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忆的年代 精装全七卷

GLÖMSKAN TID

失忆的年代

KJELL ESPMARK

【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  著

万之  译

目录

作者与译者简介

内容简介

中文版序

失忆

误解

蔑视

忠诚

仇恨

复仇

欢乐

译者后记

中国作家群评论

版权页

作者简介：

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1924- ）为瑞典学院派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选委员会成员、曾17次出任评委会主席。除“失忆的年代”长篇小说总集外，还出版有长篇小说《伏尔泰的旅程》、诗集十一本和文学评论集多本，其中包括介绍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诗人马丁松的传记《大师马丁松》和专门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的专著《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此部著作曾有中译本出版，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漓江出版社出版）。此外，中文还出版有诗集《黑银河》（李笠翻译，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曾获得多项瑞典和国际的重要文学奖项，包括瑞典贝尔曼文学奖、特朗斯特罗默文学奖和意大利德尼诺文学奖及卡皮罗文学奖。

译者介绍：

万之，本名陈迈平（1952- ）为长期居住瑞典的中文作家、文学编辑和翻译家。著有小说集《十三岁的足球》、文学评论集《诺贝尔文学奖传奇》及译著《阿尼阿拉号》（瑞典诗人马丁松作）和《航空信》（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与美国诗人布莱通信集）等。曾担任《今天》文学杂志编辑。

内容简介：

《失忆的年代》是诺贝尔文学奖前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的系列长篇小说，包括《失忆》、《误解》、《蔑视》、《忠诚》、《仇恨》、《复仇》、《欢乐》七个部分。在《失忆的时代》里，作者通过7位见证人的视角聚焦当今的社会问题：第一个见证人——《失忆》的主角——是负责教育的官僚，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好像负有部分责任。第二个见证人是个喜欢收买人心的报刊主编，好象对于文化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误解》）。第三个见证人是个母亲，为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中出人头地，还给母亲一个公道（《蔑视》）；第四位见证人是建筑工人，也是工人运动化身，而他现在开始自我检讨，评价自己的运动正确与否（《忠诚》）。下一个声音则是一位被谋杀的首相，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版本（《仇恨》）。随后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巨头，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描述（《复仇》），另一个则是备受打击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妇女，为我们提供她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欢乐》）。

中文版序

这个小说系列包括七部比较短的长篇小说，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小说是从一个瑞典人的视角去观察的，但所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应该是有效的。人们应该记得，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最近还把我们的时代称为“遗忘的时代”。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人表达过相同的看法，从 米兰•昆德拉一直到戈尔•维达尔：昆德拉揭示过占领捷克的前苏联当权者是如何抹杀他的祖国的历史，而维达尔把自己的祖国美国叫做“健忘症合众国”。但是，把这个重要现象当作一个系列长篇小说的主线，这大概还是第一次。

在《失忆的时代》里，作家转动着透镜聚焦，向我们展示这种情境，用的是讽刺漫画式的尖锐笔法——记忆在这里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这意味着，昨天你在哪里工作今天你就不知道了；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和谁在一起度过的。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你会有疑问：开门的这个女人，会不会是我的太太？而站在她后面的孩子，会不会是我的孩子？这个系列几乎所有长篇小说里，都贯穿着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或情人的苦恼。

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也是指和经济活动纠缠在一起的那种权力——可谓如鱼得水。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你再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出了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这个系列的七部作品都可以单独成篇，也是对这个社会语境的七个不同的切入视角。第一个见证人——《失忆》中的主角——是一个负责教育的官僚，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好像负有部分责任。第二个见证人是一个喜欢收买人心的报刊主编，好像对于文化方面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误解》）。第三个见证人是一位母亲，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中出人头地，还给母亲一个公道（《蔑视》）；第四位见证人是一个建筑工人，也是工人运动的化身，而他现在开始自我检讨，评价自己的运动正确与否（《忠诚》）。下一个声音则是一位被谋杀的首相，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版本（《仇恨》）。随后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巨头，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描述（《复仇》），另一个则是备受打击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妇女，为我们提供她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欢乐》）。

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个人肖像的细密刻画——但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好像一部社会史诗，浓缩在一个单独的、用尖锐笔触刻画的人物身上。这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曾经一度想实现的目标。但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这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而只是想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她展示人的焦虑不安、人的热情渴望、人的茫然失措，这些都能在我们眼前成为具体而感性的形象。其结果自然而然就是一部黑色喜剧。

这七个人物，每一个都会向你发起攻击，不仅试图说服你，也许还想欺骗你，就像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那些人物。但是，这些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穿过这个明显带有地狱色彩的社会的漫游者——其实还是你。

201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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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托 尼 •朱特（Tony Judt，1948—2010）为英国历史学家，其代表作是《战 后：1945年 来的欧洲史 》。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为长期流亡法国的捷克作家，代表作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

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1925—2012）为美国作家，擅长创作当代历史小说。

所 谓"健忘症合众国 "英文为 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和“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谐音押韵。

失忆

我很高兴你来找我。你在走廊里的快速脚步声，就已经使我本来几乎停止的思维运转了起来。你的动作里有一种期望，使我又有可能找到词汇。而你自然而然地坐下，就像在一个老熟人家里，尽管我们两人都知道，这样的关系其实早已不存在。让我这么说吧，你用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把你我算成同一个圈子的人——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本来确实是可能成为朋友的。

摇曳的光线里我很难看清你。当我想确定你的形象的时候，你的样子却散开和重叠。但是我能清晰地听到你的呼吸声，不是那种气喘吁吁的呼吸，好像你曾经快步爬上楼梯，或者因为咄咄逼人来势汹汹，你只是平稳悠然地呼吸，像在等待着什么。我感到你在偷窥着我的手提箱。你当然已经明白，这只箱子就是我的记忆。是啊，你得原谅我，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口气有点苦恼。就像某种外在记忆物如今已经必不可少一样，当你的无能为力就这样成为眼下的问题，你也会一样感到烦恼。不过，就调查工作来说，这样的安排是一个前提。没有了手提箱，我就完全束手无策了。

我知道，我必须赶快抓住你的注意力。否则你只会听几秒钟，越来越不耐烦，最后就站起来走掉了。我可正需要你呢。我想你也需要我。也许，我要说的事情也关系到你的生活，至少触摸到了你我生存的根基。我要试试进入正题。

就我的理解来说，你来找我，是想知道失忆到底是怎么回事。原则上，派一个负责调查此事的人来说明情况应该是最好的了，没有人更合适。我只担心，你会过高估计我对这个问题的掌握程度，但是我还是要尽我所能，不要让你再莫名其妙。作为回报，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找到……是啊，再找到她。我想捕捉一个名字，但是已经没什么名字存在，这你当然明白。尽管有一个名字几乎就在唇边，可我不敢说出来。要是说错了，那我就等于闯入了一条不能回头的死胡同。我必须让这个问题开放。

就是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来评估这些不多的线索。属于这次调查范围的文件只占了这个手提箱里的主夹层的一部分。在侧夹层里，我放的是我个人材料里剩余下来的文件。我没有计算那些塞在各个衣袋里的成堆的记事条，我来不及看，但是也不敢扔掉，这些能提醒我的纸条越来越多，像杂草丛生，简直要把我的头都埋起来了。你能看到，那些放在私人文件夹层里的材料并不多，是我随身带的不同种类的证件，有些已经损毁或褶皱了，有些是比较新的，一些照片，几张收据，几本日历簿，一两张账单等等。这些文件实际上对我也是陌生的，就像它们对你应该是陌生的一样。

当我开始挖掘我的个人历史的时候，必定是有过担心的，生怕用这种方式来抗拒健忘症是违法的——是，我更喜欢“健忘症”这个词，而不是更流行的用语“失忆”。我显然已经查看过了目前有效的法律文件。在这个记事条上我看到，我甚至和司法部的主管提到过这件事情。是27号，没有写出月份。但记事条上写着“同意”。那个笔迹是我的：这是我最基本的身份。只有一个迹象是让人不安的。在这张纸条上的“同意”下面写着：“不过得睁大眼睛”。还有一个问题预兆着灾难：“你-的-调-查-呢？”显然每个字都下笔很重，做了强调。不可理解。

现在你坐在我的面前，这就给了我一个独特的机会，能帮我从绝望中清理出头绪。我可以对照你的茫然来测试我的茫然，可以一起搜查我们正在扩大的空白，一段一段地推进……我不是要搞明白那种小事情，比如说你不记得自己成长时期的事情，或者不记得昨天晚上在哪里，或者是你正在做的随便什么事情——这样的事情我们毕竟还是学会了应付。不，我想到的是每个晚上当我站在我们称呼为“家”的门前的时候，我真无奈与无聊，不知道在门后等待着我的是什么面孔。几个陌生的孩子向我走来，试着用一种称呼：爸爸？一个陌生的女人给我一个犹犹豫豫的拥抱，或者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口气可能就像学校的女教师，也可能就像一个监狱的看守。想想看，其实这就是她！我可能和她睡觉，可能不睡。不记得。但很可能今天晚上和昨天晚上不一样。

我肯定被赶出来很多次了。很多迹象表明，健忘症是分布不均的。分布最密集的很可能就是我通常在里面活动的那个圈子。有时，会有人感觉我是陌生人，他们会排挤我。我不记得了。

但是，这些想找到家的绝望尝试，只是一种寻找的迹象，延伸过我的整个生存状态。我反反复复地翻遍了我的文件，焦急迫切地寻找什么踪迹……对，她的踪迹。我在我的材料中要找的是那样一些要点，其中有一些更重要的前后关联会突然清晰，一行字，或者一张照片，能给一个巨大而未知的部分投上出乎意料的光芒。但是你必须帮助我来看。

我要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一点。瞧瞧这张男孩子提着鱼的照片。我敢说这张照片照的是我，大约9岁时的样子，从脸上已足以看得出来。这个男孩提着的是一条三文鱼，肯定有一公斤半重。在另一只手里他拿着一个带绕线轴的钓鱼竿，一种简单的男孩型号的鱼竿，带有绕线轴但没有什么精致的雕饰。虽是在生活片断之中，但一切都非常清楚：一件格子背心，宽大的高尔夫球裤，过分显小的帽子——还有这条难以置信、闪闪发光的鱼。你能看到，男孩站在一条宽敞的摩托艇甲板上。收起来的桨在他身后像个V字叉开。沿着地平线伸展的必定是北方省份的针叶林河岸，石头很多，偶尔有一两根圆木矗立水面。一个有着像是三桅船轮廓的沙洲正被精确地勾画出来；每根枝杈都清晰可辨。但是最清楚的事情是照片里没有的——拍照的人。整幅画面都是对着他的，服从着他的导演。这男孩带着关注的目光摆着姿势，把闪光的鱼伸过来让他评估。照片里找不到的父亲，要是身影落在艇上，就能更加清楚。这是一个从不露面的父亲，虽然他总是就在现场。男孩显然是一个离婚家庭的孩子，而且生活在离婚依然是件大事的时代，能把孩子扔到不分阶级的地方：既不是资产阶级子女，也非工人子弟，什么都不是。这个男孩的皮肤细薄得透明。在这个胜利的时刻，手提着鱼，他就像是一个候风地动仪。他必须用皮肤测知现实中的每一次地震，能及时躲避，保卫自己，得以幸存。一定是这种灵敏度，使得照片如此清晰。这张照片本来应该被白色和无意义淹没。但这个男孩紧张的注意力让每个波浪、每节树枝都各就各位，定格不动。更是他的眼神使得父亲在照片里也如此清晰。有你的帮助，我就能看见。

我其实是在尝试建立那种视角，能够鸟瞰各种事情有广阔关联的地方。用这样的方式，我就能为自己找到方位，找到一条道路，通向……。我们必须给她一个名字，一个无论如何不是欺骗性的确定的名字。如果我们叫她L，你是否觉得奇怪？这个字母在任何情况下都比较可靠；这个问题我以后还会谈。只是一个字母而不是全名，就几乎不会关闭太多的门。我承认，这样一种命名有点让人难为情，因为从某种观点看缺少亲密性。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它又是比较合适的，能让你保持某种距离。毕竟你很快也会看透这些或许越来越脆弱的私人事物。

我寻找的就是这样被光明照亮的时刻。我相信，他们在什么地方等待着出现，在那些最无法预见的地方——就那方面来看也是在官僚活动中。这个部门已经是这样一个幸运的瞬间的产物。而这是我自己建立的部门也不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深信不疑——这不是出于什么我对特权的饥渴，或者出于努力把更多的影响力抓到我手里的一种企图。实际上我对荣誉或权力都没有兴趣，不是为了荣誉和权力本身，而是把它们当作工具，以便能提供人们期待我提供的东西。不，这个部门就是某种远见的结果，而我对此自然没有任何记忆，但是也不难设想。你可以想象一个组织——一个内阁部门或者一个行政署或者现在的什么政府机构——有一天突然发现在他们下面还有另外一个机构。那时就应该增加一个或几个下属机构，这样才能让他们互相沟通。可是也得设想在更高级别上所说的这个单位要和更多其他单位合作，协调投入的力量。这就反过来要求在沟通方面投入新的力量。最后，你坐在那里，感到束手无策，无法对付一个不能全面考察的网络。本来是为沟通而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它的庞杂，编织成一个阻挡所有信号通过的大网，一切就都停止在了自身内部的喃喃自语之中。此时此刻，我倒突然清楚地看到，各种连接应该如何安排，才能创造几个小时的关联：脸上要燃起火光，各种功能和有关联的事情要清理好，一个不为人知的等级出现了，带有古老蚀刻铜版上的清晰，如一个圣经雕刻，那上面神圣的光芒正从破碎的云缝间向下射出，照亮了树林和田野。

这种图像是从哪里来的？我无法回忆起任何圣经的插图。那是一种干扰。好像是另外一种意识，在一瞬间通过了我的意识。

我寻找的是和这个男孩的猎物有亲属关联的东西，那只野兔不太像是真的，从拼图图片般的叶子、云彩及曲折徘徊的小路中猛然钻出来，现在又把自己淡淡的光芒照射到整个森林之上：一个让人醒悟的时刻，能捕捉住之前的岁月和往后的岁月，捕捉住人的关系、背叛和闲言碎语的沉默，一个能够克服正迅速扩张的失忆的时刻。

最好的帮助手段自然就是这些照片。可惜，我只持有不多的几张照片。有两张是曾经贴在照相簿里的，在后面有同样的浆糊痕迹，有同样的灰红色纸片。其余照片，能够为我打开过去的大门提供钥匙的，都不见了，还放在很多叫做“家”的地方的其中一个里。这些我抢救下来的照片可能在某次我们分手时被放在某个钱包里，或者是被放在一个衣兜里带在身上——因此褶皱得不成样子了。

奇怪的是没有什么她的照片。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首先没有确保给自己留下她的照片。也许我有过一张照片——或者更合理的说是有过数张——但被偷掉了？我会把一张如此珍贵的照片忘记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带走了其他照片，这简直不可相信。但是，谁会有兴趣来偷一张陌生女人的照片呢？就算她也许是非常漂亮的吧？自然，另一个女人在妒火中烧的时候，可能会在我睡觉的时候查看我的东西，我的很多叫不出名字的女人中的某个女人，在很多我无法确认的地址之一。一个女人，不可能在相识了仅仅一两个小时之后，就被爱情合理地捕获，但她还是会感到嫉妒痛苦，因为她这一夜的丈夫居然还窝藏着对另一个女人的不正当的持久激情。这是完全可能的，是的，甚至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发生的。

你现在别不耐烦。我明白，你要了解的是失忆，换句话说，我这个手提箱主夹层里的东西才是你感兴趣的。但让我先说明一下，这项官方调查和我自己的私人考古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如果说，我个人的项目几乎完全取决于更高层的官方调查的结果，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私密的活动本身也是营养，能让官方的挖掘调查有可能继续下去。对L的寻找，正如你会注意到的，也直接显示在这次吸引你到这里来的法庭调查中。事实上我能想象，发生在我们两人头上的事情是一种迹象，是牵连到我们整个社会的，我只能这样理解，另外的方式无法理解。我请求你对我有点耐心。在你离开我的那个时刻，你不会比我知道得少。

我是如何失去她的呢？这里有过极为戏剧性的事情，曾经留下某些非常清楚的痕迹，但是这些痕迹被完全彻底地消除了。我有一种含糊的感觉，我过的其实是一种变化多端的、几乎是动荡不安的生活，但是又没有什么是可以点明的。像在一个有回声的空虚之中摸索一个乱七八糟而且残暴的梦，我尝试回忆这个梦，但枉费心机。不，更准确地说——因为同时我对我肯定已经体验过的那些事情又很陌生——好像我是在一个不熟悉的、稍微破损了一点的单元房里转悠，那些吵闹爱惹事的房客刚被驱逐出去。我在那些空荡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拨弄那些部分被扯下的墙纸，拉出一个依然挂着的坏了的框子，上面还带着血迹；我在那些残留在地板上的几乎不可置信的剩余物体中间用鞋尖拨动一块廉价的多结节的地板拼板，它的一处已经断裂了，还有火烧的痕迹——是有人在房间中央放的火！我站在所有这一切中间，好像我在主持一次调查，但是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我注意到，你在瞥视着我脖子上贴的这块大橡皮膏。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我正处在一个难以接近的戏剧场景中。那是非常新的创伤，很可能是来自昨晚，甚至是今天早上。我能感觉到它都渗透出了血水。虽然这是一个相当浅的伤口，但是伤在一个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就在颈动脉旁边。在我尝试包扎好伤口的那个时刻，房间突然昏暗不清而且震动起来，是由于剧烈的头痛而引起的：有无法听见的尖厉声音，有暴烈的动作，但没有哪怕最微小的视觉清晰性。我被卷入了一种什么样的狂怒事件之中？这出戏剧中难以企及的部分被一个来自完全不同方向的证明凸显出来——如果你原谅我这么说：来自我睾丸里的微痛清楚表明……是的，已经在深夜间发生过很多次。这和刚才模糊不清地出现的暴力是有冲突的。而我还是必须把这些对立的症候结合起来。除了身体里的记忆，我这里没什么别的可利用的。而且它们可以是如此的清晰——却对于比较新近的情况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什么都不告诉我：是在哪里、是谁、为了什么、在什么光线中？有人对我施加暴力，这并非没有可能。我明显是在非常变动的环境里活动，在那里我是作为陌生人出现的，却占据了中心位置，可能把某些人挤走，或者自己也被挤走。失忆肯定是被这种进攻性大大强化了。此外，我明显地生活在威胁之下。手提箱里那根被拧下来的铁管是这种威胁的暗示。我不可能是什么有暴力倾向的人。我把铁管放在那里肯定是因为一种不得已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中我明白我生活在危险中，必须保卫自己。所以我现在不敢扔掉我的这根临时警棍，尽管它很重。我能希望的唯一的事情，是希望想整我的这个人，或者这些人，他们也会失忆。但我的名字可能被写在一张纸上，就不会被他们忘记了。

要清除掉那些危险因素是不太可能的，那些无声的噪音，那些被抹掉的暴力，正好都牵涉到我。它们和电视上出现的同样被忘记的迹象流动在一起，而电视自然会整个晚上都开着：无法听见的尖厉的汽车轮胎擦地声和警笛声，还有褪色的血迹和被擦掉的阴谋诡计等等。在那些逝去的事物中是没有什么界限的，没有什么界限能把牵涉到我或者我们的那些事和虚假的生活分开,那种生活透过所有人家的客厅闪烁,能在几个小时内占据所有人的存在。

但这只是一点小小的模糊不清之处。更严重的是我在我经历的生活和其他人经历的生活之间无法划出界限，他们的生活部分是在我身上经历的。我们的方式是通过对方而抄生活的近路，或者在对方那里我们定居下来，暂时的，或者是更长时间的，这种方式使得我非常难以区别我的命运。

以相应的方式，我有一种感觉，我们生活在政治和社会动荡时期：迅速翻盘、丑闻、金融投机、谋杀有领导地位的人，是的，一个悬在人们头顶的国际性的威胁——一场动乱只过一两小时就会被人遗忘。我不能具体说明这种经验。那只是一种对风暴和愤怒的模糊不清的感觉，它们喧嚣而过但没有留下其他痕迹，只有微弱的感觉，可以过一种死后的生活。而有关世界范围的威胁的一种想法，可能只是我自己尝试用自制警棍防范的那种危险的放大投影。我尝试弄清楚的是，它是否关系到在我们的纬度上一种可能是典型的琐碎事情的加载，一种从来不会释放的压强，一个唯一的漫长的灰霾日子，有暴烈暗示的雷电，一种压抑的带着犯罪气息的风，但又是从来没有犯下的罪恶，而是呈现在一种始终微痛的负疚感中。或者经过这里演出一场真实的戏剧，戏里有在我们头脑里快速愈合的战争，有未经文献记录下来的反叛，有被掩盖起来的贿赂丑闻，有和其他一切同时被忘记的巨大诱骗交易，也就是说被它们的制造者忘记。有一系列发作和狂怒的场合，把那些做出反应的人带入几个小时的热情之中，为了把他们再空虚和困惑地留下，留在一个无法让人理解的冲突碰撞和激动的说话声的回声中。我不知道。我甚至不能记得那当政的政府是什么色彩的。不是因为那颜色会造成什么区别。但我的忠诚还是应该有更加精确的内容。

我拥有的能开始着手的全部材料就是手提箱里的一些稀疏的记忆残余，一些只有一半还可读的剪报，一些备忘录，显然涉及我们这个社会里敏感但是难以判定的困扰——这些现象能在早晨引起高声叫喊，能导致电视黄金时间的委员会调查，而第二天又都消失。那时就只涉及罪人——不是一个金融家就是一个社区巨头，或是一个内阁成员——忍受几个小时，然后他就又平安无事了，也就是牵扯到来自本身良心的嘲弄而已。

但是，看来没有什么文件涉及到失忆问题本身。我无法指出任何确定的东西，只能说这个题目是个禁忌。

自然，我尝试过利用数据资料的帮助来搞明白我自己的生活情况。但是你也知道，每次这样的尝试都只会导致更多的困惑。动乱也进入了这里。在有我名字的一张单子上——我这里还留着——可能有些信息是正好和我多少有关系的，只是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而更多的是有关完全陌生的人的信息，他们挤进来，夺走了人们的注意力。有些资料说我有法学士学位，这可能没错，不过又有的说我是专业训练出来的屠夫，而且最近六年中我在一个托儿所当所长。有一页登载争论的报纸，上面有社会不同领域的人的互相攻讦，吵的是关于那个挂着我的身份号码的困惑的造物。有一条评论言之凿凿地说，我此刻正在服刑，刑期长短却不定；好像是我挪用了一笔较大的遗产——这样一大笔钱的转账怎么可能做得到。大量的债权人挤进了文件里，叫喊着要我的脑袋，其次是向我索要很多互相矛盾的债务的还款和利息，又索要我在斯德哥森的一栋房子，又索要我在恩舍德的那栋我自己住的房子，又索要本来属于我经营农业的一条渔船——在人口调查局名下的全部信息都证实我是住在瓦萨区，住在南岛区，又住维斯特列登区。最混乱的部分是我那些妻子和同居者——肯定达到了三十多人——她们互相扯掉了头发，大声的叫喊压倒了喋喋不休讨论一大堆孩子的抚养费的那一段，总计出的一个金额数字超出了那张单子上列出的工资额好几倍，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份工资额说的还是我占有的不同职业的工资的总和。欠付记录的那份清单也是让人不可不敬畏的，可追溯到的时间如此久远，完全能够抵销掉那些众多银行贷款的任何一件。我也注意到，我是预备役军官，而同时我在入伍登记时又因为平足和罗圈腿而被免除兵役。就好像我们全都在对方身上拥有内视力，能在对方内部说话和思考，能过对方的生活却不记得对方，好像这内视力在某种程度上由电脑系统化了。相对来说，在棘手而难处理的文件上没有任何东西，有关我的绝望，有关已经成为我的生活的那种寻找和询问以及毫无帮助的图案拼接。

能证明L和我共同生活过的最清晰的证据是这张购买两张床的付款单，日期是1972年5月23日。是的，现在它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是我刚才还让这个日期吃了一惊，因为我来得及看到七和二，但我不敢发誓这就是日期。我同时可以缓解你的急躁，告诉你这份文件可比其他东西更能说明那一次必定是在相当晚的时候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生活的变化。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迹象，说明一种新生活是如何在那个春天开始的——在合乎情理的前提之下，即这份账单确实是发给我的。这份文件已经破损，而且写收信人的地方都发白了，但是姓是从一个字母K开始，跟着的字母很像是一个e；克尔维尔（Kervell）无论如何是一种合理的读法，即使其他名字也想混杂到我的情况中来。

这文件平淡无奇地说到了两个杜克斯牌床垫。它不知道的是后来两个身体是如何在床单上一手掌那么高的地方飘动，互相进入，互相抚摸身体的各个部分。而我知道，能从我感觉到的那种思念中知道。

这份磨损的文件看上去曾经在一个裤兜里保存过，也是我拥有的能证明她存在的最可靠的文献。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相对短的时间里，我们跨入了对方的生活，从此就再也不能完全分离。我右手上有个部分我能察觉到，那里的皮肤本身具有对皮肤的强烈记忆，那记忆是无法用词语说出来的。她存在于我的眼中，在我观看的方式中。她也能保留在我的耳朵里，在对一种熟悉声音的等待中，而这声音伴随我倾听着一切。但是，那个可靠的点，我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的点，还是这份文件，它能讲述我们在一起的新生活。

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这份小文件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说明我们的生存状态中一种未被注意的转变。1972年的时候人们还可能给顾客送账单，期待账单能及时寄到，付款就能及时进入账户,而不会等到所有痕迹都消失不见。在这个时间点上当然还能找到某些不安的东西。在这份文件上印出的是30天内付款的要求，但数字被人用墨水改成了10天。这么长的延缓时间还是应当有的吧。今天，没人敢发出这样一份账单，还希望能被记住。现在，货物的发运和供应比那个时候大多了，但是销售者和购买者的关联已经不存在了。没人能够回来要求更换某件商品，即使他手里还有收据，带有这个商店的地址。在柜台后面，自然会站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拒绝认出所涉及的这个商品。但是这份文件指定了一个时间点，那个时候，我们显然还有钱花在一对能使用多年的床上——价格是说明这点的——而且我们还能相信，每个晚上我们都会找回到这对床上来。我有理由相信，这两张床现在还放在什么地方，在很多可以被我称之为“家”的那些地址——但这次的地址是对的。我当然已经尝试过追踪卖这两张床的商店，希望能知道他们的交货地点。在地址上——是政府街上的一个号码，显然是曾经能读得出来的——不过现在用我的笔迹写着：“此门牌号没有这样的商店”。

在这张账单的诗情画意的年份和苍白的现在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健忘症肯定影响到我们大家，大约像是一个突然的但不完全是意外的地球轴心角度的变化：覆盖着树木的森林和茂盛的田野突然转变成了空荡的布满思想的沙漠。在这里面会有什么人类罪行的成分吗？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作为调查者就有责任，把罪犯当场抓住，就在他犯罪的地方。

早晨出门前后，总有些事情是不清楚的，造成这种不清楚的自然还是因为你始终必须记挂住一个中心问题：不能忘记这个手提箱——忘记了，你就失败了。这点至少我做到了。我自然没有忽略那样的可能性，即之前我有过更多的材料，但忘记在什么地方了，不得不用一个新买的手提箱重新开始收集，只能装上我碰巧塞在衣兜里的东西，或者是被我发现压在写字垫板下的，或者是混在这些写字台抽屉里的文件中的。事实上，这能够解释为什么我的手提箱私人材料的夹层里只剩下这些并无意义的残余物。例如，这两张照片，根据背面的浆糊痕迹和纸片来判断，是从一个照相簿里撕下来的，因为放在一个衣兜里，所以能抢救下来。因此它们也褶皱得厉害，而照相簿则和手提箱都被留在某个“家”里，某一个我从来没办法能找回来的“家”。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与本次调查的工作是不符合的。我不会在一个早晨忘记写有规定的工作文件和其他一切，然后重新开始收集，那不合情理。那就等于假定我现在的手提箱里拥有的文件是用于有新规定的另一项任务——而没有人曾经询问过那项已走入死胡同的调查；无论如何，没人能记得责任者。除此之外，手提箱也足够陈旧，磨损得厉害，几乎到了散架的地步，新手提箱那样的假设就能排除了。但是，为什么这些材料给人留下这么清楚的印象，使它们看上去只是丢失的已收集材料的剩余部分？一种解释背叛了另一种解释。好像每次想得到结论的尝试反而会分解出更多的头绪，朝不同方向迅速逃逸。

现在，能在任何情况下确保我的材料的，是我的条件反射动作，把手提箱对着大门放置，这样，就算我会忘记的话，也得摇摇晃晃地跨过它。事实上，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一直有持续不断的冲动，要走过去把手提箱斜向大门的方向，这样就能部分挡住出口。这是或曾经是迫不得已的办法。盖子内侧用一个大纸夹夹着的这张纸条，也是我采取的一部分安全措施。上面的“衬衫”用的是大写的字母。当手提箱放在门边等着我的时候，这纸条自然是夹在盖子外面的，明显可见，能成为一种提醒，让我想到晾在我临时洗澡间里的衬衫。现在，一件备用衬衫就和一件必备衬衫、一两条短裤及两对袜子一起放在手提箱的主夹层里。摸上去不是很干，因为最后这个晚上晾的时间短，或是湿度太高。我身上穿的，加上我手提箱里有的，当然就是我现有的全部衣物了。所有其他的衣物都留在那些已被我遗忘的地址中的一个地址了。西服太破旧的时候，我再买一套新的就是了。反正还有钱在以支票方式转入我的账户，即使数目以及与我的关系有点模糊不清。

要是有一天，我应邀出席一种齐整体面的场合，连日常的衣服都显得不得体了的话，那我必须谢绝。我当然可以买一套暗灰色的西服和一件白衬衫，而鞋子就凑合了，但换衣服意味着越来越大的危险，到了星期一就可能穿不到普通工作服了。此外，也不太可能还有人再有念头安排一个比较盛大的宴会了。你怎么还能希望你可以再坚持这样的活动一两个星期——除此外，还指望客人们能记得这件事情？谁还记得有我在场的那个部分？

但是，在这种漫游不定的生活中，最不方便的一定还是那件大衣。正如你看到的，它搭在沙发靠背上——事情很简单，它太重，不能挂在钩子上。它的衣兜里塞满了旧钥匙，重得我勉勉强强才走得动路。瞧这里。我可以在沙发上倒出几堆钥匙：ASSA牌的，YALE牌的，SILCA牌的，TEKA牌的——甚至随便什么牌子的钥匙都有。我就是不敢扔掉任何一把。其中一把毕竟是正确的钥匙啊。或者说曾是正确的钥匙。同时，等我晚上回“家”，所有的钥匙又都用不上。那时我就自然必须按门铃。我搞不明白的是，我那些临时太太们自己是怎么进到住宅里的。就是说她们早上必须去上班，而很可能到了晚上就没有一点希望再找回家。她们怎么还敢出去买东西？这些事情要是花费一两小时，你就完了。虽然，她们是有和我不一样的动机回到同一个地方去，而且可能在钥匙上还有一个地址标签。然而这不是很冒险吗——丢了带地址标签的钥匙，人不就无家可归了吗？

我无法摆脱一种非理性的受威胁的感觉，感觉这威胁就来自这些无意义的钥匙堆。其中一把钥匙比我自己更知道我的底细。

人只要问问自己，在没法给“家”这个概念一个确定地址的时候，怎么会有可能每个早晨都能找到上班的地方，合乎情理的是，我应该在不同办公室和政府部门中转悠，或者说，为什么不是站在一个柜台后面或者一台车床旁边上班呢？这只右手是一只极为平常的手：大拇指外关节，几乎完整的食指，一个自由转动的小指指甲，此外手背上的皮肤、甚至一两个皮肤斑和细毛也是很实实在在的。这只手正常得几乎让人恼火，没有任何特别标记，可能保养得相当好，但是完全可以想像这手可能是在一个仓库、一个收款机旁或一个车间里工作。

但是我有这封信——我没有向你提到过吗？——这封信关系到我的管理能力。是什么管理署署长或者可能是内阁成员写的——是的，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但是签名的最后两个字是“格仁”，用一种刚健的男性笔迹划过信纸下方——给我的任务是“建立”什么机构，肯定也是一个政府部门。换句话说，我是处在官僚生涯的一个非常紧张压力很大的阶段，同时承受双重的压力，既要负责一项扩大的调查工作，又要承担建立一个官僚机构的任务，因为我不知道具体工作是做什么，自然使任务更艰巨了。

现在你大概会反驳我，说我现在就算不在一个内阁部门，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能在错误的政府机构里找到位置。这个地址完全可能像晚上要去的什么地方一样随意偶然。我只能这么答复你：我的身体知道道路。在我的四肢和感官里有一种记忆，是我思想和说话时不能随意支配的。但我的身体还能记得。当然它可能会搞错，把近期记忆和根深蒂固的习惯混淆起来，把我带到我本来已经离开的工作位置。但是，它最终是无关紧要的。可能是因为我在那些层层叠叠的管理机构中调来调去，就好像我在那些叫作“家”的地方之间转来转去。但是我从这个地方调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都会带上我的组织才能，这种能力是像游泳技巧一样，那是带在身上的本事——人一掉进水里这本事就会自然发挥起来了。一般来说，在我还陌生的办公桌上的那些等待着处理的文件，我都能处理而毫无困难。大概本来就是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我得到这个建立一个部门的任务。大概这就能解释我为什么不能详细说明这个单位的任务——我刚才说的不就是这些吗？

相反，我当然可以在这个有可能从来没试过的新工作地点毫无困难地直接进入具体工作。比如说这份发言稿，放在办公桌上等待着我处理。我对此毫无记忆，但是我能立刻投入这件事情，写出一个有关的后续文件。我有自己的一般工作能力，我可以说是这个办公桌让我对找回昨天的记忆得到帮助和支持。

这个发言稿提到的问题是所有事情中最要紧的。我和那个打字打出第一页A4纸的人意见完全相同，还有不少修改和大致的观点。它明显地再次提出压缩开支的要求，强迫我们把生存形式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事实上是要保护官僚体制。这体制其实就是针对所有员工，这些人力必须储藏过冬、等待春暖花开的更好时机再利用。要是在这方面也开始削减，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部分都会被剥夺掉所有理性、所有合理性。那样造成的损失将是不可修复的，或者说，至少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来看，处理起来是非常费钱和繁缛费时的。看来我们的媒体特别难以理解这一点。那里的人相信，我们既能保持具体工作，又能砍掉领导功能。其结果就成为一只公鸡，四处乱跑几秒钟，然后就被砍掉了鸡头，摇摇摆摆晃晃悠悠，最后倒下死去。

我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部门，在这么拮据的经济状况下肯定是特别困难的。同时，我又相信，这个部门是那样一种单位——显然有某些控制功能——需要它来处理极端情况。我要尽最大努力为这项具体工作保留下那些必要的员工，我个人自然也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在有批评性的、可能也有自我批评性的调查中，这是我的任务此刻也已经清楚表明的。我相信，这个项目是有重大意义的，使我们有可能重新把握现实。

但是这种淫乱的生存状态中包含着不同的谜语。就我所能理解的，我是那个唯一的人，在晚上回“家”，回到那个女人和那些孩子身边——或者只回到那个女人身边，而孩子们因为什么原因而到了画面之外，或者是没有出生过，或者是跟学校出去旅行了，或者是随便什么类似情况，而在所有这一切的后面，我自始至终都在寻找一个特别的女人。怎么会不是另外一个女人——或另外几个女人——也落到这个相同的地址？也就只有我在那里呀。或者说我搞错了？是不是在昏暗不明的光线里我旁边还有另一个人，某个被我从桌子旁边或者从床上挤开的人，而我记不得了，或者是我自己被挤开了，却没留下什么记忆，只留下一点模糊不定没有内容的失望？是不是另外一个人气喘吁吁的喘息和我的喘息在卧室里混在一起，那喘息是来自一个激起了情欲的窥淫狂，或者是来自一个痛苦的失恋者？从基本的统计数字来看，情况应该多半如此。我在说起这些的时候，多少能感觉到这些假设的反应。

我有一种感觉，感到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悲剧，没有了任何价值，一种闹剧中的绝望。好像我们上面高高的空间崩溃了，把我们压平在两维空间里，是一种抑郁的阴虱，在地球表面上滑稽的图形里转悠。是一种苦难，在这种苦难中你能想到高尚，但也只是作为讽刺漫画的原版，而我们就是这种漫画中的人物。

从这种感觉出发，重新构建最近的、显然也是很戏剧性的那个晚上，这应该是可能的，也许还能解释一个清晰的无可争辩的细节，就是我脸颊上的橡皮膏，就在右侧颧骨上。我能感到你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伤口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伤口，就来自昨晚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伤口本身可以表明是我和我的临时太太打架了。当然，从一切可能性来看，我绝对不是一个虐待妇女的人，但是我可能被这个陌生人攻击了，我们只在一两小时里还是很亲近的。它只是不符合我的身体对一种反反复复的爱情的见证，也不符合围绕这房间里的其他人物我能勾画出的那些假设行为给人的熟悉感。更有可能的情况是，那个被挤开的人——或者那些被挤走的人——在我们的亲昵动作重新开始的时候，就对我发起了攻击，还带着不让你得意忘形的喊叫：“够啦够啦！”而我们已经滚在了一起，被一拳击退或成功摔倒，还在卧室和浴室里爬来爬去，用鞋楦或衣架互相殴打，翻转了浴室的体重秤，从墙上拉下了洗手盆，然后又爬回到现在肯定是血迹斑斑的床上——最后是仓惶逃跑，可能胸前还紧紧抱着衣服和手提箱。在电梯里忽隐忽现的灯光下，我用发抖的手在手提箱的外夹层里摸索一块橡皮膏，为了给颧骨上的伤口止血，颧骨的伤口是我用一个柔道式动作从床上飞跃出去的时候在地板上擦伤的。这是一个让人咬牙切齿的闹剧，不会让任何人甚至笑上一笑。只有一件事情不对头——睾丸里的微痛说明我在重新尝试亲昵的时候并没有被人打断。而且衬衫还在手提箱里，表明我脱身出来时是很平静的样子。它看上去甚至是带着亲热的感情仔细摺叠起来。打架和爱情是并存在一起的，互相矛盾的解释其实都有道理，是啊，双方不能互相分开。

假设我的工作也是这种样子，也包括在这种淫乱的生存状况里，昨天还去上班的政府部门，或者现在随便叫什么机构，今天就能对它完全不忠。这种感觉既是让人心寒的，同时也是让人情欲燃烧热血沸腾的，我对你说起来的时候，自己对此也毫不陌生，这感觉就是在你旁边还有另一个人，是的，就在这间房间里，你旁边还有好几个人，都是气喘吁吁的，呻呻吟吟的，当你在自己的临时太太怀抱里跃起沉下，或者当她弯腰俯向洗手盆的时候，你突然从她后面抱住，给她一个惊奇——这样的体验，在我上班的地方应该是能重新找到的，至少以某种形式。我应该有一种小小的胜利感，当我在办公桌前坐下的时候，能把某人从椅子上挤开，而我比过一会儿后来的那个人强大，能让他无可奈何，只好继续转悠着去找另一张办公桌，或许还要到另一座办公楼里去找。我确实有这种胜利感。现在我不记得，我在一小时前是否挤开了什么人，但是这样的事很可能发生过。在这个办公室里，不是还留下了一些某个内阁官僚或者什么办公室主任默默诅咒骂娘之后呼出的臭氧气息吗？他用三个肢体爬在地板上，寻找自己的眼镜，而同时那第四个肢体还要夹住手提箱，还要去抚摸摔痛了的肩膀，那是因为他从椅子上被挤下去的时候在地板上把肩膀都摔伤了，不是这样吗？这是完全可能的啊。可是摔痛的其实是我自己的肩膀。

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在这块被我征服的领地里插了一面旗帜——横跨过办公桌上的写字垫板，我涂写上了几个大字：艾力克·克尔维尔。后面我又加了两个字：头衔？我很恼火，在某种讲民主的虚无中，门外的牌子上没有写按照等级排列的职位。现在我就要用其他方式把我和我的职位联系起来。办公室的大小已表明了一个较高的位置。同时，从它的样子、在楼里的位置、还有内部装饰等等，说明我连署长都算不上，更不谈什么国务秘书。要不然就是我以同样的民主的假惺惺讨好人的做法，有意让出属于我特权之内的几个平方米的空间，用作会议室或者收发室或者随便什么大家使用的空间。不过不会是这样的，要是我在那样一种高位，在我这里出出进进的人应该更多，有更密集一点的交通。

唯一与此有矛盾的是我的办公桌。写字垫板是很多年没有换过的了。桌子上的台历也是两年前的老台历，只有一些零星的笔记。拿起放回形针别针的罐子的时候，可以看到下面能披露痕迹的深暗的四边形印记。同时你能看到这张桌子上堆满了杂乱无章的文件，让我感到一种压力，好像我又得坐着又得跑，疲于奔命气都喘不过来。这一份公文，还有这一份，都有非常新近的日期。在这下面，肯定还有半新半旧的文件，没有回复的信件等等，但是我的办公桌无论如何带有当下正在使用的明显特点——还有效率。我自己感觉到，我处在一种活泼有力的生存状态中。就是在绝望之中，我也精力充沛，或者说，更要求自己精力充沛，和那些多年没有人碰过的窗帘正好鲜明对比，和那棵枯萎的橡皮树正好鲜明对比，和书架上那些胡乱堆放有些损坏的文件夹正好鲜明对比。我真的搞不明白这间办公室为什么会是这种样子。既是很有效率的，同时又像童话中的睡美人沉睡不醒，这是不对头的。这里有一切迹象表明，有人努力工作做出重大贡献。我必须搞清楚的就是到底有什么信件确实从这间办公室送出去。

你还得多多包涵，为什么在书架前面有这一堆文件。就在你进来之前，我正要从书架上拿下一个文件匣子，匣子里的文件没扎好，就散落到地板上了。我还没来得及把它们收拾起来。看来我也没有什么秘书帮助我做这种实际的事情。文件都是草草收拾到文件匣子里，没有根据分类标签分类，或是打了洞夹起来，就直接塞在文件匣里，只用橡皮筋捆了一下。这证明放的时候很匆忙，而且没人帮忙，证明我总是持续不断来去匆匆，要摆脱持续不断的新文件的狂轰滥炸。我不知道在什么程度上我要对这间办公室的状况负责。这里有一种混杂，既是杂乱无章又是井井有条，也有一种紧张，绷紧在混乱状态和我能认得出的学究气之间，不过，有这种困境的自然不只是我一个人。也不是我一个人，总是喘息着对付一切工作，还不断地说：来不及啊，来不及啊……这种有增无减的混乱看上去是一种迹象，说明会有一天那个大混沌会把我们全都抓住。对建立秩序的种种努力，那些要把一切都堆放得齐整划一的可怜尝试，还有整理得井井有条的文件匣，都是对这种混乱的唯一的绝望抵抗。

我真的不知道，这种有点结构化的混乱是不是我一手造成的，但很可能是这样。在我的服饰外表里也存在着同样的紧张。我注意到我时不时地把手伸到衬衫领子和领带上，为了检查领带的结是否打在了一个领角外面，还用手指拉过头发，为了搞明白发束是否滑了下来。必须记着在出门之前一定要照照镜子，可自然总是忘记了。这是为了抵抗崩溃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

我谈到了没有轮廓的“家”，谈到从这一天到下一天都可能变换的工作地点，但是我一直想着的，还请你帮助朝这个方向去考虑的，是她的面容，她的动作，她说话快速的样子。我能听得很清楚，就像能听见一般噪音中清晰的沉默。如果是她从走廊里走过来，我能立即感觉到和辨认出她的脚步声。那和其他人的脚步声是绝不会一样的。在我的语词下面持续不断驱动着的不确定的情欲，也有确定的方向，朝向确定的皮肤，确定的腿，它……算了，不说了，和你没有关系！于是就有了低声的、还有点潮湿的笑声：我等着的就是这个。我也相信，就在所有奇妙幻想和所有的淫乱之中，我其实还是一个非常讲究一夫一妻制的人。自始至终我都把我的感觉固定在这个女人身上，这个我失落在幽暗光线里的女人。我在变色龙一样的地址里苦苦寻找的，始终就是这同一个女人。我甚至相信，我能描述她的样子，不是说我还能记得她的样子，而是我的感官能思念出她的样子。只是我得把这种描述留给我自己。当我尝试呼唤出她的声音的时候，我听见的是各种嘈杂的声音，当我尝试看清她面容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群面容。我真搞不明白。好像我越是尝试把事情搞得很精确，记忆的图像反而就越困惑不清。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敢冒险说出一个名字。字母L是确定无疑的，能开辟一条继续前进的路，但是我必须把所有的猜测都留给我自己。

相对来说，我倒完全可以说出那皮肤明亮的光泽，还有那一对相当小巧的乳房的样子，从上往下贴近着我的面孔。我也确切知道她的头发朝我垂下的样子，搔弄得我的这片脸颊发痒。但是我不敢断定头发的颜色，甚至不敢说头发是深色还是浅色的。那是对精确性提出无谓的要求，而我会失去感觉。相反，我能看到她的肚脐，还有肚脐周围那圈拱形的皮肤，淡色的，发光的。而我感觉到这个房间因为我的突然眩晕而摇晃起来。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以为我只是用一个梦想到的女人的形式，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出来。但是我知道，并非如此。我是用更加确定的方式来思念她。我在一系列的方面根据她的特点做了自我调整。比如说，我戒了烟，烟的诱惑力显然是够大的，但我还是戒掉了，明显就是因为她受不了烟味。每次我开始用手指在桌面上像敲鼓一样敲打的时候，我也抑制我自己——肯定是因为这让她不高兴。我甚至听到她说，“求你啦，别敲啦。”但她说话声的音色是不确定的。一种这样的自我调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你能为一个幻想出来的人物做得到的。那个我不敢给名字的人是存在的，在失忆中的某个地方。我一定要重新找到她。

我注意到我又开始说“失忆”了。可能是我在寻找对这种现象的贬义的命名时，我捕捉到了这个词。在这个术语中也有些贬低其严重性的味道，好像就是我在个人意识中刚刚失去对什么事情的把握，但能很容易通过对记忆的一点外部支持而恢复，或者通过能带动临时放置的记忆图像的一种联想而把它找回来。这种现象中更加致命的，或许也是更有决定性的，都会完全消失。相对而言，"健忘症"这个词是足够捉摸不定的，它能包容不同的内涵。此外，这个词还有科学的音调，给予这样的判断带来一点医疗诊断的特点。我也不能不联想到和健忘症非常相近的词“大赦”。用于失忆的这个正确名称，它要说明的不仅是在这种损失中无可奈何的状态，而且通过一种声音非常相似的词来原谅你，大大原谅我们可能做过的但最好是能忘掉的事情。

所谓外部的近期记忆，首先自然是这本日历簿，这个小小的黑本子，上面的“执行长官” 几个字还是烫金的字体。台历我自然是不敢相信的。谁知道我明天会有哪个办公桌呢？让人困惑的是，日期最近的这本黑色日历簿是从眼下这个日子，即十一月二十四日之前的一两个星期才开始的。现在这个星期里应该包括至少一两次会议，但所有的记录不过一个有关星期三的会议的笔记。会议地点我疏忽了，没有写；那可能是我记录这次会议信息的时候，会议地点不言自明，所以我没写，但是它已经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了。而这个日历簿是从十一月才开始记录的，当然有它越来越明白自然不过的解释。我已经犯下了绝对该死的死罪：曾把旧日历簿从手提箱里取出，把它从身边拿开，放到某一个我那些临时的家中。所以我不得不从头重新开始用一个新的日历簿。在那个旧日历簿里，肯定能找到有关我这星期工作责任的一系列笔记，而现在这个星期又会因为我的一系列失职而让我备受屈辱。

但是，那个比较重要的记忆，那个我持续不断努力恢复的记忆，而且我还希望能由此显示一条通到L的道路——自然是我负责的调查，这项任务现在完全蒙上了阴影。它占据了我的生活，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着它的轮廓，以及L回避人的面目的感情色彩。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要精确地搞清楚这项调查的内容，我只有一点困难。很明显，这一切和健忘症是大有关系的。在装有规定的信封上，我涂写上了“历史”这个词——加有引号；这明显是引用某内阁大员对这项工作的指示说明。这个几乎已经过时的词用决定性的方式切入了我的任务中，而没有因此使得它在轮廓上更加清晰。

我要尝试说清楚，我掌握了多少情况，但是首先我必须就这种奇怪的负疚感说几句，这种感觉此刻就在我们的谈话中浮动，它与失忆有一种确定的关联但又不太清晰。我也必须尝试搞明白，它是不是一种自由地流动的感觉，乐于和这无名的状况产生关联，或者有一种真实的、在我看来也是合情合理地受到限制的关联。也许它更具有一种在这种状态下施加惩罚的无情的特点，这种状况以一种倒退的但也是强迫人的逻辑，让人产生出负疚感。

因为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如果因为在这场无形灾难中的某种参与，我得到了理性的惩罚，那么就是我的视野中失去了L。没有什么比这种惩罚更让我受折磨，什么五马分尸，什么隔离牢房，都不会让我更痛苦。

对这种不确定的在四周流动的负疚感，最自然的解释是所有那些临时的关系，这些关系基本上是一系列长无尽头的背叛，背叛那个唯一的我询问下落的人。但是，如果不通过这些持续不断地去亲近人的新尝试，不断重新摸索一个从我的视点中滑出去的地址，我又怎么有希望再找到她呢？很清楚，我尝试着推理出头绪——很可能没有把最近这些日子用于其他事情。但是我必须试验：这不正是在陶醉之中吗，当这个临时的女人的面容在销魂状态中散开的时候，我只希望能从所有这些女人的面容中认出那个我寻找的面容。在房间里自然总有一盏灯点亮着，这样我们互相进入的时候，能追随对方动作中的肌肉活动，既是越来越身心舒散，同时又越来越绝望地清醒。两个人其实都是在寻找某些失去的东西。

就像一声悲哀的狼嗥，让我的心中升起一个念头：L不是正用同样方式通过其他男人在寻找我吗，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朝着一个总是新换的男人弯曲着自己的身体，紧贴在他身边，在那总是点亮的灯光里把眼神固定在他的脸上。

这念头让我窒息。但是它还有一个孪生的念头，而且更加糟糕：她其实根本不是在寻找我，她想逃避开我，通过其他男人而摆脱我，通过一个又一个男人把我甩开，用一声并不记得我的名字的叫喊，而且带着一种轻松感，因为我不存在了。

自相矛盾的是在增长的健忘症之中语言看来却是完好无损的，这语言其实不过是一种记忆网络而已。合理地看，我的谈话本应该会四处流传，应该在因为缺少支点而几乎无法理解的稀疏词语中去寻找。而相反的是，成排成行的词语却准备就绪，愿意到位服务，而语法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好像用于招待客人的宴会或者是用于谈判。对此我真不理解。看来这里甚至应该有些公开性，而你却没用什么方式做出什么事，值得你得到这种公开性。好像是单独的词已准备燃烧起来，通过和某些失去的东西的一种关系而充好能量，它们已经准备好，要从其他词汇中闪电一样迅速地把自己分出来，就好像是它们要做些能被人看到的事情。或者在准备之中的不是什么公开性，而是迷惑人的幻影？我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语言带有些让人感到恐惧的东西，它和我学会处理的那些碎片一样的现实是不符合的。那好像是说，这语言一方面被一切我知道的事宣布无效，另一方面又被我不知道的什么事情恢复了充分的名誉。怎么可能同一件事物能既存在而又不存在呢？

从某种观点来看，自然是你给了我说话能力。是你，给我提供了可能性，能在思维的道路上有所进展。要是没有你，我就没有了方向。词语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前进，就只会停留在我的嘴里，让我窒息。各种思想就在空中停止不动，只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或嗡嗡的声响。要是没有你，我就成了一篇没人读的文本，一行没有力量的字，也无处可去。当我的某张照片发出淡光，在无言中发送出它的意义，那是因为你和我一起在看着它。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真实。还有一种在我们两人之外的语言，一个不为人知的系统，本来它是会崩溃的，但是在你的帮助下我能够顺利通过而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不过，虽然没有麻烦，但是有不祥之兆。这些完整的,几乎完整的思想后果,每个词里显然存在的这些记忆——它给我一种陷阱的感觉，我正一步一步地跨入这个陷阱。

这个陷阱的，或者说这个可能的陷阱的性质，我自然没有把握住。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说这种语言能把我们引诱出来，引诱到推理和立场确定之中，而这和任何经验都不相应。在办公桌的写字垫板上有张还比较新的剪报，标题是“官僚机制陷入危机”。有什么人——这不是我的笔迹——把“危机”这个词用笔圈了起来，还加了评注：“和什么比较而言？”对于媒体来说，抓住这样戏剧化的表述方式，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样的表述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就如它们曾经也吸引过作者的手，同时它们是悬挂在空中的，并没有特别指向报纸边缘之外的什么事情。没有了过去，你就无法用一种意义充分的方式来利用“危机”这个词。这记者在虚张声势。或者是他真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东西？

我自己此时此刻正在经历一场“危机”吗？我完全缺少支点，只有那种在词语之间流动也是在词语内部流动的绝望，我的各种联系交际全都在发烧，这些问题本身能对应这样的一种危机表述。但是，我又怎么能知道，这个危机状态其实是针对昨天，针对上个月，或者针对去年而勾勒出来的状态？我可能受了什么诱惑，要把本来确定的状况重新命名为“危机”，其实是为了能够应付它，为了给自己什么希望，希望这是我自己会抽身摆脱的状况。但是，设想我本来就陷入了一片沼泽中，每次尝试伸手摆腿把自己解脱出来的，反而只会更加困窘，只会在这个咕咕嘟嘟冒气泡的绝望泥淖中陷得越来越深。

别误解我。我不是来诉苦求情的。我要断言的是，语言在一个巨大外部记忆中是很有勾摄人的力量的，它能把我们引诱出来，引入到对什么事的描述说明中，而它和我们实际知道的事毫不相应。我们一直受到诱惑，一直要说话，好像我们有一个背景，受骗上当去使用一种语言，其中充满对那些不可挽回地失去了的东西的参考。我要反对的首先不是这种措辞中的吹牛味道。更加危险的是，如果人们还上当，想把自己实际上看到的那一点点东西用这词语做精确表述，而这些词语朝不同方向浮动散开，驱散了人在瞬间中还能在可触及的范围内拥有的东西。无论如何我至少能指出语言中有这么多的危险性。但是我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感到这个陷阱比例很大，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好像我被引诱到了一出戏剧中，在这出戏剧里，我为了让自己自由而做的尝试，反而把我纠缠得越来越紧，是我自己让我吃官司，受到一场审判，而自己却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形。

有些东西我首先要保护，免遭过于急躁而且危险的要求过分的措辞的破坏，这就是那些小而珍贵的残剩物品，我能用它们来揭示L和她在我的生活中的位置，是那些“我们在一起的生活”留下的虽已黯淡但是还闪烁微光的碎片。我只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感到我已经说得太多，而失去了一些我认为自己知道的事情。我很害怕，我一直在失去对她的把握，一段一段一点一点地失去着。而且我还是不知道，这是因为我自己表达得越来越含含糊糊模棱两可，还是因为我追求一种在原则上其实不可能的精确性——或者甚至是因为一般来说我总是尝试在词语中捕捉我寻找的东西。我刚才也告诉你了，我的感官记住了她的头发垂下的样子。我是应该记得住的，我非常肯定，我刚才还知道这一点。但是我无法精确。我撒了谎，或者说，不管怎样，我的词语现在已经变成了谎言——我对这块脸皮真的不再有什么感觉了。

这块白色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正扩散开来，即使那是非常缓慢地发生的，所以用肉眼几乎看不出它的扩散。但是我一直让我的右手背在观察之下，也就是我正说到的这块手背，V形的，稍微突起，带有一种瓦片的光泽。在边缘上，就在那块拉长的皮肤色斑之外，在我们开始说话时曾有两根小小而光亮的短毛。现在就只有一根了。海岸线变得狭窄了，而且不间断地无情地变得越来越狭窄了。你别以为我做这种观察是在一种精神病似的沉湎自我的臆想症里。我只是愿意把我们两人都知道的事具体化，但是用一点抽象的方式——是说在我们这次谈话中，我们的立足点如何变得越来越狭窄了。我们不能失去时间。一次谈话必须仔细平衡它的真实性和长度。冗长的叙述交代会自行失效。

因此我必须问我自己，我们是否还有时间来检查这张照片。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这是一份独一无二非常重要的个人文件，而且是为数不多的近几年的文件之一。这是一张集体照，我和L两人看来都在里面。照片反面最先是朝上的，有一条说明，提到“亲属的作家”—— 这一点我以后还会说到——它为解释照片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这是一张亲属聚会的照片。这可能是我拥有的所有证据中最清楚的一件，照片本身就拍得异乎寻常地清晰。但是，我也很担心，这张照片同时也是我拥有的材料里最能误导人的而且一般来说靠不住的文件。我就是找不到这两方面之间的关联。但是，你也许能在照片里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在你跟我一起看的时候，也许我能突然发现照片里的什么东西，让里面的什么东西在本来忽隐忽现闪烁不定的状态中一下子透明起来。

这张照片上展现的，是一些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人，聚集在明亮的树冠之下，一家可能是乡村旅店的前面，不管怎么看这也是一座老房子，这种房子在我们的时代对于一个私人来说肯定是会有很多麻烦事的很难维持的。照片上挤了不少人，而且好像人人都是靠那种遗传的力量挤进自己的位置的。他们显然都尝试着摆出同样的面部表情。而在所有这些人头顶上还有一群苍蝇构成的阴云：那是死者的想法，它们还愿意搅入活着的人的想法中间，为了使得它们可以让人理解。

这里站着的是我，在后排——或者更准确的说：这里站着可能就是我的那个人，在他太阳穴部位还有人用铅笔打了个叉。你可能在我的面容和这个打叉的人的面容之间看不到什么相似点。瞧，面容不是已经说明很多了吗。我显然只能在面容的一两点小地方来证明，鼻子的某个部分和上颚，当然还有一只眼睛，还有带了几缕头发的一点额骨。太阳穴几乎看不见，只有非常少的一点颞叶。最根本的是我的头骨开放着，我愿意说是职业性的开放，所以每个人都能看到我的思想，能够确信我的诚实。但是如果你瞧这个鼻梁，它的伸展，耳朵的角度——对了，我还忘记说了，我还有一只耳朵呢，这自然是很重要的——而眼睛的位置，相当深陷的眼窝，还有几乎刺痛人的眼神，会突然变得犹疑不定，深不见底，是啊，这下你就能看出我这个面孔和照片上很相像了吧。

相像——但是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在照片反面，你刚才已经听我说的，在像是一个叉号后面还有几个字：“亲属的作家。”这个摄影者在尝试偷袭“现实”的时候，成功地把一种不会实现的可能性当作文献记录下来了。你看得最清楚的是这个人的姿态。这里有一种分离性，或者更正确地说：一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一个一直想跳出其忠实性的人身上，而本来人们是有权期待他忠实的。好像他总是不停地要尝试下一步，说下一个词，人家送他的马，他还要当着人家的面去查看马的牙口。他是个双胞胎，在某个决定性的关头，又缺乏责任感。他根本不听话！你看到吗——他根本不顺从这个模式。反过来说，在他旁边的那个明亮空间，那个很多人惊讶地盯着看的地方，那是我的位置。我是他们等待的人。我不要让他们失望。

不对，要不是那个遗传基因密码里显微镜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五十公分的错误，造就了我，我本来是会成为那个照片上的人。我过去的生活中曾经有过道路的选择，而我成功地用文件把它记录了下来，在一个十字路口我选择了另一个方向，而不是这照片期待我选择的方向。我是从这两份文件知道这点，它们已经陈旧起泡，还带有一个回形针留下的锈迹——可以看出它们和这张照片曾经是用回形针夹在一起的。一份文件是著作列表，标题是“1951年夏”。所列主要项目看来是一个文件盒，里面有一部诗体交响乐的手稿。还有个标题包括这些词：“没有人要和我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真难为情。再有一部已开始创作的史诗是写卡尔十二世时代的，以及更多同样风格的作品。在所有这些登录作品名称下面又写着：“烧毁于1951年9月13日。”另一份文件是一张从布告栏上撕下来的有关某文学通史课程的通告，课程开始正好是1951年9月。通告最上面写着“诱惑”，是我的笔迹。这句话的上下文看来非常清楚。在这个时间点，我必定认真考虑过了，要跳出法学课程，狂热投入到我的文学创作中去。看来我甚至敢于在我的另类生活中走入一大步。在课程通告上还有一两本阅读书目，其中之一——《俄狄浦斯王》——在边上还打了一个勾。但是我内心最深的兴趣在此有了突破；在这个书名之后我还写了“多妙的审判程序！”而我及时地抑制了我自己的欲望，点燃了一把火，把我很可能极有少年气息的文学产品付诸一炬。过了这个时间点，就再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我在这条路上还有什么雄心壮志了。我明白这是为什么。当我看这份著作列表的时候，我的脸上和耳朵就开始发烧，有一种惭愧羞耻感，一种难为情，而更奇怪的是这种感觉有一特殊的出处。要是保安人员知道我还写诗歌，可能还会通过某些不幸的机会拿到的某些诗句来嘲笑一番，他会来对我说：“真没想到，我们的头头里还有一个诗人呢”——是啊，那时候我会发现我在这里的地位不那么靠得住了。行了，别误解我。这不是有关我私人生活中的脆弱敏感的一面，或者是类似的问题。我其实是很开放的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的工作和那种无意的轻浮之间的一个决定性区别，而艺术最终不过就是这种轻浮。我希望我以后会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尽管我放弃了我的文学计划，看来我还是保留对文学的兴趣，也许还培养了相当高的文学品位。我可以从这张放大的照片上看出这一点，照片拍的就是藏书丰富的书架。你能看到，照片是在一个信封里，和一张石版画的幻灯片放在一起的。这些照片估计是在去国外旅行之前拍的，那个时候我还敢出远门，在家里有撬窃和破坏事件发生的时候，可以有贵重物品退赔保险。书籍的照片我显然已经用一个高倍放大镜详细审察过了，因为在照片的边上，我记录下了某些破译出来的书名，作者姓名，如卡夫卡、贝克特、艾克洛夫和克莱斯特等等。但是我不记得阅读的是什么内容了，这些名字对我也不再能说明什么了。我怀疑他们和我现在的情况还会有什么关系。通常情况下，我不再看书读书，无论如何不能再以那种方式阅读。我只能集中注意力看几页就不行了。然后我就失去了线索，必须重看书叫什么名字，才能知道自己读的是小说还是别的什么。文学当然还没有完全失去其吸引力。我依然感觉到一种诱惑，不时去翻看一本书，享受几行文字，甚至看一两页，直到失去对上下文的理解为止。我以为，在这种意义上文学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是有点作用的。

我担心，面对这张照片，我真的有点过分饶舌了。我要说明的是那个女人，站在一个并非我的人旁边。她是谁呢？一头很有意味的披肩卷发，裹着一张漂亮脸蛋。一点开心的微笑，没有对照相机摆弄姿势，相反，还保持着一点距离，有点矜持，不，正确的词应该说是高贵。精力充沛，同时又有点文弱：一个职业女性，面对星期六不得不做的清洁工作、一堆脏衣服和不够透明的窗户不免有点着急。在面如樱花的面容中有一点严肃的样子，一点紧张的完美主义。我的心在一瞬间停止了跳动。

但是，难道她不是我能够担当的那个男人的妻子？难道她是个完全无关联的人？我自然是认不出她来了，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真正找到L的这一天，肯定要通过很耐心仔细的辨认，我们才能认出对方来。但是照片上的这个女人，也显示不出和我自己理解的我的身份有什么逻辑关系。

当我占用我们本已很少的时间检视这张照片的时候，是希望你的眼睛能够为这件事情多看出点什么。我相信，它们确实也做到了。在你的沉默中有一个问题，几乎在你嘴边上我都能听到了：“为什么那些最清楚的文件，也是最背叛的？”是不是这样：这些要把事情搞精确的尝试本身就增加了不确定性，删除掉了意义？我实在不敢再面对这个问题了。如果我把你的疑问置于旁边，就算只是一点时间，也得请你原谅我。我拥有的材料已经够脆弱的了。对我来说，在这个赌局上我押宝已经押得太多了。我对你提出的眼前这个很令人讨厌的可能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暂时我还是得这么推理，好像在这忽隐忽现的混乱之中，我只能先锁定一两点。

你的沉默中还有一个问题——关于道路的选择我到底知道什么？这个小小的个人调查是我愿意付出代价的，它的目的的一部分就是为了把我从这张所谓亲属照片上的我的那位靠不住的孪生兄弟那里解放出来。但是我与这个想象人物的距离——到底有多可靠呢？可能是那样的吧，在一个道路选择的当口，我其实没有成功排除掉那另外一条可能的路，而是以某种方式还是同时踏上了两条道路。这就使得我在这个审查过程中处于明显更加危险的境地。这次调查能够对我本人投上一道很不愉快的光。但是这种反对意见其实是你的，而我有充分权利来反驳它。就目前来说，我必须坚持这样的充分可能性：既有可能选择，又有可能使我的选择做到精确。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必须请求你，不要过于固执地咬住我的外表和我的谈话中的细节。那会制造出一种围绕我的让人晕头转向的不确定感，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我们的活动中的精确性。你采取一种旁观的态度，就会好多了。是的，我想到的或许特别是你那种看人的样子，你的眼神总是追随我头顶这块巨大橡皮膏。这自然是一种令人注目的细节，但是你得知足，不要深究，你就让原因隐蔽不明吧，每次你想尝试知道，还坚持不懈，反而会损害这个问题上以后能获得的全部信息。此外，这是一件皮毛小事，一个几乎已经愈合的伤，也许已经是一两个星期的老伤了。如果这不管怎么说还是指出了什么问题，那么最有可能的是我遭到突然袭击和抢劫。根据全部的可能性来看，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了手提箱，被迫重新开始搜集那些还在我掌握中的剩下的材料。这个手提箱也是比较新的，可能是在那种情况买的。我甚至可以确定这次被抢事件的具体时间。你看这个新的日历簿，是三个星期之前开始使用的，而前面的月份都是空空的没有什么记录的，它能很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有理由相信，我就是在被殴打抢劫时丢失了L的照片；那些照片本来肯定是我作为所有东西中最珍贵的东西保存的。显然，我随身带的这个奇怪的铁管子也是和这件事情相关的。它肯定是把我打倒在地的那件凶器，我一直带着它，为了在报警的时候把它作为物证交给警察。我当然没有留下这类报警报告的任何副本。要理解这是为什么也是件容易的事情。我犹豫退缩了，想去又没去派出所，那样我也许不得不说明手提箱里的调查材料是怎么回事情。我的调查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我不能肯定，警察从他们的立场出发是否也会这么判断。

我被殴打这件事，就像你能明白的，是有强烈的假设性质的，是重新构想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们可不能坚持事情就是这样。我敢百分之百地保证的唯一一点，就是我不情愿让警察机关也知道我的调查。很有可能，整个事件的故事其实都从我这种感觉中生发出来的。

但是，这次调查有什么错误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你一样有疑问，因为我不断失去我的见解，尽管我反复努力争取这种眼力。我还听到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像微弱的回声——我对L的追寻有什么错误呢？

第一个很麻烦的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不清楚整个活动搞了多少年了。我有一份小文件，能把这个问题摆到我们眼前。刚才当我对你说字母L是确定无疑的时候，我还触摸到了它。有关的文档也能证明。我只是停顿了一下——在我刚才触摸到它的片刻，它让我的手颤抖起来。就是这个明信片，是我的笔迹，而且还盖过了邮戳。也就是说，它寄出过——可它还是在我自己手里。这本身可以意味着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会把信件退回对方，但更可能的是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共同的家。对了，那张账单就说明了这点。在她莫名其妙地消失之后，明信片就留在我这里了。在明信片上该写地址的那一半，在应该写名字的地方，有一个字母L，其他都涂没了，地址也只剩下了一点：“……街14号”和“……哥尔摩”。写的内容语调明显是一般朋友的，而不是很亲昵带男女之情的。这张明信片一定是在床的账单之前。它当然没有写日期，但是邮戳能够隐隐约约让人看到是1972年。明信片正面照片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风景主题，有市政厅和克拉拉教堂的一部分，钟楼或教堂尖顶的断片漂浮在好像一面面旗帜的蓝天之中，底下是表示海湾的部分。在这一面没什么问题会让人感到不安。而写信的那一面，在日常的寒暄之后，有几个词让我看了发愣：“但是我在写鉴定报告。我比这里其他任何人都更善于在报告里念咒变戏法弄出混乱来。”要是孤立起来看，这几行字没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我把这张明信片放在我正在做的调查工作的那些笔记和文件旁边——有一部分纸张上的文字几乎完全褪色变白了，还有几张因为反复浸水和晒干而起泡了，它们旁边还有那些规定的残剩文件，折叠起来的或者是折叠过又打开的，有污迹的，变得有点粗糙的，日期也没了的，它们上面的文字也有部分褪色看不清了——那时我就突然想到，这里所提到的鉴定报告可能就是同一个项目——而我从十五年前开始一直到现在就坐在这里写什么报告，却从来没有什么人来过问，而且可能从来也不会写好写完，或者也不能写完。

同时在明信片里还有一段，表示我和L在那个时候的关系，继续写到：“随着手提箱里那些希望的碎片不断增长，我每天晚上都朝那个叫做家的方向溜出去”。最后那几个词让我困惑。早在七十年代初，审理过程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家”的概念都暧昧可疑了。但这并不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在这种说法里，有点请愿求诉的味道，让人联想到没有她的时候我过的空虚生活，同时又有希望在增长，我有理由相信，它和我痴心妄想地憧憬着的共同生活有关系。

但是在那个时间点上，还有可能对这个审理过程做点什么事情，至少是找出更清楚的材料。天哪，那也差不多就是开出这张账单的相同时间啊，而在我看来账单是从另一个时代找出来的。在那个时候，人肯定是带着焦急的心情等待这项调查的结果。所以，那时人应该还来得及看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同时呢，健忘症还未来得及抹掉所有让人警惕的经验，抹掉人对所有关系、所有支点和撤退路径的全面的概览。

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如此重要的问题，是啊，也是如此中心的问题，居然只委托给一个人去调查。这种情况本来应该足以有理由建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有非常紧凑的时间表。而且另一方面来看，在一个这样的工作委员会里，我能够称职地当一个书记。

不过，假设事情就是这样的，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专家委员会成员会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忘记来开会，或者找错了开会地点，或者甚至到了错误的城市。我跟你谈起这件事的时候，都有一种强烈的焦急感，好像你刚明白自己错过了一个重要会议，你在走廊里团团转到处乱闯，想重新搞明白会议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急得满头大汗，衬衫湿得粘在脊背上。这种焦急感鲜明清晰，就和同样新鲜而不可思议的记忆图画一样，它是由你努力抑制的那种困惑释放出来的，那时你正好偶然进入了一个会议室，坐下来听人一个接一个发言，想试图搞清楚这个会场此刻到底在谈些什么，当然那是不会成功的，你搞不清楚。然后你偷偷摸摸四处窥伺，试图确定那些空虚的面孔上有多少人是包藏着同样的经验，但又不敢说出一个字。或者说，你居然闯进了什么地下室，坐在一个翻倒的大箱子上，盯着输送暖气的水管出神，尝试搞清楚你要往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往那里去。

如果委员会以这种方式解散，我就自己继续这方面的工作，最终会停止想念其他那些人。这项调查刚开始的时候，曾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在媒体上和政府内阁会议上关注跟踪，而现在越来越落入人们的失忆中。是的，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在明信片上这样写着：“……在写我的鉴定报告。”我的鉴定报告！难道这是粗心的表达，还是我在七十年代初就失去了和其他那些人的联络？想到这项活动的重要意义，那些人本应该是参与的，也是必须参与的。

不管怎么样，我自己继续工作，自己干自己的，但是这样我就面对一个全新的问题。当我完成任务的时候，我就必须说服内阁，让他们相信确实存在这样一项任务，而且——更困难的事情是——让他们相信，这是有关最最重大的事情。人们曾一度作出反应的那种危险，现在已经褪色了，而人们或多或少地也已经适应那些当作自然状态的事情。我这么站出来，甚至有被人当作妄想狂的风险。

我现在这样设想，人们确实把这个审查过程当作一种危险。但我也不能忽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可能性——人们对过去的消失已经习以为常，变得平心静气了，没人再把它当回事情，是的，人们甚至很满意那种失忆状态，能摆脱掉所有那些保留下来的记忆图像，所有的过去的要求和限制人的条条框框。可能健忘症对人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威胁，而你在这件事情上是不知不觉地帮忙促成的，它也像是一个无处不在悬在人头顶上的灾难，也是人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目的而自找的麻烦。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人们得到一个新的未来，再没有旧债没有抵押没有典当没有贷款。如果那是有意的，那么人们真是完全打错了算盘。实际发生的情况看来恰恰相反，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地过着过去的生活，自己还不注意到这点。在我面前，我的日历打开着，这你都看见了。你进来的时候，我正要写上一条有关这次调查的建议，但是，在撰写新想法的这一页上，这些新想法本来是必须立即写下来以免忘记的，现在却都是用铅笔胡乱涂掉的涂鸦。而且还不仅如此。之后还添加了几个字：“可是你已经在这里写过了。”然后，又用墨水写着：“又来了！”要是我敢把这种情况说得普遍一点的话，那么我愿意这么说，我们总是踏在我们自己的脚印上跋涉前行，而自己还不知不觉。

此外，我这里还有一些交税收据，可以证明这样的设想是对的。这张税单是时间最近的，显示国家债务清理署的一队追债官员刚到我这里来过。临时性的课税自然应该是就地执行的，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的生存流动不定。如果根据追债官员还需要相对来说很沉重的武器配备来判断，那么现场征税是会激起人们某种程度的恼火的吧。但是，不这样的话，在一种人人想逃避什么的生存状态中，我们怎么能应付得了财务方面的问题呢？这时，更加麻烦的是当局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执行同样的征税，很明显，他们不记得他们之前已经来过多次了。你能从这些交税收据上看到，同样的税，我就被征收了四次。可能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失忆的胃口，促成了那套强大有力的装备。

但是我有些离题了。你感兴趣的就是这次调查。现在也没法搞清楚，在设立这个工作小组的时候，对于健忘症我们有过什么评价。但是，如果是我在这里猜测到的另外那种情况，那么整个调查自然会有很不一样的内容。那就是说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搞清楚那种过程，能控制它往所希望的方向走，也许就是为了加快审查过程。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而且是更加让人不安的：其实从来不希望有任何报告。也许，因为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人们设立了一个调查项目，这个项目完全自然地必定被它本来要去调查的力量侵入和压倒，然后崩溃，失去它的工作人员，最后就忘记了它是在做什么。也许，正是因为咄咄逼人的调查，它反而加速了健忘症的传布，加速了自己的崩溃。通过设立一个严肃的调查项目，国家权力就能平息舆论的批评——也是为了让自己对此放心——然后泰然自若地接受后来的结果，因为根据这项调查任务本身的逻辑，它就是进入未知领域的探险，就是说，必然没有下文而销声匿迹。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只冒了最低最少的风险，被迫去当一个知情者。无论如何，知情本身就是不必要的。正在增长的这种混沌状态，或者所谓熵，事实上还真起了作用的熵，不论其出现历史如何，必定是能把不同政治野心转为现实的一种最佳环境，虽然这种野心能够预期到对手的抵抗。如果公民们已经对过去的立法没有了什么记忆，那么，出于自己集团内的临时利益去操纵法律系统，搞一项差不多的立法措施，就会更加容易，而且，没有了记忆，就算媒体有反应的事件，也会在下个星期的民意调查之前就早已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事实上，我想我现在就能听到那些不断有人即兴提出法律更改建议的微弱的聒噪声。它很像是飞机场那些不断改换着的出发航班信息指示牌翻牌的声音，嘁嘁喳喳。然后呢，人们就可以在匆忙中又制订一项这样那样的法律，而这法律其实早已经制定生效投入实际使用多次了，而这就是另一回事情了。这自然是让健忘症投入服务时的一种代价。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出于私人的原因，在这项调查正崩溃中的时候，也是我自己都预见到的崩溃中的时候，还要固执己见，那意味着我对国家权力还没有说出的目的充耳不闻，缺少基本的响应，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不忠，不听命于国家权力，而只听命于我自己的一种狂热，自大到了超过我的责任的程度。这就好像那张亲友照片上我想象出来的孪生兄弟，通过我的头脑发送出一种电波，那电波给人的信息是好奇爱打听，人就靠不住。

但是我又不知道，人家没说出来的那些不同目的，里面哪一个是和这项调查有关系的。有些奇怪，给人的感觉是所有这些目的互相冲突方向不同，却同时都行之有效。

对了，我已经明白了，你不说话，表示你不同意——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为什么没有去查查有关规定里写了些什么条文？你显然没有理解，我几乎一直不断地翻阅这个棕色信封里的纸片，那么努力翻找，以至于纸片几乎都要破碎了，磨损得完全模糊不清了。现在我的调查进入到一个决定性阶段，责任关系随时随地都能搞清楚，这时候，抓紧这项任务也就特别重要。我的野心是要从有关规定里榨取出清晰的信息来，可遗憾的是，我这么做，反而把有关规定的意义降低了，本来就有些像是一团乱麻，现在成了一盘散沙。只有在两点上，这个文本还是完全可读的。一点是说，这项调查应该是“不带前提条件的”，另一点则规定，这个文本“在其上下文中必须省略掉那些和……有关的问题”——之后这个文本就有点糊弄人了，它只是强调，在所指出的那些方面“不应存在什么增加社会性投入的理由”。有关规定中比较清楚的这两点，构成了一把绝对完美的剪刀。一方面，这项工作全部精确的前提都没有了，另一方面，有一系列的问题是不可谈的禁忌，哪些问题却并不清楚。

这些规定真的把我置于瘫痪状态，而内阁大员毫不含糊的训令还是传达到了我，说是：“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必须重视建立理性而简单实用标准的必要性。”

问题可能首先不在于这个文本里本身的散乱破碎，而是要人去参考一个现成框架，这个框架已经为所用的词语提供了内容。本来平常的明明白白实事求是的句子构造，现在变得奇怪地神秘莫测，不是因为它们的结构，而是因为对各种状况用的典故已经无法区分了。同时，这里还有一两份文件，属于我拥有的最重要的文件。事实上，这是指出我的社会职能的唯一文件。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吗，正是出于这种职能，我能设计一个工具，以便寻找到L——也就是说，我深信我的调查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健忘症有关系的。可是，等我睁大眼睛盯着这些可怜的文件看的时候，它们的意义就朝四面八方溜走了。有一两个词——“已决定……”——朝一次会议记录的方向溜去，那是一个美梦，想着无论如何还能执行一个那样的降神仪式，它的内容会很多，而不仅仅在摸索什么，特别是这次聚会可能关系到的事情。还有些其他的词，一半都被抹掉了的词——很可能是法语词“账单”和“服务”——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国外旅店的账单，这项活动居然要出差到如此遥远的地方，还好像有什么危险，真带有一点令人头晕的杂味。所有这些还不算，在其中一张账单上，价格数目看来是事后有人调整过的。但是，再过一会儿，这份文件又有了颐指气使指挥人的腔调：“最为重要的是……”以及“必须谆谆教导……”等等。只一下子，这些规定就又像你料想的那种样子了，都是来自占据权力核心的某个大人物的大词重词。但是这些词的意义立即又溜走了。而词组“没有了……就不能……”恳求着什么人，用的是一种情书式的突然的赤裸裸，好像这个执笔人没有了对方就不能呼吸活不下去了。而那个让人一瞥之中看见的图表就坚挺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阳物。不不，其实不过是一种债务陡增的图形呈现而已。而“此责任必须由……承担” 这些词又转成了一种控诉，是找理由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这是不讲道理的！看上去就好像一张凌乱潦草的素描——叫做什么“测验”的东西——在这种素描里，你能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取决于你正想找什么，或者说，取决于你是从哪个方向来看的？你必须帮我看看啊！

我能在皮肤上感到你的反复多次的沉默疑问：如果我是这个专家委员会的书记，这个委员会最终也解散了，那我有什么资格自说自话执行这些任务？我能感觉到你的疑问，就像一个来访者外套上带来的凉气——你本来就是从外面来的。这里面自然有我们对资格能力的一种工具论的看法。涉及的其实不是做什么，而是如何做。我们被修剪过，就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这种能力就像条件反射一样保持在你身体里，拿都拿不掉的，而所谓专业知识，不过是健忘症的位置往前移动的时候，能在下一瞬间就立即被删除掉的东西。我们的系统实际上应该是经过很好的调整过的，所以能应付这种外来的入侵。

此外，你忘记了，我——和那些失败告退的专家是不一样的——我还有特别的动力，能对这个没有轮廓的问题正好用得上。也只有在这项调查中借光，我才有希望重新建立起L的关系和我的关系。只有借助了我对她的那种饥渴欲望，我才能执行这项官方的任务。这项调查和对L的寻找本来就是互相交叉的，互相借助的，是一箭双雕，在同一击之中就有双重的探索。但是，在我的两项计划之间还有一个更深的联系。是我能预料得到的，但是还没有成功地看到。当我谈到L的时候，会感觉是在谈一张这项调查的目的图像，而当我提到我的工作任务的时候，会感觉一种思念和欲望的兴奋，种种感觉会下降到我的大腿根部。我不能分辨出这种关联是什么，但是我能直觉地感到它，是的，几乎可以闻到它的味道。它就在嗅觉范围的边缘，有一点甜甜的淡淡的味道，好像是来自一堆腐烂的叶子，里面还有一只早就腐烂了的兔子。

此外，我已经做过一次尝试，将自己放回到我的任务的那些历史前提中去看。在去年的日历簿里我还有这么一个记录，是关于我到市立图书馆去了一次的事情。显然，我没找到历史书籍的书架，就到借书台去请求帮助。日历簿的记录上写着“空空如也的脸”，然后写着：“警报按钮？”在服务台后面的女人肯定是弯下身去找什么东西，她做了一个动作，大概是我自己心里有鬼，良心不安，就以为她是给保安部门发一个信号。或者说，她真是去摸什么警报器的按钮了吗？我并没做什么明显违法的事情啊，但她可能把我当成了某个疯了的在逃犯，害怕我会变得凶残。我自己的反应当然是非常清楚的。当我现在看到我那种受惊的潦草笔迹，我就已经感到那种难以克服的条件反射，要拔腿拼命逃跑，逃得越快越好。可能我逃跑时的样子就像是人们把我当成的疯子。不管怎么说，在我的办公桌上或者我的手提箱里，都没有本来要借的现代历史方面的书籍。这个问题依然还是开放没有解答的：存在这样一类文学吗？或者用更正确的说法：这样一类文学在原则上说是有可能的吗？我不知道有什么方式能帮我得到这个问题的解答。

我曾经企图用更谨慎小心的方式，在报刊的分析评论中去找能替代这些我缺少的书籍的内容。日历簿里有那种系统化重复出现的劝告提醒：“报纸！”我显然挖掘过了首都各大报纸，一天又一天地查阅，希望在那些刚发生了几小时的浪漫故事和越轨行为的报道之外，还能找到点更多的东西。某些对整体情况的考查，某些事件的回顾，能把事件的碎片放在一个更广大视角中去观察。可什么都找不到。翻来翻去都只有：失忆。在今天的报纸上，你看，我已经在第一页上横穿整版写下了几个字——我都已经忘记了的：“什么都找不到！”

你看，我把“身份” 这个词圈起来，而且在边上还画了个惊叹号。这个记者在他对一项罪行的报道中把这个词和“事件”混淆起来了。这也许是很说明问题的吧。我自己对这个词的价值并没有确定的感觉——而且也不遗憾；这个概念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不过我还是想到，“身份”这个词好像并非什么统计数字，不是一种状态或者一种特性。在这个词里面有一定的动力。这是人连续不断地想制定的东西，或者是想避免去制定的东西，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人总是想保卫它，或者又是保卫自己而抵抗它。它总是不停地在运动，即使在有的时候，它可能在一份护照里或在一份认罪书里变得透明而清晰起来。我可以就这样围绕着这个词走，但是我不能抓住它。是不是先要求有一种过去，才能给这个概念提供内容？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不是还有“身份”可言？这个问题奇怪地没有意义。谈论这样的事物毕竟是很困难的。我注意到，我刚才提到的 “保卫”什么的说法，带有一种滑稽的古老的调子，带有一点诉苦抱怨的味道。你自然再也不用去“保卫”任何东西了。使用这种语言本身就把问题说明了。

但是，对“历史”这个词我必须小心。图书管理员那里的反应和司法部官员睁大的眼睛是呼应一致的。我的调查在形式的意义上自然不违法，但是它与一个更加微妙的规则系统有冲突，这个系统悬在空气里你看不见，在报纸版面中隐隐闪现，在人的额骨内侧等着发难——这是个能取代法律的系统。我害怕，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调查会变成越来越让人可疑，不是犯法犯罪，而是更加糟糕的：一种让人难为情让人尴尬的活动，一种刨根问底的寻找，明显表示出对我们的共同价值观本身的不信任。

这种被误解的可能性真让我饱受折磨，但是，只要我连这项任务的内容都不能确认，就不能做什么来为自己辩护。刚才在这些规定中翻阅，甚至感觉其中留给我的能用得上的材料反而比过去更少了。好像那个张来张去说不停的嘴巴正尽最大努力，要把本来还能找到的一点点本质的东西也都给说掉。是的，好像就是这种战胜失忆的尝试本身就在加深着失忆。这样的话，你也不是没有责任的。你耐心地倾听着，你那种专心致志，本身就使得我有可能继续失忆，把也许更多的一段失忆拉给我们。如果我以这种方式来澄清问题的尝试只会导致混乱，那么你就是给我行刑的刽子手，一个我自己迎接来的操刀鬼。这样的话，手提箱里的那些可怜的材料也就因为在我们手里反而有严重的危险。好像我对这些收据、日历、照片、手稿和备忘录等等的疑问，释放出了一种腐蚀性的气体，会把说明和处理问题的根基的最后一点残余也都化解殆尽。好像是搜查本身就是在破坏证据。

这些贫乏的文件本身看来还有一点意料之外的潜力可挖。我用手指划过这里的两张发皱的音乐会门票的时候，从里面中好像钻出一种几乎耳熟能详的音乐的轰鸣声。名字我已经想不出来了，但是那些琴弦在典型的痉挛中爬动，而英国小号又从那些木管吹奏乐器中获得回应，木管又把人人熟悉的那种凉飕飕的感觉向下发送到你的脊椎。如果不是一两把小号又将人推回到座位椅背上，那么人甚至会从椅子上飘起来。不过，那不仅仅是音乐在把这些激情送进身体，也是因为我感觉L就坐在我的身边，我们在分享这种激情体验——并不是真的分掉了它。就好像是我的手放在她的手上，她把自己的手又抽开了。我的指尖能在这些文件的皱褶里清楚地感觉到她的存在，但是有一个细节完全否认了乐器要暗示的这种共同性。在一张音乐会门票上写着几个字，是我的笔迹，但是笔迹里又有些奇怪的东西：“大吵了一架。真是无聊的绯闻。”绯闻？到底是什么越轨行为，危害了我们的共同生活？

不过，严重的事情是，对于这类纸张提出的这类问题看来干扰了这些灰白色纤维记录下来的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驱散了它们。当我再次用手指尖划过这些音乐会门票的时候，我只听见一点微弱的沙沙声，另外一种遥远的声音。上面的文字现在已经半可读半不可读了。而“历史”这个词看来有着别的意思，既是更加难以达到的，同时又是更加通常的意思。

我就是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是不是我应该让这些文件放在那里不要去动它？是不是我扮演了一个早先的考古学家的角色，使用的方法太原始，不是去确保自己发现的文物所具有的证明历史的价值，而是毁掉了它们的这种价值？是不是我尝试着让历史岁月壮观巨大的图画留下的这些脆弱残迹重见天日，以便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全盘浏览的需要，但笨手笨脚，反而毁坏了它们？不对，连这幅图画也导致了愈发增长的不明不白。好像每次增加清晰度的尝试反而将图画弄得更模糊不清了。

我真的忍不住想惊呼：“这是一个地狱！”不过这个想法是荒诞的。这么想就已经很没道理，因为或多或少先设想好了一个更高的判决权力——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的话语或者我们自己的行为和一个不可捉摸的法庭联合起来，把我们自己判处到一个我们自己准备好的地狱。但首先是一点：这类思想游戏，每个都以一种罪责为前提。那我们怎么可能，或者我怎么可能，在失忆之中还依然有什么罪责呢？这个失忆帝国正在不断扩展，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在它的高度上，人们可以像奎士林一样站出来，像那类通敌卖国者一样，为占领的效率卖力效劳，是啊，可能早就是同伙，为那些侵略抢劫者打开大门。但是我和这类阴谋诡计毫无关系。在我们的——或者我的——反应和我们的良知中扩散的未知癌细胞之间，我看不到随便任何关系。

我苦恼地注意到，你对我的话是怀疑的。可能你都不相信我是全力以赴地推动调查的——就好像我也愿意它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会让我进入尴尬的境地。就好像我自己就站在我执行的调查的中心，我自己就是我要分析的东西的一部分，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分析我自己，是的，就好像我自己坐在被告席上，只希望整个令我羞愧的审理过程会被搁置起来，在过多的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之前，就被人遗忘掉。你就是这么想的，对不对？我只能向你保证，我不想搁置我的调查。我会刨根究底，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那就让我们有系统地着手吧。这些日历簿我们可以先放到旁边以后再说。等一下！这本日历簿沿着书脊上的一条缝打开过——瞧瞧这一页。这里用大写字母报告：“到乡下去！”没有写具体时刻，所以很明显这说的是一次开汽车去的旅行。你看，这里还提到一件事情：“卧室的窗帘。”随后这天只写了一个词：“稠李！”这两条记录寥寥数语，可我已经体会到它们之间有一种突然的紧张。这些词像枝杈一样分离，又穿过那些失去的东西，向下扎去让人刺痛。于是有一扇带格子的窗户就打开了，挂着新熨过的窗帘，笔挺地朝着一个凉爽的五月早晨飘出去。稠李花簇就像泡沫翻滚的波浪朝窗户涌过来。而在我面前，带点歪歪扭扭的笑容，是那个唯一存在的人：将睡袍拉过头顶，慢慢地研究打量。鸟，金翅雀在外面歌唱，是痛苦的歌，但歌声可比鸟本身大多了；歌声充满了整个花园，还有花园之上的天空。

我不记得这件事。日历簿告诉我，这是大约四年前的事，超出我的意识范围太远了。是那些词语在为我记忆。我从来没法把这景象揭示出来，我自己的工具一点都帮不上忙。在这样一目了然的状态里，居然也没有一点点背叛的香味。

赦免。

没有背叛的香味？我几乎上这个当了。就用这样诱人的图像，真可以把我从理性的分析推理中引诱出来，诱惑我去放弃我唯一的能让自己摆脱所有这些困惑的可能性。别的都不能做，我就只有被动地等待一个陌生秩序的赦免证明，等待有一点大赦味道的面包碎屑。可能这里正是我的辩护最薄弱的环节。然而，我不想让自己受什么惊吓。我会继续争辩到底，只要我的脑子还不乱，至少还能把两个词拼在一起。

不过，刚才那幅模糊不定的、可能也是出卖了我的图景，还在我的推理中存在着价值。它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眼前，就是说有哪些宣言能对抗失忆。是哪些物体或者情况能用它们承载的意义，通过了那些能删除划掉字句的机制和程序？——而且为什么？是不是这个碎片对我们特别重要，能把真正的内容包裹得那么紧密，所以那种白色就不能抹杀一切？或者是这些断简残篇太微不足道了，所以逃脱了那个空空的扩张着的帝国的注意？不，不是逃脱了，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脱帝国的注意。但是，会被看作是不太危险的，也是没有意思的？

为什么正好是这张照片留下来了？它也是那些背面有一点胶水痕迹和一张纸片的照片之一。在照片的白色边缘上，有几行用铅笔写的小字。字已无法读认，但字体不是我的，这点是很显而易见的。一切都说明，这应该是L的字迹。不过，这是不是意味着照片从照相簿里借出来的情况下，它就有一种特别的关联？或者是胶水自己脱开，照片就掉了出来，L又重新找到了照片，交给我的时候又在边缘上写了那时候还非常清楚的说明？要是我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选择错了，那我就永远关闭了一条道路。我朦胧地觉得，我应该两条路都同时走下去，但是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做到这一点。这里我必须冒一点风险，才能继续走下去。我选择的是排除掉后面的这个选项。我拒绝相信这张照片是没有意义的，我把宝押在是L选出了照片这点上，因为它为我们的关系或者甚至是对我们的一般状态投上了一道光。她写的看不太清楚的那些话，一定是指出照片中哪些部分是有意义的。但是，她在这张照片里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她想要告诉我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张照片和我有关，这点本身是很清楚的。照片上的男孩——或者更正确地说，那个大一点的男孩——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实际上和我还是很像。那时可能八、九岁。他站在一个坐着的中年妇女旁边，头微微侧斜向她。另一边坐着一个小两三岁的男孩，大概六岁，半弯着身靠在这位妇女的膝盖上。她的胳膊搂着这个小的，有一点斜靠向他，不对，胳膊不是随便地搭在他身上——看上去更像是连成一体，他成了还没有离开她的一部分，可能都不能离开她。在他们三人之间还有一种让人无法确定的相似点，一会儿是一种样子，一会儿是另一种样子，来去不定；到下一个瞬间，又看不到任何亲缘关系了。两个男孩都穿着水手衫。这个妇女和那个小一点的男孩坐在一个简单的长沙发上，混纺的沙发罩都已经磨损了。在他们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画，一幅斯科纳郡园林景色，或者是一个丹麦特色的家园：白色的排房，修剪过的柳树，一条乡村道路消失在如棉絮般的云团间。有一张深色桌子的一部分突入到照片里。在左边，构成背景的是一个暗色而厚重长垂到地面的帐帏，可能是红酒颜色的。

大一点的男孩笑得有些暧昧，好像他只是临时应付着摄影者的招呼，同时他自己实际上一直不间断地倾听着遥远的雷声，或者是暗中的地球运动。看上去他好像是用皮肤在倾听，而不是用耳朵。这个小一点的男孩也在倾听，不过用的是另外的方式。他的微笑是那种娱乐表演演员的微笑，柔和的，但同时也能闪电般快速地注意到别人的反应，能呼应母亲这位观众的反馈，如果第一个微笑没有奏效，就会想出另一个新花样，准备着立刻从另一个方向再做出另一个微笑。这位妇女身材矮胖，但是面容轮廓分明，只有颈子以下线条才消失在肥胖的身体里。她眼睛直视着照相机。面容和姿态都在表示家庭的幸福美满。照片里有一定的紧张因素，那个大一点的孩子总在注意什么，而小一点的孩子在寻找什么。不过，无论如何看上去是幸福的一家人，一个失去的乐园。

但是，L肯定在这张照片里看到了另外的东西，可能是她个人记忆的残余引导出来的，那时这些残余还能用得上。无法理解。但是那些铅笔字迹还是让我找到了什么东西，像是一条线索。事实上是照片里的什么东西不对头。这个女人的眼神是不对的。起先你在她眼角和嘴边看到的是一种尝试，是自豪骄傲的表情，某些重点是放在她稍微向前推一点的男孩们身上——好像那是她要展示的首饰。不，那是她取得的某种成就，感觉她要说的是，“拿得出手的”。但是在她眼底深处闪现的还是绝望，很可能还是自卑自弃。在自卫的做作感后面，那目光其实是哀哀戚戚地表示要离开这个人世，可能还害怕带上其他人。那目光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说，“我放弃了”。就在那种捉摸不定的微笑中表示放弃。但是——现在能看得出——那目光说的意思有一种清晰，不过不是属于诚实正直的清晰。就像是一种要跳湖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会想你冲过来，制造不安和依赖性，爱情的替代品，并不是完全严肃的，真有那种跳湖的意思，至少不是在这个星期内。

面对这种警觉、这种威胁和这种含含糊糊阿谀逢迎的态度，照相的人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在照片上有一种奇怪的沉默，好像这是某个和照相对象并不亲近熟悉的人拍的，只是无意中揭示出了照相对象的本质。这不可能是这个家庭的父亲在摆弄照相机。自然如此。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可能首先是那个帐帏和长沙发会说闲话，透露出这方面的问题。那个帐帏把这个不大不小的房间分开，以便充分利用这个显然太小的楼层公寓的每个角落。很可能在帐帏那边，房间更明亮的那个部分，是两张儿童床。但是这个狭窄的长沙发，罩着带有歉意的沙发罩，是一个单人的沙发。这是一个破碎了的家庭，这个家已经不完整，住在一个纸板箱子式样的三十年代的住房里，已经成为词典里的一个概念了，也许是赫格尔斯坦区，或者更像是亚戴特区，那里总充满着离婚的气息，住着演B角的替补演员，还有点冒险精神。如果照片涉及到的是斯德哥尔摩的话，那就是这样的。

墙上的画是有点让人莫名其妙的。不是说这是什么比较值得注意的艺术作品，不是这种问题，但是它的形式和结构还是有一种壮美，和这个家其他方面穷酸的样子形成鲜明对照。这显然是一个变异中的住家的一部分，是搬走了的婚姻配偶带走了的一部分。只说一句话：“这个我要了，画的是我的老家，和你没关系。”而这幅画上的风景，给这个声音还带上了有点痛苦的斯科纳郡口音。

但是，家庭必备用品中，最说明问题的细节还是那张床，或者叫沙发床或长沙发，或者现在人们会叫做别的什么的家具。它摆在一个显然是当过道的房间里，那些来寄宿的人，做噩梦的男孩们，吵闹不休摇来晃去还满头戴着发卷的母亲，都可以在这里临时睡觉——到底有多少人住在这小小的楼层里？床垫已经塌陷了：自然是那个肥胖女人造成的，但也只是这种绝望的一个方面，绝望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沉重，只会下沉、下沉、下沉。在相当长时间里她曾经是过得快乐的——她肯定受到顾客和同事们的喜爱。同时，在一个沙发罩并没有拉直遮好的地方，能看到这个沙发下还容纳了一个可拉出做床的加长部分。我刚才说错了吗？这是不是为一个男人准备的额外的床？不会，不会在这种一点一点恢复过来的富裕和一贫如洗的贫困混杂的状态里发生，不会是这样的帐帏，不会是这种永远凑合着过日子的状态。而首先是不会用这种咄咄逼人表示不满的强烈目光。那不过是一张给偶尔从乡下来的客人睡的床而已。或者也是一个储藏东西的地方，囤积着一旦战争真的发生时的备用物品——把沙发的这个部分拉出来，你会发现里面装了面粉袋、茶叶包、可可粉和几包咖啡；其中一包还被上面来的压力压碎了。

但是，我并不是为了重建我的童年景象来仔细审视这张照片，而是为了想知道，有关L这照片能告诉我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关我们的关系。她那些模糊不清的铅笔字，是要指出照片上的什么？是不是指那个大一点的男孩在听什么，也就是我的倾听，过度敏感的倾听，听那脆弱的地震，准备着在地震过于强烈的时候就屏蔽起来？或者是指这个被切割的家里那种完全不安定的状态？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细节能说明很久以后的生活特点。或者是在母亲和孩子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她也站到了某一边？她站在哪边呢？不正是她进入这里，而且成为真正的摄影师。她赋予照片一种讯息，我却无法揭示。

但疑问依然存在：哪些线索是能够打破失忆的？照片留了下来，是因为它如此真实，还是因为它其实什么都没有揭示？还是……有另一种可怕的可能性——照片依然存在可能是陷阱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要引诱我掉下陷阱的是什么呢？而且还有更糟糕的事情——甚至我在手提箱里随身带的这些可怜的外在记忆物，是不是也基本上变质了？它们准备再把我引诱出来，掉进这最后的困惑？

设想一下，L真的希望让我注意到这张照片——会不会是她把这张照片就看作能说明什么的照片？或者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在方法上是否就不对，把这张照片当作了一个隐喻，说明她事实上还是递给我东西，一张无意中拍摄的照片，能说明我们都掉进去的严重情境？那么，我就要利用我的职业知识，利用手指尖上它们一起帮着编纂出的这些对应图像的记忆，目的是让这个世界清晰，才有可能对付——就像有时我们针对叫做现实的闪光，要压缩预算提案实用模式，每年一度我们都强迫它进入人们的视野，还要被人们理解，成为能够处理的什么东西。这样一种操作，也是在职务之外来授权的吗？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把照片放在躲避开我的这种“现实”之上，看到某些意义在照片的黑白影像中出现。哪些意义？这个住了太多人的楼层，这个已经被寄宿过夜的人从四面八方穿过的绝望场所，这个生存中的脆弱的避难所，里面的中心人物已经被磨损掉了，而剩下的家庭用品已经悄悄地见证了一次突破，从一个意义充分的事物关联中出现的突破——这个场景可能在全世界都是当下能看得见的。但是，对于理解此时此刻的情形，其它细节还能提供什么帮助呢？这照片说的是一个一直在加水稀释越撒越大的谎言，能阻止我们去看，持续不断地堆积起来的迹象想要说明一个表面一看幸福美满的生活状态，而实际上包容的却是自我毁灭的强烈愿望。看来这足以说明问题了。不过，在照片的框架里，可能还会有更多东西出现。就是说，有些和过去生活关联的东西。生活的前一章节已经从这个上下关联中撕掉了；你在这个房间里只能看到这种关联的模糊重叠的一些碎片。那女人的整个姿态是对撕掉的那个章节的一种绝望的抗议。在种种不同意见中有咄咄逼人的气势，可能揭示了在这场灾难中人要分担的责任——这点在今天还会有什么相关性吗？但是，在这个绯闻中的主要人物并不否认过去的生活啊。相反，她让过去依然活着，依然是她在自己周围建立起来的殉难图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那也是她无法排遣的痛苦所需要的持续不断的营养。同时，这种痛苦能把失去的东西保留下来，就在此时此刻提供当下的时效性。我现在能清楚看到这点——正是痛苦能把过去的生活保留下来。而我至少拥有痛苦。

现在你已经耐心听我说了很长时间了。你进来的时候我从来没看表，但你坐在这里肯定远远不止一个小时。而现在我们事实上开始多多少少掌握点什么了吧。如果你还能待一会儿，也许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下楼去吃午饭。我有一种感觉，这里附近肯定有一两家好餐馆，我还愿意请你喝一杯好红酒——一杯成熟的红酒，来自我们开始能瞥见的过去的生活。老天爷，我太兴奋了，很多事情已经落实，有了眉目。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事实上，我几乎肯定，要是我们再把这一团乱麻解开一点，就能把事情搞清楚了。我实在是被孤独弄得不知怎么办了，我缺少一个听众。最后就没办法想出什么头绪。而现在一切都变了。

我突然明白了，我能随意使用的那个工具，正是文学已经失掉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意识到，作家已经在我们的社会里失去了他们的角色。文学怎么还能在今天存在？悲剧？那个英雄人物原来要摔下来的令人眩晕的梯子现在横躺在地上，这时候他沿着水平地面的蠕动甚至都不值得贴上闹剧的标签。小说？作家怎么能够把这么多的材料组织起来，能对它们有一个全面浏览——读者就更不用提了，讽刺杂文？当没有人还记得现实的时候，一种恶意挖苦的措辞也能算是抗拒吗？不，我们时代的诗歌，事实上是属于立法者的，或者说那些办事员的，如果你愿意那么说的话。我们曾经一度是神圣戏剧中的诗人的情敌和对手吗？这个想法离我已经很遥远了，仿佛是一片云彩的影子。现在呢，作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只不过是一个局外人，对我们的社会已经无话可说。是我们的艺术，才可以让所谓“现实”在某个瞬间清楚显现，才有可能去对付它。

而这种艺术有最好的起源。我面前有一张书单上写着一个名字“俄狄浦斯王”，整齐地打了勾表示读过了——我们不是谈起过这张单子吗？这个剧本背后的大师，正如一个笔记所说明的，非常可能是一个法学家。整部剧作就是一次调查，出发点就是文献记录下来的现实中还能用得上的断简残篇。而主持整个调查的不是别人，正是俄狄浦斯王自己。他曾经一度受到自己城邦的误解，备受屈辱。我还记得他甚至被剥夺了出生权。或者，是不是人们因为他而毁掉了一对马？不管怎么样，是他本人主持这个审理过程。我不记得细节了，但是他一步一步地揭示事情的原委，将真相暴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最后，这个有罪的人赤裸裸站在那里，连自己都惊恐不已。这是一部描写当权者干练地处理政务的戏剧。我相信，这种最好的文学，正用这种方式，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叫做艺术的东西，而且是带着全部的谦逊姿态。

但是，我本来是应该在我个人的项目中也发挥这种职业能力的——这是我现在能看明白的事情，是在你的帮助之下看明白的。以公职的名义，我用得上不同手段，能让我跨越我们行业化意识的裂缝，这些手段我也能在自己充满欲望的搜寻中利用。也许我考虑的特别是我们的方式，能利用我们在一种行业中作为对立图画成功建立起来的东西，为的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里强行得到理解，而这个行业本来已经早就和前一个行业失掉了关联。我肯定提到过了预算提议。

每件事情突然都指向长远。来自过去的一条怪异讯息能够把眼下我几乎不能区分的事情照亮，让它变得明明白白。而我在眼下还能成功抓住的东西，又可以见证那些我们失去的东西。我说的是否太抽象了？我是太有福气了！但是我要表达清楚。这种想法是在我面对手里这个东西时出现的，是放在手提箱里的一张有了年头的菜单。可能是因为我们开始饿了而想吃午饭了吧，所以我的手就去摸到了它，是不知不觉完全无意识的。无论如何，这张小小的硬纸片成了某条出路的例证。菜单上有一个非常模糊的年份，但是在某些时刻还能看出来是1981年，当然是L和我某次室外宴会的纪念物。可能是一个生日宴会，或者说更有可能是庆祝结婚纪念日。餐馆的名字看不太清楚了——是比利欧榭还是北楼榭看不清——但和其他说明文字一样也是法语，能向人暗示这是一次到法国的旅行。但是，地址却好像是瑞典文的。这就不管它了，有意思的是，一个这样的用餐建议能揭示出那个组织。有人能够安排购买三文鱼和鸡、做馅饼的料、各色蔬菜、葡萄酒、面包、鲜花和蜡烛，收回了送到正确地址的洗净的桌布餐巾等等，还记得电费账单——而且能够期待厨师们和上菜跑堂人员不仅正好找到这个工作地点，而且及时赶来执行一个这样的名副其实的实地战役。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来自过去的证据，只有几年的距离但是已经感觉很久远，这个证据能照亮现在说明眼下，能让我们太亲近以致分辨不清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现在你可以看清它们，它们有了突然的清晰。我们下楼去吃午饭的时候，就不会指望有些事情能带着如此军事化的精确度。也许我们是抄了一张老的菜单，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表示歉意：“可惜，今天我们没有香菇。比目鱼好像也没有进货。”也许这天的厨师是新来的，或者本来是一个救护车司机或者一个收垃圾的，完全不懂烹饪之道，这天却不巧，落到了一个餐馆厨房里，竭尽全力地把临时收集起来的原料糊弄成一盘菜。

用这样的方法，你就可以把没有轮廓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现实的各个部分强行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这张陈旧的学校成绩单，好像是来自我少年时代的唯一文件，用这种方法就能使我当时的一部分生活也变得清晰起来。只是有点奇怪，当我手里拿着这份文件的时候，能感到那种敌意。想到那个老学校，就让我进入极度不快的状态，强烈到让我有一种突然的冲动，要指挥一群推土机去把它推平。在这个世界上，我难道不还是一个得到很多好处的人吗？

在我拿起这张成绩单的同一时刻，我就知道它肯定会是自相矛盾的——它已经是和我们这个时代有相关性的一种状况。这是一张成绩证书，名称就是这么叫的，是东岛区教育局发的，写的是“1948年秋季学期”。但是在最下面班主任名字的上面，写的是“1948年6月5日于斯德哥尔摩”。在这份文件上，季节就已经互相矛盾对立。十二月的寒风，尖厉地刮过了第一个夏季早晨的学校结业典礼，带走了枯萎的稠李花的平淡气味。

就是这份文件自己否定着自己。就在不情愿之中，它还是四处泄漏出信息。泄漏最多的是根据个人成绩而制订的等级制度，就是这份文件上的“本班级25名在校学生知识与能力课成绩单概览”。那个顶着我的名字的遥远过去的高中三年级或四年级学生，显然不仅是一支飘忽的学校蜡烛，也是一个小小的野心家，要不顾一切地往上爬，成名成家，名利双收。不对，不是往上爬而是回到上面去——这里自然是一个掉下来的人寻求报复的问题。在成绩单左边最下方， 在请“家长” 确认成绩单已经向家长出示过的那个地方，只孤零零地写着一个女人的名字。所以，我母亲叫做艾琳。是啊，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一点也忘记掉呢？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分裂了的家的名字，一个落到了所有社会阶级之外的资产阶级地位的废墟的名字。

但是这个男孩，很可能叫做艾利克森或者诸如此类的名字，通过披荆斩棘的个人奋斗，兢兢业业地穿过成绩结构爬了上去，进入了上流阶级的闪闪发光但大门紧锁的天堂。在这个背景的什么地方，在边缘处，还能闻到灰尘的气息，感觉到来自一个两居室小套间的拥挤不堪，还有母亲滔滔不绝的眼泪，那是征程开始的基础，而征程是要进入这个沉重而封闭的石头建筑造的殿堂的王国，客厅里挂着家族名人的肖像，还有无尽头的挂毯，走廊的墙壁上带着红木饰板，而围着蓝围裙的女仆们会端上托盘，为培尔和他的新朋友送上牛奶和三明治。

而这个对二十五个孩子学习成绩的无情概览，把它的模式压向我们这个闪光的时代。这里看不到任何等级，也不应该存在任何等级。金星、勋章或者地狱的惩罚已经被取消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寻找完全不同的招收成员的方式，更宽更广，现在大部分都来自边缘，不再想知道什么向上爬的途径，相反，它声称的阶梯实际上是铺设在地面上的。但是，成绩概览还在坚持着——有一个结构正在呈现，并非真的和过去的结构相同，但是一如既往地冷酷无情。难道不是同类的人物在填写这些栏目系统吗？难道这种等级不是照样固定不变吗？有新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巨大的机器说它愿意做完全不同的事情，会敲敲打打和有规律地跳动，会做出狂暴的努力，但是却不会做很多的改变。这份文件里的矛盾意图指出当下现实中的一种矛盾，指明一种会自我取消的精神分裂系统，是用一只手去拿回另一只手递出去的东西，要摆脱竞争，又要拧紧成绩的螺丝，帮助那摔倒的人重新站稳，但是当他要自己走路的时候又给他装上脚镣，同时还要自说自话，直到一切都溶解在朦胧之中，变得无能为力。到现在为止，我的解释可能还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你可以同意这样的批评，同时又发现这批评奇怪地毫无意义。不是这样，那还会是什么别的样子吗？意图和实践其实属于不同的行业，并没有互相关联。

在这张有了年头的文件上，在分数成绩和比较对比之间，在点名报到和有正当原因的请假缺课之间，显示得最清楚的事情，是这个想征服未来的人恰恰在越来越强大的经验中间是缺乏经验的。他有能力把一切都投入到这场游戏中，把宝全都押上去，却没有看明白。在这个初夏或者是初冬之后几年，他会有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决定，一个会花费很多年才能纠正补救的决定——假定这个决定还不是无可救药的话。我无法看到那是关于什么事情，只知道他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某种境地，这种境地会把他给抓住。

这个男孩是从一个民间故事里跨出来的，身穿布莱登堡公司名牌西装，身上却依然带着放猪倌的气味，而他要追求的自然是公主。这个成绩证明试图告诉他的就是这不是什么民间故事，而是人们对他的勤奋努力做出了很高的评价，相信他是可造就的有用之才。这份文件是在给我们后来的现实涂脂抹粉呢，而且说得很清楚：这个头发蓬乱的放猪倌还在寻找国王的女儿，试图证明他曾经数度和她同床共枕，只因时运不济，让她从视野中临时消失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结局必须带有民间故事的坚定不移的逻辑，必须皆大欢喜。整个失忆在冷笑。

但是，来自过去生活的这种模式，不管怎么样，还是能够提供有关L的线索。她有非常纯真无邪的样子，矜持有礼，与人保持冷淡的距离，又会报以一种很有教养的微笑。她说话不多，语调轻快，有点冷嘲语气。你听不到那些词语，但是它们的犀利显而易见。这些失落的词语会让人痛苦。神采奕奕的容貌是开朗坦荡一览无余的——其结局就是把我拒之门外。我再也把握不住这些词语，但是面对这份文件，我发现我无法停止对这些词语的摸索。它们让人如此痛苦，以至于我不会把它们错过。

不过，能让过去保留下来的这种痛苦，假如多半是看不见的话——也许在这里不管怎样还能找到一点勾连。L留下这张照片的意图，绝对不能这样来解释它。那时我还没有失去她，她也不会事先预料到我会想念她，而这照片会在重建我们当时依然处在其中的生活状况时发挥作用。不会，这种解释是马后炮。这也不表示我打算抛弃它。一把偶然多出来的钥匙，也许碰巧就是能打开大门的钥匙。但是我得承认，这一切都变得有点像玩彩票。我是从L找到了什么这一点出发的——而它不会是我刚才粗略地描述的那些事情。

我坐在这里，身上微微发冷，好像是刚跑完一场大汗淋漓的长跑：是在一种正冷却下来的热情之中。我必须看看，用刚才的清晰看法，还可以挽救什么。对了，尽管有种种问题，我相信，我有所进展，我们有所进展。那很久以前就失去的东西让人痛苦，就是现在。好像我同时住在好几层楼房里，而自己还没有注意到。将要到来的事情，是否此时此刻就已经在这里了？也许就在这只没有关联的手里，在下巴上这块松动摇晃的部分？这样的想法，到了最后就没法再去想了。但是我还是觉得，那过去的就好像在这现在的内部隐隐作痛，一般来说是能够触及到的，但是它们的可读性却是程度不一样的。

只是我不得不小心对待手提箱里的文件知道的事情，它们会把失去的东西讲述给你听。围绕着它们有一种出卖人的气息。这点我之前肯定已经告诉你了。用我全部的推论归纳艺术来推断，如果我在手提箱里随身带着的剩余材料出卖我，那么我就会被打得粉碎了。我们刚才还看过这份学校成绩单。一份来自1948年的文件里的细节是如此清楚，而很久以后的文件却会在那种模模糊糊的白色之中丢失了内容，这是怎么回事情呢？这是不是一种失忆的突然发作？还是一种计策，要把我送上发疯的轨道，在这之前和我玩点游戏——

也许，说来说去总而言之，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无论如何要摆脱掉那些最猥亵的材料，所有这些临时性的文件都声称它们知道点什么，但是明摆着已经再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可说了，反而只会破坏我想方设法去理解的事情——也许还是带着恶意这么做的。至少这几堆记事条现在我一定可以扔掉了，其中不少是好几个月前的了，这样还可以得到大一点的视野。你看看，我可以把整个拳头都放到废纸篓里，也没有把这堆废纸压低。所有这些陈旧的戏票、电费账单、来自不同组织的乞讨信，全都可以扔掉了，也不用担心什么法律惩处。这里是一张买了两张床的旧发票，这张发票现在也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了。此外：就算这些纸片也能告诉我们什么，可我怎么还敢相信它们做出的证词？

也许还是身体的记忆更加可靠。有种思念贯穿过我全身的每个细胞组织，就在这种思念中，我能感到过去的事情留下的痕迹。从我对L的思念，我应该能够重建起她的形象。我的皮肤在呼唤着她的皮肤，一寸又一寸地感觉着它，感觉每个天生的痣、每个潮湿的皱纹、每个神经丰富的部位、每个更凉爽的皮肤斑点。我的嘴唇知道她的发际正好处在这个水平，而我的手知道她的腰会对这个搂抱动作做出回应。我的胳膊能感觉她的体重。而我的视野里还有一块视力减弱的部位——它随着眼球转动，正好包容住一个面庞的斜面轮廓，变得黯淡，但是如此接近可见度，连眼睑都会颤抖。

我谈到这件事的同时，不同印象就会开始互相搜寻！依然还是黯淡的——但是就好像有一只手已经停留在电源开关上。感官互相报告信息，它们已经兴奋激动起来。有一个快门闪光片，像是树叶在眼睛的高度构成的，会越来越快越密集地闪动。同时还有一种吱吱呀呀的声音，一种有韵律的不断生长的声音，好像她走在我的前面，穿着坚固的木鞋，走在铺满沙砾的花园小径上，而我步子很快地跟在后面，努力想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还有一种叫不出名字的香味散发开来，分布到她的动作中，分布到树下的阴影里。于是，她的脸突然就在那里出现了，快得只有几分之一秒的瞬间。头发可能梳成了两条辫子，但时间太短我还来不及看清楚，但是显然脸的一半轮廓转向了我，吃惊地张开嘴，因为认出了我而微笑。不，笑容是更不确定的，好像这种认出人的样子也会对很多人展现。

又不见了。这种面容开放的时间实在太短，来不及真切地记录下来。但身体的记忆还是能提供更多实质性的信息，比我随身带的这些外部记忆中的全部文件能提供的信息都多，这些文件也许是出卖我的，至少是不太可靠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扔进废纸篓里。是信息，又不是。是一张脸，又没有脸，一种接近但是没有声音。能记住痛苦，但是没有用得上的颜色、姓名和地址。

同时，还有些让人恐惧的东西，就在这个还来不及成为脸的脸上，在这种还没有时间成为皮肤的甜蜜里。好像那里存在着一个小小的会溶解的斑点，是死亡轻轻地碰了你一下，但消逝得太快，还来不及抹掉它的图像，不过已经足够清晰，能使得生活具有生命。

平凡琐事把我再次淹没。同样的信息又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返回，成为一种嘲弄，就好像戏剧舞台上，老爷对爱情的烦恼在一对仆人夫妇的哈哈镜里反射出来。我睾丸里的微痛正重复着它就事论事的信息，说明在后半夜发生的事情——只是没说和谁在一起。附带着的轻微刺痛好像给人死亡的错觉，其实却是生命。而嘴里的咖啡味在折磨我，引起幻觉，告诉我在这种时候，我通常应该下楼去喝咖啡吃茶点了——但我却记不起来任何咖啡馆，只会在甜蜜的感官刺激之后，再扔给你一点烟灰的味道。

别动，别误会！我完全没有要中断我们的谈话的意思。这个谈话现在无比重要，胜过世界上的任何咖啡茶点。我只是要唤起这身体里可能有的琐碎记忆，作为例子说明重建过去的可能性。它涉及的不仅仅是毫不复杂的生活需要，比如出生后就会饥渴就要吃喝、睡眠和得到性的满足。对咖啡的渴望也是有复杂性的，也许可以说明多种变异的复杂性如何能让我们向前走得更远一点。就是说，我不太愿意下楼去，坐下来参加某种谈话。我直觉地感到，当人们搅动杯子的时候，其实想谈论的是什么。我对此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肯定是喋喋不休反反复复的辩护，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对官僚制度的攻击。我能感到那种不快的感觉通过我的后颈和胳膊。事实上，我对这种明显属于吹毛求疵的批评更多的可能是感到难过，而不是恼火。人们忘记了——为什么人们不正好忘记这点呢？——其实是我们自己创造了这个国家的这些官僚部分，需要它们来做出什么政治决定。如果官僚制度不存在，那么失忆很快就会导致全面的混沌状态。我们粗心大意地叫做现实的里面，有很多节孔或钉头，对所有这些，内阁大员其实一无所知。他一当上这个官，就连一个单独的个人都认不出来了。他不得不在一个抽象水平上做出反应，可是又没有清晰可辨的声音，没有可区分的诅咒或者呼救信号能达到这个水平。但政治决定是不能在真空里做出来的。没有官僚制度为政治意志创造一个基础，然后在至少和外部世界还有零星联系的一个水平上使政治决定生效，那政治家就会变得无能为力。你就想想国家权力本身吧，一种到处伸展无所不及的权力，其实什么地方都进入不了。一个巨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巨大威武，又像一个贪婪的老头，无论如何都一门心思要继续做点好事，但是又聋又瞎。而他又不能安分守己地坐下来。当他在自己的领地里蹒跚而行，一会儿跨到这里，一会儿踏到那里，脚底的地都会裂开吱吱乱叫。正是在这里我们要介入，必须介入，控制他的脚步，因为这样做——我承认——我们就分担了我们这部分的责任。但我们这么做不是别有用心。可人们就愿意忘记我们的诚实，我们完全充分但酬报却很可怜的诚实！

哦，原谅我，这么说实在有些过分。不过，这涉及到不公正，一种每时每日持续不断的不公正，无时不在，就像我呼吸的空气。我能感觉到这种不公正，但是不记得哪怕一次对我们的特别指控。我的看法不是说现在要为我们的工作辩护，而是说我的皮肤、肠子和耳朵的记忆能够提供不同的出发点，使得我们有可能找到那些从我们的搜索意识里滑走的东西。也许吧，通过一种聪明巧妙的结合，把折磨我身体的那些不同思念结合起来，我还能抓住一点有关L的外貌和住所的信息。而且——如果我能有一时一刻把握住我糟糕的良心，居然在最好的上班时间讨论我自己私人的绝望——我就能把我的雄心扩大，扩大到私人的事务之外去。我想从我如何思念L出发，让她的形象明确起来，而这样的种种尝试也能提供一种典型模式，告诉我们如何重建这次被取消的官方调查。对那些规定和工作文件，我也可以从能感觉到的思念形式出发，从它们留下的空白中出发，一点一点地恢复面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可以辨别的不同思念之间的结合出发。

我理解你沉默的反对意见：这样的操作只会成为一系列猜测。但是，正是你沉默不语的抗议，在这点上反而对我有所帮助。我能在我的肩膀和横膈膜里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你在想什么。我的皮肤近似对地震的敏感度——我们不是说到过它吗？——现在不再是一种痛苦，反而成了一种可利用的资源。我们是在不同的、难以把握而又多变的各个方面通过对方来活动自己，在瞬间中停留在对方内部，这么做就会提供给我一个知识理论的基础，能把你当作认证的权威机构来利用。当你的心跳减慢的时候，我也能非常清楚地在我身体里感觉到。

既是在我自己的感情考古里，也是在这至关重要的工作任务的重建中，在两方面我都能用这种方式在你身上测试我的观察，我的思念的结合，一步一步让我把事情搞清楚。这种争论是出自思念的形式和强度，不管它如何不确定——它还是再度给我一种支持，能够解释我能用得上的那些贫乏的资料。

我要解释解释。有一个出发点是这份文件提供的，尽管它本身既不可靠又模糊。这是一张浅蓝色的通信卡片，本来带着香水味，但因为被翻看得太多，现在没有什么香味剩下了。它能说明一种亲密关系，但是不清楚它是由于一种临时的交情而写的，还是出自一个终身女伴的手笔。不过，我几乎还是能确定的。那些我专门设计出来的妻子们，一夜又一夜的妻子，不过是我路过的车站。一旦我明白这个晚上的妻子不是L，我就再没有什么理由要抓牢这种冒险中的什么东西。不过，这张通信卡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要安排一次新的约会。所以我还把它保存下来了。这一定是来自L的。我只是不敢拿我保存的那份考卷来对照比较笔迹。不是因为我对笔迹是否能对得上没有把握，而是因为，如果我要在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出她真正的笔迹，就得冒失去线索的风险。

这张卡上写的大部分信息已经被涂抹掉了，但是还有一两个模糊的提示意义的措辞可以分辨出来。首先是提醒你记住“一个承诺”。然后是一个空白。然后有些可看清的字：“如果你能先脱掉……然后再……”。随后在一个新的空白之后是这些词：“失落于……中……引导你（    或厌恶你）”。

我自然记不得什么承诺。卡上也没有什么地址，所以就算我记住了，也不能兑现什么承诺。可其他词汇表示什么意思呢？这句“如果你能先脱掉……然后再……”什么意思？在一个粗鲁的层面上，可以联想到一个迫不及待的情人，裤子只脱到膝盖上就要执行任务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生疏的情形。然而这里进入了一个身体的记忆，一个延迟的诱惑，提供一种新的定位。我感到的这种肉欲带有一种奇怪的附加味道，有一半准备冒险，让自己处于危险中。卡片上的模糊信息和那种感官印象的结合，给人一种性游戏的朦胧意念，有意识地冒被发现的危险，一种色情的博弈。在这样一种说明里，这些文字就可以理解了。我应该在大门外就脱掉衣服，按门铃的时候，衣服就夹在胳膊下面，把鞋子拿在手里，还冒着某个邻居会路过看到的危险。但是，我要在哪个楼道里在哪扇门的前面赤身裸体地站着呢，又充满性的冲动，又害怕被发现，兴奋得百感交集？我身体的记忆并不提供如此清晰的通知。

然而，“引导你（或厌恶你）”这些词是什么意思？好像这层楼房是在黑暗里，充满了危险的障碍物。身体的记忆又提供了对我的解释的支持。我刚才没有说到那种感官印象吗？可能有几个人卷入了这种亲密的情境中，而我不记得了？好像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在黑暗里。失忆给我的眼睛蒙上了一块黑布，让我在种种不确定的预感里摸索一个陌生的身体，又有几个身体，一片有点潮湿的皮肤，又不断变化着温度，可能也是肤色，一切都是在无法理解的兴奋刺激中，因为在这房间里能预感到什么：来自各个方向的呼吸，热的气息，身体的气味，不同的气味，非常接近。缺少记忆图像使得我只能在一种高热里盲目摸索，这种热从未形成面孔或真正的接触，只是一种不间断的，数倍的发热的接近。

要是在这种同时同步不断增加的男女杂交的感官印象的光线里来读“引导你（或厌恶你）”这几个词，那么一个承诺就出现了：“你失落于这堆皮肤和气味中，而我要引导你正好到我这里来”。在这群兴奋刺激的人里，所有方向感都失去了，而是她给我指路，把我引向那个真正的约会。

我感觉到，你认为我的想法是勉强的。我能看到这种推理中的薄弱环节。我还没有合理地分析我在黑暗中预感到的那种奇怪的人数加倍，或者是那种身体接触的怪异的漫延。这里的问题也不是关于那些人们可能在自己临时的卧室要推开的人物。在这种感官印象里，完全没有任何咄咄逼人的人力增加。这也不会是有关什么集体性交的问题。我在皮肤上感到到的那种肌肤之亲，非常明显只是指向唯一的一个人。在床上的其他女人当然可能是很刺激人的，但是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关紧要的。无论如何，她们也是不太可能存在的。

你强迫我做出这种我最愿意避免的结论。正是我的种种努力，要把失去的那个面容固定下来，要把握住那个接触我的身体，正是我的尝试，要把她本人辨认出来，结果反而导致了不确定性，导致了人群，导致了分散分解。我越努力辨别她的样子，那皮肤的淡光就越不确定，轮廓就越微弱而不鲜明，在这房间里暗藏着的人物就越多。当我尝试着记忆和她本人的这次会见的时候，好像我是被微微潮湿的皮肤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的身体被来自不同方向的腿脚缠绕着，张开的嘴唇沿着我的肩膀和胸部滑动。在这种不再能够制订清晰目标的环境里，如果这是一个“引导你” 的承诺，如果它不是咒语，还会是什么？正是这偏偏要达到她的尝试，把她变成了一群无名的女人。你强迫我得出的结论就是说，那唯一对象是不可能固定下来的。其实我过去早已知道，但是我真没勇气真正在现在知道这一点。

能使除了这条该死的舌头之外的所有器官都麻痹的，是那种预感，就是说，有什么东西就是为我准备好的。我以为我前面有一条可能的道路。我感觉到的痛苦本身，看来就能够保留住过去。我能把我分散的文件压向“现实”，强迫它变得清晰。我认为我拥有一种突然的自由，根据我身体里的思念提供的那种指示，根据我的绝望依然可以提供给我的那些微迹象，我能试验着往前走。而我跨入了陷阱。现在我不得对那些可能性提出疑问吗？我有可能从那毕竟还找得到的可怜线索出发向前推理吗？一检查这些线索，它们就开始变质腐败了。好像有一个新的自然法则，阻止你固定住正好你的目光愿意停下来看看的东西。要是我能理解为什么就好了。

看来我在以这种方式毁掉我拥有的这些脆弱的材料，不是通过我的问题问得过早，或者措辞失当，而是因为我总而言之还是问了问题。我想得到精确讯息的企图本身就已经把刚刚还可能的回答歪曲了。好像我们不仅是该死地要躺在我们铺的尸床上，而且每次想把尸布拉平整的努力，反而会让床变得更加一团糟。

我试图回忆有关西西弗斯的神话故事。他要推一个大石头，但推不动。当他要摇动石头的时候，石头就变得越来越大。他越努力，石头就越大，而且越不确定。石头的块头越来越大，正是因为他跟石头过不去。这肯定是对他的罪过的某种惩罚，不过我记不得我犯了什么罪过。要是这样的话，我的罪过是什么呢？

可是，一种本来人死后才遭受的惩罚，怎么现在就落到了我头上，就在我至关重要的工作正进行中的时候？地狱也会把它的冥冥之光送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吗？我看着我碎片一样的手，试图理解这个问题。上帝面前的罪人在人世上就会受到这种永恒的惩罚吗？就在他的犯罪行为之中，这行为的痛苦报酬就已经到达，一个纵欲的好色鬼就在体验着性高潮的那一刻又被去势阉割？人能够同时既生又死吗？

这是不对头的，一点都不对头，就好像我本来是无辜的，但同时又被尚未判决的指控折磨。除此之外还有：如果这种状态确实是一种惩罚，怎么能够影响那么普遍，就像失忆不管怎样也会影响到的那样，不负责任的人还是要负责任？好像对于过去的麻木不仁就足以构成了犯罪。如果这不是一种惩罚，那些某种罪行的狡狯迹象怎么会进入到这种图景中来？这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四散坍塌。在同一个问题里包括了多少互相矛盾的回答？这是不通情理的。我从你那里听到沉默的回答，可这就是现实啊。

不过，也许这一切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也许只是失忆阻碍着我看到这一点。不可能找到L，又不能为我的工作任务下定义，这两者也许都和另外那些不可逾越的困难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是说，难以把那种狡猾地暗示的罪责搞清楚。这些不可能性也许是同一件事的不同方面，或者是同一现象的不同结果。这里也许有一种巨大的必然性隐藏着，好像是我得了失语症，坐在一条写得很整齐的信息前面，这信息显然是发给我的，而我甚至不明白这些其实是词，是写在纸上的词。

那怎么可能继续下去呢？我找到的唯一回答无论如何还是语言，这现象不可捉摸，并不像所有其他东西那样变得稀少。合理地看，我朝你抛过去的不过是越来越语无伦次的语言残余，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该死的口若悬河，那种健谈反而会越来越严重侵蚀着我要说的事情，而这种长篇大论本身却没有一刻会减少和稀释掉。对我来说，首先是不可能把握那个单独而精确的词，能用于我尝试表达的事情——它肯定溶解在那种模棱两可和咕咕哝哝里了。但是，你不会有哪怕一点点困难就能找到正确的词，哪怕是最小的困难，尽管你找这个词的时候其他一切都不见了，也没有任何困难去抓紧某些固定的意义。好像不是我在选择词汇，而是词汇在选择我。词汇自己把自己放到我的嘴里，既没有怀疑也没有保留，就放在上颚的碎片和差不多完好的舌头之间。这个本来不应该存在的巨大记忆为我记忆着，词汇从我的嘴巴里流出。

我沉浸到一个分布广大的修辞动力中，它正在向某个地方流动，向一个我不知道的目标流动。在它的流动中我能感觉到到处充斥着刨根究底质问人的气息，其中的成分又是审判式的，又是调查式的，甚至又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成了草菅人命的判决。好像我被拖进了我自己推动的铁腕式调查，好像它在我的头上大有进展——但把我当作毫无知觉的推动力。

在这种上下关联中，我的角色起码是很不清楚的。自然如此。为什么这一点就要明确不动呢？我嘴里的那种无法确定的有罪的味道，最终也许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表述而已。我们向外移动的地位，我们互相偏袒的存在，让我不时地感觉到良心有愧，对我们的调查所针对的那个人或那些人感到内疚。但担任调查员的毕竟还是我。即使我也不知道这个调查过程到底要往什么地方发展，或者到底要证明什么。

我不懂的是，在这种横扫一切的失忆之中，怎么还有可能存在一种糟糕的良心。所有的罪责其实按道理说都应该是可以原谅的，所有的罪行都是事先禁止的。在我的周围，还有什么事或什么人能记得我，并把一条预感发送到我的头脑？或者是一种假想罪行居然有如此维度，能够在语言中留下标记，在口头语境中留下罪责的伤痕，贯穿我的身体，穿越我的头脑？

可是，这种事为什么就落在我头上呢？这自然可能涉及到直接在我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发生的一件罪行，所以罪责的污水就会溅在我身上。那为什么责任会死死推到唯一一个人头上？我可不能从我自己的工具上等待一个更精确的结果，而不信赖我们电脑化了的社会系统。从社会系统那里，除了它会把一个陌生人的交税债务记到我们头上，或者因为一桩从来没听说过的罪行而把我们拘留，我们不用期待任何东西。从社会系统那边，原则上个人只会碰到误解。难道我从来没问过为什么吗？我的新的见解至少给了我一个提示。每个涉及个人的这种问题都会让每个这种回答败坏无效。公正必定是一个清白的统计学的状态，无法就我的或者你的问题来解读。很可能我们必须接受这种不便，为的是避免完全关闭电脑终端的话而引起的更大的混乱。对于国家权力来说，在所有情况下让这个社会系统继续运转都是有必要的，确实，甚至有必要在各种电脑上都添加更多的导引功能。个别的错误显示，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能干扰中央屏幕上的图像。

也就是说，有点污水泼到我的头上是非常自然的。如果我能嗅到臭味的罪责就在我的周围，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症候指向我。一种统计学的世界秩序必定如此，不会有其他样子。落在我头上的任务是要仔细检查每个这样的症候——看上去也是很麻烦的症候，以便试试从中引诱出真正的内容。

最清楚不过的就是这封奇怪的信了，能让你联想到牙痛。一个脏兮兮的褶皱的信封，肯定已经存放很久了，显然是件经过反复缜密检查的证物，而且也让人暴跳如雷。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一个对我来说再也不说明什么的地址。邮戳自然已经模糊不清无法读出什么。没有写寄信人——这是一封匿名控告信。可指控的罪名是什么呢？信封里只有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我的照片。有关什么事情也不太清楚，因为照片是从某篇文章里剪下来的，剪刀有点剪歪了，下面还留出了几个词，能够重新拼出来：“刚开始的这个学校周”。这表明我这一生的事业中有一段时间，或者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一个学校官僚，或者是教育部门的官员。也许我现在依然还是。

这张照片证明的事情里我正在做什么是不清楚的。我站在那里演讲，举着手，身体略微前倾，像是一个尝试把咄咄逼人的姿态收敛起来的人，想获得听众的信任，但同时又在一场蛊惑人心的表演中失败了，赌咒发誓花言巧语拉拢人心都没有奏效。嘴巴半张着，眼神要比静止端坐的照片所能记录的样子更加投入，想表现出更强的诱惑力，在这个突出的瞬间是凝视前方的，甚至有点滑稽的。但照片里要指控我的是什么呢？照片上的人物姿态本身并不能和什么事情最终联系起来，可能就是有点诱惑人的样子而已。有可能这本身就是检察官的照片。我那个时候不就已经得到了我现在追踪的线索？

但照片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中心。它肯定是从听众的角度拍摄的，所以照片上除了演讲人，还拍到一些前排听众的脖颈。这些细节不是指明着七十年代吗？演讲人的衬衫领口敞开着，外套翻领也是斜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的服饰。就年代而言，更能透露信息的可能是最前排那个女人那种卷曲而蓬松的发式。那可能就是L。她就不会坐在离开演讲人最近的位置吗？她的肩膀有点不舒服自然的样子，好像有点不高兴。是我说的话和她的看法有了什么矛盾吗？

产生这种怀疑让我感到恶心——夹着这张简报的信封原来是L寄来的。匿名的。但这样的话，对我怎么会失去她，寄来的东西并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即使可以把它看作某些更加根深蒂固的问题的症状，也无法解释，即使我愿意也自然无法查清楚。即使在我身上确实有很深的裂缝，我也看不到它。

令人恶心的是，如果确实是L给我寄来的剪报，她还匿名。这和我的思念所了解并告诉我的她的个性是不符合的。或者，她的意思是说，事情的关联对我应该是一清二楚显而易见的，是不言而喻的？很可疑。应该有更多的迹象，而不只是这样在纸上凸显的东西，就像模糊不清的盲文。天哪，反面呢，我怎么从来没想到看看反面呢？反面不是有铅笔写的很深而又发白的字迹吗：“怎么能……如此软弱？”不对，我以前当然看到过这些字迹。我只是不记得而已。在开头的两个字后面有一个白色斑点，一个新鲜的空白表面。早先我肯定读过它，但在我身上现在已找不到痕迹了。“怎么能……”——后面该继续写什么呢？“怎么能和你这样的一起生活呢，如此软弱？”几乎不可能。这不可能是对报纸上的照片做的什么反应。剪报必定早了好多年了，早于我们的……我想说的是什么？早于“我们的分手”？她也像我一样无能为力地摸索过吗，没有了记忆，就试图把巨大的愤怒牵扯到某些明显的事情上？而她只找到这个来自过去的可怜的碎片？或者照片上我的表现只是范围更大的事物关联的一个迹象，但是我自己已经看不见了？“如此软弱？”我在哪个方面软弱了呢？照片上的人不是显得强硬而咄咄逼人嘛。饥饿的负罪感又开始摸索着我。她的话可能暗示对国家权力的某种让步，太唯唯诺诺，只准备看人家眼色行事，也是我自己以为人家期待我做出这种反应。是不是因此才参加了这种不明不白的调查过程？它的前提就是国家权力希望有这个过程。L到底知道多少？就因为纯粹的流言蜚语，她就把自己也投入到这无中生有的事情中来了吗？或者她能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我需要的解释正向四面八方散去。

要是我能理解就好了，知道为什么我试图固定的每一个现象都会瓦解，为什么试图得到结论的尝试都会走向不同的方向。是不是因为过去的事情总是背着人抹掉？是不是因为我们缺少一种历史？好像我需要一个更大更广的背景联系，才能够读懂比如说放在桌上的这个信封上的文字。这种想法是荒诞的。但是我不能停下来，不能不去摸索对所有这些不确定性所有这些矛盾的一种解释，只要我把目光停留在什么东西上，只要我试图钉死某些东西，所有这些不确定性这些矛盾就会出现。这和健忘症在某种方式上还是有关系的。在这样的事物关联中，重建失忆的角色是困难的，而这困难本身就是失忆的一部分。

如果要对我贫乏可怜的材料刨根究底地搜索，倒还有一份文件是和罪责有关的，但不是涉及我的，而且它太古怪，几乎不能当作随便什么推理分析的根据。它是放在同一个信封里的，是半张A4纸那么大的纸片，也皱褶得不成样子，好像是揉成过一团，然后再铺平展开，又揉成团，又展开，一次又一次。此外它上面还有茶水甚至小便留下的一大块污迹。在这张纸片上只有一个词：“叛徒！” 如果笔迹没有留下非常确定的证据的话，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封匿名信，肯定是一个牢骚满腹的人写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脑子有毛病的人写的，为了进一步表示他的愤怒，居然还在纸上小便。可这笔迹是我的。是我自己想要把这奇怪的指控寄给什么人，但是显然抑制住了自己。这个污迹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我肯定是醉得厉害，所以摔碎了杯子。不过，这是涉及到一种什么样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呢？我要抓住某种奸细吗？或者这是涉及到一件私人生活里的忘恩负义？如果不讲出什么范围，这个词就没有意义。

不过，让人莫名其妙的，并不在于我潦潦草草地写下这样的指控，目的也不清不楚。最奇怪的事情，是我还保留了这张纸。很明显，我一直犹豫不决，一次又一次把它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又一次又一次捡回来展平，放回到我的手提箱里。是什么原因妨碍我现在扔掉它呢，就是说，在眼下这一刻？

还有一点也是奇怪的。在“叛徒！”这个词前后是加了引号的。谁要提出这种第二手的指控，或者是对选择这个词持有不同看法？一个学究。我注意到你屏住了呼吸。我感觉你在强迫我得出令人不快的结论。这个指控其实是对着我来的，而我把它写下来，沉思默想，或者是气得要死。可能因此还喝了一两杯烈酒。但是，谁会这样把我叫做“叛徒”呢？是一个匿名的写信人吗？那我肯定会保留他的信呀。是什么同事吗？那我在赶回家喝威斯忌之前就会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回家喝威斯忌。是L吗？

我的手自动地去抓住那张蓝色通信卡，生怕它还会添加什么内容，告诉我L不喜欢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已经谈过了这张卡了吗？就像人要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下了床，突然又发现自己还躺在床上。不对，我们不可能已经谈过这张卡。这些词是很令人痛苦的，所以我应该能记得。“如果你能先脱掉……然后再……”我知道了：如果我能先脱掉官僚的呆板的面具然后再说，别等到一切变得太晚。继续的文字就是：“失落于……中……厌恶你”。是不是失落于所有我的文件档案之中？不对，那过分驯服柔顺。是不是失落于我的愚忠之中？也许吧。无论如何，她在我这里感受到的那个“厌恶”是足够清楚的了。

但是，如果一项荒唐的指控指向我，一项指控在我试图抓住它的时候又朝各个方向溜走，为什么它会比我这里的其他东西都更处于靶心的位置？为什么它正好就牵扯到我头上？

看看这本护照吧，看看它是否就不会驳斥每一条这样的说法，针对一个明明白白的收件人的说法。试图确认姓和名的那两行里像蚂蚁一样聚集了很多字母。我能够不时地瞥视到可能是我名字的某个部分，最清楚不过的是大写的K，但是它们总是在所有其他名字中间消失掉，那些名字愿意挤到前面，让人能够读出来，那些名字会在那些纤细的蓝线之间弹跳。而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也同样如此。唯一固定不变的常数，相当固定的常数，是年份中两个最先的数字：19。在说明发色和身高的栏目里，也是同样的蚂蚁般的字母。在身高栏目里，我不时能认出160厘米或者190厘米。最后这个数字倒很符合我额头上的那个大肿块——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因为身体高大不时会在一扇较矮的门上撞了脑袋，又要贴上一大块橡皮膏，就像现在这种样子。有关性别，打的叉叉也是一动不动地停留在男性的栏框内，在另外那个栏框上面只有些个别小点的跳跃。护照上最安宁的是那张小小的彩色照片：披着一束头发的额骨，脸颊，谦和地微笑着的嘴唇，只要在这块碎片里能尽量笑得好看。其他面孔的混杂是慎重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本护照现在就是属于我的话。我的外表是比较平常的。没人能从一张照片上认出我来。我的脸已经包括了很多其他人的脸。但是身份不足以说明一种罪责。让人恐怖的自然规律能把每个回答都转换成很多回答，这一次对我的事情可是很有利的。这本护照拒绝提供清楚的线索，也就免除了我的罪责。

不过，瞧瞧这里吧！这两份文件互相搞混了，像要进入这本护照里，好像是被召来提供帮助的，它们要说明的可远不止于此。它们并不停留在因为证据不足而释放我就完事了。它们还为我的无辜辩解。

其中一份文件是张集体照。是一个团体在郊外野游时的照片。照片已经发白到了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分辨出人的样子。照片中间站了一个高个子的人，在一侧的太阳穴上有一个铅笔打的叉。某些脸上的线条表明那是我，而打的叉在某种程度上确认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从其他方面来看，这个团体给我似曾相识的样子但并不强烈，大多数人我一无所知。这些人是根据某些老式的规则分组的，站在一个较老的房子前面，样子能让人联想到俄罗斯十九世纪的建筑风格。明亮的树冠看上去也像是变白的文字，出自某些失去了的东西。如果不是人们的衣服和发式还显得现代时髦的话，那么你会觉得这是一张有百年历史的老照片了。郊游的原因暂时是不确定的吧，随便你怎么去想都行。但是，这里就需要看第二份文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的视角或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份文件也是用一个回形针和照片夹在一起的。这是一封我肯定给你看过的信件，因为它是我身份的一个部分，证明是我建立了这个单位；总干事长——或者叫内阁大臣？——提到的当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管理性举措”等等。借了它的光，那张照片就更加清楚了。照片展示的正是我那个部门的郊游。而这么多面孔我都不认识，也就可以理解了。人们带了自己的配偶，或者同居者，因此展示的不仅是他们不为人知的面孔，而且同时还有个人生活里不为人知的方方面面。现在还能看到，我们的工作如何在休假之中拖延下来了。在这群人的头上好像有一群苍蝇在飞：人们有种种想法，想着远方的办公桌上仍未完成的文件，想着那些远远地嗡嗡响着的电话，想着大众对从来不来也不会来的信息议论纷纷吵吵闹闹焦急不安。在照片上也绷紧着社会等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是在星期五晚上的民主中也坚持不变。

这张集体照肯定能让我摆脱所有说我参与了牵连我们大家的破坏活动的指控。在这张照片里，人们站立的队形整齐统一，而我站在最后排的中间，是对我一点小小的还在摸索中的信任，一种含羞的但热情的忠诚，而且几乎像童子军一般，时刻准备效力。这个单位——尽管有外来的因素——正如焊接完美的整体，团结在我的周围，如果有什么空子可钻，还可以咒骂什么人“叛徒”的话，那这种团结的样子真是不可想象的。

