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博弈
The Great Game

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
On Secret Service in High Asia

PETER HOPKIRK〔英〕彼得·霍普柯克　著
张望　岸青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英）霍普柯克著；张望，岸青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11

（历史拼图译丛）

书名原文：THE GREAT GAME：On Secret Service in High Asia

ISBN 978-7-5153-3870-5

Ⅰ．①大…　Ⅱ．①霍…　②张…　③岸…　Ⅲ．①国际关系史－研究－英国、俄罗斯－近代　Ⅳ．①D85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6227号

THE GREAT GAME：ON SECRET SERVICE IN HIGH ASIA

Copyright © Peter Hopkirk 1990，200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5 China Yout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01-2015-3200

责任编辑：谢肇文

书籍设计：周伟伟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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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电话：（010）5735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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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36.5

插　　页：8

字　　数：300千

版　　次：2015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6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定　　价：72.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目录

CONTENTS

地图

致谢

前言

序言

前奏吹响

第一章　黄祸

第二章　拿破仑的噩梦

第三章　大博弈的预演

第四章　俄罗斯怪兽

第五章　条条大路通印度

第六章　最早的俄国参与者

第七章　两条狗的奇怪故事

第八章　阿姆河边的死亡

第九章　晴雨表在下降

竞逐上演

第十章　“大博弈”

第十一章　走进布哈拉的伯恩斯

第十二章　世界上最强大的堡垒

第十三章　神秘的维特克维奇

第十四章　赫拉特的英雄

第十五章　国王的缔造者

第十六章　角逐希瓦

第十七章　解放奴隶

第十八章　长刀之夜

第十九章　大灾难

第二十章　山口里的大屠杀

第二十一章　康诺利和斯托达特的最后时刻

第二十二章　中场休息

高潮年代

第二十三章　俄国大进军的开始

第二十四章　塔什干雄狮

第二十五章　丝绸之路上的间谍

第二十六章　刀架颈上的寒意

第二十七章　“来自北方的医生”

第二十八章　伯纳比上尉的希瓦之行

第二十九章　喋血巴拉·希萨尔城堡

第三十章　土库曼人最后的抗争

第三十一章　战争的边缘

第三十二章　通往东方的铁路竞赛

第三十三章　三个帝国交汇的地方

第三十四章　帕米尔高原的导火索

第三十五章　奔向吉德拉尔的赛跑

第三十六章　结局的开始

第三十七章　大结局

译者后记

主要人物索引

参考文献

地图

THE MAP

新时代大博弈的战场
The New Great Game Battlefield

中亚
Central Asia

远东
The Far East

高加索
The Caucasus

阿富汗及印度西北边境
Afghanistan and the N.W. Frontier

帕米尔地区
The Pamir Region

致谢

ACKNOWLEDGEMENTS

许多年前，当我还是名1 9岁的副官时，我读了菲茨罗伊·麦克林（Fitzroy Maclean）撰写的关于中亚旅行的经典之作《走入东方》（Eastern Approaches）。此书主要描写了在斯大林统治的黑暗年代，主人公在高加索和突厥斯坦地区惊悚的冒险经历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书中的故事令人陶醉，对我产生了强烈震撼，我相信此书的很多读者与我有同感。自那一刻起，我不放过任何一本和中亚相关的书籍；当中亚终于向外国人敞开大门时，我立即踏上了那片土地。我一共出版了六本关于中亚的书籍，包括最后的这一本；可以说，菲茨罗伊爵士对此负有间接责任——有人甚至说这应该“归咎”于他。所以我一直希望感谢他，是他让我朝着第比利斯、塔什干、喀什噶尔以及和阗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迄今为止，《走入东方》仍然是描写中亚最出色的书籍。即便在今天，当我捧起此书时，心中仍会掠过一阵激动。

但在我撰写此书的过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莫过于那些英勇卓绝的大博弈参与者，是他们将自身在荒漠和群山中经历的险境与不幸记录下来，为本书提供了主要素材。没有这些素材，我无法完成本书。许多关于大博弈参与者的传记也让本书受益匪浅。在涉及大博弈的政治和外交背景时，我则充分借鉴了专门研究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此我也要对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此外，我还必须对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是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大英帝国时代的卷宗中为我找到了无数文献和资料。

当然我最感激的是我的妻子凯丝，她细致体贴，在每个阶段对我每本书的写作和研究都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我讲述每一个故事时，她总是第一个聆听。她帮我准备了此书的六幅地图，还做好了索引。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本书编辑盖尔·帕吉斯（Gail Pirkis），她眼光独到，冷静幽默，慧心巧思，在此书与公众见面之前的漫长创作过程中，她始终是我坚强的后盾。值得一提的是，盖尔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的时候，还负责抢救了一批关于中亚题材的重要文献，其中至少有两本是大博弈时期英雄们的作品。盖尔还把这些作品再版，颇受读者欢迎。

关于拼写

本书许多民族名与地名有多种罗马拼写，像：Tartar/Tatar，Erzerum/Erzurum，Turcoman/Turkmen，Kashgar/Kashi，Tiflis/Tbilisi。为了简单起见并保持一致，我大部分情况下选用的是事件发生时人们所熟悉的拼写方式。

前言

FOREWORD

一场新的大博弈

自从十六年前这本书写成至今(1)，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已经剧烈震撼了大博弈(2)曾经上演的这片土地，同时也极大增强了本书的重要性。沉寂多年后，中亚突然间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它始终处于世界关注的焦点，当时沙皇俄国与大英帝国之间的那场旧的大博弈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随着1991年世界格局的突变和苏联的解体，该地区一夜之间诞生了五个全新的国家，如果再算上高加索地区，那就是八个。面对眼前骤然发生的这一切，即便是那些深谙中亚态势的人也发现，要想熟悉这一新的地理和政治迷局竟如此困难，更不要说去准确读出像“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新名词了。

在这一地区还被称作苏联中亚的时代，情况要简单得多。当时只需凭借一个有效签证，你就可以从巴库旅行到布哈拉，从第比利斯游历到塔什干，外加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根据我个人的体验，在冷战高峰时期前往这些地区旅行无异于一场历险，如同游走在敌人后方，尤其是当旅行者本人还肩负着某种秘密使命时。

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纷纷在新诞生的首都城市里设立大使馆，苏联的名称从地图上抹去，历史书也被修改，外国公司急切地想进入这个在商业和经济上处于真空状态的地区。所有人都清楚，中亚是20世纪拥有最大财富的地区之一。这些财富包括庞大的石油天然气储备以及各种金属矿藏，例如黄金、白银、铜、锌、铅和铁矿石，当然还有那些至关重要的石油运输管线。外国势力和跨国公司对这些资源的激烈争夺，使得西方的政治分析师和主流媒体人开始谈论一场“新的大博弈”，这其中包含了战略和政治目的。

然而，骤然从共产主义跳进全面自由化的资本主义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地区都发生了规模不大但异常残酷的冲突，当然还有俄罗斯南部一些地区，例如车臣和北奥塞梯——对抗势力相互倾轧所造成的冲突，使得本已不稳定的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动荡。

在我撰写这篇前言时(3)，上述地区的喧嚣已暂时沉寂下来。但在旧的大博弈曾经进行的另一个战场，事情还远非如此。在长达一个世纪里英俄对抗的中心阿富汗，流血冲突几乎已成为这一地区的常态。1979年，苏联出动十万部队进入阿富汗，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经过长达十年的血腥冲突后，他们被迫耻辱地离开，留下了傀儡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4)将军。当四年后喀布尔沦陷时，他成为塔利班的俘虏。纳吉布拉将军被塔利班分子从一个曾给予他庇护的联合国营地拖出来，被野蛮殴打，遭到阉割，最后被公开绞死。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都充斥着他被绞死的可怕照片。据报道，纳吉布拉将军一直在做把本书翻译成普什图语的工作，并且告诉朋友们，每一个阿富汗人都应当读这本书，只有这样，历史上那些致命的错误才不会被重演。

步俄国人之后尘，美国、英国、加拿大、丹麦和北约部队也于2001年进入阿富汗。这次行动的初衷是担心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可能还会对西方目标策划发动9·11式的恐怖袭击。除了消除恐怖袭击的威胁外，北约部队还受命维护脆弱的地区和平，为大选铺平道路，清除大毒枭，帮助重建工作。英国正计划派遣更多的部队去完成这一噩梦般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已造成二十二名英军阵亡，平均每八天一名。截至本文完稿，仍然无从预见这场残酷的战争将走向何方。

美国和俄罗斯是这场“新的大博弈”的两位主角，他们都希望在中亚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政权，以确保能通畅无阻地获取当地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作为世界舞台重要的新生力量，俄罗斯尤其依赖对输油管道的掌控。华盛顿和莫斯科无法接受在这一地区出现另一个类似伊朗的政权——一个由石油、原教旨主义和潜在的核武器构成的混合体。幸运的是，这一可能性目前来看还很遥远。

除了美国人和俄国人外，其他区域力量也因自身利益干系在一旁密切关注，特别是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苏联在中亚统治的崩溃把这一地区又扔回到了历史的大熔炉。在这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只有异常大胆或极端愚蠢的人才会尝试去预测它的未来。正因为如此，除了这篇简短的前言外，我不打算对此前已经完成的书稿内容作其他更新。然而，在所有的不确定性中有一样看起来是确定的：无论是福是祸，中亚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并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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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于1990年第一次出版。（全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 “大博弈”在本书中作为一个历史术语出现，特指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的战略冲突。

(3) 指2006年。

(4) 穆罕默德·纳吉布拉（1947-1996），1987-1992年期间出任阿富汗总统。

序言

PROLOGUE

1842年6月的一天清晨，在中亚古城布哈拉，两个衣衫褴褛的人跪在埃米尔(1)王宫前大广场的尘烟中。他们双手被紧紧捆绑在身后，看起来实在可怜。这两个人瘦骨嶙峋，遍体鳞伤且肮脏不堪，头发、胡须和衣服上都爬满了虱子。不远处有两个刚刚挖好的坟坑，旁边漠然伫立着一小群围观的布哈拉居民。这是一个偏远的中世纪驿站城市，对于在残暴的埃米尔专制统治下的居民来说，执行死刑已司空见惯，本不会引起任何关注。但这一次有所不同，因为在正午的烈日下跪在刽子手脚边的是两名英国军官。

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两名军官被埃米尔关押在一座土质城堡下漆黑恶臭的地牢，终日与老鼠臭虫为伴。查尔斯·斯托达特（Charles Stoddart）上校和亚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上尉将在这座离家四千英里远的偏远城市里共同面临死亡。今天的外国游客会乘坐俄国巴士来到此地游览，但没有人知道这里曾发生过什么。斯托达特和康诺利正在为一场极其危险的游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场游戏被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投身其中的人们称为“大博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博弈”这一说法最早就是由康诺利本人提出的，尽管是多年后吉卜林(2)通过他的小说《吉姆》（Kim）使得这一专用名词名垂千古。

回到1842年6月的那天上午，首先被行刑的是斯托达特。他受东印度公司派遣来到布哈拉，目的是和埃米尔结成反俄联盟。当时俄国人正大举挺进中亚地区，他们下一步可能的意图令英国人非常不安。斯托达特被捕后，康诺利自告奋勇去解救他的同胞，但他一到布哈拉后立即被逮捕，也被扔进埃米尔可怕的地牢中。斯托达特和康诺利先后被斩首，他们的遗骸和众多埃米尔的牺牲者一样，被丢弃在广场下那些不为人知的乱坟岗里。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有无数军官和探险家都投身到这场大博弈中，本书将会讲述他们的冒险经历和不幸遭遇，而斯托达特和康诺利只是其中的两位。这场为了争夺政治支配权而摆下的棋局波诡云谲且范围广大，从西部冰雪覆盖的高加索，穿过遍布沙漠和群山的中亚，一直延伸到东方的中国突厥斯坦(3)和西藏。这场大博弈的终极奖品就是英属殖民地印度。伦敦和加尔各答的英国人惟恐失去它，而在亚洲服役的雄心勃勃的俄国军官们则热切希望得到它。

这一切都始于19世纪初。当时俄国军队正向南开始对高加索的征服，枪口直指波斯北部，那一带居住着凶猛好战的穆斯林和基督徒部落。在此之前两个世纪中，俄罗斯横跨西伯利亚的大征服并未对英国利益造成任何威胁；但叶卡捷琳娜女皇确实曾考虑过进军印度，她的儿子沙皇保罗甚至于1801年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只不过这支部队在保罗去世后立即被召回。尽管如此，当时并没有人把俄罗斯太当真，更何况最南端的俄国前沿哨所距离印度依旧遥远，无法对东印度公司的属地造成任何实质性威胁。

但是，1807年，一条情报传递到伦敦，给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敲响了警钟。根据这条情报，在欧洲一系列辉煌胜利中受到鼓舞的拿破仑·波拿巴已经联络了保罗的继承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建议两国联手入侵印度，让其摆脱英国人的统治。拿破仑告诉亚历山大，他们的联军将征服并瓜分整个世界。对伦敦和加尔各答而言，拿破仑垂涎印度早已不是秘密，况且他还时刻盼望着为此前败在英国人手下而复仇。

根据这个宏伟的计划，五万名法国士兵将首先横穿波斯和阿富汗，在那里和亚历山大的哥萨克骑兵会合，然后渡过印度河侵入印度。但那里不是欧洲，没有欧洲具备的给养、道路、桥梁和适宜的天气，而且拿破仑对于他的部队在行军途中将要遭遇的障碍和困难一无所知。对于这条进军路线的沿途地势，包括那些干旱的沙漠和崇山峻岭，拿破仑同样知之甚少。在这一点上英国人也强不到哪儿去。截至当时，英国人都是经海路到达印度，而从未关注过通往印度的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陆路通道，只是一味地忙于维护海路的畅通。

英国人的沾沾自喜在一夜间就荡然无存。尽管俄国人仅凭一己之力可能不会造成太大威胁，但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联军就另当别论了，更何况拿破仑还是一位军事指挥天才。英国立刻下达命令，对侵略印度可能经过的所有陆路通道进行全面勘察并绘制地图，以便东印度公司的防卫长官决定在何处阻截和消灭入侵者。鉴于波斯和阿富汗是入侵印度的必经之路，英国也派出外交使团分别拜会波斯的沙哈(4)和阿富汗的埃米尔，希望能够说服他们不与英国的敌人建立联络。

法俄联盟的威胁根本没有实现，因为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很快就闹翻了。当法国部队横扫俄国然后进入烈火燃烧中的莫斯科时，印度被暂时忘记了；但当拿破仑在俄国遭受惨败被赶回欧洲后，针对印度的威胁再次出现。这次只有充满自信、野心勃勃俄国人，而且这一次威胁不会轻易消除。经过战争洗礼的俄国军队再次向南方的高加索进军，英国对印度安全的担忧也随即加深。

在镇压了高加索地区的部落后（当地的反抗长久而激烈，其中还有部分英国人的参与），俄国人把贪婪的目光转向东方。在那里，在印度以北的大片沙漠和群山中坐落着三个古老的穆斯林汗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5)。随着俄国向这一地区推进的势头愈加猛烈，伦敦和加尔各答的担心也与日俱增。不久后，这片广袤的政治无人区将会变成冒险家的乐园，来自对阵双方的充满雄心的年轻军官和探险家将云集于此，勘察战争爆发时部队行军必经的关隘和沙漠，并绘制地图。

截至19世纪中叶，中亚已经成为头条新闻的常客，那些古老的驿站城镇和丝绸之路上的汗国在俄国军队面前一个个沦陷。每周似乎都有消息传来说，作为先锋的哥萨克骑兵正越来越逼近防守薄弱的印度边境。1865年，由城墙护卫的伟大城市塔什干臣服于沙皇，三年后轮到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五年后俄国再次远征并彻底拿下了希瓦汗国。当地人的反抗英勇但不明智，因而遭到俄国枪炮的残酷屠杀。一位俄国将军后来说：“在亚洲，你把他们打得越狠，他们安静的时间就越长。”

尽管圣彼得堡屡次保证俄国对印度没有企图，并且保证每次军事挺进都是最后一次，但在许多人看来，这只不过是沙皇把整个中亚纳入其统治的庞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人们担心，一旦这个计划实现了，那么最后一击的目标就是皇冠上的明珠——印度。因为这早已不是秘密，沙皇手下最出色的将军已经制订了侵略印度的计划，沙皇本人对此更是早已心向往之。

当两国边境越来越近时，大博弈愈演愈烈。尽管充满危险，特别是那些怀有敌意的部落首领制造的危险，但还是有大批勇敢无畏的年轻军官不惜牺牲生命投身于这场博弈。他们填补地图上的空白，汇报俄国人的动向，试图赢得那些满腹狐疑的穆斯林君主的忠诚。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很多人都没能从背信弃义的北方(6)回来，斯托达特和康诺利只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大多数参与这一暗战的都是专业人员，例如驻印度军官或政治专员，他们受加尔各答的上级派遣去收集各种情报。其他一些参与者则是业余人士，但他们同样能力卓绝，孤身投入到这场被沙皇的一位大臣称为“影子比武”（Tournament of Shadows）的大博弈之中。一些人乔装改扮走进这场棋局，而另一些人则全副戎装投身其中。

对欧洲人来说，有些地区过于危险或在政治上过于敏感，即使乔装改扮也不能轻易涉足。但为了保卫印度，必须去勘察那些地区并绘制地图。很快就有人想到了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一些具有非凡智慧和技能的印度山区本地人接受了秘密的勘察训练，然后乔装成穆斯林圣徒或佛教朝圣者跨过边境线。凭借这种方式，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绘制了数千平方英里的地图，高度精确地涵盖了此前未涉足的地域。同样，俄国人也利用蒙古佛教徒渗透到那些被认为对欧洲人来说太过危险的地区。

不管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如何评判，当时俄国对印度的威胁看起来确实存在。

对任何一个仔细观察地图的人来说，这种威胁的证据都显而易见。在连续四个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帝国以平均每天五十五平方英里、每年两万平方英里的速度持续扩张。19世纪初时，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边境相隔两千英里，但到19世纪末，这一距离已缩小到几百英里，在某些地区甚至还不到二十英里。难怪很多人担心，除非完全征服印度，否则哥萨克骑兵不会停止他们前进的脚步。

除了专业投身于大博弈的那些人外，英国国内还有大量的业余战略家从侧面关注着这场斗争。他们大量撰写书籍、文章、信件和充满热情的宣传册，阐述观点主张。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评论家和批评家都是鹰派的反俄主义者。他们认为唯一能阻止俄国的方法就是采取“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ies），这意味着先发制人，要么直接入侵，要么在可能遭遇侵略的路线上建立驯服的“缓冲政权”。前进派人士中还包括驻印度军队和政治部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军官，他们兴奋地参与到这场发生在亚洲高原沙漠和隘口的竞技中。这场竞技提供了冒险和升迁的机会，甚至可能为参与者在皇家历史中赢得一席之地。否则，他们就只能在酷热难忍的印度平原上度过乏味的军旅生涯。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俄国人会从英国人手里夺走印度，或者说有这个军事实力。这些前进政策的反对者认为，印度最好的防卫就在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边境上是连绵的高山、湍急的河流、干燥的沙漠和好战的游牧部落。俄国部队即便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抵达印度，届时他们也已是疲惫之师，根本无力对抗以逸待劳的英国军队。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迫使入侵者拉长他们的交通补给线而不是让自己疲于奔命。支持这一政策的派别被称为“退守派”（‘backward’）或“精明无为派”（‘masterly inactivity’），它的另一大优点是比前进派要更经济。历史证明，两个派别都将在这场大博弈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竭尽所能，试图通过这场角逐中双方的个人、而不是历史事件或地缘政治来讲述这个故事。本书也无意成为一本描述当时英俄关系的历史书，许多专业的历史学家例如安德森（Anderson）、格里森（Gleason）、英格拉姆（Ingram）、马里奥特（Marriott）和亚普（Yapp）对此都有大量著作，这些作品也已经被列为我的参考书目。此外，本书也没有去探寻伦敦和加尔各答之间那些复杂且不断演变的关系。那是一个独立的课题，许多关于印度英国人的历史书都有详尽介绍，包括最近彭德雷尔·穆恩（Penderel Moon）爵士写的一本长达1235页的鸿篇巨制《英国对印度的征服和统治》（The British Conquest and Domination of India）。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人。它有一个涵盖一百多人的庞大的演员表，跨越至少三代人。它以亨利·波廷杰（Henry Pottinger）和查尔斯·克里斯蒂（Charles Christie）于1801年开始，以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在将近一个世纪后结束。俄国方面的参与者和他们的英国对手一样能力卓绝，从勇敢的穆拉维约夫（Muraviev）和神秘的维特克维奇（Vitkevich）开始，到令人生畏的格鲁契夫斯基（Gromchevsky）和阴险的巴德马耶夫（Badmayev）结束。尽管现代的苏联学者对曾经发生的那些事件持不同观点，但他们也开始对己方的参与者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只是没有一丝自豪。由于缺乏一个自创的专有名称，连一些苏联学者都把这场角逐称为Bolshaya Igra（“大博弈”）。在讲述大博弈中英国人和俄国人的故事时，我尽可能保持中立，只展现事实，让读者评判。

如果本书没有给您带来太多其他有用的信息，它至少说明了一点，许多事情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没有怎么改变。暴徒冲击大使馆、谋杀外交官、向波斯湾派遣战舰，这些现今发生的一切对于我们维多利亚时代的先辈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今天的头条新闻和一个世纪前的头条新闻有时竟无法区分，而从过去惨痛的教训中我们似乎什么也没学到。如果1979年12月的俄国人能够记起英国人1842年在阿富汗的类似遭遇，他们可能就不会掉进这个可怕的陷阱，失去一万五千名俄罗斯人年轻的生命，更别提不计其数的阿富汗的无辜牺牲者了。莫斯科直到最后才发现，阿富汗人是无法打败的敌人。这不仅因为他们从未丧失令人生畏的战斗力，特别是在自己的地盘上，而且因为他们能够很快掌握最先进的战争技能。那些曾经用来屠杀英军士兵的阿富汗滑膛枪，在现代变成了“毒刺”热制导导弹，成为对付俄国直升机的致命武器。

有些人说，大博弈其实从未真正结束，它只是冷战时代的先兆而已，也同样是由恐惧、怀疑和误解浇筑而成。的确，估计康诺利、斯托达特、波廷杰和荣赫鹏们都会认同，20世纪发生的争斗和他们当年所参与的较量其实没有本质不同，尽管现在争夺的目标更大。像冷战一样，大博弈期间也有间歇的国际关系缓和，但却未能持久，这使得我们对今天国家间关系改善的长久性也表示怀疑。1907年《英俄条约》的签订曾标志着大博弈的正式落幕，但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博弈仍然不幸地成为时事话题。

我们即将出发，去翻越故事所发生的中亚那些冰雪覆盖的隘口和凶险的沙漠。但在开始这段旅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顾七个世纪前俄国的历史，因为当时发生的一场大灾难在俄国人的性格上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这种印记使俄国人始终恐惧自己身处包围，无论包围他们的是历史上的游牧民族还是今天的核弹发射架。这种印记驱使着他们不断向东、向南挺进亚洲腹地，并最终与印度的英国人发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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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斯兰教国家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号。

(2) 约瑟夫·鲁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出生于印度孟买的英国作家，短篇小说家、诗人。

(3) 指新疆。

(4) 指伊朗的伊斯兰君主。

(5) 这三个国家都是原蒙古帝国中金帐汗国的后裔建立的，统治阶层是突厥化的蒙古人，主要居民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地理位置主要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

(6) 指印度北部的阿富汗和各中亚汗国。

前奏吹响

THE BEGINNINGS

剥开俄国人的皮，你看到的是一个鞑靼人。——俄国谚语

第一章　黄祸

chapter I　THE YELLOW PERIL

据说，在听到震耳欲聋的马蹄声之前，人们甚至已经能闻到他们的到来，但那时就已为时太晚。短短几秒钟之内，致命的弓箭遮天蔽日，如大雨般倾盆而下。接着他们就冲到你面前——屠杀、强暴、洗劫、焚烧。他们似熔岩般摧毁途经的一切，在身后留下无数燃烧的城市和遍地白骨，一路延伸到他们远在中亚的家乡。一位13世纪的学者把他们称作“反基督教的武士来收割最后一波可怕的庄稼”。他们就是蒙古人。

他们是出生在马背上的射手，速度惊人，战术绝妙又不为人所熟知。凭借这些优势他们出其不意地战胜了一支又一支军队。那些古老的战争技巧在部落纷争中得到反复演练，这让他们能够战胜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而自己却几乎毫发无损。他们一次又一次从战场上假装溃败，然后把最富经验的敌军指挥官们引诱到他们最终的宿命中。被俘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被迫站在攻击部队的最前端充当炮灰，在这一野蛮的做法下，那些一度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要塞很快就在大量的俘虏面前屈服。俘虏的尸体填满了壕沟和护城河，搭起一座座“人肉桥”；那些活着走到城墙边的俘虏，又不得不沿着蒙古人搭起的云梯向要塞上爬去。很多时候，防守士兵在这些俘虏中认出了自己的父老乡亲，这让他们不忍自相残杀。

蒙古人更是制造恐怖氛围的高手。在横穿亚洲大陆的征程中，蒙古人总是刻意将他们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行径提前传播到各地，在精神上压垮一个又一个王国，直到整个欧洲都为之战栗。据说蒙古人不但吃人肉，而且还会把俘虏中处女的乳房割下来留给高级指挥官享用。在其中一次战斗结束后，被俘的敌军将领们被压在一块大木板下，欢庆胜利的蒙古人在木板上大摆筵宴，任由木板下的敌人被慢慢碾磨至死。如果不再需要俘虏，蒙古人会将被征服城市的居民全体处死以防止他们以后成为威胁。还有些时候，这些可怜的居民被大批卖身为奴。

这股可怕的蒙古旋风是由一名叫铁木真的文盲军事天才在1206年开始掀起的。铁木真原本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部落的酋长，但他的功业注定将超过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后来被尊称为成吉思汗的他相信，长生天(1)选择了他去征服整个世界。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几乎完成了这一使命。在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它的疆域从太平洋沿岸一直延伸到波兰边境，涵盖整个中国、波斯、阿富汗和今天的中亚，还包括印度北部和高加索。但对本书而言更重要的是，蒙古帝国的疆域还包括辽阔的俄罗斯和西伯利亚。

当时的俄罗斯由一系列小公国组成，彼此之间长年征战。在1219年到1240年之间的蒙古征服中，这些公国没能团结一致，结果被蒙古战争机器逐个摧毁，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俄罗斯人都对此悔恨不已。蒙古人对被征服地区所采取的政策是建立附属小国，然后通过这些小国来实施对领土的统治。只要有足够的贡奉，蒙古人很少干涉附属国的具体事务；但如果蒙古人的要求没有全部得到满足，他们绝不手下留情。这个制度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导致附属国自身采取了专制统治——这一结果的阴影直到今天还笼罩在俄罗斯头上；这个制度的另一结果就是造成了俄国的长期贫困和落后。

在此后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在蒙古人的枷锁下受尽苦难、停滞不前。这些死亡的使者们自称金帐汗国，这一名称源自用于制作蒙古大帐篷的金色桅杆，他们把金帐作为蒙古西方帝国的总部。除去骇人听闻的直接破坏外，这些侵略者对俄罗斯的掠夺也使俄罗斯的经济彻底崩溃，商贸和工业全面停滞，俄国人变成了农奴。俄国人把这段黑色的历史称为“鞑靼人的统治”，在此期间，蒙古人把亚洲的管理方式和许多东方的习俗强加到当时在俄罗斯盛行的拜占庭系统之上。俄国人被从西欧的自由派影响中隔绝，他们无论在容貌还是文化上都越来越东方化，就像人们常说的：“剥下俄国人的皮，你看到的是一个鞑靼人。”

趁俄罗斯元气大伤之时，它的欧洲邻居也开始蠢蠢欲动、肆意攫取俄国领土。各德意志公国、立陶宛、波兰和瑞典都加入了这一行列。只要还能收到纳贡，蒙古人对此就视而不见；比较起西方的俄罗斯，他们更关心自己在亚洲地区的统治，因为那里坐落着拥有大量财富和壮丽建筑的伟大城市——撒马尔罕、布哈拉、赫拉特和巴格达。在那些都市面前，木头搭建的俄国城镇显得黯然无光。在东西方双面挤压下力求生存的现实，使俄国人逐渐滋生了一种对被侵略和被包围的偏执恐惧，这种恐惧感自那时起就困扰着俄国的对外关系。

这段历史在俄国人心里留下了深刻和长久的创伤，纵观世界历史，类似这样的创伤都实属鲜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俄国人在历史上一贯排外（特别是对东方人），为什么他们经常会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以及为什么他们可以容忍国内的专制统治。尽管拿破仑和希特勒对俄罗斯的侵略最终都失败了，但它们更加深了俄国人的这种恐惧感。直到今天，俄国人才逐渐挣脱这一黑暗历史的束缚。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切都是成吉思汗帐下那些矮小残暴的游牧骑兵们造成的后果。在蒙古统治坍塌、蒙古人退回他们遥远故乡后的四个多世纪里，这种影响依然在发挥着作用。

俄国人把摆脱蒙古压迫的胜利归功于著名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即后来的伊凡大帝。在蒙古征服时期，莫斯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邦，完全依附于它周围强大的邻居。在向异族统治者进贡和示好方面，没有谁比莫斯科更勤勉了。莫斯科（后来发展为俄罗斯公国）因此逐渐扩张强大，并最终凌驾于其他公国之上。而蒙古人则一直忙于处理内部争斗，当他们发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公国崛起时，一切都太晚了。

双方最后的对决发生在1480年。据说伊凡大帝在盛怒下践踏了金帐汗国阿黑麻汗（Ahmed Khan）(2)的一幅肖像画，处死了可汗的几名使者。一名逃脱的使者把这一无法想象的挑衅行为报告给了他的主人。阿黑麻汗决心用武力给俄罗斯公国一个永远铭记在心的教训。然而令他吃惊的是，一支规模庞大且装备精良的部队正在距离莫斯科一百五十英里处的乌格拉河畔严阵以待。两军隔河对峙长达数周，随着冬天的降临和河面结冰，一场恶战似乎已经不可避免了。

就在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双方部队都突然掉头撤退，似乎同时被某种惊恐所占据。尽管这一行为并不值得炫耀，但俄国人意识到，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的苦难即将结束，因为蒙古人已经丧失了斗志。曾经令人心惊胆寒的蒙古战争机器不再是坚不可摧了，他们在西方的霸权也终于瓦解(3)。成吉思汗和他的后裔在这片土地上遗留的最后痕迹只是几个相互独立的汗国——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尽管蒙古统治已经崩溃，但这三个残留的汗国仍然构成威胁；为了获得真正的安全，俄罗斯必须要把它们消灭。

这一使命降临落到伊凡的一个后裔伊凡雷帝的身上，他将消灭前两个汗国，并把它们纳入疆域迅速扩大的俄罗斯帝国版图。渴望复仇的俄国军队于1553年攻陷了位于伏尔加河上游的喀山汗国，屠杀了全部守卫者，就像蒙古人曾经对俄国城市所做的那样。两年后，位于伏尔加河入黑海口的阿斯特拉罕汗国遭遇到同样的命运。鞑靼人最后的阵地只剩下克里米亚汗国，那仅仅是因为它受到了奥斯曼苏丹的庇护，而后者认为克里米亚汗国可以用来对抗俄国人，是座具有价值的堡垒。至此，除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偶然发起的劫掠外，蒙古人的威胁被永远消除了，这为历史上最大的殖民运动——俄罗斯向亚洲的扩张铺平了道路。

在扩张的第一阶段，俄罗斯的探险家、士兵和商人跋涉四千英里横穿广袤的西伯利亚，跨过湍急的河流、冰冻的荒原和一望无垠的森林。这场开拓运动很像美国早期的西部开发，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俄国人到达太平洋沿岸并在那里建立永久据点后才结束。征服西伯利亚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但它不是本书的主题。渺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距离其他政权都太远了，尤其是身居印度的英国人更没有感受到任何威胁。然而，对西伯利亚的殖民只是第一步，这一扩张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地球上最大的国家。至少在英国人眼里，这一最终目标成为对印度与日俱增的威胁。

第一个把目光投向印度的沙皇是彼得大帝。他深刻意识到，由于蒙古几个世纪的统治，俄罗斯极端落后，很容易遭受攻击。因此，他决定不但在经济和社会上追上其他欧洲国家，还要在军事上迎头赶上。为此他需要大量资金，但与瑞典及土耳其同时进行战争，国库已被消耗一空。就在此时，碰巧从中亚传来消息，说阿姆河畔有储量丰富的黄金，但那一地区偏远危险，此前很少有俄国人或欧洲人涉足。彼得还从俄国旅行家那里听说，在中亚沙漠和群山的另一端是富饶的印度。他知道，他的欧洲对手们特别是英国已经通过海路大规模攫取了这些财富。彼得的脑海中现在酝酿了一个计划，他既要获得中亚的黄金，也要分享印度的财富。

其实在几年前，地处阿姆河畔沙漠中的希瓦汗国穆斯林君主就曾联系彼得，希望他帮助镇压希瓦国内不听话的部落。作为回报，希瓦愿意成为俄罗斯的附属国。当时彼得正忙于内部和欧洲事务，对中亚毫无兴趣，把希瓦君主的建议抛到九霄云外。但现在彼得意识到占有希瓦意义重大，因为这个汗国就坐落在俄罗斯通往印度的中途，可以作为进军的桥头堡。俄国的地理学家们可以把这个汗国作为基地去搜寻黄金，俄国商队也可以此为中转驿站，把从印度满载而来的那些充满异域风情的奢侈品销往俄国国内和欧洲各地。通过开拓陆路交通，彼得可以取代目前需花费一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从印度到俄国国内的海上交通。此外，一个友好的汗国君主甚至可能为商队提供武装护卫，这将为俄罗斯节省一笔高昂的军费开支。

彼得决定派遣一支军事装备完善的远征军前往希瓦，对可汗当年发出的要约作出迟到的承诺；作为回报，可汗将获得俄国部队的永久保护，他和子孙对汗国王位的继承权也将得到保障。如果希瓦君主已经改变初衷或是目光短浅到胆敢抵抗彼得的部队，那么远征军的重炮就要把希瓦汗国这座中世纪的土城夷为平地，并让希瓦可汗彻底清醒过来。一旦征服希瓦后（最好是通过和平方式），俄国就将立即开始寻找黄金和开辟通往印度的商路交通。这就是彼得的设想。他选中亚历山大·别科维奇（Alexander Bekovich）亲王来率领这支远征军。别科维奇曾是高加索地区的一位穆斯林王子，后来皈依基督教，当时是皇家近卫骑兵团（Elite Life Guards Regiment）的军官。考虑到他的穆斯林背景，彼得认为别科维奇是应付东方人的最佳人选。这支部队由四千人组成，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和一些俄国商人，另有五百匹马和骆驼。

别科维奇在这一荒凉地区面临诸多障碍，除了四处游弋、充满敌意的土库曼部落外，还有横陈在里海东岸和希瓦汗国之间宽达五百英里的广袤沙漠。远征军和将来从印度归来的商队都必须要穿越这片沙漠。就在这时，一个友好的土库曼酋长提供了帮助。他告诉彼得，许多年前阿姆河是注入里海的，而不是今天的咸海，现在的河道是被当地部落利用水坝变更过来的。彼得认为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他的工程师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那些水坝并将河道恢复原状。那样的话，来往于印度和俄罗斯的商旅就可以大量使用水路而不必穿越危险的沙漠了。随后又有一份俄罗斯侦查报告称，已在离里海海岸不远的地方找到所谓阿姆河的旧河道，彼得的这一设想突然就变得更加可行了。

在庆祝完东正教复活节后，别科维奇率领他的部队于1717年4月从里海北岸的阿斯特拉罕扬帆起航。这支由100多艘小船组成的舰队满载一年的给养穿过这个内陆海。但一切都比预计的耗时要长，直到当年6月他们才抵达沙漠一端，再向东直取希瓦。这时他们开始遭受极端炎热和干渴的折磨，并因为中暑和其他疾病而减员。同时他们还不得不极力摆脱那些四处劫掠并意图阻滞他们前行的游牧部落。现在已无法冒着沙皇盛怒的风险走回头路了，远征军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希瓦前进。经过两个多月的沙漠行军后，他们终于在8月中旬到达离希瓦首都只有几天路程的地方。

别科维奇对希瓦汗国的态度一无所知，所以他派出使者携厚礼先行去觐见希瓦可汗，并捎去口信，保证这次使命是友好的。希瓦可汗亲自出城欢迎了沙皇的使者，这使得这次任务的完成充满希望。在交换礼物并一起听完军乐队演奏后，别科维奇和希瓦可汗并肩纵马进入首都，而此时已精疲力竭的俄国远征军则保持一段距离跟随其后。当他们穿过城门时，希瓦可汗对别科维奇说希瓦都城无法容纳如此多的部队，他建议俄国远征军分成若干小分队，这样他们可以在都城外的村庄里得到妥善安置。

别科维奇不愿得罪可汗，所以同意了这一要求，指示他的副官弗兰肯伯格（Frankenburg）上校把部队分成五队，分派到指定的当地接待站。弗兰肯伯格提出反对意见，他对于把部队这样分散开非常不安，但他的抗议被别科维奇驳回了，命令必须得到执行。弗兰肯伯格还想继续争辩，别科维奇提醒他如果拒不服从命令，回国后他将被送上军事法庭。部队就这样被当地负责接待的人分成几队领走了。而这正是希瓦人一直等待的时刻。

他们开始从四面八方攻击毫无防备的俄国人，最先遇难的就有别科维奇。他被捆绑着剥去衣服，然后在希瓦可汗的注视下被残忍地杀死。最后他的头被砍下，里面塞满草，和弗兰肯伯格及其他高级军官的头颅一起向欢腾的暴徒展示。与此同时，失去指挥官的俄国士兵被有计划地消灭，只有大概四十名士兵逃脱血腥的屠杀，但他们还是被俘，被一字排开押解到中心广场上，在全城人眼前等待行刑的时刻。这时，一个人的出现解救了他们，他就是希瓦的宗教精神领袖，又被称为阿訇。他提醒希瓦可汗，这场胜利是通过背信弃义获得的，如果再处死这些俘虏，在真主面前的罪恶会加重。

阿訇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说出这番话的，但幸好希瓦可汗还是被打动了。他赦免了俄国俘虏，把其中一部分卖为奴隶，允许另一部分人艰难跋涉穿过沙漠奔向里海。幸存者到达了他们在前往希瓦前搭建的两座小型木质要塞，向那里的同胞讲述了他们悲惨的命运。消息传到彼得大帝耳中时，他的新首都圣彼得堡刚刚竣工。而此时，急于炫耀战果的希瓦可汗把别科维奇的头颅送给他中亚的邻居布哈拉汗国的埃米尔，把别科维奇身体的其他部分继续留在希瓦向民众展示。在他眼里，别科维奇就是一个把灵魂出卖给异教徒沙皇的穆斯林叛徒。但希瓦可汗送出去的这一可怕的礼物很快就被退回了，因为布哈拉的埃米尔非常紧张，宣称他无意成为这场背叛行为的参与者，事实上他可能是更害怕盛怒下的沙皇会迁怒于他。

希瓦可汗对于这个北方邻居巨大的军事规模和实力毫无概念，他更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因为沙皇并没有采取报复行动。对彼得来说希瓦太远了，而且他当时忙于在其他方向上扩张，特别是高加索地区，无力派出部队去为别科维奇和他的士兵们复仇。事实上，直到许多年以后俄国人才再次试图把希瓦汗国纳入帝国的版图。尽管希瓦可汗没有因为他的背叛受到惩罚，但这一行径没有被忘却，它进一步加深了俄国人对东方人的不信任。俄罗斯在此后对中亚和高加索的穆斯林部落，以及对当代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mujahedin）的征服中（尽管被证明是失败的），不再接受投降，而是坚决消灭。

但无论怎样，结果是彼得再也没有去继续梦想打通那条充满财富、通向印度的金光大道。他在一生中努力尝试了太多的理想，并且实现其中的大部分。但在彼得1725年去世后很久，一个关于他最后遗言的奇怪说法在欧洲不断被传播。根据这一传闻，彼得在临终前秘密命令他的继承人和后代去完成他心中的俄罗斯的历史使命——统治全世界，而占领印度和君士坦丁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一步。彼得要求他的继任者毫不松懈，直到这两个地方被牢牢掌控在俄罗斯手中。没有人见过这份遗嘱，大多数历史学家也都认为它根本不存在。但在当时，对彼得大帝的敬畏和恐惧使得人们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甚至还有据称是彼得遗言的手稿出版。毕竟，这听起来很像是这位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天才下达给后世的命令。对许多人而言，俄罗斯后来对印度和君士坦丁堡的挺进证实了当初的传闻，直到近代仍然有人坚信俄罗斯的长远目标是统治全世界。

俄罗斯再次对印度表现出兴趣已经是四十年后叶卡捷琳娜大帝执政期间了。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赶走法国人后已经逐步在印度站稳脚跟。事实上，叶卡捷琳娜的一个前任，也就是热爱悠闲生活的安娜女王，已经完全违背了彼得的遗愿，把彼得在高加索辛苦获得的疆土悉数还给波斯的沙哈，原因是管理这一地区使她财政枯竭。然而，叶卡捷琳娜却是和彼得一样的扩张主义者。她梦想把土耳其人赶出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恢复拜占庭秩序早已不是秘密，当然这一秩序是要处于她的坚实掌控中。一旦这个目标实现，她的舰队将从土耳其人那里获得黑海出海口，通往当时几乎是英国内陆湖的地中海。

1791年，在她执政末期，为了让印度摆脱英国的掌控，叶卡捷琳娜曾认真考虑了一个计划。该计划的酝酿者是一位多少带有神秘色彩的法国人德圣热内先生（Monsieur de St Genie），这并不让人意外。他向叶卡捷琳娜建议派部队穿过布哈拉和喀布尔，对外宣称进军目的是帮助在蒙古人统治下的穆斯林政权恢复昔日的荣光。如此一来，进军路线上各穆斯林汗国的军队就会加入俄国人，还能借此传播消息，煽动印度人发起暴动反抗英国人的统治。虽然这一计划并未得到实施［叶卡捷琳娜的首席大臣兼前任情夫独眼伯爵波将金（Potemkin）说服她放弃了这一计划］，但此后出现了一系列进攻印度的计划，并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被俄国沙皇反复研究。

叶卡捷琳娜虽然没能把印度或君士坦丁堡纳入到她的版图，但她朝着这一目标采取了诸多行动。她不但从波斯人手里夺回了此前安娜归还的高加索地区，还征服了蒙古帝国最后幸存的堡垒——克里米亚汗国。此前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土耳其人一直保护着克里米亚，把它看作是一个有价值的屏障来抵御这个不断逼近的北方巨人。到了18世纪末期，曾经能征善战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已经不再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了。叶卡捷琳娜首先从土耳其人手里获得了黑海北岸地区，然后利用这一地理优势，趁着鞑靼人内部争斗的机会，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克里米亚汗国。用她自己的话说，实现这一目标很简单，“只需要在战略要地贴上海报，向克里米亚人宣称他们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臣民。”成吉思汗的子孙除了温顺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以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一失败归咎于土耳其人。

黑海现在不再是土耳其的内陆湖了，因为俄国人不但在塞瓦斯托波尔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海军兵工厂，而且他们的战舰从这里起航两天就能到达君士坦丁堡。但对土耳其人而言幸运的是，一场反常的飓风将整个俄罗斯黑海舰队葬身海底，暂时解除了侵略威胁。叶卡捷琳娜一直梦想着能把这个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伟大城市从穆斯林统治下解放出来，虽然截至她去世时君士坦丁堡仍然在土耳其人把控之下，但通往这座城市的陆上行程已被大大缩短。历史上第一次，俄罗斯在近东和高加索的不断扩张引起了东印度公司高级长官的担心，他们中最早意识到威胁的人之一是东印度公司新的管理委员会主席亨利·丹达斯（Henry Dundas）。他警告说，如果允许俄国人取代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占领这些地区，形势将会很危险；此外，如果伦敦和圣彼得堡的关系恶化或破裂，那么俄罗斯现在的扩张将对英国在印度的利益造成长远威胁。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表明这种担心被暂时搁置一边。一个新的幽灵突然出现，对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带来更为直接的威胁。拿破仑·波拿巴当时只有20多岁，曾被英国人打败的他一心想要复仇，于是把贪婪的目光转向东方。在欧洲新近获得胜利后，拿破仑发誓要教训一下傲慢的英国人，把他们和印度这一财富和强大国力的源头割裂，最终要把英国人这颗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摘走。拿破仑认为首先应该在近东建立一个战略据点，他宣称：“要想征服印度，我们首先要成为埃及的主人。”

拿破仑立即开始行动，他借来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埃及的书籍，在那些他感兴趣的段落重重地勾画。他在很久以后回忆道：“我当时梦想创立一个新的领地，骑着大象进军亚洲，头戴穆斯林长巾、手持《古兰经》，但经文内容是根据我的需要重新书写的。”截至1789年春天，一切准备就绪。5月19日，一支满载法国士兵的舰队从土伦和马赛秘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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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或叫“腾格里”，是当时蒙古人信奉的萨满教所崇拜的万物之神。

(2) 金帐汗国的末代可汗。

(3) 史称“乌格拉河对峙”。伊凡大帝虽决定孤注一掷，但又有些犹豫不决。对岸的阿黑麻汗也举棋不定，而且他的立陶宛盟军未能如约而至。面对严寒的冬天，阿黑麻汗犹豫再三后选择撤军。这场没有兵刃相见的战役标志着金帐汗国对俄罗斯的统治开始衰落。

第二章　拿破仑的噩梦

chapter II　NAPOLEONIC NIGHTMARE

印度新任总督韦尔斯利勋爵（Lord Wellesley）刚刚从红海边的吉达（Jeddah）乘一艘阿拉伯快艇回到加尔各答不久，就从一个孟加拉人的口中听到一个令人震惊而又不安的消息，说拿破仑已经率领四万名士兵登陆埃及。一周后，这个消息被另一位搭乘英国战舰到达孟买的信使正式确认。消息迟滞的原因之一是法国部队成功地蒙蔽了游弋在地中海的英国舰队，使对方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都弄不清法国部队究竟是开往埃及还是要绕过好望角驶向印度。

对于拿破仑率领如此庞大的部队进行远征，伦敦方面高度警惕，尤其是丹达斯和他在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的同僚。当时东印度公司是盘踞在印度最重要的欧洲力量，实质上垄断着那里的商业，但它在印度的脚跟还远未站稳。东印度公司在与法国人及其他人的战争中财力枯竭，已无力再对抗拿破仑。所以当得知拿破仑止步于埃及后，大家都长舒一口气，尽管威胁并未完全消除。关于拿破仑下一步行动的猜测开始四处蔓延，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会由陆路经叙利亚和土耳其，然后从阿富汗或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进攻印度；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拿破仑会从埃及的红海沿岸某处起航，由海路发起进攻。

丹达斯确信拿破仑将走陆路，他甚至敦促英国政府雇佣俄国士兵进行拦截。而东印度公司的军事专家们却认为，侵略一定会由海上发起，尽管由于逆风，红海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无法航行。为防范这一海上危险，两支英国部队火速前往红海封堵入海口，一支绕行好望角，另一支从孟买出发。很显然加尔各答没有忽略红海路线的战略重要性。几年前英法开战的消息就是通过这条路线在第一时间传到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的部队据此对当地法国驻军发起了出其不意的进攻。虽然当时经红海和埃及的交通还未成为常规路线，但一些紧急的讯息和旅行者已经开始偶尔使用这条路线，而不是像通常那样绕行好望角。绕行好望角路线的长短依方向和天气决定，但一般要耗时九个月或更长时间。拿破仑占领了埃及，这条捷径则将关闭一段时间。

印度总督韦尔斯利本人与伦敦的英国政府及东印度公司高层的意见相左，他没有过分担心拿破仑在埃及的军事行动。坦白说，他根本就不相信有人能从埃及发动对印度的进攻，无论是经陆路还是海路。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利用伦敦官老爷们的担忧。韦尔斯利是一个前进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热衷于开拓东印度公司的疆域，而公司的董事们则安于现状，他们只想着如何为那些缺乏耐心的股东提供财务回报，对花费高昂的领土扩张毫无兴趣。当时，东印度公司很不情愿地卷入因莫卧儿王朝在印度统治的瓦解而形成的权力真空，并不断介入政府行政管理事务，以致花费巨大。结果公司不但未能向股东支付承诺的红利，还要面对不断攀升的债务和破产风险。公司董事深知，这时候如果以武力对抗侵略，即便取胜，也将耗资巨大，而伦敦政府因深陷在与法国的生死之战中，对此是不会施以援手的。

但眼前的这场危机给了韦尔斯利需要的筹码。当时法国间谍在印度仍然很活跃，韦尔斯利需要一个合适的借口去镇压和驱逐那些对法国人表示友好的当地土邦王公。为了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伦敦方面被迫给予韦尔斯利更大的自主权，后者充分利用这一权力大大扩展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疆域。由于向伦敦汇报需要很长时间，且每次汇报内容也刻意含混，韦尔斯利在七年的总督任职期内持续享受着他的自主权。截至1805年他被调回国，东印度公司的疆域（包括附属行政区和部分控制地区）已从最初的三个沿海据点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扩展到我们今天所知的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只有信德、旁遮普和克什米尔还保持独立。

拿破仑迅猛的军事行动为这场发生在印度的波澜壮阔的帝国扩张运动提供了原动力，或者说是借口。拿破仑对印度的威胁虽然在伦敦造成巨大恐慌，但却被证明是短暂的。为了弥补未能及时发现和拦截法国舰队的过失，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霍雷肖·纳尔逊将法国舰队逼进了埃及亚历山大港以东的阿布基尔湾（Aboukir Bay）。1798年8月1日，纳尔逊将军消灭了被重重包围的法国舰队，只有两艘法国军舰逃脱。此役切断了拿破仑和法国的联系，中断了他的补给线，迫使他不得不狼狈撤军。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高层长舒了一口气，但拿破仑却没有轻易放弃把英国人赶出印度、在东方建立一个大法兰西帝国的梦想。实际上，拿破仑对埃及行动的失败不以为然，在返回法国途中，他在欧洲大陆上接连取得辉煌胜利，势力如日中天。

就在这时，拿破仑从圣彼得堡收到一个令他颇为诧异的提议。叶卡捷琳娜的继任者沙皇保罗一世主动要求帮助拿破仑向英国人复仇并实现他在东方的野心。和拿破仑一样，保罗也不喜欢英国人。他决定重拾叶卡捷琳娜十年前拒绝的那份计划，着手入侵印度，而这同样需要俄国部队向东南横穿中亚。但保罗有个更好的主意，他建议俄、法两国联手进攻，这样战胜东印度公司几成定局。保罗将这个计划秘密提交给他无比崇拜的拿破仑，急切地等待着回复。

根据保罗的计划，三万五千名哥萨克骑兵将穿过突厥斯坦(1)，沿途招募好战的土库曼部落，同时许诺土库曼人，在赶走英国人后他们可以在印度肆意劫掠。与此同时，一支规模相当的法国部队将沿多瑙河而下，乘俄国舰艇穿过黑海，经顿河、伏尔加河和里海到达里海东南岸的阿斯特拉巴德（Astrabad）。在那里他们将与哥萨克人会合，然后向东穿过波斯和阿富汗到达印度河，从那里一起对英军发起猛攻。保罗把这份计划细化到几乎每个小时。根据他的计算，法国人需要二十天到达黑海，用五十五天穿越波斯，然后再用四十五天到达印度河，总共耗时四个月。为了赢得沿途国家波斯和阿富汗的同情和支持，联军会先派出使节前去解释行军的意图。使节们将会告诉波斯和阿富汗，“印度人民正在痛苦地呻吟，法国和俄国被深深触动”，故决定联合起来，把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民“从英国的专制和野蛮统治下解救出来”。

但保罗的计划未能打动拿破仑。他问保罗：“假设联军在阿斯特拉巴德会合，那又如何行军一千英里穿过贫瘠和荒蛮的地区到达印度？”保罗回信说，这片区域既不贫瘠也不荒蛮，“遍布宽敞的道路”，而且“到处都有河流和可以放牧的草原，还有大量的稻田……”我们不知道是谁将行军中必经的那些荒凉的沙漠和群山以如此诗意的笔调描绘给保罗的，也许他被自己的狂热给蒙蔽了。在回信的结尾处，保罗向他心目中的英雄这样劝说道：“法国和俄国军人渴望荣誉。他们勇敢、有耐心、不知疲倦。他们的勇气、坚韧再加上指挥官的智慧使他们可以战胜一切困难。”拿破仑仍然不为所动，拒绝了保罗的提议。然而正如人们很快就了解的，实际上一个类似的计划已在拿破仑自己的脑海中形成。保罗对此非常失望，但他没有气馁，他决定独自行动。

1801年1月24日，保罗命令驻扎顿河的哥萨克部队长官在边境城市奥伦堡(2)组织一支大军，准备进军印度。最终这支部队只有两万两千人，远远少于保罗的谋臣当初设计的数量。这支部队将携带大炮穿越希瓦和布哈拉到达印度河，保罗估计这一过程需要三个月。到达希瓦和布哈拉后，部队将解放沦为当地人奴隶的俄国人，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英国人赶出印度，并将印度和它的贸易利益掌握在俄罗斯手中。保罗命令哥萨克长官“给予所有反英人士和平”，并“向他们确保俄罗斯会是其忠实的盟友”。保罗在命令的最后写道：“印度所有的财富都是给予你们的奖赏。完成这一使命后你们将获得永恒的荣誉和财富。为我们打开商途吧，并给敌人致命一击。”

很显然，对于进军印度的路线、沿途区域或是英军的部署，保罗和他的幕僚都一无所知。在下达给远征军指挥官的书面指示中保罗对此并不讳言：“我给你的地图仅仅覆盖到希瓦和阿姆河。更远的地方只能由你自己去探索，去了解英国人领地的信息和他们统治下的当地人的情况。”保罗还建议远征军指挥官先行派出侦察分队探路并“修复道路”，但他没有说明何以能够断定在那片广袤、荒凉、人烟稀少的地区中已经存在道路。最后就在部队出发前一刻，保罗向哥萨克指挥官送去一份他刚刚获得的“关于印度最新的详细地图”，同时还保证，一旦腾出手来他将立即派遣步兵前去支援。

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疯狂的远征计划并没有经过认真研究。拿破仑大概也意识到患有狂躁抑郁病的保罗已经失去理性。但恭顺的哥萨克人从来没有想过要怀疑沙皇的智慧，更不用说他的理性了。他们曾经是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的先锋，在未来的中亚征服中亦将如是。就这样，肩负着一个如此伟大的使命，缺乏装备和给养的哥萨克人在严冬时节离开奥伦堡，前往南方一千英里外遥远的希瓦汗国。即便对坚忍的哥萨克而言，这也是一次残酷的行军。他们千辛万苦地带着大炮、四万四千匹马（每人两匹马）和几周的食物储备跨过冰封的伏尔加河，进入冰雪覆盖的吉尔吉斯草原。对这次行军我们知之甚少，因为英国人直到很久以后才得知它的存在，但哥萨克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行进了将近四百英里，到达咸海北岸。

就在这时，远征军的监视哨看到远方一个细小的身影从雪原上逼近，几分钟后一个飞驰的信使追上了他们。精疲力竭的他气喘吁吁地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保罗沙皇遇刺身亡！其实人们对于保罗的妄想狂症早已深为忧虑（保罗不久前还下令逮捕他的皇后和儿子兼继承人亚历山大），终于在3月23日午夜，一伙宫廷侍卫进入保罗的卧室，企图强迫他签署退位诏书。保罗冲下床，想爬上烟囱逃跑，但被拖了下来。在拒绝签署诏书后，保罗被粗暴地勒死了。亚历山大第二天宣布登基成为新沙皇，他本人也被怀疑参与了刺杀保罗的阴谋。亚历山大不想因为父亲一个草率轻浮的计划而卷入一场和英国人不必要的战争，所以他登基后立即下令召回哥萨克远征部队。

亚历山大不惜一切代价召回部队的决定毫无疑问避免了一场灾难，因为当时两万两千名哥萨克骑兵正一步步走向死亡。尽管他们勇敢无畏，纪律严明，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去往印度的路程连一半都没走完就会被灾难击垮。当时哥萨克骑兵已经无力为自己和马匹提供给养了，而且因为冻伤和疾病，他们很快就开始大量减员。即便挺过这些困难，幸存者还将面对随时会袭击侵犯他们领地的土库曼部落，更不用说希瓦和布哈拉的军队了。即便奇迹发生，远征军的一部分最终侥幸脱险，穿过所有关隘来到英军的边防前哨，他们也将面对最令人生畏的对手——东印度公司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欧洲和本地士兵。由于亚历山大及时发出召回命令，这些哥萨克骑兵得以在灾难发生前撤回，从而幸存，直到将来再次战斗的那一天。

无论是对这次远征抑或是对圣彼得堡的意图，驻扎在印度的英国人都一无所知，但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印度遭受外部攻击的可能性。他们清楚，疆域扩展得越大，防守就越薄弱。尽管来自拿破仑的直接威胁随着他在埃及的失败已经衰微，但人们坚信他早晚有一天还会把目光投向东方。实际上，有谣言说拿破仑的间谍在波斯已经非常活跃。如果波斯投向拿破仑的怀抱，这对印度的威胁将远远大于拿破仑在埃及的存在。另一个潜在的侵略者就是印度的邻邦阿富汗，人们对这个好战的王国知之甚少，但历史上它曾经多次发动过对印度毁灭性的劫掠进攻。韦尔斯利想要一劳永逸地同时解除这两个威胁。

1800年的夏天，韦尔斯利手下最能干的年轻军官之一约翰·马尔柯姆（John Malcolm）上尉率领一支外交使团抵达德黑兰宫廷。马尔柯姆精通波斯语，骑术高超，13岁就开始执行任务并因此获得总督的青睐，后被调往东印度公司政治部工作。马尔柯姆这次携带一个五百人的庞大团队，包括一百名印度骑兵、步兵以及三百名侍从和随行人员，此外还有大量奢华的礼物。他先乘船沿波斯湾前行，登陆后向北到达波斯首都。他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沙哈的友谊（必要时就通过贿赂收买），并签订防卫条约稳固这一友谊。防卫条约将包含两个主要内容：首先，确保沙哈拒绝法国人进入他的领地；其次，如果阿富汗对印度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沙哈将向他的这个宿敌宣战。作为回报，如果法国或阿富汗进攻波斯，英国将向波斯提供必要的“战争机器”以帮助它驱逐入侵者。此外，如果侵略者是法国人，英国还承诺向波斯提供军舰和部队。换句话说，波斯人可以从陆路和海路同时攻击企图入侵的法国人。

马尔柯姆对东方式的奉承非常在行，很能打动人，沙哈深为满意。当然，他更喜欢那些奢华的礼物，这些礼物都经过精心挑选以满足波斯人的贪婪。礼物包括雕有精美花纹的步枪和手枪，镶嵌珠宝的挂钟等仪表，功能强大的望远镜，还有一个用于放置在沙哈皇宫里的巨大的镏金镜子。马尔柯姆同时还送出许多礼物去收买沙哈的高级官吏。1801年他离开德黑兰时，在充斥着歌颂友谊的盛大仪式和装腔作势的正式声明中，他得到了预期的全部书面承诺——他和沙哈的宰相分别代表两国签署了一份政治条约和一份商业条约。鉴于这些条约从未被正式追认批准，伦敦方面始终怀疑它们的约束力；波斯人对这种法律上的细微差别一团雾水，但英国人后来却巧妙利用了这一点。对沙哈而言，正如他很快就会意识到的，除了那些奢华的礼物外，他并没有因为那些郑重的承诺而获得任何实质回报。

就在英国使团离开后不久，波斯北部边境发生的一件事让沙哈非常庆幸自己刚刚获得了一个强大的同盟和保护者，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沙哈这次感觉到的威胁不是来自法国或阿富汗，而是俄国，后者正在向高加索的崇山峻岭积极推进，在那里和沙哈的军队遭遇。1801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吞并了古老独立的格鲁吉亚王国，朝着德黑兰又迈进了一步。这让沙哈非常不安，因为此前波斯一直把格鲁吉亚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尽管波斯人群情激愤，但实际的军事冲突直到1804年6月才爆发，当时俄国人进一步向南挺进，包围了波斯控制下的基督教领地亚美尼亚王国首都埃里温。

沙哈紧急向英国人发出求援，提醒英国人，根据他们签署的条约，如果沙哈被攻击英国人应当援助。但此时情势已变，英俄两国已摒弃前嫌并结成联盟，共同应对拿破仑在欧洲不断制造的威胁。1802年，在推翻了督政府后，拿破仑自封为第一执政官，两年后他登基称帝。他现在的权势如日中天，而且很显然他的目标是让整个欧洲臣服在他脚下。基于这种情况，英国人决定不回应沙哈的要求去对抗俄国；事实上他们也有权这么做，因为马尔柯姆签署的条约里只谈到法国和阿富汗而并未提及俄国。波斯人被深深冒犯了，他们把这看作是盟友的背叛。英国人很明显抛弃了沙哈，无论对错与否，他们都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1804年初拿破仑通过间谍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沙哈表示愿意帮助他驱赶俄国人；但作为回报，他需要沙哈同意法国军队过境波斯进攻印度。沙哈最初有些犹豫，因为他仍然希望曾与他结盟的英国人能出手相助，所以他故意和法国人拖延时间，以静观形势发展。当沙哈意识到加尔各答和伦敦只会袖手旁观后，他和拿破仑于1807年5月4日签署协定，承诺切断与英国的一切政治和商贸联系，向英国宣战，并给予法国军队通行权前往印度。与此同时，沙哈同意接待一支由一位将军率领的大型法国军事外交使团，帮助他按照欧洲标准重建和训练波斯军队——名义上看这是为了帮助沙哈从俄国人手里夺回失去的土地，但在负责印度防卫的英国人看来，拿破仑此举的真实目的是为将来侵略印度储备一支强有力的波斯部队。

这是拿破仑发动的一场成功的离间行动，但对英国人来说更糟的还在后面。1807年夏天，在征服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后，拿破仑又在弗里德兰（Frieldland）打败俄国人，迫使后者乞和并加入他所谓的“大陆体系”，旨在封锁英国使其屈服。法俄的和平谈判是在提尔西特秘密进行的，地点是一艘停泊在涅曼河中央的巨大木筏上，筏上遍布旌旗。如此精心挑选谈判地点就是为了避开无所不在的英国间谍，保证两国皇帝的谈话不被偷听。尽管如此，据说神通广大的英国情报人员还是把自己的眼线安插到了船上（英国情报部门每年的预算高达十七万英镑，大多数用于收买敌方人员）。这次安插的是一位对沙皇不满的俄国贵族。他偷偷坐在驳船下，双腿耷拉在河水里，认真偷听着谈判的每一句话。

无论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反正伦敦方面很快就得知，法俄两国皇帝已摒弃前嫌，正在商议联手瓜分世界：法国占据西方，俄罗斯占据东方，包括印度。但当亚历山大对东西方交汇点的君士坦丁堡提出领土要求时，拿破仑断然拒绝：“绝对不行！那样你就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此后不久伦敦就收到情报，正如亚历山大的父亲当年曾向拿破仑提议进攻印度一样，现在是拿破仑向他的俄国同盟者提出一个类似的、但更为完善的计划。第一步是占领君士坦丁堡，并由两国瓜分，然后横穿土耳其和波斯，最后合力进攻印度。

英国人被这一消息搞得惊慌失措，加上法国人派往德黑兰的强大使团，迫使他们快速作出反应 。但也许反应太过迅速了，在没有互相征询意见的情况下，伦敦和加尔各答分别派出代表去波斯，试图说服沙哈拒绝法国使团［韦尔斯利总督的继任者明托勋爵（Lord Minto）把这个法国使团称为“法国军队的先遣团”］。首先到达波斯的是约翰·马尔柯姆，他被临时晋升为准将，以提升他在和沙哈的谈判中的权威。时隔八年后，马尔柯姆于1808年5月再次来到波斯湾的布什尔港口。让他恼火的是波斯人这次拒绝放行，让他无休止地等待，他确信一定是法国人从中作祟。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沙哈听说了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秘密交易，他意识到就像先前的英国人一样，法国人也不会帮助他赶走俄国人。拿破仑的使节们感到他们的好日子屈指可数了，于是极力说服沙哈相信，正因为俄国现在是法国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他们可以更有效地抑制亚历山大。

对于自己被晾在一边而对手法国却能驻扎波斯首都，马尔柯姆愈加感到气恼。在打探到沙哈的心理活动后，他向波斯君主发出一个措词强硬的警告：如果不立即驱逐法国使团，沙哈将面临严重后果。毕竟，根据马尔柯姆本人和他们签署的条约，波斯人不是已经郑重承诺不与法国人进行任何形式的交往吗？但沙哈早已废弃了他和英国人签订的协约，马尔柯姆趾高气扬的最后通牒让他颇为愤怒，继续禁止马尔柯姆进入首都面呈英国方面的意见。于是马尔柯姆决定立即返回印度，把沙哈的强硬态度向总督做全面汇报，并建议使用武力让沙哈清醒过来并赶走法国人。

在马尔柯姆离开后不久，伦敦方面的使节哈福德·琼斯爵士也赶到了。琼斯很幸运，因为沙哈这时已经认清了形势：仅凭一些法国军官是无法把俄国人从高加索赶走的。于是波斯人的态度又有了180度的大转变。法国将军和他的随从被勒令离开，而琼斯爵士则受到热情款待。沙哈现在急需朋友，他毫不介意曾经发生的不快，更何况琼斯又带来了英王乔治三世的礼物：一颗沙哈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钻石。对于连续两拨儿英国使团先后到访，一个充满火药味儿而另一个则充满友善，沙哈心里或许也曾困惑，但他明智地选择保持沉默。

英国和波斯重修旧好，但伦敦和加尔各答之间的关系依旧紧张。看到伦敦派遣的代表轻易获得成功，而自己派出的人却惨遭拒绝，印度总督明托勋爵颇为难过。他决意重申自己对于英波关系所肩负的职责。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继而发生了一系列有损尊严的争吵，标志着两种对立观点开始逐渐形成，在此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使印度和英国的关系饱受折磨。尽管伦敦方面强烈反对，但为确保印度的利益得到重视，明托总督还是希望由他手下的马尔柯姆和沙哈商讨新的协约。最后双方达成了互留情面的妥协：由外交经验丰富的琼斯爵士继续主导和沙哈的谈判，但刚刚被晋升为少将的马尔柯姆将被派往德黑兰以确保协约此次能得到严格执行。

根据新协约，沙哈承诺不允许任何其他势力的军队穿过波斯去进攻印度，沙哈本人也不得从事任何有损英国或印度利益的行为。作为回报，英国会在波斯受到侵略威胁时派军支援。如果因为英国与侵略者之间存在和平协议而无法直接派遣军队，英国也将向波斯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和顾问以确保后者驱逐入侵者。很明显这意指俄国，而沙哈不会再重蹈覆辙了。沙哈将获得每年十二万英镑的补助，在马尔柯姆的监督执行下，英国军官将代替法国人来训练波斯军队，帮助其实现现代化。然而，明托勋爵如此急切地把马尔柯姆派回德黑兰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对法俄联军侵略印度的担心使印度防卫者意识到，他们对侵略者可能经过的陆路通道一无所知。他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以弥补这一缺陷，因为世界上任何协约都无法阻止像拿破仑这样坚定的侵略者。在明托看来，没有人比马尔柯姆更适合这项任务了，因为没有其他英国人比马尔柯姆更了解波斯。1810年2月，马尔柯姆再次来到布什尔港口，这次他畅通无阻地直达波斯首都。跟随他的是一小队精心挑选的军官团，表面看是为了按照欧洲标准训练沙哈的军队，实际上像此前法国人所做的一样，这些军官会尽可能多地收集波斯的军事地理情报。

英国人的举动还不仅于此。再往东方一点的俾路支斯坦和阿富汗荒原是侵略者跨过波斯后继续前行的必经之路。在那里，其他一些英国军官已经开始秘密地为马尔柯姆进行勘察。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它需要冷静的头脑、非凡的胆识和无畏的冒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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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里海以东到中国新疆西部边境一带，主要在今天的中亚五国。

(2) 建于1734年，当年沙皇俄国在乌拉尔地区修建的边疆要塞。

第三章　大博弈的预演

chapter III　REHEARSAL FOR THE GREAT GAME

时光回到1810年春天，在俾路支斯坦的荒原上，一小队携带武器的人正从偏远的绿洲小镇努什基出发，骑着骆驼奔向阿富汗边境。在队伍的前方，巨大的闪电照亮了漆黑的夜空，附近的山谷中不时传来轰鸣的雷声。一场暴雨似乎就要来临，向沙漠深处骑行的人们本能地拉紧了斗篷。

队伍中有一个人皮肤白皙，与众不同。他自称是个鞑靼马贩子，当地没有人见过鞑靼人，所以大家并未生疑。这个人雇用了整支队伍，保护他穿越这个匪患横行的危险地带。这片地带位于俾路支西北四百英里处，努什基和古城赫拉特之间，在阿富汗和波斯的边境线上。赫拉特是中亚著名的商队驿站，尤以良马著称，这个皮肤白皙的人告诉他的驼队，他要去那里为远在印度的富商主人购买马匹。无独有偶，负责印度防卫的英国人恰好也对赫拉特充满兴趣。

这个外乡人前些天抵达努什基，与他同行的另一个年轻人肤色同样白皙。外乡人向大家介绍说那是他弟弟，效力于同一位印度富商。他们乘坐一条小船从孟买出发，先是来到俾路支斯坦首都格拉德（Kelat）附近的海岸，然后从那里抵达努什基。从海岸向北的路程他们足足走了两个月。他们似乎并不急于赶路，一路上问了很多问题，但又尽量表现得不过分好奇。两人在努什基开始分头行动，年长的那个和他的护卫们将朝着赫拉特方向行进，而年轻的则要前往波斯南部的克尔曼，他说希望在那里也能为他们的印度主人物色马匹。

分手前，两人在努什基临时租住的房间内道别，他们格外小心以免被人看到或偷听到。实际上，即便真有好事者扒着墙缝向屋里偷看，也会让他一头雾水。屋里的情形显然不是兄弟间的告别那么简单。两人压低嗓门，眼睛也一直警惕地盯着门口。他们在讨论着各自行程的细节，以及如果出现差错该如何紧急应对等等。他们表现出的对细节精确度的要求大大超出了一般亚洲人的标准。他们还讨论了其他事项，这一切对于一个偷听者来说无异于是天书。他们必须对谈话内容绝对保密，如果人们一旦察觉他们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鞑靼马贩子的话，两人必死无疑。这两个人当然也不是亲兄弟，而是正在为马尔柯姆将军执行秘密侦查任务的年轻英国军官，侦查的对象是一片荒凉野蛮的地区。

查尔斯·克里斯蒂（Charles Christie）上尉和亨利·波廷杰（Henry Pottinger）(1)中尉都服役于第五孟买地方步兵团（5th Bombay Native Infantry）。他们即将开始此次任务中最危险，也是他们的上司认为最具价值的部分。在从海岸边悠闲北上的途中，他们早已掌握了大量情报，例如部落名称、部落首脑以及部落士兵人数等。同时，他们还设法了解并记录下沿途有多少潜在的抵抗力量。尽管他们伪装成穆斯林，但看上去还是相当可疑；一旦出现意外状况，他们就不得不再次润色和修改自己的故事，否则就会麻烦缠身。如果他们的真实意图被独立意识极强的俾路支人发觉，恐怕对方的第一反应就是：英国人勘察俾路支领土就是为了占有它。幸好在这个偏远的国度还没有人见过欧洲人，所以截至目前克里斯蒂和波廷杰的伪装还未被揭穿，至少看上去还没有。

亨利·波廷杰（1789-1856），当时作为副官的他伪装成马贩子和圣徒，勘察进入印度的通道。

他们在临行前互道珍重，毕竟这很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假设一切顺利，他们计划在完成各自的任务后在波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点再次会面。如果截止某个日期有一方未能赴约，另一个人就可以认为他已被迫中途放弃任务或者已经丧命，那么顺利赴约的一方就应该独自前往德黑兰向马尔柯姆将军汇报。如果有一人陷入困境，他应该争取传信给另一人或是英国在德黑兰的代表团以寻求帮助。

克里斯蒂和他的人马于3月22日离开，波廷杰则留在努什基继续准备自己的商队。马尔柯姆交给波廷杰的任务是勘察西部沙漠，这片沙漠对一支行军部队来说将会是个障碍。波廷杰在3月23日收到一条令人警惕的消息。他和克里斯蒂在首都格拉德认识的朋友捎信说，一些人正从信德赶来要抓捕他们两个。这些人告诉格拉德的可汗，克里斯蒂和波廷杰根本不是马贩子，他们是为了军事目的乔装打扮，对俾路支斯坦和信德都构成威胁。

这些人建议格拉德可汗抓住这两个英国人，把他们押到信德首府海得拉巴，然后严加处置。捎信的人说，携带武器的信德人已经在赶往努什基的途中，已到达五十英里开外的沙漠里。英国人的朋友建议两人趁早逃离，因为信德人已经扬言要活捉他们并处以笞刑。波廷杰认为他在海得拉巴被处死的可能性很小，计划立即出发执行任务。第二天清晨，在五个俾路支人的武装护卫下，波廷杰匆忙开始西行。他的心中对格拉德的朋友充满感激之情，这些朋友冒着生命危险为他通风报信。

而此时的克里斯蒂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晓。他和他的小分队在通往阿富汗边境途中也遭遇到危险。在离开努什基不久后，一个羊倌善意地提醒他，有三十个阿富汗武装分子正在远处的一个沟壑里埋伏，准备对他们实施抢劫。更令克里斯蒂不安的是，在他们离开努什基时就已经开始酝酿的暴风雨此刻终于复仇般地倾盆而下。所有人都被淋成落汤鸡，更别提携带的物品了。他们不得不在这光秃秃的荒原上努力寻找哪怕是巴掌大的一小片地方来避雨。对于正在孤身执行一项超乎寻常任务的克里斯蒂来说，这可不是个好开端。幸好雨第二天就停了，整个大地都在蒸发，而伏击者似乎也随着水汽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如此，在这个没有法律秩序的地方，对克里斯蒂、波廷杰以及后来所有执行大博弈任务的人来说，土匪永远是个严酷的考验。

为了躲避土匪的劫掠，克里斯蒂决定放弃马贩子的角色，转而伪装成一个从麦加朝圣归来的虔诚穆斯林。他没有在旅行日志中记载细节，但这次变身似乎是在一个印度商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克里斯蒂在这个商人身上藏了一封秘密信件，还在此期间换了一批护卫。但他的新伪装也绝非天衣无缝。很快就有一个毛拉和他探讨神学问题，内容完全超出他的知识范围，令他颇感尴尬。为了避免露馅，他只好声称自己是逊尼派穆斯林，而不是对方所属的什叶派。克里斯蒂一定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他曾一度搞到一个伪造的通行证，据说上面还盖有当地暴虐的可汗的印章。凭借这个通行证他受到邻国可汗的热烈欢迎，可汗甚至还在自己的王宫里接待了他。

现在克里斯蒂距离他的目的地、神秘的赫拉特只剩四天路程，此前只有一名欧洲人敢于造访那里。赫拉特位于边境线阿富汗一侧，毗邻波斯东部，是横跨亚洲的庞大商队的必经之地。赫拉特的大巴扎上商品琳琅满目，有的来自浩罕汗国和喀什噶尔，有的来自布哈拉汗国和撒马尔罕，有的则来自希瓦汗国和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从赫拉特向西，道路会把人们带往波斯境内那些古老的驿站城市：马什哈德、德黑兰、克尔曼以及伊斯法罕。然而，出于对来自西部入侵的恐惧，在身处印度的英国人眼里赫拉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有一分不祥的征兆。这座城市坐落在历史上那些征服者前往印度的传统路线上，沿着这条路线入侵者可以抵达印度两个重要门户的任意一个——开伯尔山口或是波伦山口。更为糟糕的是，赫拉特所在的地域遍布广袤的沙漠和险峻的山脉，而赫拉特城却恰恰坐落在一个肥沃富饶的山谷，这里可以为整支部队提供所需的给养和饮水，至少英国人是这样理解的。克里斯蒂的任务就是要查证这个理解是否正确。

在从孟买起航四个月后的4月18日，克里斯蒂骑马由主城门进入了城墙环绕的古城赫拉特。此时他已经放弃了圣徒的伪装变身回马贩子，他随身还携带了一封书信把他介绍给城内的一个印度商人。克里斯蒂计划在此地逗留一个月，记录下作为一个军人所能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他记录道：赫拉特城位于一个群山环抱的山谷之中。山谷呈东西向，长约三十英里，宽约十五英里。四周的高山泉水汇聚成一条河流沿山谷流出，灌溉着山谷里一望无际的村庄和农田。城市的面积约四平方英里，有城墙和护城河环绕。城市北端依山丘而上有一个用烧结砖修建的城堡，城堡上四个边角都有瞭望台。环绕城堡的是第二道护城河，河上搭建了一个可以开合的吊桥。在这之外是又一道高墙和第三道现已干涸的护城河。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普通外乡人来说，赫拉特这些林林总总的构建可能显得非常壮观，但克里斯蒂却不为所动。他写道：“总体来说这里的防御工事不值一提。”

尽管克里斯蒂认为赫拉特的城防工事无法抵御一支装备现代的军队，例如拿破仑或沙皇亚历山大的部队，但他仍然被这座城市的繁荣和富饶所震撼，而这恰恰意味着，入侵者一旦攻陷此城便可获得补给支持。城外的郊野是水草丰沛的牧场，正好可以为马匹和骆驼提供充裕的饲料。除此之外还有广袤的麦田以及随处可见的各式水果。根据克里斯蒂的记录，城里和郊外的人口合计约十万，其中包括六百个印度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富商。

克里斯蒂认为他已掌握了全部有价值的情报，遂决定于5月18日离开赫拉特。他对外宣称，在采购马匹返回印度前，他还想去两百英里以外的波斯圣城马什哈德朝拜，这样他就可以从容脱身而不必真正地费力买马来圆谎了。第二天进入波斯东部后他终于松了一口气。经过数月的撒谎骗人耍花招，他现在总算相对安全了。即使人们现在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是东印度公司的军官，基于波斯和英国目前的良好关系，他也不必太过担心人身安全。九天后，克里斯蒂离开前往马什哈德的朝圣之路，取道西南穿越沙漠来到伊斯法罕。他估计波廷杰中尉应该已经到了。

在努什基分别后的两个月里，克里斯蒂的战友波廷杰命运多舛。当时这片地区还没有地图，这位年仅20岁的副官在缺乏方向指引的情况下开启了一次长达九百英里、跨越俾路支斯坦和波斯的远行。尽管在历史上一些入侵者曾取道这里，但在波廷杰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再没有其他欧洲人敢于尝试。这次旅行共历时三个月，横穿两个危险的沙漠，沿途只有一名向导为他带路，告诉他哪里有泉水，哪里有土匪。

尽管受到疾病和其他困难的困扰，波廷杰一直坚持秘密、详尽地记述所有可能对入侵者有价值的情报：泉水、河流、庄稼、植被、降水量和气候等等。他精确定位了最佳防卫地点，记录了沿途村庄的防御设施，还详细描述了当地可汗们的禀性和结盟情况。他甚至还记载了沿途的废墟和遗迹，当然，作为非考古学家的波廷杰只能依据当地人模棱两可的口述来记载这些遗址的年代和历史。此外，他还根据行程秘密地绘制了一份地图，后来成为第一份描绘从西部进入印度的军事地图。虽然他的日志记述详尽，但丝毫没有解释他是如何确保做了这么多记载而不暴露身份的。也许他希望保守这个秘密以便日后之需。

波廷杰和手下五个人绕开了浩瀚的赫尔曼德沙漠(2)的东南角，也同时确认了这个沙漠的存在和大致方位。3月31日，他们开始向两个必经的沙漠之一挺进。在入侵者的进军路线上竟然横亘着一个如此庞大的天然屏障，波廷杰意识到这个发现对印度防卫者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进入沙漠后他们很快就遇到绵延数英里、几近垂直的红色沙丘。有些沙丘高达二十英尺，波廷杰也因此亲身感受到为什么这些沙漠在俾路支人当中是如此臭名昭著。他写道：“大多数沙丘在背风的一面是直上直下的，形成了一堵沙墙。不难想象，不远处又会矗立着另一个沙墙。”迎风的那面则是一面缓坡，优雅地滑向地面与另一个沙丘相连。在两个沙丘之间形成了一个个通道。他接着写道：“我在不断移动的沙丘中尽量保持方向，但却因为需要在沙丘延绵的波浪中驱赶骆驼而屡遇困境、筋疲力尽。更为艰辛的是攀登背风的那面，好多次我们都失败了。”第二天的情况通常更糟。用波廷杰的话来说，他们与沙丘战斗的经历“和流沙带来的艰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这种艰辛不仅使他和团队饱受折磨，连骆驼也未能幸免”。沙漠上覆盖着一层棱角尖锐的红色沙砾，这些沙砾钻进他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让人备感不适，更别提在烈日的高温下愈加恶化的饥渴感。

不久后他们来到一个五百码宽的干涸河床，河床边上有个因干旱新近被废弃的村庄。他们在此休整，费了半天劲才从地下挖出一点水。沙漠的构成已经从细沙变成了黑色坚硬的沙砾。不一会儿，空气开始变得湿热难耐，突然间就刮起了尘卷风，一场暴风雨随即倾盆而下。波廷杰写道：“雨点非常大，是我记忆中见过的最大的。天空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的向导告诉他，比起仲夏时节的暴雨来说这场雨还算好的；如果是夏天那种暴雨，旅途中的人根本不可能再继续赶路。裹挟着暴雨的狂风似火炉般炎热灼人，俾路支人把它称为“火焰”或“瘟疫”。它暴虐到不仅可以杀死一只骆驼，也可以让一个未加防护的人丧命。波廷杰的一个随从声称，他曾经亲眼目睹过着这种场景：“一个不幸的人肌肉变得僵硬，皮肤干燥，表情痛苦，就像是被放在火上炙烤似的，味道弥漫着整个烧烤架。”随从们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亲眼看见那个受难的人皮肤“开裂了很深的口子，里面流出很多的血，很快就没命了”。而更多的时候这些人会煎熬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后才死去。（今天的人们很容易就辨认出这种描述夸大其词，但在波廷杰那个年代，人们对沙漠旅行知识极度匮乏，因此易于相信各种说法。）

由于沙漠中没有任何地标，向导只能以远方的山脉为参照物来设计路线。但有一次为了避开白天可怕的酷暑，波廷杰决定半夜出发，没多久他们就迷路了。波廷杰背着随从悄悄在身上藏了一个指南针，他把表面的玻璃取掉之后，用大拇指去摸指针确定方向。天亮之后，大家惊讶地发现行进方向居然正确，此后一连很多天里每个人都不停地夸赞波廷杰，说：“那都是我[指波廷杰]智慧的表现。”通常，波廷杰只有需要在地图上标明方位时才私下使用指南针，但还是有那么一两次被人看到了。他解释说这是圣地麦加的指引器（Kiblah nooma），为他指引麦加以及穆罕默德圣墓的方向，这样他在做礼拜时就知道跪向何方了。

那天他们跋涉了十九个小时，走了四十八英里，人困马乏。眼见食物和水所剩无几，波廷杰坚持建议走到山边，那里至少可以找到水。但他的随从们实在太累了，于是他们当晚驻扎下来，大家分了剩下的水却没东西可吃。第二天中午他们来到莫克兰一个叫库陆岗（Kullugan）的村庄，此处以野蛮而臭名昭著。波廷杰的向导恰巧娶了当地酋长的女儿，这名向导坚持先行进村，声称如果陌生人来到这个危险地区都应当如此。很快他就回来说，酋长欢迎波廷杰的到来，但他必须伪装成去过麦加朝圣的穆斯林，否则即便在自己家里酋长也无法保证波廷杰的安全。

大家向波廷杰解释道，“你已经不在格拉德可汗的领地内了”，因此他不能再期待同样程度的秩序和安全。“咱们是在莫克兰，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抢劫犯，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劫掠自己的兄弟和邻居。”作为一个为印度富商买马的人，波廷杰更易遭受攻击，因为人们一定会以为他身上携有现金，无论那是否是他自己的钱。波廷杰以前曾听努什基的酋长警告过这个地区的危险，所以他当即同意按照真主的新召唤承担起“圣徒的职责”。

进入村子后，波廷杰在清真寺前驻足下马，酋长和村里的长者们在这里迎接他。随后他被带到一个有两间房的破败小屋，他们将在此过夜，食物也会送到这里。波廷杰和随从已经三十个小时没进食了，他们心怀感激风卷残云般享用了食物。然而，要为剩下的旅程购置食物却异常困难。人们解释说，连续干旱使食物变得十分短缺，价格飞涨，能够匀给波廷杰他们的只有酋长私人储备的一些大枣和大麦粉。

接下来前往克尔曼还有七百英里的路途。大家警告波廷杰，下一个村落正在和库陆岗打仗。那边的村民三周前刚刚洗劫了这里，现在去那里无异于是自杀；如果他执意前往，应当多配备些护卫。向导拒绝继续前行并要求陪同波廷杰返回努什基，除非有额外的保护措施。无奈之下波廷杰只好同意多雇六名配备火绳枪的护卫，同时他们还设计出一条新路线绕过那个危险的邻村。

当晚，酋长和村里的长者聚集到波廷杰的小屋，和他讨论各种话题，包括让他非常警惕的宗教话题。作为一名圣徒，他的观点被大家仔细聆听和讨论。波廷杰几乎只字未提伊斯兰神学方面的内容，居然蒙混过关而没有引起怀疑。他不仅没有犯低级错误，而且还为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提供了解答。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太阳和月亮。一个村民说二者其实就是一个。另一个村民质疑道，既然如此那为何有时能同时看到太阳和月亮？第一个村民回答说，啊，那是因为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反射。大家于是转而寻求波廷杰的观点。他早已对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厌烦了，此刻只想埋头睡觉。于是他直接裁定第二个人正确，就此结束了讨论，否则他担心无所事事的村民会为此继续争论好几个小时。

第二天，酋长建议波廷杰出发前去清真寺做礼拜。波廷杰后来写道：“截至那时我一直都在避免这种欺骗行为。”然而酋长直接来他的住所接他，没有给他任何选择余地。“我别无他法，只好简单地做着跪拜动作，眼睛盯住酋长，然后不停地自言自语。”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没人怀疑他。友好的酋长其实知道波廷杰根本不是什么圣徒，但他以为波廷杰至少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完全没想到他竟会是一名基督徒的英国军官。装扮成穆斯林圣徒始终令波廷杰焦虑，而这次惊险的经历也不是最后一次。赶了一晚的夜路后他们来到一个叫做嘎尔（Gull）的村庄。村里的毛拉热情欢迎了他，邀请他共进早餐。波廷杰写道：“我看见四五个衣冠楚楚的体面男子围坐在树荫下的毛毯上，他们面前摆放的木制餐具里盛放着饼和奶茶。”他们起身欢迎波廷杰，然后请波廷杰坐在毛拉的右侧。用餐完毕后一个男子请波廷杰带领大家做感恩礼拜。波廷杰写道：“这个要求既出乎意料又令人心烦，在那一刻我完全懵了。”庆幸的是，离开孟买前波廷杰曾花时间从仆人那里学了一两句穆斯林祷告词，当时他根本没想到这会在将来救他一命；他和克里斯蒂起初是打算伪装成马贩子而不是穆斯林圣徒，否则他一定会再学得认真些。在众人的凝视下他极不自在地站起来，拼命回想学过的祷告词。他后来写道：“我极力营造出一种庄重的气氛，郑重其事地用手捋了捋胡子，嘴里轻声念叨起来。”他异常小心，“非常清晰地”念出一些词，例如“Allah （安拉）”、“Rusool（先知）”和“Shookr（谢谢）”。他觉得这些词应该是礼拜中最常用的。这个冒险的小花招再次成功了，毫无戒心的毛拉和同伴面带微笑，仁慈地注视着这位虔诚的来访者。

