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陈独秀家族：独立风雨中

陈寅恪家族：追寻百年的独立与自由

钱钟书家族：嵚崎磊落的人生

蒋氏家族：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

章太炎家族：革命元勋文化遗民

鲁迅家族：一门三杰

宋氏家族：风雨民国路

陈独秀家族：独立风雨中

著者：徐琳玲

文本整理：刘家怡

编辑：陶伟鹏

策划推广：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10月第一版

字数：24千字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本书内容选自《南方人物周刊》往期报道，由南方周末“三声”电子书系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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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家族：独立风雨中

徐琳玲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陈独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

选学余孽，康党，“乱党”

新文化运动统帅

建党伟业

“书生”领袖荣与辱

“反对派”首领

入狱，与中共的摩擦

结局

陈氏家族 一言难尽的悲怆

缺失的父爱

“一门三中委”

安庆仅存的血脉

沉重的遗产

中国故事

陈独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

陈独秀书法副本

1933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对陈独秀“叛国罪”案进行第三次公开审判。

在章士钊为他做了长达53分钟的辩护后，陈独秀站在被告席上要求自辨，并发表了自撰的《辩诉状》，对自己三十多年的追求和革命生涯做了一次自我总结。

“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五四以后，他组织中共之“终极目的”，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更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

这是陈独秀一生中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入狱，距他1919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厦散发传单的第一次被捕，已14年整。这14年间，他从“新文化运动”统帅，到中国共产党“开山鼻祖”，到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到中国“托洛茨基派”首领，大起大落。

创办《新青年》时，他决心“不谈政治”，希望以“思想和文化的启蒙”为使命，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把国民改造成有“独立自主人格，自由平等权利”的新青年。

他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呼吁：“国人而俗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以后，他回归到“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独立思想者。在生平最后一次开创政治局面的尝试受挫后，他退回书斋，对政治理论进行新的探索和反思，重新评估他曾信奉过、追随过、批判过的“理论和人物”。这些思考总结成他“最后的政治意见”。

最后，他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摒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退回到五四时期他所高举的“民主”和“人权”。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随着世界政治大势和国内政局动荡变幻，他反清、反袁、反军阀、批孔、批党、批“国际”，走了一条由改良--民主革命--启蒙--马列主义革命--呼唤议会民主的政治道路。为他生前死后中国的落后，改良，革命，倒退，停滞，再革命，倒退，改革的历史进程，画上一个个问号。

他自认，“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且以“失败”告终。

一根南瓜藤爬在门上，几朵黄花兀自绽放。

东城区箭杆胡同20号门口蹲着一对小石狮子，斑驳的紫黑门开了半扇。从门缝朝里望去，能看到过道里一侧堆积着各类杂物，一侧停着自行车。一个光着膀子的男子走了出来，看到陌生人，“砰”地一声关上大门。大门右手贴着牌子：“居民住宅，谢绝参观。”

箭杆胡同的一侧，是民政局高高的围墙，有一扇紧闭的门。墙角下，蹲着一对农民模样的老夫妇。

看到记者拿出纸笔，他们跟了上来，说，他们从河北某县来，是为一桩6年前交通肇事逃逸案来北京上访的。6年里，只要地里没活，他们就到这里排号“递状子”。

正谈着，一白胖壮硕、基层干部模样的四十多岁男子走过来，狐疑地打量着我们，盘问老夫妇从哪里来，接着又盯上了我，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在写一篇关于历史的文章，这是陈独秀在北京的故居。

从1917年初到1920年初，他携第二位妻子高君曼租下了这座院落，这里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经常到这里讨论、争辩。

你一定知道吧，在陈先生的倡导下，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选学余孽，康党，“乱党”

千里之外，安庆老城喧闹、破败，窄窄的老街上，小摩托随时飞驰而过。

这个如今显得有些落后的古城，曾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之地。清咸丰十一年，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即着手建安庆内军械所，由此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庆一诗书寒门，原名庆同，学名乾生，子仲甫。祖父陈章旭是禀生，为人精明强干。咸丰年间，太平军占领安庆，他与长子衍藩投笔从戎，辅佐官府，在清军收复安庆后，获“以盐提举衔候补知县”的空缺；衍藩被太平军刺伤，不久身亡。

陈独秀生父衍中是陈章旭第三子，曾在江苏做过几年小官，后以塾师为业，33岁客死苏州，那年陈独秀3岁。后因其叔父陈衍庶无子，他过继到四房做了嗣子。陈衍庶举人出身，官运亨通，从知县升至道员，由宦致富，在多处置有田地、商铺。

陈独秀6岁跟着祖父读书。陈章旭在家族中被唤为“白胡子爹爹”，素以威严著称，对天资聪颖的陈独秀管教尤为严格，背不出经书，就拿板子打他。每次被打，他总是倔得不出一声。祖父不止一次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光绪二十二年，陈独秀参加秀才资格考试，勉强过了县试和府试。院试时，考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把《昭明文选》中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中的古文拼凑到一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填满一篇皇皇大文”。捷报传来，陈独秀被取为院试第一，寡母查氏高兴得几乎掉泪，陈独秀却由此“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1897年8月，陈独秀随大哥庆元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他们背了考篮、书籍、文具、烧饭用的锅炉和油布，挤进脏乱的考棚里。天气奇热，在高墙围住的号门里，士子们熬过3场9天的考试，自己生火做饭。陈独秀吃着半生不熟的怪面，晚上则睡在考棚里。

乡试期间，他看到一位从徐州来的大胖子一丝不挂，踏着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巷子里走来走去，摇头晃脑地读着他的文章，念到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说：“好！今科必中！”这副怪异的考生形象强烈地刺激着陈独秀，“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由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这般毛病”。

他在《实庵自传》中说：“这便是我由选学余孽，转变到梁康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南京乡试期间，陈独秀结识了来自安徽绩溪的秀才汪希颜。汪习读新学，崇尚维新，此时刚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陆师读书。从此，陈独秀开始接触维新思想，并和汪希颜的胞弟汪孟邹等安徽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常常在一起讨论康梁文章。

乡试后，陈独秀撰写了第一篇政论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政府献策。洋洋洒洒近万字长文中，他分析了扬子江的地理、人文和军事设防问题，提醒清政府和海内有识人士认清国家的严峻形势，并采取相应的救国措施。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随叔父在东北做官府书记的陈独秀大受震动，由此萌生留学念头。1901年，他第一次东渡日本，就读于高等师范学校。不久，他和留学生潘赞化等人一同加入旅日学生进步团体--励志会，后因与章宗祥、曹汝霖等“稳健派”分歧扩大而脱离该组织。接着，他又加入留日学生中最早的民主主义革命团体“青年会”，结识了黄兴、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人。

清廷为了管束这些不安分的留日学生，特派遣学监姚煜到日本。陈独秀想教训这个专与他们作对的学监，和几位同道潜入其家，由张继抱住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去了他的辫子。事发后，清政府出面要求日方警察抓捕闹事者，陈独秀等人随后回国避风头。

1903年，沙俄背约，拒绝撤军，企图长期霸占东三省。消息传出后，上海、东京出现了拒俄运动。这一年，许多新式青年转向了民族主义立场，接受“排满革命”的思想。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开始热销。

回故乡后，陈独秀与几个新派学生组成“青年励志会”，发起安徽首次拒俄大会。在藏书阁，陈独秀当众发表爱国演说，抨击清政府与俄签订辱国密约。

两江总督端方密令安徽巡抚缉拿“首要分子”。陈独秀逃亡上海。此时，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士钊已获自由，随后创办更为激进的《国民日日报》，邀请陈独秀参与编辑事务，日日宣传“排满”。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陈独秀再次回到家乡，与留日学生房秩五和吴守一共同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是皖省第一份白话报纸。

陈独秀寄居在科学社小楼上，日夜梦想着革命大业，臭虫爬满了衣服和被褥，也感觉不到。他以“三爱”为笔名撰写了许多政论，观点激进，吸引了大量读者。

在“排满”情绪的推动下，立意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团体开始以“鼓吹、起义和暗杀”为手段，蔡元培、章士钊都曾卷入其中。当时，黄兴回国组织华兴会，谋划在慈禧寿辰时起义。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从芜湖到上海，正式参与暗杀活动，天天和杨笃生等人实验炸弹。

1905春，杨笃生又组织了北方暗杀团，派吴樾狙击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吴樾回乡安排家事，路经芜湖，与陈独秀在科学社小楼上密谋。同年10月24日，吴樾在北京火车站实施暗杀行动，因火车起动时猛烈震动，炸弹自行爆炸，殉难。

暗杀“五大臣”事件后，陈独秀对这种革命方式产生了怀疑。他不再参加暗杀活动，而是联合芜湖安徽公学和安庆武备军的革命力量，与柏文蔚、常恒芳等人秘密组建了革命团体--岳王会，出任会长，从此投身“科学的革命运动”。岳王会后来与同盟会建立了联系。

多年后，陈独秀谈到暗杀，说那“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又说：“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不久，安徽新任都督孙毓筠拍电报，邀请陈独秀担任都督府秘书长。

12月，陈独秀携妻高君曼取道上海回到安庆，第二年1月正式就任。孙毓筠比陈独秀大10岁，原为清廷旧官僚，好佛学，还有抽大烟的爱好，许多政事都落到陈独秀肩上。他大刀阔斧搞革新，常与同事发生口角。

1912年，孙毓筠进京改任袁世凯高级顾问。皖省都督一职由柏文蔚接任。陈独秀和柏文蔚是当年创办“青年励志会”的同道，他协助柏做了许多工作，被赞誉为“治皖有功”。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开始，皖督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并出任皖省讨袁总司令。陈独秀随柏回到安庆，协助讨袁，并起草“安徽独立宣言”。

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被袁任命的皖督通缉，逃到上海，开始了流亡生活。安庆的老家被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闻讯脱逃，亲侄永年被抓。

1914年，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第五次赴日参与政论性杂志《甲寅》。虽然过着“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他的精神却再次振奋起来了。他结识了李大钊，开始用“独秀”这一笔名撰写政论文。

在引起巨大反响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他认为：中国人把国家和社稷、忠君等同，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国家目的是在保障国民权利，共谋幸福。救国之道在于提高“国民之智力”，把中国人的思想引入现代化。

从“救亡”思想出发，这位“康党”、“乱党”的组织者和宣传家开始“转向”，走向文化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统帅

仲甫为天生领袖，一决定事，不能动摇。

-- 章士钊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来后就着手筹办《青年杂志》。他明确指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创办杂志”。

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出版。为了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杂志《上海青年》区别开来，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关于为何办《新青年》，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他还提出20年不谈政治，要在此时间里造成巩固共和的“国民总意”。

创刊号上，他撰写了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在这篇后来被人视为新文化运动宣言书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新青年》以猛烈的炮火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旧思想和旧道德。陈独秀与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通信，在他的诱导下，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启了“文学革命”。

陈独秀身边聚集起了一批有着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撰稿人：李大钊、胡适、吴稚晖、马君武、苏曼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蔡元培、傅斯年，以及笔名“二十八画生”的毛泽东。

《新青年》迅速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陈独秀也成为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全国出现许多效法《新青年》的杂志和社团。中共早期领袖周恩来、刘少奇、恽代英、邓小平等都受到《新青年》的巨大影响。

当时还是湖南省第一师范学生的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粉丝，他给杂志投稿，并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后到北京专门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获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9时，他赶往陈独秀住处，邀他做北大文科学长。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推辞，蔡元培表示“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陈答应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随后，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战将也带进了北京大学，其中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宣告结束。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之一。第二年春，以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21条”以及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由北京青年学生游行抗议开始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严峻的国内政治局面，使得陈独秀再涉政治。1918年12月22日，他和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政治时事性评论刊物《每周评论》。

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他所受的人身攻击也就最多。论敌们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私生活上大做文章。北京的“御用报纸”对其“丑闻细节”大肆渲染。让北大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对陈感到不满。

一心保护陈独秀的蔡元培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和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在汤家开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会议一直开到午夜，蔡元培主张保护陈独秀，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学长制。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但仍保留教授职位。

6月11日，陈独秀因在新世界商场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竭力营救。陈独秀在狱中关了83天，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

16年后，胡适与汤尔和就此事在信中展开争论。谈到“3?26会议”时，胡适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胡适认为，如果陈独秀当初留在北大，留在那帮信仰自由主义的老朋友身边，思想就不会十分“左倾”，也不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后面的一切事都不会发生；新文化运动也不会成为脱缰野马，造成中国社会思想政治的巨大分野。

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适对这次会议永不原谅。

但在汤尔和看来，陈独秀乃“不羁之才”，无论留在北大与否，其思想都必然走向左倾。

按警方规定，保释后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但1919年底至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回京后警察找上门来。李大钊闻讯抢先赶到火车站接陈独秀，陈先是躲到胡适家，后又躲到李大钊家，再后来，李把陈独秀化装成商人，坐骡子逃出北京，在李的河北老家躲了几天后，两人乘车南下上海。

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业，对陈独秀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按胡适说法，逃回上海之前，陈独秀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

逃回上海后，“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接上了头。经李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并向陈独秀建议组建共产党。陈欣然接受建议，立即着手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第8卷第1号《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立场，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劳动阶层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并从第一号起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

建党伟业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1919年春，当俄共（布）领导的第三国际了解到中国国内自“五四”以来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情况，决定派人前来“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

与此同时，中国报刊登出了苏俄友好的对华宣言。《宣言》声称取消一切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密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侵占的中国领土，将之前一切掠夺的都归还中国，还建议中国立即和他们建立正式关系。一时间，中国舆论界对苏俄政府普遍抱有好感。

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维经斯基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大意是：依照苏联经验，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国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

8月-9月，中国共产党经过短期筹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

11月，陈炯明来电，邀他赴广州创办西南大学。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李大钊商量后，认为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借此机会“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也“可以在那里发展共产主义的组织”。

建党后，《新青年》的一班同人随着政治观点的分歧日益加大，而分道扬镳。

1921年共产国际二次代表大会后，莫斯科新派代表马林来指导工作。马林一到上海就敦促中共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23日，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在广州兼着大学预科校长的陈独秀，因为“正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项，抽不出时间”，指派陈公博代表广东支部，包惠僧代表他个人出席“一大”。由于陈独秀的威望和建党过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对于革命，陈独秀有种“慢慢来”的态度。筹建工作进展到一半，他就去广东任职。召开一大时，上海连电催促，马林还派人去接他，他还是推辞了。马林不满于陈独秀身为中央局书记却长期在广州，派包惠僧赴粤，催促他回沪主持工作，他才不得不回来。

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回上海后，陈独秀和马林从一开始关系就紧张，两人稍有接触就冲突起来。

据张国焘回忆，马林为人骄傲，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陈独秀觉得拿着外国援助来搞革命，有“雇佣革命”、沦为他人“工具”的嫌疑。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在报纸上骂他是“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者”。而马林的傲慢，又让他的这种屈辱感加深了。据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干革命。”

当陈独秀想要在中共与国产国际之间划上一条界线时，马林告诉他说：中共从成立之初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这让陈非常反感。

10月，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寓所突然被捕，这件事意外地改变了他与马林的关系。

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大律师巴和出庭辩护。这次患难与共，让感情丰富的陈独秀颇为感动，两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则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

11月，陈独秀终于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向全党签发了第一个《中央通告》，作为中共领袖走上领导全国革命的道路。

“书生”领袖荣与辱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校订本

1921年，马林到桂林拜访了孙中山，与孙氏进行了3次长谈，又赴国民党根据地的广州进行了一番考察。他产生了一个无比兴奋的想法。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热情洋溢地描绘了孙氏及其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对俄国的向往，并判断说：“共产国际应该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去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微弱、又与工人运动毫无联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

苏俄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积极“输出革命”，也有着实际的利益算盘：他们希望推翻亲西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帮助建立一个亲苏的邻国，开辟一条远东的通路，摆脱西方国家封锁、遏制苏俄的困境。

马林初次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就抱着怀疑态度。1922年4月，当得知马林前往莫斯科游说，他给负责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反对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悬殊的现实后，迅速接受了马林的观点。8月，带着“尚方宝剑”的马林匆匆赶回上海。在西湖边上，他和中共负责人探讨了国共合作问题。陈独秀在内的许多与会者提出疑虑，但在共产国际的权威和组织纪律下，最终表示服从指示，即先由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至于共产国际要求迁“都”广州的指示，中共则没有执行。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正式向孙中山表明“党内合作”的意向及改组国民党的建议。8月，他和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等正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也前后接受了孙中山委任的“本部参议”、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长的职位，投身到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中。

国共两党成员之间的猜忌和摩擦从一开始就存在。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后，双方已趋于水火不容，不仅上海两党党员团员互殴不断，广东两党掌控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到1923年，马林自己也开始垂头丧气，莫斯科很快就派来一位“新马林”--鲍罗廷，他带着斯大林签署的指令——“决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原来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公开了分裂活动。8月，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出版了两本小册子，抨击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要求共国分家。25日，坚持“联共”的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极端分子暗杀。11月，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会后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立即停止职权，要求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籍等等。

到北伐战争前夜，一直以左派和中间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就让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陈独秀感到手足无措了。

蒋介石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先搞了一个政治事件作试探：1926年3月，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扣留了中山舰并逮捕中共党员李之龙，随即又以中共“阴谋暴动”为由宣布广州戒严，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址，命令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陈独秀不在广州，此事由苏联顾问布勃诺夫出面处理。他依然主张对蒋介石退让，要求中共“必须十分审慎行事”，“不要过早地使统一战线破裂”。4月，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再提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为次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赞同布勃诺夫的处理原则，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真理报》同时发表了布哈林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共产国际派出维经斯基赶回中国纠正陈独秀的态度。

1926年四五月，鲍罗廷回到广州。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会见蒋介石，多次密谈后达成三条“君子协定”：鲍氏答应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蒋介石将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并随即提出“整理党务案”：

中共不能批评和怀疑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执委会中不能超过1/3；跨党者（即共产党员）不得任党中央机关的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中共；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应交给国民党；第三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或中共发给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通过后，陈独秀再次主张中共党员应该全部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也专门开会讨论此事，还是不赞同中共现在就退出国民党，鉴于此，陈独秀便对“整理党务案”再一次采取退让态度。

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步步后退之下，蒋介石羽翼渐丰。7月，他当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集党军大权于一身。

1926年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起初，陈独秀是公开反对北伐的，他认为北伐仅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为”，甚至说北伐本身“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削人民之自由…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书生意气的议论一出，立即招致国民党方面的猛烈批评。

其实，北伐不北伐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斯大林和蒋介石手里。鲍罗廷甚至说，“现在是共产党应当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随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屡次遭到共产国际的指责和训斥，陈独秀开始消极地接受经验教训。从北伐开始，他就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指示中共甘居“在野党”的地位，不谋求对北伐的主动领导，并且明确反对中共干部加入国民党政府、参与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治事务，也不赞成中共党员加入黄埔军校。

北伐开始后，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这让国民党内的左派以及国民革命军内一批实力派如李济深、唐生智等感到不满，他们搞起了“迎汪抑蒋”，希望请回汪精卫以牵制蒋介石。9月，蒋介石为此派人会见陈独秀，希望中共能阻汪回国。

陈独秀告诉蒋介石：我们赞同汪回国，但不是“迎汪反蒋”，而是实行“汪蒋合作”。他期望在蒋、汪、唐（生智）之间搞平衡，以维护国共统一的战线。对此，中共中央还专门通告党内，并专门指示广东党组织。

汪精卫回国前取道苏联，受到斯大林的接见。1927年4月初，汪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以及武汉国民政府常委。

4月3日，陈独秀和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随后起草了《汪陈宣言》，郑重宣布：共产党绝不“主张打倒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国民党也“绝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呼吁两党“立即抛弃互相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互相尊重，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宣言》在各大报章公开发表，让陈独秀如释重负。

5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对共产党、参与革命的工人和群众进行了大屠杀。在江浙财阀的支持下，他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容共”的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加上张作霖在北方控制的军阀政府，一时间，中国形成了三足对峙的局面。

事变后，周恩来、李立三和陈延年向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发出意见书，建议党中央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协商，联合东征，讨伐蒋介石。然而，鲍罗廷等人希望武汉政府和拥兵8万的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这样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线。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一切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代表中央做了报告。在报告中，他谈到自己多次主张退出国民党的错误，以及处理中山舰事件时的错误的“退让”。

陈独秀仍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据郑超麟回忆，鲍罗廷、罗易、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才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有个难题需要解决——要陈独秀，还是不要陈独秀？之后，与陈关系接近的中央委员彭述之、罗亦农等人陆续离开中央，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开始动摇。

当时，中共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这让大多来自农村富裕阶层的北伐军官感到不满。5月18日和23日，国民革命军夏斗寅和许克祥分别在湖南、湖北率部叛乱。

5月1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和国际驻华代表发来了“六一指示”。该指示一改过往态度，要他们以激烈手段对抗国民党右派：中共实行土地改革；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和5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武汉的形势由于罗易的冒失举动而迅速恶化了。罗易认为，只要把汪精卫说服，就有办法。他私自把“六一指示”的文件副本给汪看，声称：“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这份文件让汪精卫非常惊恐，他拒绝接受，并指责苏联方面破坏协议。“泄密”事发后，罗易被停职。但斯大林依然希望借助汪精卫的力量，他连续召开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撇开”中共而直接给了汪精卫100万美元，并许诺第二天“还将寄出50万美元”，要汪运用其“权威”来“挽救事业”。

陈独秀觉得“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后，又无法善后”，提出辞呈。他说：“国际一方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莫斯科批准了陈独秀的辞职，训令中共中央改组。根据这一新指令，7月12日组成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5人临时中央局，同时停止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工作，陈独秀不再视事。

从此，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完全隐藏起来，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他的次子、此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乔年经常来看他，不时告诉他一些党内消息。陈独秀也不断给中央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后，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一百多名共产党和革命志士被捕杀害。

在莫斯科，一场权力斗争正在进行中。“四一二”事件爆发时，斯大林的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加强了对斯大林的批判火力，当时他预言说：中共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那些曾经做过蒋介石左翼附庸品的中国共产党员，现在要在一两年里成为汪精卫的附庸品”，“重演四月的悲剧”。

“遥控”中国革命的屡屡失败，让斯大林处于窘迫的境地。

据张国焘回忆，瞿秋白与鲍罗廷随后到庐山密谈，7月21日回到武汉时曾对他说：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的丧失威信，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

瞿秋白当时还表示：如果这一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来担负，损失也太大了。“那么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算了，而我们自己应该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7月23日，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抵达武汉，立即找张国焘和瞿秋白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改组党中央，惩罚陈独秀，不能让他再担任总书记一职，甚至要开除他的党籍。

罗明纳兹又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反对，他认为目前革命连续失败，党组织创巨痛深，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

8月7日，在罗明纳兹的安排下，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苏联顾问寓所里，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罗明纳兹起草了该次会议的《告全党同志书》，文件把一切错误都推给了陈独秀：中共在陈独秀领导下，“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

与会的王若飞、李维汉认为应该邀请陈独秀参加，给他自辩的机会，被罗明纳兹一口回绝。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到陈独秀寓所汇报情况。陈独秀声明他的错误也有共产国际的责任。

据长期追随陈独秀的濮清泉回忆，当时陈独秀说：“他们要我写悔过书，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不通。”

“反对派”首领

(胡) 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陈独秀

1927年9月10日，正值中秋之夜，陈独秀化妆成病人，和黄文容、汪原放等一行四人坐船逃离白色恐怖中的武汉。抵达上海后，他先住酱园路，后移居浙江北路、温州路上的一个小弄堂。

苦闷消沉之中，他开始自己一直感兴趣的中国文字问题研究，同时编写《革命文学史》。

此时，中共中央机关也迁回上海。陈独秀在瞿秋白和李维汉的邀请下，为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写一些短文，抨击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

1929年春，陈独秀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他给陈独秀带来了苏共内部的一些重要情况：列宁去世前有一份遗嘱，说斯大林个性暴躁，处事专横，不适合当党的总书记；托洛茨基才华出众，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劳，缺点是过分自信，但不能以非布尔什维克视之。这使陈独秀有了了解更多托洛茨基思想的愿望。

8月到9月间，留苏学生带回一些托洛茨基的文章。陈独秀请人翻译后，开始认真研读。他发现，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及后来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与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而这些主张都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托氏的“二次革命理论”，也和陈独秀的思考多有相近之处。

“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头脑”，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党内干部、同样被共产国际排斥的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见到这些文件后，都感到异常兴奋。这时，陈独秀和留苏学生成立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有了接触。

陈独秀开始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路线，全面反对中共“六大”纲领，针对李立三主持的政治路线以及具体工作的若干问题，向党中央写了3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张。

起源是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武力收回被苏联占有的中东铁路路权，逮捕了苏方人员，并把苏方59名高级职员遣返回国。苏联政府随后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两国断交，并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

在这样一个复杂事件上，中共遵从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公开宣言中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护苏联”一类的口号，号召中国人民示威游行以“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

陈独秀在7月28日给党中央的第一封信中，要求党中央在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批评那些动员群众的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会使得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主义”。他还温和地建议党中央：把宣传矛头指向国民政府的误国政策。对于中共盼望借此带来革命高潮的中苏战争和二次世界大战，他指出，战场都在中国，而“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双方的争论随后从中东路宣传策略问题，上升激化为相互指责和扣各种帽子。新的中共中央指责陈独秀是资产阶级左派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撰文，批判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的。

陈独秀开始在党内寻求托派同情者。他把托洛茨基的文章拿给上海本地党员和外地来上海的党员看，组织学习和讨论托氏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据郑超麟回忆，有的支部由此“与党宣布脱离”。

10月，党中央致函警告陈独秀，要他立即停止“超越组织活动”，并命他在一个月内写一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陈独秀在给中央的信中，阐述了何为托洛茨基主义，并和彭述之一道表达了坚定的反对派立场。

11月15日，中共中央在收到来自共产国际的进一步指示后，通过了取消他在党内一切职务，开除出党的决定。

12月15日，陈独秀召集了一群思想立场相近的人在上海开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明确表明拥护托洛茨基和反对斯大林，并尖锐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现行政治路线。党史将这一派称为“无产者社”或者“无产者派”。

但“无产者派”内部矛盾重重。彭述之不久就和陈独秀发生冲突，再加上缺乏资金支持，许多成员生活困难，心灰意冷。

在托洛茨基指示下，陈独秀开始着手中国各托派组织统一的事项。1931年5月，在大连湾路一座新盖的石库门房子里，“无产者派”、“十月派”、“我们的话派”、“战斗派”各派按20人出一个代表召开统一大会，联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央执委会和五人书记处的领袖。当时，在全国共有500个成员。

当陈独秀兴奋地写信给托洛茨基汇报统一成果时，很快就遭到致命一击：先是没被选上中央委员的梁干乔和另一“托派”刘英，大会一结束就跑到南京，加入了军统特务组织，并发表反共声明；另一成员马玉夫对没当上“中委”也很不满，竟去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13名成员被捕入狱，常委只剩陈独秀一人。

入狱，与中共的摩擦

1932年秋，托派中委濮清泉的妻子在路上巧遇已投靠国民党做了特务的留苏同学费侠。随后，被跟踪盯梢。10月15日，正在开会的4个托派常委和秘书被捕。当晚，由于秘书谢少珊的招供，因胃溃疡在家休养的陈独秀也被捕。随即，租界巡捕房将陈等11人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

10月19日夜，陈独秀等被押送到南京。在火车上，他“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不自然，其临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一时传为佳话。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传讯这位“共匪”开山鼻祖，末了还向陈求字，陈独秀挥毫写下“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押送他的军人也纷纷向他索字。

当蒋介石派人查明陈独秀已与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无联系，加上蔡元培、胡适以及爱因斯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呼吁营救，1933年4月中旬，陈独秀案移交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理。“乱党”时期的朋友章士钊担任他的辩护律师。

章士钊一心为陈独秀洗掉“叛国”、“危害民国”的罪名，在法庭上作了53分钟的辩论，历数陈独秀曾与国民党的合作，称陈独秀与中共决裂后组织托派，“有功于国民党”。

陈独秀拍案而起，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接着慷慨陈词，发表了自撰的“辩诉状”，一一驳斥起诉书中指控的罪名，称：“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一审判决后，他多次上诉南京政府最高法院。6月30日，最高院终审认定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有期徒刑8年。

在南京老虎桥45号，国民党给予这位共党“匪首”种种优待，给他安排单间牢房，允许读书写作，甚至可以每日自由接见亲友。期间，他的第三位长期伴侣潘兰珍每日到狱中照顾他的生活。

比陈独秀小三十多岁的潘兰珍是上海青年女工，之前并不知道陈独秀为何人。待到从报纸上看到陈被捕入狱的消息后，才对“自家老头子”的身份恍然大悟。

每日慕名来监狱探访的富豪名流络绎不绝，或求字、或闲谈，搅得陈独秀不胜其烦，最后对典狱长说，以后“不认识的就不要放进来了”。

五四时期，陈独秀曾提出监狱和研究室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发源地”。如今，他开始实践这一理论，在监狱里钻研起学问来。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列出自己两年内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和基督教》、《我的回忆录》。

1933年，三子陈松年利用暑假到南京看望父亲。自大革命后，父亲音信全无。他是从柏文蔚那里得知陈独秀被公审的消息。此时，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已离开人世，母亲和姨妈也不在，当他看到父亲后，一时间痛哭起来，陈独秀骂他没出息。

高君曼所生女儿子美和弟弟鹤年也曾到老虎桥来探监。子美劝父亲早日和潘兰珍结婚，以防人说闲话。而20岁的鹤年天真地提出要帮父亲越狱逃跑，陈独秀又骂他“胡闹”。

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来，陈独秀托人打了酒，买了菜，对同狱的人说，今天要为国仇家恨痛饮一杯，第一杯祭大革命以来的烈士，第二杯祭两个牺牲的儿子，然后大哭起来。

一同入狱的濮清泉说：“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合作”进入实施阶段。中共代表周恩来赴庐山会谈，提出包括“释放一切政治犯”在内的诸多要求。8月，日军开始轰炸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陈钟凡和胡适及张伯苓商议，一起联名保释陈独秀。胡适写信托汪精卫帮忙，求他与蒋介石商量开释陈独秀。最终，蒋介石表示同意。

8月23日，入狱4年的陈独秀被提前释放。潘兰珍和儿子陈松年接他出狱。当他从报纸上读到司法院长呈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说他“深自悔悟”时，怒不可遏，致函《申报》编辑部：说自己无罪，何来悔悟，是政府罗织冤狱，将来还要和政府打官司，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

胡适想安排他出国，避开政治是非，帮他联系了一家美国图书公司，让他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声称“生活很简单，也厌烦见生人”，谢绝了老友的安排。

国民党各派也有意拉拢他。先是周佛海、陈公博拉他进“低调俱乐部”。接着，蒋介石又想让陈独秀出面组织一个“新共党”，在这前后，又邀请他进国民政府当官，当劳动部长，都遭到陈独秀的拒绝。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两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他也厌倦了“托派”纠缠不清的内斗，拒绝托派组织接他回上海。

1937年8月，长期追随陈独秀的罗汉以个人身份，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见了叶剑英。叶剑英叫他根据所知的情况，开一个保释政治犯名单。陈独秀要求罗汉再跟叶剑英谈谈。

罗汉从叶剑英、李克农手里领了路费和介绍信，于8月底启程，9月2日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党代表林伯渠。

考虑到陈独秀在党内的特殊地位，林伯渠当即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给林伯渠发了一个电报，提出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并承认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携董必武来见陈独秀，董必武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遭陈独秀拒绝。

重获自由后，陈独秀有过最后一次开创政治局面的努力。他与王文元、罗汉等人想组织一个“不拥国，不阿共的联合战线”，并联合了中间势力--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何基沣等抗日军人，“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

王文元、濮清泉对他的计划不理解也不支持，他们拒绝出席“联合会议”。而他计划中的“军运”活动，也随着何基沣突然被调职而夭折。1938年底“托匪汉奸”案的发生，则让“第三党”和“救国会”负责人在政治压力之下，切断了与陈独秀的联系。

12月4日，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解放》第24期发表王明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形势》，称陈独秀为“匪徒”。随后，康生在《解放》杂志上撰文，明确指控陈为日寇勾结的“汉奸”，说“九一八”事变后，经亲日派头目唐有壬介绍，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与陈独秀、罗汉代表的“托匪组织”，“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

半个月前，《解放》第22期还登载了《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一文，称他为“老战士”，希望他“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

周佛海、傅汝霖、王星拱等人随即在《大公报》、《武汉日报》上发函，为陈独秀鸣不平。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随后发表短评，称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组织行为为断”。

沸沸扬扬的“托匪汉奸案”到1938年9月嘎然而止——共产国际传来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很快，王明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

周恩来深感这次风波有损于中共声誉，也不利于团结民主人士共同抗日，多次派人到陈独秀寓所，安抚他的情绪，要求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在聂荣臻的司令部里，萧克谈起康生的文章，早期曾和陈独秀工作过的聂荣臻沉默了一下，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得到的吗？”

结局

1938年，由于日军近逼武汉，陈独秀带着复杂的心情，顺长江进入四川，先在重庆，后又迁徙到江津县。他退回书斋，致力于文字学研究和政治理论的探索和思考。

陈独秀贫病交加，与潘兰珍、嗣母谢氏相依为命，十分艰难。他只有为报纸撰稿的一点收入，生活大半靠北大同学会接济，其他友人的捐赠，他大多谢绝。

台湾方面的资料披露：陈布雷听闻“仲甫近况艰辛”，曾向蒋介石汇报，得蒋同意，为防陈独秀不要，特以朱家骅私人名义，让张国焘送到江津鹤山坪，3年共补贴14000元。

周恩来托朱蕴山说情，想请他到延安养老，不让他再在外头“胡说八道”。陈独秀拒绝了，他对朱说：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李大钊、陈延年都死了，他自己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

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曾到武汉拜访陈独秀，想拉陈独秀这块招牌再组织一个共产党。陈独秀对他说：“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得更好么？”

1939年，蒋介石再派胡宗南、戴笠到江津拜访陈独秀，谈起一年前的“托匪汉奸”论战，把周佛海等9人在《大公报》上为他鸣不平的公开信给他看。

陈独秀拒绝公开“反共”，要求谈话内容“切勿见报”。但“言世界大势，不利于苏……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1942年初夏，陈独秀听人说蚕豆花能治高血压，就叫潘兰珍去地里摘一点。5月10日，陈独秀喝了一杯霉菌感染的蚕豆花水，食物中毒，腹胀不已。

3天后，包惠僧来访，潘兰珍做了土豆烧肉。陈独秀非常高兴，加上好久没有吃过肉，多吃了一点。分手之际，包惠僧发现，老先生目光和往日不同，显得十分慈祥，他已预感到不祥。

当晚，陈独秀呕吐。此后一周病情加重。5月27日，陈独秀在昏迷中离世。临终，他交代弟子何之瑜如何处理书稿和书；托他给潘兰珍找个工作，“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人再嫁”。并嘱托三子松年，把他和嗣母谢氏的棺木带回安庆老家。

1947年，陈松年把陈独秀的木棺迁回故乡，与其原配高晓岚合葬。

他的追随者高语罕为他写了挽联，上联曰：“喋喋毁誉难凭！大道其容，论定尚需十世后。”

陈氏家族 一言难尽的悲怆

陈松年妻子窦珩光与子女合影，依次为陈长玮（左上）、长玙（右上）、长琦（左下）和长璞（右下）

陈独秀的原配高晓岚

陈子美

“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电话中，陈红不愿多谈家族往事，“我们都是很普通、过着平常日子的人。”

陈独秀的这位孙女温文尔雅，言谈间透着知识女性的学养。陈红原名陈祯荣，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生物学教授，她父亲陈鹤年是陈独秀的幼子。

通电话时，陈红在收拾行李，当晚她将搭乘航班去外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每年有一两个月在全国各地做调研。对于这一份职责，她非常认真。

等完成手头的工作，她要去香港看望母亲和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在“文革”后，陆续去香港定居的。

“家族里的人吃过很多苦，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她颇为动容。

缺失的父爱

在安庆陈家的老宅院里，“父亲”的角色是长期缺失的。

陈独秀自幼丧父，由脾气暴躁的祖父抚养长大，从不知父爱为何物。待到几个子女出生，他又长年在外留学、闹革命，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到家后又忙着和友人联络，父子之间非常陌生。

陈独秀与妻妹高君曼相爱，私奔结合。这对原配高晓岚伤害很深。子女们“即受母氏先入之言，对父颇少感情”。母亲的不幸，直接影响了陈延年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长大后他埋头于工作，不愿恋爱，不想结婚。

1915年，陈独秀参与“讨袁”运动，被袁世凯派来的都督倪嗣冲追捕，陈家被抄。两兄弟逃到怀宁乡下避难，无法读书。不久，他们接到父亲让他们去上海的书信，随后辞别祖母和母亲，从此再也没回过怀宁老家。

当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带着高君曼与一儿一女生活在一起。有一天，他对高君曼说：“我想写一封信，叫延年、乔年到上海来，找点事情做做，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当时陈延年十七八岁，陈乔年十三四岁。

陈延年和陈乔年初到上海时，和父亲一家住在一起，但是很快，两人就搬出来住了。据潘赞化回忆，陈延年因不满父亲抛弃母亲、与姨母同居，常常和父亲发生矛盾。儿子们搬出去半工半读，陈独秀并不阻拦。他对好友汪孟邹说：“他们到外面住，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

陈独秀的教育理念非常新奇：兄弟俩晚上睡在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外出工作，以饼为食，喝自来水，冬着单衣，夏日无被，“颜色憔枯，人多惜之”。

高君曼怕人说闲话，加之对姐姐心存愧疚，想让两个孩子到家中食宿。她找潘赞化哭诉，央他向陈独秀说情。陈独秀的回答是：“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良，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也。”

兄弟俩后来考上震旦大学法语系，勤工俭学，度过艰难时日。1917年，陈独秀被聘到北京大学，他托汪孟邹每月支付弟兄俩5元生活费。

因为父子间长期疏离，陈独秀对兄弟俩思想上几乎没有影响。陈延年和陈乔年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不要家庭、不要国家，并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成为吴稚晖的门徒。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成为全国无数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和偶像。17岁的陈延年颇不以为然，“吾父亦不过是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新，不能为万民主命，与文盲何异？”

兄弟俩当时想赴法勤工俭学，没有保证金。吴稚晖不但给他们提供了保证金，还帮助解决了船票。他设法让这兄弟俩“以党人资格漫游世界”，这意味着陈延年和陈乔年可以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到法国直接读书，无须半工半读。

陈氏兄弟赴法前，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潘赞化在街上遇到陈延年，说起他父亲被捕一事。潘问陈延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言外之意，陈独秀的脑袋可能随时不保。

让潘赞化非常震惊的是，陈延年的回答是：“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嘛，当然可惜。”神情非常淡漠，好像谈论的是一个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人。

兄弟俩在法国时，陈独秀曾托陈公培带给他们一封信，劝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陈延年看完信后对陈公培说：“独秀这个人，你别理他。”陈公培非常惊诧，他没想到陈独秀在国内振臂一呼、地动山摇，他儿子却直呼其名，言谈间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

然而，陈氏兄弟最后还是转向马克思主义。在留法学生周恩来、赵世炎等的团结争取下，他们抛弃无政府主义，与吴稚晖分道扬镳。1922年6月，陈延年出席在巴黎郊区布森林广场举行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后被选为执委。他和赵世炎负责编印该组织机关刊物——《少年》杂志。

由胡志明等人介绍，陈延年、赵世炎、萧三等加入“法共”。是年冬，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陈延年等转为中共党员。

1923年3月，中共党组织送陈延年、陈乔年等12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据当年一起在东方大学学习的老人回忆：陈延年平时沉默寡言，但在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表现得很活跃、非常较真，常常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平时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何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

从此，同学们送他一个雅号——“小列宁”。

“一门三中委”

1924年秋到1925春，因国共合作需要，陈氏兄弟陆续回国。陈延年到上海党中央报到，随即被派往广东工作，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则被派往北京，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和李大钊、赵世炎一起工作。

据长期跟随陈独秀的郑超麟回忆，有一次他陪陈延年去见总书记。原以为相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感人，但爷俩见了面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开始谈工作。

在郑超麟的记忆中，“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延年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这次大罢工长达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被认为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辉煌的一页”，陈延年充分展现了他作为革命干部的才干。

1927年春，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3人，创造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次当选总书记，父子3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上海的中共组织遭严重破坏。陈延年受命重建党组织。6月26日，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他和郭伯和、韩步先等人召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陈延年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赵世炎到中央工作。这时，他们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

他和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当天下午3时，陈延年等人来到恒丰里104号附近，先在暗处观察周围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冒险进门，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不久，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捕。

叛变的交通员并不认识陈延年。当时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敌26军以为陈延年只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将其押往龙华监狱。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写信，请他想办法营救。他在信中写道：“我某日在某处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嫌疑，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信尾署名“陈友生”。

汪孟邹认出了陈延年的字迹，立刻去找胡适帮忙。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谁知，胡适的“好心”反而坏了大事。1921年秋，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名留学生与吴稚晖等闹矛盾，后被押送回国。之后，陈延年逐渐脱离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转向共产主义。这让吴稚晖一直耿耿于怀。

吴稚晖得知陈延年被捕，立即写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说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竭力催促杨虎立即将其杀害。

7月4日，陈延年被押往上海龙华刑场，因为不肯下跪，被强按在地上，乱刀砍死。

次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再次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地点是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陈乔年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由于叛徒告密，军警突然包围会场，陈乔年和其他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

当时，陈乔年化名王某，来沪不久，叛变的唐瑞林不认识他。军警动用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因为他没暴露真实身份，党组织便计划用钱将他赎出。一同入狱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计划，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周之楚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

不料，周之楚的父亲也四处托人营救他。陈乔年的身份终于暴露了。他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他而费心，不必再为他花钱。

遇害前，他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26岁的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畔被枪杀，年仅26岁。陈乔年结过婚，有一女，下落不明。

1936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南京监狱，陈独秀托人买酒打菜，对狱友说：我平生不喝酒，今天要好好喝上一杯。当把第二杯酒洒在地上，祭给两个儿子，喊着“延年，乔年”时，他不禁失声痛哭。

安庆仅存的血脉

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时，陈松年17岁。

噩耗传来，祖母和母亲哭得晕了过去。随后，他和姐姐陈玉莹到上海处理后事。国民党当局既不让他们收尸，也不允许他们看大哥最后一眼。姐弟二人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痛哭了一场。

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害。松年和姐姐再赴上海处理后事。国民政府仍然不让收尸。兄妹二人亲眼目睹了乔年倒在血泊中的惨状，悲痛过度的玉莹，随即因血崩住进上海的医院，不久也随二哥去了，死时年仅28岁。

1933年，松年从父亲故知柏文蔚那里得知陈独秀被公审的消息。他利用暑假去南京探监，看到父亲后，一下子痛哭起来。陈独秀骂他没出息。

日本侵略者占领安庆时，陈家财物几乎被洗劫一空。

陈松年带着一家坐船逃往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以及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他们沿江而上，经重庆到达江津。后来，陈松年在江津国立九中做总务工作。

陈独秀的家庭观念一向淡薄，对儿女甚少关爱。晚年，陈松年常常带子女来看望他，却让他欣喜，“对几个孙子孙女亲热得不得了，过些时间不看见他们，便要派人去把他们接来”。

在江津，陈松年陪伴父亲直至他去世。陈松年童年时从未得到父爱，但他对父亲非常孝顺，也很尊重后母潘兰珍。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对潘都叫她“二奶奶”。

1947年，陈松年依照父亲遗嘱，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归乡途中，他担心“陈独秀”三字会带来麻烦，在棺木上写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没有立碑。这使陈独秀的墓得以躲过“文革”浩劫。

解放后，陈松年在窑场当工人，带着一家子隐忍度日。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领导登舰陪同。谈话间，毛泽东忽然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得知陈还有一个儿子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他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政府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给家属颁发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生活补助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1979年，陈松年致信安庆有关部门，提出重修陈独秀墓，很快得到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资金由官方出。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

陈松年性格温润隐忍，与世无争，没有像父兄一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他的一家是陈独秀在安庆仅存的血脉。

陈松年育有三女一子：长子长琦是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女儿长璞曾担任安庆文化管理局副局长、市侨联副主席。熟悉他们的“陈独秀研究网”主编万多胜说：这两位是孙辈中与陈独秀个性最相似的。

在家族中，陈长璞是为陈独秀研究和历史问题解决付出最多的一个。早在文革末期，她就不顾父亲警告，偷偷收集各种关于祖父的资料。在她和家人近三十年的执着下，杂草丛中的土坟包终于扩建为一个占地1.37平方公里的“独秀园”，陈独秀纪念馆也终于落成。

墓碑上的铭文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历史在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

沉重的遗产

高君曼和陈独秀分手后，带着孩子居住在南京，因为身弱多疾，加之经济窘迫，境遇凄苦。她育有一子一女：陈子美，以及陈红的父亲陈鹤年。

陈独秀入狱时，姐弟俩曾去南京探监。陈子美劝说父亲和潘兰珍尽快结婚，以杜绝别人的闲话。20岁的鹤年天真地提出要帮父亲越狱。

陈鹤年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政法系就读，并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他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后勤工作。但由于父亲是陈独秀等各种复杂原因，陈鹤年后远避香港，更名陈哲民，在报界工作过，一直低调度日，2000年在香港去世。

陈红同胞姐弟共4人，其余的3位是祯祥、祯庆、祯祺。因为祖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内的多顶“帽子”，加之父亲又在香港，他们的命运都很曲折。

大女儿陈祯祥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二女儿陈红在汇报思想时，因为说了句对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便被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三女儿祯庆到商店买毛主席像章，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成了“反革命”；小儿子祯祺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

文革后，陈鹤年的子女陆续落实了政策。除陈红留在北京外，其他几位都移居到香港。

陈红的姑姑陈子美的命运更为坎坷。她早年半工半读，在杭州做过电信局职员，学过妇产科，还跑过单帮。

文革期间，陈子美被打成“牛鬼蛇神”。1970年，她带着孩子，身系5个酱油桶漂泊10小时偷渡到香港。到香港后，她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来不及见弟弟鹤年，又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

1991年，陈子美因病住院，回家后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儿子卷走，从此靠政府补助金过活，后因积欠房租14000美元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八旬老人面临流落街头的境地。

当地报纸报道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女生活窘困的消息后，纽约市政当局资助了部分。国内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唐宝林听闻此事，一边发动会员捐款，一边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吁请紧急救助，后得上级通知：“中华海外联谊会”已将9000美元汇给陈子美老人。

江泽民访美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曾派人探望过老人，并表示：以后有事可电话求助。次日，陈子美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总领事馆致谢。

2002年，陈松年之女长璞在纽约探访了姑姑陈子美，她评价说，“她是个相当独立、相当坚强的女性，一直能独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

2008年4月14日下午4时，她在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寂寞离世。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陈红对本刊记者说：“我们的故事不重要。”

和三伯父家的长璞不同的是，她更在意祖父的思想遗产：“他当年高举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他自己又吃过斯大林的很多苦。所以，他对政治的思考和分析也更深入了。他当初说的，很多都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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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家族：追寻百年的独立与自由

卫毅 刘子超 刘漪文 等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陈寅恪家国命运，百年悲欣

走出江西乡野的客家人

力推维新的湖南巡抚

从两公子到一散原

游学日欧美

北归南渡

岭南一九四九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学术上的爆发

最后的时光

画坛巨子陈衡恪

与鲁迅、李叔同、齐白石结缘

传统文人的当代境遇

陈氏后人 从人文转向技艺

“散原之孙辈能诗者”

文化家族的转向

中国故事

陈寅恪家国命运，百年悲欣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面对照相机镜头时，6岁的陈寅恪有些不知所措。他身着长衫，脚穿布鞋，前额刮得锃亮，辫子挂在脑后，站在一株低矮的桃树旁。这是1896年的春天，湖南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照片上，五个小孩并排站立，从左至右依次为陈康晦、陈隆恪、陈新午、陈方恪、陈寅恪。纵是料峭初春，仍能瞥见此处为花木繁盛之地。他们的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

在19世纪末的中国，照相乃是稀罕之事。相机在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同时进入的还有军舰和枪炮。清廷的洋务运动盛极一时，北洋水师1888年创立，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陈家兄妹拍摄这张照片的前一年，则是中国历史上山穷水尽的一年。自1894年与日军开战，已过一年，清廷看不到获胜的希望。农历新年刚过，正月十八日，日军占领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曾无限风光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委派李鸿章与日本议和，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内容包括割让台湾、澎湖等岛屿。消息传来，国人震惊，彼时在直隶布政使任上的陈宝箴痛哭：无以为国矣。

正月二十日，年轻的光绪帝召见了陈宝箴，详尽地询问了应对当前战事的策略。陈宝箴逐一复奏。觐见翌日，他条分缕析了京畿防备的诸项事宜。这份奏折称为《觐奏兵事十六条》，包括“固畿辅”、“择军将”、“严津防”、“简军实”、“筹急款”等项。

祖父在京殚精竭虑之时，年幼的陈寅恪正随家人在湖北武昌生活。他母亲俞明诗则担心自己哥哥的安危——陈寅恪的舅舅俞明震此时正身处风雨飘摇的台湾。

当时台湾巡抚是广西灌阳人唐景崧。《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绅民拒不从命，极力挽留奉命内渡的巡抚坚守孤岛。五月初二台湾民主国宣布成立，改元“永清”，唐景崧被推为总统，刘永福为民主将军，丘逢甲为义勇统领，陈季同为外务大臣，俞明震为内务大臣。

台湾民主国成立几日后，清廷便命令张之洞禁止向台湾提供饷械。紧接着日军在基隆登陆，不久，唐景崧乘船逃至厦门。九月初，日军占领全台湾。

同年七月，经清廷重臣荣禄举荐，陈宝箴升为湖南巡抚。九月，他从直隶赴长沙就任，家眷随后也离开武昌，回到了熟悉的长沙。

走出江西乡野的客家人

陈家在长沙湘江东岸城北通泰街居住多年，1890年7月3日，陈寅恪出生在通泰街的“蜕园”。

“我叔公（陈寅恪）跟我父亲（陈寅恪侄子陈封怀）在一起时，说的是长沙话。”如今在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的陈贻竹向本刊记者回忆。

长沙只是这个四处奔波的家族暂时的居处。他们最早的家，在江西修水竹塅——赣北幕阜山腹地的一处山村。修水古称义宁，所以陈家被称为“义宁陈氏”。

“最近忙的是陈家大屋的保护。”陈贻竹说。竹塅村陈家祖辈居住之所历史已超过两百年。陈家大屋门前的场地上，竖着用紫红麻石条砌就的旗杆石和旗石墩，顶部正中凿有竖旗杆用的圆孔。旗杆石为陈宝箴中举时所竖，刻着“清咸丰元年辛亥陈宝箴中举竖”；旗石墩是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中进士时所竖，刻着“光绪己丑年主政陈三立”。

义宁陈氏为客家人，在竹塅已经住了几代，承续着耕读传统，但一直未有人考取功名。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年方二十的陈宝箴中了举人。

陈宝箴中举时，满清王朝的统治正面临巨大威胁。1851年，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另一位客家人的后裔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咸丰帝诏令各地创办团练以御太平军。陈宝箴的父亲陈伟琳创办义宁州团练，陈宝箴协助其父帮办团练。

1854年春，一支太平军进攻义宁泰乡。陈伟琳率泰乡团练拼死相抵，劳累过度，病倒不起，于八月去世，给陈宝箴留下的遗训是：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

1860年，陈宝箴进京会试落第。他并未马上返乡，而是与各地应试的举子切磨道义，结交了众多“隽异方雅之士”。其中，他与易佩绅、罗亨奎尤为要好，被称为“三君子”。

这一年，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国难当头之际，陈宝箴无心在京等待三年后的考试，赶赴湖南投入军营。他到湖南之前，好友易佩绅、罗亨奎已奉湖南巡抚骆秉章之命，招募了一支千人义勇军“果健营”，驻守湘西，配合清军抵御太平军的来袭。

不久，翼王石达开率领十万太平军猛攻“果健营”，义勇军累月死守，粮草行将耗尽。陈宝箴冒死雪夜从小道潜行至永顺求援，并马不停蹄押运粮草返回军中。“果健营”巩固了防守，太平军久攻不下，退兵而去。陈宝箴与“果健营”自此扬名。

1863年，陈宝箴来到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庆驻地。此前，曾国藩已对义宁团练大为激赏，对陈宝箴也有耳闻，数次邀他加入幕府，并赠其一副对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杯浊酒待君温。”进入曾幕的陈宝箴如鱼得水，被誉为“海内奇士”。

几年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陈宝箴随后也入京觐见，“以知府发湖南候补”。不久，他将家眷从江西竹塅接到了湖南长沙。

“陈宝箴是这个家族走向全国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转折点。在江西，土客矛盾使得客家人只能在偏远的地方生存，种的是最差的田，常年吃的是红薯。作为客家人，他们只能靠个人奋斗，没有其他根基。义宁陈氏的历次迁徙中，恐怕这一次迁移意义最为重大。陈姓历代先人为之奋斗上百年的家族崛起，最终通过陈宝箴的走出竹塅得到了实现。”对义宁陈氏颇有研究的学者张求会为本刊记者分析。

力推维新的湖南巡抚

1898年，同样是在长沙，陈寅恪与几位兄弟留下了一张合影。他们身后的背景板是手绘的湖山，悠远宁静。照片上的几个人，神色多少有些冷峻。这一年的长沙各种思潮涌动，山水之间并不平静。对这个家族和这个国家来说，是波诡云谲的一年。

这一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全国十八行省的督抚，最有力推行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他推行新政之举，其子陈三立曾概括为六项：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希图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对陈宝箴倍加赏识，于“百日维新”中的8月5日、10日连下两道谕旨嘉奖他。

早在1897年，湖南学政江标改革校经书院，陈宝箴就大力扶持：“为士子群聚讲习，以开拓心胸，讲求实学，造成远大之器，用意甚美。”校经书院创办的《湘学报》，为湖南首创的新报，为湖南维新摇旗呐喊，以大量篇幅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新知。

陈宝箴十分推崇《湘学报》，赞誉其“指事类情，洵足开拓心胸，为学者明理达用之助”，“为湘中承学有德之言，于本省人士启发尤为亲切”。他通令全省各州县订阅，“分送书院肄业及城乡向学士子一并批阅；劝告绅商自行购买”。此外他还拨款购买梁启超等人创办的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的《时务报》，分发各府厅、州县书院。

在他倡导下，湖南成立了南学会——以行民权、立议会、促地方自治为宗旨的政治团体。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南学会创办时，会长皮锡瑞首先讲“立学会讲学宗旨”；黄遵宪讲“政体公私人必自任其事”；乔树楠讲“公利私利之见”，谭嗣同讲“中国情形危急”；陈宝箴讲“为学必先立志”。

随着湖南新政进入深水区，尤其是梁启超等人的到来，新政发生改变，从单一的洋务实业朝关涉民族、民权等方向转化。时务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学子，蔡锷便是其中代表。外人则将湖南称为中国最富朝气的省份，甚至比作日本维新时期的萨摩和长州。

湖南新政迅猛展开之时，京城里帝后两党的争斗也已水火不容。光绪帝命各省督抚网罗“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员”随时推荐进京。陈宝箴举荐了17名维新人才，其中谭嗣同、杨锐、刘光第三人被光绪帝委以重任。

陈宝箴父子施行的是一条不伤国体、稳健渐变的改革之路。“其实，陈宝箴父子在当时的改革中是很孤立的，守旧派认为他们乱来，激进派认为他们步子太小，各方矛盾聚集在他们身上。湖南开始办矿务总局，谭嗣同跟陈氏父子的观点就不一样，到底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还是商办？民族工业的滋生、蔓延和发展，问题非常复杂。陈家父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化，而是非常务实，有时还要顾及人情世故。他们感受到的痛苦和难堪很真实。”张求会说。

