有《洪范》篇，认为国家治乱兴衰与气候有关系，并用五行学说解释自然现象。

［9］　圣祖：指康熙，名爱新觉罗·玄烨。

［10］　会鞫：共同审理。

［11］　躔度：古人把周天分为三百六十度，划为若干区域，辨别日月星辰的方位。用以表明日月星辰在天空运行的度数即称“躔度”。

【延伸阅读】

利玛窦与中西文明交流

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的罗耀拉发起成立耶稣会，以应对宗教改革以后的教会危机。耶稣会成立后，致力于传教和教育，在欧洲创办了许多大学。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耶稣会的学校可以提供欧洲最好的教育，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就是耶稣会学校的学生。

罗耀拉的挚友沙勿略来到东方传教，他在印度、日本等地的传教获得成功。沙勿略生前一直希望去中国传教，但是他未能登上中国大陆，就病死在中国沿海的一个岛屿上。

沙勿略去世后三十余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中国南方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后，利玛窦使一些士大夫信仰了天主教。依靠士大夫信徒的帮助，利玛窦得以前往北京，并被北京的士大夫们接纳。

利玛窦在南方逗留的漫长岁月，以及他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使他意识到中国有着不比欧洲逊色的文明。故而利玛窦尽力模仿中国士大夫的装扮穿戴，并学习后者的言行举止。利玛窦的举动得到了中国士大夫友好的回应，当后者发现这位远方来客竟然是一位学有专长的学者时，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钦佩之情。

利玛窦借传习近代欧洲学术的机会，向这些好奇的士大夫宣讲教义。为着中国人理解的便利，利玛窦借用先秦典籍之中的神话系统附会天主教的教义。在宣讲教义时，利玛窦坚持不去触动中国人十分敏感的传统信仰，诸如对先人的崇拜等。

一些士大夫仅仅对欧洲学术感兴趣，但是另一些则颇受天主教教义的感动。他们发现天主教的朴素教义与古代先贤提倡的生活理想颇有相通之处。中国士大夫信奉宗教者虽然寥寥无几，但是对遵守道德戒律的生活方式并不陌生。

利玛窦的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士大夫的皈依，对普通民众的传教也大有进展。如果不是偶然的原因，利玛窦的工作也许还可以走得更远。但是继承利玛窦调和策略的耶稣会不久之后受到罗马的压力。罗马教廷在其他一些修会的影响下，坚持中国信徒必须放弃许多与教义不合的传统礼仪。这一决定撕开了利玛窦一直企图避免触及的伤口，在修会、传教士、中国信徒之间引起了许许多多的争议。最后康熙皇帝决定干涉此事，在与罗马交涉失败后，他命令禁止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林则徐禁烟

（近代）赵尔巽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三六九《林则徐传》。

乾隆末年，清朝的政治、社会危机已经隐隐显露。帝国军队衰败不堪，在镇压白莲教起事时，不仅绿营兵不堪一击，甚至入关时赖以鼎定大局的八旗军也屡遭挫败。战事绵延无期，政府财政因为浩大的军费开支面临窘境。河务、漕运、盐政、吏治等弊政积重难返，更令局势雪上加霜。道光皇帝继位后，提拔一些年轻的官员主持地方政务，期望自地方上改变局势。后来以主持禁烟闻名的林则徐，就是在这一时期被道光皇帝提拔的官员之一。

林则徐早年家贫，自幼在父亲的教导下读书，青年时考中举人。林则徐中举后，以幕宾身份供职于地方官府，有机会接受行政事务的训练。考中进士后，林则徐在京师任职近十年，多为清贵官职。自道光初年始，林则徐历任江南、中南、西北各省的按察使、布政使，转任河道总督，以颇有施政才华深受道光皇帝嘉赏。不久之后，林则徐又升任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成为道光皇帝寄以厚望的封疆大吏。

在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任上，林则徐开始注意吸食鸦片的问题。林则徐鉴于鸦片之害，在治所厉行禁烟，成效十分明显。故而在朝廷讨论禁烟问题时，林则徐坚决主张禁烟。道光皇帝支持了禁烟派的主张，并派遣对此颇有经验的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

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都将查禁鸦片视为清朝的内政。在处理内部政务时，皇帝和他的大臣向来是习惯专断处置的，甚至持最严格道德立场的批评者也将这种专断视为义务和美德。林则徐在广州以果断举措收缴、销毁鸦片，同时针对英国商人、官员的反抗，实行强制措施。为防备英人进犯，林则徐大力搜集情报，加强军备。

林则徐禁烟和对英国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政府决心借机解决中英两国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议会也同意为此拨款。次年，英国使团率军来到中国沿海，准备与道光皇帝直接交涉。道光皇帝命令讨伐，但是在英军的进攻下，清军一触即溃。初战获胜的英国使团被说服留在南京，接受一份打了折扣的条约。在条约中，英国迫使清帝国承认了双方平等的条约国地位，尽管让皇帝和大臣完全理解这一点尚有待来日。但除此之外，英国人不得不再次收回双方互派使团的要求，他们发现清帝国为此可谓不惜代价。这份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十年前英国使团要求的翻版，但清朝臣民珍视正统的王朝秩序，对这些不速之客深感不安。

林则徐因为对涉洋事务处理不善，被贬官到边疆地区服役。身为道光皇帝相中的“经世派”官员，这位失宠的官员在并不体面的新职位上依然恪尽职守。因此就选拔官员而言，道光皇帝可谓知人善任。尽管如此，知人善任的皇帝和恪尽职守的大臣在应付前所未见的事务时，都不免仓皇失措。但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些“经世派”官员以及熏陶他们的帝国政治，依然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力，在抵抗外来打击时，表现得极其顽强。

林则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少警敏，有异才。年二十，举乡试。巡抚张师诚辟佐幕。嘉庆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1］。……

十八年［2］，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禁鸦片烟，下中外大臣议。则徐请用重典［3］，言：“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宣宗深韪之［4］，命入觐，召对十九次。授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十九年春，至。总督邓廷桢已严申禁令，捕拏烟犯，洋商查顿先避回国。则徐知水师提督关天培忠勇可用，令整兵严备。檄谕英国领事义律查缴烟土，驱逐趸船［5］，呈出烟土二万余箱，亲莅虎门验收，焚于海滨，四十余日始尽。请定洋商夹带鸦片罪名，依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责具甘结。他国皆听命，独义律枝梧未从。于是阅视沿海炮台，以虎门为第一门户，横档山、武山为第二门户，大小虎山为第三门户。海道至横档分为二支，右多暗沙，左经武山前，水深，洋船由之出入。关天培创议于此设木排铁练二重，又增筑虎门之河角炮台，英国商船后至者不敢入。义律请令赴澳门载货，冀囤烟私贩，严斥拒之，潜泊尖沙嘴外洋。

会有英人殴毙华民，抗不交犯，遂断其食物，撤买办、工人以困之。七月，义律藉索食为名，以货船载兵犯九龙山炮台，参将赖恩爵击走之。疏闻，帝喜悦，报曰：“既有此举，不可再示柔弱。不患卿等孟浪，但戒卿等畏葸。”御史步际桐言出结徒虚文，则徐以彼国重然诺，不肯出结，愈不能不向索取，持之益坚。寻义律浼澳门洋酋转圜［6］，愿令载烟之船回国，货船听官查验。九月，商船已具结进口，义律遣兵船阻之，开炮来攻，关天培率游击麦廷章奋击败之。十月，又犯虎门官涌，官军分五路进攻，六战皆捷。诏停止贸易，宣示罪状，饬福建、浙江、江苏严防海口。先已授则徐两江总督，至是调补两广。府尹曾望颜请罢各国通商，禁渔船出洋。则徐疏言：“自断英国贸易，他国喜，此盈彼绌，正可以夷制夷。如概与之绝，转恐联为一气。粤民以海为生，概禁出洋，其势不可终日。”时英船寄椗外洋，以利诱奸民接济销烟。二十年春，令关天培密装炮械，雇渔船疍户出洋设伏，候夜顺风纵火，焚毁附夷匪船，接济始断。五月，再焚夷船于磨刀洋。谍知新来敌船扬帆北向，疏请沿海各省戒严。又言夷情诡谲，若迳赴天津求通贸易，请优示怀柔，依嘉庆年间成例，将递词人由内地送粤。

六月，英船至厦门，为闽浙总督邓廷桢所拒。其犯浙者陷定海，掠宁波。则徐上疏自请治罪，密陈兵事不可中止，略曰：“英夷所憾在粤而滋扰于浙，虽变动出于意外，其穷蹙实在意中。惟其虚性成，愈穷蹙时，愈欲显其桀骜，试其恫喝，甚且别生秘计，冀售其奸；一切不得行，仍必帖耳俯伏。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不如设法羁縻。抑知夷情无厌，得步进步，威不能克，患无已时。他国纷纷效尤，不可不虑。”因请戴罪赴浙，随营自效。七月，义律至天津，投书总督琦善，言广东烧烟之衅，起自则徐及邓廷桢二人，索价不与，又遭诟逐，故越境呈诉。琦善据以上闻，上意始动。

时英船在粤窥伺，复连败之莲花峰下及龙穴洲。捷书未上，九月，诏曰：“鸦片流毒内地，特遣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沿海各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下则徐等严议，饬即来京，以琦善代之。寻议革职，命仍回广东备查问差委。琦善至，义律要求赔偿烟价，厦门、福州开埠通商，上怒，复命备战。二十一年春，予则徐四品卿衔，赴浙江镇海协防。时琦善虽以擅与香港逮治［7］，和战仍无定局。五月，诏斥则徐在粤不能德威并用，褫卿衔，遣戍伊犁。会河决开封，中途奉命襄办塞决，二十二年，工竣，仍赴戍，而浙江、江南师屡败。是年秋，和议遂成。

【注　释】

［1］　庶吉士：又名庶常，新进士选入庶常馆内学习者。学习三年期满，由皇帝御试、分等、授官。编修：官名。翰林院职官，掌撰述编辑。

［2］　十八年：道光十八年（1838年）。

［3］　用重典：即用严刑峻法。

［4］　宣宗：即道光帝。深韪之：深以为然。

［5］　趸船：停在岸边囤积货物的大船。此指装运鸦片的船。

［6］　浼：央求，请托。

［7］　以擅与香港逮治：琦善私自与英方签订条约，割香港给英国，道光帝大怒，将其革职查办。

【延伸阅读】

马戛尔尼使团与“朝贡秩序”

“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商人渐渐取代了阿拉伯商人在东方贸易中的独占地位。晚至16世纪下半叶，欧洲航海国家中的后起之秀英国，也开始尝试开辟远东贸易航线。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政府和商会的使团怀着同样的心愿多次航向中国，这种努力的高潮是18世纪末的马戛尔尼使团使华。

马戛尔尼是英国贵族，早年曾经周游欧洲大陆，以完成18世纪典型的贵族教育。后来，他相继出任英国驻俄国公使、加勒比总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等职，是颇为熟悉远东情形的官员。马戛尔尼使华时，奉命与中国政府就如下问题举行谈判：缔结通商条约；两国互派外交使节；对居留中国的英国臣民适用英国法律；英国臣民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马戛尔尼使团期望上述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以促进中英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为着上述目的，使团一行携带了大量英国工业产品、机械与武器，以期向中国朝廷展示英国的文明，并激发起中国士民对英国商品的兴趣。

英国使团有备而来，而中国朝廷对英国使团也十分好奇。皇帝以罕见的热情关注这个远道而来的使团。但是英国使团登陆后，却发现自己对皇帝的热情无所预备。皇帝将泛海而来的英国使团视为向皇帝致以忠诚和敬意的朝贡使团，是对中国统治的归服和敬慕。而马戛尔尼接受的政府命令是与中国朝廷缔结平等的通商条约，这与皇帝的热情明显相悖。朝廷的大臣们很快发现，马戛尔尼携来的建议有明显的冒犯意味。皇帝如果放弃自己的至尊地位，就意味着放弃中国自古以来对世界文明和秩序的责任，这在皇帝和他的朝廷看来是荒唐可笑的。身为负有全权使命的使节，马戛尔尼在坚持条约制度和接受朝贡秩序之间有所犹豫。他并非完全不愿意接受某种妥协的安排，但是皇帝和朝廷拒绝对传统的任何修正。经过几次失败的交涉，对朝贡秩序不敬的马戛尔尼使团被打发回国。使命失败的使团深感屈辱，他们断定，唯有武力方能让皇帝接受平等的条约秩序。使团回国后，将这种观感告知英国公众，为以后的武力交涉埋下了伏笔。

中　兴

（近代）赵尔巽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四五《曾国藩传》。

在清朝的财政体系中，广西省一直接受邻省的财政补贴。在这个相对贫瘠的省，帝国的政治影响也十分虚弱。自18世纪晚期起，越南的战乱、海盗的骚扰不断波及本省，进一步削弱了官府对局势的掌控。上海口岸的开放使贸易中心北移，内陆交通线上的大批失业者投入秘密会社。地方士绅为抵御匪徒的袭击，兴办团练。外省的移民受到本省人的嫉恨，被迫自我武装，结寨而居。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前很久，广西的局势就已经十分动荡，骚乱、械斗层出不穷。

