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表里山河的文明碎片

一个人的山西

煤有了，根安在？

在山西感受宗教和精神

皮皮鲁是山西人

老实人李顺达

大寨：一句口号 一个历史的符号

请不要妖魔化山西人

厚重山西

从“劳模治省”到“秘书行政”

晋商与徽商

感受碛口

走出煤的阴影

晋商与新晋商“三八二十三”定律

我的创作与山西生活

山西土改的两种模式

表里山河的文明碎片

文//阎晶明

古塔、戏台、寺庙、楼台，自然的胜景

先人的遗迹，无一不在告诉我们

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蕴含着巨大无比的魅力

而那巍峨的群山、沟川峁梁

羊肠小道以及裸露的荒原、漫起的风沙

又记录着三晋儿女的艰辛与生命的顽强

离开山西已经四年时间了，这四年里，我对山西的认识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耳闻目睹的角度变了，无论走到哪里，“山西人”这个身份让我听到很多朋友、同事、陌生人关于山西的片言只语的议论。这些碎片式的说法组合起来，让我对“山西”这个概念有了新的认识，也知道了外人对山西的“旁观”认识和“误读”。再加上这几年山西的变化大、发生的事情多，“山西”常常成为国人嘴边的话题。“煤”、“煤老板”、“山西购房团”、“悍马”、“煤矿爆炸”，“晋商、“精明”、“诚信”、“乔家大院”，“醋”、“汾酒”、“面食”、“山西民歌”、“文物胜迹”，“勤俭”、“抠”，等等，组成了人们对山西概念式看法。

作为一个地道的山西人，我一向对山西区域文化、社会情状有着特殊的敏感和兴趣。十多年前，我还在山西工作的时候，就曾随一家电视台寻访过山西的绝大多数县市，重点是对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进行考察和记录。走过这么一遍后，无论我再去国内任何地方参观游览，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看到的景象同山西做比较。其结果，是更加加重了我对山西历史文化悠久、深厚、丰富、灿烂的骄傲，但同时，也深感这深重的历史又像一个巨大的包袱，压得人迈不开脚步，不能执意前行。当然，太多太大的事我辈肯定是无力宏论的，我仍然是有一种执著的愿望，把表里山河、文化悠久的山西介绍给更多的人。这一愿望终于在我离开山西之后的第二年得到了实现。我同几位朋友一起，策划出版了一套名为“人说山西”的旅游文化丛书。这套书以山西从南至北的自然和历史胜迹为着眼点，全面描述山西无比丰富的历史胜迹和悠久辉煌的文明发展史。丛书第一辑12种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好，2004年12月，山西省委宣传部领导还专门出资，在北京召开了出版座谈会。丛书第二辑8种也于今年初出版，这一套20种图文并茂的旅游丛书，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满足了要为弘扬三晋文化作点实事的愿望。今天，当我再要对“山西”这个话题说点什么的时候，出现在我记忆中的，仍然是那黄河之畔，太行、吕梁山下的庙宇、亭台、塔院，那曾经风光无限的名人故里、商埠胜地。因为它们才代表了历史，代表了被人认可、值得评说的区域历史。

这里，我愿意撷取其中的几个片断，来描述我眼里的三晋文明。

曾经繁荣的古镇碛口

山西临县的碛口镇，位于当地的一条名为湫水河的小河与黄河的交汇处，也就是湫水河的入河口。“碛”字的字面含义是“由沙石堆积而成的浅滩”，湫水河带来的泥沙石块在这里堆积成滩，碛口这个名字因此而来。

走在碛口镇街上，古朴拙巧的房屋建筑、悠长狭窄的石板路面，这些在北方山区实属罕见。临街而建的铺面式平房，分明有着江南小镇的韵致，而几乎一律为插板式的门窗设计，显然是出于商业经营的考虑，令人想到绍兴“咸亨酒店”的格局。

碛口镇内曲径通幽，峰回路转，具有相当规模。大约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碛口成为一个繁华的港口城镇。来自西北的货物通过这里运过黄河，在离石县的吴城镇发往华北各地。“拉不完的碛口，填不满的吴城”，碛口成了山西、河北、天津连结陕西、内蒙古和宁夏的纽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交易场所。

在铁路和公路运输尚不发达的近代，船运一直是黄河两岸经济往来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渠道。碛口因此而迅速发展，一时有“小都会”之称。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此云集，经营各种生意。走在今天的碛口街头，各种字号、店名的牌匾依然可见，让人遥想到当年的热闹景象。镇内的卧虎山上有座黑龙庙，庙门上的楹联对这一盛景有着这样的描述“物阜民熙小都会，河声岳色大文章”。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们，由于长期以来的习惯，碛口人最热衷的职业仍然是经商，哪怕是开一间小门面，也觉得才是“正业”。后来黄河桥梁的不断建设，现代交通的发达，才使碛口逐渐衰落。

永动的壶口，悲壮的壶口

壶口瀑布，不亲自来一回就不可能领略到它的风采。不说瀑布因季节、气候的不同会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即使是同来的人群中，面对壶口，都会在内心深处激荡起各不相同的感受。

壶口瀑布，被印在50元人民币的背面，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识。它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可以体味到人类文明的漫漫踪迹。

壶口岸边有一道长达75公里的长城，据说是清军为防止捻军东渡而设的，是全国建造最晚的一段长城。壶口附近又有很多与大禹治水有关的民间传说，河边的“禹帽山”据说是大禹治水时休息过的地方，瀑布岸边因河水冲刷而成的小石窝，又被老百姓看成是大禹留下的足迹。

长期以来，对两岸的普通百姓而言，壶口瀑布是一个难以跨越、无法绕过的难关。在陆上交通不发达时期，黄河航运是沟通西北与华北的重要途径，而任何船只行至壶口，都不得不弃水上岸，于是这一带就是有“旱地行船”的奇观。数十人直至上百人在靠岸船只下垫上滚木，拖牵着船只行走，拉至小河口入水，重新装货后再下水前行，以此避开瀑布的阻断。对这些人来说，壶口并不是一个多么有诗意的地方，“旱地行船”记载着黄河人的艰辛。

壶口又是艺术家们心向往之的地方。千百年来，歌吟壶口瀑布的诗文不计其数。现代诗人光未然、音乐家冼星海因受壶口悲壮、雄浑之势的感染，写下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壶口所拥有的艺术灵气已被激扬到了极致。

壶口瀑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景观，它是一处流动的风景。壶口瀑布今天的方位与《水经注》的记载相比较，由于河水的冲刷，在大约1500年的时间里，已经向后撤了大约5公里。撰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洪迈的《元和郡县图志》，距离郦道元的《水经注》成书时间（公元527年）为286年，专家根据两书对壶口瀑布位置的记载推算，仅在这286年间，壶口就向上推移了1475米。最早壶口瀑布的方位据推测，应在今天的河津县龙门附近。不过壶口的风采，却不因它的变动而减损。不定的壶口，永动的壶口，悲壮的壶口，给军事家形成防御、给艺术家带来灵感、给船民们带来艰辛、给现代人带来美感的壶口，就这样无所顾忌地奔流着，不知疲倦地呼啸着。

人杰地灵的河东

山西，位于太行山之西，故称山西，又处黄河之东，古称河东。“河东”一词在战国、秦、汉时期特指山西西南部，以现今的运城市所辖区域为主，唐以后指山西全省。在山西本省人的心目中，河东，还是特指运城地区的市县。运城诸县的人们也都以“河东人”自称。

河东地区不但是山西农业经济的重心，而且是文化积淀深厚、文化传统悠久、文化名人辈出的地方，用人杰地灵做比喻，一点都不过分。我有机会走访这些古代名人的踪迹，从心底里对这土地产生尊敬之情。

在万荣县的里望乡，有一个叫平原村的村庄。那里的居民一多半姓薛。他们都是明代大学者薛瑄的后代，官至礼部左侍郎的薛瑄，因秉公廉明而数度退隐和复出。他是宋明理学的传人，又独树一帜，成为“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如今的薛家后代，从薛瑄算起，已传至20几代，仅在平原村就有两千多后人。

万荣的通化镇是王通、王绩、王勃这几位隋唐诗人的故里，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更使这祖孙三代的诗文世家名声显赫。镇上的王氏后代们在努力搜寻和保护着先人的遗迹，村里还特地成立了民间“三王研究会”，组织大家一起来研究“三王”的诗歌。他们自费印刷了《“三王”学刊》，整理家故成为这些衣着朴素的村民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名人辈出的河东大地，到处可以感受到这种文化传承的气氛。仅就黄河边上的永济市一地，就云集了众多的人文古迹，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文武名人。这里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诗品》作者司空图的故里，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鹊楼正在修复中，开放在即，到此游览的人们，可以登高远望，体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位于永济市的普救寺是《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莺莺塔上传出的奇妙回声，还有那种清脆的蛙声，吸引着四方游人。

表里山河的山西，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火种，北自河曲凄婉动人的民歌，南到河东如醉如痴的蒲剧，那种散发了民间的动人旋律，让这片苍凉的大地回响着生命的活力。古塔、戏台、寺庙、楼台，自然的胜景，先人的遗迹，无一不在告诉我们，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蕴含着巨大无比的魅力。而那巍峨的群山、沟川峁梁、羊肠小道以及裸露的荒原、漫起的风沙，又记录着三晋儿女的艰辛与生命的顽强。时代的步伐迅猛向前，山西人的生活在宁静中变化着，只有那晋陕峡谷的黄河，携泥沙而下，日夜不停地流动着，告诉你时间的永恒。“逝者如斯夫！”这千年的感慨，哲人的叹息，穿越古今。

阎晶明

1961年生，山西人，四川大学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副主任

出版著作《十年流变——新时期文学侧面观》（1992年）、《批评的策略》（1996年）、《鲁迅的文化视野》（2001年）、《独白与对话》（2004年）等

主编《鲁迅演讲集》、《新批评文丛》、“大西部长篇小说丛书”等

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

一个人的山西

文//韩石山

这就像你

一个没出息的弟弟

你恨不得踢他一脚

腿还没有抬起

又怕踢疼了他

毕竟是一母同胞呀

你只能狠狠地跺一脚

猛地转过身去

说一个地方如何，最好是把它比作一个人，比如苏东坡写西湖，不管水光怎样潋滟，山色怎样空蒙，若没有那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我们对它总是亲切不起来。仿此，要说山西，也最好把它比作一个人，西子是不行了，没有那么青翠的山，没有那么一块明镜似的湖，怎么想象，都没有那清纯动人的姿色。一个朴实的山村汉子，头上缠着羊肚子毛巾，赶着一头老黄牛，在暮色中吼着“二人抬”归来。这图画也不错，可惜，那是过去的三晋，不是现在的山西。

一个村妇，红扑扑的脸蛋，盘腿坐在土炕上，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等着劳作了一天的丈夫归来？

一个年迈的教师，看着破损的学校，又看看学校旁边新建起的海鲜美食城，一腔的悲愤又一脸的无奈？

一个时兴的农村青年，骑着一辆组装的摩托车，疾驰而来，又疾驰而去？

一个中年工人，拿着他最后一次领到的工资，回头看看他工作了多年的工厂，满怀忧郁地离去？

都不行。都没什么代表性。

一副茶色的水晶石眼镜遮了半个脸，尚未撕去商标的西装袖口沾着油污，锃亮的皮鞋上蒙着一层尘土，呲牙咧嘴，侃侃而谈……我想到了一个人，或者说一个职业。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山西？打了个激灵，一时竟愣住了，我怨恨自己，怎么会想到这儿。

不用费这脑子了。且往下写吧。

三十年前，我从学校出来，分配到吕梁山里一个村子教书。大学生教小学，在那个年代不算稀奇事，有碗饭吃就行了。我的老家晋南某县，一马平川，在山西，是个物产丰饶的地方。此前从没去过山区。不，去过的，“大串连”期间去过韶山，去过井冈山。把山西的山想象成南方的山，是不会的，但山总应当是山，高高的峰峦，蜿蜒起伏，再差劲的山也该是这样个子。进了吕梁山方知，全然不是这么回事。

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地图上，山西连同西边的陕西北部，要涂成黄褐色，且标明黄土高原。那不叫山，山是从地面上突起的，堆成的，而这些山梁，却是雨水将周遭的黄土冲走了，留下一道道的土梁，可以说是挖出来的。高高低低，沟沟岔岔，正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山西也有石头山，比如南边的中条山，跟河北交界的太行山，那才是真正的山。平原嘛，也就晋南、晋中几小块儿。