1898年八月初六，光绪被囚，慈禧垂帘听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所有新政俱被废止。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陈宝箴父子因“滥保匪人”，被“革职永不叙用”。

九月十七日，陈宝箴将巡抚印信移交给了新任巡抚俞廉三。陈氏父子的政治抱负就此终结。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光绪二十一年春所作的两句诗，不幸成谶。

从两公子到一散原

1899年，9岁的陈寅恪再次面对镜头已无惊惶之色，这几年他已习惯了照相。这是陈宝箴与孙子及重孙的合影。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封可、陈衡恪、陈隆恪都在镜头里，坐在最中间的陈宝箴神色平静而落寞。拍摄地点已移至江西南昌。

一年后，陈宝箴突然去世。他的死至今成谜，一说是病死，一说是慈禧赐死。他去世时，至亲子孙都不在身边，儿子陈三立日夜兼程，从南京赶到南昌奔丧。

陈三立是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最为得力的助手。“三立”之名典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的古训。他是名副其实的实践者。

咸丰三年（1853）九月二十一日，陈三立出生于江西修水竹塅。年少时，他与弟弟陈三畏就读于陈宝箴创办的四觉草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打下良好的诗文基础。

陈三立的书法，深受乡贤黄庭坚影响，质朴古拙。然而，彼时殿试流行馆阁体，他的书法风格并不合潮流。他回乡苦练了三年书法之后，才于光绪十五年（1889）成为进士。

中进士后，陈三立被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其时他父亲陈宝箴正在武昌任湖北布政使，襄助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洋务实业。张之洞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受此吸引，陈三立离开吏部衙门，来到湖北任事。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新政急需人才，求贤若渴。为此陈三立多方结交有识之士，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熊希龄等一时齐聚湖南。陈府名士荟萃嘉宾云集，陈三立则成为名士中的名士。宾主时常聚集在他的书房中，“相与剖析世界形势，抨击腐朽吏治，贡献新猷，切磋诗文，乐则啸歌，愤则痛哭，声闻里巷，时人称之为：义宁陈氏开名士行”。

陈家父子的改革思路有一脉相承之处。

“所谓的革命、守旧、维新是很复杂的，除了观念和思想，路径的取向，具体的实践差异，还有一个中国特色：人际关系。陈宝箴父子交往的对象是不分新旧的，他们一直强调没有党派、新旧之争，思想根源还是在于务实，在于家国情怀，骨子里还是有士的观念、风范、价值取向。晚清以来，士有清流、浊流之分，陈家兼具清流和浊流的优点，一方面崇尚气节，另一方面又懂得务实。借用陈寅恪的话说，这个家族始终有一种‘预流’的意识，要积极参与，又不是为了跟别人盲目竞争，他们是把民族国家的忧患跟自身的路径选择结合在一起。”张求会告诉本刊记者。

陈三立对陈宝箴帮助极大。时务学堂开学时，陈宝箴原打算聘用康有为任中文总教习。陈三立却向父亲推荐了康的学生梁启超。他认为梁已经超过其老师。

梁启超曾说：“陈伯严（陈三立）吏部，义宁抚军之公子也，与谭浏阳（谭嗣同）齐名，有两公子之目。义宁湘中治迹，多其所赞画。”

退出政坛后，47岁的陈三立依父亲长眠的散原山（西山古名散原山），以地名为号，自称“散原”。

清末民初的诗坛，曾出现繁盛局面，各方流派皆标新立异，对诗歌的发展进行了探索与实践。陈三立被公认为这一时期同光体诗派的领袖。钱锺书曾说，唐以下的大诗人可以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陵谷山原”。“陵”是杜少陵，“谷”是黄山谷，“山”是李义山，“原”即陈散原也。

陈三立与续配夫人俞明诗多数时候住在南京。俞明诗是浙江绍兴人，其父俞文葆曾任湖南知府。之后俞氏家族在绍兴兴旺起来。俞文葆的孙子俞大维是后辈中的佼佼者。

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时曾与一德国女子相爱，并生下一子，取名俞扬和。回国之后，他与表妹陈新午结婚。陈新午是俞大维姑姑俞明诗的女儿。义宁陈氏与绍兴俞氏两个家族，成为两代姻亲。这两个家族的交往还可上溯到陈宝箴。陈宝箴曾入曾国藩幕府，而俞大维的母亲又是曾国藩的孙女。俞扬和长大成人后，娶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为妻。这样，陈、俞、曾、蒋这四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家族就有了姻亲关系，形成一张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络。

游学日欧美

1904年，陈衡恪、陈寅恪、陈隆恪留下一张合影。此照摄于日本。兄弟三人已剪去辫子，留着短发。陈隆恪曾在照片后题诗一首：“负笈东瀛鼎足随，偶留色相果何为。沧桑变灭寻常事，识取观河皱面谁？”

儿子远去东瀛，陈三立曾亲自到上海吴淞口送行。当年谭嗣同在给别人写信时说，跟陈三立商量，两家的子弟以后都要送到国外去学习。“当时出国留学是不得了的事，除了有经济实力，还要有眼光和风险意识，这有救亡图存的民族忧患意识，所以说陈寅恪这一辈能出国深造，跟家族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张求会说。

留洋求学成为这个家族命运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更证明了这家人的眼光。

陈寅恪身体不好，在日本又患上了脚气病。1906年寒假返家后，俞明诗不忍让儿子再东渡。陈寅恪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同班同学中有日后的著名学者竺可桢。1909年秋，陈寅恪赴德国入柏林大学，1911年入瑞士苏黎世大学，次年回国，在上海虹口家中自修文史。

1913年春，他再赴欧陆，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就读，1914年秋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1915年赴北京，一度担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

1918年秋，陈寅恪原打算重返柏林大学继续学业，但一战刚结束，战败的德国元气大伤。陈寅恪改去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研修梵文和巴利文，着重学习印度语语言学、希腊文，并选读了闪米特语等。

蓝曼极其欣赏两位从中国来的学生陈寅恪和汤用彤。1921年2月17日，他在给时任哈佛校长罗威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对我真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许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活跃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两人都会对中国的前途有卓越的贡献。”

陈寅恪在哈佛交往最密切的人是表弟俞大维。比陈小7岁的俞大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哈佛研习哲学，成绩优异，3年12门课程全A，获得博士学位，并拿到谢尔敦海外游学奖学金，以及去德国留学进修的机会。

1921年秋陈寅恪回到柏林大学，受业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在柏林大学期间，他学习了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多年后他“懂十几门语言”的美誉在此打下基础。

陈寅恪此次由美国转学德国，表弟俞大维一路同行，两人连续同窗7年。他们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颇有名望。陈寅恪在德国学习期间与傅斯年、毛子水等留学生交往较多。傅曾对毛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俞大维对表哥陈寅恪了解极深。多年后他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曾介绍说：“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北归南渡

陈丹青曾画过一幅油画《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吴宓，呈“人”字形站立在清华校园里。这是一幅仅存在于油画中的合影。画中陈寅恪的形象来自于他与史语所同仁摄于北海静心斋前的照片。

1925年，清华学校向国立清华大学过渡，除保留留美预备部外，计划新设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原拟兼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科，后因经费短缺先办国学一门。陈寅恪的老朋友吴宓受命主持筹建清华研究院后立即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担任研究院导师。

1926年1月，陈寅恪接受邀请，结束了长达十数年的国外留学生涯，前往清华任教。

1926年7月，陈寅恪初到清华，与几位单身男教师住在工字厅，其中一位体育教师叫郝更生。1928年初春，郝更生与陈寅恪聊天时提到女友高梓有一位好友家里挂着一幅字，署名南注生。他向陈寅恪请教“南注生”为何许人，并说了说女教师的情况。陈寅恪听完，惊讶道：此人必灌阳唐景崧之孙女也。

陈寅恪读过唐景崧所著《请缨日记》，熟悉《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予日本时的晚清政局，而且自己的舅舅俞明震曾在台湾辅佐唐景崧成立“台湾民主国”，所以他对唐景崧的诸多事情都十分了解。“南注生”是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号——这是他向郝更生作出的解释。因对这幅字非常感兴趣，他向郝更生提出，希望能拜访其主人。

果不其然，女教师叫唐筼，正是唐景崧的孙女。陈寅恪与唐筼由一幅字而结识，投入爱河，1928年成婚。两人结婚之后至1937年，生下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其中“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都与乙未割台有关。女儿的名字中亦呈现出陈寅恪的家国观念。

1937年11月，自天津开往青岛的济南号邮轮，在甲板上玩耍的陈流求与陈小彭留下了合影。陈寅恪一家此番航程，不是旅游，而是躲避已经烧至北平的战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末，北平沦陷。8月8日正午，日军大举开进北平城。

值此变局，84岁的陈三立忧愤难平，不进食不吃药，身体状况变得十分糟糕。在陈寅恪女儿的记忆中，俞大纯常来问疾，先与家人攀谈，述说外界局势不妙，到了陈三立床前，却故作满心欢喜高声说：“姑爹好消息，今日又打了胜仗。”陈三立开始几天听到打胜仗的消息稍感欣慰，后来发现这是为了哄他，便不肯进食服药。陈流求曾目睹家人几次捧着一碗流质食物进入祖父卧室，最后又原样端了出来。陈三立在弥留之际仍然牵挂战事，曾问陈寅恪：“外传马厂之捷确否？”

1937年9月14日，老人去世。

为亡父治丧期间，陈寅恪右眼视力急剧下降，被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医生让他立即住院做手术。这类眼科手术在当时难度极大，陈寅恪与唐筼考虑之后觉得，若做手术，右眼视力虽有恢复希望，但需长时间疗养。此时陈寅恪坚决不肯再在沦陷的北平教书授课，最后决定，放弃手术，任凭右眼失明。

1937年8月，教育部讨论决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址设于长沙。

1937年11月3日，陈三立去世后49天，陈寅恪一家离开北平，从天津至青岛，奔向长沙。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与家人千里辗转，奔走于昆明、桂林、香港等地。正是在此乱世之中，陈寅恪在学术上开始了第一次厚积薄发。1940年，50岁的陈寅恪写出了奠定他在隋唐史领域地位的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年之后，又写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尽显学术才华。

1946年，在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家的草地上，陈寅恪与亲人们留下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张大合影。照片上大家的眼睛都对着镜头，除了陈寅恪——此时他已看不见镜头在哪里了。1945年秋至1946年春他曾远赴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但视力未能恢复。

平静的生活总是短暂。1948年12月，战火再次逼近北平。胡适请邓广铭找到陈寅恪一家，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人，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带来口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此飞机离开北平。飞机已经降落在北平南苑军用机场，陈寅恪的大女儿陈流求向家人表示不愿离开北平，许多同学都在校园迎接解放，况且考上清华不易，这么一走，恐怕很难再回来。

唐筼劝说女儿：现在是烽烟四起的紧急时刻，父亲失明、母亲有心脏病，你妹妹美延年龄还小又瘦弱，你不和我们一起走，连个提文稿箱、搀扶父亲的人都没有，何况这次是大维姑父传话来接我们离开，也是亲人的一番好意。陈流求本来执意不走，经母亲反复劝说，感觉到家中的实际困难，自己有责任为父母分忧，于是决定一起登机。

1948年12月15日上午，胡适一家与陈寅恪一家在南苑机场登机。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陈寅恪与家人匆匆离开北平，自忖将与此地永诀，心绪难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果然，此后陈寅恪再也没回过北京。

岭南一九四九

陈寅恪学生蔡鸿生如今是中山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他对一张陈寅恪与陈序经、姜立夫于1950年代初摄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照片印象特别深刻。“你仔细看看陈寅恪以往的照片，他很少笑的，这张照片里，他看上去特别高兴。”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与家人从上海登上招商局海轮秋瑾号，在海上航行三天后，抵达珠江口黄埔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派人来港口迎接，然后转电船，溯江至岭南大学码头。

陈序经懂得陈寅恪的重要价值。在陈寅恪到达岭大的第二天，1月20日出版的《岭南校报》登出了消息：“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写道：“岭南大学这段校园生活，成为陈寅恪后半生为数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乐波澜的岁月。岭南大学的校风以及有些游离于现实政治的环境很适合陈寅恪，而陈序经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命运的机缘在这位大半生凄苦的大师迈入第60个人生的年头，似乎开始展现它的宽容。陈寅恪有点像生活在美丽的桃花源里。”

现实世界的桃花源总是虚幻而短暂。1949年10月14日下午，最后一支国民党军队在撤出广州前，炸毁了连接广州城南北的海珠桥。一个小时之后，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广州。

陈寅恪该何去何从？他当时作何打算？几十年来，这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文革”期间，陈寅恪迫于压力曾写过《第七次交代底稿》：“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余英时曾撰文说：“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决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因为‘避地难希五月花’、‘浮海宣尼未易师’等诗句已彻底否定了这种推测了。

2010年，张求会经朋友帮忙，从“中研院”拿到了1949年5月傅斯年以史语所名义为陈寅恪一家向台湾警务处申请办理入境的电报底稿。电报写着：“查本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陈寅恪先生自广州携眷来台工作，兹附上申请书四纸，敬请惠发入境证是荷。”张求会认为，这是陈寅恪在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

陈寅恪最终留在广州，进入了他人生的最后20年。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开始大规模调整。在广州，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等与原中山大学合并，组成新的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至此，教会学校岭南大学成为历史。新中山大学的校址所在地为原岭南大学的校址。这一年冬天，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巧的是，系主任是他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刘节。

也是在1952年，全国文化、思想、教育等领域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3月6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自我检讨》长文，批判自己在辅仁大学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并表示以后要跟上时代的要求。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86年初秋，陈流求与陈美延在清华大学里找到了“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并在碑前留影。此碑立于1929年，碑文由陈寅恪撰写，为的是纪念投湖自尽的王国维。陈寅恪自己对治学的态度在碑文中表露无疑，而1953年的经历，是他践行这一学术信念的明证。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历史委员会于当年创办学术刊物《历史研究》。郭沫若亲自在创刊号上撰文指出：“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

历史委员会还决定成立由三个所组成的历史研究所，在这份初步拟定的名单中，出现了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个人的名字，委员会初步决定此三人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这是“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的信息。如何让远在广州的陈寅恪接受任命，成了一个问题。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篯被委以劝陈寅恪北返的任务，他曾是陈的学生和助手。

汪篯于1950年2月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成为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的带职学员，接受马列主义教育。1953年11月，尚未从马列学院毕业的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南下广州，拜见老师陈寅恪。

1953年11月21日晚，他将两封信交给了陈寅恪。次日晨陈寅恪便作出由妻子唐筼执笔的答复。此后经年，在全国学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说法，便源于这个早晨的答复。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描述了1950年代的学术生态：“五十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风气所及，人人言必称马列，著文论说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最有影响的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裂。许多学人大半生追求的‘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开始被摧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开始树立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权威地位。”

汪篯并没有马上放弃，他努力向师母了解老师的状况。唐筼对他说，陈寅恪最不愿意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时提到马列主义，一看头就痛，但他在上课及平时“决无讽刺现在政府等情事”。

10天过去了，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长谈。汪篯如实记录下了陈寅恪自述的对科学院的最后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陈寅恪的答复，在1953年的中国，堪称惊世骇俗。当时有“南北二陈”之说，他常会被人与陈垣作比较。他们都曾经历“三朝”，陈垣在1948年底的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也被列入重点抢运的名单。国民党的专机也曾在炮火中，数次等候陈垣上机，但陈垣没走。他在一封致胡适的公开信中写道：“青年学生都用行动告诉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社会，我知道新的力量已经长成，正在摧残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陈垣的转向被认为是时代巨变的典型，时代之潮铺天盖地而来，身处其中的人们相信，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陈寅恪是例外。

他给科学院的答复抵达北京后，这一年，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三个所长分别是郭沫若、陈垣、范文澜。

学术上的爆发

一张摄于1950年代的照片里，陈寅恪坐在椅子上，披着围巾，拄着拐杖，兴致很高地给学生们讲课。听过课的蔡鸿生记得很清楚，上课地点是陈寅恪家二楼的走廊。

“先生家二楼的过道里，摆着七八张椅子。他当时给我们开的课名叫‘元白诗证史’。选修他课的人不多，我们全班总人数42个，4个人选了这门课。有一些教师也在旁听，有兴趣就来。先生的课不用考勤，不用写作业，不用考试，不用评分，只需要预习，要不听讲时会满头雾水。他助手黄萱会控制上课时间，时间到了就按下铃。”蔡鸿生对本刊记者说。

陈寅恪当年住过的二层小楼，如今已辟为“陈寅恪故居”，供访客参观。在二楼的走廊里，摆放着数张上课用的椅子，可以想见当年情形。

在蔡鸿生的记忆里，陈寅恪所用的书都是“大路货”，图书馆都可以借到，“但别人没有他那种深度的认识。”蔡鸿生认为学术的魅力尽在于此，“先生常讲，学术需要发覆，发覆就是创造力。”

陈寅恪当时的著述都是口述，然后让助手黄萱记录下来，这让蔡鸿生非常佩服。此后留校任教的他曾经让自己的研究生试着口述5000字的论文，没人能够做到。

蔡鸿生听课期间，知道陈寅恪正在写《论再生缘》。这本书写出来后油印了一些。章士钊南下看望陈寅恪时，携此油印本去往香港。

1958年12月号香港《人生》杂志刊登了余英时文章《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而尤足以显出陈先生对极权统治下学术文化状态之反映者，则为书中论思想自由之文……”1959年，友联图书编译所出版了《论再生缘》。

1960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突然对《论再生缘》产生极大兴趣。5月4日，他第一次在《光明日报》撰文全面评价《再生缘》。直到此时，中国大陆的人才知道陈寅恪写了《论再生缘》。

一年之中，郭沫若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7篇关于《再生缘》的文章。除了赞成陈寅恪对《再生缘》的评价外，他对其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再生缘》因此而成为彼时文化界的热点。改编自《再生缘》的戏曲《孟丽君》一时为国人所关注。

最后的时光

一张摄于1957年的照片里，在助手黄萱的协助下，陈寅恪正口述《柳如是别传》。他的眼睛虽已失明多年，依然透着智慧之光。从1953年至1964年，他口述了两部专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总篇幅达90万字，几近他所有著述的一半。

过去的一年，是中国知识分子1950年代最后的好时光。1956年2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中共肯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地位。

“1956年，对他来说，春天来了，这是他心情比较好的一年。”蔡鸿生回忆。那年寒假他没回家，是在中大过的年。他和同学们准备大年初一到老师陈寅恪家拜年。“我们跟师母联系，说好来看望先生，先生同意了。他心情很好，跟我们几个学生聊了半个多钟头的家常。”这是陈寅恪最后一次接受拜年。

1957年反“右”开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新的劫难。1959年，周扬曾去拜访陈寅恪。陈寅恪原本坚决不见，在校方一再劝说下，勉强答应。据周扬回忆，“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为何前后矛盾如此。”周扬感觉“被突然袭击了一下”，甚为被动地作了一番解释，“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陈寅恪并不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

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有的领导不乏清醒头脑与忧患意识。1961年9月，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提出要向知识分子“赔礼道歉”。陈寅恪所住的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成为被重点关注之地。

1962年7月，陈寅恪洗漱时突然摔伤，医院的诊断结果是：右腿股骨颈折断。从此他的行动十分不便。

陶铸对陈寅恪一直十分关照。为方便他散步，专门铺设一条白色水泥路；为他能欣赏戏曲，送上较好的收音机；为护理他，还派出“三个半护士”。但受到优待的陈寅恪，仍摘不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几次政治排队中，他都被列为“中右”。很多人无法理解陈寅恪凭什么享受如此待遇。彼时在中大流行的说法是：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

1963年7月中大党委副书记马肖云向陶铸汇报学校工作时，反映了“群情”，认为对陈寅恪的照顾太过分，三个半护士的照顾太特殊。陶铸大怒。一份当年的谈话纪要记录了他的原话：“你若像陈寅恪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文革”开始后不久，陶铸上调北京，仍多次对广东省委作“遥控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然而他连自己都没有保住。1967年1月4日，被视作当时中国政坛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突然被打倒。曾与他有关的人，在新的一年里面临随之而来的灾难。

陈贻竹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他向本刊记者回忆，“我是从大字报里才知道自己的叔公这么有名。”大字报将陈寅恪居住的东南区一号楼覆盖了，甚至贴到了陈寅恪的屋里，贴到他的床头。

从1967年初开始，“造反派”纷纷上门逼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黑关系”。当年夏天，唐筼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一副给爱妻的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家正好位于中大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两年多的时间里，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声包围。以往他尚且要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眠，此时他精神所受之摧残，可以想见。造反者津津乐道于这针对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甚至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叔公家没搬之前屋子里外都贴满大字报。1968年之前，我跟妈妈去看过叔公一两次，他当时不说话，不能谈政治，也不能谈感受。”陈贻竹说。

1969年春节过后，陈寅恪一家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去世。

45天后，1969年11月21日晚8时许，唐筼去世。她曾对人说，“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

大陆媒体中最早登载陈寅恪去世消息的是《南方日报》。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报》刊登了一条一百多字的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本月七日在广州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陈寅恪去世后，墓地多年未能落实。直到2003年，他才与爱妻唐筼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墓地前立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刻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009年，陈寅恪与唐筼去世40年，义宁陈氏后人齐聚庐山植物园，留下了这么多年来人数最多的家族合影。次年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出版了回忆录《也同欢乐也同愁》。在书中，女儿们提到陈寅恪回忆他1896年拍照的情形：

当时五个孩子并排站立，陈寅恪心中暗自思量：长大后是否难以辨认照片上哪个孩子是自己？恰巧，快门按下时他正站在一株低矮的桃树旁，为将来看此照片时不致出错，他伸出右手，拈住了一枝桃花。

（卫毅）

画坛巨子陈衡恪

留学柏林时的陳寅恪（1925年4月）

青年陳寅恪

青年唐篔

梁启超曾言：“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损失，不过物质，而此损失，乃为无可补偿之精神”

陈三立有五子，陈衡恪长于诗书画，陈隆恪擅诗文，陈寅恪是历史学家，陈方恪是才子，陈登恪是外国文学家。其中，衡恪的绘画和寅恪的史学最著名。

陈衡恪，字师曾，是民国初年天才横溢的画家，擅山水花鸟人物，工篆刻章印，出奇造意，矫柔为刚。

1876年3月2日，陈衡恪出生在祖父陈宝箴的湖南辰沅永靖道官署中(今湘西凤凰县)。幼年时代，他跟祖父识字、训诂，耳濡目染，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6岁时，他随祖父乘轿游西湖，见湖面荷花盛开，触景生情，即在轿板上用手指画荷花。回家后，祖父授以纸笔，他从此开始习画。少年时代，陈衡恪作画全凭写生，并无师承。有时，他也在画上写些短章断句，祖父常在宾客面前夸示这位长孙。

10岁时，陈衡恪在长沙从尹和白学画花卉。15岁时，又与胡沁园、王闿运相识，常以书画请教。在他弱冠之年，父亲陈三立开始聘请名师对儿子进行严格的专业基础训练。陈衡恪从周大烈学文学，从范镇霖学汉隶、魏碑，从范当世学行书。这三位皆是当时颇有建树的名流。

范当世曾为李鸿章幕僚，又与陈三立同为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人物，见陈衡恪聪颖好学，他便主动提亲，将女儿范孝娥许配给了陈衡恪。

与鲁迅、李叔同、齐白石结缘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宝箴和陈三立同被革职，回到家乡南昌，筑室西山下，“往往深夜孤灯，相对唏嘘，不能自已”。这一年陈衡恪遵长辈之命，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学习。其时鲁迅也在该校，陈衡恪遂与之结识。

两年后他们一道东渡日本，归国后又曾一同在教育部任职，成为亲密的朋友。鲁迅和陈衡恪经常一起逛琉璃厂，互赠淘到的古玩拓片。在《鲁迅日记》里，有数十处提到陈衡恪，而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是请陈衡恪用篆体题签的。

1909年陈衡恪从日本学成归国，被聘为江西省教育司长。任职不到一年，便应实业家张謇之邀，到江苏南通师范学院教书。

他住在南通城东一栋村墅中，因为仰慕吴昌硕的书法篆刻，常到上海看望吴昌硕。陈衡恪在南通时期的不少篆书、石鼓文以及篆刻作品，都有受吴氏影响的印记。吴昌硕也曾说过，陈衡恪“以极雄丽之笔，郁为古拙块垒之趣，诗与书画下笔纯如”，可谓知人之言。

在日留学期间，陈衡恪与肄业于美术学校的李叔同(弘一法师)相交甚密，二人对诗词、中外绘画、书法、金石篆刻皆极喜爱，终成莫逆之交。

1912年春，李叔同至上海，任《太平洋画报》副刊编辑，陆续刊载了陈衡恪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偶坐侣是商山翁》《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画作。5月，陈衡恪抵达上海，《太平洋画报》做了专门报道，还刊出陈衡恪大幅半身照片。藉此，美术界开始注意到这位画坛的天之骄子。

1916年9月，李叔同为陈衡恪题其荷花小幅：“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两年后，李叔同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他将自己的玩具、泥偶赠与陈衡恪。陈衡恪则将李叔同的全部赠物画为一条幅，挂于自己的画室中。

“文革”时，陈衡恪的画幅和李叔同的旧物都毁失了。1978年，画家黄苗子在其所著《货郎集》中写到了陈李的这段往事。这是他在京访问陈衡恪之子陈封雄时听闻的。

陈衡恪在艺术创作上主张中西融会，认为“宜以本国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他是敢于创新的实践者，齐白石正是在他力劝和帮助下“衰年变法”。

1917年，55岁的齐白石避乡乱居于北京，以卖画和篆刻为生。当时，他画一个扇面的价格是银币两元，比一般画家便宜一半，依然无人问津。一天，陈衡恪逛琉璃厂，见到齐白石所刻的印章，激赏不已，专程到他所住的法源寺相访。齐白石取出《借山图》请陈衡恪观看，陈衡恪欣然赋诗一首，劝他不必求媚世俗。从此齐白石就把“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作为终生的座右铭。

多年后齐白石仍然心存感激地说：“那时我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

陈衡恪又劝齐白石自出新意，变通画法，齐此后创出了“红花墨叶”一派。

1922年，陈衡恪应日本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之邀，赴日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他带去了数幅齐白石的花卉、山水作品，很快以高价销售一空。法国人又在东京选了陈衡恪和齐白石的作品带去参加巴黎艺术展览会，陈、齐二人一时名动海外。

此后，齐白石的声誉蒸蒸日上，终成一代大师。

陈衡恪和齐白石在诗、书、画、印上的往还甚多。他曾以姜夔“屋角红梅树，花前白石生”的诗意为齐白石作《梅下老人图》扇面，他为友人所刻诸印中，也有不少有齐白石的边跋。

齐白石在纪念陈衡恪的诗中写道：“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正是二人艺术关系的写照。

传统文人的当代境遇

陈衡恪曾自述：“平生所能，画为上，兰竹为尤，刻印次之，诗词又次之。”

陈衡恪的花鸟画大多为写意，工笔极少。他一方面受吴昌硕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取法陈道复、徐文长，继承明清以来的写意花鸟传统，取诸家之长而别具一格。他喜欢虚实相生的手法，大胆省略，以空衬实，画意开旷深远。

兰花是他最为擅长的。他用笔婉转，多用水墨，特别善于表现兰花在风中摇曳的情态，极得石涛神韵。至于竹子，风竹、雨竹、晴竹、老竹、嫩竹、竹笋，无所不画，无所不工，“干亭亭而叶潇潇，如见其动，如闻其声”。他画竹别具格调的是竹石扇面，或石淡叶浓，或竿淡叶疏，很有轻逸的情趣。近代绘画史论家俞剑华曾说：“石涛的兰竹为清代画坛一绝，陈衡恪的兰竹则可称之为近代画坛一绝。”

与花鸟画不同，陈衡恪的山水画师法前人而不师法今人。当时山水多为“四王派”——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的末流，陈衡恪不学时人，而决定另寻门径。他传世的山水画师法最多的是龚贤、沈周和石涛。但陈衡恪深知，绘画不可离开古人，也不可全靠古人。“必须学甲的也学乙的，取甲乙的好处，而自己造出一个丙来，才能卓然成家。”他的成功之处，即在他能从前人的影子中挣脱出来，形成自己的风貌。

在北京度过的最后十年，是陈衡恪艺术生命的黄金时代。彼时，他在画坛的领袖地位已经确立，然而他也必须面对“全盘西化”的思潮以及中国文化的式微。

陈衡恪是一位传统文人，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相继发表了《中国画是进步的》《文人画之价值》等论著，试图确认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价值，并立论“不以形似，正是画之进步”，以扭转当时死气沉沉的复古画风。在陈衡恪看来，文人画“功夫在画外”：“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他属于徘徊在近现代之交的一代人，他对文人画价值的重新肯定和诠释，流露出他对传统的眷恋。

陈衡恪曾梦见自己与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徐渭论画。徐渭告诉他说：“我得年七十有三，汝寿如之。”于是陈衡恪常以徐文长转世自谓。1923年夏他得知继母病危，不顾暑热驰归南京，亲奉汤药。不久继母病逝，他也因连日劳累染病不起。当年8月7日，陈衡恪英年早逝，享年48岁。

梁启超在悼词中说：“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损失，不过物质，而此损失，乃为无可补偿之精神。”

吴昌硕的挽词则是：朽者不朽。

（刘子超 刘漪文）

陈氏后人 从人文转向技艺

唐景崧

中年俞大維

祖父陈散原丙辰九月廿一日（1916年10月17日）寿辰，与家人合影於南京头条巷俞宅竹园。前排左起俞明诗、陈散原；後排左起陈方恪、陈新午、黄国巽、陈封怀

按照陈氏族谱，“恪”字辈以下是“封”字辈。“恪”字辈多文史大家，从“封”字辈开始，却大都转向了理工科

1996年10月，江西修水县审计局副局长刘经富因病住院10天。在病床上，他读到了当时的一本“畅销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黑封皮的传记，令他大为震动。刘经富形容当时的心境是“大彻大悟”。

病愈之后，刘经富辞去官职，决定把后半生献给陈氏家族研究。他觉得修水作为陈氏故里，应该有人站出来，在义宁陈氏研究领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十多年过去了，刘经富已经出版了数本专著。在他的书房“积庐”里，堆满了各种义宁陈氏资料，其中包括陈宝箴应举时写的八股文，还有满书柜的陈氏族谱——都是他这些年来在修水淘到的。

“这可是非常宝贵的史料，”刘经富翻着陈氏族谱，眼睛在镜片后放着光，“里面藏着很多陈氏家族的秘密！”

2005年，刘经富回修水参加黄庭坚诞辰950周年研讨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陈云君先生，是天津诗词学会会长。刘经富依稀记得曾在掌故大王郑逸梅的《艺林散叶》中读到过一条：天津书法家陈云君乃陈三立之孙。

研讨会结束后，刘经富找到陈云君。一番介绍之后，他问陈云君是不是义宁陈氏后人。

“我什么事也没和他说，只回答，‘据说是。’”陈云君告诉本刊记者，“刘经富就问我，你父亲是不是叫陈陟夫？我说，不是，我父亲叫陈覃恪。他说，那就对了，陈覃恪字陟夫。他又问，你知道你母亲吗？我说，据说姓陈，杨梅村人。他说，你错了，你母亲姓韩，不是杨梅村人，是修水杨梅渡人。”

经过一番盘问，刘经富确信，陈云君就是陈家失散多年的后人。他决定带陈云君去见一个人——陈小从。陈云君这才知道姐姐陈小从住在武汉。姐弟二人见面之后抱头痛哭。

陈小从说：“我见过你妈妈。我们早就知道你。我们找了你10年，连续发了三封信。你也不回信。我们以为你不乐意认我们了。”

陈云君的经历很奇特。他生于1946年，是陈覃恪之子，陈三立的弟弟陈三畏之孙。两岁时，经叶恭绰介绍被父亲送到天津的陈家寄养。因为战乱，南北交通阻隔，和整个陈家失去了联系。

天津陈家是做铁路生意的买办，解放后不久，陈云君的养父就被送进监狱，他在亲戚家辗转度日。对自己的身世他并不了解，“只是总觉得不那么贴心贴肉”。直到“文革”前夕，要销毁“四旧”的时候，养母才拿出一摞信对他说：“以后的形势怎样不好说，趁我今天还在，把你的身世告诉你。你将来有心，可以去寻访你的家人。”

养母一边给陈云君看信，一边就把他看过的信投进火盆。从信中，陈云君得知，自己的生父是陈覃恪，生母姓韩。

忽然得知自己的身世，对年近弱冠的陈云君来说是一大震撼。不久，养母去世，他被分配到一家工厂。他不喜欢工人生活，感到格格不入。因从小热爱传统文化，他便跟书法大师吴玉如读书，学习古典诗词和书法。

对于此时的陈云君，沉浸在中国古典文化里是一种大解脱。后来他又有机会亲近巨赞法师，并从梁漱溟研习佛学，成了没有学历的诗人和书法家。

1982年，陈云君在天津开办茂林书法学院。在当时的中国，这是社会力量办学的第一家。他找到一位政协领导做院长，自任副院长，自己编教材、授课。之后，他又到天津古籍书店编辑室做主任，由于不用坐班，也就等于自己念书。

“我从二十多岁，到48岁，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念书，”陈云君说，“诗词书画，对我来说好像是很自然的事。”

他还酷爱品茗焚香，关于禅茶和檀香的品鉴都有专著问世。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他常自谓，虽然生活在新社会，但学术观点、史学观甚至人生观，大约还是在守着儒家的道统。

“这是陈家的传统，从陈宝箴到陈寅恪无不如此，”陈云君说，“我虽未在陈家长大，但这个文化基因一直在影响我。”

“散原之孙辈能诗者”

陈氏后裔当中，88岁的陈小从是健在者里最年长者，被誉为“散原之孙辈能诗者”中的第一人。

陈三立有五子，由长及幼分别为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陈方恪、陈登恪。

陈小从是陈隆恪之女。1929年旧历十月，随祖父陈三立上庐山定居4年。这4年里，她与祖父朝夕相处，决定了此后一生的走向。

散原老人上山时，陈小从虚龄7岁。老人经常带着小孙女外出散步，一卷《匡庐山居诗》，穿插着小从牵衣蹑履、活蹦乱跳的身影。

“祖父来临，给我这做小孙女的添了不少‘自找麻烦’的事。”陈小从笑着对本刊记者回忆。例如，吃饭时，要挑好菜夹到祖父的碗里；替祖父把烟卷装上象牙烟嘴，并替他点烟；晚上祖父上床后，要帮他脱袜子，掖好被头，放下蚊帐，口里唱着“公公明天见，早睡早起身体好”，然后才随着奶妈回自己房里去。

祖父有迟眠的习惯，有时她等得两眼迷糊也硬撑着不肯离去，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祖父看着小从心里不忍，只好提前上床，还说：“这个伢崽，何以这么古板哟？”

8岁时，陈小从入家塾读书。每天下午放学时，散原老人就凭窗盼望。小从一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向祖父报到。晚餐后，就是祖孙的消闲娱乐时间。祖父有时教她唱客家童谣，有时还打谜语。

陈小从还记得祖父出的一条谜语：“白鸡子，髻颠颠，来时饱，去时空”(打一用物)。她猜着是小茶壶，便回敬祖父一个字谜：“日下人。”祖父却没猜着。小从说：“是个‘是’字。”祖父想了一想，连声夸奖：“打得好！打得好！”

那时，庐山一到夏天，游人增多，陈家的松门别墅宾客盈门。秋冬两季山上就冷清了。有客人问：“老人家，山上冷不冷清？”散原老人指着小从说：“有这个伢崽在身边，就不会冷清。”

陈小从没有受过正规学校的教育。然而在庐山的4年，她陪伴祖父，受到的启蒙教育的确是非凡的。此外，她还有机会接触上山的硕德名流，从此眼界、胸襟都不落凡俗。因此机缘，她受到的教育，仍然是一个世家子弟所接受的金石书画、诗词文史方面的教育。

1951年，她经徐悲鸿介绍，入中央美院学习。只上了一年半，她便因父母老病需要照料而辍学。1956年，父亲陈隆恪逝世。之后，陈小从才参加工作。她最初在上海食品公司广告部任职。1958年与武汉大学教授彭旭麟结婚，便从上海调到武汉，在中学任美术老师，直至1980年退休。

家学渊源对陈小从影响最大的还是诗词一道。她回忆刚开始学诗时，写了“细雨檐声清客梦，虚窗灯影静鹤眠”一联，便兴致勃勃地拿给父亲看。父亲看后指出“鹤”系虚假语，现代人已无养鹤者，应改为“蚕”字，并反复告诫：“做诗要说内心话，写真情实感，不要图表面好看，弄虚作假。”

陈隆恪生前曾手订自己的诗稿，并对女儿说：“我的诗不过是写个人一时的感慨及经历，只以自娱，非求世知也。”父亲去世后，陈小从将父亲遗作一千余首一再选录，汇编成册，付梓印刷，取名《同照阁诗钞》。

如今陈小从正在筹备出版自己的诗集《吟雨轩诗稿》四卷。这是继《陈宝箴遗诗》、《散原精舍诗》、《陈师曾遗诗》、《同照阁诗钞》、《陈寅恪诗集》、陈方恪《鸾陂草堂诗词》之后陈家的又一部诗集。诗集名典出祖父陈三立壮年游庐山时的一首诗作：“高磴烟如扫，荒林雨自吟。”

在陈氏研究方面，陈小从的贡献最大，用力最深。从1980年代起，她向陈氏家族研究者们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2004年，她又出版了《图说义宁陈氏》一书，收录了陈氏家族120余幅珍贵照片，并配有数万字的文字说明和近百首诗作，为陈氏研究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史料和线索。

文化家族的转向

在陈氏家族中，陈小从、陈云君的经历并不典型。按照陈氏族谱，“恪”字辈以下是“封”字辈。“恪”字辈多文史大家，从“封”字辈开始，却大都转向了理工科。

陈封怀之子陈贻竹说：“到我们这一代已忘了‘本’，要重新捡起来实在不容易，这是时代所致。”

陈衡恪的中道殂落，对义宁陈氏家族和他自己一家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正如三子陈封雄晚年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所说的：“幼年丧父对我的一生无疑是很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先父刚刚开始扶持我在绘画艺术上起步。假如先父能够延寿二十年，我的人生道路肯定与现在不同。然而这一切都己无法挽回了。”

在他四五岁时，陈衡恪就从日本带回儿童画册，又买来粉笔和画板让他任意涂抺。当他能描摹出老父画中的茅屋和人物时，陈衡恪夸奖不己。后来，他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任重庆《国民公报》记者，重庆谈判时采访过毛泽东。1949年以后，他历任新华社英文编辑和《人民日报》国际部高级编辑，直至离休。他的女儿陈苹，为北京纺织局职工大学讲师。

陈封雄的长兄封可，曾留学日本和德国，长期担任德语教员和翻译，亦能作画，与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均熟稔，家富藏品。《郑孝胥日记》1929年8月16日记：“郑乐全、陈封可、费叔迁来。封可，伯严之孙，师曾之子。亦能画，在京画会。”可惜的是，这些字画在“文革”期间被查抄，从此下落不明。

二兄封怀，著名植物学家，庐山植物园创始人之一。他在南通和上海念完小学后，考入南京金陵中学，继而升入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师从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1934-1936年，他为创建庐山植物园，留学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首次引种了西洋参、糖槭、檀香、欧洲山毛榉、神秘果等经济植物。

陈封怀亦擅丹青，晚年曾将历年画作裒成一帙，名《丹青记忆》。三兄弟的绘画基础都得自家传。

“若陈师曾遐寿，6个儿子中必有克绍箕裘，于诗、书、画、印展其长才，世其家声者。”刘经富感叹，“‘延寿二十年’这样的话，着实令人痛哉斯言！”

本刊记者在庐山拜访了陈寅恪的两个女儿陈流求、陈美延。与父辈不同的是她们分别选择了医学和化学。

大女儿陈流求1929年出生在北京，1953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610纺织厂从事医疗工作。后因丈夫在成都，1961年她从重庆来到成都，进入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工作，一直到1992年退休。

陈流求说，父亲给她们三姐妹的学习教育环境是较宽松的，没有给她们划定框框。父亲曾对妹妹陈美延说：“如果要学历史的话，就要超过我，否则就不要学。”

陈流求回忆，父亲对她们的数学成绩特别重视，他认为数学是一门注重逻辑思维且严谨的学科，对工作和生活有益，因此要求她们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要有严谨的思维。

“这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陈流求说，“因为我学医，不严谨是不行的。”

陈寅恪的次女陈小彭，1931年生于北京，1953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园艺系，分配到海南工作，不久调到中山大学生物系任教。后全家移居香港。

近年来，陈寅恪的文稿陆续面世，小女儿陈美延功不可没。她曾和姐姐陈流求分工，由姐姐负责父亲的骨灰安葬问题，而自己负责父亲的文稿出版。

因为战乱及“文革”抄家等原因，陈寅恪的文稿流失了许多，近20年来，陈美延一直在搜集、整理父亲的文稿。她是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因为专业背景的差异，整理父亲的书稿有一定的难度，但她坚持不懈地做着大量繁复的工作。陈寅恪80%以上的手稿都因为她的整理重见天日。

陈方恪终生未生养子女。

陈登恪有子陈星照。1958年他毕业于武汉华中工学院动力系热能动力装置专业，后在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任总工程师。

对于祖上的事迹，“封”字辈以下的很多人都已不甚了了。陈封怀次子陈贻竹现为中国科学院广州华南植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博士生导师。他的一子一女，从事的都是计算机行业。

陈氏家族的文史之路似乎断了血脉，陈贻竹深感遗憾。如今他似乎在小孙女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说，“艺术这东西，靠的是禀赋还有兴趣，是不能强求的。”

采访中，不止一位陈氏后人表达过类似的遗憾。陈云君的说法带着一丝名士风范，“如果我有很深的造诣，不必是陈家之人，照样出名。如果我一点学术价值没有，就算是陈家人又能怎么样？”

（刘子超 刘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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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家族：追寻百年的独立与自由

著者：卫毅 刘子超 刘漪文

文本整理： 刘家怡

编辑： 陶伟鹏

策划推广： 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 电子书

版次： 2015年10月第一版

字数： 21千字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本书内容选自《南方人物周刊》往期报道，作者排名不分先后，

由南方周末“三声”电子书系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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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家族：嵚崎磊落的人生

著者：李乃清

文本整理：罗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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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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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5年10月第一版

字数：27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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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家族：嵚崎磊落的人生

李乃清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钱锺书 苍莽昆仑一代鸿儒

嵚崎磊落的人生

“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也注释了十年动乱”

《围城》内外

从狂傲到“默存”

杨绛 百年淑子 映月泉清

半部《红楼梦》加半部《儒林外史》

温文尔雅与刚强不屈

为默存而“默存”

钱基博与杨荫杭

书生侠气

文章高手

杨必 令人扼腕的英才

杨家的“西碧儿”

“林同济不错，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

徐燕谋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

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

钱瑗：我和爸爸最哥们儿

“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

“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中国故事

钱锺书 苍莽昆仑一代鸿儒

钱锺书先生故去十多年了。临行前，他留下遗言：“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杨绛先生谨守遗言，依之操办后事。

钱先生去了，令人想起弘一法师的临终偈子：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但悄然西行的钱锺书还是震动了世界，连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也发来情辞恳切的唁电，说：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寓居美国的余英时也说：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

有学者将钱锺书喻为“文化昆仑”。

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足令人深长思之。

嵚崎磊落的人生

钱锺书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

他1910年11月21日生于无锡一书香门第，其父钱基博是文史大家，一生著作甚丰。钱基博长兄基成无子嗣，按例将锺书过继给基成为子。

降生之初，有亲友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据以取名仰先，字哲良，而“锺书”一名，则因“抓周”时紧抓一书而得。

“钱锺书幼承家学，在钱老直接指导下，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根底非常雄厚。进入学校后，他念的中学、大学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全是第一流的。”（郑朝宗）

未入清华前，钱已驰誉全校。1929年进外国语文系时，数学才考了15分，但国文和英文两科特优，校长罗家伦约他面谈后立即定夺：如此奇才，当破格录取。

大学期间，钱已创下读书第一、发表文章第一、“横扫清华图书馆”等多项“纪录”。“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饶余威）

上课不作笔记，却爱在本子上乱画。同班的许振德，曾恼怒他夺去自己的“第一”，但钱的一次解惑，令他由衷钦佩，两人遂成好友，上课常同坐后排。许君上课时注意某女生，钱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许眼变化图》，在班中流传颇广。

据说，其师长吴宓曾对几位学子感慨道：“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锺书，他们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钱爱读书，且记忆力惊人，“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同学乔冠华称他具备了“照相机式的记忆”。其用功之勤，亦无人能比。许振德说，他“在校时，以一周读中文经典，一周阅欧美名著，交互行之，四年如一日。每赴图书馆借书还书，必怀抱五六巨册，且奔且驰。且阅毕一册，必作札记”。

据他的同学、小说家吴组缃回忆，有一次在校园咖啡馆，曹禺对吴组缃偷偷道：“钱锺书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吴请钱开三本，没想他随手拿过一张纸，当下写满正反两面，列了四十多本，同时写下作者姓名及内容大概，令吴、曹两位校园才子叹服不已。

1930年，钱穆要出版《国学概论》，请钱基博作序，老先生就让20岁的儿子试刀，后来竟一字不改交付了，因为钱锺书的这篇序文确实写得老到畅达。事实上，大学四年中，他已在《大公报》、《新月》等报刊发表文章近二十篇。在论孔夫子哲学思想的文章中，他说“孔子近乎乡绅”，令张申府“深感其创辟可喜”，连连惊叹他是“现在清华最特出的天才”，“全中国人中，天分学力再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的。”

1935年，钱锺书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携娇妻杨绛同船赴英，前往牛津大学进修。钱所报的英国文学专业仅一个名额，据说其他考生皆因他的报考而放弃，吴宓的一名研究生后来只得改报畜牧专业，去了爱丁堡大学的动物遗传所。

留学期间，钱读书勤奋异常，每逢假期，同学大多离校去别处观光，他却泡在牛津的图书馆，将那里18世纪后的经典通读一遍，并将图书馆译名“饱蠹楼”（Bodleian），颇有书虫饱餐后的快意。

“饱蠹楼”的书不能外借，钱养成了笔记习惯。结果，这个被称为拥有“20世纪人类最智慧头颅”的聪明人一生都没丢下这项“最笨”的功夫，许多书他要反复阅读，并将新知新得不断添补到笔记上，最后成了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天书。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他的笔记在木箱、麻袋、枕头里进进出出几番周折，直至字迹模糊纸张破软。抗战时他靠这样的积累完成了《谈艺录》，“文革”中他又凭着大量笔记完成了《管锥编》。

钱在牛津顺利取得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半个世纪后还为英国女王访华时所调阅。尽管这个学位极少有中国学生拿过，但钱却以为，区区一个文凭，耽误了他宝贵的时间。后来，他和《围城》中的方鸿渐一样，从英国去了法国。进入巴黎大学后，他放弃了学位，只求自由读书，期间遍览法、德、意等国文学原著，空闲时间在咖啡馆结识了一些留学生同胞，看见了人性中赤裸的本相，成为他日后小说中的素材。

回国后，28岁的他成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他留了胡子，拿着藤杖，颇具绅士风度，学生们对这位年轻老师极其佩服。“他总是笑眯眯的，闪动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眸子，既严肃又幽默。他老是站着，手臂撑在讲台上。有时也离开讲台，在黑板前来回慢慢儿踱着，在黑板上书写英、法、德、意大利文以及拉丁文等。……他很少提问学生，总是滔滔不绝地讲着，仿佛一股不尽的智慧灵泉涓涓地从他嘴里奔流出来。”（赵瑞蕻《岁暮挽歌--追念钱钟书先生》）但联大这个教授，钱只当了一年，据说他年纪太轻、学问太好又口无遮拦，虽深受学生欢迎，却难免引起学识不如他的老先生的不快。

钱后来跋山涉水去了湖南，在刚刚建立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那里的学生们，对这位魅力十足的年轻老师同样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年的学生周令本回忆：“他讲话声音很磁，讲东西总是带上表情，惟妙惟肖，上课很吸引人，我们每堂课一个字都不敢漏掉。”

蓝田的生活单调刻板，格调却丰富多彩。冬季严寒，找个木炭盆生火取暖，每到深夜，拿废报纸包两个鸡蛋，水浸湿了投进炭火，煨熟了就是夜宵。钱用小镇上买到的毛边纸开始撰写《谈艺录》，同时他已开始构思《围城》，在湘西的山沟里，和国师的同事们围坐炭火旁，钱所讲的故事就是小说的雏形。

钱在蓝田待了两年，1941年夏回沪。上海整个沦陷后，他与妻女挤在复兴中路一个狭小的亭子间，住在沿街的房子里，常在午夜听到刺耳的军靴声，岳父把在女子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了钱，这样才维持了平日的生计。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他完成了《谈艺录》的修改，完成了《围城》的创作。

1946年之后，钱任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连载于《文艺复兴》月刊的《围城》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此后连年再版。而用文言写就的诗文评论集《谈艺录》则在1948年6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同年，台湾大学、香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先后聘其赴教，他均辞谢。理由很简单，他给同窗Stuart的信中写道：Still，one’s lot is with one’s own people（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钱还说过，“不是故国之外无世界，但不是我的世界”，杨绛也说：“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钱举家北上，定居北京，任教清华外文系；1955年起任中科院社科部学术委员。他将身心投入了学术研究。自1950年代起，先后拿出了《宋诗选注》、《旧文四篇》、《七缀集》乃至纪念碑式的巨著《管锥编》。

“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也注释了十年动乱”

早在大学期间，钱锺书已立下志愿：“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而学术研究伴他一生，未曾须臾相离。

承家学渊源，16岁时他已读完《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大学期间，专习西语的他不弃“宿好”，立下“亲炙古人，不由师授”的雄心，选择有名家笺释的集部书，对照注释和原文，大量检索所引书籍加以验证；“横扫清华图书馆”的深研力索中，他已建立比较文化的观念；留学英法期间，眼界大开，“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谈艺录》）

可以说，钱锺书一生治学，都在实践他那句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在钱先生眼里，所有学问都可以打通，所有知识都有一体性。”王水照回忆道，“他说自己感兴趣的是对具体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评析，他反对建立体系，但我认为，他的学术世界有个核心，即‘融通’，这也是他人生境界的高峰。”

据杨绛记述，钱锺书小时候最喜欢玩一种游戏，“原来只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么好玩。他说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里的和尚’，玩得很乐。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腿坐着自言自语。”这件“小时候干的营生”，钱锺书乐此不疲“玩”了一辈子：在自己的“石屋”里，不受干扰地读书、笔记、沉思，于他，便是极乐。

写《谈艺录》时，正值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正如其1942年的序中所言，“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在湖南蓝田师院执教之余，钱锺书已完成一半书稿，因返沪养病而中断。不久上海沦陷，他“侍亲率眷，兵罅偷生”，身处“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困境，却以坚强毅力“销愁舒愤，述往思来”。

建国后，钱锺书“奉命”编撰《宋诗选注》，该书以丰富深邃的学术内涵和“另类”的编选目光，令学界叹服。然而，50年代中期的这部古典文学选本，曾被划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白旗”，后来，在夏承焘《如何评价<宋诗选注>》与日本学者小川环树的书评相继刊发后，钱才获得“平反”。

1971年，钱杨夫妇从五七干校回京，房子被人强占，两人只好住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钱锺书开始整理多年积累的笔记，着手写作《管锥编》。当时“文革”尚未结束，钱锺书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的书，可见其惊人的勇气。

两百年前，清代学者在令人窒息的学术环境下创造了乾嘉学派的辉煌；两百年后，历经“文革”劫难，钱钟书用同样方法撰著《管锥编》。全书以古奥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古今中外近四千作家的上万本著作（包括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以130万字通盘考论《周易》、《诗经》、《左传》等十部中国古籍的词章及义理，打通时空、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以求在学术世界“泯町畦（打破疆域）”，“通骑驿（互相沟通）”。

1979年，李慎之看完四卷《管锥编》后向钱锺书祝贺，钦佩他“自说自话”，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不理30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钱锺书淡淡一笑，摇摇手说“天机不可泄漏”。

“《管锥编》是一部写在‘人生深处’的大著，”陈子谦说，钱锺书“按照历史本来的和应有的面貌进行辨析，从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去发掘文化心理”，在具体鉴赏评析中抒发他对历史、人生的深刻识见，“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注释了人生，也注释了十年动乱。”

“看似琐细冷僻的一些资料汇集和解释，实际上涉及文化、哲学、宗教、民俗等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隐射的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有没有不属于阶级斗争的内容？当然有，大量的！《管锥编》可以帮助打开思路，我这思想跟钱先生说过，他非常高兴，表示你懂我这样一个意思。”丁伟志如许回忆道。

刘再复指出，“（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那一辈的人文学者，他们在1949年前有所创造，而之后则忙于自我否定和依据新的意识形态标尺‘照着说’，结果反而‘后’不及‘前’”。这辈学人中间，“钱锺书几乎是惟一的例外，他在不能为的语境中找到一种大有可为的著述方式，写出了似堡垒又如深渊的《管锥编》，而且蕴含着可让后人阐释不尽的‘接着说’与‘创着说’”。（《当代人文学术批评家的崛起与写作》）

《围城》内外

杨绛说：“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

“《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

《围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两年里钱锺书“锱铢积累”，“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那段日子，他在沦陷区的上海，工作没着落，岳父把自己授课的钟点让给他，以此维持生计。一次，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钱看完后表示：“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催促他快写，甘做“灶下婢”的她，劈柴生火烧饭洗衣，每天就等着那“五百字”。

“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围城”的书名，脱胎于法国谚语，“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主人公方鸿渐在法国学成归来后辗转奔波、四处碰壁，听到此“围城”之说，联系自己的经历，便对“人生万事，都有了这个想法”。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主角。Things happen to him。”钱锺书曾如此点评道。

这个“被动的主角”，并非典型书生，他有一点滑稽，人不坏，但无能。据说，他的原型取材于钱锺书的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书中，钱锺书还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一批知识分子肖像：故作高深的诗人、道貌岸然的教授、功架十足的留洋博士……发噱的形象令人捧腹。李健吾晚年回忆，看到小说部分书稿时他们“又惊又喜，又是发愣，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小说来了呢，而且是部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

《围城》中处处散落着令人惊艳的幽默，但又不乏感伤、深沉的力量。或许，正是这种奇特的品质，令夏志清眼前一亮，声称它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

1980年《围城》重版，首印13万册，至1990年底又重印7版，每次加印约六万册；随着同名电视剧的热播，年逾古稀的钱锺书一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在海外，因夏志清的推崇，《围城》也获得极高的国际声誉，先后被译成英、德、法、日、捷克等多国文字。

钱锺书的声誉波及海外，有外国记者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锺书。”曾有一位英国女粉丝求见，钱在电话里幽默地打趣道：“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上世纪80年代初，著作等身的哈佛大学教授哈里·莱文应邀来华，计划中就包括拜见钱锺书。见面那天，钱亲自开门，对莱文笑嘻嘻道：“啊，你是来参观这个神话动物（原话：mythological animal）——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哈哈！”交流中，两人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纵横驰骋，相谈甚欢。然而，回程路上，莱文坐车里闷闷不乐，直到最后才冒出一句：“我自惭形秽！……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我对其却一无所知！”（朱虹《两位文化巨人的相会》）

1979年，钱与一批中国学者首次出访美国，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旁征博引的演讲把“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费景汉）；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表演’使得洋同事面面相觑”（夏志清）；据当年在哈佛读书的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回忆，“钱先生好像一瓶香槟酒，一开就大发。我们非常佩服他，没想到中国学者中有像他学问这么好的。”艾朗诺由此迷上钱，后来把《管锥编》译成了英文。