我突然想到，L自然也会在这张和谐的照片上——因此，那种可怕的指控不可能是从她那里来的。只是没有可能性去把她认出来。在我的一边站着一个女人，但是她紧挨着一个小小的年轻男人，几乎把自己交织在对那个男人的像一堆棉花糖那样闪光的爱意之中。在我的另一边，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空档。奇怪，看起来好像这个集体里有好几个人都想溜到我旁边这个白色空档里来，又犹豫不决，是的，几乎是惊慌失措沮丧不已，好像突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好像这个集体里有什么人本应该站在那里现在却没有站，这种不守纪律的行为扰乱了内部的秩序。这张照片可能就是在L刚刚离开我的时候拍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人们的目光中流露出来有点吃惊的那种样子，是因为他们这个晚上才听到这件事情。但也有可能是因为L要逗弄我，或者因为对我生气，故意避开了我——事实上这是更可信的。她可能就是前排右边那个比较黝黑的女人。或者更可能是另一边最后面的那个很有光彩的女人，她的眉宇之间有一点愤怒的样子。那些感到困惑的人就都盯着那个空出来的地方，在所有忠实的名义下，那本来是她应该站的地方。

在这张照片里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很多人的相貌之间能追踪到相同点。在多数情况下，可以解释为来的配偶们互相比较像，因为他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已经落入了各自的面部表情中，定居在各自的微笑之中，面对生活的种种诡计，淹没在互相的怨恨中。但是相同点也延伸到一对对配偶的结合之外。延伸到那些在同一部门长期一起工作的人，他们敢于深入到各自的生活里，在很多年里见面出自真心互相点头示意而非客套，互相感到安全，能面对外界越来越多的愚蠢。就像那封信一样，有关他们的工作任务的性质，这照片并不能揭示什么。各项活动的内容总是那样模糊不清。真正存在的是一个结构，由合作、功能和效率建立起来。这张照片事实上是最好的证明，我无论如何还能把我建立的这个部门团结在一起。不论失忆多么普遍，不论回家和上班的道路多么复杂和让人困惑，身体里的记忆，总是能引导这伙人回到那个地方，那个经过很多年共同生活同事们越来越相像的地方。

我想，我可以再给自己鼓起一点勇气。这个同事圈子毕竟还是一种实力，一种结构，能支撑你正在四分五裂的个性，让各个部分保持在位。你会看到，我这个手提箱里保存的那些碎片，不管怎么样，都有可能是重建我那个世界的真正要紧的部分。

此外，这张集体照片里还潜藏着更多的一种论据，能洗清我的罪责：效率。在照片上的那些人中间，有一种暂时被延缓的急躁，反映的是你在这个楼里到处能看到的那种几乎狂热的工作状态。这种紧张的工作状态是一种象征——实用主义的象征，如果你愿意那么看的话——象征的是我和我的同事们的无辜。一项这么重大的事情，是不会建立在欺诈的基础上的。

我这么说，并不是强调我们这个楼里的工作活动应该提高到冲突之上的——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完全自然地，在我们的力量发展中，有很强的茫然的成分。在这扇门朝里这一面，有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玩笑漫画，画的是一个船长给自己的轮船公司打电报：“Completely lost but making good speed（完全失去方向但速度很快）。”这样的故事不能让我发笑。

但是，我们也不谈这种事。我不愿意去问我隔壁房间里的同事我要做什么工作，我在眼下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工作任务。即使我能看到，他们也处在相同的境地，也愿意来问问我，在整个这摊子事情中间，他们到底扮演什么角色，这件事还是那么令人难堪，所以能放下不管最好。那种强烈的感觉——不论是否正当——那种成了吹牛诈骗的骗子的感觉，让我止步不前。好像去问这个问题本身就会暴露出我是一个吹牛诈骗的人，不是从正门而是从房顶或者通过后门进入这个楼的，一个混混儿，披着同一件外衣扮演一大堆不同的角色，在人们盯住他看的时刻，就立刻逃之夭夭，又能摇身多变。

但这只是我们的工作中的矛盾的一个方面。我在摸索一个更加全面概括的迹象——找到那些堂表兄弟。对了，这里是所有这些亲戚和党员的名单，他们挤进了这个头衔系统的所有级别，都是些没有什么大学学历或者其他特别资历的人，但他们是这个系统里的领导人物的孩子，或者与领导人物有其他形式的关系。就是这种堂表兄弟在这个楼里成群结队串来串去，着急地绕过对方，互相玩捉迷藏的游戏，所有这些从不间断的踩人、踩人、踩人其实都是他们要负责的。如果我突然打开门，他们就会有一大堆人翻着筋斗进入我的房间，也许有几个人还会搭起一个马戏团那样的人梯，互相站在对方的肩膀或膝盖上。如果我发现他们中间有两个正在我的书架上睡觉，还把一个文件夹当作枕头，我也一点都不会惊奇。

别误解我。我不是那种势利鬼，对没有毕业文凭的或者现在人们要的什么证书的人会看不起嗤之以鼻。人的能力完全是另一码事。不，我要找的是别的，是我正在说的自然系统和属于这个系统的那些实际条件之间的矛盾。人在一种急迫的状态下，会倒退到不管怎么样已经建立好的造句法上，至少在眼下先把自己的工作和熟悉的面孔连接起来，尤其是要连接那些有血缘关系的人，这本身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做的目的还是要给那些无形的活动提供更大的稳定性。从权力的角度来看，那些出于政治原因而聘任的官员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价值，从多种迹象来判断，他们已经把自己混入到我的工作任务中来了。我这里实际上还有一份文件，是有关这件事情的。权力当局的传统代表们对我们普通公务员们会说“让民主出局吧”；内阁大员自己的“专家们”会从旁边进入，要把一切都扭转到“人民意愿的方向”。

但这是站不住脚的。这种“专家们”的想法就已经是很荒唐的。他们跨入的其实是一种决策过程，又像内阁大员本人一样心不在焉地眨巴眼睛。他们用自己野心勃勃的搪瓷眼睛凝视着，他们的意识形态模式就画在他们凹进去的眼睛内侧。这是绕道而行控制内阁的一种尝试，可同样的摸索就找不到现实，同样的眨巴的眼神，完全知道这一切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然而，有决定性的，对那些平庸的堂表兄弟和那些更特殊的出于政治原因聘任的官员都提出疑问的，自然是他们无论什么样的联系都维护不了的可能性。这一刻你刚把当作自己孩子的人，或者是政治伙伴，开闸放进自己的工作范围里。到了下一刻，这个相关的人就已经从你视野里消失了，这样你就能很快把这件事完全忘掉了。只有他或她在斜穿过你的时候，你还能感觉到一点刺痛。全部都是一种悲惨的尝试，为了安全和稳定，为了控制住混乱——而正是这种野心反而助长了混乱。匿名的堂表兄弟是这种矛盾的一个迹象。

同时，这种没有面孔又挤满人的头衔系统本身是戏剧性辩论的基础，是我们时时刻刻能等着看到的好戏。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沿着这条走廊，我也能嗅到这种等待好戏出场的味道。随便哪一分钟，都会有这样一个精力充沛大约在中年某个阶段的男人，获得了立足之地，就跳了出来，凌驾于规则、实践和领导之上——也许是靠一次被临时认为至关重要的快速调查的力量——于是在某个下午就成为这个国家的独裁者，而在同一天晚上的电视评论中成为女人们心目中新的英雄，身上的毛也不多不少正好。到了下一个早晨，他又被保安人员在门口挡住，因为他们并不认识他，对他声称的身份报以双倍的嘲笑。

你等着我说到这件事情上来，完全正当。这个堂表兄弟的迹象也会针对我提出质问：“你自己又如何？”我现在不想纠缠什么身份问题。“你是谁”这个问题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事实上我不相信它曾经让我有过兴趣。我是非常就事论事的。我的意思是说，你进入了你的终身事业，你就成为和它不可分开的人了。我的脸面——在我还有脸面的程度上——存在于我的行动中和我的搜寻中，你看不见，但是它是存在的。

不，问题在于，有关我的工作，有关那些能显示我工作贡献的评估，有关已经成为我的生活的这种寻找，这个迹象能说些什么。我不能肯定它能说明多少。我大概最像是一个有点老式气派的军官，又带着一个公务员的理想，而我对这种理想其实已经毫无记忆，虽然我还是带在自己身上——这种理想刚才还表现在我面对裙带关系的保留态度中，表现在面对那些失忆英雄的厌恶，他们在一个下午就当上了独裁者，就会凌驾于现有的法规和严格的实践之上。这个问题暗示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这块木材已经老朽腐烂了。这里可能有一点道理。堂表兄弟实际上通过我发送出一种思念的兴奋；我其实自己也愿意我家的孩子围绕在我的身边工作，作为我的助手，好像是一次必要的甚至也可能是吐故纳新的催化剂。难道我还会犹豫不决而不把他们悄悄弄到我的工作项目中来吗？在堂表兄弟的迹象中，我发现我自己也倾向于谅解所有这些踩人，这些越权的践踏，所有这些小小的弄虚作假，所有这些国家权力允许的半撒谎半吹牛，起初也许是因为考虑到有效率的工作成果，但很快就看到了对自己的好处。我突然明白，我自己也是在一场弄虚作假之中——我在最好的上班时间做这种私人的寻找，不是弄虚作假是什么呢？是不是我自己实际上就牵涉进了可疑的事情，只是我不记得，而且也不愿意去记忆？

功能划分！当我的意识里还有一部分还在以最讲良心的方式承担我的责任的时候，我的另一部分意识可能徘徊在昏暗不明的小路上。在这种情况下，不算是双重道德。还不如说这是一个更好的范例，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裂痕。左手完全不知道右手干什么，同样道理，在同一个政府部门里，某个单位也没有可能知道其他单位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方式能跨越这些裂纹该多好！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分裂症是和失忆有关系的。我只是没这种智慧，知道该怎么做。

不，这是一种简单化。就最普遍的情况来看，我可能不仅仅是分裂的或自相矛盾的。我也是难以捉摸的，模棱两可的，漂移不定的，因为我让人们的目光正好朝向我。我们别自以为是，别以为我们能给自己或者我们的工作下什么定义。

还剩下什么？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但并不因此而容易让人理解——这根铁管，和很多文件混在一起放在手提箱比较大的储夹里的铁管。难道它不是有关这个假定罪行的决定性的指证之一吗？这个罪行固执地停留在边缘，但只要你一把目光固定在它上面，它就会分散开，分散到不合情理的状态中。但是这根铁管事实上不能和这件事情随便扯上什么关系。它只是碰巧混在了这堆文件里，并在一些文件上留下了锈斑，这些文件大概在这件事情里也是有点关系的。不对，这根铁管是我今天早上在我家厨房间里拧下来的，这才合乎情理。我当然是要把它送到管道公司去，为了配上一个口径合适的龙头。我能设想，大部分我这类的人在业余时间里不得不做木匠、油漆工和水管工的活。这张写着蛋壳色和沙色之间的一种油漆屈光指数的纸条，是这种生活现实的一部分证明。

对了，我自然已经关掉了楼房里的水管总开关。老天爷，我明白你在想什么！在不耐烦地等待几个小时之后，有人会下楼到地下室去，又打开了水管总开关。我厨房里那个拧开着的水管就会喷出水来。我必须立刻……可是，是哪个厨房，是哪个家呢，所有这些可能对的或不可能对的地址里面，到底是哪个地址呢？我只知道，这事情真是非常紧急了。

但我到底为什么要修理水龙头呢？这不是那些房产管理人的工作吗？当然，除非我住在我自己买了居住权的房子里。而反过来说，这又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这种流浪汉一样的生存状态排除掉了这样大的经济投资。这是不对头的。它就是不对头。

忘掉它吧，你的沉默是在对我这么说。我其实什么别的事情都没做。在我周围，空白的表面正在扩大。

但是，这该死的铁管子既有一切意义，又毫无意义，不管怎样我已经把它从管架上拿出来了，但又不记得是为什么事了。我完全有能力从上面拨掉最重要的一部分，从它的……不，要点不在这里。我完全有能力把事情的关联都放在旁边先不考虑……而且相信我依然能够处理好剩下来的细节。是不是我甚至有能力参与取消历史？只是我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这根奇怪的铁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开它的环境孤立起来讨论。它正试图让我牢牢记住，内容是根据事情的相互关联决定的。确实是这样的吗？那么，当下的存在就不是我们自己乐意确定的自由的出发点。恰恰相反。当下其实是一个农民的乡村，一个外省的地方，只有从它在一个更大王国中的位置出发,才能理解。那个古老的词“历史”要说明的不就是这个吗？

我不是还有张旧的学校成绩单在这里吗？它应该能在词源学上对我有所帮助。“社会科学历史：A”。这个资讯立刻要求它的上下文关联。首先是这个附加的全班学习成绩的概览，一个基本的统计，意图显示登记内容中的独特之处。但是成绩要人注意到的首先是表格之外的框架。所有努力学习的动机是什么？在这种能力培养中，几乎没有什么事业心的气息。看来更像是一个不可控制的好奇心的问题，一种今天几乎无人理解的对知识的渴望,或者知识的扩展，是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让人不舒服的。但是，在这样的表现里，同时还有一种可观的完成义务的因素，有一种让人感到苦恼的雄心，要针对一系列并非特定的要求来控制所有的活力，显然是靠很大的权威性来制订的，只是对什么是正确的并不熟知。模糊不清。

但是这份成绩单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上下文。这个发暗的边缘显示它曾经折叠过，夹在一个可能有点小的本子里，可能就是这个笔记本，对，它正好可以放到这个带红边的小小的黑色笔记本里。它的扉页上写着：梦想的本子。这里有很多对未来的承诺；其实还只是起步而已。这个本子从一个梦想开始，然后继续记录着零星散乱的笔记，显然是各种极为不同的题目。但这个唯一的梦想向我报告了一种感觉，既是解释同时又是窒息的感觉。这肯定是在高中毕业后的那年或数年之后写的笔记：

“梦见我又回到了教室。高四班全班学生都像过去那样坐在长凳上，只是年纪都大了点。显然有人刚向我们解释过，有一间教室要空着，因此不得不取消上一学年学生的考试，把他们召回来重新上最后这个学年的课。我们坐在那里，有学医的，有学法律的，有学理工的，还有士官生等等，都在对命运的打击发牢骚，但对其中的逻辑都没有表示疑问。一间教室当然不应该是空的。有一个老师走上讲台，面孔长得有点像个大猩猩，搓着手对我们说话，说得很慢，带着慈爱的责备口气：‘我们现在要找出点什么话来问问克尔维尔，看看他是否真的能保住他的高分成绩？’围绕那些被遣返的高四学生的粉尘气味是浓厚的。尽管没有任何人站在黑板前面，还是有粉尘气味和粉笔持续不断吱吱响的声音。我从来没料到，我会如此仇恨这所学校。”

我自然不记得这个梦了，但是还有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不，不是这个梦让我似曾相识，而是其中的暗示我很熟悉。它暗示着，我们的行政管理就是这样形成的：一系列空的教室用来指导我们的活动。一种多么狡诈的指责！如果没有为了我们的躁动不安而深思熟虑充分周到地准备好的模块，我们就会迷失在混乱之中。

然而，有一种更加强烈的不快的感觉过了一会儿就出现了，就好像你先在嘴里塞了一大块嚼烟，嚼了几秒钟之后那种冲击感才会出现。这个梦的真正讯息和今天的社会没有什么关系，起码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关系到的事情是由这段笔记最后的攻击性来暗示的。但是，那种仇恨是指向哪个地址的呢？好像这所学校只是一个历史的迹象，是一个监狱或者一个劳改工厂，它要把你留用在你本来已经离开的地方，强迫你满足那些荒唐的要求，要求你有高度优良的表现，就和过去某种不相干的情况下你的表现一样。历史一度曾经是这个男孩的巨大兴趣，现在成了要求苛刻的噩梦，还抓住他不放。他准备走多远的路，才能够醒悟过来呢？

有可能我对这段古怪的笔记有些小题大做。这段笔记所揭示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对那所老学校的非理性仇恨，这种仇恨我早已没什么感觉了，而且出现在一个还被人当作某种教育官僚的人身上，也是让人吃惊的。

也许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进展了。我不认为，继续这种概念练习会有什么收获。我也不能想象，在我这方面有什么直接责任——对我这些指控的基础很明显，是由于我也可能置身于那些有罪责的人当中。但是，这也不能排除我只是在场见证了这个审理过程，这个过程把失忆拉到了我们身上，到了如此命运攸关的程度——而我其实没有去介入，没有做我职权范围内能做的一切事情去制止这场灾难，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并不理解这种危险。

理解？这个词横在我的嘴里，能把我的上颚割裂。它甚至不愿意站在我这边，为我洗清罪责。好像这次调查想带我走得更远一点。对了，我可能是应该理解的，但是有一种力量比我的见解更加强大。肯定不存在对这点做出什么规定的文件；一般来说，也不可能有什么外来的命令。完全没有必要。我身上的忠诚是很敏锐的，它知道人们对我有什么期待。我可能理解他们，但更知道我该做的是什么。不该做的是什么。人们责备我的是不是就是我的忠诚？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个世界就足够荒诞了。但是我坚持我的事实上的清白无辜。

不管怎么样，这根该死的铁管已经毁掉了我的一本不可缺少的日历簿。瞧瞧这个！不仅把页面都搞乱了，而且把黑墨水都溶化开了，很大一部分字迹被弄得读不出来了。在贴着管子打开的那一页上，只有一两行字还能辨认。“完成”这个词是可以读出来的——某些我参加的较大项目显然已经完成了。然后，在某个星期五的时间数字上面的栏目里，好像是一条备忘录，写着：“了解一下工作文件是否能扔掉”。奇怪。以我的地位，这样的问题应该是人家来问我的。对于什么文件应该保存，自然还有详细的规定。我只是对这些规定都记不住了。甚至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里面放了有关说明的文件夹。难道这个调查过程已经有这么大的进展，而我缺少了基本的立场？或者是这些工作文件应该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应该不是这样。很可能是我已经扔掉了这些文件，但是一两份这样的文件自然可以保留下来，大致就像我的手提箱里的剩余文件——

我一定是沉默不语坐了很长时间了。我感觉得到，当我迷失在这空虚之中，你是怎么样紧张地观察我。我这个临时的世界已经分崩离析。你必定早就看清楚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也许尝试过让我注意到这一点。我只是过于关注自己的事情，没有理解你给我的审慎的信号。你理解这点有多长时间了？多长时间前你就已经知道，我的调查已经结束了很多年了？还知道我是无力地在我陈旧的线索里慢慢兜圈子，而我自己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甚至我的报告都可能已经在这个调查过程中起了作用，也参与了这个过程，而且帮助促成了这种状态——

不对，等一等。我可能还是太急于把自己投入到另一个极端。那些日历簿上涂抹的污迹确实证明了一项很久前就已经结束的工作任务，但是其他的迹象——例如你的来访——又清楚说明一项依然还在进行之中的调查。还有一个更接近的解释——这涉及到不同的调查。但是，我像处在拧得越来越紧的螺丝的压力之下，感到那是别的什么，是一些不太舒服的事情，而我应该理解。这项调查很久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同时它又一边在接近它的完成，同时又处在完全绝望的境地，同时又被搁置起来，同时又好像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调查任务。所有这些不同选择都是无可争议的。我被迫同时向所有这些方向前进，就像古代什么刑场上的五马分尸，而乌鸦们就在二十米开外的地方等待着分食。没有过去的事情，个别的事情就无法提供任何明确的解释。我开始设想，所谓历史就是使得种种迹象有可能说得清楚。

带着突然的羞耻感，我注意到，在我头脑里游荡的这个问题其实和这项调查出乎意料的崩溃没什么关系，或者和帮助我找到L的材料都消解在不确定之中的那种结果也没什么关系。那些以完全非理性的方式占据我的思想的，是我怎么依然可以坐在这里，为这样一件调查任务耗费心力时间，毕竟我要考虑到我无论如何还占据的这个高级位置。这类的秘书工作不是更适合那些年轻一点而雄心勃勃要干番事业的男人，那些正好爬到晋身阶梯大约一半的男人吗？这就好像我在同一时刻，生活在不同的人生时代。

还有什么更多的事情可说吗？我不是最终被关闭在关于那个唯一的我还真正关心的人的所有信息之外了吗？也许不是。每次我试图抓住她的样子，它们就分化成许多人的样子，每次我试图记住她的声音，就出现一阵模糊不清的各种声音的嘈杂噪音。但是这种多样复杂性并不仅仅是一种失败——它也是她的名字中分散开的字母。这些多样的面容，这些混乱中还散发汗水光泽的身体碎片，这些朝四面八方分散的声音——它们合在一起，为她构成了扩散的迹象。那些沿着外面的人行道朝不同方向快速走去的女人脚步就是她的脚步——一阵爱情的霰弹雨穿过了我的全身。在外面的走廊里有些笑声散开，半遮半掩的，像是来自一个遥远国度的没有仔细加密的通知，一个能让我的嘴唇变得极度僵硬的微笑的讯息。在这样的创作中，我到处都能读到她的被人挪用的样子。

读到，是的。但是，有什么办法能接近她哪怕是一公分吗？或者至少有一种办法，能把某种信号送到她那里？没有更多的路可以尝试吗？

不会没有吧，也许还是有的。还有类似祈祷的办法，或者是赌咒发誓。在行政管理的骨髓里，我感到最重要的归根结底并不是那么困难的诊断，而是口头上介入那基本不可接近的现实。政治的和行政管理的语言是所有工具中最好的工具，能够像念咒那样呼唤出我们的困境的变化。这套成语里的中心点自然是象征性的行动，能把它们的效力从演绎这套成语的这个贴近的明显有形的空间远远传播出去，传到那些无法把握的地方。

我试图回忆那个应当算是我们这个国家天字头一号的寓言，那个有关失去的儿子的寓言。它能展示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我要回忆，这个寓言现在列在宪法的开头，但是有一种古老的调子，听起来就觉得它可能是从古老的乡村法规转引过来的。它的内容大致如下：

父亲准备杀掉那条养得膘肥体壮的小牛——那是留在家里的优秀的大儿子自己想要的，因此大儿子带着不安的良心唉声叹气。父亲只要等到那个在外胡混的小儿子一在大门口出现，就要下令杀牛。但是那个混蛋却不回家，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远距离地让他变好，当然也可以叫做“浪子回头回心转意”。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这个好农民想尽一切办法来折磨他那个勤劳能干留在家里的大儿子；通过以不同方式来惩罚和抑制这个老实巴交而又有点温顺的后代，来象征他把全部改造力量都放在了那个浪荡但无论如何更有意思的小儿子身上，而小儿子以地理和感情的手段，逃避了一场更明显的争辩。

好吧，我用不着进入这个故事在不同领域的所有具体的应用——这些你和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或者我可以这么说：这些你和我一样有效地把它们全忘记了吗？对我来说，故事的要点是这种延长了的语言使得我有可能在一项任务中继续前进，这项任务通过带我穿过那些文件而逃往四面八方各个方向，而这些文件大概还停留在可触及的范围内，通过抓住我实际上还能触及到的那个人，就能使我伸向我不能触及到的她。

因此我认为，把晚上我对婚姻关系的尝试只看作某种色情的尸体检验，我们只是互相在对方身上里里外外翻来覆去，检查神经的走向和血管的分布，希望能够借此认识我们失去的那一半，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互相把对方撕开，透过对方的身体用鼻子嗅着气味，这都是真的。但是我们同时通过对方并在对方的帮助之下延伸着我们自己，朝向我们用其他方式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我们的嘴唇跟随着颈子的线条，舌头从骨盆向下到大腿分叉处拉开一道切口，这不仅是为了重新得到什么熟悉的东西——为了记下自己可能只会越来越大的失望；这是个有关情书的问题，写在这个陌生的身体上，写给一个在你能达到范围之外的人，在你的每一下抚摸，是的，也是每一声呼喊都达不到的地方，一封同时又足够绝望的情书，因为目的地实在太遥远了，只好在眼前的皮肤上成为唤起欢愉情感的文字。所以，我和我的临时妻子上床，通过和她做爱是为了能走出去，走向我不能触及到不能抓住的她，我的嘴唇就贴在她耳边低语着有遥远地址的词语，那是不用多说她必须理解的词语。这词语是有的，这种方法是存在的，我们已经试验过了。文件、争辩、结论，一切都消解在矛盾中，消解在模棱两可中，消解在背信弃义中。但是这种象征性的抚摸，这种遥远的接近，这种对着低语之墙的低语，这些都存在。

在延迟了几分钟之后，我明白了我实际上说的是什么——而且能拯救我自己，也许是在最后的关头，把我从一个巨大的误解中救出来。我说到了那个忠实地留在家里的儿子，他得到了所有的惩罚和打击，因为这些惩罚和打击无法达到那个有罪的浪子身上，就落到他头上。天哪，我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替罪羊。我可能就是那个无可指摘的大儿子，总是留在现场，而所有那些奎士林和奸细们都逃进了失忆的众多叠缝中躲藏起来。地狱可能把一个无辜的人关进去，就因为它不能找到真正的罪犯。

是的，确实还有一本护照，但在我们这件事情的关联里是完全不会让你感兴趣的。在我刚才说到的事情里甚至还是一种污染。你不在听吗？而且这本护照早在几十年前就注销了。它和L也没有任何关系，是她的时代之前很久的事。那你怎么还能相信它有什么重要性呢？唯一可以说说的是，这本护照属于一个女人，可能是我的第一个太太，是1955年在斯德哥尔摩颁发的，合理地推论，是在十年之后发另一本新护照时注销的。它什么都说明不了。姓名已经被擦掉了，照片上的面容也同样。不是由于注销方法，而是由于在愤怒中或者战栗的苦闷忧郁中的破坏，在损毁的照片上，只能朦胧地可见一绺半长的头发。“浅黄色”，护照上这么写着；没有其他颜色愿意混杂到这种匿名之中。眼睛的颜色未知。在填写这些的地方，有人用笔反反复复地划过，划破了纸。在护照上也没有多少出入境戳记。第一个戳记是意大利，1955年。这可能是一次蜜月旅行。照此看来，这次婚姻应该有十年之久，因为这本注销的护照还保存在我这里。如果这确实是我的前妻的护照。无论如何，这本护照的样子说明，这次婚姻是灾难性的，它记录了一个你事后只想赶紧跳过去的十年。在这幅生活图像中幸亏没有孩子。自然没有在护照里附带任何孩子的信息——时间还太早。但是在我的材料里也没有其他任何迹象，没有什么抚养费收据，没有什么字体笨拙的孩子写的信件和什么图画，画着那小小的房子和小小的丫头。有那么点不育症的气息，能告诉我从来没有过孩子。这是一个已经结束的、再也不相关的章节。

你真固执啊！这本让人陌生的护照总的来说只有在一点上还能让人感兴趣——它为什么能在我的手里？如果它和我们刚才进入的事情有这样的关系，就是说我曾经把手提箱忘记在我很多个“家”的其中一个“家”里，只救出了那些还在衣兜里和上班的办公室几个抽屉里的剩余材料，到底为什么我还会有这本毫不相干的护照？这绝对不是什么你需要带着的东西，或者是非要抢救出来的重要的东西。相反，我根本就不想知道这个护照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我是不是有一次还找到过我的家——我的真正的家——而且还暂时能收存更多的文件，也许还见过……？不，这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我首先要做的一定是记下地址，而且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会保留住这张纸。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我才会找出这本老护照。会不会是从我的某个临时地址之一寄给我的，因为我忘记在那里了？一本注销的护照？几乎不可能。而且，又是往哪个地址寄出这本护照呢？不会的，结论是清楚的。我根本没有丢失过我的手提箱。我有太多的毫无关系的材料，这样一种万一发生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来看，眼前这个手提箱还比较新。而日历簿也是几个星期前才开始记的——之前的日期全是空白页。这里有一个本质上的矛盾，一个我无法填平的非理性的鸿沟。自然如此。

我相信，在任何情况下，至少在这点上，我们可以把这份材料除掉。这本护照可以立刻扔进废纸篓而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只需要把它剪碎。你能递给我……等一等！一个完全不同的面孔，突然在一刹那间，在护照的黑皮封面之间翻动的页面中像火光闪现，只是太迅速了，我来不及分辨出它是什么样子，但是它给人的印象是很独立的，不同寻常的镇静，有点害羞，而又坚定自持。显然，是和护照上的这个人个性完全不同的。就像你长时间凝视一张黑白照片之后，当你转开眼睛时会看到的一个对照图像。而与这种确定性一起出现的是：孩子们，我们共同的孩子，相当清楚的是有一个女孩，可能还有一个男孩。带着矛盾的力量，这种麻木无情的文件给我提供了一种重大的信息，既是有关路易丝的，也是有关我和她的孩子的，而我对这份文件没有提出什么质疑。我曾经认真地看过这本护照吗？也许这就是要点？我想，现在我理解了刚才你为什么那么固执。我的出发点是这本护照不会让人感兴趣，而我让积存的旧怨控制了我。唯一能接受的立足点是，你不能知道。

我们刚才不是谈过这些吗？我们是不是断定，正是想要把事情精确化的企图，反而增加了不确定性？好像要战胜失忆的努力本身，把没有气味的苍白拉向了我们自己？而语言还来帮倒忙，正是我用的这种工具，加深了我的迷茫。

只有通过不把事情固定下来的方式，我们才能看得见——不是这样吗？就像在黑暗中看东西时，你得看你要分辨的东西的旁边才行。我刚刚是不是说过，我已经找不到孩子们的任何踪迹？显然我还可能忘记了这幅图画。记忆的背信弃义真是没有限度的。这张纸必定还是我拥有的最个人化的文件。但是我忽略了它，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出现这种回答。

在这幅图画上出现了几个用圈或线表示头或四肢的人物，画的人物如此简单，即使在你的目光召唤下的这种迷惑人的线条游戏中也能有所区别。感觉是四个人，是用蜡笔画的，曾经应该是绿色或深蓝色的。三个人物中有两个大一点，显然是表示父母。他们正走在互相分开的路上。他们的下巴下有巨大的腿。第三个是个子小一点的人物，但头很大，有长而舒展的头发，显然是大姐姐。从这三个人中又分出一个用深蓝色描画出的一个小的用圈或线表示头或四肢的人物；这一定是画这幅画的人了。在旁边写了字，从所有情况来判断，是一只陌生的手用笔写的：“给爸爸”。原则上我不能排除这幅画是给别人的，而不是给我的，但是这几乎不太可能。一份这样的文件我肯定会抓住不放的。

但没有信件，没有照片，甚至没有什么交了抚养费的收据——我们不是谈过这件事情的吗？我肯定是到处询问过的，到处写信去问，但没有任何消息，或者正好通过我的事情而得到消息，它又朝不同方向挣脱开去了。

糟糕的是这些孩子，当我晚上下班回到“家”见到的孩子，肯定有时碰到过我，朝我投来过犹豫不决的试探的一眼，有时根本就不在乎我，在那些孩子里有时候会有我自己的孩子，而我自己不认识他们，或者他们也不知道我就是他们的生父。

不，最糟糕的事情不是我可能碰到过他们而他们却不认识我。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他们的日子可能过得不好。不是物质上的不好，在这个国家，几乎不会有这种问题，但他们可能会被人用可怕的好意摆布，被剪下来又贴过去，搅到我本来可能阻止的什么事里。毫无疑问，他们缺少一种持久的人际联系。他们也许面对着虚空说话，却没有人能体会他们的情感。也许是在具体意义上他们过得不好，没有人关心他们有什么缺什么。上体育课的运动鞋破了，冬天到来的时候没有羊毛衫。知道他们就在外面的什么地方，但我无法找到他们，帮助他们。这种绝望巨大得就像——

是的，我一直在想着路易丝。而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要是我还能知道孩子们和她在一起就好了。但是我没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她可能找过他们——还找过我——到处寻找，眼神询问的目光和嘴唇嚅动动中探究的口气总是迟迟不能消失，而从来不会变得确定。我们已经不会再认识对方。我们只会仔细地打量和追踪对方的相貌，在每次特别的关注中——下巴、鼻孔、眉毛——越来越肯定对方是一个陌生人。而在这个晚上，孩子们不过是临时凑巧在我们身旁经过。有点相似性，是的——但并不是这些睁大了的眼睛，不是这只无精打采地举起来的手——

我担心，我的焦虑不安是有道理的，是在我自己的悲惨境地之外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每次我努力想固定住那些我还用得上的对路易丝的记忆残余，都反而会增加不确定性，而同样的法则也会适用于我的工作，是的，基本上就是适用于我们的生存状态。这次调查企图确定有关我们粗心地叫做失忆的现象的前提和性质，它必定只会以相应的方式增加困惑。我不得不制定一种策略，这样我倒会让真相大吃一惊——是的，我毫不羞耻地出卖真相——通过一个绕道而行的动作，而不用把目光固定在这上面。

我的目光在这幅画上停留太久了吗？我不知道。但是这幅画有些不对，除了那些线条是互相重叠的，四分五裂的，混杂在一起的，好像就是为了避免每一次精确化，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但让我不安的并不是这个。

突然我明白了，到底是什么让我在这幅画之前产生了一种附带的怀疑感。这张纸本身就很旧了，我正想说是发黄了，而词呢：变白了的，脆弱的，充满破洞了的。这幅画肯定有一二十年之久了，上面的孩子如今都是成年人了。这不可能是我和L生的孩子。难道我和她曾经生活在一起吗？或者是她站在一条我没有选择的道路上，而且也不敢选择？

我真是麻痹了，也明白我又投入了推理。如果我要尝试精确地说明这件事，那么自然我是既和路易丝一起生活过，又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我必须控制住我的舌头。

我唯一能寄予希望的，是我能出乎意料地闯到一些少有的地方，在那些地方，词汇不用问就会来看着你，一句句子会闪电一样迅速地寻找和另一个在遥远的地方闪烁的句子的关联，就像是在黑暗的水中。唯一的出路好像是碰运气那样来安排你的信任，使得随便哪一种秩序都能把你带到那种可以突然看得清楚事情关联的地方，而你甚至不用把目光朝向那里。

恩典。在同一时刻既能揭示又能饶恕你的恩典。失忆的碎屑。

我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在这张可能来自我的童年的照片的帮助下，我能够把我的推理弄清楚。这张照片我们还没有检查过。就像你现在能看到的，它自己就从这堆文件里钻出来了。就是说，它自发地来报到了，不是受到我提的问题的影响。正是这张照片，能给我们提供一种直接的信息。它已经部分褪色了，但是你还是能看清楚一个男孩，应该是我本人吧，站在一条敞开的船上。收起来的桨在他身后闪光。有一片水光暗示着海，但是背景是不太清晰的，只有一道宽阔的、还有点发暗的条纹。整张照片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充满希望，就好像刚刚得到了一个绝妙的想法。是这个男孩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一手拿着像天线的东西，根据情况来看，最有可能是根钓鱼竿——但看起来好像钓到了什么东西。意义在涌现出来。另一只胳膊略微弯曲，好像是他把什么东西提起来，不，好像是他做了一个手势。裤子向上拉得太高——皮带的扣子在胸口上面闪着光。这闪光几乎是在中心。但是这个孩子身上还是缺少了什么东西，好像就这张照片来说并不是和他相关的东西。或者说，是看着他的人越来越紧张的注意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这张照片显然和我们说的事情有某种关系，但是我什么都抓不住。为什么这个男孩站在船上？有什么意思？他的面部表情并不能给人什么引导。不管怎么样，他没有坐下来，这是让我非常担心的事。事实上，这让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注意到你向前弯着身子，呼吸也有点不一样了。你是对我推理的方式感到恼火吗？或者你看到这张照片上的什么，而我没看到？我曾经对这张照片抱了很大希望，但是什么都没抓住。并不能排除，正是你的关注，正是你那种确定照片的方式，反而把它的意义给擦掉了。我不是推卸自己的责任，但是我摆脱不了这样的怀疑，就是我错误地判断了你在场的价值。我一直以为你的同情和共鸣能帮助我分辨事物，让我看得更清楚，以为我们在一起能够好好讨论，达到某种清晰。你坐在这里，当然使我有可能在这样或那样的思路上有所进展，但我使用了这种可能性，反而说掉了事实上存在的不多的几个立足点。我真的不能相信，你对此是完全没有责任的。通向理解的道路一条又一条地在人群中消解掉了，那些指证在重重矛盾中被驱散，就是因为我表达得太精确，就是因为你引诱我表达得太精确。我有一种感觉，情理的领地已经被空白一块一块地侵占了，就因为你鼓励我来阻止这种侵占。我相信，最好你能离开我，把我留在我自己的沉默中，留在我的无声的徘徊绕行转圈子的动作中。

或许是我对你太不公平了？是不是我自己咬住了本来生我的那只手？对你在这件事情关联中的作用，我实在是愚蠢到不能理解的程度。而我注意到，你已经把我的话当真了，站起身来。我自然也消耗掉了你的耐心。

如果你还能留几秒钟，还有件事我实在好奇想问问。我愿意通过你的眼睛来看这件事。也许，你已经得出了有关她的什么看法，像是一种见解，而这是我念念不忘时时刻刻每次呼吸都在搜寻的见解。也许你能看到，我已经很接近她，只需要伸出手就能……或者，也许你在我说的所有这些话里都只看到一种表达，是一种固定不动的，因此也是流逝出去的想法，某些混浊的东西，从头盖骨里的一个生锈的钉子蔓延到我身上。但是，我害怕，你看我的方式也会让这种观察腐败变质。我不能肯定，你对现实的视角和眼界是否就比我更大更宽，即使你是从外部来的。也许是你的目光本身，让我现在变得比一两个小时前更加犹豫不定无法判断。恐怕你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话者。如果我们再继续谈一会儿，也许就是你独自坐在这张桌边了。而只有我坐过的那张空椅子，会成为我们进行过谈话的唯一证明。此外，让我恼火的是，你对那个罪责问题纠缠不休，尽管我已经能够证明，没什么是可以确信的。当然，我在肩膀上可以感到你如何把我的参与翻过来扭过去，尽管那完全是想象出来的。不，我相信我知道，通过你的眼睛我能看到什么。找这种麻烦是不值得的。

我听见你现在把你的东西收拾起来了。最好就是这样。别以为我是不知感恩的。你肯定是一片好心。但是，在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走的时候，在我的全身，在我身体所有剩下的部分，我都感到你从我们这次会面能带走的全部东西，只是一种巨大的误解。

误解

请原谅我，这么往后退缩。你刚才坐下来的时候，我没注意到，突然发现你这么近，真有点吃惊。别动啊，不用从我身边挪开啊！你误解我了。我只是有点吃惊。其实我很喜欢我们能坐得那么近，热气腾腾的皮肤就那么贴着热气腾腾的皮肤。就因为这个原因，在桑拿浴室里我可是惬意至极。我肯定是个寂寞孤独的人，周围各种关系刚被扯断，就被扔进这么个空旷的地方。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此地现在可成了我的避难所。你可以在蒸汽里到处瞥见裸露的身体，可以听见人说话又看不见面孔，在这浮动的雾气里可以得到拙朴的信任还有剥掉了伪装的问题，是啊，你可以活在一种大家都谦卑自在近近乎乎的状态，超脱了所有社交时空里的界限。大家都近近乎乎，一切都是现在。

这里没人知道我的身份。谁都可以坐到我旁边，不用保持一点我本来还期待的表示尊敬的距离，我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没有人会犹豫不决，谁都可以在我身边坐下，事实上还会皮肤碰着皮肤，但是没人会说什么。

其实我对自己都知之甚少，和他们一样。我只知道我是个很孤独的人，似乎是在这里，在桑拿浴室里这些热得发红的身体里，我才找到了一个家庭。在我记忆里，我的生活是让我良心不安的——但这也是一种没什么内容的良心。我的头脑里没有记录下一件我的过失，或者可能是我的罪行；脑子里剩下只有那一点点令人呕吐的蒸馏物。

无论怎么说，我的生活还是存在过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生活的碎片还在，只要有人给我一个线索很快就能找到。其实只需要一个指责，一点意外的事件，或者一个突然的触摸——我就能几个瞬间里恍然大悟。就好象是真相大白。

我自己在孤独中也能读出点东西。在被刮掉的文字中还有一两个碎片，可以提供某些出发点。失去的东西其实也有一种形式。我的胳膊上有一种由渴望而带来的微痛，我渴望能搭在某个同事的肩膀上，一边沿着一条走廊慢慢走，一边亲密地商讨着未来几个小时内的工作方针。我对这项工作任务到底是什么其实一无所知，只是对围绕这一任务的伙伴关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但是失去的东西主要是以一种女人的形式出现——不是一个面孔或是身体，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动力，是抵抗，是意念，是逆转急变，是感官刺激的一种旋风。我对我们的关系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在时间上它可以回溯多久。我只知道它让我难以忘怀牵肠挂肚，而且它也在我嘴唇上薄薄的皮肤里搏动。

在浴室里面与热气腾腾的身体的就近接触，就成为对失去的那种亲密关系的补偿。孤独寻找着其他的孤独，因为意外的触摸就会惊喜，享受着在光线里突然闪现的一块皮肤的光泽，而且由于热腾腾的雾汽里低声的、奇怪地令人不习惯的声音反而心情安定下来。人需要的就那么一丁点儿。能在自己裸露的身体旁边感觉到另一个人的存在，我就已经很知足了，也许有一瞬间我甚至会感觉到是她的热汗对应着我的热汗。

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周围蒸腾的热汽里，既有女人的四肢，也有男人的身体吗？这不是很奇怪吗？我想，我曾经听说过在某种乡下人的环境里是有这种事情的。或者是在某些滑稽逗乐的公司聚会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这个地方，一切都是包括在正常规范里的。甚至没有人对我的有时不安分的性器官瞧上一眼。对了，有一两个男人会，但是那是老一套，很平常地瞧你一眼，这是测量一下你的尺寸，那是不可避免的自己心虚的比较。而我自己觉得还算是设备不差的。

你别以为这样公开裸体会让我觉得麻烦。正好相反，这里其实比我期望的还要好，或者说比我能够期待的还要好。这种不同性别之间的亲密实际上让我觉得像是在家里一样，是的，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确定的住所，而不是一个临时的窝。

就我自己来说，也没什么可掩可藏的。我这么说可不是指这种外表的裸露。事实上我毫不反对人们通过那些通常的七窍或空隙窥伺我的里面，能用目光跟随我的暴露无遗的心脏的律动，记录阴囊里的抖颤，搞清楚我的肋骨里面有什么东西，甚至骨盆里还隐藏着什么古怪玩艺儿。实际上，我欢迎这样贴近的检查。不仅因为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是个坦荡而心平气和的人，也因为我和那些严肃地搜查我的目光，和那些清醒地试探的手指，我们在价值观上是相同的。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健康观念，一种新的更加苛刻的诚实。

只要你不误解在我身体里面找到的东西就行，只要你看到的是我确实愿意成为的那一个我，而不是另外一个。归根结底是其他人来判断你是谁，来决定你是否外表歪斜不正，或者是信仰上又瘸又拐。是他们来决定你是否和他们同类或者不同类，你是死是活都是他们来做结论。如果他们把我归类为一个死人，这本身也并不让我困惑。但是这么来误判我是立论松散根据不足的，有点模棱两块黏黏糊糊的，让我不成为我了。那么这是一种侮辱，是我不能忍受的。

别误解我——这和地位是没任何关系的。我刚才有一种感觉，我本来是属于媒体这个圈子的，可能还是某家大报的主管。我想，这是因为刚才走过的那个络腮胡子的年轻人，他有点偷偷摸摸地但也是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是一种憎恨的目光。我想，是他那种羞羞答答的敌意我此曾相识，让我追踪到我自己的过去。不过，有没有这样的地位其实和这件事也没什么关系。坐在周围的这些人是否了解我的地位，对我来说其实无关紧要，我可以漠不关心。相反，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他们怎么看约翰·弗莱色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名字呢；我胳膊上的这个小牌子上有我的名字。重要的是他们怎么看我，我是谁，我拥护什么样的价值观，我和哪些人是团结一致的，而我不得不把谁当作敌人。

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说在这里面误解也越来越靠近你，而且比其他地方都要靠近。是不是因为蒸汽，因为突然的靠近或者热量，导致了我想法的错误，这就不用说了。但是这里面的自然法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不一样的——可能它们容易导致误解。不同反应也是比较难以预见的。对那个年轻人的憎恨目光我就毫无准备。

其实连我也是有络腮胡子的。这点我还真忘记了，但是脸上的伤口发痒我用手去挠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我的胡子。不过这胡子表示其他的意义，和我说到的那个咄咄逼人的年轻人的络腮胡子性质不一样。他那种又蓬松又稀疏的胡子，可以配得上一件很知识分子味道的无领衬衫，一双耶稣式的皮带凉鞋，还有托洛茨基的观点。我上唇的胡子是精心修饰过的，更让人联想到一件驯马师的外套，一条熨得笔挺的裤子，颜色自然是和外套相配的，还有一双能从衣柜里拿出来的有足够青春气息的无带休闲鞋——虽然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在这个地方没什么像样的更衣室。至于不同观点证明的区别，那可能只是虚构想像的。在我的身体里，我感觉到的是政治上信仰的虚无，很可以分类到所谓自由派的标签之下，但是更真实的分类标签无疑应该是无政府主义。无论如何，一种胡子也有它的社会学，在那位人士的观点来看，根据我的胡子可以把我放置到——阴错阳差地——属于敌人的地位。我自然不知道，我的胡子是不是也发灰变白了——这里面没有镜子——但是我想不是。感觉上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的很有力量的胡子。

这样的观察在我脑海里点亮了一种出乎意料的对照图象：一个年迈的老人，坐在轮椅上，下颚上只有了不到一公分长的黄色软毛。某些面包屑还粘在已经疲劳不堪的胡须根部，而晨衣的翻领上也沾满了鸡蛋和果酱的污迹。从睡裤下面钻出一对细脚，干瘦而发蓝；一只赤脚试图温暖另一只赤脚。这是一个已经风烛残年的老人，只等着随时会到来的再一次打击。他看着我，把手举起来，好象是我正高举着一个斧子朝他逼近。我明白了，这是我的父亲。

但是他的目光事实上并不像我料想的那样停留在我身上，而是紧紧盯住了我背后某个遥远的目标。他一刻不停地嘟嘟囔囔的嘴唇也有一个同样遥远的说话对象。从他的嘟囔中偶尔听清的个别字词里，我明白他说的是对久远前一次风险投资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诅咒。无法肯定的是他想要影响的是伦敦股市上的股票卖价，还是某些足球彩票涉及的某些球赛中球员们的动作。我无法把他放置在社会关系里去看，所以根本不理解他对那些久远前的账目往来的要求高低。唯一能辨别清楚的是这个憔悴不堪的人本身，他坐在这里，精神能否集中的状态和痉挛差不多了，还咬牙切齿思想紧张，要强迫那些遥远的球员们朝着他预想的能带来最好收益的方向努力。我本以为是举起来防备我的攻击的那只手，其实涉及一套诅咒动作系统，是一系列象征性处理方式的线索，是用瑞典人的方式来说服现实听从他的意愿。我根本就不在他的眼里。即使坐在半明半暗的走廊里，他还在努力把国际经济的线索链接起来，或者至少是把足球彩票赛事的进程也链接起来。不算他在短胡子和面包屑之间的勉强的微笑，好象他还是能记录下散乱零星的成功。

如果我们的胡子也有亲戚关系的话，那也是非常远的亲戚。

你肯定已经注意到，这里面的人说话语调是直截了当的，有时还极为粗野。而从外面进来的人可以立刻明白，这里有些插话既伤人又损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开放性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是这里面见了鬼，真是在发生更加严重的事情。

你大概也听到了从左边那堆蒸汽里发出的叫喊——在我的名字后面跟随着一串咒骂，说的是什么革命党人还穿丝绸衬衣。这是暗指一种高级资产阶级家庭背景让我变得肆无忌惮，居然也敢发表要求人人平等的文字。我的出身听起来有贵族味道，这和我为之辩护的社会主义者倾向的公正正义是无法调合在一起的。你听，对上流阶级人士敢在同等条件下玩这个游戏的的嘲弄和辱骂也来了。这也是一种折磨人的误解。

我什么都不需要记住就能够为我自己辩护了。读读那份指控本身就能做得很好了。“高级资产阶级”这个词就已经说明问题。奇怪的是这个词实际上联系到一把椅子，一个有曲线的白灰色椅背，一个磨损的淡褐色皮座垫，而某个孩子刚从椅子上面爬下来，躲起来不想让人看见，为的是在父亲暧昧不明的烟草香味里多停留一会儿。不对，这里还有更多椅子，可能是十几把椅子围着一个边缘加固的小餐桌，而且是在一个相当大的房间里，窗户对着一个大约是长着桦树的山坡，还能看见一个湖的零散波光。很明显这是个贵族庄园。而父亲沿着长长的墙壁来回踱步，手里还拿着餐巾，和某个看不见的人在辩论，说的是一跌再跌的木材价格，以及最近在锯木场的投资风险。突然间他看见了我。他肯定认为我是在刺探他的情况。他的脸变得越来越僵硬，有点扭曲，而且还往腰间摸索。是不是心脏病发作了；他看上去真的被压垮了。不对，他的手抓住了皮带上的带扣，他已经抽出了一点皮带来。是惩罚到来了。

这都是在“高级资产阶级”这个词里，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在这个词和我的生活之间的张力之间，而且还有更多东西。人们不能理解的是，这个上流阶级在我家这种情况下完全是被挖空了的东西：午餐总是炒麦片粥，我们不得不接待客人的时候才吃带脊骨的小鹿肉——这时是不给孩子们吃的。对这个词汇包含什么样的社会经验人们也毫无概念：佃农们厨房里的气味，和村庄里的流鼻涕小孩子们的游戏，马丁的母亲在拉出来沙发垫上久卧不起拖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才死。难道我没有权力用工人们的口气来说话吗？

我自然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无论如何还是知道，一点一点渐渐地知道。我的生活是我编造出来的吗？要是那样的话，你说的过去就成了我前面的生活，是一种还空白的等待着的沉默，其中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可以在逻辑的帮助下得到一种内容。比如说，我肯定和这个已经拉出皮带一半的父亲决裂过。我可以提出一个先决条件，拒绝接管这个公司，不再继续经营这个歪脚跛行的企业。又过了很长时间，经过很多的争吵和逃避的尝试，然后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部分的妥协，那时我有这个博士学位指环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看了。这个指环上的文字有点暗示性，但是在某种形式上又让人感到陌生。学的科目突然变得清晰起来——我通过的是政治学博士答辩，但很可能不是在国内这边完成答辩的。很可能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使父亲和他的事业都能落实；当我转动这个指环的时候，我大致明白，我是用一种外国语完成政治学博士答辩的。

不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自然还会包括长期的国外留学旅行：法国、意大利、英国，或许还有较长一段时间是在德国留学。最后这个国家在我头脑里带动起了一个没有什么内容的图象漩涡。肯定是那些动荡不安的年份留下了某种恐怖感，但是没有更清楚的识别记号。不过我还是把这些很有特权的旅行看作一种让我羞耻其实不够档次的旅行，算不上真正的旅行。我有没有写过一本来自某个中国乡村的报告？这本书能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为更明显凸出的可耻浮雕。我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能看到一道风景，那里每一把黄土，每一座透明的山峦，每一块滴水的云朵，都是用手创作出来的。在这样一道风景里人的意义比我们在俗不可耐的西方世界里要大得多。这里连一座高楼大厦都没有，那种为了吓唬人而耸立起来的高楼。每个社会等级都已经消灭；在每个人的胸膛里都有太阳。从乡村学校的窗户里传来的是：儿童们跟着老师念的古老的琅琅读书声。如果他们学的东西少，那么作为交换，他们是用皮肤来学习的。这里创造的是终极的人类——未来就在那粗燥的黑板上。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宁静的。没有一只鸟；一切都是在倾听集体的充满爱情的严肃的导演。要知道：这里不是说你或说我，这里说的是公社的幸福。连呼吸都是要有立场的。还有赤脚的记者在田里干活干得筋疲力尽，让自己得到群众的教育，学会土地的智慧，这样就能成功地教会很多人自己写出报纸来。在这个村子里，这个全世界的微笑的中心，一切突然都成为可能的了。

当这些遥远的风土人情在眼前实实在在出现的时候，我的同时代的苦闷也得到可以感觉的形象，成为穿过一个百万人大城市里巨大人群的一次旅行，我混迹在轻飘得像是打谷机粉碎的稻草那样的生物中间；可能是孟买或者加尔各答。乞丐儿童们吊在你的裤脚管上，不，其实吊在我的内心，还在你肠子里磨损你。前后这两种对比的图景还不能够决定我的答案吗？不是我让我们这个世界角落的人真正看到了那个亚洲的场景吗？不是我把绵羊和山羊区别开了吗？而首要的问题是：不是我让大家看清了我们的罪责吗？

我没有什么办法来全面地看我的生活，不过我还是足够满意，把这点看作我真正的贡献，已经比所有出色的社论都重要，也超过了所有陌生大师们的精彩导言，超过了我们自己的尚未被人赏识的天才中间令人惊讶的发现。我的意思也是说我对一种共同的良知的贡献，一种新的、世俗化的良知。当然我自己记不住到底我贡献了什么，或者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或者这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从另一方面来看，从我谈起这件事时能感到的那种满足，我就知道我是深深参与的。合情合理地说，我的报纸在这件事情的前后关联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说到“良知”，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指和基督教那些概念相同的东西。我确信，宗教和专制都会同意这类的权威控制，也是那本俄罗斯小说里谈到过的，我忘记了小说作家的名字，但是敢肯定书名是个年份。在小说里，人在自己家里也总是被一个随意飞翔的眼睛监视，而这是谁都不敢看的眼睛。至于眼下在每个角落里跟踪你的是上帝的眼睛，还是秘密警察的眼睛，这我记不得了——而且也已经是次要的事情了。决定性的是，那总是跟踪你的目光属于一个可以说是良知的更高层次，你自己只想逃避它却无能为力。在我们的自由社会里，没有这样琐细平常的监视。你自己瞧瞧周围，在这个桑拿浴室里，你能找到什么摄像头吗？这里飘浮的蒸汽就已经让这种监视非常困难了。但首先是这样做多余而没有必要。这里没有人需要检查，或者需要强迫什么别的人来检查。你能看到这里有什么人在碰别的人吗？

我称为良知的东西，在更加合格的意义上，就是一种共同的创造——这我看得很清楚——它能分布到我们这些坐在长木凳的每个人中间。我既把这当作一种从属性，又看成是一种限制性，既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忠诚而同时也是对于那些自私自利的冲动的冷酷限制，是的，甚至就是那种禁止你前进的路杆，阻止那种想比别人多进一步多知道一点的愿望。你自己看看，在我们周围的空气里所有这些一样厉害势均力敌的眼睛吧，它们总是不断跟随我们。而且你自己会感觉到，要是我们有一瞬间离开了这种集体，那你的皮肤肯定会如何做出反应的，一定是带着鸡皮疙瘩不寒而栗。在我们的脑后，你会听到这种连续不断的嗡嗡的说话声，好像是出自一个扭低了音量的收音机里的说话声，这种声音你肯定也体验过的，它既是好意，又是安全的引导。但是所有这一切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们每个人自由选择的，是我们每一个不愿意站在局外的人。

结果你当然知道。很多过去需要法律和秩序的东西现在都是自己来调控。很多不该说的东西你就不能说了，因为感觉舌头被封锁住了。而很多不该看的东西现在就看不到了，很简单就是因为眼睛在那个关键时刻自己变黑了。在一大堆不相干的信息里，在本来没有必要但又坚持要做出的决定的吼叫声里，我们的共同性会帮助我们做出一个选择。而那个选错的人，那个一瞬间以一种私人方式进入的人，会立刻感觉到难以忍受的羞耻。围绕着你的目光会收紧，而声音会锋利尖锐，你的恶心感就会涌上来。那些不能说但还是沾在你舌尖和嘴皮子上的词汇，又得放回到不能说的话匣子里。

当我说到那些跟踪你的眼睛，那些用他们的期待来引导你的眼睛，在我眼前出现一个巨大的老式厨房，有一种减弱而且带绿色斑点的光线渗透进来，照在低矮的大理石洗碗台上。这不可能是一种记忆。这更象是我试图点明我说的那些“眼睛”里的字典意义上的内容。一个胳膊粗壮的女厨子在桌子边揉面，一边还在训斥一个没把什么东西赶快拿来的姑娘，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能是肉桂皮或者是更多面粉。这是一个丰满肥胖的女人，肯定是我的妈妈，尽管我都认不出来了。她拿着一把剪羊毛的大剪子站在我面前，是一种审判的姿态打量我。在她旁边站着一个瘦得多的女人，但两人长得很像，肯定是她的姐妹，而此刻肯定扮演一个告状人的角色。她不停地说话，还朝我这边点头示意。我穿着短裤，能听见我的膝盖发抖互相碰撞的声音。我干了什么坏事呢？我为什么要受惩罚呢？在我最终想清楚这个问题之前，剪刀就已经剪下了我一只手的很大一块。我在感到困惑的一两秒之后，才感觉到了疼痛。我大叫一声提起了被剪断的手臂。它没流血，显然也没有人等着它流血；这是正常的。慢慢地我才明白，有人对我说话。我没有注意。我伸出这只手，不清楚是为了去摸我母亲的脸，还是为了去拿一块糖，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没有注意围绕着我的眼睛，没有考虑它们要我做什么。我就是不想落在这种境地里！也没有人能禁止我。在一种被抛弃和疯狂的混杂心情中，我冲进母亲的怀抱里。等我明白眼前是剪刀的闪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剪刀已经剪掉了我的一块脸颊。我不由后退看着。女厨子和那个女佣人都垂着手站在那里，都绷着脸尽力不要笑出声来。在她们身后那个大烤炉旁边，缩着庄院里的那个长工。那只永远不变的帽子他已经摘了下来，然后他下了个结论：——这孩子真的得给点教训。他说话的时候，沾了烟草末的嘴唇边还上下抽动。我是得给点教训。我必须活在围绕我的眼睛中间。在这些眼睛里有法律，不对，还有超过法律的东西。我很绝望，注意到母亲已经走开了，后面跟着她的妹妹，像她的尾巴一样的，后者只转头给我投来一个胜利的目光：——你接受教训吧！

我当然接受了教训。到处都有眼睛，在窗户玻璃里，在墙板上那种木头疤痕里，甚至在空气里。我必须做人家期待我做的那些事。一直有低低的声音对我说，要根据教义问答里的选词来纠正自己的说法。这是在半空中的低低的声音。我得接受教训。

是不是我说起过“字典意义上的内容”？显然是“眼睛”这个概念的比较古老的意义，在这个和记忆相似的情境里变得有现实性了。我问自己，在眼睛世界里的这种残忍而且有权威性的创始意义，怎么能够在今天的使用中被更换，用在限制人又领导人的同志式规范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但是我有一种明确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也是我的报纸——在这种语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刚才那种图景里，我对其做出反应的自然是那个野蛮的截肢动作，这是我们所有在这浴室里面的人身上都留有痕迹的。相对来说我最不愿意删掉创痛本身——如果不是在早年就警告过你，那谁能注意到这种事情？不正是在成年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这些一直不断监视着你的眼睛。一个孩子需要更清楚的信号，而不需要接触那些实质性的事情。只要把面孔绷紧，让一种让人冰冷的孤独在一瞬间扫过整个房间，这就足够了。而最终不是责罚鞭打让我生了病，而是这个厨房里那些目光里带有的宗教色彩让我恶心。在这幅图景里有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新教特色。现在这种特色已经完全去掉了，而我想我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小的。

但是，你也知道，警觉性还是存在的，而我想说这是件幸运的事情。也许我要说得更精确：原则上是幸运的。因为善良的状态总有它的代价——那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羞耻。你不管怎样得接受它。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它也是有用的，比这样的剪坏的手或者剪碎的面颊好。当你要离开大家都同意的道路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警告信号。一个更高的代价是你完全被遗留在集体的领域之外。所有我做的事情都必须由其他人来解释，而他们不是和我本人一样的阅读艺术大师；如果我这么要求，也是不民主的。当他们看到和我看的不一样的东西，当他们听到和我说的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出自我们共同的法典来判断这种恶意曲解，那受到的牵累就比其他事情更加严重，就因为我们在敏感的信任中把自己交给了集体。

地狱就是被误解。

因此我很高兴你来了。你是我必须想办法说服的人。你听我说，我就能一个论点一个论点把我自己解脱出来，解脱出看来我陷入的这个让人恶心的误解纠纷。也许我能在你的帮助下，为自己被这些莫名其妙的恶意曲解否定的生活平反，创造出那种误解拒绝给我的人格空间，是的，和刚才那些人的辱骂针锋相对，我就能展示我的生活其实是真正的生活。

我说的平反不是什么赔偿。你别以为我是想追回什么失去的东西。你别以为我有一时一刻会为了那通常的失忆而苦恼。不，所有那些只留下碎片一样的文件的人，所有那些用这样或那样方式还总是妄想重新构建某些失去的东西的人，我都极度蔑视。那些搞会计做帐的，挨家挨户敲门查访的，还有什么咨询人员，夹着惨不忍睹的公文包手提箱不离身，还把它叫做记忆！还要借助什么汽车废票、发黄了的学校成绩单、油腻的餐馆账单等等，潦草胡乱地尝试重新建立某些他们叫做过去的其实早已毫无意义的残迹！真他妈的！

我对这种“过去”一点兴趣都没有，为了自己着想而召回某些利益，这种想法也是荒诞透顶的。有些这样的事和此时此地的你有关，而有些这样的事却无关。能够引起我好奇心的，对我的生活有点意义的，就是现在，就是当下，那才是要紧的。是否存在什么东西叫做过去——或者说不存在——这完全是一个学术性问题。

基本上我拒绝接受那种分法，把时代分为一个过去、一个现在和一个将来。要是根据这双骨骼粗大静脉曲张的脚来判断，那我就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一个早已经退休的人。换句话说，我不再领导这份我赋予了很多现代面目的报纸。不过这是不对头的，这和我自己明确无误的感觉是对不上的，我的感觉是我依然控制和占据报纸版面。我完全肯定，我的话依然在社论和文化栏目里闪烁光彩。而最重要的是，在我挥舞网球拍的肌肉里，在我搏动的太阳穴里，在我冲动的下身里，我能感觉到我还是个年轻人，对女人和工作都还充满胃口。很可能是语言在捉弄我们，诱骗我们去相信年代顺序的区分，而这种区分和我们的身体和感官所知道的其实是抵触的。

你当然可以说，我在用文学手段编造我的生活。挖掘过去的生活不好让我觉得有趣。只要我呼吸而空气存在，我行走而碎石小径就在我的脚下，我说话而我与某个人的真我在一起。但是我需要幻想的出发点，需要脚印或血迹或味道，一些能让思想活动起来的东西，就象一群猎犬。但是要注意：这些猎犬不是追猎什么失去的东西，它们追的是它们还没看到的东西。可能我恰恰就是需要误解才能继续前进。我在这些误解中阅读，就在我对那些解释中的虚假感到恶心和愤怒之中，我的一段生活就能获得形象展现。是的，甚至在疯狂中我也能得到立足点，为了建立几平方米的真正存在。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有听众，需要某些人能够使得我说的话成为真实的。所以我很高兴你来了。

我不知道，你想象的一个好地狱是什么样子。你可能会想到一个苦修的地方，好象一个燃烧着火的虐待室，或者一个半明半暗的影子国度，或者可能只是在一个调头而去的上帝背后留下的冰冷的失落点，无论如何，是死亡之外的一个折磨人的地方，和我们在世俗生活中的行为表现是一致的。不过，也许你想象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也许在你的眼睛里，地狱是以一种非常逻辑的关系插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让我们害怕的，同时我们又毫不怀疑地在词语和行为里为这个地狱工作。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就在我们的平常而琐碎的存在中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地狱，而正是这个地狱是我们活该得到的。

这个想法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在我看来，我必须反对。我怎么就活该接受所有这些误解呢？我对这些误解根本没什么确定的记忆，但它们总是拖累着我，像湿疹一样发痒。我猜想你的回答是：如果在罪行和惩罚之间确实有一种理性的关联，那一定是我们不可达到的关联。在不可原谅的行为及其永恒不变的惩处之间的一种自然关系，应该意味着在痛苦折磨上有一点智力性的缓解，一种诊断的悖论性的安慰。一切都是停留在猜想、怀疑和曲解中，而不是其他方面。你感觉在可及范围内得到了说明解释，虽然你不理解它，这种感觉本身对于这个无价值的圈子来说合情合理是基本的。

我知道的是，地狱是一种狂妄错误的逻辑，而这逻辑正可能是我们自己努力尝试得出合理结论而滋生出来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图解方式。有一种大抵上是古典的想法，认为有个让一切变得黑暗的轴在不断逼近一个点，在那里所有你能想象的恐惧和痛苦都容纳在一个拇指指甲盖上，但这种想法只是不断加深的绝望构成的一种图像。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这个桑拿浴室还要更壮观的东西我能给你看了。或者你曾经希望我能带你去做一次道德伦理的探险旅行？要是这里也能招待我们做一次教化意义的旅行冒险，要是能在某种明智的意义上，我能越来越深地进入这个至少是我的地狱，那么这样一种漫游本应该具有越来越紧张的故事的特性，一种穿过词汇圆圈的不知不觉但冷酷无情的前进，这些圆圈里有越来越多的好戏可看。而驱使我们继续前进的——难道不可能就是那些连续不断的，或许也是越来越可怕的误解？

我不明白的是，那边蒸汽里的质问者是如何找到他们能下嘴用牙齿咬的东西的。他们从哪里得到的信息？就是说，他们要拿出来的一切其实也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在他们的误解里面还是有足够多的实质性的东西，能让我区别裂缝是在哪里出现，而正确的版本又是潜藏在什么地方。就在所有人的失忆症之中，他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实质性的东西？是在我的脸上，在我的讲话和我的动作中有他们可以读到的痕迹里吗？那种像是圣人身上的伤痕，能作为一种文本为他们打开，而我自己则对这件事情却毫无知觉？

自然如此！我不是感到羞愧吗，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却记不清楚是为了什么。而他们能在我的羞耻中读出东西来，而且能解释，还认为他们能看到，比如说他们刚才还归罪于我的那些让我尴尬的特权。我的不安的良心是深切真实的。他们读到了我身上真实的一面——而他们从中得出什么东西则是偏离常规的，充满矛盾的。

而我因为自己的羞耻而辗转反侧的时候，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最主要的是我为自己没有被关到集中营里而感到羞愧，为没有公平地分享到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贵的人物遭遇到的厄运而感到羞愧。这是我最大的羞耻。当我在羞耻中翻阅的时候，有很多事就更清楚了。

首先是我该怎么尝试补救。“补救”——这个词本身听起就像一个鸟朝着窗户撞过来，在掉下去之前还来得及用翅膀像锉刀一样打击一下窗玻璃。突然间我知道了谁是我的妻子，所有这些我必定一眼看穿或者全力以赴地去马马虎虎阅读的女人中间，她是唯一的真正对我有意义的。她的面孔必定是瘦削的，就和鸟一样，从野兽之国的某个地方她受到威胁的巢穴里一刹那间逃入我的怀抱。好象一个小小的犹太女人，让我裹在外套里走过那些穿黑制服的人，或者是当运输难民们的船接近港口的时候我焦急不安地在码头上等待，不管怎么说她是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成功地逃出了死亡之国。

我可以想象她有一张依然还是消瘦的脸，有抿得紧紧的薄嘴唇，过大的轻轻弯曲的眼睛，以及要把她摇晃得粉碎的咳嗽。当我抓住她的手的时候，那手也是很潮湿的，我因为感觉不舒服而缩回来，但是控制着自己，带着无法描述的不安良心。而我爱这双潮湿的冰凉的手。在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强烈的恐惧，强烈但是又能抑制得住。但是，在那里最主要的是还有无边无际的阅历。在那双大大的、饥饿的瞳孔里浓缩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

她很瘦小，羸弱，却完全比我优越，不仅是一个大师级的小提琴家，前途无量，全世界都有成功在等着她，不仅如此，首先也是因为她道德上的优越。她是那种巴比伦塔倒塌而妇女们全都被释放掉的时候也在场的人，是个曾经出生入死的人，而我却生活安稳。

但是在爱情上她是一点不羸弱的。当我想到她如何靠近我的时候，就好象看见一堆篝火里有一根树枝因为炽热而弯曲，而且向我弯曲。而这根树枝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强更热。

我能看见，我们有两个孩子，眼睛黒黑神情安详，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学到了关于这个世界的太多东西。对于不时地通过他们身上的黑暗的诱惑力，他们好象几乎没什么力量可以抗衡。

我妻子和我孩子的图像都受到一种奇怪方式的威胁。那个我能感知到的广大真空是不是从我把她抽离出来的黑暗王国中滋长出来，或者是其他力量在起作用，这点我不太清楚。我能够清楚地感知到的只是那种模糊的威胁，就像有关一次洪水的流言，或者是一个无尽黑夜的凶兆。我也同样清楚地感觉到，我必须时时刻刻保卫她的图像。

我右胳膊上这个磨损的数字残迹肯定构成我这种尝试的一条线索。我把她的囚号复制在我自己的皮肤上——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我复制的是前一个号码。很自然，她再也无法忍受那个不可磨灭的集中营标记，而我要表示和她患难与共的情感。现在这个号码就能帮助我在心里保留她的犹太人的特征。

他们谈什么我的特权，完全想不到我是如何利用这种方式来寻找到牺牲者，让他们分享我的生活，让他们做审判我的法官。当我谈到平等的时候，我的话其实有更大的价值，而不仅仅是金钱意义上的平等。这可是真正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那种迫使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鞭笞自己的羞耻中的真情实感，他们不会理解。

他们看不到的是，我在这出戏里实际上有两个完全分开的角色。我坐在离开前还要喝最后一杯茶的柳波芙·安德列耶夫娜旁边。箱子已经摆放整齐，马车已经拉到了门口，车窗依然很脏，而很快将要来的，很快必定来的，就像压抑人的雷电的闷热一样悬在空中。但是我一边悄声无息地坐在房子里，这座房子是用同等部分的怀旧和管理不善组合在一起的，一边又站在屋子外面的樱桃园里举起了斧子。斧子砍伐的声音突然穿过了岁月发出回声，而那是我的砍伐，其中的热情则可以称之为对公正的渴望。在同一时刻，我既是这个没落的贵族庄园里最后的人物之一，又是一个对着我自己的存在挥舞斧子砍伐的人。要是你愿意，可以把这个叫做矛盾，一种个性上的裂缝。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裂缝就是我生命里一切真正而且体面的东西的符号。

可你别碰我呀！别碰我，见鬼去吧！不，我不是对你说话，我是对我左边这个女人说话。她顺着我的后背往下摸。而且也不是什么色情挑逗——要是那样我倒不好阻止她了。她是摸我的一个伤疤，一条沿着脊椎的长伤疤，从这里朝下往屁股的方向。事实上我都把它忘了。你能看到吗，这伤疤什么样子？是不是既红又白的？我能想象会有伤口缝合线留下的小白点。无论如何，我这边的邻座是想用手指在我伤口里读出点东西来，这伤口肯定有点戏剧性的事情可说的。这可能是椎间盘突出手术，大约是在第四腰椎这个地方。从伤口愈合的感觉来看，这可能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事情了。不过那个时候，这样开刀还是非常危险的。我能让自己进入这样危险的生命赌博，一定是我的情况非常糟糕，可能是百分之百瘫痪了，就是床单着火我都没有可能逃脱出去了。我能看到的这个唯一图景可能也是编造出来的——这是从手术台上的角度来看的，我依然还是背朝天肚子朝下俯卧在手术台上，被吗啡弄得晕晕乎乎，我能看见的是一个盛着血和排泄物的桶，乱七八糟一大堆，正中间则是像蛋黄一样的东西。

差不多就是这样，这女人是想从我的伤疤里读出什么东西来。她太想知道我的不幸我的灾难了。不，她听不到我们的话。我斥退她的时候，她就沉入到压抑的思考中去了，这可能是她正常的状态。不过，她沿着我的脊椎抚摸，可不仅仅是一种反复无常的好奇心而已。是不是其他人的伤疤本身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我们互相触摸长好的伤口，做出解释，再把知识的碎片凑成一种概览，而在一切都回到平常状况之前，在幸运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保持这种概览几个小时。她就是在一个大胆的瞬间想伸手摸到对我的这样一种概览。我真的很惭愧，因为我阻止了她。

这个想法让我突然醒悟到，语言本身是充满伤痕的，充满暴力和背叛和失败留下的痕迹，而我们无意识地去抚摸它们，阅读它们，这些伤痕使我们有可能为自己找到方向，而我们自己可能还没有注意到，这些伤痕一方面把我们的罪行和伤害存入档案，同时又是出售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标志。但是，要怎么读一个伤疤才是正确的呢？

他们现在用手指挠的那个半愈合的伤口是什么？那种兴奋刺激倒是很明显的。你就听听他们在那边的蒸汽里怎么简单快速地找到词汇，还有那种音调：“变化多端！”“机会主义！”人们随手可用的就是这些词汇，用来对付那个一而再、再而三要背离自己的生活的人，因为他坚决要选择另外一种生活，一种更加公正的生活，一种更加真实的生活。好象是他们接受了我对自己工作中的真相的辩护，只是因为他们可以更容易来搞我。

我在全身都能感觉到一种渴望，渴望尝试一切，不要停止，不要让我成为化石，而是要一次又一次从眼睛上刮掉石化的眼帘，把四肢从抓住它们的石墙里再挣脱开——就好象你在零下十度的严寒中无意舔了滑冰场边上的护网柱，舌头就被冻住，因此必须把舌头缩回脱开——一切都是为了继续做另外一个人，而不是刚才这个人，要比刚才更加真实，要比刚才更加年轻。而这就是他们说的“变化多端”！

我相信，我的生活是一系列的苏醒。我突然退缩一点，看看我自己是谁——而且感觉到不可忍受的羞耻。于是我就从我以为是我的生活中走出来，再走进我的真正的生活中。这个瞬间可以和一次高度寒冷空间中的音乐体验相提并论。也许这是巴赫的圣诞清唱剧；这个地方可能是大教堂，但还有圣母院的特点——我肯定在什么地方写过这种时刻。不管怎么说吧，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是坐在一条磨损而黑色的教堂长凳上，长凳已经有了令人头疼的木头气味。唱诗班在增强，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号角也加入进来，互相挤兑着往上爬，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于是一切都通明透亮。没有一个词，没有一点思想，我知道我是谁了，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知道我必须进入什么。我身处的教堂对另一个人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帮助的标志，对我却是提出要求的世俗化圣物。我进入这个空间，进入这些巨大支柱之间，把我的肋骨和它不断增长的拱顶融合在一起，把我的搏动的心脏放在已经被将来的所有脚步磨平的地板里，把我的呼吸变为管风琴的奏鸣。我就进入了我的生活。

但是，一个章节就是一个章节。在最后几行字里，是一段生命被使用完毕，而这是关系到站什么立场的大事。不用记住这些瞬间中任何一个，我也能看明白我是怎样做出反应的，也肯定是做出了反应的。那曾经一度是我的欣喜若狂的选择，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的监狱。在地面的石头里，心脏搏动得越来越慢。我难于呼吸。我的气管在为一种音乐服务，而这音乐不再是合法正当的。我的胸腔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教堂的石头拱顶。而我感到羞耻，莫大的羞耻。留下时间太长的人就得服务。而我要冲出去，重新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

我愿意报纸也能以同样方式来更新——永远年轻。它必须能摆脱掉那些意识形态的沉淀物，在这些沉淀物开始阻碍思想的活动时就摆脱掉，要铲除那些已经有了轻微霉味的价值观念，这样才能保持生命力，保持活力，保持健康新鲜的攻击力。没有一篇社论会给人留下抄写上个月某篇旧文的印象，没有一个文化栏目看上去就像是重新回到夏季别墅时从柴火箱里找到的东西。正是要始终保持生机勃勃的这种愿望，正是要一直不断更新自己的这种野心，被他们叫做“机会主义。”真是一幅令人作呕的滑稽讽刺画！

每天早晨的报纸都能来自一个全新的、完全让人出乎意料的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要打破人们的期待，对根深蒂固的想法敢于造反，能够用一瞬间让人晕头转向的词语说话。只有这样，报纸才能让人们真的去看，而不是只相信人们会去看。

你听见了吗？那是温克勒尔的声音，我料想他就在那边的蒸汽里，又一次让自己的怒火弄得大惊小怪。“猫一样的马屁精！”这就是他当面骂我的话。当大家的面！他把我叫做马屁精的时候，很多人还嘟嘟囔囔表示同意，而我又会像猫一样出人意料地伸出爪子拼命抓人！他们觉得这里有些东西似曾相识，所以就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让他们吃惊，而且不安。我在我周围的雾气里能瞥见他们有点不好意思的讪笑。

他们中还有人凑到坐在旁边的人耳边添油加醋，声音很低但完全听的见——这里潮湿的空气还是传导声音不错的：当我在早晨的文化版角落里处死某人的同时，我给受害者写了封信，掩饰这次攻击，重新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说像对方那样的人格，已经高尚到超越任何怀疑的程度。他自己说过，他得到了那样一封信，甚至是在我处死他的前一天。其他人都点头同意这样的判决。

这是多么令人不快的漫画！自然我有时会突然抨击某人，尽管他自认为是我的朋友之一，所以相信买得到我的沉默。但是我是不能收买的。我拒绝让忠诚把我的舌头钉死在上颚上。从正确的信仰发泄是我的第一义务。但是这里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这里的人们不能理解的正是这一点。我的抨击涉及的其实不是什么朋友，而是这个公众人物，以及他在这个重大而困惑人的对话中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我们其实还是都到了失忆的状态。他要赞扬我自己昨天已经摈弃的看法，今天我就不得不把他当成我批判的靶子。我必须是自由的，能和那些用过的二手货思想、那些歪斜扭曲的而且突然变得不公正的卑微的思想保持距离，即使这些看法来自本来和我很亲近的人。

如果我让一个老朋友清晨就被人叫了出来，还在他半睡半醒中，身上还穿着肮脏的睡衣，就被夹在两个顽强的红卫兵中间带上报纸栏目，而这两个红卫兵在碎石路上还想跟上我的脚步，那就有显然的危险，他会把这件事情看成我的个人攻击。如果我后来还因为缺少什么肩章可戴，不得不扯下他睡衣上的两块碎布，让他暴露出松松垮垮的裸露的身体，那同样自然地会让他忘记这是他在公众场合出现而当作个人攻击。如果我在这种事情的关联中不得不使用伤人的表达方式，我很抱歉。但是保持距离至少必须有点具体的表现。我也为刚刚还和他一鼻孔出气、有过和他同样的看法而感到羞耻，我也无法避免在对他表示厌恶的否定中带上强调的声音。因此，这个准军事法庭必须有些尖刻的色彩涂抹，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而刑罚的执行必须有些激烈的成分，就为这一点，我要扯掉他的睡衣，让那些纽扣飞入到烟雾里，而那烟雾是来自战时立即行刑的枪口，还在早晨的寒冷中冉冉上升，停留不散。

当然是这种感官上的效果很伤人，而且事实上还代表了一种意见，就是说在纯粹原则的层面上，把降级和行刑处死看作比一次记过更厉害的处分。

正因为此，我不得不写一封有点私人口气的信，要把事情的关联搞清楚，说明这是一场假装的审判和不装弹药的死刑执行。事实上，我大概也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珍视他的友谊，而重要的是他要理解我那些严厉措辞并不能对我个人对他的高度赞赏有任何改变。我也很遗憾，我这么早就把他给抛出来了，但是我对这份报纸的出版也无能为力。除此之外，他的睡衣也比较好看，就算它有点肮脏，也绝对比我自己的更有青春气息。这一点我很愿意他知道。

我有一种痛苦的感觉，有时候，就在我这样试图去消除某种威胁人的误解的时候，会落入一个更糟糕的误解。如果我为了补救而写的信件在对他的攻击之前到达，而让罪犯完全莫名其妙，事情也不会变得更好。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发生的。一篇文章可能在最后一刻撤下来，留到明天发表，而我的信则已经因为相信文章会发表而先寄出了。这种情况是让我人和事分开的诚实和愿望，其实还是一样的。

要是有人理解我的路线变化，那就该是温克勒尔——不是他要求我一再检讨自己的立足点吗？而且要一直准备好抛弃自己过去确信的事情吗？难道他看不到这正是我的路线吗？他是不是认为我是对他的理想的模仿取笑？难道他看不到，我们实际是亲戚，他和我？但是我的解释从来不能进入他发昏的脑子。在这个从来不安分的审计那里还有一种从来不会忘记的不妥协的精神。我从来没法说服他让我进入他的光圈。

我也可以解释我的话带出来的那些窃窃私语：他是个作家，这就给他一种优势。一个批评家可能一时半回对付得了一个作家，但从长远来看就不是对手。

但是我也是个作家啊！人们就是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我的诗歌容纳在我的批评里，而且为批评服务。

我也曾经一度是非常不错的抒情诗人，很受欢迎，但只能算是那种小诗人，只有个别诗作被收入不同的诗歌总集里，一个美丽的希望但从来没有实现。那些诗歌我自然连一首都记不住了，不过时而也会有一两句隐约想起来，可能都被蒸汽或岁月糟蹋了，但是就是在误解之中也还有一种信息：“突然间我听见鸟的啾鸣，如此美丽让人停步倾听”。这一定是只画眉。我还极力想记起这首诗后续的部分，但是现在我只能听见公园里的沉寂中警告人离去的喊声。

我肯定早已明白，我不可能变成那种大诗人之一，于是就把我的七弦琴放到了旁边。这是我半途而废的很多事情中的一件。不对，更正确地说：我是让我的诗歌在文学批评中服务——活着的有生命的东西你当然在自我更新中还会带上。作为伟大诗篇的分析家、阐释家、传道者，我以这种方式使用了一种感性和暗示的乐器，它能征服其他人。我成为一个伟大的引诱者。我在发言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一点，但也是一个不需要从任何人那里掠夺任何东西的引诱者，不会攫取和放弃，不会欺诈，不会沉沦在谎言和失望之中，相反，我这个引诱者能让人看到他们不曾看到的事物的，能让人接受原来准备拒斥的事物，能让人爱上他们本来都不具备能力理解的事物。

这必定是一种新型的批评，其中嗅觉灵敏的鼻子和探测地下资源的探测器要比过去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我追求的就是诗本身，而不是围绕诗搭建起来而最后要拆毁的脚手架。一种新的批评——这里的词有百科全书里的条目那样的重量，但又不揭示它们的内容。这让我联想到，我是这个国家里这种更加精细阅读方式的引进者。

一个引诱者，任务就是不断更新自己，责任就是要永远年轻。人从来不会跨入同一个女人两次。以一种悖论的方式，我舌尖上出现“唯一的”这个词的时候，眼前却一直看到新的面孔。我当然是一个有桃花运的男人，在我生命途中有过很多女人——这可以说是不断更新过程的一部分，在这种更新里我总是一再追求自己真正的生活。但是在这种新的、真实的生活里，关系到的这个女人正好又是唯一的一个。她消解掉了所有之前的女人。如果我向她保证她是独一无二的，我的词语总在渴求着从那个没有面目的黑暗中引诱出来的正是她本人，那我绝不是撒谎。

当然这不能说是什么一般的勾引。我相信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通过紧张的倾听，而且目光一刻不离开她的眼睛，实现了一种意料之外的亲近。用我的饥渴的沉默，我创造出这一小块有着游动的绿色阴影的林间空地，在这里她能够留下她从来没有向别人讲述的事情，在这里也有一种带着暑热的信任，能让她征服我。我只是一眼不眨地盯着她看，而她就出于自然地开始为我脱衣服，一半是挑战性的，一半是带着歉意的。每件她慢慢脱下而且心不在焉地扔在地上的衣服，她都要讲一次让她难为情的失败，以致于让她从来不敢，从来不能，直到……于是她朝我走过来，眼睛里含着泪水，用一种奉献征服了我，这既是交出她最秘密的，同时也是她不情愿地化解的肉体。

很可能我也是用同样方式引诱我的读者。用一种出人意料的亲近，既是暗示同时又是留下不用言传的话，我把读者从他们的自我中引诱出来，从无名状态的黑暗中站起来。我紧张地倾听，也是诚心诚意的，他们就能以信任来对待我，而且还是在印出的报纸里。我让读者的话在每页上出现，让她的梦想和恐惧在白纸黑字间显现形象，让我从她那里引诱出来的那些期待、那种愤怒和那种果断都能在火一般的字句中闪光。她是用她的呼吸来写这份报纸。我让她征服我，占据我的立足点，最后又带着我的价值观离开，还转头给我最后的充满爱怜和忧伤的一瞥。她已经战胜了我——而又想我所想的，说我所说的，引诱我的也能引诱她，也能感觉到我在偏离正确方向的歧路上感觉到的不堪忍受的羞耻。

我只怕我的话语也会引诱我自己。在这个女人的队列里，我也会把每个女人都叫做那个唯一的，感觉这个队列就像一个全都让你叫好的节目单，一个能告诉你一切的目录，只不告诉你那个唯一必需的。好比有一根针扎穿了一个挣扎蠕动的蜻蜓身体，有一种彻悟感穿透我的全身，就是说，确实有个唯一的女人，而我不能抵挡住我的虚荣，维护住她的形象。

我在报纸栏目中的引诱非常可能有同样轻浮放荡的特点。在我的巧嘴滑舌下面当然还有比较品质纯洁的东西，但是它有在我的能言善辩中丢失的危险。浴室里面没有人提到过我的诗集，这也是病态的。他们把我降格到记者和文化政治家的地位，完全没想到在我的文章里找到避难所的那些诗歌的痕迹。甚至还有可能他们从来没听说过我的著作。我在这个桑拿浴室里觉察到一种对抗，不，更正确地说是一种兴趣的缺乏，它妨碍我的思维，让舌头多少有点麻木——就好象是下巴被麻醉之后的感觉——正是在我试图把这件事搞清楚的时候。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作为抒情诗人事实上沉寂无声了。当真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值得站在那些大诗人的旁边吗？那些如火焰般燃烧的景象，那些包罗万象的组合，那些让人痛苦的怀念，它们一再穿过我的意识，说明缺少的并不是诗的材料。就在可能性的界限上我能感觉到巨大的创造物，感觉到那些呼喊着自己的创生的大千世界。但是词语在门槛里犹豫不决。那火焰般的想象存在，但是找不到自己的表现。为什么？

好象没人期待我的笔下会出现一首真正有意义的诗作——所以词语就会自己止步不前。

相对来说，要看到那只占巢的杜鹃雏鸟却没有任何困难，人们用各种期待诱骗我进入那个巨大项目，现在还把我更个人的活动需要的所有营养也都投入进去，我自己张嘴要吃却徒劳无功。我有一个明确的感觉，这是一次从来不会足够的阅读，一次想把自己投入到整个现代文学中去的尝试，也是一种疯狂的野心，让我自己每天早晨醒来都会惊吓出一身冷汗：时间不够啊！我觉得我被迫去阅读每一部作品，而不会只落入他人的判断里。这肯定是一个没有边际不断扩展的项目，某种不断蓄积包容我们这个时代全部文学创作的手册，一件不可能结束但又是刺激我继续努力奋斗的工作。

这样一个重任，本来要求许多年在报社停薪留职才能完成。我应该把自己的伟大角色让给那些小伙子们——为了在我从失败的探险中回来的时候，还能发现我自己好像是一个在默许中被废黜的皇帝，一个人们很愿意拍摄他穿着有吊裤带的裤子而且挽起袖子准备在家里劈柴的照片的皇帝，也是一个如果他还想重新尝试掌控他的王国，就可能把他自己的头也砍伤的皇帝。不行，我不能离开太久。不过我还是确切知道……早晨的冷汗还是非常清楚的。而我感觉到我如何手握斧子站在那里，不知道的是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有多少人在我身上说话？这个圈子是那么拥挤吗，以致于我们的舌头总是在对方的嘴里说话？

无论如何这里确实太拥挤，以致于那些更加具体的决策都很难在这里找到空间。我感觉到，人们如何要求我对我说的不断更新做出更好的说明。更新成什么？听起来就是一个无情的下结论的问题。我自己能真切感觉到这个要我讲清楚的要求有点恶毒。但是进退两难的困境正是这一点！我感觉到，我被卷入的不可阻挡的政治运动就如一阵风，不，是其中的一面旗帜卷入了我。但是，在这种语境里所有明白无误的事情都被删除掉了。我和起诉我的检察官其实一样，对那些能确认的事情连一件都记不得了，没有哪怕一件我在关键时刻还记得而法律有效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压迫我说。这就好象人恶毒地指出，因为现在本案已经丢失了文件，所以证明的责任事实上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在这种生存状态里到底是什么事情搞错了呢？其中大部分都已经被抹掉了，而留下来的东西全都是误解？还不用一个词就暗示说我也是参与其中的。对此我有全部理由表示怀疑——尽管我良心一直是不安的。

死者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我料想他们会有很重要的话要说。我相信他们的死亡是一种公式，其中不仅包容了他们自己的生命，还有话对我们所有人的令人不安的存在可说。可惜人们并不把他们当回事。而我自己也还没搞清楚事情的关联。

不，人们不把他们当回事。活人以为自己是最后说了算的。是活人在书写他们所谓的“历史”，而他们只给死者适合他们自己利益的那么多可见性，不多也不少。他们重新揉面一样揉搓他们的前人，把那些最近才结晶的洞见从死者的头脑里扒出来，粘贴到别人的头脑里，让他们承认那些适合这出戏剧的行为动机，宣告那些与他们的眼中无话可说的绝望不会匹配的情感。那些死者徒劳地试图维护自己，反抗那些要压在他们身上的面孔，反抗那些要把他们的动作强制套入的模式，反对那些要当作真理写入他们内心的独裁专制的误解。死者绝望地反抗对他们的生活的这种死后的甚至到了每一个最小细节的控制。这个“历史”是唯一巨大的帝国主义的一种侵犯，对于这种“历史”，我的全部情感里没有别的只有蔑视。它也是一种没有任何结果的暴力行为。只要权力一有更迭，死者的生活就被重新写过。没有人感兴趣怎么样把正义还给死者。

我本人从来不愿意歪曲死者的形象。我本人从来不愿意让他们受到误解地狱的迫害。我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他们不要回避我们，在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就能随时应召而来。他们必须来帮助我忍受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章节。作为报答，我时刻准备在黑暗世界的黑暗中去寻找他们，如果黑暗还把他们保留在那里，我就要帮助他们进入我们的此地和此时。

为什么我要如此坚定地站在死者那一边，反对那些要控制他们的意识的人？是的，我完全被纠缠在对死者们的考虑和对我自己的集体的忠诚之间。坦白地说我对过去才不在乎，但是生活在过去中的居民却是和我自己的生活一样相关。为什么？为什么我对死者如此迷恋？

“迷恋”这个词带来一幅图画的形象。父亲早晨骑马之后刚回到家。他在门厅地板上留下了一块泥巴。我拾起这块泥巴，还用唾沫把泥巴残迹洗掉，为了不让母亲……这时我听见父亲用骑马的小鞭子在床上抽打了两下；那就是全部的铺床动作了。我在门缝里窥视的时候，看到父亲在那面古斯塔夫风格的小镜子前面调整自己围在脖子上的餐巾。卷起的灰尘依然在透过高大双层玻璃窗射进来的太阳光柱里旋舞。

这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情景，但这种情景自然也能提供很多信息。这是我们家里男士生活的一个小场景。不仅卧室都是分开的，而且也禁止女人进入他的“内阁”，这个词显然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分开？站在这个有点发黑的镜子前的差不多是花花公子般的人物没有一点羞怯的样子。是不是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占有一间没人能看到他的房间，甚至在墙纸的图案里都不能有眼睛？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就处在一个危险境地，因为我在门缝里窥视他。但我还是留在那里不走，摒声静气，等了又等，想看到他的脸上是否会有毛长出来，会有獠牙突出，眼睛拉斜变红，然后大吼一声，身穿着扑搧的披风飞出破碎的玻璃窗，消失在突然降临的黑夜里。像我这样的男孩子早就觉察到家里有妖魔鬼怪，但是不知道他们想以什么形式出现。我的妖怪看上去是什么样子？那些死者知道。他们也知道我，比我自己知道得还多。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但是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个问题问得不对。可能我同时是活着的又是死了的。你瞧瞧这只手，连我自己都没注意，手也会去抓摸这些长凳的边缘，你再瞧瞧这些骨头碎片，皮肤碎片，血管和肌腱纹理，这个瞬间看起来是让木头的光泽透过手掌而照进来，到下一个瞬间，又是用它悸动的生命力挑战所有的毁灭。我试着去理解它，但是只会感觉到晕头转向，就像我想尝试把握时间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一样。

在这一点上究竟能搞清楚什么吗？“死亡”这个概念本身好象一直在改变，从这句话到下一句话都不样。只有我的抵抗永恒不变，我要继续抵抗所有那些令人不快的误解，而希望你能听我说。你听我的时候，我就“活着”。

我也希望那些歪曲人的机制——我其实很想说那些自然法则——在浴室里面的机制，能够在我和你谈话的时候得到解释，是的，也希望我们的对话本身就能迫使事情的一点关联显现，能让人理解。

前提是你不要误解我说的话。我想我应该能相信你。我寻找你的目光，可是找不到。但我还是不信……不，你大概不会引诱我堕落吧。

面对他们那些人，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争辩时总是站在下风。需要这样或那样的一个停顿来给我自己加油打气才能迫使他们倾听。我突然明白我过去是怎么样来主宰一场辩论的。极有可能我是个抽惯了烟斗的人——我感觉我现在就极想抽“汉密尔顿混合牌”的烟丝，在我手指上还找到这些焦黄的痕迹，甚至在中指上发现这一小块焦黄的硬皮，这通常是结实的短烟斗柄靠着的地方。当各种说法从各个方向落下来，无能为力地寻找一个出路，人们就转向我的方向，这时我就慢悠悠地再给烟斗装上烟丝，额外地压实一次，点燃，先猛吸第一口，而在这段时间里人们都会在不断加深的寂静中等待我的发言。这个停顿，这种注意力，我只能靠烟斗的帮助来达到。当我最后说话的时候——烟雾能让人朦胧可见一点微笑——每个音节就都有特别的重量。用这种方法我就能让对话掌握在我的手里。可惜在这里面是不能抽烟的。

不，他们不会给我一时一刻的休息。你听——现在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把我逼到了一个死角。他们假装同意我的解释，我说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问题，是要反复进入那些活着的人，尝试新的风格。但这时他们就升高了语调，再一次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而你已经听到过，这样扩张的误解是为了什么。现在是再一次拿出什么“弗莱色教条”来说事了。是的，我说“再一次”，可并不记得之前的那些同样的攻击，因为说话的调子已经有了重复多次的色彩。你肯定也听到了从另一边传来的不干不净的脏话：“一个一个来，小伙子们，就像女佣人迷迷糊糊睡在牛棚里摸着奶牛乳头时说的话。”

有人把这个教条推到我头上，就是我说的一个小国家一次只能容得下一个观点——结果是不同意见就要挂在防虫的袋子里封存起来等将来再用，而在现实中，则是扔到了旁边，和还可以看见的将来没什么关系了。

这是一幅实在丑陋让人不快的漫画。我愿意看到的恰恰是相反情况，是让很多意见能在报纸上互相争鸣，不同声音完全能互相交流。不是我，而是迪贝留斯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一条路线。是他从来不愿意让一篇和报纸的路线抵触的文章不受批判，而是立刻在社论里和那个敢在本教区里大声发言的异教徒划清界限。在外表上他也正是一个来自正教时代的教长。

我可是坚决地反对他的。等一下……肯定是在一次宴会的时候，很可能是在一个出版商的家里。我可以清楚地从桌子上的蜡烛辨别出来，那些扑动的火苗，还有很热闹的气氛，主人四处走动应酬待客，手指还经常抚摸着自己父亲般的胡子。那天吃的是煮三文鱼，端在盘子里四处传递给客人。不管怎样，我手里拿着一碗荷兰蘸酱。有几秒中的沉默。迪贝留斯肯定已经用一篇原则宣言开火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我。我的嗓子不听我的使唤，我不得不抿了一大口葡萄酒，然后我才表示，在眼下这种实际情况下，在我们这个国家不会有高质量的辩论。在我看来，讨论总是过分地一边倒。现在是扩大范围的时候了，从目前的趋向来看，实事求是地说这意味着要放进来自左翼的声音——不要再有批评的社论——对来自另一方向的评论我们也要有所限制，是的，就是说，对于反对意见我们要先盖上一会儿盖子，完全就是为了平衡的考虑。

迪贝留斯从桌子的另一边发作起来，因为一种怒气而膨胀，到了任何声音都发不出来的程度。是不是他都已经站到椅子上了？不，他就像一个刚从一个瓶子里释放出来的幽灵膨胀起来，同时又带着父亲的幽灵，这父亲已经拿着腰间拉出的皮带朝我走过来准备教训我了。我做了一个防卫的动作，在我的恐惧中让迪贝留斯的礼服背心都沾满了荷兰蘸酱；肯定是满满一碗蘸酱都朝他倒了过去。之后则是半冻结状的继续流动，有点泥石流的味道。要描写这些细节是困难的。总而言之，一群人慢慢站起来，在一个巨大而闪耀的水晶吊灯下纠缠在一起，到处是激动不已的嘈杂人声。我真希望这个吊灯能砸下来，结束这让人难为情的事。

这个场景，可能是我们谈话时我编出来的，但能说明一点我和迪贝留斯之间的关系的真相。我突然能感觉到我们报社走廊里挥之不去的那种火药气味，而墙壁也都因为荷马史诗规模的辩论而弄黑了。我的感觉好象我们有时舞胳膊动拳头缠在一起，而负责国外报道的编辑和报社秘书们则惊恐地把我们拼命拉开。

不，我把自己的角色说得比实际上英雄得多了。另一幅图景说明的则不是这种情况。其实是他压倒了我，就像山崩一样压倒我，而我蹲下来，还抽抽搭搭地哭泣，无法压抑得住地哭泣。这种关系把我变成了一个四年级学生，还被召到校长那里去检查，而我因为刚做了件毫不考虑而傲慢无礼的事而让情况变得更糟。我的腿几乎都支撑不住自己了。看在上帝份上，别以为我不管怎么样给了他审判我的法律权力。完全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在我们的争议中他其实总是犯错误，他没有一刻是深思熟虑的，总以为他是在权威性的老牌自由主义中打滚，而我则同样明显地站在年轻人才卷入的对立面。但他从来不是就事论事靠讲理来对付我。他横穿过词语，朝我怒气冲冲走来，脑门上头发胜利地披散开，成了举起鞭子要抽打我的父亲。他从信赖他的人不会加以防范的那个角度进入，又是出乎意料地找到了一条本来已经踏平的小径，直接就攻入了别人不设防的地方，其实这是一种懦夫行为，也是弄虚作假的。哦，他在这点上还有直觉，完全处在他那种沉重的四四方方的僵化框架里。或者是我带着一种恐惧引导他，我怕我预见了他能走到什么地方——而他也读出了我的恐惧。我们在编辑部的争议其实没有什么大意义。我就像一只猎狐犬那样吠叫，突然明白他把我变成了什么。而他自己变成了什么——当我站在那里大声吠叫，也准备好在一次攻击时溜走的时候，我看到他满面皱纹的孩子脸以及那虔诚的圆眼睛，听到他那种像太监的声音还努力要严肃庄重。这真是不可忍受。

我就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听从他的命令，或者还需要把他僵化的论点当回事情。我才是这里的主管啊！而他实在是早就应该退休了。我不是刚才还给他写了一份令人胆寒的讣告吗？其实是一篇羞辱他的文章，在文章里我把他的上吊绳砍断，让尸体咚的一声掉在阁楼地板上，于是尘土就在上吊的横梁下面飞扬。也许这是一种索然无味的对付方式，但也是必要的，对我和对很多同意我的观点的人都是生活所必要的条件。他代表了我必须打破的那种垂直的秩序。权力必须打碎，然后让编辑部底层那些饥渴地想做事的人分享权力的碎片。

我感觉到，你不仅怀疑我的分析，而且还不相信我重新描述整个过程的方式。好象你在寻找记忆，找那些可以收买的记忆图像，其实已经不可能再找到。我们用这些记忆有什么用呢？它们只会对我们提出有灰尘气味的要求，把那些我们曾经有幸甩掉的价值观和习惯和我们再捆绑在一起。过去其实是一个垮台的独裁者，而他的无家可归的使者也已经背叛了他。

有些东西比记忆图像更有价值多了，那就是我在不平均的间隔中成功地照射出来的景象，它们确实能给我的生活提供内容。那时我看到的，可能就是发生过的事情，或者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没有多大关系。要点不在于那个点亮的瞬间是否是一段历史，而在于它的一种有效性。

当坐在正对面的人提起他木制的假胳膊的时候，就像这样，那很可能是一个信号，要释放什么东西。等等！有一根树枝烧起来了，而我们都站着，我，母亲和父亲，也许还有我的姐姐，在一个五月的夜晚，就站在那棵烧起来的樱桃树前面。在那些细小的树枝间有噼噼啪啪的响声，而在更加潮湿的木柴里则是嘶嘶作响。有些花在热火中枯萎起来，收缩到完全消失，还有些花分散成冉冉向上飞旋的花瓣，混杂在火星中飞向幽蓝的天空。看着这些在火星中飞旋上升的花瓣，我会颤抖，甚至脸颊都会抽搐起来。我大概是十岁左右，面对这样的阐释感到恐惧颤抖不已。为什么没人干涉？为什么没人来抢救这棵树，它肯定是果园里最美好的典范之一？

我父亲目光呆滞地站着，面孔就像一个锁起来的大旅行袋。他是不是认为这是我的恶作剧之一？是不是他想让这棵树完全烧掉，为的是给我一个教训？抓住这个机会就能植入又一件罪责？他沉默不语。嘴巴就像一把闪闪发光的大锁。

母亲则不同，几乎是欣喜若狂。一次又一次地鼓掌，还摇晃脑袋，好象她要说什么但觉得想说的词语对于舌头和嘴唇都太大了而说不出来。她走得那么近，眼睛因为热火而熏出了眼泪。这真是一场灾难——而她活着，活着！

对于我来说，这既不是恶作剧，也不是灾难。这是一个奇迹。这棵树是自己燃烧起来的。而我听见有人说话，没有一个词，但是在火焰中说话。我猜想是这个人的呼吸成了燃烧的樱桃花。他是你无法理解的，但也是你不可逃避的，而当时十岁的我将会相信他很多年。我也不会承认什么其他信仰里的说法。

这个男孩的信仰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原谅的。正是这种信仰使得他有可能看见。他长大成人后自然不靠信仰活着，但是有一种信念，面对这飞旋而上的燃烧的花朵是一样地没有气息的，一样地理所当然的。而且总是这种信念使他能看见。也是这种信念打开了这张报纸朝向世界的窗户。正是在它的帮助下，可以选择出这种现实。

我知道：人们把这叫做“找角度”。这是一个误导的词汇。我和我的同事们醒悟到的是，要为读者提供一种客观的说明是不可能的。每个这方面的要求都是出于一种自我欺骗。针对失忆留下的很多碎片状的材料，问题的选择本身就已经是根据一种价值。更不用说还有那些模式，意想不到偶尔碰上的细节不得不安排进去的那些模式！唯一的诚实的方式就是承认你的主观性。个人的角度其实是最真实的角度，也是能从道德观点捍卫的唯一角度。这不是“找角度”——这是要做到诚实。

但信念是多面多样的；我身上充满了不同的声音。任何人要是认为我只推进唯一的一条路线，今天强调这一条路线，明天又去强调另一条路线，意味着一种武断的不连续性，那他就是胡说八道。我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是否有过任何公众人物像我这样被人误解。同时是正儿八经的教条主义者又是两面三刀的变色龙——难道这就是他们看到的我吗？多么恶心。

他们没有理解的是我充分完全的开放。你可以看到连蒸汽都能直接穿过我流动。我的头盖骨都是完全打开的，我说话的时候，人人都可以读到我脑子里正在想些什么。而比这还重要的是，我本人就是一个所有现存的信念的讲坛。这个世界上所有风向在我这里都是受欢迎的。在我的生活里是没有什么关闭的大门的。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有一天我从报社下班回家，发现我这层公寓楼层里充满音乐。在楼梯里我就已经能辨认出这些温和的音槌敲击声，能迫使这天的所有黑暗都退回去。在钢琴边上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诗人，他叫什么来着？又瘦长又通透，模样越来越像奥登。围绕着他震动着一个声音，说是自由存在，也不用向皇帝交税。这个房间是相当敞亮的。他直接走进来，坐到钢琴前弹奏，因为大门是从来不上锁的。他一边在等我，一边把这种脆弱容易受伤的不可伤害性演奏出来。

在我们之间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紧张。毕竟他是一个花草画家，一个名气还不大的名人——也许是我本人因为自愧弗如而要与他的形象保持距离。同时，他也常常能完全征服我，就在我要保留和他不同样子的时候战胜我，就像现在这样，通过压几个琴键就能让墙壁变成玻璃，能让在时间和空间中的遥远的一切都在此时此地存在，在这个巨大浓缩集中的瞬间。岁月从墙的两个方向穿越而来，却没有移动一块砖头，甚至没有一块石灰掉在地板上。归根结底，他还是一个大师。

在这个时刻，他无论如何都是我的同党。是他决定门不用上锁，没人需要上了楼梯再转身回去。我总是不断有人来访问，所有幽灵都能在我这里找到归宿，一个不断变化的青春，一个反复来找我的思想，找我的指头尖，这个世界的新音调也通过墙壁来到我这里，就像无线电波一样是不可阻挡的。在蒸汽里的那些人暗示说我会用某种调子把不同声音关在外面，会拒绝大部分的生活，跳过某些日子，是的，还会删除掉整整一年。这是毫无道理的。我实际上是对所有方位都开放的。

开放——但是同时又有鉴别和洞察力。人人都可以发言：这是法则。但并不是一切都需要同意：这是道德。而道德高于法则；我在我们周围的眼睛里读的是道德。

在报纸的作用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能区别和洞察在我们这个时代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用的。是的，我还愿意进一步地说：什么是能让自己存在的，什么是不会让自己存在的。

他们那边大部分人是不站在我们这边的——整个沉默的舆论，其中生硬的尖叫声构成了每个想法、每个决定的背景——从来不需要去攻击他们，就是他们发表抱怨的意见，也不用公开地把他们钉上十字架。他们会用沉默把自己包围起来，对此我们只有尊重。在某些概括的语境里，可能要为他们付出一两行字，在某些较大的运输中可能会让他们在货车后面的搭板上搭车，为的是在一次急转弯的时候，假如那时他们不愿意抓牢自己的话，就让他们甩到路沟里去，在象征性的山萝卜和白菜蝴蝶中间去仔细考虑他们满意的自我怜悯。

不过，说到写作者：让他们去吧，让他们在自己选择的地下墓穴里继续写吧，让他们像难民逃避一场事实上没人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迫害，让他们坐在那些正要坠落的拱顶下面更加深入到他们孤独脑袋里的长脚蝇、税务争吵和世界灾难中去，再次享受一种没有别人明白的放逐。唯一要做的事是你必须注意他们的沉默，那是他们的行为前提，要用他们期待的方式把他们的书拿开，想写有关他们的文章的所有尝试都不要太鼓励，要让那些并非你约稿而无论如何也会出现的有关他们的文字沉到你办公桌大堆文件的下面去。他们自己本来就想把自己置身事外。那我们就尊重他们抿紧嘴唇的人格吧，既不要太热情，也不要太仇视。

真正存在的作家可能不超过五六个。典范是稀少的，同时也是无情的。要作为第六或第七个作家进入这个圈子肯定要比一个前所未有地满载货物的骆驼进入天国还难。

自然，这些典范作家的名字是你不会在报社的布告栏找到或者会为之做什么决定的。此外，也是没有什么必要这么做。那些传递给我们的慎重的信号不知来自何处，而让我们继续得到伦理股票交易所的信息——那五六个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替换的。我在嘴唇上的薄薄皮肤里还能感到现在涉及是什么情况，哪些意见，哪些声音，现在进入了我们共同的意识中。这不是什么我可以控制的东西。这是时间本身写在我们脑子里的东西。但是在这些信号里的肯定性是很大的，我毫无疑问一直可以在读到这本书之前就写出书评。

我刚才说的话里，有些肯定发出了火星，是我自己都没注意到的。这种忽视使得我自己都搞不明白此刻在我头脑里燃烧起来的这幅图画。我是在一个教堂墓地里，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我肯定是那种喜欢拜访这类地方的人之一。我站在悼念者围成的圈子几步之外，表示我的距离，但我也有一种感觉，其实更是这个圈子背弃了我。显然，这个逝者是个非常显贵的人士，因为你不用费力就会发现自己是在他离去而留下的空白里。一个他的地位标志无疑是连皇家学院的秘书在灵柩旁致辞，言语中混杂着悲伤和愤怒；我能看到他太阳穴处的青筋搏动，也毫不奇怪他会抬头扫我一眼，目光简直是企图要消灭我。我朝坟墓的方向抗议地走了几步，人群充满期待地分开。这时我看见了。这里其实不是什么教堂墓地。这里其实是城北关的古老的行刑场，人们为之哀伤的人被刽子手死死按在行刑台上。他们是在演出一次哑剧，能非常暗示性地演示在过去如何能从犯人嘴里把舌头割掉。观众唏嘘不已，但是失望的乌鸦则在距离十丈开外的地方来回踱步。

人们转向我，好象下一场演出就该轮到我了。但是我的头脑里空空如也，不明白我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被行刑的犯人直瞪着我的眼睛，带着一种要抓住我的思想的绝望。对于他来说，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不是戏剧！

他肯定曾经是个作家，是人民大会判决为可以声称不朽的一个作家。但是他不可能是那五个或者六个作家里的一个。我能在空气里感觉到他不属于他们。也许早先他曾经是。我当然不记得我到底和他有过什么关系。他的宽大的青筋裸露的工人之手，条件反射地保护着眼睛，避免那越来越强烈的光线，样子还有当年的魅力但也已经耗尽，脸上那些世界末日预言家的拉碴胡子已经凌乱不整，不，我不认识他。但是他看着我，目光是一个被虐待得奄奄一息的犯人求死的目光，好象只求刽子手给他痛快的一刀：行行好把，大师傅，把头砍掉！这幅图景是惨不忍睹的，告诉我一种尖利叫喊的不公正！在这种情况下我做的唯一合情合理的事情就是：掉头走开。

我从桑拿浴室这里面的气氛注意到，人们把事情全都搞错了。好象是我，好象是我们的报纸，剥夺了这个被封嘴的作家的说话权力。我们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意图。此外，刚才这个场景也是骗人的。没有人被封嘴，即使是象征性的也没有。你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一个没有人要听他说话的人，其实也是被自己的话背叛了。谁开始失去听众，谁也就失去了自己说话的舌头。

那些被封嘴的作家的错误，在于他们的被动性。他们假定人们的脸会转向他们，去听他们没办法说出的东西。但是，真正的艺术家是一个引诱者，他并不被动等待受害者的注意。

读者无论如何是些自由的人，有权力看他们愿意看的东西，欣赏他们愿意欣赏的东西，真的做他们愿意做的事情。你不能吸引他们来听，也就是你无话可说。对于自己的哑口无言，你自己要负责任。

看起来他们那些在这浴室里面的人是难以懂这一点的。他们以为我说的自由是报纸可以押宝一样押出来的东西。就好象我们在参加教堂的集会，由那里的权力来规定我们能想什么，不能想什么！

当然可以要求我们在意识里面划出界线。很多人寻找一个权威机构来帮助他们摆脱自己负责的那种苦恼。他们害怕自己会凑巧拿了一块比别人拿的大一点的蛋糕，然后坐在那里，眼前的盘子里有了超过比例的一份，于是面对很多人的侧目，连吞咽的肌肉都因为羞耻而麻木得不能动了。他们还等着我们去为他们挽回这种局面！

但是报纸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报纸恰恰相反是集体的声音；报纸要把词语送给他们很多人朦胧地希望的东西，铸造他们在莫名其妙的烦恼中期待的那些警告的句式，要调好他们需要感觉在四周存在的那些警觉的眼睛里的焦距——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提供给你奇怪地混杂着轻松和青春的感觉。而我们的出发点一直是读者的自由和他们对清晰的界线的需求。没有什么比读者选择自己的限度的独立性更让我高兴的了。

我自己在我的限度里是自由的吗？我注意到，我一度坐在这里转动这个结婚戒指，上面还铸有特别的叶子。这个戒指能证明的到底是什么？那个人们用来折磨我的弗莱色教条在这里也是有效的吗？在色情的范围内这个戒指无疑是布道式地说“一个一个来”，至少是表示一种统计学的可信性，在原则上能对于其他方向的性胃口设置界限。如果我戴着这只镣铐，那我真是自由的吗？

当我用一个如此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象征来让自己吃惊的时候，我自然是感到羞耻的，此外这也是一个表示恒定性的符号，基本上也是可以弃之不顾的。问题是为什么我没有早早就把戒指丢掉。尽管羞耻我还戴着它，是一种对爱情的量度标准，那是我不能一望而知但是也不能离开不顾的爱情。我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脑门都会咚咚直跳，我坐在这里，身体向前弯下，胳膊可笑地交叉起来护住这个泄露机密的下身。

我只是无法让她的面容显示出来。当我还是努力尝试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群面容，而且还有部分互相兼容。就是戒指也不能提供什么引导。这个戒指基本上就是一个神迹。好象是新的，然而磨损得这么厉害，连上面的名字都看不清了。而这点看来是能多少说明问题的；事实上我感觉好像我最近才第一次见过她，尽管我们可能结婚已经几十年了，可能在什么地方还有两三个孩子。我们结婚的日期已经磨掉了，但是戒指铸造得很新，边缘还是很尖锐的。我真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有一度我以为能看清第一个字母是E，跟着的是一个德文拼法的字母，但是现在我看不到任何一个清晰字母。

我本来应该能用我的眼睛和我的手指重新恢复她的面容，恢复她让人眩目的身体。但是有什么东西妨碍了我。这种阻力毫无疑问是从她那里来的。好象她不愿意被我看见。经过了这么多年，她依然还是不可望又不可及，是我每天都要重新去赢得的人，是那个从来不是我所期待的模样的人。

自然我赢得过很多女人，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多半也是过路客一样。这不算数。唯一的对我有意义的人是她，有可能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E。她是我必须克服的一种长久的阻力，或者更可能是一种长久的阻隔。而我在四肢里能感到我过去是怎么打败她的。我是突如其来，凭空而出，就像大神宙斯——像一股羽毛的旋风，让人惊愕而又欢天喜地。是的，至少是惊愕，对这个我重新发现的面孔和身体感到奇怪，不对，不是重新而是第一次发现的——每一次都有些独特之处，有些让我和她一样出乎意料的东西。她是不可赢得的女人，但是会令人惊愕地让这种事发生。她的舌头尝试着我脑门上的潮湿的头发，好象是要感觉我的身份，但是她找不到什么东西，只有疯狂的翅膀和欲念扑闪。每一次总有些过去没发生过的事情，也只有和她在一起才会发生的事情：一种惊奇和狂喜的神圣的放电。

当我告诉你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理解，我和读者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从星期一的灰色报纸的页面里走出来，突然地出现，好像一块旋转的云，羽毛和狂喜的云，而她呢，带着觉得好玩的疑心，准备好实际的距离，让自己被吓一跳，让自己被压倒，让她自己在主动放弃的抽抽嗒嗒的哭泣中被引诱。

在她的众多面孔中间，她总是一直不变的，挑剔的，清醒的，独立的——一切都是我鼓励出来的——但是内心秘密地准备着把自己交出去的。

在她的众多面孔中间……我听见我自己的声音，过了片刻之后就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我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也有很多面孔？我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跨出我用过的生活，跨入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章节。而我是对来自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风都是开放的，总是不断有种种声音来访问我，而我把它们变成我自己的声音。我拒绝接受一种不能改变的或者是有限的身份。好象我只有过一个家，只有一个青春也就满意了，也只坚持一条生活道路！但是这同样也适用于这个女人，她分享我的存在。我不能给这个可能存在的E解码，这本来是正常的，这个E本身好象肯定能代表一大群名字，没有一个可以排除另一个。我在我的界限内又是自由的。

危险在于，有人偷偷地给了我另一个不同的面孔，另一页不同的传记，而没有让我注意到，因为在我生活的这个当下的章节里，那种家的感觉从来没有及时变得真正确定无疑，也不可以变得那样。同时，我不是欢迎来自所有不同方位的生活吗，因此对我来说，要认出那些不速之客比较难，那些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可能是偷偷溜进我的生活的。正是那些本是我的力量所在的特点，我的敌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利用，为的是能把陌生的篇章偷运到我的生活中。

我只问我自己，他们搞这些活动会有什么利益呢——除了在我的前沿制造日常平庸的混乱局面之外还有什么好处呢？最合理的解释是，目标是同时针对在我的临时形象里的很多人物的，他们纯粹是出于方便这么做——也自然是出于恶意——针对那个对整个报纸的活动负有责任的个人，是的，这个人可能还对整个时代的文化气候都负有某些责任。我成了一个纪念碑一样巨大的替罪羊，有这样的一只羊的很多含蓄的生命。

没有可能搞清楚，哪个我的面孔是我自己的选择，哪些完全是其他人诱骗我或强加在我脸上的。问题只是，在这出肮脏戏剧里，一个动作到底是我的还是他们的，是否有那么大的区别。我当然也可能争辩过，是我的对手的这种卑鄙下流，把我置于这种越来越尴尬的境地，是他们的越来越令人不快的误解把我更深地驱赶进了地狱。不过也可能是我自己同样愿意通过我自己的词语来推动这个过程前进。可能正是我的辩护词把螺丝拧得更紧。我为我的案情所提出的论点越机智，措辞越完美，那么钳制我的碎裂的骨轴和我呜咽的灵魂的那些夹子就会夹得更紧。

我的最好的防卫，真正能够防止那种地狱的拧紧夹具的方法，可能应该是保持沉默，让那些对我的指控和误解都在我无声的身体上反弹回去，落到地上，就留在那里发臭发霉，而我都不用尝试把它们踢开。

就好象我的高傲的沉默并非辩护词，而是最精彩的抗议书，能让我的案子彻底作废！

当我这个案子中的指控变得如此奸诈狡猾的时候，我怎么又能沉默不语呢？你刚才还听到那些带讽刺意味的叫喊——我的文化革命！他们不仅嘲弄我们为了建立一种更真实的文化所做的共同努力。他们还讥笑一场变革，而我要试图要给这场变革我自己的面孔。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样一种嘲讽更能伤害我的了。我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要避免以我的特点、我的可读性、我的智力特权为主铸造我们的文化，即使是用荷马史诗的稀释方式也不行。我正是要在这个国家消除一切属于我的东西！

你还记得《樱桃园》里用斧子砍树吗？如果我是演员的话，我就会在这场戏里表演到极致，这场戏里，男主角已经看到了事情的关联，终于把握了他一直表演的是哪个角色——带着斧子去砍家具，那些带着浅棕色真皮饰面的陈旧椅子、画框和俄罗斯大茶炊等等，为的是最终能在桃花心木桌子的正中间种下公正的工具，而这桌子在一声呜咽中也塌落成了一个V字。那个变黑的小镜子是唯一留下来的东西。他站在那里对着镜子凝视了几秒钟。然后他也拳头捣毁了他在镜子里的影像，甚至都没有注意血是怎么从他给自己留下的伤口里滴落下来。而这些全都是在柳波芙·安德列耶夫娜登上马车脚踏板的时候发生的，她还停下来带着微笑倾听这来自房子里的斧子砍伐的声音，这是在痛苦之中理解，还说明我是对的。

我不愿意拥有并非所有人都拥有的东西。没有人可以独自一人拥有可以排除掉其他人的东西。我属于——就我所能掌握的情况而言——一个很受宠的小圈子，圈子里的人都是受古典教育成长起来的，都上过钢琴课，都到国外学外语，看画展，我们有过这样的特权，我真是羞愧得难以形容。如果现在有人攻击我是某种文化的掘墓人，那就是一点也不懂这攻击是什么意思。他们根本想不到，能接触这种三星级的文化意味着多么巨大的不公——而这会给人什么样的无限的负疚感。对我来说，应该把全部这种黄金遗产贬值百分之五十，同时公平对待许多处在这种特权世界之外的人，那对我就是一种解放。

我相信，在这场斗争中，我在社会四处都有自己的同盟军，常常可能是自己也意识不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价值观的人物，而对他们在现实中为什么工作就知道得更少了。我相信我们是通过自己还看不到的渠道而互相结盟的，简单来说就是不论我们如何努力都不能看到。可能我也是一个联络渠道的一部分，而在我这里上升或降低的流量和在某个政府机构或一个部里工作的我尚未知道的孪生兄弟那里的流量是同步的，是某个我总是很讨厌的那种拎着公文包的人，但实际上我们是无声的盟友，为了我们的视野之上的某个目标而合作。

我的秘密的孪生兄弟明白这里斧子砍伐的安慰人的声音吗？在我动手对付庄园的时候他是不是我的同谋？在有人鼓着腮帮子用号吹出“文化”这个词的时候，他是否也感到和我同样的羞耻感吗？对有人叫做文化的这种富丽堂皇的作假，他是否也感到和我同样的蔑视？因为不能在别的国家也形成像我们这个国家一样的精神气候，他是否感到和我同样的不可忍受的痛苦？甚至是因为在最简单的体面提出要求的时候也不能让其他人的货币贬值？

文化概念应该通过扩大而深化。我相信，这个过程因为文学的日渐憔悴和死亡已经大大地简化了。如果我不时还提到书籍，那么我请你不要在意——语言的记忆总是不断让人惊愕的。唯一可能的书当然是一本大致像我们的谈话这样发展起来的书，一个你很可能在到达中间并接近结束的时候就与开端失去联系的项目，根本不再理解你最初投入的是什么事情，但它还是一个作品，当一切其他的东西都从结合处松散而崩溃的时候，它倒可以由某个固执的声音保持下来，倒是由于一种不会背叛你的语言而成为可能，有点悖论的味道。

另一方面来看，一本普通的书——怎么会有人能完整地写出这样一本东西，甚至还能让它出版！这当然要求一种统一概括的眼光，还是作家、出版商、发行人或书店老板都不会有的眼光。

我完全可以想见，一个作家继续写作，是他对时代在我们的感官中留下的“文学”概念有更宽泛的理解。我自己就很可能这样写作。打字机和圆珠笔继续以作家迷恋的方式填满一张又一张纸，堆成越来越混乱的纸堆，还混杂着乱七八糟胡乱填写的报税单、警句格言的开头、随便涂写的报纸剪报、还没有写完的骂人的信件，填了一半的户口登记表格，还带有颤抖的铅笔画的椭圆框起来的罚金威胁。但是，如果这样一堆东西来到了出版商的桌子上，它怎么能够通过约稿人的评审、定稿讨论、编辑、排版、装帧、校对、印刷和装订等等程序，而没有落到劳工市场委员会的紧急案件处理人手里，或者是塞尔堡清洁公司的古董部，特别是出版商和他的职员自然常常与他们的实际活动失去联系，以为他们是在制造玻璃，或者从事城市拆迁的工作？但是，假设一本书真的通过了全部这个过程，我只说是假设，因为这个想法还是让人昏头昏脑的，那么这本书怎么能到达书店及其不同的分销点呢？而且这些书店还真被当作人们可以买到一件稀世珍品的地方？这本书自然也可能同样落到一个肉铺，那里的店员可以用切肉机把它切成薄片，还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顾客，询问每片的厚度是否合适。是做三明治吗？一百克够了吗？

即使现在书籍已经属于历史属于过去，我还是有一种明确的感觉，我们要坚持这种困难的事业，要开计划会，分配写评阅报告的任务，安排好下午的工作日程。在图书的洪水变成一个正在干枯的水池之后，评论肯定还会长久地继续流动下去。是的，我完全相信，评论现在正有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候评论已经不再需要寻求一个常常是令人怀疑的外部动机了，而是能作为一门有自身条件的艺术出现。

此外，我并没有觉得，因为作家的书要消失了，作家们就已经从这个图景中消失了。不同种类的碎片，句子，长篇梗概，小说的开篇，都能在报刊上露面，而且作家在电视上也有更广泛的讲坛，在那里他们可以一会儿作为智者出现，对世界政治和心脏问题发表出人意料的看法，一会儿作为即兴表演的讲故事的人出现，能有不少分钟的时间可用，在开端已经蒸发之前就找到一个结尾。不过，人们现在能利用得上的，很可能更多是他们的个性，而较少是他们的虚构产品，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外表很有特点的时候。天哪，在所有这些面对公众开放自己的、敢坦白自己可以想到的罪行的、竞相拿出全部心脏和肾脏的可耻希望的人物中间，作家倒是唯一能随意使用某种语言的人。自然不是全部作家，但有一批作家是。

在更传统的意义上的文学，我们没有理由去为之哀伤悲悼。我们自己不是长篇小说吗，要比《战争和和平》都大的长篇小说？

我母亲肯定是我最好的一部古典长篇小说的例证——但也是一部人们尝试去读它的时候就崩溃了的长篇小说。当我想她的时候，我自己就回到了少年时代。可能就是那个等级制度开始崩溃的时代前后，远远早于我自己卷入这个过程之前。而我母亲也是在瓦解之中，这和我也是有点关系的。她在家里是最有权力至高无上全能全才的——是这个光亮的薄纱和交织的绿色世界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惩罚者，不论你躲在什么储藏室里她都能找到你，而且无法收买贿赂，会切掉你的四肢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她已经开始崩溃了，而且崩溃下来的碎片会四散在厨房、走廊、书房和花园里，到处都是。医生对她这种病有一个名字，但我没办法去弄明白。无论如何，这种病显而易见具有精神病的性质，至少在我们这个部分的世界里传播着不安。这不是某个晚上在餐桌边上开始的吗？那时她的手离开了她，伸过桌布往父亲的方向摸过去。父亲眼瞪着这只手，同时决断地把餐巾折叠起来，然后他站起来，把椅子放回到桌子前一个过去从来不这样放置椅子的位置，然后就走开了。不是这样开始的吗？我有种感觉，我第一次开始记日记，就是从这次崩溃开始的，有那些情况的日期，有时是我们发现她的头发挂在父亲的“内阁”的门上，有时是她的心脏爬上了厨房的切菜板上。少见的事情是她比任何时候都漂亮，就在崩溃中像鲜花一样盛开。有个晚上我醒过来，感觉自己要窒息了，感觉到有些迷失方向的手指在我脸上和脖子上活动，几个少有的外形优美但是无能为力地孤独的手指，也不清楚是笨拙地爱抚，还是要掐死我的无益的尝试。用一种不太清楚的方式，我分享了她的部分的崩溃。或者是她只想把这种想法塞给我，做最后一次无能的努力，把我们称为抚养的那种负疚感的灌输硬塞给我，不是这样吗？我能多少精确地感觉到的，则是我对这些事件过程中的残酷性的厌烦和苦恼，是的，这确实是我唯一的像是一种记忆的感觉。而这会凝结在一种恶臭的气味里，又散发得到处都是。

我母亲是一个文本，试图告诉我什么的文本，用别的方式则是我无法去理解的。我相信这是和我们的社会有关系的，但是我搞不清楚是怎么有关系的。

最接近的解释，也是在政治家们的语言使用中得到很好支持的解释，自然就是我们在一个好母亲形象中来看待我们为之工作的社会。那时我对社会的调动周转考虑得并不太多，在一个资源收缩的时代，不管怎样，这已经成了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而真正相关的自然是抚养下一代和安慰人的角色，这是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社会是没有面目的，或者用最正确说法，社会是一个人人认得的母亲，把我们当作孩子给我们讲述那些正确的故事，教会我们用那种对这个大集体有益的方式去看——或者不去看——把真正的负疚感当作一种安全行船的压舱石放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既能忍耐幸福，又适度地零售悲伤，最后把我们有死亡重量的身体抱在她们的怀里，构成一幅让人感动的圣母怜子图。

是的，这可以算是最为接近的解释，但是忽略了这幅图画里不吉利的征兆——母亲事实上崩溃了。最正确的事情还是让这个要素带出社会里的另外一面，即日益增加的碎片化。这其实是我们不太愿意谈论的现象。感觉好像语言本身就在抵抗，不让人提起这件事。无论如何，对我这个报人来说，这必定还是一件基本的任务，要在让人眩目的繁荣中记录这种持续下去的崩溃。这样我又成为那个年轻的日记写作者了。

真正能够让我追踪到这种轨迹的是那种恶臭的气味。先前我怎么会去躲开它而没有记下来呢？其实臭味到处都有，也一直存在。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倒没有考虑到它。

我们可以在这种臭味中阅读。而我首先能理解的就是这个事件，或者更正确地说，我们在报纸工作的人能把社会崩溃中的那些特色变为一个事件。事件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艺术体裁吗？这个体裁和人人都有关系，有不可比较的影响力，不是吗？有另外一种艺术容纳过如此多的戏剧性吗？哪个剧本有那么多动人和闹剧式的动作？有另外一个舞台能把观众带入发生的事件中到如此程度吗？有没有另外的创作性艺术能这么深地切入到社会之中，是的，主要就是切入到我们的生存条件里？

这种艺术体裁有巨大影响力的前提在于正大光明地开放。它涉及到我们真正的良知不安，这是永远耗不尽的民族资产，比我们脚下的矿脉和我们吸进肺里的充满新鲜雨水的针叶林空气还要有价值。如果没有这种一直不断微微作痛的犯罪感，会因为谋杀、强奸和伤残而呼喊，以便得到一个合理的犯罪动机解释，那我们的文化肯定就无法理解了。当然这场谋杀或现在说到的什么罪行并没有发生，至少没有在具体的形式上犯罪。我们把犯罪感翻转成了某种建设性的东西，尝试以各种方式为我们潜在的罪行赎罪——不光是我们自己的罪行，而且也是其他人的罪行。我们不安的良知有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储藏室。

不过，正好是这一点使得事件成了一个让人解放的剧场。在这个剧场里，我们表演一出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犯罪戏剧——犯罪感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出戏剧带着能安慰人而又痛苦的残酷无情向一个高潮发展，这个高潮最终能把另一个人按在我们的罪责上，还为我们自己提供了一个本来不配获得的呼吸空间。税务主任开设了一个专门收取私人税务的但同样是无情的收税所，内阁官员让自己一起玩保龄球的伙伴来处理具体事务一个月，只因为自己越来越可让人理解的请假缺勤，或者是出售了750个灵魂上天堂费用的金融家没有支付增值附加税——我们经历了所有这些揭露性和惩罚性的层面，为了最后从这个美妙的折磨人的过程中解放出来。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剧场又具备一种极有价值的净化作用。把另外一个人按在我们的罪责上，实际上不应该让我们满足的。我们自己不是也需要惩罚吗——这是每个人的大学的一部分。但从这个角度看事件就是个安全阀。在这个王国，每个人随时随地都等着来自某个匿名政府机构的一项麻醉措施，或是等着来自某个无法触及的工业迂迴而来的一个确认，说是很可惜你最近这段时间的空气和营养摄入量已经无可奈何地减少了；在这个王国，搬家的想法就会被某项税务阻止，而你每次去银行办事都会看到你的帐户已经在中央银行被某种没有详细定义的改革利益清空了；在这个王国，事件就有了一种根本性的治疗的意义。每个人本来就需要所有这些来自不同的分散的政府机构的侵害。以他的智力来看他其实是同意这么干的。但是有一条痛苦的界限，而这里就有事件来介入了，让我们体会到这样的享受，能看到那些合法地折磨人的家伙中有一个被拖出来游街，忍受众人的嘲笑和咒骂，还在广场上被人脱光了衣服，一直脱到只剩下短裤，让他恐惧得屁滚尿流。这是多么让人狂喜的事情，每个月有一天可以亵渎神圣，可以鞭笞官府，而在其他二十九天里自己不得不忍受所有的侵害、所有的苦恼、所有的羞辱，而这还是强加在实际上是为了心灵安宁而需要付出的课税金之上的。

不过，在这种嘲笑中还是有一种虔诚的元素。滑稽可笑闹剧式的命运悲剧其实目的还是要唤醒我们并不很熟悉的高尚的看法，然后把它们打入肮脏的垃圾堆里去。这是一个打破规范的问题，那些规范和神圣有关系，和忠诚及责任有关系，和道德及荣誉有关系，但是嘲弄取笑的前提是这些规范还在原则上是被人尊重遵守的。自然，正因为如此，有权有势的还是会允许这种恶作剧。戏剧最终还是在把这些受到威胁的价值观念从污秽中提升起来，让它们继续存在下去，在观众的意识中有更大的光彩。

但是，在这里获取到的材料必须经过整理和组织。这样一种壮观的娱乐的前景呼唤着剧作指导、导演和照明师等等，他们既能提供舞台表演最大的效果，又能让保证其中的要点都到位。只有报刊能够管理有如此彻底社会功能的一次过程。我们既有办法用得上这个月的文档，又有艺术创作式的想象力，能在失忆留下的巨大空隙之间建起沟通的桥梁。

而读者在这场精彩的演出里是和我们保持一致的，这种演出的基础是读者能在保持距离而又隐秘地赞同之间切换，在强烈地反对和深深地参与之间交流。这种表演没有场灯；观众既是安排在观众席里同时又隐藏在演员中间，观众是我们秘密的同事，和舞台上其他人的区别在于不暴露自己，而要体会那种激动，能看到打击如何打过来——但是打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观众是一个无名的人，在我们的帮助下在舞台上制造事件，用他们隐秘的希望和暗藏的恐惧来制造。这种事件把创作的真正动力放在观众之中，由此自然而然也解释出无意识——性和死亡的渴望。这些对立的极端指定了这种事件的交换游戏：高与低、犯罪的灵感和被揭露的苦恼、食品和粪便、颂歌和诅咒、嘲笑和眼泪。节奏是快速的，在不同极端之间的切换是突然的，事件过程是令人欣喜的。这是一个酒神狂饮的事件，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就能毁灭一个神，为了是再次重申他的法律。

人们从这样盛大的表演中带走的是内心合唱队的更多声音，我们有点笨拙地称之为良心。一个这种类型的剧场能够提供没有一个布道台曾经成功地提供的东西。

只有一种怀疑还折磨我让我痛苦，就是说当权者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悄悄潜入了我们的行动中。这个事件可能会是一种当局把他们的自己人抛出来的表演游戏，可能是个对领导人的利益有害的某个精神脆弱的人或者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跛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抛出一个可怜虫做牺牲品，为的是把规范当作王牌打出来，而那个可怜虫作为规范的代表是过分笨拙了。人们安排了一场弱者的剧场，目的是要加强当权者的力量。政治的风险其实人们一点也不承担。要想让这种事件影响一次大选，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到了已经进入大选投票站的时候，人人就会连丑闻的味道都忘记了。

也存在着报纸本身以这样的方式变成权力工具的危险——这是正在崩溃的国家机器和一个正发生的章节交叉的十字路口上——当报纸以为自己能嗅出或觉察到好吃的东西，以为可能搞成戏剧成为一个事件的时候。可能这个猎物就是一个小心地布置在你门外的腐肉，在我们用我们的按部就班嗅觉灵敏的猎狗找到那个要揭露的对象的时候，可能是当权者在这个或那个住处庆祝胜利。但我还是不太相信这种可能性。一个这样的陷阱的前提是对很多天的情况有概览，而在中央省份随便什么地方你都不会得到。没有人可以今天给我们扔出一块腐肉，第二天就能很高兴地看到我们掉入陷阱里去；因为他自己早忘记了他的阴谋诡计了。此外，信息的碎片太分散了，无法拉出一个这样互相关联的设计。不对，我们嗅出来的罪行当然是临时发生的，完全是无意暴露的缺陷，能让我们在这个既在崩溃同时依然残酷无情的社会中一瞬间看到这些难以理解的上下文关联。在这个社会肌体里，它发出的放射性光线全是呻吟和奢侈，无力的解体，腐朽肉欲的热情。

对于报纸来说，完全独立自由地面对我们叫做权力的这种庞大混乱现象，自然是一个我们的生命条件。谁要是怀疑我们提出的问题和结论都是受一个不可捉摸的当局操控，那完全是我们不能忍受的。我说“不可捉摸”，因为这个奇怪的权力——自然也是善于强调他们无权——总是在什么别的地方，就是不在你的眼睛盯住的地方。如果你想盯住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内阁大员，或者一个总工会的大老，他肯定早已经搬出去了，而且消失在瑞典雇主协会的大楼里，或者某个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如果你把目光盯住一个有领导地位的企业主身上，他已经像条狗一样偷偷溜进了内阁大楼前厅的某条走廊里，或者是趴在工人运动领袖的膝盖上去了。权力是一种既模糊不清同时又肌肉发达的矛盾系统，同时又是一个能用精神病医生的权威性说话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社会主义的干部级别制度，出现在一种精心制作的宽大的条纹西服里。只有个别的时候，你能看到这种奇怪地共生的生物——如政府制订某个项目的时候，为的是让经济生活最终能在控制之下，股票交易市场能够用砰砰开启的香槟酒软木塞来做出回应。

我肯定费了特别的力气去调查报纸背后业主的情况。看来我在这方面也并不很聪明。我们能靠嗅觉准确无误地找出了这个月的恶棍，不管他是躲藏在这个国家机器的什么地方得到保护，但是我们没有工具来搞清楚谁在资助我们的屏幕和印刷机，谁实际上是拥有我们的老板。通过这个或那个鬼影公司而占有我们报纸大部分股票的人其实能够秘密地让人不知不觉地把我们的镜头弄脏，或者在我们耳朵里塞进几个节拍的警笛歌曲。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是提高警惕，不要被人往这个或那个方向指挥。不论是谁，自以为能随意支配我们，我愿意让他知道，我们不是随便什么指示或命令都接受的。

在不小的范围内，我的自由会要求我处在所有的政治方位——只能从内部出发来考验某一种观点。这意味着下一步我怎么走是不能预见的。没人知道他会在什么地方找到我。实际上——就在所有那些变来变去的政治忠诚宣誓中——我自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不为任何人服务。但是我愿意知道我是针对谁或者针对什么，我要指出我拒绝听从。

让权力变得如此不忠也会背叛人的，是权力本身悬挂在无力无权但也是善意的花朵一样的东西上。在这里面并不需要有任何特别的不名誉的事情。权力很可能幻想着它是在做另外的事情，有另外的任务，而不是他们的马靴事实上正围着转的事情。也就是说权力也在误解的天空之下工作。我甚至相信，最大的误解就是权力对自己的性质的解释。它相信自己的意图也是具有神圣性的。他们就是不能看到自己的僵硬面孔。

报纸并没有这样的权力。它是一个检验的机构，大拇指戳在这个国家机器的薄弱点，又是一个助产士，其任务是帮助一个新的章节出生。而近视到眼睛都看不清的俗世的权力是根本完不成这种任务的。就在社会建筑里识别出裂缝而言，权力是非常愿意去做的——权力自然要巩固自己：他们设立一个调查机构来检查另一机构的问题，而另一机构又去审查第三个机构的问题，以此类推。但是这些调查者其实是一队盲人，后面的人手搭着前面的人的肩膀排列起来，眼睛朝向雷声隆隆的云团，嘴唇因为在焦急之中尝试表示歉意而微笑得扭曲起来。最后的人依然料想不到会发生什么事，而比较靠前的人脚步摇摇晃晃，感觉到队伍的抽动，因为领头的人发现前面有一条生活中会意外出现的路沟。

不，权力是不会自己看到自己的崩溃的。很可能他们都不会明白那股臭味。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一起崩溃呢，就像母亲一度崩溃那样？病症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其实我相信，我们是用我们的目光来互相扶持在一起。肯定有一只手时而会松开而不由自主地向希望的方向游离过去。肯定有一个心脏时而会敢于在笨拙地靠近别人时偏出去几十公分。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聚集在一起的。我们是互相帮助地聚集在各自的眼睛里活着。而我刚才说到的表演自然加强了这些目光攫取人的力量。这个集体不是构成了非常好的支持吗？

我的爱情是和这种事件一个类型吗？在我的四肢里吼叫、在我的下身里疼痛的这种思念，是否也是和壮观的公开演出是结合在一起的呢？而这演出也是在词语和图画的狂欢仪式中展示并毁灭着神性，最后留给观众一种他们有点熟悉而且也并非不愿意接受的教训。我对此有种麻酥酥的感觉，但是我也无法证明这是真的。好象我们的爱情在所有人的眼睛里扩展出去，而对那种想捕捉它的文字写作则太强烈了：像团火焰一样蔓延过纸上，慢慢让它变黑，但是却没有起火。

我并不真正理解这种公众洞察力的味道中的痛苦。就程序上来说，我是很开放的，也相信，如果报纸能对每个只想把个人生活保留给自己的人都扬起眉毛来做出反应。好象我们并不全都互相拥有！可能我还没有在教堂集会上为我自己布道宣讲这种开放的证词，但是我也必须按照我显然学到的方式来生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这是不是对我的信念的考验？

对我的感觉最接近事实的解释是，是那些八卦杂志在迫害我们。这是她非常难以忍受的。我认为我知道她是个很敏感的人。我能在我自己右手掌里的皮肤上感觉到这一点，感觉到一种谨慎，同时也是一种倾听。我的手指尖对她那种神经质的敏感是非常熟悉的，那就好像刺鱼群在她的皮肤下面一会儿移到这里一会儿移到那里。我的食指已经习惯于按摩掉她因为紧张而出现的头痛，在她眼睛侧后的深陷的太阳穴上轻轻按摩。我能明白，她无法忍受强加在她身上的个人身份号码，这个小小的流言蜚语传播者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出卖她。她迫切希望的是隐姓埋名。

我们的爱情肯定对她是一种折磨。在那个临时幽会的旅店外面的每个灌木丛都可能是一个化了妆的记者，而打扫清洁的女工也是一个……不，我真是变俗气了。世界本来是以一种远为精细的方式出现的。“爱情属于公众性，但是在非常糟糕的诠释中决定”——我肯定在什么地方写下过这句话；它有我的语言的味道。但是这种公众性自然是横穿过墙壁登堂入室的。它在我们短暂相会的卧室里也能找到，还配备了摄影师、舞台监督和灯光师等等，还有一堆好奇的人挤进来，为了能挤到前面看热闹而互相推推搡搡，爬到别人头上，不仅为了窥伺到我们激动的内脏，还能跟我们一起表演，既是当观众同时又是当演员，准备让自己的欲望和自己的恐惧都能在一阵床单的旋舞和人声呐喊中得到形象体现，还很有兴致来导演我们的动作，为我们的陶醉找到形式。

而且我们不是立刻注意到他们的。我们毫无知觉，还在床上半米高的地方飘飘然飞翔。不受打扰地，我在她弯曲的嘴唇之间还能听到微弱的呜咽啜泣声。这时我们突然看到了他们，一群好色而性冲动的窥淫狂，好几个爬到床上来包围住我们。只在半意识的状态，他们试图即兴表演我们的爱情，把我们拉入他们毫不动情的纵欲和直接了当的残酷游戏中。

她尖叫了一声，把脸埋入胳膊之下，身体卷缩成子宫里胎儿的样子：不愿意出生。一个失望的观众居然敢用他的手指来摸我收缩的肢体。但是我们也在收缩！我们缩减成了某个周刊页面上黑点构成的一个被捕捉的图案。而我们的爱情削减成一个坚如岩石的标题，我们的警惕已经被假装的信任突破，放进了我们的嘴里。

有没有什么孤独，就像现在处在一群摄影师中间那样巨大？有没有什么隐姓埋名比这个从滚动的印刷机里倾泻出来的有名还不可救药？读者可以从我们的污秽绯闻中拿到的正是这安慰他们的道德。

问题仅仅在于，能让公众对我们的爱情感兴趣的到底是什么？我几乎不为人所知，不那么有名，足以让人在周刊小报上散布绯闻。她会不会是个名人呢？也许是一个当红的女演员，或者一个颇受欢迎的钢琴家？也许她是另外一个男人的老婆，是我从一个有口皆碑但是又不够警惕的男人那里抢过来的老婆？但是其实没人可以保留自己的丑闻超过几个小时，在任何情况下仍然下一期就发表。我愿意相信，周刊小报是胡乱把面子和生命碎片扔出来的，而他们坚信，这样的揭露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们翻阅通读的是名人轶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算计当然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为什么是我们呢？为什么他们用鼻子嗅到的是我们呢？我不相信我的想象为我描绘的这幅事件图像的有效性。周刊小报的框架与她颤抖的身体里的恐惧不相称。愤怒，当然是有的，但不是这样的恐惧，好象有人用枪托砸破大门破门而入。这和她对人口身份号码的厌恶也是不相称的。这是我都会对之产生疑问的一种厌恶。天哪，在她胳膊上的那些数字残迹也不该是什么可以让她不安的事情吧，这些数字事实上让社会更容易为每个人提供他或她应该得到的东西。但是她总是在胳膊上洗了又洗，好象这些可怜的数字会引得人类最黑暗角落里的魔鬼都来找她。

个人身份号码！是我没有立刻看到其中的关联！这当然是涉及到了我们生活中存在的社会深谋远虑。它在这里是一瞬间公开显示的，让我们明白它连接到我们的心脏、太阳穴和性器官的精细电缆，甚至让我们朦胧看见它是如何蹑手蹑脚地钻进我们的床里，去查看软件的收集。为了建设性的咨询，为了足够的税收，它必必须确切地知道你在什么时候，跟谁睡觉，以及睡得怎么样。

我必须承认，我在这点上是非常分裂的。对我来说，对我们的生活的这种社会关怀的洞察只是我赞同的美好集体性的一个方面。而会让我感到恼火的是缺少专业性——也没人知道一个社会治疗学家昨天是干什么的。对于他们处理有关我们的个人信息时的随意性和缺少精确性我也是非常不满的。他们一刻不停地追踪数据，对体温、血压、邻居状况、肌肉紧张度、付款意愿、生殖器液体分泌等等的每一点小小变化都要追踪，那是一回事情。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处理洪水般涌来的材料，反而一会儿把你的年终税务预报放进了邻居的信箱，一会儿因为某个陌生人的喝啤酒习惯而把你弄得道德破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请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对私人生活的洞察本身并没有让我觉得麻烦。其中折磨我的是我的太太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她有太多出自过去的图片在头脑里燃烧。在她眼中，那些有点过度热心的调查者改换了形象，成了穿着军服的一队士兵，他们把刚下车到了月台上的人筛选分类：孩子们、老人和病人分到左边，有劳动能力的分到右边。她洗了又洗的胳膊上的号码其实是“神示天书”，这魔鬼般的字迹在说逃亡是没有意义的。但就在恐惧中，她也想保持自己脆弱的气节。她不能忍受陌生人自作主张来捉摸她的情感，或是社会关怀的谨慎发展的王国认为他们有合法权力来窥伺她的每个腺体，每个动机。在我看来，我认为所有的大门都可以敞开。她则要求有一扇门是毫无客气地关起来的。我有一半的我认为她是有道理的。