然而，住久了，也爱上了这块地方。民风淳朴倒在其次，主要的还是安宁。那些大的政治风暴，几乎刮不到这儿。不是刮不到，政治学习，各种运动，都是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小县自然不会例外。总是天高地远，等刮到这儿的时候，早就成了强弩之末，没了杀伤力，应付应付就过去了。用领导干部们的话说，是变了形，走了调。古人说，乱世居山，确是这么个理儿。乱世是这样，盛世呢，也差不了多少。这可就吃大亏了。山西近年来经济总也赶不上去，怕就是这个原因。

外地来山西的人，常会惊叹山西这地方，各种标语，尤其是政治标语的多而滥。光秃秃的山坡上，老远就能看到赫然的大字“绿化荒山，造福后代”。一群嬉戏的乡村孩子，个个泥猪似的，旁边的墙上写的是“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破败的农村小学校，校门两侧照例是“再穷不要穷了学校，再苦不要苦了孩子”。至于应时的标语，就是在省会城市的街头，也比比可见。

是前年吧，一位南方的朋友来太原公干，抽暇来我家做客，在书房里，谈起了这情形，大摇其头，连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是老一套，真是不可思议。我说，这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人们做事，总是扬其所长而避其所短，经济上不去，要是政治再上不去，堂堂山西，偌大的一个行省，如何自立于中华大地。

闲说着，我从书柜里抽出一本书，是我省青年学者谢泳先生编的，叫《旧时光》，书中收录的十几篇文章，全是解放前来过山西的著名文化人写的，这些人又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知识背景。我翻到一篇文章，说，你看到的这种情况，那时候就有，一面指给他看。二十年代初，胡适陪他的老师杜威来山西，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在太原的街上，看见路灯柱上都贴着白底黑字的格言，如“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天下具万能之力者，其唯秩序乎”。有许多都剥落模糊了。他认为，这种“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是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人人嘴上能说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如“公道”、“秩序”之类，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碍。

胡适还是太忠厚了，他只是说这种贴在墙上，挂在嘴上的抽象名词，达不到提高道德水准的目的。他若是活到现在，知道现在这些标语口号，还有另外的更其“神圣”的目的，怕要哭笑不得，责骂自个少见多怪了。

1987年吧，我在某县担任副书记之职，虽是挂职，却是正式选举后出任的。那时全省正处于经济战略调整时期，不说发展什么农业和轻工业了，说往后要把山西省建成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还说这是中央给山西的任务，是山西的光荣。

我听了不以为然，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真要这样做了，山西在全国的地位，只会下降而不会上升。你想嘛，所谓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能源不用说了，是煤炭，而重化工的原料，也是煤炭，这几乎等于说，往后山西只要发展煤炭一项就行了。这样畸形发展下去，久而久之，空气污染，地表塌陷，资源耗尽，民不聊生，整个山西会成为一个“垃圾场”。等那个时候再觉察到这一战略的失误，全都迟了。

于是我便给山西省委写了一封长信，沉痛陈述了这样做的危害。我说，某大市是全国的轻工业基地，它用的棉纱是从外地买来的。某省全国的粮食基地，庄稼长了一茬，地不会下去一层，第二年再种还会长。而我们这个基地，煤只会越挖越少，煤田生长的速度肯定赶不上消耗的速度，从理论上说，总有挖完的一天。再炼焦发电剩下的灰渣，只会堆在山西的地上，不会打包让人家连焦炭与电力一起带走。长此以往，山西不是成了一个灰渣堆了吗。

此后，只要有机会，我总要讲单一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战略对山西的危害。比如有次在山西财经大学演讲，我就说过这样的话：

唐朝的柳宗元，是山西永济人，一生都在外地做官，总想着山西怎样才能强大起来。他写过一篇《晋问》，以与吴某对答的形式，历数山西的种种优势，每说完一种，就要问一句，“若是如何”，意思是有这个条件，山西该强大了吧。第一问说的是山西的地理形势，东边的太行山怎样高险，西边的黄河怎样奔腾，而吴某回答说：“先生之言，丰厚险固，诚晋之美矣。然晋人之言表里山河，备败而已，非以为荣观显大也。”这句话中，“备败”二字，在《山西通志》中成了“备敌”。一字之差，意思就不一样了。原话出《左传》：“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可见“备败”是对的。

想想也是的，这“表里山河”，确实也只能“备败”。中原大战，阎锡山的部队打败了，一退回娘子关便安然无恙。三十年代前期，中国社会不安宁，这儿打仗，那儿闹灾，凭了这表里河山，山西成了全国的“模范省”。解放后到“文革”中，山西一直是个出典型、出经验、出干部的地方。而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的加大，山西就只能每况愈下了。国民经济指数，全省人均收入指数，都远远地甩在了后头。

唉，这就像你一个没出息的弟弟，你恨不得踢他一脚，腿还没有抬起，又怕踢疼了他。毕竟是一母同胞呀。

你只能狠狠地跺一脚，猛地转过身去。

韩石山

1947年出生，山西临猗县人，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当过多年中学教员，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

出版有《徐志摩传》《李健吾传》《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等著作30余部

煤有了，根安在？

文//李敬泽

山西人在中国人中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最像中国人

至少在中国的北方，我断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像山西那样执著守护着古老传统的根系

山西人带着这个根走向四面八方

因此遭人嫉视和讥笑，也因此倔强、自尊、安稳

很长的时间里，我只认识一个山西人，就是我爹。后来认识了半个，就是我自己。

——我生在天津、长在河北，十六岁以后生活在北京，如果你说我是天津人、河北人或北京人，我认为都不算离谱，毕竟食毛践土，在人家地盘上混过或混着，而山西？那地方三十岁之前我没去过，而且至今我也不曾回过我那黄河边风陵渡的芮城老家。

大学毕业前，我的各种表格证件所填的籍贯都是河北完县、我母亲的家乡——现在改名顺平了，据说因为“完”字不吉利，不利于招商引资，我认为他们不如一竿子插到底，索性改成富贵县或招财进宝县或来吧欢迎县——作河北人当然不是我的选择，是父母的决定，他们从来没有向我说明为什么我得是河北人而不能是山西人，只是后来我逐渐领悟到，这里有一个坚硬而羞耻的理由：外祖父是贫农，而祖父是地主。

我的祖父，据说他是家乡那一带的名医，又曾在运城中学和芮城师范执教二十六年，应是桃李遍地，望重乡梓，虽是地主，但似乎并未遭受太大的冲击——旁证之一是，母亲每次揭露山西人的守财本性时都会翻出老底儿，说当年她与父亲新婚回乡，“他们家一窑的布、一窑的瓷器，也不知存了多少年，那布都朽了！”而且我也鉴赏过老爷子给新媳妇的银镯子，沉甸甸，文饰考究，显见得当年分浮财搞得很不彻底。

但不管怎样，对我来说，作一个“山西人”就等于作地主的后代，这像一块不体面的胎记，我聪明的老爸老妈不得不设法遮掩。

即使没有这一层，我也知道作一个山西人并非光彩之事，山西人爱吃醋，山西人抠。“山西老西儿爱吃醋，打仗带着醋葫芦，打败了，缴枪不缴醋葫芦！”——当然不能缴醋葫芦，但是外地人不理解呀，我们大院里的孩子唱起这段儿来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有莫名的兴奋，我也跟着唱，我又不是山西人。还有那些笑话，说的是山西人如何吝啬，给我的感觉是遥远的大山西边住着又奇怪又倒霉的人群，他们拼命省自己的钱，却因此让全国人民看不起。

显然，“山西人”这个身份对我而言是政治和文化的双重羞耻。但是，我这辈子做的比较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大学临毕业，填表时我也没问问爹妈，径自把籍贯由河北完县改成了山西芮城。那时已是八十年代中期，成分出身不再重要，不过我认为，这个选择主要是中国人文化本性的发作：对父系血缘的认同，既然我姓李，那怎么能是河北人呢？这很不正常，现在就实现正常化。当然，还有少年意气：我不爱吃醋，我爱大米，我视钱财如粪土，我连山西话都听不懂，我是山西人又怎么样呢？

把话说得复杂一点，就是：我承认我是山西人，那是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山西人——在一九八四年，我相信在我身上找不到山西人的蛛丝马迹。

但是，话说早了。现在，二十二年后，我每天晚上喝一小杯醋——必须是“成化府”的，我每天中午在办公楼下的食堂吃一碗刀削面——百吃不厌；而且，我太太继承了她婆婆的作风，无视我大手大脚的事实，动不动就要嘲笑我的抠——照例以“你们山西人”开讲；对此，我像我老爹一样，笑眯眯地默认。

这一切都远远偏离了我当初的规划，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不知道。我倾向于认为这是李老太爷的安排，他的血默默地引导、塑造他的未曾谋面的孙子——从肠胃开始。

照此下去，我想我也许会变成典型的山西人。但典型的山西人该是什么样？我不知道。我认为我爹经过艰苦的改造与自我改造已经很不典型，典型的山西人应该是我爷爷，他老人家于六四年六月去世，而我在六四年一月出生，我来不及认识他，我不知道他会对我、对如今这个世界说些什么。

二〇〇六年，作为家族中舞文弄墨之士，我受命为祖父撰写碑铭。远在家乡的大伯认为，必须隆重纪念祖父的一百二十年冥诞。通常的方式是在墓前重新立碑，但按照乡俗，立碑时要开流水席，方圆若干里、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来暴撮，于是，我的奇思妙想的大伯决定：写一篇文章刻在石头上，然后就把石头镶在自家的院墙上！

这不算立碑，也就省了流水席，我想了想，觉得有点怪，但是，我认为还是遵从长辈的意愿为好。于是，我根据大伯的回忆认识了我的祖父：他老人家于光绪二十八年入廪为生员，正常情况下，他会考秀才、举人、进士，但那是一九零二年，世界开始大变，清政府在运城开设了新式职业学堂，祖父以第一名考中，成了芮城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由此渐渐积累家业；四十多岁时他辞去教席，回乡自学医术，据说是“三年而通西医内外科，又一年而通中医内科”，从此在乡间行医……

我翻着唐宋八大家的集子，仿古人笔法叙述他的生平，我忽然感到渺茫苍凉——他的血在我的体内，他的心离我无限遥远。祖父生于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他跨越了古中国和新中国，他的生涯中却自有一种安稳和坦然，我不知道他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但我愿意相信，他并无遗憾：他教书了，他行医了，那是耕与读，是育人与医人，是知与行，是仁与智，那是在古老伦理指引下的完美人生。

在我的想象中，他是典型的山西人。山西人在中国人中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最像中国人。至少在中国的北方，我断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山西那样执著守护着古老传统的根系，山西人带着这个根走向四面八方，因此遭人嫉视和讥笑，也因此倔强、自尊、安稳。

——但那是过去，那时神奇的煤还在地下沉睡。现在的问题是：煤有了，根安在？

李敬泽

1964年1月生于天津，祖籍山西芮城。少时随父母移居保定、石家庄，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1990年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现任副主编，2000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

著有散文集及理论批评文集《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颜色的名字》《纸现场》《冰凉的享乐》《目光的政治》等

在山西感受宗教和精神

文//潘石屹

“见山拜山，见水拜水

见石头拜石头，见树木拜树木。”

这可能就是中国

二十一世纪宗教信仰的现状

回到了两千年前

最原始的宗教中去了

回到了多神崇拜的年代去了

上个月，在《山西日报》朋友的热情邀请下，我花了一周左右时间游览了五台山、晋祠、阎锡山故居、乔家大院一些著名景点，在感受浓浓的晋风古韵的同时，也发现今天人们对精神信仰的强烈渴求。

去五台山旅游的人很多，朝拜的人也很多，虽然我们来的这几天是旅游的淡季，但每天还是有上万人在这里游览。听说每年的“五一”、“十一”长假期间，来这里旅游和朝拜的人每天都超过五万人，光这里的导游就超过一千人。

五台山历史悠久，据说五台山第一个寺院大显通寺是公元58年前建的，距现在已经有接近两千年的历史。在这么长时间的发展背景下，五台山形成了今天建筑形态复杂，宗教流派也非常复杂的局面。在山脚下，我看到一位僧人拿着藏传佛教的转法轮，于是就上前问他修什么，他告诉我，他是“显密双修”。在五台山，可以随时随地看到不同的宗教流派，有只念“阿弥陀佛”的修净土，也有人在修禅宗，这里还有禅宗的寺院，可见这里的包容和开放。