清朝廷对金田起义的反应十分平淡，最初仅仅将其视为地方上偶然发生的小骚乱。这种判断并非失策，起事者根本就无法在本地立足，很快就被迫走上漫长、艰苦的远征。在朝廷军队和地方团练的围剿下，太平军几次遭受惨重损失，仅仅因为幸运才免于灭顶之灾。这支反叛的武装逼近长江流域后，大批名目各异的追随者闻风而动，归附旗下。壮大后的太平军顺江东下，一举攻克南京。战胜的太平军扫荡了江南地区，夺取了帝国大部分的赋税收入。朝廷的讨伐军追击而至，建立了围困太平军的防线。在此后的几年之中，清军和太平军反复拉锯，互有胜负。朝廷勉强维持着前线的战局，平定叛乱似乎遥遥无期。

决定性的力量来自长江上游的湖南。太平军进入湖南地区时，其小规模的部队深入到这一地区的乡村，结果激起了骚乱与反抗。地方士绅发起了集军事、财政、社会组织于一体的团练，以便镇抚骚乱，守卫地方。朝廷高级官员，在本地颇有名望的士绅领袖曾国藩，奉命组织这些零散的团练。曾国藩迅速设立了自己的幕府，将士绅聘为自己的私人顾问。这一举措既简单，又十分有效。因为乡村士绅既可以沟通官府与民众，又可以号召地方，是团练赖以维持的中枢。在士绅的协助下，曾国藩将本省的团练整编成作战部队，为其制定有效的后勤、动员和战略计划。新建的湘军几次被太平军挫败，处境岌岌可危。但是依靠对后方的经营、动员，以及在前线步步为营的攻势，动员充分、组织有效的湘军最终击溃了原本兴盛一时的太平军。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农。祖玉屏，始慕向学。父麟书，为县学生，以孝闻。

国藩，道光十八年进士。二十三年［1］，以检讨典试四川，再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时太常寺卿唐鉴讲学京师，国藩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严事之，治义理之学。兼友梅曾亮及邵懿辰、刘传莹诸人，为词章考据，尤留心天下人材。

咸丰初，广西兵事起［2］，诏群臣言得失。奏陈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上称其剀切明辨。寻疏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寇氛益炽，复上言：“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于岁入常额外，诚不可别求搜刮之术，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害。至岁出之数，兵饷为巨，绿营兵额六十四万，常虚六七万以资给军用。自乾隆中增兵议起，岁糜帑二百余万。其时大学士阿桂即忧其难继［3］，嘉、道间两次议裁，不及十之四，仍宜汰五万，复旧额。自古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4］。应请皇上注意将才，但使七十一镇中有十余镇足为心腹，则缓急可恃矣。”又深痛内外臣工谄谀欺饰，无陈善责难之风。因上《敬陈圣德预防流弊》一疏，切指帝躬，有人所难言者，上优诏答之。历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试江西，中途丁母忧归。

三年，粤寇破江宁，据为伪都，分党北犯河南、直隶［5］，天下骚动，而国藩已前奉旨办团练于长沙。初，国藩欲疏请终制［6］，郭嵩焘曰［7］：“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绖从戎［8］，古制也。”遂不复辞。取明戚继光遗法［9］，募农民朴实壮健者，朝夕训练之。将领率用诸生［10］，统众数不逾五百，号“湘勇”。腾书遐迩，虽卑贱与钧礼。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四境土匪发，闻警即以湘勇往。立三等法［11］，不以烦府县狱。旬月中，莠民猾胥，便宜捕斩二百余人。谤四起，自巡抚司道下皆心诽之，至以盛暑练操为虐士。然见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一日标兵与湘勇哄［12］，至阑入国藩行台［13］。国藩亲诉诸巡抚，巡抚漫谢之，不为理，即日移营城外避标兵。或曰：“曷以闻？”国藩叹曰：“大难未已，吾人敢以私愤渎君父乎？”

…………

陆师既克湘潭，巡抚、提督上功，而国藩请罪。上诘责提督鲍起豹，免其官，以塔齐布代之。受印日，士民聚观，叹诧国藩为知人，而天子能明见万里也。贼自岳州陷常德，旋北走，武昌再失。国藩引兵趋岳州，斩贼枭将曾天养，连战，下城陵矶。会师金口，谋取武昌。泽南沿江东岸攻花园寇屯，塔齐布伏兵洪山，载福舟师深入寇屯，士皆露立，不避铅丸。武昌、汉阳贼望见官军盛，宵遁，遂复二郡［14］。国藩以前靖港败，自请夺官，至是奏上，诏署湖北巡抚，寻加兵部侍郎衔，解署任，命督师东下。

当是时，水师奋厉无前，大破贼田家镇，毙贼数万［15］，至于九江，前锋薄湖口。攻梅家洲贼垒不下，驶入鄱湖。贼筑垒湖口断其后，舟不得出，于是外江、内湖阻绝。外江战船无小艇，贼乘舴艋夜袭营，掷火烧坐船，国藩跳而免，水师遂大乱［16］。上疏请罪，诏旨宽免，谓于大局无伤也。五年，贼再陷武汉，扰荆襄。国藩遣胡林翼等军还援湖北，塔齐布留攻九江，而躬至南昌抚定水师之困内湖者。泽南从征江西，复弋阳，拔广信，破义宁，而塔齐布卒于军。国藩在江西与巡抚陈启迈不相能，泽南奔命往来，上书国藩，言东南大势在武昌，请率所部援鄂，国藩从之。幕客刘蓉谏曰：“公所恃者塔、罗。今塔将军亡，罗又远行，脱有急，谁堪使者？”国藩曰：“吾计之熟矣，东南大局宜如是，俱困于此无为也。”嵩焘祖饯泽南曰：“曾公兵单，奈何？”泽南曰：“天苟不亡本朝，公必不死。”九月，补授兵部侍郎。

六年，贼酋石达开由湖北窜江西，连陷八府一州，九江贼踞自如，湖南北声息不相闻。国藩困南昌，遣将分屯要地，羽檄交驰，不废吟诵。作《水陆师得胜歌》，教军士战守技艺、结营布陈之法，歌者咸感奋，以杀贼敢死为荣。顾众寡，终不能大挫贼。议者争请调泽南军，上以武汉功垂成，不可弃。泽南督战益急，卒死于军。玉麟闻江西警，芒鞋走千里，穿贼中至南昌助守。林翼已为湖北巡抚，国藩弟国华、国葆用父命乞师林翼，将五千人攻瑞州。湖南巡抚骆秉章亦资国荃兵援吉安，兄弟皆会行间。而国藩前所遣援湖北诸军，久之再克武汉，直下九江，李续宾八千人军城东。续宾者，与弟续宜皆泽南高第弟子也。载福战船四百泊江两岸，江宁将军都兴阿马队、鲍超步队驻小池口，凡数万人。国藩本以忧惧治军，自南昌迎劳，见军容甚盛，益申儆告诫之。而是时江南大营溃，督师向荣退守丹阳，卒［17］。和春为钦差大臣，张国梁总统诸军攻江宁［18］。

…………

李秀成大会群贼建平，分道援江宁，江南大营复溃［19］，常州、苏州相继失，咸丰十年闰三月也。左宗棠闻而叹曰：“此胜败之转机也！江南诸军，将蹇兵疲久矣。涤而清之，庶几后来可藉手乎？”或问：“谁可当者？”林翼曰：“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于是天子慎选帅，就加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旋即真，授钦差大臣。是时江、浙贼氛炽，或请撤安庆围先所急。国藩曰：“安庆一军为克金陵张本，不可动也。”遂南渡江，驻祁门。江、浙官绅告急书日数十至，援苏、援沪、援皖、援镇江诏书亦叠下。国藩至祁门未数日，贼陷宁国，陷徽州。东南方困兵革，而英吉利复失好，以兵至［20］。僧格林沁败绩天津，文宗狩热河［21］，国藩闻警，请提兵北上，会和议成，乃止［22］。

其冬，大为贼困，一出祁门东陷婺源；一出祁门西陷景德；一入羊栈岭攻大营。军报绝不通，将吏惵然有忧色，固请移营江干就水师。国藩曰：“无故退军，兵家所忌。”卒不从，使人间行檄鲍超、张运兰亟引兵会。身在军中，意气自如，时与宾佐酌酒论文。自官京朝，即日记所言行，后履危困无稍间。国藩驻祁门，本资饷江西，及景德失，议者争言取徽州通浙米。乃自将大军次休宁，值天雨，八营皆溃，草遗嘱寄家，誓死守休宁。适宗棠大破贼乐平，运道通，移驻东流。多隆阿连败贼桐城，鲍超一军游击无定居，林翼复遣将助之。十一年八月，国荃遂克安庆。捷闻，而文宗崩，林翼亦卒。穆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23］，加国藩太子少保衔，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国藩惶惧，疏辞，不允，朝有大政，咨而后行。

当是时，伪天王洪秀全僭号踞金陵，伪忠王李秀成等犯苏、沪，伪侍王李世贤等陷浙杭，伪辅王杨辅清等屯宁国，伪康王汪海洋窥江西，伪英王陈玉成屯庐州，捻首苗霈霖出入颍、寿，与玉成合，图窜山东、河南，众皆号数十万。国藩与国荃策进取，国荃曰：“急捣金陵，则寇必以全力护巢穴，而后苏、杭可图也。”国藩然之。乃以江宁事付国荃，以浙江事付宗棠，而以江苏事付李鸿章。鸿章故出国藩门，以编修为幕僚，改道员，至是令从淮上募勇八千，选良将付之，号“淮军”。同治元年，拜协办大学士，督诸军进讨。于是国荃有捣金陵之师，鸿章有征苏、沪之师，载福、玉麟有肃清下游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取庐州之师，续宜有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超有攻宁国之师，运兰有防剿徽州之师，宗棠有规复全浙之师：十道并出，皆受成于国藩。

贼之都金陵也，坚筑壕垒，饷械足，猝不可拔。疾疫大作，将士死亡山积，几不能军。国藩自以德薄，请简大臣驰赴军，俾分己责，上优诏慰勉之，谓：“天灾流行，岂卿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多缺失，我君臣当勉图禳救，为民请命。且环顾中外，才力、气量无逾卿者！时势艰难，无稍懈也。”国藩读诏感泣。时洪秀全被围久，召李秀成苏州，李世贤浙江，悉众来援，号六十万，围雨花台军。国荃拒战六十四日，解去。三年五月，水师克九洑洲，江宁城合围。十月，鸿章克苏州。四年二月，宗棠克杭州。国藩以江宁久不下，请鸿章来会师，未发，国荃攻益急，克之。江宁平，天子褒功，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翎。开国以来，文臣封侯自是始。朝野称贺，而国藩功成不居，粥粥如畏。穆宗每简督抚，辄密询其人，未敢指缺疏荐，以谓疆臣既专征伐，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外重内轻之渐，不可不防。

初，官军积习深，胜不让，败不救。国藩练湘军，谓必万众一心，乃可办贼，故以忠诚倡天下。其后又谓淮上风气劲，宜别立一军。湘勇利山径，驰骋平原非所长，且用武十年，气亦稍衰矣，故欲练淮士为湘勇之继。至是东南大定，裁湘军，进淮军，而捻匪事起。

…………

国藩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其策西事，议先清陇寇而后出关；筹滇、黔，议以蜀、湘二省为根本。皆初立一议，后数年卒如其说。自西人入中国，交涉事日繁。金陵未下，俄、美、英、法皆请以兵助，国藩婉拒之［24］。及廷议购机轮，置船械，则力赞其成，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每定约章，辄诏问可许不可许，国藩以为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既至直隶，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次第兴革，设清讼局、礼贤馆，政教大行。

九年四月，天津民击杀法领事丰大业，燬教堂，伤教民数十人［25］。通商大臣崇厚议严惩之，民不服。国藩方病目，诏速赴津，乃务持平保和局，杀十七人，又遣戍府县吏。国藩之初至也，津民谓必反崇厚所为，备兵以抗法。然当是时，海内初定，湘军已散遣，天津咫尺京畿，民、教相哄，此小事不足启兵端，而津民争怨之。平生故旧持高论者，日移书谯让，省馆至毁所署楹帖，而国藩深维中外兵势强弱，和战利害，惟自引咎，不一辩也。丁日昌因上奏曰［26］：“自古局外议论，不谅局中艰苦，一唱百和，亦足以荧上听，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

国藩既负重谤，疾益剧，乃召鸿章治其狱，逾月事定，如初议。会两江缺出，遂调补江南，而以鸿章督直隶。江南人闻其至，焚香以迎。以乱后经籍就熸，设官书局印行，校刊皆精审。礼聘名儒为书院山长，其幕府亦极一时之选，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时。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同治十三年，薨于位，年六十二。百姓巷哭，绘像祀之。事闻，震悼，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子纪泽袭爵，官至侍郎，自有传；纪鸿赐举人，精算，见《畴人传》。

