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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架的盗火者

关于LOSER和WINNER标准问题的讨论

乱世儿女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天才的出走

我们那个时代的荷尔蒙故事

幼儿园：童心与人性

中产阶级的孩子

被绑架的盗火者

文/蒋方舟

1994年12月出生的程齐家，比周围的同学小一点。2010年，他在人大附中—这所声名远扬的名校读高三。

程齐家所在的是英语实验班，而他的强项是数理化。若是按部就班，最好的结局是他将会考进清华的机械专业，毕业后研究汽车。程齐家住校，每周末，他妈妈都会来看他，给全封闭环境下的儿子带来一些外界的社会新闻，让他多些对社会的认识。他们谈话交流、彼此安心。

高三就这样规律平静地过了一半。一个周末，程齐家的妈妈来看他，聊天中她说一位院士在深圳主持筹建了一所大学，准备招收已完成高中知识学习的高二学生，学生要参加学校组织的高水平测试，进入大学后可以接受最好的高等教育，老师们都是知名学者，这所大学叫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只收高二的学生。学校官方的解释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同时可避免高三一年纯粹的考试训练对高素质、原生态学生创新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扼杀。”但是，再笨的人也能看出真正用意：对直面高考的高三毕业生来说，考北大、清华、港大，当然是更顺理成章的目标。南科大从高二招生，当然是为了能拦腰斩断、收割优质生源。

程齐家后来回忆说：“南科大就是这样以一方净土的模糊形象被我所认知。当时我未把此事真正放在心上，妈妈也玩笑似地感叹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也只得认命，觉得水木塘边赏月、未名湖畔折柳亦不枉此生。”

年底，班主任拿了一份通知，说南科大将在人大附中高三年级招收第一届学生。程齐家当时已经获得了校荐北航的机会，也自荐报考了上海交大，虽然对南科大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但他立刻觉得这是个惊喜，第一时间报了名。

对于要报考南科大的学生，人大附中不仅没有打压，让他们回归官方志愿，反而给予了让人意外的热情鼓励。除了几次动员，人大的刘校长还专门给想报考南科大的家长开了个见面会，会上和南科大的新校长朱清时电话连线，解答家长的问题，试图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这次见面会之后，人大附中一共有7个孩子，确定了报考。

朱清时校长的演讲一向犀利而昂扬，“教育改革”、“学术自由”、“去行政化”这样的词是屡试不爽的鸡血，而他描述的南科大蓝图更像近在咫尺的乌托邦。朱校长说首届招生时只招50名学生，未来亦将严格把师生比控制在1∶8的规模，小班化教学是教育模式的回归。大一、大二采用通识教育。

可是在对家长的说明会上，却不知道朱校长有没有说明，南科大还没有获得教育部颁布的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也没有招生许可，大学毕业后的文凭也可能得不到国家承认。

在咨询会结束几天后，教育部终于向南科大颁发了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这所先斩后奏的大学，方才获得了迟到的准生证。

接下来的故事，似乎是按照皆大欢喜的方向发展。

人大附中特意为南科大自主招生的笔试开设了考场。考试的题目是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考数学、物理和英语，题目比高考要难。

这三门课是程齐家的强项，他考完之后就对母亲说：“绝对没有问题。”

通过笔试的，除了程齐家之外还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比程齐家成绩要好一些，性格内向，出于顾虑，最后放弃了南科大，冲刺北大、清华。

通过笔试之后，程齐家就读南科大的意愿更加坚决，它不再是未来的选项之一，而是未来本身。

因为儿子的坚决，家长也开始衡量报考这所大学的风险。

风险当然是有的。家长最担心的是政府决策很容易变，“有时候领导换届了，往往一些事情就不好说了。”

南科大的重要推动者是深圳市，也是它的投资人。南科大的前途当然是随着业主更迭而瞬息万变的（后来事实证明，家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支持南科大的深圳市长许宗衡在2010年五月因为贪腐而被判处死缓）。

对于南方科技大学自授学历和文凭，家长反而并不太担心。“自授学历”是朱清时校长口中高校恢复活力的关键。他说全世界唯有中国是国家学位，各个学校拼命去跟教育部公关授权，而不是拼命提高教学水平，这是本末倒置，必须打破铁饭碗。

而家长确实也有更现实的考量。程齐家的妈妈认为对孩子来说，大学不会是学历的终点，他一定会继续深造，但总应该获得一个国家承认的学历吧。

衡量之下，报考南科大，最好的结果是，程齐家接受了招生简章上承诺的高质量教育，有了很好的发展。

最坏的结果是学校解散了，他再回家来参加明年的高考—程齐家说，即使这样他也认了，大不了回来考清华。而他即使明年回来高考，也还比应届生小一岁。

寒假，正月初十前后，南科大在深圳进行了第二轮录取考试。程齐家第一次坐飞机，他自己飞。他是唯一单刀赴会的学生，参加了面试、能力测试和心理测试。

两三天后，南科大打电话，祝贺录取。还没有开春，程齐家就早早告别了如临大敌备战中的同学们。

二月底，程齐家一个人去了南科大报到，他带了几本书，包括易中天的《看不懂的中国人》，还有字帖和德语书—这些都是他准备上大学后自我教育的内容。

空旷崭新的校园里，全部师生加起来也不过七八十人—也许还没有赶来抢新闻的记者多。学生的组成乍一看更让人觉得这不像是一支正规军。

—南科大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前一年报考了中科大少年班、上了一本线但没有被中科大录取的学生。这些孩子本来就是特殊的，他们像是从一个试验皿跳进了另一个，而南科大的校长朱清时是中科大的原校长，两个试验皿也属同胞。

南科大首届学生中最小的只有十岁，叫苏刘溢，他7岁上初中，8岁升高中，10岁考大学，高考考了566分，在去年9月就已经入学，是南方科技大学招收的首位学生，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地等候着未来的同学们。

除了他之外，南科大的首批新生里还有13岁的王嘉乐、岳照，14岁的范紫藜。

南科大在喧嚷中开学，晚上才得安静。学校安排学生看了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讲的是寄宿学校里一群难缠的问题学生，被音乐老师感化，组成了一支合唱团，才能被唤醒，心灵变得温顺美好。

放这部片子，大概是因为校长猜到了这会是一群难管的学生。他们年纪尚小，早早就被周遭目为神童，过早觉醒，天生反骨，又在外界对南科大的好奇中收获了许多注视。对南科大的天才们，除了教育，大概还有些教化的工作要做吧。

《放牛班的春天》主题曲里唱：“看看你经过的路上/孩子们迷了路/向他们伸出手/拉他们一把/步向以后的日子。”

在广州黄埔军校半个月的军训结束后，正式开课。

程齐家笼统而乐观总结他上大学后的感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学习氛围很浓，思想很自由。同学们崇尚智慧，努力汲取知识拓展思想，在这里我们开始关心社会，学会了对自己负责，并试着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南科大、为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我们还知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社会进步需要每个人的积极改变。”

他这样概括自己在南科大的常规生活：“这学期有微积分、线性代数、物理、计算机科学、国学、社会学、英语，还会经常由知名学者教授开讲座。大家普遍感觉压力不小。有课时认真上课，没课时自己复习、看书、用电脑娱乐一下，我每天都会去健身房锻炼，大家有时会一起出去玩。”

南科大理想的设计是“书院制”和“导师制”相结合。老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可以随时交流问题。一个导师带三五个学生。

到现在，“书院制”已经落实了。院长是原来香港城市大学的副校长唐淑贤。“导师制”却还遥遥无期，困难在于师资。这是南科大从筹建创校就存在的问题，早先在招生简章里公布的一系列名师并没有全部落实，很多教授也只是兼职，保证课时已是勉强，更无法充当无微不至指导专业、生活、人生方向的导师了。

以外界人的目光，南科大之难，更在于与“组织上来了新规定”走一步退三步的漫长谈判与妥协。

四月，深圳市委宣布将通过公开推荐方式选拔两名局级领导干部，到南方科技大学担任副校长。

六月，南科大宣布副校长由理事会根据校长提名聘任，守住了“去行政化”的承诺。

五月，教育部说改革要依法办学，要遵循制度，规定南科大的学生必须要参加高考。

六月，南科大的学生写了封公开信，集体缺席高考，不向应试教育低头。

表面上看，南科大已在往体制的天花板冲，冲顶成功，姿势壮烈且不难看。可谁都知道，姿势不能兑换成胜算，“抵抗”更是与胜负本身无关的事。

大家赞南科大勇气可嘉，看它的目光却像看一名烈士，觉得南科大一定会死于它的“抵死不从”。

“不从”也是由于无奈。早在高考前，师生间、学生间、家长间就因为到底要不要高考而争论。

朱校长在外地，无法表态。学校则有领导开始组织说服学生家长参加高考，人心惶惶。

真正反对参加高考的，除了热血而理想的学生，还有焦虑而现实的家长。他们担心：按照国家法规，南科大不能录取学生，肯定会找别的学校录取，例如深圳大学，毕业时如果发深圳大学的文凭，怎么办？国家规定外地孩子不能在深圳参加高考，是违法的，学生一辈子背上了高考违法的不良污点，怎么办？学生如果没考好，被当做攻击南科大教学质量的口实，怎么办？最大的风险是，朱校长可能会因此辞去校长职务，这些学生，怎么办？

朱校长是家长和学生的精神支撑，他曾反复描述过一座近在咫尺的海市蜃楼，那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港科大，建校仅仅二十年，最新排名已经超过港大成为亚洲第一。

而朱校长对中国教育的忧虑，也让这群还未成年的孩子有了宏大的责任感。

在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里，南科大的学生自称为“探路者”，他们疑惑以及焦虑的是：为什么中国造不出真正高质量的飞机，造不出一流的汽车底盘，为什么高科技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公司开发的？

程齐家给南科大寄去的自荐信里，也附上了一篇文章，叫做《钱学森之问》。他显然已经找出了问题的答案：当然是陈旧的教育体制的错。

南科大的学子说：“我们体会到的，是我们老一辈科学家那心急如焚的心境和沉重的感叹！”

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奶声奶气的少年的影像重叠，显得吊诡。听未成年孩子们沉重地做些“关乎祖国未来，关乎国家命运”的振臂高呼，即便是少年听风便是雨，多少让人有些觉得生硬—到底不是五四时期了，“水深火热生死攸关”的讲演无法获得预想中的热烈激昂，取而代之的，多是让他们认清现实的凉薄尴尬。