在五台山诸多的寺院中，有各种各样的匾额和横幅，有的写着与人为善的劝诫，也有的写着普度众生的佛家用语。在这里还看到了林彪当年修的行宫，据说是林彪炸掉了杨五郎的庙以后，在原庙址上给自己修的行宫；也有毛主席当年从延安到西柏坡，路过五台山时居住过的房子；也有建国十大元帅的纪念馆，各种各样的照片记录了他们在战争年代的丰功伟绩；还有顺治出家的寺院，顺治还在这里留下了一首诗《归山词》；同时还有传说中康熙来这里寻找父亲时留下的足迹；近代领导人的题词、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古代皇帝的故事、佛经上的故事在导游的解说词中混在一起，一股脑地讲给大家，也不知道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传说，但听起来都很热闹。而经过很多演绎而成的各种各样的传说是解说词中的主要部分。对佛教道理的介绍，导游反而说得很少。

我观察到，来五台山的游客中，很多香客基本上是见什么拜什么，见到佛、菩萨、罗汉都下拜磕头。我在毛主席居住过的房间，发现毛主席的白色石膏塑像前面也烧着好多香、蜡烛，人们进去后也像拜佛一样地磕头。毛主席住过的床上堆着一大堆朝拜的人送的零钱和香烟。连隔壁江青当年住过的床上也有一堆零钱和香烟。“见山拜山，见水拜水，见石头拜石头，见树木拜树木”，这可能就是中国二十一世纪宗教信仰的现状，回到了两千年前最原始的宗教中去了，回到了多神崇拜的年代去了。

在五台山这两天时间，我一边看一边想，中国人的确对信仰有追求的渴望了，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也很渴望了。在我们登上黛螺顶时，我和一位从河北邯郸来的妇女聊天，她给我讲她修炼的经过。我问她每天的修炼都做些什么，她告诉我，只念“阿弥陀佛”就够了，每天念的次数越多越好，心越诚越好。她还说，自从她诚心诚意地念阿弥陀佛后，身体上的病好了，以前耳鸣的毛病也好了。我们都相信她说的都是真诚的。但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今天，现代社会应该有现代社会人们探求精神世界和启迪人内心的新的方式和条件了，一定会有一些比只念“阿弥陀佛”更有效的办法，如果让受过一些教育的人整天只念“阿弥陀佛”，也很难做到。在今天，已经进入了有飞机和汽车的年代了，我们就应该不再骑小毛驴了。

从五台山修建第一座寺院至今，已经将近两千年过去了，这两千年里，外面的世界变化天翻地覆，科学技术的进步突飞猛进。但人的精神方面的进步却很慢，没有什么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了倒退。人们口中朗诵的佛经没有变，从唐诗宋词中看到，人们的情感生活也没有多少变化和进步。两千多年的“礼”是人们行为的规范，更多指的是精神领域的东西，今天的“礼”少了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成了礼物、礼品、甚至行贿受贿的代名词，今天的“礼”基本成了物质范围的东西。

我觉得，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时间和精力利用科学技术改造外部世界，对外部世界进行学习、探索、加深认识。我们对内心世界的认识更重要，更迫切，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认识就需要有信仰，需要静坐，冥想，服务。现在我们把大量的时间只放在我们外面的世界中，留给自己的时间太少，对自己内心精神的状态反而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了解，所以常常会有空虚和困惑之感，这可能正是人们渴望信仰的原因。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没有同步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宗教信仰的老化，宗教的传播语言和传播形式已经趋于老化，不能用现代的语言和方式启迪人们心中的智慧，甚至不用已经普及的简体字和今天人们能听得懂的语言。这对宗教在今天环境下的传播和深入是很大的阻碍。

在五台山的最后一天，陪同我们一起游览的一位山西朋友让我辨认两块旧的石雕和现在新增加的石雕，我答对了，其实也是猜的。他说，“现在的人干活干得粗糙，做出的石雕没有古人做得有神韵，不是体力的问题，也不是工具的问题，而是因为有了电视机，人们心浮气躁，干完活要急急忙忙地回家看电视”。的确，现在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副作用就是网络、游戏和电视，占用了我们大量应该是自身独处、反省的时间。没有把足够的时间留给自己，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天精神方面落后的另外一个原因。

皮皮鲁是山西人

文//郑渊洁

皮皮鲁今年25岁，籍贯山西

我第一次写皮皮鲁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那时我25岁。

1976年至1988年，我和父母“两地分居”。我在北京，父母在山西省会太原。这期间的每年春节，我几乎都去太原与父母团聚过节。

1981年1月27日晚，我乘187次火车离京赴太原，那是一列夕发朝至的火车，晚上出发，睡一夜，次日早晨就到太原了。我还记得当时北京至太原的硬卧票价是16元。这次假期定于2月19日结束。去太原前，我决定利用这次较长的假期写一部中篇童话。

我父母家在太原市坝陵桥南街1号，那是山西省军区的房产，院子不大，只有南北两栋楼房。北边的楼房是省军区幼儿园，南边是一栋3层小楼，每层两户，一共6家。我家位于3层南侧。这套房子有5个房间，一个厨房，一间储藏室，一条走廊，一间厕所。

我到家后的最初几天，除了组稿就是看电影。当时我借调在北京一家刊物做编辑，外出自然身负组稿任务。到太原的次日上午，我就到山西作家马烽家向其约稿。由此可见我在假期也没忘了工作。当天下午，我和妹妹郑欣在军人俱乐部看电影《最后八个人》，如今我已记不起这部电影的任何情节了。我家离军人俱乐部很近，属于近水楼台的咫尺距离，于是，看电影就成为那个假期我的主要娱乐活动。那些天看的电影还有《情天恨海》、《永恒的爱情》、《雁归来》和《法庭内外》。这些电影如果今天再看，我估计可能“惨不忍睹”，是年代的原因吗？《魂断蓝桥》怎么就能经久不衰？

2月5日是春节。太原过春节的风俗是串门拜年。从正月初二起，人们就像着魔似的轮番往自己认识的人家跑，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家家都是走马灯式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场面全都一样：见面拜年寒暄，主人说请坐请吃瓜子花生糖果请抽烟请喝茶，客人说不吃不吃刚吃过不喝不喝刚喝完，话还没说圆乎，又来一拨客人。于是老客告辞，新客落座，重复刚才的内容请坐请吃请喝刚吃完刚喝过……

我家也不例外，人来人往直累得母亲抱怨说脚后跟疼。

眼看着假期一天天过去，“非写不可”的日子逼近我了。我小时候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放寒假放暑假非到快开学时才突击恶写作业。这个坏习惯一直伴随着我，15年来每月写《童话大王》杂志也是这样，非到临近交稿时才狂写，直累得头重脚轻。我痛下无数次决心要摒弃这种恶习，傻子也明白每天细水长流优哉游哉写一点儿多从容多轻松，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甚至株连家人。我写过不计其数的当头棒喝式的“警世恒言”贴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桌前甚至厕所提醒自己改掉“突击写作”的坏毛病。无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时至今日，我依然是不可救药。我曾戏言，我写得最多的不是童话，而是“痛改前非”的警示便笺。究其根源，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这类误人子弟的格言怂恿我固守这种恶习。

2月8日是正月初四，“车到山前”的我开始在家构思中篇童话。我想写一部专门给男孩子看的童话，主角是男孩子，其性格顽皮，爱恶作剧，但本性善良，有同情心。

2月10日上午，我开始给这位男孩子起名。我认为童话人物的名字应该与生活中的人的名字有所区别，应该有滑稽的成分，同时很容易被读者记住。由于他是中国孩子，他的姓氏必须是中国姓氏。我给他起了大约七八个名字。在11点时，我从中选定了“皮皮鲁”。当时中国大陆有位将军叫皮定均，我由此断定“皮”是中国人的姓氏。我对皮皮鲁这个名字很满意，他既是板上钉钉的中国姓氏，全名又与普通中国人的名字有所区别，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好奇。

2月10日是正月初六，疯狂拜年的太原人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家家终于清静下来，我家也不例外。我家的客厅和书房二合一在一间房子，写字台亦在这间屋子里。2月10日下午，我趴在太原市的这张写字台上开始第一次写皮皮鲁。作品名称是《皮皮鲁外传——写给男孩子看的童话》。我写中篇作品有个规律，刚开始写时进度很慢，一般一天只有几百字，越到后边写得越快，一天甚至能写到近两万字。2月10日下午，我只写了数百字。

2月11日，我进入了状态，写了9000字。我的写作属于即兴写作，写前虽然也有“构思”，但那构思与作品完成后的故事情节大相径庭。从这天上午起，皮皮鲁开始拽着我走，上天入地，纵横捭阖，直累得我气喘吁吁。

2月12日又写了9000字。这时的我已是身不由己，被动地跟着皮皮鲁走。

2月13日，我写了1万字还欲罢不能，直至感到恶心，四肢无力才放下笔。

2月14日，我发烧了。服药休息一天，晚上退烧。

2月15日，我完成了《皮皮鲁外传》，共计3万字。

至此，世界上多了一个叫皮皮鲁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人青出于蓝胜于蓝，如今知名度大大高于我。有时我偶尔参加社交活动，朋友将我介绍给别人，当朋友说“这是郑渊洁”时，别人无动于衷。可当朋友补说“皮皮鲁是他写的”时，对方的表情立即弃暗投明反应顿时强烈，弄得我又喜又忧。

从那以后，我以皮皮鲁为主人公写的童话已逾百万字。现在，每个星期有数以百计的读者朋友给皮皮鲁写信，他们将心里话向皮皮鲁倾诉，还把自己的照片寄给皮皮鲁。在中国的孩子中，皮皮鲁可能是拥有朋友最多的人之一。我为皮皮鲁高兴。

大约从1984年起，媒体送我一个“童话大王”的称谓。说实话，我不喜欢这个称谓。我喜欢的称谓除“郑渊洁”外，还有“皮皮鲁之父”。

到了生育年龄恰逢国家推行“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城里人，用笔生孩子是一种即不违反基本国策又过足了多子女瘾的妙计良方。

皮皮鲁今年25岁。籍贯山西。

郑渊洁

1955年郑渊洁出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其父原籍山西临汾

郑渊洁从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其笔下的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和罗克在中国拥有亿万读者，连成年人也被吸引，其童话被誉为“适合全家所有人阅读。”

郑渊洁的童话书刊总印数已经超过1亿册（含《童话大王》半月刊），主要作品：《郑渊洁童话全集》33卷，长篇小说：《生化保姆》《白客》《智齿》《金拇指》《病菌集中营》《鬼车》《仇象》等

老实人李顺达

文//丁东

山西的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很多，李顺达虽然资格老，但陈永贵后来居上，中共十大进了政治局，四届人大又当了副总理。李顺达做梦也想不到，这竟然导致了他晚年的厄运。

1968年底，我从北京到山西晋东南地区的沁县插队。第二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李顺达当选中央委员。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愿望，什么时候能见见这位著名劳模就好了。到了秋天，这个机会来了。晋东南地区在平顺县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我们知青点可以推选一名代表参加，同学们推选了我，于是我在会上见到了李顺达。这次会议共开了四天，参观了李顺达所在的西沟大队，还有一个半天，李顺达专门与知青代表座谈。他倒没有讲什么知识青年应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类的大道理，而是像拉家常一样扯起自己当年建设西沟的往事，以及建国初期访问苏联的一些趣闻，大家听了都觉得很亲切。当时自己的思想还是一种狂热的理想主义，很想像李顺达那样，有一番改天换地的抱负。

到了1970年的冬季，全省开展整党建党、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运动，我被抽调出来，担任工作队员，和同村的知青张惠文，还有公社秘书老王、复员军人老牛、中学教师老夏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了本公社另一个大队——轻城。那一年秋天，国务院开了一次北方农业会议，沁县估产能达“纲要”，（平均亩产400斤），分管农业的县革委会张副主任“光荣”地出席了这次会议。大话吹上去了，谁知这年冷得早，刚推广的杂交高粱生长期又特别长，没有完全成熟，早霜就下来了。实际平均亩产连300斤也达不到。县里领导不相信实际数字和估产有这么大的差距，于是掀起了一次反对瞒产私分的风暴。有一个大队，是畜牧业先进村，以往的习惯是饲料粮留得比较足。这次被抓了典型，大队书记主任在全县三干会上当场宣布逮捕，吓得全县大小干部们风声鹤唳，只好回去一遍又一遍地打场，一车又一车地交粮。农民眼看交罢公粮，只剩下百十斤口粮，都着了慌。当地农民特别老实，既不敢反抗，也没有能力反抗，只好默默地忍受，以糠代粮，应付饥荒。这种变化，马上在我们这些工作队员的派饭上体现出来。虽然，工作队员按规定，吃一天派饭，交一斤三两粮票，三毛钱，往常派饭农民也尽量给做一些好饭。但到了家家吃糠的时候，农民也顾不上许多了。我记得，那些天吃的糠窝窝，一拿起来就散，双手捧着吃，粗糙得咽不下，只好用米汤往嗓子里灌。过去上中学时吃过所谓忆苦饭，哪有这个难以下咽？当时，工作队里的转业军人老牛说，老百姓做饭有困难，我们不能自己开伙？军队里自办伙食天经地义。大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我们不再吃派饭，小锅饭还吃得挺香。不知怎么，公社知道了我们这个工作队自己起伙的事，批评我们不和社员搞“三同”。所谓“三同”，本来也是一句空话，同吃可以到社员家里吃，同住怎么住？没办法，起了几天伙，只好重新吃派饭。