谈到我对公众机器的亲密性和污秽之事的熟悉性的看法，我的分裂就又回来了。我自己在这点上是比较倾向于放纵的，特别是当我用枪的准星发现有些威胁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现在明白了，是来自省政府的一个侦察班和我们在一起，在床单之间是他们的窃笑和发烫的脸。在我的随着我爱人肩膀皮肤移动的手掌里，我能感到一个实习医生微微颤抖的拳头里的汗水。而我沿着她骨盆亲吻的嘴唇向肚脐方向移去的时候，却被一个护士发痒的笑声阻挡。这张床突然乱成一团，有人讪笑有人拥抱，还有洒出来的咖啡，还有人用伸出的胖脚试图把床单的温暖拉向自己。这种半带肉欲，半带诊断意义的混杂游戏——或者说这些参与游戏的观众从这精彩演出中带来的洞见，没有一刻会让我感到麻烦。他们本来就是为了来帮助我们的。

但是在这种争论中只有我的一半在说话。而我的另一半则感觉到她，这个对我来说比我自己的生命还更加重要的人，她在遭罪。这些意外到来的触摸诊断，这些从半空中出现的有点过分洞悉你内心的目光，都让她感到痛苦。但是，什么是他们知道而我不知道的呢？我在一刹那间明白了这些来自省政府的床友是为何而来的。有一个时刻他们举着她的肺叶对着光亮看，那是一对磨损得不成样子的碎抹布，有着可怕的大洞。我像是被麻醉一样，而料想到抓住她的那一章黑色历史；集中营简易牢房里的咳嗽声在这个房间里回响。但是让她恐惧的好象不是这些来自过去的抚摸者。我确实需要保护她，对抗的则是那些无菌而困惑的手指尖，是从我们安全的现在中向她伸过去的。而她宁可远离，也不愿意接受这种公众性的慈善。

我得承认她是对的，虽然我不情愿这样做——同时也感觉到围绕着我的目光都绷紧起来。好象我有身上有一个叛徒。现在我真的需要你给我出点主意了。你是应该能明白的。

但是你沉默不语。我固执地盯着你的眼球看，但是不能让它们固定不动。而我就在自己的舌头上能感到你的距离，我可以明白你错误解释了我刚才说的话。我不认为你是嘲讽我——你还不至于那么完美吧——但你误解了我。

在所有的误解里，这是最残酷的——是赤裸裸不披这词语外衣的。你只是在一种距离里面感觉到，而这种距离是和刑讯逼供的台子联系在一起的。而从来不会有什么复审判决或者一种能够抗辩的指控。我准备说服你，但是不知道我要说服你的是什么。

你到底想要什么呢？你的冷酷无情的沉默的有什么目的呢？可能你连这些问题都误解了。可能在这个蒸汽和恶意的王国里的法律导致了我说的每个字都被扭曲，成了我自己都想不到的什么东西。

你心里想到的大概是这种误解本身就和我预想的属于完全不同的种类。我一直在说话，好象地狱也被完全歪曲了。从这个看法出发，我把周围的这些蒸汽里的人物都看成了我的刽子手，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折磨我。在这种解释里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误解可能是对自大的一种惩罚，意味着一直要保持年轻的看法，一直要保持真正的看法。在这样的不间断的更新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随意性，正好能为这种误解打下基础，成为无期的惩罚。这是文体上的朴素性对我诚实地争取真实的努力所做的反应。

我现在才想到，我可能对一种更加糟糕的自命不凡是负有责任的。在这个越来越成为一个表示无穷无尽的符号的桑拿浴室里，我已经随随便便地就把周围的人降低成了我自己个人戏剧里的跑龙套的角色。不管怎么样，我从他们的表情上能看出他们自己也是在受罪的。我怎么过去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难道就在我说的这场文化革命中间我就让我自己成了一个自命的贵族？

在什么地方是他们的地狱呢？好象真正就是地狱不是被人误解，而是去误解人？

我注意到其他人挪得离我近了些。蒸汽好象变得更加浓密，整个圈子也更加紧凑。好象我被迫终于要看清楚什么东西，我开始变得能成熟地对待的东西。但是我还是不能把握。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会误解的是什么？那些围着我坐着的面孔？我的和报纸的工作内容？或者是我和这个唯一的确实与我息息相关的人的关系？我觉得我已经说过了，我自己在这个误解圈子里可能是同谋者，或许还是中心人物——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意外非常令人讨厌的想法，意外和讨厌到了让我被恶心征服的程度……

不好意思，你能原谅就原谅我吧。实际上我想只是弄在地板上。我没看到有什么溅出来的东西落到了你腿上。而且也没多少，你瞧，就只是一点发绿的酸水。我好久没吃什么东西了。好了。现在都擦干净了。希望你别在意，就让这个桶放在这里吧，我觉得还是恶心，我不能保证就过去了。

你有没有注意我们周围这些面孔的变化？好象他们都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能给他们一点希望的。他们可不能指望太多。我还是难以相信，这种误解是出在我身上。

你听见刚才那些话吗，是右边上面那个老母牛说的。信口开河说是我的报纸是历史博物馆着火的幕后黑手。而且这还不够，还说：在人家打开失忆大门的那个晚上我们就参与了。你听见了，这是一个病人的胡思乱想。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好象在这些蒸汽里还有人支持她，不是从这里就从那里都有人附和。

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博物馆存在。要是真有这样的博物馆，我会感到羞愧，我的脚从来没跨进那个地方。但是烧掉这个该死的地方！好吧，这么一种姿态本身来说大概还有一点道理。在这个国家，大多数的措施都是不同的象征性行动。你想恳求一种需要投入完全不同知识和热情的现实缓和下来，这种尝试没有用，徒劳无益。在政治的语境里——在那里人们的注意力是放在每天下午的民意调查结果——那么这种仪式性的请求就足够了。但对报纸来说，责任具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地位和尊严。当然这不妨碍这一姿态本身不计代价。这姿态实际上除了本身之外还是显示意义的。

我一点都不难想象这个场景。火焰在那可怕的仿哥德式房顶上熊熊燃烧，铁皮烧得卷了起来，瓦片也在热气里掀翻。消防员上不去，在旁边跌跌撞撞地走动，在那些空的汽油桶中间，而管子也并没有接到系统上。在那些粉碎的窗户背后，你能瞥见那些已经砍伐得光光的世纪的很多面孔，因为被驱赶出各自世纪的外壳而焦急万分。他们成功地释放出来的东西中间，有一个是两腿分开坐在那里的屁股宽大的国王，黄铜的牌子上写的是古斯塔夫·瓦萨。我隐约想到，正是他成功地让我们这个国家从所谓的欧罗巴洲摆脱出来。这真不坏。但是我不喜欢他那种农民的夹子，对我眨着眼睛表示赞同和默契。至于他们好不容易拖出来的其他垃圾，那些滥竽充数的将军，还有好几百米腐烂生苔的篱笆，还不如和羊群咩咩叫唤的牧场以及那些穿着来自1848年的高级时装举办的宴会一起烧成灰烬。

我自然和这场大火毫无关系。不过我也不愿意否认这个壮观的场景让我精神为之一振，欢欣鼓舞。我走得那么近，眼睛都流出眼泪来了，我也不知不觉，显然是在狂热和恍惚中一次又一次拍手抚掌：我活着，我活着！这无论如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大日子！

但是，从那里打开了种族灭绝的大门！而且还不止这一切，要加上对这种破坏性事业中自我虐待式的激动有一点黏糊糊的讽刺。把鸡毛变成了母鸡，或当成了令箭，这自然是我对既成体制缺少虔诚，那体制就是我们古老的庄园地产。在这种情况下，一件最简单正当的事情，就是拿把斧子去对付花园里所有那些腐烂的树根。但是这和高高兴兴非常享受地自我虐待没有什么关系。对于我也是所有这些的一部分，我只能感到不可忍受的羞耻。这里也没有任何东西有权力对我们提出什么要求，没有任何东西在此时此地会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也许这是最折磨人的误解，不在于人们误解了我们对于一种古老的特权文化的攻击，我们对一种有阶级意识的病态历史的清算，而在于人们把我和死者的关系摆到这样一种歪曲的灯光下去亮相。其实是我的对手想通过绘制他们已经崩溃的帝国而且使其殖民化来贬低和奴役那些死去的人。我欢迎那些死去的人到我们的现在来，作为平等的人对我们说话，卸下和我们才有关系的事情，是我们活在现在，活在当下。

还有多少死者我没访问过，就为了关心他们崩溃中的见解，把它挽救到我们的时代中来！质问我的人肯定看不到这些，而只看到了这里面的野心和贪婪，好象我受诱惑的就是那终局到来之前几天的最初的微弱尸臭。可是我的兴趣全都热情地投入在事实本身。作为一个人的生存，正是在最后一刻才有了内容。整个她的生活都包容在她死亡的那个瞬间。是在最后的那些词语中，你可以读到全部的生活，正是从最后的那些困难的呼吸中，可以讲述出一个人的生活。我感觉到，就像是我不能逃避的任务，我要尽可能地保存这些人的命运。因此，这也是我的义务，要访问所有这些死者的灵床，拯救所有这些以一个结局标题开始的人生故事的某些故事。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一次这样的访问正在我内心的眼睛里具体化。别把它叫做记忆图像——这比记忆图像有大得多的有效性。我坐在一个隔离病房里，坐在我的老朋友的病床旁边，他鼻子里插着软管，胳膊上正在打点滴，正与那很快要来夺走他的死亡作斗争。我们的谈话完全是围绕事实而简洁明确的。我们远离所有那些日常的词句，远离陈词滥调；没时间顾及所谓的礼节。谈话在几秒钟之后就转到了玻璃般透明的话题，我们超越一切触摸试探和面具而直接相遇。这个正在死去的人一看到我，而且明白时间是那么晚，恐惧感就透过了全身，这当然只增加这次谈话的合法性。他注意到，已经再也没有时间逃避和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说了。于是我们互相说话，也是平生第一次。每个他从嘴唇间费尽力气吐出的耳语般的词，都在创造他现在才开始过的生活的一个片段。

为什么我坐在他床边的时候会感到幸福？我不是更应该感到惊恐吗，惊恐于这憔悴得骨瘦如柴名副其实是在饿死的身体，惊恐于这裸露的青筋，惊恐于这老山羊一样的身体，惊恐于那些无形的刽子手正慢慢把他的断头斧更深地切入到这个人的喉头。但美妙的是这个人可以如此控制自己的死亡，可以如此和自己的病痛作伴，好象病痛是一个可以独自玩而不愿意结束的牌戏，还可以如此用病痛来自娱自乐，还把死神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把死神误当成很像一个护理人员，而这个护理员在认出我是谁的时候有点害羞困惑地停留在门口。等我最后离开这张毫无重量的病床时，我带走的是一个更加真实的声音，一张更有效合法的脸，一个更热的心脏，远胜过我之前只是借用的声音、脸和心脏。现在我带走的是他的生活。这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移植。我不仅被看到了，承认了，我就是原来的我，而且还得到一件他拥有的最珍贵的礼物——他突然存在的生活，而且他，不用一个词，请我讲述。

我有一种耻辱感，感觉在我对他的批评中从来不是确实公正的。也许我没有把他放在一个值得更有深度的分析的书架上，在这个书架上你会找到最好的工具书，小心地找到那些确实伟大的闪光的词汇。非常简单，就是他和我站得太近了。他写的那些文字，应该是我自己写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他是超越了语言的：他构建了那些实际上应该属于我的沉默。这让我在写到他的时候有点羞怯不安，或许还有点咄咄逼人。一种倒置的腐败，让我变得不公正了。

我想，今天我可以这样说，在我们这个纬度上，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家。他没有一次受到用笔在纸上写作的诱惑，却能讲出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言辞的痛苦，还有一些共谋者的“拒绝服务”。他的沉默，肯定可以填满三四个实实在在的空间，能捕捉在当代无法表达但依然不断在我们头脑里思考琢磨的一切。就是他，能在思维的流动中找到那些正确的停顿、那些能说明问题的中断还有那些精确的抽动。他是属于沉默的伟大诗人。我想我知道沉默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主线。但是这个死者，我能自豪地称为朋友的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征服力，能制订出所有方面的这种沉默。他的诗歌具有一个长长系列的信件的形式而从来没有写下来过，但是又能寄送出去，还能带来无情的清楚看法，具有别处都没有的诚实和安静。

在这些沉默的页面上打开的世界是个终极世界。在一首诗歌里面被人亲吻到毁坏的圣像那就真是被人亲吻到毁坏了。已经没有一点点银子或者色彩剩下，也没有一点金底的显示，甚至没有一点裸露的木材的痕迹。在另外一首诗里，穿越月光下的夜晚盘绕而出的白色道路已经不是道路，而且也没有了月光和夜晚。这已超越一切亮光，超越一切黑暗。如果有过一个声音存在，那么这个声音细薄如丝飘渺不定，这个声音也有那么一种搜寻东西的负压力，所有其他声音都会被吸入到这个声音里面。但是这首诗歌是超越所有声音的。它属于沉默，是伟大而压倒一切的诗歌。而它是现在才开始出现的。

他最伟大之处可能是作为爱情诗人。我相信，沉默在声调上和音量上有变换，但是对象则始终是同一个，是一个既没死去也不是活着的女人，却是不可回避的。他本来能够用他的诗歌来强迫她出来亮相，让人可以看见，但是他的艺术是用沉默来构成的。正因为如此，她出于自愿地来了，唯一的条件是没有任何人的目光固定在她身上。而他尊重她的意愿。她频繁紧密地出现在每个收回的词中，在每行沉默的字中，明显是痛苦的，但是没有一次是让你看得见的。

我与这个死者的会见和我关于他说的话，可以宣告我无罪，免除刚才那些荒唐的指控。就算有什么事，我也是这个死者的辩护者。但是，我也能清楚地看到，在我这种困难的境地里，他这个人的图像也是给我的一个讯息。问题在于什么讯息。

我自己的生活也在开始一个最后的章节。在这里面嘲笑我的那些人把那些荒诞的死亡讣告拼凑到我头上，讣告里面无论如何还是包括了我这个故事的开端。就当我现在真的在地狱里，这些质问我的人就是审判我的法官和行刑的刽子手——实际上谁都不具备干这种差使的任何能力，他们得到这个任务的唯一长处就是他们的粗野，他们的残忍，他们对真理和人的价值缺乏尊重——那我无论如何还是可以从他们的错误判决和不公正的罪名中推断出他们判决的我的生活，那种生活必定是我的。在这些弱智的结论里，在为我写下的悲惨的结局里，我可以开始这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的生活。

我注意到你对我讲的事情是不相信的。你的意思是说我逃避屈服让步，有关我在一个死者灵床边的角色，我说的其实完全是另外的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些我退缩而不敢提出来的事情，是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呢？报纸？报纸和我跟死者的交往有什么关系呢？你不会愿意说报纸也在送灵的队伍里吧。报纸充满了太多生命力，我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法把你的话当真的。

只要瞧瞧上边这个女人就行了，她坐在那里翻阅今天出版的报纸——瞧她读报读得多开心惬意！她翻得很慢，充分地享受，好象她是沉溺在情人的亲热抚摸中了。她年纪会有多大？四十？正在碎片化之中而有些微胖，健康的皮肤分散在身体表面。她的发式可以帮助你确定她的位置——可能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护士长或者中学老师。你瞧吧：她撕下了一页文章，折叠起来，保存起来准备重新再学习。大概是想结合到她的个人发展计划里去吧。

我注意到你并不赞同我对这种情形的解释。你的闷闷不乐的沉默是在说，没人会在桑拿浴室里读报纸。我得承认，在这里的蒸汽里，什么都难以看得特别清楚，每项证言都有点麻烦。我还可以承认，我以为是报纸的，实际上更像是一块浴巾。特别是她拿来擦肩膀的时候更像。

你就是不让步啊。你认为我只是说了一半真话就止步不前了。可你见他妈的鬼到底想要说什么？你这是否认总还有几份报纸存在吧。那你就明显错了。这和我在身体里感到的整个动力是对立的。天哪，我觉得我们正好处在严重的计划阶段的中间，我注意到我的胳膊都麻木了，这是因为我在办公布前坐得实在太久了，我一直听见脑后有不停的电话铃声。我们不是很快要——

你是想迫使我得出结果来，说说这只穿通了的手固执地要证明什么，用它搏动的血管和张开的洞口来证明，也是用它的生而同时用它的死来证明。确实我们仍然是在我们的活动半途；我们做的可能是几天的计划，而我们为明天这期而紧张地工作。但同样迫切的问题，你的意思是，报纸也完蛋了，被消灭了，就像文学一样。

我基本上可以理解你。办一份报纸也是风险事业，要想成功，就需要越来越多的小时的统揽全局的概观。电视是能够不间断地播送节目的，白天黑夜都可以播出，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转发道听途说的花边新闻和小道消息，可以即兴娱乐搞笑，都来不及忘记他们在干什么，特别是节目主持人多半时间是在谈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在工作中有一种比较靠得住的连续性。但我只是说，我基本上可以理解。我的感官则说的是另外的事。它们拒绝相信，我，还有我们报纸，已经不要在出去接触到公众了。也许更正确地说：我的感官知道，即使在按照你的清醒冷静的逻辑我们不能接触到他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接触到公众。

对我来说，其结果已经完全清楚无疑。我要坚持我的说法，即使我可能就像那个日本士兵，一直还在继续他的世界大战，继续了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我可以看见他站在我面前，在那个迟来的缴枪投降的时刻，还不情愿地举着双手，一个独特的新单词。但是我是不会投降的。我们在我的报纸的人是不会投降的。

报刊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不同的可能性，这也是反驳你那种忧虑的说法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对纯文学和那种已经不再可能进行的研究的一种补偿。记者在几个小时里还来得及构述一个他能用得上的现成故事，也来得及把软盘插到报纸生产的过程中去，而不会等到心不在焉抓住他的时候。

这里的好处完全在于记者不受作家或者科学家投入的工作里限制其有效性的那些约束，记者可以不管这些。诗人的责任只是对自己或对自己可能有的看法，而科学家要听从的限于他从属的那个科学界，也是他与之分享价值观和评判标准的科学团体。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需要把自己的忠诚首先对着一个大社会，对着我们所有人为之服务，或者应该服务的那个巨大的良心。他们也往往被自己可笑的野心奴役，还想对那个普世的图书馆有所贡献。他们希望能把自己的著作压进他们称为“历史”的某些书架，为自己也劫持到一点能堆积上灰尘的不朽。记者可不会追求这样的名利虚荣。记者用的词语无疑是收存在报纸档案里的，而绝对不是为了保留历史——去年的事情已经陈旧不新鲜了，对我们对现在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报纸的档案其实不是什么记忆，而是坟墓，是一个同事们的敬意所选择的一个终点站，而不是选择了碎纸机。

不，报纸属于当下。报纸帮助我们看到的正是当下。报纸在几份钟内把它摄取的影相压向包围着我们的混乱，在一瞬间内送出概览的感觉，提供行动自由和责任。

报纸讲述的事情创造了一种我们不能缺少的合理性。围绕我们的大量的提出要求的目光就能清晰可见了。同时一个绝望的读者就可以暂时体验到她以为她已失去的优越和独立。就是在这缺少氧气的空间她也能呼吸，而白色的道路也在出现，完全是通往不同的方向。既有一个供紧急出入的铁门，也有一个自由的缝隙——道德的所在地。

一种有这样的功能的词语艺术是不能沉默的，最不能让它哑口无言，因为它背对着历史。我相信我能够说明，情况相反，我其实是那些死者的律师。是的，不仅如此：我料想，此时此刻我整个生活围绕着的事情就是一场斗争，要把我的所爱拉出那个种族灭绝的王国，帮助她进入我们的存在。

就好象我用歌声让她从黑暗中升起。是不是因此我也看不到她的面孔？我可以听见她吱吱作响的关节如何在活动，我可以听见她萎缩了的肺叶如何费力地呼吸空气。但是她的面孔我却看不见。

你要让我明白的就是这一点吗——我失去了她，这唯一我真爱的人已经离开我而死去？是不是因此她只是一半在这里？我跪在一个看来有高大窗户而阳光明亮的大房间里。她站在一个灰烬和蜡烛变黑的营房里朝我弯下腰来。难道我从来不能促使她多访问我，而不只是半次？

但是她是不会死的！她是如此活生生的，以致我的心脏都在加倍跳动。是她让我明白，我依然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尽管身上带有全部让人上当的年老特征。我的骨瘦如柴的脚，我的青筋裸露而且长满棕色斑点的手，这些都只是让你迷路的痕迹。我和她其实一样年轻，她在朝我走来，就在她一边说不的时候。光洁的皮肤是完全能征服人的：在我下跪的地方，当她朝我弯下腰来的时候，来自一棵点燃的树的燃烧的樱桃花就朝我倾泻而下，我被彻底击垮。

但这张我辨别不清楚的神圣的面孔是冷酷无情的。她不会理解我为什么要如此折磨她。她唯一的希望是再远远地返回到那个可以让她解放的黑暗中去，而我的词语把她保留在这里的无意义之中。我举着一只手伸向那些过分耀眼的恶龙，我伸进那些燃烧的樱桃花的那只手负载着太多罪责而变得如此沉重，以致沿着她的肩膀、她的手臂沉了下去——直到她晃动着甩掉它。但是我的词语不退让。它们再三说服她，好象我们又一次上路，穿越那个狭窄弯曲的走道，走出这结冰的黑色王国。

这时她提起这件宽大的衣服，好象是一件灰色条纹的睡裙，还让它掉落在我身上，于是我就被包裹在这睡裙里面，和她滚热的皮肤在一起，屏蔽开了她冷若冰霜的轻轻耳语：不，不，不。

所以，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把她引出那过去的黑暗，一次又一次地引诱她去看在黑色的阳光里还有闪烁的东西，诱惑她的干缩的胃至少在一分钟内变成一个饕餮，强迫她进入一瞬间的自由。

也许是我迷了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也许是她和我被岁月和距离永远地分开了。但是即使一个绝望的奥尔甫斯也不会让这种让人心碎的事实阻挡他的路。就是在遥远的距离中也有一种诱惑。斯特林堡在他秘密的日记里谈到的不就是这点吗？他出逃的妻子在他能到达的距离之外，但是靠手里拿着她的照片，他引诱她重新开放，而他能在远距离占有她，让她重新怀孕。这个无赖称之为灵魂的斗争，真有病。

我从远距离去接近她，就像无线电信号和燃烧的电视图像一样流过她。我的手抓住她已经热气蒸腾的带有细毛的后颈，我的嘴唇轻轻地触碰她早已松弛而血管搏动着的脖子。一切都已失去，但同时又是强烈而明显可见的，上唇还有一点汗珠，正在放松，放弃了说不。

实际上，我和读者的关系也就是这样的。他们是在一个有距离的地方，我只能在思想中建立一个跨越这个距离的桥梁。我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地方测量出他们的抗拒，试验我应该用哪个词。但是正是在遥远距离外我能让他们的感官燃烧起来。正是在遥远距离外我要用我的歌声来引诱他们，让他们强烈体验他们从未遇到过的事情，记忆住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事情——为的是能让他们从此在心里带上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念。一场灵魂的斗争？不，这不是什么强奸民意的问题。这是一种善的诱惑，我自己放松，也帮助他们放松，放松掉所有阻止他们找到自己的障碍。这也不是一个单独处理的问题。我要用词语来表达的自然是属于大家的精神。归根结底，正是这种精神使得那些饥饿的感官丰富起来。

我注意到，当我把这种远距离的诱惑变成眼下的事情的时候，我肯定就紧张起来了。眼睛感觉就像是两个木头弹丸，要爆破掉它们的眼膜，几乎要从眼眶里弹出来；脸皮绷紧，就好象那些人体解剖图里包在头颅之外的干硬红色的肌肉束；手指抓着这个长凳，直到它们变白，几乎无法再次伸直。瞧这里，它们看上去就这样的！我用这些僵硬的爪子去夹住木板边缘，而眼睛却是看着很远的地方，所有感觉也都在很远的地方。

这种紧张让我害怕。好象我是在这个女人最不愿意的时候强迫她。这是让我深为陌生的场景。我的思想和行为不会错到这种地步吧？

误解一些是真正的地狱。我们不是已经在里面了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该误解的是什么呢？

不，误解的前提是缺少敏锐的听觉——在这点上我已经是无罪的——再结合一点仓促的咄咄逼人的态度，而这根本不属于我的弱点。好象是在每个规规矩矩的解释后面都游荡着某种不明确的蔑视？蔑视什么？也许就是在这点上过去的历史就会出场发生作用？不过，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指控就不是针对我的。我确实不蔑视那些死者！相反，我邀请了他们出来，是的，我说服她们到我们的当下来寻求庇护，分享我的面包和我的床。我愿意给这些难民我的语言，借给她们我的眼睛。

但是，她们是否愿意借给我她们的眼睛呢？而且还会带上她们全部的语境。早就失去的意志或许也能带着，可以解释活着的事情。好象她们这些死者知道到底什么事情搞错了。她们拉着历史到来，要医治误解。胡说八道！对于这样一种介入，我要说不！那些死者可以把自己保留在事实上相当慷慨的商数之内。

我们无论如何还得选择我们的当下。

可是这个当下变得实在狭窄连说话都很费力了。好象我是被夹在一个虎头钳上，而有人又多拧了一圈。同时，足够吊诡的是在这里面的我的刽子手似乎更加被动。他们的工作是否被什么我看不见的人接过去了？这是非常奇怪的。反对我的意见和其中的声音的力量都受到了抑制，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相信，人们开始对我的辩解有了印象。我不再感觉到有同样的敌意包围着我，尽管对我的骨架和惊惧沮丧的灵魂的压力前所未有地更加糟糕。但是我渴望我真的能战胜我的诽谤者，我能把他们拉进我也算一部分的这个共同体——自然你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没有告诉你吗，我的本性是一个引诱者？我愿意把他们引诱过来，包括那个看不见的刽子手。我愿意听见他们加入进来，还轻轻哼唱狂喜的歌。我愿意——拯救他们。

是什么样的卑贱把这个词放在我嘴里？“拯救”——它能让人感动得浑身震颤，以致我都要义愤填膺。这是暗示我身上也有一种布道说教的气质，是一种能让我愤怒的想法。

慢慢我才明白了这种现在对我提出要求的事物关联。我能清楚地看到他，以致我问自己是否你也一定看到了他。那边，躺在最下面的长凳上，他是我想象的父亲，好象是他们刚刚把他抬进来，因为他摔倒在铁路那边的草丛里了。在痛苦之中他还要尝试模仿我的样子。不是我的手他压在自己的心口上吗？不是我的眼睛他努力睁大，要做一个主题为“怜悯”的布道演讲？

人们叨叨咕咕的布道师就在那里啊。就是在死亡中他也散发硫磺的气味，是他地狱的烧糊味道的布道剩下的残余，让人回忆起所有那些在教堂长椅上前后摇晃的人，动作越来越大，在上升的悲楚和狂喜之中，直到他们在一声叫喊中张开双臂，用所有天堂的舌头开始说话，一种无穷无尽的具体主义的诗歌，会在咖啡和小麦面包的香气中慢慢地消退。他的脸充满悲伤，开始像一个熟透了的水果那样开裂。这自然是他为刚失去的生命而悲伤。可能他也是为了损失了一个儿子而悲伤，他本来是希望这个儿子能接替他的事业，继承他的信仰，解读他的布道，帮助整个教区的教众创造出那个绿色而闪光的地球，也是“词语”设置在视野中的地球。是的，我认为他梦想着在教堂中间的通道里前后走动，手臂还搭在那个年轻人的肩膀上，正在陈述下一百年的智慧的政策。

看上去他是个让人熟悉得感到奇怪的人。但是我还是必须小心。我不记得有关我的背景我告诉了你什么，但是我们前面的这个人肯定和我的名字是对不上的——这点我是可以证明的，就用手腕上的这个标记。我的家庭当然可能在乡下有过自己的家，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更应该是个庄园，而不是这个灰色的农舍，那和这里的这个老头子倒是很配得上的，一个这么严肃的农舍，甚至避开了那种有罪的红漆颜色。也许我父亲是一种托尔斯泰式的人物吧，在他人生的秋天里受到宗教忧郁症的折磨，放弃了所有事业的雄心，只在自己的地产上为贫农的孩子们开设了一个主日学校，只到乡村小道上漫游，做一个外行的布道士，最后被人找到的时候气息奄奄，死在一个堤坝上的杂草堆里？或者是我把我的出身也完全搞错了？弗莱色完全可能是一个士兵的名字，来自一个军人可以很容易为自己换到一个农名的教堂长凳的时代。或者这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是我的敌人悄悄塞给我的一个连累人的父亲，他们试图让我的严肃讯息被人怀疑？我其实已经放弃了每个确定的身份，因此这类问题已经无法搞明白了。或许我的对手就是利用其中最真实的情况，利用我身上最无懈可击的地方，为的是真正击中我的要害。

无论如何，这个假定的父亲在想抓住我，好象是他希望我能继续告诫在这个小教区教众里的兄弟姐妹们，要互相照顾，在互相关注的眼神里继续生活，在堕落中互相扶持，阻挡住那些要掉入撒旦世界的人——所有这些都不是用苦涩的词汇，不是用手指狠狠地掐你，而是用充满爱情可又无情的目光，是你闭着眼睛都能明白的。我要继续领导这场人们在里面动来动去粗暴地嘟嘟哝哝的谈话，好象是它就是人要呼吸的空气，是人要在里面翻看“经典”的光线。我要成为那些徘徊的灵魂的绝对的牧者。而我特别要专心尽力办好主日学校。

他就是不给我任何选择。当这种醒悟传遍全世界而且道路终于也向人类的迟钝感官揭示出来的时候，没有人会原谅那个还把眼睛紧紧闭上的人。非我族类者皆焚烧于活地狱。

他就这样明明白白地躺在我的面前，以致于我能够把手放在他的胸口，要是他不曾布道宣讲过大爱之人不可互相触摸我就那么做了。因为献身精神而拍打的手会知道它该拍打的位置。那是古老的农民社会的古训。剪刀总是放在手边的，也是一点生锈的记忆。我手上的刀痕还有脸颊上的伤疤是一种抚养孩子细心周到的痕迹，而这可能就是他的细心周到。

他就躺在我前面几米的地方，但是一个不能用折尺来测量的距离，而是用心脏的尺寸。这是一个暴君，一个受虐狂，会从裤子上抽出皮带来抽打孩子，实际却是惩罚自己，也是一个感到羞愧的男人，因为他刚刚享用过桦树上的光彩，或是为了壁炉里火焰噼里啪啦作响而高兴，一个每天都会惩罚自己的男人，就因为他不是一个那个失去的儿子。

这个死者在我的词语里扭转身体，用一个烈士的目光来寻找我。但是我不会让自己因为他的流血的目光而受骗上当。当他觉得他在我这里有了一笔丰厚的抵押的时候，我刚才看到了他眼里那一点胜利的目光。是用什么方式它会在我这里占有什么呢？

我掉转我的面孔，收回我的目光。我承认我就在自己的怀疑之中我曾经是很高兴见到他的，而现在我感到羞愧我已经见过他了。我能从他那里继承的一切也就是这种良心的歉疚，现在也把我从他那里离开，我继承的也是那种深深的负罪感，是我作为自己的唯一财产带在身边的。

但是我还没有和他的目光算清账呢。可能我在那里看到的不是胜利而是失望，是那个被人当作诈骗犯而拉拢的人的绝望，他还徒劳地试图让别人明白他的错误。我是不是把他完全搞错了？他的眼睛还是睁开的，但是开始变干了：就像溅洒在一个炉台上蛋白那样硬化了。而且它们把“布道士”这个词送回给我——收件人不详。我盯了一眼他下巴上的又长又黄的细毛，那里还挂着一点血迹。他是谁？我什么都不明白。

这种情况暗示的是，我可能就是人们说的一个上帝的子孙——围绕在我脖子上的典雅的花环就是一个世俗化的布道士的胡须。但是在我的见识里，在我的语言里，真有什么东西能导致往这种疯狂方向的想法吗？是不是我对宗教的敌意也有一点点信仰的光辉？我为理性价值的辩护是否也有点卖宗教小册子的人的那种动人的味道？我非常难以相信这一点。是不是很简单，就因为我的敌人需要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一个大众媒体的替罪羊，可以把性质互相矛盾的东西堆到这个人头上，而他们临时能抓住的这个人正好在这里坐在他们中间？

我能看到的是，那个他们认为和我有传承关系的神是无关紧要的，就像被浪潮冲上了沙滩的鲸鱼尸体一样，尺寸超大而又溃烂成了肉泥。就是十个大主教也无法再把它铲到一起。这是一个神在像癌症一样的境地中分解，不过自然也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顺序：到处都是残余物，就像掉落在地的钱币一样闪光，包括我们这个桑拿浴室里的地板上，而在外面就在大街上滚动，在河流上旋转，在光与失忆的风暴里飞舞。有的时候也许你能辨别出一个结构的碎片，几个手指头，一两根肋骨，一个毁坏了的念头，而你抓住它们的时候，就好象抓住了被你忘记而已经融化了的冰激淋。一股突然的恶臭就会在你周围震颤。尽管如此每个部分都比什么祭坛圣象上能看到的还要更美丽，更辉煌。就是一个盖格辐射粒子计数器也得紧张而不停劈劈啪啪作响。

不，我父亲的神，或者说我所谓的父亲的神，已经被驱散了。我不愿意说死了，因为这些你可以到处找到的残余物还是涉及到某种软体动物的可塑形状。但是被驱散了，被剥夺了，也不相干了。相反，你可以注意到，信仰还存在，还从未有过地强大和不可理喻，但是没有目标，是一种自由飞翔的信仰，寻找着一块可以落脚之地。

于是报纸就变得很重要了。报纸可以关注这种信仰的一切，可以给信仰提供方向和内容，让集体的光芒在圣经之光所在的地方穿破云层而射出，可以为良好的愿望提供一个俗世的出身，构建理性的理论来坚持到底。一句话，就是个世俗的信仰。

我理解你在想什么——我无非是用《教理问答》代替《教理问答》。不管怎样你还是不懂。

报纸代替了教会的位置，这是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的。报纸每天早上把我们带出去，进入一个不合理的世界，有时甚至是毫无意义而残酷大屠杀，惊天动地的冤狱和不公，无耻至极的侵害和暴行。我们对所有这些事情的自然反应是一种激愤的抗议，在初始的情况下是一种和这些罪行屏蔽开的愿望，不忍目睹，不忍耳闻，“我再也听不下去”，而在好一点的情况下是一种神圣的愤怒感，一种强烈的需要，要干预这哀鸿遍野的世界，要介入这遍地的冤狱和不公。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混乱不堪的。你可以从哪里开始？你甚至看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报纸能做的事情就是让道路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出现，让地理的片段建立起来，至少让某种模式能够收到谴责，即使它是无法搞清楚的模式。我和我的同事针对那种混乱的图像会把我们的对立图像压上去，强迫它给出忧郁不快的信息。突然间，在那些刚才还只有乱七八糟的线条和污点的地方，现在就有可能看到一点事物的关联。而所有人同时看着同样的事情——这是对这幅图画的有效合理合法的美妙证明。最后，一种快乐的看法就会向我们流来，如潺潺流水，告诉我们报纸帮助人们对付每时每刻威胁着我们的混乱。它的最基本任务就是：把我们拯救出地狱，拯救出困惑的局面，拯救出我们身处的雾霾和荒凉。

但是，这种看法，这种对概况的一瞥，只是前提，任务是更重要的——这任务就是等待良好的意愿。我说的就是创造。我要试试进一步说明。

被否定的造物主的残余依然在街道和海湾里兴风作浪，但是已经完全失去了人们的注意。也许他确实曾经一度为这个世界绘制过一幅图纸，然后在使人惊恐的、可能还是讽刺意味的距离上跟随这幅图，看它如何一步一步地具体成形。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看到的是这种发展还包括了他自己的崩溃。还剩下的他自己的碎片已经缺少了干预的能力，即使他自己的原则允许他这样做也是也无济于事。

我们不像那个神一样沿着阴沟搅和烂泥，也不像是海鸟一样叫唤的天使飞来飞去追踪每一页随风飘散的报纸，以为那就是一页被扔掉的图纸，我们取代了他们的位置，承担起继续创造的责任。就在这里报纸获得了它最基本的任务。只有报纸会负责让这幅修正过的建设图纸上的线条一步一步地转变成现实。

这样做会要求对竞争的项目有一定的不宽容，这点我当然不否认。在《樱桃园》里的最后一幕是怎样的？当树已经砍倒，整个庄园大部分已经拆毁，老人已经死在了门房里，舞台上还留着崩溃了的庄园的甜味，这个新时代的人——里尼欣，他不是叫这个名字吗？不管怎么说吧，就是那个唇上有威武军人的大胡子而下巴上有一撮山羊胡子的人，他站在那个掉下来的水晶吊灯的碎片中间，挥舞着要在这里建立的一个新郊区的图纸，他怎么还能够欢迎那个喝得醉醺醺的学生拿出他的还带酒气的乱七八糟的城市规划图，或者怎么会有耐心容忍这个老女主人也说三道四发表高见，如何让早先的财产分配也能在新的城市规划中提出来讨论？天知道，你一次只能建立一个城市，多了不行，那些迷惑人的城市规化图你千万不能久留。要不然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但严格性是显而易见的。最终，不是来自外部的要求能算数，在我们的演出之内不是。戒律是每个人记在自己的心里的。这个学生和柳波芙·安德列耶夫娜都是痛苦不堪地站在黑暗中，站在各自的一个孤独的小圆光点里——一个是迷醉在虚无主义的荒凉里，而另一个是中了历史的毒害——他们最终会对这个新的房主做一件共同的事情。他们在内心里已经听到了很多人窃窃私语，这希尔在计划中的这个郊区夜不能寐辗转反侧。而柳波芙的脸色越来越亮。她小心地尝试一种笑容，好象这是第一次这样笑。他们都会放弃他们保留的想法，让他们堕入一个集体，还带着自由解放的一声叫喊。为他们的结合是不需要任何刺刀的，而在其他的演出里可能是需要的。

不，这里有戒律潜藏在每个人的心里。报纸可以唤醒你而且向你呼吁，但是忠诚、最终的服从还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

大众媒体就以这种方式进入基督教或者现在涉及到的某种宗教留下的空间。报纸自然不能放弃那些迷路的人，而必须在他们被人背叛的地方把他们带走，关注那些还在他们的骨头里和后脑勺里闪着微光的路德新教或儒家思想残余，催促他们走入理性的方向。在信仰存在的地方——我相信这种无家可归的信仰流传很广，要比你料想的广大得多——这种信仰就会连接到这项好的计划里，你不会允许它滑进天文学、萨满教和足球彩票的魔术里去。

我知道。这个无家可归的信仰也有黑暗的一面，会让我感到惊慌。对于能从燃烧的树中说话的，或者能突然从云中伸出一只惩罚人的手来的，人会感到恐惧和尊敬，这是非常古老的情形，而有一种冲动同样古老，也同样非理性地具有古风，这种冲动就是要把那种飞逃的乌鸦或水上开放的花能写出名字的人献祭，就是要按照好象权势者要求的那样把亲属按到石刀下面，就是要追猎那个在不吉利的情况下被放在神圣集体之外的人并且把他撕成碎片。这个更加黑暗的不请自来的兄弟加入了那种古老的贡献，那正是我们在当下欢迎的。对替罪羊的神圣的迫害，不经意间正好由那个有很多面孔的人来执行，或者在数秒里散发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的味道，而这种迫害正好横穿大众媒体而过——而我也阻挡不住。人们煽动起对这个单独选中的人的攻击，说他可以承担很多人的罪责，可以接受自虐的惩罚——牺牲者必须是一个走路摇摇晃晃的金融家或是一个潜在的专杀女孩子的凶手——这种煽动一直继续着，好象千年都是在这几小时内活动，不受欢迎也无法摆脱。

我想我曾经说过这件事情是可以当作我们的大事的，而这种仪式般的狩猎会以某种方式否决掉我说过的一切。煽动攻击个别人不过是在一个非常初级的层次上。它可以搬上舞台演出，而不用像那种酒神教育的文本所要求的那样需要什么组织、规划和协调。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到那个地步了吗？作为体裁的这件事情纯碎从管理角度来说已经超越到我们的头上，而迅速放弃的仪式祭祀就是我们对付的事情？

这么说你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时间限制是在几个小时之内。一个晚报的记者嗅到最初的一点猎物气味；也许这只是在风里的不安的抽一抽鼻子，因为有一点吃不准而呲呲牙齿。早报则有时间抓住这种不安，以为自己已经搞到了一个名字，扔出几个说法来试试反应。可能性还暧昧不明的说法就给一个方向，要寻找根据。而就同一天下午，大批的就来了，不用冒什么别人抢在前面的风险而得到更大的一块猎物。吠叫可以变得越来越毫无顾忌随心所欲。要分辨判断已经太晚了，要调查研究也太晚了。这古老的仪式已经开始，土地已经开始呼唤血腥。没有一个人再有更多责任；每一种残酷都是在无意识的合作信号中发生。但是如果狩猎仪式是在集体的狂欢中达到高潮，那么它会在空虚中，在困惑中，在口干舌燥中结束，人都突然变成了孤独的个人。

是啊，我知道。我知道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一个主编的责任是什么。但是，在几分钟内，呐喊还是比我要强大得多，我能做的一切就是用我的两只手。无论如何，我可以保持距离。

这种信仰，也就是世俗化信仰，看来总是带着黑暗的一面。或许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是你要压我在这个崩溃的模式里看到更多的东西。好象你对我提出的折磨人的问号并不满意，这些问号涉及到我们真的执行一次能当作这件大事的演出的资源。而你要质疑的是我们到底有什么可能性。你能分辨判断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报刊也像上帝一样在解体之中？我们已经说过这件事了。我也已经给你看过令人信服的迹象，说明报纸还有生命力。

不过，让我们出于讨论问题的方便，就先算你是对的吧。这也不会对问题有什么改变。就算是报纸也在衰落，是，就是一个停办的报纸也可以把这个伟大的计划继续执行下去。图纸已经有了，至少碎片还在，还留在很多人的脑子里，还在继续呼唤着要变成现实。我也相信，一种脆弱的沟通还是存在的，即使没有报纸的页面再传递这方面的信息。我相信，在我们的媒介蒸发掉的那一天之后，这些信号还能长久继续。当我坐在这里的长凳上，确实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就能清楚地感觉到我的读者如何理解我的词语，即使是在几十公里之外。我还依然是一个引诱者。

而且我能同样清晰地感觉到，她作为我的开始也作为我的结束，如何能在多年的间隔外理解我的想法。不管怎样我们可以一起完成我们的创作中这一个碎片般的章节。

但我有一种非常不快的感觉，我和你的谈话是不成功的。你是不是已经在这里呆得变硬了，所以我的话都从你的皮肤上滑走了？我也许都不是你听过的第一个人。也许你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一部分悲惨，以至于你都麻木不仁了。

或者是你站在他们那一边，你更相信那些敌意的错误解释，而不是相信我的说明？也许你还是一个犹大，我怎么能知道？你在我身上嗅到了猎物气味，然后把所有法利赛人和古罗马税务官都带进这里来煽动他们攻击我。

本来其实是你把引诱到这场谈话中来的，把我暴露给我的刽子手。我自己可以坐在这里的蒸汽里一万年也不说话，看着远处，脑袋里流动出来的信号也越来越弱。可是你引诱我说话，让我越来越深地卷入到这种纠缠不清的误解之中。就在我以为我摆脱出来的时候，却发现我实际上陷得更深，从未有过的麻烦。我还自以为把你说服了，而现在我有一种恶心的感觉，我上当受骗了，其实是你引诱了我。实际上你和我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什么呢……局外人。你诱骗我进入一种对话，在对话中我把自己的很大部分都放弃了，成了另外一个人，不是原来我想象的我了。你骗我进入了一个词汇的网络，也许这是最大的最可怕的误解。

我只是不理解，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方，任何东西在这里都会变样，成为另外的东西。我搜寻一种可能我自己一度有过的看法，但是我只找到琐细的失忆。误解自然和这种失忆有关系，失忆转向我的可能就是这一面。缺少一个框架可能为错误的判断提供基础，而缺少语境使得语言本身也成为错误可能性的仓库。我就是不懂，我是在什么地方进入了这幅图画。我或者我的报纸和失忆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牺牲品，不仅因为其他人的误解，而且也是因为我自己的误解。这让我想起来，我们过去曾经是在里面的。但是到底是什么事情我误解了呢？

我能料想到你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如果这个圈子里的条件能让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一切都被歪曲，被解释为完全和我的本意不同的东西，那么我在报纸专栏上的良好教义会变成什么呢？或者说，整个报纸的事业会成为什么呢？从我嘴里吐出来的就成了一种唯一的冗长的魔鬼布道，从我们报纸的印刷机上滚滚流出的就成了一种偶然的思想灌输，而灌输的东西和我们编辑部的人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码事。人们责备我们的所有这些荒诞无稽的事情，从封杀那些毫无关系的作家到点火烧毁历史博物馆等等，很可能正是荒诞地颠倒歪曲我们的真实信息。而我看不到这里面的任何关联。

最严重的误解可能就是我自己的误解。

你讨论问题的方式暴露出一种我原先没有预见到的攻击性。其他人当然显示出一种恶意，然而他们把我的特点重新揉搓一番也就满意了。而你呢，先假装你很感兴趣很参与，然后不打招呼就把我的脸整个抓破。难道你失去了理智吗？

但是，你暗示的事情只要有一点点道理，就足够让我的血冻结起来了。我完全可能引起了我自己完全没想到的伤害……

不，你没有看到，事情如果是这样一种状态就能为我免除罪名！如果世界秩序颠倒错乱——或者至少是地方秩序规则荒谬无理——它们会让最虔诚的启蒙教育也被人当作砍头刑具和绞肉轮上叫喊声，那么就不是说话的人是有罪的了。

是啊，你的沉默在说，如果他是误解的不知不觉的鼓动者之一，如果他事实上也分享了失忆——

在这点上我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我什么也记不住。但是在这个身体里，你能在这个桑拿浴室的高温之中抖落掉寒气的身体里，无论如何还有善良的一点冰凉碎片！我意图是诚实的。从我的头颅里发出的信号可能是和我以为自己发出的完全两样，不过它们并不强迫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强迫过人。我只想帮助我的读者自己选择，从来没有过别的意图。我是作为一个年长而更加成熟的兄弟。

你只会沉默不语，用那种特别的样子保持沉默，那意思就是坚决不相信。你在我身上到底看到了什么魔鬼！你是受到刚才这个死人的影响吗？如果你现在也怀疑我，那你就把螺丝拧得太紧了。你没有权力来质疑我的好意。

你肯定是在找什么我曾经写过的什么文章——有关那个古老的神祗，在蒸汽里飞翔在那正成形的创造物之上，却没有注意他正在建立什么样的独裁暴政，他又是如何充满关爱地把自由的灵魂安排到这个正在形成的世界上独立地生长，却没有注意到他们如何依附在他的每个想法上，追踪他的每个怪念头，为的是在光明闪亮的同一瞬间能让这个念头满足——而实际上他自己又如何期待这种服从！这是权力对自己的误解。你是把这种误解也归因于我吗？那你就是我的敌人，我诅咒你。你用我本来想用在压迫者身上的发光的武器来砍我的背。那我对你就没有别的可说只有蔑视，一种没有边际的蔑视。

我是不是伤害了你？要是这样，会让我感到高兴，因为那就说明我错了，你不是和我的敌人一伙的。

你不会躲避开吧？我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暖了，感觉不到你的呼吸如何不时地吹送到我的脸上。

你要走吗？我注意到了，因为我突然难以说话了。等一等。我肯定你误解我了。你不要把我的话那么当真。我有时候会跑题，不过那也没多大关系。我很愿意再回到正题来。承认我的辩论对手的对的，这会让我很高兴。你在听我说吗？我在摸长凳上你刚才坐的地方，这个地方冷多了，是另外一种潮湿。好象是一个活人留下的。

我还是相信你能听见我说话，因为我还能说。我恳切地请你留下。你一定是背叛我了，我想没有人像你这样背叛我，但是我不能没有你。我需要你靠近我，我需要能摸到你的皮肤，能感觉到我的话在你倾听中就有了意义。别走开啊。我连你的背叛都是需要的。你需要留在这里，让我的愤怒都变得真实。

别走。

但是，我感觉到你又退开了一两步。一个偷偷溜走的诈骗犯，只留下了你的背叛。好吧，那你就滚吧。带上我对你的蔑视。其实你不可能真的离开我。没什么关系：随便你，你要站起来走开是你的自由。不过现在你身上有了和我说话之后的伤疤，这些伤疤会长久地发痒。我会继续在你身上嘟嘟哝哝说个不停，悄悄地对你说话，没有声音，所以你都不会注意你的话改变了颜色，你的脚步也改变了方向。我会让你看到你想不到的地方。

那就走吧。

蔑 视

我相信，我的生活是在我父亲朝我弯下腰来的那几秒钟里开始的，他盯住我的眼睛，用压低到除我之外别人都听不见的声音说：“艾琳，你只是臭大粪。”他还按住我的肩膀，这样我就无法转身，避开他说的话。

一切都是做得很准确的，是那种老式过时的做法。他身后的窗户是有格子的，窗户的两个半边都分成三格。玻璃闪着冷酷无情的光芒；只有一绺忘记拆掉的冬天用于隔离保温的棉絮还能减弱那种尖锐。窗台上那些瓷狗警觉地偷看着你，而天竺葵屏住了呼吸。一切都是精确蚀刻出来的。这里没有误解的空间。我没有听错。

自然他又是喝醉了。眼睛烧得血红，目光好象融化了一半，有点惺忪不醒的样子。脸颊已经松弛，耷拉着好象两个袋子，而他用一个食指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吓唬我，还和他的整只手一样颤抖不停。就好象他身体里已经没有什么骨骼而散架了，或者关节已经松软再也撑不住了。但是醉酒也并不会改变什么。恰恰相反，正是在这种醉醺醺的状态里，他能把真正装在内心里的东西释放出来：你是不受欢迎的！而你就证明我们做对了，该死的对了。

外面有一个世界，但是这世界直径也不超过几百米。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些肮脏瓦片盖顶的低矮排房活动着。没有树，基本上没有绿色。那些修剪过的柳树在比较远的地方：像是在守卫着朝向田野的边界，朝向那些不是这个世界的一切。真实的是来自窗前那些嚼舌女人的说话声，是院子里孩子们大呼小叫的声音：“嗨，娘，把茅坑钥匙扔下来，再给我扔个三明治！”在底层放着父亲当作工具房用的一间小房子；他好像是个电工——一直有电火花紧张地围绕着他散射。这是一个压缩了的世界，但是天空就像一个凹凸不平的垃圾桶盖，盖在有些塌陷的房顶上。有传言说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亲戚们驾着马车到了平原的空地上，中国的皇帝有着和阿勒斯报的纸张一样的脸色，甚至还有划独木舟的黑人威胁说要翻倒在激流险滩里。不过这些都是传说，都是故事，没什么真的。

这个小小的世界是没有我的什么位置的。我在这里只是个过客。无论如何我母亲肯定还在这里，但是我看不见她。肯定是我的眼睛有什么不对头。或者是她有意不让我看见她。不管怎么说，在这幅图景里没有她。可是总还是多出了一个人。我能用我燃烧的发烫的脸颊感觉到这个人是谁。

“只是臭大粪！” 我没做什么事情，可以证明这些话是对的。一个孩子不会做什么事，让一个成人有权力去诅咒……不，重点不在于我会做出什么事情，而是我父亲对我有什么感觉，对我有什么预期。他的判断不是总结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而是预言未来。他布满血丝的红眼睛盯着我的未来，而他松垮的嘴唇动弹着努力说出那些话，说出他以为他在未来那里看到的东西。

他不想要我。而我母亲也躲了起来，躲开今天的一道道试探她的目光。不论是我父亲还是我母亲都不要我。而我就是心里不情愿，也得说他们是对的。

这是我人生最初的记忆。是啊，我知道记忆这个词现在已经不用了，但也是适合这幅画的唯一的词吧，这幅画既清晰得让人感到刺痛，同时又那么遥远不像是真实的。触碰这种记忆必须小心，因为每一次触碰都会让你疼痛。它本身当然就是一个伤口，是那种从来愈合不了的伤口。大概就像我腿上的那些伤口，右脚上也有一个——顺便说起来，这个伤口你还能看得到，因为它甚至忍受不了床单的触碰。伤口周边有斑点的地方总是疼痛，伤口边缘发黄红肿，还有中间的脓水总是不断——我记得的就是这个样子。留下来的正是伤口，会继续作证。只有疼痛能够战胜失忆。

最好还是我继续用这种方式说下去，按照顺序来，这样你就能了解一点有前后关联的“我的生活史”，只要一种生活的令人刺痛而且讨厌的碎片还能多少建立起一点前后关联。它其实就和我的身体一样：各个部分都在游动徘徊。我想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我当然知道，肯定是得从省议会来的什么人处理我的病案。你也知道，我自己也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天意当然也不能只看看温度曲线、上颚或肛门的湿度值或者早晚的咀嚼压力大小等等。我也非常清楚，你们的意思是必须在数字范围内来登记人类，这样才能给人类最经济的医疗保健，才能控制所有在我们周围流动的欲望，不要等这些欲望先来伤害我们。当我突然听到你到了我脑袋斜后方，听到你的呼吸，听到你把椅子挪得更近，我就明白是谁来了，就知道到了该做你和你那些人叫做诚实的那种事的时候了。我也许可以用另一个词来形容这种事，但现在也是一回事没什么关系了。

你必须明白，这可是很费钱的。你向我要求的实际上是我不会无偿提供给任何活着的人的讯息。我最怕麻醉，胜过害怕一切其他的东西，那就是因为我怕自己失控，那个时候就什么都可能说出来。但是我理解，在眼下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权力拒绝一个天意，让它能充分地看到我的内心。我知道你们都是一片好心。

也许现在我也应该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我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最好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再把事情敲定，免得所有那些让人厌烦的误解。我告诉你所有这一切，并非因为你的什么调查或者分析或者报告，或者你现在需要获得全部讯息的什么值得注意的文章。我也是为自己打算，要利用这个机会搞清楚我自己的生活，因为现在终于有了那么一次，有人真正听我说了。我又没法跟值夜班的说。这人半分钟之后就会睡着了，然后想说的话就堵在我嘴里，就像一堆碎饼干屑。而思想也会原地踏步不前，甚至不知道刚才是往哪个方向走的。你得有人听，嘴里才有话说，才能开始想象。不行，你得让我在你调查的时候，同时还做我自己的小调查。我保证，我不会和你竞争把你挤出去。我要寻找到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

真对不起，我们不得不在这么个该死的乱七八糟的地方谈话。我明白，你觉得很麻烦，但是对我其实更糟糕。整个房间对我就是一种羞辱，就是连续不停的侵犯。只要我还能记得——无论如何，人们不还是这么说话吗——只要我还能记得，至今为止，那些能找到这里来看我的人，都被迫跨过这些空纸板箱和塑料袋，踏过这些苹果皮和洒在地上的一块块稀粥，趟过这些发臭的尿布和踏得稀烂的报纸，还要一直不断挥赶那些成群的苍蝇。我实际上是住在一个垃圾堆里，还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护理员在这里出出进进，从来不碰垃圾——好象他们也根本没注意这里的垃圾。要是我提到垃圾这个话题，他们就肯定难为情，就把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要是我缠着他们不放，他们就闭着嘴什么都不说。我想他们不是懒惰，相反他们很勤快。我还有一种感觉，他们其实是很关心我的。此外我还有办法来保证这一点。不过，我周围的垃圾，臭气，肮脏，这一切是唯一的从来不断的羞辱，这是他们不想插手的。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假正经，我从来学不会的。他们要赖掉昨天晚上的潮湿黏糊的色情冒险的时候，一点也不嫌麻烦，但是如果你要提到这个让人不可理解的垃圾堆，它都成了我的生活，肯定也是很多其他人的生活，他们就会吓得惊跳起来了。

我现在过的这种日子，我躺在这里过的还跟你胡扯的这种垃圾生活的一章吧，只有一个词做标题：为什么？我必须找到一个像那么回事的回答。我最后真是绝望到了极点，随便什么让我难堪的真相都准备接受了，是的，要是需要的话，就是让我对着最让我讨厌的镜子照照自己的样子也行，只要让我知道真相就行。事实上我不信我和这场游戏有哪怕一个指头的关系，但是，对我感觉到的这种陈腐的蔑视，对这种一直围着我转的臭气，如果我自己也是该负有责任的，不管是通过什么奇怪的方式，那么我也是准备要正视的。

我理解你的沉默不说话里面是有你的怀疑的。你不相信我敢正视自己该分担的这样的责任。甚至不相信我真的愿意。想一想，你就像我的两个儿子，都认为我不敢为我说的话或者我做的事情的结果负责。这你可错了，就和我的儿子一样错了。我愿意正视，就是我最后了解到的事情会把我钉死在床上。然后，我会让别人知道什么，那是另一码事。你不还是有保密的责任吗？这点你可别忘记！

我还得搞清楚，这股总是缠着我的恶臭是怎么回事。我有过的最初的记忆图像里，那是一种烧酒的气味，几乎就像我父亲说的话里的蔑视一样强烈。如果我把这么多年添加的伤口都拿出来给你看，如果我们能一起来检查检查全部这些创伤，其实它们就代表了我的生活，那么迟早肯定会有某种模式出现，至少可以看到某些关联，帮助我搞清楚为什么我的整个生存都是这种呕吐物的味道，为什么人们这么对待我，就好像我的家就在这里的垃圾堆里。

还有，如果我不能看到事情的前因后果，也许还有你能看得到。

我只有两幅来自我的童年的图像。一幅图像是我前面已经告诉你的。另一幅图像有一个寒冷的框架，还有零星的雪花飘过傍晚的昏暗——而非常靠近的是：多毛的、闪着光的恐怖。不过，并不是这幅图像本身是个伤口，而是那种被遗弃的状态，恐怖的事情正潜入进来，越来越近，那也是一种充分的孤独，在这里面有巨大机会，可又住不住，也不能让你抓住。

我注意到，我好想是在说什么谜团，我应该说清楚我在这个过去的伤口里能读到什么。我和其他女孩子们，我们坐在一个大车里，朝着平原上的一个白色农庄驰去。我能感觉到我扶着的铁车栏杆的冰凉——手套肯定是在惊惶中丢掉了。显然，我是这天更早的时候就在女佣人的下房里听说了狼人的事情，在晚上满月低低挂在柳树梢上的时候，狼人的事随时都会发生。只有一个人，那个命中注定的人，能够看到狼人，但她在其后二十四小时内不许说出一个字，这是条件，否则，这个毛茸茸的恶魔就会撕烂她的肚子，把子宫给吞吃掉。当然，他先要咬她的喉咙，因为这喉咙不懂得要把话吞在肚子里。最阴险狡猾的是，这个从地狱里来的野兽看上去就是一条普通的狼狗。但是你还是可以把它认出来，因为它只有三条腿。

我刚发现它跟着我们的大车！灰色的毛皮只是时不时地在黄昏的微光里出现，但是牙齿闪着光，眼睛也想火柴点着的时候那样放光。它只有三条腿，还一瘸一拐地走，要骗我说出同情它的话。而其他人看来根本看不见它。

当我们的大车包铁皮的轮子在鹅卵石的路面上滚过的时候，好象现实也在嘎嘎作响。回声在周围的农庄院墙之间游荡，证明所有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要是没有狼人等在牛圈后面的阴影里，那么这个地方还算是生活里的安全所在。

车倌把缰绳扔给来接人的长工，赶紧转过来把我从大车上抱下来：“可你这是怎么啦，艾琳？你看上去吓得要死。什么东西把你给吓成这样？”

我咬住嘴唇不说，咬紧牙关不放松，尽管血都流到了下巴上了。我不能松口，这样就不会有一个字从嘴唇里掉出来，不会有那个毛茸茸的、牙齿还发亮的、咆哮的东西扑到我身上来，把我的白花花的内脏都扯出来，撒在这个庄院的场地上。

“咦，亲爱的小艾琳，怎么啦？”

这真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难：在人群打开一条缝，你能走进一大圈温柔热情的人中间去的时候，还被迫不能说一句话。都说人是用舌头给自己挖掘坟墓的，也许这是真的吧。也许我一直忙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但不能说话则是更糟糕的事情。

肯定是我的爷爷——或者是我的外公——把我颤抖的身体抱进温暖的屋子里去。——瞧吧，我发现她在车上就是这个样子。她肯定是发高烧了，小可怜。提尔达，你得让她开口，这样我们才知道她是怎么了。你至少这回得把她抱在怀里，虽然她其实够大了，不该再抱着了。她要是就这么不说话，那就要把命都丢了。

房间里面所有颜色都是暖色的。家具和人们脸上都是一种柔和的金黄色光泽。这就像谁画的一幅油画……他叫什么，那个丹麦的画家？那幅画里有一个女人站在门口不动，好象那个门是从来不关的；还有一个房间，像是总在热情欢迎你的，墙壁上有你看不见的一个枝形大烛台的反光。每一块木头都放射出安全的光泽，是反对外面那个毛茸茸牙齿闪亮的野兽，那个让人不可理解的东西，在我张嘴说话的那个瞬间，它就会横穿过窗户在一阵下雨一样玻璃碎片冲进房间。

这是我的父母把我放逐之后我自己真正的家。我想，我弟弟生下来的时候我母亲受够罪了，以致于觉得她再也没精力管我了，就把我送到乡下农庄这里来，让父亲的亲戚——或者是她自己的亲戚收养我。这恐怕是我生活里最幸福的日子了。这里的人都是热心肠，又慷慨又大方，都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他们教我知道了幸福是怎么回事——而那就是一个你只是做客的地方。

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和我母亲或者父亲有任何关系。没有一张照片，抽屉里没有一封还保留着的信，甚至连他们的名字的回声都听不到。尽管如此，他们又一直在这个地方：一种让人刺痛的缺席。就像黑暗的剪影，就像在这里的家庭图画中剪掉的洞。更多的失落感，也许也是更真实的羞辱感，其实一直是在这里。他们不要我。我就是没有人要的孩子。

我被一个女人抱在怀里坐在炉火前面，她一定是个姑妈或者是姨妈。她用上教堂的手帕擦掉了我脸颊上的血，一边还反复地说着安慰的话：好啦。好啦。现在艾琳什么都不用怕了。

她看不见窗户外面那个牙齿阴森森地闪光的野兽。我很愿意对她说，她，也只有她……此时此刻正是好机会。这种好机会是不会再来的。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不能说话。在我整个生活中，不管怎么说，我肯定还是成功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靠的就是我有能力用好我的词。要是有时候我付出很大代价也没法摆脱困境，那么肯定就是在用词这一点上出了什么问题。对于那个夹在剪刀里的人的同情，大概就像有人无论彩票什么概率总能赢，你对他只好羡慕，心里不情愿也得敬他三分，那滋味可能还是很开心的。

如果说话太多是有危险的话，如果真有因为说话而下地狱那种事情，是啊，那么这个野兽就是这种事情的好象征了。只要你说一句话，恐惧就能抓住你。

我相信它已经抓住我了。

经过所有这些年，我最后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家，至少是乡下那个家的一个反射，就在这些可爱的护理员们中间。他们里面没有一个人知道一点我的事情：每天来的都是新手，能管得过来的事情，就跟我姑妈相差无几。我能派上用场的时候，在我倒了霉而把自己包在同情感的全部欢天喜地里的时候，他们对我还是很赞赏的。可我不想哑口无言。他肯定还是把我抓住了，总是能抓住我的。

现在你可别以为我总是像刚才给你看的那段生活里那样愁眉苦脸的。相反，我的主顾，还有我的很多朋友，大都习惯于说我总是高高兴兴的，满脑子想法，很会说笑，会给大家讲有趣的事情。也许就是我那俩儿子不太相信我其实也有很快乐的时刻，就好像坏天气里偶尔露出一线阳光，也是靠不住的。不论什么情况下，他们总是担心出现最糟糕的事情。他们不敢承认，就在我们的生活里，不管怎么样也依然有光明轻松的时刻。

有时候，我肯定还能把这里整个病区的人都逗乐，都跟着我高兴。好比在他们为我的悬浮病做新的治疗之前；你大概知道我得了慢性的失重症。那个时候他们就把其他所有人都叫来，有坐轮椅的，或者是坐外面搬进来的扶椅的，也有一两个人就半躺在地板上，用一些捆扎起来的纸板箱子做靠背，人人手里都端着叮当作响的咖啡杯，房间里就充满了他们的笑声。我当然是飘到天花板上了，还勉强能保持不散架，头已经一半朝下，而同时还一段又一段地给大家讲我多姿多彩的生活里的插曲。我肯定是兴高采烈心情极好，一时都忘记了天花板会擦伤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里都压向它的皮肤。

就是天花板上的那些黄色斑痕，它们帮助我记起了一些事情——或者用更好的说法：把我拉到了记忆里。他们和平常一样是瞎碰运气，试用这种或那种药，除了让你恼火地尿急小便多之外，没什么其他效果。那么我悬在上面也不容易得到什么帮助。肯定有护理员站在梯子上，用圆尿盆和尿布隔挡着，这样尿就不会飞到天花板上去。奇怪他们还去做什么谈话治疗！可是不论怎么样，他们也没能阻止得了我。你要是仔细看，肯定能看到白色粉刷面里那大片的黄色痕迹，尽管我事后曾经尽量把它们洗掉。这里其实需要重新粉刷，可自然没有钱来做这种事。

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躺在那里，都擦到了天花板。他们自然在我和白色粉刷面之间垫上了床垫和床单，但是当转身的时候这些垫子和床单就掉下去了，我就躺在那里依然磨擦到那根可恶的天花板吊灯的电线。我身上那些褥疮肯定是就是这么磨出来的。我肯定治好了这些疮疤，但是好几个月擦着天花板，费了实在是太大的功夫了。

医生巡查病房的时候，医生、病区主管还有护士们要挤在梯子上，那情景真是有趣让人发笑。他们问我：“在这上面你觉得怎么样？”

要是我还在我的老工作上班，恐怕我必须确保把给我检查的这个女医生要付的人身安全保险基本额大大提高，她摇摇晃晃地站在梯子的最高一级，一边还想把我的身体翻过来，好用得上她的听诊器。

有时候我肯定感到难为情死了，让我自己成了这样一种奇观。我当然知道，人对自己生什么病不能负责，但是悬浮病可是滑稽的毛病，因为衣服并不像身体那样悬浮起来，它们会往下垂着，还都半松开着，所以当你睡梦中翻转了胳膊或腿，为的是不让四肢也睡着，这时候你绝对不知道你暴露出了多少自己的不幸。

我为此害羞，这是一回事。而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我开始厌烦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是更糟糕的事情。你想，要站在摇晃的梯子上，在我和天花板之间铺床单和床垫是挺麻烦的事情。哦，在中间被夹住不能动的不管怎么样是我的身体，就是说我还剩下的身体。更糟糕的事情一定是要让毯子和盖在身上的床单能挂得住。你必须用床垫上的安全带来绑住。当然，并不需要因为保暖而用毯子。因为在这上面其实是太热了。不过，人们跑来跑去进出房间的时候，你还是需要什么东西遮挡遮挡自己的身体。

工作人员恐怕也对一日三餐这种复杂的事情烦透了，因为吃的东西总是不断掉到地板上，人们在溅出的牛奶和冷了的意大利面条的混合物里常常滑倒。

现在这样子是容易多了。有了这些结结实实的重量就能把我保持在床上，在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的重量。

最让人疲惫的还是不能给我确实的诊断。你也知道，失重本身并不是什么病，而只是一种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我的情况来说，他们一直没有搞清楚。结果就出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件事情，尽管我们把个别的情况全都忘记了：医生虽然尽力了，但还是不能确诊，这个时候他们就怒气转到病人头上了。他们简直就不想再看见我。我注意到，把他们把失重看成是我自己的错误。好象悬浮症是什么身心上的问题，就和胃溃疡或者心跳过速差不多。过去他们还能考虑到根源是在社会状况不好。自然啦，我的皮肤本身就能记住这种推论。那个时候，他们想让我入党，当作一种治疗手段。但是这种病全是该死的身体原因而不是思想问题。你也绝对不会因为感情的原因而去撞天花板，同样也不会因为一个错误地建力立起来的社会的原因而浮起来。

可我就这么躺在上面，一边讲话，一边还要努力端好咖啡杯，不能放错地方。有一个比较活跃的病人总是把梯子斜靠到墙上，然后爬上来递给我一些燕麦饼干。因为我总是把多得可怕的碎片洒落在下面的众人头上，他们再也不敢给我什么奶油蛋糕一类的东西了。尽管如此，饼干还算不上是喝咖啡的时候最开心的事情。不，最开心的是当我讲了一段我生活里这样那样的悲喜交加的故事，至少是很可能发生过的事情，有一个瘦小的男人就会不嫌麻烦地又把梯子撑开，摇摇晃晃地爬上来拍打我的胳膊。他会抚摸我，虽然不需要他那么做！

可我记不住事情了。我明白，你坐在那里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了，手里拿着文件夹子，只等着我说是这破日子烂生活里的下一段故事。不过，说起我长大的那些年月，我怕我只剩下一张图片了。或许我得说，只剩下另一个伤口了，一个足够大的伤口，在所有其他伤口里独树一帜了。在化脓的边缘这里，我可以读到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崇拜者的故事。他自己也是情况也不妙：脸上和手上都有很大的老鼠咬过的伤疤。就是这种样子，我才能把他拿回来。

不过这伤口本身是我妹妹把他从我手里抢走的时候留下的。她叫什么来着，格列塔？或者就叫“咬不烂”？算了，我们就叫她格列塔吧，这对她还比较合适。她也没成什么大器，也不需要成什么大器，不费一点力气就什么都有了。她比我晚生了好多年——自然是孩子又受欢迎的时候生下来的。这生活里随便什么她都自以为有权力先拿先尝。我那个崇拜者是个很英俊有点乡下气的小伙子，也有点自以为是，尽管我腿比较粗什么的，他还是喜欢我，我把他带到家里来，我妹妹就只要多看他两秒钟，还做出眼皮搭拉下来的样子，我就把他给丢了。开始的时候我自然什么都没注意到。我一点防备都没有，就让我妹妹请他陪着去城里玩，还是很晚的时候。等我想说不行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我想，那个时候她就把我捉摸透了，她想拿走我什么东西就能拿什么，这里留下一个吃了一半的肾，那里丢下一点记忆。

她是大家都宠爱的人，是我父母看得上的人。也是迈克尔——对了，那个小伙子就叫迈克尔，想不到我还记起来了！——是他能看得上的人，到了那种我说话他都再也听不见的程度。不到他自己也被吃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的。我说了又说，生怕我要开始吵架了。只能满足也这种二手货的爱情吧。

事实上我天性是大方慷慨的。我给上帝和全世界都送礼物，总是不忘那些日历牌上面的那些红日子，然后就想着准备什么东西能让人有些小小的惊喜。不，不仅仅是因为贿赂能给我带来同情和更好的待遇——那样解释都是男孩子们的小心眼。实际上是我喜欢给人东西，向其他人伸出我友谊的手。

糟糕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后来。这都是和格列塔留下的伤口有关系的。如果我把什么东西送给别人，那么事后就会发怒，或者说，更是深深的苦闷，而不真是怒火。就在我正因为人家愿意接受属于我的一点东西而感到高兴的时候，接受我礼物的人身上就会有格列塔的样子跳出来，我就觉得我又被人骗了。我就想把给人的东西立刻要回来。痛苦就会传遍全身：什么都不能给她！

我们是在鬼魂中间生活吗？就好象历史已经崩溃，来自不同时代的碎片就互相堆在了一起。你根本不知道哪些幽灵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你的生活。

也不用记住什么细节，我就明白了，在我们后来的日子里格列塔也不时会来找我。我看见她在我们这层楼里到处跑来跑去，不停用鼻子嗅着，有她敏感的胡须找什么。她的爪子在地板上抓挠。她现在肯定已经生下了一大堆的小崽子，经济拮据，尽管她那老公不知在哪里还有一个很不错的职位，他们有花园洋房，有奔驰汽车，事实上：很遗憾的掺杂着自吹自擂的。同时还有那种让人非常熟悉的到处用鼻子嗅的动作：这里有什么东西我能要吗？

什么都不能让她拿！

而我没好好考虑就让她拿去的东西我要拿回来，不管她愿意用什么鬼样子来显出原形。

想想看，我有多恼火吧。其实我就是那种写读者来信的人，当然是匿名的。你去瞧瞧窗子旁边那张桌子上的那堆报纸。你可以在那里找到我收集的我写的东西。你要走近点你就能闻到火药味了。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当然我不会温柔。我的眼睛里有一个玻璃碎片，不，我的眼睛就是一个玻璃的碎片，我能看得见我不该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我想这个小组里的其他人都不会记得一点点上午的咀嚼和记忆训练的事情了。可我记得，对了，请你原谅我用了“记得”这个词，这些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又一个练习我都记得，因为这些练习对我来说就像是撕裂我的伤口，这伤口是永远好不了了。也是对你唯一的长久的羞辱。

那个半衰老的老头子，我想他叫亨利克森吧，总是把下巴歪到错误的方向，我是说当理疗师要他把下巴往左边动的时候他总是往右边动，要他转动臼齿的时候他又张大嘴，而问他谁生下我们的时候他就回答“上帝”，他真像我失去的丈夫，虽然这么说比较有点残忍。我总是忍不住要不时地去和他套近乎，去问他一些问题，或者找其他理由，而每一次我都会碰一鼻子灰：我就不该相信人们可以互相套近乎！这老头总是答非所问，跟着就咧嘴露出一点幸灾乐祸的嘲笑。

“我们不该在这个病区有一台新电视吗？”

有你那样的粗腿就不行。”

他用某种方法成功地搞清楚了我的秘密。他朝我弯下腰，把嘴唇做出除了我没有别人可以读懂的样子：

“艾琳，你只是臭大粪。”

我也许记得我们的咀嚼和记忆训练。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摸那个没人注意的伤口。没人记得住，只有亨利克森除外，只有他和自己的脑子还有零星的联系。其他人既不记得也不再注意什么东西。这是天意也不会感到满意的。

“萝塔，早饭你一定还记得吧？你吃了什么？现在你得再好好地嚼，这样你才能看到……对了，后来怎么样？好，你记忆得真不错。这些吃的是从谁那里来的？对，你说得对，但是厨房后面呢？不对，不是锅炉房！我们这么说吧：在厨房之上，甚至在医院领导机构之上，还有一个好权力在照顾我们大家。不，你别哭??——这不是一个智力测验的问题。只要你好好想想，你多半就会记得。往左边再用力嚼嚼，不对，我们说的是左边！围绕着我们走动的那个好心人叫什么呢？就是那个能照料我们的悲伤和痛苦的好心人，那个给我们洗屁股和换点滴的好心人？不对，我想到的不是艾玛和毕丽吉特。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对了，是弗里德里克。萝塔，你就听听弗里德里克说什么，然后你跟着说。别忘记嚼啊！对啦！现在你开始记忆得很不错了。再说一遍，为了保险起见。而且你得嚼——你必须好好嚼进去！好，真能干。”

“那么你呢，加布里埃拉：那个到这里来的总是很可靠不误事的大夫，每次都让你再多住院几天，你能说说她的样子吗？不太对吧，她的头发大概更接近黑色，而不是棕色。这下你说对了，她个子很高。不对，不对，一点都不胖。你当然应该明白，像她这么负责的人，是不会去把自己吃胖的。你得好好想想！而且得嚼。不过几个小时之前你还见到过她。只要你把自己稍微拉长一点，你会记得住这么长时间里的事！是的，你真的必须加把劲努把力，才能有更大一点的视野，无论如何，你可以抓得住一个想法。要不然，你下星期怎么能投票呢？我们再来一遍吧。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现在大家都跟着我说。就是这样。她还是又苗条又活泼健美的。不对，是活泼健美。好。”

“现在我们要说一点社会分析历史。我们的首相姓什么来着？可你不是刚才还会说吗。是，那么名字是什么？理所当然他该有一个名字！连艾琳都有名字的，尽管她总是尽量把自己弄得很小。你呢，海伦？真聪明。现在你们大家都觉得你们会说了吧？在这个地方再多嚼一会儿！你觉得他长得像那个大夫吗？就好象他们是兄弟姐妹？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那种我们得用心考虑的想法。”

他们又哄又骗反复说个没完，在你真的嚼不下去不得不把什么东西留下的时候还给你加点额外的咀嚼压力，把不同的事情和人物都扯在一起，直到让你头昏脑胀。但是有这么多事情的关联慢慢地搞清楚了，那你就还能应付过来。还有这么多历史可说，那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其实很脆弱容易受到伤害。我们就会有一点模糊的看法，看到只是几年前才发生的那件巨大不幸，看到天意怎么样参与进来，还建立起我们所有人今天居住的这个家园，看到我们怎么会一步又一步地获得帮助，进入这个连死神都拿我们无可奈何的安全地带——还会看到下个星期举行大选的时候，全部这个伟大事业现在怎么会突然地受到威胁。我们必须足够强大，才能承担我们的责任。

我们不是有很多应该感谢的事情吗？治疗显然有明显效果。只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显得年轻多了。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吗？我们中间好多人获得了新鲜的、美好得多的记忆图像。你躺在那里尝试它们，好象是一对新装的假牙，实际上比过去装得还更结实更好。一点新的青春。

对于这些房间里的垃圾，对于这个家里甚至整个街区里的那种臭气，没人说三道四。我在这条路上试试闻出什么气味来，可是立刻感觉什么人质问的目光，那目光让我的肚子里一阵剧痛。看来他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只会互相很快扫一眼——于是房间里就形成了一个诊断。我都不敢再提这个话题了。

可我不想投票。是啊，我注意到你不喜欢我这么做。可是我就不管这些了。

要不然，我大概就是那个最理想的病人了。人家对我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吃的东西淡而无味，或者忘记了给我换衣服，我都从来不抱怨。我从来不说反对他们的话。这不光是因为他们个个都太好了，就这条理由就够了——还因为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才有我自己的家，有我的真正的家庭。不，我什么都遵守，就怕失去一点我现在生活在里面的这种照顾，就好象这是一个全新的蓬松的毛毯，一条大到我想象不到边际的毛毯。要是我抱怨的话，他们也许就会收回这样那样的照顾了，也许不是少了吃的东西，而是这里少一点关心，那里少说一句安慰的话。我就有可能成为那个烦人的艾琳的危险，她的那扇门，他们都愿意赶紧走过去而不要去考虑，只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不过我还是不想投票，不管你说什么。我也许还有自己的这样那样的想法。可能我比这里的其他老太婆还能看得远一点。是的，你可以把亨利克森和贝迪尔也都算作老太婆。我还是看一点报纸的——不是还有报纸可以看吗，至少是那些晚报，对不对？——对了，我真的还知道一两个其他的党。电视上也直说过一两次了。不过这其实都是一码事。反正我不投票。因为就是我拿到所有党的选票，完了之后，这里的工作人员还会注意到我的废纸篓里少了哪个党的票。我可没法把所有的选票都吞到肚子里去。那我宁可做那种基本上从来不投票的人，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他们就会有好多天忘记给我饭后的甜点。

可是，不考虑我会罢投的话，我大概还是一个最佳病人。我什么要求都不提，而是得到什么我都感谢。我总是想让人人都高兴。要是有人对我说的什么做的什么做出脸色表示不满，那我一定赶紧说是自己不对给人赔礼道歉。此外我也总是担惊受怕的，而天意真好适合我的恐惧，就像穿旧了的手套。它也正好适合我得到的生活。我是那个最理想的病人。

要是我拿这种咀嚼和记忆训练开开玩笑，你可别误解了我。事实上，我对这一切做法背后的好心好意还是非常理解的。我很熟悉这种自己写个人历史的方法，对这样做没有什么意见。如果你有什么好事告诉别人，那你必须注意，不要让人误解。有很多人碰上这样那样的事情，以为这是关系重大的，而实际上呢，它们只会让你迷失方向。天意也遇到过很多困难，然后才为我们成功地带来如今的这种良好生存环境。我把这种环境看作我自己的生活。

一个像我这样被人背叛的人，遭受那么多痛苦，而同时呢，尽管有所有这些命运不济，还是成功地干成了这样一件大事——是的，这不是我说的话，这是我的朋友说的话，我可以给你看他们写的信——一个这样的人，难道还需要落到这么大堆的误解之中，纠缠于明显是造谣中伤的琐碎小事里，把她的生活图像也完全歪曲？难道像我这样受折磨的人，还没有权力摆事实讲道理，把这些抹黑的扰乱视听的东西都扫到一边去，让真相可以显现出来？只有你把那些临时的苍蝇污迹都涂掉，把所有扰乱视线的水滴都去掉，才能让人看见那幅真实的图画。

我相信天意，我和天意也能互相理解。

可我不想投票。

顺便要说到，大选没有我也会照样进行。要是反对党一夜行来，发现自己意外夺取了政权，他们自然还是会推行前合法政权的政策——但是在那种焦急的负疚感之下还会更加变本加厉。

谁愿意转身去反对天意本身？

不会的，谁愿意去咬那只给我们喂食的手呢？我们都被收留在这个安全的怀抱里，还得到许诺，不但可以治疗还有无限的生命，谁愿意被挤出去？我们当然必须付出代价：不能再得到能让你成长为成人的那些东西。你瞧，我的一部分就必须保持那种长不大的状态。那是在我早先的年岁里我就已经习惯了的，已经习惯到了能一直保持到整个将来的程度。我是不算什么的。

但是，我的另一部分还有眼睛里的玻璃碎片，能看到这样那样本不该看到的东西。而且还不能闭嘴不说话。也许，我并不完全是个最理想的病人。

我知道。时间过去了，你不耐烦地等着听下一章。而我还没有说到我的伟大贡献呢。可是我们现在才来得及说到的这一段，其实并不属于我自己的生活。那里是有所房子，是在湖边的一所白色大房子，有精致的木工手艺，有宽敞的阳台，有阳光充足的房间，总是在呼唤着水的轻巧花园——一句话：这是一段难能可贵的婚姻的场所。不过这所大房子有一半空着，能同时回响荒凉和胜利的声音，好象人刚刚成功地把一个鬼魂驱逐出去。里面的灯火也只有一半，能说到的也就是一半。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让你想到头。还缠在地方法院的刀下的共同生活被分成了很精确的两半。

我已经不在这座房子里了。我又一次被送到外地去，就像在童年不受欢迎一样，在这个婚姻里也是不受欢迎的。被人蔑视的。

“蔑视”这个词非常具体让人备受折磨。有两个来搬东西的小伙子，嘴唇里面还塞着口烟，脸上半带着窃笑，把你的生存的碎片搬出去，搬到等在院子里的大车上。但是你不能就这样把一件家具从它原来的环境里扯离开来，还相信它能自己独立存在，从它的时代、它的光明和它的对话中解放出来。我无论如何是找不到这样的自己了。我还躺在他们搬出来的那张床上，就像那一次：带着一张刚刚才知道真情的面孔，也是在因为不明白而明白了的哭泣之中。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了——即使那飞卷起来的床单也不会再掉下来了。孩子们也照样躺在他们拆开的那些绿色的活动床上，抽出的部分分别是设定在四岁和一岁大小；两个孩子都像我一样抗拒着，基本上不让任何东西从原来的框架里扯离开来。一个男孩病得都晕过去了，我只好厚着脸皮给她的住宅打电话，说迈克尔必须立刻回家。这些话至今还悬浮在这些床的周围。

可是其他家具都从现实生活里解放了出来，好象人们为了熏那种躲在家具里虱子还把它们也熏过了。那两个小伙子什么都不懂，把那张两边都有一个小抽屉的棕色四方橡木桌子费劲地拖出来，他们还真以为抬的是一张普通的桌子呢。有一个小伙子好奇地摸着其中一个抽屉上镶嵌的金属装饰。要是他把这个抽屉拉出来，会不会从这个抽屉里发出一声尖叫呢？可他停了下来，反而去抽出另一个抽屉，因为拉出太多，以至于抽屉都掉了下来，一大堆枯萎的、小心地保存起来的词就散落在沙石地上：犹豫不决的抱歉的话，半心半意的悔恨，没有价值的承诺。成组的词汇都被风刮跑了，这个桌子就让人莫名其妙无法理解了。

现在这两个小伙子以为搬出来的是一件白色的农家用的罗可可式餐桌。不过，其实只是几片毫无意义的木头，唯一的内容就是剥落下来的碎片。是不是那些冗长的、低的、突然会感动的谈话给了这堆东西什么意义？还不用说围绕着沙发的那些笑声了，他弟弟曾经坐在这个沙发上，等我说到那美味的炖肉其实是加了蘑菇的时候，他几乎立刻就跑出去呕吐了。这个沙发现在什么话都不说，会等到有一天在什么遥远的城市里，为了省下请两个搬运工的钱而把它锯开从阳台上扔下去的时候，也不会给人什么疼痛了。坚决不要再请搬运工！

在那个很快就装好可以搬出来的箱子上标着“易碎小心：瓷器”的字样。可是，那些报纸包起来的盘子已经不会是真的盘子了。它们就会成为碎片，就像我的生活。我和孩子们现在已经被赶出了资产阶级。我们要这些精美的瓷器有什么用呢？这时候我也看到，正要固定好盖子的搬运工把其中一个盘子翻过来看制造厂的商标，一边还沉思地说着“是啊是啊”。其实我们也不属于他的那个阶级。我们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工人阶级。我们是在外边的。

现在他们往外搬那台黑色的让人压抑的钢琴了，好象那曾经是钢琴，尽管已经没人俯身在上面翻动琴谱，而钢琴家在压下的琴键上迟疑了一会儿，还带着一丝笑意向上看了一眼，意思是说：这天此后的时间里他们就不再弹琴了。从这个黑色的箱子里出来的任何声音怎么可能还会是音乐呢？如果不是那种从一个夜总会自动钢琴里弹出来的没有味道的纯机械的《致爱丽丝》的话。对了，我们，孩子们和我，一定得把音乐拿回来。他们得学会演奏。不要一堂钢琴课，不要哪怕一次这种昂贵的花费，那是我们根本出不起钱的，连一点损失我们都不能有。他们要学会演奏那种失去的音乐。就好像这是一个战前演习的问题。我们是要打回来的。

只有地毯，这张红色的大地毯，还有着它的意义。我本来是可以不要它的——它只会显示太多的不加遮掩的蔑视。它浸透了为养家糊口的钱而发生的争吵唾沫，而钱总是不够。而且越来越不信任人地按比例给，一天给一点！当我肯定脸都涨得通红坚持要钱的时候，他就不一两张票子扔在了地板上。难道他真的相信，我会把钱捡起来吗？它们就留在了地毯上，而且会永远留在那里。搬运工假装没有看见它们。我总是很饿，没吃的。可那些钱我绝对不会去捡起来。

那张床当然也有点内容留下了。我现在坐在床沿上，有一个搬运工在床垫上越来越深的凹陷中大概读出了什么东西，他用手掌试了试已经变软的弹簧，然后朝我瞅了一眼，这时候我也就明白了这种内容。可是，当他看到眼泪流过我的脸上的时候，他板着脸不动声色，又进房子里去干他的活去了。

都是因为肥胖的原因我才失败的，不管他说什么，是我脾气不好还是什么别的借口。是这种该死的胃口吃掉了我们的婚姻。我自然让他看了呕心，尽管他很小心不那么说——但是其实还不到我自己讨厌自己的程度。而我的绝望写出了一张新的万无一失的药方：一个松软得到嘴就化的奶油面包，还带杏仁的夹心。

这张床是一个标志：我再也不会让自己受一个男人的蔑视了。我再也不会脱了衣服等待那种目光的判决。我要一个人生活。再也不会有那样的侮辱，再也不会让我自己被人抛弃。

可是，这幅斯科纳风景画有什么用？我可真的没有提出要这幅画呀！这就好像搬运工要把我的生存全部粉碎，然后把最需要埋葬的碎片都放在院子里展览。此刻这是轻如棉絮的白云之下一道费尽力气才控制得了的风景，一个四面围盖着房子的庄院，有着砍成半截只剩树根的柳树的被吓坏了道路——正急忙搬到院子里去！画上的夏天并不能压得住画里那种令人头晕的冬天的恐惧：当大车在包着铁皮的车轮上隆隆驶进那个石头建造起来的院子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还有狼正好在大门关闭上闩之前就悄悄溜了进来却没人看见。

好象没有恐怖的场景我就无法存在。或者说，那种持续不断的提醒，让你知道多说一个字就会付出的代价。

这座房子一半是空的。所有是我的东西都已经搬出去了，像空气通风一样流出去了，用刷子和肥皂水刷掉了。就好好通风吧，可以让房间冷下来，这样就能欢迎那个很快就要搬进来的新的女人，她有一个冰雪一样的心，笑起来声音就像脚突然踩过一夜之间结起来的冰块清脆！

我要把她的职业夺走。我要战胜他们两个人，就用他们的语言。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钱，没有学历，没有关系，只有巨大的绝望，但我会回来的，要和他们看上去一样，以至于他们都认不出我来。

事实上我就是一段历史。当我独自一人带孩子们的时候，我想天意也来不及走得很远。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网络。我不得不靠自己的双手重建我们的新生活。说白了，我自己就成了天意。我肯定是个开路先锋，那种在人还记得人的时代会有人为之写本书的人物。

我感觉到，我背后有一件大事，它和那个突然把我扔下独自一人带孩子的章节当然是有部分关系的，我要和上帝才知道的什么东西角斗，它多次把我摔倒在地，但我最后还是战胜了它。

问题的症结在于，在我的抗争中间，没有一件单独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我要角斗的那种无名的力量没有哪怕是一个清楚的特点，也没有一个事件。一切都被擦掉了。也正是这个原因吧，我才不得不接受这个让我难为情的谈话。为了我自己，我也得搞清楚我做了什么事情，得知道我还活着还存在的理由。我好象刚对你说过了，我站了出来，就是想设法搞清楚围绕着我发臭的所有这些蔑视到底是为了什么。当然我的枪要瞄准这种蔑视，但真相也不完全如此。我还得搞清楚对此我自己有没有什么贡献，搞清楚我有什么办法来对付这种蔑视。这两件事情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联系的方式并不那么清楚。好象我与之角斗的就是天意。

对于我的生活里那些把我独自一人扔下的章节，不论是我还是天意其实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具备力量的日子要以后才来。我当然是要先出局，被迫先出局。我至少知道，我必须先自立才能更生。

我不知道天意是什么时候有过辉煌的日子。难道不会是大约一代人之前吗？肯定是在我们开始把自己纠缠进了社会保护网络之前，这网络发展得越来越大，直到它把一次危险的跳跃的想法都阻挡住。也是天意都……之前。对于这座房子外面的社会，我真的什么都记不得了。但是，就在疗养所这里，我们也得不到什么疗养。

我已经忘记了医生巡查病房的事，可她今天肯定是来过的，也就是说，那个大夫。你远远地就能听见这批人的声音：劈啪、劈啪、劈啪——这是瑞典医院的声音，有很多合脚的塑胶拖鞋在地板上拍打出来的声音，拍打着踏过医院的走廊。就在这种拍打声里，有低根的鞋子碎步小跑的声音；那个女大夫的脚步声。于是这些人突然都进了房间里面，带着某种神圣显灵中让人意外又觉得不配这种光荣的样子。人们都悄声细语，千恩万谢地回答，同时又有点害怕，不知道他们会搞出什么名堂。

自从实行一个病人一个大夫的规定之后，巡查病房现在比过去已经快多了。其实我还真怀念过去那种不同的管事人之间那种客套鞠躬啦，争辩讨论啦。荣纳大夫的这种简短的说明看来有点小气——或者是叫日皮，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是一个名字用字母R开头的大夫。特别是她说话的时候总是被三个顶头上司打断，他们令人讨厌地敲打着他们的手表，要求节约使用省政府拨给的宝贵的每分钟时间。这次他们给了汝特大夫一点额外的斥责，因为她还没过早就提出了诊断；对她可能找出来的病症，他们真的保留他们才可以做出可辩护的结论的那种权力。

这些顶头上司围着卷缩起来的医生，就像嫉妒她的海鸟一样鼓翼而飞。当他们三个人在雄辩地飞起来之后又往下掉的时候，他们张开的白大褂就会在接缝的地方嘶啦作响。不过，他们太忙于节省开支的天职了，为的是要能保留住他们每况愈下的富丽堂皇。下一个瞬间他们就跌到垃圾里去了，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又站起来，然后他们心不在焉地互相刷干净，只不过重新又滑倒在地上的一块块稀粥、香蕉皮以及吸足了水软塌塌的空纸箱上。我自己害羞得浑身出汗，因为我周围是那么可怕地一团糟，可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注意到，只不过努力地再重新爬起来。

你在这方面算是内行吧——你说这些顶头上司是不是来这里领导就地考察，要衡量一个病人一个医生这种规定的工作效率？想想吧，我可是经历早先那种时候的，你就数数多少病人垂头丧气缩在候诊室里等待，或者有多少外科医生把刀子捅进病人身上就不管了，要是克努森拖着露在外面的肠子就又被送回家了，他们也不在乎，想到这些你就甭再抱怨了。这样的不完全统计你已经再也没法应付了，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的康复问题成了社会的巨大经济负担。所以我明白，他们必须衡量，必须计算，必须把钱的用处系统化。可这对我们躺在这里的人可就不好受了。我们勉勉强强可以和在那些顶头上司之外还能看得见的医生大声地交换一分钟的话，然后就得经受一两小时的计算测量，看看那些安慰人的话能让我们活泼了多少。那些用来测量下巴到颈背距离的巨大角尺实际上弄得我很痛，腹股沟活力的湿度测试更是让人难堪，非常讨厌。还有这些没完没了的咀嚼压力测量，随后还有整整八页的表格要填，那些穿特别的白大褂的人会来帮助你填，直到让你对所有像是问题的一切项目都只会说点头说是。然后，过了半小时，还有下一批人来评估第一批人的检查结果。当然啦，这些我都明白。哪怕一块钱都不能损失。我恼火的只是那些人跑来跑去，把同样的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相对来说，节约开支的项目本身我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钱总不够用的焦虑，这也是我自己的焦虑。管理层对于像赛马一样快速的开支增长恐惧不已，这种恐惧我也能在我潮湿的手掌和来回活动的嘴唇上感觉到。有多少和夜晚我也是彻夜不眠，辗转反侧，为了维持家计而一筹莫展？一次又一次，我看到灾难在逼近我。让我最害怕而不敢合上眼睛安睡的，是我怕维持不了家计，那么他们就会把孩子们从我身边夺走。我必须把他们和我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样就没有人能把他们从这个窝拿走。

不，我对你们当然不会一点不了解。总有人责备我浪费钱，而实际上我是尽了一切可能省钱。我知道，在天意里是没有人睡得安稳的。我真的能分享你们的焦虑。天意肯定是在做一件大事，不会等到那种焦虑发展到出格而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也膨胀到了超出我的轮廓之外了吗？你是能从局外来看我的人——你说，我身上也有什么东西是多得过分了吗，导致了人们再也看不到我自己做的努力？那么，一个有头脑的敏锐的读者，一个能认真对待你的报告的读者，不应该了解我这种生活碎片中的关联吗？不能辨别出我自己如此难以把握的那件大事吗？

答应我，在你晚上回家之前，就把你为这次谈话做的记录放在你的办公桌上。如果你明天找不到这个地方，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还是在这里的某些纸页上留了下来，不会成为有一天你在手提箱里发现的什么不可理解毫不相干的涂鸦，还琢磨着是否要扔进垃圾袋里去。我希望，有几行关于我的文字还能留下来，尽管你对我说的话多半还都是误解。直截了当地说，我对这些工作人员的保证根本不相信，他们保证我是死不了的。尽管有很多安慰人的消息，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们这个病区绝对没有任何一个老人是会变年轻的，相反我们都在枯萎老气，会消失在这些垃圾里。我希望我至少还能留在几张发黄的纸上，留在一个文件匣的安全的夹层里，带着一种压缩着的希望，希望在你们叫做未来的时候有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读者来打开它。

能证明我做了什么事情的最明显的证据是这张我和男孩们的老照片。它至少能说明我的一部分努力。离婚把我们抛出了现实，把我又一次流放到了乡下。我想我的丈夫是很愿意留下孩子的，让我一个人在从他眼皮下的图景中消失——就好象他怕我会用一种古老的复仇方式而杀死孩子们，然后在一声黑色的悲鸣中冲天而飞，消失在云端。不，我的复仇很明显是更加现代的。我想的是要正儿八经地回来。所有那个时候对一个离婚妇女的蔑视轻辱，我都要狠狠回击。

最初的任务自然是给孩子们一个新的家，要和过去一样完整缝合严密，不，还要比过去更加强大牢固——一个不会再碎裂的家，一个能保护你一生的家。而我就好像站在这一切的中心。这个新建的家一定要坚固，不仅仅只能应付所有意外的狂风。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成为一个家而没人注意到这里缺少一个父亲。我相信，不管怎么样，即使其他一切都不对头，但在这方面我是成功的。这里的照片就是一个明证。经过那么多年，照片已经有些卷曲不平，有了些污迹，不过我相信你还是能看到从照片上闪现出来的安宁和幸福。你能看到，两个男孩子都穿着整齐的水手服，头发梳得整齐而发亮。我自己也穿戴着一些随意而暗色的衣饰，戴着头巾、项链和胸针。我们都在笑着，神态安详而坦然，毫不受挑衅的样子。小男孩的头紧靠着我的头，好象就是从我的太阳穴长出来的；一看就明白，我们俩是一体的。他的一只手也抓着我的胳膊，就好象是一个封条。那个大一点的男孩看上去好像是独自坐着，但是在照片的下方可以看到他在寻找着摸我的手。小男孩的神情中可以捕捉到我前夫的样子，不过，真正想做这所房子里的男子汉的还是那个大孩子。他的面容在无助无奈的男孩和承担责任的男人之间变换，好象有水纹波动的丝绸。他努力要做他自己的父亲，实际上他有时看上去能成功地达到自己的意愿。但是，如果一个人同时想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那么你还能真的相信他吗？无论如何，我真的不喜欢他。他太像我了。虽然我这么说的时候，他向后退缩表示抗议。

在照片上的这一小群人后面没有什么背景，只有一片模糊的昏暗色彩。没有哪怕一件东西你能分辨清楚。这三个人好象是无中生有变出来，他们没有背景，但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在他们的身体里，在他们的“我们三个人存在”的那种表达里，成功地创造出一点可靠的现实。这也是我成功的地方。

那个大一点的男孩看上去好像是在听什么声音，好象是用敏感的皮肤在听，而不是用耳朵在听。这是相片里最让人不安的地方。就好象我为我们创造的那点安全感对他还是不够的，就好象他已经离开了这种安全感，他也准备着来欺骗我了。

那我就更加相信这个小男孩的笑容了。他的眼睛当然还有点犹豫不定，好象他还不明确地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而且看来在很多很多年中一直都不会知道。但是他尝试的微笑是和我属于一体的，是朝着我来倾听的，还期待着继续从我这里得到安全感，日复一日不变的安全感，像是一个刚刚熨平还散发麻布香气的安全感。

在照片上的三个人之间有一种坚固的亲近关系——但同时又有一定距离。没有必要的话是不会互相触摸的，既不用话来触摸，也不用手指。我知道。男孩子们就是那样的，该怎么说呢，就是——不知足？他们很愿意得到赞赏和爱抚。但是，我担心的是把他们宠坏了。也许他们就会变得傲慢不逊，也许会变得过分脆弱，我的意思是说：不是真正的男子汉。我对自己说，我得控制住我的话，我的手，为了他们着想。

那么我自己的相貌呢？说真话，还是蛮漂亮的，没有任何装模作样，对我受到的排斥，有一种很平淡的、微笑着的抗议。这种清爽的神色，几乎还没有开始出现双下巴，是对那个不懂重视这些价值的男人的唯一的控诉。整个面容就是一种平静而确定不移的报复。

但是，在目光里还是有什么东西，并不符合嘴唇边的微笑，有点忧郁，或许还有那么一丝恐惧。除了那个把头钻进摄影机黑布下面的摄影师，那双眼睛还看到了什么？当然是蔑视吧。蔑视就是这种日常天气的一部分。但是，令人胆寒的是，在目光里还有一道低头认罪的色彩，一丝自我蔑视的神色，等于承认别人的蔑视是对的。

所有这些其实不过是些淡淡的色彩而已。围绕这一小群人的真正完整的光辉——不，首先不是安全感，而是自豪感。在我的脖颈上和包头巾上既没有珍珠也没有名贵的钻石，只有一些廉价的装饰品。我从来不在乎给我自己买什么东西。我的首饰就是我身边的男孩子，我会推到前面来的男孩子，我不仅给了他们一种新的牢靠的现实，也已经带着他们在朝着生存环境中体面地位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段。 他们身上闪耀的就是我的能量。这就是我的作品。他们是我的作品的全部。这是不用多说实实在在你可以一览无余的。

这当然也有代价，在眼睛下的轻微暗影是一种几乎觉察不到的证明。为了创造所有这些成就，我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不眠之夜。在这幅幸福家庭的图景的每一小片光彩后面都有无尽的艰辛，是千辛万苦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我为这两个男孩付出了一切。为了他们，我没有去找一个新的丈夫，而这本身最后也是一种幸运。人们在照片上看不到的是我到底有没有得到什么回报。这点我难以相信。一切都是我的付出，一切光芒都是从我这里散射出去。没有任何报酬进入我自己的账户。

听，从这张照片里升起一种喃喃自语的声音，一种持续不断的脚步声，而我过去居然从来没有听到过。你在背景里看不到一件家具，一块碎布，一幅图画，只能感觉到那种不停的窃窃私语，还有重复出现的脚步声，会穿过照片而来。这个小小的家庭里，显然是充满了互相叫喊的寄宿者，总是有人去厨房去洗澡间或者厕所，总有人横穿过人的谈话和睡眠。原因自然很简单，因为我不顾一切要应付家庭的开支，尽管我运气总是不好：钱总是不够用！这下我突然明白了，这些扯碎了信的碎片那些谜语一样的字是说明什么，说什么要是我不能控制我的理性，就会加入外国人的军团。那肯定是涉及到我给他的信，要求他赶快付欠了好几个月的抚养费，既是央求他，又是威胁他。而这个长不大的小男人回复的是一种威胁，说要躲藏到没有律师能找到他的地方去，与其说这是一种乞求，更公平地说也是一种侮辱人的耍无赖。我是在肚子里都感觉得到，这封信正是在我要准备那次繁重的行政管理法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寄到我手里的。

这我也必须对付过去，没有任何人的帮助。

我在这封信的背面还计算过，这次我还能让我睡多少时间。在我的很多不眠之夜，我就是这样躺在那里计算过的。课程，考试，和孩子们一起做的家庭作业，为了挣面包要写东西，回家要带吃的，缝补衣服，打扫房间，等等等等——每个晚上都不能睡满四小时。在这一切事情中间要四小时无意识，那都已经太多了。

但那个时候我还能睡着。现在我再也睡不着了。

我没有留下更多他给我的信。而我非常清楚这是为什么。我后来把这些信都烧掉了，或者撕毁了，为的是不让它们落到男孩子们的手里。我不愿意让他们得到一个扭曲的父亲的形象。

这些信件肯定伴随过我度过所有这些年月。我读了又读，用这些信件来折磨我自己，直到它们都几乎要磨损掉了。只有这张残破可怜的信的碎片我还保留着。我肯定反反复复地给孩子们说过他写了什么。当然不是直接给他读这封信——孩子们又不知道其中的前后关联，他们不会懂得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是用某种方式把信的内日重新讲给他们听，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他们以为发生过的事情之中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我自己明白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只有我能诠释那些明显属于中立立场的信息。而直截了当地说我也必须让孩子们看明白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为了他们好。他们必须搞清楚，他们并不因为父母离婚而失去了什么，恰恰相反。是在我这里，他们获得了他们唯一有可能的家，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母亲，也是当得起他们的父亲。他们必须看明白，他也背弃了他们。

我不愿意他们看到这些信，也不愿意他们看到我们被迫离开的时候扔进了搬家汽车里的最后的东西，我永远不会把这个东西给他们看。不过，你是当然要知道的。那是一两个完全让人出乎意料的字：沉重，但是特别地真实，它们在汽车地板上四处滚动，就像我母亲给我们的结婚纪念品，那些半旧半新的蜡烛台：——总有一天孩子们会明白的。这是一些非常平常的字，但每次我从那个该死的搬家汽车里搬东西出来的时候，都会让我感到冷彻骨髓。

总有一天孩子们会明白的。我无法说，这一天是否已经到来了，或者这一天还在这个康复收容所里的其他人说的什么将来，在那里等着欺骗人呢。就好象他们根本就不懂，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日子全都在这里，就是此地此时，就像是在那个鞋盒子里的那堆照片里。是的，我是费了大力气对你说，一件又一件按顺序来，因为你需要一个故事。可我知道，我明白，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之前”，没有什么“之后”。在我身上，膝盖和头还有脚上的伤口是一起疼痛的，没什么先后。那些人们顽固不化地叫做将来的，只不过是从一开始就在这张照片里存在的威胁。

要紧的事情是你得有生命保险。这我太清楚了。曾经一度在这个世界上，我在天意那里本来还是有很高级的位置的，很可能是伤害处理机构的一个什么部门主管，虽然在我今天这种伤痕累累残缺不全的情况下，没人还能看到我当过什么部长的痕迹。谁还能在这只在毯子上乱摸的手上看到这点呢，这只手和其他东西都没有了关系，只有一点点重量还留在中指上，才能把这个柱子留在下面？谁能从这么一只手推断得出，它曾经属于一个你不能小看的掌大权做决策的人？但那个地方我可达到过。是我百折不挠的意志把我带到了那里。事实上也是我的大作很有光彩的那个部分。是的，你一定注意到了，我还是见过一点世面的。就是你我使用天意这种说法，理所当然的那种样子，已经能说明我们还是属于同一个层次的。这里的其他那些老年人根本还进入不了我们的这个职业范围，可能连天意这个词都从来没听说过。

但是，要紧的是得有保险。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能碰到倒霉的事情，随便什么都可能发生。我总是很害怕的。我想我从小就什么都害怕。上班我害怕我的那些同事，也害怕那些顾客，或者现在人们称为客户的那些人。我害怕这里的工作人员，我害怕我丈夫，害怕那个刚刚在我们这一带住下来的那个女人，她总是朝他飞媚眼。但是我最最害怕的其实还是我的男孩子们。

在不安全之中我的安全就是我的公寓。就在我躺在这里无声无息对我承认我可能再也回不了家的时候，我的公寓还是我的安全庇护所，是狼和死神都到不了的我自己的温柔的巢穴。它会在那里等候着我。医疗保健所可以给上夹板打石膏但也从来不会给我这么多安全。我的公寓会等我。我的手指能记住门上的每个细节，记住墙纸的每个花纹图案。而就在记忆的黑暗之中我还能摸索着走过整个房间。我自己的一部分总留在那里。地板上总有我的脚步在咯吱咯吱地来回地走动，总有我的桌椅的腿在来回滑动。那里总有我的呼吸。事实上，我还听得见有一天我的东西又搬进来而那些姑娘们把东西放错了的时候，我自己激动起来的叫喊：不对，不对，不放在那里。报刊架应该放在那边。我不是说了吗，不对。是那边，那边，那边！我曾经在几个老女友的帮助下从这里溜出去，她们就和我自己一样是不管别人说什么的，但对你忠心耿耿，就像是你自己的手足。不过现在她们神经兮兮看着四处已经都不知道方向了。她们早已让我不耐烦了。不对，是那边，那边！最后所有东西总算摆好了，而我躺到了床上，四肢很帮忙地装配到位了，独自抱着我的电话机，我的又美妙又肮脏的电话机，还有特别长但总是扭结得让你毫无办法的电话线，于是我的加大了声音可以传到随便我想传到的任何地方，可以毫不困难地插进人们中间，就好象我在人家吃饭的时候打去的电话，毫不困难就能插入到正菜和饭后甜点之间。很快的。电话就在那里，在那个等待我的公寓里，在等着听我的声音。我的热切的声音已经开始聚集在电话周围了。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巢穴。

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住在那里，没有任何人！我有一种微弱的感觉，有一度我是考虑过，孩子们已经搬出去了，我可以让亲戚里的某个人来和我分享这套房子。可我对这样的念头简直就不能忍受。格列塔的面孔，也就是我妹妹的面孔，这个面孔让我不知道受了多少个夜晚的折磨。什么她都别想得到！

这个公寓是我的安全保障。

但是在每一点安全保障的内部都会潜伏着某种多毛的眼睛闪着幽光的东西，你看不见它，而等你看到它的时候则已经太晚了。这本来是不论多高的基本保险费你都必须上的保险，而它就在这种安全感的正中心等着欺骗你。就在我男人的内心，就酝酿着欺骗，而在我儿子们的内心，则酝酿着否认。

而就在这个安全家庭的照片里面，就在这个公寓的最里面，在外面的阳台上，我看见威伦姆森把大儿子举在栏杆的外面——六层楼上的阳台而下面是石头铺的院子！这孩子在恐惧中拼命挣扎，两脚乱踢，而威伦姆森随时都可能脱手抓不住孩子，可他只是哈哈大笑，摇头晃头说他那个独特的玩笑：——瞧我多有力气——只用一只胳膊！而男孩子则发不出一点声音。他已经吓得叫不出声音来了。他只拼命朝那只举着他的胳膊弯腰，想要去咬它——最好别咬成，那这个疯子肯定就会抓不住松开手了。我也吓坏了，到了不敢发作的程度。我什么都不敢表示。假装我没看见。

失去威伦姆森的风险我也不敢冒，不能连他都失去。同时我又不敢让他进入我，不能是那种方式。那他就可能把我推开，带着掩饰不住的厌恶。尽管男孩子们喜欢他，是的，在眼下他把老大举在阳台栏杆外面的时候老大当然是不喜欢他的。

可是，为什么我自己没有生气呢？我可以生气而不用显示出来。相反，我只是感到不舒服。我可能还是最害怕发生什么我自己都难以搞明白的事情。当他站在那里，把老大举在阳台栏杆外面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有似曾相识的东西，也是你不想用什么话来说的东西。

在这幅图景里面总有另一幅图景，那是你必须要给它上保险的。

要紧的是，为了这种安全感，你必须放弃多少东西。一切都有它的代价。你可以问我；我知道。我的工作就曾经是，我的工作就是风险的计算。为了这个康复收容所里的安全感，你付出了什么，你被迫放弃的自然就是当一个成人的权利。只有和我最小的孩子里的一个长得一样的那个人，才能在我的安全怀抱里得到一个位置——《圣经》里不是这么写着的吗？你就要变成一个孩子，连你的头上的一根头发都不会受伤害。

真见了鬼，我的头发不已经受伤害了吗，但是我现在是在受教养啊。为了保险起见就得这么做。

这里的安全感自然并不意味着他们轻视小看我们的不安。恰恰相反。他们会治疗我们的恐惧，几乎是充满了关爱的方式，在耳朵里仔细地洗掉它，像喷水梳洗头发一样梳洗它，剪掉它的指甲，磨掉它脚上的老茧，每天让它锻炼，靠着助步车的帮助每天走几步：我们的恐惧应该是在完全健康愉快中的恐惧。正是这样的恐惧能让我们保持活力生机勃勃。我们确确实实就像是受过了惊吓的孩子那样活着。而且我们懂得去珍惜这个安全的怀抱。

于是我们就成了总是胆战心惊的，但又是听话的活泼的孩子。我们会得到一个额外的拥抱，然后掉进孩子的语言中去。再来一勺子。又来一勺子。现在你可真乖啊，好乖的艾琳！你会看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你都没问题啦。我们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就不知不觉地在一个新的童年里接受治疗了。我蔑视我自己。而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过得这么好，尽管还有恐惧和所有那些问题。

但是我受不了这个。

就在这个养老院的生存状态之中——当我们正受到安慰，当我们正得到一块新的吸水毛巾，当他们正在换掉我们身上的尿布，或者是在他们要给我们喂食的时候——我就会突然翻身，就好象从梦里突然醒过来，然后就要大声抗议：——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一个部长啊，我自己就为天意工作，至少从它把我们的保险公司也吞食掉以来我就为它工作了，而且我做决定，非常重要的决定，是在这个医疗单位之上的一个级别做决定。这时他们就开始大笑，只有在一个人的梦里人们才会这么笑。然后拍拍我的肩膀，好象是称赞一个非同寻常地成功的笑话。是啊，这个艾琳，这个艾琳，她可真会编故事啊！甚至还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就好象我以为自己刚从我生活着的梦中醒过来。

要不是我想到了我还能回去的那个公寓，要不是还有彩票和奖卷等等能让我发财，那我就绝对应付不了这种该死的衰老期。当然，还有我的那些要好的朋友。最后提到的朋友，你肯定从来不相信吧？当然是这样的啦，他们只要有时间就来看望我，经常来。今天来一次，明天又来一次，这些是我总能指望的——这是和我的男孩们来看我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我的朋友总会带来好东西，在这个单调乏味的地方，就会大放光彩。那些灰不溜秋的医院的伙食，你一看也明白，是他们不管怎样还在节约开支的明显证据，在本来粗心大意胡乱浪费的情况下还要省钱。可这对我不好造成什么伤害。我的朋友带来的东西源源不断是没有尽头的——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长久的认可，说明我在这个朋友圈子里有什么地位。她们明白我是什么人。她们此处跑来跑去，把我的事情都给办妥了，那种灵活劲，就好像她们是我自己的想法一样。我最喜欢海德维格，她总是给我带来李子或者樱桃做的果酱。就是她要帮助我逃出这个地方。顺便要对你说，这你可不能去随便乱说——别忘记你是有保密义务的！还有一个朋友，是不是叫做爱娃的，总是给我带了新烤的面包，而第三个朋友给我带来一点熏鱼，鳗鱼三文鱼或者不同腌法的鲱鱼，对了，有一种是加了芥末酱的。等她们一走，我这里就真的像过节开宴会一样了，我可以毫不羞耻大吃一顿她们带来的各种好东西。我再也用不着等上夜班的护士还有她那些老一套的药丸子了；我这些东西好多了。

我总是说：——你们别去考虑什么花呀书呀的东西，还有化妆品，只要你们冰箱里还有一点好东西你们就给我带来好了，那我是来者不拒的。我对我的男孩子们也是这么说的：最好是一包巧克力，不要什么花瓶。两个里面有一个，我想是老大吧，还真的给我带来过一大袋虾，还有美味的蛋黄酱。我馋得几乎就忍不住了，马上要开始剥虾子吃。我迫不及待让他走，觉得他穿大衣都太慢了。在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奇妙地安全。

但比有人来探视，比让人安心的好吃的东西还重要的事情当然是那个公寓。这个公寓有我这一生中所知道的唯一安全的平方米。那些墙壁也不会因为什么内心的地震而垮掉。而那些地毯能减轻在所有恐惧的脚步里的不安。在这个背景里，只有那个阳台，顽固地要把一切都当赌注押上去。外面那个像熊一样硕大的人依然还把两脚乱蹬的男孩举在阳台栏杆外，随时都会失手让孩子掉下去。显然这是威伦姆森各种异想天开的疯狂行为之一。但是阳台上的这个场景对我来说不仅于此。我的嘴里都会变得枯干。

我希望，我敢对于对我自己抱有信任，就像我信任天意一样。我最害怕的其实就是我自己。

但是，有关这张照片我们还没有真正说完呢。你在这张我和儿子们的照片里，能看到恐惧的样子。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我刚才对你还说过，我总是担惊受怕的。但是拍这张照片的那个时候，那里面的恐惧还是有特别的原因的。这里我就会进入我的最困难的记忆之一，或者就像我们现在要说的，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展示过的伤口，也从来没人强迫我来展示。父亲的死，肯定是在我离婚之后不久，也是权力给我的一次新的打击，还正是我在承受第一次打击之后站在那里喘息的时候。

出事的时候我不可能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场景好象就在我眼前，比任何图象都更加清晰。他把自己吊死在阁楼的横梁上，显然是用了一根他自己的永久不坏的绳子，头垂到了胸前，舌头伸了出来，好象他要在最后的时刻努力压出一个说明。他的身体在吊绳上微微旋转，等待那些他向他们宣告过这烈士之举的人来。我，本来当然应该是我，是那个隔断绳子把他放下来的人。只是酒气和尿骚气非常难闻，所以我都没有能力进入这幅图像。而蔑视就像一大群苍蝇围绕着他。

但他是比苍蝇先到那里去的。他垂下的脸隐约闪现着自我蔑视的光：——我自己才是臭大粪，艾琳。

这就是他要对我说的一切。你和我，艾琳。可是我也许是错的。他的死亡，肯定还是非常自顾自的，不是为别人的事情——就是一种绝望的尝试，要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上刮除掉，把他这个黏糊糊的污迹整个地刮掉。他要对我说的话，在我以后的生活自然还会出现：一个鬼魂的低声耳语，一种他私运到我脑子里的反复出现的黑暗诱惑。他要在我的身上重复他的死亡。那么我的生活就变成了不停地练习，放弃了又抵抗，放弃了又抵抗，放弃的话也就放弃那么多，正好还保留一个落脚点，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还说不，还可以继续下去。

我肯定是从小就很害怕酒精，那时候他那张意料不到地就已经酒气熏天的脸随时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让我吓一大跳。而现在这种害怕已经都变成恐怖了。家里有时候会来陌生人吃饭，那个时候你总得请人喝点啤酒或葡萄酒吧，否则就让人觉得你太奇怪了。可是举杯祝酒的时候我其实只是把杯子碰一下嘴唇而已。对我来说最麻烦的事情当然是要防止我的手发抖。只要闻到一点点酒精气味，我就会看到他吊在横梁下面的尸体，还有羞耻地低垂在胸前的头。那低声的耳语也就听明白了：——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这耳语是从遥远的地方来的。但是声音明显是和我自己的声音一样的。

我从来不会变成酒鬼。

但我还是一直不断地感觉到这种奇怪的蔑视，好象我和一个老酒鬼同样不可救药，该打入地狱。一种围绕着我越堆越高的蔑视，差不多就像这个房间里所有垃圾，空箱子、塑料袋、橘子皮、稀粥块、又旧又有酸味的尿布、生锈的冰箱和散开的床垫：这些已经被吃掉的日子，总有成群的苍蝇在嗡嗡乱飞。我的目光在这些我生命的残余里翻找，要找的就是一个解释。如果这里有什么罪责的话，我也做好了准备了承担。但是我什么也找不到。一直是别的人在排斥我又没有什么道理，随心所欲就把我赶出了我的童年的家，把我从婚姻之驱逐出来甚至都不给一点——在我后来的生活中当然还有一点像是钥匙的东西，一种上帝的诅咒，但我还没力气去谈论它。也许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可以谈。现在我只想告诉你，我觉得我是无辜的，对这种罚处背后的无论什么原因，我都不承担罪责。

现在你大概明白，在这张安全家庭的照片里，其实还有恐惧的因素。我相信，连拍照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他能在同一张照片里捕捉到两种不同的现实，一会儿是我愿意成为的人，也是我要创造出来的生活，而另一会儿成了我害怕的生活，也是要来征服我的生活。在我的一只有点眯缝的眼睛里有一种忧伤，那忧伤是属于一个永远长不大的总是让人呼来唤去的小女孩；得把她马上叫过来。她总是很害怕，但是同时又不可思议地敢往叫喊声方向的那一片黑暗中走去。在这张照片里又有一种控制性，使得这些男孩子们不会猜想到什么事情。他们也永远不会猜想到。那些捉摸不定的暗影只会让这张照片更深更温暖。被压抑住的威胁会让这张黑白纸片散射出挑战意味的安全之光。

但是我连一根绳子都看不了。它会给我一种无力而瘫痪的孤独感。我无法说清楚为什么。但是我们的内心当然不会比我们可怜的身体更加完整和连贯。这一片意识并不总是和其他的意识联接在一起的，不，可能恰好相反，是和其他意识对立冲突的。所以，你既不能要求一个逻辑的上下关联，也别想从我这里等到什么结果。你肯定也不会那么做。你一定是经历过很多事情的，是开过眼界的。如果你已经听我说了这么久，你当然就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新手了。

我们大家其实都孤独。可为什么就是现在会有那么巨大的失落感，一种能明显感觉到的孤独，就好象它几乎有一个面孔可以看到，一个声音可以听到，对，甚至是脚步声，你都能辨认得出来的脚步声？

我可以感觉到，当我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孩子们会怎么样用他们的失落感来困扰我。他们刚为了玩具而吵闹了一天，或者为了随便什么事情，等着我回家来给他们一个评判。我会情不自禁地哭起来，对他们说在我这么艰难的时候他们还这么不懂事不团结，让我真是失望，可这时候他们根本也不懂不明白。而且我可以感觉到，当我没有满足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求助一个更高的法庭了。他们就会寻找那个更高级的权威，他们能在这个家里一直感觉到的父亲，但只是一个让人痛苦的空白。

但是，那时他们就应该明白我的孤单，明白我独立支撑一切是多么沉重，明白在勇气和金钱都不够的时候我会多么难以呼吸，而我还得用肩膀扛住这个家越来越沉重的天花板。

当我在没人看到我的黑暗中舔我嘴唇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从越来越短促的睡眠中突然惊醒的那一瞬间大叫出一个名字让我自己也吓一跳的时候，那时孤独其实就在床上躺着我的旁边，那么明显，以致于我感觉到它的屏住的呼吸，它们的残酷地抽回去的手，还有那种否决我的欲望，要把我的身体推开而去接纳另一人的身体。天哪，我毕竟还是一个有各种需求的女人，这是我不用对你明说的。这张孤独的床其实是一个让人受刑的行刑台，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酷刑能让我开口说出来。这种事我是不说的。

那个把我从婚姻中抛出来的男人，我把他当作我的解放者，父亲，我的崇拜者，我的裁判——当作可以修复被我的童年打成碎片的一切的人。但是他自己是个被宠坏了小男孩，从来也没有看见我。好象那也是我自己的错。

为什么自杀有这样一种美丽的光环？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以通常的方式来害怕死亡？是不是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可以给自己带来这样不需要帮助的伤害？是不是因为只有我自己的绝望行为可以把我从那种保护人的群体中分离开来？无论如何，天意做的事说的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受我们自己的伤害。由于某种原因，天意总是知道什么对我最好。

我们经常在嘴里说着“死”这个词，不过，那自然只是日常生活里多多少少令人不快的事情的一种描绘。一个沉闷的下午简直能把人闷死了。或者某一项开支的削减对于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可能就是宣判了死刑。现在我们已经不用再遇到明显可怕的死亡了。这我们应该感谢天意。我现在处在一个生活里走下坡路的倒霉的章节，在过去这也会有一个更加不幸的名字。现在这起码还叫做“康复”。

要是我没有什么玻璃碎片在眼睛里就好了。它让我看到那些我本来更聪明的话就闭上眼睛不看的事情。

就连这里其他老太婆也不会完全相信所有这些让人安定下来的保险。有时候，会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战穿过整个病区，这种事情我可以说，但是记不得任何特别的情况了，那种感觉很强烈，能让你在嘴唇上和关节里都感觉到。有时我们坐在白天休息的那个房间的电视机前面，一边还挠痒痒，有时我们拄着拐杖在走廊里溜来滑去，或者就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张大嘴巴，一边等着人家许诺给我们的青春到来——在同一时刻我们全都能感觉到一种陌生的力量正在进入这所房子，大门随时都会打开，我们就会失去一切。那也许就是医生扔下来的几句话，而且会闷在那里慢慢烧着的话。也许就是我们中间某一个病人突然发作燃烧起来的症状，一个和我们病床脚跟那头的曲线图并不符合的信号，或者也不符合医生巡视病房时的许诺。或者那就是一种外来的被禁止的洞察力，就像意外的穿堂风一样穿过整座房子。所有人都会颤抖，也都难以找到词句，都能明白有一种突然的叫法，要比什么“你”都远为亲切，也不害羞，而且是很吓人的。突然间，我们全都像是第一次去看学校牙医的小学生，都在候诊室大呼小叫，因为想到了里面等待他们的所有鲜血淋淋的拔牙钳子和巨大的钻头就会焦急得要死。甚至那些在头发根底下还有一点点批评性和成熟性的那些人也都被卷进来了，这里面也有我。在这种死亡面前，我也只会浑身发抖哭哭啼啼，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要是在其他的情况下，我还欢迎死亡到来呢。

要等到事情都过去之后，我才会突然想到其实这都是一场演戏。当等待到了最忍无可忍的程度的时候，当我自己也确信，窗户在下一时刻就会被那个多毛的眼睛里还放光的傢伙粉碎，它就会穿过窗户冲进来——那么意外的转折就会到来了。我们就会被人从我们的谬见和妄想中坚决地拉出来。我们等着到来的不会来，不能来——我们怎么能让自己居然相信这种事情呢？死亡只是过了时的一种迷信，我们真的应该聪明一点，不要让我们自己被这么愚蠢的事情给忽悠了。这么粗鲁无礼的安慰能让人高兴，就像是吗啡一样。

于是我们发现，我们突然都年轻了好几岁。

自然而然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康复收容所只是其中的一个部门，就算是最大的部门也罢——它会根据我们对安全的需求而设立的。我可以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证明这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安全可是需要很高的保险费的，每次搞这种戏剧表演的时候，就需要花费出很多这种钱。我们都成了孩子，得到我们渴望得到的那种安慰。我们被人抱到了怀里，在头发上获得爱抚，同时也能知道死亡并不存在。这是我们自己早就应该知道的。只有笨蛋，愚蠢的人，才会用这种事情来吓唬其他人。我们会收回我们的安宁，但是作为交换，我们也就放弃了我们可能通过距离和独立能获得的一切。我们都没有长大，都不成熟，只不过是死不了，可以不朽了。

天意也没把我们当回事情，这是我的不同看法——但是也是唯一的不同看法。因为我们确实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每个床头都有一个铃铛；要是你被那些重大的问题打扰，你可以摇铃。那就马上会有一个护士坐到你的床边，给你带来对于所有问题的回答。至于那些是不是我需要的回答，这个我们可以换个时候再讨论。

这里的工作人员真是太棒了。我没法说，是这个助手还是那个护士特别周到小心是个奇迹，因为我们来不及对他们中的某个人收集足够多的经验。每过一天都总是有新的人来。比如说吧，刚才进来的这个漂亮姑娘，看上去叫做伊丽莎白的，明天她怎么能够还能找到这里来呢，有那么多地方，她偏偏能找到这里？

可是对我来说，这种戏剧是用不着的。这一类的战术我自己完全可以掌握：要把死亡释放进来到足够的程度，直到你被越来越接近的毁灭搞得神魂颠倒如醉如痴——到了最后的关头你再去阻止它。是得通过把死亡放进来放到我的身上，你才有能力去控制它。

我不是已经阻止了我的死亡很多次了吗，我自己的死亡！我站在特朗纳伯格大桥上，紧靠着栏杆，俯瞰着那些黑色的水面，这水在冰凉的时候会散发水汽。这个世界只是一个遥远的岸，有些小小的和你毫不相干的房子。那种吸引力是极为巨大的。在我的意识后面，远远地，我还能听见男孩子们的说话声，依然还是孩子的童声。也许我说出了几句话，告诉他们我想做什么。是的，我可以听见他们的绝望的声音。可他们对我的绝望又知道什么！我的病比他们能料想到的还重。就好象我的胸膛里面有一个水龙头，只会不断地流出血来，流了又流：我在内出血。负压已经太低了，以致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朝桥的栏杆外弯下身子。我现在是在用我的生命做赌注。我几乎已经翻过这个栏杆，感觉到一种狂热的激动。一切都可以失去，或者是赢得，就在此时此刻。这时我突然明白了父亲的低声耳语。他从我的后面想虫子一样钻进来，把他的想法塞进我的脑子，还想把他的手变成我的手。我向后仰起，大口大口呼吸着，呼吸着。突然间我变得疲惫不堪。

现在我想做的事情就是缩到床上去，身边只放一个咖啡杯。如果我星期六买的牛奶面包还有的话，再给我几片面包。要是有人来看望我就更好了。

我想，我的男孩子们也坐在那里彻夜不眠等着我呢。

你的心思到哪里去了？看起来你根本就不在听我说，尽管我才说了一半。我不得不把话从嘴里压出来。就得这样，这才好一些。你换了录音带吗？或者是你在擤鼻子？不管怎么说，现在我好像又容易说出话了。我需要有人听我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孩子，有人刚把奶嘴从我嘴里拔出来。现在奶嘴又放好了，我感觉浑身又传遍了那种平安感。

也就是说我们到了下一章了。你想让一切都按照什么顺序来，可是在我眼睛里“之后”往往是“之前”。我们这一层公寓不大，是由一个做事果断的女人控制的，就像你来的时候我正躺在这里翻看的那本旅游手册上的那个站在白房子前面的希腊寡妇，黑得已经再也改变不了了。那就是我的母亲。她是流亡逃难到这里来居住的，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动，就像一个笼子里的美洲豹。父亲的绝望轻生行为不可能是没有先兆的，但对母亲来说完全是出乎意料让她大为震惊，几乎就是冲着她来的，好象是她抓住了他干的什么丑事不依不饶——而现在的不同在于，她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把自己的苦水都倒过去了。 对，她当然还会继续指责数落别人，痛苦不堪，但是，她随后还要分享生命的那个黑影再也不需要回答了，除了一点辛辣讽刺的微笑，也不会付出更多代价了。

来自银行的通知，邻居的面孔，房东的信件，还有院子里的树上秋叶凋零的沙沙声音——这一切都归结为一个再也明明不过的判决：她丈夫的死亡已经把她永远地驱逐出了那些楼道，那条拥挤的街道，那个她称之为家的灰色潮湿的空间。她是自作自受。突然间她自己就要逃难流亡了。况且，这次死亡事件的内容还必须保持秘密。大家能知道的是——人们抬出去的那个尸体，那个扭曲的脸上还盖一条仁慈的床单的尸体——是死于血栓。他临死前那几年的越来越灰暗的脸色可以证明俗人的看法是正确的。要紧的是，提到那根上吊绳的时候，你得按照顺序来。

在我们的家里，于是有了一个陌生的脂肪堆积起来的女人，可以自称为我的母亲。她夜里去上厕所的时候会摇摇晃晃穿过我短暂的睡眠，头发上还挂满了卷发夹。当我想着，不管怎么样，我得朝她走近几步的时候，她总是穿着黑色短裤衩坐在那里，露着大屁股，刚刚拔出注射胰岛素的针筒。她只是从她的苦难中看着我，目光长久好象在研究什么，像是要考验一个意外冒出来的陌生人。她和谁都合不来，背后总是说我的坏话，而且对孩子们很残忍，至少对大一点的是如此。我本来还希望能让这个家保持住一个家的样子。我本来就已经够困难的了，只能期待着孩子们能团结一致，不要争吵。可她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打骂一个，优待另一个。这样的话，等我回家就要调解他们的纠纷。我再也受不了了，只能伤心落泪，只能对他们说，他们总能够……我就得忍受那么多的罪。

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个自称为我母亲的人必须行行好搬到她自己宠爱的女儿家去。像眼前这个样子是没法继续生活下去的——她会把我从我自己的家折腾出去，就像他曾经也把我从我的童年折腾出去。我不是要求爱情。她连爱情两个字该怎么写都不知道。说起来连我自己都时常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东西。可我必须过得安宁。我身边不能总是吵吵闹闹的。晚上甚至夜里我也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才能应付得过去。总有一天她必须离开。

不管这是怎么发生的，我意识到我还是把这些决定性的话说出来了，还出了一点冷汗。而我这个母亲感到自己深受伤害，马上就要收拾行李离开。她只想对我先说一件事情——

诅咒。

她的话让这些房间都变得令人痛苦不堪地清楚。从门厅的石头地板上散射出逼人的冷气，直透我的丝绸袜子。她说的话那么出人意料，以至于那个窄小厨房外面窗帘依然还飘动着的拉门都显得更加清楚了：玻璃上的光彩和磨损了的图画。在背景里，有一种已经变得永久性的临时摆设，就是那张被驱逐出来的床，还有那盏她有时彻夜点亮的灯。她的那些话是带着老派的客套口吻说出来的：今天你这么赶我出门，总有一天你儿子也赶你出门。

一种诅咒的可怕之处，不是那种模糊微弱的空间，因为它无论如何会通过某种命运的随意捉弄而落到你头上。可怕的是你自己还在促成这种诅咒的实现。就好象一只田鼠自己并不情愿地一步又一步溜向睡着的蛇。

要经过很多很多年之后，到了今天，我才明白了她的声音里的那种蔑视。

刚才我有没有对你说过我那次破裂的婚姻，那个时候穷的富的日子都随着边缘磨掉的金色油漆搬到了搬家的大车上，我的手里突然也拿到一张账单：——总有一天你儿子们会明白的。

我当然就明白了，我母亲的诅咒和我前夫的这张小纸条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的两种不同说法而已。我会失去我的孩子。在他们称之为将来的可怕的事情里，他们看到了我自己没看到的东西。看得那么清楚，好象就是已经发生了事情一样。或者说，他们已经在我的脸上看到了，好像那已经编了程序一样，也在我说的话里听到它来了。他们对我说，我会很孤独，说我总是感到孤独，而事实上也会变得如此。而且，我自己就会保证自己孤独。

为什么我会给自己带来这样的不幸？为什么从我的舌头上只会出现不幸，还有新的不幸的种子？为什么只有我的失败和我受的侮辱会不断提醒你——而且这些失败和侮辱还要求更多的失败和侮辱来作伴？

一切都说明，当我不顾一切地把我，把我们又带入现实之中的时候，我肯定有过胜利的时刻，我们进入了我们可以重新呼吸的现实，进入了别人的眼睛里也有我们存在的现实，甚至还能被承认为我们一度曾经是的人，也肯定是那样的人。一切都说明，我也经历过可以让我欢呼的幸福的时刻——可能就是孩子们在沙发上半躺在我身边的时刻，用那条棕色白色相间的毯子裹在一起，我们大声地读书……那个人叫什么来着，那个在沙漠里在阿拉伯人中间打仗的人，或者是读那个鬼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个带着诅咒的指环，在亲戚们中间一代代流传——而我们时不时还往嘴里塞一块美味的巧克力。那就是我们。或者也是那种时刻，他能看到别的东西而不是看到自己，他能看到我，尽管他把脸埋在我的膝盖里——而我们知道我们很快会那样但还要等一等，你等一下……还有，我讲完一个好故事的时候，就好象微微喝醉了一样，赢得了可以把谈话里的难为情的结也解开的一分，我得到了很多人的笑声，人们笑着互相点头，说“那个艾琳还是长着脑子的”。这样的时刻是肯定存在的，比喝酒还更让人有点陶醉，更美好更轻松愉快，这是不愿意有死亡和沉默的那种时刻，只会飘飘然，没有重量似的，一直飘个不停。

但是，我记得住的就是我的伤口。好象只有痛苦能战胜失忆症。好象只有我们的伤口才是我们和抛弃我们的时光的唯一联系。不，那是我们失去了联络的时光，尽管那些时光比我们自己的呼吸还更接近我们。

我还以为自己曾经是什么伤害处理机构的一个什么部门主管。难道这不是一个地狱的讽刺吗？

我的失败中，最糟糕的当然还是我已经难以记住我那件大事情里的具体细节，而这件大事才是我生活的理由，也是我朋友的旧信一而再、再而三地暗示提及的对我的力量的考验。他们说，艾琳啊，并不是有很多人能够应付得了你经受的这种考验的。或者说：你还有力气受得了，前景本来可不看好啊！可是，我应付得了的是什么呢？我自己都忘记了本来是我的生存藉口的理由——那有一度肯定阻止了蔑视本身的理由！我的命运不济，运气不好，这我看得相当清楚，这种清楚的图像，我想我已经成功地传递给你了。但是我的明显的英雄业绩已经都消失了，除了还有一点这样那样的暗示而已。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唯一的想法——搞清楚我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下来，不要等到它重新从我的脑子里溜走。我做好了准备，随便什么代价我都可以付出，就是要搞清楚我的生活里的这一章。

我有一种微弱的感觉，我的贡献，相当于天意要把我们所有人都从悲惨境地里提升出来进入安全境地的善举，也是我们深信不疑地钻入我们脑子里的全部的那种周到的考虑。但是，每一次我尝试弄清楚这件案子里的事实的时候，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就朝四面八方散开。就好象你想了解事情把握真相的尝试本身就把你本来还剩下的那一点东西给分解了。

关于我自己，我可不愿意使用那些大话大词，但是，如果我还是不得不谈到我这方面的一个悲剧，那么它的意义在于，能证明我的生活清白无辜的那点东西，都已经从我的手里滑走了。

问题在于，是否基本上已经没有可能再详细确认任何事情了，或者说，错误在于我总是去抓那些越来越大而无当的词。“伟大作品”、“悲剧”、“纪念碑”——它们有混凝纸的味道，像是老式的歌剧场景。我有一种感觉，现在的人再也不该使用这种言过其实的词了。如今的时代连云彩都会离地面越来越近了。当然，我是在和我的命运搏斗。但是，它看上去一个就像是浑身挂着令人讨厌的小铃铛的小丑，还有一张咧着嘴大笑的大嘴，能从这只耳朵咧到那只耳朵。

我的贡献的碎片我总算还能抓住一些。我给孩子们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这我已经告诉你了吧？而且我还尽力把他们送到最好的学校去——他们不会缺少我们当初的生活为他们提供过的一切。但是我也知道我的正式地位在什么地方，至少在后来的这段时间里我明白。等一下，给你看看我最近还放在我的手提包里的东西。对，这就是。就是这张有一座宫殿的明信片，所谓帝国风格的建筑，在这种独一无二别具一格的铁栅栏后面。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张没有用过的明信片，只是有点磨损了，明信片的图片上只写了一个词：“工作”。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优点，就是一直都知道我在哪里工作，而其他人全都在早晨还东晃西晃想搞清楚自己该去什么地方。我有这张非常清楚的图片，地址什么的都清清楚楚。在那个庄严的牌子底下有很漂亮的金字：皇家医院。收到这张明信片的无名氏一定会以为我是个医生或者护士或者类似的人物，不过，那就是这个人看照片看得不仔细，或者对我们这个社会如何运作是糊里糊涂不太了解的。

这显然不是一所医院。铁铸的栅栏，华美的栅门，都经过精心修饰非常可爱，主楼前面有个小花园，里面的栗子树、草坪和石楠灌木丛都修剪整齐几乎完美，在绿荫后面的楼房正面宁静安详浑然一体。这里没有什么不整洁的停车场，没有工厂一样的建筑，没有斑驳的墙灰，没有省政府机构常见的那种色彩艳丽夸张做作的窗帘，甚至在入口处也没有嘈杂的声音——而这座小宫殿就在市中心，依然还这么安静，右边还能看到运河和垂柳的光影。这是市政当局拯救下来的那种旧的市区医院之一，又充满爱心地把它改造成了一个人们做周密考虑规划的避难所。在这幅图景里，我真是如鱼得水；明信片最上端就是这样写的，是我自己最得意的手写体。我算是属于天意里的领导阶层的，不论是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当然也就是在中间的这一层，但是我肯定还是一个相对重要的人物。

这种责任感沿着我的脊柱拉紧，就好象一种恐惧。出于某种理由，我有了一种想法，想的是只要修好了天花板会有什么东西松开。做这样一件事情是要花费钱的，这种花费必须不惜代价列入不同预算栏目里去，这样的话，才不会出现过分引人注意的全面图像。但是，真正让人担心的，当然是这些钱到底够不够用来做这件事。如果要想成功保持一个人员齐备完整的机构，还能让所有工作人员都听不到企业界诱惑人的招聘歌谣，那么像明信片上这样殷实的环境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还得有钱去做对外的事情啊。那就变得很滑稽了：一个寒战接着一个寒战在我身上通过，却是为了他们。

那种分裂的感觉我心里很清楚，那是结合了——不，我不愿意说“浪费”，那个词是恶毒的舌头才说得出来的——我愿意说“粗心”，也就是说结合了粗心和焦急，焦急的是经济拮据，钱总是不够花。同样，当马路对面那家商店派来送货的小伙子带来装满货筐的酸奶和黄油，猪肝酱和白面包，香肠和猪排，甚至也许还有一点熏好的鳗鱼或者一对猪脚，那种感觉真好，可以算奢侈但不是浪费。男孩子也到了能吃的年龄，需要很多食物。而同时就总有这种不安的感觉，钱不够花。有一部分钱还得用在足球彩票和六合彩票上——那是我为了一个安全的未来不得不付出保险金。总而言之是不够用。这些钱甚至过半个月都不够。然后就得靠那种让人羞耻难以开口的赊账或借钱才能对付到月底。

这几乎是和我长久不能自立的生活中那段婚姻一样，非常让人羞耻难以开口的。我是一天一次得到家用的钱，为了给老大买第一双皮鞋也要央求他，可也是徒劳——所有的钱他都要用到那条该死的摩托艇上。于是就有了那些充满蔑视地对着你扔在地毯上的十块钱纸币，多少年都扔在那里。

现在我不管怎么说自由自在管家了。只要钱够花就没人干涉我。没别的，我就是得赢。而且我必须减肥减掉十公斤。

但是，最要紧的是必须有足够的钱，才能远远躲开人们的蔑视。有钱能使鬼推磨，事实上有钱也能买到自由。比如说，给办事员送点小礼物，就可以让他们收回成命，等着看看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再说。他们可能来不及在一天之内就集中精力总结出什么可行的想法。到了第二天，又是另外一批人穿着白大褂在这里游荡。我这个抽屉里储存着，可以继续收买他们，拖延更多时间。

事实上送礼物要比威胁人好多了。要不然，你会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只是去管住这些姑娘们了。我毕竟还是天意的什么部门主管吧。那么她们本来就应该是听我使唤的工具，甚至是走狗。可我真的害怕她们随时随地做出的笑容。不管怎么说，我可不是能管住别人的人。

最后，感觉好像不管这么做还是那么做都没有用了，就是把我自己的碎片当作礼物送了人，或者是用一点我可以称作过去的东西去打击别人，都没有用了。事实上，就好像在我企图阻止蔑视的时候，蔑视倒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一点在商店售货员脸上我能看得最清楚。正是这样：我们站在一个家具店里面。你瞧，这里就是我，这里是两个孩子里的一个，是那个大一点的孩子，还有他的未婚妻，而我要给他们买床作为结婚的礼物。售货员有点居高临下的气势，所以我不得不告诉她我有什么职位，而且到这个位置我得怎么样奋发图强，是在离婚之后，是在父方的抚养费也从来不来的情况下，我怎么样像男子汉完全靠自己一个人对付了一切，养家糊口，不管怎么样还把眼前这个男孩子送上了一个体面的社会地位。一句话：我让她看到我不是随便什么人。不过，这个恶棍不仅没有改换成平常的态度，反而是冷嘲热讽，越来越过分地装作彬彬有礼。结果我就得买比我预想的还要贵的床。等我们离开家具店的时候，我能感到这个售货员幸灾乐祸的目光就在我的悲伤燃烧。我们自己也都互相不看。我知道我那个儿媳妇一定是气得满脸通红，不用看我也知道。

我是要让人们看看我在这个世界上都投入了什么。我不是想得到什么勋章。我甚至不要求什么尊敬——我从来不在乎别人走路是否蹑手蹑脚，是否考虑到别打扰我。不需要，只要别说出你的蔑视，至少沉默一段时间，我也就完全满足了。我只要人们看到我取得了什么成就，要明白这个世道对我是不公平的。

但是，我自己都不记得我取得了什么成就！

最最好的事情当然还是立即得到的自然而然的赞赏。我得到过多少这样的东西，我已经一点记忆都没有了。其次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能恢复名誉，这方面我也没有放弃希望。你是可以拿到这么多文件的，你难道不能帮助我吗？你写的报告能不能用那种形式——我想我不敢说是表扬信但至少也是能给我平反的信？当然，你必须写到我那些错误和缺点——你毕竟是为官方机构写，得公事公办——可是你难道不能设法找到一些好词，能为我还活着找到一点好理由？

直接表扬或者后来的平反都做不到的时候，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同情了。就是说，为了一种失败的事情奋斗过的人，四肢残缺地留在尸体堆里，还是可以得到那些在倒下的人中间游荡者的一点点同情。当我被击倒在地上，当我躺在那里胸膛裂开，当我的裸露的还在搏动的心脏呈现在完全的孤独之中，我的亲人也全都背弃了我，那时至少还有跨过我的悲惨身体但不知名姓的人对我洒下一掬同情之泪。他们的低声说的话，他们的凉爽的麻布手巾，还有石碳酸消毒水的水滴，可比护士夜里端来的盘子里的蓝色红色的药片都令人愉快多了。

我只是有一种不太确定让我有点痛苦的怀疑，就是说我的男孩子们也不肯给我一点小小的安慰。当我对任何遇见我的人都赤裸裸地展示我是如何被遗弃的时候，他们嘟嘟哝哝地说我做过头了。在他们远远避开的脸上，我能读出他们疲倦了的判决：就是这些毁掉了我的生活。

可是，他们确实不理解！他们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寻求献身殉道的人。没有什么比这更加疯狂了。是不幸找到我的头上，而不是我登广告把不幸找来的。但是，当我已经被击倒，狼牙利齿逼近我的时候，我还要暴露出我的喉咙来，想最后一次尝试打动那个要消灭我的恶棍，那不是大错特错了吗？

我的男孩子们不理解的是，他们其实也参与了消灭我的行为。当我展示我受到的伤害的时候，他们嗤之以鼻。但是我除了这么做又没有别的可做！我可以料想，在你被麻醉而有所缓解的时刻之后，情况其实会更加糟糕，不可收拾。但是蔑视也会要求人们对它进贡。这种传遍了世界的蔑视，这种我已经在我的男孩子们的举止上看出迹象的蔑视，它会迫使我每天都用我自己的生命碎片去喂养它。

