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第一章　危局和机会——站在历史的分界点上

全球化的实质：美国利益

不对称格局：开放和保护

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

新的国际分工

国际金融体系和信用霸权

历史性衰退

中国的机会和挑战

第一篇　谎言崇拜——一个时代的通病

第二章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图腾的升起

公正和平等：前全球化时代的信仰

丛林法则对公平的侧翼进攻

一份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金融资本：全球化战略的推手

公平之死：一种新的信仰盛行

第三章　国家博弈——被掩盖的真相

掩盖国家博弈的谎言

全球化体系中的权力金字塔

霸权面临永恒的忧虑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济战争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独立自主才是崛起战略

第四章　另类“一体化”——通向“新殖民主义”的道路

资本、技术和体制“三位一体”专政

受威胁的经济安全

被肢解的经济主权

丛林中的自由法则

“程序控制”是少数对多数的统治

制度寻租的“铁三角”

“普世价值”外衣下的“新殖民主义”

第五章　被美化的抱残守缺——崛起陷阱

固守落后就是发挥优势？

国家崛起的十大陷阱

两个虚假的历史命题

穿越历史的交锋

统治世界的权杖

第二篇　美国——在博弈中走向帝国

第六章　剑与火——从自由贸易到闭关自守（1775—1808年）

海盗般的欧洲各国

无发展的增长陷阱

弱国却有着浪漫的强国之梦

夺回金融自主权！让债务变成权力

汉密尔顿发出孤独的保护主义诉求

杰弗逊主张“把我们的工厂留在欧洲”

路线之争：两种民族主义

霸权剑锋下的繁荣

自由贸易下的不平等贸易条约

闭关自守

第七章　战争与贸易——从民族主义到保护主义（1808—1816年）

荣誉、梦想和民族主义

没有输家的博弈：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

战争、草根和崛起

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

大英帝国开辟的另类战场

叩击新时代的大门

推动保护主义的是曾经反对保护主义的人

理想、利益和“三执政”

第八章　掌握自己的未来——通向帝国之路

贸易基础上的二元经济结构

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寒冷

“美国体制”和保护主义的第一次浪潮

利益绑架的政策之争

美国的反分裂法

自由贸易再次遇到危机的挑战

林肯、内战与保护主义的第二次浪潮

第三篇　拉丁美洲——失落在全球化中的奇迹

第九章　拉美是如何走向全球化的？

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魔咒

土地集中导致二元经济结构

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利益

流血的梦想

资本拥抱输入的改革

走上新自由主义的不归路

第十章　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新债务陷阱

金融资本如何将拉美推向国际资本市场

债务泡沫下的大国战略

美元流动的双向记

泡沫破裂以前的狂欢

第十一章　1979年秋，新自由主义小试牛刀

1979年美元利率的金融颠覆

格林纳达效应

债务危机削弱了拉美国家的经济主权

惨痛的后果

几点反危机教训

第四篇　日本——来自盟友的全球化战争

第十二章　盟友之间的权力和财富竞争

谁托起了“日本奇迹”？

美国大战略下的日本

日本经济：跑在别人轨道上的火车

跪着的反抗：日本的宿命

第十三章　产业战争——争雄高科技

挑战美国的高科技

美国电子产业：风雨飘摇中的反击

贸易和安全：霸权皇冠上的明珠

总战略的形成：从“反倾销”到全方位

“虚中求实”：“剥洋葱”战术的妙用

301起诉：美国政府立场激化

日本芯片业衰退的开始

江河日下

第十四章　货币战争和金融战争

美联储的第13储备银行？

经济停滞的陷阱

金融改革：从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

《广场协议》：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

漫长的冬季：金融自由化和出口导向

离崩溃一步之遥：日本全球化对中国的警示

第五篇　中国——避免被全球化打断现代化进程

第十五章　美国大战略和中国经济的全球化

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

实用主义的对华战略

中国经济是如何整合进世界的？

歧视的交往：中国的WTO陷阱

在交往中去现代化：俄罗斯的教训

第十六章　金融体系和发展抑制

“预算软约束”、“市场换财富”和美元的“制度寻租”

货币、全球化和霸权

金融全球化、危机倾向和美元循环

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繁荣—破裂：金融资本的危机宿命

自由和危机

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

建立新世界货币的关键是去出口导向

贫困的繁荣

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第十七章　中国经济的国际环境

市场依赖和安全陷阱

美国会向中国还债吗？

以虚拟债务征服实体经济

第十八章　中国经济的产业陷阱和技术陷阱

大国崛起和世界工厂

全球化抑制中国的技术创新

全球化下的技术封锁

产业战略和可替代性

第十九章　危机、选择和出路

中国面临战略选择的临界点

货币的选择还是战略的选择？

参考文献

大国兴衰

——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

黄树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黄树东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5

ISBN 978-7-300-15527-2

Ⅰ．①大…　Ⅱ．①黄…　Ⅲ．①中国经济－研究　Ⅳ．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7457号

大国兴衰

——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

黄树东　著

Daguo Xingshua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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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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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0mm×250mm　16开本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张　24插页1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440000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辑手记

多年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英语课外小组，辅导老师要求每周每人轮流到英语角去，在人潮往来最多的入口处，立一块黑板，挑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做主持人，吸引大家来辩论。记得当时我挑选的题目是“全球化的利弊”。那时还没有听过“世界是平的”，更不懂得“在平的世界中竞争”，大家都沉浸在刚刚加入WTO的兴奋中，对未来不确定的那一丝不安被兴奋所掩盖。挑选这个题目，只是单纯地觉得如果全球化最终让世界只剩一种语言，该有多单调，如果最终让所有的城市都呈现一种面貌，该有多无趣。

之后的十年，全球化已不需要人们再来辩论它的利弊，而是裹挟着技术与金钱席卷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麦当劳从开业时会引发踩踏事故的新鲜高档餐厅，变成了都市青年渴了累了随处可找的生活必需品。internet从一群海归弄潮的高科技，变成了人们工作生活离不开的基本工具。遥远乡村里的青年，也可以用iphone读到全球最劲爆的新闻，中国政府发布的政策，很快就能在美国市场引发波澜……这一切都让人相信：全球化势不可挡，用政治课本上的话说：它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我们也惊奇地发现，经过了这十年，城市里有越来越多的别墅，而普通的一套房子，距普通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我们惊奇地发现，出国买衣服和包包，竟然比在国内买更便宜。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教育机构整天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时候，普通孩子比起有些孩子，早已输在了起跑线上。回头再望望遥远的故乡，昔日热闹的蜀国小镇如今已显得有些凋敝，曾经有“小西湖”美誉的小河早已被化工厂严重污染……

世界真的是平的吗？令人心潮澎湃的全球化真的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公平的机会吗？穷人是不是应该自己为自己的贫穷负责？这个世界，究竟是在怎样运行？

黄树东先生这本《大国兴衰》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极好的参考。它把全球化放到200多年来的历史中考察，用大量事实勾勒出全球化的来龙去脉，展现了一种学说怎样被精心包装然后推向世界，刻画出这一过程中霸权的更迭——旧帝国怎样从抗拒到无奈谢幕，新帝国怎样从彷徨到坚定崛起。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必然。

同时，他又把大国博弈放到全球化背景下来考察，在全球坐标系中分析中国的机遇与陷阱。书中的观点振聋发聩：全球化体系中，彼此关联的市场所造成的依赖关系并不平等，强者的市场是控制弱者的武器；关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决策，从来都不是在发展中国家或消费市场中做出的；世界决策体系不是更扁平而是更集中，被扁平的却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它们对自身利益的诉求……

在深刻分析之后，作者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富有见地的建议。以至于有的读者说，《货币战争》为我们指出问题，《大国兴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黄树东先生身在美国金融界，书中内容不是臆测和推理，而是多年亲身经历和思考外加大量公开的美国政府文件和第一手资料，因此极具说服力。尽管图书制作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我依然为大家保留了作者长达9页的参考文献，希望为有兴趣的读者按图索骥提供方便，也希望每一位读者读完本书能收获真挚、真知与真相。

曹沁颖

2012年4月6日

再版前言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笔者写这本书则希望通过对过去200多年世界历史的透视，“究兴衰之际，通各国之变，为人间正道立言”。即，通过分析各国兴衰更迭，寻找左右其成败的共同原因；通过分析一国内部利益格局的演变，探究其发展战略变迁的轨迹；通过分析主要历史事件和思潮，为符合历史逻辑的发展方式立言。一国的盛衰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历史现象来观察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由弱到强或由盛而衰的轨迹。希望本书能为读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提供一个宏大的历史坐标；为正确的发展选择提供借鉴。

236年来的路线之争

1776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当时看似无关，但却共同对后来的人类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件是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另一件是缔造美国的人们签署了《独立宣言》。这两件事，在后来的岁月里诱发了关于落后国家发展方式的两种不同路线的争论。概括起来就是：对后起的国家而言，是通过自由贸易发展自己还是通过保护主义发展自己？最初，自由贸易的代表是亚当·斯密，而保护主义的大本营是美国学派。

本书就是围绕这场路线之争来展开这200多年的历史的。

美国立国以后有过激烈的路线之争。最初三十年，美国实施的是自由贸易战略，利用农业和原材料的比较优势，拼命要挤到欧洲的经济体系里去，做一个赶集市贸易的农民。后来，在同大英帝国的较量中，尤其是在1812年战争前后，美国精英痛感自由贸易的危害，转而支持保护主义。从此，两条路线的争论虽然持续存在，但是保护主义在美国逐步占了上风。而内战则摧毁了自由贸易最后和最黑暗的利益堡垒。

美国崛起的历史，犹如一幅宏大的画卷，细节如此庞杂而逻辑如此鲜明。其间，围绕路线之争，利益集团彼此争夺国家发展的方向，演绎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和许多几乎沉船的危机。但是，美国终究成了超级大国。太平洋对岸美国走向霸主的历史，对中国有许多借鉴意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本书第二篇直接开始。

这种关于发展道路的争论，后来被李斯特带到了德国，再后来变成了一场世界范围的争论，至今从未间断。

保护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美国的崛起和德国、日本不一样。这三个国家都实施了保护主义。但是，德国和日本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和原材料缺乏，必须走出去，继而同既有国际秩序发生碰撞，挑战了既有体系，最后失败。而美国幅员辽阔，内部市场广大，资源丰富，保护主义不仅保护了民族工业和科技，还在同大英帝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间筑了一道防火墙。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改造，是在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后。美国是和平崛起的，而保护主义（门罗主义）是它的保障。

为什么这个防火墙很重要？本书在第一篇中撇开许多价值口号，详细解构了当今世界体系的利益结构和它的基本目的。在这个体系下，简单地融入，要么大量放弃国家利益搞犬儒主义；要么坚持国家利益而面临大规模利益冲突的可能。中国要和平崛起，需要在中国同现有世界体系之间筑一道防火墙，减少中国同不公正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冲突；同时，又要避免滑入全球化陷阱，以自己的财富谋别人的发展。

犬儒主义危害甚大。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精神可以变为物质。有了意志可以从无到有，意志消沉可以从有到无（参见第三章）。而犬儒主义是意志消沉的表现，危害无穷。以日本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牢记以前挑战世界体系的教训，在20世纪80年代，搞了经济上的犬儒主义。为了避免同既有世界体系之间的利益冲突，几乎照单实施了别人提出的改革和经济政策，最终一蹶不振。对这段历史，本书在第四篇中有详细的演绎，并对美国的战略战术有详尽的分析。

我为什么要谈论“主义”？

笔者最早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提倡者。后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所见所闻极大冲击了早期的想法。发现走万里路，做万件事，远胜于躲在象牙塔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可以全方位实地观察、体验、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的机会，实在是人生经历的一次跃进。带着关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浪漫幻想走进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国”，相当于一个梦想着风平浪静的游客一下子掉进百慕大的漩涡里。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本书多次谈到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许多读者可能会问，“主义”就那么重要吗？其实，笔者何尝不希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里——在那里我们少谈主义，甚至不谈“主义”，可以把关于“主义”的对话紧锁在书柜的最顶层里。但是，现实生活充满着利益差异和冲突，许多人就把对利益的追求包装在“主义”的外衣里。“主义”就是利益。所谓“主义”之争，路线之争，其实就是利益之争。关键在于争的是什么人的利益，哪个国家的利益。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避免讨论这个主义，可能就是为了推动与之相关的利益格局。当胡适先生提倡不谈主义不争论主义的时候，其真意未必是不谈主义，而是为了维护占支配地位的利益格局，为了避免谈论对这个利益格局的改造。

全球化思潮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思潮的延续。所谓“新”是因为它是在长达90多年的社会改造运动中，尤其是在美国“新政”和二战以后逐步产生和兴起的。人类历史上那场持续90多年的社会改造运动的共同特点是，无论东南西北，无论方式如何，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公平。而全球化思潮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摧毁那些社会改造运动的成果。这个时代背景和它的针对性，决定了它的“新”。比起“旧”，它对社会公平公正的攻击，对社会进步的攻击，对保护主义的攻击，对达成国际公正具体建议的攻击，更加直接而有针对性，更加具体而鲜明，更加激烈而极端。如果说原有的自由主义是右的话，这个“新”的思潮就可能是极右。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参见第二章）。本书的头五章对这个思潮兴起的历史有详细的叙述。这套东西，让日本失去了20年，拉丁美洲失去了20多年，让美国和欧洲正在失去它们的10年，我们一定要警惕。

构建橄榄形社会，需要橄榄型改革

笔者崇尚个人自由、民主和法治。但是，我们不是生活在抽象的世界里。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或有偿的，任何选择和任何行为都需要一定的资源为基础，都有机会成本或直接成本。所以，利益结构是基础。这其实是马克思的方法。一般来讲，那些占有大量资源的集团拥有的自由选择权就比较大。所以，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经济基础。笔者提倡“共同的富裕，公平的自由，普遍的民主，自主的发展，强大的国家”。共同富裕是基础。

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经济的风险也在加深加剧。主要有二，第一是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第二是出口导向战略的危机。

破解这两个难题的关键在中国内部，就是推动社会公正，调节收入分配，提振内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解决生产过剩，并从利益结构上降低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简而言之，就是要构建橄榄形社会。在橄榄形社会中极端贫困和极端富有者都是少数。构建橄榄形社会需要橄榄型改革。橄榄型改革方略应能达成下面这个目的：它能有力地推动财富和收入向广大的中下层流动，推动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扩大，形成橄榄形的分配结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构建的是金字塔形或撕裂型的利益格局。推动橄榄型改革需要摈弃这些东西。

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代表大私有资本利益的利益集团和代表外国资本利益的利益集团，即人们通常称的权贵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以及非常弱小的中产阶级利益集团和比较广大的下层利益集团。它们当中，哪一个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者呢？当然是那些在改革过程中财富和收入越来越处于相对优势的利益集团。任何一个改革方略都不可能对上述所有的利益集团同等有益。一定要具体分析，谁受益，谁受损，财富向谁流动。

橄榄型改革需要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任何社会，极右和极左都是少数，如果改革被极右和极左绑架，都是国家的不幸。目前，极右就是急剧拉大财富和收入的差异，极左就是想搞绝对平均主义。而广大中下阶层的最大公约数是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我们应当寻求这个最大公约数。它才是橄榄型改革的基础。橄榄型改革其实也是群众路线。相反的例子是有的，20世纪7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发生政变，实施独裁。它们不顾民意，强制性地在国内推动代表大资本和国际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改革，用暴力压制所有不同的声音，把国家导入深渊，最后经历了漫长而普遍的不满和暴动。后来在下层人民的推动下，独裁者们几乎遭到全面清算，经济政策几乎全面左转（参见第三篇）。但是，国家已经饱受劫难。

警惕政策性致贫

任何社会大规模的利益结构变迁，都不是偶然的成功或失误造成的，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全球化是一个政策性致贫的体制，它导致一国之内财富向精英流动，国家之间财富向发达国家流动，制度性地制造着贫穷阶层和贫穷国家。

一国财富的分配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国际进行分配，一个是在国内各阶层之间进行分配，二者交织在一起。中国国民财富的大规模流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是包括发达国家精英集团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知的事实。笔者的发现是，国际分配中财富的大量流失与国内的分配不公互为因果——分配不公导致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导致需求不足，内需不足导致出口依赖，特殊的出口导向导致财富流失。这就是我们一直反复强调的、困扰中国经济的“铁三角”，在《中国，你要警惕》一书中有详细阐述。不解决国内分配不公，就无法解决财富的大规模流失。在国际国内两个分配层次都不公平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解决不包容的问题，中国的中下层就不可能摆脱艰难的处境。

本书反对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并以此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它是要把落后当成优势固定下来，让暂时落后的国家，永远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有人说，咱们中国工人的工资低，是比较优势，我们要发扬这种优势，就应该继续实施低工资政策；假如我们提高工人工资就失去了比较优势。这种发展方式从出发点到归宿点，都是低工资。这种低成本竞争战略是贫富悬殊的始作俑者。

实施低成本竞争战略的关键就是能否成功打造低收入洼地。过去，推行私有化和破除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低收入洼地。私有化的推行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转制以后工人收入大幅度下降，许多中小私有企业工人的工资在过去十多年中停滞不前，农民工长期低工资，这些有力地降低了工人的直接工资。而在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的缺乏等，则大幅度降低了二次分配的作用。所有这些，为中国“成功”地打造出了低收入洼地。中国的出口繁荣就建立在这个洼地上。但是，这种“成功和繁荣”却是中下层的“失败和贫困”。（参见第五章和第五篇）

笔者在国际金融体系里摸爬滚打了许多年，亲历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并为许多人曲解邓小平而不平。许多人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各取所需。邓小平是提倡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二者绝对不能割裂。因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另一面，就是让大多数人先（相对地）穷下去。而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邓小平是不能容忍大多数人永远穷下去的。所以，他反复强调最终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才是目的。没有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固化起来，就变成了大多数人永远地穷下去。低成本竞争战略无法实现共同富裕，那些打造低收入洼地的政策措施，比如私有化，只能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悬殊，只能导致内需更加不足，在全球性生产过剩的今天，中国将无法破解出口难题。

本书原名《选择和崛起》，成于经济危机最高峰的2008—2009年之间，带有那个特殊阶段的色彩。几年下来，书中的许多分析和预测，都在现实中演绎着。中国遭遇着出口危机，中国经济不得不转向内需。这为中国实施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提供了历史性机会。中国应当通过关税政策、非关税政策、产业扶持政策、国家采购政策、自主技术标准政策、高标准的准入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等等，扶持和保护核心产业，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收入工作岗位，为创造共同富裕的高收入社会创造必要条件（参见第十八章）。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曹沁颖女士为本书再版所做的大量工作。

曹沁颖女士约我为再版撰写序言。以上文字，记以为序。

黄树东

2012年4月8日星期日于美国

前　言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改变了中国，而且仍在继续改变中国。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性的复兴过程中。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大事，也是改变世界的大事。由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由于中华民族追求国际正义的传统，由于中国巨大的战略潜力，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上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世界上不同的人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持有不同的态度。

国家博弈，利益至上。我们不能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用鲜花和掌声来迎接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华民族不必也不能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人对自己的崛起都拍手欢迎。无论别人欢迎与否，都无法改变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进程；无论中华民族愿意与否，都不能改变别人对中华民族崛起的态度和反应。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只有中华民族自身。

掌握中华民族未来的是中华民族自己。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华民族选择崛起，就是选择了竞争，就是选择了竞争对手。在拳击场上，两强相遇，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对手的精明和强大。

中华民族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洗礼而巍然屹立。几千年的博弈竞争炼就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雄心和意志，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自信。当今世界，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拥有几千年世代相续的历史，拥有连绵不断的文化？中华民族是数千年博弈的强者。在几千年中，中华民族多少次登临绝顶而一小天下；又有多少次穿越惊涛骇浪而青山依旧！

中华民族是历史的强者。中华民族是清醒的强者。我们不想改变别人，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了解别人；我们不害怕崛起道路上遍布陷阱，我们却不能不看清那些陷阱；我们不能选择世界，我们却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不能选择竞争对手，我们却必须看清竞争对手；我们不能选择别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竞争方式，我们却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竞争方式，选择对我们有益的竞争方式。中华民族不害怕竞争，但是却不能按别人要求的方式竞争。中华民族不能把崛起的希望寄托于人，不能将崛起的道路置于对手的掌握之中。

拳击对手之间也有握手言欢的时候。但是，握手言欢不能改变拔拳相向的现实。

按照中华民族今天的战略实力，任何对手都不太可能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但是，中华民族自己的选择却可能加快或延缓自己崛起的过程。中华民族不必太严苛地要求这个世界，然而却不能不严苛地要求自己。

在历史的长河里，兴衰更替，潮涨潮落。一些国家崛起，一些国家衰落。

一个民族崛起的过程不是国际局势自然消长的过程，而是一个民族奋斗不息的过程。崛起本身具有相对的含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改写着历史的版图，它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实力对比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必然带来的国际规则和利益格局的改变。新强权的崛起就是旧强权的相对衰落。

一个民族崛起的过程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过程。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敢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民族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崛起。

支配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是国家的利益关系。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崛起必然受到既成强权的挑战。现有强权对潜在或崛起的强权总是充满疑虑。这不仅是历史的法则也是利益的原则。所以，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艰苦奋斗的过程。它是数代人孜孜以求艰苦奋斗的结果。一个希望崛起的民族，必须放下包袱，丢掉幻想，直面崛起过程中的各种挑战，敢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

一个国家的崛起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然而归根结底取决于内部因素。有许多国家由于自身的某些原因注定不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也有一些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注定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在选手。但是在国与国竞争的格局下，潜质再好的国家也不能自动地成为世界强国。正如条件再好的运动员也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冠军。

资质优秀的选手不少，但冠军只有一个。

通向冠军的路是残酷的。冠军来自于同对手的竞争，而不是来自于对手的施舍。崛起也是这样。只有敢于争当冠军而又勇于付诸实践的选手才有可能成为冠军。

崛起是强者的游戏。没有一个软弱的民族真正崛起过。对强者而言，有条件要崛起，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崛起。

崛起是智者的游戏。没有一个轻信对手的民族成功过。崛起需要与既存国际秩序妥协，但是妥协界定的崛起必须是公正而持续的崛起。

崛起要广交朋友，善于学习，更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崛起不是照搬现有强权的模式和发展道路。任何模式和道路都根植于特定民族的特点和历史条件。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是注定没有出路的。

学习借鉴必须与自身的国情相结合。学习借鉴不能从一种教条主义走向另一种教条主义。有些人一方面大力破除自己教科书上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又把别人书上的东西奉为新的教条；一方面破除对自己模式的迷信，另一方面又把别人的模式捧为新的迷信。今天中国最大的教条主义，不是我们的教科书，而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是新自由主义，是全球化，是几本西方的《经济学》。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熟读几本西方的书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之路是靠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崛起之路既不存在于别人的书本里，也不存在于别人的建议中。任何善意的建议背后都可能有自身的利益动机或认知误区，而貌似善意的建议背后布满了利益的陷阱。崛起是自己的实践。有些人言必称西方，语必及市场，处处要与国际接轨，其实他们忘了生活的源头在中国，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与自身的国情相结合。学习借鉴不是目的，建立某种模式也不是目的，目的是自身的崛起。

崛起不是简单地变得富一点，不是GDP量的扩张，不是简单的资源输出，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输出。建立在不合理国际分工上的“富裕”，不是中国崛起的道路。富不是强。富而挨打，先进而挨打，乃至丧权辱国，甚至败亡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中外都有。

古罗马亡于野蛮部落，

北宋亡于金，

南宋亡于蒙古，

明亡于清。

罗马的公民社会、罗马的奢靡富有，汴梁的商业繁荣、汴梁的市民文化，西湖的轻歌曼舞、西湖的软语香风，晚明的纸醉金迷、晚明的发达手工，都在强敌的进攻下零落成泥，烟消云散。

谁说只有贫穷才会挨打？

一个软弱而又富有的国家无疑是对强大对手的巨大引诱。一头软弱而肥胖的羊是狼的理想猎物。一个软弱的国家，越富越有可能挨打，越富越胆小，越富越依附。结果是要么服输，要么挨打。这不只是历史的教训。历史的法则也适用于现在和未来。

落后要挨打，贫穷要挨打。富而弱，富而依赖，如果不想做附庸，同样要挨打。

一个强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崛起，包括军事的崛起、经济的崛起和文化的崛起。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军事崛起是经济、文化崛起的前提和保障，经济崛起是军事、文化崛起的基础，而文化崛起的核心则是为强国崛起提供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是意志上的崛起。

价值体系上依附他人，必然导致心理萎靡，意志软弱，自尊丧失。崛起本身是一种进取的战略。照搬别人价值体系的做法与崛起战略格格不入。

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强盛的民族是靠否定自身的历史而崛起的。民族虚无主义托起过哪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有人忙于盘点我们历史上的某些“失误”，但是同样的一批人，却无视英国“羊吃人”、大萧条，以及资本主义的历史由于制度的原因导致了多少人口的非正常减少。这种选择性的盲点，制造着民族的虚无主义，消减着民族的自信。

这种虚无和自卑是一个民族不能走自己的路的真正原因。要崇拜人民自发地、出自内心地崇拜的民族英雄。那些活在人民心中，活在民族记忆中的英雄，才是指引人们的灯塔。

对自信而强大的民族而言，暂时落后并不可怕。一张白纸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关键是要自信自强，把握历史给予的机会。

今天我们就面临这样的机会。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兴衰相替，环环相因。人类历史到了21世纪出现了几十年未有之大变局。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在自身规律的推动下出现了历史性拐点。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阅尽兴废，相承不绝。我们曾经把握住历史提供的机会创造出光辉灿烂的过去，我们怎样才能在今天再次把握历史提供的机会，顺势而搏，调整战略，减少损失，再造辉煌，实现崛起？这是每一个赤诚的炎黄子孙都关心的问题。

在正文开始之前，本人特别申明，本书所表达的内容和观点，纯属作者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与作者所任职的机构无关，不代表所在机构的观点！

第一章
危局和机会
——站在历史的分界点上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一场体制性危机。只有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才能理解这场危机本身和反危机措施的历史含义。在人类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多种原因，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实践在人类历史上逐步兴盛。在苏联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与政府干预相对立而存在的选择，几乎成了人类唯一有效的经济体制。许多国家先后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验。美国不仅积极实践新自由主义，而且充分利用其庞大的国际干预能力，大力向其他国家推行这种经济体制，利用IMF、世界银行和WTO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更是把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化，当成在新世纪中能够独霸世界的体制性基础。

全球化的实质：美国利益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具体表象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命题：市场自由是好的，市场是万能的。在实践中追求所谓大市场、小政府。它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而市场之所以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是因为产权明晰且有保障。所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目标对内毫无例外都是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管制；对外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是对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兴起的大规模政府干预和通过政府干预而达成某种社会公正的“革命”。

美国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推手。新自由主义是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项国策和持续的外交政策。新自由主义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对内是强化资本效率和解放资本盈利冲动的途径，对外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国家利益、维护霸权的手段。

1981年8月31日，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经济恢复税收法案》。这个法案大规模地削减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反映了里根的经济理念，决定了美国未来近30年的经济命运，是美国走向金融危机所迈出的第一步。史称该法案开创了美国经济的“新时期”。这一天被称为“里根革命”的开始。美国从此进入一个减少政府干预，减少社会福利，将公共职能私有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市场原则至上的时期。美国2008年危机的许多问题几乎都源于那场“革命”。

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大力输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更是力图以新自由主义来改造世界，改造现实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是美国改造世界的两大手段和目的。新自由主义通过看似严密的理论体系向世人证明，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将使每个国家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使每个国家都能公正平等地走向繁荣。这个理论似乎为贫穷的国家解开了繁荣的密码，让许多人沉迷，为美国按自己的方式打造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在新自由主义风靡的时期，美国理想的世界模型是一个金融贸易自由开放的世界体系，资本货物要素能在国际自由流动。在这个世界体系里，民族国家对自己经济的保护、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中公共产业的成分都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美国在这个体系中将起主导作用，其金融体系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将在制造财富、分配财富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在这个体系里，国际分工有一个巨大的特点，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源、货物和服务，而美国则向世界各国出口美元、金融产品和不影响美国安全和竞争力的低技术。这是美国为霸权的长期存在而设计的经济基础。

在这个体系中，美国为中国设计了一个什么位置呢？美国政府和智囊在许多文件中明白无误地指出，要把中国纳入能保障美国利益的格局里。要把中国纳入这样一个经济框架中，必须做到三点：第一，使中国经济依赖美国，至少是依赖美国市场；第二，必须使中国经济走上低技术水平扩张的道路；第三，必须在金融上控制中国。美国认识到，鉴于中国巨大的经济潜力，不把中国纳入这个体系，中国就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的，美国做了四件事：一是在中国入世文件中，迫使中国承诺开放银行、金融和资本市场；二是作为交换，美国开放了自己的低端市场，通过市场力量将中国经济引导到低水平扩张的轨道上；三是通过中国承诺的产业开放，打击乃至摧毁中国的自主技术；四是严格限制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完善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只要观察一下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就会看出，美国对中国经济关注的重点从产品市场，到知识产权，到金融体系，到经济体制的轨迹。金融体系的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现阶段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重点。

美国在寻求危机出路时，有可能加剧中美两国经济纠纷。而在未来的纠纷中，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的开放将成为美国重要的筹码。中国在WTO的承诺将成为美国的有力武器。

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更具有战略意义的目的，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全面市场化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不是普世法则。甚至在美国也不是。把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当做普世法则的人大概不了解美国发展的历史。

美国立国以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奉行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和外交上的孤立主义。从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到“美国体制”，到林肯，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这100多年里，保护主义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线。为了保护美国的民族工业，美国的关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高达49％！

在自由贸易体系里，商人是主人而生产者是奴隶主。保护主义不是别的，是自然的法则，是自我保存的法则，是自我发展的法则，是人类得以保全最高和最好的前景的法则……为什么？如果保护主义能有益和增进6300万人民的利益，这6300万人民的影响将会增进世界上其他人口的利益。我们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考虑整个人类的利益。是的，那些人士说“在你能买到最便宜的地方去买”。当然，这一原则（在那些人士看来）也适用于劳动力。让我给你一条比那些人士所说的好一千倍的信条，那就是保护主义的信条：“在你能获得最高支付力的地方去买”。而且，那个地方就是劳动者的报酬最高的地方。〔1〕

这不是什么“左派”人士对自由贸易的牢骚，而是美国第25届总统麦金利1892年在波士顿的演讲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概括了美国共和党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共和党在从内战到1912年的几十年里，几乎赢得了每届总统选举。

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为了打开海外市场，才把自由贸易作为长期外交政策。这种变化反映了美国实力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的推动力还是美国利益。

不对称格局：开放和保护

美国追求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不是出于对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偏好，而是将其作为维持经济强权的途径和手段。

依靠自由贸易为美国打开国际市场，是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持续国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制成品占世界的50％以上，美国必须为剩余产品打开海外市场。美国就是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让大英帝国无可奈何地为美国产品打开了广大的殖民地、托管地和英联邦。到今天，这依然是美国推行自由贸易的根本目的。美国总统布什在2009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

保持美国的竞争力要求我们为美国制造和种植的所有东西打开更多的市场……我们想世界上所有地方的人都购买美国产品。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和公平的竞争场上，无人能竞争过美国工人。〔2〕

纵观“里根革命”以后，美国对世界范围的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的谋篇布局无不反映了美国长远的战略意图。美国在推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些核心竞争力是美国长期强盛的基础。美国实行的是贸易上的现实主义，对低端产业实行开放，对高端产业则倍加保护。

美国近30年的贸易历史表明，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底线，是确保美国在高科技和其他关键产业上的垄断地位。套用尼克松的话：“美国必须是第一，美国必须不逊于任何人”。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是不对称的自由贸易。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实践始于里根。从里根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都是这种贸易上的现实主义。一方面用自由贸易、国际条约、国际组织撬开其他国家的市场，打击潜在的产业和技术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严格保护核心产业。

美国在这方面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美国通过压迫别人实施市场开放，有效地摧毁了许多高科技竞争对手，并成功地限制了核心技术向其他国家，尤其向中国的转移。

以2005年中国联想花了17.5亿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为例。美国有个“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这是一个高层次的委员会，由许多关键的机构组成，包括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该委员会专门调查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收购案，并授权向总统提建议，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阻止这类收购案。虽然联想收购案最终获得了政府批准，但是联想没有获得任何核心技术。美国为了有效地防止高科技的外流，实施了铁腕一般的行政控制。其惯常手法就是将许多技术、产业和企业列为国家安全的范围。

就核心技术而言，美国不仅不承认市场，而且不承认私有。基于国家安全和核心竞争力的考虑，许多技术的所有者不能在市场范围内用手中的技术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利益。在美国，企业、学校、政府都在从事科技研究。一旦有了重要技术突破，政府就要介入。如果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将被列入保密技术。任何人包括发明者都不能随便转移。

反思中国，30多年来，不是开放少了，而是保护少了。没有在开放中保护好自己。中国开放30多年，能开放的几乎都开放了或即将开放。中国在出口导向政策引导下，建立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市场的开放为中国引入核心技术了吗？中国能用巨额的外汇储备买到核心技术吗？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客观地分析一下，在所有开放的领域，中国曾经已经建立的自有技术几乎全面丧失，而且都是在“引进，合作”的口号下丧失的。而那些受到保护的领域，我们还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我们今天那些真正奠定中国战略实力的技术和产业，哪一样不是在当年“闭关自守”的情况下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并在30多年来的开放过程中受到保护的？回顾历史，我们真要庆幸我们没有开放以航天核武为代表的核心工业。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无到有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有了自己的汽车和电子工业。今天，我们的国土成了世界汽车博览会，我们的计算机产业成了装配产业。

美国的这种保护不只是政府的行为，也是企业的自觉行为。这30多年里，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开放市场的同时，把技术转让作为市场进入的一个条件。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办了不少研究中心。但是，为什么这些研究中心没有什么研究突破？为什么各公司的技术突破都不是在中国的研究中心产生的？对此，我长期不解。在同某大公司顶级人物的一次谈话中我发现了答案。许多人都知道，美国企业把技术分几代：即将淘汰的、成熟的、新兴的和正在研制的。这些大公司在中国研究中心研究的都是即将被淘汰的技术。这位明星人物很自信地说：“（研究中心的）中国人研究的永远是我们要淘汰的技术。他们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创新能力，不可能挑战我们！”

让别人研究即将淘汰的技术而获得市场进入，并不是什么精明的商业策略，却能轻易地撬开中国的市场。由于中国的入世承诺，现在连这种技术也无法获得。

与中国许多人希望通过开放提升技术相反，美国政府和企业似乎不把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开放上。美国政府从立国之初就把政府资助科技研究当做一项长期的国策。当时的美国，科技远远落后于欧洲。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实施过依赖别人获得技术的国策。如果你建议美国企业通过开放来引进先进技术，对方要么认为你在怀疑他的创新能力，要么认为你缺乏商业常识。美国企业在国内外为了争夺某些技术的专利而不惜耗费巨资长期打官司。现在你寄望于开放而获得他的先进技术。在他眼里，这不是天方夜谭就是商业无知。市场如同战场，有谁会武装竞争对手？

依靠开放提升技术是认知上的误区。必须独立自主。有人动辄要与国际接轨，向美国学习。要知道美国在技术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有一个由政府和企业资助的、庞大的研发体系，是一个在许多方面瞄准世界前沿并寻求突破的国家。政府和企业资助的许多研究并不直接源于商业动机和盈利动机。如果真要向美国学习，就必须重新高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旗帜。通过开放提升技术的想法，是想走捷径，怕吃苦，然而在国家竞争中无捷径可走。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有毛泽东的勇气、智慧和远见，要“自力更生”加自我保护。没有保护就无法实施自主创新。当然，只要条件允许，通过开放引进设备技术无疑是惠国利民的好事，问题是不能寄望于他人。

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

美国的经济霸权与历史上的其他一切霸权不一样，与其取而代之的大英帝国也不一样。它不是通过殖民地统治，而是通过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和机构为自己的霸权建立了一个坚实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这个世界经济模型的制度框架就是WTO、IMF和世界银行，加上华尔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充分利用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前述三大机构的原型或前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凯恩斯主义建立的国际经济机构。美国在这三大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主导下，它们逐渐演变为美国干预别国经济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

在这个框架下，美国依靠渐变和危机两种方式推动新自由主义。

渐变的方式主要是通过WTO来实施的。美国对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国家和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经济体制，在加入WTO的过程中设立了很高的门槛。申请国不仅必须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做出巨大的让步，还必须对自己的经济体制做出巨大的让步；不仅必须在入世前进行大部分改造，还必须承诺入世后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改造。入世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被美国用来获取战略利益、重塑别国经济体制和决策者价值取向的过程。美国常常有选择性地为某些申请国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这是美国惯用的战术手段。被贴上标签的国家往往因此而自觉地站在被告席上，拼命地证明自己。这个证明的过程往往就成了一个自我放弃的过程。这些国家要想加入WTO就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彻底的改造。美国市场经济设定的标准和衡量的标准，不外乎是那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开放民族市场、开放金融体系。于是被贴标签的国家纷纷将这些药方作为改革的目标。能在短期实现的被列为短期目标，不能在短期实现的被列为长期目标。这是一个通过WTO将新自由主义推行到世界各国的和平演进战略。

进入WTO不仅取决于申请国是否达到WTO定义的“市场经济原则”，而且还取决于申请国给予其他会员国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从1986年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花了十多年时间。在这一过程的开始，中国就被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实质上由美国主导的WTO“中国入世工作委员会”和国与国双边会谈中的对手，为中国入世设立了很高的门槛，不仅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并要求中国大规模地私有化，还要中国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干预。中国被要求订立改革的时间表。在每次“中国入世工作委员会”的年会上，中国像被告一样被严厉检查和质询。

仅就市场开放而言，对方的价码越加越高。从最初的产品市场到服务市场；从一般产业，到金融产业，再到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的要求直指中国的核心产业。要价的领域从单纯的关税同盟，扩展到非关税手段、法律，甚至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图通过市场开放达到控制中国关键产业和经济命脉的目的，达到把中国改造成市场经济的目的。这漫长的十多年是中国大批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私有化的十多年，是政府干预大幅度削减的十多年，是社会福利开支相对降低的十多年，是传统社会服务功能被产业化、市场化的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大批国有企业职工被迫提前退休和下岗，大批社会成员失去医疗退休保险，大批贫困家庭不堪教育重负。这些巨大的社会代价是中国加入WTO的入场券。

中国在入世文件中承诺了超过既有成员国和其他入世国所承诺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加入WTO的文件是一个不公平的文件。这些过度的让步，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外部隐患。我每次读到有关文件，都不得不扼腕叹息。这个文件，立下了撤除中国经济保护的一个时间表。

在重温中国入世历史时，我发现中美两国的一些人之间有一种惊人的相似：都希望通过开放，通过WTO推动中国内部的市场导向改革和私有化。这一点令我十分不解。中美当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也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利益方面，在事关中国经济体制和长远经济利益方面居然有如此相同的里外一致的共识！

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有时候会突发奇想，也许正是这种共识导致了（中国）有些人自觉地做出了关于巨大利益让步和放弃自我保护的承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不平等的责任是推动中国跳上市场改革快车道的唯一途径；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签署国际文件的方式是强制性克服内部市场改革阻力的最佳方法。

不过这种让步带给中国的危害将是长远的。阅读美国历史，我还没发现美国在什么时候在非战的情况下，这样大量地放弃国家利益。这一纸文件，无疑给今天的中国对付世界金融危机带来许多困难。

后来在俄罗斯入世的过程中，对方打算复制俄版的中国过程，企图压迫俄罗斯开放石油和金融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允许外资进入。这些要求显然不符合普京的治国理念，于是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俄罗斯发现以对方开出的条件加入WTO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决定将加入WTO从国家的政策优先选项上删掉。纵观俄罗斯的战略思路和历史教训，这种选择不是以退为进的战术手段，而是看穿对方底牌的战略调整。俄罗斯要改革世界经济秩序。

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战略就是危机介入。在这方面IMF和世界银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作为人类经济体制的一种实践，尽管曾创造过短暂的繁荣，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那些不遗余力和被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其中影响深远的有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和长期的经济停滞。美国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推行者，每一次都将危机当成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绝好机会。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宣言的“华盛顿共识”就是针对拉美危机而提出的。在过去三十几年里人类发生了许多金融经济危机。这些危机发生的根源各异，而美国和IMF为危机国开出的药方却千篇一律：进一步市场化，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彻底私有化，大力削减公共支出，削减政府开支。这是一个让危机国通过进一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处理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虽然这些药方往往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替，但危机国迫于经济的、政治的压力却别无选择。对美国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动荡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并不带来体系性威胁，反而为外力介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加速植入。

新的国际分工

和平渐进战略和危机介入战略使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成为一种世界性浪潮。美国在这一浪潮中的战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挟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在两霸对抗中不战而胜，在与许多潜在对手的交往中巧妙地将对手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并让其为自己的战略买单。

在新自由主义鼎盛时期，美国最具竞争力的是美国的金融产品和尖端科技。一方面，美国将美元和美国制造的金融产品输往世界各国；另一方面，实施选择性的市场开放，大量输入世界的廉价产品。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追逐利润和回报。美国以其独步世界的金融体系和创新能力，不断向世界推出层出不穷的新产品以满足世界各地的这种逐利的冲动。作为这些产品的制造中心，美国和华尔街得以吸引大量的世界资本。这些金融产品作为优质产品进入了世界各国的金融血液里。这些产品具有的高回报低风险幻觉，使其有极大的瘾性作用。在进口了这些金融产品后，世界各地对这些产品产生了更多的需求。世界的资本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进美国。美国的金融制造业就这样为世界编造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网络。世界各国的货物通过这个网络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而获得美元，而这些美元和其他资本又通过这个网络源源不断地流回了美国。美国当初为了进口而支付的美元在世界周游了一圈后又回到了美国。美国的金融体系像变戏法一样使美国免费获得了世界的货物。在这段时期美国通过这种体系吸引了世界外贸盈余国70％的储蓄！我们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之一。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为美国带来的竞争力。如果你不了解这种竞争力的威力，你就应当看看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得到外资的。有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不得不做出许多让步，出让许多经济利益，甚至不惜损害民族产业以换取外资。往往是引进一笔外资，倒了一批民族工业。外资进入，民资退却。我们中国以各种方式在30多年里引进了几千亿美元的外资，而我们却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为美国提供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储蓄。

到了21世纪，美国的这种金融出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债务证券化为例，美国依靠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推出了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它通过将消费者债务、房屋贷款和别的贷款捆绑在一起的方式实行证券化。这种证券化产业成了21世纪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根据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ecurities Industry and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公布的资料，从2001年到2007年大约有27万亿美元的这类债券被出口到世界各地。美国2007年GDP约为13.7万亿美元。这项“出口”相当于美国GDP的2倍，相当于中国GDP的8倍多。那是多少个玩具、多少件成衣、多少双鞋？

国际金融体系和信用霸权

自由贸易的扩张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经济的货币化或信用化。以中国而言，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就是许多以前不通过市场交换的物品和服务现在都要推到市场上流通。而流通的媒介和手段是货币。这个货币是广义的货币。市场经济发展得越深刻，这种货币化的过程就越广泛。中国是这样，自由贸易扩张迅速的世界经济也是这样。经济货币化导致了经济的信用化或债务化。到了最后，经济的增长必须依靠货币和信用来推动。就世界而言，有人估计，GDP每增长1美元，信用必须增长4～5美元。以中国为例，在1978年以前，政府对货币发行、信贷增长有严格控制，而且经济的主体不是市场。在那样的条件下，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货币和信用增长，但是远远没有达到今天的程度。以2007年为例，中国经济增长11.3％，而M2的增长高达16.7％。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每增长1％，M2要增长1.48％。M2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48％。M3的数量则远远大于这个数目。可见货币信用对GDP的重要性达到什么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信用萎缩导致经济萎缩。充足的信用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这样一个货币化、信用化的经济体系里，劳动和自有资本本身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那些能够筹措资金、运作资本、运作信贷的个人、企业和国家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那些能够制造信用的个人、团体和国家则处于财富金字塔的顶端。创造信用，拥有创造信用的权力是支配社会和世界财富分配的最佳手段。如果一个人、一个阶层、一个国家占有了创造信用的垄断地位，则该个人、该阶层、该国家将会在财富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有鉴于此，世界经济的竞争最激烈的部分就是信用垄断和信用霸权的争夺。

就美国国内而言，为了成为信用创造者，通过提供信用而在世界财富分配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美国的金融体系走上了极度信用扩张、极度杠杆运作的道路。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银行改革、金融自由化、华尔街的自由化为这种信用扩张提供了体制性条件。

就世界范围而言，并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获得信用霸权成为信用帝国的。只有本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信用帝国。不管你有多先进的技术、多先进的管理、多周到的服务，只要你的货币不是世界货币，你就不可能成为信用帝国。美国是信用帝国，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只要人民币不是世界货币，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信用强权。信用一方面是资产，另一方面是债务。对世界货币国美国而言，它制造的信用是美元，是美元贷款、美元资产，其回报也是美元。而美元是世界上的“硬通货”。这个硬通货的背后是军事霸权。军事霸权能保证你的货币、你的资产、你欠别人的债务，不会因为外敌的入侵而灰飞烟灭；保证你是投资的安全天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才会大量购买你的金融产品。

美元就是这种依靠军事霸权的“债务”。比如中国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储备，实质上是美国欠了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债务。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也是世界信用帝国。但是，由于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制度，那种信用帝国必须以黄金来支撑。到了1956—1965年美元面临极度的危机。最后，美国废弃了黄金本位，为美国无限制地制造信用创造了条件。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重生产轻金融的体系。它的特点是固定汇率，美元中心，政府间对外汇、国际资本流动实行严格的管理。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不再在生产上居于垄断地位，日本、联邦德国、其他欧洲国家通过重建逐渐成为美国制造业的对手。这时候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开始转向世界金融，认为金融垄断和开放世界金融体系是在新条件下延续美国霸权的重要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生产了40％以上的世界制造品，而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打开了欧洲和日本的产品市场。美元与黄金脱钩，解放了国际金融资本，为美国的信用产品打开了世界市场，使美国得以无限制地创造信用。美国从此登上了信用帝国的宝座。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还仰仗石油美元。美元虽然与黄金脱钩，但是却获得了石油的支撑。这种以他人的石油来支撑美元对美国而言是免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石油的支撑比黄金更具有战略意义。

市场化、信用化的结果，使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全球性世界金融体系居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使控制世界金融的一方得以追求最大的利益。

经济货币化的结果，使一个国家的财富偏向于控制信用和资本的个人和集团；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使财富的分配偏向于在资本信用等方面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将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操作世界财富的分配。

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美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竭力推动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竭力通过世界金融体系的自由化维护自己的金融中心地位。

美国改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第一步就是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改造。1971年的“尼克松震荡”开启了国际金融自由化过程。而“里根革命”则开启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逐步放开了既有的银行金融体系，而且还以放任自流和积极鼓励的方式发展起了一个“影子银行体系”。

美国作为世界金融输出中心涌现了大量的廉价资本。廉价资本加上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极大地加剧了美国消费者和金融企业的金融杠杆运作，急剧地推动了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吹大了美国的资产泡沫。为了在世界财富的分配中占据更大的份额，美国金融资本加剧了杠杆运作和信用扩张。以华尔街为例，在鼎盛时期，华尔街五大银行运作的总资产高达3万亿美元，几乎是自有资本的30～40倍。这些泡沫化的资产被出口到世界各地，为美国吸引了更大规模的资本，成为美国进一步加工新产品的廉价的原材料。这样循环往回，美国出现了信用扩张、资产泡沫、经济虚拟化。作为这场信用扩张的市场基础之一，是不受政府管制、高度放任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个影子银行为美国的证券化产业提供了资金渠道，为美国金融机构、消费者个人的杠杆运作提供了融资渠道。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廉价资产，以及没有政府干预的融资市场——影子银行，导致投资者过度乐观，低估风险。在一段时间内，美国金融体系的这种高度杠杆运作导致了巨大的超额利润。巨大的超额利润对世界各地的资本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世界各国金融界纷纷效仿或试图效仿美国的金融体系，纷纷自由化自己的金融体系，放松政府管制，纷纷走上了过度扩张的模式。

这种过度的信用扩张最后导致了危机。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表面上看，是美国当初出口的那些优质金融产品露出了原形：原来都是假冒伪劣产品。由于这种假产品已经流入了世界金融体系的血液里，并通过自由的世界金融体系而循环到全世界。在这种危机面前，投资者不知道谁被传染了、谁没被传染，干脆罢市并冻结所有的信用。这就导致了流通性萎缩、信用萎缩和信用冻结。就如你面前有10个人，你被告知其中有一个染上了艾滋病，但是不知道是谁。你一定会回避所有10个人，对10个人都不相信。在金融市场里，这种回避行为的结果就是信用危机，就是信任危机，就是诚信危机。所有金融体系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一旦这种信任丧失，金融体系的基础就受到了威胁。信用是经济的润滑剂。特别是在信用发达的经济体系中，经济几乎就建立在信用上。信用的崩溃往往会导致经济的崩溃。这就是这场危机的严重性。

不良资产损害了世界金融体系的偿付能力。金融机构的性质是杠杆运作。不良资产导致资产减损，资产的减损导致自有资本的减少，最后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破产。

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和金融自由化，是资本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过分逐利的结果，是资本与劳动间分配不公平的结果。

历史性衰退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在解决危机时采用的方法完全有别于它曾经为面临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所开出的药方，也完全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美国政府的拯救措施就有鲜明的政府强势干预的特点：部分国有化，加强政府直接干预，增加政府开支，抑制市场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源于信守新自由主义的布什政府。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是美国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美国的决策者知道，继续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不干涉政策，美国将滑入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深渊。

其实，在美国政府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要放弃新自由主义的教条。美国最初力图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内来解决危机。危机爆发时，决策者不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性危机，而认为这不过是一般经济周期中的衰退，从而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反危机政策。退税、降息、增加货币供应量等。和任何正统的新自由主义剧本一样，其中以货币政策为主。布什政府一开始就让货币当局在反危机中扮演主角。随着危机的深化，信用萎缩进一步恶化，短期资本市场进一步冻结，并开始出现体制性危机的征兆，这时，政府，尤其是货币当局，加深了干预的程度，开始启用一些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期望解决信用萎缩的问题。这个时期，政府对危机的判断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流动性危机上。出发点是如何帮助企业和世界金融体系度过流动性危机。从这个角度出发，美联储创造了一些新的非传统的政策手段，极度增加了美元的供应量，目的是解决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困难。这个时期虽然有行政当局的微观干预和部分金融企业的国有化，但是政策的主要目的还是如何增加流通性，政策的主要框架还是新自由主义，依然停留在货币主义范围内。在这一时期，政府依然幻想市场机制的自愈能力，还力图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下解决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决定让雷曼兄弟破产的原因。雷曼兄弟破产是市场法则的选择。雷曼兄弟破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种放任的市场行为急剧恶化了危机。雷曼兄弟不仅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也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近3000亿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雷曼兄弟摧毁了当代市场原则的基本信条——互信。在经济危机中，和任何社会危机中一样，当市场自身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时，人们把政府当成最终的依赖。随着雷曼兄弟的倒闭，投资者的信心被彻底摧毁了。投资者发现，没有任何力量会保障其投资的安全，市场不会，政府也不会。于是，信用进一步收缩，银行间的不信任进一步增加，资本市场几乎全面冻结。美联储数以万亿计的增发货币进入不了真实经济里。为了对付急剧恶化的危机，货币当局加大了流动性注入，行政当局也开始进一步走到前台，宣布了拯救计划，决定政府出资购买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但是，这项购买以不良资产为主的拯救计划虽然开始突破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但其本质依然是一个解决流动性危机的计划。然而这次危机早已演变成金融体系的支付能力问题，是市场体系本身脱节的问题。当这个计划最终在美国国会通过后，人们已经看到了这项计划背后的错误判断。人们开始恐慌，危机进一步深化，信用进一步萎缩，银行间的信用也进一步冻结，美国股市连续8天下跌。在这个时候，决策者才发现，必须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在这个时候，G7和G20开会，寻求国际合作。在这个时候，英国率先宣布将部分实施银行的国有化。英国首相宣称“在不确定和不稳定时期，我们必须是人民可以依赖的坚定磐石”。到此，美国决策者终于认识到，国有化，哪怕是暂时的国有化才是出路。美国宣布对部分银行实施部分“准国有化”的政策，开始用优先股的方式直接向银行注资。这种注资，为日后将优先股转化为普通股提供了条件。新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退却。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始于里根，所以有人称这是里根主义的“死亡”，亦即新自由主义的死亡。

在2008年反危机过程中，美国用行动体现了私有权的有限性而不是私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救市的过程中，政府考虑的是体制性风险，而不是部分股东的利益。例如，美国财政部为了防止房贷市场的崩溃，决定为两房公司各注入1000亿美元的资本，从而占有公司79.9％的股份。两家股票应声下跌了90％。这一决定不是股东的决定，也没有通过股东大会，是政府强制性的赎买。为防止美国国际集团（AIG）危机的扩散，美国财政部决定强制性为AIG提供850亿美元贷款而占有AIG79.9％的股票。AIG股票一天跌落79.9％。AIG的大股东们刚开始时反对政府的这种强制性贷款，决定联合起来自行筹资以取代政府贷款。鉴于AIG的体制性风险，政府坚持要发放贷款。华盛顿互助银行零售银行部分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1.5亿美元的价格卖掉，而且卖掉的收入进入FDIC。美国财政部的7000亿美元拯救基金中有2500亿美元被用于为银行注资。其思路已经明显，就是通过对问题较少的银行注资，注资银行再在政府的帮助下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收购不良银行。

为了寻求危机的出路，美国选择了新的总统。这一选择开启了美国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的机会和挑战

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于美国复兴，短短的几十年后又在美国受到重挫。美国向世界各国竭力推销的经济体制，在自己国内遇到了危机。美国欲借以在这个世纪内独步世界的战略和体制受到了挫折。国际金融的自由化道路已经中断，可以预见，国际金融体系将有更多的规范、更多的管制。国际金融体系的这些变革，必然会导致国际贸易的变革。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可能也不能再由新自由主义任意挥洒。人类历史的浪潮在这里改变了方向。自苏联解体以来，人类第一次有了可以重新选择国际经济体系的机会，许多变革中的国家也第一次有了可以理性反思改革方向的机会，第一次有了重新思考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的机会。我们虽然不知道未来国际经济秩序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知道了它不会是什么样子，应当不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了参与构架未来新秩序的机会。

这是一个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大变革时代，是一个给中国带来了60年来未有之机会的年代，给中国带来30多年来未有之挑战的年代。这个年代给中国提供了崛起的历史性机会，也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挑战。新自由主义在它的故乡破产后的今天，那些将市场、私有制、自由贸易、金融开放绝对化的理论和方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自今以后，中国应当全方位地反思自己的经济改革，全方位地反思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积极介入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中国的选择应当为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的福祉，中国的选择应当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结果，中国的选择应当成为中国崛起之路。

注释

〔1〕　见William McKinley speech, Oct. 4, 1892 in Boston, MA William McKinley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2〕　见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1/31/AR200601310-1468.html。

第一篇
谎言崇拜
——一个时代的通病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上的。一旦这种价值体系崩溃，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也会随之崩溃，导致国家利益大量丧失。

几十年以后，当人类谈论21世纪初期的大衰退的时候，人们会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终结作为这场大衰退的历史定位。人类历史往往在灾难中走出迷途。一种误导人类的观念，在与财富和权势的结合下可能被包装成人类的终极真理，从而成为一段时间的主流意识。这种短暂的主流意识往往具有长久统治历史的愿望。只有当这种主流意识演绎出了一场历史性灾难的时候，它才会从崇拜的神龛上跌落到世俗的尘埃里。

这场灾难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的全面破产，是人类抛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开始。在过去几十年里，历史的钟摆被一部分人强制性地推向灾难的一方。现在历史正在用自己不可抗拒的规律，将它的钟摆向另一方矫正。

但是，历史毕竟不是钟摆。历史的法则需要人的实践来实现。为了矫正历史潮流的方向，我们必须首先反思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谬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全球化崇拜。其核心都是丛林法则。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基础，而全球化又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自然延伸。了解全球化要从了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入手。

全球化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资本将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整合成世界市场经济的过程。了解全球化的历史，要从了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历史入手。历史是现实的最好诠释。忘记了历史的人，最终要被历史惩罚，要被以历史的名义推销自己利益的那一部分人戏弄和惩罚。

第二章
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图腾的升起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能够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风靡世界的主流思潮，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人类追求的不是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世界潮流，当时人类追求的是公平和正义，在经济上追求的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多种形式的干预而实现不同程度的公平。然而，同任何历史时期一样，对于公平的追求受到了严峻挑战。在西方经济学体系内部，这种关于公平的历史争论主要体现为两个经济学派的争论。有人转换历史话题，将这场争论转换为关于自由和效益的争论，那种关于政府干预既没自由又没效益的命题开始逐步形成。这两个虚假的命题认为，政府干预带来的公平是社会进步的障碍，而不公平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些虚假的历史命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全球化的核心价值。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之所以最终风靡世界，得益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件事。这两件由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分别主导的不太引人注目的事，终于让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成为一部分人的信仰。

公正和平等：前全球化时代的信仰

无论怎么包装，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都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崇拜丛林法则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如何被推上原教旨主义圣坛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丛林时代之前的历史。

其实丛林法则并不是什么新的信仰，是原始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基本特色。那种原始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受到生死考验。在整个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体制（法西斯除外）为自己的社会和人民带来过如此漫长而巨大的伤害。30年代的大萧条使西方经济实践的钟摆开始向左偏移。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原则受到了普遍怀疑，资本放任的自由受到普遍限制，传统的市场体制逐步让位于普遍的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历史性地退却，政府干预历史性地上升。凯恩斯主义逐步成为西方的正统。凯恩斯理论、经济政策、体制性改造形成了“凯恩斯共识”。这个共识的核心就是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趋向均衡，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实现某种平衡，实现某种公正和平等。

以限制资本自由为特点的政府干预开始成为西方的历史现象。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公正开始受到重视，资本的效率不再是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唯一动力和判断标准。在追求经济效益和公正平等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不只是经济的服务者，而且也是经济的管理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模式成了欧洲重建的基础。战后建立的以“美国—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就是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而设计的，体现了西方对30年代大危机的历史性反思。那种体制严格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西方几乎人人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只有极少人公开宣称市场必须是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唯一决定者；企业必须被赋予完全的自由；政府必须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经济模型必须是“大市场，小政府”。

在新自由主义兴盛以前，除了一部分国家实施计划体制外，西方集团早已形成了政府干预、政府管制的混合经济体制。许多国家甚至实行大量的国有制，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来保护劳工的利益，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和政府干预来限制资本的权力。政府干预、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等口号在西方逐步成为主流。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美欧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在诸如教育、失业、养老、健康诸方面为全社会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充分就业，而不是“资本的效益”。

这种公正和平等的历史潮流同时也体现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议题既不是全球化，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贫富不公和“南北关系”。而寻求解决这种不公的途径不是依靠资本的全球化。那是前殖民地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由于共同的历史遭遇而有高度认同感的时期，是第三世界联合起来争取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时期。与其交织在一起的是两霸对抗和西方体系内部对美国挑战的时期。

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不结盟运动，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大的77国集团，在南北对话和南北谈判中通过联合行动，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解决不平等问题是当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诉求之一。当时的国际潮流是追求平等和公正，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斗争寻求公正的时代。

这种“平等和公正”的议题不仅左右着国际政治和经济议题，也几乎左右着许多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议题。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平等和公正”是社会经济政策和体制的价值基础（随着对这种价值的否认，计划体制全面退却）；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平等和公正”是推动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在西方内部，追求公正和平等的运动风起云涌。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改革思潮风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会力量日渐强大。当时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席卷美国。在反对因性别、种族和贫困导致的社会不公正运动的推动下，美国总统约翰逊推出了“伟大社会”的社会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社会政策，缓和美国社会严重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英国也进行了一系列教育和福利改革，旨在缓和社会不公正的现象。

不仅政治社会思潮如此，“不平等”和“不公正”也是那一代主流学者们探究的主要议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理论，提倡国际和一国内部的“平等和公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主流特色之一就是在国际关系中追求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公正；在一国内部追求各阶层间的公正。这种平等和公正，不是后来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推行的“过程平等”，它追求的是最后分配的相对公正（不是绝对公正）。这种相对公正是要在承认和接受不公正的前提下，营造一个让弱势群体和弱小国家都尽可能获得最大优惠的体制环境。

这种追求公正的思潮反映在经济体制上就是政府干预，反映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是政府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总之，那是一个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限制的时代，是一个认为资本理所应当受到限制的时代；那是一个弱者联合在一起寻求社会公正的时代，是一个能理直气壮地寻求社会公正的时代；那是一个反对南北两极分化、反对旧有国际分工的时代，是一个能理直气壮反对南北分化、反对旧有国际分工的时代。

平等和公正是写在那个时代许多国家旗帜上的主要原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平等和公正是历史的良心。

然而，平等和公正这些抽象的价值，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经济体制和国际经济体系上面。公平的体制要建立在体制的公平之上。

所以，那个时代的主题是寻求并建立一种得以保障这种公平的世界体系，这是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十年中探索的主要目标。这种通过体制而实现公平的思潮在80年代初期的《勃兰特报告》（Brandt Report, 1980）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在信奉全球化自由贸易的今天，没有人记起曾经风靡一时的《勃兰特报告》。勃兰特是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报告》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独立委员会的研究和政策报告。这份报告指出：“新世纪即将来临，伴随她的是新的文明”。其中不无忧虑地提出：我们能够开始为崭新的人类秩序打下基础，让人们和国家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关系吗？我们能够开始建立一个新世纪，在那个新世纪里分享公正、自由和和平将压倒一切吗？〔1〕《勃兰特报告》描写的是那个时代的主要议题。而且它进一步指出，南北间存在巨大的贫富悬殊，而这种贫富悬殊的原因是世界分工。北方因生产制造品而富，南方因生产原材料而贫。所以，它认为打破旧有的国际分工，打破北方对高端产业的垄断是消除南北差距的必要条件。

《勃兰特报告》指出，打破旧有的国际分工是实现世界公平的必要条件，而全球化则认为加入这种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陷阱的必由之路。两个时代的差异就浓缩在这一点上。

公平从来就是相对的和具体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公平的追求，是以限制资本为中心环节的。虽然当时对资本限制的方式和程度在不同体制下有不同的表现，在深度、广度和实质上都有差异，但是，那时候的历史共识是公平必须通过限制资本而实现。对资本自由的限制，是人类寻求公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公平就是资本不能不受约束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公平就是对资本绝对自由的丛林法则的否认，一种从体制上的否认。所以，这种对公平的追求一开始就受到强烈的反对。公平和非公平的论战从而成了那段历史往事中最大一桩公案，一桩足以影响历史，而且影响了历史的公案。

抽象的价值诉求比不上具体的体制诉求。追求公平必须通过建立体现公平的体制而实现，而去掉公平则必须通过拆毁体现公平的体制而实现，通过去掉限制资本自由的体制而实现。追求公平的人们要寻求实现公平的经济体制，而反对公平的人们则要寻求拆毁实现公平的体制，而这种体制之争最后集中在市场之争。这是了解那桩历史公案的钥匙。

丛林法则对公平的侧翼进攻

对资本主义批判最彻底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认为，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解决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彻底变革。关于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的读者已经非常熟悉。我们在这里将主要讨论西方内部关于公平的一场经济学争论。

上述寻求公正和平等的历史潮流，一开始就受到另一种思潮的反对。这种思潮和历史上所有貌似公正的思潮一样，强调程序的公正和过程的公正。本来程序和过程是人类追求自己福利的手段，但是这种思潮认为手段就是一切。只要手段是公正的，结果也就是公正的。我们且不讨论程序和过程是否会真正公正，即使过程是公正的，结果有时候也是不公正的。你把狼和羊放在一起竞争，程序公正至上的理论认为，狼吃掉羊是公正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为了经济增长牺牲几千万人的利益依然是公正的。

代表这种思潮的经济学就是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哈耶克和他的学生弗里德曼。前者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后者是货币学派的创始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极度反对政府干预，信奉市场万能。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义的老前辈和大腕，是比许多“经济学家”懂得策略的经济学家，懂得在经济理论辩论中，人类的伦理底线不能直接挑战，至少不能大规模挑战。可能他们明白，两军对垒，有时候正面进攻可能遭遇强大的反击，而精心组织的侧翼进攻则常常能取得惊人的成果。所以，他们将公正和平等这些中心议题放在一边，而从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入手，来间接否定这些中心议题。从市场万能的角度来掏空公正平等的经济体制基础。

后来证明，这种侧面进攻的战术，为他们的经济学说带来了不少科学的色彩，并为推动他们理论的后来者扫清了不少障碍。

这种思潮所推销的本来是丛林法则，却通过转换历史话题，把这场争论变成关于自由和效益的争论，并把自己打扮成自由和效益的代表。这是了解那场历史争论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所有对公正的进攻都是在自由和效益的口号下进行的，而几乎所有对公平体制的进攻都是以不自由和低效益为切入口的。

哈耶克被认为是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是使西方经济体系从凯恩斯回到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影响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三大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之一的撒切尔夫人就是哈耶克的信徒。在凯恩斯刚兴起的时候，哈耶克就与凯恩斯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焦点是个人自由和政府干预的关系。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主义将会赋予国家过多的权力而导致社会主义，导致对个人自由的干预。

哈耶克出生于奥地利，后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和弗里德曼组织了一个人数极少的讨论小组，这个小组获得了美国许多大资本的慷慨解囊，他们二人的许多思想都是在这个小组中产生和传播的。我不敢推论，是不是这些大资本早就看好了这个小组是一只优异的代表自己利益的潜在股。

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一样，信奉绝对的个人自由，从绝对的市场自由出发，反对干预政策。了解货币学派的最好办法是把它与凯恩斯主义作一比较。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在短期内不可能自动实现均衡。虽然他承认市场经济在长期中具有自我均衡的功能，但是，他补充说，“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他似乎对市场经济玩了一把具体否定抽象肯定的游戏。而弗里德曼则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而且只有市场才永远有自我均衡的能力。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兼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此指出：

他太过容易地宣称市场经济永远有效而且只有市场经济才会有效。要发现弗里德曼承认市场经济可能出错或者政府干预可能服务于有用的目的极其困难。

这种关于市场能否实现自我均衡能力的争论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这种争论背后有非常深刻的体制判断和历史含义。西方经济学认为，一种经济体制是否有效益关键在于它能否实现自我均衡。实现自我均衡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他们判断经济效益的唯一标准。凯恩斯对市场经济的具体否认，实际上是说，市场经济是无效益的至少是低效益的。而弗里德曼则认为市场是有效益的而且是唯一有效益的。按凯恩斯的观点，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排除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

所以，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争论的焦点是政府和市场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这种基本判断上的差异导致了对政府干预的不同解读，得出了一系列不同的政策建议。

凯恩斯认为市场无法实现自我均衡而有危机倾向，所以政府干预是反危机的重要手段。一句话，没有政府就没有均衡，就没有效益。在凯恩斯的经济框架里，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这种结论，显然与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小政府”背道而驰。

凯恩斯还暗示没有公平也就没有效益。公平和效率在凯恩斯的论述里不是一个明显的话题，但是他的理论框架让人认识到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关于工资有完全不同于古典主义的论述。古典主义描述的市场经济是强者通吃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必须在经济自动趋向均衡的过程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它们将经济的周期和衰退的责任推卸给劳动者，认为高失业率和经济不景气是因为实际工资太高。所以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必须降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降低，利润上升，就业增加，经济复苏。按照这种理论，在自由市场经济里，劳动者必须而且必然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买单。而凯恩斯则完全相反，认为在经济不景气时降低实际工资，会导致总需求的降低，而总需求的降低反过来会导致企业销售和利润的降低。这又会增加投资的风险预期，从而导致投资下降，导致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总之，他认为在经济不景气时，降低工人工资会使情况更糟，导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凯恩斯复杂的理论创新，实际上是在证明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把经济波动的成本转嫁给劳动者的市场经济原则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波动。

既然不能通过解雇工人、降低工资来应对危机，怎么防止和解决危机呢？凯恩斯认为出路就是政府。所谓危机就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这个时候政府必须通过开支增加总需求。所以，凯恩斯的理论把反危机的出路从解雇工人、降低工资的传统思路中拉了出来，而提倡增加政府支出。

凯恩斯不仅倡导政府干预，而且倡导公平的干预。许多人知道凯恩斯倡导积极的财政政策，那是一种带有公平色彩的积极。“反周期财政政策”应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因为这一部分人更倾向于花掉这部分钱从而增加总需求，而不是储蓄起来。这又是一个公平带来效率的例子。用非经济术语讲，就是只有追求公平的反危机政策，才能达成反危机的效果。如果去掉让人费解的经济学术语，凯恩斯的论点可以表达为：为了对付经济危机，政府必须要以照顾弱势群体为重点，多在低收入阶层身上花钱，花很多的钱，而且要花到出现赤字的程度。许多人都知道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其实总需求管理，实际上就是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管理。

只要你把凯恩斯和时下的某些所谓经济学家的行径比较一下，你会发现，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理论，你都得同意，他的理论客观上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倾向，为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留了一席之地。在他的理论中，他为工会、为最低工资辩护。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标题中，就业居然被排在第一位，这不是无心的偶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关心的是充分就业，总需求管理和反周期财政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充分就业，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运行。所谓充分就业，就是创造条件让愿意工作的人都能有一份工作，而不是想方设法让一大部分人失去工作。这是后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部分，而放弃这种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也是新自由主义的一大鲜明标志。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目标是资本效益。

对凯恩斯关于市场无法自我均衡的结论，弗里德曼则站出来说，不对！市场是完美的，市场的一切问题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我们可以借用里根的一句口号来解释弗里德曼的立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问题的原因。在研究了经济历史以后，他得出结论，历史上的经济危机都是政府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导致的。总之，他认为市场经济是唯一有效益的经济体系，政府干预永远是低效益的根源。所以，限制乃至取消政府干预，放任资本自由是实现效益的唯一出路。

一句话，只要保证了自由市场每个主体的自由，结果就是合理的，经济就是有效益的。

凯恩斯要限制资本，弗里德曼要限制政府。

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唯一的经济职能就是通过货币量的稳定增长而维持物价稳定。只要实现了物价稳定，市场就能自动地实现均衡。政府的干预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市场才是唯一有效的资源配置者。

如果说凯恩斯提倡政府在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的话，弗里德曼则认为应当把公共产品降低到最低限度，应当大力减少公共开支，大力降低教育、卫生、福利等方面的支出。他认为很多由政府提供的服务，私人机构会做得更好，应当将许多政府职能私有化，使传统上免费的公共产品变为付费的私人商品。他甚至一度提议用负所得税来代替福利政策。总之，要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卫生等传统的公共服务领域，使之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表面上这很公平，人人都能通过付费而获得这些服务，但是，社会中的低收入阶层在这种表面的公平下被排除在外。他提倡以“震荡疗法”推行新自由主义。

从这种市场万能的理论出发，他提出了如下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政策药方：

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施“小政府”。

削减公共支出，反对福利政策，实行低福利。

实施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推动自由市场。

放弃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转而寻求物价稳定。

开放金融体系，实现货币的可兑换。

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开放资本市场，退休金私有化。

他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是致富的“金马甲”。全世界就只有这一条路（One size fits all）。弗里德曼有没有悬壶济世的雄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的确有不懈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意志，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述及。

就这样，弗里德曼在他的经济学中既避免了与公正和平等发生正面冲突，又实现了把两者都从市场经济中踢出来的战略目的。他在把关于公正和平等的争论转化为效益之争的同时，把公平从那场历史争论中淡化出去；他在把市场经济界定为唯一有效益的经济体系的同时，把一切关于公正和平等的政策干预都否定掉了。

他就是如此策略地介入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那场关于平等和公正的争论。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凯恩斯主义与货币学派的差异在于前者主张财政手段，后者主张货币手段。那是一种误解，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市场是不是永远有效益的，要不要干预市场，要不要社会公正，要不要限制资本的力量，要不要依靠社会的权力来实现一定的社会公正。

弗里德曼对政府的经济行为极其厌恶，以至于认为积极的货币政策也是不必要的。他曾积极倡导废除美联储而代之以保障货币供应稳定增长的数量体系。在他的眼里，任何政府干预都是万恶之源。

弗里德曼的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我不知道弗里德曼对政府干预的厌恶源于什么，但是，他的许多学生的言行，似乎是因为厌恶社会公正而厌恶政府干预。

后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某些困难和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无能，市场万能论占了历史的上风，弗里德曼对政府的干预似乎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正是在这个历史前提下，丛林法则终于开始重新受到崇拜。

货币学派信奉市场万能。这种市场万能论推广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就是自由贸易。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全球化。

一份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兴起的背后是大国利益的影子。

美国精英集团深刻认识到凯恩斯共识和货币学派的论战、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论战、平等公正和资本效益的论战不只是涉及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方法、经济结构等局部性问题的论战，而是对美国所代表的整个经济伦理和道义的根本论战，进而是涉及美国霸权地位的历史论战。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包括信奉市场万能的货币学派最初只不过是少数人信奉的信条。60—70年代初期，美国精英集团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这种体制性挑战是全方位的：在美苏对抗中，苏联居于攻势而美国则处于守势，美国在两霸对抗中开始力不从心，从而面临战略调整，出现了尼克松主义；发展中国家普遍将政府干预和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型，素称“美国后院”的拉美各国纷纷选择国有制和政府干预；在美国自己的阵营中，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纷纷执政，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体制和政策特征在欧洲进一步涌现，实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而日本则更是以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型对美国体制提出了挑战。就世界范围而言，人类的经济实践明显地向公平的一边偏移。就美国国内而言，自罗斯福实施“新政”到20世纪70年代，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政府干预、社会福利、工会力量、政府管制已经深入经济的各个方面。市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传统的自由市场受人诟病，那些提倡削减公共产品、私有化、大力降税、降低社会福利的思潮没有多少市场。不仅如此，进入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问题重重。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工会力量不断壮大，越战泥坑越陷越深，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失业率不断上升。1970年通胀超过6％，1971年高于4％。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传统体制强大、广泛的批评声音。这种批评挑战美国传统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美国的体系和美国的霸权都是建立在这种合理性上的。这是美国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面临的又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次价值体系的挑战。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上的。一旦这种价值体系崩溃，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也会随之崩溃，导致国家利益大量丧失。所以当时这种对价值体系的挑战不仅是对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挑战，同时也是对国家根本利益的挑战，是对美国霸权及其存在的道义基础的挑战。无法成功地回答这种挑战，将导致美国霸权的全面崩溃。这种挑战的严重性，颇类似于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面临的挑战，那种挑战的实质是对苏联体制的道义基础的挑战。苏联未能成功地应对这种挑战，因此其经济体制丧失了合理的基础。随着世界范围内对苏联体制的放弃，苏联霸权迅速崩溃；随着苏联国内对原有体制信心的丧失，苏联的整个经济体系迅速崩溃。

美国保守的精英集团，对这种挑战所带来的历史危机感的洞察比后来的苏联要深刻得多，而且态度也要坚决得多（当然，也许是苏联精英们基于理想的丧失而选择了放弃和投降）。他们敏锐地看到，任何针对道义基础的挑战都是一种战略性挑战，一种存亡绝续的挑战。他们对内开始寻求取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建立的许多机构和观念，取消“新政”以来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始寻求输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信条和体制，甚至为别的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和推销者。

一句话，他们要重建美国体制在道义上的优越性，要使美国体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道义基础的体制，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体制。

但是，在当时那种历史大背景下，要在一夜之间扭转公众的认识，回到自由市场时代显然是不可能的。要使新自由主义从少数人的信条转化为多数人的共识，从理论转变为实践，要扭转已经形成的历史惯性，绝非易事。它需要新自由主义者们协同作战，全面出击，长期努力。怎样才能把零星四散、单兵作战的新自由主义者组织起来？怎样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领域里，形成一个协同作战的新自由主义的自觉联盟？怎样才能将各种新自由主义者联合在一个简单的共同旗帜下？怎样找到这面简洁明快有强烈号召力和感召力的旗帜？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缺乏的。

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往往发生于偶然。

1971年，美国就发生了这样一件偶然的事件。1971年，刘易斯·F·鲍威尔（Lewis F. Powell）给他的朋友，美国商会主任小尤金·西德诺（Eugene Sydnor, Jr.）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就是著名的《鲍威尔宣言》，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动员令。鲍威尔是美国著名律师，1964—1971年任某家大烟草公司及其他好几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曾任美国烟草行业的法律代理。

在备忘录提出的两个月以后，他被尼克松提名并由国会批准而任职于最高法院。

对新自由主义而言，这篇备忘录的题目就振聋发聩：“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这是一个捍卫美国传统经济体制，捍卫代表美国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动员令；一个代表美国企业利益，尤其是大企业利益的宣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成功的标志性事件。这篇备忘录为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大企业，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全面的纲领性行动计划。这篇宣言有三大要点：（1）美国自由企业制度受到了可怕的进攻；（2）要对付这种进攻，任何简单和零星的办法都无效；（3）美国企业界必须采取联合行动。美国前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曾这样指出：

共和党在1964年选举中失败后……他们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使他们的观念对选民更有吸引力。作为这个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转向了刘易斯·鲍威尔……1971年，鲍威尔为美国商会写了一篇里程碑式的备忘录。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倡导一种全面的、协同的和长期的努力，在校园学术刊物和新闻媒体中传播（新自由主义）观念。〔2〕

有人称其为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在这篇备忘录里，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美国的自由企业体制正受广泛的进攻”。“我们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进攻”，“而是一种广泛的和持续的进攻”，而且这种进攻“获得了强大的态势”。〔3〕

这些进攻来自何方呢？除了美国一般认为的传统左倾势力外，他认为对自由企业制度的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上那些备受尊敬的要素”，大学校园、教会讲坛、新闻媒体、知识分子、人文杂志、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家们。也就是说，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尤其指责美国媒体，认为许多媒体出于多种动机在不同程度上，要么与这些“进攻者”协同一致，要么默许这些人充分利用媒体；他指出美国企业没有对这种进攻实施有效反击，实际上容忍了这种对自己的“毁灭”；他指责美国大学年复一年地培养出批判现有体制的毕业生，他认为这一批人为数不多，但能量和影响力很大。他描述的是一种来自于制度内全面的攻击。

他认为企业主管不能单纯地追求利润，而且要捍卫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他甚至提议企业至少要有一位执行副总裁级别的主管专职反击这种攻击。也就是说，企业家在大是大非面前要“讲政治”。

他认为单独的没有协同的企业努力是不够的。他提倡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企业界要联合起来，协同努力，长时间不懈努力。他提出“力量来自于组织结构，来自于仔细的长期规划和实施，来自于年复一年不间断的努力，来自于通过联合行动而获得的经济能力，来自于通过联合行动和全国性组织而获得的政治力量。”

他认为，大学校园是这种反对自由企业制度思潮的“最活跃的单个来源”。许多大学教授对美国自由企业体制不复同情，这些人对现行体制倾向于批判而不是评论。“他们具有人格力量和吸引力；是引人思考的教授，他们的争议吸引学生追随；他们是多产作家和讲授者；他们出版了许多教科书，在同事和学术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他认为，这种对美国企业制度的批评是不公正的，这些人的影响在校园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平衡。他们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学生，而这些不相信美国企业体制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了媒体、政府、政治和教育界，乃至企业。言下之意，大学校园为美国自由企业体制培养了毁灭者。

他认为，为了解决这种校园根源，必须强力介入校园，采取“建设性行为”，以达到在学术界重建“公正，平衡”的目的。所谓“公正，平衡”就是要以强力介入的方式使自由企业体制得到“公正”的对待；而使那些批评因素得到制约。为此他提议，大力推出一批相信现有体制的高质量的社会科学人士，包括那些具有全国声誉的学者；检查教科书以确保现行体制得到公正的对待；制衡教师，清洗那些不利的因素。

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监督和批评公众、媒体、学术刊物、报刊书籍、小手册、付费广告的建议，以及涉及政治、法庭、股东的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是如何影响公众，使之相信美国企业体制。

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个人和社会对企业、政府、法律和文化的看法。

显然，这是一个捍卫体制的持久的、全面的大战略。

这是一个美国精英集团要控制话语权，要通过话语权来制造舆论，来重塑公众思维取向的战略。

这份备忘录对美国新自由主义复兴有巨大影响。新自由主义者遵循他的建议，在这份备忘录的直接影响和鼓舞下，建立了一系列机构组织，包括美国著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这些机构旨在通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改变和重塑美国公众的价值和信仰，使自由市场体制深入人心，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推行成为可能。在后来的十多年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从零星的“游击队”，迅速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如果说在这份备忘录出现以前，新自由主义还处于“自在”的时期，那这份备忘录的出现使之进入了“自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新自由主义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础设施”，大企业大实业家为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捐款，这些捐款被用来建立和资助一大批相互配合的思想库、压力集团、代表特别利益的基金会、法律服务中心、学术研究和学术基金、出版和电视机构、倾向性媒体、政治咨询机构、民意测验机构和公共关系机构，等等。并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面，都收集或捧出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权威人士”为新自由主义鸣锣开道。

正是新自由主义的这种长期不懈的协同努力，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困境，逐渐改变了美国公众的价值观，使自由市场万能的观念从一小群人的、几乎不具影响力、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念，逐渐变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从美国的保守主义非主流思潮变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价值，甚至被有些人信奉为普世价值。

这份备忘录出现于1971年。从1971年开始，到1982年里根上台大幅度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间花了11年时间。

金融资本：全球化战略的推手

在工业资本极力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同时，金融资本极力推动全球化。

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自然延伸，其实质就是陈旧的自由贸易理论。但是，当今的全球化却远比自由贸易的内涵丰富得多，它不仅包括自由贸易、资本及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包括国家主权的限制。

当代全球化观念的产生与一个超级金融家有关，这个金融家就是戴维·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财团是美国著名的大财团，洛克菲勒家族是美国非常显赫的家族，而戴维·洛克菲勒则是对美国乃至世界金融界和政界有广泛影响的人，是约翰·洛克菲勒的孙子。而约翰·洛克菲勒是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始人，亿万富翁。戴维·洛克菲勒除了控制着美国主要金融机构以外，还是美国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家族是该委员会的主要资助者。该委员会的第一座总部就是他父亲1921年捐献的。他的弟弟是福特总统的副总统。洛克菲勒曾就读于哈佛经济学院，毕业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年（期间结识了肯尼迪，并与肯尼迪的妹妹有过短期交往），后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曾经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幕后推手之一。

戴维·洛克菲勒对美国乃至世界金融界有着重要影响。其控制的银行曾向世界银行输送过三个总裁，世界银行的另一位总裁曾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里任过职。许多年以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华盛顿年会以后，在他豪华而古典的私人住宅宴请世界各地的金融巨头，包括这两大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世界各国央行的负责人。20世纪60年代，他与人创立了某“国际顾问委员会”（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后来易名为“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到2005年，这个委员会有大约28个成员，其中包括基辛格、李光耀、舒尔茨。在他的掌控下大通银行成了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支柱，是联合国的主要银行。前两任美联储主席都曾经是该银行职员：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和格林斯潘。

在戴维·洛克菲勒作为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和主席期间，他同从杜鲁门政府以来所有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大家熟悉的舒尔茨和万斯。他似乎是一个喜欢在幕后工作的人，卡特总统曾试图任命他为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而被他拒绝。

美国有一个“美日欧三方关系”组织。这个组织从成立以来一直充任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蓄水池。这个委员会成立以后，马上对美国政府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卡特总统曾经是委员会成员，而且他还任命了26名前委员会成员到美国政府的各类高级位置上。当时，美国流行着一种“阴谋论”，指责这个委员会控制了政府。

在1980—2007年间，几乎每一届政府中的最高层都有该委员会的成员：卡特、布什、克林顿、戈尔和切尼。

为了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作为全球化的工具，该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控制了这些国际机构。从委员会成立以来，所有世界银行的总裁（7位）都是该委员会成员。

自成立以来，美国的10任贸易谈判代表中，有8位是委员会成员。参与中国WTO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都是该委员会成员，都是积极推动全球化、淡化民族国家主权的成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入世谈判如此之难，对方要价如此之高。

从卡特到克林顿的几乎所有国务卿都曾是委员会的成员，如基辛格、万斯、黑格、舒尔茨、伊格尔伯格、克里斯托弗、奥尔布赖特等都曾是该委员会成员。

美联储的两届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也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有人认为这个组织控制了美国政府。

也许说它是一个由大金融资本控制的影子政府也许更为恰当。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战略主张都是由这个组织提出的。而且，作为美国全球化战略基础的美国货币的债务化也是由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推动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幅度改变美国货币政策而导致拉美诸国陷入危机的沃尔克和其后任格林斯潘都是这个组织的发起成员。而且，前者曾经是尼克松政府推动美元债务化的主要推手，是尼克松政府实施美元与黄金脱钩的主要推手。

这个组织是如何产生的呢？是由谁主导的呢？这个组织就是由戴维·洛克菲勒主导创办和资助的。

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相对实力下降，美国面临巨大的国际国内挑战。美国当时一家著名银行的大金融家——洛克菲勒，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由金融经济界高级主管参加的会议上，呼吁建立一个跨国家的美日欧三方关系的民间组织，研究和探究美国如何适应新的世界格局，如何协调三方关系，如何通过民间协调来协调三方的国际经济战略，如何控制世界（建立美国的领导地位）。

这种呼吁在许多场所得到了积极的反响。当然，在有些场所则遭遇冷遇。但是，大金融家和所有意志坚定的人一样，不为别人的反响所左右。后来他授权他的私人顾问布热津斯基牵头开始发起这个协会。

这个布热津斯基和后来卡特总统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是同一个人。委员会成员通过邀请发展，第一批成员由洛克菲勒亲自筛选。这个委员会提倡全球化，提倡充分运用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如IMF、世界银行及其他跨国界机构的优势，达到建立和巩固三方在世界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布热津斯基在1970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两代之间》（Between Two Ages）。在该书中，他不无远见地预见到高科技对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带来的巨大影响，对民族国家主权带来的影响。他认为，科技的发展，国际经济金融的彼此依赖加深，民族国家的主权就相对削弱。在该书中，颇有一些倡导“世界大同”的味道，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国将占主导地位。布热津斯基作为战略家，将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他认为，现在是国家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阶段，是“同一个世界”（one world）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美国必须占据主导地位。这本书奠定了后来全球化的战略理论基础，覆盖了全球化的几乎所有主要方面。

假如有人想知道全球化和国家利益的关系，请读一读这本书。

该书还涉及“美国化”和“新帝国”等。

布热津斯基的思想和战略反映在这个委员会的基本价值中，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化就是这个新秩序的简明标签。全球化，尤其是金融体系的全球化就是这个委员会最先提出来的。布热津斯基是新的世界金融体系的最早提倡者之一。早在1970年，就在《两代之间》一书中提倡建立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新的国际经济体系。他指出：“必须通过更密集的努力以建立新的世界货币结构。未来的进步将要求废除对美国企业及其海外分部的国际行为的限制……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的出现必将与生产国际化的理论同时出现”〔4〕。

美日欧三方关系委员会对美国行政部门如此广泛和持续的影响，导致了许多反弹。

美国专栏作家霍利·斯克拉（Holly Sklar）1980年在Trilateralism: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and Elite Planning for World Management一书中指出，美日欧三方关系委员会“是一个通过控制美国政府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阴谋”。美国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他的著作《不用抱歉》（With No Apologies）中指出：“三方关系委员会真正想做的是，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强权。这个超级强权将高居于民族国家的政府之上”〔5〕。在同一本书中，他还就该委员会的金融资本性质提出警告：三方关系委员会可能是大金融资本的一种工具。

由于大部分成员都是大银行家，他们的行为和他们提倡的政策无疑有利于美国银行业。有人甚至指责这个三方关系委员会在石油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委员会在推动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由于委员会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全球化也成了美国政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基本国策。全球化提倡要素和货物在不同国家间的自由流动，推动这种流动的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基础必须是金融的全球化。

全球化观念被这个委员会提出来以后，后来又被人科学化，加进了如比较利益原则等经济理论而扩张成后来似乎包罗万象的观念。加上委员会在世界政治金融界的影响，通过学者和媒体的追捧，全球化就成了风行世界的观念和政策选项。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念，作为一种人类在80年代以后的“历史性选择”，终于诞生了。一种新的崇拜通过十多年的运作终于被推上了人类历史星空，成为一种新的信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没有什么世界体系的理念如此广泛地被人接受。不同民族、肤色、政治见解、党派利益的人们，都将这种理念当成一种毋庸置疑的信仰。

公平之死：一种新的信仰盛行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德国的科尔结成了新自由主义的“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有力地推销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随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平等和公正”不再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主流，什么新殖民主义，什么南北谈判等等，统统让位于全球化，让位于各国间的自由竞争。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不再是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或现实中的不平等关系，不再是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自己成了自己落后的唯一原因。解决现实世界的诸多不公正的途径，不再是调整国际秩序，而是全球化。

对公正的诉求被推到了世界议题的背后，一种新的理论和信仰开始升起。这是一个建立在丛林法则上的信仰。表面上看这种信仰提倡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无论贫富，都必须自己帮助自己，自己拯救自己，实际上这种信仰提倡的是强者对弱者的“自由竞争”，资本对劳动的“自由竞争”，强国对弱国的“自由竞争”。这种信仰表面上赋予了强者和弱者同样的自由，但是在这种“自由”面纱下，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强者对弱者的掠夺。

自己救自己本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自强不息的基础。但是，一旦这种观点被绝对化，一旦人类社会从制度上放弃帮助弱者和弱国的责任，一旦弱者必须为自己是弱者的现状而负全部的责任，一旦所有导致弱者所以为弱者的客观条件都被忽视、被淡化、被合理化，一旦强者对弱者的征服和掠夺都被合理化，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丛林的世界。羊被狼吃，是羊自己的责任。所有的结果是自己行为和选择导致的。这种观点忽视了许多时候弱者在既存的体系里面无法选择的事实。其实羊被狼吃，往往不是羊的选择，而是狼的选择。被吃的原因，还因为狼要吃羊的本性和没有制止狼吃羊的客观环境。

在这种体系下，公正仅仅指程序公正。而经济程序的公正，又简单地被定义为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这种所谓的程序公正排斥政府干预，认为所有政府干预都是不公正的。通过政府干预实现某种社会公正，通过公众权力实现财富的某些再分配被指责为程序不公正的一部分；通过政府干预保护民族产业，通过国家主权捍卫经济独立的保护主义政策也被指责成程序不公正的一部分。程序公正似乎就是，弱势群体必须忍受精英的剥夺；发展中国家必须让自己的民族工业接受国际资本的竞争。

这种程序公正的核心，就是所谓遵守程序，按规则出牌。其实程序公正不等同于公正的程序，将程序公正绝对化，导致了一种陈腐而翻新的历史现象，这就是“程序剥夺”。提倡程序公正的强者，往往通过对资源和权力的垄断，而垄断程序的设计和规则的制定，操纵程序本身，使自己的利益在这种“不公正的程序”中得到体现，然后通过“程序的公正”而实现。通过程序的制定和控制而实现“体制寻租”，是程序剥夺的实质。很多提倡程序公正的人，往往就是这种“程序剥夺”的受益者。在这种信仰里，程序和规则反映的往往是强者的利益，建立在这些程序和规则上的世界秩序代表的往往是强者的利益。这种通过“程序的公正”实现“不公正的程序”，这种自由竞争，实际上是对自由的剥夺。在这种全球化里，弱者是弱者的判决书，强者是强者的通行证。这是一种强大就是合理的理论。

如果说全球化时期还继承了关于平等公正的思潮的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消除贫穷”。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消除贫穷”和减少政府干预联系起来了。通过市场化来消除贫穷成了一种新的世界选择。结果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穷”的口号和贫穷的不断增长并存。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金融资本开始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要素流动，甚至控制某些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政策和经济进程。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运作下，资本开始出现倒流，开始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市场开发变成了推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手段。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开始了明显的政治诉求。金融资本的流入开始与一个国家内部体制的改造、经济政策的改变结合起来。

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方面减少政府干预、私有化降低了政府在财富再分配中的积极作用，削减社会保障、冲击社会公正成了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在这段时期内，许多国家的市场化伴随着令人吃惊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金融资本超越国界的霸权，信用帝国无所不在的控制，金融资本至高无上的顶礼膜拜，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对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的全面介入，金融资本的迅速扩张，其权力的急剧扩大，金融市场的全面整合等成了与此相辅相成的历史景观。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反对平等公正、反对对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限制的思潮非常盛行，几乎成了主流意识。在当代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反平等、反公正成了一种公开的毋庸遮掩的流行时尚。扩大不平等、不公正几乎成了追求经济增长的基本手段，几乎成了社会前进的动力。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扩大不平等和不公正几乎成了社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在当代历史上还从未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控制和暴富成了一种普遍的价值标准，不公正成了先进的代名词。似乎暴富得越快，掠夺得越多，就越先进。历史上也还未曾有这样一个时期，大金融资本和金融霸权在世界范围内不受限制的扩张成了一种优先的体制目标和政策顺序。历史上极少有这样一个时期，世界范围内财富的急剧增长和相对贫穷的急剧扩大并存。

“新”的世界变成了两个世界。一边是金融帝国和信用帝国，一边是被金融和信用控制的对象；一边是暴富，一边是贫穷。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后者流向了前者。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指责弱者弱国开始成为一种时尚。在近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有人理直气壮地要穷人和穷国无一例外地要为自己的贫穷而受指责。而且这种指责还认为，政府或公权对这种贫穷的干预，对公正的追求都是对自由和效益的妨碍。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指责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开始成为一种风尚。在人类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此不分国界、不分强弱地对保护主义进行围堵，认为保护主义导致的政府干预是使一个国家落后、竞争力低下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有些人一方面宣称要学习继承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却抛弃人类几千年对公平正义的前赴后继的探索。所有这一切推销的本来是丛林法则，而打着的却是自由和效益的旗号；从事的本来是对弱者的剥夺，宣扬的却是对程序公正的追求。

这一切都有理论包装，这一切都有时尚语言的点缀。

全球化不仅将既存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合理化，而且将融入这个体系描述为弱国强大的唯一道路，一种不分国情的“普世价值”。似乎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是唯一一条通向繁荣的道路。在这种理论的诱导下，作为放任自流市场经济典范的美国体制成了世界上唯一合理的体制。许多国家为了自身的崛起而纷纷模仿美国体制，从而使全球化变成了美国化。

这是一种全球化的图腾，一种强者对弱者的经济战争。而托起这种图腾的就是那两个虚假的历史命题：政府干预既限制了自由，又没有效益。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放弃政府的干预，走全球化的道路成了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唯一一条通向繁荣的历史之路。

那么，这种全球化真的是历史潮流，真的代表了历史的走向吗？

第三章
国家博弈
——被掩盖的真相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超级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而为后起国家指出的发展道路。全球化是作为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而提出来的。通过精心的包装和宣传，全球化被许多人当成当今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是当今历史潮流之所在。全球化将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繁荣，是消除南北差距，消除贫困的唯一道路，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千载良机。全球化是富裕之路，全球化是强盛之路，全球化是崛起之路，全球化是理想的世界新秩序。全球化就像一个魔术箱，里面装满了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的种种幻想。然而，变幻莫测的语言魔术，改变不了冷酷的现实。经济全球化加剧了贫富悬殊，全球化拉大了南北差距，全球化使强权更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拉美国家长期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甚至出现倒退；在全球化过程中，许多亚洲国家虽然取得了相当快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大部分都流入了发达国家富裕阶层和国内富裕阶层的口袋里。全球化导致了违背社会公正的财富的逆向流动。环视今天的世界，比以往更不平等，比以往更不公正。人们发现，这个曾经令许多弱小国家、弱势群体激动不已的美丽童话，原来是藏在超级魔术后面的一个美丽的谎言。全球化的浪潮不仅没有托起发展中国家的梦想，反而打翻了许多国家的经济航船。全球化席卷之处，沉舟倾帆，触目惊心。

全球化的核心就是自由贸易，又比自由贸易广泛。推行全球化的人们，强调世界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强调民族国家的世界性，而淡化其民族性；强调不同国家间利益上的依存性，而掩盖他们之间的竞争性；强调自由贸易，而无视强权游戏。全球化的倡导者把贸易战略和国家总体战略分割开来，把经济战略和国家的总体安全分割开来，把自由贸易和国家总体战略实力分割开来。在国家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用全球化、自由贸易、国际分工来取代国家利益矛盾的事实；用互惠双赢的幻觉来取代国家利益博弈的实质。然而，正是那些向全世界推销全球化福音的人，高举全球化的剑，在国家博弈场上，东征西讨，在一场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让弱者屈服，让潜在的挑战者铩羽。