好在不久沁县征过头粮的事让担任地区革命委员会第二把手的李顺达知道了。李顺达到底是农民出身的老劳模，知道农民的疾苦。他发了话，说不管怎么也得让农民一年吃上300斤粮食，于是，征的过头粮又一马车一马车地从县粮库拉回来。这样，我们工作队员的派饭也不再有糠了。从此，我心目中的李顺达不但是个劳动英雄，而且多了一份人情味儿。

1972年，我被抽到省直机关工作，那年冬天，又遇上了李顺达。当时毛主席认为，在庐山会议上，许多中央委员都上了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于是要求高级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省里举办高级干部读书班，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几十个人集中在晋祠宾馆。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去了。恩格斯这本书，别说让没上过学的李顺达读，就是让那些念过几年书的领导干部啃起来也很费劲。那些天，看得出李顺达也很为难，但别人也没有办法宽慰他。

山西的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很多，李顺达虽然资格老，但陈永贵后来居上，中共十大进了政治局，四届人大又当了副总理。李顺达做梦也想不到，这竟然导致了他晚年的厄运。

原来，“文革”中，李顺达和在山西支左的69军关系很好，而陈永贵则与69军是对立面。1975年，趁着江青批判《三上桃峰》，已经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的陈永贵把当时担任山西省委书记的69军军长谢振华挤下了台。接着，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以后，在山西，“文革”中拥护谢振华的一派人又被当成“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加以清查，这样，老实巴交的李顺达也成了运动对象，先是被撤掉了省革委会的副主任，接着又落选十一大代表，当然中央委员也当不成了。据说几次检讨也不过关。给他扣的帽子是“反大寨”。其实，大寨学西沟在前，西沟学大寨在后，“文革”中他和陈永贵不是一派是事实，说他“反大寨”实在冤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顺达才恢复名誉。以后在五台山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

丁东，学者，原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现居北京

著有《冬夜长考》《尊严无价》《反思历史不宜迟》《午夜翻书》等

编有《世纪之交的冲撞》《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反思郭沫若》《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怀念李慎之》等

大寨：一句口号　一个历史的符号

文//苏华

陈永贵的墓地在这里，那是花果飘零、落叶归根；郭沫若的碑和孙谦墓埋立在虎头山上，那是他们生前的选择。但我却想，如果他们活着，看到小岗村、大邱庄、南街村、耿村、华西村等等形形色色的农村发展模式，他们会把自己的碑和墓埋立在这里吗？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了，至今困扰着中国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新农村的建设问题。不论是城乡二元化的管道如何疏通，还是新农村建设怎样才能与中国道路吻合，大寨，总是一个叫新农村建设主流或非主流思路的代表人物不得不过滤一下的模式；但对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被某些仍旧亢奋的人概括为“激情燃烧的时代”或“红色经典”的人来说，大寨却仍然是一道叫人心动的景观。这就像二〇〇五年年轻人疯狂地喜欢“粉丝”、“玉米”“超女”一般，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一个“红色粉丝”，除了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之外，心中追捧的还有柯湘。一个时代的人自有一个时代的偶像，这无可厚非。具体到大寨来说，重要的不是大寨产生的年代，而是产生大寨的年代。尽管我现在也羡慕华西村羡慕得不得了，但建设新农村的中国农民的“伟人吴仁宝”不会给我五百平米的欧式别墅，也不会给我一年一百五十多万元的收入，所以我只能回味回味“大寨精神”，看一看从一个口号的兴起到席卷到全国大地，甚至波及到海外的普通小村庄逐渐恢复到常态的变革可以带给我们什么。

从民国开始，中国实在一直是一个口号中国。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来中国的外国人对此对感到不解和好奇。而山西，更是一个口号至上的省份。我在编旧文汇辑《晋阳秋艳》一书时，不但发现外国人对口号标语充斥在城乡村野感到不解和好奇，即使是中国当时的名流胡适、陈衡哲等人亦对山西境内的标语口号大为反感。更巧的是，近来我读罗荣渠的《北大岁月》（日记），他记述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史学系的同学与向达先生惜别，向达语气至为沉痛、发人深思地说：胡校长说要在十年内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但据我看，如作风不改，则五十年也不会办到。看来，不管是在旧中国还是在新中国，不管是政治家还是高明至“现代圣人”的学界中人胡适，其标语口号，总是一个挥之不去但又不得不用的梦呓。大寨就是这样一个在标语口号下进行着梦想与现实搏斗的徽标。

正如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他做过什么，更体现在他对社会对人类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样，在口号中国，假如没有“农业学大寨”，那么，大寨就不会有这块让无数学过它膜拜过它的人来此忆旧。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大寨做了正确的事情，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做好了学习大寨的这件正确事情，而至于后来的事情，只能历史评说了。

七十年代初，我曾在大同的一个礼堂，听过陈永贵大叔的报告——那时真叫聆听，现在则叫演讲。头上裹着白毛巾的陈永贵大叔，不拿讲稿，不紧不慢地讲大寨在遭受特大洪灾之年，响亮地提出“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质”和“社员口粮不少，向国家售粮不少，劳动日分配不少”的“三不要”和“三不少”的口号，在废墟上重新建了一个新大寨的事迹，以及他结合大寨的人和事对大寨精神“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的阐述。现在回想起来，周恩来为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学大寨”这句口号总结出来的这种“大寨精神”，仍有耐人寻味的现实对比性；而陈永贵大叔的那场报告，对我的影响力，有如现在听央视十套“百家讲坛”葛剑雄讲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变迁；听易中天讲大话三国；听孔庆东讲鲁迅那般夺人眼球。

七十年代后期，我随着滚滚的“口号旅游”大军前往大寨，但如雷贯耳的大寨英雄一个都没有看见；著名的景点大柳树前停放的全是红黄相间的长途大客车；虎头山、狼窝掌、海绵田上接踵而至的学习取经者似长龙，什么都看不到，只是在专为招待学习参观者的大食堂吃完饭后，在大寨国际旅行社的前身大寨招待所外面留了个影了事。连“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红色明星”都没追上，此番学习参观很没收获不说，而且感觉很不爽。看来不管什么年代，出名的人物总是难见，难怪现在会涌现出那么多的各个种类的追星族！

二〇〇五年夏季，我与《魅力大寨》（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旅游系列丛书”之一种）的作者郭润生同往大寨，虎头山上游，昔阳县里住。三十年前那滚滚学习取经的人流早已到了平遥古城或是乔家大院去了，大寨村就像深山里的清凉寺那般清静，所谓的“天下名山僧占多”，竟然用到了这里——游客大多是前来虎头山朝圣的中老年者。而这里也不负毛泽东所给予的那块无形资产——“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金牌，大寨的第二代民居“车厢建筑”里（大多已改为销售纪念品的门脸房）录音机和电视机循环播放的仍是“文化大革命”时的音乐和电影片断。“老英雄”宋立英每天端坐在“宋立英售书外”，用签名售书的形式，不打折地卖着书籍；陈永贵故居里，他的后人只签名卖着有关他父亲他爷爷的书籍……山西人厚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典型算是选对了地方。可惜的是，虎头山上早已没有了“大寨人像士兵冲锋似地向大山冲击”（法国记者费雷德里克·博班语）的战天斗地的火热场面，甚至连早年让人羡慕不已的层层梯田都掩蔽在树木丛中，使人遍寻不见。的的确确，这里除了地下埋藏的仍是旧人旧事外，视界上已根本看不出“大寨精神”的一点影子，好多年前，曾在报上看到过华西村的当家人吴仁宝曾给过大寨五十万元，用以发展村办企业和乡村经济，恐怕就是最好的佐证。

虎头山上也有让人怀念的地方。像陈永贵墓、郭沫若纪念碑、孙谦墓和大寨文化展示室所陈列的巴金写于一九六四年的长篇纪实散文《大寨行》的书影，便是一种精神上的敬重。无论怎样，他们在这里塑造着一种风骨，坚定着一种信仰。至于其他种种事端，来这里的游人当然皆可不计。陈永贵的墓地在这里，那是花果飘零、落叶归根；郭沫若的碑和孙谦墓埋立在虎头山上，那是他们生前的选择。但我却想，如果他们活着，看到小岗村、大邱庄、南街村、耿村、华西村等等形形色色的农村发展模式，他们会把自己的碑和墓埋立在这里吗？历史当然不能想象，但活着的人总是爱这样叹息。这倒不是后人比前人有多明智，而是后人有心灵上的可参照物和发现阶段历史真伪的可能性。巴金反思忏悔了许多事，但我没有看到他有反思忏悔写作《大寨行》的文字。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学大寨运动本身并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大寨精神”确是我们应该集体操守的宝贝。

大寨的时代过去了，但“大寨精神”神韵犹存。华西村代表的是农民的财富，但那是学不来的；大寨代表的农民精神，狠狠心、咬咬牙，倒是可以学的。中国的新农村到底如何建设，那是中国道路智囊设计者和决策者的事。但具体到山西来说，也许与我同上虎头山森林公园的郭润生说得对：“了解山西商人不可不看晋商大院，认识山西农村不可不去大寨。”

苏华

山西人，作家，《中国方域》主编，《人说山西》系列丛书执行主编

请不要妖魔化山西人

文//张耀铭

我是山西人，虽然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依然保持了故土情结、老醯（音西）本色：喜欢喝杏花村的汾酒，喜欢吃吕梁山区的莜面栲栳栳山药蛋，喜欢听晋西北人唱的酸曲《走西口》、《二人抬》，喜欢明个是非讲个理；西北的汉子西北的风，雄亢的民歌血样的情。此所谓禀性难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或哥们几个下馆子“搓饭”，或朋友们品茶“侃山”，提起咱山西咱有名：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郭兰英唱的那个令人醉；平遥古城，壶口瀑布，云冈石窟的风流不用吹；杏花村的汾酒，宁化府的老醋，晋阳饭店的刀削面，拾掇完有胆去擦武则天的泪；关云长的义气，狄仁杰的智慧，李世民的雅量谁不佩；霍去病的威武，薛仁贵的勇猛，杨家将的满门忠烈青史绘！山西自古出诗人文士：王勃写“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使滕王阁名垂千古；王之涣写“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景象壮阔，气势雄浑；王维写“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边塞诗“千古壮观”之名句；王翰写“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表现的不仅是铿锵激越的感情，而且还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那时候的山西人，豪放、开朗、洒脱、大气；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精气神，是阳刚的黄钟大吕，而非阴柔的隔江后庭。作为后辈，咱常常为有这样的先人而自豪。面对朋友们，便会大言不惭地说：如果你腻歪了软骨头的嗲声嗲气，不妨在这些作品中换换口味，补补钙。那豪气，常令舌吐莲花、纵横高论的哥们、姐们目瞪口呆。即使有人不服气，也只能揶揄说：你们山西人，不就比别人多喝几壶醋，会算计、能聚财吗？不错，山西人吃醋那是世界第一，别人是调味，“俄蒙”是“哈醋”，解毒健胃，独领风骚。山西人能花九毛九，绝不花一块钱。正因为会算计，平遥票号汇通天下名扬全国，山陕会馆遍布南北精雕细刻；正因为会算计，毛泽东让薄一波做了新中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让南汉宸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这“算计”中有风云之气，故也兼具了龙虎之象，不服气还真不行！

酒也浓，情也浓，芭蕉绿了樱桃红，岁月太匆匆。从什么时候开始，外向开拓的山西人变得内敛自守？又从什么时候开始，“富甲天下”的山西经济却落后了？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好在脚下有的是煤，探明储量超过2600亿吨，占全国的1/3。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扬愚公精神，每天挖山不止，结果“挖了一山煤，流了一河水，冒了一股烟，留下一堆灰！”烟尘、粉尘、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占全国的第一、二、三位，88%的河段被污染，十一个地级市空气质量二级以上的天气平均不足190天。当山西为全国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付出的惊天代价也是非常惨烈的。耶稣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何用？”魔鬼说：“发展吧，先顾不上灵魂。”我为家乡自豪的同时也自惭。1990年代，朦胧中的山西人一觉醒来，忽然发现在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自己既不是东部沿海省份，又不是重点支援的西部省份，有人自嘲“不是东西”。这里面，有苦涩，有酸楚，有无奈，但却缺少了自惊、自省、自强。作为山西人，我既忧患于乡亲们的生存，更忧患于乡亲们的灵魂。