第二天，在另一个村庄里波廷杰又险些露馅。他当时正在集市上买鞋（他的鞋子被豺狗叼走了一只），围绕在他周围的人群中走来一位老人用手指着他的脚说，这显然不是一个过惯了苦行僧生活的人。波廷杰回忆道：“我赶紧把鞋穿上。尽管我尽量多地把双脚裸露在太阳下暴晒，但它们的颜色还是无法和我饱经风霜的脸部和双手相比。”他转身走向骆驼以免受到更多质问，但那个老人还是紧追不舍。波廷杰只好率领随从匆忙离开了村庄。

两天后，波廷杰一行来到一个泥墙环绕的名叫马格西（Mughsee）的小村庄。他们原本打算在此过夜，但目睹了那里发生的情况后决定不再逗留。他们听说就在几天前，一伙武装土匪杀死了酋长和他的家人，还占领了村子。酋长的一个儿子设法逃脱，现在土匪正在围攻他藏身的房子。人们指着那所房子给波廷杰他们看。酋长先前拒绝让土匪在村子附近的土地耕种，现在他的儿子被告知，他最好还是乖乖地像他的家人一样出来受死，否则就会被活活饿死。没有一个村民试图去营救他，而波廷杰势单力薄，也无能为力，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村子，任凭那个年轻人自生自灭。

波廷杰三天后也命悬一线。他抵达了一个叫普赫拉（Puhra）的村庄，随身携带着上一个村子酋长写的介绍信。他把这封信呈献给普赫拉酋长，酋长让被称为“米尔扎”(3)的书记员当众宣读。让波廷杰颇为尴尬的是，上一个村子的酋长竟然在信中说这位圣徒非常可疑，他更像是一位出身高贵的人，甚至可能是位王子，为了成为谦卑的圣徒而放弃了优越生活。波廷杰并不怀疑这封信的良好初衷，信的主人是为了确保他能受到热情接待。但这封信会直接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他不仅是个伪圣徒，还是个基督异教徒，而且还是个英国人。这次暴露完全出乎意料。

酋长的信念完后，村民们拥上来饶有兴致地围观波廷杰。这时，一个大约10岁到12岁的小男孩突然提高嗓门说：“如果不是因为他说自己是穆斯林圣徒的话，我还以为他是去年来班布尔(4)的那个欧洲人格兰特的兄弟。”这个目光敏锐的少年差一点就挑破了窗户纸。上一年，孟加拉地方步兵团的W·E·格兰特上尉受命勘察莫克兰海岸，以判断敌对武装是否能从那里抵达印度（他的结论是肯定的）。勘察过程中他曾经进入东波斯内陆并到过班布尔，也就是现在波廷杰逐渐靠近的那个地方。这个男孩一定见过格兰特上尉，而且察觉出他和波廷杰面容相似，这个男孩应该也是这里唯一见过欧洲人的村民。

波廷杰紧张得浑身发抖，他极力掩饰惊恐。他后来写道：“我努力让这个孩子的评论不被注意到，但我的表情出卖了我。”酋长觉察到这一点，问他是否是欧洲人，还说即便是也无妨，因为他不会伤害他，波廷杰这才松了口气。他意识到再伪装下去已毫无意义，于是承认自己是欧洲人，但受雇于一个富有的印度商人。如果事发在这次旅途的早期，这种坦白很可能会有致命的后果，因为对方会立即认定他是英国间谍。然而现在波廷杰距离波斯边境已经很近，尽管还不是万无一失，他也觉得安全了许多。另外，他只是部分暴露了伪装，他的真实身份和这次任务的真正目的仍然未被发现。

幸运的是，酋长非但没有因为一个异教徒伪装成穆斯林圣徒而震怒，反对这通花言巧语颇有兴趣。但波廷杰的向导被激怒了，一路上他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他先是拒绝相信波廷杰的坦白，不停地向酋长和众人讲述波廷杰如何与他探讨神学问题。当听到波廷杰是如何引导这名向导研究一个波廷杰根本就不信奉的宗教时，酋长开怀大笑。这时波廷杰的另一个随从称，其实他早就看出波廷杰不是圣徒，只是没有怀疑他是欧洲人罢了。这更加深了那名向导的愤怒和挫败感。

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向导指控那个随从是波廷杰精心设计的骗局的同谋。最后还是酋长的幽默打破了僵局，他说连他本人都被骗了。两天后当他们离开村子时，向导也已原谅了波廷杰。波廷杰此时发现他成为了名人，他居住的小屋前聚满了“懒散和喧闹的俾路支人，他们提出的荒谬问题和评论让我倍受折磨”。还好那天下午来了一位真正的圣徒，是位印度的苦行僧，他的到来把波廷杰从娱乐全村的任务中解脱出来。

五天后，波廷杰一行来到乏善可陈的巴斯曼村（Basman），这里是大沙漠以东最后一个俾路支人聚居地，从这里他们需要横穿沙漠才能抵达沙哈统治下的安全地带。4月21日，在村子里休整过夜后，波廷杰和随从出发，于第二天清晨进入沙漠。那里没有水和植被，根据波廷杰的记载，沙漠里的燥热“比我离开印度后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要更严重，更让人感到痛苦”。他们还被海市蜃楼戏弄过，俾路支人把海市蜃楼叫作“Suhrab”，意为“沙漠之水”。

遵循着那个时代的做派，波廷杰总是刻意淡化他在旅途中经历的危险和不便。但在描述跨越这个沙漠的经历时，他却破天荒地与读者分享了地狱般干渴的感觉。他写道，“一个人也许可以凭着耐心和希望去忍受疲劳、饥饿、炎热或寒冷，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忍受没有休息”，但如果一个人的喉咙“干涸到呼吸困难，因为害怕窒息而不敢移动舌头，而且没有任何办法能减轻这些恐惧感，那将是旅行者诸多困苦中最可怕的一种”。

为了避开酷暑，他们经常在晚上赶路。经过两天的骑行，他们终于到达沙漠另一端的波斯边境村庄里甘（Regan）。村子四周由高大的城墙环绕，每一边都有二百五十码长，底部有五到六英寸厚，维护得非常好。波廷杰得知村里的人都很害怕俾路支部落，“他们每年至少一到两次来骚扰这里或波斯的其他地方。”除了守卫唯一一座城门的士兵外，村子还有配备火绳枪的哨兵分段在城墙上站岗守夜 ，“哨兵经常大声吼叫，一方面是互相鼓励，另一方面是警告那些可能躲藏在城墙外的人，守军一直处于戒备状态。”

波廷杰一行的突然出现引起了不小的惊慌，“因为没有人预料到我们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这里。”当地酋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惊讶于俾路支人居然让他们平安通过。尽管如此，波廷杰当晚还是睡在城外，因为陌生人绝对不允许在城内过夜。

波廷杰一行人现在已离开沙漠，开始向行省首府克尔曼进发。这个大都市由一位波斯王子统治，因它精美的披肩和火绳枪而驰名中亚。那里也是波廷杰和克里斯蒂约好的会合点。他们沿途经过一个个整洁干净的村庄，饱览雪山风光，于八天后抵达克尔曼，下榻在大集市附近的一个商队旅馆。他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几百名好事者把旅馆大门围堵得水泄不通，缠住他问各种问题。虽然波廷杰不必再伪装身份，但他还是仿效当地人缠着褪色的蓝头巾，穿着一件粗糙的俾路支衬衫，和一条原本是白色但早已破烂肮脏的裤子。当天晚上，他打发走好奇的围观者后享用了一顿几周来最丰盛的晚餐，然后“躺下来睡了三个月来最舒服的一觉”。

他一抵达克尔曼就给波斯王子捎信请求接见。同时他还派人往设拉子(5)送信给他的上司马尔柯姆将军，报告他平安无事，并且顺利完成了任务（后来证明马尔柯姆将军不在设拉子）。王子回信对他表示欢迎，邀请他第二天去王宫。这对波廷杰来说有点小麻烦，因为他不可能穿着现在这身衣裳去见王子，好在他想办法从住在旅馆附近的一个印度商人那里借了一套服装。第二天上午十点他如约来到了王宫门前。

穿过了几个内部庭院后，一位“Urz Begee”——也就是司仪，出来迎接波廷杰，把他引到王子面前。王子留着胡须面貌英俊，头戴黑色羊羔皮帽子，坐在高出他们十英尺的窗边，低头看着庭院中央的喷泉。波廷杰写道：“我们深鞠一躬，往前走了几码，再次鞠躬，然后第三次鞠躬。每一次鞠躬后王子都微微颔首示意。”波廷杰原本希望能被邀请坐下，“但可能因为我的服饰不够华美，他们认为我不配获得高规格待遇，于是安排我走到王子对面，沿着墙和那些手臂交叉放在身前的官员们站在一起。”王子随即“大声询问我都去了什么地方，这次旅行的目的，以及我是如何从旅途中那些必经危险中化险为夷的”。

波廷杰现在已经可以大方地承认自己是欧洲人，甚至是一名英国军官，但即便对波斯人他也不能泄露此行的真实目的。所以他回复波斯王子说，他和另一名军官被派往赫拉特为印度军队买马，他的伙伴选择另一条路返回，而他则经由陆路穿过俾路支和波斯，他希望在这里和马尔柯姆会合。王子似乎相信了他的故事，会面在半小时后结束。由于克里斯蒂还是不见踪影，也杳无音信，于是波廷杰决定向马尔柯姆报到前在克尔曼多待些时日。王子同意了这个请求。这段时间，波廷杰尽量多地了解了波斯人的秉性习俗，特别是城市的防御情况。

在克尔曼停留的日子里，波廷杰有机会亲眼目睹波斯的司法制度。还是坐在上次接见波廷杰时的那个窗户边，王子对几名被指控杀死他奴仆的犯人进行审判量刑。那天整个城市都处于兴奋之中，城门紧闭，暂停一切市政事务。判决当场就在波廷杰那天站立的院子里执行，而王子则在一旁满意地观看这个恐怖的场面。波廷杰写道：“有的人双眼被挖，耳朵、鼻子和嘴唇被割掉，舌头被撕裂，一只手或双手被砍掉。另外一些人则被阉割，同时手指和脚趾被砍掉。这些人被扔到大街上，居民被警告不得帮助他们或和他们有任何交流。”波廷杰还得知，每次裁判时王子都会穿一件特殊的、称为“复仇之服（Ghuzub Poshak）”的黄色袍子。

波廷杰很快就亲身感受到王子狡诈的处事方式。一天，一个中年廷臣偷偷摸摸地来找他，要求和他私下见面。波廷杰刚一关上门，这个人就长篇大论地赞美基督教的美德，还声称希望皈依基督徒。波廷杰怀疑他是王子派来的密探，所以回应说非常遗憾，他对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既不了解也不是权威，因此无法给这位廷臣任何建议。来访者又换了一招。他向波廷杰保证，在克尔曼至少有六千人祈祷着有一天英国人会把他们从波斯王子的暴政下解救出来。他问道，英国军队何时才能抵达？波廷杰小心翼翼避免介入这个危险的话题，他假装不明白问题的意思。正在这时来了另一位拜访者，这个廷臣就匆匆离开了。

波廷杰逗留克尔曼已逾三周，但克里斯蒂依然音信全无。波廷杰听说有一个商队要前往伊斯法罕，他决定加入。十一天后他抵达设拉子，六天后又抵达伊斯法罕，在那里他才得知马尔柯姆身在波斯西北的马拉盖。在伊斯法罕休整期间，他住在一所专门接待贵宾的宫殿里，奢华而舒适。有一天波廷杰得知有个人想见他。他后来写道：“我走下楼去，当时天已漆黑，我无法辨认他的模样。”他和这个陌生人交谈了几分钟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风尘仆仆、浑身肮脏的人正是克里斯蒂。克里斯蒂一到达伊斯法罕就听说城里还有一个欧洲人，赶忙过来相见。同波廷杰一样，克里斯蒂开始也没认出身穿波斯服装、早已被晒得面目全非的波廷杰。停顿片刻后两人兴奋地拥抱在一起，都为对方还安然无恙而长舒了一口气。波廷杰写道：“那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

那天是1810年6月30日，距离他们离开努什基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克里斯蒂自初次踏上俾路支斯坦的土地，已经行进了二千二百五十英里，足迹踏遍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些地区；波廷杰比克里斯蒂还多走了一百六十二英里。这本身就是充满勇敢和耐力的伟大之举，更别提他们一路上的探索和发现了。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二十年后，那时皇家地理学会已经成立，两人一定会被授予令人垂涎的探险金质奖章。后来加入大博弈的志同道合者们在同样艰险的旅途中继续传扬着这种探险精神。

事实证明，波廷杰和克里斯蒂带回的情报极具价值，他们的进取精神和果敢决断也深受上司赏识，两人都被认定为杰出进取、能力卓绝的年轻军官。当时还未满21岁的波廷杰中尉被破格提拔，并在今后的大博弈角逐中做出长期卓越的贡献，最后被授勋爵士。除了制作军事政治方面的秘密报告外，波廷杰还把他们的探险经历写了下来，这本书令英国读者折服，直到今天都有人把它作为不可多得的优秀探险著作加以珍藏。将近半个世纪后，才有理查德·伯顿爵士(6)像二人那样身着朝圣者的袍子穿越禁地，赢得不朽之名。

然而，克里斯蒂就没有波廷杰那么幸运了，死神已向他慢慢逼近。当波廷杰被召回印度执行其他任务时，马尔柯姆将军邀请克里斯蒂留守波斯，根据新条约的规定帮助培训沙哈的军队抵御俄国或法国的入侵。两年后，当克里斯蒂率领他自己训练的步兵营去南高加索抵抗哥萨克骑兵进攻时，他以一种非常独特和戏剧化的方式牺牲。但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表，因为在那之前还发生了很多事情。1812年初，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联盟瓦解了，这让伦敦和加尔各答方面如释重负。当年6月，拿破仑入侵了俄国而不是印度；让整个世界惊讶的是，他遭遇了历史上最惨烈的失败。对印度的威胁似乎也随即解除了，至少当时欣喜若狂的大英帝国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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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又译璞鼎查，中英鸦片战争时他率英军攻入中国，代表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

(2) 位于阿富汗南部。

(3) 波斯语，对伊斯兰神职人员的尊称。

(4) 伊朗东南部城市。

(5) 伊朗西南部城市。

(6) 理查德·伯顿爵士（1821-1890），英国探险家、作家、翻译家、地理学家，曾在东印度公司军队任职。

第四章　俄罗斯怪兽

chapter IV　THE RUSSIAN BOGY

在波罗的海城市维尔纽斯树立着一座简易的纪念碑，上面嵌着两块铭牌。1812年的夏天，拿破仑的军队曾经由此走向他们的宿命，这两块铭牌完整地讲述了那段故事。背朝莫斯科方向的那块写着：“拿破仑·波拿巴带领四十万人于1812年经过这里。”朝向相反的一块写着：“拿破仑·波拿巴带领九千人于1812年经过这里。”

当拿破仑大军在一片混乱中从冰天雪地的俄罗斯溃败的消息传来时，英国人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拿破仑为了进攻俄国而组建的兵团是如此庞大，人们都认为法国人取胜只是时间问题。莫斯科沦陷于拿破仑铁骑、毁于兵燹的消息进一步验证了人们的预见。然而此后的几周内，相互矛盾的谣言四起，真相开始浮出水面。莫斯科不是被法国人烧毁的，而是俄国人自己干的，目的是销毁一切拿破仑可能找到的食物和补给。这之后的故事早已广为人知，无需赘述。随着冬天的降临，本已食不果腹的法军被迫撤退，先是退守斯摩棱斯克，最后完全撤出俄国。

拿破仑的部队在撤退途中不断受到哥萨克骑兵和游击队的袭扰，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开始宰杀、食用马匹为继。撤退演变为一场大溃败，成千上万的法国士兵死于战斗、冻伤、疾病和饥饿。当米歇尔·内伊元帅的后卫部队穿过冰冻的第聂伯河时，冰面坍塌，三分之二的士兵溺水身亡。最后只有一小股士气低落的残兵败将得以逃离俄罗斯，而当初这支部队是何等威风，目标是要征服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东方。沙皇亚历山大确信，铲除拿破仑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没有满足于把拿破仑赶出俄国国境，而是一路追杀到巴黎，并于1814年3月30日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这座城市。

拿破仑被击败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欢呼雀跃。此刻如释重负的气氛取代了其他顾虑，而对于不久前沙皇亚历山大还曾与拿破仑密谋对付英国的事实，人们不失时宜地选择了遗忘。各大报纸争先恐后地赞美俄国人和他们那些或真实或虚幻的美德，普通俄国士兵、特别是伟大的哥萨克骑兵的牺牲和英雄主义引发了英国公众的无尽遐想。从欧洲大陆传来的关于哥萨克骑兵感人的故事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他们中的一些人宁可睡在马鞍旁的草垫上也不愿下榻最好的旅舍，而另一些哥萨克人则去帮助为他们提供临时住宿的家庭主妇，为其照料家务。一名哥萨克士兵和他的首领于当年春天来到伦敦，受到了热烈欢迎。这位哥萨克首领在十四年前曾遵照保罗沙皇的命令率军进行了一场短命的印度远征，现在即便还有人记得那次远征，也没有人愿意提起它了。相反，这位哥萨克首领现在披红挂彩，赢得了包括牛津名誉学位在内的无数荣誉，然后满载礼品回国。

然而，这场和俄罗斯的蜜月注定不会长久。不安的情绪开始在一些人当中蔓延，他们隐隐觉得一个新的怪物已经被创造出来填补拿破仑留下的空缺，这些人当中包括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累勋爵。1814年召开的重画欧洲版图的维也纳会议上，亚历山大要求将波兰全境纳入自己管辖，卡斯尔累提出强烈反对，认为俄罗斯在欧洲已经足够强大了。但沙皇异常坚决，两大帝国几乎因此走向战争的边缘。最后亚历山大同意与奥地利和普鲁士分享波兰，但他还是得到了最大的一块。在拿破仑被囚禁到圣赫勒拿岛后的欧洲新格局里，俄国的西部边界被明确下来，这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阻止了它向西扩张的步伐。但在亚洲，因为没有类似维也纳会议的机制来约束圣彼得堡，情况将大大不同。

如果说必须要有一个人为缔造俄国威胁论而负责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功勋卓著的英国将军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威尔逊爵士身经百战，但在战场内外都行事操切鲁莽，他一直对俄国事务兴趣浓厚。正是这位威尔逊爵士第一个报告说，他的间谍偷听到了1807年亚历山大在提尔西特的驳船上对拿破仑说的那句臭名昭著的话：“我和你一样痛恨英国人，我随时准备协助你采取行动对付他们。”威尔逊最初很钦佩俄国人，即便是听到上述言论后仍然与俄国人保持友好。拿破仑与俄国反目为仇后，威尔逊作为特别观察员被派往俄罗斯加入俄国军队。虽然身份是非战斗人员，但威尔逊频繁投入战斗，帮助俄国抵抗侵略者。他的勇敢赢得了沙皇的欣赏和友谊，在他已有的奥地利、普鲁士、萨克森和土耳其爵士头衔上额外加封俄罗斯爵士。威尔逊见证了莫斯科的大火，第一时间把拿破仑失败的消息送回当时对此将信将疑的英国。

但在返回伦敦途中，威尔逊发起了一场运动，矛头直指当时英国人的盟友和世人眼中欧洲拯救者的俄国，这使他触犯众怒。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摧毁那些关于俄国士兵如何具备骑士精神的浪漫观念，特别是媒体和大众所钟情的哥萨克人。威尔逊称，俄国士兵对他们的法国俘虏施以残酷的暴行，按照欧洲军队的标准来看简直是骇人听闻。许多放下武器的战俘被活埋，而其他俘虏则排成一条线，被手持棍棒的农民活活打死。在处死前，这些俘虏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被剥光，赤裸裸地站在冰天雪地中。威尔逊还说，俄国妇女对于不幸落入她们手中的法国人尤其残暴。

英国国内很少有人能够对威尔逊的上述言论发起挑战，毕竟他是一位声名卓越的战士，而且亲眼目睹了包括食人在内的各种暴行。威尔逊对仍然沉浸在胜利光环下的俄国将军也毫不客气，指责他们指挥无方，未能有效攻击撤退的法国部队，致使拿破仑和整个法国军团成功逃脱。这些将军只是满足于让俄国寒冷的冬天打垮侵略者。威尔逊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由我来指挥一万人或甚至五千人，波拿巴永远不会坐在法国的王位上。”威尔逊甚至声称，沙皇曾向他私下透露出对库图佐夫元帅能力的怀疑，但他苦于无法解除库图佐夫的职务，因为后者享有广泛的支持。

但这些还不是威尔逊对俄国最严厉的批评。他从俄国返回后参选，赢得了英国议会席位。四年后的1817年，他出版了一本讽刺这位英国盟友的书——《俄罗斯军事政治实力概况》（A Sketch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of Russia）。虽然是匿名出版，但作者是谁大家都心知肚明。此书很快成为畅销书，在短时间内五次再版。威尔逊在书中称，被近年来一系列胜利所鼓舞的俄国人正计划实施彼得大帝的临终遗训——征服世界。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君士坦丁堡，然后是土耳其苏丹疆域广袤但濒临灭亡的帝国，接下来就是印度。为了支持这一耸人听闻的论调，威尔逊提到俄国持续构建的庞大武装力量以及连续不断的领土扩张。他警告说：“亚历山大已经拥有一支超出防卫需要和财力支撑的武装力量，而且他还会继续扩军。”

根据威尔逊的计算，在亚历山大统治的十六年中，俄国领土扩大了二十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一千三百万。为突出呈现这一点，威尔逊在书中放进了一张大幅折叠地图，分别用红色和绿色标明俄罗斯现在和过去的边境线。这张图清晰地显示，亚历山大的军队是如此贴近西欧各国的首都和君士坦丁堡，后者是通往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的关键通道，最终将通向印度。君士坦丁堡在三个方向上容易受到俄国攻击。一个是从黑海西岸今天的罗马尼亚一带，一个是从克里米亚经海路，一个是从高加索向西经安纳托利亚。一旦亚历山大占领了土耳其苏丹在近东地区的领地，他就可以实施入侵印度的计划，要么是通过波斯 （ 从拿破仑处获得的文件表明，亚历山大曾考虑过这条路线的可行性），要么是通过海路经由波斯湾，航程大约一个月。

威尔逊在书中写道，十年前沙皇的军队仅有八万多，而现在已增加到六十四万人，这还不包括二线部队、民兵和鞑靼骑兵等。同时俄国士兵的勇猛“无人能敌”，他们也许很残暴，但更为坚毅，能够在饥饿和给养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行军打仗。威尔逊把俄国军事力量的迅速崛起归咎于它的同盟者的短视，尤其是英国。他宣称，“俄国从欧洲的不幸遭遇中受益，被赋予了统治全球的权杖”，导致“沉醉于权力的沙皇”对英国利益的潜在威胁甚至比拿破仑更大。看起来，沙皇利用手中强大的军队去扩展本已广袤的疆域只是个时间问题。威尔逊的结论是：“有充分证据表明，亚历山大一直都想实现彼得大帝的夙愿。”

威尔逊曾经与俄国君主和他的军队关系密切（沙皇还曾封他为爵士），这赋予了他这本书无法忽视的权威性。尽管威尔逊将军惊世骇俗的言论惹恼了那些希望英俄两国交好的人士，这本书还是在媒体和议会内为他赢得了褒贬不一的关注。一些社论欢迎他及时的提醒，而另一些则谴责他诽谤一位友好的盟友并散布言过其实的恐慌。当时态度倾向俄国的《季度评论》（Quarterly Review）在一份四十多页的长篇书评中写道：“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它可能有一天会变得危险就解除和长期盟友的联盟，我们曾经从这个联盟中受益匪浅，并将持续如此。”该期刊以一种今天主流媒体用来描绘英俄关系的笔调提议，两国间的任何竞争都应局限在“谁能更好地管理”。

威尔逊在知识界和自由主义人士当中不乏支持者，这些人都憎恶亚历山大的专制统治，持这种观点的还有部分报纸杂志。即便如此，威尔逊还是被消音了。他这本书中的大部分观点是基于错误的假设，但却引发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关于俄国的争论。这些争论发生在媒体、议会、讲台和宣传册里。最早的排俄主义种子被播种下来。俄国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拥有巨大的资源和人口但却鲜为人知，对它的恐惧和怀疑在英国人的脑海中坚实、永久地扎下了根。所谓俄国怪兽的概念就此诞生。

威尔逊并不是唯一害怕俄国人会利用高加索作为跳板向君士坦丁堡或者德黑兰进军的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始终都存有这种担心。1811年夏天，就在拿破仑侵略俄国不久前，土耳其与波斯摒弃前嫌，结盟对付入侵的俄国异教徒。当亚历山大开始从高加索撤军以应对法国入侵时，形势对土、波两国可谓一片大好，继续留守高加索的俄军也伤亡惨重。在一次战斗中，波斯人甚至迫使整支俄国部队带着军旗投降，这对俄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耻辱。一个评论家写道：“可想而知在波斯宫廷会有怎样的欢庆场面，因为俄国人不再是不可战胜的了。”至少沙哈如此认为，他憧憬着未来的胜利能够帮助他收复所有失地。

沙哈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深陷在与拿破仑生死之战中的亚历山大设法和波斯人的盟友土耳其苏丹达成和平协议，作为停战条件，俄国人同意归还所有此前占领的土耳其领土。对亚历山大来说这是个痛苦的决定，但它给了高加索地区早已筋疲力竭的俄军一个宝贵的喘息之机，使得他们重整旗鼓，专心对付波斯人。俄国人仍然在为此前败在波斯人手里而感到屈辱（波斯人的胜利很明显得益于马尔柯姆将军派遣的训练人员），他们急切地想要报仇雪恨。机会很快来了。

1812年一个无月的夜晚，年仅29岁的俄国将军科特利亚列夫斯基（Kotliarevsky）率领一小支部队秘密渡过阿拉斯河，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阿拉塞斯河，今天伊朗和苏联(1)的界河。河岸边远处驻扎着由沙哈的儿子及继承人阿巴斯·米尔扎指挥的波斯军队，他们人数众多但对俄军的逼近毫无察觉。米尔扎还沉浸在此前的胜利中，因传闻中俄国人对他的惧怕而沾沾自喜。实际上这些传闻都是俄国人故意制造出来迷惑他的手段。他如此自信，以致对两位英国顾问提出的派出岗哨监视河岸的建议置之不理，甚至还撤回了此前部署在那里的监视哨所。这两位英国顾问中的一个，就是波廷杰中尉上次探险的同伴克里斯蒂上尉，他作为步兵专家被借调给了波斯人；另一位是身材高大的炮兵军官亨利·林赛中尉，他身高近七英尺，波斯士兵都喜欢把他和波斯人自己的传奇英雄鲁斯塔姆(2)相提并论。

鉴于现在英国和俄国已经结盟对抗拿破仑，训练波斯部队的马尔柯姆的手下军官都得到命令，要求他们在波斯与俄国发生敌对事件时立即离开所在部队，以避免政治上遭遇尴尬处境。但这次俄国人的进攻太过迅猛，不想给波斯人留下临阵脱逃印象的克里斯蒂和林赛决定违抗命令留下来，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士兵并肩战斗。他们竭尽全力集结部队，在一天里成功打退了俄军的几次猛烈攻击。当天夜里，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部队趁着夜色再次发动进攻，波斯人在慌乱中竟然把自己人错当成俄军开枪射击。阿巴斯·米尔扎意识到一切都完了，他下令撤退。克里斯蒂不顾命令继续战斗，而同时阿巴斯则携军旗落荒而逃，并再次命令部队放弃阵地。在随后的混乱中克里斯蒂被俄军子弹击中颈部，倒在阵地上。

根据马尔柯姆使团里的另一位成员威廉·蒙蒂斯（William Monteith）中尉的记述，克里斯蒂手下的波斯士兵对他十分忠诚，他指挥的营里有超过一半的士兵为了把他从战场上解救出来，或阵亡或负伤。然而努力都是徒劳的。第二天清晨，俄国巡逻队发现了这位奄奄一息的英国军官，蒙蒂斯说，“他根本就没想着活着回去。”克里斯蒂在战死前曾说过，就算有一天他必须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那也应当是因为战斗而不是逃跑。”在一位倒霉的俄国军官试图抱起他时，克里斯蒂凭借惊人的力量用刀砍倒了他。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很快得到消息，有一个伤势严重的英国军官躺在战场上拒绝投降。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活捉这个英国人。蒙蒂斯记载：“克里斯蒂拼尽最后的力量殊死反抗，据说他连续杀死六名俄军士兵后被一个哥萨克人开枪打死。”英国使团的一位医生后来找到了克里斯蒂的尸体，把他就地掩埋。蒙蒂斯总结：“一名最勇敢的军官、一个最友善的人就这样倒下了。”显然，在与克里斯蒂短暂的交锋中，俄国人并没有看到他友善的一面。根据一份战后报告，阿巴斯·米尔扎的自满使他的部队在突袭中阵亡一万人，而俄军仅阵亡一百二十四名士兵和三名军官。除消灭波斯军队外，科特利亚列夫斯基还缴获了林赛中尉十四支珍贵手枪中的十二支。俄国人称每一支手枪上都有精美的题刻，题字人包括“国王中的国王和沙哈中的沙哈”。俄国人终于一雪前耻。

声名鹊起的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现在穿过雪原向东，朝里海方向挺进。那里坐落着新近由英国工程师按现代标准建造的波斯要塞兰卡兰（Lenkoran）(3)，距德黑兰仅三百英里路程。波斯守卫者认为要塞牢不可破，所以拒绝了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纳降。他们击退了俄国人的第一轮进攻，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五天浴血奋战，科特利亚列夫斯基身先士卒率领俄国部队冲破了防守。由于此前拒绝投降，要塞里的波斯人被屠杀殆尽。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也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士兵，在俄国工兵炸开的城墙缺口处，双方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本人也因头部受重伤处于半昏迷状态。他后来在病榻上向亚历山大撰写报告：“要塞的顽强抵抗激起了士兵们的愤怒，四千名波斯人全部被士兵用刺刀挑死，无一幸免。”

因伤势过重，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将军后来再未参加过战斗。沙皇曾让他指挥高加索地区的全部俄军，他遗憾地推辞了这项任命，那可是一个战士梦想得到的最高殊荣之一。为了奖赏他代价高昂的胜利，沙皇授予他象征最高荣誉的圣乔治勋章，相当于英国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获得该枚勋章了，对于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成就。很多年后在临终之际，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把家人召集到一起，拿出他一直珍藏的钥匙，打开一个首饰匣，从里面一件件地拿出俄国军医多年前从他打破的脑袋里取出的不下四十块碎骨。他动情地对家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为沙皇和我的祖国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原因。”

两次惨败给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后，波斯人斗志全无。就在这时，急于通过外交手段阻止俄国继续扩张的英国人主动请愿，为双方讲和。波斯沙哈满口应允，而俄国人也正想喘口气休整一下。当然，作为胜利者的他们主导了谈判的条件，保留了从波斯人手里获得的大部分领土。双方最终于1813年达成《古利斯坦条约》，沙哈被迫放弃阿拉斯河以北的所有领地，包括格鲁吉亚和巴库，还放弃了里海的航海权。从此里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沙皇的军事存在又朝着印度的北部边境挺进了二百五十英里。俄国人本可以继续无情地深入波斯，从而获利更多。除停战外，沙哈得到的唯一回报是，在出现争议时，俄国将支持阿巴斯·米尔扎及他的后代对波斯王位的继承权。

然而，沙哈内心深处并不打算真正履行这强加给他的条约，不过把它当作一个阻滞俄国前进的权宜之计。他希望在英国帮助下按照现代标准重整他已经灰飞烟灭的军队，在条件成熟时夺回丧失的国土。毕竟，波斯在历史上曾经是强大的征服者，而此前对俄国人取得的胜利也表明，他们仍有能力成为征服者。但沙哈没有意识到，英俄两国在共同的欧洲敌人面前已结为盟友，而伦敦在通过外交手段成功阻止俄国继续扩张后，已无意因别人的遭遇与圣彼得堡重起争端了。对英国人而言，俄罗斯在高加索的军事存在并未对印度造成严重威胁，至少在政界持这种观点，而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和他的支持者则被认为在扰乱民心。

随着拿破仑对印度威胁的解除，英军驻波斯使团的规模也大大缩小。英国下达严格命令，禁止英国军官指挥波斯军队参与和俄国的任何军事冲突。这一切都让沙哈倍感失望。克里斯蒂的遇难被当时发生在欧洲的诸多重大事件所掩盖，因此圣彼得堡并未对此提出抗议，但伦敦和加尔各答当局都不愿再冒风险了。沙哈无计可施。英国毕竟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和英国订立防卫条约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强。波斯要求派遣军官去印度接受培训的请求也被拒绝了。根据印度总督的一份保密报告，这是因为担心波斯军官的自大、淫乱和腐败会削弱东印度公司招募的当地印度士兵的士气和纪律。虽然威尔逊和其他排俄主义者对于一个新巨人正在填补拿破仑空缺的担心未能得到官方的太多支持，但身在德黑兰的英国使团成员早就对俄国在东方逐渐增强的势力忧心忡忡。

使团中的一些人已经感觉到了北方巨人呼出的热气了。其中一位是在与俄国边境接壤的波斯军队中担任顾问的年轻上尉——约翰·麦克唐纳·金尼尔（John Macdonald Kinneir）。他后来剔除了金尼尔而使用麦克唐纳作为姓氏，但本书仍保留了他的原名。他从马德拉斯地方步兵团被借调到东印度公司政治部工作，已经在波斯服役了一段时间。马尔柯姆将军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克里斯蒂、波廷杰和其他英国军官收集到的地理情报汇编到一起。《波斯帝国地理回忆录》（A Geographical Memoir of the Persian Empire）于1813年出版，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这本书都是了解当地地理情报的首选资料。此外，金尼尔本人也广泛行走于这些地区，在俄国是否对英国在东方的利益存在威胁这一问题上，他完全有资格发表观点。大概在威尔逊的那本书发表一年后，金尼尔在关于东方旅行的第二本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阐述。

如果说克里斯蒂和波廷杰是大博弈最早的参与者——尽管是在拿破仑时代，而威尔逊是大博弈最早的舆论家，那么金尼尔就是大博弈当之无愧的最早的分析师。他要分析并回答的问题是：印度容易遭受攻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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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英文原著成书于1990年，当时苏联尚未解体。

(2) 伊朗民族史诗《列王记》中的英雄。

(3) 现阿塞拜疆东南，也译作连科兰。

第五章　条条大路通印度

chapter V　ALL ROADS LEAD TO INDIA

印度绚烂夺目的财富一直以来都吸引着贪婪的目光。在英国人第一次踏足这里之前，印度统治者们早已习惯了接二连三的入侵。一拨又一拨的雅利安入侵者穿过西北通道把当地土著人逼向南部，这比东印度公司赶走其他欧洲对手早了三千年。这之后发生过无数次规模不同的入侵，尽管没有一位入侵者能长久滞留。这其中包括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波斯国王大流士，还有两个世纪后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997年到1026年之间，伟大的穆斯林征服者加兹尼的马哈默德苏丹(1)（Mahmoud of Ghazni）（加兹尼现在是阿富汗的一部分）对北印度至少进行了十五次袭击，其间掠夺了大量战利品用来美化和装饰其首都。古尔王朝(2)的穆罕默德（古尔在今天巴基斯坦北部）在统治加兹尼期间，曾于1175年到1206年间六次率军入侵印度，他的一位将军还一度成为德里的统治者。在帖木儿军队1398年洗劫了德里之后，中亚的另一位勇士巴布尔大帝（Babur the Turk）从喀布尔入侵印度，于1526年建立了伟大的莫卧儿王朝，定都德里。但即便是巴布尔也不是最后一位亚洲入侵者。1739年，以一万六千名帕坦人(3)（Pathan）骑兵为先锋，雄心勃勃的波斯沙哈纳迪尔（Nadir Shah of Persia）曾一度占领了当时仍为莫卧儿王朝首都的德里，把举世闻名的孔雀宝座(4)和光明之山宝石（Koh-i-noor）(5)带回德黑兰以示荣耀。最后，阿富汗的统治者杜兰尼帝国(6)的阿哈默德王（Ahmad Shah Durrani）于1756年入侵印度北部，将德里洗劫一空，尽其所能地将战利品运回国内。

起初，每位入侵者都经陆路抵达印度。到了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才开辟了从欧洲到印度的海上通道，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自此开始担心来自海上的入侵。由于英国人就是由海路抵达印度的，所以当约翰·金尼尔进行今天所谓的“风险评估”时，他自然而然地首先考虑来自于海上的入侵风险。毕竟印度长达三千英里的海岸线看上去十分脆弱，对于突然袭击几乎可以说是不设防的。除了英国人外，葡萄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都是经海路来到这里；不仅如此，早在公元711年，一支六千人的阿拉伯队伍就从波斯湾一路航行到信德并统治了那里。威尔逊警告说，俄国人可能选择类似的路径。

然而金尼尔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本人曾在波斯湾地区旅行过（甚至还曾和阿拉伯海盗起过小冲突），对那里了如指掌，有渠道获得当地的最新资讯。他认为，海路入侵要面临的重重困难足以打消俄国人的念头。他写道，“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如果敌人想取海路，他必须要控制一个距离印度足够近的合适的港口。金尼尔认为只有红海或波斯湾才能够为入侵舰队提供一个安全的停泊处。海路进攻首先要组建舰队，这势必会引起皇家海军的注意。况且建造舰队的材料又从哪里来呢？金尼尔写道：“无论是红海还是波斯湾沿岸，都没有地方可以提供足够的木材和海军储备物资；而且如果没有我们的明确许可，从远方经水路购买材料或募集舰队也是不可能的。”此外，进入这两片水域的入口都非常狭窄，英国人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轻松封锁入口。

金尼尔提供的情报非常细致，由此可见他和同伴在波斯的发现之旅卓有成效。他在报告中说，上述信息都属实，尽管波斯西南部的橡树林非常茂密（他亲眼所见），但如果用来修建军舰未免不够粗壮。更重要的是，这片森林位于内陆，离海岸有相当一段距离，因此把木材运输到海湾的花费将会非常昂贵，而且“还要翻越巨大的岩石和惊人的峭壁”。金尼尔接着说，在红海另一端的埃塞俄比亚沿岸可以找到所谓的木材，但那些木材的质量甚至比波斯境内的还要差。他补充道，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阿拉伯和波斯独桅帆船都在印度建造，或是用印度产的木材建造。

归根结底，要保护印度免受来自海上的侵袭还是要依靠皇家海军掌握的制海权。金尼尔写道：“即便敌人能够花费巨资克服各种困难从叙利亚内陆或地中海沿岸运输材料建造军舰……他们也无法找到一个安全的港口保护建好的军舰，使其免受英国舰队的袭击。”他补充道，即便有这样一个港口，入侵舰队在下水的那一刻就会遭到某种程度的重创。

金尼尔现在把注意力转向入侵者可能采用的陆地线路。这主要包括两条：直接经中东向东进攻，或者取道中亚向南进攻。前者最可能被欧洲人（“某个拿破仑”，用金尼尔的话说）采用，而后者则是俄国最显而易见的选择。向东直接进攻的侵略者会有不同的选择。如果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他可以选择经土耳其和波斯抵达印度的边防前线；或者他干脆不走土耳其，而是把军队通过黑海运到土耳其东北部，也可以通过地中海把队伍运到叙利亚沿岸，然后从那里抵达波斯。金尼尔指出，最后一种方案将会把侵略者完全暴露在英国地中海舰队的炮火下，而第一种方案则不会有这种危险。

对入侵者来说，与其选择拼杀出一条血路，倒不如选择与途经的国家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当然英国人不会对此袖手旁观。金尼尔根据自己对这个地区的第一手经验判断，即便敌人果真做到这一点，在到达印度之前他们还会面临一系列极端可怕的困难。这些困难包括崇山峻岭，陡峭狭窄、根本无法运送武器装备的山口，干涸的沙漠，连当地人都食不果腹的穷困地区（更别提为军队提供补给了），充满敌意的部落，此外还有根据历史记载可以一夜间吞噬整支队伍的残酷寒冬。即便是亚历山大大帝这样的军事天才，也险些在冰雪覆盖的兴都库什山上全军覆灭。当时的兴都库什山并没有任何军事防卫，因为人们认为这座山在冬季根本无法翻越。亚历山大大帝手下成百上千的将士被冻死——许多人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活生生地被冻在了岩石上——还有很多人死于冻伤。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在翻越兴都库什山时损失的人数超过了他在整个征服中亚战役中损失的总和。

对入侵者来说，最后一个要克服的巨大自然屏障就是宽阔的印度河及其丰富的支流。要想征服印度，入侵者必须首先横渡这条长达一千四百英里的河流。虽然很多早期入侵者都做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当时不需要面对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这支军队由受过最先进防守战术训练的欧洲军官率领和培训。防守部队那时精力充沛、食物充足，后勤补给稳定；而在历经数月的艰苦行军后，入侵部队则疲惫不堪，食物弹药短缺，兵力也大幅削减。金尼尔提醒道，假如入侵者真能走到这一步，那么在横渡印度河时有两个地点是他们可能选择的。如果他们从喀布尔和开伯尔山口方向抵达，那很有可能会选择阿塔克（Attock）渡河。金尼尔说，印度河在这里“非常宽广，河水颜色很深，水流湍急，中间伫立着许多易于防守的小岛”。但在附近也不乏可以涉水而过的水域。

如果入侵者选择更南部的路线即阿富汗境内，经坎大哈和另一个主要门户波伦山口抵达印度，那他们很可能在阿塔克下游三百英里处的木尔坦（Multan）附近横渡印度河。当年的蒙古大军就是从这里游过印度河，而金尼尔也把这里描述为“或许是我们最薄弱的前线阵地”。一条更南的线路是经俾路支斯坦，但金尼尔没有特别提及这条线路，似乎把它排除在外，可能是因为波廷杰和克里斯蒂已经汇报说，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军队都无法穿越这一地区。亚历山大大帝曾经使用过沿海线路，但现在的入侵者应该不会考虑，因为那极易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

无论入侵者选择哪条路线，他们最终都会来到阿富汗。甚至是俄国人——金尼尔此时特别把注意力转向俄国人——无论是从高加索地区新建的要塞，还是从位于哈萨克草原边缘的前沿基地奥伦堡出发，他们都要经过阿富汗才能到达印度。他警告，如果俄国人采用第一条线路，可以不必穿越波斯境内，而是利用其掌控的里海把军队运输到东岸，从里海东岸行军至阿姆河，然后走水路到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Balkh）。穿越阿富汗之后，他们可以通过开伯尔山口直抵印度。如果读者还记得的话，彼得大帝曾经希望采用这一路线和印度莫卧儿王朝君主建立联系，最终这个梦想因希瓦远征军惨遭屠杀而终结。很显然，金尼尔对这条线路的艰辛一无所知，因为直到他去世若干年后的1873年，人们才把一份详细的远征军备忘录，以及这条线路必经的艰难险阻从俄语翻译过来。事实上，对波斯和土耳其疆域以外的情况，金尼尔了解的并不比别人更多。他曾经承认，他对里海东岸至阿姆河流域这一带的“情报收集工作彻底失败了”。

但金尼尔意识到，要想为一支试图穿越中亚的入侵部队提供后勤保障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他写道：“兴起于鞑靼平原的伟大游牧民族为了入侵更加文明的南方帝国，通常会为他们的畜群带足粮草。”况且这些游牧民族也无需运输沉重的现代武器装备，故而他们才能够完成“对欧洲军队来说绝对不可能完成的”行军任务。

对俄国来说，最后一个选择就是借用奥伦堡的优势了。奥伦堡是俄国人在1737年建立的军事要塞，目的是把戈壁滩上好战的游牧民族哈萨克人控制在该地区的东部和南部。这条线路会要求向南行军一千英里至布哈拉——按金尼尔的理解“据说是四十天的路程”——但事实上路程远不止于此，此后还要穿越沙漠，经阿姆河直到巴尔赫。根据金尼尔的报告（这一点很符合实情），这条路上充斥着杀人成性、对俄国人深怀敌意的部落。他写道：“俄军如想由此隅入侵，必先破鞑靼人政权。”在这个前提条件满足之前，金尼尔认为印度不会受到来自北方的侵略威胁。令人好奇的是，金尼尔似乎没有意识到，其实穿越阿富汗是所有困难中最难以克服的，因为入侵者除了要想方设法让疲惫的部队、军备给养和其他重型装备翻越兴都库什山外，他们还要穿越阿富汗。那里的人狂热、仇外、好战。但当时大家对印度以北这片广大山区和当地民族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金尼尔这样见多识广的人也不例外。截至那时，对喜马拉雅的探险时代还远未到来。

与威尔逊不同，金尼尔并不太相信沙皇亚历山大意图攫取印度。“我认为俄国人绝不会渴望在这个方向上扩展他们的疆土，因为它已经够笨重了，而且也许不久就会因为自重过大而解体。”金尼尔认为，君士坦丁堡更可能成为亚历山大为实现野心所定下的目标。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假设沙皇真的想要用最小的风险和代价在印度给英国沉重一击的话，那么金尼尔应该可以预见到俄国还有另一个选择。当年老体迈的波斯沙哈去世后，俄国就可趁机获得波斯王位的控制权，“甚至是完全把波斯收入囊中。”

金尼尔写道，波斯沙哈的四十个儿子无一个不觊觎王位。将近一半的行省和城镇的行政长官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军火库。如果圣彼得堡想要支持其中一个王位竞争者（尽管俄国人承诺要支持名正言顺的继承者阿巴斯·米尔扎），金尼尔相信波斯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动荡，而“俄国军队高超的技能和严明的军纪会帮助他们把皇冠戴在他们扶植的傀儡头上”。一旦俄国人把沙哈握于股掌之间，煽动波斯人进军印度将不费吹灰之力，他们本就以热爱掠夺而为世人所知。毕竟，现任波斯沙哈的祖先纳迪尔沙哈不就是这样夺取了孔雀宝座和光明之山宝石吗？俄国军官甚至可以亲自制定入侵计划而不派兵参与，这样就能够让沙皇撇清干系。

在此后数年中将有众多官方及非官方的评估报告问世，但金尼尔对入侵路线缜密而细致的研究是第一份这样的报告。尽管对周边地区地图上的空白点是后来逐步填充的，但金尼尔曾经考虑过的路线却被后续的研究报告反复采用，仅有微小的调整。随着对拿破仑的记忆逐渐淡去、对俄国威胁的担心与日俱增，英国当局的注意力也将逐渐北移，从波斯转到中亚，而作为入侵者必经之地的阿富汗也将在英属印度防卫者的脑海中日益凸现。这些都是后话。尽管威尔逊杞人忧天的论述曾引起热议，但当时大多数人仍无法相信俄国作为英国名义上的盟友会对英国怀有敌意或者对印度有所企图。

至少在当时，英国已通过外交手段暂时阻止了俄国人经波斯向南挺进，伦敦方面也对此颇为满意。但就在金尼尔撰写报告之时，俄国高加索地区军事总督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Alexis Yermolov）将军开始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东方，穿越里海直到突厥斯坦。一百年前就是在那里，俄国人被希瓦人用阴谋诡计击败。现在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只是一个巨大进程中试探性的第一步，整个进程将会持续五十年，并最终将中亚诸多伟大的汗国和商驿重镇悉数纳入俄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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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伽色尼帝国最著名的帝王，首位以苏丹自称的君主。加兹尼是伽色尼王朝首都。

(2) 突厥人在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建立的王朝（1011-1215），12世纪初在伽色尼王朝的影响下完全伊斯兰化。

(3) 现居住在印度西北国境的阿富汗人。

(4) 莫卧儿帝国王座。

(5) 发现于印度的著名钻石，1877年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王时镶嵌于女王王冠上，现王冠陈列于伦敦塔。

(6) 普什图人于1747年建立的王国。

第六章　最早的俄国参与者

chapter VI　THE FIRST OF THE RUSSIAN PLAYERS

1819年夏天，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一座新建的东正教教堂里，一位身穿制服的年轻军官坐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默默祈祷。那时的第比利斯是俄国驻高加索部队的总部所在地。他有太多的问题要问造物主。24岁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Nikolai Muraviev）上尉即将奔赴一个重大使命，在大多数人看来，此行无异于自杀。遵照叶尔莫洛夫将军的命令，他要乔装打扮成一个土库曼部落牧民，沿着1717年那次不幸的远征所走过的危险路线，去往东方八百英里以外的希瓦汗国。

如果穆拉维约夫能够成功穿越卡拉库姆沙漠(1)而没有被当地野蛮好斗的土库曼人杀死或卖身为奴，他将亲自向希瓦可汗递交一封叶尔莫洛夫将军表示友好的信函，当然还有大量奢华的礼物。在断绝联系一个多世纪后，俄国人希望再次打通和希瓦汗国结盟的渠道。叶尔莫洛夫抛出的诱饵是商贸，向希瓦可汗提供机会，从欧洲获得奢侈品和最先进的俄国技术。这是一种经典的大博弈战略，俄国人在后来的岁月里将反复使用。叶尔莫洛夫的最终目标则是在合适的时候直接吞并希瓦汗国。

和希瓦可汗交上朋友只是穆拉维约夫上尉任务的一部分，但那就足够危险了。因为众所周知，希瓦可汗是一个十足的暴君，不仅对自己的子民，而且对周边的土库曼部落都施加恐怖统治。穆拉维约夫还有一项更加危险的任务。他需要仔细观察并秘密记录他能发现的关于希瓦汗国防卫的所有情报——从沿途水井的位置、深度，到可汗军队的数量和战斗力。他还要尽可能多地收集汗国的经济情报，以便对其传说中的财富做出正确评估。

俄国人对这个偏远的中世纪王国还有另外一层考量。多年来许多俄国公民——男人、女人和儿童——被卖到希瓦和布哈拉那些繁荣的奴隶市场为奴，永不脱身。最初的一批俄国奴隶是1717年那次远征失败后的幸存者，后来的奴隶大多数是吉尔吉斯部落在奥伦堡附近绑架、劫掠的俄国士兵和定居者，或是土库曼人在里海附近抓获的渔夫和他们的家人。这些奴隶的遭遇不为人知，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穆拉维约夫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了解这些人的情况。

叶尔莫洛夫反复斟酌后才为这项任务物色了人选。穆拉维约夫是一位将军的儿子，和他四个兄弟一样都是现役军官，具有非凡的能力和智谋。年仅17岁时，他的名字就五次出现在抗击拿破仑的战报中。穆拉维约夫还具备其他一些能力，使得他非常适合这项使命。他不但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事勘测员，还亲自执行过几项秘密任务，包括一次装扮成穆斯林朝圣者、持假护照在波斯境内侦查。因此，他不但具备一名战士对地形的敏感度，而且对曾经身临其境的危险了然于胸。

即便如此，叶尔莫洛夫还是提醒穆拉维约夫，如果他失败了，或者被希瓦人囚禁、奴役或处决，俄国政府会否认与他的一切关系。俄国不会去营救他，沙皇也不会让自己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中亚君主面前丢尽颜面。穆拉维约夫具有非同寻常的个人魅力，叶尔莫洛夫要求他不遗余力地把这种魅力施展到希瓦可汗身上。除此之外，穆拉维约夫还精通当地语言。叶尔莫洛夫将军对穆拉维约夫说：“你善于取悦他人的能力加上你对鞑靼人语言的熟悉将是一个巨大优势。不要用欧洲人的观点去看待奉承的艺术，亚洲人对它习以为常，你无论多么奉承都不为过。”

叶尔莫洛夫将军（1772－1861），高加索的征服者。后来他被解除职务时，手下将士皆潸然泪下。

最具代表性的大博弈时期的照片——士兵们用来福枪做支撑，架起望远镜在隘口暸望。

出发前夜穆拉维约夫在教堂里祈祷，但他能活着回来讲述历险故事的前景非常渺茫。几年前，在最后一次收到的希瓦可汗传递的口信里，可汗警告，任何敢靠近希瓦的俄国使节都将面临不幸的命运。如果说有人能够成功完成这项使命的话，叶尔莫洛夫确信这个人就是年轻聪明的穆拉维约夫。

离开第比利斯一个月后，穆拉维约夫在巴库登上一艘俄国军舰，在兰卡兰海岸要塞做短暂停留后即驶向荒芜的里海东岸。在那里他将停留几周，在俄国水手和枪炮的保护下与分散的土库曼定居点取得联系。起初土库曼人充满恐惧和怀疑，但凭借送给部落酋长的奢华礼物，穆拉维约夫逐渐赢得了对方的信任。最终土库曼人同意让穆拉维约夫加入一支即将前往希瓦汗国的商队，穿越凶险的卡拉库姆沙漠，条件是支付四十达克特金币(2)。一半金币在出发时支付，另一半在穆拉维约夫安全返回军舰时支付。尽管商队的人都知道他是俄国人，身怀给希瓦可汗的礼物和重要信息，但大家都建议他在旅途中乔装成希瓦可汗穆拉德·贝格（Murad Beg）所属的贾法尔·贝伊（Jafir Bey）部落的土库曼人。假扮身份是为了保护穆拉维约夫免受沙漠中土匪和奴隶贩子的威胁，更不必提他随身携带的那些礼物了。即便如此，穆拉维约夫还是带了两支上满子弹的手枪，在袍子下面藏了一把匕首。

拥有十七头骆驼的商队于9月21日进入卡拉库姆沙漠，其中四头是穆拉维约夫的，途中还不断有其他商队加入。最终这个商队的规模达到了四十个人和二十头骆驼。穆拉维约夫后来写道：“天气炎热但还能忍受。沙漠呈现出一幅死亡的场景。没有一样东西显露出生命的迹象……只有零星分布的矮小灌木在沙地中挣扎生存着。”尽管他一直担心会碰上劫掠奴隶的人，但整个行程大致平安无事，直到他们到达离希瓦还剩五天路程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停下来，先让一支拥有一千头骆驼和两百个人的大型商队通过。但就在这时，那个商队中的一个人注意到了他，这令穆拉维约夫惊恐不已。一群人立即包围了穆拉维约夫，问其他人这是谁。商队的人意识到穆拉维约夫的伪装已经被戳穿，所以镇定地回答，这是个他们抓获的俄国人，准备带到希瓦变卖为奴。另一商队的人表示恭喜，说他们也刚刚把三个俄国人在希瓦卖了好价钱。

当商队到达距离希瓦首都仅三十英里处时，穆拉维约夫派出两个人去送口信。一个去通知希瓦可汗他准备来访，另一个则去通知离驻地最近的希瓦部队长官，因为穆拉维约夫非常希望避免部队长官事先听到任何疯狂的谣言——至少不能让希瓦人以为他是先头部队，前来报复1717年那场背信弃义的屠杀。当一行人走出沙漠，来到环绕首都的绿洲时，穆拉维约夫看到了繁华的村庄，他写道：“田野间遍布丰饶的农作物，和昨天沙漠里的场景截然不同。”他还说，即便在欧洲他也未曾见过如此精耕细作的农田，“我们途经人烟稀少的牧场，这里遍布果树，鸟儿在悦耳地歌唱。”他把这一切都悄悄记录下来。

穆拉维约夫原计划第二天清晨进入希瓦，但他刚前行了几英里，就被一个骑马飞驰而来、气喘吁吁的人拦住。他带来可汗的命令，要求他原地待命，等待两位高级宫廷官吏的到来。很快，武装护卫的这两名官吏就出现在穆拉维约夫的视野中。穆拉维约夫注意到，年长的那位“长着猴子一样的脸……说话急促而且含混不清……言谈中流露出卑劣的特性”。这个人被称为阿特·沙帕尔（Att Chapar），意思是“奔驰的骏马”。他的任务就是穿行于汗国各地传达可汗的命令。他的同伴身材高大，面容尊贵，留着短须，是希瓦军队的一位高级军官。沙帕尔向穆拉维约夫保证，可汗第二天会接见他，但此时他必须去几英里外的一座小城堡中候命。

城堡的围墙由泥土包裹石头筑成，大约二十英尺高、一百五十英尺长。城堡是四方的，四个角上分别有瞭望塔。穆拉维约夫注意到，“只有一个入口，巨大的大门上有一个结实的扣锁。”分配给他居住的房间漆黑邋遢，但至少能遮挡炙热的阳光。有人给他送来食品和茶，在卫兵陪伴下他也被允许四处走动。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囚徒，而他所不知的是，有人已经向可汗汇报说，看见他偷偷摸摸做记录。对希瓦可汗来说，一个俄国使节的来访就够叫他烦心的了，更何况还是个间谍。如果这次放他走了，下次他就会带着军队回来。穆拉维约夫的到来在希瓦宫廷造成了恐慌，可汗的幕僚对如何处置这个不速之客意见不一。

可汗气愤地诅咒那些带穆拉维约夫来希瓦的土库曼人，责怪他们没有在沙漠里直接抢劫并杀死他，而是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到他手里。他的精神导师卡齐（Qazi）建议把这个俄国人带到沙漠里活埋，但可汗指出，如果消息走漏，俄国很快会发动惩罚性的远征，前来复仇。大家都认为穆拉维约夫已经知道得太多，所以必须尽快解决掉，但问题是如何解决？如果有办法除掉穆拉维约夫而又不被俄国人怪罪，可汗一秒钟都不会迟疑。平日里对于处死敌人驾轻就熟的希瓦人这次为难了。

经过令人伤透脑筋的七周后，可汗终于决定见穆拉维约夫一面，搞清楚他到底为何而来。穆拉维约夫这段时间在要塞里愈加憔悴，郁郁寡欢，对于生还已近绝望，正精心策划着一个大胆的出逃计划，准备骑马穿过沙漠，一路逃到波斯边境。就在这时，他接到通知，可汗要在王宫接见他。第二天，在士兵护卫下，穆拉维约夫进入希瓦都城。根据他后来的记述，从远处看“城市非常漂亮”，城墙外坐落着有钱人的宫殿和花园。他透过四十英尺高的城墙看到远处巨大的清真寺，漂亮的半圆形蓝色穹顶上嵌着金色的圆球，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穆拉维约夫的到来在希瓦城引起了轰动，居民都涌上街头一睹这位俄国军官的奇装异服。一大群人簇拥着他穿过狭窄的街巷，来到一座特别为他准备的装修华丽的寓所。有些人甚至试图强行跟随他进入寓所但被卫兵拦住。就在此刻，穆拉维约夫第一次意识到，在充满狐疑目光的人群中，有一些是俄国人——奴隶主手中可怜的受难者。穆拉维约夫后来写道，这些人向他尊敬地脱帽致意，“轻声乞求他帮助解放他们”。对这些异国游魂的记忆在穆拉维约夫的余生里始终缠绕着他，但他无能为力，他自己的处境也一度凶险异常，甚至也可能沦为奴隶。虽然现在的情况似乎有所改善，他的一举一动仍然遭到严密监视，一言一行都被间谍窃听。

穆拉维约夫向宫廷进献了叶尔莫洛夫将军的信函和礼物。两天后的傍晚，他得到可汗的接见。穆拉维约夫穿上全套制服前往王宫（但没有佩剑，因为他被告知那会违反宫廷礼仪），前面是手持重棒的护卫沿途开路，不断驱散围观的市民，连房顶上都站满了人，穆拉维约夫从人群中再次听到同胞悲戚的哀求。他穿过希瓦巨大的清真寺、伊斯兰学院、有顶棚的大巴扎和公共浴室，终于来到王宫门口。他进入王宫后步行穿过三进院落，其中第一进院子里伫立着六十位邻近地区派来觐见可汗的使节。最后他走下几级台阶，被带入第四进院子。在院落当中坐落着中亚风格的圆顶帐篷，里面是可汗的王座，帐篷看起来略显突兀。可汗本人盘腿坐在帐篷入口处一块精美的波斯方毯上。

正当穆拉维约夫踌躇是否应当向前一步靠近可汗时，一个身着肮脏羊皮外套的男人突然从背后抓住了他，那一刻穆拉维约夫感觉中计了。他后来写道：“一个念头当即闪过我脑海，我被出卖了，我被赤手空拳带到这里来不是被接见而是被处决。”他努力挣脱抓他的人，准备拼死一搏。但很快就有人向他解释这只是一个古老的希瓦习俗，所有来访的使节都会被“押解”到可汗面前以示顺从。现在穆拉维约夫穿过庭院向帐篷走去，在入口处停下，以本土方式向可汗敬礼。然后他保持站立姿势，等待可汗训话。他写道：“可汗相貌出众。他一定有六英尺高……留着红色的短胡须，声音悦耳，说话掷地有声，言谈流畅高贵。”可汗身着红色长袍，头戴穆斯林长头巾。穆拉维约夫后来高兴地看到，制作长袍的一部分布料是从他这次带来的礼物中选取的。

可汗轻捻胡须，仔细端详着眼前这个俄国人。几分钟后他终于开始说话了。他问道：“使节，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这正是穆拉维约夫离开第比利斯后一直等待的时刻。他回答：“黑海到里海之间的俄国属地有第比利斯、占贾、卡拉巴赫、舒沙、纳卡、舍基、希尔凡、巴库、库宾、达吉斯坦、阿斯特拉罕、兰卡兰、萨利扬，以及其他以武力从波斯人手里夺取的要塞和省份，掌管这些地方的总督派我来向您表示敬意，并呈递一封信函。”

可汗说：“信函我已仔细读过了。”

穆拉维约夫说：“我还受命向您口头陈述一些事项，由您决定是否现在就陈述。”

可汗说：“讲吧。”

穆拉维约夫对可汗说，俄国沙皇希望看到两国之间商贸兴隆、互惠互利。目前两国间无贸易往来，主要原因是所有商队都必须在强盗出没、水源缺乏的沙漠里穿行三十天。但实际上另有路线可循，这条捷径就坐落在希瓦汗国和一个待建港口之间，俄国人计划在里海东岸的克拉斯诺沃茨克建造这座港口。穆拉维约夫告诉可汗，他的商人将在那里找到满载俄国奢侈品和其他货物的船只。此外，希瓦和克拉斯诺沃茨克之间只有十七天的路程，仅是目前行程的一半。可汗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虽然路程短了很多，但途经的土库曼部落都在波斯统治下，“我的商队会有被抢劫的风险。”这个方案基本上被全盘否定了。

这正是俄国人所希望的开局。穆拉维约夫随即对可汗宣称：“陛下，如果您愿与我们结盟，那么您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不委派一名希瓦代表作为沙皇的客人去造访第比利斯呢？这样希瓦代表就能和一直渴望与可汗建立友谊的叶尔莫洛夫将军做进一步商谈了。这个提议正中可汗下怀，他告诉穆拉维约夫，他会派亲信跟随穆拉维约夫回去，而且说：“我本人也渴望两国能建立坚实、真诚的友谊。”说完后他表示觐见该结束了。穆拉维约夫鞠躬后退出宫廷。此时的他如释重负，使命进展顺利，他本人似乎也不再有生命危险了。

他现在急盼着在冬天来临前离开希瓦。如果不能及时赶到正受命等待他的军舰上，整个里海将进入冰封期，要到来年春天方可航行。就在希瓦可汗的代表准备前往第比利斯的行装期间，当地的俄国奴隶设法给穆拉维约夫捎来一封简短但令人心碎的书信，讲述他们的苦难。信里写道：“我们冒死告知您，在这个国家有超过三千名俄国奴隶，他们因饥寒交迫和过度劳作，经受着闻所未闻的痛苦，忍受着各种形式的侮辱。请怜悯我们的苦难并向沙皇陛下呈情。我们这些可怜的囚徒感谢您并向上帝祈祷祝您安康。”

穆拉维约夫其实已经在秘密打探这些奴隶的情况了，此刻他被这封信深深打动。他后来写道：“这让我清醒地意识到我能逃脱危险是多么幸运，我对上苍充满感激之情。”但此时此刻，除了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些奴隶的处境以便向圣彼得堡汇报外，他又能为这些可怜的同胞做点什么呢？他接着写道：“我下定决心，一回到俄国就尽我所能拯救他们。”

他设法和当地一位年长的俄国人进行了交谈，三十年前这个俄国人刚刚结婚就被吉尔吉斯人劫持，卖到希瓦为奴。他多年来在恶劣环境里勤苦劳作，努力赚钱赎身，但他的奴隶主骗走了他所有积蓄，把他转卖给其他人。他告诉穆拉维约夫：“我们把您看作拯救者，为了您向上帝祈祷。我们会再坚持两年等待您的归来。如果您没有回来，我们几个会设法逃脱，一起穿越吉尔吉斯草原。如果上帝要我们死在途中，我们听天由命。但我们再也不会活着落入暴徒的手中了。”穆拉维约夫后来了解到，在希瓦的奴隶市场上，青年俄国男性的售价最高，波斯男性的价格低很多，库尔德人最为便宜。他报告：“但另一方面，波斯女性的售价远远高于俄国女性。”希瓦人抓住企图逃跑的奴隶后不会处决他们，因为这些奴隶太值钱了，但会把他们的耳朵钉到门上。

可汗的代表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到达希瓦两个月后穆拉维约夫又要重返沙漠了。送别当天，在大批围观人群中，他看到一小撮面容悲怆的俄国奴隶向他招手。其中一个显然主人家境不错，他骑马小跑了好一阵，乞求穆拉维约夫不要忘记“我们这些可怜人”。经过一段横穿沙漠的苦寒旅程后，他们终于在1819年12月13日到达里海。当穆拉维约夫看到来时搭乘的那艘轻型巡洋舰仍然停靠在岸边时，他长舒了一口气。他把帽子挂在一根长杆上以引起注意，然后一艘小船前来接他。他安全返回了，所有人都欣喜若狂，但他同时得知，全体船员在离开巴库后的五个月里受尽折磨。最初一百二十人当中只有二十个人还能健康地行使职责，五人已经死去，而其他剩下的人则虚弱到甚至无法在甲板上走动。

他们在圣诞前夜驶入巴库。在那里，穆拉维约夫得知叶尔莫洛夫将军在更靠近内陆的杰尔宾特，他立刻动身前往那里。叶尔莫洛夫将军下令希瓦使节前往第比利斯等待他的召见。这时穆拉维约夫开始撰写关于此次使命的详细报告，并对如何把沙皇的子民从奴役中解救出来提供建议。他的报告内容非常全面，从希瓦汗国军队的优势、防卫的弱点、武器弹药的数量和进军的最佳路线，到汗国经济、政府管理系统、犯罪、惩罚、酷刑及死刑执行方式（钉死在木桩上的方式尤其受欢迎）。穆拉维约夫还描述了可汗“令人震惊的残暴”，以及他喜欢设计新酷刑和惩罚手段的怪异嗜好。可汗本人戒烟、戒酒后烟酒就成了违禁品，任何抽烟饮酒的人的嘴会被撕裂到耳朵边。经过这一惩罚的人脸上永远带着“微笑”，这种骇人的表情是对其他人的警示。

穆拉维约夫积极主张尽早占领希瓦，不但能解救奴隶，还能结束那里的暴政，把居民从暴君统治下解放出来。此外，占领希瓦还可以打破英国人对印度贸易的垄断，因为届时“整个中亚贸易包括印度贸易”都能改道经由希瓦到达里海，再从那儿沿伏尔加河到达俄国和欧洲市场。这是一条比起绕行好望角更短、更经济的路线，将严重削弱且最终摧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为俄国商品在印度和中亚提供急需的新市场。

穆拉维约夫认为征服希瓦不是难事，也不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他相信，一位意志坚定的指挥官外加“三千名英勇的士兵”就足以完成这一任务，而且会有许多有价值的盟友在那里准备帮助他们。首先是好战的土库曼部落牧民，他们都生活在前往希瓦必经的沙漠里。根据个人经验，穆拉维约夫断定这些人同希瓦臣民一样对可汗充满恐惧，他们渴望和一切力量结盟以推翻可汗的统治。希瓦城内还有一支力量可观的“第五纵队”(3)，也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俄军。他们中包括三千名俄国奴隶，其中许多人都曾为士兵；另外还有约三万名被希瓦人奴役的波斯人和库尔德人。这些人一无所有，随时愿意放手一搏。

尽管年轻的穆拉维约夫冒着巨大风险为他的长官收集了情报，他提出的兼并希瓦和解放俄国奴隶的伟大计划却没有得到重视。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现已逝去，因为曾经重权在握的叶尔莫洛夫将军正逐渐从顶峰下滑，直到被解除高加索军事总督的职务。此外，沙皇亚历山大在国内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他本人的地位正日益受到不满情绪的威胁。但穆拉维约夫最终还是兑现了他离开希瓦时对俄国奴隶许下的诺言。当沙皇在圣彼得堡召见他以表彰他的勇敢时，他亲口向沙皇汇报了俄国子民在希瓦遭受的苦难。虽然穆拉维约夫未能加速解放俄国奴隶的进程，但他提供的情报为俄国后来进军中亚穆斯林汗国提供了绝佳借口。他这次希瓦之行注定标志着独立的中亚汗国开始走向灭亡。

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军官威廉·莫克罗夫特（William Moorcroft）清楚地预见到了这一点，此前他花了好几年时间在印度北部和突厥斯坦的边缘地带旅行。他从位于印度北部高地遥远偏僻的营地里向加尔各答的上级呼吁，必须在中亚先发制人，以遏制俄国人的行动。他反复警告加尔各答，俄国不但会攫取突厥斯坦、阿富汗以及那里尚未开发的市场，他们还将把目标指向印度。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博弈最早的俄国参与者穆拉维约夫得到了国家嘉奖，以高加索地区行政长官的要职为其职业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而英国人莫克罗夫特却被他的上级抛弃，最后埋葬在阿姆河边一个荒凉孤独的无名墓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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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第四大沙漠，位于土库曼斯坦境内。

(2) 自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在欧洲通用的一种金币。

(3) 指内应

第七章　两条狗的奇怪故事

chapter VII　A STRANGE TALE OF TWO DOGS

在暴风雪肆虐的青藏高原、喜马拉雅通道以北，坐落着神山冈仁波齐。这座神山上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积雪，充满神秘的宗教色彩。藏传佛教和印度教共同把它敬奉为世界的中心。笃信佛教和印度教的人们自古以来就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座偏远的神山朝拜，据说转山一次就可以洗净一生的罪恶。信徒们认为，神山坐落的这片荒凉地区与宗教紧密相关，就连佛陀本人都曾在此留下脚印。在这里，信徒可以朝拜尊者陵墓，在圣湖中沐浴，在神圣的洞窟中冥想和祷告，疲惫了则可以在寺庙里休息。

朝圣者或来自遥远的蒙古高原和尼泊尔，或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或来自中国和日本，当然还有西藏本地信徒。古往今来，有多少信徒因为冻伤、饥饿、雪崩或土匪的袭击而长眠于冰雪覆盖的朝圣之路上。然而，即便是死亡的威胁也不能阻止他们历尽千难万险、翻山越岭来到冈仁波齐。直到今天，还不断有信徒摇着转经筒、佩戴着护身符来这里朝拜。有的苦行僧甚至还在本已艰苦的转山过程中背负沉重的石块。但在当代，这里已经成为西方人眼中极具异国风情的旅游景点，衣着简陋的朝圣者不得不与乘车而来的西方游客分享他们的神山。

直到不久前，冈仁波齐还是这个地球上最难到达的地区之一。只有极少数欧洲人来过这里，其中最早的是于1715年途经此地前往拉萨的两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对神山的描述是“震撼、贫瘠、陡峭和异常寒冷”。一个世纪之后，另一位欧洲人见证了神山，这次是一位英国退休军医。他在印度北部及更远的地区旅行，除了为东印度公司的骑兵搜寻马匹外，顺便也带些个人探险的性质。他叫威廉·莫克罗夫特，受东印度公司邀请于1808年来到印度，负责管理种马。很快他就开始坚信，在北方的中亚或西藏可以找到一种速度极快、耐力惊人的马，能够用来重振东印度公司种马的活力。他总共进行了三次寻马征程——在其中的第二次到过西藏的冈仁波齐——那次旅行的经历促使他执着地将余生奉献给一项事业。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位西藏官员的家中。令莫克罗夫特惊讶的是，出来迎接他的是两只奇怪的狗，他一眼就看出这两只狗具有欧洲血统。一只是梗类犬，一只是哈巴狗，都不是中亚地区的犬种。那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莫克罗夫特很快就猜到了答案。两只狗很显然认出了他是个欧洲人，跑上来围着他不停地舔，兴奋地叫。在莫克罗夫特的指令下，两只狗做出了还算过关的模仿军事演习的动作。对莫克罗夫特来说，这只说明了一点，这两只狗曾经是军犬。村民告诉他，狗是从俄国商人那里买来的，但莫克罗夫特却不认为那些人是商人。不管怎样，这都说明俄国人已经来过这里。从那时起到1825年间，莫克罗夫特以极大的热情不停地给他在加尔各答的上司灌输一个观点：俄国人对中亚怀有野心。

莫克罗夫特坚信，圣彼得堡已经准备好要掠夺空白的中亚市场了。他写道，东印度公司必须做出决定，突厥斯坦和印度本地人将来到底“应当穿上俄国造的还是英国造的毛呢外套”，以及他们应该从圣彼得堡还是从伯明翰采购铁器和钢具。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俄国人正盘算要占领这一地区。首先遭殃的将是那些中亚汗国，接下来就要轮到印度。在一封写给上级的信中，他讲解了要想阻止整支俄国军队向南进军的步伐，如何只需少量的英国军官指挥当地非正规军从高处往下滚巨石的方法。

但当时还是大博弈早期。无论是在英国或印度，反俄派都是极少数，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几乎没有给他们提供过任何支持。事实上，反俄派的创始人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尽管和莫克罗夫特主张相同，但他们很可能从未听说过对方，更别提书信交流了。当时俄国仍然是英国的盟友，俄国对印度怀有邪恶企图的说法，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无法认同。对他们来说，重中之重是要巩固和保卫现有领土，这一任务本身就已经耗资不菲，而不是莫克罗夫特一直鼓吹的占领喜马拉雅及其以北地区。上司们把他的警告搁置一边，认为这是基于过度的热情而非理智的判断。莫克罗夫特的信件和报告被封存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无人理会，直至他死后才重见光明。

莫克罗夫特一直以来都梦想着在寻马途中拜访中亚最富裕的汗国首都、伟大的商旅城市布哈拉。他确信，在那里的街市上可以找到他一直久寻不觅的良驹。那是一种带有传奇色彩的土库曼种马(1)，他在印度北部的集市上曾无数次听人谈到它的速度、耐力和灵活性。到了1819年春天，他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一个长达两千英里的种马搜寻项目获得批准，这将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踏上征途。然而，和俄国人穆拉维约夫执行希瓦汗国的任务一样，莫克罗夫特此次也不被赋予任何官方身份。一旦他陷入某种困境或因进入了过于远离印度的地区而引起圣彼得堡的抗议，英国政府会否认和他的任何关联。

买马只是莫克罗夫特的目的之一。他还计划抢在俄国人之前为英国商品占领北方市场，他估计俄国人也有同样的想法。1820年3月16日，他率领一支行动缓慢的庞大商队穿过东印度公司所辖区域。商队满载着最精美的英国商品，从瓷器到手枪，餐具到棉织品，选择这些商品的目的就是要衬托出俄国货的粗陋。除了马夫和仆人外，和莫克罗夫特一同长途穿越阿姆河的还有位叫乔治·特里贝克（George Trebeck）的年轻英国人，以及一位英印混血儿乔治·格斯里（George Guthrie）。事后证明，这两位同伴不仅能力超群、值得信赖，而且在遇到困难时忠贞不渝。他们此刻尚无法预见的是，这次前往未知远方的旅途历经漫长而频繁的拖延，前后耗时长达六年之久，并最终以悲剧收场。

根据此前在北方的旅行经验，莫克罗夫特知道，前往布哈拉最直接的路线是取道阿富汗，但不巧那里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内战。尽管他们有一小队廓尔喀(2)护卫，但由于他们的驼队载有大量准备到土库曼斯坦交易的货物，一旦当地人得知，他们就会陷入极大危险。于是莫克罗夫特放弃了阿富汗，转而选择走东线，经中国境内的喀什噶尔(3)到达布哈拉。最容易的路线就是经拉达克(4)首府列城，穿越喀喇昆仑山到达喀什噶尔。走这条路线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为英国商品在中国突厥斯坦打开市场。经过了在旁遮普无数次的耽搁，终于在出发后一年多的1820年9月，莫克罗夫特和他的队伍作为第一批英国人抵达了列城。他们立即着手与位于喀喇昆仑山另一端叶尔羌(5)的中国地方政府取得联系，请求获准进入中国境内。但莫克罗夫特很快就发现，获取批准绝非易事。

首先，叶尔羌远在三百英里以外的北方，要经过一些世界上最艰难的道路，尤其是在冬季。其次，即便从最乐观的角度看，要收到中国当地政府的答复恐怕也要几个月的时间，那些官员不会着急处理这项申请的。此外莫克罗夫特当时尚未意识到还有一些其他因素阻挠他进入中国突厥斯坦。势力强大的当地商人世代控制着列城和叶尔羌之间的商贸，他们根本不愿把这个控制权拱手让给英国人。尽管莫克罗夫特一再保证会让他们中最能干的人出任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他们却总是给莫克罗夫特捣乱。直到后来莫克罗夫特才得知，原来这些当地商人还警告过中国政府，说英国人一旦拿到批准就会率领军队侵入。

抵达列城后不久，莫克罗夫特就看到了他最担心的情况：一位俄国对手。表面上看，这位对手是个本地商人，经营列城和中国突厥斯坦商旅城市间的贸易，但莫克罗夫特很快就发现他实际上是个备受器重的沙皇间谍，具有波斯和犹太血统，受圣彼得堡之命在此执行一些敏感的政治和商业任务。他的名字是阿迦·迈赫迪（Aga Mehdi）。他非凡的事业开始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买卖，很快他开始贩卖克什米尔的披肩，这种披肩因其保暖性和美丽的外观在整个亚洲备受欢迎。接着，他卓越的进取心伴随着他穿越中亚大陆，把披肩一直卖到圣彼得堡，引起了沙皇本人的注意。沙皇表示愿意接见这位雄心勃勃的商人。

沙皇亚历山大对他的印象非常好，把他派回中亚并指示他建立起与拉达克和克什米尔之间的贸易联系。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务，那些地方的集市上现在已经能够看到一些俄国商品了。他返回圣彼得堡后，欣喜的沙皇向他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和一条金链，并赐他一个俄国名字——梅赫季·拉斐洛夫（Mehkti Rafailov）。接下来他又被安排执行了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任务，这个任务兼具政治和商业目的。这次他被要求大幅向南挺进，前往位于旁遮普地区的独立王国锡克，这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远。在那里，他的任务是和锡克王国年迈但头脑清晰的大君兰吉特·辛（Ranjit Singh）建立起良好关系。据说兰吉特·辛与英国关系非同一般。迈赫迪随身携带了一封由外交大臣内塞尔罗德伯爵签署的沙皇俄国的介绍信。这次行动的目的虽然看起来很单纯，但它表明俄国希望和兰吉特·辛的商人们交易，并且欢迎他们来俄国从事商贸。

莫克罗夫特很快就发觉了这一切，他居然还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了那封介绍信的副本，这些似乎印证了他对俄国人动机最坏的担心。他还了解到，这位精进的对手不久就会由此地去往锡克王国首都拉合尔。莫克罗夫特在日记里写道：“我迫切地想要和他会面，这样我就可以更明确地了解他和他背后俄国政府的勃勃野心了。”莫克罗夫特还得知拉斐洛夫（这里姑且用他的新名字）不仅携带了大量现金，还有红宝石和祖母绿，其中不乏体积惊人、价值连城的宝物。这些宝石对于当地商人来说价格太过高昂，所以莫克罗夫特几乎可以断定，它们是沙皇送给兰吉特·辛和其他人的礼物。

从那些自北方归来的人们那里，莫克罗夫特还听说拉斐洛夫在中华帝国这个非常伊斯兰化的一隅(6)做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情。有报告称，拉斐洛夫在喀什噶尔秘密向地方势力领袖做出承诺，沙皇会支持他们摆脱满族人的统治。据悉，拉斐洛夫曾告诉地方势力，如果他们把合法的王位继承人送到圣彼得堡，那么拉斐洛夫就会率领一支由俄国训练的部队前来帮助他收复祖先的失地。莫克罗夫特记录道，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至少那里的百姓似乎非常乐于相信沙皇是他们的朋友。很显然拉斐洛夫是个强大的对手。莫克罗夫特认为拉斐洛夫正在奉命执行任务，“把俄国影响力扩张到英属印度”，并搜集中间地带的政治和地理情报。拉斐洛夫了解当地居民和语言，充满机智和奋进心，这使他成为完成这项任务的不二人选。

莫克罗夫特把上述情况都汇报给远在一千一百英里外的加尔各答，情报中还包括，拉斐洛夫在哥萨克骑兵的护卫下已经成功穿越了危险的哈萨克草原。在亲眼目睹圣彼得堡积极竞争印度以北地区的市场后，莫克罗夫特现在更加确信这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权力扩张计划”。只要是满载俄国货品的商队所到之处，哥萨克骑兵必将紧随其后；拉斐洛夫只是探路摸底的侦察员，在为实施下一步计划做准备。莫克罗夫特和同伴坚信，印度北部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对手距离这里只有十四天路程了，莫克罗夫特他们甚至有些兴奋地期待着这个狡诈对手的到来。

但这次对决最终未能发生。沙皇的间谍拉斐洛夫死亡的原因并不清楚，人们只知道他消失在喀喇昆仑山口，他的尸骨和成千上万人类和动物的遗骸一起撒落在被一位后来的旅行家形容为“受难之路”（‘Via Dolorosa’）(7)的地方。莫克罗夫特对此描述甚少，他只说对手是死于“突发重症”。大家只能猜测他死于心脏病或者高山病，因为这段路程中有一部分是在海拔一万九千英尺之上。可能连做过兽医的莫克罗夫特本人也无法判断拉斐洛夫的死因，又或许答案深埋在莫克罗夫特长达一万页的报告和通讯手稿中。但任何认为莫克罗夫特可能与此有关的猜测都不可信，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坦诚的绅士，为人甚至有些过于宽宏大量。盖瑞·阿尔德（Garry Alder）博士后来为莫克罗夫特编写了传记，他可能是唯一研究过莫克罗夫特所有文字记录的人。根据阿尔德博士的记载，莫克罗夫特在拉斐洛夫死后为他年幼的孤儿提供了生活和教育资助，但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有这些了。在俄国将这些秘密档案公布于众之前，关于拉斐洛夫的死因不会有确切说法。莫克罗夫特非常真诚地相信，拉斐洛夫是一位在俄罗斯帝国极受器重的间谍。同样，莫克罗夫特本人也被当今苏联学者称为英国的超级间谍，作为先遣被派到中亚，为英国最终吞并这一地区铺平道路。莫克罗夫特在一封写给伦敦朋友的信中说，假如拉斐洛夫能够多活些年，那么“他很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出一些让欧洲内阁阁老们大为震惊的事件来”。

拉斐洛夫意外退出了大博弈舞台，但这并没有减轻莫克罗夫特对俄国在印度北部存有企图的担忧，他的这种担心已经发展到几近偏执的地步。在既未事先获得加尔各答上级的同意，也未被授权行动的情况下，他就代表“英国商人”开始和拉达克商谈贸易协定。当时的英国经济正遭受着拿破仑战争带来的破坏，莫克罗夫特坚信，和达拉克的贸易协定是最终为英国厂商打开中亚市场的关键一步。然而他的上司却不像他一样热情高涨。当得知这个贸易协定是未经授权而签署的，他们立即就宣布该协定无效。他们非但不认为俄国对中亚怀有企图，而且还不接受俄国觊觎印度这一论调。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非常谨慎以免得罪旁遮普的统治者兰吉特·辛，因为他被认为是宝贵的朋友和邻居。加尔各答方面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把兰吉特·辛和他训练有素的锡克士兵变成英国的敌人。众所周知，兰吉特·辛在吞并克什米尔后一直对拉达克垂涎三尺，早已把这个地区视为他本人的势力范围。

但此时想对兰吉特·辛隐瞒贸易协定的事已经为时过晚，因为莫克罗夫特早已致信兰吉特·辛，警告说拉达克是个独立地区，他不应干涉此地事务，而且该地区的统治者愿意尊英国为保护国。为了弥补莫克罗夫特这一错误，印度政府立即给兰吉特·辛递送了一封低声下气的道歉信，全面撤销了和达拉克签署的协定。然而兰吉特·辛对莫克罗夫特早已火冒三丈（莫克罗夫特的上司们也同样怒不可遏，准备要严厉惩罚他）。此后不久，莫克罗夫特和同伴经历了一系列神秘的、命悬一线的时刻。

第一次是在深夜，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从窗外向他们射击，几乎击中了正在写信的乔治·特里贝克。刺客可能把他当成莫克罗夫特了，而当时莫克罗夫特正坐在折叠桌前写了数小时的报告和日志。接下来的两次都是刺客夜间潜入，其中一个被莫克罗夫特击毙。颇受打击的刺客们开始尝试新的手段。不久后，莫克罗夫特和伙伴开始感觉到没来由的疼痛，他们估计是某种发热症状。虽然他们得罪了兰吉特·辛（还有那些垄断地位受到威胁的本地商人），但他们在拉达克的朋友中有一些人很显然知道些内幕。一天晚上，当莫克罗夫特正在苦苦思索疾病的原因时，两个蒙面的陌生人前来拜访。通过肢体语言，他们明确地告诉莫克罗夫特，他和同伴被下毒了。当莫克罗夫特他们停止饮用一种可疑的茶之后，疼痛感立即消失。奇怪的是暗杀行动也随之停止了。

然而，即便莫克罗夫特成功逃脱了敌人的报复，他也无法躲避上司的不悦和惩罚。截至当时，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对这位种马负责人还有他那没完没了、花费高昂的寻马项目还算宽容。经过两次无果的寻马旅行后，他们甚至还批准了第三次，也就是莫克罗夫特这次去往布哈拉的旅程。不难相信，董事们非常需要新的种马，而且莫克罗夫特此前两次旅程都带回了宝贵的地理和政治情报。董事们假装没有听到莫克罗夫特日渐高涨的排俄论调，也并未因此而烦心。然而，如果莫克罗夫特的行为扰乱到东印度公司与周边统治者极为敏感的关系，那就另当别论了。

他们果断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将莫克罗夫特停职停薪，同时给他发了一封书面通知。没多久，一封召回信也紧跟着发出，要求他立即返回。看起来莫克罗夫特只收到了第一封信而未收到召回信，但他已经觉得足够屈辱了。他抗辩道：“我为我的国家在一个重要地区奠定了影响力。这个地区位于英国的前沿，为英国向突厥斯坦和中国拓展贸易往来提供了一个中间地带，同时也是抵御北方敌人的强大堡垒。”被自己人否定所带来的屈辱感一定让他难以接受。还有一点也显而易见，那就是莫克罗夫特没能引起东印度公司董事们对这片中亚处女地的兴趣，而主张俄国在亚洲将对英国利益产生威胁的他也未能说服加尔各答或伦敦接受这一观点。

只有像莫克罗夫特这样意志坚定的人才会在如此失意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懈，毕竟他可以选择回到伦敦继续做他的兽医，但他没有忘记千里迢迢寻马的任务。不管怎样，如果途经中国突厥斯坦到达布哈拉的路行不通，他就只能选择更加危险的路线——穿越阿富汗了。莫克罗夫特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拉达克花了数月时间与中国政府交涉希望获准穿越喀喇昆仑山，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无用功，因为一直被莫克罗夫特所赏识的、足智多谋的拉斐洛夫早在踏上穿越喀喇昆仑山的不归路之前，就已经成功地给中国地方高级官吏施蛊了。

莫克罗夫特和伙伴现在想要奋力弥补被耽误的时间，所以他们在收到召回信之前就离开列城上路了。1824年春末，经过克什米尔和旁遮普后（他们小心地从北边绕过兰吉特·辛的首都拉合尔），他们横渡印度河进入开伯尔山口。翻过山口就是阿富汗，阿富汗北端的尽头就是布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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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中国史书中记载的汗血宝马，原产于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境内。