拒绝参加高考之后。南科大才面临真正的危机，危机来源于内部—不断有人叛逃这座天空之城。

先是港科大的三位教授离开了南科大，还写了篇檄文，说南科大煽动学生不参加高考近乎文革，改革不能光靠口号。

后有一名南科大的学生请了长假，然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对于其他南科大学生动辄家国命运的宏大叙事，这个退学的学生不吝冷漠嘲讽。他说：“绝大多数人选择南科大是为了能够通过南科大与国外高校的合作而出国留学。当时朱校长也是这么对家长说的。我认为这很正常，毕竟人总是要考虑自己的前程，可我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张口闭口就说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您说您是为了改革而献身，从不担心自己的职业和未来，那好，您自己高尚去，别拉上别人，为自己将来担心的人多着呢，不要总是代表别人。”

他认为在南科大是没有前途的，决定参加高考，退出这支被捆绑在一起的盗火者队伍。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设法窃走天火，被宙斯捆绑在高加索山脉的岩石被鸟兽啄食，却要长生不死，他的痛苦要持续三万年。

盗火者是被绑缚的，也是被绑架的。这几乎是所有改革或革命者的宿命，骑虎难下，革命者们用一贯宏亮激昂的调门控诉当下，构造乌托邦；戏假情真，革命者们眼里总常含泪水，眼泪也为自己而流。无论如何，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吧，管他前面是什么。摩西当年恐怕也不知前面是否是深渊，但总不能回身向他的追随者们无奈地摊手劝回。即使摩西是个瞎子或近视眼，也得为了身后被感动的信任者，走向他内心自认为清晰的彼岸。

我问过程齐家，他的理想是什么。在进入南科大之前，他的理想是想毕业后研究汽车，这是他的兴趣。现在问他，他则说：“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全面的人，广泛接纳各种价值体系，并永远守护心中的理想和价值。以数理逻辑观察世界，又以艺术的思维生活，活得自如。”

他的未来被推得更遥远了一些，南科大的未来似乎也被推得杳渺了一些—秋季招生的简章迟迟未出，不知道第一届学生是否是最后一届。

程齐家的妈妈告诉我:“如果要写关于南科大的一些事情，一定要显示出我们多么拥护党和政府，我们善良，我们弱势。”情况比她当时想像的要复杂和艰难很多，若是一开始知道如此，她也许不会同意孩子去南科大的。

关于LOSER和WINNER标准问题的讨论

文/蒋方舟

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有人在网上发帖问：“校庆期间的清华普通毕业生可以回母校吗？”

有人回帖说：“可以啊，可以搞一个LOSER方队，校庆的时候走一走。”

LOSER，五个字母，字字血泪，无限依依无限惋惜，多少咬牙切齿尽在不言中。LOSER，卢瑟儿，失败者，它可以是人们温暖亲切的摇头自嘲，也可以是相互攻击时最锋利的暗箭。卢瑟儿所对应的反面人生当然是WINNER，温拿，赢之大者，则称为大拿。

我大学刚入学时，看到大家在水木BBS上热火朝天的讨论。一群从火热的高中教育中大逃亡还没几年的年轻人，没有享受胜利者的喜悦，迷迷糊糊又要被一脚踹入社会，参加讨论的这些满怀失意的人，相互确认着自己是不是失败者国的常住居民。

证明自己不是LOSER的底限，当然是有房有车有老婆。

有人忐忑地问：“那如果娶了个丑老婆，算不算LOSER呢？”

大家纷纷表示，那当然也是要列为失败者的。发问者黯然，百密有一疏，原来自己无意中还是输了。

钱不是检验LOSER的唯一标准，但却是最不容动摇的门槛：“年近30或者年过30，工作一般5年以上。总资产200万以下，年收入50万以下，无车或15万以下的车（15万以下的车等同无车）。”

同时可以检验是否LOSER的，还有和钱有关的生活趣味。他们的特征是：“名牌大学，博士，海归，朝九晚五打卡，坐在格子间的电脑旁，MSN，麦当劳，卡布奇诺，网恋，丁克，地铁，打的，坐经济舱，住星级宾馆，泡吧，煲电话，听蓝调，加班，夜生活，圣诞节，一夜情，斯诺克，暂住证，红酒，抽555，住租来或按揭的公寓，买简约的宜家家具，收藏CD，谈论《老友记》，向往去西藏，留恋于丽江，铁杆驴友，不看中文报纸不看中国电影，看卡夫卡看张爱玲看伊朗电影，洁癖，乡愁，健身，瑜伽，养吉娃娃，香水衣服鞋子泡吧旅游鲜花买书买CD看电影”。

这基本概括了一个大城市，收入尚可且沾沾自喜的年轻人生活所有组成，甚至可以被年轻潮流杂志引为生活样本，但是，一盆冷水浇下—这其实是失败者的生活。

所谓温拿，WINNER，他们提前五十年过上了退休老干部的生活，收藏是唯一的幸福，饭局多到没空上网，永远不会花自己的钱，学习都是脱产的，休假都是带薪的。

—这就是大家基本上讨论出的关于判断卢瑟儿和温拿的硬指标。这些标准听得简直让人心惊胆战不是？这种指标下，大多数人甚至连失败者俱乐部都没有资格进入。

每到年终，水木BBS上就会掀起晒工资单和年终奖金的热潮，年薪十几万几十万都会被笑话，被反问：“这样在北京怎么活？”

除非收入高到每天拿小推车从银行运钱才能达到的数目，才会被封为大拿，引起围观群众真心诚意的崇拜。

前两年，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不知道他有没有过夜深人静看着同学晒工资单的时候，或是在疲惫的生活中默默用被别人不断发问的句子问自己：“这样的收入，怎么活啊？”

也许是因为最高学府的起点高，所以大家对于生活的期待和胃口都要大些。收入的意义不是为了自己活，同时也是为了与他人—那些起点差不多的人比较。

LOSER的主要沮丧和怨念的重点，在于他们读了这么多年书，做了这么多年题，一路打败这么多人才擎出青天来，可在被量化的个人收入报表前，努力被瞬间抹杀，所有过去的骄傲，变成了羞于翻检回归的记忆—它们都是对今天的冷笑。

一个著名的抱怨，是说自己从小一路最高学府，一路笑傲家族，兄弟姐妹全部生活在自己的阴影之下。而他过年回家，发现表哥当兵回家后在卫生局工作，表姐当了法院公务员，表妹成了警察，堂妹嫁给官二代，堂弟做生意赚了钱。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阴德，原来五才是学习。

学历越高的人越失败，博士生最爱自怜自己赚的还没有中专毕业的人多。

LOSER是战战兢兢步步为营的人，WINNER是不劳而获一行白鹭上青天的人。

LOSER是按部就班种瓜得瓜的人，WINNER是靠爹靠老公靠关系靠机遇靠蛮力就和前者平起平坐的人。

有一种人是免检的WINNER，就是成功进入体制内的人。他们的后半生甚至无需检查工资单，就可以放在荣誉橱窗和展览室里。

新闻上有公务员考试发榜的报道，看到年轻人喜极而泣的脸，确实感到那是无数人一夜间翻身农奴把歌儿唱的时刻。

我的同学大一大二的时候在背GRE单词的红宝书，到了现在，大三，他拿的是公务员考试的复习资料。

我说他投靠，他被招安，我指责他堕落了不再理想主义了，他辩驳说：“我进入了体制，才能对社会有所改变⋯⋯”

我被他一番进入体制的热血沸腾的宣言说得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拍着他的肩膀，认可他的决定，说：“好吧，体制内有你，我就放心了。”

可他反而颓然了，嗫嚅道：“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被体制化。”

“体制化”不只是个行政词汇，也是一个人被塑造的过程吧。一开始你的目的是试图改变它，后来你只能抵制它，渐渐你熟悉它，最后只能依赖它。

我和我同学似乎同时看到他在办公室里舒服安乐的后半生，一下子有些冷场，他生硬地说自己要去背《申论》（中国大陆国家公务员进行资格考试的其中一个科目）了。

进入体制意味着户口房子工作，意味着稳定福利和保障。进入体制意味着成为真正统治意义上的精英，意味着不再求人，而是被求着办事。而这些是几十万的年薪也换不来的—岌岌可危时代中的安全感。

进入体制的WINNER也有抱怨，例如日子太悠闲，升官太过慢，但是在大多数同学眼中，这些无异于撒娇了。

WINNER和LOSER是我所见过最简单粗暴，也最残酷的划分标准，对WINNER的肃然起敬，对LOSER的讥诮冷语。

这让人无法不联想到王蒙20世纪60年代写过的《组织部里来了年轻人》。40年前，年轻人还对组织适应不良，一到工作岗位就被打了英雄主义鸡血，要对坏事绝不容忍，要勇敢地进行斗争。而现在，组织部里涌入了一群青年老干部，体制与他们的天性中没有一天冲突的地方，一去就能迅速融入，迅速汲取自己所需的养分，甚至不需要任何适应过程。能挤进去的就是赢家。时代不一样了。

“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是每个年轻人进入高等学府时第一句向自己说的话。这种想法让人思维简单如猩猩够香蕉，放弃自己形而上的思考，被迫去想象工具性的无聊问题，一步步走向一个心理极权的国度，放弃自己脑袋里的想法，而走向卑贱的实用理性领域。想的只是“怎样用这个得到那个”的问题。

WINNER和LOSER的划分，也是我见过对年轻人最简单粗暴、也最残忍的评判。除了简单的收入，标准无休无止：进入不了体制的文科生，比工科生失败；出国留学再回来的人，比留在国内累积资本的人失败；整天批判改变规则的人，比默默按规则办事的人失败⋯⋯

对WINNER肃然起敬，对LOSER讥诮冷语。成王败寇啊，这想法，终于在年轻人中被表达得如此露骨而凄厉。

乱世儿女

文/蒋方舟

“我明天要去干一件注定要失败的事儿。”高考的前一天，教学楼已是封闭状态，他偷偷进去，站在最高层的走廊上，那里可以看见所有教室：严整、平静、安然，乐天知命。

这个注定要失败的事儿，他指的是高考。高中三年，他已经被老师视为外表漂亮、脑子空空的“文盲”。

他坐进了考场，开考前的喇叭里传出的是对考生的各种告诫：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否则就要严肃处理……整整说了几分钟。这段声音是他的，提前录好的。他录了几遍：凶巴巴的、亲切的、平静的，各种风格都有，录得挺认真。虽然没有人知道那个说话者就在考场里，但他还是很开心。一来他希望有人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二来他喜欢说话，特别是那种发号施令说一不二宣读圣旨的腔调。他喜欢强势。