国家博弈，利益至上。掌握全球化武器的人们深知这一点，而崇拜全球化信仰的人们忘记了这一点。在用美丽的承诺托起全球化的博弈场上，一方在全球化的口号下，刀剑相加；一方却在全球化的幻觉中，把对方的刀剑当成善意的橄榄枝。全球化，是谁的全球化？在国家博弈中，全球化是一场战争，还是一个强者和弱者共同拥有的梦想？

掩盖国家博弈的谎言

全球化掩盖了国家实力博弈的事实。几千年以来的人类历史是融合交流和博弈竞争并存的历史。商业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伴随着强者的征战讨伐；强者的兴盛往往伴随着弱者的衰落。国家博弈，兴亡更替。构成国际社会的、具有理性行为特点的国家主体，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虽然每一个国家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由于许多主观客观的限制，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自我约束，但是在条件允许时一个国家追求的是可能的最大利益。国际社会的本质是彼此竞争。人类发展到今天，技术的进步、经济文化及其他交往的增加、信息传播的加速，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彼此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资本、货物和要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事，几分钟就可以传遍世界。华尔街的地震很快就会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海啸。但是，这种融合和依赖并没有改变国家间利益竞争的实质。在国家博弈中，在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中，只有牢记国家利益的民族，才可能成为成功的选手。

支配国际竞争或自由贸易的关键因素是国家实力。不同国家间的综合实力从来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国际竞争的事实前提。实力不同的国家通过竞争而完成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分配和再分配，那些在国家博弈中有意志有能力实现自己利益的国家脱颖而出，处于主导地位。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就向这些国家倾斜和集中，并最终形成了权力的垄断。历史上那些因综合实力和权力垄断而远远超越其他竞争对手的国家，就是当时的超级大国。这些超级大国拥有高度垄断的权力，能在国际“竞争”中自由地获取自己的利益。这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是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的不平等是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的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的现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互联网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全球在服装、饮食、市场和娱乐方式的某种趋同，波音飞机和空中客车对于世界旅程的缩短，贸易官员在各种世界机构和首府的谈判折中，并没有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本质。

全球化将丛林法则合理化。国家的实力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国际竞争是以实力说话的。所谓弱国无外交，强国不要外交。弱国说不上话，而强国不想说废话。比拼的是实力。实力有多大，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就有多大。在这样一个实力主导的国际竞争关系中，所谓平等基础上的自由只是一种幻觉。没有实力就没有自由。在丛林法则下，一些国家的自由和另一些国家的不自由是并存的。自由是强权的仆从，不自由是弱国的宿命。强国的自由往往以弱国的不自由为代价。这种自由和不自由的例子在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比比皆是。这种丛林征伐的影子，你可以在许多头条新闻中看见，无论是让世界财富倒流，还是在中东遏制伊拉克；无论是世贸谈判，还是针对俄罗斯的东扩。在这种国际关系里提倡全球化，提倡资本权力超越国界的扩张，提倡融入不公平的现行秩序，改变追求公平的历史潮流，实际上就是将这种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合理化。

全球化赋予强权随意界定国家利益的自由。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强权的国家利益和弱者的国家利益是不一样的。强权总是要在别的国家身上自由地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从历史上看，罗马帝国的军队、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英帝国的皇家舰队在世界各地寻求和捍卫帝国的利益。他们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不受国界地域和历史的限制；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不希望受到其他国家自我保护的限制。在他们实力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享有随意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权力，享有用实力打开其他国家自我保护大门的自由。而许许多多被兼并、被征服、被殖民的国家和民族由于实力的差别而被剥夺了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自由。他们的利益必须从属于帝国的利益。在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后，大清国与大英帝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界定是不一样的。大英帝国认为用战争敲开大清国的门户是英帝国利益所在；而中华民族则认为保护这些门户是民族利益所在。这种国家利益界定上的差别最后通过实力的博弈来解决。在这场博弈中，中华民族失去了在这个问题上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自由。失去界定自己利益的自由，就是失去主权；而依靠实力界定国际利益格局的自由就是侵犯他人的主权。这种侵犯主权的行为在今天被称为“规则制定权”。实力不仅是争取和实现国家权力和利益的手段，还是独立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话语权或规则制定权。强权可以通过坚船利炮来在别国身上界定国家利益，也可以通过全球化、自由贸易来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

全球化不承认国家的特殊性。在国家博弈中所谓的平等自由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名义上的自由竞争对实力不等的国家具有不一样的意义。强权处于攻势，希望世界开放，希望它的实力运作和利益扩张没有国界的限制，希望拥有在全世界所有领域实现自己利益的自由，希望其他国家的主权受到限制；而弱者处于守势，需要自我保护，希望自己的利益受到严格的捍卫，自己的主权受到严格的尊重。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强权和弱国共赢的自由，以及体现这种自由的经济政治体系。世界越开放，竞争越自由，强权就越能攫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而利益和权力就越是集中或垄断在强权的身上。一个开放的世界符合强权的利益。实力不同的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当然有不同的战略。不同国家发展战略应由每个国家自身的国情决定，有多大实力就有多大的开放。而全球化则推销同一个世界、同一种价值、同一种体制，认为全球化是世界不同国家走向繁荣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在这种“同一”的背后，是提倡这种价值和体制的强权的利益。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历史现象：许多人在民族特色的口号下放弃20世纪50—70年代流行的另外一种“普世价值”的同时，却全面接受了全球化这种“普世价值”。全球化告诉你，这种“共同”的全球化为每个国家提供了自由竞争的平台，共同繁荣的起跑线就在这里。然而，全球化没有告诉你的是，这个平台是一个挂满了关于共同繁荣的标语的拳击场。这个自由搏击的拳击场，与几千年以前罗马帝国的竞技场异曲同工。强者可以任意挥洒，弱者只能任人宰割。全球化已经成为特殊集团推销自己利益的工具，是强权实行国家博弈的手段。

全球化掩盖强权主导的利益实质。这种由实力界定的世界权力和利益体系通常体现的是强权的利益。政治体系是这样，经济体系也是这样。经济体系包括贸易体系、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这种权力和利益格局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国际秩序的共同点。在古罗马主导的世界体系里，国家间的权力分配集中在罗马帝国身上；在古代中国主导的世界体系里，权力集中在中华帝国身上；在西班牙主导的世界秩序里，权力集中在西班牙身上；在大英帝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里，权力集中在大英帝国身上。后来的苏联体系，今天的美国体系，莫不如此，权力集中在超级大国身上。在这些体系里，没有自由平等竞争可言。而全球化模糊了这种世界体系的实质，将自由贸易、地球村包装成一个利益共享的“大同世界”。

全球化是掠夺财富的手段。权力的垄断和不平等是这个世界体系的实质，所有的竞争都是不平等、不自由的竞争。而不平等、不自由的竞争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政治竞争是这样，经济竞争也是这样。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推动的自由贸易的实质——在权力垄断的基础上推行的自由贸易。这种自由贸易如果不是强权通过坚船利炮的胁迫，就是利益诱惑的陷阱；不是用看得见的特权敲开你的大门，就是用看不见的手让你自己把大门打开。无论是胁迫还是陷阱，无论是敲开还是打开，都不是后起国家崛起的道路。罗马帝国用军队敲开国门，与全球化用市场和资本敲开国门在本质上没有差别。金融资本突破国家主权，在世界横冲直撞，在全世界疯狂地寻租；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拉美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对拉美和亚洲诸国的财富打击和攫取，如此等等远远胜于一场又一场有硝烟的战争。

全球化倡导的是强者的自由。全球化提倡自由，但那是强者的自由。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里，强权拥有随意界定自由的自由。以自由贸易为例，发达国家一边大力推动自由贸易，一边根据自己利益来随意解释这种自由。自由贸易提倡者说，自由贸易就是产品、要素、资本在国际自由流动。它一边要你把国门打开，让你介入国际分工，另一边基于国家利益而限制许多高技术产品的自由流动；一边推行自由贸易，另一边实行技术封锁；一边提倡全球化，另一边实施高端产业的自我保护。这种随意界定自由贸易的自由是发达国家的特权，是发展中国家的不自由。别人有技术封锁的自由，你就失去了引进技术的自由。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享有为其他国家界定自由贸易、界定经济体制的自由。以中国加入WTO过程为例，发达国家通过入世谈判的过程为中国详细界定了自由贸易、内部改革和开放程度的范围和时间表。当今世界，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曾经这样广泛而深刻地为发达国家制定过市场开放程度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表？强权有随意给中国内部经济改革定下目标和时间表的自由，中国就失去了自主掌握经济主权的自由。

这是一个自由和不自由并存的世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过程就是一个失去自由、失去保护的过程。融合越深自由越少，融合越广保护越少。对后起国家而言，想要在国际关系中赢得自由，首先要自我强大；而想要强大，则先要有自我保护的自由。这种自我保护的自由，不是强国施舍的自由，不是在融合中获得的自由，而是通过自己解放自己，通过独立自主获得的自由。只有在自我保护中，后起国家才能获得充分界定自己国家利益和权力的自由。

全球化体系中的权力金字塔

全球化把世界描绘成一个彼此依赖的世界村。全球化认为，货物、要素、国际资本在世界的流动，加深了世界各个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一种有意的战略模糊，模糊了现有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特点。全球化的浪潮，依靠金融资本把不同国家的市场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世界市场。许多跨国公司的决策对许多国家的就业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千千万万散居世界各地的消费者的行为导致许多跨国公司盈利的波动。印度偏远村庄的穷人可以用付费手机和外部世界联系；亚马逊丛林的电视可以收到华尔街的金融动态。世界变小了，世界变平了。许多人断定，相互依赖的世界市场，导致了相互依赖的国家关系，导致了全球决策体系的扁平化。但是，一个雄视古今的强国，会因为进口了别人生产的童鞋而依赖后者？无论这种童鞋有多精美，这种所谓的依赖假如不是一种有意营造的谎言，就是有意营造的战略烟幕；假如不是天真的无知，就是无可救药的迷信。在全球化体系中，强者的市场是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战略的武器。

不论世界“相互依赖”的理论有多么精致，关于世界经济秩序和规则的决策，从来就不是在那些边远山区中或消费者市场上做出的，而是在国际机构的总部和发达国家的首都做出的。有人说，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要融入全球化，中国正在融入全球化。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应当了解，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体系，是一个有着复杂权力结构的金字塔。这个权力结构类似于权力高度集中的帝国体制。

第一，全球化体现以霸权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全球化体系不是平的。表面上看，全球化是互联网、手机、微电子，是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世界正在趋同，信息正在加速流动，世界范围内的决策权正在分散。其实全球化体系是发达国家在20—21世纪建造的金字塔。站在塔尖的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是保持金字塔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全球化体系中，美国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其他国家都从属于它。霸权不是全球化独有的现象。在国际竞争中，任何一个实力资源（经济、军事和文化）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一个有追求扩张性国家利益的意志和战略的国家，一个能高效动员战略资源的国家，都可能成为世界霸权，成为在国际竞争中享有最大自由的国家。和历史上任何霸权一样，美国是实力资源、意志和动员能力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是硬霸权和软霸权相结合的产物。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一个霸权迭出的历史。霸权每个时代都有，然而全球化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历史的独特现象。

人类历史上产生过许多不同的世界体系。在每个这样的体系中，权力都高度集中在强权身上。全球化体系是否改变了历史？

全球化没有摆脱历史的宿命。和历史上所有世界体系的权力结构一样，权力都高度集中在强权身上。全球化并不存在超国家的政府。和任何国际贸易体系或其他跨国家的国际组织一样，全球化以一定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为基础。其实质就是国家间的权力和利益分配。这种权力分配的结构从来就不是建立在世界范围的民主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某个强权的基础上，并依赖这个强权而存在。在构建和控制这个世界秩序时，偏远地区的部落和超级大国，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和强权国家，世界上那些渴望繁荣的人们和那些希望维护自己繁荣的人们，那些在互联网上收集信息的人和那些在跨国公司总部里发号施令的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平等不是这类世界体系的基础和特点，强权才是推动这个体系的动力，是维护这个体系的中心。没有这种强权的存在，国家间的彼此竞争将导致任何类似的世界体系的崩溃。

这个处于权力中心的强权，具有以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来界定国际经济或贸易秩序的能力；有捍卫这个体系、实施这个体系的规则和实现其价值的决心；有动员其他国家或追随者的能力；是这种体系的价值代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有通过这个体系实现自己战略利益的实力。历史上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是这样，以苏联为中心的华沙体系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在金本位之上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西方贸易体系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在与黄金脱钩的美元基础上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也是这样。霸权是这类体系的锚。在这个体系中，霸权不仅要制定规则，还要控制程序；不仅要“经济寻租”，还要“体制寻租”；不仅要通过这个体系实现自己的霸权，还要通过这个体系维持自己的霸权。这类国际体系的实质是不平等的。以苏联体系为例，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霸权和中国的独立自主发生了矛盾。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平等和尊严，中国从苏联体系中退了出来。

这种权力中心必须只有一个。假如多中心，基于权力和利益冲突，这种体系将分崩离析，世界市场就会解体为不同的区域市场。而成为这个中心国的必然是综合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在全球化体系中这个国家就是美国，而其他国家则处于从属地位。融入这个体系的每个国家，要么接受霸权的统治，服从霸权的利益，成为二流或三流国家；要么与霸权发生冲突。这是希望崛起的民族的历史宿命，是希望融入世界体系的民族的宿命。这就是为什么，近代历史上真正强权的崛起，都是在既存的世界经济体系以外崛起，在孤立中崛起。美国是这样，苏联也是这样，更早一些的大英帝国也是这样，曾经的欧洲大陆强权德国也是这样。假如日本算是经济强权的话，日本是通过融入美国体系而崛起的唯一一个经济强权。我们在日本篇中，将会述及。日本最终没有逃脱历史的宿命，它对美国在经济上的从属，使它进入了漫长的衰退。这种权力结构特点，在中国入世的过程和入世的条件上具有充分的体现。

孤独造就伟大的英雄，孤独也造就伟大的民族。只有能够享受孤独的民族，才能创造自己的历史，才能最终以自己的风貌走进世界，为世界创造历史。

第二，全球化体现以霸权为中心的利益实质。体现霸权的利益，这是历史上所有世界体系的共同特点，只不过有的赤裸有的含蓄。当我们去掉它们那些或者赤裸或者含蓄的差异，我们会发现这种超越历史地域和意识形态的共性。全球化无法超越国家博弈的历史法则，希望在这个体系中寻求自己利益的弱国，最终将在残酷的历史法则面前醒悟。当然，有早有晚而已。

这种利益选择，是国家博弈的现实，是霸权的必然结果。

这个处于金字塔顶部的超级大国拥有无人匹敌的经济霸权、军事霸权和价值霸权。这三者相互依存，经济霸权是军事霸权的基础，而军事霸权又是经济霸权的保障。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即使是自由贸易，军事霸权也是坚强的后盾。美国建国初期的自由贸易梦想，就是被当时自由贸易的旗手——大英帝国的皇家舰队无情击碎的。在国际社会中绝对的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贸易只不过是利益博弈的一种方式。为了维持现存利益结构和自己的利益，在看不见的手背后，霸权常常挥舞着看得见的铁拳。历史上哪一个真正的经济强权的背后不是军事强权？没有世界范围内的军事霸权，就建立不起世界范围的经济利益，就维护不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利益。价值霸权是强权在“普世价值”的旗号下推行自己利益的重要手段。有时候能起到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大英帝国的体系里，英国体制是价值的代表，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是英国化；在苏联的体系里，苏联体制是价值的代表，其他国家发展的战略是苏联化；在美国主导的体系里，美国体制是价值的代表，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是美国化。而霸权的利益就通过这一个又一个“化”的过程而介入了其他国家，主导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将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纳入对霸权有利的轨道。霸权的价值是这个体系的“普世价值”。

国家博弈，实力是剑，价值是枷。美国和苏联在争取价值霸权上有着共同特点：苏联曾经把自己的体制打扮成历史的必然，美国同样把全球化打扮成历史的必然。假如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代表全球化的美国体制当然是历史的必然，私有制、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历史的必然。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靠权力界定的历史必然，往往是历史的陷阱。

强化和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超级大国的地位带给美国的利益，不是几亿双鞋可以衡量的。对全球化体系的控制，会把几亿双鞋，甚至几万亿美元的财富，流转到美国，借给美国。美国深刻地认识到，在这个信奉实力的世界上必须依靠实力去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强国地位不能建立在对手的仁慈和朋友的友谊上。尼克松曾经说过：“友谊是短暂的，而利益是永恒的”。强国地位不是靠别人施舍的，强国的崛起和生存归根结底是实力消长的结果。美国的精英们和历届政府有一个根本的共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必须建立在军事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护军事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策的三个支撑点。这三大霸权，是了解美国战后国策的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许多别的政策常会因政党轮替而人去政息，但是，在根本国策上，美国历届政府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和承续性。具体的实施手段可能会因观念的细微差别而不一样，但动机和目的则是同一的。

这个“三位一体”的霸权是当今国际贸易组织存在的条件和基础。实力、意志、价值、利益及其在国际社会的盟友是界定这个组织的基本要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超国家的机构都不享有超国家的权力，缺乏实施自己意志的手段——没有军队没有警察。这些机构往往需要依靠霸权来实施自己的意志。没有霸权的支持，这些机构将是没有牙齿的老虎。而霸权是否愿意实施这类国际组织的意志，取决于霸权的国家利益。假如该类组织的决定符合霸权的利益，该霸权就会运用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铁拳来捍卫这类决定的权威性。 否则该组织及其决定就形同虚设。只要符合自己的利益就“替天行道”，一旦不符合自己利益就让天自行其道。只要你关注一下世界各地的动态，就会发现这种行为模式。

由于世界体系对霸权的这种依赖，霸权利益是世界体系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原因和基础，是这个利益格局的中心。只有当这个体系体现了霸权利益时它才有存在的价值，也才可能存在。在这种世界现实里面讲全球化，讲融合，对强权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对称的战略意义。

第三，全球化体现等级制的权力构架。这种帝国体系和任何帝国体系一样，权力结构是不对称的。由霸权主导的国际贸易和经济体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权力集中的帝国体系。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几乎垄断了制定规则和推行规则的权力。由于中心国家的强大动员力，在这个中心国家的四周还有一些利益关系较为紧密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国家群。这个国家群就形成了所谓的核心国家。中心国家在需要的时候会与这个核心圈里的其他国家协商；在不需要时就会自行其是。它们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核心利益是一致的。

支撑这个不对称体系的是：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WTO、IMF、世界银行、跨国公司和由美国操控的大宗实物商品市场。只要你关注一下2008年金融危机，就明白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代表的是谁的利益；只要你看一看WTO在处理中国和俄罗斯入世申请时如何漫天要价，就明白它背后的利益主体是谁；你只要了解一下IMF的决策机制，就知道它背后的真正操纵者是谁；只要你知道世界上主要商品市场都在美国，这些巨大的实物期货交易市场是如何把世界商品的定价权和美元的定价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就会发现自由市场背后有多少谎言。而这些都是全球化的基本制度。

位于体系边缘的是许多边缘国家。这种霸权—核心国—边缘国的权力结构和分配可以在大英帝国的体系中看见，在苏联体系中看见，在两霸对抗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中看见，也可以在全球化中看见。全球化体系的实质就是不平等、不公正，是一种帝国体制，一种等级制。最后，这些国家还要与许多国际机构和跨国公司发生关系，涉及复杂的主权关系。它们相互重叠，彼此交错，又相互影响。这种结构，比冷战时期的结构要复杂得多。冷战体系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以美国和苏联为中心保持世界平衡。在全球化体系中世界不是变平了，而是变得层次更多了。假如真要说全球化使世界扁平化了的话，被扁平化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权，是它们对自己利益的诉求。

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独特的帝国体制。在人类历史上的其他许多世界体系中，处于金字塔下面的民族或国家，总是用各种方式否定这种体系；然而在全球化体系中，处于金字塔下面的许多人，却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普世价值”。

霸权面临永恒的忧虑

全球化是霸权实现自己利益的基础，而霸权又是全球化赖以存在的条件，二者相互依存。全球化的崩溃必然导致霸权的衰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英帝国军事霸权的相对衰落开启了帝国经济体系的衰落；而帝国经济的最后解体则导致了大英帝国霸权的最后倒塌。

从霸权的利益角度出发，要维护霸权就必须维护现有的秩序。维持现有秩序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可能将所有可能挑战现有体制的潜在对手融入现存体系，让它们接受既存的利益和权力格局，让它们在符合现存体系的方向上发展。那些在这个体系中有既得利益的国家，同样会推动这种战略。全球化是一种通过融合“消化”对手的战略，所谓利益一致的融合是不存在的。

霸权的存在是几千年来国际秩序的现实。与霸权相处，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崛起民族都面临的历史命题，一个考验智慧和实力的历史考题。一方面，崛起中的民族别无选择，必须学会承认和接受霸权存在的事实，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承认霸权的利益，学会与霸权和平共处；另一方面，必须认清霸权后面的利益实质，坚定捍卫国家利益，走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发展道路。美国在1812年战争以后实施了长达百年的所谓“孤立主义”。“孤立主义”承认欧洲列强在欧洲的利益和霸权，自我“孤立”的美国公开宣称，不介入；“孤立主义”警告欧洲列强承认美国在美洲的利益，自我“孤立”的美国霸气十足地通知欧洲列强，不得干涉美国和美洲事务。

与霸权共处有许多方式。许多国家把全球化，把与现有体系的融合当成自身崛起的战略道路，把自己与现有体系的融合当成一种进步的标志。这张漂亮的成绩单后面写的可能是别人的国家利益。这种融合往往导致国家利益的大量丧失，国家财富的大量流失，经济主权的大量丢失。

想通过融合通过全球化而实现崛起的国家，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里，这个体系会容忍你的崛起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新国家的崛起对现有强权的历史意义。

任何新的强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国家间综合实力的相对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权力分配格局的变化。这种权力的再分配必然导致对现有权力垄断的打破，对现有国际格局的改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一个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相对变化而产生的自然过程。无论你怎么解释，现有强权绝对不会幼稚到无视这种自然过程的程度。任何现有强权都不希望一个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的崛起，都不愿意改变体现自己利益的现存秩序。在拳击场上，一个选手实力的增加，就是另一个选手实力的相对消减。一个国家的崛起就是另一个国家的相对衰落，没有一个强权愿意通过帮助另一个强权的崛起而加速自己的衰落过程。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强权扶持过挑战者，哪怕这个挑战者是自己的战略盟友。

美国是一个具有强大理性和前瞻性的帝国。美国在吸取了历史上过往帝国的得失以后，为了维持自己的霸权，更是不遗余力防止潜在对手的产生。它不会不懂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道理。长期以来，它的两只眼睛，一只盯着对手，一只盯着盟友。既要打击对手，又要防范盟友。即使在与法西斯进行生死对抗的时候，即使在冷战时期最需要盟友的时候也不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有两个没有宣布的战略目的：其一是让大英帝国禅让出霸权的宝座；其二是把苏联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和世界秩序。第二个目标由于苏联领导人的察觉而未能实现，但是大英帝国却因此而沦为了二流国家。美国在20世纪70—90年代为了反制日本的经济挑战，不战而屈日本。对盟友尚且如此，何况被视为对手的国家？

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全面研究了历史上帝国衰亡的历史。为了防止潜在挑战者的出现，展现出战略远见。在国际事务中的布局莫不体现这种战略用心。美国推动的国际贸易体系只是其总体战略构思在世界贸易领域的布局，希望美国能在国际贸易的框架下容许另一强权崛起的想法，不是太天真就是太一厢情愿。

由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担心潜在对手和挑战者的出现是任何霸权挥之不去的永恒忧虑。美国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霸权，颇有一些居安思危的风范。在总结了历史上帝国兴衰的教训以后，深知霸权地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为了防患于未然，霸权总是要睁大眼睛，去寻找可能的挑战者，去寻找假想的对手，防止其发展壮大。它要防范的不只是现实的挑战者，而且还有未来的挑战者；不只是现实的对手，还有未来的对手；不只是真正的敌人，还有假想的敌人。当它审视一个崛起中的民族时，它考虑的不仅仅是你现在有没有实力、有没有挑战它的愿望，更看重的是当你强大以后会不会、有没有实力挑战它。它关心的主要是你潜在的战略实力，而不是你近期的战略愿望。有远见的战略家，关心的是实力的消长。谁都知道一个国家的战略愿望是随实力变化而变化的，是随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对手善良的愿望上不是国家博弈的善策。关注潜在的实力对手，不是因为霸权喜欢树立对手，而是出于维持霸权不衰的战略需要。基于这个原因，霸权关注的是相对实力差距的拉大；基于这个原因，它一方面不断推动世界军事霸权的创新，另一方面却大肆挑剔其他国家的军费开支；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一方面大力推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大力保护自己有战略意义的核心产业和技术。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济战争

全球化体现了霸权的永恒忧虑。全球化是一场消化对手的经济战争。

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任何强权都不会坦然接受挑战者的崛起。为了阻止挑战者的崛起或改变这种崛起的进程，历史上那些强权们，动用了可以动用的自有资源和国际资源。从历史上看，阻止新强权崛起有两种方式：军事战争和经济战争。

国家博弈，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经济战争，都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二者并无差别。当某一种国际秩序无法通过正常的经济手段实现大国间的利益分配时，就会有军事战争；当军事战争达不到利益目的时，就会选择经济战争。经济战争和军事战争，美酒和硝烟，都是权力博弈的方式。和军事战争相比，由帝国主导的国际贸易或全球化是实现帝国利益、维持霸权体制的一种成本低廉的方式。条约同样是征伐的武器，有时候是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全球化就是经济战争。

阻止挑战者崛起是霸权根本利益所在。

世界历史上，这种崛起和反崛起的冲突导致了许多军事战争。大英帝国曾经以战争阻止法国对其霸权的挑战，先是七年战争，后是拿破仑战争；大英帝国也以多种方式介入美国崛起的过程，甚至企图分裂美国。在苏联和新中国刚成立时，有些国家也曾经尝试过通过战争来实现打破这两个国家崛起过程的目的。只有当战争失败以后，只有当通过战争获取的边际效益远远低于边际成本的时候，只有当战争无法获取它们希望获取的利益的时候，只有当战争无法以它们所能承受的成本获取目标利益的时候，它们才被迫寻求其他方式。

战争还是和平的关键不是掌握在霸权手中，它掌握在崛起国家手中。只要这个国家有足够的能力使任何强加在头上的战争无法达成上述目标，战争就不会产生。无法提高霸权对战争成本的预期，无法使战争的边际成本超过通过战争获得的边际利益，是战争发生的重要原因。美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40多年的冷战中成功避免了热战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彼此的实力让对方对战争的成本预期达到极限——共同毁灭。冷战以后，北约敢于打击并肢解南斯拉夫，美国敢于攻战伊拉克，是因为预期中的边际成本远远低于预期中的边际效益。

历史老人告诉我们，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必须建立在有效阻止战争的前提上。军事上崛起，建立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大限度地提高对手的战争成本预期，是阻止战争有效的手段。和平不是建立在善意上，而是建立在提高他人的战争成本预期和降低战争效益的关系上。中国的崛起，必须是和平崛起，也只能是和平崛起。不只是中国，美国和苏联也是通过和平崛起。美国1812年战争实际上是大英帝国的霸权政策挑起的，从那以后美国在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介入外部战争；苏联在崛起过程中发生的战争同样是外部强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的战略是尽量避免战争，为工业化赢得时间。但是，强大才能有和平；坚定才能有和平；让对手清楚地知道你的战略底线和你捍卫这种底线的意志和实力，才能有和平。崛起国家的战略出发点是阻止和避免战争，但是，战争的规律是，不惜一战才能制止战争；准备一战才能避免战争。战，方能无战。这是一个以实力说话的世界，要想关起门来谋崛起，就必须有关门的实力，就必须有阻遏他人破门而入的实力。一是有限的阻隔。要有足够的实力提高对手战争的边际成本，使其边际成本远远高于通过战争获得的边际效用。二是提高对手战争成本的预期。要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显示出充分的意志。既要充分公开自己的战略武器，又要充分掩饰自己的战略能力。一虚一实给对手以充分的想象空间，提高其对战争成本的预期，达到阻止战争的目的。

当霸权用军事战争无法达到阻止对手崛起的目的时，就使用经济战争，就推行全球化战略。在国家博弈中，二者兼而用之。一方面是经济战场上的布阵设局，另一方面是军事上的步步紧逼。经济交往的背后是看得见的铁拳。战争和经济战争的广义表述就是围堵和交往，战争和经济战争都是获取国家利益的手段。当一种手段达不成目的时，就使用另一种手段。手段可以变化，追求国家利益的目的却是同一的。经济战争只是一个国家总体战略的一部分。

通过交往消化潜在对手，阻止强大对手的崛起，通过全球化无偿获得别国的资源和财富，是一场精心布局的经济战争。经济战争是一个综合战略。全球化时代，经济交往不再是简单的互通有无。经济战争作为征伐手段，不仅限于贸易和财富的掠夺。经济战争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对手的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是要让对手承认并接受现有体制的权力和利益格局，是要让这个潜在对手按霸权的利益和意志界定的方向发展，是要让对手接受低端产业的国际分工格局，是要通过技术封锁防止对手在关键技术和产业上挑战美国，是要肢解对方产业的完整性，使对方丧失经济独立而依赖国际市场。一句话，经济战争的目的和其他战争的目的一样，同样是征服，是不通过战争而实现的征服，是不通过战争而获得战争希望获得的利益，甚至更大的利益。

经济战争有两种：对抗形式的经济战争（如禁运、封锁等）和非对抗形式的经济战争。全球化属于后一种。这种经济战争包括：（1）体系融合。建立某种不均衡的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系，按霸权定义的条件把对手融合在这种经济体系中。（2）体制改造。推行一种符合霸权利益的经济体制，促进对手按这种体制来改造自己。（3）门户开放（包括经济金融开放）。实施一种不对称的门户开放政策，削弱对手的经济独立，让对手的经济集中在世界产业体系的低端等。（4）技术封锁和产业打击。（5）财富陷阱。经济战争的核心是实施自由贸易（全球化）还是保护主义。其战略目的就是要撤掉处于崛起过程中的国家的保护主义围墙，封锁先进技术和产业向对手转移，让其尚未成熟的产业接受竞争对手的强大挑战。

中国崛起不仅要制止军事战争，还要防备经济战争。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全球化战略是销蚀发展中国家意志的攻心战略。纵观当代主要的经济战争，其中一个特点是攻心为上。为什么要攻心为上呢？因为经济战争是一场关于体系、体制、贸易和技术产业的战争。全球化不只是一场财富之战，还是一场价值之战，一场体制之战。这种战争的特点决定了必须攻心为上。

在国家博弈中，有时并不是国家间实力的直接对抗。强权国家往往通过软化对手的意志、左右对手发展战略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意志和战略是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部分。

大国争雄，国家博弈，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要素有三：（1）实力资源（经济、军事、文化）；（2）动员这些实力资源以捍卫和谋求国家利益的意志和战略；（3）动员实力资源捍卫和谋求国家利益的能力。实力资源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硬资源和软资源（文化、价值）。硬资源包括经济和军事。综合实力资源强大、实现国家利益意志坚决、动员能力强的国家，是国际竞争的强者，是强权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崛起并不只是实力资源的崛起，一个国家崛起的战略也不仅仅是实力资源的增加。一个国家的崛起的战略必须是一个总体战略，包括国家实力资源的质和量的提升，民族意志的提升，国家动员能力的提升。

经济发达是国家综合实力提高的基础。从长远来看，国家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实力资源消长的竞争。实力资源的基础是经济。不管是军事资源还是价值资源，最终都要立足在经济上。经济竞争、经济战略在国家博弈中具有影响历史进程的意义。一个国家的兴盛衰亡，最后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兴衰。经济崛起战略是一个国家崛起的中心战略。历史上的那些雄踞一方的帝国，哪一个不是那个时代经济竞争中的冠军，不是经济强权？但是，经济竞争是以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为前提的。军事崛起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先决条件，是经济崛起的先决条件。

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资源有质和量两个方面。一个国家实力资源的提升不仅仅是数量的扩大，还包括质量的提升。

但是，实力资源本身并不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部。一个国家的实力资源必须通过一个国家的意志、战略和动员能力才能化为国家实力，在国家博弈中发挥作用。在国家博弈中，意志较量有时候占主导地位。只有意志上崛起的国家才有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两强相遇勇者胜。有时候，弱能克强，柔能克刚，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以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苏间的导弹危机为例。美苏对峙，可谓两强相遇。美国为了捍卫国家的安全利益，绝不能允许苏联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并表现出不惜一战，甚至不惜打一次核战争的决心。在这种意志对抗中，苏联终于后退，拆除了架在古巴的导弹。以两霸在航天领域的竞争为例。在两霸对抗时期，苏联率先发射了载人飞船，在航天领域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给美国带来严重的战略危机感。为了在航天领域夺回霸权，美国运用高度的国家意志和动员能力，在航天领域迅速成功实现了战略目标。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关系解冻为例。在整个过程中，中方以坚强的意志、灵活的手段和卓越的战略远见，既在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又让大三角发挥战略作用，最后既达成了战略目标又捍卫了中国对台湾的权利。中美双方当时的实力资源差别巨大，中国能实现自己主要的战略目标，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意志和战略。中方为了捍卫领土的完整，不惜拒不发表第一份上海公报，就是这份公报奠定了中美关系的基础。这是经典的以弱搏强的成功例子。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一个民族崛起的意志、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动员资源的方式和能力，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富有的国家、一支规模庞大和装备先进的军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物质基础。但是仅仅有这些物质基础是不够的，物质基础无论有多先进都是死的。只有当一个国家有捍卫自己利益的坚定意志，有有效动员这些实力资源的国家能力，敢于使用这些资源捍卫国家利益，这些物质基础才可能转化为实现国家利益和意志的力量，才能在国家博弈中发挥作用，才能转化为综合实力。孤立地看，一个国家的实力资源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总体实力，实力资源的先进和庞大并不一定代表着该国综合实力的提高。

在国家博弈中，落后并不等于软弱，先进也不等于强大。有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认为，落后要挨打，贫穷也要挨打。似乎只要富裕了，先进了就必然不会挨打。这种看法有一点把一个民族的实力与该民族的意志分割开的味道，有一点把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崛起与该民族意志上的崛起分割开来的倾向，是一种“唯武器论”的主张。一个国家民族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动员组织能力上的崛起。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美国独立以后在经济和军事装备等物质基础上无疑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超级大国——大英帝国，但是，美国在独立的过程中和独立以后表现出了坚定的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虽然当时美国在物质基础上的崛起尚要差100多年，但是美国在意志上已经崛起；而且美国在制宪以后相当强大的联邦权力使美国拥有动员国家实力资源来捍卫国家利益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超级大国打了一仗，这就是著名的1812年战争。物质基础落后的美国与最先进超级大国打了一个平手，战后美国民族主义高涨。这场战争显示了美国相当强大的捍卫国家利益的综合实力，赢得了100多年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美国的崛起首先是意志和动员能力的崛起。

我们中国有类似的经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几年，中国的物质基础还是原来的物质基础。我们的经济还没恢复，我们的装备还很落后，但是，中华民族捍卫国家利益的意志在内忧外患的博弈中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极大提高了国家的动员能力，一盘散沙的中国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当时的超级大国进行了一场热战，双方物质基础上的差别并没有决定战争的胜负方向。我们打赢了超级大国，或者我们与超级大国打了一个平手。通过这一战，中华民族重新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用自己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了自己已经有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强意志。这一战表明，虽然我们的物质基础依然很脆弱，但是我们捍卫国家利益的综合实力已经崛起。我们在国家博弈中夺回了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话语权。这一战不仅奠定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相对和平的基础，也是未来中国能够享有相对和平的主要历史遗产。有了这一战，我们在越战中为美国划定的战略红线才有效力；有了这一战，我们捍卫自己利益的意志和利益才受到超级大国的认真对待；有了这一战，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才能成为大三角的一员，成为国际权力大平衡的一方，在国家博弈中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有了这一战，我们才能在和平的环境里谋求经济发展。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两面镜子，一正一反。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而一个国家的衰退首先是意志上的衰退。以苏联为例，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美国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抗衡，是两大霸权之一。它拥有强大而先进的技术和军事实力以及规模巨大的经济。但是，在戈尔巴乔夫继任以后，苏联迅速丧失了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坚强意志和坚定的决心，而一系列的改革迅速降低了国家动员实力资源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尽管物质基础或国家的实力资源依然强大，但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却急剧下降。苏联迅速失去了在两霸博弈中捍卫自己利益的实力。最后，不仅华约解体，而且苏联也分崩离析。苏联那些先进而规模庞大的实力资源没有转化为捍卫国家利益的实力。

中外历史表明，对一个意志衰颓的民族，落后会挨打，先进也会挨打；贫穷会挨打，富有更会挨打。所以，在国家博弈中，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在经济战争中也是这样，攻心为上，攻城为下。销蚀一个民族的意志，折服一个民族的雄心，夺走一个民族的自豪，是一种通常的战略。全球化就是这样一种攻心战略。

这种战略的核心之一就是要你接受它界定的经济体系、它界定的市场体系、它界定的国际分工体系、它界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接受它为你界定的你的经济体制；要你承认真理都在别人的手中，要你承认它的价值体系放之四海而皆准，要你承认历史的必然在它的一方，要你承认你站在了历史的另一面。

这种战略的核心之二就是让对手束手就擒。当对手接受了这种全球化价值以后，就可以在这个旗帜下谋取自己的利益。让对手在全球化的旗帜下，放弃对民族产业的保护，放弃对国际金融资本的警惕，自毁保护国家经济利益的长城。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把已经虚弱不堪的大英帝国从霸权的宝座上最后请下来，为了让大英帝国为美国开放其广大而辽阔的殖民地和托管的市场，美国接过了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旗帜，用大英帝国曾经攻城略地的自由贸易这个武器来对付大英帝国，让其不得不开放殖民地，把帝国的殖民地变为美国工业资本的市场。大英帝国作为自由贸易的昔日旗手，当然不能反对自由贸易的价值和诉求。明知美国自由贸易口号后面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得不开门揖盗。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对拉美、日本的那两场经济战有类似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这种战略，让对方在放弃自我和放弃自我保护的同时，还认为这是在按历史规律办事；让对方在打开大门让国际金融资本自由进出的同时，消除对国际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心理防线。

这种战略的核心之三就是让发展中国家安于落后，安于现状。对此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

一个国家崛起的意志和发展战略主导着国家崛起和竞争的进程。一个意志坚定发展道路正确的民族，才可能在国家博弈中胜出。正因为如此，影响对手的意志和发展战略，将它融合到以我为主的体系中，让它朝着符合己方利益的方向发展，常常能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要改变对手发展结果的最佳办法就是改变它的发展意志和战略。这就是通过保护而崛起的发达国家，深知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危害的国家，却要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根本原因。

独立自主才是崛起战略

把全球化当成国家发展的道路，既不符合国家利益博弈的现实，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国家间的利益矛盾注定了一个大国的崛起只能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想通过贸易走向崛起的国家，最终都要掉入崛起的陷阱。国家利益矛盾决定了完全的融合是没有出路的融合。

中国的崛起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既要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承认霸权的利益，又要坚持独立自主；既要在核心利益不受挑战的条件下承认现存的世界体系，又要避免不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融合。任何融合必须符合国家利益，符合发展阶段，符合独立自主。这种选择性的融合避免了与霸权利益的全面交集。全面的利益交集必然导致全面的利益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关上大门走内向型发展道路，还是避免广泛利益冲突的有效方式。

独立自主的崛起，必然是内向发展为主的崛起。外向发展、海外市场、开放等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中国经济发展不能寄托在别人的市场上，不能以别人的市场为中心。中国不能让别人的市场支配中国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自己的福利，不是为了别人的市场需求。中华民族要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条把希望和未来寄托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别人身上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战略中霸权虽然依然是国家博弈的重点，但是与外向型的发展战略相比其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因为内向型发展降低了与霸权的利益交集和这种交集可能带来的冲突和摩擦。全球化不是历史的必然，中国需要保护主义，需要用关税或非关税的手段把国门相对关起来，全心全意发展自己的经济。中华民族的崛起，呼唤保护中国经济、产业和财富的万里长城。

内向发展是美国自1812年战争后的发展战略。美国的这个战略有两个方面：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外交上的门罗主义。这套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告诉欧洲的霸权：我不管你们欧洲的事，不管你们谁称霸谁做盟主，你也不要干涉美国和美洲的事务。在经济上我不融入大英帝国主导的自由贸易的经济体系，要用保护主义来保护和扶持我自己的产业。由于没有进入大英帝国的国际分工体系，这条发展战略就意味着美国必须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必须建立那些它几乎没有能力建立的产业，必须在“买比造便宜”的情况下坚持自己制造。意味着它必须为了实现经济独立，而“不按经济规则办事”。美国的这条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战略延续了100多年，直到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实，这条战略包含在我们中国的一句最朴素的话里：我惹不起，总躲得起。

这也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我们在1949—1978年期间实施的战略。

没有坚决的意志是不可能走保护主义的道路的。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一个差别就是一切要自己做起，要走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完整到完整的产业和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国民经济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产业都要一个一个建立，每一项技术都要一个一个攻克。这是一条比买技术，比仅仅追求GDP数量增长要艰难得多的道路。用非经济学术语讲，自由贸易如同做生意，而保护主义如同创业。做生意在许多时候是一条比创业更容易更能迅速致富的道路。在保护主义下从事现代化建设时，一个国家最常用的词汇是攻关、创业、攀登，是苦战；而一旦走上自由贸易追求单一经济指标的道路上时，人们的口头语是学习、引进、接轨，是发财。

在保护主义下自主地追求经济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穷二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自己创建。全球化认为，买技术和引进技术能更迅速地缩短技术差距。实践证明这只是一种全球化的幻想。在强权主导的自由贸易里面，技术涉及国家安全，技术涉及知识产权。你有想通过买而实现崛起的自由，别人就有不卖给你的自由。实施自由贸易“走出去”的战略，其最后结果就是经济在低水平上增长。

文化上的崛起是经济崛起的条件。文化上崛起的核心是民族价值体系的崛起，民族主义的崛起。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强调世界性、淡化民族性等是自主发展的价值障碍。世界上那些彻底走向新自由主义道路的人们，都是在别人的价值体系后面亦步亦趋的人们。在价值体系上依附他人、崇拜他人，必然导致心理上的萎靡、意志上的软弱、民族自尊的丧失。崛起本身是一种进取的战略，所以，照搬别人价值体系的做法与崛起战略格格不入。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在自己的历史中为自己寻求价值的坐标，来界定今天和未来的现实。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没有什么历史，而且美国独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它的经济政治价值带有很深的英国烙印。即使是这样，美国没有把它的发展归结为向英国价值体系学习的结果。它从自己短暂的历史中去寻求自己价值的民族起源，从自己与欧洲其他民族的差异中来解释自己的价值体系。

经济崛起的核心是经济独立。经济独立是一个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础，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国家的战略安全，没有国家的独立。一个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国家，缺少一双托起崛起的翅膀。希望崛起的民族，一定要眼睛向内，走一条独立自主、建立完整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道路，把对外的依赖降低到最低限度，在数量和质量上迅速提高国家的实力资源。

经济独立是几乎所有强权崛起的历史经验。大英帝国为了建立和维护完整和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实施了漫长的贸易保护。在推行自由贸易时期，大英帝国在剥夺其他国家经济独立的同时，却捍卫着自己的经济独立。后来大英帝国由于多种原因部分放弃了经济独立，帝国也就无可奈何地衰退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由于法西斯的海上围困，经济上的这种对海外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英国经济几乎崩溃。昔日的帝国居然面临粮食短缺、装备不足的困境。假如没有美国的支援，那场战争的进程和长短也许会不一样。美国在独立后经过短暂的内部争论，把经济独立作为国家的长期国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基于其经济体系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美国才得以迅速转化为战时经济。巨大独立的经济体系不仅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战争资源，还为盟国提供了巨大的战争装备。苏联之所以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迅速工业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动员巨大的战争资源而赢得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成为两霸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独立。假如没有这种经济独立，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法西斯的打击下，其对外依赖的经济必将崩溃。而一个经济崩溃的国家很难想象能打赢那场比拼先进装备的战争。

相反的例子也有。拉丁美洲在20世纪70—80年代率先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放弃经济的完整和独立，追求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最后在拉美危机中，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随后经济进入了“失去的十年”，经济从此一蹶不振，直至今日。

经济崛起不只是数量上的简单扩张。不能用经济增长取代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有极大差别的。增长是量，发展是量和质的统一，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是经济体系总体质量提升的过程。一国经济可以在低水平上高速增长而没有发展。一个落后而软弱的国家，同样可以拥有规模庞大的GDP，例如中国在鸦片战争时期的GDP总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牺牲经济完整和经济独立，依赖别人市场换来的GDP，是脆弱的GDP，是建立在霸权仁慈上的GDP。现代化虽然包含GDP增长，但是GDP不是现代化，现代化是比GDP更全面更深刻的发展概念。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曾经经历过没有现代化的GDP增长。现代化和GDP代表两种不同的发展观。现代化要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产业的现代化。现代化战略不会让我们满足于低端产业环节的国际分工；现代化战略不会让我们接受民族产业被肢解的现实；现代化战略不会让我们容忍外国高技术垄断中国市场的现实；现代化战略不会导致我们放弃对民族产业的保护，现代化战略不会让我们接受对高科技产品进口实行零关税的不平等要求；现代化战略不认为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崛起需要现代化。GDP增长可以通过出口导向实现，可以通过依赖海外市场实现，可以通过抑制内部发展实现，可以通过所谓歧视性的国际分工实现。GDP的增长不是现代化。我们需要重新举起现代化的旗帜，只有现代化才是中国崛起的道路。

建立完整的、现代化的、独立的、有创新活力的经济体系是经济崛起的关键。建立一个全方位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是经济崛起的目标。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避免陷入强权布控的经济战争，在经济上要避免陷入对方设下的重围。建立完整独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道路是保护主义。虽然保护主义并不是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充分必要条件，但却是一个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一个民族在崛起过程中要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只有那些敢于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的民族才可能在国家博弈中胜出。对于一个小国而言，由于市场和资源的限制，在全球化中依赖某个大国，成为某个大国在经济政治上的附庸，也许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选择。但是对于一个大国，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对一个力图对世界有所贡献的民族，全球化也许能带来短期的某种商业繁荣，但是从长远看，将使这个民族崛起的雄心失落在别人精心发动的被称为“全球化”的经济战争中。

第四章
另类“一体化”
——通向“新殖民主义”的道路

全球化的特点就是一体化。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一体化是一种古老的现象。古希腊统治时期在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一体化，古罗马在欧洲、中亚、北非和中东的一体化，奥斯曼帝国时期在自己统治范围内的一体化，中华帝国在儒家文化圈里的一体化，苏联在东欧的一体化，等等，构成了人类一体化历史的画卷。与历史上过往的一体化不一样的是，全球化是资本对世界的统治，是对经济实行全方位开放、自由放任、私有化。古罗马和奥斯曼依靠的是剑与火，全球化依靠的是资本和市场。人类在探索自己未来的思想隧道里，产生过劳动者的关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全球化则是资本的关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全球化作为资本的诉求，作为一种经济战争，它追求的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尤其是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在它的理想国里，资本高于主权，资本的利益压倒社会的公正。然而这一切都藏在美丽的神话背后。它公开的宣言和它所带来的后果矛盾重重；它高举的旗帜和它的追求矛盾重重。全球化宣称，要把世界整合在一起，实际上却撕裂了世界，让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全球化宣称自己是不断变化的生机勃勃的进程，实际上却让落后国家固守落后，将落后的国际分工定格化；全球化宣称自己使发展中国家得到了闻所未闻的新技术，实际上却伴随着严格的技术封锁；全球化宣称自己使民族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深度和效益与世界潮流融为一体成为可能，实际上却伴随着分裂主义的盛行和冲突的增加；全球化宣称自己将为世界带来自由，实际上却在世界实行程序控制；全球化宣称自己将带来效益，实际上却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危机。全球化是自由市场无国界的扩张。它推销的是一个关于市场的神话：你越让市场规则发挥作用，你的市场越自由开放，你的经济就越有效越繁荣。这种放任资本横冲直撞的全球化，直接威胁许多国家的经济安全，蚕食许多国家的经济主权，从而达到对其他国家经济活动、财富和资源的直接控制。全球化就是“新殖民主义”。

资本、技术和体制“三位一体”专政

马拉喀什是摩洛哥第三大城市，一座著名的历史名城，它始建于11世纪初期。马拉喀什的本意是“上帝的土地”。它有着伟大而辉煌的历史和世界上著名的清真寺。它的清真寺的塔尖建筑对欧洲的宗教建筑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该清真寺位于市中心的露天广场，更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奇迹，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994年4月，马拉喀什再次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这里，以签署二十几个国际条约的方式为长达七年多的马拉松谈判降下帷幕，关贸总协定（GATT）被改造为世界贸易组织（WTO），这就是乌拉圭谈判的终结。GATT框架下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是全球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这轮谈判于1986年9月在乌拉圭开始，先后在蒙特利尔、日内瓦、布鲁塞尔、华盛顿等地进行，历时七年多，远远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表。谈判的艰难令人难以置信。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各个代表和各国政府间进行了无数次的争吵和让步，发生了许多幕后的折中和幕前的言欢。1994年帷幕终于落下，有的与会者指出，“一个新的历史开始了”。

这场艰难的谈判从1982年提出到1986年正式开始，仅仅就谈判议题的争论就花了四年。加上谈判的七年多，一共耗时十一年多。这场艰难的谈判是世界范围内资本和贸易自由化、技术保护主义和主权干涉这“三位一体”全球化进程的开始。

乌拉圭回合的本意是讨论世界农业改革的问题。这轮谈判之所以艰难，是因为美国为谈判加入了新的议题。这些新议题包括服务领域（金融和银行业）的贸易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和国际投资问题。这些议题直接反映了金融资本的诉求。这些议题涉及三大方面：（1）国内经济政策（主权），包括国内经济制度、经济条例和司法体系等；（2）扩大自由贸易的范围；（3）实施技术保护。这些议题的实质是，要把GATT这种贸易组织扩张成凌驾于会员国经济主权之上的跨国组织，成为干预其他国家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工具。许多发展中国家基于主权的考虑坚决反对就这些非传统贸易议题展开讨论。

金融资本不仅是全球化观念的背后推手，还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手。这些新议题来自于美国的商业利益，是商业利益通过政府表达的利益诉求。在谈判受阻的时候，美国商界告诉美国政府，不把这些项目列为正式议题，不对GATT进行根本改造，他们将很难继续支持GATT，将转而支持以双边和区域条约为特点的贸易机制。虽然谈判异常艰难，美国政府没有后退余地。与此同时，为了成功地使这些提议被列为正式议题，美国的跨国公司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美国提议面临许多发展中国家反对的时候，美国商业组织展开了全球范围内的游说和动员。他们在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地寻求支持。在美国商界的领导下，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的大企业在这场谈判中展开广泛的游说，利用他们代表的国际资本的压力和诱惑，迫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改变了立场。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中的游说活动，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

这是美国跨国公司第一次大规模地成功介入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美国大公司的地位从此迅速上升，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游戏者甚至规则制定者之一。

最后美国的提议被列入正式议题，并得到通过。从此当代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历史被彻底改写：一方面要实施全球范围的全面的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要实施严格的技术保护（知识产权）；一方面要实施广义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要寻求对其他国家内部制度和法律的改造。这种严格的技术保护，（金融）资本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加上内部制度改革“三位一体”并存的现象成了WTO框架的基本特点。WTO通过这种“三位一体”的干预方式，在向其他国家大规模推行市场经济、推销早些年产生的“华盛顿共识”、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分工的同时，通过国际条例严格保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高端产业和技术的垄断，把这些国家对其他国家长期实施的技术封锁合法化。

资本、技术和体制“三位一体”的全球化诉求，从此成为美国政府的全球化立场，成为WTO的全球化立场。这种“三位一体”的战略为国际资本统治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1）国际资本得以通过金融资本、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的方式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流动和国际分工。（2）国际资本通过介入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市场化全球化体制改造，打破了束缚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权限制，国际资本得以蚕食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实行“体制寻租”。（3）国际资本对技术的垄断和技术保护，在全球化竞争中有效保护了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进一步垄断，保护了金融资本的垄断利润。

资本、体制和技术的结合，为资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为金融帝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为资本推动的体制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为资本垄断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三位一体”加强了对世界的统治。

资本不再仅仅是资本，资本控制着体制，资本垄断着技术。全球化创造了这种史无前例的统治世界的方式。这种“三位一体”严重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安全，导致财富的大量流失。

1．资本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摆脱贫困的进程中，急需资本，把目光投向国际资本。介入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体制改革，成了国际资本逐利的重要手段。在WTO的框架下，国际资本现在寻求的不再只是市场竞争下利润的最大化，还包括制度寻租下利润的最大化。国际资本通过政府、超政府机构和它们自己大规模地介入其他国家的经济决策和体制改造。“制度寻租”成了国际资本（及其各种化身）在当代的主要特点。通过主权诉求和制度诉求，通过这种诉求而谋求超额利润，成了国际资本一种不加掩饰的冲动。这种制度寻租获得的超额利润远远超过单纯的市场行为。许多国际资本在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有时就表现为这种“制度寻租”的竞争。这种“制度寻租”包括三个层次：体制改造、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通过这种“制度寻租”为国际资本营造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制度环境”。例如，在拉美和亚洲经济危机中，IMF和世界银行就成了“制度寻租”的工具；WTO的进入谈判就成了“制度寻租”的过程。“制度寻租”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多方面的，其根本特点就是通过“制度”、“政策”和“权力”获取超额利润。

2．技术

许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希望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来获得先进技术，从而实现自己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实现最终摆脱贫困陷阱的目的。通过开放而获得先进技术，也是中国80—90年代的重要诉求，甚至是开放国门的主要理由之一。当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闭关自守”导致了落后。随着世贸和美国实施“三位一体”的全球化战略，通过开放而获取先进技术从此成了发展中国家一厢情愿的梦想。发展中国家在WTO体制下被完全排斥在人类创造的最先进的技术之外。开放政策从此不再是技术进步的有效手段。全球化时期的许多新技术开始深入世界不同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计算机、手机、互联网、卫星通信、光纤、生物工程等等。这些新技术加快了世界的一体化。然而在世界对这些技术的依赖加深的同时，有些国家对这些新的核心技术实行严格保护和垄断，使之得以通过这些新技术而控制世界，控制人们的选择。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中，许多地区面临“新技术被动接受者”的陷阱，被再一次排斥在新技术革命之外。这强化了旧有的国际分工，强化了南北贫困差距。

WTO将技术垄断制度化，从一个侧面去掉了全球化关于共同繁荣的昔日承诺，去掉了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资本牟利的本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指出，由于WTO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许多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能够通过仿制在本地生产廉价的生物药品和有专利的其他药品，导致医药短缺，药费攀升，使大量穷人的疾病得不到治疗。技术保护的实质是通过对人类技术的垄断来谋求超额利润，是“技术寻租”。这种“技术寻租”是以“制度寻租”为前提的。全球化通过构建保护技术的“制度环境”，而实现“技术寻租”。

3．制度

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寻求摆脱贫困的道路，开始被推向自由放任、没有保护的世界竞争之中。全球化成了美国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租的结果，将一种单一的经济模式推广到世界各地。同一个世界同一种模式。制度已经沦为强国寻租的手段和工具。

在“三位一体”战略下，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制度寻租—技术保护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特点。在世界范围内，资本的权力不再局限于资本，资本的权力来自于对体制的控制和技术垄断。资本的掠夺再不仅仅是传统的资本掠夺，还包括“制度寻租”、“技术寻租”。全球化使布雷顿森林体系限制资本自由的围墙倒塌了，它赋予资本和市场的权力，远远超过民族国家的主权。资本和市场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控制资本、控制技术、控制体系成为全球化下面国家博弈的主要手段。全球化成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成了体制推广的一体化，成了技术垄断和控制的一体化。控制这种“三位一体”的主要决策中心，在世界的金融中心，在某些国际机构，在某些国家的首府，在某些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三位一体”构建了权力的金字塔。

“三位一体”描绘的新的“世界秩序”具有两极特点：发达国家通过对金融、体制和技术的控制，而控制发展中国家。这种“三位一体”是了解全球化的钥匙。“三位一体”是对全世界的专政。

受威胁的经济安全

在一个国家崛起战略中，贸易战略是一个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一国的贸易战略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自由贸易似乎成了一个后起国家崛起的历史选择。那么自由贸易和经济安全是什么关系？

在我所接触的历史资料中，世界上第一个把贸易与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从国家安全和独立的角度来看待贸易战略，看待自由贸易的人，不是别人，而是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给美国国会的第三份经济报告——《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中，详细论述了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关系。〔6〕他是这样开始他的报告的：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经济的全面性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美国必须通过保护而发展完整的经济体系，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才能保证美国的政治独立。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政策目标是经济自给自足。关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他指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当极大地偏好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因为就事情的性质而言，（国内市场）才可依赖”。关于海外市场他是这样看待的：“我们有强烈的理由认为，依靠海外市场吸纳剩余是一种不确定的依赖，这种依赖必须用广阔的国内市场来取代”。他认为建立门类齐全的产业是一个国家的利益所在。否则，美国不可能与欧洲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否则所谓的互惠贸易将使美国成为一种“制度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将诱导美国把自己局限于农业（这类低端产业），而放弃制造业（高端产业）。最后美国将受欧洲利益的控制。当时，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这种理论显然是针对大英帝国的。这种理论从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关系来看待贸易战略，力图摆脱大英帝国对美国的经济控制。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前100多年这种理论是美国经济战略的中心和重心。实施保护主义，摆脱英国的经济控制，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是理解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从汉密尔顿的保护主义开始，到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美国体制”，到林肯的经济顾问凯里（Henry C. Carey），美国的保护主义代代相传。在内战快要结束时，在凯里给林肯的一系列建议中，他提议实施保护主义和政府强烈干预的经济重建，以防止美国财富落入英国资本家的控制。他写道：“目前这场战争（内战）快要结束了，但是另一场战争将要打响了，一场与英国之战。那将是一场不是用大炮进行的战争，虽然英国曾经短暂地寻求过这种战争。”〔7〕

由于贸易战略和经济安全的高度相关性，美国在自己的历史中把世界贸易当成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环。在重大的贸易战略角逐中，其贸易代表、国务院、国安会、国防部、商务部等都直接介入决策过程。贸易不仅是贸易。贸易关系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战略关系。其实现实主义者认为，国与国间的经济关系是决定两国总体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总体关系的不平等。

对别人的经济和技术依赖必然导致一个国家最终的软弱。无论一个国家有多繁荣，多强大，过分依赖其他国家，都将是该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国际交往中依存就是依赖。一个国家对世界的依存度越深，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的问题的能力就越弱。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高境界是让世界依赖自己，而自己却能卓然独立不依赖世界。美国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对经济上的对外依赖有着非常痛苦的经历。它准确地认识到，美国举世无双的霸权不能建立在对别人的依赖上。美国这种经济独立和安全的战略持续至今。

依赖别人的霸权是沙滩上的霸权；依赖别人建立起来的繁荣是空中的繁荣。

然而，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全球化战略时，却省略了经济安全和经济独立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在他们推行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理论的进程中，再也看不见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的因素，反而把贸易战略和国家总体战略分割开来，把经济安全和国家的总体安全分割开来，把自由贸易和国家总体战略实力分割开来。在国家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用全球化、自由贸易、国际分工来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降低国家的经济安全。这种“故意忽略”是一种精心计划的战略。在这种战略下，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出口导向”，把“走向世界”，把“融入世界”当成了脱贫致富的战略，而全然不知被别人“故意忽略”掉的经济安全。以长远的经济安全为代价，换来短期的繁荣，这种繁荣最终要掉进别人的后院里。

其实，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它们过去的理论探索早就表明，走自由贸易的发展道路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

从中国的经验看也是这样。经过30多年的开放，一方面中国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开放程度。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这种独树一帜的开放状态，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深地联在一起，把中国自己的繁荣和稳定建立在世界主要市场和国家之上。中国变得离不开世界。这种依赖性使中国经济对国际经济震荡的抗震能力相当低。假如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化，假如某些主要市场要压制中国的历史性崛起，中国经济将很难面对。一旦中国的主要海外市场如美国、日本、欧洲，由于经济或政治的原因对中国关上大门，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失业将急剧增加，从而给中国带来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美国政府对此心知肚明。这可以从美国前政府官员卸任后的著述中发现。

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L. Shirk） 在其《中国：脆弱的强权》（China: The Fragile Superpower）一书中就明白指出，中国对国际主要市场的依赖，使中国经济面临极大的脆弱性。主要市场对中国的关闭，主要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制，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将使中国面临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美国政府对此可谓洞若观火。但是，它为什么要鼓励中国走这条通过自由贸易发展经济的道路呢？

原因很简单。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就是要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引导到符合美国利益的轨道上来。而降低中国经济安全度，增加中国经济对美国依存度，加深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等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要做控制中国经济的如来佛之掌。强手较量，战略博弈，贵在势。对善战者而言，所谓“百战百胜”，关键在于，每战都有必胜之势。降低对手的安全程度，就是增加自己的战略筹码；掌控对手的安全利益，就是增加自己的战略优势。一旦狼烟骤起，可以稳操胜券。

为什么在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中，一方面美国不断提高要价，希望通过WTO打开中国经济的所有大门，让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合或依赖世界主要市场；另一方面，又积极支持中国按美方设定的条件和门槛入世？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除了一段时间的“围堵”未果以外，大部分时间试图按美国画下的路线图将中国融入世界，将中国GDP的很大一部分融入美国市场。如今，美国市场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还是牵制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力量。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就是谜底。

中国经济安全的脆弱性在2008年发轫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中反映了出来。在危机初期，许多经济学家低估了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反复强调美国金融危机不会对中国发生影响，至少影响不大。但是，这些经济学家的话音未落，外部的经济危机就开始冲击中国的经济，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困难。

中国经济对外的这种依赖性由来已久，而且中国政府对此早有察觉。2000年在清华大学发表的某次演讲中，有人问中国政府前总理朱镕基，中国面临的最大国际危险是什么，他回答到“美国经济发生了问题”。可见当时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有多深，这种依赖带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威胁有多大。

从那以后又过了十几年。美国市场的大门会不会永远对中国经济打开？美国的市场会不会成为一种制约中国的战略布局和武器？我们要不要调整我们的全球化战略？这些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国际贸易不是简单的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而是国家利益的较量和博弈。贸易战略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是国家产业战略的重要部分；也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部分。离开国家基本战略谈论贸易战略，如同离开国家基本战略谈论军事战略一样，会使人误入歧途。过度依赖对手的贸易战略和发展战略，最终将导致经济自主性的减少、经济安全度的降低和国家安全程度的降低。

被肢解的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是经济安全的保障。一个国家控制自己的经济活动（包括经济政策），控制自己的财富，控制自己的资源，控制自己的财富分配等，是一个国家经济主权的基本范畴。一旦部分或全部失去这种经济主权，这个国家通过经济活动为自己的国民和国家谋求最大福利的可能性将极大降低。在经济主权受到大规模蚕食以后，谁来谋求自己人民的最大福利，谁来谋求自己人民的幸福和谐？是那些由强权控制的世界经济组织，还是无孔不入的国际金融资本？经济主权的丧失，必然导致财富资源的逆向流动。从历史经验来看，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是控制一国财富的成本最低的战略手段。

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全球化作为一种信仰风靡世界。但是全球化究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全球化作为一种被市场导向的经济学家们所美化了的世界经济体系，意味着产品、服务、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任何要素和产品的流动，都受到各个国家的法律规范的影响。所以，全球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改造世界其他国家有关内部体制和法律体系的进程，是国际资本冲破国界冲破别国主权的过程，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制自由化的过程，是市场化、私有化的过程。主导这种过程的往往不是民族国家自己，而是发达国家或为其控制的世界金融和贸易机构。全球化过程就是发展中国家主权流失和削弱的过程，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蚕食的过程，是国际资本对经济主权蚕食的过程。这就是全球化的实质。

这种对其他国家主权的限制是全球化提出的初衷。布热津斯基在《两代之间》一书中就明确提出“新世界秩序”对民族国家主权的限制。在布热津斯基以前，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一书中就指出，（民族）国家一方面太小而无法有效处置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太大而无能处置地区性问题。不同的是布热津斯基将对民族国家主权的限制当成“新世界秩序”的一种特征。

但是，这种对主权的限制是不对称的，单向的。强权是规则的制定者，是全球化进程和机构的控制者。在这些机构的设计中反映了强权的利益，从而反映了强权的主权要求。这种不对称的主权流失，实际上就是强权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在推行全球化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主权。

美国在设计世界体系时念兹在兹的就是国家主权。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谈判进程中，有两个相互竞争的方案。一个由美国提出，一个由英国提出。两个方案都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在今天看来，这两个方案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当时美国和英国就两个方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为什么？让我们看看英国的方案。

英国的方案由凯恩斯提出。其核心是要建立一个类似于“世界中央银行”的国际机构，这个国际机构超越于世界其他国家之上。与此相应的是发行一种“银行券”（bancor）作为世界货币。从单纯的自由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金融体系的整合看，这无疑是最好的计划。但是这种设计的深刻用心是，要控制美国，将美国从超级大国降低为和其他国家一样的地位，将美元降低为和其他任何民族货币同等的地位。这种计划要求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交出金融货币的主权。一旦这样，美国和英国就处于平等的地位，大英帝国就有可能利用历史的传统优势维持现有世界格局，维持自己的帝国地位。假如美国从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出发，采用了英国的建议，那美国不可能是后来的美国，世界金融体系、货币体系、美国霸权的历史等都会改写。

虽然，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打开欧洲市场和世界其他市场，建立美国霸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美国没有也不会为了建立这个体系而建立这个体系。对美国而言，建立一个让自己臣服的体系，不如不要这样一个体系。美国坚持要按自己的条件建立这个体系，美国在这场争论中坚持不放弃自己的主权。由于前世界帝国和崛起中的世界帝国在实力上的差异，美国方案被采用。由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在重建中需要美国的援助，结果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方案。这就导致了IMF的产生，导致了美元取代英镑而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这是对美国战后几十年经济金融霸权的建立和维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件。

美国维护主权的努力不仅表现在战略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技术层面上。以布雷顿会议为例，美国为了会议的成功，当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成功，作了周密的筹划。下面这个例子似乎可以说明其周密到了什么程度。会议的许多工作人员，例如记录员，往往又是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会议讨论中，总会有些国家要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并希望他们的建议能被充分讨论并反映在文件中。但是一旦记录员认为某些国家的建议不符合会前达成的共识，不符合美国利益时，记录员就会不予记录而使之不了了之。再以WTO为例，美国大力推动建立了WTO体系。与此同时，美国有自己的“贸易法案”。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中，有很多方面，这个“贸易法案”是凌驾于世贸框架的。以中美贸易为例，中美贸易中，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等问题必须由这个“贸易法案”来规范。

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蚕食来自于四个方面：首先，来自于世界上的那些规则制定者。这种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为少数几个强权所主导，为那些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执法者所主导。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及其相关的内部进程，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先为WTO的谈判进程所主导，后为WTO文件所界定。世界上的强权们通过这个过程介入了中国的经济内政。以拉丁美洲和亚洲为例，市场化进程和开放进程一开始就由国际金融资本主导，到后来危机爆发以后，几乎完全由IMF和世界银行主导。指导这些国家经济改革的“华盛顿共识”不是由这些国家提出而是由别人强加的。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以及与其相关的其他主权大量丧失。在信奉炮舰政策的时代，强权是通过在大炮下订立的城下之盟来剥夺别国的经济主权的；在全球化时代，强权是通过国际组织、国际条约来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不同，目的一样。例如，中国经济主权的蚕食，还通过两国间政治的、外交的乃至商业的压力实现，力图通过直接施加压力，通过游说集团，通过灌输价值体系的方式，直接影响中国的某些经济政策。最近的一次，就是在美国金融危机以前对中国金融体系和货币汇率政策的大肆指责和批评。在前全球化时期，中国经济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在那个时期中国不必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回应别人的无理干涉。但是，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以后，基于巨大的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国至少无法对那些指责置之不理。有时候国家博弈是这样的，一方提出无理要求，却让另一方不能不理。不能置之不理，就必须回应。只要是回应，就必然陷入讨价还价的陷阱。有些人就是想方设法让对手进入讨价还价的过程。一旦进入讨价还价就有让步。不管让步有多小，对方也是全赢。表面上互有让步，但是实质上对手只不过是压缩自己的无理要求，而另一方却是实质性让步。这类手法非常普遍。

其次，来自于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非政府组织（NGO）。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机构支柱，WTO、IMF和世界银行，不断深入广泛地介入成员国内部的经济政策、经济改革。并通过介入成员国内部的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而介入这些国家的财富分配进程。在拉美和亚洲经济危机中，IMF和世界银行为相关国家列出的以削减公共开支为基本支柱的所谓“问题计划”，实际上介入了这些国家内部财富从劳动向资本的加剧流动过程，实际上控制了这些国家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些机构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权力不断增加。WTO的前身GATT，只不过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一个涉及关税和贸易的协调机构。在全球化进程中却被重新设计为一种管理国际贸易的权力庞大的超国家组织。这个结构和机制非常复杂的机构，在过去几十年来成了干涉其他国家内部经济事务，蚕食其他国家经济主权，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平台。以中国的WTO条约为例，其中许多条款涉及中国的经济主权。比如中国金融体系的目标模式、中国经济体系的目标模式、中国许多经济政策等。IMF也从原来的定位，蜕变为介入其他国家经济事务的国际金融机构。IMF和世界银行在拉美经济危机和亚洲经济危机的产生和恶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推卸的作用。

再次，来自于国际资本。数万家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四处追逐利润，将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些跨国公司在公司本部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的决定，通过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网络而实施。由于这些公司的规模巨大，这些决策导致的经济活动对其广泛介入的国家的经济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导致就业工资的变化，甚至导致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变化。跨国公司成了许多国家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些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时候，不仅在市场开发上不遗余力，而且在利益关系的开拓上也是不遗余力。往往是更加的不遗余力。许多跨国公司，为了与地方利益集团融为一体，不惜花费巨资，不惜长线投资。通过出资培训、公关活动、感情投资、利益输送等许多方式培养与许多有重要影响力的本地利益的战略关系。结果跨国公司不仅在产业界，而且在学界甚至政府机构找到了自己的利益相关者。它们的利益从而得以在学术理论上、在媒体领域、在商业关系上，甚至在某些政策上得到反映。人们往往看到跨国公司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与民族产业竞争中的成功，而忽视了这种成功后面的非商业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些开放程度很宽很深的国家，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为跨国集团的利益张目，有那么多经济条款向跨国公司倾斜，有那么多的大规模经济行为向跨国公司输送。甚至让人觉得这些都出自跨国公司本身，而且所有这些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跨国公司就这样通过市场力量和利益关联来蚕食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

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吸引外国投资以推动国内建设定为一项经济国策。在这一过程中，外国资本得以通过资本本身的诱惑影响某些国家的相关决策，严重倾向外资的经济政策。

不仅如此，国际资本还在寻求更大的权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国际资本对规则制定权的诉求，对超国家机构的权力的追求，使其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蚕食变得越来越严重。美国外交委员会在2006年2月17日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机制的需求。这种新机制将把非国家成员纳入区域或全球的决策框架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使微软、大赦国际、高盛成为联合国的会员，而是意味着，只要这些组织有能力影响区域和全球决策的实施，那么在区域和全球相关决策中应当包括这些机构的代表”。该报告进一步指出“（民族）国家应当准备将一部分权力出让给世界机构”。而且，国际资本对民族国家主权的要求，不只限于贸易领域。“这种现象在贸易领域里面已经发生”。“假如（民族）国家想要顺应全球化的话，主权必须被重新定义”。“全球化不仅意味着主权的削弱，而且意味着主权应当削弱……主权不再是不可侵犯的”。该报告进一步用美国推翻塔利班政府、美国无视联合国而进行的对伊拉克的“预防性战争”、北约对科索沃的干预等表明，主权不再神圣，“主权不再提供绝对的保护”，“主权是有条件的，萎缩的，而不是绝对的”。“在全球化年代，（我们的）目标是重新界定主权”。

最后，也来自于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某些利益集团。

丛林中的自由法则

全球化的旗帜上往往写着两个字——自由。所谓资本自由流动，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如前所述，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所谓平等的自由。从单纯的市场经济角度看，所谓的公平竞争的自由贸易也是不存在的。一个国家内的市场经济需要非市场主体的政府来制定规范提供服务，需要政府解决市场的缺失问题，如垄断问题和如何保护弱者的问题。国际市场也是这样，为了保证所谓公平竞争的存在，必须有一个非市场主体来规范国际市场。但是，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不可能有这样一个非市场主体的超国家政府。国际市场的根本特性就是不规范不公平，讲求的是丛林法则，每个国家都需要自我保护。然而，全球化却反对这种保护。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中，也有一些跨国家的机构，在国际贸易中扮演规则制定者的角色。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国家竞争的利益矛盾，这些机构都是主要代表强权利益的。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一个国家内部市场经济存在的所有问题，在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中都存在，而且更加严重，更加原始。

（1）垄断。国际贸易中的垄断是从有国际贸易以来就存在的问题，而且这种垄断问题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中越来越严重。有些国家为了维持自己在决定一个国家战略竞争力的产业和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对其他国家实行长期的技术和产业封锁。由于这种垄断的存在，所谓物品在国际上的自由流动实际上并不真正存在。那些带有关键技术的物品（技术设备）就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那些一方面提倡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实施技术封锁的国家，事实上将世界市场划分为两块——自己居垄断地位的高端市场，对自己战略实力无足轻重的低端市场。它的自由贸易和竞争仅限制在低端市场，在高端市场内没有自由贸易和国际竞争而言。在这个市场范围内，它不仅会严格限制技术的转移，而且只要有必要有可能，它会通过各种手段打击竞争对手，摧毁竞争对手的竞争能力。不仅如此，它还利用规则制定权，制定了一系列保障这种垄断的国际规则，以期实现在这个市场内长期维持自己垄断地位的目的。对某些技术和产业的垄断甚至被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如果说一国政府在国内市场上可以通过多种手段防止、限制乃至消除垄断的话，那么国际贸易的这种垄断将因对手的国家实力而决定。国家综合实力越强大，这种垄断越牢固。

（2）规则。那些提倡自由贸易的人们还选择性地忽视了另外一个事实：市场都是需要规范的。即使是放任自流的国际市场同样需要最低限度的规范。和国内市场不一样，这种市场规则不是由代表每个国家利益的世界政府来制定，而只能由某些国际机构或某些国家制定。所谓某些国际机构实际上是由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操纵的。这就出现了利益冲突：市场的参加者成了规则的制定者。你也许会问，这些规则是以整个世界为出发点吗？是为了增进世界总体的福利吗？在国际竞争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一个国家关心的主要不是世界经济这块蛋糕的增大，而是自己那块蛋糕的增加。所以，有理由怀疑那些规则的出发点是增大那些国家自己的蛋糕。这些规则制定者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本身就是市场主体。运动员成了运动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假如你依然相信这种国际市场是公正的，那你就不是一个及格的市场经济的崇拜者。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自身的利益驱动。你能否认那些既是运动员又是规则制定者的国家在制定规则时不是受国家利益支配，你能保证别人制定的那些贸易规则法律和程序不是为了保护别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加入WTO时对方的规则不断改写，最终弄出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条款”，使中国的入世条件高于所有既存的会员。最后终于入世了，对方又把你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实体。致使中国直到现在还在要求对方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3）服务。那些提倡自由贸易的人们还选择性地忽视了下面一个事实：市场经济是需要服务的。即使是最简单的市场经济也需要一定的公共服务。在国内市场经济中，这些服务通常都是由政府提供，但是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一个超国家的政府来提供这种服务。结果这种服务就由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居于控制地位的国家提供。你国际贸易越发达，你对这种服务的要求就越大。但是，根据同样的市场利益原则，别人在提供这种服务时追求的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类服务包括法律的、市场的、金融的、信息的等。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有些国家的评级机构享有世界声誉，其评定的等级对金融市场有重大影响。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这些机构频频下调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的等级评定，导致国际市场上掀起一波又一波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和债务的抛售，为危机推波助澜。但是，同样的机构在美国次贷危机时期，牢牢地维持着美国的高等级评定。再如IMF在拉美经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中都是强制性推动以非政府干预为特点的“华盛顿共识”和紧缩货币政策的推手。其干涉严重加剧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危机。但是，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却为美国的政府干预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叫好。IMF的背后推手是谁？是美国。还有，世界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对世界货币产生大规模的需求，对金融信用需求大规模增加。谁是当今主要储备货币的拥有者？是美国。谁是当今最大的金融和信用帝国？还是美国。

（4）基础设施。全球化需要基础设施，包括世界货币、世界性中央银行、世界性流动性、世界大宗商品市场等。这些基础设施都掌握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手中。世界上主要大宗商品的现货和期货交易多在美国，这些交易所将世界主要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和定价权，掌握在手中。

（5）贫富差距正如国内市场必然会导致贫富悬殊一样，国际市场的自由竞争会导致国家之间的贫富悬殊。由于这个原因，多数国家的政府将通过多种方式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包括通过教育和培训让他们在收入阶梯上向上移动。但是，谁来保护弱小国家和后起国家的利益，结果是没有限制的市场力量导致弱者更弱，强者更强；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除开经济利益外，国家博弈体现在许多方面。一个理性的国家必然要运用手中一切手段来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有时候经济贸易战略只是国家大战略的一部分。有的国家充分认识到，自由贸易必须建立在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总体战略基础上。离开国家的总体实力谈论自由贸易是可笑的。正如“看不见的手必须有看不见的铁拳”，这句话充分解释了有的国家的贸易战略不是建立在所谓“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在自由贸易中没有“看不见的铁拳”将无法保障自己的利益。没有看不见的铁拳，自由贸易将最终导致国家利益的流失。纵观世界历史，提倡自由贸易最积极的国家往往是“看不见的铁拳”最硬的国家。

所以，所谓的自由贸易实际上是一种美丽的幻觉，一层华美的面纱。自由贸易对弱者而言是不自由的，是强者的自由，是为发展中国家准备好的一个铺陈着美丽词句和承诺的陷阱。在这种“自由竞争”里，弱者的生存法则应当是“自我保护”。在这种“自由”的环境里，放弃自我保护，与强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竞争，不是“竞争”，是“自杀”。

“程序控制”是少数对多数的统治

日内瓦坐落在日内瓦湖边，城外两山环绕，湖光山色，风景秀丽。这是一座全球化的城市，许多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在此设有机构。坐落在此地的世界贸易组织与坐落在华盛顿的IMF和世界银行，构成了全球化体系的三大制度支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推手。表面上看许多涉及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的规则都由这三个庞大的机构制定，实际上这些规则来自于世界上的某些政府。这些机构决定着许多国家的命运，掌握着许多国家急需的资源，制定着国际竞争的规则，操纵着许多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这些机构并不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这是少数对多数实行统治的地方，是少数通过“程序剥夺”而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制度寻租”的地方。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IMF的实际作用是“帮助改革”。在发展中国家广泛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特点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全面干预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成员国如果因为经济困难或经济危机而向IMF寻求帮助，则必须吞下IMF改革方案所带来的苦果。这些改革方案包括市场化、私有化和金融开放等。通过这种所谓的“危机干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IMF的这些“帮助”往往以保护国际资本利益为出发点，导致有关国家经济危机加深，财富大规模外流，国际资本控制进一步加强。有人甚至批评IMF支持对美国和欧洲友好的军事独裁政权。有人统计过，从1948年到现在，IMF一共为21个这样的政权提供过大量贷款，总计高达4040多亿美元（按当时价格计算）。

发达国家对IMF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是通过对投票权的控制实现的。坐落在华盛顿的IMF的决策机制颇像一家世界公司的董事会。与一般董事会不同的是，IMF的决策机制里有一个美国条款，正如WTO有许多中国条款一样，只是性质不同。这个美国条款保证美国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而中国条款却给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带来许多歧视。IMF的决策机制有两大特点：第一，一般问题的决策由50％的投票通过；第二，重大问题决策则需要85％的投票通过。但是国家间投票权的分配是不平等的。美国拥有16.77％的投票权（足以否定重大议题），G7加在一起达44.44％，加上传统西欧的一些国家，远远超过50％（中国的投票权只有3.66％）。这种机制一方面保证了美国及其盟国通过控制50％的投票权而控制一般议题的决策，保证它们的共同利益得到实现；另一方面又保证了美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否决权。这种否决权保证美国利益在任何情况下（包括盟友反叛的情况下）不受到损害。这一美国条款，是美国控制跨国家机构、维护经济主权的一个例子。这种决策机制保证了少数国家对IMF的控制。在这种机制下，只要美国及其盟友愿意，原则上可以通过任何提案。在同样的机制下，如果没有发达国家的支持，所有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加在一起，也无法通过任何提案。

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与此相似。

发达国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控制，则是通过议程控制，通过复杂性、模糊性和不透明性而实现的。WTO实行一国一票，一致通过。但是，这种投票权的平等分配并没有带来民主。WTO的决策过程的特点是非透明性、非参与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决策过程以外。这些国家对重要决策的介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点式”：在某一项重要议题启动时和在方案付诸表决时。中间的过程被无情地省略掉了。一般来讲重要的议题都是由发达国家提出。当某项建议在WTO的某一分支机构被正式列为议题以后，决策程序就进入了幕后操作阶段，以寻求支持和化解反对。这个咨询和谈判过程是决策的实质阶段，一般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往往只有几个被吸纳进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外，不仅没有参与权，而且没有知情权。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些吹风会、通报会等，但是那都是不涉及细节的简介。发达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利用自己的市场、经济、金融以及政治的强权，对可能有异议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或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最后那些坚决反对此项决议的国家迫于经济政治的压力放弃在公开投票中反对该项决议，从而实现一致通过。有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提高透明性。

控制决策程序的另一个特点是“故意复杂”和“故意模糊”。为了获得一致通过，WTO的许多文件故意用词模糊，含义晦涩，前后不一。要了解这些“故意模糊”的文件隐含的各种可能的解释，每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需要一个庞大的律师团。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本身无法提供大量的通晓西方法律的律师，而雇用私人律师又太贵。这种模糊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通过某项决议时，不能准确知道这些决议对其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许多人抱怨这种“故意模糊”。作为折中，WTO成立了一个“世贸法律顾问中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种按人均国民收入收费的服务。美国没有参加。这种模糊性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把决策权力从谈判转移到诉讼，依靠律师来界定这些法律文件的真正含义。将决策权从发展中国家手中剥离出来，交给律师。美国只有世界4％的人口，却有世界50％的律师。这种“故意复杂”和“故意模糊”反映了美国的法律优势。美国通过自己的律师，来界定和解释WTO文件的含义。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一方面标榜程序公正自由，而否定结果上的公正平等；另一方面又通过程序控制，实现对多数和弱者的统治。所谓的自由，就只剩下“自由”这个词汇了。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体系就是通过这种不民主没有代表性的方式而推行的，就是建立在少数对多数的统治上面的。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没有授权的决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发展道路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灾难。

制度寻租的“铁三角”

在“三位一体”的专政下，“制度寻租”是强权和国际资本追求世界财富的新手段。资本通过“制度寻租”，在世界范围内和权力结合，实现对市场的控制，形成了资本—权力—市场的“铁三角”。

资本和权力结合的方式很多。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强权通过对决策程序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体制改革目标和方向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开放范围和程度的控制等方式实现与权力的结合。资本与权力的结合还表现在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国际机构如WTO、IMF和世界银行的控制。在完成权力控制的同时，资本利用手中控制的权力、控制的机构、控制的程序、控制的技术，撬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大肆侵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过投资合作和并购的方式消灭核心民族产业，完成对市场的控制和对市场的垄断，尤其是技术市场和高端产业的垄断，而实现获取超额利润。“铁三角”是“制度寻租”的有效手段。

资本—权力—市场结合的“铁三角”，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体系里，在有些发展中国家融入WTO的过程和协定中，都可以看到这种“铁三角”的影子。国际资本既控制权力，又控制市场，通过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寻租”和市场垄断而获取高额利润，而推动财富从穷国向富国的逆向流动，扩大贫富悬殊，扩大南北差距。

全球化推行到哪里，“铁三角”就走到哪里。

新自由主义从批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出发，却走到了资本对权力垄断的终点。这种自我否定表现了新自由主义的虚伪。不同的是，后一种政府干预实现了资本的利益。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控制是假，反对公平是真；提倡普遍的自由是假，提倡资本通过对权力的控制而实现自由是真。全球化越发展，国际资本和有些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越有效。

新自由主义这种利益倾向严重的自我否定，在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提倡者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有人曾经指出，提倡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的弗里德曼，曾经与世界上的军人独裁政府有诸多联系，甚至依靠军人独裁来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提倡个人自由和实行军事独裁，这两只表面上截然不同的手，居然握在了一起。

颇具讽刺味的历史现象，透露的常常是令人深思的历史法则。

新自由主义不仅把这种“铁三角”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到处推行，而且在许多国家内部也四处推行。资本和权力通过私下结合，实现对市场的控制或操作，实现超额利润，是有些发展中国家、某些资本暴利的重要手段。

这种“铁三角”运作的结果之一就是扩大剪刀差，包括生产要素的剪刀差和产品的剪刀差。生产要素的剪刀差是指资本、资源（包括土地、矿藏等）、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产品剪刀差是指产品价格间的剪刀差。剪刀差是实现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甚至财富掠夺的有效手段。

通过政治资源、通过左右政策而达到左右这种要素或产品剪刀差的目的，是“制度寻租”的一种特点。在这个“制度寻租”过程中，资本、政治权力和市场，是寻租大三角的三边。而资本是最长的一边，控制着政治权力和市场，并通过操作政治权力和市场而操纵要素（比如土地和资本）的差价，从而实现暴利。

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羊吃人”现象，实际上是资本以无偿或低价的方式占有当时的重要资源——土地，形成了土地价格（低价或零）和资本价格的剪刀差。这种资本和资源的剪刀差，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中比比皆是。由于资本的相对稀缺和政府对资本的渴求，这种土地（资源）和资本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方式是私人资本“制度寻租”的重要手段。资本通过政治资源的运作，扩大资本和土地（资源）的剪刀差，获取暴利。许多资本得以低价购入土地，高价出售房屋。私人资本还通过降低劳动力价格的方式，拉开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的剪刀差，导致资本效益的提高和劳动力的贫困并存的现象。

优惠资本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在资本和其他要素（如劳动力）间形成剪刀差的政策；优惠外国资本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在外资和内资间形成剪刀差的政策。有的国家的私人资本以毫不节制的方式，在短期内走过了别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道路。导致这种资本急剧积累的背后，一定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剪刀差机制。

这种剪刀差带来分配上的极大不公：一方面是巨额财富积累，另一方面是大面积的相对贫困；一方面是暴利，另一方面是低消费。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这种剪刀差必然导致财富的大规模掠夺，导致资本的逆向流动，导致穷国更穷，富国更富。

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资本在垄断了国际政治权力和市场以后，更加积极地提倡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放任，就是放任处于垄断地位的资本的自由，放任它们随意寻租的自由。所谓全球化，就是通过资本的一体化，使国际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能够通过“铁三角”的“制度寻租”而获得超额利润。

国际资本是这样，国内资本也是这样。

“普世价值”外衣下的“新殖民主义”

有人说，全球化是“普世价值”！世界要走向共同繁荣，必须走向全球化旗帜下的一体化。全球化认为21世纪的世界是大同的世界。这个大同世界的基本支柱是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在否定了劳动者追求世界大同理想的同时，试图把资本统治下的世界大同强加在人类头上。

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会发现这种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全球化和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殖民主义没有什么差别。全球化是通向“新殖民主义”的道路。全球化通过资本—技术—制度“三位一体”的专政，通过资本—权力—市场的“铁三角”，通过程序控制和机构控制，通过丛林法则，实现少数国家对多数国家的控制，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控制，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控制。全球化向世界推销一种单一的体制，实行单一的全面开放的“一体化”，从而实现对全世界的控制。全球化就是要别人放弃“独立自主”。这不是“新殖民主义”是什么？

在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和托管体系中，为了维持帝国的经济产业和技术优势，殖民地和托管国在帝国的分工体系中就是原材料的提供地和帝国低端产业的市场。在漫长的殖民统治时期，帝国不允许殖民地从事与帝国分工无关的产业。许多殖民地被严格阻止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制造业。许多殖民地只被允许从事手工作坊一类的“制作业”。以美国为例，在漫长的殖民统治以后，独立后的美国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企业。

全球化就是这种殖民主义。不同的是，看得见的手现在变成了看不见的手；宗主国看得见的手，变成了国际机构看不见的手；宗主国的直接统治，变成了非政府机构的统治；对殖民地权力赤裸裸的剥夺，变成了对程序和投票权的垄断；军队和暴力的统治，变成了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对强权而言，全球化是肢解对手经济体系、消除竞争对手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消除霸权的永恒忧虑的最佳办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乘战略，是“新殖民主义”。

全球化的这种“新殖民主义”的本质，早在它被捧成时尚以前，就被一位东方的哲人，一位中国的伟人，一位超越历史的伟大战略家所洞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论及中国的发展道路时，他就洞察到，中国如果不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将再次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既谋一时，又谋万世；有穿越历史的眼光，预见历史的发展，气壮山河地创造历史；而不是跟在历史的尾巴后面，囿于历史的表象，跌跌撞撞地追赶历史。

有人说，全球化将世界市场整合在一起。但是，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从经济学角度讲是一个非均衡的世界市场。资本的“三位一体”、对程序的控制、“铁三角”的寻租方式决定了这个市场不是一个均衡的市场。发达国家对技术的垄断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均衡。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内部，“铁三角”同样导致非均衡。西方经济学认为，不均衡就是低效益。全球化是一种低效益的经济体系。

有些人宣称，全球化带来高效率。然而从本质上讲，全球化是一种低效益的国际经济体系。这种低效益有许多方面，其中之一表现为世界财富的逆向流动，表现为在急需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国民储备被转化为外汇储备，转化为虚拟资本，人为地降低了发达国家的资本成本，人为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成本。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低效益。

大国崛起，要领导历史潮流，要敢于反对虚假的“历史潮流”。

第五章
被美化的抱残守缺
——崛起陷阱

在全球化进程中，有些人被新自由主义曾经有过的令人眩晕的表象所迷惑，而将其短暂的浮躁，当成了历史的永恒必然。似乎暂时的浮华代表了历史的趋向。其实全球化几十年的喧嚣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最多只是一轮有声有色的涟漪，一轮由历史法则驱动的涟漪。虽然有人把涟漪当做潮流，然而短暂的涟漪终究不是潮流。是的，全球化曾经为某些国家和群体带来了卓越的声誉、显赫的权势、巨大的财富，但是，那并不能证明全球化会给弱势民族和弱势的人们带来同样的权势和财富。全球化是强权的剑，是弱者的枷。全球化是强权的战略选择，是新兴大国崛起的陷阱。全球化在强权的造势下，成了流行时尚，但并不因此而享有历史的法则。历史的法则不是由财富、权势和时尚来张扬的。全球化不是20世纪70年代的新发明。中华民族早在1840年，在列强敲击中国大门的炮声中，就感受过全球化的冲击。19世纪的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无数丧权辱国的苦难。中国曾经在全球化中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经过100多年前赴后继的奋斗，中华民族的历史航船，才穿越了那一场全球化的惊涛骇浪。在全球化中失去的香港，经过100多年的沧桑，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全球化不是历史法则，然而却被打扮成了历史法则。全球化想使历史法则在它面前沉默。是的，历史的法则是谦卑的，它可以谦卑地沉默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但是，历史的法则也是无情的，它终究会表达自己。历史法则表达自己时，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事实，用冷冰冰的事实。当我们反思那些在崛起道路上成功和失败的历史时，我们常常要问，历史为什么是这样书写的？这些相似的历史现象代表的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历史的必然？左右那些历史选择的是各种力量间的随机组合呢，还是历史规律的铁腕推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回顾一下长青的历史以前，让我们检视一下灰色的理论，回顾一下人类曾经有过的关于全球化的争论。

固守落后就是发挥优势？

美国有一本书，叫《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Nicholas R. Lardy）。该书暗示中国全球化以前的经济体制的缺陷有两个：第一，忽视了低端产业（廉价劳动）的比较优势；第二，没有充分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并认为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改变着这种状况，通过改革达到了充分利用这两个要素的目的。在该书的作者看来，中国的出路似乎就在于发挥自己的低端产业优势和利用外国资本。这种误读中国发展道路的看法相当流行。

这种建立在比较利益学说基础上的发展战略是一种固守落后的发展战略。经济学家对比较利益学说和绝对成本学说有许多的批评，我们不打算在此重复。我们想着重从发展的角度，从国家博弈的角度，从后起国家崛起的角度来解析这套理论所隐含的发展道路的陷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利益学说。一个多世纪以前比较利益学说产生于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这种理论反映了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和超级大国对建立由英国主导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分工的需要，反映了大英帝国通过保护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对保护主义的选择性扬弃，为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推行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不合理的世界分工披上了一层科学的面纱。简而言之，这种理论代表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而今天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美国。在美国推行全球化的旗帜上同样大写着比较利益学说。

比较利益学说的初衷是提倡国家间互惠互利的分工，并认为这种国际分工有利于增进相关国家的财富。这本来是一个认为一定的国际分工有利于推动财富增长的理论，一个关于数量和分配的理论。但这个不涉及经济素质的提高、不涉及产业的进步、不涉及国家博弈的理论，却被全球化的推手们打扮成一种发展的理论。比较利益就这样被推到了极端，成为全球化这种“全球信仰”的理论支柱。一个关于数量增长的理论，被包装成一个关于发展道路的理论并获得崇拜。真理迈出的这一小步使之成了谬误。这一小步，成就了“固守落后就是发挥优势”的弥天大谎。这一小步把经济发展偷换成了经济增长。不过这一小步却包含着一个惊天的战略秘密：那些业已发达的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陷阱，一个叫做GDP的数量陷阱。

像中国这样崛起中的民族，在经济发展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要不要建立自己目前尚无优势的高端产业？要不要超越自我？要不要在国际竞争中抢占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所谓超越自己，挑战自己，就是要抢占那些我们暂时没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技术制高点。而比较优势理论的答案是否定的。按照这种发展理论，中国1949年以后，不应该建立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不应该建立自己的飞机、汽车和电子工业，也不应在技术和人才呈现“比较劣势”的情况下研制战略武器。再让我们上溯到1841年，那时候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大概是农业和手工业，反正不是现代工业。按照全球化分工体系，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试图把中国变成经济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战略企图是不是合理的？中国是不是要永远发挥自己农业和手工业的“比较优势”？这种要发展中国家“固守落后就是发挥优势”的理论的实质，是要发展中国家“固守落后”，从而在国家博弈中出局。

比较利益学说的核心观点是，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从事其生产效率相对最高的产品和产业，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换取其他产品。这种建立在各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不仅会使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会使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因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福利，和每个国家作为个体的福利都将因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提高。所以，这样的国际贸易将营造一个每个国家都赢、全世界都赢的多赢或共赢局面。我们想再一次指出，衡量这种福利的是数量的增长。

为了让不是经济学专业的读者对这个理论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让我们假设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业的世界模型：这个世界只有国家A和国家B；只生产两种产品——草鞋和机器。让我们进一步假定两个国家都有生产草鞋和机器的能力。但是，每个国家生产草鞋和机器的相对（比较）成本不一样。目前，国家A生产机器比生产草鞋效率高；国家B生产草鞋比生产机器效率高。国家A是发达国家；国家B是发展中国家。

假如没有国际分工，没有全球化，两个国家的经济都相对自足。每个体系都必须生产自己需要的草鞋和机器，都发展出自己完整的经济体系，都彼此独立不依赖对方。世界是变化的，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也许在将来某个时候，国家B随着技术的提高、产业的进步，改变了自己的技术结构，生产机器的效率变得比生产草鞋的效率要高，而且高于国家A，在总体经济实力上比A国发达。在那个时候，国家B就成了发达国家，国家A成了需要赶超的国家（这是国家A十分害怕的未来）。