(2) 即尼泊尔人。

(3) 即新疆喀什。

(4) 在克什米尔东南部印度实际控制区，是传统的藏族居住区。

(5) 今新疆莎车县。

(6) 指新疆。

(7) 这是耶路撒冷的一条路。根据《圣经》，耶稣曾背着十字架在罗马士兵的鞭打下从这里经过，因此称为“受难之路”。

第八章　阿姆河边的死亡

chapter VIII　DEATH ON THE OXUS

如果没有武装护卫，带领一支满载贵重商品（甚至谣传有黄金）的商队穿过阿富汗心脏地带，无疑是个极其危险的尝试。当时阿富汗政局混乱，处在内战边缘，要进行这种尝试需要的不仅是无比的勇气，甚至还需要一份愚勇的精神。这就是大胆的莫克罗夫特和同伴要去做的事情。他们能够活着走出阿富汗，连同货物一起安然到达阿姆河的几率非常渺茫。此外，一些关于他们的离奇谣言已先于他们到达阿富汗，这使得莫克罗夫特此行的前景更加黯淡无光。

根据阿富汗人听到的一种谣言，莫克罗夫特一行实际上是英国侵略军的秘密先遣部队，意在正式实施武力吞并前勘察战场。或许阿富汗人真能看穿莫克罗夫特的想法，因为他不久后确实写信给加尔各答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在信中，莫克罗夫特警告说，如果英国人不能首先掌握阿富汗，几乎可以肯定俄国人会这样做。阿富汗两支内部派系正在争夺王位，此刻正是英国人夺取它的天赐良机。他认为，只需一个团的英军兵力就能把一个亲英的傀儡扶上阿富汗王位。像往常一样，当局对他的建议充耳不闻。但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些更具影响力的声音也在鼓吹同一观点，而且声称该观点是他们的原创。阿富汗注定要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莫克罗夫特只不过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罢了。

另一个让莫克罗夫特一行尴尬的谣言说，他们已备好钱财，准备贿赂沿途的部落以便安全通过。整个行程中他们始终处于对袭击和背叛的恐惧中。但凭借莫克罗夫特的兽医技能，他们也赢得了许多朋友，因为这项技能对主要依靠畜牧业的地区至关重要。阿富汗灼热的夏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甚至对狗也是如此，其中有两只就中暑而死。莫克罗夫特说，热浪“好像是从铁匠铺的熔炉里吹出来似的”。他像往常一样在行进途中做了大量笔记，记录了包括居民、地形、野生动物、家畜、农业和古代遗址文物在内的各方面内容。作为第一批来到佛教圣地巴米扬的欧洲人，他们满怀敬畏地凝视着在悬崖峭壁上雕刻出的两座巨大塑像。他们估计高的那座有一百五十码，但还是比实际高度低估了三十码。他们还用木炭在一座洞穴里写下自己的名字，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莫克罗夫特的名字还在那里。

在进入开伯尔山口将近八个月后，历经无数艰险的他们终于抵达阿姆河边，成为最早涉足这里的欧洲人。考虑到他们途中经历的危险和困难，这的确是一项充满勇气和信念的伟业。即便是今天也很少有欧洲人见过阿姆河，见过的也大多是在往来于塔什干和喀布尔之间的航班上向下眺望看到的。莫克罗夫特没有忽略阿姆河的战略意义，他的脑海中可能已经浮现出哥萨克骑兵纵马跨越阿姆河的场景。他写道：“水流时速不足两英里，不如我原先预计的湍急。河岸很低，土质像恒河的一样酥松，泥沙使河水变成褐色。”

在主要渡河口岸赫瓦贾·萨拉赫（Khwaja Salah），河面甚至还不如伦敦查令十字街处的泰晤士河宽，尽管在其他地段要宽得多。当地人告诉莫克罗夫特，当阿姆河源头帕米尔高原的积雪在春天融化时，一些河段的宽度可达一英里，甚至更宽。赫瓦贾·萨拉赫渡口有三艘平底木船提供轮渡服务，每艘船都能一次运输二十匹骆驼或马。

严冬的大雪把沙漠变成一片及膝盖深的沼泽，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不便，商队寸步难行。渡过阿姆河五天后，莫克罗夫特一行来到布哈拉汗国的第二大城市迦什（Kashi），该城统治者是布哈拉埃米尔的二儿子、16岁的托拉·巴哈德尔（Tora Bahadar）王子。为了以示尊重去拜访王子的宫殿，莫克罗夫特他们必须要奋力渡过满是泥沙的河流。河床上潜藏着巨大的泥坑，足以在瞬间吞噬一个大活人。莫克罗夫特后来写道，他们和年轻王子的会面短暂而友好，“为拜访布哈拉带来好兆头。”但他不知道的是，在王子优雅的风度和“始终的微笑”背后，隐藏着一颗冷酷无情的野心和邪恶的本性。这个王子将来不但会杀死自己的亲哥哥，在父亲去世后攫取布哈拉汗位，而且还会把两个英国军官扔进老鼠横行的地牢，最终在布哈拉王宫前的广场砍下了他们的头。

1825年2月25日，莫克罗夫特和同伴看到远处成片的宣礼塔和穹形屋顶，他们知道这一定是穆斯林中亚最神圣的城市布哈拉了。据说它是如此神圣，世界其他地方的阳光都是自上而下普照大地，而在布哈拉则是自下而上发射出光明照亮天堂。对莫克罗夫特和他筋疲力竭的同行者来说，眼前的景象令人欢欣鼓舞，离开加尔各答后经历的一切艰辛都是值得的。他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布哈拉城门前，五年来的跋涉、饥饿和艰险都是为了这一天。”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欢欣后来被证明是短暂的。翌日清晨他们一进入城市，就听到一群孩子对着他们兴奋地大喊“俄国人！俄国人！”莫克罗夫特立刻意识到，这些孩子以前见过欧洲人。他被北方的对手打败了。

后来他听说俄国人四年前就来过这里，但因为信息在广袤的亚洲腹地传输得如此之慢，以至于无论是身在北印度的莫克罗夫特还是他在加尔各答的上司，都不知道这件事。俄国人对此很满意，他们坚定地认为穆斯林中亚应当隶属俄国势力范围。俄国官方的外交商业使团于1820年10月离开奥伦堡前往布哈拉，携带着沙皇写给埃米尔的一封措辞谦恭的信函。此前通过一个当地掮客的撮合，埃米尔已经同意接待这支使团。为进一步给此行铺平道路，俄国人带来了奢华的礼物，包括枪支、皮草、手表和欧洲瓷器，俄国人希望这些礼物能调动布哈拉富裕阶层的胃口以增加对类似商品的需求。俄国现在拥有五千座工厂和二十万工人，他们急切地希望开拓新兴市场。

俄国国内市场太小，购买力弱，根本无法消化高速增长的出产量；而他们的英国竞争对手因为采用了更先进的设备，在欧洲和美洲市场上胜出。但在俄国家门口的中亚，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就目前来说，几乎没有竞争。俄国人必须不计代价地把英国人挡在这个市场之外，古老丝绸之路上的大巴扎只能由俄国商品来填满。在大博弈时代的初期，这场争斗对圣彼得堡来说，既意味着政治军事渗透也意味着商业渗透，当然双头鹰旗帜(1)总是紧随俄国商队如期而至。对英国而言，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但当时英国方面只有莫克罗夫特预见到了这一点。此时此刻在遥远的布哈拉，莫克罗夫特亲眼看到大巴扎里充斥着俄国商品。

莫克罗夫特一定已经猜到，1820年来访的那个俄国使团势必还有商业调查以外的目的。后来人们得知，这支使团的任务还包括尽可能多地获取关于布哈拉城防的细节和其他军事政治情报。使团的一名成员是出生于德国的艾弗斯曼（Eversmann）医生，当时他以为整个使团和护卫侍从都会被拒之城外，所以采取了一项近乎自杀式的行动——乔装进入城市，与埃米尔的子民打成一片来收集情报。尽管埃米尔已经同意接待俄国使团，但使团成员没有掉以轻心，因为他们没有忘记一百年前那次导致希瓦远征军惨遭屠杀的背叛。因此，除了骑兵和步兵护卫外，他们还带了两门威力巨大的火炮入城。一旦需要，这两门火炮会顷刻间摧毁布哈拉那些土制的城墙、王宫和清真寺。

经过这次长达一千英里、横穿欧亚大草原和沙漠的长征后，俄国使团人困马乏，他们在距离布哈拉国土还很远的时候就损失了大部分马匹。他们首先穿越的是哈萨克领地。尽管哈萨克人没有给他们制造太大麻烦，但他们曾看见一百多具尸体横陈在荒漠中，那是被土匪袭击的一个布哈拉商队的遗骸。这给俄国使团再次敲响了警钟，如果俄国不能先发制人地征服凶残的哈萨克人，那么眼前这一恐怖的景象将来就会降临到俄国商队身上。出发两个多月后，使团到达布哈拉的第一个前哨据点。第二天埃米尔就周到地派出一个商队，带着新鲜水果、面包和马匹饲料来看望他们。当然，如果是北方来的侵略军就不能企盼这些待遇了。四天后，他们在都城城墙外扎下营地，等待埃米尔的召见。

这时艾弗斯曼医生的机会来了。他装扮成一个商人，假装因为俄国人的到来兴奋不已，悄悄溜进城里，在一个大客栈住下。当俄国使团的其他成员和护卫都被安置在城外的村庄时，这个神秘而不为人知的医生开始收集情报，从军事实力到布哈拉人的性癖好。对于后者，他写道：“出于羞耻感的约束，我无法讲述那些不可思议的事实。”很显然，在布哈拉发生的事情“甚至在君士坦丁堡”都会是禁忌。艾弗斯曼告诉我们，这里的人没有“高雅情怀”的概念，他们只想着如何获得性满足，但如果过于放纵而被发现触犯了所谓的“弥天大罪”的话，残酷的刑罚就会随之降临。埃米尔本人也好于此事。根据艾弗斯曼医生的记载，除了内眷，埃米尔还享用着“四五十个堕落的人”，他们进行着各种“所多玛和蛾摩拉城(2)里那些污秽不堪、令人憎恶的勾当”。

我们对艾弗斯曼的乔装打扮知之甚少，但他一定伪装得很棒，因为在潜伏布哈拉的三个月里，埃米尔遍布眼线，所有秘密警察竟然对他毫无察觉。但艾弗斯曼对这场游戏的危险性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写道，随便问别人一个问题，或仅仅是四下闲逛，都足以引起察觉，招来不必要的关注。他白天收集到的情报都得“在夜里悄悄地”誊抄一遍。医生的好运最终还是耗尽了。很不巧，一个去过奥伦堡的布哈拉人认出了他，把他揭发到秘密警察那里。艾弗斯曼最初的计划是把收集到的情报转交给使团，他自己则加入一个去往中国突厥斯坦的喀什噶尔的商队，然后在那里继续为主子收集情报。然而他却被警告：一旦离开布哈拉，脱离了俄国人的保护，他会被立即杀掉。

埃米尔没有让俄国人表里不一的行为影响到他和此强邻刚建立起的友好关系。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等到艾弗斯曼和同伴分道扬镳后才把艾弗斯曼悄悄除掉的原因。而此时，艾弗斯曼匆忙改变了计划，决定和使团一起返回奥伦堡。使团已经完成了任务（包括悄悄地绘制了一份城防地图），待到中亚冬天最寒冷的日子过去后就可以启程了。

1821年3月10日，在一片关于友谊长存的冠冕堂皇的赞歌声中，俄国人离开了埃米尔的首都。埃米尔统治下的这个汗国面积相当于整个英伦三岛，俄国人走了十五天才到达汗国最远的边界。和穆拉维约夫在希瓦汗国遇到的情形一样，他们此行的一个遗憾也是不得不舍弃那些在布哈拉沦为奴隶的俄国人。一些人已经被奴役得太久，几乎忘记了母语。使团中的一个人记载道：“一看到我们，他们的眼泪就夺眶而出。”无论使团成员的感受如何，他们对此都无能为力。同穆拉维约夫一样，他们能做的只是把这些可怜人的遭遇公诸世人，祈祷俄国早日征服中亚，永远结束这一野蛮残酷的制度。

如果当时圣彼得堡确实曾考虑过武力征服布哈拉的话，那么这一计划并未得到实施。实际上，布哈拉最终收归沙皇麾下还要再等四十年。但对当时的莫克罗夫特来说，俄国大军横扫布哈拉却是迫在眉睫的危险。逗留布哈拉期间，他受到了埃米尔的热情款待，但也有两个发现令他非常不安。首先是充斥在大巴扎里的俄国商品，尽管质量较劣一等，但比起莫克罗夫特他们历经艰难带到布哈拉的英国商品，俄国货更受当地人的青睐。另一个发现同样令人失望——在埃米尔的汗国里已经找不到莫克罗夫特梦想中那种吃苦耐劳的骏马了。

莫克罗夫特因为这一挫败而极度失望，他决定在印度北部的关隘被大雪封锁前启程回家。他和同伴带着买到的仅有的几匹马，沿原路返回。但渡过阿姆河后，莫克罗夫特又决定前往西南方向一个偏远的沙漠村庄，再做一次寻马的尝试。他听说那里出现过他需要的马种。他把特里贝克和格斯里留在巴尔赫，自己带着几个人出发了。这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

莫克罗夫特一行最终的命运始终是个谜。按照官方说法，他于1825年8月27日左右死于高烧，时年近60岁，按照印度标准算是高寿了，况且他此前已经因为健康不佳而抱恙了好几个月。他的尸体在死后不久被随从带回巴尔赫，埋葬在那里。那时尸体已完全腐烂，无法查明死因。不久后，格斯里和特里贝克也相继死去，表面看都是死于自然原因。与此同时，长期服侍莫克罗夫特的一个翻译也死了。这一切都太凑巧了，在印度有谣言说他们很可能是被俄国间谍下毒害死的。另一个不那么耸人听闻的版本说，他们是因为携带的物资而被害。莫克罗夫特的传记作者阿尔德博士则认为，几乎可以肯定他是死于高烧。他把寻找马匹的最后希望都寄托在那个村庄上，当发现那里也没有他需要的品种时，他最后求生的意愿也破灭了。

这个故事后来还有一个插曲。在莫克罗夫特去世二十多年后，两个法国传教士来到巴尔赫往东一千五百英里外的拉萨。在被藏人驱逐前，他们听到一个稀奇的传闻：一个叫莫克罗夫特的英国人，乔装成克什米尔人在拉萨生活过十二年，直到他在去往拉达克的途中死去，才真相大白。在他的家中发现了北京紫禁城的地图，很明显是这个神秘的陌生人为了某种目的准备的。这两个法国牧师此前从未听说过莫克罗夫特，但他们说，一位声称曾经服侍过莫克罗夫特的克什米尔人证实了藏人的上述说法。1852年，法国牧师用英文首次出版了此次旅行的记述，其中这一段非同寻常的情节在英国引发了小小的轰动。人们开始怀疑莫克罗夫特同伴带回来埋葬在巴尔赫的那具腐烂尸体是否是他本人的。

莫克罗夫特的传记作者认为这种猜想的真实性很低，“从证据和概率来看都不可信”，但他也不能完全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莫克罗夫特假造自己的死亡以避免回国后面对批评者和官方的指责。阿尔德博士的结论是：“也许只有高烧导致的暂时性精神错乱才能解释，因为那些行为与莫克罗夫特的性格、经历以及他一贯奉行的理念格格不入。”对于法国牧师的记载也许有另一种解释：莫克罗夫特和同伴死后，他们的商队分崩离析，其中一个克什米尔仆人可能带着莫克罗夫特的地图和文件来到拉萨。这个仆人后来在返回克什米尔家乡的途中死去，人们在他的故居里发现了这些写有莫克罗夫特名字的物品。头脑简单的当地人向来对外来者的意图心存狐疑，他们可能臆断那些地图上绘制的就是他们的领土，死去的仆人就是地图上签名的英国人，很显然此人多年来一直都在暗中窥视他们。

然而，如果说莫克罗夫特的功绩在他有生之年被上级一概抹杀，只有死亡才能使他逃脱官方谴责的屈辱，那么在他死后，他获得了充分的补偿。今天，因为在不懈的寻马过程中对那一地区的探险活动的突出贡献，他得到地理学家的尊敬，被很多人奉为喜马拉雅探险之父。没有人介意他最终未能找到良马，也未能促成布哈拉汗国向英国商品开放市场，尽管这些对莫克罗夫特本人来说意义重大。对我们而言，他的平反，恰恰在于地缘政治的层面。他曾反复提出俄国对中亚抱有野心，但一直被忽视，就在他去世后不久，这一警告终于开始变成现实。这些洞见，外加他在大博弈版图上不同寻常的旅行经历，很快就让莫克罗夫特变成英国青年军官的偶像，后者必将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行。

也许莫克罗夫特的昭雪之地就在他的长眠之地。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他的孤坟是1832年。同为大博弈参与者的英国人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正在向北前往布哈拉途中，他费了好一番工夫，借着月光才找到莫克罗夫特的葬身地。坟头没有任何标记，一半被泥墙覆盖。墓地位于巴尔赫城外，因为是异教徒，所以同伴未能将他埋葬在城内。一个半世纪后，就在距离莫克罗夫特墓地不远的一处地点，苏联军队和装甲车跨过阿姆河向南涌进阿富汗。对莫克罗夫特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墓志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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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俄国军旗。

(2) 据《圣经·创世记》，这两座城因犯有同性恋罪行，被神毁灭。

第九章　晴雨表在下降

chapter IX　THE BAROMETER FALLS

俄国和波斯在高加索并没有休战太久。这次休战一度停滞了哥萨克人前进的步伐，并让圣彼得堡把贪婪的目光转向中亚。在英国的撮合下，俄国和波斯于1813年签署了《古利斯坦条约》。双方都把这个条约看作是权宜之计，只是给双方时间重整旗鼓以利再战。波斯沙哈的目标是夺回根据该协议割让给战胜方俄国的领土，而圣彼得堡则伺机巩固并扩大和波斯的南方边界。莫克罗夫特死后不到一年，两个邻居再次开战，不愿看到俄国侵占波斯的英国人非常不满。

这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源于对一项条约措辞的理解，该条款未能清楚地表明介于埃里温和塞凡湖(1)之间地区的归属。为此，俄国驻高加索总督叶尔莫洛夫将军和波斯皇储阿巴斯·米尔扎进行了数轮会谈以期解决这一争议。但谈判最终破裂，叶尔莫洛夫将军的部队于1825年11月出兵占领了这一争议地区。波斯人要求俄国立即撤军，叶尔莫洛夫断然拒绝。沙哈和他的臣民被激怒了，号召穆斯林发动对异教徒的圣战，应召参战的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阿巴斯·米尔扎麾下。

波斯人很清楚，俄国还没有准备好再打一场新的战争。圣彼得堡正卷入希腊人反抗土耳其的独立斗争中；而在俄国国内，特别是在军队中，还要处理1825年12月沙皇亚历山大暴毙后引发的严重混乱。阿巴斯·米尔扎从近期对土耳其人的胜利中受到鼓舞，他决定趁俄军不备发起进攻。于是，在没有任何预先通告的情况下，三万多名波斯士兵突然越过俄波边界发动进攻，一路势如破竹。波斯人俘虏了一整团的俄国部队，还收复了几座曾经属于沙哈的重要城镇。与此同时，波斯的游击队也不断发动突袭，竟然一路杀到叶尔莫洛夫的高加索总部所在地第比利斯城下。欢欣鼓舞的波斯人还乘胜拿下了里海岸边的要塞兰卡兰。

被称为“高加索雄狮”的叶尔莫洛夫将军在他长期辉煌的军旅生涯中第一次被打了个猝不及防。蒙受屈辱的圣彼得堡指责伦敦方面煽动波斯人发起进攻。众所周知，英国军官在阿巴斯·米尔扎的军队里担任顾问，有些英国军官甚至还直接领导波斯的炮兵部队。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决定立即解除叶尔莫洛夫的指挥权，取而代之的是俄国最杰出的年轻将军帕斯凯维奇伯爵。年老的“雄狮”似乎已经失去了上峰的信任，但他仍然保留着部队对他的尊敬和热爱，他的部队把这次突然的惨败完全归咎于圣彼得堡。叶尔莫洛夫离开第比利斯时甚至不得不自己出钱雇马车，他的许多老部下看到此景后都不禁潸然泪下。

在增援部队的帮助下帕斯凯维奇开始扭转形势，战局逐渐对入侵者不利。不久后阿巴斯·米尔扎就开始遭受一系列的失败，俄军最终占领了今天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为纪念这一胜利，尼古拉把帕斯凯维奇封为“埃里温伯爵”，以此激怒波斯人。为了谢恩，帕斯凯维奇向尼古拉敬献了一把从一位波斯将军那里俘获的宝剑，据说是帖木儿大帝(2)本人的佩剑。沙哈根据最近签署的防卫条约紧急寻求盟友英国的帮助，这让伦敦方面非常为难。当时英国在高加索附近没有驻扎部队，在军事上无法提供任何帮助。英国也不愿和俄国盟友反目为仇。

帕斯凯维奇将军（1782－1856），叶尔莫洛夫的继任者，带领俄军继续挥师南下展开侵略行动。

对英国人而言，和德黑兰缔约的初衷只是为了防止侵略者通过波斯向印度发起进攻。当时来看，这种事情发生的直接风险很小，尽管威尔逊和其他人都曾对此提出过警告。值得英国人庆幸的是，条约里含有一个除外条款。根据该条款，只有当沙哈被攻击、而不是作为攻击者时，英国人才有义务施以援手。从法律上讲，尽管沙哈遭受了无数挑衅和侮辱，但的确是他的部队首先跨过波俄边界发起进攻的，而且这一边界划分也是沙哈在《古利斯坦条约》里已经同意过的。就这样，在不到二十年内，英国第二次设法逃脱了对波斯的条约义务。此举不但在波斯，而且在整个东方伤害了英国的声誉。很快人们就自然而然地认为，英国是惧怕俄国才不敢前来相助。更令人担心的是，俄国人也开始这么想了。

期待英国盟友的帮助落空后，波斯人别无选择，只能再次乞和。所幸当时俄国人正和土耳其人打得不可开交，否则后来于1828年在图尔克曼恰伊签署的投降协议就会对波斯残酷得多。就这样，沙皇尼古拉把富饶的埃里温和纳希切万地区(3)永久纳入了他的帝国版图；而波斯人则在大国政治方面学到了惨痛的教训，这里面当然包括英国人的狡诈。伦敦方面深知，倒霉的沙哈现在急需资金，所以就趁机劝说他免除英国的条约责任，不必在沙哈被攻击时提供军事支援；作为回报，英国愿意向沙哈提供一笔数额可观的资金。至此，一直以来英国对波斯所起的主导影响力消失殆尽，被俄国取而代之。波斯人发现，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北方邻邦的被保护国，俄国有权在波斯境内任何地方建立领事馆，俄国商人还享有各种特权。

俄国派驻沙哈宫廷的外交大使亚历山大·格里博耶多夫（Alexander Griboyedov）于1828年冬天抵达德黑兰。尽管波斯上下对他和他的政府充满敌意，格里博耶多夫还是受到了正式礼遇和隆重的官方接待。格里博耶多夫是一位知名的文学家，学风自由，还曾经担任过叶尔莫洛夫将军的政治秘书，正是他负责谈判了波斯投降书中那些屈辱的条款。现在他的任务就是保证这些条款落实，包括波斯需要向俄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对于波斯宗教极端分子来说，格里博耶多夫出现在波斯令他们无法忍受。另外，对格里博耶多夫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他抵达德黑兰不久的1829年1月，正是伊斯兰教里神圣的穆哈兰姆月(4)，这段时期里穆斯林群情激奋，虔诚的信徒用剑划伤自己，或者将炽热的煤灰直接倾泻到头上。对异教徒俄国人的仇恨已经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而格里博耶多夫本人为最后的大爆发点燃了火花。

根据俄波两国签署的投降协议，居住在波斯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可以自愿回到故乡，那里现在已经归属俄国，换句话说，就是回到了基督教世界。沙哈后宫的一名太监和沙哈女婿的两名侍女决定利用这一条款返回故乡。他们三人逃到俄国公使馆，得到了格里博耶多夫的庇护，为回乡之旅做了安排。听说此事，沙哈立即要求格里博耶多夫归还三人。俄国人回绝了，宣称只有沙皇的外交大臣内塞尔罗德伯爵才有权对条约的例外情形予以批准，沙哈只能向内塞尔罗德伯爵提出请求。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因为格里博耶多夫完全可以为了维护和沙哈的友好把三人退还，但他深知退还后，这些人将会面临何等悲惨的命运。

可憎的异教徒侮辱了他们的君主，这一消息很快就在坊间传开。毛拉们下令关闭了巴扎，把居民召唤到清真寺聚合。在那里，毛拉要求信徒向俄国公使馆进发，要抓住避难的三个人。几千人的暴徒团伙倏然形成，他们团团围住俄国公使馆，尖叫着要俄国人血偿。暴徒越聚越多，格里博耶多夫意识到使馆配备的一小队哥萨克士兵根本无力抵抗，他们都面临生命危险。无奈之下他决定退还那三个人，但为时已晚。片刻之后，暴徒在毛拉们的鼓动下冲进了使馆。

哥萨克人竭尽全力抵挡入侵者长达一个多小时，但由于人数相差悬殊，他们被迫步步后退，先从庭院中撤走，一间屋一间屋地被赶出来。暴徒手下最早的几个牺牲者里就包括那个太监，他被逼到墙角，然后大卸八块。那两个侍女的命运不得而知。俄国人的最后防线设在格里博耶多夫的书房，他和几名哥萨克士兵在那里又抵抗了一阵。但此时暴徒已占据了房顶，他们揭开瓦片，砸破天花板攻击俄国人。格里博耶多夫手持长剑，一直战斗到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被野蛮地残杀，尸体扔到了窗外的大街上。一个卖烤肉的商贩用刀砍下格里博耶多夫的头颅，在他的肉铺里向欢乐的暴徒及旁观者炫耀展示。尸体的其他部分遭受了更加难以名状的虐待，最后被扔进了垃圾堆。后来还是因为格里博耶多夫小拇指上的一处残缺才得以辨别。那是他在年轻时的一次决斗中留下来的。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没有任何波斯部队前来驱散暴徒，或是解救格里博耶多夫和他的同伴。

当年6月，格里博耶多夫的朋友——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在南高加索一带旅行时，碰见有人驱赶着一辆牛车前往第比利斯。普希金问：“你们从哪儿来？”回答说：“德黑兰。”普希金问：“车里装的是什么？”答道：“是格里博耶多夫。”格里博耶多夫的遗体今天被安放在一间小小的圣大卫修道院，坐落在第比利斯城附近的山上。此时，身在德黑兰的沙哈害怕俄国人会疯狂报复，急忙派遣他的孙子前往圣彼得堡，表示他对暴行的极度痛恨，表达了最深的歉意。据说在觐见尼古拉时，这位年轻的王子拔出宝剑指向自己，主动提出用自己的生命来补偿格里博耶多夫的牺牲。但沙皇命令他宝剑归鞘，告诉他，只要严厉惩罚那些对谋杀负责的人就足够了。

事实上，当时尼古拉与土耳其人激战正酣，他不愿激怒反复无常、性情易怒的波斯人，以至后者做出什么草率的举动，甚至联合土耳其人来对付他。圣彼得堡的一些人已经怀疑攻击德黑兰公使馆的幕后主使就是处于困境的土耳其苏丹，目的是重新挑起俄国和波斯的战争，减轻土耳其军队的压力。自从俄波停火后，帕斯凯维奇将军的部队把土耳其人赶出了南高加索地区最后的据点，开始挺进土耳其境内。听说格里博耶多夫被谋杀后，圣彼得堡的另一些人立即怀疑上了当时还是俄国盟友的英国人。直到今天，一些苏联历史学家还存有这种猜测。

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征服已经让伦敦方面有所担心，现在帕斯凯维奇向西推进土耳其腹地的举动更是拉响了警报。英国人惟恐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成为尼古拉的最终目标。截至1829年夏天，帕斯凯维奇攻克了巨大的要塞城镇埃尔祖鲁姆，彻底打开了自东向西的进军之路。与此同时，在苏丹的欧洲领地上，俄军正沿着今天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一路向南杀奔君士坦丁堡。埃尔祖鲁姆投降两个月后，位于欧洲一侧的土耳其城市埃迪内尔也被俄军攻陷。仅仅几天后，俄国骑兵就到达了距离土耳其首都不超过四十英里的地方。俄国将军纷纷向圣彼得堡请缨，要求允许他们一路杀进城去，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的末日似乎已屈指可数。这几乎完全就是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十二年前曾警告过的情形。

既然君士坦丁堡已近在咫尺，尼古拉一定是迫不及待想拿下这座城市。但无论是在圣彼得堡还是在欧洲其他大国那里，一些头脑更为清醒明智的顾问都力劝沙皇谨慎行事。驻君士坦丁堡的外国大使警告，如果俄军进攻这座都城，城内一定会出现对基督徒少数民族的大屠杀，而这些恰恰是尼古拉声称要保护的人。如果奥斯曼帝国瓦解而由俄国占据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么包括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在内的其他欧洲列强势必卷入对帝国剩余领土的争夺。这不仅会挑起一场遍及整个欧洲的大战，而且也会使俄国领土的南翼面临永久的威胁，因为英法两国在地中海东岸都设有军事基地。总而言之，让苏丹保留住他风雨飘摇的帝国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当然，苏丹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

就这样，战争戛然而止，欧洲大国间的直接对抗得以避免，而帕斯凯维奇和其他俄国将军则大失所望。当时英法两国已经准备派遣舰队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以防止这一至关重要的水上通道落入俄军之手。土耳其投降协议的条款纲要在几天之内就得以确定，正式和平协议于1829年9月14日在埃迪内尔（当时被称作亚得里亚那堡）签署。根据协议内容，俄国商船可以自由出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仅次于在地中海直接拥有一个不冻港——但协议对战舰的通行权未予约定。俄国商人还获准在奥斯曼帝国全境进行商贸活动。此外，土耳其苏丹还必须放弃对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地区的领土主张，这里面包括了两个重要的黑海口岸。作为对价，俄罗斯退还了要塞城镇埃尔祖鲁姆和卡尔斯以及他们先前占领的土耳其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土。

尽管危机结束了，但在威灵顿公爵执政下的英国政府还是受了不少惊吓。俄国人不但快刀斩乱麻地接连打败了波斯和土耳其这两大亚洲势力，趁势加强了对高加索的控制，他们还曾如此危险地逼近君士坦丁堡，这里可是统治近东地区的关键所在和通往印度的交通要冲。战后俄国军官充满自信，据说才华横溢的帕斯凯维奇公开表示（虽然措辞有些含混）：很快就会和英国开战。英俄关系的晴雨表骤然下降。人们开始问道：彼得大帝临终前勉励后代征服世界的传闻难道是真的？

乔治·德莱西·埃文斯上校对这一传闻深信不疑。他是一位杰出的战士，和罗伯特·威尔逊爵士一样，他后来也精研辩术，写作了很多宣传册页。他彼时已经发表了一本饱受争议的书——《论俄国之计划》（On the Designs of Russia）。他在书中断言，圣彼得堡正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进攻印度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这本书于1828年出版，当时支持这种论调的理由还并不充分。但在俄国战胜土耳其后，埃文斯立即又跟进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论入侵英属印度之可行性》（On the Practicability of an Invasion of British India）。他的第一本书招致了许多并不友善的评论，但时过境迁，这本新书却赢得众多读者的支持，特别是在政府高层。

埃文斯在书中大量援引了英国和俄国旅行家的证据和观点（尽管是非常有选择性地援引），被援引的人当中包括波廷杰、金尼尔、穆拉维约夫和莫克罗夫特。埃文斯通过这些材料开始论证俄国侵略印度的可行性。他相信，圣彼得堡方面的首要目标与其说是征服和占领印度，倒不如说是动摇英国在当地统治的根基。对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来说，除了公司破产外最令他们发愁的莫过于和本地人之间产生麻烦，而本地人的数量又远远多于作为殖民者的英国人。埃文斯接下来考察了侵略印度可能的进军路线。虽然波斯现在已几乎纳入沙皇囊中，但埃文斯还是认为，俄国军队不大可能选择从那里发起进攻，因为如果俄军如此行事，英军随时可以从波斯湾登陆，那么俄军的侧翼和通讯线将会很容易受到攻击。在埃文斯看来，俄军更有可能沿着十一年前金尼尔所预言的路线进攻。根据一些俄国资料，他认为圣彼得堡有能力将一支三万人的部队从里海东岸输送到希瓦，然后沿阿姆河航行到巴尔赫，部队将从那里经喀布尔进军到开伯尔山口。

那本书的附录包含了大量极具说服力的细节，凭借这些内容，埃文斯把这条进攻路线描绘得非常容易，尤其是对于那些和他一样对中亚地形知之甚少的普通读者。实际上，除了俄国人外，没有谁掌握了那里地形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如此，埃文斯还是坚持认为，穿越卡拉库姆沙漠到达希瓦不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毕竟英国和法国军队都曾在埃及和叙利亚成功横穿干旱地带。至于将部队沿阿姆河逆流而上进行运输，他说在咸海上有“无数艘当地人经营的大型渔船”可以征用。埃文斯甚至建议全面勘察位于俄国和开伯尔山口之间的兴都库什山区的重要通道，并且在布哈拉安插“某种形式的间谍”，以便对俄军的进攻提前预警。他还提议，在喀布尔和白沙瓦部署长期固定的政治顾问，因为依据他的观点，那里的战略价值远远超过德黑兰。

埃文斯这本书存在不少缺陷（这些缺陷在当时还不那么明显），但它还是对伦敦和加尔各答的政策制定者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整整一代大博弈参与者的圣经，直到后来这本书的瑕疵才开始显现。其实这本书阐述的观点并不新颖。此前的威尔逊、金尼尔和莫克罗夫特都发表过类似意见，但近期俄国的前进行动赋予了这个观点重要性和紧迫感，这恰恰是以前的警告所不具备的客观条件。巧合的是，就在这本书出版的1829年秋天，圣彼得堡方面也发布通告说，一位阿富汗首领已经抵达俄国向沙皇尼古拉表达敬意，另外，被英国人一直视为盟友的旁遮普统治者兰吉特·辛也来觐见沙皇。这则令人不安的通告进一步加强了埃文斯书中的观点。

埃文斯的书深深打动了一个颇具影响的人，他就是威灵顿公爵的内阁成员埃伦伯勒勋爵。他最近被任命为印度管理委员会主席。埃伦伯勒本来就已经对俄国人在近东的意图忧心忡忡，埃文斯的观点让他既心悦诚服又坐卧不安。他立即把这本书送给了已受封为爵士并担任东印度公司驻德黑兰特使的约翰·金尼尔，他还把书给了金尼尔的前任长官、现任孟买总督约翰·马尔柯姆爵士。埃伦伯勒在日记中写道：“我肯定我们将会因为印度而和俄国人开战。”八个星期后他在日记中补充道：“我所担心的是，直到希瓦被占领的那天我们都还蒙在鼓里……那么敌人从希瓦开拔后三四个月就会抵达喀布尔。我确信我们将挫败敌人这一企图。我们应该在敌人到达印度前就打败他。如果等到两万名俄军到达印度后再去应付，那将会是异常艰苦的战斗。”英国终于不再信任曾经并肩战斗对抗拿破仑的盟友了，这一次，这种不信任来自官方。

作为一个天生的鹰派，埃伦伯勒坚决支持向圣彼得堡发出最后通牒，警告对方如果再进一步入侵波斯的话，英国会将其视为敌对行动。这一提议遭到内阁其他成员的反对。他们认为除非做好和俄国开战的准备，否则这样的最后通牒没有强制执行力。印度事务老手威灵顿公爵相信，如果俄军试图穿越阿富汗侵略印度，无论他们是从波斯还是从希瓦出发，英军都能在他们还远未抵达印度之前就消灭他们。威灵顿真正担心的是俄国人打着“解放”的旗号发起进军，那样可能会对印度本土居民产生令人担忧的效果。正因为如此，迅速解决入侵者就变得至为重要，解决的地点离印度边界越远越好。对所有因素的判断都需要掌握进军路线的详细地图。埃伦伯勒经过了解后得知，目前掌握的地图非常不准确，大部分基于道听途说。自从二十年前克里斯蒂和波廷杰开展探险活动以来，还没有过任何官方行动来填补这一空白。

埃伦伯勒现在开始着手弥补失去的时间。他通过各个渠道收集印度周边国家的军事、政治、地形和商业情报。他渴望获取所有信息，从俄国在里海的海军规模到它与中亚汗国之间商贸往来的数量。他想知道俄国商队所走的路线、商队的规模以及往来频率。他仔细梳理手头关于希瓦、布哈拉、浩罕和喀什噶尔的情报，研究、评估这些地区抵挡俄军进攻的能力。如果莫克罗夫特还活着，他一定能够提供很多答案，但现在这一区域仅有的信息也是从圣彼得堡那里获得的——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海茨伯里勋爵买通了一个间谍为他复制了一些绝密文件。他告诉伦敦方面，这些文件表明俄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做好进军印度的准备。然而众所周知，海茨伯里同情俄国。埃伦伯勒斥责他是个亲俄主义者，伦敦方面也对他发回的简报持怀疑态度。

埃伦伯勒下定决心要通过他手下的人获取第一手情报。截至此时，凭借着派往希瓦和布哈拉的使团，俄国人在情报收集方面遥遥领先。至于个人探险活动，正如莫克罗夫特亲身感受过的，被一律禁止。现今在埃伦伯勒执政下，这一切都将改变。一批批年轻的印度军军官、政治专员、探险家和勘探员将前赴后继，行走于中亚的广袤大地，绘制通道和沙漠地图，追溯河流源头，记录具有战略意义的地貌特征，学习当地部落的语言习俗，并且寻求部落首领的信任和友谊。他们随时保持警觉，聆听各种政治情报和部落间的流言：哪个首领又计划开战了，谁又要图谋推翻谁了等等。但他们首要关注的是俄国人在两大帝国之间这片辽阔的无人区内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最轻微的迹象。他们获取的情报最终通过各种渠道汇总给上级，然后继续向上传递。

大博弈就此正式开始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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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地均在今亚美尼亚境内。

(2) 又称“瘸子帖木儿”，是14-15世纪统治中亚的帖木儿帝国的开国君主。

(3) 今天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

(4) 本月内除了自卫不能参与打斗。

竞逐上演

THE MIDDLE YEARS

边境已硝烟四起，
幽谷里艰难骑行。
可惜千金铸兵将，
竟然仓皇对土枪。
学子骄，骑兵傲，
却似野兔被围牢！

——鲁迪亚德·吉卜林

第十章　“大博弈”

chapter X　‘THE GREAT GAME’

1831年1月14日，一个蓬头垢面、身着本地服装的男子从沙漠中走出，来到印度西北边界的偏远小镇提比（Tibbee）。这个小镇在今天的地图上已不复存在，但当时它是连接印度和西边一系列独立小国之间的边境驿站，这些小国合称为信德。这个陌生人现在已进入东印度公司的辖区，在看见印度边境卫兵的那一刻，他终于长舒一口气。他在外漂泊一年有余，终日为生命安危惴惴不安。经过数月的风吹日晒，他肤色黝黑，五官轮廓却清晰地表明他是个欧洲人。

事实上他是一名乔装打扮的英国军官——孟加拉地方第六轻骑兵团的亚瑟·康诺利中尉。他是埃伦伯勒勋爵派来进行军事政治侦察的第一个人，侦察对象是位于高加索和开伯尔山口之间的无人区，俄军很可能选择这一带作为进军路线。康诺利是一位典型的大博弈参与者，勇敢、机智，充满雄心壮志。正是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首次提出了“大博弈”这一术语，这恐怕再合适不过了。他有太多的精彩故事可以讲述，也有大量建议可以分享给那些步他后尘闯入荒蛮中亚的人们。而此时，未满24岁的康诺利中尉正在向他的上级做全面汇报。尽管他军衔低微、军龄不长，但是他的见解将受到重视，并在早期英俄的亚洲对抗中对英军上层产生重要影响。

亚瑟·康诺利（1807-1842），第一位使用“大博弈”这一术语的人，后在布哈拉被斩首。图为波斯人装扮的康诺利。

康诺利12岁时成为孤儿，他的双亲在短期内相继离世，留下了六个兄弟相依为命。六兄弟中有三个后来都在为东印度公司军队服役期间壮烈牺牲，包括康诺利本人。在拉格比读完书后，康诺利远航至印度，于1823年以小号手的身份参军。起初他给大家的印象是羞涩、敏感，但他后来的举动证明他是一位异常坚韧果敢的军人，具备超乎寻常的勇气。肖像画中的他体格健壮、容貌威严。康诺利还有一项对终生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特殊品质。和其他众多同时代的军官一样，他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乘船去印度的漫长旅程中，他结识了颇具人格魅力的雷金纳德·赫伯（Reginald Heber），这位极负盛名的基督赞美诗作者当时正去往加尔各答教区赴任主教一职。与赫伯的相识极大加强了康诺利的宗教虔诚度。

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康诺利笃信传播基督教文明的使命，也坚信传教士有责任将救赎的福音传给那些不幸的人。他认为，英国基于基督教教义实施的统治对于野蛮民族来说是无上恩泽；只要俄国人能做到不染指印度，甚至连他们的统治也优于穆斯林暴君，因为毕竟俄国也属于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圣彼得堡希望解救那些信奉基督教或其他宗教、被贩卖到中亚各汗国为奴的本国臣民，康诺利对此也颇为认同。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加之天生对冒险的渴望，令康诺利不顾生命危险跻身于中亚异教徒的部落当中。

康诺利在1829年的秋天离开莫斯科前往高加索，结束休假的他计划经陆路回印度。那时的英俄关系虽然已日趋紧张，但两国仍是名义上的盟友，所以他在第比利斯还是受到热情接待，俄国人甚至还派出哥萨克骑兵保护他通过高加索至波斯边境那段最为危险的旅途。康诺利后来写道：“俄国人尚未控制贯穿高加索地区的自由通道，他们不得不特别警惕切尔卡斯人(1)发起的突袭，这些人行踪不定，而且极度憎恨俄国人。”由于切尔卡斯人的盟友土耳其人已经被赶出高加索，康诺利估计俄国人能够轻易制服“这些凶猛的山地民族”，然而他大大低估了切尔卡斯人的实力。没有人预料到这里很快就会爆发一场残酷的圣战，它将剧烈动摇沙皇对这片高山领地的统治。

康诺利一路骑马向南，沿途以专业眼光评估俄军的一切，包括军官士兵、武器装备、训练方法及部队士气。毕竟，如果俄国真对印度抱有企图，这些人就将构成入侵部队的中坚力量。进入波斯北部后，他为自己所看到的场景所折服。俄国士兵在寒冬时节睡在露天雪地中，对困难障碍一笑了之，他们表现出的淡泊寡欲和坚忍不拔深深触动了康诺利。他曾亲眼目睹一支重骑兵团攻打一座要塞，在敌人未及关上城门的那一刻勇猛地冲入，一举拿下城堡。作为一名骑兵军官，康诺利感到极为震撼。

在俄国人的保护下，康诺利暂时还无须隐瞒身份或进行伪装。但他下一步的行动则充满危险，对一名英国军官来说将是惊人的壮举。他尝试穿越卡拉库姆沙漠到达希瓦汗国，除了执行常规侦察任务外，他还希望了解俄国人对那个地区的真实意图。在没有哥萨克骑兵护卫的情况下要想进入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伪装必不可少。这让康诺利绞尽脑汁。他后来写道，欧洲人在亚洲旅行时无论本地话讲得多么地道，都无法不被察觉。“他的言谈举止以及骑马的样子……都有别于亚洲人。”你越努力模仿，就越可能引起注意；而且一旦被发现，就必死无疑，因为只要看到英国人（或俄国人）在这一带乔装打扮进行旅行，当地人自然而然地会把他视为侵略军派来探路的间谍。

据此，康诺利认为英国人最好不要伪装成本地人，而是装扮成法国或意大利医生。他写道：“在这里大家对这些上等人充满信任。”即使是异教徒，医生在病人当中也总是很受欢迎，“很少有人会找大夫的麻烦”。仅凭这点就应该选择这种身份，可以免去被不断盘问的折磨，无须到处解释为何要在这个敏感地区旅行。康诺利指出，你只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医学知识就足以赢得“hakeem”——即“神医”的名望。康诺利本人就曾医治过一些病人。他写道：“最简单的药就可以治愈大多数小疾，如果碰到不会医治的病，就推说是他们的“nusseeb”——“命该如此”。

康诺利还建议，如果一定要装扮成本地人，那就扮成穷人。亲身经历告诉他，在这片无法无天的地界，抢劫和勒索是永恒的威胁。由于此次没有药物或器具，无法装扮成医生，他决定伪装成商人前往希瓦，去那里的大巴扎贩卖丝绸围巾、羊毛披肩、皮毛制品以及胡椒等调味品。他雇了一个向导、几个仆人和几匹骆驼，从里海南端的小镇阿斯特拉巴德启程，前往东北方的希瓦汗国，途中需要跨越五百英里宽的沙漠。他还和另一个前往希瓦方向的大型商队约好，在沙漠中的某处会合后同行。临行前，一个波斯友人观察了康诺利雇用的本地人后说：“我不喜欢这群家伙。”但康诺利没有重视这个警告，或许他自恃足以对付任何背叛行为。

起初一切顺利，康诺利他们一路追赶着大部队，这样在穿越卡拉库姆沙漠时会更安全些。他们知道，土库曼奴隶贩子频繁光顾这条兼具商贸之道和朝圣之道的地区。康诺利写道：“通常土库曼人在黎明时分等待朝圣者的到来。”此时人们经过一夜的长途跋涉已疲惫不堪，正在半梦半醒间进行着祷告。年长的和企图抵抗的人会被立即杀死，强壮的和面容姣好的则被贩卖到各汗国的奴隶市场。康诺利知道他此行的风险极大，但希瓦的诱惑令他无法抵抗。

赶了好些天的路后，他们感觉应该距离那个大型商队很近了，这时险情突然发生。一天清晨，他们正准备拔营出发，四个面露凶光的人疾驰而来，康诺利下意识地伸手摸向他暗藏的武器。四人的头领并未理会康诺利，而是径直和他的向导攀谈。在康诺利的记录中此人“说话的语调坚定而低沉”，还时不时用略带敌意的目光打量康诺利。最后这个人用波斯语向康诺利打招呼，说有一伙人正赶来要谋害他，而他们四人是被派来保护康诺利的。尽管他们的真实意图尚不明确，但康诺利断定那都是谎言。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四个手持凶器的恶徒的阶下囚，逃跑几率渺茫。现在看来他已无法加入那个大商队了。

康诺利很快就发现，这四人是由一个邻近部落的酋长派来的，起因是一个内容含混的传言，说他是波斯沙哈雇佣的俄国间谍，任务是在沙哈武力吞并土库曼斯坦之前侦察这里的地形。传言还说他携带了大量黄金，准备用来收买持不同政见的部落首领。康诺利告诉囚禁他的人，这个传言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坚称自己是前往希瓦贩卖商品的印度商人。他还主动请这些人搜查行李以便确认是否有黄金。四个人把康诺利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却也不过只找到个铜质星盘（他们似乎觉得这个星盘是黄金做的）。这些人现在看起来无所适从，毫无目的地押解着他四处游荡。

康诺利起初以为他们是在等待进一步指令，后来才真相大白，原来这些人对于如何处置康诺利意见不一。争议的焦点是应该劫杀他还是将他贩卖为奴。这些人之所以没有就地解决康诺利，仅仅是因为知道他在波斯边界沿线有一些富有且颇具影响力的朋友。于是他们放出风声说康诺利已遭谋杀，借此试探外界反应。如果没有人前来追杀，那表明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实施计划。康诺利很幸运，他被劫持的消息传到朋友那里后，一支队伍立即前来营救。最终，他丢失了大多数财物，也未能如愿到达希瓦，但安全地回到了阿斯特拉巴德。这次经历有惊无险，他庆幸自己还活着。

尽管康诺利未能成功抵达希瓦，但他还是设法获取了关于卡拉库姆沙漠和里海地区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这一带有一条重要通道可供侵略者利用，而此前伦敦或加尔各答对此一无所知。他还查明，与英国人的担心相反，俄国人还未占领里海东部地区，更别提希瓦汗国了。康诺利此时已经完全从那次磨难中恢复过来，他决定前往东部三百英里以外的马什哈德，那里更接近波斯与阿富汗的边境。他希望从那里进入阿富汗，前往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城市赫拉特。因其可以提供食物以及其他必需给养，赫拉特历来被视为入侵部队理想的中转站。自从克里斯蒂二十年前秘密到访后，再没有英国军官在那里出现过。

康诺利于1830年9月抵达赫拉特，进入城门时他内心既兴奋又担忧，因为那时赫拉特尚处于卡姆兰沙哈（Kamran Shah）的恐怖统治下，他是中亚最残忍冷酷的君主之一。这次康诺利伪装成医生，将在此停留三个星期，准备秘密记下所有他认为重要的情报。康诺利尤其对赫拉特的城防系统感兴趣，同时也十分关注赫拉特所在的那片丰饶的山谷究竟能为军队提供多少物产。康诺利没有记载他是如何做到这些而又没被卡姆兰的秘密警察发现的。侦察工作的下一个阶段是一条长达三百英里、通往坎大哈的危险道路，据说那里匪患横行，奴隶贩子为了防止囚徒逃跑，会把他们的耳朵割下来，让他们无颜重返故乡。康诺利有幸与一群穆斯林圣徒结伴而行，这些受人尊重的旅伴或多或少地降低了他被抢劫、贩卖为奴或杀害的可能性。

在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遭遇后，康诺利最终安全地抵达坎大哈，但不久后他就病倒了。他一度极为虚弱，以为自己时日无多，幸好在一名仁慈圣徒的悉心照料下恢复了健康。就在他康复的过程中，可怕的谣言开始散播，说他实际上是个乔装打扮的英国人，为当时正与坎大哈交战的卡姆兰刺探情报。仅仅在坎大哈停留九天后，这个谣言就迫使康诺利从病榻上挣扎着爬起来连夜逃离。此后他与一群马贩子同行，于11月22日抵达奎达。奎达位于景色壮丽的波伦山口起点，波伦山口则位于开伯尔山口的南侧，奎达也是侵略者进军印度的门户。两周后，在骑马穿过八十英里长的波伦山口后，康诺利来到印度河边。船夫将他带到河对岸，他记录说，渡河用了整整八十分钟时间。从莫斯科到印度，他的长途冒险已经超过了四千英里，现在终于接近尾声。

能够活着完成这一旅程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其他人或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然而，康诺利的成就还远远不止如此。他此行经过的路线很可能是俄军未来所选用的路线，所以他能解答埃伦伯勒勋爵和其他英国防卫官提出的许多问题提供答案。对于此行中收获的那些敏感的军事和政治情报，他只对上级做了汇报。当然他也写了一本书，详细讲述了此次旅行中那些精彩的历险和不幸的遭遇。旅行结束三年后的1834年，这本名为《从英国陆路出发前往印度以北地区，途经俄国、波斯及阿富汗》（Journey to the North of India，Overland from England，Through Russia，Persia and Affghaunistan）的书出版了。此书包括长篇幅的附录，详细分析了可供俄国将军选择的入侵印度的路线，以及各种入侵计划成功的可能性。

康诺利认为，俄国军队的规模必须足够大才有可能成功，而可供大规模军队行军的路线只有两条。简单来说，第一条路线是先拿下希瓦，接着是巴尔赫，然后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翻越兴都库什山到达喀布尔。从那里，军队将经过贾拉拉巴德和开伯尔山口到达白沙瓦，最终在阿托克横穿印度河。他分析说，要想夺取希瓦，最好是从奥伦堡而不是里海东岸发起进攻。这条线路虽然更远，但水源状况较卡拉库姆沙漠要好很多，而且沿途的部落比起危险的土库曼人来说也更容易制服。俄国军队抵达咸海北岸后，他们可以乘坐渡船或皮筏经水路到达阿姆河口，再南下直取希瓦。攻克希瓦继而进军印度是个极富野心的计划，将会涉及一系列连续作战，至少需要两到三年时间才能完成。

第二条可行的路线是先夺取赫拉特，然后以它为中转站集结军队。从那里，部队可以经坎大哈和奎达到达波伦山口，康诺利本人就是经波伦山口到达印度的。要想到达赫拉特，既可以选择走陆路，经过已臣服于俄国的波斯，也可以横跨里海到阿斯特拉巴德。一旦赫拉特落入俄国手中，或被与俄国交好的波斯吞并，那么入侵军队“可以轻而易举在那里驻守多年，并可随时获得军需用品”。驻守军队的存在本身也许就足以扰乱印度本地民众，而当英国人面对印度内乱时，那就是侵略者发起进攻的绝佳时机。

康诺利还指出，一旦入侵者下定决心，他们甚至还可能从两条路线上同时发起攻击。但无论他们如何抉择，都无法避免一个使成功的希望黯淡无光的主要障碍——阿富汗。入侵者无论如何都必须跨越阿富汗。康诺利写道：“阿富汗人如果同意俄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就等于引狼入室，得不偿失。”此外，阿富汗人对俄国最依赖的盟友波斯充满狂热的仇恨。他声称：“如果阿富汗人民团结起来誓死抵抗的话，侵略者将面对无法逾越的困难。”阿富汗人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断从高山要塞袭击俄国纵队，摧毁他们的食物供给线，并切断俄军的通讯网络和撤退路线。

然而，如果阿富汗继续四分五裂，那么俄国人就可以通过利诱不同派系，从中挑拨离间、渔翁得利。康诺利写道：“一个小城邦的首领无法单枪匹马对抗一支欧洲侵略军；如果挑唆他把矛头指向城邦内的敌对派系，那很容易赢得他的支持；或者干脆把他的斗志引向印度，那更是一箭双雕。”故此，把整个阿富汗团结在以喀布尔为中心的单一强大政权下非常符合英国的利益。康诺利断言：“只有凭借巨大的利诱，才能怂恿一个君主断绝他和英国之间稳定、有利的联盟关系，并撺掇他从事一项一旦失败就会产生毁灭性后果的任务。”如果俄国人成功地用“绚烂夺目的美好前景来勾引一个君主”，那么英国就必须给予这位君主更优厚的利益以争取他，或者推翻他。

康诺利力劝上司支持赫拉特的卡姆兰沙哈获取阿富汗王位。虽然他名声不佳，但他和英国有关键的共同利益——号称“中亚谷仓”的赫拉特既不能落入长期觊觎其主权的波斯人手里，也不能被俄国人攫取。此外，在赫拉特人尽皆知卡姆兰渴望与英国结盟。康诺利警告说，如果扔下卡姆兰独自应付波斯人，那么赫拉特沦陷到更为强大的波斯人手中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届时通往印度的大门将向俄国人打开。”

在康诺利离开的一年中，伦敦和加尔各答对俄国的不信任感继续攀升，特别是威灵顿内阁的鹰派人物强烈反对上一届托利党政府推行的消极政策。鉴于土耳其和波斯已经被俄国击败，并被裹胁签订了投降协议，内阁担心这两个国家会成为俄国的附庸。威灵顿和埃伦伯勒勋爵关系不错，他放手让后者独立处理印度事务。埃伦伯勒对俄国的扩张意图愈加笃信不疑，他认为沙皇会采取秘密手段把部队部署到攻击印度的范围内。随着波斯势力渐衰，俄国人会继续扩大在那里的影响和军事存在；在其他地方，俄军则会紧随商队之后，以保护商旅安全为借口实施扩张。因此，只要绘制出俄国不断延伸的商埠地图，就能监控其进军印度的路线。埃伦伯勒认为，在这一点上两国可一较高下，他建议用优质的英国商品来阻止俄国商人前进的步伐。这正是莫克罗夫特曾经徒劳地力劝上司采纳的战略，五年后的今天，它成为英国的官方战略。

莫克罗夫特当年的梦想之一就是看到英国商品向北横渡印度河抵达中亚边界，从那里由商旅驼队装载运输，穿过群山去往古老丝绸之路上的大巴扎。遗憾的是，他这一充满激情的畅想一如既往地未被理睬。而现在既然埃伦伯勒勋爵本人也持同一论点，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欣然接受。但人们对于横渡印度河的水道知之甚少，所以需要进行勘察，看是否适合航行。然而要完成这项任务谈何容易，因为印度河的大部分流域不在东印度公司控制之下。它的南部由信德统治，北部则是旁遮普，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们都会反对这种勘察活动。埃伦伯勒勋爵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策，尽管多少有点不够光明正大。

旁遮普的国王兰吉特·辛最近向英国国王呈献了一批华丽的克什米尔披肩，现在的问题是威廉四世该用什么礼物作为回赠。众所周知这位年迈的印度王公钟情女色，但这显然不在考虑范围内。他的另一项爱好是骏马，这倒让埃伦伯勒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计划送给兰吉特·辛五匹马，包括四匹母马和一匹种马。这五匹马绝非寻常，它们是英国载货马，可能是亚洲人见过的体型最高大的马。考虑到这位亚洲君主最近曾派遣特使去圣彼得堡，英国人希望这几匹英国纯种马能够打动他。与此同时，孟买总督约翰·马尔柯姆爵士下令建造一驾镀金的庆典马车，届时兰吉特·辛就可以坐在由英国骏马牵引的豪华马车里，舒适而威严地巡视他的王国了。

当然，这并不是计划的全部。由于马匹和马车的体量巨大，而且马匹不适应当地气候和地势，它们恐怕无法经陆路跋涉七百英里抵达兰吉特的都城拉合尔。因此需要取道水路沿印度河逆流而上。这样一来，对河道进行详细勘察的要求就变得顺理成章，以确保水运可以直通拉合尔。被选中执行这次特殊任务的是年轻的副官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由于超乎寻常的才能，他最近从孟买第一轻步兵团（1st Bombay Light Infantry）调到印度政治服务精锐团（the elite Indian political service）。他25岁时就已经证明自己是东印度公司中最有前途的年轻军官之一。伯恩斯聪明、机智、无畏，而且还是个语言天才，能流利地讲波斯语、阿拉伯语、印度斯坦语(2)以及一些更加生僻的印度方言。尽管他体格单薄，面容温和，但实际上是一位异常坚定和自信的人。他还拥有超凡的魅力，在亚洲人和欧洲人中很受欢迎。

埃伦伯勒设计的这个秘密调查计划在印度并未获得一致认可。查尔斯·梅特卡夫爵士是强烈反对该计划的人士之一。他是手握实权的最高委员会成员之一，也是机密政治部（Secret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的前任秘书长。他解释道：“打着向兰吉特·辛赠送礼物的旗号对印度河进行勘察，这样的小把戏……对我国政府来说根本不值得尝试。”他指出，本地君主们原本就常常因一些类似的诡计错怪英国政府，况且这个侦查计划极易被觉察，更会加深本地君主对英国的怀疑。梅特卡夫爵士和约翰·马尔柯姆爵士在印度都是颇具影响力的人士，他们代表了当时截然不同的两种战略思想。后来成为加拿大总督的梅特卡夫坚决主张东印度公司应当关注于巩固现有的疆土和边境，而马尔柯姆和伦敦的埃伦伯勒则对前进政策的必要性深信不疑。

就在这时，威灵顿政府被辉格党赶下台，埃伦伯勒也随即离开。由于担心印度河侦查计划会被取消，马尔柯姆敦促伯恩斯中尉尽快出发，事后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伯恩斯热爱探险，这正中他的下怀。他一天也没耽搁，带着赠送给兰吉特·辛的五匹骏马和一辆马车，在一名勘测员和一小队护卫的陪同下，于1831年1月21日从喀奇开启了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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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北高加索民族，信奉伊斯兰教。

(2) 又称印地-乌尔都语，是语言学家对印度次大陆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等语言的统称。

第十一章　走进布哈拉的伯恩斯

chapter XI　ENTER‘BOKHARA’BURNES

据说有一个圣徒曾经看到亚历山大·伯恩斯中尉和他的小分队沿印度河逆流而上。当时这个圣徒悲痛地说：“天啊，信德完了。英国人窥视了印度河，侵略者已经踏上征服之路。”一位本地士兵也向伯恩斯发出了同样的哀鸣：“罪恶已经发生了。你们已经看见了我们的国家。”正如查尔斯·梅特卡夫爵士曾经警示过的那样，此次考察的真正目的没能瞒过任何人。行动伊始，沿途满腹狐疑的埃米尔就强烈反对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和那些稀奇古怪的货物穿过他们的领地。但埃米尔们随即就被警告说，如果他们扣留了兰吉特·辛的礼物，后果将非常严重。当然埃米尔们也尝到了礼物的甜头，最终他们不得不允许伯恩斯和同伴通行。除了偶尔从岸边射来的冷枪外，伯恩斯一行没有再遇到其他麻烦。但众埃米尔一再表示，他们对于航行途中的人员安全不承担任何责任。

进入印度河口五个月后，伯恩斯一行来到兰吉特·辛的都城拉合尔。一路上他们尽量在夜间工作，以免引起当地人的敌对情绪。他们小心翼翼地测量泥泞的水底的深度，证实了从印度河入海口之后的七百英里都适合航行，但只能是他们搭乘的那种平底小船。只要兰吉特·辛同意，英国商品可以航行至此后从船上卸货，通过陆路运输到阿富汗，然后越过阿姆河抵达突厥斯坦的市场。

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1805－1841），着阿富汗本地服装。他最后被喀布尔的暴徒乱刀砍死。

在此次长途跋涉中，那五匹英国马经历了酷热及各种不适，居然奇迹般地幸存下来，这在欢迎伯恩斯的旁遮普宫廷中引发了轰动。伯恩斯写道：“擅长拉载的英国马匹第一次被要求飞驰、慢跑和表演各种只有最敏捷的动物才能做出的动作。”人们看到这些马匹巨大的马蹄后更加瞠目结舌，马掌的重量超过当地马的四倍之多。官员们问伯恩斯是否可以先行送一只马掌去拉合尔。伯恩斯记载道：“这件在当地人眼中的奇特之物当即被送出，关于每匹马的详细记录也同时呈报给兰吉特·辛。”绣有蓝色天鹅绒边的马车在宫廷官吏中也引起了类似的赞美，现在这架马车由五匹高头大马拉着直奔都城（当地人给这些马取名“小象”）。

在拉合尔等待伯恩斯的是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兰吉特渴望与英国维持友好关系；而在这个实力强大的锡克邻邦面前，英国人也得做出明智的选择。加尔各答方面认为，锡克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战斗力与东印度公司自己的军队不分高下。当然，双方都希望不必真正较量一番。唯一让伦敦和加尔各答担心的是兰吉特的健康，他去世后必定会有一场王位之争。伯恩斯的任务之一就是评估这位国王的寿命以及该国的政治氛围。

伯恩斯后来写道：“我们沿城墙行进，然后从正门进入拉合尔城。街道边骑兵、炮兵和步兵列队排开，在我们经过时向我们敬礼。围观人群众多，他们大多肃静地坐在屋顶的露台上。”伯恩斯和同伴随后被带领着穿过皇宫的外院来到王座大殿的入口处。“正当我弯下腰去脱鞋时，”伯恩斯写道，“我发现自己被一个身材矮小、面容苍老的人紧紧拥抱住。”他惊诧地意识到，大名鼎鼎的兰吉特·辛本人亲自前来迎接，这堪称史无前例的殊荣。国王手挽着伯恩斯进入王宫内庭，请他在王座前的一把银质椅子上就座。

伯恩斯向兰吉特·辛递交了埃伦伯勒勋爵的亲笔信，信封由金丝线缝制，盖有英国皇室徽章，信里转达了英王威廉四世给锡克帝国统治者的私人问候。兰吉特命人大声朗读这封信。埃伦伯勒勋爵在信中写道：“国王特别指示我转告陛下，他对两国间长久以来的互信甚为满意，愿上帝保佑这份友谊长存。”兰吉特·辛显然欣喜万分，还没等信念完他就下令鸣放礼炮，六十门炮每门二十一响，向拉合尔的臣民宣告他的快乐。

接下来，兰吉特在伯恩斯陪同下视察了一直在高温下耐心等待的那五匹英国骏马。英国君主这些美妙绝伦的礼物让兰吉特心花怒放，当这些马一匹一匹从他面前牵过时，他兴奋地向廷臣大声欢呼。第二天早上，伯恩斯和同伴参观了由五个步兵团组成的阅兵仪式，兰吉特还邀请伯恩斯一起检阅部队。士兵身着白色军服，佩戴黑色交叉皮带，手持土制的滑膛枪，开始为国王的贵宾进行演习。伯恩斯写道：“检阅部队动作整齐精准，堪比印度军队。”兰吉特向他询问了许多军事问题，特别是英国军队是否足以对抗炮兵部队。

作为兰吉特的贵宾，伯恩斯一行在拉合尔停留了将近两个月。其间是没完没了的军事检阅、宴会和娱乐活动，包括长时间陪同兰吉特喝一种当地蒸馏提取的“糟糕透顶的酒”，但兰吉特却极为痴迷。这位独眼统治者（兰吉特·辛因天花失去一只眼睛）同样着迷的还有来自克什米尔的四十名舞娘，全部女扮男装。他眼中闪烁着兴奋的目光，对伯恩斯坦言道：“这也是我的一个兵团，但人们告诉我这是唯一一支我不能训练和处罚的部队。”舞蹈结束后，这些美若天仙的姑娘坐着大象离开，这令年轻的伯恩斯颇为失望，他也偏爱俊俏的本地姑娘。

当然，宾主之间也花了大量时间讨论严肃的政治和商贸事务，毕竟这些才是伯恩斯此行的真正目的。这位智慧的锡克老人给伯恩斯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尽管他身材矮小，外貌平庸，但他长期以来赢得了那些远比他高大勇猛的好战臣民的尊敬和忠诚。伯恩斯写道，“上天确实对他馈赠良多。他失去一只眼睛，脸上有天花留下的麻子，身高不超过五尺三寸”，但他对周围的人具有强大的统摄力。伯恩斯写道:“尽管室内的场面如巴扎般壮观，根本不像是在数年以来第一位本地国王的宫廷中，但没有任何人胆敢擅自发言。”

和其他当地统治者一样，兰吉特也可以做到冷酷无情，尽管他声称在他长期的统治期间，从未处决过任何一个人。伯恩斯写道：“狡诈和抚慰是他的两个主要外交手腕。”那么兰吉特到底还能在位多久呢？伯恩斯说：“这位国王的生涯很可能已接近尾声，他含胸驼背，老态龙钟。”伯恩斯担心，兰吉特夜夜豪饮已远远超过他的承受限度。然而，他最钟爱的烈酒——“比最烈的白兰地还要浓烈”——似乎并未伤害到他。事实上兰吉特·辛又活了八年，这让东印度公司的将军们深感宽慰，他们把他看作是印度外围防线的关键纽带，是对抗俄国侵略者的强大盟友。

终于在1831年8月，伯恩斯和同伴满载着礼物和赞誉跨过边界，回到英属印度一侧，前往东印度公司位于印度西北最前沿的要塞城镇卢迪亚纳。在那里，伯恩斯遇见了流亡的阿富汗统治者苏加沙哈（Shah Shujah）(1)。在未来的岁月中这个人将会和伯恩斯的命运紧密相连。苏加一直梦想着推翻令人生畏的现任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ohammed）(2)，重新夺回失去的王位。苏加体态臃肿、面色忧郁，伯恩斯对他无甚好感。伯恩斯写道：“根据我的了解，沙哈没有足够的本事重登喀布尔王位。”伯恩斯认为苏加也不具备足够的个人品质和政治智慧把阿富汗这样一个动荡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

一周后伯恩斯抵达印度政府的夏都西姆拉，在那里向印度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William Bentinck）汇报了他此行的成果。这次旅行证明，无论是战舰还是货船，只要是平底船就能在印度河上航行，向北直至拉合尔。基于这一发现，当局决定打开水路交通，以便英国商品能在突厥斯坦和中亚其他地方与俄国商品展开竞争。本廷克派遣现已晋升为上校、服务于政治部的亨利·波廷杰与信德的诸位埃米尔进行协商，争取获准允许英国商品穿过他们的领地。伯恩斯报告说，兰吉特·辛对英国人颇为友好，加之他本人也会从这些贸易中获利，因此不会制造麻烦。上级对伯恩斯不辱使命非常满意，尤其是总督本人，正是他根据约翰·马尔柯姆的推荐最终选定伯恩斯执行了这次任务。本廷克夸奖伯恩斯身兼“热情、勤勉和智慧”于一身，这些品质使得他顺利完成了这项高难度的任务。年方26岁，伯恩斯就已经开始平步青云。

赢得总督的关注和信任后，伯恩斯提议开展另一项更为雄心勃勃的使命：侦察那些迄今尚未被了解的通向印度的通途，位置在亚瑟·康诺利去年勘察过的地区以北。伯恩斯建议首先去喀布尔，在那里他会寻求与兰吉特·辛的强劲对手多斯特·穆罕默德建立友好联系，他还将评估阿富汗军队的实力以及喀布尔的防卫能力。然后他计划从喀布尔出发，穿过兴都库什山山口、渡过阿姆河，到达布哈拉城。他希望像评估喀布尔一样评估这座城市，然后通过里海和波斯返回印度，给长官带回大量军政情报。这无疑是个极具雄心的计划，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只满足于勘察喀布尔和布哈拉的其中之一，而不是兼而有之。

考虑到他人微言轻，加之这一地区的敏感程度，伯恩斯原以为他的提议不会被采纳，所以当1831年12月总督告诉他计划被批准时，他喜出望外。伯恩斯很快就明白了，计划之所以获批是因为这个建议的提出恰逢其时。在伦敦，同此前的保守党政府一样，格雷领导下的新一届辉格党内阁也开始为俄国人在欧洲和中亚日益增长的势力和影响坐卧不安。伯恩斯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国内政府已经被俄国人的计划吓坏了，迫切希望能派遣机智能干的军官前往阿姆河沿岸及与里海接壤的国家刺探情报……而我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自告奋勇地要去做一件恰好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他立即着手准备这次旅行，挑选了几个得力助手——一个英国人和两个印度人。前者是一位热爱探险的孟加拉军队军医，詹姆斯·杰拉德，他曾在喜马拉雅山区旅行。两个印度人一个叫莫汉·拉尔，是个聪明、有教养的克什米尔人。他精通数种语言，在需要遵循东方礼节时，这一才能将派上大用场。此外他还将负责记录此行中获取的大量情报。另一个印度人叫穆罕默德·阿里，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东印度公司测绘员，他曾经陪同伯恩斯测量印度河并证明了自身价值。除这三人，伯恩斯还带上了自他十一年前初来印度时就一直跟随他的一名私人侍从。

1832年3月17日，伯恩斯一行在阿塔克渡过印度河，朝着远离兰吉特·辛曾经热情款待并提供庇护的旁遮普方向前行，准备进入阿富汗。伯恩斯后来写道：“现在需要舍弃几乎全部物品，还得摒弃许多已经成为我们第二天性的习惯。”他们脱掉欧洲服饰，换上阿富汗服装，剃光头发，缠上头巾。长袍外系着印度腰带，上面悬挂着宝剑。但他们并没有试图隐瞒欧洲人的身份——他们声称自己是经由陆路返回故乡的英国人。他们尽可能与环境相融，以免引起不友好的关注。伯恩斯解释说：“我之所以采取这一方案，是因为乔装成当地人的方法根本行不通；基于我的所见所闻，没有一个欧洲人能够在这些国家旅行而不被怀疑或发现的。”

伯恩斯认为劫匪是他们最大的威胁，所以探险队携带的少量财富都在队员之间分摊、隐藏起来。他写道：“一张面值5000卢布的银行票据紧紧缝在我的左臂上，就像亚洲人佩戴护身符那样。”他的护照和介绍信缝在另一只手臂上，还有一小袋金币悬挂在长袍内侧的腰带上。他们决定不让杰拉德在沿途免费发放药品，担心别人会认为他们是富商。在人人都携带武器并随时觊觎陌生人财产的阿富汗，你绝不能有片刻松懈。

他们被警告说，如果走开伯尔山口，那么生还的几率会很低，于是他们选择了一条更漫长曲折的道路翻越群山。安全通过阿富汗东部的贾拉拉巴德后，他们开始沿商路大道往西向喀布尔进发。行进途中，四周遍布白雪皑皑的高山，雄伟的兴都库什山群峰在远处依稀可见。他们一路上遇到的麻烦比先前担心的要少得多。在寒冷的夜晚他们甚至被允许睡在清真寺里，尽管村民知道他们是异教徒。伯恩斯写道：“他们好像对基督徒没有任何偏见。”实际上他和杰拉德医生一直都没有隐瞒他们的宗教信仰。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非常谨慎，避免冒犯别人。伯恩斯后来写道：“当他们问我是否吃猪肉时，我当然会义愤填膺地说，只有被抛弃的人才会做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求上帝宽恕我吧，我实际上真的很喜欢吃培根，写到这个词时我都会流出口水。”

4月30日午夜，他们抵达了一个山口，山下就是喀布尔。第二天下午进入都城后，他们首先来到海关。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的行李竟然在这里遭到搜查，所幸搜查并不彻底。伯恩斯后来回忆道：“我的六分仪和书，还有医生的几瓶药和一些器具都被拿出来接受正式检查。他们没有损坏这些物品，但看到那些稀奇古怪的仪器后，他们毫无疑问地把我们当成变戏法的来盘查。”

横渡印度河六周后，伯恩斯一行终于抵达了第一个目的地。 正是从这里——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大本营喀布尔——他们的使命才真正开始。九个月后，当伯恩斯完成使命时，他赢得的赞誉足以与七十五年后劳伦斯(3)在阿拉伯世界赢得的声望相媲美。

尽管亚历山大·伯恩斯的名字经常和布哈拉联系在一起，但他的真正归属是在喀布尔，因为他的最终宿命是和这座城市以及它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紧密缠绕在一起的。当1832年春天初次来到这里时，他很快就爱上了这座城市，把它比喻为天堂。这里栽满果树的花园和林间鸣唱的小鸟让他想起了英格兰。他写道：“人们在一座花园里就会看到各种果树，有桃树、李树、杏树、梨树、苹果树、柑橘树、樱桃树、核桃树、桑树和石榴树，甚至还有葡萄园。几乎每棵树上都停歇着夜莺、黑鹂、画眉、鸽子，还有叽叽喳喳的喜鹊。”伯恩斯是如此喜爱夜莺的鸣叫，以至于后来一个阿富汗朋友向他的印度居所赠送了一只夜莺。这只被誉为“一千个故事的夜莺鸟”整夜鸣叫不停，后来他不得不把它放到远处才能入睡。

伯恩斯和多斯特·穆罕默德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伯恩斯自称借道喀布尔和布哈拉回家，而且还带着一封致阿富汗君主的介绍信。这封信很管用，不久后他就受邀前往王宫——坐落在俯瞰整个城市的巴拉·希萨尔城堡内。与他的邻邦对手兰吉特·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斯特·穆罕默德出人意料的低调朴素，他和伯恩斯盘腿坐在地毯上，除此之外房间内没有任何陈设。

像所有阿富汗君主一样，多斯特·穆罕默德从小就生长在阴谋和背叛中。他还从他的波斯母亲那里继承了另一些更为狡黠、敏锐的特性。这一切都帮助他在和几位兄长争夺喀布尔王位的斗争中胜出，并于1826年正式登基。对王位的争夺战自苏加沙哈被罢黜后就开始了，而苏加本人现在则流亡卢迪亚纳。多斯特·穆罕默德原先是文盲，但登上王位后他立即弥补了这一不足，同时开始在他的国家恢复秩序和繁荣。对于他短短六年间就在这个动荡的国家里实现的功绩，伯恩斯和同伴赞叹不已。

伯恩斯汇报说：“旅行者在还没进入阿富汗时就对多斯特·穆罕默德闻名已久，没有人比他更值得这些赞誉了。这位君主的公正赢得了阿富汗社会各阶层持久的称赞。农民因为除掉了暴政而高兴，市民因为安全的环境和严格的城市管理而高兴，商人因为他公正的裁决和财产受到保护而高兴。”伯恩斯总结，这些是一个君主可以得到的最高奖赏了。然而，使团中年轻的克什米尔人莫汉·拉尔却对这位统治者表现出来的仁爱表示怀疑。他后来观察到，尽管多斯特·穆罕默德“在管理政务上审慎、明智，而且是一位合格的军事指挥官”，但他对“背叛、残忍、杀戮和谎言”这些伎俩同样在行。

初次见面时，多斯特·穆罕默德欢迎伯恩斯的到来，并宣称，尽管他不熟悉英国人，但他听到过别人对英国人及其国家赞誉有加。他迫切希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和治国方略，于是连珠炮般地向伯恩斯发问。多斯特·穆罕默德想知道关于欧洲的一切：有多少个国王，如何挫败邻国推翻自己的企图等等。问题是如此广泛而繁多，以至于伯恩斯很快就忘记了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涵盖法律、税收、欧洲国家组建军队的方式（多斯特·穆罕默德听说俄国采用征兵制），甚至连育婴堂都被谈及。当多斯特·穆罕默德问及英国对阿富汗是否心存企图时，他死死盯着伯恩斯的眼睛。他还知道兰吉特·辛雇用了欧洲军官来培训和改造军队，于是他主动提出请伯恩斯出任他的军事训练指挥官，因为他清楚伯恩斯是东印度公司的军官。多斯特·穆罕默德向伯恩斯许诺：“由你来掌管一万两千匹马和二十门炮。”在伯恩斯婉言谢绝后，他请求伯恩斯推荐其他军官来担任这一职务。

多斯特·穆罕默德毫不掩饰他对那个强大而又傲慢的锡克教邻邦的厌恶，他问伯恩斯，英国是否希望他帮助推翻兰吉特·辛。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因为加尔各答或伦敦方面绝不会抛弃态度友善的兰吉特·辛；对他们来说，麻烦的不是锡克人，而恰恰是难以驾驭的阿富汗人。毕竟，就在七十五年前，阿富汗人通过开伯尔山口涌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们裹挟着能带走的一切财宝耀武扬威地满载而归。伯恩斯首先向多斯特·穆罕默德表示感谢，然后指出，他的政府和兰吉特·辛签有长期协议，无法承担与一位如此令人生畏的邻邦交恶的后果。身为政治军官的伯恩斯深知，在这片印度防卫最为脆弱的边境地区，加尔各答方面需要的不是两个互相仇视的邻邦，而是两个强大、稳定、与英国交好的盟友，这样才能共同构建起抵御侵略的盾牌。但这次伯恩斯的任务是了解这些君主的观点，而不是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后者需要将来择机完成。届时还要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英国到底应该支持谁来领导一个统一的阿富汗？康诺利推举卡姆兰沙哈，这样至少赫拉特不会被置于波斯人（最终也就意味着俄国人）的掌控之中。伯恩斯对自己推举的候选人也充满信心，他坚信英国应该帮助多斯特·穆罕默德巩固王位，这是唯一有能力把这个好战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还要前往布哈拉，伯恩斯和同伴就会心满意足地继续徜徉在这座讨人喜爱的城市里，和阿富汗朋友一起品茶聊天。他们和多斯特·穆罕默德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直到次日凌晨才结束，然后出发向北方的兴都库什山口前进。山的那边就是巴尔赫、阿姆河和布哈拉。一旦离开了多斯特·穆罕默德的领地，他们就将开始此行中最危险的一段旅程。莫克罗夫特和两个同伴命运的终结也只不过是七年前的事，他们的遭遇一直萦绕在伯恩斯他们的脑海。当他们抵达巴尔赫时，这座曾经伟大的城市现在已沦为一片废墟。为向莫克罗夫特表达敬意，他们决定找到他的孤坟。

他们首先找到的是乔治·特里贝克的坟，坐落在几英里外的一个村庄里，他是莫克罗夫特队伍中最后一个离世的。这座坟伫立在一棵桑树下，没有任何标记。伯恩斯写道：“埋葬完两个同伴后，年轻的他终于也倒下了，在这个遥远的国度，他已经被病痛折磨了四个月，身边没有朋友、没有帮助、没有安慰。”伯恩斯最后在巴尔赫城外的一面泥墙下找到莫克罗夫特和格斯里的墓，他俩被葬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当地人拒绝为他们竖立任何形式的墓碑。当晚月朗星稀，伯恩斯长久伫立在莫克罗夫特的墓前，百感交集。长眠于此的，是伯恩斯和所有大博弈参与者深深崇敬的人。他后来写道：“在如此寂静的深夜看到眼前这幅场景，怎能不让人黯然神伤。整个团队被埋葬在相隔不过十二英里的一片区域内，他们的故事默默激励着志同道合的我们继续前行。”

但他们没有时间再多愁善感了。他们已经安全抵达阿姆河，准备对这条伟大的河流进行秘密勘察。一直以来人们都担心俄国入侵部队某天会从里海出发，沿着这条河流一路航行至巴尔赫。在他后来出版的书里，伯恩斯对于在此逗留的五天他们是如何勘察的所言甚少，却不惜笔墨描述了探险队在古城巴尔赫的废墟中寻找钱币和遗迹的细节。直到有一天人们读到了伯恩斯写给上级的秘密报告时，才知道他们当时是如何繁忙地勘察和分析河流的航行性、当地食物补给的供应情况，以及其他相关的战略考虑。这些已经发黄褪色的报告今天仍然保存在伦敦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的档案库里。完成这项任务后，伯恩斯一行开始了本次旅行最后、但也是最让人筋疲力竭的一段——穿越沙漠前往布哈拉的十天旅程。为此他们加入了一个武装精良的大型商队。尽管名义上他们已经进入布哈拉埃米尔的领地，但随时都有被土库曼奴隶贩子劫持、最终套着枷锁在市集上被卖掉的风险。实际上，整个旅程平安无事，除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高烧折磨了伯恩斯和同伴。那场高烧不由得让他们想起了三位前辈的命运。

接近布哈拉时，伯恩斯起草了一封充满东方式恭维笔调的信函，提前派人呈送给大维齐尔(4)，表达了希望瞻仰圣城尊荣的意愿。在信中他用慷慨的措辞把大维齐尔称为“伊斯兰的高塔”和“信仰的宝石”，这恭维一定让大维齐尔大为受用，因为很快就有信使回来说，欢迎伯恩斯一行访问布哈拉。离开德里六个月之后的1832年6月27日，伯恩斯和杰拉德拖着依然虚弱的病体和同伴一起骑马进入了布哈拉的主城门。当天晚些时候，伯恩斯被传唤觐见大维齐尔，地点是离他们住所两英里远的埃米尔王宫，坐落在著名的布哈拉方舟城堡（Bokhara's Ark），即布哈拉要塞里。换上本地服饰后，伯恩斯独自步行前往王宫，因为在这座圣城里严禁非穆斯林骑马，而杰拉德则因重病缠身无法随行。

大维齐尔是位年迈干瘪的老人，蓄着长长的灰色胡须，细小的眼睛里流露出狡诈的目光。会面伊始，大维齐尔盘问了伯恩斯将近两个小时。这位伊斯兰宰相首先想了解伯恩斯为何要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伯恩斯像往常一样解释说，他们是经陆路返回英国途中，想顺路亲眼见证一下在东方享有盛誉的壮丽的布哈拉城，并将赞美之辞带回祖国。宰相接着问道：“你以何为生？”伯恩斯踌躇了一下，回答说自己是印度军队的军官。其实他不必担心，因为看上去大维齐尔丝毫没有因此而不安。他反而对伯恩斯的宗教信仰更为关心，先问他是否信奉真主，然后问他是否崇拜圣像。伯恩斯断然否认了圣像崇拜，于是宰相要求他展露胸膛以证实没有佩戴十字架。当看到伯恩斯的确没有佩戴十字架，这位伊斯兰宰相赞赏地说：“你比那些俄国人强。你是有经者(5)。”他接下来问基督教徒是否吃猪肉，伯恩斯知道这个问题必须小心对待。他谨慎地说有些基督徒会吃猪肉，但大多是穷人。大维齐尔继续盘问道：“猪肉味道如何？”伯恩斯对此早有准备，回答说：“我听说和牛肉味道相近。”

关于外部复杂纷繁的世界，伯恩斯介绍了许多。这些有趣的信息很快就使他与这位穆斯林宰相相处融洽，正如此前他曾令很多其他亚洲人折服一样。他还拿出自己两枚指南针中的一枚赠予大维齐尔，从而赢得了大维齐尔的友谊。他和同伴立即获准在古城中自由闲逛，可随意观察居民的日常起居生活。他们在冷峻的宣礼塔里看到犯人被石块砸死，在方舟城堡前的广场上看到死刑犯被大刀砍头。伯恩斯还去了奴隶市场观看现场交易，他的报告中写道：“这些可怜的人被售卖，他们被分割在三十至四十个围栏里像牲畜一样被检查。”那天上午有六个奴隶等待出售，但没有一个是俄国人。“作为一个欧洲人，我对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交易的厌恶油然而生。”但布哈拉人当场辩护，说奴隶们未受虐待，反而比他们是自由身时生活得更好。

在布哈拉城，大约有一百三十个俄国奴隶，伯恩斯谨慎地放出消息，说他想见见这些人。没过多久的一天晚上，一个明显是欧洲人模样的男子跌跌撞撞冲进他们的房子，情绪激动地扑倒在伯恩斯脚下。他说他家住在俄国的一个边区村落，10岁时的一天晚上被土库曼奴隶贩子从睡梦中劫持。他现在已经做了十五年的奴隶，为他的主人做木工活。他说主人待他不错，他可以自由行动。尽管私下里他仍然是个基督徒，但为了保险起见，他皈依了伊斯兰教（伯恩斯注意到“此时这个可怜的家伙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他解释说：“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极其厌恶基督徒的民族中。”和伯恩斯一行共进晚餐后，他准备离开。临走前他告诉他们：“虽然我看上去是幸福的，但我对祖国朝思暮想。如果能再看故乡一眼，我死而无憾。”

伯恩斯和同伴们在布哈拉待了一个月，需要了解的信息基本都掌握了。伯恩斯本希望继续前往希瓦汗国，从那里经波斯返回印度。但大维齐尔警告他千万不要去希瓦，周边地区极不稳定，非常危险。最终伯恩斯决定放弃希瓦，经梅尔夫和阿斯特拉巴德直奔波斯。他设法让大维齐尔给他颁发了一张盖有埃米尔御印的通行令，命令沿途的布哈拉官员尽力协助伯恩斯一行。但是大维齐尔提醒伯恩斯，一旦离开了埃米尔的疆土，他们就进入了充满欺诈的地区，谁的话都不能信，直到他们抵达波斯。因为某种没有明示的原因，宰相一直未允许他们觐见埃米尔本人，当然不排除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他们。这位新登基的埃米尔后来残忍地杀害了步伯恩斯后尘访问布哈拉的另外两位英国人。最后，一直对伯恩斯照顾有加的大维齐尔与他依依惜别，请他们在安全抵达后为他祈祷，“因为我已是垂垂老者。”哦，对了！还有一事相求：如果伯恩斯将来重返布哈拉，能否请他带一副品质优良的英国眼镜呢？

在经历了不计其数的奇遇和危险后，伯恩斯一行人终于经波斯湾，于1833年1月18日由水路抵达孟买。他们发现在自己离开的十三个月里发生了许多大事，致使本已岌岌可危的英俄关系进一步恶化。2月20日那天，伯恩斯正准备向总督汇报他此次中亚之行的侦查结果，有消息传来，俄军战舰在君士坦丁堡入港停靠，这让伦敦和印度方面惊愕异常。这其实是自1831年以来一系列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先是埃及起义，然后是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反对苏丹的起义。初看上去这些起义仅为区域性事端，但事态很快就开始恶化，造成严重威胁。起义的幕后指使其实是土耳其苏丹的一个大臣、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6)。在攻取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后，阿里的大军挥师向安纳托利亚挺进，剑锋直指君士坦丁堡，对夺取苏丹王位志在必得。苏丹绝望地向英国求救，但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7)却犹豫不决。