历史往往会捉弄人，守着金饭碗的山西人却过着穷日子。直到世纪之交，山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仍然是全国倒数第一。1998年，每吨煤炭只能卖40元甚至20元，煤老板为躲债主不敢回家过年。那时候煤矿不景气，很多煤老板都亏本，老百姓活得更凄惶。娄烦县一位前任乡长回忆，2000年他一直想把乡里的一座煤窑包出去，结果开价每年2万元都没人要。后来好说歹说总算找到了一个矿主，出20万元包了20年。自以为占了便宜，可没想到风云突变，四年后有人想以9000万元的价格转包下这座煤窑，但这个矿主死活不答应。无心插柳，他在不经意间成就了一位亿万富翁。

从2002年开始，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价格骤然高涨。山西的煤老板们，经历了惊涛裂岸式的巨变后集体发迹：原先每吨成本在60元左右的煤，竟然可以卖到300-400元，一天净赚几十万很轻松；一个年产30万吨的煤窑，短短一年的纯收入可以达到5000万元。2004年下半年，供需的失衡终于达到顶峰。许多体面人，揣着现钞端着笑脸，一早聚集在煤老板家门前，争得满头大汗、青筋直冒，生怕老板收了别人的钱，自己买不着煤。日头从西边出来了！沁水、河津、运城、离石、孝义、大同、忻州、古交等县市一下子冒出了许多千万富豪、亿万富豪，有的还上了《新财富》公布的内地富豪榜。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山西煤老板的段子几乎成了宴席上的调味品和下酒菜。两个老板见面，“哎呀好长时间没看见了，日鬼甚了？”“想买房子，到北京看球了一下。”“好吗？”“好。”“要不顺手给俄梢球上几套？”“行啊，这还算球个事！”就这么简单。一位“操着山西方言、相貌平常、穿戴破旧”的煤老板，看中了北京的一栋41层的住宅楼，问售楼处：“这房子，多少钱一平米？”“一万一。”“便宜啊，那朝阳面的房子俄全买了。划卡麻球烦了，咱交现金吧！”就这么牛气。这也许是演义？也许是编的段子？但山西煤老板购房团进北京、飞上海、闯山东、下重庆频频出手，掀起一波又一波购房热潮却是真的，多牛逼的房地产大亨也不敢小瞧他们。SOHO中国的老板潘石屹就说，在他的三个项目中，山西客户排列第一，成交额已超过7亿。山西人买房，不是短期炒卖，而是志在置业：为的是提高生活品质，为的是让子女接受好的教育，为的是让资本保值升值。山西人买房实实在在，不喜欢花里胡哨的宣传、包装，更重视住宅的内在品质、户型设计、配套设施、周边环境、物业服务，要日鬼他们也很难。山西人精明、低调、不张扬，但不会胡天下之大来，荒天下之大唐，傻天下之大青！

中国人自我妖魔化倾向严重，先是妖魔化河南人，后来妖魔化广东人，现在又要妖魔化俄蒙山西人。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和网络发表了大量丑化山西人的信息：比如“一次购进20辆悍马，山西煤老板的买车攀比”，“山西煤老板的修庙热，开着劳斯莱斯闯红灯”；比如“山西人你脱掉土财主的外衣”，“山西千万富翁的背后是鲜血”等等，有羡慕，有嫉妒，有漫骂，有不屑……过多的现象掩盖了过多的本质，激情取代了理智，终究难以服人。矿难，污染，低素质老板暴富，官商勾结，这些现象山西确实存在，但绝对不是主流！煤老板们有钱了，扬眉吐气了，买好车了，吃鱼翅、燕窝了，泡歌厅了，这也是事实，但绝对不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他们对暴富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一下子有了钱，不知如何处置，加上他们以前太穷，所以就通过大把花钱来显示自己的价值。但大多数煤老板在富裕之后，也不乏修桥、铺路、助学的善举。所以绝不能以偏概全，把俄蒙山西人一勺烩了！有一则寓言：同样六个人围着一个桌子吃饭，同样每个人手里拿着一双长长的筷子。地狱里的人自顾自，谁也无法把饭菜送入口中；而天堂里的人则互相喂对方，结果个个喜笑颜开，都吃得很饱。发了财的煤老板兄弟们，请多做善事，多做好事，“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同时也帮助了自己！”金钱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但金钱并不等于幸福，因为人类不能没有精神生活。同样物质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空虚的人，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十五”时期，山西迎来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1999年的全国倒数第一上升到第十七位。全省财政收入，2005年达到757.9亿——五年翻了两番！一位哲学家说过：人在饥饿的时候只有一个烦恼，吃饱以后就会生出无数烦恼。前者是生存的烦恼，后者是发展的烦恼。山西人从解放思想、“重典治乱”开始：推进改革开放、转变增长方式、再现碧水蓝天、重组矿产资源……在不断解决发展中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要走向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一个更加开放的山西，将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所以，请尊重俄蒙山西人！请不要妖魔化山西人！

张耀铭

1954年出生，山西人，现居北京，任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总编辑

厚重山西

文//李伟

假若仅仅沉溺于大院逝去的辉煌、沉溺于“先前比你阔”则是今人的悲哀，探究为何盛、因何衰才是山西之重，才是今人份内之事。

前些日子陪潘石屹一行几人上五台山，返京登机之前，潘石屹对我讲，刚从英国回来倒时差，很疲惫略有感冒，原打算路边找药店买点药，不然抗不过去。没曾想，五台山几日盘桓，登黛螺顶、爬山、朝庙，起早贪黑，着实辛苦了两天，没吃一颗药，身体反倒好了，人也精神了许多，他叹曰：山西真是好地方！

承《SOHO小报》邀请，一定要我写篇东西，说说山西。我想“只缘身在此山中”，本不应由我来说，但盛情难却，恰逢母亲病中，在陀螺一样的日常工作、生活节奏中略有闲暇，且照顾病人这段时间有了些许思索，凑成此文。

我不是山西人，祖籍河北徐水，爷爷那一代离开家乡到了石家庄，办起了一所中学。父母生在长在石家庄，因为晋煤外运，国家成立太原铁路局，父亲奉调只身来到太原。母亲大学毕业后跟到太原，同样工作在太原铁路局。老两口一直干到1985年太原铁路局与北京铁路局合并，退在了山西。据父母讲，当时来太原两人全部家当是一只绿帆布箱子。这只箱子一直传到我，四年大学，它一直是我存放全部家当的器物。前年搬新居，在妻的反复坚持下，我请示了父亲之后才依依不舍地扔掉。

我是山西人。生于斯，长于斯，娶了山西老婆，生了女儿，工作生活家人朋友都离不开山西，除了填履历，几乎想不起祖籍。由于当记者出身，对山西各地风土人情了解较多，当着来客、外地朋友，总是以山西人自居、自豪，也津津乐道于山西的人文掌故。

近年来，“华夏文明看山西”、“五千年文明看山西”、“晋商”、“乔家大院”、“山西煤炭新富”、“山西煤焦铁”等字样在网上出现的频率、点击率都不低。尽管人们对山西各有各的说法，然而，我眼中的山西却更多的是“厚重”二字。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黄河文明哺育了山西，尧、舜、禹在山西均有活动的足迹。表里山河，一方圣土，博大的文化、自然遗存，让访晋之宾无不折服，起码我接触的来客均有同感。黑龙江日报总编辑杨殿军游历山西之后发自内心地对我讲：一方水土成就一方美食，一方美食养育一方英才，山西人热爱生活！在山西虽然大都是粗粮，但食不厌精，能做出几百种面食；虽然菜不名贵，但一碟盐、一碟蒜、一碟葱花也要凑上七碟八碗！

前段时间热播的《乔家大院》，更是掀起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乔致庸、对晋商、对山西人、对山西的几许关注。于是乎，晋商大院旅游掀起又一轮热潮。作为一个以山西人自诩，做过多年记者的我，有朋自远方来，在陪客人浏览时，不免有一些文人情怀，发出可能不合时宜的在热潮中的冷思考：我们去大院到底看什么？

若干年前，每次去大院都想了解一些问题：大院后人今安在？日积月累，逐渐清晰：大院后人几乎无一经商，有名有姓有传承的大多搞科研、做学问，无名无姓可能就在门口摆小摊卖旅游纪念品。更富戏剧性的是，几年前，常家大院的展厅内，为了壮声威，将嫦娥也列入了常家谱之中。今人在弘扬晋商五百年光辉历史时，除了社会影响、经济效益、旅游收入、招商引资诸多诉述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吗？

三年前，与曾任忻州地区专员的李英明先生合著一本书，内中有一篇文章叫做《大院里传出的警钟——晋商衰败之启示》。谈了我们的一些思考。今天看来，我们仍有思考、思索的空间。

站在历史的今天，依笔者之愚见，仅从人们最关注的晋商兴衰之一幕来看，山西之厚在于：晋商，曾经的山西人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挥到了极致。为了追求温饱与富有，山西人义无反顾抛妻别子走西口、穿沙漠、渡江河、出国门，寻求别样世界，他们以血泪甚至生命的代价实现了他们最朴实的愿望。太行山下、汾河之畔豪宅大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向世人证明了他们的成功。“以末起家”，“海内最富”，“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就是晋商曾经达到的顶峰，为“表里山河”、三晋大地增添浓墨重彩厚厚的一笔！

山西之重在于：中国农民思想的狭隘让晋商胜利喜悦未尽之时，便尝到了失败的无奈与困惑。当他们还在为固若金汤、金碧辉煌的大院怡然自得的时候，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已是风起云涌，锐不可当——晋商的手工制茶在庞大的机器制茶面前不堪一击；晋商的手工纺织品在进口机械的隆隆声中束手无策。思路决定出路，我们可敬、可怜的晋商还未来得及把眼光、思路、视野透过大院的高墙放眼世界，还未意识到世界的广大、新知的无限就已被工业革命的浩大洪流淹没了。产业革命、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商业资本这些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世界每个角落，包括自视甚高，希冀万邦来朝的清朝统治下的中华大地。知识的贫乏、视野的狭窄、信息的闭塞以及对变革创新、理性思考、哲学思考的愚钝，让一代晋商威风扫地，从此囿于深宅大院再未横空出世，空余辉煌的大院让后人感叹！

山西的今天与厚重的历史相比，确如余秋雨先生所言，今人应“抱愧山西”！身为山西人，考虑更多的应是山西的发展、山西的进步。窃以为，从晋商热、旅游热中应更重于对晋商传统、晋商文化的扬弃，对厚重山西的深层探讨和挖掘，取其精华与现代文明、世界大势对接。假若仅仅沉溺于大院逝去的辉煌、沉溺于“先前比你阔”则是今人的悲哀，探究为何盛、因何衰才是山西之重，才是今人分内之事，可以以这样排比句来概括笔者的思考：与其依附官府、交结权贵不如面向市场、自主经营；与其固守本业、墨守成规不如适应形势、与时俱进；与其顽守诚信义利、重规守业不如以大智慧审时度势开拓创新！

关于山西能源新富狂购悍马、豪宅等传闻，国内知名经济学家曾说：“山西成也煤，败也煤！”对此，我们确应警醒。

山西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有历史、有沉淀、有传承，“诚信、勤奋、进取、敬业”的晋商精神，“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晋商文化都是山西、山西人的宝贵财富，在社会转型期，在迈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在竞争与发展中，山西、山西人的的确确应该有上佳表现，重振雄风，再铸辉煌。

天佑中华，天佑山西！

李伟

男，1963年出生，高级记者，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经营管理委员会委员、广告总公司总经理、山西日报经济时讯部主任。1985年大学毕业至今在山西日报工作21年，当过资料员、印刷厂办公室主任、社办公室秘书科长、农村部、经济新闻部编辑、山西日报驻忻州地区记者站站长、引黄工程记者站站长、社办公室主任、《新闻生活》主编。干遍了新闻单位编辑、记者、行政、经营所有工作岗位。有多年新闻采编工作经验，熟悉农业、农村、重点工程建设、经济综合等领域，著有《观念与机遇》一书。

从“劳模治省”到“秘书行政”

文//谢泳

早年罗隆基就经常用

西方经验提醒国人

最好的政治就是最好的行政

但什么样的政治

才能保证最好的行政呢

人类文明的经验公认

民主政治下

通常才会有最好的行政

2003年冬天，我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参加过一个“宪政与中国”的学术会议，记得我给会议的论文是《中国乡村自治制度的来源及实践》。因为要完成论文，我把平时收集的关于山西村治的史料都找出来认真看了，恰好老朋友赵诚手里有一套完整的《山西村政汇编》，我也借来一阅。我的论文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当前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来源于阎锡山主政山西时实行过的“乡村自治制度”，二是作为基层民主实践，早年山西村治的主要历史经验是中国民主实践的宝贵遗产。