【注　释】

［1］　二十三年：指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2］　广西兵事：指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掀起太平天国运动。

［3］　阿桂：满洲正蓝旗人，乾隆朝将领。参与平定准噶尔战事，后来长期戍守西北边疆。他参与了乾隆朝的大多数重大军事活动，后来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

［4］　“开国之初”至此：清朝初入关时，八旗兵号称一时精锐。但不久之后，八旗兵就日渐衰弱，清朝统治后期，已经越来越依靠降服的汉族军队。至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经不堪大用。至乾隆朝，绿营兵也衰弱不堪了，士兵得到的军饷不足以生活，不得不经营诸种副业。

［5］　“三年”至此：指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当年以林凤祥、李开芳率军数万北伐。北伐军一度进逼天津，北方骚动不安。但北伐军后援不继，在清军优势军力围攻下溃败。

［6］　终制：古代丧礼制度，父母丧后，子女为官者须去职守制三年。三年未满，不得出而为官。但朝廷可以守制官员命令回避，或提前出仕，称为“夺情”。

［7］　郭嵩焘：早年随曾国藩建立湘军，任巡抚、按察使。后来出使欧洲，将出使见闻、观感写成笔记。其中称赞西洋政教制度，鼓吹改革，引起轩然大波，不久被召回。

［8］　墨：黑色。绖：古时丧服中围在头上和腰间的散麻绳。从戎；从军。意指在守丧期间从军作战。

［9］　明戚继光遗法：明代戚继光生于军人世家，击东南倭寇时，发现卫所兵多不堪用，遂请命募集了一支新军，亲自统率、操练。新军在戚继光率领下，经过几年的作战，终于平定了骚扰东南海疆多年的倭寇。戚继光一战成名，他写成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也受到后人的极大重视。

［10］　将领率用诸生：湘军将领大多是来自地方的儒生。

［11］　三等法：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死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曾国藩率军镇压地方会党时，越过清朝的司法体系，借用巡抚令旗，发布处决、刑罚命令。

［12］　哄：哄闹。

［13］　阑入：妄入，擅自进入。

［14］　遂复二郡：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湘军攻陷武昌、汉阳。

［15］　“当是时”至此：咸丰四年十月，彭玉麟、杨载福率湘军水师攻田家镇太平军水师，大获全胜。

［16］　咸丰四年十二月，太平军石达开部重创湘军水师。

［17］　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军相继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向荣自尽。

［18］　同年，“天京事变”发生，太平军的几位首领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相继死于非命，石达开出走。太平军因内讧元气大伤，何春、张国梁乘机重建江南大营。

［19］　曾国藩拟定了先取长江上游，后及下游的策略，集结重兵围攻安庆。太平军的处境日渐窘迫，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偕同诸将攻破江南大营，企图挽救局势。

［20］　咸丰八年（1858年），英国、法国因为外交纠纷，向中国派遣了交涉使团，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九年，英法美诸国公使要求进京换文，在大沽口与清军发生冲突。咸丰十年，英法派军来中国，攻占天津，向清朝廷施加压力。

［21］　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后，与清朝廷大臣交涉订约。对世界事务缺乏了解的清朝大臣扣押了英法使团，以为可以反制对方。英法联军随后进攻北京，在八里桥击败僧格林沁统率的清军，咸丰帝逃亡热河。

［22］　咸丰十年九月，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与英法使者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联军随后撤军回国。

［23］　咸丰帝在热河病逝，皇子载淳继位。载淳年幼，咸丰遗命肃顺等八人为辅政大臣。咸丰的皇后慈安以及载淳生母慈禧，联合咸丰的弟弟奕，发动政变，捕杀、罢黜八位辅政大臣，垂帘听政。

［24］　诸国期望中国早日恢复和平，以发展商业、贸易，因此愿意提供军事援助。但曾国藩等人唯恐邀请外国军队参与战事，将节外生枝、甚至引起外患，故此拒绝。

［25］　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流传反基督教传单，民众遂围教堂抗议。法国领事要求天津地方政府驱散抗议者，被拒绝。领事在归途中与一位官员发生辩论，随后开枪射死这位官员的随从。围观民众激愤之下，杀死了这位领事和他的随从。随后事件失去控制，激怒的民众在随后的骚乱中杀死了数十名各国传教士、在津人员，并纵火焚烧了教堂。与事件有关的各国提出了惩凶、道歉、赔偿的要求，并派遣海陆军来中国，以施加压力。

［26］　丁日昌：早年在地方训练团练有功，随曾国藩、李鸿章办理军务、洋务。东南战事结束后，在上海处理对外交涉。后任福建巡抚、驻南洋，提出开发台湾建议。

【延伸阅读】

魏源与清代的“经世派”

魏源的父亲是江苏的地方官，颇受在任高级官员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的赏识。魏源开蒙后读书刻苦，但是科举不顺，考中举人后一直未能再中进士。深知魏源才华的人都颇为惋惜，因为清朝选拔汉人官员，往往非进士不取。因此魏源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以教习和幕宾的身份度过的。在官宦家庭的教习生涯，在官府参赞政务的幕宾经历，以及各地的游历考察，有助于魏源获得经世济用的视野和才干。

晚清诸多经世派官员多有任职江南诸省的经历。魏源长期在江南地方政府参赞政务，自然与许多经世派官员往来密切，其中不乏贺长龄、陶澍等佼佼者，而林则徐更是魏源的知交。道光初，魏源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为幕宾，以贺长龄私人顾问的身份参赞政务。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也常向魏源咨询海运、水利事务。道光中叶，升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延请魏源入幕，协助改良盐政。魏源建议将官府一手垄断的盐政改为让商人自由经营，仅向官府缴纳盐税。新制推行后，盐价大降，私盐走私消失，而盐税依然有所增长。在陶澍幕府供职时，魏源还制定了使黄河改道入海、改漕运为海运等计划。太平军攻占江南后，魏源改行海运的计划被采行。但治河的计划却因为战乱搁浅，到咸丰中叶，黄河自然改道，下游损失惨重。晚年时，魏源终于考中进士，不久又因母丧去官。太平军攻掠东南地区后，魏源以地方官员身份举办团练，先后与太平军、捻军交战。后来辞官归乡，修订生平著述，直至去世。

中国古代编撰规制恢弘的政治、经济、军事论文集，始自明代，其中以陈子龙等编撰的《明经世文编》影响最大。《明经世文编》成书于崇祯年间，其时明王朝已积重难返，但是“经世济用”的思潮却因此风行一时。嘉庆、道光年间，清朝国势日渐衰颓，有志之士企图力挽狂澜，贺长龄就是此辈中人。道光初年，贺长龄决心编撰“经世济用”的文集，激发时人留心时务，以图改良之计。但贺长龄苦于政务缠身，无力亲自主持编撰事务，因此延请他赏识的魏源代劳。魏源果然是人尽其才，他不仅完成了《皇朝经世文编》的编撰，甚至也因此成为清代杰出的“经世派”学者。林则徐被贬官后，将在广州搜集、翻译的各国材料交给魏源，请其编撰成书。后来魏源据此完成了《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清“经世派”的名著，也可称是清人介绍西学的开山之作。

清朝的经世派官员经历大多相近，其趣味也往往相去不远。他们之间以乡党、同门、同僚、姻亲等联系，结为一联系亲密的集团。

陶澍，湖南人，曾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陶澍与后来的湖湘经世派十分亲近。陶澍对年轻的胡林翼十分赞赏，将女儿嫁给他，并为之延请名师督导课业；左宗棠尚为布衣时，陶澍就欣赏他的才华，与其结为儿女之亲，并在临终前请左宗棠课训自己的独子；曾国藩对陶澍也十分仰慕。故而张之洞称道清末人才多缘自陶澍的提携。

贺长龄，曾任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贺长龄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与更早在岳麓书院就读的陶澍师出同门。贺长龄在京师与陶澍交游密切，在江苏布政使任上与时任巡抚的陶澍合作，政绩可嘉。贺长龄的女儿嫁给了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

林则徐，福建人。曾任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与陶澍、贺长龄同事多时，以合作有方著称。

魏源，湖南人，是陶澍、贺长龄的晚辈。陶澍、贺长龄十分赏识魏源的才华，对其多有提携。但是因为科举应试不中，魏源倍感仕途艰难。入贺长龄幕府后，魏源受到贺氏影响，渐渐具备了“经世派”学者的修养。魏源后来又供职于陶澍、林则徐的幕府，并与幕主来往甚密，尤其林则徐更是魏源的知交。

李鸿章办洋务

（近代）赵尔巽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四一一《李鸿章传》。

李鸿章生于安徽合肥的官宦家庭，其父亲与曾国藩是同年。李鸿章早年曾经师事曾国藩，并随其修习经史。考中进士后，李鸿章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官位，这是承平时期晋升高级官员所不可或缺的阅历。曾国藩奉命在籍办理团练时，李鸿章一度在曾氏幕府供职。但不久之后，李鸿章与曾国藩相处不洽，自动离去。在此后的几年里，李鸿章坚持在安徽办理团练，结果多次败于太平军之手。湘军东下后，李鸿章重回曾国藩幕府，深受曾氏赏识。湘军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奉命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李鸿章奉曾氏之命组织淮军，以为湘军之后援。

李鸿章奉命后，效仿湘军军制，将安徽地方团练和湘军若干部合并，组成淮军。太平军进逼苏南后，避难上海的官绅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命李鸿章率淮军沿江而下，在上海登陆，对太平军形成合击之势。李鸿章进入上海后，接触驻守上海的欧美军人，渐生以西式军械装备淮军的愿望。李鸿章以海关收入购买、制造西式军械，并聘请欧美军官传习西式操法，由此将淮军训练成一支半职业化的近代军队。自此淮军很快跃升为勇营之翘楚，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诸次战役中居功至伟。

攻陷南京后，曾国藩解散了大部分已经渐染会党习气的湘军，以恢复和平的帝国政治秩序。新兴的淮军后来居上，取代了湘军的地位，并成为镇压捻军的主要军事力量。此后淮军分驻各地，事实上已经成为清朝最重要的军队，李鸿章以淮军首领的身份，自然深为清朝廷倚重。此后，李鸿章历任各地总督，并被朝廷委以参赞中枢政务的重任。督抚地方时，李鸿章为装备、训练淮军，开设了一系列的兵工厂、辅助民用工厂和学校。赞理朝政时，李鸿章则坚持与各国和平往来，甚至不惜妥协退让，也不主张以贫弱的军力、国力孤注一掷。

李鸿章以其办理洋务的经验，同时参考欧美顾问或留学生的意见，渐渐了解到自己努力的局限。但是如果更有效的变革意味着动摇帝国政治秩序，李鸿章本人尚无如此决然的准备，更遑论说服更保守的皇室、朝廷。身为深受传统熏陶的官员，李鸿章依然钟情于传统的理想以及保卫这种理想的帝国政治。故而他努力利用传统中一切可能的革新来挽救传统，同时尽量避免两者的冲突。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保守派以为革新必将毁弃传统，而变法派相信革新将挽救一切，在两者的进逼下，李鸿章竭力避免的近乎崩溃的局面终于来临。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其先本许姓。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1］。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藩于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

十一年，国藩既克安庆［2］，谋大举东伐。会江苏缺帅，奏荐鸿章可大用，江、浙士绅亦来乞师。同治元年，遂命鸿章召募淮勇七千人，率旧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曾军将程学启，湘军将郭松林，霆军将杨鼎勋，以行。又奏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檄弟鹤章总全军营务。时沿江贼屯林立，乃赁西国汽舟八，穿贼道二千余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外国人见其衣装朴陋，辄笑之，鸿章曰：“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旋诏署江苏巡抚。

…………

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3］。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思以西国新法导中国以求自强，先急兵备，尤加意育才。初，与国藩合疏选幼童送往美国就学，岁百二十人。期以二十年学成岁归为国效用，乃未及终学而中辍。鸿章争之不能得，随分遣生徒至英、德、法诸国留学。及建海军，将校尽取才诸生中。初在上海奏设外国学馆，及莅天津，奏设武备海陆军，又各立学堂，是为中国讲求兵学之始。尝议制造轮船，疏言：“西人专恃其炮轮之精利，横行中土。于此而曰攘夷，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苟安目前，遂有停止轮船之议。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无自强之一日矣。”

光绪元年，台湾事变［4］，王大臣奏筹善后海防六策。鸿章议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事，主客之形，皆适相埒［5］，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虽欲振奋而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煤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初，鸿章办海防，政府岁给四百万。其后不能照拨，而户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鸿章虽屡言，而事权不属，盖终不能竟厥功焉。

…………

初，鸿章筹海防十余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6］，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七月，回京，入阁办事。