尽管英国没有立即表态，沙皇方面却毫不迟疑，因为他不愿亲眼目睹君士坦丁堡顺从的苏丹被一个激进的新王朝所替代。沙皇立即派遣曾经在希瓦制造传奇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现在已晋升为将军）前往君士坦丁堡，抵御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为苏丹提供保护。起初苏丹还有些踌躇，因为他更愿意得到英国的帮助，但伦敦方面依旧一言不发。帕麦斯顿坚信，作为英国盟友的俄军绝不会单方面行动。但帕麦斯顿派驻当地的下属认为，这个危机将威胁英国在近东地区的利益，更不用说对印度的影响了。在他们的敦促下，帕麦斯顿决定采取行动，然而即便是此刻，他也仍然倾向于调停。毫无疑问，他的决定为时已晚。眼见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在安纳托利亚长驱直入，马上就要兵临城下时，苏丹别无选择，只能感激涕零地接受沙皇尼古拉的帮助。

于是，在阿里的部队距离首都不足两百英里时，俄国军舰及时赶到了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阿里知道自己无力同时对付俄土联军，只好宣布停战，随后双方签署协议。苏丹的王冠保住了。英国的举棋不定使圣彼得堡终于实现了长久以来出兵君士坦丁堡的梦想。消息传到加尔各答后，当局立即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俄国人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终极目标是印度。威尔逊、莫克罗夫特、金尼尔以及德莱西·埃文斯他们不再被视为耸人听闻者了。这些就是伯恩斯重返加尔各答时的历史背景。他归来的时刻堪称完美，因为大博弈正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

伯恩斯向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汇报完毕后，受命立即乘船前往伦敦，向内阁、印度事务部以及其他高级官员汇报中亚形势和俄国威胁印度的可能性。他受到的接待规格让这位年轻副官兴奋不已，他甚至还得到了国王单独接见，因为国王和其他人一样，希望能亲耳听到他的故事。伯恩斯一夜之间成为了英雄，职业生涯也达到顶峰。晋升为上校之后，皇家地理学会还因为他卓著的探险经历授予他令人垂涎的金质奖章。他没有经过选举就直接受邀加入神庙俱乐部（the Athenaeum），那是英国文学和科学精英的至圣所。社交场上的名媛们和未来丈母娘们争相追逐着这位风头正劲的年轻军官。

当时一家名列前茅的出版商约翰·默里公司很快就购得了伯恩斯旅行记录的出版权，并以《布哈拉之旅》（Travels into Bokhara）为书名抢在亚瑟·康诺利的书之前出版，后者的书直到几个月后才出版，而莫克罗夫特身亡后留下的作品则在七年之后才出版。伯恩斯这部长达三卷的史诗般的著作首次向读者展示了中亚的浪漫、神秘和激情。此书很快成为畅销书，第一天就卖出九百本，这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目。令人遗憾的是，杰拉德医生远在印度，不能分享这一荣耀。两年之后他去世了。前往布哈拉的旅途中他们一行人罹患的那场疾病彻底击垮了他的健康。

然而，身处一片赞歌中的伯恩斯并没有忘记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除了这本他在回国船上写成的旅行记录外，他还为上级准备了两份秘密报告——一份军事方面的，一份政治方面的。另外还有两份关于当地地形和商贸的报告。在军事报告中他主张，如果喀布尔落入俄国人手中，那会和赫拉特沦陷一样危险。根据他的报告，敌军可以在一个月内从巴尔赫抵达喀布尔。尽管兴都库什山曾经冻死过亚历山大大帝的许多士兵，但实践证明，对于一支装备精良、现代化的部队来说，它根本不是障碍。阿富汗人在部落战争中凶猛无畏，但他们不可能长期抵挡势在必得要拿下喀布尔的俄军。一旦掌控了喀布尔，侵略军将会轻而易举地通过几条备选路线直取印度。

至于如何抵达巴尔赫，伯恩斯认为俄军可以把部队放到驳船上，然后用马拉着船沿阿姆河行进——“就像在运河上那样。”伯恩斯和同伴已经查明，阿姆河直到巴尔赫一带均可航行，河岸低矮坚实，而马匹在当地随处可见。大炮要么由驳船载运航行，要么用马匹沿着河岸拖拉前行。如果侵略军是从奥伦堡而不是咸海东岸出发的话，他们甚至都不必先征服希瓦；同样也可以绕开布哈拉，只不过这两个绿洲是食品和其他补给的重要来源地，当然前提是要赢得当地首领的配合。鉴于喀布尔可能落入俄国人手中，伯恩斯主张，英国应该支持多斯特·穆罕默德而不是卡姆兰沙哈作为统一的阿富汗王国的国王。伯恩斯把俄国进军喀布尔描绘得非常简单，而且不同于威尔逊、金尼尔或者德莱西·埃文斯，伯恩斯亲自去过那里。

伯恩斯急盼着重返那片一夜之间赋予他荣耀的地方，为此他积极游说政府，批准在喀布尔派驻一个常设代表团。除了与多斯特·穆罕默德建立紧密关系外，这个代表团还可以监视俄国人在阿姆河以南地区的举动。当然，另一个主要目的，是确保英国商品而不是俄国商品垄断阿富汗和突厥斯坦的市场。伯恩斯对印度河的勘察表明，该水域可以通航，如果东印度公司充分开发该片水域的话，那么更加物美价廉的英国商品就能把俄国货彻底赶出当地市场。起初，伯恩斯关于在喀布尔建立英国商贸代表团（虽然有很浓的政治意味）的建议被上级否决了，用其中一人的话说，因为这可能会“堕落为政治机构”。然而，新上任的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持不同观点。于是，在1836年11月26日，伯恩斯被再次派往喀布尔。

伯恩斯上次拜访多斯特·穆罕默德并在布哈拉停留一个月的事实没能逃脱圣彼得堡的耳目，这次也不例外。一段时间以来，俄国人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英国人在中亚地区的行动，并愈加担心。不光是俄国商品开始受到英国商品的猛烈冲击，两国在政治上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大博弈此时不再局限于中亚诸汗国之中，战场已经逐步延伸到俄国人一直视为己有的高加索地区。圣彼得堡陆续收到来自黑海东北岸切尔卡斯亚的报告，称英国间谍在那一带活跃，向当地部落提供武器，挑唆他们与企图夺取其家园的异教徒展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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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富汗杜兰尼王朝君主之一，1803年被拥上王位，1809年被推翻。

(2) 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灭亡后成为埃米尔，建立巴拉克宰王朝。

(3) 即“阿拉伯的劳伦斯”——英国陆军上校托马斯·劳伦斯。他曾在一战中帮助阿拉伯摆脱土耳其统治，被许多阿拉伯人奉为英雄。

(4) 维齐尔是伊斯兰教国家对大臣的称呼。大维齐尔则特指宰相或总理的职位。

(5) 在伊斯兰教中，“有经者”指基督徒或犹太教徒，地位低于穆斯林，高于无神论者和多神论者。

(6) 奥斯曼帝国埃及总督，后领导埃及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并成为埃及阿里王朝创建者。被誉为现代埃及之父。

(7) 英国著名政治家，第三代帕麦斯顿子爵。多次担任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也译作巴麦尊。

第十二章　世界上最强大的堡垒

chapter XII　THE GREATEST FORTRESS IN THE WORLD

截至目前，包括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在内的高加索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落入沙皇尼古拉手中，正式并入了俄罗斯帝国版图。但在北部山区，穆斯林部落的抵抗运动还在激烈进行中。对俄国来说尚存两个需要征服的地区，那就是西部的切尔卡斯亚和东部的达吉斯坦。与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战争已经结束，现在俄国将军们把主要精力转来对付这两个勇猛好战的民族。这些土著将领在高山和森林作战方面具有非凡的指挥才能，因此征服他们所用的时间远远超出了俄国人的预期。同时，俄国人还意外地发现了这些土著背后的盟友。

28岁的大卫·厄克特（David Urquhart）曾经作为志愿者参加过希腊独立战争(1)，他对土耳其人产生了深厚感情。1827年，他和另外八十多个英国人一起前往希腊帮助驱赶土耳其人，但他很快就对希腊人大失所望。他将热情转向土耳其人，继而对土耳其人的宿敌俄国也产生了憎恶。厄克特曾在一所法国军事院校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具有非凡的宣传动员能力，这些才干现在都用来反对圣彼得堡。不久后他就将成为英国反俄派的骨干。厄克特与包括英国国王在内的社会顶层人士都有交往，并十分享受随之而来的种种便利。他也因此受政府聘用去近东地区执行一系列秘密外交任务。正是在君士坦丁堡执行其中一项任务时，他发现自己被卷入了切尔卡斯亚问题。

不久前，穆罕默德·阿里对土耳其苏丹王位的威胁被解除了。俄国人虽然很不情愿地同意从君士坦丁堡撤军，但在撤离前强迫土耳其人为这次军事干涉行动付出沉重代价。至少在厄克特和其他反俄派人士看来，1833年俄土两国签署的这份协议几乎把土耳其变成俄国的附属国。不久后人们又发现了一项秘密条款。根据该条款土耳其承诺，只要圣彼得堡提出要求，土耳其就必须对所有外国战舰关闭达达尼尔海峡，而仅对俄国军舰开放。这让伦敦方面非常警觉，因为一旦爆发战争，俄国黑海舰队将独享土耳其海峡的穿行权。

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倍感愤怒，向圣彼得堡提出严正抗议。他开始问自己，比起消极懒散的苏丹，也许曾向英国人示好、可怕的穆罕默德·阿里更适合土耳其王位。俄国人对于抗议的回复并未缓解帕麦斯顿的情绪。俄国人争辩说，他们无非是做了英国人想做的事情，只是抢先一步而已。尽管帕麦斯顿心里清楚这和事实相差无几，但他反驳说这种辩解“无礼且鲁莽”。这一回合的较量对改善两国迅速恶化的关系没有任何帮助。有消息称，圣彼得堡正大力扩张海军力量，这更加深了英国对俄国怀有某种长远野心的担忧，同时也促使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了相应调整。俄国在1828年和1829年连续赢得对波斯和土耳其的战争，其后更获得了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秘密条款，现在又积极扩张海军力量，这的确是不祥之兆。在这种背景下，无论大小，所有事情都开始为反俄派的天平加码。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大卫·厄克特开始替切尔卡斯人打抱不平。1834年，当时还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他先和切尔卡斯人的领袖取得联系，然后作为第一位英国人秘密拜访了他们修建在崇山峻岭间的要塞。有勇无谋的切尔卡斯人首领对这位来自伟大外部世界的访客印象极好，把他看作强大的英国派来为他们主持正义的代表，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厄克特鼓励他们，也提供了诸多建议，切尔卡斯人则请求他能留下来率领他们和俄国人作战。厄克特婉言相拒，强调如果他回到伦敦，帮助将更大。他认为，英国在道义上有责任阻止俄国占领这个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的山地小国，他甚至由此联想到自己的祖国苏格兰。怀着这样的信念，厄克特回到了伦敦。实际上，如果英国能够帮助切尔卡斯人赶走俄国人，自身也将受益匪浅，因为切尔卡斯亚地处咽喉要地，经此可以入侵土耳其、波斯甚至最终到达印度。一位俄国将军不无道理地把高加索喻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堡垒”。

厄克特恪守着对朋友的承诺，他回到伦敦后发表了大量文章、手册和新闻稿，宣传切尔卡斯人的事业，咒骂俄国人的一切。翌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英格兰与俄罗斯》（England and Russia）的书，书中他针对俄国在近东及中亚的扩张主义提出警示，预测土耳其会被最先吞并。他写道：“那时俄国将成为我们公开的敌人，整个奥斯曼帝国会瞬间从我们的手中滑落到她的手中。土耳其现在用来对付俄国的军队、武器、边防、堡垒、财政和军舰，到那时都会被俄国人训练、整合、指导，用以对抗英国。”俄国占领土耳其之后就会剑指波斯。波斯“人数众多、坚韧好战，俄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训练和调动他们”。至于指挥波斯人攻打的对象，厄克特更是十分肯定。波斯人原本就热衷于劫掠，如果将印度夺目的财富作为诱饵的话，他们绝不会有丝毫犹豫。

厄克特总结说，俄国“会为自己选择恰当的时机……而她在这种关键时刻不可能做出错误判断。她会将所有的注意力、精力以及资源全部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在决定采取行动前，她会确保有十足的获胜把握。”其实这些言论并不是第一次提出。罗伯特·威尔逊爵士最早描绘出奥斯曼帝国被俄国军队淹没的景象，而金尼尔在十七年前就提出圣彼得堡会借用波斯之手侵略印度。只不过目前的情形已今非昔比：俄国似乎随时准备再次采取行动。在扩大海军力量的同时，俄国还大力加强了对高加索地区的控制，而对这一要冲地带的掌控几乎就意味着向土耳其和波斯又推进了一步。借助反俄派前所未有的高昂气势，厄克特发现自己的观点大受欢迎。

厄克特结交的朋友大多位高权重，比如英王威廉四世、土耳其苏丹以及时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庞森比勋爵。正是凭借这些关系，1836年初，厄克特被派往土耳其首都担任英国使馆第一秘书。但厄克特不会因为履新就减少反俄行动或是对切尔卡斯人事业的支持。就是他在君士坦丁堡任职期间发生了“维克森号”（Vixen）事件，这一事件现在也许已经被人们遗忘，但在当时可谓轰动一时。尽管切尔卡斯亚还未被征服，但根据与土耳其签署的协定，俄国已经对这一地区宣告主权。俄国以暴发瘟疫、需要隔离该地区为由，在黑海沿岸设立了一条严密的海军封锁线。

尽管英国政府不认可俄国的主张，但它也不认为这足以成为挑战俄国的理由。帕麦斯顿默许了圣彼得堡打击切尔卡斯人的企图，也未对俄国人封锁海岸线以期将英国商品甚至是武器阻隔在高加索以外的做法采取任何行动。厄克特被这一懦弱的行为激怒了。为了强行推动政府对此做出反应，厄克特说服一家英国船运公司派遣了一艘名为“维克森”的多桅帆船，从君士坦丁堡运送一批食盐到黑海东北部沿岸切尔卡斯亚的苏丘克·卡尔（Sudjuk Kale）港。这是一个蓄意的挑衅行为，目的是试探俄国为了维护这一地区的领土主张到底会作何反应。如果船只被拦截，厄克特希望借此煽动英国国内公众的情绪，迫使政府为保护本国商船而对俄国采取直接行动。这一举动还可能促使英国派军舰进入黑海海域，从而挑战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秘密协定。如果俄国不去拦截“维克森号”，那说明只要有人站出来对抗俄国，就可能迫使其让步，同时也意味接下来向被围困的切尔卡斯人提供军火成为一种可能。

1836年11月，“维克森号”驶离君士坦丁堡向东进入黑海。厄克特专门安排了报社的朋友广泛报道此事，圣彼得堡立即得知了消息。厄克特和他的鹰派同谋者显然希望“维克森号”能被拦截，他们认为只有挑起英俄冲突，才有可能阻止俄国的扩张。事情一开始进展得还算顺利，“维克森号”在苏丘克·卡尔港进行了两天交易后被一名俄国警察扣押。这个消息在英国记者帮助下迅速传到了伦敦，这些记者大多是厄克特在君士坦丁堡的朋友。不出所料，此消息激怒了媒体和公众，尽管大多数英国人根本不知道切尔卡斯亚地处何方。反俄派的报纸正愁没有好题材报道，这下可谓如鱼得水。这一切正中厄克特下怀。《泰晤士报》斥责政府允许俄国人“将英格兰的懦弱当成笑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则分析了该事件更为深远的含意，该学刊撰文道：“一旦切尔卡斯人被征服，高加索地区就暴露于俄国人面前，波斯则任由圣彼得堡摆布……如此一来，俄国的边界须臾间就向英属印度之边界推进了一千二百英里。”

船只扣押事件也同样激怒了帕麦斯顿本人，他与圣彼得堡之间的通函随即骤然升温。但这位外交大臣对厄克特和他的反俄派朋友也很气恼，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事件的始作俑者。他之前就不愿厄克特在君士坦丁堡任职，但被他的内阁同僚否决了，因为众所周知，国王本人是厄克特的后盾。而此时，帕麦斯顿觉得底气十足了，为了避免厄克特进一步破坏英俄关系，他立即着手将肇事者召回伦敦。与此同时，厄克特和朋友在土耳其的首都急切地等待英国政府对于“维克森号”被扣押和罚没的反应。

大约在同一时间，俄国宣称发现英国间谍在切尔卡斯亚地区活动，为该地区提供军火，甚至还挑唆切尔卡斯亚人反抗俄国。除了满载的食盐外，俄国还指控“维克森号”企图向叛乱部落输送武器。俄军指挥官生怕此事引发战争，他警告可能在山区藏匿了外国人的切尔卡斯人，“你们中间的英国人不过是道德沦丧的投机者”。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帮助切尔卡斯亚，而是为了将其据为己有。他们应该立即被逮捕、处死。他进而建议切尔卡斯人放下武器，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对抗俄国的战争中获胜。他问道：“难道你们没意识到，即使天塌下来，俄国人也能用他们的刺刀支撑住吗？”俄军指挥官接着说，切尔卡斯人接受沙皇的统治远胜于接受英王的统治；如果他们听从于英国人，选择抵抗，那么他们的山谷和家园将遭到大火和刺刀的毁灭，他们的高山也将被“踏为灰烬”，到那时就不要怪俄国人无情了。

俄国人在随后二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会发现，要想真正威胁切尔卡斯人，仅凭大声恐吓是不够的。他们在其他高加索民族都选择投降之后还一直坚持反抗了很长时间。但俄国指挥官有一点说对了，当时的确有英国人隐藏在切尔卡斯人中间。出于对切尔卡斯人事业的同情，《泰晤士报》派詹姆斯·朗沃斯为特派记者去了解他们和俄国人之间大卫和歌利亚式(2)的斗争情况。他的同伴詹姆斯·贝尔也是切尔卡斯人的同情者，事实上就是他把自己的“维克森号”借出来推动这一事业的，当然这种做法也许并不明智。詹姆斯·贝尔被厄克特的精神所鼓舞，他和朗沃斯一样，不惜蒙受俄国人的攻击，也要亲眼见证这场战争，并尽力使这场战争在英国媒体上占据头版头条。他还急切地想了解他船只和货物的状况，希望它们安然无恙。

他们在俄国人的眼皮底下与圣战者组织（mujahedin）共度几个月的时光。此间他们感受到切尔卡斯人对“达乌德·贝伊”（Dauod Bey）——也就是大卫·厄克特的崇敬之情。两年前，当厄克特初到切尔卡斯人中间时，这个民族支离破碎。厄克特立即组建了一个中央政权来统一组织、协调抵抗运动。他还帮助他们写了一份正式的独立宣言，广泛刊登在欧洲的报刊上。现在大家都在等候英国政府对“维克森号”被扣事件表态，同时也在观望圣彼得堡是否会对切尔卡斯亚宣称主权。朗沃斯和贝尔则在一旁不断激励和指导切尔卡斯人。两人亲眼目睹了一些战斗场面，朗沃斯据此撰文，刊登在他的报纸上，让切尔卡斯人的抵抗事业时刻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之内。

起初，战斗仅局限于边境地区，俄国人试图用哥萨克骑兵去制服切尔卡斯人。但具有上百年山区和森林作战经验的切尔卡斯人对地形非常熟悉，俄国人完全不是对手。相比哥萨克骑兵，切尔卡斯人的骑术更加精湛，武器装备也更加精良，在战斗技能和残忍程度上他们也毫不逊色。俄国指挥官不得不考虑调整作战计划。他们接下来使用炮兵配合步兵进攻，哥萨克骑兵则负责在侧翼掩护。这种安排使他们能够谨慎地进入对方领地，悉数摧毁沿途所见的村庄和田地。

切尔卡斯人几经尝试打破俄国方阵，均以惨败告终。朗沃斯回忆道：“最精良最勇猛的武士成为了自身鲁莽的牺牲品。”切尔卡斯人随后也相应地变换了战术。他们不再正面迎击，而是学会了将敌人引入精心设计的埋伏和陷阱中，在飞驰的马背上从四周发起攻击，倏忽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俄国人接下来变换了策略，开始使用葡萄弹，即早期的一种霰弹。一个切尔卡斯人向朗沃斯抱怨道：“他们的大炮发射的炮弹不再是一颗一颗地从我们的头顶呼啸而过……而是一下子喷射出成千上万发炮弹，瞬间就把一切炸得粉碎。”他请求英国人提供同样的武器，那样的话俄国军队“就不再占有优势。一旦他们溃散，我们的骑兵又可以像以前一样狠狠地收拾他们了”。

两位英国人注意到，高加索地区的抵抗并不局限在切尔卡斯亚地区。达吉斯坦位于高加索西部山区以东的里海沿岸，那里也进行着类似的反俄斗争。那里斗争的领导者是一位极具人格魅力的穆斯林圣徒，名叫沙米尔（Shamyl），他是游击作战的指挥天才。由于达吉斯坦地处偏远，又没有厄克特这样的人去公开那里的消息，所以这场持续的斗争在欧洲几乎无人知晓。尽管英国人并不知道沙米尔的存在，但俄国人却对他耳熟能详，因为俄国人所有的常规战术在他面前都未能奏效。俄国人与达吉斯坦的战斗还将持续二十余年，直到沙米尔最终被击败。此后又经过了五年，俄国人才彻底征服切尔卡斯人。在这场高加索战争中，俄国耗资巨大，牺牲了无数生命，当然也激发了一批包括托尔斯泰、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在内的文人的创作激情。对我们所描述的那个阶段来说，这些都是后话，彼时朗沃斯和贝尔正静静等候着伦敦方面对“维克森号”事件作出回应。

消息终于通过一张《泰晤士报》的剪报传来，内容令人失望之极。很显然英国政府不愿意把船只扣押事件放大，更不愿因此冒险与俄国开战。帕麦斯顿认为，尽管切尔卡斯亚地区不属于俄国，但事件发生地的苏丘克·卡尔港确属俄国领地。这一说法让反俄派极为恼怒。此时厄克特已奉命回国，他因为挑起名义上仍为盟友关系的两大帝国的矛盾而被革职。厄克特的朋友没有足够的权威替他说情，而威廉四世在他回国前一个月也因病离世。厄克特独自发起了一场反对帕麦斯顿的运动，指控帕麦斯顿被俄国人用黄金收买了。这场运动遭来骂声无数。厄克特甚至寻求以叛国罪弹劾这位外交大臣，当然这一努力无果而终。

伦敦不愿挺身而出的新闻传来后，朗沃斯和贝尔两人的处境变得十分尴尬，因为他们曾屡次向切尔卡斯人保证，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很快就会来增援，显然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帕麦斯顿的决定对贝尔打击更大，这意味着他从得意洋洋的俄国人那里收回那艘轮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两人认为继续留在高加索已意义不大，他们向切尔卡斯亚的朋友保证，回到伦敦后他们会继续斗争。事实上，两人回国后都分别出版了回忆录，记述了他们和圣战组织在一起的冒险经历。与此同时，在帕麦斯顿对事件表态后，厄克特试图使英俄之间产生摩擦的想法成为了泡影，他又重整旗鼓，投入到反俄派的事业中。他开展了多项工作，其中一项是向切尔卡斯亚地区走私军火。约翰·巴德利（John Baddeley）在他1908年出版的经典研究著作《俄国征服高加索》（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一书中将切尔卡斯人抵抗运动的成功大部分归功于“这些努力”。然而，在书中他也指责厄克特和他的合作伙伴误导了切尔卡斯人，让他们心存不切实际的希望，幻想英国人会施以援手；这客观上延长了战争时间，而这是一场切尔卡斯人从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厄克特后来进入英国议会，继续反对帕麦斯顿，以叛国罪和收受俄国贿赂罪对其进行弹劾。但他渐渐发现自己被俗务缠身，最终因健康问题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地区退休。作为当时反俄派的中坚力量，厄克特对于掀起民众的反俄情绪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加深英俄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嫌隙。事实上，当代苏联历史学家把现今高加索地区的问题部分归咎于英国当年的干涉行动，甚至声称沙米尔根本就是英国间谍。俄国人在高加索遭遇的抵抗牵扯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扼制了他们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吞并野心。由于厄克特及其伙伴的努力，高加索地区成为大博弈战场的一部分。

其实帕麦斯顿并没有像厄克特指责的那样接受圣彼得堡的贿赂，或者受其控制。他和厄克特一样怀疑俄国的居心，但他认为俄国还远未威胁到大英帝国的利益。当时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达勒姆勋爵（Lord Durham）是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人物。他认为，俄国表面上强大的军事实力只具备防卫价值，沙皇尼古拉也许拥有扩张的梦想，但俄国目前的状况根本不允许他追寻这个梦想。对外扩张需要大量资源，而根据达勒姆勋爵通过圣彼得堡的眼线获得的秘密情报，俄国并不拥有这些资源。达勒姆在1836年寄往伦敦的一封急件中写道：“俄国的力量被严重夸大了。”帕麦斯顿很欣赏这封信，夸赞其为外交部收到过的最精彩的一封信。“他们的每一个优势都有一个相应的……弱点与之相伴，”达勒姆写道，“实际上，她的能力皆为防守之用。依赖上天赐予的坚固屏障——气候和沙漠——她无法被征服，正如拿破仑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认识到的那样。”

达勒姆认为俄国没有实力采取激进的侵略行动，但并不是每一个就职于外交部的人都持这一观点。有些人虽然不接受厄克特的行为方式，但认同他的俄国威胁论。这些人当中就包括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勋爵和新派驻德黑兰的外交使节约翰·麦克尼尔爵士（John McNeill）。麦克尼尔曾与厄克特结伴前往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分别就任各自的职务。他曾在约翰·金尼尔爵士的指挥下在德黑兰工作多年，是位波斯问题专家，亲眼目睹了俄国取代英国在波斯逐步扩大影响力。八年前俄国大使馆遭到暴徒袭击，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俄国人强烈怀疑倒霉的格里博耶多夫的死与麦克尼尔有直接关系。麦克尼尔能力出众、胸怀大志，最初作为公使的医生来到德黑兰，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拥有极佳的政治敏锐度。

在即将赴任外交使节一职前，麦克尼尔完成了一本书的创作。这本书详细描述了俄国自彼得大帝时代开始在欧洲和亚洲扩张疆土的情况。在帕麦斯顿的坚持下，这本书于1836年匿名出版，书名为《俄国在东方之进展与现状》（The Progres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关于大博弈题材论证最为周密详尽的一部著作。该书附带一张宽幅折叠地图，展现了俄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令人瞠目的扩张行动。地图附表则详细列示了俄国通过这些扩张所增加的人口。自彼得继位以来，俄国的臣民数量增长了近四倍，从一千五百万人上升到五千八百万人。与此同时，俄国的边界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了五百英里，向德黑兰推进了一千英里。在欧洲，俄国从昔日伟大的瑞典帝国手中夺取的土地比现今瑞典的面积还要大，而从波兰获得的领土面积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这些事实与圣彼得堡的达勒姆勋爵所描绘的完全处于防守态势的俄国形象截然不同。

麦克尼尔写道：“每次大规模的土地吞并都和英格兰的观点、期望以及利益背道而驰。瑞典被分解，波兰被切割，土耳其部分省份被占领，再加上从波斯攫取的土地，这些都有损于英国的利益。”他补充道，俄国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入侵行为，但对于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欧洲列强来说，每一次这样的入侵又不足以损害两国关系”。这种评述非常敏锐和准确，恰恰就是圣彼得堡未来在中亚屡试不爽的策略。

麦克尼尔预测俄国的下一个目标是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它们中任何一个都无力阻挡沙皇军队坚定而勇猛的进攻。如果土耳其落入圣彼得堡手中，这将极大威胁到英国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利益；而俄国一旦占领波斯，就可能意味着印度的命运已被锁定。尽管他对前景的预测充满悲观，但众多高层政策制定者、反俄派时事评论员和报刊对此都颇为认同。他们确信，俄国采取进一步行动只是时间问题，而下次行动是针对土耳其还是波斯只需抛掷硬币就可以决定。

麦克尼尔到任后，发现俄国人对波斯沙哈王庭的影响力远比他离开德黑兰返回伦敦时要强大得多。现任圣彼得堡驻德黑兰大使斯莫尼克伯爵（Count Simonich）是位俄国将军，麦克尼尔意识到这是一位胆大心细的对手。但麦克尼尔在使用政治阴谋方面也驾轻就熟，他决心要在权限范围内竭尽全力破坏沙皇的游戏。果然，在他到达波斯不久，俄国人就展开了针对赫拉特和喀布尔的秘密行动，而这两座城市是通往印度最重要的门户。大博弈即将进入一个崭新而又更加危险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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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1821-1829年希腊人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

(2) 指以弱敌强。少年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的故事出自《圣经》。

第十三章　神秘的维特克维奇

chapter XIII　THE MYSTERIOUS VITKEVICH

1837年秋天，一位年轻的英国副官正在波斯东部偏远的边境旅行。他惊异地发现在荒原的尽头，一队身穿制服的哥萨克骑兵正向阿富汗边境前进。当他追上他们时，哥萨克人正在小溪边享用早餐。他问士兵们为何来到这片荒凉的所在，对方闪烁其词不肯多言。很显然，这些哥萨克人希望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阿富汗。这位英国军官是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中尉，他是约翰·麦克尼尔爵士在德黑兰的下属。虽然罗林森无法确定这些哥萨克人的真实目的，但他知道来者不善。

罗林森在报告中说：“他们的指挥官是一位身材纤细的年轻人，皮肤白皙，双目炯炯有神，行为举止间充满勃勃生气。”罗林森骑马来到他们中间，行礼致敬。俄国军官也随即站起身来鞠躬致意，但他一言不发，显然是在等待他的客人先开口。罗林森先用法语跟他打招呼——当时法语是在欧洲和东方之间最常用的语言——但俄国人摇了摇头。罗林森不懂俄语，于是他开始尝试英语，接着是波斯语，但都行不通。最后俄国军官开口说话，他用的是土库曼语，罗林森对这种语言只略知一二。他后来记录道：“我的土库曼语只能进行简单的对话，不足以询问细节，但看来这正是这位俄国朋友希望达到的效果。”

俄国军官告诉罗林森，他此行的目的是将沙皇尼古拉的礼物带给新继位的波斯沙哈，这位沙哈在老国王过世后刚刚在皇室内部赢得了王位。这个理由听上去合情合理，因为沙哈当时正率领部队向赫拉特进军，离他们所在的位置不足一天路程。事实上罗林森自己也正前往沙哈的营帐传递麦克尼尔爵士的口信。然而罗林森并不相信俄国军官的故事，他怀疑他们实际是去往喀布尔。罗林森知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足以引起伦敦和加尔各答方面的高度警觉，因为英国人认为阿富汗处于英国势力范围内。现在斯莫尼克伯爵已经开始利用沙哈来干涉阿富汗事务了。在德黑兰众人皆知，斯莫尼克伯爵一方面向麦克尼尔承诺，他会尽量遏制沙哈不要轻举妄动，但背地里却煽动他出兵，从卡姆兰手中夺取波斯长期以来声称主权的赫拉特。

罗林森和哥萨克人抽了一两斗烟后起身道别，加紧赶路。他决心查明俄国人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当晚他抵达沙哈的营帐，立即请求觐见。在大帐内他低声向沙哈汇报了偶遇携带沙皇礼物前来的俄国人一事。沙哈听后惊讶地说：“给我带来了礼物！”接着他向罗林森保证这些礼物与他无关，八成是送给喀布尔的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事实上，沙哈已经与斯莫尼克伯爵达成一致意见，允许哥萨克人安全地通过他的领地前往喀布尔。原来如此！罗林森意识到他获得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他准备立即把这个消息带回德黑兰。

正在此时，俄国人也抵达了波斯营地，他们对刚才大账内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这回俄国军官用流利的法语向罗林森打招呼，自我介绍说他是来自奥伦堡卫戍部队的扬·维特克维奇（Yan Vitkevich）上尉。他为自己先前表现出的冷淡和回避表示歉意，解释说他认为在沙漠中对陌生人太过友好并非明智之举。现在他对英国人格外热情诚恳以期弥补刚才的失礼。这是英俄双方第一次在大博弈的核心地带偶遇。以往大博弈的竞争大多数都是暗中较量，对手之间鲜有直面相遇的情况。这次特别的会面产生了无法预见的深远影响，将导致英军遭受一场最为惨痛的灾难。

罗林森中尉从德黑兰赶往沙哈营帐途中快马加鞭，用了不足七天时间就赶了七百多英里的路程，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纪录。他在返程中保持同样的速度日夜兼程，于11月1日如期抵达英军驻德黑兰公使馆。麦克尼尔就俄国人的举动向伦敦和加尔各答发出警告，引起了巨大恐慌。这不仅是因为反俄情绪早已异常高涨，而且不久前英国刚刚发现，斯莫尼克一直在暗中支持沙哈进军赫拉特。一旦赫拉特被波斯人攻陷，俄国人就会在阿富汗西部获得一个重要的立足点，这对英国而言很危险。罗林森的偶然发现表明，俄国对阿富汗的意图绝不仅是掌控赫拉特。突然间喀布尔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如果维特克维奇成功赢得了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支持，那么俄国人就能通过这步精彩的一跃，将沙漠、群山、悍匪这些横亘在它和英属印度之间的巨大障碍清除殆尽。

但至少有一点让伦敦和加尔各答方面略感欣慰。就在当时，一位能力超群的干将恰好在喀布尔，当然这纯属巧合而不是出于任何远见。如果说有一个人和维特克维奇上尉旗鼓相当、能打乱他的游戏节奏的话（无论那到底是个什么游戏），此人非亚历山大·伯恩斯上尉莫属。伯恩斯此时正舒适安全地待在喀布尔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宫廷中。

自从艾哈迈德沙哈于18世纪建立的杜兰尼王朝灭亡后，阿富汗政局一直处于激烈的权力争夺之中。现在卡姆兰发誓要推翻喀布尔的多斯特·穆罕默德，重振家族荣耀，而波斯人也一直试图夺回他们曾经拥有的这个东部省份。事实上，波斯沙哈甚至向卡姆兰提议，如果能以赫拉特作为交换，他愿意帮助卡姆兰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夺取阿富汗王位。但卡姆兰拒绝了这项提议。多斯特·穆罕默德也发誓不仅要使阿富汗恢复往日的辉煌，还要把当年兰吉特·辛趁他落难之时攫取的富足丰饶的白沙瓦省收回。伯恩斯曾多次告诫过多斯特·穆罕默德，英国和兰吉特·辛签有同盟协议，但多斯特·穆罕默德仍希望英国助他一臂之力，收回白沙瓦。

也许正是考虑到英国和兰吉特·辛之间的协议，多斯特·穆罕默德瞒着英国，于1835年10月小心翼翼地与俄国取得了联系。沙皇尼古拉正在为英国在阿富汗及中亚其他地区的居心忧心忡忡，于是他立即派遣维特克维奇前往喀布尔，探明多斯特·穆罕默德的真实意图，与他搭建友好坚实的关系。此时，新一届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刚刚上任，多斯特·穆罕默德又向英国提出请求帮助收复白沙瓦。当时觊觎阿富汗王位的并不只是多斯特·穆罕默德和卡姆兰两人，另外一位竞争者是正在英属印度卢迪亚纳流亡的苏加沙哈，多斯特·穆罕默德当年就是从他手里夺取的王位。苏加沙哈在流亡地多次密谋反对多斯特·穆罕默德，但他能重夺王位的机会非常渺小。不久前他亲自率领两万两千人的大军进攻阿富汗，却在坎大哈惨败给多斯特·穆罕默德。据说苏加沙哈在战场上随时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简而言之，当伯恩斯于1837年9月20日意气风发地重返喀布尔时，这一地区的形势大抵如此。伯恩斯居住在巴拉·希萨尔城堡的一角，距离王宫仅一步之遥。多斯特·穆罕默德见到老朋友后非常兴奋，会见结束后伯恩斯乘坐大象，被簇拥着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然而，这位阿富汗君主焦急地希望在履行完外交礼仪后尽早商谈正事。他最关心的是政治而非商贸，这恰恰也是东印度公司董事们所担心的。那时多斯特·穆罕默德已知道维特克维奇正在赶往喀布尔的途中，但伯恩斯对此一无所知。多斯特·穆罕默德一方面由衷希望和近邻英国人保持盟友关系，而不是远方派不上实际用场的俄国人；但另一方面，俄国人的介入也许会让犹豫不决的英国人更加果断。不出所料，这种首鼠两端的策略最终导致了事与愿违的可怕后果。

就在伯恩斯返回喀布尔的同时，另一个人物登场了。此人很有趣，名叫查尔斯·马森，是位古董收藏家。他热爱中亚历史，在波斯和阿富汗境内游走多年，搜寻古币和其他文物。他常常是徒步完成旅行，有时甚至身无分文、衣衫褴褛，因此他对这个地区的了解与普通欧洲人截然不同。他声称自己是来自肯塔基州的美国人，但卢迪亚纳的英国政治特工克劳德·韦德上尉后来发现，他根本不是什么美国人，而是东印度公司军队的逃兵，真名叫詹姆斯·刘易斯。1833年夏天，他在阿富汗首都安顿下来，住在离巴拉·希萨尔城堡不远的亚美尼亚聚居区。

那时的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一个情报网，取名“新闻记者”（‘news-writers’）。这些人多为本地印度商人，为政府提供一些偏远地区的政治经济情报，通常欧洲国家都尚未在那些地区派驻代表。情报大多是不可靠的市井之言，不具任何价值。但当韦德发现查尔斯·马森居住在喀布尔后，他意识到马森可以成为这一重要地区有价值的情报来源。韦德知道马森拥有优秀的判断力，能够在谣言中辨别真伪。唯一的问题是，逃兵要面临死刑处罚。最后商谈的结果是，马森获得官方的正式赦免；作为回报，他会为政府定期提供关于喀布尔的情报，还能获得一小笔酬劳。此外，他还可以继续进行考古和历史方面的个人研究。

马森对伯恩斯表现出极度憎恶，这是否是出于嫉妒我们不得而知。在伯恩斯死后马森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将全部责任怪罪于伯恩斯。或许这种反感是相互的，因为伯恩斯一定知道马森是个逃兵，而性格敏感的马森可能也感觉到了伯恩斯对他的鄙夷。尽管两人在执行任务最关键的几周里共同度过许多时光，但在伯恩斯所写的任务笔记中鲜有提及马森。最终马森活过了伯恩斯，逞得口舌之快。

不论马森对于伯恩斯的指责是否属实，这项任务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奥克兰勋爵坚决反对和多斯特·穆罕默德进行任何交易，认为这会激怒兰吉特·辛。如果英国一定要在两人中选择其一，那么一定是后者。英国已经强制要求兰吉特·辛放弃夺取信德，如果再劝说他把白沙瓦也拱手相让于劲敌多斯特·穆罕默德，这不仅是徒劳之举，而且危险十足。伯恩斯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暗中承诺多斯特·穆罕默德，一旦兰吉特·辛去世，白沙瓦即归他所有，况且他需要等待的时日应该也不会太久。但总督否决了这一提议，理由是这种做法有悖原则。多斯特·穆罕默德还提出让他的一个儿子到兰吉特·辛的王廷里做人质，以此作为条件换回白沙瓦；尽管这种做法在东方非常普遍，但也被总督否决。

1838年1月20日，经过长期谈判，奥克兰总督给多斯特·穆罕默德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强调多斯特·穆罕默德应该放弃通过英国来逼迫兰吉特·辛就范，同时敦促他摒弃收复白沙瓦的想法。奥克兰总督还建议多斯特·穆罕默德结束他与锡克帝国首领的敌对状态。总督写道：“兰吉特·辛国王为人大度，尊重与英国政府之间的老交情。如您能改善对他的态度，他会遵从我的意愿，停止争斗，促进和平。”对于骄傲的多斯特·穆罕默德来说，这封信可谓是奇耻大辱。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的。

此时奥克兰勋爵已得知维特克维奇上尉正在前往喀布尔的途中（事实上维特克维奇刚刚抵达那里），于是他在信中警告阿富汗君主，如果他和俄国人在未经印度总督本人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任何交易，那么英国就不再负有义务阻止兰吉特·辛的军队进军阿富汗。由于担心信息传达不准确，他还命令倒霉的伯恩斯向多斯特·穆罕默德当面表示，如果他与俄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达成协议从而损害大英帝国的利益，那么他将被迫退位。信件的内容被公开后在喀布尔引起轩然大波。信件中的条款毫无妥协商量的余地，伯恩斯个人也因此威信扫地。奥克兰勋爵在信中以对待顽皮孩子的口吻教训多斯特·穆罕默德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除了措辞含糊的良好意愿外，奥克兰没有给予多斯特·穆罕默德任何实质性承诺作为回报。多斯特·穆罕默德怒火中烧，但他还是尽量保持冷静，显然他仍然希望有一天英国人能够和他站在一起。当然，他手中还握有最后一张牌，那就是俄国人。

尽管扬·维特克维奇上尉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但他和伯恩斯、罗林森以及康诺利具有相似的品格。他出生于立陶宛的一个贵族家庭，在学生时代曾参与波兰的反俄抵抗运动。他当时年仅17岁，因年轻而免于一死，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为了打发流放中沉闷的时光，他开始学习中亚语言，不久后就因为在语言和其他方面的天赋引起奥伦堡高级官员的注意。他很快晋升为中尉，频繁执行任务，收集边疆地区穆斯林部落的情报。后来驻奥伦堡的俄国总司令佩罗夫斯基将军任命他为随身侍从，骄傲地夸赞维特克维奇，这位曾经的持异见者已经是迄今为止最了解该地区的人了。

维特克维奇当仁不让地成为最佳人选，负责把沙皇的礼物护送到喀布尔，并向多斯特·穆罕默德呈递沙皇的信函。外交大臣内塞尔罗德伯爵在圣彼得堡亲自向他部署任务，维特克维奇到达德黑兰后又接受了斯莫尼克的进一步指示。他在波斯首都停留期间没有走漏半点风声，甚至瞒过了对俄国在波斯一切行动都了如指掌的约翰·麦克尼尔爵士。维特克维奇和他的哥萨克士兵纯属运气不佳，才被罗林森发现了行踪，引起了英国的警觉。此后维特克维奇一行不得不应付一系列当地部落的袭击。根据俄国历史学家的说法，是英国政府组织了这些袭击，当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来支持这一指控。无论事实如何，维特克维奇于1837年圣诞前夜骑马抵达喀布尔，受到他的英国对手亚历山大·伯恩斯彬彬有礼的接待。这是典型的大博弈风范。伯恩斯当即邀请维特克维奇参加圣诞晚宴，或许他非常急迫地想评估维特克维奇的实力。

伯恩斯对维特克维奇印象不错，认为他“具有绅士风度并且亲切和善……机智而又见多识广”。这位俄国人除了中亚语言外还精通土耳其语、波斯语和法语。当伯恩斯得知维特克维奇去过三次布哈拉时颇为惊讶，因为他本人只去过一次，但这反倒让两人增加了许多共同语言，而不是一味地追问对方来喀布尔的目的。如果情势不同的话，伯恩斯原本希望能和这位不同寻常的对手再次相见，但这注定将是两人唯一的一次会面。正如伯恩斯所解释的，不再见面是为了“避免人们对两国在亚洲的各自立场产生误解”。于是，他俩在此后关键的几周里没有再见面，而是争相游说多斯特·穆罕默德，并密切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

维特克维奇刚到喀布尔时，多斯特·穆罕默德尚未收到奥克兰勋爵的最后通牒，伯恩斯在巴拉·希萨尔的地位也依旧如日中天。因此阿富汗方面对这位俄国军官的接待低调而随意，这也是斯莫尼克曾事先警示过的。事实上，一开始多斯特·穆罕默德甚至将维特克维奇软禁起来，向伯恩斯征询意见，以确认其身份的真实性。多斯特·穆罕默德问，维特克维奇果真是沙皇的特使吗？俄国皇帝的信件是真的吗？他派人把信件送到伯恩斯的住处，当然也十分清楚这封信的复印件会被立即送往加尔各答的奥克兰勋爵手中。也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后来马森谴责伯恩斯在正直诚信和权宜之计之间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伯恩斯告诉多斯特·穆罕默德，这封信确实出自沙皇尼古拉之手，内容无非是表达良好意愿而已。可马森则认为信件是由斯莫尼克甚至是维特克维奇本人伪造的，目的是为了在这次与英国的实力较量中增加筹码。伯恩斯指出，信件中华丽的皇家印章看上去非常真实；马森则立即派人到市场上买了一袋俄国白糖——他说白糖“包装底部的印章看上去和信件中的一模一样”。但为时已晚，伯恩斯已经错过了唯一一次破坏俄国计划的机会。正如马森的冷嘲热讽，伯恩斯“未能利用阿富汗人对俄国人的怀疑”。

奥克兰的最后通牒抵达后，一切都开始改变。尽管多斯特·穆罕默德表面上仍然冷淡对待俄国使团，但伯恩斯感受到自己的影响力江河日下，而维特克维奇正在迅速取代他的地位。喀布尔甚至有谣传说，维特克维奇提议由他来代表多斯特·穆罕默德与兰吉特·辛交涉。而此刻奥克兰勋爵却坚持要求伯恩斯完成一个棘手的任务，说服他的老朋友多斯特·穆罕默德写信给锡克首领，正式宣称放弃寻求白沙瓦的主权。如果马森的记载可信，那么在看到印度方面无视与多斯特·穆罕默德保持友好关系的长期重要性时，伯恩斯一定倍感绝望。但马森和伯恩斯都不知道的是，总督大人和他的参谋对阿富汗早已另有图谋，在新的计划中多斯特·穆罕默德将无足轻重。

终于在1838年4月21日，大局已定。多斯特·穆罕默德没有按照奥克兰勋爵的要求遣返维特克维奇，反而以最隆重的仪式在巴拉·希萨尔城堡内的王宫中接待了他。为了取代英国人，维特克维奇原本做好准备，不惜承诺为多斯特·穆罕默德上天摘星、下海揽月，但现在他却不费吹灰之力，仅仅是等待恰当的时机就将英国人扫地出门。伯恩斯别无选择，只有离开喀布尔返回印度，向他的上级汇报、解释此次行动失败的原因。4月27日，伯恩斯与多斯特·穆罕默德进行了最后一次会面，双方均表达了深切的遗憾之情，多斯特·穆罕默德还保证，他对这位英国朋友的敬重并未受到任何影响。会面结束后，伯恩斯一行人踏上了返乡的旅程。等到他下次重返阿富汗时，情形将迥然不同。

虽然维特克维奇在喀布尔取得了胜利，但俄国在阿富汗其他地区的计谋却实施得并不顺利。尽管斯莫尼克向沙哈打了保票，但经过数周的激烈战斗后，赫拉特仍然拒不投降。让这位伯爵大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波斯人围攻赫拉特之前不久，一位年轻的英国副官乔装潜入这座城市，开始悄悄地组织阿富汗人的防守行动。

第十四章　赫拉特的英雄

chapter XIV　HERO OF HERAT

东印度公司政治部的艾尔德雷德·波廷杰（Eldred Pottinger）中尉把脸涂染成深色，装扮成穆斯林圣徒，于1837年8月18日进入赫拉特城，开始了一次在大博弈中司空见惯的侦查活动。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次行动最终历时超过一年。受命前往阿富汗搜集情报的艾尔德雷德·波廷杰二十六岁，正是大博弈前辈亨利·波廷杰(1)的侄子。艾尔德雷德此前已经造访过白沙瓦，而且在伯恩斯抵达喀布尔前不久，他也去过喀布尔。他来到卡姆兰的首都赫拉特仅仅三天后，大巴扎里就流言四起，说波斯沙哈亲率大军从德黑兰出发准备夺取赫拉特。对于像波廷杰这样满怀抱负和探险精神的年轻军官来说，目前的形势充满各种可能性。他决定留在赫拉特继续关注事态发展。

卡姆兰这时正在南方征战，听说波斯来袭的消息后，他日夜兼程赶回首都组织防卫。年轻时的卡姆兰曾是一名伟大的勇士，据说他一剑就能将一整只羊斩为两段，而他射出的箭力量之大足以穿透一头牛。但后来卡姆兰生活放荡，沉迷酒色，大权旁落到他的维齐尔——叶·穆罕默德（Yar Mohammed）手中，后者的残忍程度甚至超过了卡姆兰本人。面对波斯的进攻，赫拉特当局紧急下令逮捕了所有可疑分子，特别是那些和波斯有关联的人。村民被要求收割、上交他们的庄稼，把全部谷物和食物都运进城内。在军队的监督下，所有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都被捣毁，包括果树。赫拉特原来的城墙是泥土砌建的，年久失修，濒临坍塌，人们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加固工程。最后，所有的城门都被关闭，以防止间谍把情报带出城外。

截至目前，波廷杰还未向当局披露他的身份，他乐于继续扮演一个秘密观察者的角色。直到有一天，在大巴扎里有人轻轻拽了拽他的衣领，小声说：“你是英国人吧！”幸运的是，这个揭穿波廷杰身份的人是赫拉特的一名医生，也是亚瑟·康诺利的老朋友，七年前曾和康诺利一起旅行。这位医生还去过加尔各答，所以他能够辨认出欧洲人的特征，即使他们把皮肤涂成深色。这位医生强烈建议波廷杰主动去找叶·穆罕默德，利用他的城市攻防战知识为维齐尔提供帮助。维齐尔热情地接待了波廷杰，因为赫拉特人虽然以前挫败过波斯的进攻，但很显然，这次对方来势汹汹、志在必得。赫拉特人相信，波斯大军中不但有一位俄国将军担任参谋，而且还有一支直接由流落到波斯的俄国逃兵组成的分队。赫拉特派去袭扰波斯先头部队的骑兵回来抱怨说，敌人这次的战术很难对付。过去波斯人队形散漫，极易受到阿富汗骑兵的攻击，但在俄国人指导下，他们采用了紧凑队形前进，外围则由炮兵保护。

直到后来，其他英国军官来到赫拉特和当地人交流过这十个月的围城经历后，波廷杰中尉在赫拉特保卫战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才逐渐为人所知。在写给上级的报告里，波廷杰对自己的贡献轻描淡写，更未提及他的勇敢；但对其他一些人的表现，他提出了强烈批评，特别是叶·穆罕默德。波廷杰保留了一份日志，正是基于这份资料，历史学家约翰·凯伊（John Kaye）得以在著名的《阿富汗战争史》（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一书中将赫拉特城中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串联成一幅生动的描述。遗憾的是，后来凯伊的书房被一场大火吞噬，波廷杰的日志也在大火中遗失。

赫拉特攻防战于11月23日打响，沙哈的军队在大炮支援下从西部对城市发起猛烈进攻。凯伊记载道：“波斯人进攻时守城部队出城迎击。阿富汗步兵奋力争夺每一寸阵地，骑兵则紧紧咬住波斯军队的侧翼。但他们就是无法把波斯人从占领的阵地上赶走。”就这样，围城开始了。凯伊写道：“围困战充斥着极端的仇恨和野蛮的非人道行径……双方在战术上的欠缺都在残忍和复仇上得到弥补。”叶·穆罕默德执行的一项野蛮行径是要求他的士兵把战死的波斯士兵的头颅砍下来，拿到他面前检查领赏。这些头颅被悬挂在城垛上示众，在敌人当中制造恐怖。波廷杰写道：“守城士兵争先恐后地去获取敌人的头颅，维齐尔为这血淋淋的战利品设置了丰厚的奖赏。”作为一名士兵，波廷杰认为此举不但令人厌恶，而且作用适得其反，因为每次战斗取胜后阿富汗军队就会散开，士兵忙于各自砍头领赏，而无暇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这项政策也导致了贪婪。在一次针对波斯人的突袭之后，一名阿富汗士兵带着一双耳朵来见叶·穆罕默德。根据波廷杰的记载，叶·穆罕默德把“一件斗篷和一些金币赏给了他”。但还没来得及向他问话，这名士兵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半小时后，另一个人拎着一颗沾满泥土的头颅出现了，“维齐尔觉得这颗头似乎没有耳朵，就叫一名侍从检查，领赏的那人看到此景后扔下头颅夺命而逃。”经过仔细检查，这颗头颅是一名参与突袭的阿富汗士兵的。那个拿头颅来领赏的人后来被逮住，带回到叶·穆罕默德面前遭到毒打。叶·穆罕默德悬赏，谁能抓住那个带耳朵领赏的人，谁就能获得那件斗篷和那些金币，但那个人却早已不见踪影。行为野蛮的不仅是阿富汗人，波斯人对不幸落入他们手中的阿富汗人也施以同样的暴行，包括开膛破肚。

围城就这样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地拖延下来，双方都没有进展。尽管波斯人设法突破了城市的外围防线，但他们从未实现对城市的合围。即使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靠近城墙外侧的一些地方仍然被用来种庄稼和放牧。被困中的阿富汗人每天晚上都会对波斯人发起反冲锋，但从未驱赶走侵略者。与此同时，波斯人不断炮轰城墙，而阿富汗人则不断修缮。除了榴弹炮外，进攻部队还使用了火箭炮（rocket artillery）。根据凯伊的记述，这些炮弹像“燃烧的火球划过城市上空，把恐怖植入每个人心里，人们挤在屋顶上，不停祈祷和哭泣。”比榴弹炮和火箭炮更精准的是迫击炮，几周轰炸下来，无数民宅、商店和其他建筑都被粉碎成瓦砾。有一枚迫击炮弹携带着火花四溅的引线一头扎进了波廷杰住所隔壁的那间屋里，落在一个熟睡的婴儿旁边。惊慌失措的母亲奋不顾身地冲过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几秒钟之后炮弹爆炸，母亲被炸得身首异处，从上空抛下的尸体压到婴儿身上使其窒息而死。

围城期间也有近乎闹剧的时刻。有一次，守城士兵被一种神秘的、来自敌军阵营的钻洞声深深困扰。有人看到那里的俄国士兵正在挖一个大洞。很快人们就猜测，这是俄国人在城墙下挖隧道，然后填埋炸药。随着挖洞的声响连续不断，守军的焦虑感日益强烈，他们绝望地想找到这个隧道，用水淹没它。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个声响的真正来源。波廷杰记载：“原来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在用手磨机研磨小麦。”新年来临之际，恐慌又开始在城市的七万居民中蔓延，因为攻城部队推上来一门能发射八英尺口径炮弹的巨炮，这种巨炮在中亚一带从未见过，对城墙的破坏力极大。但大炮发射了几轮后基座就坍塌了，此后再没使用过。尽管有俄国顾问的指导，波斯军队即使偶有突破城墙的机会，也未能好好把握住——也许是悬挂在城垛上同胞们狰狞的头颅让他们彻底气馁了吧。

波廷杰一直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一边鼓舞着守军不断低落的士气，一边按照最先进的欧洲军事规则提供技术指导。凯伊写道：“他的行为始终如一。他总是出现在城墙上，随时准备提供指导……他以身作则，给阿富汗的军人风范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但波廷杰本人则把赫拉特的幸存归功于波斯人和他们俄国顾问的无能。他认为只要一个英国团的兵力就能轻松拿下赫拉特。

斯莫尼克伯爵和其他俄国顾问曾一度让沙哈相信，夺取赫拉特不费吹灰之力。但现在凭借着巨大的军事优势波斯仍然无法取胜，沙哈开始陷入绝望。沙哈甚至把此前已向他投降的叶·穆罕默德的亲兄弟谢尔·穆罕默德（Shere Mohammed）都派去赫拉特劝降。维齐尔拒绝见谢尔，斥责他是叛徒，和他断绝兄弟关系。在返回波斯营地前，谢尔派人给叶·穆罕默德送去口信，警告说一旦沙哈大军冲进赫拉特，叶·穆罕默德会像狗一样被吊死，而他的妻儿则会被低贱的人当众羞辱。谢尔还说，如果赫拉特继续抵抗，他本人也会被波斯人处死。对此，叶·穆罕默德回复，他很高兴看到波斯人处死谢尔，这样就省得他亲自操刀了。

在战斗间歇，双方又开始尝试和谈。沙哈提议，只要赫拉特接受波斯作为名义上的宗主国，他可以不干涉赫拉特的内政管理，他对赫拉特的唯一要求就是他们向波斯提供兵源。他强调说，这次军事行动与其说是针对赫拉特的，不如说是针对英属印度的。如果赫拉特愿意和他联合，他将亲自率领他们远征印度，和他们分享印度的财富。波廷杰怀疑沙哈这项提议的幕后主使是斯莫尼克。但叶·穆罕默德也非等闲之辈，他要求沙哈立即解除对赫拉特的包围，以显示其诚意。叶·穆罕默德和沙哈的首席谈判官在城墙下的堑壕边上进行了会晤，但当叶·穆罕默德听说沙哈要求他和卡姆兰在整个波斯军队面前举行投降仪式时，谈判戛然破裂（卡姆兰大多数时候都烂醉如泥，没有兴趣参与这些谈判）。

约翰·麦克尼尔爵士和斯莫尼克伯爵此时都已从德黑兰抵达这里，住在沙哈的庭帐内。他俩原先都预计赫拉特会很快落入波斯人手中。他们的官方身份是中立观察员，但两人都不遗余力地希望挫败对方的阴谋。麦克尼尔试图劝说沙哈放弃围城，而斯莫尼克则想尽办法加速赫拉特的投降。4月11日麦克尼尔向帕麦斯顿报告，波斯军队在经历五个月的围城后供应极度匮乏，被迫吃野草为生。他写道，“这些部队没有津贴，没有足够的衣服，没有任何配给，从早到晚地待在堑壕里”，这些堑壕里经常充满及膝的水和淤泥。每天的阵亡人数高达十到二十人，士兵的士气和忍耐力开始下降。麦克尼尔相信，除非沙哈能够为他的部队安排足够的食物和衣物，否则围城计划终将被放弃。

但赫拉特城内守军的境况更糟。随着围困持续，他们的食物和燃料也越来越短缺，疾病和饥饿夺走的生命逐渐赶上了波斯大炮造成的死亡人数。人们推倒房屋作为燃料，屠宰马匹作为食物。到处都是成堆的垃圾，未被掩埋的尸体让空气中充满恶臭，增加了瘟疫的风险。为了缓解城内过度拥挤带来的困境，赫拉特当局决定让一部分居民离开，他们在城外面临的危险不会比在城里更大。此举并未事先与攻城部队沟通，因为对方是不会同意这种减轻守城压力的举措的。就这样，六百名老人、妇女和儿童被放出城门，去波斯人那里碰运气。波廷杰汇报：“敌人立即向他们开火，直到看清楚他们是谁时后才停火，然后试图用刺刀和石块把他们驱赶回城。”为了阻止这些人回来，负责此次行动的赫拉特指挥官下令从城墙上向这些人开火，造成的伤亡甚至比波斯人的还要大。波斯军队最终让这些可怜人通行。

与此同时在波斯营帐，斯莫尼克伯爵彻底扔掉了外交观察员的幌子，亲自接管步履维艰的攻城作战。斯莫尼克手持望远镜侦察赫拉特的消息很快传到守城部队那里。波斯军队又注入了新的活力，作战技能也明显提高，这一切都把赫拉特人的士气抛到谷底。让波廷杰倍感焦虑的是，赫拉特人竟然开始考虑投降了，不是向波斯人而是向俄国人。但第二天就有一个让他稍许宽慰的消息传来，说英国人有望介入此事。据说麦克尼尔已经警告沙哈，如果赫拉特沦陷，英国将向沙哈宣战，并不惜一切代价出兵把他从这里赶走。传闻还说，大批补给物资正从英属印度紧急运往赫拉特。后来证明这个传闻是假的，但它奇迹般地避免了赫拉特人把这个对印度安全至关重要的城市拱手献给俄国沙皇。

等到赫拉特军民发现这个传闻是假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机会投靠俄国人了，因为斯莫尼克伯爵于1838年6月24日下令发起总攻。这一天注定是波廷杰中尉的光荣之日。波斯军队首先从四面八方对城市进行猛烈炮轰，然后从五个地点同时发起密集的步兵冲锋。为生命而战的阿富汗人在其中四个地点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在第五个地点，波斯人借助大炮的威力成功地在城墙上撕开了一个缺口。凯伊写道，“抵抗时间不长但很血腥”，守城士兵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他继续写道，“攻击部队中最勇敢的几个人冲到战友前面，抢占了缺口的一端”，但阿富汗人很快组织援军把波斯人暂时赶了回去。凯伊写道，波斯人“一次又一次凭借着不顾一切的勇气”试图从缺口处杀进城内，有时眼看他们就要成功了，但下一刻又被击退。这场拉锯战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赫拉特城命悬一线。

听说这一情况后，波廷杰和叶·穆罕默德立即奔赴现场。维齐尔此前从来没有被人指责过胆怯，但此刻当他看见波斯军队似潮水般即将涌入城内时，他丧失了决心。他冲着城墙缺口缓步走去，最终停下来。让波廷杰惊愕不已的是，维齐尔竟然坐到地上，周围的守军都看到了这一幕。部队后排的人开始一个一个溜走，假装抬送伤员去安全地带。波廷杰意识到形势万分危急，如果再多迟疑一刻，溜之大吉的士兵就会从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洪水。经过百般恳求和激将，他设法让叶·穆罕默德重新站起来，推着他向城墙走去。维齐尔对着士兵们大声喊叫，以安拉的名义要求他们战斗，在那一刻灾难似乎即将被避免。维齐尔此举以前屡试不爽，但这次不同，士兵亲眼目睹了维齐尔的犹豫，他们动摇了。眼前的场景又让维齐尔丧失了勇气，他转身离去，口中嘟囔着要去寻求帮助。

波廷杰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怒火，他一把抓住叶·穆罕默德，对他大声斥责，一路把他拽到城墙缺口处。维齐尔再次开始动员守军，但士兵还是继续溜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是激动人心。凯伊告诉我们：“叶·穆罕默德拾起一根大号的权杖，疯了似的冲到队伍的最后面，用权杖雨点般地打到士兵身上，驱使他们奋力向前。”守城士兵发现无路可逃，他们对于维齐尔的恐惧超过了波斯人，于是开始疯狂地跳过城墙垛，沿着外墙的斜坡向进攻的波斯人扑了过去。波斯人被这轮突如其来的反击打懵了，他们惊慌失措地丢下阵地落荒而逃。眼前迫近的危险过去了，赫拉特得到拯救。按凯伊的话说，这多亏了“艾尔德雷德·波廷杰不屈不挠的勇气”。

波廷杰帮助防守赫拉特、挫败俄国计划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加尔各答，涌向他的赞誉不亚于五年前刚从喀布尔和布哈拉回来时的亚历山大·伯恩斯。与伯恩斯不同的是，波廷杰没能亲自出席嘉奖仪式。因为赫拉特最危急的时刻虽然过去了，但斯莫尼克没有放弃，围城又持续了三个月才结束。很久以后，浪漫的小说家莫德·戴夫尔（Maud Diver）在她的畅销书《赫拉特的英雄》（The Hero of Herat）中对波廷杰的功绩大加褒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波廷杰最大的赞誉竟然来自波斯沙哈本人。沙哈亲眼目睹了波廷杰如何使赫拉特屹立不倒，他要求麦克尼尔立即命令这位年轻的英国军官离开城市，作为回报，沙哈可以确保他安全通行。麦克尼尔回复说波廷杰不是他的部下，他无法下达这项命令，只有加尔各答有权这么做。沙哈又尝试着对赫拉特人宣称，只要波廷杰还留在城里，他就不会讨论结束围城的事。此举也未能奏效。叶·穆罕默德担心一旦失去了作用巨大的波廷杰，沙哈会随便找个借口继续围城。

当时无论是波廷杰还是沙哈都不知道，眼前看似永无休止的僵局其实很快就会被打破。维特克维奇在喀布尔的胜利给英国人敲响了警钟，人们担心俄国人会在赫拉特如法炮制，所以英国政府最终决定采取行动。直接派遣援军穿过阿富汗去解救赫拉特的计划被否定，那不但危险而且将旷日持久。替代方案是派遣一支特遣部队进入波斯湾。英国政府认为，如果在沙哈忙于东线战事的时候威胁他的西部疆域，那会迫使他放松对赫拉特的压力。与此同时，帕麦斯顿对俄国外交大臣内塞尔罗德伯爵施压，要求他命令斯莫尼克停止在赫拉特的非常规行动。这两项举措很快就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英国舰队未遭遇任何抵抗便于6月19日抵达波斯湾前端的哈尔克岛，此处紧邻波斯海岸线。谣言随后就疯传开来，说一支规模庞大的英国侵略军正攻城掠地，一路杀向波斯都城。此时已经返回德黑兰的麦克尼尔也派查尔斯·斯托达特中校给沙哈带去一封信，警告他如果继续围困赫拉特，将会导致严重后果。麦克尼尔在信中称：“英国政府认为，陛下您正在对阿富汗采取的军事行动是针对英属印度的。”这封信正式通告沙哈，英军已经占领哈尔克岛，同时提请沙哈注意，英军的下一步行动将完全取决于沙哈在赫拉特问题上的态度。麦克尼尔在信中劝诫沙哈不要再听从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了，正是那些人最初怂恿沙哈前来攻打赫拉特。

让斯托达特多少有些惊讶的是，沙哈热情地接待了他，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沙哈完全处于斯莫尼克伯爵的影响之下。斯托达特将麦克尼尔的信翻译成波斯文，大声朗读给沙哈听。当他念道“居心叵测的人”时，沙哈打断了他：“说白了吧，如果我不退兵，就会导致战争，对吗？”斯托达特回答说，是的。沙哈让斯托达特退下，说他会考虑英国的要求，很快给予答复。没人知道沙哈和斯莫尼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麦克尼尔非常想知道），但两天后斯托达特又被召唤到王廷。沙哈告诉他：“我们同意接受英国政府的全部要求。我们不想和英国开战。如果早知道攻打赫拉特可能会失去英国的友谊，我们根本就不会来。”

波斯人完全屈服了，俄国人遭受到可耻的失败。传统外交虽未能奏效，但枪炮外交获得了成功。斯托达特向麦克尼尔汇报了形势的变化，他写道：“我对沙哈说，感谢上帝，沙哈顾及了波斯人的真正利益。”沙哈下令解除围城，他的部队整装待发，准备返回德黑兰。9月9日清晨8点，斯托达特向约翰·麦克尼尔爵士发去如下急件：“我荣幸地向您报告，波斯军队已经开始撤离了……沙哈就要上马了。”上午10点26分，他又补充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沙哈已经骑上马离开了。”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内塞尔罗德伯爵一直坚称俄国没有介入对赫拉特的围困，还说他曾向斯莫尼克下达严厉指示，要求他力劝沙哈不要进军赫拉特。内塞尔罗德甚至主动提出向英国驻俄大使杜伦勋爵出示秘密档案，包括他给斯莫尼克下达的指令。帕麦斯顿一开始对此颇为满意，但令人尴尬的现实是，他被愚弄了。斯莫尼克要么是完全漠视他本国政府的命令，要么是暗地里收到指示要他不去理会官方命令——只要他能侥幸拖延一段时间，赫拉特就会稳稳地落入听话的波斯人手中。真相可能永远不得而知，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仍在对此进行研究思考。但无论真相如何，帕麦斯顿决不会善罢甘休。

英国政府召见并告知俄国大使：斯莫尼克伯爵和维特克维奇上尉（当时他仍秘密潜伏在阿富汗）所奉行的策略对英国具有很大敌意，这将严重威胁两国关系。帕麦斯顿要求立即撤换这两个人。俄国人这时可能还存有侥幸心理，认为像往常一样英国政府八成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但这次如果他们这么想就失算了。此外，针对斯莫尼克的不利证据是如此之多，沙皇尼古拉别无选择，只能答应英国的要求。帕麦斯顿得意地告诉麦克尼尔：“在斯莫尼克的事情上我们把俄国人逼到了墙角。沙皇不得不把他召回，并且承认内塞尔罗德做出了一系列虚假声明。”

最终做了替罪羊的不是内塞尔罗德而是斯莫尼克，他被指控越权和违背指令。虽然这对他也许有些不公平（因为他不过是在执行上峰的秘密指令），但他指挥围城如此之久还是不能攻克赫拉特确实令人失望，而此间圣彼得堡一直在进行外交周旋为他争取时间。斯莫尼克的英国对手更不会为他的下场惋惜了，因为麦克尼尔和其他曾与斯莫尼克打过交道的英国人都很不待见这个俄国人。英国人对斯莫尼克的总体感觉是他罪有应得。但对另一位颇受尊敬的对手——维特克维奇上尉即将遭遇的命运，他们则唏嘘不已。

维特克维奇从阿富汗被召回国，于1839年1月回到圣彼得堡。这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是个谜。一种说法是基于当代俄国资料，说内塞尔罗德伯爵热情地迎接了维特克维奇上尉，恭喜他成功地把英国人赶出喀布尔。内塞尔罗德还许诺恢复他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被剥夺的立陶宛贵族身份，答应晋升他，并把他安置在一个精英军团。但根据凯伊的说法（他获取了当时圣彼得堡的英国间谍传回的情报），年轻的维特克维奇满怀希望地回国后却在内塞尔罗德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内塞尔罗德急于要把自己和整个事件撇清，所以他拒绝接见维特克维奇，宣称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位上尉——“只听说过有一个冒险家近来在喀布尔和坎大哈进行了一些未经授权的阴谋活动。”

无论真相如何，两个版本的说法都认可同一件事。拜访完内塞尔罗德回到酒店后，维特克维奇在房间里烧毁了所有文件，包括他从阿富汗带回的情报。他匆匆写下一封致朋友们的告别信，然后拔出手枪向头部开枪。大博弈又产生了一名牺牲者。与格里博耶多夫十年前在德黑兰被害的情形一样，圣彼得堡有人怀疑维特克维奇的死也与英国人有关。但这种猜测很快就在接下来一系列重要事件的洪流中被人遗忘了，而这些事件震动了整个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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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亨利·波廷杰的故事见本书第三章。

第十五章　国王的缔造者

chapter XV　THE KINGMAKERS

英国人这次终于可以恭喜自己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维特克维奇死了，斯莫尼克名誉扫地，内塞尔罗德的阴谋彻底破产，而赫拉特这座印度防卫最前沿的堡垒也未落入俄国手中。此外，在关键时刻，沙皇尼古拉没有表现出支援波斯沙哈的强烈意愿。在逼退俄国人和波斯人后，英国人的最佳选择似乎是就此罢手。然而，自多斯特·穆罕默德轻蔑地拒绝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的最后通牒，正式接纳维特克维奇的那一刻起，伦敦和加尔各答就认定他已经滑向俄国人一边。当时赫拉特仍处于围困之中，英国海军舰队也还在驶往波斯湾途中，帕麦斯顿和奥克兰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阿富汗问题。尽管伯恩斯坚持认为多斯特·穆罕默德仍然是英国最好的选择，而且约翰·麦克尼尔爵士也支持这一观点，但英国最后还是决定罢黜多斯特·穆罕默德，取而代之以一个更顺从的人。问题是，该把谁缔造成新的国王呢？

亚瑟·康诺利倾向卡姆兰，因为卡姆兰对俄国沙皇和波斯沙哈的敌意昭然若揭，而且他渴望与英国结盟对付多斯特·穆罕默德和其他觊觎阿富汗王位的人。然而，英国另有一些谋士，他们与印度总督的关系比康诺利、伯恩斯或者麦克尼尔与总督的关系更为亲密。他们中首推加尔各答的机要及政治部部长威廉·麦克诺顿（William Macnaghten）。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东方学家，据说他能像母语一样流利地掌握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印地乌尔都语；他的观点也举足轻重，特别是在奥克兰勋爵那里。奥克兰的姐姐曾经亲昵地把麦克诺顿形容为“我们的帕麦斯顿勋爵”。麦克诺顿选中的阿富汗王位候选人是流放中的苏加沙哈，他认定苏加才是合法继承人。他在提交给总督的一份计划中称，兰吉特·辛对多斯特·穆罕默德深恶痛绝，因此有可能说服他调动强大的锡克军队帮助苏加沙哈推翻他们共同的敌人；而作为帮助他恢复王位的回报，苏加将同意放弃对白沙瓦的主权要求。如果能利用兰吉特·辛的部队和苏加的非正规军入侵阿富汗，那么英军就不必直接参战，实现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的目的。

帕麦斯顿和奥克兰都被这个计划深深吸引了。它实际上意味着把肮脏的工作扔给别人去做，这和俄国人怂恿波斯进攻赫拉特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反正阿富汗人民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数度更换效忠对象，如今再来一次政权更替似乎也不会招致特别的危险。支持麦克诺顿建议的人当中包括克劳德·韦德，他是东印度公司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特派员，驻扎在卢迪亚纳（苏加就住在那里），对阿富汗和旁遮普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了如指掌。有鉴于此，奥克兰勋爵派遣韦德和麦克诺顿一起去拉合尔探听兰吉特·辛的虚实，判断是否能寻求后者的协助。兰吉特·辛开始对这个计划表现出极高热情，但这个狡猾老到的锡克人远比英国人更清楚，要想在阿富汗人生活的群山中挑战他们是一件何等危险的事，所以不久后他就开始推诿搪塞、讨价还价。奥克兰逐渐意识到，无法指望兰吉特·辛去执行麦克诺顿宏大计划中赋予他的使命，只有动用英国军队才能赶走多斯特·穆罕默德，把苏加扶上王位。

奥克兰行事通常极其谨慎，但此刻他发现身边的鹰派人物正不断给自己施压，敦促英国出兵。鹰派的一个观点是，如果无法避免和波斯人在赫拉特开战——当时赫拉特围城尚未解除——那么一支驻扎在阿富汗的英军就有能力把赫拉特从波斯人手中夺回来，并且阻止沙哈的部队继续向印度边境挺进。奥克兰最终被说服了。至于兰吉特·辛，即使他不愿派兵参加入侵作战，也必须获得他对这次行动的支持，因为将来还要指望他与苏加和平相处，共同构建保护印度的屏障。这位锡克君主深知，仅凭他一己之力无法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所以他对目前这个安排也很满意；他不但不用承担任何成本（尽管奥克兰还是希望他能贡献一些部队），而且还能得到苏加的承诺：永远放弃对白沙瓦地区提出主权要求。在整个计划中，兰吉特·辛只有收获没有付出。苏加也很满意这个计划，因为英国人终于对他多年来的请求作出了积极回应。就这样，兰吉特·辛、苏加和英国于1838年6月签订秘密协议，结成永久同盟，批准了入侵阿富汗的计划。现在，奥克兰勋爵可以放手准备入侵计划了。

与此同时，帕麦斯顿提请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关注这项即将采取的行动。帕麦斯顿告诉大使：“奥克兰已受命去接管阿富汗，把它变成英国的附属国……我们一直以来都拒绝介入阿富汗事务，但如果俄国人试图把阿富汗收入囊中，我们就必须先发制人。”10月1日，奥克兰发表了所谓的《西姆拉宣言》，公开宣称英国将武力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用苏加取而代之。为了给这次军事行动正名，奥克兰在宣言中把多斯特·穆罕默德描绘成一个背信弃义的恶棍，迫使一贯耐心容忍的英国政府不得已采取这一行动，而苏加沙哈则被赞誉为一个忠诚的朋友和王位的合法拥有者。奥克兰在宣言中称：“伯恩斯上尉在喀布尔进行多次协商无果后，多斯特·穆罕默德汗宣布了扩军计划，还制定了长远目标，威胁印度的边界安全与和平；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公开威胁会调动他所能召集的一切外国势力。”奥克兰继续说，只要多斯特·穆罕默德在位一天，就无法“获得周边地区的安宁，也无法确保我们印度帝国的利益不受侵犯”。

在这份宣言中奥克兰很显然是有所指，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提及俄国，因为他马上就要开展一系列境外远征行动，而英国人曾经就此类行动指责沙皇尼古拉。总督同时也宣布了参加这次远征的政治特派员名单。刚刚受封为爵士的麦克诺顿被任命为英国驻喀布尔新王廷的特使，亚历山大·伯恩斯则被任命为他的副手和顾问。因为老朋友多斯特·穆罕默德汗即将被推翻，伯恩斯在私下里倍感沮丧，但强大的事业心让他选择默默接受了这个新职务。伯恩斯不但被提拔为中校，还收获了一项梦想不到的殊荣。奥克兰给伯恩斯写了一封信，夸赞他优异的工作表现，在信中他建议伯恩斯再仔细检查一下信封。伯恩斯赶紧从垃圾桶中捡回他刚刚随手扔掉的信封，惊喜地发现信封上他的正式头衔是“中校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另外一项任命是授予艾尔德雷德·波廷杰中尉的，他当时仍身陷被困的赫拉特城中，他将成为麦克诺顿四名政治助理中的一员。

麦克尼尔的随从查尔斯·斯托达特上校此刻正在波斯沙哈位于赫拉特的廷帐内，他将被派往布哈拉向埃米尔承诺，布哈拉汗国完全不必因为英国进攻它的南部邻邦而有任何担心。斯托达特还要尽量说服埃米尔释放俄国奴隶，以此消除俄国可能用来进攻布哈拉的借口。此外，斯托达特还被授权向埃米尔提议，两国开始着手协商一份友好协议。像本次军事行动中其他任务的结局一样，斯托达特的布哈拉之行最终也出了大差错。但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对1838年秋天的英国人来说，凡事都如此称心如意，赫拉特前线也刚刚传来好消息，波斯军队和他们的俄国顾问已经放弃攻城，开始撤离了。

问题很快产生了：既然赫拉特之围已解，危险已大大降低，是否还需要实施原定的远征计划？对此在英国本土和印度都展开了激烈争论。很多人主张已无必要再废黜多斯特·穆罕默德了，他们认为占领阿富汗不但代价高昂、会削弱印度其他方向边境的防卫，还会把波斯人进一步推向俄国。威灵顿公爵就是反对者之一。他警告说，依靠武力获得的成功总免不了政治上的窘境。但对帕麦斯顿和奥克兰来说，现在远征军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而且随着反俄情绪在国内和印度都达到几近疯狂的程度，民众对这次远征也给予了巨大支持。《泰晤士报》就是鼓吹者之一，该报以耸人听闻的笔调写道：“从匈牙利的边境到缅甸和尼泊尔的腹地……俄罗斯恶魔似幽灵般地骚扰折磨着人类，一再犯下欺诈罪行……让我们这个勤勉且原本爱好和平的帝国深为恼火。”

奥克兰唯一做出的让步就是稍微缩小了入侵部队的规模，反正现在也不用再去教训波斯人了。这支部队的正式称谓是“印度军”（'The Army of the Indus'），包括一万五千名英国和印度的步兵、骑兵及炮兵。作战部队身后还尾随着一支规模庞大、总计三万人的后勤补给队——挑夫、马夫、洗衣工、厨师、蹄铁匠——还有同样数目的骆驼驮载着弹药，还有军官们的个人物品。据说仅一位旅长就动用了不少于六十匹骆驼来运输他的营帐设备，而另一个团的军官们则征用了两匹骆驼专门运输雪茄。还有好几群牛作为移动食品柜随军前行。苏加的一支小规模部队也参加了远征军。伯恩斯曾向奥克兰进言，如果想让阿富汗国民接受苏加，就必须体现出王位是苏加率领大军夺取的，而不能单单是由英军的刺刀挑起王冠施舍给他。实际上，苏加的队伍中只有少数阿富汗人，大部分都是由英国训练资助的印度兵。

亚历山大·伯恩斯中校爵士是远征军的先锋官，他利用包括威胁、劝诱和贿赂在内的各种手段为大部队铺平了进军道路。远征军于1839年春天通过了五十英里长的波伦山口进入阿富汗。其实行军距离最短的路线应当是先穿过旁遮普，然后向北走开伯尔山口，但旁遮普的君主兰吉特·辛在最后一刻拒绝英军通行，因此大军不得不改道信德，经过更靠南侧的波伦山口前行。信德的统治者们开始也不许英军通行，理由是他们和英国签订的条约里不允许沿印度河逆流而上运输军事装备。但英国人称这次是紧急情况，威胁如果他们试图阻止英军，英军的铁蹄将踏碎他们的家园。

大军首先要经过的是俾路支地区。虽然伯恩斯已经买通当地部落酋长，获得了波伦山口的安全通行权，但还是有许多掉队的远征军士兵、通信兵和牲畜沦为劫匪的牺牲品。这些劫匪一直在波伦山口寂静的道路旁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对大部队来说，行军过程同样比预想的更困难。远征军原先计划在沿途就地获取补给，但天灾严重影响了上一季的庄稼收成，村民不得不以野菜为生。如果事先经过仔细侦查的话，英军本来是能够获知这些情况的。现在大军食物严重匮乏，士气低落。约翰·凯伊爵士写道：“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很快就影响到士兵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对未来的恐惧加剧了眼前的痛苦，当人们互相看到对方消瘦的脸庞和深陷的双颊时……他们心如死灰。”

军事行动刚刚开始似乎就要夭折在这个宿命般的灾难里，幸亏伯恩斯及时挽救。他设法从俾路支人那里高价购得一千头羊，使远征军恢复了体力和士气。伯恩斯从卖给他羊的部落酋长那里听到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他立即汇报给了麦克诺顿。这个俾路支人提醒伯恩斯注意，即便英国人把苏加推上王位，他们也永远无法真正驯服阿富汗人。他们注定会失败。这位酋长说，英国人正在着手进行的是一项“巨大而又艰辛”的事业，英国人没有选择去信任阿富汗人民和多斯特·穆罕默德，而是“把他们扔到一边，然后用外国军队淹没这个国家”。他还坚持认为，苏加不受阿富汗人的欢迎，“如果责任在苏加，那么英国人就应该向他指出错在何处；而如果问题是由我们造成的，那么就要自己改正”。

1839年英军在前往喀布尔的途中进入波伦山口。当时英国担心俄军会经由波伦山口和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

这是麦克诺顿最不愿听到的话了，因为他已经反复向奥克兰勋爵保证过，阿富汗人民会兴高采烈地欢迎苏加归来。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证实麦克诺顿的预言，但要真正考验英国操纵的玩偶——苏加到底是否受欢迎，恐怕还要等到远征军抵达阿富汗南方首都坎大哈时方能见分晓。坎大哈当时正由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一位兄弟统治。当大军兵临城下时，麦克诺顿和远征军指挥官约翰·基恩（John Keane）爵士收到情报，说守城官兵已弃城北逃。鉴于坎大哈已不会再有实质性抵抗，英军决定停止进攻，营造出一种苏加军队夺回该城的假象。4月25日，不费一枪一弹的苏加和麦克诺顿并骑进入坎大哈。大批好奇的居民涌上街头一睹苏加的风采，男人站满了街道，女人挤在屋顶和阳台上。鲜花被扔上苏加途经的街道，他一边以胜利者的姿态前行，一边接受着人们的欢呼：“坎大哈自由了！我们乞求您的庇佑！”

麦克诺顿欣喜若狂。事实证明他对了，伯恩斯错了。他在当晚给奥克兰勋爵的报告中写道：“苏加的进城仪式气势宏大，欢迎气氛几乎达到万民崇拜的程度。”麦克诺顿相信，如果多斯特·穆罕默德听闻苏加兵不血刃就拿下坎大哈，还受到如此盛大的欢迎，他一定会弃喀布尔而逃。麦克诺顿决定，在坎大哈城外的空旷地带建造一个谒见厅，以便阿富汗人民向他们的新主人宣誓效忠。基恩准备举行一场华丽壮观的军事检阅，让部队从苏加面前整齐有序地列队而过，而苏加接受致敬的观礼台上方，要有一顶颜色鲜亮的华盖遮挡酷热。检阅当天，苏加迎着朝阳，纵马来到英国和印度军队的集结地，麦克诺顿、基恩和其他军政官员都在那里迎候。当他走上检阅台时，一百零一支枪齐声鸣响，检阅仪式开始。一切都进行得如此完美，除了一样——只有不足百名阿富汗人前来观看，并向苏加致敬。凯伊写道：“整件事是个令人痛苦的失败……前来向国王效忠的人少得如此可怜，苏加沙哈一定从中得到了不祥的警示。他的统治于当地人的感情来说，基础太薄弱了，这无疑让他的欧洲支持者无比失望。”

麦克诺顿可能有些失望，但他还不愿承认失败。即使其他方法都不奏效，他仍可以用金钱买到阿富汗人的忠诚，至少是那些关键人物。他一点儿也不缺钱，行军路上他就向沿途的部落首领慷慨分发。凯伊写道：“他打开一个财宝箱，毫不吝啬地将宝物四处散发。”然而，无论多少钱，也买不到英军前进路线中下一座城市的忠诚，这就是坐落在山坡上的巨大堡垒——加兹尼。它坚不可摧的盛名传遍整个中亚。经过侦查，英军发现加兹尼城墙有六十英尺高，异常厚实。基恩将军和他的工兵意识到这次麻烦不小，这座阿富汗要塞远比他们先前所知的要坚固得多。基恩原以为后续战斗根本用不上重武器了，把攻城炮留在了坎大哈，只带了轻型野战炮，但后者几乎无法伤及眼前这座堡垒的皮毛。英军再一次陷入食品短缺，而如果要把笨重的攻城炮一英寸一英寸地从坎大哈拖到加兹尼，至少还要几周时间。

其实，在没有攻城炮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拿下加兹尼——用炸药炸开其中一扇巨大的城门。无论谁去安放炸药、引爆导火线，这都是一项近乎自杀的使命，需要非凡的勇气，因为他将完全暴露在要塞守军的火力下。来自孟加拉工兵团（Bengal Engineers）的年轻中尉亨利·杜兰（Henry Durand）被选中率领一小队工兵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使命，尽管他当时刚从黄疸病中恢复，身体虚弱。确定人选后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攻击哪扇城门。在这件事上幸运之神眷顾了英国人。随军有一位阿富汗裔的情报官莫汉·拉尔，是伯恩斯的朋友和门徒，他设法和此前相识的一个守城士兵建立了联系。从那个告密者口中莫汉·拉尔得知，加兹尼所有城门都已经从内侧砖砌加固，牢不可破——除了雄伟的喀布尔大门。

就在基恩将军和参谋紧张策划攻城方案时，哨兵突然发现一股阿富汗士兵正在一座小山顶瞭望英军营地。军号手立即发出警报，英军出动骑兵和步兵驱赶，俘获了一些人和一面圣战旗帜。俘虏被带到苏加面前，其中一个突然大声咒骂苏加是真主的叛徒。他挣脱了捆绑，在随后的混战中刺伤了一名皇家侍从。苏加勃然大怒，下令当场处死所有俘虏。这场屠杀正在进行，一名英国军官碰巧路过苏加营地，他听到一片骚动，瞥眼看到了恐怖的一幕。行刑者说笑着屠杀俘虏，“用他们的长剑和大刀肆意砍杀这些可怜的人。”

这名军官后来报告，俘虏大约有四五十人，年龄参差不齐。“很多都死了，剩下的奄奄一息。”还有一些俘虏双手被绑在身后，或站或坐，等待着悲惨的命运降临。被惊得目瞪口呆的军官立即飞奔到麦克诺顿的营帐，但麦克诺顿似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尽管当时无论做什么可能都为时太晚。凯伊写道，从那一刻起，麦克诺顿不再一味恭维苏加的人道了。很显然，苏加所谓的仁慈“仅仅出现在麦克诺顿的信件中”。即使用阿富汗本地的标准来衡量，苏加这项野蛮的行径也同样令人发指。消息很快传开，这个正在寻求国家统治权的人残忍无道；这让苏加树敌更多，给他的英国支持者的声誉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

基恩终于制订好了攻城计划，下令于当晚借着漆黑的夜色和呼啸的狂风发起进攻。为了把守兵的注意力从喀布尔大门引开，英军将对要塞的另一端发起佯攻，基恩的轻骑兵和印度步兵会近距离向城墙上的守军密集开火。进攻计划很明确，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守军从喀布尔大门引开，因为杜兰中尉和他的工兵需要时间埋放火药。

1839年英军进攻阿富汗。加兹尼城堡是英军进入喀布尔前的最后防线。亨利·杜兰中尉炸开城门，加兹尼沦陷。

截至次日凌晨3时，一切就绪。随着基恩一声令下，炮兵、步兵一起对着城墙开火，炮弹轰爆了城墙上一个阿富汗士兵的头——他所站的角度正好能够俯视埋伏在黑夜中的主攻部队，他们正等待城门被炸开就一拥而入。与此同时，负责爆破的小分队秘密、敏捷地向目标移动。小分队未被察觉就安置好了引爆装置，迅速撤回到安全地带，留下杜兰负责点燃引线。他蜷伏隐藏在城门下，透过木质城门上的裂缝看到一个守军士兵手里拿着阿富汗长滑膛枪。头两次点燃引线都失败了。有一刻，杜兰感到此役胜负全系于自己，他可能需要牺牲自己去直接触发炸药了。还好第三次后，引线开始嘶嘶作响。杜兰箭步飞奔去寻找掩护，几秒钟后炸药引爆了。