但是，以比较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打断了那种可能的将来。根据全球化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国家A——发达国家，应当生产机器，因为现在国家A生产机器比生产草鞋效率高；国家B——发展中国家，则应当生产草鞋，因为现在国家B生产草鞋比生产机器的效率高。在这样的国际分工下，国家A能生产更多的机器，国家B能生产更多的草鞋。结果全世界能生产更多的机器和草鞋。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实行交换。国家A通过向国家B提供机器换取草鞋；国家B通过向国家A提供草鞋换取机器。这种全球化不仅为国家A、国家B，还为全世界带来更多的福利。

把比较利益学说当成发展战略，推销的是一个简单的世界经济模型。那就是：让今天先进的国家从事先进的产业；让今天落后的国家从事落后的产业，因为落后的产业是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先进的造机器，落后的编草鞋。比较利益学说为这种世界经济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模型、不合理的世界分工制造了一件合理化的新衣。比较利益学说认为，这种世界分工是如此的合理，以至于不加入全球化的国家，不仅导致自己国家福利降低、GDP降低，还会导致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福利降低、GDP降低。这种理论，为推行全球化提供了道义上的优越性。你不加入全球化，不安心编草鞋，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还损害了全世界的利益。这种理论把希望崛起、希望打破现有国际分工的民族，送到道义的审判席上。

以比较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就是要延缓甚至打断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国家博弈的角度看，比较利益想通过逆向选择的国际分工将竞争对手挤出局。它代表的是强者的利益，是强者的逻辑，甚至是强盗的逻辑。比较利益下的国际分工，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道路，这种国际分工与现代化是完全不同的两条发展道路。比较利益带来的国际分工，要发展中国家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发挥优势，要为了海外市场的需要（比如美国市场的需要）将大量的资源配置到低端产业上。国际分工不是现代化道路，也不可能带来现代化。当一个民族将大量的资源投入低端产业时，当一个民族心安理得地认为发挥优势的方式就是固守落后时，这个民族将如何建立完整的现代化体系？固守比较利益对于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也许是一种不得已的宿命，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则是陷阱。

以比较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带来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所谓国际分工就是经济结构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的，而是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建立的。这种经济结构导致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最终导致经济独立性的丧失，这样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中国自己的历史也是这样。中华民族1840—1949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依赖的含义是什么。

以比较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扭曲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满足本国人民自己的需要和福利，而是满足某些海外市场的需要。而这个海外市场的主体，往往又是在许多方面与本国战略利益不一致的市场。为竞争对手的需要而生产，是这种国际分工面临的另一个困境。

这种国际分工与独立自主、与现代化战略是完全对立的。

国家崛起的十大陷阱

这种全球化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设下了十大陷阱。

第一，为崛起中的国家掘了一个意志上的陷阱。一个发展中的民族想要崛起必须自己挑战自己，必须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勇气。我们曾提到过，在一个民族的综合实力中，民族意志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一个民族的衰落首先是意志上的衰落。而且经济战争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攻心为上。对于一个后起的国家而言，可怕的不是暂时的落后，而是永远的落后；不是承认暂时落后的历史事实，而是屈服于这种落后的意志衰退。落后不可怕，可以赶，可以超。真正可怕的是，明知落后却甘于落后，明知落后却又在国际分工中选择落后。屈从于将这种落后的现实固定下来的世界经济体系安排，那才是一个希望崛起的民族的悲哀。我们在前面通过一些国家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崛起首要的是意志上的崛起。有些国家的衰退，首先是意志上的衰退。意志上衰退了，再强大的国家也会衰落，也会在国家博弈中败下阵来。要打断一个国家崛起进程的成本最低的最佳手段，就是要折服后起国家的意志，让其安于落后、安于现实，不要力图挑战强国的先进地位；就是要让后起国家收起赶超的雄心，收起改天换地的壮志。

要夺其人必先夺其志；要折服一个民族，必先折服该民族的意志。比较利益学说和全球化战略就是要夺走后进国家的民族骄傲，让后进国家臣服于既存事实，满足于编草鞋，安心于编草鞋；满足于买机器，安心于买机器。这套经济理论和体系提倡的就是经济上的偏安思想。经济上的偏安与国土上的偏安，都是意志软弱的表现。这种现象在全球化程度很深的国家里处处可见。那种崇拜别人，崇拜别人的一切，从崇拜别人的技术，到崇拜别人的体制，到崇拜别人的价值体系的风气十分风靡。崇拜本身作为个人行为，本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崇拜往往导致妄自菲薄，导致在国家产业战略和技术战略上的逆向选择。在国际分工的口号下，自觉主动地从一些关键产业里退出来。从大飞机中退出来，从独立的汽车产业里退出来，从计算机核心技术里退出来，从追求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退出来，将一大批曾经业已形成的自主的民族产业、民族品牌，要么肢解掉，要么拱手送人，让别人毁灭掉。这些都是自甘落后、害怕自我挑战、害怕竞争的行为。

第二，为崛起中的国家掘了一个永远落后的低水平陷阱。为什么有的国家在GDP高速发展的同时，却面临着低水平扩张的陷阱，大量的GDP都来自于低端产业？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这套体系就是要通过全球化，通过世界经济秩序的安排而阻断后起国家崛起的道路。永远编草鞋，自甘落后，不图发展，是其为发展中国家指出的历史宿命。反映这种国际分工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就是将这种先进和落后的现状固定下来的体制和机构。这套东西，是要让先进的更先进，落后的更落后；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这套体制就是要保障强权的永续；就是要把不平等的事实通过世界经济体系而合理化；就是要使强者和弱者永远处在这个不平等的起跑线上。这里面有一个温柔的陷阱。全球化告诉发展中国家，只要加入了这种国际分工，你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都会受益。你加入了这套游戏，你就有了世界范围的草鞋市场，你就可以实施出口导向的战略，用别人的、用全世界的草鞋市场推动你GDP的增长（注意不是经济的现代化），你生产草鞋的产业就会飞速增长，出口也会飞速增长，外汇也会飞速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你的技术层次、产业层次越来越低。

在这种国际分工里，后起的国家面临一个低水平陷阱，进入了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误区，在世界经济体系里处于低端产业链。这个国际经济体系越发达，介入这个体系越深的国家，其经济在世界产业结构和产业链中的地位越低。最后沦为别人的草鞋基地，或别的什么装配厂。在这种全球化体系下，建立起来的许多“高科技产业”都带有低技术的实质。因为，这些高科技产业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别人手中。你只是高科技产业链中，低技术的那一环。那么，后起的国家将如何提升自己的技术和产业结构呢？答案只有一个，买！因为按这套理论，造机器不如买机器便宜。但是，从竞争的角度讲，谁愿意培养竞争对手？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在严格的技术封锁下，希望通过开放、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核心技术的进步，只是一种无视国家利益博弈的幻想。

一旦你很深地融合了这种经济体系，你很难实现你的产业升级。因为在你的国家内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与编草鞋有关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与这种国际经济体系连在了一起。这个编草鞋的利益集团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反对产业转型。这个利益集团会动用一切手段提倡这种低技术模式。

不仅如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有一定的刚性。一旦形成了一个以低端产业为特点的产业结构，想改变这种产业结构所需要的时间会很长，带来的GDP的震荡会很大。因为调整产业结构的努力，意味着你必须把一部分资源从编草鞋的产业中调出，配置到生产机器的产业中去。资源的这种重新配置必然导致低端出口的减少，短期内外汇收入的减少。然而，培育一个新产业需要时间、市场、资本和技术。在这样一个经济结构的调整中，GDP就会有震荡。这个刚性的低产业陷阱，一旦掉进去以后就很难爬出。而且，这种调整产业结构的努力本身，已经违背了比较利益原则。

第三，为崛起中的国家掘了一个产业扁平化的陷阱。这套理论和体系意味着放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经济独立。从提高GDP的角度讲，只要保留编草鞋的产业就行了，就能实现该国GDP的最大化。即使有了或继承了造机器的产业也应当通过国际分工毫不留情地废除掉。从简单的比较利益原则来看，造机器带来的GDP远不如编草鞋、买机器带来的GDP高，一个残缺不全的经济体系也许能带来更高的GDP。这就是许多人提倡的“产业扁平化”的陷阱。

产业扁平化是以牺牲经济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为代价的。失去了经济独立，也就失去了国际经济的竞争力，最终将失去国家经济效益。因为，在你能造机器的时候，尽管你造机器的比较效率不高，但是你造机器的能力本身打断了对手对机器生产的垄断。一旦你自毁长城，废掉了造机器的武功，对手就垄断了机器生产。他在与你的贸易中会谋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大量攫取你的GDP。从国际资本的商业实践看，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当然，有人会站出来说，别人垄断了机器生产，你也垄断了草鞋的编制，你们是完全平等的。但事实上，草鞋是一种低端产品，其可替代性相当高，假如你卖草鞋的垄断价格高于对手生产机器的价格，对方可以自己生产草鞋，也可以向其他国家购买。而机器是可替代性非常低的产品。它技术含量高，投资生产周期长。假如你自废武功太久，不仅赶不上技术进步，甚至很难恢复原状。

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学说就是这样为后起国家挖掘了一个让自己产业支离破碎的陷阱。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以前，许多国家把经济的独立当成是政治独立的必要条件，把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满足人民需要当成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有利于国家崛起的战略目标，有些国家在短期内出现了消费品短缺的现象。但是，一个民族消费上的短期牺牲换来的是该民族经济独立的长远战略利益，是该民族为未来的储蓄，为该民族将来的消费提高打下了产业、物质和技术基础。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使业已建立的经济体系通过国际分工而被肢解。以拉美为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75年，拉美实施的是进口替代战略，目的是要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许多国家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了许多经济和产业体系。但是，从1975年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造以后，拉美走上了出口导向的战略。希望以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来实现GDP的增长，而且许多出口产业不是建立在国内资源的基础上。在短短的几年中，那些已建立的产业和企业卖的卖，关的关，大都凋敝。这种发展战略导致经济产生对外的严重依赖性，对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资源的严重依赖性。这种经济依赖性，在后来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让拉美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导致拉美国家失去了解决自己危机的自主权，而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开出的注定要使危机深化的药方——华盛顿共识。这种对外的依赖性也是拉美在危机以后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困境的原因。

第四，为崛起中的国家掘了一个数量扩张的陷阱。这套体系和理论对后起国家意味着把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降低为GDP的数量扩张，走上低水平循环的数量扩张道路，放弃经济的现代化，放弃全面崛起的战略。按比较利益原则的全球化，编草鞋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比造机器更能提高GDP。所以，你应当把编草鞋的产业极大地扩张，大量出口，以出口草鞋拉动GDP的增长。落后产业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吸走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资源配置呈现逆向选择，导致经济的二元化。在这种逆向选择中，尚未形成竞争力的高端产业、尚未大量市场化的新兴技术、短期内尚无经济效益的创新，面临资金匮乏的困境；而编草鞋的产业，资金丰厚。这种逆向选择，严重妨碍了一个国家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进程。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在实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后，科技创新的能力反而普遍下降，几十年的全球化，几十年对技术进步的大力提倡，并没有催生出一大批拥有自主产权的新兴产业群体。几十年是一个并不短暂的岁月。

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体制导向下，经济发展变成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变成了GDP的增长；GDP的增长变成了主要是编草鞋的产业的增长。在这个经济体系里只有数量扩张，只有低水平的循环，没有崛起，没有赶超，没有创新。当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大力提倡科技创新。提倡创新的根本方法是建立一套推动创新的体制。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对创新实行逆向推动的体制。

如果说在这种全球化模式中还有什么GDP质量的追求的话，那就是把草鞋编得更好更精美。全球化是许多国家GDP处于低水平循环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量的人财物被吸进了低水平的国际分工陷阱里，国民经济被导向到以他国草鞋市场为目的的经济运行轨道上，导致资源和资本的低水平使用。

第五，为崛起中的国家掘了一个贫困的陷阱。它对后起国家意味着，通过国际贸易和全球化把含金量高的产业拱手让人，不断为自己制造贫困，不断为对手制造富裕。按时下的流行话讲，由于造机器和编草鞋的技术含量不一样，彼此所处的产业链的位置不一样，生产机器和生产草鞋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不一样，所以含金量、利润率也不一样。生产机器的1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可能等于编草鞋1000小时创造的价值。一架大飞机的价值，可能高于上亿双鞋的价值。这种利润水平的差异，通过国际贸易而实现，导致财富的转移。

不仅如此，低端产品具有高度的替代性。发达国家既可以利用这种替代性在不同发展中国家间激起竞争，也可以在同一国家内不同厂家间激起竞争，导致价格的下滑，使利润尽可能地流向发达国家。

全球化的特点是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而推动这种流动的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巨大利润。

第六，为发展中国家掘了一个依赖世界市场的陷阱。发达的强权国家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深度介入这种利益分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将因集中生产出口低端产品而支离破碎，产业在低端上循环，经济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将依赖国际市场。结果导致在产业上、技术上和市场上的全面依赖。这种依赖性极大危害一个大国的经济安全。一旦国际市场上出现震荡，一旦有人要对你的经济发难，一旦国际局势恶化，这种经济体将面临国外市场大幅度萎缩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一旦你产生了这种依赖，你将再也不可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与对手打交道。对方将会利用这种战略优势控制你的经济利益。

第七，为发展中国家掘下了抑制创新的陷阱。这种安于落后产业国际分工的体系，严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这种对创新的抑制，不仅源于资源在国内的逆向配置，还源于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逆向配置。以目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盛行的全球范围内的就某种新技术的大规模公开招标为例。这种所谓的公开招标，表面上一律平等，实际上由于民族产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实，其本身就是对民族企业的歧视，对民族创新能力的打压。有的国家几十年来建立了许多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以昂贵的代价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动辄几十亿元。但是这些项目在总体上却没有带动国内同类技术和产业的大规模发展。经济发展大规模的建设，没有起到大规模带动技术进步的作用，不能说不是一种资源在国际范围内逆向选择的结果。大量的建设成了推动别人技术进步的契机。这种全球化体制，对中国那些正在艰难起步的技术和产业创新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导致企业技术开发投入的减少。以中国企业为例，有人估计，企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在0.8％，远低于发达国家2％以上水平，严重制约着产业发展。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25％，研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56％，大中型企业仅为0.71％，发达国家的企业这一比重超过5％，中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种全球化体制难辞其咎。再举一个例子，笔者曾看到一份关于中国大飞机发展的报道，对中国开发大飞机的雄心非常感动。但是其中提到中国大飞机在发展过程中，对发动机等关键设备实行全球招标。这似乎符合全球化市场原则，但不知道符不符合推动国家技术升级的国家利益原则？要把研制大飞机当成推动中国相关产业技术进步的战略契机，要避免成为另一个抑制国内创新的例子，避免用我们的资金去支撑别人的技术进步。假如我们不能通过发展大飞机推动中国发动机产业的技术升级，谁来帮助我们的技术升级？虔诚地希望我们的大飞机生产不会成为另一条装配线，希望我们的大飞机战略能带动一大批关键产业和技术的起飞。美国欧洲的大飞机产业也向世界招标，但是核心技术却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许多情况下世界招标有两个目的：其一为了降低成本；其二为了打开市场。而打开市场是更重要的因素。

为了培育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的技术，我们应当坚决放弃所谓“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公开招标”这种损己利人的方式，放弃用自己的资金推动别人进步的方式。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许多大规模建设往往带动一大批技术和产业的进步。我们应当向前人学习这种历史经验，让自己大规模的建设带动自己的技术和产业突破，推动自己民族的技术革命。

第八，为发展中国家挖掘了国家利益可能被国际资本绑架的陷阱。全球化导致国际资本无孔不入。这种国际资本在“制度寻租”的过程中，可能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集团结成同盟，蚕食经济主权，达到左右许多经济政策的目的。这大概是许多国家的某些具体经济政策明显偏好国际资本的原因。

第九，为发展中国家挖掘了一个二元经济和贫富悬殊的陷阱。二元经济是出口导向战略的特有现象。美国早期曾遭遇二元经济陷阱，拉美、日本都曾面临二元经济陷阱（参见第二至四篇）。资源被大量吸引到出口部门，导致内需部门资金不足，内需不足，形成了出口和内需两个经济体系间的财富差距。国内企业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结果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劳动者不能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经济增长和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并存。

第十，为发展中国家挖掘了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陷阱。我们将在日本一篇中看到，美国是如何处理国防和高科技的关系的。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安于落后，在高科技上依赖他人。而高科技是决定现代防务能力的关键因素。

从方法论上看，把比较利益学说当成发展战略是一种形而上学。它着重的是现状，而不是未来；它看不到变化，看不到一个国家技术和产业结构相对变化的可能，看不到现有世界格局改变的可能，看不到比较成本改变的可能。它看不到对于后起国家而言，可以通过跨越式发展而抢占世界技术和产业制高点的可能。

两个虚假的历史命题

在下一篇开始历史之旅以前，我们有必要解开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那两个令人迷惑的虚假的历史命题。

新自由主义为了实现对公正和平等的进攻，转换历史话题，把关于公平的历史争论，变成关于自由和效益的争论，并进一步认为，政府干预既无自由又无效益。

政府干预既无自由又无效益，是新自由主义赖以行骗天下的两个虚假的历史命题。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只有新自由主义，只有华盛顿共识，只有私有制、市场经济，只有大幅度削减社会支出，只有全球化，才能带来自由和效益。

实际上，全球化是既无自由又无效益的经济体系。全球化的权力结构，全球化的“制度寻租”，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发展陷阱，全球化带来的荒谬的国际分工，全球化赖以存在的发达国家对技术、程序、国际机构的垄断等，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是一个非均衡体系，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低效益的体系。全球化使拉美陷入金融危机，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使拉美陷入长期的危机与低迷交错的困境中；全球化导致日本的资产泡沫，使日本同样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在漫长的衰退中徘徊；全球化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许多其他货币危机，导致了2008年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

我们在后面将指出，金融资本必然出现繁荣—破裂的周期循环。自由放任的金融资本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这种危机不是低效益是什么？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要发展中国家相信固守落后就是发挥优势，让发展中国家落入发展的陷阱。后面我们将进一步指出，全球化导致虚拟增长和对发展的抑制，导致虚拟债务对实体经济的攻击。对中国而言，有人要中国再生产30年衬衣，要中国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底部，全球化带来了数万亿美元的国民储备的外流，带来了出口产业对内需产业的资源竞争。这不是低效益又是什么？

全球化是国家博弈的工具，受到处于控制地位的国家的支配。这种国家关系，不可能产生一种均衡的经济关系。受强权摆弄的全球化，不导致低效益，又会导致什么？

全球化就是低效率。假如它有什么效益的话，那只是掠夺者的效益和强者的效益。

全球化会带来自由吗？不，全球化带不来自由。全球化蚕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国际金融资本在资本自由流动中边缘化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主权；全球化通过国际协定强迫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等等。这些历史现象表明，全球化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自由。削弱主权就是削弱自由。全球化带来的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自由和资本的自由。全球化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全球化迫使发展中国家走上不是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

全球化扩大贫富差距，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制造贫困。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被剥夺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资源的人们，那些越来越多的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有什么自由？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只是一种权利。当自由只是一种权利时，自由与弱者脱离。在贫困中挣扎的弱者，往往被剥夺了行使自由权利的条件。自由不应当只是权利，自由还必须是事实，一个公正的社会，要创造条件让弱者实现自由。

如果说世界范围内的“铁三角”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由权利的话，那么贫困就剥夺了许多中下层行使自由的条件。

我们在指出全球化的种种虚伪时，有必要直截了当地指出，全球化带来的既不是自由也不是效益。新自由主义的两个历史命题是虚假的历史命题，全球化体系建立在两个虚假的命题之上。建立在虚假命题上的全球化支撑不起中国崛起的梦想。

穿越历史的交锋

纵观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强国的崛起是通过自由贸易而崛起的。大英帝国、美国、德国、日本、苏联、1949—1978年间的中国，无一不是如此。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也是通过长期的保护主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强权利益主导的世界利益格局中，希望通过融入国际市场而崛起是一种回避历史事实的选择。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美国是唯一一个曾经把崛起的希望寄托在自由贸易上的国家。在独立初期，美国曾经努力探索过这条道路，希望通过在超级大国间保持中立和平衡实现与所有国家的自由贸易，并通过这种自由贸易而实现国家的崛起。但是，当时的国际权力和实力结构无情地断绝了这条道路，迫使美国走上了依靠保护主义实现战略崛起的道路。

一个大国的崛起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贸易保护战略和自由贸易战略。前者追求的是通过保护和政府介入建立完整独立的现代化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并由此实现政治上的真正独立，最终实现大国崛起，实现一个国家全面富裕；后者追求的是通过自由贸易和国际市场来选择性地定义自己的经济体系，放弃对自己经济和产业的保护，放弃经济体系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力图通过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经济的崛起。这两条发展道路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前者强调的是经济体系的国民性，后者强调的是经济体系的世界性；前者强调经济独立和完整，后者强调经济对外部的融合和依赖；前者强调长远的经济发展，后者注重短期的经济增长；前者强调经济总体素质的提升，后者强调GDP数量的扩张。发展中国家究竟应该选择哪条道路？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所有的后起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面临这种选择。近代以来，关于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有200多年的历史。其中对世界历史进程有巨大影响的争论有五次。这些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在落后的情况下，不甘于落后，拒绝所谓的国际分工，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第一次争论是美国独立以后到19世纪60年代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产生了影响美国经济政策100多年的“美国学派”，甚至成为美国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在争论的过程中和争论结束以后实施了100多年的保护主义政策，催生了一个新的世界霸权。从世界范围看美国是当时世界保护主义的旗手。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德国。由出生于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zt）主导。他和汉密尔顿一样不是书斋型的经济学家，不是单纯从书本出发的学者，不太迷信当时为世人所信奉的“自由贸易”教条。他做过公国的副部长、大学教授、符腾堡公国商会的副会长，也曾被判过10个月徒刑，为服刑而在要塞里做过苦工。他被提前释放的条件是移民美国。他在美国先务农后当记者，再后来由于运气好而致富。1832年，在美国居住了7年以后，他作为美国的领事而回到德国。在移民美国期间，他详细研究了汉密尔顿的经济讲话和文章，回到德国后在“美国学派”的基础上创立了“国民经济体系”学说。这套学说强调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与大英帝国提倡自由贸易的普遍性相反，他提出每个民族在发展经济时都要结合自己的情况。结论是在德国这样的后起国家中发展经济，不能照搬“自由贸易”，要实施政府的强力推动和保护主义。李斯特的政策建议为德国政府采纳。这场争论催生了欧洲大陆的大国——德国迅速工业化，形成了新的世界强权。

第三次争论是在苏联建立后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关于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布哈林与斯大林的经济政策之争实际上是经济发展道路之争，是关于要不要通过国家保护迅速实现工业化之争。布哈林要把苏联建设成“生产布匹”的国家，强调苏联要慢慢地发展。斯大林强调运用国家权力的强力推动，在国际强权的围困面前实施保护主义，通过工农业剪刀差迅速积累实物资本，尽快实现苏联的工业化。有文件表明，斯大林在苏联工业化的进程上有迫切感和危机感。他感到有一场即将强加在苏联身上的战争，为了给打赢这场战争做好物质基础的准备，他铁腕推行大规模工业化。在这场争论的基础上产生了苏联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学说。这场争论在20多年中催生了工业化的苏联，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基础。假如苏联走布哈林的道路，没有迅速完成工业化，假如苏联的经济体系不能在战争中将现代化的重型军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不会是后来这种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迅速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并得以与美国竞争。在西方面临滞胀的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依然发展迅速。这场争论催生了曾经存在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苏联的成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许多国家指明了发展道路。鉴于苏联的成绩，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纷纷采用政府干预的保护主义体制。

第四次争论就是1949年以后发生在中国的争论。中国究竟是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改造，还是从单纯的会计成本出发，实行“造不如买”的战略，依靠购买来实现中国现代化。毛泽东以前无古人的战略家的历史眼光，洞察到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与国家独立和国家安全的密切关系，决定走自己的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面对贫困和落后，毛泽东没有气馁自卑，没有寄希望于人，没有走贸易立国的道路。毛泽东带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自信和清醒，雄视世界，目烁古今，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八个字，掷地有声，铿锵有力，气吞山河。既道出了国家博弈的现实，又道出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境遇；既道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又道出了不可违背的历史真理。艰苦创业和事实上的保护主义政策是当时经济政策的特点。在强敌环生的国际环境下，假如没有毛泽东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假如没有完整的经济安全，中国凭什么在美苏争霸中推动大三角战略？中国凭什么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和美国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凭什么能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中国凭什么能享有近60年的和平？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终于成了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强国，尼克松才会从大洋另一边把交往的手伸向周恩来，才会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尊敬地说：“主席，您改变了整个世界”。那不仅是对毛泽东个人的尊敬，也是对崛起了的中华民族的尊敬。国际博弈是实力较量的结果。对手心悦诚服的承认，是对中国的这些成就、实力的佩服，是对站在背后的中国经济体系的佩服，是对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的佩服。历史才是最好的裁决者。假如中国在1949年以后，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自由贸易的道路，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在国际资本的自由竞争下，中国的民族产业和民族工业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也许能依靠低端出口推动数量增长，但是中国不会是今天这样的强国。那个时代是民族产业蓬勃兴起的时代，一个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如汽车、机械、重型机械、飞机等；那是一个创新喷发的时代，一个又一个奠定中华民族战略实力的创新不断推出，如核武器、人造卫星、中国载人飞船的基础、杂交水稻等。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在二十几年里，创造过那么多的辉煌。发展不是以多少贸易计算，创新不是以多少篇论文衡量。独立自主不是全球化，自力更生也不是全球化。当然那个时代有探索中的失误，有失误导致的损失。那些损失，是否大于对外投资损失的800多亿美元？那个时代我们曾经勒紧裤带，支援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这些援助有的改善了中国的战略环境，有的帮助我们打破了别人对我们的孤立。中国广交朋友，朋友把中国抬进联合国。有没有人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把这些援助和借给别人的数万亿美元低息贷款做一个比较？

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怎么崛起？通过全球化，通过别人的市场，将经济战略的主动权交给别人，又怎能崛起？

第五次争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美国推动发轫于拉美诸国继而蔓延于全世界的争论。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其实，那不是一场真正的争论，因为反对的一方在这次经济危机以前几乎完全被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淹没。这场争论，催生并导致了GATT向WTO的转变，导致了IMF的转型，导致了全球化。不过3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除了催生了拉美经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还有许许多多的货币危机，以及目前2008年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外，尚未真正催生一个新强权的产生。

几百年两种发展道路的大争论表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争论是一个国家经济战略的争论。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需要争论。握有真理的人，不怕争论。没有前五次争论，有些国家也许会失去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的历史机遇。保护主义是后起国家崛起的道路，而自由贸易是世界强权扩张经济霸权的经济战争的旗帜。对后起国家而言，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要不要迅速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要不要抢占技术和产业高峰，要不要在经济上实现独立自主，要不要建立一个充满创新的经济体系，要不要即使在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条件下，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为了一个民族的崛起，去攀登那些我们尚未攀登过的高峰，去建立那些我们尚无竞争优势的高端产业和技术，要不要在经济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归根结底，是立足于自己，还是寄希望于他人？是囿于今天，还是放眼未来？

历史上提倡自由贸易的强权们，从自己和别人的历史，应当深知自由贸易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误区。那么为什么它们还要提倡自由贸易呢？

统治世界的权杖

自由贸易与全球化一脉相承，是强者统治世界的权杖。在当前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无疑是最强有力的推手。美国不仅为全球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撑和宣传，而且是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主要制定者。在世界全球化贸易体系经纬中，你不仅可以看见美国价值，还可以看见美国利益。美国不仅左右着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机构，还主导着许多国家的内外经济选择。全球化是美国统治世界的权杖。

这让我想起了19世纪那一轮经济全球化。当然“全球化”这个现代术语还未为那时的人们所闻。那是一次由大英帝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当时掌控世界军事和金融霸权的大英帝国向世界各国推销的是自由贸易的思潮。它的坚船利炮“传播”的是自由贸易法则。处于大英帝国经济体系以外的大中华帝国的大门就是被大英帝国以自由贸易为借口打开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在形式上也包含了与自由贸易有关的东西。只要你打开那一份份不平等条约，就会发现几乎都与开放通商口岸等等有关。我不知道那些力图通过改写历史教科书来改写历史的人，是不是会用他们今天奉行的全球化的观念，去改写帝国主义在自由贸易旗帜下把中国一步步推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

那一轮全球自由贸易与今天的“全球化”尽管在形式上各异，但有两点根本的相似：一是其理论基础都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二是其背后推手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代表的是那个强国的国家利益。

许多国际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认为，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似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意味着无条件的开放和融合，认为只要是自由的，那么对所有国家就都是公正的。任何自我保护，任何发展自己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的政府努力，都是作茧自缚。有些人看到经济发达国家今天相对高的开放程度，于是不假思索地认定是自由贸易催生了这些国家相对发达的经济；看到一些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的经济相对落后，于是就不容置疑地认为是贸易保护妨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些人看到一些小国通过融入国际市场而致富，于是认定那些小国走过的路也自然而然是大国发展的战略。

自由贸易对一个国家究竟起什么作用是以该国家的物质基础和实力背景为前提的。自由贸易提倡的是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是实力原则。虽然狼和羊都能在丛林中自由地存在，自由地竞争，然而这种自由法则所体现和强化的事实是狼可以吃羊，狼可以永远吃羊；它所维护和导致的丛林分工是狼永远是狼，而羊则永远是羊。

自由贸易是强国的战略。而强国是通过保护而发展起来的。

自由贸易必须与一个国家的国情、经济发展的水平、竞争的能力相适应。

强国的发展历史表明，是否推行、什么时候推行国际自由贸易这些战略选择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国家经济实力背景和利益动机。

强国发展的历史还表明，其强大的经济不是自由贸易的结果，恰恰相反，是精心保护的结果。英国和美国都曾经以贸易保护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撑起一片天空，使民族产业免受自由贸易的急风暴雨的摧残。

为什么大英帝国在19世纪而不是更早才如此热衷于推行这种自由主义？为什么曾经不惜用武力推行自由贸易的大英帝国后来竭力关闭国门，竭力反对自由贸易的风雨吹进帝国的殖民地或托管国？

自由贸易的理论虽然诞生于大英帝国，但是大英帝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恰恰相反，它是保护主义的滋生地。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英国实行的是保护主义的政策。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建立在保护主义的基础上的。1699年，为了保护羊毛业和纺织业，英国禁止从国外进口羊毛；1700年基于同样的原因禁止从印度进口棉布；为了保护尚在摇篮中的幼小工业，英国通过高关税对几乎所有的制造品的进口实行限制。这种保护主义政策持续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有些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最后终止（我们将在后文论及）。1660年大英帝国的议会通过了《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这是一个典型的保护主义法案。它要求殖民地的海外贸易必须由雇用英国水手的英国船队运输。所有从欧洲运往北美及其他殖民地的货物都必须先运到英国（英格兰或威尔士）。在英国卸货，通过海关检查，缴了关税以后，再重新装船；所有从殖民地出口的货物都必须先运到英国，在缴了关税以后才能运往目的地。法案保护了大英帝国的利益。皇家舰队垄断了殖民地的海外货运，英国垄断了殖民地的对外贸易，而大英帝国的关税则为英国有效地保护了殖民地市场。

这一法案有力地促进了伦敦的发展，使其逐渐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极大地推动了“皇家舰队”的迅速扩张。英国逐渐发展成全球范围的“超级大国”。

这项保护英国利益的法案直到19世纪中叶才被废除。

这项法案增加了殖民地对英国的依赖，强化了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分工，加深了殖民地经济的单一化和畸形化，因而遭到殖民地的强烈反对，从而成为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贸易保护培育了英国工业，有利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是历史事实。

到了19世纪，英国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其生产能力和效率得到极大提高；规模经济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以1860年为例。这一年仅占世界人口2％、欧洲人口10％的英国生产了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消费了全世界50％的棉花。英国的现代工业能力，相当于全世界潜力的40％～45％，欧洲的55％～60％。作为世界的制造中心，英国亟须为其大量的制成品寻求国外市场，与此同时，英国也亟须为日益增长的工业寻求进口原材料。保护主义已经成了英国利益的障碍，而自由贸易更加符合英国的国情和国家利益。

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而大英帝国的军事霸权为其开拓世界市场、推行自由贸易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和坚实的保障。

在这个时候，保护主义对大英帝国而言，就是其他国家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免受英国的挑战，就是限制帝国利益的海外扩张，就是听任其他国家的市场对大英帝国的工业关闭。这当然不是大英帝国的利益所在。大英帝国的利益是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让其与大英帝国最先进的工业进行自由竞争，让大英帝国的产品自由进入，让大英帝国成为世界所有国家的工厂，让所有国家成为大英帝国的市场和原料产地。所以，自由贸易而不是保护主义是大英帝国的利益所在。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英帝国放弃了保护主义而把自由贸易当做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手段。

这就是大英帝国贸易政策战略性转变的历史前提，这就是大英帝国成为自由贸易的历史旗手的前提。在大英帝国理想的国际分工蓝图上，大英帝国是世界工厂，而其他国家是原材料产地，而连接两者的是自由贸易体制。自由贸易体制是大英帝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大英帝国本身放开的是其拥有竞争实力、拥有比较利益的产业，是一种选择性开放。对其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依然保护。在推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大英帝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某些产业利益，毫不犹豫地启用保护主义政策。其中著名的就是英国历史上的《玉米法》。虽然《玉米法》早在12世纪就有人提及，但《玉米法》真正变得意义重大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战后，由于欧洲小麦的大量进口，导致英国面包价格下降，玉米价格下降，玉米种植业主利润下降，英国玉米种植业面临巨大打击。当时的英国面临是通过国际贸易由欧洲养活自己，还是通过贸易保护发展自己的玉米种植业，自己养活自己的选择。英国选择了自己养活自己的战略。大力推行自由贸易的英国通过了一系列立法保护玉米业。最初的1819年《玉米法》规定，在英国玉米价格上涨到一定水平以前不许从欧洲进口小麦。尽管这项法案受到许多不同人士不同角度的反对，但它在相当程度上却有效地保护了英国的玉米业，推动了玉米业的发展。由于这项法案保护了面包的高价格，是一个在政治上受到多方批评的法案，但直到1846年才废除。我们不打算介入这项法案的政治性评论，我们只想指出，这个例子表明，在需要的时候，大英帝国不会为自由贸易束缚手脚。

《玉米法》的废除表明英国放弃了自己养活自己的战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英国食品需求的70％需要从海外进口。战时的严重食品短缺使英国认识到一个国家的食品自给和保障是何等重要，战后英国政府用优惠的补贴来鼓励农场主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产量。

此为题外话。

后来，法国、德国相对崛起，大英帝国国力相对衰落，当自由贸易不再能最大化它的国家利益时，它就逐渐从自由贸易上向后退。到了20世纪的前十几年，大英帝国虽然还顶着超级大国的光环，然而其工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实力大为下降，自由贸易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于是它逐步放弃或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政策，自由贸易被裁减成了一项仅适用于大英帝国内部的政策。在帝国内部，英国工业依然独步天下，无人能望其项背。于是大英帝国将自由贸易政策局限于它和殖民地之间，而对外实行的是保护主义政策。

选择在自己相对强大的范围内实施自由贸易。这是多么精心的战略选择！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更是不遗余力地要保护衰落疲惫的大英帝国在殖民地、托管国的经济利益，保护殖民地市场，从而极力抵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的观点。为此，他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发生了多次针锋相对的争吵，以至于罗斯福曾经对核心顾问愤然地说：“（二）战后，美国的主要对手不是苏联而是大英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权力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曾经做过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国很难改变自己的心态，很难适应二流角色，顽固地坚持对帝国属地的市场保护，然而实力之手已经把自由竞争这把矛从帝国传递给了新的强权，并对准了帝国自身。

这时候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和军事强国。和当年大英帝国一样，美国急于为其产品寻求海外市场，从而取代英国成了自由贸易的主要倡导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3/4，当时的财政部部长说：“美国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却生产了3/4的产品。美国必须寻求海外市场”。

打开美国经济发展历史，你会吃惊地发现，和早期英国一样，早期美国奉行的也是保护主义政策，其民族工业就是在这种保护下发展壮大的。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推行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几乎很少人知道，美国不仅是当代保护主义学派的发源地，还是现代保护主义实践的发源地。在美国独立后一百多年的历史里，除了极短暂的杂音外，美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保护主义。

在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主义的院外游说集团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有位议员曾经调侃地说：“人是一种善于做关于关税的演讲的动物”。

只是当美国成了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军事强权以后，当自由贸易已经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时，为了取下其他国家民族工业头上的那把保护之伞，才高举起自由贸易的旗帜。

从那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了自由贸易的主要倡导者。

今天，美国对自由贸易全球化的努力远远超越了为其产品寻找市场的阶段。全球化的国际市场强化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

所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只是一种达成国家利益的手段，它们的适用性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强权不是通过自由贸易而崛起，而自由贸易是强权崛起后扩张自己利益的手段。强权推行自由贸易，就是推行国家利益。

全球化是强者统治世界的权杖。

通过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而崛起注定是一个大国发展的误区。想通过融入让自己产业支离破碎、让自己走上低水平数量扩张道路、让自己经济依赖强权、让自己丧失经济独立性、让自己输出资本实物的世界经济体系而崛起的想法，想通过融入一个强化自己落后现实的世界经济体系而崛起的战略，是我们崛起的误区，是任何后起国家崛起的陷阱。让我们听听几百年前一位外国政要的大声疾呼：

要从无到有建立一个产业的难以战胜的障碍是那些已经建立并完善了这类产业的国家所已经享有的优势；要在一个刚建立的国家和一个早已成熟的国家间维持一种基于平等的关于质量和价格的竞争是不可行的。没有政府的巨大支持和保护……成功的竞争是不可能的。〔8〕

言下之意，没有贸易保护，后起国家的经济崛起是不可能的；贸易政策必须与国情相适应。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美国奉行了100多年保护主义发展战略的奠基者——汉密尔顿。美国通过实施100多年的保护主义政策而坐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深知自由贸易对强权和后起国的不同意义。自己成功的历史经验，提供了防止对手崛起的重要思路。过河拆桥，是博弈中的常用手段。

纵观世界历史和我们自己的历史，贸易政策影响国家的独立，贸易战略影响国家安全。自由贸易是强者的游戏。贸易战略必须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综合实力、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所谓普遍适用的贸易战略是不存在的。全球化、国际分工、自由贸易，不是什么“普世价值”。一旦一个国家陷入“普世价值”的发展误区，它就偏离了自己特定历史环境的现实。失去了坚实基础的战略、抄袭“普世价值”的战略注定要给国情这位老师交学费。这种战略也许会带来短期的、表面的繁荣，但是，它将导致长期的、实质的衰退。

注释

〔1〕　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Brandt_Report。

〔2〕　New York Times, 2005.

〔3〕　见http://reclaimdemocracy.org/corporate_accountability/powell_memo_lewis.html。

〔4〕　Zbigniew Brzezinski, 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The Viking Press.New York, p.113.

〔5〕　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rilateralCommission。

〔6〕　Alexander Hamilton, Report On Manufactures, Presented by MR. Smoot, August 30, 1913, Ordered to be Printed, pp.17-18.

〔7〕　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c._Carey。

〔8〕　Alexander Hamilton, Report On Manufactures, Presented by MR. Smcot, August 30, 1913, Ordered to be Printed, p.19.

第二篇
美国
——在博弈中走向帝国

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外交上的门罗主义历史性地宣告，美国将告别听任欧洲强权控制的自由贸易战略，将告别听任欧洲介入新大陆事务围堵美国的战略，将走一条独立的经济发展道路。美国开始叩击新时代的大门。

历史长河，兴衰更替；潮涨潮落，强权迭起。

18世纪70年代末期，一个几乎没有历史的共和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间的那块大陆北边诞生了。在此之前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光彩夺目的许多强权和古代的文明，大部分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欧洲的君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忽敌忽友，合纵连横。英法两国为了争夺霸权的历史接力棒而长期刀兵相向。这个尚不为欧洲君主们看重的国家，在远离传统大陆的海外孤域开始了自己的崛起过程。欧洲那些有历史眼光的预言家们，做梦也没想到，在100多年以后，这个被欧洲的宫廷排斥在外的国家，将成为一个比罗马帝国、比大英帝国更为强盛的帝国。

在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崛起了一座新的金字塔，诞生了一个新的帝国。这个帝国凭借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实力，像拿破仑一样，将帝国的皇冠加冕到自己头上。

美国是如何在群雄逐鹿的世界上登上权力顶峰的？

在独立后的100多年里，美国通过保护主义的阶梯而建造了人类权力场上最大的金字塔。保护主义和摆脱英国的控制是贯穿美国100多年发展历史的主线。连接这两条主线的是民族主义。通过保护主义实现经济的独立和强大，从而达到“不战而屈英国”的目的是数代美国人的梦想。美国走向帝国的道路是艰辛的，美国一诞生，就必须与超级大国拔拳相向。

美国在独立以后，选择了自由贸易的道路，希望游弋在大西洋上面的商船能承载美国繁荣的梦想。在这种梦想面前，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所提出的保护主义的政策，无奈地消逝在自由贸易的沙漠之中。自由贸易的梦想最终被大英帝国皇家舰队的铁拳无情地击碎，美国开始认真考虑保护主义的战略。与大英帝国的冲突最后导致了美国闭关自守的政策和1812年战争。闭关自守和战争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同大英帝国的冲突和民族工业的发展让过去那些倡导自由贸易的人逐步改变了立场。随着1812年战争后英国对美国实施的掠夺性竞争战略，美国朝野的保护主义的呼声开始高涨。1816年，美国通过立法，开始实施部分的保护主义政策。1819年美国第一次尝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寒冷。工业凋敝，失业上升。保护主义的浪潮进一步高涨。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南北方达成共识，实施了以保护主义为特色的“美国体制”。

1812年战争后，美国走上了内向发展的道路，开始了国家崛起的孤独之旅。美国没有从欧洲列强和旧式君主那里寻求自我价值和承认，而是一心一意从实力发展中寻求自己的战略价值。信奉实力的美国相信，信奉实力的世界，必须以实力去交往。美国在此后的100多年中，专注内向发展，专注综合实力提升。

美国关于发展战略的争论，开始为利益集团左右。发展战略与南北关系交织在一起，与蓄奴和废奴交织在一起，引发了许多政治危机。这种争论是导致内战的原因之一。内战以后（1860年），美国国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倡导自由贸易的强大利益集团。美国从此走上了保护主义道路，开始了把美国推向世界强权的工业革命。

在美国走向帝国的道路上，大英帝国一直是美国经济独立的最大威胁，一直试图在战略上限制美国的发展。大英帝国对美国进行了数次经济战争。第一次是美国独立以后开始的自由贸易战略，到后来英法战争中对美国海外贸易的限制。这次禁运彻底打破了美国依靠自由贸易发展自己的想法。第二次是1812年战争中对美国的全面封锁。第三次是1812年战争后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的打击。第四次是大力介入美国南方和北方关于开放和保护主义的利益争论，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大力支持寻求自由贸易的南部，力图达到分裂美国的目的，并在内战中站在南部一边。第五次是内战以后，再次诉求自由贸易的经济战略。

面对大英帝国的这些接连不断的经济战争，美国就实行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先是基于理念的意识形态之争，后是基于利益的利益集团之争。其间由于利益集团的绑架，导致贸易战略的几次偏移，但是从1812年以后，美国经济发展的主线是通过保护主义战胜英国对美国的经济控制和限制。内战以后，美国更是实施了长达60年的保护主义，而最终成为世界最先进的经济实体。

美国通过保护主义，在国家博弈中脱颖而出，成了20世纪的冠军，向历史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最后成为把大英帝国从帝国宝座上推下来并取而代之的新的强权。

第六章
剑与火——从自由贸易到闭关自守（1775—1808年）

1808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分水岭，美国开始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年，美国实行了闭关自守的政策。

1776年独立以后，美国的遭遇颇似20世纪许多新独立国家的遭遇。大英帝国的战略和国内对自由贸易的迷信，使原有的国际分工和世界秩序，像两条加在未来巨人身上的锁链。从独立以后到1808年这30多年间，美国奉行的是自由贸易。蓝色的大海把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资源带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英国，再把英国的制成品带回美国。缔造美国的那一代人，有许多熟读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崇尚自由贸易，希望按照国际分工的原则，把美国建设成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的农业国家。美国几乎没有试图建立自己的制造业。

这种自由贸易使独立后的美国和英国继续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两个极端：一极是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一极是作为原材料基地和制成品市场的美国。其间虽然有汉密尔顿提倡保护主义，但是他超前而孤独的声音要在几十年以后才得到回响。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几乎没有关税。假如历史只根据这30多年来检验这种贸易战略，真理将在自由贸易一边。这30多年给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

然而，历史不会只根据这30多年的实践来检验一种发展战略。

随着欧洲战争的发展，美国商业规模的扩张和商业船队的迅速扩大使大英帝国感受到海洋霸权的威胁。大英帝国开始打击美国海洋力量的上升，大肆侵犯美国的海洋权利和主权。自由贸易带来的这种商业繁荣遭遇了大英帝国霸权的挑战。当时美国的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在对英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杰弗逊和其他民主共和党人面对霸权的挑战，逐步改变了他们几十年的自由贸易的立场而倾向于保护主义。然而有些曾经提倡保护主义的联邦党人则基于亲英立场而从保护主义立场后退。美国公众对英国种种侵犯主权的行径相当愤怒。英国的霸权行为，最后导致了1807年美国的《禁运法案》。

经过30多年的演变，在剑与火的较量中，美国从完全开放走向了闭关自守。

海盗般的欧洲各国

国家博弈，利益至上。15、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后，人性苏醒，物欲上升，群雄并起。谁能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成为欧洲的霸主？历史花了几乎200年的时间，通过剑与火、进攻和防卫，通过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差别，才把这个谜底告诉了人类。

人们在财富的刺激下，铤而走险，重商主义盛行。商业和贸易为控制着商业和贸易的人们和君主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海外的探险、海外关于财富和金银的传说，刺激了欧洲的探险家们远走世界各地，许多探险家迅速暴富，海外贸易几乎成了财富的主要源泉。当时的欧洲，谁控制了海外贸易，谁就控制了财富。而谁控制了海上交通，谁就控制了海外贸易。为了控制海上贸易，有的国家建立了强大的海上舰队，试图成为海上霸主；而有的国家则通过支持海盗行为干扰海上霸权。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海上贸易线上，海盗频出，私人海盗和国家海盗混杂在一起。

国家的海盗行径是当时欧洲的普遍现象，是许多欧洲国家奉行的国家博弈战略。

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为了国家利益，国与国之间忽敌忽友，合纵连横。有时候化敌为友，有时候反目成仇。丛林法则支配着欧洲的国家博弈。当时欧洲国家之间的分合就像海盗间的聚散一样，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财富。

在16世纪，欧洲的海上强权先是葡萄牙，后是西班牙。到了16世纪中后期，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下，英国开始建造强大的皇家舰队，专门在西班牙帝国范围内从事远距离的海上强掳。这种海盗行径受到英国宫廷和贵族的大力支持，利润丰厚。后来由于西班牙加强了自己的舰队并改善了情报体系，英国的这种海盗行径出现了一系列成本昂贵的失败。这种失败为英国与西班牙战争提供了借口。1585年伊丽莎白一世开始支持西班牙内部17个低地省份的叛乱（1568—1648年），这场叛乱导致了荷兰的诞生。

在两场英国与西班牙战争期间，荷兰后来居上，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海上霸权。它击败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取代葡萄牙控制了东印度公司，成了欧亚主要的交易者。权力的改变导致了游戏的改变。英国在几乎长达100年（1533—1628年）的海上霸权争夺中，却看到荷兰的崛起。英国的不平可想而知。它开始与西班牙修好。1631年查理一世与西班牙签订了一系列针对荷兰的秘密条约，同时大规模建造皇家舰队。但是，英国同西班牙的联盟是脆弱的，查理一世一方面与西班牙秘密联盟，另一方面与强大的荷兰维持友好关系。1636年，他曾要从荷兰手中夺回北海道捕鱼权。1639年，他不敢保护向他寻求保护的西班牙船队。在随后的海战中，荷兰摧毁了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也摧毁了查理一世的声誉。

后来的十几年，英国陷入了内战，国家分裂，实力衰退。欧洲无人可以与荷兰争雄。作为陆地和海上的超级大国，荷兰大规模地吞食英国利益，甚至抢夺了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的海上贸易。

导致荷兰盛极而衰的是两大历史事件。

1648年荷兰终于与西班牙签订了和平协议。荷兰挤走了葡萄牙，打败了英国，屈服了西班牙，打遍欧洲无敌手。新兴而强大的荷兰，感到了没有对手的孤独。通过实力获得的强权与和平，需要实力来维护，然而荷兰忘记了这一点，开始了裁军的过程。裁减陆军，遣散海军。结果导致许多国内冲突，几乎滑进内战。

与此同时，格伦威尔重新统一了英国，开始了卧薪尝胆，大规模地建造海军，重新武装自己。

英国已经准备挑战荷兰。165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个《航海条例》。1660年通过了第二个《航海条例》，与荷兰的海上争夺战正式开始。接下来两国进行了多次战争，最后荷兰完全屈服。随后英国在保护主义政策下，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大英帝国建立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提供了物质基础，大英帝国从而崛起为欧洲无可争辩的霸权。大英帝国皇冠上有两颗璀璨的明珠：金融和霸权。而帮助大英帝国攫取这两颗明珠的是帝国的一纸自私的法案——《航海条例》。这是一个典型的保护主义法案。这个法案是后来英美冲突的导火索之一。

从伊丽莎白一世1558年继位，寻求海上扩张开始，到18世纪末期成为超级大国，英国走了200多年。

国际关系，既分合无常，又分合有道，利益原则是纲。1756—1763年，欧洲发生了七年战争。曾经在英荷相争中联手的英国和法国在欧洲为争夺霸权大打出手，血流成河，国竭民穷。

美国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崇尚实力、海盗和国家并存的历史舞台。这个新兴的共和国面对的是海盗一般的列强。

无发展的增长陷阱

18世纪中叶欧洲经历了七年战争，欧洲的大陆霸权和海洋霸权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结果两大霸权都筋疲力尽。战后的大英帝国出现了财务危机，帝国的领袖们为了解决财务危机，绞尽脑汁，最后决定走传统帝国的老路——让殖民地输捐。为此，帝国的决策阶层通过了一系列针对殖民地的税法。

1765年，大英帝国的议会通过了第三个《印花税法案》，也是第一个直接向殖民地征税的法案，是一个典型的掠夺殖民地的法案，是对殖民地的经济宣战。支持这项法案的议员们没有想到，在帝国的议会大厅里，催生了一个强大的未来对手。这个对手将是把大英帝国从帝国的宝座上推下来的国家，是一个最终颠覆大英帝国并让大英帝国俯首称臣的国家。

欧洲战争导致帝国财枯力竭，帝国财枯力竭导致印花税，印花税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

战争中诞生了美国，从而大英帝国踏上了衰亡的历史。

历史事件环环相因。

新生的美国是大英帝国国际分工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在殖民地时期，通过对殖民地的直接控制，帝国对殖民地实施了长时间的经济战，限制殖民地在经济上的独立。大英帝国通过《航海条例》，严格控制殖民地对外贸易的运输和市场，并通过对市场的直接控制达到对北美殖民地经济的控制。在大英帝国直接控制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北美殖民地只不过是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出产地。在殖民地时期，大英帝国严禁在北美殖民地兴建炼钢高炉和轧钢厂；不允许殖民地居民哪怕为自己消费而从事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英国还有效地防止殖民地居民为建立以远距离销售为目的的日用品制造业的种种努力。在帝国经济政策的支配下，美国的“制造业”基本上是家庭作坊。当时美国的主要职业是木匠、铁匠、鞋匠等。如果美国还有什么“制造业”的话，按英国的话说，那就是为英国“制造铁坯”。

帝国用尽一切办法保证殖民地既是英国的原材料提供基地，又是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市场。

在殖民地时期，北美殖民地没有自由贸易，帝国的政策制定者也不允许殖民地有自由贸易。所有的贸易都在帝国的掌握之中。国民经济的关键环节都在帝国的世界分工体系内：殖民地的产业结构、国际贸易的运输、国际市场等。

在独立战争前和战争之中，自由贸易不是英国而是北美殖民地的旗帜。美国独立的主要要求之一就是摆脱大英帝国控制，实现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美国独立初期非常流行，是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发展战略。而大英帝国为了自己的目的也开始向美国推销自由贸易。

独立以后，美国国门大开，殖民地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关系几乎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英国对美国的种种产业歧视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尚未消失，自由贸易这只看不见的手则开始强化着原有的分工格局。自由贸易现在成了大英帝国对前殖民地的经济诉求，成了大英帝国对新生共和国的经济战争手段。一方面，大英帝国大量向美国倾销制成品；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美国的海外贸易，尤其是美国与英国殖民地的贸易。大英帝国控制着几乎所有主要的海上运输。

走上自由贸易的道路的美国希望英国废弃殖民时期的《航海条例》，使美国能自由地与世界各国各地通商。但是，大英帝国还依旧顽固坚持《航海条例》，限制美国与英国殖民地之间的自由贸易，把美国和英国殖民地的贸易控制在自己手中。美国独立后，就要不要废除《航海条例》，英国有巨大的争论。1783年谢菲尔德伯爵（Earl of Sheffield），大英帝国著名政治家，就此写道：

《航海条例》，我们伟大的海洋强权的基础，为我们带来了全世界的贸易。假如我们改变了这个法案，允许任何国家和我们的殖民地进行贸易，或者允许其他国家把非其自己制造的产品带到英国，我们就牺牲掉了英国的海洋权利。〔1〕

帝国决定维持《航海条例》的效力。推行自由贸易的英国，念兹在兹的是保护帝国自己的利益。

大英帝国与美国的自由贸易是由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界定的自由贸易。帝国有人希望通过控制制造业和金融，通过垄断高端产业（当时是制造业）和提供长期信用的方式（类似于投资），控制美国。〔2〕

随着自由贸易的实施，一方面美国对英国工业品的进口大大扩张，以满足美国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英国对美国的农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加剧，以满足英国日益发达的工业生产的需要。

面对强大而先进的英国制造业的竞争，独立后的30多年里，美国几乎没有出现自己的制造业。在自由贸易的竞赛中，强者和弱者的竞争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英国完善的工业体系、富裕的资本、大量的机器和熟练的工人、价廉质优的产品，像贪婪的羊一样温和而从容地啃食着美国民族工业的幼芽。美国在国际分工中出现了畸形的商业繁荣。

三十多年没有发展的增长。

弱国却有着浪漫的强国之梦

一个缺乏训练的选手和一个久经沙场的冠军之间的自由竞争，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比赛。不仅如此，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和独立后的自由贸易，还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货币金融混乱和对大英帝国这一金融中心的依赖。伦敦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英镑是世界货币。美国几乎没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金融体系、自己的银行、自己的信用市场。大英帝国的金融体系控制着美国。美国不断繁荣的进出口业务，主要由欧洲，尤其是英国资本资助。

美国在财政上则更是雪上加霜。公共财政几乎破产。在独立战争期间，殖民地武装一无所有，一边要打仗，一边要筹钱。许多士兵必须自己花钱武装自己，许多军官变卖家产以装备自己的部队，而美国政府则主要依靠举债来筹措军费。独立后的美国外债内债一大堆，联邦政府负债5600万美元，各州总计负债2500万美元，总共8100万美元。

独立战争时期政府发不了军饷就许下很多承诺，诸如关于军饷、退休金的承诺等。独立以后，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只能继续用新的承诺来支付旧的承诺。欠饷问题十分复杂而棘手，当士兵们不愿再接受新的承诺时，就爆发了骚乱。最严重的一次，骚乱的士兵结队向费城浩浩荡荡地进军，欲图包围国会索取欠饷。

当时费城是美国的首善之地。国会被迫移驻普林斯顿。

可见联邦政府穷到了什么地步。

货币秩序则类似于中国的战国时期。美国刚独立时，由于自由贸易、市场开放和金融开放，十几个州流通着大约50来种货币，英镑、法郎、西班牙货币和各州的货币。美国成了世界货币的逐鹿地，成了货币投机者的天堂。而且通货膨胀严重，战争期间发行的大陆货币几乎不值一文。

美国没有自己的金融自主权，几乎没有自己的银行体系，没有自己的证券市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司。美国除了拥有独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

经济上如此不振，政治上也十分脆弱。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1781年独立获得英国承认，1788年美国《宪法》得到批准，1789年美国第一届国会和总统才就职。此时距美国宣告独立已经长达13年。美国政府体制的探索经历了漫长和艰难的过程。

当时世界上几乎只有美国实行的是共和制和联邦制。欧洲几乎都是君主制。年轻的美国几乎没有现成的样本可以学习借鉴，必须依靠自己的探索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立国初期，联邦权威不振，州权和联邦权在实际运作中界定不清。联邦几乎没有国防，没有常备军。联邦各部间的职责划分不清。第一任财政部部长的职权不仅涉及财政、金融、信贷，还涉及外交、军事等。国会与行政部门的互动方式尚在摸索，而国会自身则几乎成了争吵的场所，当时国会主要代表各个州的利益。在国会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当国会就某一问题的讨论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有的州就扬言要退出联邦。从独立以后直到内战结束，时有州权对抗联邦权的现象。联邦的权威、法律常常受到自发的和有组织的蔑视和挑战，联邦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不明。

在国际上，欧洲的君主们几乎没有认真看待美国，没有认真对待美国关于主权的要求。当时的世界霸权英国、法国都曾经有侵犯美国主权的行为。外交似乎并不十分重要，弱国无外交，早期的美国对此一定深有体会。国务院在今天无疑是美国最重要的部门之一，然而华盛顿统治下的国务院只有国务卿外加一位临时工。

美国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正在寻求自己的政治经济的生存方式。

与这种现实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美国的勃勃雄心，是在《独立宣言》中表现出来的优越感和使命感，是美国的民族主义梦想。创建美国的那一代人，在落后的现实上挥洒的却是浪漫的梦想。早期的政治家，如杰弗逊等，强调美国民族的独特性，认为美利坚民族将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路。这种优越感后来发展成“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性”（exceptionalism）。在美国早期政治家的国家蓝图里，未来的美国是一个横跨两洋的大国。富兰克林，美国缔造者之一，希望把美国建设成大西洋经济圈的经济中心。

落后没有成为美国丧失民族自尊的借口，也没有成为自暴自弃的借口，没有成为盲目崇拜别人的借口。当时的美国是一个落后但充满自豪感的民族。只有一个充满自豪感的民族才可能崛起。落后并不意味着软弱，先进也不意味着强大。软弱和强大首先是民族意志的区别，先进而软弱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也许比几十年以后相对落后，但是谁敢说中国软弱？

一个后起的落后的国家，如何才能托起强国之梦？

夺回金融自主权！让债务变成权力

大英帝国在制造业和（通过长期信用的方式）金融上对美国的控制，是美国经济独立的最大障碍。获得金融上和产业上的独立，成了美国实现真正政治独立的两件大事。这也是汉密尔顿想做的两件大事，也是理解美国崛起的钥匙。

当时，美国面前有两条路：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是走依赖之路还是走独立之路。

欲了解美国经济发展道路，必须先了解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美国后来100多年中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几乎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雏形。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美国缔造者之一，经济学家，美国学派的创始人。在美国独立以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面对在经济、技术、军事上都居压倒性优势的英国，面对英国事实上的贸易垄断，他发现美国必须发展工业，强化联邦的权威，走保护主义的发展道路。汉密尔顿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建议，详细阐述在他给国会的三个报告里，这三个报告奠定了“美国学派”的基础。

作为美国的第一任财长，他所面对的是千头万绪的现实，应当从何处着手？汉密尔顿在建立美国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没有选择让市场自己孕育自己的道路，而是动用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强化联邦权力的运作。他认为只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力的存在，才能实现美国的经济崛起。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夺回金融自主权，通过政府主导的金融革命在短期内实现金融和货币上的独立。其中最大的创新是让债务变成权力。

他的第一个报告是《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美国政府的债务，建立联邦的信用信誉，强化联邦政府，振兴公共财政，同时刺激经济发展。汉密尔顿认为，如果不承认和解决独立战争中遗留的各种债务问题，美国政府的信用将会极差，公共财政将无法改善，联邦政府将无法吸引内外投资者。但是联邦政府穷得叮当响，要钱没钱，要银行没银行，用什么还债？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不花钱的解决方案：联邦政府将承接所有州政府的债务，然后以发行新债券的方式按票面价值将所有旧债务一次付清。这些新债券有4％的利息，这4％的利息将由关税和酒的营业税支付。持有这些债券的人可以用它作抵押贷款，而达到刺激经济发展的目的。联邦债券的这种市场流通开启了美国的信用市场。

由于联邦承接了州的债务，这些建议虽遭到反对，但最终获得了国会的支持。特别是联邦酒税一项，美国《宪法》只赋予联邦政府征收关税的权利，获得征收酒税的权利无疑是联邦政府的一大胜利。

这项创新不仅解决了债务危机，还强化了联邦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州权。联邦承接州的债务无疑加深了州对联邦的依赖，显示了联邦政府高于州政府的优势。联邦用新债偿还了所有旧债，包括外债。联邦政府的信用和债务能力在国内外空前看好，而各州的信用则几乎破产。联邦债券在全美国和海外的流通，无疑加强了债券持有者与联邦和美国的利益关系。汉密尔顿自己就不无争议地指出，这些债权人出于利益动机是不会希望美国分裂的。

通过债务控制了债权人，让债权人承认美国利益。债务成了一种无形的权力和武器。

在汉密尔顿这项改革以前，美国债务无人问津。改革以后，这些债务成了国内外投资者追捧的对象。颇有100多年以后，人们追逐美元（另一种债务）的势头。汉密尔顿的这种不花钱的政策和策略，开创了美国将债务变成权力，通过债务来征服世界的传统。在100多年后的“尼克松震荡”中听得到这种传统的历史回响。

汉密尔顿不花一分钱，既解决了债务问题，又强化了联邦权威，一石数鸟。难怪华盛顿赞他是“最有才华”的人。

《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Ⅱ》是他的第二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想解决的是货币混乱、金融管理和信用市场的培育问题。为此他提议成立“国家银行”。该银行实际上是美国当时的中央银行，由财政部控制。它将发行和稳定国家货币，提供贷款，代管政府财务，发行金融票据，帮助联邦政府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推动制造业和工业发展。这家银行是私人机构，但联邦政府要占20％的股份。国库空虚的政府，怎么买这20％的股份？他又提出了一个不花钱的建议：由这家银行发行1000万美元的股票，然后借200万美元给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再用这笔钱买下这20％的股份。这笔债务将在10年内以10次付清，每年一次。这种让联邦政府通过债务而达到控制该银行的手段，还是体现了“将债务变成权力”的思路。作为交换，这家银行将为联邦政府管理税收款项，是联邦政府的存款机构，也就是说，政府税收将为该银行提供源源不断的流动性和资金来源。创建国家银行的另一个目的是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该银行将成为购买和销售政府债券为联邦筹资的手段。这家银行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发行美国货币，一种纸币。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发行纸币是美国的一种发明，甚至可以追溯到独立以前。

上述建议尤其是“国家银行”的建议遭到杰弗逊的民主共和党的激烈反对，但由于华盛顿的坚定支持被国会批准。

在美国建国之初，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培育金融信用市场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措施降低了美国对海外资本的依赖，启动了美国的信用市场，建立起了国内的金融体系，培育了美国的“金融革命”。汉密尔顿做第一个报告时是1789年。到了1795年，美国拥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自己的银行体系、自己的货币和充裕的国库，理清了自己的债务，联邦债务在国内外信誉日盛。假如没有这场金融革命，美国将受欧洲金融资本的控制，将成为欧洲尤其是英国金融资本的附庸。只有有了金融上的自主才可能谈论经济上的自主发展。用今天的话讲，汉密尔顿，不仅是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还是资本运作大家。不花一分钱，就不仅解决了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还完成了一场金融革命。

汉密尔顿发出孤独的保护主义诉求

在这两个报告的基础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他提出了第三份报告。这是他想做的第二件事。

正是这篇报告奠定了美国以后100多年实施保护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1791年，他在给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保护主义的经济思想。在这篇报告中，他向自由主义占压倒优势的美国公众和国会论述了保护主义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汉密尔顿孤独的声音虽然在美国历史上回荡了100多年，但在当时却没有获得共鸣。我想汉密尔顿当时拿定主意要凭一己之力向不可能挑战。

首先，他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深刻地洞察到保护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性。他这样写道：

要从无到有建立一个产业的难以战胜的障碍是那些已经建立并完善了这类产业的国家所已经享有的优势。要在一个刚建立的国家和一个早已成熟的国家间维持一种基于平等的关于质量和价格的竞争是不可行的。没有政府的巨大支持和保护……成功的竞争是不可能的。〔3〕

可见汉密尔顿不是一个天真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学家，不认为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可以自然地把美国引向繁荣。他的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国际贸易方面，提倡贸易保护；二是在国内经济方面，提倡政府支持和干预。

其次，他从国家政治独立的角度洞察到经济完整和经济独立的必要性。虽然这是一篇政策报告，但却是以理论讨论开始。他的报告是一篇完整的经济理论、经济形势、经济政策的报告，融经济理论、理论辩论、政策建议于一体，文风雅致，逻辑严密，结构完善，论点鲜明，是一篇经济报告的范文。在他的报告中，他详细论述了一个平衡发展的经济体系的好处，把经济体系的完整性和经济独立联系起来。认为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政治独立，而经济独立的关键是经济体系的完整。

再次，他论述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关系。他认为国外市场比国内市场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美国经济发展应当建立在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国外市场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不能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这种不确定性上面。假如在今天，他一定是一个反对“出口导向”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在内外两个市场之间，应当优先选择国内市场。

最后，他从美国的国情出发，从当时国际经济现实出发提出了如何发展制造业的政策建议。他把国民经济的完整性提到关乎国家独立的高度，认为要确保美国的独立，美国必须有完整的制造业。而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建立这样一个制造业体系，美国政府必须有一整套完备而深思熟虑的政策。他认为这个政策的基础就是：关税保护，以政府推动和政府补贴的方式促进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建立国有银行，发行国债以推动产业和基础建设。关键是贸易保护主义。

汉密尔顿和“美国学派”认为，政府必须以高关税来保护幼小的民族工业，用关税收入来补助支持制造业的发展，并用作政府开支。他认为美国政府必须补助和资助工业的发展。他认为以关税收入补贴工业发展的政策，既可以刺激工业发展，又可避免因关税而导致的供给减少以至于价格上升；政府补贴可以刺激民族企业家精神，创新发明的精神；补贴可用于推动交通运输系统的建造以促进国内贸易；关税和补贴可以把美国的幼小工业建立在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特别是国防产品的基础上，从而使之发展成为制造业的中心。这种政府的直接资助将增加美国经济和美国作为国家的竞争力和独立性，降低对外部强权的依赖。

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对外的保护主义，对内的政府干预。他的一系列金融、货币、经济政策都带有强烈政府干预的色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一开始就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汉密尔顿提倡强势政府，他的政策建议还包括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强化联邦政府。在他的领导下财政部迅速扩大，成为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以至于有些欧洲的政治家误认为汉密尔顿就是华盛顿的首相。

汉密尔顿是美国保护主义和影响美国发展进程的“美国学派”的创始人。他所提倡的保护主义后来成为美国国策，持续到1930年。但是在当时，汉密尔顿的保护主义呼声并没有为国会接受。

在自由贸易思潮风靡的美国公众和国会面前，汉密尔顿关于保护主义的呼声犹如堂吉诃德对风车的挑战。汉密尔顿能以一己之力扭转美国贸易政策和发展道路吗？

杰弗逊主张“把我们的工厂留在欧洲”

汉密尔顿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受到了杰弗逊及其民主共和党的激烈反对。

华盛顿总统有两位重要顾问，一位是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一位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们虽然都从民族主义出发，然而却由于重点不一样而为美国提出了自己的选择。一条是自由贸易，一条是保护主义。在美国建国初期自由主义是既定国策。

杰弗逊和他所创立的民主共和党主张把美国建成单一的农业社会，他认为独立的小农场主是“上帝的选民”；提倡国际分工，极力反对建立现代工业和商业。他的一个著名的口号是，“把我们的工厂留在欧洲”。在国际事务上，他提倡自由贸易，反对国家间的政治联盟。

这种自由贸易战略从静态上看，符合美国国情。美国土地丰富且肥沃，自然资源丰富，拥有“资源红利”；独立后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拥有“人口红利”。假如从单纯的数量增长角度看，这两种“红利”有利于美国走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

杰弗逊提倡开放经济。他指出，与世界各地进行自由贸易是人们的一种自然权利，别人无法剥夺。“在道德法则下面，与邻国交换剩余和需要是一种权利和责任”。他认为，政府在国际贸易中不能妨碍自由贸易，“政府没有什么可做，他要做的就是不要妨碍自由贸易”；“政府与其用繁复的法律、关税和禁止来妨碍贸易，不如让全世界从政府干预的枷锁下解脱出来，让每个国家从事自己最合适的生产，然后相互交换剩余和需要。假定如此，那世界上最大的财富可能将被创造出来，而有益于人类和人类的幸福”〔4〕。

他这种关于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的政策选择，来源于他的政治理念。他认为农业社会简单，有利于个人独立自由，而工业化会导致强有力的商业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会导致腐败，并最终与联邦权力结合而威胁美国的民主。基于他对英国的观察，他认为大商业利益集团、大工业集团会导致等级制度或贵族阶层，而成为君主制度的温床，危害共和价值。基于这种政治哲学，他坚决反对发展工业，提倡通过把美国建成农业社会，通过自由贸易来获取制造品。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反对任何强化联邦权威的举措，反对英国所代表的君主制，反对英国体制可能带给美国的种种影响。

杰弗逊这些主张告诉你，他是一位清醒的自由贸易推行者。他清醒地认识到，自由贸易不会使美国在制造业上赶上英国，自由贸易将通过自然的国际分工使美国继续成为农业国。然而，他的理想就是要把美国建设成农业国和原材料输出国。

假如说自由贸易是后起国家的陷阱的话，杰弗逊是看清了这个陷阱而往里面跳的人。所以，一旦当他发现美国必须在经济上独立时，他很容易地放弃了自由贸易。

在这一点上他比后来那些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国际分工来发展自己，来提升产业的人要清醒。

但是清醒的杰弗逊也有不清醒的战略误区。美国的这种低端分工，美国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美国对英国制成品的依赖，最终将不利于美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从而使美国在与霸权的竞争中处于战略劣势。

美国的历史进程将以自己的逻辑让杰弗逊在这个问题上清醒过来，而他也的确是美国决策者中最早清醒过来的人之一。这是后话。

基于这种自由贸易的理念，在贸易政策上，他提倡“对等或互惠”和“公平贸易”的贸易政策。这种自由贸易的战略导致了外交中立政策。他认为美国要与世界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就必须在国际上保持中立，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交往，从事商业往来。这条中立外交政策成为美国介入欧洲事务以前的长期国策。对英国频繁干预美国“自由贸易”的霸权行径，他坚决反对，甚至不惜与英国一战。而对欧洲的另一强权法国，他则力主修好。

他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崇尚州权而反对强化联邦权威；崇尚个人自由而反对政府干预；崇尚共和国而反对君主制。

基于他对农业社会偏好的政治理念，他提出了另一项政治主张，那就是美国的领土“扩张主义”。他认为要建立起理想的农业社会，就必须提供大量廉价的土地以满足源源不断涌入的移民。而提供大量土地的唯一途径就是扩张领土。这种领土扩张的要求在美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使美国从东岸的13个州的狭小地域扩大成横跨大西洋、太平洋的大国。其实在美国早期政治家的蓝图上，未来的共和国还应包括今天的加拿大。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还付诸实施。他和其他民主共和党人在执政期间，从法国手中买下了路易斯安那，极大扩大了美国领土。他推动了1812年（与英国的）战争。美国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合并英国在今天加拿大领土上的殖民地，可见领土的需求在杰弗逊的民族主义中占有多重要的地位。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基因，使美国不断向西扩张，最后建成了跨越两大洋的幅员辽阔的国家。

路线之争：两种民族主义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汉密尔顿和杰弗逊的路线之争都源于民族主义，源于对美国特殊性的不同解读。

杰弗逊提倡州权，汉密尔顿提倡联邦权。

杰弗逊反对政府干预，汉密尔顿提倡政府干预。

杰弗逊提倡自由贸易，汉密尔顿提倡保护主义。

杰弗逊主张把美国建设成产业单一的农业社会，汉密尔顿主张建立完整的经济体 系。

杰弗逊要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基础上富裕的美国，汉密尔顿则想建立一个强大的美国。

杰弗逊反对英国甚至不惜一战，汉密尔顿则主张与英国修好。

杰弗逊认为任何政府资助都会带来腐败，汉密尔顿则建议政府为工业发展提供补贴。

他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严重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个人的彼此对立，但是二者都有相同的出发点：美国民族主义。

如果说，杰弗逊的主张着重于美国政治建设的特殊性，从个人自由、农业社会的理想得出自由贸易的结论，那么汉密尔顿的主张则着重于美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建立完整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以确保政治独立的理想得出保护主义的结论；如果说杰弗逊希望美国从政治上摆脱英国体制的影响，那么汉密尔顿则希望美国从经济上摆脱对英国的依附；如果说杰弗逊代表的是政治民族主义，那么汉密尔顿则代表的是经济民族主义。

与这种路线之争相对应的是两党的政争：联邦党（汉密尔顿）和民主共和党（杰弗逊）。

这种基于共同的民族主义的路线之争，最后走向了融合。民主共和党最终转向保护主义而全盘接受了汉密尔顿的主张。细心的读者也许不会为这种融合而吃惊。因为这种融合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背后民族主义的共同根基。区别在于联邦党是精英的民族主义，不太信任公众，而民主共和党是草根的民族主义，不太相信精英；联邦党有华盛顿的支持，而民主共和党有许多州和许多平民的支持；联邦党人在北方大城市有大商业利益的支持，而民主共和党则在南方有大批的拥护者；联邦党人致力于保护和发展美国自己的制造业和工业，民主共和党致力于建立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美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他们各自认为自己的主张有利于美国，并认为对方的主张有害于美国。

民主共和党几乎全盘接受了汉密尔顿的所有主张，但是却摒弃了汉密尔顿与英国修好的主张。杰弗逊认为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是美国发展道路上的最大敌人，而这种看法后来几乎主导了美国100多年的历史与发展。

美国早期政治领袖的这种探索否定了英国政治体制和自由贸易的普遍适用性，主张根据美国当时的特殊国情探索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道路，从而建立了适合美国自己特殊条件的政治经济体制。然而，这些探索后来被人们赋予了普世价值而加以推广，甚至被有些人“照抄学习”，这可能是那些探索者本人都始料不及的。

汉密尔顿所创立的“联邦主义者党”和杰弗逊所领导的“民主共和党”是美国当时的两个主要政党。由于彼此的经济主张、政策着重点、权力基础和行事风格不一样，它们是两个针锋相对的政党。

这两种民族主义者的对立程度可以从以下两件事反映出来：

第一件事：汉密尔顿和民主共和党的伯尔（Burr）因政治观点的对立而成了敌人，“主义”之争演变成了个人之争，最后汉密尔顿死于与伯尔决斗的枪伤。

第二件事：民主共和党对联邦党强化联邦政府权威的种种努力极力反对。他们怀疑联邦党想走君主制的道路。他们指责华盛顿、汉密尔顿、亚当斯，说他们都是英国的朋友，是秘密的君主主义者，是共和国价值的敌人。有人甚至在国会散布谣言说汉密尔顿想发动政变立华盛顿为君，建立君主制。许多人由此怀疑汉密尔顿对美国共和制的忠诚度。

这种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州权和联邦权威，对大英帝国战还是和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内战。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后来演变成了利益之争。理解这种争论是理解美国早期政策的关键。

霸权剑锋下的繁荣

开始扭转美国贸易政策辩论方向的是大英帝国的霸权行径。

1792年欧洲爆发“英法战争”，欧洲君主们想通过暴力干预来打断法国大革命的进程，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802年。接下来是十几年的拿破仑战争。法国的军事创新、欧洲君主的联手围堵，将战争规模和惨烈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交战双方，来回厮杀，横扫欧洲。欧洲农业一片凋零。战争对资源的巨大需求和严重破坏，导致欧洲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严重短缺，价格攀升。交战双方都把目光投向远离战场的美国，美国是交战双方的资源后方。

美国资源丰富，面临一个通过贸易和商业而增长的历史关头。信奉自由贸易战略的美国，在战争中对英法均保持中立，对两国同时实行“中立贸易”。游弋在大西洋上的装载美国货物的商船队，成了交战双方的生命线。美国中立国的贸易政策使美国出口迅速增长，利润丰厚的对外贸易（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转口贸易）创造了空前的商业繁荣。

欧洲的战争给美国带来了空前的商业繁荣。但是，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却威胁着这种繁荣。

“中立贸易”几乎成了法国的生命线。英国的一项长期国策就是通过限制贸易来摧毁敌国的经济。战争一经爆发，英国就决定打击法国的经济，利用绝对的海上优势限制对法国的贸易。为了打破英国的海上禁运，法国把许多战前未曾开放的殖民地港口对“中立贸易国”大量开放。这种“中立贸易”不仅为法国提供了经济支撑，而且挑战了帝国的海上霸权。从1793年开始大英帝国就下决心击垮这种“中立贸易”。

打击“中立贸易”的关键是按帝国的利益来界定中立贸易。大英帝国决定用国内法律来解决国际争端，用自己的法律来界定美国和其他中立国的海洋权力。

这似乎是古今霸权的特点。

它重申了《1756年条例》（the Rule of 1756），大英帝国在英法七年战争中颁布的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在战时中立国不得与英国的敌人从事贸易；假如大英帝国敌人的港口在和平时期没有在商务上开放，中立国在战时不得与之通商。

逻辑就是与敌人通商者就是敌人。

开战初期大英帝国就开列了一大堆禁运名单：

1793年6月，食品被加进到禁运名单内。

同年11月，帝国发布敕令谴责任何向法国殖民地运输违禁品的船只。

同月，帝国颁发敕令对法属加勒比殖民地实行禁运。

1795年，帝国颁发秘密敕令要求帝国机构“不要对向法国运输粮食的船只的官方文件的性质过分礼貌和小心”。言下之意，不必承认这些船队的主权归属，可任意处置。

1796年法国开始采取相应的反制。

美国的商业繁荣受到了欧洲两大霸权相互禁运政策的挑战。虽然英法两国在禁运中都侵犯过美国权益，但由于英国至高无上的海洋实力，对美国中立贸易的干预和打击主要来自英国。帝国打击“中立贸易”的政策，使美国面临国际市场萎缩的压力。美国的繁荣第一次感受到霸权剑锋上逼人的寒气。

屈从于这种压力将给美国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美国依赖海外市场的繁荣模式受到了挑战。为了美国利益，美国重申自己中立国和中立贸易的合法性，并提出针锋相对的口号：“中立的船只载的是中立货物”（free ships make free goods）。美国反复申诉自己的海洋权力，要求英国尊重自己的这种权力。但是，国家博弈是实力的博弈。美国认为合法的东西，只要不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在大英帝国看来就是非法的。

当时的美国还没有界定自己权力的自由。倡导自由贸易的大英帝国，依靠实力推行1756年条例的自由限制了美国从事“中立贸易”的自由。英国皇家海军无视美国的主权和海洋权，在以下诸方面毫无顾忌地侵犯美国利益：（1）破坏美国与法国和法属殖民地的贸易；（2）经常拦截扣押美国海上的商船，没收美国货物；（3）强行拦截美国船只，登上美国商船逮捕美国船员，强迫他们成为皇家舰队的水手，以缓解皇家舰队在战时迅速扩张而导致的水手不足的困境。当时的英国皇家海军虽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但是英国海军军舰上的船员的生活却相当困苦，许多水手逃往美国商船，并加入了美国国籍。急需大量水手的英国皇家舰队，经常拦截美国船队，强行搜捕和扣留逃亡水手。美国政府反复重申这些加入美国国籍的水手是美国公民，希望英国尊重美国的主权。

此外，英国还支持和挑动美国西面的印第安人不断侵扰美国，防止美国向西扩张；不允许美国与加勒比海一带的英国属地通商，等等。

英国凭借其军事霸权罔顾美国的抗议，仅在1793—1794年间，就没收了几百艘美国商船，逮捕了大量水手。美国与法国、法属殖民地的贸易，其他与法国有贸易关系国家的自由贸易，不再能自由地进行下去。美国的商业利益和主权遭到霸权的蔑视。

英法两国之战，对美国而言，变成了大英帝国对美国的一场海上经济战。没有实力保护自己利益的美国，自由贸易的梦想在海洋强权的冲击下开始破碎。英国海洋霸权的行径不仅激起了美国公众的公愤（尤其是民主共和党），也让美国许多人第一次认识到自由贸易不自由的现实，意识到自由贸易必须以国家实力为后盾的现实。那些提倡自由贸易的人士第一次开始了对自由贸易的反思，美国国会甚至投票决定对英国禁运两个月。

美国关于自由贸易的辩论方向开始发生转变。汉密尔顿关于保护主义的声音虽然依然孤独，但是已经有了零星的回响。

自由贸易下的不平等贸易条约

英国的这种霸权行径激起了美国各阶层的愤慨，美国政府面临对英国战与和的选择。杰弗逊希望并主张与英国一战，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则主张与英国修好，希望推迟与英国的战争。围绕霸权的外交之争，是当时美国政争的中心。

战还是和？

按当时美国公众的愤怒情绪，美英两国大有开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有人开始考虑如何避免一战。从英国的角度看，当时英国忙于与法国的战争，不想开辟第二战场，而且英国还担心美国会改变中立国的立场而站在法国一边。美国的联邦党和华盛顿也害怕与英国开仗。

在汉密尔顿的建议下，华盛顿派倾向英国的大法官约翰·杰伊（John Jay）到伦敦与英国谈判。杰伊临行前问计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告知杰伊，谈判的目的是，增加双边贸易，稳定两国关系。

为什么提倡保护主义的汉密尔顿，现在要寻求以开放双边贸易的方式来稳定两国关系以避免战争？

美国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使美国的商业繁荣暴露在海上霸权的威胁下。搞好与世界上超级大国的关系是美国的第一优先。也许汉密尔顿还认为贸易会增加双方的利益相关，从而能有效避免战争，保证美国的商业繁荣。

汉密尔顿还授计杰伊，假如英国不让步就威胁它，美国将加入丹麦、瑞典等国的中立国联盟，用武力对抗英国没收中立国船只的行为。作为弱国的外交使节，向超级大国寻求共同语言，这种威胁是杰伊手中唯一有用的谈判筹码。然而，汉密尔顿出于急于表达诚意的原因，率先告诉英国：美国不会加入中立国联盟。

但是，霸权在争夺自己利益时，除了利益，没有诚意，也不会看重对手的诚意，除非诚意的后面是彼此相当的实力。汉密尔顿的诚意使英国看清了美国的底牌。

两手空空的杰伊，几乎失去了和英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1794年11月，双方最终达成了《杰伊条约》（Jay's Treaty）。彼此各有让步和所得。根据这个条约，英国将在1796年6月撤走依然驻扎在美国大湖区领土上的六个要塞；英国将给船只被没收的船主提供经济补偿；英国允许美国与印度和加勒比海英属殖民地通商。两国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英国依然限制美国对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贸易。

英国在侵犯美国主权和海洋权这一核心问题上没有让步，美国实际上接受了英国1756年的霸权条例。美国默许英国对法国禁运有关的海洋政策。杰伊甚至让步同意只要英国付了钱就可以拦截美国运往法国的船只，假如船上运输的是法国货，英有权没收。

这是一个典型的希望以两国贸易的正常化和利益融合来淡化主权争执、来避免战争的条约，一个典型的重视商业而出让主权的条约，这也是美国第一次把最惠国待遇作为国家博弈的武器。但是，美国对英国的市场全面开放并没有为美国换回海洋权和主权的不受侵犯。

当华盛顿将这个条约提交国会批准时，公众舆论哗然，杰弗逊和他的追随者们极力反对。杰弗逊等人对联邦党和华盛顿的疑虑进一步加深，认为他们是英国利益的代表。他们在国会中提出了一个相对立的法案，要建立一个“与英国对立的直接的商业体系”，为此“不惜冒战争的风险”。许多地方出现骚乱和抗议，人们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汉密尔顿在纽约被愤怒的人群砸石头，杰伊从最高法院辞职，华盛顿本人受到激烈的批评。在一次公众的抗议中，人们高呼“谴责杰伊！谴责所有不谴责杰伊的人！”（William Weeks, Building the Continental Empire）

正是在反对这个条约的基础上，杰弗逊创立了民主共和党。从这个角度讲，《杰伊条约》催生了美国的“第一次两党制”，而两党一开始就严重对立。

《杰伊条约》虽然由于华盛顿的大力支持而获通过，却埋下了党派严重对立的种子。英国问题成了国内政治风暴的中心，与英国的关系从此成了美国国内政治的一条泾渭分明的红线。

美国历史上就如何评价这个条约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个条约为英国打开了美国市场，它不仅以默认英国对美国海洋权和主权的侵犯为代价，而且损害了美国作为中立国的商业利益。从谈判的角度看，美国做出了实质性让步，却没得到实质问题的回报。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失败的不平等的条约。

这个条约从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来看也是失败的。在没有国内共识的前提下签订这个条约，加剧了国内的反英情绪，实际上为后来杰弗逊实行一边倒政策和再后来与英国的战争做了情绪上的准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虽然保护主义作为发展战略还远没有形成历史潮流，但后来自由贸易战略的主要推手——杰弗逊和民主共和党开始在原有的自由贸易观点上动摇，而倾向于关闭国门。

不了解这个协议，就无法了解美国后来的一边倒政策、关闭国门的政策，更不能了解1812年的战争。而那场战争是保护主义在美国第一次兴起的诱因。

闭关自守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决定外交。1798—1800年，联邦党在华盛顿的授意下，没知会国会而在海上同法国展开了“半战争”（Quasi-War）；而民主共和党则逐渐倾向对英国禁运。美国国内关于大英帝国的分歧越来越大。

尽管有《杰伊条约》，英国对美国主权和海洋权的蔑视和侵犯仍在继续。事实证明没有实力作为基础，想依靠利益融合的方式来处理和霸权的关系，将国家利益建立在不平等的条约基础上，只是一种幻想。

帝国对美国的态度因它在战争中的相对实力而变化。门罗的传记作者哈里·安蒙（Harry Ammon）指出，门罗认为，英国（对美）政策带有机会主义特点，随战争形势的改变而改变；当它的实力相对衰弱时，它就采取比较妥协的态度；但是当它强大时，就毫不犹豫地对“中立国强加更严厉的限制”〔30〕。

这大概是古往今来所有霸权的特点。软弱时友善，强大时强硬。对霸权在衰弱时期的承诺不能太认真。

为了捍卫美国的主权，第二任总统杰弗逊于1803—1806年间试图与大英帝国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的条约来解决海洋权力问题。但是，英国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不无轻慢地告诉杰弗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差异“对彼此都不是迫切的问题”〔31〕。

没有实力，杰弗逊在大英帝国那里连谈判的权利都没有。

大英帝国出于自身利益而无视美国主权和海洋权的傲慢态度激怒了美国。当时美国许多政治家认为，为了捍卫美国的独立主权必须坚定地反击帝国的侵犯。门罗当时指出：假如美国屈服于英国的这种侵犯，

假如他们不会因此而受惩罚的话，那么世界上哪怕最无力最脆弱的国家都将羞辱我们，蚕食我们的权力，都会抢夺我们。〔32〕

欧洲战争在继续。双方的海禁在继续，两国间生与死的较量在继续，两国彼此对对方进行的经济封锁在继续，美国的中立贸易在扩张。尽管有英国的限制，但这种中立国政策使美国出口迅速增长。美国出口从1790年的2000万美元迅速上升到1807年的1.389亿美元。尤其是在欧洲二十几年的英法战争中，美国的出口和船队都得到了迅速增长，美国出现了空前的商业繁荣。在1802—1810年间，美国的船队几乎翻了一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立海上船队。

这种用主权换来的商业繁荣，尽管没有现代工业的支持，依然引起了英国的极度不安。海洋控制权是大英帝国霸权的基础，大英帝国政府和民间普遍认为美国船队的这种扩张挑战了帝国的海上霸权。在此以前，大英帝国是出于对法战争而限制美国的中立贸易，现在帝国开始出于自己的霸权地位而把美国当成潜在的海洋和商业对手。

限制潜在对手的产生是所有霸权的忧虑。在英国政府的支持和默许下，英国开始出现大量激烈的反美言论。

英国商人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出版了一本极有影响力的小册子——《伪装下的战争；或者中立旗帜的虚假》（War in Disguise; or, The Frauds of the Neutral Flags）。这本小册子是在政府提供资料的基础上并经由政府最后修改后出版的。约瑟夫·马里亚特（Joseph Marryat）出版的另一本小册子更具煽动性——《对美国的让步就是英国的消亡》（Concessions to America the Bane of Britain）。他们提倡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大英帝国对美国海洋权的侵犯更加明目张胆，两国间的对立越来越激烈。

进入19世纪，英法两国的经济战争从禁运升级为封锁。与此同时，帝国开始把打压美国海洋实力的上升列为自己的战略目标。英法两国不仅在战场上拼杀，也在经济战中逐鹿。

1806年5月的帝国指令（the Orders in Council of 1806）宣布对法国实行封锁。

同年，拿破仑宣布了更严厉的反封锁（Berlin Decree），要求法国、其盟友、中立国停止与英国的商业往来，希望以此打击英国的工业扩张和信用。

次年（1807年），英国以更加全面的封锁报复。英国颁发了1807年11月的帝国指令（the Order in Council of November），强迫所有中立的商船要么不与法国通商，要么必须到英港受征用或接受官方检查交了关税再到法国。这种指令旨在把所有海上贸易掌控在英国手中，剥夺了其他国家从事自由贸易的权利。

同年，拿破仑发布了米兰敕令（Milan Decree），宣布所有利用英国港口、支付英国关税的中立国船只将被视为英国船只。

由于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拿破仑对英国的封锁实际上是无效的，对美国的干涉是微不足道的。在英法之间，大英帝国是美国海洋权和贸易的主要侵犯者。大英帝国利用其海上霸权对法国进行了有效的经济封锁，并肆无忌惮地侵犯美国主权，毫无顾忌地没收美国船只，没收美国货物，炮击美国商队，抓捕美国水手。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美国公众对英国的反感和愤怒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同情法国，越来越倾向与大英帝国一战，希望同法国联手打击大英帝国。

历史走到这一步，美国长期实施的中立外交的基础，在英法间保持中立、实施自由贸易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那些带来商业繁荣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那些似乎相当成功的战略已经丧失前提。美国贸易政策改变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

和任何国家重大政策的历史性转变一样，美国的这种必然转变的完成需要一只偶然事件的手来推动。

历史在1807年伸出了这样一只偶然的手，历史在大英帝国对美国的一次海盗般的进攻面前开始改变了。这就是切萨皮克-里奥帕德事件（Chesapeake-Leopard Affair）。1807年6月，停泊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港的美国军舰切萨皮克号受到了英国皇家舰队里奥帕德的侵犯。皇家舰队的里奥帕德号军舰在美国的大门口，向美国军舰切萨皮克号提出无理要求，要在美国军舰切萨皮克号上面搜查英国逃亡水手。这种要求遭到了美方的坚决拒绝。

在美国家门口的无理要求，在超级大国看来有着天经地义般的合理性。因为这种合理性的基础是实力，有实力的一方就能自由地界定合理性。

“合理”的英舰向美舰发起了“合理”的攻击。在强大的英舰炮火打击下美舰死了3名船员，伤了18名，包括舰长詹姆斯（James）。在整个过程中，美舰仓促之中只发了一炮作为回报。最后，詹姆斯挂出白旗表示投降。但是，英方拒绝投降的请求，粗暴地派出一支搜查队，以征服者的方式，登上美舰大肆搜查逃亡者。英方在美舰上发现了4名曾在皇家舰队服务的水手，两名白人，两名黑人。两名白人中，一名出生英国，一名出生美国，他们都已经是美国公民。里奥帕德马上逮捕了这4人，并将他们运往今天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受审。那名出生英国的水手被判处死刑而被绞死，其他3名分别判处500鞭刑。

这个带有必然性的偶然事件，成了美国贸易战略和中立政策转变的催化剂。而利用这个催化剂实行这种转变的不是别人，正是昔日自由贸易的坚定倡导者和支持者，是曾经希望通过国际分工把美国建成农业社会政策的设计者，是美国中立外交政策的奠基者：托马斯·杰弗逊。

这个催化剂，点燃了美国公众愤怒的火药桶。杰弗逊总统说：“自从列克星敦战役以来（Lexington，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仗），我第一次看见我们的民族如此愤怒”〔5〕。许多人要求与英国一战，但是，杰弗逊最初寻求以外交和经济压力报复英国。

在杰弗逊的运作下，美国国会于1807年12月22日通过了《第一禁运法案》（1807 Embargo Act）。1808年又先后通过了《第二禁运法案》和《第三禁运法案》。这些范围广泛、惩罚严厉的禁运法案颇类似中国清朝时的海禁。它的精神是禁止美国进口和出口，禁止美国船只在没有总统授权的情况下在外国港口停泊，禁止任何海陆通道的进口。违禁者将被处以各类处罚，包括没收货物和船只、处以罚款、禁止通关等。而总统和授权的港口当局拥有广泛的权力权宜行事。授权的港口当局可以任意搜寻可疑船只，不需要获取搜寻证；可以随时起诉有犯禁嫌疑的船主和商人。

从自由贸易到闭关自守，美国走了30多年。这一天把美国历史分为了两段，美国发展现代工业的努力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虽然，这只是美国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开始，但是发轫于此的这些历史事件最后改变了美国的发展道路，进而改变了世界历史，并改变了今天的历史。

基于英国的海上霸权和世界工厂的地位，美国80％的棉花出口的目的地是英国，50％的所有出口货物的目的地是英国。而且，美国市场是英国许多新型制造品的主要市场。杰弗逊自信，全面的海禁足以摧毁英国经济。杰弗逊的自信是许多国家在类似情况下的自信。杰弗逊自信经济手段将改变欧洲的实力对比使英国屈服，自信离开了美国提供的大量原材料、离开了美国市场，英国经济将受到巨大打击。

美国对大英帝国的市场、对大英帝国制造业的依赖，是美国的战略武器还是战略陷阱？

第七章
战争与贸易——从民族主义到保护主义（1808—1816年）

1808年的禁运不仅没有达到美国的战略目的，而且极大地打击了建立在贸易上的商业繁荣，暴露出美国对海外市场和海外制造业的过分依赖。这种依赖危及国家的经济独立乃至政治独立。经济上的依赖和军事上的无能，使美国在大英帝国的霸权下倍感无奈。

禁运战略的失败，大英帝国对美国主权的持续侵犯，大英帝国对美国的战略围堵，为美国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导致草根民族主义的勃发。美国最终与英国开战，导致了1812年战争。这场战争彻底打破了英国对美国的既定的战略围堵，美国获得空前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使美国进入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草根的民族主义和庙堂之上的民族主义结合了起来。

禁运和战争带来的一个意外的结果就是民族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历史第一次用事实为美国提供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一条不同于自由贸易的发展道路，一条脱离大英帝国经济控制的发展道路。为了打断美国脱离其经济控制的进程，大英帝国开辟了另外一个战场，对美国制造业开始了一场经济围攻，对美国实施大规模的出口。在大英帝国先进工业的自由竞争下，美国幼稚的制造业面临覆灭的危险。为了保护自己的制造业，美国在开国那一代人的思想中找到了保护主义的盾，产生了1816年《关税法案》。战争和贸易的双重教训，使美国开始走向保护主义。

1816年，年轻的美国在荣誉和梦想的引导下，开始叩击新时代的大门。这一年，为了保护在孤立中产生的制造业，美国通过立法，将关税提高25％。

从禁运到保护主义立法，在历史这只手的引导下美国只走了不到10年。

历史还通过战争中不同利益集团的选择，表明自由贸易催生的国内利益集团，由于其利益与海外市场和海外强权的直接关系，在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有可能选择商业利益。利益集团的驱使使联邦党走上了消亡的道路。美国进入了一党制度时期。

战后的美国在重大的国家政策上空前团结，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激情澎湃，自信自强，顾盼世界，提出了不容许列强讨论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要求欧洲列强自律，不要把自己的体制搬到美洲大陆来，不要借搞“橘色革命”来围堵美国。