但是，蔑视现在也会把孩子们从我身边夺走吗？他们的诅咒正在我的头颅里转了又转。我就是不能搞清楚，危险是在哪个方向等着我。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使得我的儿子们把为他们奉献出了一切的母亲推开。这个母亲帮助他们穿越了本来不可能穿越的东西，不仅给了他们生命，还在人们把我们的旧生活夺走的时候，成功地为他们提供了全新的生活？

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是我还是有一点迷信。我在十三号这天就不买彩票，而中奖名单也要求某种仪式你才能通过，你要是违背了你就不会不受惩罚。还有一种感觉，就是重大的词和集中的想法，不管怎么样会影响到命运掷出的骰子的运动。因此我母亲的诅咒能把我吓得神魂颠倒。在历史上，你找不到什么理性的东西。为什么孩子们会和我背道而驰，就因为我们没法和母亲继续同住在一个房顶下的时候，我要求妹妹来照顾母亲？其实他们和我一样，对她并没有多少爱，也受不了她的唠唠叨叨和打骂的残忍，而且还总是要搅和在她既不懂又没兴趣的事情里面，只不过这些事情会挑逗起她的控制欲望。不对，当她在暴怒中终于收拾好她的行李箱子离开的时候，孩子们肯定是松了口气的。

威胁是从谁那里来的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明我的孩子们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力量而弃我而去的。总有些什么事情只会在睡梦中来折磨我，那个时候就有另外的、也是非常颠倒黑白的逻辑。我能清楚地看到每个细节。也许这更是伤口，而不是梦。

我明白，我没有权利对你隐瞒这些反复出现的噩梦中最糟糕的噩梦。也许这个噩梦是想告诉我什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也想不出到底是什么。也许那只是毫无意义的那种大杂烩，要是你晚上美餐了一只大螃蟹它就会在半夜来折磨你。我能希望的就是，在你和我一起检查这个噩梦的时候，它可能包含的内容能够显示出来。

在这个噩梦里，我是和孩子们一起到集市上去了，想让人评估评估他们。这是在离婚之后非常自然的事情。我必须让他们站出来，要掀开他们的嘴唇让人们看看他们的牙口。出价的人就用手指沿着他们的牙肉，还在他们的下巴底下摸摸有没有囊肿。一个孩子的下巴有些向前突出，而另一个孩子还没长出门牙。有人把他们的缺陷写在一张方格子的纸上，这张纸又用一个巨大的夹子夹在一块木板上。买主检查了孩子们的角质层，还捏了捏孩子们的二头肌和小腿肚，又无耻地检查下身，想知道是否可能有隐蔽的疝气，还让他们试试爬上叠在一起的几张桌子。然后他把那个大孩子拉到旁边，翻起一只眼睛的眼皮，用一个笔状手电筒直接照进那孩子的脑子里查看。然后对包围着我们的观看者点点头，嗷嗷叫着表示认可。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看到这些人：一大堆的眼睛，还有随心所欲地咧着嘴的狞笑。这才是些确确实实有兴趣的买主。那个动手检查的人其实不过是狗腿子而已。

突然间很多年就过去了，孩子们也都长大了，但是依然还是多少有点孩子气。现在这种买卖就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围绕着我们的眼睛和狞笑还跟过去一样。但是衬衫袖子上戴着那种老式橡皮带子的买主不见了。现在看起来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站在中心了。这些人聚精会神地听我说话，期待着从我这里听到值得注意的事情。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的嘴唇。

我能听见我上面的帐篷顶在风中扯动的声音。扯动得那么厉害狂野，好象要扯成碎片了。我发现我打扮得就像一个集市上老女贩，头上包着头巾，长长的围巾在脖子上缠绕了好几圈。我的手通红，因为冻伤而裂了口子，又沾满了鱼鳞片。我感觉我没有穿紧身的胸衣，身体就朝不同方向膨胀起来，以致于我的衣服都在接缝的地方绷开了。最糟糕的事情是没有了紧身胸衣我的袜子就没有吊袜带吊不起来了。它们滑了下去，滑到脚踝上，而我坐在一张折叠椅上，喋喋不休说个不停，也越来越心不在焉，因为不想让人注意到我的衣服。我的脸颊变红了，既因为天冷，又因为害臊。

我的生活就是靠我能成功地抓住和保持我周围这些人的注意力来维系的。要是他们转过身去散开，那一瞬间我就失败了——这就是控制着我这个梦的法则。但是我不会出卖我的孩子，不论他们出什么价钱！随便什么都可以但就是不能卖。我说话越来越绝望了，越来越多地出卖的是我自己，先把我分成块用一两张报纸包起来，然后再包上一张巨大的牛皮包装纸，最后要用这小小的胶带封好。我是不能停止说话的，连停两秒钟都不行。

海鸥从风的上边栽下来，又扑闪着翅膀飞起来，盘旋着飞走，然后飞回来，越来越不知羞耻。我们在伤害科的病人，通常向我们不安的客户安排保险所要对付的，不就是这些有无情眼睛和可怕鸟喙的海鸥吗？我们是否就因此而提高保险本金呢？不对，现在叫做什么保险费了。我们是否因为考虑到海鸥群越来越大，越来越肆无忌惮，所以要提高保险费呢？它们是某种降临世界的天使。而对它们的程序编制可能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但是我只能从我的眼角看到这些海鸥。我正眼要看的是客户。而且我得着急地说；能说的东西，能卖的东西，都越来越少了。天哪，有些人已经要离开了！我的男孩子们到哪里去了？其实我还没明白什么，就已经明白我把一个孩子都已经卖掉了。而另一孩子我正伸出手去摸——我瞥见了一只不愿意和解的眼睛，而它立即滑走，钻到最远的那只箱子里的碎肉和冰块里去了；努力挣扎着的身体还想钻到冰块下面更深的地方去，要滑开的皮肤给人的感觉是又滑溜又冰凉。不等我找到词汇来说，我就在几秒钟的注意之下，把这个孩子也卖了。我肯定是把他包在那种棕色的牛皮包装纸里面的，因为现在我看见一个买主正扛着那包东西走开，而那个包还在滴血，一次又一次地抽动。我自己的内心越来越空。手也抖动不停。我的男孩子们永远不会原谅我！

而一切都已经是徒劳无益的。客户们早散开了。我看到他们的背影里的蔑视。这种蔑视要比刚才还巨大！

可是我又别无选择！在这个梦里面，只有这些针对我发生的事情。我只是把该说的话，该做的事情，全都塞到这个梦里去了。我不愿意这样。恰恰相反，我是全力以赴地抗拒的！

你从这个梦里能得到什么呢？我当然明白，我的孩子们会怎样来解释这件事情。他们会以为他们早明白了，我总是把他们出卖的，尽管他们过去从来没有被这种想法困扰过。而他们无法原谅我。

但是，这个梦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要点，是他们不会比较快就找到的要点：我其实总是尝试出卖掉我自己，而不是出卖他们。而我像个市集上的老女贩那样坐在那里，连衣冠都不整齐，因为连一件像样的紧身胸衣都没有而羞愧难当——这还不是很清楚的一幅图画吗，说明我从来不在乎为自己做点什么买点什么，结果就把我更加暴露在这种蔑视面前，而这种蔑视像只狼，正到处转悠，在寻找可以下口的猎物呢。为了能培养出孩子们，我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奢侈，所有的舒适。他们需要一切，才能够让生存的恶狠狠的狼眼缓和一些，不至于把他们吞噬。我自己放弃的一切，他们都不需要缺少。而在他们的额头上，他们贴的价格标签的价格，是我自己从来不敢想象得到的价格。

奇怪的是，我自己站在这个梦的中心，而同时又在这个货摊之外的一个地方看着我自己。好象我是坐在另外一个人的梦里喋喋不休地说话，这个梦非常寒冷，冷到了不可能让人醒来的地步。

我梦见的到底是谁？是谁用这种样子把我暴露出来？这里有一种背叛，是我不会搞明白的背叛。

到底是谁出卖了谁？

我也不明白，我做了什么事，就该受这种惩罚，人生最后这点时间会在一堆垃圾里过完。我本来也没有指望有什么更好的结局，知道自己到了老年也一样受人冷落无依无靠。我对任何改变都非常害怕，就像孩子们说的，我本来就该知足了。但是我没想到我的生活会变得如此肮脏不堪，如此臭不可闻！也许我不能说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被人偷换掉了。当然不仅如此，以致于线条都会清晰起来，成为漫画。而比过去都更加清楚的是这种蔑视，它已经穿越过了造物，成了没有边际、疲倦不堪的鄙弃。像是一个唯一的“长臭屁”，在乡下的女茅房里就是那么叫的。

我就是不明白，我做了什么事，就该受所有这些罪。这里面像地狱一般的混乱，没有任何秩序，唯有一种持续不断的折磨和苦难。每一个破纸箱，每一片烂橘子皮，每个生锈的罐头盒子，都在用一种送货上门的投递员的口吻说话，再一次拼读着送货单，坚持说：没错，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地址。我们确实都属于你的生活。

我本来还以为，老年会是一种死板地量刑的惩罚，针对一个人年轻时犯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或者是针对一种所谓的死孽。但是，也许不是如此，而是整个人生都是一种结合起来的罪与罚、罚与罪，就是最会狡辩的律师也说不清到底是先有罪才有罚，还是先有罚才有罪。至少对于我来说，只要我活着，生活就在鞭笞我。只要我还能记得，或者说只要我还能设想，蔑视就一直存在着，一种蔑视连续不断地生出新的蔑视。但是，我是怎么会进入这么一幅图画的呢？是因为我的罪责，蔑视才牵涉到我？是不是我自己成了没人要的累赘，因为我不敢给自己标上更好的价钱？是不是那个殉道烈女自己的过错，所以箭簇射穿了她的胸膛？是不是被车压伤的人自己的过失，让那些围观者至少还尝试用他们的同情来缓解一点伤者的痛苦？

我无法理解。这里真是毫无道理。我的整个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尖叫着的不公平。我知道我死的时候，我的脸会成为对公平的一声呐喊，一张小小的、干枯的脸，围绕着一声呐喊褶皱起来。

因为人们自然会忘记我，就像他们会忘记一切其他的东西，那就让我孤独地死去吧，只要我变得僵硬，嘴巴也不再能闭上了，下巴就那么垂着，就让我那么去死吧。我会在一声呐喊中结束我的生命，而呐喊却不会结束。

不过，眼下就让我一直躺在这里吧，盯住那堆地狱的垃圾堆，它已经成为我的家。过去，我还能在它上面自由自在徘徊飞翔，要不是我现在被带子和重物绑在下面，我当然还可以那么做。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是最糟糕的。当我飘在上面和天花板摩擦的时候，也不会比我躺在下面的垃圾堆里的时候有更多的价值。

对这里面的混乱，毫无秩序，你也没法做些什么。就在一刻钟之前，还有一个护理员觉得，就因为所有这些纸板箱的遮挡，我甚至没法在这么一个美丽的夏夜通过窗子看到外面，这实在是太讨厌了，所以她想办法搬掉一两个纸板箱，可护士过来拦住了她：——你想干什么！就好象这个可怜的小姑娘想要调整世界的秩序，幸亏在最后一刻被拦住了。或者就是她违背了工会的规定。不，在那个护士的声音里，确实还有其他的考虑。她拦住了那个小护理员，就好象这个小姑娘几乎要出什么事故，会严重地伤害她自己，这完全是出于好意。反正我不懂。

这个世界曾经有一度是可以打扫的。我的感觉非常清楚，就和右脚上的蚁走感一样清楚，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怎么样躺在我自己的公寓里那个三角大钢琴下面的坚硬地板上，我躺在地板上清扫。能把这幅图画保持下来的痛苦是非常清晰的：就像你们那些人会说的，我是没指望了，这是经过很好诊断而做的结论。我有可怕的风湿症，几乎可以把我折磨成残废人，而再过一会儿会有一个陌生人来我这里。这个小姑娘不见了；那时候人们家里还是可以用得起佣人的，不是吗？而且男孩子们当然根本不管我，也不管我请什么人。此外，那个大钢琴——会让你产生非常错误的看法。那不过是个又老又破的东西，是我一个女朋友——不是叫丽森吗？——在搬家的时候不得不扔掉的。我想，我是花了一两百克朗从她手里买下来的，或者是我只付了搬运费就拿过来了。我不喜欢随便把东西扔掉；那我情愿我接过来。你可以明白，这琴其实都没法弹了，但是摆个样子还是可以的。这可是一件表示地位的家具。丽森说，那是莫扎特弹过的老琴，或者是什么格什温弹过的？尽管我可能记错了。我躺在下面的地板上往前出溜的时候，那对我来说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标志，或者叫做什么——一种象征？说明我是怎么培养我的孩子们的，说明我怎么样对付一切困难维持我们的生存。

但是，我说到哪里了？对，是说到我在那架三角大钢琴的下面，说到一半了。我钻进了大钢琴的下面。风湿症非常严重，以致于我既不能走又不能坐，但是我还是从床上爬起来，因为很快有客人来，而地板上还有很多灰尘卷成的绒球滚动。客人们的眼睛已经在这里了，看着每个灰尘的绒球。他们耸起了眉毛，还很快地互相使着眼色。我能感到我是怎么样猛然抬起头来，就像一只海豹，滑溜着摇摆着往前爬，要紧的是在猎海豹的猎手举着大棒子奔跑过来的时候，我很快能从礁石上爬到水里去。我的心脏怦怦直跳，耳朵里都能听见。只要把那些长长的灰尘绺也都收集起来就行了。装垃圾的铲子在地板上摩擦，但是现在我的呼吸平静多了：一切都恢复了通常的样子。

那个时候还可以打扫，至少在有人来的时候你可以打扫。而现在呢，成了什么样的侮辱！特别是巡视病房的人要来的时候，我都无法把这里的垃圾藏起来。臭气熏天，整个房间都有苍蝇嗡嗡乱飞。突然他们就进来了。那个医生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鬼脸，跨过那些纸板箱和空的电视机壳子，忍住恶心拨开一块带屎尿的破布和一个漏了底的铁皮桶，这样才能走到我的床前。是用她的鞋尖把东西挑开的吧。我感到很羞耻，以至于脸都红了，尽管这些脏东西其实都不是我弄的，不是我的责任。这个医生先带着责备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于是她看到我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就在我的胳膊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这一拍的意思是说：——你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连她也不敢搬掉什么垃圾。她只挥手赶掉苍蝇。然后叹了一口气，看着紧闭着的窗户。

我什么都不明白。

无论如何，我有一种办法，能躲开所有这些侮辱人的废物垃圾，它们已经堆积得比我的床都高了。我会到遥远的国家去旅行。当然啦，不是身体意义上的旅行，老天保佑我别那样。我甚至都不敢飞，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我总是带着恐怖感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我们这个楼里另外一个离婚的女人安克太太，她的小儿子在一个很远的国家生了重病，她就不得不赶紧上路去看他——我想他的名字叫亨利克，反正还是我的一个儿子的同学。她只拿了护照和盥洗的东西就上了一架飞机，把自己扔进那个完全不熟悉的世界！当然，要是我的儿子们出了这种事，我可能也会这么做，可我一定会吓得一直呕吐。

不，不是那样的，我是在这里的床上旅行，把我的那些旧的旅行手册当作远洋客轮。它们可以把我带到欧洲的每一个角落——我最喜欢的旅行是“轮椅上的罗马”。我还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就到达了南海上的美妙环礁，甚至还可以得到帮助，下到温暖的海水里——护理员拿起温度表看过了，说是三十摄氏度。过去我从来不敢到国外去。对了，我可能到我们的邻国去过一次，那个国家叫什么名字来着，可是我已经无法确定了。

那些真实的旅行，在我自己并不向往的那个层次上，其实是一种风险。想想看，那些省议会的头面人物，今天出发到澳洲大堡礁去，为的是得到新鲜的想法，以便克服康复工作的障碍——想到旅行可能交换来的收获，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冒了多大的风险！我靠这些有点损坏的旅行手册的帮助也算去过了不少地方，我知道那里很远，远到了让人害怕的程度。找回家的那种概率，这么说吧，是还能记得从地狱的什么地方出来的概率，实在是小到了不能再小了。他们冒着留在那些黑人国家再也回不来的风险，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养老金。我们得知道感恩，因为还有那么多人为了我们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我认为，在这里的床上旅行安全多了。但是我也很愿意能够通过窗户往外看看。我不理解，天意都不帮助我摆脱掉那些最糟糕的垃圾，比如那些破旧腐烂的栏杆，损坏了的超市购货车，而首先是那些啤酒箱——看到这些箱子人们会怎么想呢！天意，如果有什么天意的话，应该很热心来保佑我，让我避开所有这些臭气，所有这种肮脏，所有这些堆积起来阻挡了我每一次视线的污垢。更不用说苍蝇了，光是它们就有危害健康的风险。这就好像天意认为这里现在的状况应该是我的生活。你不也是一直收集着很多垃圾吗？现在资源又非常有限，也就那么多资源，那么我们很愿意尊重你的人格，随你自己怎么做吧。

那些看不见的力量，它们会收集所有那些损坏了的纸箱子，所有那些腥臭的鱼箱，所有那些肮脏的塑料袋，所有这些围绕着我的滑腻腻黏糊糊的东西——它们不是和那些力量还是亲戚吗，不是它们说它们会照看我吗，说愿意把我需要的公正还给我？

一种和蔑视交换了样子的公正。

我突然感觉到，你曾经到我大儿子那里去过。别说什么了，不要对我说不！要是你衣服上还有香烟味道我就感觉得更清楚了。你反驳我，我就能感觉到。起先我什么都没注意，但是一下子我就看清楚了。他肯定说了我很多坏话，这点我已经明白了。

你不觉得我有权利为自己辩护吗？你至少可以回答一下吧。好吧，你不愿意告诉我，这次他对你扯了什么谎。我可以告诉你，实际上也不用你说。我很清楚他对我到底怎么样。这个伤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流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疼痛。

再说我也不知道两个孩子里是哪个先对我开火的，或者就这一次他们是串通一气。我能记得的是那些话，那种话是一个孩子永远不应该对着母亲说的。他们说我总是对他们撒谎，有关他们的谎，有关我前夫的谎，有关我自己的谎，有关上帝的谎，有关这个世界的谎。而这谎可以对无论是谁说，只要他还有耐心听——全都是为了从这个或那个陌生人那里搜刮来一点同情，一星半点的安慰，也不在乎是谁。不是说我随便扯谎信口开河，那样就冒着被人一戳就穿的危险，而是我让说的话和发生的事情能狡猾地移动那么几公分，于是内容就改变了。

我太激动了，都找不到什么话说了，我只听见自己反复地叫喊：——可这是怎么回事情！这是怎么回事情！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也完全不懂真相到底是什么。就算是他们偶然碰上了真相，他们也不会认得出来，不知道什么是真相。

你就瞧瞧窗子旁边那张桌子上的文件堆吧，已经堆得那么高，摇摇晃晃，以致有些文件都掉在地板上了。那些我已经离不开的包装盒子，只能装得下我的产品的一小部分，我来得及复制就那么多。用这些文件，我至少已经帮助那些笨手笨脚的人找出真相，那些人靠自己就无法得到这样的奢侈。这么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不幸的人，数以千计的不幸的人，曾经在我的办公室里坐过，面对我也是一部分的这个政府机构，惊慌失措地求助，可也没有什么语言表达，能够让自己受的罪得到解脱，让正义得到伸张。只要他们在自己的镜子里都找不到自己，这些人就被当作空气一样对待。就在这些有破坏力的经验之中，是那些带着巨大的困惑活着的孩子，而现在他们要拿得出不同种类的请愿书，他们必须在这些请愿书里对自己的情况作出精确无误的说明，提供一幅幅精确的图画，调查出问题的根源，还能证明他们的正当权利，即使他们的希望已经被粉碎——同时呢，还会请他们指出，在那些堆积起来要毁掉他们的说得好听非常雄辩其实不可理解的东西里，还存在那些可能的不完美。他们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就像是惊吓坏了的孩子，几乎就成了隐身人看不见了，抽着鼻子嗅来嗅去而手也毫无目的的抓来抓去，还有很多毫不相干的看法，在一种慌张失措的逻辑中横冲直闯。我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生活之书里合适的那些页面，让他们能从他们自己的经验出发，措辞合理地写出足可引人注目的论点，也许最重要的是能够发现那些没有面目的人脸上让人疼痛的粉刺。这些人正在信口雌黄，能把他们说得晕头转向。我的眼睛里一直有的玻璃碎片，现在变得很有用，而我的让人恼火的精确性，能够使得他们幸运地感到惊奇，惊奇得甚至倒吸一口气。

但是，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是我能听他们说话，尽管他们非常害怕，而且我能认真对待他们的口吃，他们的手脚不停地摸索。他们对自己突然的大胆都会吃惊得张大嘴，而把本来对自己都不敢说的话对我信任地倾诉出来。我和这些被人鄙视的小生命是多么接近！在这里我有了自己的正确的元素。和他们在一起我就是真实的了，是一种我自己的男孩子们从来不会理解的真实。而我帮助的孩子们，他们自己也会带着日益增加的希望成长，最后也会一直爱我。我一直还能从他们那里收到信件和鲜花，虽然已经是很多年过去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会背叛我。那里面有我的真正的孩子。

那些文件里，每一份都包容着一个生命。每一份文件都是一部小长篇，一部对那些自己都没有一种语言的人嘲讽地提出要求的精确的小长篇。我帮助他们找到词语，使他们可以被人看见。也许，我给了他们的梦想和希望一种不成比例的空间。但是我也写下了他们知道之后也受得了的事情。那些文件是他们还敢于从中认出自己的小说，是他们还敢于更深地进入的小说。

所以，我就总能知道什么是真相。这可不是像我儿子们想的那样，不付出代价就能得来的。我帮助那些成千上万人找出的真相，几乎是不可能放入一份文件里的——尤其在它们必须是那种可以让人忍受得住的真相的时候。不过，我们团结在一起就能成功。

当然，我对所有这些事情全无记忆。这些事情的的确确发生过，这是靠我总是准备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这些事情我才知道的。从窗子那边的文件堆里传来的窃窃私语也证明我说的是真话。事实上我开始相信，那些积满灰尘的文件，其实是那些能够开脱我的生活的材料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曾经努力让我的儿子们对我的文件发生兴趣——照我习惯的说法，那就是我收集起来的作品。但是我当然没有成功。谁还见了鬼在乎你那些陈旧的个人档案！就那三十多年的尘土你还能搞出什么名堂？你是吃错了什么药还保存这么多垃圾一样无用的生活？我可以肯定，老大就蔑视我写的这些东西。小儿子其实也差不多，但是他从我这里得到的那么多，他就闭嘴吧。但是这个老大，他从来对我写的东西不说一句好话。我寄到他那里的东西，他肯定是什么都不看。我也不读他写的那堆东西。在这点上，我们之间有默契：谁也不读对方写的东西。我床头柜上有他那份庞大的调查报告，已经很脏，边角都卷起来了，还有很多咖啡杯底座留下的圆环痕迹——但从没有打开过。他要说的那些事情我就是毫无兴趣。而且，题目本身就太抽象了，甚至不会吸引一个人自己的母亲去读。不过，他的书放在这里的床头柜上还是不错的。如果我有时候难以入睡我就躺在那里看一会儿书脊上的字，在裂缝和毛边之间我还能辨认出几个词，“健忘症”和“结果”。只要看上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我不太清楚，“健忘症”的意思是“失忆”还是“原谅”。它也可能就是一回事。

不，我这两儿子根本就不知道真相是怎么回事，既不知道它对我的意义，也不知道它在世人的眼睛里是什么样子。我说到这点的时候，想到的还不仅仅是指这堆文件里写的东西。他们责备我，说我撒了有关他们和他们的父亲的很多奸诈的小谎，说得如此谨慎而圆滑，以至于不会有被人识破的危险，而不管怎样还给我带来很多好处。

儿子们称作谎言的，其实我一种绝望的努力，想要在我的生存这一堆杂乱无章毫无意义的东西里面找到一种关联，一种模式。他们打上谎言标记的东西，其实是我真诚的尝试，搞清楚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必须尝试把所有那些模糊不清复杂纠缠的事情都掌握住，正是它们把我的生活变成了一堆废墟。这是帮助我自己，而帮助别人比帮助自己要容易得多！

我被人背叛到这种程度，难道我还没有权利，尝试各种方法，使我能找到一条捷径，穿过人们把我扔进的这一切迷津？他们不是就要让我迷路吗？我其实是生活在流亡之中。在平庸的意义上，我说的这一套可能和他们自认为他们认识的那一套并不总是相符的。大致上看，就好象是我把这一时刻的问题和下一时刻的回答给搅在一起了。但是，在更深的意义上，我直接就闯进了那些我能看得见的爬行在我身边的危险之中。而我有充分的理由对这种将会发生在我头上的事情感到恐惧，难道我还不可以对这种让我恐惧的事情给一个名字吗？对那些可能要来毁掉我的事情做出警戒，那就是谎言吗？如果我不提前那么几个瞬间就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我怎么能对付得了它呢？

而我的儿子们说我撒他们的谎，也许还用这样的理由来摆脱我——这本身就只能证明我的恐惧有道理，说明他们随时会背叛我。我只是用词语说出了我害怕的事情——而他们证明我是对的。

但是，最让我痛苦的还不是他们居然责备我撒了有关他们的谎。最让我痛苦的是他们声称我撒了有关我自己的生活的谎，或者说，我至少试图撒这种谎。最让我痛苦的是他们的暗示，暗示我生活在一种自己的谎言中。

我感觉这就是一种连续不断的痛苦：儿子们的意思是说我为自己创作出这种生活，这种过去，这种条件，这种被人偷窃掉的可能性，要让我成为这个故事里的让人同情的女主角。要是达不到目的，我就撒有关他们的谎，说一大堆低俗的事情，这样就至少让我成为这个故事里的无辜的牺牲品。他们在他们的笔记本里就能找到这种低俗的事情，然后涂写在从日历上撕下的纸上，塞到我鼻子底下让我看。这种伤口我没法治得好。没人有权力用这样的暗示来折磨一个人。这是没有道理的，不公平的，不论你愿意怎么说吧。不过，他们的话还是会一点一点地钻进我的脑子里。

我的生活到底怎么了，就成了一种谎言呢？有人已经试图骗走我的生活，拿走我的价值，摒弃我——而我反而通过艰苦的工作，非常艰苦的工作，通过无私的奉献，赢得了尊敬，让人佩服，甚至赢得了很多沦落者的爱，因为他们在我帮助下得到了公正对待。这里还有什么谎言？而且，在我确实像一些人希望的那样倒霉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有很多人认为这对我是不公正的。这里还有什么谎言？我把儿子们拉扯大了，给了他们一个安全的家，而不是坍塌的窝，帮助他们受到很好教育，而不是成为那种大字不识的跑腿小伙计，不是文盲，或者随便什么等着他们做的苦差使，我也给了他们自己的家，而把我自己留在贫困潦倒的境地。这里还有什么谎言？

而且我也没有让自己成为烈士。我的儿子们不懂的事情，是我总是必须保护自己，对付那种蔑视。我必须时刻准备拿出一种好的理由，才能维护自己的脸面。但是当我突然被打败，跌倒在地的时候，我也必须找到一条出路。我并不想他们暗示的那样，只好展示我遭受的痛苦。我只是把我的喉咙伸给带头的狼看看，希望能平息它的咄咄逼人的气势。

他们说什么谎言的时候，他们的理由也是我好象可以随便说我想说的话。他们忘记了，我周围是一片混乱，充满恶臭，是发霉的期望，还有堆积起来的蔑视，他们忘记了，这一切会在我的嘴里塞满词语，而我自己都不会注意到。我总是害怕，我对着说话的人突然会觉得我有点过分熟练地就把事实摆出来了，而她在经过片刻的困惑之后，就会在厌恶中变得僵硬起来了。但我没有什么办法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是蔑视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要自己去滋养它，而在我最意料不到的时候，就哄骗我把那些词语塞进嘴里，正是那些会增添我的耻辱的词汇。

但是我没有撒谎！

我可不愿意说，连天意都会撒谎，尽管我能看到，在它声称要为我们做的事情和实际上发生在我们的头上的事情之间是有裂缝的。别误解我。我不是不知感恩的人。天意管着我们生老病死的俗世生活，我们的孤单它也过问，这我都感激不尽，但是，要是它还能缓解缓解我们的病痛我就更加谢天谢地，要加上更大的价值了。

不过，这自然也是有前提的，就是说你也得有资源来做这些实际的事情。比如说吧，十二号房间里的那台早就过时的心电图仪，松松垮垮很多年前就没法用了，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使用它，因为这机器毕竟还是涉及到心脏这样的令人振奋的东西。有人把所有的感应器或者现在有别的称呼的那些东西都用胶带固定起来，然后就让这可怜的仪器运转起来。打出来的图纸上，当然就是一条没有用的直线，或者干脆是完全空白的，什么都没有，反正我记不得了。而这时穿白大褂的人就会疑心地问：——你的心脏今天不想参加我们的小小的检查吗？

我知道，在那些现在流行的更加严厉的星宿下面，还把钱押在微小的技术上，那是不可辩解的。在我们这边，密码就是“带着人的面孔的保健”。X光机就扔在破自行车及空酒瓶堆里生锈，实验室消失在蜘蛛网里，手术台沉入了灰尘之中——事实上这些你都可以通过那个裂缝的门看到，就在那两块钉起来的木板下面。这个医院是把钱都投在一个广大的工作人员的接触面上的。

而很清楚的是，当眼下坐在你前面的这张椅子上的穿白大褂的人前一天还是个钟表匠或者清洁工，那么这些新的或者更新换代的仪器，也不会给你什么帮助。她有点无能为力地把听筒放在你的胸部，一会儿听听这里，一会儿听听那里，好象她知道医生就该这么做的，而实际上她的眼睛看上去就像冷掉了的咖啡，嘴里还嘟嘟哝哝地说并不确定的话：——自然会好起来的，自然会好起来的。你就相信我们吧。

天意已经成了一个安慰者和同情者，把你抱在它巨大的怀抱里，还抚摸你的头发：——可怜的小艾琳，今天我们听你说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不过，你不用害怕。我们总是会在这里的。你总是会有很多人在你身边，大家都非常可怜你同情你。实际上呢，你也知道，不会有什么坏事落在你头上的，至少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就不会的。当然今天你是倒霉了，艾琳。不过，你实际上还是得到一次十五分钟谈话的时间，这你别忘记。

把我抱在她巨大胳膊里的这个安慰者好象在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越来越全知全能，而同时呢，我自己变得越来越可怜。就好象天意是从我们的无助无奈中获取了营养，从我们本身的软弱中获得她的力量。

你不喜欢我这么说。而我躺在那个巨大而柔软的怀抱里的时候，我也听见了她们的责备：——你应该把这些诊断留给我们来做啊，小艾琳。你的错误是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啊。你眼睛里那块发痒的玻璃碎片，把你自己的缺点都放大了，然后你还为此而批评我们，而我们只是想帮助你呀。其实我们看得到，你那些不合道理的指责最终影响到的是谁。如果你能在我们的怀抱里安静地躺着不动，只接受我们全部的爱，那么事情对你就会容易得多。我们就不得不给你一点小小的警告了，而这也是为你自己好。而且，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你就想瞒着我们呀？你也知道得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会了解到一切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你自愿说出来。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可以要求得到你的信任。

好啦好啦，你抱怨说，我们没有为你的风湿病做些什么。可你也得明白，小艾琳，天意已经有一件如此庞大的工作要做，要对每一个人的生活负全部责任，同时经济上又需要那么精打细算，来不及照顾到每个人的比较奇形怪状的病症，也不能用我们实际上希望的方式来满足人人的需要。因此，你们必须表现出一点耐心，而且在等待的过程中，要自己想办法堵塞一下你们的流血的心脏，或者现在还有一根可怜的血管在流血的什么器官。从长远来看，我们估计还能再做这些手术，起码还能为每个人都安排一种动感情的联络。

让我困惑的是，尽管来上班的总是些新来的人，她们却能那么容易地找到那些公众接受的词汇。就好象那些行话就装作她们的白大褂里，只要把胳膊伸进去就能拿到。她们总是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处理那些大问题，而把那些让人痛苦的小问题藏到一边。

——这种时候你得努力镇静一点，小艾琳。你分心可分得太多了，一个人同时想到那么多地方去。我们真的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你。

镇静一点！就好象她们根本不理解，一个人的身体的碎片，一个人的所谓精神生活的碎片，是怎样四散在这种空虚中。

尽管对我来说，当然更加容易看到我们的状况，因为每一块小碎片都必须有一点紧紧捆绑在一起的重量，才能把自己保持下面的这张床上。实际上我还有一点称得上记忆的东西，能记住有一个早上我如何把右脚单独地抬高，甚至摩擦到了天花板。这只脚一定是在睡梦中从吊带上扭开了。或者是搭扣松开了，我也搞不清楚。不管怎样，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又是搭梯子，又是按摩，甚至还要输血，虽然我很怕别人的血她们也给我输。而且，自然还有很大比例的所谓谈话疗法：——你对你的情况不满意吗，艾琳？告诉我们，你那小小的脚让你感觉到什么啦？你可不能用这种方式就不要你的脚啦。你自己想想吧，要是人家不要你了，你会有什么感觉啊。

什么呀！

就是你把漂浮着的脚伸到她眼前，她也搞不懂我们其实是什么样子，更不用说我是什么样子。在我的床边，散落着一大堆人体的碎片，停留在那里不愿离去，临时又聚集在一起，变成了有点像是治疗师的东西，然后平静地把一块手的碎片放到我的小臂的碎片上，说话的时候也没注意到她话里的反讽味道：——你真的必须把你好好收拾起来了，艾琳。

你们天意里的人，不需要让自己伸得太远。对任何事情你们都不需要有罪责感。我知道，你们以为你们对我们我们有百分之百的责任。不过，对每个人在想些什么你们还是不能负责任。尽管在这件事上，我已经注意到我们看法不同。你们觉得，对穿过每个人头脑里的一阵风你们都想负责任。而我怕你们还有办法确保那些好的想法，尽管我还没有搞清楚，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进入头颅的洞察力是一回事，你们怎么让我们头脑里的想法走上正确途径是另一回事。不过，你们对我还真的没想出什么好办法。今天晚上我能荣幸地得到你的访问，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

但是，我并不想批判你们。相反，我羡慕你们。我只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就算我自己在这个装置里工作过，有过一点想法，现在也全都忘记了。也许我们还没有走得那么远。可是，把正确的图片装在人的脑子里可是一门大手艺，也正是我想掌握的手艺。而我觉得我总是装上了那种错误的图片。

我怕我小看了天意。可能我把天意看作我自己的亲戚是有点过分了。其实，天意自然要巧妙得多了。而首先可能是更加具有冒险性。正因为它本来是一片好意，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每一个尖锐想法的伤害，因为这种想法会损伤我们的大脑皮层，我们就忘记了问问我们自己，天意怎么能够在每时每刻都知道我们想什么。也忘记了问问我们自己，天意会有一天用自己的全部知识做些什么。

我自己看起来并不能运用我的知识做什么事情。我是站到了所有这些社会联系中心的人，要是如此，本来应该知道一个人怎么避免孤独。

最近这几年，我周围的人是越来越稀少了。这有点奇怪，因为现在并没有什么人死掉，不管怎么样没有正式地死掉。但是，人要互相丢失还是有其他方式的。我当然记不住，我是不是把什么人扔开了。相反，我有一种活生生的感觉，我自己被人扔掉过好多次了，而且他们还把责任赖到我头上。我就是不明白，我干了什么事情而会这样。

我知道，有件事可能促成了我的孤独：我从来不能抵制一个陷阱。我们的教育成长中有很大一部分肯定是用在分辨所有那些巨大的捕鼠陷阱，它们其实是为了我们这些多管闲事的人类而布置在四处的。当然我能看到它们，想看得到多清楚就有多清楚，不过我就是不能打消掉那种诱惑，就是想钻到里面去。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只会感觉到一种不可抵抗的欲望，要想爬到那一小块可怜的奶酪前边去，尽管我也看到那根巨大还闪光的钢丝弹簧夹是如何绷得紧紧的，知道它会怎么样猛然夹住我的脖颈。奶酪其实已经很老了，边角都已经卷曲了，肥油滴都从干硬的表面上渗透了出来，但是气味已经完全变了味——它有了一股病态的甜味，能让我神魂颠倒。我对自己说不行，不行，不行，再三地说不行，但是就在我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之前我已经软绵绵地躺在那里，钢夹子已经深深地卡在我脖颈里。一种比我自己具有的力量还大的力量把我挣扎着抗拒着的身体一步又一步地拖到了这个断头台上。你可能觉得我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太一般了。我要说得更清楚一点。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告诉你我是怎么失去我最好的朋友的。

就是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我记不住她的名字了，只能记住她留下的伤口：我们就叫她丽森吧。我想我从来没有说过丽森的一句坏话，从来不，没有关于丽森的一句坏话。她从来没有坐在什么高头大马上仗势欺人。她是很实际的人，也有一种热情，足够多的热情，能让我感到恐惧。

丽森有一样东西，是我不惜一切代价都想得到的。我真的记不住那是什么了，不过，有可能是一套房子，对，那是一套房子，是我想弄来给我的小儿子的。他总是什么都缺；他和他的那只雌老鼠还有他的老鼠崽子住在一个老鼠洞里，太没本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了。此外，他现在还忙着自己的功课，因为他是上第二轮的课程，一个十七岁的小子——他是从来长不大的，这你会注意到，就算他腰围变粗了，头发了变白了，也照样长不大。一切都是靠我。在这个家里我就是天意了。我的大作总是要对我提出新的要求。而且也总是我要承担风险——承受打击。

丽森的老母亲有一套房子，可能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房子，我的意思是说，小儿子的房子。她已经早就答应过我了。我们只要等这个老太婆归天就行了。我当然着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当然我想要看看那套房子，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忍耐，克制我自己。如果我找什么理由钻进去看看，吓坏了丽森的妈妈，那丽森绝对不会原谅我的。这个陷阱已经布置好了。这块奶酪已经在它的表面上闪烁着肥油滴的光泽。那气味是我无法抵抗的。而且我也知道蔑视会要求我做什么。有一天，我就站在了那套房子的门厅里了，还对自己的不期而至拼命地做些解释。老太婆是吓坏了，也不敢拒绝让我进去好好看看房子。我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了——这就是那套房子啊！我现在当然什么细节都记不得了，但是我可以活生生地想象出它的样子来。你不用穿过那个客厅——当然那是一个会客厅——就可以进入属于私人的部分。从衣帽间里就有一扇门通到一个小走廊，可以进入卧室，卫生间，还有厨房。而他的卧室，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卧室，简直舒适至极了，缺少的就是白色的刺绣了。床当然也应该搬到我愿意放置的那些位置上去。客厅呢，那里应该有一对小沙发，还有一张小桌子，能放置正宗的杂志，而这里当然还通向另一个方向，进入两个房间，一个是让人流连忘返的会客室，来客可以在这里瞥见其中的陈设，而另一房间是上门来做正骨推拿的按摩师接待人的完美场所，能让你充满期待。在这里他可以矫正这个社会的弯曲的脊梁，还能把最难治的病人的心脏也恢复正常。我不需要再看什么了。老太婆告别时朝我伸出手，但因为抖得厉害都没有找到我的手。我明白，这个陷阱又把我给捕捉住了。

丽森再也不想看到我了。我去找过她想解释解释——她全都误解了啊！但是她不愿意听我说一个字。当我成功地在楼梯上拦住她不情愿停下的外套的时候，她都不在那里了——我拉住的就是一只空空的袖子。而且整件上衣都有着蔑视的气味。

我把一切都给毁掉了。人人都对我感到恼火，最恼火的就是我的两个儿子，我想是这样的。我坐在人堆里被人怒视，被人吐唾沫。就好象是我自找没趣。就好象我自己希望这种样子。

我只想死了算了。只想消失不见。为什么我得了那种肺炎或流感，或者我现在得的什么病，还不让我一命呜呼呢？为什么他们要塞给我大量陈旧的抗菌素，还拿出那些稀奇古怪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和我们不会死亡的说法又是对不上号的。

我感觉到他们的永生不朽。这一点我在我周围的这些地方到处能看见。为什么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为我们治疗，让我们活在没有穷尽而又困惑的衰老之中？

从这里的年老一点的人那边，你自己也能听到他们会发出什么声音。从隔壁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实在像是海上大雾中的轮船发出的雾号——她的吼叫声之间正好间隔十秒钟。而她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而这也并不折磨她同房间的病友；这个病友只有一对空空的眼窝，还有一副鸟喙一样的嘴不停地张着要吃食物。这也是这幅图画的一部分，说明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时间的把握——就像那个已经干瘪了的女教师，或者也许是那个女执事，在各个走廊里转悠着追赶她称为男人的猎物；她要在今天晚上就把自己丢失的所有青春年华都活上一遍，还说这是她得到天意承诺的。

她们愿意把我放在同样的老年痴呆症里疗养着。我的儿子们都不再认识我了。当其中一个儿子责骂我说，“你是又重新疑神疑鬼得抽风啦”——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人来抓你！那时候简直把我吓得半死！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从来就没有疑神疑鬼。但是，让我惊惧的是他看到的事情和我知道的事情之间，或者说和我以为我知道的事情之间，竟然有那么大的差距。当我被剪成一个下巴，在这堆垃圾上热热闹闹转来转去，想抓到什么开胃的东西，或者被剪成一个孤独的舌头，孜孜不倦地呕吐出越来越没有根据的有关那些护理人员和来访者的流言蜚语。我已经搞不明白，我自己成了一幅什么样的漫画，但是我儿子们会看得到，而且会在惊惧和恶心中吓得往后退。而他们会把他们看见的从自己的生活中推开，当然不是故意的，甚至是无意识的，但是我会被他们诅咒，会被永远地驱逐出去。

为什么我不能在身体里还保留着一点价值和尊严的时候就死掉呢？事情开始看起来好象是天意和蔑视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是我总是能够控制我的死亡，能够尝尝它的味道，从中还能获得力量，然后把它放回到架子的最高一层。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能对我的死亡做出决定。当我自己的死亡被人盗窃，然后，在我绝望地要讨回本来属于我的东西的时候，我还会遇到困惑惊奇的脸色，或许还是觉得很好玩的不能理解的样子，我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比这更让人感到耻辱。

我不能理解的事情，是你们把我的死亡拿去干什么。不过，有可能是我问的问题不对。要知道人们是很愿意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就是说，在这个只有上帝才知道已经衍生了多久的自以为是、思想复杂、人人以为自己知道得更多更好的混乱网络里面，总有着某种意图，某种目的，或者说计划性。但是，你并不能肯定，里面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能够做决定。相反，要是你相信有什么人能够看到一切，那你就太天真了。等到这个网络发展到足够复杂的时候，它就会开始自说自话了。它会变成一股外人不可决定的力量，它知道所有关于我们的事情，对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能做决定，但是它还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不管怎么样，不是我们能知道的目的。就眼下来看，这种扩散着的权力还不知道怎么样对我们好一点。它也在等待着来自我们这方面的全部的信任。

我怀疑的是，就在所有这一切事情中间，天意其实是依赖我们的。就好象我们的无权无势正构成了它的力量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的无依无靠状态正好就是它的营养。就好象它也不能没有我，否则它也付不起这个代价。

事实上，不论是什么情况，我都不在乎。我就想死，完事。其他什么都别说了。但我不要像这里的其他人那样去死，躺在那里窃窃私语地说着那些等待某一个墓地位置的无穷无尽的长队，他们排的队加了一倍又一倍，而那个不断变大越来越大的丧葬管理局，或者正式地称呼肯定叫做什么处理委员会的机构，同时还在做进一步的调查。我们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知道，“康复”这个词其实意味着什么，尽管我们对工作人员的承诺和保险都感激涕零地点头赞许，还要奉承讨好。就是通过这样的窃窃私语，我知道这里的另一个风湿症病人，我想她叫做古恩吧，她在黑市上买到了一块墓地，拿到了证书。让这里的其他人都羡慕得要死。显然，这让她花掉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可以说倾其所有，但是不管怎么说，她能入土为安了，用不着害怕在天意的太平间大都会里一直拖延着等待，据说这种结了冰的大都市连迁徙的候鸟也会绕开而不愿意停留。

自然，对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不能透露出一点风声。要是透露了，你就会立刻听到这样的说法：——可是，最亲爱的小艾琳啊，我们的小老太婆啊，你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想法呀？你要一块墓地有什么用呢？你当然要继续留在我们这个美好的大家庭里，跟我们在一起啊。立刻把你这些愚蠢的想法抛开吧！你当然是我们这里的小姑娘。还有啊，要是那些讨厌的想法又回来的话，你可要立即给值班的大姐打电话。

不对啊，我要一块墓地干什么啊？我什么墓地都不需要。一块这样的土地，只会强迫儿子们每个星期日都到那里去，还会让他们受着焦虑的折磨，还会感到恶心。我最愿意的事情，就是撒掉算了。我的身体火化烧成灰之后，还没有在风中撒掉的部分，应该撒掉——我就是我最后的愿望。但是不要撒在大自然里，尤其是不要撒在大海里；我对湖啊海啊的从来就受不了。有一个记忆园地对我是最合适了。在那里把我撒掉就行了，无名无姓，同时还受有一点委屈，而我剩下的部分，能够永远带着我那些烧焦了的故事，说给那些还剩在木板箱里的那些老太婆们听。这样一个失忆的花园对我最合适不过了。

还说什么“我们美好的大家庭”。多么虔诚的说法！他们没完没了地说什么集体，什么共同体，以致于你最好不得不问问这集体到底是什么。归根结底，我们每个人在天意那里都是孤独的。难道它不是和随便哪个母亲一样，总是让一个孩子和另一个孩子斗？当你膝盖上本来坐着一个婴儿的时候，另一个婴儿也要爬上来，那不就是一个争风吃醋的情敌，也许正是你最宠爱的女儿吗？对于天意来说，肯定有必要正在它布道宣讲什么“我们大家在一起”之中，又要很清醒地和我们每个人都保持单独的分开的关系。而我们还会感激涕零：我当然愿意独自坐在那个巨大而柔软的膝盖上，而它的胳膊也只搂住我一个人。

但是，要是没有这种想法，你就再也过不下去了。过去你也许还可以带点刻薄地提个问题：可以不可以在你的怀抱之外生活啊？而现在呢，这个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听起来都会这样了：我怎么敢在你的怀抱之外生活啊？

我想，我实在是低估了天意了。天意能够那么深入到我们的内心深处，远远超过我原来想象的程度。谁敢想过一种没有天意的日子呢？

但我愿意死了算了。我只想在我死后还能留下一点什么东西。我想给我公寓里的所有生活用品做一个很详细的目录，然后把它们全都分给儿子们，这样他们中间就不会有人感觉受了欺负。要是我走了，会让他们反目成仇，这种想法我是受不了的。只不过要把东西分配得完全公平合理，那真是难得要死。同时，我又必须给那个小的多一点补偿，因为他毕竟来到这个世界比较晚。让事情更糟糕的是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我只知道，我可收留了一大堆东西，因为我什么都舍不得扔掉。人们的家里都有什么东西呢？我写下来了，把银餐具给一个儿子，把钢琴给另一个儿子——那架坏了的钢琴当然还在吧？要不然可以把这个勾销掉。其实也只有银餐具可以给小儿子。我肯定还有一点家具，那种可以显示我还是成功了的家具，可以证明我们还是回来了。有光泽的桃花心木家具，丰满厚实的绒布，地毯虽然不是真羊毛但看起来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这些家具外表上真是很像样子的，但在我儿子们的眼里当然是很不值钱的——这些东西全都可以送到城里的旧货拍卖行去。不行啦，我这该死的脑子什么都记不住，不记得我有什么东西了。唯一能记得住的就是一幅画，有斯科纳郡的风景——这幅画是他们不能小看的；那些颜色就能把你给镇住了。谁最脸皮厚，好意思说出来，谁就可以把这幅画拿走。还有，在客厅里的那个柜子上，我还有什么样的装饰品吧？我不是还有一个银茶筛子吗？

要分的东西太微不足道了，那儿子们也就只好忍受。他们其实已经预支了我的遗产了。我已经给了他们那么多贴补了，一会这里给一点，一会儿那里给一点。我在彩票和赌博上花了点钱，这是不用他们来抱怨我的。这是我的必要的投资，为的是弄大钱回家，那也是儿子们很乐意看到的大钱。不，我当然不需要因为我的窝很穷很破缺少俗世的财富而指责我自己。为了死后能给孩子们留下真正的家产，我尽了最大的力量，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

我的儿子们应该看到，我们就是我的真正财富。但是我也愿意同时留下点别的东西，这些东西能让我留下来。不过不要什么放在柜子上的那种照相，那种照相放上了就没人再去看了。我要留下的是真正的图片，能让儿子们带在心里的，是不能销毁的，是可以让我在他们的心里继续活下去的图片。

我想我一直能够成功地在他们身上打下我的烙印，但我也担心，这会是那种错误的烙印。我努力尝试帮助他们搞清楚，他们的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这种努力显然留下了欠考虑的烙印，这烙印属于一个……她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被遗弃的老婆，满头卷发会嘶嘶作响的，而且舌头长得到处都是，无处不在？而我的种种努力就是要把他们抚养成纯正体面的公民，能有足够的良心不安——这样一种良心不安，本身就是一种发动机，能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这样的种种努力，看来给儿子们留下一种记忆，好象他们的母亲就是一个流血的烈士，还给他们留下了那样的负疚感，都不敢抬头正面对着我，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我想把我们带回到人们还看得起的地位，这种努力也有类似情形——在儿子们的眼睛里看来，是我拿他们做了交易，把他们给出卖了。其实，要说出卖了什么的话，那其实就是出卖了我自己——我刚才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为了小儿子的缘故，我把我拥有的唯一的像是友谊的关系都出卖了。儿子们真的完全误解了我的一片苦心。他们的“母亲”，和我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他们真不明白，我努力给他们留下的是一笔什么样的财富。

也可以这么想，在这个家庭里有一个盗用公款的人，更准确地说就是一个诈骗犯。不过这不是我。别的我就不用多说了。我能在嘴唇上感觉到，能在空洞的后脑勺里感觉到，今天晚上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是的，我确实是说得太多了。有些话我一定得收回。不是因为我想对你隐瞒什么，而是在这样一个很特别的场合，我急于表白我自己，可能就走得太远了。我身上有那么一块或两块地方大胆了一点，超出了我的记忆残余可以担保的程度。

我可能对你说过，我的两个儿子从来没来过这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的。有那么一两次他们确实找到这里来过，还坐了一会儿——但是他们不看着我！我的最烂的记忆实际上就是我儿子们最后这次的探视。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根本没在这里。

如果你有点不相信，我也可以理解。探视？在如今这种日子里？到这里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子女辈的，或者孙辈的，来看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他们大概也会到我的房间里来，像盲人那样用手指在我脸上摸索，希望能认出来这是他们失去的什么东西。也许还会把我的说话声录下来以后进一步研究。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会忘了，他们其实都有过父母。我的儿子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呢，或者还想到过要找一找？你是这个意思吗？

原则上你当然是对的，不过就这件事来说你错了。他们确实来过这里。你可以在这里看到。等一下，我的手提包里有所有那些东西。瞧这里，这个记账本里，你能看到我给他们两个人各开过一张支票：艾利克·科尔维尔和列纳特·科尔维尔，日期什么的都清清楚楚。是啊，在这个账本里我当然只写了他们的名字。我怎么搞不懂了呢。应该是在最后这两行的。我一定是忘了记账了。我总是很恼火，没有把我给他们的每一样东西都记账记下来。或许是记下来的字刚才还在那里，但是我们的眼睛盯着看的时候它们就会散开不见了。我不知道。不管怎么样，我其实也不需要证明。我有我的伤口，它会告诉我他们来过。又没在这里。

有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他们就来了，两个人都来了。很明显两个人是商量好了一起来的。那些测量好的步子是听义务和习俗的口令的——但是两个孩子反正是来了！当然是被钱的好闻的气味吸引过来的，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找到了这里。他们带来了花，还带了补税的单子，数字比过去要大了好多倍。但是他们不记得了吗，即使这表示圣诞月可以连过十二个月，我也讨厌风信子花。风信子的意思就是葬礼：一个小小的又白又冷的小女孩躺在新做的棺材里，棺材是放在两张椅子上的，窗子上罩着一块床单，所有的东西上面都有风信子的让人窒息的味道。他们应该记得我害怕什么。当然，我会帮他们补交这些税。不帮他们我还能怎么样呢？

有一个儿子还把他的小女儿带来了，她还戴着露西亚节的仙女金冠，还有藏红花小面包和所有过节的东西。他真的有女儿吗？还是他在路上钓鱼一样钓来的孩子，为的是给我更强烈的印象，帮助他对我的越来越缩水的银行账户提出诉求？照道理看，他已经不会找到回他自己家的路了。回不回其实是一码事。不管怎么说，这女孩子长得很甜，头发又长又亮，唱起歌来就像一个小天使一样。

——“你来的时候，他们肯定在走廊里看到你了吧？所以他们也知道了，今年有多漂亮的露西亚仙女来看我。这下子他们真的会注意到了，还是有人来看望她艾琳的，来看的就是她。”

两儿子是努力穿过那些空纸箱、腐烂的柑橘皮、发臭的尿布、成堆的脏纸盘子和拧成团的塑料袋，好不容易才走到我床边的：——真见鬼了，这就是你过的日子啊！你就能受得了？你毕竟还是……

他把那辆坏掉的超市购货车推到更远的地方，推到垃圾堆里。

我要对付的是什么呢？我毕竟还是什么人呢？

他们就这样，每人都从垃圾堆里弄了一把椅子，在我的床两边坐着。格丽约特妈妈，一个儿子说道，也就是膝盖上坐着露西亚仙女的这一个，带着温柔而同时又是自我嘲讽的口吻。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个故事了，但是我能想到，这是有关一个年迈的母亲的故事，她被她自己的儿子们宰割了，都是长大了的男孩子，他们做生意都做得很不好，还欠缴了很多税，开的汽车也总是出毛病，还有很多坏习惯是不负责任的，现在就像拿走她最后的那点钱。

他们也算来过这里，还带来了该死的风信子花，在我还没来得及阻止我那一连串的症状发作的时候，就偷偷看他们自己的手表。他们是穿着自己最破烂的西服到这里来的，这样就可以让人注意到，他们总算还没怎么发胖。这些西服坐在这里微微前倾，好象很专心致志，只是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而有点下垂而已。但是他们的眼睛谨慎小心地看穿我，好象我这个人就是风做成的，是什么人可以很快穿过去的。而他们是共谋着到这里来的——如果他们两个人都坐在这里，那就不给我机会和其中的一个单独说话。虽然，在这里，在他们两人中间，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说话。他们两个人就那么沉重地坐在我的床的两边，但看起来就好像没有人躺在这张床上。我可以在这个房间里听见他们的声音，但声音又是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

诅咒！

难道最终还是她，我的母亲，说对了吗？不，我不能让她根据她的想法来解释这里的情况。我的儿子们是不会把我赶走的，不会把我赶到乡下去，赶到所谓的亲戚们那里去。他们坐在我这里，事实上就是我真正的儿子，还问我今天身体怎么样了，爱情有什么进展了。他们从我身边滑过的目光，还有冷淡而心不在焉样子，明显说明我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是儿子们还是把脸转向我。他们还没有把我驱逐出他们的生活；他们只是太绝望了，难以看到我的存在。

在我们之间的距离还不到一米，几乎不到，他们说话的样子就是我教他们说话的样子，在自己都不注意的情况下会有点笨拙地动来动去，而同时目的又很清楚，好象他们准备要修复这种损害到了家庭的伤痕。孩子们出自我的身体，每个外人都必须用这个想法来驱除掉。而他们依然需要我，尽管眼下他们看不到这一点。但是我这里有的是时间；他们会慢慢明白，我具有什么价值。高老妈？我比她还更有价值。我可不只是那种不声不吭就看着人家来抢劫我的那种人。我会奋斗到底，就为了要让孩子们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我刚才没有告诉你吗，我有过一个梦，我在梦里就是一条海豹，挣扎着爬过了无边无沿的冰海？我要出去勘测地形，侦察情况，要帮助我的儿子们进入这个曾经拒绝我们的世界。这个梦本身要说明的是什么，就是我不顾一切要出人头地，要让我们都出人头地。如果说我最后只剩下了一两个牙齿，还有几个指甲，那也足够让我继续下去。

他们得到的每一次成功，就是我的一次成功。我这里有一张关于我大儿子的调查工作的剪报。据说那是一项令人注目的工作，能提供一种看我们这个社会的新的出人意料的角度。我也许不管怎么样应该好好看看这张剪报。而且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份剪报，上面还有一张小儿子在什么代表大会上的照片。在边上我还写了：“为什么人家要来祝贺我？”对了，我当然明白人家为什么来祝贺我。但是我喜欢听别人来说明这里面的道理。我愿意看到人家围着我的作品转。同时，这张照片还会让我的心跳加快，心都紧缩起来。他居然有这个勇气，去参加什么代表大会！你想想吧，要是他连回来的路都找不到怎么办！

有的时候，我事实上相信，我的儿子们一直是干得相当不错的。如果他们还有年底需要补交的税，那意味他们的收入比他们期望的还多。而且额外收入他们也都花费掉了——这说明他们的生活是在很体面很惬意的水平上，尽管穿的西服有点破旧，好像是要讨好人一样。要说他们没攒什么钱补交税，这是让人恼火的，但是我从来可没教他们做小气鬼，一毛不拔。在这方面，我也许算是一个不好的典范。我对人总是过于慷慨大方，而他们多少学了我的样子，大手大脚。我只希望他们的慷慨大方，在一个上了年纪的妈妈这里也有用武之地。

但是，看来我最终还是能把他们推上一个好的地位，时不时还能出名而又有很体面的收入。我的生活不管怎么说不算是失败的。即使我自己落到了一个垃圾堆里，我还是把他们送到了天堂的这个或那个圈子里。就算是现在他们还不明白该感谢谁，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

不用说，我的母亲和这些毫无关系。我的儿子们毕竟还来看我，还带了花来，就算那些花是我不喜欢的风信子花也无所谓的。而且，他们的眼睛总是不看我，这也总有特殊的原因吧。事情很清楚，儿子们必须目光远大，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要记住他们自己叫什么名字，要记住他们自己是不是已经结婚了，至少能记住还有一辆汽车停放在什么停车场里。他们会合伙干什么事情，这当然让我很害怕，但是他们同时到我这里来，并不一定说明什么。很有可能，这是因为税务局寄出补交税单子的第一个周末。而且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来看我也是可以有原因的。人人都知道，在记忆不够用的时候要和最亲密的亲友保持联络是多难，现在记忆只够差不多一个忘记关闭的手电筒电池能用的那么长的时间。

我也不会认真地相信，迈克尔的诅咒会说中。我无法想象，儿子们现在会比小时候更理解他。我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儿子们讲过，也让他们明白，他们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此外，他们也依靠我啊。他们从父亲那里一个子儿都拿不到。这会让我感到坚强：我只希望，我担的责任可以不那么重就行了。

如果他们能通过考试就好啦！我都不知道他们留级了多少次了，最后那个年级的课学了又学。这情况开始变得越来越让人难堪了。两个人自己都有了很大的孩子，头发也开始稀疏了，身体也开始发胖了。他们怎么能够一边上课还一边照顾好自己的工作，这对我真是一个谜。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高中毕业。我还得继续照顾他们。只要他们还没有成人，他们就得完全依赖我过日子。

他们无论如何还得找到这里来。我会让他们明白。不过他们的来访还是让我伤心。

是呀，要是他们还没有失去全部的嗅觉，那我可能应该让他们重新找到这里来。我有自己的办法来保证做到这件事情。

该死的就是我自己都没法去那里。我很愿意把我填好的足球彩票交了，把钱也交给那个买彩票的糖果店里的小姑娘，还不能让这里的工作人员知道。现在我可以请一个护理员帮我把封好的信封送过去，我只要塞给她一点巧克力算是犒劳她就行了，不过我没法保证她不会在那个糖果店外面磨蹭，出于好奇而想知道我下了多少钱的注。也许我可以派两个互不相干的护理员去，给她们每人一点钱，叫他们不要对别人说，不过那样我就没法用我的那个彩票号码组合了。也许我能用两种不同的号码组合，可我的退休金就不够用了。人不得不这样与世隔绝真是该死！

只要不让我的儿子们知道就行。起码在我中奖之前不能让他们知道。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给工作人员的小钱，这其实也是一种下注。我必须把所有发票都留着，这样我就能给他们看看，我把多少钱用在营养品和自然药物上，还有房租和电话费，还有为死去的同事买花而捐的钱，尽管他们自然知道，我再也没法和什么老朋友保持联系了。更别说还有这么多年我偷偷地塞给两个儿子们的钱，一会儿给这个，一会儿给那个，交换条件是他们得保证对谁都不说，只有我和他之间知道。我要是把这些钱都记账记下来就好了！

当你把生命的很大部分都投入，而一切都变得可能的时候，对这种令人陶醉的时刻，我的儿子们能懂什么？他们哪里会知道那种让人心旷神怡的感觉，因为很快地，非常快地，你就能完全控制你的生活了，你敢正视你的一切问题，有条件得到任何的保障，得到所有的良药。

我总是输——不管是足球彩票，还是六合彩，或者随便什么博彩——这当然足以让我痛心。不仅如此，还要加上这种情况下的失败我得保守秘密。我也无法让别人来帮我，给我的伤口贴上止痛的膏药。儿子们更是什么都不明白。还有康复收容所这里的姑娘们我也必须防着，不能让她们知道。尽管她们每天都换新人，可是在休息室一起喝咖啡的全部时间里，她们还来得及拼凑出一点真相。

不过，这里的工作人员肯定也已经习惯了，知道会有很多钱用到赌博上。这种事情并不只有我一个。老天爷，如果不是有什么撞大运的事情发生，那整个天意是在忙些什么呢？給我们的诊断本身不就已经是博彩吗？这我还不仅仅是指这个医生昨天还可能是个水管工，前天可能还是个学校老师。不，不仅仅如此，我指的还是弄不好坐在我们病床边上的就是一个大学生或者实习医生，就是说，这里的直接的管事部门能放她走到这么远的地方，那样的话诊断就完全是撞大运的冒险了。这个可怜虫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懂这些症状，不敢说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是又不得不弄出什么结果，为的是维护她自己的权威性。而且她对你可是一片好心啊。我对她完全理解——当然，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小伙子——但是在任何条件下我都不愿意让他们做手术。就算我运气好，能给我一个下午的手术时间我也不干——就是说，这些人在上午的手术中还来得及学习到一点这门手艺，知道怎么割开，怎么缝上。

也就是说，医院本身就是一种撞大运的冒险。政府在这个县或那个县里下注投资建立一个大医院，因为这个县或那个县一直觉得政府关照不够，他们还希望这医院能及时盖好，甚至投入使用，而别等到组织者和这个项目失去联系，资金开始往另外的方向流失。我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这里或那里都会有一些空荡荡没人用的鬼医院，有的只盖了一半的，说话都有回声，有的是迷失方向而又激进的年轻人占领了。和处于中心的决策者的唯一联系纽带是他们的预算里的支出账目上几行不可解释的文字。

所有这些当然也是蔑视的一小部分。我无法确切地说明天意和蔑视是怎么会纠结在一起的，但是那些医院的废墟其实是这里面的垃圾的亲戚，有相同的麻木不仁视而不见的气味透过这两个系统。我只是搞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关联。

所有那些官方允许的公开博彩两个儿子当然都知道。那是他们接受的。但是我的微不足道的小赌小博，他们是连一点都不理解。他们有了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还有点脑子，那么他们晚上还能找到回家的路，但是我除了这里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不顾一切下赌注的时候，那种令人陶醉的美好感觉，还有收音机里广播彩票结果的时候，或者登着中奖号码的报纸送来的时候，那种激动人心的气氛——那就是我的欢乐时光。那就是我的生活，我的婚姻。这是我的儿子们应该理解的。

我不要求他们明白的是，当我不惜血本投入了一切，其实也已经知道我会输掉的时候，我还是会有更加强烈的陶醉感。这点我以为天意是应该明白的。

但是，因为我的赌博，真正把我当作批判对象的，是医院里的那个牧师，是的，也就是今天才当上的牧师；昨天他可能还是国安部的警察，或者是税务部稽查员，我怎么知道？不管怎么样，今天他披上了牧师的长袍，不仅得到了新的牧师身价，还得到了和智慧有点相像的东西，最起码是变得冷酷无情。他知道我的这点小毛病。肯定是电脑向他散布了什么谣言——他当然要追究所有的罪行，那样他就能拐弯抹角地把他的上帝悄悄带进来了。他来找我面谈的时候，脸上似乎带着一点点笑容，但同时又很不客气很烦人，好象一个阎王殿里的门神，数落我赌博输掉的那些大数目。他说，你会倾家荡产的，变得一文不名，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一切都会输光，甚至连阳光、青草和能站脚的一块土地都会输掉。将来等着我的就是一张空空荡荡的房间一张磨损的铁床：甚至连这都不够现实，否则还能得到一点点同情。为什么不把钱花在上帝身上呢？你不信上帝，我知道。可是，你就当他不管怎么样存在，你把钱花在这上头。这是唯一的你绝对不会输掉的赌局。要是你下注下错了呢——可我知道你是不会下注下错的——就是错了你也不会输掉一分钱，不会的，连你的灵魂你都不会输掉。如果你赢了呢——那你就有了保障，还得到了无限的爱，比你虚荣地追求的彩票中奖的钱能买到的任何爱都要大得多的爱。

我当然把这黑袍的家伙给嘘走了。不，也许不能直接说嘘吧——我毕竟还得和这种危险的机构和平共处——但是我闭口不说话，我让他没法接近我的内心，咬紧牙关像铁打的一样沉默，逼得他走开。他说的那一套什么更大的安全保障，他自己就什么都不懂。他根本就不懂得输其实也很有诱惑力，不懂得陷阱的可爱之处，不懂得人是多么愿意被钉在一无所有的地方。

但是我担心，天意是完全明白的，太明白了。我开始悟到了，天意对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能预见到我的每一个想法，每一笔赌注。就好象你今天晚上对我的询问不是天意需要的什么事情，但是他觉得我需要。你们跟我玩的是什么残酷的游戏！

是的，我是一个赌徒，还有一个赌徒会有的全部的迷信，但是我什么人都不相信！让人痛苦的就是还有人认为我不仅仅是赌徒，还有别的问题。有关这件事我还有一份文件。也许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有很多文件我是不敢保存下来的。大多数文件让我感到痛苦，只有一把火烧掉才能减轻，或者至少给我几分钟的轻松。可我还是把这些文件里最让人痛苦的保留下来了。等一下，我肯定是装在这个信封里的。对，就是这张。你不会说你早已经有一份复印件了吧！你看，这不过是一张报纸上的小启事，但是对于我来说，这种小纸片是很早以前死神就伸过来掐住我喉咙的手。这是还有报纸的那个时候一篇来自AP的小文章，不对，还不是什么文章，只不过是几行字，说的是美国那边的研究显示，赌博上瘾的赌鬼，其实是喝酒上瘾的酒鬼的一种形式。

每天，每个时辰，我都要防备我的父亲，防备他的地狱一样的对遗忘和新的侮辱的饥渴。光是那种满嘴的酒气就让我僵硬起来了。而且他总是从我背后悄悄过来，不让我注意到，而且没让我有任何知觉，就让我也变成了他。

起先，我也拒绝相信这条小小的启事里写的话。报上总是写很多东西，科学这么说，科学那么说。要是你不吃所有他们警告你别吃的东西，那你就很快会饿死。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明白，在我填足球彩票时的陶醉，还有酒醉后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还有我看那些中奖号码的时候手总是发抖，这都不仅是我的问题，其实也是我父亲的问题。肯定就是那个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字写下来，而且还是我自己的笔迹，写在这张报纸启事的边上：“他一直都在这里！”

是不是我也糟蹋了自己的生活，就像我父亲一样？是不是我也像他那样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毁灭，因为蔑视对我就是这样要求的，它让我一点一点地落入那些对我耸肩膀嗤之以鼻的人愿意看到的下场？甚至就是我自己把所有这些臭味和垃圾弄到我身上，因为我不能自立，就完全缺少我自己的本质？是不是从根本上说，我自己是我的不幸的推动力，自己还毫不知觉？

尽管我那么孤独，好象诅咒已经真的把我击倒，但是我无论如何还没有完全退场。还没有什么事情到了为时已晚不可收拾的地步。我的孩子们实际上还没有把我完全排斥在外。此外，对我父亲的充满劣质酒气里的嘴里发出的谴责，对我母亲为了争吵而发出的诅咒，甚至我的前夫自以为是的算命预言，他们哪里还会在乎呢？我几乎不相信他们还听说过那些预言。谁会告诉他们呢？我当然一直很小心。我必须抵制这个陷阱。不，唯一可能的危险是，那些在我头顶上聒噪的不吉利的鸟鸦，它们在我身上看到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而我的儿子们也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不过，如果是那样的话，看在老天爷的份上，那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我，或者是他们把我推开，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自己都不明白是为什么。当我像狗一样到处嗅着闻着想找到什么解释的时候，我唯一能发现的就是一股无法确定的、背叛你的臭气。归根结底，并不全都是我的错。

最强烈的是当我想到大儿子时我会有的那种感觉。他肯定是最愿意承认我母亲说得对的人。当他有时想造反而且想入非非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具有一点点和我同样的基因。要是被迫用滑稽可笑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外面捡来的孩子！是的，确实如此，我能听见他在很远的地方就那么说话。这样的话真是伤人！但他自始自终是我的儿子。生他的时候的疼痛依然还能在我身体里发作。

但是，让我最痛心的是我这儿子可能是一个诈骗犯。是的，整个晚上我都咬着牙不想说这件事情，但是最好还是让你知道每件事。我也是最近才料想到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的。他不久前还来过这里，带来了一些要我签字的文件——他现在照管我的财务，就是还剩下的那点钱。我的意思是说，所以他来过这里几次。我已经不记得那是什么文件了；我从来不知道我签字的是什么东西。不管怎么样，我不敢拒绝，无论如何不敢事先拒绝。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滥用这些文件。拦住他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这件事情告诉尽量多的人，告诉大家他想干什么，那么真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大家就有所准备。他们都觉得这件事有些讨厌。你自己的儿子怎么可以这样来利用你！在我给你看的这张家庭照片上，你已经可以看到，背叛已经要进入他心里了。你可以在这张照片的下方看到他的胳膊，你看他怎么摸索着要掐我的骨头。

我想这个小儿子也在背叛我，不过有他的方式。尽管我几乎还没剪断他的脐带，他就已经和我拉开临床的距离了。那么看着我，就好象他在做一个诊断。不过，要是他也……那我真的就撑不下去了。我就一直闭上眼睛，当作我没看见吧。不管怎么样，我总得有什么人在身边可以诉诉苦。对他来说，我得自卫，得抵抗这种落到我头上的黑色的锐利目光，得抵抗这种挖苦人的洞察力，那里面一切突然都对得上了，所有那些在周围飘来飘去的碎片都能联系在一起了，一切也都变得可以理解了。

他滥用的当然是我的全权委托，也就是那个大儿子！这是唯一的解释，能说明为什么他的女朋友可以悄悄地就钻进了我的公寓。还把这套房子给霸占了，如今的年轻人就是那么干的。说起来自然是她和我分享这套房子。是，真要谢天谢地了！我可从来没有同意过。我的儿子肯定是骗了我。也许他是乘虚而入，在我很累而且没精神的时候来求我，反正我不记得了。我当然也有我自己很动感情的时刻。不过，至少现在我不要动感情。那样的话，还是不房子退给房东更好。其实我也不会再搬回家了。

那个该死的什么露西亚小姑娘别想得到我的公寓。是的，是的，我当然知道那套房子空在那里好多年了，可能还会拖很多时间我才能回去。但那也不能让她住！那还不如让房东成功，用什么诡计把房子收回去呢。反正你也没法和房东对着干；他本人就是魔鬼，能在六个手指头上玩弄法律。他们怎么还以为他们能在租房管理处跟房东打赢这场官司呢？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什么人。他能读出我的心事，就好象我是什么老掉牙的爱情小说，他用手指尖蘸着口水翻看着，毫不困难地就能够找到我最软弱的那几页。很明显，这个魔鬼当然愿意收回我还有权处理的这些贫穷的平方米的现实。

要是小儿子就不一样了。这个小可怜我一直保护在我的翅膀下面，护着的时间太长了，以致于他自己几乎不能走路。他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他也没钱付自己的住房，甚至不能一个人独自居住。但是，我一直可以照顾他。而且我很愿意至少下一辈子还继续照顾他。她就相反！我想她最像我妹妹。本来也是格列塔把这个我唯一的真正的崇拜者从我这里抢走，尝了几口感到厌倦了又扔还给我。她什么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她想把我本来就很可怜的避难所也抢走，在这全部的非现实中，我只有这几个平方米的安全地。对了，对了：是要和我分享，是这么说的。然后就想等着我死。但是我什么都不想和她分享，既不想分享男人，也不想分享房子。那还不如让魔鬼把一切都拿走。

自从我开始看明白了，看到了围绕着我的这些阴谋诡计，这个房间里就变得那么荒凉，那么寒冷。我不得不一直要求他们查看暖气片。而我的那些朋友，当他们为大儿子辩护的时候，我就开始不相信他们了，要是那些辩护也都站不住脚，我也要把账算在他们头上——他们半侧着身子坐在那里，呼吸时就像嘴里冒出一股烟。只要你还让别人诈骗你，那你身边就还会有人的热气儿。然后就又变得冷冰冰了。

同时，对生存状态的喜剧感就会消失了。对这个世界的痴呆与疯狂的组合，我曾经总是准备好挑衅性的笑声，总是能用目光尖锐的观察在我周围成功地创造出愉快的气氛，现在我也可以说是明显地目光尖锐吧——当我真的开始看的时候，这种愉快气氛和听众却都背叛了我。我注意到了那种情况，你也不时会发笑，既是我开始讲的时候你发笑，我讲了很长时间以后你也发笑。现在你就可以忍住笑了，是吧？再也没有人愿意看着我的眼睛。而我自己现在看得清清楚楚的东西，也不会再让我露出笑容了。

为什么他们全都背叛了我？我拒绝相信，这是什么诅咒的力量，尽管谈到什么六合彩和足球彩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迷信过。在他们脑子里的什么地方一定有一种解释，但是我无法找到它。

如果孩子们不再爱我，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从来没爱过他们。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令人疯狂的误解！我爱他们，远远超过爱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一切。他们就是没有明白我表示爱的方式。他们要求你说那些赞赏的话，要求你搂着他们拥抱他们——他们愿意你说好听的话，哄着他们，抚摸他们。他们不明白，这样的事情，在我出身的那个社会角落是少见。的，而你生活在流亡中久了，你就丧失了很多本来可能掌握的这种语言。你的舌头就发不出这种甜蜜的声音了，你的手也忘记了那些古老的讨人喜欢的动作。此外，你从一般人那里也能得到缠绵的细语和拥抱。我爱他们是有我自己的特殊方式的。我是把我对雪耻的饥渴感灌输给他们。献给我自己的每一点点爱情我都放弃——就为了他们的缘故。他们不需要和一个陌生人来分享我的爱。我为了他们放弃其他一切。而且不管到什么地方我都把他们推到前面，不论是这里是那里，好象他们就是我的一部分，我真的从来不用为他们感到害羞。不管怎么样我们还会回来的。难道我会不爱他们吗？！

是的，我为他们放弃了一切。为了他们，我忍受了所有的羞辱。当然，这让我付出了什么代价，我并不对他们保守秘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对我给他们的那些东西的价值有所了解。我能感觉到，实际上我给了他们那种负疚感，是他们没有能力直接面对的。他们太懦弱了，所以对付不了落到我们头上的命运。

这两个可怜的男孩子，甚至都不懂，人们利用坏良心也能做什么事情，他们碰巧装在脑子的全部东西就是我好像做了广告把他们卖了。其实我是不得不把他们推到世界的前面，在面对世俗的估价的时候把他们弄得好看一点，用舌头蘸湿了手绢擦掉脸上的一点污迹，或者是摘掉一点草屑，还要把他们的毛衣拉拉平。我必须把他们带进可以看得见的世界，带进那个算得上世界的世界。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们交出去。如果有的时候看起来如此，那也是对我在某个绝望的时刻无意中说的什么话做了一种错误的解释。我毕竟也是个普通人，有那种说错话的时候。

错误其实在于我还不够无情，没有把我自己的正确形象强塞到他们的脑子里。那么就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我的。他们可能被那幅漫画吓坏了，搞得他们惊慌失措了。他们能记得住的是否就是一个弃妇，充满复仇的欲望，满嘴都是滑溜的半真半假的胡话？或者是一个有慢性病的烈女，要求他们有负疚感，而他们却没有能力承受？或者是一个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赌徒，甚至把她自己的孩子都拿到当铺去换一点特权好下赌注？是不是这就是他们的母亲？他们不敢在家里收容她，在我们这种时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甚至连她留下的伤口他们都难以忍受了。好象他们无意中就把过分的东西都排除在外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已经不再看我了。他们相信，他们就这样把这个母亲从他们的生活里放逐出去了，而且自己还没有注意到。他们坐在我那张空空的床边，一边坐一个，还说枕头今天看上去好看多了。

诅咒！

这一切全都只是一种巨大的误解。而让这种误解发展到这种程度的又是我自己。是我管不住我自己。

我注意到，你对我是越听越感到厌倦，越来越心不在焉了。我能注意到，是因为我的嘴唇也变得僵硬，舌头也感到笨拙不灵了。可我不太可能把你弄得那么疲倦——我也没有纠缠着你说那么长时间啊。也许，原因很简单，我讲的这些话，你觉得快到了头了。我们已经是坐在最后一个章节里了，你的意思是说：在这个房间里。我已经有了一个小窝，一个小小的斗室，就是在这个康复收容所里也算是非常狭窄的，感觉好像这是要告诉你，也是告诉我，结局已经很快要到来了。

你可别以为如此。这间房间实际上是我在医院彩票抽奖时赢来的。此外，我还有很多话没说呢，我其实比你料想的顽强多了。有好多次，我差不多就要自己跨出医院的大门了——但总是在门房那里又停了下来。我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你瞧瞧这张明信片吧，上面有雪中的别墅，还有祝贺我八十四岁生日的话：这些话那么急促毫不喘气，好像是带着祝福一口气跑上楼梯来的，生怕来得太晚。可这张明信片根本没必要那么着急不安。这个老太婆身上还是有点火力的。最让我担忧的其实不是死亡已经不远甚至迫在眉睫，而是以后这二十年我该怎么过。我必须积攒一笔小小的财产——既是为了能吸引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也是为我自己在排队等着火化的名单里买个位置——这也不是我最担忧的事情。机会肯定很快站到我这边来的。不，让我最头痛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牙齿，是这个假牙，还有这个已经松动的牙床。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活着，而无论如何也是我能吃东西的时候我就活着。现在我已经开始吃也吃得不明不白，说话也口齿不清了。要是人人都不听我说话了，要是对着我的面孔越来越稀少了，要是舌头下面都没有一点点鲜美的味道了——那我就真的活不下去了。没有了牙齿，谁也别想再看到我！

我曾以为死亡就是被连根拔掉，好像我刚才还去过的学校黑板上的字被擦掉。现在我开始想到，结局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他们骗了我的是那种老式的死亡。现在则是一种密不透风的蔑视牵扯到我，一种最后变得非常庞大的蔑视，以致于我不得不放弃，成为在其他垃圾中间的一块皱巴巴的蔬菜。

但是我还剩下一点抵抗力。对了，我当然会抵抗，除此之外，你难道还会相信其他情况吗？星期一我就能得到牙医的帮助——这里给我去掉一点假牙碎片，那里给我补上一点蛀空的洞；我不想说很多细节来让你厌烦。也许他可以当面解释，即使干这样的工作他也不常在家。可我很害怕交通。我当然还是要坐轮椅的，要把我吊起来才能上得了护送的医院专车，而且要好好固定，这样我才不会轻飘飘地浮起来撞到汽车顶棚上。可我应付不了汽车里的颠簸。我很容易晕车，在长长的坡道上经常不断转弯也会让我呕吐。又不好意思又要呕吐。在我们到医院之前天要是能黑下来那就还好。我害怕呕吐，而最害怕的还是我呕吐的时候有其他人看着我。

我能随便它去就好了。但是牙齿太重要了。那是我的最后的价值所在：能够说话，让人听到我的话，而且能够和所有人一样吃东西，不会变成一张两颊凹陷说话咕噜噜作响的脸，一张不清楚的嘟嘟囔囔的羊皮纸。这最后的一点价值我必须坚持到底。

我有没有告诉你，我的孩子抛弃了我？肯定那些蒸汽把这些话强塞进我嘴里的，就是从我周围的垃圾里冒出来的刺鼻的气体。儿子们最近刚来过。我把老大抓在手里，抓了很久时间，以致于我现在手心里还发热呢。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说出的所有那些话，有一点点还可以在这里的皮肤和皮肤之间的地方找到。过去他从来没有用手抓住我。尽管我几乎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这一点我还是可以肯定的。过去我也从来没有把他抓在手里。

我希望，我没有过分地谈论什么背叛。我的意思是唠叨什么孩子们正要欺骗我，上帝知道他们要骗我什么；我其实已经没什么东西剩下了。我被很多怀疑的想法困扰，我想这些想法是和垃圾堆里蒸发出来的气体有关系的。这些地狱的气味让我能清楚地看到一个个画面，清楚得让你感到痛苦，折磨你——这背叛说，这是对很久之前的过去的背叛的一种回应。尽管有蒸汽的飘动，一切都如此确切分明：其中的一个到处打电话，诽谤我，假冒我的名字出卖我的生活，而另一个看着我，就好象我是他的显微镜下面的一个绝对不可信的切片。这是从我身体下面的腐烂物体里冒出来的罪恶想法，或许是来自我的存在之下更深的那些楼层。

不，我不会责怪我周围的这些垃圾。我知道这些怀疑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最糟糕的那堆垃圾是在我心里。最可怕的图像是刚从我脑子的回旋里升起来的，而它也已经放弃了。蔑视并不允许我及时死去。它要慢慢让我在精神上崩溃。蔑视需要我。我的悲惨就是它的一部分力量。

我必须努力保持我的理解。他毕竟握住过我的手。我还想到，他甚至拍了拍我的脸颊。尽管我的记忆，我的记忆的碎片，并不是为这种类型的图像而制造的。

为什么这种触摸是那么孤独的，这样独一无二的？为什么我从来不能触及到我自己的孩子们，而我不是触及到很多其他的人吗？为什么我的爱拥有的那些唯一的词语也要号召我去复仇？为什么我自己不会拥有语言呢？我总是说呀，说呀，说个不停——为什么我自己没有语言呢？

而现在，当我周围的面孔变得稀疏起来的时候，我的嘴也就闭拢，嘴唇也折皱起来，而我再也说不出话来，再也不能……

我从这一生中到底得到了什么！

如果连你也离开了我，那我嘴里就连一句话都不会剩下了。没人听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死了。

实际上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我的末日就是一个没有词的叫喊，一个有点收缩在一起的叫喊。你听不见，因为也没人在听。但是这种叫喊依然还是不停止。最后就没有任何东西了，只剩下一点冷却下来的面孔，一点永远不会停止下来的哑口无声的叫喊。

我真的太累了，突然变得这么不愉快地累。

现在你可以走了。其他人会来照管我的叫喊。

忠诚

“历史”是从一九零九年开始的。这个国家处在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已经有好几天了，或者说有几个月了，因为大罢工而陷于瘫痪，软弱无力地等待着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洪斯堡区的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们聚集起来听布朗廷的演讲，而工人们都因为饥饿好像身体都透明了，他们已经准备好做任何事情：成千上万的人已经绝望，也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他站在那个让演讲者站立的椅子上，身体微微向前倾斜，好像是被那巨大的金属一般的络腮胡子的重量压着。青铜般的声音闯进人们的感官；当人们听他演讲的时候，甚至嘴里都会感觉到金属的味道：

——同志们！

在他的身后，树林耸立，满树的叶子透明得灿烂。而草地闪耀白光，所有人的脸上也都在放光，一个人的光可以照透过另一个人，就好像肉体的缺乏本身已经转化成了能量。在这越来越光亮的光亮之中，只有衣服成了灰色的斑点。

这是革命即将爆发前的时刻。我才九岁，第一次参加一个会议。当它发生的时候，我必须在那里。我是用整个身体在倾听着。嘴唇在跟随着他的话而变换口形，手掌里在撕裂，耳朵里变得炽热。我的身体每一块都在跟随着布朗廷火星四射的语句中正形成的东西。

这时有一阵风刮过聚集的人群之上。在远处正出现一种骚动不安。人群分开了，为某种异样陌生的东西让路。现在我看见了很多马，还有在人群之上飞舞的皮鞭，但鞭梢并没有触碰到什么人。有两辆平常拉啤酒的大马车向前滚滚驶来，每辆都用六匹威风凛凛的骏马拉着，在车板上装着巨大的啤酒桶。

——拿去喝吧，不要钱，这是啤酒厂送给你们工人的礼物！有两个穿的衣服比车夫好看的大汉叫喊着。

于是这个巨大而透明的群体在几秒钟里就解体了。所有人都离开了布朗廷这边，涌向了运啤酒的大马车，酒勺子已经从一张嘴传到了另一张嘴。每个人现在都只顾自己了，又黒暗又孤独，被一种饥饿激怒，而这种饥饿在一瞬间就转化成了干渴。每个人都只有一个渴望：在别人之前挤到啤酒桶那边去，别等到啤酒流完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听演讲了，演讲者已经再也不存在了。啤酒这么快就征服了这些饿坏了的人，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很多人在吼叫着什么，远远听起来就像《工人之子》那首歌，其他人已经躺倒在草地上，让高举的酒杯里的啤酒淋在自己的脸上。

我想我是唯一的还站在演讲人站的椅子前面的人。我能看到，在人群散开的时候，布朗廷怎么样变得越来越绝望。他还是继续说着说着，但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词再从他嘴里出来。看上去他对疏散开去的人群感到很困惑。我成功地捕捉住了他的目光，有一瞬间，他对着我一个人说话，又好像我也是很多人：——同志们。我们失败了，我们的对手已经把我们的腿打掉了。我们会回来的。回家去吧，等待进一步的命令！这次的失败将是我们新的开始。我们伟大的事业始终在等待我们去完成。我们会回来的。

但是，从讲坛上艰难地爬下来的这个人物，和这些豪言壮语实在看不出什么相像之处。刚才还显得高大，一下子又变小多了，还因为失败而有点佝偻，他的脸上闪着泪光；有一滴闪光的泪珠还挂在大胡子上。他转过身去，用袖子擦拭眼睛。然后他大声地擤鼻涕，让目光掠过被踩踏得狼藉的草地，这里刚才还站满了革命的群众。然后他就发现了我，脸上露出了一半的微笑。他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说：——原来只剩下你和我啦！

我有点难为情。在我们家里，没有必要是谁也不会搂住谁的。不过，我当然还是让他搂着我，感觉我的眼睛里都充满了泪水——可不能让泪水掉下来啊！尽管掉眼泪也许并没有什么关系。不管怎么说，我是唯一留下来的人。

布朗廷看了我一会儿，但是他的目光其实落在离开我很远的地方。于是他收拾好他的讲稿就匆匆离开了。我隔开一点距离跟在他后面，有时候他会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不过奇怪的是我还能找到布朗廷家在皇后街上的房子。就在天文台那个山坡的下面。我肯定是在跑腿送信的时候到过那个地方，也许是为人送花。合理地判断，那个时候我还太小，不会给人背冰块到冰箱去。或许就是小冰块，那种两毛五的冰块。不过我不记得了。

最后一段路我看不见他，我是跑着去才赶上的，在大门口还几乎撞到了他身上。他有些诧异地看着我。只有我能看到他刚才哭过了。

——你这孩子，一直跟着我吗？

我默默点点头。

——那最后这段路你也得跟着了。

于是他就抓住我的两个肩膀，一只手抓着一个。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雕像抓住了我。他不说一句话——也不需要说什么话，只是盯着我的眼睛里面看了很久这是一种默契，因为太大而不能用言语来说了。我咬住牙关，为的是不让自己因为高兴而哭出来。

“忠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是啊，我注意到了，当我说“历史”是从一九零九年开始的时候，你吃了一惊。大多数人当然会觉得嘴里说到那个词就已经有点缺德了，不过，我认为你并不属于这种人。有人说，整个事件能够稍微早一点开始就好了，不要偏偏就是一九零九年。说说容易，但是我的材料是从那年开始的。这个文件夹——夹子的脊背上还用印刷字体写着“历史”这个词——没有一页能回到更早的年代。而除了我的资料来源之外也没有任何其他资料来源了。“历史”就是从夹子里的那些文件开始的。在这些文字之前什么都不存在。

我当然明白，在一九零九年之前也一度存在过一个世界，但是那个世界和我们没有同样意义的关系。我们国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我们工人运动的历史——其他的不过是褪色了的军团旗帜，是成了碎片剥落的潘趣酒门廊而已。让我感到有点痛心的是，有关工人运动本身在上一世纪的发展的资料来源都已经丢失了。曾经有人在什么地方谈到过一个叫帕尔姆的裁缝，但是他到底是格林兄弟童话里的人物，还是属于工人运动的传统，并不是很确定的。

因为一九零九年也代表着那个创造的时刻——在那次失败中诞生的是胜利，所以一九零九年其实是好年份。

我得承认，这种看问题的角度有限，是限制在一种狭窄的本国范围内的。在本国之外其实还有大事情发生，比如在英国、奥匈帝国、美国和比属刚果，但是来自那里的回声只是远远地传到这里，归根结底，要传到我们的被保佑和关怀的这个阶段也还有很长的距离。你也知道，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我们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在这里创造出来的是一个典范。事实上，要是我说，就在这一百年中，这种发展的心脏是在我们这里，也不会有任何令人不愉快的反对意见。

我现在是唯一的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人。答案就在这个文件夹子里，当然，也有残片断简散乱在所有这些文件堆里。如果我早知道有这么好的客人来访问我，我会收拾整理一下。不过，就在这个房间里，收集了我们整个失去的历史。我当然也不会否认，还有一部分历史是在我的脑子里。那些生活在离中心比较近的地方的人显然把一切都忘记了，但是我一直让自己处在边缘的位置，还留下了相当多的东西。有时候，记忆的宽带会穿过我的头脑。这就是那些卑贱者的财富。我也会反反复复地通读我自己的笔记本，由此让我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刚才给你讲的布朗廷的那次失败，是那种我自己经常提醒我自己的事情，也就不敢把它叫作记忆了。

此外，自然还有很多日常生活中乱涂乱写留下来的东西，那是我这辈子没法记住的。比如说，这条街道叫什么名字，或者是哪个党此时此刻会以为他们在掌权。但是我还是能够经常出去一小会儿，不是去大门旁边的伊卡超市看看，就是去街角那边的邮局转转，这样我就能让我的生活不散架。

不过，只有到了领退休金的时候，我才敢走那么远。那时候我就把这根线的一头绑在大门的把手上，把另一头绕在我的手腕子上。正好足够长。要不然，我就不出去，就守着我的房间里。

今天我这里有点特别的乱，因为我在收拾行李。这个旅行箱，所有这些衬衫短裤鞋子袜子，还有上帝才知道的所有这些东西，要不是这次重要旅行用得着的话，我都放到一边去了。你可以想到吧，这件事情对我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还得带好我的线。

想一想吧，弗莱瑟要在我出发之前做整整一版有关我的报道。“跟这个世纪同岁的工人”——这可是不错的大标题啊。顺便说吧，我还有几张不错的照片，你也可以拿去用在这篇文章里。这张你得拿着——这是亚尔马•布朗廷，就是我刚才讲给你听的这个人。是啊，你太嫩了，根本就没听说这个大名，不过他可是我们第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是我们这个历史里的打开大门的领头人。如今的政治家都是些毛头小伙子。不过这不是我要说的事情。要说这段历史，我也要低调一点吧。这个词当然是禁止上这张报纸的吧。只要弗莱瑟知道我会提到这件事情，他肯定就会火冒三丈的。

实际上，弗莱瑟就是早先的主编呀。不过，我明白，跟他打交道，就和跟很多其他主编打交道一样：要想真正甩开他们是非常难的。到底是什么时候他曾经召我去开会我已经没有任何记录了。不过感觉好像还是不久之前。他一刻不停地盯着我看——他把自己也镇住了吗？到了最后我都有点困惑了。不过他是这么说的：——要写出报纸来的，是你，是你的那些东西，是老百姓要来写。你要用你的梦想来写，用你的渴望来写。在报纸上要有你的呼吸，在关于你此时此地的那些新闻中间就要有你的呼吸。

话是说得蛮漂亮的。不过这个里面的材料，自然是他不愿意知道的。

但是也有其他人，对于所有我这些文件代表的东西，还是有更高的评价。是从这些人那里，我期待着对我全面和概括的看法。是啊，我有一个任务，是从那个方面来的我不能告诉你。不过，也许有一两个人能认识到，在一个所有人都失去了找到方向的能力的时代，它能提供什么样的权力，让人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位置。他们也能认识到，在如今这种时候，没有人能再记住一点东西，甚至连手里拿着的钥匙开什么门都不知道，更别说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是你能抓住我们背后发生的事情，那就能开创什么样的可能性。有人——或者是有些人——已经认识到了，历史的意义已经交给我这样的任务，要整理一点信息，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走到我们现在到达的地方。告诉大家，在这条路上，我们选择了什么没有选择什么。更多的我就不能说了，至少现在我还不能说。

不过，这些事还是很明显的：在克利夫讲到“听听我们工人运动的声音吧”，那个意思就是他来找过我了，跟我坐在厨房里，边喝淡啤酒边问我：——他妈的，我该往哪个方向走？我就把文件夹拿出来，我们就从过去发生的事情里去找到解决的办法。你总得想想，克利夫是瑞典的首相，还坐在我的厨房里我的破桌子旁边，转着手里的啤酒杯，用束手无策无可奈何的眼光看着我。

这一点点插曲微不足道，你就不要当回事了。艾斯基尔总是这么样子走来走前嘟嘟哝哝。有的时候他会疯了，把我逼到墙角无路可走，不过这种情况你也不要死命追问了。我们吵了很久，我们俩没一个能记住多久了。对了，你一定明白，艾斯基尔是怎么回事。要不，你还没听说过我这个老大哥吧？要是没听说过，你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他其实看上去更好像我的儿子。他三十九岁了，再也不会变老了。我还从来没听过过，什么人死了之后还能变老。对了，胡子可能再长长一点，指甲也是，不过其他方面就到了最后的年纪了。算我们运气好，没有很多死人还会在路上为我们跑来跑去。大多数人很快就消失了。不过，艾斯基尔不会消失。他黏糊着呢，就像一种良心不安，跟你没完。而且他那边还有一个子弹孔，那个额头上的小小的子弹孔，周围还血淋呼啦的。不管我是什么原因来的，他总是能指给我看他那个从西班牙得来的伤口。他为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好象我就没有付出生命的代价似的。只有吃了子弹的才算数。

他对我整理出来的历史当然还是感到好奇的，不过他首先还是想钻到里面去，又没有什么关系。过去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就是这样的——他们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归宿。那么，我们要创造的，其实就是一个归宿。

今天他很压抑。这跟我的旅行有关系。他当然想跟我一起去，他总是跟着我的，不过……算了，我没有权力深入去谈，这是为他考虑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对你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

你注意到了吧，这里面呼吸有点困难，尽管我把通风口都打开了。我们周围堆着这些文件，造成这种结果本来也是很有道理的。所有这些人的命运，还有急迫的事情，都会让你感到胸口压抑。不管怎么说吧，在这个房间里，我有这部历史。

不过，现在并不是过去的历史让你难以呼吸，而是那种悲哀。我对你，肯定也不能掩饰我的悲伤和苦恼，虽然我们也才刚刚认识。你当然会注意到这一点，就像从这些桌布里散发出来的气味，还有我的声音里的颤抖。我就是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有勇气进入到这么敏感的话题。其实我还不认识你。我也不是那种很愿意谈自己感情的人，谈那种难以启齿的事情。我们看情况吧。

你到这里来也是为了了解其他的情况吧。我会尽力而为的。不过，首先我得向你说明，整个事情怎么开始的。我要告诉你那个建筑，是它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更深地进入到了“忠诚”里。

这要讲到角度大街上的一个建筑。对了，这条街后来当然有了另外的命名，不过那个时候就叫角度大街，确实是一个很合适的名字。角度大街是在一个像是王宫的带有阳台和尖塔的房子旁边一个六十度的转弯开始，离开一个名贵的花园只有一箭之遥。就好像整个资产阶级的时代都挤压在这个沉重的房子里。橡木大门的打磨讲究的窗棂里闪着光。门后是一片绿色幽光的暗影。这样的大门是要有点地位的。

我们也参加了这座房子的建筑，父亲和我。这是父亲一生最后的日子。

这个房子本身能说明不少事情，告诉你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最近这几年，这个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提出来——我这里有几张剪报，可以证明这种情况。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说的当然是一九三二年我们党掌权之前瑞典的那种未发展状态的悲惨：整个现代的繁荣富强都是我们的大业。从反对党的角度看，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是个相反的图景：是市场的力量建设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早就从上世纪末开始了——这么久远的事情现在谁还能知道一星半点——而工人政府只是摘桃子，收取的是大胆的企业家创造的果实。不过，在这样的历史描述中，两方面都缺少材料。我的文件夹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事实上在我们掌权之前的时代，就有一些有限的繁荣富强了——而这确确实实是资本创造的——不过，这是用我们的生命作为建筑材料的。这在角度大街上的这个建筑中就可以看出来。所有这些都在这个文件夹子里可以找到，用的还是有点幼稚的手写体。

它们描绘了建筑的不同阶段——铺瓦、装配门窗、抹灰刷墙等等——这些都是彼此穿插起来的，就好象整个房子的建筑从开始到结束也就是几个小时，就在我父亲掉下来的这一天里。有些工人在疼痛的脊背上背着砖瓦爬上这座越来越重的房子，而木匠已经站在悬在半空中的木屑云雾里干活了。不过，背瓦的人在梯子上每爬上一格，就好象变得轻松了一点，那些木匠呢，每次用刨子刨一下，自己身上就会散落一点碎片。就好象每个工序里，他们身上都会有一点东西被吸到这个房子里。这种情况起先几乎是没人注意到的，但是过了一会儿，其结果就会变得非常明显了。那个正在安装护墙板的人，一锤子一锤子地敲，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敲到这座房子里了。在这个不断长大的房子里，他花费的小时要比建筑师用的材料还多。他的工资就是失忆。铺地板的工人有静脉曲张——他落在地上的影子看上去就像一条鸡肉丝——他嘟嘟哝哝地把自己的不安也铺到这个八边形真木拼合的地板里。他会留在这个地方，就像一点微弱的烧焦了的烟味：一个褪掉颜色的故事，有关同样透明的孩子，有关一个母亲，她很渺小，不会大于她的诉苦。正在房椽上飞翔的铺金属板的工人，带着哗哗作响的金属板，那块板一下又一下地发出无政府主义分子的预言，也别管他自己叫什么了。于是推迟了那么久的革命就突然到这里来了——为的是在下一刻又消失不见，就像那些雨燕，有时突然飞来，又转身消失在虚无之中。在用锤子敲了几下之后，他反叛的声音就被房子的桁架吸收掉了。那个擅长泥灰装饰的意大利人，已经学会了用瑞典语拼写“团结”两个字，从他那已经发白的绿色中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坚持住！”

而灰泥已经把他吞吃掉了。

这里让人闻到无穷无尽的犯罪气味。

这些家伙，我的父亲还有他的同志们，是用他们的命在盖一座城市，这个城市的设计就是要把他们囚禁起来。我希望我能把所有这些事情口授给那个已经坐在某个明亮的办公室里的办公桌前的人，让他记录下来，那个人觉得自己具有词语的权力。我自己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在青年俱乐部里写会议记录。不过有人已经说我有这种天赋，很会干这种记录工作。

但是这些人正在不停地被消费掉，已经要消失在墙壁和地板里。他们是不肯放弃的。我看得见在他们中间生长起来的东西，看得见一种共同的权力，从他们无论如何还保留得住没有被这个饥饿的建筑吞噬掉的身体残余里钻出来。我看得见，“忠诚”怎么样犹犹豫豫地开始形成。

现在我到了很多层楼里的一层。这层楼几乎已经盖好了，尽管在继续张着口吞食的墙壁上父亲还在砌砖头。对了，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我小心地从他们正在铺设的地板上走过去。父亲那个时候还没掉下来，这个时刻还没有获得什么意义。我要到厨房那边的一个房间里去装门把手和防护金属板，但是一进大门就给那里的气派吃惊地呆住了。这个八角大厅比我家拥挤在一起的全部空间都大。这下我也明白我家缺少的居住面积是到这么地方去了。在这里你就已经被彻底粉碎了：那些通往不同方向的门都打开着，在它们后面是更加扩展的巨大空间，还有很高但是带有小窗格子的窗户正在装上去，下面都还有大理石做的窗台，有微微发亮的拼接地板，就在我跨进去的那一瞬间还在装上深色的镶嵌边框。有一个敞开着的壁炉，正在等待装上黄铜的饰件，还有只起美化装饰作用的炉火——这里的每个窗户下面都已经有散热片了，足以把寒冷抵挡在外面，谈不上用炉火取暖了。墙纸已经在一个宽大的架子上卷开来，裱画匠正在上面刷浆糊，而浆糊很快也就要把他给捕捉起来了。我没等有人来阻止我，就打开了一卷墙纸的一小块看看一—这里画着郁郁葱葱的树林，还有鸟语花香，欢迎我进去做客。我被吓了一跳，不由退了一步。现在我更加小心地试试拉开客厅和饭厅之间的滑门。这个门听起来声音很高傲，让我明白，当这个门关闭的时候，有人会在那里为重大的宴会铺设餐具，有波西米亚水晶杯和充满艺术性的餐巾，等到一切就绪，烛光在酒杯和桌布上摇曳，这门又会拉开。在这个滑动时无声无息的滑门里，就能看到全部的生活方式的光彩。

但是，现在我站在这里，正在给图纸上叫做侍女室的门上装门把手。而且我相信现在我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门把手不像这层楼里其它门上的那样是用纯粹的黄铜做的，而是用一种黑色硬胶木做的，而且衬板也就是镍制的。侍女的洗脸盆只有一个冷水的水龙头，在短墙边只有一个很小的散热片，对于这个小小的狭窄的房间都显得过分小气了。里面的厨房却有着真正的灶台和洗碗池，但是很低矮，就好象主人考虑雇佣的下人都是侏儒；女佣人的脊背看来也是消耗性的材料，跟卫生纸一样。

这里的人，是不管“其他人”的。那些人就像堵塞墙缝和铺平地板的材料。我感到一种彻骨的恐怖的寒意，向下一直滑到我的大腿根。父亲！

不过我父亲是个万无一失的泥水匠和砌墙工。他能在半空中连走几步也不掉下来。在难以砌到的地方，他甚至会横着身子转过去砌墙，一手拿着抹灰泥的抹刀，一手拿着一块砖头。他是那么沉着稳健。但是我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早上他失去了他的勇气。是我母亲已经从医院里得到了坏消息，但是我还不知道。

父亲知道。

我听见那声喊叫的时候抬头往上看。我看见他掉下来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像石头一样僵住了，还是我把这个倒霉的时刻越拉越长了，但是我看见他掉着掉着掉着。就好像他是飘着，不会受伤的，尽管他是头朝着地倒栽下来的。

很明显，搭的脚手架是过分小气省钱的。踏板在沉重的脚步下会被压弯，而扶手是用很脆弱的木头做的，被某个上头派来检查的家伙叫做“船舷”，中间还有一个树节留下的大洞，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断裂出事的。可是这根本就不会让父亲当回事，至少在他还有自信的时候不会。

可现在他掉下来了。也没有什么勇气能阻挡住他往下掉。

我现在还能在我眼前看见，当建筑公司的领导下结论说是去世的弗雷德自己太大意不注意安全的时候，他的同志们多么愤怒。我也能看见在葬礼上堆积得像小山一样的红色花束。还有那顶帽子，人们悄悄地传递着，给新寡妇募捐一点小钱——她自己刚刚得知她有了癌症。幸亏两个儿子已经都足够大了。

但是，笼罩了这一小群人的还不是这个。围绕了棺材的这些汉子，或者说那些还没有在建筑中完全消失掉的那些汉子的残余，比你肉眼能看到的还更加团结。从每个人的愤怒和沉痛心情中，正升起一种共同的东西，它比他们全部加起来还要大。

从这种东西里生长出了忠诚，尽管对于斗争来说还不够强大。而这种忠诚会保护我们，阻止那些要把我们都吸收到这个建筑的墙壁和大梁里的那些力量。

我也看见，那些资产阶级的房子怎么样越变越大了。它因为所有它捕捉住的生命而膨胀，因为墙壁里扼住喉咙发不出声音来的喊叫而膨胀，因为在双层地板里聚集的绝望而膨胀，也因为那些大梁里吸收了呼吸而膨胀。在砖头砌起来的墙壁里面，有我的父亲在漫游。每过一个小时，这个建筑就更高一点，也更强大一点。但是它并不是真的在长大。那些树叶子是石头做的，花束是石膏做的，越来越深的绿荫是粘贴起来的报纸做的。

而真正在长大的是“忠诚”。

我记得我的青年时代，就像一个被磨损的楼梯，里面充满着说话的声音和人们的吼叫，有奔跑的脚步声和水桶晃荡的声音，而且还一直有煮圆白菜的气味。它和角度大街的楼梯差距真是太大了，那里的台阶是大理石的，电梯门是镀金的，还有钢化玻璃马赛克的窗户，而最突出的是它的安静无声。在那里，所有事情都可以在沉重的大门和窗帘后面去做，让你的全部生活都完全供你个人使用，你可以吵架，可以做爱，可以出生，也可以咽下人生最后一口气。在我们的楼梯里，我们的存在是大家分享互相。那个五金工星期六晚上喝醉酒揍他老婆和孩子的时候，诅咒和哀嚎就落在我们的厨房里。艾斯基尔和我把我们在国王岛岸边偷来的木柴拖上楼梯的时候，整个楼的人都能听到我拖的木柴在楼梯上掉落的声音。我们听见小丽娜是怎么造出来的，又是怎么出了她娘肚子的，我们也听到她和她的小兄弟是怎么染上西班牙瘟病一个个死去的。那些小棺材是大伙儿分摊的。必须铺在楼梯上用来减少嘈杂声的小树枝是我弄来的，艾斯基尔用的梳子吹了一段悲哀的巴赫的曲子，听起来还确实像是小提琴呢。

而且，人人都听到了我母亲的癌症到了最后是怎么把她送上路的。

当然，我不可能记住所有这些事情。是这一块楼梯板帮我记住这些事情的。这块板怎么会到我的手里是另外一个可以好好挖挖根的故事，不过这个得以后再谈。我只能一件一件事情慢慢来。

过去那些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在这条小小的楼梯板里找到。战争爆发的时候真让人失望，说好的大罢工也没有发生，国际团结一下子成了一个大失败，就和呕吐出来的东西一样臭。再一下子，俄国的红色革命突然给人带来了希望，可以让你感觉像是新刷过的石头的气味，是对着太阳和风打开的窗户。然后是党分裂的日子，革命派被驱逐出党，所有党员都集合在改良派核心的周围，还有这个楼房也被震撼，那些日子这里的墙壁和楼梯都裂了缝无法修复的裂缝——你在这块板子上可以看到这些裂缝。五金工人的家也在一声叫喊中分裂了。艾斯基尔站在楼梯上高我两级的地方，脸朝下看着我。他的嘴都扭歪了，那些话对我们家是过分厉害，都说不出来了。

那些日子里，党也让它的特色在我们整座房子都划出了持久的界限。连我和艾斯基尔之间都出现了裂缝，再也不可能弥合起来了。

可我们还是最亲近的。艾斯基尔一直是敢作敢当的——包括敢为我出头，特别是在我优柔寡啊的时候。我总是握了拳头还会松开，想干又不想干。他就是那种人，敢在海湾里的浮冰上跳来跳去，结果还掉到了水里，又被人用钩船的长柄钩子救上来，然后水淋淋地爬上楼梯来，挨一顿臭骂，耳朵还被狠狠拧了几下。也是他，在违抗了性情乖张又有权有势的大师傅之后，不仅在派活的工房里尝了藤鞭的味道，还拿到了一张正儿八经的纸条子，我想那应该叫做最后通牒吧，他蹬蹬蹬地踩着缓慢又坚定的步子爬上楼梯来，手里拿着那张条子，就像他是带过来一张黑社会里另一个賊帮的投降书。艾斯基尔就是那种敢作敢当的人，到了冬天还穿着敞开领口的衬衫走来走去，从来也不觉得冷——他戴着那种宽边的黑帽子，就是为了表示他也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他在磨烂了的楼梯上踩出的脚步声有一种骄傲，那是别的人都不敢踩出来的。他还会大笑着说，我们得到的“忠诚”不仅会拖你后腿，还会掐住你的脖子。那种真正的忠诚，不用加引号的忠诚，他愿意献给个人，献给异端分子，献给敢抗命的人，这些人会让哥们义气从他的强烈自信里面生长出来。他其实并不懂。但他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楼梯上的脚步声我总是一听就听得出来的。而我自己上楼梯总是蹑手蹑脚的，这样别人就听不见。他上来的时候，听起来就像一个大金刚，正要去制服那些小妖怪。不过，这都是以前，有了裂缝之后就不是这样了。现在他的步子缓慢多了。那脚步声里有一点蔑视，但是主要的还是一种失望。而背叛他的，让他失望的，正是我——还有我们俩本来相信的哥们义气。

在楼梯上能够闻到的所有气味里，饥饿的气味是最明显的。这肯定是在战争快结束的那个时候。甚至连马铃薯都弄不到了。没有人在烤面包的时候，空气里的气味就和飘雪花时候的空气一样是没有味道的。一再能闻到的多半是圆白菜的臭气，或者是肚子拉稀的味道。但我现在要说的不是这些气味，而是饥饿本身的气味，是一种难闻的气味，既不是来自人们的嘴也不是来自人们的肛肠，本身就是侮辱和沉沦散发出的气味。

那些年，我自己有一种自身的饥饿——是对知识的饥饿和渴望。我读一切我可以找到的东西，杰克•伦敦啦，克鲁泡特金啦，斯特林堡的《女仆的儿子》啦，还有高尔基和阿普顿•辛克莱的书等等，就说这么几个名字吧，但主要还是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我要知道有关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的一切知识，那种带有历史的必要性的知识。我生活里最幸福的时光，就是我能到一个人民学院去读几个月书的那个时候，只有母亲刚刚去世的悲哀还给这段生活罩上一点阴影。我和其他青年团体的人梦想着一种工人文化——一种工人自己的知识性，你在那个旅行箱里的那本红色小册子里可以看到我写到过这些。我们把布朗廷的理论翻了个个儿：当面包已经有保障的时候，那就该轮到文化了。在工人们的共和国里，精神的培养应该繁荣起来。今天，这些话听起来都带着苦涩了。

艾斯基尔最大的渴望是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音乐家。他在这方面真的有些天赋——也许他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钢琴家的。每个晚上他都会在他自制的斯坦维钢琴上练习好几个小时。他在一张硬纸板上涂上黑白色的琴键，他就那么把它叫作斯坦维钢琴。他用这个纸钢琴独奏的时候，整个乐队就在他的脑子里。当我努力回忆我们青年时代对于教育和艺术的压倒一切的渴望的时候，我面前就会出现艾斯基尔在这个哑巴钢琴上的遥远目光。

不过，我想我得在这里插进一件事情。那时我们没有自己的角落。瑞典工人之家不过就是一间屋子而已，在最好的情况下会带有一个厨房。这里什么事情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那种在其他国家会有的极权主义的电视摄像头——那种可以在你家里监视你一切活动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每一刻都是生活在其他人的眼皮底下。你就是掉进泥坑里也不会是孤单单一个人。那座房子里的茅厕也是和其他人共用的。长条凳上的余热是你的邻居留下来的。在你要想自慰一把的时候，别人的眼睛还留在墙上看着你。我们这些想成为欧洲模范的人，实际上是从比别人低的起点开始的。我们的出生，恋爱，吵架，死亡，都是在我们唯一的一间屋子里。

这块楼梯板主要是让我记住了母亲的死亡。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能把自己的不治之症对我和我哥哥隐瞒了那么久——但尤其是对她自己也隐瞒。唯一认真对待这个消息的人是父亲。所以他摔下来了。但母亲不愿意去搞明白这件事情。艾斯基尔和我自然也注意到了母亲是怎么样崩溃的，有时候病痛突然袭击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听见她蹒跚的肢体会发出呜咽的声音。她下定决心，不管要费多大的力气去忍受，她绝不叫喊。她坚持了好几个月，但是这个楼梯还是跟踪着她每分钟的痛苦。

要不是母亲过度操劳，我不相信这个病症会那么快就夺走了她的生命。不仅仅是她否认所有的症状。她也更加忙忙碌碌，给人烫衣服，打扫房间，缝补衣服，只有上帝知道她做的所以一切事情，病越重她找的活儿就越多。对我来说，这是一直也忘不了的羞耻，因为我和艾斯基尔一直还拿她辛辛苦苦赚来的小钱，有时候是为了买我们渴望得到的新衣服，有时候是为了找其他的乐子。她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找各种活来干，范围越来越大。她就不允许存在什么病痛或者身体虚弱。不过，到最后她当然就没有力气干任何活了。那个时候就只剩下疯狂的愿望了。

最后有一天，在病痛稍微缓和的空档里，她说：“我不能把你们丢下。你们自己怎么能过下去呢？你们当然能养活自己。就是今天没工作，明天也还可以找到。你们有壮实的胳膊。不过你们还没长成人啊。有很多话我必须对你们说，你们心里有那么多东西我还得弄好，要一点一点来，你们也很快就会成熟起来的。”

她继续说了很久，直到体力不支为止。她的身体渐渐冷下去的时候，艾斯基尔和我坐在她旁边听着，听她那些永远也不肯放弃的念头。

但是我们没办法把妈妈抬出这个房子。也不知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因，那个狭窄的黑棺材到了门口就抬不过去了，还卡在墙壁之间，横抬竖抬都过不去。一个来帮我们的男人说：“我们得把老太太从窗子里抬出去”。为此他实际上还去找来了绳子和滑轮，但结果是从窗子里抬出去也一样没有可能。好象是窗子也太小了，也太高了。棺材撞到了一个窗格子，有一片玻璃都掉下去了。最后大家只好把母亲的棺材放下，一个个鬼头鬼脑地看着艾斯基尔和我说，含含糊糊地说：“瞧你们干的好事。剩下的事情你们一定也办得了的。”

然后他们就匆忙逃走了。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们是怎么把母亲埋入土的。我只记得她死也不愿意离开我们。我相信死人需要留下了，但是我看不见她，不能像看见艾斯基尔那样看见她。不过我能听见她说话的声音，好多年我都能听到她的声音。我不敢肯定艾斯基尔是不是也听到了。相反，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听不见的。他是继承父亲的性格的，把父亲的怒火装在了心里。就这方面来说，还装了爷爷的怒火——是爷爷在自己成年要外出谋生的时候改了名字，就叫做怒火。我自己从来没有因为什么原因而改名字。我的名字是母亲想出来的。她是信教的，她以为马丁这个名字会保证我的信仰。在这方面她的祈祷没有得到上帝的回报。不过，我当然还是承继了很多母亲的东西。

所有这些，都是这块楼梯板为我记住的。它讲给你听关于这个楼房的所有故事，那是一种能发出回声的有气味的现实，在那里留下来的只有生活和死亡的残渣，还有残剩下来的调情拥抱、发怒生气和笨手笨脚的告别。但这个楼梯还不只是这些事情。它也是还用小写字母表示的那种“忠诚”的一个标志，不过已经开始分发给大家了。它让我们互相分享到每个人的快乐，每个人的绝望，它也让我们体会到邻居孩子的饥饿，还有五金工人绝望的安慰。它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好日子。它让我们互相看到每个人的内心和五脏六腑，让我们闻到隐藏得最深的气味。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

那是二十年代就要结束的时候的一段经历，使我成为非同一般的社青团团员。那时我当砌墙的泥瓦匠有好长一段日子了，我敢说我对这一行已经很熟练——父亲要是活着也不用为我感到难为情。这还是人们使用吊车和预制板墙的时代之前很久的事情。那个时候，手还有让人值得重视的技艺，会在建筑上留下它牢固的痕迹。我保留了这本瑞典泥瓦匠工会的会员手册。这等于是我满师时的证书。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年我缴会费的记录，从最初的可怜的一毛钱会费开始，所有记录都是来自那个手艺时代的证据。

二十年代发生过很多事情，折腾你给你带来麻烦。那个年代一开始我就失去了好几个同志。我把他们的讣告都贴在这个文件夹里了。每次都有“联系中断”作为标题，那个椭圆形的照片总是一样的，是他们去服兵役时交的照片。而死亡原因也都是一样的——肺病，那些年还是很难治好的病，一般来说富人也会得到这种病，但主要是在我们工人中间。而且那个时候，当“忠诚”还是一种梦想的时候，我也教会自己懂得了“联系”是什么意思。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打击最大的是我们建筑公司倒闭的时候。我们公司管帐的人被卷进了当时最狂热的投机生意里，有一天就带着账簿和一切失踪了。于是我就失业了，变得孤苦零丁一个人，这种孤独比我能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那种改变了我的一切的经历，是在一个刮着大风的严冬的日子里发生的。直到今天我还能从骨子里感到那天的寒冷，就像那个时候的泥瓦匠，干活的时候衣服要裹得严严实实的，而里面却都被汗水湿透了，最后就站在那里打冷战。那天的大风可以从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得到证实。因为失业了好几个月，我几乎是一点重量都没有了。如果我要走过城里，我就必须一致抓住什么东西，就像如今的电视里看到的，人在太空里行走就是那样的。

那天我刚好站在那里，紧紧地抓住一个建筑工地的脚手架，盯着那些正在干活的人看。我对他们的现实生活里每个细节都怀念到了发疯的程度，怀念刚垒好砖头并用砌墙的刮刀抹平腻子时手里的感觉，怀念在各层架子之间传来传去的老掉牙的玩笑引起的笑声，是的，甚至怀念手上因为经常接触石灰而引起的溃疡。那些干活的人，干得浑身出汗，吐着唾沫，还骂骂咧咧——他们是活着的人。

我自己站在那里，要抓住什么东西才不会被风刮走，就处在一种毫无意义的状态之中，这种状态那么强烈，几乎能把我全部的安全重量都给夺走。突然我注意到，我很久都在盯着上面的人中间一个脊背宽大的人。这个脊背有些地方非常奇特。我都喘不过气来了，不过还是让自己镇静下来，叫出了一个名字，一个除了我之外随便什么人都能叫得出的名字。这个人转过身来，吃惊地张着嘴，我们就那么互相盯着看。他在上面还眯起眼睛看我，为了看得更加清楚，那就是我自己，每个细节都一模一样！一样是不愿意花钱去买眼镜，一样在右眼皮上有个伤疤，一样下嘴唇有些下垂，一样喜欢把帽子往后推又不说话，一样不能让自己的目光和别人的相遇超过一秒钟。我不由感到一阵眩晕，也感觉到那就是他的眩晕。

不过，当我们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互相盯着看，我开始看到了我们之间的不同。他和我一样，在沾满石灰痕迹的衬衫里有同样宽阔的肩膀，在一个背带上同样有临时缝上的补丁。只不过我的上身几乎是没有什么实质的，同时还不断要屈辱地弯下腰，从一个建筑工地走到另一个建筑工地，提出同样没有意义的问题。我的鞋子已经跟不上趟了，我的手上更多的白粉而不是血肉。我和他站的不是同一条街，不是同一个斯德哥尔摩。我身旁高高耸立的楼房其实不是楼房，我周围的人也属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种族，在他们的语言里我只能懂得一两个音符，根本不愿意透露什么让你明白的意思。唯一现实的是掉着石头的天空，每次我呼吸的时候都会下降一点。

他盯住我看着看着，就跟我一样感到困惑。他当然也看到了我们之间的区别，尽管看上去我们是完全可以互相替换的。不过，最大的不同是他两脚稳稳地站在我的工作位置上，他站在那个可以成为现实的中心，完全填满了那个叫做马丁•弗雷德的人的位置。

我看到，他被一种独有的强烈感觉震撼着。而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都感到羞愧。没错，我羞愧的是我在地狱里。但是我明白，我们的羞愧是不一样的，他是因为才是实在的人而羞愧，而我是因为我站在那里但完全没有用处。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是抓着脚手架的。在一种冲动之下，我一度松开了我的手，把手举了起来，我想是为了呼吁他和我站在一起，同心同德。我都来不及感觉到这么做的危险。于是我就被一阵风抓住，完全无能为力抵抗，沿着大街被卷走了。

我都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家的。在那个晚上我胡乱潦草地涂写的一张纸上，有几个字说明我落到了一个在面包店干活的女工家里过夜，她在鹿角街上有一个小房子。我总是有办法能让什么人来照顾我，就是我认为我配不上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不过我和她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正二八经的事情发生。我从来也没有把它当回事。不过，现在我当然很惭愧，我真的算不上一个男子汉。

和那个让我成了无用的人的那次会面，就我这方面来说，那次会面为“忠诚”提供了具体内容。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是人人都应该有一份工作。至于你是不是和一个身上总有面包味道的老姑娘住在农场里，或者你和一个爱争吵的兄弟分享某个一房的单元，这些都是不重要的。

不过，我用巨大代价得到的经验也让我认识到其他的关联。正好是我成了失业者，这并不是偶然的。我过分轻信一个小打小闹的人了，所以为我的天真幼稚也付出了代价。我经历的这些事情，让我后来对小公司再也没有任何信任感。后来他们的影响力完全消失的时候，就更容易让我同意这一点。他们只要一逮着什么机会就偷税漏税，基本上连一点点社会责任感都没有。他们怎么可能保证人们的就业呢？不可能，所以我只赞同大公司，当然还有和大公司一起发展起来的人民运动项目。在那些地方，当一切事情要走过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全都站在你后面，都站在一个支持你的位置。

只有工作会给人尊严，没有别的。除了工作，没有其他东西能让人更加真实。让人充分就业的根本保证就是大规模。艾斯基尔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也许你认为这种结论太便宜了。那我要告诉你，我的判断对我自己也很有影响。二十年代那个大萧条的时代，我们有几个泥瓦匠认真考虑过开自己的建筑公司。我知道这个，因为我这里有些纸，上面写着我怎么开始学习建筑理论，还有化学、会计报表等等，上帝知道那个时候我想把什么装到我的脑子里去，而这都是在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天以后，到了晚上才去上课的。当然，我没法实现这一切念头。不过我还是尝试过了——这还给我下地狱一般的负疚感。我真的不愿意提到那些课程。在我失业的时候，我在骨子里感觉到我的归属，是啊，那么创立一个自己的公司的幻想感觉就是一种可耻的背叛。就像我不相信那种小打小闹的人一样，我也厌恶我带着恐怖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某些东西。很简单，我们被迫去考虑大规模的事情，不然我们就会被打败。那就是我从二十年代得到的答案。

现代化的时代是从一九三二年开始的，那一年工人政府掌握了权力。这时可以开始建设大的也是很难的建筑。三十年代某个时候我自己看到了一些蓝图，那是财政大臣本人设计的。尽管我猜想维格弗斯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我已经翻看过了有关部分的文件，所以我可以向你解释这都是怎么发生的。

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十八九岁的时候，我一度成功地进入了一个人民学院学习。那是在布隆维克湾区，有几个人临时被请到那里去讲课。在这些有学问的客座老师中间，有一个我后来建立了一点联系的人就是厄内斯特•维格弗斯。我认为他实际上是一个语言学家，不过他给我们讲的是一套发展理论，这些理论为社会民主党提供了一个历史角色。一切对我就非常清楚了，就好象他设计了一个铁路网络系统。后来我去找他，跟他讨论了很久，分析扳道口应该放在哪些地方，就长远来看应该在哪里铺设新的轨道。我们分手的时候，我写下了他说的话：“和你谈话真的很令人愉快，马丁，等到这个国家开始发生什么大事的时候，我们还会见面的。”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没几年，一些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在我这个行业，也就是说，建筑行业，我们搞了一次大罢工，能把我们所有力量都投入到这个庞大的计划里来。我们还把农民拉到了我们这一边，有史以来第一次，小人物达成了一致，工人阶级和农民无产阶级组成了统一战线。这时我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在这个现实中有了归宿。但是，在我们周围形成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呢？有关这个问题我和艾斯基尔一直争论不休。他认为我太天真了，还相信那个我其实一无所知的事情。这个国家在按照一些计划建设中，这是小工人根本就没法提出问题而又不被他称为自己人的那些家伙骂退的。

我想，我要为我的“天真”做辩护。我肯定一点都没有感觉到那种痛苦，没想到它会煽动起我哥哥的怒火，让他忘记掉比你我和所有其他人还要伟大的事情。当然啦，有时候我也会握紧拳头。不过，我愿意提高自信。我愿意站到“忠诚”的下面，也知道只有“忠诚会”更好地了解一切。

这张发皱还带了斑点的照片，能展示那些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跨在一辆自行车上，这辆车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骑，尽管那个后车架上的午饭盒子说明我肯定是要到城里面我干活的某个建筑工地。你可以看出来，我总是那种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样子。除了去那些需要我的地方，我还能到哪里去呢？这个角上写着一九三五年，地点是斯德哥尔摩东北郊的田野区。我想我就是那年搬进我的一房单元的。房子朝北，你从这边的光线就能看得出来。住在这个地区的工薪阶层不多。不过，在我住的这栋房子里，不管怎么说，还住了一个下级军官，一个破了产的缝纫机推销员，还有一个兼做房屋管理员的水管工，此外当然还有很多离了婚但是带了孩子住在这里的人。这里不管怎么说还能住，而且就在那些该死的资产阶级住宅区东岛区北边仅仅几百米的地方。头三个月里我是免缴房租的——也许就是这样我才决定住下来的。

艾斯基尔也带了他的新女人住在我这个一房单元里。他太独立了，所以要依靠我来养活他。阿丝特丽也住在那里，这个事实并不像你可能认为的那样敏感。我早就学会了一点遮挡的艺术，能把不该听见的事情隔开。有一半的夜晚，艾斯基尔都会拿我开心，嘲笑我不知道在为什么社会工作。阿丝特丽总是穿着她那件棕色衬裙坐在床边上，把头几乎垂到了两个膝盖中间，还说：“我们就不能睡觉吗？”

在过了那样几个夜晚之后我做了个决定。我要去找维格弗斯。有那么一天，肯定也是个星期天，我按响了他家的门铃。维格弗斯立刻就认出了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握了好久好久。

“我正要出去，到几个当领导的同志家里去。不过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当然了，你哥哥也可以一起来。”

我们到了一个位于郊区的相当时髦的房子，这个地方住的多半是中产阶级。我糊里糊涂转着圈子和那些人一一握手。艾斯基尔躲到后面去了。大家围着一个小男孩坐成一圈，小男孩在玩一套巨大的建筑拼接玩具。他们都朝前弯着身子，评论着这个孩子的活动。

“弗雷德你可以看到，现在是这个孩子的世纪。”他的妈妈带着冰冷的笑声这么说着。她好像是叫阿尔娃，没想到她还是我们这个新的福利国家背后的推手之一。据我所知很多年之后，到了失忆的年代，她还得了诺贝尔奖。

“这孩子正在建筑一个令人愉快的人民之家，”他的父亲大笑着说。这家的人好像都喜欢利用笑声说话，这样就给他们说的话带来不同的意思，不像是那种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意思。

在那个大玩具盒子里，这个孩子拥有一切自然条件和资本资源——一切当然都是他的，他的父亲教训着说。现在他把玩具部件放在这里或放在那里——这表示投资，而这些投资当然都由这个小小的官方协调员来指点。然后还需要更多部件，那就是这个国家的进口需求了。

“要是所有贸易都集中在这只胖胖的小手里，你就得到了最好的条件，”他的父亲最后说到，一边还摸着孩子的头发，“你瞧，这孩子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羽毛丰满的社会主义者了。”

这个喧嚷的说教者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中心的时候，我真是如坐针毡没法安静。我可能不是为我自己担心——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为了最大的共同利益。而且我也从我痛苦的经验中知道，小范围的事情会让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但是，我一直很害怕艾斯基尔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打断这种谈话，然后会让我们两人都很难为情。我已经能够听到他在后面要发作了；听起来他就像憋不过气来了。

“你对这个孩子说话可要小心，”阿尔娃插了进来，用的声音是那么柔和，让我几乎要冻得发抖。“你使它听起来成了严格调控的计划经济。无论如何，是人们的家庭消费在把我们提升起来。需要很多人消费，是他们吃饭穿衣把我们的伟大计划拼凑起来，这是一个比你说的还要灵活得多的计划。你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教育人民。很简单，人们应该教会自己，知道他们实际上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点上争论变得热烈起来。大家围绕的最抓人的话题好像不是人民之家的建设本身，实际上是拼凑出这个新人来，这个新人可以幸福而且勤劳地坐在这个铁皮和螺丝钉拧起来的通风透亮的房子里，带着充分的信任把自己交给所有人的目光，只要工作，只要消费。

这个男孩子已经在把一个这样的未来新人用螺丝拧到一起，它有一个巨大而且还敞开的脑袋，还有一条长腿，直接从下巴开始就长出来的大腿。

“未来生物的脑子就应该是这样的，是开放的，而又是牢固拼接起来的。”

现在是阿尔娃把课程接过去了。

“这些部件里，没有一个有权力自行其事，也没有一个需要这么做。在我们的社会法则里，第一条就是要尊重使用说明。独立思考当然是有价值的，不过必须列在有关规则里比较靠后的地方。顺便要说一下，横在那里的那块黑部件真是不合口味——就像在厨房里偷吃东西一样。那块已经弯曲的不成样子的，你应该放到旁边去，也许不要扔掉，而是带着同情放到旁边那个有盖子的小盒子里去，这样和其他部件就不会混杂在一起搞错。无论如何，人是多么美妙的材料啊！”

“一个蓝图吧，”我尝试表达我的意思。听起来有点讨好的口气。

“不对，我的好弗雷德，这不是蓝图。蓝图多少已经指明了那种完成的造物。而这里涉及的正好相反，它和最后的产品没有一点相同之处，是一种迫使我们从头开始做起的人类材料。这就像小彦斯的建筑模型里的情况。那个红盒子里放的是所有能够做成社会主义新人的部件，我们有这个小工程师在把梦想变成现实，让新人从这些材料里面走出来。”

我听见艾斯基尔走出去了，靠在墙壁上，就像一个哮喘病人那样呼哧呼哧喘息。我本应该感到轻松一点，但事实上并不如此。我想反驳，但又说不出话来。艾斯基尔说我是个没性格的人，甚至说我连发脾气都不会。他不理解我。“忠诚”的意思是在半途中的会面。我是他们需要的人。就算如此。

“好吧，这是一件事情，”有个年轻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练习坐得像是一个内阁大臣一样，“但是，当我们在等待这个光彩夺目的造物出现的时候，我们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那些可怜的还不完整全面的公民也得把孩子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啊，要养家糊口，同时还要上班干活，今年就要开始为将来忙忙碌碌啊。我们事实上已经有了的人类，我们该怎么处置他们呢？我们必须……”

“你的确指出了这个最有意思的要点，”阿尔娃打断了那个年轻人的话。她的脸都都因为热烈说话的渴望开始发红了。“就是在这个要点上，眼下正在开展很多项调查工作。要紧的是提供支持，帮助那些我极愿意叫做胚胎生命的造物。很简单，我们要为他们安排好他们的生活。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当然不能让一大堆可怜的女孩子仅仅因为缺少经验就受到伤害啊。这样的把人类当作消费品，我们当然在资本主义时代就看到过了。你们可以去问问女孩子，她是不是真的相信，她一个人就能养活孩子。她会不会害羞得脸红，都不知道她该怎么办。她需要我们。现在要紧的是照顾好人类材料，帮助他们实现自己。正是我们有很好的帮助他们的计划。”

“问题是，我们对待性生活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就不需要在这个伟大的社会计划里承担责任。至关重要的要点就是那个不值得的性高潮。”她说着还加了一声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以后在有关爱情生活以及它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的辩论里，这就变成很平常的话了。维格弗斯和我难堪地互相看看：让我们难为情的不是这类的想法，而是这种摩登的自由说话的态度。阿尔娃的丈夫看出了我们有多不好意思，就得意地咯咯笑了：

“我们不能接受，让那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每隔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就躺在那里罢工，就为了不生孩子。”

坐在地板上的孩子看起来什么都没听见。他忙着把他的严格的世界秩序给拼装起来，这时候，没有必要的话他自然不会在乎什么现实。

“人要是说话不从泥瓦匠的工作服或者围裙里出发，而是从他们的机构里出发，就会聪明得多了，”阿尔瓦的丈夫继续说，“那么，他们的更高的评估就会给他们带来公平和正义。他们的声音就会更值得人们去听，他们就是从忠诚说话。”

这个将来的内阁大臣拿过了发言权总结说：“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人类，让他们不受自己的利己主义的伤害。要帮助他们在忠诚的范围里来思考，要通过我们的调节来表达他们的意见。这正是不折不扣的革命。”

“可以这么说吧，”维格弗斯平静地插了进来，“我们的革命是在安静的呼吸里进行的，安静到大多数人没注意革命就过去了。我们走的民主的道路，也不摇旗呐喊。我们要从一九二八年的大选惨败里接受教训，那个时候我们太张扬社会主义化的问题了，就被人丑化成了一帮打家劫舍的响马。这个错误我们不能重犯。这个巨大的过程我们得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小到那些发生的事情里冷酷无情的部分都不会落到人们的眼睛里。那个阿尔娃说的新人的成长就不得不靠后点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完成已经把工人和农民团结在一起的合作化力量，要让工资和价格都在我们控制之下。要想创建一个强大的社会，我们就没条件去弄那个小小的老妈妈，那个小小的奶牛，还有那个小小的挤奶桶。我们必须实现全面的解决方案，即使这会让个人的皮肤下面都感到刺痛。”

“可笑的是，”阿尔娃的丈夫插进来说，“那是资产阶级开始集中权力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完成他们开始的合作化建筑上的工作而已，不用去管整个工作会往那个方向走。历史要比意识形态强大得多了。”他嘲笑地说。

“不过这一分我们用不着去让给反对派得，”维格弗斯又接过去说，“他们走的方向和我们一样，但是他们没有看清这一点。是共同的看法强加到了他们头上。尽管这些看法我们用不着都摆到桌面上炫耀张扬。总而言之，重要的是不要说太多我们怎么去那里，我们怎么达到我们的目标。政治其实就是一门及时闭嘴的艺术。”

我想我是头昏脑胀地离开这些人的谈话的，脑子里转的全是这些人的聪明智慧，还赶紧潦潦草草地记在我的小本子上。不过，真正让我铭心刻骨的是那个可怕的玩具模型，还有那个男孩子迫不及待满腔热情一点都不带怀疑地工作的小手指。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抱有信任。而且在维格弗斯的这个圈子里，你会感到安全。这是我和所有人分享的一种感觉。很多人在他掌管税收的时候抱怨不止。但是在我的文件夹记录的这么多年头里，他还是比其他人都受欢迎。瑞典人有一种不太明确的负疚感，他们真的热爱那些非常努力收税的官员。维格弗斯就有这样的人格的光彩，正直而且无私，你可以无条件地信任他。要是他给一个新的现实打开大门，还说正等待你来，那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就一步跨进去了。

那个时候，“忠诚”依然还是一个集体的面孔，毫无疑问也包括阿尔娃和她丈夫的面孔——我很少费这种事，要真的不喜欢什么人。不过，那些年里，只要我想到我们的事业，我的眼前总是首先出现维格弗斯那样的面孔。现在“忠诚”可比以前要强大得多了，太强大了，但是难以看到什么清楚的面孔了。当然，它变得更加亲切了，经常会把你搂到它的怀抱里。但是我看不到面孔了。

现在是到了讲讲艾斯基尔的战争的时候了。如果你不了解他在自己身边建立起来的那个神话，你就不可能懂得他在这个历史的作用。那是一个对我和其他改良主义者讲的神话，因为我们都不敢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念。

我这个文件夹里，来自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的材料少得可怜。我记了那个年份，一九三六年，只有一些散乱的资料。一般来说，我不得不依靠间接的结论，那是我从艾斯基尔还有和他相同意见的人在这出戏剧里的地位来看而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从那些战争留下的伤疤来判断，那么肯定可以断定，从瑞典这边投入过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还都是自愿的，用船运去的东西是历史上空前绝后从来没有过的。

就算他的告别给我留下了一些印象，我也把它们排挤出去了。从落在我头上的事情来看，发生的事情是这一年之后，而我已经不敢去面对了。不过我还可以活生生地想象到当时的情景，所有的船都聚集在哈马比港口，甲板上装运了拼凑起来的大炮，报废了的坦克，成群的无政府主义者沿着船舷挥手告别。其中一个就是艾斯基尔，在这一排人里面他那张小白脸特别显眼，有一种顽固的责备人的样子。在招募站他肯定谎报了年龄。实际上他应该已经有三十七岁了，对这样一种事情已经是年龄过头了。不过他看上去总是比较年轻，不管他什么年纪。在那张小白脸上你可以看到这次行动让他付出什么代价。他刚结婚啊。

我缺少这次巨大行动的材料，这当然是因为“忠诚”要保持距离。它沿着我们的边境竖立了严厉的栏杆，为的是保持团结。我们一直是站在外头的。要紧的是集中所有的力量搞国内的建设，不要把能量分散到什么国际上的冒险行动去。输出我们的瑞典模式的雄心壮志还是很晚以后的历史。在这次的情况下，政府权力也是非常冷淡的。那个时候肯定也已经有了一种无意识的报纸审查制度。不仅和所有介入西班牙内战的事情都保持距离——就是往这方面去想一想也是不允许的。我很可能从报纸上剪下来过一些文章，是和艾斯基尔还有他的同志在西班牙内战里的事情有关系的，不过我没有允许自己把它们贴到这个代表历史的夹子里，或者是它们很听话地变白了，成了空白没有字的纸了。

所以我也知道，刚才的记忆图像，说我和艾斯基尔在海港还挥手告别，都是假的。我不会给一种冒险行为这样的祝福，冒险到了违反我们党在这次冲突中的路线。我肯定是坐在家里没有出去，还一次又一次把已经敲肿起来的拳头再敲到厨房的桌子上，而且已经很久没睡觉了，只会说“混账，混账，真他妈混帐！”

运输肯定是需要用船的，因为德国是敌对国家。那些草草拼装起来的老飞机还可以通过荷兰和法国飞过去，那个时候这两个国家还没有被占领。别问我占领是否现在已经取消了。对这件事我这里没有任何资料记录。

墙上那张艾斯基尔站在战壕里的照片，代表了整个的瑞典志愿兵的投入，肯定也为西班牙内战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我自己去过西班牙，去寻找我兄弟留下的踪迹——那个时候我还有胆子一个人出远门，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以我知道，正确的一方赢了。要不然，像我这样有社会主义者历史背景的人，在那里是不会受欢迎的。要是我敢到一个屠夫赢了这局比赛的国家，我肯定会落到一个铁丝网后面去了。不，我是完全自由地穿过了所有战场的。那边柜子上的东西，是从我去过的山上搬回来的。它们是很可靠的证据，说明历史教会了独裁者知道什么是体面。艾斯基尔不是白白死掉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欧洲其他地方的战争，多多少少和西班牙内战也搅和在一起，但是结果就没有那么好了。德国用一系列闪电战的进攻，似乎已经占领了整个欧洲，把欧洲变成了一个要塞，慢慢还成了个独一无二的巨大工业区。德国和日本接了叫什么“轴心国”的同盟——我以为一直到今天还是。和这么集中的野蛮势力对抗的是还讲绥靖政策的西方国家，各怀鬼胎一点不团结。德国和日本的胜利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好像记得，苏联是做了顽强抵抗的，不过这个体系最后还是垮台了。现在东面好象就成了一种黑社会经济，德国一转过身，他们就赶紧占领大片的土地。不过，这段国际历史我没有收集什么材料，所以我只能给你介绍一点一般的情况。而且，我们国内这个实验工厂里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因为一样的原则性利益。

我去西班牙旅行的时候收集了一点材料，用这些材料我可以把艾斯基尔在那里的事情基本搞清楚。那次旅行应该是在六十年代的什么时候，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证明，说明那个时候在我们这个福利国家老百姓过得有多好。我不过是一个小工头，就要退休了，自己还能花得起这份钱参加旅游团到西班牙去。我想我那个时候还有一辆汽车，不过当然没有开到西班牙去。我们是先坐火车再换巴士到那里去的，然后到了巴塞罗那我就离开旅游团溜走了。实际上当时的车票我还留着呢。

这里我要插进来一件难为情的事情。我可能对你说过了，艾斯基尔是一九三七年四月战死的，我很愿意这么记住这件事情，尽管艾布鲁那次战役实际上是在一年以后。这和一九三七年夏天发生的事情有关系。阿丝特丽，也就是艾斯基尔的老婆，她和我还是住在那个一房的小公寓，过去我们三个人就住在一起。阿丝特丽被前线来的血迹斑斑的信弄得很苦恼，我就尽我的力量去安慰她。有一次我真的安慰得太好了，过了头。事后我们两个人都很惭愧，良心不安，为了努力把这一切都忘掉，我们就到美兰湖上的一个小岛上搭帐篷野营了一个星期。这次努力的结果就是我们弄出了小贡纳尔，还有阿丝特丽和我写的一批谎话连篇的信，寄给在前线的那个为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很快就要战死的人。

没错，我告诉你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就可以明白艾斯基尔是落到了什么苦恼的处境。就是墙那边，每次谈到这件事情，他就习惯站在那里用头撞墙，狠狠地撞，不过没有声音。他当然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全都知道，不过这样的背叛，每次听到都会让你感觉就像刚发生一样，感觉总是鲜明的。小贡纳尔还不到三岁就得了肺炎死了，我总把这件事情看作一种老天爷的惩罚。就好象“忠诚”判决我要失掉这个孩子。阿丝特丽和我其实到头来也没成什么事。我对她的安慰本来就不干净，艾斯基尔也总是站在我们中间。可我们的儿子，我是从来没有断过做梦梦见他。这个房子里楼上几层住着一个小女人，说是还代人怀孕的，离了婚又自己带了两个男孩子。我对她常常想入非非的。她叫艾琳，肥胖到家了，不过样子还清秀。而且她真卖力——每天晚上都要自学到深夜。窗户上的灯光从来不熄灭的，这个我知道的。不过让我更上心的其实是那两个男孩子：有时候我会努力想着把我当他们的爹。也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注意到这一点。

我每天都会想到我自己的儿子，想他要是活到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年纪，会是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放弃过那个念头，就是相信有一天他的儿子会从那个门里走进来。有一天他还真的来了。

不过现在还是说西班牙的事吧。甘第萨城外的山其实要比我从艾斯基尔的信里想象出来的还要庞大得多。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是顶着天了，而且铺天盖地，简直让你都透不过气来。可是要找到那里还真不容易。很明显，人家不想让我去看那个家里的英雄战死的地方。其实巴塞罗纳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城市，遮遮掩掩的好象有什么秘密。艾斯基尔信里告诉我的无政府工人团体的热情，我在那里已经找不到什么痕迹了。他这么写过，“这里的政府是在大街上的。”现在你都不知道这场战争是怎么结束的。那次去甘第萨城的旅行真的很辛苦，给我指路的人总是会把路指错，给我的有关火车和巴士的信息也都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能让你发疯。真的，还有人说那个地方早没了。不过最后我还是到了那个地方，最后一段路是自己走去的，路边都是开车的人扔出来的垃圾。我马上从他最后那封信里找到了线索。那里就是他写的“三个石头山顶”，西班牙人说Los tres piedras。就是朝这个高地行军的时候敌人的炮火落到了他们头上。第一支队是在山坡那边遭到炮击的。艾斯基尔自己是和第二支队进入了那个橄榄树林，他看见自己的战友被炮火崩成了碎片，但束手无策。炮火是从第三个石头山顶那边射过来的。那个时候，还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五月的绿茵茵的风景。所有的树啊草啊都烧光了，或者炸得粉碎了。

在这个地方根本也就没有什么纪念的标志。好象是不允许任何人到这里来悼念死人——肯定有人说过，他们是为了一次很奇怪的胜利而战死的。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重量和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哀悼。唯一的像是记忆的东西，就是那排小小的常青树，一点模模糊糊看不清字的墓志铭。松树林里的呼啸风声应该和当时还是差不多的，只是当时还要更细弱一点，也干燥一点。也许那里还有蟋蟀。肯定还有从不放弃从不低头的那个“灌木丛”：多刺的，无边无际的紧挨在一起的灌木丛，在这里坚守过的抵抗深入到红色的土壤里，自从所有时代的早晨就开始了。

那个子弹壳就是在这里的稀疏的草丛里找到的，有点发绿了，要不然看上去一点不旧，还跟新的一样。你来摸摸看。它就是艾斯基尔最后要讲的坚决不动摇的道理。在这以后，一切就都成了低声的责备。不过，我站在那个灌木丛里的时候，我看见他倒下去了，带着沉重的压倒一切的身体倒下去了，一直往下倒着倒着，从来就不到头。这就和父亲从造房子的脚手架上倒下去的时候一样，不过艾斯基尔倒下去的时候，额头上已经满是鲜血了。

这种情况没用多少分钟就有神话色彩了。那个还没有倒下的弯曲身体站住了，停止了向前的痉挛摇摆，站在闪着光彩从来不会折断也不会被风吹走的一片草地里。不知从什么地方流出来一道金黄色的晚霞，好象永远也不会消褪的光彩。所有的东西——山峰也好，这项任务也好，还有那些含义也好，都比平常生活里的大得多。那个倒下的人从来就没有倒到地上，他有一种沉重的正义性，会一直折磨我很多很多年。