根据凯伊的记载，“爆炸的效果突然而又剧烈。”一股黑烟直冲云霄，紧接着大量的瓦砾和碎木从天而降，现场顿时成为一片混乱的废墟。当巨大的爆炸声逐渐消失后，冲锋号吹响了。以勇敢而著称的威廉·丹尼（William Dennie）上校身先士卒，率领冲锋部队穿过硝烟弥漫的城门杀进城内。短短几秒钟之后，英国刺刀和阿富汗大刀就残酷地绞杀在一起。听到城内传来的刺杀声，主攻部队从隐蔽位置一跃而出冲向城门。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由于漆黑和混乱，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差点让英国输掉整个战斗。军号手以为瓦砾封堵住了城门，阻挡了丹尼的人马进城，他竟然吹号收兵。顷刻间进攻就停滞下来，而已经在城内的英国部队则正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殊死搏斗。幸好错误很快被纠正过来，部队又下达了冲锋命令。一位旅长手挥军刀，率领主力攻城部队瞬间涌入要塞，与丹尼的部队并肩作战。

阿富汗人从未想到他们固若金汤的堡垒会被突破，此刻他们奋勇抵抗。但这毕竟是他们第一次面对训练有素、掌握现代攻城技战术的欧洲军队，抵抗很快就开始瓦解。凯伊写道：“阿富汗人在绝望的狂乱中从隐蔽点冲出来，挥舞着大刀凶猛地冲向进攻部队，但迎接他们的是英国步兵火枪喷射出的可怕子弹……一些阿富汗士兵拼命冲出城门逃跑，结果被熊熊燃烧的木块绊倒受伤，在筋疲力尽中被慢慢烧死。”那些通过城门或城墙逃出去的阿富汗人又被城门外的英国骑兵砍倒。战斗很快就结束了，英国国旗和攻击部队的军团旗帜在城墙上胜利飘扬。

双方在此战中的伤亡数目对比表明，英国人获得了绝对胜利。英军仅有十七人阵亡；一百六十五人负伤，包括十八名军官。阿富汗方面至少有五百人死于要塞内的战斗，还有很多人在城外被基恩的骑兵斩杀。但对胜利者更有意义的是，就在所有的补给即将耗尽并直接危及进军喀布尔之际，他们在加兹尼城内找到了大量谷物、面粉和其他食物。由于莫汉·拉尔贡献的情报，杜兰中尉在关键时刻的沉着冷静（如果当时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一定能因此受勋），通往喀布尔的道路被扫清了，终点就在北方不足一百英里远的地方。

事后证明，加兹尼的意外失守是对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毁灭性打击。他曾派自己的儿子率领一支兵强马壮的五千人阿富汗骑兵前去阻截英军，但他们望风而逃，以避免被歼灭的命运。多斯特·穆罕默德各地的支持者也开始分崩离析，他们更愿意躲在一旁静观事态发展。1839年6月30日，基恩的部队重新开拔，途中遇到的唯一“抵抗”就是一些被抛弃的加农炮。一周后英军出现在喀布尔城下，他们发现多斯特·穆罕默德已经弃城而逃，阿富汗首都未发一枪一弹就投降了。

第二天，苏加沙哈在麦克诺顿、基恩和伯恩斯的陪同下重新回到这座他阔别三十年的城市。他的长袍上佩戴着光彩夺目的宝石，乘坐一辆车身镀金、雍容华丽的白色马车穿过喀布尔的大街小巷。凯伊后来写道：“叮当响的钱袋和耀眼的英军刺刀帮助他恢复了王位，在获得这些帮助前，他所有的努力都徒劳无功。”然而，麦克诺顿曾经信誓旦旦预测的欣喜若狂的欢迎场面却始终没有出现。凯伊继续写道：“这更像是一个葬礼仪仗队，而不是国王重返他的都城。”但对于奥克兰如此干净利索就扶植起一位新国王，帕麦斯顿还是颇为满意，他写道：“奥克兰在阿富汗的光辉胜利将震慑全亚洲，一切对我们来说都会变得很容易。”

奥克兰勋爵原计划把苏加安全扶上王位后立即撤回英国部队，留下苏加由他自己的官员和部队辅佐护卫。但在目前的形势下，连麦克诺顿也不得不承认，只要多斯特·穆罕默德仍然在逃，苏加的地位就岌岌可危。基恩派遣了一名得力指挥官率领骑兵去抓捕那位被推翻的国王，但一个月后他们空手而归。此后的另一次追捕行动同样无功而返。直到几个月后，多斯特·穆罕默德才向英军投诚。苏加想把多斯特·穆罕默德像狗一样绞死，但令他气愤的是，英国人竟然给予多斯特·穆罕默德最高礼遇，以体面的方式把他流放到印度。后来证明这只是暂时流放。

这时的英军在喀布尔安顿下来，过上了常规的驻防生活。人们开始组织赛马大会，巴扎里的生意也因为英国和印度士兵的光顾而繁荣，一些军官的家人也从印度赶来，与他们相聚在这座充满异国情调的山区避暑地。这里面就包括麦克诺顿夫人。她带来了水晶灯、陈年美酒、昂贵的礼服和众多仆人。基恩将军被维多利亚女王加封为加兹尼勋爵，他率领远征军大部队回到印度，留下数目可观的部队驻守喀布尔，另有小规模分队驻扎在加兹尼、坎大哈、贾拉拉巴德和奎达，以确保与印度之间通讯线的安全。然而，如果说麦克诺顿对于苏加在英军帮助下能够固守王位充满信心的话，基恩绝对没有。他对即将被调回印度的杜兰中尉说：“我忍不住要恭喜你离开这个国家，因为，牢牢记住我现在说的话，不久以后就会有一场大灾难……”

1839年8月下旬，驻扎在喀布尔的英军收到两条令人不安的情报。第一条消息说，被派往布哈拉去安抚埃米尔的查尔斯·斯托达特中校遭到逮捕，被野蛮地扔进一个满是臭虫的地窖里。另一则消息更让人忧心，一支规模庞大的俄国远征军已经从奥伦堡出发，正开拔向南，准备夺取希瓦汗国。

第十六章　角逐希瓦

chapter XVI　THE RACE FOR KHIVA

十四年前，威廉·莫克罗夫特曾经造访布哈拉，从那时起圣彼得堡就开始担心英国人对中亚的土地及其市场图谋不轨。截至1838年秋天，伦敦和加尔各答也对俄国不断入侵印度周边地区产生了同样的忧虑。当年10月，内塞尔罗德伯爵给俄国驻伦敦大使致函，向他简要传达了圣彼得堡方面的担忧。当时俄国还不知道英国已经准备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扶植自己的傀儡登上阿富汗王位。内塞尔罗德伯爵警告大使：“英国人正在频繁活动，试图煽动中亚民族的不安情绪，甚至将这种煽动活动深入到和我国接壤的国家当中。”这些让俄国人心烦的英国旅行者以亚历山大·伯恩斯为首。在俄国人看来，伯恩斯的意图显而易见，就是要削弱、取代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将俄国商品挤出中亚市场，再以英国商品取而代之。内塞尔罗德声称：“我们寻求的无非是在亚洲市场平等的贸易竞争权。”

内塞尔罗德的信件墨迹未干，圣彼得堡就收到英国准备入侵阿富汗的消息。紧接着英军进入波斯湾，迫使波斯沙哈从赫拉特退兵。这个坏消息让整个事态变得更加危急，它意味着俄国将赫拉特变成备用根据地的计划彻底失败。俄国人知道他们无法阻止英国的行动，于是他们决定另辟蹊径，准备赶在英国挺进阿姆河以北地区前征服希瓦汗国。征服希瓦是俄国一个由来已久的梦想。这次他们不仅要派遣特工，还要派出正规军和大型商队。英军入侵阿富汗的前进行动给俄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和借口，让他们得以在中亚名正言顺地第一次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对于这次军事行动的理由，官方声称是为解放囚禁在希瓦的俄罗斯及其他种族的奴隶，严惩奴隶贩子和土库曼强盗，因为他们常年劫掠贩卖俄国商品的本地商人。同时还要废黜现任希瓦可汗——正如目前英国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一样——另立一位对俄国言听计从的人。这个可汗的新人选将承诺废除前任君主野蛮的劫掠和贩奴行为。

尽管伯恩斯和他的鹰派伙伴深知俄国此次南下绝不会止步于希瓦，但对于俄国所给出的理由，即使是伯恩斯本人也觉得无可厚非。继希瓦之后，布哈拉汗国和梅尔夫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目标，随后就是赫拉特。惟一能够阻止这一情况发生的办法就是英军利用新近在喀布尔获得的军事基地先发制人。麦克诺顿认为，应当在来年5月占领阿姆河边的重要桥头堡巴尔赫，因为那时兴都库什山上的积雪将会融化。从巴尔赫出发可以对布哈拉实施迅捷有效的突袭，同时还能把斯托达特上校从残忍专制的埃米尔的囚牢中解救出来。下一步行动是赶在俄国人或波斯人向赫拉特伸出贪婪之手前，将赫拉特永久置于英国掌控之中。既然事已至此，如果俄国决意入侵希瓦，那么英国没有理由不对此大加利用。这是典型的前进派逻辑。大博弈的老手感觉到他们命运的巅峰时刻终于要到来了。

最终促使俄国加快入侵步伐的是一份不着边际（而且完全错误）的报告。报告经布哈拉传来，称一支人数多达二十五人的英国代表团已经抵达希瓦，准备向后者提供军事支持。接到圣彼得堡的指令后，奥伦堡要塞指挥官佩罗夫斯基将军立即着手组建了一支由五千二百名步兵、骑兵和炮兵组成的远征军。他希望将此次行动的真实意图保密到最后一刻。一方面他不愿惊动希瓦人，另一方面他没有忘记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1)曾经如何粉碎了俄国对赫拉特的计划，他不想再重蹈覆辙。当然，他希望等到英国完全介入阿富汗事务那一天再出兵，届时，对俄国扶植希瓦傀儡政权英国人就无话可说了。万一此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泄露出去，那么官方就会宣称这是一次针对咸海的“科学”探索活动，而咸海恰好坐落于通往希瓦的途中。事实上在此后很多年，俄国一直以“科学考察”为幌子开展大博弈活动，而英国则以“狩猎假期”为由派遣军官从事类似活动。这些借口能让政府在必要时撇清干系。

后来俄国人发现，长时间保密是不可能的。希瓦可汗通过高效的间谍网络获悉俄国人的计划后，立即将情报传出，于是英国人在1839年夏天，即行动前三个月便获知了这一情报。至于情报是如何从希瓦传递到赫拉特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希瓦可汗非常慌张，急忙派遣一名使节前往赫拉特寻求援助，因为他知道赫拉特人刚刚成功击退了波斯人和他们的俄国顾问，而且在沙哈撤兵后仍有英国人留守城中。可根据英国人的记载，这条消息是一名为英国服务的本地间谍从希瓦带回来的，说将有十万俄军从奥伦堡出发。无论何种说法属实，当时驻扎赫拉特的英国高级军官达西·托德少校（Major d'Arcy Todd）立即派人通知了德黑兰和喀布尔的上级。与此同时，他决心尽其所能阻止希瓦落入俄国人手中。

由于本人不能擅离职守，所以托德少校派遣他手下足智多谋的詹姆斯·阿博特上尉（James Abbott）前往希瓦，主动请求代表希瓦可汗与俄国人谈判。如果能够说服可汗释放俄国奴隶，那么俄国人就没有借口进入希瓦领地，对可汗的王位以及英属印度的威胁也将消除。阿博特的任务是帮助可汗意识到释放俄国奴隶的紧迫性，否则一旦佩罗夫斯基的大军逼近希瓦，再想让他们撤退就堪比登天了。1839年圣诞节前夜，阿博特身着阿富汗服装，脑海中萦绕着上一个被派往中亚汗国的英国军官斯托达特上校的命运，只身前往北方五百英里以外的希瓦。

此时，北方一千五百英里以外，佩罗夫斯基将军也已经带兵出征。他率领着超过五千人的俄国军人和哥萨克骑兵，还有一万匹背负弹药装备的骆驼。在开始这场艰难的长途跋涉前，将军把他的人马召集到奥伦堡大广场上，向他们下达了一个特殊命令。他宣布：“以沙皇陛下之名，我们将进军希瓦。”尽管很早之前就有关于这次部队集结的谣传，但士兵还是第一次得到官方的正式确认，而此前他们一直被告知将要护送一支科学考察团队前往咸海。将军继续说：“多年来希瓦汗国不断挑战我恢宏大度俄罗斯帝国之耐心，更于近日不断采取敌对举动，我俄罗斯帝国忍无可忍，遂将还之以颜色。”将军告诉士兵，在历经艰辛去营救受苦受难同胞之后，他们将获得名誉和荣耀作为至高奖赏。将军激励士兵，充分的准备工作和直捣黄龙的决心一定能让他们赢得此次远征的胜利。他承诺：“在上帝的庇佑之下，我们必将于两个月之内抵达希瓦。”

起初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沿途要经过长达一千英里的沙漠地带，为了避免夏季的高温和大规模部队供水不足的问题，军队刻意选择初冬时节出发。将军的目标是在中亚最严酷的二月寒冬来临前抵达希瓦，但严寒还是让这支队伍吃了不少苦头。根据这次远征军的官方记载，“大多数人习惯于居住在温暖的房间里，足不出户，除狩猎或短途旅行外很少在户外活动。”当夜晚来临时，士兵躲在毛毡做的帐篷里，用羊皮外套从头裹到脚，保护鼻子和四肢免遭冻伤之苦。人们呼出的水汽和汗水会将头发和胡须冻在羊皮上，当他们清晨起床时“需颇费一番周折才能从外套中解脱出来”。好在队伍十分坚强勇敢，没过多久就适应了这严寒的气候。

进入12月后，大雪紧随而至，程度远比佩罗夫斯基和参谋人员预计的要猛烈密集得多，甚至连当地的吉尔吉斯人都从未在12月初见过这么大的雪。在这片平坦而开阔的荒原上，大雪很快就覆盖了前面队伍留下的足迹，使方向辨识变得异常困难。远征军报告中记载道：“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后面的部队会在沿途发现哥萨克人按规律间隔堆砌的雪柱，夜间搭建营地后留下的雪堆，以及奄奄一息或已经死去的骆驼（有的已被冻住或被野兽分食），以此判断前方部队的行军路线。”厚厚的积雪和冰冻的土层让队伍几乎无法为骆驼寻得粮草，很快就有大批骆驼饿死。报告中写道：“骆驼一旦倒下就很难再站起来。”士兵不得不频繁地将物资从倒下的骆驼转移到幸存的骆驼身上，这让他们疲惫不堪。一位副官被命令先于大部队赶往咸海去购买骆驼，可不久就传来消息，这位副官被希瓦的边境守卫抓获，五花大绑送往首都。

到了1月初，队伍已经丧失了接近一半数量的骆驼，幸存下来的那些也因为饥饿而开始咬噬装载着队伍给养的木箱子。为了避免物资被吞噬，士兵每晚都要从大约一万九千个木箱和麻袋里把物资取出来，放置在安全的地方，第二天一早再重新装箱。每天埋锅造饭或生火取暖前，士兵首先要找到深埋在积雪下的燃料。燃料主要是低矮灌木的根茎，往往需要从冻土层中挖出。除此之外，每晚扎营时都需要在雪中清扫出一大片区域，这样才可以取出毛毡、扎好帐篷，安置骆驼和马匹。官方报告中记录道：“士兵和哥萨克人每日皆忙碌至夜晚八九点钟才得短暂休憩，而次日凌晨两三点他们又不得不起床再重复如此繁重的工作。”尽管如此，队伍还是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坚持了下来。

积雪越来越深，现在他们不得不在齐腰深的雪中为骆驼和大炮铲出一条道路。雪不停地下，气温持续降低，士兵忍受的痛苦不断加剧，对体力和士气的挑战达到极限。根据官方的报告，“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下根本无法清洗衣物或顾及个人卫生。许多士兵在整个行军过程中不仅未能换洗肮脏的被单，甚至连衣服都从未脱下。他们满身泥土，身上生了很多虫子。”疾病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坏血病造成了大量减员。情况已经糟糕至此，可他们却连一半的路程都还没走完。

截至1月底，事态已经越来越明朗，这次远征将演变成一场灾难。已经有两百多人因病死亡；超过四百人身患重症，根本无法战斗；对行军至关重要的骆驼正以每天一百头的速度死去。天气还在继续恶化，哥萨克侦察兵报告，前方的积雪更深，几乎无法找到燃料或饲料。如果情报属实，那么队伍每天最多只能前进几英里，要想到达希瓦境内最近的人类聚居点，至少还要一个月的时间。1月29日，佩罗夫斯基将军亲自视察了每一支纵队，以判断士兵和牲畜是否还能再坚持一个月。纵队指挥官的共识是，要想避免灾难，部队就必须停止前行。根据亲眼所见，佩罗夫斯基深知指挥官的判断是正确的。

对于大伙儿特别是将军本人来说，这一结论虽然谈不上耻辱，但一定会有那么一刻因为极度失望而深感痛苦。这一切仅仅是因为运气欠佳。出兵希瓦遇上了一个最为严酷的冬天，甚至连草原上的牧民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寒冬。如果他们出发的时间稍微提前一些，也许就能赶在恶劣天气到来前安全抵达丰饶避风的希瓦绿洲。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见到敌人，更别提与之交锋了。1840年2月1日，将军下令早已疲惫不堪的士兵调转马头，返回奥伦堡。他们花了足足三个月的时间才行进到目前的位置，而返程也并不容易。佩罗夫斯基脸上带着尽可能坚毅的神情对部队宣布道：“兄弟们！自我们踏上旅程，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及罕见的严冬。尽管我们成功地克服了困难，但命运的安排让我们这次不能与敌人搏斗厮杀。”他向队伍承诺说，俄国的胜利志在必得，只不过推迟了而已，下一次远征必将获得上天的眷顾。

佩罗夫斯基当务之急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士兵的死亡率，将他的部队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保存颜面。这已经是一个世纪以来俄国第二次远征希瓦，却依然以失败和耻辱告终。对此，俄国官方的说法是：“在大自然如此极端的气候面前，与其让我们可怜的敌人误以为他们获得了假想中的胜利而欢天喜地，倒不如立即撤军。”事实证明，在返途中遇到的危险并不比前进时有丝毫减少。除了饱受暴风雪、食品短缺以及疾病的困扰外，部队还经常看到腐烂的骆驼尸体，有的已经被狼或狐狸咬噬，场景恐怖，不断提醒着士兵他们所经历过的苦难。腐肉的气味把狼群从很远的地方吸引过来，常常对夜间扎营休息的部队构成威胁。

士兵中很多人患了坏血病，这主要是因为膳食中缺乏新鲜蔬菜，可佩罗夫斯基将军却误以为是缺乏肉类。于是为了控制坏血病的蔓延，他费了很大力气搞到一些新鲜的肉。结果令人遗憾，但却不出乎意料。官方的报告里说：“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性措施，坏血病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人们将其主要归咎于士兵普遍衰退的身体状况、肮脏的衣物和恶劣的个人卫生。转眼到了3月，天气略有好转，可新的问题又来了——雪盲症。由于长期缺乏维生素，士兵们的眼睛变得十分脆弱，早春时节的阳光反射到雪地上，引起眼部的严重不适。大家用马鬃毛自制成网状太阳镜，但效果甚微；眼部的疼痛感还会因为燃烧藤条生火时产生的刺鼻烟雾而加重。

整个3月和4月，士兵和骆驼的数量持续减少。当最后一支纵队在5月份艰难抵达奥伦堡时，距离队伍当初雄心勃勃出发之日已经过去整整七个月了。这次远征造成的灾难性损失终于得以完整统计。在进军希瓦的五千二百名官兵中，超过一千人未发一枪一炮就牺牲了，而希瓦毫发未损。出发时远征军共带走一万头骆驼，回来时只剩下不足一千五百头。俄国奴隶无一人被解救，劫持商队的土库曼强盗没有受到惩罚，俄国人希望赶下台的希瓦可汗依然稳坐王位。然而在阿姆河对岸，全世界都将看到英国人成功执行了一项类似的任务，专业程度可谓完美。对俄国人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难堪的了，他们新近在赫拉特受挫，英国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取得大博弈战场的又一次胜利。不仅如此，俄国人在达吉斯坦与切尔卡斯人和伊玛目·沙米尔的斗争也碰了一鼻子灰，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可以想象，面对俄国接二连三的坏运气，英国国内和欧洲大陆的反俄派媒体此刻是多么欢欣鼓舞。俄国媒体则一直试图替希瓦远征正名，斥责外国媒体的抨击以及其编辑的伪善。俄国人略显理屈词穷地争辩说，英国已经占领了印度、缅甸大部、好望角、直布罗陀海峡和马耳他，刚刚占领了阿富汗；法国人则声称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君主侮辱了法国大使，牵强地以此为由立即吞并了整个阿尔及利亚。俄国官方关于远征希瓦的报告中说：“阿尔及利亚君主的行径比起希瓦可汗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多少年来，他们的背叛、残暴、劫掠，以及将几千名沙皇臣民贩卖为奴的种种恶行，无一不在挑战俄国的底线。”在提到此次行动以失败告终时，报告的匿名作者宣称，希望借此能向全世界证明“所有想占领这一地区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如果确实曾存在过这种想法的话”，也希望借此永久性终止那些对俄国东方政策的“错误解读”。

俄国的上述表态并未奏效，尽管他们再次出兵希瓦已经是三十年后的事情了。基于目前事态的发展，人们已经不会仅凭一份报告就轻易消除对俄国的怀疑和误解了。在英国和印度，只有少数人愿意相信，俄国仓促间发兵希瓦是受英国入侵阿富汗的刺激所为。反俄派的宣传依旧如火如荼。从俄国回来的英国人都确信，沙皇尼古拉的野心是要统治全世界。罗伯特·布雷默在他1839年出版的《远足于俄罗斯腹地》（Excursions in the Interior of Russia）一书中警告说，尼古拉不过是在等待最恰当的时机进行反击。布雷默认为：“等到对波兰的控制更加稳固、切尔卡斯亚被彻底征服、国内政治斗争完全平息之时，他必将反击。这一点毫无疑问。”另一位到访过俄国的英国人托马斯·雷克斯（Thomas Raikes）在1838年撰写文章，提醒关注俄国迅速发展的陆海军力量的威胁。他还预测英俄两国不久后就会开战。

持以上观点的不仅是英国人。一位名叫居斯蒂那（Marquis de Custine）的法国侯爵是位著名的观察员，他曾于1839年游历俄国。他在旅行结束后对圣彼得堡的野心也有同样的不祥预感。他出版过一本名为《俄国在1839》（La Russe en 1839）的书，该书至今还被研究苏联政体的专家所引述。在书中他警告说：“俄罗斯的野心是征服并统治世界。他们的计划是通过武力先夺取周边国家，然后通过营造恐怖氛围来压迫其他国家。假如上帝果真赐予他们这个机会，那么俄国人所梦想的权力扩张将成为全世界的悲哀。”

英国媒体对这种厄运的预言颇为认同。在俄国远征希瓦失败的消息传出之前，《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称：“俄国几乎已经掌控了中亚北部的所有王国……他们拥有了商业价值极高的内陆商途，这条商途造就了曾经的撒马尔罕和今天的布哈拉；在穿越了可怕的沙漠地带后，他们将准备或已经准备好……将武装的游牧民族迁移到水土更为丰茂的印度斯坦地区。”社论谴责帕麦斯顿此前未能以强硬态度处理俄国问题，导致并助长了他们实现梦想的野心。当然，一旦双方产生冲突，文章并不怀疑英军获胜的实力。后来俄国吞并希瓦遭遇惨败的消息传来，俄国人又回到了原点，但这也没能改变《泰晤士报》对整个事态的看法。尽管圣彼得堡方面一再宣称决不会再进军希瓦，称他们原本也计划在目标实现后就立即撤军，但普遍的观点是，俄国派遣更大规模的军队再次进军希瓦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下次俄军在选择出兵的季节方面会更加小心谨慎。

当时另一家颇具影响力的杂志《海外评论季刊》（Foreign Quarterly Review）一直呼吁在对待俄国问题上持克制态度，现在也加入到反俄派的阵营中来，不断提醒读者密切关注圣彼得堡在亚洲和欧洲造成的“极端危险”的局面。该杂志的观点是：“俄国在四面八方悄悄进行的扩张行为令人警觉，他们的动机有目共睹。我们认为，俄国在欧洲和亚洲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国家。可怜的土耳其和希腊几乎已完全被她据为己有。切尔卡斯亚暂时将俄军阻挡在黑海沿岸，但如果他们得不到帮助，那么下场会和波兰一样。俄国已经与波斯结盟，很明显他们接下来考虑的就是印度和中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需要密切观望事态的发展，甚至法国都被俄国盯上了，后者希望能有一场暴动将不得民心的奥尔良王朝(2)推翻，再推举一位新的王位候选人，比如路易·拿破仑亲王(3)。”

1840年1月下旬，当时的英俄关系正如上文所述处于低谷，但刚刚抵达希瓦的詹姆斯·阿博特上尉对此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其实他已经赢得了这次角逐，因为俄国远征希瓦的行动以惨败告终。更出乎他预料的是，他将在希瓦这个穆斯林汗国遭受痛苦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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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赫拉特的英雄波廷杰。

(2) 又称七月王朝，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建立奥尔良王朝，后在1848年法国革命后被第二共和国取代。

(3) 即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第十七章　解放奴隶

chapter XVII　THE FREEING OF THE SLAVES

在骑马进入希瓦前，阿博特上尉脱去阿富汗服饰，换上英军制服。他发现谣言已经先于他传到希瓦，扩散开来。谣言之一说他是乔装成英国人的俄国间谍，受佩罗夫斯基派遣前来，侦查汗国的防卫。不久前，有两名自称是英国人的欧洲人在此被抓获，希瓦可汗怀疑他们是俄国人，用烧得通红的铁钎子严刑逼供。酷刑很显然奏效了，两个欧洲人在招供后被割断了喉咙，尸体扔到荒漠中以示警告。阿博特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不安。希瓦已是惊弓之鸟，他偏巧又在此刻到来，而且同样声称是英国人。正如阿博特所担心的，他的出现引起了当地人极大的怀疑。

让他难上加难的是，这里的居民包括可汗本人都不知英国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在艾尔德雷德·波廷杰拯救赫拉特的消息传到希瓦前，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英国这个国家。本地既没有英国奴隶，也没人记得曾经有英国人来过，很多人以为英国就是俄国的一个分支或附庸国。甚至有谣言说英国人已经占领喀布尔，下一步他们将和正在杀奔希瓦的俄国人合兵一处，共同瓜分中亚。谣言传播得如此疯狂，阿博特试图说服希瓦可汗释放俄国奴隶以换取俄军撤兵的成功几率看起来微乎其微。他的命运可能更像那两个倒霉的“英国人”，被割喉后弃尸荒野，或者像正身处邻国布哈拉的斯托达特上校那样，被扔进黑暗肮脏的地牢。

事实上，因为自身安危而忧心忡忡的不仅是阿博特，还有希瓦可汗。得知号称十万之众的俄军继续进军希瓦，他渴望得到一切人的帮助。他同意召见阿博特，考虑他的提议。但以防万一，可汗下令尽可能不让阿博特了解希瓦的城防系统。初次觐见可汗时，阿博特呈上自己的证件和托德少校的一封亲笔信。基于现场反应，他感觉这些文件的分量明显不足。他后来写道：“我出发时非常仓促，甚至没有携带印度总督的信函。”托德的信件表达了良好的意愿，但可汗仍颇为失望，他原以为阿博特这次会带来直接的军事援助。阿博特向可汗解释说，军事援助事关重大，托德少校无权决定，必须由设在伦敦的英国政府来决定。但决定本身需要时间，而俄军很快就会兵临城下，所以眼下只有一个办法能阻止俄军，那就是交出俄国奴隶，消除沙皇大肆宣扬的进军借口。

阿博特主动提出，愿意和奴隶或他们的代表一起北上，代表可汗与俄军交涉。可汗本人就是个不讲信用的人，所以他对这个提议疑心重重。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暗地里怀疑这名来访者很可能是俄国人的同谋。可汗以更婉转的方式表达了他的顾虑。他问道，有什么办法能避免俄军将阿博特和奴隶一并抓获，然后继续进军希瓦呢？阿博特不得不承认，他无法保证这一点。可汗继续问道，如果英俄两国在中亚是对手的话，难道阿博特不担心会被俄国人杀死吗？阿博特解释说，尽管英国不愿意看到俄国占领希瓦，但两国并未开战，而且还互派大使，由于忌惮英国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俄国不会冒险杀害英国臣民。可汗对此回应，俄国对希瓦派出的使团就没那么尊重，他们逮捕了包括可汗兄长在内的所有使节。阿博特认为，这是因为俄国知道希瓦复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伦敦和圣彼得堡却相隔不远，况且“无人能够对抗强大的英国海军和陆军”。

可汗一边认真考虑阿博特的话，一边开始与他讨论其他话题。很快阿博特就意识到，可汗对大英帝国、俄国以及他自己的小王国之间的悬殊实力毫无概念。他问阿博特：“俄国有多少门炮？”英国人说虽然他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一定有很多。可汗骄傲地告诉阿博特：“我有二十门。”可汗接着问：“英国女王有多少门炮？”阿博特回答，英国女王的枪炮数量太多，无法准确统计数字。他接着说：“海上游弋的都是英国军舰，每艘军舰配有二十至一百二十门最大口径的大炮。女王的要塞里装满了加农炮，而每个弹药库里都储备了成千上万的弹药。我们是世界上枪炮最多的国家。”

可汗问：“你们的炮手多长时间能发一炮？”

“我们的野战炮兵每分钟能发七炮。”

“但俄国人每分钟能发十二炮。”

“国王陛下，您被误导了。我本人就来自炮兵部队，我知道这样的发炮速度是不可能的。”

“波斯大使如此断言。”可汗坚持说道。

“那一定是波斯大使也被误导了。英国炮兵是这个世界上最专业的炮兵，但我们在一分钟之内从不发射超过四轮炮弹，因为我们要确保每次发射的炮弹都是重新瞄准过的，否则一定会浪费弹药。我们不仅衡量发射的炮弹数量，我们也衡量炮弹击中目标的准确性。”

可汗本人没见过现代武器，也不了解它在对付土质防御工事和骑兵进攻时的巨大威力。可汗的一些大臣非常自负，甚至认为他们可以打败俄军。阿博特指出，装备精良的俄军上一次未能成功解救奴隶，他们一定会以更大规模再次来袭，到那时无论希瓦人战斗得多么勇猛都无济于事。对此，可汗的宰相认为：“如果我们在与异教徒的战斗中死去，我们将去往天堂。”这种说法竟让阿博特一时哑口无言，但他随即反问道：“那么希瓦的女人呢？当你们的妻子和女儿被俄军搂在怀里的时候，她们是在哪门子的天堂？”在不快的想象中，宰相陷入了沉思。阿博特预感到事情有了进展，也许有望让希瓦人明白，唯一能救他们的办法就是释放奴隶，并委托他与俄军谈判。当然，他距离实现这个目标还很远。此刻他正遭到可汗和群臣不停地盘问——这些问题对于所有去过穆斯林国家的英国人来说都不陌生，比如说英国国王是位女性这个事实永远都会让他们感到既惊讶又有趣。

“难道你们的国王果真是女人？”

“是的。”

“你们的国王结婚了吗？”

“女王尚未成婚，她还十分年轻。”

“等她结婚之时，是否她的丈夫就成为国王？”

“决不可能。女王的丈夫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实权。”

“你们的王国有多少个城市？”

“数不胜数。”

这样的问答一直继续着。国王的大臣也是女人吗？英国难道只让女人做国王？听说你们有一种望远镜，可以看穿堡垒的城墙，这是真的吗？英国的冬天和希瓦一样寒冷吗？你们吃猪肉吗？英国人是否已经占领了布哈拉？俄国是否比英国大很多？最后这个问题非常敏感，阿博特决定详细解释一下。他告诉可汗和他的大臣：“德黑兰的英国使团和俄国使团之间还就这个问题打了赌。经过周密调查，最终我们认为英国更大些。”他继续说道：“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拥有更辽阔的国土，五倍于俄国的臣民人数，以及多于俄国好几倍的财政收入。”她的王国不仅包括陆地，还有海洋。阿博特说如果有一张地图，他就能向可汗展示，这个地球上海洋的面积是土地面积的三倍。他补充道：“无论海浪向何处翻滚，都没人能在海上和女王陛下竞争。”

当时可汗已经获悉，佩罗夫斯基将军的远征军因为戈壁上可怕的天气寸步难行，但他还不知道俄军其实已经知难而退了。希瓦人相信，一旦天气好转俄军势必继续前进。经过数天的讨论和搪塞，可汗再次召见了阿博特，通知阿博特他已经决定委任阿博特为谈判代表。为表达希瓦的诚意，阿博特将带着一些俄国奴隶同行。但可汗要求他前往圣彼得堡，而不是佩罗夫斯基将军的军部，代表可汗与俄国交涉释放剩余奴隶的事宜。释放与否将取决于沙皇是否同意停止所有针对希瓦的军事行动，以及是否会交还扣留在奥伦堡的希瓦人质。可汗拟就一封书信，列明这些条件，由阿博特携带，亲自呈交沙皇尼古拉。

托德上校交给阿博特的任务仅仅是劝说可汗释放俄国奴隶，以避免希瓦落入俄军之手，但现在可汗交给他的使命却远远超出原本的计划。后来人们才知道，阿博特还曾与可汗探讨两国签约事宜，这本身也属越权。公平而言，当时的状况不允许他事先获得上级的指示或建议。除了路途遥远外，他还发现写给托德的信件均被疑神疑鬼的可汗截获了。于是阿博特决定冒险接受可汗的委任。他暗自拿定主意，如果能像艾尔德雷德·波廷杰在赫拉特取得赫赫战功那样永久消除俄国对希瓦的威胁，那就不会有人来追究他的责任了。况且从希瓦到圣彼得堡，沿途经过的正是大博弈战场的腹地，这对阿博特来说是个非常难得的探险机会。

尽管在阿博特的努力下，可汗打消了他是俄国间谍的疑虑，但可汗也不会掉以轻心。为了确保自己不被出卖，可汗迫切地需要扣留一名人质。他佯作慷慨，提议从邻国布哈拉的埃米尔那里解救身陷囹圄的斯托达特上校，当时他与布哈拉埃米尔的关系并不融洽。他宣称收到情报，斯托达特每天都被允许进行户外活动。他计划派遣一小队骑兵，从监狱卫兵的眼皮底下抢走斯托达特。阿博特不仅怀疑可汗营救斯托达特的真实意图，他更质疑这个情报的准确性。尽管他内心迫切希望能够营救战友，但他强烈反对可汗的计划。他认为，一旦布哈拉的埃米尔听闻了风声，必定会立即处死斯托达特。可汗只好作罢，但他仍然担心自己被算计，于是在最后一刻，他决定违背承诺，拒绝阿博特带走任何奴隶。1840年3月7日，阿博特在一小队希瓦卫兵的保护下出发进入沙漠，前往五百英里外里海边上最近的俄国要塞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从那里他希望能最终抵达圣彼得堡的沙皇王宫。

阿博特抵达希瓦后便音信全无，托德少校担心阿博特已经死了，于是决定再派遣一名军官前往希瓦打探真实情况。如果阿博特确实失败，那么这名军官可以继续说服可汗释放俄国奴隶。少校确定的人选是28岁的中尉里奇满·莎士比亚（Richmond Shakespear）。年轻的中尉是一名能干而且胸怀大志的职业政治家，也是创作了《名利场》的小说家萨克雷的堂弟。与宗教情结浓厚的康诺利和阿博特不同，莎士比亚并不十分关心将基督教文明传播到中亚地区，他更关注的是将俄国人赶出中亚，当然还有他个人的职业发展前景。他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说：“这是一个出人头地的难得机会，与之相伴的危险却微乎其微。小小鹪鹩的内心因为期待美好的未来而雀跃。”

莎士比亚精心挑选了十一个赫拉特人作为护卫，其中七人是全副武装的骑兵。在他们的陪伴下，莎士比亚换上本地服装于5月15日出发。走到第四天，他们遇上一个人骑马从北方而来，此人讲述了一个颇有些夸张的故事。他以确定的口吻告诉莎士比亚，阿博特已经抵达了圣彼得堡。通过谈判，阿博特不仅成功说服了俄国全面撤军，还使俄国同意撤销所有部署在里海东岸的要塞。如果此言不虚，那么莎士比亚就没有必要继续前行了。然而他对此半信半疑，况且他怎么舍得放弃这样一个探险的好机会呢？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相信他讲的故事。我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希瓦之行。”当天他们还遇到了一支土库曼商队，正运送一些新近抓获的奴隶前往北方的希瓦奴隶市场，看来奴隶贩子的活动依然猖獗。莎士比亚看到共有十个奴隶，“两名女性，剩下的都是小男孩。”尽管莎士比亚装备精良的护卫人数多于奴隶贩子，但他仍然感到无能为力。他后来解释说，如果当时试图营救这些奴隶，那他此行成功的希望就很渺茫了，也就无法彻底终结贩卖奴隶这一“最令人深恶痛绝的勾当”。除此之外，他还考虑到，“即使我把这些可怜的孩子营救下来，他们很快又会被抓获”。因此他没有展开营救，而是狠狠地斥责了奴隶贩子，他的护卫也在一旁滔滔不绝地咒骂。奴隶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

平安穿过了商旅古镇梅尔夫后，莎士比亚一行进入了最危险的沙漠地带，沙漠遥远的另一端就是阿姆河。即使白天也很容易迷路，因为大风吹起的沙子很快就会将前面商队的足迹掩埋。辨识方向唯一的线索是动物的遗骸，还有好心人特意挂在路边荆棘上的骆驼头骨。他们的年轻向导非常厉害，即使在漆黑的深夜也能辨明方向。莎士比亚写道：“向导找到路后指给我看。我下了马仔细辨认，可还是认不出路，只好认输。”白天除了要忍受酷热的煎熬，他们还要担心是否能找到下一个水源。莎士比亚意识到，“如果向导发生任何意外，或者他不是如此优秀的话，那么整支队伍全军覆没就在所难免。”

三天后，他们终于度过了旅行中最为艰辛的一段。没过多久，他们来到阿姆河边，这里距离希瓦只有一百英里的路程了。6月12日，他们抵达希瓦。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跋涉了七百英里路程，比阿博特的速度快了一到两天。在希瓦莎士比亚得知，他的战友在前往圣彼得堡的长途旅行中遭遇了麻烦。阿博特的向导背叛了他，使他在沙漠中被强盗袭击。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随行人员被抓走贩卖，而他本人则受伤，并遭到囚禁。托德派了一名信使带着钱和信件前去寻找阿博特，神奇的是这位信使居然追上了他。当信使发现囚禁阿博特的土匪是希瓦臣民时，他立即警告，一旦消息传回希瓦都城，他们将面临可怕的后果。强盗接着得知阿博特随身携带了一封希瓦可汗致沙皇的亲笔信，他们更加恐慌了，担心沙皇也会惩罚他们。于是在一遍遍的道歉和解释中，阿博特被立即释放，他的随从重获自由，所有的财物包括马匹、制服等也悉数归还。

阿博特继续前往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是一个位于里海边的小型军事要塞，阿博特想在那里把伤治好，再继续赶路。然而谣言再次先于他到达那里，说他带了一支一万人的部队来攻打要塞。要塞守卫者起初拒绝让他进城，但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又看到他有伤在身，便立即打开城门。要塞的俄国军官和他美貌绝伦的妻子出来迎接阿博特。军官的妻子替阿博特处理了伤口，悉心照顾他。待到身体恢复，阿博特启程前往奥伦堡，准备从那里继续赶赴圣彼得堡送信。而在遥远的希瓦，莎士比亚对此一无所知，他甚至都不确定阿博特是否还活着。但有一件事情莎士比亚很肯定，那就是阿博特未能成功说服可汗交出俄国奴隶。机会来了，雄心勃勃的莎士比亚准备一显身手。

抵达希瓦的当晚莎士比亚就得到可汗的召见。他在报告中写道：“陛下亲切地接见了我。”两人一见如故。可汗平易近人，给莎士比亚留下深刻印象。他写道：“可汗没有炫耀吹嘘他的宫廷，也没有护卫，甚至连珠宝都没有。”根据同时期的记载，英俊潇洒的莎士比亚身材高大挺拔、性格开朗外向，与性格相对内向老实的阿博特相比，他与可汗之间产生了更多的共鸣。他此行取得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莎士比亚抵达希瓦劝说可汗释放奴隶的时机并不理想，因为当时已有消息说，俄军在冰天雪地中身陷困境，所以希瓦人正洋洋得意地庆祝这个所谓的里程碑式的胜利。当然，可汗私下里还是担心俄军会卷土重来。阿博特曾警告他，即使俄国人第一次失败了，他们定会集结更强大的部队再次进犯。这个警告令可汗非常不安，也使得莎士比亚的游说容易了许多。

莎士比亚在后期的工作日志中向我们提供了很多他与可汗谈判的细节，或者说是他在说服可汗时所使用的理由。这些细节也证明，他曾将英国与希瓦签署条约作为诱饵。此举和阿博特所为一样都超越了权限。这种打着政府旗号开出空头支票的情形在大博弈战场上时有发生，双方都想凭借这个手段赢得竞争优势。游说中，莎士比亚尝试了各种理由，可汗最终只接受了一个，那就是，只有归还所有奴隶才能熄灭俄国的怒火，从而保护可汗自己。终于在8月3日，莎士比亚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可汗……将所有俄国囚犯都交给我，我将带领他们前往里海东岸的俄国要塞。”

可汗将都城外的一个花园借给莎士比亚使用，那里变成了莎士比亚的一个临时办公室。希瓦官员将奴隶们集合起来带到莎士比亚面前，经他逐一询问后登记造册。截止到第二天结束，他已经记录了三百名男性、十八名女性和十一名儿童。调查后发现，男性平均被奴役十年，女性为十七年。他观察到：“除一人外，所有人都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男性大多是在里海捕鱼时被抓的，而女性则大多是在奥伦堡地区被劫持。当天晚上莎士比亚感慨：“他们看上去都是些可怜人，对于能被解救感激涕零。这是我执行过的最令人愉悦的任务之一。”当然他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尽管可汗已经颁布诏书，下令所有人都把手中的俄国奴隶交给莎士比亚，但那些付了高价购买奴隶的人很不情愿。根据莎士比亚的记载，一个结实的男性奴隶在转手时要花费二十英镑——相当于四头品种优良的骆驼。从那些已被解放的奴隶口中，莎士比亚逐渐得知，他们还有很多同胞被扣押。

其中一个情况涉及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刚刚获得自由，可她心急如焚，因为她的两个孩子——9岁的女儿和她的弟弟——还在囚禁中。囚禁这些孩子的是王宫里一位颇有地位的女人，她拒绝交出奴隶。经过多次谈判，那个女人同意释放男孩，可坚持要留下女孩。绝望的母亲对莎士比亚说，她宁可自己留下来继续做奴隶也不愿意抛弃女儿。莎士比亚写道：“然后她讥讽我，说我曾经承诺要救出她的孩子。”这种讥讽对莎士比亚来说无法接受。于是他飞奔上马，来到可汗的王宫。宰相很想知道他突然造访的原因，但莎士比亚认为“对他保密”是个明智的做法。莎士比亚很清楚，要求释放这个孩子很可能会毁掉整个计划，所以他必须和可汗本人单独交流这个敏感的话题，绝不能通过中间人。

莎士比亚被领到可汗面前，他请求让女孩儿和母亲一起走。可汗向他保证，是女孩自己不愿意离开王宫这个舒适的家。莎士比亚则坚持说，女孩年幼，尚无法判断自己的真实想法。可汗迟疑片刻，然后有些不悦地转向宰相命令道：“把孩子给他。”没多久，女孩被带出来交给了莎士比亚。当晚莎士比亚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孩子。”显然，是可汗本人想把她留在后宫供自己享用。当女孩的目光落在莎士比亚身上时，她立即尖叫起来。看到莎士比亚身着当地服装，她误以为他是奴隶贩子，发誓无论如何都不会跟他走。当时幸好有一位她熟识和信任的人与莎士比亚同行，最终女孩同意坐上莎士比亚的马随他一起离开。第二天早上，那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前来拜谢莎士比亚，表达了无尽的感激之情。

但工作还未结束，仍然有大约二十名俄国奴隶尚未获得自由。莎士比亚只好再次向可汗呈情，向他报告有人公然违抗诏书。他向可汗出示了尚待解救的奴隶清单，向可汗表明，如果他不能带走所有奴隶，他只能取消这次任务。他指出，只要还有沙皇的臣民在这里被困为奴，俄国就有入侵希瓦的借口。莎士比亚后来记载道：“我的直言不讳让可汗颇为震惊，他向宰相下令，任何被发现私留奴隶的人都将被处死。他的语调非常严厉，身体也因激动跟着颤抖。”第二天，又有十七名奴隶被带到莎士比亚面前，有的还铐着链子。现在就只差四名奴隶了，而到最后只有一名奴隶未被上交。这名奴隶所在村子的村长专门来向莎士比亚汇报，他对着《古兰经》发誓说那个奴隶已经死了。但是，这名男子的父亲（同为奴隶）却坚称他的儿子还活着，仍被扣押。后来经过仔细搜索，人们终于在村子谷仓的地窖里找到了这名男子。

8月15日，在滞留希瓦两个月之后，莎士比亚终于准备带着奴隶们出发了。他们将穿越沙漠，前往五百英里以外里海沿岸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要塞。除了四百一十六名获得解救的奴隶外，还有一队希瓦可汗指派的卫兵同行。尽管可汗已经颁布法令，宣布劫持俄国人为奴的人将判死刑，莎士比亚可不想看到这些奴隶刚出龙潭，又入胆大妄为的土库曼人的虎穴。阿博特一行走的是几个月前的原路，这条路在提醒他们，武装保护和高度警觉缺一不可。

从希瓦出发的这队人马形成了一道壮丽的风景。莎士比亚写道：“荒原是如此开阔，骆驼聚集在一起前行，儿童和女人坐在骆驼两侧的驮篮里，一边唱歌一边欢笑，男人则步履坚毅地随行——每个人心中都在计算，还有多少天能和祖国的同胞团聚。”莎士比亚一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自豪，他单枪匹马完成了任务，而一支装备精良的俄国军队却只落得个悲惨耻辱的下场。他与态度强硬的希瓦可汗交涉周旋时直截了当、勇敢无畏，这让他取得了阿博特未能取得的胜利。“这些可怜的人获得了自由，让沿途的土库曼人非常惊讶。土库曼人数百年来不断给中亚地区带来灾难，我谨希望此事件能给这个民族带来新纪元的曙光。我也希望英国能够因为终止奴隶贩卖、把文明带给土库曼人而获取应得的荣誉。”莎士比亚心情愉悦，但他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希瓦汗国还扣押着许多波斯奴隶。他们也许不像俄国奴隶那么有价值，但人数却多得多。显然，希瓦可汗并没有忘记这些奴隶。

队伍接近俄国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要塞之时，莎士比亚派一名已获自由的奴隶先行去往要塞，向指挥官送去一封他的英文亲笔信。像阿博特所经历过的一样，起初要塞里的人担心有陷阱，对这位信使满怀狐疑。此外，他们英文水平有限，很难看懂这封信，况且按照莎士比亚的说法，全部俄国奴隶都获释这一消息也“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要塞的守军花了整整一夜才打消疑虑。其实希瓦人同样担心被出卖。当行进到距离要塞仅六英里的地方时，希瓦卫队和赶骆驼的人就拒绝继续前行，他们担心被俄军扣作人质，称一路护送至此早已超额完成可汗的命令。但对于一些年幼的孩子来说，步行六英里还是太远，更何况还有行李也不易徒步运送。于是经过协商，护卫队同意借给莎士比亚二十头骆驼，而他们自己则留在远处安全的地方静候消息。

奴隶们终于抵达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重获自由。莎士比亚见证了欢迎奴隶的仪式，他说如果能用画作记录下当时的场景，那幅画一定会成为不朽之作。莎士比亚写道：“要塞指挥官非常感动。”他甚至向莎士比亚出具了一份正式的奴隶接收文件，上面写道：“他们一致向您表达感激之情，视您为再生父母和恩人。”当天晚上，在给姐姐的信中，莎士比亚得意洋洋地宣布：“此行没有遗失一匹马或一头骆驼。”第二天晚上，俄国方面为莎士比亚举行宴会，他们举起酒杯祝维多利亚女王和沙皇尼古拉万寿无疆，也祝他们的英国客人永远健康。整个过程莎士比亚的希瓦随从们都异常紧张，在鸣枪庆祝和欢呼时尤为如此，更别提人们觥筹交错之际了。这些虔诚的穆斯林被异教徒的习俗给吓着了，有些习俗他们还是头一次接触。

第二天，有一位随从跑来向莎士比亚诉苦，说他刚刚看到一些俄国士兵在喂狗。狗在穆斯林看来是不洁净的动物，而这位随从以为，俄国人把狗养肥后就会吃掉它们。他告诉莎士比亚：“还有一个女人居然把头和颈部都暴露在外面。”还有更可怕的呢，他继续说道，她的腿也露着，“我一直可以看到膝盖！”这名希瓦随从和同伴还去了守卫部队的教堂，他大惊小怪地说：“他们崇拜偶像，我们都看到了。”他口中不停念着“忏悔……忏悔”，请求莎士比亚尽早让他离开，带着给托德上校的信件返回赫拉特。翌日，在一片友谊地久天长的誓言声中，这些随从踏上了漫长的归途。莎士比亚在日记中写道：“他们是迄今为止我遇见的最好的仆从。”

莎士比亚一行乘坐三条船继续沿里海北上，前往奥伦堡。抵达奥伦堡时，莎士比亚剃掉胡须，换上欧洲装束。他受到佩罗夫斯基将军的热情迎接。将军毫不吝啬地向莎士比亚表达了感激之情，当场下令释放六百名扣押在奥伦堡和阿斯特拉罕的希瓦人质。莎士比亚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绝佳的侦察机会，他睁大眼睛仔细观察是否有迹象表明俄国人会再次进军希瓦。欣慰的是他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当然俄国人也尽量不让他窥视奥伦堡的军事实力。1840年11月3日，也就是他从赫拉特出发六个月后，莎士比亚抵达圣彼得堡，他准备从那里返回伦敦。他在圣彼得堡受到沙皇尼古拉的欢迎，对于他冒着生命危险从野蛮的希瓦人那里解救众多俄国臣民的义举，沙皇在正式场合表示感谢。但沙皇宫廷内部的人都清楚，沙皇私下对这位年轻英国人自作主张的行径非常恼火，现在他的事迹已经广为人知。正如莎士比亚的上级所预料的，圣彼得堡再无借口进军希瓦了，而很多英国和俄国战略家都认同，希瓦是通往印度的重要踏板。

无论是在沙俄还是苏联时期，历史学家都刻意忽略阿博特和莎士比亚在希瓦奴隶解放事件中发挥的作用，当然这一点不足为奇。可汗之所以同意释放奴隶，完全是因为惧怕俄国的军事力量，以及俄军第一次远征带来的恐惧。相反，俄国历史学家对阿博特和莎士比亚颇有微词，指责他们是间谍；英国制定了一个以牺牲俄国为代价控制中亚的庞大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这两人被派往中亚，试图削弱俄国在那里的影响力。根据一位权威的苏联大博弈专家哈尔芬（N. A. Khalfin）的观点，阿富汗城市赫拉特在当时是“英国间谍的老巢”。他认为赫拉特是一个控制中心，负责管理“英国军事政治情报的巨大网络以及英国特工之间的交流体系”。这种理论不无道理。与此同时，哈尔芬对英国处理中亚事务的组织能力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超出了英国人当时的真实水平。如果麦克诺顿、伯恩斯、托德和其他政治军官们有幸听到这种关于他们无所不能的评价时，相信他们一定会倍感惊讶并且受宠若惊的。

哈尔芬还声称，莎士比亚与先他一步的阿博特一样，任务也是侦查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到奥伦堡沿线俄国的边防路径和要塞。他宣称：“为了给自己从希瓦进入俄国找借口，莎士比亚拿出与奴隶同行的‘必要性’作为幌子。希瓦当局在俄国施压后不得不释放这些奴隶，莎士比亚却利用这一点把自己创造成奴隶解放者，然后与他们一路同行。”同时，为了能获准前往他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奥伦堡，莎士比亚和阿博特都把自己定位成希瓦和俄罗斯之间的协调员。佩罗夫斯基将军深知两人都是间谍，所以在他们逗留奥伦堡期间派人予以严密监视，直至他们离开俄国。

哈尔芬进一步指出，英国在奥伦堡设有间谍网络。他告诉我们，这个间谍网是以当地的英国传教站和海外圣经协会（Foreign Bible Society）为中心，该协会于1814年更名为俄国圣经协会。哈尔芬援引一位历史学家的理论，称该间谍网的目的是培养特工，在希瓦和布哈拉之间建立关系，以伺机策动两国反对俄国。哈尔芬认为，莎士比亚此次便是受命与那里的传教士取得联系。他补充道，事实上莎士比亚和他的上级都不知道，该传教站早已被俄国政府取缔。但哈尔芬的结论是：“海外圣经协会很可能还存留一些残余力量，莎士比亚准备将他们招募起来，在奥伦堡开展颠覆活动。”不用说，阿博特和莎士比亚在自己的亲笔记录中都没有提及这项使命。

哈尔芬观点的主要根据是一些陈旧的书信文件，据说这些文件是1873年从土库曼人那里截获的，今天保存在苏联军事档案馆（文件号6996）。信件主要写于1831年至1838年间，由于某种原因在旅途中遗失。哈尔芬认为这些信件同其他文件一样都出自莎士比亚中尉之手（尽管均不是由他署名）。英国学者杰弗里·惠勒（Geoffrey Wheeler）上校于1958年在《中亚评述》（Central Asian Review）上首次介绍、评价了哈尔芬的主张。惠勒指出：“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可靠的人会在执行秘密使命时随身携带一堆信件，而这些信件都是至少两年前写的。”

这些信件没有署名，而且都是复印件，内容主要涉及英国在中亚的政策，即哈尔芬眼中赤裸裸的野心。信件中有些部分加注了“保密和机密”字样，俄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据此演绎出莎士比亚和阿博特的真实使命。哈尔芬的文章发表于1958年出版的《苏联历史》杂志（Istoriya SSSR）第二期，文章中并没有收录这些文件的摹本，因此正如惠勒所指出的，无法验证这些信件的真实性。此外，因为无法去苏联军事档案馆查询原始文件，所以也无法确认哈尔芬所援引材料的准确性。姑且先不考虑哈尔芬对信件的解读是否正确，假设这些信件确实如他所述，那么信的作者也很可能是阿博特，而非莎士比亚。阿博特也许是在前往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途中被劫持时遗失这些文件的。

无论俄国人对莎士比亚的看法如何（很显然直到今天他们的看法依然未变），莎士比亚的上级对他成功解放奴隶、巧妙打乱沙皇的军事部署倍感兴奋。回到伦敦后他受到热烈、疯狂的欢迎，这让人联想起八年前亚历山大·伯恩斯回国时的情景。当时年仅21岁的女王维多利亚已经流露出反俄主义的倾向，她对于莎士比亚取得的成果感到欣喜。女王陛下亲自授予莎士比亚骑士勋章，那时他还未满30岁。相比之下，谦逊的阿博特曾经为莎士比亚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但他却只受到了微不足道的肯定。阿博特直到其职业生涯后期才获得了应有的嘉奖。他后来不仅被授予骑士勋章，还成为一名将军，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要塞城市阿博塔巴德（Abbottabad）就是以他命名的。

这些都是很久之后的事了。此刻，莎士比亚和阿博特都急切地想返回印度，因为就在他们长期离开之时，中亚局势的演变对英国非常不利。

第十八章　长刀之夜

chapter XVIII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

英国人成功地把沙皇臣民从希瓦的奴役中解放了出来，但他们把自己人从布哈拉埃米尔的牢笼中解救出来的努力却惨遭失败。英国人一直在劝说埃米尔纳斯鲁拉（Nasrullah）释放查尔斯·斯托达特上校，甚至连俄国人、土耳其人以及希瓦和浩罕的君主也加入了游说行列，但这一切都徒劳无功。这位可怜的英国军官已被囚禁将近两年，他每天的命运似乎都取决于纳斯鲁拉反复无常的性情，还有纳斯鲁拉对英国在亚洲地区实力的判断。因此，当喀布尔向英军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斯托达特上校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此前他被关在一个深达二十英尺、被当地人称为“黑洞”的地窖里，终日与三个寻常罪犯和各种令人作呕的臭虫为伴，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从地窖口吊下的一根绳索。

英军在阿富汗胜利的消息传来后，埃米尔立即把斯托达特从“黑洞”转移到治安官的家里软禁起来。但斯托达特的厄运远未终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埃米尔会释放他离开布哈拉。斯托达特最初被逮捕的原因始终不明，对此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在斯托达特抵达布哈拉之前就有谣言，说他根本不是使者而是间谍，此行的目的是为下一步武力夺取布哈拉铺平道路。由于背叛和变节在这个地区司空见惯，所以产生这种谣言并不令人意外。对埃米尔来说，如果斯托达特真是间谍，那么他在这个国家窥探到的已经太多，绝不能放虎归山。斯托达特被捕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冒犯了纳斯鲁拉。1838年12月17日抵达布哈拉当天，斯托达特就在礼节上犯了一个不幸的错误。他没有遵循布哈拉的习俗恭敬地下马步行，而是身着戎装，骑马直奔埃米尔的王宫递交国书，此举令当地人大惊失色。

当天纳斯鲁拉正在返回王宫的途中，碰巧隔着城市的中心广场看见了斯托达特和他的随从。斯托达特按照英国军规端坐马上向布哈拉的君主致敬。事后有人说，纳斯鲁拉“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在埃米尔第一次正式接见斯托达特期间，又发生了一些误会，结果斯托达特很快就发现自己身陷囹圄。

有些人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斯托达特本人，指责他无知且愚钝，但即便如此，也不应招致纳斯鲁拉如此严厉的惩罚。与伯恩斯、波廷杰和罗林森不同，斯托达特对东方外交中的奉承之术一无所知。正如他同为军官的兄弟所言：“斯托达特是一位纯粹的军人，无比勇敢、意志坚定。如果是进攻或防守一座要塞，他是当之无愧的首选，但如果是完成一项外交使命，没有比他更糟的了。”此言不虚。斯托达特根本就不适合执行这项需要高超外交技艺的任务。他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承担主要责任的应当是最初挑选他的人，也就是驻德黑兰的约翰·麦克尼尔爵士，更何况爵士本人就是大博弈老手，深谙东方世界严苛繁复的礼仪。

尽管斯托达特从“黑洞”的恐怖中解脱了出来，还享受着相对舒适的软禁条件，但他却并不乐观。他意识到，他能离开布哈拉的唯一希望就是英军从喀布尔派遣一支救援部队。这一点我们是从斯托达特写给家人的信中知道的，这些信件被私运出布哈拉，奇迹般地到达英国。他在其中一封便笺中写道：“他们不会释放我的，除非我们的军队兵临城下。”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营救行动仍然杳无音信。斯托达特一定无数次陷入绝望，其中一次他彻底丧失了勇气。当时他还被关在“黑洞”中，一个行刑官携带埃米尔的手谕沿绳索滑下来，宣布要当场砍头处决他，除非他皈依伊斯兰教。斯托达特妥协了，因此幸免于难。当他从“黑洞”转移到治安官家里后，他坚持说那次皈依完全出于胁迫，因此无效。

埃米尔曾数次表示，希望和英国言归于好，共同对付俄国；他还曾与喀布尔的麦克诺顿通信，这再次燃起斯托达特的希望。然而，当埃米尔听说俄国人远征希瓦遭遇灾难后，他又对与英国结盟丧失了兴趣。他抱怨说英国人的来函言之无物，他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很明显，英国人不打算派救兵来布哈拉了，斯托达特的命运又变得凶险起来。他被再次扔进监狱，尽管这次不是可怕的“黑洞”。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但在偶尔写给家里的信中，他还是表现出勇敢坚强的一面。斯托达特认为纳斯鲁拉终将意识到，俄国人迟早会来收拾他，而英国是他抵抗俄国入侵最好的保护；届时身处布哈拉的斯托达特就能帮助协商结盟条款，甚至也许还能劝说埃米尔释放奴隶。斯托达特已经听说，莎士比亚在希瓦成功地说服当地可汗，释放了所有俄国奴隶。

在此期间，伦敦和加尔各答的官方一直绞尽脑汁把他们的特使从纳斯鲁拉这个怪物的魔爪中解救出来。麦克诺顿最初支持从喀布尔派遣一支讨伐部队前往布哈拉，但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反对再向中亚腹地发兵。此外，在阿富汗，针对英国人和他们的傀儡苏加沙哈的敌对情绪正日益高涨，麦克诺顿需要集结全部兵力控制那里的局势。伦敦内阁也无意采取进一步冒险行动，因为当时在世界各地需要处理的状况已经够多了。除了重兵部署阿富汗，在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也已进入第二个年头；而在更靠近国内的地方，英国和法国、美国之间也酝酿着严重的纠纷。相比这些而言，一个低级军官远在中亚的命运自然就不是帕麦斯顿的首要考虑了。当然，此间土耳其人和其他人仍在继续通过外交调停以期释放斯托达特，但都徒劳无功。

斯托达特的朋友们抗议说，英国政府无情地把他丢弃给一个反复无常的邪恶暴君。关于他被强迫放弃基督教、皈依伊斯兰教的报道更是引起人们的愤慨。但他们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没有得到响应。当1841年的冬天来临时——这是斯托达特成为纳斯鲁拉阶下囚的第三年了——他的前景已经非常黯淡。

康诺利此前一直在中亚执行公务。他梦想着能让三个不断互相征伐的突厥斯坦汗国——希瓦、布哈拉、浩罕——在英国的庇护下摒弃前嫌、团结一致。他深信此举会有助于在这个半开化的地区传播基督文明，而且加上一个与英国结盟的阿富汗，还能构建起一张保护网，防御俄国对印度北方的侵蚀。如果能在突厥斯坦全境废除奴隶制，圣彼得堡就再没有借口干预这一地区了。这项计划看起来确实很吸引人，康诺利也因此获得大量支持者，特别是在伦敦，因为那里没有谁真正了解中亚政治。印度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尤其喜欢康诺利开放阿姆河航运的提议。当地人不但会因此沐浴到基督教的恩泽，他们还能在巴扎里买到英国商品。

但也有人强烈反对康诺利这个宏伟的计划，其中就包括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基于以往与亚洲君主打交道的经验，他认为康诺利把这三个好斗的邻邦团结起来的希望极其渺茫。即便康诺利成功做到这一点，伯恩斯问道：“英国何以能为几千英里外的野蛮部落提供安全保障？”伯恩斯坚持认为，要想在中亚遏制俄国，最终只能靠伦敦向圣彼得堡施加压力，而不是寄希望于在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可汗之间建立联盟。尽管伯恩斯属于鹰派，他并非如很多人想象中那么激进；相反，伯恩斯认为英军进驻阿富汗已经是一项相当激进的举措了。

但康诺利绝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他凭借强大的说服力逐渐战胜了所有反对者。开始，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还对康诺利的计划有些犹豫，因为奥克兰觉得，俄国在希瓦的灾难性失败已经扫除了这一地区面临的直接威胁，此时若再介入中亚事务已属多余，况且也没必要刺激圣彼得堡采取报复行动。但在伦敦方面和喀布尔的麦克诺顿施加的巨大压力面前，他最终批准了这个冒险计划，不过附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康诺利获准去力劝三个汗国，解决他们由来已久的争端，联合一致对抗俄国；他还会试图说服三个汗国废除奴隶制，引进其他人道主义改革，以此杜绝俄国进攻的借口。但是，康诺利绝对不得向汗国承诺，英国将会保护或协助他们对抗俄国。

康诺利于1840年9月3日离开喀布尔前往希瓦。他此行肩负的使命已被大大简化，但他仍然抱定决心，要改变中亚历史的进程。亨利·罗林森原本也要一同前往，不过他在最后一刻被调往阿富汗其他地区公干，事后证明罗林森非常幸运。康诺利前往希瓦一路平安无事。可汗热情接待了他，自从阿博特和莎士比亚造访这里后，来访的英国人都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但康诺利那些不切实际的提议——自愿组建一个中亚联邦，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却未得到可汗的青睐。显然，可汗毫无意愿与布哈拉或者浩罕结盟。他似乎也不像从前那样害怕俄国派兵进攻希瓦了，因为他已经释放了所有的俄国奴隶。失望的康诺利转而来到浩罕，在那里，他同样受到热情接待，但浩罕可汗也没有兴趣与邻邦建立联盟。事实上，浩罕可汗正准备发动与布哈拉埃米尔的战争。

正如伯恩斯和其他人曾经预言过的，除了收集中亚地区最新的政治环境情报外，截至目前康诺利此行一无所获。只剩下一个希望能够为这次使命正名，那就是前去营救不幸的斯托达特。滞留浩罕的两个月期间，康诺利设法和斯托达特取得了联系，那时的斯托达特还相对自由。他给康诺利捎来口信说，埃米尔不会反对康诺利来访布哈拉。他告诉康诺利：“这些天埃米尔对我的好感正与日俱增。我相信你在这里会得到优待。”这两句话导致了致命的后果。斯托达特完全没有意识到，纳斯鲁拉正在利用他诱捕他的同胞。其实埃米尔派出的暗探一直都在监视康诺利的行踪，埃米尔确信，这个英国人正和他的敌人希瓦可汗以及浩罕可汗密谋推翻他。

1841年10月，康诺利不顾其他两个可汗要他远离布哈拉的警告，只身前往西南四百英里处的这座圣城，满以为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帮助斯托达特重获自由。这是一个鲁莽的行为，但像大多数大博弈的参与者一样，康诺利毫不缺乏胆识和勇气。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可能也影响了他的判断，促使他决定承担这项过度的风险。就在开启这次旅程的几个月前，他钟情的女人拒绝了他，选择了他的情敌。康诺利被深深伤害了，正因这个打击，他或许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无论真相如何，康诺利于11月10日进入了布哈拉。他择道塔什干，为的是以免赶上埃米尔和邻邦即将爆发的战争而遭池鱼之殃。

几个月来斯托达特食不果腹，现在已是瘦骨嶙峋。看到康诺利的那一刻他激动得不能自已。一开始，埃米尔还算礼貌地接待来访者，但很快就改变了态度。这似乎是因为几个月前他发了一封表示友好的书信给维多利亚女王，却一直没有收到回音。埃米尔对此事的解读是，要么这是女王的轻蔑，有意让他在廷臣面前颜面尽失；要么这恰恰证明，斯托达特和康诺利根本不是如他们自己所言代表女王，而是如埃米尔一直所怀疑的是骗子和间谍。后来帕麦斯顿勋爵致函埃米尔（当然他从未听说过帕麦斯顿），告知他给女王的信已经递交到加尔各答，但这不能改善埃米尔的心情。纳斯鲁拉坚信他的汗国和大不列颠一样强大，帕麦斯顿的信对他而言就意味着蓄意怠慢。事实上，印度总督还给埃米尔写了一封信，这第二封信正在寄往布哈拉的途中。如果斯托达特和康诺利知晓了那封信的内容，他们一定会感觉被上司抛弃了。那封信要求立即释放他们，但匪夷所思地把他们描述为“私人旅行者”，而非英国特使。当这封信最终递到纳斯鲁拉手里时，它已不足以对斯托达特和康诺利造成更严重的伤害了，因为真正终结他们命运的是从喀布尔传来的一条消息，灾难已经降临到阿富汗的英国人头上。

在苏加沙哈新近收复的都城喀布尔，对英国人的仇视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月，而英国人却迟迟未能察觉。作为经验丰富的政治军官，威廉·麦克诺顿爵士和伯恩斯爵士本应能够察觉到阿富汗人心中的积怨，但此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变得紧张起来。在给朋友的信中，伯恩斯把自己形容成一个“领着高薪却无所事事的人”，称上级从来不听取自己的建议。不仅如此，麦克诺顿对眼下的任务丧失了兴趣，因为他很快就要赴任孟买总督一职，这个令人艳羡的职位正是为了褒奖他成功地把英国傀儡扶上阿富汗王位。此刻他最不愿承认的就是事情出了差错。伯恩斯则在等待接麦克诺顿的班，眼下又无事可做，干脆尽情享乐，忽视了警告信号。

麻痹大意的绝非伯恩斯一人。自从两年前进驻喀布尔后，英国人就以此为家。喀布尔充满异域风情的环境和令人神清气爽的气候把英军和印度军的家属们（妻子甚至孩子们）从炎热、灰尘弥漫的印度平原吸引到这里。人们开展了各种娱乐活动，从板球到音乐会，从障碍赛马到滑冰，还有一些阿富汗上层人士也加入了这些活动。娱乐活动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玩弄女性和饮酒，是对穆斯林权威和广大信众的极大冒犯。与此同时，英军对那些拒绝向苏加沙哈（其实是向麦克诺顿）俯首称臣的部落施加了严厉惩罚，却用大笔黄金（官方说法是“补贴”）贿赂其他部落以使他们臣服。多斯特·穆罕默德意识到继续抵抗已无意义，遂于1840年11月3日向麦克诺顿投降，之后被流放印度。取得这一成绩后，已经急不可耐想要赴任孟买总督的麦克诺顿写报告给奥克兰勋爵，报告中用那句著名的话宣称，整个阿富汗“从但到别是巴”(1)都平安无事。麦克诺顿还对一位幕僚说，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后，“在我看来目前这个国家的安宁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奇迹。”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像麦克诺顿那样乐观。亨利·罗林森少校是最早意识到危险日益加剧的人之一，他当初差点儿就陪同康诺利一起去了布哈拉，如今他是驻坎大哈的政治特派员。他在1841年8月警告说：“针对我们的敌对心态与日俱增，我感觉到一系列的不安情绪……他们的毛拉正在全国各个角落鼓动人民反对我们。”麦克诺顿的另一名政治顾问、现在已晋升为少校的艾尔德雷德·波廷杰也有不祥的预感。他正在喀布尔北部的部落执行任务。根据他的报告，部落首领们正在酝酿一场反对苏加沙哈和英国人的大起义。然而麦克诺顿拒绝听取这些忠告，因为他担心奥克兰勋爵会下令他继续留在喀布尔应对危机。他说服自己相信，罗林森和波廷杰只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阿富汗人对英国和苏加沙哈抱有对抗情绪。其中之一是，如此庞大的驻扎部队让普通阿富汗人在经济上不堪重负；对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导致了大巴扎里物价飞涨；苛捐杂税也大幅提高，以供养沙哈的新政府，更不用说还要满足他奢靡的个人生活了。尽管英国人曾经承诺会撤离阿富汗，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会这么做，驻兵正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事实上，一些英国人还真的开始考虑永久驻扎，因为他们担心苏加沙哈孤掌难鸣，无力支撑局面。然后就是英国部队，尤其是军官们追求、勾引女性的行径了，当地人对此异常愤怒，特别是在喀布尔地区。一些阿富汗妇女甚至抛下她们的丈夫和更富有、慷慨的英国情人住在一起，而日常来往于印度兵营的女人也川流不息。对此也曾有过一些抗议活动，但当局视而不见。被戴了绿帽子的阿富汗男人对英国人恨之入骨，渐起杀心，他们中的一些人极具影响力。历史学家约翰·凯伊爵士后来写道：“阿富汗人对他们的女人获得的这种荣宠非常嫉妒，同时发生在喀布尔的事情也令他们蒙羞，这更激发了他们的复仇心理……这种情绪不断持续以至于发展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受到伤害的男人开始意识到，唯一的救济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他们无需再等太久，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暴动的最初征兆出现在1841年11月1日夜里。当时伯恩斯的克什米尔朋友兼助理、消息灵通的莫汉·拉尔警告伯恩斯，今晚有人想要他的命。很多阿富汗人都把英国入侵这笔账算到伯恩斯头上，认为正是他当初装扮成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朋友，前来刺探军情。伯恩斯还赤裸裸地和当地女性打成一片，这更加深了人们对他的怨恨。当时伯恩斯和其他几个军官住在老城闹市区一座相对独立的房子里，四周有围墙，内设庭院。莫汉·拉尔曾经劝说伯恩斯搬到英军在城北的营地居住，因为目前这所房子极不安全，容易受到攻击。英军和印度军原先驻扎在有高大城墙护卫的巴拉·希萨尔城堡内，但苏加沙哈想把自己的部队和大量家眷安置在那里，所以麦克诺顿同意把部队转移进匆忙搭建的兵营。伯恩斯拒绝了朋友的忠告，他有信心能够平息麻烦，况且英军和印度军就驻扎在不足两英里外的地方。虽然如此，当晚伯恩斯还是增调了印度警卫。

与此同时，一伙暴徒正在不远处的黑夜中聚集，两个带头者都是伯恩斯的仇人。开始只有为数不多的抗议者，但策划者放出风声说，伯恩斯居所隔壁那间房是兵饷库，储备着军队的饷银和麦克诺顿用来收买同盟者的黄金。暴徒人数很快膨胀起来，人们自发冲向异教徒的居所，把它团团包围。直到这时伯恩斯仍然有信心疏散围聚过来的阿富汗人，他命令印度警卫不许开枪。但作为预防措施，他派遣一名传令兵去兵营寻求紧急援助。然后他走上阳台，试图安抚街道上愤怒的人群。

听说伯恩斯和同伴面临危险后，麦克诺顿立即召集参谋开会，讨论应对方案。讨论很快演变成麦克诺顿和部队指挥官威廉·埃尔芬斯通（William Elphinstone）将军之间的争论。麦克诺顿的秘书乔治·劳伦斯上尉建议，趁时间还来得及，应该立刻派遣一个加强营去老城区营救伯恩斯，驱散暴徒，逮捕元凶。但他的建议被当场拒绝。劳伦斯后来写道：“我的提议被认为是精神失常，当即就遭否决。”麦克诺顿和埃尔芬斯通继续争论，此间不断有报告说伯恩斯那里的形势正快速恶化。埃尔芬斯通将军年老多病，本就不适合担任部队指挥官，他缺乏果敢和能力，只知一味地反对别人的建议。麦克诺顿同样优柔寡断，他对派兵镇压暴徒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更为顾虑，超过了对伯恩斯人身安危的担心。最后决定由一位旅长率领一支人马前往巴拉·希萨尔城堡，和苏加沙哈商量对策后再做定夺。到了城堡，他们得知苏加已经派人去城里驱散暴民、营救伯恩斯了。苏加坚持认为，他派的人手足够完成任务，所以拒绝英国部队前往救援。

伯恩斯未能说服街上咆哮的暴徒，他的境况岌岌可危。还有两名军官和他在一起，一个是他的弟弟、印度军中尉查尔斯，从印度搬来喀布尔同他一起居住；另一位是伯恩斯的政治助理威廉·布罗德福特（William Broadfoot）中校。约翰·凯伊爵士后来写道：“很显然，规劝和克制均未奏效。暴徒越来越疯狂，最初的一小撮人已经演变成滚滚洪流。英国人的金库就在面前，数百名既无个人恩怨也无政治仇恨的当地人也冲到现场，渴望掠夺眼前诱人的财宝。”尽管暴徒的狂怒气氛不断上升，伯恩斯还是下令不许开火，他相信救援很快就到。

这时一些胆大的示威者冲进院子，点火烧着了马厩，然后将注意力转向房屋。人群中突然有人开了一枪，站在伯恩斯兄弟旁边的布罗德福特少校捂着胸口中枪倒地。伯恩斯兄弟急忙把他拖回房间，但他已气绝身亡。兄弟俩返回阳台上作挽救局面的最后努力。他们对着人群喊道，只要大家肯离开就能获得大笔金钱。但示威者很清楚，英国人的黄金唾手可得，他们无需再讨价还价。眼看外援无望，伯恩斯下令警卫向暴徒开火，像整个事件中的其他事情一样，现在下令开火已经太晚了。房子已处在熊熊烈火之中，人群在院子里横冲直撞，不顾射来的子弹，拼命扑向房屋入口。伯恩斯兄弟俩意识到他们的最后时刻到了。查尔斯决定从暴徒中杀出一条血路。

莫汉·拉尔当时正在附近的一间屋顶上无助地看着眼前这个可怖的场景。伯恩斯此前没有理会他的警告。莫汉·拉尔后来写道：“查尔斯·伯恩斯中尉冲进花园，杀死了大概六个人，然后被暴徒砍为数段。”他未能亲眼目睹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遇难，因为一些暴徒开始冲向他藏身的那栋房子，迫使他赶紧逃离。一些仆人后来告诉拉尔，当伯恩斯最终出来面对暴徒时，他用一块黑布蒙上了眼睛，以此避免看到攻击是从哪里来的。伯恩斯的朋友写道，几秒钟之后他就死了，“被狂怒的暴徒碎尸万段。”因为没有可靠的目击证人，所以对于伯恩斯的遇害有不同的说法。根据其中一个说法，一个叛徒设法混进了伯恩斯的房子，他以《古兰经》发誓，只要伯恩斯穿上当地人的服装，他就会亲自把伯恩斯带到安全的地方。伯恩斯同意了，反正也别无他法。但就在伯恩斯跨出房子的那一刻，那个人就把他揭发给了暴徒。那个人耀武扬威地尖叫道：“这是亚历山大·伯恩斯！”一个疯狂的毛拉向伯恩斯砍了第一刀，片刻间他就倒在血泊中，被阿富汗人锋利的长刀劈砍至死。

根据另一个版本，伯恩斯的仆人们曾主动表示愿意把他裹在一个帐篷里，然后肩扛着他穿过人群逃脱，装作是背负着掠夺品，当夜有很多人都是如此。但是伯恩斯拒绝了。在这座他曾深爱的城市里，无论伯恩斯最后时刻的真相如何，一位阿富汗老朋友的忠诚似乎始终未变。根据凯伊的记载，在暴徒纷纷离开去掠夺财宝后，一个叫纳伊布·谢里夫（Naib Sheriff）的人找到了伯恩斯的残肢和他兄弟的尸体，他把他们埋葬在被浓烟熏黑的花园里。根据凯伊的记录，布罗德福特少校就不那么幸运了，“城里的野狗吞噬了他的遗骸。”

当惨剧发生时，四千五百名英军和印度军就驻扎在仅仅半小时路程外的营房里，而整装待命的英军救援部队则在更近的巴拉·希萨尔城堡。从营房可以清晰地听到暴动的喧闹和枪声，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救援命令一直没有下达。英军最终确实集结了一支救援部队，但不是为了营救伯恩斯和同伴，而是去掩护被暴徒们击溃的苏加非正规军撤退。这场悲剧本来完全可以被避免，正如一位年轻军官在日记中写到的：“如果在早上，这场骚乱三百个人就能平息；但到了下午，三千个人都不够。”

但这一切还远未结束。更糟的情况——而且是特别糟糕的情况——紧接着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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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和“别是巴”是以色列北、南地名。此语源自《圣经》，意为从北到南、全国各地。

第十九章　大灾难

chapter XIX　CATASTROPHE

降临在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和两个同伴身上骇人听闻的厄运，在英军中掀起了一场恐怖浪潮，更不用说那三十几名印度警卫和仆人的遭遇了。最初有谣言说，伯恩斯已设法逃脱，在某处潜伏下来，但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英军的不作为助长了暴徒的气焰，他们继续疯狂的行径，焚烧房屋，抢劫商铺，屠杀任何被怀疑勾结英国人的人。在喧闹的人群和熊熊烈火的上空，时不时可以听到示警的呐喊声：“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因为暴徒预料英军很快就会采取猛烈的复仇行动，所以他们准备好随时逃跑，暴动的几个元凶也早已备好鞍马。然而在英军营地内，麦克诺顿和埃尔芬斯通仍在反复权衡，犹豫不定，宝贵的时间被一分一秒地浪费掉。不断有报告说，还有几名军官，包括莫汉·拉尔仍躲藏在老城区，企望逃脱暴徒的魔爪。

截至此刻，连麦克诺顿都清楚地意识到，眼前的形势远比一群失控的乌合之众要严重得多。有消息说，每个小时都有数以千计的阿富汗人加入暴动，城市附近的乡村也爆发了类似的骚乱。还有传闻说苏加沙哈本人也宣布对英国人发动圣战，市面上流传着几封盖有苏加私人印章的信件。起初英国人还担心这封信是真的，也许苏加口蜜腹剑。但经过仔细甄别后，英国人发现这些信件和传闻都是伪造的，是骚乱策划者蓄意传播的。事实上苏加本人的境况并不比他的英国庇护人更安全。公平地说，在听说伯恩斯陷入危急后，苏加是唯一试图去解救他们的人，但遗憾的是他派去的营救部队指挥无方。他们没有快速绕过城区直奔伯恩斯居所那一角，而是拖着枪在市区狭窄蜿蜒的街道上行进。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困境，被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暴民团团包围。他们中有两百人被杀，其余的丢盔弃甲，朝巴拉·希萨尔城堡溃败而去，英军派来的增援部队掩护了这场溃退。

根据凯伊的记载，苏加目睹他的军队遭受了如此可耻的失败，这让阿富汗君主对自身安全陷入一种“沮丧和惊慌的可怜状态”。这场突如其来、暴风骤雨般猛烈的情势突变也极大震撼了英国人。一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残酷的真相被强加到我们身上：在整个阿富汗我们没有一个能指望的朋友。”驻扎部队已经享受了太久的美妙生活，现在彻底宣告结束了。麦克诺顿死后人们找到了一个他未完成的备忘录，在文件中，他试图替自己未能预见这场骚乱作出辩解。他写道：“也许有人认为，我没能预见这场风暴，并要对此负责。我只能说，那些有更多机会去关注当地人民情绪的人，也没有对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产生任何怀疑。”麦克诺顿曾对罗林森和波廷杰的警告充耳不闻，但他对此绝口不提，却责怪已经无法开口为自己昭雪的伯恩斯没能向他提示危险。麦克诺顿声称，就在遇害前夜，伯恩斯还在祝贺他即将在“如此安宁祥和的”氛围中离开喀布尔去履新。众所周知，伯恩斯迫不及待地希望麦克诺顿早日离任，以便自己能继任，所以他不可能说出任何会拖延上级调离的话。

根据伯恩斯的朋友莫汉·拉尔的说法，虽然伯恩斯严重低估了遇害当晚的危险，但他一点儿也不认为当前的局势平静。遇害前夜他曾说：“我们不得不离开阿富汗的日子为时不远了。”莫汉·拉尔认为，这句话表明伯恩斯清醒地认识到，阿富汗人对英国人的敌意。然而，伯恩斯的话也有可能针对的是最近伦敦方面刚刚宣布的对阿富汗的新政策。当年8月，罗伯特·皮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取代了墨尔本的辉格党政府，执政后他立即实施紧缩的经济政策。驻阿富汗部队耗资巨大，舆论普遍认为苏加现在应当自食其力了，况且当时俄国的威胁看起来已经减弱。据此有人提议，虽然苏加的军队仍在组建中，英军还是应当逐步退出阿富汗，仅在那里保持政治存在。作为计划实施的第一步，麦克诺顿被要求停止向一些部落支付大笔金钱，这些部落控制着喀布尔到英属印度之间重要的山口要道。事后证明这是一项致命的举措，因为那些原先顺从的部落后来都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反叛的行列中。

与此同时，营地内的英军没有主动出击迎战装备落后、组织混乱的叛军，却开始为被围攻作准备。此刻的英军已经意识到，当初从巴拉·希萨尔城堡转移出来是一个多么愚蠢的错误。英军营地搭建在一处四面环山的低洼地带，后来证明这个地点非常不利于防守。营地周围还有许多果园环绕，阻碍了英军的观察和火力网；星罗棋布的灌溉渠交叉穿过这片射击死角，为进攻者提供了绝佳的掩护。英军在营地周围用泥土搭建了围墙护卫，但在一些地段，这些围墙只有齐腰高，根本无法抵挡狙击手或大炮的攻击。在转移出巴拉·希萨尔城堡时，麦克诺顿的工兵曾就此向他发出警告，但与大博弈中其他大多数参与者不同，麦克诺顿几乎没有军事经验，况且当时他确信不会出现意外情况。故此他无视工兵的建议，结果四千五百名英军、印度军以及一万两千名随军平民，包括数十名英国军官的妻子、孩子和保姆，都被困在这个被凯伊形容为“平原上的羊圈”的地方。

暴乱发生伊始，如果麦克诺顿和埃尔芬斯通行动果断迅速，他们仍然有时间转移到巴拉·希萨尔城堡，那里有高大的城墙护卫。但两人一拖再拖，直到错过转移的时机。麦克诺顿此前的方案把所有人都拖入了目前的困境，现在他要通过另一条途径摆脱困境。他让足智多谋的莫汉·拉尔做中间人，试图买通几个核心的阿富汗领导人，以期对叛乱者转败为胜。英国人承诺付出大笔金钱（麦克诺顿金库里的大部分钱现在都落入暴徒手中），但收效甚微。凯伊评论道：“有太多的胃口需要满足，有太多互相冲突的利益需要调和。事件发生到这种程度后，钱袋已经不足以平息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了。钱币叮当的响声无法淹没一个激怒民族发出的怒吼。”

不断恶化的形势显然需要更为强力的举措来应对。很快就有一个解决方案酝酿出来，但谁是始作俑者却不得而知。莫汉·拉尔得到授权，对成功刺杀每一个主要叛乱首领的人奖赏一万卢比。亚瑟·康诺利的弟弟约翰·康诺利中尉把这一命令连同刺杀人员名单下达给拉尔。约翰是麦克诺顿帐下的一名低级政治军官，当时他在巴拉·希萨尔城堡内，负责与焦虑的苏加进行联络。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通信联络都是靠那些腿脚麻利、被称为“飞蛾”的通信兵来维护的，这些人怀揣秘密文件在战场上出生入死。麦克诺顿听说这个刺杀的“血金”计划后公开表示，他对如此非英国式的伎俩感到惊愕。但毫无疑问他对俘获敌方首领的人进行奖赏的计划是认可的。凯伊也怀疑，如果没有事先获得上级的批准，康诺利中尉不会在如此干系重大的事情上擅自做主。凯伊据此推断，即便麦克诺顿没有实际上授权发放“血金”，他也一定早就知晓，只不过视若无睹罢了。这种推断恐怕是我们能够获知的最接近真相的版本了，因为在“血金”计划出台后不久，麦克诺顿和约翰·康诺利就死了。

不久后，康诺利刺杀名单上排名靠前的两个叛乱首领就死于非命，然后立即有人前来寻求赏金。第一个领赏人声称他亲手射杀了一个叛乱首领，第二个领赏人则说他把另一个首领掐死在睡梦中。但莫汉·拉尔不相信这些故事，拒绝发放赏金。这位克什米尔人解释说，奖金是悬赏叛乱首领头颅的，但领赏人没有出示这样的证据。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消灭叛乱首领对于改变英军困境毫无帮助。指挥链的突然断裂既没有打击叛乱者的决心，也没有造成他们的分裂。这是因为刚刚传来消息说，被流放的多斯特·穆罕默德最受宠的儿子穆罕默德·阿克巴汗正从突厥斯坦赶往这里，他将亲自领导这场大起义。这位怒火中烧的武士王子发誓要推翻苏加，赶走英国人，把他的父亲重新扶上王位。

与此同时在英军兵营，已然恶劣的形势正变得更糟。军报上说英军外围阵地沦陷，伤亡惨重，整个廓尔喀营遭到屠杀。一些军官战死沙场，一些人身负重伤，包括赫拉特的英雄埃尔德雷德·波廷杰。阿富汗严酷的寒冬也比往年提前降临，英军的食品、饮用水、药品和士气都将消耗殆尽。部队向叛军发起的唯一一次反攻遭到惨痛、可耻的失败，英军和印军士兵惊慌失措地逃回己方阵地，部队士气一落千丈。凯伊后来把此役称为“耻辱的和灾难性的”。当天是11月20日，阿富汗人突然把两门大炮部署在一座可以俯视英军营地的小山上，向山下密集的营地猛烈开火。