十二月，俄皇加冕，充专使致贺，兼聘德、法、英、美诸国。二十二年正月，陛辞，上念垂老远行，命其子经方、经述侍行。外人夙仰鸿章威望，所至礼遇逾等，至称为东方毕士马克［7］。与俄议新约，由俄使经总署订定，世传“中俄密约”。七阅月，回京复命。两宫召见，慰劳有加，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

十月，出督两广。二十六年，赏用方龙补服。拳匪肇乱，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8］。诏鸿章入朝，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督直隶，有“此行为安危存亡所系，勉为其难”之语。鸿章闻警兼程进，先以兵剿畿甸匪，孑身入京，左右前后皆敌军，日与其使臣将帅争盟约，卒定和约十二款［9］。二十七年七月，讲成，相率退军。

【注　释】

［1］　道员：俗称“道台”，官名，省之下、府县以上的地方官员。花翎：清代官帽上装饰的孔雀羽毛。最初只有王公大臣可以赏戴，自咸丰朝开始赏赐渐多。有单眼、二眼、三眼之别。“眼”是孔雀毛上的环状花纹。

［2］　指1861年，曾国藩攻占太平军占领的安庆。

［3］　指1873年，李鸿章以直隶总督身份授大学士。但按清制，相权一直在军机处。

［4］　台湾事变：指1875年，日本侵略台湾。

［5］　相埒：等同，相等。

［6］　至是：指日本侵略朝鲜，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夕。

［7］　毕士马克：即德国首相俾斯麦。

［8］　两宫西狩：指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

［9］　和约：即《辛丑条约》。

【延伸阅读】

袁世凯驻节朝鲜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袁氏在当地是素有名望的官绅家族。捻军波及河南时，袁世凯的祖父袁甲三组织团练，配合淮军镇抚。袁甲三诸子多为地方上有影响的官绅，并与驻扎北方的淮军将领素有交谊。袁氏子弟自幼在父辈课下接受教育，致力于科举应试。但袁世凯本人对科举素无兴趣，几次应试落第后遂萌放弃之心。因着父辈的交谊，袁世凯投入淮军统领吴长庆幕府中，帮办文案，以求将来晋身的机会。不久，清朝藩属朝鲜发生兵变。应朝鲜请求，清朝派遣淮军吴长庆部开赴朝鲜，协助平定内乱，袁世凯亦随军赴朝。因其领军、应变的才华受吴长庆赏识，不久又奉命协助朝鲜国王整理军务。吴长庆奉召回国后，清朝驻朝官员以袁世凯最有实际影响。

袁世凯驻朝期间，以宗主国官员的身份处置朝鲜事务，其地位远非国内官员所能想望。除此之外，袁世凯又是朝鲜国王的顾问，常常参与军事、外交、财政等国是，权势十分显赫。朝鲜贵族变法派在日本影响下发动政变，企图倚靠日本改革政治，同时削弱清朝的影响。袁世凯果断率军击溃了变法派，夺回了国王，挫败了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企图。经过驻朝使命的历练，袁世凯获得了广阔的政治视野和处置政务的训练，同时为回国后的晋身积累了政治声望和资历。驻节朝鲜时的独裁地位，使这位年轻的官员极为自负，甚至恋恋不舍。在以后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这段少年得志的记忆，如梦魇一般纠缠着他。

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建议李鸿章加强朝鲜防务，但是未见采用。在日本进逼的形势下，袁世凯奉命回国，他在朝鲜多年的经营无果而终。但依靠从前驻节朝鲜的声望，黯然归国的袁世凯被重新起用，奉命编练新建陆军。在清末风雨飘摇的危难局势中，他注定要成为足以左右局势的人物。

戊戌六君子

（近代）赵尔巽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四六四。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求和。《马关条约》意味着清朝的威望和领地大大削减，“同治中兴”的格局一夜之间破产。对清朝士民和舆论而言，原本被视为半开化夷狄的日本，变法后神话般地兴起，证明变法确是强国之途。除此之外，促使激进变法派操切行事，尚有一不曾言明的缘故。

欧美诸国渡海而来，无意统治政治、文化相去甚远的中国，而更倾向于获取通商利益。欧美诸国倚靠条约体系保证邦国交通，甚至愿意协助清政府改良政府、海关诸制度，以促进本国的利益。清政府最初将欧美诸国视为狡诈的夷狄，但在交通往来中渐渐改变了往昔的偏见。“同治中兴”时期的朝廷诸臣对欧美诸国在王朝危难之际信守条约一事，印象颇深。因此此后清朝与欧美诸国大体维持着和平、相互信任的局面。

相形之下，日本是大陆王朝近邻，向来与大陆往来不绝。清朝士民对倭寇之乱和万历朝鲜之役记忆尤深。明清易代之际，日本与南明诸朝廷、台湾郑氏的往来也令人怀疑其用心。在清朝政治视野之中，相比欧美诸国，日本是更危险的敌手。因为在古代历史中，许多半汉化的少数民族曾经入主中原，登堂入室，成为中原的正统王朝，更遑论政治、文化传统与大陆相近的日本。满族和许多更早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无疑加重了清朝廷的危机感，故而求变的思潮首先出现在宫廷内部。

年轻的光绪皇帝自感亡国危机的迫近，他召见、提拔了一些下级官员和士人，组成了亲近自己的官员群体，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制定了大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变法计划，期望以此挽救清帝国。直到帝国政治终结后，许多变法举措与帝国政治之间的冲突方才渐为人知。被冷落的慈禧太后及其官僚无意介入变法事务，“同治中兴”以来能相对而言独立处理地方事务的各省观望形势。但是光绪皇帝的变法未能发展到与慈禧太后及其官僚、地方对抗的地步，一次宫廷政变提前结束了皇帝前途并不光明的事业，使皇帝成为勇敢的改革者为后人怀念。光绪皇帝提拔的官员群体被解散，四位成员被杀。发动政变的慈禧太后深恨变法派离间皇室情感，仅仅为泄愤的缘故又处死了康广仁和坚持正统秩序的保守分子杨深秀。变法派追认他们为殉道者和圣徒，以标榜变法派的政治事业，史称“戊戌六君子”。

变法活动的鼓吹者，一心效法欧洲和日本的变法先例。可是他们对中外变法事务的了解，甚至远不如洋务派。但恰恰由于这种一知半解的天真，他们反而更能影响本国的舆论。戊戌变法毫无疑义是失败的政治活动，同时却是极为成功的政治鼓动。毋庸置疑，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的许多政治活动家，大多是通过戊戌变法接受政治启蒙的。

杨深秀，字仪村，本名毓秀，山西闻喜人。少颖敏，谙中西算术。同治初，以举人入赀为刑部员外郎。假归，值晋大饥，阎敬铭衔命筹赈，深秀条上改革差徭法，困少苏［1］。光绪十五年，成进士，就本官迁郎中，转御史。尝言：“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

二十四年［2］，俄人胁割旅顺、大连湾。深秀力请联英、日拒之，词甚切直。时朝廷锐意行新政，而大臣恒多异议。深秀乃与徐致靖先后疏请定国是，又以取士之法未善，请参酌宋、元、明旧制，厘正文体，下其议于礼部，尚书许应骙心非之，未奏也。会议经济特科务减额［3］，于是深秀合宋伯鲁弹其阻挠。上令应骙自陈，奏上，劾康有为夤缘要津［4］，请罢斥，词连深秀，上不之诘也。御史文悌劾深秀传布有为所立保国会，并暴有为交通内外状，德宗责以代人报复，反获咎。深秀益感奋，连上书请设译书局，派王公游历各国，并定游学日本章程，皆报可。又请试庶官，日番二十人，料简贞实［5］，而汰其庸愚罢老不谙时务者，繇是廷臣益侧目。湖南巡抚陈宝箴图治甚急，中蜚语，深秀为剖辨之，上以特旨褒宝箴，宝箴乃得行其志。

八月，政变，举朝惴惴，惧大诛至，独深秀抗疏请太后归政。方疏未上时，其子黻田苦口谏止，深秀厉声叱之退。俄被逮，论弃市。

深秀性鲠直，尝面折人过，以此丛忌。官台谏十阅月，封事二十余上［6］，稿不具存，惟狱中诗三章流传于世。著有《虚声堂稿》、《闻喜县新志》。

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少隽慧，督学张之洞奇其才，招入幕。肄业尊经书院，年最少，尝冠其曹。优贡朝考得知县。之洞督两广，从赴粤。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考取内阁中书。

二十四年，之洞荐应经济特科。又以陈宝箴荐，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并加四品卿，充军机章京，参新政。召见，锐面陈兴学、练兵为救亡策，称旨。七月，礼部主事王照上封事，尚书许应骙等格不奏。上闻，震怒，尽褫尚书侍郎六人革职，朝臣皆不自安。上手诏密谕锐云：“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弟、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锐复奏言：“太后亲挈大位授之皇上，皇上宜以孝先天下，遇事将顺。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上是之。

已而太后再训政，诸言新政者皆予重诛。锐既下狱，自揣实无罪，谓即讯不难白，次日，遽诏与光第等同弃市。宣统改元，锐子庆昶缴手诏于都察院，请代奏，始传于世。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严，因谳狱忤长官［7］，遂退而闭户勤学，绝迹不诣署。家素贫，而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弗受。独与杨锐善。通《周官》、《礼》及《大小戴礼记》［8］。其应召也，亦以陈宝箴荐，然非其素志，将具疏辞，川人官京朝者力劝之。一日，召见，力陈时危民困，外患日迫，亟宜虚怀图治，上称善。惟时言路宏启，臣民奏事日数百计，光第竟日批答，签识可否，以待上裁。退语所亲曰：“吾终不任此，行当亟假归矣！”未一月而祸作，光第自投狱。临刑，协办大学士刚毅监斩，光第诧曰：“未讯而诛，何哉？”令跪听旨，光第不可，曰：“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刚毅默不应，再询之，曰：“吾奉命监刑耳，他何知？”狱卒强之跪，光第崛立自如。杨锐呼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著有《介白堂诗文集》。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父继洵，湖北巡抚。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其学以日新为主，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继洵素谨饬，以是颇见恶。嗣同乃游新疆刘锦棠幕，以同知入赀为知府，铨江苏［9］。陈宝箴抚湖南，嗣同还乡佐新政。梁启超倡办南学会，嗣同为之长。届会期，集者恒数百人，闻嗣同慷慨论时事，多感动。

光绪二十四年，召入都，奏对称旨，擢四品卿、军机章京。四人虽同被命，每召对，嗣同建议独多。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令嗣同拟旨，必载明前朝故事，将亲诣颐和园请命太后。嗣同退谓人曰：“今乃知上绝无权也！”时荣禄督畿辅，袁世凯以监司练兵天津。诏擢世凯侍郎，召入觐。嗣同尝夜诣世凯有所议［10］。明日，世凯返天津。越晨，太后自颐和园还宫，收政权。启超避匿日本使馆，嗣同往见之，劝嗣同东游。嗣同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卒不去。未几，斩于市。著有《仁学》及《莽苍苍斋诗集》等。

…………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年十九，举本省乡试第一。后试礼部，值中日构衅，纠同试者上书论时事，不报。入赀为内阁中书。时康有为倡言变法，先于京师立粤学会，以振厉士气，而蜀学、浙学、陕学、闽学诸会继之。旭为闽学会领袖，又充保国会会员。荣禄先为福州将军，雅好闽士，及至天津，延旭入幕。俄以奏保人才召见，操土语，上不尽解。退缮摺，上称善，遂命与谭嗣同等同参机务，诏谕多旭起草。及变起，同戮于市，年二十有四。著有《晚翠轩诗集》。妻沈葆桢孙女，闻变，仰药不死，以毁卒［11］。

康广仁，名有溥，以字行，有为弟。少从兄学。有为上书请改革，广仁谓当先变科举，庶人才可出。其后罢乡会试、制艺，而岁科试未变，广仁激励言官抗疏论之，得旨俞允。于是广仁语有为：“今科举既废，宜且南归兴学专教育，俟养成多数有用才，数年后乃可云改革也。”有为不忍去。及初闻变，广仁复趣有为归。有为走，广仁被逮。在狱言笑自若，临刑犹言曰：“中国自强之机在此矣！”

【注　释】

［1］　困少苏：灾情稍微有所缓和。

［2］　二十四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3］　经济特科：清为选拔“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而特设的科目。

［4］　夤缘要津：通过关系钻营重要职位。

［5］　日番二十人，料简贞实：每天考察二十名官员，选择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

［6］　封事：指上书言事的奏章。

［7］　谳狱：判决案件。

［8］　《周官》：即《周礼》。

［9］　同知：官名。知府佐官。铨江苏：选拔到江苏任职。

［10］　嗣同尝夜诣世凯有所议：荣禄作为直隶总督，慈禧太后的心腹，在当时握有兵权，控制京津。光绪帝听从维新派建议，欲笼络掌握一定军队的袁世凯。据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诛荣禄，勤王。袁表面答应，暗中告密。遂有戊戌政变。