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外交上的门罗主义历史性地宣告，美国将告别听任欧洲强权控制的自由贸易战略，将告别听任欧洲介入新大陆事务围堵美国的战略，将走一条独立的经济发展道路。美国开始叩击新时代的大门。

那扇大门的后面，是一条通往帝国的道路。

荣誉、梦想和民族主义

欧洲陆地海上的两大霸权在进行生死决斗。作为欧洲大陆霸权的拿破仑帝国在欧洲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而作为世界海上霸权的大英帝国在海上称雄世界无人能及。远在大洋另一边的美国，却不得不在两大霸权的战火中，寻求自己的贸易通道。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是美国以贸易主导的商业繁荣的主要障碍，为了反制或打破英国的这种海上垄断权，美国最终走向了1808年的全面闭关自守。

几十年的自由贸易虽然给美国带来了商业繁荣，但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许多问题：

（1）美国经济一直在低水平循环，在低技术上扩张，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在高端产业方面长期受制于英国。

（2）美国出口对海外市场，尤其是英国市场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3）美国建立在海上贸易基础上的繁荣，脱离了美国的海上实力，受到海上强权的严重挑战。

（4）英国开始感受到美国对其海上霸权的挑战，千方百计地打击和侵犯美国的海上利益。

从单纯的比较利益来看，两国间的这种分工符合各自的国情：（1）美国资源丰富，（新移民导致）劳动力丰富，成为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原材料基地似乎是一种符合美国国情的选择。（2）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逐渐成为世界的工业中心，继续成为美国的“工厂”，似乎也是一种符合英国国情的选择。但是，符合前殖民地分工遗留下来的国情和资源决定的国情，却不符合国家利益，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发展。被动接受不公平的历史现实带来的国情，被动接受这种建立在殖民地分工基础上的发展战略，无法创造辉煌的历史。

为了推动商业繁荣，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低关税乃至零关税政策。关税主要出于解决联邦财政的需要，而不是出于保护产业的需要。1789年的关税立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关税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的关税利率为5％～10％。在此后的二十几年里，美国再也没有过大规模的关税立法。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这种两极化的国际分工越来越严重。美国从英国进口的制成品种类越来越多，美国原材料出口越来越依赖英国市场。

美国经济对英国市场和制造业的依赖在禁运中表现了出来。

作为英国主要的原材料基地，美国希望这种贸易禁运摧毁帝国的经济，从而达到打击英国海上霸权的目的。但是，全面的海禁既没有给大英帝国带来预期中的经济打击，也没有迫使英国放弃霸权行径，反而给美国自身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进出口的急剧下降给美国海运业和商业带来了极大打击。美国的进口从1807年的1.38亿美元下降到1814年的1300万美元，出口从1.08亿美元下降到700万美元。〔6〕

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备受打击。

美国经济进入了严重衰退，许多利益集团不断抗议。《禁运法案》不得不不断地修改。《禁运法案》虽然受到了大商业集团的强烈反对，但推行这项政策的民主共和党依然受到草根人民的支持。杰弗逊两届任满，他一手选拔的继任者麦迪逊以压倒多数当选，代表商业利益反对禁运的联邦党在竞选中失败。和杰弗逊一样，麦迪逊也曾经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和推行者。麦迪逊不仅是杰弗逊职位的继承者，也是其哲学理念和方略的继承者。他继承了杰弗逊对霸权的憎恶，也继承了杰弗逊对自由贸易的反思。

1809年3月1日杰弗逊离任。三天以前国会通过了《通商禁止法案》（Non-Intercourse Act）取代《禁运法案》，该法案把禁运只限于英法两国，而解除了对其他所有国家的禁运。但是，大英帝国和以前以后的所有帝国一样，霸权的既定战略不可能随弱国的政策而改变。虽然美国的禁运旧法为新法取代，但是英帝国霸权政策依旧，美国的全面闭关自守依旧，美国商业繁荣的严重衰退依旧。

就打击英国海上霸权而言，禁运是失败的。帝国依然傲慢，霸权依然盛行，美国利益依然受到毫无顾忌的损害。到了1812年，英国一共抓走12000名美国水手。〔7〕

就打击英国经济而言，禁运也是失败的。杰弗逊在国家实力较量中再一次认识到实力的重要，再一次感受到低端产品的出口大国在实力较量中的无力，并变为后来1812年战争的坚定支持者。

美国的这段历史经验表明，向发达国家出口大量的低端产品的行为，在与强国的博弈中不是一种有用的武器。发达国家对这类产品的依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他们对外部经济震荡的抗冲击能力远比落后国家强。这种大量依赖海外市场的战略，损害的首先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独立和安全。

美国后来的发展历史进程，折射出对这段惨痛经历的历史反省。

禁运虽然没有达到直接的战略目的，却对美国未来发展方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战略影响：禁运及后来的战争催生了美国第一批现代工业，让美国决策层发现，保护主义果然是国家发展的利器，孤立的环境有利于催生民族工业。

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和国家崛起的角度看禁运又功在美国。国门关上以后，从此很难再原样打开。美国自由贸易的大门从此被关上。美国的历史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和平谈判（《杰伊条约》）和经济手段（闭关）的相继失败，严重伤害了美国的民族主义荣誉感。而美国是一个在同超级大国的较量中诞生的国家。与欧洲那些散发着陈腐气息的宫廷不一样，这是一个处于上升时期，一个在荣誉和梦想引导下的国家。而荣誉和梦想是一个国家崛起道路上的两颗幸运之星。外交、军事、经济上的一连串失败，像海啸一样一波又一波地推动着美国战争呼声。华盛顿曾经依靠《杰伊条约》来避免与英国的战争，杰弗逊曾经希望依靠禁运避免与英国的战争。历史走到现在，美英之战从美国民意的角度看已不可避免。

1810年在美国和欧洲发生的两件事催生了战争的来临。

（1）面临禁运失败和两难，美国急于打破这种困局。美国决定有条件地重新开放对英法的贸易，只要它们不再阻挠中立国的贸易，美国将解除禁运。美国认为，一旦欧洲两霸解除彼此的经济封锁，不再干预中立国的贸易，美国的中立国贸易就会继续进行，美国萎缩的商业繁荣就会再现。

1810年，鉴于法国对英国经济封锁流于形式的事实（法国海上势力远不如英国），以及美国的游说，拿破仑宣布撤销所有封锁英国的敕令。美国总统麦迪逊以此作为法国政策改变的证据，要求英国取消类似的对法国的禁运，从而废除对中立贸易的干涉，并以此作为恢复美英贸易的条件。麦迪逊再次重申挂有美国国旗的船只享有美国主权，英国必须尊重。美国的这些要求被英国拒绝。英国继续搜查美国船只，没收货物，抓捕水手。英国的这项政策无疑是在世界舞台上对美国的公开羞辱。在经历了漫长的霸权和反霸权的对立以后，美国公众忍无可忍，反英情绪火上浇油，战争压力陡然上升。

许多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与英国宣战是捍卫美国荣誉和利益的唯一手段。

（2）1810年是美国国会选举年，这次选举的主要议题就是民族主义。一大批新议员通过民族主义的选举诉求而进入国会，新当选的议员中有许多来自于西部和南部的民主共和党人。这是一群在美国独立以后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他们与英国几乎没有丝毫的联系。美国向西北的大力扩张、美国独立以后的繁荣、美国对世界各地移民的吸引等，带给他们巨大的民族主义荣誉感。他们继承了美国开国那一代人的许多梦想。他们是民族主义的战争鹰派，极力主张与英国一战。他们认为与英国一战，是最后终结英国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的必要手段，是使美国完成最终独立的战争，是第二次独立战争。在这群年轻的政治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亨利·克莱。他出生于美国宣布独立的第二年，1777年，是真正生在新美国、长在星条旗下的政治家，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自学成才，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在文凭至上的时代，他可能连自己的处境都改变不了，更别说创造历史了。他在一生中创造了许多奇迹。他曾经是参议员，但是为了对美国政策发生更大的影响而竞选众议员，从而辞掉参议员。他的竞选主题是战争，是美国的荣誉和美国的梦想。在这次竞选中，许多候选人接过克莱竞选的主题，在民族主义的平台上竞选。结果大量具有民族主义情绪和选民基础的新议员当选，而克莱也就成了这一批政治新星的领袖。史称这届议会为“战时议会”。

1811年夏季，作为新当选议员出席国会的第一天，克莱就被选为议长（Spea￣ker）；他一当选为议长，就把这个礼仪性的角色，改造成国会的权力中心；他是1812年战争的主要推动者，又是停战协定的签订者；他是和英国达成停战协定后开放美国市场的贸易协定的谈判者，又是后来保守主义政策的主要推手；他曾经强烈反对建立国有银行，后来又大力提倡建立“第二国有银行”；他是民主共和党成员，后来却又成了汉密尔顿（联邦党领袖）保守主义的主要倡导者。

从克莱政治立场的这种复杂转变可以看出美国探索发展战略道路的曲折，也可以看到当时美国政治领袖审时度势、不囿于成见、善于修正自己的风格。

从汉密尔顿到林肯之间，克莱是推动美国保护主义发展战略形成的关键人物，是历史上著名的“美国体制”的主要倡导者和提出者。

但是，在1812年夏天，这位34岁的政治家的主要目标是要推动与英国的战争。他利用议长的优势将许多战争鹰派的朋友安排在重要的委员会，将这些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国会。在要求英国停止破坏美国中立贸易被帝国拒绝以后，美国总统麦迪逊于1812年6月1日要求国会宣战。国会迅速通过了宣战。

克莱是战争的主要推动者，有尚未证实的资料显示，他曾经威胁总统麦迪逊，如果他不对英国宣战，他将无法赢得总统候选人的再次提名。〔8〕他的战争鹰派同盟者是国会得以通过宣战的主要因素。

美国总统麦迪逊于同月18日签署了对英国宣战的法案，史称该法案为“第二个独立宣言”。

克莱在推动战争中结下的这些政治盟友，后来将改写美国发展战略的历史。

正是这一批鹰派战后成为“美国体制”的推动者。在早期美国那些鹰派人士往往都从战争国防的战略高度，从国家综合实力的高度来看待经济独立和经济的完整性，他们往往主张发展现代工业，主张以强大的政府干预推动产业的迅速发展。他们认为没有独立的高端制造业美国的国防将会崩溃。保护主义战略对他们而言，不是GDP的问题，不是财富增加的问题，而是为强大国防提供经济基础的问题。克莱的这种思想早在1810年3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就流露了出来。

自由贸易无法托起他们的强国梦想，克莱和他的鹰派盟友在后来就站在这种高度上。

克莱在世界上不是孤独的。在现代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战略家都推行这种政策。许多伟大的战略家，往往又是推动国家经济独立和现代化的保护主义者。

美国和英国终于走向了战争。1812年6月18日美国正式向英国宣战。美国居然敢向大英帝国宣战！全世界都被美国的行为震惊，这就是1812年战争。战争持续了3年，到1815年结束，但是停战条约却于1814年签订。

没有输家的博弈：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

当时许多支持战争的政治家和公众，把这场战争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是让美国摆脱英国实现最终独立的最后一战。

为什么这一仗对美国这么重要？

英国在签署了1783年的条约承认美国独立以后，一直对美国实行经济和军事上的全面围堵。经济上力图通过自由贸易和海上霸权控制美国，军事上则在美国周围建立了一道围堵墙：（1）在大西洋游弋的帝国皇家舰队控制着美国的出海通道。在美国的东海岸筑了一道坚实的海上防线，随时可以对美国实行全面的海上封锁，切断美国的海上通道。（2）在独立战争中，保皇党人士大规模逃到加拿大，使加拿大成为英国在北美的一个坚实据点。帝国在美国北部的军事存在使美国面临北部的潜在危险。而且，英国在美国独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还占据着美国大湖区的几个重要要塞。（3）在美国西部是印第安部落，英国通过出售军火等方式，长期鼓励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向美国进攻，阻止美国的西扩。（4）美国南边是希望压缩美国战略空间，防止美国扩张的西班牙殖民地。当时的美国，面临着前宗主国全面的围堵和压缩。

英国的战略是既要防止美国成为海上强权，还要防止美国向西北扩张成为北美的大陆强权。简而言之，英国从美国独立以后就力图压缩美国的战略空间，防止美国的扩张，防范美国成为另外一个霸权。英国这种战略态势为美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问题。

美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战争鹰派想通过这一仗彻底解除英国的威胁，彻底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彻底打破英国的围堵。具体地讲，就是除了用军事力量重申美国的主权和海洋权力外，还想乘英国在与拿破仑交战而无暇他顾之机拿下英国在北美的另一块殖民地——加拿大，一劳永逸地把英国从北美大陆赶出去。另外，美国还想通过战争解决西边的印第安部落这个问题，为实现建立跨大陆的大国扫平障碍。当然加拿大是今天的名字，把加拿大并入新生的共和国内，是那一代美国人的梦想。他们曾经在独立战争期间（1778年）做过不成功的尝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许多人认为，加拿大这颗樱桃迟早要掉在美国的后院中。战争的硝烟里折射出的是“大美国”的梦想，是摆脱霸权控制的民族自由的梦想。

这是对美国发展进程意义非凡的一战。

战争在大海上进行，在美国的海岸线进行，在美国西部进行，在加拿大进行。在战争后期，美国对英国本土和殖民地发起了进攻。大英帝国依靠强大的海上霸权对美国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

战争中的大忌是高估自己低估敌人，而美国恰恰犯了这种错误，对战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杰弗逊在给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中宣称，占领加拿大不过是一场简单的行军。总统麦迪逊也认为，美国将轻易攻下加拿大，而迫使英国进入谈判。

低估敌人和高估自己是并存的。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暴露出美国长期以来贸易立国的战略失误，没有强大的工业支撑、没有必要的后勤支撑系统、没有先进的装备等，使美国遇上了所有经济落后国家面临的问题。加上美国在几十年的商业繁荣中，虽然面临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却知战而不备战，不修武备，常备军弱小，战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新募的陆军和从各州征召来的民兵。然而这些军队和民兵薪水低下，缺乏训练，缺乏协调。颇有些像我们宋朝的军队：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将帅不和，抗命逃跑现象时有发生。加上美国的贸易经济在英国的封锁和美国自己的封锁下，迅速崩溃，导致政府财源枯竭，军费不足。

这场战争暴露了贸易立国的另一个弱点：那些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商业利益集团，在商业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大都选择了前者，反对向商业伙伴——英国开战。因为它们的利益是与大英帝国连在一起的，因为战争影响了它们与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以那些商业银行为例，它们普遍反对战争，即使美国军费极度短缺，也不愿出资助战。这类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利益集团，在美国后来的历史中发展到了不惜分裂国家的地步。

美国面临工业、军火、军费、装备、后勤运输、动员能力、军队素质，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反对等等问题。

当时，由于英国深陷拿破仑战争，据称正规军，加上民兵在加拿大只驻扎了6034人。而美国最初有大约12000名常备军，加上国会授权扩充的35000名自愿兵，共47000人。再加上从各州抽来的民兵，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加拿大的英军。

但是，战争没有向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进军加拿大不是一次简单的行军，美国没能实现其战略目的——占领加拿大。战争初期，英国几乎无力增援加拿大。帝国战争和殖民地部长给加拿大最高军事首长的命令是，防御。生性小心的加拿大军事首长普雷沃斯特（Prevost），在美国进攻面前放弃上加拿大，收缩部队，集中防守下加拿大。英国一边防守加拿大，一边对美国进行海上封锁。英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摧毁了美国的贸易，威胁了美国经济，使美国漫长的海岸线都暴露在英国的打击之下。

在独立战争中由于保皇党人逃亡加拿大，这些人和美国有着许多历史关联，美国以为一旦美国打入加拿大，这些人就会迎接王师。过低估计别人的民族主义几乎是美国的传统（200多年后，美国在打伊拉克时又有过类似的战前评估）。除此以外，独立后30多年不曾用兵，又缺乏足够训练，为战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1812年，美国分三路开往加拿大。原以为大军一到英军将望风而逃，加拿大指日可定。没想到三路大军一路投降，一路战败，一路拒绝进攻。拒绝进攻的一路是东北路——新英格兰地区。这个地区的商业集团坚决反对战争，结果是，民兵们拒绝执行进攻的命令。而投降的那一路则是西北路。这个地区战争热情十分高，是这场战争的主要民意基地。然而，这一路为美国战争历史留下了令人捧腹的笑话。该路的指挥官是威廉·赫尔。1812年7月12日，赫尔率领2500名民兵从底特律进攻加拿大。事实证明赫尔不是一个善于攻心用谋的指挥官。在进入加拿大以后，他发布了高姿态的布告要求英国臣民马上投降，否则的话，“战争的荣誉和灾难将降临在你们头上”。他同时还宣布所有与土著一起对抗美军的英国人被抓获后将格杀勿论。这些布告激起了抵抗的决心。后来由于孤军深入运输线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而不得不把2500人撤到底特律要塞。当时追击他的英军只有1200人，不足他的兵力一半。但是，英方指挥官布拉克是个足智多谋的家伙。他派了一个传令兵送一份假情报，并让这份假情报落入赫尔之手。在这份情报中，布拉克告诉土著人说，我们要求你们只派5000人协助我们攻打底特律要塞。赫尔根据这份情报而断定英军在数量上处于压倒优势，而且他害怕落入土著手中，于是率众投降。

2500人向1200人的对手不战而降。由此可见，美国当时武备不振到了什么程度。

1814年，英国在赢得了欧洲的胜利后，转过身来全力对付美国。英国从海上、大湖区和南方对美国全面开战。在陆地上，英国也分三路。在东北部英国派重兵插入美国，切断新英格兰与美国的联系，力图将新英格兰从美国分裂出来；在西北部英国同加拿大和土著人一起进攻美国；英国为了策应其他战略进攻，在强大海军的掩护下，以2500人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发起了进攻。由于美国抵抗无力，战争部长判断失误，英国军队得以顺利登陆。美国由于交通不便，通信不畅，战争的动员能力和支持能力非常弱。仓促之中，只调动了一些民兵来阻止英军的进攻，保卫首都。这些缺乏训练、没有经验的民兵在训练有素、南征北战的英军打击下，溃不成军。英军一路势如破竹般迅速占领了华盛顿。英军占领华盛顿前，美国几乎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官员们纷纷逃亡。在这个危急时刻，只有一位女性留在了白宫，收集文件和其他重要的东西，其中包括著名的华盛顿肖像。这位女士就是当时的第一夫人。在别人的劝说下，她和她的卫士在英军进入白宫前离开。

入侵华盛顿的英军，在吃过美国总统来不及享用的晚餐后，纵火烧了总统官邸和其他公共建筑。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片火海。美国总统仓促出走，逃到乡下。大有后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亡热河，火烧圆明园的味道。英国纵兵强掳，白宫被洗劫一空。

英军攻击华盛顿的目的是为了迫使美国订立城下之盟，签署对英国有利的条约。由于战场上的优势，英国提出了许多土地要求，要求美国割让新英格兰，并要在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建立一个土著为主的国家。当这些要求被谈判代表传回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总统麦迪逊将其公之于众。美国公众非常愤怒，战争情绪再度高涨。战争打打谈谈。随着美国战争经验的增加，军队素质的提高，最终美国在几个关键战役上战胜了英国，使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双方不得不坐下来认真谈判。

美国由于贸易受阻，国库空虚，政府债台高筑，几乎破产；英国由于欧洲战争，军费开支庞大，导致国内对高税负的不满。更重要的是1814年拿破仑从流放地逃回法国。我想英国还有另一个没有言明的原因，是为英国制造业重新打开美国市场。

双方都不愿恋战。同时由于拿破仑的失败，英法战争结束。英法战争结束后的英国对中立贸易的侵犯已经不复存在，结果双方于1814年签订了协议。

这就是《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复杂的条约。有趣的是它既没有提及战前大英帝国的种种霸权主义行为，也没有提及战争。它主要强调战前“现状”，强调要回到“现状”，似乎战争从没发生。所以这个条约没有战胜者和战败者，可以说顾全了双方的面子。不仅如此，美国还要回了被英国占领的约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更重要的是英国除了保有加拿大外，几乎默许了美国向西扩张的政策。美国至少同英国打了一个平手。

战争、草根和崛起

1812年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它对美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它是新生的美国对超级大国的第一仗，并迫使超级大国走到谈判桌前，签订了和平协定。战前欧洲国家可以说很少认真地对待美国，战后美国奠定了军事强国的地位。美国开始以一种强权的身份在美洲大陆上讲话。

这场战争一方面暴露了美国的许多弱点：没有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没有发达的基础设施，没有强大的军队，更重要的是没有支撑这一切的完备而强大的现代工业。所有这些使执政的民主共和党转向了当初联邦党的立场，接受了美国学派的经济主张。保护主义、政府干预、政府资助、联邦权威几乎成了朝野共识。另一方面，这是新生代美国与超级大国的第一战。美国在与无比强大的军事强权的较量下，尤其是在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海军的较量下生存了下来，不仅如此，还取得了一些海上和陆地上的胜利。美国的海军居然横跨大西洋在爱尔兰海岸击沉了三艘英国船舰。这些胜利极大增强了美国的民族自豪感，战后的荣誉感推动着民族的自豪感。

战前，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战争中，美国的政治家、媒体对战争做了广泛的有利于美国的宣传和解释。尤其是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使美国的民众看到了一个被裁剪了的鼓动美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一面。美国在战争中动员了许多的民兵，实际上民兵是战争的主要力量，使得美国的这场战争有一点像普通人的战争。美国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卷入了这场战争，使之成了他们自己的战争。战争的进程、战争的得失、战争的最终“胜利”，与这些普通人联系在了一起。战争使民族主义在草根中蔓延，又使草根的民族主义在权力结构中得到反映。战后的美国进入了一个民族主义十分高涨的时期，战后的10年左右被历史称为“感觉良好的时代”（The Era of Good Feelings）。这是美国实行一党制的10年。掌权的民主党，在民族主义的诉求下，几乎垄断了政治资源。这种草根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主义对权力的控制，为美国学派被选民接受提供了民意基础，为重新考虑美国发展战略提供了历史条件。

这一仗使美国完全从英国的影子下解脱出来，赢得了完全的政治独立；这一仗彻底解决了美国西部印第安人问题，为美国西部扩张扫平了道路；这一仗彻底打碎了英国压缩美国战略空间，阻止美国扩张的战略企图；这一仗使美国有识之士认识到建立强大、完整、独立的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这一仗为美国最终放弃贸易立国的战略奠定了历史前提；这一仗使美国认识到在国家博弈中，批判的武器在武器的批判面前的软弱无力；这一仗为美国军队防务建设提供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这一仗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从此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美国扩张为一个横跨两大洋的大国。以美国的资源市场，加上后来的保护主义战略，这个国家在未来什么时候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只是时间问题。

最重要的是这一仗激起了美国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而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成了推动美国最终登上帝国宝座的基础。

国际政治是讲究实力的。可以说没有这一战，就没有后来的“门罗主义”；即使有了“门罗主义”，欧洲强权也不会认真对待它，从而美国就不会有长达100多年的时间全心全意处理内部事务，发展经济，并守好其美洲后院。这一战导致了民族主义高涨，最终完成了两种民族主义的结合，第一次开始使保护主义和美国学派成为美国的主流，成为广为接受的民族主义的经济战略，使美国在漫长的时间里得以用保护主义把国门守护起来，依靠国内市场、政府推动而发展自己的经济体系。

这一仗以后，美国走上了强化联邦权威、提升经济、振军备武的道路。

1812年战争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

在朝鲜战争中，新中国抗击了世界上的超级大国，顶住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权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最后迫使对方坐到谈判桌前，签订停战协定。那场战争一扫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积弱的面貌，奠定了中国作为军事强权的基础。如果说战前，西方强权还用老眼光看待中国的话，那战后则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国家意志。国际政治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朝鲜战争奠定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捍卫自己利益的实力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不战而收回香港、澳门的根本原因，也是世界强权虽然基于自己的利益希望干涉台湾地区而终究不敢超越中国的容忍限度的根本原因。朝鲜战争为中国赢得了50多年的和平，必将还会为中国争取更长时期的和平。任何敢于侵犯中国核心利益的人，不得不以朝鲜战争为诫。朝鲜战争以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中国依靠保护政策和政府干预而积极发展经济。在建国后前二十几年里，建成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核武器、航天工业，甚至大飞机。不幸的是后者由于多种原因而被放弃。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自己的计算机技术已非常先进。

所以1812年英美战争和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虽然在时间、地点、原因、形式上不一样，但是它们对两个新兴国家的历史作用却有相似之处。

战争的胜利，草根和精英在民族主义上的结合，战争中暴露的许多问题引发的对发展战略的反思，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前提。

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

这场战争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联邦党的解体。联邦党人在议会投票反对对英国宣战，汉密尔顿于1804年去世后，联邦党似乎与大商业利益结合得更紧密。1812年的战争受到联邦党和北部大商业利益集团的反对，原因是杰弗逊和麦迪逊对英国的禁运损害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业利益。禁运政策受到了北方，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强烈反对。在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许多与自由贸易有密切利益联系的集团选择了商业利益。

美国在与大英帝国的博弈中，饱尝自由贸易之苦。其中之一就是，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在国内培育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与海外资本和海外强权（大英帝国）建立了直接的利益联系，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在关键时候有可能站在（国家的）强大的对手一方。在美国发展战略的历次大规模的争论中，在美国国家的几次政治危机中，这种商业利益几乎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大英帝国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在1808年的禁运中是这样，在1812年战争中是这样，在后来的南北方的争论中也是这样，在内战中还是这样。依赖海外贸易的利益集团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绑架国家利益，是自由贸易发展战略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这种历史现象不仅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在拉美经济危机中也出现过，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也出现过。更重要的是，与独立自主发展战略相比，在自由贸易的战略下，这样的利益集团成长最快，往往是实力最大的利益集团，往往大到想左右国家战略的地步。弱国与强国的自由贸易不仅导致强权对主权的侵蚀，还导致强权及其资本通过这种利益集团对主权的蚕食。

在1812年的战争中，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业利益及其代表联邦党人，开始对国家利益作出错误的判断。新英格兰的民兵拒不执行进攻加拿大的命令，商业利益大规模抗议禁运和战争，不愿支持这场对外战争。美国历史中，最难以忘记的就是这种商业利益对国家的带有背叛性质的行为。在战争艰难时期，英军占领了华盛顿，英国在谈判桌上对美国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分裂美国，割裂新英格兰地区。在这种存亡之时，联邦党人于1814年12月和1815年1月之间在康州首府举行了一次“全国会议”（Hardford convention）。在会议上有人提出退出联邦、接管联邦海关等。该地区有些媒体，公开呼吁从美国独立。在英国占领华盛顿时期，联邦党人的马萨诸塞州州长，派出三名“大使”前往华盛顿欲与英国展开就马萨诸塞州与英国单独停战的谈判。此事由于杰克逊在新奥尔良的巨大胜利而作罢。联邦党在战时的行为似乎丧失了民族主义立场，从而失去了公众的信任，进而逐渐失去了政治影响力。其经济民族主义的旗帜由民主共和党人接了过来，而完成了两个民族主义的结合。

美国的第一次两党制到此结束，继之以长达10年的一党时期，并迎来了保护主义的第一次浪潮。

联邦党人走到这一步是历史的必然。在读到这段历史时我曾经一直不解，为什么希望通过保护主义而实现经济独立的联邦党人会走到自己历史的反面？从《杰伊条约》开始，联邦党人就将与超级大国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希望通过稳定与超级大国的贸易关系来稳定双边关系，来稳定美国的经济外交局面，将希望寄托在了霸权的身上。为什么要把明知彼此实力不相称而注定不平等的修好当成一项重要国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发展和繁荣建立在霸权的仁慈之上？为什么不目光向内，不依靠自己广阔的国内市场而谋求发展？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发展和繁荣建立在别人市场的基础上？在研究美国这段历史时，我发现原因可能有二：（1）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都反复谈及要避免与英国的战争冲突。出于多种原因而害怕大英帝国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是害怕战争并不能阻止战争，最后两国关系还是走向了1812年战争。（2）也许是利益绑架。大商业利益需要一种畅通的海上贸易渠道，从而希望不计代价地和英国修好，希望实现不计代价的和平。这种利益绑架，最终使联邦党完全和草根脱离，走向了政治自杀的不归路。其实，草根不是别的，草根是离离原上之草，是人民，是土地。脱离草根，脱离土地的任何利益集团终究脱离了坚实的基础。历史是建立在草根之上的。脱离草根的“精英”之路，没有未来。

在美国早期政治中有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杰弗逊出身名门而代表草根；汉密尔顿出生寒门却代表豪门。联邦党当时代表的是大商业利益。也许正是这种利益使联邦党成了推动《杰伊条约》这种不平等贸易航海条约的原因；也许正是这种利益背景导致联邦党的部分人在1812年的战争中，失去了民族主义立场，而逐渐失去了民意基础。

失去民族主义立场的联邦党从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一个与大商业利益、与大英帝国有难以理清的联系的政党的消失，使美国在对外政策上联合起来，使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得以对大英帝国和欧洲强权采取强硬的立场，使美国结束了立国早期两党政治彼此带有个人攻击特点的苦涩。美国联合在一个政党的背后。在1820年的总统选举中，门罗仅以一票之失而几乎全票再次当选总统。这个新生民族在政治上空前团结，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在这段时间，关于保护主义政策的激烈辩论暂时消失。在这段时间里，美国从衰微的西班牙手中获得了佛罗里达。美国从东南西北，从大陆，从海洋，彻底打破了所有潜在的战略围堵，这个新的民族似乎已经掌握了自己强大的未来。这种民族主义不仅表现在门罗宣言的精神中，还表现在门罗宣言自信决断、不容置疑的语言风格中。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12月2日宣布：

鉴于我们与（欧洲）强权业已存在的坦诚和友善的关系，我们有义务宣布，我们将把欧洲列强将自己的体制向本半球扩展的企图视为对我国和平和安全的威胁。〔9〕

门罗宣言表明，美国坚决反对欧洲将自己的制度在美洲延伸。换句话说，不仅坚决反对欧洲在美国搞“橘色革命”，也坚决反对列强在美洲大陆搞“橘色革命”。门罗宣布，欧洲以任何借口，对美洲其他新独立国家的任何干涉，都被视为对美国的直接干涉。在门罗宣言中，美国以单边主义的方式来界定美国同欧洲列强的关系，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为美国后来的扩张提供了基础，霸气地不容欧洲商量。从《杰伊条约》到门罗宣言，美国在捍卫自己利益的方式上迈进了一大步。在国家博弈中，捍卫自己利益的决心必须是单边的决心。这个决心不可能产生于同霸权的双边或多边协商或妥协中。这是美国的历史经验。

大英帝国开辟的另类战场

从杰弗逊宣布海禁到1815年战争结束，美国几乎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除了美国自己的海禁以外，还有英国在战争中对美国的严厉封锁。美国漫长的海岸线几乎完全封闭。对外进口从1807年的1.38亿美元降低到1814年的1300万美元。大英帝国的许多人预计美国的经济将从此崩溃。

美国的经济的确发生了崩溃，但是，崩溃的是旧体系下的经济。在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商业繁荣的废墟上，许多人惊奇地发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正在美国勃然兴起，那就是现代制造业。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美国人被迫抛弃对英国的经济依赖走向自足。美国政府要求工商界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一方面，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工厂，开始从事以前从来没有从事过的，没有比较优势的高端产业；另一方面在进口匮乏的情况下，他们被迫消费本土生产的产品，他们“被迫”用自己价高质次的本土落后产品来代替大英帝国价廉物美的先进产品。自杰弗逊禁运开始到1815年战争结束近10年间，进出口几乎停顿，美国制造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有了重要的和实质的进步。美国的铁几乎可以自足，棉纺织达到500000锭，使用原棉高达90000担（Bales）。〔10〕其他产业也相当繁荣。许多富有的商人，开始把国际贸易萎缩而闲散下来的资本投资于工业。制造业、现代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1〕

与禁运有关的立法和政策就其本质而言是极端的保护主义措施。这种保护主义措施就这样催生了一大批新型产业——制造业。当时美国可以说既没有开放的愿望，也没有开放的条件。你说美国封闭也罢，自守也罢，这就是当时的现实。而这一现实之树结下的诸多果实之一就是美国制造业的飞跃式的发展。

运行了三十几年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体系崩溃了，而新的以经济发展推动增长的体系诞生了。一种旧的信念消亡，一种新的信念正在升起。

在自己选择和别人强加的与世隔绝状态下，美国的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并迅速多样化。从此美国走上了发展高端产业、实现经济完整独立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生制造业的持续存在和进一步的发展，依赖于保护主义政策的继续存在。所以，新生产业的发展为进一步有效限制国外竞争的全面的保护主义运动提供了基础。

如前所述，美国早期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808年以前。那几乎是殖民地经济的延续，美国没有表现出任何建立现代制造业的国家意志，没有为此提供必要的产业和市场保护。第二阶段是1808年以后。正是在这段时期，美国通过保护主义保护现代产业，体现了发展完整现代经济体系的强大的国家意志。在第一阶段，美国经济在前殖民地经济体系上滑行，走的是符合其自然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的道路。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扩张，美国这种低端分工的特点日益严重，对英国制成品的依赖日益严重。这种殖民化经济模式在英法战争中得到强化。美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中立贸易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漫长的商业繁荣。在二十多年战争中，美国虽然受到英国海上霸权的打击和侵犯，无发展的经济依然创造了二十多年的增长奇迹。战争导致欧洲农业凋敝，农产品等产品价格上升；造船和航运利润丰厚，如此等等，增加了国际贸易的吸引力。而进口产品的价廉物美抑制了美国国内自我生产的动力。

短期的商业繁荣，不是检验一个大国长期发展的尺度。这种贸易带来的繁荣，海外市场带来的繁荣，如夏日的玫瑰，一场冰雹就会使它零落成泥。

美国现代产业在1812年战争中产生了，美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被打破了。在自由贸易理论盛行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新的经济发展道路能成为美国的主流吗？

这是美国战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大英帝国开辟的另一战场，为美国提供了问题的答案。

1815年，军事力量上的战争结束了，然而经济上的战争开始了。随着战争的结束，禁运也结束了，国门再次打开了。《根特条约》规定要回到战前状态，也就是说要回到自由竞争的状态。《根特条约》为大英帝国实施经济战争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大英帝国在战争中积累了大量的产品，另一方面美国公众十分喜欢物美价廉的英国产品，结果大批廉价而高质量的英国产品像洪水一样涌入美国。相比之下美国的制造品可以说是价高质次，无法在竞争中立足。使问题更为复杂化的是美国的工资比英国的工资相对要高。正如自由竞争理论所推理的一样，大批的美国制造被自由市场的法则摧毁了，而幸存者则面对着极大的生存困难。

战争强化了政治上的独立，而战后的自由贸易现实却加深了经济上的依赖。

大英帝国的国策是通过大量的产品倾销摧毁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美国工业，达到战争所没有达到的目的，甚至不惜实施牺牲自己短期利益的倾销政策。只有摧毁美国的民族制造业，才能从经济上持续控制美国，进而在政治上持续控制美国。布鲁厄姆（Brougham）在帝国议会中宣称：

为了将美国那些在战争中（1812年战争）而不是在自然过程中产生的新兴制造业扼杀在摇篮里，在最初的出口中出现亏损是值得的。〔12〕

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再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进口从战前（1811年）的540万美元，迅速上升到1815年的1.13亿美元，1816年的1.47亿美元。英国的倾销极大地降低了进口价格。美国费城的价格指数在一个月间从231下降到178（1815年3月）。〔13〕在大英帝国的这种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经济战争面前，美国刚诞生的许多民族工业要么纷纷倒闭，要么在倒闭的风险下苦苦挣扎。在大英帝国先进工业的打击下，大量工人失业，工资下降。抗议浪潮不断上升，以保护主义政策帮助民族工业的呼声逐步高涨。

民族主义极度高涨的美国，不可能眼看着自己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在一场大英帝国以自由贸易旗号进行的经济战争中消亡。

民族工业备受打击与战后极度高涨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催生了强烈的保护主义浪潮。其实随着民族制造业的发展，在战争没有结束以前，保护主义的潮流已经开始升起。杰弗逊和麦迪逊的立场逐渐转向保护主义。而新一代政治家，如克莱，在许多讲话中已透露出以保护主义推进美国经济的想法。

在与大英帝国这场经济战争中，推行保护主义的历史条件已经形成。有时候一个民族的历史性转折，是历史通过对手的推动而完成的。历史的这种曲折的自我表述，只对一个清醒的、敢于修正自己、闻过则改、不固执己见的民族有效。

美国已经临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叩击新时代的大门

美国面临历史性的再选择。它在独立后选择了自由贸易。在1812年战争后，又选择了自由贸易。大英帝国的经济战争迫使美国面临放弃三十几年自由贸易道路的再选择。

要不要坚持自由贸易，要不要推行保护主义，是历史摆在美国面前的两个问题。能否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决定着美国以后100多年的历史走向。

这不只是美国遇到的问题，也是许多后起国家必然要遇到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关系一个民族昌盛或衰落的现实挑战。任何国家面临这种挑战都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书本至上，从理论出发。从市场理论、自由竞争理论、全球化出发，让民族工业在竞争中被拖垮、被兼并、被收买；提倡什么问题都要通过更深的市场化、更大的开放来解决，好像自由市场竞争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从短期财富增长的角度步入没有发展的增长陷阱。

一种选择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把发展摆在第一位，把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现代化摆在第一位，通过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什么有利于产业发展，就干什么。让自己的发展战略而不是竞争对手的市场，来左右经济发展。国家博弈，不能走一条资助对手的发展战略。

归根结底，一个民族正确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推动自己民族的发展，而不是别人的利益。

美国当时选择了发展，而放弃了没有发展的增长。

保护美国工业，使其免受国际竞争的打击，变得必要且紧迫。民主共和党的许多人顺时应势，采纳了保护主义立场。国会里，曾经大力推动1812年战争的鹰派人物，希望以关税培育在禁运年代成长起来的美国工业，降低对英国制造业的依赖性，发展美国自己的现代工业基地。

1816年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保护民族工业为目的的保护主义法案，即1816年《关税法案》（Tariff Act of 1816），将平均关税提高到25％。

这只是一个温和的保护主义法案，然而它却是第一个以保护民族工业为目的的关税法案。它昭示了一个新时期的来临，一个用保护主义、用关税来打一场捍卫民族产业的经济自卫战的新时期。

美国对政治独立性的追求和对经济独立性的追求终于结合了起来。

当时的国会汇集了三种不同的利益：西部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制造业、南部各州的农业，以及东北部的商业和航运业。当时美国西部和新英格兰的制造业希望更高的关税保护。对南部而言，虽然高关税提高了工业产品价格，有损农业利益，但是，由于南部希望发展制造业，希望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决定转而支持保护主义。保护主义第一次在南部找到了支持。东北部的商业和航运业则出于自己的利益反对保护主义。

至此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政治独立的诉求和经济独立的诉求，精英的民族主义和草根的民族主义，北方的商业利益和南方发展基础设施的要求终于结合了起来。这种结合为保护主义成为美国的一项国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这种保护主义的诉求不仅停留在国会。自由贸易往往伴随着工人工资的下降，因为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谋利，许多厂商不得不以降低工人工资为主要手段。高关税保护了美国工人的高工资。保护主义有了选民的支持，有了更多的草根支持。

这一年离汉密尔顿离世大约12年。汉密尔顿当初孤独地播下的种子，在前政敌的培育下开始发芽。

不过由于制造业利益在国会中的实力还没有达到商业和航运业利益在国会的实力对等的地步，保护主义还不是一种强有力的潮流。

然而潮流的方向已经确定，新的时期已经来临，美国已经站在了新时代的大门口。

推动保护主义的是曾经反对保护主义的人

在美国早期的发展政策争论中，汉密尔顿提倡保护主义而民主共和党提倡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他们大力推动了三十几年的政策。

然而，扭转三十几年的自由贸易政策潮流的正是这些人。在同大英帝国的较量中，他们认识到，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基础，而经济独立必须通过保护主义获得。1812年战争以后，大力推动保护主义的就是这些民主共和党人。

美国最早的保护主义措施发生于1806年。这一年，汉密尔顿去世已有两年。在这一年，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宣布实行对英国的禁运。曾经激烈反对过联邦党保护主义政策的杰弗逊的禁运政策，开启了美国全面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先河，成了一个新的时代的起点。

在接下来的1812年战争期间，美国实施了严格的禁运。这种主动的和被动的禁运，使美国的进出口基本停顿，美国事实上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1816年，作为美国唯一的政党，民主共和党推动了1816年关税立法。

在探索中自我矫正，闻善则从，问过则改，敢于挑战自己，是国家博弈的基本素质。正如一个拳击选手，在博弈场上，不能因为暂时的胜利，更不能自信拥有绝对优势而固守曾经“一招得胜”的同一个招数。一个不断调整自己和善于调整自己的拳击家，才可能在博弈场上胜出。

理想、利益和“三执政”

在美国国会的会客大厅里悬挂着几幅巨幅画像，他们都是在美国历史上对美国进程有巨大影响的议员。其中三位，来源于同一时代。他们从对手走向盟友，又从盟友分裂为对手。他们之间的这种聚散离合，是对美国有深远影响的一段历史的写照。他们是19世纪前半期，美国历史上同时产生的三座高峰。他们推动了1812年战争，推动了随后的保护主义，推动了美国体制。后来由于利益的分裂，他们卷入了美国南北之争，分别站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两大阵营。他们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卷入了几乎导致美国分裂的几场政治危机中。他们成了美国记忆中的标志性人物。从美国建国那一代人淡出政治舞台到美国内战以前，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带有他们个人的烙印。1957年，参议院组建了一个特殊委员会，专门负责推荐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参议员，他们的画像将挂在参议院的会客大厅里。肯尼迪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在广泛征集学界和政治界意见的基础上，他们一共推荐了五人。最有影响力的依序是克莱、韦伯斯特（Webster）、卡尔霍恩（Calhoun）及另外两位。

前三位就是19世纪的那三座高峰。他们于1813年第一次在国会中见面，分别代表美国西部、东部和南部地区。他们进入美国政治舞台宣告了一个新时期的来临。而他们于40年后的相继辞世，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是演讲语言的大师。他们的人格魅力，充满激情和煽动性的演讲，对自己代表的地区利益的准确把握，使他们拥有广泛的近乎崇拜的忠诚追随者，使他们成为他们时代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政治家。1832年，当他们共同出现在参议院对抗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时，“三执政”的提法就诞生了。这种提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50年代初他们辞世时。有历史学家如此评论他们：

尽管他们如此伟大，他们都没有实现自己最大的理想。选择二三流人物作为总统是对共和国责难的根源……（有人甚至认为）美国人在进入政治生活的逐鹿场以前必须使自己变矮。克莱、韦伯斯特、卡尔霍恩，作为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的正当继承人，却没有获得总统职位。当第二代巨人中的最后一位在1852年逝去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挑战这种矮人国的游戏。共和国失去了她的荣耀，失去了伟大国家王公般的高贵。〔14〕

他们三人间在政治上的联盟和对立，反映了理想和利益在美国那段历史时期中的作用，是了解一系列改变美国历史走向的事件的线索。利益的分歧可以让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的人在经济政策上分道扬镳；而政治理想不同的人，可能因为共同的利益转而支持同一种经济政策。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有时候不可避免地被某些利益集团左右，经济战略之争，可以是理念之争，也可以是利益之争。当利益之争绑架国家战略，不能在国家利益下取得平衡时，国家将面临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

他们三人的政治分合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812年战争到19世纪20年代后期。这一阶段是克莱和卡尔霍恩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政治联合，与韦伯斯特在政治上对立。他们在1812年的选举中，和70多名新议员一同当选，而走上了全国政治舞台。他们三人中，来自西部的克莱和南部的卡尔霍恩，基于共同的民族主义，是战争的坚定推行者。而来自于东部的韦伯斯特，是联邦党人，基于利益相关，反对战争。不过他在战争开始后11个月才进入国会。

克莱和卡尔霍恩二人同那些来自于南方和西部的议员一起，形成了战争“鹰派”，并成了他们的灵魂。克莱以议长的身份，任命卡尔霍恩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卡尔霍恩认为，他们正在开创美国政治的新时期。他指责以前的当权者“通过商业、外交和政治手段回避困难”。在英国的威胁面前，他宣称：“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将会改变。我们将用武力来捍卫自己”。“今天的美国人……将向世界证明，我们不仅继承了国父们给我们的民族自由，而且将有意志和力量来捍卫这种自由”〔15〕。

战后二人基于同样的民族主义，为了发展国防，为了解除美国对英国的经济依赖，为了发展美国的制造业，又联手推动保护主义，包括1816年的关税立法、后来的“美国体制”等。这种保护主义受到联邦党人，受到作为东北部商业集团代表的韦伯斯特的坚决反对。他的坚决反对是导致1820年保护主义立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二阶段是19世纪20年代后期以后。这三人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克莱和韦伯斯特基于共同利益上的联合，支持和提倡保护主义。而当初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卡尔霍恩，基于南部利益要求的变化，转而反对保护主义。为了捍卫南部利益，甚至到了无视联邦法律、提倡国土分裂的地步。地区和利益集团的因素，使卡尔霍恩和南部许多政治家，走上了当初联邦党人试图分裂国家的地步。

导致韦伯斯特政治立场转变的是，东部制造业在保护主义政策下获得了巨大发展。韦伯斯特的权力基础发生了变化，保护主义成了制造业的利益诉求，代表东部地区利益的韦伯斯特转而支持保护主义。

而坚定的民族主义者，1812年战争“鹰派”的核心人物，保护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卡尔霍恩的立场却发生了相反的转变。〔16〕卡尔霍恩代表的南方是黑奴经济，主要生产棉花、大米等农产品。南方认为高关税损害了南方利益。基于他在全国政治舞台上的巨大声誉，他成了倡导州权的“区域主义者”的领袖。而正是他的这些反对联邦权威、崇尚州权的政治诉求，使美国走上了通向内战的不归路。更重要的是，当他从事这一切的时候，他都真诚地认为真理在他的一边。

在局部利益的迷宫里，有时候连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也会迷失方向。超越局部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应当是政治家的基本信仰。

第八章
掌握自己的未来
——通向帝国之路

1816年的立法使美国站在了新时代的大门口。然而，要最终开启这扇大门，而踏上通向帝国之路，美国要走漫长而艰苦的道路。

1816年的保护主义立法是不充分的。美国制造业在大英帝国制造业的冲击下艰难挣扎。战后的商业繁荣导致了二元经济：一边是商业繁荣和资产泡沫，一边是民族制造业的凋敝。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在181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使美国再次严肃地思考保护主义。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历史开始为保护主义提供利益基础。刚经历过战争和经济危机的民族，开始拥抱保护主义。1828年保护主义法案，将平均关税提高到50％。美国迎来了保护主义的第一次浪潮。

保护主义带来北方和南方的利益差别，利益集团开始介入发展战略的争论。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不再是理念和信仰之争，成了利益之争。在这场利益之争中，有些曾经提倡保护主义的政治家转而支持自由贸易；而有些支持自由贸易的政治家转而提倡保护主义。利益法则改变了这场发展战略之争的政治版图。这种利益之争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危机，甚至国家分裂危机。利益之争，加上有关奴隶制之争，美国从19世纪30年代到内战，这几十年中，经历了其历史上最不确定的时期。

美国就是带着这种争论而走进内战的。内战的一个客观后果就是，彻底摧毁了自由贸易的利益基础。失去利益基础的支持，自由贸易从此在美国国内成了非主流声音。美国在与大英帝国的博弈中，在国内利益集团的争论中，终于打开了那扇历史的大门，从此走向了保护主义的道路，一条最终把美国推向帝国宝座的道路。

保护主义把美国自己的未来放到了美国自己手中。只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民族，才能在强者博弈中胜出。

贸易基础上的二元经济结构

1816年的《关税法案》是各方利益集团当时达成的最佳共识。然而事实证明，它对保护美国自己的工业是远远不够的，远远不能有效反击大英帝国的经济战争。

经济政策的辩论常常需要经济自身的逻辑来裁定。有时候一次惨痛的教训胜过许多理论的雄辩。

25％的平均关税，未能有效地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大英帝国对美国的经济战争还在继续。美国经济在自由贸易的推动下，呈现出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凋敝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是盛极一时的商业繁荣和资产泡沫。

1．盛极一时的商业繁荣和资产泡沫

从战后到1819年间，由于大英帝国的经济战略，由于国际贸易导致的信用扩张和资产泡沫，美国出现了短暂的极度繁荣和经济泡沫。

（1）帝国的经济战争以前所未有的创新方式进行。英国资本家喜欢上了一种叫“进口货物拍卖”的销售方式。这种方式不是通过正常的销售渠道出售进口产品，而是通过一种“拍卖”的方式来迅速出售进口产品。具体来讲，就是进口商将从英国进口的产品，通过拍卖而迅速套现，马上进入新一轮的进口。英国资本对这种销售方式提供条件优越的价格和贷款。〔17〕这种拍卖方式导致进口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进一步打击了美国本土制造商。由于这种拍卖方式的运作成本大为降低，完全补偿了英国资本家因低价格带来的损失。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对英国资本家没有利益损失的有效打击美国竞争者的手段。而且，拍卖方式导致销售周期缩短，投资回报加快。这种进口拍卖方式进一步推动了进口的增长，有效地摧毁着美国本土制造业。

为了迅速占领美国市场，英国的出口商为美国进口商提供数目巨大的短期贷款。美国进口从1814年的530万美元，陡然上升到1815年的1.13亿美元，1816年的1.47亿美元。〔18〕

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美国战后的商业繁荣，这种繁荣甚至超过了禁运之前，前所未有。许多自由贸易的信奉者似乎又看到了自由贸易的生命力。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模式经受了战争考验而重新焕发生机，似乎自由贸易有效地推动了美国的财富增长，是历史的必然道路，是美国应当坚持的方向。

（2）重回出口老路。由于进口产品对民族工业的沉重打击，美国的农产品、原材料等面临国内市场萎缩的困境，从而再次走上了出口的道路。随着进口的迅速增加，出口也相应增加。由于欧洲在拿破仑战争以后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繁荣时期，欧洲农业在拿破仑战争中备受打击，战后连续几年农业歉收，这导致欧洲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量大增，价格大涨，尤其是棉花和烟草。国内需求的萎缩导致美国农业和原材料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欧洲渴望美国的农产品，尤其是英法两国。出口价格指数从1815年3月的93上升到1817年3月的138，累计上升了50％。〔19〕

（3）信用扩张与资产泡沫。战争期间，美国终止了美国货币和黄金的兑换，导致战时和战后货币发行量的大量扩张。仅1815年一年，流通中的货币量就增加了48％（Rothbard）。随着贸易的发展，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用扩张。美国政府和英国资本为美国进口商提供的大量贷款，导致了信用的迅速扩张。而出口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使农场主财富大增，催生了财富进一步增加的预期，导致农场主大量举债，从事土地和资产投机。这导致了美国战后的资产泡沫，导致了不动产投资，随着农场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导致价格上升。〔20〕

（4）不动产泡沫与基础设施建设扩张。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为这种繁荣泡沫不断注入空气。为了解决政府收入问题，政府通过对购买土地者提供慷慨贷款的方式大量出售西南部和东北部的土地。政府的土地出售在1815—1816年平均约200万美元，到了1818年上升到1360万美元。〔21〕政府的这些行为催生了土地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和大规模的土地投机。由于不动产价格的急剧上升，通过银行贷款而进行城乡土地投资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投资增加了财政部的收入及其在银行的存款，增加了货币发行量。同时，由于贸易的急剧发展，运费急剧上升。运费的上升导致了交通建设的继续扩张。联邦政府的建筑投资也进一步推动了这种泡沫繁荣，政府建筑投资从1816年的70万美元上升到1818年的1400万美元。

（5）股市高涨。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经济泡沫的扩张过程中，纽约证券交易所于1817年3月成立。在此之前美国股票买卖双方是在华尔街的街上买卖股票。那些在国际贸易或其他领域中赚了大钱的商人们，开始大宗购买股票然后小宗卖出。美国的股市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2．民族工业的凋敝

进口的迅速扩张沉重地打击了民族产业，使美国民族制造业备受打击。民族制造业没有分享战后的这种商业繁荣。战后，在突然像潮水一样涌入的英国制造品的冲击下，商品价格急剧下降。费城商品价格指数（包括燃料、化学、金属、纺织品、食糖、肥皂、玻璃）在战争中从141上升到214，在1817年3月下降到127。价格的下降说明了民族产业面临的痛苦，大多数民族产业受到沉重的打击。以每年新注册民族企业为例，在美国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新英格兰、纽约、费城等）在战争中高达64家，在战后迅速下降到9家。〔22〕

民族工业除了受到外国资本自由竞争的威胁外，还受到本国资产泡沫的打击。商业繁荣如此鼎盛，资产泡沫如此鼎盛，大多数投资者将自己的资本投资于进出口和资产投机，进一步推动了进出口的繁荣和资产泡沫。这种所谓的繁荣，将大量的资源和资本吸走，导致国内制造业资金短缺，投资不足，出现进一步相对衰退。英国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国内资产泡沫的竞争，给美国制造业带来了双重挤压。

当你读到那段美国历史时，你会为美国迅速出现的二元经济而吃惊。这种建立在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上的繁荣能持续吗？这种建立在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上的泡沫将在何时破灭呢？

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寒冷

战后美国的繁荣在继续扩张。假如没有后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也许会从此走上贸易立国的道路，也许今天的世界就没有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美国的强国之梦，也许会黯然破碎在自由贸易的陷阱里，和其南边的许多国家一样。

但是，历史没有放弃美国。历史似乎有些偏爱美国，每一次都是在美国贸易繁荣鼎盛的时期，无情地打碎这种繁荣，而迫使美国重新思考、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历史总是以挫折和失败来锤炼一个民族，来修正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当然，只有能把握历史契机的民族才能在这些挫折中涅槃，浴火重生。

美国这次商业繁荣的持续期极为短暂。仁慈的历史没有让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贸易立国面临两种经济安全威胁：强权的军事威胁和海外的市场威胁。

表面上美国的商业繁荣在继续。出口在高速增长，出口（包括转口贸易）在1817年达到8800万美元，1818年危机前夕达到巅峰，为9300万美元，其中国内出口达7400万美元。农业出口从1817年的5700万美元，上升到1818年的6300万美元（Rothbard）。

对进出口的这种依赖，再一次为美国经济带来安全问题。在英法战争期间，美国的商业繁荣主要受到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的威胁。美国在1815年打败军事强权以后，大英帝国的军事霸权虽然不再威胁美国短期的经济安全，对海外市场的这种依赖却将从另一个角度威胁着美国的经济安全。接下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将从市场角度为美国演绎贸易立国带来的经济安全问题。

美国战后短暂的商业繁荣，即将为发生在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两件事所打断：一是1818年欧洲出现了农业丰收；二是1819年欧洲出现了经济危机和经济收缩。这两件事导致美国海外市场的严重萎缩，欧洲市场对美国农产品和原材料需求的大力下降。美国农产品出口和价格急剧下降，食品出口价格指数从1818年8月的169下降到11月的158，到1819年6月的77；出口从1818年的7400万美元下降到1819—1820年的5100万美元，下降了31％，其中90％是农产品。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出口的数量持续上升。由于美国收入降低，进口下降更快。进口从1818年的1.22亿美元下降到1819年的8700万美元，再下降到1820年的7450万美元。〔23〕

欧洲尤其是英国在1818年，为了减少存货开始大量向美国倾销制造品。美国进口在1815—1816年急剧增加以后1817年下滑。〔24〕但是，1818年骤然增加到1.22亿美元。进口的大幅度增加严厉打击了美国的制造业，工厂在外国竞争下大规模破产。

1819年，欧洲出现了经济危机。海外的经济危机通过自由贸易传递到了美国。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导致美国农场主收入骤然降低。在泡沫时期，美国农场主在海外市场不断上升的需求和价格的刺激下，大规模向银行举债，从事农场改良或土地投机。在骤然来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大量的农场倒闭、商业企业倒闭、工业企业倒闭，失业迅速上升。这种经济困难导致了金融危机。企业倒闭导致银行呆账坏账增多，导致信用收缩，利率上升。信用收缩又反过来加剧了经济危机。资产泡沫终于破灭。一家企业的倒闭，通过极度扩张的资金链，导致一连串的倒闭。资产泡沫的破灭，进一步加剧了信用萎缩。

这种经济危机因美国银行的收缩政策而急剧恶化。在战后美国银行推行了信任扩张政策，导致信用扩张，资产泡沫，物价上涨。到了1817年危机前夕，美国银行没有预料到即将来临的世界经济危机，实施了收缩政策，开始大规模向州银行和私营银行回收贷款。而州银行和私营银行转而大规模向投资者回收贷款。在资产泡沫中许多人依靠信用支撑资产投资，在信用收缩的情况下，许多投机者面临破产压力。美国银行的这种信用政策，加剧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相互作用，将美国经济拖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许多投机者纷纷破产，许多银行纷纷破产，资产严重贬值，物价急剧下降，通货紧缩。

这是美国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工厂大量倒闭，失业率大幅度增加。1819年，纽约大约有12万人，受救济的人高达8000多人，1820年，上升到13000多人。经济学家马修·凯里（Matthew Carey）估计大约有占人口总数的1/3的人口（900万）受到危机的影响。1820年卡尔霍恩指出:“在过去两年，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发生了财富的逆转；数不尽的人被彻底毁灭；大量的人在痛苦中挣扎。”〔25〕

美国的行政当局（门罗总统）采取了被动干预的政策。当时的国会在反危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国会通过立法降低土地价格，通过立法允许投资者在资不抵债时用土地抵债，虽然土地价格已经下降。

这些措施无法阻止危机的深化和延续。

危机一直持续到1821年，经济才开始复苏。

“美国体制”和保护主义的第一次浪潮

危机使许多美国人认识到，对海外市场的过度依赖导致经济安全度的降低。保护主义浪潮大幅度高涨。如果说1816年的立法只是温和的保护主义的话，现在保护主义的倡导者开始认识到更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那是保护主义击流扬波的一年。许多失业的人走上街头抗议，许多利益集团极力推动保护主义政策，许多人指责英国的危机转嫁行径。1819年是美国贸易战略发展的关键一年。在1819年以前，美国还没有发展出持续而强大的保护主义基础。但是，1819年以后美国发展战略的版图已经改变，保护主义开始与强大的利益基础结合。

保护主义不再是理论争论，不再是政治家的争论，对许多人而言，保护主义开始与他们的利益结合。这些利益集团包括新英格兰地区的制造业、西部地区的农业，以及与制造业有关的小业主和工人等。这些人的切身利益与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反对保护主义的则主要是南方的棉花种植主。他们认为保护主义提高了进口品的价格和国内制造品的价格。出于自己的利益动机，他们主张自由贸易。

1820年众议院通过了新的保护主义法案，把关税平均再提高5％，有些产品还会更高。

这一法案被参议院否决。韦伯斯特（“三执政”之一）就是坚定反对保护主义立法的领袖。

1820年的保护主义立法归于失败。但是，却成为后来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发点。

接下来的几年似乎是保护主义声音沉寂的几年，然而，保护主义的政治版图在悄悄改变。一方面，美国的制造业在关税保护下的飞速发展为保护主义的兴盛提供了经济基础，在中西部制造业发达的地区，保护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制造业自身的发展加深了其对保护主义的依赖，开始寻求政治上的支持。在新英格兰，那些曾经反对保护主义的人们开始支持保护主义。有人估计，如果没有关税保护，在价廉物美的英国布匹的冲击下，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业有一半要破产。

如果美国打开国门，不加保护，美国十几年建立起来的民族产业在先进的欧洲工业的冲击下，将零落凋敝。也许由于自由贸易带来的商业发达，由于美国广大的市场，美国可以成为一个装配基地，美国可能依然会有商业繁荣。但是没有民族工业支撑的商业繁荣是一种依赖性的繁荣，一种不可持续的繁荣。很难设想，在这种商业繁荣的基础上美国会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超级大国，一个有强大而先进的高端工业支撑的超级大国。在近代历史上那些以商业繁荣为基础的强权，都是昙花一现，像西班牙、荷兰。

1820年提高关税立法的失败，使保护主义者认识到，没有政治权力保障的经济发展诉求是苍白无力的空谈。保护主义者诉诸选民，一大批保护主义的支持者被选进了参众两院。保护主义的核心人物，众议院议长克莱（“三执政”之一），重新任命了一大批委员会主席，尤其是任命了激进的保护主义者、宾夕法尼亚州议员，约翰·托德（John Tod）为制造业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许多南方的政治家，前战争鹰派开始寻求通过保护主义发展南方制造业，从而加入了保护主义的行列。这种政治版图的变化为保护主义高潮的到来提供了条件。

保护主义者在沉寂中，蓄势待发。

1824年，辉格党的创建人，参议员克莱正式提出了以“美国体制”命名的经济发展计划。辉格党由一部分前民主共和党人、一部分前联邦党人等组成。这项计划建立在汉密尔顿的保护主义思想上，它有三个基本点：（1）提高关税以保护美国的产业。（2）政府资助基础设施建设，如兴建运河和陆路系统，开发国内的农产品市场。资金来源于关税和出卖土地，所以他提议高地价政策。（3）为稳定货币，发展信用，建立国民银行（第一国民银行已被杰克逊总统终止了）。他的建议为国会批准，这项经济计划的有些部分已经反映在1816年的立法里。美国体系同时还包括提高军备、扩充陆军和海军等。

“美国体制”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还在于以下三点：（1）摆脱英国的经济控制，尤其是“英国体制”的控制；（2）建立国内不同产业化地区的平衡；（3）走一条不同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道路。美国参议院的网页上这样写着：

亨利·克莱在1812年战后民族主义爆发时期提出的美国体制，是历史上由政府资助经济发展的最成功的例子。这种经济发展计划有利于和谐和平衡农业、商业和工业的关系……克莱宣称，一个精心维护的国内区域间的相互依赖，将减少美国对自由放任的‘英国体制’的屈服。〔26〕

显然，“美国体制”的提倡者，没有希望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支配资源在国内产业和区域间的配置。

和汉密尔顿一样，克莱认为美国新建的工厂和“婴儿工业”，根本无法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工业竞争。关税保护不仅有利于美国的民族工业，还会保护美国相对的高工资。这项经济政策在工业地区相对有吸引力。克莱同时认为，保护主义会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而美国经济的发展将会导致国内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保护主义对南方有利。

汉密尔顿的经济思想第一次变成了系统的经济政策。

1824年，国会通过法案对进口铁、羊毛、棉花等货物征收35％的关税。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韦伯斯特开始无条件支持保护主义。

1828年，国会进一步提高了进口制造品的关税，使之达到50％！

保护主义的第一次浪潮达到了巅峰。在这段时期，韦伯斯特从坚定的自由贸易者，转换成了一名同样坚定的保护主义提倡者。不仅如此，他比一般的保护主义者走得更远。与早期反对1812年战争不一样，他现在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后来“（联邦法律）无效”的危机中，他是联邦权威和美国整体的坚定捍卫者。

此时距杰弗逊“闭关”禁运已经20多年。

现在保护主义者提出的不再是单纯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他们提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经济发展计划，而这项计划的核心是贸易保护和政府干预。保护主义者不再把提高联邦政府收益当做提高关税的掩护，不再羞羞答答地藏在增加政府收入的面纱后面，保护主义成了发展经济的直接诉求。保护主义者关注的不再是单一的制造业的成长，而是经济的总体发展和增长。保护主义的支持者不再局限于某些制造业发达的地区，而且得到了以农业为主的南方的支持。保护主义不再将这种政策辩论局限于国会，他们把这项计划直接诉诸选民。美国体制不再只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选择，而是美国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一面旗帜。总之，它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克莱所倡导的“美国体制”有一个历史性的局限，它是建立在南北双方的利益妥协的基础上的。历史表明，这种妥协是暂时的。而且，克莱所倡导的保护主义最后终结在南北不可调和的对立中。

大约40年以后，林肯在谈及他自己的经济思想时曾说：“我们都是辉格党”。

利益绑架的政策之争

一项有生命力的经济政策既是一个国家长远利益的体现，又是不同利益短期妥协的结果。长远是由短期构成的。长远的经济政策失去了短期的民意基础，也就失去了其长期存在的基础。所以，当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经济战略确定以后，如何妥善处理不同利益集团的当前利益，从而将他们凝聚在这面旗帜下，常常是长远战略存续的关键。古今中外，有许多长远战略被短期利益冲突打断的故事，留下许多令人扼腕叹息的遗憾。

不能因为一项长远政策符合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就希望不同利益集团的人们会自动地集结在这面旗帜下。人们持续支持一项长远政策，是因为它不仅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了他们的当前利益。人们希望在这项战略里寻求到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如果一项战略的具体政策持续偏好一部分人的当前利益而忽视甚至有意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当前利益，这项战略将面临严重的后续力不足的问题。基于认知和利益的不同，争论是必然和必须的。不争论的结果，往往是弱势群体的诉求被垄断政治资源的强势群体所排斥，所忽视。

一项有生命力的长远战略，应当不断寻求不同利益间的最大利益公约数。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在达到第一次浪潮的高峰以后，自1832年起就面临这种最大公约数的困境。

这个挑战起源于美国南北关系，也终于南北关系。

保护主义者在1816年得到了南部的支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益的分化，这种支持不断减弱最后变成反对。

南部的许多政治家开始是强力的民族主义者，曾经竭力推动支持1812年的战争，在与英国的战争中深感美国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落后对国家防卫能力、主权独立带来的挑战。战后他们与其他的民族主义者一样竭力主张发展美国制造业。有的政治家，如南卡州的约翰·卡尔霍恩，积极支持保护主义，因为他相信南方的前途在于工业化，他想在南方发展制造业基地。南北方的政治家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找到了最大公约数，这就是1812年战争后一系列保护主义法案能得到南北方共同支持的基础。1812年克莱在国会提出《关税法案》时，约翰·卡尔霍恩是坚定的激烈的支持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税带来了利益分化。

针对美国的关税保护，英国作为报复大量降低了对美国的棉花进口。而南方的主要产业是棉花，棉花出口的降低极大地损害了南方种植场主的利益。与此同时，关税保护减少了价廉物美的英国制成品进入美国，保护了美国制造业，提高了产品价格。南方认为他们在出口锐减和购买质量低劣、价格昂贵的美国产品时，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分化导致了对保护主义政策的态度变化。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关税保护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是保护民族产业的手段，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还可能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

美国独立以后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原因，其资本原始积累不可能走当年“羊吃人”的英国之路。然而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它的原始积累走上了美国特色之路：其一是向西部扩张，向土著要土地（要素的剪刀差）；其二是保护关税导致的价格剪刀差。

高关税一方面提高了美国产品的价格，导致制造业利润增高；导致了政府收入的增加——政府用这些收益来刺激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棉花出口的减少，导致国内市场上棉花价格下降。一高一低导致的价格剪刀差，实质上是棉花种植业向工业的利益转移。

剪刀差的出现，使关税保护政策面临长远和短期的矛盾。这项政策作为一项长期国策有利于美国工业的发展，却损害了南方的当前利益。南方认为棉花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的根源是关税保护政策。南方对关税政策的态度从积极支持转到了坚决反对，卡尔霍恩也从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了坚定的州权主义者。关税保护作为长期国策面临收入分配不公的挑战，从而面临着短期生存的困境。

这是一个经典的长远和短期关系的例子。短期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影响长远的战略，这种利益冲突使许多以前支持保护主义的南方政治家转而反对保护主义。从反对保护主义到反对联邦权力，到区域主义。这次关税政争的关键，不是关税能否保护美国工业，而是关税带来的利益分配的不公。所以，它不是关于关税保护本身的争论，而是对其带来的衍生问题的争论。

是利益之争。

要重新获得南方对关税保护政策的支持，联邦政府必须解决这种剪刀差的问题，解决棉花业与制造业之间收入不公的问题。比如，可以实施对南方棉花业的价格保护，帮助南方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棉成本，也可以帮助南方发展工业等，还可以加快南方交通运输的建设，降低产品（商品）流通的成本，缩短流通时间。而关税保护带来的政府收入的一部分可用于这些开支。

然而当时的南北方这场争论，仅仅局限于联邦权和州权的政争。

政争导致了总统和副总统的公开分歧。为了缓和南方的激烈情绪，联邦通过了1832年《关税法案》，旨在降低关税。然而一方面降低幅度太小，另一方面南方的预期又太大，导致了南方进一步的不满。1832年来自南方的副总统卡尔霍恩，1812年战争中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因反对关税而辞去副总统职务。同年，总统杰克逊签署了这项立法。

南北方的关税对立加深。

南方确定反制。同年11月，南方，尤其是南卡州，根据州权高于联邦权的理论，宣布1828年和1832年《关税法案》违宪，而在南卡州作废（nullification），不予实施。卡尔霍恩甚至威胁从联邦分裂出去。关税之争，变成了国家体制之争，国家统一和分裂之争。美国陷入了一场政治危机，这就是史称的“（联邦法律）无效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

这场源于关税而演绎成政治危机的争论，显示了早期美国政治体制的不成熟。如果南卡州使联邦法律在其州内无效的努力得以实现，那就开启了一个州法高于联邦法、各州根据自己利益选择性实施联邦法的时代。联邦的权威将丧失殆尽，美国必将面临分裂的危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关系国家根本体制的所有问题都是原则问题，而原则问题是不能让步的。

总统杰克逊和国会在这场危机中站在了一起，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与灵活的办法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国会通过了《强制执行法》（Force Bill），授权总统以军事力量迫使各州服从联邦法律。总统派遣美国海军舰只前往南卡州的港口，以武力彰显联邦权威，防止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派出参议员亨利·克莱与南方就《关税法案》进行谈判。素以“伟大的妥协者”著称的克莱，再次在国家危急关头站在了聚光灯下，力图挽狂澜于既倒。谈判主要是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的两位老朋友间进行。克莱和卡尔霍恩这两位曾经联手推动对大英帝国战争、推动美国保护主义的昔日盟友，由于利益分歧而成了两个政治阵营的代表，为拯救美国而再次走到一起。谈判结果是1828年和1832年的《关税法案》将在南北生效，而联邦关税将从1833年始在10年里降低到20％。联邦权威在南部诸州得以维护。

这就是1833年《关税法案》。这项法案由克莱和卡尔霍恩联合提出。他们曾经具有相似的热情和理想，联合推动了1812年战争，推动了随后的保护主义，推动了“美国体制”。现在他们一个要捍卫联邦的权威，一个要推动州权；一个要实施保护主义，一个要推行自由贸易。他们当初推动战争的激动人心的、彼此唱和的民族主义演讲，还在历史的天空中回响，他们的政治主张却将两人分开。不过，他们早期的合作，为今日的妥协奠定了基础。这种利益差别上的政治分歧，导致了这个妥协法案的产生。

这场危机终于落下了帷幕，保护主义政策被短期利益冲突所困。

妥协不是争论的解决，这种争论是往后20多年美国政治的主线。

美国的反分裂法〔27〕

1833年的这场政治争论对美国有长远的影响。

它可以说是内战的前奏。

也可以说为美国的长期统一奠定了法制基础。

它导致了《强制执行法》的产生。该法不仅就事论事保障了联邦的《关税法案》得以在各州施行，还前瞻性地否定了各州从联邦分裂出去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它授予总统在联邦法律受阻的情况下，可动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需手段来保障联邦法律的实施。该法的关键是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动用军事力量来处理内政问题，捍卫联邦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

该法第五条规定：一旦某州的当局，或美利坚合众国在该州的地区和大区法官告知总统，在该州的范围内，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项或所有法律，以及这些法律和美利坚合众国法庭发出的执行程序的实施，受到武装力量或其他非法手段的阻碍，而且这种阻碍如此强大，以致不能通过司法程序的普通过程，或既存法律效力所赋予的权力而克服，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将有法律赋予的权力立即发布他的公告，公布上诉事实和信息，并要求上述所有的武装力量及其他力量立即解散；而且在发布公告后的任何时间里，假如遇有以上述手段或方式从事的反对和阻碍，总统将被自动授权，立即运用相应的（军事和其他）手段镇压这些反抗，并达成相关的法律和法庭程序得以及时实施的目的。

这项授权广泛的法律可以看做美国的反分裂法。比如，当任何州宣布联邦某项或所有法律在该州无效时（事实上的分裂），总统将被自动授权运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力量来保证联邦法律的实施（统一）。

这项法律表明美国在对待国家统一和联邦权威问题上的坚定意志、严肃性和现实感。没有统一的国家，没有强有力的联邦和中央权威，就没有强国的崛起。而统一国家和联邦权威是建立在坚定的意志和压倒性的实力基础上的。

这让我想起了自1833年算起大约150～160年后的某个超级强国的改革。这项改革以各种方式弱化中央权威，助长地方势力，甚至以各种方式培育纵容地方离心离德的主体意识，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当某几个小加盟共和国首倡独立时，中央当局意志软弱，不能果断处理，最后听任其变成国家解体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相较之下，美国则在150几年前就为国家统一、联邦权威划了一条不容模糊的红线，一条以国家军事机器为后盾的红线。

这项法律还适用于其他阻碍联邦法律实施的内政问题。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有历史意义的决定（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7 U. S. 483，）中宣布，所有关于学校种族隔绝的法律都是违宪的，并要求全国所有学校废弃种族隔绝。1957年，在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有9名黑人学生被以前的白人学校接受，然而种族隔离者以各种方式阻挠该9名学生就学，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Faubus）甚至动用州国民自卫队阻止该9名学生上学。该州的行为显然是以武力挑战联邦法律。有此先例，后患无穷。有鉴于此，艾森豪威尔总统根据《强制执行法》颁布了10730号行政命令，将阿肯色州的国民自卫队置于联邦的控制之下，并指令美国陆军的第101空战营开进小石城，并执行护送黑人学生到白人学校上学的任务。

其实美国以军队介入内政的传统可追溯到华盛顿。1791年国会通过了《酒税法案》。由于该税是向威士忌的出售者征收，它直接影响到西部许多农场主的利益，因而遭到西部农场主的普遍反对，认为该法案不公正，带有歧视性。集会、抗议、骚扰联邦征税人员的事件频频发生。到了1794年，匹兹堡爆发了“威士忌叛乱”。叛乱者占领法庭，威逼联邦官员，变成了一场从北到南涉及整个西部的抵抗。当时的情景与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反抗《印花税法案》的运动十分相似，除了这场危机的关键是如何维护联邦权威。表面上是对一项税法的不满，实质上是对联邦权威的藐视。华盛顿对此似乎洞若观火，他认为平息叛乱的过程必须表明联邦权威不可侵犯，为此他亲自统帅15000人的军队向匹兹堡进军。

保护主义的基础是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在长期实行自由贸易以后，许多利益集团和地区与国外市场和资本有很深的联系。没有强大的中央权力，无法实施保护主义。

南北方就贸易政策的激烈争论导致了反分裂法的产生，可以说是美国的幸事。

自由贸易再次遇到危机的挑战

1833年的关税妥协没有根本解决贸易政策的争论。恰恰相反，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版图因此而变得鲜明而简单起来：北方和西部的保护主义，南方的自由贸易。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南方是美国自由贸易的旗帜！

南北双方的政争因为奴隶制的争论而变得十分复杂。这是一种既基于利益又基于不同信念和价值的政治经济的对立，一种深刻而全面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像一座火山，短期的妥协只不过推迟了火山的爆发。

时间在迅速工业化的北方一边，而不在坚持奴隶制反对工业化的南方一边。

南北的这种对立，使保护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在达到顶峰以后进入了一个大约10年的防守和退让时期。

根据1833年的妥协，美国进口关税从1833年开始，逐年递减，到了1842年大部分的进口货物关税将达到20％的水平。在这10年中，关税的降低，使美国制造业在欧洲尤其是英国产品的竞争面前再次面临打击。美国制造业面临的严峻现实，使保护主义在工业区域再度高涨。到了1842年，在关税平均水平即将达到而尚未达到20％之时，工业利益、工会团体和辉格党再次大声呼吁，要求提高进口关税。结果催生了1842年《关税法案》，平均关税再次上升到40％。有些产品，如铁（铸铁和铁制品）的关税达到进口价格的2/3，而铁锭、铁圈等产品的关税则超过100％。更重要的是，这项法案大范围扩大了关税覆盖的产品范围，关税覆盖的进口品种占全部进口品种的百分比从50％上升到65％。

这是保护主义第一次浪潮的最后一搏，也是竭尽全力的一搏。

在这10年中，美国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保护主义培育了本土工业，政府主导了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西部开发导致谷物种植业飞跃式的发展，第三种变化悄悄改变了保护主义者的权力基础。西部的农场主开始希望开放美国市场以换取谷物的海外市场，他们不再是坚定的保护主义者。

关于贸易政策的争论，由于南北方对奴隶制的不同态度和政策而变得极为复杂。

当时保护政策的主要推手是辉格党。然而，围绕美国—墨西哥战争的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极大地限制了辉格党强烈推动关税保护的能力和愿望。1837年得克萨斯共和国打败了墨西哥军队，宣布从墨西哥独立出来。它的领土包括今天美国的得克萨斯、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三州。独立后的得克萨斯共和国立即要求并入美国，而被美国拒绝。此后得克萨斯以独立共和国的形式存在，受到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墨西哥等国的外交承认。1845年得克萨斯正式并入美国。在此之前，墨西哥政府警告美国，合并得克萨斯就是对墨西哥的宣战。1846年美国—墨西哥战争爆发。战争给辉格党带来严重的内部分歧。1848年，战争以美国赢得加利福尼亚而告终。新并入的州要不要准许奴隶制存在？《逃亡奴隶法案》要不要实施？从战后到1856年的数年里，辉格党内部的南北分歧由此加剧，逐渐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导致辉格党的解体。

从1846年到1856年，政治上的困难使辉格党不再有能力推行保护主义。

从1846年到1856年，再到1861年，美国处于两个保护主义高潮间的低潮。

那是美国少有的一段保护主义出现真空的十几年。

美国有的历史学家认为那是自由贸易的十几年。

这段“自由贸易时期”起于1846年《关税法案》。该法案将平均关税降低到25％。25％的平均关税，实际上有效地保护着美国工业。25％的平均关税还被称为“自由贸易”，不是历史学家的无知，而是美国历史上实在难以找到比这还自由的“自由贸易”时期。这项立法公开放弃了保护主义的旗帜。就这25％的关税也是基于联邦政府收入的考虑，而不是基于保护民族工业的考虑。从动机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个保护主义的法案。

这项法案一直持续到1857年。1857年参议员罗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起草的关税法案被国会通过，该法案将平均关税进一步降低到17％。

美国成了19世纪关税最低的国家，就像中国今天是世界上关税最低的国家一样。这项法案是南北关税之争的产物，是自由贸易在与保护主义之争中取得的一个短暂但巨大的胜利。它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于南部那些提倡自由贸易的地区，使罗伯特·亨特本人在内战时期历任南部联邦的国务卿、参议员等。

1857年《关税法案》通过后立即生效。

几个月后，美国发生了重大经济危机。历史又一次偏爱美国，又一次通过危机打断了自由贸易的道路。在美国发展的重要关头，危机都转化为机会。

美国工业制成品大量积压，工人大批失业，国际热钱迅速流出美国，导致通货严重萎缩，价格（包括谷物价格）急剧下降，许多金融机构破产或面临破产的威胁。在一年内美国大约有5000家企业倒闭。抗议集会、城市骚乱时有发生。这场危机蔓延到欧洲、南美和亚洲。

危机往往是转折的开始。在这场危机中，保护主义者在经济学家亨利·查尔斯·凯里的领导下重新集结，发动了绝地反击。他们指责新关税导致了这场经济危机，他们反对自由贸易，反对英国体制，反对自由贸易堡垒——南方的奴隶制。他们甚至认为，要彻底解决贸易政策的争论，就必须废除南方的黑奴制。保护主义终于发现要彻底解决自由贸易问题、自由贸易的基础，就必须解决南方问题，解决自由贸易的利益基础。

凯里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学派的领袖，林肯的经济顾问。他对美国经济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鉴于自由放任经济带来的冲突和矛盾，他提倡在美国建立一种不同于自由放任经济的“和谐经济”。在1851年出版的《利益和谐》（The Harmony of Interests）一书中，他认为，美国不应当走英国之路，把经济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他主张“利益和谐”——南方与北方，工业与农业，雇主与员工间的和谐。他反对“工资铁律”和“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它们都是英国体制即市场经济的产物。用今天的话说，他主张工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他坚定地反对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使美国成为英国制造业的市场，导致阶级和地区对立。

凯里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经济学家。当我阅读凯里的历史时，有一点让我非常惊讶。凯里作为经济学家是从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开始的，然而却成了保护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旗帜。他在谈及自己的这种转变时，归结于他对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对美国繁荣的不同影响的观察思考。他认为保护主义能使美国经济从企图控制美国财富的英国“资本家”手中解放出来。在阅读凯里有关时政经济的文集时，你能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历史责任感和对美国的爱国心，他经常谈及的是如何使美国经济摆脱英国的控制。1865年凯里出版了一系列他和众议院议长的信，这本文集的题目是：“通向不战而屈英国之路”（The Way to Outdo England Without Fighting Her）。

林肯、内战与保护主义的第二次浪潮

自由贸易的法案只存在了三年。

1857年危机以后，关税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到了1858年秋季，整个北方的共和党人强烈要求修改《关税法案》。在这个大背景下，来自于佛蒙特州的众议员贾斯汀·莫里尔（Justin Morrill）于1859年在凯里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关税法草案。新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美国经济。为了获得广泛的支持，该草案建立的保护延伸到几乎所有的产业，除了制造业外，还包括农业、矿业、渔业等。糖、羊毛、大麻籽、牛肉、猪肉、玉米、谷物、矿物品（煤炭、铅、铜、锌）等都在保护之内。这项草案既保护了北方的利益，又保护了南方的利益、西部的利益和东部的利益。这项草案力图解决历史上关税保护带来的利益不均问题。正如莫里尔在介绍该草案时所说的：“在调整关税细节方面，我将像对待我们整个人民一样，将农业、制造业、矿产业和商业当成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每个人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没有人天生就应当成为替他人负重的动物”〔33〕。该草案在国会经过了激烈的辩论。辩论双方阵线分明：北方支持，南方反对。该草案于1861年通过，成为法案。

该法案对共和党1860年的选举非常重要。林肯支持保护主义的历史记录和对该法案的支持使他赢得了重要的选举团的支持。

美国的这项法案，集中在国内的产业保护，因而受到以英国为首的自由贸易倡导者的激烈反对。当时的英国出于自己的利益正在积极推行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超级大国的利益受到了美国保护主义的极大挑战，大英帝国在美国市场的利益受到了极大挑战，大英帝国对该法案表现出了天然的愤怒。这种愤怒导致英国的政治家把它与黑奴制相提并论。英国首相帕默斯顿（Palmerston）对南部邦联的总统亚当斯（Adams）说：“我们不喜欢奴隶制，但我们需要棉花，而且我们非常不喜欢你们的《莫里尔法案》”〔34〕。

新税法的税率，在1861—1862年两次上调。

当时的世界舆论对美国的保护主义出现一边倒的谴责，大英帝国对此项立法更是坚决反对。在内战中大英帝国站在南方一面，希望看到美国分裂的后果。

许多人预言美国经济将会破产，美国通过保护而成长的产业将无法面对国际竞争。当人类进入20世纪时，美国在保护主义中成长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制造业、最有竞争力的公司。面对这一现实，英国的主要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903年不得不承认：

对外贸易对美国不是必需的。当它获得独立使它的国内市场大于整个西方市场，贸易保护不可能对它有多大损害。它给予急需帮助的产业以必要的帮助（带来的好处）有可能冲销了保护政策带来的其他经济损失。〔28〕

在今天，美国也有历史学家用新思维来看待历史上的这场争论。有人干脆认为这项立法导致了美国内战。尤其是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在论及自由贸易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认为保护主义导致了内战，因而美国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但是，历史事实是，奴隶制是南北战争的关键，保护主义不是战争的主要原因。南方为了争取弗吉尼亚加入邦联，而承诺将提供关税保护使之取代北方的新英格兰而成为南方的制造业中心。邦联期间关税提高了17％。马克思认为，自由贸易导致了1857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内战。

在美国谁都知道自由贸易在1846—1861年间占主导地位。莫里尔议员的保护主义提案产生于1861年，在（南方）暴乱以后。分裂不是由《莫里尔法案》导致，相反《莫里尔法案》得以通过是由于叛乱已经产生（Biographies）。〔29〕

1861年，内战终于爆发。南部邦联和其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一开始就把独立的希望寄托于欧洲强权的干预，尤其是英国的干预。他认为，英国出于自身的利益，一定会居中调解和干预，从而导致南部的独立。寄望于外部的干预是分裂主义的共同特点。南部的外交使团到欧洲到处活动，不断进出欧洲的宫廷，希望得到承认，尤其是英国的承认。

美国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林肯总统明白无误地告诉欧洲，内战完全是美国的内部事务，坚决拒绝任何外部的调解；任何外部的干预，对南部的任何外交承认就意味着战争。与此同时，美国重申不干预的外交政策——美国不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干预美国和美洲国家的事务。美国还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大力揭露南部的黑奴制度，争取公共舆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避免与英国直接宣战的情况下，对大英帝国的干预实施严厉的打击，让意志和实力在这场外交角逐中说话。

英国当时在欧洲面临拿破仑三世的兴起和俾斯麦德国的崛起。欧洲权力格局的变化，使帝国在美国的这场内战中颇感力不从心，大英帝国希望美国从此一蹶不振。在内战期间，不断打破美国对南部的战争封锁，为南部提供军火，制造军舰，护送南部派往欧洲的外交官。英国为南部建造的军舰，曾经在海外为美国制造了许多麻烦。有一段时间，大英帝国和美国几乎交战。但是，在整个内战期间，帝国没有敢公开承认南部的独立，没有正式挑战美国对南方的禁运。英国的策略是通过不宣而战的方式，非正式地支持南部的独立。

为了支持南部、打破美国的禁运，大英帝国还专门建造了一种体积小、速度快、运量小的货船。这些船只并不由英国海军直接控制，而由皇家舰队的那些正在“休假”的军人们操作。为此英国还在古巴和该地区的其他英属殖民地建立补给基地。这些船只将这些供给运输给南部邦联。

大英帝国的政策是随着美国内战的局势变化而变化的。美国要想制止英国对内战的干预，必须通过战争的胜利来说话。1862年，当北方在战争中受挫时，帝国曾打算介入，打算承认南部。1862年夏季，美国进攻南部首府的战役失败，南部在西部和东部向北方发起攻击。帝国开始想进行调解，打算承认南部邦联。英国首相曾一度想把这项调解计划提交内阁，让内阁批准。所谓调解就是变相地承认南部。美国告诉英国，对南部的承认就是两国间的一场全面战争。加上美国在战场上的胜利，英国才放弃了干预的打算。

在内战中，英国不是不想介入。为了决定是否介入，他们对介入后的风险进行了详细的评估。最后得出结论，介入意味着同美国的全面战争，而这样一场全面的战争，将导致帝国海上霸权衰落，其代价远远高于所获。阻止别人干预，有赖于意志和实力。只要让对方认识到干预带来的边际成本预期，高于干预带来的边际效益预期，干预就会却步。英国虽然没有干预，但是分裂美国的战略意图是不加掩饰的。它对交战双方保持“中立”。由于美国英国间既存的外交关系，所谓“中立”，就是对南部分裂行为的“中立”，这种“中立”本身是一种变相的承认。作为“中立”的表现，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同时与双方的外交使团接触（与南部邦联的接触是“非正式”接触）。这种“中立”使南部看到了被承认的潜在希望，鼓励了南部的分裂行为。英国不仅“中立”，而且根据国际法的准则，还进一步承认美国和南部邦联为“交战双方”。这种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将交战双方放到了平等的地位上，为大英帝国将来干预奠定了法律基础。

大英帝国的种种试图分裂美国的阴谋，终于因为美国在战场上的胜利而破产。

内战彻底摧毁了当时美国国内最强大的自由贸易利益集团，英国大规模干预美国国内事务的利益基础被全部打破，自由贸易从此失去了坚实的利益基础。自由贸易的利益基础暂时消失了，强烈的保护主义、美国学派、美国体制成了美国的长期国策。美国迎来了保护主义的第二次浪潮。

美国对欧洲的关税高达49％。内战以后的美国空前统一，国内市场受到严格保护，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美国进入了大规模的重建。美国用关税收入推动工业发展，推动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关税保护使美国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实行自由贸易的欧洲，尤其高于英国。欧洲的许多优秀人才开始大量移居美国，美国开始享受免费的“人才红利”。

南北之争，也是体制之争。内战以暴力的形式，在非常短的时期内，摧毁了南方的黑奴制，从生产关系上使南方和北方统一起来。那种依赖海外市场、依赖自由贸易的旧的经济关系不复存在。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化，是美国后来迅速工业化的原因之一。

美国终于打开了那扇历史之门，踏上了门后面的历史道路——一条通向帝国的道路。这个时候的美国已经占据了历史赐予的最佳位置。在经历了几乎100年的探索和摇摆之后，在经历了100多年和超级大国的博弈之后，美国终于走上了以保护主义为特色的发展道路。高关税为美国提供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内市场环境，使美国得以在严格的保护下完成工业革命的进程。

在经过几十年的博弈以后，大英帝国无可奈何地看到，美国已经掌握了自己的未来，走上了通向帝国的道路。

从1861年到20世纪30年代，除了1913年以后的短暂几年，美国的关税长期高达49％。在这期间美国没有跟在英国后面学习模仿，而是以跨越的方式进入新一轮工业革命，把大英帝国抛在了后面，进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最完整、最繁荣的经济体系。

假如美国走上自由贸易的道路，处处向先进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学习，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假如美国按照国际分工，安于低端产业，实施两头在外的轻松战略，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假如美国在几次经济危机以后还墨守成规，让自己的民族工业在自由贸易的暴风骤雨中自生自灭，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假如美国安于商业繁荣而不思进取，美国会是什么样子？

历史不能假设。美国不是通过假设而是通过保护主义而崛起，而成了超级大国。在它成为超级大国以后，和昔日的大英帝国一样，它开始试图把竞争对手关在那扇通向强国之路的大门外面。

注释

〔1〕　见http://www.napoleon-series.org/research/government/british/c_ordercouncil.html。

〔2〕　Bernard Semmel,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0.

〔3〕　Alexander Hamilton, Report On Manufactures, Presented by MR. Smoot, August 30, 1913, Ordered to be Printed, p.19.

〔4〕　引自杰弗逊第一次就职演说，Thomas Jefferson,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1801，见http://www.lewrockwell.com/vance/vance17.html。

〔30〕〔31〕〔32〕　见http://www.napoleon-series.org/research/government/british/decrees/c_britdecreesⅠ.html。

〔5〕　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Chesapeake-Leopard_Affair。

〔6〕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Reactions and Policies,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见http://mises.org/Books/panic1819.pdf.pp.3-4。

〔7〕　见http://american_almanac.tripod.com/warhawk.htm。

〔8〕　见http://american_almanac.tripod.com/warhawk.htm。

〔9〕　President Monroe's seventh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December 2, 1823，见http://www.ourdocnments.gov/doc.php?flash=true&doc=23&page=transcript。

〔10〕　F.W.Taussig, Henry Le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in Harvard University, The 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ates, Part Ⅰ, Fifth Edition, pp.10, 17。

〔11〕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Reactions and Policies, Ludwig Von Mises Institnte，见http://mises.org/Books/panic1819.pdf,p.12。

〔12〕　Victor Selden Clark, History of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49, p.240.

〔13〕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Reactions and Policies,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见http://mises.org/Books/panic1819.pdf,p.6。

〔14〕　Merill D, Peterson, The Great Triumvir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7, p.6.

〔15〕　Merill D, Peterson, The Great Triumvir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7, p.4.

〔16〕　见http://www.tax.org/Museum/1816-1860.htm。

〔17〕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Reactions and Policies,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见http://mises.org/Books/panic1819.pdf,pp.6-7。

〔18〕　参见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Reactions and Policies,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见http://mises.org/Books/panic1819.pdf,p.6。

〔19〕　参见上书，p.9。

〔20〕　参见上书，pp.9、10、11。

〔21〕　参见上书，pp.12～13。

〔22〕　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Reactions and Policies,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见http://mises.org/Books/panic1819.pdf,p.15。

〔23〕　参见Murray N. Rothbard, The Panic of 1819: Reactions and Policies,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见http://mises.org/Books/panic1819.pdf,pp.19-20.

〔24〕　参见上书，p.14。

〔25〕　见http://www.digitalhistory.uh.edu/database/article_display.cfm?HHID=574。

〔26〕　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System_(economic_plan）。

〔27〕　本节所有引文均出自该法。

〔33〕〔34〕　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Morrill_Tariff。

〔28〕　Alfred Marshall. Official Papers ed by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26. p.398.