他的职业最高典范是《新闻联播》，梦想有一天能坐在那个主播台上。他叫小波。

这个“注定要失败的事儿”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去了北京，寻找一所大学。

北京，对于一个从小城去的青年来说并不陌生，但也不亲切：寒冷，冻死人，风沙大，水也不好喝；地铁挤死人，到处堵车，外地人活着不知住哪儿，死了不知埋哪儿。对于将要以说话为生的人来说，干燥的环境，也不利于嗓子。但是，还是要去北京，就算是去了别处的大学，只要不在北京，那就等于浪掷四年。四年后，还是要去北京。

“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有的人连南墙也没见过呢。”他说。那好，去见见南墙是什么样吧！

他有漂亮的嗓音，俊朗的外表，聪明的大脑，却没有好的高考成绩。所以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那个大学号称在北京——其实是离河北更近的一个号称为大学的大学。

他对大学没有期待，他崇尚个人奋斗。去北京前，买了一本书，叫《卡耐基论成功之道》，是集盗版卡耐基之大成的盗版书，很厚的一本，只卖十元钱。卡耐基是鼻祖，他的徒子徒孙们，那些传销成功学方法论的靠“口活儿”为生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此起彼伏。书、讲座、老师的训话、考试的文段、学校墙上的标语、学生日记本的扉页、大考失败之后忏悔书的最后一段⋯⋯90后出生的孩子，基本上是在各种励志名言的包围中长大的，是个学生就可以顺口说一大溜：“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真正的强者，是含泪奔跑的人”⋯⋯跟所有，包括自己，搏斗，搏杀，杀。

去北京前，他还对励志名言无感呢。跟很多高中生一样，他爱看的是郭敬明风格的小伤感小唯美的小说。当然，还有播音方面的专业书。他看不进任何高中课本，却看得进大学教材。

教材上说：播音员是党的喉舌，是党和人民联系的纽带，是正确舆论导向的传达者。

最高一级的播音员是国脸，国嗓，国舌。

上网查阅资料时，他才发现，《新闻联播》的观众流失严重，原因不明。他想知道原因，想知道新闻播音的本质，他要做一个最优质的播音员，他要自己写一本专业的书，有自己的体会和建树。于是，他打开电脑，开了个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我国的电视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播音员这个职业，也越来越受到人民大众的重视和喜爱⋯⋯”

然后就写不下去了。

他的语文成绩不好，如果不是重大的考试，他的作文是肯定交白卷的。在历届语文老师的亲切教导下，他已经和很多中学生一样，处于文字失语状态的边缘了。他们会写一些空话大话讨好老师，谁知老师真话也不喜欢，假话也不喜欢，半真半假的话学生又控制不好力道和比例，干脆就不说了。

天知道，他其实是多么乐于表达，也善于表达的人。对于播音，有师自通，无师也自通。一块儿学习专业的同学说：“我觉得你不用上大学，直接就可以拉到演播室里上岗了。”见过他的人，都评价他“专业很牛”、“声音好听”、“很帅”、“眼神坚定”、“能出人头地”。

但是，作为一个从低端大学起步，没有人脉背景，在大而不当的皇城做蚁民的人，做党的“喉舌”的机会之路还没有显现出来。

尽管表述艰难，但他还是想写书或者写论文。他删去了那个“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年”的开头，重新写道：“别的行业都有道德规范，但是我们这个行业没有，我看了很多专业书和论文，但没有谁说得让我信服。我觉得中国式播音规范，就是把经过编辑的文稿的重点和社会影响，完整、准确、有自己理解地传达出来。”写完，他自己评价说：“很反动。”

这段平淡无奇的表达竟然吓到了他自己。和很多90后出生的孩子一样，他们从小到大都会学一门课叫政治，但是他们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关心不来，也轮不上他们关心。家长和老师也不喜欢他们真的关心，因为一旦关心，就可能“反动”。

他几乎熟记了《新闻联播》的常用句式—听多练多的缘故。他的一绝是念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某某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3月２０日１２时５０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８9岁⋯⋯”就算不动真情，也天然声情并茂，好听之极。

但是，他渐渐焦虑了。他的大学里有跳楼自杀的，而且死成了；有抽烟着火的，而且烧着了；有一个月和二十几个女生开房的⋯⋯这些都不值得一提，学校不让提，记者也懒得跑一趟。这些事儿太小了，那么多大小破事还报道不过来呢。他担心的是自己的专业，在缺乏实践平台的情况下，渐渐有消耗殆尽的危险了。

大学提供的实践平台总是那么幼稚可笑。学生会和社团热衷于关起门来攒比赛：学生们互相比，班跟班比，系跟系比，人跟人比。他不跟同学比，只跟“新闻联播”找差距。从不参加这些比赛。但别人到班上来找他比：“听说你很牛啊！”他顺手拿了一张报纸，完全不用备稿，一口气读完，不错一字。那个同学无言地走了。

但是，他知道自己缺很多⋯⋯这些缺，不是靠早上起来练晨功，对着大树喊嗓能完全解决的。他要借助真正的专业录音工厂，职业主播台来自己体会，迅速弥补自身缺陷。

他本打算靠配音赚钱打工。但人家说，打工可以，但赚钱没有，配音也没有，得先听着。作为没有收入的学生，他的日子在大手大脚花钱和窘迫中交替度过。有时被朋友带出去社交，去的是高档餐厅，见识的是奢侈品，跟着别人奢侈一把，并不觉别扭，似乎那生活也当属于他。但轮到他自己生活，不到月终就得喝稀饭，有时只能去食堂找女生蹭饭。

配音的行情，从他嘴里说出来，如此混乱：“赵忠祥配一个小时的专题片才2万元。”才2万元？2万元很少吗？那得拿多少钱呢？“那个某某某（一个经常做商业广告配音的）配几分钟的片子就是几百万！”

90后的孩子，大部分还没有正式开始工作。他们不鄙视钱，但鄙视很少的钱。在他们眼里，钱的最小单位是万。但是等到他们自己去赚的时候才知道，别人并不会给你一把票子，甚至也不会给一张现成的票子。光荣而情况不好的时候，你就是个“志愿者”。得到的是盒饭、印有标识的肥大T恤，同样印有标识的纪念品，或许是一条围巾，或许是一个茶杯；比较好的时候是一个等待兑现的口头约定；好的时候—一天100元吧，还干不了几天。

他们对自己轻车裘马、豪宅美女的未来很容易有画面。从来不会设想，自己有一天可能成为富士康的工人，被挤压到为了放不下或挣不到的每月两三千元而跳楼。“每月3000元”，很多90后中学生，即使来自农村，也会真心错愕地说：“这么少？”

爱慕他的女孩儿很多，爱慕他的男的（不一定是男孩儿了）也不少。“你是不是同性恋啊？”因为他长得俊美，有时还露出女孩儿妩媚的一面。所以，同学之间如果互相熟了，会有人直言不讳地这样问。他的回答是：“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别人听了，会认为是默认了。

在大城小市的高中，老师们还在为捉拿少男少女若有若无的恋情而热烈工作。殊不知，恋爱这桩小事，在少男少女们那儿本就不算大事，也早就不算什么大事。少男少女们对性话题早就不避讳,对同性恋也见怪不怪。平日里同性之间玩亲亲的大有人在。一时没有爱情的少女，填补的方式是看耽美小说，做腐女，意淫同性恋——得是有虐、有吻、有睡的。如果没有，那自己写呗。少女中的腐女群体之壮大、之理直气壮，还是叫人挺开眼界的。他并不排斥跟男的交往，男性朋友里有直男，也有弯的。有时跟男性朋友一块儿走，会有腐女掩口赞叹：“好唯美哦。”

也有女生经过他的时候，悄声说：“变态。”被他抡翻在地上。为了不被人认为是同性恋，他会故意飙粗口，表露出很男人的一面。当然，gay也不是都“女”。好多比男的还“男”。“我如果做gay，他妈的誓死不当0。”他经常被一些同性恋作为0来试探，觉得挺屈辱的。

他之所以不否认也不承认自己是gay，一方面是没必要跟谁坦白；另一方面，他确实长了一张男性女性都喜欢的脸。他说：“我去北京之前，还想着靠脸；现在不这样想了，得靠本事。”但是，他知道，靠本事也不完全行，得靠背景、潜规则、机会。靠来靠去，容颜就老了。他才十八岁，还有四年个人奋斗的时限。二十二岁，就被他视为“老”的门槛。

他最近找朗诵材料，不知怎么就找到了这首诗，很喜欢读它：“不幸，我植根在峡谷，长啊长啊，却也高不过风头的小草⋯⋯我死了，那时我正青春年少。我死了！年轻的躯干在地底痉挛，我死了！不死的精灵却还在拼命呼号：‘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啊⋯⋯’我的理想不是蹲黑牢！”这首诗创作于“文革”后期。

他像是威廉萨克雷笔下的人物。威廉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通往中产阶级之路的少男少女们”。女人的代表是小说《名利场》，男人的代表是《巴里·林登》（又名《乱世男女》）。大导演库布里克拍过后者的同名电影。

巴里·林登从爱尔兰的纯真少年，偶然机会变成了士兵，又设法和上流社会的夫人结婚，用手段得到了爵位，电影后半段的命运却急转直衰，最后与人决斗，却再无奋斗的理由和志气，草草瘸了一条腿，回归沉寂。

电影最后打出字幕：“最终，上述的人物，活在乔治三世受到诽谤，无论好坏、美丑、贫富，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

这颇有些唾面自干、不完亦完的意思。越是阶级板结的社会，就越容易孕育乱世。乱世自有一套合情不合理，畸形却被默认的成功途径，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无数成功人物声称这是自己的成功秘诀，这话正着听是励志，反着听却是再邪魅不过的暗示，少男少女顺着这指示牌踏入荆棘小径。

“巴里·林登”的故事，剪不断，讲不完，说圆满了，便是诛心。乱世中涌出的儿女，就莫问出处罢。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文/蒋方舟

小金的名字很特别，搜遍整个中文网络，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因此他的父母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隔两三天就会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父母的心态是出于担惊受怕，生怕他又捣鼓出什么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来。

小金要参选人大代表的事，就是父母搜索的时候发现的。他们发现了他在网上发的一篇竞选宣言。

他把竞选宣言发表在人人网上，还在读大学的他，文章成熟而不失慷慨：

“在今天这个社会戾气已经高度发酵，‘改革已死’的绝望情绪已经开始在许多人心中蔓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参选人大代表？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责无旁贷。