［11］　以毁卒：因哀伤过度去世。

【延伸阅读】

梁启超的政治经历

梁启超自幼熟谙经传，少年应试登科，步入科举正途。应试途经上海时，梁启超开始接触西学，自此渐受西方思潮熏陶。不久之后，梁启超与康有为会面，对后者的见识深为钦佩，遂投入康氏门下，很快成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重要助手。

与康有为向来注重政治运动不同，梁启超应对舆论更加得心应手。戊戌变法前，梁启超与国内倾向变法的开明人物往来密切。在后者的支持下，梁启超出任《时务报》主笔，后又主持长沙时务学堂，使这两处相继演变为变法派的据点。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与国内政治活动联系渐少。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变法派刊物，继续鼓吹政治变革。由于坚持以政治上的渐进改良革新中国政治，梁启超与鼓吹排满、革命的激进派发生激烈论战。改良派和激进派都以论战为基调，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而无意于冷静求证问题，论战的结果是各方都更加坚信自己的立场。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并未忘情于国内政治，他参与发起政闻社，以督促、应和清政府的政治改良举措。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主持北京政府。梁启超对革命期间的战乱深有余痛，故而对袁世凯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主持的政府能统一全国，保障和平。为对抗国会中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梁启超参与组织进步党，试图在宪政秩序中推进政治改良。进步党收揽了许多前清时期的立宪派，被国内舆论视为稳健可信赖的政治团体，一时深孚众望。

袁世凯帝制自为后，进步党人深感失望。梁启超自觉帝制与宪政理想分野甚大，遂与袁世凯分道扬镳。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宣布反对帝制。梁启超的弟子蔡锷南下发动护国战争，此后进步党人对护国战争贡献良多。护国战事的发展引起了北洋政府内部的分歧，袁世凯的亲信或者倒戈，或者对帝制表现得很消极。袁世凯心灰意懒，取消帝制后不久病逝。

段祺瑞主持北京政府时，是梁启超和许多进步党人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他们在国会中支持段祺瑞政府；协助讨伐张勋复辟，维护共和国体；在外交上参加协约国集团，对德国宣战，并企图借协约国的援助改良国内财政、军事制度，在战后条约中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好景不长，北洋军人之间的内战导致段祺瑞政府倒台，从此北京政府落入军人操控中。进步党人如无根之萍，渐渐没落。政治理想破灭后，梁启超在学术研究和对政局的观望之中度过了他的余生。

东南互保

【导　读】

本文选自《愚斋存稿初刊》卷三六。

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与西太后、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冲突告一段落。皇帝被囚禁在瀛台，帝党和接近帝党的维新党被放逐。维新党鲁莽的政变计划未能拯救皇帝的事业，却激怒了太后。太后盛怒之下，幽禁自己一手选定、抚养的皇帝。除此之外，太后还担心年轻的光绪帝在自己去世后复辟，那时自己将难逃政治清算。这种担心更使太后下定了让皇帝退位的决心，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翻案的隐患。

但是列强对皇帝在维新期间的开明举措颇有好感，并认为皇帝开明统治下的帝国更符合列强的利益。因此在北京的外国公使、政治活动家拒绝接受让皇帝退位的暗示，甚至敦促太后归政于皇帝。在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地方督抚愿意默认戊戌政变的结果，但是现在局势已经完全不同，因为在退位问题上支持太后就意味着与有希望复辟的皇帝结仇。在尘埃落定前，督抚们更愿意保持现状，而不是将自己的政治前途完全押给年迈的太后。督抚们的消极在维新期间帮助了太后，但现在同样的消极其实是在无形地支持远比太后年轻的皇帝。

地方督抚、外国公使、帝党残余、流亡的维新党不约而同地反对太后的计划。这个庞大的联盟遍及朝野上下、海内海外，执政近四十年的太后对此也徒唤奈何。让皇帝继续保持名义上的地位，和将来复辟的希望，不言而喻是要求太后接受自己的政治命运，向幽禁之中的皇帝妥协。素以坚强、决断著称的太后拒绝妥协，她开始尝试各种改变命运的途径。与她祸福相依的宗室、近臣建议借反洋教的义和团之力，向外国开战，迫使外国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太后不一定相信义和团的力量，但她认为尝试将义和团引入北京，不失为一种对列强的政治示威，或许有望促使列强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事实上，在废立问题上太后已经失去了所有有影响的政治同盟者，不得不考虑这种前所未有的冒险举动。

义和团进京后，很快就发展成无政府的骚乱。列强要求清政府恢复法律和秩序，并准备派遣海陆军来中国。面临内外政治压力，太后决定将自己的政治冒险坚持到底。在太后的独断下，朝廷下诏向列强宣战，进行最后的冒险。远离北京的督抚无意卷入皇室的政治纠葛，更无心与列强开战。南方最有权势的几位总督拒绝了朝廷的宣战诏书。经过斡旋与列强签订了和平协议。越来越多的督抚加入协议，最后囊括了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帝国的太后、皇帝艰难地跋涉在流亡途中，颜面丧尽。而在加入协议的南方，庶民们却享受着一如既往的和平。

和平协议不过是这个多事之秋的冰山一角。晚清的政治格局在这一年中格外醒目。太后与皇帝、中枢与地方、清朝与列强都在不断地思考、试探、行动。在这一年里，握有实权的地方官员奔走最为积极。他们曾经试图阻止太后的政治赌博，曾经计划将朝廷迎往南方，曾经考虑支持皇帝复辟，以恢复秩序、和平。他们甚至思考过这样的前景：在帝国崩溃后，在共和名义下组织督抚们的寡头政府。上述的奔走、密议、斡旋、谅解，为十余年之后的辛亥革命完成了政治预演。

寄粤宁苏鄂皖各帅［1］（《东南保护约款》）

（近代）盛宣怀［2］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1900年6月26日）自上海电发

（阴历五月）三十（6月26日）会议章程呈核：

一、上海道台余现奉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电示［3］，与各国驻沪领事官会商办法，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二、上海租界公同保护章程，已另列条款。

三、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认切实保护，并移知各省督抚，及严饬各该文武官员一体认真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

四、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

五、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自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藉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

六、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此免致误犯。

七、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庸惊疑。

八、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

九、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云。

所议万难更动，余由余道请示遵行。

【注　释】

［1］　粤宁苏鄂皖各帅：指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鹿传霖、湖广总督张之洞、安徽巡抚王之春。

［2］　盛宣怀：时为督办全国铁路事务大臣。

［3］　余：上海道台余联沅。

【延伸阅读】

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

一、租界内华人以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遇有警急之事，互相知照妥办。

二、地方流氓土棍，遇有聚众滋事或抢劫伤人，无论华洋地界，均须一体严拿，交地方官从重严办。

三、现因各处商货停滞，各项小工佣趁较难，拟请租界工程局添办新扩各界路工程，城内则令疏通河道，并由道台挑选精壮充当勇丁，务使闻民有事，可致消息无形。

四、添办各项工程及添募勇丁口粮，中外官商公议捐助章程。

五、沪市以钱业为大宗，而钱业须赖银行零拆转输，若银行不照常零拆，或到期收银迫促，钱市一有挤倒，各行生意必皆窒碍，市面一坏，人心即震动不安。应请中外各银行东及钱业董事，互相通融缓急，务使钱行可以支持。

六、钞票应照旧行用，只须道台会同各领事出示晓谕，声明各行票未收银搭几成钞票，由各钱业照付。

七、租界内大小各戏馆，应令照常，不可停歇，以惑人听。

八、租界内救火章程甚备，租界外浦东亦应仿照，多备救火器具。若有火警，附近居民不可乱动，一面由火会分驰往救，一面分派巡捕兵丁分班巡护，认真弹压，应请先行出示晓谕。

九、租界巡捕应请添募，昼夜轮流梭巡，大小街路均有巡捕，城厢内外以及浦东南市，亦应添募巡捕，多派员弁，分班轮流巡查。

十、查明租界四至出入总散路径，租界内边地，则由工部局于各要路多派巡捕，每处若干人，建造捕房常川驻守，了望界外，倘有远处成群来界乱人，即鸣警知会局中派捕抵拦；租界外边地，则由华官派兵搭盖棚帐常川驻守，勿令成群乱人闯入租界以内。

——《中外日报》，第668号，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1900-06-29），第1版，紧要新闻栏。

《东南保护约款》和《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并非正式的外交条约文件。不难发现，两份文件中的很多条款与先前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签订的条约是相违背的。如列强原本享有的内河航行权、传教权都暂时失效，却要额外承担稳定金融、提供就业机会的义务。

各国政府对“东南互保”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两份文件经过驻上海各国领事、东南督抚代表签字后，成为紧急时期实际发生效力的政治谅解。但是各国政府拒绝将两份文件订为条约。因为其中的部分条款限制了列强已经获得的条约权利，还将中国政府自身的义务委之于各国政府。

张之洞与新政

（近代）赵尔巽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四三七《张之洞传》。

庚子年间，朝廷的政治、军事、外交冒险遭到空前失败。朝廷痛定思痛，决心采取断然措施挽回危局。列强考虑本国利益，督促清政府施行改革。国内士民也要求实施变革，救亡图存。在这种形势下，朝廷颁发新政诏书，宣布进行顺应新形势的变革。

新政诏书颁发时，距离戊戌变法已有三年之久。在此三年间，帝国内部的变革活动并未完全中断。戊戌政变后，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依然默许开明的地方督抚在辖区内的改革。新政宣布后，这些地方性的变革活动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在以后的十年中，朝廷致力于废除科举、编练新军、整理财政、修订法律、预备立宪。随着新政的施行，近代化的政治、军事、法律、教育等制度陆续建立，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帝制结束后。

大刀阔斧的新政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在新政的初期，地方督抚、士绅的影响日渐增加。他们开设财政专署，编练新军，兴办实业、教育，改良地方政治。但是在新政后期，朝廷决心将原先地方主导的改革收归中枢，以加强中枢权威。在类似举动的刺激下，帝国境内怀疑、抱怨、抗议的浪潮风起云涌，政局也呈现风雨欲来的迹象。

张之洞初登仕途时，慈禧太后也恰好初涉政治，前者的政治生涯几乎与后者共始终。在慈禧太后的晚年，张之洞跻身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之列。这位重臣的性格与帝国末年的时代气质十分神似：对恩主的忠诚；对古典文化的钟情；对旧制度的怀念；以及愿意促进温和的变革，以挽救旧日的世界。

晚清实际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在新政的中途去世，将帝国留给幼年的宣统皇帝。围绕着尚牙牙学语的皇帝，朝廷、宗室、汉族官僚、士绅都期望在未来的政治中分享更多的利益。失去慈禧太后的朝廷自身已经分崩离析，面对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束手无策。有意挽救危局，却力不从心的张之洞，就在这风雨飘摇的前夜告别人世。

张之洞，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年十六，举乡试第一。同治二年，成进士，廷对策不循常式，用一甲三名授编修［1］。六年，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旋督湖北学政。十二年，典试四川，就授学政。所取士多隽才，游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涂径。光绪初，擢司业，再迁洗马［2］。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俄人议归伊犁，与使俄大臣崇厚订新约十八条。之洞论奏其失，请斩崇厚，毁俄约。疏上，乃褫崇厚职治罪，以侍郎曾纪泽为使俄大臣，议改约。六年，授侍讲，再迁庶子［3］。复论纪泽定约执成见，但论界务，不争商务，并附陈设防、练兵之策。疏凡七八上。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崛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七年，由侍讲学士擢阁学［4］。俄授山西巡抚。当大祲后，首劾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等黩货［5］，举廉明吏五人，条上治晋要务，未及行，移督两广。

八年，法越事起，建议当速遣师赴援，示以战意，乃可居间调解。因荐唐炯、徐延旭、张曜材任将帅。十年春，入觐。四月，两广总督张树声解任专治军，遂以之洞代。当是时，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皆出督师，尚书彭玉麟治兵广东。越将刘永福者，故中国人，素骁勇，与法抗。法攻越未能下，复分兵攻台湾，其后遂据基隆。朝议和战久不决，之洞至，言战事气自倍，以玉麟夙著威望，虚己听从之。奏请主事唐景崧募健卒出关，与永福相犄角。朝旨因就加永福提督、景崧五品卿衔，炯、延旭亦皆已至巡抚，当前敌，被劾得罪去，并坐举者。之洞独以筹饷械劳，免议［6］。广西军既败于越，朝旨免鼎新，以提督苏元春统其军，而之洞复奏遣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皆宿将，于是滇、越两军合扼镇南关，殊死战，遂克谅山。会法提督孤拔攻闽［7］、浙，炮毁其坐船，孤拔殪，而我军不知，法愿停战，廷议许焉。授李鸿章全权大臣，定约，以北圻为界。叙克谅山功，赏花翎。

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十二年，兼署巡抚。于两粤边防控制之宜，辄多更置。著《沿海险要图说》上之。在粤六年，调补两湖。