我祖籍并不是山西，但我在山西出生长大，工作至今，对她有非常深的感情，我一向认为这是我的故乡。我是1961年生人，我们这一代，已完全没有本籍和寄籍的概念，在何处出生在何处成长即把何处看成自己的家乡。

我对近代以来山西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有相当高的评价，特别是对阎锡山主政山西历史时的正面经验，有自己的认识。我以为早年山西村治的实践，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实践中，提供了很重要的中国经验。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村民自治的基本法规是在彭真主政全国人大时完成的，彭真晚年对此非常热心，其心理动力即来源于他早年山西生活的历史记忆。这个判断我们可以从关于彭真的许多历史文献中得到印证。

一个对中国早期民主实践提供过重要历史经验的区域，在后来的历史中却变得非常落后，至少在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山西后来的历史没有提供多少进步的经验。我把这一段历史，用“从劳模治省”到“秘书行政”来说明。

十多年以前，我一个老朋友傅书华为《山西发展导报》编副刊，他约我写文章，我记得我当时就写了一篇《劳模治省》，此文后来还受到了当时山西省委调研室主任李淳的批评，但我至今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

所谓“劳模治省”，我是这样定义的：第一，1949年以后的山西，作为一种精英流动方式，它的重要官员以劳模为主。第二，在此以后中国的任何政治运动中，山西都有知名的劳模产生。第三，在当代山西历史中，山西从来不犯“右”的错误，宁左勿右成为山西政治的铁律。不像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他们，搞过极左，但也犯过所谓“右”的错误。

在1949年后的山西历史中，特别是在此以后的中国农村历史中，山西农村的经验对毛泽东的决策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阅读相关历史文献，从早期的互相组到稍后的合作化、高级社，从李顺达到陈永贵再到今天的申纪兰，这个轨迹非常清晰，山西历任的主要省委领导中，劳模出身的人有相当比例，阎锡山本人是留日学生，他主政山西时，官员的文化水准，就是今天很多地方也望尘莫及。

1949年后，中国是一个依靠意识形态治理的国家，社会精英的流动，以出身和政治为基本原则，形成新的现代“门阀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精英主要以劳模的面貌为自己流动的现实前提。虽然劳模治省是发生在中国当代政治中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模式，但在山西相对其他区域要明显一些。劳模治省的最大缺陷，我以为有两点，一是因为劳模本身以政治认可为基本要求，所以在知识上，劳模本身并不具备专业背景，通常以僵化和宁左勿右为基本行事风格，这成为山西政治的主流，代代如此。二是劳模本身并不是以高深专业背景获得社会认可，所以在政治变动中起伏极大，这导致了山西政治的派别化。山西是以农业为主的省区，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进的农村经验并不出在山西，反而出在江苏、安徽和四川等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农村是最出经验的，但历史证明这是弯路。那时高层非常重视山西经验，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当时的毛泽东和后来的邓小平，1949年后都没有来过山西，可能他们对山西政治非常放心，不需要亲自来过问。

今天大家公认，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山西是落后了。但山西落后的事实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教训，却很少人思考。比如山西的文化界，改革开放至今，它还主要是延安传统，而像湖南，改革开放后文化界基本是1957年的“右派”出任领导，比如李冰封、唐荫孙、钟叔和、朱正、弘征等等，所以湖南风气大开，留下许多文化成果。

近年山西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从“劳模治省”转到“秘书行政”。所谓“秘书行政”，主要是指山西的政治精英以出身“秘书”的人为多，虽然就全国观察这也是主要特点，但山西更为突出。

“秘书行政”的主要特征还并不是指凡有秘书经历的人就都是“秘书行政”，这里的“秘书”主要指给有相当身份的人作过“秘书”的经历。说山西现在是“秘书行政”，只是一个比喻，严格说，要下这样的定义，需要把现任山西政治精英的出身用统计数字来说明才更科学，但感觉有时候也能把握实质，这是为现代科学所证明的规则。山西政治精英中秘书出身的人有很高比例，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个人对“秘书行政”并不完全持否定态度。因为从西方高级文官制度的实践观察，一般说来，代表民意的官员多来自选举，而需要专业的官员通常还是要任命。从经验的角度观察，任命的好处一是重经验和实力，比较能体现不拘一格用人的原则，二是知人善任。任命的前提是熟悉，所以“干部来自熟悉”，在西方文官制度下，也是基本模式，它靠组阁来实现，流水的政务官，铁打的事务官，保证了行政的基本效率。“秘书行政”从正面评价，多少有一点类似于西方文官制度的色彩，我们的主要缺陷是制度不能保证它的公正性，容易出现新的任人唯亲，再加上中国干部制度只上不下的特点，所以“秘书行政”，处理不好会有非常可怕的后果。

“秘书行政”，比较显著的缺点也是它的致命弱点是不具备创新精神，现在有专门研究“秘书”人格的，大致也是这个看法，长年的秘书生活导致对现实政治的缺乏热情，缺乏改革冲动。早年罗隆基就经常用西方经验提醒国人，最好的政治就是最好的行政，但什么样的政治才能保证最好的行政呢？人类文明的经验公认，民主政治下通常才会有最好的行政。

从历史进步的角度评价，山西从“劳模治省”到“秘书行政”总还是在进步，不过这个个进步的方向是不是能导向更新的进步，这是所有关心山西政治的人所忧虑的。

谢泳

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

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学报编辑

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

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

1995年起在黄河杂志社任编辑。现为黄河杂志副主编

《禁锢下的呐喊——1978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观察》研究》、《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1951至1952年》

晋商与徽商

文//祝大同

走过几处晋商的大院，望着壁垒森严的堡墙，穿过青砖漫地不植一草一木狭长窄小的庭院，想着除了那些可以引以为荣的事迹之外，恐怕我们真的还有一些可以反省的地方。

晋商，徽商，南北两派，水土不同，总有许多差异。

所谓徽商，应该是指旧时徽州出身的商人，旧时的徽州辖歙县、休宁、黟县、婺源、祁门和绩溪六县，古称新安。如今的几处晋商大院和平遥古城全部集中在现在的晋中一市，王家大院在灵石静升，常家庄园在榆次车辋，曹家大院在太谷北，乔家大院在祁县乔家堡，渠家大院在祁县东关，依旧制是太原、汾州两府治下。

晋商，徽商，南北两派，都有大钱，富甲天下。徽州人说“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老西儿自信满满，“天下富家，山西三姓，徽州二姓”。

山西榆次、太谷、祁县、平遥在山西中部的太原盆地从北向南依次排开，灵石就已经上了太原盆地与临汾盆地间的山地。说到晋商的兴起，多从明朝的“开中制”说起。

而徽州地处皖南山区，依胡适在《口述自传》里的说法因为徽州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农业不能发展，为了生存，徽州人只好脱离农业生产，到城里经商。

胡适祖籍徽州绩溪，祖上也是商人，到胡适这一辈，家里还有一个油栈，一所酒栈，与他人合伙经营着一家茶庄。“所以一千年多年来，我们徽州人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胡适接着就说到了文化，“不过在经济的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先生甚至扯出了朱熹。朱熹虽然生在福建南平尤溪，因为祖籍徽州婺源，而徽州古为新安郡，所以著述多署名“新安朱熹”。胡适说：“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这就说到了在中国思想史上曾经有过漫长而重大影响的新安理学。据说程朱理学的奠基人洛阳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都在徽州，所以程朱理学也称新安理学。

徽人虽然重商，但“十家之村、不废诵读”，所以我们今天还能觅得到婺源紫阳书院、黟县屏山书院、竹山书院、南湖书院的旧影，似乎依稀听得到千年不绝的“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这样才有新安理学的传承，才有徽州朴学的兴起。这样才有徽州儒生“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传统，自古徽州儒生从医者众多，形成了名重一时的新安医学。这样才有胡适引为骄傲的乡党，才有朱熹，才有江永，才有戴震，才有陶行知，才有黄宾虹……

黄宾虹，清同治四年黄宾虹生于浙江金华。今天金华建有占地一万八千平方米的黄宾虹艺术馆。1955年黄宾虹死于杭州，杭州栖霞岭31号有黄宾虹纪念馆，西湖边有黄宾虹的铜像。然而，黄宾虹并不是浙江人，先生是安徽歙县潭渡村人，其父是商人，“商旅金华”，经营广达布总号，先生才有机会生在浙江。先生26岁那年，父亲经营失败，返回了歙县潭渡。先生31岁，父亲去世。先生返乡盘桓十余年之久，在潭渡留有故居宾虹草堂。“南黄北齐”，先生在艺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要说先生的艺术传承，自然应该寻得见新安画派的深厚渊源。既然说到了画，自然应该想得到始于明代婺源何雪渔的徽派篆刻。

比清雅枯寂的新安画派稍早还有世俗的徽派版画。明代徽州休宁胡正言刻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是世界印刷史上划时代的作品。有人这样描述徽派版画：“明代版画声势最为雄壮的一派，十五世纪中叶兴起于徽州府，十七世纪末发展到高峰，在海内独步一时，产量之多、种类之富、艺术性之高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而徽派版画的基础又是源于徽派刻书。

有徽州巨商大贾支撑，本是地方小曲的徽调逐渐发展完善，而后才有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造成轰动。再有这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巨商大贾支撑，徽商还吃出一个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还有青山碧水间黛瓦粉墙的西递、宏村为代表的徽派建筑。自然还有徽墨、歙砚、徽派盆景……

胡适生在上海，4岁回到徽州绩溪上庄，13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胡适晚年说：“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我小时用绩溪土话念的诗，现在也只能用土话来念。”翻开《胡适口述自传》，自传开篇第一句便是：“我是安徽徽州人。”只这一句，一个文化人给徽商悠悠大统轻轻地做了一个注脚，便使得徽商巨贾一派铜臭里溢出了一缕淡淡的书香。

走过几处晋商的大院，望着壁垒森严的堡墙，穿过青砖漫地不植一草一木狭长窄小的庭院，想着除了那些可以引以为荣的事迹之外，恐怕我们真的还有一些可以反省的地方。

祝大同

山西知名作家，供职山西作家协会

感受碛口

文//刘淳

黄河因“碛”而生险，碛口因“险”而成镇。

碛口位于山西临县以西，背靠黄河，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大镇，镇上有一条古街老道，两边店铺林立；史料记载，早年那街市有五里长，其商行多达五百余家。是黄河流域远近有名的商区。有“水旱码头小都会，九曲黄河第一镇”之美誉。站在碛口，黄河以西是陕西的吴堡，踏过黄河，能通往陕北神木、榆林、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地；回首向东，可通汾阳、榆次和太原；顺黄河而下，可达永济；逆水而上，可直奔包头；你看，这水陆两地四通八达，交通如此便利，为经营商业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

远望明清，碛口古镇曾是黄河晋陕峡谷中段最重要的交通口岸，西北宁夏、甘肃、内蒙古东去的各种产品必须从这里转运到内地，然后，内地的粮、棉、盐物质再由此逆水西去。遥想当年，黄河上船筏穿梭，山谷间驼铃回荡。古镇上，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好一派繁荣景象。

碛，在汉语词典中是沙石积成的浅滩。史料记载，当年黄河之水从天而降，滔滔不绝。虽来势汹涌，但碛口上游河道宽阔，水流还较为平静。没想到碛口东面一条湫水河斜刺过来，裹携着大量泥沙巨石，堆积卡塞在黄河河道里，形成当地人称“碛”的激流险滩。于是，黄河在这里被迫转弯，河道也逐渐变窄，黄河水在巨石堆里横冲直撞，落差达十五米之多，在狭长的河谷里，浊浪排空，吼声如雷。所以，几乎没人敢在此行船，所有船运货物只好转为陆地运输，就这样，碛口天然形成了黄河航运中最重要的水陆码头。据《碛口志》记载：“当年在京包铁路未建之前，每日有几十条船、筏往来停泊在碛口码头，大批西北出产的粮油、皮毛、盐碱、药材沿黄河而下，源源运至碛口，仅麻油一项，每天就卸下几万斤。然后再用骡马、骆驮运到吴城、汾阳、太原、北京、天津、汉口、南京等地。”正如当年的民谣“驮不尽的碛口，填不满的吴城。”还有“碛口街上尽是油，三天不驮满街流。”可见明清之际此地是何等的繁荣。