有人说，你们参选人大代表能改变什么？我说，我们改变的是人心。

今天，我们并不求当选，我们求的是表达，我们不求能成为剧院里的主角，但是至少要做一个成功的小丑。

……

是的，我相信我们会遇到困难和阻碍，但是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收获更多的鲜花和掌声。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也没有资格悲观，我们只能义无反顾。”

文章被阅读了将近3000次，分享了1200多次。留言的都是同龄大学生们，一半是说：“加油！”“这个要顶！”；剩下的，又有一半是泼些善意的冷水，说他做梦。

小金是这所重点大学里不大安定的学生，常上Twitter，熟悉党史，看书写作常常宏大叙事，援引民国纪事，早早脱离了喊打喊杀的初级愤青阶段。他频繁地在人人网上发表日志，成为某些大学生群体中的意见领袖。今年年中开始，他觉得文章救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满足于发写檄文，而到了开始行动的时候。今年五月份，江西新余女工刘萍参选人大代表的事情引起波澜，他和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起，组成了“公民观察团”去围观，他们被扣留了几天之后，被礼貌地送走，像对待离家出走的小孩一样。

已经尝过无功而返的小金，当然不会被同学的这些冷水打消念头。今年虽然因为微博上出现了很多自荐的独立竞选人，让人大代表选举变得异常热闹，许多媒体称为“中国公民选举元年”，连围观者都被感染，有了“时间开始了”的激动。但小金非常清楚，这种开辟鸿蒙的激动只是假象。

是记忆撒了谎，八年前的人大选举，人们热情同样高涨，当时，清华大三本科生就在BBS上发表竞选宣言：

“我们仍然在路上／历史是个不动声色的看客，它总是步履匆匆，从不为某个人驻足留恋／人类政治文明的步伐，一刻也没有休停，它谁也不等，也在不断地往前走……／我们仍然在路上／我们的选举正走向日益宽阔的光明之途／让我们的代表传递选民们的意志／我们仍然在路上……”

那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高校已经有7名学生宣布将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

今年，北京高校只有小金一个自荐的代表。

前人擂鼓张旗，可也没走多远，小金几乎是向着已知的失败前行，但是他非常愿意尝试，他说：“中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大学生是最适合参选的群体。”

大学生参选人大代表有两个优势。第一是对网络的运用。美国、甚至台湾的竞选广告总是深入人心，而广告的宣传作用在实际竞选过程中，对票数也是很有效的。

但是在大陆的选举中，即使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视频，在马路上贴一些海报，面对的也不一定是你选区的选民，所以宣传几乎是失效的。

可是，大学生有联系同学情感的人人网，也有校内BBS，消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传播很快，分享和讨论很快就扩散开来，竞选的大学生和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简直像直接面对面的。所以竞选的宣传很容易就能起到效果。

第二个优势是容易直接拉票。居民选举，可以在单位登记，也可以在户口所在地登记。为了图省事，大部分人都选择在单位登记。

拉票拜票的参选人，有的想直接和选民交流，在小区挨个敲住户的门，要么被轰出去，好不容易敲开了，住户们往往也不属于一个单位，不是自己的选民。

而在大学，这种“扫楼”则容易高效。竞选人或者他的团队，可以挨个去敲宿舍门，或是闯进自习的教室，普及自己的竞选纲领，赢得支持和签名，如草船借箭。

这种“扫楼”拉票的方式，像学生会主席的选举，更像是社团在学期伊始的招新。

大学生竞选的好处是封闭，坏处也是封闭，任何一点动静都会被迅速放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到教导处。小金被学校规劝，几乎同时，他的父母也被他要参选的事情吓着了，极力阻止。

在宣告参选后不久，小金写下保证书：

“我承诺不谋求以群众联名推荐方式成为候选人，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

小金措辞微妙，有暗藏的潜台词，不知道保证书那头的人看出没有，他狡黠地暗示：他只保证自己不去撺掇和拉票，如果有其他人推荐他参选，帮他谋划，那选举之路还是可以重新再来。

广东的小叶也参选。他还是个大学生，给自己的标签是“行动主义公民”。

8月初，他开始征集联合推荐表上的签名，很快就征集到了1000个签名。他说：“我收集的1000个签名，问50个人，可能会有1个人不支持。有三分之一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意义不是很大，但可以去尝试；有三分之一就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很大，但是你根本不可能成功……同学会觉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学校的，那就支持一下吧。”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也提到，从小学到大学，学生的政治倾向定量分析大概是这样：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是“专业户”，政治运动活动家，国民党称他们为“职业学生”；大概有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拥护的；有一半左右的同学基本赞成，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那是在解放前，看起来和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小叶能够获得如此多的选票，大概和他纲领务实和贴合同学们的实际有关。

他通过前期的调查，提出的参选纲领包括：更新和及时维修图书馆的电脑、让校河更清澈、加强对自行车和宿舍物品的安保工作、改善饭堂菜的质量等等。

这些听起来像是学校后勤职工大会的会议精神和指示，也像竞选班干部时临时攒的竞选词。尽管没有涉及什么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学校还是非常警觉，几次约谈，最后候选人名单里也没有他。

小叶最后还是走完了程序，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最后得了八百多票，虽然票数不够落选了，但已经是今年参选的大学生中获得最多票数的人了。

小叶虽然落选，可还是一直关注着选举。他发现，在广州的选举中，不少高校学生把票投给了Laughing哥（港剧《 学警狙击》 中的角色）、路飞（动画《海贼王》里的主角）。甚至广州大学因为投给Laughing哥的票太多，导致重选。

小叶不愿意归咎为大学生的玩世不恭和政治冷漠，而宁愿视其为无声的抗议，他说：“根本不了解候选人，叫我们怎么投票呢？与其被玩弄，不如玩弄之，或是很多学生的想法。”

湖北的小吴一直在直播着自己的参选过程。

小吴是看到微博上很多独立候选人参选，被热血沸腾，看到他们遭受限制和责难，又愤慨忧心。他觉得这条路走得这么艰难，是因为走的人太少，于是决定同行。

决定参选的时候，小吴很坚定兴奋，可却莽莽撞撞懵懵懂懂，不知道去找校方的什么机构能拿到10人联名推荐的表，不知道怎么去征集联名，不知道怎么印制海报，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在海报上介绍自己。

他参选的时候离正式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习，从索要推荐表，到教学楼前发海报拉选票。他在终于获得微小的成功和胜利的时候，在一个下午收到同学的短信，短信说：“切！我才不要支持你，你以为你是学生就能代表我们学生么？太片面啦！对于你一时兴起好玩的行为，我是无视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一笑而过啦。你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哦。哼！”

小吴回对方：“参选二十多天来的麻烦、压力和焦虑你不会懂。不支持可以，请不要说我在玩。”

意料之中地，小吴没有出现在正式候选人的名单上，他也和小叶一样，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

投票那天，他一直呆在现场，他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在敷衍混乱的场面中庄严得有点可笑。其他同学们玩笑打闹，没什么人当回事，大多数人随意画了一下就走。

投票过程匆匆结束，小吴看着票箱被抱走，只觉得这种混乱是对自己的嘲讽。一切努力和崇高在玩笑中结束了，他说自己特想大哭一场。

小吴自然没有当选，他知道选举结果之后，写了一篇博客，不再说公民社会，不再说“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而说要回归自己的生活，有能力就帮助他人，没能力就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过好，就够了。文章最后一句话写道：“平静地看待生活，平常心看待这个激扬的年代。”

参加人大选举的大学生们，故乡仿佛都在80年代。他们总是会说起1980年北京高校人大选举的盛况，学生们生生凭空搭出公共空间来，人人有讲台，三角地天天有演说。

可小金又说，也不该怪现在的大学生们政治冷漠，比较两个年代大学生的生活就知道，现在有看不完的剧、刷不完的屏，怎么会去想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也许他们长大了，进入社会了，碰壁了，才会不一样一些。

而参选的大学生们，自认为是先觉醒的一批吧，所以会有叫不醒其他人的无力。小金说，很多年之后也许可以写一篇许知远体的回忆文章，叫做《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忧伤的年轻人》。

天才的出走

文/蒋方舟

理科实验班

高三的时候，柳智宇发现自己得了眼疾。他只要一看书做题，两眼就开始发酸，继而发疼，像是有沙子在眼中滚来滚去。

柳智宇就读的高中，汇聚了全省最聪明、最刻苦、最有钱的孩子。它刚刚在一年之内迅速扩招，仅一个年级就30个班，一千六百余人。这所急速膨胀的学校，斥资三亿元，从市中心搬到了荒旷的郊外，离市区有大半小时的车程，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学生们吃住都在学校，出校门需请假，手机是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违禁物。

到了高三，班里的大部分孩子都从宿舍搬出来了。学校周边新盖的商品房供不应求，家长们或租或买，搬到这不着村店的荒郊野地来陪读，为了给孩子一个清静无忧、饭来张口的高考冲刺环境。

柳智宇的高三是特殊的，他早已不再为了高考而战。

他是“理科实验班”的学生。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果说一般的高中教育，是源源不断地向高考咀嚼系统输送养料，那么“理科实验班”走的是一条人迹稀少的食物管道，它通向的消化系统是奥林匹克竞赛。

“理科实验班”采取的是淘汰制，初中时至少拿过三科国家级竞赛奖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甄选考试。选出60个左右学生进入“理科实验班”。

高一，这60个同学确定自己要主攻的竞赛学科，分组，贴身教练，密集训练。

高二，一些同学明显天资不够，没有得奖的可能，他们被淘汰出去，作为落魄凤凰，混进普通学生的队伍当中备战高考。能留下来的，则为了参加国际赛事，夺金，而开始参加一轮轮的筛选和淘汰比赛。

数百万的高中生，经过层层选拔，比赛；进入6人省队，获得全国冬令营的入场券，比赛；再次进入由30名选手组成的国家集训队，比赛；从集训队的6人参加国家队，比赛—作为国家最高智力的代表竞技。

—如同运动员一样“为国争光”的标语，如此庞大，不负责任地裹挟了许多个体命运，当然能够理直气壮“一将功成万骨枯”。

全军覆没的竞赛小组数不胜数，他们进入国家队无望，得奖无望，保送无望。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高强度训练，忽然成了一身屠龙技。走了许久的光荣荆棘路，终于快到头了才见着“此路不通”的标示，只能急忙跟着浩浩汤汤的人群，去挤高考独木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而这些功亏一篑的孩子，大多除了自己学科的竞赛技术，对其他学科几乎一窍不通，数学竞赛组的同学连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都不知道。他们只能从头开始学，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学完高考所需所有知识。