会海军衙门奏请修京通铁路，台谏争陈铁路之害，请停办。翁同龢等请试修边地，便用兵；徐会沣请改修德州济宁路，利漕运。之洞议曰：“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今宜自京外卢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此干路枢纽，中国大利所萃也。河北路成，则三晋之辙接于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自河以南，则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里声息，刻期可通。其便利有数端：内处腹地，无虑引敌，利一；原野广漠，坟庐易避，利二；厂盛站多，役夫贾客可舍旧图新，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衢，人货辐辏，足裕饷源，利四；近畿有事，淮、楚精兵崇朝可集，利五；太原旺煤铁，运行便则开采必多，利六；海上用兵，漕运无梗，利七。有此七利，分段分年成之。北路责之直隶总督，南路责之湖广总督，副以河南巡抚。”得旨报可，遂有移楚之命。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之洞乃奏开铁厂汉阳大别山下，资路用，兼设枪炮钢药专厂。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佐之以堤工，通之以币政。由是湖北财赋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

二十一年，中东事棘［8］，代刘坤一督两江，至则巡阅江防，购新出后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设专将专兵领之。募德人教练，名曰“江南自强军”。采东西规制，广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寻还任湖北。时国威新挫，朝士日议变法，废时文，改试策论。之洞言：“废时文，非废《五经》、《四书》也，故文体必正，命题之意必严。否则国家重教之旨不显，必致不读经文，背道忘本，非细故也。今宜首场试史论及本朝政法，二场试时务，三场以经义终焉。各随场去留而层递取之，庶少流弊。”又言：“武科宜罢骑射、刀石，专试火器。欲挽重文轻武之习，必使兵皆识字，励行伍以科举。”二十四年，政变作［9］，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二十六年，京师拳乱，时坤一督两江，鸿章督两广，袁世凯抚山东，要请之洞，同与外国领事定保护东南之约。及联军内犯，两宫西幸［10］，而东南幸无事。明年，和议成，两宫回銮。论功，加太子少保。以兵事粗定，乃与坤一合上变法三疏。其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宜变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于是停捐纳，去书吏，考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汰绿营，定矿律、商律、路律、交涉律，行银圆，取印花税，扩邮政。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

二十八年，充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立劾罢之。考盐法利弊，设兵轮缉私，岁有赢课。明年，入觐，充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厘定大学堂章程，毕，仍命还任。陛辞奏对，请化除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萌，上为动容。旋裁巡抚，以之洞兼之。三十二年，晋协办大学士。未几，内召，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三十四年，督办粤汉铁路。

德宗及慈禧皇太后相继崩，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逾年，亲贵寖用事，通私谒。议立海军，之洞言海军费绌可缓立，争之不得。移疾，遂卒，年七十三，朝野震悼。赠太保，谥文襄。

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注　释】

［1］　编修：清代翰林院官职之一。

［2］　司业：教官，掌儒学训导。洗马：原为太子属官，清代主要备翰林官之升转。

［3］　庶子：太子属官。

［4］　阁学：内阁学士的简称。

［5］　黩货：贪污。

［6］　免议：免除惩罚。

［7］　孤拔：法国海军将领，1884年7月率舰队袭击福建马尾港，8月进军台湾，次年犯浙江定海，中炮死。

［8］　中东事：指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

［9］　政变作：指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等顽固派扑杀维新派。

［10］　两宫西幸：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逃至西安。

【延伸阅读】

中体西用

西学东来，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大受冲击。随着帝国面临危机，经世派开始考虑在不变更中国传统的前提下，引进西方近代技术。咸丰年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写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也许是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最早的萌芽。洋务派以此为名义，开始购置西方军械，开办工厂，派遣留学生，训练译员。同治年间“中兴”局面的出现，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变通功不可没。

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的打击令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局面顿成泡影，一些原本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潮渐渐引起世人的注意。光绪帝与一些年轻莽撞的官员，期望以激进的变革一举重振国势，就是朝野思潮流变的征兆。稳健的官员同样期望变革，他们不自觉地以传统的形式表述革新的观点。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期间刊印了《劝学篇》，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在张之洞的表述中，“旧学”、“新学”尽管有“体”、“用”之别，但是承认两者同居“学”的地位，却是一大变化。在中国传统之中，各个学派是可以互相参照、印证的。张之洞将“旧学”、“新学”分立学统，一如早期的帝国为各家学派分立学官。“新学”自此取得了与“旧学”对等的地位，两者在不期然之间并驾齐驱了。

《劝学篇》也是一个古老的论题，先秦的儒家荀况，晚唐的儒家韩愈，都先后撰写《劝学篇》以表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张之洞写作《劝学篇》时，十分自然地隐去了自己帝国重臣的身份，而以学者的形象现身，以便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在张之洞写作《劝学篇》之前，对“旧学”的怀疑往往会被视为不可宽恕的罪行。因为怀疑“旧学”不仅无法见容于帝国政府，甚至还意味着怀疑神圣的古典学术、历史以及世界秩序。在《劝学篇》问世以后，学术的研究与政治理念的偏好往复交织，“旧学”、“新学”间的分野也越来越被视为政治理念的分野。

预备立宪

（近代）赵尔巽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四三九《戴鸿慈传》。

庚子之变，朝廷举措失当，朝野上下大失所望。列强在中国的外交官、政治家对清廷十分轻视，认为现政府专制、野蛮，统治虚弱无力，难以信赖。其中一些激进的活动分子甚至考虑过改立政府的可能性。清廷回到北京后，其境遇自然十分难堪。此时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鼓吹立宪，国内舆论颇受其影响；革命党致力于排满的宣传和行动，招揽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比照革命党的种族革命思想，朝廷对维新党人的恶感渐渐消解。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令欧美诸国刮目相看。清朝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就十分羡慕。朝廷也有意仿照日本明治维新，革新政治，其首要步骤就是仿行君主立宪。

1905年，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奉命赴日本、欧美各国考察政治，以期择善而行。五大臣回国后上奏朝廷，认为立宪可以永久保证君主的至尊地位；削弱革命党的影响；开化政治，改变列强的观感。在五大臣和地方督抚的建议下，清廷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

预备立宪宣布后，维新党人和地方开明士绅深受鼓舞。他们纷纷组织各种学会、团体，互相呼应，渐渐成为立宪派的雏形。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立宪派进入各省的谘议局和中枢的资政院。

与志得意满的立宪派相比，矢志排满的革命党人感到失落。革命党唯恐清朝廷立宪成功，使排满永无希望。激切之下，革命党策动了许多起义活动，企图一举奏功。经过几次惨重的失败后，革命党人心灰意冷，不得不承认排满思潮远不足激起革命。武昌新军起事前夕，海外革命党人人心涣散，一度几乎中止活动。

戴鸿慈，字少怀，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以编修督学山东。父忧归，服除，督学云南。后复充云南乡试正考官。二十年，大考一等，擢庶子。日韩启衅，我军屡挫。鸿慈连疏劾李鸿章调遣乖方，迁延贻误，始终倚任丁汝昌，请予严惩；并责令速解汝昌到部治罪，以肃军纪：均不报。和议成，鸿慈奏善后十二策：一，审敌情以固邦交；二，增陪都以资拱卫；三，设军屯以实边储；四，筑铁道以省漕运；五，开煤铁以收利权；六，税烟酒以佐度支；七，行抽练以简军实；八，广铸造以精器械；九，简使才以备折冲［1］；十，重牧令以资治理；十一，召对群僚以励交修；十二，变通考试以求实用。迁侍讲学士。督学福建，再迁内阁学士。学政报满，假归省墓。擢刑部侍郎。

赴西安行在，上陈治本疏；又请建两都，分六镇，以总督兼经略大臣，得辟幕僚，巡抚以下咸受节制。是年冬，随扈还京，转户部侍郎。时各省教案滋多，鸿慈请设宣谕化导使，以学政兼充。编辑外交成案，颁发宣讲。又请就翰林院创立报局，各省遵设官报，议格不行。时设会议政务处，有奉旨交议事件，三品京堂以上与议。鸿慈请推行阁部、九卿、翰林、科道皆得各抒所见，属官则呈堂代递，可以收群策、励人才。下政务处采择。

三十一年，命五大臣出使各国考求政治［2］，鸿慈与焉。将发，党人挟炸药登车狙击，从者或被创，人情惶惧。鸿慈从容诣宫门取进止，两宫慰谕，至泣下，遂行。历十五邦，凡八阅月，归国。与载泽、端方、尚其亨、李盛铎等裒辑《列国政要》百三十三卷、《欧美政治要义》十八章，会同进呈。并奏言：“各国治理大略，以为观其政体：美为合众，而专重民权；德本联邦，而实为君主；奥、匈同盟，仍各用其制度；法、意同族，不免偏于集权；唯英人循秩序而不好激进，其宪法出于自然之发达，行之百年而无弊。反乎此者，有宪法不联合之国，如瑞典、挪威则分离矣；有宪法不完全之国，如土耳其、埃及则衰弱矣；有宪法不平允之国，如俄罗斯则扰乱无已时矣。种因既殊，结果亦异。故有虽革改而适以召乱者，此政体之不同也。觇其国力，陆军之强莫如德，海军之强莫如英，国民之富莫如美，此国力之不同也。窥其政略，则俄、法同盟，英、日同盟，德、奥、义同盟，既互相倚助以求国势之稳固；德、法摩洛哥之会议，英、俄东亚之协商，其对于中国者，德、美海军之扩张，美、法屯军之增额，又各审利害以为商业之竞争。盖列强对峙之中，无有一国孤立可以图存者，势使然也。况人民生殖日繁，智识日开，内力亦愈以澎涨。故各国政策，或因殖民而造西伯利亚之铁路，或因商务而开巴拿马之运河，或因国富而投资本于世界，均有深意存焉。此政略之不同也。验其民气，俄民志伟大而少秩序，其国失之无教；法民好美术而流晏逸，其国失之过奢；德民性倔强而尚武勇，其国失之太骄；美民喜自由而多放任，其国失之复杂；义民尚功利而近贪诈，其国失之困贫；惟英人富于自治自营之精神，有独立不羁之气象，人格之高，风俗之厚，为各国所不及。此民气之不同也。臣等观于各国之大势既如此，又参综比较，穷其得失之源，实不外君臣一心，上下相维，然后可收举国一致之益。否则，名实相悬，有可以断其无效者，约有三端：一曰，无开诚之心者国必危。西班牙苛待殖民，致有斐律宾、古巴之败。英鉴于美民反抗，而于澳洲、坎拿大两域予人民以自治之权，致有今日之强盛，开诚故也。俄灭波兰而用严法以禁其语言，今揭竿而起要求权利者，即波兰人也。又于兴学练兵，皆以专制为目的，今满洲之役，不战先溃。莫斯科、圣彼得堡之暴动，即出于军人与学生也。防之愈密，而祸即伏于所防之中，患更发于所防之外，不开诚故也。二曰，无虑远之识者国必弱。俄以交通之不便，而用中央集权，故其地方之自治，日以不整。美以疆域之大，而用地方分权，故其中央与地方之机关，同时进步。治大国与治小国固不侔也。德以日尔曼法系趋于地方分权，虽为君主之国，而人民有参与政治之资格。法以罗马法系趋于中央集权，虽为民主之国，而政务操之官吏之手，人民反无自治之能力。两相比较，法弱于德，有由来矣。三曰，无同化之力者国必扰。美以共和政体，重视人民权利，虽人种复杂，而同化力甚强，故能上下相安于无事。土耳其一国之中，分十数种族，语言宗教各不相同，又无统一之机关，致有今日之衰弱。俄则种族尤杂，不下百数，语言亦分四十余种，其政府又多歧视之意见，致有今日之纷乱。奥、匈两国虽同戴一君主，而两族之容貌、习尚、语言、性情迥殊，故时起事端，将来恐不免分离之患。盖法制不一，畛域不化，显然标其名为两种族之国，未有能享和平、臻富强者矣。此考察各国所得之实在情形也。窃惟学问以相摩而益善，国势以相竞而益强。中国地处亚东，又为数千年文化之古国，不免挟尊己卑人之见，未尝取世界列国之变迁而比较之。甲午以前，南北洋海陆军制造各厂同时而兴，声势一振。例之各省，差占优胜矣。然未尝取列国之情状而比较之也。故比较对于内，则满盈自阻之心日长；比较对于外，则争存进取之志益坚。然则谋国者亦善用其比较而已。”

又奏：“臣等旷观世界大势，深察中国近情，非定国是，无以安大计。国是之要，约有六事：一曰举国臣民立于同等法制之下，以破除一切畛域；二曰国是采决于公论；三曰集中外之所长，以谋国家与人民之安全发达；四曰明宫府之体制；五曰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六曰公布国用及诸政务。以上六事，拟请明降谕旨，宣示天下以定国是，约于十五年或二十年颁布宪法，召集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又奏：“实行立宪，既请明定期限，则此十数年间，苟不先筹预备，转瞬届期，必至茫无所措。今欲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先从官制入手。拟请参酌中外，统筹大局，改定全国官制，为立宪之预备。”均奉俞旨采纳，遂定立宪之议。