钱锺书所到之处，舌灿莲花，语惊四座。“钱学”也随之在国内外热火起来。然而，钱锺书本人却非常冷静，他曾表示：“我是不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没想到自己成为组织‘学会’的借口，真是‘人生的讽刺’了！人生的讽刺是免不了的，只希望‘缓刑’到人死以后。”

从狂傲到“默存”

钱锺书曾在散文《说笑》中写道，“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为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

儿时的他，已显出其禀赋异于常人，表现在“专爱胡说乱道”，“好臧否古今人物”。考上东林小学后，父亲为其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事实上，直到后半生他才渐渐敛住锋芒。

青年时期的钱锺书，俨然今日酷评家，著述中笔挟风霜，生活中口无遮拦。有评者认为，小说《猫》有影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之嫌，而圈中文人尽数被他揶揄了一番；在《容安馆日札》中，钱氏评人更见苛刻，于并世名流如冒鹤亭、邓之诚、谭戒甫、陈寅恪、钱仲联诸公，多所讥弹……对此，施蛰存生前也有评议：“他学问是好的，但嘴巴糗！喜欢讲人家，狂妄得狠呀！”

历史学家向达曾与钱一同留学伦敦，他似乎看出了钱狂傲背后的率真：“一般人对他颇多误解，其实他是‘语狠心慈’，有见解，有真情，是一位典型的文人。”丁伟志也说：“他确实有着一身傲骨，对于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常常抱着天真的态度，一针见血地捅破某些精心糊起来的包装纸。他的时而幽默时而犀利的雅谑，传出去，自然免不了会使得一些没有雅量的人士，觉得难以下台。”

早年，素闻藏书家黄裳年轻时爱慕有“甜姐儿”之称的女明星黄宗英（据说笔名“黄裳”也有“黄的衣裳”之意），在得知黄裳觅得佳本《痴婆子》后，钱锺书便调皮地赠给他一副对联——“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黄是有雅量的人，因其妙对“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50年后仍激赏不已。

“伊就格脾气，顽童！”忆起当年这位爱打趣的前辈，李文俊的口气倒更像一位长者，他操一口沪语笑侃道，“伊水平高嘛！有辰光人家一讲，伊就晓得根本是错呃，勿是迪格味道，总归要挖苦一下，尤其是伊拉同辈，所以老先生对伊蛮恨呃。”据李说，曾有当年的联大学生回忆，有次某位先生在教英文，钱恰好经过教室，在竹帘后听了一段，跑出去哈哈大笑——“格种东西，荒谬之至。”

上世纪40年代，钱杨寓居沪上，一度与傅雷为邻，常相往来，傅聪、傅敏兄弟于钱杨之率朗幽默都存有深刻印象。

傅聪告诉记者：“钱杨是中国知识分子里头非常特殊的一个典型，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像他们这样，有一种irony，说幽默太浅了，irony是一种智慧，笑里带泪、泪里带笑，很双关的，有点反讽，对的，就是反讽！但他们背后是有灵魂、有爱的，很多人觉得钱锺书是玩世不恭，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忆及往事，傅又感慨道：“他俩还有一种赤子之纯，微笑的后面有一个悲天悯人的精神，给我一种安心的、充满智慧的、温暖的感觉。”

钱锺书主张“化书卷见闻为吾性灵”，书读多了也读通了，他便有了自己的看法，也变得有定力，“文革”时宠辱不惊，地震亦临危不惧。1976年唐山大地震，钱杨暂住的学部7号楼西山墙被震裂，社科院让大家搬到不易坍塌的大食堂，董衡巽对记者回忆道：“钱媛本想让二老到上海躲一下，他们怎么也不愿意，人家都住外面大食堂，后来他们一看没必要就又搬了回去，管他震不震。”同住的许德政指着南墙一条从自己房间直伸到他们房间的裂缝让钱看，谁知他竟满不在乎：“别怕，那裂缝原来就有，季康曾用薄纸条封住，几次余震，那裂口都原缝不动。”他还特别强调，“不是‘原封不动’，是‘原缝不动’！”

世间诸般变化，他均豁然以对，更是练就了“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胆魄。

黄永玉在《北向之痛》中回忆，“四人帮”横行时，某天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锺书一再拒绝：“我很忙，我不去！”通报者只得讨饶：“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立马回应：“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锺书自辩：“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晚年，面对两位孙辈青年，他曾给予一番朴实真诚的劝诫：

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如果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可能会抓住你话中的漏洞从你身后边捅你一刀，把你卖了；如果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吓、威胁下，他可能会做一些伪证，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件来；如果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可能会十分坦率地承认一些对你十分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他可能会因保护你而牺牲了他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见《钱钟书杨绛先生寄语青年》）

淹博的知识、深刻的讽喻，是他学术研治和文艺创作的一贯风范；而在这些令人叹服的著述背后，是一张隐隐含笑、耐人寻味的面孔。

据他在社科院的同事徐公持记述，“他在会上不大发言，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听别人说话，有时他听着听着会低头微笑，笑什么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

“伊门槛老精呃，政治运动捉勿牢伊，伊样样勿讲，避开风头。”李文俊认为他精明。

然而，那只是钱锺书“默”然而“存”、以求治学的“隐身大法”。

傅敏说他“绝顶聪明，极有智慧，是个里方外圆的人，所以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丁伟志强调，“敏感的问题，他不是没有看法，实际上他看得很清楚，立场很鲜明，但是他不参与公开活动议论现实政治问题。”

诚如余英时所言——“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

王水照给记者举了一例，“我们在河南干校，当时抓‘516反革命集团’，搞运动很惨烈，死了不少人。有次上面在批斗，钱先生私下跟我讲：‘强者不吐实，弱者吐不实。’重点是后一句，点出逼供信的真相，弱者交代的东西都不真实。当时觉得他真够大胆敏锐的。”

待后来《管锥编》出版，王水照读到论《史记·李斯列传》条时，发现“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赫然在目。

“他胆子很大，‘文革’的时候也敢讲。”专访中，董衡巽又举一例，“周恩来去世的时候，钱先生跑来跟我说：‘现在大字报出来了，说‘文革’是法西斯，这话说得真好！’”

王水照告诉记者：“外人对钱先生的理解还是有些隔，在他的诗作中就有不少现实的感慨，只是包裹得比较深。”

1957年，钱在“反右”前夕写下《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现引录两首：

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啼鸠忽噤雨将来，噤声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他当然感受到了。”

李慎之曾撰文道：“因为钱锺书历来认为朝市之学必成俗学，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是对人民的关怀与对祖国的关怀，一直煎熬着他的心。”李举钱1989年夏的一首七律《阅世》，该诗庶几可称钱晚年封笔之作。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回首过去的一个世纪，饱览群书、博古通今者大有人在；精多国语言、学贯中西者不乏其人；专于治学又擅创作者，也不只他一人……但钱锺书是独特的，他从儿时起便“锺”情于书，只因其中乐趣无穷；二十多岁已决志“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沦陷孤岛的战乱岁月，他将平日里积攒的种种不屑不满化为“忧世伤生”的诗话集《谈艺录》与长篇小说《围城》；历经十年浩劫、走过一个花甲后，他那些“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的批注，对“人·兽·鬼”（短篇小说集）世相种种的感悟，渐渐汇成历史、现实、人生的大江大海，积淀为浩瀚深沉的扛鼎之作《管锥编》。

夏志清的评价应该是许多人的共识：“像钱锺书这样的奇才，近百年来我国还没有第二人堪与他相比。”

杨绛 百年淑子 映月泉清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对于悲痛和酸楚，她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地道来，举重若轻。

传说中的“南沙沟”，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小区门口有人站岗，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

据说，这里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1977年春，钱锺书一家告别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钱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好几位被访者都向记者感叹，钱杨夫妇捐了八百多万元版税给清华的贫寒学子,自己却过着极其简朴的日子：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锺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锺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年届白寿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锺书在世时的旧样。西墙边放着两张沙发，专为接待客人；东、北两排靠墙书柜，实际仅一个书架，且多是工具书；南面一溜明亮的玻璃窗，映出主人的剔透。

钱杨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恩爱六十多年。夏志清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钱锺书和杨绛是我最喜欢、最尊敬的一对夫妇！他们的婚姻是最美满的！”听闻记者要写钱杨，素来拒绝媒体的傅聪欣然受访，深情回忆道：“我常常看到他们之间会心地微笑，有种内心的交流无时无刻不在那儿，两人在一起，就是有种默契，又有温柔在，每次看他们我都被感动。我想，看过《干校六记》的人都能感觉到，他们夫妇能够活过来靠的就是这种互相之间的交流：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里面最高层次的人，所以他们的交流不是普通的，还有intellectually（理智上）思想上的高度交流，上升到哲学的美的高度，让人羡慕！”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1997年，钱杨二老的独女钱瑗去世，一年后，缠绵病榻的钱锺书也走了，“我们仨失散了”。敛起丧亲之痛，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人们惊讶地发现，没多久，这位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这十多年来，面对时间这位严酷的判官，杨绛仿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越战越骁勇：翻译、写作之外，她还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物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除了2003年出版的3卷《容安馆札记》，还包括178册外文笔记（共3万4千页）、2011年整理完的20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恐怕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如今，年过百岁的她微笑着，倔强着，还在孜孜矻矻地“打扫现场”……

半部《红楼梦》加半部《儒林外史》

求学清华时，杨已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1933）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1934）都受到任课教师朱自清的嘉奖，并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1936年《璐璐》还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

解放前，杨绛发表的短篇小说《小阳春》被收进《新文学大系》；1978年后，她又创作了《“大笑话”》、《玉人》、《鬼》、《事业》等短篇，后收入1980年出版的《倒影集》。其中，《“大笑话”》和《事业》分量最重、篇幅最长。作品中的陈倩、周默君、陈倚云等都是才智非凡、工作忘我的知识女性典型。后两位老少校长，反映了杨绛青年时代的某些经历，她自己曾任振华女校上海分校校长，换句话说，也当过“行政干部”，尽管她自谦“我不懂政治”。

早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曾在文艺界组织了二十多个职业剧团开展戏剧救亡运动。刚从国外回沪的杨绛，在陈麟瑞（笔名石华父）、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业余创作了四幕剧《称心如意》。此剧在金都大戏院上演，由黄佐临执导，李健吾也粉墨登场扮演剧中一位老翁。杨绛虽是剧坛新手，但“出手不凡，功底深厚，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称心如意》引来阵阵喝彩声”。看过此剧的赵景深在《文坛忆旧》中评议道：“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

此后，杨绛又创作了喜剧《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及悲剧《风絮》，延续英式戏剧传统，讽刺人性的弱点，幽默人生的悲欢，柯灵赞她“解剖的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

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

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

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向来低调的杨绛，只得接受电视新闻镜头的闪光一照。

说起翻译，这位大家的第一篇译文还是当年叶公超布置的“作业”。

清华读研时，杨绛已和钱锺书确立恋爱关系。一次叶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一本英文刊物，让杨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说《新月》要发表此篇译文。她当时心想：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锺书的未婚妻吧？只好迎接“考试”。此前她从未学过、做过翻译，虽在政治系毕业，但对政论一向无兴趣。别说翻译，对她这个姑娘家而言，读这样的文章，难度也可想而知。然而，她硬着头皮交稿时，叶公超却说“很好”。不久，《新月》就发表了她的这篇“处女译文”。

抗战胜利后，杨绛译自哥尔德斯密（1730-1774）的散文《世界公民》的一段，题为《随铁大少回家》，受到翻译名家傅雷的称赏。解放后她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又受到朱光潜的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文革”后，杨绛创作了中国第一部以干校生活为题材的纪实散文，《干校六记》的语言朴实无华，却蕴含真情，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先后被译成日、英、法、俄等多国文字，有美国学者称它是“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

《六记》的文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1989年2月以其独特的品味荣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在24部获奖作品中名列榜首。面对祝贺，杨绛淡淡笑道：“中国历史上，大凡状元都不是优秀的文学家。”

对于自己那部描绘解放初思想改造运动中各类知识分子身心历程的长篇小说《洗澡》，杨绛说：“《干校六记》是真人真事，而这本小说完全是假的，没有一个真的人，没有一件真的事，也没有我本人，但是我所写的情况气氛是完全真实的。”

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作“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洗澡》中的人物，都是‘儒林’中人。不过最好的一段，许彦成、杜丽琳和姚宓的三角故事，却是吴敬梓写不出来的”。

一次，舒展和杨绛闲聊，“您到七十多岁拿出一部长篇小说，怪不得夏公要捧您，因为您是文艺领域各种样式的大票友，文、武、昆、乱不挡，生、旦、净、末满来！”

这一回，杨绛则以其无锡家乡民谚打趣道：“那叫做‘猪头肉，三不精’！”

温文尔雅与刚强不屈

“文革”初期，别人被斗得狼狈不堪，钱锺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

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

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向记者回忆了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文革’初期钱锺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当时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邹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次以后我就对她刮目相看了，一方面是她的勇敢行为，另一方面是她对丈夫的忠贞，绝不允许有不符合事实的批判。”

“杨先生是非常较真的，‘文革’初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把我吓了一跳，也顿生敬重之心；她给钱先生改大字报的事，若是我们肯定说不要贴，但她就会打着电筒去找去修改。”1970年7月，初下干校的张佩芬和杨绛同被分在河南息县，在四人间的“干打垒”小屋中有过半年“联床之谊”，张的印象中，杨绛在干校时少言、自制，相熟后会用她特有的方式“让我们开朗起来”，例如坐在小马扎上轻声叙说家人趣事。

“我听杨先生讲，她削苹果一刀削到皮不会断，而且薄，所以她爸爸只吃她削的苹果。说到钱先生，杨先生总是嘲笑他生活‘无能’，左右脚穿错鞋，说他下干校‘打前站’时把脏衣物都打包寄给她，诸如此类的。但说到学问，她说自己是钱先生的尾巴。他们俩互相非常尊重，钱先生对她非常崇拜的，从来不说她不好，还说她翻译得比自己好多了。”

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锺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

据叶廷芳回忆：“两连在地界上是毗邻的，差距一里左右。我和杨绛都在‘菜园班’，她当时也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钱锺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到我们这里看他的妻子，我们看到她把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也不坐下来，拆下来看看，聊几句就走了。”

在信阳的日子，杨绛依然寡言。据叶说，她和别人不同，似乎总是“笑嘻嘻的”，“我们当时都叫她杨老太（因为当时有个歌），全所的群众会上，她发言也不多，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只是有一次，“我们大家都在劳动，凿井、种菜、浇菜……菜地旁边突然起了个坟堆，我就听到她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当时是夏天，我还奇怪她怎么会想到冷”。事实上，那时候的杨绛刚刚遭遇丧婿之痛，他们的女婿王德一，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了。

1980年，《干校六记》出版，钱锺书写了一段意义深远的“小引”，“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一般群众”都得“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待《六记》出版后，叶廷芳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当时不光是在那儿写信，我本以为她在写内心的痛苦和独白，但是书里没一个字关于阶级斗争，而且也没写我们这些人的名字。”

“她就是这么的含蓄，没有一点complain（抱怨），反而更感人，因为没有一句protest（抗议），真是个高贵高尚的灵魂。”采访中说起《六记》，傅聪感慨无限，“79年我第一次回来去北京看他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杨绛先生老是嘀咕嘀咕地说‘至少勿要害人’（沪语），她这话重复了很多次，几乎是喃喃自语，里面包含多少辛酸、多少折磨啊！那时‘文革’刚结束，可见在她心里有多深的创伤。”

李文俊告诉记者：“运动中被人家整的人，杨先生是很同情的，就像郑土生，当时过得很差，他想自杀，她就劝他想开点，还帮他写文章，解决他的困难。”

“杨先生的笔仿佛既是放大镜，又是望远镜，在洞察那个不幸时代的历史进程，在审视那个荒唐时期的艰难人生。”从郑土生日后的文字中可见其感恩之情，“在她温文尔雅，慈眉善目的外表下，有一颗刚强不屈的心；她有主持正义，不顾自己安危，救人于危难之中的胆略和气概。”

为默存而“默存”

风里孤蓬不自由，住应无益况难留。匆匆得晤先忧别，汲汲为欢转兼愁。雪被冰床仍永夜，云阶月地忽新秋。此情徐甲凭传语，成骨成灰恐未休！

钱锺书的《代拟无题七首》当年是为杨绛的小说人物而作的，据杨说，他原本还不愿意，杨嗔怪道，自己为他《围城》写了白话“歪诗”（苏文纨的雕花沉香骨扇上有首情诗，即杨代笔之作），而今自己的小说要几首典雅情诗，为何不得？“默存无以对，苦思冥搜者匝月，得诗七首掷于余前”，杨一看，“韵味无穷，低徊不已。绝妙好辞，何需小说框架？”为此，她打消了创作念头，“得此空中楼阁，臆测情节，更耐寻味”。

显然，杨绛在读这些情诗时，发现已不是什么“代拟诗”，而是钱锺书对自己的再度表白，所以也舍不得匀给小说人物了。

1932年，春，清华古月堂门口，杨绛与钱锺书初见。

这个书生瘦瘦的，“青布大褂，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没多久，钱就给杨写了信，“约在工字厅见面”。他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她接口道：“我也并非费孝通的女友。”两下释然。

就像她母亲所说的：“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钱杨两人此后开始通信，“我们只是互相介绍书，通信用英文。那时清华园内有邮筒，信投入邮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极便。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

学期终了，钱锺书希望杨绛考清华研究院，这样两人便可再同学一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难受，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钱毕业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又作了许多情诗，其中有诗句写道：“依娘小妹剧关心，髫辫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钱的旧体诗写得文辞典雅，情深意切，可惜杨的回信并不多，她说自己不爱写信，为此他略有抱怨，后来写《围城》，他还念念不忘此事，《围城》里的唐晓芙也不爱写信。

大约是钱锺书写信写得太勤，其父钱基博看出了端倪，有一回，老先生擅自拆了杨绛的回信，从而对其大加欣赏。大意是，钱锺书形容他一位朋友和女友通信时，每句开头总是“朋友呀”。杨绛不赞成交这种朋友，回信道：“‘毋友不如己者’，我的朋友个个比我强。”老夫子觉得此言“实获我心”，便给杨绛回信，夸她明理懂事，并郑重其事把儿子“托付”给她。

这以后，钱锺书便由父亲领着，上门正式求亲，两家举办订婚宴，那晚钱穆也在座。两人虽系自由恋爱，结合倒是沿着“父母之名，媒妁之言”老老实实走了一遍程序，1935年7月13日，结婚仪式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婚礼新旧参半：杨家新式，钱家旧式。

多年后回忆，杨绛还在文中幽默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婚后的杨绛，为默存而“默存”，甘于牺牲自己的才学、时间、精力，成就钱锺书的治学和创作。对于痴气十足的钱锺书，她体贴关爱，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担子，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打翻了，“不要紧”，她的“不要紧”伴随了钱一生。钱锺书的母亲夸她“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钱锺书对她也恋慕至极，将《写在人生边上》“赠予季康”。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两人“仝存”的样书上，钱又写下浪漫痴语：“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对于从小嗣出的钱而言，这份博大的“三位一体”的情感中或许还包含着一份母性关怀。有一次，杨绛要捐掉她为钱锺书织的一件毛衣，钱抱住不放，说：“慈母手中线。”

“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我们仨》）只要有书，这对夫妻便能乐在其中。翻译家董衡巽向记者回忆，看小说，杨绛是钱锺书的Taster，“一般是杨先生先看嘛，看得好的再推荐给钱先生再看，要节约钱先生时间。他们阅读的面很广，严肃的书也看，消遣的书也看。他们俩都喜欢英国的当代小说，比如杨先生她推荐我看奥威尔的《1984》、《动物庄园》，你想想‘文革’前推荐我看这种书，那是很有胆量的。”

曾被朋友们称作小“钱锺书和杨绛”的翻译家夫妇李文俊和张佩芬向记者共同回忆：1973年，听说钱锺书一家遭欺凌搬进了学部办公室，他俩一同前去探望，谁知钱杨对先前发生的不快只字不提。钱取下正使用的英语词典，给李讲解他在书页上下写满的字迹，“杨先生则在房间另一头向我娓娓传授，如何在一间斗室里调和锅碗瓢盆与笔墨纸砚。那情景，恰如江浙人惯说的调侃话：‘螺蛳壳里做道场’。”

两人相濡以沫63载，共同营造了最纯净的婚姻，钱锺书曾如是总结：“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钱锺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丁伟志回忆道：“钱先生当时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每个菜都是杨先生亲自给他做，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先生一根一根剔掉的。”

“哎呀，后来不得了了！钱先生在北京医院，女儿钱瑗在西郊，杨先生这么大年纪两边跑。一家三口人，后来一下走两个，尤其是女儿的走毫无思想准备，我想她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太大了啊！她居然非常坚强，一滴泪都不掉。”

傅聪回忆：“我上次见她，她说最近特别喜欢德沃夏克。在我看来，德沃夏克其实是人情味最重的作曲家。”丁伟志对记者形容道：“你现在看见杨绛会很惊讶，你看她这样高龄，头脑仍是清清楚楚，而且写很小的字，手一点都不抖，走路都不需要人扶，脚步很轻捷。”

2011年2月23日，张佩芬突然接到杨绛一个电话。

“因为她只懂英文和法文，不通德语，偶尔也会找我帮忙，她把字母念出来，我记下来查，查好后我给她回信，她收到后第二天马上就电话回我道谢。”

“她有说在写什么吗？”

“我不敢问她，之前问过，她会不高兴的。《走到人生边上》出版前一两个月，问她写什么，她说还忙着，还在写，不肯说写什么，后来就出版了。”

“那她请教您的德文是什么内容呢？”

“像绕口令似的，没什么意义，拆成单独的词语就是单独的意思，猜测不出来；也许她还在翻译，可能是她翻译的书里面碰到的德文词；也可能是她在整理钱先生的笔记。”

“挺好的。”那通电话中，提及近况，杨绛也只说了这仨字；她的耳朵几乎听不见了，“即使带着助听器也听不见”；小辈们笑称，跟她打电话就是她的“一言堂”，别人问什么她也“答非所问”，所以只能在《走到人生边上》写下“一连串的自问自答”。

据张佩芬回忆，杨绛所寻德语共18个字母，一口气读完，好似一个拗口的游戏，倘若加以分割，便是3个独立的单词——给予，赠与了，已经离开了。

钱基博与杨荫杭

钱锺书和杨绛都是无锡人，两人的父亲钱基博和杨荫杭也都是文化名人。

无锡钱氏属名门望族，可追溯至吴越王钱镠，至钱基博祖父辈已入寒门，但却一直奉持着“清廉自守，一心向学”的家风。杨氏虽非望族，却也是累代相传的读书人家。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出生在国事衰朽的清末。他在自述中说：“因为我祖上累代教书，所以家庭环境，适合于‘求知’；而且‘求知’的欲望很热烈。”

从5岁至15岁，钱基博与孪生兄弟钱基厚读完了《四书》、《易经》、《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史记》、《唐宋八家文选》、《资治通鉴》等，并精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打下了极其扎实的文史基础。

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1897年转入南洋公学；1899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卒业早稻田大学，回国后鼓吹革命，清廷通缉，再度出国，赴美留学。

钱基博16岁时曾从无锡名儒许国风问业，据基厚回忆，其兄每次从塾师处拿到作文题，就与先生“上下古今，不可一世，扺掌而堂，旁若无人”。

16岁时读到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钱觉得不能满意，于是写了洋洋四万言的《中国舆地大势论》，获梁启超青睐，发表于他所编的《新民丛刊》上。

杨荫杭在日本东京创办《译书汇编》，后回乡创办“理化研究会”宣传西学，并在《时事新报》社、《苏报》社任编辑，撰稿鼓吹民生革命，导致清廷通缉。

钱基博虽无留学背景，却也在西学东渐的风气下，与其弟基厚自习《代数备旨》、《几何备旨》，并偷偷将家中经史书籍取出，去书铺换上海江南制造局所出理化类书籍，还组织了理科研究会。

书生侠气

辛亥革命前两年，钱基博23岁，江西按察使陶大均读了钱文大为赞赏，以月薪白银百两，邀请他参与司法改良。

陶为曾国藩再传弟子，通晓外交事务，又好诗古文辞，不免沾染旧时名士习气，某夜与幕僚宴饮，招来一靓妆女子，对钱说：“此花榜状头（“花魁”之意），驰誉久矣！……君不可不一盼睐！”不料遭到钱不留情面的指斥：“你以行政长官身份长夜招妓，何以作下属的表率？”一座皆惊，笑钱迂腐，陶则尊钱为君子，翌日还专门向他致歉。

杨绛回忆其父在北洋公学时，有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闹一起开除。大家面面相觑，默不作声。

闹风潮本为改善伙食，杨并未参与，可是看到那伙人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他真的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被开除了。风潮就此平息。（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辛亥后，钱基博慷慨从戎，在军中服务，但宋教仁的被刺，二次革命的失败，都令他觉得凭一己之力难挽颓势，遂萌去意，立志在教学中作出奉献。

钱以文章盛誉奔走大江南北，月薪常在两百金以上，回归故里，任无锡县第一小学国文教员，月薪只有20元，校长顾祖瑛颇有歉意，钱基博却毫不在意：“你不要小看我，我家三世为童子当启蒙师，这是我家传之业，我很以之为荣！”此时，冯国璋慕名要招他为秘书，被他婉拒。

杨荫杭二次出洋，先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士（1907），又于1910年获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1911年在北京政法学校任教。辛亥革命后，辞职回南，在上海《申报》馆任职，同时兼任律师，发起组织上海律师公会，并先后任江苏高等审判厅长（1913）、浙江高等审判厅长（1914），1919年调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等职务。1920年任上海《申报》馆副总编，兼营律师事务。

任高等审判长时，为判处一名杀人恶霸死刑，杨荫杭坚持司法独立，与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至袁世凯把他调任。

当时也有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贿赂：两支雪茄就是两百元，“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杨荫杭出于义愤，自告奋勇为请不起律师的穷人辩护。也时有一些并不贫困、打胜官司后赖掉公费的事发生。据杨绛回忆，其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公费被赖掉。她笑父亲：作为一个律师，却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

除了精通法学，杨荫杭还是一位诗人，爱读杜诗，于音韵学钻研很深，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杨绛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

文章高手

抗战时期，钱锺书和杨绛、杨父同住。钱锺书自幼喜读字典，杨父发现后大乐，对女儿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

博学的钱锺书常感到缺乏“相谈手”，但与杨荫杭在一起，翁婿之间谈得十分投机。

任《申报》副总编时，杨荫杭曾逐日在《申报》上发表“时评”和“社语”，篇幅很短，一般四五百字，有《老圃遗文辑》行世。辑中所作，虽系时评，却旁及法律、历史、经济、社会、文化，以至古代地理、民族源流……无所不包，信手拈来。晚年倾力于《诗骚体韵》一书，可惜书稿未能留下。

说到渊博，钱基博几乎不让其子，除了西文上钱锺书占了优势，其父对经史子集的通览与精研在国内是罕见的。

钱基博的著述，除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序跋、论说、碑传、书牍，成书出版的专著竟达五十余种。其中，《经学通志》《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近百年湖南学风》等至今翻印不断。陈平原对他的评价是：“钱先生以硕学高文孚海内众望，其文章笔势雄健，意气凌云，典雅古劲，事理通明，其学熔裁经史，旁涉百家，堪为天下通儒。”

正是如此雄厚的功力，让自学成才的钱基博登上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光华大学等名牌大学的讲坛。

学术专著外，钱基博和儿子一样，也是小说创作的高手，当年在《小说月报》上所发武侠小说《技击余闻补》，引来读者赞誉，盛称其“笔墨劲峭苍古，在林琴南之上”。

杨必 令人扼腕的英才

是了，这就是我们的名利场。这里虽然是个热闹去处，却是道德沦亡，说不上有什么快活。

——《名利场》“开幕以前的几句话”

英国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几乎成了杨必的名片。

这部“罕见的佳译”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仍是业界经典译本，著名学者陆谷孙曾撰文高度评价，“英蕤窈窕，元气淋漓，非文字功力出众，小说文学修养精湛者不可为。”

而《名利场》背后的杨必，又是怎样一位女性？

吴学昭曾和记者聊过杨必：“她和我姐姐常‘合’（沪语Ge）一起上学，当时我们家离学校近，她每天放学到我家来，我母亲总让她先吃点心再做功课，她15岁就没了母亲，能感到一种家庭温暖吧。”因年龄相近、同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就读，吴家姐妹和杨必关系颇近。

“杨必好像和姐姐（杨绛）不太像，她比较年轻，也比较时尚，现在叫帅，从前叫Smart。”吴回忆道，“她长得很漂亮，皮肤雪雪白（沪语）；加上她个子高，穿得又时髦，很讲究上海小姐的派头；她在国际劳工局时，我看到她穿那种黑皮夹克，当时很少女孩这么穿，非常帅气。”

当年，翻译家傅雷还曾请杨必指导傅聪英文。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杨必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记者采访了她当年的几位同事和学生。

电话那头，陆谷孙向记者回应道：“她一向独来独往，感觉蛮孤独的。”

曾受过杨必个别指导的薛诗绮则说：“她非常豪爽，讲话毫无顾忌，风格像男人。”

“家里有教养、自己有修养、学问很好、才气很高的一个女同志。”85岁高龄的程雨民概括道。

杨必46岁英年早逝，留下两部译作，《名利场》（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之外，还有一部女作家玛丽亚·埃杰窝斯（M. Edgeworth）的《剥削世家》（Castle Rackrent，1953年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地主家族的衰败。

虽然教的是英国小说，杨必对中国古典作品也有研究。据杨绛回忆，早在童年时代，杨必就已经迷上了《红楼梦》。学生则说她“上课讲着讲着就引申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上”，“常赞叹《西游记》的想象力丰富”。大家记得，“她前前后后看了三十多遍《红楼梦》，有时《名利场》翻不下去，她就会看《红楼梦》，说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杨家的“西碧儿”

杨必1922年5月生，比杨绛小11岁，在家行八，父亲老圃先生爱用古字，“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

依杨绛回忆，淘气的阿必从小就“善摹仿”，“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

关于杨必的课堂，退休教师翟象俊回忆：“57年我才一年级，比较好奇，想看看高年级有哪些名教授在上课。我曾经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过杨必先生，那时她给大四学生教Vanity Fair。她上课动作很多，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有时候会坐在讲台上，非常活跃，手舞足蹈。”

1941年，杨必从工部局女中高中毕业后，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时恰逢钱锺书在那里教课，也曾教过她。大学末一个学期，父亲杨荫杭去世，毕业后她就留校当助教，兼任该校附中的英语教师。

当时主管震旦的是外国修女桑顿嬷嬷（Mother Thornton），抗战胜利后她正好要到北平开会，得知杨必有亲戚（钱锺书、杨绛）在清华任职便携其北上，因此杨必1947年夏开始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次年6月回震旦继续教课；1948年下半年，经师长陈麟瑞（时任《上海新闻》总编辑）介绍，进入南京西路的国际劳工局兼职，做了一年翻译，期间收入颇丰；同样经陈推荐，1950年4月间她又获得一份《密勒氏评论报》的翻译差事。

钱锺书管杨必叫“西碧儿”（Sibyl，古代女预言家），因为姐姐们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请教这个小阿妹，尽管她是个“家事不能干、也从未操劳过”的“真大小姐”，但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主意”。

“林同济不错，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

1998年8月，贾植芳曾写下《忆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以下简称《忆》）一文，以示“怀念与敬重”，因“我出事以后”，他俩“都没有迎合时势，写文章批判我”，他们“是在极左时代受到迫害、学养深厚、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知识分子，给我印象很深”。

贾植芳是在震旦认识杨必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新潮的小姐，人也漂亮”。大家熟了以后，贾老还以开玩笑的口吻想为杨必介绍对象——“你三十多了，年龄也不小了，老话说‘女大当嫁’，我给你找个对象吧？”“杨必眼界很高，要找二姐夫钱锺书那样的大学者。我说，钱锺书只有一个，你们外文系林同济我看不错，原来的夫人回了美国，他是个学者，又在欧洲长期生活过，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这件事贾跟林也讲过，然而，媒还没保好，老人家就进了监狱。

“当初也有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

徐燕谋的悼诗

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

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

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

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

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

“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

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

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

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

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

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

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

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

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

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

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

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

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

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

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

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给杨必保管，因此要她检查，给她带来不少苦恼，于是这个大家闺秀对新政权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

但是，杨必分到复旦后很快被评为副教授，应该说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据杨绛回忆，杨必刚到复旦、翻译《名利场》期间，生活丰富，交游广阔。

当时，杨必和大姐同住霞飞路培恩公寓。大姐杨闰康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大姐夫何德奎解放前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但杨必58年《登记表》中写到的何似乎境况不佳：“1947年离国侨居巴西，现在香港，据说神经失常，详细情况不明，最近（58年7月底）有家信，自称在香港某中学做校长，不知是狂人呓语，还是神经病已有好转，学校面貌不详，据他说是朋友出资创办。”

薛诗绮回忆，“我到她家去玩过几次，但从来不谈学问。她喜欢议论人，对于学界那些装腔作势、外面有点‘壳子’的人，她看得清清楚楚。她有点清高、高雅，但又不像不食人间烟火，人绝顶聪明，对每个人都看得很准，评论人不是很恶意，但有时也蛮尖锐的。对于社会学界的不良现象，她很看不起。”

杨必死于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忆》中提到，“外调人员说她和西方天主教反动教会有勾结，逼她限期写出交代材料，她不堪受辱，在恐怖和绝望中，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当时我听见外文系的高音喇叭广播说，她是坚持反动立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

但杨绛在《记杨必》中强调，“她是1968年睡梦里去世的”，“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

据孙铢回忆，“前一天开大会我还坐她旁边，当天她身体就不太好。她每天睡不着，吃安眠药，心脏也不好。”1979年，复旦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

“杨先生特别指出，杨必肯定是平时呕心沥血、后来没扛下来累死的，不是外面说的那样自杀的。”在北京采访时，社科院德语文学专家张佩芬告诉记者，干校期间她曾和杨绛提及杨必，“杨先生说，她母亲把家里都照顾得很好，以她妈妈的家教，杨必不可能自杀，说的时候她都流泪了。”

翻译过《名利场》的杨必，早已逃脱世俗缠累。斯人已逝，或许她的散文《光》多少能照亮我们的记念。（杨必曾以笔名“心一”发表过散文，但外界仅留存此篇）

当第一条金红的阳光跳上墙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过了，隔夜的黑影，梦境里的幻像，都被驱散无遗……你有没有在暗里听见你所最爱的声音在叫你唤你？这声音出乎意料的温柔亲切……于是你觉得一切都有依靠，可以放心了，你微笑着，满心安慰，满腹希望，让黑夜把你卷进了梦乡。

钱瑗：我和爸爸最哥们儿

“人生在世，应爱惜光阴。我因住院躺在床上，看着光阴随着滴滴药液流走，就想写点父母如何教我的事：从识字到做人，也算不敢浪费光阴的一点努力。”

1996年，钱锺书与杨绛的独女钱瑗，患脊椎癌，住院时已是晚期。这年10月，她想起母亲说过要写《我们仨》的事，就要求把这个题目让给她，由她来写。当时，她只能仰卧，写字很困难，由护工移动纸张协助书写。

11月，医院报病危，钱瑗还在“爱惜光阴”，至1997年2月26日她写完前5篇，杨绛劝她“养病要紧，勿劳神”，而她实在也已力竭，就听话搁笔，5天后于沉睡中去世。

钱瑗走时，杨绛还得守着这个秘密去照料病榻上的钱锺书。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必是一片冰凉。待钱锺书走后，她只得一人续完《我们仨》，在一场时空错置的“万里长梦”中：“阿圆一再对我说：‘娘，不要愁，有我呢。咱们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我们仨》)

“颖悟如娘创似翁”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怀孕时，钱锺书说了这么句痴话。

1937年5月19日，英国牛津妇产医院，杨绛果然诞下一女。出生那日，她被医生用产钳夹了出来，护士对杨说：“She's all black and blue。”(她浑身青紫)是她使劲拍拍拍，才给拍活的。婴孩“哇”地一声特别嘹亮，护士们称她Miss Sing High，杨绛意译“高歌小姐”，音译“星海小姐”。据说，这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

护士把孩子抱了出来，钱锺书看了又看，“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钱瑗小名圆圆、阿圆、阿瑗，自小聪颖绝伦，颇多故事。

3岁时，圆圆见一个“朋”字，就对妈妈说：“这两个‘月’在亲热呢！”杨绛惊喜于女儿“两月相暱(昵)”的妙思，遂作诗一首：“颖悟如娘创似翁，正来朋字竟能通。方知左氏夸娇女，不数刘家有丑童。”夸赞女儿像父母一样聪慧有创意，既有左思之女的貌，又有神童刘宴的才。(注：神童刘宴貌丑)

1941年钱锺书自外地回上海，父女两年没见，4岁的圆圆注视着有些陌生的爸爸，见他把行李放妈妈床边，发话道：“这是我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钱锺书不禁感到好笑：“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圆圆答：“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下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令这位大学问家父亲哑然失笑。

1948年夏，11岁的钱瑗随父母来到老家无锡，见了爷爷钱基博，老先生当年给她取名健汝，但多年来从未见过这个孙女。钱瑗自小爱读书，那天在爷爷屋里找到一小柜《少年》杂志，边翻边看，弄得满地是书，小学毕业的她此前已读过《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爷爷当场考问她一番，大为惊奇，“吾家读书种子也！”

钱瑗从小体弱，经常休学。1949年随父母离沪北上时就曾在家休了一年。考上高中后，读了3学期又因病休学。杨绛当时已调入文学研究所，常读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钱瑗在家，闲来无事，就拿妈妈从图书馆借来的这一摞洋书消遣。年仅15岁的她初读原文，不免生吞活剥，但为她后来的语言教学打下了扎实基础。

1979年公派留学英国时，一次参观夏绿蒂·勃朗特的家，厅里挂了幅大画像，她说这是萨克雷，陪同者都疑惑：不会吧？一问管理人员，果然是！大家都感到惊讶，却不知眼前这位中国学生高中休学在家时已从那些洋书中见过萨克雷的像，还读过评论家文章，说勃朗特暗恋萨克雷，且《简·爱》里的罗彻斯特写的就是萨克雷！

“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

论及女儿个性，钱锺书说：“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两位祖父迥然不同的性格，在钱瑗身上都很突出。

钱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她治学严谨，在教育与学术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英语文体学方面，这是一门涉及语言学与文学、政治学、媒体研究等相邻学科的交叉学科。

上世纪80年代，文体学在中国还是块处女地，钱瑗却是位辛勤耕耘的拓荒者。授课之外，她在教材建设上也下足了功夫。她编写的《实用英语文体学》(上)，自1981年出版已被反复使用过9遍，1989年全国高校外语教材编审认为它“既是一部出色专著，又是一本实用教材，且是同类教材中第一本用英文写作的”。该教材上册已于1991年出版，然而，由于钱瑗多年授课太多，积劳成疾，下册只完成了一部分就病倒了。

平时，钱瑗脸上常挂着温和的微笑，但她也会拍案而起，敢于直言、是非分明。

“文革”中期，她因参加编写《英汉词典》出席某全国性的语言学大会。当时“左”风大行，会上有人说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对此谬论，大家默然。谁知当时还只是一名小助教的钱瑗竟大胆反问：“那毛主席的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弄得那些“左将”无言以对。

80年代中期，钱瑗兼任全国外语教学英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一次，一名委员在评审会上推荐一本文学史教材，说此书已有钱锺书等先生的肯定和推荐。话音刚落，钱瑗腾地站起来，满脸通红大声道：“我父亲没有推荐！”对方甚感难堪，便掏出几封信放在桌上，表示这是真的。当时气氛有点紧张，委员们翻读信件后发现，钱锺书的信多半是客套话，最后还留有“容后再读”四字，才发现：“确实没有推荐，钱先生还没有看呢。”

“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小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

在这个民主祥和之家，无论钱瑗如何变换角色，她都是父母贴心懂事的好女儿。

1966年“文革”，钱杨夫妇先后被“揪”出，成了“牛鬼蛇神”。钱瑗担心他们，很想回去看看，但自己是党员，必须站稳“立场”……她心事重重，走过众目睽睽的大院时，贴出事先写好的大字报。回家后，她告诉自己的父母她已贴出大字报表态了，然后一言不发，紧挨着妈妈坐下，取出针线为妈妈缝制睡衣，又取出一包爸爸最爱吃的夹心糖，剥去一颗颗糖纸，把糖放入瓶里，将糖纸藏入自己的书包，生怕“红卫兵”发现“牛鬼蛇神”家倒出的垃圾里有“高级”糖纸，给父母惹来麻烦……真是无微不至，用心良苦！

钱瑗依恋她的Dear Mom和Dear Pop(这是她和父母通信写便条时一贯的称谓)，也相当孝顺，大学毕业后8年，她才迈入婚姻生活。

1967年12月，她与1955年同入北师大的王德一结婚。在校读书时，钱在俄语系，王在历史系，但在同一幢文史楼学习，两人都酷爱绘画，一起在校美工队活动，毕业后都留校任教。当时他们59届搞美术的有号称“妖魔鬼怪”四员大将。王德一是领头的“妖”，因为人们常把“一”念作“Yao(妖)”，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生物系那位早有“小鬼”之称。四人中，钱瑗是惟一的女性，本无绰号，既然排行第四，人们就把“怪”安在她头上。“妖”和“怪”经多年交往、恋爱，终成眷属，被人戏称为“妖怪联姻”。然而，这段美满婚姻遭到“文革”的“剿杀”：1970年5月北师大围剿“五一六”，王德一被诬“炮打林副统帅”，隔离审查、反复批斗后，不堪受辱，悬梁自杀，给钱瑗烙下了一生的伤痛。

心灰意冷的钱瑗，此后有段时间对婚姻不是很积极，“我陪着爸妈！”

“文革”期间，钱瑗帮助了一位被“红卫兵”勒令扫街的老太太唐云，钱瑗的热心和善良让她感动，唐把儿子杨伟成介绍给钱瑗和钱杨二老，希望能组成新的家庭。“我们都要走的，我们不放心你……”经父母的嘱托，钱瑗决心再婚，此后担起了孝女、贤妻和良母的责任，对她的继子、继女关爱有加，据那两位回忆，钱瑗和他们的交往“像大朋友似的”，“不是亲娘胜似亲娘”。

“阿瑗是我平生惟一杰作”，女儿走得早，为母的不免唏嘘：只可惜“可造之材”未能成才，“读书种子”只发了一点点芽……告别会上，钱瑗的学生和同事都悲伤不已，外语系的师生恳请杨绛留下她的部分骨灰，埋在北师大一棵雪松的土下，春风化雨，以纪师恩。

钱瑗的一位学生曾对她说，世界在宇宙中太微不足道了，人更渺小，比蜉蝣强不了多少。钱瑗不同意这个说法——“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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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

著者：陈文杰 曾景忠 王丰

文本整理：刘家怡

编辑：陶伟鹏

策划推广：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10月第一版

字数：36千字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本书内容选自《南方人物周刊》往期报道，作者排名不分先后，由南方周末“三声”电子书系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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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

陈文杰 曾景忠 王丰 等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蒋氏家族：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

回看百年蒋经国

（一）青少年与留苏时期

（二）回国之后的政治生活

（三）台湾时期之威权统治

总结

蒋介石如何指导蒋经国读书学习

认字解词，读《说文》《尔雅》

临谭字和苏、赵帖

读好“四书”，熟读《孟子》

中文、英文、算学，最为重要

要求每周写一封信

指导品德修养和体育健康

成年学习，重在领悟应用

学习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哲学

认真研读曾国藩和王阳明

蒋友柏 悬崖边还有没有贵族?

“姓蒋”对我是好事还是坏事

岛事、家事、公司事的“what if”

悬崖边的贵族:蒋家四代在台湾

经国、纬国：不同的人生道路

让祖、父失望的孝文

酒精中毒

与“江南事件”有关联的孝武

孝章与孝勇

第四代

中国故事

蒋氏家族：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

1988年1月13日，台湾政治强人蒋经国在毫无预警状况下，溘然长逝于七海官邸。由于事出突然令国民党高层在猝不及防的情势下，无法从容安排蒋身后的权力布局，使台湾政局于此陷入权斗之中难以自拔，最后李登辉虽脱颖而出成为国民党主席，但国民党内主流、非主流斗争却越演越烈，连带使蒋经国历史定位迟迟无法定论。

待国民党失去政权，民进党“执政”后，陈水扁眼见国民党怠惰没有为两蒋父子建构历史定位，趁势清算蒋氏父子遗留的政治资产，以政治审判方式取代历史裁决，拆除蒋氏父子铜像、封闭两蒋陵园、关闭中正纪念堂、将两蒋遗物迁出府邸等，均出自“政治操作”，令国民党与蒋氏家族成员面对如此恶劣操作颇感难堪。

其实陈水扁的政治操作完全是消费历史，以挑起族群仇恨的模式，取悦于深绿选民。此因陈水扁“执政”8年以来，从未研究两蒋档案，甚至连深绿历史学者郑钦仁等人欲调阅两蒋时代白色恐怖档案，陈水扁指示选择性公布相关档案以供学者参阅。

类似这种做法，当然会引起台湾民众的恶感。兼以深绿历史学者屡屡以各种未经查证数字，直指蒋氏父子屠杀台湾人民，将历史问题政治化，对人民进行洗脑，陈水扁自然可以振振有词地“批蒋”，其目的是将“批蒋”转化为全民运动，以凝聚民众的选票，打击国民党选情。

陈水扁的“批蒋”，也感染谢长廷。谢曾脱口而出说，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期间总共屠杀人民多达120万。此事在当时曾引起台湾民众的震撼。然而谢的说法经不起事实检验，若蒋氏父子屠杀120万人民，依时间比率推算，蒋氏父子每隔20分钟就要枪毙1位台湾人民，试问这可能吗？显示陈水扁的“批蒋”、谢长廷的“信口开河”，完全是政治谩骂，绝非是理性的历史研究。

陈水扁以政府之名对蒋介石、蒋经国进行无情的鞭尸，对两蒋家族成员而言，真是情何以堪。然而令蒋氏家族成员最感愤怒的不是陈水扁或谢长廷，而是配合陈进行鞭尸的军系要员及“教育部”官员。此因台湾军系要员均是两蒋门生，他们成长于两蒋时代，崛起于蒋经国“执政”晚期，当年都是高喊万岁的天子门生，讵料批蒋、拆铜像到封陵园，均从军系大门做起，直到移灵问题摆不平，在舆论批判下，军系要员才拒绝配合演出。

至于官员杜正胜、庄国荣等人，杜曾任李登辉时代的“秉笔太监”，为国民党主席写过文告；而庄国荣曾参加政大“三民主义研究社”，为国民党前途发展激进过。杜、庄等人均出自国民党，于民进党“执政”时委身为“贰臣”，故而他们尽情配合陈水扁演出，乃是政治卖身，与主持转型正义无涉。

事实上，陈水扁“批蒋、鞭尸”，除政治操作外，还有更深层的政治用意，目的是制造矛盾。由于国民党不愿面对两蒋统治台湾期间的历史，以致无法为两蒋历史定位作出结论。如果能逼蒋氏家族成员同意移灵，并移灵成功，由陈水扁亲颁的褒扬令上将书写蒋氏父子种种之恶，将两蒋定位解释权永远掌握在民进党手中，以此打击国民党。

反过来若蒋氏家族成员不同意移灵或转回大陆归葬，陈水扁则痛批蒋家心怀大陆，不愿在台落地生根，既然蒋氏父子不认同台湾，国民党就不配“执政”。显示陈水扁“批蒋”、“鞭尸”、“移灵”系经过政治精算而得出的结论。

就蒋氏家族成员而言，陈水扁“鞭尸”力度愈来愈强，家属内心倍受煎熬，但为顾及马英九选情，隐忍之间必须步步为营。

相对于国民党与马英九而言，移灵与否的问题，陈水扁必批国民党与马英九“忘恩负义”，不顾两蒋父子历史定位，令国民党与马英九难以反驳其恶毒之言。

尤其2008年1月13日是蒋经国逝世20周年忌日，于陵园被封之后，究竟是否要参拜颇费思量。还好“立委”选举系在1月12日投票，其胜负当然会影响马英九谒陵之举。姑不论马是否谒陵，民进党还是会出招，此时“移灵”与“归葬”问题将纠缠马英九，直到大选落幕。

从陈水扁执意对两位死人动刀，可看出民进党擅于选战，懂得议题操作，而国民党被动应战落得先机尽失，看来国民党应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反击，否则任令孤儿寡母的蒋氏家族成员冷对应付陈水扁，终将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回看百年蒋经国

蒋经国去世21年多了，这位前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名，从来不曾像最近这样被岛内人士频繁提起。蒋经国故去的这段岁月，台湾历任政治领导人，从不曾像马英九以如此慎重的仪式纪念他。去年大选之后，就如同早年国民党同志到北京香山碧云寺祭告孙中山英灵的况味，旗开得胜的马英九到桃园头寮蒋经国灵寝，以胜选重新赢回执政权，告慰蒋经国在天之灵。迄至近日，马英九高调纪念蒋经国，台湾的时空，似乎又回到1988年春天，蒋刚辞世时那段“痛失中流砥柱”的“后蒋经国时代”。

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有若干关于蒋经国的未解之谜。可能有更多人不解，纵使岛内蓝绿对抗如此两极化，蒋经国为何总是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的领袖人物？他何以能备受台湾民众肯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回到历史的轨道上，透过当代人物的回忆，以及蒋经国自己的回忆，我们来回看存活在历史空间里的蒋经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蒋经国。

1949年，蒋介石夫妇与蒋经国一家人出游

1950年，台湾空军接收美制F-86战斗机，蒋经国试穿飞行装备

蒋经国和父亲蒋介石在重庆的合影，这时他刚好回中国没多久，正准备在政治上施展长材　图/秦风

学生在台北中正纪念馆前的广场合影　图/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一）青少年与留苏时期

什么样的客观环境，锻造了一个像蒋经国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20世纪许多中国政治名人，似乎都经历了“意识形态塑造”、“政治生活淬炼”、“权力之争夺与巩固”几个过程，蒋经国亦不例外。而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塑造”，更是蒋经国整个政治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慑于父威的压抑童年

经国可教，纬国可爱——这是蒋介石给两个儿子的八字概括。然而，蒋介石这位严父在儿子面前形诸于外的，却是一种冷峻得无以复加的威严。1922年春天，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初见这位面形方厚、额高嘴大的农村孩童，心思细腻的陈洁如惊觉，经国被父亲高亢的吼叫声，吓得全身颤栗。陈洁如问他话，这个11岁的男孩，只知羞赧地摇头。陈洁如拉着经国的小手，叫他坐在椅子上，她发现经国全身始终抖个不停。

然而，当经国的弟弟纬国第一次出现在陈洁如面前时，蒋介石却放下了惯有的威严，脸上出现了少见的笑容，他抱起纬国，一边逗纬国玩，一边要孩子喊陈洁如“姆妈”。

同样的蒋介石，他却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面对两个儿子。人们可以解释，纬国比经国小6岁，父亲当然对老大严厉，而厚爱老二。或许是纬国自幼长得乖巧，讨人欢喜，让蒋介石心生怜悯，厚此而薄彼。经国、纬国幼时都住过陈果夫（1892-1951）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陈果夫太太曾经告诉纬国，幼年时代，纬国因为体弱多病，蒋介石、姚冶诚（1887-1966蒋介石之妾）老是在陈果夫家楼上的阁楼里，整天抱着纬国，陈太太见状十分不以为然，指责蒋介石、姚冶诚，“你们到上海究竟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成天就知道躲在阁楼上抱小孩（纬国）。”足证纬国幼时比兄长经国得到更多父爱。

或许正是蒋介石对经国的严谨教育，才让这个平凡的农村孩童，终成治国之才。1921年5月23号，蒋介石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上说，“经儿知之：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

蒋经国见过陈洁如之后半年，在上海念万竹小学时，又接到父亲的来信：“经儿知之：……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映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你每星期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并为你弟订儿童画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

1922年10月13日的信上则训示蒋经国：“……你的字还没进步，每日早起，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

向往革命的狂飙青少年

15岁那年（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这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导火线，起因于日本资本家开枪击毙工人顾正红事件。蒋经国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详述就读上海浦东中学时期，连续参与了四次反帝示威活动。蒋经国这时开始崭露头角，他被同学选为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也当选抵制洋货小组的领队。

这一年的暑假，蒋经国去广东探访父亲，反帝运动正风起云涌，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广东”。蒋经国说，黄埔的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他头一次看到黄埔军校墙头张贴的巨幅标语：“联俄”、“联共”、“工农联合”，他也看见许多俄国人在黄埔校园内，有人告诉蒋经国，全世界各国当中，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苏联的统治者不是皇帝也不是上帝，而是工农当家。他向父亲提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愿望，但是，他的请求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父亲拒绝了。

蒋介石显然希望蒋经国多读几年书。为使儿子死心，蒋介石索性把蒋经国送往北平，交给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蒋经国在北平读了几个月书，经邵力子引介，熟识了李大钊，李氏又援引蒋经国认识了很多在北平的俄国人，他们劝蒋经国不妨去苏联留学。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为鼓励中国青年前往就读深造，给予十分优惠的条件。

向往革命，是蒋经国对外的说法，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动机，是4年前，也就是父亲与陈洁如结婚前夕，蒋介石与经国生母毛福梅的离婚。蒋经国忧国忧时，自怜怜人，他既向往革命与急切爱国的激情，意欲逃脱父亲严格管教的压力，又急于远离单亲家庭（父母离婚）的破碎场面。最后，他选择离开祖国，希望到一个陌生的遥远世界，寻求独立自主的梦想。

与蒋经国一同搭乘货轮前往苏联的青少年，一共有90余人，这条货轮先前曾经载运过猪只牲口，船舱里浓重的猪屎尿骚味，令人闻之欲呕。船在上海黄浦江等候出港，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难忍船上臭气和不习惯船上摇晃，蒋经国说，他差一点动了逃回家的心念，但见许多同伴留在船舱铺位上，不禁自问：既然大家都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校长之子，焉能半途开溜？

蒋经国很快融入团体生活，在航向苏联的货轮上，开始温习布哈林《共产主义ABC》、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著作。1925年11月底的一个傍晚，蒋经国和一群中国青年抵达莫斯科。一个月后，他加入了共青团。初到苏联，蒋经国开始下苦功学俄文，并努力研读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还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局势的文章——《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

从国民党员变成托洛茨基追随者

日后有许多评论家在月旦蒋经国毕生思想时，均将蒋经国归类为托洛茨基派，尽管归国后，他极力回避类似的说法，但他在留俄时期却毫不掩饰他的托派色彩。

他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校长是拉迪克，拉氏也是教授蒋经国“中国史”的老师，时常在下课闲时与蒋经国私下讨论。拉氏系托洛茨基派领导人物之一。

蒋经国当时自承：“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蒋经国和几位中国同学秘密研读托洛茨基学派的著作，“对于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尤感兴趣。后来我越来越热衷托洛茨基学说，终至加入秘密学社。跟随我的同学日多，并开始视我为托派的领导者。”

邓文仪（1905-1998，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国防部新闻局长”、“内政部次长”）在回忆苏联留学经历时，就把蒋经国、王新衡（1908-1988，曾任职军统、“立法委员”）等人留俄时的行径，比喻为“和反对派相呼应，反对俄共中央派”。因为王新衡被共产国际中共代表王明（陈绍禹）指控为“浙江同学会”领袖之一，中山大学接连举行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决议处分王新衡等人，王氏还因而被苏联特务机关监禁4个月。

对蒋经国，王明则指控是他组织了“浙江同学会”这一反革命团体，蒋介石则是“给予幕后资助的主使者”。王明查扣了两封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家书，建议苏联当局逮捕蒋经国。