〔29〕　Karl Marx, The North American Civil War, 20 October, 1861，见http://www.aotc.net/Marxen.htm。

第三篇
拉丁美洲
——失落在全球化中的奇迹

智利当时改革的基本思路不是要解决社会不公、贫富悬殊这个基本的社会问题，而是拿社会公正开刀，由市场和资本来确定财富的分配。

当时智利的主流媒体充满了对新自由主义的赞颂，谁也没有预料到，智利在这些所谓的改革中正滑向毁灭性的经济灾难中。

从北美沿着加勒比地区的狭窄带南下，就是拉丁美洲。

保护主义的潮流被堵在了加勒比海北部，没有像美国的金融资本一样成功南下。拉丁美洲，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70代中期的几十年，长期处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暴风骤雨中。

历史是通过选择完成的。拉美的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发生了几次历史性的转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自由贸易到以保护主义为核心的进口替代战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再度回到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出口导向战略。

最初推动拉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是精英集团和军人独裁者。这场改革最终导致了拉美的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经济体制选择的主导权，转移到了发达国家、IMF和世界银行、国际金融资本手中。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浪潮开始席卷拉美大陆。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拉美长期在危机和低迷中徘徊。

全球化是作为征服世界的经济战略而提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盛行。在美国的推动下成为风靡世界的经济模式，成为美国按自己的利益和面貌改造世界的战略武器。这种武器最早的实验场就是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这场实验表明，全球化改变着国家之间的权力、财富和安全格局。全球化的结果往往是权力和财富更加集中，经济安全严重倾斜。一场几乎打翻拉美经济航船的债务危机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失去的不仅是财富，失去的还有掌握自己经济命运的主权，得到的是长期的停滞和更加脆弱的经济安全。在全球化浪潮中，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现代版的双城记：一方面美国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得全世界的财富以支撑其前所未有的霸权；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误入全球化陷阱而陷入低产业低技术陷阱，甚至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全球化托起了帝国的权力金字塔，却拒绝托起发展中国家致富的梦想。拉美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拉丁美洲是一块美丽的土地，有丰富的矿藏和智慧的人民，有长期的反殖民统治的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创造过让世界惊异的经济奇迹——拉美奇迹。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20多年中，拉美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以巴西为例，在20～30年中，其经济以10％的速度增长。拉美当时的这些经济奇迹甚至超过后来的亚洲“四小龙”。遗憾的是曾经为人称道的拉美奇迹，后来为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于今天许多拉美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前辈在几十年前曾经创造过这种奇迹。对大多数人而言，那场奇迹真是一场遥远的旧梦。

拉美奇迹是如何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的？拉美经济危机对我们有什么启示？中国要不要避免全球化陷阱？在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打开似乎与我们不太相关的历史，重新理解我们也许误解了的历史，拨开掩盖住那段历史事实的历史浮云，探究历史的真谛。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我们一定要抛开所有的陈见，暂时不要让那些也许我们曾经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左右，抱着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在历史老人面前，虚心求教，在历史的真理面前，甚至不惜局部矫正自己。历史是永恒的，而个人是短暂的。在无垠的历史面前，矫正我们短暂的偏颇，是一项值得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们骄傲的壮举。为了我们民族的崛起，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站在历史一边？为了我们不走别人的弯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从别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经验？归根结底，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让我们打开那一段历史吧！虽然是别人的历史。

第九章
拉美是如何走向全球化的？

拉丁美洲和其北方邻居一样，在独立后选择了自由贸易。位于加勒比海两边的两个次大陆，在独立初期，都将自己的未来寄托给辽阔的大海。然而，当美国在与霸权的博弈中逐步走上保护主义道路时，拉美国家依然在自由贸易的丛林里徘徊。拉丁美洲依靠资源优势，走上了资源出口的道路。自由贸易带走了拉美的矿产，也带给了拉美债务魔咒。债务加深了拉美国家对国际资本和市场的依赖。为了摆脱这种结构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美国家放弃了自由贸易，走上了具有保护主义特色的“进口替代战略”。这种战略使拉丁美洲在较长的时间内赢得了长足的经济发展。由于旧的土地制度的制约，拉美面临严重的贫富悬殊、二元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为拉美带来长期的社会动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拉美国家相继推动了大规模的社会政策，依靠公共支出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由于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社会政策没有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导致政府支出大幅度增加，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导致新一轮的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像智利这样的国家选择了公平，选择了社会主义。但在内外资本的夹击下，智利的公平选择在军事政变中破灭。军人独裁政权在智利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包括金融开放、外汇外贸的改革。拉美国家重新回到了自由贸易的丛林里。

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魔咒

19世纪初叶，许多拉美国家获得独立。大多数新独立的拉美国家和美国刚独立时一样，采用了自由贸易的国策。那是自由贸易思潮开始兴盛的时期。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通过世界经济霸权大英帝国的传播开始到处流传。独立后的拉美自愿当了一次自由贸易理论的实验场。

这种政策使拉美门户洞开。当时的拉美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经济体。为了推动国际贸易，实施了市场开放政策；拉美资源丰富，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开放了自己的投资领域，为外国投资提供极为优惠的税收条件。这种发展战略，为其北方邻居和大英帝国创造了一种将拉美融合于世界分工中的历史性机会。通过这种机会，美国和大英帝国成了支配拉美经济的主要投资者和出口者；而拉美则成了原材料产地和出口市场。拉美被成功编织进19世纪版本的全球化体系中。不仅许多一般产业，甚至拉美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外国资本的手中。

虽然独立后的拉美和美国都是从自由贸易开始，但是美国后来成功抛弃了自由贸易而走上了保护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拉美则长期在自由贸易的陷阱里徘徊。

这种自由贸易政策，摧毁了拉美民族工业产生的基本条件。拉美从19世纪初叶独立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没有产生自己的有现代意义的工业。严格地讲，拉美的自由贸易、开放国门的政策抑制了民族产业的发展。拉美在独立后的100多年里，在自由贸易的道路上，陷入了没有发展的增长陷阱。历史最终告诉人们，没有发展的增长，最后是没有增长。

虽然时下有许多人把发展和增长混为一谈，甚至用增长取代发展，用经济增长的数字来代替发展的内涵。似乎只要经济增长了，也就发展了；似乎GDP增长了百分之几，经济也就发展了百分之几。其实，真正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增长和发展的差别。

拉美经济长期在无发展的增长中徘徊。读者也许要问，这么简单明了的问题为什么拉美国家当时没有发现？答案很简单。拉美当时选择了经济增长的国策，而不是发展的国策。自由贸易推动了商业的发展，推动了进出口的发展，拉美经济在自由贸易的国策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增长（不是发展）。以智利为例，虽然经济总体上比较落后，但是智利在19世纪后期一跃而成为世界第13大经济体。

假如你用经济数量来衡量拉美的经济政策，那无疑是正确的。假如历史是用短期的经济增长来检验经济政策，那自由贸易无疑是正确的。不正确，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13大经济体？

但是，历史进程似乎不是这样来检验经济政策的。历史要比简单的数字丰富得多；历史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要比短暂的浮华深刻得多；历史也要比轻易地自满要谦卑得多。历史是一位严苛的老师，不轻易给予被裁决者及格的分数。不仅如此，历史还会挑战你，就如一位严苛的老师挑战学生一样。假如你不能回答历史的挑战，历史会无情地抹去那些暂时的浮华。

历史对拉美发展道路的挑战，是从经济结构开始的。

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和长期的自由贸易，给拉美带来了独特的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又导致了债务问题。这种结构性危机是怎么产生的？

1．外贸赤字

自由贸易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质量和产业结构没有得到提升；经济长期扁平化单一化。拉美经济主要集中在农业和矿产业这些“符合其资源国情”的初级产业，几乎没有产生自己的工业体系，没有建立多样化的经济体系，经济不能独立，制造品完全依赖进口。

在国际资本控制下的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价格，低端产品和高端产品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的剪刀差。由于拉美经济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两极，这种剪刀差导致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长期恶化。随着人口的增加，需求的增加，进口大量增加。进口大量增加的结果使拉美长期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面临严重的外贸赤字。

简而言之，这条自由贸易之路使拉美一方面成了别国的原材料和农产品基地，另一方面成了别国高端产业（当时是制造业）的销售市场。国际市场的价格剪刀差，通过市场交换，实现了发达国家对拉美国家的掠夺。这种不公平的市场掠夺导致拉美国际收支的进一步恶化。

这种经济结构自身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没有国内制造业，原材料只好外销（市场在外）；原材料大规模外销的结果又抑制了民族制造业的发展。由于没有国内制造业，拉美诸国只好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制成品的大量进口又进一步抑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这种恶性循环，强化了畸形的经济结构，使拉美陷入外贸赤字陷阱而难以自拔。这种市场和制造业两头都在外的经济战略，是拉美经济恶性循环的内因。

2．财政赤字

为了吸引外资开发矿产，拉美国家纷纷推出许多优惠政策，对外资减税。减税的结果导致了政府收入的下降。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完整的民族制造业作为独立的税收基础，政府税源枯竭。外资优惠、民族工业的缺乏，外加庞大的国防和公共支出（政府为土著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导致拉美国家长期出现财政赤字。

自由贸易产生了长期困扰拉美的双赤字问题。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面临着双赤字问题。但是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可以通过发行钞票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当时的拉美货币不是世界货币（后来也不是），不能像美国一样，靠发行钞票来解决双赤字问题。

拉美的唯一出路就是：借债。双赤字被转变为外债，双赤字问题演变成了拉美的外债问题。

3．外债

到了1822年，迫于外贸和财政双重赤字的压力，拉美国家开始向外国银行借债，用外债解决财政和外贸赤字问题。这就是迈入债务陷阱的开始。随着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的大幅度增加，外债也随之增加，国际资本对拉美经济的控制从此加强。国际资本对拉美的掠夺不再局限于通过操纵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价格剪刀差来实现，而且通过操纵国际资本市场来实现。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国际资本通过国际市场的价格机制和国际市场的资本运作，实现国际财富的再分配，实现对拉美大规模的、长期的历史性财富掠夺。债务从此成为长期笼罩在拉美经济天空上的乌云，使拉美经济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外债和双赤字相互作用，加剧了拉美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外债增加到一定程度，使拉美的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对出口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大规模的外债，使拉美面临偿还能力的挑战；而大规模的外债利息支出，又加剧了政府的赤字和国际收支的困境。这种经济结构增加了拉美经济对国际经济变化的敏感性，降低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国际市场价格的些微变化，就会导致拉美国家外汇收入的变化，导致其还债能力的变化，导致其在国际市场上融资能力的变化。

外债强化了拉美经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性，是国际资本为拉美经济掘下的债务陷阱。国际经济的某些震荡，往往会催生拉美的债务危机。比如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会使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锐减。而出口收入的锐减又会导致债务偿还能力的降低；又比如国际金融形势的恶化会导致信用收缩，而信用收缩又会导致拉美国家无法实现债务滚动，从而出现债务危机。自由贸易就这样为拉美经济准备好了一副沉重的债务枷锁，一旦套上了这个枷锁，拉美国家的经济稳定、经济安全就完全交给了别人。

经济安全一旦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宏观经济稳定就往往取决于外生因素。外部的扩张和萧条带来拉美的扩张和萧条。当世界经济扩张时，拉美政府往往过度举债；而当世界经济萎缩时，又往往出现债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拉美拥有完全的经济主权。

从19世纪20年代以后，拉美经济长期在扩张和持续的衰退交替产生的历史进程中徘徊，而每一次这样的震荡和危机的高潮都是债务危机。这种以债务危机为特点的扩张—萧条的经济走向成了拉美经济的重要特色。

这种债务危机的循环往复使拉美国家认识到经济独立和完整是解决债务危机的关键，而要实现经济独立就必须从国际分工的陷阱中跳出来。进入20世纪以后，拉美国家为了摆脱这种债务循环，开始放弃自由贸易的增长战略，转而实施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力求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自立，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外贸赤字和财政赤字的问题，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增长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拉美走上了保护主义道路，开始谋求发展。

在完成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的历史转变的同时，拉美还完成了从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向依赖“看得见的手”的历史转变。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江河日下，而以政府干预为特色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日渐盛行。大萧条带来的漫长、广泛、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向人类演绎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黑暗的一面。从此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段时间，以政府干预为特色的计划经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骄人的成绩。苏联曾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内建立起了完整而强大的工业体系，正是这个体系为苏联打败法西斯提供了物质基础。假如苏联没有迅速完成工业化，假如苏联的经济体系不能在战争中将现代化的重型军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不会是后来这种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迅速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并得以与美国竞争。

苏联在短短二十几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100～200年走过的历程，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条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纷纷采用政府干预的体制，拉美尤其如此。在20世纪50—70年代这二十多年里，拉美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部分国有化和政府干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实行强大的政府干预和价格管制。为了保证进口替代战略的顺利实行，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和政府支持等手段来支持和发展民族工业，对民族工业实施大量补贴；在对外贸易方面实施外汇管制，实施高币值政策，并以高关税和许多非关税手段保护国内市场。

在历史老人的指导下，拉美实现了两个转变：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从市场至上到政府干预。这两个转变说明，拉美原先的门户开放和市场至上的道路选择，被历史老人打了个不及格。

土地集中导致二元经济结构

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通过内战打破了南方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拉美却不一样，新道路的选择是在几乎全部接受原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经历一场打破原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是经济发展道路再选择的必要前提。这是拉美选择新道路的根本误区和后来走回头路的原因，正是这种旧的社会经济结构打乱了拉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拉美的新战略似乎是成功的。拉美在1935年的债务危机以后，几乎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债务危机。拉美似乎摆脱了自独立以来的债务宿命。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整个拉美的GDP以3％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许多拉美国家建立了大量新兴产业，经济结构开始呈现多样化和独立性。在20世纪50—70年代，拉丁美洲的主要经济体系的经济增长几乎可以与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相媲美。

但是，拉美原有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制约经济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美面临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经济发展是以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经济的发展没有改变原有的社会不公，反而使其加深，当时拉美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其基尼系数在20世纪60年代高达0.5。

贫富悬殊问题为拉美带来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这是理解拉美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的钥匙。

到了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先后出现了通货膨胀、社会动荡等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虽然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核心是土地制度。

由于历史原因，拉美的土地尤其是优质的可耕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许多农民没有或少有土地。其土地分配在质量和数量上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这种土地制度是制约拉美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构性要素。

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时期，处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底层的那一部分人口，大多集中在农村。土地是这一部分人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在社会保障机制缺乏或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为农民提供了吃、住等基本生存条件，土地制度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缺乏其他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可避免地沦为赤贫状态。

拉美国家的政府早就意识到土地制度不公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构性因素，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土地改革。由于这种改革触及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阻力很大，往往人去政息，反反复复，一直到了20世纪70年代都没完成。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启动，没有土地或失去土地的农民大批涌进城市。这些教育程度低下、技能缺乏的城市新居民，很难在所移居的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且城市也没有能力为这些新增加的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结果，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被迫沦为社会的底层。

这就是著名的拉美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而当时政府的政策倾斜加剧了这种二元经济。当时拉美政府的政策力度主要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于与加工工业和自然资源开发有关的产业。这种政策偏好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些优惠大资本利益的政策进一步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公。与此同时，政府没有采取措施为这些刚刚涌入城市的人们提供必要的就业培训和辅导。

这种收入分配不公，还延伸到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例如，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两极分化。一方面医疗卫生资源主要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另一方面，大部分贫穷人口缺医少药。一方面教育呈现精英化倾向，偏重大学教育；另一方面，基础教育资源缺乏，忽视普及教育的推广。在基础教育方面，资源大量流向精英学校，穷人学校条件很差。20世纪60年代，拉美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3.06年。许多穷人的孩子由于多种原因进的是质量较差的学校。

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的是，穷人还缺乏足够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

新的发展道路，虽然使拉美暂时去掉了严重债务危机的枷锁，而土地制度的不公却使拉美依然笼罩在贫富悬殊的阴影下。这种不公正成了拉美经济发展中的典型结构性问题，导致拉美社会矛盾加深、长期动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暴乱频繁、内战不断，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利益

这种历史条件导致民粹主义十分盛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拉美大部分是民粹政治加权威统治，这些权威的民粹政府的主要承诺是解决严重的贫困问题。为了解决这种不平等问题，政府开始大力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政府希望依靠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支出来改变这种社会不公正现象。拉美通过公共财政先后建立起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医疗、保健、教育等，实行了带有义务性质的社会保险体系，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住房。

这项计划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支出，使拉美政府财政支出发生根本性转型。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拉美政府支出主要集中于大规模的经济投资、兴建工业基础设施；到了60年代，就转型为大规模增加社会支出。

由于分配不公，社会财富的极大部分为少数精英集团所攫取。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措施应当是通过公权力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筹集资源以支持上述公共支出。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精英集团应当为公共支出承担相当大一部分成本。但是，拉美政府要么迫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要么担心政策成本的上升，选择了不损害精英集团利益的方法，在不改变现有利益格局的情况下由政府承担所有成本。一定时期的社会资源是一个定量，在不改变现有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前提下，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必然意味着政府赤字的增加。

这种不触动集中大量财富的少数人利益的公共政策选择带来了深刻教训，并具有世界性意义。

这种政策选择的结果使这些公共支出失去了长远的资源基础。在一定时期内社会财富是一块定量的蛋糕，财富的高度集中和这种公共支出的并存超越了拉美经济蛋糕的承受力，成了拉美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新的主要因素，催生了急剧恶化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利益集团绑架了国家利益。

由于不触及社会财富再分配问题，政府没有充足的资源和财政收入，只好依靠赤字来支撑这种公共支出。赤字财政是拉美的基本特点。拉美国家的许多政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依靠赤字来支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福利开支，后来财政赤字更加严重。财政赤字主要依靠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来支撑，大规模的货币发行，导致了通货膨胀。以智利为例，到了1970年，中央政府支出中的30.4％为社会福利支出。

与公共资源严重不足、政府赤字急速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私人资本的大量积累。假如政府有足够的政治决心动员和利用这些闲置的社会资源，将极大减少政府的赤字压力，增加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拉美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时期，社会结构没有根本变化。许多重要的经济资源被控制在少数人或外国资本手中，这些人通过各种方式攫取社会资源。在国有和私有并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资产以各种方式被转移到精英手中。拉美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经济增长放慢、就业机会进一步减少、社会不公进一步加剧，政府进一步加大了社会支出，但却导致了更高的通货膨胀。那时的拉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社会急剧动荡。

贫富悬殊这个黑洞，把进口替代的经济战略吸进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流血的梦想

出路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通过投票选择了公正和社会主义。

1970年，智利人们投票选举社会主义者阿连德为总统。在阿连德当选前，智利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低增长率、高通货膨胀率、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等问题困扰着整个社会。智利人口中的大多数处于社会经济的下层，面临边缘化的威胁。阿连德在这种情况下当选。就职以后，阿连德实施了一系列命名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智利之路”的政策，其主要目的是解决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的问题，其中包括进一步国有化、实施全民卫生保健、逐渐实施免费教育、为儿童提供免费牛奶、实行农村改革等。农村改革被阿连德列为政策重心，他的政府力图没收地主过多的土地而分配给穷人。智利的土地改革始于1960年，阿连德总统加快了这个进程。与此同时他还力图改善最贫穷人口的社会经济福利，其方式是通过扩大国有企业和公共产业，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阿连德的另一项政策是资源的国有化。铜是智利的主要出口品，占其出口总额的50％。在阿连德以前，智利政府控制了大型铜矿51％的股权。阿连德就任总统后，不顾美国股东的强烈反对，将铜矿全部变为国有。在经济政策方面，实施了扩张的货币政策。阿连德执政的第一年，工业增长12％，GDP增长8.6％，失业率降低到3.8％，通货膨胀率则从35％降低到22％。

阿连德的政策核心是社会公正。但是，阿连德的这些政策受到了国内外许多势力，尤其是右翼势力的反对。

阿连德首先受到了国际资本的打击。许多国家断绝了对智利的援助。美国在阿连德当政前几乎每年为智利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在阿连德当政后，美国对智利的援助完全中断。美国在克林顿年代解密了一批有关智利的文件，从解密的文件看，在阿连德就职后美国曾寻求推翻阿连德政府。

阿连德的失败其实还是因为他继承了一个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的经济体系。

铜矿是智利的主要出口产品，是智利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在某些集团的操纵下，国际铜价急剧下降。1971—1972年，国际市场上的铜价从1971年的66美元/吨下降到1972年的48美元/吨。铜价的降低和外援的断绝给智利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使智利经济迅速恶化。阿连德的经济再造计划建立在政府支出的基础上。经济的恶化使阿连德的政府面临巨大挑战，右翼政党开始挑战政府权威。尽管如此，金字塔底层的人民依然选择了阿连德。阿连德的联合阵线在1973年上旬的议会选举中增加了席位，阿连德与右翼政党的矛盾进一步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中的右翼政党利用经济困难的局面与阿连德对抗，并公开要求以军事政变的方式将阿连德推翻。

在这种大背景下，皮诺切特于1973年9月11日发动了军事政变。阿连德在政变中不屈抵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自杀身亡。随着阿连德一同死去的是他的“新政”。

民选的政府被军事独裁者推翻。

资本拥抱输入的改革

这是一场精英集团的政变。民选的阿连德为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所取代。在皮诺切特漫长的统治下，智利失业率上升，实际工资下降，社会不公和贫富差异扩大。

政变后的头两年里，智利经历了严重的危机。这个时候，智利的精英集团把希望和出路寄托在新自由主义上，开始探索改造既有经济体系、实行经济自由化的道路，而且把目光投在了弗里德曼身上。1975年，智利的一个由精英集团支持的私人基金会邀请弗里德曼访问智利，讲授经济自由的基本原则。弗里德曼应邀而至。在讲学过程中，弗里德曼会见了智利的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在经济理论中指责政府干预妨碍个人自由的弗里德曼，与通过暗杀、监禁等手段大规模迫害左翼人士的军事独裁政府的这种交流，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提倡自由是假，提倡资本是真。

他没有正式担任智利政府的官方顾问，但是一大批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进入了新政府，担任关键的职务。这些年轻人被媒体称为“芝加哥男孩”。新政府认为，这些人了解经济自由主义的精髓，是指导智利改造凯恩斯体系、学习美国市场经济的最好人选。这些人也不负所望，竭力按芝加哥学派的经济信条为政府出力。这些政策基本上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府管制的自由化、货币与资本市场的开放化。这是一次典型的在弗里德曼经济思想指导下的新自由主义实验。这次实验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因为这场以失败告终的实验是人类在20世纪末叶大规模私有化的开始。

美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为输出改革埋下了伏笔。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为智利培养学生始于1956年。1953年，时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的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在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的会晤中提出了这种想法。具体做法是由美国政府和其他私有机构（如福特基金会）出资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为智利培养经济学者。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当时是严格倾向自由市场或纯粹市场经济的堡垒。舒尔茨说他希望“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向我们倾斜并通过我们的道路来获取其经济发展”。〔1〕在1971年，该校已经累计培养了100多名获有高级学位的学生，他们中许多受教于弗里德曼。

外因是一定要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的。阿连德刚就任不久，大资本集团就开始筹划政变以及在政变后应当推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1971年，智利全国制造业协会主席就与各类商业主管进行了许多秘密的讨论。讨论的中心是如何推翻阿连德，并代之以他们认为恰当的统治集团等问题。在这一连串的商讨后，他们组织了一个10人小组，其中8名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这个小组的目的是“为政府准备一套具体的替代政策”。这个10人小组花了3年写出了500页厚的报告，因为太厚被人们称为“砖头”。政变以后，这份报告被提交给皮诺切特，最后被军人政府采用。

所以，智利的改革政策一开始就受到大资本利益的推动。

弗里德曼在推销新自由主义时可谓不遗余力。大家都知道冰岛这个国家，这个国家2008年曾是国际上的焦点，主要不是因为它闻名于世的温泉，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财政面临破产的边缘。而导致这一后果的是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1984年弗里德曼访问了冰岛，会见了冰岛的精英人士，并做了题为“现状的统治”的演讲。他对冰岛“独立党”的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独立党执政并实施了一系列激进政策，其中包括私有化、降低税率、削减政府对不盈利企业的补贴等，确立了被人们称为“海洋私有化”的渔业排他权。这一系列改革使冰岛于2008年在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排名中名列第五。但是，最自由的经济体却面临破产的挑战。

走上新自由主义的不归路

让我们回到政变后的智利。

新自由主义对智利的输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历史潮流向回拍的最早信号，它开启了世界范围的以货币主义政策、市场化改革及金融开放为特点的新时期，是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实践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1973年智利政变的第一枪是为新自由主义而鸣的。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先后出现了多次军事政变，包括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而且，政变后的政府几乎都走向了新自由主义的道路。

在这群受教于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男孩”的推动下，智利的经济自由化开始了范围广泛的变革。首先，他们把传统的经济体制和战略定义为效率低下的战略，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归结为这个体制。其次，他们将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划归为“封闭经济”。认为这个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就是政府干预太多、市场太不健全、国门太封闭。他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在实践中他们放弃了公平，逐步放弃、拆散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智利开始的这场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带有一切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基本特征：私有化，市场化，放弃政府干预，削减社会开支，开放对外贸易，开放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开放外汇市场。在发展道路上放弃了进口替代，而走上出口导向的道路。这个改革的基本思路不是要解决社会不公、贫富悬殊这个基本的社会问题，而是拿社会公正开刀，由市场和资本来确定财富的分配。以下是这场现代市场化实验的基本特点：

（1）保护产权，私有化。这场改革是在保护产权的口号下开始的。在短短的几年里，大批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不仅如此，连退休金、医疗卫生等业已形成的社会福利也部分私有化。例如，退休金从保障支出变为由私人管理的个人退休账户。

（2）放开价格、工资和外汇的管制。放弃政府干预，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开始仅扮演辅助的角色（a subsidiary role of the state），而把主角让给市场。

（3）大幅度削减社会公共产品，将某些传统上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转移给私人企业，转移给市场；大幅度削减政府的福利开支，让穷人负担更多的责任，享受更少的公共产品。

（4）激进的外贸和金融体系改革。迅速降低关税，基本废除非关税壁垒；开放资本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开放外汇市场，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大量的外资上；放弃对民族工业的保护，关税被普遍降低到10％。

（5）废除工人的基本就业工资保障。在改革前，工人工资和辞退不掌握在单个企业手中，智利实施的是全国工会和企业间的集体谈判制度。政府在这种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那个时候，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不能任意裁减工人和削减工资。改革后这些权力被赋予了单个企业。

（6）皮诺切特在政治上进一步把弱势群体排斥在政治程序之外。他全面再造了政府系统，实施了大规模的裁员和规模削减，推行了所谓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e）。所谓专业化，就是把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排斥在外。当时的智利大部分下层人民平均只受了不到5年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被“专业化”排斥在各个层次的政治程序之外。“专业化”必须以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前提。

（7）将国有银行私有化。银行的私有化导致了后来的资产和信贷泡沫。

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放弃进口替代，而走上出口导向。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再是追求经济上的独立，而是单纯的GDP的数量。而洞开国门就是要“请进来”和“走出去”。所谓“请进来”，就是让国际资本得以自由地进来摧毁民族工业；所谓“走出去”，就是在国际市场上充当廉价产品的输出国。在这一过程中，在进口替代战略时期建立的许多工厂被廉价卖给资本，尤其是国外资本。长期积累的民族产业被迅速肢解和摧毁。

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标准版本，是弗里德曼开出的新自由主义处方，是“芝加哥男孩”按货币主义处方的原本照抄。这些政策建议，你不难在弗里德曼的文章中发现它们。

这一系列改革，着眼于所谓的经济效益，放弃了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它是一种明显的以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来换取资本利益（效益）的思路。这一系列的改革当然受到了强烈的反对。智利的皮诺切特依靠绝对的军事权力，对反对者实行大规模的监禁、暗杀和折磨。与经济上的不公平相应的是政治上的不公平。社会精英控制了政治程序和话语权；社会底层的声音不仅不能在决策程序中反映出来，甚至无法充分在社会上反映出来。关键的是，社会精英不仅拥有正式的权力，而且还有巨大的非正式的权力，对决策和财富分配发挥着巨大的非正式作用。当时智利的主流媒体充满了对新自由主义的赞颂，谁也没有预料到，智利在这些所谓的改革中正滑向毁灭性的经济灾难中。

其实，这种改革只不过是拉美国家早期的经济模式在新条件下的复辟。拉美重新走上了自由贸易、国际分工的老路，而自由贸易的债务魔咒也悄悄地再次回到拉美经济体中。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场改革为智利带来了极大的经济灾难，使智利几十年的发展成绩毁于一旦。

拉美其他许多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先后走上了这条变革之路，所以智利之路成了拉美之路。智利开启了拉美的第一轮改革。

第十章
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新债务陷阱

拉美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放弃了保护主义，重新选择了自由贸易，希望通过开放来发展经济。拉美曾经的历史证明这是一条危机重重的路，拉美后来的历史还会证明这是一条布满陷阱的路。然而，在历史作出自己的裁决以前，这似乎是一条鲜花簇拥的道路，一条点石成金的道路，一条发现财富、追逐财富的道路，一条狂欢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件事，对拉美国家的命运有重要影响：石油危机和IMF等削减对拉美的贷款。这两件改变20世纪后期世界经济格局的事件，都有国际金融资本的背景。石油价格的成倍上涨，使拉美的出口导向战略面临着如何支付不断上涨的石油账单的问题；IMF的贷款削减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这两件事把拉美推向了金融全球化的陷阱。拉美开始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捕获对象。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美国政府大力推动商业银行对拉美发放贷款。拉美的短期债务不断积累。由于大量热钱涌进拉美，拉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泡沫繁荣。然而，泡沫破裂的危险正在逼近拉美。

金融资本如何将拉美推向国际资本市场

如前所述，美国推倒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世界资本市场、汇率市场的重新崛起扫除了体制障碍，为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提供了平台。而石油危机又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闲置资本，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自由资本”，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弹药。但是，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还需要市场参与者或市场主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受其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开始了一系列精心布局而不露痕迹的资本市场和市场主体的培育过程。而拉美成了这项战略布局的重要部分。

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为国际金融资本的“制度寻租”提供了历史性机会。

国际资本布局的第一步，是把拉美国家推向金融全球化。这项布局的关键是把拉美推向美国商业银行，把拉美推向国际金融市场、推向国际商业银行。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将拉美改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主体，或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举债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开始改变对拉美国家的贷款政策。在1950—1969年，大多数流入拉美的国际资本都是政府对政府的贷款，或者由一些国际金融组织作为正式中介的贷款。以1961年为例，拉美的外债总额中有一半来自于外国政府和像世界银行这类国际金融机构。

来自于外国政府、IMF、世界银行、OECD等的这类贷款有许多优势。虽然这类贷款往往带有许多政治的、经济的附加条件，但是大多具有贷款期长、利息较低的特点。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IMF、OECD等这类国际金融机构开始改变对拉美的贷款政策，开始大规模削减对拉美的官方贷款。它们的正式口号是——拉美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限的资本应当投向世界上更贫穷的国家和地区。IMF或世界银行开始把官方贷款转移到亚洲国家和地区，其中大部分都是后来的亚洲“四小龙”们。

这些控制国际金融体系的组织的这种贷款政策的转变，使拉美的政府间或准政府间贷款陡然下降。到了1970年，这类贷款下降到36％以下；到了危机爆发的一年——1982年不到12％。〔2〕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控制IMF和世界银行的是美国。美国通过程序控制，使美国的金融战略和国际战略在这些机构的政策里得到实现。美国金融资本对这些机构同样有巨大的影响。戴维·洛克菲勒与IMF以及世界银行的高官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联络，他每年都要在自己的私宅宴请这些官员。在IMF和世界银行对拉美的政策转变中，大国背景和大国战略十分明显。

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元和黄金脱钩，石油价格陡然上涨。石油由美元定价，大量的石油美元流入美国商业银行。由戴维·洛克菲勒控制的银行和与其有历史渊源的另一家大银行，成了石油价格上升和大量石油美元的最大受惠者。大量的石油美元流进了这些商业银行，这些商业银行开始为石油美元寻找出路，在全世界寻租。他们的眼光自然落在了急需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身上，这些穷国成了他们最佳的捕获对象。就如同21世纪初期的次贷热中，金融资本把目光投向美国的穷人，把穷人当做他们的最佳捕获对象一样，资本在捕获猎物过程中总是寻找最脆弱的对象下手。这是金融资本的本性，20世纪70年代是这样，21世纪初期还是这样。要让拉美国家成为捕获对象，就必须把拉美国家推向国际金融市场。而IMF和世界银行切断对拉美的官方贷款就是这个目的。这些政策把拉美推向了金融全球化的陷阱。

拉美经济发展长期依靠引进外资，依靠举借外债。IMF和世界银行大幅度减少贷款的结果，迫使拉美国家寻求新的债务来源。这种政策转变之所以对拉美国家打击沉重，还因为当时正处于美国一手导演的石油危机时期。美国一手导演石油危机，一手推动拉美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石油价格在短期内几倍地上涨，导致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而出口导向战略迫使拉美国家需要大量美元购买石油。拉美实际上走上了依靠举债来支撑出口导向战略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外部资本的拉美国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美国的国际商业银行，开始走上了寻求短期商业贷款来弥补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转移后留下的资本空缺的道路。美国商业银行开始成为拉美主要贷款提供者。由于石油美元大量流入美国，美国的许多跨国商业银行有许多流动美元，正苦于找不到回报率高的投资出路。在这一番国际金融布局以后，现在机会来了。这些商业银行迅速入场填补国际金融组织留下的空缺，为拉美提供大量利率很低的短期贷款。一般而言，和政府间贷款相比，这些贷款既没有附加的政治、经济条款，利息又比较低，对拉美国家而言似乎是天赐良机。石油危机以及IMF和世界银行等政策转变带来的国际收支问题居然迎刃而解。

美国商业银行这只手把拉美国家从国际收支困境中拉了出来。唯一的缺点是，这些贷款一般都是短期贷款，贷款一般会很快到期，到期以后必须以新债务滚动。但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在石油美元热钱急于找出路的时代，在美元短期利率较低的时代，谁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拉美和美国商业银行的这种商务关系是典型的双赢关系：拉美得了美元，银行赚了利息。

国际资本为了捕猎拉美到了疯狂的地步。

当时的国际金融组织和美国的许多人十分关心拉美国家的金融改革和汇率体系改革，对那些走到改革前沿与国际金融接轨的国家给予高度评价和道义支持。他们积极鼓励和支持拉美国家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支持它们放开外贸、放开国内金融市场、放开国际资本流动的改革。他们欢呼拉美（如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解除资本控制和其他经济控制的措施，对匆忙放开而监督管理缺位的金融体系改革表现出极大热忱。

在这种双面夹攻下，拉美国家的金融体系门户洞开。开放的金融体系为拉美国家在国际上进一步融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为拉美金融全球化提供了体制条件。

债务泡沫下的大国战略

不仅美国商业银行出于利润动机，急于把石油美元发放给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政府迫于国内失业的压力，也急于把石油美元发放给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发达国家经济正处于“滞胀”阶段，国内失业率不断上升，出口对发达国家显得尤其重要，发达国家的政府急于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产品。通过贷款刺激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产品，成了一种刺激经济的战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美国的“石油美元大循环”政策出台。而这项政策加速了拉美金融的全球化。

由于资本市场的开放，由于出口导向政策的实施，由于国际油价的大幅度上涨，智利的出口导向战略一开始就依赖国际资本。油价的上涨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出口导向战略需要进口石油来支撑。怎么解决这种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呢？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把目光投向了国际资本。石油价格的上涨给石油输出国带来数目巨大的美元。为了使美国成为石油涨价的最终受益者，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一个秘密文件。文件规定，美国的投资顾问们将为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寻求投资出路。文件签署后，美国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的顾问们纷纷来到沙特阿拉伯。大批的石油美元最终流入了美国，进入了美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当时美国经济不景气、投资潜力不大、利率低下，这些美元进入美国后，大部分停留在大银行的账上。

如何为这些美元寻求出路？基辛格提出了“石油美元大循环”战略。具体来说，石油购买国（如拉美）将为石油支付大量的美元，石油输出国从而获得大量的石油美元，然后把这些石油美元输送到美国，美国的跨国银行再把这些美元以短期债务的形式借给石油购买国（如拉美）；石油购买国（如拉美）再把美元支付给石油输出国。在这个“石油美元大循环”中，美国既得到了美元又得到了利润，还刺激了对拉美的出口，拉美则欠下了大量债务。

要理解“石油美元大循环”战略，就必须了解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长期历史。美国自“门罗主义”以来，一直把拉美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产品市场。在自己后院培养一个竞争对手不符合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通过“石油美元大循环”战略让拉美国家融入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在实施“石油美元大循环”战略时，美国尽管面临长期的通货膨胀，依然实施了低利率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这种低利率政策导致大量廉价资本涌入拉美，极大地刺激了拉美的经济发展。廉价的资本、增长的出口还为拉美经济抹上了一层危机前的回光返照。“石油美元大循环”战略实施的结果，是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出口导向战略终于完全建立在美国的石油美元的基础上。拉美完全丧失了经济独立。

要理解“石油美元大循环”的战略意义，还必须理解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所面临的战略挑战。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债务，不再是黄金的代表。许多国家当然不愿意为美国买单，为美国的军事、经济战略买单，从而威胁退出美元体系。欧洲、日本曾有这种暗示。美国则威胁，假如这些国家退出美元体系，美国将撤销对其欧洲和亚洲盟国的军事保护。结果，这些国家乖乖地接受了与黄金脱钩后的美元为世界货币。美国需要更多的国家接受美元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石油美元大循环”战略应运而生。“石油美元大循环”，使拉美经济牢牢地套在了美元体系上面。拉美经济成了漂在石油美元上的船——美元的支撑下随时可能沉没的船。

在资本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国际商业银行开始竞相向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许多大宗贷款的决定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不断接到国际资本家的电话。这些电话的目的大同小异：要不要钱。墨西哥前财政部部长戴维·伊瓦拉（David Ibarra）回忆说：“许多银行家在追逐我，想方设法要借更多的钱给我”〔3〕。这种情形，就像21世纪初期美国资产泡沫年代一样。许多消费者受到金融资本信函的地毯式轰炸，这些信函几乎都是一个调子：希望你借钱，借更多的钱。为了吸引你借更多的钱，为你提供极低的利率。

国际资本一方面贪婪地捕获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还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由于石油危机，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等，无法支付日益高涨的石油账单，经济面临破产的困难。“石油美元大循环”使这些国家得以支付石油账单。国际资本以此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救世主，因而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予以回报，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所有债务进行担保。这种做法将商业银行的债务及其风险间接地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极大地降低了商业银行本身的风险。国际资本既要赚钱又要避免风险的做法，反映出国际金融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主权侵蚀到了什么程度。

国际金融资本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担保债务，极大降低了债务风险，于是他们更加疯狂地向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与此相应的是一系列金融创新。催生21世纪次贷危机的是金融资本的创新，而推动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的是资本的贪婪本性。催生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债务危机的是同样的原因——创新和创新后面的贪婪。各种创新的目的就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拉美国家的外债因此而一路攀升，一发不可收拾。

债务陷阱就是这样逐渐设下的。曾经如梦魇一般缠绕着拉美的债务陷阱，再次出现在拉美的发展道路上，只是上面多了一层全球化的掩护层。

美元流动的双向记

拉美国家非常欢迎他们发现的新的国际资本来源，为似乎没有限制的廉价的外国资本而欢欣鼓舞。这真是一个奇迹。石油危机带给拉美国家的困境居然迎刃而解！

这真是一个依靠外资谋求财富的良好时机，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

随着出口的增加、石油进口的增加，拉美的短期债务迅速增加，大批热钱通过石油美元大循环而源源不断地流入拉美，拉美的外债越筑越高。为了吸引外资，拉美国家还在不同程度上给外债以各种优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为其提供担保。结果私人外债变成了政府外债，资本家的外债变成了公众的外债，少数人的外债变成了纳税人的外债。这种优惠措施极大地刺激了私人部门举借外债的积极性，导致了外债的迅速上升。

从1975年到1982年，拉美国家欠下商业银行的贷款平均每年增长20.4％。这种贷款的疯狂使拉美国家的外债从1975年的750亿美元，上升到1983年的3140亿美元，达该地区GDP的50％！〔9〕

拉美国家每年还本付息的支出增长更快。从1975年的120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82年的660亿美元，约为GDP的10％！〔10〕

在这几年中，出口增长平均大约为12％，而外债还本付息则增长达24％。也就是说，出口创汇的收入和还债支出的差距每年都在不断扩大。拉美国家的还债能力逐年下降，几乎到了无以为继的程度。尽管还债能力已经丧失，拉美国家净资本的流入还是以17％～20％的速度上升，直到1982年才戛然而止。〔4〕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了问题。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商业银行还要大开钱柜，不断向拉美国家发放贷款？我想让读者自己来寻求这个答案。

以上还只是拉美外债故事的一半，讲的是外债的流入。现在我们要讲述故事的另一半，美元的大量流出。与外债急剧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美在同一时期经历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它的最富有的公民在这段时间大规模投资于国外，主要是美国，购买数目惊人的国外资产。

从1973年到1987年，从拉美流出的资本总量高达1510亿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同期外债总额的43％。〔5〕换句话说，在这段时期有大约43％的外债又改头换面逃到了国外。资本能够合法地大量流出的主要制度条件，就是资本流动的开放。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开放受到了别人的高度赞扬。假如拉美金融体系的管制没有取消，假如拉美的金融体系没有开放，资本的这种大规模的外逃是不可能的。

商业银行对拉美的贷款，在这种金融全球化的运作下，其中大约一半又回到了这些银行。不一样的是，拉美国家的政府通过担保，欠下了100％的债务。

金融开放只是提供了资本外逃的体制条件，那么资本外逃的原因是什么呢？许多人解释，资本外逃（假定都是合法的）的原因是因为与美国相比，拉美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投资回报不高。但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不能回答，假如拉美投资环境不好，为什么外债大量涌进？显然，发放这些外债的商业银行并不认为拉美的投资环境不好，否则就是明知不好还要把债务往拉美身上套。

其实，拉美资本大量外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内外资的区别对待。对内资歧视，对外资优惠，优惠方式又主要是政府的债务担保。这种优惠政策为拉美最富有、最有能力获得国际贷款的人所利用，他们一手通过政府担保借外债，另一手把钱转移出去，结果导致外债和资本外逃并存的现象。大量的外债转化成了对外投资，大量的内资在政府的歧视下纷纷逃亡。

当人们谈论拉美的债务危机时，往往忽视了资本外逃。正是这种资本大规模的外逃加剧了拉美的债务危机。假如，没有债务美元向美国的这种回流，拉美的外债将会减少43％！即使拉美依然会发生债务危机，其程度也要轻得多。

资本的大规模外逃，除加剧了拉美的债务负担以外，还带来了其他的经济问题：（1）阻碍了经济发展；（2）资本流向国外导致税收的减少；（3）税收减少导致公共支出的降低，增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泡沫破裂以前的狂欢

拉美改革刚开始的几年里，由于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削减政府规模、减少货币发行，结果政府赤字大量减少、通货膨胀率降低。同时，由于放弃了对劳工在就业和工资方面的传统保护，工人为提高效率承担了主要成本，结果在工人收益降低的情况下，资本效益得以提高，效益上升。从资本效益的角度，也就是从资本的角度看，改革的最初几年似乎是成功的。

尤其是大量石油美元通过外债的形式流入了拉美，拉美如同发现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外债源泉。这些外债通过美国商业银行不断地大规模流入拉美。拉美经常账户下的赤字，为资本账户下的巨大盈余所掩盖。这种不竭的外国资本的流入，像洪水一样托起了拉美国家的资产价格。

改革初期的这种资本繁荣伴随着资产泡沫的出现。由于财富高度集中，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储蓄没有转化为实物资本的积累，而变成了金融资本。与此同时，银行的私有化推动了信用扩张。在危机爆发前的一两年（1980—1981年间），智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资产泡沫，不动产、股票、汇率等大幅度上升，拉美的经济进入了一个“奇迹”的状态。

拉美的出口替代战略，是建立在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上面的，是建立在“石油美元大循环”上面的。然而，漂在美元基础上的这条船注定是要沉的，因为拉美国家无法控制美元政策。这个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是建立在对别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的依赖上，拉美出现了虚假的繁荣。在这种繁荣下是民族工业的大面积凋敝、产业结构严重的出口倾斜、经济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基本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有变，拉美将如何应对？这种繁荣是以牺牲经济安全换来的。

历史表明，在这种繁荣下面是深不可测的陷阱。

第十一章
1979年秋，新自由主义小试牛刀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拉美国家离债务危机只有一步之遥，拉美经济离全面危机只有一步之遥。外部世界一个轻微的金融冲击，就会引起拉美经济的剧烈震荡，就有可能导致拉美的经济危机。

激起这种冲击波的石头就握在大力推行全球化的人手中，那是一块可以激起千层浪的石头。而这千层浪足以冲垮拉美经济，卷走拉美的社会财富。这块石头就是美元。

1979年美元利率的金融颠覆

发展中国家融入发达国家货币体系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经济稳定有着巨大的影响。然而，这些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必也不会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协商。以美国为例，美国金融政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由法律规定必须以国内优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金融政策，不能也不可能优先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由于国家博弈的关系，由于在国际金融竞争中常常是零和博弈，美国的这种国内优先的金融政策，有可能给融入美元体系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美国有可能利用金融政策手段，使融入美元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财富发生有利于美国的流动。

1979年8月6日，美国发生了一件似乎与智利暂时没有关系的事：保罗·沃克尔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但是，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这一天是拉美奇迹终结的开始。

当时美国面临着长期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美联储被通货膨胀和失业两个问题所困扰。凯恩斯主义在这个两难的困境面前几乎崩溃。尼克松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试图通过控制工资和物价解决通胀问题，但是在整个70年代，通胀成了困扰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到了1979年通胀变得更为严重。在1979年头9个月，年通胀率高达10.75％，而失业率降低到5.8％。沃克尔出掌美联储后，决定采用新自由主义的货币政策即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放弃就业目标，把政策重心放在治理通货膨胀上，通过紧缩货币供应量来达到抑制通胀的目的。充分就业不再是主要政策目标。这种政策转换与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变化一样，劳动者必须为经济问题的解决付出代价，失业率升高。

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决定把重点放在货币供应量上。在货币供应量和美联储基准利率这两个直接政策目标之间，沃克尔选择了前者。美联储的政策目标是控制货币增长，通过控制货币增长达到控制利率的目的。沃克尔的这项典型的货币主义政策建议，在1979年10月6日的会议上为美联储接受。

这项政策实施的结果是货币供应得到有效控制。货币增长的放慢导致利率的极大上升。基准利率从1979年9月的11.25％，上升到1979年底的14％、1980年4月的17.6％、1981年6月的19％。

美国利率的大幅度上升和信用的收缩给漂浮在石油美元上的拉美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1）拉美国家的大量短期美元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到期滚动（以新债还旧债）。许多到期债务无法偿还，从而出现债务危机。（2）导致债务利率的上升。利率的大幅度上升，导致债务成本大量升高，从而也导致债务危机。

美国货币政策的决策者，作为“石油美元大循环”的促进者，当然知道拉美国家的巨额外债，当然知道高利率对拉美诸国的打击。虽然我们不能断定收紧货币供应的目的是为了把拉美推入债务危机，但是美联储不可能不知道拉美诸国的债务困境；不可能不知道美元利率的大幅度上升、信用的大幅度收缩会给拉美带来严重债务危机；不可能不知道手中的政策工具实际上是足以摧毁拉美经济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着拉美繁荣还是衰退的不是拉美国家的政府，而是美联储。

实际上美联储的直接政策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收缩货币供应量而防止美元的大幅度贬值。收缩货币供应量的目的就是为了收缩流动性，而收缩流动性的关键，就是收缩信用。收缩信用对那些依赖信用的国家打击最大，而拉美诸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从这个角度讲，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收缩对拉美和世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信用。

1979年，美联储按了一下金融“按钮”，拉美经济在毁灭性的冲击波下开始滑向深渊。

从1979年底开始，拉美开始出现债务困难。但是由于拉美债务都是政府担保，拉美国家政府一直努力依约还债。但是，这种情况到了1982年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这年8月，墨西哥财长宣布自己的国家无力还债。这种消息一出，商业银行纷纷冻结对拉美的贷款，并要求偿还贷款。由于贷款的枯竭，拉美国家无法依赖新贷款支付利息。而没有支付的利息又被加到贷款总额中，导致贷款总额越滚越大。拉美从此掉进了债务危机。在危机爆发的1982年，拉美国家的债务占GDP的46.9％，并在反危机过程中逐年上升，到了1987年达到66％（Latin American's Debt Crisis 90p）。

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国家被迫压缩进口，改善国际收支。拉美作为一个整体，从1981年的20亿美元外贸赤字，变成1984年的310亿美元贸易盈余。但是，大多数盈余都变成了利息而流到发达国家去了。在1982—1985年间，拉美一共支付了1060亿美元的利息。〔6〕

拉美改革后的经济依赖性由此可见一斑。新的发展战略使拉美完全丧失了经济上的独立和自主，这种依赖性终于使拉美诸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将拉美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格林纳达效应

国际金融资本一手导演的金融危机只是剧本的一半，另一半则掌握在拉美国家手中。假如拉美国家拒绝配合，这出剧就演不下去。当初，国际金融资本迫使拉美政府担保所有债务，现在这些债务必须由政府来还。假如拉美政府选择无力偿还，国际金融资本的所有努力都将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美国金融体系就可能破产。拉美国家最终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在拉美经济危机方兴未艾时，美洲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1983年10月20日深夜，拉美经济危机爆发的次年，太平洋上行进着一支庞大的舰队，向黎巴嫩行进。这支舰队是美国特混舰队，由1900名海军人员组成，舰队由“关岛”号两栖作战舰为先导，“独立”号航空母舰居中，其余8艘舰艇紧随其后，逶迤数海里。

后来五角大楼的一道急电令，要舰队驶向格林纳达。

10月25日，当地时间凌晨5时40分，美国在强大的海上力量支持下，同加勒比其他国家的300名军人一道，在格林纳达登陆，并占领了首都圣乔治的机场。入侵军队同格林纳达军队发生过短暂的战斗，最终美国以压倒性多数而迅速平定局势。

美国总统里根同一天宣布，美国“应东加勒比国家的一致要求”而出兵，帮助格林纳达“恢复民主制度”和“保护”侨民。

这次行动是美国自越南战争后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人士透露，在这次入侵过程中，至少有3名美国军人、3名格林纳达军人、12名古巴派驻格林纳达的工作人员在战斗中被打死，23名美国军人和22名古巴人受伤，32名苏联在格林纳达的军事顾问和200多名武装的古巴人员被俘。

格林纳达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南端，原是英国殖民地，1974年2月7日宣告独立，成为英联邦成员国。1979年成立了以毕晓普为总理的新政府。毕晓普的政党“新宝石运动”有社会主义倾向。1983年10月12日，格林纳达发生政变，毕晓普被软禁。19日，支持毕晓普的一派在首都组织了千人的示威，同军队发生冲突，毕晓普和3名内阁部长被军方打死。军方于10月20日成立了新军事委员会，接管政权。

格林纳达，总面积不过344平方公里，人口不过11.1万，为什么美国要出重拳打击？美国为什么要在债务危机中，通过格林纳达事件充分展示自己的意志、铁腕和力量？

债务危机削弱了拉美国家的经济主权

债务危机为发达国家剥夺拉美国家的经济主权、在拉美进行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实验提供了历史性机会。

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最初主要关心的问题有四个方面：

（1）如何让拉美政府承诺债务。

（2）如何防止拉美国家在解决债务危机上协调行动。假如拉美国家在债务谈判问题上共同行动，确立联合谈判的优先顺序，也许可以迫使发达国家做出必要的让步，也许债务危机的发展进程将会是另一个样子，甚至世界金融秩序都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在美国的努力下，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3）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面临拉美债务危机时的主要政策核心是“保护国际金融体系”。外行人也许不明白其中含义。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要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什么是国际金融体系？谁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体？用白话讲所谓保护国际金融体系，就是要保护美国银行，保护那些债主们的利益。而债主们就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假如拉美诸国纷纷赖账，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那些商业银行都将面临破产的危险。美国和IMF的反危机措施的核心，就是让拉美诸国承诺债务责任。

让拉美国家欠债还钱是所有的政策建议和援助的条件的出发点。如果按照凯恩斯共识，危机中政府应当加大支出、提高总供给。但是，在货币主义指导下，为了让拉美国家有还债能力，政策目标变为稳定货币。所谓稳定货币，就是要削减政府支出。稳定货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还债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拉美诸国在危机中被迫削减政府开支、大幅度提高利率、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进一步向能赚取外汇的产业倾斜、进一步私有化、进一步拍卖国有资产。在金融体系上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让汇率资本反映市场供求状况，更大幅度地开放金融体系、开放资本市场、开放货币汇率市场，这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核心。这些措施不仅导致了危机的步步深化，还导致债务负担的进一步加重。在债务危机中，IMF和世界银行的计划强行让拉美国家的货币大量贬值，指责危机前拉美诸国的币值高估。强制性货币贬值的结果固然增加了国际竞争能力，导致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增加，但是对于拥有大量美元或其他货币外债的国家而言，同样的外债必须用更多的物质财富来偿还。

拉美诸国在危机中几乎完全丧失了经济和金融主权。经济和金融政策、体制改革、货币改革等，全部由IMF和世界银行掌控。而这些机构背后站着的是超级大国的利益。拉美从而成了某些国家乘机谋利的场所。

（4）危机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机会。拉美经济危机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重新设计世界金融体系。在这个新体系中，跨国银行、美国金融机构通过扩张和兼并成为金融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这个过程始于IMF对拉美债务危机的介入，反危机初期，美国主要利用IMF来推行自己的利益。IMF是如何得以介入这一过程的呢？拉美国家由于无力偿还商业银行的债务，需要和商业银行的债主们重新谈判债务。美国金融资本和IMF等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有默契。美国商业银行对拉美诸国说，没有IMF入场商业银行不愿谈判，结果IMF就作为中心角色出场了。而IMF的出场费就是，拉美诸国必须按它的药方来吃药。从此IMF成了拉美国内经济政策的主宰，成了操控拉美经济主权的太上皇。IMF的这种地位，还来自于它掌握了拉美国家急需的资源——美元贷款。

发达国家和那些国际金融机构，在危机中通过各种方式凌驾于别国的经济主权之上。主要的反危机政策和措施不是由拉美国家提出，而是由某些发达国家和IMF这类国际机构提出。这些措施的动机、目的和出发点，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通过危机进一步改变权力财富的分配格局。发达国家在拉美经济危机中为拉美国家先后开了三个药方：

第一，“稳定计划”。IMF在反危机初期推行的是IMF的稳定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反危机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让拉美国家进一步推行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如前所述，整个计划是建立在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系列政策建议的中心是如何稳定拉美的金融形式、提高拉美国家的还债能力、保证拉美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为此，拉美诸国与IMF分别签订了“意向书”（letter of intent）。IMF的这项计划被称为“稳定计划”。“稳定计划”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名称，它表明IMF对拉美地区的政策中心不是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而是控制通货膨胀，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表面上看似乎非常合理，但是IMF的稳定计划，使拉美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心从发展变为稳定。其结果自然就是放弃工业化和现代化努力，而将经济、金融政策的中心和着眼点放在金融稳定上面。为什么金融稳定比经济发展更重要？许多人也许会说，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其实这项政策的用心是维持拉美国家的还债能力，捍卫的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

IMF的这项稳定计划包括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私有化，大量裁减国有企业的工人，进一步减少政府开支，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共福利，进一步放开金融银行体系，进一步放开外汇、资本市场，放开国际贸易，放开资本流动，降低工资，提高利率，货币贬值，等等。简而言之，IMF要通过危机把拉美进一步纳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体系中。实施这些改革是获得国际贷款的前提。

IMF的计划显然是不成功的。不仅没有解决危机，还使危机进一步加深。拉美失业率高升，贫富差距加大，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和骚乱，IMF的稳定计划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里根政府开始走到前台，介入危机过程。这就产生了“贝克计划”。

第二，“贝克计划”。1985年10月，世界银行和IMF在韩国首都召开了联合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美国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提出了“贝克计划”。贝克计划的核心还是IMF的计划，不同的是它包含由私人银行向拉美提供另外29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为了获得贷款，拉美国家必须推行IMF开出的自由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由于许多银行拒绝参与这项计划，拒绝提供贷款，而拉美国家则反复强调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难以推动这类改革，贝克计划最后流于形式。

第三，“布雷迪计划”。1989年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布雷迪（Brady）宣布，只要拉美国家愿意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债务可以重新组合。重组后的债务将低于原有的债务额。

以上计划的核心都是市场和开放。这些改革加深了拉美经济危机，拉美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上述改革还进一步导致了资本大规模外逃。到了1984年，在美国的拉美私人投资高达1600亿美元！

从经济角度看，IMF和发达国家的这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必然会加深危机。在危机来临时，在信用收缩时，在总需求不足时，政府反危机政策应当是反其道而行之：力图扩张信用，力图提振需求，力图提高就业，力图提高工资。制定“华盛顿共识”的专家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简单的道理。那为什么要通过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压力，推行一系列注定要使危机恶化的政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只要看看这一系列政策的结果：财富流向谁家？所形成的新的经济秩序对谁有利？

从国家博弈看，失去了经济主权，就为强权的“制度寻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条件。

惨痛的后果

这场危机和相关的改革，使拉美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几乎完全融入了美元金融货币体系。而世界金融体系的全球化通过这场危机而奠定了基础。这场危机中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也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教条。

危机导致财富的大量流失。到了1984年，在美国的拉美私人投资高达1600亿美元。在1982—1985年间，拉美一共支付了1060亿美元的利息。两项一共是2660亿美元，相当于拉美1982年外债总额的84.4％！财富的大量流失给拉美带来了惨痛的后果：

第一，巨大的不能拒付的美元债务，迫使拉美国家为还债而追求美元。

第二，不仅许多国家的货币直接与美元挂钩，而且有的国家还放弃了自主的货币政策，其货币发行量直接由美元储备决定。

第三，拉美金融体系完全开放，成为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一部分。

第四，拉美贫富差距扩大。许多财富大量流入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投资领域。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小试牛刀的结果，为美国解除了在南半球任何可能的挑战者，将拉美诸国牢牢地套在美元体系内，拉美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在1980—1985年，实际GDP只上升了2.3％，而人均GDP则下降了9％。从1982年到1992年，是拉美“失去的十年”。拉美在“失去的十年”中，绝对贫困急剧扩大，贫困人口急剧增加，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资本市场更加动荡。拉美的主要经济和社会指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远远低于危机前水平。拉美从此陷入了长期的社会经济衰退。

以“华盛顿共识”为特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给拉美带来了持久的消极影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IMF前首席经济学家曾经反复指出：

由于没有对（与金融自由化）相称的政府监管体制的设计和运作给予必要的重视，资本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更多的是源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科学。〔7〕

金融体系的自由化不仅没有解决拉美的债务问题，反而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延续。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使短期金融资本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迅速移动。金融资本这种追逐短期利润的行为，常常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量投机性的热钱开始流入部分拉美国家。这些热钱固然在一定时期推动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但由于热钱的投机性、漂移性和不确定性，又为新一轮拉美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大批热钱从拉美流出，结果导致了拉美新一轮经济危机。在1998—1999年间，拉美国家又进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几年，拉美许多国家面临货币金融危机。智利虽然被IMF列为新自由主义实验的样板国，但是智利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时期，社会不公十分严重。

从1982年以后，拉美国家为偿付外债的本息付出了巨大的国民财富，但是拉美的债务状况并没改善。2004年，全球大约有2.94万亿美元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债务，占新兴国家外债总额的63.2％。〔8〕

“拉美奇迹”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所击碎。在一场以全球化为旗帜的经济战争中，拉美备受创伤，拉美曾经的经济奇迹从此变成了历史中的一段往事。这种历史背景成就了拉美的“左派”，目前拉美许多国家都是左翼当权。我们希望并相信拉美国家能够再造奇迹。

几点反危机教训

拉美反危机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最主要的教训是金融改革和经济自主权：

（1）对危机的严重性认识太晚。从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开始一直到1984年，IMF和许多拉美国家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通常的周期性波动，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全面的、深刻的、由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所导致的危机。这种判断失误，无疑加深了危机。当时，拉美各国不是没有实施反危机政策，只是由于判断失误，政策力度不够。

（2）反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在危机爆发以后，拉美国家没有从政治上解决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没有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许多人还依然迷信新自由主义，迷信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把新自由主义当成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IMF的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一揽子政策最后都为拉美接受，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拉美依然有一种内部的政治决心要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3）反危机和金融开放。在危机爆发以后，拉美出现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资本的冲动就是追逐利润，当拉美出现危机时，资本的内在冲动当然是大逃亡，这是资本的本性决定的。要制止这种大逃亡，必须实行资本控制。但是，拉美国家却进一步实施了大规模的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导致金融体系更加脆弱。试图以一系列更深刻、更全面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来对付危机的战略思路，被历史证明是危机持续深化的根本原因。假如拉美在危机爆发以后果断终止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结果一定会不一样。

（4）反危机和经济主权。拉美国家一开始就没有掌握反危机的主导权，IMF一类的国际金融组织几乎控制了拉美国家的经济主权，主导拉美国家的反危机进程。这种受控于人的反危机政策，不可能反映拉美国家自己的利益，反映的是别国的利益。一旦反危机政策受到别国利益的操控，反危机很难不给自己国家带来灾难。

（5）反危机和经济安全。在反危机中，最重要的是捍卫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是解决危机的基本条件。

拉美危机的起源和发展，及反危机措施都对发展中国家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拉美的教训表明，国家之争，是权力财富和安全利益之争。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永远是国家博弈的主题。无论这种争夺是在殖民地的旗帜下，还是在全球化的旗帜下，其实质都是一样。

注释

〔1〕　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cage_Boys。

〔2〕　Robert A.Pastor,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Adjusting to the Past or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Boulder, Colo: L.Rienner, 1987, p.7.

〔3〕　Patricia Adams, Odious Debts, Chapter 10，见http://www.threegorgesprobe.org/probeint/OdiousDebts/OdiousDebts/chapter10.html。

〔9〕〔10〕　Alexander Theberge, The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of the 1980s and Its Historical Precursor, April 8, 1999, p.6.

〔4〕　Alexander Theberge, The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of the 1980s and Its Historical Precursor, April 8, 1999, p.6.

〔5〕　Manuel Pastor, Jr., Capital Flight and the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p.1.

〔6〕　Alexander Theberge, The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of the 1980s and Its Historical Precursor, April 8, 1999, p.10.

〔7〕　见http://www.twnside.org/sg/title/twr122f.htm。

〔8〕　见Emerging Market Trade Association survey。

第四篇
日本
——来自盟友的全球化战争

为了维护美国在这一产业中不可挑战的领先地位，美国着眼于废除日本经济中的那些曾经推动电子产业发展的体制性基础。只要这些体制性条件被废除了，日本电子产业的败落只是时间问题。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有许多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反复研究的奇特现象。日本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迅速恢复，然后强劲发展，创造出曾经让盟友都深感畏惧的“日本奇迹”。在那些视自己为人类经济体制的完美化身的国家里，有人开始谈论日本是“另一类资本主义”、“日本威胁”、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正当日本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赞誉和警惕中高歌猛进的时候，日本经济列车骤然降速，进入低速度甚至零速度的状态。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了长期的通缩。日本政府和金融当局频施重拳力图把日本从漫长的通缩中拉出来，但通缩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日本所有的反通缩政策吸纳得无影无踪。十几年过去了，日本依然在通缩中徘徊。

日本的奇迹，就像夏日夜空的流星，灿烂而短暂。

日本发生如此漫长的通缩原因在哪里？日本曾经非常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戛然而止，而难以重新启动？通过日本现象，历史想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假如你拣起“日本奇迹”的历史碎片，反复磨洗，仔细辨认上面的历史基因，你会发现，日本经济的忽然衰退乃至以后漫长的通缩，源于一场来自盟友的经济战争。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在自由贸易或全球化旗帜下的经济战争。这场战争的前哨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刚刚起飞的时候。这是一场从产业、体制、金融、货币等各个方面发起的全面的经济战争，这是一场盟友间的不平等的战争。战略上的依赖、经济上的依赖和价值体系上的依赖，注定了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进退失据；注定了日本在软弱的抗拒以后，只能按对手的要求出牌，按对手的要求进入指定的阵地，按对手规定的动作进行反击。一方是凌厉的进攻，一方是规定动作的抵抗，这是经济依赖带来的宿命。日本想说“不”，结果不得不说“是”。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体制失守，高科技失守，财富失守，金融失守，产业失守……“日本奇迹”在国家博弈中轰然倒下。在它的废墟上，是一个财富不断外流的二元经济，一个负债累累的企业体系，一个几乎破产的银行体系，一个将日本经济卷入通缩的经济体制，一个不断膨胀的债权账号。

美国对日本的这场全球化战争主要集中在产业、货币和金融三方面，而核心就是推动日本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拆散曾经推动日本经济起飞的经济体制。日本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日本银行体系的改革。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人类有两种银行体系。法国经济学家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曾经提出，银行的作用是为工业化（经济发展）动员资金。而欧洲曾经长期存在两种银行体系：大陆体系和英格兰体系。在欧洲大陆银行体系中，银行为经济发展服务；而在英格兰体系中，银行独立于工业资本。前者的金融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后者发展到金融资本统治工业资本。欧洲大陆银行体系对后来的许多实施计划体制的国家有巨大影响，日本改革以前的银行体系同样受大陆体系的巨大影响。银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金融资本的营利动机同经济发展一致。但是，这种思想和体制在受芝加哥学派统治的美国大学中被彻底排除。日本银行体系的改革，导致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分裂、金融资本的逐利动机同经济发展分裂。结果金融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在内先是催生资产泡沫，后是紧缩对实体经济的贷款；对外则在追逐利润的动机下大量对外投资，资本大量外流。结果导致了日本的外向经济繁荣和内向经济萎缩的困境。

考察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资本主义我们发现，这种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资本主义，只有美国出现资本流入，其余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呈现资本流出。日本也没有避免这一宿命。

金融资本的营利冲动同经济发展的需要背离，导致资本大量外流，导致对内货币供应不足，导致日本内向经济的空心化，导致内需不足，导致GNP的繁荣和GDP的萎缩并存，是了解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关键。金融资本异化带来的虚拟增长和内向发展抑制，是日本最大的结构性危机。假如日本不对这种以金融资本主义为特点、以寻求虚拟增长为目的的改革进行改革，日本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走出困境。

2008年第四季度与第三季度，日本GDP下跌3.3％，年下降率达12.1％。尽管日本经济在第二季度出现稳定的征兆，但是在世界经济进入长期的缓慢增长期的背景下，如不改弦更张，日本难以进入持续增长。

日本在国家博弈中将权力和财富送给了盟友，将漫长的停滞留给了自己。日本的教训表明，经济战略或贸易战略只是国家大战略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经济博弈的胜负，取决于这种大战略下的战略格局。对他国的战略性依赖、对他国的经济依赖，也许会在短时间内带来某种财富以及由财富带来的对权力的幻觉，但是，这样的财富和权力的感觉完全建立在别人的仁慈之上，这样的国家最终要在国家博弈中失败。

大战略，大博弈。总体战略态势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竞争的成败。日本对美国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国家博弈的这种历史演义，不能不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

第十二章
盟友之间的权力和财富竞争

谁托起了“日本奇迹”？

1989年10月31日，美国各大报纸争相登出一条牵动美国人神经的消息：“日本三菱财团购买洛克菲勒中心”、“日本买下了纽约的风景”，等等。这一天日本三菱集团宣布以8.46亿美元的巨资收购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权。1939年11月1日洛克菲勒中心正式开张。差一天，就是50年。30年代，对处于大萧条漩涡深处的美国人来说，这座建筑的成功是美国信心的标志。它位于纽约最豪华、最昂贵的地段，是纽约的标志性建筑，于1987年被宣布为美国国家历史性标志，是现代建筑风格和资本主义精神结合的产物，是美国人的骄傲。这座建筑现在落入躲在美国保护伞下的日本手中，这对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件难以沉默的事。这项交易是一连串日本购买美国企业的高峰。日本的这些购买行为，使许多美国人惊呼“日本购买美国”。

“日本购买美国”是美国在日本攻势凌厉的经济进攻面前，发出的民族主义口号。

1989年是日本在国家经济博弈中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盛极一时的日本，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迅速黯然失色，风光不再。然而1989年却是日本极盛的一年。这一年，有人预测日本经济将在20年间赶上美国；这一年，有人认为日本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以4％的速度增长。尽管这些预言成了禅语，当时的日本经济的确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经济是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谁托起了“日本奇迹”？

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带有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市场保护、政府干预、汇率管制是日本经济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色。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日本一方面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又实施了保护主义政策；一方面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高度保护国内市场。日本长期实施了不对称的发展战略，开放和保护并存，矛和盾并用。一方面高举出口的矛，在世界上四面出击；另一方面竖起保护的盾，捍卫自己的市场。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得益于三大因素，分别是产业保护、金融服务和企业制度。三者相互依赖，核心是保护主义。

1．日本的产业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一片凋敝。许多产业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远远逊于欧美的竞争对手。从汽车到电子产业，许多后来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产业还处在摇篮阶段。假如没有保护主义，这些幼小工业将会被外国竞争扼杀在摇篮里。日本在1953年实行过短期的自由贸易，像洪水一样涌进日本的外国汽车，几乎把日本的汽车工业全面摧毁。为了推进民族产业的发展，日本最终从自由贸易后退，选择保护主义发展战略。通过高关税、非关税壁垒、大规模的政府补贴、推动产业联盟等方式实行民族产业的赶超。日本的这些经济政策成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使日本经济以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方式迅速起飞。1973—1979年，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基础工业，日本实施了更严格的保护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的产业保护，尤其是对高科技和金融产业的保护相当严格。日本对许多关键产业实施严格的政府控制，严防外国资本进入。例如，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高科技产业，如电子芯片产业，实施强硬的保护政策：一方面日本不允许外国资本独立进入相关产业；另一方面，又运用进口许可、进口指标等方式限制外国相关产品进入日本市场。在生产和市场两个环节上实施保护。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政策推动、财政银行支持等方式，大力促进相关产业的研发和发展。这些保护和政府干预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日本电子产业的纵向产业链和横向多样化。日本电子产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独立于美国电子产业的产业群体。它既不是美国电子产业的组装地，也不是美国电子产业的直接或间接市场。正是由于日本电子产业的成功，挑战了美国电子产业的世界霸权，美国才要运用市场开放的武器来打击日本电子产业，并最终使日本电子产业从昨日之星而沦为明日黄花。就此我们将有专门叙述。

2．日本的企业制度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企业制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它是以银行为中心的体系。在日本经济崛起的年代，日本没有所谓的“现代金融体系”，银行居于主导地位，资本市场极其不发达。日本企业主要是以银行贷款的方式筹集资本（美国企业主要是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本）。日本的银行在日本企业体制中居于中心地位，在企业管理体制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的企业集团（银团）是以大银行为中心的企业群体。这些企业集团一般是“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群。这个产业群体往往覆盖一个或几个产业链条里面的所有环节，有时甚至包括某些横向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财团”。在企业集团内，银行作为企业主要的资本来源，是企业的主要监督者。而其他企业集团成员则自动协调彼此的关系。同一集团内的企业间呈现高度的交叉持股，形成错综复杂、相互制约的利益关系，一种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在这种企业体制下，管理层面临一个严密的监督网。

这种企业体系与美国的以股东为主导的企业体制不同，它避免了美国企业体制的一个致命弱点——“代理人冲突”。美国企业有两大利益主体：管理层和股东。二者利益上的差别不言而喻。美国企业虽然名义上归股东掌控，但是股东分大小，千千万万的小股东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既缺少时间和资源，又缺乏必备的知识训练。就算是大股东，除非大到能控制企业日常管理的地步，否则其对公司的监督也力不从心。有些持股达10％以上的大股东，为了改变管理层，常常在耗费巨资以后，不得不与管理层妥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谓产权软约束，在美国上市公司是一个普遍现象。所谓董事，基本都是管理层提名（除名）由股东大会通过。许多董事和管理层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作为董事又享有许多优越的报酬。在许多情况下，董事会实际上是橡皮图章。所谓股东大会，基本都是由管理层掌控。管理层不控制议题，而控制投票权。千千万万的小股东，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由于股份少，没有多少利益冲动详细研究企业的发展和管理，往往不会参加股东大会。这些股东要么通过书面投票，要么事实上“弃权”。许多公司规定，只要股东不反对就是支持。这些股票就因而被管理层控制。千千万万的小股东加在一起，有时候分量很大。美国企业的股权软约束问题，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更加严重。由于这种软约束，美国企业往往出现违背股东利益、过度追求风险的现象。美国在2000年出现了高科技泡沫，不到10年又出现了金融危机。股份制不是解决“产权虚拟化”和“产权软约束”的成功之道。在这场金融危机和上一次的高科技泡沫中，股东损失数以万亿记。管理层欺骗股东、炮制假账虚账、追求过度风险的案例时有发生，例如世界通信公司、安然、贝尔斯登等。上市公司的管理、股东利益的保护在美国是一个公认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监督和控制管理层，是美国企业体制的一个严重问题。股市和股票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万能钥匙。

日本的财团制度，也许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日本的财团还是一个多样化的企业联合体。以购买洛克菲勒中心的三菱银行为例，它是日本三菱集团（财团）的成员。三菱财团是日本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由许多企业组成，这些企业分享三菱品牌和商标。三菱集团的企业间，有广泛的交叉持股、人员交换和战略合作。集团里最大的25家企业还成立了一个“星期五俱乐部”，每月聚会一次。三菱集团还分享共同的网页，以方便集团内部之间的交流。三菱集团的中心是三菱银行。三菱集团横跨许多产业，集团的企业群就是围绕不同产业而形成的一个个完整的产业链。以三菱汽车为例，三菱集团包括一个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零配件到整车。三菱财团同时是一个产供销结合的财团，它还包括三菱贸易公司。

日本的这种企业体制的优点是：一个龙头企业的发展，能够带动集团内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和形成完整的经济体系。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产业纵深，没有出现产业“扁平化”，没有成为别人的加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拜这种企业体制所赐。这种企业制度在国际竞争面前尤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集团内部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具有强大的排外性。外部企业尤其是外国企业，很难打入集团内部。企业集团的这种内在的、基于利益关系的保护主义，加上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在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为日本经济筑起了一道严密的保护墙。在这道围墙面前，许多欧美企业深感无奈。为了打开日本市场，最后不得不运用破解日本企业体制的政治手段。

为了培育国内竞争，日本政府在同一产业内支持和培育几个相互竞争的财团，从而在一个产业内部形成几个相互竞争的产业链。如汽车产业的三菱、日立、马自达、日产等；电子产业里的松下、东芝等。由于这些财团的中心是大银行，日本政府往往可以通过控制一家这样的银行，达到控制整个企业群、控制一个或几个产业链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日本政府往往就产业政策与这些银行进行密切的协商，并通过对这些银行下达指导性意见的方式，推动产业政策。这样的企业体系为日本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体制性基础。

3．日本的金融服务

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的银行体系是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中心的。整个金融体系以银行为基础，银行和产业间有密切的联系。金融资本和金融体系还没有异化为完全独立于实体经济、占支配地位的主宰，金融资本还没有统治实体经济。日本银行归属于大藏省，在大藏省的指导下为经济发展服务。日本的银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利润中心，它的目的不是创造利润，而是服务经济，利润只是日本银行许多目的之一。实现政府的经济政策、推动财团内部的技术进步、支持财团的发展等，都是日本银行的目标。在日本金融改革以前，银行和财政都是政府调动资源、实现产业政策和发展目标的经济手段。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通过100多年的发展，到了1964年才实行日元的自由兑换。与此相对应的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走完日本100多年的路，在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相继开放货币兑换，并最终滑入货币危机的陷阱。日本所谓现代中央银行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则来得更晚，日本现代中央银行是“改革”的产物。1997年6月，日本迫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通过了《日本银行法》。该法第一次规定日本银行独立于内阁大藏省。该法于1998年4月生效后，才有了所谓的中央银行。在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市场保护和政府介入是保护主义政策的两个侧面。日本政府的介入并不止于宏观干预，还充分运用微观管理介入资源配置。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不仅日本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是政府和企业互动的结果，而且政府还通过资源的微观配置来实现其战略目的。这种微观介入主要是通过政策偏好和财政金融手段来实现的。

在金融改革以前，日本资本市场很不发达，金融体系相当封闭，企业筹资主要依靠银行而不是资本市场。在这种体制下，金融资本的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国际国内的游资不能在日本大规模自由流动，华尔街对日本金融体系的影响处于最低限度。国际金融资本，尤其是美国金融资本，很难伸进日本金融体系。这种不符合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曾受到华尔街利益集团的不断指责。这种金融体制把金融风险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日本的保护主义体制和保护主义政策，保护了日本的产业发展，托起了日本的经济奇迹。日本开始了与美国的竞争。

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面临漫长的“滞胀”，日本经济一枝独秀。美国感受到的日本威胁就是在那时达到高峰。

“日本在购买美国”。

“不一样的资本主义”。

“日本威胁”。

“日本奇迹”。

“日本经验”。

“日本体制”（Japan Standard），等等。

这些是那段时间在美国媒体上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

70—80年代是日本雄心勃勃赶超美国的年代。日本不仅在经济上、技术上成为或正在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且在经济体系、企业制度、发展道路上也正在成为美国体制的竞争者。美国人开始谈论日本威胁，谈论日本体制的威胁。美国人开始以为，日本的经济模式优越于美国的经济模式。经济实力的变化开始让有些美国人感到，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将会发生变化。“日本奇迹”开始影响到日本和美国间的权力结构。美国经济学家、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于1989年12月写道，“今天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有这些增加了这种可能：感到日本对美国的威胁比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更大的大多数美国人是对的。”〔1〕在许多美国人眼中，美日的经济竞争成了制度之争（所谓日本体制和美国体制之争），威胁到了美国的霸权。

日本轰轰烈烈的挑战对美国无疑构成了威胁。日本的挑战会成功吗？

美国大战略下的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贸易战略是美国全球大战略的一部分，从属于其全球大战略。美国在控制盟友的条件下实行市场开放战略，并通过市场开放来获得更大的权力。美国在成为超级大国以后，把市场开放当成一种战略武器，获取对世界的支配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军事和经济强权，主导了西方战后世界秩序的构建。通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美国和西方盟国利益交换的结果是，美国为西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换取对安全和货币方面的控制权。在这种新的世界格局里，西方国家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获得美国的市场和技术。作为交换，西方国家对美国在与苏联对抗中提供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同意接受美国的霸权领导。

在两霸对抗时期，为了全面整合西方的安全联盟，美国以自己的市场开放来推动西方的市场开放和整合。这种开放市场的战略是美国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市场开放和整合的目的是强化安全和军事上的联盟，也就是强化美国的控制权。美国作为军事、经济、货币霸权，在市场开放中获得了更多的支配权和控制权。一个开放的霸权的存在，是开放的国际秩序存在的前提，而开放的国际秩序是帝国和霸权存在的基础。走向封闭，要么是霸权衰弱的表现，要么是霸权衰弱的开始。在国家博弈中，开放总是强者的战略。

市场开放和经济整合的结果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首的事实上西方国家的联盟。这是一种全方位的联盟，包括安全、外交、军事、经济、市场、货币和金融等。而美国是这个联盟的中心，其他国家都是小伙伴。美国作为一个全新的帝国就产生在这种联盟的基础上。美国不仅是军事帝国，还是货币帝国、金融帝国和经济帝国。其盟国在总体上从属于美国。这种联盟在分享共同的战略目标、共同的价值的同时，每个国家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空间。美国与苏联的权力平衡，是世界权力结构的支点。

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崛起，美国GDP在世界总GDP中占的份额下降。但是，由于西方对美国在安全等方面的依赖和业已形成的权力结构的刚性，美国的帝国权力远远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以后。这种在冷战中形成的权力结构，一直持续到今天。

日美关系是美国这种世界战略的一部分，带有这种战略格局的基本特性。为了围堵苏联，美国最初打算在亚洲建立一种类似于北约（NATO）这样的多边联盟组织。由于新中国的诞生，由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亚洲许多国家犯下的罪行，美国的这种多边安全联盟的构想无法实现。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战略从此就建立在双边安全联盟的基础上。在东亚，美国的安全支柱是美日双边联盟。美国和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签署了《日美安全条约》。这个条约作为日本和美国两国双边联盟的基础，反映了两国对建立这种联盟关系的风险和成本的估计。日本结束了战略状态，放弃了重新武装，也免除了军费的负担。美国为换取日本在安全、外交、军事、后勤等方面的合作，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市场进入和技术交流。市场进入对日本的崛起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日本失去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美国市场的进入为日本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前提。日本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美国是否持续对日本开放自己的市场，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用贸易逆差来支撑从日本的进口。

美国的安全担保和市场开放，使日本能够在国内实施一种系统的快速发展和赶超战略，而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维持较为低调的姿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基本追随美国确定外交政策。为了扶持日本，美国通过不对称的市场开放、提供直接投资（这些直接投资不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要求许多优惠条件）、大规模的低成本技术转移等，全面帮助日本发展。日本是美国防卫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这些转让都是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给日本厂家，由日本厂家生产，日本可以生产美国许多主要的武器系统。

在这种双边关系中，美国以市场开放换取了安全上的主导权，换来了权力。这种双边关系有许多特点，其中有一点就是所谓的“非关联性”（no-linkable）。所谓非关联性，就是一项双边议题和另一项双边议题是彼此独立的，不发生交叉影响。例如，把经济和安全关系（包括外交）分开，经济摩擦和安全合作并存。美国作为“和蔼的帝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尽量维持了这种“非关联性”特点。这种“非关联性”使美日关系特别复杂。在某些次要议题上美日有利益纷争，在关键问题上由美国主导。由于将经济和防务分开，才有日本后来敢于在经济上挑战美国，才有美国在有些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而不必担心影响总体关系。这种“非关联性”为双方带来了追求各自利益的空间。由于美国处于支配地位，由于日本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和市场，对日本而言，这种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总体上讲，美国尽量让经济问题从属于整体的防卫外交问题。

这种双边关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承认多样化，允许“不同资本主义”的存在。在不涉及美国霸权利益的前提下，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默许日本的政府干预和保护主义。

这种双边关系的特点是不对称、不平等。美国是世界霸权，日本最多是地区性经济强权。日本是小伙伴，美国处于支配地位。日本依赖美国。日本的行为为许多复杂的双边条约锁定，而美国则相对自由。美日就调整和改革这种不平等双边关系有过许多讨论，然而，日本要求的是如何更加平等，美国要求的是如何分担负担。双边关系中的这种不平等，使得在国家利益博弈中美国时有单边主义出现。

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两霸对抗、越战升级、军费开支大幅度上升，美国出现大规模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逐渐感到财力不支。为了建立前所未有的超级帝国，美国大量透支国力，迅速开动印钞机。在全世界四处泛滥的美元或美元储备，就像罗马帝国的税收官一样，将世界各国（主要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盟国）的财富征集到美国。美国的霸权建立在盟友的财力之上。作为回报，美国有条件地开放自己的低端市场。美国穷盟国之力建立自己霸权的行为引起了盟友们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多方面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固定汇率体制，其他国家将自己的货币锚在美元身上。美国出现大规模外贸赤字，大量滥印钞票，导致其他国家美元过多，使美元有贬值的压力。为了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官方汇率，其他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大规模购买美元，同时实行低利率，这让其他国家面临巨大的通胀压力。这就是60年代困扰西方的“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现象。

到了60年代中后期，联邦德国、日本手中拥有了大量的美元储备。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不足以兑换世界上所有的美元储备。美国为了捍卫手中不断减少的黄金，指责这些国家操纵汇率，导致美元币值高估，从而强烈要求联邦德国和日本货币升值。换句话说，美国要求盟国让美元贬值。美元贬值，同样数量的美元代表的黄金量就减少了。在金本位下，美元贬值是掠夺盟国财富的最佳战略之一。这种所谓的货币升值，实际上是要盟国为美国的霸权买单，为两霸竞争买单。盟友们当然不愿就范。面对盟国的反抗，美国甚至有人公开提出，要使霸权“货币化”（monetize）。言下之意，霸权是一种商品、一种服务，得到美国霸权保护的盟友，必须支付“保护费”。美元与黄金脱钩的白条化实现了这种战略。在安全和市场上都依赖美国的日本，除了忍受“尼克松震荡”的冲击以外，就只能在口头上表达不满。尽管有“非关联性”，但在西方和日本威胁放弃美元为世界货币时，美国暗示，一旦如此美国将不再提供安全保障。盟国别无选择，只好就范。

国家博弈遵循的是强盗逻辑。关键时候你必须让人知道谁是主宰。“温良恭俭让”一概行不通。关键时刻的这一招单边主义，带给日本心理上的负担是可想而知的。

日本就是在这种依赖型的权力结构中崛起的，也是在这种依赖型的权力结构中挑战美国的。

日本经济：跑在别人轨道上的火车

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有多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是建立在美国市场上的崛起，建立在美元上的崛起。高速运转的日本经济火车，在别人的轨道上行驶。看似轰轰烈烈的日本经济，实际上离开美国寸步难行。日本在经济崛起的同时，失去了经济独立。美国可以通过控制火车轨道而控制日本经济。它既可以让日本经济火车高速前行，也可以让它迅速停滞。表面上看，日本经济高歌猛进，大有取美国而代之的势头。实际上，日本经济的命运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一直是不平等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事实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日本作为岛国，资源极度缺乏，必须大量进口资源。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导致了对美元的依赖，日本需要依靠出口换取美元以支撑进口。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贸易为中心，以出口导向为重点。国际收支在日本经济战略里举足轻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凭借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战略优势，将自己的市场变成一种具有高度杀伤力的战略武器。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市场具有其他市场不具有的吸引力。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日本在经济重建时期（美元）流动性比较匮乏，美国市场对许多国家具有磁铁一般的吸引力。美国出于世界战略布局的需要，为了把日本纳入西方的经济体系，将日本融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其国内市场对日本大规模开放。用美国的市场推动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逐步把日本经济转移到美国市场这个轨道上来，最终使日本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附庸。美国的这种战略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成就了日本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模式。日本对美国的输出从纺织品到电子产品，再到汽车，依靠美国市场逐步提升了自己的产业。然而，这种模式加深了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和对美元的依赖。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是多方面的。根据美国国会研究中心2007年提交给国会的研究报告，日本对美国的依赖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日本在国家安全上依赖美国；日本的制造业在市场上依赖美国；日本的改革家们依赖美国的压力而推进改革。

这种模式一方面加深了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和对美元的依赖，另一方面导致了日本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美元储备的大量上升。

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究竟有多深？这种发展战略导致了二元经济结构：日元经济和美元经济。日元经济是以日元定价的经济成分，它主要是以国内市场为主，辅以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美元经济是以美元定价的经济，它主要是以美国市场为主。日本的出口导向政策和美国的市场诱敌战略，极大地推动了美元经济的发展。随着日本对美国市场出口的增加，美元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日本经济越来越依赖美国市场。在日本进行大规模改革以前，美元经济的发展和出口的增加，通过企业内部的传导机制带动了日本国内有关产业链的全面发展。出口成了产业发展的火车头。那个时候二元经济结构的缺陷还不太明显。后来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人为撕裂了这种二元经济，导致长期衰退。

超级强大的出口产业和超级虚弱的内需产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牺牲的是内需产业的发展。出口产业吸纳走了大量的资源，导致内需产业长期面临资金不足和需求不足的困境。出口冲动导致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又强化了出口冲动。这种自我循环的机制，导致二元结构越来越严重，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日本的经济繁荣建立在美国市场的基础上。我们将会看到，这种二元结构对日本后来漫长的通缩和经济停滞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是日本的一种战略失误。日本是资源极度短缺的国家，应当尽量减少对进口资源的依赖。然而，由于无法抵抗美国市场带来的诱惑，日本走上了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以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形成了以出口美国市场为主的美元经济。出口导向加深了对资源的依赖性。对美国的大量出口和顺差意味着日本必须进口大量的资源来满足美国的需要。资源短缺的日本却要在国际市场上大量买进资源，然后将它们输往美国。对资源短缺国来说，美元经济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或资源压力。这种发展战略使日本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对美国输出越多，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越大；对进口的依赖越大，对美元的依赖越大；对美元的依赖越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越大。

美国用市场这把温柔的剪刀，剪掉了日本经济得以独立自主的所有羽翼。日本经济变成一个由美国市场牵线的风筝，无论它飞多高，都受到美国市场的控制。日本经济成了美国市场的附庸。这种依赖性和任何经济结构一样，有一种刚性。要改变这种关系，就必须改变日本的产业结构、发展战略、消费方式和企业行为等，不能一蹴而就。

这种发展战略的另一个误区就是将国民财富放在别人的口袋里，进一步加大了对美国的依赖。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享有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在1971年以前，美元与黄金挂钩，日本的美元储备是黄金的记账符号。当美元在1971年8月与黄金脱钩以后，日本数目巨大的国民储备一夜之间变成了美国政府的白条。日本基于以下几点不得不接受财富“白条化”的苦果：

第一，美元与黄金脱钩，霸权成了一种有偿服务。在冷战时期，日本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这种白条实际上是日本付给美国的保护费，是日本对美国军事霸权买单的一种方式。

第二，美元与黄金脱钩，加大了日本对美元的依赖。美元依然是西方金融体系里的世界货币。日本为了支付原材料进口、为了稳定日元、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等，依然要不断积累美元。在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年代，日本还可以在黄金和美元之间选择。把美元储备当成一种战略武器，用美元储备索取美国的黄金，无疑是一种有用的外交筹码。当美国单方面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日本的美元经济除了换取美国的白条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不过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解放了美国，美国支付的所有美元都变成了白条，变成了纯粹的记账符号，美国汇率和金融政策得以更加自由地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日本巨额外汇储备的价值，从此完全掌握在美国手中。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日本所有的美元储备的价值。日本在与美国博弈中更加脆弱。

第三，美元与黄金脱钩，加大了日本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贬值，石油价格飞涨，日本石油支出大幅上升。国际收支的这种变化，使日本有了更大的美元冲动，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增加。

美元白条化的结果加大了日本对美国的依赖，使日本处于更加软弱的战略位置。这是一个与常识相悖的现象。日本免费为美国提供产品和服务，免费将国民储备的一大部分输出到美国，免费支撑美国的军事霸权，日本还通过以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对美国发放长期低息贷款。日本是美国的债主。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债权人对债务人都有一种契约权力。但是，在日美关系中，是债权人日本依赖债务人美国。庞大的债务带给美国的是对日本的一种巨大的权力。

日本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是美国市场战略和美元战略的结果。国家博弈，贸易战略有非经济目标。美国对日开放市场的非经济目标，就是要制造日本对美国的依赖，牺牲日本的经济安全。在经济交往中，不能忽视非经济战略后果；在追求财富的同时，要追求安全。这种非经济后果往往是国家权力分配的调整。在国家权力分配调整中获益的一方，处于国际“制度寻租”的有利地位，能够通过权力打击竞争对手，从而获得巨大国家利益。日本在进入美国市场和依赖美元的时候，就牺牲了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在权力博弈中已经输了关键的一筹。

市场和美元如同火车轨道的两根钢轨，日本经济就在这条轨道上运行。美国只要改变一下轨道，只要动用一下市场武器，只要动用一下金融武器，日本经济列车就可能顷刻颠覆。依赖别国的国家，无论有多富有，在权力上都是弱者，都不安全。依赖别国而同别国竞争，一定是跪着的竞争。无论日本曾经多么激烈地挑战过美国，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最后都不得不按美国的利益出牌。在国家博弈的竞技场上，这就是依赖者的历史宿命。

跪着的反抗：日本的宿命

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竞争力的加强、日本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冲击，日美之间经济摩擦渐起。这种经济摩擦成了日美经济关系的主要特点。美国和日本的贸易争端可以追溯到1956年，当时美国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对出口美国的纺织品。从那时起，两国贸易争端不断扩大和升级，涉及范围越来越宽，从钢铁、电视、机械、汽车到所有日本出口产品。20世纪70—80年代，美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经济停滞，物价上涨。而日本经济却像一台“永动机”，开足马力向国际市场进军。日本开始全面挑战美国。美国国内和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开始有人怀疑美国体制的优越性。美国感到日本对美国经济形成巨大威胁。日本对美国的威胁是全面的，包括高科技、体制和普通产业等。就高科技而言，日本在以芯片业为核心的电子产业领域，在质量和价格方面挑战美国的芯片业。美国政府当时不得不从国家防务和安全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美国在日本的全面挑战面前，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

在日本挑战面前，美国出版了许多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著作，诸如《日本第一》、《日本的全球出击》、《出售美国》等。它们用有感染力的语言风格极力渲染日本崛起及其对美国的巨大挑战和威胁。美国开始形成一种看法，日本的经济体制、产业政策、保护主义、国际拓展政策、金融货币政策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在削弱美国经济和美国霸权。尽管这是来自盟友的挑战，来自一个被拔掉牙齿的盟友、一个躲在自己保护伞下的盟友、一个没有国际政治人格的盟友的挑战，美国出于维护自己霸权地位的战略考虑，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和历史上任何霸权一样，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无法容忍任何挑战。历史上的所有帝国都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对至高无上的实力的挑战，就有可能最后演变成对霸权本身的挑战。任何挑战美国实力、体制和价值的国家，都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压制潜在的挑战者，不论这种挑战者是来自对方阵营，还是来自自己阵营，是超级大国的正常反应。美国不愿意在与强敌对抗的时候，用自己的翅膀在自己的阵营内培养一个潜在的对手。为了对付日本全球范围内的、全方位的挑战，美国开始全方位地考虑对日经济战略。

处于两霸对抗中的美国，面临一种艰难的选择：既要面对战略上的对手，又要面对潜在的对手；既要面对来自敌人的挑战，又要面对来自盟友的挑战。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美国在战略上既需要日本，又要限制日本；既要联合日本，又要压制日本；既要打击日本，又不能失去日本。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美国是如何化解来自日本的竞争的？如何不战而摧毁日本经济的战略竞争力？如何废除日本体制的竞争力，让美国体制成为唯一成功的体制？

美国当时把对日的争论限制在经济领域里。战略目的是成功摧毁日本对美国的经济挑战。对美国而言，“非关联性”成功地帮助美国把经济战争和国家安全分开；对日本而言，尽管有这种“非关联性”，由于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许多时候不得不自我约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制定了特殊的“对日经济政策”。这是一系列非常独特的经济政策，是专门为日本制定的经济政策。美国的“对日经济政策”是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一项独特的对外经济战略。到了21世纪以后，虽然美国“对日经济政策”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日本的大幅度相对衰退，已经变得没有意义。

美国的“对日经济政策”是一项广泛的经济战略。美国的目的不是一两次货币或经济战役的得失，它的目的是如何使日本这个经济上的战略对手彻底屈服，使之完全丧失竞争能力。在面对日本竞争力这个关系美国长远利益的问题上，美国不局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它谋的是战略上的成功，而且是可持续的成功。美国对日的经济战略虽然涉及广泛，但是其核心部分可以用“一个中心，三路出击”来概括。

“一个中心”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体制。在国家博弈中，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推行一种主义的背后往往是国家利益。

新自由主义反对产业保护、政府干预，认为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是经济体制上的“普世价值”。日本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充满了保护主义色彩，它依靠政府推动催生了一大批新型产业的兴起，正是这些极具竞争力的产业对美国构成了产业威胁。日本经济现代化不是“开放”的结果，而是保护的结果。日本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经济体制。正是这种经济体制，使美国价值受到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出于世界战略布局的需要，大力扶持日本。在日本经济崛起以前，对日本的这种带有浓厚的东方文化特色的经济体制和保护主义政策，听之任之。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政商学界开始激烈批评日本的经济体制，认为它有违市场经济原则，违背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尤其是违背全球化的原则。美国不仅批评日本的产业政策，批评日本的保护主义，批评日本的企业体制，批评日本的金融体系，还批评日本体制的价值核心——集团主义，认为日本经济体制不符合自由市场的精神，必须重新构造。如果说在日本经济融合进美国市场的过程中，美国基于战略目的考虑不得不容忍日本经济的这种封闭性和保护性的话，那么随着日本经济的二元化形成、日本对美元和美国市场依赖性不可逆转时，美国就开始了让日本经济体系“自由化、开放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开放”，是当今日本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浪潮在西方日益高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被当做了不容置疑的经济正统，当成了一种唯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一种唯一的目标模式。以新自由主义为中心的战略不仅可以为美国找到有效的战略切入点，而且还为美国提供了道义制高点。美国明白抢占道义制高点的重要性，这个道义制高点不仅使美国师出有名，而且还为美国赢得了国际、国内的许多同盟者，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由于美国为自己奠定了这种道义上的优势，日本一开始就处于道义上的劣势。

市场体制的提出，表明美国已经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经济战争的范围，从贸易摩擦扩展到体制改革。美国事实上把日本体制界定为“非市场体制”，美国要迫使日本放弃这种正在挑战美国的“日本体制”。只要日本接受新自由主义作为普遍的价值，日本就中了美国的乾坤掌，就否定了自己走过的道路，否定了自己的体制。钻了进去就出不来。如果日本根据自己的国情，一开始就对新自由主义大声说“不”，否定凡是新自由主义都是对的逻辑，那日本在道义上还可与美国一搏。尽管日本曾经有一本说“不”的书，却没有公开对这种原教旨的资本主义说“不”。不仅没有说“不”，而且还高声说“是”！

美国在推动日本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采取了内外交攻的策略：一方面推动日本政府对其经济体制、企业体制、金融体制实施内部改造；另一方面又通过国际金融贸易条约、多边关系等从外部压迫日本的经济改造。通过改造实现开放，通过开放推动改造。在美日经济关系中，美国认为许多贸易纠纷都与日本政府的体制、条例、政策和行为有关，改造日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成了美日经济战争的主要领域和手段。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诉求使美国师出有名，名正则言顺，接下来的就是战略重心的选择。

美国知道全面出击的弊端，而实施了“重点突破、中心开花”的战术。日美间的经济关系相当复杂，而且美国对日本的压力是多方面的。然而，从其战略结果来看，其中有三大战略重点：日元升值、金融开放和关键产业（如电子业）。而这三大战略重点都围绕一个中心：体制改革、市场开放和政府转型。

日元升值：美国从全球化角度出发，它不是一般性地指责日本汇率太低，而是指责日本汇率体制违背市场原则，要求日本放弃汇率干预，让市场力量决定汇率。由于日本在几十年中无偿向美国输出了大量的国民储备而积累了大量的美元，美元这种白条太多，在市场上自然难以卖出高价。所谓由市场力量确定汇率，无疑就是让美元贬值的同义语。日本是出口导向的经济，汇率直接影响日本经济竞争力，是打击日本经济的最佳途径，以此突破可以收到全面开花的效果。美元对日元贬值近期还可以提升美国产业对日的竞争力，大幅度减免以日元计算的美国对日债务。

金融开放：美国还是从全球化角度出发，界定日本的金融体系不符合市场经济。金融开放一箭三雕：（1）金融开放的目的就是要破解日本的财团体制，将生产企业和银行剥离开来，从而打破日本企业集团的“封闭性”，有利于外部竞争介入日本经济；（2）金融改革在破解日本银行、企业一体化财团体制的同时，从根本上破解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体系保障；（3）金融体系改革的目的是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和金融全球化。全球化金融体系的中心是美国，金融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日本金融体系依赖美国金融体系、日本的金融市场受到华尔街的控制。日本的财团体制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攻破它就破解了日本经济奇迹的体制性基础。当然这个目的不可明言。美国强调的是金融开放，强调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强调的是日本封闭的金融体系不仅对美国不公，而且对日本也不利。

关键产业：以电子产业为例，它关乎一个国家的技术地位，乃至军事安全。电子产业的成败可以说是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日本的电子产业在政府推动和市场保护下，曾发展到了让美国畏惧的地步。为了维护美国在这一产业中不可挑战的领先地位，美国着眼于废除日本经济中的那些曾经推动电子产业发展的体制性基础。只要这些体制性条件被废除了，日本电子产业的败落只是时间问题。同样，这个目的是不能公开的。美国的战略立足点还是自由竞争。