先是鸿慈奉使在途，已擢礼部尚书；及还，充厘定官制大臣，转法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参预政务大臣。时法部初设，与大理院画分权责，往复争议，又改并部中职掌。于是京外各级审判厅次第设矣。又采英、美制创立京师模范监狱。三十四年，疾作，乞解职，温旨慰留。两宫升遐［3］，力疾视事。

宣统元年，赏一等第三宝星，充报聘俄国专使大臣。礼成返国，奏言：“道经东三省，目击日、俄二国之经营殖民地不遗余力。非急筹抵制，无以固边圉；非振兴实业扩其自然之利，无以图富强。请速办垦殖、森林二端。俟财力稍裕，再筹兴学、路矿、兵屯各事，以资捍卫。”胪陈办法。得旨，下所司议行。是年八月，命入军机，晋协办大学士。二年，卒，加太子少保，谥文诚。

【注　释】

［1］　折冲：指办外交。

［2］　命五大臣出使各国考求政治：指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戴鸿慈等人出国考察宪政。

［3］　升遐：帝王死亡的婉称，又称“登遐”。

【延伸阅读】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庚子之变中，东南诸省的督抚拒绝听从朝廷的宣战谕旨，与列强商定“东南互保”。“东南互保”毋庸置疑是抗命之举，但是庚子之变后皇室和朝廷威望骤减，故而不得不事后予以追认，以外和列强，内安督抚。此后朝廷施行“新政”，既依赖地方督抚主持，又有意借机加强中枢权威。但是地方士绅参与“新政”后，在政治上渐渐得势，成为难以动摇的势力。科举废除后，地方士绅对朝廷渐渐疏远，更加倾向于考虑本地的要求。太平天国割据东南时，地方士绅曾经组织团练为朝廷效力。但是至预备立宪时期，这种曾经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失去科举制的缓冲后，朝廷和地方、皇室和士绅、满族和汉族之间的互相猜忌，越来越无从掩饰了。

预备立宪后不久，地方士绅和皇室亲贵就分道扬镳了，议会立宪派和钦定立宪派逐渐势不两立。前者以谘议局、资政院为据点，要求召集制宪会议立宪，增大国会权力，要求内阁对国会述职；后者则坚持保证君主的威权，将国会限定为君主的顾问团，内阁对君主述职。在拟定宪法草案时，钦定立宪派坚持将君主的至尊威权写入宪法，企图在未来的宪法中为本派保留最大的利益。钦定立宪派的强横举动引起极大的反感，因为专制时期的君权尽管跋扈，但是毕竟受到许多惯例的约束。钦定立宪派君权至上的宪法一旦成立，对议会立宪派而言，不仅意味着立宪的努力前功尽弃，甚至在将来还会作茧自缚。两派的冲突愈演愈烈，引发了遍及朝野，前后相继的政治请愿运动。

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后，驻滦州新军将领奏请朝廷实施虚君立宪，并附上十二条政纲。滦州与北京相去不远，皇室亲贵惊慌失措，很快以新军的政治要求为蓝本，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规定由国会制定、修改宪法、法律；国会节制皇室权力和用度；内阁向国会述职，以及国会的军事权和外交权。但是此时朝廷已经徒有虚名，这种迟到又名不副实的妥协，此时连立宪派也不愿屈就，更遑论当时的革命派。

国　会

（近代）赵尔巽等

【导　读】

本文选自《清史稿》卷一一三《新选举》。

19世纪中叶以后，清帝国日渐衰落，局势颇为可忧。最初积极应对危局的是晚清的经世派，他们努力平定了危及王朝的反叛，并试图兴办工业、革新军队。传统的经世派与早期的改良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派著书立说的见解也十分接近。《盛世危言》是郑观应在19世纪下半叶所撰，其中鼓吹设立议会的意见颇为后人注意。但是同一本书中更多的是改良吏治、振兴商务一类的经世派建议。后世视为开明之见的设立议会说，赫然跻身其中。在郑观应的理解中，设立议会可便于选拔人才、改良吏治、消弭上下隔阂，从而一举消弭经世派厌恶的诸多传统弊政。

郑观应的观念暗示了后来的改良派、立宪派对国会的理解。立宪派认为国会将兼具咨询、宣传、选拔、立法诸多职责。至于立宪政治分权、制衡的治理结构，此时尚未引起他们的注意。清朝廷实行预备立宪后，迅速开设了谘议局、资政院。皇室和立宪派对谘议局、资政院职权的理解很快发生了分歧。皇室期望将资政院限定为咨询、宣传的机关，而立宪派的期望是临时国会，并以获得制宪权为努力目标。立宪派的要求被皇室拒绝，作为应对，立宪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以向皇室施加政治压力。

经过国会请愿运动，立宪派的政治影响达到极点，一时间成为晚清政局中最显赫的政治势力。但事实证明立宪派对自己的影响估计过高，因为自始至终，立宪运动都仅仅是一些开明官宦、士绅参与其中。在立宪运动声势最为浩大的时刻，恰恰是士绅阶层影响渐渐削弱的年代。科举制的废除割断了士绅与庶民的联系，扩大了上层的士绅与下层的寒士之间的分野。较为富裕的士绅离开世代居住的乡村，进入城市，依靠新兴的学校、政府机构、报社、工商企业等，追求更体面的地位。一些更贫困的士人失去了科举制下平等晋升的机会，却没有足够的财产在新秩序中追求前程。他们或者在逐渐衰落的乡村中衰亡，或者加入军队，成为士兵、下级军官。因此晚清时期，既有上层士绅寻求政治参与，也有下层士人、庶民开始酝酿激进行动。在国会请愿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新军中激进分子反政府的活动已经逐渐出现了。

新选举制，别于历代取士官人之法。清季豫备宪政，仿各国代议制度，选举议员，博采舆论。议员选举有二：曰资政院议员选举，曰各省谘议局议员选举。自辛丑回銮［1］，朝廷锐意求治，派大臣赴各国考察政治，设考察政治馆。命甄择各国政法，斟酌损益，候旨裁定。光绪三十二年七月［2］，诏曰：“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回国陈奏，国势不振，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而各国所以富强，在实行宪法，取决公论。今日惟有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廓清积弊，明定责成，以豫备立宪基础。俟规模初具，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尊崇秩序，保守和平，豫备立宪国民之资格。”九月，庆亲王奕劻等遵旨核议厘定官制，以“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立法当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请暂设资政院，以为豫备［3］”。诏如所议。

三十三年，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八月，谕曰：“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派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妥拟院章，请旨施行。”寻谕：“各省应有采取舆论之所，俾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各省督、抚于省会速设谘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为议员。断不可使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滥厕其间。凡地方应兴应革事宜，议员公同集议，候本省大吏裁夺施行。将来资政院选举议员，由该局公推递升。”

…………

八月，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遵拟宪法议院选举法纲要，暨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自本年起，分九年筹备。其关于选举议员者，第一年各省筹办谘议局，第二年举行谘议局选举，各省一律成立，颁布资政院章程，举行资政院选举。第三年召集资政院议员举行开院。第九年始宣布宪法，颁布议院法，暨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举行上、下议员议员选举。谕令京、外各衙门依限举办。

…………

各省谘议局互选资政院议员，按定额分配：奉天三人，吉林二人，黑龙江二人，顺直九人，江苏七人，安徽五人，江西六人，浙江七人，福建四人，湖北五人，湖南五人，山东六人，河南五人，山西五人，陕西四人，甘肃三人，新疆二人，四川六人，广东五人，广西三人，云南四人，贵州二人。互选于选举年分前一年十月十一日，在各省谘议局行之。以督、抚为监督。每届互选，资政院于前一年九月行知各互选监督，照章举行。届期互选监督亲莅监察之。投票、开票、检票等事，由谘议局办事处管理。适用普通互选规则，互选选举人及被选举人均以该省谘议局议员为限。投票用记名连记法，以得票过互选人半数者为当选。互选当选人额数，以各该省议员额数之二倍为率。如当选人不足定额，就得票较多者，令互选人再行投票，以足额为止。其投票及格、额满见遗者，作为候补当选人。谘议局办事处造具当选人及候补当选人名册，连同票纸，呈送互选监督，覆加选定，为资政院议员。不愿应选者，得呈明互选监督辞退，依次将本届当选人及候补当选人覆加选定补充。不敷选充者，举行临时互选。选定后，由互选监督造具名册，连同当选人及候补当选人原册，咨送资政院。凡选充资政院议员者，不得兼充本省谘议局议员，有缺额时，由院行知该省督、抚，覆加选定补充，或举行临时互选。此资政院议员钦选、互选办法之概要也。

《各省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之规定，议员之选任，用复选举法。复选之别于单选者，单选迳由选举人投票选出议员，复选则先由选举人选出若干选举议员人，更令选举议员人投票选出议员是也。谘议局议员定额，因各省户口尚无确实统计，参酌各省取进学额及漕粮多寡以定准则。奉天五十名，吉林三十名，黑龙江三十名，顺直百四十名，江宁五十五名，江苏六十六名，安徽八十三名，江西九十七名，浙江百十四名，福建七十二名，湖北八十名，湖南八十二名，山东百名，河南九十六名，山西八十六名，陕西六十三名，甘肃四十三名，新疆三十名，四川百零五名，广东九十一名，广西五十七名，云南六十八名，贵州三十九名。京旗及各省驻防，以所住地方为本籍。但旗制未改以前，京旗得于顺直议员定额外，暂设专额十名；各省驻防得于该省议员定额外，每省暂设专额一名至三名。选举权之规定，用限制选举法。凡属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二十五岁以上，具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谘议局议员之权：一，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二，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者；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凡非本籍之男子，年满二十五岁，寄居本省满十年以上，有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亦得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之规定及其限制：凡属本省籍贯或寄居本省满十年以上之男子，年满三十岁以上者，得被选举为谘议局议员。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一，品行悖谬、营私武断者；二，曾处监禁以上之刑者；三，营业不正者；四，失财产上信用被人控实未清结者；五，吸食鸦片者；六，有心疾者；七，身家不清白者；八，不识文义者。其有所处地位不适于选举议员及被选举为议员者：一，本省官吏或幕友；二，军人；三，巡警官、吏；四，僧、道及宗教师；五，学堂肄业生：均停其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其现充小学教员者，停其被选举权。谘议局设议长一，副议长二，用单记投票法，分次互选。设常驻议员，以议员额数十分之二为额，用连记投票法，一次互选。凡议员三年一改选，议长、副议长任期同。常驻议员任期限一年。议长因事出缺，以副议长递补。副议长出缺，由议员互选充补。议员出缺，以复选候补当选人依次递补。议员改选，再被选者得连任，以一次为限。议员非因下列事由，不得辞职：一，确有疾病，不能担任职务者；二，确有职业，不能常驻本省境内者；三，其余事由，经谘议局允许者。

凡选举区域，初选举以厅、州、县为选举区，复选举以府、直隶厅、州为选举区。直隶厅、州及府之本管地方，均作为初选区。直隶厅无属县者，以附近之府为复选区。初选区，厅以同知、通判，州、县以知州、知县为初选监督。复选区，府以知府，直隶厅、州以同知、通判、知州为复选监督。府、直隶厅、州作为初选区者，得遴派教佐员为初选监督。初选、复选均设投票、开票、管理员、监察员若干名。管理员不拘官绅，监察员以本地绅士为限。初选区选举人名册及当选人姓名票数，由初选监督申报复选监督；复选当选人姓名票数，由复选监督申报督、抚，分别咨报资政院、民政部立案。

选举年限，三年一次，以正月十五日为初选日期，三月十五日为复选日期。凡初选举，初选监督按地方广狭、人口多寡、分划本管区域为若干投票区，分设选举调查员，按照选举资格，详细调查，将合格选举人造具名册，于选举期六个月以前，呈由复选监督申报督、抚，并宣示公众。如本人认为错误遗漏，得于宣示期内呈请初选监督更正。初选当选人额数，按照议员定额加多十倍。各初选区应出当选人若干名，由复选监督分配。投票用无名单记法，其有写不依式者，夹写他事者，字迹模糊者，不用颁发票纸者，选出之人不合被选资格者，作为废票。以本区应出当选人额数除选举人总数，所得半数，为当选票额。得票不满当选票额以上者，不得为初选当选人。复选由初选当选人齐集复选监督所在地行之。复选当选人，即为谘议局议员。各复选区应得议员若干名，由督、抚按全省议员定额分配，投票当选，一切与初选同。