与王新衡相较，蒋经国确实沾了蒋介石儿子的光，真正迫使苏联当局对蒋经国采取行动，是在1931年秋天，苏联当局把蒋经国从中山大学（当时改名列宁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助理团长的职位上，调派他离开莫斯科，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谢可夫村。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在列宁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抨击王明。

此前，苏联当局数度驳回了蒋经国请求回国的申请，苏联当局采纳了王明的意见，认为“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联”。各种因素，他成为滞留苏联最久的中国留学生。

于今回顾蒋经国这段留俄历程，似乎不得不让人承认，14年留俄岁月，正是锻造一个具有钢铁意志人物的绝佳环境。

蒋经国的得力股肱王升，在日后曾经微妙突显经国先生这段“苏武牧羊”式的艰苦历程，并且把蒋氏的留俄故事，刻意作为新造神运动的绝佳素材。尽管王升讲述的故事，旨在完成对蒋经国的“造神”，神格化蒋经国，但我们仍可从中感受到蒋经国那段艰危岁月茹苦含辛的真貌。

王升回忆，在一次偶然机缘里，蒋经国脱口而出一句话：“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么苦的人！”王升在向台军发表演讲时说，蒋经国一生中，不晓得吃过多少苦，在俄国14年，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蒋经国耕过田，俄国实行集体农场，派他到谢可夫农村，在那里，没有床睡，没有饭吃，还好遇到了沙勿牙老太太，收容他到家里住，给他面包、红糖。蒋经国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斯大林把他充军到西伯利亚，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

王升讲述，蒋经国在俄国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不得了，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他委身蹲缩在桶里，度过寒夜漫漫。蒋经国半路上病倒了，多亏遇到另一个要饭的孩子“小彼得”，把每天讨来的饭，比较好的东西给他吃，才没饿死。后来，“小彼得”死了，蒋经国曾写过一篇文章《永远不要挂起白旗》，纪念这位患难之交。

蒋经国滞留苏联，1927年间，他申请加入苏联红军，被派到驻扎莫斯科的第一师，当过兵，曾进入列宁格勒中央红军军事政治研究院；也当过莫斯科电机工厂学徒工，在乌拉尔金矿场当矿工后，又当过乌拉尔重机械制造厂技师、助理厂长、《重工业日报》的主编。

蒋经国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在苏联留学、落难12年，特别是最艰困危难的岁月里，“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３月，我们终于结婚。”

30多年后，当他父亲把国民党当局的权柄交接给他，他竟日奔波于台湾、金门、澎湖……山巅海滨，他一身素色夹克外套、鸭舌便帽、旧长裤、布鞋，轻车简从的装扮，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信仰的托派思想，和他流放西伯利亚、当工人、当农夫的形影，似有前后辉映、异曲同工之妙。

（二）回国之后的政治生活

蒋经国于1937年春天回归祖国，蒋介石在经国结束在老家闭户读书岁月后，正式派遣他到江西历练，开启了蒋经国“政治生活淬炼的时代”。

蒋经国的共产主义天堂

江西宜丰籍、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江西时期曾任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说，早先，赣南是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十分头疼的地方。熊氏委任的赣南各县长多半上不了任，一上任就要饱尝地方民团殴辱，像熊式辉派任的安远县县长齐振兴，上班第一天差点被地方民团绑赴刑场枪毙，齐太太听说丈夫要被枪毙，吓得在地上打滚哀求饶命，备极羞辱。蒋经国的前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刘己达，才上任，也在赣州遭地方民团殴打羞辱。

漆高儒认为，熊式辉任命蒋经国到赣南，起到了震慑地方的作用；纵使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再蛮横，谅他们也不敢对蒋经国动粗。熊氏想借着蒋太子的威名，整顿完全不听命于他的赣南地方。

然而，蒋经国也不是完全仰仗着父亲尚方宝剑的光环，江西的一片江山，还是靠蒋经国胼手胝足打拼出来的。

漆高儒曾讲述过两段故事。江西崇义县的山区里，有位知名的土匪头子周盛连，周某住的碉堡石屋，里边可以容纳匪徒两三百人，在地方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周盛连知道蒋介石的儿子来走马上任了，便发了请帖邀蒋经国上山喝酒。蒋经国依约赴会，带了几个随员，未带任何刀枪武器，赤手空拳上山。酒过三巡，周盛连起身告诉蒋经国，你是蒋委员长的儿子，有福不享，跑到这里向我这坏蛋说好话，我向您保证，只要您在赣南一天，我就一天不做土匪，如果你走了，政治又坏了，我为谋生，说不定贼骨难改云云。

蒋经国以单刀赴会的勇气，无异“招安”了过去凶悍无比的土匪头。对难缠且不讲道理的土匪，蒋经国则是以硬碰硬，像人称“唐老虎”的土豪劣绅，他就发动拂晓突击，趁睡梦中，把这只“唐老虎”绑到专员公署严办。

凭着软硬兼施的法子，蒋经国先把为患赣南最烈的土匪豪门，杀了一次威风，然后再拿出他的政略与治理方案，一步步解决地方上的疑难杂症。蒋经国在赣南使的“杀威风”方略，流风所及，是否成为尔后治理其他地方的既定模式？在上海“打老虎”，在台湾肃清地下党组织，蒋经国新官上任，似乎总不脱这种杀威风的模式。

经过清乡、剿清土匪的步骤以后，蒋经国在赣南开始推动“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蒋经国有句口号：“要将赣南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的劳动生活乐园”，往往令人联想起苏联斯大林时代实行的指令经济。

蒋经国永远的十字架：章亚若

李焕（1917-，湖北汉口人，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毕业，蒋经国大陆时期的嫡系骨干）是蒋经国最信任的亲信之一，据李氏回忆，蒋经国出任“总统”后，某次李焕向他报告各部会业务，谈到“外交部”时，无心带了一句：“章孝严在‘外交部’表现得不错，大家都对他的评论很好。”（按：章孝严、章孝慈系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双胞胎儿子，是蒋孝严未认祖归宗前之姓名，时在台湾外交部门任职。）

蒋经国闻言只是看着他，并未答腔，李焕赶紧转移话题，过了好一会，公事谈完，蒋经国突然没头没尾冒出一句话：“一个人年轻时的言行要谨慎，否则就会背负一生的十字架。”

蒋经国所谓的“背负一生的十字架”究何所指？是指与章亚若的婚外恋？或是指章亚若成谜的死因？

王升生前也曾向友人提起章亚若的种种，王升记得，蒋经国在江西任职“三青团江西支团部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时，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学，总是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情招呼“老弟”、“小老弟”，表现得和蔼可亲，这位女同学，就是章亚若。

王升记忆中，蒋经国每个礼拜四下午排定的时程，是接见民众，章亚若就在蒋经国旁边担任登记联络工作，而且时常陪同蒋经国到处访视民众。照王升的说法，“她是蒋经国生命中遇见的第一个中国女人，且又长得漂亮能干，时间一久，彼此便滋长出情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章亚若被秘密送往桂林，准备在那里生产……”

为了回避父亲蒋介石、妻子蒋方良的注意，蒋经国以“赴广西考察县政”为名，悄悄潜赴广西桂林。恰巧，章亚若就在蒋经国于1942年农历春节前往桂林探视团聚时，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蒋经国为之取名孝严、孝慈。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王升的说法是“突然逝世”。江西时期做过蒋经国秘书的漆高儒，有段故事：某日，一位戴着墨镜的黄中美秘书，与徐季元秘书，来到漆高儒的办公室，黄愤愤然地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应该在桂林隐身的，却频频参加外边的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将影响经国兄的前程，让委员长知道那还了得。黄中美声称，为了专员的政治前途，只有把她干掉。徐季元不赞同黄的计划，连声说，不要，经国兄和她总是夫妻一场，干掉了她，经国兄会很难过的。黄中美则辩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胜过一条女人的命，徐季元要黄三思，黄斩钉截铁地说：“我会负责。”

黄中美放话杀章亚若的3周后，章亚若果然在桂林去世。据漆高儒说，章亚若死后几天，蒋经国始终戴着一副墨镜，以掩盖眼眶中的眼泪。

上海打虎 反遭虎噬

1948年8月23日，这一天是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从事“经济管制工作”的首日，所谓“经济管制”，按当时的大白话来讲，就是“打老虎”的意思。

蒋经国在当日写给蒋介石的家书上说：“美援物资如何运用，使其能作为平抑物价之用。请大人命令有关机关，切实研究执行。今后在工作过程中，重大问题向大人请示与报告外，其余问题皆拟就地解决，以免多烦大人之心也。”蒋经国信中所谓“就地解决”，其实就是“先斩后奏”的意思。

问题可能就出在蒋经国的“就地解决”上。譬如，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金条重10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曾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114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惟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蒋经国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类似这种强兑黄金、强交美钞外币的事，不一而足，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传到上海市长吴国桢(按：吴国桢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留学美国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耳里，自然令这位受美国教育的市长气愤不已，在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吴氏眼中，焉可容忍蒋经国用人为手段，强力压抑物价，严打囤积居奇，强令企业家交出金银。

王升回忆上海打虎，提起会见吴国桢的经历，犹不免诚惶诚恐。吴市长在与王升的问话中，对上海经管的不满，溢于言表。以当时吴国桢的身份，当然不是针对“戡建总队”一位大队长而发的，真正的发泄对象是对蒋经国。吴国桢与孔宋家族关系至为密切，吴氏与王升的对话，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即将登场。

各式各样的传记著作，均直指蒋经国上海打虎不成，反遭虎噬，系与孔令侃（孔祥熙之女）扬子公司事件有关。诸多史料印证，其时孔令侃本人并未因为“扬子公司事件”而遭致拘捕。但也正因蒋经国在关键时刻未下手逮捕孔，才会导致杜月笙“将所能控制之工厂，均以原料缺乏为辞，逐渐停止开工，并促成黑市交易，抢购风潮，藉以报复”。社会舆论众口铄金，对蒋经国形成空前强大的精神压力。没逮捕孔，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被批评虎头蛇尾的根本原因。

这也间接使得“蒋太子”上海“打老虎”行动演变成一场闹剧，蒋经国当年上海打老虎的部属王章陵曾著《蒋经国上海打虎记》一书，他回忆说：“……有关这一件事情，是是非非的谣言满天飞，甚至谣传蒋中正总统赴东北视察后决定在上海停留几天研究问题，蒋夫人闻讯亦赶到上海，成为蒋经国上海经管时遭受到的种种压力中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反扑，几乎令蒋难以招架。……”

（三）台湾时期之威权统治

取得信任与特务治国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以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兵败，蒋介石迫于时势，1949年元月黯然引退，并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退居溪口老家，继续遥控国民党当局党政军。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蒋经国时刻追随父亲左右，凡1年3个月，这段关键的艰危岁月，无分晴雨晨昏，亦无分炮火连天，性命交关之际，为父子间之互信奠定了强固根基。

时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衣复恩亲身经历了蒋挥别大陆的最后情景：1949年12月10日，成都即将失去控制，下午2时许，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少数侍卫人员随扈之下，抄小路快步走到凤凰山机场。蒋介石搭乘的C-54座机起飞不久，地面留守的宪兵也快速撤退。衣复恩说，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着：“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蒋经国终于赢得了父亲的完全信赖，蒋介石遂将关系国府统治基础最核心的特务组织，全部委由经国掌管经营。

早在大陆重庆时期，蒋经国就意图染指情报特务组织。只是，斯时军统有戴笠强势领导，中统有CC系统人马盘踞，对蒋太子的“觊觎”，向来抱持敏锐之提防心，在国民党核心扎根未固的蒋经国，别说想见缝插针，就算想立足其间的余地都没有。直到国民党一败涂地，撤守台湾.此前，戴笠早已死于空难，CC系也因为蒋介石对其颇有微词，而陷分崩离析群龙无首之境。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蒋经国遂有趁乱统一残余势力的机会。

曾于1959年任职调查局（中统到台湾之后的继承单位）第一处副处长的李世杰透露：直到1955年，蒋经国由“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跃升“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而以他手下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取代“资料组”之后，他对调查局（及各情治机关）的控制，渐由工作领导而及于人事与经费的掌握控制……

这是蒋经国掌控特务机关全盛期的开始，无论军统、中统，所有大陆时期的旧特务机构的继承单位，全部牢牢掌握在蒋经国手上了。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办事处主任的克莱恩(Ray S. Cline)，第一次见到蒋经国，克莱恩从下榻的“吴宾馆”（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官邸）拾阶而下，见到有一仆役打扮的矮小男子，十分温和有礼地站在楼梯口，耐心等候克莱恩等人下楼，同赴宴会。等相互介绍，克莱恩才惊觉这位“仆役”竟然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这位美国派驻在台湾的最高情报首脑，终于发现蒋经国不仅是特务部门的主其事者，更是蒋介石力图积极建设台湾，托付以重任的主要执行者。在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18号的那幢日式木造寓所，蒋经国曾在客厅里放映一部来台初期拍摄的纪录片，内容是他带着工程人员踏勘尚未开通公路的山区，在海拔两三千米的丛山峻岭之间，冒着性命危险，和一群退役军人转业的筑路工程人员，披星戴月，翻山越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莱恩逐渐从点点滴滴的印象中，积累起对这位国民党政治新强人的崇敬之意。

早期，台湾无法自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克莱恩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管道，定期送胰岛素给蒋经国服用。

被曲解的白色恐怖

今天，当强人已化为头寮灵寝冰冷棺椁里的朽骨时，岛内许多异议人士，特别是一些台独原教旨主义者，总是把蒋经国比喻作白色恐怖的魔头。其实，真正研究岛内白色恐怖历史的人会明白，白色恐怖的主要“专政对象”，不是台独分子，更不是岛内百姓，而是中共地下党，或者说是共谍。甚至国民党党内斗争的牺牲者，其人数都远多于籍隶台湾的人士。换言之，大陆籍，尤其被怀疑是共产党者，几乎占了白色恐怖牺牲者的9成以上。

例如，曾经被蒋介石以“反共作家”名义召见的李世杰，在进入调查局多年、并担任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后，被诬以“匪谍”，而坐穿牢笼20年。

与蒋经国称兄道弟、主持过国民党对大陆空中侦照情报搜集、当过“空军总部情报署署长”的衣复恩，1966年7月间收到一纸传票，要他到军法处“谈一谈”，依约前往“一谈”，衣复恩就莫名其妙地被关了3年。

从恐怖统治到民主之路

美式民主与俄式恐怖统治，原本是处在两个对立面的矛盾事物，是冷战时期两个不共戴天的世仇，但是，这两大仇家却在台湾“相生相克”的吊诡规律下，竟成为冰炭共存、共冶一炉的世界奇观。

初来台湾，蒋经国基于清除岛内共产党地下势力的考虑，全力实施特务恐怖统治。若干年后，民智渐开，蒋经国的左手维持特务政治结构，右手则开始落实美式民主。同样一个蒋经国，竟然能把两种敌对事物，巧妙统一起来。是以，在岛内某些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与其宁说蒋经国是一个威权时代的强人，不如说蒋经国是一个兼容并包“魔”与“神”的双重人格型领导人。

在建设台湾的思维当中，蒋经国一直难以跳脱青少年时代形成的俄式计划经济逻辑。有人甚至不讳言，使台湾经济进一步飞跃成长的“十大建设”工程，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苏联风格。此外，蒋的内心世界中有更多的“恐共”成份，这不自觉地成为他执政之路的特色。

鉴于1948年上海打虎失利的历史教训，蒋经国始终坚信物价稳定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他无法坐视百姓每天都要食用的黄豆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曾经在“行政院院长”秘书室服务的叶昌桐将军（1928-，福建福州人，海军上将），写过一篇题为《李国鼎与蒋经国的争执》文章。据他回忆，某日，他正送紧急公文到蒋经国办公室，此时“财政部长”李国鼎前脚刚离开，只见蒋经国气冲冲地把公文重重往桌上一丢，嘴里絮絮叨叨自言自语：“‘财政部长’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干的！”原来“院长”和李国鼎又为该不该补贴黄豆价格，大吵了一架。吵归吵，最后蒋经国还是采纳了李国鼎的意思，足证蒋经国还是有容人之量。

在台湾历经两次政党轮替之后，回顾蒋经国走出来的民主道路，令人有无限感慨与不胜唏嘘之感。蒋经国是如何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他在进行民主化改革进程中，遭遇过哪些挫败？他如何辨识台独与民主之间的分野？……诸如此类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岛内民众的脑海。

依照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理论的讲法，当一个传统威权国家的总体经济逐步脱离贫穷，达到小康社会的境界，菁英分子或者社会经济地位在一定水平以上的公民，会产生一种希望参与公众政治的自觉。于是，这个威权国家便开始面临“资源与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

但是，吊诡的是，没有一个政治学者能够提得出一套更数据化的论证，比如说，究竟国民人均所得达到多少美元以上，才叫做“小康社会”？社会学家也许可以画出一条贫穷线，告诉我们，凡低于这条线以下，或者人均所得低于多少美金以下，就可以称之为“穷人”。可是，政治学者显然很难画出一条线，可以名之曰“民主线”，或者“独裁线”。

故，现代政府设计的社会福利制度，可以对“贫穷线”以下的人民施以法定救济措施，然而，却没有一个传统型政府有先知先觉的本事，可以预估何时是该让政治更民主、更开放的时间点。睿智一点的政府，会逐步开放若干权力，逐步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但是，什么时间点开放是最佳的选择？开放的步伐应该走得多快？该先开放哪一个层级的权力？是地方与中央同时开放，还是先开放地方再开放中央？恐怕都没有既定的答案。这些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考验着领导人的智能。

蒋介石于1950年7月2日宣布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并选择最偏远的台湾东部的花莲县，首先开放县议员选举。

蒋介石还率先提携本土菁英，此一政策，较诸1970年代晚期的“催台青”本土化运动，早了至少20年。他开放大量的本地青年，透过文官考试的途径，进入国民党政府团队。到1972年，蒋经国组阁当“行政院院长”，大量选拔台籍菁英进入内阁队伍，走的亦复是他父亲走过的菁英政治老路。

1972年12月23日，蒋经国开始实施所谓“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换言之，被党外异议人士诟病的长期不改选的“万年国会”，即将注入台湾本地新血轮。（编者注：现在的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当时还是台南的工商企业主，就是由此踏上政坛。）这也意味着，原本政治参与局限地方层级的议会，即将扩大到中央层级的议会。

发生于1977年底的“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县（桃园亦是蒋介石陵寝）擦出了国民党撤台以后，最严重的一场群众暴动事件的火花。

这桩发生在桃园中坜的暴动，照异议人士日后撰写的文章，指称其起因是中坜国小的投开票所发现所谓“作票事件”而引发。失控的暴徒入夜之后烧毁了中坜警察分局，从白天到黑夜，不少军车、警车被翻倒、砸毁，群众阻挡了南北纵贯公路。军警出动，严阵以待，但都奉命不得携带枪械武器。有不少徒手军警遭攻击而挂彩。

党外人士指控国民党作票，实系子虚乌有，因为，当天开票结果显示，党外候选人许信良是以22万票，赢过国民党候选人欧宪瑜的13万票。那场无端引发的暴动骚乱事件，事后证明根本是群众受到捕风捉影的谣言蛊惑，而闯下大祸。

台独意识的魅影真正飘荡在台湾上空，是发生于1978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当年党外及以后之民进党人称之为“美丽岛事件”）。这场暴动事件，尽管暴徒拿着铁棍、木棒等凶器，攻击现场围堵游行场面的警察、宪兵，由于宪警得到上级指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暴徒几乎没人遭受宪警的主动反击，反倒是现场维持秩序的宪警人员，大量受伤送医。

“中坜事件”与“高雄事件”结束后，台湾恢复了短暂的平静，但很快，群众滋扰事件又在台湾各地，包括台北市，甚至桃园中正机场，不断上演。各种街头暴力事件开始层出不穷。蒋经国始终以怀柔策略待之。

当岛内经济成长逐年攀高，百姓生活水平亦同步成长的1970年代，人民争取参政权，要求民主的呼声，也逐渐充斥岛内。令人忧虑的是，高喊民主的人群当中，有不少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搞台湾独立。

台独问题的形成

如果翻开1950年代的历史档案审视，人们很容易就发现，被台独人士严词批判的“白色恐怖”，在这段期间被枪毙处决的，绝大多数均系外省籍，他们被指控是所谓“匪谍”。不过，白色恐怖却被台独人士扩大成专事对付台独势力的牢笼与凶器，蒋经国更被视为幕后最大黑手。

国际冷战格局改变，台湾蒋氏政权的利用价值锐减，美国拉拢岛内本土人士。左支右绌的蒋经国，竟连逮捕党外人士陈菊，都遭美国当局以断绝武器买卖威胁，蒋经国只好被迫下令放人，更遑论做出其它强势压制反对势力之作为。

民进党人士编写的《绿色年代》一书，上册第57页，有一段颇有深意的叙述：“（1978年）10月下旬，美国驻台大使在希尔顿饭店约见陈菊，与当时到台北访问的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费浩伟（Harrey Feldman）见面，费浩伟告诉陈菊：‘你能够获得释放，是以武器和国民党换来的。’”原来当时费浩伟的办公室桌上，摆了一份国民党买武器的清单，陈菊被抓后，费浩伟就刻意搁置这项武器采购，国民党了解后释放陈菊，费浩伟才批准此公文。

到了1984年10月，突发旅美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遇刺身亡，扯出台湾情报单位涉入此案之内幕，引起美国里根当局之严重不满。此后，蒋经国对党外异议人士的控管更形松手。两年后，以党外人士为核心班底的民进党成立，尽管该党相当程度上与台独理念若即若离，蒋经国可能因为投鼠忌器，未加制止。

蒋经国心里对美国暗助台独运动的蛮横作风，可能敢怒不敢言，但是，他在处理接班人问题上的疏于算计，恐怕更是台湾走向一条歧途的主因。

李登辉问题

关于李登辉的政治背景──曾经是台共成员、接近台分子的书面报告，在蒋经国当政的年代，可以从情报单位阴暗的档案室里，搬出一大摞来。

多年以前，笔者访晤前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谷老曾当面出示若干文件档案，证明李登辉的身份背景。谷老在他著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第241-245页写道：

“李登辉加入中国共产党，大约是民国35年前后。……民国43年，警务处逮捕潜逃至嘉义藏匿多时的叶城松，李登辉再度出现在他的供词之中，他说：‘我参加共产党，介绍人是李登辉，我进入组织后，接受杨廷椅领导’。……讯问时，牛坤树坐在办公桌后面，我坐在桌旁沙发上，李登辉则恭谨地端坐在门边木椅上。这位农复会技正，长型脸孔，是一个典型戽斗。他剪了一款短而整齐的西装头，在应讯中，李登辉以很诚恳的态度坦承了参加中共在台地下活动的经过，他说：‘那是一个青年学生的错误，请你们给我机会悔改。’”

按在蒋经国最后岁月长年陪伴在侧的幺儿蒋孝勇的说法，蒋经国晚年原本的布局，是希望孙运璇继续再做6年“行政院长”，与蒋经国的6年“总统”任期同时届满时，蒋经国即交棒给孙运璇。

显然，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不过是备位人选，而非真正的接班人。但蒋经国似乎没有考虑清楚，李登辉的台共身份只是“显性”，真正麻烦的是隐藏在他脑子深处的日本皇民化思维，与台独思想。

孙运璇的中风，打乱了蒋经国未来的人事安排，蒋经国的突然亡故，更打乱了国民党的执政命运。按照国民党当局奉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副总统”李登辉顺理成章接任“总统”。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时代告终，李登辉时代揭开帷幕。

总结

传记作者漆高儒认为，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

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对岛内，先是民主开放，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卸除两岸近40年的人为藩篱。

漆先生可能遗漏掉了点评，蒋经国是一个反台独、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蒋先生为反台独，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当然，蒋经国晚年最大的遗憾，也是他自己最大的创痛，就是得不到部分异议人士的谅解。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他能延寿若干年，相信两岸关系可以走得更平顺，而不致多跋涉了20年的漫漫崎岖路。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蒋经国参加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

当天上午9时，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当他开始致词时，坐在第14排中间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全面改选”（全面改选“国会”），蒋经国简单致词几句后，因体力不胜负荷，请“国民大会”秘书长代为宣读书面讲词，当何宜武念稿念到有关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的内容时，那几个民进党“国代”又起身再次叫嚷“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

据蒋孝勇事后追述，“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过后，蒋经国显得抑郁寡欢，整天不讲话，显然心理受到很大挫折感。1988年1月10日，蒋孝勇陪侍床前，蒋经国忽然开口说话：“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3天后，经国先生吐血而卒。

（陈文杰）

蒋介石如何指导蒋经国读书学习

蒋经国在回忆他的成长时，谈到不少蒋介石如何教导他读书学习修养的情况。虽然在蒋经国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父子二人经常不在一起，但蒋介石对儿子的读书学习始终关心，坚持写信对蒋经国进行指导教育。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更指导他系统读书，着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直到晚年，蒋介石仍不忘对其子学习修养的指导。

认字解词，读《说文》《尔雅》

蒋经国6岁时（1916年）入奉化溪口武岭学校，从业师周东（星垣）学习。1917年12月，蒋介石托请顾清廉（葆慎）对其教授。10岁时，蒋介石为让他系统掌握汉字，寄给他一册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注解的《说文解字》，并写信给蒋经国说：“此书每日识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读书，第一要当心听讲，认识一字，须要晓得一字之解说，不可读过就算。”是年，蒋介石还延请王欧声为蒋经国在家讲解。

1921年，蒋经国进奉化龙津学校读书，课余仍由王欧声为他讲解经学，蒋介石亲自为其确定课程。5月23日，蒋介石写信，教他读《尔雅》。信中说：“尔《说文》提要读完否？记得否？如已读完记得，可请尔先生依余正月间所开书目单，顺序读去，勿求其过速。《尔雅》读完时，小学书，可认许氏《说文》，或后读《尔雅》亦可。随尔先生定夺，余不遥制也。”

《尔雅》、《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专著，兼有词典字典的功能，历来为幼童系统读书入门的教材。读这些书，不仅能识字，而且能了解字的读音、字的结构和字词涵义，可为学习古代文化典籍和研究学问打下基础。

临谭字和苏、赵帖

1922年，蒋经国转入上海万竹小学，插班四年级，至1924年毕业。

蒋经国从小就给他父亲写信，但字迹有时潦草，蒋介石对他练习写字屡屡提出要求。1922年8月4日，他写信：“来信已经接到了。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10月13日，蒋介石又在信中嘱咐：“你在上海，须要勤奋读书。你的字还没有什么进步。每日早起，须要练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

1923年5月13日，蒋介石又在信中说：你的信比从前写得好，但写错了字，不要乱抹。写字落笔后，如发现写错，要将字写完后再抹去。意在启示蒋经国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要半途随意变更。

1924年5月1日，已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仍抽暇写信，教其子练习写字的方法：“写字笔划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胡涂。写信的字，亦要像我写得一样大，不可太小。”26日，蒋介石又写信训示：“你的字已稍有进步，但用墨尚欠讲究，时有过浓过淡之病，笔力亦欠雄壮。须间日摹写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横、直、钩、点、撇、捺处体会。注意：提笔须高，手腕须悬也。”

就写字而言，直到蒋经国长大，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仍很关心。不过，此时蒋介石指导他写字已进了一步，是教他学习书法了。

1937年4月27日，蒋介石写信：“初学字体，应学习谭字为宜。最好学帖，苏字或赵字均可，以其易学也。”“谭”指谭延闿，他的书法，以颜体为基础，其楷体端庄雄健，行体则颇得米芾和苏轼之神韵，刚健潇洒。“苏”为苏轼。苏氏长行书楷书，书法崇尚写意自然，笔力遒劲，妙在藏锋。“赵”则指赵孟頫。赵氏书法精正，其楷体行体圆转遒丽，史称“赵体”。

可能是因为长期在苏联不写汉字的缘故，蒋经国此时写汉字生疏而随便。虽然蒋经国早已长大成人，但蒋介石仍指示他写字要认真，要精神贯注，有始有终。1938年5月15日信中训示：“十二日来禀，反不如八日之禀为佳也。无论写字、作文与做事，皆要有始有终，不可先勤后怠，亦不可先正后草。尔所来各禀，皆前正后草，即是有始无终之象。以后更要当心。精神始终贯注，不分先后，写字尤要平匀。凡同行与同篇之字，不可有大小，亦不可左右歪斜，此乃学字初步之基本也。”1941年8月24日的信中又说：“儿文句用字颇有进步。惟字体仍须抽暇熟习，最好习写行书为宜。”

书法往往能反映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作风。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何以对蒋经国的写字书法如此始终关注，并反复进行指导。

读好“四书”，熟读《孟子》

蒋介石对蒋经国读书的内容和方法最为关切，特别重视国学教育。蒋介石指导蒋经国要读好“四书”，尤其要读好《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等。

1922年10月13日，蒋介石写信对蒋经国说：“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了。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欧声）先生讲解一遍，你再自习，总要以彻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得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传）孟（子）庄（子）骚（楚辞）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

不久，蒋介石又写信说：“《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他提示，熟读《孟子》，不但要学会他的笔调，能做好文章，而且要注重其中一些重要内容，诸如使人民免于饥寒而致于安乐的“王政”思想，立身修行必以礼义仁义的思想等等。

当然，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教育，并不限于传统文化，有时也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蒋介石曾教蒋经国读伊索寓言，还讲其中一些有趣亦富有意义的故事。如讲“龟兔赛跑”，教育经国做事要有恒心；讲“衔肉的狗”的故事，寓意做人不要贪得无厌。

蒋经国返国后，蒋介石仍坚持教蒋经国多读国学古籍。1937年5月22日，蒋介石写信对他说：“近阅你的文字甚生硬，应速练习行书与楷字。大凡中国之经、史、子、集各种书籍，武岭学校图书馆皆备有也。”6月6日，蒋介石又训示：“现在要文章进步，第一，还是要多读古文，并须读得烂熟，背之再背。大约每篇古文至少要读一百遍以上，到月底并须将从前所读者全部理习一遍，如尚生疏，则再诵读，须再能背诵，毫无阻格，然后方休。如此，则三个月之后，约可有三十篇长文可以背诵，则文笔必畅通矣。若能有百篇古文烂熟于胸中，则能成文豪矣。习字尤为要紧！”

蒋介石重视教育其子学习国学典籍，既为让他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亦为培养他增强思维能力和锻炼文笔打下基础。

中文、英文、算学，最为重要

除语文外，蒋介石特别重视英文、算学。

蒋介石在1922年8月4日的信中说：“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他还教蒋经国：“你每星期日有功夫的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1922年10月13日，蒋介石训示：“须知，目今的学问，以中文、英文、算学三者为最要。你只要能够精通这三者，亦自易渐渐长进了。”“算学亦要留心，切不可厌倦懒学。遇有疑难问题，务求彻底了解。”

对于中文学习，特别是如何作文，蒋介石也给蒋经国作指导：“要文章做得好，总须名词记得多，尤其双个字（双音节词）的名词，如人类、品行、生活、空气等等。平日留心记着，做文章的时候就可以随笔写出来。无论中文英文，都是一理的。如果平时名词记得不多，临时作起文来，就觉得无从下笔。这是读书、为文最要紧的秘诀。你试学之，自有领悟。”

蒋介石还指点蒋经国学习英文的方法，要重视口语的练习。1923年11月17日，蒋介石在信中指示蒋经国：“你英文不知有进步否？英文不但是讲究文法，而且要多说话。譬如同学会面的时候，或是有好的朋友，能说英国语，你就常常同其说说英国话，那就容易长进了。”“凡百学问，总要熟练了以后才可应付[用]。学英文能常讲话，那就是熟练，后来就可对人家对谈，那就是应用了。”

蒋介石曾想让经国进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1924年5月1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说：“你今年功课须注意英语。年底最好能考取梵王渡圣约翰学校二年级，否则亦要考入一年级也。”不过后来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要求每周写一封信

蒋介石时时关心蒋经国在学校中学习的情况。1923年5月1日，蒋氏写信要求经国：“你每星期日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了出来告诉我，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习文字，实在是很有益处，切记切记！我写把（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存储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挪（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的。”

1923年8月7日，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我此次校中功课的成绩比去年不好，但并不是退步。因我是插班上去的，当中少了半年，所以与他们原来的（同学）差了许多。”其实，蒋经国学习还是很用心、很努力的。他在信中还提到，他做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说我自己读书的志愿”。他自己很满意，他将这篇作文附在信中请他父亲看，想听取其父的意见。

1923年，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还关心儿子的学习读书情况。9月4日，他在信中说：“你近来读书自己觉得有无进步，须常常禀我知道。”14日，他又写一信说：“你现在的学业，不知道比上半年有多么进步。我很系念。”

1924年暑假时，与蒋经国在一起读书的陈果夫写信告诉蒋介石，说蒋经国英文和习字两门不及格。大概蒋介石写信向他询问，蒋经国于7月间写信说明情况：“果夫兄说我英文及习字二课均不及格。但我（英文）并没有不及格，不过英文的习字不及格罢了。我的英文分数平均共有七十七八分，几及甲等，并没有不及格。至于习字，虽无甲乙等，但也不至于不及格。”“我的暑假成绩报告单，甘铣夫二弟、果夫兄及几位先生都看过的。当中，除英文习字不及格外，其余都及格的。”为了说明英文一课并未不及格，蒋经国还写道：“英文是学校中的主要科目，假使主要科目不及格，还会有升班吗？我下学期是升班的。所以，我的英文与（中文）习字两课均及格的。一定是果夫兄写错，或是大人看错的。”

因为插班，过去未学过英文，所以蒋经国英文习字开头比同班同学差一些。但总体成绩并不坏。1924年暑假前一学期的学业总评中，他的操行是甲等，体格是甲等，学科是乙等。作文居全年级之冠，得到老师的称赞。

指导品德修养和体育健康

蒋介石对其子的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也很重视。1923年春天，蒋经国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得了名次，蒋介石5月13日写信对他勉励：“此次运动会，你得了第二。我很喜欢。体育是最要紧的，以后还要常常练习才好。”

大概因为学习过于用功的缘故，1923年年9月24日，蒋经国向他父亲写信，说到自己身体较上年差，常头晕出鼻血，心情很烦闷。10月15日，蒋介石复信训示：“我前次写信给你，要你身体自己当心，并且要勤习体操。你每日早晨起床的时候，可以自习柔软体操，或哑铃体操，亦可叫铣夫同练，必于身体有很大的益处。你出鼻血同头晕，是十五六岁的人身体发育必有的象征。但是你要时常自己当心。看书到一个钟头的时候，必定要休息游戏十分钟。因为用功读书，总是低下头来的，低下头来的时候太久了，自然就要头晕的。就是出鼻血，也是这个缘故。你以后可以买一个看书的架子，就是像从前你祖母看经的经架一样的东西，所看的书或学字的帖，摆在那架子的上面，那么头脑不用低垂，头晕、鼻血这类的病，都不会发生了。如上海买不到这种书架，托守梅伯伯向奉化习艺所去做一个来，也是很（方）便的。”

半个月后，蒋介石又来信：“近来两个星期，没有接着你的回信，心里非常记挂。不晓得你同果夫哥哥的毛病有好了么？你要知道，我费了许多功夫及许多心思，写信给你的意思，就是要（你）听这信里的话，可以增进你的学问及智识，亦可使你照信里的话，学些写信的文字及格式。一个人，第一要遵守规则，就是要自己道德高尚。这个道德，并不是拘拘谨谨束缚不动的。只要守着一切规则，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帮人家忙的时候，自然要尽力去帮，这就叫做互助，亦叫做公德。除了依循道德以外，总要时时活动，使得心里非常舒服。如其用功觉得苦了，就放下书本去游玩一刻，再来求学，那脑筋一定是爽快的。你有空暇的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拣选几本小说来看看。但是小说不能作正项功课，只可算是解心郁、发性灵的读物罢咧。”

成年学习，重在领悟应用

蒋经国自苏联返国后，蒋介石专门让他集中精力自学修养。直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初始，蒋介石还不想让蒋经国中断正在进行的学习和写作。7月24日，蒋介石写信对蒋经国说：“你此时应专心研究国文，与习字著书，不必分心于倭寇之扰华，以我必有以制之也。”

后蒋经国到江西参加工作。他一面工作，一面还不断认真读书学习。抗日战争中，他在赣南当专员，繁忙中坚持每天自习算学和英文。蒋介石指导他，作为成年人如何学习算学和英文的方法和步骤。

1941年蒋经国每天安排学习算学和英文的时间，约6个小时。8月7日，蒋介石写信给蒋经国，指导他说：

每日学习英文与算学约占六小时之时间，此欲速助长之弊，为学者用功之大害。欲速，则必不达；助长，无异揠苗；不仅无益，而反有害也。

你学数学，只要知其基点，例如，代数之方程式、几何之定理等，使研究各种学问时与应用数学时，皆能了解其方式而已，不求其精进，亦不必牢记熟习。故每星期有六小时学数学为最多，如事务太忙，则减至三小时亦可。如此，每星期果有三小时至六小时之学习，每星期继续不断，则两年之内，凡普通之代数、几何、三角等数学，皆可毕业，故不必过急求速也。

至学英文，则每星期亦以六小时为限，先注重文法与生字，然后再进一步，注重会话。总以先能看其文字为主，再进一步则习会话。你俄文已有基础，则学习英文必甚容易，故不必求之太急。但外国语文之进步，只要有恒无间，而不在贪多务得耳。

总之，你年过三十，记忆已退，而悟力增强，若持之以恒，不患其不通，而患其用脑太过，致蹈揠苗助长之害。故各种学问，不必强求不忘，但求其领悟学理与了解其应用方法可也。

蒋介石针对蒋经国已经成年的特点，指导他学习不必速快求急，不必强求不忘，只要领悟学理，掌握应用。蒋氏是非常熟谙学习规律的。

学习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哲学

蒋经国15岁即出国留学，而且羁留苏联12年。蒋介石担心他对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缺乏深切的了解，故在他回国后，蒋介石一直指导他要补习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和历史哲学，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蒋介石邀请江苏省教育厅长徐道邻指导蒋经国读书。他指定蒋经国读书的主要书目是：《论语》、《王文成公全书》（即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近思录》和《孙文学说》。

1937年5月12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蒋经国说：“你以后看书，应多注重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之具体表现。译文决不能阐明其精神，俄文译本更将其中的精华舍弃未译。故你应将《孙文学说》看完二遍以后，即看三民主义中民族、民生、民权各讲之原书全文，并应将其心得批评之点摘记另录，以备呈阅。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斯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即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看完（三民）主义之后，再看军人教育一书，亦在《中山全书》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书，则中国之政治、社会、经济与哲学，皆可得其基础矣。”

除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外，蒋介石要求蒋经国广泛阅读经、史、子、集，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精髓。5月22日，蒋介石写信指导他：“此时你应在家安心练习汉文，研究历史与哲学，使他日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不愧为蒋氏之子，为最要。你的学问、经历，以及到俄后至今回国之间，十余年来，每年每月个人生活之经过，可先作一具体有系统之报告，再述你以后个人所抱负之志愿，以及能力所及与你所希望之工作，以备考验。总之，中国人必须先知中国历史哲学与政治、社会以及经济之实情，方得为中国良善之国民。此乃你应彻底觉悟者。”

蒋经国较长时间在苏联接受的是苏联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教育。他回国后，蒋介石要他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对自己过去在苏联所受的思想影响作彻底清算。后来，蒋经国撰成《冰天雪地》、《去国十二年》二书。

认真研读曾国藩和王阳明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学问家中，蒋介石最敬佩王守仁（阳明）和曾国藩二人。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要他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蒋介石说，曾国藩对子女的训诫可作模范，要认真体会，并且依照曾氏家训去践行。蒋经国常写信向父亲请安，蒋介石有时无空作复，就指定以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他细细参阅。蒋经国偶尔身体有病，蒋介石回信就说是他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蒋介石还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他读，书中有蒋介石的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

1937年4月27日，蒋介石写信指示：“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1941年8月24日，蒋介石又指示蒋经国研读易经和明儒学案，鼓励他看曾国藩和胡林翼的书牍。信中说：“余近来每日必拨冗读易经，自觉精神与学力皆有进步。惟此书非到五十岁以后不易得益耳。此时儿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牍与家书。有时能选《古文观止》中二三十篇，使之熟读成诵，能随时默识背诵，则提笔作文，自能得左右逢源之趣耳。”

蒋介石尊崇王阳明的哲学“立诚”和“知行合一”的观点，教育蒋经国将学习的心得融于日常生活之中，求得潜移默化，养成良好的习惯和能力。在蒋介石的训导下，蒋经国对王阳明也非常崇敬。他将王阳明的思想精神归结为两点：一是“诚”，所谓诚，就是“要有纯洁的清白和恳切的念头”；一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先生不但有高深的学问，而且能将学问实用实行”。

在蒋介石的训导和影响下，蒋经国学习王阳明治理贵州的方略，力图仿行运用于赣南。王阳明曾在贵州和赣南当过官，他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写过一些总结治理地方经验的文章。后来蒋经国到贵州，曾亲至阳明洞游览，倍觉亲切。

蒋经国也要求其部下以王阳明与蒋介石并列为最值得尊崇的导师。1945年时他说：“我们要做总裁的信徒，为阳明的学生。”

蒋介石到晚年还教导蒋经国，要重视陆（九渊）王（阳明）心学，重视王阳明的学说。蒋经国59岁时，蒋介石专门给他写了一文，其中阐释王氏心学说：“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其本心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蒋介石对陆王心学之重视如此。

此外，蒋介石还教育蒋经国：“凡是所学的东西，总要能够应用才好。如其单是记牢其方法成句，而不能应用，那学问也就枉然了。……所以读书求学，总要使得心里明白，拿一句话（说），实地可以使用着就好了。”他反对“越读越呆”，培养“书呆子”的方法。作为政治家，蒋介石更看重学以致用的原则。

因为蒋介石本人具有相当的国学修养和现代知识视野，他对蒋介国读书学习的指导，是颇有见地的。他指出以中文、算学和英文为学科中的三个重点，完全是现代眼光。他指出的一些研读书籍的方法，亦多为经验之谈。

（曾景忠）

蒋友柏 悬崖边还有没有贵族?

蒋介石、蒋经国的曾孙、孙子，突然从天际云端跌落到万丈深渊，变成一介凡人，那是怎样的过程和感觉?

唐朝刘禹锡《鸟衣巷》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蒋家后人今日读此诗，不知有何感怀?

你想象中，蒋介石的曾孙同时亦是蒋经国的孙子，蒋友柏、蒋友常兄弟，他们会是什么模样?是两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纨绔子弟?是两个不知今夕何夕酒池肉林的浪荡子?还是两个轻薄寡义、却也傻里傻气的扶不起的阿斗?……其实，看过蒋友柏、蒋友常本人，乃至看过他们写的博客文章、自传书籍，人们会惊觉，他们谁都不是，他们就是他们自己。

蒋介石、蒋经国的曾孙、孙子，突然从天际云端，跌落到万丈深渊，变成一介凡人，那是个怎样的过程和感觉?

“姓蒋”对我是好事还是坏事

透过博客，蒋友柏作了赤裸裸的述说

小时候，记得我们家住在阳明山上，我和友常读天母的奎山小学、中学，而堂哥堂姐(按：指蒋孝武的儿女蒋友松、蒋友兰)都是读美国学校；那时候。无论我到哪里都有两个随扈跟在后面，在教室上课，他们就坐在后面等我；上课忘了带课本，还可以叫他们回家拿。那整个童年的记忆，让我感觉“蒋”真的是好“屌”。

到了1988年1月我祖父过世，4月份我们全家就到Montreal(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我记得刚去的那一整年就一直找房子买家具；在我幼小的心里面，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家是在祖父过世之后，匆忙之间逃出去的，这样的想法我一直藏在心底而没有跟我父母亲谈，只是有这样的怀疑。直到我父亲得了癌症，我守在病床前跟他有一段长谈，才解开了长期盘踞在心中的那个谜。

其实，在我祖父过世那时候，我父亲认为他在政治、事业以及家族里，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所以决定离开台湾。不过，他这个决定对我倒是一件好事，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环境，让我有机会做一个“凡人”。因此“蒋”这个姓在我回台湾之前，变成寻常百家姓中的一个而已。

在蒋友柏的概念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可做凡人的机会”。

但是，蒋友柏的某些看法，不是笔者所能苟同：

过去四年，大概平均每一个月读一本这类的书(有关世界文明发展史、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台湾近代史)，最近一年更是到达平均每星期一本，我过去一年读的书比我在学校20年读的书还多。平常在家里等到老婆小孩睡着之后，会在网络看一些时事评论；读到好的文章、精辟的评论，我还会主动去联络作者，希望他能再多教一些我不懂的东西，多教一些过去我的周围环境刻意不让我知道的事。

有好几捉，无论我留多少次言尝试多少的努力，那些作者都不给我响应。其中有两个教授最后联络上了，问他们为什么不响应我，答案竟然是“我姓蒋，而他们不愿意与蒋家的人有关系”；well，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姓蒋”对我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是我能决定的，因为这个姓随着我出生就粘着我。还好，那两位教授现在都愿意跟我讲话，还帮我规划了一些《认识台湾》的课程。

我现在敢说已经学会用各种角度看事情，以前只从一个角度看蒋家，只从一个角度看台湾，现在是360度，而且不只是360度，还是立体的、跨越时空的四度空间的、全彩的；现在你问我中国如何，我不只会介绍你去看中国人制作的《大国崛起》，我还会介绍你去看日本NHK制作的《激流中国》。这算是“第二扇窗”。

我无意去猜测友柏找的那两位“教授”的政治背景，也不管两位“教授”意识形态是泛蓝或是泛绿，但我想规谏友柏：你完全没有必要听“教授”的意见去《认识台湾》，你其实可以直接从各种文牍档案、包括蒋介石、蒋经国日记、书信、电报当中，认识你的曾祖父、祖父，认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

更何况，台湾在民进党操弄下，“去蒋化”如火如荼，许多台湾“教授”的观念，实际上已经被民进党宣传的台独思想所异化。

至少要读完所有的金庸小说

人的观念是渐进的，也是辩证的，看过2006年12月出版，由两兄弟联名的自传《悬崖边的贵族》，你就明白。这两兄弟是这么不像蒋介石，不像蒋经国，纵使如此年轻，他们却又这么有其独特魅力。

友柏、友常两兄弟的年纪落差，相当于孝武、孝勇兄弟，都差两岁。但是，友柏和友常之间的感情，似乎犹胜乎孝武、孝勇之间。我想起自己曾经写过，孝武、孝勇兄弟为了争夺一位年轻女歌手，弟兄俩相持不下，想向蒋经国便衣侍卫借两把左轮手枪决斗的往事。还好枪里没装子弹，不然李之楚事件(按：孝文曾以手枪误击便衣卫士李之楚)又要历史重演了。

孝武、孝勇的年代，上承祖父母(蒋介石、宋美龄)骄纵庇荫，家有父母(蒋经国、蒋方良)威权护卫，锦衣玉食，万事不愁。相较于孝武、孝勇，友柏、友常头顶却不再有任何光环，和父辈相较，相距不可以道里计。

当然，若是和“寻常百姓家”相比，友柏、友常兄弟显然还是天之骄子，一般老百姓有几个人买得起宝马(BMW)325豪华汽车(他们自传中所记载)。但是，毕竟改朝换代，蒋家风光不再，友柏、友常成了十足的“悬崖边的贵族”，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彼此扶持，点起火把，照亮自己的前途。

过去这二十年，每逢我开车经过台北中山北路士林官邸(笔者按：士林官邸系蒋介石生前寓所)附近，迎着满地枯黄萧飒的落叶，远望官邸那片似陌生又熟悉的绿野，和若隐若现的屋宇，我时常想着一连串的问题：

假如台湾没有1970年代的“党外”异议人士，没有1986年所谓的“民主进步党”建党，更没有公元2000年的政党轮替，蒋介石孙辈及曾孙辈，今天是不是依旧是掌握台湾实权的实力派?

当然，历史不可能像化学实验室里的实验，可以被重复验证，滔滔江水向东流，此刻流经我们面前的江水，和下一刻流经我们面前的已截然不同。这，让众多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后代子孙，往往频生黍离之慨。

蒋友柏在他最近开张的博客中，披露了好几篇书写他内心世界的文章，述说自己成长的心路历程：

我们全家出国后，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有很多层面，所有这些影响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他要求我不能荒废掉中文的学习，要我最少要读过所有的金庸武侠小说，还有一些基本的中国历史。

真正让蒋友柏心智及观念上发生根本变化，还是在他出国念书的那段岁月，蒋友柏的父亲蒋孝勇，鼓励他完全融入美国的学校生活，在美国纽约大学三年期间，他上过许多课程，有一门“投资管理”课程，改变了友柏人生的整个思维方式：

教授上课的技巧非常有创意，他整个学期就只教我们一个技巧――“what if”(如果、怎样)他教我们要随时随地的用“whatif”的思考技巧，帮助自己看清过去以及预测未来。有几个他问过的问题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假如你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手上拥有十万美元，你将投资什么行业?为什么?假如你在1980年的时候拥有十万美元，你将投资什么行业?为什么?假如你是IBM的总裁你将如何经营你的公司?假如你是AT&T的总裁你将如何经营你的公司?

有时候，他心血来潮还会问我们，假如南北战争赢的不是北军而是南军，今天的美国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假如独立战争之前，英国就答应当初十三州的自治要求，那今天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what if”就是一种思维训练，也就是教人用“如果……会怎么样……”的思维方式，设想一切状况。蒋友柏说，投资管理课程中的“what if”问题训练，整个学期让全班同学脑筋转个不停，一直到现在，蒋友柏还是保持随时随地动脑筋想各式各样的“what if”的问题。

岛事、家事、公司事的“what if”

蒋友柏出生于1976年，从出生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世，他笼罩在蒋家光环之下整整十二年，上幼儿园、小学，七海警卫组派遣随扈保镖把守在教室门口，上下学专车接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固然不是锦衣玉食，但是生活起居，从来不愁。

祖父去世后，李登辉接掌大位，从此，蒋家家族步入黯淡期，若干台湾本土政治人物，辄以敌视眼光面对蒋氏家族。李登辉叛党叛蒋的巨大转变，蒋孝勇看在眼里，满腹忧愤，几度昭告传媒，他要推动两蒋移灵，不愿见到先人被这些政治人物羞辱。

1996年，蒋孝勇罹染癌症去世，友柏刚满二十岁；2000年，民进党夺得“执政权”那年，友柏二十四岁。人事变迁，世事沧桑，物换星移，虽然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然而，友柏对台湾的关心，绝不亚于一般年轻的台湾“六年级生”，他以“what if”的模式，提出各式各样的另类疑惑与观察。

过去这几年来，我常常思考的一些问题大概也可以分为“国事”、家事、公司的事、个人的事，这几个种类。

……假如上天让我曾祖父能够再活过来一天。他会利用仅有的那一天的时间做什么事?假如上天让我祖父能够再活过来--一天，他会利用仅有的那一天的时间做什么事?

……我甚至有好几次到爱国东路的咖啡店，买了一杯外带咖啡，自己一个人坐在中正纪念堂的阶梯上冥想，一坐就是三个小时；想着我和我的曾祖父、祖父对话，他们会想跟我讲什么；还有，想着我的小孩和将来的孙子，当他们到这个地方看这个纪念馆的时候，他们会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他们又如何看这两住曾经当过“总统”的祖先们。

假如我是我曾祖父，我当时在国共内战时会不会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我有没有能力打赢共产党?

假如我是我祖父，我又会如何管理台湾?我又会选谁当我的接班人?

从民主文明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东方与西方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20世纪的第一年1900年进入北京的八国联军与二十世纪末的G8的国家，相似度为什么那么高?这些强国富国是如何变富变强的?不是说富不过三代吗?为什么这些国家却富者恒富、强者恒强?对于那些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翻身的一天?

为什么过去四十年台湾的经济发展会缔造一个成功的所谓“台湾经验”?二十年前的所谓“亚洲四小龙”又是怎么从小虫变成小龙的?

中华民国还在吗?假如不在了，那又是在哪一年结束的?台湾与中华民国的关系是什么?在那么多的说法中，到底谁说得对?又是由谁决定谁说得对?

除了关心国事，蒋友柏当然非常关切个人的事、以及他设立的公司的事，从蒋友柏提列的这些问题中，人们也可以了解到他的思维逻辑和一般平民有何不同，又和其他官家子弟有何不同。

假如我当初没有在一时冲动之下，成立橙果设计、进入设计这一行，那我现在会在做什么?

假如三年后我的公司会倒闭，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到时候谁能帮我?今天我可以先做什么事以防止这件事发生?

五年后，橙果可以发展到什么样的境界，我应该为橙果设立什么样的目标?为了达到那个目标，我需要哪些人帮忙，他们为什么要帮我的忙?我现在必须做什么，他们到时候才会愿意帮我的忙?

之所以会有这样与那样的观点，是不是和蒋友柏独特的家世背景有关?如果，台湾的当权者依旧是“蒋总统”，或者正如友柏所言，“假如上天让我曾祖父能够再活过来一天”，那一天，那个“总统”曾孙，会不会有如今友柏这些想法呢?