截至目前，埃尔芬斯通将军花费在和麦克诺顿争吵上的精力远远超过了应对敌军，不过甚至连他都不能再继续漠视眼前的威胁了。他命令一名旅长率领一支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部队向敌人炮兵盘踞的山头发起冲击。攻击部队成功地夺取山头，解除了火炮威胁。这位旅长继而将注意力转向山下被叛军占领的一个村庄，就在这时事情出了差错。英军的军规是野战炮必须成双成对出征，但出于某种原因，这位旅长只携带了一门发射九磅炮弹的小型野战炮，或许他想在战场上保持更好的机动性。起初，这门炮射出的葡萄弹对占据村庄的阿富汗人造成了致命打击，但很快炮膛就变得过热，不得不在最需要的时候退出战斗。结果，对村庄的进攻被击溃了。此时，阿富汗指挥官调派了一支规模庞大的骑兵和步兵前来增援苦苦支撑的同伴。眼见情况危急，英军旅长立即把步兵分成两个方队，让骑兵挤在两个步兵方队之间，然后等待敌人发起进攻。他相信，这个曾经赢得滑铁卢战役的战术在这里也会奏效。

但阿富汗人并没有发起冲锋，而是在与英军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用阿富汗长滑膛枪向编队密集的英军猛烈开火。身穿艳红色宽松外衣的英军士兵成了活靶子，而他们手中枪膛较短的滑膛枪却打不到敌人，这让他们无比懊恼。通常情况下旅长会先将大炮对向阿富汗人，造成对方大量伤亡后再下令骑兵冲锋收拾残敌。然而正如凯伊评论的那样，似乎“上帝的诅咒降临到这些不幸的人身上”，因为他们唯一的那门野战炮还是因为炮膛太热而无法使用，否则就有爆炸的风险。成批的英军士兵就这样不断倒在阿富汗人的枪口下。这时在山下兵营里观战的英军惊愕地发现，一大队敌军正沿着山坡上的溪谷向山上毫无察觉的英国部队匍匐前进。片刻之后这些人就跳出隐蔽，狂叫着冲向对手，英军顿时四散奔逃。旅长绝望地试图重整人马，他面对敌人单打独斗，表现出巨大勇气，同时让军号手吹号下令停止逃散。军号奏效了，正在逃散的士兵就地站住。军官们把士兵重新整编，然后在骑兵的支援下举起刺刀向敌人发起冲击。此举驱散了敌人，扭转了战局。这时那门九磅火炮也重新投入使用，阿富汗人付出大量伤亡后终于被击退了。

然而英国人的胜利未能持久，阿富汗人很快就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们把长膛枪的火力对准野战炮炮手，使他们无法操作火炮。阿富汗人同时从英国滑膛枪射程以外的地方向筋疲力尽的英军不断射击，英国人的士气开始瓦解。此时，另外一队阿富汗士兵再次沿着一条溪谷悄悄地匍匐前进，到达山顶后他们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挥舞着长刀，出其不意地向英军猛扑过去，躲藏在岩石后面的同伙也不停向英军射击。英军再也无法承受了，他们彻底崩溃，队形散乱地向山下的营地逃亡，把伤员留给了悲惨的命运。

凯伊写道：“英国军队完全被打垮了。混杂着欧洲士兵和本地印度士兵的步兵、骑兵向营地的围墙溃逃。”埃尔芬斯通将军和他的军官试图重整部队，调转枪口，但努力徒劳无益。三百名英军战死，剩下的人完全丧失了勇气和纪律。凯伊以冷静客观的笔调写道：“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英国战士。”由于追击的阿富汗人和逃命的英国人混杂在了一起，营地方面的大炮无法安全开火。凯伊评论说，如果敌人选择乘胜追击的话，整个营地的部队都将遭到屠杀。然而敌人却奇迹般地停止了进攻，不久后都逐渐散去，显然是他们的指挥官下达了命令。一个年轻的英国军官在报告里说：“他们似乎也被自己的成功给惊着了，在疯狂肢解了留在山坡上的英军尸体后，他们兴高采烈地欢呼着向市区方向撤去。”

让英国人吃惊的是，第二天阿富汗人提出休战。叛军们欢呼雀跃地迎接穆罕默德·阿克巴汗率领着六千名战士加入他们的行列，这让阿富汗的总兵力增加到三万人，与英军的人数对比是七比一。毫无疑问，重兵在握的阿克巴一定希望把整支英国部队都斩于马下，以报他们推翻自己父亲的仇恨；然而他深知，要想把父亲重新扶上王位，他就必须谨慎从事，因为他的父亲还在印度的英国人手里。对麦克诺顿而言，除了和阿富汗人谈判外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部队就会被歼灭或被饿死。但在开始谈判前，他要求埃尔芬斯通出具一份书面声明，确认目前的军事形势已无任何希望，除非坎大哈的援军能在几天内到达。麦克诺顿仍然希望能挽救他的职业生涯，他决定把全部责任归咎于埃尔芬斯通的无能和部队的胆怯。

埃尔芬斯通将军按照他的要求出具了声明，同时在声明中建议和阿富汗人谈判。这份文件列举了部队面临的一系列困难（麦克诺顿对此心知肚明），并在结尾处写道：“我们已经在围困中坚守营地三个星期。给养和饲料严重匮乏，部队士气低落，大量人员受伤和生病，使得防守这个范围广大却地势不利的兵营非常困难。冬天即将到来，通讯已被切断，整个阿富汗都武装起来对抗我们。基于这一切，我认为让部队继续留在这个国家已经很不现实。”两条刚刚传来的消息进一步加剧了埃尔芬斯通的绝望。第一条消息说，阿克巴警告阿富汗人，任何向英国人出售或提供食物会被立刻处死。第二条消息说，英军期待的从南方赶来的救援部队被山口关隘上厚厚的积雪挡住了去路，那个冬天已无望抵达喀布尔。

麦克诺顿手握着埃尔芬斯通将军对前景的悲观预测，坐下来给奥克兰勋爵写了一封紧急公函，描述目前的严峻形势。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军队头上，指责他们指挥无方，胆小怯战。他在公函中写道：“我们的给养两三天内就会耗尽，军方上层强烈要求我投降。”他又自命不凡地写道：“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不会这么做的。”这时的麦克诺顿仍然相信自己能够智取阿富汗人，利用对方阵营中的不同派系来分化瓦解敌人。因此，作为对阿富汗人休战提议的回复，他邀请对方派遣一个代表团前来商谈细节。就在谈判过程中，异乎寻常的场景出现在英军阵前。武装到牙齿的阿富汗人爬过英军兵营低矮的围墙成群涌入，开始和英军和印度军士兵称兄道弟。他们中许多人还携带着新鲜蔬菜，硬要塞给这些他们几个小时前还试图要杀死的人。开始英国人还怀疑这些蔬菜被下了迷药，或者干脆就有毒，但仔细检查后发现这种怀疑毫无根据。

阿富汗人在谈判初期要求英国人交出苏加沙哈——他这时还安全地躲在高大城墙护卫的巴拉·希萨尔城堡内。阿富汗人承诺保证苏加的生命安全（但有传闻说他们计划把苏加的眼睛挖出来，这样他就不会构成威胁了）。他们进而要求驻扎在阿富汗的所有英国部队放下武器，立即返回印度，释放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时为了确保不会上当受骗，阿富汗人想要扣留英国军官和他们的家眷作为人质，直到所有英国部队离开阿富汗、多斯特·穆罕默德安全回到喀布尔。不用说，麦克诺顿绝不会接受这些要求。谈判随即破裂，两军士兵间兴高采烈称兄道弟的场面也戛然而止，大家都愤怒地发誓要重新开战。

但战争没有重新打响。几天后，双方在离英军营地一英里远的喀布尔河岸边召开了第二次谈判。阿克巴亲自率团参加，成员中包括了大多数主要部落首领。麦克诺顿这时抛出了他自己的方案。他开始用波斯语朗读一封事前准备好的声明：“鉴于最近的事件表明，英军继续滞留阿富汗支持苏加沙哈已经冒犯了大多数阿富汗人民，并鉴于英国政府派兵来到阿富汗的唯一目的就是确保阿富汗人民的完整、幸福和繁荣，如果英军的继续存在有悖于这一目的话，我们无意滞留在这个国家。”据此，如果阿富汗人能够担保他们安全回到边界，英国将撤走所有军队。苏加沙哈将放弃王位，和英国人一起返回印度（似乎此前并未就此与苏加本人商榷过）。阿克巴本人将陪同英军回到边界，确保他们的安全，而四名英国军官、但不包括他们的家人，会留在喀布尔作为人质。一旦英军返回到印度一侧的英国要塞，多斯特·穆罕默德就会被放回喀布尔，英国军官也将被释放回家。最后，尽管有近期发生的这些事件，希望两国仍然保持友好关系；作为回报，英国愿意在阿富汗人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而阿富汗人则同意不与其他外国政府缔结联盟。

这个方案看起来不像是个投降条约。麦克诺顿是个十足的阴谋家，他正在孤注一掷下最后一次赌注。他从莫汉·拉尔那里听说，一些实力强大的部落首领其实很担心态度强硬、手段高明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回归，他们宁愿软弱顺从的苏加沙哈做他们的君主。而且与阿克巴不同，他们不想看到在金钱上慷慨大方的英国人过早离开。阿富汗人内部讨论了麦克诺顿的提案，然后原则上一致同意了提案，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撤离营地的准备工作立即开始，提案的其他内容也在逐步实施，一切都必须赶在冬天来临前完成。眼看苏加就要离开，那些担心多斯特·穆罕默德复位的人们开始动摇了，这正是麦克诺顿所期望的。他再次启用莫汉·拉尔做中间人，并许诺重金，试图加深阿富汗人内部的分歧。他告诉他的克什米尔间谍——莫汉·拉尔：“如果任何阿富汗人希望我们的部队留在这个国家，我可以随时废除缔结的条约，反正条约的初衷也是为了满足阿富汗人民的意愿。”

莫汉·拉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在阿富汗人当中煽动不和，鼓动尽可能多的人反对阿克巴。根据凯伊的记载，麦克诺顿清楚地知道阿富汗人没有真正统一起来，目前暂时的联盟只是为了满足各方利益。凯伊接着说：“很难把如此众多的阴谋诡计集合成一个明白易懂的整体来清晰表达，公使人生的最后时光就消耗其中……他先去争取一个部落，然后是下一个，他急切地试图抓住每一个带来希望的新机会。”很快就有迹象表明，麦克诺顿的战略开始奏效，阿克巴及其支持者则受到来自内部的巨大压力。

12月22日夜里，阿克巴派遣了一个秘密使者告诉麦克诺顿，他有一个全新的方案。根据这个新方案，苏加沙哈将继续保留王位，但必须由阿克巴做他的维齐尔。英军可以留在阿富汗直到来年春天，届时他们可以说是自愿离开，以保存颜面。同时，刺杀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的幕后主使将被逮捕，移交英军处置。作为回报，英国人需要向阿克巴一次性支付三十万英镑以及每年四万英镑的资助，另外还要帮助他对付一些国内的竞争对手。

在麦克诺顿看来，他在莫汉·拉尔和金钱的帮助下，已经成功地把阿富汗内部的许多派系争取到了苏加沙哈一边，正是这些人逼迫阿克巴达成妥协的。麦克诺顿为这一胜利感到欢欣鼓舞，是他让英国人免于蒙羞，让部队免遭屠杀，同时也保住了苏加的王位和自己的仕途。双方约定转天清晨秘密会面，届时麦克诺顿和阿克巴将正式签署协议。当晚麦克诺顿草书一封便笺，告诉埃尔芬斯通，他已经和阿克巴缔约，英国人的焦虑和担心到此为止了。

第二天，在三名政治军官的陪同下，麦克诺顿前往和阿克巴约会的地点。埃尔芬斯通曾经质疑这是否是个陷阱，对此麦克诺顿严厉回复道：“全都交给我吧。我比你更懂这种事情。”随行的一名政治军官和麦克诺顿的妻子也有类似顾虑。莫汉·拉尔也提醒他阿克巴不可信。但从不缺乏勇气的麦克诺顿拒绝听取这些忠告。他说：“这里面当然有欺诈。”但一旦此计成功，它将恢复英军的荣誉，解除目前的危局。他接着说：“我宁愿冒险死一千次也不愿蒙受耻辱。”

阿克巴和他的人在一座布满积雪、俯视喀布尔河的小山坡上等待着麦克诺顿，这里距离英军营地的东南角六百码远。当英国人骑上山坡时，阿富汗人问候道:“愿和平与你同在！”仆人们早已把马鞍毯平铺在地上，双方在马背上互致问候。阿克巴建议麦克诺顿和他的同伴下马坐在地毯上。其中一名英国军官肯尼斯·麦肯锡（Kenneth Mackenzie）上尉后来写道：“人们都说世上有不祥的预感这回事。我当时突然就产生了这种感觉，因为我很难说服自己下马。但我最终还是这么做了，然后我受邀和酋长们坐在一起。”当每个人都落座并安静下来后，阿克巴微笑着转向麦克诺顿，问他是否接受头天晚上向他提出的方案。麦克诺顿回复说：“当然！”这两个字终结的不仅是他自己的命运，还有整支英国驻军的命运。

麦克诺顿还被蒙在鼓里，其实阿克巴早已得知他耍的把戏，决定将计就计。阿克巴警告其他部落首领，麦克诺顿会把他们抛到一边，背着他们偷偷地和阿克巴达成秘密协议。而此时此刻，一些首领就在现场，他们亲耳听到了英国人的背叛。阿克巴从来没有意图让英国人或苏加留下，他提出替代方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诱骗麦克诺顿，重新赢得那些麦克诺顿试图使之倒戈的部落首领的信任。阿克巴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而且他成功了。

对此毫无察觉的麦克诺顿问阿克巴在场的几个陌生人是谁，阿克巴让他不用担心，“咱们这件事进行得很秘密。”根据麦肯锡上尉的记述，阿克巴刚说完这句话就对他的侍从大声喊道：“Begeer！Begeer！”意思是“抓住！抓住！”刹那间就有人从背后把麦肯锡和他两个同事的双臂捆住，与此同时，阿克巴和另一个部落首领抓住了麦克诺顿。麦肯锡回忆道，当时阿克巴脸上的表情如“恶魔般的残忍”。就在麦克诺顿被拖下山坡时，麦肯锡也瞥见了他的脸。麦肯锡后来写道：“他的脸上充满惊恐。”麦肯锡还听到麦克诺顿大声喊：“Az barae Khooda.”意思是“看在上帝的份上”。麦肯锡眼看自己也性命不保，因为一些狂热的阿富汗人呐喊着要他和两个同伴的命。但看起来阿克巴命令留下他们。他们被缴了械，头被枪口顶着，被迫跨上了三个阿富汗人的马，坐在骑手身后的马鞍上。他们被飞快地带往附近一处安全的堡垒，投入了阴冷的地窖，而此时那些试图杀死他们的阿富汗人仍然在后面紧追不舍。其中一名英国军官特雷弗上尉的运气就糟透了，在奔往堡垒途中，他要么是摔下了马，要么是被人拽下了马，在雪地上被追上来的阿富汗人残忍地砍死。

麦克诺顿到底是怎么死的，始终不得而知。除了杀死他的刽子手外，没有证人目击到他挣扎着被拖下山坡后发生了什么。阿克巴后来发誓说，他的本意是把麦克诺顿劫持为人质，以保证他父亲能够平安回国，但麦克诺顿反抗得如此强烈，他们不得不杀死他，以免他挣脱后跑回英军营地。而另一个版本则说，阿克巴把他父王被推翻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麦克诺顿个人，所以他在盛怒下亲手枪毙了麦克诺顿，行刑时用的还是麦克诺顿送他的那把装饰精美的手枪，连如何上子弹都是麦克诺顿亲手教的。

此时，英军营地一侧的监视哨感觉到事情不妙，立即向埃尔芬斯通将军报告，但埃尔芬斯通再次表现出无能、胆怯和优柔寡断。他没有采取任何营救行动，尽管他们就在距离军营不足半英里的地方。麦克诺顿出发前曾要求埃尔芬斯通让部队整装待命以防不测，但即使这一点他都未能做到。后来埃尔芬斯通作出的辩解是，大家都以为麦克诺顿和阿克巴一起骑马去往另一处地点签订最终协议了，直到后来才得知可怕的真相。一则恐怖的消息当晚传到英军营地，麦克诺顿残缺的尸体被吊在大巴扎里的一根杆子上，他的头、手、足都不知去向，而他血迹斑斑的残肢则被人们兴高采烈地在城里传看着。

第二十章　山口里的大屠杀

chapter XX　MASSACRE IN THE PASSES

阿富汗人现在严阵以待，准备迎接英国人的复仇，他们对英国大炮的威力仍然心有余悸。甚至连阿克巴本人也怀疑自己是否做得太过分了，所以他矢口否认对麦克诺顿的死负任何责任，并且表示了遗憾。毕竟，就在三年之前，英军还轻易战胜了阿克巴父亲的部队，阿克巴亲眼目睹过指挥有方的英军具备何等实力。此外，虽然他扣押了一些英国人作为人质，但英国人手中有一个终极人质——他的父亲多斯特·穆罕默德。

就如同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遇害没有引发英军报复一样，这一次，软弱无能的氛围依旧牢牢控制着英国军营。其实此时的英军仍然装备精良，无坚不摧，如果有勇敢决断的领导，他们仍有机会打败阿富汗人，在对抗阿克巴的战斗中反败为胜。然而，老态龙钟的埃尔芬斯通被痛风拖垮了身体，一心只盼着能平安退休，早就陷入了优柔寡断和绝望的麻木状态，甚至因为恐惧而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这种情绪进而又传染到他的高级军官当中。一个副官后来写道：“那种瞻前顾后、迟疑不决和束手无策的态度使我们所有的努力都陷入瘫痪。它逐渐消磨了士兵们的士气，最终毁掉了我们所有人，而他能干的副将也无法改变这一局面。”英军丧失了果断行动的意志，补给也所剩无几，他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重新与敌人开启和谈，避免更大的灾难。

显然，阿克巴对英军即将报复的担心是短暂的。很快他就镇定下来。圣诞节前夜，他向英军营地派去使者，再次提议提供安全通道供英军离开，但这次他开出的价码要高得多。麦克诺顿和伯恩斯已死，其他大多数行政官员要么已落入阿克巴手中，要么已无法发挥作用。在如此弱势的情况下，埃尔德雷德·波廷杰临危受命这份吃力不讨好的谈判差事。五年前，波廷杰成功组织了赫拉特的保卫战；他还一直力劝麦克诺顿和埃尔芬斯通，趁还有时间，尽快转移到巴拉·希萨尔城堡，如果情势需要，杀出一条血路，也好过困守营地。但埃尔芬斯通总能找出理由拒绝。现在一切都太晚了，已经意识到危险的阿富汗人摧毁了唯一一座跨越喀布尔河的桥梁。

即便如此，身负重伤的波廷杰还是试图说服上级，趁着阿克巴和他的盟友关系尚未牢固，马上发动全面进攻。这个方案得到所有年轻军官的支持，当然还包括因麦克诺顿的遇害而义愤填膺的士兵。同时，波廷杰坚决反对和阿克巴交涉，他警告说，阿克巴言而无信，他谋杀麦克诺顿的行径已经耗尽了英国人对他的全部信任。但是埃尔芬斯通拒绝了这一方案，他和其他高级军官只想着能早点回家，决定采取风险最小的方案。自从麦克诺顿和伯恩斯遇害，就再也没人有足够的权威去挑战埃尔芬斯通和他的幕僚了，波廷杰更是如此，他只是名政治军官，并不具备任何军权。波廷杰后来写道：“我从病榻上被拖到谈判桌前，为了这帮傻瓜的人身安全进行谈判，这帮傻瓜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我毁灭。”波廷杰的上级希望得到最佳的谈判结果，而且他们相信阿克巴的仁慈，这使得波廷杰不得不去满足阿克巴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协商了一份实际意义上的投降协议。这确实是件棘手和龌龊的差事。

除了要求英国人立即离开阿富汗，阿克巴还坚持英军把大炮和剩下的黄金交出来，人质也要替换成已婚军官和他们的妻儿。只知一味让步的埃尔芬斯通马上征集愿意留作人质的志愿者，不出意料的是无人响应。一位军官说他宁愿开枪杀死自己的妻子，也不会把她拱手交给阿富汗人；另一个人说只有刺刀才能逼他就范。只有一名军官自愿报名，称如果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他和妻子愿意留下。

天气迅速恶化，留给英国人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必须赶在冬天大雪封路之前穿过山口通道，回到贾拉拉巴德。波廷杰别无选择，只能接受阿克巴苛刻的要求。1842年1月1日，当一场大雪降临喀布尔时，双方签订了协议。阿克巴保证英军安全离开，承诺武装护送，以防他们沿途受到敌对部落的攻击。作为回报，英国人同意交出所有大炮（只留下六门），外加三门小型的骡马炮。阿富汗方面不再要求把已婚军官及其家属留作人质，还释放了麦肯锡上尉和他的同伴。当一群暴徒把麦克诺顿的残肢穿在棍子上伸进他们牢窗，他们才知道麦克诺顿已经死了。暴徒还叫喊着把他俩也杀死。阿克巴虽然释放了麦肯锡，但他坚持要留下另外三名年轻军官作为他的“客人”。英国人对此已无力争辩。

英军开始为大撤退作准备。这时，一个令人不安的传闻在兵营里散布开来。一位高级军官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听说酋长们并没有打算信守诺言。”传闻还说，阿富汗人准备把女人都抓起来，杀掉所有男人，只剩一个带到开伯尔山口，砍去他的手脚，丢弃在那里，并在他身上贴一个告示，警告英国人永远不要再踏足阿富汗。英国人的妻子们将会作为人质，以保证多斯特·穆罕默德平安归来。除了这个谣言外，一些对英国人友善的阿富汗人还警告他们，答应阿克巴的条件就等于是签发了自己的死刑执行令，但不顾一切急于脱身的英国人根本听不进这些意见。莫汉·拉尔也曾警告说，除非让阿富汗首领的儿子们作为人质与英国人同行，否则英国人在劫难逃。他的忠告也被抛到一边。

1月6日清晨，伴随着鼓号，曾经傲慢的英属印度军灰头土脸地离开军营，留下苏加沙哈和他的追随者在巴拉·希萨尔城堡内听天由命。部队的目的地是离此最近的英军要塞贾拉拉巴德——跨过大雪覆盖的群山再向东八十英里。从那里他们将离开阿富汗，经开伯尔山口返回印度。领头的是第44步兵团的六百名身披红衣的士兵，还有一百名骑兵。然后是骑着小马驹的英军家属，那些生病或怀孕的妇女由印度仆人用担架抬着。她们的后面是主力步兵、骑兵和炮兵。在主力部队和断后部队之间是长长的驼队和牛车，搭载着食物弹药。另外还有几千名随军民夫，艰难地跟随部队前进，缺乏补给的他们只能自生自灭。

英军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一件令人焦虑的事。阿克巴承诺过的武装护卫本应该在前方等待，但那里却空无一人。同样，英军也没有看到期待中的食物和燃料。波廷杰立即向埃尔芬斯通建议，现在仍然可以改变计划，直奔巴拉·希萨尔城堡寻求掩护。但将军听不进去，下令不许走回头路。一名信使被先行派往贾拉拉巴德，通知那里的英军他们已经上路了。就这样，在这个冰冷刺骨的冬日清晨，长长的英军部队、妻子们、孩子们、保姆、马夫、厨师、仆人和五花八门的随从人员，共一万六千人，踏着积雪向第一个山口前进。

一周后的一天午后，贾拉拉巴德英军要塞的岗哨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骑马的人孤单地从地平线缓缓走来。喀布尔英军投降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贾拉拉巴德，引起极大震动。过去的整整两天，他们都焦急地期盼着喀布尔英军先遣部队的到来——通常情况下从喀布尔抵达这里仅需要五天时间。岗哨随即拉响了警报，士兵纷纷冲上城墙。片刻之后就有人大声喊道，地平线上的那个人是个欧洲人。他虚弱无力地趴在马背上，看起来是病了或是受了伤。目睹这一场景的人都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们意识到事情出了大差错。凯伊写道：“那个孤单的骑手看起来像是死神的使者。”一支武装巡逻队出城把这个陌生人接了进来，城外的荒原上仍然巡游着许多不怀好意的阿富汗人。

这个骑手的头上和手上都是刀伤，他告诉英军，他是威廉·布赖登医生（William Brydon），曾经在苏加沙哈帐下服务，后来跟随英军撤出喀布尔。他将要讲述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正如莫汉·拉尔和少数几个对英国友好的阿富汗人警告过的，阿克巴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英军的断后部队刚离开兵营，阿富汗人就蜂拥到围墙边，用致命的长膛枪向英国人开火，当场杀死一名副官、重伤几名士兵。从那一刻起骚扰就没有停止过。阿富汗骑兵纵马冲进英军队伍大肆残杀劫掠，驱散驮运行李的牲畜。手无寸铁、无依无靠的随军民夫也未能幸免。鲜血很快染红了雪地，部队行进路线上到处都是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伤员。尽管如此，部队依旧奋力向前，竭尽所能摆脱阿富汗人。但由于行李的拖累，再加上如惊弓之鸟的随军民夫们迟滞了进程，英军离开喀布尔后的第一天只推进了五英里，一些掉队的士兵直到深夜才赶上大部队。

高级军官和一些家属及儿童晚上挤在唯一的一顶帐篷里，躲过了严寒，其他人包括布赖登医生则不得不在雪地里过夜。有些人生起火，由于缺乏燃料他们不得不焚烧自己的衣服。布赖登医生把自己包在一件羊皮外套里睡了一会儿，手里还紧紧攥着马缰绳。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很多印度士兵和随军民夫已经冻死，他们来自炎热潮湿的印度平原，都没有预备冬装。另外一些步行的士兵则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双脚已被冻伤，用布赖登的话说，看起来像是“烧焦的木头块”。这些人只能留在雪地中等死。波廷杰力劝埃尔芬斯通尽量多搞一些马鞍褥让士兵们做成绑腿，阿富汗人在每年第一场雪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然而，就像波廷杰曾经提出的其他建议一样，这一条也被拒绝了。军事军官和政治官员之间一直存在矛盾，而目前的情况就是这种矛盾代价高昂的悲剧性后果。

大撤退就在这种境况下继续着，士兵和平民、英国人和印度人、步兵和骑兵、牲畜和火炮的混合体挣扎着前行。每个人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逃离这个寒冷可怕的地方，回到开伯尔山口另一侧安全温暖的家。整天都有阿富汗人在放冷枪，不断制造着人员伤亡；还不时爆发小规模战斗，在这些战斗中阿富汗人成功地缴获了两门骡马炮，还迫使英国人丢弃了另外两门宝贵的火炮。现在英军只剩下一门骡马炮和两门重炮了。然而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

第二天中午阿克巴意外出现，自称前来护送英军安全通过前往贾拉拉巴德的山口。他把英军的重大伤亡怪罪到他们自己身上，责备他们不应该在他的护卫准备好之前就擅自离开兵营（但事实上双方原先已就起程时间达成一致）。作为提供武装护卫的回报，阿克巴要求留下更多的英国人作为人质，其中包括波廷杰和另外两名政治军官。他还命令埃尔芬斯通当天停止前进，理由是他必须先和驻守前方库德·卡布尔山口（Khoord-Cabool）的首领们做好安排，以便英军通过。埃尔芬斯通不可思议地再次相信了阿克巴，同意就地安营寨扎，而在此前代价高昂的两天里，他们一共只前进了十英里。埃尔芬斯通还接受了阿克巴提出的增加人质的要求，三个新的人质随即被送往阿富汗营地。虽然在当时根本无法预见到这一点，但事后证明这三个人实在是太幸运了。

第二天，1月8日，队形七零八落的英军开进了长达四英里的狭窄弯曲的山口通道。阿克巴承诺过的武装护卫始终没有出现，但英国人不能再等了，冻伤和饥饿已经开始造成大量减员。阿克巴曾经答应提供的补给同样毫无踪影；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已经和守卫山口通道的部落首领做好安排让英军安全通过。事实上，除了埃尔芬斯通以外的所有人都很快意识到，阿克巴说服英军暂停前进的真正原因，是为了让部落成员有时间进行部署，他们手持阿富汗长滑膛枪，列于俯视山口通道的高大峭壁之上。

布赖登到达贾拉拉巴德后，根据回忆整理了一份日记，其中记载道：“今天清晨，我们损失了大量人员和物资后穿过了库德·卡布尔山口。敌人占据了制高点，不断向我们射击，无数人被打死……更多的人受伤。”要穿过这个山口至少要十三次跨越一条部分冰冻的溪流。当主力部队刚刚走到通道的尽头时，部落的游牧民就从阵地里冲下来，屠杀掉队的英国人。那一天有三千人死在通道里，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衣服被从他们冻僵的尸体上扒走，有些是被敌人，有些是被自己人。虽然布赖登本人没有亲眼目睹，但其他人说他们看见阿克巴骑马穿行在部落成员当中，用波斯语要求他们“饶了”英国人（当时许多英国军官都懂波斯语），但他同时用普什图语（部落的语言）命令他们“宰了”英国人。尽管阿克巴背信弃义的证据不胜枚举，埃尔芬斯通还是决定在第二天1月9日再相信他一次。这次阿克巴提议由他来保护英国军官的妻儿，外加几名受伤的军官，承诺护送他们经由一条更安全的路线前往贾拉拉巴德。如果这些女人的丈夫们还活着，阿克巴愿意带他们一起走。埃尔芬斯通同意了。最终有十九个人在阿克巴的武装护送下离开，包括两个男人、八个妇女和九个儿童。在未来的许多个月里，这将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和那三个被留作人质的政治军官。

在交出妇女儿童后，对英军的袭击又开始了。布赖登写道，第二天“是个可怕的行军日。敌人不断开火，许多因为雪盲而迷路的军官和士兵中弹倒下”。死去的人当中包括布赖登的三名医生同伴以及至少七名其他军官。根据布赖登的记载，由于长时间暴露在寒冷中，衣衫褴褛的印度军已无力抵抗阿富汗人从四面八方不断发起的进攻。布赖登告诉我们，截至当天夜幕降临，“只有少数几个”印度兵得以幸存。根据一项估测，五天前才离开喀布尔的英军和印度军只剩七百五十人，此外已全部阵亡；而一万两千人的随军平民中的三分之二也已死亡。

大屠杀持续期间，阿克巴本人始终游离在人们的视线以外。他坚称自己正竭尽所能管束当地部落，但这很困难，因为连部落首领都控制不了他们手下的人。后半句话可能部分属实，但没有证据表明，他试图让部落首领下令停止袭击撤退中的英军。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如此，埃尔芬斯通还是接受了阿克巴信誓旦旦的保证，说他正在竭尽全力拯救英军。两天后的1月12日，阿克巴再次向英军提出，愿意提供安全通道。此刻埃尔芬斯通的部队已经减员到不足两百人，外加两千名平民。埃尔芬斯通感觉到，如果想要幸免于难，他别无选择，只有和阿克巴妥协。于是，在副将和另一名军官的陪同下，他骑马前往阿克巴的营帐。这次会面再次被证明是个阴谋。情况很快就变得明了，即便阿克巴真的愿意保护他们，他也根本无能为力。阿克巴拒绝了埃尔芬斯通将军要求归队的请求，把他也扣押成人质。虽然如此，埃尔芬斯通还是偷偷地向留守部队的指挥官带去口信，命令后者立即率领残部继续前进。

借着漆黑的夜色，英军终于打了阿富汗人一个措手不及，尽管这没能持续太久。部落游牧民此前已经在一处狭窄的咽喉要道布下重重障碍，准备从上方向英军射击，迫其停下。但他们没有想到英国人会在深夜行动，这处天堑无人看守。当英军试图赤手空拳地拆毁这些路障时，阿富汗人发觉了，开始从后方发起进攻。布赖登后来写道：“当时的混乱可怕极了，没有任何纪律可言。”每个人都只顾争相逃命。布赖登在黑暗中猛然意识到他已被重重包围，还没来得及拨马离开就被一把阿富汗长刀砍落马下。要不是因为他的帽子里塞了一本《黑森林》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这一刀就会置他于死地，但他还是被削去了一大片头骨。他写道：“我几乎被砍晕了，但还是挣扎着站了起来。”这时第二刀向他砍来，他用手中的剑奋力挡开，切掉了攻击者的几个手指。那个人扔下武器消失在黑夜中，留下没有了马的布赖登独自一人。

尽管头部受重伤，布赖登医生还是爬过了部分拆除的路障，敌人似乎都在追杀其他人，没人盯上他。他蹒跚地爬过堆积如山的尸体，看到了一名受伤垂死的骑兵。这名士兵胸口中弹，血流不止，他乞求布赖登带走他的马，说完后不久他就死了。布赖登深深感谢这位恩人，他骑上马飞奔向漆黑的夜幕，去寻找幸存的战友。

许多人都死在了关隘前，或者已是奄奄一息。少数军官和士兵杀出一条血路冲了出去，有些人骑马，有些人步行。十五个左右骑马的人（包括布赖登）决定继续向前飞驰，在敌人追上之前到达贾拉拉巴德。而步行的那些人，包括二十名军官和四十五名其他职衔的人，则突破重围，来到距离贾拉拉巴德不足三十英里远的甘大麦村（Gandamak）。他们知道，只要再多坚持一天，就能进入英国要塞护卫的安全地带。但他们很快发现，阿富汗人堵住了前进的道路。人数绝对劣势的英国人意识到，他们抵达安全地带的机会已微乎其微。他们聚拢围合成一个方阵，手中端着仅有的二十支滑膛枪和可供发射两轮的子弹，决定在最后的抵抗中拼死一搏。

1842年英军从阿富汗撤退。第44步兵团在甘大麦做殊死搏斗。今天在那里仍可寻得他们的尸骸。

阿富汗人先是提议和谈，称停战协议业已达成，但坚持要求英国人交出武器。英国人怀疑这又是一个阴谋，所以断然拒绝。于是阿富汗人上前强行解除他们的武装，一场白刃战就此爆发。弹药耗尽后，英国人就用刺刀和剑继续战斗，其中一个军官连续杀死了五个阿富汗人后倒在血泊中。阿富汗人最后只生擒了四名俘虏，其他人全部战死。他们大部分都是第44步兵团的士兵。将近一个半世纪后的1979年，英国人类学家安德烈·辛格（Andre Singer）爬上当年那些英国人战死的小山顶。它位于一个偏远荒凉的地方，他在那里的岩石下面找到了英勇的战士们的尸骨。村民告诉他，很久以前来自英属印度的旅行者偶尔会专程来这里，静静伫立以表达他们的哀思。

与此同时，东方十二英里外，骑马的那部分人正策马狂奔前往贾拉拉巴德，他们对同伴在甘大麦村的遭遇一无所知。这群人里包括布赖登、三名上尉、三名副官、另一名医生和六七位其他职衔的人。在距离贾拉拉巴德仅十五英里的法特哈巴德村（Futtehabad），当地人主动表示，愿意为他们准备一些食物。饥肠辘辘的英国人欣然答应，他们也很高兴能借机休息一会儿。在经过血雨腥风的几天后，这个小村庄显得如此宁静，远离硝烟。然而这一切都是假象。就在英国人休息的时候，村民悄悄地向守候在附近山上的人发出暗号。英国人最初意识到危险迫近是发现了手持武器、数量众多的骑兵从四面八方扑向这个村庄。英国人抓起武器奔向战马，这时一部分村民疯狂地冲过来阻止他们上马，而另一些村民则朝着已经骑马离开的英国人开枪射击。只有五个人得以从村庄逃脱——包括布赖登，而很快追杀上来的阿富汗人又解决掉其中四个，只有布赖登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然而对他的考验并未结束，在到达贾拉拉巴德前短短十五英里的路程中，他又三次撞到怀有敌意的阿富汗人。

布赖登遭遇的第一拨人有二十多个，他们向他投掷石块、用刀砍他。他写道：“我吃力地策马狂奔，用牙齿紧紧咬住缰绳，左右拼杀着冲过这群人。他们的刀够不着我，我只是被一两块石头击中。”他跑出一两英里后又撞见另一拨人，其中一个还拿着阿富汗长滑膛枪。布赖登用剑尖猛刺已经筋疲力尽的小马驹，逼迫它再次飞奔。手持长滑膛枪的阿富汗人向他开火，没有打中目标，但击中了小马的腹股沟。等那个阿富汗人再上好弹药，布赖登已经冲出射程之外。

终于，在眼前无边的荒原上，布赖登又看到一队骑兵。他以为这些是从贾拉拉巴德出来巡逻的英国骑兵，纵马向他们迎去。当他意识到这些是阿富汗人、准备调转马头逃窜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阿富汗人看到了他，立即派其中一人紧追不舍。发现他是个英国人，那人挥剑便砍，布赖登用他已经残缺的剑奋力格挡，但敌人转身又冲将过来。布赖登写道：“这次他挥剑要砍时，我用剑把向他头上砸去。”那人一闪躲，砍到了布赖登紧握缰绳的左手。布赖登感到左手失去知觉，换用右手摸到了缰绳。布赖登后来回忆：“我估计那个人以为我是伸手去摸手枪，他立刻拨转马头，飞一般落荒而逃。”

但布赖登气馁地发现，他的手枪早已从枪套里脱落遗失了，他现在手无寸铁。他的小马驹因为腹股沟受伤而失血过多，似乎已无力再驮他走远。他身上的伤，加上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正在彻底拖垮他。在这八个噩梦般的日子里，布赖登医生第一次感到他已油尽灯枯。他写道：“一切能量似乎都离我而去。”他很担心自己会因为极度疲劳而跌落马下。他随时都可能再次受到阿富汗人的攻击，这次他知道自己无法幸存了。他回忆道：“我只要看到影子就会紧张和恐惧。”实际上他距离贾拉拉巴德已经很近了。就是在这个时候，贾拉拉巴德城墙上目光敏锐的英国哨兵发现了他骑着马，在荒原上艰难挣扎。

巴特勒夫人的《大军残部》。

从喀布尔撤退出来的一万六千人当中，布赖登医生是唯一走完这段恐怖旅程、活着抵达贾拉拉巴德的人。他也是第一个在灾难性的1842年1月13日，把埃尔芬斯通部队遭遇厄运的消息带给英国的人——英国举国惶恐。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布赖登并不是整个驻喀布尔英军的唯一幸存者。除了阿克巴扣押的几名人质外，许多印度士兵和民夫也逃脱了死亡，他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躲藏在山洞里，后来设法走出了山口通道。布赖登后来痊愈，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最知名的画作之一——巴特勒夫人（Lady Butler）的《大军残部》（Remnants of an Army）中。他那匹勇敢的小马驹也出现在这幅画里，但是它因重伤不治而亡。布赖登写道：“这匹可怜的小马被直接牵进了马厩，它倒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当时布赖登和要塞里的其他人都还不知道第44步兵团在甘大麦村遭遇的不幸命运。在这之后的很多个夜晚，为了给那些掉队后穿行荒原的人在黑暗中引路，贾拉拉巴德的喀布尔大门前一直燃烧着熊熊火焰，城墙上点着灯光，军号定期吹响。然而再也没有人到来。

第二十一章　康诺利和斯托达特的最后时刻

chapter XXI　THE LAST HOURS OF CONOLLY AND STODDART

布赖登医生很快就以“死亡信使”一名而为世人熟知。他带来的可怕消息两周后传到驻扎在加尔各答、即将退休的奥克兰勋爵那里。根据奥克兰姐姐艾米丽的记载，奥克兰听到这个消息极为震惊，仿佛一下就老了十岁。事态短时间内就变得如此糟糕，就在几周前，威廉·麦克诺顿爵士还从喀布尔向他保证：一切都处于牢固的掌控之下。而现在他的整个中亚政策都毁于一旦。不但没能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友善的政权，保护印度免受俄国的侵蚀，而且还导致英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一群手持土制武器的野蛮异教徒竟然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对英国的尊严和威望是一个致命打击。和这一挫败相比，俄国远征希瓦失败的耻辱根本微不足道。其实奥克兰最初并不十分情愿英国动用武力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此刻的他茫然无措，所发生的一切对他来说“既骇人听闻又匪夷所思”。阿克巴的部队已经开始围攻驻阿富汗英军的最后两座堡垒——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人们担心好战的阿富汗人会在胜利鼓舞下从山口通道蜂拥向北印度，他们历史上曾不止一次这样做过。

又过去一周，伦敦才听说了这一灾难。《泰晤士报》第一个在头版用大幅标题报道了这个消息。“我们遗憾地宣布，我们刚刚得到一个灾难性的和令人悲伤的消息。”在几天后的一篇社论里，《泰晤士报》把指责的矛头直指圣彼得堡：“正是俄国人在那些部落中不断增加的影响力促使我们介入阿富汗事务”，而且俄国秘密间谍们正在“非常仔细地侦察”通往英属印度的各个山口通道。社论认为，这次阿富汗暴动组织得如此严密，绝不可能是自发而成的，况且暴动中最先遇难的就是“俄国间谍最厉害的对手”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这不得不令人生疑。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俄国人卷入此事的说法，但包括威灵顿公爵在内的所有人都责备埃尔芬斯通将军未能把暴动扼杀在摇篮，指责奥克兰公爵压根儿就不应该发动这次愚蠢的军事行动。《泰晤士报》自负地声称：“我们曾经对阿富汗远征军最坏的担心现在得到了验证。”

幸好罗伯特·皮尔爵士领导下的新保守党内阁还可以把这场灾难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全部归咎于墨尔本领导的辉格党，毕竟是辉格党内阁批准了入侵计划。然而，整个英国上下都强烈要求复仇，保守党政府现在需要收拾残局，决定如何惩罚背信弃义的阿富汗人。值得庆幸的是，保守党成员埃伦伯勒勋爵此刻正在途中，准备接替奥克兰就任印度总督；他是印度事务的老手，曾三次担任印度管理委员会主席一职。他直到2月21日到达马德拉斯后才听说了英军的遭遇。英国政府交给他的任务是撤走设置在阿富汗的所有要塞，这也符合本届政府紧缩的新经济政策。埃伦伯勒发现自己面临的情况完全出乎意料。当晚在去往加尔各答的船上，埃伦伯勒上书皮尔，建议好好教训阿富汗人一顿，以重塑英国的荣誉和威望。

埃伦伯勒到达加尔各答后得知，他的前任已经派遣一支部队前往白沙瓦，以缓解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的压力，试图解救被阿克巴扣留的英国人质。新总督现在开始执掌大权了。3月31日，乔治·波洛克少将（George Pollock）所率部队利用阿富汗人自己的战术，以十四人的微弱代价强行通过了开伯尔山口。波洛克的侧翼纵队首先占领了隘口的制高点，然后从那里自上而下地向惊恐万状的部落开火。两周后，援救部队就哼着苏格兰小调《噢，这一刻期待已久》（'Oh，but ye've bin lang a'coming'）开进贾拉拉巴德。与此同时，才能卓越的英国将军威廉·诺特（William Nott）爵士在一系列战斗中击退了威胁坎大哈要塞的阿富汗人。和波洛克一样，诺特也已准备就绪，渴望着进军喀布尔，为埃尔芬斯通耻辱的失败复仇，更不必提遇难的伯恩斯、麦克诺顿，以及无数丧生在那次死亡行军中的士兵和随军家属了。

就在此刻，起初态度强硬的埃伦伯勒勋爵突然变得有些畏手畏脚。印度日益枯竭的财政还在因为战事不断恶化，这让埃伦伯勒异常焦虑（因为伦敦方面拒绝支付远征军的费用）。同时这位印度总督也担心会再发生一次灾难，所以他提出，阿富汗人在波洛克和诺特那里接受的教训已经足够了。他上书皮尔道：“至少我们赢得了一次胜利，而且我们强大的军事地位也得以重新确立。”他下令两位将军率领部队返回印度，把人质留给阿克巴。毕竟，英国人还扣押着多斯特·穆罕默德，而苏加沙哈在名义上还在固若金汤的巴拉·希萨尔城堡内继续统治着阿富汗（至少埃伦伯勒是这么以为的）。埃伦伯勒的逻辑是，英国军队撤离阿富汗，可以营造出更平和的氛围来进行释放人质的谈判。但他当时不知道的是，倒霉的苏加已经毙命。就在波洛克的部队经过开伯尔山口杀向贾拉拉巴德之时，苏加被诱骗出了城堡，他原以为是来参加和谈，结果被枪打成了筛子。但阿克巴的胜利并没能维持太久，因为其他部落的首领都对他或他父亲统治国家的前景忧心忡忡；正如麦克诺顿曾经预见的那样，在阿克巴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一场性质不同的斗争也在英国人内部爆发了。波洛克和诺特收到埃伦伯勒的命令，要求他们撤离阿富汗，停止继续惩罚那些凶残的部落。波洛克和诺特手下的将士既沮丧又不敢相信，他们要血债血偿。两位将军和新总督展开了一场意志的较量。前者获得了印度和伦敦方面高级军官的支持。将军有一系列借口来拖延撤出他们现在的营地——天气、补给短缺、钱以及其他的林林总总。埃伦伯勒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他改变决定。在英国国内，鹰派拥有一个重量级的盟友威灵顿公爵，他当时仍然在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位印度事务的资深人士提醒埃伦伯勒说：“在东方重建我们的名誉是多么重要，这一点应无需对你特别强调。”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起初还要求总督谨慎行事，现在连他也屈从于公众意见，致函埃伦伯勒建议他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埃伦伯勒愈感孤立，直至最终妥协。他意识到，要么承认自己此前错了，要么就要冒险，被人指责错失掉解放人质和挽救英军名誉的机会。他没有改变撤离阿富汗的命令，但告诉波洛克和诺特，如果根据他们的判断，在军事上方便的话，他们可以取道喀布尔撤军。凯伊写道：“埃伦伯勒勋爵的意见没有改变，但他话里面一些字的含意变了。”尽管人们指责埃伦伯勒此举是将皮球踢给了波洛克和诺特，但这两位将军却毫无怨言。他们现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于是立即开始了一场“看谁先进入喀布尔”的竞赛。当时诺特的位置更为靠北，在坎大哈以北三百英里，而波洛克的部队距坎大哈只有一百英里。

波洛克的部队沿着埃尔芬斯通七个月前撤离喀布尔的路线高歌猛进，很快他们就看到了那场大灾难令人伤心的遗迹——遍地的尸骨。一位军官写道：“这些尸体或五十或一百地堆在那里，大炮车轮几乎每前进一码都会碾碎死去同伴的头骨。”一些人甚至还辨认出死去朋友的遗骸和遗物。尽管埃伦伯勒下令对阿富汗民众保持克制，但不断上升的愤怒情绪还是导致英军在前进途中遇到抵抗的本地人时采取了大量过激行为。据说在一个村庄，所有过了青春期的男性都遭到屠杀，妇女全部被强奸，一些甚至被杀。一个年轻军官回忆道：“眼泪和哀求都无济于事，对此唯一的回应就是恶毒的咒骂。英国人不慌不忙地举起滑膛枪，扣响扳机，阿富汗人应声倒毙。”这名军官为他的所见所闻而震惊，他把英国部队描述成“职业杀手”。一位随军牧师亲眼目睹了对一个村庄的洗劫，因为那里的村民在投降后又向英军开火。他说很少有神职人员被要求见证这种场景，但他补充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阻止这种悲剧发生的，遗憾的是这种事情在所有战争中都很普遍。

波洛克的部队最终凭借微弱优势抢先到达喀布尔，赢得了竞赛。尽管如此，比起布赖登医生在同样路线上撤退所用的时间，他们还是用了五倍之久才杀到这里。波洛克于9月15日进入喀布尔，发现敌人包括阿克巴都已弃城而逃。当晚他们在埃尔芬斯通三年前修建的赛马场上安营扎寨，翌日清晨未发一枪一弹就进入了巴拉·希萨尔城堡。几分钟后，英国国旗再次飘扬在喀布尔上空。他们在喀布尔看见了那场大灾难的遗迹，包括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烧焦的故居。诺特将军麾下一名军官写道：“那真是一幅伤感的景象。这所房子伫立在狭窄的街道上，墙上布满弹孔，铭刻着对那晚疯狂战斗的清晰记忆。”这位军官和同伴回到营房后“沉默不语……完全沉浸在此情此景所带来的悲伤和屈辱中”。

苏加沙哈死后的喀布尔再次陷入群龙无首的状况，波洛克立即把苏加的儿子法特（Futteh）扶植为另一个英国傀儡。波洛克在此次入侵阿富汗的两位将军中资历更高，埃伦伯勒勋爵也赋予了他更多的政治权力。波洛克的下一项任务就是解救被阿克巴扣押的人质。他选择了里奇满·莎士比亚上尉（现在已经是爵士）来完成这项危险而艰巨的使命。莎士比亚的杰出才能在两年前的希瓦之行中得到了充分展示(1)，他为此行配备了强大的民兵武装护卫，但还是有很多人担心他也会沦为阿克巴的人质。据说有一万两千名敌军士兵游弋在扣押人质的巴米扬地区。莎士比亚不为所动，他在六百名武装护卫的陪同下立即出发，奔向西北方一百五十英里处的巴米扬，他派去给人质捎信的信使已经先行上路。

截至此时，算上在战斗中俘虏的英国人，阿克巴手中的人质总数已增加到二十二名军官（包括埃尔德雷德·波廷杰）、三十七名其他衔职人员、十二名军官妻子和二十二名儿童。过去的几个月，他们一直被扣留在相对舒适的喀布尔，并得到优待，但随着波洛克和诺特的军队逼近首都，他们被转移到巴米扬附近一处偏远的土质要塞里。8月份他们从仆人那里听说，他们即将转移到北方的布哈拉，以远离救援部队的活动范围；此外，如果英国人占领喀布尔、逼走阿克巴的话，人质就会作为奴隶馈赠给布哈拉汗国的部落首领们。波廷杰意识到他们的时间所剩无几，于是他带领几名军官，在足智多谋的莫汉·拉尔的帮助下开始行动，试图买通阿富汗守卫的指挥官，释放他们。这位指挥官开始坚决不从，但不久英国迫近喀布尔、阿克巴准备逃遁的消息传到巴米扬，他改变了主意。他不仅没有执行阿克巴下达的把人质押往突厥斯坦的命令，反而同意释放人质，条件是一次性支付两万卢比现金，外加每月一千卢比的津贴。

取得这位指挥官的支持后，波廷杰他们立即接管了羁押人质的要塞，准备在此坚守，直至援军到来。他们罢黜了当地的阿富汗总督，悬挂起英国国旗，向来往客商征税，和当地部落首领建立了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他们也做好了被围城的准备。由于大部分遭囚禁的英国人都体质虚弱无法战斗，他们请求先前那些阿富汗卫兵继续留守要塞，直到英国人完全获救。他为此向这些卫兵许诺了四个月的额外津贴。就在这时，他们听说喀布尔已被英军攻陷，莎士比亚正在武装护卫下赶来营救他们。波廷杰一行立刻抛下要塞，前去与莎士比亚会合。

他们行进了数小时，侦察兵突然发现一大队骑兵正通过山口，由上往下迤逦而来。波廷杰等人一度担心是阿克巴的人回来抓捕他们了，但转眼间就看到一个身穿英国军官制服的骑手飞马奔驰在队伍前列，此人正是里奇满·莎士比亚爵士。他早已看清了他们。重逢的场面令人动容，许多人质潸然泪下。与世隔绝八个月的他们围着莎士比亚问个不停。莎士比亚从他们那里得知，心力交瘁的埃尔芬斯通将军早在4月份就死了。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否则他无法逃避因这场灾难而被公开质询、甚至接受军事审判的下场。莎士比亚还得知，人质中的妇女生下了四个孩子，另外还有一名英国中士的妻子跟着一个俘虏她的阿富汗人跑了。

人质已经获救，正在返回喀布尔的途中。现在英国人只剩下一项任务了，就是和阿富汗人彻底清算。波洛克曾考虑摧毁象征着阿富汗国家力量的巴拉·希萨尔城堡，但那些忠于英国人的阿富汗人乞求他罢手，因为如果没有这座城堡，他们将无力自卫。波洛克于是决定把喀布尔的大巴扎夷为平地。这座被穹顶覆盖的建筑在整个中亚声名显赫，九个月前麦克诺顿被肢解的尸体就是在这里悬挂示众。波洛克的工兵用炸药完成了这项任务，但他们花了整整两天才将这个构造坚固的巨大建筑全部摧毁。波洛克将军下达严格命令，禁止伤及无辜，也不许触碰老城区内的其他建筑，同时他还在城市主要的大门处和大巴扎周围布置了警卫，以防有人趁火打劫。然而秩序还是完全崩溃了。时任诺特部队政治专员的亨利·罗林森少校写道：“到处都有人大喊，可以随意洗劫喀布尔了。”士兵和随军民夫涌入城内，掠夺商铺，焚烧房屋。有罪的和无辜的人同样遭受了家园及财产被毁的厄运，其中包括那些对英国友好的居民，喀布尔的大部分城区也被铲平。在骚乱中丧失了一切的人当中还包括五百名印度家属，他们现在不得不跟在英军后面一路乞讨回家。这是波洛克和诺特胜利光环上可耻的一幕。很显然，英国人该离开了。

10月11日，英军降下了巴拉·希萨尔城堡上的英国国旗，第二天清晨第一支分队开拔离开喀布尔。他们沿着遍地尸骨的苦难之路朝开伯尔山口方向踏上了回家的征程。英国人总算在名义上恢复了国家荣誉，现在他们可以坦然地把阿富汗留给阿富汗人了，至少在现阶段可以了。历史学家所称的第一次“英阿战争”就此结束。埃伦伯勒勋爵极力粉饰，强调英国最终胜利了，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仪式。但英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还是深受重创，无论多少勋章、凯旋门、军队舞会或其他奢靡的庆祝活动都无法掩盖这一终极的讽刺。英国人前脚离开阿富汗，流血事件就紧随而来。没出三个月，苏加沙哈的儿子就被推翻，英国人无条件释放了多斯特·穆罕默德回国，他重新登上王位。事实证明，推翻他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现在再没有人质疑他是唯一有能力在阿富汗重塑秩序的人。事情兜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点。

即便是到了此刻，英国人的中亚悲剧还没有完全终结。阿富汗英军的遭遇在一整年里都占据着印度和英国国内媒体的头条，英国人质，特别是妇女、儿童的命运牵动着民众的心，他们平安获释的消息更是让整个国家沉浸在宽慰和欢愉中。正当埃伦伯勒勋爵在印度的庆祝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一条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传到英国驻德黑兰官方代表处。带来消息的是亚瑟·康诺利曾经雇佣过的一个年轻波斯人，他刚刚从布哈拉回来。根据他的报告，因为喀布尔灾难而几乎被人遗忘的康诺利和斯托达特死了。他说此事发生在6月，当时中亚对英国力量的敬畏正跌入历史最低点。布哈拉埃米尔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石沉大海，他为此大发雷霆，同时阿富汗事件也消除了他对英国报复的担心。他下令把才享受了一小段自由时光的两个英国人再次扔进监狱。几天后，这两个英国人被五花大绑地从监狱带到市中心方舟城堡前的大广场，埃米尔的王宫就坐落在那里。那个波斯人发誓说，接下来的事情他是亲耳从刽子手那里听到的。

在旁观者静穆的注视下，这两名英国军官先是被迫挖好了自己的墓，然后跪下来受死。斯托达特上校在厉声痛斥埃米尔的暴虐后被斩首。刽子手然后转向康诺利说，只要他肯摒弃基督教皈依伊斯兰教，埃米尔就会赦免他。康诺利心里很清楚，斯托达特在被迫改变宗教信仰后并未逃脱牢狱之灾和最终一死。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对刽子手说：“斯托达特上校成为穆斯林已经三年了，但你还是杀死了他。我不会皈依伊斯兰的，我已准备好殉难。”说完后他引颈待戮，片刻后康诺利的头颅就滚落到他朋友尸体旁的尘土中。

康诺利和斯托达特惨遭屠杀的消息在英国引起一片骇然，但人们对此无能为力，除非派遣另一支远征军穿过阿富汗去收拾那个微不足道的布哈拉暴君。英国政府最终决定还是让这件事悄悄地自生自灭，尽管这可能会导致英国在中亚进一步丢失颜面。然而，康诺利和斯托达特愤怒的朋友们却不肯善罢甘休，他们把这一悲剧归咎于政府对死难者的无情抛弃。一些人甚至还相信这两名英国军官仍然活着，而那个波斯人是在撒谎。人们开始为此募捐。在萨里郡的里士满，一位勇敢但性情乖僻的牧师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f）志愿前往布哈拉打探虚实。不幸的是，波斯人讲述的故事除了个别细节外都是事实，而沃尔夫自己都差点未能逃过一劫。据说他得以全身而退完全得益于他古怪的牧师装扮，连难以捉摸的埃米尔都被逗得“前仰后合”。沃尔夫回到英国后于1845年出版了一本书《布哈拉行述》（Narrative of a Mission to Bukhara）。书中详细记载了这段无畏的旅程，当然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大博弈的一部分。

臭名昭著的布哈拉埃米尔纳斯鲁拉。英军在阿富汗遭遇的灾难让他受到鼓舞，于1842年下令将康诺利和斯托达特两人斩首。

康诺利和斯托达特的故事在二十年后又增添了一个令人心酸的脚注。有一天，一个包裹被邮寄到康诺利姐姐在伦敦的家。包裹里是一本破旧不堪的祷告书，康诺利在被关押期间一直拿着这本书，它在那段漫长的苦难岁月中一定带给康诺利和斯托达特不少慰藉。康诺利在这本书的卷尾和页面夹缝处用小体字记录了他们不幸遭遇的细节。这些记载在结尾处戛然而止，最后一句话只写了一半。这本祷告书辗转落入圣彼得堡一个俄国人手里，这个人后来设法找到了康诺利的姐姐。遗憾的是这件遗物后来也丢失了。

对康诺利、斯托达特、伯恩斯和麦克诺顿来说，大博弈结束了。他们生前都是前进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和缔造者，最终也成为这项政策的牺牲品。赫拉特和喀布尔的英雄艾尔德雷德·波廷杰几个月后也死于热病，年仅32岁。另一位曾经前途光明的年轻人也丧生于这场大博弈，他就是亚瑟·康诺利的弟弟约翰·康诺利中尉。他在被阿克巴囚禁于喀布尔期间染病而亡，永远都未能得知他深深崇拜的兄长在布哈拉的悲惨命运。就这样，六名杰出的英国参与者在短时间内相继离世，加入威廉·莫克罗夫特和俄国对手格里博耶多夫、维特克维奇的行列，走进了专门为大博弈预留的英烈祠瓦尔哈拉殿堂(2)。然而，他们不是安息在那里的最后一批人。

不幸的康诺利上尉（右）和斯托达特上校戴着手铐，被扔进布哈拉埃米尔臭虫成灾的地牢里——维多利亚时期的画作。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英俄两国似乎都为各自代价沉重的中亚冒险活动而感到愧疚，他们吸取了经验教训，行事上更加谨慎小心。尽管双方仍然互相忌惮、互相猜忌，但这种关系缓和的局面持续了十年。两个大国利用这段平静的时光加紧巩固各自的边境。最终，这段平静的时光被证明不过是两国中亚霸权争斗的中场休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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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第十六章。

(2) 挪威语，北欧神话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英灵的殿堂。

第二十二章　中场休息

chapter XXII　HALF-TIME

沙皇尼古拉本人首先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他于1844年夏天对英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时年芳龄25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原以为沙皇与野蛮人同属一丘之貉，没想到对方竟然相貌俊美、风度翩翩。完全着迷的她写道：“他英俊潇洒，但眼神却令人生畏，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目光。”尼古拉随后与罗伯特·皮尔爵士以及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会面，向他们保证，和平是他唯一的诉求，他在亚洲没有进一步的领土要求，更没有对印度抱有野心。尼古拉目前最担心的是被他称作“欧洲病人”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前途。他认为土耳其随时可能瓦解，而瓦解后的局势走向令他非常担忧。但英国人却觉得，他真正担心的是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他能否得到他“应得”的那份。

虽然皮尔和阿伯丁并不认同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的预测，但至少他们接受了尼古拉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一旦奥斯曼帝国瓦解，应当尽力避免欧洲列强一窝蜂哄抢的局面，那势必会引发战争。双方还一致同意，尽量长久地维持现任土耳其苏丹的王位。访问结束后，尼古拉认为他已获得英国的明确承诺，即一旦土耳其发生危机，英国将与俄国协同行动。但对英国人而言，尽管这次会谈态度诚恳，但双方充其量只是表达了模糊的意向，并不能以此为据约束将来的政府行为。事后证明，这种误解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损失。

当时，两大强权在亚洲的领土之间还横亘着广袤的沙漠和群山。虽然两国都避免对彼此的疆域采取敌对或威胁性的举动，但为了巩固边境，他们都开始各自镇压那些不断制造麻烦的邻邦。俄国将边境线进一步向东南推进，穿过了哈萨克大草原，一直来到阿姆河北部与之平行的锡尔河边。1853年底，俄国边界从咸海沿锡尔河向中亚腹地推进了二百五十英里，直达锡尔河边的阿克-梅切特（Ak-Mechet）(1)。为了补给边防哨所，俄国人把两艘蒸汽船分拆装箱，经内路运输到边境，然后在咸海重新组装使用。在两国关系较为缓和的这段时间，英国人似乎更加活跃。遭受第一次英阿战争的重创后，英国人于1843年占领了信德，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描述的：“就像一个恶棍在街上挨了揍，只好回家拿老婆出气。”随后英国人又与旁遮普的锡克人打了两仗。自兰吉特·辛去世后，这一地区变得愈加难以管制。经过这两场规模不大但异常血腥的战斗，英国人于1849年控制了这片广阔而重要的地区。克什米尔北部地区从旁遮普独立出来，由一位顺从英国的君主统治。这一地区政治格局重新整合的结果是，在英属印度和多斯特·穆罕默德统治下的阿富汗之间又增加了一个新政权。在流亡印度期间，多斯特·穆罕默德逐渐喜欢上了英国，他重获王位后开始对这个国家表示出谨慎的友好态度。

在这种背景下，沙皇尼古拉所热衷推动的和平相处状态于1853年突然崩塌。其实紧张气氛在此之前就已经有所显现。1848年的革命(2)几乎同时在欧洲各国首都爆发，巴黎、柏林、维也纳、罗马、布拉格以及布达佩斯特都未能幸免。帕麦斯顿勋爵那时已再次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他在描述当时的情形时写道：“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秩序与无序之间，在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整个欧洲大陆都发生了全面的斗争。”尼古拉原本就终日担心俄国国内会发生革命，于是他立即镇压了几次运动。与此同时，他派遣骁勇善战的帕斯凯维奇率兵出征匈牙利，他认为那里是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是策划反对俄国阴谋的基地。匈牙利起义遭到镇压，起义领袖也被处决。尼古拉成功地阻止了革命向俄国蔓延，但同时也让自己背上了“欧洲宪兵”的恶名，成为各国自由人士及其他进步人士的公敌。他致信维多利亚女王，指出只有英俄两国才能避免无政府主义状态蔓延，提议两国联手镇压革命。他的信发出后便石沉大海。

最后导致长达十年的英俄和谐期结束的却是一个原本与英国无关的纷争。这场纷争在俄国、法国和土耳其之间展开，焦点是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教圣地的管辖权。起初英国对此并不关心，但随后沙皇尼古拉以保护东正教教民为名，下令出兵土耳其北部的巴尔干省份，使整个事件骤然升级。沙皇对土耳其的撤军通牒置之不理，于是两国再次开战；英国和法国随即与苏丹结盟，决心将俄国人赶出近东地区。沙皇尼古拉原以为他和英国已就土耳其问题达成共识，此刻才发现他对形势作出了错误判断。但一切为时太晚。克里米亚战争，这场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而且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争，终于还是打响了。

关于这场血腥战争的报道早已家喻户晓，在此无需赘言。这场战争也不属于大博弈的范畴，因为它是大规模军队在空旷地带上的正面对决，战场远离中亚严酷的沙漠和通往印度的那些寂静的山口。负责印度防卫的英国指挥官很快感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威力。英国的鹰派人士认为，通过克里米亚战争可以迫使俄国放弃高加索的军事基地，从而削弱它对印度的潜在威胁；而俄国战略家则认为，进攻印度可以帮助他们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更快地获胜。这些战略家就包括派驻波斯王廷的斯莫尼克伯爵的继任者杜阿梅尔将军（General Duhamel）。他拟定了一份进攻印度的详细计划，希望迫使英国从近东战场分兵印度。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能够许以印度疆土和战利品，劝诱阿富汗人甚至锡克人加入侵略行列的话，那么俄国甚至无需派遣重兵；当英军忙于前线战事时，英国人的“内患”，即人数众多的印度本地民众，稍加鼓动就会揭竿而起，从背后袭击他们的宗主国。

杜阿梅尔的计划并无新意。他考量的所有进攻路线其实金尼尔和其他人早就提出过。杜阿梅尔最终选定的入侵路线是从里海出发到阿斯特拉巴德，然后从那里前往赫拉特。他认为这条路线是最佳路线，距离最短，而且避开了沙漠、高山以及主要的河流，更重要的是它躲开了那些凶猛好战的部落，这是其他路线都不具备的优势。最终他还是指望由俄国、波斯和阿富汗组成联军，从喀布尔或坎大哈出兵印度。杜阿梅尔更倾向于从喀布尔出发，因为从那里可以经开伯尔山口抵达拉合尔和德里，沿途的大批印度民众很可能会把赌注押在他们的“解放者”身上。但将军的计划未能实施。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的形势已非常不利，牵扯了过多兵力，根本无力兼顾印度。况且即便实施这一计划，其成功的几率也不大，因为要想让波斯和阿富汗这两个宿敌摒弃前嫌、组成联军，还允许俄军穿过他们的领土，这无异于天方夜谭。归根结底，他们对俄国人的信任并不比对英国人的更多。此外，加尔各答方面也有信心击败这支联军的进攻。但是有一点被杜阿梅尔说中了，那就是印度的“内患”，英国人很快也意识到了。

杜阿梅尔将军的上述计划没有为俄国做出任何实际贡献。但消息传出后，这个计划和其他类似计划却给英国的鹰派人士提供了宝贵的政治弹药。尽管圣彼得堡一再否认对印度有企图，但这个计划本身就是揭露俄国野心的最赤裸裸的证据。这些年来有如此众多的入侵计划，时不时传入英国人耳中，这不得不令人颇感惊讶。或许是俄军有意透露这些情报，以误导英国在印度边境上部署更多的部队。毕竟，参与“Bolshaya Igra”（“大博弈”）的不仅仅是英国人。

“内患”是英国人在印度的致命伤，而高加索则是俄国人的烫手山芋，那里的穆斯林部落一直在拼命抵抗沙皇的统治。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俄国不得不锐减布防在高加索的军队。这时，伦敦和加尔各答的鹰派人士认为打出王牌的机会到了。他们认为，不仅要向英勇的伊玛目·沙米尔和他的追随者提供武器，更应该直接派兵干预。厄克特、朗沃斯和贝尔曾给予沙米尔鼓励和不切实际的希望，这位部落领导人也一直在寻求英国援助，他甚至还给伊丽莎白女王写过信，但从未得到回复。英国一位评论员写道：“如果英国能够出兵格鲁吉亚，那么在土耳其和波斯的帮助下，再加上沙米尔和他勇猛的高山斗士，一定可以将俄国人赶出高加索。”还有些人认为，可以利用这场与俄国的战争将俄国设在锡尔河沿岸的要塞一网打尽。而要想做到这一点，英国根本不用派兵，只需向当地部落首领供应武器和军事指导，即可帮助他们摧毁俄国孤悬于沙漠戈壁中的兵站。正如一位支持此观点的人士所评论的：“将俄国人赶回到他们本世纪初的边境线内。”

俄国人因无暇顾及，只好放弃杜阿梅尔的计划；英国人也同样未能开展上述针对俄国人的方案，但原因有所不同。人们对于英军在阿富汗的惨痛经历仍历历在目，即使是受对方之邀出兵干预，民众也对再次干涉亚洲穆斯林国家非常抵触。这种小心谨慎的新路线后来成为著名的“精明无为政策”，与此前咄咄逼人、在阿富汗酿成惨剧的“前进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法国人也开始怀疑，英国人把他们拽进克里米亚战争不过是为了稳固英国在东方的利益。伦敦方面则尽力避免采取不必要的行动，以致坐实法国人的怀疑。事实上，克里米亚战争目前的局势对英法非常有利。1854年9月，为确保土耳其继续保持独立，英法联军开始围攻俄军在黑海的重要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攻坚战持续了三百四十九天，双方都伤亡惨重。眼看俄国难逃投降的命运，沙皇尼古拉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1855年3月2日，这位挑起土耳其战争的皇帝在冬宫去世。他曾经在那里亲自指挥过俄国军队。官方说法是他死于流感，但很多人认为他是服毒自杀，因为他不愿眼看着他钟爱的军队被击败。

塞瓦斯托波尔被攻陷后，奥地利也威胁要加入英法盟军。迫于压力，尼古拉的儿子、新继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于1856年2月1日初步同意签署和平协议。几周后，在巴黎会议上正式签署了《巴黎和约》，旨在解决“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3)。战胜方的首要目的是将俄国逐出近东地区，而对于战败方俄国而言，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关于黑海海域的条款了。和约规定，黑海海域及沿岸禁止一切战舰驶入，也禁止建立海军基地或其他形式的军事设施。尽管这一限制约束各条约方，但实际上对俄国打击最大。同时黑海沿岸港口将对所有国家的商船开放，这对大卫·厄克特、詹姆斯·贝尔以及其他二十年前卷入著名的“维克森号”事件的人们来说是个姗姗来迟的胜利。俄国人还同意让出多瑙河河口，归还侵占的土耳其城市巴统、卡尔斯以及巴尔干半岛北部，放弃对土耳其苏丹领土内东正教生活的管辖权。

尽管鹰派仍不满意，但英国已经达到了主要目的。黑海被正式中立化，土耳其的独立也得到欧洲列强的确认。俄国在欧洲和近东地区的野心暂时被遏制，直到十五年后，圣彼得堡才宣布不再接受《巴黎和约》的限制，再次开始组建强大的黑海舰队，不过那是后话。俄国将军们因战败的耻辱而怒火中烧，他们决定将愤怒发泄到高加索的沙米尔及其追随者身上，下定决心要永久地消灭他们。而如果英国人认为问题都得到解决的话，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突然之间，阿富汗这个甩也甩不掉的麻烦，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波斯沙哈对英国人和俄国人均无好感。但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时，他发现自己处在到底要不要结盟以及与谁结盟的两难境地。他曾希望与英国结盟，期望作为回报，英国可以帮助他重新夺回被俄国抢走的高加索地区。可事与愿违，英国建议他保持中立。令他惧怕的俄国则不断向他施压，要求他与俄国结盟，入侵土耳其东部。英属印度政府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向波斯湾派遣了一艘战舰以示警告。这一招管用了，波斯在整个克里米亚战争中始终保持中立。然而俄国的阴谋并未罢休。为了在英国和波斯之间挑起战争，在英国陷入克里米亚战争之时，圣彼得堡煽动沙哈再次对赫拉特声称主权——整座城市对印度的防卫举足轻重。沙哈被说动了，他认为英国已不会那么关注赫拉特的主权问题了。然而，当他准备行动时，已经无法再对俄国产生任何帮助了，克里米亚战争大局已定。

波斯人经过简单的围攻就于1856年10月25日拿下了赫拉特。消息在一个月后才传到印度。尽管喀布尔的多斯特·穆罕默德曾向英国政府示警，说波斯人对赫拉特怀有企图，但英国人听到赫拉特失守的消息还是颇为震惊。穆罕默德曾要求英国从印度向他提供武器和其他援助，以击退波斯人对阿富汗的入侵，但英国未予理睬。英国政府当时下达给印度总督的指示是，与喀布尔保持良好关系，但尽一切努力避免介入阿富汗内部事务。英国后来改变了想法，但为时已晚。现在无论如何都要尽快把波斯人赶走，否则赫拉特将成为策划针对印度阴谋的前哨，甚至最终成为入侵印度的基地。人们没有忘记，俄国与德黑兰之间曾签署过一项长期协议，俄国有权在沙哈疆域内的任何地点开设领事机构。此时的英国人有两个选择：他们要么与多斯特·穆罕默德签订协议，穿越阿富汗国境将波斯人赶回到边境线上；要么派军舰到波斯湾轰炸沙哈的海港，迫使他撤军。

现任印度总督坎宁勋爵（Lord Canning）是“前进政策”的强烈反对者，他指出“特别是对于印度来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财政来支持前进政策”。他还尤其反对向阿富汗派兵，即便是和多斯特·穆罕默德合兵一处。他写道：“我认为英国军队一出现在那个国家，就会立即和当地部落的平民产生嫌隙，那些老百姓才不关心赫拉特的事，他们只会想起1838年和之后的事。”于是他决定派遣一个海陆军混合编队前往波斯湾，这一战术曾在十七年前波斯人围攻赫拉特时使用过，成效卓著。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如果英国政府也要正式宣战的话，那就必须召回当时处于休会状态的国会议员，进行表决批准。已经成为首相的帕麦斯顿非常清楚，此时刚刚结束与俄国那场代价高昂的战争，如果再次求助于炮舰外交，他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甚至他的内阁都会反对自己。事实上，当远征军编队抵达波斯湾的消息传来后，英国许多城市都爆发了反战抗议活动。

经过短暂而猛烈的轰炸，布什尔（Bushire）(4)于1856年12月10日向英国投降。当英国国旗在城市中升起的时候，英军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布什尔防守部队和居民误以为这是大屠杀的信号，纷纷逃进沙漠中隐藏起来。但英国人对波斯人并无恶意，因为他们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另有其人。正如一位英国炮手在轰炸开始前对他的长官说的：“长官，这是对俄国人的打击！”然而英国的轰炸并没有像帕麦斯顿所预期的那样速见成效。在沙哈屈从之前，英国不得不又进行了两轮轰炸。最终沙哈同意从赫拉特撤军，放弃了对赫拉特的领土主张。这一结果对身处印度的英国人来说非常幸运，因为那时印度国内已经爆发动乱，英国人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在印度，只有极少数人预见到了这场酝酿已久的兵变，艾尔德雷德·波廷杰是其中之一。他临终前不久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政府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来改善军队的氛围，很快印度兵们就会因为星星之火而掀起哗变之势。”但大多数在印度的英国人对本地印度兵的状态都很乐观。正如一位军官所描述的，“他们对现状相当满意。他们是一群快乐、敦厚的家伙，单纯而又可靠。”兵变于1857年5月10日在密拉特(5)首先爆发，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在此对兵变细节不做详述。尽管某些鹰派人士怀疑，也许是俄国或波斯间谍在背后煽动了兵变，但兵变和克里米亚战争以及远征波斯湾一样，都不属于大博弈的范畴。事实上，波斯人曾大张旗鼓地吹嘘他们与此有关。俄国人即使没有染指，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利用了这一契机。

1858年春天，一位名叫尼古拉·哈内科夫（Nikolai Khanikov）的俄国特工穿过里海抵达赫拉特。他希望秘密前往喀布尔，代表政府向多斯特·穆罕默德示好。但当时这位阿富汗君主亲眼目睹了英国人无需踏足阿富汗就将波斯人从赫拉特赶走，他已欣然与英国签署了同盟协议。二十年前，上一位被派到喀布尔的沙皇特工是神秘的维特克维奇上校，多斯特·穆罕默德就是因为和他眉来眼去而酿成苦果，他对此一定还记忆犹新。现在他看到俄国人被英国人及其盟军在克里米亚战场击败，而且十八年来再次爽约，未能向波斯提供援手，从而对这两个对手的实力高下了然于胸，也深知谁才值得他交好。此外，俄国人也不会帮他攫取他最渴望的赫拉特，因为那样的话俄国人将永远失去波斯这个朋友。

当时有谣传说在印度的英国人被屠杀殆尽。即便如此，哈内科夫还是没来得及瞧上喀布尔一眼就被遣送回国。除了俄国人外，多斯特·穆罕默德当时还面临来自臣民的压力，要求他加入到反对异教徒英国人的起义中去，但多斯特顶住了压力。对这位曾经被他们以强硬手段赶下王位的人，英国人此刻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面对“内患”已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如果阿富汗趁火打劫，很可能对英国人是致命一击。多年后，多斯特·穆罕默德得到了他应有的回报。当他1863年率军攻打赫拉特时，英国人没有反对。他们其实更愿意看到阿富汗处于分裂状态，以免在垂垂老去的多斯特·穆罕默德之后出现一位不那么友好的继承者，那么一个统一的阿富汗就是印度的威胁。不出所料，这位年迈的武士在夺取赫拉特仅仅九天之后就去世了。死前他很骄傲，因为他终于在有生之年恢复了王国的秩序，重夺失去已久的土地。他没有想到的是，历史将以不可思议的精确度重演——十五年之后，英阿之间重燃战火。当然，这十五年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

1858年春，兵变终于被镇压下去。此事对印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引发了印度整个国家统治方式的大变动，也结束了东印度公司在长达两个半世纪里对两亿五千万人民的控制。事件发生前，印度名义上还是由总部设在伦敦利德贺街的东印度公司总部来控制，借助于不断进步的通信方式，来自唐宁街和白厅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1858年8月，英国政府通过《印度法案》（India Act），废除东印度公司的所有权力，将权威转至英国王室，希望以此来消除导致兵变的仇恨和对立情绪。英国议会新添设了印度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一职。过去的印度管理委员会以及手握实权的委员会主席一职都被裁撤，取而代之的是由十五名成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其中八名成员由女王任命，其余的由东印度公司指派。同时，印度总督（Viceroy of India）一职也开始身兼女王代表的身份，被赋予更多权力。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之一的英属印度军，其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重塑印度兵与英国军官之间的相互信任，军队必须有个全新的开始。东印度公司军队的高层职位历来被一些老态龙钟、碌碌无为的军官所占据（埃尔芬斯通只是其中之一），士兵们对这些人的指挥才能没有信心。更糟糕的是，在那场灾难般的喀布尔大撤退中，许多军官为了自己逃命，置士兵于不顾，把他们丢给阿富汗军队和残酷的命运。那些曾经在阿富汗浴血奋战的印度士兵是最早加入兵变的人，这一点发人深省。现在东印度公司被撤销了，它曾经强大的军队也遭到解散。包括欧洲人和印度人在内的全体军人被改编成一支新的军队——印度陆军（Indian Army），这支军队接受位于伦敦的战争部（War Office）的绝对领导。自此以后，所有的大炮也由英国直接管控。

总体来说，兵变过程中双方势均力敌，英国人在镇压过程中遭遇了噩梦般的经历。他们原本已经对俄国干涉印度事务存在近乎偏执的担忧，经历兵变后，英国人的担心愈演愈烈。但“内患”总算解决了，印度局势在19世纪剩下的岁月里还算平静。但在印度边境之外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击败俄军之后，英国人不仅希望将俄国人排除在近东之外，他们还希望阻止俄国在中亚地区扩张的步伐。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英国人的努力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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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哈萨克斯坦南部城市克孜勒奥尔达。

(2) 指反对君主及贵族体制的1848年欧洲大革命。

(3) 欧洲近代史上围绕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落而出现的一连串政治及外交问题。

(4) 今伊朗西南波斯湾沿岸港口城市。

(5) 印度北方邦西部城市。

高潮年代

THE CLIMACTIC YEARS

无论俄国对印度的企图是真实存在的敌意，抑或只是荒诞不经的臆断，我都认为，英国政治家的首要职责是让这些企图变成徒劳之举，以确保我们的地位牢不可破，我们的边界固若金汤，以守护这枚英国最高贵的战利品和皇家最耀眼的封地。

——乔治·寇松议员
《俄国在中亚》，1889年

第二十三章　俄国大进军的开始

chapter XXIII　THE GREAT RUSSIAN ADVANCE BEGINS

据说沙皇尼古拉曾经下令：“只要帝国的旗帜在一个地方升起，它就永远不能降下。”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也深以为然。在俄国亚洲边境服役的军人很快就领会到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先升起双头鹰旗，再寻求批准。依照这个逻辑行事的军人发现，几乎没人受到责罚。就在圣彼得堡对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采取纵容态度之时，俄国边境上又恰好产生了一批好斗的军官。由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这些冉冉升起的新星都变成清一色的反英主义者。他们将在19世纪中叶为沙皇亚历山大的疆域增添广袤的亚洲领土。

他们其中一位就是才华横溢、志向远大的年轻政治军官尼古拉·伊格那提耶夫伯爵（Nikolai Ignatiev），颇得沙皇赏识的他发誓要报英国一箭之仇。他后来证明自己是杰出的大博弈参与者，英国人在吃尽苦头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印度大起义期间，伊格那提耶夫是俄国驻伦敦大使的随行人员，他当时就力劝圣彼得堡当局充分利用英国的薄弱之处，在亚洲和其他地区进行偷袭，以抢占先机。尽管他竭力隐藏自己的反英情绪，并且在伦敦社交圈内广受欢迎，但英国外交部没有被蒙蔽。外交部在一份保密报告中把他描绘成一个“狡猾、诡计多端的家伙”，后来还对他实施严密监视，因为一位伦敦的地图商举报：伊格那提耶夫一直在偷偷购买涉及英国港口和铁路的地图。

1858年，年仅26岁的伊格那提耶夫前程似锦，沙皇亚历山大委任他前往中亚，领导一项秘密使命。他的任务是侦查英国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对这一地区的渗透程度，暗中破坏英国人可能已经在希瓦和布哈拉赢得的影响力。锡尔河畔的俄国哨所收到传闻说，英国间谍在这一地区愈加活跃，沙皇对此深为忧虑；如果这将演变成一场对中亚市场的争夺，那么圣彼得堡势在必得。沙皇因此命令伊格那提耶夫，尽量和希瓦及布哈拉建立长期的商贸联系，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俄国商旅和货物争取到更有利的交易条件和安全保障。伊格那提耶夫还受命尽可能多地收集军事、政治和其他情报，包括评估中亚诸汗国的战争实力。最后，伊格那提耶夫还要了解阿姆河的可航性，以及通往阿富汗、波斯和北印度的各条通道。

伊格那提耶夫率领的使团规模将近一百人，配有哥萨克卫队和脚夫。他们携带大量礼物，包括一架风琴，于1858年夏天到达希瓦，得到可汗召见。这些礼物体积庞大，不宜经陆路穿越沙漠，于是他们乘船经咸海，沿阿姆河逆流而上。对俄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勘察阿姆河下游河段的天赐良机。这也是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大博弈伎俩，三十年前的英国人就是用类似手段成功测量了印度河。此外，向东方君主赠送风琴的主意也不是俄国人的独创，两个多世纪前，英国黎凡特公司（British Levant Company）(1)就曾送给土耳其苏丹一架风琴。希瓦可汗却不是一个能轻易愚弄的人，他礼貌地接待了伊格那提耶夫一行，欣然接受了礼物，但断然拒绝俄国船只继续沿阿姆河向布哈拉航行。尽管如此，伊格那提耶夫还是一度说服可汗向俄国商品开放市场，但后来由于一个波斯奴隶登上俄国舰船寻求避难，这一成果也随之泡汤。最终，伊格那提耶夫还是带着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离开了希瓦前往布哈拉，同时他也坚定了信念，日后俄国一定要兼并希瓦可汗的领土，煞煞这位君主的威风。

伊格那提耶夫在布哈拉的境遇要稍好些。在处死康诺利和斯托达特十六年后，暴虐的埃米尔纳斯鲁拉仍旧牢牢掌控着王位，岁月的流逝也未抚平他狂暴的性情。不久前他的炮兵指挥官得罪了他，他亲手用斧子把那个人劈为两段。但这次他准备对伊格那提耶夫稍稍克制一下，因为他当时和宿敌邻邦浩罕汗国再次开战，唯恐触怒俄国，使其转而支持他的对手。为此，他承诺释放所有布哈拉的俄国奴隶，积极鼓励两国开展贸易。他甚至还提议，如果希瓦汗国继续拒绝俄国船只从咸海进入阿姆河，那么布哈拉和俄国就应该联手瓜分希瓦国土。最后，他承诺不予接待任何英国使节，还同意力劝他的阿富汗邻邦，拒绝英国人越过阿姆河。

埃米尔的承诺其实一文不值，伊格那提耶夫对此心知肚明，一旦浩罕的威胁解除，埃米尔会毫不犹豫地食言。尽管如此，伊格那提耶夫一行在逗留布哈拉期间还是收集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后来派上了大用场。总体来说这是一次充满艰辛和危险的大胆旅行，即便并未实现原定目标，它也帮助俄国重树了尊严。伊格那提耶夫回到圣彼得堡后成为名人，也得到上级前所未有的赞誉。在关于此行的详细报告中，伊格那提耶夫敦促政府立即吞并中亚汗国，以免英国人抢占先机。就在沙皇和幕僚认真考虑这一建议期间，伊格那提耶夫又被委派了一项更为挑战的任务——前往东方三千五百英里以外的中国。这项新使命将带给他极大的成就感，他不但因此被临时提拔为将军、获得所需的授权，而且还赢得了一次与英国人斗智斗勇的绝佳机会。

西伯利亚俄军在过去的三四年间从中国人手里攫取了大量土地。亚历山大一直担心远东的这些新增领土疏于防范，现在这种担心转化成了危机。俄国指挥官害怕已经占据印度的英国会进一步染指中国，所以他们坚持不懈地沿黑龙江向东扩张，向南直达太平洋岸边今天的海参崴。清朝皇帝当时正被太平天国起义折腾得焦头烂额，同时还要应付要求获得租界和特权的英法两国，根本无力阻止俄国的扩张。就这样，俄国人以微弱的代价从中国掠夺了将近四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然而现在他们发现，这些新获得的领地正日益受到英国人的威胁。

这种威胁产生的背景极其复杂，本书无意深究，但大致上说，它源于1856年中英两国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或称“亚罗战争”（Arrow War）(2)。英国人获胜后向清朝皇帝提出若干要求，包括允许欧洲列强在北京派驻外交官、开放外贸口岸和支付英国大笔战争赔款，清朝皇帝不得不允。当他后来意图反悔时，英法组成联军要强制执行条约，并受命在必要时直扑北京。对于英国人可能会在满清都城建立据点的前景，俄国人甚为忧虑，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到俄国在远东的属地。当时的远东形势大抵如此。1859年春天，伊格那提耶夫乘着马拉雪橇出发，前往遥远的北京。他的首要任务是胁迫清朝政府把俄国夺取的中国领土正式让渡给俄国，使它们永久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这是一次典型的大博弈式的使命，对圣彼得堡来说，再没有比伊格那提耶夫更坚定和机智的人选了。

一到紫禁城，伊格那提耶夫就向四面楚歌中的清朝皇帝表示，他愿意出面调停中欧之间的争议。他的提议最初遭到拒绝，因为尽管他声明会绝对中立，清廷还是担心他和英法沆瀣一气。后来的事证明清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伊格那提耶夫确实两面三刀。他先是投向侵略者一边，秘密向他们提供清军布防图和北京城内的情报；同时他又竭尽所能阻止侵略者和中国人达成协议，不断挑拨离间，煽动侵略者继续向北京施压。当英法联军最后兵临北京城下时，伊格那提耶夫再次向清廷提议由他居间调停。这时清帝已经逃离京城，留下他的弟弟应付残局。英法联军烧毁了北京城外五英里处雄伟壮丽的圆明园，清廷害怕联军进城后会摧毁整座城市，便感激涕零地接受了伊格那提耶夫的提议。