等到我坐上突然出现在那里的破巴士回来的时候，我不用回头，也能感到艾斯基尔就坐在我后面。我明白了，他一直就在我的身边。不过，要等到我第一次到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地方见面，才让所有这些对我都成了现实的了。现在我能一刻不停地感觉到他，看到他因为痛苦有点弯曲的身体，额头上还有那个弹洞，那个弹洞胜过了我所有的争执理由。

他真的一点都不懂“忠诚”，也不需要懂。他用一个有点痛苦的笑容说话，他的忠诚是不带引号的。

那个伟大的“忠诚”要求我和那个小小的年份一九三六保持距离。我屈服了，别的什么也不能做。我也不能不看到那些政治家们在既定路线里的智慧。即使我没看到，可我也不得不跟着走，因为一个更大的团体对我有这么一个要求。不过我也付出了代价。那是艾斯基尔不会放过的事情。我从来不能摆脱我做的亏心事，我的背叛，本来是安安全全待在家里的人——还利用那种机会乘虚而入。从一种很难说清的角度来看，我决定不参加西班牙内战，和我搅和到艾斯基尔的爱情生活里的冲动，是同一回事。所以我都付代价。

我刚才说了，我安慰过阿丝特丽。实际上，也可以讨论，到底是谁安慰了谁。她觉得我不过是一个大的毛茸茸的孩子。我开始也没注意到，其实她很多程度上代替了我的母亲。我知道，得到艾斯基尔战死的消息之后，我就扑在她的膝盖上哭了，我哭是有好多原因的。那个时候她真的就成了我的母亲。很可能那是我受不了的。

后来我明白了，艾斯基尔是愿意这个样子的。他和我完全是不同的人，做事轻率，会拼命，想怎么着怎么着，不管不顾不着边际——一个不这样就那样很干脆的人。阿丝特丽身上闪着母性的光彩，他肯定早就觉得很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就好象我们从来就没让母亲入土。我也不排除那种可能性，艾斯基尔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才做了去西班牙的事关他的命运的决定。那会有什么结果他其实早就考虑好了。他没留一个字的遗嘱，就把阿丝特丽留给我了。他像公牛一样顽固，独断专行，不过，一涉及到肉体上的问题也是被迫来利用我。同时也是完全有意地要留给我那种无法否认的负罪感。

现在他每时每刻都在这里，就是为了保证看牢我，不让我逃走。他当然一直想改变我，朝他的那个方向走。不过，不成功的时候他好像也一样很满意，我呢，就一直良心不安地坐在这里。这不过就是因为他自己是不会打这个算盘的。这个无政府主义者，说是愿意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人人都可以分享一切，可他不愿意我分享他的女人。所以他站在那里用他的脑袋撞墙。

地狱其实也是瑞典的一个发明。每个人也都买得起。

每一天，每一刻，那个小男孩的照片，还有贴在上面的那张小小的讣告，都是对我的提醒，让我不忘记我的双重的背叛，提醒我半心半意地想不干，又半推半就地就把自己搅和进去了。这张照片告诉我，会要求那个不温不火的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不管怎么说吧，还是那些不温不火的人在建设这个社会，不是那些脾气暴躁还喜欢挥动黑旗喊着充满仇恨的竞选口号的人，也不是那些心肠冷酷的投机分子，那些只知道一切东西的价格，不知道一切东西的价值的人，这是马克思在什么地方说过的。

战争一结束以后，真正的建设就认认真真地开始了。那个很稳当的派尔·阿尔宾当我们的领航员，把我们带出了那些困难重重的战争年月，可他又被一个纳粹分子在一个火车站上用枪打倒了，以后领导岗位上就先后来了一些新的人。不过奇怪的事情是，那个站在新创造的党领导的顶尖上的人，而且后来还成了伟大的国父的人，在我的这堆文件里没有名字，也没有照片。我相信这完全是真的。把他托起来的肯定是那样一种铁灰色的勤勉，那样一种非常慎重的幽默，那样一种不可以怀疑的诚实，所以他就太有瑞典特色了，根本也不会突出自己了。很简单，他就消失在他自己的事业里了。不过，要是你仔细听，你应该能够听见他在里面呼吸。

那个时候我是四十五到四十六岁，也是一个小工头，在工会里还有让大家信任的职务。要是说到怎么为我们大家建设一个瑞典，那我的话还是有点份量的。你也明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比其他什么都重要的瑞典。二十年代的那种生活经验就是那个时候你几乎都站不稳脚，这种经验也总是给我留下印记。等到“忠诚”正二八经有了样子的时候，工作就成了一件主要的事情。

不过在最初的时候，我用我自己的笨手笨脚的方式，要为我们年轻人的一个伟大想法奋斗。我参加了社会主义化的活动，这活动后来也没找到路——

我突然想起来，我没有很多材料，可以告诉你我们早先的计划。真奇怪，我找不到什么有关这个的文件，只有一些零碎的笔记，进入过我们的梦想，但更像是从梦里路过一样。是不是我们的观点太清楚了，所以什么都不需要记录到纸头上？或者是那些文件被人从这个文件夹里拿走了？要是这样的话，谁拿走的呢？真莫明其妙。

不过，我们做了努力，终于要把生产手段交到工作的人的手里——没错，我们就是这么表达我们的意见的——这里有几行令人痛苦的字，说的就是这个。我们的愿望是“朝社会主义的方向来改造社会”，那个时候就是这么说的，这种愿望在战争一结束之后，就立刻成为实质性的调查，被包围在烟草的烟雾里。我也参加了一点边缘的工作——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情——是其中一项调查，就是建筑材料的调查，是很多从来没多大进展只不过是给人参考的调查之一。我们派的代表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坐在那里讨论，还坐立不安，而讨论呢，进行得那么慢，有时候就和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慢镜头差不多了。每个要向前推进的说法都会卡在你没法分辨出来的什么事情里，拉成了长长的胶水一样黏糊的线。突然间人们也不谈什么国有化了，最多就是谈谈计划经济而已——就是这个也已经明显是很有争议的。反对派好象就在我们自己人中间。慢慢地我也发现，这些调查已经从沿着一条裂缝分开了，而这条裂缝是从我们每个调查委员身上穿过去的。好象每张椅子上都坐着坐立不安的两个人：一个愿意做的，一个不愿意的，有关集体所有制的想法好象是在我们的骨髓里暗暗燃烧。同时我们又不能冒险，失去对未来的掌握。有一个人说，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个梦想的某些过时的部分撕掉，利用那些更加有功能性的材料，搞出一个比较现代的款式。还有一个人补充说，反正砖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三个人的意见是，有一半就足够了。那些缓慢的说话声音，现在有了比较大的断然口吻，还是针对着他们自己的。胶水拉出来的线越来越长了，也越来越细了，社会民主党也就变得越来越实际了。

我们放弃了。这让人痛心。但是大选我们赢了。

通往美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进两步，退一步。布朗廷说的话给人安慰：“我们回来了，我们总是会回来的。”

我们得到的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得到的是“忠诚”。我本人，就像你现在听到了的，在最初那些时候一直是参加的。三十年代的时候，那是能指望的力量。不过要到了五十年代它才终于开始成长，开始写成了要用引号来特别强调的忠诚。艾斯基尔当然没法在这种忠诚里找到自己的位子。他总是唠叨，说只有把天堂切碎了分给大多数人，那天堂才有充分的意义。我呢，从另一方面来说，知道天堂或者能在幸福的时刻让你想起天堂的事情，肯定是非常强大的。不然的话，天堂就会被小贩和剪径的强盗给占领了。社会主义化的问题放弃了之后，我就把所有的信任都放在“忠诚”上了。事实上，只有“忠诚”还有资源，还有足够全面的看法，能为我们的生活承担责任，在每个细节上都调控我们的活动。

你从这张剪报上可以看到，反对派说，把经济社会主义化我们没有成功的时候，我们就把家庭社会主义化了。这是反向的看法。实际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有了一个大得多得多的家庭。“忠诚”本身就成了我们大家的母亲。这就够了，因为我自己从来不需要什么家庭。明摆的啦，时不时的我不得不需要一个女人，但我不需要什么家庭。

你听见艾斯基尔哈哈大笑嘲弄我了：“我对我说的话连一个字都不相信。”他不明白，我是不得不信。我们的历史已经成了一系列的妥协，每次都要求我不仅屈服还要维持团结，为那些让步辩护，全都是为了大多数着想。

你可能已经开始想到了，我的苦恼和这条路已经把我们带到了那里是有关系的。我们的伟大建筑也是从要求我做出重大牺牲开始的，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缘故。我说的就是拆房子的事情。

那应该是五十年代吧。我也参加了克拉拉那个老街区的拆房。克拉拉区本来是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部分之一，有好大一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在干什么傻事情。这里，历史要被一面透明的玻璃和加固的安全代替，要变成让人眼花缭乱的商业区，新的真正的时代要从这里前进。我料想过，这个项目其实只是更大范围的拆迁的一个部分而已。不过，除了这一小部分，其他更多的拆房我都看不到了。

有一个巨大的吊车刚刚推倒一堵墙，但是石头和灰尘却没有掉下来。而且那个拆毁的楼道窗户的碎片掉下来的时候也被挡在半空中了，还有一个少见的太阳的闪光。在下一堵墙上，在三层楼的地方，还悬挂着一个孤伶伶的抽水马桶。这不是我们的楼——我们没有这么奢侈的东西。不过石头和玻璃都不愿掉下来——那个又是我们的楼了，在一瞬间，它停了下来，这样，现实就让我看。

我是看了。楼房的墙壁被刮掉了，那里的每块斑点和裂缝都能记住我们；街道也被铲掉了，它们曾经教会我们走路；我们刚才还有的可以支撑我们后背的历史被装上卡车运走。那些从干掉了的楼层夹板拆下来的木板在地上爬行，还有成堆的渣滓，有被砸毁的铁管现在躺在卡车车斗里，还滴着它们的鼻涕和失望的带锈的黄水——那些都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啊，我们梦想过为自然资源和生产承担共同的责任。

我看到在一个卡车车斗里，在那些四分五裂的木材和扭曲的水管中间，最上面有一块沾满灰尘的硬纸板，上面还有很多横道和细黑色的矩形：那不是艾斯基尔的斯坦维钢琴吗！我最害怕的事情，还不就是我会看到“忠诚”被装在一个卡车车斗里：一个被揉成一团的臭大粪一样的公共住房，那些凳子上屁股坐热的温度还没消失呢，就和我们已经放弃的残余一起吊起来。不过我能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个铲斗倒下一捆棕色的杉树枝，一些分裂散架的涂成黑色的木板，还有一些叫你小心轻放的警告，混合着石灰粉、碎麻布和一个声调，那个声调至今为止我都非常熟悉，让我感到痛苦。我们都没能埋葬母亲，让母亲入土为安。

面对这种太令人难堪的事情，我站在那里混身发抖，这个时候我看见其他人在拆掉了房子的废墟上慢悠悠走来走去，很快就要处理新建筑的事情了。大部分人跟我一样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不过也有很多人是没有重量的，就和那次我站在街上看到另一个我的时候差不多。他们实际上是外来的生物，因为这次疯狂的破坏才得到了工作，一分钟又一分钟地在那里恢复他们的呼吸和身体。他们瞪着我看，看我的被眼泪打湿了的脸，他们对我说话，不过没有一个字，他们说我的悲伤是自恋，说我是在一种过去里丢失掉自己，而那个过去并不能把我们喂饱。为了这些几乎不真实的同志的缘故，我也不得不参加这个。为了他们的缘故，我也不得不同意那个更大得多的拆毁计划，那个我看不到的计划。

无论如何，我不用看到“忠诚”和其他的垃圾一起装上卡车运走。相反，是“忠诚”在负责这次拆毁工作。从长远来看，我怎么可能和这些没人知道的计划作对呢？我最好站到旁边，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擦一把泪就完了。不过，我知道人家还是需要我的。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可以依靠我的。我要求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保留这块楼梯板，是我自己从拆房的废墟上拿来的，是那些楼梯踏板里的一块而已，那块板子上曾经有过一个忙忙碌碌爬来爬去的史前时期的软体动物，又被石头给吞掉了。

这么多年，我只是有点难以亲眼看到“忠诚”。是现在它才开始失掉了布朗廷和维格弗斯的面孔，这个我得慢慢习惯起来。有一段时间，我真是非常孤独，尽管我就在所有的团体中间。对于拆房这件事情，意见的一致简直令人可怕——看来人人都参加了。那些我们曾经斗过的人，那些曾经在他们该死的房子里吸掉我们的生命的人，现在都用什么奇怪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党里来了，到我们的工人运动里来了，所以我们再也看不到泥瓦匠的衬衫和西服革履之间的分界了。

我现在说的不是自从一九三八年劳资和谈以后的老的合作，那是雇主和工会之间达成的协议，那是全都放在台面上能看得见的，意思是说罢工就会对世界秩序本身打一记耳光。不，我说的不是这个，对拆房的一致意见让我看到的是非常阴险的勾结共谋。看起来好像是从一边有人抬抬眉毛使个颜色，而另一边有人眨眨眼睛做个回应，就足够默契了：就和拍卖会上的不让人注意的手势一样。出资的人装作好象被人剥了层皮的样子，而我们的人装作完成了一次胜利的占领。你能想到结果：经济繁荣了，而人人都相信他们得到的面包片有同样厚的公正。

艾斯基尔不说“忠诚”，而是说“权力”，把它看成一个巨大的不停地分出枝杈的菌丝体，他不停地唠叨说，这是从双方来的力量合并起来的，成了一个既看不见又非常有效的压力。我自己从心里感觉到，不，是从我的悲痛苦恼的最深的地方感觉到，他是错了。

我能同意去看的是，“忠诚”已经普及到了全社会，还把我并不总是那么喜欢的力量也结合起来了。不过有些东西会阻止我去看清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我们怎么变成了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变成了银行里的工作人员，变成了政府衙门里的工作人员，就在我几乎要看见的那一刻，眼睛就会变黑了。我知道的是我们有一天早晨就成了中产阶级的政党，还就会一直是。还知道，有一段时间资本实际上在抚爱我们呢。

那个老的中产阶级可能从来没有真的犹豫过。他们把他们本来不配得到的千元大钞塞进钱包里，然后走进温暖舒服的房子。这样一来，权力就有了永远会有保障了。那个曾经有一会儿犹豫过的人，实际上就是我，那当然是艾斯基尔的错。我觉得当中产阶级太难了。我到了投票站的投票箱前面，也不那么确信了，不知道那些和我们搞同盟的人是否可靠。那些用钱买到“忠诚”里来的人，和那些在这个饥饿的、吵闹的、裂了缝的楼房里长大的人，还是很不一样的。

不过我只是咕咕哝哝发牢骚而已，并不是要认真地去争辩。就在所有这些事情的中间，还是“忠诚”在照顾我的一生。而且就在所有这些事情的中间，这一切要说出来的时候，我听到的还是母亲的温暖的有点粗哑的声音。对了，在那个时代，这个声音我还是能听得见的。

七十年代是凶兆多多的年代。同时，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屈服于那种看似友好但又冷酷的力量，那种力量阻止我们去看到任何让人不安的理由。这一切都是非常奇怪的。我要尽量给你说明一下。

我观察七十年代的位置是在全民医院的候症室里。我坐在这个房间里的一个摇摇晃晃的桦木椅子上，等着医生给我治疗，等了一年有一年。我很害怕，真是怕得要死。我必须一次又一次上厕所，要是有人正好在用厕所，我就急得浑身冷汗。

我刚才没有告诉你吗，六十年代肯定是历史上能找到的最好的时代？那个时候，我们实现了我们早先的梦想的一大部分，尽管用的是其他手段。没有人再会失业了，没有人再贫穷了，没有人得不到生活保障。这种现实是很真实的，就跟粗麻布或者被太阳晒热的瓦片一样真实。我把我的宽大的手掌放在厨房的饭桌上的时候，那就是一只真正的手，手底下的桌子就是真正的桌子。要是日历里说明天是星期一，那我就可以指望它真是星期一。我甚至每天早上还能骑自行车去上班，到晚上还保证我能找回家。

事后来看，我能想到，实际上我们在那个有保障的十年当中就已经在我们创造的事业里犯下了看不见的错误。我这里有一些记录，能让我感到吃惊。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许诺给每个家庭又宽敞又便宜的住房——全世界都没有过同样的项目。整个建筑行业肯定都热得发狂了。就好象建筑设计师还没有画好蓝图，房子就已经搭起来了，跳过了墙壁隔音保暖的步骤，墙缝也马马虎虎糊弄过去了，窗户上用的是次等的木材，也他妈完全不管房顶的固定，交出的房子很快就会长霉，要不然，就是大风先来把它们刮倒。我几乎难以相信这里用我的笔迹写下的话，可不得不承认，这些激动的文字说的是事实。我最害怕的是，同样的建筑方法用在范围更大的项目里。

但是，我的恐惧在六十年代里就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不折不扣的造假，我作为一个专业技工，可以看得很清楚错误在什么地方。到了七十年代，让我担忧的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一切都只是凶兆。我有一种不吉利的感觉，总有什么事情要变得疯狂了，而我还看不到那是什么问题。我在这里写了我当时的一种感觉，好象全身都要沸腾起来了，就好象什么讨厌透了的东西在我身体里不停地长出来。更糟糕的是：我觉得同样令人讨厌的事情也正在我周围的社会里发生。不过，我盯着看的地方，也只有白色的表面。有什么东西阻止我看。

我想，就是刚才，我深吸了一大口气，跨过了那块写着“放射治疗科”的牌子。现在我坐在那里，膝盖上放着转诊单还有我的无意识和无能为力。护士们不看我，就好象我只不过是白色墙壁上的一个水斑。我只有一个愿望：这些穿白大褂的要更多一点，这样我还能来得及治好我的病。

这个坐在候症室里的人，正好可以包括我的个人身份号码。幸运的是艾斯基尔也来了，可以证明我的存在。不过他没有什么个人身份号码。当然啦，做过很多努力，但是什么都无法固定在他的身上。他甚至不需要自卫。现在他去翻看那些已经翻烂了的周刊杂志，这些杂志对他来说也太沉了，在他的膝盖之间沉下去了。

就在我生病的问题上，这些材料背叛了我。我显然从来没有非常固执地要求他们把我的病历复印给我，尽管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有这个权力。我想知道的就是手术和放射治疗是否成功，我的支离破碎的身体是否还是活的，或者是这个坐在这里和你谈话的身体实际上早就死掉了。我想我看到你吃惊地抬起了你的眉毛。这说明我的问题问错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是别的东西，而不是同时又生又死的呢？我们怎么能够哪怕有一时一刻从我们的生存状态里逃出去呢？

就是在这个医院里，我一眼看到了那个阻止我们看的东西。要不是我当天就把它涂写在我这个文件夹里，我想我就没法把它成功地保存下来，你看我用的是很淡的很害怕的手写体，一种突然的老年人的手写体。

我坐到了医生的房间里，我的手上都是冷汗，尝试着互相扭开。这个女医生是那种圆圆胖胖的人，你蛮可以从这种人手里接到一个死刑判决。但是她的话触及不到我。她不停地说了很久，身子还稍微向前弯着。她的嘴唇不停地动着，手的动作就好像她努力要为这条命本身辩护。但是他妈的我连一个字都听不见。我坐在那里，就好象耳朵里冒出了大堆的棉花球。或者更准确地说：就好象有某一种充满同情心的过滤器，在那种难以忍受的真相就要披露出来的那个瞬间就把它过滤掉了。过滤后剩下的就是无害的东西，甚至是很能安慰人的。

在身体里的某个地方，我好象还是能明白这样那样的我塞不进头脑里去的事情。我注意到了，我的眼睛里实际上充满了眼泪。这时候，这个圆圆胖胖的女医生就把她温柔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就让我的全身充满了安宁。我他妈的什么都不明白，不过，有什么声音在告诉我，再也不会有什么坏事落到我的头上了。

你能明白了吧，为什么那个晚上我要找阿丝特丽？

好吧，我承认了吧。我实际上没力气再去看明白这些事情了，从这天起，我就知道也不需要我去搞明白了。正好相反。有一种考虑周到的权力告诉我们，我可以放心地不知道什么事情，放心地把我们的命运交给那些知道事情的人。在一种太令人痛苦的真相慢慢接近的那一瞬间，在一种对我们生存状态的说明要揭露的那一刻，我们就会停止下来，不看也不听了。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我就和我母亲差不多了：对什么诊断我都不想知道，也不需要任何诊断。我想，对“忠诚”来说也是一样了。它会料理我的问题我的麻烦，但是就它本身来说，它是不愿意听到来自医生方面的什么信息的。然后呢，我的身体爱怎么沸腾就怎么沸腾吧。

当我和医生谈过之后，坐在我这间永恒的候症室里等待某种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否需要的治疗，这时候我突然看见给人安慰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我肯定已经看到了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没有真看。时不时的会有人再搬进来一张桌子，给医务人员喝咖啡的休息室再添一把茶壶。成群的护士、护理员、行政人员和检查官狂热地跑来跑去，甚至会互相撞倒。好象人人都记不住本来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几乎不敢看从人群里挤到前面来的那个态度尖刻的护士。可是等到我最后还是看着她的时候，我就看到我本来一直应该明白的事情了：她开始一分为二，很快成了两个人，朝同一个方向急匆匆赶去，而且已经开始再重新加倍分开。在玻璃橱窗后面的收款员现在越来越多，连玻璃都快要挤破了。我的希望得到了大大的满足，丰富得吓人。

不过，众多的凶兆就被这种巨大的温暖的公开的安宁压回去了，这是越长越多的白色的安宁。我自己完全记不住，不知道医护人员会增加得这么吓人地快，只记得安全是增加了。能记住的是这个文件夹。还有艾斯基尔。

就是这个时候，“忠诚”接过了有关我们生存的全部责任。是它做出了所有让人头疼的棘手的决定，也对所有令人不愉快的结果承担责任。它把足够的脱脂奶粉放在冰箱里，到了睡觉时间的时候就关闭了电视，早晨会给你拿出干净的内裤，承担可能发生的罪行的罪责，甚至为了我而恋爱，为了最后把我的松弛的冷却下来的身体抱在它的怀抱里，保证我是不会死的。

“忠诚”首先是要保护我不受我自己的伤害。不是说它把我看成罪人或者伪君子。人的本性毕竟是善良的——只有卑劣的利益的诱惑，还有不健康的竞争，会让本来健康的大树长歪。不，“忠诚”保护我们就像人们保护一个天真无辜的孩子，不让他们去捅墙上的电插座，不让他们弯腰去看井底。它也防止我们去看那些对我们来说过分的事情，去发现那些会划破我们脆弱脑膜的关系。它保护我们不受我们自命不凡的过去的伤害，这种过去只会对我们提出一大堆折磨人的要求。

要不是艾斯基尔总缠着我，很可能我就不会产生什么怀疑。他一个晚上都不让我安宁。不对，星期六的晚上我总是能睡得很香的。在狠狠地喝了两大杯酒之后。艾斯基尔自己也抵抗不住酒的诱惑。尽管只要给他灌上几口就够了，是的，因为透风的身体，实际上他只要闻到酒瓶塞子的气味就会醉醺醺的了。每个星期有一个晚上我就可以得到安宁。我只是感到奇怪，我怎么弄到酒的。是我用来保险能找回家的线够长，能接到酒局去吗？

不过，每个星期其他的日子，他就会用他的怀疑来纠缠我。我有没有考虑过，在我自己的身体里翻倍生长起来的东西和我们周围的社会里沸腾得越来越厉害的那些东西之间，有相似的地方？我能不能懂得那种有危险的事情，我已经把自己搞成了盲人，对那些符号里包含的意义都看不见了，还同意不去看真的发生在我自己和我们所有人身体的事情？还有，如果我现在赞同那种白色的安宁，那我有没有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在我的文件夹里保留了那些过去的碎片，这是什么样的虚伪？这个国家不是很愿意抖落掉所有的历史吗，历史会阻碍工人运动的自由和引起不愉快的比较。艾斯基尔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的纠缠我。而我呢，也只能接受他这些无情的问题的影响。

很可能就是艾斯基尔的烦恼让我开始考虑，在我们同意不去看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满足于身体里还有我们周围世界里的这些白色斑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有这些删掉的东西，既不能看，也不能听，也闻不到，就只像间空房间那样在那里空着，它们就满足于停留在它的虚无中间，还是会回来，也许就像一个狡猾的来报仇的人，或者像一个被粗心大意地关起来的疯子？我们紧紧收拾起来放在一边的东西，会不会突然从虚无中间冒出来，威胁我们的生命？我这里有些笔记，都难以看得清了，说的是有一个大肿瘤，出人意外地在大街上冒了出来，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人的样子，把刀子插到我们最……行了，别说了，我以后再说这个吧。在另一张纸上还有几个字，能让我明白，我们周围那些白色表面，怎么会在一个下午冒泡一样冒出绝望的胎儿的脸，还有抓在一起的小指头，又苍白又皱巴巴的生命，从一个废墟一样的未来世界里爬了出来，天生就是一团怒火，好象还被我们的盲目中大大加重了。

肯定是在什么地方，一切都搞错了，尽管我也说不出错误到底在哪里。我知道的就是，我们有些年轻人，以为他们能把所有的事情再扭正。要是我告诉你，其中有一个年轻人经常到我这个只一间房的小单元来看我，这大概也算不上什么背叛吧。他根本就不怕做出一个诊断。他自己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多多少少会帮点忙——我毕竟是唯一的还有一个档案存在这里的人。更多的事情我就不敢说了。我还不能保证，我就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你。

反过来说，我也许敢告诉你，他想出了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失忆。失忆给了他机会，这是别的东西做不到的。所以我敢说，他和他那个圈子里的人，可能会把握好这个问题，就算他们必须朝一条小路，走什么捷径，这会让我的心都跳到喉咙口。是的，我说的是“可能会”，因为很多问号已经开始在我们周围出现了。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家伙，这和所有那些官僚和政客都不一样。那些人在我们这个王国里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已经忘记了自己姓什么，尽管人数一直在翻倍又翻倍，他们还是什么事情都难以完成，难到让人绝望的程度。他们要不是翻错了日历，就是把公文包忘记在什么地方，要不然就是丢了钥匙，既找不到自己的汽车，又找不到他们的孩子的托儿所。早上的时候，他们得从某个房子或者某个超市开始上班，到了晚上，就得想办法去找到什么新的家庭。他们完全忽视了来看我的这位客人所理解的要投入全部资源来做的所有事情。他有一个小手提包，用一根链条连到他的手腕上。这就是他的记忆，他的指挥中心，也是他的身体价值无比的一部分，可以到处跟随着他。他淋浴的时候，也会把这只带着提包的手伸在外面。就是他的女人们也会发现，他要说服她们入港的时候，这个黑皮还带拉锁的记忆也会掉在她们的肚皮上。我甚至相信，这会给她们额外的刺激，因为这个未来权力和荣耀的象征就在她们的大腿根上拍打。

他还要来搞我们这座可爱的房子，要拆掉我们这里的几片街区。尽管他自己更愿意说什么必要的“优先”。或者就像他说的：他要给人们看看，左派到底是什么意思。所有我已经看到的，所有我费了牛力气才学会的东西，都会让我反抗，像马直立起来拒绝前进。我也能感觉得到他挑战的那些权力的力量。但是在我内心里还是有些东西，我愿意努力去搞明白。他毕竟是我的儿子啊。

克利夫也会谈到我们这个社会的缺陷。不过，解决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有一个晚上，就在我这个厨房里，他是这么表示的，说这个创造还没有真正完成：“我们还得在这个不完整的社会里继续生活一段时间。”

他转动着手里的啤酒瓶，看着那个撕掉一半的啤酒商标标签就陷入沉思，但是，最后把瓶子嘭的一声砸在桌子上，笑着说：“你和我，我们会对付得了它的。”

它那个不完整的社会。

他的话会给人那样的安慰。他敢于承认。同时他又充满了良好的愿望。要到以后我才会明白，他的话里那些让人恐怖的含义。

他们那些不完整的孩子。

你一定已经明白了，对我和我那些上人民学院的同志来说，是的，对所有支撑起最早的那个还昏昏欲睡的工人政权的人来说，教育是很神圣的事情。我们没上过什么学校，但是我们崇拜诗歌、音乐和艺术，也已经认识到，要征服社会就必须包括文化。我把这张小小的下面有我名字的剪报贴在这里，很明显这是我们社青团报纸上登的一封我写的读者来信，或者是我对调查问卷的答复，在这封信里我要求学校给那些年轻人“更多机会去发展他们自身具备的才能，根据他们内心可能性的尺度来成长。”

我受的教育，是人民学校的读本和鞭打的结合。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教育过程。我不敢说这些教育就足够让我成为什么人物。也许我也认为这不是我负担得起的。但是，我一有空就读书，在这个第二个夹子里，书脊上写着“科学的世界”的，我收集了所有我可以找到的人类的知识。这里面我贴了有几百张剪报了，都是这么多年我搜集的，有关经济，有关外国的事情，有关天文学，有些很少见的问题和上帝才知道的什么知识。这个夹子就是我的大学。

当然，我不能很近地跟随学校里面做的那些事情。我的男孩子很早就死了，还不到上学的年纪，从那个世界到我这里的信息，多半就是从上面来的，有关知识的那种广大，那是上帝的保佑。我对有些力量有很大的信任感，它们打碎了那种不公平的挑选学生的学校制度，创作了一体化的制度，对所有人都提供一样的教育机会。我也不要求任何人告诉我里面的事情。我和这种新学校接触很晚，一直到了八十年代的某一天。从那个红纸夹开始的那几页就是说这件事情的。

有一个郊区的那种学校邀请我去，他们要找一个曾经参与过我们这个福利国家的建造的工人去谈谈。女校长还建议我带亚尔马•布朗廷去——很可能是她根本不知道布朗廷都死了六十年了。尽管我们对什么“哲学的”问题应该更加小心一点。我明白，她说的其实就是历史。她自己教的课是什么实用经济学，过去在世界上那是叫作“学校厨房课”的。

要带布朗廷去当然不容易。我不得不利用我的所有关系，哄骗跟他工作过的什么人出场。我特别提到了我们一九零九年的会面，那个人很高兴，还记得我。“我们一起订过条约啊”，他大笑着说。不过，现在他只不过是他过去的那个自我留下的影子而已，因为胡子有很一段时间还在继续长，那重量就把影子都弯曲了。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听过蟋蟀叫唤了，就很难抓住他那种苍白的声音。不过，在他灰蓝色的脸上，那对眼睛还放射出相信未来的光彩。

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把那次到学校的访问弄成了，我的意思是说，先有好几天记得住那个邀请，然后还能找到那个学校，不过，反正是成了。到了那种情况下，校长当然是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反正我们已经来了，他就带我们去了九年级的一个班级。

这样我们就站在门口，准备进教室。我们是三个人，布朗廷、我和艾斯基尔。那是一个阴雨天，我们在走廊里就能听到那些孩子们鼻涕都流成了什么样子。布朗廷那种像是来自坟墓的咳嗽也没人当回事情了。不过，我们在门口停下来了，我瞅了这个又瞅那个。有什么东西缺少了。

孩子们简直就是不完整的。他们的眼睛越过我们看着后面，好象他们就是训练过的，不注意那些特别的事情，只是被动地让一种闪烁的光通过。他们从来就没机会学习怎么去看！就是脸也没有完全长好，就好象造了一半的房子，因为钱花光了就留在那里不动了。那些灵魂的镜子证明他们内心的成长也已经被阻止了，证明有一种好奇心愿意把地平线本身给炸掉，但脚都被捆绑起来了，就像我从《人人》杂志上剪下来的一张图上的中国小脚女人。孩子们不停地说话，不过都是只有一半的思想系列，分散开的叫声，有头没尾的句子。他们说的话就像一把碎石头，朝着大约正确的方向抛出去，而不是一块瞄准什么扔出去的石头。好象他们互相之间是能明白的，开开心心的，不过不是用说的话，而是用身体的动作，还有做鬼脸。

同时呢，这个班级好象是很快活的，没什么烦恼的。孩子们会突然爆发一阵大笑，不过笑声很快就会犹犹豫豫地停下来，好象他们忘记了他们要笑的是什么——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瞪着我，不知道我问什么。

连他们的手都没有长完整啊！有一女孩坚持着一定要拥抱我——“劳公公，劳公公”，她反复地说——她用手摸我，可指头还从来没长出来呢。她也没有注意到我都僵硬在那里了；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对这种现代人的拥抱都会感到不舒服。她的眼睛是模模糊糊的，同时又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有那么一秒钟我看到那里面有一种目光——然后她又躲在里面变得不可接近了。就好象她可能变成的那个人因为失望又转身离开了，重新睡着了。

那个老师，长着八字胡子，穿着泥瓦匠的衬衫，脚蹬着木头鞋子，愿意做一点小小的讨论，就像他说的，在我们荣幸地有了几位来自上个章节的代表的时候。他热烈地指着他自己滔滔不绝的嘴唇，不断鼓动学生们提问题。但是他们不知道，老师指望他们知道的是什么，除了我们谈的“世界上过去到底怎么样？”这里问题，还有什么别的他们该知道。他们的背景，看上去显然就像我们身后的那块擦过的黑板，只有在空的地方还有些个别的试着写什么字的痕迹。有一个学生还是愿意知道，我老爸是不是经常揍我；还有一个学生想知道布朗廷是否坐过牢。我们的信息都得到了很友好的回答，但也是很奇怪的，没有笑完的笑脸。很明显啊，这些被阻止长大的孩子没有能力懂得布朗廷的脆弱的声音。他们需要拧高音量，要有很多低音。

因为谈话进行不下去了，我们就试试讲一讲瑞典福利制度建设最初的出发点。孩子们随着我们的谈话，把手举起了在空中摸索，可是他们想抓住我们说的事情的时候，手指好象就滑开了。那个老师就把我们打断了：

“第一个学期我们就学完了历史。我们不需要听什么好玩的故事，把本来已经搞清楚的事情再来弄一遍。也就是说我们早知道正确答案了。”

他挥舞着一本黑色的已经读烂了的书。我觉得我认识这本书，那是我们在社青团的时代就学过了的。

我们再试试改变话题。不过，看起来很难谈什么地理啦生物啦物理啦或者化学啦那些方面的问题。我们慢慢了解到，这些科目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是都包括在一个叫作环境新闻的大课程里。我们得知，他们的教学大纲把科学知识的传授当作“对学生个性发展的阻碍”。这些词汇这么样子使用，听起来真让人痛心。

“学校不可以拿出一大堆在年轻人的经验里没有基本选择的东西，这样也许只会降低他们批评的潜力。所以在我们这个班级里，我们不用别的，而是自己编更加明智的教材，就用那个角落里的复印机复印。不管怎么说，学校要给人提供的信息，还是工作的方式。”

最后，布朗廷带着非常疲倦的口气说：“现在我想知道，你们到底在读些什么东西。”

“读什么？”

“是啊，看看你们课程表里有哪些伟大的诗人。”

那个老师把身体向前侧过来，好象要听得更清楚，脸上还有掩藏不住的笑：“我们真的不是那么看问题的。没有一个作家比另一个作家更伟大。我们也不再有什么东西写在课程表里了。我们是试验着前进，一天又一天摸着石头过河，而且这和失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条原则。每天早上我们总是根据课堂的具体情况来开始，比如有一个男孩子夜里刚被刀子捅了，或者有一个女孩子觉得她已经怀上孩子了。那我们就从这些问题开始，选择一篇有可能处理这些问题的课文。我们这里和过去那种老式学校的书呆子教育不一样了，那种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提高学生品位，或者增加学生的敏感性。我们不一样了，你爱读什么读什么，只要觉得好就行。这里讲的是民主。”

“民主？”布朗廷应声说，到这个时候已经明显非常非常疲倦了，“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民主吗？”

那个老师耸耸肩膀，表示非常理解：“你们在你们那个时代当然尽了你们最大的力啦。我们是非常感谢的。可你们活了很长时间了。”

他住口不说了。我看看表，也就明白这是开饭的时候了。孩子们都冲出门去——他们至少还看得清方向。不过那个老师却缩到了教室的一个角落里。这个时候我才看清楚，那个老师的住所在这里。在地板上铺着一个泡沫塑料的垫子，旁边有一个热水瓶，还有一个放粗麦面包和水果的小盒子。他脱掉木鞋，把脏兮兮的床单拉拉平，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像猪叫一样咕噜着坐下来。然后他就翻开一张报纸，全身关注地读起来。他的嘴唇跟着读到的句子蠕动来蠕动去，做出那些字的口形。我凑过去问了一个问题。他把头抬起来一半，挥手让我走开。他就把这天的报纸通读了一遍，用的是和他爷爷当年大声朗读福音书的时候一样的口气，一样地脚上不穿鞋只穿袜子，为的是显出星期天的尊贵。

我明白了，我面对的是一个来自那些已经烟消云散的革命日子的狂热灵魂之一，他们曾经征服了教育界和媒体的各种喉舌，现在还不死心，要把他们激动起来的思想再向前推进。他把教室当作了自己的家，因此有意或者无意地就在他的生存状态里找到了连续性。他不像所有那些到处转悠也没有知觉的人，他没有被失忆征服。而且，每天早晨来的孩子们当然都是新的，但是在加工好的木材里还是留下同样好的痕迹。无论如何，我对他的印象其实并不那么坏，不会真的不喜欢他。

不过，布朗廷说不出话来了。我能看到他发灰的嘴唇在找话说，因为一种过分巨大的激动；那嘴里只说出耳语一样微弱的沙沙声音。通过嘴的动作我还是能跟得上他想说的意思：他想说的这里的人对工人子女干的事情，在孩子们要发展他们沉睡了的机会的时候，却受骗上当了。

所以不是他而是艾斯基尔做了最后的总结：“我们粉碎了那个阶级社会，自己再重新造出一个阶级社会！”

我偷偷看了布朗廷一眼。眼泪已经从他空空的双颊上流下来了。有些泪珠还挂在他的胡子上闪光。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布朗廷哭了。

艾斯基尔指出了那个薄弱的环节。正是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堂课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孩子表现得比其他孩子显然要成熟得多，而且在现实里也更加有找到归宿的感觉，那个老师还把手指放在嘴上告诉我们：“那是出身于，让我怎么说呢，所谓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那时一种新资产阶级。要把他们管住可真不容易。”

对我来说，一切都变得那么一清二楚，这个学校干的是什么事情，是对我们工人子弟的背叛。布朗廷说不出的话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忠诚”不允许他用话来表达的意思，那是用这个班级里的孩子的身体表现的，这些不完整的孩子。

同时，我也就认识到了，现在也是“忠诚”正在考验我呢。正因为这涉及到我年轻时的梦想，我梦想受教育和个人的发展，正因为就在这个课堂上，有些事情正因为我就成了赌注。现在是考验我的站在那一边的时候了。我有一种感觉，我正在被磨碎，就好像这个世界上过去发生过的事情，那个时候，杀了国王的罪犯要五马分尸。在“科学的世界”那个夹子里有一张画就是画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软弱，成了“忠诚”的营养。

布朗廷一直看着我，很明显，他是在琢磨我的疼痛的脑子里有哪些想法在互相打架。他想抓住我的肩膀，就像上次见面那样。而他的眼睛在说：“你总不会放弃我们伟大的梦想吧？”

不过，我不想知道他的手是怎么了。他根本就不明白。他已经死了好久了。“忠诚”曾经是从他的话里开始的，但是随着“忠诚”越长越大，也离他越来越远。事实上，就像那次参加罢工集会的人，不过，现在可不是为了把老板的啤酒喝个够，而是为了能陶醉在快活的不用负责任的自由自在里，在各个方面看到生活不再受到伤害，为了能陶醉在天堂的运输服务里，还有让人开心的咖啡点心茶会，像闪光的星星，遍布整个瑞典，到处都是。

这可不是我原来希望看到的，不过我能怪谁呢？这么伟大的事业，不可能用布朗廷和我曾经梦想的那种方法来完成。现在我看到了，我的心也在发抖。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

有的时候，需要做出牺牲。现在需要牺牲的就是我。我明白了，人可以强迫去背叛什么，为了忠诚。

是的，我做的是大事情，太大了。先是我挣脱了布朗廷的掌握，退了一步。然后，我做了那个擦掉的手势，就好象电视上那些驱赶魔鬼的人常常做的那个手势。我只会这个，别的都不会。

我是把我的师傅都否认了。我看见他就那么消散了，就像一道让人悲哀的青烟，没了。或者那只是我自己眼睛里的泪水吧，让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不会的，布朗廷和他那代人，绝对不会想到后来这几代人看到的现实会是什么样子。先前那个时候，人哪，没的说，肯定是生活在一个又没有安全保障又没有公平正义的国家。不过，不管怎么说自然的规则那时还是有用的。现在呢，到了我们这种时候，我们活在一个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国家。我想到是那个把首相都可以杀死的时候。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吧，在这件事情里头，这个垮掉了的时代全都装在里头了。这事我要好好告诉你的。我毕竟是唯一的还有记忆的人吧。

有一天克利夫给我打电话了，激动的样子很奇怪，说他这么多年第一次让自己变得自由了。他把身边的保镖哄走了，现在他要自己出门去看一场足球赛：“看完球赛以后，我们大概去你家坐坐，要是你家里还有几罐啤酒就最好了。”

我真吓坏了，抗议这种没头脑的愚蠢行为，可他只哈哈大笑，很得意这种恶作剧，其实是男孩子淘气一样的事情，好象大大过了一把瘾。然后他又认真起来了：“很简单哪，我总得可以和普通人坐在一起吧，就是一两个小时也行啊，感觉感觉他们身上的温暖，他们的狂热我也能分享，他们要是垂头丧气我跟他们一起垂头丧气。我都不记得我最近一次看到一个单独的人的脸是什么时候了，当然你的脸不算。是啊，你当然知道我的难处啊。”

我当然很知道克利夫的痛苦。他已经好多次坐在我的厨房里抱怨过了，还带着一种激怒的冷气，他现在只能从一个天上的老鹰的角度来看世界了，能看到的都是大的计划，原则，还有全面的解决方案，但是一点都看不到单独的人，看不到那些人的损坏了的生活。他会把身体向前凑过来，用很低的声音对我说：“那是政治家的地狱。”有一次他还补充说：“幸亏我还有你啊，马丁。你是我和现实的联系。”

就在那种时候，就在我正准备说几句话的时候，他会突然打断我们的谈话：“我有一种感觉，很强的感觉，我们的谈话一直是有人窃听的。”

我就从电话号码簿上撕下一张城里的地图，在我住的地方画了个叉，然后在足球场那个位置也画了个叉，然后在这两个叉之间沿着那些街道画了一条红色的路线。我必须出去，不管花什么代价。必要的话，就用我自己的身体去保护他。

我这里有些零星的记录，都是有关对他的一种暗暗压着的仇恨，一下子就都变得很清楚了。那个时候居然会出现那样的调子，现在要理解比较难。那张纸上我本来写下过从那些沉默的舆论中突然发作起来的反对意见，现在突然变空白了。也不清楚，是不是有人进来过，把这张纸换掉了，还是那些字迹自己就消失了，那也就成了那个白色王国的一部分了。我不可能自己愿意把文件夹里写的东西擦掉吧。不会啊，有关这次谋杀本身，我做的记录里不管怎么说有着这么两行字，说的是我突然明白了，在“对克利夫的暗藏的但也是越来越讨厌的批评”里面，有什么样的致命危险。看起来，不管是偷看的人，还是失忆，都没有想到过这几行字啊。

所以，我是带着不是胜就是败的决心走出去的。自然我也就迷路了，在外面瞎转了一两个钟头。我急疯了。那些字一下子都有了意义。在那张空白的纸前面那张纸上，我曾经记下来过一些圣人才有的奇事，说的就是他，尽管他那个时候还活着。就像那一次，有一个早晨他到首相府去，因为刚和工会有过一段时间毫无希望的谈判，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心不在焉地就把他的外衣挂在一道太阳的光柱上了——这衣服就那么挂着。一直挂到太阳到了云彩的后面。这样的奇事真的让人恐怖，因为会给人这样一种圣人的图画，让这个人死得很壮烈，是个烈士。我在城里横冲直闯到处瞎转的时候，人都绝望了，心里也明白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这样一种牺牲，让人恐怖的就是出事会出得恰在那个点子上。克利夫跟我说过，他已经越来越受不了了。从很多方面他都听到了暗示，意思是说他现在已经成了“忠诚”的累赘。民意调查的支持率下降了又下降。问题就在党能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让他去某个国家当大使可能说不过去，地位太低了。让他去做国际联盟的头头怎么样？这是有可能的不过可能性看起来小得可怜。

同时呢，我也一下子明白了，明白得让我发抖，明白了在我们这个国家，不可能的事情会怎么变可能的。看起来是现实无情，已经把交情放到一边了。没错，在又一个明显是资本主义政权的插曲之后，我们在八十年代初又重新掌权了。我们时不时的是会让别人掌掌权的，为的是让社会占有必要资源的速度能更快一点。为了让车轮能够转得动，我们也会把所有价值都大幅度地贬值。这么说吧，人们的所有要求都贬值了五分之一的时候，我自己的病马上也就容易忍受了。这些措施给了我们一个呼吸的空间，不过我真的不敢肯定，我们是否利用了它，或者说我们还能够利用它。事实是，大多数的事情好像突然都已经太晚了。只有一件事情还不晚，那就是要救克利夫。

瞧那边！我远远地看见他在人流里朝我走过来了，一个咆哮的挥舞着旗子的人流。这条街我找对了！在我们周围是是那些日常生活里的吓唬人的空白，是柏油路上那些白色的水洼，还有人们的面孔上和房子墙壁上越长越大的虚无。但我还是找到他了。他也看见了我，举起了手臂，要挥手向我打招呼。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家伙从人行道上某一个白色空洞里冒了出来。就好象那也是街道的一部分，在一秒钟里就从石头里钻出来，它有灰色的面孔，还有很坚硬的双手。所有那些被挤开的仇恨，所有那些咄咄逼人的攻击，本来是没人想看到的，现在突然有了和大毒瘤一样的形状：就在这块石头正中间，有一张被仇恨和紧张扭歪了的脸，拳头和动作都是由推到一边的看法和价值观来控制，一把刀子被一种力量推动着，就好象有成千双手一起抓着它，就这样——还没等我们站在周围的人明白是怎么回事情——这个家伙就赶紧跑掉了，有人说他动作快得就像一只猴子，还有人说他轰隆隆地就像一个受了伤的熊。唯一我们大家都同意的，是他只奔跑了几步就消失在柏油路面里了，就和他刚才从人行道里冒出来的时候一样突然。

还留在大街上的就只有首相了，他的胸口被捅了好几百刀。这一切都是在两三秒中里发生的事情，不过看上去这个罪行是很多人一起干，是很多人的意志一起干的。第二天的报纸上就那么说的，纯粹从医学角度看，可以证明凶手有好几个，尽管目击者都说，他们只看到一个人。

现在就碰到了非常少见的事情，只有在失忆的王国才会发生的事情。所有人都从嘴角边提出了抗议，所有过去的遮遮掩掩的仇恨，鬼鬼祟祟的漫画，对他个人的攻讦谩骂，所有这些费了好大劲从他们嘴里吐出来的，或者是从他们笔下写出来的，现在就完全没有了，没了，就好像从来就不存在。这个被杀的人现在成了圣人，有很多传闻，都是说在这个谋杀地点周围观察到的预兆。你大概已经听说过了，他们说在每次国会大选之前，在人行道的石头之间就会渗出鲜血来。在他死了以后，就再没有一次大选会失败了。至少原则上是这样的。

同时，他的死亡自然而然地又让他成了不死的。这个你可以自己去看。要是你往城里再继续再坐几站路，到了阴影中间，一直到那些老百姓的失望让路灯都不亮了的街区，那些街道都像鞋带一样打了结的街区，你肯定就会碰到他的。你简直就不可能错过他——他的那个地方是没有什么出口的。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再也不能往前走了。你只要打听那个销售大厅就找到了。

不过，我本来要告诉你的并不是这个谋杀，而是在那个时刻变得一清二楚的事情。有好几天里，那都是可以看得见的，而我看到的事情让我真的感到恐怖——所有的合理性都被取消了。

触发了所有这些事情的原因，可能是在八十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在一夜之间取消了所有的限制和规则，因为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好象是发展本身要求我们这么做。而发展本身给我们的回报就是逃脱了所有我们的预想。突然间什么都可以发生了——也确实发生了。这次谋杀让我看到很多过去本来看不到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本来是不应该在我们这个社会发生的。我突然看到那些从事金融的人怎么可以互相推销空气，而且价格还越来越能骗人——而且那些高高兴兴的飞涨的债务，是把所有老百姓当作抵押品的。不过在我们这边事情看上去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拿“忠诚”开开玩笑是很容易的。我还上班的最后几年，我已经注意到了，一起上班的伙计们开始偷懒，有一两个星期一不来上班，还把建筑工地上的材料顺手牵羊拿回家去。现在我还一下子看明白了，整个整个的星期都会从日历上消失掉，你在造什么街区的时候整个房子也都会不见了。所有这些事情看起来都进行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疯狂：巧立名目，弄虚作假，消费了又消费——所有这些事情上的天空都裂开缝了。星星点点发生的事情会给我和那个过热的二十年代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是那回别人要负责任，而我们的任务是把一个新的瑞典从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而现在呢，这可是我们自己的事业垮掉了。

也许，现在开始发生的事情本来是可以处理好的，只要我们让自己投入进去，而且对正在进行的事情要保持头脑清醒。但是我们很快就又会遇到我们自己内部的审查和禁令。我认为，就在我们自己的梦想里，我们也感觉得到什么是允许我们做的，什么是必须排除在外的。

这种负疚感对我的折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是我自己也同意的，还在那次谋杀之前，就不愿意去看落在我们头上的那些可怕的预兆，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干——我们的盲目是我们自己情愿的，所以就让本来不可能的事情也成了可能的了。我们周围全都是这样。这次谋杀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

我的良心不安，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也参与进去了——我对克利夫是很尊敬的，是啊，他是我的老朋友，尽管我也是不情愿地看到，他已经成了我们这个事业的累赘。不过我也是那些有责任的人里的一个，是我们把不可思议的事情引发起来的。而且我也不够快，在他自己轻率地把自己暴露给凶手的时候，没有及时找到他。我画的这张地图我还留着呢。你可以看到，这条红线没有画到头，没有画到整条路线。就在这个容易选错路的地方，有好几个街区我没有画红线。是因为太匆忙了，还是粗心大意？我也许没有搞明白，等待我做的到底是什么事情，不过，我的手可能知道。

就是这条断了的红线，让我料想到“忠诚”已经成了别的什么东西，而不再是我们所有承担它的人加在一起的总和。如今，它的呼吸都让人感觉很陌生了。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现在麻烦太大了，尽管也不再有可能去把握这麻烦到底是什么。

不过，不管好坏吧，还是有那样的人，准备去解决这些简直无法把握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人，是跟我关系非常非常紧密的。

现在是要紧的时候了，应该告诉你发生在我头上的事情——还要告诉你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准备工作方面有些什么问题。我之前一直不想说，因为这是跟信任不信任你有关系的。不过现在我开始信任你了。我感觉你是站在正确的一边的，所以我其实不需要像一开始那样小心翼翼。

我已经收回了我的儿子。而且是他要考虑领导社会民主党的重建工作，是的，不管好坏，反正要把“忠诚”完全重新改造一下。有一天他就从那边那个门进来了，样子看上去就和贡纳尔的儿子一模一样。他自己把自己叫做人民之家的孙子。不过他也是我的孙子。

他不知道从谁那里听说了我保持的这些材料。要想整顿我们这个党，正好需要这样的材料。他需要一个历史框架，这样才能知道我们站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出发点是在什么地方，还有那些出路是没有试过的。正是我和我的文件夹子，能使得贡纳尔起草的未来有可能成功。

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他怎么会克服了失忆。我不是提到过他总是用链条拴在手腕上的那个小手提包吗？就是到游泳池里他也带着，举在水面上就好象一个表示胜利的手势，此外就是和女人上床他也带着。在那个小小的皮包里就有他的记忆。那是一个经验的储藏室，是我们的政客们和官僚们还有其他的蜉蝣已经丢失掉的。在他用链条拴牢的那个外部记忆里，贡纳尔不仅放了他的黑色日记本，还有一个小小的档案簿，里面有印制精美的搞运动的各种计划。那里面当然还有所有人的通讯录，有其他的要点，有住房和办公室的钥匙，还有最新的女朋友家的钥匙，而所有东西里最最敏感的，是新的党的工作计划的草稿。这个提包里当然还装得下他需要的其他东西，这样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他和他的工作小组任意使用的清理干净的电脑设备里。对啊，这当然不只是他们的电脑设备，不过其他人肯定都忘记了这种设备还存在，此外，即使那些人受到了记忆意外地瞅了一眼的影响，也绝对不会找回到这些设备来的。这个电脑中心也是彻底清理过的，和所有其他被病毒污染的记录仪器是不一样的。那些记录仪器只会折磨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孩子和欠的税搅和在一起，追赶那些被社会赶出去的穷光蛋，说是可以为他们提供优厚的投资机会，还会命令教堂里的牧师和医院护士立刻到戒毒所去戒毒。供贡纳尔和他的同志使用的是一个洗干净了的设备。对他们来说世界是开放的。

我很害怕，如果一个极右团体也得到同样的机会，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幸运的是贡纳尔和他的同志都是可靠的社会民主党人。把这些工人运动的孙子辈和我这样白发苍苍的老社民党区别开的就是他们会大谈“党的十分必要的吐故纳新”。

在这样的前后关系里，我的地址还有我的宝贵的功能都可以在那个带着叮当响的链条的黑色小手提包里找到。对贡纳尔来说，我就是一部历史。贡纳尔就是这么看的，对于我们的社会总体来说，我就是一种保证，让政治家不会忘记他们在干什么，也不会丢失那个比较大的眼光，就是今天的古怪也属于里面的，在他的眼睛里，我代表一种持续性——是啊，他就是这么说的呀——可以回溯好几代人，能为我们现在每天的活动创造空间和意义。看来他觉得是历史让现在变得让人理解。

我也相信，他明白他在一定意义上是我的儿子。他觉得，他代替了我那个三岁时得肺炎死掉的那个小男孩。我肯定给他看过讣告，就是贴在孩子的照片框玻璃上的那一张。实际上有一次他说过：“阿丝特丽问候你啊，她要我转告。”我真的大吃一惊，张嘴看着他说不出话来了。他是不是在搞鬼捉弄我啊？这我可难相信。不用说他已经成了我的儿子，我的意思是孙子。

有了我可以给我儿子提供的这些保险的出发点，他就能有一个全面的眼光，一种方向感，从长远来看让他变得不会受到伤害，无懈可击。我必须说是“从长远来看”，因为我们最近这次大选已经失败了。

不过，刚刚过去的权力交接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所有那些刮过战后年代的一阵阵的风，其实都是一时性的，长不了，在那种风头上，一个电视台星期六的节目，边喝喝咖啡边传播点小道消息，或者是星期天的早报上说点悔恨的话，其实是隔夜的酒还没醒过来，这就能把国会的大选翻个底儿朝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些可怜的反对派一下子上台掌权了，赶紧往四处看看我们会做什么反应，然后就要努力做点差不多一样的事情，可能力又不够。所有的党都是在辩论的时候才会区分开来的。归根结底大家都要为“忠诚”服务。

而且我们很快就会拿回权力的。到了下一次，贡纳尔考虑进入领导层，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已经学会了怎么对付我们的束手无策的局面，就是因为像他强调的那样，他有我和历史做他的靠山。我其实还不敢说定呢。我还不赞同他和他那些同伙的新的自由派观点呢。相反，他们让我不放心，越来越他妈恼火，虽然我也知道，如果他上了台掌了权，“忠诚”也会来照管他的，就算“忠诚”有点自己的毛病。“忠诚”会被正确的话放到他的嘴里，会强迫他退几步，回到那条狭窄的路上。在那条路上他肯定会前程远大，这还是我很清楚的。

一直到大选之前，贡纳尔还是政府某个关键部门里的“专家”，我想是财政部或者国务院，不管怎么说，和权力核心是非常近的。别问我他年纪多大了。要是我说三十岁，那是因为我很快就能算得出，我原来的孙子活到现在应该是什么年纪。所谓“专家”，就是说你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不过属于社青团的，又进了什么能当饭吃的技术部门，那就叫“专家”了。就算他肯定从来没有过打开过一部小说来读读，或者翻翻一本植物图集，但是他在数据、信息和运筹方面的知识，肯定是让你印象深刻的。那些知识就该那么叫吧。他知道怎么可以达到目的。现在他坐在所谓影子内阁里，或者至少是就在附近。

很有可能你也听出来了，在我讲到他的时候，在我的爱里面也有点苦恼的语调。我已经说过了，在那个他们反复讨论的党的吐故纳新里有一种含义，让我从骨子里感到害怕。要是“忠诚”现在不愿意这么干怎么办。那他就会遇到麻烦了。

所有那些新政策，对于我们这些老社民党员来说就像剪碎的红布一样的东西——什么降税啦，个人保障私有化啦，还有私有住房啦，允许不用忏悔祷告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学校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货色，现在却再用到了那些年轻人起草的新的党的计划里，不过，现在当然不是为了让那些有钱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快活，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福利制度的基础，因为老的基础已经要崩溃了。贡纳尔还谈什么保持一定的失业率，这样可以压低工资，就可以得到一个范围更大的经济——这样就可以有更多小企业！他预计这样一个经济繁荣局面在一两年后就会出现，就是他和其他那些年轻党员重新取得政治权力的时候——那么到时候，这不是意味着要打断工会的脊梁骨，还要把所有那些所谓给政府施加压力的游说团体都从国家机器里清洗出去。所有这些之外还不够，他还谈什么我们必须束紧裤腰带，就能还掉从还没有出生的人那里借来的更多国债。这真是让我犯晕。

——“只有我们可以推行必做不可的自由政策，”贡纳尔就是这么说的。“资产阶级政党是没这个胆量的。”

事实上，要是和艾斯基尔比较起来，对我来说，要咽下这个修正过的党的计划还是比较容易的。对他就不那么容易了。贡纳尔一到我这里来，艾斯基尔就会发火，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而且我认为，无论如何，这和阿丝特丽还有我们的儿子没一点关系。不是那个，让艾斯基尔控制不住自己的是我们那些年轻的社民党员，极少再提到他的无政府主义价值观，而他这一辈子都在为这个奋斗——还用这些价值观来折磨我的生活。其实他应该高兴才是，可他妈的他就是不高兴。就在你来我这里之前几小时，贡纳尔还和他的几个朋友在这里坐了坐，大谈什么新的自由的意识形态，谈什么要代替强大社会的强大个人，还有什么年轻一代的尖锐的领导入要和监护人的角色拉开距离。是啊，他完全公开地提出了对知识的要求，谈到个人发展有可能实现对“忠诚”本身的批判。我注意到我自己坐在那里都要冻僵了。我要他们至少把声音放低一点，别让我的邻居听见了。不过艾斯基尔变得完全疯狂了。他大喊大叫说，他们偷窃了无政府主义的想法，掏空了里面所有的人性的东西，就是为了以后把这些想法当作自由派的意见来介绍。每个人都可以当“自己的老板”，更多的人应该得到“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他用讽刺挖苦的口气引用他们的话。艾斯基尔和平常一样是反应过度了。他不愿意理解，他们造的那些句子只不过是一种花头经，为了在市场推销他们的新想法。他们不过是为了能把这些想法卖给工会的人，还有那些和我一样的老不死的家伙。

但是贡纳尔没有看明白，对他来说，那个历史性的关头早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前就已经在失忆中间出现了一种洞察力的裂缝。在我的文件夹里，有那么一页或者也许是两页，说的就是这个，不过现在夹子里面就只有一两页白纸了。要不是在最后面的内容目录里有一个标题，写的是“一个有洞察力的瞬间。震撼了瑞典的几个小时”，你可能还会以为，这几页白纸夹在那里，是准备贴什么报纸上的剪报，或者留下来做什么笔记的呢。可是你看，相应的文字全都不见了。人在一瞬间把握的东西，都消失在一片空白里了。也许是好久好久都咬紧牙关不吐一个字的“忠诚”，最后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叫喊，也许是“忠诚”看明白了自己的状态。反正，那个标题是说明这个的。

不管怎么说吧，很明显，整个国家都受到了这种清晰看法的影响。有那么一两个钟头里，应该有过一种类似的做出反应的愿望。那个曾经是贡纳尔的重要时刻。现在对他来说已经太晚了。已经再没有什么人还能记得住这种让人吃惊的洞察力。没人记得住，只有我的文件夹。

现在贡纳尔的日子可不好过了，事实上也几乎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情，更是让他难为情而已。要是“忠诚”有那么一会儿是对批评开放的，现在又是决定一切的了，也许是搞乱了的，不过依然还是很有分量的，就和圣经旧约一样的。自由派的杂草必须除掉。必须把那些预言灾祸的人的口封牢，让他们说不出话来。此外，失忆也已经让所有长远的改造都不可能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顽固地抓牢我们已经有的东西。一个有生命的左派，在一种最最自然而然的意义上，其实就是保守派。像我这样一个老牌社民党党员，应该很容易松一口气。不过我还有一个儿子啊。

“忠诚”对我们什么都了解，会在我们的颞骨后面窥伺到我们的脑子里去，还会带着怀疑去考察我们的肠子里到底装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它自然还知道我保存的材料，知道贡纳尔想在里面寻找到支持。可是，“忠诚”也有什么感官吗，能理解历史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它是不是也会失忆呢？

我担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忠诚”有一种自己内部长出来的记忆，就算它不能记住所有的不公正的事情，它也能认出它的敌人来。

贡纳尔毫无疑问就在人家瞄准的靶子中心。并不是说他有什么生命的危险。但是下一次他到这里来的时候，也许手腕上就没有什么手提包了。他能找到这里就不错了。也许只有他脸上还剩下一个很大的受了折磨的惊奇样子。就好象他刚刚从一个梦里醒过来，在那个梦里他已经很接近什么伟大的目标了，可是现在就是要他的命，他也记不起那是什么事情了。

尽管我自己也很愿意看到，哪天我从超市买了东西回家的时候，会发现我那本伟大的“历史”也不见了。

不过，如果有人把贡纳尔的那个外在记忆充公了，或者毁掉了我的材料，那也不会是他们通常期望从我这里得到的牺牲吧。也许他们更愿意看到我自己阻止了贡纳尔。是啊，这当然是他们的想法啊！他们还期望我把这些材料也烧掉，这些材料对体面的事情提出挑战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了，而现在成了一种危险。我当然会阻止贡纳尔，不过不是通过举起我的干枯的胳膊，不是用把厨房里的菜刀捅到他身上的方法，还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朝天上看：耶和华啊，现在你对我满意吗？不，我要用极简单的方法，我就走到厨房的洗碗池那边去，在池子里把我的文件夹全给烧掉。你瞧，我家里也没有壁炉，要是跑到外面野地里去烧，我也不敢。我就在洗碗池里点把火烧了算了。要是家里的木头着了火，把厨房烧成了地狱，这个也算不上最大的牺牲吧。

听起来真简单真容易——太容易太简单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明显要糟糕多了，也许就因为那样也更有可能发生。请你原谅我，我的声音都发抖了。真实的牺牲，其实不仅仅牵涉到我的儿子，还牵涉到我在人民学院里吸收到身上的那个精灵，没错，那个在围绕住早先那些战士的那个完整空间里的精灵。我想我开始明白了。

“忠诚”期望从我这里得到的，就是要忠诚地处理我的那些材料，我应该自己拿掉那些让人不舒服的纸张，然后把比较适合放在有效图画里的记忆纸条和文件加进去。事实上，我必须一直感到这样的压力。我当然知道，“忠诚”最喜欢看到什么。这不是一个本来怎么样的问题，而是应该怎么样的问题。我应该修正历史——就算要付出眼下会变得不清楚的代价也行！对了，以前我肯定已经把自己的耳朵也弄聋过，这样就听不那些信号了。人家对我一直是太宽容了。不过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现在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了。

如果我同意在文件夹里掺点假，那我同时就把贡纳尔也变得不那么危险了。他要从一个歪曲过的材料出发，设定一条完全行不通的路线，这么一来，他就在边缘之外的什么地方消失了。而且呢，将来的时候，“忠诚”就会得到保险，就没有人再敢做这种愚蠢的尝试了。

我怎么能拒绝这样的好事呢？

问题只是，我是不是已经回应了那个并不显眼的召唤而自己还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把我的材料瞎弄过了，而我自己一点记忆都没有了？我时不时地提起的这种忠诚的失忆，或者自愿的盲目，它真的就像我的笔记所说的那样是自说自话的，也是那么同情人的吗？那些震撼了瑞典的几个小时——为什么那几页在文件夹里都变成空白了呢？对这件事情我就完全无辜吗？也许是吧，因为不是这样的话，我就肯定会把这一个透露秘密的标题从内容目录里删掉了。也就是说，要是我还记得的话。我不知道，我真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忠诚”可以看穿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阴暗角落，也没听说它会对你温柔体贴，而它到现在也还没有来打扰我，这个事实不管怎么样说明“忠诚”对我还是满意的。也许不是完全满意。不过，它一定认为我的脾气还是对头的，而且我自愿地做了那么多的修改润色，所以它还是敢于相信我。

在这种情况下，“忠诚”还是允许贡纳尔时不时到我这里来，让他觉得自己在这里能找到坚实的基础。因为重点是要他好好地去教会自己懂得，姜还是老的辣。

现在你也许开始明白了，为什么这间小公寓里充满了悲哀的气氛，那么巨大的悲哀，甚至让胳膊都会感到痛，连墙壁都会感到痛。你肯定也会在空气里感到它。就算你没有注意到别的事情，也会注意到这个房间里人的动作会特别慢，想事情的时候也特别费神。甚至把身体里的屎尿弄出来都特别难，我都不敢去操那份心。

这些明明是我的忠诚，那是没的说的，曾经也加入了创建那个大“忠诚”，慢慢也变成了让步和顺从，变成了背叛，变成了牺牲品，倒让它又强大又自满，像是那个老神仙，不过让我活得没滋没味，嘴里就像有一条臭鱼。

你就从短短一天的角度看看“忠诚”吧：那是生活保障的最后归宿，如果不说那也是一个破旧的归宿。你对那些最初的蓝图一无所知，那是乌托邦，是希望，曾经照亮过我们的劳动。长久生活在“忠诚”里的人，就像我这样的，最后呢，发现自己活在一个只是半成品的王国里，在这个地方，你把一大部分大家共同的梦想都丢掉了。有一个妥协的地狱，一个苍白无力的话搭起来的地狱，在那里面你会一点一点地放弃你的信仰，还有一个影子王国，在那里你把自己最亲近的人当牺牲品贡献出去了。你要和那个比我们每个人都伟大的东西同生死共患难，所以它就有权力要我们把一切都交出来。

我可以想象，其他人的地狱是因为什么都记不住，是因为丢掉了自己的亲人，还有生活的方向。我的地狱呢，恰恰相反啊，都是因为我还记得牢啊，因为我在一个红色文件夹子里还有这段历史啊。你别误解我。最让我痛苦的不是我被迫放弃那么多我自己的东西。真正困难的事情，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梦想，变得我自己都不认识了。

依然还有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哪里搞错了。我能看到的是一件跟着一件荒唐的事情，每件事情看上去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决定的残酷无情的后果。不过我他妈的就是看不明白，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怎么搞到一起的。只看明白了，历史是会欺骗我们的。而这种责任还是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落在了我们头上。

一件困难的事情，是我们现在谈到的最后这个阶段，在我这个文件夹里几乎没有什么文件记录。他们也不会再让我知道任何事情了。肯定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我的信箱里再也没有丢进来什么东西了。要不是你今天来采访我，我还以为这张报纸都停办了呢。电视当然还有，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放，就怕他们的工作人员忘记了他们在干什么。不过那都是些嘻嘻哈哈搂搂抱抱的事情，都是些不刮胡子也不梳头发的人在那里开开玩笑，他们其实都不敢回家去，只会为我们在电视台演播室里喝喝咖啡，在拉上睡袋的拉链之前对我们挥挥手说声晚安。我们很多属于左翼的老人，曾经对这种媒体能提供的一切都抱有很大期望，不过我们还是像平常一样都屈服了。实际上的电视很快就学会了把现实变成了一张皮。他们的图像还是用什么方式从外面弄进来的，不过依然是些碎片：尸体啦，连续的打枪声音啦，政治家的面孔拉，都是没有什么前后联系的。电视上的那些职业人士，真的会裁军的艺术啊。我们目睹了很多感动人的事件，但不需要被感动。电视播放的其实就是沉默。

所以更多的事情就不让我知道了。在我这个三十六平米的小地狱里，控制一切的就是沉默。悲哀，还有那些忠诚的沉默。所以就没有更多的纸页了。现在我朝外看的地方就是窗户这边的椅子，外边的街道上也没有特别多的事情发生。

就是这个楼房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从扔垃圾的洞口散发出来的臭味是持续不断的，还混杂了孤独和衰老的气味。只有一两个房客是和我一样比较稳定的常住户，一个是在邮局工作的干瘪老太婆，她也给自己弄了一根能找回家的安全带；还有一个也是灯干油尽的老海员，他把地址当纹身刺在手腕上，这样就不会忘记了。此外就只有些临时的住户了，他们在晚上弄一个写着名字的纸条，和很多其他名字纸条一起贴在信箱盖子上，还用一个弯曲的钉子把打破的门插好，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用一把挂锁。到了早上他们要出门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忘记了前几个小时里哪里是他们的家。在这个楼房里，人们是不会分享互相的存在的。别人的快乐，还是绝望，跟你都没关系。能看见我们内心的，还看到肾脏里去的，就只有“忠诚”了。我们能明白的唯一的声音就是属于它的：有关生活保障的诺言，还有让你忘记它的提醒。人人都很有保障，也都很孤独，完完全全的孤独。

因为缺少外面来的证据，我就教会自己从沉默中读出东西来。你得仔细听。你有没有听见人行道上脚步声？没听见啊，不管怎么说你还是看到一群穿破烂牛仔裤的人从窗子外面走过去了。他们的鞋底几乎没有碰到地面。我能从我自己的胸膛里感觉到他们遭受的罪。他们害怕，在下一个时刻，他们就会被一阵狂风刮走了。要打开那个沉默的钥匙在这里，就在有数字5的这些标签页后面。这个文件夹会告诉我们，我们刚才看见的走过去的那些人，是一些失业者。不对，不是走过去，是飘过去的。尽管我们做了所有的努力，这样的人还是越来越多，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其中的几个。

而且地狱还在用艾斯基尔的声音对你小声说：“就是因为我们的努力才会这样啊。”

我们的伟大创造无论如何是资源有限的。这是你也知道，“忠诚”到处都在，对什么都要负责任，也把所有人欠下的债务都承担起来了，还要管我们大家都能吃饱，能把鼻涕都擤干净，而且不要忘记把脑子里的看法换成不过期的有效的看法，在我们需要增加人口的时候会催促我们赶紧上床，最后呢，为了我们去梦几个好梦。

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够了：它怎么干得了？我现在想到的主要还不是资源都在外流，因为工业是完全不讲情面不要脸的，都开始搬到国外去了。不，我想的不是这个，是更加深刻的事情。“忠诚”本身的基础，归根结底说吧，是我们对我们的同胞信得过。你就瞧瞧我好了。我是一个体面的瑞典老头子，我从来不去疑神疑鬼，怀疑什么人会背叛我出卖我，不相信人家对我当面说的话。你进我这个房间的时候，我也没要求你出示身份证。我连你姓什么叫什么都没问。早先我什么都不在乎，连门都不锁。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互相都信得过。“忠诚”本来也应该是同一个意思。它应该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也应该把所有人说的话都当回事。

一直到最近这段时间，它本来是能做到的。它完全可以依赖我们的不做作的虔诚的情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从小就知道，做人得有担当，这种道义是我们生下来就带在骨头里的，这时候你再说什么责任都会让人反感。

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好象一切都变了，那次谋杀就让我有一段时间可能看明白点。我好象已经告诉你了吧，在这段沉默的时间之前，先有过一个疯狂的阶段，那几年人们可以随随便便地互相出卖，谁出的价钱高就卖给谁，而且债台高筑，高到了天上去，那时候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只拿钱不干活的职位，还都有叫起来很好听的漂亮的名字，还有越来越多的人瓜分的东西，其实是我们的将来。什么虔诚，就一笑了之，全都烟消云散了。

也许，事情很简单，“忠诚”就是过度劳累了。也许它就是被沉重的负担压垮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偷偷跑掉了，或者是在有机可趁的时候再多捞一把，人人都在黑暗里，而且还是孤独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还记得住。

要说“忠诚”真的是劳累过度了，这个我可以在某一个这样的沉默里读出来。就在这里，文件夹的最后这个地方，我写了几行字，可以帮助我找到线索。这些字可以说明，为什么悲哀的气味在这个房间里特别浓。最近这段日子，来自“忠诚”的安慰也已经取消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姑娘不来了。她本来每星期来我这里一两次，帮我开开门窗通通风，然后握着我的手说说话，让我那些黑色的念头也随风就吹走了。

不过“取消”也是一个错误的词。实际上我看见她顺着外面的大街走过来了，还在街心花坛那边转了弯朝我们的大门走进来，还朝我坐在窗户旁边的地方挥了挥手。她甚至已经解开了大衣的扣子，拉掉了头上的围巾。我听见大门又关上的声音。然后我就没有再看见她了。她肯定进了我们这个楼房，进了这种能把人吸走的孤独，跨上了那些危险的发白了的楼梯板——可她不见了。她都没能走到我的门口。

我当然马上就去打电话了。你自己可以在这里读到我写的笔记：“话筒里只有沉默，一种有微弱呜咽声音的沉默，好象是从遥远的风里来。”我打了好多次电话，每次还把日期时间都记下来。可每次的结果都是一样不变的：“同样的呜呜咽咽的沉默。”

我当然也尝试过，要从夹子里的那个最大的沉默里读出什么东西来。肯定也让你想到过了，在城里面本来应该有大群大群的人，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差不多就像把蚂蚁窝捅翻掉了个儿。可什么都完全是沉默的——没有警笛，没有人跑来跑去救援，也没有人试试在街道上钻个洞，这样可以赶快放开血管，要不然就会血流不止了。你当然已经知道，没有人去求救，因为不会有任何事情搞错。

不过，我在这个微弱的呜呜咽咽的沉默里读到的东西还不止这些——瞧这里，这个文件夹里有一两个地方能帮我的忙。我一定已经告诉你了，在不同的紧急情况下，我们会从社会里找来什么团体帮忙，有时候是这个团体，有时候是那个团体，让他们参与一点决策——这些团体里有工会，有帮你填彩票组合的玩家，有残疾人的组织，有民间的舞蹈团体，帮助酒鬼的醒酒会，当然还有上帝。“忠诚”最后会把所有人和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在自己的大旗之下。可惜，我的记录太零碎太少了，没法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这一次也没有人会怀疑，我们的安全措施会有一天全都完蛋了。我现在能感到，我们还没有真正理解我们投入的是什么事情，就已经在我们的创造里塞进了那种特别的机制，这种机制会自动地防卫自己，在有什么事情搞错了的时候，抵抗任何修理。我能听见的就是这个，那种紧闭了嘴不说话的沉默，是来自所有这个光荣事业里有份儿的业主，都不愿意知道任何帮助。

也就是说，这个被痛苦折磨的肉体还是会疯狂地维护自己，抵抗任何医治的手段，就算是你用某种方式已经让它明白，它实际上是病到了什么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给它下猛药也没有用了。算我们不凑巧，就在建设本身里面，就盖上了没法治好的病，这是不治之症。

所有这些问题，其实我早都很熟悉了。熟悉得很长久了，那程度就和那一次最后几天的绝望一样。它考虑得确实很小心周到，尽管它的力量已经不够用了，承担得还是越来越多，结果就崩溃了。最后散架的是那些牙齿，那些咬紧的牙齿：不许你找到任何毛病和弱点。至少在有那么大的责任的时候不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

你大概可以认为，在你我就现在还有的洞察力里面，应该还有一点希望的火星存在吧。你的意思当然是说，要是我们理解“忠诚”是怎么感觉的，那我们还是赢得了不少东西啊。不过，我可不敢肯定，我们是不是能理解。我还没有把全部的真相告诉你呢。

反正以后我还是会跟我的沉默继续坐在这里。最后几页上的那个重复来重复去的“沉默”，多多少少还是可以让人搞明白的。“忠诚”受到的压力太大了，它要出门到世界上去干一场，这个时候真的没时间来对付我们这些问题。在它的力量其实正在衰退的时候，这样一次出门旅行真是冒险的行为。它还有自己的很多纠缠不清的事情要考虑呢，比如说在多灾多难的欧洲那边要做的一次接着一次的神秘交易——还不用说国内的情况也够糟糕的。我想，最近买下来的就是伦敦。

不过，这样的麻烦事情也不够用来解释“安慰”为什么不见了。她几乎就已经到了我的门口了呀！

沉默其实也不仅仅就是沉默。我刚才还告诉你，我在电话听筒里听到一个很轻的、像金属发出的哭泣的声音。最后一次我终于搞清楚了我没有听到的是什么。你看，我在这里就写了：“电话里又是这种沉默。不过它听起来就好像母亲到了最后那个时候，还拼命努力不要叫喊。”

还是剩下了最难说的事情要说。有一部分你显然已经猜得到了。我已经看见你疑惑的眼神，先是看我已经收拾好的行李箱子，然后转过去看艾斯基尔。你已经注意到，有些事情不对头了。我的蓝裤子里还有折叠尺，父亲做木匠用的划笔也在裤兜里，它们都在应该在的地方，还有方格子红底蓝色的工装衬衫，有建筑工会头徽的帽子，穿旧了的翻毛皮工作鞋等等。自然还有在更正式的场合用的那些颜色半暗的装备，不是我自己的漂亮的暗色西服，而是那件半灰色的夹克，一条西装裤子，本来是配一件老的小方格的西服的，所以全部这些东西就给人留下一个很俭省的退休工人的印象——安排节目的人说，衣服要有一点让人感动的特色。好象一个人说外国来的词说错了，但又不能让人感觉是有意的。所有这一切，你一定明白，都是为了配合我在这个代表团里的角色，连我的胡子都要留给人一点久经考验的爱国者的印象。代表团把我也包括进去其实就好像是一种道德的保证，有人说，就是过去那种船头上的雕像。在外国人的眼睛里，我这么大年纪，就是瑞典工人运动的真实体现，到了能让人感到好奇的程度。他们肯定以为他们能从我们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在德国，还有它的那些卫星国家，他们完全自然地把瑞典福利社会的建设看作他们摆脱自己的社会悲剧的一种可能性。

但是，艾斯基尔的衣服到哪里去了呢？你的目光是在问这个问题。我是不是也要为他准备行李？不论我到哪里他总是跟着我的。他本来也不需要带很多衣服。当然要有一把牙刷；他要张开嘴的时候可不能闻起来像个坟墓。还有几件非常轻便的衣服。他自己的来自三十年代的旧衣服他很久以前就穿烂了。他现在穿的那件黑衬衫，还有很薄的棉布裤子，那是他从我的衣柜抽屉里找到的唯一还能穿的衣服。更重的衣服他挂不住，一下就会掉下去了。

所以我什么行李都不给艾斯基尔收拾。这里我就要谈到最难说的事情了。你看他什么样子，用手把耳朵都给捂上了。他不敢听我说这件事情。他知道，我们这次去南方旅行的时候，他会在路上的什么地方消失了。就是这么决定的。谁都不敢冒这个风险，在那里讨论问题的时候让他突然插进来，大讲他那套没有头脑的意见。他能给人的东西，已经被社青团保留下来了，而且转变成了明智有用的看法。在这个结成了联盟的欧洲，我们认为瑞典要发挥带头的作用，那当然要让无政府主义的声音沉默下来。除此之外，有关我们在国内现在怎么安排的事情，他是不肯闭嘴不说的。他正是为数不多的看得明白的人之一啊。

“艾斯基尔你就别再提了，”有人对我这么说，而且不再多说一个字。他们让我自己琢磨剩下的意思。我预料有一个特别的小组，一个和党的领导机构有关系的小组，会在去南方的旅行中处理他的事情。过去人们说的是把黑色的虱子从红旗的折缝里熏掉。现在呢，当生活都崩溃了四分五裂了，也没有人真正能搞明白为什么，那人们要甩掉的就是那些提出警告的预言家了。我就不用说什么名字来麻烦你了，因为这些名字再也没什么意义了。我们所有只站在那里不说话的人，其实也就是默许了这种消灭。不过，现在也只有我一个人还知道，曾经有过什么大家要默许的事情。艾斯基尔是属于和我同样的过去，我们的区别就是他从来没学会怎么闭住他的臭嘴。

这是过去从未有人要我做出的最严重的牺牲——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必须对这次行动表示默许。你甚至可以相信，我会感到轻松，从此逃避了每天晚上的争吵，但我其实很害怕，害怕一个人孤伶伶地面对自己的看法。你的正确不过是因为禁止反对意见发出声音。而且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我的兄长。此外，我认为“忠诚”会算计错误，尽管它也满足于看到效率。没有艾斯基尔，我就不是我了。我需要他，为了让我自己保持生命，为了说服我自己时不时地自我更新——就是人变老了也还必须更新吧。他是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我现在才看明白，可已经太迟了。我们在一起，既可以谈强大的福利制度，也可以谈每个人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发展。我们在一起本来可以做到的。

可是，他们又不敢冒什么风险。

你可以想象，我们这次欧洲巡回访问的过程中，如果艾斯基尔在路上什么地方丢失了，那我们带给人的是什么信息。全都是一个梦想，但有更坚固的边缘。一个打扫得很干净的人民之家，凡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都被吸到水泥板里去了，在所有人的脑子里，凝固起来的都是同样的典范思想。在我们的道义力量的作用下，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占据领导的位置。我们国家虽小，在良心上却是个超级大国。不过，我们在南边活动的时候也可能发生问题，从陈旧的裂了缝的正确思想里会扬起灰尘来。

我们也不可能指望我们在南边的顾客耳朵根子都特别软，一听就相信我们的话。我们的货物要夹在滑头滑脑的商人们之间的缝隙里让人看见，这些商人会冷静地计算出宣传价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关系。我们到南边的欧洲大陆去教他们一点政治的羞耻心和社交的体面，而这也是不便张扬的。他们会从各种角度检查我们的实际模式，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错误。那我们怎么能掩盖住裂缝呢？我怎么能够避免泄漏缺少了谁呢？而且这付出了什么代价。

我南下欧洲的时候，除了悲哀，什么都没有。

我注意到了，你看到艾斯基尔的背这么摇晃，也感到非常痛苦。只要他愿意转过身来，再面对我们，而不是额头抵在墙上站着，那就好了。无论如何他也掩藏不住他的感觉。我受不了。就是他整夜骂我，也比这好千百倍。

那个宽大的脊背和那个战栗的脖颈，提出的问题比我们在欧洲南边的顾客能够提出的问题更加痛苦。一个什么也不说的艾斯基尔，要比一个跟你总是吵架的艾斯基尔更加可怕。那些肩膀在要求你说出“忠诚”的真正价钱的说法——现在我们谈的可不是什么输出的模式。我放弃的是什么？我用我的沉默表示同意的又是什么？我用我的让步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的又是什么？艾斯基尔的沉默要求我们给个说法。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箱子里紧贴后边放的是什么？那个小红本子，一直在嘟嘟哝哝自言自语想说出什么？那不是我放在那里的，肯定也不是你放的。这肯定是艾斯基尔放的，尽管他几乎什么都提不动了。也许他用了一根铅笔做杠杆。或者可能是用那个木头搅棒的尖头，那是我用来捅刚烤好的粗麦面包试试是否烤熟了的。所以，他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出了一身臭汗，就是为了把这本薄薄的小本子弄到这个旅行箱子里！

你要愿意你就可以把这个小本子拿起来看看，只有你看完再放回去就行。封面里第一页上写的是“一个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日记”。也没有写满很多页。它也没有交代很多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团体的几次会议，和几个团员的一次郊游，一次示威游行。在这些记录之间，从这十多页纸里嘟嘟哝哝自言自语说出来的，是我对一个社会的看法，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不仅平分果实，而且承担同样的责任。还有我的信仰，我相信在一个更深刻的生存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变得成熟——最后，还有我的不安，因为在中心位置的权力越来越大。

我知道，艾斯基尔在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帮我放上这个小本子，他是要做什么。这不是对我的责备，至少不是直接的责备。不，他放进这几页纸，就像很久以前女人出远门之前，要把寿衣也包在行李里一样。他是愿意永远在我年轻时的热情里安息。

作为回报，他愿意给我他的眼睛，反正他自己很快也用不着了。我真的很吃惊，那些眼睛一次又一次地要进入到我的眼睛里。而那个时候我看到的东西，会让我感觉我的心就像一堆干马粪。

是啊，我也参与了在中心建立权力的事情。很明显，这个建筑变得他妈的出乎意料的巨大，不过我承认，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心不管怎么说还是可以保证很多人的特别是弱者的安全。我没有料到的是，这个中心有一天会是那么繁琐地拼凑起来的，会需要那么多的能量，结果就开始自以为是了。艾斯基尔的眼睛迫使我提出疑问：要是这个无法预料的脑袋，或者我们叫做妙事的东西，要是它开始变了，那会发生什么情况？要是这个脑袋开始硬化了，还不愿意它的这种状态，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在僵化的思想和决定开始从这个脑袋里掉出来的时候，它同时又拒绝看到这一点，那会怎么样？

事实上，有关这样的事情，你最好闭嘴不谈，可是我最近可能得到了一点点艾斯基尔的口才。我也不认为我有权力向你隐瞒我的有罪的念头。我已经泄露了我们社会的一些毛病，一种非常严重的毛病，严重到它都不想知道任何治疗办法了。不过这还是更糟糕的事。你刚才还认为，如果我们能明白“忠诚”在遇到困难时的感觉，那我们能赢得很多东西。现在你开始明白了，对于那些在陈旧的灰色细胞里活动的东西，我们其实一无所知。它想的事情也许越来越僵硬，是越来越内向的思想，也失去了对我们所有一度梦想过的和计划过的事情的记忆。“忠诚”说话的时候，我就再也听不见母亲的声音了。

现在已经没人能够对付那个透明的脑袋了，还有这个脑袋越来越荒凉同时也越来越固执的想法，不论是党还是工会或者人民运动或者反对派都没用。至少贡纳尔还有他那个已经搞得迷迷糊糊又很大胆的小组也不行了。这个脑袋是在他们所有人上面的一层楼。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走到它下面去，让它在他们头上做事情，相信它会考虑到他们的利益。这是艾斯基尔的眼睛迫使我看到的。

参加这件事情时间最长的人，也插手把所有这些建立起来的人，就是我。我用我自己的双手参加了这件事，把这个华丽的事业建立起来了，而这个事业现在这么糟糕，急需帮助——可是对那些还关心这个事业的人，我只会不客气地瞪上一眼。我背叛了那些不管怎么样还努力想救治一把的人，甚至背叛了我自己的哥哥。

但是，当我现在要从这个我长久一生都全心全意相信的事情里听听声音的时候，除了沉默我什么都没听见。一种时不时还被一种尖利的声音划过的沉默，而我也没有能力去解释。

这个其实就是地狱。你知道，每个人其实都在给自己盖一个小小的地狱。这个就是我的地狱。

我想，我让你留在这里的时间足够长了。我还要去收拾我的行李呢。你需要回到你的编辑部去，或者回到你现在上班的什么地方去，去写你的关于这个工人的文章，这个工人被称为和世纪同年的孩子。不管历史是什么光泽，你当然可以小心地擦掉一点，反而可以涂点别的东西，能直接吸引读者的东西。

不过，请你把我描绘成有价值的代表，一个真诚地体现我们工人运动的人。不管怎么说，我努力这么做了。我背叛人的时候，那也是为了不被迫去背叛更大的东西。我这个老年人的悲哀，你不要说得太多。我的地狱归根结底是我自己的私事。而且你不要让人看到我用我哥哥的眼睛看到的东西。

仇 恨

你可以靠近点啊。摸摸我吧。你不用害怕你的手指会沾上血——我们这种死了有一段时间的人，少了的就是血这种商品。有什么活着的人不时来摸摸，这是很要紧的。慢慢地我们也就灯干油尽了。你实际上就像一个活人，在所有这些稀少的奢侈品中间，几乎是不透明的了。你混杂在这些玫瑰和菊花的光泽里，在家禽啊奶酪啊鱼啊蔬菜啊等等的闪光里，真是一块没有意识的固体，就在这些过剩的光泽和香味中间，你还真是一个活人呢。

你来看我，其实是一种羞辱。别动，别缩回去。我一点也没有斥责你的意思。羞辱人的事情，就是一个活人能看到我在这个食品商场里成了一个囚犯，而且还是一个堆满了富人们要买的东西的地方——就这一点也就够损人的了。让你看我这个样子，没有了我平常的重量，也是够让人难堪的。我就像是被一阵突然的风刮走了，后来无能为力地滑倒在洒了水的地板上。我流失了很多血，这个你是肯定知道的，不过让我变得这么轻的还不是这个原因。是我的自主权被人用某种方式偷走了，然后被人扔在这里，就和那些被剥皮的动物身体一样，或者说得更准确的话：就和我们左边那些动物身体的潮湿的光泽一样。可还是有什么东西告诉我，通过我这一死，我倒变得更加重要了，对啊，就是要等我死了以后，我才可以在现实里扮演一个更意义重大的角色，也许在国际舞台上都是如此呢。

我想，我完全理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是要询问我这次谋杀的事情。当然是因为对于这次谋杀的调查进入了僵局。不，不是进入了僵局，而是成了永久的秘密了：调查组成了像教廷那样的中央政府管理的官僚机构，要在所有将来的时间里继续监管那些不可能回答的问题，要牢牢保守住那些机密，要严禁一切偏离方向的解释，还要为红衣主教位置的设立争论不休。为的是不时地能把一种洞察内幕的兴奋感或者是一种黑色的怀疑传遍整个社会。

不过，你不属于这个其实没什么权力的权力组织，而是出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好奇心，有一种更加坚决果断的固执劲头。你是准备好了来听我讲的。这我在指尖上都能感觉到了。我就是没想到，一个调查员怎么可以像你这样自由活动。得了，你就别说什么了。我不要你来介绍你自己是什么人。我必须和你保持一种清晰的距离。要不然的话我的脑子就不好使了。我做不了那些零碎细小的事情。要是你耐着性子听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

你自己当然一直都很清楚，我从来没看到那个凶手。或者说那几个凶手。捅刀子的人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然后我一下子就脸朝地面趴下了。就算是从我前面来攻击我，那也没有什么两样。我还是不会看清楚凶手的面孔，用我这双眼睛是看不清的。不过，你也不是就来了解什么一般的情况介绍吧。你肯定很清楚，谁握着刀子其实是次要的事情。不会比了解刻在刀柄上的那个工厂的名字更重要。重要的是搞明白，为什么这把刀子一定要插到我的身体里搅动，愿意握住这把刀柄的手肯定是足够多了。不过，你要搞明白的是，为什么必须把我杀死。而这个问题既不是你也不是我能单独回答的。不管你去想多少那些个别的给你感官印象的东西，面孔啦，气味啦，事件啦，照片啦，脚印啦，血迹啦等等——可你根本看不到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在这堆东西里有什么刻意的模式，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失忆的时代。我是一个政治家，看问题当然是从大的方面看的。我能看到那些结构，那些隐蔽的诅咒人的关系，我能看到那些强制性的模式，不过我看不到哪怕是一张面孔，一个手势或表情，听不清一个人的声调，甚至闻不到一点特别的气味。要是你能把你的感官借给我，那我就能把我看问题的角度借给你。

我自己当然是什么都记不住了。不过，等我开始说的时候，那些词就落到我舌头上了，就好像我还是记得什么东西。也许就是我讲的事情本身就会把事情继续讲下去。就好像我开始做一次演讲的时候，慢慢地就会被一种奇怪的不属于我自己的激动情绪控制。那时候其实就不是我在演讲，而是演讲本身自己在演讲了。就像是在我滔滔不绝雄辩的时候，在我卖弄修辞的时候，我现在说的是不是真实的情况，我也知道得微乎其微。我知道的就是，这得说出来。而这点好像是很真实的。

你肯定考虑到了，在这个商场里的灯光是减弱的，还有淡淡的不过也是明显不会弄错的硫磺气味，木板和墙壁上也都是黑颜色。也许你想到过，地狱看上去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不过，要是你这么想，就是太粗心大意了。你应该知道，有许多种不同的地狱。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每个人都买得起自己的地狱了。你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帮助，就能给这个地狱找到一个形式，它就相当于你个人的一个出发点。不对啊，在所有那些用具上的恶毒的臭味和黑烟都是属于仇恨的。你没有感觉到吗，在我们周围什么都是让人仇恨的？这个就是我的地狱啊。

如果你来找我，就是要想明白，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我，那我就要跟你谈谈仇恨，一种这里或那里到处开始生长的仇恨，开始有一点点漫不经心，粗略潦草，但是最后充满了整个造物主的世界。而正是在我身边，所有的这种仇恨收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硬。直到最后，也就只剩下一种可能的结局了。

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在手里掂量的这个罐头，正能强调说明，这个食品商场可不是一个偶然的地方。我想，我从柜台上抓住这个罐头，是因为它现在正有什么事情能告诉我们。我还难以把它放在我考虑的焦点上，不过从你惊讶的样子我就明白了，这是一个有点老式的水果罐头，也许是一个装了李子的玻璃罐头，盖子下面还有密封用的橡胶圈，就是那种先把水果煮过，然后借助负压密封起来的那种罐头，我无法看清楚那些文字了，甚至连商品标签都看不清楚了。不过我还是能从这个罐头里读出早先的一个历史章节。

我们，就是说我和埃利克，慢慢摸索着进入了半明半暗的地下室。因为这是我们家用作办公室的地下室，所以我是能拿到钥匙的，不过我们是用一个铁棍子把锁给撬开的。这么做当然是有意的。这是一次突然袭击，当然不能用钥匙开门。埃利克有一顶从北欧百货大楼买来的硬纸板做的德国式头盔，他对按照军队的样子做事情是非常认真的。也就是那个撬开的锁，以后会让母亲的怀疑落到别人的头上。

就是在地下室里有很多罐头，一个架子又一个架子的罐头，多半是水果和浆果的，不过也有一些罐头是肉的，还有一些是鲜蘑和香菇的。此外，还有几排放的是果汁的瓶子，红色的、紫色的和黄色的。架子本身是用灰色的、柔软的木板做的，当我为了抓住时间，把手指从架子上划过的时候，感觉它们几乎就像是绒毛。我们在这里面度过了一个让人振奋的半天，这也是一个香味的迷宫，让人既陶醉，又在身上唤起一种受到惊吓的愤怒感。

是我先开始砸的。铁棍子砸到罐头上的时候，有一两个罐头破了，还有些摔碎在地上，那声音是巨大的。我一下子就变得虚弱无力了，把棍子递给了埃利克，他就站在我的旁边，在军队的级别里他是离我最近的。我努力稳住我的手，不要让手发抖。埃利克带着恐惧和疑问的神色看着我。我就短促地点点头。他还是犹豫不决，这时候我就严厉地说了一句，“动手啊！”于是他就小心翼翼地开始砸罐头了，起先还朝我这个方向看看，然后就爆发了一阵怒火，这钟怒火自身就烧起来了。最后他也完全精疲力尽了，我就接过来继续砸。现在该轮到砸那些饮料瓶子了。我几下子就把它们全都捅到了地上。很快，我们就踩在一大堆碎玻璃和一滩滩深深的果汁里了。我们走动的时候鞋子下面都会有咯吱咯吱地响声。山莓、大黄、苹果酱和蘑菇的气味是那么强烈，让我几乎要呕吐。

就在这种让人恐怖的恶作剧之中，我们有一种因为主持正义而很悲壮的感觉。至少我是那么感觉的。埃利克的家庭背景是受穷受气的，实际上觉得把这么多能吃的东西糟蹋掉真是太没有必要了。完全可以把这些东西搬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他还没有什么伟大的眼光。他当然缺少我内心的这种负疚感，这种社会良心的不安。

我隐约记得，这次造反只不过是对社会的种种巨大不公之一的突然袭击，但轮廓还是模糊不清的。我甚至还不能肯定，这个时候是否人们已经开始谈什么突然袭击了。不管怎么说，中国那边还在打仗，人们在饿死，也许很快就会是世界大战了。我母亲就相信这点。而这里呢，我们家储存了这么多这么奢侈的东西，只不过让一小撮有特权的人享受。不就是这样的原因在驱使我们造反吗？当我站在那里，在一种困惑中用铁棍砸碎罐头的时候，我想我打击的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家庭。整个家庭都是有教养的，彬彬有礼的，无忧无虑的，正是这种情况倒给了我一种大多数人没有的权力。同时，我砸烂这些罐头，也是唾弃这种罐头储存起来的过去，那些储存在罐头里的成熟的夏天，那些在长满山莓的乡村和能采到鲜蘑的森林里度过的温情脉脉彬彬有礼的午后，还有那个玻璃盖下面细小精致的冷凝水珠。你只要拉那个橡皮圈，把盖子打开，就能得到一种让你得到营养的过去，而这可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我的小伙子啊，我们家可是有历史背景的，这个家庭的过去金碧辉煌，安定富足啊。”我的祖母就是这么说的，还带着挪威人的口音。“这可是你能靠得住的。”

埃利克突然看上去害怕起来，把铁棍递给我。他是我的参谋长，在制订作战计划和执行任务的时候都曾经派过很大的用场。他当然比我还小两岁，也只上过一年学，可他对战略非常感兴趣，总是追踪战争的消息，还把有小旗子的大头针插在那个叫南通的地方，或者随便它叫什么地名吧。可是现在他吓得脸色都不一样了，还朝地下室里更加黑暗的那个部分点头，很神秘的样子只有我能看得见。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砸烂吗？我朝那个越来越黑的地方进一步看过去，只要肉眼还能看见的地方都是罐头的闪光。我就开始重新砸，穿过那些玻璃碎片和果酱往前又走了几步，这时我才注意到地面是向下的，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地往下延伸，下面其实还有一层。然后又是一层，又是一层。那些架子和罐头就没有个尽头！我继续砸，继续捅，尽管胳膊都已经感觉麻木了。下面也越来越黑，直到地下室里还能让我信得过的部分都从眼界里消失了，都看不见了。相反，感觉光线好象就是来自那些架子本身。没错，那些罐头自己会发出微弱的光线。不光是果酱还有水果在从地上的玻璃碎渣子里涨出来，还有其他东西在活动，在发酵，在爬行，在吱吱地尖叫。它们很像是小小的身子弯曲的蜥蜴，在膨胀起来的脑袋上还有巨大的眼睛。这种生命在你触摸它们的时候还会发出抱怨的声音，还会焦急不安地用眼睛盯住你看。我有了一种很强烈的大祸临头的感觉。就好象我们自己发动了什么事情，现在这事情威胁着要把我们也裹挟进去。好象是有种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接了过去，试图把我们也埋没在玻璃渣子里，埋没在这种怒火中，在这种喃喃自语的罐头装着的生活里。

我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从这种黑暗和玻璃碎片里撤退出来的。我只知道，是我开了头，是我在一种模糊的负罪的感觉里，开始在罐头中间乱砸。也是我在一种更直接也更吓人的参与犯罪的感觉里收了兵，这种罪行如此巨大，以至于都叫不出它的名字来了。

在埃利克的帮助下，我已经做好很多计划，能够打一场至少三十年的战争了，可突然感觉这件事情已经陈旧没有什么新意了。当真正的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合作就出了毛病。在埃利克家里，订的报纸是《斯德哥尔摩日报》，而且他们家也是站在德国人那边的。很快，他就要把他的小旗子插遍俄罗斯南部了——要是到了他能把小旗子插到高加索的时候，那就是他的大好日子了。而在我家里，我们是站在西方同盟国这边的，到了后来，也站在俄国人这边，虽然还带一点犹豫。因为我母亲是挪威人，所以这些年来，德国占领挪威，还有从那里涌来的难民潮等等，都是让我们感到揪心的事件。埃利克和我会避免谈论政治。我们的圣战其实和德国人或者英国人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对社会的不公正的讨伐。我们看过埃罗尔·福林主演的电影《侠盗罗宾汉》至少六次了。不过，在眼下这个阶段，把绿林好汉真当回事情的不是我而是埃利克。

我相信，埃利克对德国军装的口味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寡淡了。来自挪威的难民肯定能告诉他很多事情，让他多少感觉到，在德国人那些快活轻松的庆祝游行队伍后面其实还有什么样的黑幕。到了阿拉曼战役之后，埃利克就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学校里也把第一外语改成了英语。不过，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讨伐计划也大打折扣，快黄掉了。我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再谈起对地下储藏室发起攻击的事情了。

在那次对地下室的突袭之后，埃利克也有点开始怕我了。我在那些放罐头的架子前面表现出的暴力和狂野肯定把他吓得要死。以前他肯定从来没见过这样发起攻击的场面。只在他妈妈那里看到过吧。不过，他妈妈攻击的对象还是她自己啊。

听起来也许就像所有这些事情我都记得似的。我自然什么都记不住了。其实好像是这些架子上的罐头把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储存起来了。我要把过去的什么事情重新再构建起来的时候，我最能依靠的就是这里出卖的什么东西。我自己其实连一点该死的皮毛都记不起来了。为我记起事情来的是这个大商场里的回声那样的关系。对我刚才说的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我根本就拿不出任何保证。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只有对于地下储藏室的那次袭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对我自己的社会阶级的整个疯狂反抗，能够对应在这商场里面攻击我的那种仇恨。转身对自己的阶级开战的人，是从来不能原谅的。就好像是地下室里的那些玻璃碎片已经让仇恨开始燃烧出怒火了。

最可怕的是这个食品商场记得住它愿意记的事情。它能够随意摆布我们的过去，就像它也能随意摆布我们的现在。它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收归自己管理，不仅是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的头脑和心里存有的一切。不过，这个商场里面做买卖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只能在有商业利益的程度上，才能把过去的事情产生的结果引诱出来。是你，还有这个市场里其他的可能的买主，决定了是否有什么东西是需要知道的。我要讲的历史，是有价钱的。

也就是说，不像那个法国作家的书里写的，不管这个作家叫什么名字吧，书里的主角，那个英雄人物，把一块饼干浸在咖啡里面，就能突然记得小时候的一个类似的情景。现在可不是他在记忆了，而是来自点心柜台上的饼干在为他记忆。而且只记得那么多，于是有什么买主就愿意出钱把它买下来。就是这个买卖本身在为他记忆。

这个食品商场拥有一切。也拥有我的故事。

我刚才还相信过对地下储藏室的突然袭击，是我的历史的开始。但是，这个蔬菜摊子让我开始产生怀疑了。我刚才讲的事情，也许只是一个序幕而已吧，也许更是一个虚假的入口。当我站在这里，愣愣地瞪着这些红红绿绿黄黄的东西，这时候有一种我无法解释的感觉风暴开始震撼着我。这不是什么关于欲望的问题——这个是在欲望的时代之前的事情。这是裸露潮湿的皮肤贴着另外的裸露潮湿的皮肤，不过，这是在腺体和肿胀的身体开始指定那些条件之前。要是我能把握这些蔬菜水果里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在报警状态下让我的感官还保持功能，那就好了。

是啊，也许是那样吧。那个你举在手里的……我看不太清楚——也许是白芹菜？没错，你的感官就是那么告诉我的。而我理解的呢，不管怎么说吧，那是一张苍白的面孔，还有一点发霉的味道，不过，我同时还能分辨出一种香料的味道，让我迷失方向，走出了边线。就好象这个蔬菜摊子可以为我记忆。

这张苍白的面孔，还有我自己强烈感受到的种种负疚感——让我看见一个美丽可爱几乎是晶莹透明的姑娘。有人捅捅我的腰，说这就是那个佃农的女儿。我们肯定在阿尔斯维克县的乡下，因为那是夏天，我是十二岁。埃利克当然是跟我们一起到乡下来了，可我对他的战争计划已经毫无兴趣了。这个有白芹菜颜色和罪责味道的时刻里没他的什么位置。他只坐在那里，对着图书室里的什么侦探小说生闷气。

只有她和我。我们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她时不时地因为咳嗽而晃动着身体，这是因为一种已经在她身上深深扎了根的疾病。在咳嗽停歇的时候，她就用舌头舔我的脖子，舔我的胸膛，有时候甚至敢往下舔到我的小肚子。她没有什么乳房，而我呢，几乎也还不知道什么勃起一类的事情，不过我们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欲望，喜欢脱光了衣服在一起亲热，无非就是亲吻，互相舔舔，用我们十二岁孩子的瘦小肚皮互相磨蹭磨蹭，如此而已。我们偷偷爬到了储藏东西的房顶阁楼上，跪在那些陈旧的旅行箱、掉了漆皮的桌子和生锈的儿童车中间，就用我们的肚皮互相磨蹭着抚爱。

这种抚爱，和妈妈脱光了衣服跟约翰叔叔在一起的样子完全是两码事。妈妈躺在朝着湖那边的草坡上，也是脱得光光一丝不挂晒太阳，他半躺半坐在她旁边。有人说他是来自奥斯陆的什么大人物，警察头子或者什么省总督一类的，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个掌握权力的家伙，穿着背心和长袖的衬衫，他的外套和礼帽还有出门散步用的手杖就放在旁边。他其实也是难民，不过他那股气势，就好象他是那种在自己的高位上能够维持到最后的人。整幅图景就是淫秽猥亵的。不过，当我趴在埃利克旁边从灌木丛里往外偷看的时候，并不是妈妈赤裸的身体本身让我的脸因为羞耻而发烫。那是约翰叔叔穿着衣服的小心谨慎让这幅图景变得更加不体面。他是那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不过也一直知道他愿意做什么。

我可不愿意成为这样一个穿着衣服等待的窥淫癖。我甚至都不能等。我就愿意脱得光光和安妮卡在一起，总是迫不及待。她也愿意这样和我在一起。我都不记得我们两个人中间到底是谁先开始的了。

我们俩都不说话。但是皮肤磨蹭着皮肤，就说明这皮肤在做爱呢。在这幅图景里有一种炙热的东西，是和任何东西都不一样的。请你原谅吧，我在这个事情上停留了那么久，不过，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的意思首先也不是指感官时代之前的那种暴烈情感。不是这个，当我现在再次回到这个闷热的阁楼上的时候，充满我内心的其实是一种炽烈的负疚感。我的归属我的家是在阿尔斯维克县乡下这座查理王朝时期的大庄园里，而她是从佃农茅草房里跑出来的脸色苍白不停咳嗽的小姑娘，身上带着那种房子拖地板的拖把的酸臭味。我有一个还不确定但肯定前途无量的未来，那里充满了动物求偶叫春时的鸣叫声；她的前面呢，什么都没有。而那种咳嗽，在某种不太清楚的意义上，也是我的罪责。

我要把这种咳嗽接过来。我本来是应该在疗养院里至少呆一年的。我对这件事当然什么都记不住了，不过我猜想就是因为这个我总是很厌恶奶油——在那种时代，有钱人家的孩子，就是因为肺结核而养肥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我一点都不渴望治好，不想恢复健康。这种疾病是安妮卡身上的社会伤痕，我愿意跟她分享这种状况，有难同当。我愿意进入到她的憔悴衰弱的生命里，用我们的脸感觉到自己的罪责也变成了苍白的脸色。不过她把我扔在了她后面。她去世了，而我却恢复了健康。不过我在肺叶上还是有她留下的伤痕。我把她装进了我的身体里。她自己也在我呼吸的空气里显现。我非常相信，我的生活就是要接过这种咳嗽。

我的早期少年时代就是用罪责标记的。这种罪责带有的厌恶感随后就对准了我自己的家庭，对准了我自己的生活环境，对准了我自己的出身和我们具有的令人厌恶的特权。我不知道哪种感觉是最强烈的，是我的负罪感，还是我对自己的细致地镶金戴银的家庭背景要暴烈攻击的那种感觉。不管怎么说，我的任务是要管好这种负罪感，把它变成一种责任——尽管这样一种责任会在其他人那里引发出毫无道理的仇恨来。

但是，要不是有过那把刀子戳向我胸口的话，我的社会良心可能也就会停留在乡下了，也就只满足于给那个佃农的茅草房送去一块油毡布地毯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满足于给干活的伙计们好一点的条件——

这么多年里，我在胸膛上一直有一个伤口，一个没有人注意到、可我能用我的指尖能清楚感觉得到的伤口。它一直在发痒，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发痒。

有一个来自挪威的难民曾经抓住我的胳膊，把我顶在墙壁上。墙壁凉飕飕的——我没有穿什么衬衣。我肯定说了什么蠢话，说他们的该死的逃难和我没什么关系，或者说德国人的占领是他们挪威人自己的事情。我肯定是很不高兴，因为我们的餐厅被改用成一个难民睡觉的大通铺，里面充满臭袜子的味道。这个挪威人把我顶在墙壁上，他那把小匕首的刀尖就戳在我的胸口。

——“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岛”，他在我耳边低声说，“我以为你是明白这点的。我早注意到你对那个佃农家的白脸小姑娘周到体贴的样子了。你已经明白，我们互相负有责任，可你还是没明白，你的责任还要延伸到更大的地方，到那个佃农的茅草房之外去。这把刀子要教训你的就是这个。你不要发抖！我不想伤害你，恰恰相反，我是为你好。我拿这把刀子对着你的胸膛，就是要你的心脏能记住。他妈的，你别乱动啊!否则就可能出乱子。我就是要你记住，你有一种责任，这责任是没有边界的。怎么说？”

——“我有一种责任，这责任是没有边界的。现在你还不能把刀子拿掉吗？”

——“这刀子根本还没挨着你呢。”

然后他退了一步：

——“真是天晓得！”

我能感觉到，有一股热流怎样流过我的肚子。当我的摸着发痛的地方，我的手指变红了。这发痛的地方就在我心脏旁边。

——“我的刀子根本就没挨着你。我敢发誓。你自己可以看嘛——这上面根本没有一点血。”

他对着光线把刀子举起来，翻过来翻过去看着：

——这把刀子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很好啊，你挥手给我一个暗示。要不然我还不会注意到她呢，我相信她对于我们讲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不过，你能不能解释，为什么我看到一个陌生的胖女人，跪在地上收拾她翻倒下来的一大堆茶叶包，我会那么感动呢？她因为难为情，脖子上都一块块发红了——我注意到这个，因为我感觉自己的皮肤上也出现了一块块同样的红色。没有人需要这么难为情啊！

对了。我突然看到了埃利克的母亲——我叫她艾琳阿姨——跪在他们家很窄小的厨房里一个低矮的柜橱前面。她要拿出一个茶叶包，结果把好几个茶叶包带了出来掉在地板上。在她发现我也在场之前，我已经看到了柜子里大堆的可可粉、奶粉还有咖啡等等，她就感到很难为情的样子，赶紧把地板上的茶叶包收拾起来，又把她那个秘密的储藏柜关闭好。

起初我很吃惊和愤怒。在我家里，我受的教养就是人不该囤积东西，那是可耻的。不过，面对艾琳阿姨红到脖子根的一块块红色，我明白了，那种教养其实是贵族家庭的双重道德。你用不着一听到风吹草动的消息就赶紧囤积粮食。这样的事情是很有失身份的。同时呢，你又把很多不需要的东西藏到身后。你有一大堆的储备，比地下室里那几排被捣毁的罐头架子要多得多了，那种损失你都不当回事情，根本不用大惊小怪——砸了就砸了，你就显示一点“慷慨大度”吧，这是妈妈说的。只要你有钱，你有关系，你有土地财产，还有你家族自己的历史：凡是你需要的你都有，那就行了。对那些沉不住气的人你给他们一点漫不经心的蔑视就好了，这样的代价也是你出得起的。

艾琳阿姨也真的是很沉不住气的人。后来她给我们倒茶的时候，没等茶壶里茶叶泡开，就给我们倒上了——所有危险的事情里，当然包括太浓的茶啊。那种只有浅黄颜色的红茶几乎就是白开水，淡而无味。这和外祖母的茶艺相去太远了，外祖母的下午茶是一种仪式，用的是蓝边镶金的英国茶杯，上面还有围猎的图案，配的是精心制作的糕点。现在我真的感觉到蔑视就在我身体里上升起来了，不过又把它强压了下去——我注意到，艾琳阿姨正不耐烦地等着我的斥责呢。

在埃利克的家里我学到了很多有关世界的事情，比我在自己家里学到的还多，尽管我们家的窗户是对着那些大事件打开的，对着那些源源不断的难民潮流，还有那些无忧无虑的生活经验。从艾琳阿姨和她的总是心情沉重闷闷不乐的母亲那里，还有她的房客那里——全都是女人——我对女人的心理和老百姓的精神状态都获得了更加深刻的内在认识，这是我从生活里任何其他地方都得不到的。

埃利克•克尔维尔的父母和我自己的父母一样，都离婚了。他的父亲是外地人，每年来探望他们一次，带着他和他弟弟去游乐场玩玩，请他们吃冰激凌和糕点什么的。在我看来他实际上是个什么都算不上的可怜虫——不过在克尔维尔家里，他们可不这么看。我母亲是一个性格刚强而严厉的女人，说话果断，还带点挪威人的口音。我想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掉眼泪。失去丈夫对她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损失。是她把他给甩掉的，好象甩掉擦身而过的一种羞辱。很巧的是，他在他们还没办完离婚手续只是分居的时候就去世了，于是全部财产就都留给了她。埃利克家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家里是丈夫抛弃了妻子和孩子，把他们从富裕而有保障的资产阶级生活里驱逐了出去，而他自己在冷淡的距离之外，和一个漂亮苗条的女人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生活，那个女人还分享他的会计公司的资产。

你可以相信，克尔维尔家，其实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家庭的碎片吧，也就只能满足于过过被他们自己的大石头压在底下的受了伤害的生活了。但是，这个家庭的特色是充满复仇的欲望。他们想的是要夺回失去的一切，即使这需要付出他们剩下的全部生活也在所不惜。

艾琳阿姨本来没受过什么教育。她要弄一份和她前夫及新太太一样的职业，这是太有必要了。即使这意味着她要通宵苦读连床头的灯都永不熄灭。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这么要强的女人——或者也是那么脆弱那么容易受伤害的女人。她每天都会控制不住地流泪，就算是她注意到我在她们家里的时候，会竭力把泪水咽下去。她会利用她的泪水来控制埃利克和他的小弟弟，让他们准确地按照她的愿望去行事。每天，他们都必须认识到，她是为了他们牺牲了一切。很明显，就是因为这种经常不断的发作，因为绝对地依赖着这个颠三倒四的女人，让埃利克身上培养出了一种气象学意义上的多变敏感。天气什么时候要变了，他总是知道的，同时，他会弄出一整套阴谋诡计，为的是操纵他的母亲。举例说吧，就在母亲哭闹之中，埃利克会装病，这样或者那样的什么病——于是家里马上就雨过天晴了，就好象她不得不去接电话的时候，泪水也马上会停下来。埃利克终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无比宝贵的资源。

艾琳阿姨的母亲会穿过他们的家，就像一道预示灾难的阴影。她是一个寡妇，但从来不提自己丈夫怎么死的，尽管你会感觉到，这个丈夫会继续进入到这个现在来。她走过去的时候就像一条黑豹，一个狠毒无情的标志，随时随地都会毁掉这个小家庭。我懂得了，这个家庭的过去不仅仅是一整套特权，是要蔑视的；它也是表示一种模糊不清的威胁，是要去控制住的。

我可以像分期付款一样，一点一点追踪艾尔维尔家后来是怎么样又恢复了资产阶级生活的。首先是一套古典式有皮靠背的灯芯绒沙发——现在就再也不需要担心突然有不速之客闯进来了。同时还有了上语法学校的得意，有了两个钢琴课和舞蹈课，还有了学校的音乐会活动等等——艾琳阿姨其实完全是个音乐盲，但是疑心音乐是通向上流社会的路，所以不能放弃。和我自己的生活状况相比，在克尔维尔家的世界里还是有一个大漏洞，也是最明显的。这里没有夏天全家一起到乡下去度假的那种生活，没有保留在一个银行帐簿或者股票夹子里的那种生活。甚至平静地呼吸一下的钱都负担不起。这里只有令人痛苦的不安，每天都有脾气发作，一种贪得无厌的饥渴，要努力挣扎着回到过去的荣华富贵里去。

对于这种要获得社会承认的拼命努力，我的第一个反应又是一种困惑不解的蔑视，但是随后肯定就会有一种难为情的负疚感：对于我，这些都太容易得到了，轻而易举我就能跨上我的高头大马！在这种高傲和良心不安的混杂情感中，最终变得清晰起来的是一种愤怒的信念：问题就在于创造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里没有人需要过三关斩六将才能登上一种非理性的高人一等的感觉所规定的位置，这个社会里所有人都会有足够的东西，不必是那么多的东西，但足够就行，也没有人可以高人一等。到了那样一个社会里，艾琳阿姨就是东西少一点也会满意了。

同时我也感到震撼，她那么做，自己把自己拖进更加悲惨难堪的境地。所有会让她受到蔑视的场合，她都不会放过。不是去乞求人做那些规定的维修，就是到牛奶店去赊账。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你不得不去制止。一个人这样摧毁自己的生活，你是不能不管的。当我后来在党的意识形态文件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认识到这是真理。

那么是否我真的能制止她呢？我不相信她有仇恨人的能力，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是会做点大胆的尝试——在她把所有的仇恨都转过来对准她自己之前。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她的复仇，她也需要她得到的蔑视。她需要什么东西可以展示人们是怎么蔑视她的。艾琳阿姨教会我知道，世界上有的是没什么任务却无谓而死的烈士：他们想都没有想过要为了某些比他们自己更大的东西去牺牲，而是完全满足于展示自己胸膛上中的箭，能把人们的同情舔进自己的身体。她从来不会明白，人怎么可以为了一件事情的缘故，就能把自己置于毫无边际的仇恨之下。她从来不会明白，人怎么会为了一种共同的历史，就让自己成为献祭的牺牲品，这种历史带有越来越大的痛楚和苦闷，要求一个人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让其他的人能继续生活下去。

你干嘛推开我呀？哦，老天爷！我没看见他，幸亏是你眼快帮我看见了。不过这个疯子几乎还是要把我们给撞倒了。还有这个高高举着警棍追他的警察。他妈的，那家伙挨了一棍子。我恶心得要吐了。有很多画面在我的脑子里闪过。他们拖走的那个家伙嘴里还流血呢！真他妈的。

不，这个场景引发出来的不是什么记忆。这是一个事件，要比你能记忆起来的东西更加能成立，有大多了的确实性。我感觉到，这在我讲的事情也有重大的意义。

要从人的肤色、衣着还有气候来判断，那是在南非的什么地方。我是在一种瓦解的现实中奔跑。感觉好象是我参加了一个正被警察驱散的示威游行队伍。我几乎不太可能是认真投入进去的。合理地说，我是自己都莫名其妙就被拖进了这个事件，感觉像是这个事件本身就对我提出了要求。就好象被扔进那些排水沟里的标语牌，还有拖拽在奔逃的人后面的旗帜，都表示它们在我未来的生活里做了抵押。标语牌上的文字，什么“非洲回来”，还有“把你的声音借给我们”等等，都指向了我未来的生活。就好象刚才的团结和整齐的游行脚步比我自己都了解我。

我在非洲做什么？我和非洲有什么关系？我怀疑，在阿尔维克县的乡下老家，收藏过一堆非洲的奖牌，有斑马条纹的盾牌，生锈了的长矛，还有风干了的头颅——这些都是我们家族参加过殖民罪恶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我到非洲旅行就是为了赎罪的。不过，也许还有一种想法让我心里痒痒的，是想到了一种黑皮肤的、汗津津发亮的淫荡。我想到一种皮肤的知识，能知道我们自身包含的那种黑暗的深度。也许，是我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正在一所南非的大学学院里学习。

不过，现在一切都是歇斯底里一片混乱，就像人们用高速放映一部影片的时候那种情况。那些奔逃的人慌慌张张横冲直闯，都来不及找到自己的路，因为急不择路互相撞在一起。有一个警察在追一个年轻人，另外两个警察在前面截住这个逃跑的小伙子，在五十米的距离里他们做了一次成功的夹击演习，把他给抓住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眨眼的功夫。然后，两个警察站在那里用警棍把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打得皮开肉绽，而第三个警察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等在旁边，还对着这场好戏咧嘴大笑。现在我看见了：他们把这个黑人都砸得穿过地面了，就像打桩机把一个木桩砸到了地底下。他们要他求饶，可他死不求饶。这家伙现在几乎就看不见了。他就这么给活埋了！我什么都不顾了，冲上去抓住了一个正在继续打的警察的胳膊。他们突然慢慢转过身来对着我，这时候他们的脸上都露着鄙夷的表情，这让我真的非常吃惊。一个白人！一个我们的人！他们把我也暴打了一顿，又把我拖进了一辆汽车。他们的仇恨只能换来我的鄙视。不过就在挨打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他们的贫穷。是他们自己把自己的所有价值都抢空了。而那个黑人倒把那些价值接过去了。不过，这个场景本身还说明了更多的事情。我也突然看到，强大的经济力量如何都集中在这两个高举着警棍打人的警察身上，我也看到那群旁观的白人和第三个警察一样咧嘴大笑。

好象有人伸出了手来保护我，是一个外交部派到这里的大叔，也许是个商务专员，或者是有特别任务的人，谁知道呢？他可以把我从后果更严重的境地里拯救出来，但是，我对警察施暴的干预，同时会给他自己带来丢掉职位的危险。他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我免掉了坐牢，但是和他一起离开了这个国家，他们还宣称禁止我的脚再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

当我在警察的押送下到了飞机场的时候，又出了什么事情——不，这也不是什么记忆，更像是一种预言，固定在了我以后的某一年里。我们的汽车被翻倒在地如山一样的一大堆水果箱子挡住了，然后有几个黑人就朝我们奔跑过来。不过这不是什么伏击，有一个年轻人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了我几秒钟，用嘴唇做出一个双方理解的形状。然后他们就都跑走了，比来的时候还跑得快。这也就是三秒或者四秒钟的功夫，几乎不可能更长了，却包含了一种结盟，在我后来的一生中我都会忠诚地坚守。

我突然看到了，暴力并不仅仅是一种用警棍毒打、开枪射击和监狱关押的形式，暴力也可以是结构性的暴行。在南非看到的白人资本主义的事情，也帮助我看到了在我们国内发生的事情。

我认为，在非洲的经验，以一种有决定意义的方式，扩大了我的眼界。在我的内心，回响着有着挪威口音的那些词句：“你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是没有边界的。”过去，这句话只不过是对你挑战的格言，并没有什么感性的意味。现在就感觉这句话像是打在我肩膀上的警棍，还有我舌头上的血腥味，是的，就像是我嘴里有了那个被活活闷死在地里的人和那块泥土的味道。这种责任是添加了仇恨的味道的。就是在我被驱逐出境的那一刹那，我就完全投身政治了。不过，要是说从那时开始，我就是左派了，那还是不对的。在时间上，我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肯定比我参与党的政策事务要早。

我的问题肯定是其他人并没有看到和我一样的事情。这涉及到发展一种演说艺术，能对很多人有感召力，能迫使他们去看。而且是在一种正义的力量中去看，这种正义会像我的正义一样去恨。这关系到转动几圈镜头焦距，直到现实变得非常清晰，以致我们能看到，第三世界受到的压迫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里也会出现。这也关系到让事情的轮廓清晰鲜明，于是就会很简单，就会有必要处理。确实有些人从来不原谅我，就因为我让镜头焦距多转了几圈。

我有没有告诉你，这次事件成了我一生的转折点？这意味着这次事件在媒体上一次又一次地有人重复，在电视上都要被放烂了，还在学校里都被磨损到看不见了。不管怎么说吧，我注意到，你早就知道这个事件了。在我要讲的这样一种故事里面，是要求有一个转折的。这事件是否真发生过，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一切就是它需要重复，需要有买主。

其实我自己也并不是我的生活的卖主。

但是，在别人的生活里，我也有一份啊。

那些词语是从哪里来的？这些词语就这么放进了我嘴里。好象它们和那帮法国人有什么关系，那帮法国人倚靠在奶酪柜台上，一边用手指拨弄着那些干奶酪和羊奶酪，一边商议着买哪种奶酪，买哪种葡萄酒，谁来付钱买什么等等。让我自己惊讶的是，我注意到我能听懂他们说的每一个词，尽管他们说话很快，还有一大堆奇特的绕来绕去的小词。不过，我为什么如此讨厌他们呢？还没等一句话说完，我就能听出他们要说什么了，我能预见到他们会做什么手势，我能认得出那些眼色表情是什么意思。我被他们的估价弄得真的非常痛苦，虽然这些估价他们几乎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真是奇怪。当然，我是得到了你的感官的帮助，不过这种理解还是我自己的。

就在同时，那种暴烈的情欲就像火焰烧进了我的大腿根。这他妈的都是什么名堂啊？我肯定是在法国受过什么教育的，这点是肯定无疑的。要不然，我就根本不会精通这些爱吃奶酪的人的语言和思路。是不是因此我在瑞典就成了一只“外国鸟”？——这个判决就在这个商场里外绕着我旋转。不过，那种情欲呢？这该怎么解释呢？

咖啡的香气让我突然头昏目眩。要让一个死人醉倒，真不需要很多咖啡香气，这个你肯定知道。只要微微一点欲望的气息，就足够让你耳朵里嗡嗡鸣响，让你的骨头里隐隐作痛。

不过，正是咖啡的香气让这些图画变得清楚了。要不是你正好在我身边，还偷偷瞧你购物袋里的东西，也许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了。没错，肯定是你帮忙，把这些图画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住在阁楼上的那一层，那里总是让人闻到灰尘和咖啡的味道，还有受尽了折磨的巴黎绿荫。在我前面站着一个苗条而又情绪紧张的女人，脸上的微笑一定会让新闻检查官剪掉。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过我们就暂且叫她丹妮丝吧。她刚把房门从里面反锁好，用了两重的锁锁好。然后她就把钥匙从开着的窗口扔出去了。我听见钥匙穿越窗外的树梢，当啷一声掉在停在外面的一辆汽车车顶上。她紧贴我站着，解开我衬衣的扣子。之前我们还来不及互相亲吻，不过她现在已经踮起脚尖凑上来了。

我做了一个动作，想关上窗户，但是她拦住了我，几乎是咄咄逼人的样子：

——“就让窗子开着吧。我们的情欲也属于其他人的。”

——“我的小资啊，”她一边松开我的皮带，一边补充说，“你是不是那种做爱还要拉上窗帘的人哪？现在该你给我脱了！”

我和丹妮丝锁在房间里三个星期。那是整整三个星期的情欲，还有托洛斯基的书和冷掉的咖啡。我们俩没有人从床上爬起来过，甚至都不想去上那个总是不停嘶嘶作响的厕所。在床底下有一个尿壶——按惯例那也就够了。我们的生活是一堆乱糟糟污迹越来越多的床单，还有越来越僵硬的革命学说。墙壁上贴的墙纸，是一张红色血管脉动的网络图。通过窗户传来的车水马龙的喧嚣，也被我们耳朵里的雷声淹没。

在我们的初次狂喜之后，她还是爬起来过，小心地用什么橡皮水管装置把身上冲洗干净了。不过她很快又回来了，又进入新一轮的抚爱：

“我不是防备你，而是防备资产阶级社会和他们的陷阱。我必须要把力量省下来，投入革命的工作。”

过了几天之后，她最终还是放弃了每次喷射之后都要去做的冲洗，而是在我筋疲力尽的身体里开始了革命：有人把一块破旧的红旗缠在我的头上，哥萨克人在我的胸膛里的一个宽大楼梯上骑着马冲下来，把女人和孩子驱赶在前面，而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在我每一条肌肉纤维里都找到了它们的道路——所有这些都是在持续不断的做爱行动中完成的。到了最后，她都不让我抽出她的身体。她要把我已经疲惫不堪的小蜗牛夹紧在她的身体里，直到我又能膨胀勃起，一次又一次膨胀勃起，日夜不停，直到一切都成为情欲和疼痛的混合。于是她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同一个生命体，同一个瘦削的身体，带有两个疙疙瘩瘩的脊椎，随着对未来的期待而震动。也许，在她身体里开始膨胀勃起的，也在我的身体里同样生长膨胀勃起，正好一样多。一个人的身体已经和另一个人的身体如此完整地融为一体，以致于都不能说哪个身体是谁的身体了。我们能互相看穿对方的思想。而这就是未来社会的一片。

——“相信我，”她喃喃地说，舌头还深深插在我的嘴里，“马克思都已经预见到这个了。”

在每一次拥抱之后，她都把我进一步推进到左翼的意识形态里。在一次次极乐狂喜和政治课程之间，我也饮下了她的仇恨，一种对所有等级制度、所有荣誉奖章、所有法国式的盛典都红了眼睛的仇恨。有一个军乐队在下面的林荫道边演奏的时候，她甚至把装满了我们的夜晚爱情的尿壶也从窗口扔了下去。于是下面就沉寂了几分钟，然后就有咚咚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还有人拼命敲打各个房间的门。我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结束的。我唯一还能肯定的是，就是这种无休止的情欲，就是冷掉的咖啡，还有坚硬起来的革命教条。有一天她用指甲在我的前额上刻出了什么字，然后像打了胜仗一样，举起一面小镜子让我自己看。我能读出的字是法语的“平等”（ÈGALITÈ）。她居然能反向地刻写出镜子里的文字。

——“你必须教会你去仇恨。要不然你就永远改变不了世界。”

就好象我需要学会去仇恨那些和我有不同意见的人。

我们有很长时间都没吃什么东西了，只咕嘟咕嘟地灌下很多咖啡，有点奇怪的是那个咖啡壶里的咖啡好象总是喝不完的。我们就继续合为一体躺着，日以继夜，脸色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感到发烧。我用精液充满她的身体，而她的发苦的价值观念流回到我的身体——它们会停留在我的身体里面，而我都不知不觉，没有注意到，直到后来它们在不同的政治情境中出人意外地燃烧起来。有时，外面走廊里的门铃声会响起，有时会听到有一张纸从大门底下的门缝里塞进来。但是我们也不起床。我们停留在互相的身体里。在血管构成的红色网络里，在暴力的脉动里。而且也是在越来越坚硬的价值观网络里。

我开始发狂了，不停地呓语。我成了女巫希尔格的囚犯，现在只会想她的飘飘然的想法。当我用手指摸着多日都没有刮胡子的脸颊，我能感觉到它们现在深陷到了什么程度。牙齿上也有了一层粗燥的牙垢。我的精神和肉体都已经孱弱不堪。几乎我过去的所有一切，都被这个好色的女巫给吸干了，相反，她的饥饿的思想方式流进了我的身体，在我的血管里和脑细胞里蚀刻出了新的流动模式。我正在消失！

有一天，我肯定明白了，那扇开着的窗户确确实实是开着的。很有可能，我是趁着她有些片刻睡着的时候，成功地抓起我的裤子，光着脚从窗户爬出去，爬过房顶溜走了。雨水落在我的赤背上，那是非常清楚的。

我人是溜走了。不过，我将来是再也不会自由了。

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获得过最好的学校教育，又毫不羞愧地压下了他本来并不情愿地接受的私人红色课程，现在试图用不同的眼睛来看这个社会，他会做什么？你还没得及张嘴，我就知道你的回答了：他当然去做一个年长的具备正经价值观的大师的徒弟，去掌握政治职业的所有秘密。自然如此。

你肯定听说过有关魔术师的徒弟的故事，那个传奇的故事讲的是那位极有天赋的年轻人，在一个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的老魔术师那里得到一份工作。那个老魔术师变戏法已经手脚不灵了，所以人们都能看得见那些球是怎么偷偷换掉的，还能窥伺到他那个脏兮兮的外套下面藏着的兔子耳朵，这个年轻人也暗暗嘲笑这个老头子。这个当徒弟的自己很快掌握了这门手艺，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了，他在自己住的小阁楼里独自发明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手法。很快他就已经秘密地成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大师。很自然的，他就没耐心了——因为还是徒弟，师傅不允许他独自上台表演自己的魔术，只能站在他可怜的老师旁边当助手。

于是，有一天，那个老魔术师出门不在家的时候，这个徒弟就安排了一场自己的表演，这场表演的时候，都没有一点点兔子尾巴露馅，而且锯子也真的从箱子里那个女人的肚肠部位锯过去了。可观众一点都不欣赏，不着迷。相反非常冷淡，甚至是充满了敌意的。有几个年轻的观众还大叫着：“尽管你想骗我们，可我们还是知道你是怎么弄的。你真不够意思，不让我们也跟你一起玩儿。”

老魔术师提早回来了，很明显有人通风报信，告诉他出门的时候家里出了什么事情，那个学徒就想，最好还是先发制人。他不仅告诉了师傅自己临时搞的表演，还试图教他的师傅怎么骗人的艺术。他一点不留情面地指出了师父的手脚笨拙，还责骂师傅太不关心艺术上的完美。这种松懈大意的后果，事实上就是使得受到怠慢的观众不再能够欣赏一种完美的表演。

也许那个学徒还曾经指望，师傅会对他大发雷霆——只要他能把这个老头子好好摇晃摇晃就好了，那么他也许就能让老头子看到理由了。可老人的反应正好相反，他把手放在徒弟的肩膀上说：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啊，你可不明白，这个地方的人可是非常直率的，直率到他们就愿意看看事情从头到尾怎么发生的。我练了好多好多年，就是要练这种恰到好处的手脚笨拙的样子，学会了我怎么样让我的外套露点馅儿，还正好不多也不少，学会了让他们看到我袖口里的东西，也得正好不多也不少。那些毛孩子跟着我的每个动作转，可乐呵呵着呢；那些成年人呢，互相用胳膊肘顶来顶去的，嘴里还发出像猪一样的呼噜呼噜的声音。他们真的就参加了表演啊。在这里，就是孩子也有权力做主啊。要是我不那么笨手笨脚，我不就让他们全都放在表演之外了吗？总有一天，你也要接我的班，可你要学的还很多很多哪。至今为止，你学到的还只是完美啊。”

没错，你一定已经明白了吧，那个有天才的小学徒就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啊。于是我就当上了首相的政治秘书，这个意思就是我什么都得做，从跑腿送信的差事，到写演讲稿。那个时候我还不到二十五岁。在这种工作的背景里，我还必须在某个瑞典大学学点课，同时要有青年团成员的资历，合理地看，我也应该当过社会民主青年团的主席，有机会去培养在这个国家的里里外外的种种关系，总有一天这种关系都会用得上的。

最好我就从老魔术师教训他徒弟的那个时刻开始，那也是不错的。这也是在我身上打下烙印的时机之一。我也难以提出反对意见，那是我甚至都不能回击的情况。它们简直就是你不能忍受的。它们总是固定在我的皮肤里了。

于是他就抓住我的肩膀，我每个肩膀上都落下一个熊掌一样巨大的手掌。他带着探究考察的目光看着我，要把我看穿，当然什么臭大粪也没看到。于是他就说：

——“你的演讲稿里还真的有很多恶龙的牙齿可以咬人呢。我对你还不真正理解。我他妈的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你有时候那么野蛮残暴。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是不搞这种类型的辩论的。我们在这里是建立共识，建立共同的价值。如果我们在反对党那里看到一个缺口，我们是不会利用它乘虚而入的。我们有意地让我们的论点有点笨拙，也直截了当。我们知道，我们的选民不信任那种恶毒攻击别人的口才。我们还知道，恶龙的牙齿得到的收获会是怒火和报应。这样的播种在我们这个国家是不合适的。我不知道，有时是什么进入了你内心。要是你在我这里这样继续下去，我就不能留你了。”

我自然非常恼火，但是又不能发作。他说的什么恶龙的牙齿，其实不过就是我尖锐地表达出来的观察而已，是揭示反对党的不诚实，逻辑上的弯弯绕翻筋斗，以及花言巧语的狡猾。首相肯定也和我一样看到了这些。不管怎么说，我努力让他的半睁半闭的眼睛去看到这些。不过他假装什么都没看见，带着国父身份的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安然平静。他看起来好像相信，反对党在根本上是和我们的想法一样的。对了，他相信的还不止这些呢：他实际上还相信我们的对手是诚实的！我简直要气疯了，可只能沉默一句话都不说。我要保持低调，暂且如此。从他的观点来看，他对我不管怎么样还是不同寻常很有耐心的呢。我们两个人是太不一样了，一个就好像磨损迟钝的铲子，一个是干草燃烧起来的大火。不过，他的确比一个父亲还要更宽容。不管怎么样，我是他的接班人哪。

可惜的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那个陈旧的恶龙播种的画面还是有道理的，那是我痛苦地体验到了的。你刺人一下，人家报复你十下。你的挖苦人的风趣妙语，唤起的是一辈子的仇恨。总有一天，我会引发出一个成群恶龙扑闪翅膀鼻息喷射怒火的风暴。不过，这要等到没人管我，我可以自由自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时候。

那些年的首相是一个瑞典的化身，一个让人放心感到安全的、正直廉洁不可贿赂的人物，穿着肩上有吊裤带的裤子，说话还很有心计地保留着地方口音。我一辈子都不会记住他的面孔，甚至连他的名字记不住。我能记得的就是他坐着的样子——那是一个瑞典统治者坐的样子，既亲切得体，但又威严无情：就像古斯塔夫•瓦萨，一个来自古代的屁股宽大的国王，牙齿倒都残缺了，脾气暴躁，铁面无私。不过，最要紧的是，他坐的样子可以让所有不同意见的人都闭嘴，要有份量，两个膝盖可以毫不羞耻地叉开，上身要不耐烦地向前倾斜，做出一点颇有讽刺意味的专注的样子，可以顺着那个呈上了一份根据不足的报告的官员的脊梁骨发送出一点令人胆战心惊的感觉，只有靠多拍点马屁才能溜之大吉。然而，落在你身上的那种蓝色的目光，出人意料又是无助无力的，这里我就来到了统治者受到的悲剧性的限制了。他会难以看到我，向我伸过来的手，本想和我握手却握不到，在离开我的手五六公分的地方就伸不过来了。在那个要做决策的级别上，就没有什么个人的面孔，没有可以分辨出来的声音，甚至在这堆人里都找不到一只手。我听埃利克就过，“统治者的权力既无所弗届又无所可届。”他还带着一点笑容补充说：“正是在这个地方，官僚制度就乘虚而入了。”

是我帮助首相看见东西，成了他的耳目。在那段时间里，我还有感官能力，可以分辨出面部表情上的焦虑和衣着上对共识的呼吁。没错，那个时候我自己还能看见，还有能力帮助两眼一抹黑盲目摸索的统治者在我们叫做现实的混沌中找到路。但是不允许我帮他们说话，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发言。

我就像一个过去曾有过的那种宫廷里的御用诗人。统治者需要我的笔，但是我必须善于想统治者之所想，最好是想那些统治者最愿意想但是他妈的他们自己又难以想得出的想法。我用如此杰出的句式来发展了党的方针政策，以至于派给我任务的老板看到自己的思想王国和语言艺术这么富裕都大为惊奇。但是我没有耐心就干这种大为成功但是根据别人的订单来做的工作。我要的是明显地更加迅速地前进。我要的是使用更强硬的手段，让我们能把无论如何也是好心好意的梦想转变成现实。那时候我还一点都不知道，在前面等着我的是仇恨。

也就是那些年，我们在瑞典创建了现代福利社会。蓝图是宏大的，但是细节却是很投机的，内在的关联是未知的——没人知道某层楼会不会有一天导致另一层楼坍塌。不过，靠着老式的瑞典人的谨慎，我们还是照样继续干下去。我们当然不会把森林里的最后一棵树都放倒，也不会把拉辕的马折腾到筋疲力尽。这也拦不住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怨气冲天了。瑞典老百姓早就习惯了抱怨。不过，我们的自己人已经不再抱怨了。

我注意到，刚才我说到我将来遇到的仇恨的时候，你是不以为然的：现在人人到了下午都不再记得昨天晚上在哪里过夜了，在这失忆的时代，那些对我心怀仇恨的人，他们怎么还能同时保留得住这种感情呢？当人人都不再记得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怎么还能够让自己对一个陌生人的攻击持久永存？可你没想到吧，仇恨本身其实就是非常强大的记忆啊。那种居住在你手掌神经里的仇恨，那种扎根在你视网膜细胞里的仇恨，那种在你内脏里咕咕噜噜转来转去的仇恨，那种能决定你呼吸节奏的仇恨，那种仇恨是会记忆的啊。它会认识要恨的东西，尽管在你的良心上没有保留一点痕迹。仇恨能记住我。还会等待它进攻我的时机。它知道，它和我的故事是有关联的。

我对这个题目还是知道不少的，因为我自己也有一定的能力，我不想说这是仇恨的能力，而是说我也能气愤，会怨恨，自然也没有达到人家对我的仇恨那样的高度，那是高得像纪念碑了。也许我告诉过你了，是这个食品商场在为我记忆，在全部事件发生过程中，我们都被迫走向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目标，但是我想也是我们有理由去害怕的目标，正是这个全部事件发生的过程把正确的图像放进了我的头脑里，是同样的理所当然的图像，就好象他们也是记忆。也许我这么说过，以它的方式看也是真的。不过，我还是禁不住看到，这些和记忆一样的图像里如何添加上了攻击性的内容。它们包括了很多插曲，其中总有人在反对我，在我的路上设置障碍，拆我的台，踩我脆弱的脚趾头，寻找我的弱点，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惹我生气，让我难过。这些痕迹都依然还在，尽管记忆已经放弃了。

在仇恨的小火花里，你就会记得。要是我没有一个伤疤，总能在你眼前活生生地保持那个教训人的时刻，那么我就无法告诉你我给那个老魔术师当学徒时的生活。

我说到了在什么地方？是说到我当首相助手的那个时候吧。自然而然的，到了最后，我就写不出别的人要做的报告了。当首相手里握着我写的讲稿站在讲坛上的时候，我就跟随他嘴唇的蠕动，坐在旁边和他一起嘟嘟哝哝。但是，我越来越受到痛苦的折磨。那个地方本来应该有一个突然升高的声调啊。而那个地方本来应该有一个轻快的连奏，再跟上一个断奏，就好像他在寻找词汇，不管那个巨大的反对派好像在考虑什么，这些词都能用得上。一切都被拙劣地弄糟了。应该让听众容光焕发的高潮，变成了一个国父突然像泄气皮球的低潮。而这个演讲自然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从来没有人想到去仇恨演讲者。不过那里也没有任何东西让人因为这样的场面而眼花缭乱。那还不是我的好时候。

演说的艺术将会是我的长项——我想对于这点我是心里有数的。但是，我的真正力量叫做范妮。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我这一生最宝贵的一段生活，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意返回去的生活，不论白天还是黑夜，这就好像面对一个患了重病的亲人，你都不敢让他在同一位置上躺着超过四小时。也许那就是我的办法，使我能够保留住和范妮在一起的那些年月。至少，是保持了那些年月的精华。

有一句很没分寸的伤人的话，也能帮助我找回已经刮得很干净的记忆。有一个出版界的人，直到说那句话之前也还算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有一天对我这么说：

——“要是你和一个人民的女人结婚，今天的瑞典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了。”

我永远不会原谅他说的这些话。这不光是很伤人的，也是他妈的非常不公正的。就好象范妮也被那种对她自己阶级的仇恨驱使着，成了某些上流社会的叛徒，果断地把我保留在原教旨主义的教条中。他不理解。大体上说，我不认为任何人会理解。

范妮和我心心相印，我们可以在互相的内心里思考。是的，我们事实上可以想对方之所想。但是，过去我当然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那种事情只会鼓励人去造成更多的神话，弄出什么圣人的传说。到头来，这也还是成了什么圣人的传说，我也没办法拦住。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比较大型的宴会上，范妮和我斜对着坐。这还是我给首相当秘书前的事情。带着良心不安的感觉说吧，在政治上我还是生活在一个模糊不清的无人地带，经常还被我在法国当爱情囚徒的时候塞进我头脑的那些政治公式折磨着。

我一直都在注意她，但也没用目光去直视。我就是不敢那么做——我太激动了。我的身体变得滚烫，我的耳朵里在鸣叫。这不是一般的一见钟情。这更像是一种疯狂的情绪在我的内心里爆炸升腾。我有点羞愧，因为我在心里抑制不住要脱掉她衣服的欲望。而且我在想象她也心甘情愿。然后，我从我的眼角看到她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通红。真的，都红到了她的脖子根。突然，她站起来，身体倾过桌子，搧了我一个耳光。这肯定引起了一阵骚乱，但是我什么都没有注意到。除了她，我什么都看不见。

她碰了我。

我感觉到她对这种上流社会的宴会是嫌恶的，我能强烈地感到她和我一样也被负疚感折磨着，对于自己属于有特权的阶级，总有一种时闪时现的、有的时候还会狂热燃烧起来的良心不安。我会想，那你会做什么呢。于是我就在我的大脑里听到她清晰的表示理所当然的声调：

——“我当然是社会民主党。而且我觉得你也将会成为社会民主党。我自然也注意到了，你被人往左翼猛推了一下——是被那种红色的女巫推了一下，那是你附带着得收下的。不过，我想这个我是会克服的。”

我惊讶地盯着她看。她能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能记得住我记的事情，对啊，她连我将来走什么道路都知道——而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呢。

——“我叫范妮”。我听见她的声音，这回不是在我的大脑里的声音。这声音下沉到了我的胸口，在那里搜寻什么。这个姑娘并不像我最初想的那样腼腆。这是有关节操的问题。对她来说，我还没成人呢。

范妮一直坐在那里把脸转向别的地方，假装在听旁边的人闲扯。不过，她出人意外地突然转身对着我，带着一点挑逗的笑容说：

——“我们不是要走吗？”

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声音，尽管我到那时为止只听到几个字。

我们同时站了起来。

只不过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在奥斯卡大教堂举办了婚礼走了出来。在台阶上，人们按照传统习惯将大把的米粒抛向空中，米粒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身上，而我的战友们把剑举在我们的头顶上。我没告诉你吗，我那个时候还是骑兵部队的预备役军官？