柳智宇从小学开始一路赛到大，赢得太多，没有敌人的人最易厌战。他早已获得了北大数学系的保送资格。再战，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战，而只是机械地反复投入一场场无止尽的循环赛中。

到后来，柳智宇发现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高二下学期，数学奥赛组只剩下包括柳智宇在内的三名种子选手，其他两位在高三最后关头被挡在国家队门外，只能去复习高考，以六亲不认的状态学自己从前鄙视的那些学科。

而这所高中从1986年开始，所有数学竞赛人为此奋斗了20多年，都没有进入国际奥林匹克国家队。柳智宇是20多年来唯一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自己面临失明。

偌大的新自习室，往往只有柳智宇一个人，他每天看书做题，备战竞赛。发现数字和图形伴随着一阵阵剧痛时隐时现，他所熟悉的世界时隐时现。

那一年，他为了看病，跑遍了全市的各大医院，早起去赶早班的汽车，有时堵在拥挤嘈杂的大街上，太阳暴烈地晒着时间。医生让他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开出各种药方，却没有一种有效。

看完病，一天也过完了。夜幕低垂，柳智宇赶回学校。

一轮比赛结束，他发现自己不用眼睛，做数学题也不是那么困难。他在日记里形容道：“整个图形记不注，就把它分成局部，这就好像你不能记住整张地图，但是每到一个路口你都会知道怎样走一样。”

除了这样与虎谋皮一样小心翼翼地用着眼睛，柳智宇的母亲每天晚上都会从市区赶到郊区，为他念数学题。第二天到空无一人的自习室做题、与脑与身体搏斗、定期去复查眼睛。命运把他吞没在日复一日的催眠机制中，只有这样，他才能承受那些让人满怀恐惧的事物。

困惑时隐时现—“我这是为了什么？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他十几年来几近左右手互博的竞赛人生让他困惑，老师不断渲染的虚无缥缈的集体荣誉让他困惑，周围同伴梦想破灭生死由命的前途让他困惑。学校在柳智宇身上荣誉的寄托，把他和周围同学割裂开。使命感不同，战友已经成为自己的陪练，沟通变成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柳智宇小心翼翼地使用着自己脆弱的视力，小心翼翼地怀疑着自己脆弱的人生，而肉身已经过五关斩六将，加入了最后6人国家队阵容，要去斯洛文尼亚参加第47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数学竞赛小组吃了最后的散伙饭。柳智宇跟曾经的种子选手、落败后备战高考的同学说：“我这段时间很郁闷，回顾我的整个高中，一次次地重建与打破，到最后还是找不到自己心灵的归宿啊。也许我一生都将这样颠沛，而生命的真谛对于我，就在这颠沛之中吧。不过你放心，心态对我的比赛成绩不会有影响，我的目标很简单：世界第一。”

2006年7月12日，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开始。第一天的题目很简单，第二天的题目很难，尤其是最后第5、第6题，柳智宇被激发了斗志，用上了一年来悟出的应对办法，列出思路，顺利解答。在交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的答卷近乎完美。

在斯洛文尼亚旅游了几天之后，成绩发布，他和俄罗斯、摩尔多瓦的选手获得了满分金牌。

学校的网站上发布红字的喜讯：“截至目前我校已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10枚，位居湖北省第一。柳智宇同学获得的这枚金牌对我校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我校数学学科奥赛史上历史性的突破，我校现在的10枚金牌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等各个学科。”

耕读社

来到北大之后，第一件让柳智宇感动的事情，就是在迎新典礼上，一位老师动情讲述了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力开风气之先，以及后来在汹涌的社会运动中冒着种种阻力保护学生的故事。

听完之后，柳智宇就想：希望将来能成为北大校长。

这是个很快就被遗弃的发愿，但是对柳智宇来说，却一直有个耿耿于怀的执念—他不愿意看到自己所爱、所欣赏、所熟识的人，为了现实放弃理想。也许是因为从小就在一群高智商的孩子中成长，他目睹无数天资极好的人因为运气不好，差之毫厘，就被打入平庸的尘土之中。理想太理想，现实太现实，生活必经的跌宕坎坷碰壁，柳智宇都视为难忍的磨难。而柳智宇的梦想，就是能够加入、甚至创造一个环境，与一群人“在一个自由、温暖的氛围中一起探索生命的真谛”。

这个理想对柳智宇来说，是“未成菩萨，先要度人”了：他自己的学习与生活都不断受到考验。眼睛没有康复，经常看了半小时书就达到极限，必须闭目休息大半天，才能缓过来。母亲不在身边，无法帮他念题，他大一的数学分析在期末只得了75分。学期末，导师召集十个人的小组，讨论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柳智宇发现身边几乎人人都在苦海之中，且苦不自知。

社团文化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柳智宇先加入了禅学社。

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柳智宇高中时候就喜欢探索人生与宇宙的终极奥秘，也写过关于人生终极目的的哲学论文。但这些思考终不成体系，凌乱跳跃：前一天还是对《离骚》的赞叹，第二天又变成了向同学们普及基督教的教义。

然而参加北大禅学社，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个师姐。

这个师姐当时在美术系读研二，她是柳智宇在孤独大学生活中仅有的朋友，温暖的来源。师姐教会他唱歌：“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鸥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

这是《楞严一笑》，是宋代法常法师于入寂前的清晨唱的、写下的，写完便收足而逝。

柳智宇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他从少年时就常常感叹的“天地之大，无可载我之物；众生虽广，无可立我之人”的孤独感一下子找到了着落。

柳智宇从小就喜欢说“中国传统文化”云云，相信此中有真义，然而儒释道三家如此浩瀚，欲辨已忘言。柳智宇一直偏向儒家，觉得那是自我修养的正道。渐渐地，随着师姐把他引入佛家文化的领域，他内心天平渐渐偏移，觉得佛教更能给人以慰藉，也更能解决他在身体、学习、人际上遇到的实际问题。

这位名叫熊雯的师姐不久就毕业了，去西安交大当了讲师。柳智宇参加禅学社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了，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属：耕读社。

北大耕读社成立于2002年，创始社长是邓文庆，现在是龙泉寺的贤庆师父。他的继任者是创始人之一的于超，后来也在龙泉寺出家。柳智宇是第四任社长。

耕读社并不是以传播佛教为宗旨的社团。创始人邓文庆的建社纲领写得小心而谦逊。他说社团理念一来丰富精神生活，二来习圣人之道，“怀大爱心，做小事情”，三来学习和倡导“有机农业”的新理念，亲手种植有机农作物，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柳智宇则在当选并连任后，更新了耕读社的社团理念。语气与用词，明显多了许多指点江山的豪迈和毫不掩饰的野心。

新的社团宗旨中写道：“未来的耕读社，我们希望它成为沟通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枢纽；并向外发挥社会影响，带动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这个目标一旦达成，其对中国及世界文化影响是深远的，因为这样一个榜样一旦形成，人们立刻会对我们采取的方式产生信心，会有类似的组织效法而起，社会风气的转变也就可能了。”

社团的同学从他不断要“救更多人脱离苦海”的宗旨中嗅出了一些危险的意味，察觉到他似乎在有意地“发展下线”。

柳智宇对一些反对的声音并不以为意，也没有改变的打算，他已有了自己的支持者。而耕读社也在他的带领下，前所未有地壮大繁荣，并且成为北大的十佳社团。耕读社的资金并不充足，柳智宇的个人捐款往往成为社团的主要资金来源。

柳智宇是社团唯一的骨干和精神领袖，经常组织一些出游和奉粥之类的公益活动。2008年5月，柳智宇第一次带领社团去参观龙泉寺—他在两年零四个月后选择出家的地方。

介绍龙泉寺的义工是柳智宇的师姐。她说，龙泉寺在正式被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时，古老的龙泉出水了，清澈的泉水顺着水道穿过了整个寺庙。

柳智宇还在寺里见到了贤庆法师，也就是耕读社的创始人邓文庆。

贤庆法师说到了他出家的经历：他上大学时读到弘一法师的事迹，在北大读研究生快要毕业的时候来到福建莆田广化寺，追随弘一法师的路径出家。他的父母先是反对，而后也皈依了佛教，现在和他一起在龙泉寺生活。贤庆法师负责更新龙泉寺的博客，以平均每天发一到两篇的速度，勤快地介绍寺院的每次活动，而他的父母则帮寺院干些杂活儿。

贤庆法师的经历对柳智宇有多少参考价值不得而知，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齐心戮力学佛的画面，至少向他展示了一种可期待的可能性。

柳智宇内心早已从儒士变成了佛教徒。这种转轨看似一念之间，实则足以改变一生。柳智宇的家人，在他给家里的电话中不断普及佛法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认为这只是柳智宇在不断寻求正解路上的工具之一，就像他当年奥赛训练一样，培养的是“一种思路”。

他的父母找来哲学老师与他谈话，希望提供一种成本更小的“思路”，来解决他关于人生的疑问。谈话的结果，是父母拗不过他，只能任他信了佛，而柳智宇暂时打消了—抑或是隐藏了出家的念头。

除此之外，柳智宇的生活还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每天记“善行日记”。

“善行日记”是龙泉寺法师发起的修行，在我们这些俗人看来，和“功过格”没有什么两样。把每天的生活分为自己做过的“好事”以及“坏事”。功德加分，过失扣分，月底一计算，年终一评比，功过相抵，看累积点数—够不够让自己得到福报。

柳智宇每天记的“善”，大多是帮助他人，比如“去给不认识路的同学领路”、“借了同学GRE单词的光盘”、“借了师姐一千块钱”。

他的“过失”，则是对自己灵魂深处莫名其妙的声讨，比如“谈话时要多顺应对方，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有高傲心，不愿意走进别人的内心”。

“善”与“恶”却在这种每天不断的记载中，变成了孤芳自赏的游戏，于外人，生硬而古怪。

比如，在班级活动中，柳智宇会提出在大巴上唱歌以增进感情。这种出发点，无疑属于他日记中的“善行”；而在同学中，却是无人应和的尴尬和干瘪的讪笑。行善成了悖论，意味着以自己的意愿，全心全意地让别人高兴。

对父母的顺应，属于柳智宇“行善”的范围。他自己对前途的规划是念研究生，学“中国哲学”，而父母希望他出国。柳智宇最后同意并且开始准备。

对儿子，柳智宇的父母与其说是干涉，倒不如说是亦步亦趋地追踪思想动态。寒假回家，柳智宇吃饭时表达了对美国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满，父亲怕他偏激，晚上就给他读了介绍中美情况的文章，希望他仍然坚持去美国读书的计划。