早年碛口水陆交通发达，带动了经济发展，自然引来众多客商在此设店开铺，最盛时商号店肆有数百家。有人赞誉碛口的富庶：“碛口柳林子，家家有银子，一家没银子，旮旯扫得几盆子。”置身于碛口古镇的老街上，当年那些商号店肆依然清晰可辨，尤其是那些店铺的门板，被岁月侵蚀得斑痕累累，仔细望去，昔日商家的灵通古风若隐若现。

在黄河滩向东望去，卧虎山上黑龙庙夺人视线，古镇如此风水宝地，当然应有寺庙镇守。有碑记载曰：“明时碛口因河上漂来木植，创庙三楹，祀奉龙王和风伯、河伯，‘奉为兹土保障焉’。康乾盛世，碛口商贾多次筹资维修扩建，寺庙更为宏伟壮丽”。加之寺庙所处位置最高，无论从何处而来，首先看到黑龙庙，黑龙庙成为碛口的标志，同时也彰显黄河古老文化的神韵。

当年碛口古镇的经济繁荣也生成了独特的民居群落，那些商人发家之后在周边建起一座座大院豪宅，也许，那些富豪们没有想到，他们当年在山上筑起的宅院，当今已是人类最珍贵、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如碛口周边的李家山、西湾村、白家山等，都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宅院。尽管多数已是荒草遍地，但我们能想象到当年它的辉煌与气派。甚至，有些建筑多达数百余年的历史，在那些设计讲究，制作精细的建筑中，我想象着历代子孙经商有方，持家有道，家业经久不衰的景象。那高大而气派的建筑，那粗犷的窑洞豪宅，精美的轩廊楼阁，可见他们的骄傲和富有，那是他们成功的见证。可是，碛口早已从繁荣走向衰败，历史悠久的古老村落已是日益萧条，让人从内心生出几分伤感和悲凉。

比如，在大山深处的李家山，民居建筑集明、清、民三个时期，时间跨越长达四百年之久。特别是那些建筑无论造型、风格都非常考究，特别是照壁、门楼、厦檐和窑洞门窗上，砖木雕刻，更为精细华美。那是碛口昔日辉煌的真实写照。尽管许多建筑在岁月中遭受不同程度毁坏，但风采依在，依然在寂寞的黄土高原上散发着孤傲的光芒。

1980年代末，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从北京专程来到碛口，来到李家山，当他亲眼看到那些地处大山深处的民居时不无感慨地写道：“我在山西碛口附近的大山深处发现了保存完整的明清山村。从外部看像一座荒凉的汉墓，一进去是很古老讲究的窑洞，山沟曲折，依山建屋，既是窑洞又飞檐，参差错落，移步换形，是画家和摄影家的宝库。这样的村，这样的房子，走遍全世界都难以找到。”美国柯斯维辛州大学环境设计专业的终身教授董伟先生不远万里，从遥远的美国专程来到山西碛口，当他置身于碛口的古街、古镇、古铺和李家山、西湾村的民居后激动地写道：“碛口民居不仅仅是山西当地人民几百年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人类历史上对人居环境所创下的杰出典范。它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山地的完美和谐，最终创造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立体交融式’的乡土建筑。”

在碛口，像李家山这样的古老村落、古老民居还有很多，遗憾的是，在流逝的岁月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有的是自然侵蚀，更有来自发展与建设的摧残。为此，1999年，吴冠中联合王朝闻、冯其庸、罗哲文、郑孝燮等诸多名人学者，向山西省人民政府提出建议，认为这些明清民居建筑群，质量高，类型多，村落完整，与周围自然环境和谐，在黄土高原上，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它不但融合了黄河和民居文化，也体现了晋商辉煌，是黄河文化的重要见证。希望逐步恢复其原貌，成为黄土高原上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颗“明珠”。但是，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全部是国家级“贫困区”，因此，专家学者的建议和呼吁并没有引起共鸣。遗憾的是，2005年6月，山西碛口镇被定为“世界百大濒临危险的文化遗址”之一，这是世界文化基金会公布的信息，是从全球234个地点中选出的，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尴尬和悲哀。

唯一使我们欣慰的是，同在2005年6月，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在公布全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上，碛口榜上有名。于是，碛口开始进入一个全面保护与开发的金色时期。

也许，这是碛口唯一“生存”的希望和可能。

刘淳

山西艺术家，作家，《黄河》杂志副主编，著有《中国油画史》《中国前卫艺术家》等

走出煤的阴影

文//梁小民

由煤炭的有烟经济转向

旅游的无烟经济

是山西至关重要的一步

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打破

煤经济带来的保守

从小我就知道，山西是中国产煤最多的地方。我的中学是在太原铁路中学上的。那时的劳动课内容就是参加“晋煤外运”，到车站上装一天煤，回来再写一篇“记一次晋煤外运”的作文就算是“教育与劳动生产结合”了。中学生，不足18岁，不分男女都干成年男性的装煤工作，且分文不取，这可是最廉价的童工。不过当时尽管肉体疲劳，心里还是蛮骄傲的，因为老师告诉我们，把煤运出去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不过祖宗留下的煤运走了，山西并没有富起来，说起来当时全国都穷，但产煤的山西似乎比用煤的上海、北京还要穷。长大以后知道了晋商，才知道山西历史上的富与煤无关。晋商最早起源于盐，以后从事广泛的贸易活动，包括山西并不出产的茶叶贸易，再以后有了票号，逞雄一时，富甲海内。当时，曹家、乔家这些富豪都与煤无关。他们的家产在千万两白银以上，而大清帝国正常年份的财政收入一年才四千万两白银。20世纪初，山西的煤矿开始受到重视，英国人利用清政府的腐败获得了采矿权，山西的有识之士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矿运动，并最终获得胜利。以渠本翘、刘笃敬等为代表的晋商还组成了山西近代史上最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保晋矿务公司。可惜煤并没有能挽救晋商灭亡的命运。

山西煤的大规模开发是在解放以后。大规模工业化和经济建设需要煤，山西的煤就生逢其时了。在煤炭行业中居于龙头地位的大同矿务局是当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从北到南，整个山西成了一个大煤矿。不过山西从中获益并不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山西的定位是煤炭供应基地。尽管煤是稀缺资源，但并不按市场规律定价。我们都知道，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剪刀差，具体在工业品中作为原料和燃料的煤与制成品之间也存在剪刀差。在这种剪刀差的格局之下，山西损失了多少财富，好像没人计算过。

计划经济下的帐就没法算了，几亿农民吃了剪刀差的亏都没法说，咱一个小小山西算什么呢？好在祖国的繁荣有别人一份，也有咱的一份，没人埋没就行了。不过经济改革之后，山西煤场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煤的价格一直受到严格控制，至今也没有完全放开。今天别人都说山西人以煤致富，其实他们忘了转型过程中山西煤炭企业那一段艰辛的过程。人们只看山西富人如何买车买房，但都忘了靠煤富起来的仅仅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的状况并没有因为煤价上扬而改善，当大量的煤从山西运走时，留给山西百姓的是环境污染和地面塌陷。在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中，山西有六个，且垄断了前三名。

煤留给山西的不仅仅是贫穷和污染，更重要的是思想保守和僵化。计划经济时代和以后，上面对山西的要求是确保煤炭供给。山西的多届领导人都有在煤炭行业工作的经历。或者由大同，阳泉这些大煤矿企业提拔起来，或者先由这些大煤矿企业进入煤炭部，再回到山西。在他们的心目中，煤炭是第一位的，只要完成煤炭任务，就上对得起中央，下使自己有晋升的机会。他们是煤炭专家，自然而然的习惯就是一心关注煤。这使山西失去了其他机会。山西其实也是重型机器生产基地，“太重”曾生产过万吨水压机和三峡大坝的巨型闸门。不过始终没有更辉煌的发展。山西的地面文物占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但旅游业还是靠外地人拍的电视剧带动的，且至今也不是旅游大省。一个煤字压倒了其他，“以煤为网，一网打尽”，绝不是山西富裕之路。

山西是内地省份，内地的特点就是思想保守，这种保守也是晋商衰亡的众多原因之一。煤炭是计划经济控制最严的行业，也是市场化最晚的行业。从这样的行业里走出来的领导人思想难免不保守，一个地方的思想开放程度取决于领导人的思想开放程度。山西的内陆位置，晋商的保守传统，再加上某些山西人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使山西思想的开放程度至今仍落后于其他地方。山西的国企改革落后于其他地方，山西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也远不及其他地方。山西的人才外流，被称为新晋商代表的李彦宏、陈峰等人除了籍贯为山西人之外，与山西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当年留在了山西，恐怕难有今天的辉煌。

一个煤字罩住了山西，振兴山西，必须走出煤的阴影。自然资源决定了山西还要挖煤，但决不能是仅仅廉价地把煤作为原料出卖。发展煤炭的深加工，提高煤的附加值，山西才能由煤致富。煤并不是山西的全部，山西还要寻找其他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要使山西即使煤挖完了，也仍有繁荣的经济。旅游尽管有了相当快的发展，但离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差得很远。由煤炭的有烟经济转向旅游的无烟经济，是山西至关重要的一步。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打破煤经济带来的保守。

今天山西的主要领导人已经不出身于煤炭行业了，对山西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梁小民

1943年出生于山西，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9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商学院，任国务院特邀监查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评委、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晋商与新晋商“三八二十三”定律

文//陈建祖

温州炒房团大多是投资，是生意，追求利润最大化

而山西商人买房是自己和子女使用，是保值增值，且非常隐蔽，不愿为外人知晓

一

先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小山村，村民大多以做豆腐与卖豆腐为生，当然其豆腐的品质也好，口碑不错，一如当今河北高碑店的豆腐丝。有一个少年，秉持传统，第一次外出卖豆腐。临出发前，其母吩咐他说：卖豆腐时要这样吆喝：一斤豆腐八文钱，三斤豆腐二毛三。少年不解，说：一斤豆腐八文钱，三斤豆腐应该是二毛四才对。其母也不多解释，只是让少年如此这般即可。结果，少年的生意做得很好，豆腐一会儿就卖光了。

二

这是一个典型的反映晋商经营之道的故事。据说日本有研究者命名其为“三八二十三”定律。

这个故事揭示了商业流通领域的几个法则：

1.坚持品牌经营；

2.薄利多销；

3.利用人性中爱占便宜的心理特点；

同时这个故事也形象地反映了晋商的个性特征：即外拙而内巧，外圆而内方。

三

晋商的话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重新提起，并愈来愈热的。其发轫大致是从余秋雨的散文《抱愧山西》及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开始。彼时，改革开放已然10多年，意识形态色彩式微，重商主义盛行。余秋雨在山西的游历中和有关文献记载中，发现当下经济落后、灰头土脸的山西，100年前及上溯到更久远的时候，竟是执全国金融牛耳的所在。而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反映的应该是江浙一带有钱人家的庭院生活，但导演张艺谋所选的外景却是晋商重镇——祁县乔家大院，非常机巧地为余秋雨所揭示的晋商曾经的辉煌做了最形象的注脚。互为表里，相映生辉。一时间晋商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学术层面上也成了一门显学，而在山西的行政操作中也把老祖宗的残阳当作重振山河的朝霞来膜拜。企图从中探幽烛微，炼冶出一副灵丹妙药，来疗救今天千疮百孔的人文和经济环境。

四

究竟晋商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不外乎以下几点：

1.晋商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内敛、低调、诚信，注重儒家的修身治家精神内核，从不炫耀自己的实力；

2.晋商的内在表现形式为重商轻士，注重整体的团队作用，强调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道义上的诚信和利益上的纽带，使东家与掌柜建构成一种超稳定的关系；而创造性的经营又是在制度框架中进行。

3.与此相印证的是，晋商与官家的关系较为隐蔽，只重其实不图虚名。所以晋间绝不会像徽商代表胡雪岩那样，“其兴也勃焉，其灭也忽焉”。

五

从以上晋商特点来判断，眼下正火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是违背晋商的历史真实和核心内涵的，毋宁说《乔家大院》的热播只是功利性地迎合了当下社会的某种需要。乔致庸的张扬、火爆，只是陈建斌赋予角色的艺术创造。如果现实中的乔致庸那样经商处世，晋商也许早就不复存在或压根就形不成气候。倒是倪大宏塑造的师爷形象及雷恪生扮演的岳父形象更符合晋商的禀赋。

六

“新晋商”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也许只是现实中官员层面上一厢情愿的设置和学术中的伪存在。如果硬要把如今靠挖掘上帝留给山西的地下丰厚资源，从而短时间内聚敛了大量财富的新贵们赋予“新晋商”的桂冠，恐怕更多的是历史的嘲讽。