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爱情传奇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可能是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只不过因为性别而做了一点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我敢肯定她是在我后面铸造出来的。因为我们的造物主对第一次铸造的产品检验下来有点不满意，所以对模具仔细地做了一点这样那样的修正。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思想互相对话。我们可以坐在房间的两端，带着严肃的表情，在各自的内心里对话，同时还做鬼脸，还哈哈大笑。在更远的距离外，我们的思想的对谈会转变成咆哮。在这商场里面，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再也听不出她的声音了。

范妮成了一个同事，而且非常可靠，无人可以匹敌。要是我说是她帮助准备那些演讲，这话都显得太苍白无力了。当我起草我的讲稿的时候，我都区分不出，哪些是我自己的想出来的，哪些是她直接填加到我的脑子里的。这并不是说她在提示我驱使我，虽然她愿意的话自然可以那么做。她并不想扮演那种角色。她只是在听，听我要走到哪里去，我在摸索哪些论点和理由，而我自己还不能看得很清楚——那时她就会温和地帮我遣词造句，表达她能感到的在我心里开始成熟起来的想法。她并不塑造我；她是生下了我。

不过，这并不涉及到我演讲里的狂热和对人的抨击。那是在那个时刻的热度里我自己添加进去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吧：那是当我开始进入兴奋狂热手舞足蹈的动作的时候，我的演讲本身添加出来的，让我成了克利夫第二，一个我还不认识的人。

正像你注意到的，这是另外一种方式，不同于我们一般的带点冷淡地窥探互相头脑里的东西的方式。头骨必须一直敞开让人看得见里面——这毕竟是我党的信条之一；你要是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当然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但是，范妮和我的思想交流跟这种思想监控或者说考虑周到的思想指导没有任何关系。阅读另一方头脑里的思想也不会伴随刚才那种声音，这是你知道的，就像你用开罐头的器具打开一罐沙丁鱼罐头盖子时的声音。不会的，恰恰相反：那是一种非常小心谨慎的倾听，她要努力搞明白我自己还没能想清楚但是开始成熟起来的思想。

对于我具有一种历史使命，范妮是坚信不移的。她愿意帮助我看到那些呼唤我去解决的问题，她愿意把我身上和这一任务相关联的资源开发出来。就在她的微笑里，我看到，她还不认为我已经真正成熟，能胜任这项工作。她也正是因此而爱我。不过，她确实想做的，是引发出我身上潜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如她说的，是这个脱了节的世界一直在寻找在呼唤的。

所有这些她都不用说。我能读出她心里的话，就像她能读出我的。尽管她的阅读要敏感得多了。

我想，是面对亨利克的死亡的时候，我才认识到了，我的世界和她的世界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我不记得了，我是否跟你谈起过亨利克。他比我大两三岁，是从我们这个家庭出走不归的人。不过，他是母亲的宠儿——他的姓是是跟着母亲的姓氏，姓安克尔，这也并非偶然。我想，自从他在城里的所有学校都毕不了业之后，他就在一个什么仓库里干活。

现在他躺在市南医院的隔离室里。医生要试试给他做一个手术，切除他的肿瘤，尽管这会冒极大的风险。他的头发都已经剃光了，从他前额上伸出来两个玻璃管就像两只动物的角。

——“我看你的时候是有叠影的，”他说，“你看上去真他妈的太好玩了。”

要我坐在床边看着他，这我实在是受不了的。我走到窗前站着，范妮沉默着站在我背后，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眺望着外面的斯德哥尔摩城——我看到的是亨利克的城市，两个斯德哥尔摩，就在一个手掌宽的距离中滑开了。

范妮的世界与我的世界就正是这样的关系——尽管现在已经没什么悲剧了：既是同一个世界，又有两个版本，互相并不能真正重合，的确是分开的，但是又如此相同，如此接近，以至于对其中一个斯德哥尔摩的每一感觉、每一种不祥的猜想，都能在另一个斯德哥尔摩里也清楚地、分明地感觉到。

我在想，就在眼下，我能应付亨利克的死亡吗？

范妮拥抱住我的肩膀。我听见她的声音在我的内心里想起来：——“我们应付得了的，我们在一起就行。”

在我一直要防止消褪的记忆里，有一个瞬间我们的能力受到了考验。那是电视上直播的一次竞选辩论。我的辩论对手在某些数据上挑刺，给我小鞋穿，也许是我轻率大胆地承诺的我们要达到的就业数字。那也是一个民调数字令人不安的关口，胜负完全就在于这次电视辩论了。我身边没有带上所有的资料——老天爷哪，范妮坐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有我没带的那些资料的手提箱就放在她的膝盖上。对手注意到了，以为他们找到了我的软肋。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范妮在我脑子里复述那些数字。带着一种我努力不要太嘲讽对方的微笑，我可以在把实际数字摊开在桌子上，让我的对手大吃一惊。

要是我没有范妮，瑞典就会变成一个不同的国家吗？肯定如此——不过不是我从前那位朋友所想的那样。而且也没有人因此会原谅我们俩人中的一个。

我还活着的时候，最后听到的话就是她的声音。人们把我平放在地上。我在流血。我觉得我的眼睛是睁开的，但是我只看到一片灰色，只有迷雾飘过，无边无沿。这是时候她弯下腰来看着我，带着她的美妙的面容。我注意到了，她的眼泪滴在了我的脸颊上。我在我的嘴唇上感觉到她的嘴唇是紧紧抿着的，好像是抽筋一样。不过，我在我的太阳穴里还是听见了她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低声的、抖颤的声音：

——“约翰，亲爱的约翰，留在我身边啊。”

于是我把我最后的活着的话放在她的脑子里：

——“不留在你身边，我还能做什么别的吗？”

对啊，你注意到了，我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孩子。我对我们的孩子一点点记忆都没有了，虽然我明白，他们在我们的生活里起着中心的作用。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真是该死，一个人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孩子都给忘了呢？我们所有的孩子肯定在我们的每一个思想上都会打上烙印，也会让我们的每种感情都染上颜色，我们怎么竟然会忘记他们呢？

这个商场里面影射的事情，我当然都搞明白了。这说明，对很多问题的回答，其实就在我自己身上，掩盖在那些不可触及到的弯曲婉转的事情后面，掩盖在模糊不清的不断衍生出来的枝杈后面。是不是这也意味着很大一部分责任呢？甚至还有很多嘀嘀咕咕的声音谈到什么失忆的部门。当人们谈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揪心的负疚感。真奇怪。

失忆并非是瑞典独有的现象，这点是很清楚的。这个问题涉及到范围没有边际的大崩溃，而有关这个话题，在这个国家里，我和其他人可以告诉你的，也只不过是一种肯定涉及到我们时代所有人的大事情的蓝黄色瑞典国旗的变奏。换句话说，这涉及到的事情范围非常大，远远超出了一个单独的部门所能碰到的问题。刚才影射的事情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参与，可以追查到某个负责的内阁大臣的头上。不过这也够糟糕的了。也有人怀疑我，说我在某种形式上也卷入了这件事情。而且我显然也是有口难辩。

现在让我们清醒地想一想吧。如果对于我们周围的人和事件的清理开始达到让人不安的规模，那么我们会做些什么呢？我们自然要设立某个调查机构。谁来负责呢？你立刻就会想到，这样一个敏感的任务，应该交给一个坚定不移而且忠诚正直的掌权者，比如埃利克·克尔维尔。调查的名目会是什么呢？当然，应该针对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大的失忆问题，摸索可能的处理办法，防止出事，至少是推迟出事的时间。但是，让我深感不安的是，调查可能会有比较狭窄的目标，是的，甚至就只抓住我们从这种威慑人的发展中可以得到的短期的好处。这个调查，也许就可能叫做什么“针对限定上下文的社会观的措施”。

我可以活生生地想象到的是，调查完成的这一天，早晨九点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带点腼腆但又骄傲的埃利克把报告交上来。几乎不太可能是我来接收报告。合理地推断的话，我会到下午才接见他。我可以想到，在那个时候我会用突然的动作来感谢他。我会把他的手紧紧握在我的两只手里，握很久很久。他看着我，带着有点不太有把握的笑容，然后说：

——“什么调查？”

我自然会变得很生气，抽回了我的手，也许还会挥起拳头要揍他，就象我们小时候那样。就像我对你说过的，有人捉弄我的时候我就会发火，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而眼下这个讽刺，还是来自我老朋友那边的，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不该落到我头上的。不过，这时我看到了他的蓝色的无辜的眼睛眨巴着，薄薄的嘴皮也蠕动着，都在吃惊地问一个问题：

——“什么调查？”

这个家伙是否得了比较轻的脑溢血？或者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克制了自己几秒钟，然后那种冰冷的认识就钻进了我的心里：调查失忆的埃利克原来成了我们国务院里第一个失忆的受害者。这真是太合乎逻辑了。就好象研究放射线活动的先驱们自己就先被放射线烧掉了手指。这是应该意料到的事情。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谁都还没把这种现象叫做“失忆”。

我尝试搞搞清楚，对于这项调查的指示是怎么发出去怎么执行的。对这样的历史我们自然一点都不反对。起码我们不是想剥夺所有人的记忆。我认为恰恰相反——就以我自己的背景来看——历史课是我在上学的时候最感兴趣的课程。

不，我们攻击的肯定是什么完全不同的事情。在你的眼睛里扎根针，这当然是保守派把历史变成一个堡垒的方式，为的是保卫他们的特权，可以从过去出发来定义当下的问题，决定他们的方向和路线，同时还从侧面看看，他们如何弯来绕去地就成功地达到了这里。这样利用历史的方式，阻挡我们为了大众的利益要创造的一切。我们的对手，拿出一些老掉牙的风俗习惯和被虫蛀坏了法典，想要阻止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必要的改造。天哪，法律和规定不是为了社会的最大利益而订的吗？如果它们能给我们提供这项任务所要求的得心应手的一套法则，那不是应该天天更新，甚至是每小时都更新吗？

我们肯定体会到了这种必要性，有必要去打断那种保守的过去，这样才能够实现我们伟大的共同的梦想，一个为大多数无产者建立的此时此地的天堂。

对于这项调查以及随后做的改革我已经什么都记不得了。但是我还是敢断言，我们是好意的，也只是要把阻挡我们事业的障碍清除掉而已。而现在呢，不管怎么说，没有了我们的煽动，一个更大的清除工作也在进行中。

正如你知道的，一切结果都糟糕透了。过去的历史到了眼下只不过是一团白雾向前滚动，紧跟着我们的脚跟，可以迅速地填满我们的谈话。不管你怎么折腾自己，你都记不住几个小时之前的事情了。不管你怎么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你都不能把你所爱的人你珍视的东西从这堆白雾里提取出来了。没错，甚至你害怕的事情，或者你不巧得罪了的人，你都记不住了。没有了对发生过的事情的把握，那么我们对当下发生的事情也就无法有个全面的看法，眼下正发生的事情把我们抛进一个不可知的世界，也许是一个灾难性的结局。

我们当然不要所有这种事情发生。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对这种事情也不承担任何罪责。我们正巧在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力量把我们拖着跟它们走的时候，也朝那个方向上做了一点动作。

但是，肯定有一个关键时刻，我洞察到了这种危险，感觉就像有一种冰凉沿着我的脊梁骨在爬，同时，又还没有做出任何冒险的决定：

——“什么调查？”

还有那对蓝眼睛。

问题是，如果你只有坏的预感，没有更多的想法可以参考，那你如何停止你开动的政治事件的发生过程。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有一个人逃命逃进了一个花园里，那里正举办什么宴会，他看见要杀他的凶手们也进来了，拨开人群朝他冲过来。他可以大声叫喊，告诉人们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样就可以救自己的命。但是，要是提高嗓门，引起公众的注意，而这个时候追他的人又迅速地、毫不让人觉察地悄悄溜走了，把他留在一堆觉得好玩的人群里，人们哈哈大笑嘲讽他的多心多疑，那不是也会成为一大丑闻吗？所以他什么也没做，没喊叫，就让事情那么发生了。

在这个人身上我看到我自己的影子。我很可能让这个过程也就那么进行下去了，先发文件征求意见，然后汇总讨论等等，然后就把埃利克派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部门去，让他到那里去找回自己。到底是哪个部的问题，我是最近才搞明白的，当时我听到一个管收发的官员称呼来客“教授”，我感觉有一种很老的仇恨在我心里膨胀起来。我肯定有一段时间是当过了教育大臣的，承担所谓分管中小学和大学的事务的责任。这个属于记忆、印记、历史和知识调查的部门，在有些年里差不多是我个人经营的领地，就和狗靠洒上自己的尿来圈定把自己的领地一样。

崩溃的规模是太巨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投入的力量只是皮毛而已，不过我还是有了很大的麻烦，那种麻烦的程度就好象我们是要承担罪责的。我们不应该利用这个情况，而是采取措施对付威胁我们所有人的事情。

市场当然要承担一种完全不同的责任。你可以责怪我们说，我们做的反应是太天真太大意了，但你不能说我们是被更加强大的利益利用了，从侧翼把我们包围了。对他们来说，这就是生意，而历史是没有什么商业价值的——记忆是一种免费的商品，甚至都没有什么专利。相反，在你把和以前一样的事情作为新的必要的事情推销出来的时候，一个依然活着的过去就会造成某种损害，某种阻碍。没错，甚至还更糟糕：历史提供了比较的可能性，会使得选民变得更加不满更有意见。在我们大家背后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一片白色的虚无，所有的面孔、家庭机器、经验和意见等等，只要来得及卖掉的，立即都在这白色虚无中被吞噬了。我们周围的人和事物，不再像过去那样，先等到其生存已经完成的时候才消除掉，而是在他们没有什么经济利益的时候就消除掉了。一个政治家，就在他的褪色发白的竞选演说正进行中的时候，就突然消失了；一个流行歌手，在他突然过时的那首歌还没唱完的时候，就像一朵花一样凋谢了，看不见了；一个曾经备受称赞的画家，就在他带着灵感举起画笔，涂上一幅相当独特的画布上的那个时刻，自己就被橡皮擦掉了。就在我的嘴唇上还带着我爱人的嘴唇吻过的余温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这个我爱的人。我们失去的这些人，对我和对你来说都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市场对他们不再有什么兴趣的时候，他们就消失不见了。

我怕我把事情简单化了。我厌恶市场，一点也不反对让市场出头承担罪责，但是我必须承认，市场的那边有巨大的力量，不管是我们热爱的还是厌恶的，不管是我们崇敬的还是寒怕的，这种力量都可以把它们除掉，毫不在乎那到底是什么，在它们还活生生的时候就把它们全部都除掉了。然而，这些力量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我再也记不住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也无法搞清楚。就像湿疹一样麻烦我的是，我出于我们自己的短视的利益，可能帮助打开了泄洪的水闸，而不是提出什么动议，建筑新的拦洪的水坝。我感到的奇痒，告诉我曾经有过那种时刻，我们可以停止这种失忆，或者至少推迟它，而不是无意中玩弄了失忆。这种想法我一直挥之不去，从来无法摆脱。

最该死的是，当我们全都失去了记忆，当所有的线索都已经不见，当所有的寻找到和解或者至少是保护自己的可能性全都消失的时候——还是有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些会仇恨的人，白天黑夜都在仇恨，从来不给他们的仇恨任何被那些力量擦掉的机会，虽然那些力量能让其他的一切都凋零消失。仇恨是非常巨大的记忆。在没人还能记住什么东西的时候，只有仇恨还有记忆。有一种巨大的毫不留情的仇恨，紧盯着我，从来不会让我逃出它的眼睛。

真滑稽。在卖花的那个摊子上的那个收音机，肯定也开着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我是直到你让我注意的时候我才听见它的广播的。没错，广播的正是我的声音。那是不是一个纪念节目——这类节目早没有了吧？不管怎么说，他们重播了我的讲话录音。显然那是一次政治演说。那些话本身我都不太明白什么意思了，不过，加强的声调，还有夸张的保证和许诺，都表明是这类的演说。我注意到，在我意识到收音机里是我的声音之前，我脸上的肌腱就绷紧了，上下颚也开始为我做准备工作了。

——“煽动家！”

冲着我来的这些话，肯定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不过依然还有一种伤人的力量。我知道：有人把我叫做心怀恶意的煽动家，会把问题的细微之处都擦掉，让群众在痛苦和不和解的情绪里跟着我走。没错，我注意到了，你难以明白我在说什么。今天已经没人敢对我这么下判决了。但是，这个“煽动家”的标签曾经一度贴在我头上，还有些标签的残余至今还在，会让我恼火。

其实我那个时候追求的，当然是要提高政治生活的温度，为那些具体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清晰性。我要获得一种充满热情的辩论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不会允许我们的陈旧的让人手里汗津津的那种相互理解来模糊所有事情的轮廓：那种让人昏昏欲睡的瑞典人的温和中庸应该结束了，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强烈的极端化。同时，我也努力想把握住一种更加直接的、更刺痛人的演说语言。要是问我在当骑兵的那段时间里学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我学会了有话直说，不转弯抹角。教授们说的那种也许啊可能啊等等，在我这里就免了吧。我的演讲要像是用马鞭不耐烦地抽打马靴的声音：啪！啪！

不过，“煽动家“？这个词真是很刺痛人的。我在这个不公正的标签的残余里，本应该读出点什么东西。

对了，我还可以分辨出那种情况。感觉那好像是在一个天气恶劣的冬天的晚上，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风很大的露天场地。这里正进行一场很大的示威集会，我在最后一刻掌握了指挥权——他妈的，总不能让我们的左边再出现一个大党吧！上万的年轻人举着标语牌、横幅甚至还有人推着儿童车在这里聚集起来，参加这次好像部分是针对政府政策的示威，不过最主要的示威目标是针对外国的。我一辈子都不会搞清楚那是针对什么问题的，但是看起来好像我正在指挥那些会冒风险的力量放过我们而转向外国目标，同时我也在利用他们达到更重要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去砸这一个或那一个外国大使馆的窗玻璃。汹涌的人流热气腾腾，像漩涡转动，而火炬摆来摆去着，人们的面孔放弃了自己的特点，为的是去接收其他面孔散发的热量。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未来就要在这里突破了。

突然，连拍电视的人也没有机会再保持那种讽刺意义的距离了。用这种媒体你是什么都能做得到的——在你还能控制它的时候——而我有全部的理由害怕电视。拍电视的人其实比我们还左，他们会抓住每个机会来和我作对。比如说吧，他们可以从一种荒诞的非常低的角度来拍我，这样一来就可以给我的观点带来居高临下的特点。他们还可以把镜头聚焦对准一个白色的紧握的拳头，用以暗示和暴露我提出的建议里的抽搐和痉挛的东西。或者就在我因为热血沸腾而踮起脚尖的时刻，他们就把镜头停留在我的鞋子上，借此指出我是多么无奈，急于要达到我的任务需要的高度。用这样一些小花样，拍电视的人就可以让观众得到一种感觉，可以洞察演讲者的五脏六肺。我的听众就会变得对我非常嘲讽，扭动着摆脱我的掌握。我就无法带动听众，让他们跟我一步步登上必然性的结论。我站在一个很滑稽的延长了的距离之外，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学生手里拿了张考试作弊的条子被揭露了出来。

但是，在那天的伟大时刻，拍电视的人没有哪怕一点点机会来制造这种酸溜溜的距离，而且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也没做什么努力去找这种距离。这次是一个那种非常少有的时刻，在那种时刻里，历史本身，或者我更想说的是世界精神本身，都可以在这些溶解的面孔和拉紧的火炬光芒之中看见的。连拍电视的人都是眼睛含着泪水满怀敬意地拍下了这次事件的全过程。

演讲最初的几分钟，我还是跟着我在示威开始前几分钟匆忙写下的讲稿念的。但是，随后我就和这个无名的人群里飘荡着的所有迷失方向的希望有了联系，抓住了他们不愿明说又咄咄逼人的所有梦想，那些梦想没有轮廓，就像围绕这些梦想初创者的白色蒸汽云雾。于是我就感觉我自己在上升起来。我投入了那种我过去从来没尝试过的措辞，感觉我自己的眼睛都湿润了。也许，我是踮起脚尖站着的——要是那样的话，这次也没有电视摄像机出卖我，把我的脚偷拍下来。无论如何，我上升到了雄辩的高度，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种口才是过去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能掌握的。于是我让年轻人都站到了我这一边。他们开始跟着我的措辞频频点头。现在我成了又一个克利夫；敏捷、凶险、绝不妥协。

我注意到，我们，那些年轻人和我，如何在这个晚上一起制定了法律。这本来就是修辞的第一个任务：要搞清楚什么是有效的。真正的口才可以决定哪些问题是可以提出来讨论的，又不让你的耳朵里因为羞耻而发热。真正的口才也可以决定哪些不同的选择是允许考虑的。是的，它甚至可以决定在交换意见的时候用哪些词语就足够了。就在这几分钟里，这些年轻人和我在一起，把正式的公开的辩论的很大部分给砍掉了，都是些肮脏的部分，是身体里还有体面的人都不会再希望碰到听到的那些部分。而且，这种良好的修辞去掉了那种瑞典人优柔寡断的习性，那种无论如何也得做的事情还要来来回回一再斟酌的脾气。真正的口才可以结束那些毫无意义的辩论。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传道的问题。雄辩的修辞突然打开演讲者本来没有预见到的可能性。出乎意料地，通向伊甸园的门打开了一条缝。人们的欢呼雀跃表明你赢得了什么，甚至让听众升级到了跺脚喝彩的程度。那个时候，我就抓起我面前的文件，把它们笔直地扔向了天空。我高喊着，我们要互相告诉对方的话是不需要什么讲稿的。我们会看到，我们一起构筑的未来今天晚上要在这里突破，任何来自昨天的词语都无法抓住这个新的未来，它就是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间形成的。

听到我这些话，人们就沸腾起来了。

不过，千万也别忘了，好口才还有一个任务——要把发生的事情提高到个人的事情之上。它应该擦掉用于个人利益的字眼。这里不会再看到那种附带了个人主义考虑的东西，那只会污染我们的神圣目标。我的话提出了对人人都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核心，也给人们的欢呼带来了表示正义的红色调子。我穿过一层又一层清晰思想的层面上升，直到我成为一个有着大大超过我自己力量的人，这力量要创造我们的新世界。我们一起到达了一个高度，在这里所有细小琐碎的事情都要让位给那些伟大的必要的决定，与此同时群众中的每张面孔，他们的面孔或者我的面孔，在一瞬间也都变得清晰而精确，就像一个古老的青铜雕塑上的一样。我的演讲谈到的是比我们所有人都大的问题，但是我讲话同时也是针对每个人的，能进入每个人的内心。这是我作为政治家一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我不孤立。人们的欢呼让这个冬天的夜晚都很温暖。

我自然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什么话了，更不记得谈的是哪些具体问题，不过我可以料想，很可能是提到什么“超级大国的暴行”、“军火工业的复杂性”和“腐败的反对派”等等概念。很明显的是，我肯定谈到了变革，正是这个题目让我赢得了听众，让他们跟着我走。在纸上写的讲稿，那个我一开始拿在手上的讲稿，不是后来真正演讲的内容，那只是一种笨拙的尝试，要把我的真正演讲引诱出来，你要愿意的话，也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一连串请神招魂的咒语。是在我感到衣服里的温暖的时候，那些真正的词汇才成功地进入了我原来计划讲的话里。就因为我越来越激动，这些词就源源不断不知是从那里冒了出来。就是这个时候我把讲稿扔到半空中，做了一个我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演讲。但是，其实不是我在掌握演讲——是这个演讲在掌握我。是这个演讲把我说出来，说出我的焕然一新的思想，有一种我只在我身上瞥见的攻击性，闪电般迅速的措辞是我自己过去根本找不到的，不过，也有我平时清醒状态的时候从来不会让它们通过我嘴唇说出的话，侮辱人的话，下流话和骂人话。这个演讲说出的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克利夫，既让我惊恐，但也让我快乐。在一个互相理解的瑞典，突然间有长长的黑色的裂缝横穿而过。

在这个小时里我就成了我们的国家最让人痛恨的人。是啊，让人痛恨到了“我的国家”这些字都有了奇怪的硫磺的臭味。于是，我就朝我的丑恶的血腥的死亡大大前进了一步。

你一定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些那种透明的瞬间，尽管你全都忘记了——还有那一次，绝对也想不到的，当我站在我的词汇的巅峰之上，我是和什么样的力量建立了联系。电视上从来没有放过的是我从那种欢天喜地的高度上是怎么倒栽下来跌入深渊的。我的苦闷肯定是太大了，所以有人劝我去找医生救治。就好象对于清晰的看法也有办法治疗似的。

在这些看穿一切的黑色时刻，我能明白的当然是我在这个食品商场里成了囚犯，其实我早就已经是了，也将会永远是。我的国际性的使命，我在大选期间在全国各地的旅行，还有我在国务院里工作的那些日子——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错觉和幻想，不过是过眼烟云，不过是临时性的事情纯属偶然。到了最后，真正的场景还是横穿过了这些临时即兴的舞台造型出现。实际上我一直是在这个食品商场里，被这个商场锁在里面。正好就是斯德哥尔摩东岛区的这个富人们的食品商场成了我们经济结构的化身——权力的低俗你就可见一斑了！

不过，这些黑色的时刻之一明显比其他时刻的时间更长，也更深。显然也是它引起了人们的背后议论，而且很奇怪，能在这个商场里让人记得那么牢，说的是我有一段时间确实被送进医院去治疗了。这个当然就是闲话，不过我的抑郁当然并非闲话。我甚至相信，我可以把这样一个比较深的黑暗时期和我最有伤害性的一段经历联系起来。

那可能是在我的办公室里。或者那个可怜的女人是在某个火车站抓住了我的胳膊，或者是我和范妮有一两次独自出去吃饭的时候，那个女人走到了我们的桌子前面。不过，那是一个临时性的场景，在哪里其实都是一回事。不管怎么样，和那个女人的相遇给我留下很深的烙印。而一个烙印能在这年的其他事情都早已消失很久以后还能告诉你它的故事。

那个女人来找我是有充足理由的。那是一个受伤惨重的人，就我所知，让一根天堂的支柱横穿过了她的胸膛。她的绝望，不用说任何话就能让我感觉到了，就好象这绝望也就扎在我自己的软腭或者膈肌里。但是，当我抖颤着想去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情的时候，我注意到我抓住的只是空气，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不能分辨出她的面孔，甚至不明白她叫什么名字。我的周围是一片群众的窃窃私语的声音，我不能从中分辨出她撕心裂肺的求告中的哪怕是一个字，甚至一个音节。我靠近她，要听明白她到底说的是什么。这时我就听见什么东西被撞倒的声音，还有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叫喊声。然后就只有一片寂静，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感到恐怖，也明白了我肯定很久以前就已经明白了的事情。我已经不再能分辨出一个单独的人了，也不能分辨出一件单独的事情或者一种特殊的情况。就像我曾经帮助过的首相，帮他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调整自己，我也已经有了远距离看问题的方式，总是在策略性的路线中考虑问题，已经不再能理解某个单独的个人的喊叫和呼吁了。而当我不管怎么样还想去靠近这个人的时候，我想帮助的人反而被我撞倒了。完全没错，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立了法，不许内阁大臣们干涉具体事务。不过，很少有人会想到，在这种禁令里面蕴含了什么样的悲剧。

我站在那里发呆。要是我移动脚步，就有踩到一些这种小人物的危险，因为我已经看不见他们了。在我的脚周围，我能听见他们被撞倒被踩踏的声音，还有痛苦绝望的尖叫，但是我根本就不能分辨出是什么东西在我的脚下粉碎了。因为我的每个观察，每个举动，其实都是掌握在无数勤奋却又没有眼光的学徒们的手里。近视的官僚们只接受他们认为值得接受的信息，只做出他们诚实的私心启发出来的决定。然后，就有一张纸塞到我的眼皮底下，我就要正式决定一个我从来没有什么接触的人的命运。难怪人们很瞧不起我们搞政治的人。让人惊讶的是，人们并不因此仇视我们更多的政治家。

这是地狱里的一个权力圈子，由政治家们、商业大亨和市场其他力量里的精英们平均分配——这包括大企业的总裁，他们和内阁大员们一样，个人的特点越少越好：对于他们来说，个人就是统计出来的平均数字而已。我们都一样被囚禁在这个总在讨价还价而又令人孤独的冰凉空间里。

但是，也许你会想，我为什么不打破这个空间冲出去呢？不管怎么说，这个食品商场还有很多门啊。你难道就没想到，我其实尝试过吗？有时候，当压力降得更低，我又一次感到我在流血，我就到大门那边去试着开门，用身体用力去压门，就好像身体都在门上抹平了。可是没有一点用。外面根本就什么都不存在！在这扇门上的坚韧不屈的玻璃上有微微摇晃不定的反光，像镜子一样把那张老旧的酸楚的笑脸送还给我，不过又减弱了，就像一个股东大会。一个没有底的眼睛。好象将要发生的一切其实都已经发生过了。而这个眼睛按照赢得了胜利的资本的条件，被指向什么东西——或者被闭上了。

但是你反驳我说，你不是刚从外面进来看我的吗？怎么会没有外面呢？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是和我们不一样的那种人。你不受同样法律的管束。你是从外面来的。要是你推这个门，那它肯定会打开的，会让你出去，进入某一种规范里。但是你不能带我出去，就像你不能根据我们的条件留在这里面一样。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我的世界肯定会让你看你自己的世界更加清楚。不过，你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在这个权力圈子里，这个权力已经阳痿的圈子里，你不过是个访问者而已。

有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家——我当然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他曾经描述过那个小官吏如何体验到权力的灰色宫殿和正义的破烂厅堂其实就是充满秘密而又让人不可接近的现实。那是每个细节都非常确实的描述，不过就它的全面概括的内容来说，又是逃避现实的。我愿意讲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要从这个权力宫殿的里面去讲，讲权力如何无能如何阳痿。我讲的是一个可怜虫，他能看到创造中的大的路线，也有一定的资源，能在一个宏观的水平上执行他的意图，或者至少是他那种人的意图——不过，他却不能在分散开的地理中分辨出一条街道，一个有灯光点亮的窗户，或者一张困惑的脸。不幸的是，通过失忆，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新的章节。这个伟大的角度现在是在一个白色的子虚乌有的地方开始，又继续进入了一个同样的白色的子虚乌有的地方。方向和内容两方面它都已经失去了，但是又被很多的决定填满。这就是权力的晚期的王国。

抓住个人特性和个人声音的困难自然也在我和对手的关系上留下了标记。我不能在一种信念里把握住真正意义的东西，或者在一种反对意见里抓住真正不安的颤栗。我看到的只是不同的策略，还有通过这些策略说出来的利益冲突。不过，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因为我听不见个人的声音，只能把握这种声音把自己出卖给的腐败关联，就很容易给它贴上一张让人看不起的标签，或者给出一个充满蔑视的诊断。我已经看不见我的困惑的对手受伤的表情。当我把他的反对意见在我鞋跟下碾碎的时候，我也听不见他伤心的呜咽，而这种意见也许是牵涉到他个人的。人们谈论到这种唇枪舌剑的火热，就好象你能看到对手大汗淋漓的面孔，还被恐怖和痛苦扭曲着。但是，这种近距离肉搏已经都是历史了。就像轰炸机能做到的那样，我能在同样冰冷的远距离外就把我的敌人打倒在地。我的攻击性没有受到那种面对面近战所产生的障碍的影响。

而敌对会产生仇恨，这你当然知道。要是在搞政治这门手艺里，我早先能多听听年迈的师傅的话就好了，那个笨手笨脚的老魔术师有幸生活在笨手笨脚的好年月。

要说到完美的变魔术，我是很成功的。我不仅让我的选民们的每一张单独的面孔都看不见了，而且让我的无关紧要的对手也出人意外地化身到仇恨的怪物形状里去了，一大堆扭曲的面孔正在接管我的故事。最可怕的是我没有能预见到它。而我的年迈的师傅是预见到的。

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地狱。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全都有一种确实无误的直觉。不过，这个地狱已经找到我了。就像我的伟大演说之一找到过我。

我有没有说过，这是一个权力的圈子？不过，在这个抽象的地狱里，我是在一个自己的真空里出没，在这个真空里面甚至连光都沾染上了仇恨。我可以在旁边路过的人脸上读到仇恨。当我活动的时候，我可以在空气里面感受到仇恨，它就像什么粗糙的东西。我可以闻到仇恨就像闻到来自卖鱼的柜台和腌鱼桶散发出来的臭气。就好像整个食品商场，包括它的砖墙，它的各个货摊的木柱，乃至嘈杂的人声和外衣，都在仇恨我，而且仇恨了那么久，以至于这里面每样东西都变黑了。自然啦，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这种仇恨其实也一直在这里存在，不过，是到了此时此刻，当我讲述的故事已经深入到了这种地步，它才在我们的前景里强占了一个地方。

我走过去的时候，那些面孔都会绷紧，那些迅速的目光都会互相交换，加强各自的不妥协性，那些脊背也都转向我，尽管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来得及看到我是谁，所有这些痛苦都漂浮在空气里，就像一个很老式的车厢里弥漫的香烟气息——等一下，我们肯定已经谈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了。到了这个阶段，我很可能已经是首相了。我肯定在尝试着建设那些年里我们需要建设的东西，而且我能在看来显而易见的和必要的东西里分辨出到底什么是我们需要的，能够引起如此的反应。我应该能在那种仇恨中读到这个。

不论是什么，我都记不住了，但我想我们全都有一种感觉，老老实实地说就是六十年代确实是一个好时代，算得上到那时为止最好的时代，是没有人受冻没有人挨饿的时代，是大家都有生活保障而且也没有人生病的时代。我们可以互相串门，互相搬到对方的家里住，真的，我们可以进入互相的内心，有一度我们可以大松一口气。不过，然后就到了有新政策的时候。什么规规矩矩的社会主义化是谈不上了。我们太狡猾了，不会把整个行政管理的麻烦事都堆到我们自己头上，包括把发明财富、各种倡议和风险资本等等都国有化。不会开动整个官僚机器，就为了生产一包钉子！它涉及的事情自然就是把握住生产的手段和人的意识，而又不要去拥有一大堆烟囱和灰色的小厂房。而且毫无疑问，还要像狮王分肉，总是分享到收益里最大的那一部分。但是，就在那个阶段，我们已经遇到了令人痛苦的抵抗。

我们肯定费了很大力气去创造那样一种情况，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当那些更有钱人的裤子被扒掉的时候，他们都承担不起发出抱怨的代价。中产阶级的下层，小老百姓，自然已经是我们的人了。而大资本家，那是在我们国家只是一小撮，是非常小的阶级，我们和他们是在一种体面的合作关系中共同生活。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能打破那个职业化的中产阶级的背，而让他们还不敢抱怨。在细小的层面上是这样：把不断的通货膨胀和征税级别上的强劲增长结合起来，可以在短时间内在那些工资丰厚的人的存在中挖一个洞。在一个要求更高的层面上则是这样：在价值上不停地通货膨胀，在道德要求上要急速增加，就会使得这个阶层的人闭嘴，而蓝领阶层的总工会和白领阶层的雇主协会都会要求分享越来越多的阳光和公正。我认为我们成功了。人们咬牙齿切齿，眼睛也都绿了，但是他们也足够知趣，会保持沉默。而我们就一点一点地接收过来，不仅是在非物质方面，也是在物质方面。

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强大的社会开始发展，四面开花，深入到了所有领域。它与资本结合，也打入了媒体和教育系统，打入了肠胃和肾脏，没错，还打入了人民的理念和梦想。而我们的对手不仅在道德上显得暧昧不明——这在他们身上已经看得到，所以他们自己开始为他们无聊的价值观念而感到羞耻了。

在资产阶级当政的那几年里，公共部门继续增加也是相当自然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其实是为同一个上帝服务的。对，要是你难以想象在掌权的人里面我还当什么反对党，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知道，事实上这种情况出现过。有好几年，我能从骨子里头感觉到一种对我个人的侮辱。我不适合处在一个反对党的位置——感觉像是一个外交官，因为有一些无聊的习惯，就放在待分派工作的名单上。不过，事实上这种政治风向的暂时改变并没有任何意义。资产阶级是在有些人慌不择路的绝望中上台执政，这些人是在《北欧家用手册》里学了点操纵帆船的皮毛，却偏偏上了一条操纵技术要求很高的船，又遇到风强浪大的天气，于是在慌张紧急的情况下，只好拼命按照他们想象中有正经资格的船员们会做的样子去应付。没错，他们事实上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就是那种“有正经资格的”船员，是在连社会发展也停下来去休假的时候，他们自己多多少少开个玩笑一样去掌了舵。

我们才是负有历史任务的人。这一点连我们的对手都知道。

不过，有一天这条船肯定是碎裂了。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是整个新近发财的社会阶层都加入了农民们的示威行列，而我们动用了军队来对付这种示威？或者，会不会是学术界也出来搞了一次全国性的大罢工，而我们置之不顾，直到他们的罢工资金全都用完了，我们再利用法律和警察来回击，强迫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讲台、诊所和法庭去？或者，是整个上层贵族们都试图移民出去，不过在边境上又被壮实的工会的人堵住？我不记得了。不过我想我知道，我们打败中产阶级，也用不同的精心周到的方法接管了对于气候和习惯的控制，还没让人注意到。我们还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体面的洞察力，能看到人体内的五脏六肺和意识，最后进展到了那种地步，以至于只有正确的思想才可以思想。我想，在路过环保运动的时候，我们还剪掉了他们的尾巴。这些吃素的人事实上不得不再耐心等待一个世纪左右。在涉及到发展和福利问题的时候，不论对我们还是对发展中国家，赌注实在是太大了，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条件承受得住他们过早成熟的要求。

在这船破裂的那天，我可能做了我在紧急情况下通常会做的事情——去找老工人马丁·弗雷德，坐在他的厨房里一边喝啤酒一边谈谈这个情况。我从小就认识那个皱纹满面的老建筑工人；他住在城北的一个只有一室一厅的公寓里，和埃利克是一栋房子。以后我会谈到他的。在马丁的说话声音里，也集中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声音，那是真正的工人运动，不是后来的那个没什么能力的工人运动。不过，我不认为他的忠告我都照办了。

在我想到那些年月的时候，在我眼前展开的是斯德哥尔摩的冰天雪地的景象，还有沉默不语地站立的群众，他们全身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嘴里呼出的都是白汽，还跺着脚，为了在这清新平稳的来自左翼的风中保持着温暖。他们中间很多人都穿着风衣，还有四十年代的那种四四方方滑冰帽。所有人的观点都忠实地朝同一个方向刮。同时能听到一种刺耳尖锐的声音，不真的像是风向标。这更像是很多人都在磨他们的牙齿，又不敢让他们的嘴唇暴露出他们的态度。正是这种沉默的意见，就是对他们自己都几乎不敢承认他们会出卖你的观点。就是一个代表国家的党粉碎了你，你还是不能仇恨它。幸运的是还有一条替罪羊可以交出来，一个发出嘲笑的羊叫声的替罪羊。也就是在那里，在外边的冰天雪地里，在瑟瑟发抖的过礼拜的群众中间，我的死亡已经开始了。

不在乎那个尖锐刺耳的声音的话，就只有正确的思想还在思想。而且也只有正确的行动是可能的。我们审视了每个可以决策的组织、公司董事会和市政委员会，是的，甚至审视了每个公民脑子里的脑浆。你不要误解我。这不是什么控制和操纵。这是要照顾好人民。你可不能任意不管他们，让他毁掉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自己的悲哀低声地对我耳语着说，当我们还以为是我们在指挥这场演出的时候，其实我们从来看不见谁真的举着乐器。

现在你可不能认为我总是咄咄逼人火星四溅的，一会儿是演讲者兴致大发如痴如狂，一会儿又是斗士投入为建设福利社会的艰苦战斗，这个社会是从痛苦呻吟又有负疚感的中产阶级的背脊上的皮里一片片割出来的。不，在我的周围并不总是有战斗硝烟的味道，并不总是仇恨包围着我。我敢肯定，在我的朋友圈子同事圈子里，也有很轻松的时刻，他们知道我是个热情而且对人很仔细周到的人。是一个会倾听他们的声音，让他们说出自己的不安，会担心他们身上那些自然很不合理的工作负担，接受他们的不同意见，是的，甚至对反对的意见我也报之以微笑。

这种事情可能是发生在一次下午喝咖啡时的谈话中，或者也许是在一次职工宴会上，和国务院办公室的某位女士彬彬有礼地跳一圈舞的时候。但是，要说到底是什么会在好同事的圈子里特别带来一种那样热情温暖和开放投契的氛围，那当然就是大自然了。我能在我下巴的肌肉和全身的关节里感觉到，要想放松同事们的紧张的神经，搞一次到郊外去的野餐会意味着什么。我能在我所有的激动起来的神经末梢上感觉到，什么样的树林，什么样的清风，还有什么样的湖水，会意味着给人什么样的慰藉。

你可以非常自然地想象一个美好的六月的日子。我带了整个国务院办公室的人到著名的斯德哥尔摩郊外的群岛那边去野餐。我们租了一艘改装过的旧蒸汽船，是那种宽大的旧帆船，是你一跨过上船的踏板，一闻到客舱里厚绒布上散发出的积聚百年的牛肉加啤酒加香烟的气味，就能感到心旷神怡、呼吸得更加平稳的那种船。我们驾船到了一个充满初夏气息的岛上，在草地上野餐。温和的天光几乎全凝聚在桦树林的上空，闪闪烁烁的白色斑点就可以分辨成一张张人的面孔。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我和单独的个人的现实非常接近。

我们是坐在一片白色泡沫般盛开的花簇包围着的草坡上，那可能是樱桃花，也可能是野李子树的花。一片刀叉响动中，切开的很可能是那种塞满肉类美味的家乡馅饼。有一个头发开始灰白的科员开始吹奏长笛——感觉是他生活打开了新一页——给眼前的风景罩上了一种古老的田园气息。我感觉到一种精美的味道——可能是康波兰肉酱的香味吧——还感觉到有些东西在牙齿之间倒腾，好象是美味的酸黄瓜。这时候有一个姑娘突然伤心地大哭大叫，夸张得像是讽刺画。她只不过忘记了带矿泉水。我坐在那里和其他人一样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帮忙，眼睛都呆看着手里捏着的盛满红葡萄酒的塑料酒杯。酒杯边缘都沾满了我的嘴唇留下的肉汁和油渍，最上面还有一两颗盐粒的闪光，这些细节现在突然都变得出乎意外地清晰。我正好口渴得要死，正好要喝水，莫名其妙地口渴。这肯定也是我在感觉到其他人的口渴，所以是几十倍的口渴，非常让人恼怒的口渴，还因为一种困惑而加深了的口渴，而且是无可救药的口渴。

我心不在焉地在草地上擦手，但是又用力地抓着地抽回来。我的手指间夹带上了泥土。于是我看到有一股泉水就在草地中间喷了出来，起先还混杂着泥沙的水，然后就变成了晶莹清冽的水流。它那么突然地泊泊而来，就好像出血一样。 我还没来得及挪动，屁股下面的裤子就湿了。其他人赶紧充满希望地冲上来，那个曾经为了自己的失忆伤心喊叫的姑娘已经灌满了自己的杯子，举着杯子四处奔跑欢呼胜利。另一个姑娘拥抱我，温柔地说：

“你真是圣约翰，我们永远可以依靠你。”

他们都非常激动，都跑来拍打我的背。好像就没人对造物主的突发奇想表示惊讶。自从自然法则在八十年代初开始瓦解，就没人对非理性的现象大惊小怪了。刚才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几乎是完全意外的，但是在我身上发生，不过是力量的一次试验，并非是毫无道理的。而我呢，恰恰相反，被一种沉重的心情压倒了。我认识到，我又成了一个圣人传说的中心人物，而这绝对不会是第一次。

像这样的事情是可能发生过的。有一个早晨，我来到国务院，因为整夜都在徒劳无功地努力把政府的看法和总工会的观点调和起来，我的眼睛都熬红了，是谁事实上在领导这个国家！我有点心不在焉地坐在那里，眼睛凝视着天花板发愣，等着我的一些同事们集合起来开一个非正式的会议。我咬紧着牙关：头等大事是要保持党的完整。就在这时我看见有一条裂缝正横穿过天花板，深入到了房顶的中心，沉重的花枝吊灯就开始震动起来。还松脱了！就在我计划任命的教育大臣贝丽特的头顶上。我在一种不屑一顾的动作中举起手，吊灯就停在了空中。其他人都吓得直喘气。贝丽特发现这个危险，惊叫了一声闪到旁边。不过这个时候我才放下了胳膊，吊灯才继续往下掉，而且带着如此巨大的力量砸在地板上，以致于镶嵌地板的一块板子都直竖了起来。贝丽特结结巴巴地感谢了我，自然也一点都不显得特别惊讶。肯定是在这样的插曲发生过之后，我最亲近的圈子里的人才开始叫我圣约翰。

但是，这些奇迹在我周围散布开了庙堂的那种甜得发腻让人恶心的香烛气味，反而让我揪心。圣人的传奇故事会要求一种烈士式的死亡，而每一个这类的传奇插曲都会让这种死亡的结局更加接近。那些瞌睡得呵欠连连的雇佣杀手，眼睛都因为熬夜和报酬丰厚的仇恨而布满了血丝，很快就会在我的视野之外集结起来了。密谋的气氛在我周围变得越来越严重了，还带着比历史的冷酷还要大得多的冷酷。这一个必要性的逻辑的问题，也属于这个神话的一部分。有一种说法——或者也许是一部音乐剧的名字吧？——听起来是这样的：“我的死亡就属于我自己”。在这句话里，有一种非常令人不快的胆大妄为、傲慢不羁的口气。我的死亡，其实不会比政府大楼或者首相夏季官邸的划艇更属于我自己。就算我曾经是某一部更宏大戏剧的导演，在目前情况下我自己也失去了导演它的能力，而只是这部戏剧里的一个人物而已。我感觉我无可奈何，一步一步被推向一个烈士的结局。推向一个断头台。

是啊，你开始注意到了，我给你讲述的这些事情，是我自己编的传奇。其实你以前已经听说过了，只不过你都忘记了而已。我可能对你说过的，是这个罐头或者那个罐头在替我保存记忆，或者是差不多的压紧了的其他东西。不过，能记忆的自然还是这个故事本身，是这个我自己都不愿意体会的传奇本身，但是它构成了我不得不告诉你的这些事情的形式，就好像它一度把我的生活也强塞进了它的模式，同样都是冷酷无情的。

我刚才说的话，这些皮肤黝黑的人好像都听见了，真的，甚至还相信我已经被罗马的教皇公开宣布封圣了。他们表露的敬意是让人很麻烦的。别这样，拜托了，你们就饶了我吧！我受不了让人来吻我的手。老天爷啊！你看见了吗，那个印第安人模样的女人用手指摸我的一个伤口，还给自己划十字。我要他们停止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完全不明白我的话。这些人自己之间好像说的是一种乱七八糟的西班牙语。我没办法和他们沟通。人们强迫我充当这种虚假的还有香火味道的角色，我真的非常非常郁闷。

不过，这家人里的年纪最大的长者举起了握紧的拳头向我致意，这肯定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另外一个人还唱起了一支歌，可以帮助我的记忆，那是一只鼓舞斗志的革命歌曲。我想我开始明白他们的意思了。他们并不是想来触摸一个圣约翰，好缩短自己和天堂的距离，尽管那个女人刚才的动作还是回到一种比较古老的仪式。他们颂扬的不是一个烈士，而是个自由的英雄，一个人民权力和福利制度的在全世界的代言人。

当我看着这些对我充满信任的、几乎也是含情脉脉的面孔，我明白我对于他们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只缩在朝向北极圈的某个角落里的瑞典首相。我必须是一个具有国际性地位的政治家，尽管仇恨阻止我在它暗暗燃烧的文字里读到这一点。我当然支持所有第三世界反对右翼独裁统治的人民革命。我对那些夺取了政权的群众做过很多演说，没错，我很可能还尝试过，把整个被忽视的世界集合在我们红色的标志之下。

我回想起来一件事情。我可以感觉我正处在沸腾的人海中心搭起的一个主席台上，坐在台上的一张桌子后面。也许是一个正式的大会正在进行中，不，不是，更可能是一个国际法庭。在这个法庭上，新殖民主义的利益集团正在承担起责任，受到可鄙的缺席审判。在这个桌子的左右两边，我都能瞥见一排排穿着制服的军人。这一定是在中美洲的什么地方，因为我发言用的是西班牙语，之前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会说西班牙语。我肯定是得到了外交部的帮助，帮我把发言稿事先翻译好了，还纠正了我的口音。当台下的群众倾听着一个来自冰天雪地黑暗国度的陌生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到自由、尊严，讲到他们有得到和他们出生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未来的权利，无力如何，他们中间的欢呼声就没有了止境。

我嘴里怎么有了一点不舒服的味道。就好像是反胃冒上来的酸水。这都是主席台的桌子两边的人身上的肩章和胸前的勋章给我带来的麻烦。支持人民革命反对黑蓝色的右翼独裁政权的人，自然会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了胜利者的一边，而这些胜利者自己立刻戴上了独裁者的同样徽章。在我的耳边响起了某些诗句，我不知道这些诗句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所有革命前的夜晚

今夜这个制度要被接管

同样的刀斧要改叫良善。

我自然也明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就这一次将会是不同的情况。没有什么会比革命前的深夜更加美妙了，一个天空如绒布一样柔软而发黑的时刻，而这时你可以轻声细语地商量，一切都是可能的，没有什么是迫不得已的。在胜利的革命的尖厉音符中还要保持这样的时刻是非常有必要的。一般来说，在这样的一种历史情境里，有必要同时考虑到两个层面，在一个层面上，你要从新的或许也是苛刻的日常生活条件出发去做出温和的反应，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你要实用，要保留住第一声枪响之前的这个夜晚的微弱星光。起码为了我们与这些新国家的关系，为了我们在他们的圈子里的地位，也有必要这样做。

我向外望着主席台前聚集的群众。在黑暗里我根本也看不清任何个人的具体的面孔，只能看到开锅一样沸腾着的热情。很简单，有这么多人，那就不可能会有错。

当我坐在那里，坐在那个新的大胡子的统治者旁边，我就明白了，在所有这些至此为止并无前途的国家中，现在我出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瑞典本来是一个处在世界边缘的小国家，但是在我的领导下，成了一个世界的道德大国。这就是我站在这个讲台上看着眼前这些群众专注地听我的演讲的时候能感受到的。

我们的国家曾经一度也是个大国——这个你以前不知道吧！我知道，因为在我手上有这个伤疤。你闻闻，你就能闻到火药味。这种气味永远不会消失。你看，手指尖也都没有了。这只手可以告诉你的是，小时候我们在阿尔维克的乡下别墅玩过一把旧马枪，结果我们在家里自制的火药就爆炸了。这是一个博物馆的展品，买回来作为一个战争纪念品的，纪念的是我们曾经用铁腕牢牢控制欧洲的那些日子。

不过，我有一种非常确定的感觉，我们又有过一个大国时代，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世纪的某个时代。我相信，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都得到过大把的没用的股票，用来剪成玩偶，或者折叠成飞鸟。那些股票很可能是火柴股票，来自瑞典资本曾经在世界不同地方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如果没有我们瑞典人帮忙，人们甚至都不能在咖啡壶下面点着火的。不过，这种伟大，就像一个漂亮的闪着瑞典国旗金光蓝光的泡沫，有一天就破裂了。那些不值钱的股票都是非常好的纸张做的，却连当作厕所间的卫生纸用都不行。

现在呢，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所谓伟大只包含在令人难堪的括号里的那个时代了，而是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大国时代，这是由我们在世界上的道德地位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我在拉丁美洲某个地方的沸腾的群众中间搭起来的主席台上能感到的事情。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已经成了世界的良心，在不同的争端发生的时候，人们就忐忑不安地期待我们不偏不倚的判决。一会儿是这里有大国的介入，一会儿是那里的多国干涉，这些都逃不过我们雪亮的眼睛，躲不开我们强有力的谴责。我估计，超级大国现在有了相当不同的姿态，比几十年前要收敛多了。我相信，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的人，面对我在这个国际法庭上说的话，都会感到惧怕。

但是，扮演道德评判家的角色也会有很多风险。当我在这个加勒比海的夜晚对着群众演说的时候，我可以从骨子里感觉到我们的出口工业家们对我的愤怒，他们想象着我在国际上的倡议会导致他们的市场缩减。真是一个非常短视的判断！他们其实本应该相信我，我们的利益长久以来就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本应该理解，从长远来看，道德才是我们最好的推销员。有些工业大亨是没有内向的渠道的，只有外向的渠道。他们身上散发着老式的硫磺工厂的臭气，一种仇恨的臭气。

我突然明白了，这些记忆的图像是从哪里来的。我自己其实也是站在自身之外来看我自己的，和主席台上那些穿军装的人是坐在一起的。不是我在记忆，而是仇恨在记忆我。

但是在所有这些事情之上，是那个神话。它一会儿呼吁我承担共同责任，为了诱使我更深地卷入到它的风险很大的模式中去，一会儿又让来自工商业人士的愤怒得扭曲的面孔，那些像荷兰画家布鲁格尔画的面孔，在这幅图画中强占它们的位置。

在企业家里面也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他们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出口商品，比出口纸浆或者汽车都重要得多，那就是我们的不安的良心，那种在我们的儿童时代就落在我们头上的代价很大的负罪感，总有一天还会随我们一起被钉入棺材板下面。要是没有这种负罪感，那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要紧的是赶紧把这种道地的正牌的瑞典式良心传播到全世界去，传播给那些很长时间内都属于道德低下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一种新的全球性意识，一种日益广泛公共参与。这里我看到了我们的历史使命。可惜，这个任务要求一个烈士死亡的代价——我的揪紧的心早已经看明白了。

但是，威胁不仅仅来自小家气的国家利益集团。你也知道，我们是用我们的进步尺度，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好国家和坏国家的，合乎情理的是，会发生那些坏国家对我们的判决作出激烈反应的情况。在我前面提到的国际法庭之后，肯定有过一种这样的反应。事情的复杂性在于，瑞典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武器出口国。我们的大炮当然只卖给那些任何时候都不会考虑使用武力的国家——就像我们自己不会使用武力一样。而就在这点上，真实的攻击性冒出了头。在有一些我访问的国家，上午的和平会谈中我可能还砸痛过他们的手指，教训他们不要动武，所以下午的进出口谈判中也不许他们购买我们的武器，只好羞愧地站在那里——也许他们出了什么价钱要我的脑袋。没有什么会比这种高含金量的道德更能引起极度厌恶的感觉了。在外交谈判完成之后，他们拥抱我的方式已经是一种友好的警告：继续这样下去，你可要小心其他国家的人了。

我知道。围绕我的这种紧张气氛已经是国际化的了。我已经看明白了，带有臭肉味道的圣人传说已经开始传播到了外国的媒体上。杀手已经从地球上的各个角落涌来。不过，如果他们要想赶在国内的极端狂热分子的前面，那他们就得抓紧时间了。这个时候我想到的还不仅仅是出口工业界某些部分的咬牙切齿的声音。我们国家的举着蓝黄旗子的纳粹分子，至少在警察和军人中的纳粹分子，都已经像猎狗一样闻到了一种特别危险的猎物的气味。他们一点都不明白我的角色其实是在国际紧张关系中做调和缓解的工作。事实上这个商场里面已经有人悄悄耳语着暗示，我很不巧地猝死因而没有完成的访问莫斯科的计划，目的本来就是要把瑞典出卖给苏联人。真他妈的愚蠢透顶！

你明白了，从很多方面都有人在算计我了。足够谋杀我好几次了。那个还逗留在这里的印第安人的小家庭，并不足以保护我，尽管这家人里最年长的那个还攥起拳头弯起胳膊，用手掌拍拍上臂，好象显示自己的力量，可那里什么肌肉都没有了。

不过，你当然会感到奇怪，我不能避免这种威胁吗？如果我看到的不祥之兆越来越多，我不应该及早拉响警报吗？我怕你没有看到在所发生的事里那种神秘的推动力。我并不是没有可能阻止那个凶手。不过，那样的话，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但是救不了我们的事业。这就是这个圣人传说转达的信息。

什么我们的事业？你会提出不同意见了。我们的事业不会有什么危险吧。不对，这偏偏就是你不会明白的，因为你是用大众给你的眼光来看事情的。当有一天整个事业都开始崩溃的时候，你也看不见。你愿意承认的瑞典，就是八十年代的瑞典，是黄金时代的瑞典，是一个如此奢华的时期，以至于到了今天还能闻到它自夸的味道。我们伟大的建设很可能还不够完整，还有一些细微的地方没有完成。不过我们的蓝图基本上已经成为现实了。我们克服了危机，我们庆祝了我们的胜利。就在你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你却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那些痕迹，尽管这里面很黑很暗：成堆的布置宴会的彩带，还有香槟酒瓶子的软木塞。而且你记录了这里面的消费情况：曾经帮助我们夺得大选胜利的左派，就品尝奶酪来说，他们有非常讲究的口味，而和我们的其他合作党派大资本财团比较起来，他们对于牛排也更加挑剔。我相信，在这个金光闪耀的八十年代，我们也花得起天文数字的金钱在旅游上，到塔西提岛或者喜马拉雅山旅行，自然还能在周末去欧洲听莫札特和马勒的音乐会。就不用提我们的社会保障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不愁吃穿，不怕生病，不怕孤独，而且也不怕意外的死亡。当然，一切都可以用信用卡赊账。但是，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再奢侈一点。不管怎么说，在前一代人的帮助下，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天堂——现在已经不仅是少数人享有特权了，特权已经变成了全民享受的义务。我们也能够废除伊甸园之前生效的那些经济法律。仅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我相信我知道，我们成功地把低通货膨胀率和充分就业结合了起来，尽管所有过去的分析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世界其他国家都只能带着羡慕看着我们，吃惊地长大嘴。华尔街和联邦银行的金融专家们都赶到瑞典来研究我创造的奇迹。道路已经决定好了：正如我们事先想好的，前途就在我们受尽创伤的大工业和我们沉闷而保守的工会运动的交织之中。投资确实都是微细的，储备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多多少少肯定还是行得通的。所以，毫无疑问，也发生过我们打开了一瓶或两瓶香槟酒倒在塑料杯子里庆贺一番的情况，不过心里对我们的奢侈还有点害怕。而且，也一点没错，这酒档次很好，好得没有必要。不过我们是喝之无愧的，他妈的我敢说我们就是配喝这种酒。对了，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在围绕着我的圣人传说里读到的。

但是，这个超级快乐的王国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威胁。就在这种让人眩晕的快乐中，我已经时常感觉到地面在下沉，同时还会听到那种奇怪的有些东西破碎的声音，差不多就像是在冻结的冰面上突然出现裂缝的那种声音。围绕我的故事自然情愿把这些让人恐怖的预兆忘记掉，不过那些感觉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在我们的事业里似乎有一种紧张隐藏着，或者说是内在的矛盾。好像这个天堂是受到了自身建设的威胁。但是你还什么都看不见。唯一的确实可靠的不安迹象，就是在这种幸福的陶醉之中，我我们党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一路下跌。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于人民的思想意识还是很注意监督控制的，因此不应该看到这种事情发生。虽然支持率的下降可能更大程度上是跟我个人有关系的，而不是因为我们的事业。就好像这个事业在排斥我。无论如何，我个人给党带来的伤害在民意调查的支持率数字里显示得越来越清楚了——我难以原谅那些根本不愿意理解我的选民。

就是在我自己走下坡路的情况下，我那个圣人传说里令人窒息的信息就变得清楚了：我的死亡可以扭转支持率下降的局面，让下一次大选成为我们必定无疑的胜利，不过还不仅如此——我的死亡还可以发送出信号，发给我们周围的那个物质化的世界，从长远来看让那些不肯相信我们的人真能明白，而且努力把我们当作学习榜样。这里的潜在意思是，把牵涉到我个人的较大的威胁集中在我个人身上，这样就能抵达住大选失败的危险。

对此我肯定是拒不接受的。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党和政府里我的追随者中间提出那些充满威胁的迹象：事实上我们被迫去全面考虑我们的昂贵的建设。我可以想象他们的反应是多么吃惊，多么愤怒。我是不是昏了头？

很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考虑瑞典的盲目。在我的钱包里有一张小小的剪报，说的是天使的语言。这是给一个叫做瑞典贝格的人的几行献词。上面说，天使是不会撒谎的。他们的说话器官是特别构成的，所以，如果他们不说真话的时候，他们的话马上就会从黑色变成白色。你可以理解，我是既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什么绝对真理的。对我来说，这些话语完全是另外的意思。那些在社会民主党统治下的瑞典成长起来的人，是好人。他们是不会撒谎的好人。但是，不仅仅如此。他们的嘴唇和舌头也已经有了特别形状，所以他们不能说别的，只能说我们认为真实的话，就在此时此地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头脑和心脏里。如果有人试图在异己的路线上考虑问题，或者表达的一种情感是和我们其他人认为对的和真的情感有冲突的，好吧，那么这个犯有罪过的人就会受到极度痛苦的折磨，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立刻就会改变颜色和形式。我们不应该到的东西，自己就会把自己擦掉。而我们不应该感觉的东西就会悄悄地从我们的意识里溜走。对啊，你自己就知道这不是什么言论审查。相反，这是体面的瑞典人保存自己的无辜的体面的艺术。这是一个有关天使语言的问题。

最危险的是我们不允许我们自己去看那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威胁我们安全生存的事情。这种荒谬属于吃了一顿丰盛晚宴酒足饭饱之后做的那种活该做的噩梦。要是我继续发出警告，那么我就完全变成孤家寡人了。

就在这里，圣人传说就会接管一切了。它提供一种非常方便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实上，对于一个发出了警告又没人相信的人来说，这可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了。这个圣人传说悄悄告诉我，在现实中的越来越宽的裂缝事实上是可以补救的。救治的良药可以用我的生命去买。

我没有去倾听现实中的越来越严重的警告声，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去倾听地下的更加细微的声音，还有专门说给我个人听的符号，尽管这些声音和符号自然都是属于那个神话的。我可以活生生地想像出一切都将会怎么发生。我可以听见地面下的小心翼翼的脚步声，那是训练有素的人的脚步声在接近我，但是当我停下了想弄清这个脚步声具体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它又突然消失了。这个脚步声跟着我的脚步声，有一点紧张，还时刻准备撤退，我要是停下来的话，它也会正好在一秒钟后静止下来。一开始，我想说服自己相信，这种脚步声不过是一种自己脚步的回声，或者干脆就是幻觉。后来，在一阵不寒而栗的刺痛中，我很快意识到，这涉及到我的生命。

我刚穿过斯德哥尔摩奥兰达国际机场的到达厅，朝等着我的汽车走去。我转身问我的贴身警卫，他们是否听到了大理石地面下的脚步声。这个问题听起来那么奇怪，连我自己一边问一边都大笑起来了。他们都很吃惊，张口结舌地看着我，犹豫不决地跟着我笑起来。这件事情后来再也没有人提起过。

可能是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在一个国外的旅馆，我听见地板传出的耳语声。是有好几个人的声音在相当热烈地争辩什么，用的是我不懂的一种语言。我只是不时地听见他们提到我的名字——我能明白的是他们的话背后的一种厌恶。我给大堂的服务台打了电话，询问他们是谁住在我下面的房间里。

——“阁下，楼下是空房，没客人。这是出于安全的理由而安排的。”

我走到外面的阳台上往下看。楼下的房间确实是漆黑一片没有灯光的。我把警卫叫来，让他们听地板里传出的声音。耳语声现在很不清楚了，但是完全还可以听见。

——“什么声音？”

他们都莫名其妙地瞪着我，还迅速互相交换了眼色。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都是苍白得发蓝的，就和埃利克的眼睛一样又大又直率的。这是天使的眼睛。他们是看不见越来越密集的仇恨的。但是，在事情的构成里面，正是这种不知不觉也有它的位置。

——“什么声音？你不会真的相信，有什么人要来谋害你的吧？”

是啊，我能相信什么？我相信，我可能是唯一的还有力量去看的人。

在那个时候，只有跟一个人我还可以谈谈这些令人恐怖的迹象。不，不是范妮。她是不会理解的。基本上她只会拒绝看到还有任何什么事情可以威胁到我们的天堂，这是根据党章里的承诺我们终于在实现的天堂。我想，我说的这个人是工会里的一个个经济学专家，无论如何是一个经济方面的直觉和我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人。她也许能够搞清楚，这都是些什么鬼名堂。

我站在她的门外，让我的手指尖读出那个椭圆的小铜牌上的名字。我的手在发抖，所以只摸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L。其他的字母都在糊里糊涂的感觉中消失了。我感到很激动，不过同时又因为这种激动而感到良心不安。是电梯把我送上来的，那种令人眩晕的提升感就和我站在大会讲台上而真实的语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一样飘飘然。

我是和她约好了的。在她的门外我完全不动地站立了片刻，心里充满了欢快的感觉。我敢说我是很幸福的。

我转动了门锁——我甚至还有自己的钥匙。同时我还按了两下门铃——这是我们约好的信号吗？

她到门厅里来迎接我，身上只穿着白色的晨衣。她的手已经在解开晨衣的束带了。我吃惊地阻止她，用我的手按住她的手。一种背叛的感觉让我感到有一点点恶心。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美丽而果断的女人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很恐惧地意识到，她绝对不只是一个我的经济顾问。

我搞不明白，这种奇怪的背叛谁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如果我和这个女人有什么苟且之事，范妮肯定什么都会知道的，就从我最初的犹豫不决的性冲动就能感觉到。要是这样的话，她会饱受折磨，而且要努力弄明白，一个人怎么可以同时爱两个人。但是背叛谁的感觉不仅仅只和范尼有关。那就好象我也触犯了另一种忠诚。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明白。

她能看出我是多么烦恼，把我拉到客厅里的一张小桌子边。我们面对面坐着，她的前额当然抵着我的前额，我也是不情愿地抵住她的前额。突然我控制不住我的手，伸过去抚摸她的面颊，能感到泪水从那里流过。我的手指太熟悉这些温暖的泪珠了。可是突然间，这也成了一个陌生人的泪珠！

我开始结结巴巴地告诉她我的感觉，讲到地面的下沉，还有地下的充满威胁的声音。

——“我知道，”她低声说，“我早就料想到了。”

——“我们有什么办法吗？”

她叹息着说：

——“我们的天堂承担了太多承担不了的事。而你一旦承诺了的话，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民主对政治家提出的要求，远远超过他们敢认识到的要求。”

——“那么地下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呢？”

她不回答，只把手勾在我的脖颈上，抽噎了一下。

我的手指现在已经完全不听我的使唤，顺着她脸颊的完美曲线向下移到了她脖子上猛烈搏动的血管。我的手明白，它曾经拥有这一切，现在却在一摸到它的瞬间就失去了它。我感到恐惧，又去触摸她薄薄的鼻翼，还没来得及找到熟悉的感觉，它们也变成了陌生人的鼻孔。她抓住我的一只手，把它拉进晨衣里，放在她的一个乳房上。在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中，我又一次认出了那柔软的皮肤——然后就再也认不出它了。我的手在她身上的动作，成了和一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的一次亲密的会面。

我们站起来，无力地互相拥抱，还是前额抵着前额。我们轻声说话。这些话越来越不清楚，说的是什么人，因为对某件事知道得太少，就什么也不明白了。我们说着的时候，他知道得就越来越少。我们突然就变得很贫穷。我肯定是借用了她的眼珠。现在我就看得模糊不清了。

在一阵突然的绝望中，她依偎到我身上，亲吻着我的前额、脸颊和脖颈，知道最后沉入到我的嘴里。我们的嘴唇和舌头都在搜寻亲密的混合——也注意到了它们已经互相失去了对方。这种亲密感觉就好象成为了猥亵。

而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在我身边生长起来的圣人传说已经把她给推开了。在圣人的传记里，不应该有任何暧昧不清的事情。命运和孤独的模式已经在我周围固定起来了。现在，事情发生之后，很多年之后，我怎么会知道所有这一切，对我就变得清楚了。那是我的痛苦在帮助我记忆。我那个时候就早已经开始痛恨这个神话，它先截断我的四肢，然后才给我致命的一击，好象是为了减轻我的痛苦。

最后，必需的分手把我们带到了楼道里抖颤的灯光之下。我站到了几个台阶之下，而她留在半开的门边踌躇不决。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再也分辨不出她的样子了。她的面孔成了一片发亮的微光，没有任何线条和形式。她轻声细语地说了几句道别的话，我在她的声音里听到的是啜泣但没有任何词语——她的声音里也没有任何可以把她和成千上万人的声音区别开的东西。她挥手和我告别，但是我也看不见任何手指，甚至看不见手，只有看到告别。我从她这里最后看到的是一道潮湿的目光，从她面孔的无法确定的闪光中浮现出来。而这道目光里只有恐惧，只有陌生的感觉，其他什么都没有。那其实也是我自己的恐惧，我自己的陌生感。那也就是我留给她的最后的东西。

我再也不会接近她了。我甚至不会再找到她的地址，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是我走下楼梯的时候，我的沉重脚步告诉我的。

当夜风吹拂过我的脸上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我让我爱的人是多么痛苦。

是的，我知道。我已经沉默了很长时间了。你可能以为我是在沉思，有人说我最近几个星期里在做报告的时候就经常是这样的——你可以在这里到处听到这种传言。其实我是在听我们旁边几个人的对话，这个对话让我有点不寒而栗。也许是我刚才说的有关什么背叛的话，让我变得机警起来。借用你的感官，我就能跟踪所有的阴谋诡计。你看那四个顺着过道跨着大步果断地走出去的人，他们刚才就在离开我们不到两米的地方把头凑在一起，低声密谋着用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的经理给甩掉。我听了身体都颤抖起来，就好象星期一早晨醒过来的酒鬼。我从骨子里就能感觉到，这和我也有关系。

这件事一定是这样发生的。那是在国务院的楼里，一个下午。我刚把卫生间的门锁打开，不过刚来得及把门打开一条缝，就听见了挂衣间的大衣中间有什么声音，提到了我的名字。有好几个人的声音，其中一个还是女人的声音，他们低声讨论怎么可以把我给甩掉。一个人说，我已经完蛋了，只剩下无聊，心不在焉，莫名其妙地发火。其实我自己也不想干了，想卷铺盖回家了，但是我对我自己难以承认这一点。那些低低的声音都纷纷表示同意。民意调查的支持率只落不升，一落再落。我早已经成为党的包袱，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了。仇恨已经到了不再能控制的地步，我一直不断在把外面的攻击矛头引向自己，其实也就是把矛头对准了我们的事业。其他人都表示同意。可他妈的该拿我怎么办呢？要把我打发到什么地方去呢？派我做驻外大使的话，就是巴黎和华盛顿我也不会满足的。联合国的秘书长？在国际上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吃得开的。无论如何，我应该下台。他们再也承担不起我这个包袱了。我到底怎么啦，出了什么问题？就在党代会上听别人做报告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出神，就好像听什么遥远的地方来的声音。有一次，就在大家开会的时候，我甚至把两只手合拢做成一个陶土鸟笛的样子吹起来。显然，我已经再也不是生活在现实中了。只要想想，我唱的调子就是要降低大家的幸福程度，为的是从长远来看拯救我们的天堂。这完全是愚蠢透顶毫无策略的想法——要是把这种想法公布出去，那么下次大选就会成为对我们大家的屠杀。接着，一有人冒险提出反对意见，大家就怒火万丈地驳斥。又一次大家纷纷同意的声音。

我在挂衣间的大衣缝隙里往外望过去——不仅变得目瞪口呆。说话的都是我最亲密的班子里的人，正在密谋着反对我。我最亲近的人也不要我了！

我一生的最后一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我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在我的办公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努力想从这些背叛我的话里读出来答案来：“无聊”、“包袱”、“遥远的地方”……。这些话的上下文实际上是不难重新构建的。就我这方面来看，瑞典方面针对那些令人不快的渗透所采取的防护措施已经开始出现裂缝了，令人恐怖的外来图像已经成功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我刚才是不是对你说过地面下沉的事情，还有冰面裂缝的声音传上来？我相信，到了这段时间，所有这些声音我就听得越来越清楚了。我是不是唯一的明白这件事情的人？是不是只有无聊的人才会对真正发生的事情有感觉？

我肯定是心不在焉的。我很可能只在无力的恐惧中倾听这个谁也料想不到的表面之下的日益增长的威胁。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尽管不合自然法则我们仍在飞升的飘飘然的感觉，带着不安的良心获得的安全感，还有令人尴尬的香槟酒带来的陶醉状态——这些肯定开始让我感到无聊了，无聊透顶。我的同事们感到如此享受的，当然是一种明显的现实。那是风，什么都不是，只是风而已。

当我自己努力去把现实里的裂缝后面我感觉到的东西变成看得见的形象的时候，我在一瞬间看到我面前是一张有点发黄的照片上大群被失业驱使着的群众——我肯定是在我们之前的大萧条时代看到过这样的照片——而我在另一个瞬间看到的是无数的还未出生的人的毫无防卫能力的样子：闪烁着淡淡蓝光的透明的面孔，折弯了腰的负债累累的小小的脊背，无助地伸开的责备我们的微小的手，手上还布满了湿疹，非常微小难以呼吸的生物；他们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撕裂心脏的呼吁，但同时也有一点像是我一度在地下储藏室深处的罐头架子上看见的那些蜥蜴一样可怕的生物。这就好像未来是从过去就开始了。而且要为了我们的现在付出代价。

这些躲在挂衣室后面的阴谋家们怎么能把不可想象的巨大威胁降低成为一个个人的事情呢？他们怎么可以幻想我们的令人自豪的福利建设应该是不可伤害的，或者从根基上就是彻底考虑好的？他们看到的是他们敢看的事情。

我们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吗？唯一真正增长的也许就是公共部门而已。然后把债务加在尚未出生的人头上。在无聊的光线里，你可以料想到这一点，在绝望的光线里，你才敢去想这样的想法。

和我的那些说悄悄话的同事不一样的是，我可以听见就要开始发生的崩溃。我可以看到，安全的瑞典日历就要松散溃烂瓦解了，就像在一片雨后水洼里的一份旧报纸，而让位给一个过去不可想象的星期一。

在我那些黑色但清晰透明的时刻里，我肯定瞥见了那个痛苦的解决方案。L说的是对的：我们是负担过重了。如果要不让我们的天堂完全崩溃，必须大幅度削减，既要缩减那些天堂一样赈济穷人的免费食堂，还要砍掉很多毫无限制的安抚补助资金。而大多数人他妈的还得劳驾他们去工作。可是，你怎么能拿着这种药方去见党内的人和那些选民呢？他们根本就无心去接受哪怕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他们会认为我发疯了。或者还要更加糟糕——有人会说：

——这纯属右派政策。这么看来，老鼠生儿会打洞，这个富人家出身的小伙子最后还是从这帮杂种堆里钻出来的。

而我那些背叛我的同事们有一个早晨给我拿出了一份工作纲领，里面一点都不允许提到什么笼罩一切的威胁。我假装什么都不在乎，而他们则热烈地说起问题的象征性的解决办法，而实际上他们拒绝更进一步地看这些问题。这帮装神弄鬼的巫男巫女！实际上我是在束手无策地听着一个现实越来越强烈的崩溃着的声音。而这个围绕我的圈子却发现我“心不在焉”！

我的同事们不足以对付我们正在落入的严重情况。他们的手指上都没有了手指尖。他们甚至也没有“勇气”去看。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明白了我已经是最后的一个政治家。

但是，用我的死亡，我还是能阻止正在到来的这场灾难。我还是能够动员所有正面的力量。那个神话可以保证我，用一次英勇献身的行为，我可以把历史指引到其他的方向。

也许，我终究得告诉你，我在挂衣间挂着的大衣之间往外看的时候到底看到了什么：光滑的面孔，没有任何身份可以确认。我的理智告诉我，这些人是我的徒弟，我的弟子，但是我已经不认识他们了，一个人都不认识了。他们的面孔已经什么都不是了，只有一片模糊的闪光。

在我遇到麻烦的情况下，我很可能会做过去我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做了很多次的事情。我翻我的钱包，找到有马丁地址的纸条。坐在马丁•弗雷德的厨房里的桌子旁边，我可以让时间停下来一会儿，考虑一些问题。他的智慧而沉稳的声音，从这个世纪初以来就一直加入了工人运动，会再一次地把四分五裂的图像的碎片重新拼凑起来。我打算花一小时听他讲自己的经验，他总是精力充沛集中，虽然有点失望但是对党依然忠心耿耿。在他这里，我对于威胁我们的事情会有一种新的理解，我会获得新的力量。

马丁当然热情欢迎我，也许对我突然来找他也有一点吃惊。我肯定是努力抵制了要拥抱他的诱惑，他那一代人对这样的身体接触还是难以接受的。他们喜欢有力的干净的握手。相对来说，我可以想象他会长久地握着我的手不放开。但是我感觉不到来自他的手的温暖。我听见他说话但是听不清楚任何一个字。我听见我自己在绝望地请求他的帮助。我也听到他的困惑的但是安慰我的语调——但是我连一个字听不清楚。

是不是到了那个时候我才真的看见了他的脸？我心烦意乱地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我看到的是一片光亮，普通的闪光，但是没有形状。

我再也看不见马丁了。甚至马丁我都看不见了。当我有气无力地和他告别的时候，我听见他的不安的声音在我身后的楼梯里响着。但是没有一个字我能听见。我是那么孤独，独自一个人无聊着。我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章节了，在这个章节里我要睁大我的眼睛去面对我无法避免的事情。也是我睁大眼睛去相信的事情。在下一次的大选里，在我的任期内的令人痛苦的大滑坡之后，我们当然要赢得排山倒海一样的胜利。在大选那一天，人民会站出来转向同一个人，在哭泣中把选票投入投票箱。在我的死亡之后，就没有什么大选我们会再次失败了。在我最后一次散步的时候，我已经能非常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

我的死亡之日是三月里的一个阳光灿烂空气清新让人精神振奋的日子。我有没有告诉你那封威胁信的事情？这封信是用报纸上剪下来的字母拼写出来的，让我想起恺撒被谋杀的那个黑色日子，三月十五日，不管怎么说我把它揉成一团扔进字纸篓里了。我意外地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小夹缝里，甚至有一点陶醉——现在，事情过后，我已经明白了——我是陶醉于我被砍头之前自身会产生的吗啡。

我把我的贴身保镖哄骗开了，自己去看一场足球赛，也就是为了能够再一次坐在普通老百姓的中间，感觉到他们身体的激动，分享他们呼喊出的愿望，或者分享他们失望时的呻吟，沉入他们感情的起伏波浪里，而他们不会问我是谁，只会闭着眼看都不看就理所当然地接受我。我是不是还能分辨出个人的面孔，或者分辨个人的声音，在这里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都漂浮到了一个广大的、让人快乐无比的无名状态中。而且死亡也没什么关系了。

我肯定是带了家里人一起去的，至少带了范妮，但是所有具体的形象都已经被擦掉了，但又不是缺少：我们全都融化到了一种无限的、像波涛滚滚而来的同志之谊朋友之情中。这是我曾经希望过的，就希望自己也这样融化到工人运动中去。

突然，我感觉到一阵孤独和绝望的刺痛。就在那种乐陶陶的状态之中，我预料球赛结束之后的情况就会非常明显不同了，职责的沉重和尖锐又会压倒我，就像是清晨四点我醒来时的感觉。在半是焦急半是慌张的情况下，我突然抓住旁边一个陌生人的肩膀，哀求着：

“放了我吧！”

那时我的软弱无力的时刻。

我可以想象，赛场看台的长凳上那个坐在我旁边的人的反应。他心不在焉地安慰我，用的是不说什么话的瑞典人的方式：轻轻地拍打我的手，然后就把他的手在我的手上放了一会儿，但也不会放很长时间。但是他的目光一直还是朝着球赛那边看。

我再也无法投入到看球赛的大众的那种热情中去了。现在我看一切都是在黎明前那种灰暗清冷的光线里。我已经不是真的人了。只有我的死亡可以把我放在其他人的生活里。不是说我就分解了，然后在我一瞬间可以幻想到的他们的生存状态中浮现出来——我从来就走不出我的神秘的轮廓，无法超越它。但是我可以用一种特殊方式安置在他们的生存状态里，那就是说，我把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希望纳入到我自己身上，或者说我成为一种容器，可以容纳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的有点羞愧的对明天的信仰，而这个明天是他们其实并不真的认为他们配得到的明天。我要当一个挑夫，又是一个请愿者。不过，这都要等到我和他们告别之后。

不，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我是步行离开足球场的，从各个方向钻进人群，夹杂在一半感到失望一半感到陶醉的人群里。我很轻，以至于在拥挤中时不时会失去和地面的接触。有几个对方球队的球迷，反戴着帽子，把他们的旗子在我面前挥舞着，嘴里喝着倒彩，还拍打我的后背，既是具体的疼痛，又是让人感到轻松的。其中有一个人打了我一下，还对我的脸吐口水：我被他们认出来了。还没等我擦干脸上的口水，我又被人朝另一个方向压过去，又被推进了那个无名的人群中间。我周围的身体在所有的层面上都蒸发了，这一个人或者另一个人可以横穿我的身体挤过去，就好象我这个人根本不在这里。按照常理，范妮应该是走在我旁边的。但是我完全是一个人在走。就好象所有的力量都从我的肌肉和神经里漏走了。

我带着一种不断增长的期望向前走，而这时我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我想我在足球赛之前给马丁打过电话，告诉他球赛之后我们想路过他家进去坐坐。我把有他地址的纸条塞在口袋里。这是现实剩下的随后一点残余。

我期待我在任何时候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的，就是我前面的这条街道，它被四个或五个家伙封锁起来了，这些家伙的面孔都是花岗岩的，右手都插在左胳膊下面的手枪皮套子里。在我踌躇不定地转过身去的时候，我会看到同样冷面无情的一排人从另一个方向接近我。但是，没有那种看得出来的雇佣兵出现。

刀子是突然捅过来的，从我的后面。当然如此。我从来就没看到我的杀手的面孔。我也不认为他有什么面孔。实际上他可能有很多面孔，但都装在一个面孔里，所以没有一个面孔可以分辨出来了。除此之外，我能感觉到的就是可怕的巨痛，一刀捅完又是一刀，又是一刀，就好象有很多很多人一起从我的身后发起攻击，推推搡搡，都想最后能捞到一个打击的机会，那些手已经等待这个时刻很久很久了，早就都仔细地想好了，刀子要怎么捅进去，要怎么转动。

最后的那几秒钟居然是那么漫长。有人把我翻了身，让我仰面朝天躺着。我什么都看不见，但是能感到范妮对着我的脸的呼吸气息。所以我还来得及认识到，所谓告别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扶着我的颈子的手已经是我的颈子不可分开的一部分。她的想法也在慌张中进入我的脑子里寻找一种支持，能够保留住我的意识，这种想法和我自己的想法也不能分开来思想了。同时，分离已经不可避免，是一种缓慢的照相机镜头的移动，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不清楚，而让另一个人越来越孤独。一个人的神经在另一个人身上绷紧，就像干了的橡皮筋。一次呼吸又一次呼吸中，我失去了她。她的手，本已是我的颈子的一部分，突然扯开，撕裂了我的皮肉组织。她最后的闪着荧光的记忆图像从我的脑结里抽出去，让我不寒而栗，就像刚才我的膀胱突然变空的时候一样。我无法在听见她的思想了！而且我也明白我的思想在她的脑子里也静止下来了。这种损失带来的痛苦在短短一秒钟里面把视力还给了我。但是，在一切又变成漆黑一片之前，我能看到的也只是在应该是她的面孔的那个方向的一片绝望的泪光，其他什么都没有。就连应该是她的样子也再也没有了。

现在我看到的只是在我的头颅里面像鬼魂一样出没的图像。食品商场、黑光、毫无意义的奢侈。还有你——只要我继续和你说话，你就继续存在。

我也听见那个神话在嘀嘀咕咕，横穿过死亡瞬间的痛苦，深远地进入了我死后的存在中，说的是我们的事业无论如何还依然站立不倒。但是，这个说话声的调子是嘲弄人的。

到了这个阶段，我怕我已经被人狠狠捉弄了一番，让权力和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我的死亡当然给我们党带来了大选的胜利，但是胜利的甜蜜肯定非常短暂。现在我看我周围到处都是食品商场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势力壮大。这里面的每一个花摊或者肉柜都在悄悄地说我们的败落——不论我们此时此刻是不是执政党。是否拥有政府权力，这都没有什么意义了——显而易见，红色已经再也不是这个世界的颜色了。

但我首先害怕的还是，说到真正的威胁这个问题，我可能还是上当了。我告诉你的那些迹象，其实是试图告诉我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却是根据那个愚不可及的圣人传说来对待的，我实在小看了我本应该消除的这种危险的严重性。这个背叛我出卖我的故事是要说服我，用我的死亡，我就能把我们赎买出眼下充满威胁的境地——我最后的行为就是接受了市场游戏的规则。

有很长时间我都一直在倾听来自我们伟大的节节胜利的事业的声音，这个事业通过我的烈士般的死亡可以世世代代立于不败之地，并且会在那些不信我们的人民中间扩大和传播。我倾听了又倾听，但是只听见一片沉寂，不时还听到那种什么东西破裂的声音。要是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挽救的话，挽救什么，怎么挽救，这也都是由我们的债主来决定的。那些等待得太久的人，会被剥夺提议的机会。我担心，世界上的人其实已经把我们国家当作敲响警钟的例子了。

要是现实呼唤我的时候我曾经倾听过就好了！要是在摇晃的大地本身要求我承担责任的时候我倾听过就好了。现在，连现实也背弃我而去了。剩下的只有模糊不定，只有背叛，还有让人不寒而栗的猜测。

唯一能确定的是仇恨：是种种暗示和影射，是泼污水吐唾沫，是无休止的嘲弄和辱骂，是能深入到木头和墙壁里的抹黑和中伤，所有这些都证明仇恨依然存在，而且还有的是时间继续存在下去。这个国家悼念我的那个月，仇恨乖巧地保持了一个月的低调，但是很快又重新凝聚了它的力量。仇恨就是我的王国。

也别要求我展示给你看我的死亡给世界带来什么。这种任务本身就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因为更加洋洋大观的图像也不可能带入到这个商场里的自我中心的黑色光线里。不过，我也担心，没有什么让人感到希望的迹象我可以指出来。我怕所谓拯救只不过是金光闪闪其实毫无价值的假货，其实什么都不是，而且也会很快变黑了。

我也就没什么更多的可说了。该说的都说了。而说过的也早已都忘记了。这个空荡的食品商场充满的是空，不过还继续在指示着生存的条件。唯一的明显的事情是我胸中有一种不可承受的压力。唯一确定的事情是固执不变的仇恨，那么坚固，以至于你都难以说出来了。

没什么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最好还是你离开我吧。

复 仇

坐下。行了，我说过了，你坐下，别站着了。你就得忍着点，等衣服干了再说。你没理由那么发火。相反，我把你从水里拉出来，你他妈的应该高兴才是。要不然你立马就淹死了——你已经差不多昏过去了。当然，这确实是很痛的。你的太阳穴这里肿起来一大块，脸也被刮伤了，不成样子。你掉到水里的时候，头是肯定撞在木码头的边缘上了。没有啊，我可没什么镜子给你照。你信我的话就是了。要不是我把你从水里捞起来，你现在就完蛋了，尸体都漂到湖那边去了。你是头朝下扎在水里的。事实上，有好几分钟你就根本没了知觉。

瞧你的手，抖成那个样子，也就是因为休克过了。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事情。过后你还会发抖好一阵子。让我帮你把毛毯裹好一点吧。把这杯威士忌也喝了，那你身上很快就有点热气。对了，我是没办法，不得不把你身上的破衣服给脱掉了。你自己无论如何也明白，如果这么冷的天气，你还穿着那身湿衣服，那你可能最后会得肺炎。眼前这种情况下，那可能就是致命的问题。不过，我担心的是外面，还有更多显而易见的危险。我有很充足的理由相信，外面有人要害你。不过，只要你和我在一起，你会平安无事的。

再过一会儿，她就回来了，这可是一个和我同甘共苦的顶呱呱的好人。她本来早就该回到这里了。从这里到店铺去其实只要十分钟，而且今天也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星期一，所以下午店里排队的顾客不会那么多的。再说，我也告诉她了，不用买多少东西，现有的东西够我们吃的了。你瞧见了，我们船上条件还是不差的。不过她很固执，一定要去买点东西。现在土豆都快煮好了。她真他妈的是没事找事。其实我这里什么都有，鲱鱼、酸奶酪、葱。甚至还有点配土豆的香菜呢。还要加上冷啤酒和家酿的烧酒。不过，她要是脑子有了什么点子，你跟她争也没用，拦也是拦不住的。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吃，就不等她了。对啊，当然得给你先吃点东西啊。你就别老那么客气了。干我这一行的，我对很多人都负有责任呢，习惯了照看人，我知道怎么做对他们是最好的。我跟你实说了吧，现在让你自己出去，可是对你最危险的。你知道吗，你完全可能是被什么人推下水里去的。

行了，别动！就算你吓了一跳，你也别坐到那边去。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床是还没铺好的，就得那样。那床就得那个样子留着，被子要朝墙壁塞过去，床单和枕头也不要叠好。这是我的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个茶杯也一样，你看杯口边缘上还有唇膏留下的痕迹呢。这些都是不可以改变的。我有我的理由。只要你别乱动我的东西，你在我的船上可以随便活动。不过你得小心，不要去碰电脑。我正有大生意要做，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商业中心，所以要是你不巧把什么东西给关闭了，就可能弄出上千万块的损失。

对，外面肯定有什么会带来危险的势力。现在雷电已经过去了，雨也停了，外面的景色看起来很平静。你要说完全是一片田园风光那倒也不对：总是这里少了点什么，那里也少了点什么，差不多就像我们的人脸一样，总有点什么是残缺不全的。不过，那些栗子树，还有朝向湖那边的山坡，这些肯定还都是老样子，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到这一带的群岛来住过了。尽管那个时候不一样，没什么人，你在这种眼花缭乱的图画里都没法辨认出什么模糊不清的人影子来。

我觉得你现在脸色恢复得好多了。我刚才不想说，不过你起初真的是脸色苍白，就像张白纸。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恢复元气了。你可以相信我。要说怎么想法活下来，那我可是专家。确切的事情我记不住了，不过我肯定参加过好几次探险队的活动。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要能应付各种各样的情况，要想法活下来，比如在暴风雪里，在极地的冰冷天气里，而且还没有吃的；或者是在沙漠里，而向导还把你坐的吉普车也放火烧掉了，当作对你的挑战。天知道我们怎么会找到这种事情做。尽管什么看来都跟我过不去似的，我还是做了很多训练，想卷土重来。你现在碰到的这种人，我还是对付得了的。

我注意到了，当我说“卷土重来”的时候，你是有些反应的。我明白。现在的人，只要过几个钟头，就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来的人。不过，你不知道在我们的圈子里弄出来的一个安全系统。我们采用了大多数人已经不再考虑的方法和步骤。我们完全可以说，精英分子就是那些给自己上保险的人，从来不会放下控制器，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在这个家庭里，我们处理失忆，就跟处理酗酒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这种现象是到处存在的。干我们这行的，谁要是染上这种毛病，就算完蛋了。

那些被排斥被拒绝的人，自然就剥夺了这种要很警觉的在场参加的权利。那他们就掉下去了，掉了又掉，打开的降落伞只能防止他们摔死，特别是在和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时候摔死，但你没法阻止他们最后落在完全迷失方向的地方。

我想我们还是开始吃吧。她兴致这么好的时候，会在外头拖延很长时间的。你需要吃点东西，身上才有热气。我想你就会恢复过来的。可你也别做出他妈的这种感恩不尽的样子给我看哪。不管怎么说，我怀疑是我的一个熟人把你推下水去的。其实你在我这里，让我挺高兴的。饭桌旁有个伴其实是件好事情。要是一个人独斟独饮，真会有点良心不安的。而且，听一个局外人从他的角度谈谈对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的看法也没错。就和现在的记忆一样，要区别什么是之后，什么是之前，都已经不那么容易了，更别说什么是从前发生的事情，什么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从电脑里得到的信息其实全都是片断的，对某些具体事情的前后经过做些调查也没什么害处。像你这样的，能提供一个额外的角度看问题，可以帮助我看清某些关键的部位——就像有人导航的时候一样；除此之外，没什么让你更加奇怪的事。

我没有问过你，你来这里干什么。因为我不需要问。能找到这个地方来的人，自然和在互联网上找我的那些人有同样的目的。你想掌握现在的情况。我呢，又是不多的几个能提供有用信息的人里的一个。市场本身是不会吐露什么字给你的。

不过，你可以坐得离我近一点吧。我不想提高我的嗓门。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招惹那些电脑。今天这些电脑好象都有点古怪，反复无常。

我们说到哪里了？对，说到你看问题的角度。这个房间里有没有一点恶臭的气味？就像是从超载的变压器里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我自己是早就闻不出来了。也许你还会感觉到一种紧张，一种不耐烦的情绪，就好象充电器，一会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肯定是这种电感应让披在你身上的毛毯的毛都竖立起来了。这里面现在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击性，感觉就和刚才雷阵雨的时候的气氛是一回事。不过，它和在外面游荡的那些可疑的势力也是勾结在一起的。难道你就感觉不到吗，船舱里面有几乎可以触觉到的不安分的气氛？好象有什么东西在这里跳来跳去，要求你回來復仇，就像一个神经紧张兮兮的，已经完全不年轻又想杀回马枪的网球运动员，在平局之后就要打决胜球的时候的那种样子，身上都要冒出火花来了。

你感受到的就是复仇的一小部分。我以后还要跟你谈谈这个问题。我自己在这种紧张坏境里生活得太久了，习以为常了，所以几乎注意不到它了。行了，你别老瞅那些空的威士忌瓶子了。我还没那么迟钝呢。到了天黑的时候我总要喝两杯，这是有我的道理的。要是你看到了我已经看到的东西，你也会帮我把这些瓶子给喝空了。

照我的理解，我为我的成功是付了代价的。只不过我自己还不知道是什么代价——而这个是我必须知道的。要一个局外人帮忙，这有点让人难为情。可到我这个地方来的人不多，我自己也不愿意进城去。既然你已经坐在我这里，也有一两个钟头了，还能明白不少我已经感觉不到的事情，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那你当然能提供一点看法，说说我们周围这些闪出火花的、还发出恶臭气味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交换，你可以得到你要从我这里得到的信息。不管怎么说，是我刚才把你从水里捞起来的，所以我要你帮我一把，这要求也不能算过分吧。我必须搞得更明白，我为什么坐在这里，好象这里是一个专管复仇事务的枢纽。不过，我首先是要知道我为我的胜利付出了什么代价，其实这胜利也不过就像个微弱的风扇，不时能把风吹过我的身体而已。什么都是有代价的，这你肯定知道。

也就是说，我希望你把你的感官借我用一两个小时。不过，我也希望你能反对我。只有通过对立，才有可能理解更多的别的事情，而不只是自己习惯理解的事情。

要是你肯出把力，那我们就能搞清楚一两件我自己一个人搞不清楚的事情。作为回报，我也敢向你保证，我们的谈话会为你搞清楚一点事情。你不但会明白你为什么会被人推下水，还会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湖湾里会聚集咄咄逼人的攻击人的势力。你不是想找到一种诊断结果吗？你可以相信，当你过一两小时离开我这里的时候，这个世界在你的眼睛里看上去已经不一样了。

你居然对那张同学集体照着迷，真有点奇怪。照片挂在那里已经不知有多久了，用图钉钉过的地方都有了一些小碎片，我其实也有好多年都没理会这张照片了。是的，那是没错的：有些面孔上面打了勾。站在学校大门口台阶上的这些同学里，正好是打勾的这些面孔也掉了色，闪着白色的斑点，这不是很奇怪吗？我肯定是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跟他们清算过当年的账了。

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事情，既是残暴地强人所难的，同时也是不清楚的。对你来说大概就像刚才你苏醒过来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头上还有伤口，而你都没搞清楚自己遇到了什么事情。我没对你说吗，我自己也有一次跟你一样，坐在那里浑身发抖？按我的理解，我的成年人的生活就是从那次事件开始的，不过背景是什么模糊不清。在这个文件夹子里我记下了某些要点，还用了一个孩子气的几乎现在都认不出字的标签“战场日记”。这是充满了谜团的笔记，给人留下某种非常令人痛苦的东西。我只是部分地掌握了其中的情况。我对整个事件是一点记不住了——这也可能是别人写的日记。对啊，你也明白失忆症现在是怎么影响我们的。

我敢肯定的是，我摸索的东西对于照片上的那些男孩子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那些划了一个叉但是还没有打勾的人。他们为了及时知道，也许愿意把自己拥有的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你也从来不可能跟他们说这个。行啦，看老天爷份上，你就坐下吧！那也不是什么威胁。我瞄准的是一般人的失忆问题。我必须让你留在我这里一两个小时，要搞清楚一些让我不安的事情。也许还要搞清楚你才会让你走。然后你就会把什么都马上忘记了，就算你以后跟你进来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不是一个人了。你的身体记忆下来的事情，我的敌人是没法搞清楚的。

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二十年前发生的一些事情——日期在这个日记本里有。我大概是十三或者十四岁吧。我拿了把手枪，把枪口插在嘴里。我的大拇指扣着扳机。感觉是非常别扭的，也很傻，同时也觉得很陌生，不像是自己；很明显，是你在帮我感觉啊。那是我老爹的手枪——他当然是一个预备役军官——这把枪里有这个家庭独特的恶毒凶险的冰冷。

我又加重了一点力量去扣扳机，心里还奇怪为什么子弹还没有射出来，没有把我的后脑勺给炸飞掉。我又停下了一会儿。不过，我很快就要把这事情了结。没有别的出路。我现在还能感觉到这个，尽管现在我已经不那么感情用事了。

对啊，有你在我旁边，我能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残迹里面读出很多东西，虽然已经都是片断，但还一样清楚，就好像外面那个小小的半岛上堆的树枝。也好像复仇的愿望会帮点忙：伤疤是不会失忆的。

我周围的这些房间都是很高大的，布置得也简朴，有点破旧，可又蔑视一切。它们并不装模做样，不会装作天花板没有裂缝，墙纸没有发黑，油漆也没有剥落。这个清冷的公寓可以算是个博物馆，展示的是那些把自己当作展品的人。墙上挂的卡罗琳娜女王时代的军刀已经磨损了，在那些破损的镀金画框里的朝廷大臣的面孔也干枯了，所有人都向上散射忠诚的目光，而对下则是漫不经心完全不当回事情的样子。我能感觉到这个家庭的记忆压在我的十三年上的重量。或者是十四年吧？其实我就不该属于这个圈子！那幅大油画上画的是我祖父的祖父狩猎的场面。他就是那个穿着绿色狩猎装的人，脱下了一只手套，叉开了手指在指挥整个狩猎过程。猎犬在激动地等待他的命令，脖子上套着的绳子还没有放开，可都已经急不可耐，跳到了半空中。他身边的猎手们也都已经用严峻的目光找好了猎物。在这个人群里有了裂缝而闪现微光的团体里，你却找不到一条可以逃生的裂缝。猎物已经完全找好了——这个猎物其实就是我。

我早知道了。我的班级里那些折磨我的人和这个房间里围绕着我的黑手党是勾结在一起的。他们有同样的缩紧了的鼻孔，有同样的向上翘的上嘴唇。现在那些气喘吁吁的猎狗已经得到命令，可以扑向猎物了，可以想象，猎物就在这张画的前面六步远的地方。那也偏偏是我站着的地方。我的同学也刚好抓住了我，他们嗅到了血的腥味，也开始磨他们的牙齿。

我单膝跪在学校院子里的沙地上，一直想站起来，可每次都又被推倒。围着我的是一张张激动的脸，全都在晃动，还从喉咙里吼出起哄的声音：——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我现在明白，那些日子我是多么弱小。你能清楚感觉到膝盖下面的每粒沙子，咯得你疼痛难忍，折磨我的人身上每条展示仇恨的皱纹也都非常明确。此时此刻，这个超级敏感的神经中枢正在遭遇持久的地震。天空成了一个布满血丝的血管网络。斜架在上空的爬杆已经触及不到了，学校的栅栏门已经移动到了距离一公里外的地方。其他人狞笑着，也是愤怒地把我扔过来扔过去，这成了眼下唯一的现实：我只看到他们的指关节，看到牙齿，看到皮鞋。——喔——喔喔——喔喔喔！一次又一次地吼叫，一天又一天地吼叫，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吼叫，直到我被他们的价值观念完全征服。

这个男孩子让人感到非常陌生，尽管眼前的这张照片近得让你难以忍受。这是能让人哭鼻子的羞辱，是人被抛弃的冻僵了的感觉，还有被其他人的判决完全压倒的体会——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不过多多少少也是在你的思想达不到的地方。

除了自己带着捕蝴蝶的网一个人出去，我还做些什么呢？更喜欢听听莫扎特，或者尝试作曲，写一点钢琴曲什么的。就好象这还不够。一张不堪一击的脸先是引出了分散四周的一片猎狗的吠叫声，然后是一片密集的黑压压的牙齿，还有狗皮和凄厉的嗥叫。也一点都没想到我还是那么努力的。而且无限好奇：就要知道有关这个世界、有关历史和有关这个宇宙的所有一切事情。你可以看这儿。我这本《基督山恩仇记》的封套内侧夹了一张有金边的红纸条：奖给某某某。我能相信，这样的纸条能通过猎狗的眼睛而又不受惩罚吗？要是贴在这里的纸条是用我自己的血来染红的，就最说明问题了。难道一个胆小鬼也会得到奖赏吗？嘲笑你的笑声已经僵硬起来了，要吃你的牙齿也都已经露出来了。

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我一直都忍受着迫害，而老师们都装作没看见，因为这种迫害的规模已经到了有伤学校面子的程度。我已经没法睡觉了。我做的所有的梦里都是狂吠的猎狗，还有狗爪子。到最后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了，就像过去的时候学校里的小后门，专给那些没通过毕业考试的高中生悄悄离开学校。我的敌人的价值观念现在也成了我自己的了。对我的判决已经宣布了。我坐在那里，把枪口都塞到我的嘴里了。这枪口现在已经不冷了，已经是温热的了。我们，我和这把手枪，现在都已经互相认识了。我们已经有了协议。

我看见墙上的展示家族成员的油画上有了一个缓慢的动作。画上的女人们都转过身去，避开不看，但是那些军官和大臣们都贪婪地向前挤过来，要走出本来要把他们保持在原位的画框。他们的判决，一个更高权威的判决，也已经宣布了。这个男孩一点用处都没有：他太虚弱了，也太爱臭美了。把这个枝节砍掉吧！快了，我只是等着更多勇气扣扳机。我是在等待一轮新的绝望。

但就在我等待的时候，在围绕着我的这些人急着要看好戏而且先断先知的模样清晰起来的时候，愤怒也在我身上增长起来。是强烈的愤怒，依然也像血管的网络一样是有很多分枝的。这时我停了下来，把枪从嘴里拔出，在记事簿的纸上擦干净枪口上的口水。我小心翼翼地把枪放回到枪盒子里去，我的唾沫和手里的汗还留在上面，而且枪的保险栓也还没有重新扣上——我一步都不后退!

我就接受这场决斗吧。得照我的条件来斗。我在书桌前的椅子上重新坐好，把《瑞典日报》拉到我的面前。我在报纸的边空上草草写下了我的战场计划。对手的名字，每个人的名字旁边还加了一个小小的死人骷颅头。还有立即要采取的措施，最后是从长远来看需要的控制手段。一个复仇的提纲。这张报纸我一直还保存着呢，现在已经发黄了，破损了，但是还贴在这本“战场日记”里。模糊的字迹当然只有我能看得清楚。一定是我经常读过，所以几乎都能“背诵”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过时的词了，现在谁还能有记忆“背诵”啊。此外我还有这张同学集体照，我把我的仇敌都打了勾，因为他们都是我复仇的对象。他们还真帮忙，全都在照片上签了他们的名字，所有同学都签了，就我没签，因为我根本就没出现在照片上，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而我还是很有把握地说，这是我的同班同学集体照。我肯定就是在摄影师来拍照的那天躲开了，我成功地躲开过几次，这是其中的一次。

也就是说我还坐在书桌前面。现在我开始浑身发抖，连笔都握不住了。我咬紧牙关，还用手抓住书桌的边缘，因为这时候整个房间变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战场，有很多驱赶着你的烟雾。我的新生活里头一件事情就是得停止发抖。还有件事就是能重新去看。对于一个复仇者来说，这些材料还远远不够。

当我坐在那里咬牙切齿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吧，你也许还可以看到我身上具备什么可能性。照片上的所有男孩子全都是未出道的胎儿呢，却能让人预料到他们将来的命运。叫图比亚斯的这个男孩，一副脸相就是要出人头地的样子，保证将来有个锦绣前程，是个善于游说的人，而且是不会带偏见的，就像他在校园里组织对我的迫害一样。汉卡的签名是在一张讨好人的面孔下面，在这张脸上你已经能分辨出一个广告业里的那种大亨，诨名可能叫做什么大师，粘糊得像是胶水，但是一点也不难甩掉，不会像他自己身影旁边的那个小小的黑叉那么难。用同样的方式，你也许可以猜想到，在老爹书桌边坐着的这个表情倔强的男孩子的下巴，是属于本国最大的公司之一的总裁的。今天我还没真正到达那个地位。不过，他妈的你可以百分之百相信，是我自己抵制——我有我的理由。也许过五年，那个时候就没人能让我下跪了。那个坐在老爹书桌旁边的男孩子，那个刚刚克服了自己的抖颤的男孩子，那个时候他就是高不可攀的了。

在我老爹房间里的那面长墙上的先祖，他曾经紧张地抓着自己身边挂的剑柄，现在已经不再去抓了。他有那种游移不定的恶意的笑容，那是他几乎一分钱不花就让他的吵闹的佃农同意了他开出的条件的时候会露出来的笑容。可他或许也犯了错误。他怎么能那么肯定，他的精子管得了我呢？

我相信，谁要是想教训我，打了一下我的脖颈，那第二天我就会把他的耳朵撕下来。学校院子里的吵闹声，现在硬化成了让人惊讶的尊敬。以前我难道就没有想到过，我其实也值得发发火吗？

可你再吃一块鲱鱼呀。再加点新鲜土豆。这是本地出产的。对啦，好好吃饱啊。我也没有什么饭后甜点给你。我们就分掉这盒草莓吧，是我从一个骑着摩托到码头边来推销的小伙子那里买的，他还跟我讨价还价。这里有一种晚熟的草莓。还有，你也可以把这第三盘鱼也吃了，反正我们已经说了够长时间了。显然她是不来吃了。鬼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天都快黑了。现在可是记忆都没了的时代，她可真敢冒险啊，记不得回来的路怎么办?

你别误解我。我不是抱怨一般的失忆。其实就是失忆让我发大财的。过去的事情对你还有什么用——除了你要用来复仇之外？我在日记的前几页里看到几行字，说我上学的时候对历史很感兴趣，这还真让我吃惊。我的确是读了不少历史著作，纯粹是出于好奇心。有一部分还是经典的历史著作。现在我已经清醒多了，和那些过去的事情里瞥见的东西保持着冷静的关系。它们其实也是商品，就和机器部件或者人体器官一样，是地主的财产，是热情而又未出生的灵魂。在我从事的这类经济预测工作里，能确保下来的碎片才是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的。我已经明白了，要是去参与市场上的操作，而没有我能做到的对这类经济前景的有效预测，那是非常危险的，而那些能确保下来的过去的事情留下的碎片呢，也正是我的预测基础，以这种方式它们也成为对那些舞台上的演员有间接重要性的因素。我也敢说，我对历史事实和关系的分类整理，符合对于精确性和相关性的所有合理要求。从另一方面来看，历史本身现在对我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不过就是用来印钞票的纸张而已。

如果你再呆一两个小时，你可能会多明白一点，在如今这个失忆的时代，人们是怎么做生意的。我们的时代本来是用赢利的合同来构成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你会因为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而感到烦恼。而在我们的电脑构成的空间里，你在什么地方已经不重要了。你是到处都在同时又到处都不在。你当然知道，瞬时转账是怎么完成的：几百亿的钱在全球转眼间都挪了地方，比你说一个字的功夫都快。你可以在十五分钟内成为富翁，然后再过十分钟又成了穷光蛋。不过，你没有考虑到的是，要完成这样的操作，要求你有什么样的嗅觉。要紧的是在实际的气氛里觉察，这样就知道在下一秒里你必须采取什么措施。你在你鼻孔的粘膜里就可以感觉到即将发生的股票下跌：你会感到粘膜发紧，就像你在零下十五度的天气里到外面去的时候的感觉。那时就得赶紧了。那时就是你摧毁别人或者你被别人摧毁的时候。但是再过一两个小时，就没人记得住了，什么都记不住，只有我，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我的仪器，还储存了策略地选择保存下来的信息。否则，这个电脑系统就已经把所有转账的残留痕迹都清除掉了，不管是可疑的还是正确的转账。那些没有包括在这个瞬间的，就归审计师管了，以便去报税。那些可怜的审计师有一大堆令人困惑的线索，可没有能闻到气味的嗅觉。

失忆的年代就好像是专门为了复仇的。我的感官同样也是。看来我已经摆脱了学校院子里被那些喔喔喔喝倒彩的小流氓们包围着的那个小男孩身上的有危险的敏感。不过，对于经济温度变化的嗅觉，反而更加敏锐了。我相信我很早就把我所有的敏感性都对准了来自市场的信号，学会去把握它们，我练了又练，直到我能听到其实第二天才会到达股票市场的风声。要是市场也有嘴巴能张嘴说话的话，那么我是少有的那种人之一，能通过看它的嘴唇蠕动就能明白它的窃窃私语是什么意思。

从后来的角度去看，我就明白为什么我在学校里是受排斥的了。在我身上，我的同学和我的先祖都感受到一种他们同样都会蔑视的性格，就是说我太脆弱了，简直弱不禁风，太容易受伤害了。我太倾心于文学艺术，喜欢舞文弄墨又很业余，要把我弄进什么政治经济团体的话，那我既不足够强悍，也不足够可靠。这个汉诺必须赶走——在日记出现的这个名字，是我从一部俄罗斯小说里抄来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大家都觉得没出息的男孩子，最后突然有了胆子，用斧子砍死了自己吝啬和自私自利的母亲。

我已经给自己上了一课。要不是这份复仇草稿追加了更加严肃的见解，那么我那些孩子气的基督山伯爵式的复仇计划肯定会和被虫蛀坏的印第安人的红袍子一起扔到火堆上烧掉了，一起烧掉的还有一个破碎的植物标本夹子，一些笨拙地涂写出来的乐谱。

但算账的结果是孤独。早在我坐在这张书桌前起草我的复仇蓝图的时候，我就完全是孤家寡人了。我的父亲本来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家里的局外人，整天埋头于自己的发明，还有他的事业，他的越来越冒险的贷款。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我可以理解的。而我的母亲则不一样——她对我简直就是不可解释的谜团。每天她都看着我怎么受折磨，她看着我的脸怎么样痛苦得扭歪，而且我还拼命不要哭出来，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能哭，可她只是袖手旁观。就好像她和学校的老师们也是一伙的。不，和老师们还不是——老师们其实就怕他们需要知道，他们不敢这么看。相反，我母亲虽然看着我受罪，但袖手旁观，什么都不说。也许有时候她会伸出一只手，一只孤独的同时也是迷失方向的手，越过书桌朝我伸过来——不过这也就是为了能尖利地叫喊着再把手缩回去。

具有实质意义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一个在学校里受了欺负的男生身上的复仇欲望？我想，在你去摸索那些剪报的时候，你就找对路子了。你料想到了，那些剪报一定有些特别的意义，所以会用图钉钉在那张学校的同学集体照的旁边。你当然也会疑惑，我和那个夹在两个警察中间被拖走的家伙有什么关系。

剪报上的那张照片里的男人，号称是我的父亲。而这张已经发黄的，有了很多水泡的剪报，显出那种样子，好象它捕捉住了那个让我家最没脸面的时刻。照片的情景说明这不仅仅是什么破产的问题：这里还让人感觉到诈骗案的重大嫌疑。在那个被拖走的男人身上能明显看出，他是来自一个老式的家庭，而且也是无辜的，不过同时也能看出，这对他并没有一点用处。自然，只要过一两小时，警察就会把他释放了，还会不好意思地忙不迭地道歉，可图片上他的狼狈样子，再也不会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他就成了那个被带走的人。如此接近令人羞耻的不幸，这种羞耻感自然会像火灾后会留在我衣服里的烟味一样，很长时间都挥之不去，在我发愤就读商学院的那几年也一直如此。没有人会像我那么快就拿到了商学院的毕业证书。

我以为，我已经看到，整整一个时代都浓缩在墙上钉着的这张剪报上黑白光点排成的照片里了。但是，这个时代其实不是在他身上显现——他是出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显现在牵涉到他的那些事情上。他看上去像是那种比较老式的企业家，也是一个天才的发明家。他会把一种想法推行到市场上，会建议一个小小的但是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有巨大的扩展可能性。对于老牌的瑞典企业界来说，他显然是一个生得过晚的元件。瑞典企业界曾经创建过电话，发明过电灯泡。可一个那种类型的工程师在我们这个时代会有什么用呢？对我们这个时代金融巨头和社会民主党都下定决心达成了一致意见：没有任何发明可以引起权力结构的改变，也没有任何小公司小企业可以逃过税收的罗网，拜托了，谁也别想那么干。赢利和稳定的就业有一种合作关系，它们把历史的矛头都对准了这个过时了的老头子，幸运的是他现在已经被警察拖走了，他的两只脚还沿着大街一路拖过去。就算他过了几个钟头又被释放了，但是他的事业已经被粉碎了，让人不舒服的新思想也已经被消除了，还有营养，还能分吃的残余的东西也被市场上的那些大腕们分掉了。其中一个还在这张剪报的最下面留下了姓名，还特地用大写字母写清楚了——托马斯•林德。这是一个银行管事，他在父亲最困难的关头，像釜底抽薪，把现实从父亲的脚下给抽走了。你很快也会和他见面的，或者说是和他剩下的那些部分见面。

我不在这张照片上，而是在边线外，是没有人原谅的那个人。直接以我为焦点的，是贴在墙上的第三张照片。就在我知道了内幕的那一刻，电视的报道让我大吃一惊。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彻底破产的问题了，而是媒体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了什么症状，他们试图把这件事吹大，搞成此时此刻能让大众开心的事情。记者和摄影师纷纷涌进来，看来都准备好了像狗吠一样的问题，手边也早就有了揭露秘密的回答。我的脸被拍得不成样子，结结巴巴的，都无法认出来那是我的面孔了，在我说我们会“重组”的时候脸上已经全是皱纹，拉都拉不开了。在社交圈子里，这种表达方式已经是一种套话。要是你离婚了再婚，那也叫“重组”；要是你把手里的股票换成了有利息的债卷，那也叫“重组”。甚至商学院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词，眼睛里则有一种不怀好意的目光，和别人可以心照不宣。我在日记里有几行字就是写这个的。电视上我的画面已经分解了，有很多黑色线条横过画面，这是一个“同学”发给我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那些给我父亲判刑的人里面有好几个人的孩子肯定就是在学校里欺负我的那些同学。我的决斗计划因此有了新的挣面子的意义。

人们不能原谅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成功地保留住了在这里的房产。用那么的巨大斧子对我父亲创造的一切大砍大伐之后，我们本来应该被他们体面地剥得光光什么都不剩了。可我们还保留了在郊外的岛上的那座房子，这是我们的夏季宫殿，所以他们不能原谅。那个房子就在这里不远的地方，大概一箭之遥吧。它就在你能看到的山坡上那排栗子树的后面，不过我已经有好多年都不在那里睡觉过夜了。我不敢冒险，怕我会把我的感觉丢了，然后就找不到回这里的路了。可不能让我的安全冒什么风险。

而我不能原谅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腕们对我父亲的谋杀，对我们家庭企业的谋害——还不用说他们反对任何较小企业的上升，害怕这种企业在现在的企业界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力。当我谈到这些的时候，复仇的火焰就会在我舌头和嘴唇上燃烧。

把一个人一生的事业毁掉，就能让他粉碎。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只有在事情接近的时候，你才会开始真正地理解。我当然对已经被粉碎的父亲已经没什么记忆了。在我的脑子里他就是一片留下的空白。他是那种好像到处都能找到他的归宿的人，不过，在他把神经末梢都连接到自己的事业上去之前，他又带着一种自我嘲弄的微笑，把自己知道的东西翻了个，扭了形。当公司被人瓜分掉，记录着他的经验的文件也全都被扔进了碎纸机切碎，留给他的就是一堆失落了方向的良心碎片。他是那种总有很多新点子的人，总会突发奇想，还能让这些想法在所有房间里跑来跑去，闪射火花的新创造也许就是从他身上开始的，不过也有同样多的火花是结合在产品里，在那里闪光。那么，当公司的火焰被人熄灭的时候，他身上的火花也就熄灭了。他也是那种感情总是非常强烈的人，有了新的发明就热情洋溢，当别人拒绝投资开发这种发明的时候，又垂头丧气甚至绝望。如果一个跟他干活的人在细节上粗心大意他也会暴跳如雷，这种情绪一会儿在他身上发作，一会儿表现在他一起成长的这个事业里。如果把这个事业从他身上分开，他就会流血。

我还“记得”他是怎么死的：他流血致死流了还不到半个小时。但事实上，他的死是很痛苦的，也折磨了他很长时间。有很长时间他一直坐在那里不动，只凝视着自己的前面，嘴里好像喃喃自语又没有声音。母亲一直躲着父亲，最后完全不和他说话了。她也毫不掩饰，父亲的毁灭其实还让她很高兴，尽管这个家庭的日子也更加难过了。有时候父亲也站起来四处走动，关节好像都在吱吱作响，他是对那些把祖宗锁在里面的那些画像说话——“说话”是父亲用的词。有时候他会把身子凑到画像前面，好象是要听听那些死者的回答。直到有一天他自己也坐在椅子上死去了，最终身子还是坐得直直的。在我的日记里是这么写着：“一个灰色的句子在正中间就被打断了”。就好像一个人也总会被打断的。

一个灰色的句子，这是说在人们谈话中的一个句子，能填满分配给它的位置，又不会暴露说话的人是谁，也不告诉你说话的人知道什么或者已经不再感觉什么。这些房间里本应该逐渐充满了一种灰色的交谈气氛，围绕在这个被打断的淘金者身边。我肯定尝试过，把他也拖进我的复仇计划里。我们能一起复仇的话，那会是多么痛快的复仇啊！而他给我的回答，不可能是别的，而只是一个灰色的笑脸。

——“复仇这种艺术，还是跟你母亲去学吧——要是你能把她从那个冰一样的外壳里吸引出来，你就可以跟她学到不少。我还剩下的这点小小的灰色资本，在我这里，喏，就在我的胸膛里。这是不可以拿去换成什么军费金库里的金币的。”

破产这件事情，在一般意义上说，自然是我一点都记忆不起来的。不过，我身上有破产留下的创伤。这些创伤会帮助我阅读出这张剪报上黑白光点拼出的照片里有什么的意思。在照片的边线外，还有一种会散布闲话的不安，一种对儿子的不安，担心儿子年纪已经足够大，要承受这种痛苦的时候会有什么作为。他们几乎想不到，这是多么巨大，有多么剧烈的毒性，所以不等儿子长大就立刻继承下来了。要是他们早想到了的话，那么早就会把儿子也给阉割了。等到现在可就太晚了。

我父亲当然也不是唯一的被人摧毁的企业家。不过，在一个更大的背景里看，更重要的是，杀鸡儆猴，有很多人就再也不敢投资，所以也不需要去摧毁他们了。那些人是会看风向的，会读出报纸上的信号。

现在你也许开始明白了，我的真正的复仇目标是对准了谁的。那可不仅仅是我上学时的仇敌，他们当然有理由感到不安；还有被人叫做“家庭”的整个经济政治的黑手党，他们也得小心了，也得担点惊受点怕了。就在我给你讲这些的时候，我也看到，在我不断增长的复仇计划里，那些线条可以告诉你，这是清楚得惊人的。

你已经听我说起过了，我可以回忆起那些给了我巨大羞辱的时刻。复仇之心会帮我一点忙。我也可以搞清楚我的仇敌有些什么价值观念，有什么目标——我们毕竟是为同样的市场服务的。相对来说，我倒难以记住一些比较平常的事情。比如说，我怎么能刮胡子会刮得那么干净？我用手去摸我脸颊上刮过的地方，连一根胡子茬都摸不到。可是我这里面一面镜子都没有，只有墙壁上留些的一个矩形的痕迹，那里的油漆还没有褪色，可以照见一点影子。为什么？在我的周围，有那种很不吉利但又不可捉摸的迹象。最明显的是那些电脑前面的位子都空着。这个小单位本来应该有三到四个人值班，此外还有一个秘书。可我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但那些电脑全都打开着。你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情吗？船舱里那个床位还没有收拾好，还有一个女人睡过的痕迹，那个杯子的边缘上还有女人唇膏留下的印子，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搞不清楚的原因，这些东西还不能碰，不可以收拾。这些都是另一种迹象，很明显有很长时间就是这个样子了，而同时我又敢肯定，从她上岸去买东西，也就刚过去了几个小时。

不过，时间是一种不能确定的质量。你难以决定，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小时，还是过去了一年。有时候，过去肯定就存在于我们中间，而我们还不知道这其实是过去。那些忘记了过去的人，很可能把过去的生活又过了一遍，自己还没有觉察到。我是靠日历还有我的电脑来保持事情的秩序，但是它们却不是指向和我真正有关的时间和岁月，而是指向那些其他的时间和岁月。还有一种真正的对时间的计算在我的关节和肌肉里面紧张地进行着。让我们就把它叫做复仇的时间计算吧。某些事件不得不发生，不得不定时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要不然就会不可忍受。你一定读过《基督山恩仇记》吧？不过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这本小说是说什么的？你翻书的时候得小心一点：你瞧，这本书真的已经被我读烂了。而且我这里的书本来就不多。只有几本导航的小册子。还有几份实用经济学的手册。我可以给你一本上面还有作者题词的手册。要是我自己来评价的话，这本小手册还不错。我从里面学到不少东西，吃过午饭以后我还坐下来读过——就好象这个小手册原来不是我自己写的。你当然明白，就是作家也会得失忆症。所以说，这本手册你就拿着吧。

不过还是说说《基督山恩仇记》吧。他是个犯人，被囚禁在一个岛上。是他的仇敌把他发配到那里去的。他是终身监禁，再也别想离开这个监狱，但是他靠自己，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力大无穷的魔术师，或者随便我们叫什么大师吧，反正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能够通过象征性的操作就让仇敌的船覆没了。而时间的计算，对他来说不是用年月日，而是以复仇的不同阶段为单位。一个星期日，对他来说不算什么日历上印成红色的假日，而是当年折磨他的仇敌中某个人注定覆亡的日子。这天他身体里的那种紧张计算也有一瞬间停止了。尽管这种紧张很快就会照常进行下去——因为他是生活在一个故事里，这个故事既能记得它的开始，也在努力走向它的结局。他开始重新像狗一样嗅着剩下的仇敌的气味，肌肉又重新绷紧就像抽筋。这就是复仇的时间计算。

我注意到你那种谨慎防范小心观察的样子。你大概是在想，为什么眼前这个家伙要把这些强加到你这个陌生人头上？这里头牵扯了那么多私人的事情，不是对谁都可以随便说的。实际上，要把这些说出来对我自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有些事情出了问题。我的复仇有了根本性的错误，而我的笔记本和我的电脑都没法帮我找出错误在什么地方。一会儿我觉得我是用我的全部力量去打破一扇本来其实打开的门，过一会儿我又感觉到，复仇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不合情理了。这个账已经算不清了。要是我不能很快弄清楚错误在什么地方，整个复仇计划就可能全盘落空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协助。所以我要把你也摆到我的故事里来，即使这是花费很大的——现在我又不是什么谦卑的人了。要是看得远一点，对你开诚布公，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失忆症最后也会让你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的不可告人的事情，在你这里比在牧师或者医生那里还要安全，尽管他们都有保密的义务而你没有。

我认为，对我们的谈话有什么结果，你的性别没有什么关系。此外，你的面貌那么不清楚，所以我也难以看得出你是不是一个我本来并不认识的什么人，或者是已经认识的什么人——我刚才也没办法，不得不帮你换掉那些湿透的衣服。算了，不说它了吧，反正我认为，性别是没什么意义的。

相反，我对你说的话，必须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要不然我们就不会成功。当然，总有一两点不太确定，但任何事情都不可以造假。在这点上你看来有点怀疑。有关我在学校里受欺负的故事，还有我父亲的破产——这些事情一五一十从头到尾都是真实的吗？我也许只是揭示了一个神话传说，为的是解释我们今天不可理解的行为。也许在不公正的事情之前就有了复仇——要在过去找到一个受辱的事情来做借口，或者至少能做点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搞清真相而做的所有努力也就全都毫无意义了。你也注意到了，我已经听到你要反驳我的声音。

但是，我身体里的紧张感，可以驳斥这些吹毛求疵的争辩。我胸膛正中的微微作痛的空虚，会记住我自己已经忘记的一切。

我讲的故事，有很多部分实际上可以用船上的资料来做文献记录。你再看看那张学校的集体照吧。在有一个打了勾的面孔旁边，你可以看到一个数字1。那就是一九八一年十月份的一天，复仇开始的记录。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叫做测试。那个时候我还不满二十岁。这本战场日记里有那个日期。第一个复仇对象就是这个马提亚斯。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他的父亲艾利克•克尔维尔，我想你很可能认识他。我去把你的湿衣服晾起来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你和他是有联系的。你不回答这个问题吗？随你便吧。不管怎么说吧，他的儿子是那些把我的生活变得不可忍受的人之一。他应该知道儿子在学校里欺负我的事情。我甚至相信，在我还把他儿子当朋友，到他们家去找他儿子的时候，他也用过一样的腔调对我说话，有点开玩笑的口气。当然，我要复仇的对象首先是他的儿子，不过，他们两个人的面孔会移到一起。

有一天，爱丽到我的学生宿舍来找我。在我的日记里她的名字起先几次出现时就是这样叫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奇怪的克尔维尔太太只用她名字的首字母做简称，签名的时候就愿意用一个字母“L”。我曾经对她暗暗地充满爱恋之心，可她对我说话的时候，我总是掉过头去不敢直视她的眼睛，还会满脸通红。而她现在就站在我房间里。我还能看到眼前的这个场景。我吃惊得合不拢嘴，甚至忘记了关门，直到她的微笑引起我的注意，知道她是为了什么事情来的。

她把一大堆报纸清理到旁边，然后坐了下来。她该怎么说呢，她是来表示慰问的——她觉得她要跟我谈谈我父亲破产的事情。就我所知，她不光是教历史的老师，主要还是个经济学家。所以她可以看明白，那些人是用什么肮脏手段摧毁了我的父亲。不过，这个我自己早知道了。而她现在站在门外的楼梯上的时候，她感觉这件事就是一个她来看我的托辞。我是不是想过，应该把门反锁上，把我们反锁在里面更合适？

我的心跳个不停，所以也难以把门锁好。我仰慕这个女人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她坚不可摧高不可攀：美丽、自信而且有一种高贵气质，只要稍稍扬起眉毛，就能让一个想入非非的暴徒止步不前。同时呢，她的笑容里又有一种出人意料的脆弱性，她的动作也有点紧张。就好象在她的皮肤下面吸进了一群蚊子，一群一会儿移动到这里一会儿移动到那里的蚊子，好象既安分同时又不安分。我早就痴心妄想着抚摸她的脊背，要那么轻轻地抚摸，以致于她那么高度敏感的人都不会觉察到。而此刻她就在我的大学生宿舍的小小的单间里走动，摘着那些干枯的菊花的叶子，试试坐在我的黑皮面的扶手椅上，手指还滑过我那个留声机盖子上的灰尘。然后她转过身来对我说：

——“你不想脱掉我的衣服吗？这不是你盼望了很久的吗，对不对？”

这些话就记在我的日记里，不过也还是用了非常吃惊的笔迹。后面又跟着一行，只有一个词：“无话可说”。

没错啊，我当然太激动了，所以找不出话来了。而且恰当地说吧，我其实还是一个笨手笨脚的情人。也许她帮了我的忙，要是这种情况，她也没有露出一丝羞辱你的母亲一样的微笑：

“我知道，这是你的头一次。”

真是第一次吗？

我肯定是梦想过了这个梦多少次了，想过在每个时刻我应该说些什么。而现在一切都超越在对话之上。你无法用言语表达了，是的，每个动作都摆脱了意义，就是动作本身而已，没有别的。我们把自己越来越深地写进了对方的身体，但每声叹息每次触摸都不需要有什么含义。我越来越不是我自己了。直到我只是一个无声的叫喊。

但是在日记里，这个地方还写着什么别的字：背叛。就在这个字后面，在引号里面写着：“我们的共同记忆”——这显然是引了她说过的话了。而再后面加了些模糊不清的字：找不到孩子们。她永远不原谅他。这段笔记最后是这样结束的：报仇。你可以看到，这个字也是这一段日记的标题。

不仅如此，她来看我也有别的意义。我这些污迹斑斑的床单现在能告诉你的并不是真正的事情。我们在对方身体里的动作，也是要损伤一个她一直在想着的人。我们在对方的身体里写下的东西，实际是给一个第三者看的。

这样把事情看透看穿，其实也是很刺伤人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也理解她。她的目的也是复仇，而对复仇的概念本身却根本一无所知。但是引用的那句话说明，她实际上要说的是“失忆症”。报仇只不过是一种断然的推论。

那么“背叛”是什么意思？你的直接反应是说，她丈夫自己肯定有什么故事，而且时间已经很久了，是和另外一个女人。但这种看法站不住脚。背叛明显是涉及到后面的“我们的共同记忆”。是以什么方式，克尔维尔会触犯了这种记忆？不过，这也是明摆的事情！这种失忆症已经流行世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瘟疫，这种失忆现在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困扰我们，就在一次谈话之中，就在一次性交之中，而她的意思是说，这样的失忆是需要用一切手段去对抗的——而艾利克得到了任务去调查这种失忆。克利夫肯定是需要得到一个务实的调查结果。会不会是那两个亲信都出于政治原因而利用了这种破坏性的入侵？把大门稍微打开一点点，为的是得到盈利？在她的眼睛里，那是绝对不可原谅的。

她的愤怒是和蔑视混杂在一起的。这样的背叛不仅是一件肮脏的事情。这是一种表达。艾利克太软弱了。他是那种会受引诱而做出背叛的事情的人。

“L”的名字最初并没有出现在复仇计划里的，所以不可能提供更多清晰的信息。这肯定是她瞥见了一点以后才猜想到的，就好象从某人的肩膀上的一根金发或者在某个晚上接听一个电话的时候听到另一端咔嗒一声挂断的时候能得出的结论。

“找不到孩子们”——这些话的意思现在就比较清楚了，如果是今天说出来的话，就是完全可以理解。不过，放回到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说出来，好像就含糊不清。失忆症居然早就存在，还能够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以致于人们在那种不断变大的白色中开始忘掉自己最亲近的人。她已经失去了她的两个男孩子——或者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而且还知道一个至少要承担部分罪责的人。而他其实也失去了这些孩子，这一点不会在任何程度上减少她的痛苦。现在她要伤害艾利克，只要她能伤害到的地方她就要去伤害。而我也要去伤害他，正好和她一样，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就回到了那个她说那句话的时刻：

——“你不想脱掉我的衣服吗？”而她已经不再是你朝思暮想又不敢抚摸的那个极度敏感的女人了。她成了一个美狄亚，她的情感状态就是一种疯狂的形式。是的，她当然还帮了我的忙，虽然我也不是那种没做爱经验的毛孩子，但是我的犹疑不决在于和一个阴道这么突然的密切关联。是在她往另一个方向攻击的对象的地址变得清晰起来的时候，我才敢欢迎这种恣意妄为也毫无顾忌的感官刺激——也是让我自己进入自己的痛苦中。她放在我两腿间的手其实是一个复仇者，她沿着我的脊背摩擦过去的腿其实是在为了复仇射门。而所有这些突然都变得亲切起来了。我的嘴唇朝她的脖子贴近，因为充满报复的欲望而坚硬起来。我的揉搓着她屁股的手，也因为“终于出了口气”而颤抖。这是一种特殊的甜蜜，一种无可比拟的快感，一种肉欲和复仇感的残酷配合，把我们所在的房间变成了一个充满悖论的造物。我想，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在印度，一对做爱的男女在性交过程中就会构成他们孩子的形状，阴道和阴茎的试验动作就会构成孩子的模样特点和个性。一会儿在孩子身上的这个地方抽掉一点特性，一会儿在孩子的那个眼睛周围添加一点神采，直到两个人在一声叫喊中认出了自己的梦想。我们正是用这种方式构成了我们复仇的形式。我们正是用这种方式，在缓慢的造型动作里，在不断调整的姿势里，创造出了那个我们的痛苦共同涉及到的那个人的被打击得粉碎的面孔。直到这副图像变得无比清晰，而且再也不能消除。

现在我也知道“无话可说”是什么意思了。享受感是在于我们知道什么，而不是在于我们感觉什么。就好像在性器官和皮肤里最敏感部分的神经也被切断了。我们持续不断地做爱，做了又做：而我注意到，她也达不到高潮。这次性爱，本来应该是我对性欲的最大一次体验，可是做起来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真的投入。无话可说。有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情，好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很有可能是在“L”离开之后，我才在这张学校集体照上克尔维尔的儿子的头边上做了一个标记。确实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儿子们犯的罪会找到他们父亲的头上来。同时呢：这次偷情事件我那个班上的老同学们很快都会听到消息的——这要给他带来莫大的羞辱。我在日记里写下了一两个俄语词，那是我学会的不多的俄语词里最粗鲁的，也是我在这种语言里可以找到的最损人最侮辱人的方式：我操了你妈。

这也是我打了勾的第一个人，一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变得完全空白的脸。在这个白斑点下面的名字已经完全没有内涵意义了。但是空白也可以在照片之外找到。就好象我自己也丢失了什么东西，但是又无法指出那是什么。

过去我是不知道的，现在在我们谈话中，我才认识到这次有前导作用的复仇，其实只是一次象征性的举动，如此而已，也是一次什么都不能针对的调动。失忆症已经持续太久了——无论如何，L失去了和她的孩子们的联系。我的同班同学也从来不会知道什么。问题是连克尔维尔也不会理解他实际上受了什么样的侮辱。这实际上是一次未遂的复仇。不过，就好象我不管怎么说也——

在和一个仇敌发生什么性关系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个本来陌生的人，突然间站到了你的生活中心。有什么步骤，有什么词语或者行动，会给这张本来和你无关的面孔一种突然的亲切感，使这张脸所具有的特征也被痛苦和厌恶感扭曲。会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事实上，带着最初的麻痹中的一种自豪的因素，是我给他提供了主动性：不管怎么说是在有点恐惧的状态里他在我们之间布置了一条界线，是他的弱点，决定了我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越界。不过也正是他招惹我，才让我激动起来，从脸上的灼热和嘴里的干燥一直到对敌人值得攻击的阵地部署火力。我让我自己根据和敌人发生的性关系而重新下了定义！也就是在我为了这次进攻而搜刮尽了我自己的资源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也在场。我拥有的资产的货币价值已经改变了：对手的货币影响到了我的货币。

至今为止，还没有什么是暧昧不清的。麻烦的问题是从什么地方取得这次军事上强调的兵力集中的能源。我自己是看不见的。我甚至都不能看清在我的企业的重要性和所要求的价格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我的复仇行动最初的闪现是比较一般的。我的仇敌也许都没有觉察到发生了什么影响到他们的事情。不过，好像无论如何还是要求我付出一大笔献金。你会不会被迫为一场小冲突就谨慎地付出高昂代价，以致被攻击的人也就不战而过了？要是这样的话，对这个计划的全部安排还有什么要求不能提出呢？那就更不用实际的突击行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资金是从哪里取得的呢？还是那种老办法吗，跟我算账就割我背上一磅肉？我担心这都是有关一笔可观的更高的代价，是我连用眼睛看一眼都不敢的。

有关这个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了几行，写的是所有事情里我最害怕的事：我自己的什么部分都丢失了，而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有人说，一个麻风病人可能丢了鼻子，或者一两个手指，还不觉得痛。我会不会在路上丢掉了我身体的什么大的部分，还没有注意到我已经丢了东西？我最近的性经验应该是至今为止我碰到的最大的事情了，不过无论是嘴唇和包皮经历的事情都没有达到我的内心里。最可怕的是：这些我都无所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

你也知道，每个人其实都在打造出自己的地狱来。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在学校里上的不同的课，出发点都是教你找到你自己在地狱里能站住脚的平台，这个平台最后就是你的身份。也许我从我日记本里的这几行字，已经开始我料到将来要下的地狱会是什么样子了。

一种你已经失去了把握力的感觉，却能在你的身体里像鬼魂一样纠缠你，这真是奇妙的事情。就好象麻疯病人丢失的指头，吃惊地记录下了冷和痛苦的感觉。那张一直没有整理好的床铺，肯定经常在我身上唤起一种死后才感到的悲痛。我记得，你来之前那会儿，我还想把那条羽绒被整理好，可是被一种以情感风暴的形式出现的空虚感阻止住了。自然啦，说明这张乱糟糟的床铺在我的生活里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我又不能搞清楚是什么意义。至少靠我自己是搞不清楚的。不过现在我知道得比刚才多了一点。这肯定都是和L有关系的。要不然，这件事不会在我讲到我和她第一次会面的那个瞬间，第一次皮肤接触皮肤的时刻，就一下子开始变得栩栩如生了。那我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强烈的失落感。或者我应该说，失落了感觉到失落的能力？

我注意到你一次又一次窥探那边镶了镜框的照片。你认出他来了——就这一点也说明你不是我们的人。而你一定感到奇怪，一个资本家和社会民主党的首相他妈的会有什么关系。你感到奇怪是很正当的。我大概是我这个圈子里唯一的有克利夫照片的人，还配了镜框。此外这还是我自己拍的业余摄影照片呢——你可以看到我的影子落在那条划艇上，而站在桨边上的克利夫正对着我和我身后的夕阳眯缝着眼睛看着。船头上冒出了一支双筒猎枪的枪筒。我们显然是到外面去打鸟。他因为划桨而更有力地呼呼喘气：连照片都因为玻璃后面凝结的水汽而卷曲了。这张照片里有一种正期待着什么的紧张气氛，期待一个可能是历史性的决定。

这张照片里有一个故事，好像故事本身就想从这稠密的黑白模式里钻出来。要是我们一起来检查这张照片，我想我们可以重建当时的场景，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会和瑞典最遭人仇恨的人出去打猎。我是坐在船尾，大腿上也一定横放着一支双筒猎枪。我在想，他为什么把我召来，这样非正式地会面。一个首相有更重要更急迫的事情要做，而不是和一个还很稚嫩很不成熟的资本家出去划船打鸟，就算这个资本家很机敏也罢。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星期六的下午，围绕克利夫的气氛是多么松懈散漫。这是一个很有危险的现实，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无法预料。湖岸和树林子隐隐约约，能看到的其实不过是一片片芦苇和发黄的叶子的闪光：不会有什么内容能从这里沉淀出来。能确定的好像只有一点，就是说这种模糊不清不仅意味着不受限制无边无际的可能性，也是一种悬在半空的威胁。我们真的是出来打鸟的吗？就好象这支枪悲惨地做好了准备，不是为了在这个信号的网络里冲天而起的野鸭群，而是为了其他完全不同的但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事情发生太快了，所以人类的感官已经无法理解，不过，同时它们对我们继续生存又是至关重要的。

我自己对于这个网络是非常信赖的。我每天的活动都是在这个网络里，忙于在全球转移信息和价值评估，可以说没年没月，没有这方面的区别。不过，对于这个网络到底要什么，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全力以赴地想教会我自己去理解这个网络是怎么思考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害怕市场的真实意图会溜过了我的耳朵，没让我听见。

人们常说，世界变得碎片化了。而我认为，人们不常想到的是，我们躲避一种威胁的可能性会有什么意义。我可以很容易理解在这一小片意识里的危险的现象，同时我的注意力又集中在另一种现象上。我们的精神生活的碎片并不比我们迷失方向的四肢配合得更好。刚才我还在找一把小刀。你也看到了，我翻箱倒柜地找，拉开了所有的抽屉，打开了所有的柜子。等我累得弯下腰，撑着厨房的灶台休息的时候，却发现刀片就压在我的手下。刀子其实一直就在我的眼前，可是处在一个寻找机体没有联系到的视野里面，直到刀锋压到我的手指我才发现。我可以想象，在我们叫做现实的空间里，我们其实也是这么活动的。我还相信，我们对时间的把握也是这样的。刚才发生的事情还是完全能看见的，昨天发生的事情你就再也看不见摸不着了，而去年发生的事情也许会在我们眼前重现，但我们却不能把它标记为过去，或者都不能把它和现在区分开；那是有什么东西要求得到重复，再来一遍，又不失掉它的重复的特性。我也许能观察到什么事正在发生，但又不能洞察到。同时，我试图躲避的事情，也许已经发生了。要不是我有很灵敏的狗鼻子一样的嗅觉，我就完全无能为力了。我可能也不知道，这鼻子选择了什么——以及不选择什么——要把它闻出来。不过，无论如何我总算还有这么一个灵敏的鼻子，而且我还有复仇的年历，它们能帮我的忙，让我在这个混沌世界里保持我的步骤，虽然在这个混沌世界里日子和事件都是光怪陆离一闪而过。

克利夫默默地划桨划了很久。然后他突然出人意料地破口大骂。我他妈的就不该管L的事，他说。这故事就让克尔维尔完蛋了。克尔维尔是克利夫最老的朋友之一。我可要管好我自己的。

是为了教训教训我，所以他才请我跟他出来，到这里跟他划船打鸟吗？那么克尔维尔呢？这家伙不是已经出局了吗？

他怀疑地盯着我：我是真的不明白他要我做什么吗？当然这和克尔维尔什么关系都没有。不过，那个可怜虫的命运还是影响到了他。

克利夫眯缝着眼睛，朝着我不信任地看了几秒钟。然后就不用开场白而直入正题，邀请我出任国务院的经济资政，就是专门为他这个首相工作的特别顾问。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我要对这么一个权势显赫的位置感兴趣？工商界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合作，确实至关重要，但应该是非常谨慎小心的。它应该在一个结构性的层面，不要再什么个人性的栏目里做广告。要是克利夫都不知道这个，那还要谁应该知道？可是他现在明显落在一个非常危急的境地，所以他也就不顾什么游戏的潜规则了。此外，他也许料想我是这个游戏的局外人。

没错啊，大家都认为我是金融界的一个神童，不过，让他感兴趣的肯定不是我有什么点石成金的手艺。他听说了我直觉灵敏，看问题头脑清晰，还有例证说明我实际上能理解事情的前后关联，在别人都没有看到之前我就能指出来了。他要知道我看见了什么，他要知道，在眼下围绕我们的过热的让你眼花缭乱的经济里，我能看出什么样的发展结构和路线。他要提早知道，不等到别人来发现这里面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就会同意站出来，为他这个政治的当权者当顾问呢？我的反对当然一种修辞方法而已。我们两人私下会面的意义，在于这样一种家庭内部的换位，不会意味着什么对忠诚的出卖。这都是面子问题。他知道我其实也是知道这一点的。

克利夫显然笑起来了，不过因为水面上反射的光线的缘故，他脸上的表情又难让人理解。他让我讲了我们家深受耻辱的破产——有很多人是我们都认识的。所以他心里也想到了，我是要做什么——也许就叫做复仇吧？

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变得面红耳赤，红到了耳朵根。看来克利夫能看透我的内心。可是过了几秒钟之后，我发现他的目光其实是落在我的后面的。他甚至都不能分辨出我是谁。那不过是一种碰运气。我们谈的不是同一种复仇。

我有意拖延时间不做回答。我确实有一定能力，能预见到将要在经济领域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回事。他是不是有耐心听完我的经济预报，那是另一回事。他能否做好准备，接受一幅事实上充满威胁的图景？

克利夫的目光好像一个被打碎的瓶子的瓶颈。他弯下腰来，用很轻的声音对我说话，就像是怕有人在偷听我们的谈话。即使我不接受这个职位，他是否也能相信我会保守机密？他注意到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恼火，这倒让他放心了。我们其实也不那么不同，尽管他是用一个政治家的方式来全面地看问题，在他的意识形态的观点里更加如鱼得水，但是却没有能力看到自己脚底下的玻璃碎片。

于是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事情，起初还有点犹豫。他讲到最近折磨他的麻烦，耳边总能听到冰层开裂的声音。就好像巨大的裂缝横穿过了福利制度的大厦，整个瑞典的现实都面对着崩溃的威胁。总有什么要完蛋了，但是他想不出来错误在哪里。他不管我有什么背景，有什么观点。他需要的就是我的灵敏感官，我的狗鼻子一样的嗅觉。总工会的经济专家只能看见付他们钱才看到的东西，此外也不是为他跑腿办事的。他自己的专门顾问只想办法泡制他们希望他要读的那些判断。顺便说起来，在内阁圈子里也没有人愿意听你谈到什么充满威胁的信号。而同时呢，他听见裂缝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深了。

——“他妈的，看在魔鬼份上，我需要你的感官！”

可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谈的是一码事。对我有什么看法其实他根本不在乎，当然如此。不过我对他的看法却不能不在乎。是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党，早已和大的垄断资本结成了美丽的联盟，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联手把我为止奋斗的小企业压制下去了。他以为他知道我要复仇。可是他会以为我的复仇是对准谁的呢？

克利夫靠在桨上休息，眼睛怒视前方。于是他突然变得疲倦起来。我们就不能放弃这种前哨战吗？我们两个人其实都知道，整个体制——他说的“体制”的意思就是他的党、工会和垄断资本在自说自话中结成的联盟——现在这个体制得了严重的动脉硬化症。我们把我们的福利制度建立在邪恶的合作的基础上。现在巨大的裂缝正在穿越他们的整个的光荣业绩。他必须知道这一点。