2010年春天，柳智宇收到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全额奖学金。他的父母都非常高兴，他也因为父母的高兴而高兴。

体谅、顺从、感恩，柳智宇似乎找到了孝的核心。他有时会到食堂认真地点一碗羊肉面，因为母亲叮嘱身体寒的他要多吃羊肉。

几个月后，柳智宇却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叛逆—他去龙泉寺出家了。

龙泉寺

龙泉寺在北京郊区凤凰岭脚下，幽静，不大。在寺里走来走去的有僧人，也有还没剃度的修行者，大多年轻瘦弱，带着眼镜。周末有义工来帮忙，也有些驱车前来吃斋、放生的人。

负责接待来访的僧人们很警觉。他们人手一部苹果电脑，上网，浏览和搜集对柳智宇和寺院的媒体报道。

柳智宇出家后，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没有见过其他外人。而僧人们很明显没有统一口径，有的说他已经不在寺内，有的说他即日剃度。

住持似乎透露过让他提前剃度的意思。一来是因为他天资高，对佛法学习领悟得很快；二来因为他有名气，外界视他为弘一法师般的高僧，也能够对弘扬佛法起到一些作用。

然而另一些高僧，例如明奘法师，则对柳智宇不大看好，说他没有僧相也没有僧气，太有棱角了。

柳智宇出家，本来并没有剃度，只是净人，还有回到过去生活与圈子的可能性。媒体围追堵截，已捧他为抛弃红尘的高僧，柳智宇即使后悔，也没有退路，没有回到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夕阳下的龙泉寺非常肃穆美好，让人一步三回头地舍不得离开。心里浮现出三岛由纪夫《金阁寺》里主人公的感慨：“倘使你是人世间无与伦比的美，那么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美，为什么必须美？”

《金阁寺》的主人公叫做沟口，是个口吃孱弱的年轻人，他视金阁寺如人间至美的化身，后来离开寺院，去读大学，渴望介入世俗生活，也试图同女人发生关系，却总是因为金阁寺在脑中的闪现而失败，现在是它横隔了自己与所希冀的生活。最后只能选择一把火烧了金阁寺。烧了金阁寺之后，他扔了原本用来自杀的安眠药，抽了一支烟，心想：我要活下去。

现在的北大耕读社已经不止刚创始时候的二十多人，而有了一千多人。一多半是毕业生或校外人员，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柳智宇的宣传效应。

耕读社的论坛上，有人提议要去看看柳智宇，被其他人凉凉地讥嘲：“不知道你来耕读社是什么目的。”发帖的人愤怒地声明自己加入该社，绝没有想要接近这个传奇的不良动机。辩解了几句，这个提议，随之也就被搁置，然后遗忘了。

我们那个时代的荷尔蒙故事

文/蒋方舟

前几天我在伦敦旅游，常常看到白而肉欲的年轻女人，推着婴儿车走在街头，不像是有工作的样子，三三两两，神色茫然地站着聊天。

导游说，这几乎成为了伦敦的一景。这些女人都是单身母亲。生孩子并不是出于幼稚，而是致富的现实考量—她们每生一个孩子，政府就会给一笔钱作为补贴，支撑日常生活而不用工作。

我感叹她们看起来也不过20出头吧。导游扫了一眼她们，嗤笑说：“哪有，十五六岁而已。”

我听完陡然生出幼稚的爱国心，接话说：“中国女孩子不会这样，我们成熟得比较晚。”

回国之后，有媒体打电话给我，说最近出了个新闻，询问我的看法。新闻说的是上海20多个女孩子组团援助交际，其中年纪最轻的只有14岁。记者问我：“在你们90后中，这种现象是不是很普遍？”

我诚惶诚恐表示对这个新闻难以置信，开始回忆起自己荷尔蒙萌发，或者说“性成熟”的过程，企图洗白“我们90后”的性观念并不是如此开放。可转念一想，我和新闻中的女孩子年龄差了七八岁，按现在社会的算法，已经算是另一个世代，她们看我这辈的故事，目光恐怕也像打量琥珀里的昆虫标本一样吧。

许多年之后，我仍然记得自己荷尔蒙勃发的那个下午。

我还上初中，不记得是13岁还是14岁，炎热的暑假我在电脑前写作，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汗把我黏在椅子的竹坐垫上。

我写作的电脑不能上网，唯一在写作间歇的消遣和奖赏是能看个盗版DVD影碟。那天我看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MV，屏幕上，是已经变得雪白的迈克尔·杰克逊在一个古巴的街区舞蹈，数万棕黑皮肤的人跟在他身后，鸣鼓狂欢。我瞥见迈克尔·杰克逊腾起的纤细身体，和歌唱时兴奋扭曲近乎狰狞的脸。

那一瞬间我只觉得有电流击穿大脑皮层，刺激十分，震荡非常，久久不能复位。到现在，我跟人说起自己第一个有非分之想的对象是迈克尔·杰克逊，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没办法，神经中枢的事情我也不能解释，就是爱他那时已经备受摧残的脸。我那时看了眼时钟，默念下时间，心想人生从此刻变得不同。

人生从此大概也就不同了。

在此之前，我是没有性别的人。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对门住了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非常调皮，他的父母惩罚他的办法是剥光了他，让他在门口罚站。

有一次，我闹着要离家出走，父母说：“你走可以，但是衣服鞋子都是我们家的，你不能带走。”于是我火速把自己剥光，冲出家门。走到家属院门口，听到依稀有行人和摩托车的声音就害怕了，一路小跑着回到家门口，碍于面子也不敢敲门，怕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就这样畏畏葸葸地全裸站在门口。

站了不久，邻居的小男孩也被全裸着扔出来。

我们两个裸体小人相对站着，距离不过两三米。到了下班的点儿，大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上楼时，看着我俩门神一样相对站着，黝黑嶙峋的两具身体，赤身裸体还要维持尊严地绷着脸，大人们都忍不住笑，一边上楼一边回头看，继续笑。

后来，我看美剧和外国电影，看到萝莉和正太相爱，在夕阳下献出初吻，夕阳照耀他们的金发，总是非常羡慕，羡慕他们小小年纪就意识到自己性别的魅力，多健康多美好。而我对童年异性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那面面相觑、不辨男女的两具裸体，像女娲刚造出来的小人。

12岁的时候，我写了本书，书引起了一些诧异，主要还是因为涉及了一些所谓的“成人话题”，早恋、性启蒙之类的。对我来说，反而诧异于大人的诧异。因为那时的我，视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性别的人，并没有真正性意识的觉醒，荷尔蒙也远远没被唤醒。

住在拥挤不堪的小房间里，父母做爱，我们假装熟睡—这对我来说不是色情刺激，而是生活本身。

十五六岁的时候，隔壁班有个骨骼清奇的男生，瘦高个，戴眼镜，头发软，爱穿白青两色，秋天爱穿毛衣。他大提琴拉得好，是学校乐队的首席，每次演出总在最靠前的位置。班里也有女生偶尔会提到他，我总是假装记不全他的名字。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总是在上课上楼的时候碰到，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楼梯两侧各自低头走。我心跳很快，脑浆要沸腾成一锅浆糊。

人脑中有3种物质，一种是让人兴奋的多巴胺，一种是去甲肾上腺素，另一种是苯和胺的化合物。当人脑浸入这些化学物质的时候，就会坠入情网。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大脑每天都咕嘟咕嘟地煮在这复杂的混合物中，一度以为所有的脑细胞都会烧干烧烬。

荷尔蒙是粉红色的，每天在楼梯间里如梦似幻一分半钟，渲染清教徒一样黯淡的高中生活。

我那时候写了本言情小说，男主人公照着隔壁大提琴男的样子写。小说里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并肩行走就已经是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动作，写作时会幻想偶尔意外的肢体相碰，自己用左手去抚摸右手手背模拟，就已经害羞得快要中风。

言情小说写完之后，我和隔壁的大提琴男还是连互相问好都不曾有过。我非常天真地以为已经有了互有好感的默契，把沉默视为男女双方渴望接触而形成的张力。那时候的我，雌性激素根本不需要对方的回应来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它自己就旺盛澎湃得能在空中自燃。

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是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两人仍是前后脚在楼梯上。我在前他在后，他忽然快几步追上我，要我给他签个名，说以后可能会升值。我非常谨慎害羞地表示：恐怕要等我死后100年，签名才有升值的可能性。

那段少女时期是后无来者的吧。因为我上大学之后就陷入了激素干涸的危机当中，常常干笑，几乎不再有心跳加速的经历，且视男性美貌如粪土，偶尔托腮表演对美男子的憧憬，内心也有一个知根知底的声音说：“呸。”

我一度以为是因为来到北京，天气太干，空气太差，冬天太长太凌烈，冻结了我的荷尔蒙。后来想想，觉得北京是无辜的，是自己失去了憧憬的能力。

我慢慢长大，自己还没有经历什么，已经听说过足够多他人的生活。有人怀孕，有人离婚，有人玩心不改，有人红杏出墙，有人趟过男人河终觅得良人前世勾销，有人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也要一鼓作气隐忍强撑下半生。

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命运斗勇气可嘉，与现实低声下气地商量，则是难堪又无奈的。大多数人却都是这样的，姿势优美决绝的人最后多半会后悔。

了解得越多，越会得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的大俗结论，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人，也会苦笑说：“其实你不懂。”而且他们竟然不是在撒谎。

知道人人皆有憾，似乎也不该瞬间幸灾乐祸。正确的反应似乎该是别过脸去，对他人的生活礼貌地丧失好奇，没有谁的生活值得羡慕，自己的生活也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不知道能不能埋怨现实是抽干了荷尔蒙的东西，只是觉得对20多岁的我来说，荷尔蒙已经近于鸡肋，把理智满打满算地使用好，才是持家之道。

村上春树有个短篇小说，叫做《我们那个时代的民间爱情传说》，小说的副标题，是“高度资本主义前史”。故事非常平淡，讲的是上世纪60、70年代，当日本将近一半的女人仍然看重“处女”身份的时候，两个优秀美丽的年轻人相爱，最终却因为女孩子坚持不能婚前性行为而终止了感情。很多年之后，他们都成了中年，再相遇，女的已经结婚，主动提出要遵守当年的承诺，终于可以和男主角上床。男主角却几乎落荒而逃。男主角说：“我做不出这样的事。”然后去街上找了妓女—可能他愿意和女主角仍然活在六七十年代。