（王丰）

悬崖边的贵族:蒋家四代在台湾

蒋介石家族，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家族，也是台湾最后一个威权政体。

特别是在1949年12月，蒋介石带领着一百多万军民和党政军官员，撤退台湾，在美国“协防条约”的装备援助和第七舰队的巡弋庇护之下，隔着一道宽仅百余海里的海峡，偏安东南海隅，局处台湾孤岛，在岛内本地政治势力真正崛起之前，在大陆炮火、米格机、鱼雷快艇的攻击半径之外，蒋家王朝在台湾度过了浪漫无忧的黄金年代。

从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宣布“复行视事”──重新登上“总统”大位，直至1972年7月，蒋介石心脏病发，长年卧病，以迄1975年4月5日逝世；再从蒋经国掌握台湾军政大权后，到1988年去世，近四十年间，蒋介石父子（经国、纬国），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孝字辈兄弟姐妹，友字辈孙子女，四代同堂，五世其昌，人丁繁茂，枝开叶散的黄金年代。

（本报道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台湾学者秦风提供，特此感谢,南方人物周刊供腾讯新闻图片）

蒋介石戎装照

经国、纬国：不同的人生道路

国字辈的蒋家子弟，出生的年代，躬逢其盛地碰到了“五四运动”爱国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的阶段，他们在幼年时代亲眼见证了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也亲眼目睹苏联红军顾问与党代表指导革命党建立“党军”，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左右各派共冶一炉；经纬两兄弟也亲见父亲蒋介石以赤色将军之姿，骑着白马校阅黄埔军校师生，身先士卒、亲历火线搴旗拔城，一县一县、一省一省地朝北挺进，完成了北伐运动。

受到爱国主义启迪的经国与纬国，因为不同的国际背景因素，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经国去了苏联，纬国去了德国。受过红军教育，而且是托洛茨基嫡系弟子的经国，历尽十三年异邦游子及流放岁月的沧桑，回国后，被蒋介石委以江西“少将保安司令”、赣南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官衔。

而受过德国正规军校教育，备受纳粹德国禁卫军礼遇，而且去过美国长期考察美国军校及兵工建设的纬国，回国后，蒋介石却只按纬国在德国军队中的少尉官阶，向上调了两阶，授以上尉军衔，纬国从基层连队干部做起，而非如经国般幸运。结束溪口闭户读书岁月之后，经国即被派官江西赣南，职司方面要员。

或谓“经纬安定”，系出同门，经国、纬国固然同为蒋姓，可是纬国打从一开始，在宦途上就落后经国一大截，足证血统纯正与否，真的攸关官运是否亨通。

一位蒋家人士告诉笔者，纬国在阳明山有一别墅，有次他响应纬国邀请到阳明山别墅饮宴，那日纬国酒兴奇佳，不断劝酒劝菜，热情豪爽。酒足饭饱，宾主尽欢，纬国邀请客人参观其别墅房间摆设，纬国毫无避讳之处，带着蒋家家属逐间介绍，进入别墅主卧室时，但见卧室的墙上挂着两帧照片，一张是戴季陶，纬国指着戴季陶照片，毫不掩饰地说，这是我父亲的遗像，戴季陶遗像正对面的墙上，则是一帧穿着和服的日本女子的黑白照片，纬国也毫不避讳地说，那是我母亲的遗像。蒋纬国侃侃而谈，向自家宾客述说生母重松金子的故事，还说他曾经去过日本，找寻母亲重松金子的遗迹。

那幢宽敞的别墅，本系自费兴建，陈水扁当选民选台北市长之后，因为亟欲整肃蒋家，挑中纬国阳明山别墅找麻烦，滥用公权力，拆毁别墅，后经纬国之子孝刚诉诸法律，陈水扁败诉，市政府当局赔款了事。

让祖、父失望的孝文

经国、纬国前半生岁月，都是在大陆度过。1949年刚到台湾时，两人都已是职司方面的军政首长。而孝字辈的孩子们，最年长的孝文，也才十五虚岁，最年幼的孝勇，两岁生日才过。换言之，自孝文以下、孝章、孝武、孝勇四位由蒋方良女士生的孝字辈子女，基本上都是在台湾成长，在台湾度过最精华的青少年岁月。

孝文是孝字辈当中，最得宠的一位，由于是长孙的关系，蒋介石从小就很钟爱蒋孝文。孝文血液里有俄国因子，生性早熟热情，又兼备中国孩子聪明顽皮的根性。

一位蒋家亲戚告诉笔者，1946年，国府军政机关积极从大后方往京沪地区复员，蒋经国在第三战区司令部的协助下，在杭州西湖附近，觅得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洋房，举家搬到这里不久，这位亲戚某日去经国家串门子，见家门半掩，不疑有它，刚进经国家门，但见孝文、孝章兄妹，在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上匍匐爬行，行动诡异鬼祟，两兄妹见到亲戚登门，面露愧色，以食指抵住嘴唇轻声说：“嘘！我爸爸在楼上。”刚进门的亲戚不知底细，轻声问孝文、孝章：“爸爸妈妈都在楼上休息吗？”孝文轻手轻脚走下楼梯：“妈妈出去了，爸爸和一个阿姨在楼上房内……”

亲戚这才恍然大悟，经国趁蒋方良外出与友人作方城之戏的空档，悄悄约了女友回家幽会，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年方十二虚岁的孝文，和十一岁的孝章，人小鬼大，早已心里有数，要不是亲戚到访，孝文、孝章正想轻手轻脚登楼看看爸爸楼台会的浪漫场面呢。

孝文的精明，早在杭州时代就露出机锋，他懂得讨大人的喜欢，更懂得赢得祖父母的宠爱。二女儿孝章也是早熟聪明。据说蒋经国、蒋方良在赣州时期，当时孝章不过才七八岁，父亲请章亚若教孝文、孝章中文，孝章从章亚若和父亲两人眼神互动中，一眼瞧出彼此关系非比寻常，但是，孝章懂事明理，心思细腻，固然洞察了真相，却压抑心中隐忍不说，直到年老时，孝严、孝慈身份由媒体曝光，才向亲人提及此事。

孝文除了会讲普通话、宁波话，也跟着母亲蒋方良学会讲几句简单的俄语，少年时代，孩子经常以父母为效法榜样，孝文未及参与父亲青年时代的赤色革命浪潮，却亲身见闻父亲放浪形骸，跳舞、喝酒，狂欢达旦，母亲方城牌戏、抽洋烟、大口啜饮红星伏特加的情景。初中时期，开始偷蒋方良藏在衣橱里的洋烟，偷偷喝红星伏特加。自幼习以为常的错误价值观，误了孝文一生。

杭州岁月，是蒋经国在大陆最豪奢的一段时日，与他向来的托洛茨基职业革命家形象，完全搭不上边。蒋方良也和过去苏联工厂女工的角色，大相径庭。方良热情豪迈，每回出门应酬饮酒之前，总是拿着两块奶油，一块给“尼古拉”（方良早年总以经国的俄国名字“尼古拉”呼唤丈夫），俄国人豪饮之前，喜欢先吞服一大块奶油，可以防止酒醉。

孝文看在眼里，没学到吞奶油，反学到父母牛饮伏特加之恶习，终致酒精中毒之悲剧。

孝文从小功课就不行，到台湾时，初中念的是台北县淡江中学，功课更是雪上加霜。淡江中学要求学生一律住校，只有到礼拜六才可以回家，蒋经国特地叫义子丘明山作陪，和孝文读同一班，丘是江西赣南的一位孤儿，被蒋经国收养为义子，由于从小玩在一块，丘明山和孝文交同莫逆，平日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淡江中学老师多半是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人，老师们多半明显有省籍歧视观念，上课教学只用两种语文：日本话和台湾话，偶尔讲普通话，孝文和丘明山两人同在一班，其它的同学均为台湾人，只有他们两个人听不懂老师上课讲的话，他们回家又不敢告诉蒋经国，以致功课一落千丈，完全跟不上其他同学的进度。

高中时期，透过经国赣南部属潘振球的关系，孝文回台北市读成功中学，因为初中脱节太厉害，学业成绩一路满江红。但是，孝文的生活方面却是愈来愈多姿多彩，半夜三更，时常命令台北长安东路寓所便衣侍卫，协助他把家中车库的吉普车，推到门外马路上，再激活引擎外出逍遥狂欢，以免惊醒父亲被阻挡。蒋经国打孝文打得特别凶，有时候吊起来用鞭子抽，吓得蒋方良为孩子一路哭喊求饶。

经国知道孝文成不了大器，对他不抱希望，偏偏蒋介石不放弃长孙，对孝文依旧寄予厚望。1954年，蒋孝文“考”进“陆军军官学校”，其实，谁都晓得他是被一路开绿灯，保送进了“陆官”。

尽管蒋介石父子费尽心思，千交代万交代陆官校长罗友伦，对孝文好生管教。但是，孝文向来我行我素，成为官校独一无二的特权分子。他完全不服从管教，抽烟、喝酒已是家常便饭，每天夜里吹过熄灯号，孝文就翻墙外出，和一群狐群狗党酒肉朋友，到高雄市通宵达旦，喝酒跳舞，男男女女共处一室，厮混玩乐，狂欢一整夜。

上自校长，下至教育班长，没人敢动孝文一根汗毛。孝文对军旅生涯实在兴趣贫乏，曾多次向长辈表达自己志不在此。蒋介石最后只有摇头，孩子有孩子的想法，让他去吧！孝文没把军校念完，蒋介石嘴里不讲，心里确是对这位长孙备感失望。

酒精中毒

但是，经国仍希望为孝文谋条出路。正如经国老友衣复恩说的，四个孩子当中，经国最爱孝文，因为孝文1935年12月出生于俄国，和经国、方良夫妇同处艰苦困顿的日子，孝文是两夫妻在困苦之中最大的慰藉。加之孝文长大之后，高大英挺，气宇不凡，衣复恩称孝文蓝色瞳仁酷似美国影星保罗·纽曼，散发迷人魅力，让五短身材（一米六三）的经国，以拥有孝文这样高大挺拔的儿子为荣。

经国应是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代表克莱恩的关系，安排孝文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读工商管理。

美国留学之行，改变了蒋孝文的一生命运。他并未像一般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靠端盘子、洗碗打工拿硕士、博士学位，蒋介石父子寄望孝文能向其他中国留学生看齐，衣锦荣归，为蒋家争点颜面。为了让孝文专心念书，缴清了加州大学学费和住宿费用，蒋介石父子另外又给了孝文好几千美金，作为生活零用。1950、60年代之交，台湾一名高级公务员的月薪，亦不过新台币八九百元，蒋氏父子一出手就给孝文几千美金，足征溺爱之一斑。

蒋孝文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但是，歌舞升平的公子哥个性，丝毫未改，孝文看着父母亲方城之戏长大，自己也颇好此道，美国留学时期常在一块的牌友包括香港 《新闻天地》老板卜少夫等人。

1960年中国旧历新年前夕，晚间孝文带着一位华侨女朋友，到加州奥克兰朋友家里打麻将。这群朋友平日跟着孝文一块厮混，有吃有喝，酒肉朋友不作兴打政治麻将，赌桌无贵贱，这群朋友赌的输赢又大，几圈麻将打下来，孝文已经输了九百多块钱美金，等于输了高级公务员三四十个月的薪水。蒋氏父子临行固然给了孝文几千美金，但一场麻将下来就输了九百多，焉能不教孝文心疼？

离开牌桌时，情绪极度低落，开动汽车猛踩油门，直奔高速公路狂飙而去，孝文此举全为发泄输赌情绪，完全忘记公路速限，一路猛踩油门，车速竟飙破八十五英里(约一百四十公里)。奥克兰公路警察立刻鸣笛追赶拦截，美国警伯哪管他是蒋介石的孙子，当场开他一张超速罚单。为此，孝文差点惹上官司遭拘禁入监。

那时蒋经国成天忙于公事，每天工作时间十几个小时，还三天两头接到美国长途电话，通知他儿子又出事了。所幸美国中情局许多事要经国帮忙，因此，孝文若是惹了麻烦，总是透过“国务院”，到警察局设法保释孝文，为了担心孝文捅出大纰漏，经国特意拜托克莱恩，请中情局“顺便”将孝文每天的情况定时告诉他。经国时常命令情报单位跟踪政治异己分子，这下子竟然利用洋特务跟踪自己儿子，这也算是蒋家王朝一大经典反讽笑话。

然而，孝文本身的命运不仅一点都不好笑，而且还有浓浓的悲剧色彩。婚前，他的女朋友多到十根手指头数不清，在美国和革命先烈徐锡麟的孙女徐乃锦结婚，婚后不久，徐女士即怀有身孕，后来生下的蒋友梅是蒋经国第一位孙女，蒋介石第一位曾孙女。

1962年10月，孝文、徐乃锦返回台湾，蒋经国把儿子交给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孙运璇。

谁知道解决了工作问题，家庭纠纷却使孝文走上酗酒之路。他怀疑妻子瞒着自己在外交男朋友，导火线是徐乃锦为了排遣寂寥，到台湾大学选修了几门旁听课程，在课堂里结识了一位外籍男士，因和那位外籍学生切磋功课，变成交往密切的好朋友。此事被好事者辗转传到孝文耳里，因而打翻醋坛子，孝文大发雷霆，怒不可遏。

自此，孝文自暴自弃夜不归营，在外通宵喝酒饮宴，总要到清晨时分喝得烂醉如泥才肯回家。蒋方良好几次凌晨醒来，不见儿子人影，担心孝文又喝酒闹事回不了家，只好差遣便衣卫士开车四出找孝文。有一回，便衣侍卫奉方良之命，开着吉普车沿着台北中山北路，一家酒店接着一家酒店敲门找人，便衣侍卫才走近一家酒店门口，突听见酒店里传出连串枪声，只见酒店里的杯子、酒瓶、桌椅、灯具、玻璃窗……各种室内陈设全被打了个稀巴烂。

原来正是孝文喝醉了酒，演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闹剧。最后，酒店老板只能望着被孝文乱枪扫射、满目疮痍的酒店装潢，欲哭无泪，有苦难言。

还有一次，蒋方良见时间已是清晨四点，犹不见孝文踪影，又派便衣卫士开车四处找寻，这次不是砸酒店，而是酒醉开车闯了大祸，那部蒋经国送给他的别克牌美国轿车，被孝文笔直开上了安全岛，迎面撞上一棵路树，汽车引擎盖整个扭曲变形，路树也折断倒地，孝文则是醉卧昏睡在驾驶座上，身上毫发无损，双手还死命抓着方向盘。

当年传媒不像今天那么凶狠，但是，台北政治圈子有关孝文的蜚短流长，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人言可畏，时任“国防部长”，职掌情报机关大权，接班味道愈来愈浓的经国，又气又急，家务事总不足与外人道，只好向弟弟蒋纬国吐苦水。

还来不及纬国劝解，孝文已经出了大事。1970年冬天，时任“中台化公司”副总经理的孝文，某日上午去上班时，因前一天宿醉，突感头脑昏沉，一人锁在单人办公室里埋头大睡，忘了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因血糖过低，导致脑部细胞受损，经台北荣民总医院全力抢救，脑部细胞受损严重，孝文虽然捡回一命，智力却仅与四五岁孩童相当。

与“江南事件”有关联的孝武

蒋介石满心希望培植孝文，谁晓得这孩子不争气，颓废自伤，自毁长城，让蒋介石对长孙的期待全然破灭，老先生在垂暮之年，主观上将承接蒋家第三棒的顺位，推移到二孙蒋孝武的身上。从现在出土的若干第一手档案证明，蒋介石一度对孝武抱以极大希望，他曾经与儿子蒋经国积极培植孝武，要他担当起未来的治“国”重任。

蒋孝武抗战胜利前诞生于重庆，在四川、杭州、南京、奉化溪口，都有祖孙俩欢聚踪迹。1966年5月，蒋孝武以弱冠之年，离开台湾远赴美国留学，蒋介石曾多次给孝武写家书，钟爱与悬念跃然纸上。

从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留学归来之后，孝武本心很希望能为父祖争光，然而，孝武最大的问题，是他情绪不够稳重，办大事经常弄巧成拙，因而也让经国头疼不已。经国摰友衣复恩说：“孝武在四个孩子中最聪明伶俐。但是他小时候得过肺病，常常卧床。或许是这个病造成他个性比较极端，爱憎分明，相当阴沉。”

孝武回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担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参议，名为参议，年纪轻轻的孝武，完全不懂退辅会的实务工作，实际上根本无议可参。后来，孝武又多了一项职务：在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担任专门委员，名为专门委员，实际上对党务工作也无从“专”起。前两个工作，都是蜻蜓点水式，刻意让他历练的成份居多。

孝武真正找到与自己性格契合的领域，是蒋经国早年迈向接班之路的情报组织。情报圈子充满了各种诱人的神秘元素──权力、金钱、女人。特别是权力，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之后，情报部门几乎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有形无形资源，这里是国民党真正的权力核心，情报单位的一切，似乎最适合孝武这个西伯利亚式阴晴不定性格的男人，他有心在情报圈子里大干一场。这是经国与孝武父子关系最融洽的一个阶段，也是父亲对孝武期望最殷切的一段岁月。

一位情报首长表示，那段时期蒋经国到若干情报机构开会视察，似乎都带着孝武，包括王永澍、沈之岳等情治首长看在眼里，“孝武先生”仿佛就是蒋经国的影子，或者他的代言者。1977年11月，台湾发生了一场“中坜暴力事件”，党外人物积极串联活动，孝武认为这是他发挥情报干才的绝佳机会，他急于在父亲面前力求表现，争取青睐。

某次，情报首长在台湾高雄澄清湖召开首长会报，讨论如何解决愈演愈烈的党外纠众滋扰问题。会议由蒋经国主持，孝武当时的职务是“国家安全会议”执行秘书，与会的首长们，几乎清一色都是孝武的叔伯辈，加上有父亲蒋经国在座，会议桌上根本没有他讲话的份，他自然不敢当着父亲的面，在会上高谈阔论。

散会以后，蒋经国先行离席北返，孝武拦住几位负责情报的将领，放言高论：“党外分子最近南北串联，愈来愈不像话，我父亲年纪大了，万一有个闪失，军队又控制不了，如何是好？”孝武又称：“情治单位有必要结合‘社会力量’，来对付党外分子。到时候，情报单位要配合这些‘社会力量’！”孝武所谓的“社会力量”，就是帮派势力之意。将领们有的虚与委蛇，有的根本懒得理会。

这些不把孝武放在眼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则是瞧不起孝武这种帮派思维，二则他们清楚，经国先生对孝武的言行并不认同，蒋经国大权在握，春秋鼎盛，谁敢轻易听信孝武，而引起经国不悦呢？

然而，真正让蒋经国对孝武伤心的，是蒋孝武处理与汪长诗的婚姻问题。孝武不听从父亲劝解，执意与妻子分道扬镳，这让蒋经国强烈不满，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一桩持枪大闹松山机场事件，更使经国先生对孝武真正失望。

某次，孝武与汪长诗大吵一架，汪小姐盛怒之下，拎着皮箱行李直奔松山机场，孝武不但不加阻拦，反而叫嚣你要走，干脆把孩子也一起带走。汪长诗驱车抵达机场时，弟弟孝勇先一步得知消息，火速向蒋经国报告，经国一听，这还了得，孝武是不是要造反了？连忙命令“国家安全局”局长王永澍赶赴机场，不准汪长诗登机，如果汪长诗已经登机，设法阻拦那班飞机起飞。

气冲冲的汪长诗刚上飞机，王永澍匆匆忙忙赶到松山机场，紧急通知塔台和航管人员，某某航班飞机暂时不准起飞，搞得松山机场如临大敌，许多旅客还以为发生劫机事件，人人自危。孝武此时也赶到机场，王永澍还来不及反应过来，哪知道孝武已经握着一把手枪，顶住王永澍的肚子，以半歇斯底里的语气说：“你马上让飞机起飞，不然我先毙了你！”

当年的松山机场固然不像今天桃园国际机场宽敞，但也是中外旅客熙熙攘攘的公众场合，众目睽睽之下，堂堂“总统”之子蒋孝武，居然拿着一把手枪顶住“国安局”局长的肚皮，这是何等有失体统的事情。万一发生枪支走火事件，马上会登上国际新闻版面。

被孝武以枪顶住肚皮的王永澍，担心孝武情绪失控，发生意外，只有好生劝抚孝武，允诺汪长诗搭乘的航班飞机起飞。眼见飞机绝尘而去，孝武竟又调转头，想上阳明山找弟弟孝勇算账，他认为就是蒋孝勇向父亲打小报告，给他背后穿小鞋，才会让王永澍出面拦住飞机的。

王永澍当下打电话通知孝勇，赶快躲起来，以免遭池鱼之殃。大闹机场事件，使得孝武在蒋经国心目中的地位跌落谷底，此后外间各种所谓孝武“准备接班”的传闻，其实完全失真。在经国先生想法里，一个连家里都摆不平的孩子，有什么资格谈接班？更何况，公然在机场持枪强押“国安局”王永澍局长，孝武的莽撞唐突，不识大体，已经是台北官场尽人皆知的笑话。

因此，或谓1984年爆发的“作家江南命案”，是孝武失势的主因，实际上，早在这事件之前四五年，孝武就已经从蒋经国的接班名单上除名了。

孝章与孝勇

孝字辈子弟当中，另外两位，一是女儿孝章，她最没有“贵族”的架子，另一位是行事低调、精明沉稳的孝勇，在经国晚年被目为“地下总统”，因为他恪遵蒋经国意思，唯父命是从，是最得宠的一位。

孝章曾为了与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长子俞扬和的婚事，差一点在蒋家闹家庭革命，蒋孝章坚持要嫁给曾有婚姻记录、年长得可以当孝章爸爸的俞扬和，惹得蒋经国嚎啕大哭。蒋孝武更为了要给俞扬和“教训”，曾经在松山机场当众想对俞扬和动粗。幸经宋美龄向蒋经国说情，蒋经国的态度才软化下来，不再固执己见。稍早之前，经国甚至造访俞大维，意欲施以压力，叫俞扬和知难而退，孰料俞大维聪明过人，他告诉经国：“我也反对这门婚事，但孩子长大了，我实在无力干涉他们的事。”

婚后，蒋介石、宋美龄均待俞扬和如一家人，蒋经国也改变心意，采取接纳态度，每次孝章夫妇自美国返台，经国总要在七海寓所或是慈湖招待孝章和俞扬和，翁婿之间完全没有隔阂。

如今，孝字辈当中，除了孝章，还有蒋经国章亚若生的儿子蒋孝严、蒋纬国的儿子蒋孝刚。

第四代

乍看之下，人丁不免有些单薄，但细数友字辈的孙辈里边，却是代有才人出。孟子有谓：“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蒋家孝字辈兄弟姐妹年少时期，上有祖父母当靠山，溺爱过了头，难免失去自我调适能力，不若今日之友字辈子孙，除了父母养育之恩，没有祖父母的呵护惯爱作庇荫，反而能在各种风雨中壮大自己，自成一番格局。

今天的友字辈蒋家后人当中，蒋孝勇之子友柏与友常，是媒体曝光率最高的两位，也是最勇于发表自己看法、最出色的两位蒋家第四代后辈。

生于1976年的蒋友柏，曾经在口述的《悬崖边的贵族》书中为自己作旁白：“蒋介石是他的曾祖父，蒋经国是他的爷爷，但别再追问他对近代史的评论。我们看到的伟人，对他来说，只是家人。”又说：“财务是他的专长，当他还在纽约大学读书时，在房地产投资上就大有斩获。做投资赚大钱也是他的好胜本能之一。”

1978年生、属马的蒋友常则在《悬崖边的贵族》书中作自我履历式的剖白：“深邃的五官泄露了他的俄国血统，亲切的笑容却软化了遗传自奶奶、那遥远且冰天雪地的线条。笑起来就像是邻家男孩，和他面对面，他的气质，很自然地设计出‘如沐春风’的情境。”“设计”和“管理”是他的强项（2000年，纽约大学史顿商学院NYU,Stern School Of Business主修财经；2004，帕森设计学院Parsons The New School For Design主修设计管理），念书时，还出过一本旅游书，是关于纽约的艺术之旅。

蒋友柏和蒋友常两兄弟，日后回忆对祖父蒋经国的印象时，在《悬崖边的贵族》书中，作了如下的叙述：“1988年之前，每个星期二或星期四中午，友柏、友常兄弟都会陪爷爷蒋经国‘总统’吃饭。很难想象的是，两兄弟的用餐礼仪完全是受军事化管理：一、大人没动筷子之前，不能先动筷子，大人动筷子时，你才能开始吃；二、吃饭的时候，不能讲话；三、在餐桌吃饭时，手肘不能放在桌面；四、一定要把自己碗里的菜肴吃完；五、用完餐后，要把空碗放在盘子上，而离开餐桌时一定要得到允许，说‘爸爸（妈妈）我吃好了’；六、等大人说‘可以’以后，他们才能在说完‘大家慢用’后离开座位。”

“友柏由于从小又胖又壮，身体比较好，常常快快吃完饭就下桌去了；但反观友常，从小气喘，吃饭较慢，食量又小，所以常通不过这种军事化管理。蒋方智怡还记得有次在公婆家，孩子挑食说‘这个我不吃，那个我不爱吃’，那时蒋孝勇口气比较凶地对孩子说：‘通通给我吃掉。’蒋经国就说：‘孩子不喜欢吃的，就不要勉强。’”

《悬崖边的贵族》书中介绍：蒋孝文的女儿，也就是友柏的堂姐蒋友梅，早已往艺术发展；蒋孝武的大儿子蒋友松在旧金山从事创投金融业。而友柏、友常则回到台湾开设“橙果”设计公司。

国民党“立法委员”蒋孝严，在介绍兄弟与自己的孩子时说，他与孝武的儿子友松较有往来，尤其是友松，和孝严家来往较为密切。

孝严的儿子蒋万安，也是学法律的，目前在美国硅谷一家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蒋孝严告诉不满三十岁的儿子说，你必须靠自己的努力，绝对不要受家世关系的影响。万安自台北复兴小学毕业后，念师大附中国中部，再考上建中、念政治大学外交系。

蒋万安花了一年半时间拿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又用了不到三年时光，获得法学博士。2007年11月初，考取了美国加州律师执照，加州律师执照很难考，蒋万安居然能克服困难考取。

回想起儿子万安的名字，蒋孝严若有所思地说：“我儿子万安的名字，是经国先生取的。万安出生后，王升先生就跟经国先生报告，经国先生听了之后很高兴，思考了几天告诉我，孩子就取名为万安，他说孝严、孝慈在万安吃了很多苦。我跟孝慈的名字是老先生取的。因为我自己就是在江西万安长大的，那里是全江西最穷的一个县。经国先生取名万安，就是要我和万安本人，知道毋忘在莒，经国先生借着儿子的这个名字告诉我，记得你小时候经历的辛苦岁月。”

（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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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家族：革命元勋文化遗民

著者：邹金灿

文本整理：刘家怡

编辑：陶伟鹏

策划推广：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10月第一版

字数：22千字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本书内容选自《南方人物周刊》往期报道，由南方周末“三声”电子书系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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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家族：革命元勋文化遗民

邹金灿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章太炎：革命元勋 文化遗民

康欲作教主 之洞非英雄

窃幸吾道不孤

《苏报》案虽败而胜

古来成大事者必有神经病

群盗鼠窃狗偷

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一士之谔谔

民国遗民

章太炎 太阿倒持 孤怀宏识

窃幸吾道不孤

《苏报》案虽败而胜

古来成大事者必有神经病

群盗鼠窃狗偷

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一士之谔谔

民国遗民

章念驰 祖父不需要刻意纪念

覆巢之下无完卵

一个陌生人研究另一个陌生人

没人比鲁迅更了解章太炎

我们后辈都是庸才而已

章门弟子 师承与叛逆

中国故事

章太炎：革命元勋 文化遗民

他是开创民国的革命元勋。一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未有惧色。他学问深湛，在高人林立的晚清民国，被公推为大师。几经世变，这位国学巨公，从早岁的激越，渐变为晚年的苍凉，他的离去，也把世人赠予他的“颓唐”，留给了他所热爱的民国。

1902年11月，爱国学社开学合影。学生主要是上海南洋公学学潮中罢课退学学生，由蔡元培任总理，吴稚晖为学监，教员中有章太炎、黄炎培等革命人士

章太炎、汤国梨与家人合影

章太炎的老师俞樾

邹容

章太炎故居（图/本刊记者 邹金灿）

故居内景（图/章太炎故居提供）

1935年11月27日，苏州，钱基博为三子钱钟英举办订婚仪式。其间两位客人不期而至，一位是李根源，另一位是章太炎。对章太炎的到来，钱基博很诧异，他后来在《太炎讲学记》里写道：“此诚不速之重客。余乃初见太炎先生，致二十年钦迟之意。”

这一日，章太炎约钱基博到太炎国学讲习会做一场演讲。钱基博慨然应允。

7天之后，早上8点，钱基博从上海出发，乘坐特别快车，近两小时后到达苏州，赶赴位于锦帆路的太炎国学讲习会，为章门弟子做了一场别致的演讲。这一年，钱基博48岁，章太炎66岁。

演讲以太炎国学讲习会为题。钱基博拈出大儒顾炎武为例，称顾炎武有感于明朝的灭亡，留下《日知录》及音韵训诂等相关著作，然而顾氏身后的清代学者，却以他为考据学之祖，顾氏之名由此大彰，其匡世扶衰的志向反而湮没无闻。钱基博认为，章太炎如今的境遇也与顾炎武相似，人们知道他学问大、文章好，却“未有能体伤心刻骨之意”。

章太炎全程旁听，这位年迈的民国元老，不时点头以示赞同。1小时20分后，演讲完毕，他邀钱基博入书斋单独会谈。钱基博谈起了革命的话题来——这是章太炎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杀人，安知人之不杀我。始以杀僇（同戮）张威势，继以懦怯长猜忍，戈予起于石交，推诚不见腹心，民不见德，惟乱是闻……声声同志，人人离心，异己必锄，同气相残，人诋其险狠，我知其内馁也。我革人命，人亦革我命，君以此始，愳（同惧）亦以此终。

章太炎对这一番诘难，并未反驳。他沉默许久，怃然若失。钱基博也未作逗留，很快告别。

钱基博此番话，为太炎画出一幅如火如荼革命后的苍凉图景。

章钱之会54年后，钱基博的另一个儿子钱钟书，以复杂的心情，写下七律《阅世》，这是《槐聚诗存》里的最后一首诗：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垂老之际，钱钟书和章太炎一样，目睹世变，徒以支离叟的黯淡目光，留命桑田。

与钱基博这一次见面后7个多月，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日军步步进逼中国的忧患中离开人世，留下“设有异族入主中原，吾家世代子孙毋食其官禄”的遗嘱。

康欲作教主 之洞非英雄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仓前镇人，儒医世家，家教甚严，有“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庸下者……尔曹当知之”的训诫。洪杨之乱期间，江南的文化与财富遭到毁灭性扫荡，章家变得“家无余财，独田一顷在耳”。

如今的余杭，工厂工地遍立，尘沙弥漫。仓前镇上还有章太炎的故居，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不新不旧的镇上，人们消费着“章太炎”这个符号，他们开办了“太炎琴行”，还有“太炎沐足”。

一百多年前，这里是个幽静的小镇。少年章太炎在此穷通经籍，外祖父朱有虔是淹通之士，来章家为其督学3年。朱有虔教以“夷夏之防”，小小年纪的章太炎，心中已经种下对满清的排斥。

1890年，章太炎依父亲遗训，来到杭州西湖畔的诂经精舍（晚清著名书院，1801年由阮元创建），师事俞樾、谭献、高学治等经学大师。这段时间，他定下6项治学要求：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范例，断情感，汰华辞。他谨守这些规条，偶有逸出。

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公开讲学，在解读《史记？高祖本纪》关于刘太公见到神龙附在妻子身上后有了刘邦的记载时，他说：“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妇扮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做（作）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

这些话，非章太炎不能道出。

在诂经精舍苦学7年后，1896年，梁启超等人在沪创办《时务报》，礼聘章太炎主持笔政。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反对，决然来到上海，在《时务报》上鼓吹变法。尽管他的文章僻典过多、古奥难解，仍与梁启超的文字一起，如惊雷般炸响中国。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梁启超称：“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

但章太炎很快与康梁发生分歧。康氏门徒视康为“教皇”、“南海圣人”，不容半点异议。章太炎却不认同，认为是“病狂语”，矛盾逐渐演化为斗殴，他心灰意冷地离开了。

这一切，被早已不满康有为变革政体主张的张之洞看在眼里，他于次年3月将章太炎请到武昌，主持《正学报》笔政。

张之洞写就《劝学篇》，上卷阐述名教，下卷倡导实业兴国。他持书询问章太炎意见，期待获得好评。不料热脸贴上冷屁股。章太炎冷冷回答：“下卷为佳。”对张所重视的上卷不置一词。一时惹得张之洞颇为不快。

两人矛盾很快激化。张之洞的亲信梁鼎芬以康有为来试探章太炎：“闻康祖诒欲作皇帝，有所闻乎？”章太炎答：“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一番话把梁鼎芬吓得魂不附体，驳斥道：“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语？”回头即告诉张之洞，“章太炎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语。”

于是入武昌不到一个月，章太炎就被张之洞驱逐。出鄂时他致书陈衍：“之洞非英雄也。”

“百日维新”失败后，章太炎因在《时务报》上的变法言论，也被列入通缉名单。他被迫赴彼时日据的台北避难，任《台湾日日新报》撰述。

窃幸吾道不孤

供职《台湾日日新报》期间，章太炎还与康有为通信，对康的境遇表示同情和愤慨。此时他为中国制定了《客帝》和《分镇》两个方案。所谓“客帝”，是中国虚尊孔子为共主，降清帝为方伯；而所谓“分镇”，则是加强地方督抚的权力，使地方自治、强大，从而能御外侮。这一时期，他仍主张维新，担忧革命引起内部相争，导致列强乘虚而入。

在这家报馆，章太炎经常撰文炮轰日人治台政策，引起日本人不满。一次，报社社长被上头斥责后，气急之下遣工人传唤章太炎训话。章太炎对工人说，一定要社长亲自前来，“他不知‘士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者乎？”

社长忍无可忍，赴章太炎的寓所咆哮一场，责怪他“傲慢无礼”，最后下达逐客令。

饭碗没了，但章太炎相当平静，表示“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离开台湾，来到日本横滨，经梁启超介绍，正式结识孙中山。

早在《时务报》时，章太炎就听说了孙逸仙的覆清事迹，当时他就表示“窃幸吾道不孤”。这番相见，他更坚定了排满立场，革命思想日渐笃定。

1899年8月底，章太炎悄悄返回上海。唐才常等人在沪成立“中国议会”，章太炎出席了成立会。然而“中国议会”虽反对慈禧，但仍以扶持光绪帝重新掌权为目标。对这一点，章太炎表示强烈反对，愤然退出并剪辫明志，同时写下《解辫发说》。这篇文章获孙中山极高评价，“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

对清廷的决绝态度，使他成为江浙反清第一人。唐才常起兵失败被杀，清廷再度通缉章太炎。七躲八闪后，他来到苏州东吴大学授课，其时东吴大学由美国传教士主持，一时找到了庇护之所。

这时老师俞樾从诂经精舍退居苏州，章太炎前往拜谒。俞樾一向不满弟子的革命主张，此次见面，给了弟子一声断喝：“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狼狈而退，后来写下《谢本师》一文，宣布与俞樾断绝师生关系。但章太炎一生都对俞樾非常尊敬，由此可知，这或许是他对老师的曲为爱护，以免清廷对其加害。

“谢本师”事件也影响到了太炎的学生。上世纪20年代，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谢本师》一文，表达对章太炎与军阀过从甚密、称赞曾国藩为“人伦模范”等言行的不满，要与章脱离师生关系。不过他也跟章太炎一样，并未言行一致。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周作人前去听讲两次，还在家中设宴招待，合影留念。

1901年，章太炎写下了《正仇满论》，批驳了梁启超的《积弱溯源论》，提醒人们清廷并不可信。这是晚清士人旗帜鲜明地宣扬反清的第一篇文章，正式拉开了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

由于在东吴大学课堂上的反清言论，清廷的两个总督、3个巡抚，对这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下令“严捕立决”。

次年2月，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

《苏报》案虽败而胜

5个月之后，章太炎潜行回到上海。其时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开办“爱国学社”，接纳学潮中被开除的学子，邀请章太炎担任国文教师。

授课期间，章太炎继续展现他的狂狷不羁，例如让学生为他们自己写《本纪》——正史之中只有帝王才能入本纪，章太炎试图让学生明白，自己的地位与帝王一样平等。

他喜欢抽烟，尤其是讲起学来，一根一根抽个不停，往往是手上这根烟还剩一寸，就开始点燃新的一根。有一次他手头没钱了，写下借条向一个朋友借银元两枚，明确表示用来买烟。同事蒋维乔见状，笑称既然已经开口借钱，何不多借几元？章太炎答：我和此人只有两元钱的交情。

1903年，章太炎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并采用《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彻底否定清室统治的正当性。

这篇文章气势磅礴，上海“人人争购”，朝野为之震动。

长期处于清廷统治之下的中国人，遽然提起反清，多被目为乱党，且当时革命活动也以暗杀居多。这时，革命阵营需要一个人为革命赋予正当性和迫切性，章太炎几乎以一人之力，将革命合法化，使革命思想成为当时最煊赫的潮流。

章士钊主政《苏报》，邀请章太炎任撰述。此时邹容的《革命军》写成，章太炎为之作序，与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起，成为当时革命纲领文字的双子星。

由于章太炎在《苏报》上频频发炮攻击清廷，甚至称光绪“载湉小丑”，他很快再入清廷重点缉捕名单。清廷向租界施压，巡捕房开始缉捕。这一次，他没有选择流亡，而是昂然接受拘捕，并写下纸条劝小兄弟邹容来投案。

其间，章太炎怀疑《苏报》同事吴稚晖向清廷告密，后来在报章上向吴发难，吴则矢口否认，也对章展开了攻击。两人结下一生的仇怨。吴稚晖张狂无忌，但对章太炎却毫无办法，以致后来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一文中宣称，假如遇上章太炎，要“用野蛮法子打他一顿”。

清廷得悉章、邹就缚，马上照会英、日、美等国公使，要求“引渡”。面对这一要求，租界各国产生分歧。俄、美、法、德等国认为，应该移交给清廷“治罪”；英、日、意等国公使则认为，同意清政府的要求，会损害公共租界的“治外法权”，坚持主张由租界审理该案。

一番争吵后，该案由上海县知县和英国陪审团在租界公审。章太炎、邹容一审被判“凌迟处死”，因碰上慈禧70大寿，遂改为永久监禁。一时舆论大哗。迫于压力，审判方改判章太炎3年监禁、邹容2年，两人俱被罚做苦工，刑满逐出租界。

清廷胜诉了，却也彻底失败。正如其时《江苏》杂志指出，即使章、邹等人激烈鼓吹革命，但毕竟能阅读他们言论的人有限，且读者也有各自的想法，然而审判引发的一系列舆论风暴，则无意中把革命思想传播得更广更深，反而更激发人们的斗志。而在“引渡”问题上，清政府的狼狈无疑也告诉人们，皇权不再凛然不可侵犯。革命派占据了理论、士气上的优势。

监禁期间，章太炎被狱卒虐待，他以绝食抗议，仍无济于事。邹容突然在狱中病死，再度招来舆论抨击。租界害怕事态扩大，责令狱方改善章太炎的待遇。章太炎出狱后，感慨地说，“余之生，威丹（邹容）之死为之也。”

狱中章太炎除读书外，革命事业也没有闲着。1904年冬，龚宝铨（后来成为章的女婿）联合蔡元培、陶成章等人，以针对满清官吏的暗杀团为基础，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要“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章太炎其时虽在狱中，也参与发起这一组织，“光复会”之名为其手定。

1906年6月底，章太炎刑满出狱，当晚即被同盟会同仁接上轮船，开始了第3次流亡日本之旅。出狱后的他，皮肤白净，体态发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福气”。友人大为惊讶，因他一向不修边幅，且“视沐浴为畏途”。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戏称，这是狱卒每天强迫太炎洗澡的缘故，以至体魄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健。

古来成大事者必有神经病

是年7月，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章太炎在演讲中说：“独有兄弟欲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古怪的议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那一夜，演讲台下，数千名在日华人前来争睹这位“神经病人”的风采。嗣后，光复会并入同盟会，章太炎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笔政，写下大量文章倡议革命，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且占据上风。梁启超致书康有为，称东京万余留学生信从革命党者过半，“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

但“死战”并未奏效。1907年1月，梁启超托徐佛苏出面向宋教仁说情：“（梁启超）向与《民报》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民报》动辄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乎？”

对此“讲和”，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坚持不允。

鲁迅曾盛赞章氏在《民报》上的文字“所向披靡，令人神旺”。“中华民国”一词，就发源于章太炎写的《中华民国解》。但《民报》文章语词的尖刻毒辣，也令人侧目。吴稚晖在法国办报与章太炎互相诘难，两人在《苏报》案中的恩怨也牵涉进来。双方越吵越凶，以致章氏对吴“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袴，勿令后穿”这种人身攻击，都堂而皇之地登上《民报》。

主政《民报》期间，章太炎与孙中山发生了矛盾。

孙中山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接受了日本方面17000元的赠款，留下2000元给章作为《民报》的经费，余款全部带走。彼时《民报》经营困难，章认为孙有悖革命道德，遂起不满。矛盾激化时，章激烈主张同盟会“开除孙文”，推黄兴为同盟会总理——这件事因黄反对而作罢。后来陶成章到南洋募款，遭到孙中山的抵制。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龃龉加深。

后来，章太炎在报刊上公开称同盟会从日本运到中国的军械有质量问题，同盟会的头等机密由此曝光，“组织”对章的不满愈发严重。

矛盾不能消弭，章太炎与陶成章等人宣布光复会脱离同盟会，另起炉灶搞革命。但此时，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革命运动都陷入了沉寂，国内起义不顺利，对清廷大员的暗杀并未动摇到满清统治根基。

章太炎的生活陷入窘境，于是把更多精力投到讲学中。这一时期，在东京亲炙章门的弟子有黄侃、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钱家治（钱学森之父）、刘文典、汪东等。

群盗鼠窃狗偷

赴日5年后，10月的一天，章太炎正在向弟子们用佛学印证庄子思想，外面传来报童热切叫卖号外的声音——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东京了。

在惊讶与疑惑中回过神来，章太炎赶紧买了多份报纸，直到傍晚看到所有的报纸所载消息都相同，这才相信母国已翻天覆地。

他随即中断讲学，伴随着欢迎的掌声，以革命元勋的身份回到上海。

在一片热切的乱糟糟中，他和孙中山的关系得到缓解。但当黄兴向他询问国策时，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选出“无党总理”，继而发表《诛政党论》，呼吁国人警惕并反对政党政治。场面顿时十分尴尬。

重返政坛的章太炎，对政事、人事表达率直，褒贬从不留情，由此得罪了不少人。被章骂的人给他起了个“章疯子”的绰号，于是“章疯子大发其疯”的标题，屡屡出现在报章上；但当章抨击到这些人的政敌时，新闻标题又变成了“章疯子居然不疯”。

民族革命胜利了，政治革命并未真正实现。革命党内部的争斗让章太炎疲乏不已，首先受伤的还是他的光复会。

光复会和同盟会之间的角力，一直存在。光复会的核心人物，如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陈去病等，都是素养较高的精英。在光复会中，即使是王金发这样的悍猛杀手，也虚心向章太炎问学《礼记》，谨遵祖父遗训——“宁可穷老深山茹蔬果，不可出仕满清污名节”。这与江湖帮会气味浓郁的同盟会形成较大差别。在《自定年谱》中，章太炎就说孙中山“喜少年轻薄与江湖屯聚者，讫大总统不能悛”，不满与不屑之意旁出斜溢。

武昌举义后不久，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其美，与光复会要人李燮和商议攻打江南制造局。李燮和不同意，陈其美私下行动，失败被俘，部下向李叩头苦求支援。李燮和于是率军击败清军，光复上海，把陈其美解救出来。正当李燮和安抚完投降的清兵、疲倦睡下之时，陈其美利用帮会势力拥戴自己为沪军都督，生生逼走李燮和。

革命继续进展。光复会策反了江苏巡抚程德全，使之成为第一个“反正”的清廷大吏，进而控制南京。在攻克南京的战役中，光复会战士被认为“在诸军中最号称能战者矣”。拿下南京后，革命党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尽管江南非首义之地，但光复会在此将革命声势推到高潮。而程德全投归革命党，则为革命后新旧合作树立了一个上佳先例。

陈其美屁股还没有在沪军都督之位上坐热，又觊觎起浙江都督之位来。当时浙江派人士公推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成章出任该职。陶成章力辞不就，并放出狠话：“贤能者均可，惟陈其美不可。”同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加紧募集军费和士兵，同盟会在江浙地区的境况益显窘迫。

南方局势明朗，孙中山归国，“自言携兵舰四艘至，且挟多金。又言战则非吾所任，和则吾能任之。军民惑焉，遂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光复会与同盟会，一个最能“战”，一个自称能“和”。同盟会若坐视这种尴尬局面而不顾，势必在未来的政治版图中失利。

1912年1月，陈其美指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于上海。陶死后，光复会在江南地带的燎原之势迅速终止。事发后，孙中山、黄兴急电“保护章太炎”。无论如何，自此以后，章太炎和同盟会的隔阂更深一层。

之后，他反对孙中山定都南京的计划，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认为日俄对东北和外蒙虎视眈眈，如若定都南京，则无疑主动放弃东北和外蒙。对此，孙中山等人并不认同，章太炎成了同盟会的眼中刺。同盟会大佬中，只有宋教仁支持他。一年后，宋被刺身亡。

嫌隙愈来愈深。在南京的川籍革命烈士追悼大会上，章太炎赠送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失望、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自此，章在政治上开始偏向于支持袁世凯，冀望袁结束无序的丛林状态。袁对这位民国开国元老也有意延揽，但同时又忌惮他，只给他“东三省筹边使”这个小官，这成了章太炎一生惟一的政府公职。

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南方并不平静。

首先是同盟会内部起波澜。宋教仁领导同盟会联合共进会、统一共和党等“小组织”组成的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获得大胜，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他洗脱同盟会的地下帮派气质，希望通过组阁来限制袁世凯，把中国政治推到理性健康的轨道上发展。

然而，1913年3月22日，又是在上海，一颗子弹结束了宋教仁的生命。尽管真相扑朔迷离，与宋利益冲突明显的袁世凯，还是成了舆论众矢之的，一夜之间变为“袁大头”。

十余年后，孙中山的亲信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后改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里说：“（宋教仁）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为这桩历史公案平添几分吊诡，耐人寻味。

章太炎得悉宋教仁遇刺消息后，迅速从长春南归，捐弃与同盟会的嫌隙，与孙中山一起反袁。是年8月，刚与汤国梨结婚不久的他，不顾劝阻，请命入京，“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继《苏报》案后，章太炎人生的光辉一幕再度上演。

章太炎来到了总统府，指名道姓要见袁世凯，与之“理论一切”。于是发生了“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语）一幕。

但大闹总统府接待室，并未让他见到袁世凯，反而很快被软禁，先后被拘在石虎胡同、龙泉寺、钱粮胡同等多个地点。

章太炎被拘押的消息传开，举国震动。《顺天时报》突破消息封锁，连续发文报道章太炎现况，并警告袁世凯：“以民国初任之大总统，竟不能容纳一硕学异能之士，……将使当路恶名播于五洲，传于万世，永难泯灭。”

报纸杂志竞相报道章太炎被幽禁的事，袁世凯处于巨大的无形压力中。

北京名流对章多方营救、说情，但袁世凯坚持不放章太炎。绝望之中，章氏长女自杀。消息传至日本，误传为章太炎已死，上海报纸据此转载。夫人汤国梨连忙去电询问，章太炎答：“在贼中，岂能安。”

压抑之中，章太炎曾满屋书写“袁贼”，用手杖痛击解恨。又以绝食抗议。在给妻子的信里，他称：“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际，又何言哉！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在袁党内部，的确有些忌惮。袁世凯的得力助手、警卫军统领陆建章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据陆建章回忆，袁世凯曾手书八条以保护章太炎：

1.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2.讲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3.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4.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5.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6.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7.求见者必持许可证；8.保护全权，完全交汝。

在龙泉寺期间，袁世凯派儿子袁克定给章太炎送来锦缎被褥，放下就走。章太炎发现袁克定在窗缝里窥探，于是进房点燃香烟，把被子烧开多个洞后抛掷出窗外，大喝道：“拿去！”

幽禁似乎没有人们想象中的严格。章太炎人身自由虽被限制，但仍拥有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他在与女婿龚宝铨的信中透露，自己相中钱粮胡同一新寓所，但租金等费用需要各方筹措。

如同武昌起义一样突然，1916年6月，袁世凯死了。章太炎重获自由。

一士之谔谔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章太炎被任命为秘书长，为孙撰大元帅就职宣言。之后他西行云南、四川，希望争取到唐继尧等军阀的支持，戮力对付北洋政府。军阀都对章太炎极其尊敬，但对其要求并不买账。任他唇焦舌敝，依然徒劳无功。

失望之余，他对中央政府有了新的思考，几经酝酿，与张继等人开始大力鼓吹“联省自治”——先是各省自治，然后再联省自治。在《各省自治共保全国领土说》中，章太炎说：“今所最痛心者，莫如中央集权，借款卖国，驻防贪横，浚民以生，自非各省自治，则必沦胥以尽。为此计者，内以自卫土著之人民，外以共保全国之领土，卫人民则无害于统一，保领土则且足以维持统一矣。野心侵略之人，必以此为分裂，是何谓也？岂其心不愿分权于国人，而愿分权于敌人耶？”对此，各地实力派争相响应，并在湘、川、粤各地得到实行。

由此可见，章太炎并不反对统一，只是反对中央集权。但这仍与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意愿违背。1922年，孙中山举兵北伐，由于陈炯明反对而中止。但这丝毫不改其志——次年1月，他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主张直系、奉系、皖系各大势力互相提携了解，暂时划疆自守，互不干涉，以企统一之成——孙中山有更大的动作。

当时主张“武力统一”的还有北方的“玉帅”吴佩孚，他是当时最有实力的军阀。就在南湖之船成为历史节点的那个夏天，他挥师南下，狠狠教训了主张“联省自治”的湘鄂川势力。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南方成立大元帅大本营、建立黄埔军校，厉兵秣马图谋北伐。章太炎怒斥之“广东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

就这样，孙与章在革命征途上的分分合合中，渐行渐远。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对此，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人极力反对，被孙中山排斥。这一年冬天，失意的冯自由等国民党右派人物，聚集章太炎的上海寓所，推出由章太炎领衔署名的《护党救国宣言》，公开反对孙中山的容共主张。翌年又组织“辛亥同志俱乐部”，试图联合光复会、共进会、同盟会的“老革命同志”，对抗改组后的国民党。

他们的反对很微弱，北伐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当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章太炎所坚持的联省自治渐告破产。

1925年，孙中山逝世，章太炎赠与挽联：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

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在史学上，章太炎推崇司马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孙郞三分天下、不忘袭击许昌，自然成了非法的事。上联是在暗讽孙中山的北伐，下联则更为严厉。秦一向被视为虎狼之国，“武关无故入盟秦”指孙中山联俄是引狼入室，贻害中国。

不过，尽管章太炎对孙中山多有异议，两人却又不同于一般的政见相异者。除了这副字挟风雷的挽联外，他还写了一篇典雅密栗的《祭孙公文》，称赞孙中山倡导革命，是追步刘邦、朱元璋，光复中华之功不可磨灭。

文中还说，“百夫雷同，胪句传诺。余岂异邮，好是谔谔。兰之同臭，石之攻厝。如何南枢，委命穷朔。沮公北盟，终亦不获。”透露了自己反对孙中山联俄，并非否定孙本人，而是躬行《史记》记载的赵良那句名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从公不从私，坚持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与主张。

他还希望能为孙中山写墓志铭，公开表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

蒋介石断然拒绝了他。章太炎未能执笔，其他人自然也不敢写，于是孙中山的墓碑独缺墓志铭，以“天下为公”四字代替。

民国遗民

与对“引狼入室”焦虑并行的，是对过往的反思。章太炎公开接受柳诒徵对自己早年诋毁孔子言论的批评，担任《华国月刊》社长，宣称要发扬“国故”、挽救“人心”。不仅如此，还在上海成立“反赤救国大联合”，亲任理事长，通电全国，明确反对“赤化”。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沪拜访了章太炎。他们见面时天气很冷，室内没有火炉，穿得暖暖的章太炎似乎并未留意到，这位穿着单薄洋服的日本客人已瑟缩一团。

尽管章太炎“长得实在称不上仪表堂堂”，芥川仍被他的眼神慑服，“那双细细的眼睛，在一副高雅的无框眼镜后面不时冷冷地微笑着，显示出他绝不是一个凡夫俗子”。章的雄辩竟令他“忘记了吸烟”。

“现代的中国，不幸在政治上已经堕落。不正的公行，或比清末还要更甚。至于学问艺术方面，尤为沉滞。”

章太炎滔滔不绝，不时挥动留着长指甲的手，言之凿凿地向芥川表达他的乐观：“中国的国民，向不趋极端的，所以要使中国赤化，殊不可能。一部分学生正欢迎着劳农主义，可是学生并非即是国民，他们虽一时赤化，不久就会抛弃其主张吧。”

1925年10月，他在上海国民大学发表《我们最后的责任》演讲：

……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的事……凡是借外人势力来压迫中华民族的，我们应当反对他，这便是我们最后的责任。

次年，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上位。7月，北伐军占领长沙，准备进军武汉。章太炎发表《讨蒋介石》全国通电：“蒋中正为赤俄之顺民，奉赤俄之政策，叛国反常。”

由于章太炎的悍然姿态，因此即使同样反共反苏，他也未成为蒋介石亲近的对象。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展开清共行动。与此同时，国民党上海当局开列了一个通缉“著名学阀”的名单，名单上有数十人，章太炎高居首位。

花甲之年，章太炎再次遭到追捕，被迫逃亡。虽躲过一劫，但老家余杭仓前镇的财产则未能幸免，被没收拍卖。满清政府没有做到的事情，国民党做到了，当局美其名曰：处置逆产。

让章太炎更为痛心的，是蒋介石废弃了民国成立以来一直使用的五色国旗（此旗为章本人手定），改为青天白日旗。在致友人的信中，章太炎说，“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

政治失意，他开始自号“中华民国遗民”。1928年11月，已蛰居一年的他在上海发表公开演讲，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联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他认为，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人想做皇帝，而孙中山们则是一个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应该人人共击之。“今日中国之民不堪命，祸首实属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国民尚须努力，应共奋起。”

这一次，他被国民政府单独列名通缉，从一个人人尊敬的民国元老，成了国民党口中的“章逆”。

已经59岁的章太炎，心灰意冷，蛰居在上海的寓所中“自定年谱”，但只写到1922年，就不再继续了——那一年黎元洪就职总统，53岁的章太炎接受了黎颁给他的勋章，并向其宣讲“联省自治”。《年谱》全本最后一句是：“黎公始不知利害，力主统一；余数以鸟尽弓藏为戒，久之亦渐悟。”

章太炎将重心转向著书讲学，“仆老不及见河清，惟有谆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窗外的国土，在诸强混战之中，满目狼藉。而他曾三次流亡、为中国革命蓄留火种的东瀛，已磨刀霍霍、指向中原。

章太炎 太阿倒持 孤怀宏识

他不仅是高人林立的晚清民国公推的国学大师，还是开创民国的革命元勋。几经世变，从早岁的激越，渐变为晚年的苍凉。梳理这位国学巨公的一生，让我们审视民族的那段转折期有了新的视角。

国学大师章太炎

1936年，章门弟子于章太炎追悼会合影，右二钱玄同、右三周作人、右四许寿裳、右五马裕藻、右七沈兼士

章太炎与汤国梨的婚礼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仓前镇人，儒医世家，家教甚严，有“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庸下者……尔曹当知之”的训诫。

1890年，章太炎到杭州西湖畔的诂经精舍（晚清著名书院），师事俞樾、谭献、高学治等经学大师，并为自己定下6项治学要求：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范例，断情感，汰华辞。

1896年，梁启超在沪创办《时务报》，礼聘章太炎主持笔政。他古奥难解的文章，与梁启超的文字一起，如惊雷般炸响中国。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梁启超称：“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

康氏门徒视康有为为“教皇”、“南海圣人”，不容半点异议。章太炎却不认同，认为是“病狂语”，康章矛盾逐渐演化为斗殴。

次年3月，张之洞将章太炎请到武昌，不足一月，又因他“时有欺君犯上之语”驱逐。

窃幸吾道不孤

“百日维新”失败，章太炎被通缉。他赴台北任《台湾日日新报》撰述，为中国制定了“客帝”和“分镇”两个方案——中国虚尊孔子为共主，降清帝为方伯；加强地方督抚的权力，使地方自治、强大，抵御外侮。

因章太炎炮轰日人治台政策，报社社长传唤训话。章太炎却要社长亲自前来：“他不知‘士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者乎？”社长赴章太炎寓所咆哮一场，责他“傲慢无礼”，下达逐客令。章太炎平静表示，“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在横滨，经梁启超介绍结识孙中山，“窃幸吾道不孤”。

1899年，章太炎悄悄返回上海。当时唐才常等人成立“中国议会”，虽反对慈禧，但仍以扶持光绪帝为目标。章太炎强烈反对，写下《解辫发说》，成为江浙反清第一人。孙中山高度评价：“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

唐才常起兵失败被杀，清廷再度通缉章太炎。他来到美国传教士主持的苏州东吴大学授课，得到庇护。

1901年，章太炎写下《正仇满论》，批驳梁启超的《积弱溯源论》，正式拉开了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清廷两个总督、3个巡抚下令对这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严捕立决”。次年2月，章太炎逃亡日本。

《苏报》案虽败而胜

5个月之后，章太炎潜回上海。在蔡元培开办的“爱国学社”担任国文教师期间，展现了狂狷不羁的风格，让学生自作《本纪》——正史中只有帝王才能入本纪——试图让学生明白，每个人的地位与帝王一样平等。有一次他向一个朋友借银元两枚买烟。同事笑问，既已开口借钱，何不多借几元？章太炎答：我和此人只有两元钱的交情。

1903年，章太炎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并采用《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彻底否定清室统治的正当性。该文气势磅礴，上海“人人争购”，朝野为之震动。章太炎几乎以一人之力，将革命合法化，使革命思想成为当时最煊赫的潮流。