我也茫然不知所措了。他不仅拒绝让我分担强加在他头上的盲目和耳聋，很明显，他也做好了准备，要为改变了条件做出调整——还要想办法带上他的生长过大的整个事业。就和另一个小规模的企业主一样。他挥动着手。无论如何，要紧的还是第一个到达未来。要是该我们来布置这个将来的话就得比别人先到。不过，他可确实吃不消一个错误的预报了。

我立刻明白了，克利夫是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生命都受到了威胁。我们现在去摸索的现实图景，我们寻找的必要对策，是这个“家庭”永远不能接受的。历史不是已经到达了最好的目标吗？任何往另一个方向的信息都是叛变。克利夫怎么能够把整个吱吱作响的结构带到一个更加可能变化的未来中去呢？

不过，也许有一个少点挑战性的方法。

那么L呢？我试着推托。有她做顾问还不够吗？

没错，L当然足够聪明，也敢正视问题，不过她没有我的灵敏，我的出于直觉的快捷。除此之外，她也许愿意拯救他，以他的任务和使命为代价。而他毕竟还有一条路在等着他。

克利夫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是很独特的。就好象他生活在一个传奇故事里，在那个故事里路径和目标都是早已经设定好的。只不过人们看不见是谁在讲述他的故事。但是那个看不见的说书的女人现在又朝我伸出手来，还愿意奉送我这个传奇故事的整个更正版本，让我平反。所以，我的仇敌都会害怕这个新的顾问！

克利夫突然紧张严肃起来的目光，强迫我退回到他的问题里去。我必须争取时间。我也需要有保护自己的空间——或者就接受下来。我要求给我半年时间，这样才来得及清理我手边正在做的事情，让那些最初开创我这个公司的人忘掉我本来是代表什么的。他犹豫不决。在眼下这个时候，半年时间可是太长了，没有道理。

不过他自然也明白，我不可能一边做社会民主党首相的顾问，一边又继续当资本家企业家，况且是在一个招人恨的小企业部门。他做了一个鬼脸，同意了我要求的缓冲时间。他可是不喜欢有人提反对意见的，更讨厌自己不得不屈服。

可是，我同时也不得不停止我私人的战争。现在要对付的可是大得多的结构了。而且我也不能被人怀疑，在这件是里还有我个人的兴趣。就这些我们说好了，怎么样？

也就是说，平反了。但是，实际的复仇现在埋葬在这个岛上我家那条老狗的旁边了，随便它叫什么名字吧。

然后就加上了一个神秘的补充附录。顺便说吧，对那个实际的复仇，你其实也付不起代价。他是什么意思？他看到的东西，不管怎么样，现在充满了我的生活，而我又无法去把握它。就是围绕着我们的那些非常精密的仪器也不能提示我，对我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你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我问他。

他笑了，带点又恼火又疲于回答的样子，

——“我看见了市场。市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它为我们铺好了思想的轨道，是它要调控我们心跳的频率和肌肉的张力。是它持续不断在为这里沿岸的那些枯黄的树叶堆设定新的价格，也为我在政治领域获得成功的前景设定新的价格。我能听见不停顿地变动着的挂牌定价的沙沙声响。我能听见不间断地报价争购的咕咕哝哝的声音。我是这个市场里被终身监禁的囚犯，在监狱范围里还可以自由自在，但是每个动作都要服从它的条件。我当然也抵抗过，也许我还能让这些条件稍微宽松一点，也许我甚至还能把我们从危险的境地里赎买出来，但是我从来不能逃脱出这个讨厌的商场。然后呢，我显然还可以坐在这里划我的船。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小地狱。我也不必问你的地狱是什么。不过，你真的不能想象，你还可以自由构建在前面等着你的事情。或者说，你还不必付出代价。”

是啊，那就是我个人对这张照片的解释，对不对当然还是可以讨论的。毫不含糊的是，克利夫突然看上去变成了一只羽毛耸立的苍鹭。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完蛋了呢？”

他停下了木浆，目光落在我身后很远的地方。他是我曾经见过的最孤独的人。我真的不可能分担别人对他的仇恨。水滴从举起来的木浆上滴落，而我们的船在水上打转转了半圈。

不过半年，他就躺在大街上的血泊里了，身上被人捅了上百刀。

克利夫烈士般的死亡，看来明显抹掉了所有的充满威胁的迹象。根据我这里的笔记，他死后那些日子福利社会的梦想又得到了选民们的背书和顺风推动，虽然瑞典的经济就形式上看还在抱怨这种风向，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个暧昧不清的词当然是加了引号的。就我收集的数据也能表明，真实的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情。我们生活在这出大戏的提出挑战的一幕，在这一幕里人人都在赞美我们配得上的幸福。我肯定是能明白命运如何像巨兽耸立起来居高临下恐吓我们的很少的人之一。你等一下。就是它。这本日记里有一小段是我警告两个比较近的朋友，要他们提防我能在鼻子粘膜里感觉到的那种威胁。他们的反应是迷惑不解的怪笑和摇头，不敢确定是我在开玩笑，还是我失去了闻气味的能力。

复仇的时候越来越近了。不过，你也一定会明白，这个复仇大业要求非常周到的侦察，小心地步步推进。为了让你看看我搞侦察的条件，我可以给你讲讲八十年代末我在这里的一座大房子里安排的一次大宴会，在那排栗子树后面你还能看到那个大房子。为什么过了那么多年还能记得住这件事情呢，是因为这张折叠起来的脏兮兮的请帖，但还能看清日期和地点。被邀请的人的姓名你还能分辨出一部分：托马斯……罗默。你大概还记得，前面这个名字是杀害我父亲的一个刽子手的名字——这张请帖本来就是一个陷阱。除此之外，我还有从一个客人签到簿上撕下来的这几页纸。这里面呢，污秽的东西更多是在我这些仇敌表现的友好里，在这些下流猥亵的插图里。这些插图是带着讽刺意味来表示婉转的感谢的，但同时也重新创造了一个暧昧不清的夜晚。最后，我这里面的环境本身也能让围绕这个宴会的框架呼之欲出。这个船舱有一个兄弟对那个栗子树林后面的房子的良好记忆。我带到这里来的那些东西，几只酒杯，两只蜡烛台，还有一些餐具刀叉等待，他们保留了对岸上那个房子里那些房间的可贵知识。

留在这里的几件不同的东西，能让一幅宽广的有伦勃朗风格的油画画布出现在我脑海里。没错，这只酒杯里就有荷兰的光泽，能创造那样的气氛。而这条船上高贵木饰的闪光也能唤起一张长长的桃花心木餐桌的暖色，餐桌之大好象可以随便你安排多少客人。我有些在父亲破产时抢救下来的银制餐具，它们就在客人之间闪现。这里有被阳光晒黑的资本家，有穿戴得花枝招展珠光宝气的女宾，大都是中年，在他们每个人的身后，簇拥着他们已经死去的父母，或者不管怎么说不死也已经不在场的祖先，而你还能勉勉强强地看到，这些父辈虽然大都已经被抹掉了，反过来还在努力把他们的舌头也挤进后代说的话里。但是，那些活着的人同时正在制造一场更大的骚动，他们还想钻到别人的身体里去。一个人的手在小心地摸索另一个人的心脏，而另一个人的不信任也正在试图窥探前一个人的策略。这里是那么拥挤，以致送菜的仆人们都难以把饭菜端上前来。

对我来说，这个夜晚是唯一的一次神经紧张的探查。那些在学校里欺负过我的家伙当然都到场了，还有把我父亲置于死地的那些刽子手。而他们全都忘记了，这世上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是该忘记的。他们已经采取了所有的小心翼翼的安全措施，就是没有用上那些唯一有必要的。那些在这里外面的风景里陷于困境的人，那时还没有一个能预料得到他们会有这一天。

所有宾客都是来自工商界的。这里没有什么红色内阁的大员，没有总工会的头面人物，没有一个名义上管理社会的各部门的要人。没有任何来自那个方面的人愿意让自己——或者说让我们自己——用这种方式受到牵累。他们的出场必须是谨慎小心的，不过也完全清楚的，能在这个人群里散播赤字，能在谈话中突然就让股票大跌。你能感觉到一种声气相投的系统，目的是防止有敌意的公司来套购你的股票，接管你的企业。这种明显的气氛几乎可以拼写出一个词：市场。每个人把自己眼睛的焦距调好，就可以分辨这个精细编制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资本和劳动力的功能互动；这当然不涉及到什么人，而是在谈话中的位置，这个“家庭”里那些临时的成员要坐下来，把话都塞进嘴里。属于个人的表演空间有多么小，这可以从客人签到簿的名字里看出来——这些名字看起来都一样，好象是同一个人的手笔。

不过，现在这个“家庭”，或者至少可以说像外交使团一样选择出来的“家庭”成员，就可以在我的餐桌边坐下来了。有些椅子是空的，但是酒杯还是斟满了，是为那些缺席之中又在场的人斟满的。在海伦的左边是首相的空椅子。他的红色的缺席，并没有阻碍一种活跃的但也有点发木的谈话。虽然他是不太可能发表一个答谢词了。也许他事实上还会明白，荣誉的位置，并不在她的旁边。

真正的女主人其实是另外一个，一个已经被人敬为克利夫的非正式顾问的女人，但首先因为有一点精神紧张的光彩而引人注意，这种光彩能让她周围的男人既感到着迷而又有些不安。对于我来说，这个夜晚是一个小小的宇宙在围绕着L旋转。我爱她已经非止一日，但是这个晚上我就像堕入爱河神魂颠倒。这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不认为我是那种情种，有强烈的情感，即使我这个人他妈的是很记仇的。现在早已经不是了。爱，没错，不过意思就和尊重有严格条款的长期合同也一回事。通常，我可能会爱人就好象我不曾爱过人一样：就那种感觉和它的名字的关系来说可以推迟半秒，就好象你打一个越洋电话，在你说出话的瞬间之后还能听到自己的声音。这次可不是一回事了。我感觉有一点冷，也难于坐得安稳，嘴唇就像裂了缝的木头。就好象有片刻时间抓住了我自己。

这种奇怪的爱的效应和这个晚上我把握方向的其他路线其实是冲突的。我告诉过你了，这个宴会对我来说是一次探查。我要搞清楚的是我的敌人在这个“家庭”范围里的行情，特别是那些还没成形的行情，所以能把他们引诱得更加远一点。

这幅图画就变宽了，也就失去了它的中心。餐桌现在明显变得长多了，客人的数量也翻了几倍。我们处在经济如花盛开的繁荣中间，一切都如枝叶在生长，甚至连蚊子都变大了。收缩着的墙壁后退得越来越远，水晶吊灯的闪光消失在孤独的六月的星辰之间：欧洲的大部分现在肯定都能容纳在这幅图画里了。我们在一个大餐厅里互相隔着很远地碰杯，餐厅里还有遥远的流水潺潺的声响，闪烁着欧洲那些大都市的灯火，还有散步流言的卫星的星光。重要的是在这个坐标系统里确定我的仇敌的确切方位。

这个宽广的经济空间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生命之室，我们的工作之田，很少再有人愿意在这里只做鸡毛蒜皮的小生意，比如锯木屑做的压缩板或者滚珠轴承。这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年代，你可以从虚无中创造出价值。就好像失忆把经济法则都储藏到了阁楼里，然后为我们的创造性提供了自由的表演空间。用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一个苹果不是向下掉而是可以向上掉的，而在控制室里赢利是在生意开始之前就毫无麻烦地就能赚到手的。资本的老掉牙的见解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卖给其实什么都不需要的人——从邻居的耕地到冰冻的灵魂——这种见解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更加成熟了。我有一种确切的感觉，就连抽象的东西现在也都有一种意义重大的销售价值了。可能性，不确定性，说服力——这些现在都是可以标价的。你可以为一个思想时必要的概念申请专利，防止其他人也想到，又不用付你一分钱。风险就变成了硬通货，债务可以算成你的资产，某个死胡同也可以当作免税品出售。人们带着觉得好玩但可以理解和宽容的眼光来看待那些通常的生产商品拿薪水的苦工：真正的生意不是靠苦力而是靠符号和象征啊。

但是，巨大的提升肯定是随着一切都能抵押的见解才到来的。当人们终于发现，你只要有房地产的一小片也足以当作借债的安全保障的时候，那么你就离开虚拟财产也可以典当只有一步之遥了。然后人们就可以把旁人的可能性也拿来当作经济担保，为了最终让当票落在你还没出生的后代手里，而这也全都是为了购买新的虚构价值提供资金，这种价值反过来可以在一次更加快速的转手买卖中又当作抵押出售。经过一两个星期，一大笔称心可观的财富就会集中到少数几个人的手里了。

此时此刻，要是她能把脸转过来对着我，要是她能用一个手指来摸我的僵硬的嘴唇，我宁可放弃我拥有的全部财富。还能点燃一个火花，照亮我的头颅。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放弃有一个来生的梦想？

但是L太专注于一个三人之间的交谈了。

我的晚宴其实是一种工具，用来研究八十年代最明显的大赢家。有一个刚当上保险公司总裁的家伙，他本来是从一家很小的难以经营的木材业跨到不断扩张的“安全与赌博”公司来的，现在用他的创业故事来给大家取乐，说他现在每小时都要从口袋里倒出不知多少亿克朗，才能躲避开滚滚而来越来越多的钱流。当他举着酒杯站在那里介绍自己的炒股经验，嘴边还留着说话的唾沫的时候，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了他的内衣内裤里已经散发出了最初的也是很微弱的那种就要失败的臭味。尽管如此，他这个行业的增长速度还是在被银行超越。我听见银行业的发言人，也是我刚才还一起碰过杯的，说他已经把更多自主权下放给底下的部门主管，还让他们可以随着发放的贷款增加而拿到的更多的奖金。就是这些年里，你可以在人行道上随便拦住什么人，给他的口袋里塞满钞票，然后换回一个非法的签名。银行让金库里装满空气，还要建筑配备更多金库的新的办公楼，为的是装满更多空气。所有热门的生意都可以在几分钟里拍板敲定，过了几小时就又被人忘掉。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不会忘记举着酒杯的银行巨头。

能大规模地考虑问题，也能大规模地爱和恨——这就能把工业巨头和政治家联合起来。他们中间没有人能把眼睛的焦距设定在细节上：面孔、会议、半开的门等等。而他们也不想只看细节：只有宏观层面的东西才是重要的。要紧的是能把他们的旧概念在世界地图上扩展开，然后根据赢利的考虑做一些边缘的调整。而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投入完全没用过的知识，从新的条件出发去激进地更新经济活动——这种小打小闹的企业概念在失忆的年代里是可以休矣了，只能用来擦屁股。毕竟每一种新发明都会给人对世界的掌握带来危险。

在这个变得越来越大的餐厅里，在我们之间变得越来越大的距离中间，不时出现祈祷的动作，给我们的金融操作提供意义，特别是在有人以道德的名义制定什么公司切割方式或者个人的了结。我相信，在这个时代，商业伦理不过是强加在人头上的兴趣，而且用这个题目召开的周末研讨会接二连三。同时呢，人们对原则的运用也自然要做出一定的限制；那个最急切的研讨会参加者——他就是那个一直把人们想从嘴里吐出来的引用圣经的话给塞回去的家伙——他当然是非常实际的，所以要让股东出钱重修一座历史悠久的庄园，然后只用一笔特别强调是象征性的价格卖给他。

L像是示威一样把背转过来对着他。他就变得有点心神不安了，不过看起来还不明白是为什么。他更没有看到我注意他的目光。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不分青红皂白，用同一把梳子把所有人都梳理了一遍？这可不是我的本意。我当然明白在这个无忧无虑的上流社会里有不同层次。我不考虑那些只从财富的角度看能在这里算得上的散乱层次：比如宫廷里的弄臣，他们的钱都马马虎虎洗都洗得不干净，闻着还有臭袜子的气味。他们甚至都不能在这里现身。相反，能让人听见的是那些很会自夸很会吹牛的平头百姓，他们只稍微高出一点点；还有那些最近才有了点名声有了点影响的人，会把泡沫一样的良好自我感觉散布得到处都是，就像一瓶被砍了脑袋的香槟王唐培里侬。吹牛自夸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对话，比如用特别的声调来说出美妙的高尔夫球分数，或者是谈起成功的公司并购等等。一些人好像很快就能靠自夸而成名，花样从自己发光的球蛋一直到锃亮的跑车，不一而足：他们的表演就让侦察的事情变得对我太容易了。他们以为，要竖立起距离标杆的时候，全是看他们是否能显示力气和财富。同时，这里还有一批让人一看就看明白的贵族，当然是和世袭的地位有关系，但也不一定如此。他们的地位不是靠能买到的那种东西来显示的，基本上也比较低调，避免惹眼。我们开一辆萨博车，和普通一样——这是我让孩子们服气的一张王牌了。这里的游艇确实显得特殊，但也只为了要放进船舱里来的那个人，而且这里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不是因为有用的功能，就是因为个人趣味。

不过，我已经再也没有让孩子们服气的王牌了。自从我在失忆之中丢失了他们，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够了。我当然把事情简单化了。在这个有世袭影响力的阶层里的头子——在客人签到簿里那幅自负的漫画下面的名字是普立本•赫塞尔曼——看上去更像一个过时了的社会民主党内阁大臣，过去的历史背景也主要是在农业无产阶级方面；缺了的就是勾在西裤吊带里的大拇指。没人敢反对他，除了身边那个他收养的什么人有时候开开玩笑敢对他说点反话。那种宫廷弄臣敢说的反话，在皇帝不信任地瞪着他看了几秒钟之后，还可以赏给他一阵大笑。这个弄臣的粗俗里其实掩藏着一种嗅觉，几乎跟我的嗅觉一样灵敏——我们等着瞧吧。到目前为止他还只是在展示，他是经过了良好培养的，好到足以能够对这种培养也敢说他妈的了。

那么我呢？一个像我这样小尺寸的怪人，怎么会被这个贵族阶层接受呢？不仅如此，还能把整个闪着珠光宝气的这群人全都引诱到家里来呢？他们已经认识了我，但不是那个我自己的我，而是他们认为他们要造就的我。我有一个“格外出色的鼻子”。但是我的皮肤必须更硬。他们甚至原谅我那么怪异滑稽地参与小企业的活动。老天爷，这不又只是家庭的创伤吗？茶里加一小匙子的无政府主义是不会造成什么损害的。一旦他们把你当作了自己人，他们就会表现出明显的宽容。

当然，他们本来是不该这样的。

有关这些陷阱，你都知道什么？毫无疑问，在你被人推下水之后，你肯定会怀疑这种陷阱可能到处都是，这里那里，到处都有。甚至这条船也是个陷阱吧？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可以等以后再回答好了。我在找的东西是更加特别的。你知道怎么做一个捕狼的陷阱吗？我还记得一些，得先挖一个比较深的坑，坑壁要垂直。在坑底中间竖一根棍子，棍子的尖端再扎一块肉做诱饵。然后用树枝和树叶把坑口遮蔽起来，遮得严密看不出来，又承受不住一个狼的体重。剩下的事就是等着了。

这个来客登记簿的残页首先能让我们看到什么呢？那就是一个这样的陷阱怎么做的。巧妙的就是还让这条狼自己来挖坑。

在我给你讲过的那顿晚饭，饭后是明显比较轻松的交谈，一边喝茶点咖啡；大部分人都心不在焉地谢绝了主人用盘子端来的白兰地。实际上呢，每句称赞人的好话，每个拍什么人肩膀的动作，都是在侦察目标，而这目标也许是在人群里其他地方能互相找到的。或者是侦察某个笑话实际上是在施放什么会有危险的烟幕弹，是侦察在我们中间有什么样的威胁在走动，形式上看或者是一个越来越细心观察的金融界可畏后生，或者是一个少言寡语的美国金融家。我还有那个少言寡语的美国金融家的传真号码呢。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陷阱。

你一定开始明白，我的复仇是怎么安排的了。这从来不会是在严重的经济情况下给人背后砍一刀，或者是在一个股东大会上和人当面动粗。在这件事情上你甚至都不应该看到我出手。我只不过是一个看不见的催化器。我会让我的仇敌之一很容易地操纵自己进入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里我们的“家庭” 面对那种奇怪情况首先会扬起眉毛感到吃惊，过了一会儿，在他们明白这个倒霉鬼开始有点发臭的气味了，就会带着疑问用食指在鼻子下面擦擦，最后令人不注意地，但也是很决断地，就把这个坏小子逐出家门了，而这坏小子面对自己突然的臭不可闻，也出乎意料地失去了方向，还完全莫名其妙呢。对我来说，要做的就只是鼓动我的对手走得足够远，进入不同的冒险境地。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因为他们的贪婪现在已经远远大于他们的智慧。

我说“逐出家门”——通常不就是这么说的吗？不过这其实也是误导。因为这更好像是把本来借给他的那张人人看得见的光鲜的人皮给拿回来了而已。他干活正干了一半就被失忆症给整治了，他的生活只活了一半就变成了空白了。一句话正说了一半，词就从他嘴边擦掉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路就不是路街就不是街了，为什么好像没人看见他了，为什么他也找不到自己的办公室了——不是有过一个办公室吗？要是他还能找到自己的名字，他就该满心欢喜了。

当你用这种方式出借了一段时间的公共生活，其实就是一种创作性的举动了。这点显示得最好的就是几年前在领导层也做过的克隆实验。我这里有几行字是写这件事情的。有一个名叫凯撒的公司总裁，在业界也举足轻重，因为他帝王般的形象，就给他弄了一个克隆的副手，还有一模一样的冷冷的笑容，一模一样的拘谨的发式，一模一样的鼻音很重的发音，还有一模一样的大号的鞋码。可这种尝试没有成功。克隆的话或者是变成了单调的余音，或者是尖利的回声。太接近的是：情感。一个接班人必须能够咬那个他要替代的前任。这个克隆王储很快就被释放了，迷失在不可理解的世界里。我告诉你这些的时候，为什么会感到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意的回声？在我的罪犯名单里并没有这个家伙。可当我谈到这个替身突然变白了，在空白里突然消失了，我的手还是做了一个打勾的动作。

失忆症其实就是我的同盟军啊，每次打了有重大意义的胜仗，当然就期待得到鼓掌喝彩。有一度，我也许还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同盟呢。现在我就真不知道是不是了。但是非常清楚的是，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更加危险了。市场肯定是比过去更加不可预计了。我这本小小的手册里，有一个章节是说所有那些争议的，有的是支持市场力量的规范化，反对自由化，有的则是相反。在我给你的这一本手册里，我把这章也做了记号，等你有时间的时候你自己可以读读。不管怎么说，这场争论最后还是由市场本身决定了输赢的。

当然啦，市场就像古代的神仙，其实也都有我们人类的特点。可现在这个齐天大圣也已经扯掉了横七竖八地捆绑在他身体上的绳索，摆脱了把他固定在地上的铁镣。鬼才知道这个突然自由快活得喝醉酒一般的怪物会怎么想，是否还有点理性的头脑。在我鼓掌的掌声里其实也是有一分怀疑的。

可在那个晚上，我的客人们并不分担这种不安。这群人里充满笑声和嘲骂声，有晒得黝黑的决心，而在围绕着咖啡聚集的那种创造性里也出现了毒性。是我们在提出要求，要对生活下我们的定义。在一个文学已经失去了意义的时代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手里拿着一本书被抓住的——也是我们自己就成了真的作家和诗人。是我们构成价值流和利益冲突的形式，使得生活至少在眼下是可以理解的了。是我们开发出了咄咄逼人的预算思想，使得发生的事件有可能在长久的时刻里处理。也是我们构筑了那些陷阱，在那里可以捕捉住现实，可以我们的对手也一下子可以触及到了。你可以听到那个灰金发的超级美人奥利维亚的歌声，听听她怎么在巧克力盒子里选择她心爱的巧克力。她很愿意让她在对话里提供的部分获得“思想”的形式，让人回忆起一个诗歌天才也能当大臣的时代。我们互相赠送的封面很有光泽的年度报告，里面还有签了名的名片，其实就相当于卡夫卡或者莎士比亚在他们的时代寄给朋友的签名题献的诗集。

海伦很害怕在交谈中出现意外的空白，喜欢用一些交际时的游戏来保证自己不至于没话可说，所以她已经带了一些宴会上的客人去玩出哑谜让人猜字的游戏去了。他们把餐厅里那些最后变得几乎数不清的小桌子都折叠起来，把地方空了出来让人表演各种怪念头和闪回记忆。有些人一口咬定自己缺少发明的智慧，推辞了游戏，而有些人带着一点隐约的自我嘲讽的态度加入了。加入的人里有一个是头发开始有点灰白的银行巨头，一度也是给我父亲行刑的人之一。在这个游戏里他手舞足蹈用哑谜表示一些字，先是穿上了女人的花短裤，多毛的胸脯上则晃荡着一条看上去像上吊绳的领带。然后他在尖叫着哄笑着指指点点着的人群中间开出一条通道，这时大家才看到他的两腿之间还有一个又长又大的红气球。在客人登记簿的这一页上你可以看到他的光荣记录。他是有足够权势的人，所以开得起这样的玩笑。有足够的权势在一两年之后把自己也清扫出去——有关这件事情，我在他胸膛里小心的摸索给我提供了很清楚的信息。他用这身装备，又表演了要猜的这句话的下半部分：“……一个巨大的王国就这样崩溃了。”乐得大家哄堂大笑。又过了一会儿，他斜靠着一个门框站住，大腿间的气球也瘪下去了，向我出名的嗅觉求助。他问我，我对他不断扩张的专业是怎么看的？要是我站在他的地位，是不是会把这个专业再继续经营两年？他问的时候是咧着嘴笑的，表明他不是从这样一种顺便问问的谈话中就做出有关键作用的决定。我用同样随便的语气问他，是不是他认为自己已经有了问题的回答了。他漫不经心地点点头，不过显然也放心了，顺手还从有人端来端去的托盘里拿了一支香烟。这个“家庭”突然带着不安来看待他了。我为他点着了烟。我很快就要把他捏在手心里了：他的嘴唇已经发青，几乎半透明。我觉得我再也不害怕，手再也不会发抖了——现在我的心再也不会跳到喉咙口了。“我是不是把我的心都留在身后了？”在所有客人的签名后面，我最后写的就是这句话。这些话应该是指我更加沉着，信心百倍了。等着瞧吧。我刚点着了他的香烟，我看着自己的手，为的是记下这手现在多么沉稳。这根火柴在我的手指间完全烧尽，可我没有任何感觉。我瞅着我的指尖，它们确实变得焦黄了，但是我感觉它们就像别人的手指。震惊的事情已经赶不上我了。而能用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让我感到震撼的，就是我不被震撼了。

这个人沉思着吹开烟雾。他什么都没有注意到。说起来他对别人的痛苦早就没什么感觉了。我正在怀疑他对自己的痛苦是不是有感觉，他已经把烟头在自己的手掌上掐灭了，对我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就走开，去和其他客人继续周旋去了。他走的样子，就好像他在自己前面多跨了两步。捕狼的陷阱已经挖好了，但我既不感到高兴，也没有什么期待。真奇怪。

是到现在我才看见L就站在我面前。对我这样缺乏对她的注意力，她只是带点悲伤和嘲讽地笑了笑。这是一种让人联想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别的微笑：

——“显然，也是轮到我们的时候了”。

我对她看了又看。我当然也努力做出好像刚刚爱上她的样子，但这个时候就好像有什么鬼魂在追逐我的嘴唇和皮肤。可是，一度让我感觉如此强烈的这个人，现在已经是我身后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了。我的心已经不在心上了。这才是这条笔记一定要说明的事情啊。我到底怎么了？你真的必须帮助我看清楚啊。

你摇头了。你是不是认为，能掌握的东西太少了？能支持我的故事的材料实在不够份量，这当然是很明白的。在这些碎片之间我必须添加很多东西，这也是很明白的。不过，你对这张脏兮兮的请帖已经非常怀疑了：为什么我会有一张给别人的请帖呢？而且，你觉得这个客人签到簿的残余也是可疑的。当然了：你可以想到，“家庭”本来就可以操纵某个人的手，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因为所有的名字都是同样的笔迹——这涉及到的就是一种伪造。只是这样的话就更牵强了。看着老天的份上，谁会有兴趣伪造一个客人的签到簿呢？这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难道这不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就为了证明我能把整个“家庭”都引诱到家里来，尽管我相对来说其实还位卑言轻？要是这样的话，我至少也会用点心计，用有点不同的笔和不同的笔迹来签字吧。或者是我的一种绝望的尝试，要抓住某种幻觉：就是说，能在一个失忆的年代，在一个没有人记住他几周前收到请帖的这个晚宴的日子的年代，我居然还能组织安排这样的一个晚宴。不是这样吗？还不用说，要完成这样一个晚宴的准备工作，把所有需要的东西的订单都弄好，聘请好服务人员等等，这些都是问题。而同时呢，很多人的身份也在不断改换：你订食品的时候那个送货上门的公司，现在可能经营的是换汽车轮胎的生意，你聘请的时候那人还是服务员，到今天可能是检察院的检察官了。那些你邀请的客人，到了举行宴会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个还留在工商界了：哈塞格仁其实可能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大臣，而奥莉维亚在一个护士学校当老师。那么L呢——我不是早就应该和她失去了联络吗？

从原则上说，这些反驳我的意见都是有道理的。可你忘记了，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安全系统早就开发出来了。事实上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很少有人会迷失在失忆症中间。不会的，这个客人签到簿的其他部分多半是真实的。不管怎么样，要说它是伪造的，那也是误导人的。重点其实不在这里，在其他方面。我怕你还是不得不接受所有信息和结论里的那些不确定的因素。自从失忆症擦掉了那种全面概括的角度，那么每个字母每个图钉现在都受到了模糊性和矛盾性的影响。也许，互相矛盾的不同版本的说法，互相排斥的不同解释，其实都是有同样效果的。我有我的数据银行，我有灵敏的嗅觉出色的鼻子，所以我的确是有特殊装备的，能够提供可靠的观点和结论。不过连我也不敢保证百分之百的确定性。我敢保证的是我的猜测总比其他人都他妈的有更好的根据，更有道理。

不过，你就忍受这种普遍的不确定性吧。你甚至都不可能很明确地说某一个陷阱是在等待谁，是企图逮住的牺牲者，还是那个设置陷阱的人自己。

为什么我这里有一张其实是给别人的请帖，要解释的话其实是也很清楚的，尽管也是一个不像样子的解释。去瞧瞧外面的码头吧。那里有我的复仇大业的一件作品，你应该更仔细去瞧瞧。那件作品同时又是一部分历史，是我们刚刚经历又忘记掉了的历史。可这历史没有忘记我们。

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到那个缩着身子坐在一个货箱上的家伙吧，两条腿还吊在那里晃荡呢。他可真是面无人色了，所以你得眯缝着眼睛才能看到他。你可能更不会想到他旁边那个同样面无人色的老头子了。他佝偻着腰，好像把全部国债都扛在肩膀上了。不过你要做好精神准备，要不然两个人里年轻一点的那个转过身来的时候，你会大吃一惊的。瞧，就是他。

我想你也面无人色了。也许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吊死鬼。那个舌头不愿意留在嘴里耷拉了出来，那两只眼睛从青得发紫的脸上挤了出来——那是脖子上拴了绳子吊死的人的标志。等到他注意到，他已经成功地吸引了你的注意力的时候，他会把裤子拉链扯开，给你看看一条不可思议的肢体，已经永远变硬了的肢体——那是他选择这么一个结局的话包括在里面的部分。对，这回你看明白了。这可算不上露淫癖，而是一个再没有势力的人手忙脚乱的绝望，一种向你求情的绝望，这样你就可以向我求情。那是真的：他求你原谅。本来就是他推你下水的。他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你现在居然比他离我近了，而他自己根本不敢那么接近。要是你想看到一点我的复仇成果，那你就仔细看看他吧，还有旁边他的老子。

你瞧他又来了，颠颠地一路小跑，就像一条饿疯了的狗，又很胆小。那个老头子隔着几米跟在他后面。他的穿着可真不错——我是说年轻的这个小子——不过他那套西服已经在阳光和风雨里历练过好多年了，所以连裁缝拼接在翻领后面的那个标签都没力气再来证明这套衣服曾有过很体面很辉煌的过去了。那双鞋子现在也看不出是手工做的了，因为鞋帮子的皮上蒙着尘土和脏东西而发灰，而且因为四处奔波乞讨，已经和鞋底都分开了。所以，毫无疑问，你几乎认不出来，这个人其实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个晚宴上风度翩翩取悦客人能让大家开心大笑的灰发小个子。要不是他胸前还挂着切断的上吊绳子，你还以为他是一根被折断的、备受折磨而变成了灰色的树干。很有可能是他老子把上吊绳子割断，把他救了下来，所以现在一步都不敢离开他，怕他又寻短见。无论如何，没人想得到他曾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银行家。而他那种心虚紧张的样子不会让人相信，要说到价格调整的话，他还是那些无情的铁腕人物之一，有的是铁石心肠，而要说到切割人力资本的话他还很有创造性呢。但是作为经济分析家，他太无能了，至少他都没有发现我让他不知不觉掉进去的那些陷阱。

别碰我的胳膊！我现在没时间管你。而且是肯定没时间管你！行了，L不在这里。再说了，她也不会管你的什么事情，为你求情。

来吧，我们到下面去，把舱门关上。这可是复仇大业最糟糕的事情了：当我让仇敌之一彻底完蛋下地狱去的时候，这个杂种却不知道谁害了他，倒来找我求救。尽管他自己都上吊了，可他以为他还在这个门里可以插一只脚。真是天晓得，他儿子和我还是同班同学呢。他对这点几乎是充分肯定的。也是不久前，他还手拿着一张请帖站在这里呢。我不是邀请过他参加宴会吃大菜吗——瞧瞧这张请帖吧！他的舌头都伸了出来，真难以听明白他想说什么。他努力要做出一个表示歉意的笑脸，而同时还把一张揉皱了的肮脏的请帖递过来给你看：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想证明他还是属于这个圈子的。我不得不告诉他，那顿大菜几年前就已经吃掉了。他真是难过得心都要碎了，把请帖翻过来翻过去看着，捏着。这可是他进入现实的入场卷啊：也许在请帖后面总还有几句安慰人的话吧。我说我愿意出一千块或者两千块，买下这个请帖。我告诉他这张请帖对我有巨大的情感价值。他带着不相信的样子偷偷看我，要不是他已经是个死人，那可能脸都胀红了。的确，他有了些变化，脸色变得更加灰白了。然后他就接过了钱，同时做了一个动作，好象要亲吻我的手，但是又改了主意，把手缩了回去，然后转身走开，像是一个老兵，跨着僵直但又不确定的步子走上山坡那边去，有一度就消失不见了。我用一支圆珠笔，在爸爸被两个警察夹在中间拖走的那张剪报上勾掉了他的名字。我看见，我已经把他的名字勾掉过了，事实上还不止一次。

当我把笔尖点在剪报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胸口好象有很大压力，让我窒息，就好象身上有什么东西要流出来，从笔尖流到这个虚空里去。也好象是有几滴属于虚空的东西，要从相反的方向流到我的身体里。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会记住这种感觉的呢？

现在他又出现了。他不会明白，我怎么突然有这么大变化。他以为，我最终会说服自己，去帮助他重新站稳脚跟。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高超的银行经理。他拒绝看到一个金融贵族的毁灭是不可逆转的。不过，最主要的是他拒绝看到他已经死了。

就像刚才，他那么僵硬地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那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僵硬。他的僵硬是自然的——那样他就可以随心所欲玩高尔夫球和壁球，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他还希望，越玩他就能越僵硬，就能玩到其他的权贵大亨中间去。他是在大公司的世界里构造自己的形式的，要和这个领域的其他人分享身体的木质化。在他们木头一样的脑瓜里就不会冒水泡一样冒出意外的念头，也不会在树枝般坚硬的手指尖上发芽一样长出新的可能性。要说他们还没有被淘汰出局，那只是因为在欧洲那边他们的参赛同伴同样僵硬，同样的粗糙不平，也可以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了。

早有迹象表明，东方的那种计划经济在八十年代的某个时候就要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为持续性提供了良好条件。西方的大公司有足够的时间去接管那些大规模的思想，不情愿吸取经验教训的那种懒惰，还有生硬的动作模式和对所有不同意见的怀疑——某个帝国主义最后篇章里的全部僵化和全部的冒冷汗的偏执狂。这种接管自然和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过度生长的权力发挥作用的方式的问题。那么现在也是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开始在关节里发出吱吱呀呀的松动的声音了，还没等它来得及从内部的互相眨眼发展成明确的计划。它是和秘密结成同盟的福利国家同步地开始开裂的。

我有信息证明，进入九十年代后某年我们这里也会有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复仇的最好时机终于到来了。这是基督山伯爵许诺给我的。当然我不能像我的男主人公，变戏法一样变出一场风暴，不过我可以在我的鼻子和喉咙里感觉到正在接近的低气压。这就给我足够时间把自己容易受损失的资产转移到安全地带，为我在这出戏剧里的适度干预做好准备。当风暴和雷电来临的时候，当追逐猎物的天空取代了我们毫无知觉的天堂般的布景的时候，我的仇敌的商船会发现他们都处在最危险的礁石中间，随时会触礁沉没。我这里的不饶恕人的海岸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一个政治眼光本身认为和世界秩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在一个经济的理性多年来就自由行动而没有受到自然法则方面多管闲事的限制，这种规模的低气压是完全可以不当回事的。可突然间，低气压原来也意味着坏天气了。突然间，就开始下倾盆大雨了。突然间，政府的诚实的念咒做法也似乎都没什么作用了。而人们用良好的民主的方式来决定的好天气也不愿意留下来。这个国家有所有理由感到自己受到了侵犯。

现在呢，低气压已经很合理地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至于它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为什么特别严重，这全是因为很多年来我们就成功地把现实排斥在政治之外。很多人还认为，在发生危机的日子里，我们成功地把残酷的真相都封锁起来了。如果不该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也很简单，我们的心灵就会拒绝接受。然后呢，经过无穷无尽的种种努力，我们会成功地把幸福的王国变成地球上的现实，那个时候，我们头脑的新闻检查管也就不会认可什么威胁人的信号了。没错，这个瑞典的现实本身就会吓得往后退，为的是发出信号，这些信号可以伤害我们精心保护的脑组织。

不过，这是一幅漫画而已。我相信，在危机最紧急的关头，我们大家都有过几小时的清醒，能看得非常明白，也会感到震惊。我们当然看到了，那些银行大厦是怎么躲开来的，大厦正面的上部都向前倒下来了，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沉落下来，变成一堆瓦砾，一团石灰的云雾。我们也看到了所有我们的赤字亏空都在那个底下被打开了，成了一个大洞，一个宽大得有几个世纪又深不见底就像有人死不悔过的大洞。不过，我也深信，对一般的人影响最大的是大家都领悟了所有安全措施里那种暧昧不明。对我们金融界的人来说，这都是老生常谈了；我们不是有好多年就在忙于买空卖空，用虚拟的房产和令人怀疑的可能性在做抵押吗？对于大部分虔诚的瑞典人来说，恰恰相反，要是你说他们住的房子居然是虚拟出来的，通向公交汽车站的马路也是社区物业购置的希望而已，那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已经习惯与看到，他们的生活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有不同形式的灰色中呈现的安全。说安全就是安全，说一不能说二。有些人可能以为瑞典人在危机时刻失去了她们的贞操。但是我不认为瑞典人能够失去她们的贞操。她们只是变得困惑而已。而且受了伤害。那也就足够糟的了。归根结底，她们总是有所准备的。当一座桥摇摇欲坠，或者可能已经坍塌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工程师就会醒过来了，我们会从四面八方赶紧跑来，手里还都带着工具箱。

我相信，我们的经济在第一回合里用一种王车易位的手段得到了拯救。依靠那个沉默无声的公约的力量，工商界就把它出乎意料的、包装得还过得去的债务转移到公共部门的头上去了，然后迈着轻松下来的步子走到有利可图的国际贸易领域去了，而且还可以得到额外的帮助，因为在那里“克朗”这个词不再需要表示“克朗”了。反过来说，公共部门也把它们的巨大希望转移到了私立部门，尽其所能应付一下子出现的税收减少和失业增加，还希望来一次经济复苏，这样就有可能把全部的凄惨局面全都送到国外去了。我想，这是一个合适的历史描述。

你也知道，从舆论方面来看，我们依靠语言本身的一种大幅度贬值，也就度过了危机。如今你可以随便谈巨大的国债和赤字，甚至敢指出这种情况的严重性。没人需要承担什么风险，必须保证自己说的词百分之百是词典里承诺的那个意思，最多只要有原来价值的四分之一就够了。我们用这种方式已经教会自己承担债务——它们差不多具有了一种隐隐约约的良心不安的特性：那是人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不该做的事情，可现在他妈的还有什么关系呢？而这种大幅度贬值，对我们蓝色黄色的瑞典价值的出口，还有强力的推动作用呢。

现在呢？地平线的收缩，对工商界和政界其实都是一样的情况。一方面，要紧的是必须把下几个小时的盈利最大化。另一方面，要紧的是一个下午的民众满意度。要是某项活动需要等到可能的将来才看见盈利，那为什么还要在里面投资呢？要是不同的想法不能给你带来甚至按年度计算的收入，那为什么要去考虑呢？要是在你自己就只有几个可怜的小时掌舵的时候要去惹麻烦改变航向，而那些掌大权的当政者，也许还包括来自在野党的人，要过了很久很久才会明白你这种改变的意义，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改变呢，为什么要引来大家对你的不满呢？短视倒已经成为我们的长久之计了。

码头上那两个早已过了气的家伙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嫉妒，妒火中烧，让他们像得了疟疾一样打摆子。也一点都不难看出那是为什么。杀我父亲的刽子手不管怎么说身体里还有足够的体面，所以在侵吞了不可计算的人的未来之后，还知趣地上吊自杀了。他的妒火是冲着那些所有他的同事的，因为不仅他们不知趣，反而利用他们缝制精巧的“降落伞协议”（也就是高官离职时的奖金）捞了一大笔，在很多情况下还在“联合国银行”里得到一个舒适的退伍职位。而他没有看到的是，对于一个领导无方失败丢官而满身恶臭，再也不会被接纳回“家庭”里去的人，“降落伞”其实也就是一种可怜巴巴的安慰而已。顺便说一下，肯定也常常是一个搞错了的人会有一天困惑地签收那笔肥得流油的离职奖金。而在联合国银行那里的经济职务当然也就是一种流放而已，差不多就像十八世纪的时候把罪犯流放到美国去，这样就免得再看到他们了。对于这类顾问一类的职务，是没有来回票的。他们要在那里度过余生，在某些摩天大楼的走廊里和其他国家来的顾问挤来挤去，每个人做出的贡献就是把这里弄得像运猪到屠宰场去的卡车一样拥挤不堪。对他们来说最糟糕的可能还不是自己身上都没有了气味，而是在有了病毒的电脑里被错误地驱逐出境了。

无论如何，我发现在码头上的那两个人身上的嫉妒得发疯的怒火还是喜剧性的。就好像在监狱里——没人会像一个偷窃犯发现同牢的犯人居然偷了自己东西的时候那么怒火冲天了：他妈的这牢贼不得判无期徒刑吗？外面那两个人就是用这种激动的求情的目光看着我！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就是：不管怎么说，我可能还会觉得，这他妈的太不公平了吧？

是到现在你才看见其他那些人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发现他们了呢，在我开始谈到码头上那些可怜的家伙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要不然我自己早就会把望远镜递给你了。不对不对，你得先闭上右眼，再用中间的调节旋钮把焦距调好。然后……这就对了。你看见那个芦苇丛里的人了吗？还有那两个藏在岸边的家伙？还有那两个躲在山坡上的野蕨菜里的家伙？初看上去，你会以为他们是扭曲的干枯的树，就像有个法国艺术家创作的蚀刻铜版画上的那种受虐待的人物，那个艺术家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他们都水冲到这个复仇的海岸边来了。你对他们可要多加点小心。在他们的眼睛里，你是一个得了好处的情敌。

没错啊，你已经看出他们的不同了。匆匆看一眼的话你会以为我那些已经被摧毁的敌人纠集在一起了，要联合起来把他们的痛苦和仇恨都对准我。不过，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好像希望我能来维持公正——也是在他们之间端平一碗水。码头上的那两个家伙仇恨另外两个在岸边挥着手赶走最后的蚊子的家伙。那个死死陷在泥水里好像扎了根的人，又蔑视码头上那两个可怜的家伙。他们是历史的悲惨可笑的碎片，只因为银行的安全措施稍微减少了一点点就会惊慌失措。而水里的人自己的确是不巧掉入了什么陷阱，落入比这泥水还要糟糕的境地，死死缠住了他的脚让他不能动弹。不过，这是一次伏击而已，不管怎么说属于更加狡猾的经济学。而他还对我怀有希望，明显是担心银行的笨蛋说话比较靠近我的船，超过了他自己能靠近我的距离。

我是要你更加仔细地看看其中的一两个人。你可以从野蕨菜地里那个个子比较高的人开始。他是我的第一个市场推销员——他还给我起了个绰号，是我不得不在难熬的四个月里苦苦忍受的绰号：“软奶酪”。现在他肯定把这个绰号都忘记了，可我身上还有能记忆的伤疤呢。

你知道人们说的那种现象吧，怀有敌意的公司会来接套购你的股票，接管你的企业。可你知道这种性质的操作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吗？会在涉及的人们的生活里走得多远吗？野蕨菜地里那个像扭曲的枯树一样的人可以告诉你答案。

不过，还是先让我把围绕他命运的这个框架说清楚。就眼下来看他没事干，能派上用场，这点他不得不承认，不过，基本上他认为自己是在一个更重要的经济领域里注册了，这个领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跃。失忆症引起的干扰毕竟只是限制在工业和交通行业。而这个新的领域和令人神经紧张的卡车生产以及充满希望地到处嗅着客户的纸浆发行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有意思的事情是在这些情况下的神经紧张或者充满希望，还有他们控制下的赢钱倍数的替换和升降。这类的需要手腕牢固的活动，在这个性命攸关的工业解体过程里，他们是会尽力继续下去的，但是早在八十年代他们就失去了所有的地位——我们不是早就进入这个话题了吗？自然啦，它们也不是世界经济现在最关注的精密化了的赌局的最首要的基础。那些虚拟的价值，是码头上那些可怜的家伙无法处理的价值，最终却获得了它们的地位，给整个行业都带来的冒险事业的男性的气味。那么这就是折磨我的人的任务，要给这个新的更大胆的世界做市场推销。

全球经济现在正处在一个极为精彩的阶段，对于这个阶段，连国家经济学家都没来得及找到什么分析工具去分析它。一部分人晕头转向地去尝试把金融世界描述成一种大赌场。当然那里还涉及到显然更加严肃的事情，带有强烈的生活观的性质。要是我在这里某一部电脑里输入英语的“下赌注”，那么我们不仅会得到这个词的一条定义，还会得到那些历史的出发点，特别会提到一个英国的犹太裔经济学家。他姓帕斯卡尔，名字我已经忘记了，生活在大约一百多年前。他开门见山就说，让我们打赌，看看上帝是否存在。而他继续调查对这个命题说是或或否会有什么数学和经济学意义的结果，上帝存在会怎么样，上帝不存在又会怎么样。

在我们这个年代，其实是保险公司在开发有关这样一种类型的更加合格的赌局的设想：我们敢跟你打赌，你不会活到七十五岁；我们用四比一的倍数跟你打赌，你老婆一年内就会离开你；要是你敢下赌注说历史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会为你提供独特的倍数。但是这种哲学升是到了八十年代发现想像的价值也可以做抵押的时候才得到了真正的提升，这种想像价值可以包括很多，从考虑了一半的一半的建筑，到将来可能有的后代。只不过那个时候人们还不能处理好他们的发现，反而毫无必要地碰了一鼻子的灰。后来的几年里，金融世界开发了新的理念和“簿市”——我想你一定知道这个简称是什么意思，就是“簿记市场”——这可是现在无与伦比的最有扩展力的事情。就在一秒钟里，你就能在世界范围内给下一小时的原料价格、人类价值和不朽前景下赌注。你也知道，赌注可是多种多样的，从你背上剥下的皮，一直到下下一代人的生存，凡是能在当铺的漩涡里来回转的东西都行，凡是能有成果的东西都可以押上去典当，在一分钟里就上升到天文数字的价格。这么快速的赌博，还有哲学的弦外之音，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经济活动：对长线投资的想法和深思熟虑的计算——更不用说缓慢积累的家庭资产——这些现在都是荒诞的事情了，就好像人同时要对人生的重大问题都承担责任一样。

在这种前后背景里，我是一个关键角色，因为我处理的是最近的有选择性的数据，也是不多的能够取得比华尔街的预告还要安全的经济预测的人之一——你知道华尔街那些大猩猩比一般的股票交易分析师还要多拿百分之四。在这个空间里混的人现在大多数要依靠我的咨询。这也包括那些我当作仇敌的那些人。

在野蕨菜地里的那个变成了树的杂种有一个——或者说曾经有过一个——不同的受攻击的位置。我有一张他过去的照片：在学校的集体照上的汉克样子几乎就没有任何变化。他在“谋略公司”当老板，那个公司起先是家庭企业“瑞典广告公司”，逐步发展成了广告业的巨头，印了大量广告，这些广告然后就成了他旁边那个联锁超市购物袋里的废纸卷。也许你也知道，他开发出了一种越来越先进的概念，可以帮助那些陷于危机的企业。你能不能听到他在说：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从调查市场上同业竞争者对你们企业的态度开始。调查完之后我们才设计你们的企业形象程序。这个不是有关你们的商业活动。这是有关你们的形象。我们为你们公司提供投资者期待的新面孔。我们帮助他们忘记旧面孔。我们会让他们相信，只有你们可以把他们的性命都当赌注押在赢利的星座上。

这个显然在繁荣发展的帝国，有些部分对我自己的公司是很有意思的。而其他的部分，包括操纵者本人，则都可以作为垃圾去处理掉了。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对他还是怀有敬意的。任何人要是看不起敌人，那就等于把自己也贬值了。

他的面孔剩下来的部分会散布有关一次和解协议的闲话。那些没有面孔的势力想接管他的世界，而在这个协议里他发现自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抗。那些咄咄逼人的资本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自然是用一个加长的胳膊做出了反应，就像那种时候吧，你看见一个沉默寡言的美国人手拿着公事包走过来，然后装配好一把带瞄准望远镜的步枪，悄无声息地就把一个搅局的分子消除掉，而他自己也同样悄无声息地就消失不见了。

也许你就没有想到过，一个老式的家庭企业和业主的呼吸、心跳以及消化是多么亲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直接通过股票交易所的非个人化的和更稀薄的扩张的空气就行了。就形式来说，早就没有人还承担什么个人责任了；在这个地方你不能要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在现实情况下，公司和业主依然还是交织得非常紧密的，以致于分开的部分的切割和销售都好深入双方的肌肉组织里。如果公司都不再有能力吸入氧气的时候，他的肺再怎么收缩又有什么用呢？要是公司的脊梁骨都被打断了，那么他自己怎么可能站得直呢？要是共同的血液循环系统有一部分被撕开了，那他还能不流血吗？公司的损失并不能花费掉他很多克朗，只让他花费掉了他的生命意义和身份。他笨手笨脚地给我做手势，意思是说他已经停止睡觉了。而他实际的意思，很可能是说他再也看不到现实和恶梦之间的界限了。他愿意看到我至少能帮他把这条界线划出来。可我就让他在那片野蕨菜地里站着，还要付出代价。

你再瞧瞧陷在岸边上的那两个人里右边的那个吧。他死死盯住汉克，眼睛一眨都不眨。他肯定忘记了，汉克其实还是他早先的同班老同学呢。相反，他已经注意到了，那个像掉光了叶子的枯树一样的家伙现在成了我们注意的对象，所以他自己感到很不安，因为这个杂种会成功地操纵好自己，把自己塞进我们的信任之中。他自己是非常懂得操纵的手腕的。二十多年前，他就几乎成功地把我操纵到一个过早的葬礼里去了。你看看那张学校的集体照，再和望远镜里看到的图景比较比较。那个人难道不是图比亚斯吗？在照片上他被打了两个叉，标志出他才是欺负我的这伙人背后的主脑人物。我相信，他后来成了游说团里的带头人。他的全部姿势就是要告诉你，他的公司如何就可以拿到了所有那些其实很麻烦的项目，是那些还在远景规划中的建筑公司几乎都不敢接受的项目，是政客们都用手捂住眼睛不敢看的项目，就像眼看要撞车的一霎那间人都会闭住眼那样——后来这就成为一个无法筹资的桥梁建筑项目，或者一个像是巴比伦塔的公司大楼。图比亚斯是能让心怀疑虑的股东都成为亲家的那种人，能把那些盈利的公司都引诱到纳税人的真正的骨髓里去，还能让政治家都把自己先捆绑起来，再堵上所有专家的嘴，这一回是用民意调查的数字来威胁那些专家的。也是他组织了人在媒体上围攻那些他的项目的批评者，让他们烦恼透顶。从学校时代到现在，他就根本没什么变化。就像是围猎的时候，只要他能把追赶猎物的狗都动员起来，他就总能体会到一种色情的快感。

我其实不用再做什么了，只要引诱他再多往前跨一小步就足够了。在一个麻烦重重而又内容丰富的小时里，我们的“家族”一直在忍受他的怒火，他的怒火是围绕着一条横穿过最后这个花园的通路发作的。或者是围绕类似的麻烦吧。然后他们就让他倒下去了。

现在可是轮到他受欺负了，而他还得想办法在岸边的石头里寻找一个站稳脚跟的地方。麻雀一样大的蚊子也让他不得安宁。看起来好像他的雄心大志就是把他的衣服弄得严实一点。就防卫大麻烦的那种方式来说，他穿得其实很不错了。有很多年，他的衣服上那些熨烫得刀刃一样锋利的裤线可以让他和令人慌张的事情保持距离。在同样长的时间了，他的精心修饰一根头发丝都不苟的发型，也能成功地阻挡住所有人看透他的内心。甚至不能让一片头皮屑来打破这个纪录。而现在呢，他只能想办法站稳，同时还要手忙脚乱地挥赶蚊子，挽救下雨淋湿后变得一塌糊涂的裤线，期待着我赶过去救他。可我就袖手旁观，就让他在水里站着，在他的流亡里越陷越死，还要付钱。

好了，我们现在谈到复仇的经济学了。正是这个方面我需要一个帮手来把这样那样的事情搞搞清楚。不过，这时候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外面那些家伙能付什么钱，不论是码头上的家伙，还是岸边的或者山坡上的那些家伙。要求他们或者说原来的他们付出的，不过就是他们在欺负我的快感里或者争抢我东西的激动中以为他们赢到的部分。在他们叽叽喳喳的吵闹声还有他们身上的刺鼻臭味里，你可以分辨出我一度不得不跪在学校院子里的地上忍受的标价标签，忍受他们的胯下之辱，忍受他们吹着口哨的嘲弄，同时还有一个小流氓在我身上撒尿——还有就是因为我父亲几年以后不得不和胃痛药一起吞到肚子里的苦水而付出的代价，那些让你臭名昭著的报纸文章的价格。罪犯就得为他们早先订购的罪付钱就是了。而他们付钱也是活该，也就不需要抱怨什么了。没人说一句话来责怪我。

所以，当我谈到复仇的代价的时候，我是指要求我自己付出的价格。看起来好象是复仇本身不仅会让我自己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好像是制定计划和一步步准备等等，本身都会跟我算账。真的，就是说我自己也显然要付钱。我就是不知道要付多少。那就好象我也被剥夺了我能够分辨出损失的那个部分。

那两个因为船撞破了而被冲到我的岸边来的家伙——他们看上去不是好象明白了我不得不忍受的事情吗？他们好像被安排到了一个地狱的模式里，所以有关我的事情他们比我自己都知道得更多。就好象是他们在那种内在的敌意之中，已经在眨着眼点着头互相祝贺他们的胜利了，因为我失去了我那么害怕失去的东西。就好象是他们很满意地注意到，就算是我胜利了，我赢了，看来我也再没有能力感觉到什么了。

你的咖啡都一直没喝，现在已经凉了。把它倒掉吧，我再给你加点热的。别客气了，倒了吧。你也不必坐在这里打瞌睡，现在那些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变得清楚了。你刚才不经意做的一个动作，其实又给我提供了另一个线索。我突然看明白了，有人怎么样想办法要把复仇从我的手里夺走。

你没注意到吗，用这样的方式，你好像就可以出乎意料地记住你本来不太想参与的事情？就在失忆的年代里，好像还有些地方认为它们本来就能认出我们，还有点不服气地保证那是真的：事实上你在场啊，事情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啊。这些地方不跟我们先打招呼，就提出要求，要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事情。也许还会暗示，我们的生活将来会怎么样。

刚才，就在我们说起了那个吊在外面码头上的人的时候，你把手半举起来，举到了脖子上，就好像你和外面那个可怜的家伙一样，被卡住了脖子喘不过气来了，不过你同时又很不情愿假装出你很惊慌失措的样子。你那种半心半意的姿势，倒能让我看到明明白白：我确实在场，我确实在那里。我的手卡在她的脖子上。而地狱的门突然就打开了一条缝。

我在那一瞬间，看到的是我的母亲。她大概也就是五十四或者五十五岁，但看上去已经是个干瘪的老太婆了。她得了癌症，自然已经病入膏肓。那癌症正不遗余力地蔓延，要和我们头脑里不断增加的被毁灭的东西变得一样。我弯着腰俯视她，手就卡在她脖子上。因为憋气，因为缺氧，她的脸已经有点青紫色。她的透明的手青筋裸露，就像钢丝。她把手半举到自己的脖子边上，好象是要本能地阻止我，不过又愿意让我就那么卡着。

我看得出，你已经吓坏了，不过你不可能比我自己更吓坏了。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我已经记不住了。同时呢，这个图像自己又要强加到我头上，它有一种效力，就像那是一个梦一样，是你拒绝不了的。

我母亲很可能刚刚给我讲过有关我的真实的故事，讲过那群带着猎狗的围猎者。她当然也说明白了，实际发生的事情本来是针对她的。她就是这样的人。她很熟悉这群围猎者，她自己就是那个被围困起来的猎物。她一会儿用这个面孔求情，另一会儿再换个面孔求饶。有那么几秒钟里，她甚至试过做出L的样子，然后才停留在自己那副最终显示的面目上。

“真实的故事”很可能从浪漫婚礼的背面开始，一个来自古老家族的上了年纪的技术天才，把一个头晕目眩的新娘带回家里。不知道她来自什么地方，而现在她把没有头脑的青春和好奇的敏感性散布到一个笼罩了阴影的家庭和受到严重骚扰的生意之上。她肯定一点细节都不漏地给我讲述了我们的共同生活，从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老式的求婚开始，又和死亡的呼喊构成回声，为的是转变成持续不断的强奸，而且首先还不是这个身上多毛、膝盖长满疙瘩、舌头不断找着食物而又突然变得陌生人的家伙干的，而是他的家族干的。那些死人自己已经不能参与，没有了性欲和玩新花样的能力，但至少可以按住她的四肢，然后根据他们自己的失败经验和希望，试图在她身上构成未来的形式。但是，像狗吠一样的制服猎物，并不就是为了性和子宫；他们的目标也是她的思想和美梦，要到她的神经系统和骨髓里去寻找，为的是确保对她有同样的影响，就像他们们能影响男人一样。这是一个更精心策划的强奸，是围猎在她身上还属于她自己的那个自我。就在她受到的羞辱的最深处，她发誓要复仇，要报复这个毁掉了她生命的家族。

是要对死人报复吗？是要阻止这种过去这种历史继续前进吗？听起来这些都是让人熟悉的，不陌生的。为什么她不能离了婚就简单了事呢？再怎么说，我的父亲也不过就是一个来自瑞典工业化的突破时代的鬼魂而已，而全部这些暴行不过是来自积满尘土的十九世纪的一出戏剧。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人会受到这样的侵害了。

她哀伤地凝视我的眼睛。对啊，这都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要是我还敢看看人们的额头后面有什么就很不错了。而我呢，要是有人本应该知道的话，也是我自己有一天居然会发现我和仇敌结了婚。这样的婚姻是没有办法解除的。

她自然知道学校里我受欺负的那些事情。不是她会留意这些事情，还会是谁呢？她也和我一起受苦——不过还不是和完整的我一起受苦。她已经开始厌恶在我脸上、在我的动作里、在我说的话里出现的本来属于他和他的家族的一切。她不愿意在她自己的孩子身上去复仇，但是她也受不了这些孩子。当这次的围猎是要猎捕我的时候，她肯定也觉得这是又一次在围捕她——是那种脆弱性，那种过度的敏感，还有那种昏头昏脑的好奇心，就是这些，好象我身上又活着她，是那些虐待我的人追捕的东西。可是。

我可以看到她站在我面前，两只手不情愿地朝我举起来。一种欲言又止的目光。半张开的嘴，嘴唇既带着绝望又有着同情，但是要说的话又堵在了牙齿的后面。没错，她毫无疑问跟我一起在受苦，不过让我承受的痛苦要强烈得多。她注意到这种迫害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地持续着，但是她把干预的冲动强压了下去。然后这种痛苦终于开始变轻了。她就把这种伤害放到了脑后。一个复仇者会把自己扔在脑后。

那把手枪的事情她也都知道。他也确实受了伤，但不是那么严重，要是早几个月那就会严重多了。她已经在这张《瑞典日报》的边缘上读到我的报仇计划，也读了我的日记。一页接着一页的记录。在这些记录里她能认出她自己的复仇冲动，但是，同时也看到太多的谋略和心计，那种火药味和那种攻击性，又属于她的丈夫和他的家族。于是她控制住她要说的话，也控制住她的手。我也更愿意相信，她是一个冷静的母亲，此外，她很快也就不需要扼杀她的情感了。她已经把这些情感抛在了身后。我的母亲已经越来越不是我的母亲。那么，也就越来越可能，让复仇在我身上的实现。

最初，这个家庭在我身上也几乎没有什么留下什么容易受伤害的弱点。在学校受欺负的那段时候，我对从天上到地下的一切都有一种业余艺术的兴趣，几乎成癖。在家庭的退化变得令人难堪之前就摆脱这个行业，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不管怎么说，还有人希望从我母亲的不受管制的阴户里能生出更加强壮的子孙。就是她让破产打倒了她丈夫和他家族的那年，情况看起来就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在那些死人的眼睛里，我倒成了唯一的希望。当我逐渐成功，好象正在重新建立起一个小小的王国，他们就在我背后吹送亲切温暖的微风，还会跟随我的动作，还会收藏那些有关我的报道的剪报，在照片框和油画之间偷偷地窜来窜去。我最近的复仇也可以展示出在我身上还是有点胆子的，尽管我毫无必要地一些人的脚下使绊子，而那些人本来还是当作盟友更好。那些死人不光把他们所有的想象得出的资本都投在我身上，也把他们全部的容易受伤害的弱点都凝聚到了我身上了。

可她和我父亲的破产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她说起这次破产，就好象是在说她自己生的真正的孩子，一个可以当作复仇者的孩子。自然，她对经济其实是一窍不通的。她就会盗取咒语，因此至少能像我们这个国家领导人一样良好的装备。她把那次破产看作自己的杰作：是她的祈祷和咒语起了作用，最后招引出了一个公平的现实，也是复仇的现实。父亲的破产是她最高兴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是对他深刻的羞辱，也是对他整个家族的羞辱，甚至一直可以追溯到他的祖先，让这个祖先深受折磨，以致于都不能再留在他放逐到的那个金色画框里，而是在这个房间里整夜整夜地走来走去，用哭哭啼啼的声音来把她吵醒，让她彻夜不眠。我为什么会有这么白痴一样的念头，居然要为我们家族事业的破产而复仇？我的复仇是针对父亲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阶层的，这本来是非常棒非常妙的事情。但是我为那些小规模的事情求情，这只会引起她的不耐烦。我不应该为了意识形态而放弃自己，而是要投资在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上。一个复仇者是买不起那么多思想的。一个复仇者除了自己的任务之外，其他什么都买不起，起码是买不起他自己。

这个再也不是我母亲的女人，最后也准备牺牲掉那个不再是她自己的儿子的人。

我肯定是带着越来越恶毒的念头盯住她看了很久。也许，现在是我成了一个心不在焉地分散她注意力的人，拿出我的包袱：

——“我给你带来一点卫生间用的东西，一点消毒药膏，一个镜子，还有几管……”

她阻止我说下去，用她的手挡住我的手。居然让我感到疼痛，这是很不寻常的。没错，我真的相信我感到痛。她过去从来没有碰过我吗？她拿出了各种解释，都是只说明一件事情的：那面镜子。她不敢看她自己的脸。她的说话声很低，就像在喃喃自语一样。我把头凑到她的头那边去，才能听到两个字：“代价”。自然啦。她不得不为了复仇付出代价，一部分还是要预付的。那些死人因为遭受了打击而呜咽，还能在他们预见到的打击之前就惊跳开，但是她其实也遭到了同样多的损失，一直到最后一分钱。她的手放在我手上，但这手又感觉不是放在我手上，让这点就非常明显。牵累到她的那些事情，预言了作为我这面的风险我甚至提都不敢提到的事。用你的眼睛来看事情发生的过程，我就开始理解复仇的经济学了。

是的，她是连自己都买不起的，只能买得起她自己的孤独。那是她不停地说“不”、“不”、“不”的总和，一种她最后牵扯到我们所有人头上的孤独。而她自己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她只是那个要成为……。不，在那个充满仇恨的家庭里最终只有一个人留下了——而这个唯一的幸存者是无休无止地容易受到伤害的。死人们看到我都非常恐惧，他们怕看见我一个人那么孤独地站着，而且那么容易受伤害。

我的孤独并不是她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我们两个人其实都因为海伦和她孩子们的失踪而受到震撼。这可是不能抱怨她的。

你确实太天真了，尽管你自以为很聪明。这一半带着悲伤一半带着恶意的笑容在这么说我。那场灾难当然是她的所作所为，这是很清楚的。是她偷偷塞给海伦一些钱，够她们去做一次昂贵的旅行，因为这个姑娘看起来太疲倦了，让她和孩子们到国外去享受享受会有好处，精神焕发起来，而我自己又全力以赴忙于工作也顾不上。不管怎么说，在我们的关系确实不太好的时候，总得有人去安慰安慰她吧。

旅行？在一个失忆症加速流行而人们失去方向感的时候离开家？难道这不等于把家庭给谋杀了吗？他妈的我母亲心里到底装了什么鬼胎？我失去了孩子们，这是不是她的罪责？

那个苍白的脸变得更加悲伤，而不是恶意了。那个笑容的意思是什么？是在说让海伦带着孩子到随便什么地方去旅行是必要的吗？是为了洗刷掉家里的冲突？是为了在最终的复仇章节堆积起来的时候，把所有进一步的章节从死人那里骗走，除了我孤独面对的而且很容易受伤害的那一章？她不管怎么说曾经还是我的母亲，就我知道的，就只有一个保留条件。我不需要死。不需要让我得到比我已经得到的更多的惩罚。监狱和耻辱，那就足够了。此外，她要让我遭受的罪，要比死亡更敏感，更怕丢脸。是的，她的嘴唇嘟嘟哝哝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那嘴唇很早以前就和类似感情的一切拉开了距离。

肯定有那么几秒钟，我失去了理智。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看到她苍白得发青的脸色，还有干枯的鸡脖子掩藏在我握紧的手里。在那双就要死亡的眼睛里，闪烁着最后一点胜利的火花。就是她的瞳孔里最后的一闪，让我松开了我的手。我听见她喘息着，而且很失望。

在那最后的一闪里有什么？为什么她变得那么失望？那双半举的手是什么意思，一方面好像是阻止我，同时又好像是要帮我完成这次扼杀？她对于监狱和丢脸的暗示，那里包含着这些问题的答案。她要惹怒我，让我杀死她。让我用这样的行动，给我自己的家庭带来莫大的耻辱，还有牢狱之灾，那就是她最终的复仇。

所有这些，都是我从你半举到脖子边的手势里读解出来的。我只能希望，它们是在撒谎。

但是，摆着我母亲宣告胜利的灵床的场景，又包含更多的含义。不管怎么说，她确实希望饶恕我一点——我不需要死。这个受尽折磨的女人为了她自己而渴望的结局，是要我来接受的。我的手要和她有一种亲密的接触，而这种亲密在我们的生活中是被排除掉的。很可能，我们从来就没有像我的手卡住她脖子的时候那样亲密的接近过。

不过，这种亲密就像一个梦一样是不可靠的。我看见我站在那里，看着我自己的手发怔，就好像我自己以前没有看见过这双手。让我感到绝望，或者感到有罪，或者感到恐惧，这是不是恰到好处？我只能说，所有这一切其实都跟我无关，没有一点关系。瞧瞧我的手。最奇怪的就是这些手指，根本就不具备什么感情，但是对于她揭露的事情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为什么它们会是这样忘乎所以，就因为她暗示说，她已经把我的家庭给一扫而光？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这种事还能给我带来那么大的痛苦吗？最震憾我的事情，看起来其实是她企图偷窃我的复仇。不过她没有成功，没有能把复仇从我的手里夺走。

谁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这条船真算得上指挥复仇的一个总司令部。在船的每块木板上都能闻到不妥协的气味，你摸到的每样东西都会冒出静电的火星。在外面的风景里的那些变了形的树都是敌人，都是从这个没有耐心的船舱里定位的。但是在这个船身里，对我是不是一个复仇者还是有一点怀疑。这条船和我都不能确定，我们是否互相认识。也就是说，我实际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这是涉及到和混乱的一次会面。我在医院里呆了几个小时之后，刚在汽车里坐下来，打开了录音机，显然是要录下来我对这次去医院留下的印象。我的嗓音压得很低，所以都难以听清楚了。你来之前我还听过这盘录音带；我想每天我都要听好几次。在我来得及录到我这次去医院的事情之前——如果说这就是录音的目的——我停了下来。为什么汽车的点火钥匙插在打火开关里？我会是就这样把钥匙留着离开汽车的吗？或者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汽车？录音带里就沉默了好几秒钟。然后，我的声音又回来了，是微弱的，还有点沙哑：我不知道我是谁了。只知道我看来是个被某个陌生人操纵了的人，而这个陌生人声称自己是我的母亲。我既不知道我的名字，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甚至不能肯定，在医院里的这次会面是否是真的。也许我是靠在驾驶盘上睡着了——我突然想到，某些有关我们最近的亲人的脆弱的梦境会感觉比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真的经历过的事情还要真实。有那么几分钟里，我就直瞪瞪地看着外面的一片混乱。我其实什么都不是了，不过就是录音带上那个困惑不已咕咕哝哝的声音。很多汽车从旁边驶过，从无意义开来，开进无意义中去。房子就和那些面孔一样疏远，飘过咕咕哝哝的声音。过去的历史从堆满了垃圾的垃圾桶里散发出臭味。而在这所有一切之上的，是狗的疯狂吠叫。这叫声肯定是我一直就知道的，不过现在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叫声充满了整个城市的上空，到处都是，也进入了一切事物的里面。我能够瞥见小群小群武装良好的团伙，一会儿在这里出现，一会儿在那里出现。我也可以看到游动着的人们的大腿，就好象是在逃跑中活动着——不过这种逃跑既不能从这个地方离开，也不知道要逃向什么地方。

我明白了，这个结构化的现实只存在于你的眼睛和头脑里，不存在于外面的世界里。它们的模式为人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典范，使得这样的存在可以操作——它们都是伪造的，这样就可以掩盖各种交易的状况。而在那里只有一片混乱。

于是会听到录音带上有一声嚎叫：——“难道那些魔鬼已经……？”它的含义要过一会儿才会清楚。我一直被某种怀疑折磨着，我怀疑他们已经把我排挤出去了。是不是我自己就在一场复仇的中心？我嘴里又苦又甜的味道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剩下的敌人可能已经联合起来，要试着一起清算我，而不想等得太晚。而那个“家庭”可能对比我给他们带来的明显的不便，已经评估了我现在还有多少价值，疲惫地点头同意了。

在录音带上，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有很长一段只是些不相干的闲谈。然后，我好像又振作起来，试着把事情搞清楚。我当然是在什么地方有自己的归宿的。也许我根本没有被排挤出去。我只不过是有些蛮干。我离开我的复仇基地肯定不止四个小时了，或者随便它叫做什么基地吧，所以我失去了对所有事情的定位。现在我必须冷静下来，要靠思辨找到自己前进的道路。首先要搞清楚的：我是谁？在什么地方找到我的身份的支撑点？护照吗？不行。我的钱包里也没有任何东西。不过在汽车的手套箱里有我的驾驶执照。汽车的手套箱！对啊，我叫做弗里德里克•史迪恩，我出生于一九六一年。这真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开端。驾驶执照上的照片当然也是对的。我看上去不会不是那个样子——显然我也不敢让后视镜里照出我面孔的碎片，以便确认照片上是不是我。可我现在住在什么鬼地方？我在做什么鬼事情？我去翻汽车里的地图册。还注意到我的手指在发抖。不管怎么说总有点线索吧。我运气不错，一翻开就翻到了范尔莫德郡。不，不是什么运气；是地图册的书脊上正好在这里有条裂缝。这页上有一个红笔打的叉，在沿着一条湖岸线的缩进的地方，还还画着一个潦草的小图案，像是一条帆船。地图上标的名字是深水湾。我记不得以前是否看到过这个地名，不过到这个地方的距离和汽车上的旅程表的数字多少倒是对得上的。那肯定就是我的家了。当然，前提是这辆汽车确实是我的。

不到一个小时以后，无论如何，我就到了这条船上。一点没错，这里一直是我的家。包括外面山坡上的那些橡树，有战地日记，有所有我的东西。不过还有漏洞。要是这么多年我都把这条船当作了基地，我怎么能对付得了冬天的天气呢？这条船的船身经不起冰的磨损，不可能留在冰封的湖水里。难道我会是守在一条冬天拉到岸上用篷布盖着的船上？那我怎么等抵挡冬天的寒冷呢？或者我敢上岸住到房子里去？那就要冒险了，可能某个早上醒过来都不知道前后的事情了。我可以重新建构起围绕着我的好像很真实的生活的很大部分，但是最后总会有什么地方是对不上的号。

我是不是总而言之被排挤掉了，现在又想方设法占据一小块现实？我会不会是把我自己读进了另外一个人的日记里，成了那里的一个生活片段，或者在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环境里为自己看出了一个框架？我作为一个经济师的经验又是否定这种情况的。这种经验把我和这个工作的地点联结在一起。

你的怀疑的表情是在说，你不太相信我在经济学方面有多少专业知识。就好像什么人还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号称自己有工作能力一样。谁能好到哪里去？在失忆的年代，谁都不会有一份什么好履历的。我也不会是比很多其他经济师更差。

无论如何，我再也不会冒这种风险了。在干这一行的人里面，没人还冒得起这种风险，付得出这种代价。医院说是我母亲的那个女人，我听她的话听了太久了。全部的结果就是我开始怀疑，在我认为我过的生活的背后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我已经留下了我的生活，大致就好像你在船尾的影子里看到的一条梭子鱼，事实上游在它表面上看见的身体的旁边一点的地方。

我过的是一种虚假的生活吗？

这个问题也录在这个带子上了。当我借用你的清醒的眼睛去看待这所发生的事情，就会有一种洞察力强行地落到我自己身上。没错，我其实已经很久就生活在我自身之外了。我一直相信我是在根据我的条件计划和执行一个伟大的战役。我有没有说过，这其实很符合我抑制着的自杀冲动——我是按照自己的条件挑起这场战争？我的条件？你强迫我去认识到本来我实际上一直应该知道的事情：除了市场的条件，其实没有任何其他的条件。而我保守秘密的所谓复仇，还相信它会打破某些不可言喻的法律——那曾经是不可言语的法律。我的精心伪装的复仇，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推进，越来越深入到敌人的国土里——其实在我对手的思想里这不过是长久的入学作业而已，别的什么都不是。它其实一直就在我的眼前，但是又是在我视野中我自己不能理解的一个部分。我是在碰巧拿到手里的时候才突然看明白这一点的，正好就像你让我注意到的那些切成片的奶酪，它们一直在我眼前，在厨房的案台上，可我之前就没看见。我其实自始自终就活在我的生活之外，还没有一点疑心，还说服我自己，我可以一直保持自我。我的生活一直只是长久的对市场的适应调整而已。

而这个“家庭”就像画像上我的那些先祖一样笑着。就好像他几乎一分不花就让愤愤不平的农民同意了他开出的条件的时候，他那种开心的微笑。我是不是也让人一分不花就真的站了出来？

混沌世界肯定也会有一种经济学的。我为你勾画出来的蓝图，依然还是可以用得上的。我不是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说一个不受限制的市场吗？在这个市场上，你会毫不犹豫地抓住你认为长久以来不公正地不准你去拿的东西。我不是也一直在设计一个开放的生活模式吗？这种模式会让那些被抢劫被侮辱的人有可能当一两小时的王子。我不是还谈到了一个经济舞台吗？在这个舞台上，演员可以随意用任何手段去报复，可以去捅穿那些刚才还占上风的对手的肝，没错，还可以从那些疲惫的跨国公司巨兽身上割下他们的肥肉，只要他们还挡着路不走开就割。不过，在这个舞台上，就在极好的复苏阶段中间，资本也可以来抢夺雇员们靠斗争得来的工资增长或者行业赢利。就好像我们卷入了无穷无尽的连环仇杀，在这种恶斗里你连一记耳光或者对方占的一点便宜都已经忍受不了，你都不敢冒险放过任何一种感觉或者去承认任何错误。我打倒了一个不知名的竞争对手，然后记录下来这次胜利，好像他也参与过对我的迫害。我甚至都来不及享受胜利感。因为我已经越过他而又向前跨了两步。是的，我担心的是我不收一分钱就参加了。问题也是这种恶斗是否到此为止。

我告诉你的事情，当然就是有关复仇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根本也不需要提什么过去的不公正。复仇本身就足够了。我和一起比赛的对手之间的区别，不过就是他们根据规则来比赛，而我不是，我完全不想那些规则，我就重新发明一种比赛。

不过，只有在重大的利益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演员才有吃人的自由。资本并不能自由地去掠夺劳动力。而所冒的风险，在股票市场上像惊吓得马一样跑得越来越快的赌博投机，只要有一种内在的安全还能认可它，就能够照样不变地继续下去。“家庭”已经为大起大落的波动设定了谨慎的但是也无条件的界线。但是这么做了以后，也是为防止混乱设置了路障。事实上是我们唯一的保障。只有这种偷偷摸摸地发出信号的兄弟手足关系，带着它伸出去分布到国家机器、工人运动和工商界最边远界线的分叉，只有它能在国际赌博投机中搞定赢钱的倍数，只有它能在这里和那里为自己买到必需的协议，或者威胁这些协议，这样的话，类似前后情况和发展方向的事情就无论如何还能挽救。只有这种同伙关系，本来是我以为我最厌恶的东西，没有其他东西让我更厌恶了，但只有它是我的保护，可以对付混乱。那么要交的会费该怎么说呢？这个就别多想了，就得把自己扔到自己的脑后去。

不过，“家庭”无论怎么说还是保护我的，帮我防范自己的想法。为了这种小规模的动力，为了一种有着好想法、有生命力还能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变化的能力的事业，我已经斗争过了。我开始明白，人家让我留着，是把我当作一种宽宏气氛的标志。要是我坚持得足够长久，那么他们也会让我看出混乱的局面，猜想到我的思想的延伸，那是一种猎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自力更生小团体会到处转悠寻找猎物，都卷入到一场残酷无情的所有人跟所有人斗的拼搏里，在越来越不可理解的经验堆积起来的垃圾堆里全都迷了路。我是不是都不认识自己的经验了？不过我当然认识这些猎人吧？我也确实能认得出狗的吠叫啊。都在嗅着血的味道。我也能认识那些帮着驱赶猎物的人，能寻找的猎物的线索。我是不是终于看明白了，对付混乱，只有一种保障？

他们引导我，是那么小心，那么无情。

在我努力尝试去理清头绪，把这些互相往死里整的可能性和问题搞清楚的时候，我在身后就留下了这些空空的威士忌酒瓶。可是，看起来是和你谈话之后，我才第一次真的完全搞清楚了。很多事情，我本来早就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现在突然有可能看明白了。

也是现在，我突然想到，我其实还有一两份有关孩子的小文件留在手里。我“母亲的”有关那次旅行的消息，不应是什么意外的令人吃惊的事情。我这里有最重要的文件，是一封信，里面还有一张拍得很糟糕的照片，拍的是孩子们站在一个旅馆前的花坛里：女孩子大概是七岁，男孩子大概是五岁。信上有几行字，签名的是雅尼克，信的内容是说明我寄给孩子们的零花钱是怎么花的。信的最后是这样结尾的：我们非常想念你。邮戳已经看不清楚了。曾经有人在照片的底部写下了什么字，是我的笔迹：为什么我不想念他们？

我不知道，说是我母亲的女人讲的事情有多少真实性。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一个总想复仇的人，不得不在复仇的道路上留下越来越多的自我。曾经在她身上的母性的那些东西，她早就扔在了身后了。我开始意识到，我在自己出人头地的计划里已经取得的成功，其条件其实是和她一样的，就是说，除了有钱之外，我们在其他一切方面则是越来越贫穷。我把我仇敌的愤世嫉俗的心脏都给挖出来了，铺排在这个烤肉架上烧烤成美味，饱餐一顿，借此抢夺他们的力量——完全出乎意料地大获成功。我事实上都不用照镜子就能明白这一点。我能从我板着的面颊上就能感受到这一点。我利用了他们的帮助来确定我自己。我自己也就有了和他们一样的光板面孔。为了就是到头来可能还要把它们扔掉。

没错，我把我自己留到了我脑后。我把缺少的东西添加到了缺少的东西之上。是我把缺少的东西本身留在了我的身后。

我剩下的东西里，还有一本旧的日记。是一个陌生人写的。我读到，在我童年的时候，我是一个热心的蝴蝶标本收藏家。这对我真是很陌生的事情。自然对我再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我真的有过这么强烈的好奇心吗？而且丢失了这种好奇心我自己居然还不知道吗？其他那些我热衷的事情呢，也是这样吗？我注意到，当我触及到听莫扎特音乐的狂喜体验的时候，你那副感到很困惑的样子。也许你是对的。我的音乐经验我早已经扔到脑后去了，也许主要还是我最强烈的音乐经验呢。但是，我已经把所有过去一度是我本身的东西都留在身后了，对吗？要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坐在这里的这个人，不是靠手套箱里的什么身份文件来帮助确认的。这个能找到来这里的道路，还把自己一块一块地扔在身后的人，显然也有能力把他的孩子们都给丢掉了，还会掐住他母亲的喉咙，而且那种心不在焉的样子，就和他在电脑键盘上敲出销售订单时一样。

要是我至少还能感受到自己缺少什么就好了。

我注意到了，你一次又一次往那条路上张望。你是担心，她随时都会从那个山坡上走下来，还带着大包小包从杂货店里买回来的东西，她一定会奇怪你在这里干什么，赤条条光着身体裹在我的被单里。你的衣服现在已经都干了，所以要说你遭遇不幸的故事，她大概不会买账了。她会站在船舱的门口对我们大喊大叫，手里还拿着从头上解下来的头巾。

你不会明白的是，要是“L”真的跨进船舱里来，开始吵吵闹闹，这里面可要大放光明了。你不会明白的是，要是她在这里面转来转去，先搧你几个耳光，再把你一脚踢出去，然后把我臭骂一顿，唾沫星子都会喷到我的脸上，那时候这里面什么都会突然变得有意思了。对我来说，这个时刻就是女神突然降临到我的行动里的时刻，生活就又落回到该有的位置。我不敢说，这会让我欢天喜地。那种感情用事也许再也不会出现在我身体里了。不过我敢说，那个时候一切就都会改变了。就是呼吸都会变得容易了。

可是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她会突然跨进门槛来，没有任何事情能保证她还会回来。你可以自己等着瞧。如果我把她的名字输入这个电脑——

对啊，我就沉默起来，一时无话可说了。你在电脑上看到的，可以确认一切我害怕的事情——尽管“害怕”这个词本身在我内心里并没有什么作用了。我早已经注意到你的怀疑。那种怀疑就像黑烟一样包围着你。多多少少我也能理解你。你非常自然就会越来越怀疑，因为我坐在这里跟你说了几个小时了，还一直没有去碰这些电脑。如果我真的是在我假装的世界事务的中心，那我应该忙个不停了，一会要敲这个键盘，一会儿要敲那个键盘。可我不过是坐在这里跟你闲聊，就像一个退休无事的人，而全部的业务都是在这些电脑设备里自己处理。

所以，当我心不在焉地靠近一部电脑，把“L”的名字敲入键盘，这部电脑就会在我手上咬我一口。你瞧：我的手背上留下的印子就和狗牙咬过留下的印子一样，这里血都渗出来了。现在你甚至开始怀疑了，我和这条船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也许我是最后被人赶出来的，一个阳痿的人，还总想试着再捅进去。而现在我占据了一个别人的一点生活，自己还没意识到。

我无法要你相信我。要是没有合同，没有严厉的违约制裁条款，没人再相信任何人。就是外边的那些树，它们求助的时候都不会相信我。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自己相信我是属于这里的。是那张乱糟糟没有整理过的床铺让我确信这一点。这个我会更清楚地说明一下。

不过，这里面的全部业务让电脑自己去处理，也许是对头的。看起来电脑都是自己在工作。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它们需要我，只要保持供电就行。它们是不是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生活？不管怎么样，你刚才不是看到了吗，要是你去干涉它们的工作，会出什么事情。

会不会是这个“家庭”真的把我赶出来了？会不会是我剩下的仇敌还是赢了这盘棋？要是这种情况，那么属于他们的也不是最后一章，而是最后一章前面的一章。我这里还留着一盒子弹呢。

在我手上咬的这一口，也许会告诉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我们的出发点是，尽管市场就像脱缰的野马，但是它也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当然能认识到，我们的决定并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签字的人。在我们好斗的意志之间，还会有另外一种意志，一种不可预料的意志。在我们绷紧的面孔里，可能还绷紧了没有什么表情的面孔，而在我们这些认为自己承担着责任的人的心底，可能有什么从来不能承担责任的东西：我们不得不承认，权力会在我们的手指缝之间滑走，但无论如何，我们的手指会在权力上留下指纹。我们当然也会认识到，就在我们中间构成形式的这种意识，能想自己的想法，而且想的方式是我们不能企及的，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会认为，我们还有充分理由具备一定的信心，一定的信任。难道我们不是同类吗？

但是，现在我们就假设，这种微妙的结构已经开始厌倦了决策者们滞缓的目的和模糊不清的恐惧。我们可以假设市场已经开始摆脱它的操作者，就像生产机器也开始甩掉了千百万工人，因为它们再也用不着这些工人了。还可以假设，这种怀有叵测的意识本来要搞明白我们所有的需求，可对于我们的不足却完全不能理解。假设这种神经质的敏感不管任何感觉而开始摆脱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金融家和政治家——只是我们还没有明白，我们所有人全都要被排挤出去。我们中随便什么人就会在手上被这种新权力的走狗咬上一口。

我说过了：它们开始摆脱我们。我突然想到，也可能是完全相反。可能是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先失去了对全局的概览，然后失去了和所有重要细节的联系。同时，我们也丢失了测试在经验的光线里一个章节接着一个章节地出现的东西的能力。这种新的不可理解的秩序，然而也是无所不能的秩序，正在摆脱我们而逐渐形成，要是如此，那也将是失忆的最精美的杰作。

也许，以这种方式，我们根本也没有被排挤出去。我们只是失去了控制而已。也许，自从我身处在发生的事情的正中间，这种情况事实上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

在这本日记的最后有一行诗，明显是从什么书评里剪下来的:“一个没有人带的头盔取得了权力。”

我的周围已经变得越来越荒凉了。我的小家庭已经被删除掉。海伦不在了，这我还可以接受。她其实也太年轻了，不会和我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更糟糕的是一损俱损，孩子也连带着消失了。不过，最后是连……

海伦还是能照顾好她自己的。比较难的是这一对还半大不大的孩子。没有办法去搞清楚他们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我最后得到他们的消息是这封信，不知怎么寄出的，上面横七竖八盖着戳，“收信人不详”或者“发送地址不明”，然后又是“收信人不详”——最后是晚了几个月邮局才找到我，而信里还是紧急求我寄钱。我肯定想尽了一切办法去找到他们，还给那个不详的地址寄出了汇款单，还搞了一个公开的银行账号，可以让他们在全欧洲查到和取钱。我绝望透顶，肯定是试过各种办法，但最后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我注意到你的怀疑。我也看到，当我不巧谈到了绝望的时候，你做了个鬼脸。你不相信我会那么动感情。

可你明白吗，当你什么都感觉不到的时候，其实会是什么感觉？当你内心的空虚是那么巨大，以致于你都喘不过气来，那时会是什么感觉？不，我既不是心碎，也不是悲哀。其实我都忘记了孩子们的样子。实际上我并不思念他们。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思念他们。

不过，你可以想想，假如思念是一种语言的话会怎么样。什么都感觉不到的人，也许可以用这种什么都感觉不到的语言来说话。那个故事是怎么说的，那个有关什么骑士把恶龙碎尸万段的故事，他不巧把蘸了龙血的手指塞到了嘴里，突然他听懂了那些鸟和树叶在互相说什么。他还可读出这个妖怪剩下的思想。我确实不知道，我是不是配当一个屠龙英雄的角色。不过我有那么点感觉，我的特别的感性在这么多年里就一直是密切关注那种新的没有词汇的语言，注意去理解它。我可能是少有的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之一，能听懂这种语言，能用它来交流沟通。

就和神灵一样——对于相信神灵的人来说——神灵也需要中介手段，才能在物质世界里活动，那种新的不可捉摸的权力也需要在感官的王国里有它们的代表。未来的没有面目的掌权者，除了电脑像狗一样狺狺的吠叫之外，没错，除了它们整群猎犬一样的咆哮之外，还不是得在有形的世界里被迫任命这个或那个地方的总领事做个样子。一个能够用冷面对付冷面的人。一个能理解人类语言之外的语言的人。

所以，在这个最后的章节里，也许还是给我打开了一种可能性。这个不可触及的阴谋家，好像是被边缘化了，最后却找到了不可预见的道路，到达了顶峰，越过了他的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敌人，越过了那些打着哈欠看着他败落的黑手党。这是最终的复仇。一个没有面目的权力恩准的赦免证书。

没有面目。

我这里面最重要的地方，不，在整个人生里的最重要的地方，是这个船舱里的床铺，被子都扔进了墙角，还有人睡过留下的凹陷的印子，是侧身睡得样子，还有一条腿向上抬着。这是在我们的谈话里变得越来越清楚的：这是我真正爱过的唯一的人留下的印迹，唯一的我认为我爱过的人。她在这里，像一个密集的真空，也就像留在我身上的那种强烈的感觉，是一种不能清理的痕迹。她跟我断了的时候，带走了她的照片。要不然我没有其他办法来解释架子上那个丢弃下来的银色的照片框。她依然从那个空荡的照片框里朝我微笑，是一种捉摸不定的微笑，不，是一种收敛的微笑。一个没有面目的面孔。为了能够重新构想出她的图像，为了能有哪怕千分之一的机会再找到她，我必须留下这个枕头和床单上她留下的印子。她的身体留下的热量已经散发掉了；但是在这里面无论如何还留下了一点点，不过也很快要消失掉的。我还能找到的，就是床单下面的折痕，还有床垫里凹陷下去的部分，还有枕头上干了的口水留下的一小片痕迹，它们还可以告诉我发生过的事情。

在这个船舱里面，我好像有一个空气的雕塑。它躺在这里用一种我无法解释的表情看着我。那个无形的看不见的身体就要站起来，也许是在疯狂的状态，也许是在绝望的状态，胡乱抓起衣服穿在身上，又把不多的几件属于自己的东西扔到提包里，这个身体是唯一的还具有什么意义的事物。是这个身体，还有那些话，在这里的空气里留下了痕迹。那些话的意思是说，我也出卖了她背叛了她。

这个床铺上她的身体留下的痕迹，这里面的空气里她的话留下的伤痕，是最后的我还在乎的事情。但是，当我盯着空空的枕头，空空的床单，这里的空气，我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我绝对是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我还拥有的感觉就是这种虚无，而不是思念和悲哀。

就好像她突然听到了一声什么召唤，而这声召唤其实是用一种没有语言的语言。就好像她听见了我试图和鸟和树叶在说什么。于是在绝望和恐惧中，她就离开了我。

可我也急了，不能控制自己。她不能就这样从床铺上爬起来就走掉。她的咖啡杯子还在这里呢，杯子打翻了，杯子边缘上还有她的唇膏留下的印子。她不光给了自己时间吃早饭——她还站在阳光下给自己涂唇膏呢。她当然也应该给我机会说清楚呢，让我可以小心地把话装到她的脑子里，能在那里生根，慢慢影响她。

你怀疑这点。她完全可能是吃过早饭以后才明白的，或者认为她自己明白了，所以也根本没有给我时间给我机会让我说清楚。这你当然是对的。不过其他事情也可能都是对的。那个皱巴巴的床铺证明她一醒过来就走掉了。那个翻倒的咖啡杯子又说明她是早饭吃了一半突然走掉的。那么那个空空的照片框呢，它说明她一点都不匆忙，连细小的东西都没有放过。事情的前后背景都没有了，上下文都不存在了，那什么解释都不可能放在首位了。

那么这些威士忌酒瓶说明什么呢？你的目光在问这个问题。我难道没有告诉过你吗，我是怎么手里拿着一个酒杯，开始明白了这个“家庭”用什么强制的手段，指导我去看明白对付混乱局面的唯一防卫方法？而且为什么现在会增添了那么多的烦恼？要不是实际上有一种更加不可企及的权力在让我慢慢适应，那又是为什么？要不是我及时出售我的灵魂，卖给了不管我们现在怎么称呼的这个超越人类之上的没有面目的什么东西，那又是为什么?

你用那种样子看我的时候，我身体里都会感到刺痛。这还不仅是因为我注意到你根本不相信我对这个事情过程的说法。而且你认为我在利用你，把你拖在这里是为了让你帮助我弄清楚我自己的麻烦事，也许那么贪婪地吸取你的经验，以致于你自己都认不出来那是你的经验了。你难道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交易的问题？你今天晚上也许知道了不少事情，特别是有关你自己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有我能看出来。可你回报的是什么呢，只是把你的眼睛总往外面的路上瞅，好像你时刻都准备撤退。是的，实际上你最盼望的好像就是我快点说完，这样你就好离开了。

好吧，想走你就走。我真希望从你这里知道的事情，显然我得等以后再说了。我其实不需要把你留在这里，就好象是一种什么公诉人检察官。顺便告诉你，你的衣服也早干了。你也可以他妈的把那条毯子拿走。别说了，你马上就走吧。你可以把衣服夹在胳膊下面。这里是你的鞋子——虽然鞋子还没干，你也就得这么拿着了。你可以到外面的栈桥上去穿衣服。这里没人会来，所以你也不用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外面又开始下雨了吗？我他妈才不管呢。不过你可以拿我的伞去。没错，你可能需要伞，可以抵挡外面的那个僵尸。要是你上了条小路以后，不管怎么阴错阳差还是碰到了“L”，那你可以告诉她，让她也见鬼去好了。我一个人过得去。你们都他妈见鬼去吧！

欢乐

你真的吓了我一大跳。我正背对着门站着，就没注意到你进来。也根本没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没听见一点脚步声。你是横穿过那块铁门板就钻进来了吗？这手段可不是很多人能有的。

不过我当然知道你要来的。实际上我等了好半天了。不是说人人都有权力有一个辩护律师吗？只不过我不知道要等多久。对我来说，这肯定是头一回。

你坐吧。我可以坐在这个床边上。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你来了我就特别高兴。我需要有人跟我说说话。被关起来的日子我真的受不了。要是我只能自言自语，那我就要发疯一样去撞墙了。我就是这种人，总得弄点什么故事出 来，那就需要有人来听。

我一直是个会来事的人，总要弄点事。我小时候，肯定是因为我会讲些故事，所以还能让我老爹多活了几年。大多数情况下，不论是多让人绝望的事情，我也能靠着嘴皮子就熬过去了。不过，那就得有人来听着，否则我就没话说了。而且脑子就发木，想不出词儿来了。只有我说话 的时候，我才活泛了。

我到现在这地步肯定有点惨。我当然不是什么圣诞节的天使，大好人一个，不过，落到派出所的拘留室里，过去还从来没有过。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坐在这里等着上法庭呢，还是已经被判刑了，等着他们在监狱那边给我找个空地儿，就把我送过去。我甚至都不知道，是我自己捅了娄子，还是我代人受过了，为别人干的什么事就进来了。 电脑不是经常也会把人给搞混的嘛。哦，你也不知道呀？ 没错，我明白得很，给我做辩护也不容易，够你受的。

不过，还是得说说才行吧。我们同心协力，没准就能找到点线索，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得整出个他们法 庭上的人买账的故事。

你已经注意到了吧，这里有些事其实是不想让人搞清楚的。你就是靠近一点点，都会让你感到痛。也是我自己拦着我自己，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扯出来，这你能明白吗？ 就好像那种失忆症，还能让你活得挺舒服挺有面子的。它没准还能把我给开脱了呢。我担心的倒是你要把那种让人痛苦不堪的事情都给找出来。要是这样，就难办了。

要不是这样，我真可以什么都告诉你，让你都知道。因为嘛，不论谁，只要你敢听，你就敢看。就得要敢看。敢看很重要啊，那是我从小就知道的。我老爹喝酒喝得人事不省的时候，也就是我能照顾他。我老妈只会用手捂住脸，嘴里不停地嘟囔，“太过分啦，太过分啦”。然后就让我接过去。没错，这些我都在心里记着呢。刚才我还想过 “我老爹”。那种想法不太正，有点灰色。然后我就得拽住那想法。

我怎么对付老爹，那个是我从他带回家来的一本书里学来的；《一千零一夜》。他要我大声读给他听——他识字还有点难呢。书里面那个女人是给什么以色列国王打扫房间的，所有故事也都是她讲的。那个国王总是很压抑很郁闷。他也借酒浇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那时候就需要有人来救他。那时候就需要那个女人来讲吸引他的故事，就 好像她会变魔术，能从袖子里变出来故事，这样就不会让这个国王抹脖子自杀，或者跳进王宫外的护城河里去淹 死。一个不怀好意的故事倒能让他睁开眼睛，敢看东西。 也还敢活下去。那女人最聪明的是在每个故事结尾，都会答应国王，下面还要再讲一个故事，一个照样吸引人的故事，那这个国王就得耐心等到第二天天黑的时候，才能听更多故事。

我对付老爹的办法差不多也就这样。不过，难办的还不是他喝醉的时候。那时候他总会大吵大闹，比我们其他人想的还要更加“惹眼”。不，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他醉了几个小时以后，倒不那么“惹眼”了，可进了一种又绝望又怒火冲天的状态。我想就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了；我就得等着，等足够长的时间，等他摇摇晃晃走到地下室去，在天花板的钩子上系上一根上吊绳子。就在他站到一个木箱子上，套了绳子要把箱子踢开的时候，我就得赶过去，用我的胳膊去抱住他的腿。我的眼睛就朝上瞪着他看，一点眼泪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就只要把他抱住。直到最后他自己把绳套甩开，让我放他下来，他就抱着膝盖坐在地上，用膝盖支着下巴，骂骂咧咧地说：“他娘的，那你就继续讲吧。”

那时候，我就得抓紧机会讲个故事，告诉他这个家现在真是倒大楣了，而且倒了楣还没有人明白。这是一个比烧酒还苦还辣的故事。他就坐在那里听，像一个小孩子， 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

我可不是饶恕他。我讲故事，他就差不多知道，我讲的其实是他。那时候他就敢看得远一点，越来越远，就能看到我编造出来的事情。最后，他就好像看见将来了，他就不那么绝望了，反而感到轻松了，差不多高兴起来了。虽然这个故事里其实有一点黑，他还是能高兴起来。

有一次，正是他在这种寻死觅活见了鬼一样的状态的时候，我给他讲了个故事，讲得清清楚楚，简直就可以跟 玻璃一样清楚，甚至能把手指都划破了，他听了就把拳头 狠狠砸到墙上，嘴里还大叫着：“没错啊，这才是说到点子上了！”

然后他就可以再活几天了。

最要紧的是得吊胃口，正讲着眼下这个故事的时候，得让他先偷看到一点下个故事什么样子，这样他就会感到很好奇了，就想知道下个故事里会有什么好玩的事发生。 这样他就不会太着急去系紧那根上吊绳，相反，他会给我 时间，让我来得及冲到地下室里去，直到他再骂骂咧咧地说：“他娘的，那你就继续讲吧。”

我先什么都不说，让他急得干瞪眼。等到我们都坐在 那里没一点声气，静了足足有一分钟的时候，他就会开口 了：“我可以听啦。”

然后我才讲故事。

是啊，我可以看得出来，你有点不相信的样子。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有这记性。要是我向你保证，我实际上 就是能看见这些事在我眼前，那也没什么用的，你还是不相信。老天爷，尽管都过了这么多年了，我还看得见，甚至还能一摸就摸到这个老头子呢。可你还是不信我，是不是？那你他妈的见了什么鬼，为什么还来找我呢？还指望 我能“回忆回忆”——这不就是你这种人常说的话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别动啊，再坐下吧。你不用发什么火啊。我明白，这件事是很敏感的啦。可你以为呢，我该怎么觉得呢？除了我，还有那些跟我一样被抛弃的人呢？或者说吧，那些被唾弃的人呢？失忆症有时候还他妈的真管用，在你不太愿意记住什么的时候，它就用得上。比如说吧，在你不太愿意记住另外那个瑞典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和其他你们看不见的人一起住在瑞典的时候，那就管用了。你们让这些人存在，可他们却过不下去。就好像这些人又活着，同时又 没活着。这种人只会越来越多。

你们已经把身上的过去都抖干净了。而你现在还把希望放在我身上。当然啦，你的意思是说，在我们身上，也应该能找到什么过去的东西吧。我们要把身上的东西抖落 干净可不像你们那么容易，所以，我想去记住点什么事情的话，也许还能有点戏。

你没说到点子上。很可能我脑子还剩下了这样那样的东西啊，特别是那些打了烙印的东西。不过，也不是说我能讲我记住的东西，不是那样的。是我讲故事的时候，我才能记得住。我要说的词儿，全都是从那个我够不着的地方跑出来的，怎么会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它们会钻所有的空子，又从所有弯弯绕绕的路上逃走，能够找到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什么东西。所以，是故事为我记住了东西。

不过，还得有人在听才行啊。

现在可是你坐在这里，睁圆了眼睛等着呢。你盯住我的嘴唇等着。你要我帮你看到什么事情呢？也是帮我自己壮起胆子去看？行了，什么都别说了。你先得听我把故事 给说了，听听那个残酷无情的语法的故事。什么事都是从那个开始的。当然也是说，从我坐到这里开始。不过我想也是因为你到这里来了。对的，我怕那种残酷无情的东西有一点点是在你的眼睛里，而你自己还不知道。

就看你能不能扛得住了。有那么难理解吗？

你们，你和其他那些人，都很滑稽。你们只要忘记了就心满意足了。要记忆有啥用呢？记忆都他妈是烦人的， 还是死皮赖脸缠人的，只会唠叨不停告诉你，这件事过去是这样子的，不是那样子的。那些发生过的事情多半不是你们想要的事情，不是你们觉得眼下正想要的事情。所以你们就认了失忆症，同意让你们可怜的生活给挖掉一大 块。然后你们就可以坐在那里，脸上空空的什么都没了，嘴里还要嘟嘟哝哝骂骂咧咧。

没错，也就是今天晚上，你倒不那么麻木了。现在要紧的是对付出了的事，不愉快的事。又偏偏是你要负这个责任。突然你得让另一个女人记得，哪个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十五分的时候，她干了这样那样的事情。现在我们是坐在这个蓝色的门的后面，这门还是铁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进了局子了，是我伤害了什么人。或者比这 个还要严重，对吧？这样的话，失忆症就不太方便了，对吧？不过，不这样的话，又会是怎么样呢？

没人做什么正当防卫。除了这个讲故事的人就没别人了。是的，我注意到你又要发火了。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让人注意我，让人觉得我很重要是吧？可这件事不是我自己的事，这是说那个故事的事。我自己什么都不是——在学校里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差了一大截。不过，当我嘴里有词儿可说的时候，我就聪明伶俐起来了。我要讲的故事本 身，真他妈的可比我狡猾得多了。故事里那些词儿比我知 道的多得多，比我看到的也多得多。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唯 一的还敢跟失忆症较量一番的。也许，它甚至还能帮我找到孩子呢……

在失忆症里我和孩子已经互相丢失了！你有孩子吗？ 你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吧？不回答也好，也许这是个最聪明的办法。要是我开始想这些事情，想到自己可能在那片白色的世界里失去了什么东西，我也会觉得有点难堪的。那样的话，我的整个生活就成了一个寻找什么的问题了。

对了，不管怎么说，我是有孩子的。是你让我认识到 了这一点。这让我感到痛苦。也许你说的对，我一定干了 什么事情，是和他们有关系的。

不过，就在所有这些事情中间，总有点什么东西是不愿意让人讲出来的。就在我身上，既有一个大洞，什么东西掉进去就没了声音了。或者这么说，那个洞里的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成一声尖叫，叫的时间那么长，以至于没人能听到了。我不知道。不管是你还是我，不管什么人，我们都是不那么相干的。不过，我身上的那个洞，不是一般 的破损。此外，它还让你痛得要死。要是我能明白，是什 么妨碍我去看，去明白，那该多好啊。

时不时我能看到一丝亮光，那比一秒钟的时间还短。 会不会是一只小手，穿过一个汽车上摇下来的车窗在向我伸过来？也许是另一个孩子，稍微大一点的孩子——那只是一声叫喊，是什么东西拼命要抓住你不放，可是又被拉开了，被拖走了。

我肯定没法直接讲这些事情。就好像人在黑暗里面的时候，你绝对想要看到的东西，你就不能直接去看。那时候你就必须从旁边开始看。

不过，我不能肯定，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非得讲出来。或者有的话到底能不能讲。不管怎么说，我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讲得出。虽然我也注意到你只会变得更加固执，非听不可的样子。你还真他妈非要什么都知道不可啊。

我落到这个地方，也算是那套语法的一小部分吧。我刚才还答应你，我要讲讲那套语法呢。我怎么会被关进来 的，这个你还看不到。我知道的全部的事情，就是这种坐 牢早就开始了，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可能还一直要坐到我 死，只要活着就坐牢坐下去。

这个牢房已经等我等了好多年了。

我说的那套语法，你肯定知道的，不过叫法不一样而已吧，你可能把它叫做别的什么东西。也就是那套语法，让一只脚能跨到另一只脚前面，然后把这个叫做走路。它 能把该说的词儿塞进你的嘴里。是它来决定谁是主语，谁 是宾语。是它现在说，我得坐在这个拘留所里，而你要来当我的辩护律师。

是啊，你肯定在想，这些事我们都知道啊。可你能看得见吗？你能明白，那些语法规则想在我这样的人身上做什么事情吗？

我在学校里学的东西，我当然也不记得多少了。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记牢了——那套语法，一下就进了脑子了。 那门课该叫做语言学吧，不过我还是更喜欢那个真实的名字。语法。它告诉你的不仅仅是词怎么会凑在一起的，而且还告诉你，整个生活是怎么安排的。起先，我还以为语法这么容易就溜进了我的脑子，是因为它让我能明白什么事情，看到那里面冷酷的东西，还包括我原来不知道的东西，这是很有意思的。可能还因为这个词放在我嘴里真合 适，一进嘴就好像融化了，还能像鞭子一样抽你一下。不过，后来呢，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因为我能认出什么东西来了，这东西事实上能把我吓得屎都拉在裤裆里。

尽管如此，这肯定要拖延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明白。我明白了语法不仅仅能在学校黑板上或者书里面把词汇安排好。我的意思是说，我明白了一个词怎么样就可以横行 霸道地压在另一词上，把它掐在喉管里掐一会儿。或者说是一个词怎么样就带着一张催债单就来了，把另一个词压在墙壁上，还挥舞一个套在手指上砸人的铁钉，为的是让你把事情看得更明白。这样一来，我慢慢也就知道了，语法管的事情大得多，非常非常大。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无形的势力，你看不见的势力，它们来决定这个是主语，那个是主语。而我就是一个宾语。那么，表语基本上就是人家不会在事先大说特说的部分。就好像是我当了派对女王 的那个晚上他们想方设法要跟我搞的那种事情。这个等我以后告诉你吧。

我要先讲这边的事，这样你就能明白一点。你可以设想一下，我们是坐在一个普通的破旧的教室里，可能是初二的教室。我应该是十五岁吧。要是你进了这个假想的教室，你就坐到我旁边的课桌后面来，那样你就能看见了。 那张课桌里是空着，所以可以坐。课桌盖板上的那些字他已经刮掉了。他这个人现在已经没了。这也是让我感到恶心的事情。

不过，现在是在上经济常识的课。我是全神贯注在听着；这堂课看来很重要。上课的是个代课老师，嘴皮子动个不停——这我现在能看见。实际上他说的话我还全都能 听见，不过还是没能抓住，差了几分米。就好像你伸手去 拿水里的一块石头，看着能拿到还就是差一点。有另外一个世界跟我的世界就差那么一巴掌大的距离。就在一张写 着瑞典地图的地图上面，还有另一张瑞典地图——有同样的标成红色的城市，有同样的破破烂烂的蓝色湖泊，有同 样的黄色和绿色的斑点。我很清楚，那些黄色绿色的斑点是表示什么，可这也没有用。他们的瑞典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国家，不管我怎么努力，我也从来进不去。那就是语法在挡住我。

现在他们开始课堂讨论了，这也是应该做的。一张张嘴巴都动了起来。我当然也都能听见啦。不过，到底说的是什么，就像是碎片一样从我耳朵边就过去了，到那个我进不去的国家去了。

不过，后来课间休息的时候，我还是能抓住这些话，那时候我抽抽搭搭地讲了他们怎么来带走我老爹的故事。 老爹当然是拼命抵抗的，不过还是被拉出去了，自然就 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长，就好像一条蚯蚓，被什么黄雀用力从地里叼出来。直到他们把老爹抵在门框后面的两只脚都掰开，一堆人手忙脚乱把他塞进汽车。车里的那些人都互相翻滚到了一起。没错，他们把他抓走了。至今我都还没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我马上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真正发生的事。我要告诉你那时候我们还看不到的事。当时我们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个故事，其实不止。

我也没忘记我的老妈，他们抓走老爹的时候，她一声不吭也一动都不动，一根手指都没动。她就穿着她那身破旧了的晨衣站在那里，就好像她根本就没在家。她从来不说什么，也不为老爹辩护，事情变得那么糟糕的时候，她也不敢听。她只想用手捂住脸，以为那样就可以把自己藏起来。我真的可以想象出来，这是一幅多么热闹多么好玩 的场面。

我就坐在二十张笑得扭歪了的脸中间。我就在那里。别说了，你不用说我出卖了我老爹。他们早就知道，什么都知道。要紧的是你怎么讲这个故事，是讲故事的方式才算数。如果我讲得好，他们甚至会明白，也就不会只来嘲笑我了。能讲这个故事让我真的很开心，开心得要死。那是一种欢乐，充满了整个校园。所有的孩子，还有那些树，还有那些地上的碎石头都乐得闪闪发光。在我的校园和他们的校园之间那堵薄薄的看不见的墙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互相太接近了，我就讲啊讲啊，感觉我的脸都要燃烧起来了。而他们别的人就大笑，就把武器都放下了。我已经成功了。我已经找到了能放我进那个世界里的表语。当我讲故事的时候，就有了欢乐。欢乐就能找到路了。

后来我就注意到，我的成功其实并没有改变什么，什么都没有改变。当我想跨入到他们的谈话里去的时候，我撞到了那堵薄薄的把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分开的墙，我就 撞到了那种笑脸，让我感到很痛苦的笑脸，因为它是不想 让你注意到的。要是我能找条缝隙钻到他们的瑞典里，在他们中间小心翼翼坐下来，那么这把椅子会不会变成了那把椅子，而我也自己也变成真的了呢？需要的就是往那边跨一步而已啊。可为了那一步我甚至找不到什么词。

可这个教室以为它是知道的；我从来找不到那个词。

是不是这样，就等着瞧吧。

不过，“后来”也是另外一回事。也是不久前吧，我让那个弗雷德——在我们上课的教室里，他坐在我前排的 右边——我让他在我的故事里当一个警察的角色。我加了 一点，也修改了一点，这样他就可以进来占据一个位置， 还可以多一点内容，不过他们都以为他们能认出他说话的口气，也可以在空气里用鼻子嗅出发生的事情。他们都笑 了起来。大家都笑，只有一个没笑。

他已经开始盯着我看了。他不能接受吗？就不能让我 得到一汤勺的成功吗？是他看见了，那些人平常对我是多么不客气。一两年前，他自己也受了人家欺负，甚至到了 自己想寻死的地步。那是在他迫使那些人也不得不尊敬他之前。其实也不用做什么，就在有个家伙正要欺负他的时候，把那家伙的耳朵揪下来就行了。

偏偏就是他不能明白，这点特别让人伤心。他自己那么脆弱，也那么敏感，好像有狗一样的嗅觉，对于别人的心思一闻就能知道。他真的太像我了——他要是听见我这 么说，肯定会更加恨我。我把他拉到了我的故事里，也是有意的，偏偏要把他也拉进来，这可能也是我说的那套语法的一部分吧。对于像我一样的人，这套语法会制造出陷 坑来，而我还抵抗不住诱惑非要往里跳。不过最糟糕的事 情不是我把他拉进了我的故事里面。他也明白了我其实是爱上他了。他明白了其他人早都明白的事情。而这对他是 不能忍受的。我真愿意请他尽量原谅我。不过，这只会让事情更加糟糕。他的影子已经黑黑地笼罩在我要给你讲的故事上面了。

这间教室的四堵墙之间的语言，意思是说它知道我将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它会说，你就抵抗吧，那你就会像地里的蚯蚓被拉出来的时候一样被拉长了。那有什么用？ 在这套语法里，在这套友好地对你表示冷酷的语法里，每个人其实都有个确定的位置。还会占据这个位置不放。

这套语法肯定在我说的两个国家里都可以用得上，不过，只有在我的瑞典，它才是看得见的，才是可以感觉到的。而且还能决定，其他什么都没用。这不就是社会学课程吗？不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翻看的那本破烂小册子吗？不过，这样的社会学其实有两门；其中一门只不过是从另一门那里跑出了格一点而已。在我的社会学里，肯定有同样的国会，有同样的报纸，有同样的投票权——不过它们并不存在。而且，最典型的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在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就算发生了吧，但也不能算数。也只有我们这种在另一个国家里的人，才能看得见，才能闻得到，才能感觉到。

看起来好像你难以理解这些事情。你很肯定，认为你们那些住在你们那个瑞典的人，对我们这些住在我们的瑞典的人是尊重的。可你还是直接从我们中间走过去，甚至 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

是啊，这让你有点生气，脸都绷紧啦。难道我们不能投票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做我们能做得了的事情吗？难道我们不能得到法定的电视娱乐吗？人这么问的时候，心里也已经有了答案了。不过，我们投的票都 落在投票箱子的外边了，而我们自己也都落在我们的工作和社交圈子外面了。是啊，大概你也根本感觉不到，你们一直在打断我们要说的话——你们甚至也听不到我们正在说话。就算是我们上了电视，我们也不会被看见，不会被 听见，无非就是那个屏幕里耀眼的色彩和热闹的声音之外 的一点点微光，一点点非常非常微弱的声音。

我们甚至都卖不出去。

不过，尽管这是有关那套语法的事，我还是要坚持讲下去。也就是说我的故事不害怕这套语法。我的故事总能 超过它一步。最让人惊讶的事情，是我的故事能让语法做 它的女仆，强迫它也跟着走，还帮着弄出点什么事来让人 看看。既能看到人是怎么样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也能看到语法本身是怎么做的，怎么指挥的。

但是，讲故事的这个人，不可以是任何人的女仆。我还没有给你看过吗，我用来记词的那个小笔记本？那就是 我潦草地记一点所谓“语法”的地方。你瞧吧——我先写个句子，一个我在图书馆里找到的句子：我不服务。我知 道，它听起来有点老掉牙的口气，不过这是我学会的最最 重要的事情了。

有个特别的故事，一个比起其他故事更要厉害点的故 事，一个特别的章节吧。我知道有这个故事，不过眼下我 找不出来。在那个章节里，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亮了，椅 子就正好是椅子，窗户就正好是窗户。那个章节里，也有孩子，一个会亮起来同时又让你感到痛的章节。眼下我找 不到这个章节，不过我能想得出，我怀里怎么抱着一个小 不点的襁褓，还有一个是大点的，像大黄蜂一样爬到我的 膝盖上来。他们盯着我讲故事的嘴唇看。在孩子们和我之 间没有任何隔膜。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真的 在那儿了。我们就坐在欢乐中间。我们不是在欢乐外面。

你能明白吗，看到这些事情，会让你多么痛苦？不是啊，这不是记忆啊。我眼前就看得见啊。而且我明白，有人把整个章节的故事都从我这里偷走了。

现在你算明白一点，把我关进来的是什么事了。你不知道的是，是什么给了我力量去抵抗。我还能顶嘴。我们这些在另一个国家的人，我们也会变得厉害的。我也觉得你不会知道我内心里的声音，那些没有得到语法的许可就出现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是我本来应该被关在外面的那些声音。这里我们就有了我们必须小心的机会了。我会告诉你的。

实际上，我从哪儿开始说都可以。每个故事都在另外一个故事里是扎了根的。就好比一个人的生活其实是从另一个人的生活里开始的。你只要把那个先冒出头来的马上抓住，然后把它给拉出来。所有的故事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个讲故事的姑娘就知道这个，那个讲一千个故事的姑娘。

我的生活可以说是从我老爹那里开始的。当然也是从老妈那里开始的，不过她总是溜走，也是从我心里溜走。我是从老爹那里得到这些韧劲的，苦日子也会熬。

一个这样的该死的铁门，曾经是要把我老爹给关在里面的。我刚才也说了，他们到家里来把他给抓走了。至少在那个写什么报告的人看起来是那样的，抓走了。

现在我得给你讲讲那是怎么回事了，有人说的不是一回事，还盖了批准戳子，那我得讲讲到底发生的事情。他们是怎么想办法把老爹给弄走的。那么同时呢，我也可以 告诉你，我认为事情都是怎么凑一块儿的，而且还没人看得见。

在我记词儿的那个本子里，我写下来过一个最能打中 要害的词：交流管。你记得这是什么吗？你就想着两个装 了点葡萄酒的酒杯吧。我往一个杯子里多倒点酒的时候， 另一个杯子的酒也会多起来。尽管它们既没眼睛又没耳朵，可它们互相能明白。人也可以是这样的。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我想给你讲的事情，还没说就已经到你肚子里 去了。所以你就明白了。

那天清早，一个平常的清早，有人按门铃，按了又按，不停地按。我爬起来，一边还打哈欠一边开了门。外面站了五六个人，都摩拳擦掌要抓人的样子。有两个是穿警服的，其他人穿便衣，不过意思也是说他们是警察。有人拿起一份文件，也完全明白老爹在家里，在他们把这个破房子翻腾个个儿之前，他们已经是满头大汗了。派他们到我们这个瑞典来办事的时候，他们总是跟见了鬼一样， 紧张兮兮的。

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交流管。他们以为有 权有势的人可以把我老爹拖走，还不要付任何代价。

所以他们就带着警犬进来了，还有警服里和他们的眼睛里跟进来的冷气，对那个床垫上睡着的人喊叫“起来起来”，这人今天偏偏还病得不轻。“起来起来，跟我们到派出所去”。

他们又是拖又是推又是撞，要把他弄起来。他拼命抵抗，就好像这个没人要的破房子还是他舍不得的家。要把他拖走就好像要拉掉粘住了的口香糖。他的胳膊就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细了，他的身体也被拖长了，所以他们把他的头拖到楼道里的时候，他的脚还留在厨房间呢。不过他们那么拖他的时候，他的身体好像也被掏空了。就好像先是他的声音从一个包里打开了，然后是他的脸——他的脸现在就像一个长长的发光的气球了——最后把他的思想、 他的感觉还有记忆全都掏空了。所有算是他的东西就都拿 掉了，只剩下一个没了名字的身体，甚至连皱纹都没了。

他们没注意到，老爹的身体掏得越来越空的时候，他们自己的身体里一点一点就装满了臭大粪，还有这个破楼里的各种鬼把戏，各种打闹。他们的脑子就有了稀奇古怪 的想法。他们使劲擦自己的脸，因为都认不出自己来了， 嘴里就开始骂娘了。最糟糕的是，他们在这个房子里到处东翻西翻问这问那的时候，他们也开始自己撞自己了。在那些破烂的床垫里，还有空酒瓶和成群的苍蝇里，他们可以找到自己被禁止的生活。认出了通到阁楼上的楼梯，还 认出了自酿私酒的酒糟臭味和发泡的声音。就好像他们不 光到这里来过，还有大半辈子是在这里过过糟糕的生活。

现在他们中间有个人站到了厨房里一个漆皮都剥落的 橱柜前面，还正想把柜门撬开。不过这时候他突然就把手缩回去了，好像被烫着了一样。我可以马上看到他脑子在 想什么，他变得多么害怕：他突然明白了，在破烂的柜门 后面，等着他的是他自己的一块身体，那是他痛死都不想看到的。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发生的。

他们那些问话都含含糊糊的，不过我倒明白了，他们以为老爹和这一带发生的什么谋杀案有关系。那可能是不同家庭之间的算账，因为借债没还什么的，大概就是那类的事情吧。他们其实应该去按邻居的门铃，那他们可能知 道得还多一点。可老爹会和谋杀有什么干系？要说敢杀谁的话就是杀他自己罢了。我真费了劲想让他们明白这个。可他们只会把我推开。一个十岁的黄毛丫头能懂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其实我才八岁。

最没劲的事情，当然是总能在你这里弄出很多屎来， 就算你本来是清清白白的也没用。邻居那里出的事情也会 把屎溅到你家里来。所以，在你家里也能找出屎来。

可现在这帮警察太激动了，所以他们已经搞不清楚一点事情了。看起来连他们自己都要牵连进去了。有一个去按邻居门铃的警察，突然注意到自己的口袋里有一卷钱， 一卷钞票，就想拨拉到门口的软木垫子下面去。可他妈的见鬼了，怎么又到我口袋里了！不过最糟糕的事情，还不 是总有什么东西要把他们也牵连进来。最糟糕的事情我可 以从他们脑子里读出来；他们明白了，他们早就和这里的 事情有关系了。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继续拖走老爹，因为他们开始就 不能收场，也不知道怎么收场。他现在肯定有十米长了， 也掏空了，空到两只耳朵之间就只有一把勺子了。他们每拖出一块，他们自己也更深一步跨进了这个房子的臭屎堆里。不过，这也涉及到所有那些看热闹的人。他们凑到房子这边来围观，还要努力装出自己是局外人的样子，他们已经知道得太多，多到自己都不敢喘气的地步了。等 到门口能看到老爹的灰脑袋的时候，人群里也有很多人伸出手来指着，就跟我学校里走廊上那幅吵吵闹闹的画，里面的人也都伸手指着： 凶手！那时候他们就会看到，他们的指头也会蘸上了鲜血，赶紧要把手藏回到衣服里去了。

警察费尽力气要把老爹塞到车里去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我的意思其实是说他的脑袋和肩膀——因为腿还在楼道里呢，中间看起来就像救火车来的时候拉的水龙带。我对着那张空空的脸说话，可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也不认识我了。

这时候其他警察也出来了。第一个警察说：“我可受不了了。”第二个警察说：“我对天发誓，我以前从来没到这里来过。”第三个警察说：“我们到派出所再把这件事搞清楚。”第四个警察说：“还不如到地狱里去搞清楚吧。我 们还是捂上盖子吧。肯定是地址搞错了。”

他们把老爹扔在人行道上就赶紧走掉了，带走了所有他们不敢知道的事情。老爹的身体就慢慢缩回去，缩到原来的样子。就跟一条蚯蚓一样。很快他就又回到房间里去了，脸也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然后我就给他讲了个够可怕 的故事，他的精神头就又来了。最近的所有蹊跷的事情，所有的威胁和恐吓，就好像一下子全都从这个房子里吸出去了，没错，甚至可以说从这一带整个街区吸出去了。在警察都不敢撬开的那个柜门后面，其实不过是一个无辜的水桶，拖地板用的，还有一个菜汤罐头。

这天，老爹和我都过得非常快活。

至少我们还能够活得快活。因为在外面围观的人里有个穿紫灯芯绒的小姑娘，在跟着大伙人散掉之前还跟我挥手打招呼：“咱俩回头见，就咱俩！”

也没说是什么事情。不过她的影子还是留下了，落在所有要说的话上面；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你可别太相信 他们说的小孩抚养权的事情。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我得和什么人说说。老爹只会缩回去，缩到自己可怜自己的地步，而老妈只会像平常那样摇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求你啦。”

我就是那时候碰到艾琳的，那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奇怪的人了。那是在办事处，是在运河边上的那座带有花坛的黄房子里的办事处。她真的能把孩子带走，她自己是那么说的。我想她是第一个认真听我说话的人，也不会嘲笑你什么，或者要你有一点时间去说什么安慰她的话。我慢慢才明白她，她得花多大力气才能控制得住自己，因为她就是那种说起话来会滔滔不绝的人，说话也没边，还把自己也搅到麻烦的事情里。她比我自己还要像我。不过现在她在认真听你说话。就坐在那里听，一声都不吭，安静得不可思议，这样你就敢继续往下说。她能做到我还不能做到的事情——她会写字。她可以把我们的生活放到那种灯光里，在灯光里什么就都变得真实了。而且她知道得一清二楚，天意对哪些词是特别敏感的，也知道天意会怎么样倾斜，天意会让你明白什么，又不用过分直接地对你说。她教我懂得了“缓刑”是什么意思，也教我懂得了，要得到这么点其实不值得过的生活，需要做什么事情。没错， 它实际上就是这么叫的。

她自己的生活也应付不了，只能应付别人的生活。她的儿子及时就躲开了她。我知道这个，因为几年以后我给那个大儿子打扫过卫生，是打黑工。他叫艾利克。那是个混蛋。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他。不过他自己总能过得去。只要帮他张开嘴，让他开始把他调查的事情说出来，也就足够了。他根本不知道他为失忆症做了什么事情。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艾琳家里，她有点激动起来，因为我这么经常地需要她，她就说：“幸亏我从来没有过女儿。对我来说，这也许很残酷，但对她来说，那就是运气 了。不过，我还有你啊。”

老爹的那种韧劲和艾琳的沉默，帮我度过了你说的那种童年。可他们得到了什么呢？

就跟我说过的那样。一个故事能记住你不能记住的事情。它还能听见声音，是人们才说了一半不到的声音，它都听见了。不过，它对我倒有另外的要求。它要我还给他 们公正，既包括老爹也包括艾琳，还有其他的人。

要给人公正可不那么容易，特别是你看到了太多的时 候就更不容易。老爹也就只顾他自己，才能熬下去。他就跟一颗牙齿被拔掉以后那个空洞里的舌头差不多；就动个不停，歇不下来。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管了。

而艾琳呢，她那么站在我一边，也有点烦人。她说了她可以把孩子带走。没错，就是我。我就成了她不敢自己生的女儿。虽然她其实年纪都够做我的外婆了。她也不那么忠实可靠。她控制不住自己，还会把事情透露出去。她会把自己的儿子都出卖了，只要谁不嫌麻烦愿意听她说，她就把话倒出来，真是太瞧不起她自个儿了。自己就蔑视自己。上帝保证，她太不值钱了，骨头轻得很，有时候还 会飘到天花板去了。你总得值点钱才能进得去，对吧？没 人会让你免费就进去。

艾琳以为我就是她的女儿。我真是下地狱了！我可从来不会出卖我的孩子。我会保护他们，我会用我的牙齿和爪子去保护他们。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就成功了，能把孩子从我这里拿走。他们来拖走老爹的时候，我还能拦住他们，可他们来带走我的小不点和大黄蜂，我没拦得住。这里肯定有什么事情是不对头的。

不过，你当然说得对：故事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对啊，你已经注意到了，好多影子已经落到了我要讲的事情上。你也猜想到了，当事情真的紧张起来的时候，其中有个影子已经在那里了。

那些影子是有主的，主人当然是住在另一个瑞典的那种人，不过他们可以到我的瑞典来转转，能自说自话拿走这穷人们住的地方也还能发光的东西，或者是在神经兮兮的时候故意找麻烦。那个影子就是他们留下的东西。那影子说：你别以为你没事了。或者说：我们还会来的。而且你就别做梦，以为你能搞清楚我们什么时候来，或者怎么来。不管怎么说，你算个屁。

现在你也许以为，在我们这里，在另一个瑞典，你就没救了。其实这不一定是真的。你还是可以讲啊，讲了就自由啦。你不是注意到了吗，连来抓我老爹的警察，也可以让他们撒手啊。

我说到了“自由”，就从你的眼神能看得出来，你觉得那不过就是一个词而已。你和那边的那个牢门，你们以为你们才知道自由是什么，那是你一到牢门铁板的外边就 玩完的东西。你们根本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自由有什么气味。更不知道自由怎么把你扛着走。只有我讲的故事知道，故事能够让那种透明的没有气味的东西真的存在，那就是我说的词。有了词，所以他们就可以缩进你的鼻孔里，还可以在你手指里试验摸索。我要试试给你讲清楚： 我要告诉你，自由给你什么感觉。那是买一送一，在我给 你讲那些影子的时候，顺便送给你的。你不是要听我讲那些影子吗？

所有的事情说的都是那个只有一个姑娘的派对。

我想那是四月里的一天，有一种非常强的光线，能把什么东西都给照透了。你知道的，太阳光把树啊房子啊照得膨胀起来了，就轻得几乎没分量了。你看那些正从土里钻出来的草叶子，就跟六十瓦电灯泡里的钨丝一样发亮。 我觉得我又轻又强壮，就好像我喝了一两杯酒。

这些是不是我事后编造出来的，就因为这和我理解的自由很相配？可我咀嚼回味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的身体里就可以感觉到什么：你还有可能靠打拼解放自己。不对，我不认为是我编的。这些词在我的舌头上确确实实还真有味道呢。

事情可能是这么发生的。

我们班级里有一两个男生好奇地盯着我看，起先也不说是怎么回事。见鬼啊，我今天怎么撞大运了。有什么特别的事吗？他们居然想着请我去参加他们星期六的派对。而且我要当什么……他们居然用上了那么正式那么文雅的称呼——我要当“派对女王”。是的，是真的。他们可能知道，以前从来没人请过我，现在可有人请我了。这回轮到我了。不过，他们不要我对其他女生说这个。我明白了，不是吗？

差不多吧。不管怎么说，邀请已经发出了。板上钉钉一样敲定了。

真是不可思议。突然间我就不是外头的人了。“派对女王”，这些像蜜蜂一样嗡嗡叫的词，会刺人的词，确实有点过分啊，有点甜腻轻薄的味道了。不过，不这么说又 该怎么说呢。虽然我开始的时候可能想到过一个蜂后，还 有所有那些围着她的工蜂，我还是感到有点危险。

我就好像在一团迷雾里转悠，一团幸福的迷雾，浓厚得可以用手指去摸了。老师在讲台上讲课的声音都远得听不见了。不过，我同时还是害怕的。我确实不知道，在那个圈子里面人家是怎么说话的，或者是怎么坐怎么站的。得斜着点身子，对吧？膝盖得并起来。还有，穿什么呢？ 也许穿我老妈那件旧的晚礼服，五年前她就穿不进去了， 就算她试了又试，又拉又撑的，把一个地方的缝线都绷断 了，也没穿进去。那是黑礼服，有点发亮。这还行吧？或者穿了人家还会笑话你？我得像个样子吧，像他们指望的那种样子。

等我到了他们办派对的房子，所有窗户都亮着，灯火 通明。看起来就跟去芬兰的那种大游轮差不多，我肚子就有种感觉，这房子就要起锚开航了，只有现实还会留在码头上。

那是大得不得了的一层楼，甚至比你在街上的时候猜想的还要大得多。我突然明白了，菲列当虽然和我分到了同一个学校，可完全就不是一个社会阶级的。当然我本来 早知道这个。我就是没弄明白会差这么多。

可我现在到了他们的瑞典里面了。

所有男生都已经在那里了，好像吸过点什么了，已经烧得不行了，虽然我还没闻到味。我是头一个女生，至少到那时为止算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在那堆号称吃了停不 下来的巧克力豆里挖来挖去磨蹭了很久。真的他们全都在 注意我，也不算是那种不怀好意的样子，他们对我穿的晚 礼服还点头赞赏，还要给我看他们的唱片。还说我是“独一无二的”，我高兴得脚都好像不沾地了，没踩着那些漂 亮的地毯了。我也算在其他女生里了，但我又是“独一无二”的，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不过其他女生迟迟不来，所有的事情就开始有点让人难为情了。很明显的啦，从你的头发什么的啦弄起，还弄你的拉链。这还不算什么呢，然后就开始变得手重了。那些男生就围上你了，动手动脚的，摸我的头发和胳膊。我 感觉我喝醉了一样，同时又感到害怕。那些该死的女生怎么还不来，都到哪去了？

最后我就不得不问了。

你还不明白啊？你就是这里唯一的女生啊。

我的心就好像一下子沉到一只鞋子里去了。我就小心地朝大门那边溜过去，可他们把我围住了。别走别走，今晚上咱们得好好乐一乐啊。他妈的你以为呢，我们为什么请你来啊？

我真的吓死了，就要跑出去。一直到那时候，我还想我愿意当他们希望的派对女王。也许做那事也行，不过那也只能跟他一个人做。我就开始乱打乱踢了。

有人把我晚礼服后背的拉链拉开了。晚礼服就从我胳膊上被拉下来了。够奇怪的是，我还能感觉到心里其实还有笑声，我还听得出这笑声那么奇怪。我大叫大喊，说我必须走，这声音听起来就像在说：太亮了，太亮了。那些男生就开始大笑，是一种可怕的大笑，就跟发炎了一样的大笑。这回连最后一点美好的东西就都完了。这是一种完 全不同的笑声，和我讲故事的时候根本不一样的笑声。

现在我已经明白他们想干什么了。我就开始认真抵抗 了。有一个男生弯下腰对我居高临下地咆哮：你别在这里演戏了。你他妈的也不是什么处女，不是吗？我们早听说 过你和你老爹的事情了，听够了。

都是他这么说的。那感觉就跟我要淹死了一样。我拼命想叫他的名字，可我已经吓坏了，好像被浇了桶冷水， 连他叫什么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我只听见我自己在尖叫，在很远的地方尖叫。有人扯掉了我的短裤，然后举起两只带血的手指，胜利了一样大 喊：你他妈的也来啦。

我来的他妈的是地狱。我又叫又喊又打又踢。可有两个人死死按住我，其他人就开始脱裤子。

这时候我就听见我自己开始说话了，一种受到惊吓的嗡嗡叫的声音，但也是非常清楚的声音。等到这些词到我嘴里的时候，我立刻就变得又小又强壮了，他们也就按不住我了。那些男生就开始后退了。我就站了起来。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不过发生了的事情就从我身体里像个词做 的蜂鸣器嗡嗡地唱出来了。我就在天花板和地板之间的半 空中到处游动。他们那些男生光着屁股站在那里，裤子都还没拉起来，呆呆地傻看。我就穿过窗户飘出去了，尽管窗户其实只开了一条缝，我也飘过去了。没有一块玻璃打碎的声音。

我自由了。我自由自在地飘。我飞出去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在一块窗户玻璃里看到了我自己：一个巨大的闪着光的绿头苍蝇，是那种你没法用苍蝇拍子打到的绿头大苍蝇，因为它嗡嗡到处飞，到处都有，又到处没有。

到处嗡嗡作响的词就是欢乐：一种大大地收缩起来的欢乐，现在又硬又会旋转，是一种暗绿还能闪光的欢乐， 能把我从这个房子里托起来带走，这房子对我来说真的是太过分太过分了。

就这么托起来，嗡嗡地叫起来，还在窗玻璃里反射出来，还有到了外面的突然的冷空气——那就是你怎么感觉自由这个词的，自由就是那种声音，就是那种样子，就是那种气味，你就是那样听到看到闻到自由的。

不过，问题在于这个故事到底是谁的故事。这个故事最能让谁安静下来，是我还是他们，那些让他们到了自己不幸的边缘上的人？第二个问题是：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一个肯定不是他们的故事，一个太悲惨所以没法记住的故事？

我知道的是，到了那个星期一我就没法去学校了。在我看到那个该死的房子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给挡住了。这个时候整个将来都像一个人背转过来对着我了。但我也不 能回家去，就只能到处流浪。最后我就落到了图书馆。你一定不信吧。等着瞧吧，直到你听我讲大学的事情。不过眼下我是到了图书馆，还没到大学。

不对，这不全是真的。我实际上是去了学校了。但是我走到我们班级外面的走道之前，有两个男生站在我前面拦住了我：“你他妈的别再到这里来了。你还不明白吗，有了星期六的事情，你就别在这里露脸了。”

然后他就说了一个我没法说的词。也许是什么别的人说过的。不过不是他。

这样我才落到了图书馆里，坐在那里一直坐到该回家的时候。我到图书馆去过好多好多次，一直坐在那里，坐到我还敢回家。就是那样我才开始看书的。就是在那里我 开始用我的小本子记事情的。就是这个封面上写了“词” 的小本子。

在我讲的故事上有好多影子在翻筋斗。其中一个影子就是我从窗户里飞出去的时候，连裤子都没拉起来的，他还没忘记这件事呢。就是他，把我弄得最痛了。他站在其他男生的后面一点——他本来就是我们班里个子最高的。他的影子也落下来了，比其他人的影子都长，我要说的故事大部分都有他的影子。他对我的伤害是最厉害的，所以他再也不可能原谅我了。

时间过久了，那个影子就变成了好几个影子。而且我很快也就不再奇怪了，会有那么多的影子愿意挂在故事里面；他们继续伤害人，因为看到别人已经伤害了你，他们都会受不了。一个影子又一个影子又一个影子。就好像是我自己把他们引诱出来的，还不是我自己愿意的。不管怎么说，在有些脆弱的东西地方，总有人冒出来，愿意在那里磨鞋底子。我知道。我碰上过好多的影子了。其中有一 个是非常危险的人。

我什么时候也会成为危险的人呢？这个问题，尽管你什么都没说，我也可以从你嘴唇的动作上读出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这种属于另一国家里的人，我们随时随地都会绝望，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现在你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绝望发作了，把我弄到了这个地方。你怀疑，这和那些孩子有关系。我自己也几乎开始相信这点了。不过，事情 可能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在我的生活里，你有的是疯狂的事情可以挑选呢。

比如说吧，发生过我纵火的事情。你想听吗？那我就可以先说这个，这还不算是什么记忆，不过是鼻子里还留着的烟火味罢了。那个时候我得到的教训，都在我要告诉你的故事里。

这也算不上什么大火，也就是地板上的一两个纸箱子和几堆旧报纸着火了。没错，还有窗帘也着火了。不过房间其实是空的，没什么别的东西，所以没什么危险。有个年纪比较大，也很有派的家伙，站在那里用泡沫灭火器就把火扑灭了，我也用一把扫帚有气无力地帮着，把最后的一点火苗给打灭了。有人按门铃，他就赶紧去开门，是邻近房子里跑来的几个惊慌不安的人，他回答了他们几个问题：没什么事，就是不小心弄着了火。没什么要担心的。什么事都没了。等到搬家搬好的时候，他会告诉他们的。

然后我们就坐在剩下的两把椅子上。外面已经黑了， 房子就我们两个人。白天我们就把东西都打包运走了，装家具的卡车也早开走了。

他用力抓紧我的手腕子，死盯住我的眼睛里面看，要想看到比我的眼底还要深的地方。他完全没有什么敌意，更多是好奇吧。而且也很固执：你干嘛要点火啊？起先我是来一两天，帮他整理东西，清扫灰尘，把书都包起来。我们几乎都成了朋友了。突然我就来这里放火了。放心，他说他不会去报警。他明白，我就是一时失去理智了，没法控制自己了……不过他要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真的要把房子给烧了吗……我明白不明白这些书对他有什么意义？当然啦！这全都是一个阶级仇恨的问题吧。是不是我从前 就从来不可以拿一本书。不过，要是这种情况，那我就完 全搞错了，不知道他其实是谁。

“实际上那些书我很多都读过了 ”， 我 开 始 告 诉他， “就是那些我帮你包起来的书。”他就瞪着眼看我，不相信我的话。

“我还读过你的两三本书，就是说，你自己写的书里面的两三本。”我补充说。

我说“你的”的时候，有些犹疑不决，因为这太有点个人的语气了。不过，要是我用“您老人家的”，可能他就会生气了。对他来说，我们应该是平等的，这对他非常重要。他不允许我感觉我就是一个下等人。

他摇头表示不相信。他真的不敢相信，我会读过他写的书。我用不着这么巴结他呀。

我就把我的手提包拿过来，拿出一张我在图书馆里从他的书里偷偷撕下来的一页。幸亏那一页上还真有一个图书馆的图章，证明我不是在现在替他包书的时候才从他的书上撕下来的。

可你要那页纸到底想干什么？

就为了时不时我还能读读啊。就在这一页上，他就把我的生活也写进去了。这是可以看得明白的。

这下是他完全激动得不能自己控制自己了，他大叫起来，这正是他希望的，他希望有人这么读他的书。就这么读才对了。要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偷他的书，愿意把里面的书页撕下来带走，那才好呢。我明白了他的书！现在他要我告诉他我的身世——对，他就是这么说的：把你的事情全告诉我。他现在完全忘记了纵火的事情。他的眼睛就深深地盯着我的眼睛。就好像你把钉子都狠狠地敲死了，再 也拔不掉了。我也明白了，这是他做事情的样子。

不过，现在是我把我满肚子苦水倒出来的时候了。也不光是我的，他也往里倒了他的一大部分苦水。他不仅是个写书的作家，他还是什么报纸的老板。现在呢，他就和你一样，跟我坐得那么近，我甚至可以感觉到他对着我皮肤的呼吸。他一会儿听，一会儿讲自己的故事，脸涨得通红，就跟一个孩子一样。他说，他一直在找的就是我这样的人。他愿意老百姓能用他们的失望、他们的期待、他们的欢乐来填满他的报纸。他们要用自己的口水来写出这份报纸，或者用他们的指尖，还有他们反射的眼光。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报纸生命。他说话的口气，就好像他还是那家报纸的主编。

他要我把我讲的事情写下来。在我面前的纸板箱上，就在我们喝啤酒的酒杯旁边，他铺开很漂亮的边缘有曲线的纸，不过，等我在上面涂了几行字，我们俩就只能大眼 瞪小眼，失望极了。我刚讲的故事就跟火一样被扑灭了。

句子颠三倒四，就和放完烟火以后烧剩下的满地纸卷一样。我讲的事情是写不下来的。也许我得先学会写字，写得能跟我说话一样。可现在我还不敢。不过，要是我真的去学写字呢。要写得跟我说话一样。或者就好像它们就在我身体里说话。

他坐着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口说： “是啊，我以为你会写呢。”

他以为我会写呢。我得写写我们的生活，写我们所有生活在地狱里的人。我要把读报纸的人抓住，带他们走过这个影子的王国，这个王国还努力想着法子，让人一看就知道是瑞典。

可他对这个影子王国知道个什么狗屁呢？

我和读者还要在每个人面前停下来，不，不是我们要停下来，是他们要拦住我们，先被这个拦住，又被下一个拦住，都要把他们的故事塞给我们，都要洗刷他们自己的责任，都要把他们的谎话塞满我们的脑子，都要把心从身体里掏出来给我们看，让我们能带着走，或者至少先尝一尝味道。我们碰到的所有这些人的故事要串在一起，成为一个故事，就一个长长的故事，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还不行，我不应该和他顶嘴。他相信我，他知道很多地狱里的事情：我们住在地狱里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小角落，一个给自己小心地搭起来的小窝。也许我应该把读报纸的人也带到他那里去。不过，那时我就是显摆了，意思是我把他完全搞错了。那也不会让他感到奇怪，一丁点儿都不奇怪——被人误解不就是他的地狱吗。不过，就在这种误解中间，我又不得不努力去理解。就在地狱的中间，我不得不把地狱给废了。

我看到那个故事里闪现的一点点光。他一点衣服没穿，赤着身子坐在自己弄出来的蒸汽里，他想要跟我说话，要从头说起。我呢，就盯住他看。看他的眼神就好像 是他受到了伤害，可又愿意原谅别人。

我们就坐在那些纸板箱中间，还有一片片烟灰之间，光线是那么糟糕，我们几乎互相都看不见了，他说到了人怎么样从一无所有的地方开始，那个想要说出我们生存情 况的人必须是个局外人。就好像他还是能看到我，在瑞典之外的我的瑞典里的那个我。

这里面总有点什么东西太奇怪了。他固执得很，非要我讲，可讲的东西不就是失忆的年代吗？就好像他愿意我能够骗过失忆症，把什么不可缺少的东西从失忆症里面救出来。可他自己看不见这个东西，相反，他还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说人得活在当下——是过去有过的，但只有那些和我们的此时此地有关系的东西。这个人其实也见了他妈的鬼完全是失忆症里的一部分了，而且自己还不知道。我不愿意说他也是有罪的——这种事情我不信。不过，他负有很大一部分的责任。

最后我无可奈何地说我写不了。我从来也没上过什么 大学，没学过所有那些你要想真的写东西就得学的课。

他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又用眼睛盯住我。然后他说我其实上过了我自己的大学。我在那里已经学过了，这是其他任何人学不到的。

我自己的大学？我啊，我甚至连基础教育的学校都没上完啊。虽然我也可以说我上过学，是那个学校旁边的学校。你现在已经明白了吧，在那个旁边的国家，也有你们那里有的所有东西，只不过是另一种样子，要薄得多，也危险得多，疯狂得多。那里也有一个学校，就在你们这里的真学校把裤子拉链又拉好，还对我说，这下我们就跟你没关系了，这时候，那个学校还会让我继续上学。