日元升值、金融开放和关键产业可以说是日本经济的三大命门。由于这三大战略重点都是以自由市场为主题的，涉及广泛的经济体制改革。美国还在日本国内找到了许多自由市场的信奉者为自己的同盟者。美国在与日本的这场世纪较量中不是孤立的，它在日本政商学界有众多的信仰相同的支持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美国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较量。这是美国步步逼近、日本节节败退的几十年，也是日本竞争力逐步丧失的几十年。日本从美国的挑战者，蜕变为被自身经济难题困扰的二流角色。

在这场经济战争中，虽然美国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兴师问罪，其实日本一开始就对美国的战略目的洞若观火、心知肚明，并竭力推诿。国家博弈着眼于实力，而不是愿望。美国为什么能够让日本在国家利益上做出那么多的让步？根源在于日本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对美元和美国市场的依赖。失去经济独立的日本已没有反抗的本钱。日本的推诿或反抗，犹如跪着反抗。在这场经济战争中，美国不仅让日本在依赖性上跪下来，还让日本在道义上跪下来。

在这场经济战争中，几乎所有的议题都是由美国提出，由美国主导，最终都实现了美国的目的。战争的主动权完全在美国手中，战争的进程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在什么时候提出什么议题。为了达成改造日本经济体系的目的，美国同日本建立了许多双边工作框架或双边委员会。以这种双边框架作为讨论两国经济问题的机制，是美国在这场经济战争中的一个长期传统。这种工作框架的特点就是“不战而胜”，通过彼此的谈判来实现美国主要的战略目标。这些框架机制，是日本跪着反抗的典型写照。

据美国国会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特别的双边框架服务于几重目的：界定影响双边关系的议题；确立解决问题的目标和手段；建立相应的机构和动量来推动和继续谈判过程。这些工作框架反映了在双边关系中美国的支配地位和问题的性质〔2〕：

它们的目的主要是单向的：日本必须废除限制投资和贸易上的壁垒，而美国不必做出任何让步。

它们被用来迫使日本放弃对贸易和投资带来非正式壁垒的政府政策和行为。

它们带有明显的或不明显的对日惩罚条款，例如，限制日本出口商对美国市场的进入。

它们一般在GATT和WTO框架以外，（后两者）不覆盖日本相关的政策和行为。

它们被设计为去影响那些为美国出口商和投资者带来最大好处的领域。

从里根开始，到布什，到克林顿，到小布什，几乎每任总统都建立有这种不平等的工作框架。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对等的政府间的工作委员会，实际上这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谈判机制。它们是美国将日本政府拉进会议室、通过商谈实现目的的方式。

在这些框架以外，美国历届政府还和日本就具体产业问题进行谈判而获得日本让步。美国政府有一个委员会，每年秋季都要发表一份“年度改革建议书”。这种年度建议书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产业、金融、市场，甚至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等。

美国实现战略目的的主要战略武器是市场，以限制日本对美国的市场进入，来迫使日本就范。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成就了美国，使美国既能把对日经济战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使其不影响双方的总体关系，又能全面摧毁日本经济竞争力。

成败的结局早已孕育在战略布局之中。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开始走上了市场开放、金融开放的道路，逐步弱化银行在其企业体制中的权力和地位，进行了一系列与国际准则接轨的改革。

第十三章
产业战争
——争雄高科技

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以来，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广泛的产业战争。产业战争有两类：一类是直接针对某些关键产业；另一类是通过全球化手段（如市场开放、货币战争、金融战争等）间接打击日本的产业基础和产业结构。直接的产业战争涉及高科技产业、通信产业、金融产业、医药和生物工程产业等。其中最典型、最具战略意义的是，美国成功地摧毁了日本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

美国是一个依靠科技霸权而独霸世界的国家，科技霸权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从立国开始，在经历了短暂的自由贸易以后，美国就把科技发展作为政府的基本国策，政府通过大量的资助推动科技发展。在一系列科技创新的基础上，产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使美国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经济体。政府推动是美国科技发展的关键因素。从美国今天那些最先进的科技的发展历史中，都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如互联网、微电子等。

美国电子产业发展的初期，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国国防部通过大量订货和提供发展基金等方式支持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电子产品的应用开始从军事扩散到商业，出现了个人电脑、消费者电子产品和由计算技术控制的工业设备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前30年中，美国在几乎所有的高科技领域及知识密集的产业上都领先世界，包括电子产业。但是，这种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美国的科技霸权开始受到日本的挑战，日本在消费者电子市场上开始逐渐与美国产业抗衡，相继出现了日立、松下等电子厂商。日本电子产品质优价廉，深受消费者欢迎。随着大量日本电子产品涌入美国，美国的电子产业受到严重打击，尤其是美国的芯片工业利润下降，甚至出现大量亏损。有人甚至预言，美国的电子产业将被日本取代。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定反制，围绕电子产业打了一场产业战。

挑战美国的高科技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的电子商向日本市场推销电子产品时，日本几乎没有电子产业，从而决定赶超。日本的电子产业不是通过开放自己的市场、通过成为美国电子产业的装配厂、通过变成世界电子产品的装配车间而迅速崛起的，日本当年之所以能叫阵美国电子产业的秘诀在于：严格的市场保护、培育大而全的电子财团、政府推动民族产业间的技术开发和合作。

1．严格的市场保护

为了严格保护国内市场，为民族产业提供必要的发展条件，日本政府没有让市场主导电子产业的发展，没有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外资进入上。日本推动电子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限制外国企业入场。为了发展民族电子产业，日本政府拒绝任何外国电子企业（无论有多先进）在日本开设任何形式的独资企业。当时日本政府对所有这类申请一律格杀勿论，只允许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日本“自给自足”的企业体制，这类合资企业无法打入日本电子产业链，大部分无疾而终。

第二，保护国内市场。通过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例如，长期实行低进口配额限制进口。

第三，禁止毁灭性“技术合作”。日本的外贸和产业部门对日本市场上的外国技术实施严格的控制，非常注意正确引导外国技术在日本企业的扩散，防止外国产业通过廉价的技术转让打击甚至破坏日本电子产业自主技术的发展。日本电子产业政策的特点不是推动和引进别人即将淘汰的技术，而是防止这种廉价转让的冲击。为此，日本政府从多方面严格限制在“技术合作”的借口下打击本土技术和产业；对各种对外的商务和技术合作的申请，进行严格审批和检查。

2．培育大而全的电子财团

日本的电子发展战略不是要使自己成为世界最大的加工厂或组装厂，而是要发展独立、完整的电子产业。日本催生了几家大而全的电子产业的龙头企业，如松下、日立、索尼等。每一个这样的企业本身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高科技产业链条，财团成员之间是一种纵向合成的商务关系。这个财团的关键是“全”，几乎所有技术、所有配件都由自己成员提供，而不是向外购买，外部企业包括外国的企业很难打进。这种大而全的企业体制有效地保护了日本电子产业的崛起，促进了日本的整个电子产业的发展。由于几家电子财团的相互竞争，为技术进步提供了足够的市场压力。

由于这些保护措施，美国电子企业很难打入日本市场和日本电子产业。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电子厂商占日本市场的30％。以后一直下滑。到了1977年，美国电子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占有额达到80％，在欧洲市场达到60％，在日本则微不足道。所有外国企业（欧美）在日本电子市场的占有率总共只有10％。

3．政府推动民族产业间的技术开发和合作

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电子产业群体和产业链的兴起，日本开始缓慢放松正式的贸易限制和外国投资。随着日本企业在国内市场面临不断增加的外国同行竞争，日本政府开始强力主导民族电子企业在科技开发上面的通力合作。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通产省将彼此竞争的电子财团召集在一起，大量出资资助跨企业、全行业间的联合科技开发和合作。这种共同开发的范围涉及产品开发、市场开发和产品的合理化研究等。推动这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的合作，成了日本提升电子产业的鲜明特征之一。这种合作有利于调动全行业的智力资源为民族产业的发展服务，有利于民族产业的标准化，有利于推动产品的升级，有利于避免民族产业间可能出现的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那时，美国有些研究机构预言，日本正向成本和质量上的领先地位进军。

这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推动了民族产业的飞速发展。日本形成了六大在国际、国内有极大竞争力的电子龙头企业。这些企业控制了日本国内电子市场的90％，而且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上升。这六大企业都有自己的完整的纵向产业链，它们都是有日本特色的著名财团，背后有财力雄厚的大银行支持。日本形成了完整的电子产业群和完整的电子产业链。这种产业的完整性为日本电子产业带来了高度的独立性，使其不依赖于美国的电子产业，不受美国电子产业的支配，甚至对美国的电子产业构成了挑战。

由于日本企业成功的世界市场战略，日本电子产品开始走向全世界，开始从美国电子企业手中夺走市场份额。日本的电子产业开始在全世界挑战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电子产业大有超越美国的势头。日本的电子产品风靡世界，横扫欧美；日本的消费者电器价廉物美，成为全球追逐的对象。日本在电子产业方面宣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日本要开发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要开发最先进的计算机，甚至要挑战美国的计算机技术。

美国电子产业：风雨飘摇中的反击

日本的电子产业对美国电子产业上的霸权提出了全面的挑战。美国不仅无法打开日本的电子市场，而且连美国本土市场和世界市场都感受到日本的威胁。这种广泛的威胁，覆盖最终产品和生产领域。美国电子厂商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失去大量的零配件订货。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电子厂家已经取代美国电子厂家，成为美国消费者电子市场主要厂家。像电视、电子游戏、收音机等消费者电子产品几乎都由日本厂商主导。

日本电子产业不是组装基地。终端产品的大量输出，没有带动美国电子零配件对日本的出口。日本财团自给自足，富有团队精神。所有配件都由财团内部提供。日本电子产业的蓬勃发展，从产业链的每个环节挑战着美国电子产业。美国电子产业终端产品市场的丧失，同时就是电子产业链里面所有环节（配件）市场的丧失。其中，遭受打击最大的就是芯片商。

美国电子产业在日本的进攻下，不仅在自己的家里丢城失地，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备受挤压。价廉质高的日本芯片在世界市场上与美国芯片逐鹿，后者面临被日本厂家取而代之的困境。美国业界风雨飘摇，一片“狼来了”的呼声。二十几年后称雄世界的硅谷电子企业，当时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政府。

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必然带来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间利益再分配。同一个产业里关键利益集团没有达成共识以前，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贸易战略。美国产业体制和日本的财团制度不一样，处于不同产业环节的企业间彼此竞争，难以协调。尽管美国电子产业界和产业专家很早就高呼“狼来了”，但由于利益纷争，没有达成产业共识。美国政府也就没有真正的对日电子产业战略。

面对日本与日俱增的竞争压力，美国当时最重要的五家电子厂家终于暂时搁置各自的利益差别，走到一起。这五家厂商的CEO于1977年年初聚会，他们在会上对无力穿透日本市场而深感无奈。其中每家公司都在日本建立了合资企业，有销售机构和服务机构，但是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在日本的市场份额逐年下降。让它们备感挑战的是，日本对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

最后它们得出结论，日本电子产业的成功是在美国倾销的结果。

1977年3月，在会议达成的共识的基础上他们成立了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这个协会在分析日本产业竞争行为的基础上，决定立即行动。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搞“材料”。建立一个数据库，专门用于收集行业的订货产销，为证明日本的市场倾销行为提供数据。第二个行动是成立一个“政策小组”。这个政策小组由美国主要芯片厂的CEO组成，包括英特尔和超威（AMD）的CEO。这个小组的任务是探索美国厂商所有可能的战略选项。这个委员会最后达成共识，为了保持美国电子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政府必须介入这次争端。

在美国电子产业试图掀起一场全面的产业战争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雇用了一名著名的律师——艾伦·沃尔夫（Alan Wolff）。艾伦·沃尔夫曾经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副大使，在华盛顿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深刻了解美国政府运作方式，尤其是里根政府对日贸易决策的方式。艾伦·沃尔夫马上成为美国电子行业和美国政府的桥梁。他的律师事务所马上向美国政府通报日本电子产业的倾销行为和对美国电子产业的挑战。他们主要是向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通报，再由这些部门向总统汇报。

通过密集的游说，美国政府认同了半导体行业协会的基本立场：日本违背了市场规则，滥用倾销的方式向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推销其电子产品。美国政府通过有关渠道知会日本政府，假如日本不改变倾销行为，美国将会用政治和法律手段解决这种争端。一场美国政府主导的围绕芯片产业的产业战争就此开始。

贸易和安全：霸权皇冠上的明珠

要了解这场产业战争，我们需要了解美国政府对高科技的战略立场。

高科技上的垄断地位，是美国霸权的基石。电子产业是美国的“战略产业”，是霸权皇冠上的明珠，对国家安全有巨大战略意义。日本对美国电子产业的挑战，触及了美国霸权的一块重要基石。假如日本成功地把这块基石抽走，美国霸权将从此动摇。

1987年，美日两国间的电子产业战处于胶着状态。美国国内有一些利益集团认为，由于日本芯片质优价廉，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美国应当让盟国——日本成为自己的芯片提供商。美国消费电器生产商和芯片厂商的立场也不一致。消费电器生产商出于自己的利益，偏好价廉物美的日本芯片，大力提倡美国应当接受日本对美国电子产业的挑战。还有人从消费者利益出发，指出日本电子产业大举进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国电子产品价格降低，有利于消费者。这种观点从纯粹的比较利益角度认为，美国应当放弃“落后”于日本的芯片工业。

鉴于高科技对美国防务的重大意义，美国国防部专门设立了“有关国防芯片依赖性工作小组”（task force）研究这个问题。1987年2月，美国国防部属下的国防科技委员会（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 Defense Science Board）发布了“关于国防电子技术的依赖性”（Report on Defense Semiconductor Dependence）的报告。这篇报告从军事和国家安全的战略角度讲述了电子产业的重要性，回答了美国国防对外国芯片技术的依赖性问题。美国的军事战略是依靠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先进武器系统，来削弱对手在数量上的优势。美国所有先进武器系统都建立在无比先进的芯片技术上。报告指出，美国高精尖武器对外国芯片的依赖性当时还较小，假如美国不采取立即行动，美国防卫将来会高度依赖外国技术。美国在电子领域这类关键产业里的领先地位正在被快速蚕食。技术领先地位的下降将对民族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对美国国防部有可以预见的影响。开宗明义，该报告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指出，美国提供技术先进的武器的能力，正在危险地递减。该报告间接承认美国芯片业的相对落后，承认存在着对美国防务体系至关重要的技术优越地位的挑战。〔3〕该报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了以下观点：

·美国武装力量依赖高科技打赢战争。

·电子产品能被广泛应用。

·芯片是决定电子产品领先地位的关键。

·有竞争力的生产规模是决定芯片业领先地位的关键。

·生产规模要由商业市场支撑。

·美国在（芯片业）商业化上面的领先地位已经丧失。

·芯片的领先地位不久将转移到国外。

这些观点概括起来就是：芯片对防卫十分重要；芯片业的生产规模必须由商业市场支撑；美国必须保护芯片业的商业市场。这项报告的关键是它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上的优先顺序。在一个国家的产业战略和贸易战略中，国家安全利益压倒任何经济利益。纯粹从经济角度、从国际分工角度来处理关键产业，是一种不顾国家长远安危的行为。在国家博弈中，需要的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战略家，而不是只会计算短期效益的账房先生。假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决定承认日本在芯片业上的优先地位，放弃自己的芯片产业，今天的美国，将没有英特尔这一类的芯片厂商。今天占据世界芯片业鳌头的将不是美国而是日本。美国不仅在消费电器上，而且在计算机上、在防卫系统上将全面依赖日本。美国的计算机等高科技产业，将建立在日本的芯片技术上。美国的战略安全将建立在对日本芯片业的依赖上。依赖于人必受制于人。依赖别人的霸权，是受制于人的霸权。

这里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没有人提及的秘密。美国为了维持军事技术上的霸权，一直限制关键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假如日本在芯片业上取代了美国的霸权地位，无疑将增加美国控制这类技术扩散的难度。那时候，美国将无法直接控制这种扩散，而必须通过日本。该报告认为，更关键的是，电子配件和系统能力向海外转移，使苏联得以从这些地区获得这些技术，这无疑是对美国霸权和安全的另一种潜在的威胁。〔4〕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选择。美国决定大力打击日本芯片业，大力扶持美国的芯片业。美国国防部对扶持芯片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研究经费、大规模增加订货等。

总战略的形成：从“反倾销”到全方位

美国在这场产业战争中的战略有一个从“反倾销”到全方位的形成过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本低廉、质量可靠的日本电子产品像洪水一样涌进美国市场。不仅如此，日本芯片厂商是大财团的一部分，这些大财团规模巨大、产业多元化、财力雄厚，企业之间通过内部供销价格彼此分担成本。这种企业结构使日本芯片厂家能够在市场下滑时，较好地承担亏损。而美国芯片厂商大多数是高度分工的产品单一的企业，规模较小，在财务上对市场波动非常敏感。80年代，美国的高利率政策导致了经济衰退。美国芯片业面临需求降低、利润下滑的困境。

1982年2月，里根政府甚至考虑过国防部的一项建议，从国家安全的角度限制从日本的芯片进口。1982年3月，美国商务部官员对日本的官员表示，美国将调查日本芯片商对美国的廉价倾销，并可能动用政治的、经济的手段解决这种倾销问题。日本通产省马上给日本产商下达了出口指南，要求这些产商自我压缩对美出口。日本厂商开始自动提高对美国的出口价格，自动减少对美国的出口。日本厂商提价和减少对美国出口的结果，导致美国市场芯片价格的持续上升（美国价格几乎是日本价格的两倍）。到了同年6月，美国司法部告知日本通产省，他们正在调查日本厂家用卡特尔等手段在美国市场上限制数量、抬高价格。3个月以前，美国抱怨日本低价倾销。日本做出反应以后，美国又抱怨日本实施价格抬高。日本对美国的这些做法感到非常困惑和不解。

这些行为表明，美国对日本芯片商的战略正在逐步变化。美国在指责日本芯片厂商时，开始从理论上勾画日本厂商的寻租方式：在初期通过大规模的倾销占有美国和世界市场，将竞争对手挤兑出局。然后，通过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彼此合作，并在政府的支持下限制数量、抬高价格、寻求“垄断租金”以补偿前期的大量损失。有了这种“寻租”理论的支持，日本厂商除非自残，在这场产业战争中注定进退失据。日本不彻底丧失竞争力，美国不会罢休。

从那以后美国形成了一种完整的战略：指责日本政府和日本芯片商战略性密谋合作，通过这种特殊的“寻租”方式，打击美国芯片业。美国从此真理在手。加上日本对美国的依赖，美国立于不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芯片商诉求的“反倾销”远远无法达成美国政府的战略目的，美国必须要有一个全方位的战略。

在此之前，美国商务部主要是通过威胁和诱逼的方式，迫使日本通产省干预日本厂商的行为。现在双方都开始寻求通过正式的双边会谈来解决这场贸易纠纷。在双方官员的交流中，关于建立一个双边的“工作委员会”来解决围绕高科技的贸易摩擦的建议开始浮出水面。1982年春成立了日美高科技工作小组（HTWG）。这个工作小组由日本通产省、美国商务部和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组成，第一次会议于1982年6月在美国夏威夷召开。双方同意将主要解决芯片业、通信业和计算机产业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芯片业的问题。同年11月，委员会达成了《关于原则问题的协议》，该协议于次年2月为双方政府批准。

“虚中求实”：“剥洋葱”战术的妙用

《关于原则问题的协议》一个广泛而务虚的协议。该协议确认高科技的重要性，确认自由贸易和投资对维持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性，确认必须防止违背竞争和掠夺性市场行为；同时呼吁给予彼此的企业进入对方市场以平等的国民待遇，给予平等的投资和补偿。美国在这个协议中扩大了纷争范围，将其覆盖到高科技的所有方面，如计算机、通信等。这个协议中涉及芯片产业的部分，只呼吁建立一个双边小组，处理数据收集和规划处理双边纠纷的长远框架。这项双边协议只是一种原则文件，没有具体实施方案和机制，没有报复条款，是一项“务虚”的协议，从而轻易获得了日方的同意。为了避免日本国内的反弹，美国国务院和日本外务省还对本来就十分模糊的文件进行加工，使其变得更加模糊。这种模糊为日后美国的利己解释埋下了伏笔。

美国在这一系列的谈判中的目的十分明确，而且有限。当时两霸对抗，美国需要日本，不愿伤害与日本的总体关系。美国既要维护与日本的战略联盟关系，又要打击日本在电子产业上的领先地位。在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影响下，美国政府确定的谈判底线是：争取日本对市场开放的原则承诺；假如日本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为了不影响两国间的总体关系，美国不会采取报复行为。在这一底线下，美国自动限制了自己的短期目标。

其实，这个貌似没有实施细则的原则协议有很深的战略思考。前面我们曾简短地回顾过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历史，其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市场保护、自给自足的企业制度和强势的政府推动。正是这一系列体制和政策因素，限制了外国企业的进入。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原则协议实际上直接指向日本电子产业的核心。在这个原则协议上，日本轻易而不自觉地做出了重要战略让步。这一让步，抽走了日本电子产业优势的体制和政策的合理性；这一让步，使如日中天的日本电子产业忽然失去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这种战略性败笔，以后所有的战术失败早就在美国的成算之中。

从里根政府以来，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战争的主要战术是“剥洋葱”。先是提出一个原则性意见，对关键的问题往往一笔带过。在获得日本认可以后，再在这种原则上就关键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这是一个典型的“剥洋葱”例子。

在国家博弈中从“务虚”开始，以长远的战略立足是美国在许多国家博弈中的经验。以中国的入世谈判为例，中国谈了十几年，谈的是什么？后来中国主导谈判的官员披露，那艰难的十几年谈判，谈的是四个字：“市场经济”。中美间关于入世的谈判被别人变成了关于“市场经济”的谈判。大家知道，中国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时，可没有把市场经济定位为原则基础。“市场经济”貌似务虚，但是不要小看“市场经济”这四个字，一旦它成了谈判的原则基础，中国的经济体系、中国的产业保护、中国的市场保护等都成了谈判的内容，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都成了别人讨价还价的对象。中国后来的所有不平等的让步都在这四个字当中。

虚中求实，国家博弈的惯例。

在日方接受了市场准入的原则以后，美国开始需要细节了。在美国的压力下，两国在HTWG的框架内于1983年开始了第二轮谈判。假如第一步是得到原则同意而没有衡量标准和实施细则的话，这一次美国的目的则是“不用（美国）主动要求，（而从日本）得到可观的让步”。由于市场准入已经成了原则基础，日本在要不要美国企业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方面已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而美方要求订立实施细则也占了道义上的优势。所以，美国有信心“不用（要求）”就能得到对方的让步。

双方于1983年11月的新协议中，宣布了建立在两国间降低电子产品关税的时间表，增加双边的投资机会，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程序，将两国政府间有关电子产业的会议正式化、正规化和机构化。日本通产省还以日本政府的名义“鼓励日本电子产品的使用者为以美国为基地的电子产商提供更多的机会”。美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许真的没有主动要求）。

在这段时间，美国最重要的收获是日本全部废除芯片关税和知识产权保护。针对美日的贸易争端，美国1984年立法通过了301补充条款，扩大了关于不公正条款的定义。

但是，美国电子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仍在继续下降。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开始以国家安全和经济的理由向美国政府的各种机构和各种分支投诉日本电子产业的种种“不公正贸易”。SIA甚至开始指责日本政府。然而，日本企业却认为，他们在世界市场上份额的上升源于高质量、低价格、高效率和在开发上的高投资。而美国企业在日本市场上的裹足不前，是美国企业努力不够，不了解日本电子市场的独特性。

双方认知上的这种差距为进一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尽管如此，美国在这一阶段的战略姿态总的来讲，是一种低姿态。

301起诉：美国政府立场激化

1984年，世界芯片市场戏剧性地上扬——增长46％。双方的紧张关系大为缓和。但是，这种蜜月期仅持续了一年。1985年，世界经济萧条严厉打击了世界芯片产业。由于计算机销售的大幅度下降，世界芯片销售急剧下降。美国芯片下降了30％，许多企业销售下降、价格下降、利润下滑，大量解雇员工，在破产边缘挣扎。美国芯片产业把这些困难归咎于日本的倾销，再加上美国对日本市场的份额从12％下降到不到10％，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芯片生产国。

美国的一连串努力没有改变美国芯片业的颓势，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美国开始为自己芯片业的困境寻找替罪羊。美国芯片商和他们在政府里的支持者普遍认为，过去的渐进主义的、低姿态的战术不能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SIA开始指责具有渐进主义精神的HTWG在1983年的协定空洞无力，日本没有兑现它做出的承诺。不过在一片指责声中，也有美国人为日本芯片业唱好。日本芯片业的美国客户曾经站出来公开为日本企业辩护，他们指出日本芯片质量高、价格低。美国电子龙头企业惠普曾公开指出，日本问题芯片比例只有美国芯片的10％！但是，这场产业战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原因，美国的战略目的是要维护美国在芯片业上长期垄断的优先地位。美国国家利益和产业利益在这里是完全吻合的。

到了1985年春，美国芯片业相信，假如政府不迅速采取严厉的措施，整个芯片产业将在与日本的竞争中消亡。在1985年年初的会议上，SIA经过激烈争论，就应当对日本采取什么行动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对日本采取激烈行动。美国电子产商还于同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与欧洲芯片厂商会商，力图建立起国际统一战线。但是，欧洲出于自己的利益，与美国的立场相去太远，无法达成协议。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欧洲希望美国将其在欧洲的市场份额让出一部分，作为合作条件。SIA无法接受欧洲的条件，谈判破裂。不过它保证将向欧洲国家通报对日的（报复）行为。

和美国其他贸易战争一样，这场贸易战争的前驱者依然是商业集团。在SIA达成一致协定以后，美国电子产业开始给美国政府提供介入的平台。1985年6月14日，SIA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日本电子产品的倾销提起了诉讼。这就是著名的301条款起诉。一个星期以后，美国另一家非SIA会员公司也就日本电子业的倾销向美国商务部提出诉讼。SIA在起诉中把矛头直指日本政府，指责日本政府在日本积极建立了一个违反竞争原则的、具有歧视性的市场结构，这种市场结构阻碍了美国芯片进入日本市场。同时还指责日本违反了GATT的XI条款和HTWG条约。后来，美国商务部决定自己起诉日本芯片商，指责日本芯片商以远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美国市场倾销，有的产品低于成本几乎达到成本的34.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接受了这项起诉，并于同年6月11日宣布进行301条款的调查。SIA还获得了国会的支持，他们动员了180名议员给政府写信表达支持。尽管有些政府部门对此表示保留和反对，尤其是那些希望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的人，但是鉴于对外国芯片业的依赖对美国安全的潜在威胁，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支持这个起诉。

对美国政府而言，决定这个案子的核心是国家安全利益。

在整个事件中，美国当时的贸易代表尤特（Yeutter）成为“芯片业对美国经济和国防有双重战略重要性”的坚定倡导者。美国副贸易代表在回忆这一事件时这样写道：

当MICRON的反倾销案子提交以后，我们（尤特和迈克尔·史密斯）正在加拿大参加一个会议。当我们能选择离开时我们立即赶回美国审查这个案子。我们迅速认识到我们手上的这个案子远比反倾销大得多。

我们的（芯片）技术和质量是不比日本的好，可能还更差。但是，我们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情报局的通报中感知到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不能承受（美国）失去芯片生产能力的后果。所以，长话短说，我们决定去进行一场重要的谈判。

我们的感觉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但是我们从某种角度感到（这是一场）关系美国皇冠上的明珠的（贸易纠纷）。我们曾被非常受人尊敬的人所告知，芯片业关系美国未来的关键。假如你失去了（芯片能力）你将变得依赖别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能依赖别人吗？我们的判断是：不能。〔7〕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1）日本的芯片业比美国先进。这是事件的根源。（2）从国家安全角度美国不能丧失在芯片业上的领先地位。（3）芯片业关系到美国的未来，所以不能简单地用比较利益、国际分工来衡量。贸易纠纷有时候不是贸易纠纷，它的背后是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博弈。贸易战略要为国家的安全和长远战略服务，贸易战略不能凌驾于国家安全之上。

日本对美国的高科技挑战是全方位的。不仅芯片业，整个计算机产业也受到挑战。美国当时的贸易代表回忆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位熟悉该产业的专家告诉我：‘不要再在芯片上浪费时间了。芯片业完蛋了。你应当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拯救（美国）的计算机产业上。那是下一个（倒塌的对象）。’不过我最后决定，我尚未准备好去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芯片业已经不可挽救。而且，我感到它事关国家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高于任何经济利益。不过我不能公开谈论此事，因为（这些信息）列为保密，因为它表明假如美国变得依赖日本成为我们芯片的来源，我们在防务和其他方面有多脆弱。〔8〕

贸易代表首先考虑的不是比较利益，而是美国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大国博弈呼唤这样的贸易代表，安全的角度是战略的角度。从这个角度看，中国20世纪80年代关于大飞机、计算机产业，关于开放中国国防产业的决策，看不到安全战略。在国家博弈中，短期经济利益考虑多了，国家安全利益就少了；自由贸易迷信多了，技术和产业独立就少了。美国是自由贸易的优秀的教员，但愿那些迷信自由贸易的人能被这个教员唤醒。

就在美国政府思考对日对策时，美国出现了一系列后来对美国政策有极大影响的报告。这些报告宣称日本存在一个影子“九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日本主要的芯片厂商的销售代理组成，他们定期会晤以决定价格、市场份额等。报告还称日本政府有人知道这个“九人委员会”的存在，甚至通产省还曾派人出席过会议。言下之意，日本芯片业整个就是一个卡特尔，一个有政府介入的卡特尔。日本坚决否认这类报告的真实性。这类报告强化了美国政府的立场。这类在国家博弈中产生过重要作用的报告，是如何产生的，其真伪如何，至今是谜。有意思的是，对这样一类对国家贸易战略发生巨大影响的报告，对其中提及的“九人委员会”的真伪，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确认。国家博弈，虚实相间。不同的利益需要不同的事实。强者大胆假设，弱者小心求证。

按照美国法律，在SIA起诉以后，日本有一年多时间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否则的话，美国总统（里根）有权以他认为适当的方式报复日本。

日本芯片业衰退的开始

在这一连串的压力面前，日本政府开始后退。日美两国于1986年9月正式签署了《半导体条约》。这个条约主要有以下规定：

（1）日本不仅必须停止在美国市场的倾销，而且停止在其他市场的倾销（为美国占有其他市场开路）。这为美国在国家贸易博弈中立下了一个先例——双边贸易条约对在第三国的行为有效。同时日本厂商必须保留详细的成本记录，以确定“公平价格”。公平价格等于成本加8％的利润。日本厂家可以以高于“公平价格”出售，但是不能低于这一价格。这种“公平价格”还会导致日本芯片产业内部的竞争。成本低的产家，可以低价出售；而成本高的厂家，必须高价出售。行业内部在海外的恶性竞争将由此开始。

（2）日本将鼓励并期待外国芯片商扩大在日本的市场份额。在附件里还规定，美国企业将获得高达20％的市场份额。在日本政府的要求下，这一条款成为秘密条款。这20％主要是对美国而言的，当时整个欧洲芯片业在日本的市场占有率不到1％。

（3）美国将放弃301起诉。

这个条约是日本芯片业衰退的开始。第一，这个条约将延长日本芯片产品周期。根据这个条约，日本不仅在美国市场、在国内市场，而且在欧洲市场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芯片产品是一个更新很快、产品周期很短的产业。为了缩短产品周期，在新产品出来以后，厂商一般大规模低价出售老产品，甚至以低于成本价出售。这是该产业的通常做法。由于这个条约的存在，日本企业不能再实施这种做法，不能低于成本价清理老产品。新产品出现和老产品压库，导致企业产品周期延长。第二，保证将高达20％的国内市场份额让给外国竞争者，相当于美国厂家拥有20％的垄断市场，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第三，这个条约导致日本芯片厂家的竞争。日本芯片业的发展，有赖于产业间的协同合作，而且日本政府鼓励这种合作。这种合作在这个条约面前即将崩溃。

日本通产省为了避免日本企业间的不良竞争，对出口规定了统一的最低价。这种避免行业内部竞争的政策，马上受到美国芯片业的反击。在条约签订以后，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马上向美国政府抱怨，日本的倾销没有停止，美国企业依然无法进入日本市场。如果这不是太心急，就是精心策划的步骤！

在倾听了芯片业的抱怨以后，1987年3月，条约签订后仅仅6个月，里根政府鉴于日本没有执行1986年的协议，决定对日本进行高达3亿美元的进口限制。限制包括日本产的电视、计算机、电动工具及其他产品。美国政府的进口限制别出一格，具有很深的战略用心：第一，这些产品都可以由第三国替代（对美国没有影响）。第二，芯片业产品不包括在内。这种由芯片产业引起的贸易争论，带来了对非芯片产品的进口限制，在日本国内造成了巨大的分裂，非芯片厂家开始纷纷抱怨芯片厂家没有遵守协议。第三，美国政府旨在提醒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政府和芯片厂商彼此扮演了双簧角色。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声明，不对政府的禁运采用任何立场。旨在表明，政府进口限制是中立的，责任全在日方。美国政府宣布，进口限制将一直持续到日本完全遵守1986年条约为止。美国的这种进口限制一直持续到1991年。

美国通过301起诉，换来了1986年的条约；通过进口限制，推动条约的实施。连环战术的背后，是日本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市场成了武器。

在美国全力以赴拆散日本芯片业的产业联盟时，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得到了政府批准，成立了由14家美国芯片厂商组成的“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这个联盟将运用产业基金和政府的资金进行新技术的开发，将引导美国芯片业进入新阶段，将开发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产品。与此同时，日元的升值（美国一手导演）迫使日本芯片厂家提高出口价格。

为了打入日本市场，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于1988年邀请日本电子学会到加利福尼亚州访问。在双边会谈中，美方大讲在日本设计、生产、专门使用美国（外国）芯片的最终产品的好处。日方回国以后成立了“外国芯片使用者委员会”（UCOM），四处举办讲习班推动美国芯片进入日本市场。日本还成立了“外国芯片厂商销售协会”（DAFS），作为美国芯片商在日本的销售商的联系中心。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还在日本成立了分会。美国厂商、日本用户和美国产品的销售者，终于协同起来，全力以赴打开日本的芯片市场。

江河日下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日芯片条约即将到期，布什政府重新评估美日间的芯片条约。美国国内关于电子产业的自由贸易的呼声再起。在国家安全考量下，美国决定续签这个条约。1991年7月的新条约，将20％的目标从附件移到正式文件中。不仅如此，条约还以1992年12月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期限。与此同时，“公平价格”和剩下的进口限制全部取消。美国商务部还宣布，日本必须改善市场进入条件。为了在最后期限以前实现20％的目标，美日采取许多“紧急措施”改善市场进入。

1992年，美国芯片产业重新获得失去的市场份额，与日本同为世界最大芯片出口国。1992年四季度，20％的目标得以实现。1993年，美国取代日本再度成为世界最大的芯片出口国。由于技术研究的进步、新产品的开发、大规模的投入，美国芯片业迅速发展。美国政府在拆散日本政府对芯片业的支持的同时，大力扶持芯片技术和产业的发展。1994年，美国副总统戈尔和商务部部长、能源部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高调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美国将大力扩展政府和私营企业的合作，强化美国在芯片产业的领导地位。1994年，美国企业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相当于1986年的2倍，外国企业的20％的目标已经实现。日本贸易大臣为了摆脱美国加在日本芯片业身上的枷锁，在条约即将到期时，抢先公开宣布这个条约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美国却宣布延长这个条约。日方要求以多边条约取代双边条约，废除数量目标和指数。然而，在美国的压力下，两国在原有条约的基础上签署了新的条约。

这场产业战争，从议题，到时间，到方式，全都由美国确定。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发生了一场高科技革命。美国还利用市场武器，大量培植对手的对手。在90年代中后期，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芯片和电子用品，开始大规模涌进美国市场和世界市场，对日本构成全面挑战。加上后来日元大幅度升值和金融改革，导致日本电子零配件价格上升，出口厂商开始要么在海外寻求便宜的零配件，要么将零配件生产转移到海外，扭断了日本财团内部传统的产业链，日本电子产业作为整体从此繁荣不再。再后来，日本为一次漫长的经济衰退所困扰，日本的电子产业江河日下。进入21世纪，昔日的挑战者丧失了所有优势。不仅日本的芯片产业，而且整个高科技产业被美国远远抛在后面。曾经与汽车产业一道带动日本经济的电子产业已经弱化，步入穷途。索尼、三洋和先锋先后发生严重的亏损，被迫重组。其他许多企业则在挣扎中求生存。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电子产业非常重要，这一行业的衰落使整个日本经济阴云笼罩。

第十四章
货币战争和金融战争

金融改革是日本经济全球化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历了两件改变日本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大事：货币战争和金融战争。外力压迫下的货币升值和金融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结构性的改变，使日本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型为金融资本主义。这一变化摧毁了日本经济奇迹赖以存在的基础——拆散了日本银行和企业的传统联系；拆散了日本财团内部的紧密联系；扭断了日本出口产业的国内产业链；催生了日本的资产泡沫；改变了日本的增产方式；恶化了日本的二元经济关系；导致资本的大规模外流。货币开放和金融改革的结果，使美国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的权力不断上升，削弱了日本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自主性，导致日本反危机无能为力。面对这种情况，日本进一步实施了大规模的金融改革和进一步的出口导向战略，实行大规模的产业全球化，结果导致产业的进一步空心化，日本从此失去了几乎30年的时间。日本的失误是没有果断改变出口导向战略，没有发现金融全球化之下的陷阱。

日元升值、金融全球化和出口导向，是日本无法走出长期衰退的根本原因。

美联储的第13储备银行？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间表，日元于1965年实现可自由兑换。美国开始了要求日元升值的战略，这场持久战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变化。日本的经济崛起不仅威胁到美国，而且威胁到其他西方国家，导致它们加入美国对日联合阵线。由于美国态度强硬以及日本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日本最后不得不吞下日元升值的苦果。

20世纪80年代是里根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美国加大了对苏联的战略压力，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与此同时，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指引下美国又大幅降低了税率，结果导致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大幅度攀升。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美国实施了高利率政策。高利率导致美元大幅度升值，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有力地支撑了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美国再次选择了以国际资源来达成自己战略目的的战略。

对其他国家而言，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会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然而，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却持续走高，美元的购买力在世界上持续上升。在当时两霸相争的情况下，西方只有美国是唯一安全的港口，美元是唯一安全的货币。尽管美国经济有诸多问题，西方依然追逐美元。美国得以靠印钞机支持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

随着大批物品流进美国，大量币值被高估的美元流向了世界。美国的外贸赤字、财政赤字和美元高估同时存在，这种违背经济学常识的现象，使其他西方国家不安。许多人担心，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最终会导致世界金融秩序的混乱。美元高估和美国双赤字并存是当时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中心议题。

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发起货币战争的战略时机。

美国发明了一种理论（美国重大战略一般都有独特的理论支撑）。这种理论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日元币值被人为低估造成的。日本政府操纵汇率，使日元汇率背离市场，导致美元高估，从而导致美国（对日）出口竞争力下降，贸易赤字增加。总之，困扰世界金融体系的美国双赤字和美元币值高估，是日本政府违背市场原则造成的。只要日元升值，汇率由市场决定，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这种符合经济学常识的推理，为推销自己的国家利益找到了理论依据，并成功地建立了国际统一阵线。

《广场协议》是G5在1985年一系列秘密磋商的结果。为了确保日元升值不会沦为日本开出的空头支票，为了把日元升值的主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美国提议G5一共拿出150亿美元来从事外汇干预，迫使美元对日元贬值。由于G5政府干预的成功，日元从240日元兑1美元升值到1985年年底的200日元兑1美元。到了1987年，日元币值几乎翻番。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功的国际货币干预。G5共同出击，全力以赴，瞄准日元，终于达成日元升值的目的。在日元升值过程中，日本大幅度地下调了利率。低利率政策旨在减轻日元升值的压力，降低日本企业的借贷成本，缓解通缩压力，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以达到维持其国际竞争力的目的。然而，低利率政策加上日元升值的预期带来了日本的资产泡沫。有人因此戏称日本银行为美国第13储备银行。

《广场协议》签署的时间是理解一切的关键。如果《广场协议》在5年以前，即在日本金融体系改革以前签署，其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会被日本原有的银行金融体系化解到最小限度。它至多会导致日元升值，但不会导致日本整个银行业的危机，不会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停滞。然而，《广场协议》恰恰是在日本大规模改革和开放了银行体系、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后出台的。这一系列的改革，使日元升值起到了严重打击日本经济的目的。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历史，很难不认为日本金融体系改革和《广场协议》二者在时间上的吻合，不是一种精心选择的结果。

它使日元升值预期中的资产泡沫成为可能；

它使日元升值中的国际投机者的操控成为可能；

它使日本银行体系遭受战略性打击而失去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功能成为可能；

它使日本在日元升值后跌入流动性陷阱成为可能。

日元升值加上金融改革彻底摧毁了日本传统的银行体系，成为日本经济从工业资本主导转型为金融资本主导的重要契机，使日本走上了漫长的经济停滞的一步。

日元升值，是一场漫长的货币战争。这场战争从1965年日元实现可自由兑换开始算起（那一年，美国第一次要求日元升值），美国花了20年；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算起，日本抵抗了14年。20年的较量，最后日本不得不完全认输。在《广场协议》以后的头两年里，日元升值达56％。在这场货币战争中，日本当初态度强硬，而后节节败退。由小退到大退，最终全盘皆输。日本在这场货币战争中的教训至少有两点：

第一，国家经济发展不能建立在出口导向战略上，否则受制于人。从1965年算起，日本有20年时间可以调整经济战略，减少对美国市场和美元的依赖。其间日本采取了出口多样化的策略，但由于欧洲相对封闭、发展中国家市场容量狭小，日本终究无法改变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市场的开放性和市场容量，是世界其他市场无法代替的。只要日本坚持出口导向，美国市场在日本经济中的作用就很难代替。出口导向战略、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决定了日本在货币战争中失败的命运。而美国则看准了美元和美国市场在这场较量中的战略打击力，日本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对美元的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使美国得以轻易地将自己的市场作为一种战略武器来运用。运用之妙，令人钦佩。在美国国内，行政部门和国会又配合默契。大棒加胡萝卜，威胁加利诱，最后日本不得不屈服。出口是日本经济的命脉。日本是一个岛国，出口导向一半是宿命，一半是失误。假如这战略发生在一个国内市场比日本广阔的大国身上，就不是宿命，而是失误。

第二，日本的教训还告诉我们，两国经济金融对垒，在价值标准上不能随人家起舞。美国一开始就将日本置于道义的被告席上。美国强调市场的“普世价值”，强调由市场决定汇率，要求日本减少政府对汇率的干预。假如随这种“普世价值”跳舞，你别无选择，只能跳别人的规定动作。其实汇率由市场定义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元和美国经济几乎没有汇率风险；而日元和日本经济则有很大的汇率风险。关于市场汇率的说教，忽视了这种不对称的汇率风险。汇率由市场决定，这对货币地位不对等的国家是一种不公正的概念。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市场就是正义的化身。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国家，几乎自动成了被告。任何的抵抗推诿，都沦为暂时的或权宜的手段。每一次的对垒，日本都是辩方，总是以客观条件尚不具备来推迟日元的升值。但是在这种辩论中，每一次战术上的成功，都是战略上的失败，都离美方开出的条件更近。因为每一次这样的辩论，都接受了美国关于市场万能的观点。美国依靠其得到日本认可的道义上的优势和国家实力，迫使日本最后就范。美国在这场金融战中追求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却占尽了道义上的优势。日本不仅输掉了国家利益，还输掉了道义。

日本的出口导向战略，使日本输在实力；而接受关于市场决定汇率的论点，使日本输掉了道义。国家博弈，实力是剑，道义是枷。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经济停滞的陷阱

美元贬值，除了日本的美元储备贬值外，并没解决美国的问题。曾经困扰国际金融体系的难题，依然困扰着国际金融体系。然而，日元的急剧攀升，却将日本经济拉进了通向经济停滞的跑道，为几十年的经济衰退埋下了伏笔。

（1）日元升值带来通货萎缩的压力。日元升值导致日本进口产品的价格下降，对国内同类产品及上下游产品带来巨大的价格压力。日元升值同时还导致日本出口产品价格的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元大幅升值，许多人因此预言日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价格会大幅上升。日本为了维持竞争力，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美元价格几乎没有变化。这意味着，出口产品的日元价格下降。这种通货萎缩的压力带给经济的种种弊端，我们将在后面详细叙述。

（2）日元升值导致企业利润下降。通货紧缩，产品价格下降，必然带来企业利润的下降，使日本企业面临巨大的利润压力，导致企业技术进步的放慢，从而导致总体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的下降。

（3）日元升值破坏了日本金融体系。日元升值对金融体系的破坏作用有几个方面：1）日元升值直接导致日本银行（金融）体系资产萎缩，盈利下降。日本是美元储备大国，又是世界上的债权大国，拥有大量的美元债权和美元资产。当日元升值、美元贬值时，这些美元资产的日元价值就要下降，导致日本金融体系的资产萎缩和亏损。2）日本非金融企业同样拥有大量的美元资产。美元贬值不仅导致企业利润下降，还直接导致美元资产贬值。结果企业还债能力降低，银行出现大量呆账、坏账。3）日本的银行拥有大量企业股票。日元升值，通货萎缩，企业利润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股市急速下跌。股市下跌进一步导致日本银行系统资本萎缩，大量亏损。

（4）日元升值导致日本信用萎缩。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银行美元资产亏损，坏账上升，导致信用萎缩，进一步恶化了通缩。

（5）日元升值导致内需货币供应量降低。

（6）日元升值破坏了日本财团体制，斩断了日本经济的产业链。日元升值，导致出口商利润下降。在初期，出口商通过财团内部的成本分担机制来缓解这个问题。随着日元大幅度和持续的升值，日本本土生产的零配件价格上升太大，出口商难以消化。为了削减成本，出口商开始寻求海外货源，开始将零配件生产转移到海外。日本财团内部“分担痛苦”的文化开始撤退，利益差别和竞争开始主导彼此的关系，日本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许多产业链开始断裂。出口再也不是推动产业升级、产业链进化和拉动整个经济的引擎。出口产业从推动经济的引擎，变成了催生产业空心化的陷阱。由于日本整个经济和发展战略是建立在出口导向基础上的，与出口有关的产业链条的全面停滞导致整体经济的全面停滞。实体经济的这种大规模的、全面的停滞，后来演变成日本经济的漫长停滞。在传统体制下，日本财团内部通力合作，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这种模式开始崩溃，日本的创新能力开始下降，尤其是高科技领域。

（7）日元升值恶化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内需产业的停滞。产业空心化过程，加剧了日本经济的二元化过程。日本的二元经济，从“美元经济—日元经济”，演变成“离岸经济—在岸经济”。出口产业由于盈利较好，吸走大量资源；而内需产业则因需求不足，利润低下，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利润从事大规模的更新和技术进步。结果效益低、成本高、竞争力弱。这种高成本，又进一步导致出口企业转移海外。循环往复，二元经济结构异常严重。生产率低下的现象在交通、通信、能源、物流等方面尤其严重。由于内需企业效益低下，转型后的银行出于利润动机不愿贷款给内需企业。由于缺乏资金，内需产业效益更加低下。基础设施的低效益传导给制造业，结果日本经济的竞争力普遍下降，从而进一步导致出口产业的外移和空心化。

（8）日元升值带来升值预期，而升值预期将带来进一步的升值压力。

（9）日元升值导致短期的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将全面破坏日本的银行金融体系，破坏日本的企业体制，破坏日本的经济结构，破坏日本的增长方式，破坏日本的经济体制。

（10）日元升值彻底击碎了日元成为国际货币的梦想。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货币基础，失去这个霸权，美国世界霸权将动摇。而日本在挑战美国的时代，也雄心勃勃要挑战美元。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大规模向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发放日元贷款，企图抢占亚洲地区的金融主导权，使日元成为国际货币或区域主导货币。美国对日本企图抢占国际金融主导权的任何行为极为敏感。粉碎日本的这类货币梦想，是美国货币战争和金融战争的重要目标。迫使日元持续升值、让日元在汇率市场左右下持续动荡和削弱日本的综合竞争力，是实现这类目标的重要手段。

上述十大陷阱表明，日元升值是打击日本总体竞争力、改变日本经济结构、冲击日本经济体制的最佳切入点。升值带来的十大陷阱和金融改革带来的日本银行业的转型，是理解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关键。然而，在1986—1990年这段时间，日本经济出现的泡沫般的新奇迹，掩盖了日元升值带给日本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金融改革：从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废除开启了金融全球化进程。日本金融改革是世界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日本开始了渐进的金融改革，要构造一个市场化、自由化和开放化的金融体系。日本开始了向“现代金融”的进军。历史表明这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进军。改革之前，日本拥有堪称模范的银行体系。日本传统金融体制以银行为主体，日本传统企业体制以银行为中心。日本金融改革工程浩大，其核心却是将银行推向市场。日本银行的市场主体化，不仅是改革传统金融体系的核心，也是改革传统财团体制的核心，从而摧毁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银行地位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是导致资产泡沫和持续衰退的主要原因。

要了解日本的银行体系改革，有必要回顾一下日本银行业的历史。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对银行实施放任自流的政策，极少政府管制和自由竞争体系是日本银行工业化初期的特色。到了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大萧条年代，日本出现了一系列银行危机。严重的银行危机，使日本政府从此对银行业实施严格的管制。这种管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一步加深，银行的基本功能是为战时的经济和政府开支筹措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占领日本。美国占领时期，并没改变这种政府管制的状况，制定的某些改革措施还强化了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例如，基于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ll Act），日本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严格分开。

日本传统的金融体制以银行为中心，资本市场极不发达，证券（股票和债券）市场相当初级。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都在大藏省的严格管制和监督下。整个金融体系实际上是日本政府达成政策目标的经济手段之一。大藏省通过直接的、间接的指导或指令，如行政指南、价格设定、竞争限制等，来引导银行的行为。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不是资本市场支撑高速发展。规避风险的消费者将钱主要存在银行里面，而不是投资于资本市场。日本银行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日本银行在企业体制中处于中心地位，其首要冲动不是盈利，而是政府的经济目标和财团的整体利益。

日本传统银行设计，体现了防止金融风险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日本银行分为大银团和小银行。前者主要是城市银行、信托银行和长期信贷银行，它们主要给大企业提供贷款；而后者则包括信用社、地区银行和互助储蓄银行，主要给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这种银行体制的核心是确保金融安全和推动经济发展。为了避免由竞争带来的金融风险，政府控制存贷利率差，利率竞争是不允许的。这种由政府确定的存贷利率差，保证银行体系能够盈利，从而保护了存款者和股东。日本银行体系还曾经有一种所谓的“护航（convoy）体系”，这种体系保障所有银行的资产以几乎同等的速度增长，避免竞争。

这不是一种竞争的体系，而是一种强者有责任保护弱者的体制。陷入困境的小银行将会被并入大银行。合并以后，其股东、职工和存款者的利益都得到保障。银行业的准入和准出都受到严格控制。这套系统曾经相当安全和成功，它不仅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成功防范了风险。在日本金融改革以前，除了几个孤立的小银行外，几乎没有银行失败的例子。

这是一种顾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体制。在这套银行体系下，企业得以获得低息贷款，银行得以保障利润。由于没有竞争带来的风险，银行自有资本的需要相对较低，金融风险被限制在最低限度。

这种银行体制受到太平洋另一边的盟友的指责。许多美国学者、记者称日本的这种银行体系为封建体系。美国政商两界对日本施加持续而巨大的压力，要日本将银行体系市场化，甚至认为日本整个经济体系改造的关键是银行金融体系的改造。日本国内也有一种声音要求改革日本的银行体系，使日本成为像美国一样的世界资本金融中心。由于政府与银行间的关系，要改革日本的银行金融体制，必须改革其行政体制。为此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初，还成立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行政改革研究委员会”。

日本传统经济体制的核心是银行体系，是银行和企业的关系。要彻底摧毁“日本体制”，而彰显“美国体制”的优越性，关键就是改造日本银行，切断银行和企业的传统关系，让日本的银行转型为被利润动机推动的“现代银行”。日本银行改革的核心是市场化和全球化。

日本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要彻底把银行和金融体系从实体经济中剥离出来，将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功能从服务实体经济中剥离出来，使银行和金融异化为独立于实体经济的市场主体，开始为自己、为自己的利润而生存。日本的银行改革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场协议》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开始银行改革的发轫期。这个阶段的重点是以下几点：

第一，培育资本市场。主要是培育债券市场。1975年，日本大藏省放开了企业发行债券的限制，日本长达30多年的金融改革从此揭开序幕。以前政府允许大企业和具有重要经济地位的企业发行债券，现在几乎所有达标的企业都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日本还放开“回购协议”（repurchase agreement）等短期融资市场，允许日本企业在海外发行无担保债券（unsecured bond）。1975—1985年的11年间，日本相继允许企业发行无担保债券、非抵押可转换（成股票）债券（unsecured convertible bond）、担保债券（warrant bound）、债券期货等。资本市场的培育，使日本企业得以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筹资，从此不再单纯地依赖银行。企业和银行的分道扬镳从此开始。资本市场开始作为银行的竞争者，与银行争夺银行的传统客户——企业。

第二，培养现代银行。日本力图将银行改革成以利润为中心的“现代企业”。利润动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核心。日本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改革以前，长期扮演经济政策的服务者的角色。它的主要责任不是会计利润，而是支持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日本的金融改革试图为日本银行注入利润动机，银行的目的不再是财团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必须赚取会计利润。与此同时，日本放开了类似于定期存款（CD）的利率。

第三，开放外汇市场。在1980—1984年间，日本逐步放开严格控制的外汇市场。日本于1980年修改了《外汇和贸易管制条例》（Foreign Exchange and Trade Control Act）。新条例与旧条例的根本不同是：旧条例原则上禁止自由的外汇交易；而新条例则允许外汇的自由交易，除非政府明令禁止。外汇市场的开放在1984年达到了阶段性的高峰，日本允许外汇投机的存在。在改革前，日本的外汇交易必须以真正的需要（real demand rule）为基础。诸如对外贸易的需要等，就是所谓真正需要。1984年的改革废弃了这一要求，外汇交易可以是纯粹的以交易为目的的交易。改革前后的根本差别是：改革前外汇交易为经济服务；改革后外汇交易可以与实体经济活动无关，外汇投机从此成为可能。日本还相继允许外国机构在日本发行以日元为基准的债券和以外国货币为基准的债券，开放互换协议（swap agreement）和外汇期货对冲（hedging of forward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和开放，为资本大规模自由进出打下了体制性基础，为后来的大规模日元升值埋下了伏笔。外汇市场的改革，为日本银行向外扩张和外国资本在日元升值过程中投机创造了条件。

这一系列的改革使日本银行开始转型为“现代企业”：

第一，日本银行地位的改变。日本银行从大藏省的“指导下”解放出来，得以作为市场主体“自由”从事业务，银行被“自由化”。

第二，日本银行功能的转变。日本银行从支持服务经济、从政府实施经济政策的工具，转化为利润中心。利润冲动被改革注入了日本银行的肌体里，银行被利润化。

第三，银行与企业关系的改变。改革前银行是日本企业体制的中心，银行扮演企业主要的资本提供者和监督者的作用。一系列资本市场的改革，使企业开始脱离银行而转向资本市场。

第四，银行业务的改变。资本市场的发展，使日本银行失去了大量的传统客户（企业）。资本市场的开放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推动，使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以债券融资。资本市场为了与银行争夺客户，提供了较低的利率，结果导致大批的企业离开银行。银行业因此而失去了许多传统客户，日本银行面临前所未有的利润压力。利润冲动迫使银行寻求新客户、新业务，以抵消传统客户的流失。银行业被迫从产业贷款向其他贷款（如不动产贷款）转向；从推动经济发展到追逐利润转变。从此以后，不动产或房地产贷款取代产业贷款，成了日本银行的主要新增业务。

这一系列金融改革是对日本传统企业体制的致命打击。企业和银行开始分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开始与银行自身的利益分家，传统的以银行为中心的企业体制开始解体。

《广场协议》：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1985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日本金融市场、外汇市场和经济体系在《广场协议》的推动下，大规模自由化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伴随着日元的急剧升值和银行信贷的急剧扩张，导致日本资产价格急剧上升，催生了日本的资产泡沫。

1985年9月20日，美、日、德、法、英五国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签署了《广场协议》。对这个协议，人们普遍关心的是日元大幅度升值。其实日元升值只是美国战略的一部分，对美国而言，日本经济体制改革与日元升值同样重要。日元升值这个重型炸弹，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产生最大的杀伤力。在《广场协议》的谈判过程中，美国根据对日经济战争的基本战略，要求日本实施大规模的市场改革。《广场协议》不仅要求日元升值，还以国际条约的形式规定了日本政府的体制改革议程。《广场协议》对日本开出的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清单如下：

（1）抵制保护主义，进一步对外国物品和服务开放日本国内市场；

（2）通过实施积极的改革措施，充分运用私人行业的生命力；

（3）实施弹性的金融政策，使之充分考虑到日元的汇率；

（4）更有力地推动金融体系和日元的自由化，使日元得以反映日本经济的实力；

（5）财政政策将继续反映两个重点：减少政府赤字和提供有利于私人行业发展的环境，在此框架内地方政府得以允许在1985年度进行追加投资；

（6）刺激国内需求的努力将主要集中在通过扩大消费者信用和住房按揭贷款的方式增加私人消费和投资。

这个面面俱到的协议，要求在日元大幅升值的同时，进一步实施经济自由化、金融体系自由化和外汇市场自由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推动私有化，推动消费者信用扩张，尤其是住房按揭的扩张。一句话，日本必须在日元大幅升值的同时，全面开放。日元升值导致竞争力降低，这个情况下的全面开放，意味着被解除了起码的防卫能力。日本被迫表现了一次打不还手的国际主义风范。

《广场协议》另一个被人忽视，然而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求日本大规模地把经济资源从经济发展引导到资产投机和信用扩张上面。消费不足是日本巨额顺差的原因之一，日本政府必须刺激内需。根据该协议第六条，日本必须扩大消费信贷和刺激住房按揭贷款。这一条款刺激了房地产贷款的扩张，刺激了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刺激了房地产大幅度升值的预期，刺激了房地产泡沫。

为了实现《广场协议》关于金融自由化的承诺，日本深化了金融银行体系改革和对外开放：

（1）加快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步伐。1985年允许企业发行无担保债券，并引进了债券期货，允许外国居民在日本发行外国货币的债券；1987年成立了股票期货市场，建立了商业票据市场；1988年允许国外居民在日本发行商业票据；1989年建立了国际金融期货市场；1990年废弃了对企业发行债券的行政限制，企业可以自由在市场上发行债券。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发展，进一步放开了日本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渠道，进一步切断了日本企业与银行的联系。

（2）深化了现代银行的体制改革。首先，日本进一步放开了银行利率，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利率。日本的做法是逐步降低长期利率自由化的门槛。日本在1985年开始了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利率自由化的过程。在定期存款方面，1985年开放了10亿日元以上的长期存款利率，1987年降低为1亿日元，1989年降低为1000万日元，1991年降低到300万。定期存款的利率在1993年完全自由化。在活期存款方面，1985年允许活期存款利率在设定的上限下自由浮动。具体是，活期存款利率在低于每周新发行的定期存款平均利率0.78％的条件下自由浮动。1990年，活期存款利率的上限被取消。其次，进一步放开银行业务。大银行被允许发行房屋按揭贷款债券，允许参与非公开的债务发行，允许发行和买卖商业票据，允许交易国外金融期货，允许银行将房屋贷款证券化，允许银行进入养老金信托业务，允许银行向企业出售证券化的贷款，允许日本银行的海外分支进入商业票据业务。

这一波改革的目的是将银行完全推入市场。改革将竞争机制引入利率，废除了传统体制下对银行的保护，为银行注入了竞争风险。在传统体制下，存贷利率由政府确定，存贷利率差保护了银行的利益，银行的主要目标不是盈利，而是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需要，银行甚至为许多暂时不盈利的企业发放贷款。这些“不盈利”的贷款，从微观的角度看是低效率的，甚至是不良贷款。然而，正是这类贷款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银行的这种服务功能，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补贴。行政利率体制其实就是政府通过控制利率的方式，给银行提供财政补贴。银行在这种财政补贴体制下，成了政府实施经济政策的一种经济手段。这种补贴性利率政策一方面防范了银行危机，另一方面间接地推动了经济发展。

将市场竞争引入利率的同时，日本银行还被允许进入许多新的具有“创新”意义的业务。这些新型业务伴随着特定的市场风险。这一系列改革极大地增加了日本银行体系的体制性风险。

（3）将市场风险引入传统低风险领域。政府债券开始在拍卖市场上定价，政府债券的价格将受市场波动的影响；邮政储蓄系统开始进入高风险的投资领域，如股票，并允许投资外汇市场，等等。这些改革无疑为资本泡沫火上浇油。

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

日本银行的市场化为资产泡沫提供了前提。在日元升值和持续升值的预期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堪称奇迹的资产泡沫。吹大日本资产泡沫的资金来源有二：一是日本国内资金。转型后的日本银行在利润动机的推动下，争先恐后给投机炒作发放贷款。二是国际资金。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金融改革开放了资本项目，国际资金来去自如。这两项都要拜改革之赐。

日本的金融改革，一方面给日本银行注入了利润冲动，另一方面导致传统的大企业客户纷纷奔向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和银行业务的部分对外开放，使日本银行业面临内外夹击的困境。生存压力和体制变革改变了银行的商业行为。为了追求业务和利润，银行开始大量投资于远离资本市场的中小企业，大规模投资房地产。住房贷款成了银行主要的新增业务和利润来源。《广场协议》导致房地产升值预期和日元升值预期，大批国际金融资本纷纷“寻租”，涌入日本房地产市场，推动日本房屋价格大幅度上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住房贷款被银行当成优质业务。到后来日本银行肆无忌惮地发放投机贷款，资产泡沫进一步泛滥。

日本银行的市场行为带来了许多后果。其中主要有五个方面：推动资产泡沫、加剧二元经济、导致实体经济衰退和创新下降、引发单纯数量扩张的增长模式和实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

银行行为的改变加重了日本固有的二元经济，妨碍了内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由于银行和实体企业的分离，银行不再像过去一样关心企业的需要。日本银行的主要目的不再是财团内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再接受日本大藏省的指令，日本银行业的目的是要创造大规模的会计利润。在利润动机的推动下，银行行为开始出现两极转变：一方面大量增加房地产和其他投机性的贷款；另一方面大量削减对内需产业和高风险新兴产业的贷款。结果在资产迅速泡沫化的同时，内需产业、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投资严重不足，从而加剧了内需产业的萎缩，抑制了科技创新。经济的二元化现象更加严重。

汇率升值和汇率升值的预期、汇率的动荡不安和资产泡沫的膨胀，增加了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进一步降低了企业投资实质产业的热情，也进一步降低了银行支持企业投资的贷款热情。日本实体经济的衰退，实际上开始于日元升值、银行转型时期。在长达5年左右的资产泡沫中，日本的资源被大量引导到投机上面，大量资金涌入证券、房地产等投机性高和流动性高的市场，结果导致基础投资不足、内需产业投资不足、内需不足、科技投资不足、科技创新不足等，这些弊端为日后漫长的衰退埋下了伏笔。

内需产业的投资不足、科技创新的弱化和基础设施的相对萎缩，导致日本经济的增长方式向数量扩张的道路上滑行。当时日本的GDP虽然以比许多发达国家高的速度增长，但是日本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推动，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推动。它需要投入35％的GDP来取得别的国家只需投入25％的GDP的增长率。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导致投资回报率降低。为了维持相同的经济增长，需要越来越多的投入。日本经济开始出现结构性危机，开始滑向数量扩张的道路。日本经济从此难以再造奇迹。

对实体经济失去热情的日本银行，大规模地追逐资产泡沫，发放了大量的房屋贷款和其他投机贷款。在银行和外国资金的交相推动下，自1986年产生的日本泡沫经济像脱缰的野马，日本房产和股市频频打破世界纪录。1986年，日经指数只有12000点，到了1989年下半年，达到39000点，涨幅超过300％。房地产也不甘落后。有人估计，在日本房地产泡沫顶点时，东京房地产总市值，超过了全美国房地产总市值！资产价格的疯狂上涨像龙卷风一样，吸走了银行的大量贷款。这些建立在不动产泡沫基础上的贷款，大部分在后泡沫时代成了不良贷款、呆账、坏账等，彻底败坏了日本银行体系。从这个角度上讲，日本的资产泡沫和后来日本银行体系几乎全面破产的危机，是金融改革的直接后果。

日本银行在吹大资产泡沫的同时，也吹大了自己的资产和利润。房地产泡沫形成，信用极度扩张，日本银行业资本急剧扩张。房地产价格似乎没有止境地往上涨，银行利润频频高升。金融改革在解放资本、解放银行的同时，似乎也解放了银行的经济效益。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似乎果然创造了奇迹。银行利润极度增长，银行股价格迅速上升。银行股成为最诱人的股票，银行业不断报出令人炫目的盈利和同样令人炫目的增长率，将银行的市值不断推向高峰。日本银行和金融企业迅速成为全球金融的超级明星，许多日本金融机构一跃成为国际金融界的风云霸主。1980年，日本银行在世界前十名中只有一家，1988年囊括前十名。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银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遍布全世界，全球十大商业银行皆是日本银行。日本银行和企业在股票泡沫中，发行股票如同印刷钞票。日本银行和企业走向世界，到处投资、收购和扩张。

为了缓解日元升值的压力，日本政府一方面实施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鼓励日本银行到海外发展。这一政策的出发点很简单：据说日元升值的压力是日本的美元储备太多，从市场供给关系看，降低日元升值压力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日本的美元储备。对外投资是减少美元储备的最佳方式。于是日本政府大力鼓励和推动企业尤其是银行发展海外业务，大规模发放海外债券。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银行业在海外大力扩张的10年。日本银行尤其对美国市场感兴趣，日本银行在美国发放的贷款曾经达到美国全国新增贷款的17％。〔5〕日本在美国的投资如此巨大，以至于有人认为日本银行可以影响选举、影响利率。许多人担心日本银行不仅会控制美国金融，而且会控制世界的金融命脉。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商业不动产贷款引爆了美国银行危机。日本在美国发行和购买了大量的商业不动产贷款，这些贷款基本被美国银行危机冲洗干净。日本银行在给美国金融危机买了单以后，加剧了自身的危机，最后黯然离开美国。大规模对外投资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内需投资的不足、产业的萎缩、创新能力的弱化，成为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原因之一。而日本银行和企业能大规模移资海外，同样是金融改革的结果。

日本的危机是金融改革带来的危机。

漫长的冬季：金融自由化和出口导向

1990年，日本资产泡沫开始破裂。

日本经济的房顶塌陷了。曾经似乎无止境增长的股市和不动产市场突然下跌，一夜之间抹掉了许多财富。泡沫破裂以后，日本到处是空置的写字楼、无人居住的房屋和废弃的工厂。昔日被人追逐的对象，现在变成人人躲避的弃物。在昔日极度繁荣的废墟上，是极度的衰退。日本经济受到可怕的打击。这不是通常的周期危机，而是经济运行轨道整体向下调整。加上金融危机，曾经不可阻挡的日本经济忽然变得不能增长。从1992年到1994年年底，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到了1998年，股市崩盘8年以后，日本经济依然没有恢复。日本制造业的产出在1997年几乎和1990年相当。几百万工作岗位消失。在泡沫年间大规模发放的住房贷款变成了呆账、烂账和死账。日本银行的资产如大海，而回报却如小溪。政府让少数银行破产，许多银行通过政府注入巨资而得以生存。日本银行为大量的不良资产所困惑，在破产边缘挣扎。日本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衰退期。

从1990年算起，日本在这场衰退中几乎走了20年。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日本的出口和GDP下降幅度之大，令世界吃惊。日本经济为什么难以走出漫长的冬季？原因在过分迷信市场经济，过分迷信出口导向。市场改革和出口导向不仅是日本经济产生泡沫的原因，也是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原因。

1．日本政府对经济衰退判断失误

日本股市泡沫在1990年破裂，然而日本政府到了1995年才正式承认经济衰退，采取反危机措施。漫长的5年，衰退像细菌一样在经济中任意蔓延。1995年，日本政府终于面对事实，以高达6％的GDP赤字预算提振经济。1995—1996年，经济出现了短期的回升，日本经济似乎很快走出了冬季。日本政府完全低估了日本经济危机的深度和广度。1997年，由于经济短期回升，日本政府认为危机已经过去，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增加消费税。降低总需求的经济政策，使经济再次滑入衰退。日本政府对经济衰退原因的判断同样失误。在日本政府看来，这场本来由金融改革带来的危机，是改革不彻底带来的，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这种南辕北辙的观点，不仅代表了日本国内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也代表了美国政府和学界的看法。美国对处于衰退中的日本改革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从1995年开始，美国政府每年要发布一篇给日本的改革建议。在美国大规模的压力下，1996年日本进行了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日本国内从总理大臣开始，也有许多人将日本经济衰退和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加强归结为日本金融自由化不够。进入21世纪，日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但是大规模的变革没有带来意想中的经济回升。日本打了一场不属于日本自己的战争，一场错误的战争。

与此同时，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日本加大了出口导向的力度。出口导向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

在任何体制下，政府必须是反危机的主角。反危机失败，首先是政府的责任。日本对经济衰退认知太晚、反衰退措施不坚定和固执地推行许多适得其反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导致日本经济为寒冬笼罩近20年的主要原因。

2．市场无法破解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通货紧缩是市场经济错位的特殊产物。在市场经济中，通货紧缩一旦形成，则很难破解。日元升值和泡沫破裂导致严重的通货萎缩。通货紧缩导致投资、消费和信贷全面萎缩，导致投资愿望降低、经济创新能力下降和实体经济萎缩。由于通货紧缩，日本企业不愿从事长期投资。在预期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实体投资会随价格水平的下降而不断贬值。你今天投资1万元的固定资产，假如价格下降10％，明年也许只值9000元。投资的周期越长，投资贬值的风险越大。日本面临投资不足和经济创新能力降低的困境。

消费者同样面临实物价值贬值的风险。虽然消费者可以用同等数量的货币购买更多的实物，但是在一般价格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工资、利息和地租等都在下降，消费者由于预期货币收入（工资和资产收入）的下降大量削减消费支出。同时，由于价格下降的预期，消费者纷纷推迟当前的消费。

通货紧缩增加债务负担，增加投资风险，恶化金融体系，导致信用萎缩。通货紧缩导致债务负担加重和实物资产贬值。例如有人借了100万元投资，通缩率每年为2％。第二年这100万元投资形成的实物资产价格下降了2％，而债务的真实价值却上升了2％。通货升值还导致真实利息上升。同样的例子，假如你发行了100万元的债券，利息率3％。由于通货升值，3％利息的真实价值逐年上升。通货紧缩使许多债务人最后资不抵债，导致总体债务情况恶化、银行资产品质恶化、坏账大量增加。结果投资者不愿借，银行不愿贷。由于真实债务随着通缩不断增长，企业不愿扩大生产，而大量偿还债务，导致了实体经济持续萎缩。

通货紧缩导致日本投资者、消费者和银行都倾向持有货币。结果，投资和消费双双不足。总需求不足，企业利润下降，资产价值下降，债务负担增加，银行坏账、呆账大规模上升，资产品质恶化，银行进一步收缩信用，导致进一步通货紧缩，循环往复，难以破解。

通缩还给日本经济带来许多其他负面影响：一是高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日本经济竞争力大幅下降。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突飞猛进，美国独领风骚。日本在通缩缠绕下，被赶下了风驰电掣的高科技列车，被美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二是银行不断受到新增不良资产的困扰。通货紧缩是不良资产的制作高手。日本银行在泡沫经济的冲击下几乎破产，而90年代的通缩又催生了大规模坏账。日本银行雪上加霜，面临大量亏损、资本不足的困境。三是实体经济萎缩。四是加剧了二元经济。国内需求不足，推动了出口和离岸经济的繁荣。

市场力量自身无法破解通货紧缩。为了破解通货萎缩，日本银行（央行）实施了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政策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金融政策。由于投资者、消费者和银行都偏好货币，央行增加的货币供给量大量滞留在银行，没有进入经济体系中。日本在这种流通性陷阱里，爬不出来。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解不开通货萎缩的连环套。只有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才能拧断通缩的循环链。这一点，连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都不得不承认。他认为，在通货萎缩的情况下，只有政府用直升机撒钞票才能解决问题。美联储主席有相似的看法。他们这些观点，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上：市场解决不了通货紧缩问题。然而，日本在漫长的通货紧缩中，一直试图通过市场改革来解决通缩问题。

3．改革强化了随危机起舞的“现代银行”行为

破解通货紧缩的关键是银行，然而市场化的银行体制具有与危机共振的作用。不仅不能破解通缩，反而加剧通缩。在银行体制改革以前，银行受日本大藏省指导，是重要的反危机工具。在经济衰退时，大藏省可以指示银行增加贷款。那个时候，银行还是企业财团的中心，经济困难时，银行会通过增加贷款的方式和整个财团共渡难关。改革前的银行具有反周期功能。日本金融改革的核心是构建“现代银行”，把银行推向市场，给银行注入利润动机。在利润动机的推动下，银行不仅完全丧失反周期的功能，而且出现严重的周期偏好，与经济周期共振。经济泡沫时期，银行追求过度的风险，导致信用扩张过度、泡沫扩张；泡沫破裂时期，银行又追求太少的风险，导致信用萎缩、危机深化。进入衰退以后，日本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决新型银行体系的这种问题，反而通过新的改革使之更严重。

日本银行是资产泡沫的主要制造者，给资产泡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皂液。资产泡沫的破裂对日本银行的打击尤为沉重。大量的房屋贷款和其他投机贷款成了不良贷款，这种不良贷款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改革前银行为发展经济所积累的不良贷款。大规模的不良资产，使整个银行业处于破产的边缘。经济衰退和通货萎缩，又给银行带来新的不良资产。日本银行资本率下降，风险承受力下降，大规模收缩信用，出现严重的信用萎缩。日本经济一下子从投资旺盛跌落到投资不足的陷阱里。

银行体制改革将银行与实体经济剥离开来，经济发展不再是日本银行的直接动机，它的直接动机是追求利润。在改革以前，日本的大银行作为大财团的中心，主要任务是服务经济发展。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些银行为推动经济发展，大量发放贷款。许多贷款的依据不是产业的短期经济利益，而是其长期的战略价值，相当多的贷款是为了支持新技术的开发和新产业的兴起。日本银行曾经是创新的推动机。改革以后，日本银行成了利润中心，追求利润成了其首要冲动。面对通缩的风险，出于利润考虑的日本银行大量收缩贷款。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了矛盾，而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加剧了这种矛盾，导致信用的进一步萎缩。信用萎缩带来的另一个副作用是贷款的逆向选择。新高科技产业由于投资长、风险大，常常贷不到款。而传统企业由于与银行有既成的借贷关系，银行为了确保这种既存贷款不会变成呆坏账而不得不把这种贷款向前滚动。

“现代银行”的这种与危机共舞的特点，在危机时需要政府大规模的、不同形式的干预，尤其是非市场的干预，才能恢复银行的贷款冲动。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来，几次进行大规模的金融全球化改革，使日本银行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和利润压力。这些改革不仅没有解决“现代银行”偏好周期的问题，而且加重了这些问题。

4．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发展的政策失落

在日元升值、日本实施一系列市场导向的改革以前，日本经济政策的主题是通过产业保护推动经济发展。在外部强制性拆掉保护主义、推动以市场化改革以后，日本经济政策的主题实际上变成了贸易。以保护主义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因保护主义的消失，让位于以全球化为主的贸易导向。在美国的产业战争下，日本放弃了长期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发展还是贸易？日本无奈地选择了贸易。缺乏有效的产业政策，没有将反危机、反通缩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是日本长期不能走出通缩的另一政策性原因。

在通缩压力下，一般的提高总需求的政策公式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只要通缩存在，消费者就会继续推迟消费，投资者就会继续削减投资，银行就会继续不愿发放长期贷款。政府的财政支出是总需求中唯一可能的增量，大量和持续的财政赤字是对付通货萎缩的主要手段。但是，假如没有结构性变化，财政赤字创造的那部分总需求增量，只能弥补短期总需求的不足，无法解决通缩这种结构性危机。单纯的财政赤字只是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在激起一阵涟漪以后就沉入水底，水面复归平静。结构性的通缩，必须通过经济内生需求的增长来克服。赤字支出如果不同产业政策结合，就达不到持续性效果。通过赤字支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新型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并辅之以政策优惠和补贴，以提高民间投资的利润预期，刺激投资欲望，导致经济内生需求的增加，才能克服通缩。然而，这需要非市场手段，需要产业政策。如果日本能利用国内一般价格下降的时机，以政府主导强力推动能够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如科技产业，也许可以催生一大批新型产业，带来新一轮投资高涨，从而将日本从通缩中推出来。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的产业战略不符合市场原则，既得不到国际如美国的支持，也会遭到国内市场经济迷信者的反对。

历届日本政府既没有克服这些障碍的政治意愿，也缺乏克服这些障碍的政治实力。结果，日本在依靠市场力量克服通缩的迷宫里徘徊了十几年。它的反通缩赤字财政以增加总需求为目的，而不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反危机没有和谋发展结合起来，形成了巨大资源浪费，徒增许多笑话。赤字支持只问能否增加总需求，不问是否有经济价值。例如，在同一座山里建两个圩堤，一个废弃，一个几乎废弃。反危机的成果是一大批没有经济价值的工程的诞生。赤字完成，衰退依旧。

5．出口导向导致流血的二元经济结构

日本经济漫长的衰退，是经济全球化，具体地讲是出口导向带来的直接后果。美元经济和日元经济构成了日本的二元经济。在日本经济漫长的衰退中，美元经济繁荣，日元经济萎缩；离岸经济繁荣，在岸经济萎缩；出口繁荣，内需衰退。美元经济的繁荣是以日元经济为代价的。美元经济（离岸经济）吸走了大量的货币供应和资源。由于国内市场不振，美元经济似乎更加重要，日本政府大力推动全球化，推动出口，推动企业的对外投资。在信用萎缩的情况下，美元经济得到了大量贷款。大量的经济资源和货币供给被导向到美元经济里，结果内需经济货币供给不足，资源不足，进一步萎缩。美元经济越繁荣，内需经济越萎缩。内需经济的血，支撑着美元经济。二元经济结构加深了日本国内的内需不足，包括投资不足和消费不足，导致价格下降、利润降低、投资意愿低落、资金短缺等，结果是衰退和通缩依旧。

二元经济对通货紧缩还有另一个贡献：美元经济的相对繁荣，导致美元储备不断攀升。过度的美元储备对日元构成了升值的压力。为了避免升值，日本银行不得不实施日元的零利率或低利率的政策。通过零利率（低利率）避免日元升值的政策与大量美元储备所带来的市场力量是矛盾的、不均衡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选择了让日元真实汇率上升的方式。考虑到物价水平的下降，所谓通缩就是日元的真实购买力上升。根据购买力等差的理论，日本的通缩是日元真实币值相对于美元的上升。也就是说，市场以通缩的方式变相实现日元的升值。

为了避免日元进一步升值，日本银行将日元利率持续维持在低水平上。从1971年到1995年间，日元的名义利率平均低于美元利率约4个百分点。1995年以后，这种差别依然在3～5个百分点之间。这种利率差别虽然可以降低日元升值的压力，但刺激了美元经济，导致了美元储备的上升。也就是说，日本国内货币供应的相当大一部分变成了美元经济的投入，最终变成了美元储备，从而导致日本货币供应的不足。货币供应不足导致经济萎缩和通货萎缩。

6．出口导向导致日元升值的市场预期

出口导向导致日本的美元储备一直很高，导致日元升值的市场预期。1971—1995年那20多年的货币拉锯战，最终以日本的失败告终。一场战略决战的失败，导致了市场的深度预期。日本美元经济繁荣，对美出口不断增长，美元储备急剧增加，形成了对日元持续升值的压力和预期。这种预期导致美元涌入，美元储备继续上升，日元升值压力更大。日元升值的压力，导致了通货萎缩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存在，实际上是对日本政府稳定日元的信心的怀疑。日本和美国间的货币对垒，使市场认识到一旦美国经济受到威胁，美国将会以相同的方式打击日本的竞争力，迫使日元升值。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无法相信日本政府有能力“通过市场干预”稳定汇率。日元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经济衰退的压力。

7．出口导向导致产业链的断裂和传统企业财团的解体

日元升值导致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在海外市场的压力下，为了降低成本，日本出口产业将零配件转移到海外，导致日本许多出口产业，尤其是电子和汽车等产业出现产业链的断裂。这种向海外转移零配件的新模式，取代了日本长期存在的“分担痛苦”的财团模式。企业自身的利益开始高于财团的利益，竞争取代了团体。而金融改革将银行从实体经济剥离，加剧了这种过程。产业链断裂，出口产业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企业团队的逐步解体，进一步加速了产业链的断裂。创造日本经济奇迹的财团体制和产业团队精神开始消失。日本经济缺乏走出通缩的微观体制。

8．实际利率难以下调

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有时候名义利率为正，但实际利率可能为负。然而，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尽管名义利率几乎为零，但是实际利率因一般价格的下降而为正值，所以一般的金融手段很难发挥作用。面对利率市场，政府无能为力。

9．资本输出

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日本银行的长期低利率政策，导致一种特殊的资本输出方式。日本为了对付经济衰退和避免日元过度升值，实施了长时间的零利率政策，国际金融资本在日本以低利率借出日元，再换成其他货币，投资于其他国家货币，以谋取利率差。这种国际资本的大流动，导致日本银行信用的大部分外流。日本银行虽然不断增发货币，但资本通过这种方式流出日本，导致长时期的、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使国内投资长期不足。

日本经济航船迷失在经济衰退的百慕大漩涡里，至今没有走出来。在漫长的十几年中，不论这艘船处于什么位置，日本经济的罗盘始终指向全球化和出口导向。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这种痴迷，是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主要原因。日本必须改造出口导向战略，加强政府干预，放弃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和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衰退。

离崩溃一步之遥：日本全球化对中国的警示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启了金融全球化的历程。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开始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全球化，也随着日本金融改革而迅速加快。日本开放外汇市场和开放债券市场的改革，是日本金融全球化的重要里程碑。《广场协议》使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再后来的大爆炸式改革，其核心是解除投行和商业银行间的分隔，同时将整个金融体系对全球投资者进一步开放。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资本大规模从日本流进流出，国际私人资本在决定资本的流向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降低了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央行）对汇率控制的能力，同时大规模增加了国际投资者、投机者，尤其是来自于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者的权力。

金融自由化对降低政府的控制、增加私人资本的权力和增加国际金融资本的权力有重大影响，从而改变了美国和日本的权力结构，使日本受到美国金融资本的控制。对美国而言，金融全球化、日本金融体系的开放和日本金融体系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趋同，使美国投资银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评级机构、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对日本金融领域的影响产生了爆炸性的扩张。这些机构在日本、美国及亚太地区，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日本改革以前，日本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基本与世界隔绝，日本政府基本能主导经济和金融政策。金融全球化改变了日本政府和国际金融资本（机构）的权力关系。金融资本对资本流动的决定权的增加，导致日本金融主权的大量流失，削弱了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主导经济政策的能力。

日本金融全球化，导致美国对日本金融改革的要求不断增加。美国金融机构比日本有竞争力。这些企业为了能更有利地在日本竞争，给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日本进行更多的金融改革。结果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美国政府、企业和学界高调要求日本进行全面的金融改革。这些改革要求涉及公司管理和组织、会计、金融运作、金融开放等。美日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美日的这种双边金融对国际金融有重大影响。这些压力推动了日本“大爆炸”式的改革，导致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

金融全球化导致日本经济的空心化。随着日元升值，日本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主要流向美国和亚洲。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企业和金融机构可以自由地用任何它们认为恰当的货币，在海外发行债券，然后把债券筹集的资金兑换成日元。日本成了世界主要的资本供给者。到80年代后期，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1996年，日本16.7％的GDP是外国资产。许多日本企业在生产和消费方面成了真正的国际企业。日本外流的资本中，大约有40％到了美国，25％流到了亚洲。曾经支持日本经济起飞的电子业和汽车业在亚洲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网，导致国内空心化。日本许多企业的产品不再主要在日本生产，这导致日本进口增加。从1990年到1996年，日本进口增加了40％，1995年日本在海外生产的产品比从日本出口的产品多。〔6〕资本外流和生产外流，使日本经济进入了漫长的流血时期，导致国内投资严重不足和创新不足，经济停滞。

20世纪90年代，苏联已经解体。日本虽然同样有战略意义，但是远不如从前重要。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改变了对许多从前不得不依靠的国家的态度，如对南斯拉夫。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战略重心之一，是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日本金融开放是世界金融全球化的重心。美国加大了推动日本金融改革的力度，大力推动日本的金融改革。有人还进一步责备日本政府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没有按市场原则让问题银行大批破产。日元升值和金融改革，导致日本出现了大量的问题银行。许多银行从经济角度看，处于破产边缘，或已经资不抵债。假如日本当时让许多问题银行破产，一方面会打击信心，导致更大的信用萎缩，导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竞争力更强的美国金融资本，将通过廉价收购破产银行、低价收购破产银行的资产（破产后价格更低）和开设新银行的方式，乘机填补大批银行破产留下的空白。这些低价购进别人资产的外国银行，可以通过在日本市场上以更低的价格大量抛售这些资产的方式，搅乱日本金融市场，导致更多的银行破产，将日本拖入一种“破产—抛售—破产”的恶性循环中，打击日本的整个金融体系，让日本金融体系破产。在那种情况下，日本极可能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危机。所以让大量银行破产，将是日本崩溃的开始。现代金融体系有一种自我循环机制，一旦开启，这种循环机制即将通过投资者的恐慌而自我强化，很难破解。为什么会这样？假定日本让大量问题银行破产，对日本金融体系的冲击至少有三波：第一波，破产导致问题银行大量资产被拍卖，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内部同类资产大量贬值。第二波，用20日分的价钱买下了1日元价格的资产，为了搅乱日本金融体系，在乱中获益，可以转过身来在市场上用10日分的价格抛售。这样的抛售将导致许多日本企业拥有的类似资产进入新一轮大量贬值，导致资本不足，最后破产。第三波，破产导致更多的资产抛售，导致第三轮资产贬值。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市场将出现恐慌性抛售，日本金融系统将进入恶性循环中，直到崩溃。现代金融提供了许多对冲和衍生工具，使投机者有可能在这一让日本经济崩溃的过程中，不仅分毫无损，还会获益。

日本离大崩溃曾经只有一步之遥。

日本在金融改革和反衰退中，虽然不得不采纳别人提出的许多错误的建议，却拒绝了别人关于让大批银行破产的建议。关键问题上，日本坚持住了。否则，日本出现拉美、东南亚一样的后果，不是不可能。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外衣下，国际金融体系带给一个国家的脆弱性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运，往往取决于决策者某一项看似无关紧要的选择。风险之高，不能不让人一身冷汗。希望中国在金融体系的构建上，独立自主，独立思考，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注释

〔1〕　Richard Katz, Japan, The System That Soured: The Raise and Fall of Japanese Economic Miracle, New York, 1998, p.9.

〔2〕　CRS, U.S., Japan Economic Relations: Significance, Prospects, and Policy Options, 2007, p.13.

〔3〕　Report of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Defense Semiconductor Dependency，见http://www.dod.mil/pubs/foi/reading_room/592.pdf。

〔4〕　Report of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Defense Semiconductor Dependency，见http://www.dod.mil/pubs/foi/reading_room/592.pdf,p.3。

〔7〕〔8〕　John Kunkel, America's Trade Policy Towards Japan: Demanding Results, pp.92-93.

〔5〕　Richard Katz, Japan: The System that Sour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conomic Miracle, New York, 1998.

〔6〕　Ellis S. Krauss, T. J. Pempel, Beyond Bilater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3-24.