邹容《革命军》写成，章太炎为之作序。受清廷施压的租界巡捕房开始缉捕，他昂然接受拘捕，并劝小兄弟邹容来投案。一审被判“凌迟处死”，因碰上慈禧70大寿，改为永久监禁。一时舆论大哗，改判章太炎3年监禁、邹容2年。清廷胜诉了，却也彻底失败。审判引发的一系列舆论风暴，无意中把革命思想传播得更广更深。

1904年冬，龚宝铨（后成为章的女婿）联合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要“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光复会”之名，即为狱中的章太炎手定。

1906年6月底，章太炎刑满出狱，开始了第3次流亡日本之旅。一向不修边幅、“视沐浴为畏途”的他，此时皮肤白净。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戏称，这是狱卒每天强迫洗澡的缘故，以至体魄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健。

古来成大事者必有神经病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太炎说：“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古怪的议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嗣后，光复会并入同盟会，章太炎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笔政，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论战且占据上风。鲁迅曾盛赞章氏在《民报》上的文字“所向披靡，令人神旺”。“中华民国”一词，就发源于章太炎写的《中华民国解》。梁启超致书康有为称，东京万余留学生信从革命党者过半，“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

孙中山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接受了日本方面1.7万元的赠款，仅留下2000元作为《民报》的经费。章认为孙有悖革命道德，矛盾激化时，章主张同盟会“开除孙文”。章太炎在报上称同盟会运到中国的军械有质量问题，头等机密曝光，“组织”对章的不满愈发严重。

矛盾不能消弭，光复会脱离同盟会。此时，革命运动陷入沉寂，章太炎生活困窘，把更多精力投到讲学中。在东京亲炙章门的弟子有黄侃、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家治（钱学森之父）、刘文典等。

群盗鼠窃狗偷

武昌起义，章太炎以革命元勋的身份回到上海。但当黄兴向他询问国策时，他显得“不合时宜”，要求选出“无党总理”，继而发表《诛政党论》。重返政坛的章太炎，对政事、人事褒贬从不留情，“章疯子大发其疯”的标题，屡屡出现在报章。

光复会的核心人物，如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陈去病等，都是素养较高的精英。即使是王金发这样的悍猛杀手，也虚心向章太炎问学《礼记》，谨遵祖父遗训——“宁可穷老深山茹蔬果，不可出仕满清污名节”，与江湖帮会气味浓郁的同盟会形成较大差别。

孙中山得力助手陈其美攻打江南制造局失败被俘，部下向光复会要人李燮和叩头苦求支援。李燮和率军击败清军，解救陈其美。陈其美却利用帮会势力拥戴自己为沪军都督，生生逼走李燮和，接着又觊觎浙江都督之位。当时浙江派人士公推光复会陶成章出任该职，他力辞不就，并放出狠话：“贤能者均可，惟陈其美不可。”

1912年1月，陈其美指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双方隔阂又深一层。章太炎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认为日俄对东北和外蒙虎视眈眈，如若定都南京，则无疑主动放弃东北和外蒙。对此，孙中山等人并不认同。

在南京的川籍革命烈士追悼大会上，章太炎赠送挽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失望、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自此，章在政治上偏向于支持袁世凯，冀望袁结束无序的丛林状态。

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1913年，宋教仁被杀。尽管真相扑朔迷离，袁世凯还是成了众矢之的。

章太炎捐弃嫌隙，与孙中山一起反袁。刚与汤国梨结婚不久的他，不顾劝阻，请命入京，“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于是发生了“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语）一幕，他很快被软禁。

消息传开，举国震动。《顺天时报》警告袁世凯：“以民国初任之大总统，竟不能容纳一硕学异能之士，……将使当路恶名播于五洲，传于万世，永难泯灭。”

袁世凯坚持不放章太炎。压抑之中，章太炎曾满屋书写“袁贼”，用手杖痛击解恨。又以绝食抗议。在给妻子的信里，他称：“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际，又何言哉！吾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袁党内部也有忌惮。袁世凯的得力助手、警卫军统领陆建章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袁世凯手书八条以保护章太炎：1.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2.讲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3.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4.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5.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

1916年6月，袁世凯死了。章太炎重获自由。

一士之谔谔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被任命为秘书长的章太炎希望争取到唐继尧等军阀的支持，戮力对付北洋政府。军阀对章太炎极其尊敬，但对其要求并不买账。

失望之余，他与国民党元老张继等人开始鼓吹“联省自治”，各地实力派争相响应，这与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意愿违背。就这样，孙与章在革命征途上的分分合合中，渐行渐远。

1925年，孙中山逝世，章太炎赠挽联：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上联暗讽北伐如东吴孙氏三分天下又想偷袭许昌，下联更指孙中山联俄是引狼入室，贻害中国。

但他还是写了一篇典雅的《祭孙公文》，称赞孙中山倡导革命是追步刘邦、朱元璋，光复中华之功不可磨灭。说自己反对孙中山联俄，并非否定孙本人，而是躬行《史记》中赵良名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还希望能为孙中山写墓志铭，公开表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

蒋介石断然拒绝了他，其他人自然也不敢写，于是孙中山的墓碑独缺墓志铭，以“天下为公”四字代替。

民国遗民

之后，章太炎公开接受柳诒徵对自己早年诋毁孔子言论的批评，担任《华国月刊》社长，宣称要发扬“国故”、挽救“人心”。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沪拜访了章太炎。尽管章太炎“长得实在称不上仪表堂堂”，芥川仍被他的眼神慑服，“那双细细的眼睛，在一副高雅的无框眼镜后面不时冷冷地微笑着，显示出他绝不是一个凡夫俗子”。

1926年，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上位，章太炎发表《讨蒋介石》全国通电。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展开清共行动，国民党上海当局开列了一个通缉“著名学阀”的名单，章太炎高居首位。花甲之年，章太炎再次逃亡，老家余杭仓前镇的财产被没收拍卖。

政治失意，章太炎自号“中华民国遗民”，蛰居在上海的寓所中，将重心转向著书讲学，“仆老不及见河清，惟有谆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窗外的国土，在诸强混战之中，满目狼藉。而他曾三次流亡、为中国革命蓄留火种的东瀛，已磨刀霍霍、指向中原。

章念驰 祖父不需要刻意纪念

“当你被划为异类时，你该付出多少的代价？当你懂得路要靠自己去走，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你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所以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念：你没有权利休息，你没有权利不努力”

章念驰 （雍和/图）

在这位七旬老人身上，能感受到久违的大家礼仪：我们在楼下按响门铃，老人即伫立电梯口，静候来客；访谈间隙，尽管坐得有数步之隔，他挪动并不轻便的身躯，走过来为我们的茶杯倒满开水，临别时坚持送到电梯口看着我们进电梯……

东亚问题研究是他的职业，也是兴趣。对于当下热门的钓鱼岛、南沙等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讲钓鱼岛问题，讲南沙问题，不是从国际法跟国际政治的角度去讲这些问题，都是从历史去讲：‘它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从这一点来捍卫这个领土，来演绎这个领土的意义。这个逻辑在西方是行不通的。”

职业工作之外，他最关心的还是近代史、祖父章太炎。

“我们生活在一个他无处不在的家庭里面。祖母很长寿，将近一百岁，在我四十多岁以后、1980年才去世。我们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熏陶而来的。家里每间房里都是藏书，到‘文革’还维持，还有5个客厅。”

这个拥有5个客厅的家，就是章太炎在苏州锦帆路的住所。章太炎1934年从上海正式移居苏州，开办太炎国学讲习会，讲学和居住都在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当时还有一个院子，以及一个大花园——当然，现在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覆巢之下无完卵

幼时，每一个到来的长辈，都跟章念驰说起他的祖父。所有话题都从章太炎展开，谈其著作、活动，一切一切。自懂事起，章念驰就意识到自己有一个了不起的祖父。这种影响并未被新的教育方式取代。在那个年代，他成了“不可以教育好的孩子”。中学毕业的时候，章念驰的毕业评语写着：“政治立场模糊，家庭影响不轻。”

特殊的身份，如此沉重的评断，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尽困扰，荒废了读书治学宝贵的光阴。

章门弟子朱希祖的儿子朱偰也有类似经历。建国后，朱偰任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文化局局长。他是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但写过很多关于历史的文章。

“像《金陵历史考》这些东西，没有人超越他。”章念驰说。

“朱偰的诗词比闻一多他们都要好得多得多，但他从来没有从事过文学。道理很简单，他从小在他父亲身边长大，父亲平时灌输他的东西、诗词文学，自小耳濡目染。一个人三四岁如果经常接触这些传统的诗词的话，自然而然长大以后会念会作。”

他话音一顿：“朱偰对于保护南京的历史界做了很大贡献，不亚于梁思成。最后为了这问题他被打成右派了。后来‘文革’的时候自杀了。遗言说：我没有错。”

章念驰感慨：“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良知。”

覆巢之下无完卵，章门弟子的后人不能幸免，章太炎的后人更不在话下。

首当其冲的还是章太炎。章太炎1936年在苏州去世后，国民政府承诺为其举行国葬，但由于日军侵华，不了了之，家人把他草草葬于苏州家中的后花园内。苏州沦陷后，日军闯进章宅，看见新墓，疑有陪葬宝物，要强行开挖。留守的老家人奋起阻止，遭到日军毒打。后来一个日本军官赶到现场，得悉是章太炎的墓后，喝退闹事士兵。

数日后，这位军官还前来祭奠一番，在墓旁立下一根木柱，上写“章太炎之墓”。从此之后，再没有日本士兵来此骚扰。

1955年，章太炎被迁葬至杭州西湖边上，与抗清名将张苍水之墓毗邻而居。“文革”期间，红卫兵一边欢呼着将章太炎封为“法家”、“最革命派”，一边将章墓夷为平地，将其遗体曝于荒野，一口楠木棺材也被劫走。

1971年，风雨飘摇，周建人路经章墓，看见满目疮痍，老泪纵横。久久伫立后，说：“我相信，我们的民族是一定会好起来的。”

父亲章导自1949年之后，就一直被进行“无休无止的劳改”。章念驰在上海求学、工作，大部分时间不能与他见面。

谈起那段经历，章念驰意寄沉慨：“‘文革’的结束，我们比别人更加懂得什么是种族歧视，什么是宗教信仰，什么叫家庭的影响，这些东西我们比任何人更懂得。当你被划为异类的时候，你该付出多少的代价。当这个时候你懂得路是靠自己去走的，你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你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所以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念：你没有权利休息，你没有权利不努力。”

所有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章念驰都品尝过，甚至更重，因为祖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我们不愿意再去谈这些事。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中华民族自己翻过了这段历史。但这段历史会不会重演呢？还是会的。‘文革’重演也不奇怪，再来一次也照模照样，完全有这种条件——如果我们不记住历史的话，历史是很快重演的。”

他明确表态不愿去回忆那段历史，但多次欲言又止。他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要往前看。

长孙章念祖与孙女章念靖 （章太炎故居提供/图）

一个陌生人研究另一个陌生人

1978年，章念驰进入上海社科院，主要从事近代史的研究。对于他来说，看近代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那“简直不像历史”。这种痛苦延续到了今天。

“《辛亥革命》这部电影，拍到章太炎，说他因《苏报》案被关在牢里，当他听到要被释放时，高兴得唱起‘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来，表达了他无限兴奋的心情……把章太炎变成那么一个浅薄的、投机钻营的、非常在意自己得失的人。这是非常悲哀的。一百年来，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研究，下降到如此的水平。”

章念驰的悲哀不无缘由。即便是学者的研究，也把更多精力、更多赞誉放到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上，而不是章太炎的光复会。

“毫无疑问，在如今，被肯定的是同盟会，它是正宗，是孙中山的代表，今天还有巨大的政治影响，我们还要统一战线，还要统一台湾，还要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巨大的政治需要，有一大批人是从事这项工作的。”

在章念驰看来，对于同盟会和光复会在历史上的关系与贡献，很多人“说不清”。

“辛亥革命100周年时，稍微可以说一点陶成章是被蒋介石谋杀的，这是辛亥革命90年、80年、70年时不敢说的话。而100周年时，人家开始说，宋教仁也是被他们（陈其美）杀死的。开始把真实的历史还原。但我们搞历史的，没人不知道是陈其美杀死的。我们不至于傻到这些问题都搞不清楚。陈炯明炮轰所谓的元帅府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出现了一些文章为他平反，来纠正历史。但是声音是很微弱的。”

对于从事祖父的研究工作，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陌生人研究另一个陌生人”，希望做到“断感情、汰华辞”——这也是章太炎自诂经精舍时代起就建立的宗旨。谈话当中，章念驰极少称“我的祖父”，而是径直说“章太炎”。

这个“陌生人”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能把祖父的全集补齐。4年前他中风一次，“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就把台湾问题的研究搁在一边，全力投往祖父全集的编辑工作上。

中风之前，他朝乾夕惕，要求自己每晚工作读书的时间不少于6小时，不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就不心安。他着重提到，自己一步步通过考核成为教授，是上海市政府参事中惟一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如今身体状况不允许熬夜，他觉得“很惭愧”。

关于维新与革命，这位革命家的后裔完全不同意“君主立宪能促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英国”的观点。他承认，近百年来中国人经受了各种革命的副作用，变得讨厌革命，但原因恰恰是人们对于那一段革命史并不熟悉，不清楚他们的理念，理解不了当时士人对晚晴政府的失望，无法感受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悲情。

革命与维新，并非绝对不可变易，要看其是否具备时代合理性。在章念驰看来，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行的就是维新，在当时的情形下，比采取革命手段要好，这跟晚清的革命一样，都具备历史的合理性。

“写这段历史，不容易，很难。”

没人比鲁迅更了解章太炎

“有学问的革命家”，是鲁迅晚年最后的文章里对乃师章太炎的评价。这个评价被很多人引用，成为经典。

鲁迅未必是章太炎最得意的弟子。新近出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辑录了章氏在东京讲授《说文解字》时，弟子钱玄同、朱希祖、鲁迅三人的笔记，其中记得最好的是钱玄同，其次是朱希祖。章念驰说，“记得最没有功力的就是鲁迅，因为他不是研究这个的。”

章太炎的学问植基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仅是一部《说文解字》，他就读了72遍。在《苏报》案庭审现场，他曾利用小学素养把自己骂光绪的“小丑”二字解为“小孩子”、“小东西”，令法官瞠目。

但在章念驰看来，这并不影响鲁迅对章太炎的理解。鲁迅对老师的这一评价，有其深意。当时的国民政府，千方百计地想抹去光复会、章太炎对革命的贡献，于是强调他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把他定位为一个学术上的大儒，否定其革命贡献。

这种背景下，鲁迅执笔为老师辩诬。“为什么鲁迅一生很少赞颂孙中山，为什么鲁迅一辈子不原谅蒋介石，这都跟他和老师的经历有关……一部革命史变成了一党党史，这是最大的悲哀。”

自然，谈到章太炎，不能不谈到孙中山。章念驰说，“孙中山跟其他所有人拍的照片，都是坐在中间的，从来不会让在边上。但只要跟章太炎坐在一起拍照，都是章坐在中间，孙坐在旁边。孙中山一生的著作从来没有请其他人写过前言序言，但是他最重要的四篇文章都是章太炎写的序言。”

章念驰之语并非虚言。辛亥之前，章士钊曾编写《孙逸仙》一书，他说：“其时天下固懵然不知孙氏为何人也。”孙本人20世纪初期在日本，也并不受留学生、华侨的待见，其间偶然来往的人，对孙也总是“觉得奇怪，要来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意思”。因《苏报》案被囚的章太炎为此书撰写题辞。而孙中山自此“一经品题，声价百倍”。

在当时最上流的知识精英中，康、梁把孙视为陈胜、吴广般的草莽，不与同流。有了章太炎和章士钊的追捧，孙中山才得以声名鹊起。不过，正如余英时所言，在革命后期，孙中山变得更加重视会党人物，对于革命早期的知识精英，则渐渐疏远。

尽管分歧多多，孙中山病危时，深谙中医的章太炎还曾焦急地为他开了个药方，但为时已晚。孙中山逝世后，章太炎希望能为其写墓志铭，认为“其墓志铭唯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这一意愿因遭到蒋介石反对而作罢。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尽管还存在，但已远逊此前。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没收章太炎祖屋的一个“远因”。

我们后辈都是庸才而已

日本学者河田悌一称章太炎为“否定的思想家”。这大概是除了世俗层面的“章疯子”之外，章太炎的另一著名“标签”。章太炎在那个时代的学人中显得“摇曳多姿”：反儒，反立宪，反代议，反袁世凯，反国民党，反北洋军阀，反共，反白话文……

章念驰说：“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是很可悲的。作为一个思想家就意味着他要超越一般常人，而超越一般常人首先需要看到一个新生事物一些负面的地方。所以他的特点就是早上还在歌颂新的主义的时候，晚上就已经开始反对这个主义后面一些阴影的东西。”

“往往大的思想家都是如此，没有大的思想家是一贯如一的。”

记者追问：“太炎的各种反对背后，有哪些一以贯之的理念或立场？”

章念驰承认，这是他觉得祖父有所欠缺的地方，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他们赞成一种新的主张有余，反对负面的东西也非常充分，但他们建立新东西的能力是不够的。在反对一个旧东西的时候，提供一个新的思想、一个新的逻辑和背景，他们往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这一点，他希望为祖父说上两句，似乎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即便如此，章念驰还是很自信，认为章太炎是不需要刻意纪念的，因为自然会有人纪念他。在他眼中，没有人比祖父章太炎更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的文化，爱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学问思想上，章太炎是一座富矿，取之不尽。”

“大师以后没有大师，大树底下长不出大树。一棵大树底下，多少个时代，都再也长不出一棵大树，余荫之下不出大树。所以我们后辈都是一些庸才而已。”

在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等机构主持的“国学大师”评选中，入选的蔡元培、鲁迅等人，是否具有国学大师的能力，都有争议，惟独章太炎最无争议。章太炎殁后，最有能力继承其学问的黄侃，因为早逝，未能留下专门著作；其次是钱玄同，然而却早早“背叛师门”，成为“疑古君”（周作人语）。其余的弟子如朱希祖等，虽然在学术上成绩斐然，然而均未能在气象上逼近章太炎。

至于今人，则更是自郐而下。

曾有博士生因为要做关于章太炎的论文来拜访章念驰。对于章念驰来说，和博士生交流，显然比接待媒体朋友更舒心，媒体总问些幼稚皮毛的傻问题，更关注那些奇闻轶事。

章念驰说，这些博士生做的论文都很像样，不过，“他们最后都变成了第二个章太炎，疯疯傻傻的章太炎。”

“怎么讲？”

“他们大致上不会有什么手段去争点小权，因为章太炎的学问太深了，要他耗尽所有的精力和能力，所以他们思想是很富有的，著作是非常受人尊敬。但是呢，普遍就是穷书生。唉。”

章门弟子 师承与叛逆

章太炎喜欢“独行赴渊之士”，看重弟子是否有孤傲不羁的性情，像黄侃、钱玄同、鲁迅，都具有这方面的特质。

蒋介石的国民党让章太炎成了民国遗民，章太炎的弟子们则让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遗民。

早年为鼓动更多人革命，章太炎在破除国人信仰或既有观念上，下了很大功夫：反复强调六经皆史，把孔子从先圣降为优秀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甚至“激而诋孔”，撰《新方言》主张“言文一致”。这些都发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他东京时期的弟子，辛亥后纷纷占据了文化界的显要位置，并与《新青年》势力合流，鼓吹文学革命，其中得意弟子钱玄同出力至巨。胡适晚年回忆说：“钱氏（钱玄同）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钱玄同更是激烈主张废除汉字，妄诞程度令人咋舌，例如“人过了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弟子们“不可控”的发展，让章太炎感到“太阿倒持”的威胁迫在眉睫，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有“被颠覆的危险”。

1921年，柳诒徵在《史地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批评章太炎的诋孔观点——章太炎曾在《民报》上撰文称，孔子早年问学于老子，学成后欲加害于老子，老子恐惧，于是出关，写下了《道德经》。

章太炎致公开信表示接受批评，称赞柳诒徵对胡适等人的批评为“凤鸣高冈”，还说自己诋孔是“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敦请柳诒徵“提挈后进，使就朴质，毋但依据新著，恣为浮华”。

人们眼中的章太炎，变得守旧、顽固了。他开始提倡尊孔、读经，对趋新的风气提出批评，褒贬人物依旧毫不留情。

章太炎晚年寓居苏州时，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学士周劭曾和林语堂等人到苏州拜访。那时章太炎身体欠佳，不能长谈，但仍抽烟不辍，口沫横飞，不容旁人置喙。当周劭、林语堂等人提到胡适时，章太炎哈哈一笑，“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对于老师晚年的姿态，引领新风潮的弟子表达了不同意见。鲁迅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鲁迅还说，“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

但主张的不同，并不妨碍弟子对他的尊敬。

1932年，章太炎到北平敦促张学良抗日，此外还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作学术演讲，盛况空前。据亲历者之一钱穆回忆，章氏演讲现场座无虚席，当时的章门弟子早已是北平名校的风云人物，在乃师讲座皆环立四侧。由于章氏口音重，须有一人“翻译”，“翻译”者为钱玄同，抄写黑板的则是新风潮另一领军人物刘半农。

钱穆慨叹，尽管当时新文化运动已臻极盛，但这些引领新潮的人，遇上章氏这种大师，都要拘守旧礼貌，足见风气转变，不是“咄嗟（霎时）间事”。

而章太炎对弟子也甚为爱护。他喜欢“独行赴渊之士”，看重弟子是否有孤傲不羁的性情，像黄侃、钱玄同、鲁迅，都具有这方面的特质。刘文典因顶撞蒋介石，也被章太炎赞赏。1932年，刘文典在北平见了老师章太炎。见面时，章太炎摸着他的头，说：“叔雅，你真好。”离别时，章太炎赠送刘文典一副对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上联劝诫弟子不要再吸食鸦片，下联赞扬他敢于顶撞蒋介石。

1935年10月，与章太炎持有同样学问立场的章门大弟子黄侃，先于老师8个月去世，死前留下绝笔诗：“秋气侵怀正郁陶。兹辰倍欲却登高。应将丛菊霑双泪，漫藉清樽慰二毛。青冢霜寒驱旅雁，蓬山风急抃灵鳌。神方不救群生厄，独佩萸囊未足豪。”

“蓬山风急抃灵鳌”喻日军侵凌，最后两句说自己空有一身绝世学问，但对如斯国运，却又如此无力——晚年章太炎，何尝没有这种复杂荒芜的心境。

章太炎晚年不乏知音者。日军进逼，他感觉国之将亡。有人问，可有永久宝贵的国粹？他回答：“有之，即其国以往之历史也。”对此，钱穆沉痛写道，“（章太炎）仅此一言，足以百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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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家族:一门三杰

著者：徐梅 李宗陶

文本整理：刘家怡

编辑：陶伟鹏

策划推广：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10月第一版

字数：34千字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本书内容选自《南方人物周刊》往期报道，作者排名不分先后，南方周末“三声”电子书系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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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家族：一门三杰

徐梅 李宗陶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被遮蔽和高悬的鲁迅

周令飞扭转鲁迅形象转播中的“空洞、扁平和意识形态化”

许广平在周扬的指导下回忆鲁迅

毛泽东将鲁迅神圣化

愈学习鲁迅，愈没有鲁迅

“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鲁迅

鲁迅的后人们

“公派自费”留学日本

周令飞为爱私奔台湾

“太爷爷的文章，我们读起来没有那么强的共鸣”

周作人之“苦”

“寿则多辱”

“铁的温雅”

“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

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周作人之谜 ——止庵谈周作人的国事与家事

“日本人爱美，但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

“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并不是说还是出吴三桂好”

兄弟失和不是因为什么

女子能独立，才有自由恋爱

周作人的是与非

中国故事

被遮蔽和高悬的鲁迅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1931年4月20日，上海，鲁迅一家与冯雪峰一家合影

1922年5月23日，北京，鲁迅（右三）在北京世界语会与爱罗先珂等合影

1996年前后，周令飞客居台湾，父亲周海婴和母亲马新云来他家小住。某天晚上，餐桌上方的灯泡忽然灭了。周令飞站在高凳上换灯泡，“我就跟太太张纯华开玩笑，说‘不好！我要掉下来了！’黑暗中我母亲跟我父亲说，‘你看儿子你一样，老是搞恶作剧。’”

“我父亲回了一句，他说，‘我爸爸也是一样的。’意思是他跟我爷爷鲁迅一样，喜欢开玩笑。”

周令飞说自己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虽然他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但祖母极少同他讲祖父的事情。

“跟大家一样，鲁迅在我心中的形象是来自学校、来自课本的。小的时候，我学习到鲁迅那些作品，通过老师的教训，也觉得我的祖父是很凶的，有的时候甚至庆幸祖父不在了，否则回到了家里祖父会骂我、打我的屁股。

“鲁迅太伟大了，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到我们班扒着窗子看我。每次学到爷爷的课文，同学就会对我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心里就觉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想远离他，站在远处眺望就好了。”

如今，他自称是“一个普及鲁迅、宣传鲁迅的义工”。让他在不惑之年从眺望变为追随的，正是父亲黑暗中的那句无心之言。“过去在我心中的鲁迅形象，在那一瞬间被颠覆了，我的祖父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想知道。”

周令飞扭转鲁迅形象转播中的“空洞、扁平和意识形态化”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周令飞到学校演讲，这句话一出口，台下马上响起会心大笑。

他所在的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做过一个统计，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总计约20篇，但孩子们谈论鲁迅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说什么，一些老师甚至怕教鲁迅，不知道在当下该如何阐释鲁迅，“上海有家以鲁迅名字命名的民办学校，校长号召孩子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攻克学习的堡垒’。”

他想改变鲁迅形象传播中的“空洞、扁平，以及意识形态化”，他在自己的演讲和访谈中，常常要将被神化的祖父“矮化”。

我们看到的鲁迅雕塑都很高大，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知道鲁迅有多高，我父亲是1米78，我是1米80，我两个弟弟一个1米83，一个1米85，我妹妹是1米7，大家想想看，我的祖父是多高的，估计很多人都回答是1米70左右，或者是1米70以上，实际上鲁迅的身高只有161公分。

演讲时他爱给大家看鲁迅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以实例说明，鲁迅先生并非“过去大家经常看到的，短发竖立，目光犀利，眉头紧蹙，面庞消瘦，或沉思或眺望，没有笑容，凝重而严峻……”

我和我父亲共同编辑了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收集了所有鲁迅的照片，统计之后发现100多张中有20多张的鲁迅是面带笑容的。

萧红笔下，“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我祖母也说过，说我爷爷的笑声，三间屋子外都可以听见。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鲁迅的像，请祖母提意见，我的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跟那位非常有名的雕塑家说，“我很喜欢您的雕塑，不过鲁迅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太凶了一点？”这个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许大姐，我也想雕塑一个您心目中的鲁迅，但是群众不答应。”我祖母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没再说什么。

他不喜欢那个刻意被塑造为斗士、革命导师的鲁迅，他乐意同大家谈论祖父的浪漫和本真。在北京电视台《悦读会》节目录制现场，主持人委婉闪烁地问及鲁迅先生与萧红的关系，他直言快语地接过话茬，“你直接说，他俩是不是好过？是这意思不？”

他的定义是“知己”，“这很正常吧！优秀的男女之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欣赏，很美好啊！”他给大家讲鲁迅跟猪打架的故事，拊掌大笑，笑声传到三间屋子之外。

1926年鲁迅到厦门教书，思念在广州的祖母，他一个人在相思树下想念爱人，一头猪不识相，跑过来，啃地上的相思树叶，我祖父很恼火，撸起袖子就跟猪搏斗，一个老师跑过来，问他你怎么跟猪打架，他说老兄我不能告诉你……他想念我祖母，靠在一个有个许字的墓碑上合影，寄给她，多浪漫多可爱的一个人！

许广平在周扬的指导下回忆鲁迅

“关于我祖父的各种回忆录，1949年之前的更为信实。”

2010年初，周海婴和周令飞父子将许广平1959年写成的《鲁迅回忆录》以手稿本形式重出。

周海婴、马新云夫妇在该书序言中写到，“当时已60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写这本书）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常应邀写各种回忆文字，“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只不过占其全生涯的五分之一强，比较起许多他的老朋友，还是知道得不算多，写起来未必能周到。不过承好些朋友的督促，以为研究这时代的中国思想者，就是一饮一食，也可资参考的。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拿起笔来了。”

这种回忆常使她伤恸，“时常眼睛被水蒸气蒙住了，以致搁起笔来”。

她的文章平实动人，她眼中的鲁迅绝无后来人工演绎的高大全：

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的补一大块也给一样地穿出来。为了衣着的随便，于是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到医院给朋友当翻译，医院里面的人就当他是吃翻译饭的，大敲其病人的竹杠；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锌版，人家当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到外国人的公寓去拜访，电梯司机人就当他是BOY，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层的楼上。（《鲁迅的生活之一》）

她也不掩饰这个大丈夫的小性子：

因为我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友朋来往，是毫不觉得，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

他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

……

就这样，沉默对沉默，至多不过一天半天，慢慢雨散云消，阳光出来了。他会解释似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我的答话。但他马上会说：“这我知道。”（《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

1940年8月，她在上海《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琐谈”，直言她为程式化的鲁迅回忆文章所苦，“似乎类于八股式的命题了，每有纪念鲁迅特辑的刊物的时候，就很荣幸地直接间接得到通知，许我也参加一分说几句话。其实这是很窘苦的事，我们生活太密切了，遇到的都是很平凡的经过，有什么可记述的呢？”

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各行各业都须“献礼”，许广平受命再忆鲁迅，“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若，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的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她的真实一如从前，说自己记不得鲁迅大段的谈话，也没有什么“猛料”，因为家庭生活中“不是讲整套话的时候”，“每每朋友一来，我就张罗些家务：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小孩之类，往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能全，时日一长，便多忘记了。”

在周扬和邵荃麟的直接指导之下，许广平“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

初版序言中许广平写道，“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

这个极具时代话语特色的序言在新版手稿本中一字未动。周海婴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我母亲和父亲生活了十几年，从学生到终生伴侣，她说她死后她的文稿可以一个字不修改发表。当年，中国发表文稿、书籍是有‘纪律’的，能不受约束的只是极少数人，我母亲没有豁免权。很多作家都有被修理过的地方，研究中国近50年历史的学者，可以比对两个文本，看看作者的原意如何受一种规定话语模式的挤压，如何变形的。”

《鲁迅回忆录》第十二章，许广平原题为“在党领导下的活动工作点滴”，后被改为“党的一名小兵”。

毛泽东将鲁迅神圣化

“鲁、郭、茅；巴、老、曹”，将鲁迅推上现代文学头把交椅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生从未与鲁迅谋面的毛泽东。

1934年初，冯雪峰在瑞金见到毛泽东，向毛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毛泽东对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看了毛泽东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并不生气，反而开怀大笑。

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便养成常读鲁迅的习惯。1938年1月12日，他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鲁迅全集》。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送到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一直伴随着他，从陕北带到了中南海。毛泽东逝世后，报纸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翻看的正是为他及其他视力减弱的中央领导同志特印的大字本《鲁迅全集》。

鲁迅的作用和影响力，毛泽东看得很准。1934年与冯雪峰热议鲁迅时，他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和打击，被排挤在中央领导层之外，听说中央局有意请鲁迅主持中央苏区教育工作时，他摇头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鲁迅的作品1923年便开始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民国时期选入教材的多是小说、散文。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许广平，称鲁迅为“民族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

南京当局虽未采纳为鲁迅“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的要求，但孔祥熙以个人名义送了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

10个月后，“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紧迫的时局淡化了鲁迅知识分子的独立形象，“战士”、“斗士”的形象被高扬起来。郭沫若以他惯有的充沛激情疾呼，“鲁迅并没有死！目前在前线上作战的武装同志，可以说个个都是鲁迅，目前在后方献身于救亡活动的人，也可以说人人都是鲁迅。鲁迅化为复数了。”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长篇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此后，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不再是独立于任何党派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愈学习鲁迅，愈没有鲁迅

建国之后，鲁迅作品的解读朝着高度政治化一路狂奔。1956年10月，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记者身份回到大陆，这一年恰是鲁迅先生去世20周年，曹看到“鲁迅的神话化和庸俗化的笑话，那是随处可见的”。同年，他的《鲁迅评传》在港出版，影响巨大，但因为这是一本“人化”的鲁迅传记，直至1999年4月，才在大陆出版。

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室研究员张梦阳终身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科学化”，“1957年，冯雪峰、陈涌、李长之、许杰等研究鲁迅的学者陆续被打成右派，鲁迅研究的学理精神完全被扼杀。背离真实性和鲁迅精神的极左倾向，统治了整个中国的精神文化界，鲁迅研究领域首当其冲，成为了重灾区。”

《鲁迅批判》的作者李长之被批斗，一工宣队队员指着他的鼻子骂，“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文革初，鲁迅作品一度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两年后，形势发生变化，鲁迅杂文被全面收编，进入政治话语体系。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姚文元做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报告，“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对人民的敌人决不宽恕”。

许广平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则令人瞠目，“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许广平讲那样的话也是迫不得已，人们应该原谅。”张梦阳的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学者朱健国反思那个时代，“愈号召学习鲁迅，结果愈没有一个鲁迅。鲁迅著作中，好像什么都预料到了，就是没有想到，鲁迅会在伟大者的表彰、宣传之中真正永远消逝。”

文革前夕，毛泽东给江青写信，信中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此语一出，万人追随。1973年底，鲁迅作品集的单行本全部出版，成为一代人罕有的精神食粮。文革后，《鲁迅语录》大量出现，断章取义、任意曲解鲁迅作品及言论的现象登峰造极。

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给本刊记者展示了一本盖有“鲁博革命纵队”红章的《鲁迅语录》，他曾经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版本的《鲁迅语录》做过专题研究。

“编印鲁迅语录的主要目的是用鲁迅的话来注解毛泽东思想。现在见到的较早的版本是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编印的《鲁迅语录》，1967年9月出版。此书封面的大小、版式设计和字体都与当时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扉页上有红色题词：‘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鲁迅精神不朽！让我们踏着文化革命先驱者鲁迅的足迹前进！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道路上前进！’这段话出自陈伯达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所做的闭幕词。推测起来，这本鲁迅语录有可能是陈伯达指示或主持编写的。”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很多版本，有的叫《鲁迅语录》，有的叫《鲁迅言论录》，有的是自编，有的是翻印北京的版本。当时出版界已陷入无序状态，一般语录都是非卖品，黄乔生发现惟一一本有定价的语录，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编辑的，定价4角。

“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

1946年鲁迅逝世10周年，作家范泉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10月号上推出了一个纪念特辑，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为题，邀请15位知识分子笔谈。茅盾、田汉、施蛰存、臧克家、萧乾等人纷纷提笔，所答均紧扣当年6月内战全面引爆之时局，好几位作家谈到李公仆、闻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马叙伦的挨打，认为鲁迅如果活着，也难逃厄运。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间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毛的回答语惊四座，“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最早由鲁迅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其后，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出版人朱正在《鲁迅的一世纪》一书中分上下两章展现了诸多历史细节。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政治观”一章中称鲁迅“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他始终坚持鲁迅的一生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

胡适眼中的鲁迅，“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他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揣度鲁迅与共产党之间的关联，“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

真正改变鲁迅对革命者认识的人是瞿秋白和冯雪峰。鲁迅将瞿秋白引为“知己”，曾抄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相赠。瞿秋白英年早逝，共产党又把冯雪峰派到了鲁迅身边。

除了以笔为匕首投枪外，他还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例如帮助成仿吾找到党组织；通过日本友好人士为共产党搜集情报；方志敏入狱后，他成为方和党中央特科的交通桥梁，在他的建议下，方志敏利用敌人软化他的时间，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文章，流传后世。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到某天同鲁迅去看电影：

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

“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这个美好的愿景并非鲁迅对新中国的惟一假想。左联后期，他同周扬等人分歧日剧，难掩失望。在致王冶秋（左联成员，解放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信中，他说，“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在给曹靖华（留苏学生，参加过鲁迅主持的未名社，后因介绍苏联革命文学，代鲁迅搜集苏联版画和革命书刊，往来密切）的信中，他将周扬等左联领导比作“手执皮鞭，乱打苦工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

他看不得周扬等人唱高调，发号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于是写信给胡风，“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我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里了。”

1934年至1935年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去找鲁迅，请他签一个文件，他不肯签，很生气地问她，“像（周扬）这样的党员，你们为什么不清出去。”

当冯雪峰长征后，到上海再见鲁迅，鲁迅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1934年4月30日，他曾致信曹聚仁，“……倘当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

“后期的鲁迅，他如此热烈拥抱社会甚至热烈拥抱政治，是事实。……鲁迅尽管是个天才，但也难以逃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大潮流。在精神创造中，也曾悲剧性地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消耗太多宝贵的心力。他那么深地介入政治和左翼营垒，是幸还是不幸，尚须时间来判断。”刘再复为朱正《鲁迅传》（港版）作序时如是写道。

胡风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实呈现了轰隆运转的宣传机器对鲁迅的巨大损耗和吞噬。

“两个口号”的论争，使得陷入内耗的鲁迅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冯雪峰为了执行党交给的任务，仍要打扰鲁迅的内心安宁。鲁迅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由鲁迅口述、冯雪峰笔录的。

一次冯雪峰代拟了一个稿子，约胡风一起去鲁迅家。鲁迅病体不支，冯雪峰把稿子念给鲁迅听，鲁迅没有力气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脸上略有不快之色。

两人出门后，冯雪峰对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文，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签一个名就行了。”

胡风很震惊，“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鲁迅在思想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

周令飞不喜外界把鲁迅的晚年描述得过于孤独和凄苦，“我理解的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弥留之际是不应该有悲哀痛苦的。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尽可能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做得那么好。”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鲁迅

《死》是鲁迅最后时期的一篇散文，文中有他对亲属的嘱托，常被视为先生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他像是预料到自己身后的喧嚣聒噪，特此嘱托。只是一个遗体上空前庄重地覆盖了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的人，如何能轻易得到安息？

鲁迅的研究、出版，乃至纪念，一直被纳入官方话语体系。

位于北京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的鲁迅博物馆俗称“西鲁”，院内的鲁迅故居，是鲁迅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1950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14周年纪念日，故居头一次开放，接待各界群众参观、瞻仰。

1979年5月，周扬牵头成立了社科院鲁迅研究室，因社科院在东长安街，被称为“东鲁”。

“西鲁”、“东鲁”，以及专司鲁迅著作出版发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都在争夺对鲁迅的话语权。1979年5月26日，鲁迅研究会成立，周扬任会长。“西鲁”馆长李何林为人耿介，直言当年处处违逆鲁迅的“四条汉子”之首如何能当此任？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社科院鲁研室受命为周扬写一篇大会发言稿，由鲁研室的刘再复和哲学所的张琢联手操刀，张梦阳那时30出头，“给他俩打打下手”。

“当时两种思潮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发言稿是刘再复负责执笔的，他的主旨是要坚持鲁迅精神，主张思想解放。写完之后，打印出来，送到周扬那里，当时周扬在北京医院住院，已经73岁了。他看了是满意的，可是林默涵跟王任重坚决否定。”

刘再复后来告诉张梦阳，林默涵和王任重一边一个坐在周扬的病床旁，指责那个讲话稿立场有问题。周扬迫于压力，答应让中宣部重新组织人另起炉灶，“刘再复、张琢就退出了，我这个跑腿儿的反倒继续留在封闭写作的宾馆，等着同新来的人衔接。”

最终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新来的人对鲁迅研究不够，9月25日的人民大会堂上，周扬还是宣读了刘再复他们起草的发言稿。

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16卷本的《鲁迅全集》，编辑工作由中央直接抓，胡乔木挂帅，后来他忙于其他工作，委托林默涵代为负责。为了排除干扰，鲁迅编辑室设在社外，在宣武区虎坊桥《诗刊》杂志社找了个空房子，时任编辑部成员陈早春每天挤公交车去上班，一个冬天下来，“大衣扣子全都被挤掉了”。他们的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注释中遇到一些较为重要或者复杂的问题，应特别严格掌握分寸，并将注稿送请上级领导审定。”

1986年，黄乔生自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直到80年代，鲁迅学都是一门显学。”他的毕业论文是《野草》的文本分析，很多同学羡慕他分到鲁博研究室，极少有人预见到鲁迅的官方研究兴盛期已近尾声。

“我刚来就赶上鲁迅逝世60周年，当时在社科院搞了一个纪念大会，钱钟书致开幕辞，他说鲁迅是个伟人，要从多方面研究……那时刘再复还在国内，是社科院鲁研室主任，那个会他也参加了。”

1989年五四青年节，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鲁迅与五四名人与中国传统”的讨论会，黄乔生记得会上许多人慷慨激昂，将鲁迅视为反传统、学习西方文明的榜样。不过很快，那些都不让提了。

一段沉寂之后，商业大潮汹涌来袭，鲁迅研究逐渐退潮，“鲁迅学成为博物馆里的展览品，思想史的一个标本，距离现实越来越远了。”

2006年，周海婴、周令飞父子发表了一篇长文《鲁迅是谁》，这个话题引来学界内外许多争论。

“东鲁”社科院鲁研室自张梦阳退休后就取消了编制，“西鲁”鲁迅博物馆现为司局级公益性事业单位，参观者只要出示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参观陈列馆和鲁迅故居。然而即便是北京游客云集的暑期，馆内游客也很少。

副馆长黄乔生眼下最操心的是如何利用鲁迅在大众心中的“最后一点影响”抓紧宣传鲁迅。“对于下一代来说，鲁迅是非常陌生的，在这个陌生化到来之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现在作为博物馆的运营者，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普及鲁迅。”

鲁博馆长孙郁曾经邀请莫言、陈丹青来办讲座，莫言说，“和鲁迅相比，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

孙郁认为：“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鲁迅晚年每年都要翻译两、三本书，把鲁迅和胡适作比较，就可以发现，胡适的思想和智慧在30岁就已经停止前进了，而鲁迅在50岁的时候依然在不断发展。因为鲁迅要翻译、要输血、要新鲜的东西，他警惕自己成为过去思想的奴隶。”

黄乔生感叹，“鲁迅还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很有用的思想资源，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面临着怎么对待西方，怎么对待传统文化，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些鲁迅都有思考，但是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有这个耐心来读他了。”

学者钱理群指出鲁迅研究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是钱先生鲁迅讲座中经常要讲的内容，“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

“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鲁博安静的展厅里，一帧帧照片、一件件实物凝固了逝者的人生。

展览的最后一个主题是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从鲁迅逝世前13天和青年木刻家的温馨合影；到去世前3天仍在续写的遗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再到辞世前一天，病体难支，写给好友内山完造，拜托他请医生的珍贵遗墨；之后是那张令人不忍正视，取掉了全副假牙，脸颊塌陷的遗容照片；最后，是那面曾经覆盖在鲁迅遗体上，绣着沈钧儒手书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色大旗。

观众留言簿上，《有声的中国》和《野草题辞》中的两段话常被引用：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徐梅)

鲁迅的后人们

2008年家族全员大集合

周海婴先生三代同堂全家福

前排左起：小女周宁、长媳张纯华、周海婴妻子马新云、小孙子周景轩、周海婴先生、二媳吴彬、三媳车晓林

后排左起：女婿田中正道、长子周令飞、双胞胎外孙女田中华莲和田中悠树、长孙女婿施为元、长孙女周景欣、小孙女周景文、次子周亦斐、三子周令一

周令飞像极了他的祖父鲁迅，尤其是那两撇胡子，常有人跟他开玩笑，问是否有导演请他去演鲁迅。他笑声朗朗，“不行啊！我太高了！”

他比祖父高出20公分。有学者论证了，许广平女士身高170公分，因此周海婴以及他的三儿一女，个子都远超鲁迅。

他是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的，为了他这个宝贝大孙子，许广平戒了烟，日日精心看护。“令飞”的名字也是她取的，这是鲁迅曾经用过的一个笔名。每逢朋友来访，她就会把孙子抱起来，高高地举到鲁迅的遗像前。周海婴初诞时，老来得子的鲁迅也是如此兴奋，家中来了客人，海婴即便是睡着了，也要抱出来，供朋友们欣赏赞美一番。

周令飞有两个弟弟（周亦斐、周令一）一个妹妹（周宁），大弟弟亦斐还在妈妈马新云肚子里时，周海婴夫妇考虑过暂不要那么多孩子，专心学业。去开人流手术介绍信时，被马新云所在学校的领导制止了。校领导认真商议了一番，认为鲁迅的后代本来就少，怎可轻易打掉？

82岁的周海婴先生如今儿孙满堂，周家第4代有两个孙子两个孙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外孙女，好不热闹。

十多年来专职从事鲁迅普及、宣传的周令飞是这个特殊家庭的新闻发言人，他的人生经历也是兄弟姊妹中最曲折的。

“公派自费”留学日本

周令飞生于1953年，父亲周海婴对他的评价是，“性格极强，自己认准的事情，非要达到目的不可。”

上小学他未经父母同意，自己跑去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16岁那年，部队招兵，他还不到参军年龄，却硬是向军代表软缠硬磨，穿上军装到东北高炮某部当了几年兵，后到解放军画报社当摄影记者，转业分到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前后，国家放宽出国留学政策，周令飞加入了首批自费留学的大军。他早早联系好了东京一所语言学校，打算先过语言关，再进修别的专业。

然而学校都开课了，他还没拿到批文，急得他三天两头跑教育部。批文迟迟不下的原因是他是鲁迅的孙子，有关方面斟酌再三，觉得“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以自费名义出去留学，要靠外国人来关照，未免有失国家体面。但是，按规定像令飞这样的情况，似乎又不合‘公派’的资格……最后，上面总算想出了变通措施，叫做‘公派自费’，即是说，出去的一切费用由自己掏腰包，而对外的名义却是国家所派遣”（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做鲁迅的后代不容易，周海婴在自己的青年时期已深有体会。1948年，他同母亲许广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取道香港，与郭沫若等人一同乘船奔赴东北“光明区域”（郭沫若语），一路上坐言立行处处小心，仍然发生了许多令他终身难忘的尴尬苦恼事。

先是添置冬衣时买错了行头，组织上发了一笔钱用于购置冬装，海婴给自己买了一身形似美军战俘的旧军衣，给母亲买了件狼皮大衣，穿上去颇似国民党官太太，到了“光明区域”别扭无比，许先生只得另做大衣，将这件皮衣捐出去做电影道具。

到沈阳后，母亲一再叮嘱时年19的海婴“夹紧尾巴做人”，甚至明令他走路紧跟茅盾夫人孔德沚，亦步亦趋，惟恐行差踏错。

东北书店补上一笔鲁迅著作版税，母子俩坚辞难拒，海婴将这笔款子兑换成50两黄金，打算捐献给沈阳“鲁迅文艺学院”，不料从银行取款回来第二天，母子俩一进餐厅，便遭冷落白眼，“可怜我们母子俩竟被彻底误解了，人家北上是赤胆忠心投身革命，而我们却是来向党伸手讨账要钱的……”

经过许广平多次请求，又经过上头多次研究，离开沈阳前夕，他们终于得到回复：鲁艺可以接受捐款。1997年，周海婴应邀参加该学院的鲁迅塑像揭幕式，院领导送给他一张当年捐赠合影的大照片，周海婴捧着那张照片，回想往事，“仍禁不住身上一阵阵的寒栗”。

上大学后，一天同学在宿舍打桥牌，他在一旁围观，插了几句嘴，传出去成了鲁迅的儿子不好好学习，沉溺于玩桥牌。为此，校团委书记还专门找他谈话，嘱咐他作为鲁迅的后代要注意影响。

周令飞为爱私奔台湾

一生谨小慎微的周海婴没料到儿子周令飞放了一颗“原子弹”。

1982年的一个周末，他和老伴接到闺女周宁从东京打来的国际长途，女儿声音急促，说出的消息犹如惊雷：

她刚刚从东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大哥哥与姓张的台湾女同学决定去香港结婚，并且中途在台北下飞机后，向媒体发表了三点声明，内容的大意是：一、此举纯粹为了爱情，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二、这事与我父母无涉；三、因为与台湾的女孩结婚，两岸的状况又如此，我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

夫妻俩愁苦无奈，相对无语，一下子苍老许多。

台北，这是什么地方啊，岂是你可以去得的吗？你为了去那个地方竟然连光荣的共产党员称号也不要了，你何以对得起党，何以对得起国家，何以对得起爱你抚育你的奶奶和父母，你还是伟大鲁迅的孙子啊！（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的主管领导——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把他叫去，说周令飞的行为，政治影响极坏，并以党和组织的名义命令周海婴写一个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周海婴违心地把领导准备好的“脱离父子关系”的草稿重抄了一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所幸这份声明并未公布。

他在单位阅读文件的资格被取消，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资格也被取消，周令飞母亲马新云被剥夺教学资格，直到1986年才恢复。

那段时间，他时常收到从香港寄来的信件，里面装着各种宣传纸片，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甚至还有黄色图片。

“鲁迅的孙子到了台湾！”受到这一重大新闻刺激的台湾媒体一片哗然，他们对周令飞这一行为给出了“叛逃者”、“投奔自由”的政治阐释，周海婴时刻担心儿子在那边的言行，生怕他“做出什么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来”。

幸而周令飞没再爆出什么让父母惊骇的猛料，他拒绝了国民党的各种安排和当地媒体的邀请，放弃了自己的电视制作专业，在岳父开办的百货公司工作，警醒地生活。

张纯华父亲的生意大受影响，最后公司破产倒闭。出外谋职的周令飞因为是大陆人，又是鲁迅的孙子，没人敢用，夫妻俩生活一度甚为窘困。后来他俩买了一台爆米花机，将爆好的米花批发给摊贩。鲁迅的孙子竟落到在台北卖爆米花过日子的地步，媒体记者又是一通热炒。

1999年，周令飞因工作从台北来到上海，并没有打算长期留在这里，“我留在上海是一个偶然，当时我被聘请在上海做一台舞台观光秀的节目，因为我在台湾一直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公司一直欠我薪水，最后公司倒闭，欠了我很多钱，我为了讨债就留在了上海。”

滞留上海，给了周令飞一个了解父辈、祖辈的机会，“我父亲当时在维护鲁迅的私权方面是走快半步的，也因此举步维艰，很多人对他表示不理解，当时人们的私权意识还不是很强，说‘鲁迅的家属怎么会这么爱钱啊’，我觉得挺不公平的，这是我自己的东西我凭什么不能要啊？为什么鲁迅家属就没有这样的权利？”

因为不忍心“看着父亲孤军奋战”，就开始帮他，在帮的过程中渐渐进入了鲁迅的世界，也渐渐发现了问题，“‘鲁迅是谁’这个问号在我心中和脑海中越来越大，到底是不是我年轻时知道的那样一个鲁迅？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太爷爷的文章，我们读起来没有那么强的共鸣”

周令飞的大女儿周景欣高挑秀美，大学二年级时曾在台湾热门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中出镜，一句“我的曾祖父是鲁迅”甫一脱口，节目片段、截屏相片便在网上热传。

当时打算进入娱乐圈发展的她征求父亲的意见，周令飞的回答是，“你能做到前三名吗？如果能，你就去做！”景欣想了想，说算了。

这个家族的家教从来如此，尊重孩子的个性和选择，甚少干涉。周海婴小的时候曾同鲁迅讨论过如何做一个好爸爸：

“我做爸爸的时候不要打儿子的。”

“如果坏得很，你怎么办呢？”鲁迅问。

“好好地教伊，买点东西给他吃。”（许广平《鲁迅先生与海婴》）

如何做好鲁迅的后代？周令飞对子侄们的建议是，“做你自己！”

记者从周令飞那里得到周景欣的手机，电话接通，一个甜美清脆的声音跨海而来。

“哎呀，上《我猜》那个节目都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只是好奇，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我现在已经成家，快要生小孩了。”

她供职于一家不动产顾问公司，先生是学生时代就认识的。“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其实自己想要过的，就是跟一般人一样的，稳定平凡的生活。”

“太爷爷在大陆非常受尊重，但在台湾，他的文化思想并不像在大陆那样影响深刻。”949年两岸对峙，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40年间鲁迅及30年代作家（甚至包括沈从文）的作品在台湾一律成了禁书，偷看鲁迅作品甚至会惹来杀身之祸。

她很坦率，说自己读太爷爷的作品“有压力”，“他的文学作品对于我来说有一点不可思议，很沉重，他笔下描述的是一个压抑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高中时，周景欣曾经从台湾转学到北京，“在鲁迅中学念了一年。”她笑起来，说自己特别喜欢北京。

《药》就是在那年学到的一课，“人血馒头”给了她极大的刺激，“是他笔下那个时代氛围传递出来的压力，不是很愉快的东西。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跟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有距离的。”

“太爷爷的文章比较艰深，加上时代的隔膜，我们读起来并没有那么强的共鸣。现在生活步调很快，压力很大，如果看书，自然想读一些比较轻松的、能够舒缓压力的东西。”

景欣直言，她跟妹妹只有在回大陆探亲，参加一些纪念活动时，那个“鲁迅后人”的身份才会被强化，一回到台湾，就回复到她想要的“稳定平凡”中去了。

这样的生活，鲁迅若是泉下有知，应当会含笑嘉许的吧，他对后代的希望正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记者提到有传闻说她曾打算跟父亲一起从事鲁迅文化传播，她在电话里沉吟了片刻，说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能够靠自己，争取一片天地，那个成就感可能会更大一些！”

(徐梅)

周作人之“苦”

“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至于“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纵观他的一生，或可借用黑格尔评价浮士德的那句话：他无法抹去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文革”抄家就发生在周作人先生身后的这座房子里里，手稿就从这扇门里被抢走

1912年家人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母亲鲁瑞、羽太信子

1922年5月23日，周作人（前排左三）与鲁迅（前排右三）爱·罗先珂（前排右四）在北京世界语学会合影

苦雨斋常客沈尹默、徐祖正、周作人、沈兼士、刘半农、沈仕远、钱玄同、俞平伯、马裕藻等15人合影

“寿则多辱”

1945年12月6日，北平，刚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政权的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当晚，国民党宪兵队包围了八道湾11号周寓。军警用枪指着周作人，命他就捕。周作人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

据周作人外孙杨吉昌回忆，是夜搜查的情形并不粗蛮。周作人晚年在《监狱生活》中写道：“我这里没有其他宝贝，只有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摩伐陀（Movado）牌的一只钢表，一总才值七八百块钱，也被那带枪的特务所偷去；幸而他们不要破砖瓦，所以那块凤凰砖和永明砚总算留下了。”他称国民政府的接收为“劫收”。

1966年8月24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11号，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两天前已有小将上门，砸了周母的牌位——在鲁迅博物馆，同一位母亲的相片仍供瞻仰。红卫兵命81岁的周作人跪下，老实交代罪行，并用皮带抽打他；接着，周作人之子周丰一被拉来陪斗，情状更为惨烈。从这天起，周作人写了六十多年的日记停笔，而高大的周丰一，一条腿从此微瘸。批斗过程中，一位小将向周丰一索要他的手表，然后戴在自己手上。这一次，周作人未置一词。

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当时16岁，是北京男四中学生。红卫兵驾临时，他正在翻书架，清理“封资修”。周吉宜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全家住在八道湾11号院第四进院子的北房里，7个房间是连通的。他住在靠东头的一间，西头的三间是祖父的书房、厅堂及卧室。红卫兵开始没理他，过了一阵返回东屋问明“你是谁”，便将他轰出去了。

等他再回来时，发现家中已被翻了个底朝天，无从落脚。他睡的那张竹床像滑梯一样倾靠在墙上，床面已被拆散、折断。祖父则倒在屋前的地上。“他始终侧着身，用胳膊肘撑起上身，撑不住了就换另一边，我从没见过他仰天躺着。”周作人以这样的斯文不肯扫地，在地上待了两三天。