北中国严酷的寒冬已经降临，英法联军急于迫使清朝皇帝执行他原本同意、后来又反悔的协约条款，他们好尽快离开。但伊格那提耶夫向中国人封锁了这一消息，相反他利用了中国人害怕外国军队滞留的心理。英军指挥官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确实一度动过这个念头，他在给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的信中写道：“说句玩笑话，如果我们还想要第二个印度，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兼并中华帝国。”英法两国最终决定只满足于最初的要求，据此分别与清朝政府签订了条约，随后他们计划马上启程离开。伊格那提耶夫成功地让中国人相信，他不仅加快了外国军队撤离的进程，而且还说服他们降低了索赔金额。伊格那提耶夫现在要代表自己的政府和战败的中国人谈判条约，核心条款就是正式承认俄国对新近取得的西太平洋领土享有主权。中国政府对这一要求犹豫不决，伊格那提耶夫立即利用英法撤军过程中一个短暂的、纯粹程序上的延迟恐吓中国人，谎称是他下令英法推迟撤军的。最后一支外国军队于1860年11月6日离开北京，十一天后伊格那提耶夫代表俄罗斯和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等他们知道时已经太晚了。

这是当时还不满30岁的伊格那提耶夫施展的最高等级的阴谋术，也是俄国取得的一项非凡的外交胜利。首先，俄国人在他们本已辽阔的北亚帝国上又正式增加了大片国土，新增部分的面积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总和。其次，他们从中国人那里获准在东突厥斯坦的喀什噶尔和蒙古首都库仑(3)设立领事馆，当时这两个地区都在北京的统治之下。俄国人抢了英国人的先机，因为设立领事馆意味着俄国商人和货物将进入并独享这些重要的新市场，而英国人在这些地方则未设置任何机构。11月22日，伊格那提耶夫心满意足地离开北京，返回圣彼得堡。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后来写道：“自1815年以来俄罗斯没有缔结过如此有利的条约，也从未由如此年轻的外交家成就如此恢宏的伟业。俄罗斯在1860年取得的胜利完全抹平了人们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痛苦记忆，而且这个胜利还是在完全蒙蔽了英国人的情况下取得的。”

伊格那提耶夫离开北京六周后抵达圣彼得堡。他又一次穿越亚洲腹地，这次是在隆冬季节。脱下并烧毁了爬满虱子、跳蚤的脏衣服后，伊格那提耶夫立即前往冬宫向沙皇做了汇报。为表彰他为国家作出的杰出贡献，欣喜的亚历山大授予他令人垂涎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公勋章，同时允许他继续保留临时授予的将军军衔。最后，为了充分利用他掌握的亚洲地理和民族的第一手资料，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外交部亚洲事务部主任。就这样，伊格那提耶夫加入了不断壮大的鹰派和反英主义者的行列，这些人在圣彼得堡和前线均手握重权。他们中有精力旺盛的德米特里·米柳京（Dmitri Milyutin）伯爵，他年仅34岁时就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另一位是强势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就是他最初攫取了广袤的太平洋沿岸领土，伊格那提耶夫后来把这些土地变成了沙皇的永久领地。第三位是高加索总督亚历山大·巴利亚津斯基亲王（Prince Baryatinsky），他认为阻止英国在亚洲的政治和商业渗透已经刻不容缓。1859年，他采用新的战略迫使伊玛目·沙米尔投降，除个别地区外，终结了高加索长达四十年反抗俄国统治的血腥战争。他把高加索看成一个功能强大的基地，沙皇的军队可以从这里“以雪崩之势冲向土耳其、波斯以及通往印度的道路”。

这种构建大帝国的新氛围并非只局限于政府中的最高阶层。大多数年轻军官都支持在亚洲实施前进政策，他们渴望挫败他们认为的英国在亚洲的阴谋。事实上，经过米柳京彻底改组后的俄国军队群情激奋，渴望着继远东成功后开始新的征服，更希望有机会能消除克里米亚惨败的回忆。至于可能和英国产生冲突的风险，大多数士兵坚信，和英国决战在所难免，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此外，俄国商人和企业家也迫切希望他们的货物进入中亚和中国市场，但前提是商队能够获得保护，免受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强盗的洗劫。最后，鹰派高层还有一位意想不到的盟友——当时普鲁士驻圣彼得堡大使、后来德意志帝国的首相和总设计师奥托·冯·俾斯麦。俾斯麦相信，俄国陷入亚洲事务越深，它对欧洲的威胁就越小，所以他鼓励俄国人着手一项他称为的“伟大的文明化使命”。

然而，对于那些怂恿沙皇抢在英国人之前进军中亚腹地的鹰派来说，他们还要耐心等待时机，因为亚历山大在国内还有更为紧迫的事情要处理。克里米亚战争暴露出俄国社会的诸多弊端，为此亚历山大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开明改革措施。其中一项里程碑式的措施是，在1861年解放了四千万名农奴，给他们分发了土地，这无疑遭到了地主们的强烈抵制。与此同时，亚历山大还要面对在波兰再次爆发的起义，镇压这场起义消耗了他十八个月的时间，还使他在欧洲名誉扫地。他身边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反对在中亚实施前进政策。其中一位是财政大臣米哈伊尔·赖藤伯爵（Count Mikhail Reutern）。他提醒沙皇，在国家从克里米亚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中恢复元气之前，不要再承担额外的财务负担。另一位反对者是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亲王，他于1856年接替内塞尔罗德担任外交大臣，曾经承担了一项艰难的任务——向欧洲解释俄国对波兰起义的镇压。他现在提醒沙皇，英国极为重视印度，俄军在印度边境的任何行动都会招致危险的后果。

但最终还是伊格那提耶夫和他的同盟取得了胜利。在解决完其他麻烦后，亚历山大终于被说服，英国人诡计多端，俄国在中亚一定要抢占先机；至于英国是否会作出强烈反应，伊格那提耶夫不屑一顾。他指出，过往的一段时间，英国与阿富汗、俄国、波斯以及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昂贵的战争，更不必提血腥的印度大起义。很明显英国已经进入一个保守阶段，他们不希望再次卷入冲突。然而，最终促使沙皇下定决心的却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件事。美国南方各州一直都是俄国主要的棉花来源地，但南北战争爆发后这个关键性商品的供应突然被切断，严重影响了整个欧洲。俄国人比大多数人要幸运，他们早已得知中亚的浩罕地区适宜生长棉花，特别是肥沃的费尔干纳谷地更是具备大规模种植的潜力。亚历山大下定决心要抢在别人之前夺取中亚的产棉区，或者至少是那里的棉花。别人指的是英国人。

俄国人曾经希望和这些汗国结盟，建立商贸合作，这样就可以避免流血冲突和战争支出，也不会触怒英国人，使其做出节外生枝的反应。但基于在希瓦和布哈拉的亲身经历，伊格那提耶夫坚持认为这种想法太过天真。他说，中亚汗国的统治者缺乏诚信，绝不会遵守任何协议，武力征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英国人拒之门外。他的观点得到米柳京伯爵的支持，最终占据上风。截至1863年底，所有寄希望于通过协商获得霸权的残余想法全部被摒弃。俄国人作好准备进军中亚，他们采取的是逐步蚕食的手段。

他们的第一步是在1864年夏天，巩固现有的南方边界，弥补和中亚之间五百英里宽的缺口。俄军没有遭遇多少困难就攻占了浩罕汗国北部的一些小城镇和要塞，包括绿洲城镇奇姆肯特（Chimkent）和突厥斯坦城（Turkestan）。面对俄国人的入侵，浩罕可汗惊恐万分，他立即派遣使者去印度乞求英国出兵援助，但请求被礼貌地回绝了，当时英国政府在中亚正在奉行“精明无为”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所有的边境活动，包括测绘偏远地区和建造具有战略意义的公路，都应当局限在印度边界附近，同时英国人近乎虔诚地希望俄国也能表现出同样的克制。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让圣彼得堡相信英国已经对中亚失去了兴趣。

毫无疑问，英国人拒绝浩罕的援助请求鼓舞了俄国人进一步实施计划。但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亲王还是预料到，外界特别是英国人会对俄军进一步推进中亚提出抗议，为此他着手起草了一份官方“解释函”，希望以此来缓解欧洲方面的担心和怀疑。为了阻止英国、法国、荷兰甚至是美国等列强提出反对，这份“解释函”还措辞巧妙地把俄国在中亚的地位与那些国家在其自身殖民地上的地位相比较。戈尔恰科夫在1864年12月通过沙皇的驻外使臣向欧洲列强散发了这份文件。

这份著名的文件声称：“俄罗斯在中亚对待这些躁动不安的游牧邻邦所采取的态度，与所有文明国家在接触半开化、缺乏固定社会结构的民族时所采取的态度是相同的。更加文明的国家为了确保它的边境安全和商业利益，总是不得不对那些不受欢迎的邻邦行使某种支配权。”文件接着说，这些新近实现了和平的地区必须得到保护，以免遭受更远方那些野蛮部落的劫掠和破坏。因此俄国政府必须作出选择，要么把文明带给受到野蛮统治和压迫的人民，要么放任自己的边境滑向混乱和流血冲突。戈尔恰科夫写道：“这就是每一个身处这种境地的国家所面临的命运。”英国和其他殖民列强已经“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一行列，这更多的是因为迫不得已的必要性而非帝国野心”。他总结说，最大的困难在于决定何时应停止这种前进；俄国现在既然已经巩固了与浩罕汗国接壤的边境，就无意再向前推进。

戈尔恰科夫向其他列强保证：“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坚实、稳定和更有序的状态，这为我们提供了需要止步的准确地理位置。”至于他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抑或是为决心征服中亚汗国的俄国政府争取时间，时至今日学者们仍感困惑。当代苏联历史学家哈尔芬认为，此举是精心设计的烟幕弹，旨在蒙蔽英国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俄军前进的步伐没有像戈尔恰科夫承诺的那样停下来。俄国向中亚的大进军就要开始了。这场大进军直到中亚汗国全部臣服在沙皇脚下才得以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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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黎凡特”一词原指东地中海地区。“黎凡特公司”又称“土耳其公司”，是成立于1581年的一家英国特许公司，自成立至1825年间负责英国和土耳其的贸易。

(2) “亚罗”指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亚罗号事件”。

(3) 今天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第二十四章　塔什干雄狮

chapter XXIV　LION OF TASHKENT

19世纪中期，三个互相征伐不休的穆斯林汗国希瓦、布哈拉和浩罕统治着辽阔的沙漠和群山。这片地区自西向东从里海一直延伸到帕米尔高原，面积相当于半个美国。除了这三个城邦，这里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城市，其中之一就是帖木儿大帝曾经的都城撒马尔罕，现已成为布哈拉埃米尔的领地。另一个是中国统治的喀什噶尔，与其他地区之间有高山相隔。最后一个就是有高大城墙守护的塔什干。此城曾一度独立，但在当时已归属浩罕汗国。

塔什干有果园、酒庄和牧场，是中亚最富有的城市，人口也多达十万之众。它繁华的盛名不仅得益于富饶的自然资源，还归功于当地商人的勤劳，以及与近邻俄国之间的长期贸易。城里那些庞大的经商家族巴不得能够被俄国统治，以摆脱浩罕繁重的苛捐杂税，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德高望重、颇具影响力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则指望着布哈拉的埃米尔来拯救他们，这同样尽人皆知。如果有机会，布哈拉埃米尔一定会非常愿意帮忙，正好借机将这个富饶的城市归为己有。1865年春天，布哈拉埃米尔和他的老对手浩罕可汗再次交战，机会出现了。

然而，埃米尔还有一个同样觊觎塔什干的竞争对手，那就是俄国。负责守卫俄国与浩罕国边境地区的指挥官米哈伊尔·切尔尼亚夫（Mikhail Cherniaev）很清楚，对俄国而言，塔什干及其重要的商业贸易活动正处于危险之中。切尔尼亚夫负责塔什干地区事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打算趁两位穆斯林君主忙于战事之机，抢在布哈拉埃米尔之前夺下塔什干，但当时沙皇和他的幕僚还没有做好进攻塔什干的准备。原因之一是他们还不太确定英国人会作何反应，尽管伊格那提耶夫表现得信心十足。此外，他们认为切尔尼亚夫手下的区区一千三百人未必能够对抗城内的三万名守兵。因此圣彼得堡给切尔尼亚夫发了一份电报，禁止他进攻。但这位将军已预感到电报的内容，他故意不拆开电报，并对部下隐瞒了此事。他的如意盘算是，如果能用最少的人员伤亡为代价成功夺取塔什干，替沙皇的王冠添加一颗明珠，那么他违抗命令的行为就能得到原谅。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英国，一定会激怒议会，导致严肃追责，更别提内阁和肇事者上级的反应了。但在俄国，所有人最终只需要讨好或只会激怒一个人，那就是沙皇。况且一旦成功，奖赏也会非常可观。切尔尼亚夫认定这是一场值得冒险的赌博。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能解释他为何如此激进：他的顶头上司、奥伦堡的总指挥官即将视察前线。切尔尼亚夫担心总指挥官会利用这个机会亲自率军进攻塔什干。

切尔尼亚夫留下口信：布哈拉军队现在已经向浩罕进军，对塔什干造成了严重威胁，他已别无选择。他于1865年5月率军出征。途中他占领了塔什干南部的一个小要塞——纳兹贝克（Niazbek），据此控制了要塞旁的一条河流，这条河流是城内的主要水源。他随后命令工兵改变了河道，使其不再流向塔什干。这时，切尔尼亚夫先前调集的增援部队也如期抵达，他麾下的人马陡增到一千九百人，外加十二门大炮。队伍会合后向塔什干推进，途中击败了浩罕可汗派出的拦截部队。俄军于5月8日兵临塔什干城下。切尔尼亚夫随即着手研究城市的布防，开始和城内的亲俄分子联络。他期望这些人能够劝说居民投降，打开城门欢迎前来拯救他们的俄国人，让防守部队缴械。但很快他就发现，在城内亲布哈拉人士的邀请下，一队布哈拉官员和军人前不久刚刚潜入城中，接管了防卫。同时还有消息传出，城内只有少部分居民愿意接受俄国的统治。

但现在掉转马头为时已晚，此时撤军会令俄国在中亚地区长年蒙羞。切尔尼亚夫清楚地知道，届时他本人也会因违反军令而接受军事法庭的制裁。然而塔什干有长达十六英里、带有垛口的城墙护卫，他的兵力远远不足以合围这座城池。他知道除了强行猛攻外别无他法。这个计划异常大胆，但并非如它看上去那样不切实际。尽管攻防人数比是1比15，但这位俄国指挥官掌握了对方的薄弱环节。由于守军兵力分散在十多英里长的城墙上，因此每一个防守点火力都不是很强大；假如能够出其不意地发起猛攻，守军肯定无法及时集中所有兵力抵抗。此外，俄国人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以及作战指挥上也更胜一筹，况且一旦攻入城内，俄军必定会得到一部分当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攻城战在6月15日拂晓时分打响。攻城前夜，俄军在暮色掩护下悄悄匍匐到进攻位置。主力部队扛着可伸缩的长梯，行进到侦查所知的城墙的最低矮处。为了避免声响，俄军事先将大炮的轮子用毛毡包裹，然后推到指定位置。与此同时，一支小分队前往向东几英里的城墙另一端，准备发起佯攻，吸引守军的主要火力。待到主力部队攻入城内之后，他们再加入进去一同攻城。

清晨2点30分，自愿报名参加突击的士兵将可伸缩的长梯从骆驼身上卸下，运至将要进攻的城门边的墙脚。在运送云梯途中，他们绊到了一个正在睡觉的浩罕哨兵。他们认为，这个哨兵出现在城外，说明一定有一条来往城内外的秘道。在俄国刺刀的威逼下，哨兵供出了秘道的位置。这条通道直达高筑在城门旁的炮台，被巧妙地用与城墙同色的灰色毛毡覆盖。这个偶然的发现对于负责突击的主力部队来说恰逢其时，那一刻他们听到从另一个城门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负责佯攻的小分队已经开始进攻了，他们迅速吸引了守军的大量火力。

突击的时刻到了。俄军在炮火声的掩盖下迅速行动。有的沿着秘道进入城内，有的则沿梯子悄悄爬上城墙，迅速制服了猝不及防的守兵。短短几分钟后，俄国人没有任何伤亡就从城内将城门打开。随军牧师马洛夫神父手握十字架冲在前面，引领主力部队涌进城内，而负责防守路障以及城垛的浩罕守兵早已惊得目瞪口呆。与此同时，一名上尉率领二百五十名士兵在城墙上一路向东冲杀，负责和佯攻小分队会合，帮助他们进入城内。一开始，守城部队激烈抵抗，但俄军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切尔尼亚夫的战术很快奏效。俄军在高加索的作战中早已熟悉了那种狂热的战斗精神，而这里的守军尽管有布哈拉军官作为后盾，却缺乏这种斗志。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佯攻小分队也成功进入城内，俄军此时已牢牢控制局势。战斗至当天下午，半座城池已落入俄军手中。同时，城外的三十九名哥萨克骑兵驱赶着五千名敌军骑兵，后者大多数在逃跑时掉进河里淹死。

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平静。亲俄人士希望通过谈判让双方停火，但努力未能见效，战斗再次打响，一直持续到深夜。直到这时，切尔尼亚夫都没有使用大炮，他担心那样会毁坏城市，威胁到亲俄民众的生命和财产。但现在战斗已经持续了一整天，俄军筋疲力竭，于是切尔尼亚夫下令将大炮对准敌人阵地，开火压制。很快，俄军阵地周边迷宫一样的街巷就开始起火，这正好为俄军提供了一圈火墙保护，士兵终于可以稍作休息打个盹儿了。

第二天清晨，激烈的战斗再次打响。到了当天晚上，布哈拉顾问们已弃城而去，守军的士气无比低落，他们意识到继续抵抗已徒劳无益。城中的长老们也意识到，除了投降别无选择，除非他们愿意亲眼看到塔什干被炸成灰烬。于是守军被迫与切尔尼亚夫谈判投降条款。次日上午，切尔尼亚夫在没有沙皇授权的情况下代表沙皇接受了投降条件。塔什干的长老们亲眼见证了切尔尼亚夫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勇夺城市，极其畏惧其卓越大胆的指挥才能，尊称他为“塔什干雄狮”。这的确是个非凡的胜利。俄军方面仅死亡二十五人，伤八十九人——这和敌军的伤亡相比微乎其微。

投降协议签署后，切尔尼亚夫采取了一系列怀柔政策，希望以此赢得当地民众，尤其是宗教势力的好感。他邀请塔什干的穆斯林领袖来他的营地做客，在对方进门的时候他弯腰鞠躬表示尊重。他向客人承诺，不干涉居民的宗教自由，塔什干将继续由城内的长老管理。切尔尼亚夫深知城内居民对浩罕可汗的苛捐杂税恨之入骨，于是宣布免除一年的税赋。尽管这一政策代价不小，但它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他还骑马在街道和集市上闲逛，与当地人聊天，甚至还喝了一杯陌生人递来的茶。这是切尔尼亚夫和他的队伍早期采取的攻心战，城内居民曾经把俄国人看成是恶魔。这是亲善的政策，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中亚的俄军指挥官并不常用这种政策。

随后切尔尼亚夫自封为塔什干军事总督。他写了一份报告派人送到圣彼得堡，详细汇报了攻城经过，然后等待圣彼得堡对他命运的宣判。包括沙皇本人在内的俄国高层仔细阅读了报告，当看到他夺取了塔什干后都非常震惊。在报告中，切尔尼亚夫赞扬了队伍的英勇，特意点名表扬了一些军官和人员，包括马洛夫神父——那个手握十字架在战斗前线冲锋陷阵的随军牧师，他现在已决定作为牧师留下来，将余生奉献给塔什干。切尔尼亚夫在报告中奏明，俄罗斯帝国的国旗已经飘扬在塔什干上空，如果把旗帜降下来，一定会令沙皇不悦。他建议维持塔什干独立汗国的地位，但应让其接受沙皇保护。

没过多久切尔尼亚夫就得知他的冒险没有白费。因为攻占塔什干有功，他违抗命令的举动不仅获得了原谅，还被沙皇称为“壮举”。其实沙皇一直有这个心愿，只是担心攻打塔什干需要大规模部队，且代价高昂。现在切尔尼亚夫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人员伤亡替他实现了这一夙愿。沙皇立即授予切尔尼亚夫圣安娜勋章，各级军官均论功行赏，其他人员获得每人两卢布的额外奖赏。鉴于戈尔恰科夫亲王近日刚刚作出保证，圣彼得堡预感到英国必定会严厉抗议。为了抢先一步，俄国在圣彼得堡各大报纸就切尔尼亚夫的胜利发表官方声明，称俄国对塔什干的占领是暂时的，目的仅仅是保护塔什干不受布哈拉的侵犯。一旦危险结束，塔什干将回到独立汗国的状态，拥有自己的可汗。

不出所料，英国政府立即提出了抗议，指出塔什干远在戈尔恰科夫亲王那封著名的备忘录中界定的俄国南部边境之外。伦敦进一步指出，夺取塔什干与“俄国政府所声称的尊重中亚各国独立的意向背道而驰”。因俄国此前已数次食言，现在没有人相信它会信守撤军的承诺。俄国的确没有。等事情降温后，俄国宣布设立一个永久职位——突厥斯坦总督。塔什干是突厥斯坦的行政和军事中心，也是总督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并未试图辩解，只说此举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正如米柳京伯爵所写：“我们没有必要任何一个举动都去乞求英国王室大臣们的原谅。英国在占领一个个王国、城市以及岛屿时并没有与我们商讨，我们也从未要求他们进行解释。”

切尔尼亚夫的冲动和野心在圣彼得堡看来是一种潜在的麻烦。现在他已完成任务，遂被召回国内。米柳京的老朋友、指挥过高加索战争的康斯坦丁·考夫曼将军（Konstantin Kaufman）被任命为突厥斯坦的第一任总督，沙皇亚历山大赋予他巨大权力。此人能力超群、目光远大，后来终于成为中亚的无冕之王，是俄罗斯帝国在那里重大政策的缔造者。令伦敦和加尔各答的鹰派人士倍感意外和沮丧的是，英国政府除了在事件初期表示过抗议外，一直保持缄默，广大媒体和民众也同样一言不发。早期大博弈的参与者亨利·罗林森爵士写道：“对那些仍然记得1838年至1839年间反俄浪潮的人来说，英国公众这次对发生在中亚的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一定是近代史上最为奇怪的现象之一。”但真实的原因是，为了获得足够的支持，反俄派滥用了高喊“狼来了”的机会。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们不断宣称哥萨克骑兵将遍布通往英属印度的山口，然而这种担心始终没有发生。相反，正如罗林森于1865年刊登在《季度评论》上的匿名长文指出的，自威尔逊、金尼尔、德莱西·埃文斯和麦克尼尔之后，英俄在亚洲的相对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写道：“我们首先大大地推进了自己的边境线。”即英国吞并信德和旁遮普。英属印度还将其政治影响力向北扩展到了克什米尔。而俄国则通过摧毁伊玛目·沙米尔巩固了他们在高加索的地盘，由此释放大量军力以派往其他地区，开始进攻突厥斯坦。罗林森注意到，俄国还加强了在中亚的交通运输能力。现在火车可从圣彼得堡通往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哥罗德（Nijni-Novogorod）（后改名为高尔基），在下诺夫哥罗德和里海之间则有三百艘轮船定期往返。再加上里海原有的五十艘战舰，一旦发生战争，这些交通工具可以将军队和给养向东运往阿富汗和印度。

罗林森从印度政府退休后，作为保守党议员进入议会。在这篇长文中，他接着分析了英国民众为何态度冷漠。显而易见，原因之一是人们对曾经发生在阿富汗的那场灾难记忆犹新，不愿看到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另一个原因则是基于一项广泛的认同，即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俄国扩张，俄国终将吞并希瓦、布哈拉和浩罕。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英国的努力只会促使俄国人加速这一进程。一些鸽派甚至表示，相比起那些野蛮、缺乏诚信的部落，俄国作为印度邻邦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在圣彼得堡统治下的一个稳定的中亚将会为该地区带来繁荣，为英国商品开拓崭新的市场。毋庸置疑，罗林森并不赞同以上观点。

罗素勋爵新近出任首相，他领导下的辉格党内阁反对罗林森和其他鹰派人士的立场。印度总督约翰·劳伦斯爵士也旗帜鲜明地支持新一届内阁，他本人曾担任旁遮普的总督，是边境问题的资深人士，享有一定威望。劳伦斯认为，如果俄国选择经阿富汗入侵印度，那么俄军会像1842年冬天的英军一样，落入那些疯狂的部落手中，遭受同样可怕的境遇。至于圣彼得堡可能会说服阿富汗人允许俄军通过、甚至同意与俄军联手进攻印度的说法，劳伦斯坚决否定。他认为制约俄国最好的办法就是伦敦方面的强硬外交姿态；假如俄国确有致命弱点，那么伦敦应当比加尔各答更容易抓住这一弱点。即便有迹象表明沙皇准备经中亚或波斯入侵印度，英国政府也可以立即派遣军舰，前往波罗的海进行震慑，那一定会迫使沙皇三思而后行。然而没过多久，事态的发展就让包括劳伦斯本人在内的印度防卫者心神不宁了。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自从考夫曼将军出任突厥斯坦总督那天起，中亚各汗国保持独立状态的日子就所剩无几了。尽管戈尔恰科夫一再承诺，俄国对中亚不抱任何野心，但很显然，他的首要目标正是不择手段地将这些中亚汗国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正如我们今天已经了解的，俄国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有三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担心英国抢占中亚市场，垄断该地区的贸易。俄国商人和制造商早就盯上了中亚尚未开发的市场以及那里丰富的资源，特别是原棉。第二个原因是帝国的荣耀。俄国人在欧洲及近东屡屡受阻，为消除积郁，他们企图通过殖民亚洲来展示军事实力，况且这和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正进行的、或已经完成的殖民侵略并无两样。最后一个是战略考虑。正如俄国在对英问题上的命门是波罗的海，英国的软肋则是印度。俄国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可以加深对印度边境的威胁，大大增强对抗英国的砝码。

康斯坦丁·考夫曼将军（1818－1882），突厥斯坦的第一任总督，也是俄罗斯中亚王国的总设计师。

但苏联历史学家哈尔芬指出，不能因此就认为俄国在中亚的每一个举动，都是圣彼得堡精心设计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事实上，沙皇的内阁和顾问在初期还就是否应当占领塔什干而争论不休。那些身处前线的人，尤其是考夫曼将军，认为此举势在必行。他们很清楚，夺取塔什干是征服中亚的关键一步。俄国占领塔什干，成功地在布哈拉和浩罕中打入了楔子，以便俄国将它们逐个击破。由于未能获得英国援助，浩罕可汗在败给切尔尼亚夫之后被迫与俄国签署条约。这样一来，考夫曼就解除了后顾之忧，专心对付布哈拉。他没用多久就找到了出兵布哈拉埃米尔的借口。1868年4月，塔什干收到情报称，布哈拉军队已经在撒马尔罕集结，准备把俄军赶出塔什干。

考夫曼立即派出一支三千五百人的队伍前往撒马尔罕，这是他当时能够集结的全部军力。俄军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因为布哈拉军队的指挥官们意见不合，见俄军开进，早早就退避三舍。第二天清晨，撒马尔罕城内派出代表团与考夫曼会面，说布哈拉军队逃跑了，他们愿意投降。就这样，撒马尔罕于1868年5月2日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俄军的代价仅为二死、三十一伤。攻陷撒马尔罕对俄国人而言意义非凡。五百年前，伟大的蒙古统帅帖木儿正是从这里出发，对莫斯科公国实施了致命打击。撒马尔罕拥有令人炫目的建筑奇观，帖木儿本人的陵墓也坐落在这里。夺取这座传奇城市意味着历史上的一个宿怨得以了结。撒马尔罕城的投降也在中亚人民的心理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提高了俄军战无不胜的声望。

考夫曼留下一小支部队守卫撒马尔罕，他则率主力追赶逃离的布哈拉大军，在离埃米尔首都一百英里的地方追上了他们。虽然两军兵力悬殊，但考夫曼的高超指挥才能和部队丰富的作战经验使俄军赢得了当天的胜利，布哈拉军队四散溃逃。考夫曼未能乘胜追击，因为有一支布哈拉军队成功避开了他的视线，从背后袭击了留守撒马尔罕的俄军。与此同时，当初因不愿看到家园被毁而被迫投降的撒马尔罕市民此刻也倒戈相向，加入布哈拉的攻城部队。退守到城内要塞的俄军处境万分危急，在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宁可炸掉武器库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投降。千钧一发之际，考夫曼及时赶到，拯救了他们，最终俄军以死亡五十人、伤两百人的代价击败了进攻者。

第三次被击败后的埃米尔担心俄军会攻陷首都，他别无选择，只好接受了考夫曼苛刻的条件。自此，布哈拉变成俄国的附属国，这个曾经一度辉煌强大的汗国沦为俄国的被保护国。俄国商人可以自由穿越布哈拉，获准在当地设置代表机构。俄国商品也享受优惠税率，从而比印度进口的英国商品更有竞争优势。十年前伊格那提耶夫未能通过外交谈判实现的目标，今天通过武力实现了——当然他当年带回来的情报对今天的考夫曼来说非常宝贵。最后，除了支付高昂的战争赔偿外，布哈拉埃米尔还要将泽拉夫善山谷（Zarafshan valley）割让给俄国。泽拉夫善山谷是布哈拉的水源，战略意义重大，俄国人也据此永远控制住了这个国家。作为遵守投降条件的回报，埃米尔可以保留住他的王位。俄国人还作出了模棱两可的承诺，答应在该地区局势稳定后就将撒马尔罕归还给埃米尔管理。当然，就如同此前对塔什干的承诺一样，俄国人从未兑现。此后这两座城市的状态一直维持不变，直到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国政权，然后他们“解放”了布哈拉，将其完全纳入苏联版图(1)。

现在只剩下希瓦可汗还盘踞在自己偏远的沙漠堡垒中抵抗着强大的沙皇。驻守塔什干的考夫曼和远在圣彼得堡的伊格那提耶夫都意识到，如果他们想要把希瓦并入俄罗斯崭新的中亚版图，就必须首先改善这个地区的交通状况。俄军从奥伦堡出发到突厥斯坦需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而以前远征军失败的遭遇也证明，要想抵达希瓦更是难上加难。现在俄国需要一条从俄国欧洲部分直达中亚的交通线，沿此线路可以运输军队补给，加强突厥斯坦境内的交通，以巩固俄国对该地区的掌控。连接中亚和俄国欧洲部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里海的东岸建立港口，军队和供给可以通过伏尔加河运输到里海，然后穿越里海抵达这个港口。另一条路线是从俄国在高加索的要塞、自里海西岸运抵港口。最终当希瓦被征服，好斗的土库曼人被压制后，俄国可以修建一条贯穿沙漠的铁路将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以及浩罕连接起来。

布哈拉投降仅仅十八个月后，也就是1869年的冬天，一支俄军小分队从里海西岸高加索的彼得罗夫斯克出发，经过几天的航行，在里海东岸一处荒凉的海岸登陆。这个地方名叫克拉斯诺沃茨克，据说阿姆河曾一度从这里流至里海。整个行动计划高度保密，因为俄军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永久要塞，在要塞建成前他们不希望英国人知道。因此，负责行动的指挥官被命令不得与土库曼人发生冲突，以免英国人通过安插在当地部落的间谍获知此事。尽管如此，英国人没过多久就得知了俄国人的行动。伦敦和加尔各答一时间都颇为紧张。

截至目前，英国政府还在执行“精明无为”政策，对于俄国近期在中亚的一系列推进都只是表达了抗议，指责俄国政府言行相悖。更让伦敦有口难言的是，俄国目前在中亚的所作所为其实与英国出兵占领信德和旁遮普的举动如出一辙，也与英国在阿富汗将苏加沙哈扶植为傀儡的计谋类似，只不过英国在阿富汗的企图最终未能得逞罢了。如果英国反应过激，则难免有伪善之嫌。然而，现在俄军准备在里海东岸建立军事要塞、部署军队，这将对阿富汗构成直接威胁，形势的发展令英国政府坐卧不安。俄国此举不仅有助于远征希瓦、进而增加它在中亚的领土和属地，更可怕的是，通往印度的咽喉要道赫拉特就会陷入俄国的军事打击范围内。

一段时间以来，以亨利·罗林森爵士为代表的前进派不断敦促英国政府放弃“精明无为”政策。罗林森甚至提议将阿富汗变成英国的准附属国，以免落入俄国之手。此前支持政府采取被动政策的人也开始质疑“精明无为”的现实性，甚至连印度总督约翰·劳伦斯爵士也开始转变观念。他指出，英国应该警告俄国，不许他们干涉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任何与印度接壤国家的事务；英国还应向圣彼得堡明确表态，一旦“俄国朝印度方向的扩张到达一个英国无法接受的地点，那么英国就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与俄国进入战争状态”。劳伦斯建议，将中亚分为俄国控制区和英国控制区，具体划分细节由两国政府协商制定。

不久后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兰顿勋爵（Lord Clarendon）和戈尔恰科夫亲王在海德堡会面，两国开始进行坦诚的交谈。克莱兰顿直截了当地向戈尔恰科夫指出，目前俄国在亚洲的征服行动早已超出他本人在其备忘录中宣称的范畴，他询问这到底是沙皇的命令，还是前线指挥官违背了军令。这是个令人尴尬、但必须回答的问题。戈尔恰科夫将目前这种情况归咎于前线军官的擅自行动，他们太想立功了。这次会晤后英国恐怕并未比先前更接近事实真相，也没能像今天的学者那样了解实情。与此同时，戈尔恰科夫再次向克莱兰顿和英国政府保证，俄国政府在中亚没有进一步扩张计划，更不会对印度存有居心。

英国早已对俄国的类似保证或承诺习以为常，对他们的出尔反尔也见怪不怪。劳伦斯主张为俄国的扩张划出一条明确界限。为了落实这一权宜之计，克莱兰顿向戈尔恰科夫建议，两国应在其各自不断扩大的领土之间建立一个永久中立带，这和此前提出的划定各自势力范围的想法略有差别。戈尔恰科夫立即建议阿富汗成为这一永久中立带的不二人选，而且俄国政府对其没有任何企图。假如他所言不虚，那么英国还是非常欢迎这一姿态。克莱兰顿向戈尔恰科夫保证，英国政府对阿富汗也没有领土要求。两国沿着这个思路最终达成协议的前景一度相当乐观，伦敦和圣彼得堡之间也保持着持续畅通的沟通。但最后，双方的谈判还是陷入僵局，原因是无法确定阿富汗偏僻且鲜为人知的北部边界究竟在哪里，特别是尚未勘察的帕米尔地区，而俄国距离印度最近的前沿军事哨所就设在这里。

在此之前，英国的战略研究者一直都认为，如果俄国入侵印度，开伯尔山口和波伦山口将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但现在他们逐渐意识到，两个山口以北还有一些通道，哥萨克骑兵完全可以从那里杀向印度。可怕的是，英国对这一更北边的地区一无所知。英国战略家要感谢两位英国探险家帮助他们获知了这一令人不安的情报，这两个人在中国突厥斯坦经历了惊险刺激的冒险后幸运地活着回了家。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关于通道的信息外，他们还带回了令人警觉的情报——俄国人已在那里施展阴谋诡计。英俄两国的外交进程也许陷入了僵局，但大博弈的较量显然并未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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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哈拉汗国最终于1920年被苏联推翻，随后成立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第二十五章　丝绸之路上的间谍

chapter XXV　SPIES ALONG THE SILK ROAD

当前文所述的事件发生时，在英国和俄国的地图上，中国突厥斯坦地区还是一大片空白，像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这些绿洲城市的位置也只是被粗略地标出。这一带是地球上最不为人知的地区之一，它和中亚之间有高大的山脉割断，和中国内地之间又横陈着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许多世纪前，连接中华帝国和遥远的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为当地绿洲带来巨大繁荣。但这条商旅之路早已废弃，沿途的绿洲也逐渐被沙漠吞噬。这里已被人遗忘。

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旅行者当中是个可怕的名字。多年来，无数商人、士兵和佛教圣徒迷失在相隔遥远的绿洲之间，最终葬身大漠，有时甚至整个商队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当地的维吾尔语里，塔克拉玛干的意思是“走进去就别想走出来”。鲜有欧洲人涉足这里，因为这块偏远的地方对他们缺乏吸引力。

中国突厥斯坦，在今天被称作新疆，自古就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但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它的控制相对薄弱，因为当地的穆斯林居民和他们的满族统治者格格不入，反倒是和帕米尔高原另一端的布哈拉、浩罕和希瓦汗国的居民有许多共同点，毕竟他们是同祖同源的近邻。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19世纪60年代初穆斯林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叛乱，许多城市被焚为焦土，居民遭到屠杀。这次叛乱起源于新疆东部，很快向西部蔓延，直至整个新疆都陷入战火之中。就在这时，一个不同寻常的自称是帖木儿大帝后裔的穆斯林冒险家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阿古柏。阿古柏是一位具有丰富对俄国作战经验的老兵，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表现卓越、勇气非凡（他身上有五处枪伤）。他当时正效力于流亡在浩罕汗国的前喀什噶尔穆斯林君主，后者一直希望能驱逐异教徒中国人，夺回王位。

1865年1月，阿古柏率领一小支部队陪同他的主公穿过群山，来到喀什噶尔。那里的穆斯林不但在和汉人厮杀，而且各派系间也正因争夺王位而互相残杀，形势血腥混乱。依靠非凡的领导力和从俄国人那里学到的先进战术，阿古柏在短短两年内就从汉人和当地穆斯林武装势力手中夺取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据说负责镇守当地的两位清朝总督拒绝向穆斯林投降，自杀身亡。根据一个骇人听闻但未经证实的记载，喀什噶尔的守军誓死抵抗，吃光了城里所有四条腿的动物，包括猫和老鼠，最后在吃掉妻儿后不得不屈服投降。

阿古柏这时无情地把他的主公抛到一边，自立为王，定都喀什噶尔。他以此为基地继续向东挺进，把越来越多的新疆领土纳入麾下。不久后他的版图就扩张到乌鲁木齐、吐鲁番和哈密，疆域的最东端距离喀什噶尔已达一千英里之远。除了他从浩罕汗国带来的军队外，阿古柏主要依靠从当地招募的雇佣军来维护权威，这里面包括阿富汗人，甚至一些汉人，还有翻山越岭沦落此处的印度军逃兵。但对当地的穆斯林人民而言，阿古柏取代满族统治者只不过换了一个君主，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他们发现自己和被打败的汉人一样，成为阿古柏麾下那些乌合之众掠夺、屠杀和强奸的牺牲品。此外，随着一个又一个绿洲城镇和乡村投降，阿古柏的秘密警察和税官也纷至沓来，恐吓和压榨当地百姓。

在如此形势之下，一位英国旅行者罗伯特·沙敖（Robert Shaw）于1868年秋天向北穿越群山来到这里，他决心要成为第一个走进神秘城市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英国人。罗伯特·沙敖清楚地知道，曾有一位哈萨克血统的俄国军官乔装成商人，先于他到达那里，带回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和商业情报。但那毕竟是阿古柏攫取政权之前的事了。罗伯特·沙敖深信，现在的喀什噶尔将会给积极进取的英国商人带来巨大商机。罗伯特·沙敖最初希望成为一名士兵，他从马尔波罗学院（Marlborough）毕业后进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Sandhurst）。但年纪轻轻他就得了风湿热病，健康持续恶化，最终迫使他放弃了军旅生涯。他把体力上的缺陷充分弥补到意志上。20岁时罗伯特·沙敖来到印度，定居在喜马拉雅山下，成为一个茶叶种植园主。通过和那些去过新疆的本地商人交谈，他确信新疆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尚待开发，尤其是对印度的茶叶，因为阿古柏政权基本上切断了中国内陆对新疆的茶叶供给。

加尔各答当局坚决反对任何跨越印度边境的旅行，严格禁止英国军官和其他政府人员尝试类似活动。康诺利和斯托达特的惨痛教训还未被遗忘。印度总督认为这些探险活动弊大于利，他写道：“如果他们丧命，我们无法报复，这将使我们丧失信誉。”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总督特例批准了印度裔间谍为政府从事特殊任务，因为政府可以随时否认与他们的一切关系。不过，罗伯特·沙敖不是政府人员，所以他不受约束。1868年9月20日，罗伯特·沙敖跟随一支满载茶叶和其他货物的商队，从列城出发前往新疆，此前他已经派遣当地信差将他的来意通知了阿古柏的边防官。

罗伯特·沙敖所不知道的是，他身后还有另外一个英国人紧步后尘，这就是充满探险精神的前陆军军官乔治·海沃德（George Hayward）。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曾资助他进行个人探险活动，他也深得亨利·罗林森爵士的青睐，后者不久后就出任了皇家地理学会会长。海沃德对外声称，他的任务仅仅是考察拉达克到喀什噶尔之间的各条通道；但考虑到排俄主义者罗林森爵士的个人介入，这次考察背后似乎还有政治动机。在当时，地理考察和情报收集之间的界限确实非常模糊。无论海沃德的真实意图如何，他和罗伯特·沙敖很快就发现，自己已深陷大博弈之中而无法挣脱。

罗伯特·沙敖听说了竞争对手的存在。他得知一个打扮成阿富汗人模样的英国人正轻装前进，在他自己缓慢的商队后面，距离大概只有几天路程。得知消息后他大惊失色，立即给这个陌生人写了一封信，询问他的身份，敦促他立即回转，以免影响自己已经投入不菲的探险。同样意志坚决的海沃德拒绝了罗伯特·沙敖的要求。两个竞争对手同意在海沃德营地的篝火边会面协商。实际上他俩不存在竞争，因为罗伯特·沙敖此行的目的纯粹是商业性的，而海沃德的目的则是勘察、测绘通道。海沃德没有兴趣加入一场通往喀什噶尔或叶尔羌的赛跑，他只想把那里作为基地，然后去测绘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帕米尔高原。因此，海沃德同意给罗伯特·沙敖两周时间先走，此间海沃德将去勘察印度一侧喀喇昆仑山的通途和峡谷。

这次寒夜会谈是他俩此后数月中唯一一次见面。虽然在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相隔不足一英里，但他们都因为对方的存在而恼憎不已，假装对方并不存在。罗伯特·沙敖安慰自己，海沃德很快就将退出角逐。沙敖精心赠予阿古柏边境官慷慨的礼物，并且暗示对方后续会收到更多。他很清楚，海沃德根本没有好礼可送，更没有提前通知边境官自己即将到访。此外，海沃德也没有一个可令阿古柏满意的入境目的，所以罗伯特·沙敖判断，海沃德马上就会被遣返，甚至遭到逮捕。

罗伯特·沙敖于12月中旬抵达叶尔羌，受到了热情接待，但两周后海沃德就到了。这着实让罗伯特·沙敖恼火，看起来他严重低估了这位竞争对手的智谋和决心。在完成喀喇昆仑山脉的勘察后，海沃德凭借三寸不烂之舌通过了边防哨所。他说自己是罗伯特·沙敖商队的成员，掉队了，现在必须赶紧追上。在叶尔羌期间，这两个人有意互不理睬，住在不同的旅舍，但密切注视着彼此的一举一动。叶尔羌当局对这两个人也严密监视，同时等待着一百英里外喀什噶尔方面的进一步指示。罗伯特·沙敖对此行做了悉心准备，携带了奢华的礼物，此刻都发挥了作用。他于1869年1月3日接到通知，阿古柏将在喀什噶尔的王廷接见他。罗伯特·沙敖立即动身前往喀什噶尔，留下他的竞争对手在叶尔羌垂头丧气，无所事事。八天后，罗伯特·沙敖在寸草不生的荒原上，远远望见喀什噶尔泥土砌成的巨大城墙——此前从未有欧洲人看到过这一幕。从地平线看去，喀什噶尔城的背后是白雪覆盖的帕米尔高原，而东边则是无边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很快就有一支卫队把他和商队接进城门，来到事先准备的住处。阿古柏将在第二天早上接见他。

翌日清晨，罗伯特·沙敖在指定时辰出发，前往王廷拜见国王（阿古柏现在以国王自居）。他身后紧随着三四十名手捧礼物的侍从，礼物包括最新式的英国武器。经过道路两旁大批安静伫立的围观人群后，罗伯特·沙敖进入王宫大门。这之后就是一个套一个的庭院，每个庭院里都端坐着成排的侍卫和仆从，全部身着华丽的丝绸长袍。罗伯特·沙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些人坐得如此端正，以至于他们看起来像是建筑的一部分。”一些侍卫手里拿的不是火器，而是弓和装满箭的箭筒，“整体效果稀奇而又新颖”。罗伯特·沙敖还写道：“侍从的数量、他们严肃而一动不动的形态，那些华丽的服饰，赋予这个几千人的组合体一种超现实感。”最后他来到王宫腹地的皇家接见大厅。这里的地毯上坐着一个人，罗伯特·沙敖立即意识到，这就是瘸子帖木儿的后裔和新疆的征服者阿古柏。

罗伯特·沙敖后来回忆道：“我一个人走上前去，当我靠近时他微微起身，把双手伸向我。”当年在布哈拉，斯托达特上校曾经在东方礼节上犯过致命错误，罗伯特·沙敖对此心有余悸，所以临行前他全面学习了阿古柏宫廷的各种礼仪。此刻他以中亚的方式握住阿古柏的双手，然后被邀请坐下来。阿古柏面带笑容地开始询问罗伯特·沙敖的旅行，这让他长舒一口气。罗伯特·沙敖首先就他粗陋的波斯语向阿古柏致歉，阿古柏安慰他说可以听懂他讲的波斯语。罗伯特·沙敖提起英国曾三次与中国作战，他祝贺阿古柏战胜了清朝政府，在这里重新建立了穆斯林王国。结束开场白的俗套后，阿古柏示意他坐近些，这时罗伯特·沙敖开始解释自己的真正来意。他说，此行是希望能够开通两国间的商贸，特别是茶叶贸易，这也是他本人从事的生意，但他不是英国政府的代表，他也为礼物的微薄而道歉。实际上，那些礼物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放在一个巨大的盘子里展示，光彩夺目，阿古柏对此很满意。

罗伯特·沙敖建议下次会议再商谈细节，他的目的是让阿古柏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品玩这些礼物，以此调动他的胃口，将来继续进口英国货物。这个提议与阿古柏的心思一拍即合。但当罗伯特·沙敖以波斯语不够流利为由建议下次会议携带翻译时，主人回复说：“你我之间无需第三方在场。友谊不需要翻译。”说完后他伸出手，有力地拍在罗伯特·沙敖的肩头，宣布：“现在你好好享受几天吧。把这里当成你的家，三天后我们再谈。”阿古柏向罗伯特·沙敖保证下次会见时间会很长，而且还有后续会议。最后阿古柏唤来一名侍从，将一件华丽的缎子长袍披在罗伯特·沙敖身上。

当晚罗伯特·沙敖在日记中心满意足地写道：“国王优雅地结束了会见。”有了这次热情的欢迎会，也难怪罗伯特·沙敖会以为他已经和狡猾的阿古柏交上了朋友，甚至还抢了俄国人的先机，要知道俄国人早在阿古柏占领新疆之前就在积极寻求和这里通商了。罗伯特·沙敖此刻感觉梦想成真，他仿佛已经看见成群的茶叶商队向北穿过群山来到喀什噶尔。毕竟，喀什噶尔与中国内地之间古老的商路已经被截断，阿古柏迫切需要新朋友和商业伙伴。众所周知，阿古柏和圣彼得堡的关系并不密切，因为他把中国人从新疆赶走后，伊格那提耶夫在《北京条约》里为俄国商人争取到的特殊优惠条件也随之化为乌有。此外，喀什噶尔盛传俄军已经挺进边界，目标就是推翻阿古柏；而大英帝国曾在战争中打败过俄罗斯和中国，还有比这更好的盟友吗？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却没有任何阿古柏的消息。罗伯特·沙敖这才有些慌神，开始嘀咕到底发生了什么。几天很快变成几周，罗伯特·沙敖沉浸在忧郁中，脑海里满是康诺利和斯托达特在布哈拉惨死的遭遇，他自问是否也会被囚为人质，或者以某种形式变成一个享有一定特权的犯人。尽管得到款待，有求必应，他发现自己的行动越来越受限制，直到最后被禁止走出住所，更不要说离开喀什噶尔了。但罗伯特·沙敖也没有荒废时光，他在被软禁期间接待了许多访客，从他们那里尽可能多地收集关于阿古柏政权的情报。从中他了解到，在他此行前喀什噶尔对印度的英国人一无所知，更不知英国在亚洲的实力和影响。迄今为止喀什人一直以为英国人不过是克什米尔王公的奴仆——这八成都是俄国人给灌输的。

罗伯特·沙敖还听说另外两位旅客也来了喀什噶尔，其中一个是他的竞争对手乔治·海沃德。海沃德终于获准到访，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从叶尔羌搬到喀什噶尔，换了软禁地点罢了，很显然阿古柏对他更加警惕。同罗伯特·沙敖一样，海沃德也受到款待，但他被日夜看守，因为在叶尔羌时他曾未经许可短暂离开住所，这让当地官员很难堪。很快他和罗伯特·沙敖就通过可靠的信使取得了联系，开始不定期的秘密通信。

另一个来喀什噶尔的人就颇为神秘。此人用英文给罗伯特·沙敖写了一个便条，提出两个奇怪的要求。他在便条中只是自称“米尔扎”，自称从印度被派到喀什噶尔来执行一项秘密的调研任务（但没说是谁派来的）。他请求罗伯特·沙敖借给他一块表，原因是他自己的那块碎了，但他又非常需要一块表来完成任务所必需的天文观测。他还需要知道准确的公历日期。罗伯特·沙敖对此人的身份深感怀疑，害怕他是阿古柏派来试探他的便衣，决定对他不予理睬。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他身份的真实性非常怀疑”，而且如果有人发现这个人佩戴的表是自己的，那会有大麻烦。罗伯特·沙敖给这个人带回口信，说很遗憾他没有多余的表可以出借，他甚至避免透露准确的日期。

罗伯特·沙敖有所不知，这个人的身份完全真实。他全名叫米尔扎·苏加（Mirza Shuja），是服务于英国当局的印度穆斯林，所从事的工作与他信中声称的完全一致。他于上一年冬季离开喀布尔，一路穿过帕米尔高原来到这里。这是一段残酷的旅程，他能活着挺过来已属非常幸运，而他还执行了任务，勘察了阿富汗到喀什噶尔之间的道路。除了了解一般情报外，他来喀什噶尔的主要任务是在地图上对其准确定位，建立坐标。这项任务没有表就不能完成，而当时的喀什噶尔无法提供这种仪器。当他听说一个英国人在他之前刚刚来到阿古柏的首都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这么幸运。罗伯特·沙敖的断然拒绝一定对这个人打击很大，他为了英国雇主的使命承担了巨大风险并最终付出了生命。米尔扎·苏加不是个普通人，他隶属于一支训练有素、精心挑选的印度精英团队，被称为“专家”（‘Pundits’）。

由于印度总督严格限制英国军官对边界以外的地区开展探险活动，于是催生了利用本地人秘密测绘那些蛮荒之地的想法。印度测绘局当时负责向政府提供整个次大陆和周边区域的地图，但因为总督的限制，测绘局在勘察阿富汗北部、突厥斯坦和西藏时遇到重大障碍。当时正在为印度测绘局工作的托马斯·蒙哥马利上尉是皇家工程师协会的一位年轻军官，他突然想出一个妙招。他问上级，为什么不培训当地人秘密测绘技术，然后派他们去勘察那些禁区？无论欧洲人如何乔装，比起本地人他们被察觉的风险都要大得多；如果这些本地人不幸被发觉了，当然也会造成一些政治上的难堪，但比起在高度敏感、危险的地区现场逮着一个正在绘图的英国军官，这种难堪要小得多。

略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英国和印度政府决心不介入中亚事务，但他们还是批准了蒙哥马利这一大胆的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包括米尔扎·苏加在内的许多印度裔勘探者被秘密派往境外。精心挑选出的本地人大多数是山地居民，具有非凡的智慧和谋略。他们的存在和行动内容都被严格保密，因为一旦被人发现，甚至只是被人怀疑，就意味着死亡。即便是在印度测绘局内部，这些人也是匿名的。蒙哥马利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测绘局总部所在地德拉敦（Dehra Dun）(1)亲自培训这些人，他设计的一些技术和设备可谓巧夺天工。

首先，蒙哥马利反复训练这些人无论走上坡、下坡或平坡时都保持同样的步幅，然后再教他们如何秘密地、精确地记录每天行军的步数，这个方法让他们能够准确丈量很长的距离而不会引起怀疑。这些人经常以佛教朝圣者的名义旅行，很多朝圣者常年来往于这些通道，去拜访丝绸之路上那些古老的圣迹。每一个佛教徒都手持一百零八颗珠子的念珠来计算诵经的次数，还会边走边摇一个由木头和金属制成的小转经筒。蒙哥马利把这两样东西都利用起来。他把念珠去掉八颗，这不足以让外人察觉，但这时念珠只剩下一百颗，很易于计算。“专家”们每走一百步就会自动手捻一颗念珠，这样每捻完一串儿念珠就代表走了一万步。

下一项任务，就是把每天行进的距离和其他秘密观察到的情报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记录下来，不被人察觉。这时，有着一个铜制圆柱体结构的转经筒就派上了大用场。转经筒内原本应该放置手写的经文卷帙，但现在蒙哥马利把空白的纸张隐藏其中，作为记录用的稿纸，使用时可以轻易地从圆柱体上端取出。今天在印度国家档案馆里仍能看到这种稿纸。另一个问题是指南针，因为“专家”们在旅途中要不断确定方向。蒙哥马利决定把指南针藏在转经筒上面的盖子里。用来计算海拔的温度计则被藏在朝圣者拐杖的杖头里。水银是用六分仪定位水平坐标时不可或缺的物质，它被藏到贝壳里，需要使用时就倒到朝圣者的化缘钵里。“专家”们穿的衣服上都添加了秘密口袋，他们还在当地旅行者经常携带的小木箱的底部加设空间来隐藏六分仪。所有这些改造工作都是在印度测绘局位于德拉敦的车间里，由蒙哥马利监督完成的。

“专家”们还接受了全面训练，学会如何乔装打扮和编造故事。在边境外那些荒蛮的地区，他们自身的安全完全取决于是否能让别人相信他们是朝圣者或喜马拉雅的商人。他们将连续几个月和真正的朝圣者、商人一起旅行，在此期间他们的乔装身份必须能够经受严峻考验。有些人一走就是几年。有一个“专家”后来成为第一个获得皇家地理学会金奖的亚洲人，他的功绩是“比我们同时代的任何其他人在亚洲地图绘制方面都做出了更为积极的贡献”。“专家”当中至少有两人再也没能回来，还有一个被卖为奴隶，后来才逃脱。总体来说，他们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秘密行动中提供了大量地理情报，蒙哥马利和他的绘图师利用这些情报填补了中亚地图上的许多空白。

人们始终未能了解像米尔扎·苏加这样的“专家”为什么愿意为了主人而甘愿承担如此多的困难和危险。也许是因为蒙哥马利本人超凡的领导力，他把这些人视为自己的孩子，为他们的成就无比自豪；或者是因为“专家”都知道自己隶属精英团队，是被精心挑选来完成一项伟大事业的；又或者是因为蒙哥马利用自己的爱国精神反复灌输他们，下定决心赶在俄国人前面填补大博弈地图上的空白。在此前撰写的另一本书《闯入世界屋脊的人》（Tre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里，我讲述了“专家”们在探险中取得的卓越成绩，在此不再赘述。遗憾的是，我们对他们的个人故事知之甚少，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回忆录。吉卜林的经典之作《吉姆》（Kim）一书为他们竖立了纪念碑，书中的许多角色毫无疑问都来源于蒙哥马利上尉领导下的那个隐秘的世界。

身在喀什噶尔的罗伯特·沙敖和海沃德对这些计划一无所知。他们听说神秘的印度人米尔扎已经被逮捕，被绑在一块沉重的木桩上；更为不祥的是，阿古柏正在调查罗伯特·沙敖是否和这个印度人有来往，以及他是否还保留着他初来喀什噶尔时佩戴的那两块表。自罗伯特·沙敖上次获得阿古柏接见，至今已近三个月，他和海沃德都没有再从阿古柏那里得到任何消息，这让两人烦躁不安。虽然他们继续受到款待，但每次向宫廷官员打听消息都石沉大海。他们不知道的是，阿古柏一再拖延的真正原因是俄国人。

阿古柏以前和俄国人在战场上交过手。他深知，比起被他轻易打败的中国人，这个强大的北方邻居对他王位的威胁要大得多。他还得知俄国部队就部署在边境线上，离喀什噶尔只有几天的路程。综合来看，俄国人是他首要考虑的对象，而那两个英国人则可以暂时搁置一边。另一方面，圣彼得堡对阿古柏有些不知所措，不仅害怕喀什噶尔会变成中亚地区反俄主义的大本营，更担心这位穆斯林君主在英国人的帮助激励下会发动针对俄国的圣战，把俄国人赶出他们新近占领的中亚。鹰派迫不及待地希望趁还有时间，直接侵略喀什噶尔，把它永久纳入俄罗斯版图。圣彼得堡蠢蠢欲动，渴望能紧紧抓住这个前景无限的新市场。但像往常一样，沙皇和他的大臣最终决定，以他们认为能侥幸成功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因为如果俄军冒然进攻喀什噶尔，势必会激怒英国和中国（中国仍然把喀什噶尔视作国家的一部分，只是暂时失守而已）。沙皇亚历山大对克里米亚战争的惨重失败仍记忆犹新，他没有足够的信心冒这个险。因此，他决定派遣一支使节而不是军队去喀什噶尔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

圣彼得堡的首要目标是让阿古柏承认伊格那提耶夫此前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的条约权利，特别是贸易优惠条款，同时力阻英国人获得这些优惠。阿古柏则渴望他的政权能获得俄国承认，他的边境安全能够得到保证。但圣彼得堡不愿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因为那样会永久破坏和北京的关系。毕竟，阿古柏早晚会死，而中国将会永久存续。当罗伯特·沙敖初抵喀什噶尔时，这些谈判还在进行，但他并不知情。事实上，一个俄国使团不久前刚刚离开这里返回圣彼得堡，同行的还有作为特使的阿古柏的侄子。但沙皇亚历山大拒绝接见他，担心北京方面和阿古柏都会认为这意味着俄国承认了阿古柏的政权。沙皇此举激怒了阿古柏。他意识到俄国不打算承认他，于是决定精心策划一个行动来表达他的不满，在最大程度上给俄国人造成惊恐和麻烦。他将目光转向目前俄国在中亚最强大的敌人——英国。

罗伯特·沙敖终于再次被阿古柏传旨召见，这让他长舒一口气，尽管他并不知道背后的故事。他在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有一些信息要记录。我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第二次召见。”虽然阿古柏没有解释拖延召见的原因，但他表现得比第一次更加和蔼可亲。罗伯特·沙敖提醒阿古柏，自己并不代表大英政府，只代表个人的利益。阿古柏告诉他：“我把你当成我的兄弟。不管你给我什么建议，我都会接受。”紧接着便是更为夸大其词的赞美：“英国女皇就像太阳，温暖遍及万事万物。我现在非常寒冷，渴望阳光的照耀。”阿古柏说，虽然他之前已从别人那里听说过英国的强大和诚信，但罗伯特·沙敖是他见到的第一个英国人。“你的到来是我莫大的荣幸，我指望你能让你的国家来帮助我。”

极尽赞美之词之后，阿古柏开始切入正题。他告诉罗伯特·沙敖，“我想派一支使团去你的国家”，并征询客人的意见。罗伯特·沙敖说他认为这是个绝妙的主意。阿古柏说他还要派一名特使携带信函给印度总督。罗伯特·沙敖表示欢迎，提出愿意向特使介绍有关背景，答应尽一切可能让特使此行顺利。双方进一步表达赞美之意后，罗伯特·沙敖退下，他几乎不敢相信他就要获得自由重返印度了。但他知道阿古柏是出了名的说一套做一套，只有在跨过边境的那一刻他才会真正安全。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海沃德。在罗伯特·沙敖觐见阿古柏时，双方都没有提到这个人。罗伯特·沙敖认为，阿古柏既然明显表现出和英国交好的意愿，那海沃德也应该会被释放回国，即使不是经过帕米尔高原（捐助海沃德此行的皇家地理学会希望他从那里返程）。没多久，罗伯特·沙敖的一个仆人就带来一个“可怕的谣言……一个特使会和我一起返回印度……而海沃德则将作为人质留在喀什噶尔直至特使安全返回”。与此同时，他收到一封内容焦急的海沃德的便条，说阿古柏意图继续扣留他。尽管罗伯特·沙敖非常不喜欢海沃德——他在日记中称他为“肉中刺”——但他知道他不能就这样把海沃德扔给一个以残暴和背叛著称的东方暴君。自己还在软禁中的罗伯特·沙敖立即派人给一位与他有私交的阿古柏的高官送去便条，在便条里他提醒说，“只要有英国人被强行扣留在这里”，派遣特使去印度寻求英国的友谊就是徒劳之举。他知道此举有风险，但所幸奏效了。不光是海沃德，还有那位神秘的、在阿古柏看来与他们有关系的米尔扎，都一同被释放回家，阿古柏特使会紧随其后。

罗伯特·沙敖和海沃德回家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当时有人以为他们已经死了。尽管此行中两人曾被严格看管，但他们都带回了大量情报，涉及政治、商贸、军事和地理各方面，其中地理方面的新发现为他们赢得了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探险家崇尚的至高荣誉。米尔扎·苏加却没有获得任何奖赏或喝彩。正是基于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印度测绘局才得以绘制出第一份还略为粗糙的阿富汗北部和帕米尔高原的地图。但对他所执行的任务需要严格保密，“专家”只有在完成最后一项任务后身份才可以披露。令人遗憾的是，米尔扎没能活到那一天，在执行另一次前往布哈拉的行动时，他在睡梦中被人杀害。

虽然罗伯特·沙敖和海沃德都对彼此不屑，但他们一致认为俄国人正打算出兵喀什噶尔推翻阿古柏政权，然后将其纳入自己中亚帝国的版图。至于说将来俄国人何时继续南下、沿着两个英国人进入喀什噶尔的通道进攻印度北部，那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截至此前，战略家一直认为，一支现代军队无法逾越印度北部的高大山脉，因为现代军队装备有沉重的大炮和其他重型设备，另外也需要随时补给食品和弹药。在成功进出了这些山脉后，罗伯特·沙敖和海沃德开始质疑这种分析，并特别指出，位于列城东北部的章隆山口（Chang Lung）为入侵者开启了一个进入拉达克的后门，由此可以进入印度北部。尽管这个山口的海拔高达一万八千英尺，但罗伯特·沙敖和海沃德（后者曾是一名军官）都认为重型军事设备可以翻越。

如果当时约翰·劳伦斯爵士还是印度总督的话，官方是不会采纳二人的意见的。事实上，就如同半个世纪前的莫克罗夫特一样，他俩反而会因为插手外交事务而受到严惩。但劳伦斯爵士在罗伯特·沙敖和海沃德旅行期间退休了，接任者是一位思想更为开放的年轻总督梅奥勋爵（Lord Mayo）。他不仅去过俄国，还专门写过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两卷厚书。不出所料，他对两位年轻骁勇的探险家关于阿古柏以及俄国针对帕米尔和喀喇昆仑山口诡计的见解非常感兴趣。

但罗伯特·沙敖和海沃德的警告还是遇到了军方的挑战，尽管军方没有任何人曾踏足过这片他们热烈讨论的地区。国防部的一位上校写道：“一万名吉尔吉斯骑兵能够通过这条艰险的道路是可以想象的……他们除了置放在马鞍上的随身物品别无其他辎重。但如果把他们变成欧洲士兵，靠火车运输武器、弹药、战地医院物资，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必备设施，那情况则截然不同。一个国家如能提供其中一种资源，必不能满足另一种情况之所需。”虽然罗伯特·沙敖和海沃德未能成功说服军方相信哥萨克骑兵即将取道北部山口蜂拥南下直至印度，但他们至少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主题是中亚是否会在俄国入侵面前不堪一击。不仅如此，他俩还成功地说服了新任总督关注阿古柏的提议。阿古柏特使的如约而至让他们的努力变得更加顺畅。

梅奥勋爵对印度防卫持以下观点：最佳的策略不是前进政策或军事冒险，而是在边境周边防守薄弱的广袤地区培养一系列亲英政权，以此建立一个缓冲链。这些政权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阿富汗了。其现任国王是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谢尔·阿里（Sher Ali），加尔各答与之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梅奥勋爵现在有机会与阿古柏结交，在这个缓冲链上又增加一环。有了这两个实力强大的地方政权做盟友，印度就不必惧怕俄国了。梅奥勋爵希望在出现危机时能为这些盟友提供武器、资金，甚至是军事指导。他宣称，凭借一部分英国军官以及数量充足的黄金为后盾，“我可以把中亚变成一个热锅，让我们的俄国朋友在里面跳舞。”多年前莫克罗夫特曾向他的上级提议，让英国军官指挥当地非正规军，从高处山口往下推石块以阻挡俄军前进。梅奥勋爵现在的论调与此几乎如出一辙。

梅奥勋爵下令派遣一只小规模英国使团，伪装成商队，和阿古柏的特使一同返回喀什噶尔。这支使团由高级政治官员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Sir Douglas Forsyth）率队。使团的首要任务是与这位强大的穆斯林统治者取得试探性接触——统治者似乎更愿意与英国而不是俄国成为朋友；其次是对开辟一条翻越喀喇昆仑山的常规商队路线的可能性进行考察。顾虑到第二项任务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一直反对类似的动议。但梅奥勋爵的观点与之相反，他认为，以商贸形式将英国的影响力扩展到中亚是风险最低的选择。他还认为，鉴于俄国货的品质明显低于英国商品，此举可以削弱俄国在印度北部边境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梅奥勋爵当然也不会忽略打通喀什噶尔商路本身的商业价值。根据罗伯特·沙敖的报告，那里有多达六千万的潜在客户，每个人都饮茶，每个人都穿棉制服装，他们正翘首以盼英国商队的到来。梅奥勋爵邀请罗伯特·沙敖加入福赛思的任务，他欣然应允。一贯独来独往的乔治·海沃德则另有任务，他准备再次进入未知领域探险。他的目标是帕米尔高原，在那里高耸入云的山峰和不为人知的山口之外就是俄国最近的前沿哨所。这一次，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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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度北阿坎德邦的首府。

第二十六章　刀架颈上的寒意

chapter XXVI　THE FEEL OF COLD STEEL ACROSS HIS THROAT

听闻乔治·海沃德的计划后，当局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他取消这次考察。不仅因为那片荒蛮混乱的地区对一个孤单的欧洲旅行者来说蕴藏着巨大危险，而且它在政治上高度敏感。实际上，培训“专家”团队的初衷就是为了应对这种风险。但对海沃德来说，风险只会增加吸引力。在写给罗伯特·沙敖的信中，他如此袒露心声：“我要在中亚的荒原上漫游，抱着一个疯狂的愿望，想要体会一下刀架颈上的寒意。”这话要是出自别人之口，一定会被认为是虚张声势的表现，但海沃德是真心喜欢危险的感觉，他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都了解这一点。回想起来，这句话更像是一个死亡遗愿。他没有家人或其他亲密纽带可以失去，但一旦冒险成功就会拥有一切。有一件事大家都认同——海沃德是第一流的探险家和技能高超的测绘员。如果他能够活着回来，他的发现将极具价值。

正如喀什噶尔之行一样，原计划这次帕米尔探险也是由皇家地理学会出资赞助。当时该学会的主席是亨利·罗林森爵士，学会赞助的一些探险活动兼具大博弈和地理考察双重意味。但这时发生的一件事迫使海沃德与学会疏远，以免使学会陷入尴尬之境。这件事还极大提高了这次考察的危险性，因为克什米尔国王被惹恼了，而海沃德此行必须向北穿过国王的领地。这件事起源于海沃德上一次对达迪斯坦（Dardistan）(1)的访问。达迪斯坦位于克什米尔国王领地以外的偏远地区，那里居住着独立彪悍的达迪斯坦人，一直与克什米尔国王处于交战状态。海沃德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若干年前克什米尔军队曾在达迪斯坦的亚辛（Yasin）地区犯下残酷的暴行。海沃德把对这些暴行的细节，包括把婴儿抛向空中砍为两段等描述发给了加尔各答的《先驱报》（The Pioneer）。该报以他的名义全文发表，尽管海沃德声称此举完全违背了他的意愿。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报纸流传到克什米尔国王手中。英国方面此前一直竭力维护与国王的友好合作，但据说国王现在极为不快。

海沃德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事件以及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已经置英国政府和皇家地理学会于窘迫的境地。他因此致函学会，正式要求在这次探险期间断绝和学会的一切联系。他在信中称：“克什米尔王廷异常愤怒，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会试图暗地里加害于我。”尽管人们强烈建议他推迟或者干脆取消这次冒险行动，但面对突增的风险海沃德仍旧去意已决。他认为既然这件事已经为公众所知，克什米尔国王想要加害他也就不那么容易了；不仅如此，国王还可能不得不派人护送海沃德一行通过他的领地，否则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同时海沃德也明确表示，此次探险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他会承担全部风险。他希望能用二十二天到达亚辛，从那里经达科特山口（Darkot Pass）进入帕米尔地区。

印度总督梅奥勋爵在最后一刻试图说服海沃德改变主意，他警告海沃德：“如果你固执己见，那么你必须对此负全责。”海沃德此前已经违背官方意愿造访了喀什噶尔，这次更没有人能阻止他了。毕竟，他身无公职而且不再对皇家地理学会承担责任，更加无拘无束。就这样，1870年夏天，海沃德在五名当地仆人的陪伴下，义无反顾地向北出发，准备穿越克什米尔国王的领地。海沃德通过国王的都城斯利那加（Srinagar）和克什米尔北部边境小镇吉尔吉特（Gilgit），顺利进入达迪斯坦。海沃德冒着被两个好战民族怀疑的风险，穿越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无人区，于7月13日平安进入亚辛。他们受到当地达迪斯坦首领米尔·瓦力（Mir Wali）的热情接待，海沃德在上次拜访中结识了米尔·瓦力，把他当作朋友。

没有人真正知道在这片荒蛮贫瘠、人命如草芥的地方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在短暂逗留亚辛期间，海沃德似乎和他的东道主就应该走哪条路进入帕米尔发生了争执。据说米尔·瓦力的主公——吉德拉尔的君主要求先见海沃德一面，否则就不准他继续旅行。但海沃德已经延误了行程，他想赶紧动身，如果要先去吉德拉尔，就必须向西绕一大段弯路，而且他对吉德拉尔君主的意图也很怀疑。海沃德因此拒绝了君主的要求，据说在随之而来的争吵中，海沃德还用不雅的言语咒骂了米尔·瓦力。但其他版本的描述质疑这种说法，称这是虚构出来的情节，以掩盖一项正在策划中的阴谋。可以肯定的是，海沃德携带了大量珍贵的礼品，他计划将这些礼物送给沿途的部落首领。根据几位后来的证人说，正是这些礼品使得贪婪的米尔·瓦力和吉德拉尔君主心生歹念，他们不愿意看到海沃德一行离开他们的领地。

此时米尔·瓦力已经放弃劝说海沃德绕道吉德拉尔，相反，他甚至借给海沃德苦力，护送他们一直到北方二十英里处的达科特村，那是他领地的边界。在米尔·瓦力貌似友好的告别声中，海沃德离开亚辛，于7月17日下午来到达科特山口，在附近一个海拔九千英尺的山坡上安营扎寨。海沃德曾经因为揭露克什米尔人的暴行而有恩于达迪斯坦人，所以他毫不担心会在这里遭到背叛。然而当夜他惊讶地得知，米尔·瓦力的一队人马出乎意料地出现在达科特。这些人跟村民说，他们奉命前来护送海沃德转天安全穿过达科特山口，但看起来他们并无意与海沃德取得联系。海沃德对此十分困惑，他没预料到会有人来，而在和米尔·瓦力分手时对方也未提及。

另外一些情况也令海沃德担心。一名仆人向他透露，就在他们离开亚辛之前，米尔·瓦力曾企图策反这名仆人。海沃德决定做到万无一失，他彻夜未眠，防备暗中的背叛行动。达科特村的村长后来回忆：“那个欧洲人没有吃晚饭，只是一直喝茶。”海沃德独自坐在帐篷内，借着烛光奋笔疾书，面前的桌子上放着子弹上膛的武器。他用右手写字，左手握着一把手枪。一夜平安无事，黎明的曙光降临时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帐篷里什么也没发生。也许是海沃德多虑了。他站起来煮了一些茶。熬了一夜的他筋疲力竭，倒下睡着了。

这正是米尔·瓦力的杀手们等待的时刻。他们一直埋伏在营寨附近的灌木丛中，其中一个现在悄悄爬进营寨。他向一名毫无戒心的厨师询问海沃德是否睡着了，确认后直奔海沃德的帐篷。海沃德一个阿富汗随从拦住了他，但此时其他杀手一拥而入。搏斗在几秒钟内就结束了。海沃德的随从都被抓获，而他自己则被双臂反绑，脖子上环绕着套索。他根本没有机会去拿武器。俘虏们的胳膊被紧紧捆绑，然后被带进密林深处。根据村长从杀手那里听到的叙述，海沃德曾试图和他们做交易以保住自己和随从的性命。他先是提出愿意奉献出自己的行李及携带的礼品，但杀手们说那些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海沃德然后说，只要杀手们肯释放他们，他的朋友会以大量金钱来交换。杀手们显然有命在身，他们对海沃德的提议没有表现出兴趣。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村长的说法。海沃德的戒指被从手指上扯了下来，然后杀手中的头领拔出了长剑。意识到死亡即将来临的海沃德开始喃喃祈祷，几秒钟后他被一剑刺死，他的五名随从也被灭口。刽子手随后冲向海沃德的营寨，洗劫了他的个人物品和携带的礼物。完成任务后他们返回亚辛向主子汇报，亲手向米尔·瓦力呈交了海沃德的珍贵物品。海沃德之死的另一版本据称来自杀死他的凶手，这一版本在当时广为认可。根据这个版本，海沃德临死前向刽子手提出了最后一项要求——看一眼山顶的日出。刽子手允许他走到一个凸起的土堆上，双手仍被紧紧捆绑的海沃德静静地站在那里注视太阳升起。然后他大步走回到刽子手面前说：“我准备好了。”

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英雄英勇就义的方式。海沃德被敌人背信弃义谋杀的消息将近三个月后才通过电报从印度传回伦敦，震动了整个国家。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一位画家尝试用画作让这一幕永垂不朽。倒是一位知名诗人——亨利·纽波特爵士（Henry Newbolt）后来题诗铭记。他那首《他在贼寇中倒下》（‘He Fell Among Thieves’）的诗是这样结尾的：

黎明已至。他缓慢而坚强地起立，
大步迈向林中被毁的营地；
他吸吮那清冽而香甜的空气，
刽子手将他团团围住。

拉斯波岭的晨光迅速蔓延，
日照金山褪却后雪山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转过身来终于看到在那东方的高原，
太阳被勾勒出金色的辉煌。

“噢，芸芸众生，你们生活在土地上、阳光下，
我也曾活过，我热爱并赞美你们。”

一柄长剑划过。
山谷里，回声一个接着一个，
大地再次陷入了沉默。

无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对谋杀海沃德的凶手是如何愤怒，如果不能派遣一支远征军深入那片危险的荒原进行报复，那就毫无用处。而印度总督并无此意。这场悲剧有力地证明了约翰·劳伦斯及其他一些人的观点——不管探险家多么心甘情愿或英勇无畏，都不能允许他们冒险进入这些地区，因为他们一旦遇害，英国将无法为他们复仇。但英国方面还是迅速作出反应，试图查明这次谋杀的真相，希望能找到海沃德的遗体，给他一个体面的葬礼。派遣调查员赶赴现场显然太过危险，而且对于确定究竟米尔·瓦力是否应当对谋杀负全责、抑或是他的身后另有主谋，也没有帮助。有谣言说，克什米尔国王和吉德拉尔君主都牵扯其中，但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支持。

后来，海沃德的一个朋友找到了他的遗体。这个朋友是英国地质学家弗雷德里克·德鲁（Frederick Drew），他当时受雇于克什米尔国王。出于人身安全考虑，他无法亲自前往亚辛或达科特，于是派遣了一名可信的英属印度兵去查找海沃德遇害的所有信息，争取带回他的遗骸。这名足智多谋的印度兵冒着生命危险，在一堆乱石下面找到了海沃德的尸体（这些石块是被人堆上去的），把它运回了吉尔吉特交给德鲁。他还找到了海沃德遗留的书、地图和报纸，杀手们认为这些东西不值钱，所以没有掠走。

德鲁于12月21日向皇家地理学会汇报说，他把学会颁发给海沃德的金质奖章埋在吉尔吉特要塞旁边的一处花园里，一小队士兵还在墓地前鸣枪三响以示悼念。在后来竖起的一块墓碑上写着：“献给G·W·海沃德，伦敦皇家地理学会金奖得主， 1870年7月18日在前往考察帕米尔高原途中被残忍杀害。应皇家地理学会之请，本碑旨在纪念一位英勇的军官和成就卓著的旅行家。”这块墓碑今天仍然伫立在吉尔吉特基督徒陵园，只不过游客得去陵园对面的修鞋店先拿到钥匙才能参观。当时在海沃德的墓地旁种着一棵杏树，据说这棵树再也没有结出果实。今天，只有一棵枝叶摇曳的柳树伫立在那里。

至于背信弃义的米尔·瓦力，他没有被绳之以法，但不久后吉德拉尔的君主就以英国人对海沃德之死震怒为由罢黜了米尔·瓦力，迫使他逃离亚辛。表面上这是为了惩罚米尔·瓦力，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君主此举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把亚辛的统治权奖赏给他自己的亲戚。米尔·瓦力最终还是因为他的罪孽尝到了苦果。在东躲西藏了几年后，他落入敌人手里，落得一个异常悲惨的下场。根据记载，他和一名刺客扭打成一团，滚下了悬崖峭壁。一个多世纪后，海沃德的名字在这一地区仍然被铭记。今天的达科特村仍旧偏僻，那里的村民带我来到小溪边一处荒凉的地方，他们说海沃德就是在这里遇难的。我的导游还碰巧是米尔·瓦力的直系后裔。一位英国旅行家雷金纳德·绍姆贝格上校（Reginald Schomberg）曾于20世纪30年代来过达科特村，他说海沃德的手枪、望远镜和马鞍仍然在当地村民手中。本世纪50年代，海沃德绘制的六幅地形水彩画出现在孟买的巴扎上，后来在伦敦被拍卖。至于这些画作是如何流传到市场上的，那将永远是个谜，正如乔治·海沃德一生中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

俄国人一直都对英国军官、探险家和旅行家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忧心忡忡，他们已经把这个地区看作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罗伯特·沙敖和海沃德的行踪都未能逃脱身在塔什干的考夫曼将军的注意（可能甚至包括“专家”们的行踪，俄国人大概已经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但更让考夫曼忧虑的是，梅奥勋爵派遣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率领代表团，打着商队的旗号出使阿古柏王廷。当时这位穆斯林君主正对圣彼得堡充满敌意，他不但加固了边境的军事哨所，而且还禁止俄国货物和商人进入。在考夫曼看来，英国人一定摒弃了“精明无为”政策，准备把喀什噶尔纳入他们的保护范围，要垄断那里的贸易。但俄国人还不知道，其实英国人已经遭受了挫折。他们的使团抵达喀什噶尔后就发现，阿古柏当时正在王国一千英里外的东部边陲，预计一段时间内无法赶回。有些人怀疑阿古柏是故意为之，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还是担心圣彼得堡会因为他接待英国人而震怒。无论原因如何，英国使团别无选择，只能空手回到印度。这次挫败，再加上海沃德被杀之仇未报，英国在中亚的尊严遭到了沉重打击。

就在此时，圣彼得堡发起了一系列重大行动，大大加强了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战略地位。在刚刚被任命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伊格那提耶夫伯爵的鼓动下，俄国单方面撕毁了克里米亚战争后《巴黎和约》强加的令它蒙羞的黑海条款，这个条款禁止俄国舰船和海军基地进入黑海。这条消息在伦敦造成恐慌，因为黑海条款的目的就是要把俄国舰队挡在土耳其海峡和地中海之外，以此保卫英国和印度之间的帝国生命线。但在没有其他欧洲列强支持的情况下，英国人对此也无能为力，除非选择和圣彼得堡开战，但政府并无此意。

俄国紧接着于1871年夏天实施了另一项推进举措，因为所涉地方偏远，英国人直到三个月后才得到消息。伊犁是个穆斯林地区，占据着通往南西伯利亚的战略要冲，它在最近的暴动中摆脱中国统治，获得了暂时独立。伊犁坐落在喀什噶尔东北部，紧邻阿古柏的疆域，尚未被阿古柏吞并。考夫曼将军相信、至少是声称阿古柏意图进犯这里，所以他下令部队先发制人，以免这位穆斯林君主会攻占伊犁，进而威胁俄国南部边界。公平地说，蒙古时代那些极具破坏力的游牧部落的确就是从这里潮水般涌进俄罗斯的，俄国战略家将这里与开伯尔山口相提并论。然而伊犁河谷的重要性还不仅于此。正如考夫曼手下的地质学家深知的，这里富含矿藏，也是这片荒凉地区的粮仓。考夫曼绝没有忽视这一事实。6月24日，俄军穿过山口进入伊犁，击败了人数两倍于己的武装抵抗。第二天俄军进入都城固勒扎（Kuldja）(2)，指挥官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宣布永久兼并此城。后来圣彼得堡予以纠正，宣布对伊犁的占领只是暂时的。

自中国人被逐出新疆，伊犁与最近的中国前哨也相距遥远，因此北京方面对于俄军的入侵毫不知情，直到后来圣彼得堡发出非正式通知。俄国人解释说，沙皇的军队是替清朝皇帝把伊犁从叛军手里夺回来，并会一直坚守，直到清朝皇帝重新具备实力对抗阿古柏。中国人没有上当受骗，他们立即要求对伊犁恢复主权。圣彼得堡予以拒绝，两国关系由此骤然变冷。俄国人不再担心会激怒北京了，他们决定和阿古柏重启关于承认其政权以及通商的谈判。1872年春天，一名资深俄国政治专员来到喀什噶尔，向阿古柏提议俄国愿意承认他的政权，前提是他以优惠条件向俄国商品开放市场，实质上就是要把英国人完全排除在外。这次会谈很成功，至少俄国人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阿古柏的目标是在喀什噶尔把所有外国势力的影响降到最低，他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外国列强之间挑拨离间。俄国使节刚刚离开，阿古柏就派特使前往印度，表示他非常遗憾上一年缺席会面，邀请英国人再次来访谈判。俄国人造访喀什噶尔的消息原本让新任印度总督诺斯布鲁克勋爵（Lord Northbrook）焦虑不安（梅奥勋爵在上一年已调离），现在他毫不犹疑地接受了阿古柏的邀请，于1873年夏天派遣第二支英国使团出发，穿越喀喇昆仑山。这支使团仍然由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领队，但规模比上一次要大得多，包括政治专员、军事官员、贸易专家、测绘员和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福赛思爵士的任务是从阿古柏那里获得与俄国类似的交易条件，尽可能多地收集这个地区的各类情报，包括政治、战略、经济和科技的。使团总人数三百五十人，骡马五百五十匹，由英属印度军护卫，另外还有大量翻译、秘书、文员和侍从。英国在中亚的精明无为政策执行了三十年，这项政策不断被鹰派指责为因懦弱而向俄国的扩张计划投降，现在它终于走向终点。

伦敦方面采取的强硬路线在最初阶段似乎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暂时缓解了对俄国进一步逼近印度的担心。圣彼得堡作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让步，促成英俄两国围绕阿富汗北部边界的长期争执得到解决。整个事件首先源于偏远山区巴达赫尚（Badakhshan）(3)和瓦罕（Wakhan）(4)的主权问题。这两个地区位于阿姆河上游，那里驻扎着距离印度最近的俄军前沿哨所。英国一直主张这两个地区是东阿富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则认为它们应当隶属于布哈拉的埃米尔。但在1873年1月，俄国人突然出乎意料地妥协了，承认这些地区归属阿富汗埃米尔。俄国人还进一步确认，阿富汗属于英国势力范围，俄国绝不染指。作为回报，他们希望英国约束阿富汗埃米尔，不要越过其北部边界进行军事冒险活动，或是煽动伊斯兰宗教狂热分子对俄国开战。英国人心满意足，他们相信自己赢得了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但双方的共识尚未形成正式书面协议，俄国也仅表示原则上接受。实际上，这一边界划分在当时也不过是在一幅模糊的地图上划出的一条相对清晰的线。而人们那时对东阿富汗的帕米尔地区知之甚少，乔治·海沃德当初就试图弥补这一缺憾。然而英国有所不知，俄国在巴达赫尚和瓦罕问题上的让步只是为下一步扩张释放的烟幕弹。这次扩张将是截至目前最为大胆的一次行动，圣彼得堡最高层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

就在对阿富汗边界问题达成共识前的一个月，沙皇亚历山大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特别国务会议，决定对希瓦汗国发动全面远征。俄国为此已经秘密准备了很多个月，阿富汗边界共识的达成为这次远征提供了绝佳时机。沙皇和他的幕僚认为，对英国的要求做出让步后，对方将很难反对俄国夺取希瓦。英国人已经风闻俄国正在图谋一些事情，所以他们要求圣彼得堡保证不会在中亚策划更多的征服行动。俄国人此时已集结好一支一万三千人的部队，由考夫曼将军指挥，随时准备兵发希瓦，但他们还是大言不惭地向英国人作出承诺。即使到了不得不承认这次远征的时候，圣彼得堡仍然坚称它无意永久占领希瓦，并且向英国外交大臣保证，沙皇已经下达“明确指示”以确保这一点。

在经历过1717年和1839年两次灾难性远征后，俄国人这次要做到万无一失。他们决定从三个方向同时穿越沙漠，即塔什干、奥伦堡和克拉斯诺沃茨克。希瓦可汗起初还高枕无忧，他知道俄军如若进犯就必须长途跋涉。但随着考夫曼的部队逐渐逼近，可汗越来越坐立不安。他释放了二十一名俄国奴隶和俘虏，企图让俄军止步，但徒劳无果。当俄军距离希瓦只有十三英里时，可汗派他的表兄去向考夫曼提议，只要俄军停止进攻，他愿意无条件投降，永远臣服于沙皇。考夫曼回复，他只会在进城后才同意谈判。为了帮助可汗下定决心，俄军把新近购买的德国大炮对准了希瓦的泥土城墙。希瓦可汗于1873年5月28日逃遁，考夫曼第二天率军高奏凯歌进入希瓦。

像在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一样，俄国人所做的不过是打败了纪律涣散、装备落后的部落武装，尽管如此，对圣彼得堡而言，征服希瓦还是意味着一场彻底的心理上的胜利。它不仅洗刷了以往远征希瓦的灾难和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耻辱，而且在整个中亚极大提升了沙皇的军事地位和战无不胜的威望。此外，通过这场胜利，俄国还获得了对阿姆河下游航道的控制权以及与之相伴的商业和战略利益，当然还包括对里海东岸的完全支配。俄国南部边陲靠近亚洲一翼的巨大缺口也得以弥合，考夫曼欢欣鼓舞的部队现在距离印度古老的战略入口赫拉特已不足五百英里。威尔逊、莫克罗夫特、德莱西·埃文斯和金尼尔他们的预言不幸被印证了。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提醒英国外交部，俄国占领希瓦后就赢得了一个重要基地，从那里他们可以“威胁波斯和阿富汗的独立，对我们的印度帝国造成长久危害”。

伦敦和圣彼得堡对此简要交换了意见，后者再次向英国政府保证，对希瓦的占领只是暂时的。但《泰晤士报》在当年11月披露了一份俄国与希瓦秘密条约的细节，根据该条约，希瓦可汗成为沙皇的附庸，希瓦汗国则成为俄国的被保护国。英国人再次感觉上当受骗。而俄国人辩称，军事必要性和情势变更凌驾于先前的承诺之上，英国对类似借口早已见怪不怪。对于英国人的表态，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亲王加以谴责，他提醒英国人：“我们在一些场合曾主动友好地和伦敦政府交流我们对中亚的态度，特别是我们不采取征服或兼并政策的坚定决心，但英国政府似乎以此得出结论，认为俄英双方已就此问题达成明确约定。”这一说辞当然无法蒙蔽任何人，但除非开战，否则英国对俄国人的这次扩张或下一次行动仍然无可奈何。