关于关于选举之变更，如选举人名册有舞弊、作伪情事，或办理不遵定章，被控判定确实者，初选、复选均无效。当选议员有辞任、或疾病不能应选，或身故，或被选资格不符，当选票数不实，被控判定确实者，其当选无效，各以候补当选人递补。如选举人确认办理人员不遵定章，有舞弊、作伪证据，或当选人被选资格不符，当选票数不实，及落选人确信得票可当选而不与选，候补当选人名次错误、遗漏者，均得向该管衙门呈控。限自选举日起三十日，凡选举诉讼，初选向府、直隶厅、州衙门，复选向按察使衙门呈控。各省已设审判厅者，分别向地方高等审判厅呈控。不服判定者，初选得向按察使衙门，复选得向大理院上控。限判定日起三个月。已设审判厅者，照审判厅上控章程办理。选举人及办理选举人、选举关系人，有违法行为，分别轻重，处以监禁、罚金有差；二年以上、十年以下，不得为选举人及被选举人。

…………

各省谘议局选举，宣统元年各督、抚次第奏报举行。于九月初一日，召集开会，举行互选资政、谘议员。二年四月，资政院奏请钦选各项议员，奉敕选定。以八月二十日为召集期，九月初一日，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监国摄政王代行莅选，颁谕嘉勉议员。三年九月，遵章第二次召集开会。

资政院、谘议局议员选举外，尚有地方自治团体之选举。地方自治为立宪基础，列于筹备事宜清单。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元年，宪政编查馆先后核议，民政部奏城、镇、乡、府、厅、州、县及京师地方自治暨选举各章程，各省次第筹办。其选举办法，与谘议局议员选举略有出入。以繁琐，不备载。

【注　释】

［1］　辛丑回銮：1900年，清政府对各国宣战，各国联军进攻北京，皇室逃往西安。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皇室重新回到北京。

［2］　光绪三十二年：指1906年。

［3］　资政院是清朝廷为预备立宪开设的议事机关。清朝廷的初衷是以其为议事机关，提供咨询意见。但是晚清政局变化风起云涌，资政院的章程也不断修改。在立宪运动的压力下，修改后的章程授予资政院有关预算、决算、税法、公债的权利，以及修订法律（不包括宪法）的权利。在革命党起事以后，资政院甚至获得了制定宪法的权利。但是后来章程的修改，往往仅仅是一种政治姿态，未曾有实际效果。

【延伸阅读】

状元实业家张謇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张謇早年应试科举不顺，投入淮军吴长庆幕府为幕宾。随吴长庆驻军朝鲜时，张謇是袁世凯的同僚，又担任他的制艺老师。吴长庆被召回国后，张謇重新投身科举，同时从事地方公益活动，协助南通地区的农民、手工业者改良工艺。在公益活动中，张謇与当地的地主、农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894年，张謇参加会试，一举高中状元，不久因父丧回乡守制。甲午战争时，张謇奉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在本乡办理团练。战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允许外资在内地设厂。张謇担忧外资充斥中国为将来之患，遂渐渐萌生实业救国的理想。在张之洞的资助下，张謇设立了大生纱厂。以大生纱厂为起点，张謇先后设立了许多外围企业，如为纱厂提供原料的通海垦牧公司等。为了训练近代工业所不可或缺的技术工人，张謇又开办了师范学校、小学、中学、职业学校，以及后来的专科学校、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等。经过张謇多年的经营，南通渐渐成为20世纪初年中国颇有现代气象的地区。

致力实业之余，张謇依然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戊戌政变后，慈禧有意废光绪帝，改立新君。与帝党联系密切的张謇参与了地方督抚、士绅的谏阻活动。庚子国变，张謇与东南各省督抚发起“东南互保”，拒绝听从清政府的宣战旨意。“东南互保”订约前后，张謇还曾经谋划乘混乱的局势迎接光绪帝南下，在南方组织政府，实行政治变革。“新政”期间，张謇为东南督抚起草了立宪意见书，又组织翻译宪政书籍，分送朝野有力人士。“预备立宪”时期，张謇一边联络各省督抚鼓吹立宪，一边发起预备立宪公会。此时北方重臣袁世凯也积极鼓吹立宪，因此博得了张謇的好感，此后两人来往日渐密切。各省谘议局成立，张謇被推为江苏谘议局议长，参与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迅速召集国会。武昌新军起义后，张謇最初企图协助清政府挽救危局，但是各省的迅速独立使张謇措手不及。张謇迅速接受了清朝统治将要结束的现实，支持江苏巡抚程德全独立，并劝说袁世凯准备出面收拾残局，恢复国内秩序。袁世凯不负所望，挟北洋军以自重，一手迫使清皇室退位，一手结束了革命。

革　命

【导　读】

本文选自《清实录》之《宣统政纪》。

武昌起义爆发时，清皇室并不认为这是帝国统治终结的前兆。半个多世纪前，武昌就曾经陷于反对朝廷的太平军之手；十余年前，北京也被列强的联军占领过，朝廷被迫流亡偏僻的内地。但恰恰是这些生死攸关的考验，证明帝国的统治并非徒有虚名。在太平军的全盛时期，帝国军队一败再败，王朝危在旦夕。结果起于田野的地方官绅组织了团练，不仅保卫了自己的家园，最后还独力镇压了叛乱。庚子年间混乱之后，流亡的朝廷返回京城，恢复了对全国的统治，并且在最后十年中大刀阔斧地试行新政。尽管这十年间对王朝的抱怨、抗议一直不绝于耳，但舆论并不同情激进的革命党。绝望的革命党在广州发动孤注一掷的起义，结果无人响应，很快以失败告终。

但武昌起义后的事态进展令人瞠目结舌，起义新军将政权移交给高级军官和地方官绅，支持后者成立新政府。分享利益的地方官绅努力促使政局变革，以求在新政治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各省的军人、官绅继起效仿，革命逐渐演变成官绅主动发起的政治利益清算。类似的利益清算逐渐自各省蔓延到朝廷，内阁中最有权势的大臣袁世凯向皇室提出退位的建议。这既是南方激进革命党人的要求，也符合袁世凯自己的政治利益。皇室无可奈何，只好接受退位条件，颁布退位诏书。

坚持理想主义的革命党人感到不满，他们无法将革命理解成一次利益均沾的清算。但追本溯源，这种抱怨其实有失公允。革命原本不会在1911年发生，后来积极促使民国成立的人们，对帝国并无仇恨，对共和也不钟情。在朝廷与其利益并不冲突时，他们更安于旧有的政治秩序。但是皇族内阁让汉族官僚大权旁落，立宪运动激起了地方官绅政治参与的愿望，却未能使之如愿。在革命党暴动、新军起义的氛围中，中枢大臣与地方上最具权势的集团抛弃了皇室，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帝制仓促结束后，他们开始尝试以共和政治作为前者的替代物。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1］，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2］，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为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安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现将新定国体，无非欲先弭大乱，期保安。若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必演成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两害相形，惟取其轻。此正朝廷审时观变，痌瘝吾民之苦衷。凡尔京外臣民，务当善体此意，为全局熟权利害，勿得挟虚之意气，逞偏激之空言，致国与民两受其祸。著民政部、步军统领姜桂题、冯国璋等严密防范，剀切开导。俾皆晓然于朝廷应天顺人、大公无私之意。至国家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内列阁、府、部、院，外建督、抚、司、道，所以康保群黎，非为一人一家而设。尔京外大小各官，均宜慨念时艰，慎供职守。应即责成各长官敦切诫劝，勿旷厥官，用副予夙昔爱抚庶民之至意。……

前以大局阽危，兆民困苦，特饬内阁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各条件，以期和平解决。兹据覆奏，民军所开优礼条件，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先皇陵制如旧妥修各节，均已一律担承。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并议定优待皇室八条［3］，待遇皇族四条［4］，待遇满、蒙、回、藏七条［5］。览奏尚为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

【注　释】

［1］　民军起事，各省响应：1911年10月，武昌新军起义。一月之内，鄂、湘、陕、赣、晋、滇、浙、苏、贵、皖、桂、闽、粤诸省以及上海，相继起义或者独立，脱离清朝廷统治。

［2］　“北方将领”至此：1912年初，北洋军高级将领从与革命军交战的前线发回电报，要求速定共和政体，以统一南北。

［3］　优待皇室八条：一、清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待以各外国君主之礼；二、清帝岁用四百万两由民国政府拨发；三、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四、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五、光绪陵寝如制妥修，民国政府支付实用经费；六、宫内各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唯不得再招阉人；七、清帝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八、原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4］　待遇皇族四条：一、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二、皇族具有与国民同等的权利；三、皇族私产一体保护；四、皇族免服兵役之义务。

［5］　待遇满、蒙、回、藏七条：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私有财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民国政府为生活过于艰难的王公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在未筹定前，其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听其自由信仰原有宗教。

【延伸阅读】

“革命”的来龙去脉

先秦文献中记录了早期诸部落掳掠、征伐和兼并的史诗，其中蕴涵着后来难以想象的残酷。源于血缘联系的部落、氏族既是人类社会赖以维系的天然集团，也是历史上最早的政治、军事组织。在部落战争中，胜者对败者斩尽杀绝，一并株连存在血缘联系的部落。战败的部落总是难免灭顶之灾，贵族被杀戮，平民被掠为奴隶。这一时期胜利者的政治宣言被记录在《易经》里：“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

自此以后，“革命”成为中国政治神话中的原生话语，后来又沉淀为政治思维中最深层的记忆。帝制时期的“革命”是以武力推翻前朝，实施改朝换代。“革命”后新王族对旧王族的杀戮、灭绝，其实是早期部落兼并战争的延续。但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灭绝较少的家族就可以保证一劳永逸的胜利。

中国古代政治思潮，一直难以解释最高统治权的起源，为弥补这一缺憾，唯有承认“革命”不仅是武力征伐，还意味着天命眷顾和民心向背。但这种陈述其实是同义反复，即以结果的胜利证明过程的正义。在君主专制时期，“革命”一直是最堂皇但又最遭禁忌的问题，论者往往语焉不详。西汉景帝时，儒生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发生分歧，汉景帝无奈之下，不得不禁止讨论这种敏感而危险的问题。后来的士人同样缺乏判别能力，唯有在“革命”的前提和结果之间反复追问。但是他们都意识到“革命”是关乎帝位竞争的危险事业，凡染指者必无法全身而退。故而在帝制时期，“革命”仅仅保留在晦暗不明的古代文献以及少数密谋者的心中。

近代以来，谙熟汉学的日本学者以“革命”译介西语“revolution”一词，强调渐进的变革和改良，而略去其中的暴虐之意。早年游日的社会活动家、留学生多有意于更新国内政治，对新意盎然的“革命”多有钟情。他们将“革命”输入中国时，最初也坚持西方政治改良的路径。但西来的“革命”输入中国后，却直接唤醒了本土政治神话中的古老记忆。自此以后，这既现代又传统的“革命”，往复编织着帝制后的中国历史。

后　记

编著这本《帝国往事》，是我们师生三人相互砥砺、教学相长的一个尝试。

魏迪英视野开阔，不落窠臼，富有思想冲击力，适宜开辟；高怀举专业训练厚重，长于选材，善于校勘，适宜断后；作为他们的指导教师，我只是在框架初立、视角修正、最后成章这三个时段介入，其余皆放手。两位年轻人为同龄读者编著这一历史读本，历时一年，实已尽力，如果最终证明是失败，失败的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我们当然希望这一尝试能够成功，不仅能吸引文史专业学生，也能为更多的非文史类读者所用。

朱学勤

2009年4月于沪上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页

序言

殷商

商亡周兴

周公制礼

国人暴动

郑伯克段于鄢

齐桓公尊王攘夷

布衣孔子

卧薪尝胆

三家分晋

田氏代齐

商鞅变法

孟尝君狡兔三窟

合纵连横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秦兼并六国

封建与郡县

秦二世而亡

项羽分封

刘邦建汉

叔孙通定礼仪

贾谊上《治安策》

诛晁错

张骞通西域

儒家之流传

天人三策

酷吏张汤

司马迁发愤修史

王莽新政

光武中兴

外戚专权

十常侍之祸

党锢之祸

官渡之战

曲有误，周郎顾

诸葛亮出师未捷

阮籍风流

钟会反魏

宁馨儿王衍

匈奴汉国

王导安晋

祖逖北伐

佛教东传

南齐代宋

王猛改制

淝水之战

拓跋部的兴起

魏孝文帝迁都

河阴之变

关陇贵族的兴起

江都之变

玄武门之变

关陇贵族长孙无忌

论君道

论任贤

辨兴亡

女皇武则天

狄仁杰存唐室

选举志

马嵬驿事变

藩镇割据

黄巢举义

杨炎倡导两税法

后唐庄宗

石敬瑭称臣契丹

高平大捷

偃武修文

儒宗欧阳修

包拯决狱

狄青不遇

王安石变法

靖康之乱

叶适与道学

蒙古崛起

耶律楚材推行汉化

赵孟仕元

脱脱倡新政

理学开国

置相

郑和下西洋

于谦保卫北京

王守仁开创阳明学

万历朝鲜之役

张煌言抗清

顾炎武革新学风

守令

正始

原君

原法

学校

论君民

论曹魏

论正统

汤若望主持钦天监

林则徐禁烟

中兴

李鸿章办洋务

戊戌六君子

东南互保

张之洞与新政

预备立宪

国会

革命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