第五篇
中国
——避免被全球化打断现代化进程

按中国目前GDP对美国市场的相关度，中国经济已经深陷美国市场陷阱。中国对美国低端市场的高度依赖，使中国经济丧失了独立性。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一个民族的幸运之星。只有在它的照耀下，中华民族才可能崛起，才可能走向强盛。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只有坚持自主的发展道路，一个民族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独立站起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试图挑战它们的发展中国家量身打造的枷锁。有人说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是“普世价值”。全球化从来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资本对世界实现“三位一体”统治的方式，是“新殖民主义”。

国家博弈，利益至上。实力是剑，道义是枷。中国要坚持自己的道路，不能迷信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放弃国家实力之剑，戴上“普世价值”之枷，将价值优势拱手送人，按别人的利益要求走路，是国家博弈的大忌。

中国的崛起在许多方面和美国的崛起相似。朝鲜战争类似于美国的1812年战争，世贸条约类似于美国的《杰伊条约》，海南撞机事件类似于1807年的攻船事件。不同的是历史顺序。美国是杰伊条约在前，然后是攻船事件，然后是1812年战争在后。中国则是参加朝鲜战争在前，然后是世贸条约，然后是撞机，这种历史顺序勾画了从内向到外向发展战略的演进。

在国家博弈中，市场、货币、金融体系、技术，甚至国际金融经济组织都是重要的博弈手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看，美国经济关系的重点是把美国的低端市场、美国的金融体系、美国的技术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IMF、WTO）等，作为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战略武器。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和霸权，国际经济关系从来就是维护其霸权的手段和工具。随着其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随着其具体经济环境的变化，其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具体手段会有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美国追求的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

由于中美经济关系对中国的巨大意义，中国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主要由中美经济关系界定。指导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战略核心是美国利益，而美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维护其霸权地位。美国霸权地位的基础是美国的经济霸权。所以，美国在世界经济交往中的核心价值不是别的什么抽象价值，不是其他国家的发展，而是它自己的霸权。无论它是围堵别人，还是按自己的利益需要把别人融合在以它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里，念兹在兹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

从中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中国现在面临严酷的战略挑战。这些挑战严重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假如中国不能扭转目前的这种战略劣势，中国的发展战略目的的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和中国在政治上的完全独立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第十五章
美国大战略和中国经济的全球化

中华民族素有忧患意识。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时代在草创之初，无不展现出傲视天下而又居安思危的风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这种忧患意识更加强烈。1949年后，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在强权围堵之下，进行了一场人类史上堪称奇迹的经济崛起。在那个年代，经济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一部分。那一代的战略家们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规划经济大布局。大手笔的经济纵深、区域布局、产业布局和贸易战略，无不体现出国家博弈的大战略。和平建设，立足于安全。在对外交往中，总是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国家利益中，安全利益高于一切抽象的原则。经济交往从来未曾高于国家安全利益。中外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略必须考虑国家安全。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战略是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对国家的经济安全、财富安全和整体安全有重要意义，必须从属于国家的安全战略，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必须从国家博弈的大格局来定位经济交往，交往是博弈的一种战略手段。

美国对华战略一直有两个方面：实用主义的限制和自由主义的融合。有人认为，只要和美国的商业利益加深，就可以让美国放弃实用主义的围堵战略。有些迷信全球化的人最后到了麻醉自己的地步，居然迷信商业利益可以赎买霸权战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理性的强国会为了商业利益而放弃实力博弈。放弃实力博弈而获得的商业利益，必将得而复失。敢于博弈又有实力博弈的国家，才可能从弱者和无知者那里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不要希望商业利益可以赎买对手，让对手放弃围堵战略。赎买不是通向崛起之路，而是通向危机之路。商业承诺从来就是软承诺，而只有安全承诺才是硬承诺。商业上的融合和安全上的挤压，属于国家战略的不同层次，追求的都是相同的战略目的。美国在独立后曾经希望以商业利益的融合，来化解大英帝国对美国海洋权力和主权的侵犯。然而，不平等的《杰伊条约》并没解除大英帝国对美国的围堵。霸权的最大利益是维护霸权，任何新强权的兴起都是对霸权的潜在挑战。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商业利益可以让霸权放弃防止新强权兴起的努力？

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

美国在国家博弈中，国家利益至上。美国不是一个从“普世价值”出发的国家，任何价值都必须符合国家利益。为了强大，美国曾经从自由贸易走向保守主义；强大以后，为了寻求世界霸权，又由保护主义走向自由贸易；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维持和扩大霸权，又大力推行全球化。国家利益是美国战略选择的支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家博弈场上，美国创造了人类的奇迹。兵不血刃，收编欧洲，演变苏东；在全球化旗帜下席卷拉美，折服日本，冲击东南亚，左右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反恐战争中，推翻萨达姆，进入南亚；通过“橘色革命”进入俄罗斯战略腹地，通过巴尔干战争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美国不仅在实力博弈上攻城略地，而且在价值体系上也十分时尚。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化成了世界潮流，成了不分国情、不分历史条件的普遍真理。以推销美国体制为特点的全球化，在许多国家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精英”们的狂热。美国体制和美国价值，对许多人产生了迷信一般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有些人在反对一种形式的绝对真理时，却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当成绝对真理而顶礼膜拜，甚至到了不顾自己国情和国家利益的地步。对许多人而言，那些“普世价值”、那些绝对真理高于国家利益，高于大多数人的利益。

美国是如何取得这种战略成功的？美国的这种成功是来自于幸运还是战略？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美国有没有大战略？

美国能够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既源于历史提供的机会，也源于深谋远虑的战略。美国的大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正如有位美国总统所指出的，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神圣的使命”。在美国崛起以前，美国的大战略是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专心地搞好自己的事情，霸气地拒绝欧洲列强对美国和美洲事务的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大战略是建立和维持其世界霸权。这种战略有两个方面：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不管是实用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国家利益是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了解了这一点，那些常让有些人疑惑的所谓“多重标准”现象就有了答案。有许多人指责美国在民主、贸易和反恐等方面表现出多重价值观。其实，美国的战略从来就不是多重的，只有一个价值尺度，那就是国家利益。同一类型的现象对国家利益影响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采取不同的行为。美国值得学习的地方，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这种捍卫国家利益的一贯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许多国际框架。在这些框架里美国没有放弃国家主权，不仅如此，在所有的国际框架内都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这两种战略，如同拳击家的两个拳头，彼此配合，组合出击。在国家博弈场上，这两个拳头不仅用于对手，也用于盟友。

实用主义战略建立在权力制约的基础上。在一个权力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国际体系中，霸权能得到最有效的运用，享有不可挑战的地位。实用主义战略强调权力平衡和实力计算，关心的是实力的此消彼长，是战略态势的相对变化。这种战略在尼克松的许多著作中有很深刻的阐述。尼克松认为，两个对等的强手在一起，才有和平；以强抑弱必然导致战争；（美国）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是防止战争最有效的手段；和平必须是有尊严的和平，妥协退让换来的和平不是持久的和平；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国际关系是由利益和实力，而不是由友谊和意识形态来界定的。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大战略，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把练就一双铁拳当成国家利益的基本保障。在两霸对抗时是这样，在冷战以后也是这样。那种自毁长城的事——例如荷兰在1648年大规模裁军的行为——不会发生在美国身上。基于实力计算，美国对那些足以对实力消长带来长期影响的战略之争寸步不让。在关键问题上，不会因为对手强大而畏惧退缩，也不会因对手弱小而掉以轻心。

实用主义大战略主张对对手实行对抗和围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苏联采取对抗战略，同时通过提供安全保障、援助、市场进入和技术等，换取西方盟国对其在后勤、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和协同。

实用主义不仅针对对手，也针对盟友。在盟友之间维持平衡和制约，使它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和区域内挑战美国的地位。在日本挑战美国时，按下日本；在老欧洲有些不太顺从时，大力拉捧新欧洲；在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长期和英国维持特别的战略关系，分化欧洲。以日本为例，冷战以后，日本依然是美国在东北亚的主要安全支点，是美国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支点。一个军事上弱小的日本不符合美国利益，然而一个强大的日本同样不符合美国利益。冷战以后，日本的政治企图越来越强烈，既想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盟主，又想合法地重新武装自己，还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利益是维持现状。任何试图改变现有秩序的要求，无论来自对手，还是来自盟友，都是对其霸权的挑战。对日本的经济诉求，美国大力推动日本的金融全球化，打击其高科技，全面削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对其入常的愿望，先是口惠而实不至，后来干脆消极对待；对日本重新武装的企图，允许甚至鼓励日本加强防卫力量，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到后来鼓励日本出兵伊拉克。由于历史原因，日本这些步骤导致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强烈反弹，日本在亚洲更加孤立。这种孤立加深了日本对美国在政治上和安全上的依赖，日本进一步成为美国的战略棋子。日本想成为亚洲经济盟主的想法、想成为政治大国的想法从此成了泡影。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长期控制日本，孤立日本，将日本牢牢拴在美日双边关系中，美国就一直利用日本和亚洲国家的宿怨，时不时放松一下对大日本情绪的控制，让日本和亚洲邻国摩擦不断。再以英国为例，昔日的大英帝国常常陶醉于过去的权力梦幻中，希望在国际舞台上重温旧梦。英国的外交战略是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来增加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美国也长期与英国保持这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既分化了欧洲，又削弱了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昔日帝国在与今日帝国的联姻中，实际上部分失去了独立的影响力，成了美国的小伙伴。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越下降，越需要借助与美国的关系。

这种围堵对手、制衡盟友的实用主义战略，是现代帝国术。

自由主义战略侧重于改变对手。通过将对手融入互动的多边关系中，让别人接受现存的秩序和规则，推动别人的市场化、民主化改革，通过改变对手达到维持现有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目的。在容纳对手时，通过修改游戏规则来进一步约束对手。在这些国际秩序、机构和多边关系中，美国利益占主导地位。这种自由主义战略的目的，是将对手引导到符合自己利益的发展道路上。交往是为了达到对抗达不到的目的；融合是为了实现围堵实现不了的目的。当对抗和围堵不能消灭对手时，就用交往和融合消化对手；当飞机和坦克不能摧毁一种竞争性体制时，就用资本市场和全球化来拆散那种竞争性体制；当只靠实力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时，就依靠“普世价值”。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战略有三个方面：“开放”（opening up）、“融入”（tying down）和“捆绑”（binging together）。〔1〕

“开放”是自由主义战略的第一个特点。早在19世纪，美国就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这种“门户开放”政策，在围堵战略失败以后，再次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开放”战略，就是全球化。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讲，就是要通过全球化，在对手国家中培养独立利益集团，通过这种利益集团实现战略目的。具体地讲：（1）通过“开放”和全球化（贸易、市场和投资等）在对手的国家中培养和建立独立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随着实力的增加，为了自己利益而寻求经济政治上的权力，从而成为冲击甚至摧毁对方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主要力量，成为推动经济政治全面自由化的主要力量。（2）通过全球化培养特殊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国际金融资本和美国有多种利益相关，从而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些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家就形成了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大量掌握各种资源，成了改变现行体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甚至成为某些大国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伙伴。在这种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关于要不要实行全球化、要不要实行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争论，不再是理念之争，而是利益之争。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从攻击体制，到攻击体制代表的公平和正义，进而到攻击追求公平和正义的弱势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把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把全球化推崇为绝对价值或绝对真理，当成“普世价值”。正如当年美国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后来成了美国保护主义的障碍一样，这种利益成了国家经济独立自主和社会公平的障碍。

“融入”是自由主义战略的第二个特点。其核心就是有条件地将对手纳入各种国际框架内，使其接受和承认既存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承认现有的国际秩序，承认这种秩序代表的权力和利益结构，接受这种国际秩序的价值基础。

“捆绑”是自由主义战略的第三个特点。这个战略的特点就是在多边关系中，将有竞争关系的不同国家彼此融合在一起。NATO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法国和德国这样的传统夙敌，终于走到一起。

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战略，彼此配合，相辅相成，双管齐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大战略。在这种大战略下，交往和对抗并用，容纳和围堵结合。在冷战以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就是这种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大战略。了解这种战略全景，是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了解中国国际经济环境的关键。

实用主义的对华战略

中国目前几乎算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这种“最开放”的格局究竟符合谁的利益？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中国是如何被整合进世界的，必须了解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大战略，必须了解中国是在什么样的国际环境中“开放”的。冷战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大战略包括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有些人往往只看到交往的一面，而无视别人真实的战略意图，陶醉于别人故意营造的两国一体化的幻觉中。

1．实用主义的区域战略

冷战以后，维持亚太地区现状和防止潜在对手，是美国利益的根本要求。巩固和扩大现有的安全机制，建立以双边和多边关系为特点的多轨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安全机制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主要特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设想包括建立“自愿的联盟”（aliance at will）和“安全社区”（security community）。在继续深化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双边军事同盟的同时，以多种形式恢复和加强与泰国、菲律宾、越南和新加坡等国的军事关系，建立涵盖台湾的导弹防卫系统。这种排斥中国的安全机制，形成了从日本开始，沿太平洋南下，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安全网；事实上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围堵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寸步不让，从战略上长期牵制中国。例如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在东南亚大力渲染“中国威胁”，无视中国主权，鼓励某些国家侵犯中国南沙群岛，阻挠中国以果断措施解决南沙问题，增加与东南亚各国的军事合作和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2〕在中国西边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可以看见其战略意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跨入核门槛后，该地区对中国的地缘安全非常重要。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印度，进行核合作谈判。随后国务卿赖斯与澳大利亚和日本进行安全方面的谈判。在离开华盛顿前，她指出中国是该区域的“负面力量”。〔3〕在缅甸则力图推倒现政权，左右缅甸局势，压迫中国西南部战略空间。

2．实用主义的粮食和石油战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时曾经这样讲道，控制了石油，你就可以控制所有国家。控制了粮食，你就可以控制所有人。〔4〕粮食、石油和货币是如此重要，以致基辛格亲自为美国制定粮食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有许多推动发展中国家粮食自足的计划。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里，在新的世界粮食战略中，粮食自足的计划被世界粮食市场所取代。美国推动建立了世界粮食市场。发达国家一方面对内大规模实施农业补助；另一方面限制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农业实施补助。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粮食市场的依赖加深。粮食变成了一种用来帮助朋友、对付敌人的武器。卡特总统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1997年出版了一本书《大棋局》（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他在这本书中指出，只能让中国成为区域强权，坚决不能让中国成为世界强权。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强权的要素是，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限制对中国的能源供给，推动中国对粮食进口的依赖，增加中国内部的紧张和冲突。他认为，能源、粮食和内部动荡可能成为防止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布热津斯基是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关键人物。然而，正是他不希望中国统一。中国统一“将降低美国在东亚的政策存在”。他主张美国必须介入未来的台海冲突。〔5〕那些相信美国条约的诚意的人，以为中国和美国可以变成“中美国”的人，应当读一读布热津斯基的书。布热津斯基指出，对付中国的武器，还包括人权、民主和投资。布热津斯基在同一本书中指出，由于中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和矿藏资源，它对美国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他认为，在中亚应当防止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利益的妨碍。美国通过反恐进入了中亚。美国可能会从伊拉克撤军，却会加强在阿富汗的存在。

对美国来说，控制石油是控制世界的手段。世界上两个巨大的发达国家都是资源贫乏的国家，依赖石油进口，这两个国家就是日本和德国。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这两个国家。美国希望中国步它们的后尘。美国入侵伊拉克，压制伊朗，控制中东，涉足中亚，其长远战略目标十分明显。以伊朗为例，伊朗是中国主要石油来源之一。中石化于2004年与伊朗签订了700亿美元的合同，开发伊朗石油。布什总统时期的伊朗政策中的中国因素，非常明显。

3．实用主义的核战略

2002年1月8号，美国布什总统呈递给国会一篇题目为“核武器展望”（Nuclear Posture Review）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和中国交往以来，第一次将中国单独列为潜在对手。报告指出，在中国和台湾的冲突中，美国可能会对中国使用核武器（America and China）。美国在大规模发展战略核武器的同时，还大规模发展战术核武器和精确武器，建立特殊部队收集核打击目标的信息等，并公开表明：在必要的时候，在美国利益和美国朋友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将首先使用核武器。〔6〕

为了压制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连串大规模侵犯中国主权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一次又一次试探中国的战略底线、反应方式和压力极限。随着这种总体战略底线的试探，美国同中国打交道的姿态越来越高；对中国入世谈判的价码越来越高；对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对中国提出的单方面合作的要求越来越多；其在亚洲的安全布局，越来越不顾忌中国的反应。这一系列事件就是“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美国航母开进台湾海峡、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海南撞机等。

“银河号”事件发生在1993年。“银河号”是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所属的全集装箱货轮。1993年7月7日，该船按计划在天津新港上货后起航，途经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预计8月3日抵达位于波斯湾的迪拜港卸货，然后去沙特阿拉伯的达曼港和科威特港。美国从7月23日起，指控“银河号”货轮装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否则，就要制裁中国。“银河号”被迫长期漂泊在公海上。其间美国军舰、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不断近距离示威。中国对美国的无理要求提出了强烈抗议。最后，美方得以登上相当于中国领土的“银河号”，不仅检查了中国货物，还检查了第三国货物。结果证明，美方指责没有根据。美国通过实力压力，终于达到侵犯中国主权之目的。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银河号”事件还表明，建立在海外贸易基础上的经济，是脆弱的经济；自由贸易基础上的繁荣，是脆弱的繁荣。“银河号”事件彰显了“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战略弱点。

“银河号”事件不到两年，美国批准当时的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美。这是中美建交后，台湾最高层领导第一次访美。李登辉在出任台湾领导人以后，独立的倾向日趋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李登辉和美国都想挑战中国的台湾底线，测试一下李登辉有多大战略空间。为了捍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中国中断了两国高层次的工作关系，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导弹演习。美国为了表明捍卫台湾安全的决心，派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虽然事后中美两国修复了关系，但是美国并没有承诺不再批准台湾领导人访美，反而进一步强调和平解决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要求。鉴于统一台湾对中国的重要性，阻挠中国统一台湾，是遏制中国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美国处理台湾问题，颇类似美国内战时期英国和欧洲列强对南部邦联的态度和方式。不同的是，在美国的坚决反对下，英国和欧洲未敢公开出售武器给南方。美国坚称这是内部事务，坚决反对英国的介入和调停。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炸弹扔到了中国（使馆）头上。再下来就是海南撞机。与这一连串事件相应的是，美国制造了许多干预中国内政的牌：不仅有台湾问题，还有西藏、新疆、人权、贸易和投资等。美国西藏历史学家汤姆·格伦费尔德（Tom Grunfeld）指出，美国从1950年就开始策划西藏的秘密叛乱。后来又通过大量提供训练、提供资金和装备的方式推动西藏叛乱。在1959年，还多次对西藏空投军火。1959年达赖出逃以后，美国每年给达赖集团和达赖个人提供大量的资金。〔7〕

这就是实用主义战略的核心。只有在这个大战略下，才能准确理解所谓交往政策的实质，才能理解经济战略。经济战略只是国家战略的一个部分。在围堵的大战略下，可不可能存在一个扶持中国发展的经济战略？有没有真正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存在？全球化符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所谓的“中美国”的实质是什么？美国经济战略的目的是什么？只有把交往政策、把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把中国加入世贸的条件、把全球化放在这个大战略的图景中，我们才能看清它的实质，才不会犯瞎子摸象的错误，才会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

中国经济是如何整合进世界的？

美国对华战略的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战略。概括起来就是“交往”，主要是经济上的交往。围堵和交往都是实现战略目的的手段。为了捍卫神圣的国家利益，必须透过交往的酒杯，看到对方实用主义战略的实质。美国经济交往战略的核心就是推动中国全球化，推动中国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把中国经济发展引导到符合美国利益的轨道（不是符合中国利益的轨道）上。围堵是国家博弈的方式，交往也是国家博弈的方式。有时候，经济交往就是经济战争。人类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交往的过程，但是交往中有国家利益。交往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交往的过程、交往的条件和交往的目的。我们透过中国加入WTO来了解这种交往的性质。

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是一个艰巨而不平等的过程。2001年11月12日，中国签署了世贸条约。这一天将作为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标志性日子而进入历史。这个涉及13亿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条约，不仅以不平等的条件打开了中国的广义市场，还以同样不平等的条件干预中国经济主权，要求中国深化一系列新自由主义体制的改革，全面改变政府的性质和功能，强化市场和私有企业的作用和地位。全面的新自由主义将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贫富悬殊和更大的社会痛苦。美国有人认为，在十几年的秘密谈判中，中国谈判代表之软弱和让步之多，在许多方面比150年以前的中国谈判代表表现得还差。〔8〕

漫长的入世谈判有几个关键的转折点。中国于1986年正式申请恢复GATT的席位。GATT还为中国复关建立了工作委员会。在最初几年，中国复关谈判似乎进展顺利。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西方国家几乎共同采取了对中国的严厉立场，拒不承认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愿给予中国发展中国家享有的条件。中国70年代恢复联合国席位，是发展中国家努力的结果。按毛泽东的话讲，是第三世界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然而，仅仅在十多年以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入世谈判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站在中国一边，它们同意对中国进行具有歧视意义的区别对待。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是中国入世谈判的主要败笔，使中国在与西方强权的艰难谈判中倍感孤立无援。中国和大国交往，没有得到大国的平等对待，却失去了许多第三世界的朋友。中国失去发展中国家待遇是中国入世谈判的第一个挫折。中国本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时是，现在也是。这本来就不是一个谈判的问题。

到了1994年乌拉圭回合以后，GATT变成了WTO。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方国家增加了对中国的要价，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和政策改革、金融服务、农业等关键领域。入世不再是简单的贸易问题，而成了别人推动中国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放弃产业保护的经济战争。从1994年开始，西方国家就把中国内部的经济改革、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等内政问题当成了谈判内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发展道路、中国十几亿人民福利、几千万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几十万家国有企业的前途、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都成了别人放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中国的经济主权，成了别人争夺的对象。关系中国前途的许多决定，居然是在与强权的谈判中界定的！有些国家居然通过入世谈判，把手伸得长长的，伸进了中国经济内政，俨然一副当家作主的样子。西方把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目的，就是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来改造中国，想通过WTO把中国推向私有化、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放弃产业保护、丧失科技创新能力的道路上。

1999年，美国把炸弹扔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当时的中国总理访问美国，进行让美国“出气”的外交。然而，美国总统在最后一分钟，拒绝了中国入世的双边协定。最后中国终于入世，但是中国被迫在几乎所有实质性方面放弃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不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入世的。中国入世承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市场进入。通过大规模降低关税和废除非关税壁垒，更大程度地开放中国的市场，承诺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的服务领域，主要是银行和金融领域；另一类是行为规则。它规定了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方式。

在这场谈判中，美国实际上主导了西方对中国采取不断强硬的立场。美国宣称，只有在其所主张的苛刻条件下，才会支持中国入世。中国是按符合美国利益的条件，而不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条件入世的。早在1990年，美国贸易代表就节外生枝，越过工作小组，采取单边主义，告知中国，最后文件必须包括许多工作小组没有讨论的问题。十几年的谈判过程表明，这种不平等的交往与围堵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就是另一类形式的围堵。

中国融入世界的条件是苛刻而不平等的条件，中国入世协定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和商务协定，里面有很深的战略用心。从美国历史上看，美国有在商务协定下追求国家战略的传统。例如19世纪初期和大英帝国签订的《杰伊条约》、1818年战争的条约、19世纪下叶和中国签订的那些“门户开放”的条约等，从来不是单纯的商业条约。在谈判和签订这些商务条约时，眼睛不能只看是商业利益，脑中不能只想商业利益，要有大战略。世贸条约透出了什么大战略？

粮食战略。在许多敏感农产品上，中国被迫接受的关税水平甚至低于日本水平，中国还承诺开放重要农产品市场。像小麦、玉米、大米、大豆和棉花等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产品上，中国做了大量的承诺。〔9〕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中国8亿农民的利益，要求中国不给农业出口提供任何补贴，要求中国承诺对国内农业的补贴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改革粮棉供销体制。美国却对自己的农场提供大量的补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每年对农业出口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补贴，却要求中国降低农业关税，废除国内农业补贴。中国农民人口众多、收入相对低下，农业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产业，发达国家对中国农民的这种歧视，很难说没有别的战略用心。假如中国严格遵守关于农业的条款，将导致更大的分配不公，甚至导致社会不安。WTO针对中国农业的条款，是影响中国社会安定的不公平条款。中国有13亿人口，粮食问题从来是中国的战略问题。限制中国农业政策的目的，是要让中国失去粮食自给能力，依赖世界市场。布热津斯基指出，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和粮食是制约中国崛起的重要武器。对中国农业的施压，可以一石二鸟。

安全战略。电信产业一直是美国的战略产业。现代战争中，打击一个国家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打击其通信系统，瘫痪其指挥协调系统。通信系统是关系国家安全、保密和公民私有权的关键系统。通信系统是一个国家的神经中心。让外国人控制通信系统，将危害国家安全。美国在两次伊拉克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中，都首先集中打击对手的电信系统。美国从来不允许外国企业加入美国的通信系统，却要求中国允许外国企业对中国通信产业拥有高达49％的份额！假如中国严格遵守这一条款，将给中国安全带来长远的隐患，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安全独立。WTO针对中国通信产业的条款，是涉及中国安全领域的不公平条款。安全战略还表现在对高科技的垄断和压迫中国实施高科技零关税上。在日本一篇中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是如何看待国家安全和高科技的。打击中国高科技上的自立，就是直接打击中国防务能力的提高。

金融战略。中国被迫承诺全面开放中国的金融和银行体系，实行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导致数以万亿计的国际金融资本在不同国家间自由流动，增加了私人资本的自由和权力，降低了各国政府的金融主权和经济主权，尤其是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央行）对汇率控制的能力和监控资本流动的能力，大规模增加了国际投资者、投机者的影响。尤其是美国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评级机构、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控制作用越来越重要。金融全球化将彻底改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美国金融资本的权力将越来越大。拉美、日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训表明，金融体系全球化程度越高，宏观经济稳定越脆弱；金融体系越开放、越脆弱，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越大。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开放的金融体系中，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注定是不安全的：（1）美元是安全货币，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本就会流向美元。从这个角度看，其他货币永远可能是金融资本阻击的潜在对象。（2）美元基本不具有汇率风险，而其他货币则面临巨大的汇率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债务风险。这更加深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安全性。（3）由于美国资本市场规模巨大，而国际游资又主要是美元，国际游资对美国的冲击相对较小；而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规模较小，国际游资的自由进出将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4）这些国际资本的中心主要在美国，这些国际游资又主要受美国金融中心支配。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有能力通过金融资本发起对中国的金融战争。（5）由于美国金融企业（在危机以前）实力雄厚，可以通过掠夺式竞争来抢占中国金融市场，打击中国金融机构。中美金融体系的这种不对称性，注定中国应当建立一种不对称的金融体系——一种强调政府管制的金融体系，而非全球化的金融体系。在这种不对称下，金融全球化对中国而言，是一次无法获胜的战争。

技术战略。世贸条约从三个方面打击中国的科技发展：（1）知识产权保护。（2）西方强迫中国同意将进入中国市场和技术转让分开。在入世以前，中国要求进入中国市场和投资中国的外商，必须对中国转让技术和实现某种程度的产业国产化。在世贸条约下，进入中国市场和对中国投资，不再受到技术转让和零部件国产化的限制，不必提供相应的研发投资。这迫使中国第一次以公开的、国际法的形式同意放弃通过开放政策获得先进技术的发展战略。这项条款，撕破了全球化所有温情脉脉的面纱，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和投资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占有中国市场。以上两条，实际上把西方国家对中国长期的技术封锁合法化。（3）打击中国科技创新。一方面通过世贸条约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提供法律基础，另一方面毫不手软地打击中国在关键领域内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例如，中国曾在2004年宣布在中国境内采取WAPI标准。采用这种新标准，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标准，将有助于在这个领域内形成中国自主技术和知识产权，破解西方的技术垄断。西方国家的五大跨国公司（摩托罗拉、AMD、英特尔、诺基亚和思科）担心在新标准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会打破它们在中国的专利和知识产权优势，从而打破它们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它们马上开始公开抱怨。布什政府和国会开始施加巨大的压力，甚至威胁终止对中国的芯片出口。最后迫使中国放弃WAPI标准。这一事件表明，所谓自由竞争是何等虚伪，西方跨国公司和政府为了打击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为了自己的技术垄断，居然直接干预中国的经济主权，到了何等不择手段的地步。

体制战略。世贸条约最不平等、对中国的未来影响最深的是，西方企图迫使中国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企图使中国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化。这就是为什么，十几年的谈判就是四个字“市场经济”。这种融合是一种体制战争。

歧视的交往：中国的WTO陷阱

除了战略用心以外，从经济角度看，中国世贸条约是一个典型的不平等条约。世贸承诺包括两个方面：市场准入的承诺和规则方面的承诺。中国在市场准入上被迫承诺的条件，不仅远比WTO的创建国苛刻，而且远比1995年（WTO创建年）以后加入WTO的新会员国苛刻。中国对服务市场的承诺尤其广泛。中国在规则遵守方面同样被迫承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这些承诺给予了别人不对称的权力和机会来限制中国物品和服务的进入。这些承诺使其他会员国在中国产品进口大量上升时，得以随意对中国实行反倾销起诉，而不必获得任何有关中国倾销的证据。世贸条约还反映了强权想把中国长期限制在低技术陷阱里面，让中国永远发挥落后的“比较优势”的战略企图。强权们通过WTO得到的，比通过坚船利炮得到的要多。对中国的歧视分为长期性歧视和中短期歧视。前者主要是市场进入的歧视，后者主要是产业安全和反倾销方面的歧视。

1．歧视性的市场进入承诺

WTO文件规定中国制造业的平均进口关税到2005年必须下降到8.9％，而阿根廷、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依次为30.9％、27.0％、32.4％和36.9％。中国还同意将农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降低15％，远远低于日本的农产品关税水平。世贸协定还规定中国取消高科技领域的关税，如计算机、电信、芯片、通信器材、计算机器材及其他信息产品的关税。这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它们将决定中国未来的科技实力和创新水平，甚至国家安全。未来的经济和军事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科技较量，高科技是现代化的皇冠。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高科技产业已经具有挑战美国的实力，然而，一场贸易战争使日本的高科技一蹶不振。放弃高科技领域的保护，将使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徘徊在低技术陷阱里，长期成为别人高科技产业的附庸，依赖别人的先进技术。这种一方面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另一方面迫使中国放弃技术产业保护的条约，究竟是什么目的？我们需要这种全球化吗？中国的崛起能建立在低技术上面，中国未来的强盛能建立在别人的繁荣的高科技产业上吗？这种不平等的条约，反映了别人强加在中国头上的国际分工：中国发挥落后的优势，美国发挥高科技优势。这种打击中国高科技的条约，可能在短时间内带给中国外贸出口的增加，但是只要这种条约存在一天，中国高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就被摧残一天。中国开放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开放而开放？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关税高达40％，日本同样是通过关税保护而发展起来的。美国第一任财长早在18世纪末叶就指出，没有保护主义，新的国家无法在现代产业上与发达国家竞争。

中国还被迫同意在过渡时期结束时，将所有关税水平都降低到新的规定水平，并且将把关税固定在那个低水平。美国贸易代表在谈到这一点时，以胜利者的口吻说：“几乎没有国家做过这个”〔10〕。以印度为例，印度只承诺将关税固定到规定关税水平的3/2。那些做过此类承诺的发达国家，只承诺将关税固定在规定税率之上的某个水平。这种只承诺将关税固定在规定关税水平以上的做法，为未来大规模合法提高关税提供了可能。中国被迫做出的这种法律承诺，完全封杀了这种可能。

中国的服务行业的承诺，远比大多数WTO会员国的承诺要苛刻得多。中国承诺开放所有由WTO总协定所覆盖的服务行业。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做出过相似的承诺。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服务行业里承诺的深度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美国贸易代表曾经指出，“实际上，中国的承诺比任何WTO会员国的承诺都广”。中国在金融业上的承诺也远远超过所有别的会员国。中国承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国民待遇比所有国家都多、都广，而且这种承诺基本上是无所不包。中国在电话通信业上的承诺，也远多于任何其他国家。

2．歧视性的产业安全

WTO的有关条款规定，假如一个国家在调查的基础上发现，来自某个国家的进口的增加，已经导致或即将导致对进口国同类企业的严重损害，为了本国产业的安全，该进口国可以用进口配额或其他方式来限制这种进口。WTO的普通条款对这种“严重的产业伤害”有严格的定义，这种产业损害不能只用进口的增加与就业、销售和利润的同时下滑来解释，该进口国必须证明，进口增加和特定产业的损害间有因果关系。不仅如此，由于产业损害可能来自多种原因，所以该进口国必须证明，进口的增加至少是与其他原因同样重要的原因。在这种原则上，排除了随意性。而且，该进口国的这类进口限制，必须针对每个出口国，不能只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这是一个权利对称的条款。但是，这种保护缔约国产业安全的普通条款，到了中国身上就被全部改写。这些改写，体现了对中国的全面歧视。

歧视之一，从伤害（injury）到扰乱（disruption）——专门针对中国的低门槛。如前所述，WTO的一般规定是只有当国内产业被进口增加所损害的时候，才能实施产业安全保护。但是，中国却被迫承诺，只要从中国进口的增加扰乱了对方的产业，对方即可限制中国进口。限制进口的门槛被极大降低，随意性大大增加。美国贸易法对产业扰乱和产业伤害的定义分别如下：产业扰乱是指“进口量的迅速增加，无论是绝对的增加还是相对的增加”；而对损害的定义则是，进口增加是“实质性损害的重要原因；或即将导致实质性损害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只要从中国的进口增加，对方就可以采取行动。关于这种歧视条款，美国贸易代表指出，它“允许我们在最低伤害的基础上开始行动”〔11〕，限制从中国的进口！

歧视之二，从平等到针对性——专门针对中国的中国条款（China Specific）。前面我们讲到，一旦一个国家决定对某种进口产品实行配额或高关税等进口限制时，这种限制必须对所有出口国家按比例实施。但是，在中国条款中，任何国家可以采取只针对中国的这种行为。美国贸易代表称之为“中国条款”。这是严重歧视中国、违背WTO不歧视原则的条款。

歧视之三，从透明到随意——专门针对中国的随意性。WTO普通文件规定，一个国家在做出这种进口限制以前，必须进行公开的调查研究，必须证明其相关产业被进口增长所损害。透明性要求相当高。这一过程包括政府调查、对相关各方的公开告示、相关方面的陈述和反驳等，调查结果和最后结论都必须公开。但是，在中国的WTO文件中，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必进行这种高透明度的调查。进口国可以认定中国产品进口的增加扰乱了其国内产业，然后与中国政府协商，要求中国实施自愿的出口限制（违背WTO的一般要求）。在发出最初通知60天以后，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自动限制出口，则可单方面行动。

歧视之四，从立即报复到延期报复——专门针对中国的报复条款。WTO普通条款规定，一旦进口国做出这种配额限制，出口国有权报复。出口国的一方有权要求实施进口限制的国家给予补偿，否则，有权限制从对方的进口。中国的报复手段被大量封杀。WTO的一般规定给予会员国立即报复的权力，而中国在某种情况下，在2年内不能报复。也就是说，对手可以在2年之内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打击中国出口。只准州官放火，不许中国点灯。

歧视之五，从有限期进口限制到无限期进口限制——专门针对中国的无限期打击条款。这项条款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无限期打击中国出口产业的伏笔。WTO一般条款规定，这种进口限制一般只有3年，最多不得超过8年。并且一旦这种限制付诸实施，进口配额必须逐年增加。而可以对中国无限期实施下去。一旦对中国产品实施配额限制，中国WTO文件没有规定任何要求对方取消这种限制的时间表。

歧视之六，从一国到多国——专门针对中国产业的围堵条款。在中国入世文件中，有一个围堵中国产业的中国条款。这个条款已经偏离了贸易纠纷。该条款规定，一旦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实施这种进口限制，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只要它认为由于中国面临这种限制，会导致中国对其出口的增加，都有权利要求与中国政府协商要求中国自我限制对该国的出口。中国政府必须在30天内做出答复。60天内，假如中国政府没有做出满意的答复，该国家可以对中国实施贸易限制。这个条款的目的不再是保护进口国的利益（例如美国利益），而旨在保证一旦（美国）对中国出口实施打击时，其他国家有权跟进，对中国实施类似的打击，实现围堵中国产业、打击中国产业的目的。这是一个明显的政治条款。

以上歧视条款，将在中国入世后12年的过渡时期内有效。

3．歧视性的反倾销条款

WTO的普通条款规定，假如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的售价低于“正常价”，而且这种倾销导致了或可能导致对进口国家产业的“实质性”伤害，进口国家可以通过高关税反击“倾销”。WTO对所谓的“正常价格”定义为国内价格或第三国价格。与“产业安全”条款一样，进口国必须证明“倾销”对其产业导致了或可能要导致“实质性”伤害。美国在同意中国加入WTO时，按照自己的贸易法把中国经济定义为非市场经济。这种非市场经济地位，对中美经济博弈的影响非常大。美国认为，由于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价格扭曲，不仅产品价格扭曲，原材料的价格也扭曲。所以，对中国产品而言，所谓“正常价格”既不是国内销售价格，也不是在第三国的销售价格。为了计算中国产品的“正常价格”，美国商务部要求中国厂商提供一份详尽的生产产品的原材料清单。然后，美国根据这些原材料在所谓“市场经济体”中的价格来计算中国产品的直接成本，再加上管理、市场和销售等费用，而计算出中国产品的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是用相同的办法对付日本的芯片产业。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只要美国愿意，可以将所谓“比较利益”带给中国的好处全部化解掉。这种歧视，从中国入世后15年有效。

世贸条约中的这些歧视性条款，有的将会在12～15年中自动失效，有的将会长期存在。问题的实质不只在于这些具体的歧视，而在于这些歧视体现的战略目的，在于这种歧视背后的战略关系。这种战略用心是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还是为了延缓中国实现现代化？这种战略关系符合中国利益，还是符合别人的利益？中国应当长鸣警钟，记住这类所谓交往的实质，看穿全球化的本质。

在交往中去现代化：俄罗斯的教训

那些不了解美国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手战略的人，应当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历史。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西方尤其是美国通过围堵和交往，对俄罗斯实施了长时间的“去现代化”过程。了解这种过程，不仅可以了解交往战略的实质，也可以了解“普京道路”的缘由。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和西方政府虽然放弃了冷战，却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的力度。西方不仅没有解散北约，而且还乘俄罗斯微弱之时扩大北约。先是大量吸收前华沙条约国，后来又要接受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北约的战略前沿不断前移，把战略纵深推进到俄罗斯边界。与此同时，通过两次巴尔干战争想把俄罗斯的影响从欧洲、从巴尔干彻底挤出去。在北约扩大的同时，美国积极支持欧盟的东扩。在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同时，鼓励俄罗斯内部的分裂倾向。在俄罗斯独立以后，21世纪以前的一系列权力下放改革，导致俄罗斯内部离心倾向加强，在这种背景下，车臣战争对俄罗斯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如果车臣最终独立，将同当年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一样，成为导致俄罗斯分裂的第一张牌。然而，西方和美国却对俄罗斯打击车臣分裂主义的努力百般指责和干涉。在俄罗斯周围则鼓励颜色革命，扶持亲西方的势力。不仅如此，再后来根本不顾俄罗斯的反对，要在波兰等国建立导弹防御基地。假如导弹防御系统建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将大大削减。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几乎引发美苏间的核战争。由此可见，在俄罗斯的鼻子下建立这个系统的战略含义。

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那本书中指出，如果北约和欧盟不东扩，“欧洲将不再是美国强权的欧亚桥头堡，不再是民主的全球体系在欧亚扩张的跳板”〔12〕。他当时就强烈主张把中欧扩进北约，尽管这样会在俄罗斯内部激起恐慌、敌意和孤立的感觉。他宣称，不如此，将“导致美国领导地位信誉的丧失……将重新点燃俄罗斯目前处于冬眠和正在死去的对中欧地缘政治野心”〔13〕。简而言之，乘人之危，将对手彻底压制住。关于乌克兰，布热津斯基是这样说的，“没有乌克兰，俄罗斯不再是欧亚帝国”〔14〕。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西方会大力支持乌克兰的颜色革命。

那是实用主义的一手。与此相应的是交往的一手。交往的目的是从内部摧毁俄罗斯。苏联崩溃以后，美国政府立即派出了一批哈佛经济学家作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顾问，在俄罗斯推进激进的经济改革，一种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改革。这项改革建立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是以市场化、私有化为基本特色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导致了俄罗斯经济的“去现代化”。与此同时，为了推动俄罗斯全方位的改革，美国还提供了3亿多美元的资助。这一系列由美国策划和资助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拆散了俄罗斯国有企业，废除了俄罗斯大部分医疗保障制度，给俄罗斯经济和人民带来极大的困难。

这一切都是在交往的旗帜下，通过提供改革建议的方式进行的。美国政府在苏联解体以前就通过哈佛经济学家影响俄罗斯。1991年夏季到秋季，随着苏联的逐渐解体，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其他西方的经济学家，在俄罗斯郊外的一个豪华别墅与叶利钦小圈子里的人进行会商，会商的主题是策划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前途。杰弗里·萨克斯和盖达尔——叶利钦经济改革的首席设计师，一起设计（并向叶利钦）推销“震荡疗法”。这种让外国顾问策划一个国家核心经济政策的做法，违背了国家利益。俄罗斯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哈佛大学教授背后站着的是美国国家利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未必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却很可能符合美国利益。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哈佛经济学家为俄罗斯制定了一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而这些改革方案的第一方案，就是让俄罗斯放开价格。选择放开价格为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第一枪，有深刻的战略考虑。为了让俄罗斯一夜之间开放自己，实施“震荡疗法”，西方给俄罗斯施加了巨大压力。俄罗斯不百分之百开放，西方就不愿提供多国贷款。俄罗斯长达10年的噩梦终于开始。1992年1月2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开放外贸、市场、价格和货币。由于苏联及其计划体制的解体，俄罗斯原有的经济联系已经崩溃，而新的经济联系尚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企业根本无法和大量涌进的西方企业及其产品竞争。大批俄罗斯企业亏损，甚至处在破产的边缘。1992年通货膨胀高达2500％。恶性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吞噬掉了俄罗斯人民所有的积蓄和投资，许多人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许多潜在的投资资本瞬间蒸发。整个俄罗斯，除了极少数得到西方资助的人以外，从政府到机构，到个人，从此沦为赤贫。这场恶性通胀彻底摧毁了俄罗斯几十年积累的国民储备和银行储蓄，是一种自杀性的改革。在这场“震荡”中，只有俄罗斯银行由于可以不断滥印钞票，加上IMF的援助，得以幸免。

这种洗劫整个俄罗斯的“震荡疗法”，为推动私有化、为国际资本洗劫俄罗斯、为打击俄罗斯人民的精神和意志、为催生极少数寡头资本提供了基础：（1）“震荡疗法”一夜间放弃了政府对价格和经济的管制，俄罗斯企业根本无法转型，结果出现效益低下和利润下降，甚至面临破产。于是国际资本和俄罗斯内部的某些人开始指责俄罗斯企业缺乏竞争力，大幅度低估俄罗斯企业的价值。这为后来低价拍卖国有资产做了最好的铺垫。（2）“震荡疗法”导致俄罗斯货币恶性贬值，俄罗斯几十年形成的财富恶性贬值，为国际金融资本廉价洗劫俄罗斯国有资产提供了机会。（3）由于一贫如洗，俄罗斯进一步依赖西方和美国的资助，这有利于美国通过提供援助，在俄罗斯进一步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4）俄罗斯政府进一步依赖金融资本的支持。对金融资本的依赖，导致了“贷款换股票”（loan for share）的私有化过程。（5）除了一少部分人，俄罗斯人民一贫如洗，无力参加私有化。在“震荡疗法”以后搞私有化，就是要把资本贱卖给极少数寡头，这无疑是打开大门请国际资本到俄罗斯来洗劫。这场“震荡疗法”为俄罗斯后来一系列掠夺性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也是理解后来的“私有化”等改革的关键，是理解俄罗斯被“去现代化”的关键。由于“震荡疗法”带来的后果，盖达尔受到广泛的围攻，从而被边缘化。先“震荡疗法”、后“私有化”是打击俄罗斯经济的最佳战略选择。

“震荡疗法”以后，克林顿政府希望迅速推进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改革，进一步利用哈佛大学国际开发中心（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IID）推动俄罗斯的改革。这个中心成立于1974年，主要是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改革。HIID与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有广泛的联系，与克林顿政府后来的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关系密切。取代盖达尔的丘巴斯，与HIID的一群哈佛经济学家关系密切。萨默斯称他们是“梦幻队”。这些哈佛经济学家包括萨默斯成了推动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力量。在后来的私有化改革中，由于国内的激烈反对，叶利钦总统主要用总统令来推行私有化。而许多这类总统法令，就直接出自某些哈佛教授的手。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指出，“当我们（在推动俄罗斯私有化的过程中）需要总统令时，丘巴斯不用通过（俄罗斯）官僚机构。”〔15〕言下之意，美国的教授直接代劳了（很有主人翁姿态）。克林顿政府为了按美国利益彻底改革俄罗斯，对许多代表美国利益的机构提供大量的资助。这些机构在俄罗斯的几乎所有方面进行深入交往，全面介入改革。例如，美国当时的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大量法律事务所等机构在俄罗斯的运作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资助。克林顿政府通过广泛的交往控制了俄罗斯政府，这种控制方式是通过援助在俄罗斯建立许多民间改革机构。丘巴斯在哈佛顾问、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和其他西方人士的帮助下，建立了许多由美国援助和支持的“私有机构”，而哈佛顾问们同时也是这些机构的核心人员。这些“私人机构”构成了一个实力庞大的网络，常常可以超越俄罗斯合法政府和议会。在叶利钦的支持下，这个网络相当于一个影子政府。这类代表美国利益的俄罗斯民间机构，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俄罗斯政策。例如有的组织的职能从帮助俄罗斯建立与市场有关的法律和条例，到直接为俄罗斯政府起草法令。俄罗斯的联邦证券委员会（Federal Commission for the Securities）也是一个类似的组织。它是通过总统令建立的，这个委员会几乎完全依靠美国政府通过哈佛提供的资金而运作。俄罗斯私有化中心（Russia Privatization Center）同样是一个由叶利钦总统令建立起来的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哈佛顾问是这个中心的董事。但是这个机构在其存在的时间里，主要是帮助俄罗斯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和制定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同时负责与国际金融机构谈判贷款问题。这个机构从美国政府获得4500万美元，从世界银行获得5600万美元贷款，从其他政府获得了许多赠款。丘巴斯的哈佛顾问是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设计者，同时又是主要受益者。

哈佛顾问对俄罗斯政府影响日益加深。克林顿政府决定趁俄罗斯经济困难，利用援助和贷款的方式诱导俄罗斯的经济政策，使之符合美国利益。在哈佛顾问的设计下，俄罗斯进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的私有化，是一个有意制造产业寡头的过程。数以亿计的美元通过私人改革机构，被输送给俄罗斯新产生的资本寡头，使他们符合美国利益。就是这些利益集团成了美国利益的代表，成了摧毁俄罗斯体制、经济和制度的主要力量。他们通过对叶利钦总统提供经济支柱的方式来发挥巨大的作用。私有化的第一步是证券私有化。俄罗斯当时将大约相当于俄罗斯总国有资产1/6的部分在1992—1994年间私有化。俄罗斯政府给1.44亿人发了股票购买证，持有人可以用它购买公司股票，也可以换现金。由于私有化以前进行了哈佛经济学家所建议的“震荡疗法”，整个国家几乎破产，所有人的储蓄都被剥夺干净，几乎没有人有能力参加私有化过程。在私有化过程中，只有那些有深厚政商资源的人、有权力背景的人、国际资本和有国际金融资本背景的人，那些哈佛顾问和公司的经理、董事（这些人通过截留海外利润、不发工资、窃取利润和扣留国家补贴的方式，筹措大量的资金），有能力从工人手中大量收购股权书，有机会也有能力参加国有企业资产的拍卖。当然，也有个别投机有方没有背景的人脱颖而出。

私有化的另一个过程就是政府拍卖财产。在1992—1994年的证券私有化以后，俄罗斯政府还拥有大约5/6的国有资产。为了将这一部分私有化，俄罗斯政府在哈佛顾问的建议下，推出了一个“贷款换股票”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通过极其低廉的方式，将国有资产出让给相关主体。“震荡疗法”后俄罗斯财政几乎破产，叶利钦政府依赖俄罗斯银行的贷款运作。这个计划是这样的：俄罗斯政府以国有资产作抵押向俄罗斯银行贷款。由于“震荡疗法”已经导致俄罗斯国有资产的价值急剧下滑，在这个基础上国有资产又被进一步极端低估。贷款协定规定，假如俄罗斯政府不能在1996年归还贷款，银行将要拍卖抵押财产。到了1996年，这种拍卖开始。这种拍卖是一个极其腐败的过程，进行拍卖的银行可以参加竞争。为了压低拍卖价格，拍卖往往只允许少数有关系的主体参加。参加拍卖的包括有背景的人士和对俄罗斯政府提供过金融资助的国际资本，甚至包括哈佛大学的投资公司。结果国有资产被以极低的价格大规模卖掉。像石油、冶金和通信等重要产业，通过这种内部人士的拍卖而被集中在7人手中。这种内部拍卖实际就是将国有资产送人。哈佛的学校基金和索罗斯等被允许参加这种拍卖。索罗斯最后成为俄罗斯第二大钢厂的重要股东，并拥有24％的Sviazinvest通信公司的股票，同时拥有西丹科石油公司（Sidanko Oil）的股票，它的储备量比壳牌公司大。这场私有化是无偿改变所有权的过程。俄罗斯财产不仅大量落入少数寡头手中，也大量落入国际金融资本手中。

私有化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这些改革摧毁了俄罗斯的经济基础，摧毁了俄罗斯的货币，国有财产损失高达3000亿～4000亿美元左右。工人面临大规模失业，实际工资下降2/3，生活水平下降，男性的平均寿命下降5岁，卫生系统崩溃。大多数俄罗斯人在苏联崩溃以后，生活非常贫困。哈佛经济学家建议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除了产生一小群寡头以外，别无收获。这些寡头又通过行贿和政治联系，将俄罗斯的财产大规模转移到纽约等地的金融中心。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Yuri Luzhkov）在访问哈佛时曾指出，哈佛必须为俄罗斯的困境负责。

美国对苏联援助的协调员理查德·莫宁斯塔（Richard Morningstar）指出，

“假如我们没有在那里，为丘巴斯提供基金，我们能成功地赢得私有化战争吗？可能不会。当你谈论数亿美元，你不可能依靠数亿美元改变一个国家，但是你能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来帮助丘巴斯。”〔16〕

在这里，我们只叙述了私有化。美国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帮助”是多方面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布什政府帮俄罗斯人运作债券市场，导致俄罗斯损失几百亿美元，等等。

美国对俄罗斯的两手——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战略表明，二者相辅相成，为了同一个战略目的。以交往为特点的自由主义战略，其目的是实现实用主义战略无法实现的战略目标——摧毁俄罗斯经济基础。国家博弈犹如拳击博弈，假如对方是两手出击，而你只抵挡其中一只，把另外一只迎面击来的拳头当成一体化的橄榄枝，你不被击倒，那真是你的幸运。俄罗斯改革表明，国与国的交往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叶利钦的时代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时代。外国势力在俄罗斯成立了许多非营利机构，在叶利钦的鼓励下，这些非营利机构很多时候超越政府，几乎控制了俄罗斯政府的许多经济和改革政策。就是这些外国资助的势力，以推进俄罗斯改革的名义把俄罗斯引向灾难。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普京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实行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摆脱外国经济学家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控制战略产业，实行社会公正，压制寡头对政治的干预。在俄罗斯，普京是最早一个对新自由主义说“不”的政治家，是一个视国家利益高于普世价值的人。普京的这种做法当然只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不符合美国利益和西方利益，从而遭到了西方的大肆批评。捍卫国家利益而受到对手的批评，对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来说，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有些人就是在对手的吹捧中让自己的国家解体的。不要畏惧对手的批评，被对手批评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

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丧失独立自主的交往，是屈从的交往。

国家博弈，自强者胜。20世纪中叶发生在亚洲的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伟大事件，就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焕发了青春，走过百年的风云激荡，重新在世界民族之林站起来。中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的，中国必将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同样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伟大历史过程。中国应当为人类提供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崛起需要交往。越是交往越需要独立。关于交往和独立自主的关系，毛泽东曾经有过经典的论述和天才的创造。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在与苏联的交往中保持独立自主；在与尼克松的交往中保持独立自主。交往不是目的，在交往中实现国家利益才是目的。只有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交往，才是平等的交往；只有平等的交往，才是互惠的交往。

第十六章
金融体系和发展抑制

全球化体系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是金融全球化的核心。在交往的战略中，将中国金融体系融入世界，使中国金融自由化，是发达国家的重要战略目的。在世贸条约中，中国被迫承诺开放金融市场。中国金融体系是国际金融资本期待已久的最后一块待开发地。金融体系的改革关系中国经济安全，关系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很少有搞金融自由化成功的，而失败的例子倒是不少。全球化是美元“制度寻租”的方式，是美国霸权的经济支柱。全球化有两个相互配合的过程：出口导向和金融全球化。它们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实物和财富的方式。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残酷的金融危机，使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出口导向道路。全球化一方面通过出口导向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美元储备；另一方面则通过金融全球化把这种美元储备循环回美国。全球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实物和财富的循环过程，使美国得以用全世界的资源和资本来维持它的世界霸权。金融越是全球化，资本越是自由流动，金融资本的统治越强，美国金融机构的权力越大，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上就越从属于金融资本。金融全球化改变了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金融全球化的结果，是民族国家金融主权部分丧失。国际金融资本在资本自由流动中拥有越来越多的决策权，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则越来越被边缘化。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质和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权力，极大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出现危机倾向。这种危机倾向迫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实施出口导向，进一步走向美元循环。金融自由化把发展中国家推向了这种恶性循环。金融自由化不是历史的必然。金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决定，金融自由化注定要走向危机，走向“繁荣—破裂”的危机周期。摆脱这种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国有化，或者严格的政府监管，或者兼而有之。然而，金融全球化却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把金融自由化当成历史的必然。金融自由化不是历史的道路，更不是中国崛起的道路。全球化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出口导向和内向发展竞争资源，导致中国发展抑制。发展抑制导致实物和财富被大量无偿输出，导致内向发展受到抑制，是民族之痛。推动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的关键是“去出口导向”。

“预算软约束”、“市场换财富”和美元的“制度寻租”

1973年，“尼克松震荡”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前提。美元和黄金脱钩，是划时代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改变了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性质和作用。在布雷顿时代，美元和黄金挂钩，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是美国的一种责任；而其他国家拥有的美元储备是一种权利。任何拥有美元储备的国家，都可以用美元向美国换取黄金。美国向世界输出的每一美元，都暗含着一种承诺——将来用黄金赎回。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美国向世界支付的美元不再具有内在价值，不再有任何实物担保，美国不再为赎回这些美元而担心。而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不再是一种可以向美国兑换黄金或任何实物资产的权利。美元和黄金脱钩，使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无偿向其他国家索取货物、资源和产品的国家。美国为了维持军事霸权，从此可以无限制制造贸易赤字，不再受到承诺赎回的限制。美元和黄金脱钩，使美国得以用外贸赤字来支撑财政赤字，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如果说在金本位时代，美国的外贸赤字从理论上讲还多少受到黄金储备的约束的话，美元和黄金脱钩则彻底结束了这种约束。外贸赤字的这种软约束，给美国财政支出带来了“软约束”。财政赤字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国家利益的需要。

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享有免费印制世界货币特权的国家。从理论上讲，美国的印钞机可以无限制地印制美元，是创造财富的最佳手段。怎样通过这些一文不值的美元创造财富，怎样通过印钞机创造无穷无尽的财富，成了一种全新的战略考虑。在这种货币霸权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行全球化，开始大幅度开放低端市场，开始无节制购买世界各地的货物，实施更大规模的外贸赤字。全球化是美元“制度寻租”的重要战略。美元“制度寻租”是美国霸权的基础。它为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为庞大的军费开支、为消费者获得廉价产品，提供了免费的财力支柱。在国家利益推动下，全球化作为一种陈旧的历史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被重新捧成历史的必然。全球化浪潮，开始席卷世界。

美国大规模的贸易赤字，必须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基础上。其他国家的出口导向和美国外贸赤字相互依存，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出口导向，没有全球化，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外贸赤字。发展中国家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美国市场上；而美国则以不断扩张的外贸赤字支撑自己的霸权。这种战略交换，是建立在美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霸权的基础上的。假如美国必须为美元提供承诺，假如美元必须和黄金挂钩，美国这种过度扩张的外贸赤字最终会导致自己的破产。没有美元霸权，就没有无节制的美国外贸赤字。没有美国无节制的外汇赤字，就没有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出口贸易，出口导向战略就失去了依据。

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其残酷性不亚于当年大英帝国用炮舰推行自由贸易。全球化是国际金融资本、发达国家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联合洗劫的过程。

全球化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际经济战略，最早由“三方委员会”提出。三方委员会的背后推手是金融资本。推动全球化的核心是推动金融全球化。金融资本是推动金融全球化的西部牛仔，发展中国家是他们要攻占的最后一片未开发地。国际资本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洗劫的方式推动全球化，把发展中国家融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许多经济学家把这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和美元的关系，称为“布雷顿第二”。

在这一过程中，美元债务是重要手段：首先，通过IMF、跨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美元贷款。为了偿还美元债务，这些国家不得不走向出口导向的道路，不得不将自己的货币同美元挂钩，从而被纳入美元体系。其次，通过残酷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进一步打击发展中国家金融和经济的独立性。在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IMF和世界银行，以及发达国家政府表现得异常冷酷，把弗里德曼的“金马甲”强制性套在发展中国家身上，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开放资本市场，削减公共开支，实施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许多国家危机加深、社会动荡、政权更迭。

当危机的尘埃最终落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片废墟。怎样避免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头件大事。这个时候，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了“格林斯潘规则”（Guidotti-Greenspan rule）。格林斯潘呼吁发展中国家至少要积累相当于未来一年的外债总额的外汇储备，他认为这是为防止类似的金融风险所必须购买的保险。

许多国家纷纷将自己的货币紧钉美元，开始尽量储备美元，把外汇储备当成稳定货币的基础。其中也有些国家由于外汇储备过高，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国际金融资本强加在发展中国家头上的金融灾难，成功强化了美元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美元而走上了出口导向的道路，走向了全球化。出口导向导致美元储备的增加。继“石油美元大循环”以后，另一轮美元大循环开始了，这就是“赤字美元大循环”。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储备了远远高于“格林斯潘规则”水平的美元。

美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元储备和出口导向结合，成了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发展中国家向美国输送货物，换取美元。美国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唯一发行国，大量印制美元，支撑其外贸赤字。许多国家再把这种美元换成美国国债，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将这些美元循环回美国。随着美国霸权的物质需求越来越大，这种货物和财富的循环规模越来越大，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储备越来越大，全球化的范围和规模也越来越大。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给美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贸易赤字。

这种“市场换财富”的战略，这种出口导向和“赤字美元大循环”，迅速把亚洲国家整合进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为美国世界霸权、为其巨额财政赤字和军费开支、为美国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财力支持。美国有理由傲视历史上所有的帝国。历史上有哪一个帝国能通过征战、通过殖民地，获得美国通过全球化获得的一样多的利益？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统治世界，美国用债务和自己的市场统治世界。

人类历史上那些大帝国，往往面临大炮和黄油的经典困境。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也就大炮和黄油的选择进行过争论。要大炮还是要黄油，还是二者都要？争论的结果是大炮和黄油都要。美国从此走上了“债务财政”的道路。而支撑这个债务财政的是美元霸权，就是美元霸权支撑的外贸赤字。外贸赤字是解决大炮和黄油两难困境的工具。从那时开始，美国就开始实施以世界资源建立超级霸权的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讲，拖垮苏联的是美元，是美元带来的全世界财富。在两霸对抗时期，盟友们通过储备美元的方式为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买单。冷战以后，传统盟友对美国的安全需求减少了，寻求新财富来源的美国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通过推动出口导向和“赤字美元大循环”来解决那个经典困境。全球化为美国解决了“大炮和黄油”困扰。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等，终于实现了美元“制度寻租”的梦想。全球化体现的经济体制为美国打造了前所未有的“聚宝盆”，而美国霸权就建立在这个聚宝盆上。

全球化浪潮席卷亚洲和美洲，许多人被全球化的承诺和现实的反差震惊。全球化摧毁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导致货物和财富大规模从穷人向富人循环，从穷国向富国循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货物和财富，源源不断地被循环到发达国家。世界范围的资本逆向循环导致穷国更穷，富国更富。亚洲经济在全球化中迅速增长，然而，亚洲大量的财富被循环到富人和富国，亚洲有高达60％、约16亿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世界上大多数最贫穷的人，生活在拥有高额外汇储备的国家里。全球化的世界依然如故：富国统治穷国，富人统治穷人。

这种大循环带来了一体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一体化中最突出的就是中美经济的一体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Ferguson）把这种一体化称为“中美国”（Chimerica）。弗格森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体化的“中美国”由两部分组成：西边的“中美国”富有而快活，东边的“中美国”则贫穷得多。然而这两部分彼此互补。西边的擅长高科技、市场营销和商务管理；东边的专事生产（初级产品）。东边的节约，把钱借给西边的。东边的一边创造了许多外贸盈余，然后又马上通过政府间的手购买美国债券，把这些钱借给西边的一半。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以每年2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到了2007年，几乎达到GDP的40％。〔17〕有人估计，过去几年中国是美国政府新发行债券的主要购买者。中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为美国提供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储蓄！以市场和产业开放吸引外资的中国，其实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和国民储蓄的净输出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中美经济关系是“布雷顿第二”的主要支柱。换句话说，是新自由主义下美元霸权的主要支柱。这种“中美国”的实质，是贫困的东边无偿向富有的西边提供实物和资本。

在弗格森的浪漫笔调下，“中美国”被描述为“天堂里的婚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婚姻”？一种对谁有益的“婚姻”？

尽管中国向美国输出了大量的货物和财富，尽管中国为美国提供了价廉物美的产品和价格低廉的资本，“中美国”并不轻松。全球化没有改变美国大战略的实质。不仅如此，由于“中美国”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支持，使美国有能力进一步强化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美国有人对中国带有一种双重的警惕：一种当年对苏联冷战的警惕加上对日本经济的警惕。2006年的一项民调表明，美国人中对中国友善和不友善的各占一半，3/4的美国人担心中国成为军事强权〔18〕：（1）美国在东北亚的安全存在是为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冷战后一直鼓励日本重新武装。假如在克林顿时期，美国私下和日本谈判军事条约，使美国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实际上能够覆盖台湾；那么布什政府则直截了当地要求日本一同防卫台湾。〔19〕（2）中美间的经济关系也很不轻松。2005年5月1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启动世贸条约中专门针对中国的歧视条款，限制中国三大类别的纺织品进口。2006年3月底，两个针对中国的法案被引入美国国会。一个法案指责中国违反了贸易规则，指责中国人为操纵汇率；另一个法案则威胁假如中国不使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货物征收27.5％的关税。美国财政部也加入了这个大合唱，要对中国是否操控汇率进行评估。〔20〕（3）中美贸易战争一触即发，等等。

全球化实现了美元“制度寻租”，“中美国”强化了美国霸权。

货币、全球化和霸权

目的和手段的矛盾，是历史上的帝国普遍面临的经典困境。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帝国，都面临帝国无限扩张同帝国有限资源的永恒矛盾。许多帝国在无限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资源的限制，往往在帝国鼎盛的时候忽然崩溃。以大英帝国为例，在18世纪的英法七年战争后财力匮乏，为了寻求额外财源而对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结果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顶着战胜国的光环获得了许多托管地，帝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然而，帝国已经耗尽了国力。当时的帝国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外面的架子虽然没倒，但里面已经空虚了。为了偿还战争债务大英帝国不得不大量出卖海外资产，国力的衰退成了大英帝国退出历史舞台的前奏。

苏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过度的军备竞赛所拖垮的。

美元“制度寻租”和贸易赤字，为美国提供了破解困境的钥匙。

1971年翻开了美国霸权史上新的一页。这一年是新帝国的开始。

外贸赤字成了美国追求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美国可以通过外贸赤字，不受约束地利用世界资源来追求帝国利益。

每当美国在战略上大规模扩张的时候，美国的外贸赤字就大幅度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讲，拖垮苏联的是美元霸权。在两霸对抗时期，美国依赖美元带来的世界资源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使后者不堪重负。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滞胀”，而苏联经济表现相对良好。1980年，美国尚未完全走出“滞胀”。里根上台以后，一方面大量减税；另一方面，开始了耗资巨大的“星球大战”计划，军费开支迅速增长。在卡特时期，联邦赤字平均每年为545亿美元。在里根时期，达到平均每年2106亿美元。里根曾经指出，“国防预算不是问题”。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以高外贸赤字支撑高财政赤字和高军费开支，外贸赤字大幅度增加，最后终于拖垮了苏联。假如没有美元霸权，里根的经济政策不仅不能拖垮苏联，而且将会导致美国经济上的“自杀”。美国承受住了70年代长期的“滞涨”，而苏联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第一次经济停滞中崩溃。其中的历史信息值得人们深思。

布什政府上任以后，继续“里根革命”。一方面大幅度降税；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尤其是在“9·11”以后，布什政府在反恐的同时进行了两场战争，大规模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大幅度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大规模限制中国在台海地区的主导权。美国再次面临目标和手段的经典困境。美国产生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谁将会为美国巨大的赤字买单？有人将目光投向了被它当成潜在竞争者的中国。

根据美国统计局（Census Bureau）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入超国。到了2007年，美国对华赤字高达2562亿美元，占美国当年外汇赤字总量的37％，相当于当年军费支出的40％。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几年，正是美国对华赤字大幅度上升的几年，是美国霸权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的几年。2000年布什就职以后的一系列内外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急剧上升。假如美元不是世界货币，假如没有中国提供的上万亿美元的免费货物，没有中国提供的上万亿美元的廉价贷款，美国早就会遇到大英帝国和苏联遇到的问题，早就面临物价飞涨、利息上升、入不敷出、经济严重困难的困境。美国霸权会受到极大削弱，至少不得不大幅度收缩。中国长期被有些人列为潜在对手，然而美国却利用潜在对手的财富来对付这个潜在对手。

如果你把2000—2007年间美国每年的国防支出和外贸赤字做一个相关分析，你会发现它们的相关系数为0.98；如果你把美国的国防支出同美国对中国的外贸赤字做同样的分析，你会发现它们的相关系数为0.97；如果你把美国国防支出的年度变化同美国贸易赤字的年度变化做一个相关分析，你会发现它们的相关系数是0.81；假如你把美国防务支出的年度变化同美国对华赤字的年度变化做一相关分析，你会发现它们的相关系数为0.72。

美国以贸易赤字推动国家利益的战略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必须有国家愿意为了“美元”而把自己的货物无偿输送给美国。没有其他国家的出口导向战略，就不可能有美国的赤字战略。全球化的历史性作用就是把许多国家推向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使它们成为美国赤字战略的捕猎对象。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这个世界是一个互通有无的世界，每个国家追求国际收支平衡，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其他国家而生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依然用财政赤字来支撑霸权，大量的财政赤字发出的美元不能作为支付手段，用于购买其他国家的货物和服务，转化成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将面临什么结果？美国将出现通货膨胀和利息上升，结果美国个人消费和投资将减少。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政府赤字导致的“挤出效应”（crowded out）。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世界实行真正的金本位制，货币具有真正的价值，那么美国这种长期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将导致黄金的外流，同样导致通货膨胀和利息上升。在这两种情况下，赤字战略会导致美国经济的最终衰退。

在美元基础的全球化体系下，美国的赤字美元通过贸易赤字流向了世界，换回了货物和服务。要实施这种战略，必须有人愿意为美国的赤字买单，愿意实施出口导向。

全球化体系下的出口导向战略，是专门为美国赤字战略量体裁衣而制定的。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其进出口总量必须相互抵消。全世界所有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每年的净出口是一个正数。这个正数，需要别的国家的净入超（贸易赤字）来消化，否则出口导向战略无法生存。在当今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由于其货币不是世界货币，不可能长期实施大规模的外贸赤字，否则将会给这些国家带来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够长期实施大规模外贸赤字的国家。其他国家的出口导向，包括中国的出口导向，最终都是建立在美国赤字战略的基础上。

出口导向是“美元寻租”的基础，而“美元寻租”又是出口导向的前提。

表面上看出口导向和这种赤字战略是单纯的市场交换。然而，这种市场交换违背了市场交换的第一定律：等价交换。这种交换是“印刷纸”和真实货物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是剥削的一种形式。这就是全球化和出口导向的实质。许多读过西方经济学的人认为，全球化导致货物和要素冲破国界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在全世界的最佳配置。其实那永远是一种麻醉自己或麻醉别人的幻觉。这些人忘了，西方经济学同时还认为，只有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时，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资源的最佳配置。对美国而言，美元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只有当进口货物带给美国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才能实现均衡。那些相信西方经济学的人必须承认，全球化体系是不均衡的，世界市场是低效益的体系。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自由贸易。但是，同样是自由贸易，当今的全球化却失去了19世纪自由贸易的基本特点。在金本位体制下，自由贸易虽然存在许多不公正，但至少是在确定了“价格”以后，实行的是“等价交换”。而当今的全球化却是确定了价格以后，实施不等价交换。支付手段、储备手段和价值尺度通通没有内在价值。包装全球化的那些核心理论都产生于金本位时代，新自由主义用这些理论来推动全球化，实在是张冠李戴，有欺诈之嫌。

这种市场交换，实际上是一种新形式的剥削。

全球化的船，上去容易，下来难。

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使世界经济增长依赖美国霸权的扩张力度和外贸赤字的大小。美国霸权扩张速度越快，外贸赤字越高，出口导向国家的经济增长越快。在通常的情况下，美国的外贸赤字依赖于财政赤字，财政赤字成了推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财政部（有时包括美联储）不仅管理着美国的总需求，也管理着全世界的总需求，包括中国的总需求。

全球化使美国成为世界流动性的最终提供者。全球化导致市场化和货币化过程深入世界经济的各个方面。全球化越发达，世界经济越货币化，对世界货币的需求和依赖越深，世界经济对美元提供的流动性依赖越大，美元的地位越难以取代。全球化使美元变成了世界经济的DNA。美元的这种地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表现了出来。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国家的美元流动不足，不得不向美联储通过货币对置的方式寻求大量美元贷款。在世界信用萎缩的最困难时期，美国实际上成了世界上的“最后贷款人”（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美国作为软帝国流动性的最终提供者，使世界更加依赖美国的贸易赤字。在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下，如果美国成为一个贸易盈余国，将导致世界流动性萎缩、信用收缩和世界经济发展放慢。

美国的债务（外贸赤字美元）成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手段，成了推动某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全球化就这样使债务变成了一种权力，变成了统治世界的手段。

全球化降低了美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外贸赤字是美国反周期的重要手段。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美国大规模的外贸赤字实际上是将生产过剩转嫁给其他国家，美国经济（尤其是总供给）从而具有更大的调整弹性和应变能力。在经济扩张时期，为了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大规模增加外贸赤字，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内经济过热；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减少总供给过剩的压力，美国大幅度减少外贸赤字，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衰退对美国经济的破坏力。外贸盈余是放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变量。在经济扩张时，美国贸易赤字大幅度上升，加剧中国的经济过热；在经济收缩时，美国贸易赤字大幅度下降，加剧中国的生产过剩。

历史上的那些帝国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这些帝国在帝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与帝国利益一致的体系。全球化为美国建立了一个维护软帝国的利益体系。在美国一篇中我们已经看到，有时候一个国家内部发展道路的争论，不仅仅是价值的争论，而且往往是利益的较量。在美国1812年战争中，新英格兰地区的那些与大英帝国有诸多利益联系的大商业利益，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没有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全球化在许多国家催生出许多这样的利益集团。全球化导致美元和美国国债大规模泛滥。全球化越发达，美国的外贸赤字越多，拥有美元资产的国家、机构和个人越多。美元和美元资产将这些主体的利益绑在了美国身上。他们的利益以及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利益都依赖于美国经济和美国市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代言人，在许多国家出现，以多种形式和面貌推动帝国利益。

美国和大英帝国不一样，从20世纪以来对外几乎没有领土要求。追求领土的扩张不是其战略目标。其索取财富的方式不是通过领土的征服，而是通过思想的征服、意识形态的征服和体制的征服，通过全球化，通过债务来实现的。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统治世界，美国用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统治世界。这种将债务变成权力的战略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美国立国之初，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

在全球化体系下，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高速增长符合美国的霸权利益。从国家博弈的角度看，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实际上强化了美国实力，间接支撑着美国的世界和亚洲战略，增加了中国统一台湾的难度，延缓了中国的崛起。假如目前这种全球化体系不改造，假如中国不走内向发展的道路，假如中国继续以别人的市场来导向自己的经济，就算有一天中国GDP超过了美国，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通过这种剥削关系而输送给美国，美国将继续享受中国GDP增长的好处。

赤字霸权不仅是军事霸权的基础，也以军事霸权为前提。假如世界上其他弱势国家对美国玩这一套近似于赖账的游戏，肯定会招致“看得见的铁掌”的无情打击。

金融全球化、危机倾向和美元循环

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全球化的核心是金融全球化。而金融全球化的目的，就是在美元的基础上，建立由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出口导向和金融全球化是全球化战略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两个方面使美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流向世界，而世界又将这些美元循环回美国。美国得以在获得免费货物的同时，获得廉价的资本，维持资产泡沫。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是以资本自由流动为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金融资本的滑铁卢。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政府控制汇率，金融资本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73年以前，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那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金融资本受到抑制的结果，是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由金融资本的投机带来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几乎消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解放了国际金融资本。然而，当时的国际金融资本同政府控制的外汇储备相比微不足道，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带来的影响也微不足道，不足以改变国际金融的格局，美国金融资本和美国金融机构尚不具有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培养国际金融市场和催生国际自由资本，成了金融全球化的重要战略选项。

为了迅速扩大受美元形式、受美国支配的国际金融资产，为了重新启动国际金融市场，美国表现出了超级大国的大手笔：（1）美元迅速贬值和石油以美元定价。这两件彼此相关的事，导致石油价格的上涨，大量石油美元一夜涌现。刚刚解放的世界金融系统，一下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美元热钱，出现了受金融资本支配的短期金融资产。（2）“石油美元大循环”将大量的石油美元迅速变成受美国金融资本支配的自由资本，并迅速把它们循环到发展中国家，使这些国家开始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的控制。（3）大规模推动日本金融改革。日本是当时世界上主要的储蓄国家，又是世界主要的美元储备国。日本金融开放的结果，是大量的廉价资本涌进世界资本市场。（4）实施大规模的外汇赤字，制造大量的美元热钱和大规模的短期资本。其中主要有“中国贸易美元大循环”。中国后来取代日本成了最大的美元储备国。中国的外汇储备通过多种形式被大量循环回美国，形成了大规模廉价资本。与此同时，美国通过WTO和双边关系，迫使中国迅速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全球化。如果不是次贷危机，推动中国金融全球化有可能是下一部重头戏。

这一系列战略布局，导致国际金融资本的规模迅速扩大，国际热钱的规模迅速扩大，国际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规模迅速扩大。如前所述，1983年，世界上五家中央银行（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瑞士）拥有1390亿美元储备，而外汇市场的流动每天只有390亿美元。五家央行的潜在弹药相当于市场的3倍多。到了1998年，这五家央行只有27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市场的交易量高达1.8万亿美元，这1.8万亿美元主要是由私人决策推动。权力的中心已经从政府转向了金融资本。

金融全球化彻底改变了世界权力结构，彻底改变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1）巩固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大批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金融风险，尤其是货币风险或汇率风险及其带来的债务风险。为了稳定货币，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更大规模地储备美元。金融全球化使美元储备地位更加巩固。（2）进一步推动了出口导向。发展中国家以储备美元寻求货币稳定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战略，强化了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依赖。（3）增加了私人资本的自由和权力，降低了各国政府的金融主权和经济主权，尤其是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央行）控制外汇、监控资本流动的能力，大规模增加了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影响。美国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评级机构、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控制作用越来越重要。结果，发展中国家面对海啸一样来去自如的国际金融资本束手无策。在由国际金融资本推动的资本和热钱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越来越脆弱。金融体系越开放，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越大。越开放，风险越高。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为了自己的金融安全和金融主权，要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另搞一套。（4）增加了IMF和世界银行的权力。而这些机构基本由美国控制。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政府债券。世界金融资产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而大量的国际自由资本和热钱主要来自美国。美国成了统治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5）放任金融创新。这一系列的改革，催生出善于创新的世界一流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对世界金融体系影响巨大的影子银行（包括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到了2007年，影子银行提供的贷款相当于全国的75％，而美国传统银行提供的贷款只占25％。

金融全球化形成了一个以美国金融体系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这个体系凌驾于其他国家的政府之上，成了没有边界的帝国，美联储成了世界中央银行。这一金融帝国，成了美国霸权的一根重要支柱。在这个金融体系中，国际资本的流进流出不再主要由民族国家的政府决定，而是由国际金融资本决定。民族国家被国际金融资本推到一边，被边缘化。金融资本主义开始重新居于统治地位。这个金融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成功推动出口导向，推动美元大循环。大量的财富和货物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国循环，美国也更加不节制地向全世界印刷美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外贸赤字。世界从此进入了新的分工格局，美国成为主要的金融出口国，出口美元和其他金融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则向美国出口真实货物。然后通过购买金融产品的方式，将美元循环回美国。全球化实现了两个目的：为美国提供免费产品；为美国资本市场提供廉价资本。这些廉价资本推动了美国资本的长期增值。

金融资本的贪婪和自由，增大了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倾向。金融资本推动的“繁荣—破裂”的金融宿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上演。金融体系的这种脆弱性，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规模巨大的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杠杆运作，可以在短时间内运作天文数字一般的金融资本。他们犹如潜伏的狙击手，在世界范围内贪婪地寻求投机的机会。而一旦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发现某种投机的机会，就会像海啸一样席卷而进，导致特定国家的资本过剩，形成资产泡沫。然后呼啸而出，导致泡沫破裂，导致“繁荣—破裂”的危机。在金融资本大规模流进流出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政府往往一筹莫展。最后导致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甚至留下经济长期停滞的隐患。例如，拉美经济危机、日本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2000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等。而这些国际金融资本，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金融全球化提供的两个条件，极大加强了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的统治，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金融控制能力：第一，世界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巨大的美元热钱。第二，金融创新带来了多种杠杆手段。二者结合起来，使国际资本巨鳄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动员天文数字一般的资本，忽然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发动攻击。这种攻击可能骤然而起，骤然而去，导致资本大规模的流进流出。

在主要的金融危机中，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有时候这些金融危机实际上是金融体系中心国转嫁危机的结果，拉美经济危机是这样，日本金融危机是这样，亚洲金融危机也是这样。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发生了由商业不动产贷款引发的银行危机，美国进入经济衰退。为了推动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降低利率，扩大信用。美国银行体系拥有太多的流动性（和石油美元大循环时期相似）和太多的热钱。金融资本急于寻求高回报地区，最后它们发现了亚洲那些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亚洲经济体几乎都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把美国市场当成经济起飞的跳板。美国在向这些经济体开放自己市场的同时，迫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推行新自由主义，开放资本市场，实行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金融开放使美国过剩的流动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向亚洲。这些过剩的热钱通过泰国的许多金融机构，大量涌进资产领域，如房地产、股票等，导致金融泡沫或资产泡沫，最后导致亚洲金融危机。

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有人认为，金融自由化是历史的必然。金融自由化的核心是私有化、市场化、开放金融市场、开放资本市场、开放外汇市场、让市场力量发挥主要作用。金融资本独立于政府是金融全球化的主要诉求。然而，金融全球化加剧了金融资本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金融资本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和私人盈利冲动之间的矛盾。

金融全球化不仅解放了金融资本，使资本得以更加自由地去追求最大利润，而且使金融资产更加集中，更加社会化，甚至全球化。结果使这对矛盾更加严重。这种内在矛盾的存在，决定了全球化金融体系必然走向金融危机，走向世界性金融危机。

私人金融资本的盈利冲动必然导致系统性风险增高和私人占有的矛盾。

资本的冲动是盈利。然而，资本盈利的冲动必然导致盈利机会的减少。资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会走向反面。资本追求利润，往往会导致资产价格普遍上升。资产价格的上升，导致未来回报率下降。比如，当土地回报率高的时候，资本会竞相追逐土地，导致土地价格上升。土地价格上升必然会导致土地预期回报率下降。这时资本就会流向新的高回报的领域，导致这个新领域的资产价值上升，预期回报率下降。资本就像蝗虫一样，在追逐利润最大化时，将超额利润的机会一个又一个啃食掉。这是资本无法避免的自我否定，是资本的宿命。金融全球化加剧了资本的这种宿命。由于金融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以电子速度流动，许多盈利机会可以在几秒钟内被啃噬掉。同时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资本的泛滥，过多的金融资本追求相对有限的盈利机会，结果导致预期收入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双赤字和低利率加剧了国际金融资本泛滥，进一步加剧了资本收益下降。

预期盈利水平的降低导致资产规模的扩大。回报率的下降是对资本生存价值的挑战，迫使资本开始通过资产扩张、加大杠杆运作的方式来提高回报利率。美国金融资本开始把经营的重点放在资产扩张上，依靠举债来提高杠杆倍数，通过提高杠杆倍数来提高所经营的资产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对冲基金、私募基金、担保债务凭证（CDO）、各种衍生债券和杠杆收购（LBO）等，开始大肆泛滥。银行开始大规模扩张自己的资产规模，提高杠杆倍数。为了扩张自己的资产规模，许多金融机构采用了不少的“创新手法”。大规模提高杠杆倍数，成了金融资本生存的不二法门。例如LBO，有许多LBO案的投资者只有一点自有资本。在看准了捕获对象以后，往往是从华尔街投行获取巨额贷款用于收购捕获对象。当然，华尔街得到的回报是高额的佣金。然后，华尔街又将这笔巨额贷款通过证券化卖给其他投资者。所以，LBO案是四两拨千斤的赚钱方式。金融全球化导致对冲基金爆炸性增长，对冲基金的投资者遍及全世界。许多对冲基金的杠杆倍数达到几十倍！这几十倍的债务来自于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如此，金融资本的许多创新使它们既提高了杠杆倍数，又不必在公司资产平衡表上反映出来。例如结构性投资工具（SIV），许多金融机构通过SIV追逐过度风险，却不必在资产平衡表上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风险常常被低估，投资者很难评估这家公司的真实风险。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房贷公司，甚至某些CDO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都普遍增加了杠杆运作。

杠杆运作是所有金融机构的特点，但是金融全球化加剧了杠杆倍数。以华尔街为例，华尔街在鼎盛时期，以极少的自有资本为杠杆的支点，轻而易举地撬动了几十倍的资金，得以轻而易举地为其不断扩张的资产提供大量的资金链。按华尔街自己的计算，2007年华尔街的五大投资银行运作的资金达到资本的30倍左右。如果考虑到资产的高风险性，加上许多没入账的资产，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其动用的资金远远超过其账上公布的数字。华尔街的投行无不以几十亿、几百亿的自有资本，运作起几千亿、几万亿的资产。华尔街五大银行，除贝尔斯登经营的总资产在2006年增长23％，2007年底再增长17％外，2007年底，另四家投行经营着高达38763亿美元的总资产。2007年底美国GDP总额是14.0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四家投行经营的总资本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27.6％。而且，这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按名义价值计算，2007年美国GDP增长约4.94％，但是华尔街的总资产增长速度（17％）比美国GDP高出12多个百分点！在金融资本的这一扩张过程中，其回报和损失是不对称的。以对冲基金为例，假如你是唯一的投资者。你投入10万元，然后通过杠杆效应运作100万元资产（许多对冲基金的杠杆倍数高达30倍）。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你成功了，回报率可以提高到10倍。但是假如你赔光了，只赔10万元，而社会则要赔90万元。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使金融资本在可能的情况下有拼命扩张资产的内在冲动。拼命扩张、不计风险地扩张资产是金融资本抑制不住的欲望。为了扩张资产，金融资本把触角伸向全世界。通过世界金融体系将全世界的资产吸纳到自己体内。以社会的资产谋求自己的利益，是金融资本的普遍特点。

资产规模急剧扩张导致社会风险的高度集中。这种建立在杠杆运作上的金融资产的集中，导致社会风险的集中。这不仅给金融资本个体带来了极大的风险，而且给金融体系、经济体系带来了极大的风险。金融资产规模增加到一定程度，它所具有的系统风险和私人风险就融为一体。任何一家大规模金融企业的破产，同时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震荡，甚至崩溃，如贝尔斯登、AIG、美林、两房等。任何一家这样的金融企业的破产，都可能导致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体系的瘫痪。金融资产的高度集中，催生了一大批规模大、分布广、涉及领域多的大型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动辄经营上万亿美元的资产。由于其功能和性质，这些机构带有巨大的系统性和社会性风险。这些机构的失败或破产，会给整个金融体系，给社会，甚至给世界经济体系带来巨大损失。社会风险大量集中在少数机构、少数金融资本上，这件事本身就使金融体系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少数人的错误决定、少数机构的失误，可能导致整个体系的动荡。这种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加。

社会风险的集中导致巨大的社会风险和金融资本私人营利动机的尖锐矛盾。金融资本逐利导致金融资产的高度集中。金融资产集中到一定程度，导致系统风险和私人风险的界限的模糊。然而，这些金融资本的私人占有性质，使这些带有巨大体系风险的金融机构被当成了私人营利的工具。由于其社会化性质，这种机构有能力动员规模巨大的社会资源或社会资金；由于其私人资本的性质，这些巨大的社会资本常常成为资本追逐自身利润的工具。结果导致大量社会资源被导向高风险领域，最终导致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在资产泡沫的时期，这种以社会资源谋求资本利益的现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美国曾有人发明了一种所谓的“由你选择支付方式”的房贷。投资者贷款买了房以后，每一个月的房供多少由房主自己决定。你可以支付全部利息，也可以只付一部分利息，剩下的利息部分加到你的贷款总额里。这种贷款可以让放贷款的银行的贷款总额自动不断上升，是追逐风险的典型“创新”。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私人金融资本运作大规模的社会金融资产，为了高额回报，追求过度利润，最后导致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

这种基本矛盾必然导致金融危机。社会风险和私人风险的模糊，加剧了社会化和资本私人占有的矛盾。私人资本在追逐利润的时候，通过杠杆运作大规模集中社会资产，使私人风险逐步转化为社会风险，导致社会风险和私人占有的矛盾激化。大规模集中的金融资产，体现的是体制性风险和社会风险。整个金融体系或社会承担了巨大风险，却被排除在决策之外，不能分享收益。而金融资本在大规模集中了社会风险的同时，垄断了决策权，垄断了利润。由于这种内在矛盾，金融资本实际上是以系统风险为代价，来贪婪地追逐资本个体的盈利；用系统风险为赌注，来满足资本逐利的动机。在某些情况下，私人金融资本可能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牺牲体系的长远稳定；可能为了自己的超额利润，追求过度的风险。以AIG为例，它实际上是在以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为代价来追求金融资本的利润。

繁荣—破裂：金融资本的危机宿命

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使金融资本必然走上“繁荣—破裂”的宿命。

资本逐利导致的这种大规模的资产运作，给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三种：一是资金链风险；二是非流动性风险；三是资产泡沫风险。

金融资本逐利带来的第一个系统风险是资金链风险或者“金融挤兑”风险。金融资本杠杆运作的特点，是以短期举债支撑低流动性的长期投资。杠杆效应或者依靠借钱来赚钱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借钱的利息比投资的利息要低。两者间的利息和利润差就是金融资本利润。假如借钱的利息高于投资的利息，那杠杆不仅不能带来回报还会导致亏损。杠杆倍数越大，亏损就越严重。所以如果要撬动几十倍的资金谋利，必须做到低借入、高回报。短期贷款由于时间短、风险小、利率相对较低，从而成为杠杆运作的主要手段。短期筹资渠道主要有影子银行、现金市场、商业票据、银行贷款、短期抵押贷款、再购买条约（REPO）等等。这种短期债务期限从1天到9个月不等。总之，期限越短，利息越低。美国那些高杠杆运作的金融资本，如对冲基金、结构性投资工具（SIV）、CDO、某些房贷公司和银行等，都是主要依赖这种短期债务运作。资产规模越大，对短期市场的依赖越大，资金链条变得越长，风险也就越大。依靠债务来经营资产的前提，就是短期债务能够不断向前滚动。这种依赖短期债务的高度杠杆运作，使整个金融体系非常脆弱，增加了突发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一些非内生变量的变化可能导致整个体系资金链条的断裂，导致金融危机。例如短期利率的上升、货币供应量的减少、投资者信心的突然崩溃、信用的突然萎缩等，都可能导致危机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将会收回投资，债权人将会抽回贷款，那些高杠杆金融机构将面临类似于银行挤兑的风潮，从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痉挛性收缩和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全球化带来的由外生变量导致危机的可能性更高。例如美元利率的上升、美元供应量的萎缩、国际热钱的撤退、外资金融机构突然收紧信用等，都有可能导致危机。以金融开放为例，假如一个国家的金融非常开放，大量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金融市场的份额很大。在金融资产高度杠杆运作的情况下，一旦这些外资金融机构突然紧缩信用，制造恐慌，将立即催生金融危机。

金融资本逐利带来的第二个系统性风险是“非流动性资产的增加”风险。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以短期债务支撑长期投资的方式，获取利息差。金融资本在以短期债务支撑大规模资产扩张的同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必须追逐低流动性的长期投资。这些资产的回报高于短期债务。结果导致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普遍下降，许多金融机构积累了大批几乎没有市场的长期资产。以银行为例，银行的长期资产大致可以分两大类：证券和贷款。美国金融机构长期以来积累了许多没有市场的证券和贷款，美国许多银行的贷款如商业贷款和LBO贷款等，几乎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这类资产的价格只能由模型、现金流或管理层决定。对这类资产而言，所谓由市场决定的均衡价格是不存在的。这种非均衡性是金融体系的内在特点。由于存在着没有市场的长期资产，所谓市场均衡，对金融体系而言永远只是一种幻想。随着金融资本规模的增加，这类资产的规模不断上升。

导致这种非流动性的还有“金融创新”。金融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在金融全球化下，金融资本异化成了实体经济的主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创新的产生，金融产品和实体资产越来越远，最后几乎和实体资产脱钩，成了抽象的金融符号。例如有些金融衍生产品、结构产品（structural contract）几乎与具体的实体资产无关，很难评价金融资产的内生价值和风险。金融资产的价值往往建立在一些假定的前提和设想上，许多衍生工具和证券化债务等都是建立在这些假定和模型上的。有时候金融产品的价值只能由模型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金融机构出现了大量的低流动性甚至没有流动性的模型资产。这种金融资产和实体资产脱钩的状况给金融资本带来了巨大的创新机会和谋利机会。美国金融机构曾经创造了大量新产品，这些创新或着眼于对冲风险，或着眼于提高回报。但是许多创新产品除了给金融资本带来丰厚的利润外，根本就没有经济价值，例如CDO。这些名目繁多的新产品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复杂性与日俱增。许多新产品基本上是依据于某种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加工处理而制成。这种创新产品貌似非常先进，其实根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重复和通过现实生活的检测。没有人知道这些产品是否具有经济价值，有多少经济价值。加上结构过分复杂，就是最精明的投资者也很难理解其风险和回报特性。这些产品流动性很低，往往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无法靠市场定价，只能由一些复杂的数学模型来确定，甚至由管理层判断确定，因此，它们的真实价值究竟是什么，谁也不知道。由于这些资产的价格由模型或管理层决定，这为金融资本人为制造超额利润提供了机会。在金融泡沫时期，许多金融资本拼命追逐这类资产。美国大型金融机构无不拥有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模型资产，往往达自有资本的几倍。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金融系统是由这些资产支撑的。这些非流动性资产的经济价值很不好评估。许多模型或管理层决定的会计价值，很有可能远远高于经济价值。

金融全球化加剧了这种“非流动性”。美国作为世界金融的中心，为了吸引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其金融机构的杠杆倍数不断放大，金融体系的这种“非流动性”不断增加。这表现在美国金融机构的“第三类别资产”的巨大规模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2006年9月公布了有关公平价值确定办法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SFAS 157）。这项公告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在财务报表里按获得资产公允价值（fair value）确定的难易程度划分为三个层次。其目的是要求上市公司公开其资产/债务作价的方式，投资者可以由此衡量该公司的资产风险。一级资产是流动性高的资产，这些资产有活跃有序的市场，其价值由市场价格确定；二级资产是流动性相对较低的资产，这些资产偶尔有市场交易，其价值可以按这种价格定价，也可以按模型来定价，但是这些模型的输入能直接或间接地观察到；三级资产是没流动性的资产，这类资产流动性很低，几乎很少有市场交易发生，它们的价值只能由管理层的估计来确定，或参照公司自己的模型来确定。以华尔街的投行为例，截至2007年10月，三级资产远远超过了其自有资本。摩根士丹利的三级资产高达其自有资本的251％，高盛达185％，贝尔斯登达313.97％，美林达225.4％，雷曼达171.18％。如此巨大的低流动或不流动资产的存在，使市场均衡无法实现。

毫无疑问，那些非流动性的依靠模型或管理层定价的资产里面，隐藏了许多不良资产。

金融资本带来的第三个系统风险是资产泡沫风险。由于金融资本运作杠杆越来越高，资产价格越高，回报越少，越来越多的金融资产追逐着越来越少的盈利机会，到了最后投资的回报完全依赖于资产本身的增值。大量的金融投资形成的购买力，推动了资产的价格，使资产价格背离内在价值，形成资产泡沫。一旦投资衰减，泡沫就会破灭。

金融资本的这三大风险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在繁荣时期，金融资本的杠杆倍数不断扩大，经营的金融资产越来越多，风险越来越高，越来越集中；非流动性或长期投资资产越来越多，大量的不良资产隐藏在非流动性资产或长期投资里；资产泡沫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金融体系在高杠杆部位运作，金融体系的血脉越来越不通畅。由于不能准确评估（甚至过高评估）非流动性资产的价格，许多金融机构的经济价值已经为负数，处于破产边缘，整个金融体系则处于危机边缘。最后泡沫破裂，投资者大规模挤兑投资，债权人大规模抽回资金，金融资本被迫去杠杆。为了满足投资者挤兑的需求，金融资本不得不抛售大量的长期投资或非流动性资产。这些没有市场的资产找不到购买者，大部分必须以远远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出售。金融体系中那些模型资产和其他三级资产开始大幅度贬值，许多不良资产开始浮现。许多金融机构要么出现流动性危机，要么出现支付危机，从而导致大规模的金融风潮。这个时候，金融资本又大规模收缩，导致信用萎缩、经济低迷，而经济低迷又进一步加深金融危机。金融资本就进入了危机阶段。

金融资本的这种“繁荣—破裂”的危机倾向和经济周期共振。在经济繁荣时期，金融资本追求过多的风险，导致信用扩张，导致泡沫，导致经济进一步扩张；在泡沫破裂时期，金融资本追求太少的风险，导致信用收缩，导致经济进一步收缩。这种规避风险的行为，不仅进一步恶化了金融危机，而且导致经济衰退更加严重。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金融资本的这种“繁荣—破裂”的危机同金融资本与生俱来。金融全球化加剧了这种危机：第一，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资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集中；第二，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的自由化，导致资本流动速度的空前高涨。在繁荣时期，资本大规模迅速集中，导致泡沫；一旦风吹草动，资本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撤离，导致信用市场瞬间收缩、金融市场瞬间痉挛。

金融资本的内在危机倾向，决定了金融资本要么国有化，要么接受公权非常严格的监督和规范，要么兼而有之。然而金融全球化与此背道而驰，实施金融企业的私有化和金融资本的自由化。金融全球化体系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体系。从1973年以来，世界上连续不断出现金融危机。美国自身的金融泡沫也不断出现，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商业不动产贷款导致的银行危机和2000年的科技泡沫。

美国金融霸权面临两难挑战。由于这种“繁荣—破裂”危机的存在，美国需要不断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来支撑其资产泡沫，或减轻泡沫破灭的打击。假如美国资本市场有一天不再能制造出有吸引力的回报，不能吸引世界资本，美国将无力循环其赤字美元，美国霸权将会衰竭。而金融自由化是实现这种循环的基本前提。没有金融自由化，就没有美国的金融霸权；然而，金融自由化又必然导致危机。这是美国金融霸权面临的两难挑战。

金融资本必然爆发金融危机，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金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内容。金融全球化不是历史的必然，全球化也不是历史的必然。中国金融改革不应当引进自由放任的金融体系。中国应当发挥中国的传统优势，对金融机构实施国有，实行严格监管。金融资本救不了中国，中国也不应当实行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放弃对资本的管制，必然会使中国金融体系处于美国金融体系的控制之下，成为高风险体系，最终将走向危机。

自由和危机

上面演绎了金融资本内在矛盾的逻辑过程。现在我们要演绎金融资本内在矛盾走进2008年金融危机的历史过程。

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进行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制度改革。主要在六个方面：（1）放开商业银行。在80年以前，美国商业银行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商业银行基本是地区性银行，很少有跨州的大型银行。里根上台以后，推行了商业银行的自由化，打破商业银行的地域限制。在二十几年中，通过合并和收购，美国产生了一大批大型的商业银行。其中有的银行，拥有的存款高达全国存款总量的10％以上。（2）减少对华尔街投行的监管。（3）放任影子银行的发展。影子银行的发展是美国金融自由化的重要方面。这种影子银行几乎不受政府监管，然而它们在金融体系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到了2007年，影子银行提供的贷款，相当于美国贷款总额的75％，而美国传统银行提供的贷款只占25％；这种在传统体制之外另搞一套的做法，是新自由主义的普遍特点。（4）放任金融创新，拒绝监管创新产品，导致“创新”成了欺诈的天堂。（5）人治。美国其实有一些20世纪30年代遗留下来的金融监管机构以及监管条例和法律。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许多不愿实施管制的人被任命掌管许多金融监管机构，导致许多监管名存实亡。（6）废弃将投资银行和传统银行分隔开的法律。

自由放任的金融体系带来了两个巨大变化：金融创新和杠杆扩张。这两项是金融资本制作“高回报率”的点金术，也是美国金融资本控制世界金融市场，大规模吸引世界资产的主要手段。

创新和杠杆扩张对美国霸权同样如此重要。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资本充沛而且经济增长率低下，正常情况下资本回报率相对低下；而有些发展中国家，资本非常稀缺而且经济增长率高，正常情况下资本回报率相对高。追逐利润的资本应当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但是，为了维持霸权，美国需要推动世界范围内财富的逆向流动。要实现这种逆向流动，将世界财富吸引到美国：一方面是让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购买美国国债，另一方面是金融资本必须创造出高回报、高收益。如何在低收益或没有收益，甚至负收益的资产上创造出让世界惊异的高收益，是美国金融资本向不可能进行的一场挑战。回答这项挑战不仅是金融资本的冲动，也是霸权的冲动。回答这种挑战的秘密，就是创新和杠杆运作。所以，从里根以来，美国长期推动金融自由化，以鼓励创新和杠杆运作。

但是，杠杆运作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廉价而充足的信用。

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面临两大挑战：科技泡沫的破裂和“9·11”。美国出于霸权的需要实施前所未有的赤字战略，将大量的赤字美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注入世界；而世界金融体系又将这些赤字美元循环回美国，使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廉价资产。为了对付高科技泡沫破裂带来的股市疲软和经济衰退，为了弥补恐怖袭击对经济带来的冲击，美联储实施了低利率政策和信用扩张政策。廉价的资本、低利率和信用扩张的政策，为过度的杠杆运作提供了信用基础。美国金融资本既拥有了自由，又可以利用廉价而几乎无限信用，从此进入了一个创新和杠杆运作不断增加的扩张时期。

创新和杠杆导致系统风险或社会风险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集中。

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扩张（杠杆）在政府的放任自流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许多金融创新本身就带来杠杆倍数的扩大。例如，信用违约对置（CDS）是一种典型的创新产品。CDS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AIG就是被CDS击倒的。CDS最初本来是银行之间的一种用于对冲某些贷款风险的手段。这种衍生工具后来被标准化，成了金融投机者赌博的手段，发生了爆炸性增长。世界CDS合同的名义价值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42.6万亿美元！CDS这种创新还以夸张的方式提高了杠杆倍数。CDS合同需要的头款（margin）只需要1.5％，其杠杆倍数远远高于其他投资工具。很多类似的创新，五花八门。根本对实体经济没有任何意义，却给金融资本带来了巨大的回报。创新带来扩张，扩张需要创新。金融资本进入了一个贪婪而不受约束的扩张时期。这段时期美国金融资本的回报率大幅度上升，美国几乎形成了一个一条龙的金融出口产业，向世界各地出口高达几十万亿美元计的各类金融证券。

这一轮金融扩张的支点是房市泡沫。

但是，房市泡沫遇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限制。为了突破这种内在限制，许多金融资本在这场向不可能的挑战中，开始模糊了创新和欺诈的界限。金融资本开始通过创新，人为提高房屋可承受性（affordability），以刺激虚假需求，缓解房屋市场过剩的压力。这一系列创新包括推出可调整利率房贷和次级房贷，甚至所谓“由你选择支付方式房贷”等创新产品；在具体房贷过程中，为了将贷款发放出去许多贷款公司和代理人开始大量弄虚作假，等等。这一系列创新，推动了房地产投机浪潮。许多这类的金融创新实际上类似于欺诈。许多购房者实际上根本无承受能力。房贷资本的这种“创新”制造出许多金融垃圾。这些金融垃圾，又由华尔街通过另一番创新，变废为宝，打包成高回报、低风险的优级资产。以处理这些垃圾为中心，逐步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门类齐全的产业群，专门包装、评估、推销和担保这些垃圾，形成了完整的资金链条和激励机制。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金融产业链，进一步推动了房市，推动了金融泡沫，将世界各地的资金更大规模地吸纳进美国。

在金融资本走向危机的过程中，金融全球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贷款公司制造贷款，然后将贷款卖给华尔街，用换回的资金从事新一轮房贷；华尔街买进房贷，通过证券化将其同其他贷款混合打包，变成优质债券（CDO），卖给遍布世界的投资者，将世界各地的资本吸收回美国，变成手中的资产，华尔街再用这些资产买入新的房屋贷款，进入新一轮证券化打包过程。

世界资本的这种大循环支撑着美国的房屋泡沫。

但是金融资本无节制地追求风险，导致系统风险的高度集中和积累，为美国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风险。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先后对所谓的“金融创新”发出警告。其中包括前政府官员、前美联储成员、知名学者等。但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制定者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继续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和对“金融创新”的放任自流政策。结果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

金融自由是“金融共治”的基础。有人不愿意抽走金融共治的这一块基石。这种自由放任政策不仅基于格林斯潘对金融产业的看法和哲学，也基于美国霸权的需要。美国霸权建立在赤字基础上，而赤字战略得以持续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将世界上过剩美元吸纳回美国。这是美国霸权对华尔街的依赖。美国需要华尔街和金融资本创造出高回报。美国的赤字战略有一个最低条件，那就是有人愿意接受一文不值的美元。如果美国金融体系可以“创造”出巨大财富和高回报率，世界其余国家就愿意接受美元，然后长期投资美国金融产品，等待财富的增长。世界各地的资本就会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美国金融体系越有吸引力，美元就越有吸引力，美国就越有能力将赤字美元循环回美国，赤字战略就越能成功，美元霸权越牢固。否则，世界上将没有人愿意将财富循环回美国。那时候，美元将成为真正的白纸，为世界所弃。

美国要用债务统治世界，华尔街就必须能点石成金。

不仅如此，金融自由带来的财富创造，会让其他国家看到金融自由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美国金融体系的成功，是美国推动金融全球化的前提。这就是霸权、金融资本和自由的三重奏。

霸权需要华尔街的高回报；高回报来自于金融创新；创新又需要放任的自由。新自由主义相信金融资本的自我监管和金融市场的自我规范。他们认为这种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场具有自我均衡的能力，而政府的有效监管将扼杀创新。

所有的警告都被忽视，所有提倡加强监管的建议都没被采纳。

金融风险继续以超高速度大幅度集中，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不断积累。

为了维护“金融共治”，确保金融自由，美国金融资本大规模介入美国政治，提供大量的政治捐款。2008年，虽然面临金融危机，美国有家金融机构依然提供了高达几亿美元的政治捐款。这种捐款当然不是慈善事业，背后是经济利益。假如你打开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往往都有金融行业的背景。

长期以来金融资本一直在为自由而奋斗。

这种放任自流的金融政策导致了“繁荣”，导致了金融风险越来越高的集中，导致许多金融资本带有越来越大的系统风险。系统风险的高度集中同金融资本私人占有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以越来越大的系统风险为赌注，来追求越来越贪婪的私人利润。金融资本以系统风险进行的豪赌，终于导致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总爆发，“繁荣”终于导致了金融危机。