想起一个童话故事莫名而滑稽的结尾：“当一切事情结束的时候，国王和他的侍从捧腹大笑。”捧腹大笑也好，荒诞滑稽也好，还是源于一种尴尬。人抱着旧年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却无法融入新时代的羞惭感。高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和从贫匮社会走来的人、严肃和轻佻、糜丽与纯情，以古怪的姿势对立存在着。我面对着比我小的孩子，知道他们比我更开放、成熟以及随意，也经常产生落荒而逃的冲动，更是羞于详述我所经历的青春，因为耳边也隐约会传来他们的捧腹大笑。

幼儿园：童心与人性

文/蒋方舟

比例失调的世界

我假期回到老家，总是经过我待过三年的幼儿园。隔着栅栏，我看到园子里散落着的大玩具，搭了一半的积木，跷跷板，生了锈的小轿车，只有一半鼻子的木头马。上课时间，没有人，只有这些死气沉沉又五颜六色的活物。

它们是这么小。十几年前，当时我还只有五岁，在老师的灼灼逼视下被迫与它们做游戏，也忍不住注意到—它们是如此之小。

那时候幼儿园里有个最高级的游戏室，屋子不大，但却是个完整的社会，有银行医院商场警察局，真实的世界被潦草地模仿了，小心翼翼地把内核去除，剩下鲜亮温馨的外壳。这个高级的地方，我们一周只能进去一小时，每次进去都要脱鞋脱衣服，几乎要把全身都扒光，只穿内衣和秋裤。

不许说话。每个人进去之后，都安静而激烈地抢假人道具。所有假人都长得一样，光头红嘴唇，惊惧的大眼睛，肘关节泄露出白花花的棉花。我们只能依靠它们的衣着打扮来分辨它们的身份。

我很难抢到任何假人，而总看着其他人和他们的假人忙碌地生活在一起。假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全是成双成对的，人牵着他们的模拟人，和它快乐大声地对话，给它边扎针边安慰：“疼不疼啊？”给它铐上手铐百般行刑；跟它重复进行甜美有礼的对话：“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

我抢不到人，只抢到了一堆道具。我无聊地坐在地上，给自己打针，给自己上手铐，玩弄着满地碎纸，甜美地问自己：“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

这个房间老师是不许进的，因为这一个小时是被划在“自由活动”里的。但这是个透明的房间，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所有来来往往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往里看。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很奇怪的景象吧，一群人，却不像人—圆短只穿贴身的内衣裤，像一个个尚在分裂阶段的大细胞，和逼真的大假人无声却夸张地过生活。

我们也知道自己被看着，因此即使是不屑，也要表演兴趣盎然的样子。还好，这是所有孩子最熟练的戏码，一直演了两年，到幼儿园最后阶段，我们都已经长得巨大，还蜷藏着自己的四肢，微缩在这个比例失调的世界里。

这幅景象几乎是所有幼儿园生活的缩影。我们按规定游戏，按剧本表演，按配给活泼，按剂量快乐。因为在不远的地方，总有大人在观赏，也观察着。

童心与人性

把所有幼儿集中起来做游戏，似乎是幼儿教育法的巨大进步。这种做法，其实来源于近代对白痴和弱智的研究。

在此之前，对幼儿的教育都是家庭作坊式的，没有章法，“学前教育”也是一个劲地学。直到18世纪时，德国一个叫做福禄培尔的人出现。

他很笨，笨到哀伤。他的爸爸教他阅读、书写、算术，却发现他什么也学不会。福禄培尔晚年在自传中申辩道：“我的父亲因为事务太忙而没有时间来教我。”可实际上，是他的学习进度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心智，他的继母甚至很认真很认真地担心他的笨会影响到同父异母的弟弟。

福禄培尔的父亲本来对教育领域还有很大的野心和抱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决定把福禄培尔送到学校去，然而是送到乡下的女子学校。

那里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安静又秩序，不涉及任何和知识有关的东西，即使稍微涉及智力，也是如此小心，如此彬彬有礼—“这一周让我们全神贯注地照顾一棵草”；“请你烹饪出一块小圆饼，注意，要非常圆哦。”

福禄培尔在那里，一下子从智力上的矮子，跃居淑女界的巨人。

他晚年很害羞地承认，“这所学校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儿童”。他把他在女校接受的女德教育结合近代对白痴的治疗研究，再加上对自己因为笨而受鄙视的自怜，开办了近代第一个幼儿园，一个现代幼儿园的模板。

在那里，他把真实社会全部抽离，而摆放着他称之为“恩物”的东西，包括一些立方体，一些小球，还有另外一些立方体。这就是幼儿教育的所有教材，这些无聊的东西隐藏着只有福禄培尔本人才能解释的深刻内涵—什么宇宙运动统一的神意，艺术和科学的分解的本质等。幼儿小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力，不需要接受任何理论和讲述，不需要看任何艺术实品，只需要长久地凝望着一堆木头。

福禄培尔的幼儿园办得很成功，贵族们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孩子跟在一颗球后面狂跑，心里宽慰地想：“哦，他领悟到所有真谛。”

我则不信任任何模型式的教育，任何无危险性无菌的东西同时也是无效的。无论幼儿园怎样去掉任何一点点和现实雷同的元素，真实的、原始的、成熟的、残酷的人性还是会浮现，在大人们移开他们视线的时候。

另一个著名的幼儿教育的实验，来自于自由主义大佬罗素。他兴办幼儿园来自于对传统教育的不满，他反对强制，认为压制会导致仇恨，而是倡导一种“无泪的道德”（morality without tears)，允许孩子们畅所欲言，允许他们放肆，允许他们管束大人，允许他们把老师叫做傻瓜。

1927年，罗素把理念付诸实践，和妻子兴办起一座“比肯山小学”。关于这所小学有个著名的段子：说某天，当地的教区负责人来到这所学校大门前，一个一丝不挂的小女孩在那里欢迎他，这位先生大惊失色地喊道：“我的上帝！”那个女孩儿把门一关，回他一句：“这儿没有上帝。”

在这所小学，走路时可能听见孩子用很坦率的话说一棵树的形状活像个阳具。十岁或十二岁的男孩女孩一本正经地讨论着婚姻和自由恋爱的问题。

自由却渐渐变成了失控，无泪导致无德。比肯山小学的一个特色就是每个学期演一次戏，由每个演员自编自演。罗素发现孩子们“坚持要让每个剧中人物在剧终时死去，但是现在他们常常满足于谋杀案”。

孩子们有些扭曲的、带着恶意的笑脸慢慢浮现，比肯山学校很快就成了一批调皮捣蛋、无法无天的顽童的收容所。

两个孩子在金雀花丛里点火，一个男孩马上被开除，另外一个女孩，因为她的母亲正在从埃及回英国的途中而无法开除，罗素就把她放在床上，把她的衣服全锁起来。这个女孩提出抗议，罗素说：“要是我让你下床，你还会去放火，是不是？”她承认：“对，我会这样干的。”于是这个女孩便一直待在床上，直到她妈妈回来。

几年之后，这所学校倒闭。历史上关于教育自由主义原教旨的实验也失败了。

福禄培尔和罗素—甚至可以推广到所有的教育者—都有着同样的明知故犯，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童心和人性区别开，甚至放在对立的善恶两面。长大成人如此不堪不幸，所以幼儿必定至善至美。儿童被假设拥有一双天使般的赤子之眼，唯一变坏的途径是后天的污染。

人们常常由于讨厌自己生活的时代，而不加分辨地热爱仰慕往昔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好，在短暂的人生中也好，人总有这种“倒转时钟”的冲动。回到时间的起点，不妨问问：儿童果然是善的么？人性中的恶都是后天习来的么？

史铁生讲过他幼儿园时候的记忆。

“下了课，所有人都一窝蜂去抢幼儿园里的木马，你推我搡，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儿，或者连人带马归敌方。这样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的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压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至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了，到后来，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

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性，在那时就已暴露：为了免遭惩罚，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阿谀，谄媚，惟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是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

做叛徒要比做俘虏可怕多了。俘虏尚可表现忠勇，希望未来，叛徒则是彻底无望，忽然间大家都把你抛弃了。五岁或者六岁，我已经见到了人间这一种最无助的处境。

⋯⋯

我不再想去幼儿园。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开始装病，开始想尽办法留在家里跟着奶奶，想出种种理由不去幼儿园。直到现在，我一看见那些哭喊着不要去幼儿园的孩子，心里就发抖，设想他们的幼儿园里也有那样可怕的游戏，晌晴白日也觉得有鬼魅徘徊。”

如此欢乐之童年

我也害怕上幼儿园，不过是为着肤浅得多的原因。

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每天的晚饭都是猪肉白菜包子和稀饭，我那时候每次一听到饭点铃就手握小钢碗，万夫莫敌地冲到第一个，结果老师每次一瓢倒进我碗里的都是最上面一层略带乳白色的开水。

吃完了饭，我们就挨着墙整齐地坐成一排等着家长来接。老师穿白大褂戴口罩，武装得像联合国维和部队一样拖地收碗，把一天的狼藉拾掇成从来没有人生活过的样子。她十分疲惫，再听到一声“老师老师⋯⋯”就立刻会大力呕吐，因此命令我们背贴着墙壁坐好，不许说话不许动，最重要的是不许下地，踩脏刚擦干净的地板。

这样大概过了一小时，我就想上厕所。如果这个时候我的体内有个针孔摄像机，它能观察到的就是我端坐的身体内部的连续小爆炸，从膀胱开始爆破到心脏，最后以大脑的轰然一声结束。

我不敢说我想上厕所，只能静静地坐在那里，焦灼地期待着自我毁灭，一动不敢动，生怕惊动了膀胱。我的自我控制能力奇强，每次都能强撑到老师在门口叫道：“蒋方舟，你妈妈来接你啦！”

我就跳下椅子，跌跌撞撞地冲出去，一边跑一边尿，一边百感交集地嚎啕大哭，沥沥啦啦地在我的椅子和幼儿园大门之间留下一道漫长的、泪尿相融的水渍。

日复一日每天如此，后来即使我晚上不喝稀饭干吞包子，也永远在准点听到膀胱爆破的倒计时，然后嚎啕大哭地尿着跑出去。

这样的感觉乔治·奥威尔在《如此欢乐之童年》中也描述过，他也是个频尿的小孩，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含着泪向上帝虔诚地祈祷“请保佑我今晚不要尿床”。但第二天，他永远在又冷又湿的床单之间苏醒过来，根本没有机会掩藏自己做的事。他的绝望我感同身受，那种绝望，那种在做了这一切祈祷和决心以后仍旧不见效的委屈伤心情绪。