可你们的学校没教会我多少东西，最多不过教我感觉到，被挡在外面是什么滋味。哦，没错，你们教我会读书认字了。不过我受的真正教育是我后来才得到的，是在我们这批“外面的孩子”的头上扔下了一大堆什么“措施” 以后，或者是把我们扔到那种老刮风的地方，还给那种地方取了美妙的名字，什么“之家”。我在那里真的学会了读东西，我会读人，也还会读你们叫做“社会”的东西，还会读人的面孔，读人的动作，这样的话，在人家要打我一拳或骂我一句粗话的时候，我提前半秒就知道了。在那个风也更大的学校，我还学会了看人们怎么想，想他们还敢想的事情，还能看他们怎么感觉，在他们对自己拉开幕布能看到的东西有把握的时候会怎么感觉。我们的社会学的课，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转的，不光是说说而已的转法，还告诉你哪些人是说了算的，这些人站在只是选出来的可还以为他们说了算的人后面，还告诉你那些 地方在哪里，而那些地方没人可以知道的。在我们的学校里，你可以得到一张瑞典的 X 光透视的照片。不过我不敢肯定，你是否有胆量看看这张照片。

我相信，弗雷斯叫做“我的大学”的东西，就是这样的更艰苦的教育。

不过，今天我对他的话有另外一种理解。他说的是那个故事。那个故事才是我的大学。那个故事一直比我自己知道得还多，可以每天教我很多事情，都是我根本想不到的事情。它能够达到那种挂着“严禁入内”或者“生命危险区域”牌子的地方，还能进去。它不用费事就能听到人们在想什么，看到他们的手就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且这些人自己都可能不知道。我讲的这个故事，能够搞定那种连我自己都完全陌生的事情，而且它是用了一套套的阴谋诡计，都是我讲的时候这个故事自己发明的。而且全都有一种让你喘不过气来的样子。我可以直接就看穿这个铁门，看到外面，看到那个国家的很远很远的地方。不，不对，更好像是所有那些事情都进到这里面来了，就好像全都占了我后脑的位置，还有我的嘴巴里的位置。我听见艾琳就在我身体里，所以我能像她那么说话。我可以听见我爷爷的声音，他曾经是个建筑工人。 还有弗雷斯，这里也有他。当他们的声音在你的身体里面 响起来的时候，你不得不听，不得不让他们说。你要想办法给他们公正。

我的故事就是我的老师。也不管我讲的题目本身是多悲伤，你会从这一切事情里走出来，而且很奇怪的是你还会感到轻松了。

现在我得给你看看一小片纸，是我贴在这个小本子里的。说了这些话的人，他肯定知道，“这个故事让人又悲伤又难受，可没人会明白，为什么我读的时候，看起来是那么高兴快乐。”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写的。这是从什么书里撕下来的，到这里就没了。对，下面一句只剩了第一个大写的字母K。可这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说明。不过我 非常喜欢我的朋友 K。我想，是他最能明白，也知道得最  清楚，那个看不见的大学能够教我什么东西。

要是我自己没法对付这些事情，不得不借人家的一个声音，才能把必须讲的事情都讲出来，那么我一定会求我 的朋友 K。或者是一个和他特别像的人。

现在你要感到奇怪了，所有这些事情，和我的辩护有 什么关系。我的“大学”可没教我一点东西，连屁都不知道是什么事就把我弄到这里来了。可你仔细想想啊。通常 的情况下，妨碍我们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我们找不到什么 前因后果吗？那就没法把所有的零碎都装到里面去。我们 看不到整个事情的样子，没有看到大局啊。

就在这个地方，我的大学就可以派用场了。要是你愿意的话，或者也可以说是我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有地狱的那种面孔，尽管它们在那边的铁门里面就都停下来了。突然间我也能看得很远了。我看到很多事情勾连在一起。而且我突然也对所有那一大堆的“为什么”都有了答案。

而且我们现在还有了一条轨道。

我们要一起讲故事，你和我。

不过，先得回到那次放火的事情。

弗雷斯说，他现在对我多了点了解。而我也知道是谁在听我讲了。也许现在我能为我的小诡计找到词了。用那 一把火，我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盯死了他的眼睛。见鬼了吧，要说到玩火，他比起我还要大意多了。

“我要你看着我”。

最后还是他把眼睛转开了。

不管怎么说他看过我了。这真的有用吗？

“我想是吧。不过……”这真的有用吗？

“我想是吧。不过……”

就在我说的“不过”里，已经有了我慢慢终于会明白的有关他的事情。

我们要讲故事，我和你。我们不是有过一个计划吗？不过那个该死的铁牢门却不肯答应。它还假装它愿意保护我呢。

很明显，那个蓝的门其实也是两个门，一个门大约在另一个门的外面这么多。属于你们那个国家的门发誓说它会把我这样的人看住，保证不会有什么事干扰调查。另一个门呢，那个属于我的国家的门，它有更多的话可以说。它就和天意一样会饶舌：你得合作——干脆说吧，你得跟我们一样看。现在它还要阻止我去理解其实我本来还不需要理解的事情。它的意思是说，有关我的案子，人家已经知道得够多了，我根本没必要去撕破那种只会让我感到痛苦的东西。事实上它是要保护我，不要让我受到我自己的 伤害。这就好像你给狗颈子上套个硬套子，这样它就不会 把自己的颈子抓破，抓出血来。

也就是说，我得骗过那些太愿意为了我好的人，要比他们更加聪明。所有能知道的事情他们都已经知道了。他们不仅仅愿意给我擦干净鼻子，还愿意帮我去想事情。

我不会把他们都看成是一模一样的，不是一条裤子里生出来的。我也见过一两个非常可靠、非常善良，给社区带孩子的老大妈，她们更多是听你说，而不是给你做主。 我不是碰见了那个艾琳吗？

不过，然后就有了那些山妖。他们当然也都是好意，这个没话说的，有了那该死的好意，他们就什么都不用多做了。他们身上一块块的东西都已经开始从那个好意里长出来了：耳道里又生出了毛，鼻子也变大了，而且也都堵塞起来了，手指尖也变粗糙了，没什么感觉了，指甲都可以把东西抓破，可他们自己还没注意到。

我相信我开始找到感觉了，能感觉到发生的事情。一 点没错，山妖也包括在内。我只要开始说了，那你就能明白了。我就是不懂，为什么会让我那么痛。

我要努力说出的事，就是那些被偷走的孩子。

从前吧。是我还能自立的时候。我刚离开了一个几乎还可以算男人的男人，尽管他把谎话塞满了我的脑子，还需要到一个洗衣店绕一小圈才能赚点钱。不过，真正存在 的是孩子，是大黄蜂和襁褓里的小不点。在我的孩子那里 什么都是实打实的，没什么几乎差不多什么的。

在我给小不点换完了尿布，还用我的嘴唇去轻轻咬他的脚趾头的时候，他会乐得格格大笑，这时候整个世界就又都完整了，又成了一体了。大黄蜂也会有意拿走我的针线逃开，我又假装抓不住她，然后她也开心得大笑，几乎跑不动了，那时我们很破旧的两居室就好像变大了，天堂都可以在我们的天花板下面找到地方了。我给他们讲故事的时候，两个小家伙都会挤到我的膝盖上，就为了离我讲故事的嘴巴和眼睛近一点，那时现实就真的是现实了。我们住的房子就真的是一个房子。一个晚上就真的是一个晚 上。在那几分钟自己会放光的时间里，我和孩子们一起体验到的东西，就真是我们一起体验的东西。

虽然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过什么针线。

有一个早晨山妖就来了。一个政府部门的什么人给另一个政府部门的什么写了封信，其实为了保险起见就是同一个人。她根据一种误会做了一点点调查，以后就误会得更多，足够做出一个让人不安的结论，然后就写了个报告寄给她自己。第二天，根据法律程序，她就被自己的信搅得不安，决定要采取应付措施。所以他们就到家里来了， 样子还都一样，像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其中有个山妖穿着警察的制服，其他山妖穿的是便衣，其中一个穿紫灯芯绒的记性还特别好；五个下定了决心的五胞胎。他们带着文件，要表示这个讨厌的故事也是他们的故事，还要表示我能讲的我们一家三口的故事，我们的真正的现实，其实还不如一泡狗屎。民政局那群混账认为他们比我还了解我的孩子。他们知道他们多么饿，因为吃不饱所以长不大， 脑子就只有了坏念头。在这帮混账自己的脑袋里，就有了一句加了下横线的重点句子在闪光，是他们从民政部学习班的教科书里抄来的：应切断社会传承关系。他们也知道我，知道我不是什么真的亲妈，尽管我装作亲妈，为了骗过愿意照顾到孩子的爱。要是他们用他们最能理解人的尺 子来量，我就不够格。这回我别想靠耍嘴皮子就没事了， 因为这帮民政局的家伙已经用蜡把耳朵都封上了。

就当我站在那里，睁大着眼又什么都看不见，因为眼 睛里都只有泪水了，这时候那帮山妖就带着我的孩子消失不见了。我跌跌撞撞地跟下楼梯，追赶这帮人，在这个不存在的世界已经不存在的人。等我赶到了楼下，还能看到 是他们的汽车正好开走。这下我就只是一个尖叫了，不，要说尖叫还过分好听了——我只是一个他妈的嚎叫。

从那以后，我就到处找我被偷走的孩子。可山妖很狡猾，把他们藏起来了，还用树枝把所有的痕迹都给打扫干净了，所以那个痛苦的巫婆，也就是我，根本就没办法找到他们。我不知道我写了多少申诉信，写给不同的衙门，见了不同的当官的，可那些人看着我的拼写错误都会把头扭歪了。我对付不了大山上的语言。他们都带着同情的样子看穿了我，意思是说反正我必须理解必须接受，然后他们伸出手，穿过我的身体，就算跟你拜拜了。

我感觉到，我经过的每幢房子里都有我的孩子，我在我碰到的每个人脸上都读出东西，就要把他们知道的事情引诱出来。没错，我也读你的脸，琢磨你的呼吸，还有你的动作。

当然，我不算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这很清楚。有的时候我也很糟糕。也做了些不该做的蠢事，也会撞一鼻子灰。不过我爱我的孩子，他们也爱我。他们在我这里从来没过什么坏日子。

我失去孩子以后，可能是没固定生活吧，这里那里的晃悠着，也因为我堕落到了底，下了地狱了，所以当然给了天意作弄我的把柄了，让我日子过得真是雪上加霜。有一段时间我被关起来了，虽然我一丁点儿都不知道我干了什么坏事。关完之后，我就要“重新安置”。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建议我去做幼儿园的保姆。一个人不配给自己的孩子当妈，还要去照顾别人的孩子。也就是那时候，我突然搞清楚了，什么“之家”或者所有那些“措施”都在想    方设法要我搞明白什么。这个社会是精神分裂的。有一条裂缝横穿过它的脑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瑞典旁边还有一个瑞典？

我的第一个冲动肯定是想把那个提出建议的人掐死。可我当然还是同意去做保姆。这是一个找到我孩子线索的机会。也许通过这个工作，我还能够唤起他们的信任感， 我就可以收回我的孩子了。无论如何，我至少要弄到他们的户口登记表。

你信不信吧，我学会了电脑打字。不过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得到了第二次的教训。那种户口登记其实就把老百姓给混杂起来。也许就是这样，你我就分不清了，你就可以得到我交的税，而我坐的牢其实本来是应该你坐的。没人搞得清楚这一大堆糊涂账，因为所有人都记不住原来是怎么回事情了。我们会发现，我们落在一个奇怪的地步，所有的线条轮廓都是双重的，都会滑开散开，又都会互相重叠，所以一会儿是我们太多人占了同一个工作，过一会儿我们又全都下岗了。虽然这些工作是需要我们的，我们还 是没事干，所以就到处一片叫声。

不过，我得想想，要是电脑说的并不完全是梦话那会怎么样。也得想想，要是它们能看得很清楚，我们是怎么会互相在对方的生活里生活，互相用对方的声音说话，互相借对方的命，同时又互相否认。还可以想想，要是电脑一会儿能看到我们怎么会互相挤在一起躲在一起，成了一大堆该死的蛆，只能朝一条路想事情，可另一会儿它们又看到我们四散分开，就自己的脚都找不到了。再想想它们这些疯狂的电脑要是聪明透顶的话怎么样。要是它们能看到一些我们不敢看的事情会怎么样。

要是它们还能为我们决定一些我们不敢知道的事情， 那会怎么样。

那么是在谁的生活里，我不巧落了进去呢？或者是谁住在我里面，而我又不知道呢？电脑应该可以告诉我吧。它当然知道，在谁的地方我就有了“之家”，又是谁中了 彩而我在梦想，而且我自己也没买过什么彩票。我还是输入了我的个人号码而已。也就是那时候，我接受了我最后一个教训。打印机吐出来的几乎是一张空白的纸。当然上面有一两次付款记录。还有一些“措施”。但是没人。电 脑抱歉地闪着光，像眨巴眼睛，不过还不得不坚持到底。

我不存在。实际上我早该知道。

可这个不存在的人，还不想罢休。我要靠我的嘴皮子往前走，要尝试不同的故事，可以把孩子们引出来。在我的一个故事里，他们是被关到地底下去了，混在那些树根中间，被土弄得灰头土脸又黑又脏，而且又冷又难过，甚至都不能说悄悄话，只能吃到蜈蚣和蚯蚓还有其他的块茎食物。后来，到了春天的时候，雨水浸到了地下，阳光也像铁锹一样把土翻松了，那时候他们就从地下钻出来了， 还想用他们脏兮兮的手指把眼睛里的土也揉掉，可越揉就越糟糕，那时候他们就哭着要找我了。

而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

可是一眨眼的功夫，山妖又来了，把他们藏到另一个新的地方去了。在我们生活的这种年代，没有人去管别人的事情。但是民政部的人有狗一样的鼻子，还总有疑心，他们能用这个鼻子把什么事都闻出来。那他们就会发一种 慈悲心来干预，干预的地方还正好是让你最痛的地方。

没错，明摆的事情是我要找艾琳帮忙了。她不是当过 我的临时老妈吗？不过，现在她退休了，没法找到了。我有一个她家的电话号码，可每次我打过去都是新的房客接电话了。而且没人听说过艾琳•克尔维尔这个名字。

纯粹是出于偶然，我后来在一个病人之家找到了她，你知道那种地方吧，叫做什么“康复疗养所”。我在那里得到个临时工的活。她躺在一个塞满了垃圾的房间里。我 就大叫起来，“艾琳”，她就在那堆纸板箱和生锈的水桶后 面朝我招手，好像她还能认出我来。

我就从垃圾堆上爬过去，还拥抱了她一下，还说了她看上去如何健康等等的话。然后我就开始清扫，把纸板箱都拆开整平，把土豆皮收拾起来，把空酒瓶子也都搬走。可这里的脏乱看起来也没多少改变。我站在那里，要把垃圾铲出去的时候，护士就来阻止了我——“你疯啦？你一点事情都不懂吗？”说着还冲艾琳点了一下头。脸上的表情就好像我试图要把她的一个病人给掐死——“别再干这种蠢事！”她骂骂咧咧地就走了，脚下的塑料拖鞋还踩在脏水里噼噼啪啪地响。艾琳就对我做了一个表示抱歉的手 势：“你就原谅她们吧。也原谅我。”

难道是我搅乱了这个世界里的秩序吗？

等我陪艾琳坐了一会儿，我才开始明白了。她是活在“蔑视”里。那是她从小就那么活的，那时她就听自己烂醉的老爹诅咒过她了——“你不过是臭大粪，艾琳。”不 论她到什么地方，是在学校的同学中间，还是离了婚以后，或者是上班的地方，还是和她自己的孩子在一起—— 她到哪里都不是人。她什么都对付过去了。不过，对她来说，她还只是臭大粪。

我坐在那里都呆住了。就好像她说的是我。

“那么孩子呢。”我试着问。

这时她就抓住了我的手，眼泪也哗哗从脸上往下流。 “你自己不也失去了你的孩子吗？你都不用说我也全知道。一看你的样子我就看出来了。”

这下是我什么都不顾了，我就开始说个没完了。她给天意工作过那么多年，难道不能帮我找到孩子吗？

她微微笑了笑，是一种勉强着的笑。

“如今这年头，谁能找到谁啊？你的孩子至少是被带走了，还会想念你。如果他们还记得你，很可能还记得 吧，也会到处找你。那么反过来你看看我的儿子吧，他们连狗屁都不管我。他们都不常到这里来找我。要来就因为他们欠了债付不了账单，要不然就是追债公司的人在找他们麻烦了。就好像我把他们给吓跑了。”

可她还是有地位的啊——还是受到这样的山一样堆起 来的蔑视？她苦笑了，不过连笑都是磨损得不像样子了。 难道我还没明白吗，你就是有一个不错的地位，但是你还 是属于那另外一个瑞典？难道我还不知道，你可以活着在 一个真正的世界里面，又好像你从来也没有被放进来？

“差不多就和我这里的情况一样。”她说着，还做个手势指了指房间里堆积的那些垃圾。

可怕的事情是艾琳说蔑视是对的。她不光让蔑视控制自己，她还同意蔑视这么做，没错，她甚至有意引人家蔑视她。简直就没法放得开。

这些我自己都似曾相识，包括艾琳对付它的方式。可你总得抵抗呀！我也这么说了。我一边摇晃她，一边为她尖叫——“你觉得这值得抵抗吗？”她一边这么说，一边 沉到她的枕头里去了。不过，她又补充说，她为我感到高 兴。高兴？对啊，高兴，因为我还敢抵抗。不过现在我得走开了。她已经到那种筋疲力尽万念俱灰的程度了。

我想拥抱她一下，可她摇头拒绝——“这样只会更糟 糕。走你的吧，行行好！无论如何我还敢给你担保，你肯定还会见到你的孩子。不过，你不一定就会高兴。”

我站起来，在一大堆啤酒罐子、破烂的床垫和腐烂的 橘子皮中间趟出一条路来往外走，可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在门口碰到了那个护士，我就指着山一样的垃圾堆对她 尖叫：“这乱七八糟的，我们就不能做点什么吗？”她的 回答短得很：“我们尊敬她。她要这样。你显然不。你不会在这里养老的。”

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艾琳到哪里去了，不过我还是听到她的声音。我一开始讲她的故事我就能听到。这个声音教会了我很重要的事情，是她从来没教会她自己的。抵抗， 抵抗那个真的社会，那个把人扔出去的社会。而且抵抗你 自己身上还同意被人家蔑视的东西。

不过她的词还是让我害怕。我和她一样相信，我和我 的孩子们会互相找到的。不过我害怕，我们会看到什么。

我注意到了，你不很赞同这些说法。有什么错了吗？你以为我是自相矛盾吗？当然。一会儿我是这么说过，警察把老爹拉走，塞进汽车里，过一会儿我又一口咬定，在那个时候他们不得不放手，夹起尾巴逃走了。可这都是明明白白的啊。你指望我怎么说呢？

好比说吧，我说过，我靠嘴皮子就能熬过这个那个难关了。我还可以靠嘴皮子从这个牢房走出去呢，我靠我讲的故事还能走出整个这种让人堕落的汗水淋漓的生活。我 知道，这个我做得到——这也就是我活得下去的方法。

不过我也知道其余的事情，知道得跟你一样多，也一样清楚。这个故事结束了，我就又回来了，回到牢房里来了，回到我自己的生活里来了。这铁门会用它带回声的铁的声音讲出另外一个不同的故事：你从来没出去过——没人靠嘴皮子能从这里出去。它用它的方法来尽力证明，它才是真的。不过我的确从这里出去过一会儿。有几分钟我还是看到了。在最初的那些忙忙碌碌的词和带铁味的喝多 了酒以后的头痛之间，就是欢乐。

现在是你固执了，你要我承认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把我弄到这里来，我就该竹筒倒豆子全都说出来吧。要是我自己不知道，那就靠我的嘴皮子讲故事讲出来也行。要是词真的能记住事，那就讲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显然没明白我刚才说了 什么。没有一个故事是真的故事，没有一个故事可以跟梦游的人一样那么确切地走到前面去。等你睁大眼去看那些 好像发生过的事情，它马上就破碎了，变成了几个不同的故事。哪个故事算数，那要看你站在什么地方。

当然如此啊，你也这么认为。不过，能还是不能靠嘴皮子就穿过这个牢房的门从这里走出去，这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字面上你怎么处理事情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不是有几个故事还互相矛盾吗？完全不同的故事，每个故事都要你认真当回事，不是吗？不对啊，你不买这个账。

我想，我得试试给你解释清楚。你就这么设想吧，是在一个晚上我们上了去芬兰的游轮。我们就权当那是个夏天吧。我跟爷爷去度一个小假。是他出钱请我去玩。自从我和我那个波斯王子分开以后，我还什么都没干呢。这个事情我以后再跟你说。

孩子我已经失去了。我无处可去，就那么闲荡着。也会无缘无故发火，坐在那里也会突然惊跳起来。

我们坐在船上的一个酒吧里，老马丁一直不停地说过去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知道那些，因为他有一个自己的档案，整个瑞典的谁谁谁的事儿他都记在里面。有时候他说是瑞典，有时候他又说是历史——好像说的是哪个都没有关系。他说了，如果有人偷换了历史，我们简直就不知道我们住在哪个国家了。他从不离身的那个文件夹里面有很旧的剪报，还有涂写得一塌糊涂的纸。他自己已经和这个世纪一样老了，也就是说老得跟地狱一样了，所以他的历史也就成了很沉重的历史。顺便说起来，他也很自以为是。那就好像整个该死的工人运动都装进了他的身体。

可现在他已经把事情都搞混了。我刚还问过他，我老爹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费尽力气想去回忆，脸皱了起来就跟一个被人忘记了的干苹果。他把自己的文件夹前后翻弄了一遍。然后他说，你老爹只活了三岁。他很早就得了肺炎死了，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病。他说这是对他自己和阿丝特丽的惩罚。那时候艾斯基尔到西班牙去了，还被打死了。这下我也明白，爷爷的脑子又钙化了。很快从他那个萎缩的脑袋里就只会跑出来啦啦啦的胡言乱语了，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他束手无策地看着我。所以我还是得告诉 他：“可我还是生下来了啊。那我老爹肯定得活得长一点 吧，对不对？”

老马丁就开始认真地想。过了一会儿，他说那也可能是真的：“肯定是有些事情又发生过又没发生过。什么事情可能都有好几条路走，同时走不同的路。不过，我怕的 是你明白得太晚了。”

“那么，哪条路可以算数呢？”我问。他就愣愣地看 着我，回答不上来。不过显然也弄得很苦恼。

我得呼吸点新鲜空气，才能把这些事消化掉。我就丢下爷爷自己走开了，把爷爷和他的啤酒还有他苦恼的念头都留在酒吧里。我到了外面的甲板上，那里风很大，人也不多。不过，就在凛冽的大风里，我突然碰到几个十六或 十七岁的小流氓，他们抓住了一只海鸥。他们在这个海鸥的一只脚爪上系了根绳子，然后一会儿把鸟放开让它自己飞，一会儿又把它拉下来。最糟糕的是，每次那个海鸥觉 得自己获得了自由，跟一个醉鬼一样扑闪着翅膀要飞走的 时候，它的脚就又被拉长了，海鸥就又掉在甲板上。它从来也没吸取教训，爬起来继续飞，还高兴得头昏脑涨晕晕乎乎，等到绳子拉到尽头的时候，又一头栽下来。这只海鸥最后就满身是血，一只眼睛都掉出来了。我盯着这只鸟看了又看，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只海鸥，我认识它。

那些还流鼻涕的小流氓真的跟冰一样冷，就在海鸥眼 珠刚掉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咧着嘴大笑，用手指着说：“真 酷啊，是不是？”他们还互相叫劲，说要把绳子再放长一点，还要更用劲往下拉。

我就像只猫一样偷偷溜到他们后面，然后猛地扑上去又抓又咬又踢，不过他们有五六个人，很容易就把我按倒在地上了。我挨了好几拳，肚子上还被他们狠踢了一脚， 动也动不了了。感觉就只有嘴唇还张啊张的想说什么。可就是听不见我说什么。就在远远的地方，我还是能知道，那只海鸥在挣扎，翅膀在甲板上扑腾，还像一个小婴儿那样哀鸣。这些小流氓就让它这么受了一会儿折磨，直到他们自己也累了，就拥上去把它用脚跺死，跺成一片羽毛和血混起来的地毡，然后就没了声音了。

你不信吧，不相信这个故事。这样的事情还是不应该让它发生的。没错，我说的太简单了。其实我说的就只是另一面。我得往后退几米，把这个故事再说一遍。直到你 搞清楚为止。

我走出去了，走进了大风里，还是那些该死的小流氓在折磨同一个海鸥，他们让它觉得自己自由了几秒钟，然后又把它拉下来。我一看到了就要朝他们冲过去，这时他们的头就打开了，对付没什么防卫能力的人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就可以读他们的脑子，读他们的舌头，读他们的下巴。我就都看见了，他们都已经吓得半死了，害怕的正是他们的手正在干的事情，吓得几乎都要哭出来了。吓得最 厉害的就是那个往回拉绳子的小流氓，他满脸都是泪水了， 一把泪水，一把鼻涕，混着流。他能从自己做的事情里就感觉到海鸥有多痛苦了，还有他自己也坐在臭屎里面出不来 了，不管你在这个世界里怎么扑腾你的翅膀，都没什么用。 你只会流更多泪水，流更多鼻涕。因为眼睛里有哭出的泪 水，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可他还不能让人看到他的泪水。 他当然也没注意到，有人正在讲他的故事。

现在他又开始往回收绳子了，那个海鸥就着急地扑打翅膀，也知道自己快死到临头了。可就在他收进了整段的绳子，抓住了海鸥的脚，准备在船舷栏杆上把海鸥摔死的时候，他反而住了手，解开了海鸥脚上的绳子。然后他把海鸥掉在外面的一只眼睛小心地推回眼窝里去。那只眼睛就像从来也没有摔出来过。然后他叫了一声，就把海鸥放走了，海 鸥绝望地扑腾着翅膀。他看着其他几个说：我现在是不是成了软心肠啊？可其他几个脸色苍白，慢慢地点着头，这个世界就又恢复了老样子。然后他们就各自散开了，这天就再也不想互相打交道了。那个抓住海鸥的小流氓走到远远的地方，一边走一边还用手掌打自己的头，打了又打，这么打就好像是在说：“你疯了，你这杂种？你真的疯了吗？”

我回到爷爷身边，告诉他这个海鸥的故事，实际上也是两个故事。让我有点吃惊的是，爷爷立刻就明白了。他 带着满脸皱纹的笑对我说：“我们不是刚才还说起过这个 故事来着？”

“你是说老爹三岁就死了那个故事吗？就好像有过他， 又没有他。”

老马丁就点头说：“我本来就没儿子。本来就没有他这个人。要是你后来有一个爹，那是你的事情。”

可他不还是我的爷爷吗？当然啦。

那么，折磨海鸥的小流氓呢？

是有啊，可爷爷觉得我有一点是没明白的。在一个故事里，那帮男孩子是在世界外头的，他们的失落是在他们骨子里的恶，他们的恶念头就是那里生出来的。在另一个故事里他们本质上还是善的，可是迷了路；他们只是有那么点长歪了，只需要支撑一下，能正一正就好了。无论如何，他们还属于一个我们能忍受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不同，艾斯基尔和他争吵过很多次。

“那你怎么看呢？”我有气无力地问。

他不回答，只咬住自己的嘴唇。

然后我就把手放在他的文件夹上。“那么，在你这个总是随身带的夹子里的历史，是不是也有两个啊？是不是有一个历史在另一个历史的旁边？是不是有一个历史你没 有讲？也没有一个人能忍受？那就是老爹和我活在里面的历史，对吧？那个历史里，人就不是他们应该的样子，对吧？也许都不让他们成为应该的样子。”

老马丁不说话。他也不听，也许都没力气听了。突然他就看上去特别老，特别疲倦的样子。关于那个历史本来 是两个历史，他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

可你还是不服气。一个历史还是两个历史，你不管这个，反正你就是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把我弄到这个牢房里来。

老天爷，我不是不记得了吗？

可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而且从你那个角度来看，你可能想得对。要是在我的故事里，真的有什么危险的火星子，有什么疯狂的东西，那么当然是他们把我的孩子偷走的那个时候。而且，找到那些山妖也不是难事。所有线索都是可以从民政部那里找到的。你的意思是说，没什么能挡住我冲进民政局的办公室里去大闹，找那个金头发油光光的老女人算账，也只有她那个东德下巴能知道。然后我就抓起了她桌上的剪刀，或者我自己包里带的什么锐利的东西。

不对啊，你好好想想吧。如果我站在那个女人面前， 又没话可说，又痛苦又恼火，我又不认识她，对不对？这 天当然又是一个新来的人，对不对？总是一个新来的人，虽然她们看起来都一样样的。眼睛不一样，手也不一样，不过无意识的动作都是一样的，还有同样的咬人动作，能找到我们的生活里的真相。我真的用刀子捅了她吗？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不是捅一个属于我同类的人，我捅的是语法呀。不过伤的还是一个人，而且有生命危险。

没错吧，很可能是跟你想的那样的。不过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一定还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说法的故事。要是我有一天还能把儿子们给弄回来，那我就一定得找到 那个不同的故事。

我有那么一种感觉，你其实知道的已经够多了，比你现在要问的还多得多。你也知道有些事情，是不“适宜”我知道的。

你现在真得放明白点了。你隐瞒了重要的事情——你反而觉得我在玩什么把戏。不是嘛，一看你的样子就很清楚啊。你很恼火，意思是说我在撒谎。你以为你在我的声音里听出了什么东西，告诉你我对你不诚实。

你现在就别犯傻吧。我非常清楚，对自己的辩护律师是不可以撒谎的。那就等于你自己下地狱了。你可以编个故事骗骗警察。你也可以在法庭上假装哭哭啼啼，特别是法官要是个老男人就更好。不过你的辩护律师得知道。你能弄出多少不同的故事就弄出多少来。要不然你就会在什么地方摔倒了，然后在那个地方让吊钩就穿过你的脚跟，被倒吊了起来。

不过你得了一分。你只是还不知道这一分是夹在什么地方。

要不要我告诉你，人就得撒一点儿小谎，才能搞明白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今连点狗屁都没人记得了，而且这个世界闪闪烁烁飘飘忽忽，已经碎成了在我们周围滑动的碎片，我们已经没法把握了。反正你不能直接把握。这就好像你把手伸到回旋的雪里，要想法抓住风雪，徒劳。不过要是你撒点谎——还得撒得合适——那就可以看到刚才还不肯显示出来的事情呢。你甚至可以靠撒谎撒出一个瑞典来，那样的话，谁可以看穿这个瑞典，谁就能从那些闪烁的东西里看到房子和道路，还有人的面孔。实际上，在这个还不确定的叫做瑞典的地方，你甚至还可以往里面摸索一会儿。

只有一个确实撒得好的谎，才可以让人的生存状态变得清楚，变得可以让人理解。这种撒得好的谎会悄悄爬进那个起先只是自称真实的世界里面，在那里跟它斗，抵制它反对它，那么这个世界现在突然倒变得真实了，而且是出人意料的，也是他妈的本来不应该这样的。不管怎么说吧，只要你还有时间，你还赶得及撒谎就行。

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和站在他们一边的那些有道德的人讨论很久，可没机会说服他们。他们看事情用的眼睛，是用那种据说是人就应该用的眼睛。也是那个时候就应该有的眼睛。

你现在可别误解我。也有我受不了的谎。就是平常的那种狗屁谎话，人撒这种谎也就是为了混好一点。我曾经碰见过一个专撒这种谎的行家。而且我还相信了他。也是愿意相信他吧。

要想让你明白这些，也许我就从这里开始讲起。我就从这个偷偷摸摸吹吹拍拍胡编乱造的谎话讲起，和这种谎话你是可以一起生活几十年的。而且还不那个。我不是答应过你吗，我要跟你讲讲我的波斯王子。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央火车站，那时他当然看上去根本不像是王子。他只穿了牛仔裤和T恤衫。他的行李里大概也只装了四到五个瑞典语的词，不过是个眼神特别好的鬼灵精，能用眼睛跟你说事。不到半小时，我就成了对他服服帖帖的软糖了——我马上就认出来，他就是《一千零一夜》里的那个黝黑的王子啊。你一定还记得里面那个两兄弟的故事吧。那个光明正大的哥哥可以帮助盲人走过街道，还祈祷上天让正义降临，能给人们希望，可是上天送下来什么的时候，给他带来就只有悲惨了。那个黝黑的弟弟干了很多蠢事，就跟集市上小贩一样会撒谎，特别害怕黑夜，怕到了黑夜，老天把星星都掉到他膝盖上了，可是到最后，他倒被人当作了灾难时的大救星。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可就跟故事里的公主一样，难以决定自己应该嫁给两兄弟里的哪个人。

我还真问过他呢，有没有带了个兄弟一起来？“有带啊，不过那是个啰里啰嗦无聊透顶的杂种，还总会打岔。 我们就别管他了吧。”所有这些话，他都是用手说的。

我也不是唯一的被阿里的魅力融化的女人。

政治庇护他马上就得到了；他讲的自己的故事正好就是整个移民局建立起来所需要的那种故事。在斯德哥尔摩奥兰达国际机场，他一拿出他精心选择出来的故事，警察 就已经欢呼起来了。他和他哥哥曾经参加过那里无穷无尽 的战争中的某一场战争。不过实际上他们是和平主义者，在双方的前线之间爬来爬去努力谈出一点和平。最后他们必须逃走，免得被人当作叛徒打死。

不久以后又有另一个故事冒出来了。阿里因为在双方的前线之间来来往往，还卖了不少毒品，先在自己人这边卖，又到敌人那边去卖，所以钱包状况大大改善，赚了不少钱。他哥哥就追着他，跟他没完没了地唠叨《古兰经》教他们要做的事，还有他的社会责任。有个晚上他们在灌木丛和炮弹坑之间的黑乎乎的地带迷了路，结果发现自己到了敌人的后方去了。这不是他的本意，可阿里因为这样 就成了逃兵，也只能诅咒自己运气太差了。而且他还拖着 自己的哥哥。不过他自己也获得了一个新的开始。也就是说有人把他这个有好良心的人放进了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不过，在经过了很多犹豫不决的考虑之后，因为这个人没有聪明到及时申请政治庇护，他们不得不花几年时间来对他进行调查。

然后又开始了新的一章，都是编造出来的对阿里有利的假话，还有来自他哥哥的持续不断的劝告。那个神秘的名叫霍木兹的人从来没让我见过面。阿里做生意真是一把好手。他可以在大白天正午就把月光都卖掉了，买主还会觉得自己做了一生最合算的大买卖。他肯定还想过要在这里盖什么房子，和他过去的老房子要一个样子的。可他从空气里就能感觉到，那样他可能要倒大霉了。要是有什么事让我特别恼火，也就是那个废物了。我已经看到得够多了，看到我们在外面这个世界的人怎么帮助里面 那个世界的人，让他们能够保持一个外面，可以把人推进去。

不过，对于他来说，只是往边上跨一步而已，突然就能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妙不可言的生意。他就投资到草药方面去了，有了和过去一样容易欺骗和好依赖人的买主，不过生意规模是完全不一样的。东方的治疗艺术。好啊，可药盒子上的每个字都是谎话。可盈利呢，不管怎么说是朝他滚滚流啊。我没看见吗？他只要把手这么动一动，钱就敢靠得越来越近。就好像是催眠术。

那时每天都好像是在煮一锅谎话汤。不过，总算过了不错的，不缺钱花的几年。要过好久，要等到现在，这些谎话才发臭了。

只有一件事特别让人恼火。阿里从来也不能露出一点生活的气息。绝对不会去探望老家那边的亲友。这两兄弟名义上都算是战死沙场了——他们的名字甚至刻在了什么 纪念碑上。要是他们又冒了出来，他们的家属就没有烈士抚恤金了。

那个哥哥呢，他在哪里生活？他就在外头什么地方混着吧。一个普通的正在被调查的移民。一个不好的良心，你最好不要见他。有时候我远远地看到过他，他会来找阿里，又是威胁又是大声抱怨。有一天我听见楼梯里有人大声吵闹，有个和阿里长得很像的人站在那里，不过眼神很忧伤，气质也比较文弱。他忍住了本来在说的 那些粗话，伸出手来摸我的脸颊——然后就转身跑下楼去了。

“蠢猪！”阿里这么说，那是他学会的一个瑞典语词。让我感到恶心的事情，是阿里就在吹牛撒谎中间还要装蒜，好像他是正确的。他搞的那一套生意，偷用的是圣 灵派教堂的门面。我对付不了这种事情。不是这种谎话，为的是把自己生活里不合适的脏东西打扫干净，这样就可以进别人的眼睛。到了我忍无可忍的时候，可肚子里已经 有了小不点。不过，总有一天我要离开他，要让孩子们跟我走，这是明明白白的。

我跟那个错误的王子已经生活了那么久，自然也能看出哪个是正确的王子。而且我也知道了，那个在外头过的是什么日子。他是生活在另一个瑞典，和很多很多同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他生活在那个不成国家的国家，他也从来 不能进这个成了国家的国家。可他不管怎么说，还是正确的王子。

那我呢？我的撒谎王子正在努力把自己弄进那个瑞典的里面。可我没跟着。就在我们的家庭中间，在这个桌子和那个桌子之间，就有了一条裂缝。

他呢，恰好相反，在那个瑞典里面如鱼得水，很有人缘呢。事实上，人们争先恐后要往他做得越来越大的什么运动里面投钱，把大部分的钱都投进去了。他也许愿说，他也要回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分红。他用邮购订单的方式弄到了什么博士头衔，也给他带来了人们的信赖。在电视上他很快也成了最受欢迎的人物。从来没点儿真话。他说的瑞典语又难懂——都是毫不连贯的词，不是往左就是往右散掉——可电视台有个专家，或者是两个，能给观众解释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么做，也就成了这天的节目的经济智慧。

不过，就是狗屎的谎话，偶尔也能说出点它本来不打算披露的事情。整个故事也能说明不少问题，说明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在这种地方，你拥抱欺骗你的人，倒把不 能收买的良心给推开了。不过这方面我以后再详细说吧。

因为现在要说的是一个含金量更高的谎话。我曾经告诉过你吧，我认为人可以用更体面一点的办法来撒谎，那么现实就像挨了鞭子一样会慢慢往前爬出来。我认为一个聪明一点的谎话，可以强迫那些本来不肯自愿暴露出来的东西暴露出来。

这个想法，我曾经在一个真正的作家身上试过。真的，现在还有那样的作家，很会写，会找到很多读者。不过鬼才知道这里面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情。没人可以这么连 续不停写几个星期吧。也没什么人还印书了，对不对？

她本名叫露易丝，不过大家都叫她露。她有一段时间是和艾琳的儿子埃利克结婚的，可后来又离开了他，上帝保证，她做得实在太对了。我知道一点他们的事，因为有好多年我帮她打扫卫生。事实上，也是我帮助她重新找到了她自己的孩子——还成了其中一个孩子的教母什么的，尽管我们年龄其实差不多了。她的地址就是我写在手腕子上的两个地址里的一个。

露早就偷偷地开始写东西了。我想，这件事连最近几年和她同居的那个年轻银行家都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他根本不感兴趣，这个臭大粪。说起来有点怪怪的，她本来当过很多年老师，或者说是经济学家，都过了五十岁了，还能成为作家。她写过一本书，我想是叫《缝纫社》吧，甚至还上了电视，书里写的那些缝纫女工，在瑞典家喻户晓成了每个瑞典家庭里的姐妹和阿姨。她们的生活都变得比你自己的狗屎生活还更重要了，你甚至都敢在上班中间休息喝茶的时候跟不熟悉的工友谈论她们，你干的也是如今你自己不熟悉的那种工作。

我在上班中间喝水休息的时候也会讲点故事，露非常喜欢听我讲，还问我是不是能借用我的几个故事。不过我从来不敢对她这个专家说，我对讲故事到底是怎么看的。

不过有一天我终于也鼓起勇气了。那天晚上我是去听她的朗诵。那里大多数是女人，大多数都是还没听就 已经在眼窝里准备好眼泪水了。露讲的故事也正是关于她们的生活，而且那么真实，所以确实让人感动得胸口热。这是一个接一个女人的让你揪心的命运故事。而且每个故事都能正中靶心。在她给我们讲的所有事情里，丁是丁，卯是卯，椅子就站在椅子中间，人就正好跨在自己的步子里。没有什么东西从发生的事情里滑出去，哪怕只是滑出了可恶的几厘米。而且她说的所有的事，都正好是舆论中心。她真的是完全站就在瑞典里面了。全都是真实的，都是要命的真实。而且正好还是你听了还受得了的。

露做得确实很成功，还不用一点点讨巧，不用投合人家的意思。相反，她有一种一丝不苟的人格——那是一个属于我的词，我特别喜欢的词之一。不过露是有运气的。 人格正好是对的，正好在这几个星期里是对的。

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有点不舒服。事后呢，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会走到她那里去，为了……她会非常温柔地看着我，就跟羊毛一样温柔。她的所有敏感都显露在她的磨得很薄的脸上，还有那些青筋裸露的手上了。就好像有一群群的小鸟在她的皮肤下面不安地转来转去。同时呢，她的样子里又有一种冷淡，看起来皱巴巴的。也好像她在说话和笑的时候，又拿着这个缝纫社里的大头钉撑在她的嘴唇中间。

我真的很担心，我说所有这些事情我实在跟不上趟，所有这些事都是真的，真的，真的。你总得也撒撒谎，才能达到你的目的吧。你总得加点什么，歪曲点什么，那你才能让所有这些逃避开的东西也吃一惊吧。你总得从一个错误的方向过来，没错，就从那个被禁止的方向过来，才 能在瑞典的裤子脱下来的时候抓住她。

然后露就笑了，是那种塞尔玛·拉格洛夫式微笑里的一种微笑。也把那个大头钉掉了下 来。她给了我一个姐妹般的拥抱 ——“亲 爱的丽桑，现在你又是通过你的仇恨在说话了。你必须知道，文学就是关于现实的呀。”

那她说的也太对了，我的眼睛就模糊起来了，在她和其他人混在一起的时候，在递给她签名的书上写上露的时候，我就看不见了。不过我不说话，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一个故事不是什么“关于”这个或者那个的。它是会埋伏起来的，然后给你突然袭击，它会撒谎骗你，所以才能让你突然看得见。看到那个你过去只是以为你看到了地方。那么，你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就突然站在欢乐里了。再说了，“现实”是什么？就好像那只是一个举起个小照相机的事情，因为那个“现实”会带有一个照相记忆，当你按动快门的时候就乖乖地固定到胶卷上去。什么呀！

我曾经想过，求她把她的声音借给我。就是她的笔 ，我应该说的其实是她的笔。就为了能讲出所有这些事，这些在失忆的年代你必须说说的那些人的事情。

现在我可不知道了。我不知道她撒谎是不是撒够了。

对啊，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牢房来吧。要是你还是坚持让我讲讲那个“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你真的还什么都不明白呢。

我看出来了，你真不耐烦了。不是吗，你那么紧张，都坐不安分了：是不是到时候了，该我讲讲我和那些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的联系了？这些词都是你用的。“联系”？“有组织的”？你自己都听出来了吧，这些词听起来多别扭。 这么说早就没什么用了。语言就只能记得住在我们周围已经不再存在的事情。

你当然在想我告诉你的那个波斯王子的事情。你以为你在那里找到什么了。这么说，我不管怎么样还是被牵连进来了。不过，你还是把事情全都搞错了。

当然没错。阿里继续在做吹牛的生意。他甚至还挂上了高速挡了。这一大升级带来的是什么大崩盘，据说是在东面发生的什么事。他的耳朵是包打听，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他都不放过，所以他在东边一个国家买了一批破旧的房子，我想那个国家叫东德吧，是在那里的整个系统都破产之前一个星期吧。然后他就成了一个国际级的报废品收购商。报废品，那当然就是指贵重的金属啰，是来自东边的那种少见的金属，最好是还必须用铅保护盒保存起来的那种。不过最最好的是他开始从那些贪婪的俄罗斯军官手里购买坦克和鱼雷艇——也是当作报废品买的——然后转手全都倒卖给世界上其他不同的很不稳定的地方，就是那种被周围嗜血的邻国威胁的国家，而大国还禁止对他们销售武器的国家。这生意做得热火朝天，很辉煌，他得到的名声都是来自对得不能再对的地方。对我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他怎么能在这种没人能把事情整明白的年代还干得成这么大的买卖。他肯定不止有第六感觉，还有第七感觉吧。

有时候阿里也会栽跟斗，这是明摆的事情。道德的风向肯定会变的，突然间经济犯罪就成了打击目标了，就是指那种抄小路就赚了大把银子的那种罪犯吧。有段时间，阿里还被迫坐在牢房里遥控他发酵的生意。要把那里当办公室，有电脑和秘书，还要开宴会，当然不那么方便了，可没想到结果还行。帮了大忙的当然是他在监狱管理部门 的股份里是大股东。

不过，他还是有了污点，这是必须擦掉的。靠他的本能，他可以很快就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他把报纸给请来了，主编啦记者啦摄影师啦等等全齐了，他要做一个彻底 的坦白交代。他那张照片，手握着牢房铁栅栏，眼光绝望 地看着那个他已经进入的瑞典，用作报纸头版真是太完美 不过了。他讲了他记得的不干净的事情，不多也不少，呼吁那个不安的良心宽恕他，那个不安的良心本来就总是渴望看到别人的良心负担——这家报纸敞开胸怀拥抱了他：他不过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中间的一个啊，可他还敢站出来，对着我们所有上帝的教民作证。哈利路亚。

后来就有了伙伴银行赶紧来为他提供帮助，愿意帮他付掉所有欠税务局的债务，条件是他必须从这家银行借五亿克朗的贷款。这些钱他就很聪明地存到国外的银行里，省得让人看见刺痛了眼睛。我想，这正好是瑞典这个大气球的气突然瘪掉的前几天。

那时候我就已经很明白，这个国家的精神分裂症是多么厉害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得到一个世界应该怎么样的图像，然后你就像蚂蚁一样辛苦干活，却是朝完全另一个方 向。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想要人人平等，甚至都不可以再 攀比了——然后你把不合同样尺寸的人就赶出去。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教育孩子想事情要有批评性，要对什么都提出疑 问——要在那个和所有其他人想法不同的人身上搜查到松动的螺丝。就是在这个地方，社会非要坚持由它来完全照顾你，喂你吃饭，给你擦鼻涕，还给你洗尿布——过一会儿又 把你扔到大街上去，因为你有一两次付房租晚了一点。也就只有在这个地方，有人会把亿万财富投在一个骗子身上。

阿里没准也明白了这个，不过他觉得，从那个正确的瑞典来的看法和想法就像水一样灌满了他，让人就止不住地渴望着进入这个疯了的社会。他既要骗这个社会，又想同时得到这个社会的赞赏。既要来得太快的大钱还会继续流进他腰包来，又希望钱那么干净那么新那么亮，甚至到了他在镜子里照自己身边都没了影子的地步了。他还找了 可以暗中帮忙的人，帮他纠正拼写和发音的错误。他穿的西服都很贵，可又是足够不合身的；他买的汽车很有气派又不太贵，让大家对他的看法都好像是高级裁缝剪裁完美的衣服正合适，那种看法不会让人注意到但你可以立即认出来。他赞助了这样那样的事情，在里面也都插一手，不过又不会插得太深，那样就会有人把这看成对大家的事情 不够同心同德。他时时刻刻都准备支持某些模糊的事业， 也是眼下看来正好对头的事业。

开始是把那些有臭味的钱洗干净，结果是你把自己的命换成了另一条命。按规矩说来，这些是再也行不通的。 但他是一个例外。

有很长时间，我真相信过他，以为他到另外这个国家来是为了我，他会留在这里。就是那个时候我才生下了大黄蜂和小不点。我幻想过，他愿意和我一起生活，会尽力把不可能的事情也做得最好。慢慢地我才醒悟过来了。在这个外边的国家的生活，对他不过是一种成绩，可以让他在那个真正的国家得到提拔重用，就像浪子回头，一个丢失了孩子又回到了家，那是你可以为了他回家把小肥牛都宰掉的儿子，还可以把眼睛都分给他。他生下来就是正确的，长大了也成了正确的，就算他曾经在打仗的时候两边爬来爬去腰里还裹着一皮带要卖的毒品，那时候他都是正确的。那时候他就拒绝去看看自己在干什么好事。就是站大粪堆中间他都是那应该成为的人。在我们这里，越是你不懂的地方，你越是愿意往里投资。大家都赶紧去买他空气一样的将来的股票，把信任都硬要塞给他。他就是那种大家都想对他多多行善的人，因为已经对他行善行得太多太多了。是一种颠倒过来的欺负人。

那他哥哥后来怎么样了呢？你想问这个吧。兄弟里另外这个呆头呆脑对人真好，是个能为你两肋插刀的主，要是有人来抓你，他肯跟你换外衣让你逃走。他好到了你可以把他当作家里最勤快的儿子，你明白吧，就是那个为了肥牛肉唉声叹气的那个大儿子，可心里明白那牛不是因为他杀的。我想，要是你在街上碰到他，你也会视而不见。就算你和他撞个正着，你都可能没注意到他。他对阿里肯定是常常担心的，不过也没有比良心还更要紧的事情。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碰到他。没错啊，你就设想一条城里的街道好了，那里有很多人来来往往，可有点模糊，因为这个人群已经从那个人群里滑出来了一点，这个汽车流也从那个汽车流里滑出来了一点。有一辆到了外面的汽车，一辆生了锈的大众吧，就停了下来，从车里就跳下一个那种算 在外面的人，还向前伸出手来；那就是他，那个……那个正确的王子，我补充说。

他就很伤心地笑了。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他又失业了，这回问题严重了。

可他之前不已经是一个几乎拿了执照的建筑师吗，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次战争之前？

没错啊，可在我们这里这对他有什么用呢？要他重新给那些房子画图吗？可他连在那些房子里做做清洁工都不可以呀？

我真的难看到他。他看起来也难看到我。不过，我们是属于一个国家的。

我们在那里站了很久，互相盯住对方的眼睛。所有的事情突然都对了。不过又太晚了。

他问我，是不是想离开阿里？ 也许吧。他自己不想吗？

那不成啊。这我早知道啦。

他们给他的现实太少了，所以他只能继续下去。要是你努力把眼睛的位置调好，也许你就能看到他了。也许你还能读出他的想法。那他不是跟我们其他人一样，也是很地道瑞典人吗？他不是和瑞典还剩下不多的最后几个北方佬一样诚实吗？就是那些站在北欧民俗博物馆里还穿着粗布衣服的蜡人。他不就是助人为乐本身吗？是那种你搬家的时候就来帮忙的人——帮你搬那些宜家公司的书架，还能帮你洗刷干净你的罪——甚至都不用你开口请他帮忙。他不也是一个热心的修理工吗？那么渴望帮你把你身上松掉的螺丝都给拧紧，还换掉那些磨损的螺丝，改善你的整个构造，反正他已经动手了呀。可他不是同时又那么无可奈何地要做成瑞典人的样子？所以就会刺痛人，因为他没经验，而且没来由地那么绝望悲观，还痛感自己的不足。 他总有种担心，怕突然有什么想法或者感觉，可其他人都会觉得很臭——可他自己不知道，不知道别人觉得臭，不知道这种想法和感觉从来通不过这里已经有的规则，不是这样吗？他不是足够算个瑞典人了吗？

不是吧，可能还有些人会说，他不能算是“我们”中间的一个，而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没有必要的话不应该放进来。

不过，要是大家都没记性了，每个早上都要去找个新工作，为什么外边的人就不能在民政局长或者公司总裁的办公椅上坐下来呢？你忘记了那套语法啦。那语法是不会把我们这种人放进来的。我们也不会死皮赖脸非要他们让我们进去。

你会问，人真的就得关心这种事吗？我能不能再讲五分钟，不要让所有那些可怜虫来打断我？你显然不明白这里的事。这不涉及什么意图。要是没有声音掺和进来，我 就什么故事都说不出来了。

我想，关心这种事情的人，前几年多得多了。不过现在他们肯定都去学神学去了。

对了，我在自己的生活里也定了个位置。我说得还不够清楚吗？我离开那个男人。而且带着孩子。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我讲不清楚的。就是在我后来失去了孩子们的那几分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确实有一种感觉，我算不上天底下最好的老妈，所以我也要尽力给你讲讲，那么还可以对得上这种感觉。

我完全能看得出来，你不太愿意吃这一套故事。我把民政局扯到这件事情里来的时候，你咧着嘴笑，一副厌恶的样子。我把那个穿灯芯绒衣服的女人叫做山妖的时候，你扭来扭去的。我就不可以朝那种路子上去想。你觉得我反正还是得努把力，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去看。

这下你可算嗅出更有味道的解释了。在我离开我的假王子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同意让我把孩子带走。这是明摆的啦，你在这点上还是有点道理的——这故事肯定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孩子不管怎么说是他将来的生活，那个生活是不能再有一点点臭味的。此外，在他看来，孩子是属于当爹的人的。干脆地说，这是他对老家的亲戚有义务交代的事情，所以要把孩子偷回去。他自然有的是找到我们的门路，不管我们藏到哪里都没用。要是他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那些会像狗一样叫唤还流口水的爪牙，叫他们去嗅出我们住的地方， 这些爪牙都会毫不犹豫，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

在你还能忍受的那个故事里，还有一辆黑色的汽车，不过现在车窗都是黑色的了。还有一只小手从那个摇下来的车窗口朝我伸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在叫喊，这声叫喊那么尖利，甚至没人能听得见了。他们想把她拉到汽车里去的时候，她死抱住路边的一根柱子不放。这回不同的是，来拖人的不是警察，而是两个穿一身意大利黑色西装的彪形大汉。 你当然一看就知道了，这种情况下我会在什么地方。像我这样一只猫，肯定扑上去用爪子抓他们了，或者用手边能抓到的随便什么锐利的东西去攻击他们了。要是你把什么人的眼睛挖出来了，当然你就会关到这个牢门的里面来了。

可你忘记了，我很早以前就失去孩子了。而我这次不顾一切干的事情，还是近来发生的事呢。

对对对，我完全明白。我这么讲，就好像时间是按顺 序来的。不过我也知道，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让我多少有点不确定的，还是那个故事。它不同意我说，一个已经被他们接受的阿里，还会使用这种黑手党的手段。你也不愿意相信，一个得到那么多人信赖的人会干出这种事。这个故事也知道另外一个人的事，他可能觉得家族的荣耀在拉他那么做。在那个故事里还有一个是好兄弟，是他带来了不幸。这是一个你不需要看到的兄弟，因为他住在一个错误的国家。我不知道。不过我看的出来，你更愿意买下的是那个说法的故事。

你知道吗，为了让孩子自由，我打官司都打到最高的地方去了？不知道啊，这是你不愿意听到的吧。那你就更不知道，我曾经控制了瑞典几个小时呢。我就坐在权力城堡的里面，我的词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成了法律。这是一种游戏，在这种游戏里，运气是拿你做代价来玩的。不过，就在那个没有名字的游戏里，在其中最深最深的地方，我还是碰到一个像样的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个大臣还缠上我了。肯定是在什么地方玩得太晚，也可能多喝了点威士忌。那张桌子上的报纸上又有照片又有文章，会告诉你这个枕在自己肥胖的胳膊上就睡着了的人可不是一般的嫖客。在那篇文章的字里行间还说，我这会儿正有天大的责任。

更多的事我不知道。我眼前真能看到的是首相府的大门。那个胜利当时太吓人了，已经不光是一种记忆了：这里有我的机会！

当时我们还坐在入口前面的出租车里。坐在我身边的这个男人醉得一塌糊涂，都没法跟他说话了。他含含糊糊嘟噜什么，让人听不明白，不过口气显然很有权威性，时不时在他认为有人跟他顶嘴的时候，就会发脾气。最后他总算是忍住了怒火，像一个孩子一样瞪着我问：“我是谁？”

我就把报纸给他看。他就又发火了，头痛成了这个样子怎么还能看报纸。我只好给他简单介绍。那时他就瞪大了眼睛看报纸上他的照片：简直混账！他甩开了我的胳膊就自己下车去了，两腿弯得站不住，有点晃晃悠悠的。然后他又举起两只胳膊，就像准备好拔出左轮手枪要射击，然后对我点头要我跟他走：“来吧，宝贝！”

肯定是花了我整整一上午时间才让他到这种地步吧。尽管这样，所有的事情也都不对头，有一根鞋带依然还没系好。我跪下来，想要给他系好，他把脚躲开了。然后他又跟稀泥一样瘫下来，我就得去帮他，让他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好不容易走到警卫的玻璃窗前。我不得不花费好一会儿工夫对警卫讲清楚是怎么回事，而这个时候这个权威人士已经额头顶在窗玻璃上睡着了。警卫把他在窗玻璃上压扁的脸和他们手里的照片对了对，非常不情愿地承认这个人不管怎么说还是临时的首相。至少今天还是。而我呢，他们倒立刻承认我就是首相的秘书，样子不像就用我 的黑眼镜做了补充，那就是我的样子了。

就这样，我们最后坐进了肯定是最高权力的房间。临时首相先对我做了个疲倦的手势：“既然你把我拖到这里来了，那你就他妈的把剩下的事情也处理了吧。看起来你 反正大体上知道我要做什么……不是吗，你……”

然后他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还立刻打起呼噜来，鼾声如雷。

“大体上？”对啊，那张报纸上有一篇对他的采访，讲了他大体上要做的事情：要加速竞争，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立法禁止失业，给我们提供生物能源和更干净的空气等等，再就是要教教这个世界怎么识相一点。至于具体怎么能做到这些他不能说，因为对很多问题还在调查研究中，该死的是这样的工作会花很长时间，还有经过民主的程序决定等等等等。也许没多少可以继续讲下去。我得抓住的是他最后说的断断续续的话“…… 不是吗， 你……”

对，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

我就召集了一大批高级的和低级的官员，还有国务秘书和专家等等——所有的人看起来都是临时代理，或者是临时代理的临时代理——我给他们安排这项工作。他们都吊起眼睛来，为了能看到我。然后他们就带着害怕得要死的样子，看看我又看看临时首相，看来看去。他就醒过来了，威风地挥手说：“是绿灯啦，通过通过。”他们好像还不是特别平静，不过也就认了，互相意味深长地眨眨眼睛，然后临时首相就在睡梦中又大吼了一声。

现在我就可以安排下午的活动了，而这些内阁大员的眼睛和耳朵就要帮我去看，帮我去听了。经过了一番讨论我就明白，我的任务就是要“解释清楚航向”，而他们的 任务就是“为决策打好基础”，还有“将政治意愿付诸实施”。可见他的鬼，我根本不知道船在什么位置，到底还能不能开，就算是能开，又开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所有这些是怎么回事。而且我很明白，就眼下这种情况来看，也不是问的时候。

所以，我没问，反而试着让他们看到社会的分裂症。我给他们讲的时候，有那么一会儿他们看起来得到了一点启发。我扯出了几件事情，几件特别能刺痛人的事情，也是在另外那个瑞典有锋利的刀尖的事情，不过在这个真正的瑞典甚至没人会明白的事情。起码可以把孩子从一个单身母亲身边带走，虽然这个母亲为了孩子什么都可以做，然后呢，又分配给她一个工作，让她去当……

我哭起来了，所以都说不下去了。这时候就有一个年纪很老的下级官员坐到我旁边，还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他真的很想跟我一样有强烈的感觉。从我这方面来看，这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从他那方面看也是一样的。不过。要是现实会有两种样子，两副面孔，就现在这会儿来说，也不是他们的事情。在这个大楼里，真 的是人人都出于好意啊。只不过是朝一个方向说出来的好 词好话，可能不巧就倒钩到另一个方向去了。

看起来他没有看到裂缝。另外，他也无能为力，不能做什么。这当然也不是他的错。我从他的脸上就看出来， 权力不在这里，在另外的什么地方。

不过，我也能看到更多的事情，一些能让我冷得打哆 嗦的事情。那就好像是在他的眼睛里有一个什么——是不 是叫“银幕”？—— 一层薄膜，有很多斜纹和点。他的眼睛就是那么做成的，就用来看他们能看的东西。他的耳朵肯定也是那样，都经过了调整，用来听他们在这里能听的东西。就那样的话，他其实也是从今天早上开始才能到这个地方来——要是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记住的话，就可以来。看起来好像权力真厉害，见了鬼那么快就可以把它需要的人的模样给做好了。

他自己当然还以为他什么都能听见，什么都能看见，没一点障碍。他是为了分派给他任务的人去听，去看。也不管是谁给他分配任务。

这时候克利夫就进来了。奇怪的是，我马上就认出他来了。这才是真正的首相啊。他比我过去想的还矮得多。自然应该是这样吧。我过去看到他，是通过一个画面，是电视装到人脑子的那些画面里的一个画面。摄影机是从下面往上斜拍的，而他站在一个椅子上发表演说，人就显得高了，有时候他还踮起脚尖来，就好像他要去够着那些更高的正确的看法。我也想起来了，他这个人是很和善的，很会关心人的，不是那种刻毒的瞧不起人的当权派，那种人能让电视屏幕都裂开。不过，同时又有全部的仇恨像一 大团黑蚊子包围住他。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克利夫有点苦恼地走到临时首相鲁纳那边去，鲁纳那时是好不了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弄醒他。他真的是受醉的罪了。所以啊，现在他反正更舒服地躺平了。

我吃惊地看着。临时首相现在四肢伸开躺平了，样子很舒服。可他身体下面有一米高的空气。我这可是亲身经历了圣约翰的奇迹了。就好像有一根针扎过了我的胸 膛——这会让他倒霉的。

克利夫就不好意思地笑了。他担心我得到了什么错误的看法。这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拿捏得很准很狠，可又有一颗心能装下很多人的苦恼。此外他还能听见——因 为我帮鲁纳拿回了权力，所以我应该得到感谢。第二天他就要自己再把权力拿回去。

“可你 …… 怎 么 能 …… 在 别 人 都 …… 还能记住这件事呢？”

突然克利夫就变得很冷酷的样子。失忆症明显是一个让人不舒服的话题。反正他是经受不起失忆的。他每天睡眠都不超过三小时。他从来也不会放松自己的责任。可我能不能坐下来，这样我们可以谈一谈？

他真的看到我了吗？其他那些官员马上都要横穿过我走过去了。

没错，我让他想起了很久以前见过的一个姑娘。一个很年轻就去世了的姑娘。也是一个不能让她的生活存在的姑娘。他曾经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姑娘。

那么生活也没让我活下来，是吗？

他看着我，脑子里想着什么。不是穿过我看。

像他这么遭人仇恨的人，连他自己都不能从骨子里明白“外边的”是什么意思吗？也许他明白。那么他是不是也遭这份罪呢？自然是的。可他也被这份罪充了电。这也是他的一部分……

听起来他好像想说的是：传奇。

有些东西会让你不宽恕人。

他就叫人端来了咖啡，询问我，让我说说我的问题。我当然讲了大黄蜂和小不点的所有事情。在我难过得说不下去的时候，他就抓住我的手，点头让我继续说。

“这真是太不像话了。” 等我说完了，他就这么说。可我也得明白，就是在这个权力中心，他们其实也常常是束手无策的。 他当然愿意帮助我， 但是他不能插手。

我直瞪瞪看着他的眼睛。不让你插手？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不愿意对我隐瞒，不想装样子。其实你也没法隐瞒，没法装。你不能下到那个面孔的漩涡里，还有所有那些折磨的漩涡，那些希望的漩涡。你从这个地方，又看不到哪怕一只正在沉下去的手。这也是权力给你的诅咒——你看东西的地方太高了。

“要是我们摔出去了，摔到了老百姓中间……”

他都不用把话说完。在权力瞎了眼走错了一两步，走到老百姓中间，那时候我也能听见那些小小的叫喊声，还有骨头碎开来的声音。

不过你也可以问，难道真的是他和他的助手掌握了权 力吗？权力不是躲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吗？那个地方甚至都没有一个人呢。

你都不能往那个方向去多想。那只会意味着，你自己选择了一条完全错了的路。那样的话，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只是在空气里乱摸而已。归根结底，我们得实际一点。

实际上他当然都知道，可看不见他知道的事情。有一 条裂缝横穿过了他的头脑。一个政治家，只看到他敢看的 东西，看不到别的。

我相信，投了他票的人也能知道不少，不过他们也只 能看到让他们看的东西，也看不到别的。

只有故事是敢看到所有的东西。

克利夫注意到我有些紧张，就换掉了话题。他问我刚才说的“欢乐”是什么意思。在像我这样的生活里，还有什么“欢乐”的地方吗？他觉得我是在用一种特别的意思上使用这个词。

我就告诉他了。他就非常吃惊了。

他问我，我的意思是不是说，等我开始讲故事，等词就像水一样从乌有的地方流出来，那时就有“欢乐”了？ 我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要为别人去看，说那些人家本来以 为自己不知道的那些事情？而且要达到一种全面的视野，是人家过去觉得从来不可能有的视野。同时呢，引诱人家看到的东西里那种尖锐，那种清晰，会让人家感到一点可怕，感到一点吃惊。

我说，没错，是有点那个意思吧。不过我对于什么尖锐和清晰，我还有我自己的想法。

他说他很难过，因为我们之前没这么谈过话。

要是谈话有用倒也好了。我看出来了，他的权力还不如我的大呢。因为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控制一个王国，我可以决定一切，依然还可以下到最底层，到每个 人中间去，还能够碰到，没错，我还能去碰到他们说的每一个词。

克利夫就很宽容地笑了笑。他嫉妒我呢。

这可能太过分了，我就猛一下站了起来。

“请你别走。你得原谅我。”这些词从他那里蹦出来是太容易了。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再坐下来。他真的还请我再坐下呢。我必须再跟他讲讲“那另外一个瑞典”。我刚才就往那个方面说了点，让他有些害怕。

我就又坐下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很重要的。我就 给他讲了那个瑞典外面的“瑞典”，讲了那个不存在的国 家的好大一堆事情。

他问我，我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正在看到一个新的 下层阶级出现？

那不算什么下层阶级。这样的阶级是可以靠奋斗爬上来的。这就根本不算什么阶级。那些是在外面的人，而且永远会是外面的人。我们不会饿死。我们头上也会有人给我们一片房顶，我们生病也会有人来安慰。有一种心不在焉的良心，会考虑到这些事情。但是不许我们加入到里面来。我们简直就不存在。我问他是不是知道，我们其实几乎都没有体重。只要有一点点风，就可以把我们刮走了。

克利夫感到震撼，不过抗议我的说法。他说他不是看到我了嘛。

对啊，只要我在讲他就能看见啊。

可我们不还是一个大的，一个重要的……

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闪光。

不，我们不是。他就别指望我们了。我们中间很多人根本就不去投票。我们没想到我们的选票还有什么价值。最糟糕的是我们同意，没错，我们同意我们自己也把自己往外面推。而在外面的，我们这样的人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难道他看见了吗？

克利夫就变得非常激动，嘴唇都发抖了。他必须咳好几下，清清嗓子，才能恢复说话的声音。他说他实际上也熟悉这种情况了。他说他弟弟要做脑部手术的时候，他曾经到医院去看过他，他就用他弟弟的眼光去观察整个斯德哥尔摩：这是个从城市往外滑出了一巴掌宽距离的城市。他还很害怕，这样的事情总有一天是会成为真的，而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我真是直接从他的噩梦里出来说话。

他认为我一定看到了将来威胁他的事情。

可威胁其实不是“将来的”。那是现在！另一个瑞典那个时候就有了，而且变得越来越大。他有点不相信地点点头，也有点恼火——他从来不喜欢有人顶嘴。他听到的是别的事情。是冰裂开的声音。他更害怕的是整个福利社会制度会……

但是，难道他那个时候还不明白吗？在另一个瑞典稍微颤抖了一下，一点点，又从他们的瑞典往外滑出去几厘米的时候，发出的就是这种声音啊。而且还能给更多的人腾出了地方。那个瑞典有一天会变得人口很密集，一个人堆人的地方，可又轻得像烟草烧出的青烟。

他说他要调查这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肯定是在八十年代中间那几年吧。一个政治家，还有一种教皇封圣的圣人才有的危险的天赋，还是不能看到 我们外面的人早就看到的事情。

要是事情就跟我说的一样，那么有很多东西就要拆毁掉了。那他要从根上去找这里的原因了。

半年以后，他自己就倒在大街上了，身体被人横七八竖地戳了几百刀。

就是刚才，这个故事已经进入正题的时候，克利夫提到那个可以说是尖利的东西，你愣了一下。这种尖利的东西是会让人自己也吓坏了的。你已经注意到了，在我的故事里也有一把锋利的刀。可能那也是因为我有点喜欢那种尖刀，特别是在那种刀割下去不深不浅正好的时候。

可你也可能猜得到，在什么地方多割了一刀吧。这确实让你很担心。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也很害怕的。尖刀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东西，用起来必须非常小心。绝对不可 以失去控制。

现在你非要知道这是为什么了，而且是怎么发生的，又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你很恼火，因为我已经这么长时间滑过了你的问题。那你就没有注意到吗，实际上我已经回答了你很多问题了，只不过没有直接回答而已吧。可现在你想要知道更多故事的背景。不过，你我心里其实都很清楚，如今这样的故事背景已经很缺少了。你还是这么千方百计地要知道，就有点奇怪了。肥皂剧味道的。

没错，明摆着是会有一把尖刀的。一个好故事是不会那么平安无事的。问题是，有没有一刀是在我的什么故事外面的。是自己割出来的一刀，没有欢乐，没有道理可说的。是越过我的一刀。我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我猜想到 的情况也让我非常害怕。你也知道，有那种事情，会越过我来抓住我。

我想，你一定读过有关剃须刀犯的报道吧，那个人自称是“揭秘人”。没读过啊？你肯定读过的，不过你全都 忘记了。

我相信，我有一次看到他作案的。可能是在一个挤满 人的公共汽车上，很多人的衣服都被雨淋湿了。到了一个车站，有人要挤下车去。你可以看到他的手滑过一个挡住他路的胖男人的背。就在他下车的时候，那个胖子就大哭大叫起来了。所有人看得都呆住了，一个灰不溜秋的往下垂着的大肚皮，还有一张嘴在吸溜吸溜叫——这个男人成 了光屁股了。衣服都掉在了脚下成了一堆。在他背上，你可以看到肉疙瘩和黑痣之间有一些划痕，那是很细的划痕，几乎都看不见流血。“抓住他！抓住他！”他狂吼着。

可没有人动弹。他们都只是瞪着眼看这个突然间衣服脱得光光的男人。我们经历的事情就是几秒钟，不过到了报纸上就成了一两小时了：“剃须刀犯”又作案了！

我想，这个人一定是把锋利的刮胡子刀片装在了戒指上朝手心握着，作案的时候，他只要把手掌在一件西服或者一件皮大衣上划几下，就能让衣服变成碎片落下来。很有可能，他能按照衣服的厚度来装刀片。

我也就是想这样讲我的故事。很快地划几刀，瑞典的死活、都不想让人看到的一面突然就都暴露出来，遮羞的衣服突然就堆到了地板上。手也不够长，遮挡不住啤酒撑大的肚子和肉疙瘩，还有所有那些布满皱纹的自满自大。我完全理解，那种完美的划痕里真有欢乐。不过你得知道，你要暴露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光是你自己在发怒，要去划破人家的衣服，那是不够的。这是必须划得有道理的。我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可能多半是为了所有那些在外面的人，为那些不会被人看见也不会被人听见的人。我要用刀子去划，这样就能让人看到他们，看到那些本来不会 让人看到的扭曲了的人。

可这就成了一种要命的生活。我知道这会关系到什么事情。正统教育吧。在瑞典，这不是什么你必须上课学到的东西。这东西你在娘肚子里就有了，在你的牙齿里就有了，在你的眼睛上厚厚的视网膜里就有了。正确的学问当然时不时也会改名字，这个是你很清楚的，不过信仰还是留下了，照样咄咄逼人，照样还是很不留情的。

所以，对讲故事比较尖利的人，人家马上就会往最坏的方面去想。你想要让人看到那种人不想看到的东西，那你的额头上就要打上烙印了。他们拒绝相信，批评可能是从里面来的，从一个和他们几乎一条心的人那里来的。他 们甚至不知道怎么拼写“自我检查”这个词。谁要是不能百分之百同意他们，就是反对他们。

可我只能同意百分之五十。

实际上牵扯到的，是艾斯基尔和老马丁之间吵了一架的事情。我刚才还讲到过我那个成了老古董的爷爷。我时不时到他家里去看看他。他家也就是我手腕上的另一个地址。他现在已经有点脑子钙化了，老糊涂了，所以还以为我是民政部派来的。不过，没人能像他那样告诉我那么多事。他是唯一的还敢知道点事的人，知道事情怎么样了。

我想我也去过他哥哥艾斯基尔的家。实际上是他大哥， 不过不到 四十岁就死了， 人死了不就不变老了吗。 他是在什么内战里被枪打死的， 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 老马丁觉得自己背叛了他的哥哥。不管怎么说，艾斯基尔和马丁，他们俩总是吵架，不过听起来又很奇怪，因为他们其实要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建立一个有良心的社会。不过那个老派的社会民主党员马丁相信，只要把做决定的人集中到中心，就可以建立这样的社会，而艾斯基尔其实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宣传的是另一套，是要把权力分散——让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点点。不过，让他们吵架吵个不停的其实是另外的事，艾斯基尔嘲笑马丁心里他妈的明白得很，可会把自己的信仰一点一点地给卖了，还痴心妄想着，只要把自己曾经信过的东西一个一个放弃掉了，这美好的梦就会实现了。最后呢，到了吵架结束的时候，爷爷就只能拍拍他的文件夹，那就是他的历史：不管你说得多有理，他还是知道得最多。那时候，艾斯基尔的幽灵就出来嘶嘶呀呀地说话了：“你的历史知道不知道我们所有生活在外面的人？在你的历史 旁边不会还有一部历史吗？你敢去看看？”

这一回连爷爷也听到了。他就热泪盈眶了，不就是他 妈的要大家都过好日子吗。

不，两个人的看法我都不同意。要是人人都有一个盖 了章的小纸片，说这是分给你的百万分之一的瑞典，那肯定很快有那种油头粉面的人就过来收购我们的纸片，或者就威胁你，要你一定卖给他。嘿，这下子不还是魔鬼本人在做主吗？不过，要是就有一个唯一的自以为是的权力中心，这种权力中心自己都不敢动一动，不管怎么说也生不起大病，只能对付自己的小毛病，那也同样糟糕。要是你发点什么牢骚，这权力就恶意地盯着你看，可你往里面瞧 一瞧的话那里又是空的；里面没有一个人。

我愿意艾斯基尔和马丁继续争吵下去。坐在他们两人 中间，我还是有这个胆量的。

顺便说吧，我认为他们两人说到那个还没写的历史都不对。马丁不敢打开自己那个文件夹好好看看——要是那个历史在里面，突然在那些他很熟悉的纸页中间就自己把 自己写出来了，那怎么办？艾斯基尔就断定，他兄弟把那 些读了不舒服的东西都没放在里面——不会有哪怕一页纸 是用在记下现在看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过，要是他们 打开这个文件夹查一查，两个人都会吓一跳，因为他们看到在那些涂满了字的纸页中间还有很多空空的纸页。那是不敢写出来的纸页。

看起来你就没有真在听。你被另一念头缠住了。你认为可能有一刀是割错了。要是一个人失去了理智，那也就没什么准头了。你可真是固执；在这个故事里面，总有个地方必须有那么一刀，那一刀是不可原谅的。要紧的是你在哪里能找到它。

你真能咬紧牙关，就是不说那些该死的麻烦事。现在我看出来了，你想把我的故事往什么地方拉。我可以听到你的想法：我怎么敢肯定，是有什么人偷走了我的孩子？ 我开始的时候想说的是民政局，或者是说我那假王子，我后来也提到了他。要不是他的那个很不错的兄弟的话还有谁？那个故事里有一辆黑汽车，孩子们是被拖到这辆车里 去的——你会问了，如今没人记得住什么事情的年代，我怎么还能记得牢这种事情？最自然的事情，肯定是我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把孩子丢失在失忆症里了，然后一会儿怪 这个人，一会儿怪那个人。还编出什么故事来，配合那些我自认为我无论如何都知道的事情。

我能听见你的想法，这个你注意到了吧。现在你可不能放开那些影子了，那些影子时不时还落在我讲的故事上面。你得把很久以前发生在我头上的麻烦事和几小时前我弄出来的麻烦事联系起来，联系成之前你可不能放弃。你要找出点情有可原的情况，对不对啊？

我怕我在这方面不能帮你的忙。有关影子的事情我知道不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关那些有影子的人的事情。我知道，他们还互相换来换去。他们住在那个真正的瑞典里面，不过时不时会跑过边界到这边来，要在这个没有防卫能力的贫穷的地方也滚一滚。事实上他们从来不是什么性游客，到这里来找性乐趣的，不过他们喜欢到这里来脱裤子，衣服，脸皮，地位，所有能让他们看得见的他们都不要了，那他们就可以玩游戏，把他们当作我们了。就像他们里的一个人说的：他是什么故事里的人，时不时的要把手放到地上，才可以得到新的力量。在那会儿，他把手放到我的身上那会儿，我就是他妈的他的地了。他根本想不到，那块地太脆弱了，他一碰就会碎掉了。

不过，就好像这些影子可以互相占有我，就好像互相接受遗产。你还记得那个我十五岁的时候就扑到我身上来的人吧。下一个人呢，简直就好像接受了前一个的坏良心。然后是再下一个，再再下一个。他们都想对我报复， 是为他们弄到我身上的那个魔鬼报仇。

现在你以为，眼下来毒害我的生活的人，和那个时候毒害我的人是同一个人。你还以为，现在还忙着国际电脑预测、混在最核心的圈子里的那个人，就是今天的弗雷德利克，和那个只有一个姑娘的派对上的弗雷德其实就是同 一个人了吧。要是这样的话，过了这么多年，他要从班级里最受欺负的女生身上得到什么呢？也是从一个后来一辈子都被欺负的人身上。尝尝侮辱人的味道怎么样吗？是要从一个从来没机会忘记事情的人身上得到帮助，可以记忆点事情吗？还是要把他自己也受欺负的那段日子的生活也重新唤醒？他要时不时地找我，这样他的复仇就可以保持生命力吗？操，你这么想真是有病。

说起来，你也没法这样把故事给攒起来。你可能在这 里找到一点碎片，在那里发现另一个碎片，可你从来不能 说，它们是不是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它们曾经都属于什么地方。那都是电视上的连续剧，引诱你无论如何也要去尝试尝试。你坐在那里拼凑的这些碎片，本身可能都不错。可你尝试把它们拼凑起来的时候，你不过模仿肥皂剧里的那些鬼把戏。

你自己没注意到，你的那种分析太像肥皂剧了吗？

没错，我知道。你必须想办法为我辩护啊。你需要一个可以卖的故事。你把希望放在我说的那种欢乐上。这个故事能不能突然看得远呢？当然能啊，可它没法把你要的那种的“相关性”啦、“前后文”啦压出来。

好吧，让我来试试吧。我们就设想吧，有个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那个影子，或者占有影子的人，就在那里了。他睡在我的床上，把床单拉到眼睛上。他的眼神看起来既是很羞愧的，同时又是很满不在乎的。你干了他妈的什么好事？我对他叫喊。能看得出来出了什么事情。我就掴他的耳光，一个又一个耳光，让他讲出来。等我知道出了什 么事情，我自己也坐在地板上起不来了。

大黄蜂最后还是找到了我住的地方。她肯定是什么地方都去找过了。她按我的门铃来找我的时候，这个杂种也正好在我家里。是他去开门的，他就装作不明白的样子 吧：没这人，没有看上去这样的人住在这里。对不起。大黄蜂就又慢慢吞吞走回到失忆症里去了。

可这是为什么呢，见鬼了吧，为什么这么做？是啊，这样不就是最实际的做法嘛。实际上，他以为我是不在乎的。别急，你沉住气吧！他自己也丢失了他的孩子，不知道丢在外面的什么地方。我是信了他的；只要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不会想他们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想他们。没错，他妈的，那时候看这做得太臭了，不过我得承认那 也是最实际的。而且我发脾气的时候，也是特别诱人的。 他就愿意我那样。

是他已经让我那样了。 等他后来睡着了，他抓住我手腕的手也松开了，我就爬起来，在厨房的抽屉里摸到了我需要的东西，不是吗？ 然后我就刺了他一刀，那是任何男人都不肯原谅的一刀，不是吗？在那种情况下，他也没法打死我或者追我，因为他不得不捂着伤口止住血。可其他人来了，他们还没怎么睡醒，不会原谅人的，当然能找到我，把我关到这里来。

现在强奸我的人，和我十五岁的时候没强奸成我的那 个人，不就是一个人吗？我刚才做的可怕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还是可以辩护的吧？

我不知道。要是你去问他，他肯定也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这点起码还是很清楚的：要是他用这种样子把大黄蜂给骗走了，那露也会眼都不眨地马上离开他。她也有这 个气派。

不对，实际上我不知道。当然，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 事情。在我看来，这事听起来很费劲的。可你更想听我说 这个伤害我的人不过是上流社会里的混蛋而已。你更想听那个，而不是听什么民政部的什么工作过度的女人的事，或者你们把自己投进去放不开了的什么黑人。眼下的这个说法，至少还有一种开胃的一面对着你吧。

对着我？我可没有被说服。不过，你可能觉得，不管怎么，我还是用这个故事辩护比较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能让他们判刑轻一点也好。

不过，我是代人受过，替别人坐在这里呢？

是啊，你摇头否认了。我明白你的意思。要是我没有更多更具体的东西提供给你，那你他妈的还怎么能为我做辩护呢？

说来说去，重要的还是为我做辩护。最终我们又坐在这种地方，坐在这种划了一道一道的铁门后面，不管我说什么那门都不理会你。我们马上要去法庭了，对吧？实际上我怕得要死。我讲故事的时候，什么坎我都还能过得 去，不过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过这一关。

你马上就以为我怕得要死的是检察官和法官了。或者至少是那个陪审官，他要把事情做得跟过去一样，最好还是给你带枷锁或者铐子，不然的话，至少是什么东西能让你的皮肉吃点苦头。这你就错了。那些人全都和普通人一 样，不过是今天不巧都落到这里来了。当然可能有什么热衷做法官的人在那个长桌子上过夜了，那本法典就成了他的枕头，法官服就盖到了鼻子上做被子了。也许还有什么陪审官，把这个初级法院的地址写到一张纸条上，然后整天整夜都握在手里不放怕丢了，就好像这纸条能知道到他妈妈家的路。不过，很可能他们全都是新手，那个法官本来就是个外头人，溜进法庭来想听一会儿的，找到一个空椅子就坐下了。当然没有从我们这边过去的人；像我们这种都不能看得很清楚的人，只能坐坐被告坐的那些凳子吧。就算都是新手也照样办得了事。等他们坐定了，就是那套语法来说了算了。那他们就有了需要有的眼睛，就明白出了什么事情，而且就会受到出乎意料的规则的攻击了。审判过程本来就他妈的知道该怎么做。

这种地方，你一看就知道什么事情都是对不上号的。那套语法已经给了每个人嘴里塞了他的词，给了你他在地狱里的那个窝让你呆着别动，大家都一样。然后这些人就到处搬来搬去找地方，把什么事情全都忘了，最后在陌生的椅子上坐下来，还被椅子重新改了样子，变成了坐这把椅子就应该做的人。这都不对头。那就变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跟平常一样，跟你把眼睛盯着什么看的时候一样。就是那个样。

可也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国家的精神分裂症看得最清楚了。每个尖利的钉子都让你感到发愁，可铁棍子插穿了什么人的身体你又根本不注意。你没想过吗，法庭里的每个人为什么都那么着急，虽然他们着急的都是他妈的屁大的小事情？不就是在商店里偷了点吃的用的，不就是有人醉酒闹事，或者邻里的争吵而已吗？他们都被做错事的机会给弄瘫痪了。总是两眼偷偷地不停在墙壁上找那些看不见的字。

同时呢，那些当官的衙门里的大部分人，却一点都不着急。他们可以眼都不眨就做出一个跟你的生活有关的事情的决定。冒冒险弄出一种扣得狠的税，敲断几个可怜的混蛋的脊梁骨，或者把什么精神病发作的人送到大街上，要不就是从人家里把孩子偷偷弄走。这样的事情，那些每天翻文件的人做得快得很，绕着小道就给办了。

可这里也一样，这里人人都急得要死，要从什么微不足道的条文里找茬，可也是在这里，他们好像对真正严重的问题并不加以考虑，不过对那种事情他们里面也没有一 个人能做什么。

我说的就是判决的事。

不过我们还是按顺序一件件来吧。首先他们得商量好我是谁啊。所有关于我的材料早就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碰巧放在那张桌子上的也许是一个男人的材料，比我年纪 要大三十岁，而且连一个瑞典文的词都不会说。看在上帝 的份上，他还是个法庭的口译呢。不管怎么样，他们总算 能把那些自相矛盾的材料给整理好了，把我当作了他们可以问话的人了。就把我当作一个实际上在这里也是能看得见的人了。然后，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故事给卷起 来。就是在那里，出了怪事了。

你大概会想，他们要确定，那么多故事里到底是哪一个算数。我的意思是说，那些故事的不同说法互相吵起来的时候，不还是得他们能做决定的人来决定其中的一个说法吗？不过他们慢条斯理地评来评去，好像所有的说法全都不错。看起来他们好像都看不出这些其实是非常不同的故事。

不管怎么说，最要紧的还是最后的判决。我也开始有点明白了，那个判决根本不在乎我的故事，把我的故事当狗屎，不管那故事以后是黑的是白的还是足够灰的。那个判决在我能说的所有事情之前就已经有了。那个判决认为我只是事后想千方百计把事情给说圆了。是你需要一个好的解释。是我也许无论如何愿意知道怎么回事。可那个判决不需要这些。

你的工作嘛，不就是要把对我的控诉捏在你手指里弄碎吗。你都说明我是无辜的。或者说，不管怎么样，我是没办法，有很大压力的，所以他们得理解我，原谅我。这工作你肯定能做得了的。当然，你的声音有点发抖。检察官多半是个很着急的姑娘，她会试试从我这个角度去听，就是我生活的这个地方去听，然后跟你叫劲，也要找到理 由帮我开脱。那些证人呢，全都会因为太紧张把话都说了个颠三倒四：他们敢赌咒发誓证明那全是我干的，又说他们什么狗屁都记不得了，除此之外还说他们都有不在场的证明。最后是法官来了，一个小老头，饱经风霜头发灰白 还让自己多出了几斤肉，他把罪责都揽到自己头上，还轻松地叹了口气。这声叹气的意思是说，这回可真是就差一点啊，还有点害怕，怕也许不管怎么说也弄错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得让我就是我自己，我是谁就是谁，我在哪里就是哪里。

那个就是给我的判决。

他妈的该死的事情是，这样的话这个判决对我是太尊重了。大家全都尊重我，那个把我带到这里来的警卫就已经很客客气气的。这就和医院里的护士尊重艾琳的垃圾是一样的，时不时还要加一点她那么不耐烦地等着的蔑视。这也像克利夫的很多仇敌也都尊重他的传说，然后就送上他为了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事业需要的仇恨。这也像是这个社会尊重所有跟我一样住在另一个国家的人。

其实就在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在你眼睛里也看到了这种尊重的目光，是毫不留情的目光，冷酷严峻的目光。那是你自己也没意识到的。那是判决。

可最他妈糟糕的事情是在我还同意了的时候。是不是帮他们的忙，让我在另外那个国家留下来？其实也就不过是在几厘米之外而已，不过已经是很安全的距离了。这个判决不光是到了我的骨髓里了，它还想进到我嘴里的每个牙缝里。最后我都没力气去抵抗了。

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吗——我还同意了？实际上我 并不想靠讲故事就脱身了。我想你并不明白这个。

我要给你讲讲，我怎么把一个可怜的业余抢劫犯从这个拘留所里哄骗出去，那你也许就明白了。那是露的一个孩子，是我帮她从失忆症里救回来的那些孩子里的一个，不过这个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他在医学院里念书，以后是要当医生的，都快要毕业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有了什么短路了。他有过一个很可爱很聪明的小太太，还有一对很淘气的孩子，还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就在街角上等着他了。露肯定教过她自己的孩子一些手段，怎么去对付每天的失忆症状。可突然他什么都记不住了。要是他去参加一门考试，或者去给一个病人把脉，他都读不了一行字，还只会呕吐。所以每天早上，他不去医学院了，而是躲到那个居民楼的地下室去，整天就坐在那里看自己孩子读连环画，饿了就嚼点干面包，渴了就喝点洗衣房水龙头里的自来水。到了晚上他才回家，然后给家里人讲那天他去医学院如何如何，说得活灵活现的。

只要大学生贷款还够用，他这么干还能对付过去。可有一天钱全用光了，钱包里除了绝望就什么都不剩了。有一天他就拿了一把儿子的玩具枪到商业银行去了，到了现金柜台就结结巴巴地要人把现钱递给他。不过事情全弄糟 了。就在他后来要把合作社收款机里一叠叠现钞拿出来的时候，他头上戴的那个只露出眼睛的滑雪帽斜掉了，他不得不摘掉帽子才能看得见。现金柜台那个女收银员就叫起 来了：“哦，是你啊，培尔！”他就扔下装钱的袋子急忙逃跑了，不过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当然也逃不远，很快就被响着警笛和蓝灯的警车给追上了。他就哭了，就怕小太太和孩子们还有露会知道这件事情。没错啊，后来大家都对他特别恼火，跟他们和一个真正无辜的人在一起一样。 我几乎立刻就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到拘留他的派出所去了，差不多就像你现在进来看我一样吧。我就一边听他抽抽噎噎哭鼻子，一边给我讲他的故事。当然我就要弄个故事说说，把他放出来。不过这件事情比上次那个海鸥的事情要麻烦得多了。我不得不等了好几个钟头，等警察和检察官来得及把这件事情全都忘记了再说。不过， 在这个时候我也要防止他忘掉了他自己的生活。我不得不让他开动记忆，就像你让那种不可以睡着的人不打瞌睡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一样，不过现在我就让他把自己的生活说了一遍又一遍。

到了半夜，到了派出所换班以后，我就靠嘴皮子说事把他给弄出来了。先是用头发夹子，再加上一点好话，把那扇铁门给说服了，然后又走过了那个警卫，他已经被那个拼字游戏给催眠了——我就把他带回了地下室。他真不明白，为什么那里会有那么一大堆的小人书和连环画，还有一大包瓦萨牌干面包，一本还没打开的精神病学教科 书。他刚从自己的故事里出来，现在是用另外的眼睛看所有这些东西。用这种办法，他手里就抓住了新的东西。

他一边这么考虑着，一边就上楼去了，按了门铃。因为他的钥匙当然在派出所就被人拿走了。他太太和孩子来开门，揉着眼睛还没睡醒的样子，都已经不认识他了，而且把这个让人伤心的故事全忘了。他们也许觉得，最好还是让他当爸爸。爸爸很奇怪地这么晚回家来，还赌咒发誓说这回他妈的要好好读书了。要是他没有忘记这些个事，那他现在肯定已经毕业了，白天就安慰病人，晚上就帮他 的小太太哄孩子睡觉。

我不能同意他就这样毁掉自己的生活，就因为他的脑 子里出了的唯一的一次毛病。那就不是语法了。

不过我同意，我自己可以坐在这里。那就是语法。而且我不想帮你的忙。你现在明白了吗？我尊重我自己。对自己很满意，就跟艾琳一样。没错，我提到过抵抗。那个时候是。

也就是说，法庭不会把我扔出去。已经做了的事情就没人能再做了。如今这样的事情很多，不是吗？我们害怕这件事，可我们又保证那件事——所以，将来的事情已经都发生过了。

不对，把我扔出去的事情还是在前面等我，这件事情是那个故事要做的。那个故事也快结束了——我在你身上就看出来了。等故事结束了，它就会把我给吐出来。只要我还继续讲，那些词就会为我发光，我就可以在上面烤我的手指取暖。我讲啊讲，那世界就能看得见了，能感觉得到了。我当然比我告诉你的要小多了，这个是我一直注意到的。不过，这样我也在历史里面占了个地方，不管怎么 样也到头了。那时候历史突然就不再想知道我的事了。

你不用可怜我。我可不是艾琳那样的烈士。说实话， 我时不时还能打败生活呢。我现在不也办到了吗，能把我的破碎的生活大部分告诉了你。那也就是说，我已经熬过来了。我给你讲地狱的时候，我也把地狱踩我脚下了。也许我甚至能把那个判决也踩到脚下去呢。对啊，我还真的相信这个呢。所以我知道，欢乐是有的，而且是在我周围一片黑暗的时候。

不过，要是我掉在了故事外头，那就什么都不算了，那就是最难的了。就好像我又回到了开头，又回到了那些一点火就可能发生过的事。现在是什么都抵抗不了了。他们趁机来抓走老爹，那时我也无能为力了。我突然就跟那个海鸥一样了，那海鸥肯定是从来没被放走，是被压扁在甲板上了，一个眼珠子都掉出来了。那些小流氓就继续用脚跺它，直到它一动都不动了。在那个派对上把我包围起来的男生其实是一类的小流氓；也许我真的像一个绿头大苍蝇一样飞起来了，不过我没能飞出去，一头撞在了窗玻璃上，又掉回到这帮小流氓里头，他们已经烧得不行了，只想着在我身上弄一把。现在什么都不算数了。所以我同意的是眼下。大黄蜂和小不点还在山上呢。

不对，他们不太可能在那里了。他们肯定也跑出来找 过我，对不对？而且找到了我，虽然有点太晚了吧。大黄蜂当然不那么笨，会相信那些影子的谎话。要是事情就 是眼下这个样子。她肯定看到了我的外套还挂在门边上 呢，还能认出来衣服上的铜纽扣。也许她和其他人一样把 什么都忘记了，可最下面的铜纽扣是她给我缝上去的，有点歪了，还有根线头露在外面，就因为是她缝的才会这个样子——这个纽扣会让她认出来，因为这个不止是一个记忆。要是这种情况，那么她以后肯定会回来。也许警察来 带走我的时候她正好回来了，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或者是他们把我按在地上，用手铐把我的手从背后铐起来的时 候。不管怎么说，有好半天她就看着我，然后说她只是想来对我说，你他妈算什么老妈啊。

然后就只剩下她的背对着我了。然后那天就肯定成了我的黑日子里最黑的了。要是你想给真正绝望的事情找到一个地方，肯定就是那里了。不过那个时候也就是跟你算账的时候了。

事情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没错，就是这个样子了。不过再怎么说着也就是一种说法。要想看到别的说法，我就得再开始说。在我开始说之前是不行的，那我是没法更好地抓牢现实的。

可所有这些事情全都正在变成垃圾，我就正好在这个垃圾堆的正中间。当然不完全和艾琳的情况一样，因为在我这个地方，那些渣滓还可能变成什么东西，也许会成为什么东西。只不过眼下我还没办法对付这个事。在故事离开了我的时候是不行的。

你当然也不是什么辩护律师，我从一开始就该明白这 个了。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好打听事的人，抓了个机会正好到我里面来读点什么东西。我自己又那么愿意相信你就是辩护律师，因为我需要什么人能来看看我，还能为我说说话。

行啊，这下把你惹恼了吧。你往门那边走，还以为我没看见吧。然后你横穿过那块铁门板就到了外头去了——你一两个钟头之前不就是那么进来的吗？你以为出去了就 到了自由世界了，你在做梦吧你。

可你别以为我会嫉妒你。我当然明白，什么欢乐也是一个陷阱。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还是忍不住要爬进去。可这是所有陷阱里最好的陷阱。如果你非要叫它什么，就叫它地狱里的一个角好了。反正我不会用我的那个角换你的那个角。

再说了，我想我们会再见的。我们还有一些事情没搞清楚呢，你和我的事情。这里面所有的人我都保证给他们一个公正，弗雷斯啦克利夫啦，随便他们叫什么吧，他们一直在我心里面嘟嘟哝哝，你得听的就是这样的声音，要不然你不会明白的。我得让他们出来说话，你得把生命重新呼吸到他们的身体里。那些过去的事情，其实全都在我们的面前。

所以，我一定会再鼓起劲头来的。你没注意到吗，我是蛮坚强的。就算眼下感觉不怎么样，可我也能突然把这个世界再踩在脚底。你再呆一会儿也没事吧。最糟糕的是就要把我从故事里吐出来的那会儿。那会儿我就开始看到孤独了。那些坐在墙壁上的赤裸裸的规则，又臭又硬又没颜色。要是你走了，我可对付不了它们了。如果这个牢房不是他妈的这些规则的主语啦宾语来控制的，那我在这里一步都动不了。那我就连一个想法都不能想到头了。每次要开始有什么感觉的时候，那都会变干了，粘牢在上颚里 头。只有你在听我讲，那我就有一点点自由，嘴巴里会有一点点话。只有你留下来，就算这世界上还有我。那我的孩子无论如何也就可能再找得到。

别走啊，留下吧。我求你了。别把我孤零零一个人留在这里。要是无论如何也得走，那……

等你走了以后留在我这里吧。

译者后记

多年前瑞典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教授就向我推荐过他的瑞典学院同事埃斯普马克的这部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马教授认为这部书值得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文读者。但我读后感觉吃力，翻译很难，所以一直没有动手。

2012 年我在世纪文睿出版我翻译的瑞典诗人马丁松的长诗《阿尼阿拉号》。因为马丁松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也曾经是瑞典学院院士，

《阿尼阿拉号》又是一部瑞典文学经典，所以那年夏天我写信给瑞典学院希望他们派一位院士跟我去上海做新书的宣传活动。埃斯普马克是瑞典文学界公认的研究马丁松的专家，出版过专著《大师马丁松》，他表示愿意跟我一起去中国，不过因为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在当年评选工作结束之前走不开，所以答应等10 月初公布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跟我去中国。正好10 月底南京译林也要推出我翻译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和美国诗人布莱的通信集《航空信》，而特朗斯特罗默2011 年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又是埃斯普马克的老朋友，埃斯普马克当然也愿意参加老朋友中文译本的新书发布活动。我很感谢这个老院士八十多岁还不辞辛劳，不远万里到中国来帮助我做瑞典文学翻译出版的宣传，所以暗下决心在他到中国之前完成《失忆的年代》系列的第一部《失忆》的翻译，在他到上海的同时出版。三个瑞典文学大家的三本瑞典文学著作，由我翻译同时出版，自然也是件让我高兴的好事。当然，翻译了第一部，就不能停下来了，2013 年和2014 年我又翻译了后面的五部，而到2015 年春终于完成了第七部，可以合并成这个精装本出版。这里也将分册出版时的后记整理成一篇作为后记。

《失忆》：卡夫卡式的寓言、加缪式的荒诞

翻译一部文学作品的过程，和一般阅读过程不同，需要字斟句酌，自然也是对作品加深理解的过程，更是文学欣赏的过程，能给人带来更多的阅读之悦和阅读之趣，让人获得更多教益。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正是这样体验越来越多的悦趣，也引发很多深入的思考。

悦趣之一是欣赏小说的叙述方式。对我来说，形式的意识是区别小说家优劣的关键。小说不仅在于你写什么，也在于你用什么方式来写，后者甚至更重要。有的小说家只关心内容的精彩离奇，取悦大众，争取销路，而叙述俗套，语言粗糙，根本没有形式感。《失忆的年代》则是一部非常讲究叙述方式的小说，而且正好也是我欣赏的方式。这里有些个人爱好的原因。我自己本来学习过戏剧，也写过小说，早年我就欣赏马原的叙述方式，因此还为他的《冈底斯的诱惑》写过序。后来我自己曾经尝试过一种如戏剧式对话体的小说形式（比如我的短篇小说《穿风衣的女人》和《归路迢迢》的叙述方式）。这种形式像是两个人物在台上的对话，而因为看法视角不同，可能面对同一叙述对象却讲述出各自不同的故事。《失忆的年代》的叙述表面上是一个人物独白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对话方式，只不过是另一方始终没有说什么，而是主角一人喋喋不休，几乎像是自言自语，只是偶尔停顿喘口气而已。小说的章节是由这种停顿构成的，所以分章节时不编号不用标题也有其道理，因为这是一种绵绵不绝的语言流，类似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我在读高行健小说《灵山》时也感受到这种独白式的语言流的悦趣。不知道是否因为这种语言流的共鸣，惺惺相惜，使得作者

担任院士的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的绣球也抛给了高行健，瑞典学院的颁奖词称赞他开辟了中文小说形式的一条“新途径”（当然写小说的“途径”可以很多，并不是说中国作家只能走这一条“途径”。莫言就走出了一条和高行健完全不同的“新途径”，也恰好在埃斯普马克来中国之前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在对话体小说中也寻找过一条“新途径”。我是用两个人的叙述来探索不同叙述方向可能性。穿同一件风衣的女人，在不同叙述者那里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故事。有人把这类小说称为“元小说”或“后设小说”（英语是meta.ction）。在《失忆的年代》里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叙述方式。比如在第一部《失忆》里，因为对于同一张照片、同一本护照或同一根铁管，主角在自言自语的追忆、推理、分析中也能讲出不同故事，使得叙述有往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而这正好符合一个失忆者的真实心理状态，可谓心理现实小说和元小说两者兼得。悦趣之二自然还是这个小说系列处理的“失忆”主题。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说的，虽然“失忆”现象在当代社会越来越普遍，但用这个主题来创作系列长篇小说还是第一次。在翻译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常常联想到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和加缪的《局外人》。比如第一部《失忆》中经常使用的词“审理过程”或“调查过程”，其实就是卡夫卡《审判》书名一样的词（原文是processen）。而《失忆》主角的那种心理状态，那种自己都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荒谬，甚至不知道和自己做爱的女人是否真是自己寻找的妻子，“同床异梦”，我觉得和《局外人》的主角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代社会的“异化”现象（英语alienation ）在中国八十年代其实也是很热门的话题，但在社会全面异化中就已经被人们遗忘，就不再是话题了。而这正是小说要点明的“失忆”现象：我们都得了不可救药的健忘症。悦趣之三是我很久没读到这类文人气很浓的小说了，读来欣喜。《失忆的年代》在我看来无疑是一部学院派作家、知识分子作家的小说。它真正用得上我最近从国内朋友那里学到的一个新中文词——“高端”。不过中国的“高端”可能和这部小说的“高端”意义不同。如果这部小说在中国销路不好，我也不会惊奇。因为这不是中国文学近七十年来推行的所谓“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学，尽管它实际上涉及到了更普遍更深刻的社会问题，它一点不缺少对社会的关注。这是一部我们中文文学久违了的“阳春白雪”的作品，就和卡夫卡的《审批》或加缪的《局外人》一样，这样的高度，还少有中文作家企及。所以，我最后才真正明白了马悦然教授向我推荐这部作品的良苦用心，而悟出了翻译这部作品的深刻意义。

《误解》：被他人误解就是地狱

《失忆的年代》第二部《误解》是整个系列“失忆”主题的一次变奏。在结构上它和前一部《失忆》相同，是通过主角“我”在一个固定地点向着“你”滔滔不绝地说话构成的，依然是语言流式的节奏。只不过《失忆》中“我”是个官僚，而在《误解》中这个“我”换成了一个报纸主编，地点换成了在北欧至今还能见到的男女同浴的桑拿浴室。在蒸腾的热汽中除了“我”和“你”，还有些看不清面目的人物。仅此而已。这就已经很像独幕话剧的场景了。

和《失忆》一样，《误解》并没有一般小说意义上的故事情节和性格丰满的人物，没有供读者可跟随的故事线索和逻辑，或者说其逻辑就是失忆的逻辑：失忆造成了人的思维没有了前后关联，只有感觉的碎片，只有思想的碎片，只有图像的碎片。存在的只是说话声。正如作者写到的，在这个书籍将很快属于过去的时代，“唯一可能的书当然是一本大致像我们的谈话这样发展起来的书，一个你很可能在到达中间并接近结束的时候就与开端失去联系的项目，根本不再理解你最初投入的是什么事情，但它还是一个作品，当一切其他的东西都从结合处松散而崩溃的时候，它倒可以由某个固执的声音保持下来，倒是由于一种不会背叛你的语言而成为可能，有点悖论的味道。”

在我看来，阅读不同的小说，就如喝不同的茶，也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有的人喝茶只为解渴，有的人喝茶是为了品茗。有的人只需要用嘴喝，而有人的需要动用嗅闻观尝各个感官，甚至还要用头脑。想消遣娱乐打发时光的人，想寻求刺激满足欲望的人，肯定不会喜欢读《失忆的年代》这样的小说。这样的小说不是解渴的大碗茶，也不是一般待客的时茗，而是独家配置需要细细品味的特饮，所以需要品味者本身对茶艺茶道有一定的修养。换句话说，阅读这样的小说，需要高度的知识性和互文性。比如《误解》里多次提到契诃夫的话剧《樱桃园》，读者如果不知道那部剧作，就无法理解小说提到的斧子砍树的意义。再如小说里提到那位弹钢琴的诗人，声称音乐中有自由存在而不用向皇帝交税，这自然是引用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及其诗作《快板》。再如当读者读到“人从来不会跨入同一个女人两次”，请勿以为译者用错了动词“跨入”，因为这是从一个希腊古谚“人从来不会跨入同一条河流两次”演变过来的。事实上，《失忆的年代》中提到的某些事件，在瑞典文化生活中都是实有其事，甚至可以对号入座。例如《误解》里有关中国山村的报告自然是指瑞典左派作家缪道尔的报告。再如在某宴会上的争吵，甚至将肉酱倒在对方的身上，本是某位瑞典院士的杰作。但是，正如作者所说，小说本身虽然针对瑞典社会，提到的很多问题在整个世界都可能是有效的。有关对传统和创新的不同态度，有关保守和开放之争，有关信仰和教条，有关权力对于媒体的利用和干涉，而“权力也在误解的天空之下”，作者都有些精彩的文字论说，像散金碎玉分布全篇，也常常让我在翻译中联想到中文语境，这些思想火花能让某些黑暗的角落忽然被照亮。

《误解》的主题就是“被他人误解就是地狱”，它也互文呼应着萨特存在主义的名言“他人即地狱”。这让人联想起多年前在中国流行的一个口号“理解万岁”。其实任何“万岁”都是不可能的，这个口号反证的倒是“被他人误解”的地狱实际上到处存在，而人们已经无法解脱。

《蔑视》：从“高老头”到“高老妈”

《蔑视》中的女主角艾琳是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也是从小不受父母宠爱反被诅咒的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被赶到乡下去生活，这就是她一生遭受的所谓“蔑视”。为了对抗这种“蔑视”，为了证明自己的生命价值，艾琳把自己全部的爱和金钱，也可以说把全部的一生，都押赌注一样押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努力培养他们，给他们虽然没有父亲也同样体面的家庭环境，更希望他们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而借此自己可以扬眉吐气。从小说的结局来看，艾琳这一生最后是落在收容病残老人的康复收容所里，终日和一堆垃圾为伍，可以说毫无价值，作者别出心裁地用隐喻“失重症”来暗示这种没有价值的状态。也就是说，艾琳的一生其实是失败的，她的梦想并没有实现，甚至在“失忆”的状态中，她都记不得自己的儿子是否来看望过她。最后她不得不对自己这样发出哀叹：“我从这一生中到底得到了什么！”

艾琳的这种命运和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小说系列中的《高老头》有些异曲同工的特点，因此女主角也自嘲自问她自己是否成了“高老妈”。不同的是高老头一生的希望是寄托在两个女儿身上，也彻底落了空，被女儿完全抛弃，而艾琳有两个儿子，只有他们还需要钱的时候才会到这个康复收容院来求老妈帮忙，显然也不是两个非常争气的儿子。在这两个不同故事的背后，都反映着同样的世态炎凉，反映同样的利己社会中冰如冷水的家庭关系，也是同样的社会对某些落魄者不成功者被遗弃者的“蔑视”，用这部小说中的诅咒来形容，这些被蔑视者都是“臭大粪”！

每个社会都会建立一个自己的价值标准，一个革命的社会有革命的价值标准，一个金钱的社会有金钱的价值标准，一个名利的社会有名利的价值标准。达到这类社会价值标准的就是成功人士，是标兵或明星，是显贵或名人，自然是“出人头地”的，反则就是没有价值，就会失重而没有分量，就会受到“蔑视”。小说中的女主角艾琳虽然挑战人们对她的“蔑视”，却不是挑战“蔑视”她的这种社会价值标准。她同样拜倒在这样的价值标准之下，只想通过个人努力达到这种社会价值标准，以此对抗或抵消别人的“蔑视”。其实，她对这种价值标准的追求本身也只是一种表面的追求，比如家里要摆设其实已经无用的钢琴和廉价但看似值钱的家具，比如她也想靠买彩票中头彩发笔大财。她自己显然也有虚荣和看重名利的一面，实际上是她也“蔑视”了自己，这是她自己的悲剧所在。

《蔑视》中特别提到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这种呼应正是作者本人在序言中说的，他确实参照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结构，也在这个系列不同小说里用了所谓“人物再现”的写法：虽然每部作品都突出塑造一个人物，但各部作品中的人物又有交叉和关联，比如

《蔑视》中的艾琳，当然让我们回想到第一部《失忆》中那张有一个单身母亲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照片，而这个人物在第七部《欢乐》里也出现。当然，在规模上《失忆的年代》是无法和“人间喜剧”相提并论的，但作者在总序中也已经说过，“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巴尔扎克）那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作者是采用比较浓缩的现代小说的精致笔法，用单个场景内一个人物的独白式语言流来表述。《蔑视》里艾琳这个老女人喋喋不休地说话，她的语言应该比较通俗一点，少文人气书卷气而多点俗气，因此译者在翻译中也稍微比前两部要自由一点，以尽量贴近这个人物的本色。

与前两部小说《失忆》和《误解》相比，《蔑视》的荒诞小说色彩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因为受到“蔑视”，没有了分量，所以我们在这部小说看到了“悬浮病”或“失重症”这种荒诞的描写，艾琳的身体居然可以悬浮到天花板上，医生护士要爬到梯子上来为她治疗。这自然又承接前面所说的卡夫卡式小说的荒诞。

据作者自己介绍，《蔑视》是带有自传性的作品，小说中被称为“艾琳”的女主角是以作者本人的母亲为原型的。当然，小说是文学创作，而不是生活本身，它只是对生活的折射，对社会的透视。否则，作者现在已经是尊贵的瑞典学院的院士，他的母亲足可为这样一个“出人头地”的儿子而感到骄傲，扬眉吐气了。能够超越生活，超越自我，这是作者的功力所在。

《忠诚》：对二十世纪左翼运动的历史反省

记得本书作者在介绍瑞典诗歌的演讲里，谈到自己当年和老朋友特朗斯特罗默拜同一位老师学习诗艺，起点是同样的，但后来方向不同，在创作中逐渐发展出不同的个人风格：特朗斯特罗默比较注重表现“自然的人”，而作者更关注“社会的人”。诚哉斯言。从社会的角度去写人，探讨社会对人的命运的影响，那么作者从诗歌再转入小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失忆的年代》小说系列每一部都是以一个“社会的人”为主角，既是人物个性的塑造和人物命运的展现，也是透视人物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背景及其历史，揭示社会的问题和弊端，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这正是作者在总序中所写的：“好像一部社会史诗浓缩在一个单独的、用尖锐笔触刻画的人物身上。”因此也可以说，作者不仅是诗人和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知识分子良知的严肃和目光敏锐的社会批评家。从“社会的人”这个角度去看，《失忆的年代》小说系列之四《忠诚》最能体现出作者社会批评方面的创作用心。小说主角马丁·弗雷德是生于1900 年的瑞典老工人，也是二十世纪瑞典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仅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这个运动的发展，而且还是有心人，把历史保存在自己的一个文件夹里，因此在这个失忆的年代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见证人。小说开始时，弗雷德被选为二十世纪之子，就要参加一个瑞典工人代表团到欧洲巡回访问。他一边准备行李，一边接受某家报纸记者的采访，和这个系列前几部一样，小说就在他一个人唠唠叨叨绵绵不绝的叙述中展开，好像完全是独白，但始终有一个说话的对象，表面看是那位记者，其实上也是作者强调的“你”——读者。

弗雷德面对的问题，可以简括为“忠诚”的问题。这个词汇，在另一种语境里，也可以比较自由地翻译为“党性”，也更容易让读者理解。弗雷德是个忠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也因为这个巨大的“忠诚”而需要做出个人的妥协。这也可以解释为“个性”服从于“党性”。这点和他的强调个性而且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兄弟艾斯基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弗雷德也因为“忠诚”而付出了背叛和牺牲兄弟的昂贵代价。

小说塑造的是“社会的人”，批判的是社会的现实，从这点来看，作者承继的还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是塑造和展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语），《失忆的年代》因此也是一部小型的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式的小说系列，但是作者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多创新：一方面是独角戏一样由主角滔滔不绝叙述的语言流，另一方面也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恩格斯语），而采用现代主义的手法，甚至荒诞和夸张的手法。比如在《蔑视》中主角得了失重症飘浮起来，甚至贴到了天花板上；《忠诚》里的老工人因为怕失忆找不回家，出门领退休金都要用线把自己连到门把手上，甚至用纹身方式把地址刻在手腕上。荒诞的时代当然可以用荒诞的手法来表现。

在《忠诚》的主角马丁·弗雷德的背后，铺展开的是二十世纪瑞典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工人运动通过议会道路执掌政权，建立了一个举世瞩目号称“瑞典模式”的福利国家。但是，在表面的富足和平安宁之中，却隐含着冲突甚至暴力（对首相的谋杀），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到处都布满裂缝。在强调了对团体的“忠诚”的同时，却牺牲了个性的发展。

作者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忠诚》里的这个社会框架，也是整个系列其他人物的生存背景。其实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框架放得更大，放到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的背景中去看，可以看作二十世纪欧洲和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这是一个左翼运动蓬勃展开的世纪，一个社会主义思潮不断冲击的世纪，而瑞典正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范例：瑞典是欧洲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通过普选掌握政权的国家。二十世纪左翼运动的社会实践肯定有相当的成就，但不可否认，

它也造成新的社会问题，现在笼罩欧洲的金融危机里，其实就包含着左翼思想的后遗症。庞大的国家机器，慷慨的福利制度，本身是一种美好的梦想，但大都陷入困境。作者在《忠诚》中提到的资本与这种福利制度的合谋，其实也正是金融危机的本源。在这个意义上，《忠诚》是有先见之明的，有相当深刻的批判现实的意义，也是对二十世纪左翼运动的历史反省。与这个小说系列里其他几部比较，《忠诚》是最贴近现实本身的，其中写到的布朗廷和阿尔宾都是实有其人的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长期出任瑞典首相。小说中被谋杀的首相克利夫，明显是指1986 年2 月被谋杀的瑞典首相帕尔梅。阿尔瓦和贡纳尔及搭积木的孩子等也都可以对号入座，找到原型（参见有关缪道尔家庭的译注），根据作者写的后记，小说主角马丁·弗雷德的原型是瑞典老工人马丁·斯戴尔马克，《忠诚》开头的资本家用啤酒扰乱一次罢工集会的描述，也是他在记者采访中讲述的真实故事。而瑞典左派对西班牙内战的人力物力支援，都是实有其事的。所以，《忠诚》不仅是一部社会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正因为作者对二十世纪左翼运动有所反省有所批评，而对被谋杀的瑞典首相帕尔梅的“封圣”现象另有一番自己的解释和讽刺，所以《忠诚》发表之后，瑞典社会民主党里有不少人对作者群起而攻之，还把作者谩骂为“右派鬼子（h.gersp.ke）”。但也有评论家指出，足够形成悖论的是，作者的出发点和大多数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一样，往往倒是有左翼色彩的。在我看来，批评未必总是来自敌人，《忠诚》这样的批判现实，有可能倒是作者的“第二种忠诚”。

《仇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毁灭

《仇恨》的主角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是出任过瑞典首相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乌拉夫·帕尔梅。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晚间，帕尔梅携夫人外出看电影，也没有任何警卫随行，电影散场后准备坐地铁回家，在地铁入口处遭刺客枪击，当场毙命。这个事件曾经震惊世界，因为瑞典当时被认为是世界最富裕最和平安宁的福利国家之一，发生这样残忍的刺杀国家领导人的事件令人难以置信。

事件发生之后，瑞典政府曾成立专门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调查，并重金悬赏能帮助破案者，但事过二十八年，这个谋杀案依然没有破案，谁是真正的凶手依然还是一个未解的谜。案情扑朔迷离头绪繁乱，有的线索指向国际的背景，涉及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政权或者南美洲的新独裁者，也有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独立党到前苏联的克格勃秘密警察等等；有些线索则指向瑞典国内的极右翼分子，甚至事件发生的当晚警察和安全部门内部的电话通讯都非常可疑，更给人某种政治阴谋的味道。而某位主持调查的官员又曾言之凿凿地宣布，这次谋杀背后没有发现任何组织背景，纯粹只是某些仇恨帕尔梅的个人一时性起的丧心病狂的行为，个别嫌疑犯因此被捕，但最终都因为缺乏证据而释放。

《仇恨》的作者从一个文学家的视角出发，以独白小说的形式，对这次事件的人物命运和内在逻辑做出自己的大胆解释：仇恨。失忆的年代中唯一还具有记忆的是仇恨。仇恨是人的本性之一，也是人性的弱点，是人自身构成的地狱。在作者的解释中，帕尔梅的强烈个性已经导致对他个人的强烈仇恨，是仇恨包围了他，最终也吞噬了他的生命。这种仇恨可以来自各个阶层，也可以来自各个方向，可以来自不同利益集团也可以来自不同信仰团体，可以来自政治右翼也可以来自自己的政党内部，可以来自国家政权也可以来自个人，可以来自国内也可以来自国外。作者甚至写到，由于帕尔梅的个性导致社会民主党民意调查支持率的大幅下降，连社会民主党内都有人要摆脱他，那么他的死甚至是符合本党利益需要的必然结果。难怪小说发表之后曾引发瑞典社会民主党对作者的强烈抗议，在瑞典社会也引起激烈反弹。对此，作者曾辩解说，文学虽然描述政治，但文学不是政治本身，文学家有自己的想象和表达的权力和自由，可以对生活做出自己的结论。

简言之，《仇恨》描述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帕尔梅毫无疑问是个理想主义者。正如小说的描写，他本来出身于瑞典名门望族，属于富有的上层阶级，却成了他那个阶级的反叛者，面对贫富的差距，他感到自身阶级的罪责和耻辱。小说开始写到他砸毁家里地下储藏室里的食品的行动，是这种反叛的开始。而他所爱的佃户女儿因贫病而死，也导致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和批判。一个挪威难民对他的教训，让他懂得个人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因此，他要致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而且没有贫富差距的理想社会，也就是一种起源于乌托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因此放弃了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加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甚至成了社会民主党领袖，为这个党通过议会道路连续执政立下过汗马功劳。帕尔梅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或者如小说中说的，是个“煽动家”，有一个政治家需要的卡利斯玛魅力，能动员群众跟着他走，所以曾两度赢得大选，出任瑞典首相（1969—1976 和1982—1986）。此外，帕尔梅在国际上也非常活跃，敢于对抗超级大国的势力，既带头反对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又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帕尔梅总是站在弱小贫穷者一边，因此得到很多人的爱戴，但也招来很多人的忌恨。

了解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社会民主党其实是从共产党里分化出来的，其思想资源基本是相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在北欧势力一直非常强大。我到北欧留学并定居下来也近三十年了，而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都会在奥斯陆或者斯德哥尔摩的街头看到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游行队伍，而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党的领袖们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到处红旗招展，到处是镰刀斧头的符号，到处有人高唱《国际歌》。这种工人游行的场面在我的祖国都已经见不到了，没想到我会在这里重温旧梦。

当然，社会民主党不同于共产党，他们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而是走议会道路，通过民主选举的手段掌握政权。瑞典就是世界上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最早通过大选当政的国家。在经济上，社会民主党并不像共产党那样主张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完全国有化，而是通过税收来缩小贫富差距，达到社会公正。如果说，共产党是杀富济贫，那么社会民主党人是劫富济贫；如果说共产党人是要无产者要联合起来消灭有产者，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则主张无产者和有产者都要联合起来。所以帕尔梅有一句名言：“从来就没有他们，只有我们”，用中国旧式的表达方式，大概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当然美好，但是和现实的差距实在巨大，也难免和现实发生尖锐的冲突。用小说主人公的一位女朋友的说法，这种理想主义者承担了太大的责任，实际上是自己承担不了的责任。那么失败乃至毁灭也是必然的，这既是一个个人的悲剧，其实又是一个群体的悲剧，是一个政治的悲剧。在作者的结论里，帕尔梅的死亡似乎偶然，似乎是个孤立的事件，其实又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仇恨帕尔梅的人虽然很多，但是爱戴他的人也很多，虽然他被刺已经二十八年了，他的墓地上至今还是鲜花不断，而且多半还是代表了社会民主党的红玫瑰。

一个理想主义者可能失败，可能毁灭，但理想在人类社会总会存在，这也可能是悲剧还将不断重演不断发生的必然原因，对此译者不得不唏嘘不已。

《复仇》：剧诗与小说结合的力作

《复仇》是《失忆的年代》的第六部，也是至此为止我感觉最难翻译的一部作品。其难度不仅在于语义的忠实转达，能翻译出中文读者可以明白的流畅，也在于这部小说堪称剧诗小说，其语言富有诗意，如何在译文中比较好地再现这种诗意，也是译者面对的一种挑战。

如前所述，这个长篇系列所有小说全是由一个人物的戏剧式独白构成的。事实上作者也创作过类似形式的舞台剧本，还在斯德哥尔摩国家剧院演出过，同样是一个演员自始至终独白的独角戏。或许我可以把这种类型的小说称为戏剧小说。但作者不仅是小说家，也不仅是一个独白剧作的剧作家，其实又是一个诗人，出版过多部诗集。作者的诗人特质在这些小说里其实也有明显的展现，而在《复仇》中又特别明显。在这部作品里，诗意的句型表达，诗化的修辞手段，诗情的图像营造，如散金碎玉布满全篇。比如这样的段落（本书第327 页）：

——我看见了市场。市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它为我们铺好了思想的轨道，是它要调控我们心跳的频率和肌肉的张力。是它持续不断在为这里沿岸的那些枯黄的树叶堆设定新的价格，也为我在政治领域获得成功的前景设定新的价格。我能听见不停顿地变动着的挂牌定价的沙沙声响。我能听见不间断地报价争购的咕咕哝哝的声音。我是这个市场里被终身监禁的囚犯，在监狱范围里还可以自由自在，但是每个动作都要服从它的条件。

这一段话是瑞典首相克利夫表达的个人感慨，回应的正是第五部

《仇恨》中的主人公克利夫所处的尴尬境地，所在的那个市场空间，表现出掌握政治大权的人都受制于市场的无可奈何。这里的语言有连续不断的比喻和象征，也很有节奏，如“思想的轨道”、“心跳的频率”和“肌肉的张力”等等。市场既为眼前的具体的枯枝败叶定价，也为将来的抽象的政治前途定价，是对比的修辞。

欧洲古典戏剧本来大多是诗剧，如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或歌德的《浮士德》，而史诗或长篇叙事诗也充满戏剧性，可称为剧诗，如弥尔顿的《失乐园》或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青铜世纪》以及《唐璜》等等。进入现代文学之后，小说形式滥觞，大部分小说文体是散文，但有些诗人以诗歌形式创作的小说也称作诗体小说，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同时兼具戏剧和诗歌特点的小说还比较少见，我以为《失忆的年代》总体上就是诗、剧、散文、小说等形式综合运用的一种大胆尝试，就好像《哈姆雷特》里王子哈姆雷特的大段著名独白“生存还是毁灭”，或者《麦克白》里暴君麦克白的大段著名独白“明天、明天、又一个明天”，都不仅被延长

成为一部单独的从头到尾在独白的独角戏，而且赋予了小说的形式。《复仇》则是这种文体尝试的力作。

我估计，读惯了散文体小说的读者，特别是现实主义流派的小说的读者，不再读当代诗歌的读者，可能会不适应读这部小说，甚至怀疑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在现实中，确实不会有人用这样的诗意语言和人对话交谈，就如现实中再也看不到哈姆雷特式的内心独白。再比如，电脑怎么可能会像狗一样来咬你的手，还让你的手鲜血淋漓呢？

如果再联想当代文学阅读的整个背景，经典性作品早已退出了大众读者的视野，或者说，读惯“下里巴人”作品的读者，可能再也不知道怎么读“阳春白雪”，那么这类读者的不适应或者怀疑也没有什么可奇怪了。这类读者倒不太可能去怀疑自己的文学观是否出了问题，或者是对文学“真实性”的理解出了什么问题。

文体的创新其实不是叙述语言的游戏。一个人的滔滔不绝的自言自语，充满诗意的表述，不仅建立在一种文学的逻辑之上，也建立在我们所说的对现实的“加缪式的荒诞”和“卡夫卡式的寓言”之上。

《复仇》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故事，描述一个人因为上学时饱受同学侮辱或者父亲被人暗算而破产，立志长大之后报仇雪恨。其实，这部小说是对当前瑞典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做了深刻的讽刺和批判。熟悉经济的人都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受到了一次次金融风暴的冲击，风暴从香港、新加坡一直冲击到瑞典，从欧洲冲击到美国，遍及世界。这里面，都有作者所说的金融家投机炒作谋取暴利的背景，是“从虚无中创造价值”，买空卖空。作者不无幽默和讽刺地写到，这种泡沫经济，就如香槟酒王唐培里侬被砍掉瓶颈后冒出的气泡（本书第334 页）。对于世界金融界，作者这样写道：

这个宽广的经济空间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生命之室，我们的工作之田，很少再有人愿意在这里只做鸡毛蒜皮的小生意，比如锯木屑做的压缩板或者滚珠轴承。这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年代，你可以从虚无中创造出价值。就好像失忆把经济法则都储藏到了阁楼里，然后为我们的创造性提供了自由的表演空间。用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一个苹果不是向下掉而是可以向上掉的，而在控制室里赢利是在生意开始之前就毫无麻烦地就能赚到手的。资本的老掉牙的见解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卖给其实什么都不需要的人——从邻居的耕地到冰冻的灵魂——这种见解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更加成熟了。我有一种确切的感觉，就连抽象的东西现在也都有一种意义重大的销售价值了。可能性，不确定性，说服力——这些现在都是可以标价的。你可以为一个思想时必要的概念申请专利，防止其他人也想到，又不用付你一分钱。风险就变成了硬通货，债务可以算成你的资产，某个死胡同也可以当作免税品出售。人们带着觉得好玩但可以理解和宽容的眼光来看待那些通常的生产商品拿薪水的苦工：真正的生意不是靠苦力而是靠符号和象征啊。

但是，巨大的提升肯定是随着一切都能抵押的见解才到来的。当人们终于发现，你只要有房地产的一小片也足以当作借债的安全保障的时候，那么你就离开虚拟财产也可以典当只有一步之遥了。然后人们就可以把旁人的可能性也拿来当作经济担保，为了最终让当票落在你还没出生的后代手里，而这也全都是为了购买新的虚构价值提供资金，这种价值反过来可以在一次更加快速的转手买卖中又当作抵押出售。经过一两个星期，一大笔称心可观的财富就会集中到少数几个人的手里了。

余华近年的著作《中国的十个词》里有一个词是“忽悠”，其实“忽悠”并非当代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专利。唯利是图的西方资本家金融家，其实也都是“忽悠”的专家。而韩少功在上一部《仇恨》时写道：“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家，大多怯于直接处理重大的历史事件，似乎在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外智力短缺，或心不在焉。埃斯普马克却是一个惊人的例外。他居然把瑞典、欧洲以及整个世界装进一本并不太长的‘小’说，直面全人类紧迫而刺心的精神难题。”我认为，这段评语用于《复仇》也同样适合，同样精当。

《欢乐》：一个叙述者的多种声音

就在翻译完《欢乐》的那天，2015 年元月6 日，我在瑞典最大报纸之一《晚报》上读到社论“好托儿所是不够的”，这篇社论说的是瑞典的社会平等和公正越来越差，阶级分化日益严重，虽然在全民享受管吃管睡的托儿所里孩子们看起来都很平等都很幸福，但从小学开始，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就在各方面拉开了距离，贫困家庭的孩子已经感受到阶级地位的压迫。社论的小标题说“阶级差异影响到整个一生”。

《欢乐》正是讲述这样一个阶级差异影响到一个人整个一生的故事。小说的女叙述者和《蔑视》里的女主角艾琳有些类似，也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人，十五岁在学校里就被家庭出身上流社会的男生凌辱，之后就脱离学校流落风尘，甚至有了孩子也没有自己抚养的权利。不过她没有落入艾琳那样最后睡到垃圾堆里终老的地步，也没有那么蔑视自己，而是抓起了刀子进行反抗，因此被关进了派出所拘留室。整部小说就是她对自己的辩护律师的独白式叙述。当然小说并没有清楚说明她实际上用刀伤害了谁：是“偷”走了她孩子的民政局女办事员，还是后来那个女儿找到她时又把她女儿骗走的男嫖客。因为作者采用的不是写实的手法，不告诉读者具体的结果，采用悬念最后解开的俗套，而留给了读者自己去解读的空间，也因为这样的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命运本来就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但她们的故事其实在本质没有大的区别，因为都是被“这个瑞典”抛弃到“那个瑞典”的“异乡人”，具体答案是就并不重要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我发现在这部小说里，虽然和前几部一样，基本上还是一个叙述者的独白，却有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女叙述者把自己比作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善于讲故事的山鲁佐德，不仅叙述还加表演，会模仿不同故事人物的口气说话。有的部分甚至不再是独白，而是对白了。例如第607 页：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不怎么样。他又失业了，这回问题严重了。可他之前不已经是一个几乎拿了执照的建筑师吗，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次战争之前？没错啊，可在我们这里这对他有什么用呢？要他重新给那些房子画图吗？可他连在那些房子里做做清洁工都不可以呀？

类似的对白还很多。而在有的地方，我作为译者不得不使用了加引号而成为直接引语的方式。例如第616 页：

“请你别走。你得原谅我。”这些词从他那里蹦出来是太容易了。

如果没有引号，读者可能把前两句误解为叙述者本人的语气，就会莫名其妙。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使用“两个瑞典”的说法来象征或比喻瑞典的阶级差异，是对那种不愿意承认或看到瑞典的现实社会中还有阶级差异的人的讽刺，因为这些人想把瑞典描绘成消灭了阶级差异或者阶级差异很小的天堂，但作者认为，瑞典的贫困阶级其实不是被消灭了，而是被有意推到了另一人不能让人看到的瑞典。作者还用“语法”来象征瑞典社会的人的“异化”，因为不是人在说，而是人在被说，而怎么说是由“那套语法”控制和决定的。

“精神分裂症”是作者对瑞典的另一种尖锐抨击。他这样写道：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明白，这个国家的精神分裂症是多厉害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得到一个世界应该怎么样的图像，然你就像蚂蚁一样辛苦干活，却是朝完全另一个方向。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想要人人平等，甚至都不可以再攀比了——然后你把不合同样尺寸的人就赶出去。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教育孩子想事情要有批评性，要对什么都提出疑问——要在那个和所有其他人想法不同的人身上搜查到松动的螺丝。就是在这个地方，社会非要坚持由它来完全照顾你，喂你吃饭，给你擦鼻涕，还给你洗尿布——过一会儿又把你扔到大街上去，因为你有一两次付房租晚了一点。也就只有在这个地方，有人会把亿万财富投在一个骗子身上。（第605 页）

这部小说，以及《失忆的年代》其他几部小说，对瑞典当代现实都有激烈的批评和讽刺，甚至对社会民主党的理想社会和福利模式进行了抨击，所以也就不奇怪，这个小说系列及其作者会受到了瑞典当权派特别是左翼的强烈反弹、抵制甚至封杀，比如瑞典左翼倾向的报纸《每日新闻》就拒绝刊登有关的书评并指责作者站在右翼的立场。其实，作者不是从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立场出发来写作的。在我看来在政治上作者甚至还是有些偏左的，所以才更在意社会平等和公正，也是为贫困阶级发出声音。所以，对来自瑞典左翼的反弹，作者也只能表示深感无奈，让我联想到中国反右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有着左派理想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受迫害。

我也认为，作者更坚持的其实是一个优秀作家超越政治的写作立场，而更强调作者敢于面对真实和表现真实的良知，不因为左翼掌权而避讳谈社会的问题和弊病，不敢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者埃斯普马克在为中国《三联生活周刊》特别撰写的一篇短文中写道：

我特别赞赏作家人格的重要性，就是所谓公民勇气。在我的小说《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中，我描写了一位少有的勇敢的艺术家对纳粹帝国的抗争。而我正在写的小说《霍夫曼的辩护》中，我再现了这位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官兼诗人如何独自一人面对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横扫欧洲的保守压力。

政治不是焦点。但文本具有一种间接的政治含义。

我赞赏作者说的这种敢于独立抗争的“公民勇气”，也在作者身上和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种勇气。因此我更认为作者秉承了易卜生这样的北欧作家的文学传统，他就和易卜生剧作《国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为了说真话而不惜得罪国民一样，不怕做最孤独的人。

《失忆的年代》整体的风格一直让我联想到卡夫卡式的寓言体小说和加缪式的荒诞叙述作品，但又独创一格，其独白叙述的结构和人物设置，兼具剧诗和诗剧特色的语言（作者本来也同时是诗人），使得这部作品不仅在瑞典文学中独树一帜，就是在欧洲和全世界的文学中也罕见可比之作。

翻译完《失忆的年代》之后，我的这种体会更加强烈更加深刻也更加明确：我在读在译的不是一部平常意义的小说，而是一部当代的寓言。闭目回想，在我所读所知的瑞典或者欧美当代作品里，还没有一部具有这种风格这种结构。就社会批判的意义来说，我也没有看到哪个瑞典作家对世人当作天堂的今日瑞典有如此尖锐如此强烈的批判。而我自己在瑞典生活二十多年的经验却告诉我，作者是对的，作者的思想是犀利的，他看到了一般人和平庸的作家看不到的东西，看到了最具当下意义的问题。

我因此敢这样断言，《失忆的年代》不愧是一部承继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大作，不仅承继二十世纪作家如卡夫卡、加缪或贝克特，不仅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家如巴尔扎克，甚至追溯到更久远的世界文学经典作品，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但丁的《神曲》。《欢乐》中故事套故事的连环包孕手法也是作者对阿拉伯民间文学名作《一千零一夜》的合理运用，而两个王子的故事又可追寻到《圣经》故事。作者不愧为兼有文学教授身份、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身份、诗人和剧作家身份的小说家，文学修养深厚，文学知识渊博，文学语言丰富，文学风格独特。我终于能顺利完成这个包括了七部作品的长篇系列的翻译，当然感到轻松和欣慰。

在交出全部译稿的时刻，我愿意再次衷心感谢对这个长篇系列的翻译和出版提供大力支持和帮助的所有人士，包括作者埃斯普马克本人、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和夫人陈文芬、我的妻子陈安娜、上海世纪文睿公司总编辑邵敏和负责出版发行事务的林岚、本书的封面设计者王小阳先生等。感谢七位为这个系列各部小说写荐语的作家。我也感谢瑞典文化部艺术委员（Swedish Arts Council ）提供的慷慨翻译资助。

万.之

2015 年3 月5 日完稿于斯德哥尔摩

译注：

“健忘症”原文是amnesi，而“大赦”原文是amnesti，只差一个字母。

“身份”原文是identitet，而“事件”原文是indicier，词头相同。

赫格尔斯坦区（Hägersten，意思是苍鹭石）或者亚戴特区（Gärdet，意思是原野）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近郊建立起来的工人住宅区。

布莱登堡公司（Bredenbergs）为欧洲著名西服制作商。

瑞典语词“leda”为多义词，根据上下文，有时为动词“引导”，有时为名词“厌恶感”。

奎士林（Quisling）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占领挪威时的挪威傀儡政府首脑，后成为民族奸细的代号。

布朗廷（Karl Hjarmar Branting，1860 - 1925）曾经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1907 - 1925），1920年当选为瑞典首相，是欧洲首位通过普选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以后又两度赢得大选出任瑞典首相（1921 –1923和 1924 – 1925）。

本节提到的阿尔娃•缪道尔（Alva Myrdal，1902 - 1986）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著名领导人之一，曾出任内阁大臣（1966 - 1973），并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墨西哥政治家阿尔封索•加西亚•罗布勒分享）。其丈夫卡尔•贡纳尔•缪道尔（Karl Gunnar Myrdal，1898 - 1987）也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著名领导人之一，曾两度出任国会议员（1936 - 38和1944 - 47）和商务大臣（1945 - 47）。此外他也是经济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院教授，1974年与哈耶克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节中正在搭积木的儿子扬•缪道尔（Jan Myrdal，1927 - ）后来也成为瑞典著名左派作家，尤其以1963年出版的介绍中国陕西山村柳林村的报告《来自一个山村的报告》而闻名世界，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但因为支持红色高棉波尔布特政权等过激言论而成为在瑞典引起很多争议的人物。

派尔•阿尔宾•汉森（Per Albin Hansson，1885-1946）是瑞典政治家，社会民主党主席，1936年至1946年两度赢得瑞典大选，担任首相。

埃罗尔•福林（Errol Flynn，1909 – 1959）是出生于澳大利亚而在好莱坞成名的电影明星，擅长演出英雄武侠影片。

阿拉曼战役（1942）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大战役之一，西方盟军在埃及北部阿尔曼击退德军抢占北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企图，开始转入战略反攻，德军开始败退。

艾琳（Elin）是本小说系列之三《蔑视》的女主角，在其他几部中也多次出现，以作者自己的母亲为原型。

女巫希尔格（Kirke，拉丁语Circe）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巫。

克利夫（Kleve）是本小说系列多次出现的一个社会民主党领袖，影射缪道尔，可参见本系列之四《忠诚》。

埃利克•克尔维尔（Erik Kervell）是本小说系列第一部《失忆》中出现的主持某项调查的政府官员。

马丁•弗雷德（Martin Frede）是本小说系列之四《忠诚》的男主角。

据作者解释，此处提到的脆弱男孩汉诺（Hanno）本来出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著名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人物，并非出自俄罗斯小说；而用斧子砍死母亲的情节则是混淆陀斯妥耶夫斯基著名小说《罪与罚》中主人公砍死当铺女老板娘的情节。这一“错误”说明本书主人公也在失忆状态。

美狄亚（Medea）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巫，著名悲剧人物，因丈夫变心而杀死双方的孩子报复。艾利克•克尔维尔为本长篇系列第一部《失忆》中的主角。地狱里的“平台”可联系但丁《神曲•地狱篇》中诗人停留的位置。

唐培里侬（Dom Pérignon）本是生活法国十七世纪修道士，以创制香槟酒而闻名于世，以其名命名的香槟有香槟王之称，开瓶时用刀削去瓶头。此处作者用削开瓶头后的泡沫形象讽喻那些暴得大名的人。

据作者解释，奥莉维亚（Olivia）影射瑞典金融界著名女富豪安同尼娅（Antonia Ax:son Johnson），亦喜食巧克力。

弗雷斯（Frese）为长篇系列卷二《误解》的男主角，有论者认为作 者以瑞典某左派报纸主编为原型。

马丁（Martin）为本长篇系列卷四《忠诚》的男主角，原型为瑞典一老工人。

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1858—1940）为瑞典女作家，1909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14 年入选为瑞典学院院士，为该院第一 位女院士。

有关两兄弟中弟弟浪子回头而父亲杀肥牛庆贺的故事可参考《圣 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克利夫（Kleve）是本长篇系列第五部《仇恨》中的主人公，以1986年被谋刺的瑞典首相帕尔梅为原型。

来自中国作家群的评论：

余.华：

这是一部细致入微的书，里面的优美让我想起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面的不安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的《释梦》，里面时时出现的幽默让我想起了笑。

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一部用银行点钞机的方式可以阅读的书，而是一部应该用警察在作案现场采取指纹的方式来阅读的书。或者说不是用喝的方式来阅读的书，而应该是用品尝的方式来阅读的书。喝是迅速的，但是味觉是少量的；品尝是慢条斯理的，但是味觉是无限的。埃斯普马克似乎指出了人是失去语法的，而这个世界是被语法规定好的，世界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而语法，在这部书中意味着很多，是权力，是历史，是现实等等，糟糕的是它们都是一个又一个的陷阱。这也是今天的主题，失忆的个人性和社会性。埃斯普马克的这部小说，既是观察自己的显微镜，也是观察社会的放大镜。

阎连科：

“原来，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马尔克斯在读完卡夫卡的《变形记》之后，茅塞顿开的拍案感悟，正可以当作我们今天阅读本书后的感受和表达。《失忆的年代》是真正没有故事、舍弃情节的小说。这样只在写作中叙述人的心情、心意、心境和心灵的“心绪小说”，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写作的冒险与自杀。但是，埃斯普马克却那么轻松地完成了这一切。《失忆》不以情节而取胜，但作家所描绘、刻写的那颗清晰、迷茫（迷乱）的失忆者不安的内心，却比跌宕的情节更为抓人和扣心。而《误解》中的“不解”和“误解”，究竟是人生所致，还是人和人类之必然，都被作家有机地混淆在哲学和生活中。有眼睛的人们为什么总是在盲道上？这是作家在现代社会中面向人类疑问的凝结，也是小说抛向读者的求解。

《失忆的年代》严格说不是写给一般读者的书，他是写给作家和那些读者中的读者们的书。它给东方（中国）写作带来的启示性意义，将会在日后渐显而明白，一如浩瀚戈壁中那束遥远的光，终会被更多的人看见和发现。因此间，那光也将会照亮如我一样更多的写作者脚下绊带的模糊和犹豫。

苏童：

在《蔑视》中，埃斯普马克先生为中国读者奉献了一个北欧老妇人艾琳的“絮叨语录”。令人难忘的是，这絮叨声不时地变成尖厉有力的呐喊，使女主人公的生活史像一地碎玻璃，有效地刺痛读者的神经。艾琳的很多精彩语录经由她的生活，转化为更精彩的反讽。比如，“我相信，天意和我是能互相理解的。”又比如，“我害怕麻醉，胜过害怕其他一切事情。”但是，她终究被天意抛向了孤独的养老院，麻醉与否，思想都将停滞。依我看，艾琳不仅是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在北欧的隐秘伴侣，也是现代社会里女性集体的一个示范形象，翻阅她的一生，也是看一个女人的肉体与精神，如何被家庭、人伦、道德以及整个社会所消耗，直至形销骨立而漂浮到天花板上（因为失重症，也因为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

陈思和：

二十世纪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不同形式的伟大尝试，包括了它的胜利史和失败史。当人们对于暴力获得政权的实践形式普遍感到失望的时候，有一个神话曾经迷惑了许多真诚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和实践者，那就是以瑞典为典范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而在《忠诚》里，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成了作家反思的对象。《忠诚》是我读了《失忆的年代》以后最受震撼的一部。马丁·弗雷德简直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徘徊在欧洲的历史幽灵，象征了二十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史。

这部历史的真实性已经在失忆年代里被人们遗忘，或者被刻意地遮蔽和歪曲，但是老马丁以及他身后依附的鬼魂们都坚持记忆，从他们口中断断续续吐出来的哀音，完全不同于奥威尔的反讽，却无情揭破了人们对乌托邦神话的最后一个梦想。

韩少功：

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家，大多怯于直接处理重大的历史事件，似乎在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外智力短缺，或心不在焉。埃斯普马克却是一个惊人例外。他居然把瑞典、欧洲以及整个世界装进一本并不太长的“小”说，直面全人类紧迫而刺心的精神难题。一个福利天堂为何同时又是“失忆”和“仇恨”的地狱？作者无意就此图解政治和国策。相反，战争、难民、性、左派、殖民主义、党派政治、道德立国、社会分裂与市场高压……这些超规模的话题，都进入了一种卡夫卡式的编码，被编入一种个人化寓言，呈现为飘忽不定的细节、故事、隐喻、幻象、嘲讽、嗅觉或触觉，还有“他们把这个黑人都砸得穿过地面，就像打桩机把一个木桩砸到了地底下”一类血腥的观察截图。附体于一个幽灵，一位既充满自疑和又悲怆问天的殉道者，作者的感觉一再溢出理念的河道。密集的美学打击重申了文学的理由，即大于任何主题的宽广精神辐射。

“当夜风吹拂过我脸上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我让我爱的人是多么痛苦。”这几乎是一句当下飘游各地并有待揭破的世纪性密咒。

贾平凹：

这是有力量的文字，它叩击着灵魂和刺痛着社会、人生的穴位。它写的是瑞典的历史、人文、现实，我们却不知不觉地如面对了我们生活中的艰涩、麻烦、破裂、焦虑。原来当我们对社会无话可说的时候，正是我们对社会有那么多要说的话，原来在我们调查社会，惊恐社会的时候，调查的正是我们而惊恐的正是自己。这或许便是文学能在今天存在的意义。

埃斯普马克那种不绝于口的独自说话，没有故事，没有情节，若断若续，欲聚还散的语言流，是那样的自在，轻松，口语化，又那么诗意和文气。镜子树了起来，照出了小说写法的一切可能，也照出了被我们限制和遮蔽的很多东西。

埃斯普马克始终在那里说话，倾听者从未出现，当你读了它，你就是对象，他一直在对你说。

莫言：

在一个被普遍认为迹近理想的社会环境中，依然存在着人对人的欺凌和压迫，依然存在着那么多的痛苦和孤独，犹如一个鲜艳的苹果上存在着的腐点，而且这腐点还有日渐扩大的趋势。这是作者独具只眼的伟大发现。有办法消除或制止这些腐点的扩大吗？作者没有提出办法，读者也似乎读不出办法。

毫无疑问，作者承继了欧洲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传统，但他的这部作品的批判性，更直接地指向了人性的弱点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悖谬。因此我认为这是一部洞察人性弱点、曝露人性弱点、希望疗治人性弱点的悲悯之书。

发现了弱点才能认清优点，就像沉浸在痛苦中才能更细微地体会欢乐一样。认识到悖谬的不可逃脱，才可能更理性地对待现实，就像洞明了生死之限才可能更好地生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