当年晋商做的是贸易和金融，他们把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白花花的银子运回山西，建房造院，亭台楼阁，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四面八方的理念、信念汇集于此，打造出自己独特的精神向度和制度架构，从而赢得了世人以至皇家的敬重和自身尊严。而今天的所谓“新晋商”却丢弃了贸易的传统，干得是挖煤矿、卖资源的产业。在赚取了大量的财富后，留下的是严重污染的环境，是巨富掩盖下的贫困。山西除汾酒外且无一个品牌产品，她的硬通货便是煤电，世人在妖魔化河南人外，把山西人边缘化、低俗化，甚至丑化。而且他们把财富与自己的祖先进行了反向运行，在海外、京、沪、穗等大城市购置豪宅，用巨资把子女送至海外和大城市培养。有人形象地比喻为“集体大逃亡”。

当然，他们也秉承了一些晋商的品质，譬如低调、内敛、注重实力、不务虚名等。最典型的就是“炒房”。“温州炒房团”大多是投资，是生意，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山西商人买房是自己和子女使用，是保值增值，且非常隐蔽，不愿为外人知晓。

七

当然，当下批评乃至谴责所谓的“新晋商”是不公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几十年来，历史上表里山河的山西被定位为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全国近1/2的煤炭能源及2/3的煤炭出口都来自山西。在僵硬的计划经济时代，山西的煤电价格与成本之间有时甚至是倒挂的。据说，上世纪90年代全国开两会时，山西省的一些老领导经常在会上哭诉山西的惨况。

你不让这些“新晋商”挖煤卖焦，他们干什么？！

况且，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短短二十年就把一批人冠以“新晋商”也是不严肃的。

八

所有的历史都是为现实服务的。

在我看来，晋商的精髓很简单：

那就是“三八二十三”定律。

陈建祖

曾用笔名老河，上世纪80年代曾写诗，参加第六届“青春诗会”。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太原日报》文艺部主任、《山西商报》总编辑，目前任北京一中央级平面媒体主编，兼任一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

我的创作与山西生活

文//柯云路

我在北京长大

北京是我的成长地

也是我的精神资源地

然而，如果以写作而言

山西更是我生命中

不可分割的

血脉相连之地

我是1968年到山西的。开始的四年，在山西南部的绛县当农民。之后到晋中的一个工厂，从盖房子搞基建开始，一住就是十几年。

成为作家的二十多年来，我出版了近二十部长篇小说，几乎每部作品都可以看到山西生活的影响。第一部长篇《新星》就不用提了，开篇写到年轻的县委书记在晨曦中登临千年古木塔。这座引发李向南下决心一搏的建筑写的就是建于辽代的山西“应县木塔”。之后的同名电视剧，其拍摄场景则大部分取自现今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山西平遥古城。

而前几年出版的《龙年档案》，更大量展现晋东南一带的风土人情。

我特别想提的是近几年出版的几本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

它们都离不开山西的生活，包括离不开山西的风光。

《蒙昧》写了一个发生在南国的悲情故事，在小说结尾，有这样一段风景描写：

一脉黑色的树林围着一块相当面积的草坡，草坡以极缓和的拱形坡度温柔地向上展开着。当人们踏着半膝多高的绿草往前走时，缓坡在天空中画出的弧形地平线不断向后移动，好像踏在一个巨大的地球仪上往前走，永远没有边际，这种迷人的感觉使得人们越走越兴奋。那弧形的地平线看着很近，却总是走不到，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冲刺，终于看到了草坡的边界。下面是陡峭的悬崖，对面则是无数座笋立的悬崖，白云在这些悬崖间浮荡。

往下看去，是令人头晕目眩的各种深度。

回过头来再看青草梁，它缓缓地铺展下去，在一个看不见边界的模糊处浮现出一脉乌云般的密林，那正是他们来时穿越的。青草梁上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让人们惊喜欢呼的是，草坡上还团团围卧着一群牛，它们在安详地嚼草。

——这片风景其实取材于山西宁武县的黄草梁。

近年来，虽然长住北京，但只要有可能，每年总要回山西一两次。1998年，我曾在时任山西体改委主任吕日周的陪同下到宁武县采风，正待开发的旅游地黄草梁以其难以置信的奇美震惊了我，不乘想在飞沙走石的燕北苍凉之地竟有如此的险峻丰茂处。之后的一年，我在写作《蒙昧》时，将对这方景色的感受献给了故事中蒙冤致死的女主人公白兰。

这片温暖如春的草坡成为她最后的安息地。

接下来，我在《牺牲》中还写过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

很久以前，有个善良的村姑每日从山下担水上山，婆婆虐待她，怕她中途歇懒，专做了一副尖底的水桶，一路上不能放担休息。一天，她遇到一个老人牵着一头驴子过山来，人和驴都渴得不行了，向她讨水喝，姑娘担着一担水已经快到山顶，却毫不迟疑，不放担子就饮了老人和毛驴。

一桶水喝干了，担子一头重一头轻，另一桶水也洒了，白胡子老头看到她的尖底水桶，问清了缘由，便把手中的鞭子给了姑娘：“你再想要水，拿鞭子在缸中刷一刷，水就来了，水满了以后，你再倒着刷一刷，水就止了。”从此姑娘不再下山了，水缸也总是满的。

婆婆奇怪了，躲在暗处看见姑娘常使水缸满的秘密，趁姑娘不在时拿起鞭子在缸中刷起来。水满了，又源源不断溢出来，她不知道要倒着刷一刷水才能止，大水滔滔淹了小院，淹了整个村庄。

姑娘趟着大水跑回来，发现鞭子也被冲跑了，情急之中一屁股坐在水缸上。水缸被堵住了，只剩下一股小小的清水从她身下流出来，就成了山上的清泉。姑娘日复一日坐在水缸上不能动，日久了就变为一尊石像。多少年后，成了方圆几百里供奉的娘娘。

——这个美丽的传说取自于山西名胜晋祠泉。在大自然的祭坛上供奉着这样一个娘娘，特别说明了这方百姓的道德与价值取向。

至于在全景式描写“文革”历史的长篇小说《芙蓉国》中，有关主人公卢小龙在农村当插队知青的描写，更是展现了山西诸多的风土人情。

这些年我游历过中国的许多大山名川。

黄山、泰山、峨眉山、武当山、九华山都曾以其特殊的雄姿征服过我。

然而，万山看遍，最使我感到亲切并且深入其血脉的，无疑是被称为黄土高原的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每年我回山西，车一进娘子关，那连绵不绝的黄土高坡，那世代农民在高坡上辛勤开垦的层层梯田，那梯田上热热闹闹生长着的五谷杂粮，总让我产生一份来自生命的感动。

我在北京长大，北京是我的成长地，也是我的精神资源地。然而，如果以写作而言，山西更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血脉相连之地。二十多年来，它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精神的营养，丰富着我的创作。

我热爱山西，并将以终生的劳动回报这块土地。

柯云路

原名鲍国路，1946年11月13日生于上海，1983年3月1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80年代初曾以小说《新星》而在文坛一炮走红，《三千万》获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

之后发表《衰与荣》《夜与昼》等一系列作品

山西土改的两种模式

文//智效民

据我所知

这种暴力运动并不是山西

土改的唯一模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进而夺取全国政权，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从而掀起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山西是八路军三大主力的根据地，因此土改运动自然在这三个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土改运动由刘少奇全面负责。基于抗日战争的经历和土地革命的教训，他曾经考虑是否使用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土改，但由于薄一波在太行山区推行的暴力土改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因此他否定了这一想法。1947年7至10月，为了推广太行山区即晋冀鲁豫边区的经验，刘少奇在河北平山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他严厉批评了山东和山西的另外两个根据地。他说：“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他认为，土改运动“不彻底”，是由于干部队伍严重不纯，地主富农出身或受其影响的占很大比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求“只有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才能彻底改造各级党、政干部，完成土改任务。尽管他知道：“这个方法……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若干事变，亦将不可避免要发生。”（《刘少奇年谱》下卷，第86-88页）

全国土地会议还未结束，晋绥边区就闻风而动，率先成立农会。农会在《告农民书》中反复强调，对于地主、富农、恶霸、敌伪爪牙和他们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同时还指出：对于各级干部，“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开除。”（《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于是，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开始了。

兴县著名的开明绅士刘象坤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原是干部，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夺下民兵手里的步枪在尸体上捅了两刀。刘象坤的哥哥刘少白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押回家乡斗争，并撤销一切职务。刘氏兄弟是黑峪口人，在斗争会上，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也被打得死去活来，晕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就用绳子把他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没想到刘玉明在河滩上又苏醒过来，要挣扎着往起站。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看到他没有死，又下到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胸脯上猛扎两刀。刘玉明死后，有人听说人的心脏能够治病，便用刺刀将他的心脏掏出，拿回去给病人吃。

不久，兴县蔡家崖召开斗争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牛友兰是晋西北首富，毛泽东1948年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当时的晋绥军区司令部、现在的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他家的房子。抗日战争中，牛友兰毁家纾难，把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几乎全部捐献出来。据说仅一次捐献就武装了贺龙的一个团，因此在土改前他已经是一无所有了。但是到了土改的时候，他仍然在劫难逃。由于牛友兰没有做过坏事，斗牛大会效果不好，于是有人就用铁丝（一说发）穿了他的鼻子，让他的儿子、曾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的牛荫冠牵着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随即毙命。

在土改中，整人、折磨人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门，令人发指。除了棍子打、锥子捅、绳索、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之外，还有磨地、坐圪针柜、扔四方墩等花样。所谓磨地，是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人的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脚在上面来回拖拉。《山西文学》的鲁顺民先生曾经采访山西河曲县的一位张姓老人，他说他曾经亲眼看到一个药铺的掌柜受此酷刑。该掌柜被斗时，一个妇女还在他肚上放了一盘小石磨，并坐在上面。不一会儿，药铺掌柜的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裸露出来。真是脑浆遍地，鲜血遍地，惨不忍睹。另外，牛友兰的儿子、曾经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的牛荫冠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也撰文说，当年他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们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但是据我所知，这种暴力运动并不是山西土改的唯一模式。

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打入另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报名下乡插队。插队的地方是太原市清徐县徐沟公社西楚王大队。

初到农村，我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山西的晋商曾经盛极一时，因此当地有许多城堡式的高楼大院，其规模虽然比不上大家熟悉的乔家大院，但是就局部而言，那一座座院落都颇有气派。根据当年接受的教育，我断定这无疑是地主的宅第，里面肯定像“收租院”一样，不知道有多少本农民的血泪账！

就在我们下乡的时候，当地的四清运动也刚刚开始。我以为这正好是提高阶级觉悟的好机会。没想到四清运动的主要对象不是地主富农，而是当地的干部。由于没有召开大规模批斗地主的大会，看不到控诉地主罪恶的动人场面，我多少有点失望。找贫下中农打听，才知道上这里实行的是“和平土改”。而那些高楼大院的主人，因为被群众视为“好人家”，大多数划成了中农。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一年后，因为生产队把我们的建房款和建房木材挪作他用，便把我安排在饲养院的牛棚里居住。饲养院还住着四位饲养员，其中三个是单身汉。我以为这正好是访贫问苦的好机会，没想到每当聊起过去，三位老人都自责不已。他们告诉我，当年他们也有许多家产，只因为染上了抽大烟，才卖了房地卖老婆，卖了老婆卖儿女。因此他们都说自己是“灰鬼”、是“赖人”。当我问到如今寄居的人家时，他们都非常感激，说那是好人家，要不是他们收留，自己早就没命了。我问他们土改时分的土地和房子哪里去了，他们说刚分到手就卖了，卖的钱也早就糟蹋了。因此他们只好寄居在中农或上中农家庭。我发现，他们既没有亲人，又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因此他们挣的工分全部交给寄居的人家，就像一家人一样，而这家人也为他们提供衣食等生活保障，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安度晚年。这让我隐隐约约感到，所谓旧社会的长工和地主，不就是这种关系吗？

为什么在我插队的地区会实行和平土改呢？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文字材料。不过据我推测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徐沟距省城很近，在当时属于“新解放区”。如果说暴力土改在革命老区有雄厚“群众基础”的话，那么在“新解放区”就差得多了。第二，由于内战正在激烈进行，山西老区的大批干部急于南下，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力量去“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这样一来，只好选择和平土改的方式来“走走过场”。第三，土改以后，由于许多分到土地的贫雇农也像上述三位饲养员一样，没有能力去经营土地，因此太行山区首先发明了互助组，接着又升级为农业合作社。这种千变万化的局面也可能是当地实行和平土改，以便紧跟形势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些推测，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智效民

1946年生于山西太原

1964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未能正常升学，遂下乡插队

1971年回城后在小学、中学任教

1986年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

著有《心理的单间》、《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八位大学校长》、《思想操练》

其中《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被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奖定为“推荐之书。”

《八位大学校长》因为涉及教育改革，颇受舆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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