比我更不幸的是，在他的学校，尿床是要受到体罚的。他在一个尿床完毕的早上被殴打到连刑具短鞭都断了。他有气无力地抽噎着，却不是因为痛—“我之所以哭，是因为一种只有童年才有而不容易说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种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一种不仅给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且给锁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里的规则实际上是我所无法照办的。”

如果说幼儿园里教育了我，那么它只深刻地教会了我一样生存本领，那就是自憎。

控制自憎情绪的是初级神经系统，原始人就有这个系统，那时候初级神经系统只有简单极端的二元划分结构：有利于繁衍的，不利于繁衍的。

我们现在看到原始人的画像，他们要么快乐得要死，要么痛苦得要死，情绪没有中间状态，那是因为他们大脑的判断机制还不完全，每件事情都被判断成和种族生存有关的大事。

很多很多年之后，人学会了理智判断，也进化出更高级的脑组织来进行分析。然而，如果有一件事日复一日重复地让我们自我厌恶，理智会慢慢消失，我们又会回到原始人的大脑，遵从初级二元神经的判断—把一件小事都划为威胁个体存在和种族繁衍的重大危机。

于是，我们开始强迫性自憎，我们开始无意识地给自己撂狠话：“我是个白痴，我是个废物，赶紧天降土石把我活体掩埋了吧⋯⋯”—基本上就是我靠墙坐着羞愧地与自己搏斗时说的那些话。

孩子用来强烈自憎的大脑边缘系统，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育成熟了，但是，用来苟且自己和开拓的中枢到了二十多岁才长成。

在此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乔治·奥威尔由鞭打得到的教训中：“我如今是在一个我不可能做个好孩子的世界里。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我被丢进去的环境是多么严酷。生活比我所想的更加可怕，而我自己也比我所想的更坏。”

中产阶级的孩子

文/蒋方舟

他不喜欢被称为“富二代”,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他说：“假期我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我的一些小学同学们都成了真正的公子哥，偶像剧里面那种：比名牌，开跑车，脑袋里不装其他的事情。”

我想到几个月前看到的新闻：一个在北京演艺学校进修的大连“富二代”，飙车被交警拦住，跋扈的“富二代”不服交警的指挥，叫来父亲和父亲的保镖，把交警活活打死。这事如同其他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一样，引起一阵激愤和讨伐之后就被迅速遗忘，并没有点燃什么东西。人心像是早就被烤成了灰烬，用手一捻，不过是多了一层灰。

他说，如果肇事者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之一，他一点也不会吃惊。

然而，他却和他们不一样，从小就不一样—虽然他的父亲也同样富有。他从小成绩好、有主见、早熟、表面懂事乖巧，内心冷眼愤世。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成为父亲向朋友们吹嘘的对象。他叫小文。

他把自己的与众不同归结为曲折的童年。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家庭奋斗史的故事：他的父亲90年代下海，和母亲一起从“一穷二白”开始奋斗，经历了各种磨难和考验，在事业有起色的时候离婚。父亲有了新的妻子，又有了两个孩子。

他的童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学会了每天怎样在责备与怨念的夹缝中生存，学会了怎样察颜观色，学会了怎样讨人喜欢。长大后，他反而和父亲的关系更近一些，他发现自己和父亲越来越像了，一些生意人特有的精明、狡黠和专断渐渐在自己身上浮现出来。对于他父亲“中国式成功”的行为方式，他也越来越认可了。

这不啻为一件奇怪的事。在文学作品里也好，真实的历史中也好，中产阶级的孩子似乎一直站在他们父母的对立面。

我最早是看杨沫的《青春之歌》，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看她离家出走，看她慨当以慷，看她如何把家庭内部矛盾变成大是大非的阶级矛盾。

后来看了些关于文革的史料，印象最深的情节，也是那些如火种般热情的红小兵们，如何发自内心地以自己小资的父母为耻，认定他们是腐朽的，认定他们是错的。

最浪漫的反抗，当然是西方六十年代年轻人的狂欢。1968年的法国，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口号、狂欢、静坐、游行。有史以来头一遭，革命不只是揭竿而起为了面包，还为了蔷薇与玫瑰。

—甚至也不是为了蔷薇与玫瑰，只是为了让世界颠倒个儿，能重新再来。

或许在八九十年代，我们还听说过纯粹因为理念不合，而与富裕的家庭决裂的年轻人的故事。

当然，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最后还是会与他们的父辈握手言和、言归于好，重新继承他们留下的遗产和人生轨迹。可在人生中的一小段时间里，他们曾经真诚地反对自己的父辈及其建立起来的规则。

大多数人都会推测出：是受教育的原因吧。富裕的家庭把他们的孩子送入最好的大学，去接受最好的教育。那时候的教育—在传说中—是资本与商业的敌人，是古典主义和左派的天堂。父母把培养后代的责任，托付给了自己的敌人，当然会培养出反叛的孩子来。

而现在的大学和社会早已没有区别，标准一致，规则一致，早就失去了培养弑父者的土壤。

可小文不是一个顺从者，几乎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发觉自己和周围同学不一样。那还是在军训，当其他同学还沉浸在名校的荣耀里，心甘情愿地接受“服从”和“集体荣誉感”的洗脑时，他逃早操、躲唱军歌，拒绝一切集体美学的东西。

小文的宿舍里住着系里成绩第一名的同学。那人每天很早起床，去图书馆占座位自习，很晚才回来，选修课程是按照老师打分的慷慨情况，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也上得很起劲，唯一允许自己的娱乐活动是在网上下一盘三国杀。

小文不认同那样的人生，他觉得中规中矩就是失败。一步步虽然走得踏实，但那是多么无聊又庸常的人生，以后仅仅是一个安逸富足的“中国式精英”。

他的宿舍里还住着一个又红又专的优秀党员，他们经常就意识形态的问题进行辩论。在政治谱系里，小文觉得自己和这个倡导主流的学校格格不入，他是“反动”的。

小文觉得自己属于学校里最“反动”的那一拨，最不满的那一拨，最叛逆和愤青的那一拨。

这种愤青并不因为他家庭获得的财富而终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正比的关系。

在程巍写的《中产阶级的孩子》里，他引用了伯克利1965年大学生的抽样统计，发现了大学生的家庭收入大体和其革命性的正比例关系。如果把年收入2.5万元以上的家庭定为“上层”，0.5万元以下的家庭定位“下层”，而把介于0.5万元到2.5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为“中层”。可以看出，最具革命性的是家庭年收入在2.5万元以上的上层，占示威学生总人数比例的16%。而所谓“下层”学生，在示威学生中仅占8%。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新时代的愤怒早就不是陈胜吴广式的，也不是去索要什么，而是来自于更深层的东西。

下层年轻人，对反抗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冷漠，因为他们对体制信任、感激。“知识改变命运”给了他们希望和许诺，还有各种助学金和奖学金的帮助与扶持，因此没有理由不信赖和服从。

小文却和他们不一样，名校给他的关于光明未来，关于“中国精英”的许诺，他并不稀罕。

小文的父亲给他许诺了另一个未来：出国移民。

他之前还有些犹豫，把移民的身份当做最后的保障。他一直觉得中国才是自己将要一直为之奋斗的地方。直到上个月，小文和全家去加拿大呆了半个月。

他形容自己刚从加拿大回到北京的瞬间，感受到的只有污秽和胸闷。他抱怨自己在加拿大的时候狂吃猛塞也没有变胖，是因为吃得干净。回北京之后短短时间就开始发胖，都是因为食品不健康、不安全。

他家在加拿大北部买了一千万的别墅。那是在一个傍晚，小文在自家的院子里喝着啤酒，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想再回到中国，下定决心要在加拿大四年内待满三年，以获得加国国籍。

小文并不觉得这种想法有什么值得羞耻的。《论语》里，孔子也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霍桑的《红字》里说：“倘若世世代代都在同一处不再肥沃的土地上反复扎根，人性就会像马铃薯种在这片土地般无法繁茂茁壮。我的孩子们已经诞生在他处，即便我能力所及，掌控得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也将在不适之地扎根。”

今年4月的一份报告里说，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有50万人，其中60%的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小文如今也是其中的一员了。

他并不是没想过要改变社会，因为他比周围的同学更不满、更聪明、更有能力，也更有余力和资本。他也知道，中产阶级的孩子，才是社会变革和新陈代谢的力量。

然而，那也许是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当他可以不必理性而实际之后的事情了。如今，这块土地无论给小文提供多么美好、富裕、成功的未来，他都不稀罕，宁愿连根拔起地离开。

小文移民加拿大的事情，周围的朋友很快就全都知道了。有羡慕的，也有鄙视的。他在宿舍里，仍然会和那个又红又专的党员就意识形态的问题吵起来，那个同学会语带轻蔑地回复：“你有什么可吵的，你已经是加拿大人了。”

他想反驳，说自己是“曲线救国”，想想，还是罢休了。

《德商张大中》 查建英

《大脚印儿》 关军

《祖父黄炎培》  口述：黄且圆 采访：丁东  邢晓群

《我在哪里等你呢》 午炎

《李玫瑾：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蒋明倬

《美剧启示录》 周黎明

《“南科”一梦：朱清时与南科大》

《何伟，再见涪陵》 刘晋锋

《正确先生白岩松》 张卓 林天宏

《无法回家的人》 杨磊

《“小升初”的秘密》

《再见乒乓》 关军

《杨箕村生死录》

《寻找香格里拉》

《我们留守，我们在家》

《我们的1978》 梁晓声等

《挺进美利坚》

《他们在岛屿生活》 房慧真

《人生有何意义》 胡适

《视若无睹的中国》 郭怡广(美)等

《新欧洲 旧欧洲》周宁

《诗人之死》 雪汗青

《在印度相遇》 曹可臻  李国卿

《农历》 司徒朔

《真实合伙人》 张伟、张悦、季艺、张卓

《大佬的夜宴：陈惠敏的“面子”人生》 陈光之 杨林

《地下人生》

《伤痕与荣耀——张培刚的戏剧人生》 杨猛

《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郑也夫 贾樟柯等

《周家往事》 口述者：周启博 采访者：丁东、邢小群

《胡正的反思》 口述者：胡正 采访者：陈为人

《范达人在“梁效”的经历》 口述者：范达人 采访者：郑实

《相亲记》 李天田

《太平轮一九四九》 张伟 赵涵漠

《中国故事》 周黎明

《英雄本色》 周黎明

《比死亡更久远》 张伟 赵涵漠

Table of Contents

被绑架的盗火者

关于LOSER和WINNER标准问题的讨论

乱世儿女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天才的出走

我们那个时代的荷尔蒙故事

幼儿园：童心与人性

中产阶级的孩子

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