下雨了，周吉宜的母亲张菼芳恳求红卫兵，让虚弱的老人进屋接受“专政”。红卫兵不准。后虑及“不能让他死了，得留着交代问题”，才允许周作人被抬进浴室。那是一个半日式的浴室，进门有一个约三十公分高的狭小的更衣台，铺有木板，周作人在上面待到秋冬。浴室潮湿寒冷，没法过冬，才又被准许挪进厨房。厨房从前没住过人，年久失修，已经倾斜，四处漏风。张菼芳忙着堵窗户，填补墙上的裂缝，用长条木板搭了一个地铺，上面简单铺上被褥。

此后，就有鲁迅博物馆叶淑穗等几位看到的一幕：“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

周吉宜说，从抄家那天起，祖父的三间房就被贴上封条，再不许家人进入。直到1968年7月他去北大荒插队，那三间房依然上着锁、贴着封条，只是不时有人来开锁、撕下封条、进屋、取走物品，再重新封门，从不作任何说明。区别只是，有的是骑自行车来拉走东西，有的是用汽车来运走东西。周吉宜据此判断：来者不只是一家单位的。他说，在抄家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有陌生人或者附近的邻居结队前来“参观”，踩着一室狼藉，从东头走到西头。当两年后他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时，看到三间房里的全部物品，包括家具、文具、书籍、手稿、书信、收藏品以及生活日用品都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屋里住进了不认识的人家。

1966年岁末，友人孙旭升到访，“在我进去的时候，知堂已经从炕上起来，穿着黑色的短棉袄裤，帽子也不戴，俯着头默默地站立在炕那边的地上。我从他的样子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以为又有什么人来找他麻烦了，所以预先做出‘挨斗’的姿势，默默地站立在那里。……我看他脸容黄瘦，精神萎顿，像是正害着不轻的病……”

此前，周作人写过不止一封信给周恩来。后来，他几次在皱巴巴的四百字红格稿纸上写下请求“政府颁布安乐死卫生条例”的“呈文”，着儿媳避开红卫兵送去派出所。“呈文”里都提到：“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的人道主义的。”这与60年前他自雨果小说中认领的清新的人道主义已有天壤之别，它沉重到只是一个人求死的根据。

红卫兵给周作人定的生活标准是每月10元，周家老保姆是15元。他们吩咐粮店，只许卖给周家粗粮。周作人一日三餐是玉米面糊糊就酱豆腐。由于营养不良和长时间躺着，他的两条腿很快浮肿。

红卫兵还抄走了周家的菜刀。张菼芳去街道“革委会”求情：这没法做饭啊，我们可不可以拥有一把菜刀？后来，就有了刀——一把掉了木柄、又小又钝的刮鱼鳞刀。周吉宜告诉记者：“因为属于‘牛鬼蛇神’家庭，煤铺不卖给煤，也不卖给木柴，我们就找点煤粉自己摊煤饼做煤球，把抄家损坏的家具劈开当柴烧。我跟姐姐们下乡后，家里的炉子不见了，也没做饭的大人——要上班，还要参加学习班，我9岁的弟弟就在屋檐下用砖搭个灶，支上锅，在院子里没人的时候捡些树枝当柴烧，煮菜烧饭。城市的院子里能有多少树枝可捡呢？又不敢到外面去捡。弟弟后来告诉我，他常常仰头望着院里的大树，盼望刮风，好多掉下些枯枝。院里的孩子们常在他的锅里洒沙子，或者撒尿。”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被发现“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态很不自然”。张菼芳闻讯奔回家，发现公公已经凉了。家人估计，他是正要下地时猝然去世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上。周作人的骨灰，没能保存。

他的手迹、译稿和著述留存，正在各处彰显各异的价值。周作人在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2012年2月，包含这些对话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出版。同年5月，由周作人手撰、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出现在嘉德2012春拍“唐弢先生藏珍”专场的拍品名单上。

巴金曾评说：“有了唐弢先生的藏书就有了现代文学馆的一半。”唐弢的藏书在“文革”中未受冲击，而据记者了解，他的后人目下“比较缺钱”。此次拍品中最重要的有两件，一是沈尹默《忆鲁迅》手稿——沈尹默后人亦质疑其来源；另一件就是《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

开拍前，周吉宜代表周家后人致嘉德公司以律师函，指认手稿为“文革”抄家中丢失的物品，要求停拍，物归原主。但嘉德公司要求周吉宜提供证据——相关的抄家清单或确权证明。

周吉宜说：“文革时红卫兵抄我家，实际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公然入室打砸抢，哪里有人给开清单？我目前拿不出‘确权证明’。我问嘉德为什么不要求拍卖者提供合法性证明，得到的回答是这是行业惯例。这真让人难以理解。”

这份手稿最终以184万元落槌。

周吉宜告诉记者，手稿被查抄之前没有外传过，他小时候也曾见到大人们就鲁迅与祖父的不同风格谈论过这份手稿，何以落入他人之手，又为何拿出来拍卖，这是他想要弄清楚的。

就在本文刊印之际，周家的起诉书正在递往朝阳区人民法院。同时，周家在申请商务部的回函。

“铁的温雅”

八道湾在北京旧城的西北角，11号周寓是一个低洼所在，从外院过二门后要下四级台阶才到里院地面。二三十年代，里院有棵很大的白杨，哗哗作响，在友人眼里，“好像在调剂寂寞似的，院子里老觉得是秋天。”院子里还有一棵大杏树，开花季节，周作人每从树下过，却不知花开，鲁迅说他“视而不见”。

这是周家变卖绍兴祖产购置的院落，三房共有，周作人住里院。梁实秋记：“（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竟不像是一个人勤于写作的所在。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

这斋名由雨漫书房而来，后也称“苦茶庵”。1937年北平沦陷后，坚留在八道湾的周作人改称它为“苦住庵”。这本有文人雅意的“苦”字，竟缠了他一生。

文人喜闲章，拈几枚来看：一方印“江南水师出身”；一方长方形寿石章“忍过事堪喜”（杜牧诗句）；常用一方曰“知惭愧”；八十岁刻成“寿则多辱”。

周櫆寿生于1885年，是大清朝气数将尽、西潮新学勃兴的年代。追随年长4岁的兄长周樟寿（树人）从绍兴到南京，又到东京，櫆寿更名“作人”，先学海军，又习建筑，由翻译入手，渐入文坛。借张中行所见，“四部九流，无所不读，尤喜笔记，旁及谣谚、笑话”。

借钟叔河评语，“于学无所不窥：魏晋六朝，晚明近世，妖术魔教，图腾太步，释典儒经，性的心理，印度日本，希腊罗马，家训论衡，狂言笑话，无不从人类文化学的宏观，以中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妙言要道，鞭辟向里”。

张中行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杂，是想了解‘人’。他读书的诀窍有三：勤，实是谦词，不妨说是‘上瘾’；快，由勤而来，看多了，懂得分辨吸收，必然快；善记，说到某书某处，仿佛刚刚读过。”

周作人通日语、英语、古希腊语、世界语；与章太炎一起学过梵文，仅听两课就停止了；有意学习俄语，未如愿；欲学法语，被鲁迅劝阻，“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兄弟俩早年的译介，既为理想，也为谋生，“留学费是少得可怜，也只是将就可以过得日子罢了，要想买点文学书自然非另筹经费不可，但是那时稿费也实在是够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而且这是实数，所有标点空白都要除外计算”。

周作人还记着：“他（鲁迅）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待，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寿棠）赶来劝开了。”

从东京到北平，从“新村”里的武者小路实笃，到北大的故友新知、弟子学生，到新中国与他交道的编辑文人，许多人描写过周作人的“样子”，指向大致同一。而到了1960年代，来访者望之：“一看，就是斗争性不强。”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写道：“周氏的为人和容貌态度十分温和，是一种阴性的、女性的性格。那透明般的清白的脸色，贵族式的端正的五官，细细的眼睛，说话时低着头不看对方的样子，非常流畅的、发音准确地道的日语，以及安详的、低声缓慢的说话方式。”

温源宁写下：“他有一种超然不群的气度——是冷酷呢，还是有礼貌的轻视？——把人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津津然以旁观者态度去看他们。他在应对仪节上的那份谦和，正是拦阻人跟他过分亲热的一道屏障……”

周作人说：“老实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地难。”

弟子废名道：“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

周作人自己说：“我不喜欢旧剧，大面的沙声，旦脚的尖音，小丑的白鼻子，武生的乱滚，这些怪相我都不喜，此外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以为好，而不宽容也就算作其中之一。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不知是儒家气呢还是古典气太重了一点，压根儿与现代的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

二三十年代，银元需换成铜币流通，时价1：460。友人偶然谈及，周作人坚持说是1：两百多，因为佣人是这样兑换给他的。众人都说他受了骗。周作人考察了一下，发现还有大米整包被“运”出去的。于是鼓足勇气，请来佣人，委婉地说，家道不济，希望高就。佣人忽然跪倒，周作人大惊，赶紧上前扶起，“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

有同道来访，请到书斋，喝清茶，对坐闲谈，细声细语，从不臧否在世的人物。偶尔“天命的另一面闯出修养的围墙闪动一下”，不过是“Y公有才，可是不写；Z公无才，可是好写”之类的评语。

张中行懂辩证：“一团和气的温厚，来源是天性加学识的厚重。北大故人赵荫棠说，有天生的圣人，那是须带憨气的。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是知且智者，周作人自己曾说，自觉有时脾气很坏，‘如果作了皇帝，说不定也会杀人’。”

在周作人一生中，有些小概率事件，譬如他对弟子沈启无的破门声明乃至“赶尽杀绝”，令不少人为之侧目。温源宁提醒说：“周先生还有一面我们仍不可忘记。他身体里有多量的铁。那毛刷子下的两片紧咬的嘴唇，便暗示着果断。他不大高兴管闲事，可是一旦高了兴，谁拦了他的路该谁倒霉……周先生在这一点上，正像一艘铁甲舰：他有铁的温雅。”

还是武者小路比较懂得：周作人有着不一般的荣誉心。破门事件发生后，武者小路曾致以长信：“你和我一样都有一种外柔内刚的倾向。世上的人往往太小看我们，所以，时而展示一下自己的真正价值也是必要的……”附逆期间，周作人不止一次提到过“我的价值”。

据说鲁迅曾有感：像周作人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人们因而视其为“淡漠”，更追溯到他是“老和尚投胎”的传说。周吉宜则向记者讲述了幼年沐浴到的祖父拙朴的慈祥：“上小学之前，我有时爱到祖父的房间去，有一次也许看我没有可玩的，祖父就拿出几张日历纸，用小竹勺舀一点浆糊堆在纸中间，递给我说，给你一个小蜗牛，让我用来粘糊做手工。那一小团浆糊圆润光滑，祖父还指着一个小突起说这是蜗牛的触角，我说蜗牛应该有两个触角，祖父说那一个它收回去了。后来，‘要一个小蜗牛’就成了我和祖父之间的‘暗语’。有时，在我接过时他会问：看看这回有几个触角？”

不少研究者认为，周作人是一个不习惯也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在他闲适恬淡的样貌、文字背后，有不失为激进的思想和难以抹去的苦涩，二者是相关联的。

张中行说：“他的闲适是违背时义的。因为闲适必须高高在上，而时义认定，人是不应该高高在上的。至于世间能否允许一个人高高在上地闲适，或者闭户消沉，要看是什么世。”

“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

周作人经历过思想混乱、无所归依的阶段：“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和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和科学的例证……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地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品店了。”他最终认定的精神上的祖先，不是以程朱为代表的正统儒家，而是一条隐没未彰的线索：汉代王仲任、明季李卓吾、清代俞理初，构成他“疾虚妄”、“崇真”、“有常识”、“唯理而有情”的思想核心。而这些人，都是各自时代的异数。

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丹麦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英国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以及思想家、性心理学家蔼理斯，也都对他思想的成型起过重要影响。

周作人对“五四”的评价在当时颇为左翼所激愤——

“旧的与新的迷信割据了全国的精神界，以前《新青年》同人所梦想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但不见到来，恐怕反已愈逃愈远：复古与复古，这是民国的前途。我们翻历史，不禁不杞天之虑：我不信神而信鬼，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这是最可悲的事。

“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色，衣服与看客。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外敌，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

对“五四”失望，对“北伐”失望，对青年的失望，对自己蔷薇色梦的失望……令周作人不断感想：“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既然“教训无用”，于是“闭门读书”……到了知天命之年，周作人作打油诗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而他追随多年的兄长的姿态是：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看起来泾渭分明，实际上一脉相承。这一点，胡兰成像是读懂了：“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至于“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他早年提倡的国民文学有着鲜明的个人主义立场，同时盛载理想：“我不知怎地很为遗传学所迫压，觉得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好是坏，所以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像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

文学在他的总结中，是“无一可言”。“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文学无用，它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但这左右两位是有用有能力的。”

“我想文学的要素是诚与达，然而诚有障害，达不容易，那么留下来的，试问还有些什么？……知道了世间无一可言，自己更无做出真文学来之可能，随后随便找来一个题目，认真去写一篇文章，却也未始不可，到那时候或者简直说世间无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罢。”

他拒绝文以载道，那“大的高的正的……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

“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类闲事，觉得青年们懂得些也是好事情。”1926年，张竞生主编的《性史》第一辑由光华书局正式出版。一时间举国哗然，张竞生被讽刺、谩骂，并冠以“性学博士”。周作人却公开表示支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去淫书，再加几个暴栗在头上。”

他的反传统的基石是“伦理之自然化”。“我这伦理的生物学的解说不管它的好坏得失如何，的确跟了我一辈子，做了我一切意见的根底。”止庵说：“他的意思是，整个传统都需重新审视，观念和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规，它必须适应人的生活。最能代表他这一思想的两篇文章《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写得都很平和，但其中的思想是非常激进的。”

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周作人，称其为“汉奸文艺”的代表。到了1949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向毛泽东请示时，主席说，周作人应当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宽大，就是许他搞翻译。

从64岁到81岁，17年里周作人一共翻译了400万字，写作200万字，这在他的同代人和下一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们出自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时要到派出所接受传问和写思想汇报的管制对象，一个始终缺钱、又时常为病痛所困的老人之手。

据家人回忆，周作人的书房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井井有条摆着笔砚、稿纸；参考书和工具书用完必归原处；他每天伏案工作10个小时以上，自己研墨，用毛笔写正楷；极少打底稿，总是考虑好了才下笔；他埋头翻译时，常脱下深度近视眼镜，用放大镜查考字体细小的外文资料。

他也为香港《新晚报》写文章。代为约稿的曹聚仁来信说：“写得愈通俗愈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合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总之，不是人写稿，而是稿写人了……我的意思，一切只能迁就现实，每天写点短稿，总有办法可以送出去的……”周作人并未完全按照曹聚仁的要求去做：“兄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颇所不能。”这些文章的总汇，就是后来周作人较重要的作品《知堂回忆录》。

舒芜曾说，周作人的文章都具有思想文化上的意义，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没有人能超过他，没有人能代替他，“其文”是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

舒芜与钱理群，是1949年后较早研究周作人的代表，他们当年对“其人”的述评和批判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的烙印。钱理群近年有反思：“周作人对我来说，原来只是因为鲁迅研究深入不下去，非得换个角度不可，所以才去做。之后对我就产生了两个影响，一个影响是，周作人又唤起了我早年在家庭影响下，所接受的那套民主自由思想。”

1997年，钱理群在北大开课《话说周氏兄弟》，着重分析周作人和鲁迅的思想在1990年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沈启无曾向胡兰成慨叹：和鲁迅分离，于周作人的影响甚大，鲁迅的死于他更是一种损失。“因为鲁迅在时，究竟是他的一个敌手，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敌手，没有了鲁迅，他是要感觉更荒凉的。”

钱理群认为，个体的精神自由，绝对是周作人和鲁迅共同追求的东西。但周作人过分强调个人和人类的观念，忽略了国家、民族、社会的观念，这是后来周作人附逆的一个最基本原因。“鲁迅在去世之前，特地叫他的弟弟周健人去关照一下老二。当时面对日本侵略，知识分子草拟了一份《救国宣言》，很多人都签名了，独独周作人不签。其实鲁迅也认为签名没什么意义，他能理解周作人为什么不签。但他认为，作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面临日本的侵略，你不能没有一个态度。”

“还有一个区别是，在对现实达到同样深刻的认识以后，知识分子该采取什么态度？在这一点上，鲁迅是继承儒家传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周作人有道家的味道，‘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但周作人也不完全消极，他是做好自己的本业，做学术文化建设。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周作人对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虽然我自己偏向鲁迅，但是我觉得做专业的知识分子，也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在《周作人传》的基础上，钱理群有了新的见解：“周作人把个人主义和精神自由给学理化了，这是他的重要贡献，对我的影响很大。周作人对我的另一个影响是性格上的。我本来是比较急的人，气质上比较接近鲁迅，但受周作人影响，我变得比较宽容、比较温和。周作人的悲剧，也使我对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采取比较复杂的态度。”

木山英雄的评价是：“周作人这位反政治的文化主义者以这样的方式（附逆时期试图以“人的文化”战胜异族政治、经济、军事等等“物的文化”的幻想式努力），艰难曲折地肯定了最终无法超脱政治的清末民族主义所培育的那个自己。”周作人曾比较过自己与生于民国的弟子兼盟友俞平伯的区别，就在于对政治的心热和民族主义基因。再看同时代人，生于晚清的蒋介石、毛泽东、胡适、鲁迅……无一不是民族主义者。

在附逆的曲折里，尽管周作人有许多至今成谜的难言之隐，但事实已就。如钱理群所说：“不管周作人主观上是否另存大志，客观情势规定了他。”或可借用黑格尔评价浮士德的那句话：他无法抹去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李宗陶)

周作人之谜 ——止庵谈周作人的国事与家事

关于汉奸问题、兄弟失和问题，周作人的思想形成、局限所在，以及当下意义。

中院西屋也曾挂有“苦雨斋”条幅，图中的房顶即是中院西屋的，雨漫“苦雨斋”即发生在这里

周作人离世的小厨房已拆，右方带有白墙的废墟即是

从1986年起，识其作品，研究其生平思想，书写其传记，直到2012年2月首次全面推出11卷《周作人译文全集》，学者止庵浸淫苦雨斋主人已二十多年。周作人的著译将近一千万字，他说，反复读了好几遍。

他试图走进周作人的世界，发现有5大难处：日记至今没有完整印行；上万封书信只见数百；档案材料不曾全部公布——除了南京审判那一段之外，1949年以后周作人不时到派出所书写的交待材料思想汇报始终未见；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尤其是日本部分）也没有汇编刊行；还有，不同年代各色人等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

更有一层，对于“兄弟失和”、“附逆”等重要事件，周作人效倪云林之“绝口不言”，因“一说便俗”。所以细读《知堂回想录》而深感不满足者大有人在。他的态度则近乎狷介：世人如何解密、评判、阐发，请便。但无论人们怎样调查考证，能得到的不过是事实的片断，其中涉及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思想活动的部分，注定成谜。

种种这些，令人们至今无法读到一部翔实可信的生平与思想相融的周作人传记。同时，在一代代特征各异的解说者——或持道德优越感，或偏好戏剧效果，或对历史惯持倒推式的后见之明，或因爱慕其文而吞吞吐吐——那里，周作人生命中的某些篇章早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鲁迅亦然。

“日本人爱美，但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

人物周刊：有种说法，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好感，是导致他附逆的原因之一。

止庵：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周作人亲近日本文化，想以它来替代中国文化。

从1906年去日本到1945年，40年里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言论都在那儿。这里面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他也认为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有优势，但这优势体现在文化本身，从来没说过体现在政治上。“七七事变”前他写的4篇《日本管窥》，还有两篇《谈日本文化书》，讲到日本文化有两种代表，一种是“贤哲”，另一种是“英雄与无赖”，他对于前者很推崇，而对于后者则从来没有好言语，譬如“英雄者实在乃只是一种较大的流氓”。

他并不主张以文化研究的结论来概括一个民族的一切。他说：“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和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他也说过，“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但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现在所有的几乎全是卑鄙龌龊的方法，与其说是武士道还不如说近于上海流氓的拆梢。”即使在华北伪政府任职之后，他喜爱的仍然是日本的民间艺术或文人画师的作品所体现的那种文化。这种态度延续始终。

人物周刊：您在《周作人传》里说，1938年以后周作人的想法和做法跟汤尔和有很大关系，说汤是周作人除了鲁迅以外惟一甘愿追随的人。此话怎讲？

止庵：要理解周作人，汤尔和至关重要。他比周作人年长7岁，早年留日留德，学医，加入过同盟会。他当过北京医科大学前身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创始人。我在孔夫子网上查过，当年诊断学、解剖学、组织学、外科学、内科学、妇科学、眼科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等医学教科书，都是他一个人编译的。他还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他对学界有左右之力，陈独秀当年因为“私德不修”离开北大也跟他有关。他跟日本人的关系也比较深。

汤尔和在1937年4月到7月办过一本《舆论周刊》，总共出了15期，周作人因为给这刊物写稿，开始跟他有往来。最近藏书家谢其章送我一册《舆论周刊》的影印合订本，上面有汤尔和4篇文章。光从这些文章看，汤尔和的主张比较接近胡适，态度比较平和，但还是能明辨是非的。

其实后来出任伪职的人，立场还是存在着某种差异，并不一概都像给日本天皇写“八紘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这路诗的王揖唐那样。不过通常认为，对于一总被归入汉奸之列的，再做区分似乎没有意义。

（按：据木山英雄提供的材料，对于日本人来说，汤尔和与周作人是两个“威严决然不同”的中国高层官员。汤尔和是“行”或“不行”十分清楚的人，且颇有骨气，有时会令日本人有一种被其威严所压倒的感觉，这一方面是难对付，一方面也令日方尊重；周作人则很少参与行政，且态度暧昧不清。）

人物周刊：论真正交往，汤周也是在1937年之后，“追随”二字如何成立？

止庵：1937年底华北伪政府成立，汤尔和是中心人物之一；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他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没了多久他就死于肺癌。周作人接替了他的职务。

这就要说到1980年代中期沈鹏年发掘的、后来引发轩然大波的一些新材料。材料都是关于周作人出任伪职的事，涉及当时中共地下党有没有动员周作人“出山”，以阻止更糟糕的人选（指缪斌）上任。在我看来，尽管其中许宝骙针对“口述”另写文章，而王定南先是签字确认后又加以否认，他们俩的说法一致又不一致，其实并未超出周作人1949年7月致周恩来信中那句“大家觉得有占领之必要”一句所涵盖的范围，只是在“大家”都包括哪些人、哪些政治势力，而这些人或势力愿不愿意认账上，存在差异而已。但是最终是如周作人自己所说，“我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

（按：钱理群认为，其中某些当事人的意见与活动，“一方面确是个人所为，并不是出于任何一方组织的正式决定，但又确实代表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利益与要求，不仅是国、共两党，也包括美国一方在内。……周作人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我比较看重的是两份手写材料：一位叫陈涛，当时是伪临时政府教育部直辖编审会中方副编纂，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回忆编审会第一次开会时，“日方总编纂即提出教科书中应加入‘新民主义’（注：日方操纵的反动政治组织新民会所宣扬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荣’等奴化思想）的问题。我当时立即以种种理由表示反对意见”，“最后由汤尔和表示教科书应以传授知识为主，最好不要把有倾向性的政治色彩的东西装进去，加入‘新民主义’事可暂不考虑”，“汤病故后由周作人继任教育总署督办后，也没有旧事重提”，“伪教育总署对教科书的编辑方针及态度毫无变化，基本上与汤尔和时代是一致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也承认“华北教育不曾奴化”。

另一位叫高炎，也是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4月到1942年6月，他是《庸报》北平支社采访部的记者。高炎说，他曾以《庸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1938年2月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注：通常被视为周作人附逆的开端）。现在关于此事唯一史料来源是《大阪每日新闻》3个月后发的报道，高炎则讲了他作为当事人所看到和听到的，虽然当时他做的记录在会议结束时被日本陆军特务部的人没收，但根据他的回忆，周作人在会上说的是：“日本文化自有独立的价值。但是，不容讳言，日本文化是以中国文化及西洋文化为根本则是事实。其中年代最久、影响最深的是汉文化的影响。”“30年来确实研究过日本文化，最近感到研究的结果是不懂。过去从文化上艺术上所了解的日本，和现在好像不是一回事。只能说，越研究越不懂。所以，今后只能不谈不写了。”“现在两个国家在外交上、政治上、军事上都糟到如此地步，我的看法是，不妨让文化仍旧保持她的清白，留作将来的余地罢。”

1941年1月至1943年2月，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而高炎从1940年11月到1942年6月兼任伪督办秘书，也就是跟周作人有一年半的上下级关系。高炎在回忆中也说，周作人继任后，基本上沿袭汤尔和对教育的方针和态度。

“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并不是说还是出吴三桂好”

人物周刊：但是周作人确曾在电台里代表伪政府广播，访日时还去慰问日本伤兵、进出神社。

止庵：其中“进出神社”一点，只是1941年4月15日发行的《庸报》报道的日方为周作人一行安排的前一天的“行程”之一。但据倪墨炎《苦雨斋主人周作人》，当日“计划没有实现”，周氏一行未去靖国神社。（按：因为火车误点未能成行，偶然或必然？）周作人4月16日参拜过汤堂，即孔庙。关于周作人在伪教育督办任内的一系列职务行为——包括出席或召开会议、参加招宴、率东亚文化协会评议员代表团赴日、前往外地视察、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访问伪满洲国、发表讲演和广播讲话、举办培训班、参加新民会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成立大会并任副总监等，我在《周作人传》中已经说过，“责任均应由职务人承担”。

周作人一生的思想我认为主要是两条：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传统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他认为这两条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意味着，为了事功，为了那个结果，道义是可以牺牲的，手段可以是无所谓的？这确实是近代以来的思维方式。

止庵：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是说：道义要落实于事功，事功体现道义，但事功不能取代道义。我们得把这主张放到那个时代里去看，他是有针对性的。1933年他写《颜氏学记》，从颜元“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事功的陋习”得到启发，提出：“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事，这是无可疑的，所以重气节当然决不能算是不好。不过这里就难免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一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他说：“那种偏激的气节说虽为儒生所唱道，其实原是封建时代遗物之复活，谓为东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谓为一大害亦可。”

周作人谈到文天祥的死：“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出张弘范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他对古希腊斯巴达首领勒阿尼达思率三百将士守温泉峡，最后全部战死的事迹是很推崇的。他反对的其实是以气节逃避责任的人。庚子事变后期李秉衡受命率军抗击八国联军，当时主战主和两派都寄望于他，可这主帅刚到战场，也就是北京通县张家湾，就自杀了，写下遗书说“天下事从此不问罪臣”，结果全军不战自溃。我说：这是以最负责任的方式，造成最不负责任的结果；满足的是一己的道德完善；国家，百姓，职责，和自己所被寄予的期望，都可以成为代价。

周作人对于“气节”的认识，跟他反对“三纲”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说，“君与臣的关系，则是援夫为妻纲的例而来”，妻子须为丈夫殉节，所以臣民要为君王殒命。在他绍兴的周氏家族里，太平天国时期忠臣节妇都出过。“若在中国则又略有别，至今亦何尝有真气节，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气节的八股罢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此与浸在温泉里一面吆喝‘冲上前去’亦何以异哉。”

周作人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也在这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其间有6年时间，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入侵华北乃至整个中国一点不做准备。“九一八”事变后，他对记者说：“咒骂别国的欺侮，盼望别国的帮助，都靠不住，还只有自己悔悟，自己振作，改革政治，兴学，征兵；十年之后可以一战，但是大家阿Q式的脾气如不能改，则这些老生常谈也无所用，只好永远咒骂盼望而已。”他对中国的现实是绝望的。

人物周刊：于是他释褐，去追求他理念中的“事功”。

止庵：周作人的“道义之事功化”，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初读佛经的感悟。比如他读了《投身饲饿虎经》，被其中“美而伟大的精神”所感，认为大禹和墨子是有这种精神的。他说中国古代圣贤喜欢讲尧舜，讲得多半玄远，他说还不如大禹，较有具体的事实。

1938年底，周作人与住在上海的沈尹默唱和，我觉得各有一首诗很值得重视。周作人的诗是：

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

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

沈尹默读之“怏然”，回寄一诗：

一饭一茶过一生，尚于何处欠分明。

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

周作人说沈“指点得很不错”，但自己“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周作人的诗表现出对现实的关切，是入世的；而沈尹默则认为所发生的一切和你没有关系，不必管它。说句老实话，我能够理解周作人，但更倾向于沈尹默。

不过根据木山英雄披露的史料，当年劝诱周作人出马的日本人都很意外，桥川时雄事先预估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并说，“若是我的话不会出马的。”在日方的估计里，周作人“恐怕不会放弃高蹈的文人生活而进庸俗絮烦的官场”；如果他坚辞，他们也没打算勉为其难。但没想到，他答应了。对此谷崎润一郎也曾写文章表示不同意见。但周作人考虑过了，决定了，就不再改主意了。

有一次跟一位朋友对谈，有记者问：如果1937年你们留在沦陷的北平，会不会做汉奸？朋友开玩笑说他会。我说我不会，我有个榜样，就是废名，当时他去湖北老家山区去当小学教员，等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顺便说一句，废名对周作人一直很尊敬，在抗战胜利后公开著文说：“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有火一般的愤恨，他愤恨别人不爱国，不过外面饰之以理智的冷静罢了。……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不过，他看到周作人在督办任上翻修了八道湾的房子，也曾流露出不满。

兄弟失和不是因为什么

人物周刊：我读了您《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最新文章，如读侦探小说，依然“不知究竟”。

止庵：朋友中也有人这么说，看样子这八九千字我是白写了。我向来反对臆测、演义，对于周氏兄弟失和，这样的臆测和演义已经太多了。我所做的，是将目前掌握的有关这件事的所有材料按照逻辑一一列出，把推论的空间留给读者。我至多只能说，兄弟失和不是因为什么——我可以明确地说，不是因为经济原因。

周氏兄弟失和的过程，鲁迅和周作人的日记里都有记载，但他们可能考虑到后人会看到日记，所以有些话可能是故意那么说的，这就造成了前后牴牾之处。至于不想让别人看到的，就像周作人所做的：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之前，在最关键处剪去了十个左右的字。

我们要考虑到有关此事的文章多是出自更接近失和的一方即鲁迅的人所写，而且又写在周作人“落水”之后，这可能会带有一点倾向性；有些更晚出的材料，甚至是“文革”中出现的，就更要打个问号。举个例子，对俞芳1981年出版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我是深表怀疑的，所以从没采用过。

有人根据周作人晚年日记中记载的羽太信子“易作”，来推断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日记里的“池上来诊”是给癔病发作的信子看病。但细看周作人的前文，医生池上其实是来给时年6岁的周鞠子（注：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女儿，也叫马理子）看病的。学者应该培养一点逻辑思维的能力。

人物周刊：羽太信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子？有没有人研究过她？

止庵：羽太信子在某种程度上被妖魔化了，这包括许寿裳1948年出版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和许广平1961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就目前的资料来看，第一个公开提及她的是郁达夫，广为流传的是他1939年发表的《回忆鲁迅》中的一段话：“据凤举（注：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但紧接着这段话，郁达夫还说：“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痛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君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史料有时候是根据需要被裁剪了的。

据我所知，迄今没有关于羽太信子的专门研究。我也不认为羽太信子在周作人的一生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按：周吉宜提及，2006年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岸阳子女士曾与他见面，表示有意做羽太信子的研究。）

女子能独立，才有自由恋爱

人物周刊：周作人对兄长鲁迅、弟弟周建人私生活的评价，看起来有点不近人情，他明知道他们的婚姻不幸福，尤其是鲁迅，包办婚姻。

止庵：这里面有许多原因。从1906年周作人写《孤儿记》起，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成形，而他对于妇女格外同情，觉得女子多半处在弱势地位。后来周作人又参加了“进德会”（注：民国元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等发起，蔡元培大力提倡而成的学者团体，有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条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五条选认戒），所以对在他看来是“纳妾”的兄与弟始终不肯谅解。

1923年春，就《晨报副刊》有关离婚的争论，周作人说：“世间万事都不得不迁就一点；如其不愿迁就，那只好预备牺牲，不过所牺牲者要是自己而不是别人：这是预先应该有的决心。倘或对于妻儿不肯迁就，牺牲了别人，对于社会却大迁就而特迁就，那又不免是笑话了。”这话是讲在兄弟失和、鲁迅南下之前。

钱玄同是包办婚姻，夫妻关系不好，但钱玄同说：“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注：指“三纲”）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要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这与周作人的立场一致。

还有刘半农，也是家庭做主的旧式婚姻，但他教夫人识字，并带到法国。1927年10月，他跟周作人都上了张作霖的通缉名单，到一个朋友家避了一个星期。据周作人回忆，“有一天半农夫人来访，其时适值余妻亦在，因避居右室，及临去时乃见其潜至门后，亲吻而别，此盖是在法国学得的礼节，维持至今者也。此事适为余妻窥见，相与叹息刘博士之盛德，不敢笑也。”

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真正以笔墨相讥，始于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后。1930年，周作人在文章中说“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都指向鲁迅。鲁迅的《两地书》出版后，周作人也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周作人书信》，并在序中说，这不是情书，没什么好看的。

1925年起，周建人离家，跟王蕴如在上海同居，周作人同样持反对意见。他后来去信：“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畜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他把女子独立、尤其是经济上的独立看作是自由恋爱的必要条件，因此始终站在朱安和羽太芳子一边。

人物周刊：周作人对母亲到底怎样，他为什么总称母亲为“鲁迅的母亲”或“鲁迅的老太太”？

止庵：周作人首次提到“鲁氏老太太”，是在1948年南京狱中写的《呐喊演义》，化名“王寿遐”，送到外面发表，文章中还有意隐晦作者身份。他在1949年以后写的关于鲁迅早年生活的文章，同样回避或尽量弱化自己的真实身份，所谓“鲁迅的母亲”就是这么出来的。至于对母亲的感情，可从1943年鲁瑞去世不久他写的《先母行述》体会：“作人不能为文，猝遭大故，心绪纷乱，但就记忆所及，略记数行。凡为人子者，皆欲不死其亲。作人之力何能及此，但得当世仁人，读其文而哀其心，则作人之愿不虚矣。”

鲁瑞也不是一位寻常妇人。据周作人记述：“先母又尝对她的媳妇们说：‘你们每逢生气的时候，便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我从前和你们爷爷吵架，便要多吃两碗，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这虽然一半是戏言，却也可以看出她强健性格的一斑。”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鲁瑞在周家拥有很大的权威，这从她包办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可见，她与两个儿子合住，却对兄弟失和无所干预，这是为什么？

周作人的是与非

人物周刊：今天反观周作人的某些思想，会生出些不满足——如果他再追问下去、思考再进一层，也许就不会那么“苦”了；反观他的作品，跟《战争与和平》，跟《日瓦戈医生》相比，也总觉得缺点“感动”——这缺憾恐怕也是由思想而来的吧？

止庵：周作人在《我的杂学》里基本上勾勒了自己的形象：爱智者，拥有各种学问、知识，对中国文化有深厚修养和独特认识，对古希腊和日本文化有浓厚兴趣和较深了解。苏雪林第一个称他为思想家，我觉得在中国思想界的语境下这是成立的。鲁迅和周作人都是有思想的文人，不过倾向稍有差异罢了。

但如果跟西方哲学家相比，必须承认他们对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兴趣，甚至连思辨的思维都不完全具备。他们的思想并不特别深刻，他们更关注的是有关历史、现实、人的生存的常识——这倒是与中国传统比较一致。先秦思想里，讲的都是生存哲学或智慧，没有一家想过本体论/存在论的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周氏兄弟以及胡适等才有那么大的影响，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哲学家，恐怕就没那么受关注了——在中国的任何时代恐怕都是这样。

人物周刊：周作人的思想照进今天的现实，有什么意义？

止庵：他的思想中仍有很多极具价值、今天依然没有过时的东西。

第一，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从1906年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就确立下来的。他早年追随鲁迅，可以说两个人吸收的营养差不多，但对严复的《天演论》，他跟鲁迅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也许是他们区别的起始之点——鲁迅1898年读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很激动，但周作人不同，他那时读佛经，也读了雨果不少作品，参照《悲惨世界》、《死囚末日记》写了小说《孤儿记》，他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向的那个结果，提出特别关注竞争中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命运深表同情。他后来对女性和儿童问题的关注，也是从这里来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今天仍为大家所信奉。但是一个社会过于倾向强势一方，不加任何节制，恐怕不妙。相比之下，西方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会兼顾社会的平衡；西方对富人的高税收政策，也是抑富济贫的意思。

第二，对群众的怀疑。他所质疑的“群众”是什么人呢？“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他说：“中国本来没有一定的阶级，绅士与平民也只是一时的地位，不是永久的门第的区分，但在地位不同的时候却的确是两个阶级，有两个人生观，虽然随时可以转换……”，又说这两个阶级“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贫贱者的理想便是富贵，他的人生观与土豪劣绅是一致的。”他对打着群众旗号的一切主义和运动都有所怀疑：“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什么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应民众之要求，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就是真心做社会改造的人也无不有一种单纯的对于群众的信仰，仿佛以民众为理性与正义的权化，而所做的事业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军。这是多么的谬误呀！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他还提出：“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

第三，关于宽容与自由。周作人主张要允许少数人说话，他一生都反对思想专制。1922年，他写过一篇很短的小说《统一局》，描写某地一切均须统一，有姓名统一局、行坐统一局、饮食统一局等等，各司其职。有一天饮食统一局颁布命令：“目下收入充足，人民军等应该加餐”，“不得折减，违者依例治罪。”他的深意在于：人有可能被“善意地”纳入某一秩序从而丧失包括思想自由在内的所有自由。他尤其反对“以思想杀人”。

这些思想放到今天，我觉得还是颠扑不破的。但看起来，“教训”依然“无用”，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又生出更大的荒谬和危险。遇到过一位小我十来岁的作家，他说，拆迁就该像现在这么办，没钱的人就该搬到城外去——这番话讲得理直气壮，我很诧异。我们祖祖辈辈讲到今天，讲的不就是“把别人当人，别人也把我当人”的理吗？不就是社会要稍微公平一点吗？这是简单的常识，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它确实是一个新思想。问题是，他们当年讲的这些对于21世纪的中国仿佛还是新道理，这就令人悲哀了。

(李宗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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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风雨民国路

著者：徐琳玲 贺莉丹

文本整理：刘家怡

编辑：陶伟鹏

策划推广：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本：电子书

版次：2015年10月第一版

字数：29千字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本书内容选自《南方人物周刊》往期报道，作者排名不分先后，由南方周末“三声”电子书系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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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风雨民国路

徐琳玲 贺莉丹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民国“财长”宋子文

两朝“国舅”，两任“财长”

自由主义的“背叛者”？

一场别无选择的“国进民退”

大舅子、妹夫、姐夫——“政治人”的亲情恩怨

无力“补天”

寓公生涯

探寻贪腐之谜——历史灰雾中的“宋家王朝”

传说中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至今查无实据的“豪门资本”

官商体制的“合法”得利者

今日宋孔家族

宋孔家族的后人而今如何？海外出生的宋家第三四代

宋孔家族皆单传

“希望一切靠自己”

家族联系顺其自然

“身体里流是中国人的血”

中国故事

民国“财长”宋子文

来自哈佛的古典自由主义小花，在宋子文年轻的心上微微拨动过，却不曾找到在中国培植生根的土壤。自迈入国家机器，他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意志”、“统制经济”、“中央集权”的执行者和代言人。

图/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了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两周前，他刚在重庆被委任为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照片下的评论为：“中国的宋子文：通往胜利的道路是艰难的”

封面上的宋子文远眺前方，意气风发。“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在“中国的宋子文”标题下面，《时代》用了这样一个小标题。封面文章称宋子文的出任，“将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带来希望”。

被排斥在中央权力核心之外整整10年后，宋子文再一次重返政坛。这一次，他到达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身兼行政院代院长、外交部长两职，并实际掌控了财政、金融和经济大权。

没有人会责怪宋洋溢出来的自信与骄傲。当时的局面是一片乐观——经过8年浴血奋战，抗战终于取得了关键性胜利；还有他不辞辛苦争取来的大量“美援”，其中包括一笔高达5亿美元的长期无息借款——这将为中国战后的恢复和重建输入充足的“血液”。

宋子文的“万分努力、万分忍耐”，连美国人都被深深打动了——称他是“那个时代最不知难堪、不怕疲倦的游说家”。

“通往胜利的路”确实在峭壁之上——他的大姐夫、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孔祥熙刚刚被赶下台，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经济被战火摧残，物价上涨如脱缰野马。据《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数据：从1942年到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在大学里，营养不良成为普遍现象，教员和学生都生活在“饿死的边缘”，疟疾和肺结核随处可见。

和这副民生凋敝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员普遍的贪污腐化。独立的报纸上充斥着各种黑幕的消息，这些故事流言虚虚实实，其中不少有夸张和捕风捉影的成分，但足以令民怨沸腾，尤其是知识分子们，他们可以承受清贫、“共赴国难”，但不能容忍政府的腐败猖獗到这个地步。

“美元公债丑闻”、“黄金舞弊案”，接二连三地爆出和孔家有涉的丑闻，也令美国非常不满——他们不能忍受对华援助“肥”了中国贪官的腰包。

相反地，宋子文给英、美的政府高层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总统罗斯福欣赏宋子文的率直，曾亲口对宋子文说，他很愿意与宋打交道，但是对孔祥熙不敢恭维。为中国货币制度改革当顾问的英国首席经济学家李滋罗斯也非常信任宋子文的能力，他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执行孔祥熙的财政政策，市场非垮掉不可。

“还是让宋出来吧。”他们对蒋介石说。

两朝“国舅”，两任“财长”

1917年7月，宋子文和宋美龄从美国回国后，宋氏全家团聚，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491号家中合影，这也是迄今为止所见唯一的一张宋氏全家照。前排为宋子安，第二排左起为宋蔼龄、宋子文、宋庆龄；第三排左起为宋子良、宋耀如、倪桂珍、宋美龄（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1933年，宋子文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发言

这是宋子文踏入政坛以来第3次掌控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与经济大权。他第一次所效力的，是孙中山建立的广东革命政权；第二次和蒋介石合作，效力于南京国民政府。

前一个是他的亲姐夫，后一个是他的亲妹夫。两朝“国舅”，两任“财长”，复杂的姻亲关系与个人的政治命运，使他和他的家族成为各种小说、传奇、电影的主角，任人们谈论、猜测、想象。

把宋子文引入政界的，正是他的二姐宋庆龄。1923年2月，陈炯明被赶出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出任大元帅，第3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

新生政权面临种种难题，尤其让孙氏焦头烂额的是财政问题——为了筹款征税事宜，新政权和当地金融工商界的关系十分紧张。于是，已成为孙夫人的宋庆龄把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弟弟引荐给了孙中山。从情感上来说，在宋家兄妹中，他和庆龄最为亲近，两人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

年轻的宋子文此时正在经历一段痛苦的情感。留美归来后，他几度投身实业，后在晚清著名大官商盛宣怀家的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担任秘书。他常常出入盛府，成为盛家七小姐谨如的英文老师，郎才女貌，两人很快坠入情网。然而，在看重门第的盛家看来，这位堂堂哈佛毕业生算不上有来路的世家子弟，不过是“教堂里拉琴的”的儿子。

在盛家“棒打鸳鸯”下，宋子文一走了之。走之前，他曾恳求盛七小姐和他一起南下私奔。然而，盛小姐终于没有勇气成为“出走的娜拉”。若干年后，已是政坛新贵的宋子文对年轻貌美的江西商人之女张乐怡一见钟情，后结为夫妻。盛家则悔之不及。

在广州，宋子文很快在财税事务方面显露了干才。孙中山也不断地对他委以重任，起初，委任他为其大本营秘书；同年5月委托他筹备中央银行；10月委任他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8月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正式出任行长。1925年，年仅31岁的宋子文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宋子文不负所望，将他所学的现代西方金融知识一一运用施行，筹建中央银行，统一广东财政，对财政机构和征税体制进行整理，使得广东革命政权渐渐摆脱了财政困境，并为北伐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他也因在北伐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被人称作“中国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财政部长。

随着北伐的不断推进，身为军事首脑的蒋介石控制了江浙的军事局面。孙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汉民、汪精卫的分歧日益加深。蒋介石竭力想把宋子文拉拢进他的阵营，在他眼中，宋的理财与筹措军费的才干“决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1927年3月27日，坐上英商太古公司“重庆”号的宋子文，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前往上海，执行统一江浙财政的使命——他希望借助富裕的江浙地区，以满足新政权的急需。同日，国民政府也致电上海当局和各方，要求他们服从、配合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全权管理财政事宜。

早年混迹上海滩、熟悉地头的蒋介石早已抢在宋之前，和虞洽卿、荣宗敬等上海金融实业头面人物商谈过，很快成立了和宋子文对抗的江苏财政委员会，声称将由该委员会来实行财政统一。

4月12日，蒋介石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公开决裂，随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宁汉之间出现了两个对峙的政权。蒋介石随即以武力“清共”，一夜之间，把本来属于国民党中间派的宋子文推到了做出抉择的境地。

滞留在上海的宋子文处境颇不理想。他没有公开斥责过蒋介石，但对蒋的作为是不满的，他曾对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谈到，尽管他讨厌诸如劳工煽动和罢工等群众运动，但他认为南京政府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个人独裁政权。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但是仍然代表了国民党纯洁的正统。

在和哈佛法学院教授赫贞的谈话中，他悲观地感慨：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国，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都被推翻了！

5月份，蒋介石任命其特务处长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据汉口的报纸报道：杨、陈时常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亦曾收到过匿名恐吓信，每日只能深居简出，避免社交。

美国记者希恩在其回忆录里写道：“他的住宅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这幢住宅从建造以来，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在监视之下），这使他心情十分紧张，他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为这个城市无处没有蒋介石的士兵，他们转眼就能把他抓走。如果被他们抓走，那就只有两条路：当财政部长，要不坐牢。”

宋子文从来就不是一个肯轻易就范的人，他的个性更使得他对蒋介石近乎胁迫的方式异常反感。然而，他的天平开始一点一点地倾向了蒋介石。

武汉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令宋子文不安；更令他不安的，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奉行的劳工政策——北伐时期，农会种种过激的行为；在武汉，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使得工厂大面积停业倒闭，生产停顿，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作为专注经济建设的专业人士，宋子文厌恶暴力，对社会失序有天然的恐惧和反感。他曾对希恩说：“我其实不是社会革命家。我不喜欢革命，也不相信革命。如果劳工政策吓得所有的商人和工厂主都闭店关门，我怎么能平衡预算或保持货币流通呢？”

随着宁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宋、蒋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7月上旬，宋子文返汉，给宋庆龄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信，称：“务请与子文、庸之（孔祥熙）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

让他心情更为复杂的，是蒋介石对他妹妹的追求。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宋子文当初如何竭力反对蒋追求宋美龄的故事，几乎闹得兄妹决裂。

政坛元老谭延闿充当了调节这桩家庭矛盾的“和事佬”。他在日记里记载道：“因宋美龄电邀西摩路赴宋母之约，抵彼，美龄迎于梯口，称有事奉托。入室，宋母以美龄将嫁介石事见告，并称不料子文反对，托为劝解。继呼子文来，同至另室详询经过，当婉劝以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再四譬解，始得完成使命而归。”

8月，蒋介石迫于党内压力下野，随即东渡日本，全力向宋美龄展开求婚。9月，宋子文以探望母亲的名义离开上海去日本。临行前，他向新闻界表示：希望“国民党内从前对峙及不兼容之分子”统一起来，“产生团结及有秩序之党和政府”。等10月21日，宋子文携新婚夫人乘“长崎丸”号轮返回上海时，消息灵通的《申报》已放出消息：宋子文来沪，是专为11月的蒋宋婚礼做筹备的。

12月1日，在上海大华饭店里举办的结婚仪式上，众宾客中，作为女方主婚人的宋子文挽着美丽的新娘，把宋美龄的手交给了蒋介石。在操办这桩轰动上海滩乃至当时中国政坛的婚事时，宋子文是出了大力的。

再一次，宋子文成了人们眼中炙手可热的当朝“国舅”。

和蒋的姻亲关系，使得人们对宋子文之后的政治前途做出各种因果推断。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正是因为蒋宋联姻，使得宋子文得到蒋的认同，请他出任南京政府财长一职；另有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正是因为当初对“中美合璧”的反对，使得兄妹交恶，宋子文也始终难以得到蒋的好感。

宋子文研究的权威、复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对这一类说法不以为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在当时的政坛上，他们首先都是社会角色。我们也很难想象，假定宋美龄或者宋老夫人拒绝这门亲事，蒋介石会因此而迁怒宋子文，永不起用他来理财。”

“离开了宋子文本人的诸多条件，他决计成不了‘宋子文’，而只会是他的弟弟宋子良，甚至是从未涉足政坛的宋子安。”

1928年1月3日，宋子文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原部长孙科调任为新设立的建设部部长。4天后，他在就职通电中称：“子文自国民政府成立，奉命承乏财政，期竭所学，服务党国。去岁四月宁汉分立，暂卸任肩，于党国纠纷，民生疾苦，徒懔匹夫之责，愧乏涓埃之助。今承政府之命，续长财政，重以北伐正值进行，又际旧历年关，筹饷安民，两不容缓，财政自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各方及各同志复再三敦促，万不获己，只得暂时担任，勉力维持，以期毋负党国。”

对宋子文而言，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如何处理好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成为他无法回避的难题了。他把自己的个人前程与命运，和蒋介石紧紧绑在了一起。

自由主义的“背叛者”？

“某种主义，是一个X，不是一定的。”

在1930年代一次就经济问题的演讲中，宋子文把“主义”比作“X”，即数学里的变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其他任何新发明的主义，“只要这个国家认为适宜，是可自由选择的，将来也是可以改变的”。

早年留学哈佛时，年轻的宋子文受熏陶和浸润的是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思想：主张市场自由竞争，国家政权不直接介入社会生产和流通。

回国进入政坛后，这位欧美派思想已发生明显的转向。在效力广东革命政权时，他提出在工商实业诸方面，“政府本居主动地位”，对于衰败的实业，政府“任提倡维护之责，谋挽回补救之方”。他提出三种实业类型：商民自办，政府与商民合办，政府创办，究竟如何，则“视事业之性质与资力而定”。

事实上，国民党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源自孙中山。他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的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作为孙氏的继承人，蒋介石和其南京国民政府坚定地推行计划经济模式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

在为南京政府理财的过程中，宋子文也关注着如何有效地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他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他叹服于苏联在20年代末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并将其成功归结为“其最高经济委员会管理及支配全国一切生产力。五年计划之伟大程序，将使苏俄成一完全工业化之国家”。

宋子文认为，德国法西斯和苏联在经济上的极度成功证明，在经历大规模的战乱后，中央政府必须对发展经济有统一的规划。1933年，在他的提议下，一个职能类似于苏联的“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它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蒋是该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出任该委员会的副院长，也是该委员会的发起人和实际负责人。

当年春夏，宋子文以财长身份出席华盛顿经济讨论会和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在4个月的旅行中，他仔细考察了当时欧美各国政府为摆脱经济危机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及其成效，对当时被奉为“政府干预经济”典范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非常推崇。之后他得出结论：由国家政权直接统制经济，是卓有成效的途径。

事实上，这也是20年代末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开始逐渐风行的经济学派。

8月回国后，他多次公开鼓吹欧美等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政策。在上海各界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他发表演讲，盛赞罗斯福在解决经济危机恐慌上的举措——“一切事业，私人尽不得任意干涉，而政府则实行干涉主义，资本家不准开除工人，工人亦不得无故罢工。”

这种由政府干预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思想，主导了宋子文后来的金融财政和产业政策，也是尔后国民政府相关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在他的推动下，1933年9月底，全国经济委员会经改组后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权力扩大，成为统制经济的最高机构。

1935年起，除了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扩大对农产品统制范围外，由资源委员会实行对重要矿产统制并直接经管重工业；另由“中中交农”四行独享法币发行权、实行金融统制；再经由政府金融机构及所控制的商业行庄，对社会生产流通主要部门进行控制。

一场别无选择的“国进民退”

1935前后，一场普遍的“国进民退”使得宋子文成为强悍的“官僚资本”的代言人。在1949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上，在如今各种为民族资本家所作的传记里，他都被描绘成一个巧取豪夺、欺压、吞并民族资本的不光彩角色。

二三十年代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把原本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中国也牵扯进来。为挽救美国经济危机，罗斯福的“新政”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让美元贬值的政策，并在全球范围高价收购白银。

国内白银大量外流，使刚刚完成“废两改元”不足两年的中国银本位货币岌岌可危，市场上人心恐慌，京津等大城市相继出现白银挤兑风潮，许多银行、中小钱庄停业或倒闭。由于银根紧缩，物价跌落，商业萧条，工厂倒闭，仅上海一地1935年就有14家银行停业，9家钱庄倒闭；工厂倒闭共达238家；改组有839家。

白银涨价，还造成中国对主要西方国家货币汇率上涨，刺激进口，而同期出口则明显下降。1935年中国主要商品生丝、茶叶等出口货值比1929年减少65%左右。

金融工商业界一片恐慌，他们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出面“救市”。

1935年3月，宋、孔、蒋三人在汉口密商，决定抓住金融界、实业界要求国民政府出面扭转金融恐慌状态的迫切愿望，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强行增持官股至50%，把这两家实力最雄厚、最难驾驭的金融机构收归“国营”。同时，将执掌中国银行18年之久、被誉为“中国金融业之父”的老金融家张嘉璈“逐出”中国银行，由宋子文出任董事长。

胳膊拧不过大腿，张嘉璈万般无奈下接过了蒋送过来的“官帽”，出任央行副总裁，后来又担任过铁道部部长等官职。除张外，吴鼎昌、钱永铭等一批中国早期最杰出、最具有创业精神的银行家们在前途无望后，纷纷进入官僚体系。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国有化”，被视作国有资本入侵民营资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然而，公允地说，孔宋蒋三人强推的中国银行“国有化”有其合法性。中银的前身为大清的户部银行，后来又是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自其创办之始，就写明“官商各占股份50%”。只是从清末到北洋时期，中央权力式微，大部分股权落在了银行和商股手里，官股所占的比例极少。

另一方面，中国银行利用政府银行的“身份”享受到了很多特权——官款的存、汇业务，代理政府的委托发债等业务，并凭借政府信用承揽了很多生意。这些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现在国家有困难，那当然要你来解围了。

在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宋子文掌控的中国银行通过“救市”，入主民营金融业，收购了一批陷入危机的知名民营企业，其中包括广东银行，简氏家族的南洋烟草、荣家的申新公司，扩展到轻工业的各领域： 卷烟、面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历史的真相，远比这幅“官僚资本主义仗势侵吞，民营资本家苦苦挣扎”的哈哈镜要复杂、混沌得多。

以广东银行为例，其原为侨商银行，董事、股东大多为港澳巨商。后因世界经济不景气，亏损至巨，1935年9月宣告停业。次年，宋子文对其进行改组清理，由其弟宋子安出任董事长，控制人事和业务大权。1936年9月4日，改组后广东银行重新开张。

上海金融界有一个老规矩：行庄新开张，有交情的同行须于当日存入钱款以示相助，庆贺和支持。广东银行重新开张当日，沪上多家银行纷纷送来存款，钱款数字之巨，仍让有心理准备的员工们目瞪口呆。短短数日，广东银行共收入存款1300余万元，其中来自中国银行300万元。后来，中国银行又允许广东银行透支使用这笔存款，以150万元为上限，仅取息2厘，只及其他银行利息的一半。有了这笔低息巨额存款，广东银行得以大胆主动地展开各项业务，直到数年后根基已固，才由沪行将款还清。

显然，没有宋子文的身份和人脉，广东银行的重振会困难得多；这些商业银行的股东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选择了攀附宋子文这棵“大树”。