金融自由的各种神话终于破裂，霸权和金融资本都受到了重创。

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

全球化、出口导向和金融自由化，不是历史的必然，它们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货币价值直接影响出口竞争力。实施出口导向的国家面临一个两难处境：出口增加，美元储备增加，带来货币升值的压力。币值的升高，将导致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为了避免货币升值，拥有大量入超的经济体系不得不把外汇储备大规模循环回美国，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虚拟资产。出口导向战略越成功，越要走向这种恶性循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导致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这种虚拟增长必然带来发展抑制，抑制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内在冲动。

大规模出口导向带来的主要是外汇储备的增加和金融资产的膨胀。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内向发展的相对萎缩。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并存，是大规模追求出口导向的必然结果。这种以内向发展为代价的虚拟增长模式，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之痛。在出口依存度高的国家，全球化带来了一个奇特的经济现象：出口的高速增长和内部经济发展的相对抑制并存；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同内向经济的相对萎缩并存。这种现象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甚至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中也存在。

第一，过度的出口增长导致内部发展抑制。在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经济体内，出口增长和内需发展进行着激烈的资源竞争。出口导向把经济资源从发展中国家导流出去，形成漫长的大规模的经济资源流失。在有些国家，由于政府推动偏好出口增长的政策，出口产业在这种竞争中占据优势，内部发展往往在竞争中失败。结果，出口的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被出口产业占据，内部发展获得的资源份额越来越小。在出口高速增长的阴影下，内部发展得不到足够的阳光。GDP中出口份额的增长，诉说的是内需经济相对萎缩的故事。出口增长越快，出口占GDP的份额越大，出口产业在资源竞争中实力越强，内向发展越不足。出口的超高速增长的另一面是内向发展的超速相对萎缩。

当出口份额达到GDP的某种程度以后，当出口导向严重抑制了内向发展的时候，就会导致出口过度增长与内部发展严重不足的恶性循环。内部发展的抑制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加大了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加大了出口推动的力度，导致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出口的这种超速增长又进一步加剧了内需发展资源不足的困境，导致内部发展的进一步相对抑制。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被出口产业剥夺，越来越多的产出为别人的市场所控制，越来越大的经济份额因别人的需求而存在。出口产业控制着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在政策上享有越来越大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跑在别人市场轨道上的出口产业，已经不再是总体经济发展的引擎，而是以内向发展为代价。与出口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向发展相对落后，内需产业相对落后，总体产业实力相对下降。

当出口导向产业主要是建立在来料加工的基础上、建立在进口原材料的基础上、建立在所谓的“世界产业链内部分工”的基础上的时候，这种发展抑制就更加严重。出口产业导向在和内向发展争夺资源的同时，带动的是其他国家产业的发展。所谓世界产业链内部分工，是指在一个产业链内部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分工。比如世界计算机产业，发达国家控制技术和关键部件，中国实施装配等。这种世界产业链的内部分工往往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这些跨国公司处于产业链的顶部，控制着开发、核心技术、核心部件、产业发展方向和专利等，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产业链的底部，成为靠廉价劳动力进行简单装配的基地。以中国的有些“高科技产业”为例，它们带动的是发达国家核心技术的发展。世界产业链内部分工抑制了发展中国家内部产业链的形成，使之扁平化。这种出口导向不仅抑制了内向发展，而且抑制了关键产业的发展。

出口导向对发展的抑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日本出口产业的繁荣和内需产业的衰退的并存，导致日本对外部世界的进一步依赖。然而，日本繁荣的出口产业和离岸经济，并没将日本拉出漫长的衰退。出口导向是一个大漏洞，稀缺的经济资源就从这个漏洞中流失。这种以满足别人需要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模式，值得反思。

第二，虚拟资本（外汇储备）的增值欲望导致对实体经济的抑制。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实物资本的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开发。出口的高速增长，带来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中国大量的国民储备没有起到推动实体经济建设的作用，却变成了外汇储备或其他类别的外国金融资产，被循环到了美国或其他国家。这种虚拟资产越多，国民储备的流失越多，实体经济的投资就越少。外汇储备这种虚拟资产和任何虚拟资产一样，到了一定程度会产生一种自我扩张的冲动。即虚拟资产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追求自身的增值。虚拟资产追求虚拟增值的结果，是大量的虚拟资本或外汇储备在增值的动机下被投向海外市场。由于多种原因，这种投资往往是长期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这种长期投资的含义是什么？这种长期投资的经济含义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储蓄被长期投向了海外，在长时期内不能推动中国自己经济的增长。这种长期投资就是中国储备和中国经济资源的长期流失。只有当这种长期投资被收回中国，通过必要方式变成中国的实物资本的时候，中国流失出去的国民储备才会实现回流。这种外汇储备对外长期投资有两个后果：一是增值；二是损失。如果是损失，就意味着中国国民储备被永久流失到投资目的国。假如增长，只有当这种增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实物投资，才对中国经济产生正面作用。假如这种虚拟资本的回报又变成投资，这种虚拟增长同样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不能走国民储备长期流失的道路。

这种虚拟资产在和实体资产竞争资源。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被投向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国内关键产业投资不足，教育科技投资相对不足，创新产业投入相对不足，实体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说明经济总量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储蓄被循环到了外国。国民储备的这种长期大规模的流失，尤其是以超过GDP增长速度的流失，说明经济资源在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流失。这种流失最终将导致中国经济因实体投资不足而长期萎缩。外汇储备应当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日本的教训值得注意，日本积极推动对外投资，GNP长期高于GDP。对外投资虽然带来会计利润，却加剧了日本经济萎缩。

中国崛起的基点只能是发展。无论中国有多少外汇储备，无论这些虚拟资本的投资多么成功，也无法取代发展，取代实体资本的积累，取代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虚拟资本的增长、对外投资、外汇储备不能和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争夺资源。中国不能靠虚拟资本量的增长而崛起。崛起是发展，中国要用外汇储备谋求中国自己经济发展，追求虚拟增值将导致中国实体经济的相对萎缩。

第三，过度的出口增长导致贫富悬殊。中国长期享有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中国依然有数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金字塔顶部10％的人口拥有45％的社会财富；金字塔底部10％的人口拥有不到1.4％的社会财富。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23倍，这个数字在1985年只有2.57倍。导致贫富悬殊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出口导向和全球化。出口产业同内向产业竞争资源，大量的资源和财富通过全球化循环到了美国。中国向美国输出廉价产品和低息资本的同时，美国却向中国输出了贫困。

（1）出口导向同公共投资争夺资源。大量的资源被发达国家的市场吸走，国民储备的巨大输出导致中国教育、医疗卫生及其他公共投资严重不足。教育和健康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教育是贫困群体走出贫困的台阶，与健康有关的灾难是把人们推向贫困的主要原因。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同教育投资的严重不足并存。国民储备被大规模转化为美元储备的同时，中国长期出现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现象。高收费的高等教育制度，使贫困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孩子由于贫困而无法分享教育资源，无法通过成功的教育而脱离贫困。

（2）外汇储备同实体经济争夺资源。就业不足和工资低下是导致贫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大量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导致国内投资相对不足，内需经济发展不够，就业不足，工资低下。许多贫困家庭找不到工作，找不到收入正常的工作。

（3）出口导向同内地发展争夺资源。内地投资相对不足，偏远地区投资相对不足，农村投资相对不足，而中国大部分贫困人口集中在内地和农村。内地和农村投资的不足，加剧了贫富悬殊。

（4）出口导向本身直接加大了贫富悬殊。国际跨国集团通过对技术、设计、品牌、市场等的垄断和控制，控制着利润分配。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的成本。以沃尔玛为例，它几乎年年都可以把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货物的价格压低5％，成本降低的负担落在中国工人的头上。这种出口增长导致劳动者收入的长期停滞。

出口蓬勃发展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全球化的普遍现象。经济的迅速增长本来为解决贫困提供了机会，然而，全球化却导致了教育、医疗卫生等部门的相对萎缩。教育和卫生是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使贫困群体有机会享有教育和卫生资源，从长远看，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建立一种包容的、人道的经济增长。我们需要把经济发展的成果扩散到弱势群体中，为金字塔中下层群体的未来投资。这种有包容的增长，必须建立在内向型发展的模式上，必须避免国民储备的大量流失。

（5）过度的出口增长导致对创新的抑制。中国的出口产业大部分位于产业链的底部，即使是高科技产业，关键技术往往掌握在跨国集团手中。在很多情况下，中国成了世界的组装车间。出口导向战略将大量的资源推动到这一类产业上，产生了低水平的数量扩张。中国对美国货物的输出，长期以来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对美国低端市场的出口的超速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低水平数量扩张的重要原因。此外，过度的出口增长导致国内产业的支离破碎，导致产业扁平化，导致二元经济，导致低水平循环。

（6）过度的出口导向导致人力资本建设的抑制。一个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建设和储备。人力资本建设的主要手段是教育。出口导向、外汇储备和教育竞争资源，是中国教育投入长期不足的原因之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逐步偏离了公共产品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内向发展不足，工作岗位少，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找不到工作。许多依靠贷款上学的人，毕业就面临失业。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不愿上大学。读书无用论开始兴起。中国是诗书之国。教育是民族的希望，读书无用是民族之痛。教育从来都是中国人改变自己现状的方式。在1949—1980年间，上大学更是贫困家庭脱离贫困的主要希望。那个时候，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其他家庭的孩子一样，享有平等的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免费而平等的高等教育为许多工人和农民的孩子提供了创造新的人生的机会。那个时候，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是一个家庭的巨大荣誉。中国是一个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口依然在农村和中下阶层。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不能享受良好教育，是对人力资源的最大浪费，是最大的低效益。国民储备的大规模输出和教育投资的长期不足，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

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并存，不仅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现实，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这种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并存的原因，是出口导向，是全球化。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总体中越来越大一部分是为美国而生产，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大部分被输送到了美国。美国不仅享有廉价产品，而且享有中国的大量国民储备。国民储备流失的结果导致发展抑制。无论我们有多少外汇储备，无论我们对外投资带来了多高的回报率，它们都不能代替中国自身内在的发展。我们不能走发展抑制的增长道路。也许有人认为，中国不走出口导向的道路，无法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生产过剩从来就是一个相对于分配的问题。假如中国正确处理收入分配和贫富悬殊问题，中国十几亿人口足以给中国经济的内向发展提供充分的市场容量。被解放了的广大的国内市场，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内部需求，创造不断增长的需求能力，为民族工业带来无穷无尽的市场前景，推动投资回报率的提高，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

美国的军费开支相当于外贸赤字，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财力支持。美国由于充裕的财力，得以在亚太地区加强其军事存在。全球化是对中国的不公正，对中国发展的不公正，对中国所有阶层人民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需要中国自己去解决。

建立新世界货币的关键是去出口导向

在2009年的Ｇ20会议前，中国提出了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的主张。这是一项非常正确的符合人类利益的主张。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是美国霸权的基础。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指出，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美元“制度寻租”的方式。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的关键，就是要彻底改造这种全球化体系。而这种改造的关键是去出口导向。为什么？

出口导向战略需要巨大的海外市场支撑，而当今世界最大的进口市场就是美国。美国作为最大进口国的结果是巨大的外贸赤字。支撑这个外贸赤字的是一文不值而又通行世界的美元。一旦美元不再是世界货币，美国将无法持续庞大的外贸赤字，美国市场将大幅度萎缩。许多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例如中国，将面临海外市场萎缩的挑战。在那种情况下，许多人也许会再次被迫接受美元。配合中国新的货币战略，中国必须改变发展战略，必须放弃出口导向，走内向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中国提出新世界货币战略，是中国重新思考发展战略的一个信号。

中国应当走自己的道路。那种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的模式，实际上和殖民掠夺没有实质差别。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实际上是美元体系的主要支撑国。美国的外贸赤字国中，中国最大。冷战以后，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支撑，没有中国美元储备的支撑，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规模和范围上都将小得多。美国可能早就无力支撑起庞大的政府开支，包括军费开支。美国霸权也许早就是一个更加温和的霸权。美国在亚洲寻求的可能更多的是合作，而不是军事围堵。中国在台海的主导权也许更大。

其实，只要中国走以内向为主的发展道路，让中国人民享有绝大部分经济资源和经济成果，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就会慢慢退位，即使存在，对中国的影响将被降低到最低程度。

中国要去出口导向。

要建立新世界货币，中国必须拒绝金融全球化。全球化金融体系是由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体系，而这些金融资本主要是美元资本和美国的大金融机构。融入这个体系，就是接受美元主导。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欧洲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由于拥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而不得不依赖美联储通过货币对置的方式提供的美元供给，解决流动性问题。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世界对美元的依赖比想象的严重。原因就是这个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的对外债务几乎全部是美元债务，几乎没有其他货币形式的对外债务。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元资产贬值对许多金融机构打击巨大，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也希望改变这种金融体系。由于美国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对IMF的控制，美国作为最大的军事强权使美元成为最安全的货币的事实，决定了在一个开放的金融体系中，美元必将是最强的货币。中国没有必要融入一个必然出现危机的金融体系中。

建立新世界货币的努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不必改变世界，但是中国可以改变自己。中国要去出口导向，要拒绝金融全球化，走自己的路，实施内向发展。这是拒绝美元霸权的最佳方式。基于中国出口导向战略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中国不改变出口导向战略，中国将是美元霸权失落的受害者。

贫困的繁荣

去出口导向，许多人不能接受。

出口导向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选择的经济起飞之路。

谁不能感受全球化的魅力，请到中国沿海地区走一圈。许多人这样讲。

谁不能理解全球化的残酷，请到中国内陆和农村走一圈。

沿海地区那些摩天大楼同中国内陆和农村30多年失修的农田设施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线。富裕和贫困、繁荣和凋敝是全球化创造的一对双生子。

许多人不能接受出口导向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他们首先会指出中国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出现的那些高速增长的奇迹。这些朋友会质问，那些成功例子难道不是全球化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笔者对这个问题也曾经非常疑惑。后来走遍天下，了解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特区才发现，疑惑来源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来自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自于忘了毛泽东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告诫。调查研究，可不是走马观花转一圈。毛泽东最反对那种走马观花就下结论的方法。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解构这个问题。

假定我们在某个地方圈一块地，实施特殊政策。通过出售土地、出售存量资产或私有化等方式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由于有利可图，大量外资涌入，注入了许多美元。这些美元在变成投资或消费以前必须换成人民币。

问题就在这里。

假如外资投入了100亿美元。我用这100亿美元，按目前的汇率，换回了600多亿元人民币。这是什么含义？假定中国货币发行总量不变，这相当于我从全国其他地方吸走了600多亿元人民币。我的货币增加600多亿元，别的地方就要减少600多亿元；我增加了600多亿元的投资，别的地方就减少了600多亿元的投资。结果，我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其他地区的投资不足和相对萎缩。

出口创汇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完全一样。我出口创汇100亿美元，存入银行，换回600多亿元人民币。这同样相当于从其他地方吸走600多亿元人民币！

所以，我的经济高增长，是以其他地区的低增长为代价的！

所以，这些外资和出口产业实际上成了推动中国内部货币配置和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成了同内地、内需产业争夺资源的方式，是导致经济二元化和不平衡的一种方式。

以上我们假定，为了遏制通胀，中国货币供应总量不变。

假如我用100亿美元换回600多亿元人民币的同时，央行不“清洗”（sternization），结果央行增发了600多亿元人民币。这600多亿元的新增人民币会带来通货膨胀。我的货币供给比其他地方增加了600多亿元；其他地区的货币供给量表面上不变，由于购买力下降了，从资源的角度看还是减少了，资源还是从别的地方流向我这里。总之，这个特区或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越多，出口创汇越多，从内地或内需产业吸走的货币或投资越多，内地发展越慢，内地越贫困。

鼓励出口的战略，实际上就是鼓励这种牺牲内向发展的战略。

所以，如果划一个专区吸引外资，出口创汇，从内地吸走大量的货币和资源，那么这个特区的经济增长一定高于其他地区，其他地区一定相对萎缩。道理就是如此简单。过去笔者没有弄明白这种货币供应的变化，把特区的发展归结于这个特区的体制，这是一种误判。在这种误判的基础上，有人把特区的那一套东西，把小政府、市场经济、全球化、引入外资、出口导向和其他特区体制概括为普遍真理而推广到全国。这必然南辕北辙，当然无效。

30多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产业，通过这种方式从内地吸走了多少资金！那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被出口导向吸走的这些天文数字一般的资源，就是内地发展相对落后的真正原因。内地发展落后不是不搞全球化的结果，内地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内地投资和内需不足、农村的投资不足、内地的相对落后、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内地许多弱势群体的贫困，就是这种圈走资源的全球化的后果。假如中国不纠正这种发展战略误区，中国内地和内需的发展会进一步萎缩。

这种全球化或出口导向，还是导致中国出现低技术的数量扩张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将资源从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从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内需产业里大规模挤出以后，将其大量集中在发挥落后优势的产业上，集中在利用别人技术的产业上。全球化举中国之力，使中国变成别人产业链底部的加工厂。在这种发展道路上，中国如何脱离低技术陷阱？这些资源本来是可以用来建立门类齐全的产业，用来推动新兴产业，用来办教育、办科技的。

全球化浪潮把中国内地或内需的资源卷到沿海，再从沿海卷到美国，换回美元，再把美元卷回美国。今天中国沿海地区的繁荣和奇迹，不是全球化创造的，不是同世界市场接轨的结果，不是市场化、私有化带来的，而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其他地方投资相对萎缩带来的。全球化卷走了中国的财富，却留给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内陆、受到抑制的内需产业和一个巨大的贫困阶层。

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几乎所有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日本长达几乎20年停滞的根本原因。

这种牺牲内向发展和内需发展的全球化战略，不能带来全中国的繁荣，不能带来中国的崛起。而新自由主义者忽视全球化和世界市场对中国资源配置的扭曲，他们认为，全球化、同世界市场接轨、国际资本的介入、市场化、私有化等，是导致沿海地区繁荣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沿海地区的发展是新自由主义“点石成金”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中国要繁荣必须全球化，必须搞新自由主义。

这是一种符合帝国利益的偏见，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国际经济学。

让我们在拥抱树木的时候，放眼整个森林吧！

出口导向已经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应当淡出。

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去出口导向，许多人不能接受。有些出于利益，有些出于认知。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是，“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这句话揭示了事物是不断运动发展的哲学观念。这句话可以用在出口导向战略上面。在金本位时期和法币（fiat money）时期，出口导向战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国际收支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出口战略或者贸易盈余战略，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大英帝国曾经是世界工厂，美国也曾经是世界工厂。国际垄断资本为了争夺或瓜分海外市场，还引发了两场世界大战。1947年美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3。按价值衡量，美国的出口几乎达进口的两倍。

也许正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这种历史道路，也许正是美国霸权崛起时的这种大规模的顺差，使许多人迷恋上了出口导向，迷恋上了全球化。在全球化的体制下，中国不通过战争就可以大量进入海外市场，就可以创造大规模的贸易盈余。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难道不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

遗憾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大约不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也忘记了上面那位古希腊哲学家，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那条道路，在1971年已被堵死。随着金本位的废除，贸易盈余的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金本位体制下，贸易盈余最终由黄金支付。贸易盈余导致黄金流入，在金本位下，黄金储备是一种真实的国民储备。这种国民储备可以投资于国内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推动更多的出口，换回更多的黄金。贸易盈余同国民储备、同经济发展是一种良性循环。与此相反，贸易赤字则带来黄金外流。黄金大量外流导致货币贬值、利息上升、国内投资和消费双双下降。长期贸易赤字同经济增长间是一种恶性循环，甚至可能导致货币破产。

在美元同黄金脱钩以后，贸易盈余和贸易赤字的作用发生了180度的大颠倒。

在美元体制下，贸易盈余换回的是一大笔“白条”，不能转换为国内投资和消费。否则会导致国内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导致通货膨胀（因为带来贸易盈余的那部分总供给已经被输出到国外）。这部分贸易盈余只能转换为美元储备。美元储备过高又带来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影响出口导向，于是许多中央银行又将大量的美元储备转换为美国政府债券或两房公司的债券。美元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无法成为长期的财富储备手段；而美国政府债券比美元更加没有价值。贸易盈余带来财富的大规模外流，严重抑制经济发展。

在金本位下，外贸盈余带来财富（黄金）流入，外贸赤字导致财富（黄金）流出；在美元本位下，外贸盈余导致财富外流，（美国）的外贸赤字导致财富流入。

在金本位下，贸易盈余导致黄金储备增加，国民储备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美元本位下，贸易盈余导致美元储备或美国政府债券增加，大量国民储备掌握在别人手中。掌握在别人手中的这笔国民储备的价值，完全受别人利益支配，有可能变得一文不值。

同样的贸易盈余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含义。千万不能拿别人曾经用过的箭来射中国经济发展的靶子，不能无的放矢，不能将某一种经济战略同具体的历史条件剥离开来，否则不是马克思主义。

对那些出于利益因素而支持出口导向的人，我们要指出，在一个国家公平的经济发展中，局部利益同经济发展是水涨船高的关系。而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受到出口导向战略的抑制，是一条使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共输”的道路。

我们一定要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曾经面临的金融全球化陷阱，一定要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独立自主应对经济问题，一定要认真地面对历史，要谦虚地承认我们还在探索。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我们的成绩是光辉灿烂的，我们还将取得更加光辉灿烂的成绩。但是不论我们的成绩有多大，我们依然没有掌握绝对真理；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是我们的经验永远不可能穷尽生动的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在经济体制、经济全球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西方的许多东西不是普遍适用的绝对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承认国情的特殊性，我们也应当承认没有适合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实力的所谓全球化。全球化也要符合中国国情。历史是一位巨人，让我们站在历史的肩头，吸取别人的教训，走自己的道路。在中国崛起的历史关头，让我们多一点民族性，少一点全球性；多一点保护性，少一点开放性。在国家博弈的时代，在危机不断深化的时候，每个国家最关心的是自己的那一块蛋糕。让我们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牢牢地掌握自己的主导权，当放则放，当收则收，以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念，以天下苍生为念，避免全球化陷阱，实现我们的宏伟战略目标。

第十七章
中国经济的国际环境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绩。中国经济必将取得更加光辉灿烂的成绩。中国一定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为了这个伟大梦想，中国人从1840年以来前仆后继；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中国人将继续前仆后继；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中国应当对自身环境有清醒的认识。那么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究竟怎样？中国经济的国际环境看得见美国长期以来经济战略的影子。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对华经济战略的核心，是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严峻的环境表现在：

（1）中国经济深陷美国低端市场的陷阱。按中国目前GDP对美国市场的相关度，中国经济已经深陷美国市场陷阱。中国对美国低端市场的高度依赖，使中国经济丧失了独立性。一旦美国决定打击中国经济，一旦台海有事，一旦中美出现战略对抗，美国可以通过禁止中国对美国低端市场的进入，而使中国GDP大规模下滑，出现大量倒闭和失业，甚至导致社会动荡。美国在独立初期深受经济不独立的打击，它自身的发展历史使它认识到经济独立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使对手失去经济独立，是美国长期的经济战略。这种战略既反映在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战略中，也反映在对日本的经济战略中，更反映在对华的经济战略中。

（2）中国财富深陷美元和美元资产陷阱。中国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失去流动性。虽然这一部分也许还有会计价值，但是从单纯的经济意义上讲，已经失去了许多经济价值。中国人民长期积累的大量财富，有相当大一批变成了外汇储备，包括美国政府债券。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人。这笔财富的安全性如何，是中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但是遗憾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1971年以来，美国政府对外举债从来没有打算偿还。无偿享用别人的巨额储蓄，是美国霸权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更容易推行这种不还外债的战略。

美国霸权是建立在世界财富的基础上的。为了获得世界财富以支撑霸权，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实施了两种国际经济战略：“霸权经济化”和“市场换财富”。

在两霸对抗时，美国把这种注定不还的债务称为“霸权经济化”。也就是说，盟国们必须为美国提供的霸权保护买单。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的传统盟友不再愿意为不再需要的霸权保护买单，为此美国不断努力地为它和传统盟友寻求共同敌人。获取霸权的经济价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多种原因而不果。

于是，美国为了寻求新的霸权经济基础而转向发展中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为美国霸权买单。这种买单的方式就是用“市场换财富”的战略。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全球化。这种“市场换财富”的战略导致了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财富掠夺。“市场换财富”战略有三个方面：一是开放低端市场；二是美元循环；三是沉淀债务。具体来说：1）美国开放低端市场，出现外贸赤字；2）通过官方的和金融的手段将赤字美元循环回美国；3）将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巨额美元储备沉淀下去，使其失去经济价值。

中国的巨额美元债权不仅很难得到偿付（后文会有详细阐述），而且变成了美国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中国面临战略劣势和安全劣势。比如一旦台海有事，美国决定介入。美国及其盟国可以通过冻结中国的海外资产，或不接受中国任何外汇储备，使中国瞬间丧失大量（相当于14万亿～15万亿元）人民币财富。结果将导致许多拥有这些资产的机构和个人破产，将使中国金融体系、中国经济进入核冬天，为中国制造内乱。

（3）中国产业面临美国技术陷阱。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建立在美国技术的基础上的。中国的计算机产业等就是这样。今天我们的这类产业貌似发展很快，但一旦中美对抗，假如美国停止向中国提供这些技术和核心配件，中国的这些产业将马上崩溃，导致大面积的倒闭失业，甚至我们建立起来的通信、信息、计算机系统都会崩溃。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及其盟国不仅要限制军事技术对中国禁运，还要限制商业用途的技术向中国经济的扩散。其目的是要让中国的高科技建立在沙滩上，建立在美国技术上。这是一个完整的战略布局。

（4）中国经济陷入了WTO陷阱。中国的WTO文件充满了对中国的歧视，使美国及其盟国们在WTO框架下只要愿意就可以轻易发起对中国产品的限制。而中国被剥夺了一个成员国应当享有的反击权利。在经济危机的今天，一旦危机深化，中国有可能面临许多国家发动的“合法的”保护主义打击。而推动中国WTO条款的主要推手就是美国。更重要的是，WTO文件使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合法化，WTO将中国的市场开放和投资开放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隔离开来，使中国不再可能通过市场开放和投资开放获得技术，为美国及其盟友长期控制中国高端技术和产业提供了法律基础。

以上种种表明，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严峻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它们严重动摇了中国的经济独立，威胁了中国的经济，甚至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导致了中国出口和内需的二元经济结构。以上几点，尤其是前四点，其中每一项都有可能危害中国的长远发展，而我们面临所有这些困境。

市场依赖和安全陷阱

全球化托起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梦想，而是美元的“制度寻租”。

全球化不仅卷走了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还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出口导向战略，眼睛向外、外向型的发展道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航船漂浮在别人的市场上。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海外市场，削弱了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基础。

美国在自己的崛起过程中，曾经备受依赖海外市场之苦。自由贸易带来的繁荣，曾经备受大英帝国炮舰政策的打击。国家博弈的残酷现实使美国放弃了自由贸易，选择内向型的发展战略。美国对海外市场依赖、对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关系，有远比别人深刻而痛苦的切身体会。

要削弱一个民族的政治独立，最有效的方式是削弱其经济独立。而削弱其经济独立的便捷的方式，就是全球化。对于那些潜在对手，美国以巨大的市场潜力为诱饵，让对手为了获取这个市场份额而彻底改变自己；以诱敌深入的方式让对手的经济步入其市场圈套，使之严重依赖美国市场，进而丧失经济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直把市场作为国家博弈的一种重要筹码。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它通过市场开放、经济援助和提供安全保障的方式，换取欧洲对其在军事、政治、外交和后勤方面的支持和从属；它以类似的交换方式将日本变成自己的附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充分利用巨大的市场潜力，将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融入美元货币体系、融入全球化。在开放自己市场的同时，美国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这种“市场换财富”的战略，使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出口导向的道路。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贸易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将贸易战略置于国家安全战略之下，不从安全角度来定位贸易战略，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安全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国家博弈，不能只是在商言商。否则，一年到头拼命为美国打工，将越来越多的产品和财富输入美国，换回的却是安全程度的下降。出口拉动了GDP, GDP中的美国因素越来越多。出口年年增加，GDP年年增加，GDP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依赖美国市场。经济变成了失去独立自主羽翼的风筝，越增长越难脱离美国市场这根线。

“市场就是皇帝”。一个企业的产品太依赖一个买主，这个买主就能控制这个企业；一个国家的经济太依赖另一个国家的市场，这个市场就能控制这个国家的经济。当中国的货物和财富被全球化浪潮大规模卷向美国时，中国经济崛起的主导权也在悄悄地移向美国。

全球化削弱了中国经济独立。

美国市场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中国的GDP有很大一部分必须通过美国市场实现。中国出口导向带来的繁荣，很大一部分建立在世界霸权的市场上。这种经济结构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问题。失去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生产过剩。中国经济的宏观稳定、GDP的增长、失业率的高低、总需求的大小，甚至价格水平的升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市场这个外生变量。这个外生变量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假如美国市场进入受到限制，假如美国政策改变，假如美国决定把市场的大门关上哪怕一小点，就有一大批为美国开的工厂要关闭，就有一大批为美国打工的人要失业，就有一大批依赖美国技术的产业要消失。这些局部问题还可能传导到上下游产业，演变成影响经济全局的连锁反应，导致宏观经济混乱，甚至可能影响中国的安定，演化成社会政治问题。

美国市场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个关键的外生因素不受中国控制。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严重经济衰退，市场萎缩，进口下降。危机开始时，许多经济学家预言危机将不会对中国造成巨大冲击。话音犹在，这场发生在太平洋西岸的经济危机，就通过全球化的浪潮爬上太平洋的东岸，肆意冲击着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并通过出口经济的萎缩，挤压中国的其他产业，导致出口企业大量关闭，工人大量失业，农民工大量返乡。为了维持GDP增长8％的目标，中国不得不大规模刺激经济。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使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敏感性增高，不稳定性增加。

这个不确定的外生变量不仅影响中国经济稳定，甚至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崛起和统一大业。依赖别人的市场，无异于将大规模经济杀伤武器放在别人手中。从国家博弈的战略上看，这种经济十分脆弱。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式并不乐观，美国在中国后院——东亚有巨大的军事存在。假定一：假定有一天台海有事，假定美国决定介入，它可以通过关闭市场的方式达到打击中国经济的目的，轻而易举地给中国制造巨大的经济混乱，甚至社会混乱。让你先尝尝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大批失业、经济萎缩的滋味。假定二：假如有一天美国不能继续接受中国崛起的前景，可以调整自己的战略，通过限制中国出口来达到抑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

历史不会按假定发展，但是那些概率不低的假定，可能会影响历史。

出口导向对一些小国和地区，也许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出路。由于市场狭小，不得不把自己的经济航船挂在别人的经济航母后面。中国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中华民族要崛起，可以不依赖别人，也不能依赖别人。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建立在这种增长方式上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繁荣。在这种发展道路上，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甚至社会安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那些外部市场有多大的意愿支持中国GDP的增长。

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使美国手中多了一种和中国博弈的战略杠杆。只要美国愿意，就可以通过霸权的手，随心所欲地把中国GDP中过度的水分挤掉。不管你GDP有多大，你处于战略上的弱势和守势。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指出，美国要通过“操作和控制”（maneuvor and manipulation）来实现战略目的。这种经济依赖，给美国提供了许多操作和控制的机会。

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并不等同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中国出口产品大多是低端产品，有很高的可替代性，如中国生产的玩具、衣服、鞋等。中国组装出口的各类高技术产品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和组装。美国跨国公司的进货战略基本是多元化，每一种产品都有多国货源。这不仅能带来价格竞争，而且摆脱了对特定货源的依赖。一旦有事，很容易替代中国货源。美国和中国GDP的规模不一样。同样数量的出口，对中国的影响力度要比对美国的影响力度大得多。这是一种风险和成本不对称的关系。

对中国经济依赖海外市场的现实，美国有清醒的认识。谢淑丽曾经是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她在《中国：脆弱的强权》一书中，对中国的这种依赖性这样写道：

作为一个对世界经济极度开放的大国……中国自身的繁荣和稳定依赖于其他国家。它对国际经济带来的震荡，对（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政治反制所带来的震荡，非常脆弱。假如中国被世界主要市场抵制，如美国、日本、欧洲，（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放慢，国内失业率将会上升到危险的水平。中国成为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反倾销调查的对象。〔21〕

在这种格局下，美国有许多人并不感激中国提供的免费商品和廉价资本，反而把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当成一种权力，一种博取更多国家利益的战略武器。在30多年的历史中，美国运用市场武器向中国施加了许多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它利用这种武器迫使中国在WTO谈判上做出巨大让步。在21世纪头几年里，它利用这种武器企图迫使中国货币升值，迫使中国迅速开放金融系统，企图对中国发动一场类似于当年针对日本的经济战争（由于金融危机而暂时作罢）。21世纪中美有许多贸易争端，而每一次争执都是美国挑起的。这种咄咄逼人的高姿态，来自于经济关系的战略格局，来自于不平等的市场关系。

而美国从20世纪以来，就把建立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当成一项最重要的国家战略。虽然有政党轮回，有党争，但是这项政策却代代相传，直至今日。奥巴马在当选总统后，马上宣布要继续把美军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为什么？这支强大的军队有效地捍卫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强大的军队是经济安全的坚强后盾。面对这支军队，任何人都必须三思而后行。即使这样，美国对外投资净额为负数，没有把自己的经济或金融放在别人手中。从美国对日本的高科技经济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对别国的依赖，哪怕是对盟友的依赖。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其出口占GDP的比重远远低于中国，其出口依存度远远小于中国。美国早在立国之初就认识到，没有经济上的自主就没有政治上的完全独立。这是美国缔造者之一，第一任财长最早提出的观点，也是美国迄今为止的长期经济战略。

开放一定要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对任何国家的市场依赖和经济依赖都会降低经济安全，从而降低总体安全。

中国的崛起不能寄托于霸权的仁慈，中国崛起的道路不能掌握在霸权手中。独立自主是中国经济独立和安全的根本保障。

美国会向中国还债吗？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大量的外汇盈余通过各种方式循环到了美国。美国通过金融体系，通过政府间的默契，通过吸引发展中国家对美国虚拟投资，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带来的“高回报率”将赤字美元大量循环回美国。用资本项目的入超弥补经常项目的出超，美国既获得了货物又回笼了美元。回笼货币是一件难事，在世界范围内回笼货币是一件更难的事。然而，美国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战略。

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国欠中国数额庞大的美元的债务，其中有大约1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和接近5000亿美元的两房债券。两房的背后是美国政府，两房债券是间接美国政府债券。两者加在一起超过1.5万亿美元。贫穷的中国是富有的美国的最大债主。美国曾经盛极一时的繁荣后面，有中国贫困群体的影子。中国手上这笔巨大的国民储备，价值多少？债权本身没有价值。债权的价值取决于债务人还债的愿望和能力，还债的方式和实际偿还的数量。基于这些因素，一笔100美元的债券，可能值100美元，也可能只值50美分，也可能一文不值。

中国把巨款借给了美国，自然关心自己财产的安全。美国会还债吗？

答案很简单，美国没有打算还债。美国的战略是以世界之财力来维持其世界之霸权。那些认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自由经济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醒悟。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战略，就是因为不愿以黄金还债，就是为了借债不还。借债不还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借债要还，何必要与黄金脱钩！美国1971年以来的全球化战略、金融全球化战略，就是建立在借钱不还的美元基础上的。推行全球化，推行金融全球化，控制IMF、世界银行和WTO，就是为了捍卫这种货币霸权。在国家博弈中，欠债要还的市场原则有时候苍白无力。

以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为例。几年以前，由于美国在台海的某些作为，中国有人提出以抛售美国国债来报复美国。当时已经卸任的格林斯潘先生对此曾对投资者喊话：你们不用担心，就算中国要卖，也没有买主。〔22〕中国的许多人对这句话几乎没有加以注意，但是美国投资者却因此而感到安慰。格林斯潘先生作为卸任官员，也许有更多的讲话自由，他的话可能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也可能讲出市场现实。这段话可能有几层含义：（1）美国政府没有从中国手中购回债券的愿望。（2）即使中国打算抛售美国政府债券，美国主要的投行和商业银行将会联合抵制。（3）美国将没有任何交易商会代理这种业务。没有交易商代理，就进不了市场。总之，中国找不到买主，这几千亿美元债券已经沉淀在了中国手中。中国想抛售，到时候是只有卖主，既无价又无市。而且，卖主只是在市场外叫卖。换句话说，美国政府在卖给中国这些债券时根本就是一次最终买卖，没有打算把它们从中国手中赎回。美国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曾经指出：

他（山姆大叔）用实际上一文不值的美元支付中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贫穷的中国，无偿向富有的山姆大叔提供价值成百上千亿美元的真实货物。然后，中国又转过来用这些美元纸钞购买美国国债。这些国债除了支付一定利息以外，更加一文不值。就我们注意到的，这些国债将永远不能换回现金，或者足值的或部分的赎回，而且不管怎样，它们已经对山姆大叔贬值很多（由于通胀）。〔23〕

不仅美国政府债券，中国拥有的其他美元储备都是美国欠下中国的债务。从历史上看，对这类债务美国从来就是欠债不还。1971年，为了逃避用黄金支付债务的责任，美国让美元和黄金脱钩，同时让美元大规模贬值；20世纪80年代，为了冲掉欠下日本的债务，美国不惜动用国际统一战线，迫使日元升值。美国这种欠债不还的历史记录历历在案。美元和黄金脱钩后，美国要是真心还债有许多方式。例如开放美国产业，让债权国大量购买美国企业。让拥有美元储备的国家用美元收购产业，是一种用有内在价值的资产偿还债务的形式。从市场原则看，由于美国无力还债，以实物（企业）抵债再正常不过。自1973年以来，日本、欧佩克（OPEC）和欧洲都拥有大量的美元。这些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债权，试图收购美国主要企业的控制股，让美国以有经济价值的实物资产（企业）抵债。对此美国坚决反对。在美国实施以债务支撑霸权的战略中，美国欠下世界许多国家巨额债务。假如世界上的债权国家能够利用这些债权购买甚至控制美国经济，美国早就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产业被人肢解，经济受人控制。所谓霸权，早就是泥足巨人。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考虑，作为赤字战略的配套措施，美国对外国收购美国企业有严格的程序，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坚决拒绝外国投资插足。这种战略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市场原则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凡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就要坚持，凡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就要反对。在国家利益面前，市场原则不是“普世价值”。

美国欠债不还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从纯经济角度看，以技术或技术产品抵债也是一种还债的方式。美国拒绝用高科技偿还债务。

再以中国收购Union Oil为例。美国国会对此进行了激烈辩论，最后否决了这个并购案。这个案子是个标志性案件。它表明美国不承认对外欠下的债务，债权人不能用这些债权来购买美国的真实资产，而只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或其他证券。

以中国主权基金为例。当中国成立中投公司时，美国担心还债的时候到了，担心中国会通过本来没有内在价值的美元控制美国的实体企业。美国政商学界，尤其是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的核心是不能让中国控制美国企业。美国这种激烈的反对，无疑给中投以极大的压力，最后中投的投资策略是进行长期的被动投资。在许多投资案中，对中国提出许多限制条件，甚至迫使中国放弃股东的管理权限、接受很长的非流通期限，等等。这种投资，实际上是用一张纸换另一张纸，一种债权换成另一种债权。这个案例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美国的债务战略：可以用多种方式滚动债务，但是不会还债。中国既不能用巨额的美元储备换回黄金，也不能大规模收购实物资产，只能投资虚拟资产。

将这种欠债不还的理论讲得最浅显易懂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货币主义之父弗里德曼。几十年前，美国不断上升的外贸赤字让美国许多人不安，害怕有一天要还债。该先生站出来说，外贸赤字发出去的美元，最后都会流入美国的。他认为许多对贸易赤字的批评是不公正的，这种批评旨在推进一种偏好出口产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强调自由市场的弗里德曼是不太希望美国走上出口导向的道路的。他说他相信，只要赤字带来的货币供应能以某种形式——直接或间接的形式，而流回赤字国（美国），外贸赤字就是无害的。他继续说，“最坏的情况”就是这些货币永远不回流到赤字国（美国）。发出去的美元收不回来，是最坏的情况。然而他又说，这种最坏的情况对赤字国而言恰恰是最好的情况。为什么？

他说，赚到美元的国家，永远不把这些钱流回美国，其效果和烧掉这笔外汇是一样的。对美国而言，这种当然是最好的情况。这如同我用白条买了你的东西，然后你把这白条永远藏了起来，永远不来向我兑现，也不进入流通。这相当于你把这些白条烧掉一样。这就是弗里德曼所称的最坏的情况。正如他所明白指出的，对美国来说，这恰恰是最好的情况。〔24〕

弗里德曼在为拥有美元储备的国家指明了两条道路：要么循环回美国；要么烧掉。没有第三条路，没有欠债还钱的路。金融自由化，就是为了把这些美元循环回美国，就是为了将世界资本循环到美国。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国际分工的实质、全球化的实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贸赤字不断上升，国内外经济学家们不断大惊失色，然而美国既定国策依然不变，赤字依然上升，美国霸权安然如山。

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是金融武器吗？由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价格上升，利率下降。中国提供的巨大廉价资本，使美国政府可以筹措到廉价的债务以支撑其庞大的政府开支，其中包括军事开支；使美国企业得以筹措到廉价的资本，而获取高额利润；使美国消费者得以获得廉价的消费者贷款，而弥补收入不足的部分。从纯经济角度看，有人认为中国掌握了美国经济命脉。一旦中国大量抛售美国政府债券，美国债券价格就会下跌，利率就会急剧上升，美国金融秩序就会大乱，甚至出现经济危机。似乎这3万亿美元握住了美国的要害，是金融武器。按这种看法，中国买单越慷慨，美国越依赖中国。我们已经知道美国政府对债务的态度。在平时是这样，在非常时期更是这样。美国政府不会让中国实现大规模抛售这些债券、打击美国的金融秩序的战略目的。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要成为金融武器，必须有一个简单的前提：必须有人买。这个前提存在吗？

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它会指令美国金融机构拒不承接中国大规模抛出的债券。从历史传统看，美国的金融机构有两个传统：贪婪和爱国。它们知道，只有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们才能赚到更多的钱。从体制上看，美国银行在关键时刻并不享有国内某些经济学家所谓的“完全的自主”和产权的完全“明晰”。国内有人在提倡产权私有化时认为，只要是私有，连国王也进不去，把私有权绝对放在公权力之上。美国银行虽然是私有制，但是政府出于国家利益都可以撤换管理层，中断分红，停止营业，甚至没收。美国有关条例明确规定，一旦发生这些，股东大会没有任何权力否决政府决定。而且，任何法庭都不能接受股东的上诉。从传统和体制的角度看，只要美国政府禁止这些银行从中国手中买债券，中国手中的外汇储备就无法成为金融武器。

所谓金融市场，有卖主、买主和交易商，还要有做市商（market maker）。你要抛售美国债券，必须通过这些交易商把你手中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没有这些交易商，东西连市场都进不了。所以，有一点很明确，假如真想打击性抛售美国债券的话，不仅没有买主，甚至连市场都进不了。

国际金融市场是国家利益博弈的场所。只有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时候，市场才有合理性。那些把市场原则看得高于国家安全的人，很难不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最后的输家。

退一步讲，即使美国允许中国大量抛售债券，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从纯市场角度讲，由于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美国债券的最大债主，拥有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一旦你抛售它们，这些债券就会应声而跌，结果你将先赔上一个大本。你还没有“破敌一千”就先自损八百。第一波冲击的将是自己的金融体系。中国许多拥有这些美国国债的金融机构和个人将由于这类资产（美国国债）大量贬值而资不抵债，甚至破产。中国许多投资美国国债的机构、企业和个人都将面临血本无归的困境。所以，扰乱的首先是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的这种混乱，必然会带来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中国手中的外汇储备既不能让美国兑现，又不是金融武器。中国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出售这种债券吗？中国拥有的这些债券的流动性如何？流动性问题是指你是否有能力在市场上买卖资产而不会导致资产价格的巨大波动。流动性是有效市场的基本特点。流动性由供需决定。当你过度积累某种商品，以至于已经没有足够的市场容量来消化你囤积的物品时，你就面临流动性问题——东西要么卖不出，要么必须降价出售。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真是太多太多了。从纯市场角度看，中国手中积累的美国债券和美元储备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有效市场所能容纳的极限。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3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1/3。有谁能够、有谁愿意从中国手中接下这笔债务？就美国的金融机构而言，就算人家愿意承接，美国金融机构加在一起也难以筹措这笔巨大的额外资金。

大量的美国政府债券既无法赎回，又不能成为金融武器，又有整体流动性问题。它们几乎变成了会计符号，其中的美国政府债务需要通过美国政府的新债务来滚动，相当于永久“沉淀下去了”。高速增长的GDP换来的居然是这些经济价值很难评估的会计符号！时间是美国的朋友。这种美元储备在未来漫长的时间里，将通过通货膨胀而变成对美国的通胀税。假如中国不拿出相应对策，时间将通过通胀，把中国的这一部分国民储备销蚀掉。

这种追求“虚拟增长”的模式，值得认真反思。

以虚拟债务征服实体经济

美元没有内在价值，又不会被赎回，这使美国在国家博弈上处于一种超越于所有国家之上的地位。一方面，可以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通过外贸赤字来支撑财政赤字；另一方面，美国不必担心大量的赤字美元会导致外国投资者控制美国经济。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通过印钞机来征服其他国家的实体产业。

美元是国家博弈的超限武器。

美国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帝国。这个帝国建立在全世界的财富之上。这个帝国依靠没有内在价值的美元，推动经济全球化，推动开放。它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开放自己的产业，另一方面却严格限制其他国家在美国收购产业；一方面要将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另一方面坚定地维护美国的经济完整和自立。这种建立在美元基础上不对称的开放，为美国带来了战略机会。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依靠印钞机来购买世界货物和资产的国家，它将大量没有内在价值的美元注入世界；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却不能要求美国赎回这些美元，或者用这些美元在美国进行对等的收购。在这种不平等、不对称的经济关系中，谁的经济最开放，谁就可能成为（没有内在价值的）美元的捕猎对象。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通过印钞机买下这个最开放的国家，买下这个国家的关键产业，买下这个国家生产的大量货物，而不必赎回所支付的美元；而这个最开放的国家，却不能让美国为这些美元提供任何抵押，也不能用这些美元在美国实施对等的购买，而只能用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或其他虚拟资产，将出售真实产业和货物换来的美元循环回美国。

虚拟债务征服实体经济，这就是全球化的另一张面孔。

例如，美国可以通过扩大信用，以提供廉价资金的方式推动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收购）中国，大量收购中国的关键产业，或关键产业里面的龙头企业。而中国却不能用出售这些产业所换回的美元在美国实施对等的收购，而只能将这些美元变成各种虚拟投资，变成美国的国债、股票和债券等。这些跨国公司收购的目的，可能是控制某些产业，可能是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可能是为了垄断市场，也可能仅仅是出于产业战争。他们收购以后，往往采取多种方式肢解被收购的中国企业及其品牌，导致中国的民族产业破碎。而中国出售产业换回的这些美元同中国大量的贸易盈余一样，变成了各种虚拟债务。假如中国不保护自己的产业，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通过印钞机买下中国所有的关键产业，然后摧毁它们，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假如中国放弃资本控制，不保护自己的产业，美国只需让印钞机高速运转，就可以在几乎不耗费经济资源的前提下，让一文不值的美元洪水一样涌进中国，买断中国所有的关键产业，然后再把这些美元通过美元储备、美国国债和美国股票等方式循环回美国。中国将面临失去经济产业而获得虚拟资本的困境。

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用于收购中国的这种“资本”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自己间接提供给美国的。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向美国提供了大量廉价贷款，使美国得以长期维持低利率。结果：（1）美国的低利率极大降低了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成本，刺激了对华投资；（2）在美国金融体系中，那些来自中国的大量的“赤字美元”在寻求高回报的过程中，被大量循环回中国，摇身一变成了对华投资；（3）中国提供的大量廉价资本推动了美国的信用扩张，使美国得以通过大规模扩张的方式推动投资中国。事实上也是这样。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美元储备大量循环回美国，美国对华投资也大幅度增加。这些投资包括风险资本或私募基金，甚至所谓“战略投资”。它们用中国提供的资本大量收购中国资产。有时候收购中国资产不是为了获得中国实体资产的盈利能力，仅仅是为了摧毁中国的民族产业和民族品牌，占有中国市场。假如没有中国提供的那些大量的廉价资本，如前所述，美国早就出现了通货膨胀、高利率和信用萎缩。自顾不暇的美国，根本不可能大规模投资中国。

这些投资在中国换成人民币以后，变成了中国的新增美元储备，同其他美元储备一样，要么存在美国银行，要么购买美国虚拟资产，被循环回了美国。

在这种投资循环中，美国免费收购了中国。

这种用中国提供的资本来收购中国真实资产的战略，是全球化在21世纪最大的金融创新。这可以从以下一组数据中反映出来：几十年来，中国一共引进了几千亿美元的外资。这几千亿美元外资在中国收购或投资了大量的实体经济，导致大量的国有和非国有经济落入别国手中。然而，截至2008年底，中国海外资产总额高达2.9万亿美元，其中对外债务总额（包括美国对华投资）大约1.4万亿美元。资产负债相抵，中国海外资产净额高达1.5万亿美元。其中投资美国直接政府债券和间接政府债券的，高达1万多亿美元。换句话说，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历史中，从国际资产负债的净值看，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大国实际上没有引入一分钱的外资，却白白“卖”掉了几千亿美元的实体经济，损失了许多的民族品牌，肢解了许多产业链，拱手出让了许多资源。

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可怕的财富循环：中国出口导向—美元储备—循环回美国—（美元投资）收购中国实体经济—美元储备增加—循环回美国。

这种用实体经济换取虚拟债务的全球化，不是中国崛起之路。中国崛起呼唤保护主义。

这种虚拟债务的大量积累，还会影响中国的金融政策的自主性。

大量的外汇储备使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货币升值和升值预期可能给一个国家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过高的外汇储备，增加了维持自主货币政策的经济成本。为了维持自主的货币政策，控制自主货币发行量，央行必须冲销美元流入带来的货币增量。具体做法是，对流入的美元进行消毒。每流入一美元，就增发等值的人民币债券，回笼人民币，以维持国内货币供给量不变。央行实施这种货币政策的成本（利润）是人民币利率与美元利率的差价。

过高的外汇储备，增加了美联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减少了央行实施金融政策的自主选项。

过快的外汇储备增长，扭曲中国货币供应结构，进一步压缩内需，进一步推动出口导向，进一步导致发展抑制。如前所述，央行为了维持货币发行量的稳定，对流入的每一美元都要发行等值的人民币债券来回笼货币。这种方式维持了货币发行的总量，却可能扭曲货币发行的结构。持有美元和购买人民币债券的可能是不同的群体。这种国际社会通用的政策手段，导致大量货币从购买人民币债券的人手中，流向持有美元的群体手中。在中国，这个持有美元的群体往往是出口产业和沿海地区；而购买人民币债券的群体中可能有一部分不是出口产业和沿海地区。这种政策手段实施的结果，可能导致货币供应结构的改变，使货币从内地和内需产业流向沿海和出口产业，导致内需和内地货币供应相对不足，发展相对滞后，投资相对不足，分配更加不公。简而言之，可能强化“发展抑制”，导致更严重的“二元经济”。

建立在美元霸权基础上的全球化是不均衡的体系，提供的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场所。全球化这种不平等的基础，决定了不平等的结局。在这种不平等的前提下谈论自由市场、谈论公平竞争、谈论彼此依赖，是美国的特权，是发展中国家的无奈。简单的市场原理，很难解释国家博弈的实质。迷信市场价值，很难看清美国的帝国战略。在美国的这种帝国政策下，受到损害最大的是最开放的国家。

第十八章
中国经济的产业陷阱和技术陷阱

21世纪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科技的博弈。在高科技争夺上，我们要向美国学习，向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同日本高科技竞争学习。学习那种在高科技上超越单纯经济利益的战略眼光，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推动高科技开发，推动高科技创新，推动高科技产品迅速形成市场规模。要用中国经济发展来推动自己的科技进步，用大项目、大工程来拉动自己的科技进步。在高科技上，中国要按自己的战略安全和战略需要出牌。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世界工厂。这种世界工厂不仅导致中国产业扁平化，而且严重抑制中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打击是全方位的：（1）技术封锁；（2）（世贸条约）保护知识产权；（3）（世贸条约）使在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拒绝向中国转移技术的垄断行为合法化；（4）（世贸条约）迫使中国承诺开放高科技领域，在这些领域里面实施零关税政策；（5）通过干预中国技术主权的方式，阻碍中国的技术创新。中国放弃技术保护和产业保护，外国技术大量涌入中国，严重打击了中国自主技术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大规模依赖外国技术，让外国技术大规模垄断中国市场，严重抑制了自主技术的市场进入和规模形成，从而严重抑制了中国的技术创新。第二，外国高技术企业通过在中国市场获得的高额利润，支持自身科技开发和技术进步。外国技术的不断换代，抑制了对本来没有形成市场规模的自主技术的大量采用。21世纪的国家进程，主要是高科技竞争。从美国对日本的高科技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高科技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高科技领域不是单纯的商业领域。正如美国在对日高科技战争中指出的一样，在发达国家高科技不择手段的打击下，中国要走高科技立国的道路，必须实施严格保护。不如此便不能催生自主高科技群体。在国家利益和所谓对外承诺面前，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大国崛起和世界工厂

中国是21世纪的世界工厂。也许我们应当满足于这张傲人的成绩单，然而我们必须直面冷峻的历史。中国这座世界工厂和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其他世界工厂不一样。历史上那些世界工厂往往都是当时的世界强权。它们是强权崛起的结果，而不是崛起的起跑线。中国这座世界工厂则寄托着中国崛起的梦想，中国经济的腾飞将从世界工厂延伸出来。

中国能通过世界工厂而崛起吗？

当繁忙的万国商船把世界各地生产的零配件运往中国，然后再把中国装配好的成品运往世界各地时，我们无法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和世界装配车间。

世界工厂这种现实似乎已经实现中国起飞的梦想。但是太平洋上那些来来往往的商船能托起我们数代人的梦想吗？中国产品流向的目的地愿意帮我们托起我们前赴后继追求的梦想吗？世界工厂代表的外向型发展的道路，是不是中国崛起的必然之路？让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这座世界工厂。

在中国之前世界上至少存在过两个大型的世界工厂：先是大英帝国，后是美国。纵览世界经济史，这两个国家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是因为在长期的保护主义政策下，这两个国家通过内部创新，跨越性地获取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在这个新技术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群，而居于世界产业链的最高端。这两家世界工厂不仅曾经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也是世界产业和技术进步的中心。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两家世界工厂在最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的支撑下，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是世界强权。这种强权不仅为世界工厂开拓了世界市场，而且捍卫了世界市场。

大英帝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充当了世界工厂的角色。当时的英国是世界的工业中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产业，包括造船、炼铁、蒸汽机和纺织。当英国的生产能力极大过剩时，大英帝国依靠其军事强权为其制造业开拓世界市场。大英帝国开拓世界市场的主要手段是著名的炮舰政策和殖民地政策。英国是依靠强权打开其他市场，强行推销自己的产品。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在世界各地制造出许多需求。当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不是中国需要鸦片，而是大英帝国要向中国推销鸦片。

美国在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开始了成为世界工厂的进程。美国之所以能最终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因为美国没有在英国的技术和产业前后“学习”。美国在内战以后进入了一个经济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在那段时间里，美国发明了电灯、电话电报、内燃机、汽车、飞机等。这些发明不仅催生了一大批新的产业，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们使大英帝国的产业进入了“夕阳”状态。在美国最终成为世界工厂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先进的产业，以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美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同样是以其军事强权为后盾的。正是这种军事强权，世界工厂在世界各地的地位才能得以保障。

这两个世界工厂在细节上千差万别。当我们去掉它们身上的细节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并不惊人的共性。

这两个世界工厂都建立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群的基础上。它们掌握着世界产业链的制高点，在这个制高点的优势下面建立并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群。它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工业体系，在世界上最先进的领域里获得了比较优势，甚至绝对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居于优势。

这两个世界工厂所赖以存在的先进技术和产业群，不是通过对现有技术的学习和追踪而实现的。假如美国当年在英国的“先进技术”后面亦步亦趋，美国可能会很好地复制英国的蒸汽机、炼铁和纺织业，但是绝不会有后来支撑起美国经济崛起的技术和基础：电灯、电话电报、内燃机、汽车、飞机，以及后来的高科技产业。美国最多是英国的徒弟，而绝不可能摘取到世界经济技术强权这颗世界霸权皇冠上的明珠。

这两座世界工厂是经济技术崛起的结果，而不是经济技术起飞的手段和战略。这两个国家是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技术中心和强权后，通过各种手段打开了世界市场，而最终成为世界工厂。

这两家世界工厂在自己的时代里通过各种手段为自己的产业和生产能力“创造了”世界市场。它们控制世界市场，为自己的产品创造出市场和需求，而不是让世界市场来控制自己，让世界市场来决定自己的产业结构，来指挥自己的经济。在世界经济大格局中，这两个世界工厂在自己的时代里，都牢牢掌握着世界经济的主动权，掌握着自己经济的主动权。

这两家世界工厂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霸权。这种军事霸权有效地保护了它们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利益。大英帝国的皇家舰队有能力把帝国的军事力量投放到主要的世界市场上，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美国更是如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说过，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为美国带来的好处是难以计量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历代总统都把建立和维持世界一流的、没有挑战的军事力量作为最主要的政策目的。连现在任上的奥巴马也是这样。

最后，这两家世界工厂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大量的超额利润。这是它们作为世界工厂的目的和最终推动力。

当我们看到中国已经或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的繁荣景象时，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这座世界工厂不是建立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的基础上的；我们尚没有攻占当今世界技术和产业的制高点；世界工厂不是崛起的结果，而是崛起的希望；我们不能支配世界市场，反而为世界市场所支配；我们不是军事霸权；我们的出口业在财富分配上受制于人，不仅没有超额利润，连正常利润也受到挤压。国际资本通过对（上游的）技术和（下游的）市场的控制，牢牢地控制中国的出口业。我们的世界工厂的规模越大，我们受到的控制越多。

全球化抑制中国的技术创新

在世贸条约中，中国被迫承诺高科技零关税。

中国没有占据当今世界技术的制高点。中国的出口产业面临核心技术缺乏和产业扁平化的困境：既缺乏核心技术，又缺乏自己的产业支撑。中国的出口产业往往成了推销别人技术和产品的工具。在大规模采用和推广别人的技术时，实际上扼制了自主产品的创新和市场化。这样的世界工厂托得起中国产业起飞的梦想吗？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的国家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中国理所当然是这些少数中的一员。然而，在强国崛起和竞争中技术竞争是关键。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只有在关键技术竞争中能争一雌雄的国家，才有可能摘取强国的桂冠。从经济学上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的起飞不是生产要素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提高的核心是技术的进步。从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在发达国家的财富增长和积累中一直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的这种作用更加重要。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体系和国际分工下尤其明显。谁控制了核心技术，谁就能通过世界分工控制全世界的整个产业，谁就可以通过这种技术上的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谁就可以通过市场力量压制乃至扼杀其他国家的自主技术创新，谁就可以将其他国家的相关产业置于自己的利益需要和仁慈之下。在今天的世界上，控制或垄断核心高技术是实现世界财富分配的一个重要方式。

由于西方国家对高技术的垄断，当今的国际分工在高技术领域里形成了处于中心的技术中心国和处于边缘的产品组装国的两极格局。这种完全符合比较利益学说的世界分工，为不同国家带来了不同的利益。我们中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把发展科技提到国家兴废盛衰的战略高度。在30多年的发展中，科技进步在经济战略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世界工厂”的特定模式缺乏推动中国实现技术创新突破的内在动力，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加工装配。中国的出口产业往往处于产业链的底部。即使是高科技领域，也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世界工厂”使中国的许多产业已经扁平化到组装车间的地步。中国出口产业在世界许多高技术产业中的主要贡献就是装配，中国在这些产业上的优势仅是提供廉价劳动力。

我们许多的新兴产业，包括那些产量巨大并拿了许多世界第一的新兴产业，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产业群，没有自己的产业支撑。产业模式是“买进—组装—出口”，技术和市场产业链都在国外。这种没有产业纵深的产业模式，犹如一支没有战略纵深的军队，在国际竞争中难免进退失据，受制于人。没有产业自主性，遑论攻占产业制高点。在高科技领域，生产数量的巨大增加和生产规模的巨大扩大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产业的独立自主，并没有催生出技术先进的产业群，没有带来核心技术的突破。我们的“世界工厂”在忙于将别人的技术和配件组合在一起，在忙于为别人技术和产品通向市场的道路上铺平最后一公里的时候，似乎忙得无瑕培育自己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这种大规模的数量增加，加深了中国企业对握有核心技术的对手的依赖。

结果是越发展越依赖。这种增长模式变成了中国技术发展的陷阱。

掌握核心技术的对手，通过中国的世界工厂，通过廉价的中国制造，几乎垄断了世界市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其带来了高度的市场占有率。这种高度的占有率给任何后起和新生的竞争对手带来了巨大的“进入障碍”。面对这种高度的市场垄断和WTO承诺的零关税，中国民族高技术的创新很难形成规模巨大的商业市场，包括很难在自己的国家内占有大规模的市场。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商业市场，中国民族技术的创新很难大规模产生和迅速推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世界工厂在急剧拉动GDP的数量扩张的同时，将中国拖入了一个巨大的技术陷阱。这个陷阱抑制中国的创新，加剧中国在新兴产业上的对外依赖。

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在大力抑制民族创新的同时，大力推动美国等技术中心国的技术创新。中国出口产业在技术、市场、产品结构和财富分配上长期受制于人。掌握核心技术的对手，在产品配置和财富分配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中国工人创造的大量财富，通过核心技术配件的高额利润而源源不断地支付给了技术中心国。技术中心国的超额利润，使他们有能力投入更多的资源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市场，得以巩固他们的垄断地位。

以中国的计算机产业为例。计算机是高科技产业。在当今世界上，计算机技术主要是芯片技术已经成了决定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它认为芯片产业是“战略性”产业，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为了提高美国芯片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为美国芯片业提供了许多政策、财力，甚至外交上的支持。我们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认识到自主计算机产业的战略意义，并从1956年开始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发展自己计算机技术的政策。我们早在1958年就开发了自己的第一部计算机。在以后的20几年里，中国自主开发了一系列计算机，包括“银河Ⅰ号”巨型计算机。虽然我们计算机的商业化不够，但是我们的自主研制能力和成果是举世瞩目的。但是从1982年开始，中国的计算机战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发生了从自主开发到引进和研制并重的转变。从单纯的商业角度看，由于西方国家市场化和商业化做得比我们好，所谓的并重，实际结果是引进为主。国外商业化的计算机开始大量涌进中国，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开始为外国技术垄断。从那时候起到现在，中国计算机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由于优惠政策和廉价的高素质人才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纷纷将计算机组装迁移至中国。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计算机产品生产基地。据工信部统计，2011年中国计算机出货量占全球90.6％。我们计算机产业成绩斐然。

从1982年算起，中国制造计算机已经走了二十几年的历史。二十几年几乎是我们共和国年龄的1/2。从1956年制定计算机发展战略开始，在那以后只用了27年，中国自主开发了一系列计算机，成功研制出当时堪称先进的每秒钟运行上亿次的“银河Ⅰ号”巨型计算机。20几年过去了。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领域，二十几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和许多类似的情况一样，二十几年后的今天，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中国计算机行业依然是别人技术和配件的组装车间。“计算机产量世界第一”这顶皇冠并没带给中国计算机产业多少独立自主。计算机的关键部件和核心技术大多依赖进口，中国企业扮演着“组装工人”的角色。用业内人士的话讲：“模具是台湾的，关键部件是美国的，设计是日本的，中国企业只能做加工和组装。”

今天中国产量高达1.21亿台微机的计算机产业，它所创造的那一部分GDP完全依赖于别人的技术，依赖于别人的仁慈，依赖于别人的产业战略。握有核心技术的对手只要掐断核心部件的供应，就能置“繁荣”的中国计算机产业于死地。甚至不必如此，只要对方把核心技术的价格提高到超越承受能力的地步，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将繁荣不再！在今天，这也许只是一种遥远的可能，但是谁能否认这种可能的存在？在世界分工和国际化中，不只存在商业利益，还有国家利益。谁能保证我们和对方永远没有较大的利益冲突？

这种计算机产业战略不仅危及产业安全，而且不利于国家安全。计算机已经深入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计算机成了现代经济的神经，在通信、交通和信息等关键领域有广泛的运用。然而，中国经济体的这个神经网络却建立在别人的技术上！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将来什么时候台海有事，第三方介入。假如这个第三方断绝所有高科技关键配件的供应，中国怎么办？

从财富分配看，高额利润都让国际上游企业赚去了。中国计算机产业长期面临同质化和低利润的困境，长期在渠道和价格的恶性竞争上挣扎。业内人士指出：“市场和产能越大，只能说明受剥削的程度越高。”美国优秀的芯片厂商的毛利长期在50％左右，而中国组装一台计算机只有5％的利润。而美国芯片厂家的50％毛利，有相当大一部分就是通过中国组装的一台台计算机而实现的。

从纯商业的角度讲，中国如此庞大的计算机产量实际上成了推销别人核心技术、扼制自主技术的工具，在为他人做嫁衣。我们每推销一台这样的电脑，就相当于为拥有核心技术的对手开拓了一块新的市场。中国生产的计算机大量涌入世界市场之时，就是那些核心技术及其厂家征服这些市场之时。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在这些计算机上添加的只是加工组装这类低技术的东西，而这些低技术作业是可替代的，握有核心技术的国际资本可以将计算机的生产组装转移到别的地方。一旦这种可以置中国计算机产业于死地的事发生，中国自然失去了那些我们曾经努力开发的市场。那些曾经寄托着我们计算机产业梦想的市场自然而然落入了控制核心技术的一方。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中国如此庞大的计算机组装和推销规模已经成了妨碍中国自主技术创新的陷阱。计算机的核心产品是芯片，例如人们购买一台计算机关心的是其芯片和厂家。消费者可能不在乎计算机是由联想、戴尔或别的什么厂家生产的，但是却会关心芯片是谁生产的。我们每推销一台电脑，就推销了一块别人的芯片，就为别人的芯片业开辟了一片新的市场。而别人的芯片业的市场越发展，他们在市场中的发言权越大，市场对其依赖性越大，新的芯片品牌就越难打进市场，很难形成规模。在这种模式下，我们的计算机产业越发达，我们未来的自主芯片的市场潜力就越小，我们自主技术的市场进入障碍就越大。由于世贸承诺的计算机进口关税为零，在这种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没有政府支持，自主创新很难形成市场规模。我们计算机产业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的可能性就越小。

中国推崇经济效益已经几十年。从纯粹的企业资本效益的角度讲，中国的这种计算机产业模式越发达，中国的计算机行业大规模应用自有芯片和自有核心技术的困难越大。为什么？因为现有技术的商业规模越大，意味着已经投入的资本越多。核心技术的转换意味着这些大规模投资的过时或失效，意味着大规模的新增投资。同时，大规模引入自主芯片可能使企业丧失大量的市场份额。国内外消费者对现有芯片品牌的依赖程度、对新芯片的接受程度等都是企业不得不考虑的商业风险。而我们的企业现在已经主要受利润动机推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怎么办？“理性的”企业行为是可以预期的，它们可能会拒绝民族芯片。

而世界上那些占垄断地位的芯片商，由于中国计算机业带给它们的丰厚利润，从而有能力推出一代又一代的新产品。这种由大规模商业市场带来的利润所推动的不断创新，将很快使自主创新的产品相对老化。

中国计算机产业的这种发展状况和战略没有也不可能托起中国自主计算机产业的梦想。计算机产业只是许多高科技产业的一个例子。全球化就这样使中国经济产生了一种创新抑制，抑制民族自主产业的创新。

发达国家迫使中国承诺高科技零关税，彻底撤掉高科技的保护主义围墙。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和国际资本还通过干预中国的科技主权，来限制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和高科技创新。如前所述，中国曾经宣布在中国境内实施一种新的技术标准（WAPI）。这种新的技术标准将打破发达国家在中国高科技市场的专利垄断，将催生中国自己的民族专利的产生，将推动中国高科技创新，将有利于提升中国有关领域里的竞争力。这项政策的实施，将使国际资本失去它们在中国市场的有关专利和知识产权的垄断。

由于害怕失去中国市场的技术垄断，害怕中国民族科技竞争力的增强，发达国家的跨国集团表现得十分自私和无理，大力阻止中国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的努力。在中国宣布了这项政策以后，几家跨国公司联合行动，马上向布什政府和美国国会申述，要求美国政府采用强硬措施阻止中国这项政策的实施。并且宣称，假如中国实施这项政策，它们将共同对中国实施关键零部件的禁运。美国国会立即表达“严重的关切”。

那些认为不通过保护就能全面建立中国自己的高科技产业的人，应当被这个事件唤醒。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为了捍卫自己的技术垄断，打击中国的创新能力不择手段。发达国家一面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一面迫使中国实行高科技零关税；一面强化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一面干预中国的科技主权。这种全方位的科技战略的目的是长期垄断高科技，使中国长期处于低端产业，使中国长期成为廉价劳动产品的输出国。在这种全方位的战略进攻下，中国被迫放弃了对民族高科技的保护。在这种不平等的竞争中，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如何培养？中国如何攀登高科技高峰？这种全球化和世界贸易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全球化下的技术封锁

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全球化进程采取了符合其国家利益的两手：一手是大力推动中国在低端产业方面介入世界分工；另一手则对中国实施严格的技术限制。这种全球化是不对称的全球化。它把落后的产业技术给了中国，却把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留在了美国及其盟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和西方各国就对中国实施了严格的技术封锁。当时所谓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华采取了完全技术封锁的政策。

面对这种封锁，中国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在一些最有战略意义的领域里实现了技术突破。中国自己研究开发出了包括原子弹、卫星和导弹等方面的技术，与此相关的所谓技术封锁才开始不攻自破。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的科技封锁依然如故。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博弈的考虑，发达国家根本不顾中国的渴望通过技术进步而迅速崛起的诉求，在依靠全球化打开中国高科技市场大门的同时，加强了对华高科技出口的控制。

第一，对中国的技术限制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战略选择。美国把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提高到战略高度，从国家的总体战略的角度来公开承认中国的技术提升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威胁美国在技术、产业和国防领域的领先地位，威胁美国的安全。美国把技术垄断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在核心利益上可谓是寸步不让。美国是从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的战略角度来考虑问题。虽然这种长期的技术封锁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它实际上是美国和西方国家防止中国国家竞争力提高的战略选择。其最终目的是要防止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技术和产业条件，从根本上封锁中国崛起。所以在推行这项战略时，考虑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战略利益。假如你研究美国的国家战略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经济战略和其他战略相互配合，互不冲突。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诉求主要有两点：（1）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的技术“封锁”、技术限制和技术壁垒达不到自己的经济目的，将损害双边贸易。甚至有人认为，美国对华的高技术出口管制是美国对华美元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2）高技术出口只是企业的微观行为，政府干预太多。其实，美国当然知道这种技术禁运带来的短期利益损失，在短期的经济利益和长远的国家利益之间它选择了国家利益。美国当然知道技术禁运是一种政府行为，美国政府就是希望这种政府干预能实现对中国的技术控制。所谓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这种争论必然让位于国家安全和长远战略。对中国的技术禁运体现了美国一种战略：在我界定的格局里和你交往。符合我的国家利益则交往，不符合国家利益则限制。

第二，联合西方盟友共筑对中国的技术禁运包围圈。这种对中国的技术战争不仅是美国的国家战略，也是其欧洲盟国对中国的共同战略。这种对中国的技术包围的目的是要坚决阻断中国的战略崛起，让中国经济长期在低水平和低产业上进行简单的数量扩张。表面上看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重要的欧盟成员国出于经济利益曾经主张取消对华军售禁令，实际上那主要是一种外交姿态，一种希望通过表达与美国的不同立场而从中国获利的外交手段。美国及其盟国运用了许多手段想使中国的发展符合它们的利益，技术封锁是关键之一。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是现存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是强权维持自己利益的一种排他的多边安排。

第三，美国把技术封锁在国际体系里合法化。在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中，美国就逼迫中国在技术封锁上低头，承认技术封锁的合法化。表面上是要保护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利益，实际上是要中国在法律上承认其技术垄断的地位，保护其垄断地位，阻断中国买进、复制、改进和更新的可能。把技术引进和设备引进分割开来，技术引进变成了机器引进。中国关于知识产权的这种承诺，并没换来对方对等的技术转让的承诺。这是一种不对等、不平等的关系，是霸权界定国际技术关系的典型例子。

第四，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范围不断扩张。对中国的这种技术封锁不仅停留在军事技术和敏感技术领域，还扩展到产业竞争领域，力图通过对主要产业核心技术的控制达到控制中国相关产业的目的，使中国失去产业上的完整性、独立性和领先性。懂得国家博弈的人深知，要从根本上阻止中国经济的崛起，防止中国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就必须长久地肢解中国的产业体系，砍断中国的产业链条，控制中国的产业核心。达到这一点的关键是防止中国获取在各个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让中国永远在“低水平陷阱”里徘徊。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从汽车、飞机和轮船等运输领域的发动机技术，到IT、家电和通信领域的芯片技术，再到化学、医药、能源和环保技术，乃至钢铁领域特种钢的生产等，几乎所有工业领域的核心技术都不被中国所掌握。这种扩张趋势几乎形成了对中国的全面的技术封锁。所以，这种技术封锁已经成了对方经济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五，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技术禁运形成了严格的程序和制度。以欧洲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限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美欧各国于1949年11月在巴黎组建了所谓“输出控制统筹委员会”，又称“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1950年7月，“巴统”的贸易管制范围扩大到中国。在“巴统”对华禁运的特别清单上，曾经有500多种物资被纳入战略禁运的范围，其中不仅包括原子能和军品，还包括生产尖端技术产品的工业清单。欧盟自己并没有专门的对华敏感技术和武器禁运政策，其对华禁运一直是在“巴统”的框架内进行的。随着冷战的结束，1994年3月“巴统”也宣布解散。

但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终结西方对中国技术封锁的历史。作为“巴统”在冷战后的继承者，1996年33个主要西方国家的代表在荷兰瓦森纳开会并签署了《瓦森纳协议》（简称“瓦协”），决定实施新的控制清单，中国同样在被禁国家名单之列。与“巴统”一样，“瓦协”同样包含两份控制清单：一份是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材料处理、电子、计算机、电信、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9大类；另一份则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22类。

欧盟对“瓦协”的具体贯彻，主要体现在2000年6月欧盟理事会通过的“1334号法令”，详细地列举了军民两用品、技术清单和武器清单，其基本内容与“瓦协”的清单没有太大差别。在两用品和技术清单方面，涉及核材料、技术与设备；新材料、化学品、“微生物和有毒物品”；材料处理；电子；计算机；电信和“信息安全”，传感和激光；导航与电子；船舶；推进系统、航天器及其相关设备等共10大类。这项法令后来经过多次修订，目前成为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的主要指导性文件。

除了国际和欧盟统一的出口管理措施外，欧洲各国也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了各自的出口管理制度。比如联邦德国早在1961年就制定了《对外经济法》和《对外经济法实施细则》，同样包括详尽的各级别“出口清单”，有的实行完全禁运，有的限制出口，有的则实施申报审批制度。这些制度对西方企业的海外投资起到了实质性的限制作用。2005年AMD软件公司计划将部分65mm芯片生产工作转移到新加坡，但德国政府认为该技术不仅能够应用于民用，还会涉及军事用途，联邦德国情报局甚至担心中国有可能使用AMD的处理器技术以增强自身军事力量。各方政治势力对该项目横加阻拦，最后AMD不得不放弃。

第六，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是政府和企业的共同行动，可谓一场全民战争。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不仅是国家战略，也是企业的战略。技术就意味着市场，如果失去了技术，也就失去了市场。企业更多的是以技术转让和合资办厂为诱饵，有步骤、有计划地保持对中国市场的优势。在现实中，有的外资厂或中外合资厂，不过是全套散件进口、国内装配，我方根本不能掌握其关键技术；有些外资企业将落后淘汰的技术转让给中国，却将最新的、核心的技术控制在手中；有的合资企业在技术引进过程中培养的技术骨干，又有许多被外方重金挖走，最终使得许多中国企业成为“无芯”企业。

第七，以技术合作的方式打击中国的自主技术。以汽车产业为例，我们在1949—1980年期间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汽车工业。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我们开始放弃了自主发展汽车工业的战略，把汽车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寄托在别人身上，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继而培育自主品牌”的发展思路。但20多年过去了，汽车行业不仅合资的初衷——通过开放市场来培育自主品牌——没有实现；相反，这几年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国外汽车品牌对中国市场的“渗透”更加全面、彻底，国外汽车品牌也从20多年前的十多个扩大到今天的几十个。在欧盟、美国、日本甚至韩国、印度都掌握了汽车发动机和变速器等核心技术的今天，在合资建厂20多年后，中国仍然被排除在核心技术俱乐部之外。在西方的围追堵截之下，“无核心技术之痛”已经成为了我国大多数行业的通病。

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我们的技术没有国外竞争对手强，自主研发也需要“拿来主义”，通过让出部分市场，把全世界的优秀技术进行融合和凝聚，锻造属于自己的科技核心，提升自己的研发实力和技术水平。事实证明，这条路子是走不通的。究其原因，一是市场是有限的，一旦让出去了，夺回来十分艰辛；二是让了市场并不见得会得到技术；三是让了市场则废掉了自己的技术；四是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最后有可能受制于人。因而，在中外合资中被寄予厚望的市场换技术方式很难达到预期目的。上海大众自主研发的“哪吒”车型、一汽大众新捷达等车型的上市受阻，正是说明了西方企业在对华合资过程中普遍实施的技术封锁战略，从来就不曾改变过。

产业战略和可替代性

大国产业竞争有许多战略。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成功的全球战略。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有人大力提倡中国发展别人的夕阳工业，要为别人再生产30年衬衣；另一方面又受到别人残酷的技术封锁。二者相结合，中国面临严重的产业危机。

中国出口产业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产品的可替代性。这种市场和产业战略使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处于结构性劣势，导致中国产品完全受市场这个权杖的支配，面临价格下降、利润低廉，甚至失去市场份额的风险。

反观我们中国的这座世界工厂的全球市场战略。我们似乎有意识地选择了低端战略，我们有意识地瞄准了我们劳动力便宜的特点，并把它当成了世界竞争的优势，在产业定位上自觉选择了劳动附加战略。“人口红利”论是这种战略的经典概括。

不要小看这种可替代性。这种可替代性使中国产品面临残酷的竞争。中国的出口产业完全为最终市场所控制，市场真正成了中国出口产业的皇帝，市场的权杖直接拨弄着中国这座世界工厂。中国那些令人炫目的诸多第一，每天都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市场压力和竞争压力，承受着利润低下的压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海外市场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可以轻易地通过自己生产、通过保护主义把自己的经济困难转嫁给中国。所以，我们市场的脆弱性远远高于我们那些主要的贸易伙伴。这种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增加了中国经济波动的潜在风险。

美国开放这种有替代性市场，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低端产业上进行残酷的价格竞争。而发达国家的市场则享渔翁之利。这种残酷的价格竞争导致出口商利润下滑。为了刺激出口，政府通过多种财政手段使利益向出口产业倾斜，有些国家的政府甚至默许出口商以大幅度降低工资的方式，将这种竞争的后果转嫁给工人，导致工人在劳动率上升的同时，工资下降。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工厂模式没有自主创新的动力。这些世界工厂的许多厂家都由别人控制，这些来自于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厂家们大多为短期的盈利目的所推动。有许多工厂是建立在单一订单和单一产品基础上的，订单在工厂在，订单无工厂亡。这样的世界工厂如何推动中国走向科技强国的道路？虽然中国有许多自主的高科技产业，但是就中国的出口产业而言，主要走的就是低科技、数量扩张的道路。而我们的经济政策却大幅度向这些产业倾斜。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政策倾斜是催生低技术陷阱、低产业陷阱的原因之一。

一个民族的崛起不是建立在生产多少衬衣、多少鞋、多少玩具基础上的，现代历史上的经济大国都是建立在自主的高科技上的。日本的经济衰退起始于高科技的衰退。大英帝国、美国和德国等经济大国的崛起，哪一个不是伴随着自主高科技蓬勃创新和发展？哪一个不是通过政府保护和资助推动高科技发展的？中国要崛起不能缺少高科技这根支柱，中国要起飞不能没有高科技这双翅膀。中国曾经在20世纪50、60、70年代，创造过科技突破的高潮；中国也一定能在21世纪再创奇迹，掀起新一轮科技突破高潮。

第十九章
危机、选择和出路

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国家间的暴力和外交，战争和贸易背后，站的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而不是市场法则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实质，支配着世界经济金融体系。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崛起要有大战略，经济交往要有战争意识，贸易战略要置于国家大战略以下。有人讲，“中国越开放越强大”。不分条件？不分结果？一定要破除这种绝对化的，几近迷信和崇拜的观点。融合进世界经济体系，不是如有人宣称的是一场向“农贸市场”的进军。有些高明的先生们，不希望中国停留在“全球化”的农贸市场以外。但是，哪一个农民愿意进入一个打“白条”的“农贸市场”？持这类观点的人应当向农民学习。“卑贱者最聪明”。中国要崛起，必须扔掉财富流失的包袱，丢掉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幻想，开动自主创新的机器。

走自己的路，其实是我们的老本行。当年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不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吗？假如我们在经济战场上，按别人的军令、军规和战法布局，我们能无往而不胜吗？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选择的时机。

听过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吗？

那史诗一般的乐章如同流动的雕塑，向我们描述了英雄同命运的搏斗。与命运的不可一世相比，英雄是多么的安详坚定。无论命运是如何的不可战胜，英雄最后都战胜了命运，走向光明。

贝多芬在交响曲的开头写道：“命运在敲门”。

在过去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显赫得如同命运，威风凛凛，敲击着弱势国家和弱势阶层保护自己的大门。但是历史才是真正的英雄。而创造历史的是人民。在这部由历史导演的“命运交响曲”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没有逃过生产过剩和危机，金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断爆发。命运正在变得无可奈何，命运低沉的脚步已经渐行渐远，命运再也阻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潮流了。历史真理那辉煌、明亮的主题已经再次响起，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在人类的天空里回荡。

历史的机会就在眼前！

中华民族将如何与历史的主题共鸣，化危机为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中华民族一定要把握历史的主题，踏着历史的旋律，做出正确的选择！

中国必须跳出全球化的圈子，直面自己的挑战，解决自己的问题，走自己的路，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千万不要钻进全球化的口袋里，导致战略上的被动。

中国面临战略选择的临界点

中国必须去出口导向。而且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去出口导向的临界点。一个国家要想长期迅速地发展，中央政府不可挑战的权威和社会稳定非常重要。今天中国影响社会问题的最大隐患是什么？是分配不公和腐败。中国长期生产过剩，长期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根本原因是财富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很多，除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以外，主要是出口导向。

出口导向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资源配置上，同内向发展争夺资源。出口导向撕裂了中国，将中国撕裂为内地和沿海、内向和出口。在第十六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出口导向和发展抑制的关系。内地和内向发展抑制，导致工作岗位不足，就业不足，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新自由主义强调过程公平。其实，出口导向使内向发展同出口产业，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例如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以优惠政策推动出口，实际上就是将内向发展放在不平等的位置上。同时出口导向还导致教育投资不足。出口导向将资源和财富循环到其他国家，严重抑制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导致贫富悬殊。

第二，出口导向推动导致“工资铁律”死灰复燃，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贫穷化。全球化通过“三位一体”的专政，保护了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使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更加严重，更加牢固，在发达国家高科技垄断产品和发展中国家低端可替代产品之间，建立了一条体制和法律的鸿沟，形成了不断扩大的价格剪刀差，带来了不断扩大的剥削，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加速向发达国家流动，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加速扩大。假如有竞争的话，发达国家在高端（高技术领域）竞争，发展中国家在底部竞争。

在这种竞争中，中国大量的资源被导向到“发挥落后的优势”的产业上，大量的出口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的底部。中国的出口产品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高度的替代性，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在世界产业链底部形成激烈竞争。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资本总是从利润低的国家向利润高的国家流动。在发展中国家间，这种资本的流动就表现为向工资水平低的国家流动。资本的这种逐利，最大化了资本的利润，却导致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工资的普遍下降或停滞。为了获得海外的低端市场，增加出口份额，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竞相压低工人工资，降低劳动保护标准。以中国为例，一旦中国工资水平上升，出口产品价格上升，海外市场的订货就会向工资水平更低、价格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流动。全球化使中国劳动者必须同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的劳动者竞争，同工资收入最低的国家竞争。这种迈向底部的竞争，导致中国出口产品面临价格下降，劳动者面临真实收入下降或停滞的困境。这种产业链底部的竞争越激烈，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越贫困。在这种荒谬的体制下，从理论上讲，只有当全世界都实现了充分就业时，当全世界由市场形成的“自然最低工资”相当于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时，资本才无法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中国低端出口产业劳动者的工资才会稳定或上升。全世界的充分就业几乎永远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全球化体制使中国劳动者面临没有止境的工资和收入压力。在这种迈向底部的竞争中，出口导向越发达，世界市场的竞争越激烈，劳动者的工资压力越大，收入越低。

全球化所推动这种向底部的竞争，使原始资本主义的“工资铁律”在21世纪重新上演。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劳动者不仅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反而是经济增长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由政府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保护最低工资水平。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强调，工资作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所谓市场决定，在这种向底部竞争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使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在国际竞争中由世界上最低工资水平决定，实际上就是要劳动者为出口导向战略买单。

新自由主义对世界市场的无知和对劳动者的歧视不言而喻。

这种向底部的竞争不仅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利润下降（加剧了剥削），而且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夺发达国家开放的低端市场，而面临博弈论里面的所谓“囚徒困境”。在这种竞争中，几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知道，低工资是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方式。但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担心，假如只有它不维持低工资政策，在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的过程中，它就会大量失去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市场，出口导向战略将面临困境，经济增长将会放慢，失业就会增加。在这种难题面前，最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选择低工资政策，结果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贫穷。如果说，前全球化时代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联合奋斗的时代，那么全球化时代就是发展中国家被分而治之彼此竞争的时代，共同面向贫穷的时代。破解这种共同贫穷的关键，是改造全球化。在罗马帝国为奴隶们准备的竞技场里，结局是竞技者的共同毁灭。那是一种面向共同毁灭的竞争。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像不像罗马的国度竞技场？

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这种危害中国崛起的隐患，必须将国民储备用于内向发展，必须用国民储备创造大量的新的工作岗位，必须提高工人工资，必须大量推动内向发展，必须去出口导向。

以上是从贫富悬殊的角度看。

从世界经济的现实来看，中国也应当去出口导向。长期以来，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实际上是拉动中国GDP的主要引擎之一。现在，这个引擎已经疲软无力，救不了中国经济。雨过天晴，并不是艳阳天。

要在出口导向的战略下解决中国经济过剩的问题，恢复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一种向不可能的挑战。这种战略越成功，内需越萎缩，生产越过剩。在结构不调整的情况下，出口的疲软，将使中国经济同样进入一个新的“正常增长”时期，一个远远低于过去的增长时期。中国必须以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为中心。而调整的核心，是去出口导向和培养内向发展的生长点。

中国必须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内向和内需发展上，放在调整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上。结构调整和去出口导向是中国恢复长期高速增长的唯一出路。

货币的选择还是战略的选择？

有些人似乎认为，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全球化带来的许多问题是货币选择的问题。关于货币选择问题有多种说法：一种是要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一种是要储备货币多元化。也许有人会把全球化和出口导向的所有问题归结于货币尤其是储备货币的问题，认为只要储备货币多元化就可以解决全球化和出口导向带给中国的许多问题。这是一种误解。当今世界的货币体系是与黄金脱钩的纸币体系。IMF特别提款权下面的三种货币都是白条。无论是美元、欧元还是日元都是“白条”。所谓多元化，不过是从一种白条换成另一种白条。通过出口导向换回的无论是哪一种白条，效果都一样。不能改变出口导向同内向发展争夺资源，抑制内向发展的事实；不能改变出口导向导致发展中国家和人民贫穷化的事实；不能改变虚拟债务征服实体经济的事实。改变的只是工具，由美元变成了其他货币。无论引进的是美元，还是价值相当的日元或欧元，都会导致内向发展或内部地区人民币供给的相对减少，都会导致后者的发展抑制。而且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不能改变全球化带来的多种发展陷阱、经济安全、经济独立等问题；不能改变中国经济的国际环境；不能改变中国贫富悬殊的问题。

假如有的国家愿意接受日元和欧元为储备货币，那就是说这个国家将容许日本和欧洲银行通过印刷钞票的方式，来购买它的货物和收购它的实体经济。用美元购买货物是一种无偿的剥削，用日元和欧元同样是无偿的剥削；美元霸权可以用虚拟债务征服实体经济，其他货币的霸权同样可以。改变储备货币，不能改变全球化市场非均衡的性质。这肯定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初衷。

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的自由流动，是资本的扩张。资本不是别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扩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而所谓世界货币只不过是这种生产关系的表现。无论是哪一种白条，都不可能改变全球化的这种实质。

从这种马克思主义方法出发，货币体系不合理，其实是这个货币体系体现的全球化体系不合理。要改造货币体系，必须改变这个全球化体系。

我们在第十六章还指出，出口导向战略需要一个长期不断实施贸易赤字的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必须是世界货币国。日本和欧洲能长期实施贸易赤字战略吗？不能！首先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长期无偿地将货物输送给它们。另外，以日本和德国为例，它们同美国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假如它们长期实施大量的贸易赤字战略，其经济必将崩溃。

所以，从经济战略上讲，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准确说法应当是：去出口导向。否则，很难理解。例如中国每年同美国的外贸盈余几千亿美元，美国显然不会用日元或欧元支付，或者用特别提款权支付，必须用美元支付。中国不愿接受美元，意味着中国要去出口导向。

去出口导向符合中国利益。

假如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日元只是一种“衍生储备货币”，其储备货币地位是建立在其美元储备上的。例如，假定有人愿意多元化外汇储备，少量出售美元买进日元，短期内日元价值会上升。但是，当其他国家大量储备日元时，日本银行就必须多印刷钞票，结果导致世界范围内日元供给大量增加，改变了目前日元同日本拥有的美元储备的比例，日元将会大量贬值。那些大量买进日元，希望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国家，不仅不能达到保值的目的，而且会面临日元外汇储备大量贬值的困境。而日本为了维持日元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必须拼命出口换取美元。结果导致日本经济进一步空心化。日元作为“衍生储备货币”代价不小。从历史上看，日元储备主要来源于日本对外的日元投资和日元贷款。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为了成为金融中心，雄心勃勃要使日元成为区域货币，对外大量发放日元贷款和投资，导致资本大量外流，为了为这些日元保值，日本拼命推动赚美元的经济，成为经济空虚化和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欧元也一样，假如世界上欧元发行多了，欧元就要贬值。这就是为什么从20世纪以来，美元、日元、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例相对稳定的原因。今天世界上的欧元储备的比例，相当于当年马克储备的比例。没多少增减。

出口导向战略在纸币时代无法重现在金本位时代的优势。1971年，纸币时代的开始，应当终结出口导向的战略。

我们不是反对储备货币多元化，而且我们支持储备货币多元化和建立同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的主张。但是同时我们又要指出，即使这些主张都实现了，全球化和出口导向带给中国的诸多问题也将依然存在，不会改变。所以，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这不是一个货币选择的问题，而是发展战略选择的问题。关键是去全球化，去出口导向。只有去了出口导向，世界储备货币是什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关系不大。在出口导向转圈子是找不到出路的。以今天中国的实力和美国实力的差异，以今天世界范围内美元资产的分布范围和巨大数目，以今天美元的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和数量，要改变目前的货币体系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中国虽然不能改变世界，却可以改变自己；中国虽然不能改变世界体系，却可以改变同这个世界体系共存的方式。中国必须实施对自己最有利的发展战略。而且，目前的世界货币体系，经济学家称“布雷顿第二”，与“布雷顿”不一样，是自愿选择的结果，而且中国是这个体系的主要支柱。中国可以选择不接受美元为世界货币。实施这种选择的最佳办法就是去出口导向。世界上有大约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占了2/3，美国对中国的外贸赤字占总外贸赤字的37％，中国是美国政府债券的主要购买者。一旦中国去出口导向，美元霸权自然削弱许多。

也有人认为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这只是问题的表象。要解决国际收支平衡，方法很多。可以大量地向外投资实现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将导致中国国民储备的长期外流，抑制中国的发展。这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过的路，结果导致内向经济长期投资不足。中国对外的政府直接和间接债券投资高达1.5万亿美元。这些大部分都是长期投资，有可能被长期锁定，而且这个长期是没有期限。长期投资是什么含义？长期投资就是长期出让数目巨大的国民储备的使用权。长期出让使用权又是什么含义呢？举个例子：中国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于是想出来一个出让长期使用权办法。在许多人眼中，这的确只是长期出让使用权；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眼中，出让长期使用权同出让所有权实质一样。可以以同样的思路，去看待对外的长期被动投资。无限期的长期投资，在国家博弈中，相当于奉送。从市场角度看，丧失流动性的投资，也几乎相当于奉送。

也有人认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保值、如何赚钱。这是误解。假定对外投资能赚钱。在出口导向战略存在的前提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不断上升。对外投资赚到的钱，往往又变成了对外投资。赚到的还是长期的会计符号。也有人认为对外投资赚钱增加了GNP。日本不是GNP比GDP高的国家吗？日本在过去经济停滞的20年中，大量投资海外，GNP的增长速度高于GDP。GNP和外汇储备一样，如果不能转换为实物财富和国内的实物投资，只不过是一个会计符号。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建立在这些对外投资上，建立在这些会计符号上。一个国家GNP高于GDP增长，只能说明，这个国家国民储备大量外流，经济面临空心化。从发展角度看，GNP高于GDP是一个发展陷阱。而且，今天不是金本位体制，再庞大的会计符号，都有可能被一场通货膨胀的飓风吹得干干净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内的固定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投资上的。日本和联邦德国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要避免日本在过去20年中走过的陷阱，避免追求虚拟增长而抑制自己的发展。

去出口导向，抵制金融全球化；制止货物的无偿外流，制止财富的无偿外流，去新自由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华之物力，谋中国之发展，谋中华各阶层之福利，谋中国之强盛。如此，则中国贫富悬殊可解，中国长期和谐可造，中华复兴大业将早日成就。

注释

〔1〕　Ellis S. Krauss, T. J. Pempel, Beyond Bilater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42-44, 92.

〔2〕　Richard Sokolsky, Angel Rabasa, Carl Richard Neu, 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 S. Strategy toward China, United Sates Air Force, Chapter 2、3.

〔3〕　见http://www.dailytimes.com.pk/default.asp?page=2006%5c03%5c12%5Cstory-12-3-2006-pg4-7。

〔4〕　见http://www.newswithviews.com/Spingola/deanna75.htm。

〔5〕　Zbignew Bzr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见http://sandiego.indymedia.org/media/2006/10/119973.pdf,p.197.

〔6〕　Charles J. Moxley Jr., 2002 Nuclear Posture Review Strategic and Legal Ramifications, April 16, 2002. pp.1,12,21,23，见http://www.nuclearweaponslaw.com/2002_NPR_Moxley.pdf.

〔7〕　Ben mah, America and Chin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pp.132-134.

〔8〕　Ben Mah, America and Chin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p.12.

〔9〕　Nicholas R.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p.79.

〔10〕　Nicholas R.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p.79.

〔11〕　Nicholas R.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p.82.

〔12〕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p.82.

〔13〕　同上书, p.210。

〔14〕　同上书，p.54。

〔15〕　Janine R. Wedel, The Harvard Boys Do Russia, May 14, 1998, p.2，见http://www.thenation.com/doc/19980601/wedel/2。

〔16〕　Ben Mah, America and Chin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p.191.

〔17〕　见http://eh.net/press/WSJ.pdf,pp.2、3。

〔18〕　Susan L.Shirk, China: The Fragile Superpower, pp.252, 264.

〔19〕　Ben mah, America and Chin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p.101.

〔20〕　同上书，pp.199、201。

〔21〕　Susan L. Shirk, China: The Fragile Superpower, p.24.

〔22〕　见http://www.moneyweek.com/investments/why-investors-fear-a-china-treasury-dump.aspx。

〔23〕　Ben mah, America and Chin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p.223.

〔24〕　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Balance-of-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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