该指责谁呢？是“目光短浅”的民营资本？是“趁人之危”的国家资本？还是代表“国家资本主义”意志的宋子文呢？

“这不是善与恶的问题，也不是宋子文或者中国银行贪婪的问题。”吴景平否认了记者的看法：“我们评判这样的现象，要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站在股东和投资人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市场买卖的问题。这些确实都是很优质的民营企业，当时资金链出了问题，股价大跌，这就是收购它们的良好时机。而在当时，借款是很难的事情。”

“我认为，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国民政府的介入是正确的。当时很多钱庄、银行、企业都倒闭，如果处理不好，失业问题、债权和储户问题，就会变成不可收拾的社会矛盾。政府当时是想挽救经济局面，用有效的手段尽快解决这些企业的问题。”

内忧外患之中，三四十年代中国并没有实现自由市场的历史条件：经济危机，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即使是在西方世界，广泛的经济危机、二次大战，也使得政府干预经济成为一种主流。

来自哈佛的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朵小花，在宋子文年轻的心中微微拨动过，却不曾找到在中国培植生根的土壤。自从迈入国家机器后，宋子文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意志”、“统制经济”、“中央集权”的执行者和代言人。

短暂的民营工商业繁荣时期已过去，他们从没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流，只是一个短暂音符。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大舅子、妹夫、姐夫——“政治人”的亲情恩怨

对蒋介石来说，用宋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本事大、脾气也很大的大舅子。宋子文也没有喜欢过这个脾气暴躁、喜欢“武人干政”的小妹夫。公事公办之外，两家人私下也甚少来往。

和惯常以为的“四大家族”铁板一块相反，在蒋宋二十多年的合作中，充斥着无休止的冲突、争吵与撕扯，以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彼此容忍和妥协的疼痛感。

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和蒋宋二人都有长期、深入的交往。他曾说：“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排斥的力量，两人的性格都很强，似乎双方都感到难以同对方顺利合作，彼此之间的分歧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哈佛留学多年的宋子文，不仅力图在中国实践西方的财政经济理论，而且对西方的民主政体十分向往，这是他热情投入国民革命时所抱有的初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之前一直忙于当军需官的宋子文开始倡导“预算问题”。

他一直向往能按欧美“三权分立”原则建立预算制。他曾说：“考各国预算制度，恒经过立法、司法、行政三层程序。由行政机关编制预算，由立法机关决定预算，由审计机关考核预算。”

尽管仍在“训政”期间，在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支持下，宋子文还是设法建立了由“立法院-监察院审计部-财政部-国民政府主计处”所构成的预算制度，这多少对最高决策层带来某种制约。宋子文试图贯彻一条原则——“非经预算委员会核准，不能支付；非经审计院核准，不能支销。”

金融、实业界也把宋子文视作他们在国民政府内部的主要“代言人”。他讲债信、养税源，愿意与企业家们对话，并为他们争取在政府中的话语权。1928年6月，在宋氏主持下的全国经济会议，邀请了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金融、实业界上层人士和经济专家参与。1932年，他在上海总会组织了一次反内战的会议，想联合资本家们一起反对蒋介石的政策。1933年，他力图让上海的资本家参与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

然而，从1930年起，随着蒋介石打击地方实力派的“中原大战”、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宋子文所确立的预算主张，和委员长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需求，矛盾日益激化。他平衡预算的努力一再受挫，1929、1932年曾两次以“辞职”来表达不满。

1933年，宋子文成功出访欧美，走上外交舞台。正当个人社会声誉达到顶点之时，突然辞去财长、央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令朝野各界一片哗然，成为史学界的一个谜团。

2008年，吴景平和胡佛研究院学者郭岱君整理出版的一批档案，公开了宋子文当时托宋美龄带给蒋的辞职信，内称自己为国尽力，“惟是军费无法应付，复赖发公债度日”，如继续在任，“终必陷政府、陷吾兄、陷自己于不可收拾之状态。”

1932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军费开支增大。南京政府无法按期对内债还本付息，宋子文硬着头皮亲赴上海协商。为“共赴国难”，金融和实业界答应对国民政府各项债券延期展本的主张——延长偿还期，并降低利息率。顺利整理政府债券后，宋子文也以个人名誉信誓旦旦：只要自己在任，“政府不再向各商业团体举债为内战及政费。”

1933年日本进犯热河，宋子文再发行爱国债券2000万。因为是以“巩固国防之用”的名义，宋子文依然得到了北平、天津银行界的谅解和支持。

然而，当年8月底，宋子文返国后发现，在他出访欧美期间，政府向各银行的垫借款已达6000万元，中央银行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再加上蒋介石继续增加军费的要求，宋子文不得不发行总额高达1亿元的关库债券。

这就把宋子文推到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他无法再次食言，开口向金融业界、工商界要钱了。为了言行一致，他只有辞职下台。有新闻记者问他是不是因健康关系辞职，他回答说，“本人素少疾病，出国归来，更硕健如牛，此次辞职完全因才力不足”，把自己与蒋的矛盾公开化，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宋的这次辞职，南京方面惊人地沉默——国民政府没有发电挽留，也没有党政大员公开出面挽劝。他的下野，还让孔祥熙成了最大的赢家——除财长、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连宋子文兼任的水利、航空等委员之职，都被孔悉数取代。

宋和大姐夫孔祥熙素来不和。人称“哈哈孔”的孔祥熙虽然也曾留学美国，但为人圆滑中庸，和宋子文作风迥异。他在很多问题上对蒋介石惟命是听，哪怕只是表面上的。

蒋介石和孔家关系非常之好。从蒋的日记看，他经常到孔家去吃饭、休息、参加家宴，提到宋蔼龄是一口一个“大姐”，对其子女也关爱有加，提到他们的成长、结婚就满肚子高兴。但他却甚少提起和宋子文一家人之间的走动往来，一付“公事公办”的态度，有时还在日记里大骂宋子文。

然而，也有自己主张的孔祥熙接任财长之职不久，蒋介石也开始对他不满了，认为财政部还是不听自己的话。1935年，蒋介石干脆自办中国农民银行，直接解决军费问题。结果，连孔祥熙都急了，对蒋提出：农行发出去这么多债，是不符合规定的。

“所以，这种矛盾是超越个性以及个人恩怨的。”吴景平分析说。“在蒋介石的位子上，决定了他必须要求不断地突破预算去实现‘统一中国’的政治目标——打地方实力派、打日本人和剿共。这靠常规的资源途径是满足不了的。在宋的位子上，决定了他必须严格控制预算来维护经济的正常运转。”

吴景平将之归结为国民党内部体制的问题。蒋介石掌控军队，一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抗战期间，兼任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主席。然而，官员们为行政、财务方面的事请示他，都称呼他为“蒋委员长”，或者“委座”，没有人称呼他为“蒋院长”或“蒋主席”的——“这说明他的权力和权威来自于对军队的控制。凭这个，大家都得听他的。”

在长期的摩擦冲突中，心气高傲的宋子文也学着妥协了。1934年，在愤而辞职10年后，两人在“史迪威”事件上再起争执。侍卫和秘书先是听到屋内两人激烈的争吵声，接着传出摔杯子的声音，紧接着看到宋子文气呼呼地出来，摔门而去。侍从官在当天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觏之事。”一时震动重庆官场高层，各驻华领馆纷纷向本国密报有关宋“坐冷板凳”的新动向。

在吴国桢的建议下，宋子文最终写了一封悔过书，向蒋介石低头认错。书信里，他自承“咎戾诚多，痛悔何及”，阐述与蒋的关系“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

这封情深意切的悔过信打动了一直以“克己修身”安身立命之本的蒋介石。圣诞节前夕，他终于在孔祥熙的寓所接见了已被冷落两月之久的宋子文。当年年末的日记里，他自省道，“暴戾傲慢之气，仍未能减除”，对宋子文等“各种行态，尤为粗暴失态”，“虽子文、辞修之骄横跋扈，自应斥责……乃不责己而责人，是为本年最大之羞惭。”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随后避居奉化溪口老家。当时已经避居香港的宋子文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继续为“中华民国”的存亡、抵御中共进一步的进攻奔波劳苦、出谋划策。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如此说：“当蒋先生在台上的时候，TV宋也许有许多地方不能同意，甚至反对他；但蒋先生下台后，TV宋却绝对支持他。在TV宋的脑子里，假定中国要反共，即非蒋先生来领导不可。”

一个是“我们的领袖只能是你，虽然你有很多坏脾气，我不得不忍受你”。一个是“我只能用你，但说实话，我不喜欢你这脾气”。

当时的财政部美国顾问杨格曾说：“蒋宋没有很好地合作，是中国的悲剧。”“事实上，以二人之嫌隙，能合作到这般地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吴景平说。

1944年抗战胜利在望后，在各种内忧外患下，蒋介石决定再次放下个人芥蒂，请宋子文“出山”。他也接受了宋子文提出来的苛刻条件，要求孔祥熙和自己一道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之职。至此，他把扭转经济局面的大权全然交托到宋子文的掌心里。

但此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二三十年代已完全不同了。

无力“补天”

通货膨胀问题，还是通货膨胀问题。

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上，宋子文作报告，把当前“最困难的问题”归结为“物价问题”。对此，他信心满满宣称：“本人敢说，抑制物价的武器已经在握，对于解决目前经济的方案，已经有端绪……此后经济上已经没有危险性，只须设法能够早些成功。”

宋子文财经金融“新政”的核心内容是——金融市场化和外汇市场化：通过开放金融市场，稳定币值，重建统一的经济体系，恢复经济活力。而他手里所掌握的黄金和美国布匹，是解决物价问题的重要武器——通过抛售黄金来回笼一部分法币，以遏制当时已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由此求得物价稳定。

外汇市场开放之初，国共两党正在和谈，社会各界对和平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外汇市场比较稳定，再加上黄金配售，外汇、黄金市场维持了3到4个月的平稳局面，官价和黑市相去不远。

到1946年7月，随着马歇尔调停的失败，大规模的内战爆发，物质消耗激增，物价猛涨，而外汇官价依旧，导致“不尽洋货滚滚来”，外汇基金濒于枯竭。在此情形下，宋子文仓促变更政策，以出口补助、对进口商品征收附加税的方式来改变贸易逆差的状况。这让美国非常不满，指责中国实行倾销，扬言要进行关税“报复”。最后，蒋介石不得不亲自主持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将宋之前推行的外汇外贸政策悉数推翻。

外汇政策的变动，给一直在涨的金价造成连锁反应——人们开始抢购黄金。到1947年2月8日和15日，宋子文不得不下令紧急停止暗售和明售黄金。这在已恐慌一片的市场上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黄金、美钞的黑市价格失控狂涨，法币猛跌。2月10日、11日，物价平均上涨80%，有些物品的涨幅高达200%。在上海和其他几个城市，接连几天大米有价无市，不少店家惜售待涨，发生了市民围攻、哄抢米店的群体事件。

这段史上著名的“二月黄金风潮”，标志着宋子文的黄金政策乃至整个稳定金融方针破产。他遭到朝野各方猛烈的抨击与指责。随后，中央及上海多个金融调查机构对黄金风潮进行“彻查”。

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这一年间，由于宋子文推行的金融开放政策，国民政府耗去大量的外汇和黄金储备，共动用40166.3万美元、1763.6万英镑、2787.5万港币。央行共抛售黄金353万两，用掉库存黄金的60％。

此时，被他“挤”走的的孔祥熙幸灾乐祸地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客观地说，宋子文对当时国内经济局势的判断是没有错的，但是，当通货膨胀完全失控，人们对政府的经济控制能力产生怀疑时，市面就会出现对外汇、黄金的异常需求。政府必然会捉襟见肘、无法应付。

最为要命的是，正当国民经济复苏之际，从1946年下半年大规模的内战爆发，使得国民政府从常态体制转向战时体制。军费剧增、国库超支，再加上各项贷款和救济，都逼得国民政府只能开动印钞机予以应对。1946年初，法币月增发一千多亿，而到1947年4月，月增发额已超过1万亿。

通胀“源头”的洪水滚滚而来，所有遏制物价上涨的方案都无济于事。纵使宋子文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了。

宋子文的“独断”做派，也让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非常不满。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大权独揽了整个敌伪产业和物资的接受处理大权，全力扶植他控制下的资源委员会和中纺公司，并一切政策明显倾向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不让CC系、政学系有染指的可能。

他极力扶植大国企“与民争利”的产业政策，也使曾对他抱有期望的工商实业界失望。抗战胜利之初，正值纺织业的黄金时期，荣氏家族、裕达华纺织公司等曾以同业公会的名义，请求政府将敌伪纱厂之纱锭设备分配赔偿给各民营厂商。宋子文发表书面讲话，直截了当地表示：与其让少数私家富豪购入敌伪纱厂而经营发财，还不如让国家来赚这个钱。

这不过是宋氏“统制经济”思想的体现。更迫切的是，他需要为国民政府战后的财政困难找到资金来源——当时，纺织业的行业利润高达100%以上。

中纺公司借助各个重要环节的特殊待遇很快占据了垄断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工商业资本的普遍凋敝：在成都，工业企业1946年上半年便倒闭了三分之二，收复区的民营工厂大部分濒临破产；1946年6月至10月，上海工厂倒闭了1600余家，工业产量仅为战前的1/4。

客观地说，中纺也起过一些平抑物价的作用。但是，它有着所有垄断型大国企的“通病”——效率低下、管理混乱、舞弊现象严重。在物价飞涨、公务员普遍生活水平下降之时，中纺员工享受着“超额利润”：一个底薪为400元的中纺职员，每个月可支取实薪48万，远远高于其他单位公务员的待遇。

围绕着中纺公司问题，孙科为首的立法院发起了针对宋子文的严厉质询——他们要求他就中纺的高额利润分配、员工的高薪待遇问题等做出解释。然而，宋子文并没有在1946年6月8日的例会上如期出现。这让立法委员们极为愤慨，继续就宋子文领导下的行政院有关政策进行全面的质疑。

对利益和权力分配不满的CC系、政学系也在舆论上发起攻势。从1946年7月开始，CC控制下的《申报》就中央银行对金融、黄金、物价涨跌等方面的管控和影响不断做文章，把矛头指向“财政和金融当局”的实际把控人——宋子文。

在所有“倒宋”的声音中，最铿锵有力的是著名历史学家、时任政府参议员、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傅人称“傅大炮”，疾恶如仇、脾气暴烈，是蒋介石所敬重的学界领袖，是“唯一敢在老蒋面前跷二郎腿的人”。1938年，正是在他在国民财政大会上坚持不懈地弹劾、调查和炮轰下，把孔祥熙赶下了台。期间，连蒋介石亲自出面为孔说情，他都没有买过账。

傅斯年的系列“倒宋”檄文以《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为首篇，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官商不分的“公域”，到“行事做派”、身上的“中国文化”的私域，甚至列举到请客、夹菜种种“不敬”的细碎往事，对宋的“最荒谬之点”进行攻击。总之，为了“中国将来之命运”，“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随后又提出必须铲除孔宋的“豪门资本”，建议国民政府征用两家财产。

以傅斯年的社会威望、文章的犀利痛快，一时间在京沪官场、工商界和知识界引起轰动，广为流传。在媒体舆论、立法院、参政院的一片炮轰猛击下，宋子文“走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947年3月1日立法院临时会议上，宋子文做报告时情绪激动： 从担当职务以来，一切尽心力而为，政策上可能有失误，但“在良心方面，觉得绝对对得起国家民族”。谈到某报指控他所行的各种政策都是买办行径，他以讥诮的口吻反问道：那我过去所行的关税自主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否也是买办行为呢？

随后，他称自己的辞职已获批准，拒绝答复各立法委员所提的各项质询，“连经济都办不好，哪有余力弄政治”。《申报》记者记录下了他退出会场的神情——“步履艰迟，由左右扶等车厢，面部疲惫之态，若大病初愈。”

有心炼石，无力补天。事到如今，他成为朝野各方发泄对现状种种不满的对象。连一直与他有嫌隙的妹妹宋美龄也对司徒雷登感慨道：“他们把我哥哥当替罪羊了！”

宋子文下台后，蒋介石请出了老金融家张嘉璈任中央银行行长，实际负责财政金融政策。他抛弃了宋的一切政策，采取了严格的外汇限额分配办法，停止抛售黄金，但是由此不得不发行更多的法币，导致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上涨速度更快。以后，他又希望借助发行美金库券、公债，实施新外汇贸易和房金融管理。终究，还是无法挽回财政金融和经济的崩溃。

寓公生涯

下台不久，1947年，宋子文被委任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在主持粤政时期，他提出一个“救市”方案——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机构，由实业、金融人士组成的智囊团，为挽救局势采取行动。

除了广揽李济琛等当地实力人物，他在广东整理财政金融、恢复发展实业。在他的励精图治下，广东省内的工业比抗战胜利初期有很大的发展。

宋子文希图通过重建广东，使之成为国民党抵御中共的一个堡垒。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他的新起点将是广东，历史上革命通常是从那里开始的，并逐步推广到附近省份。

然而，他又一次无力“补天”了。在辽沈战役中，国军土崩瓦解。1949年1月，意识到大势已去的宋子文向蒋介石递交了辞呈。在之后避居香港的几个月里，他和被迫再次下野、避居奉化溪口老家的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继续为“中华民国”的存亡、抵御中共进一步的进攻奔波劳苦、出谋划策。

当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说明，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系统”进行谴责。28日，宋子文被中共列为“必须立即动手逮捕”的“最主要的”内战罪犯名单上第二位，在蒋介石之后。

6月，宋子文飞离香港，经曼谷、巴黎抵达美国，从此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纽约的寓所。他每日深居简出，偶尔与大陆时代的几个故旧相聚，打牌消磨时光。再未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任何职务。1953年，在蒋介石批准的开除国民党党籍名单上，长期滞留美国不归的孔祥熙与宋子文分列前两名。

遭受重大挫败的蒋介石失望于国民党内部党、政、军干部的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决定在一个“单纯环境”里进行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他基本弃用了大陆时期的党政军大员。

1958年12月，宋子文罕见地在香港逗留了二十来日。敏感的香港媒体刊登出关于他将重返政治舞台的猜测。他随后举办了面向新闻界的西餐招待会，宣称自己只是为了看朋友、度圣诞，“我已是望七之人了，和政治生活已隔开太久了，不准备搞了。”据在场者描述，他显得“苍老、瘦削，头发已半白”，同当年那位神采飞扬、气势逼人的“T.V.Song”相比，判若两人。

晚年的宋子文以含饴弄孙为乐。在大女儿琼颐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讲以前的事，也不和他们讨论政务要事，“我们都能理解他，尽量不给他添加麻烦，我们也不想多问。”

1971年4月25日晚7时，宋子文在一位朋友家进晚宴，一块食物进了气管，忽然摔倒，当场停止了呼吸，终年77岁。

此时，基辛格秘密访华事宜的协商谈判正在进行中。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这是加快中美建交进程的天赐良机，他随后向宋家三姐妹发出赴纽约参加葬礼的邀请。彼时，宋庆龄在北京，担任新中国国家副主席；宋美龄在台湾，还是“总统”夫人；宋蔼龄已定居美国。

大陆方面回复美方说宋庆龄将接受邀请，但因中美尚未建交，赴美的事，要看能否包到飞机；宋美龄也同意来美，并很快飞到夏威夷，计划随后前往纽约；宋蔼龄也决定参加葬礼。

蒋介石得知宋庆龄将赴美后，立即给停留在夏威夷的宋美龄拍发急电，指示“勿入中共统战圈套”。宋美龄于是滞留夏威夷。随后，宋家也接到宋蔼龄临时取消出席葬礼的电话。

错愕中的尼克松不知该如何是好，命人电告蒋，声称：宋子文的葬礼是宋家自己的私事，与大陆和中共都没有关系，希望宋美龄能应邀出席葬礼。但，宋美龄仍无登机的动向。

就在葬礼前一天，大陆方面也给美方来电，称：由于租不到包机，宋庆龄无法赴美。尼克松赶紧通知霭龄和美龄。但是，宋美龄在与蒋介石商议后，觉得此事仍有政治圈套的可能。而宋蔼龄一直犹豫不决，直到举行葬礼的当天上午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为了等候宋家最后一位可能前来的亲属，宋子文的葬礼改在下午举行。直到最后一刻，宋家三姐妹的身影也没有出现。政治上的分歧，使得这个显赫的家族依然承受着亲情撕扯的苦痛。

最终，除了宋妻张乐怡和他们的子女，出席葬礼的家庭成员只有二弟宋子良。

（徐琳玲）

探寻贪腐之谜——历史灰雾中的“宋家王朝”

1917年7月，宋子文和宋美龄从美国回国后，宋氏全家团聚，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491号家中合影，这也是迄今为止所见唯一的一张宋氏全家照。前排为宋子安，第二排左起为宋蔼龄、宋子文、宋庆龄；第三排左起为宋子良、宋耀如、倪桂珍、宋美龄（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

“宋家一直是生活在‘大贪官’的阴影下。”宋曹琍璇轻轻地叹了口气。2011年秋，作为蒋宋家族的代表，她受邀出席复旦大学举办的近代史研讨会。

宋曹琍璇是宋子安之子宋仲虎的夫人，干练、充满活力。她也是美国湾区很有影响力的华人社会活动家。近年来，她一直努力推动蒋、宋历史档案在两岸三地的解密、出版和研究。

“我觉得这就是上帝对我的使命和呼召——让那段历史的真相大白天下。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也希望这能给今天的中国社会带来一些有意义的历史教训。”

1985年，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一书。这是关于宋氏家族最知名、也最具争议性的一本书。这位畅销书作家以爆料的方式书写了宋氏家族的兴衰史。它的中文译本首页中这样写道：“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该书一经出版，宋子文的遗产执行人威廉姆·约曼就致信西格雷夫提出抗议，宋美龄曾撰写专文反驳，多位台湾学者联名在美国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反击。

这反而替西格雷夫做了最好的宣传。在质疑声的刺激下，《宋家王朝》一书销量大增，数月不衰。

宋子文离开官邸准备坐车外出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

传说中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历史真相的探寻要从流言和传说开始。

蒋介石兵败大陆后，宋子文一家定居美国。当时台湾、美国有一种传闻——孔、宋两家把大笔资产转到美国。1950年，《华盛顿明星晚报》专栏作家布朗在一篇反对美国援助台湾的文章中，援用“美国官方确切可靠的统计”，说孔宋二人在美的银行存款达5亿美元之多。

于是，台、港两地新闻媒体就这两家究竟有多少资产，该不该向台湾政府“捐产”、捐多少热热闹闹地讨论了一番。甚至要求政府立即将二人从海外召回，予以说明。

2008年3月12日，宋子文长外孙冯英祥代表母亲把宋子文的第三批档案保存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共两千多份文件，内容包括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时的日记，与英美政府高层的通讯函电，与蒋介石、宋美龄之间的中英文电报，其中还有他在1940年代至1971年去世期间亲笔所写的财务记录和与律师往来函件。

在宋子文留下的文件中，有3份他用钢笔记载的个人资产统计，时间分别是1940年5月26日、1943年7月19日、1968年3月30日，其中1968年3月30日统计的宋名下的资产合计为1，349，299美元，夫人张乐怡名下的资产为1，125，986美元。

宋子文亲笔记载的个人资产统计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

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纽约州政府曾组织过一个对他的经济状况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加上房产等变卖，他的总资产达800万美元，扣除两百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遗留给张乐怡的遗产为五百多万美元.

按这个财产数额来衡量，宋子文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要说全球范围，即便在中国，也算不上是巨富。这些目前已公开的宋子文的遗嘱是法律性文件，不应有伪。当然，这些文件是宋氏家族提供的，可能有取舍。

此外，档案还显示，宋子文对自己持有股票的市价波动情况非常敏感，经常记录涨跌的具体数字。冯英翰是宋子文最疼爱的外孙，在他儿时记忆中，外祖父常仔细研究报纸刊登的股市信息，每天晚上要等到外祖父看完新闻后，全家才一起吃晚饭。

宋子文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可以从侧面说明他并非巨富。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曝出的美元公债舞弊案、黄金加价案传到美国，引起美国舆论的不满。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宋子文参与了抗战期间美国对华大量财经援助的游说和谈判，他有可能将这些财经援助转换为个人与家族利益。

宋子文研究权威吴景平教授认为，这条贪污的路径可能性很小。一则美国人在监督，与宋不和的财长兼央行行长孔祥熙也在监督。二则，宋子文只负责借钱，并不经手具体的钱款，宋要从中贪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宋子文家族图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

一个佐证是近几年对外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在日记中，蒋介石对高层贪腐人员经常指名道姓，破口大骂，譬如孔祥熙。虽然他也在日记中经常大骂宋子文，说他专横、独裁、有野心，但是从来没有指责过宋有贪腐行为。

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系学者戴鸿超就宋的贪腐疑云做过研究。他谈到那些有关宋家财富的传说，总结说：第一，一人先述己见，另人传之，三人继之，流传下来。这以美方文字最为明显：先有专栏作家说自己的听闻，结果经书籍的采用，似乎成了定论，比如所谓宋子文是1940年代最富有之人；第二，各文字中未说出可以查对的第一人称的证词，而中方文字也大多缺乏确切的数据，仅用推断。

事实上，关于《宋家王朝》里提到宋子文是1940年代最富有的人，作者西格雷夫也在注释里说明，这条是日本在战时制造的谣言。

不过，吸引眼球、耸人听闻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宋耀如给在美国留学的宋子文的签名照（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

至今查无实据的“豪门资本”

那么，宋子文留在大陆的私产又有多少呢？

《金陵春梦》和《宋家王朝》都曾引用过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胡汉民的一句话。传闻1931年两广起义之时，胡汉民被蒋介石扣于南京汤山，他指责宋子文，说其“一穷措大耳，任财长以来，富埓王侯”。

这与事实有出入。早在子女和政治有关涉之前，宋家就已是一殷实富户了。宋子文之父宋耀如，人称“印圣经的宋查理”，幼年闯荡美国，在美国接受教会教育。1886年北卡罗来纳州教会派遣回国传教，几年后辞去神职转而经营工商业，他曾入股经营著名的华美书馆，并在中国出版发行中文圣经及宗教书籍。他还和人合办上海面粉公司，投资香烟、棉纺等行业，也进口机器设备。

后来，宋耀如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兴中会，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主要资助人。等宋家子女陆续步入政坛，能用于致富的资源和人脉远甚于父亲宋耀如这一代。宋家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家族成员所经营和控制的企业，即所谓的“官僚资本”。

1947年末1948年初，宋子文以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身份访问香港，检阅英国仪仗队（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

1933年，宋子文因军费问题和蒋介石发生矛盾，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下海经商”。他曾和张嘉璈亲口说，他要做“中国的摩根”。他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广东银行都有个人股份。

建设银公司是一家背景和成立目的都非常特殊的公司，其股份大部分为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13家银行所有，宋子文和一些国民党高层是其股东，的确也由此享受过“官办商行”的高额利润。

在1946到1947年，朝野各方发起“倒宋”大潮后，为了挽回个人影响，宋子文1947年9月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把拥有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全部股权，约合法币5000亿元捐给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三兄弟共有的财产，以帮助解决政府面临的经济危机。

1949年后，广东银行在海外继续经营。学者吴景平查找过有关广东银行的资料，他认为，目前从未有确切证据查实国家资产流失到广东银行，也没有证据说明宋子文转移了国家资产。宋家原来持有南洋兄弟烟草的股份是以广东银行和中国银行持有的方式，而非个人持有的方式。

胡佛研究所的郭岱君博士是研究宋子文的学者，她谈到自己在2006年参加的一次国际会议。会上有一位美国学者说自己非常认真地在找宋子文贪污的证据，没找到。他说他希望学者提出证据，但是到今天都没有人提出来。

官商体制的“合法”得利者

无论有多荒诞与夸大，每一个流言都带有现实的投射。

在记者查寻宋家所涉及的企业的历史资料里，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以其特殊“身份”享受的特权和好处。

1947年，宋子文在舆论压力下把自己在中国建设银公司（简称“银公司”）的全部股份捐给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这家由宋子文在1934年筹建的公司，一直被外界视为宋家控制下的官商企业的典范。

虽然对外宣称是“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但银公司是一家非常“特殊”的金融公司，它的筹建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和财政部的支持。其大股东是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13家国内银行，小股东则是宋子文、孔祥熙在内的一大批政界要人和金融界头面人物。

宋子文所以采取这样“官商”合办的形式，一是为了绕开来自日本的多方阻扰，以民间的面目引进来自欧美国家的投资；另一方面，它又具备某种国家企业的信用和功能，可以提高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在抗战爆发前，银公司引进外资和投资完成诸条铁路的建设，并为吸引外资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模式。抗战爆发后，银公司又配合政府的需要，充当政府和国有银行之间的中介，对煤炭、电力、矿业等资源类企业进行投资。

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及与政府的关系，公司自创立之初就红红火火，资产由1934年的1260万元迅速扩张到1936年6月的11500万元。该公司1936年纯利190万，赢利相当于资本额的20%。

这当然也为股东们赚得了很多利润。

在1935年左右的经济危机中，大量民营银行、钱庄、工商企业破产、倒闭。宋子文入股了广东银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一批优质民营企业，其家族成员成为实际控制人。这些企业在收购后的“起死回生”，颇耐人寻味。

广东银行原为一家私人投资的侨商银行，1935年经营陷入困境。1936年，宋子文对倒闭的广东银行进行改组、清理后复业，由其弟宋子安出任董事长，控制了人事、业务大权。

宋子文的特殊身份和人脉，成为广东银行的宝贵资源。复业开张之日，就有一笔来自中国银行的300万元存款。中国银行允许广东银行透支使用这笔存款，以150万元为上限，仅取息2厘，只及其他银行利息的一半。有了这笔低息巨额存款，广东银行得以大胆主动地展开各项业务，直到数年后根基已固，才由沪行将款还清。

当时，宋子文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宋自己也说，在出任广东银行董事长前，他曾与中央、中国、建设银公司等银行机构接触，三大金融机构“荷允尽量帮忙”。这对该行“此后业务上之推进，资金之调拨，均有莫大之便利”。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扭亏为盈”，另有一番典型意义。

因为来自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这家中国最大的烟草公司在1930年代陷入了经营困境。自1932年起，南京国民政府对烟税实行二级税制，对由中国企业主要出品的低级烟征的税率高于英美烟草公司的高级烟。1934年，中国华商烟厂曾向政府请愿，迫切要求恢复以前的七级税率制，遭到了拒绝。

1937年3月，陷入经营困境的简氏家族和宋子文达成协议，以每股5元的价格出让公司的半数股票，并将“其余股份全部，连同股权”，也交由宋“自由支配及运用”。所购股权的70万由宋子安掌控的广东银行出资。

宋家进入南洋烟草的次月，财政部即宣布新的四级烟税制，高级烟比低级烟增加的百分比更大，因而对中国烟厂更为有利。当年6月，南京政府突然“关心”其进口纸烟的税率问题，宣布进口各级纸烟一律增税80%。

虽然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证明，宋子文收购南洋兄弟烟草才使得南京政府采取有利于保护中国工业的政策，但事实是，中国工商业界关于改变征税的请求之前一直无人理睬。

民国官员吴国桢在其口述回忆中，曾谈到孔宋模式与制度的互动。他说，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令，孔宋资本所做的一切确实没有问题，一切都是合法的，因为法令、政策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他长期兼营公私重职，而没有谨慎、明确地划分公私界限，这自然引起社会的质疑。”吴景平中肯地分析说。这就如同，如果今日美国的财政部长或者中国银行董事长，一边主掌财经大权，一边自己或者家人经营投资商业企业，人们如何厘清其中的公私利益呢？

宋子文本人也为这种自晚清以来的官商体制付出了代价。长期生活在各种指控他是“巨贪”的流言、传说和社会舆论里，他的心境十分苦闷，在美国深居简出，惟以儿孙绕膝为乐。

传道书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放在中国两百年历史语境里，此话别有深意。

（徐琳玲）

今日宋孔家族

散居在海外各地的孔宋后人，现在已摆脱大家族的束缚，活出了自己的天地

2000年在纽约第五大道孔家，香港商人李龙镳先生（左一）携夫人与孔令仪女士（左三）及丈夫黄雄盛（左四）合影(李龙镳)

2009年4月7日，宋氏家族三代后人在海南文昌故居寻根问祖，这是宋氏家族73年来首次回乡。图为宋子安次子宋仲虎的妻子宋曹琍璇(右三)和她的女儿宋元慈(右一)、儿子宋元孝(右二)，宋子文长女宋琼颐的儿子冯英祥(左三)及其两位儿子冯永康(左一)、冯永健(左二)等六位宋氏后人在故居前合影

宋子文与长女宋琼颐(图《宋子文与他的时代》)

宋氏家族长久以来被视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家族之一。

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字嘉树）担任传教士并且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母亲倪桂珍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后代。宋家与孔、孙、蒋家亦渊源深厚，宋子文的大姐宋霭龄为孔祥熙夫人，二姐宋庆龄为孙中山夫人，三妹宋美龄为蒋介石夫人。而宋子文的大弟宋子良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和总务司长、广东省政府委员，还担任过中央银行理事、交通银行常务理事，是宋子文在金融实业上的主要助手；小弟宋子安曾任国货银行、广东银行董事，较少参政。

宋孔家族的后人而今如何？海外出生的宋家第三四代

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有三个女儿：长女宋琼颐，次女宋曼颐，三女儿宋瑞颐。

1928年，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出生在上海，“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学习，我们没有到学校去，请老师在家里教，早上学英文，下午学中文。因为当时发生过小孩被绑架事件，我父亲觉得太危险，就让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时我们就在家里的园子里玩，出去时总有卫队陪着，所以我父亲也放心。”

宋琼颐回忆，在她小时候，最远到苏州，南京也去过，“母亲、妹妹一起，有秘书跟着，父亲坐飞机，我们也坐飞机。”

1937年，9岁的宋琼颐离开上海，先到香港，之后赴美求学。这以后，宋琼颐跟家庭的联系大部分通过写信，告诉万里之外的父母她在美国的生活与学习情况，“一开始我们住在美国加州，一年后我们去了华盛顿，后来我进了华盛顿的教会学校，我们在华盛顿和亲戚住在一起。当时，我的父母亲大部分的时间在重庆。”

大约在1948年、1949年前后，宋琼颐曾回过一趟中国，她依然记得，“在南京的路上driving jeep（开吉普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那时南京的路上车不多，而且路很宽”。那时她还不到开车的年龄，也没有驾照，她显然胆子不小。

“有趣”，是宋琼颐评价一件事情时很习惯的用词，她的言谈中常常是上海话夹杂英文，在出席公共场合时，妆容整齐，姿态雍容，在空档间也不忘让儿媳帮忙补搽口红。她还记得她从小就背过《长恨歌》，但是，里面的内容，她并不怎么记得了。

“我的父亲就喜欢看书，尤其是历史书；他偶尔到外面散散步。他年轻时在上海，有时到虹桥路骑骑马。在我小时候，父亲很少在家里跟我们谈及政治。他做的事，他从来不在家里谈。”宋琼颐这么说。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宋子文的三个女儿相继出嫁，并生儿育女。

1952年，24岁的宋琼颐嫁给了冯彦达，从那时开始，她被人们称为冯宋琼颐（Laurette Soong Feng）。冯彦达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郭彪的外孙，其父冯执正为宋子文青年时代的朋友，曾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驻荷兰阿姆斯特朗领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45年8月底起冯执正任驻墨西哥大使。

宋琼颐的长子冯英翰曾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冯彦达先是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其后在斯坦福大学取得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我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市场营销，后来他开始从事投资银行的工作，这使得他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在我的外祖父宋子文去世后，我父亲帮助宋子安打理位于美国三藩市的广东银行业务。2004年，我父亲因癌症去世，他葬在芬可利夫墓园。”冯英翰回忆。

而在宋子文的小弟宋子安的儿媳宋曹琍璇的记忆中，冯彦达总是“非常喜欢讲笑话，平易近人，看来书卷气重，很瘦。我每次见面都会问他，‘你为什么身材保持得这么好？’他说，‘我有独到之处’。Laurette告诉我，当她先生过世时，她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而宋子文的次女宋曼颐嫁给了余经鹏，余家为新加坡华裔。“余家是做中药起家的，也拥有百货公司。”宋曹琍璇介绍。

而宋子文最小的女儿宋瑞颐，则嫁给了Arthur Young，杨家为菲律宾华侨。

宋子文的三个女儿一共生育了9名外孙（女），其中，宋琼颐育有两子冯英翰与冯英祥，宋曼颐育有一子二女，宋瑞颐则育有二子二女。

“在我5岁之前，母亲常跟我们讲中文，到美国的学校上学以后，我的中文就‘丢’了。”冯宋琼颐的长子、57岁的冯英翰，是完全的美式举止，偶尔会吐出“中国”、“你好”几个简单的中文词语，常常会将“5岁”习惯性地称为“5年”。

1975年，冯英翰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主修新闻学，“我之所以选择新闻学，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有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报道了著名的‘水门事件’调查，使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让该报饮誉全美，这让我印象深刻。他们其中一位直至现在仍在《华盛顿邮报》任职。要知道，在我们的大学时代，每一位新闻学院的学生都想为《华盛顿邮报》服务。我想成为一名记者，我也喜欢问问题。”

这在本科毕业之后，冯英翰进入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77年硕士毕业后，冯英翰在位于新泽西的《明星记事报》从事了7年的媒体广告相关工作，其后担任华盛顿邮报媒体集团经理。

1997年，冯英翰与林向阳结婚，2011年，他们的儿子冯永浩12岁，女儿冯永宁10岁。冯英翰的一双儿女基本上每个礼拜六都要到美国的中文学校学习3小时中文，从上午10点一直学到下午1点。

“冯英祥跟随了父亲的脚步，他也继承了外祖父宋子文对金融的兴趣”，冯英翰这样介绍他的胞弟冯英祥。1975年，冯英祥就读于宾州大学时，他的外祖父宋子文业已辞世。那个时候，冯英祥开始对外祖父宋子文的历史感兴趣。他于是选择攻读政治学，这或许是“受外祖父的影响”，后来他这么总结道。

冯氏兄弟待人接物，态度异常谦逊。与父亲冯彦达相似，54岁的冯英祥选择从事与银行相关的理财投资规划，后任瑞士信贷集团美国私人银行部执行长，“算是子承父业。”宋曹琍璇介绍，跟外界想象的不同，冯英祥跟他的父亲并不在同一家银行任职，而是依靠自己的奋斗。

“我在宾州大学读书时，专门学习过3年多的中文，所以能讲一点点。”冯英祥告诉记者，他的中文程度只限于简单交流，但跟哥哥冯英翰相比，已经好了很多。冯英祥与他的夫人冯陈慧儿曾是宾州大学同学，“现在我们的小孩都在努力学习中文。”冯陈慧儿说。

在2006年的夏天，冯英祥与他的两个儿子冯永康与冯永健曾特地赶赴上海参加“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是复旦大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两大学术机构的首次合作。一个细节是，当时冯英祥父子三人全程都戴着同传耳机，很认真地做笔记，听取每位学者的发言。

宋孔家族皆单传

在宋曹琍璇看来，按中国传统讲法，宋家并非子嗣众多：宋子文的大弟宋子良与夫人席曼英只育有独生女儿宋庆怡；宋子文的小弟宋子安与夫人吴其英生有两个儿子宋伯熊与宋仲虎，长子宋伯熊住在纽约，主要从事财经管理，只育有一个女儿；次子宋仲虎跟宋曹琍璇育有一男四女共五个孩子。

“我只有一个儿子Charles Soong，中文名字叫宋元孝，如果按中国人的讲法，宋家只有我先生两兄弟和我儿子一共三个男生。所以，宋家、孔家现在是单传，现在壮丁最多的是蒋家。”现身公众场合的宋曹琍璇，总是光彩照人，言谈风趣，自是瞩目焦点。

宋曹琍璇对于她的独子宋元孝并没有特别的期盼。作为一名基督徒，她只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快乐的、尽责任的人，“平安度日，每天均有喜乐在心”，“成就对我来说，好像过眼烟云。”

在她看来，孩子们是否一定要进美国名校，这也要看孩子们自己的兴趣。宋曹琍璇并不鼓励孩子们从政，孩子们也完全没有从政的念头，比如，宋元孝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的就是比较文学，“马英九有段时间那样被丑化，我都觉得他的人格被屈辱。政治圈非常丑恶。”

宋曹琍璇的五个孩子都是在美国长大，对于他们而言，中国是遥远的一个名词。在孩子们很小时候，宋曹琍璇就告诉她的孩子们，“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你们的祖国，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是中国人。”她让孩子们从小就去海外的中文学校念书，尽管他们从小会写自己的中文名字，但目前的中文程度仅限于“在点菜时认得鱼、鸡、虾而已”，“中文不是很好学的，所以每个孩子每礼拜六上中文学校时，都哭哭啼啼。他们觉得：为什么要学中文？！在美国，我根本用不到中文！”

但宋曹琍璇的儿子宋元孝和她的二女儿都积极学习中文，“他们当时不懂，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起飞受到全世界瞩目，我的孩子常很感慨地说，‘那时没把中文学好，太糟糕了！妈妈，我应该常到中国看看’。他们现在突然‘觉醒’他们是中国人，应该会讲、会写中文。”

就孔家而言，孔祥熙有两子两女，最为外界所知的是长女孔令仪，而孔令仪还有其大弟孔令侃、妹妹孔令伟、小弟孔令杰。

但岁月更替，在所难免。1992年，76岁的孔令侃去世；两年之后，75岁的孔令伟去世；1996年，75岁的孔令杰去世。孔令杰唯一的儿子孔德基，出生于1964年，以前住在美国得州。孔德基也是孔祥熙唯一的孙子，目前负责管理孔家财产，他一直在学校进修，又去学中文，因为“他们家产业蛮多，孔德基也蛮忙，孔家财务很多是中文记载。”宋曹琍璇介绍。

就蒋家而言，蒋纬国有儿子蒋孝刚；蒋经国的三子蒋孝勇与蒋方智怡有三个儿子蒋友柏、蒋友常、蒋友青，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的儿子蒋友松、女儿蒋友兰近年也渐被媒体曝光，蒋家第四代看来人丁兴旺。

“这些孩子都不错。蒋孝刚是律师；蒋友松蛮脚踏实地，他在美国自己创业，主要做电脑方面的高科技产业；友兰在香港也做得不错。友常大概是这些孩子里最平易近人、也最诚恳的，他和哥哥友柏一起创立橙果设计公司；友青小时候，常在我家住，因为他爸爸生病了，他妈妈要陪他爸爸看病。”宋曹琍璇说。

而目前蒋家第四代后人，无一人从政。宋曹琍璇很能理解他们的选择，“在大环境里，大家还是用异样眼光看蒋家，这些孩子很怕人家用异样眼光看他们。他们现在都能摆脱束缚，活出自己的天地。”

“希望一切靠自己”

“在美国，没人知道Soong Family（宋家），我不觉得我来自一个特殊家庭。”在冯英翰看来，他们兄弟如今的事业皆缘于自身努力，“并不是因为我们来自宋家，就能享有某种优待。我想，我的外祖父宋子文也希望我们一切都能靠自己。”

而宋仲虎的父亲宋子安去世时，宋仲虎刚从哈佛大学MBA毕业。在宋曹琍璇的眼中，她的先生宋仲虎“完全没有一点纨绔子弟的样子”，“在这个家族长大的孩子，在他们小时候，都有一段非常寂寞的时光，父母都在为国家奔波，我公公就常常不在家，在家的时间也都在应酬，他们要接待外交官员。那时台湾非常穷困，那些人过来，我公公要帮他们张罗吃住、交通。”因为当时父亲宋子安常去台湾，宋仲虎后来还常常跟他的孩子们讲述这段经历，感叹，“我在小时候都怀疑：我的父母亲爱不爱我？我觉得他们最爱的是一个我看不见的台湾。”

宋曹琍璇祖籍湖南，长于台湾，父亲是一位军人。在台湾念完大学后，主修土地资源的她又在美国取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之后在一家假日旅馆实习，她与宋仲虎很“巧合”地相识，当时宋仲虎做矿泉水生意，正处创业期，已7年了，“他那时认为，水在未来世界会被污染，一定要喝瓶装水。尤其他到欧洲后，看到大家都喝瓶装水，30多年前，他就在美国设立一个矿泉水公司卖瓶装水，很可惜，那时没人喝瓶装水。我听说有个男生做瓶装水生意，我想，他一定是脑子烧坏了，谁会喝瓶装水？”因为毕竟那是在美国，自来水一打开就可以喝。

有一天晚上11点，曹琍璇当班，宋仲虎进来卖水，他们相识。后来宋仲虎告诉她，“第一眼看见你，就知道你会是我太太。”

宋仲虎从小就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很喜欢的一个外甥，“每年寒暑假，他都去台湾，蒋公非常喜欢他，蒋公曾给我先生在一些照片背后写，‘你走了以后，我很寂寞，我希望你早点来陪我，我一个人独处，思念你们非常深’。”在宋曹琍璇看来，诸如此类的言辞，有超越旁人想象的感性。

在宋曹琍璇眼中，一直在美国长大的宋仲虎为人极其低调，即便当年在跟她交往时，宋仲虎也从未提过宋美龄，“美国小孩没有背景观念。一直到他跟我求婚，我希望他跟我回台湾见我父母，他才说：可能有点不方便，我姑妈是你们的‘第一夫人’。我还不明白，因为那时是蒋经国做‘总统’。我的父母亲知道以后反而反对（这门亲事），他们觉得对女孩子来讲，嫁进大家族压力太大，劝我最好不要”。

1982年，宋仲虎与曹琍璇结婚，“别人讲，我和他是两个快乐的单身汉，住在同一屋檐下，却生了5个小孩。让我们沟通的基础是《圣经》。”

上世纪70年代，宋仲虎创立一家矿泉水公司。后来，宋仲虎的这家矿泉水公司曾在加州西岸有75%的市场占有率，成为美国矿泉水界的元老。

“我先生一直是所谓走先锋路线的人，他现在又在做功能饮料。”在宋曹琍璇的印象中，先生宋仲虎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男人，忠厚老实，完全没有优越感。”

父亲从小教诲曹琍璇，“要爱国、爱民族，成为一个中国人要落叶归根，要记得自己的国家。”“幸好他娶到我”，宋曹琍璇刚参加泛蓝工作时，先生宋仲虎常有不解，“但自从家族档案开放后，加上台湾这几年来政治上的不稳定，他也开始有份忧虑。”

在宋曹琍璇看来，在宋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不管成功、失败，他们都很愿靠自己的能力谋生，“尤其我们到了海外后，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有钱到可以吃几辈子。我们家族好像没有一个人不用做事，孔大姐（孔令仪）也有她家庭责任，她以前要陪她母亲，后来要照顾蒋夫人，所以她不能到外面做事。”

宋曹琍璇没去外面工作，是因为有5个孩子需要照顾，但她自认跟美国一般的家庭主妇没有不同，“我在生活中、在孩子的学校做义工，回家教养孩子，有需要时我也陪先生做社交等工作。”

小时候，宋曹琍璇的孩子就知道自己来自Soong Family（宋家），看到蒋夫人边上有侍卫、有那么多随扈人员。他们觉得很奇怪，就问母亲宋曹琍璇，“姑婆到底在做什么？”

“孩子们以宋家为骄傲，可他们出来时完全跟别的小孩一模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特别讲，‘你们是不同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有这样的压力，会不健康。”宋曹琍璇认为。

在她看来，宋家的孩子身上从来没有所谓光环，“我们长辈应得的荣耀，属于长辈。如果今天我们靠着一个宋家的名去享受特权，不公平，那是一种虚荣。”

家族联系顺其自然

在宋曹琍璇的印象中，在美国大家都很忙，家庭聚会一般选在一些节日，比如，圣诞、新年或她先生的60岁生日之际等。

宋美龄在世时，蒋、宋、孔家常聚，“蒋夫人是长辈，所有人都听她的，她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在宗教节日、她生日时，我们都会去纽约看她，大家一年总有好几次聚在一起。那时蒋夫人已年迈，最盼望热闹，所有亲友聚在一起，是她最高兴时。蒋夫人喜欢小孩，而我是拥有最多小孩的一个妈妈，她常要我把孩子带到她边上。”

在宋美龄晚年，家人对她每次的生日都很珍惜。宋曹琍璇与蒋方智怡会合，往往在宋美龄生日前或后一星期的周末，为她做场侨界寿筵，邀请侨胞相聚，这样直至宋美龄106岁时，“每次都爆满，票都不够卖，卖票所得款项用作公益事业。”

岁月轮回，分别总是在所难免。宋家六兄妹中，最早辞世的是小弟宋子安，1969年2月25日，因脑溢血，62岁的宋子安不幸在香港病逝；1971年4月25日，77岁的宋子文在美国猝然辞世；1973年10月，84岁的宋霭龄病故于纽约；1981年5月，88岁的宋庆龄病逝于北京；1987年，88岁的宋子良在纽约辞世；2003年10月24日，106岁的宋美龄离世。

宋美龄过世后，孔令仪一度成为蒋、宋、孔三个家族中最年长的长辈与核心。宋家成员在美国主要分布在纽约与三藩市两地，家住三藩市的宋曹琍璇一家以前常去纽约看望蒋夫人。在孔令仪生前，她过生日或过年、过节时，他们一年也去三四次纽约看孔令仪。每次去纽约时宋曹琍璇也总会打电话给宋琼颐，大家见面，“一般来讲，我们家族还是以长者为中心。以前总会为了老人家聚，好像现在聚的时间没有以前多了。”

孔令仪的先生黄雄盛曾是空军上校，也曾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比孔令仪小三岁，两人感情一直笃厚，“黄雄盛先生的去世让令仪情绪很低落，因为一路走来，令仪都是依靠她的先生。”与孔令仪相交多年的香港商人李龙镳先生曾告诉记者。

在宋曹琍璇看来，在先生走后，孔令仪一度很沮丧，她既不想接待访客，也不爱好运动，“她最大的娱乐就是去打一次麻将。”

2008年8月22日，孔令仪病逝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寓所，享年93岁，葬于纽约芬可利夫墓园，与她的父母弟妹同一墓室，宋美龄也葬在那里。

随着老辈人的相继离世，家族成员的关系逐渐变得淡漠，似乎在所难免。但在宋曹琍璇看来，这是每个大家庭都将面临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生活方式。我们做长辈的只能常常提醒，你们是一家人，必须常常来往、彼此相爱、照顾对方。至于孩子本身的意愿，不是我们能勉强的。”

但尽管如此，宋曹琍璇与冯英祥兄弟仍在极力维护家族纽带。譬如，宋曹琍璇到台北后，跟蒋方智怡、蒋友松、蒋孝刚及其夫人蒋王倚惠等常有接触，2008年3月份她就曾因为忙着为马英九辅选，离台时连很多长辈都没来得及打招呼，“有时家人相聚，真要付上一些努力，大家平常太忙。”

“身体里流是中国人的血”

按家族传统信奉基督教的宋曹琍璇从事美国的海外宣教工作，她在美国做新移民服务工作，也曾在芬兰、东欧做过教会义工，教会中人都知晓她来自Soong Family（宋家），但在那里，没有人看重她的身份。在外面做社会福利工作时，宋曹琍璇也从来不讲自己的身份，若非宋子文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的先后公开，她也不会露面。

2005年年初，蒋经国之子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曾以蒋家代表身分，与胡佛签署保管合约，将两蒋日记暂存胡佛50年，并逐年公开蒋介石日记，供人研究查阅。

因蒋家后人大部分在台湾，于是，蒋家便委托宋曹琍璇在胡佛把关蒋介石日记。

“在2005年，我们宣布蒋介石日记进胡佛时，蒋方智怡女士特别讲，她觉得这些日记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不只是蒋介石先生一生的奋斗记录和心路历程，也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资产。蒋方智怡女士特别强调，一旦中国的土地上有专业的、真诚尊重历史的图书馆，她希望将来这些日记能回归中国故土。”宋曹琍璇说。

作为过滤蒋介石日记与宋子文档案的家属代表，宋曹琍璇将定位自己成“一位过滤档案的义工”。那段时间，通常在上午九、十点，她驱车一小时，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呆上8至10小时，常常在晚上七八点后才回家。

“外人觉得我很努力，其实我蛮享受的，对我而言也是求知欲、好奇心的一种满足，我受档案吸引，觉得好像看连续剧一样。看蒋公日记，我常想，今天这样的事，不知明天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尤其看到1947年开始节节败退到台湾，蒋公内心痛不欲生，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他下一步怎么做。”宋曹琍璇强调自己是在用学习心态看宋档与蒋介石日记，“从日记中更了解这位长辈。”

2006年3月底，胡佛公布消息，开放整理出第一批蒋介石日记。2009年，最后一部分蒋介石日记也在胡佛解密。而蒋经国日记，因涉及到太多隐私内容，何时开放尚在讨论之中。而蒋、宋、孔三家档案的把关者宋曹琍璇，成为迄今阅读两蒋日记最多的人，也包括目前尚未开放的蒋经国日记。

“正好我是家族成员，正好我看得懂中文，我才被放到这个位置上。”宋曹琍璇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摇摇头，笑了。即便现在，她依然不希望自己高调地站出来。

当然，当时宋曹琍璇曾考量是否要将日记中的这些部分过滤掉，但是她最后没有这样做，因为她最后考虑到的是，这些正好说明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蒋公能把他年轻时的荒诞日子写得那么巨细靡遗，他的日记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是写给他自己看的；到后来，他还重新阅读他自己以前的日记作为借鉴。”

“宋曹琍璇对于凡是蒋介石在日记中骂宋子文的地方，她一条都没有掩盖。所以我就跟她谈过好几次，我说：你这个做法非常正确，一切让史学家去研究，你要相信历史学家与读者会做出公正结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外闻名的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对记者如此作评。

宋曹琍璇坦言，比如，对于开放的从1917年至1945年的蒋介石日记，她只保留了6处，“所以学者们都很高兴。譬如，蒋公在日记里骂人，我只有把被骂的名字遮掉，骂的内容不遮。如果把整段遮掉，人家还以为我们好像有不可告人之处。”

在她看来，蒋介石在日记里有非常多的自我反省之处，“蒋公是阳明理学的追崇者，王阳明先生的自律他最欣赏。他早期在日记里常说要戒色、戒恶、戒赌，他年轻时的日记，毫无保留地写自己的想法。他在外面嫖妓、赌钱、买股票赌输了……他一点都没隐瞒，他在每天的日记都提到，今天做了什么事、有些事是不应该的。他虽然年轻，可非常有自律精神，他很执着。”

与此同时，由宋曹琍璇负责审阅的，还有2005年落户胡佛的孔祥熙档案，在2009年9月已整理出47箱孔档，向公众开放，“孔德基是个外国小孩，我觉得他对档案内容不太清楚，他是希望我看完后告诉他里面有没有需要过滤的。”孔德基是孔祥熙唯一的孙子，出生于1964年。宋曹琍璇大略翻阅孔档时，就发现已有人整理过孔档，“我们都判断是孔令侃先生在早期就已帮他父亲整理过，我也告诉孔德基先生：这些资料，你的大伯已经整理过。”

“我只是做过滤工作。”宋曹琍璇这么定位自己。她希望，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能够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足够史料，她清楚，“档案被学者们使用很重要，档案不用，就是死的。”她也期盼，未来能让学者们完全使用家族所有史实资料。

不过，在宋曹琍璇看来，宋家也有遗憾，“宋家后人很不幸地都住到海外，跟自己的祖国有距离。”所以她相信，从家族档案开启，对宋家后人而言也是一个很好冲击，可以提醒他们，“身体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

而蒋经国日记是否公开，最终依然要看蒋家家属怎么决定，“我想，蒋家也没有所谓的‘阻力’，因为两位‘总统’日记影响力较大，蒋家家属当然较为审慎。”宋曹琍璇这么理解。

（贺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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