也许是担心这次行动过度挑战了英国人的克制力，戈尔恰科夫亲王主动作出另一项保证。他宣称：“无论是在布哈拉方向或是在克拉斯诺沃茨克方向，沙皇陛下无意继续扩张他在中亚的疆域。”然而他闭口不提浩罕汗国。自塔什干沦陷后，浩罕可汗就已经通过协议和俄国紧紧捆绑在了一起。1875年夏天，当时的浩罕名义上仍然是个独立国家，那里爆发了一场反抗俄国人及其傀儡政权的起义，这给了考夫曼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8月22日，考夫曼的部队击溃了起义军主力，他于四天后进入浩罕城，升起了俄罗斯帝国的旗帜。起义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屡受重创，安集延（Andijan）(5)和奥什（Osh）(6)相继沦陷。不久后浩罕汗国被正式宣布成为沙皇中亚帝国的一部分，被重新命名为费尔干纳省。俄国官方通告：“沙皇亚历山大陛下顺应浩罕民意，接受浩罕人民成为他的子民。”就这样，俄国人在短短十年间吞并了面积相当于半个美国的领土，在西起高加索、东至固勒扎之间的广袤地带建立起一道防守屏障。

这让印度的防卫长官深为不安。随着浩罕汗国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考夫曼手下身经百战的军队现在距离喀什噶尔还不足二百英里。俄国人吞并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只是时间问题，之后他们就能控制通往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的山口要道。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一条环绕印度北部边界的环形进攻带，俄国人可以从这个环形带上的任何地点向南发起攻击，唯一能阻挡他们的只有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的崇山峻岭。此前人们一直认为，装备有大炮和其他重武器的现代军队无法从这些地区通行。罗伯特·沙敖和海沃德是最初挑战这一观点的人，但他们都遭到了专家们的驳斥。现在，另外一些人对北方要道的脆弱性也表示出类似的担忧，而这些人的意见就不那么容易被忽视了。

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率领的使团已经从喀什噶尔阿古柏的王廷返回印度。他们此行受到了热情接待，阿古柏作出多项承诺，远远超过他给予先前来访的俄国客人的。然而，尽管双方承诺友谊长存，共同展望一个全新贸易关系的美好前景，但此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收获。英国人和俄国人原来都曾以为新疆会成为欧洲商品的巨大市场，但后来证明这是个假象。此外，阿古柏很显然只是在愚弄这两个强大邻邦，利用他们之间的互相嫉妒来保障自己的地位。毕竟，东方人对大博弈的把戏也同样在行。除了一文不值的承诺外，福赛思此行没有从这位狡猾的穆斯林统治者那里获得任何东西。但他至少成功地做到了一件事。随行的托马斯·戈顿（Thomas Gorden）中校和另外两名军官获准带领一小队印度卫兵经帕米尔高原返回印度。他们要走的路线和海沃德曾希望考察的一样，只是方向刚好相反。同海沃德一样，他们的目标也是考察从俄国边界往南通向克什米尔的各条要道，并评估一支现代军队是否能够通过这些要道进入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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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今天巴基斯坦北部、印控克什米尔和阿富汗东北部一带，中国古代史书称为“陀历国”。

(2) 即新疆伊犁首府伊宁市。

(3) 在今天的阿富汗东北部、塔吉克斯坦西南。

(4) 在今天的阿富汗最东端，与中国新疆接壤。

(5) 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州首府。

(6) 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首府。

第二十七章　“来自北方的医生”

chapter XXVII　‘A PHYSICIAN FROM THE NORTH’

踏着经常没到马肚的积雪，戈顿中校和同伴们步履蹒跚，艰难前行。沿途遭遇的暴风雪常常阻滞他们行进的脚步，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在短短三周时间里就在帕米尔高原上奔袭了四百英里。帕米尔高原由面积广袤的高地和纵横其中的崇山峻岭组成，地貌千沟万壑，迥异于其他那几座在此交汇的巨大山系，如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和天山。这里人烟稀少，几乎寸草不生，居住在周边区域的部落游民把帕米尔高原称之为“世界的屋脊”。戈顿此行的目标是尽量多地对这片鲜为人知的地区进行测绘，在英国地图上进行标注，然后为一些战略性问题寻找答案。他们于1874年春天返回印度，带去了非常令人不安的发现。

只要选择合适的季节，帕米尔高原对于现代化军队来说并非无法穿越，甚至是装备大炮的军队。事实上，俄军可以从阿姆河北岸浩罕境内的要塞渡河，然后沿山口要道进入达迪斯坦和克什米尔，再从那里入侵北印度，一路畅通无阻。戈顿听说，这些山口通道中最易遭受攻击的是吉尔吉特东北一百英里处的巴罗吉勒（Baroghil）和伊士喀曼（Ishkaman）。尽管这一地区大致位于英俄双方最前沿哨所的中间点，但从北方抵达这里的路途要比从南方容易得多。根据戈顿的报告，如果两国要展开一场争夺这里的竞赛，那么获胜的一定是俄国人，因为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两个通道均可自北向南轻易通过。根据传闻，就在几年前，北方一个部落的首领甚至携带了加农炮穿过这里。

戈顿在写给上级的报告里总结说，十三天之内俄国人即可通过巴罗吉勒山口经吉德拉尔抵达印度边界；如果他们选择途经吉尔吉特的伊士喀曼山口，所用时间大致相同。戈顿和同伴们一致认为，在军事上，这两个山口远比章隆山口更为脆弱（海沃德和罗伯特·沙敖曾经设想，俄军占领喀什噶尔后会把章隆山口作为进攻印度的秘密通道），就更别提令人生畏的喀喇昆仑山口了，戈顿一行领教过那里的艰险。戈顿相信，俄国占领浩罕汗国远比将来占领喀什噶尔更令人担忧；当然，一旦开战，喀什噶尔既可以作为入侵部队穿越帕米尔山口的补给中心，也可成为英国人攻击侵略军通讯线的基地。因此，维护和阿古柏的友好关系对保护印度利益至关重要。

戈顿还有另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发现。实际上，阿富汗和喀什噶尔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并不直接接壤，他们之间存在一个五十英里宽的缺口，位置举足轻重。如果俄国人也发现了这一点，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凭借兼并浩罕汗国这一事实对这个缺口地带声称主权。用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的话来说，俄国人就可以在阿富汗东部和喀什噶尔之间插入一个“属于俄国的狭窄的楔子”，由此进一步逼近北印度。戈顿他们还听说，俄国间谍和商队会定期造访阿富汗，而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人则不允许进入那里。此外他们还得知，谋杀海沃德的凶手米尔·瓦力因为害怕英国人寻仇，在戈顿他们到来前就逃遁了。

在戈顿撰写的军事报告里，他敦促英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加强英国在巴罗吉勒和伊士喀曼山口南端的实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可以考虑修建一条从克什米尔向西直达伊士喀曼山口的公路，确保对巴罗吉勒的控制。官方可以对外宣称目的是连接印度腹地和北部偏远地区之间的商路。戈顿称：“这条公路不但能吸引正在喀喇昆仑山区艰苦跋涉的东突厥斯坦商人，还会吸引经过喀布尔和白沙瓦进行贸易往来的巴达赫尚的商人。”当然，修建这条公路的真实目的是如果俄国人跨过阿姆河逼近巴罗吉勒和伊士喀曼山口，英国人就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把部队调集到北方。

然而，在这个海拔高达两万英尺、荒无人烟的地方，如何才能及时获悉俄军入侵的消息呢？如果俄国在浩罕开始进行积极的军事准备，那么消息就能由本地商人和旅行者带回来，但除此之外，英国人在俄军大兵压境前无法收到任何警示。福赛思爵士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在吉尔吉特派驻一名英国代表。因为吉尔吉特对英国人来说相对安全，这名英国代表可以在那里收集有关这个“目前我们还一无所知的”地区的情报。如果像其他一些地区一样，这里对于欧洲人而言太危险，或在政治上过于敏感，那么可以出资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当地间谍网来完成情报收集。在戈顿的团队再次侦查了巴罗吉勒和伊士喀曼山口后，福赛思的提议得到采纳。这次侦察不仅肯定了此前的观点，而且发现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入侵部队行进的沿途都遍布丰饶的牧场。

考虑到这些新发现的不利因素，加尔各答方面决定怂恿已经与英国缔约结盟的克什米尔大君将他的政治影响力（甚至是实际疆域）向北扩张至吉德拉尔和亚辛，以便对巴罗吉勒和伊士喀曼山口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如果根据事态的发展需要直接占领这些地区，那么英国人会向克什米尔大君提供物资支持。有些人质疑此举是否明智，因为有传闻说克什米尔大君已经秘密接待过俄国特工；如果传闻属实，那么克什米尔大君向北扩张的举措反而会导致俄国人更接近印度边界。尽管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本人并不怀疑克什米尔大君的忠诚，但他也警告印度总督，英国很可能会失去一些当地友邦的信任，这些友邦是遏制俄国扩张的盟友。福赛思称，在中亚一些地区人们普遍认为，“俄国是一股新兴势力，且注定会更加强大。而英国惧怕俄国，对俄国的扩张无能为力，对那些不愿被俄国侵吞的国家也爱莫能助。”他据此断言，一些地方势力的首领正在考虑转而效忠他们心目中亚洲的“明日强国”。

帕米尔山口彼端的俄军要塞令加尔各答惴惴不安，另一方面，英国在一些地区的军事政治举动也让圣彼得堡深感忧虑，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地区已属俄国势力范围。俄国人的担心最初源于罗伯特·沙敖和海沃德打着私人旅行幌子开展的探险活动；继而俄国人发现，英国外交使团频繁往返于印度和喀什噶尔之间，已经危及俄国人在阿古柏王廷的既得利益，同时英国军事测绘人员也开始积极勘察帕米尔山口。伦敦和加尔各答到底在图谋什么？随着两国之间越来越缺乏互信、关系持续恶化，有一件事情逐渐变得明朗。虽然阿富汗仍旧是大博弈的焦点（因为开伯尔山口和波伦山口是侵略军最可能采用的路线），但对俄国将军们而言，如果他们确有入侵印度的意图，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要比原先估计的多得多。这场帝国博弈棋局的范围被大幅延展，棋盘上的交锋也势必更加白热化。

1874年春天，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垮台，保守党在本杰明·迪斯雷利的领导下以巨大优势重新执政。迪斯雷利对大英帝国的使命笃信不疑，坚持奉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他的观点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支持。他长期以来一直诟病上届政府对俄国表现出的软弱态度，下定决心要予以纠正。从这一刻起，前进派要手持复仇的利剑回归英国政坛，英俄关系也必将陷入低谷。随着俄国在中亚节节推进，英国内阁显然需要对印度问题给予高度关注。迪斯雷利和新任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并不担心俄国人会立刻发起进攻，他们害怕的是俄国会在阿富汗建立某种形式的立足点，尽管戈尔恰科夫在1873年承诺，吞并浩罕汗国后俄国不会再有进一步的扩张举动。假如俄国人果真染指阿富汗，他们可以把阿富汗作为基地，给印度的英国人制造更多麻烦，甚至把那里作为跳板，与阿富汗携手入侵印度。因此，迪斯雷利迫切想要在喀布尔建立一个永久的英国常设机构，他身边的鹰派人物们还敦促他在赫拉特和坎大哈也设立类似机构。

为了着手实施新政，迪斯雷利首相决定委派利顿勋爵（Lord Lytton）接替自由党人诺斯布鲁克勋爵出任印度总督。诺斯布鲁克勋爵不满政府决意干涉阿富汗充满火药味的内政，因此辞去总督一职。在回国前夜他警告伦敦，放弃精明无为政策将导致英国面临风险，和这个难以捉摸的邻邦之间爆发“另一场无益而又代价高昂的战争”。伦敦对他的警告置若罔闻。此时，利顿勋爵已经收到了实施前进政策的详细指令，正跃跃欲试准备开展新政。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宣布维多利亚女王为印度女皇。依靠此举，迪斯雷利一方面取悦英国女王，同时“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向俄国人表明，英国对印度的立场持久而坚定。换句话说，俄国人“别打印度的主意”。

英国在这段时间里采取的另外两项举措也极大增强了它对印度的掌控。一是从埃及赫迪夫（Khedive）(1)手里秘密收购了新开通的苏伊士运河40%的股权。这条运河把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航运距离缩短了四千五百英里，在军事上和商业上都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因此，迪斯雷利希望确保其绝对安全，永远不会受到敌对势力的威胁或甚至被切断——特别是如果俄国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话。这次收购把埃及统治者从濒临破产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也使英国人一跃成为苏伊士运河公司最大的股东。加强与印度联系的第二项重大举措就是在1870年开通了伦敦直达印度的海底电缆。其实一条陆地电缆五年前就已架好，但因其途径德黑兰，所以在战时容易受到干扰破坏。新铺的海底电缆就安全多了。《泰晤士报》称：“只要英国掌控海上霸权，敌人就无法破坏电缆。要想用铁锚钩住这些电缆需要知道它们的准确位置，需要配备一艘安装有特别设备的船只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此外还需要大量时间。电缆会铺设在繁忙海路的正下方，一旦铁钩船开始进行电缆搜寻，立即就会被察觉。”此外，开通新的通讯连接还有助于白厅更紧密地管理印度事务——过去要花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收到的讯息，现在只需要几个小时。

迪斯雷利向印度新总督利顿勋爵下令，把阿富汗和它的邻邦俾路支斯坦一并纳入英国防卫同盟，因为那里坐落着波伦山口，从阿富汗一直伸向印度。俾路支当时正饱受内战折磨，统治者格拉德汗的王位岌岌可危。这个地区的动荡局势以及可汗在控制骚乱部落时的无能表现都让加尔各答颇为担心，并开始考虑废黜可汗、另寻高明取而代之。但前线的英国政治专员们对此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弊大于利。最后，英国决定派人说服这些首领停止反叛行动，被选中执行这个任务的是一位在俾路支各部落中颇具影响力的英国军官罗伯特·桑德曼（Robert Sandeman）。1875年冬天，桑德曼携带一把左轮手枪，只身一人深入群山，成功化解了这些部落和可汗之间的冲突。第二年秋天，为感谢加尔各答帮助他巩固王位（当然还有那笔慷慨的年金），俾路支可汗同意把波伦山口和附近的要塞城市奎达永久租借给英国。

不出人们所料，阿富汗的形势要复杂得多，部分原因是英国此前对阿富汗内政所持的不干涉政策。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谢尔·阿里对俄国的恐惧胜于英国，于是他在1873年主动联系诺斯布鲁克勋爵，提议签署防卫协议，以抵御北方的威胁。当时的格莱斯顿内阁命令印度总督拒绝这一提议，并在其他几件事上申斥了谢尔·阿里。埃米尔一直把英国人当作朋友，而现在他的提议被断然拒绝，这让他火冒三丈。不久后印度就收到情报说，阿里正在和塔什干的考夫曼将军进行联系。现在迪斯雷利要求利顿尽量弥补因诺斯布鲁克的怠慢而造成的损害，重启和阿里关于共同防卫条约的商谈，但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阿里必须同意英国在喀布尔或赫拉特建立永久代表处。此举旨在阿富汗设置眼线，严密监控考夫曼的一举一动。英国人不相信埃米尔，怀疑他偏袒俄国人。然而，正如利顿幕僚团中态度较为温和的人士曾经警告过的，埃米尔绝不会允许英国军官出现在阿富汗的任何地方。事实上，埃米尔甚至不同意英国派遣临时使团访问喀布尔商谈此事，声称如果他接待了英国人，就不能再拒绝俄国人。埃米尔坚持，谈判要么在边境上，要么在加尔各答进行。不用说，这进一步加剧了利顿对谢尔·阿里的不信任感——更别提对圣彼得堡了，因为利顿认定是俄国人在幕后施加了恶劣影响。

1876年9月，利顿在给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信中写道：“和俄国开战的前景令人激动不已，但我一点也不担心印度。如果难免一战，宁早勿晚。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我们比俄国强大两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我们都拥有更好的基地。”他兴致勃勃地继续说道，一旦开战，诸汗国将奋起倒戈反对他们的俄国主人，并将在印度北部边界呈“火海”之势蔓延开来。如此挑衅之言竟出自利顿之口也许让人觉得反常，毕竟他是一个思想开明、多少有些波希米亚文人情怀的前外交官。实际上，像同时代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利顿对俄国的独裁统治抱有天生的厌恶感；在这种厌恶情绪之上，现在又因圣彼得堡觊觎阿富汗而平添了一份担忧。更何况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无论是在中亚的阿富汗还是在近东的君士坦丁堡，英俄两国再次刀锋相见已在所难免。

一本新书的出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俄国野心的担忧。这本书名为《英国和俄罗斯在东方》（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东方问题权威、现在已经是英国政府智囊团印度理事会成员的亨利·罗林森爵士。尽管这本书的论调并没有超出他本人以及自威尔逊、麦克尼尔和德莱西·埃文斯时代以来前进派人物的一贯主张，但它还是对英国内阁和包括新任总督在内的印度防卫者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正如大博弈时代的其他著述一样，时机决定一切。当时也有书和文章质疑罗林森以及前进学派的观点，但在媒体的一片排俄声浪中，这些质疑遭到冷落。罗林森指责那些蔑视他警告的人是“危险的敌人”，但公平来讲，他和他的盟友绝非是一群穷兵黩武的疯子。事实上，前进政策的拥护者索尔兹伯里勋爵也不是一个战争狂人或煽动家。他曾经对一位忧心忡忡的贵族说：“小比例尺地图的广泛使用滋生了大量误解。如果使用一张大比例尺的地图，你会发现俄国和英属印度之间的距离必须得用标尺而不是手指来衡量。”然而，尽管索尔兹伯里勋爵坚信俄国入侵印度一定会失败，他还是担心俄国会趁英军深陷其他地区纷争时，挑唆阿富汗人染指印度，正如他后来指出的：“俄国人能以印度的财富来引诱阿富汗人，而我们却没有东西给他们，因为突厥斯坦没有什么可劫掠的。”

对鹰派观点进行大肆报道的并非只有英国，圣彼得堡的一家报纸也对英国在东方的野心发出警告：“他们企图把影响力延伸到喀什噶尔、波斯和其他所有与我们接壤的中亚国家，会对我们在亚洲的利益构成直接威胁……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迅速采取措施，阻挡他们准备给予我们的打击。”这种言论很可能就是伦敦报纸所鼓吹的俄国威胁的翻版。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就是通过俄国当地媒体获取俄国在中亚行动的情报的，当然往往是事发很久之后。

罗林森的书出版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76年，在加尔各答出版了两卷英文翻译版的俄国大博弈经典著作——M·A·捷连季耶夫（M.A. Terentiev）上校撰写的《俄罗斯和英国对中亚市场的争夺》（Russia and England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Markets of Central Asia）。这本书反英情绪浓厚，指责英国秘密向土库曼部落发放枪支对付俄国。书中还声称，精明无为政策的笃信者约翰·劳伦斯爵士之所以被解除印度总督职务，就是因为他的反俄立场不够坚定。捷连季耶夫还称，印度反英大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周详的计划和外部支援，结果印度人民仍然在忍受英国人的暴政和剥削。捷连季耶夫接着说：“身处死亡边缘的印度人民正期待着来自北方的医生。”捷连季耶夫认为，如果能获得外援，印度人民将再次燃起反抗的燎原之火，并烧遍整个次大陆，最终摆脱英国的奴役。俄国人断言，一旦起义爆发，英国人将无法依赖印度军，因为部队中的大部分士兵是本地人。

谈及俄国入侵印度一事，捷连季耶夫说，如果两国开战，“俄国目前在中亚的位置十分靠近印度，我们将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他认为远征印度终结英国统治的几率很高，特别是考虑到他所宣称的当地人高涨的不满情绪。至于入侵部队途中会面临的天然屏障，捷连季耶夫认为并非不可逾越。如果这种远征行动在七十多年前的沙皇保罗时代就被论证为可行的话，那么在今天会更为容易，因为两国之间的距离已被大大缩短。然而在这一点上，捷连季耶夫上校的论证乏力，因为如果不是处于半疯狂状态的保罗遇刺，出征被紧急叫停，1801年俄国那场针对印度的远征无疑将遭遇全军覆灭的命运。

毋庸赘言，捷连季耶夫对大博弈的观点与戈尔恰科夫亲王试图传递给英国政府的信息大相径庭。但在印刷媒体被政府严格审查的俄国，捷连季耶夫的这些观点在发表前一定事先得到过高层的许可。很可能这只是作为内参流传，无意让英国人获悉，但它还是例证了俄国的双重政策战略。一方面是圣彼得堡发布的官方的安抚性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前线军官们采取的非官方的进攻政策，而政府在必要时随时可以否认这种进攻政策。捷连季耶夫这本书清晰地反映出俄国前进派的想法，极具价值，因为英国人对俄军在中亚的图谋知之甚少，更不用说沙皇在阿姆河以北新拓展的领地了。一位英国军官阅读了这本书的俄语原文版，决定探寻究竟。而这个目的只有亲身前往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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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称号，指当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总督。

第二十八章　伯纳比上尉的希瓦之行

chapter XXVIII　CAPTAIN BURNABY'S RIDE TO KHIVA

英国皇家骑兵卫队的弗雷德里克·古斯塔夫斯·伯纳比上尉绝非等闲之辈。他身材高大，力量惊人，裸高就有六英尺四英寸，体重达十五英石，胸围有四十七英寸(1)。他被誉为英国军队中最强壮的人，据说他可以独臂抱起一头小马驹。他还曾展示过另一个大力之举，用食指和中指夹住一根台球棍的一端，然后慢慢伸直双臂，平稳地将台球棍举起并与地面持平。但这个乡村牧师的儿子并非肌肉发达而头脑简单。他具备卓越的语言天赋，能够流利使用至少七种语言，包括俄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此外，他天生热爱冒险，并赋予其一种浓重的、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特点让他成为舰队街(2)媒体的宠儿，他在休假期间数次担任《泰晤士报》及其他报刊的海外特别通讯员。有一次，他甚至沿尼罗河旅行，在喀土穆采访了戈登将军(3)。

在其中一次休假中，伯纳比决定前往俄属中亚地区，据说那里禁止英国军官和旅行者进入。他计划先抵达圣彼得堡，然后直接向陆军大臣米柳京伯爵提交申请，请求取道希瓦、梅尔夫和喀布尔前往印度。鉴于当时英俄两国的关系仅停留在表面上的友好，这个方法的成功可能性不高，但的确是个大胆的尝试。对伯纳比而言，只要存在一丁点的希望，他就愿意为之努力。他刻意没有向自己的上级或英国外交部提交申请，因为他知道结果一定会被驳回。

1875年11月30日，伯纳比带着八十五磅重的行李从维多利亚车站搭乘夜间邮政火车前往圣彼得堡。抵达后他与朋友们会面，被告之俄国政府绝无可能批准他的申请。他们说：“俄国人会认为你是英国政府派来扰乱希瓦局势的，他们永远不会相信一名军官愿意自费前往希瓦。”但结果出人意料，朋友们的预测居然错了，他第二天就收到了米柳京的批复，批准了他的部分行程。这位陆军大臣告诉他，沿途的政府官员已经得到通知，会给予他协助，但“帝国政府无法默许他旅行至俄属以外的领地”，因此无法为他在那些地区的生命安全承担责任。在伯纳比看来，这是个模棱两可的回复。米柳京的意思要么是他根本不能前往希瓦，因为那时希瓦名义上仍然是个独立汗国——当然就更不能去梅尔夫了，因为梅尔夫压根就在俄国疆域之外；要么是说他可以前往这些地方，但风险后果自负。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许多人会认为米柳京的批复是第一种意思，可伯纳比选择了第二种理解。至于陆军大臣米柳京为何准许伯纳比在沙皇的中亚领土上旅行，这至今还令人费解，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米柳京担心如果拒绝这一申请，英国也会禁止俄国人在印度或大英帝国的其他领地内自由行动。

伯纳比并不是近期唯一试图前往梅尔夫的英国人。在很多人看来，如果考夫曼企图夺取梅尔夫，那么这很可能会成为英俄战争的导火索。前一年，印度军队的情报官乔治·内皮尔（George Napier）上尉就曾在波斯东北部旅行，收集了大量战略和政治情报，这些情报主要涉及俄军从里海东岸的新基地克拉斯诺沃茨克向梅尔夫推进时可能选择的路线。当时土库曼人急切盼望得到英军的保护以抵抗考夫曼的进攻，他们热情邀请内皮尔前往梅尔夫。但内皮尔不得不拒绝这一邀请，担心这会带给土库曼人“不切实际的期望”。就在伯纳比到达圣彼得堡的五个月前，后来成为印度军事情报负责人的英国军官查尔斯·麦格雷戈（Charles MacGregor）上校抵达赫拉特，准备下一步前往梅尔夫。但在最后一刻，他收到加尔各答的紧急通知，命令他立即停止进一步行动。英国政府担心，如果有负责情报工作的英国军官出现在这一战略上高度敏感的绿洲，那会加速考夫曼夺取梅尔夫的步伐。同内皮尔一样，麦格雷戈也带回了这一地区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但在返回印度后他还是因此受到了处罚。

伯纳比决心只遵循自己的意志，他也绝不允许类似的顾虑干扰他的行动。在旅途中他先坐火车，然后搭乘三驾马车，于圣诞节前抵达奥伦堡。途中他遇到了准备返回圣彼得堡的奥伦堡总督及夫人。这位俄国人告诫他说：“记着，你绝不能从这里前往印度或波斯。你必须沿原路返回到俄国的欧洲部分。”很显然，总督大人已经从米柳京那里得到了某些指令。他毫不掩饰对伯纳比此行的反对态度，也没打算对他提供任何帮助。此外，虽然伯纳比在两人相遇时是用英语向总督致意，但总督一定从圣彼得堡那里得知伯纳比通晓俄语。这在当时并不常见，因为能够讲俄语的英国人少之又少。不管怎样，总督并未阻止伯纳比继续前往奥伦堡，尽管伯纳比此行究竟能走多远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明白无误，不管伯纳比走到哪里，俄国人都会密切监视他的行踪，确保他不会看到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在奥伦堡期间，伯纳比偶遇了浩罕汗国的前可汗。这位可汗被俄国人流放至此，却偏偏爱上了新生活，前一阵他还刚刚为守卫部队军官和家属举办了一场舞会。伯纳比还得知，考夫曼最近又申请调集两个团的兵力派往中亚，但具体目的不明。

伯纳比雇用了一名穆斯林仆人，还有驮运行李的马匹，准备乘雪橇穿越茫茫雪原，前往俄国要塞小镇卡扎拉（Kazala）。卡扎拉位于咸海北岸，距奥伦堡六百英里。他还希望从那儿前往希瓦，然后是梅尔夫，最后他将进入阿富汗。1876年，他们遭遇了记忆中最为严寒的冬天。向南的旅途异常艰辛，两人不得不在暴风雪中踏着厚厚的积雪艰难跋涉。伯纳比有一次因为大意，双手裸露在外就睡着了。尽管事后他对此轻描淡写，但他的手没有被冻伤实属幸运，这多亏遇见了一些友善的哥萨克人，他们用按摩油使劲摩擦他的双臂，帮助他恢复了血液循环。一个哥萨克人对他说：“要不是你坚强的意志力，恐怕你的双手早掉下来了，双臂也不一定能保住。”这之后又过了数周，伯纳比的双手才恢复正常。

伯纳比在卡扎拉得到了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同时他们也津津有味地告诉伯纳比，他们热切地期待与英国展开争夺印度的斗争。“到那时，我们早上互相射击，”一位俄国官员一边递给伯纳比一杯威士忌一边说，“休战时一起喝上一杯。”到达卡扎拉，伯纳比下榻在总督家里。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勇敢地向总督打听去往四百英里外希瓦的最佳路线。总督告诉他绝不可直接前往希瓦，必须先去最近的俄国要塞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Petro-Alexandrovsk），在那里获得批准后方可进入希瓦汗国。伯纳比接着问，如果他直接去希瓦又会怎样，总督警告说，希瓦周边沙漠里那些神出鬼没的土库曼人相当危险，希瓦人也不好对付。他对伯纳比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希瓦可汗很可能会让他的刽子手挖出你的双眼。”很明显总督是在吓唬他。

为了保护伯纳比免遭土库曼人的劫掠，总督给他安排了一小队哥萨克骑兵护卫。但伯纳比知道，那些游牧民族已经被考夫曼的军队打击得差不多了，况且正如内皮尔上尉体会到的，那些游牧民族其实对英国人颇有好感，他们希望在俄国人进军梅尔夫时得到英国的援助。在获取了足够多的信息后，伯纳比决定向南直奔希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经布哈拉前往梅尔夫。他因此婉言谢绝了哥萨克护卫队的安排，但总督又给他指派了一名向导，很明显是为了确保他不会偏离前往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雪道。后来伯纳比得知，此人在三年前曾作为俄军入侵希瓦的向导。对于伯纳比这样意志坚定且足智多谋的人来说，这名向导的出现并不会造成太大困扰。

伯纳比发现，去希瓦的最佳路线是在距离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还有两天路程的地方就改道。1月12日，他为自己、仆人以及向导雇用了马匹，又找了三头骆驼驮运行李。行李中包括一顶“kibitka”——土库曼帐篷。表面上看他们是前往俄国的边塞之镇。伯纳比后来写道：“尽管马匹和骆驼一直雇到了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但我根本没打算去那里。”他预感到边塞指挥官会寻找各种理由阻挠他去希瓦，更别提去布哈拉和梅尔夫了。此外，即便俄方同意伯纳比前行，他们也一定会严密监视他的行踪。伯纳比首先要争取赢得仆人的支持。为此，他承诺在抵达布哈拉和梅尔夫时分别支付给仆人100卢布。伯纳比写道：“这个小个子鞑靼人很清楚，一旦我们进入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他就挣不到这笔奖赏了。”但他们什么都没跟向导说。

距离希瓦还有两周路程。冬季的荒漠上一片冰天雪地，残暴的冷风无情肆虐。由于墨镜的金属镜腿都冻在了脸上，伯纳比不得不摘下墨镜。为了防止雪盲症，他改用帽子遮住双眼，然后从皮毛的缝隙中往外看。这一路的艰难险阻让伯纳比体会到当年俄军的惨痛遭遇。俄军曾于1839年冬天从奥伦堡出发远征希瓦，但中途不得不因极端寒冷的天气而被迫放弃计划。伯纳比后来得知，有一队哥萨克士兵在同一时间从卡扎拉前往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途中两名哥萨克骑兵被冻死了。比起伯纳比和他随从穿戴的裘皮和羊皮外套，哥萨克人的制服单薄了许多，根本无法抵御这样的严寒。

伯纳比终于来到了荒僻的岔路口。面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往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另一条通往希瓦。伯纳比早已发觉向导是个贪婪的人，于是他设计让向导放弃职责。伯纳比知道向导的姐夫是个马贩子，就住在希瓦附近的小村庄，于是故意放出话说，马匹早已疲惫不堪，他打算在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重新购买马匹。向导立刻就上钩了，主动说他认识一个希瓦人能够提供优良的马匹。伯纳比估计向导会从中提取不少好处，就故意说自己可能还想再买几头骆驼。起先向导坚持说可以将马匹和骆驼牵引至此地让伯纳比过目，但伯纳比建议他们应该继续向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方向前进。这时向导犹豫了。最终大家都同意放弃俄国的要塞小镇，直奔希瓦，但有一个附带条件，那就是在进入希瓦都城前先要取得可汗的许可。附近村落的毛拉帮他们起草了一份措辞恰当的信件，然后由信使送出。伯纳比在信中解释，他是一名英国军官，途经此地，希望参观这座著名的城市，拜访声誉卓著的可汗。

一天后，伯纳比一行抵达阿姆河岸边，这里距希瓦都城还有六十英里。此时河水尚未解冻，伯纳比在这里遇到了前来迎接的希瓦贵族。当他们骑马进入希瓦城门时，伯纳比看到了一个绞刑架。同行的人告诉他，盗贼都是在这里被吊死的，而杀人犯被执行死刑时，则像宰羊一样被人用大刀在喉咙上割一刀。此前俄国的卡扎拉总督曾预言可汗的刽子手会挖出伯纳比的眼珠子，这一场景却并未发生。被安置到可汗的国宾馆后，伯纳比一直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来。国宾馆的建筑美妙绝伦，客厅里还铺着精美的地毯，光亮的瓷砖和华丽的装饰让他想起塞维利亚的阿拉伯风格建筑。尽管当时还是严冬时节，仆人端出了盛有甜瓜、葡萄等各种水果的托盘。他还听说，可汗已下令向他提供所需的任何物品。

第二天一早，伯纳比被告知可汗当天下午会接见他。到了预定时间，有人牵来马匹，让他骑马前往王宫。佩戴半月形弯刀、身着色彩靓丽的丝绸长外套的护卫站在门口等待，而兴奋的希瓦民众则站在道路两旁，想一睹这位英国巨人的风采。本地人听说他是英属印度派来的特使，中亚各汗国的居民对英国的富有也早有耳闻。伯纳比非常谨慎地告诉可汗的官员，他并不代表英国政府。当地官员对于他能摆脱俄国人的控制抵达这里表示出无休止的惊讶。其中一人告诉他：“俄国人可不喜欢你们英国人。”

可汗背靠垫子坐在一块波斯方毯上，脚旁放着一个烧着炭火的暖炉。他看上去大概二十八岁，体型强壮，留着黑黑的络腮胡须。他嘴巴很大，牙齿虽不整齐却非常洁白。让伯纳比感到轻松的是，可汗见到他时露出了笑容，目光里也充满笑意。伯纳比后来写道：“看到可汗为人如此亲切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毕竟俄国报纸里描述的都是这位希瓦君主的残暴与邪恶。”可汗示意伯纳比坐到他身边，命令上茶。当礼仪结束后，他开始向伯纳比询问英俄两国的关系如何、两国的疆域有多大、相距有多远等等。

在得到可汗的准许后，伯纳比画了一张地图，指出印度、俄国以及英伦岛屿的各自位置。当看到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英国和印度在面积上是如此悬殊时，可汗非常诧异。同时他看到沙皇的疆域比英国和印度两者之和还要大，这也让他感到很意外。为了表明他的惊诧，他用了两只手盖住地图上俄国的面积，但只用了一只手就盖住了印度。对此伯纳比回答说，大英帝国的领土面积如此巨大，以至于太阳在帝国的一处落山时一定正在另一处冉冉升起，因此他的地图仅仅勾勒出英国的一部分面积而已。况且一个国家的实力水平也不完全体现在国土面积上，例如，仅仅印度的人口就有整个俄国的三倍之多。另外，虽然俄国的实力和国土面积有目共睹，但俄国人已经在战争中被英国击败过一次，今后如果开战，他们一定还会是英国的手下败将。英国实力强大，但它热爱和平，主张与一切邻邦保持友好关系。

可汗沉默了一阵，转而讨论俄国在中亚的野心。他告诉伯纳比：“我们这些穆斯林曾把英国人当作朋友，因为英国曾帮助过苏丹。但后来你们任由俄国人占领塔什干，征服我的国家，向浩罕进发。”他预测俄国人下一步将夺取喀什噶尔、梅尔夫以及赫拉特。俄国士兵众多却苦于军费不足，而可汗知道印度非常富有，“终有一天，无论你们的政府是否愿意，你们都将面对与俄国的战争。”可汗还希望知道，如果将来俄国人进攻喀什噶尔，英国人是否会出兵援助。伯纳比解释说他本人无权了解英国政府在喀什噶尔问题上的立场，当然他对于俄国占领了可汗的领土深表遗憾，因为那原本是可以轻易避免的。

尽管圣彼得堡一再声明俄国已经从希瓦撤军，并将政权归还给了可汗，但伯纳比认为这只不过是个谎言，因为可汗仍然被俄国人紧紧抓在手心。他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俄国人对其要求撤军的请求也置若罔闻。俄国在距离希瓦都城不远的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部署了四千驻军，可以轻易实施攻击，而且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俄国最出色的边防将领之一尼古拉·伊凡诺夫（Nikolai Ivanov）上校。此外，希瓦人每年还必须向沙皇交纳数目可观的贡奉。有一次伯纳比在穿过王宫去拜见可汗时，正好看到可汗的财务大臣正在逐笔核算需要上缴的银币和卢布。

这时可汗微微弯了下腰，示意会面到此为止。伯纳比再次感谢可汗批准他进入希瓦并热情接待他，随后这位英国人退出宫殿，骑马回到住处。此时人们已经得知他在王宫受到的礼遇，当他和护卫穿过街道时，站在街边或屋顶上围观的民众向伯纳比弯腰致敬。可汗允许伯纳比在城中随意参观，于是次日他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他参观了皇家园林，里面种植了各种果树，有苹果、梨和樱桃，还有瓜田和葡萄园。他还参观了可汗的夏宫，可汗会在每年最炎热的六七月份移居这里避暑并处理朝政。接着他来到了监狱。伯纳比在笔记中写道：“我在监狱里看到两名犯人，他们的双脚被拴在木棍上，脖子和身上捆绑着重重的铁链。”这两名罪犯被指控调戏一名妇女，但他们没有认罪。伯纳比向陪同的人员询问，如何处理那些不认罪的人，他得到的答案是：“我们会用棍子打他，把盐塞进他嘴里，让他在烈日下暴晒，直到他认罪。”俄国曾经为他们入侵希瓦找了个借口，就是要把希瓦臣民从残暴的酷刑中解救出来。现在看起来俄国人并没兑现诺言。

次日早晨，伯纳比先逛了骆驼市场，回来时看到两个人表情严肃地站在院子里等他。其中一人递给他一封信，是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伊凡诺夫上校写给他的。俄国人似乎已经知道他中途溜走了。信中说在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有一封给伯纳比的急电，但上校并没有让信使将电报带来，而是让伯纳比去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领取。伯纳比无从得知这封神秘的电报是谁发的，究竟有多重要。他只知道电报是从塔什干发出的，那里是目前中亚通讯线所能铺设到的最远端，此前的通讯都是由信使快马加鞭穿越九百英里的戈壁沙漠送到塔什干。很显然，俄国人认为这封电报的内容很重要。当然，伯纳比本可以对这封电报置之不理，然后迅速出发前往布哈拉或梅尔夫；但他知道伊凡诺夫上校向希瓦可汗下达了严格命令：如果伯纳比已经离开希瓦，可汗必须把他追回来，直接送到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尽管伯纳比倍感遗憾，可他别无选择，只能随同两名信使一起返回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看来他能造访布哈拉或梅尔夫的前景已非常渺茫，因为俄国人恐怕不会再允许他轻易溜走了。

离开希瓦之前，可汗再次与他会面。对于伯纳比不得不提前终止此次旅行，可汗表示遗憾。他向伯纳比承诺，希瓦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也欢迎其他英国人来访。伯纳比写道：“可汗举止亲切，当我离开时他热忱地和我握手告别。”当晚他们下榻在一位希瓦高级官员的家中，此人曾经在俄国入侵希瓦时被派往印度向英国求救，尽管英国人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但他在印度的所见所闻以及英国人给予他的礼遇还是让他大开眼界。像可汗一样，他也提醒伯纳比，俄国人的终极目标是印度。在他看来，英国军队比俄国军队优秀得多，但俄军在人数上占优。他认为一旦俄军入侵印度，即便损失掉与英国守军人数相同的士兵，仍然能够“再以两倍于此的部队卷土重来”。当伯纳比试图暗示俄国人对英国人并无恶意时，这位官员问他：“如果俄国人那么喜欢你们，又为何一直阻止英国货物进入希瓦呢？”的确，印度的茶叶在此地要么是被完全禁售，要么就被课以重税让人负担不起。

尽管伯纳比给俄国的突厥斯坦当局带来诸多麻烦，甚至是尴尬，他抵达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时仍然受到了周到接待，或许这是因为俄国人已经知道了电报的内容。事实上，连意志坚强的伯纳比看到电报内容都颇受打击。这封电报是英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剑桥公爵发出的，命令伯纳比立即返回到俄国的欧洲部分。伊凡诺夫对这名英国客人说：“真遗憾，你已经走了这么远，可现在不能继续下去了。”他说此话时难掩内心的得意。伯纳比回答道：“这是战争的命运安排，但不管怎样，我至少亲眼看到了希瓦。”伊凡诺夫连这一点都试图贬低，他说：“希瓦？那根本不值一提。”伯纳比怀疑是俄国人迫使英国外交部下令将他调离中亚，毕竟圣彼得堡根本没料到伯纳比能在史上罕见的寒冬中成功抵达希瓦。后来英国下院断然否认了这一猜测，英国政府坚称，是其自主决定让伯纳比撤离的，因为他们不想让俄国误以为伯纳比是在那里执行公务。

伯纳比在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短暂停留期间，发现伊凡诺夫和他的同僚们满嘴谈论的都是战争，他们认为俄英两国交恶已无可避免。他们告诉伯纳比，只要圣彼得堡点头，他们随时可以轻易拿下梅尔夫。伯纳比注意到，这些军官的情绪与他在中亚遇到的一样，他们普遍的观点是：“真遗憾，尽管私下里我们都是不错的朋友，可我们的利益相冲突。究竟谁是东方的主宰？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在刀锋上得出答案。”伯纳比尚未离开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时，希瓦可汗的财务大臣就带着向俄国纳贡的财物抵达这里。在与伊凡诺夫共进早餐时，伯纳比看到这位财务大臣熟练地使用着刀叉，对法国香槟没有丝毫反感。

既然在中亚继续旅行的希望破灭了，伯纳比想尽早回家，写一本关于此次旅行的书，他还打算在书中阐述他对俄国威胁论的观点。考夫曼对伊凡诺夫下达了严格命令，要求他确保这个麻烦不断的英国人按原路返回。在考夫曼看来，圣彼得堡已经恩准这个英国人看到了太多的东西。正巧两名俄国军官和一队哥萨克骑兵准备离开彼得罗—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前往卡扎拉，于是伯纳比被安排与他们同行。这个安排对他来说非常合适，因为他获得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近距离观察哥萨克骑兵如何在严酷环境下行军，这将为他的新书提供更多素材。旅途非常辛苦，甚至连哥萨克人都开始抱怨。他们携带了一箱四加仑的伏特加，酒精多少缓解了旅途的艰辛。哥萨克人军纪严明，哪怕是微小的错误都会受到惩罚。一个赶骆驼的士兵就因为装卸货物的速度太慢而被鞭挞。一名上尉认为实施刑罚的哥萨克人下手太轻，于是从那人手中夺下鞭子，自己亲自行刑。在经历了九天共同穿行雪原的日子后，俄军给伯纳比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写道：“哥萨克人还不错，是群体格健壮的伙计，平均体重有十一英石。”他们背负的行囊不少于七英石，其中包括二十磅的马匹饲料和足够食用四天的粮食。军马也惊人的强壮。伯纳比那匹坐骑在艰苦的环境下背负他行进了九百英里，其间从未步履蹒跚或病倒，而这匹马从始至终还额外驮负着二十英石的物品。根据伯纳比的记录，这匹马并不高大，在英国会被当作是马球小型马（polo pony）(4)。

伯纳比在卡扎拉短暂停留。此间他得知，一支一万多人的俄国部队正从西伯利亚调往塔什干，传说这次调兵是为了攻打喀什噶尔的阿古柏。在向北前往奥伦堡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位俄国军官和他家人乘坐的大雪橇。这名军官正是其中一个分队的指挥官，他的队伍还在几十英里之后。伯纳比还听说哥萨克骑兵团最近发生了骚乱，很多骚乱组织者将被枪决。伯纳比最终于1876年3月返回伦敦，立即着手著书。他发现自己成为了大众追捧的名人，崇拜者中甚至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大家都想听他讲述传奇的经历和对俄国威胁论的看法。陆军元帅剑桥公爵还亲自接见了他，内阁就是通过剑桥公爵向伯纳比下达撤离命令的。公爵在后来写给军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的信中写道：“我昨日与伯纳比会面，与其对话之有趣实为少见。他是一位出众的年轻人，虽外貌奇特，但秉性刚毅坚定。他经历非凡，最为使人惊异的是他如何完成那些不可思议的旅程。”他强烈建议军务大臣本人亲自听取伯纳比的汇报，而且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也应该与伯纳比会面。

伯纳比关于探险经历的记录长达487页，附录部分包括了大量对俄国军事实力和在中亚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的分析。1876年下半年，这些文字汇集成一本名为《希瓦之行》（A Ride to Khiva）的书出版了。书中浓重的反俄笔调正好迎合了当时的氛围，短短一年中增印了十一次。外交部对该书进行了谴责，认为它无助于英俄关系的发展，但鹰派和大部分持反俄论调的出版商却因书中的强硬立场倍受鼓舞。这本书的热销激励了伯纳比，再加上受邀出版下一本书的预付款达到了2500英镑，他开始准备一次新的旅行，这次他把目光锁定到土耳其东部。在这片荒芜的高原上，俄国与土耳其苏丹之间的边境之争一直没有尘埃落定，伯纳比希望探寻俄国在这个大博弈战场的一隅究竟意欲何为；同时他还想了解，一旦俄军从高加索要塞向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土耳其人是否有能力抵挡。自从俄、土在巴尔干地区发生严重争端以来，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战争迫在眉睫，英国也可能会牵扯其中。

1875年夏天，麻烦果然来了。在土耳其巴尔干省黑塞哥维那的一个偏僻小村庄里发生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起义迅速蔓延到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黑山以及保加利亚。这次起义究竟是纯粹民众自发的行为，还是俄国在背后挑唆煽动，人们无从知晓。1876年5月，被称为“巴什波祖克”（bashi-bazouks）的土耳其非正规军在一次疯狂的流血事件中屠杀了一万两千名保加利亚基督徒，这一事件使危机急剧恶化。大屠杀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土耳其的普遍谴责，而自诩为土耳其境内基督徒保护人的俄国沙皇与苏丹之间也已剑拔弩张。在英国，几乎所有的反俄派都是亲土耳其人士，他们竭尽全力想把沙皇变成受谴责的对象，因为他们认为正是沙皇最初煽动了暴乱。当时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对保加利亚大屠杀的消息置之不理，认为那是“咖啡馆的胡言乱语”，而格莱斯顿则要求土耳其人从巴尔干彻底撤军。

战争的阴云再次笼罩东方上空。伯纳比于1876年12月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准备周游土耳其，机敏的俄国大使伊格纳季耶夫伯爵立即就得到了消息。当伯纳比到达土耳其东部重镇埃尔祖鲁姆要塞时，当地一位友好的官员向他透露，俄国领事已经收到电报，要密切关注这位英国军官的行踪。电报中写道：“两个月前，一个叫伯纳比的上尉离开君士坦丁堡准备进入小亚细亚地区旅行。对俄国而言这是个可怕的敌人。自他离开斯坦布尔（Stamboul）后就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我们认为他的真实目的是越过边境进入俄国。”电报要求领事找到伯纳比的行踪，然后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进入俄国。后来伯纳比还发现，自己的画像张贴在俄国各个边防哨所的显著位置。事实上，伯纳比已经发现土耳其的防卫部署根本无力抵抗俄国的突袭，因此他决定缩短原本长达一千英里的旅途，转而搭乘轮船，沿黑海返回君士坦丁堡。从那里他乘坐火车急忙回到伦敦，希望赶在局势发生变化前出版一部书。这本名为《马背上的小亚细亚之行》（On Horseback Through Asia Minor）的书比之前那本具有更浓的反俄倾向。1877年4月，他还未完成这本书，伦敦就听说俄国已经对土耳其宣战，并经巴尔干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同时还有一支俄军向东部的安纳托利亚进发。

英国再次开始为争夺君士坦丁堡而备战，国内的反俄情绪也空前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伯纳比的新书广受欢迎，共再版七次。作者本人再次出发，前往巴尔干的边境地区。名义上他只是一位中立的观察员，可他还是设法取得了非正式的指挥权，率领一支土耳其旅抵抗他曾经的旅行伙伴哥萨克骑兵。至此，伯纳比已经如愿以偿地完成他自封的使命——鼓动英国舆论反对俄国、支持土耳其，故此本书将不再对他进行更多的讲述。(5)

维多利亚女王敦促迪斯雷利“勇敢些”。她在写给迪斯雷利的信中说：“如果让俄国人最终到达君士坦丁堡，作为女王的我将倍感耻辱，我认为我会选择立即退位。”女王还对威尔士亲王(6)宣布：“我认为如果不通过战争……来应对这些可恶的俄国人……任何协议都无法长久，或者说两国永远无法成为朋友！俄国人将永远对我们怀恨在心，而我们永远都无法信任他们。”尽管普通民众根本不知道保加利亚或黑塞哥维那地处何方，更别提对具体事件有任何了解，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支持女王的观点。有一首鼓吹强硬外交政策的歌曲很好地表达了民众的这种情绪，这首歌在各地的音乐厅随处可闻，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不想要战争，
但，哎呀，如果我们必须战斗，
那么我们有勇士，我们有战舰，
我们也不缺军费。
我们曾与俄国熊奋战过，
只要我们还是英国人，
就不会让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

与公众所预料的不同，俄国向奥斯曼帝国首都推进的步伐十分缓慢。在土耳其人的英勇抵抗下，俄国人在位于保加利亚的普列文（Plevna）要塞被整整拖住了五个月。俄军至少损失三万五千人，被劝诱加入俄军的罗马尼亚人也损失了五千人。在东部战线上俄军也举步维艰。尽管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胜利，但俄国高加索部队很快发现，土耳其人的抵抗和俄国境内穆斯林部落的民族起义远比圣彼得堡原先预料的要猛烈许多。土耳其人的防守最终还是崩溃了。1878年2月，俄军终于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要不是他们发现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上的英国军舰，俄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梦想恐怕就真要实现了。英国军舰的出现向俄国人发出了明确警告，要求他们停止前进。英俄两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早已料到英军会陈兵土耳其，所以他着手在中亚集结了一支三万人的队伍，这将是迄今为止在中亚展开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英俄爆发战争，考夫曼准备从阿富汗攻击印度。同时他还向喀布尔派出了一支强大的军事代表团，由尼古拉·斯托列托夫（Nikolai Stolietov）少将率领。代表团的使命是争取阿富汗的配合，共同打击英国。俄国人的如意算盘是，喀布尔能够成为这次攻击行动的跳板，而开伯尔山口将作为进入印度的主要通道。间谍会在主力部队（最好由两国共同组成）之前探路，携带足够多的黄金和其他贿赂品以备不时之需。在考夫曼看来，印度民众是反叛高手，一旦放出消息说俄阿联军即将来解放他们，那么火药桶随时会被点燃。尽管英国人当时并不知道考夫曼的计划，但对于他们而言，俄阿联军代表着终极噩梦。

最终，面临再次与英国开战的压力，沙皇亚历山大让步了，这让两国的鹰派都非常失望。此时的俄军距离君士坦丁堡仅有两天路程，俄土两国迅速达成休战协议。协议把保加利亚从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将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大块土地割让给了俄国。英国立即表示反对。他们担心保加利亚会变成圣彼得堡的卫星城，进而成为俄军进入地中海的内陆通途。这条通途带来的威胁堪比俄国人实际占领君士坦丁堡，因为战争一旦爆发，俄国人可以随时从这里破坏印度的通信线。因此，尽管土耳其和俄国的纷争停止了，英国与俄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未减低。不仅奥匈帝国因保加利亚之争加入了英国阵营，英国还从印度调派了一支七千人的队伍前往马耳他，欲迫使沙皇撤军。这场危机最终没有诉诸战争即得以化解。1878年7月，在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上，俄土之间那份饱受争议的协议被修改至所有列强认可，唯独俄国人不满意。沙皇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撤军，仅从土耳其那里获取了有限的好处。土耳其苏丹收回了三分之二的失地，英国人占领了塞浦路斯，奥地利人则收获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结果圣彼得堡眼睁睁看着它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胜利果实惨遭其他欧洲强国瓜分，而英国在整个坐享其成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

当然俄国的让步也并非完全没有回报。尽管考夫曼进攻印度的计划因担心引发与英国的战争而被叫停，他还是成功地派遣使团前往喀布尔。此举一方面是出于纯粹的报复，因为考夫曼知道英国人一定会为此不安；另一方面是出于现实考虑，试探俄阿联合进攻的可能性。如果有朝一日原入侵计划得以实施，这些情报将大有作为。在柏林会议进行期间，印度就从当地间谍那里获知了俄国使团前往阿富汗首都的消息。据说埃米尔谢尔·阿里曾劝说俄国人离开，但考夫曼却说，现在召回他的人马为时已晚，要求埃米尔以个人名义确保使团人员的安全和受到友好接待。当英国人对此提出抗议时，俄国外交部全盘否认，坚称俄国没有派遣使团的打算。就在圣彼得堡信誓旦旦承诺的同时，塔什干方面却反其道而行。言行不一的情况再次发生。

印度总督利顿勋爵现在对实情已有所了解，他被谢尔·阿里两面派的做法激怒了。此前，埃米尔曾不止一次地拒绝英国派出使团探讨两国关系，现在却秘密接待俄国代表。总督未能完全体会到俄国人施加到这位阿富汗君主身上的压力，他最近还因失去爱子而痛苦不已。考夫曼曾威胁埃米尔，如果他不同意与俄国缔约，那么俄国就会支持他的侄子阿卜杜·拉赫曼（Abdur Rahman）争夺王位，当时拉赫曼在俄国庇护下居住在撒马尔罕。谢尔·阿里畏惧俄国更甚于英国，他虽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屈服。完成任务后，斯托列托夫将军把下属留在喀布尔制定具体细节，自己则于8月24日返回塔什干。临行前他告诫埃米尔不要接纳英国使团，答应在必要时提供三万名俄军增援。

截至此时，利顿勋爵已决定向喀布尔派遣使团，并在需要时给予军事支援。伦敦方面也发来电报批准此项行动。使团将由内维尔·张伯伦将军率领。他是一位边境事务的老手，与埃米尔私交甚好。与张伯伦同行的还有高级政治专员路易斯·卡瓦尼亚里少校（Louis Cavagnari）以及二百五十名来自英属印度教导团（Corps of Guides）的骑兵。英国派出的使团人数与俄国完全一样。8月14日，印度总督致信埃米尔，宣布即将向喀布尔派出使团，希望阿富汗边境地区能确保使团的安全。去信石沉大海。张伯伦接到命令向开伯尔山口进发。抵达后，卡瓦尼亚里少校骑马来到最近的一处阿富汗哨所，要求进入阿富汗。然而，哨所指挥官说，他已接到命令不允许英国代表团进入，否则将使用武力。这位指挥官还说，要不是因为卡瓦尼亚里少校是个老朋友，他早就因为英国人非法入境开火了。

埃米尔的拒绝惹恼了利顿勋爵，他敦促英国内阁无需迟延，立即对阿富汗宣战，但伦敦认为应当先向埃米尔发出最后通牒。通牒限期埃米尔在11月20日日落前就拒绝英国使团而接纳俄国使团一事向英国正式道歉，否则英国将立即对其展开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此前对斯托列托夫率团访阿全盘否认的俄国外交部，现在拿出了一个极为荒谬的理由，声称派遣使团纯属礼节上的安排，与俄国曾经做出的不将阿富汗纳入俄国势力范围的承诺毫不冲突。俄国外交部的表态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它对阿富汗的叵测居心让利顿忧心忡忡，他担心英国被愚弄了。俄国外交部的声明没有缓解他的不安。

直到最后通牒的截止日11月20日，英国仍未收到谢尔·阿里的任何答复。翌日，三支英军骑兵纵队向喀布尔挺进。十天后，印度方面收到埃米尔的回函，同意英军派遣使团前往喀布尔，但回函中没有遵照总督的要求进行道歉。不管怎样，这份姗姗来迟的回函未能阻挡第二次英阿战争爆发。利顿决意要给埃米尔一个沉痛的教训，同时向圣彼得堡明确表明，英国绝不容忍任何对手在阿富汗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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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当于身高1米93，体重95公斤，胸围1.2米。

(2) 伦敦市内的一条街道，传统上英国媒体的总部大多坐落在这里。

(3) 查理·乔治·戈登，两度担任苏丹总督，在负责平息苏丹暴乱时死于暴徒之手。本书将在第三十一章提到。

(4) 马球运动在最初限制了马匹的高度，马球小型马指这一类矮小的马匹。

(5) 伯纳比43岁时战死在苏丹反抗英国殖民的起义中。

(6) 即女王长子，英国王位继承人。

第二十九章　喋血巴拉·希萨尔城堡

chapter XXIX　BLOODBATH AT THE BALA HISSAR

事态正迅速发展。仓促中集结起来的三万五千名英军从三个地点侵入阿富汗，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夺取开伯尔山口、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战斗，这三个地方先后沦陷。谢尔·阿里听说英军进犯，立即向考夫曼将军求救，请求他派遣曾经承诺过的三万援军。令埃米尔气馁的是，考夫曼称绝无可能在严冬季节出兵，他甚至还建议埃米尔与入侵者媾和。就在英军巩固阵地、等待加尔各答进一步命令的同时，绝望的埃米尔决定亲自前往圣彼得堡向俄国和其他欧洲列强乞求帮助。他首先释放了一直被软禁的长子阿古汗（Yakub Khan），命他摄政，去应付英国人，自己快马加鞭一路北上，陪伴他的是斯托列托夫将军使团留下的最后几名俄国军官。

然而，埃米尔抵达俄国边界时却被考夫曼下令拒绝入境，考夫曼曾经怂恿埃米尔签署的友好同盟协议也就此寿终正寝。倒霉的谢尔·阿里现在众叛亲离，一边被俄国人抛弃，一边又被英军步步进逼。身心俱疲的他拒绝进食和服药，于1879年2月在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死去。几天后英国人收到阿古汗的口信，说他父亲已经“脱下世俗的装束，响应伟大先知的召唤，前往圣洁的天国”。阿古汗一贯反对他的父亲，因此他的继位给了双方一次重新审时度势的机会。英国人很快就意识到，新一任埃米尔没有获得大多数部落首领的拥戴，所以他急切地想要和英国人谈判。

英军指挥官卡瓦尼亚里少校致信阿古汗，表达了英国政府对他丧父的哀悼，随后提出了停战退兵的条款。这些条款相当苛刻，包括要求埃米尔将阿富汗外交权让渡予伦敦，同意英国在喀布尔和其他地区建立常驻机构，以及把包括开伯尔山口在内的紧邻印度的一些地区割让给英国。其实当时英军的入侵行动已基本陷入停滞，在当地部落的顽强抵抗下，加之严寒的天气、蔓延的疾病和运力不足的后勤，继续进军已举步维艰。但埃米尔心里很清楚，等到来年开春，在印度养精蓄锐的侵略者会再次出击，届时兵临喀布尔城下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后他接受了英国的大部分条件。作为回报，英国承诺保护埃米尔不受俄国人（还有贪婪的邻邦和波斯）的入侵，外加一年六万英镑的年金。

这份协议由埃米尔本人亲自在甘大麦村签署，四十年前就是在这里，命运多舛的驻喀布尔英军残部最后一次英勇抵抗了阿富汗人的进攻(1)。阿古汗和他的总司令多少有些考虑不周，他们身着俄国军服就来了。5月26日，条约在大多数阿富汗人愤怒的抗议声中签署了。根据这份被称为《甘大麦条约》的文件，卡瓦尼亚里将作为自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和威廉·麦克诺顿爵士1841年冬天遇难后第一个进入喀布尔的英国人。利顿勋爵对这个结果深为满意。坚决的行动产生了预期效果，俄国人全部撤离了喀布尔，阿富汗人也见证了考夫曼的承诺到底值几个钱。伦敦和加尔各答也都为此自鸣得意。维多利亚女王对中亚和印度事务一贯保持密切关注，她因为成功挫败沙皇亚历山大而尤为高兴。卡瓦尼亚里的父亲曾经是拿破仑麾下的一名将军，他本人也是当时最杰出的前线指挥官，这次还成功主导了谈判，因此受封爵士。这个奖赏同时也赋予他必要的地位，以承担应对阿古汗王廷这一崭新而微妙的使命。然而，阿富汗人因狡猾而臭名昭著，并非所有人都对这份条约持乐观态度。一些人觉得埃米尔太过轻易就向英国屈服了。上一次英国干涉阿富汗事务也是在俄国企图对喀布尔耍阴谋之后，对于当年阿富汗人撕毁条约的行径以及随之而来的那场大灾难，怀疑论者仍然记忆犹新。前任印度总督约翰·劳伦斯爵士在卡瓦尼亚里的任命听证会上说：“他们都会被杀死的。”然而这个警告被淹没在一片兴高采烈的欢庆声中。

在路易斯·卡瓦尼亚里爵士前往喀布尔的前夜，他接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弗莱德里克·罗伯茨爵士的宴请。罗伯茨将军最近也因为在这次阿富汗行动中的出色表现而受封爵士，但他对向喀布尔派遣使团深感忧虑。罗伯茨原本想向卡瓦尼亚里和他的使团成员敬酒，但竟因为担心他们的安危而无法举杯。第二天，罗伯茨目送卡瓦尼亚里一行离开。他后来写道：“在送别卡瓦尼亚里时我心情沉重。我们在分别几码之后又都转身回来，再次握手，然后永别。”尽管朋友同事们忧心忡忡，卡瓦尼亚里有信心面对任何困难。他甚至建议只配备一支由五十名步兵和二十五名骑兵组成的小规模卫队，人员全部来自教导团。卫队指挥官是沃尔特·汉密尔顿（Walter Hamilton）中尉，他在攻取开伯尔山口的战斗中表现英勇，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卡瓦尼亚里自己的随行人员则包括另外两个欧洲人、一名秘书和一名印度军军医。

使团一路上平安无事，于1879年7月24日抵达阿富汗首都。尽管这里的氛围让人有些心神不宁，但使团还是受到良好的接待。除了鸣放礼炮外，阿富汗军乐队还试图演奏《天佑女王》，但未成功。卡瓦尼亚里在一片音乐声中骑着一头大象进入喀布尔。卡瓦尼亚里一行被安排在专门为他们预先准备的寓所，就在距离埃米尔王宫不远的巴拉·希萨尔城堡内。前几周一切正常，但随后卡瓦尼亚里就汇报说，有一大队阿富汗士兵在赫拉特驻防完毕后回到喀布尔。据说这些士兵对长达三个月的欠饷非常不满，英国使团出现在阿富汗首都也令他们气愤不已。阿富汗官员建议卡瓦尼亚里他们不要走出城堡，因为他们预计会有麻烦发生。尽管如此，卡瓦尼亚里于9月2日发出的通报在结尾处仍说：“一切都好。”这是人们最后一次收到使团发出的讯息。

加尔各答正焦急等待喀布尔的进一步消息。俄国方面，由于他们近期仓促地从阿富汗撤出使团，土耳其战争的结果又令人失望，圣彼得堡正竭尽全力重塑它在中亚的尊严。但俄国的背运还没有停止。他们一直垂涎的喀什噶尔连同新疆其他地方已经又回归中国统治。清朝皇帝在拖延多年后终于决定向阿古柏开战，派遣了一支西征大军收复失地。这支大军从容不迫地行军，沿途还种植、收割庄稼以资军粮，足足用了三年时间才抵达目的地。阿古柏匆忙集结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部队向东迎击中国人，但这次他决非中国军队的对手。溃败后的阿古柏逃往喀什噶尔，并于1877年5月在那里咽了气，这让他的对手放下心来。有人说他死于中风，有人说他死于中毒。无论真相如何，截至当年12月，清朝皇帝彻底收复了喀什噶尔，三大强权——英国、俄国和中国——又重新在帕米尔高原上交汇。只有伊犁及其首府固勒扎还在俄国人手里。

失去对喀什噶尔的掌控对俄国人是一个沉重打击，特别是对沙皇中亚帝国的设计师考夫曼而言，但更糟的还在后面。在最近与土耳其的战争期间，考夫曼的进一步扩张计划被暂时搁置，他把精力转而投向为将来进军印度作准备。至少对于伦敦和加尔各答的鹰派来说，俄国在中亚的野心还远未得到满足。正如伯纳比曾经发现的，俄国参谋部的地图上压根儿没有标出沙皇疆域的南部边界线，这一点让人感觉意味深长。很显然，一旦和英国开战的威胁消除，俄国人就会重新计划南侵一事。1878年秋天，一位俄国参谋官N·L·格罗杰科夫（N. L. Grodekov）上校从塔什干出发，经撒马尔罕和阿富汗北部到达赫拉特，沿途进行了周密的勘察。他还全面研究了赫拉特城防，在返回俄国后他宣称，那里的民众正期待着俄国统治。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俄国军事探险家也正在积极勘测卡拉库姆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在更遥远的东方，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Prejevalsky）上校在哥萨克骑兵的护卫下正全力从北方前往西藏首府拉萨。

在俄国人一系列重新复苏的行动面前，印度守卫者们再也无法气定神闲了。1879年9月9日，圣彼得堡开始了自四年前吞并浩罕汗国后在中亚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这次俄军向位于卡拉库姆沙漠南端、里海和梅尔夫中途的土库曼据点盖奥克泰佩（Geok-Tepe）要塞发起进攻。俄军的目标是征服这个荒蛮地区，据此稳固从克拉斯诺沃茨克到梅尔夫一线的帝国南翼边界，并最终修建一条连接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塔什干的铁路。俄军早已习惯了对付中亚那些缺乏训练、指挥无方的乌合之众，所以他们对土库曼人的好战精神估计不足。战斗初期，俄国人以为仅凭炮轰就能使这座巨大的土质要塞屈服，但后来他们对胜利等得不耐烦了，撤下火炮发起步兵冲锋。为生命而战的土库曼人奋不顾身地冲向数倍于己的俄军并迫使其撤退，俄国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击退穷追不舍的土库曼人，然后越过沙漠退往克拉斯诺沃茨克方向。这次战斗是自1717年那场时运不济的希瓦远征以来俄国在中亚遭遇的最大失败，它沉重地打击了俄国的军事威望，俄军指挥官也因此被召回圣彼得堡接受处分。然而，在那个月份里厄运不单单只光顾俄国人，就在四天前英国人也收到一条无比震惊的消息。

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是身在西姆拉的弗莱德里克·罗伯茨爵士。9月5日凌晨他被妻子唤醒，门口有人手持一份紧急电报正在焦急地等待。撕开信封后罗伯茨看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卡瓦尼亚里派来的一名本地间谍气喘吁吁地奔到印度边界报告说，喀布尔英国使团的寓所正受到三个哗变的阿富汗兵团的围攻。送信人离开喀布尔时那里的英国人还在坚持抵抗，但除此之外人们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正是罗伯茨当初担心的情况，也是劳伦斯曾经警告过的。印度总督听到罗伯茨的汇报后惊慌不已，他当初曾积极支持派遣卡瓦尼亚里出使喀布尔。罗伯茨随后向最靠近喀布尔的边境哨所发去电报，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查明喀布尔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快消息就传回，英国使团寓所遭到哗变者的围攻，在绝望无助的抵抗后，寓所内的人全部战死。

实际上，有几名使团卫兵当时正在城市里的其他地方，所以幸免于难，正是他们和其他人的讲述才重现了英国使团的最后时刻。愤愤不平的阿富汗士兵在毛拉的鼓动下来到巴拉·希萨尔城堡，要求埃米尔支付军饷，他们还嘲笑喀布尔卫戍部队在最近的战斗中输给了异教徒英国人。为了安抚他们，埃米尔下令支付一个月的欠饷，但并未令士兵们满意。于是一些人提议去找卡瓦尼亚里索要亏欠的余额，因为他们知道，离此仅二百五十码远的英国使团寓所藏有钱财。当卡瓦尼亚里拒绝他们的要求后，士兵们开始向寓所投掷石块，另外一些人则企图强行进入，寓所卫队被迫开枪。愤怒的阿富汗人咒骂着冲回营房端起来复枪，杀奔英国使团寓所。寓所遭遇到全面进攻，而这座建筑的设计并不具备防御能力，英国使团当初选择这里也没有考虑到防守的因素。英国人没有从四十年前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几乎完全相同的遭遇中吸取任何教训。寓所由一个院子和院内的几座平房组成，院子外四周密布房屋，围攻者可以从那里近距离射击寓所内的卫兵。

汉密尔顿中尉指挥卫队坚守了一天。埃米尔的王宫近在咫尺，他不可能没有听到暴乱的枪声。此外还有三个信使被派去他那里求援，前两个在途中被杀，第三个冲了出去。然而阿古汗没有试图干预，或用金钱安抚暴乱部队。尽管有迹象表明，他当时根本无力控制暴怒的军队，而且担心一旦他介入，暴徒会把愤怒的矛头转向自己；但直到今天，阿古汗在那个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不清楚。与此同时，英国使团寓所的战斗愈加激烈。路易斯·卡瓦尼亚里爵士这时已经遇难，临终前他曾英勇地率领一支突击分队打算击退进犯者，在主楼四周辟出一片安全地带。阿富汗人接下来又抬出两门小型野战炮，开始近距离发射。汉密尔顿立即对敌人发起冲锋，夺取了其中两门炮。英国使团的军医在这次突袭中重伤身亡。由于敌人火力过猛，英军几次尝试均未能把缴获的野战炮部署在合适位置。

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汉密尔顿中尉和七十多名卫兵中的幸存者继续抵抗，几间外屋已燃起熊熊大火。终于，一些袭击者顺着梯子爬上了寓所主楼的屋顶。主楼里，守卫者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准备。紧接着就是残酷的肉搏战，汉密尔顿和使团秘书很快就战死了，只剩下十几个教导团的士兵仍在战斗。阿富汗人劝这些印度裔士兵放下武器投降，宣称他们只针对英国人，无意加害印度士兵。印度士兵不予理睬，他们在一位军官的指挥下不顾一切地冲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经事后查明，至少有六百名攻击者死于这场持续了十二个小时的战斗。官方调查报告称：“这一小队教导团比其他任何队伍都更为勇敢。他们的功绩不仅给教导团、还给整个英国军队赋予了不朽的荣誉。”如果印度部队有资格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能因此战获得至少一枚。后来，“喀布尔、寓所”这两个词被添加到印度军教导团的旗帜上，成为长长的军团荣誉章（battlehonour）中的一部分。

屠杀的消息得到证实后短短几个小时之内，罗伯茨将军就奉命率领一支迅速集结起来的部队赶赴前线，杀向阿富汗首都惩罚凶手。其他英国部队也接到命令，重新占领根据《甘大麦条约》刚刚交还给阿富汗人的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与此同时，埃米尔匆忙致信印度总督，对屠杀事件深表遗憾。听说英军正向喀布尔进军，他派遣宰相前往拦截罗伯茨，乞求他停止进军，承诺亲手将那些围攻使团寓所、杀死卡瓦尼亚里的凶手绳之以法。罗伯茨认为埃米尔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等待冬天的来临以便组织防御。罗伯茨在回信中对埃米尔的好意表示了感谢，他接着说：“鉴于近期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只有一种方式能让大不列颠王国满意：英军开进喀布尔，协助陛下您对这一可怕而怯懦的行为实施应有的惩罚”；因此，印度总督下令继续进军“以确保陛下的安全，并协助陛下在您的都城重建和平与秩序”。

罗伯茨未遇任何抵抗即于10月初抵达喀布尔。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谒卡瓦尼亚里使团的遇难地。他后来写道：“寓所的墙上布满弹孔，可见进攻是多么猛烈而抵抗又是多么持久。房屋内的地板上血迹斑斑，我们在一处灰烬里发现了大堆尸骨。”他立即下令寻找死难者的残骸，但一无所获。他紧接着成立了两个调查组，一个负责调查埃米尔在这场屠杀中是否扮演了某种角色，另一个负责查明究竟是谁策划和参与了这场暴乱。对埃米尔的调查最终也没有定论，但他还是被指控对英国使团的灾难“漠不关心而应受到谴责”。这时埃米尔宣布退位，宣称说他宁愿在英国做一个卑微的割草工也不愿再统治阿富汗了。最终英国人姑且相信了他，把他和家人流放到印度。

为了将凶手绳之以法，罗伯茨悬赏收集任何可以定罪的线索，这自然而然引发了一些人趁机公报私仇。结果，一部分遭指控的人仅仅基于可疑的证据就被定了罪。其他一些人的罪行则毋庸置疑，例如喀布尔市长，他曾举着卡瓦尼亚里的头在城市街头耀武扬威。总共有将近一百名阿富汗人被吊死在英国工兵在巴拉·希萨尔城堡搭建的绞刑架上，这些绞架正好从高处眺望着卡瓦尼亚里和同伴浴血求生的地方。行刑当天，刑场周围的墙上和屋顶站满了大批怒而不发的围观者，刺刀上膛的英军士兵看押着那些被定罪的人。一位教导团的军官后来写道：“一长排冰冷的绞架正对着荒凉的寓所。绞架下的犯人被严密监视着，他们手脚被捆，跪在地上。随着一声令下，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就被吊死在绞架上，尸体来回摇摆。这些人都是主谋……他们面对着曾经施暴的现场被吊死。”

罗伯茨采取的严酷手段在英国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他本人也广受批评。事实上，是利顿勋爵要求他在行动中冷酷无情的。罗伯茨率军出发前利顿勋爵曾对他说：“有些事情，‘总督会同行政院’（Governor-General in Council）(2)不能下令，但印度总督本人却可以在事后批准并替你辩护。”利顿甚至考虑过把喀布尔烧为灰烬，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最先对罗伯茨提出批评的就包括《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遗憾的是，很多无辜的人被绞死，就因为他仅凭臆断来决定他们的罪责。”四天后，同样倍受尊敬的报纸《印度之友》（Friend of India）评论道：“我们担心罗伯茨将军的行径损害了我们在欧洲人眼中追求正义的形象，对我们的国家造成伤害。”其他报纸也纷纷对罗伯茨发出警告，其中一家把他的所作所为称作“播下仇恨的种子”。果然，英国人的麻烦很快就来了。后来在圣诞节期间发生的事情不但极大威胁了驻喀布尔英军，还使人不祥地联想起1841年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遇难后的境况。

对英国人的仇恨激怒了阿富汗的许多部落。在听闻一支两万人的俄军正在赶来增援后，这些部落开始从北部、南部和西部三个方向逼近喀布尔。一位九十岁高龄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号召发起针对异教徒入侵者的圣战，各部落都团结在他麾下。得知这个消息后，罗伯茨决定先发制人，在敌人合兵一处前把他们各个击破。年迈的埃尔芬斯通将军因指挥无方和贻误战机导致了1842年的悲剧，但罗伯茨却是一位能力超群的斗士（有些人说他是自威灵顿以来最优秀的指挥官），还曾因镇压印度大起义而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然而，他最初严重低估了对方的人数优势，因而未能击溃或驱散敌人。此时，巴拉·希萨尔城堡已在一系列原因不明的爆炸中被夷为平地，六千五百人的驻喀布尔英军只好转移到城外谢尔·阿里为其部队搭建的兵营中。1879年冬天，英军就在这里准备迎击阿富汗联军的进攻。据说对方有十万人之众。

虽然这次阿富汗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但罗伯茨手中握着几张王牌。他的部队不但训练有素，经验丰富，而且还装备了最先进的后膛装弹式来复枪和两门加特林机关枪，足以对来犯之敌造成重大杀伤。此外，他还有十几门能发射九磅炮弹的野战炮和八门七磅炮弹的山炮，而阿富汗人一门火炮都没有。罗伯茨还有可供四个月使用的弹药，并且贮备了足够多的食品和燃料以备阿富汗漫长的寒冬。考虑敌人可能会通过夜战获取优势，他给部队配备了可以照亮整个战场的照明弹。最后，多亏手下一个间谍提供的情报，罗伯茨掌握了阿富汗人计划进攻的准确时间和方式。就这样，12月23日凌晨时分，所有的英军士兵都严阵以待，手握扳机把枪口对准了四周漆黑的平原。

在曙光来临前一个小时，夜幕中突然响起阿富汗士兵一波又一波的尖叫声，在那些被称作“殉教者”（ghazis）、一心赴死的穆斯林狂热分子的率领下，他们奋不顾身地扑向英军阵地。罗伯茨估计进攻人数多达六万。英军立即发射照明弹点亮了整个战场，阿富汗人顿时手足无措，在强烈的光照下，身穿白袍、头裹白色长巾的他们成了英国步兵和炮兵的活靶子。凭借人数优势的阿富汗人一度冲到营地的围墙边，形势岌岌可危，但他们还是被击退了。经过四个小时激烈血腥的战斗，进攻一方逐渐变成强弩之末，阿富汗人的尸体在英军营地四周堆积如山。一些部落意识到胜利无望，于是四散奔逃，阿富汗残部被罗伯茨的骑兵穷追不舍，向山区逃窜。整个战斗在中午前结束。阿富汗损失了至少三千人，而英军只损失五人。

虽然英军在争夺首都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整个战争还远未结束。只要英军还滞留阿富汗，只要这个国家还没有一个新君主，重建和平的希望就依然遥不可及。同样遥不可及的是英国指望阿富汗成为抵御俄国进犯印度的堡垒。利顿所做的只是把整个阿富汗推到英国的对立面。就在总督对前途几近绝望之时，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从最意想不到的角落里显现出来。

阿卜杜·拉赫曼是伟大的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孙子，最近故去的谢尔·阿里的侄子。在过去的十二年里他一直被流放在撒马尔罕，受到考夫曼将军的庇护，从沙皇那里领取生活津贴。他曾是阿富汗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但在祖父去世后的王位争夺战中输给了谢尔·阿里，被迫离开阿富汗。考夫曼多少认为谢尔·阿里已被他牢牢握在手中（罗伯茨在喀布尔发现的一些文件表明了这点），所以他相当安于现状。但谢尔·阿里的去世和英国对阿富汗新的前进政策改变了一切。考夫曼显然希望在英国行动前把自己的候选人扶上空缺的王位，所以他督促阿卜杜·拉赫曼立即回国。1880年2月，手持最新式俄国武器的一小队支持者簇拥着阿卜杜·拉赫曼越过阿姆河，进入阿富汗北部（当然俄国人承诺在需要时还会提供更多协助）。

阿卜杜·拉赫曼归来的消息很快传到喀布尔的罗伯茨耳中，他听说阿卜杜·拉赫曼在南下途中将北方诸部落都招入麾下。英国正在紧急商讨如何处置阿富汗的未来，这个王位争夺者突然出现，立即在伦敦和加尔各答引发了热议。永久占领的提案首先被排除，那样人力和金钱成本太高。大家后来的共识是分裂这个国家，这样的话无论是俄国还是其他潜在敌人都难以将其掌控。但眼下迫切的问题是，在英军撤离后应该由谁来统治阿富汗？只要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罗伯茨和他的部队就必须继续驻守这里，行使实际意义上的王权。很显然，考夫曼把赌注下到阿卜杜·拉赫曼身上，因为他知道阿卜杜·拉赫曼能力卓绝、广受拥戴，有能力最终把英国人赶走，那时阿富汗或其大部分地区就会实质上变成俄国的从属国，至少考夫曼是这么盘算的。

然而，这次英国人在阿富汗问题上却破天荒地表示出一种罕见的想象力。表面上看阿卜杜·拉赫曼是俄国的傀儡，所以他对王位的争夺会严重威胁印度安全；但经过理性分析后发现，他的内心很可能既不亲俄也不反英，而是“亲阿派”。如果是这样，也许英国人不该一味反对他寻求王位，反倒要主动欢迎他，以抢占考夫曼的先机。同时，基于当时对阿卜杜·拉赫曼的了解，他似乎是唯一具备必需的品质和个性来驾驭、统一这个动荡民族的阿富汗人。此外，见证过俄国人多次失信于他的前任后，无论俄国再作出何等堂皇的承诺，也许阿卜杜·拉赫曼将来都宁愿指望英国人。据此，英国人决定主动把王位赠予阿卜杜·拉赫曼。谈判随即展开并很快达成了一致。根据协议，英国从喀布尔撤军，仅留下一个穆斯林特使作为代表。作为回报，阿卜杜·拉赫曼同意除英国外不与其他任何外国势力发生关系，而英国则承诺不干涉阿卜杜·拉赫曼管理阿富汗内政。1880年7月22日，40岁的阿卜杜·拉赫曼在喀布尔北部的一座特别接见厅正式加冕成为阿富汗埃米尔，随后举行了进城仪式。他后来证明自己是一位坚强能干的统治者，也是英国人可靠的邻邦，但又不是唯命是从之徒。

阿卜杜·拉赫曼的地位实际上还远未牢固。他仅仅控制了喀布尔和阿富汗北部，国家的其他地区仍处在混乱之中，对于他登上王位也存在许多质疑。他不敢表现出对英国人的友好，以免国人像对苏加沙哈那样指责他是英国的玩偶，靠英国人的刺刀维系政权。多年后他写道：“我无法公开表达我的友好，因为我的人民愚昧而固执。如果我对英国人表示出任何倾向性，我的人民就会把我说成是异教徒，或是和异教徒联手的人。”但阿卜杜·拉赫曼手中也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英国人确实撤走了，他不遗余力地向他的子民宣扬这一点，就好像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事实上，把喀布尔的控制权移交给阿卜杜·拉赫曼后英国人也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当时发生了两件事，促使他们必须迅速离开。

《Punch》杂志的当代漫画，反映阿卜杜·拉赫曼被夹在两个世界强权中间，左右为难。（漫画中文字为：“请把我从我的朋友手中解救出来！”）

第一件事是国内政局的变化。因为处理阿富汗危机不当，保守党遭到惨败，格莱斯顿的自由党人在下野六年后重新执政。在格莱斯顿恶毒的批评下，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任命的印度总督利顿勋爵匆匆离职，总督一职由印度行政院前议长（Lord President of the India Council）里蓬勋爵（Lord Ripon）接任。保守党内阁在下台前就作出撤离喀布尔的决定，现在自由党人发誓要完全摒弃迪斯雷利的前进政策。尽管罗伯茨在喀布尔发现了似乎能证明考夫曼阴谋诡计的证据，但格莱斯顿认为俄国对印度的威胁被严重夸大了。他相信，前进政策只会刺激俄国以牙还牙。他拒绝公布考夫曼和谢尔·阿里之间通信或协议的细节，以免在当前英俄关系暂时的平静期内无事生非。当一年后保守党报纸《旗帜报》（The Standard）最终公布了这些文件时，它们已基本失去了杀伤力。

促使罗伯茨和部队离开喀布尔的第二个原因更为迫切。一条糟糕透顶的消息在阿卜杜·拉赫曼加冕六天后从坎大哈传来。麻烦来源于赫拉特，那里的统治者是阿卜杜·拉赫曼的表弟、王位的另一个争夺者阿尤布汗（Ayub Khan）。阿尤布汗公开宣称要把英国异教徒赶出阿富汗，然后从他表兄那里攫取王位。1880年6月底，阿尤布罕率领一支八千名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军队出发，直奔由一小队英军据守的坎大哈，沿途还吸纳了更多的支持者。这一意外的军情传到坎大哈后，英军急忙派出二千五百人向西进行拦截。然而英军的情报极度匮乏，他们也低估了阿尤布汗军队的实力，完全不知道敌人还配备了先进的大炮。更糟的是，那些被派来增援英军的、原本效忠阿卜杜·拉赫曼的阿富汗武装开始向敌营叛逃，使阿尤布汗的军力扩张到至少两万人。

两军的遭遇战发生在坎大哈以西四十英里地势开阔的小村庄麦宛德（Maiwand）。此役的英军指挥官是乔治·伯罗斯（George Burrows）准将，他得到的命令是，只有“在你认为有足够把握时”才能和阿尤布汗开战。但伯罗斯对敌人的实力浑然不知，他坚信，凭借着武器和战术优势，英军总能打败数倍于己的阿富汗人，所以他下令进攻。结果英军遭受了在亚洲最惨痛的失败。深谙现代战法的阿尤布汗是一位出色的将领。不同于伯罗斯，阿尤布汗身经百战，他利用经验上的优势在战斗打响前迅速夺取了制高点。此外，他的炮兵部队也训练有素，以至于英国人在战斗结束后坚持认为那其中有俄国人。

尽管英军在人数、战术和火力上均处于劣势，而且被炎热和饥渴所折磨，他们还是表现英勇。大部分战斗都是肉搏战，英军的刺刀和阿富汗人的胡须绞杀在一起，一些人在弹药耗尽后用石块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英军借着夜幕掩护，且战且退撤往坎大哈。截至英军残部退到坎大哈时，伯罗斯已经损失了将近一千人，阿富汗方面则有五倍于此的士兵战死，还有一些伤员躺在麦宛德的荒原上奄奄一息。在埋葬了己方的阵亡士兵后（英军尸体则被遗弃给秃鹫），阿尤布汗把注意力转向对坎大哈的争夺。守军立即开始准备应对围城。首先，为防止出现内奸，英军决定把城内所有已到战斗年纪的阿富汗男性逐出城外。有超过一万两千名阿富汗人在三千名英军的枪口下被勒令出城。

西姆拉的电报员收到一条信号，要求紧急打开通讯线路，片刻后从坎大哈发来的电报传来可怕的消息，印度方面这才听说麦宛德一役的失败：“伯罗斯将军的部队被完全击溃。官兵伤亡严重。”这条电报还说，鉴于仍有小股幸存者在陆续归队，因此最终的伤亡数字还不得而知。驻守在坎大哈兵营里的部队被转移进城堡要塞严阵以待，准备迎击士气高昂、数量惊人的敌军。当英军失利的消息传到喀布尔时，英军先遣队已经开始启程返回印度。撤退立刻被叫停，英方决定立即派遣罗伯茨将军率领一万人前去摧毁阿尤布汗的部队，以解坎大哈之围。自罗伯茨将军此次入侵阿富汗获胜后，驻喀布尔英军的实力大大加强。因为行经地区环境恶劣、危机四伏，还有大量补给需要驮运，这段三百英里长的行军原来预计要耗时一个月。但事实证明这是军事历史上最快的急行军之一。整个部队包括步兵、骑兵、轻装炮兵、野战医院、弹药甚至羊群，在二十天内就抵达了被困中的坎大哈。

罗伯茨前来为英军雪耻的消息令阿尤布汗大惊失色，他立即从坎大哈周边的阵地上撤离。他甚至给罗伯茨送去口信称，他是被迫与英国人在麦宛德交战的，其实他希望与英国人结盟，并且询问如何才能最好地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罗伯茨根本没心情顾及这所谓的结盟。到达坎大哈后的几小时内，他就侦查了阿富汗人在城西山坡上新近布置的阵地。翌日清晨他发起进攻。尽管这次阿富汗人在炮火上占优势，但两军在人数上旗鼓相当。战斗伊始，阿尤布汗的部队顽强抵抗，向冲锋的英军猛烈开火。但很快第72高地步兵团的刺刀和第二廓尔喀步兵团的弯刀就开始发挥威力。截至午时，阿富汗人所有的大炮都落入罗伯茨手中，夜幕降临时战斗结束了。英军仅损失三十五人，而阿富汗人光是留在战场上的尸体就超过六百具，还有更多的死者在主力溃逃时被带走。染病在身的罗伯茨坚持骑在马背上指挥了整场战斗，还间或呷一口香槟酒以维持体力。

罗伯茨两场辉煌的胜利重塑了英军在中亚的威望，再加之一位友好、强大的喀布尔君主，现在英国政府下决心撤出阿富汗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富有争议的坎大哈问题。坎大哈就坐落在从赫拉特通往波伦山口的途中，因此许多人主张不应撤出这座城市，警告一旦英军离开，俄国间谍就会潜入这里。即便在军队内部对此也争执不下。但大家的共识是，如果俄国攫取赫拉特，那么英国必须立刻重新占领坎大哈。英国内阁最终决定把坎大哈交给阿卜杜·拉赫曼，这一决定基于的考虑是，英国人越少干涉阿富汗内政，针对英国的敌意就越少，而阿富汗人就越有可能像曾经抗击英国人那样去抵御俄国人。阿卜杜·拉赫曼接收坎大哈的行动过于迟缓，以至于他的表弟阿尤布汗在英军撤出后不久就攻占了这里，但他没能守住这座城市。阿卜杜·拉赫曼率军沿罗伯茨曾经的路线南下，先后收复坎大哈和赫拉特，迫使阿尤布汗逃亡波斯。这两场胜利使得阿卜杜·拉赫曼成为整个阿富汗真正的主宰者。

英国人成功但也痛苦地根除了俄国人在喀布尔的所有影响力，而且终于在阿富汗建立起一个由一位友善的君主统治的、相对稳定和统一的缓冲政权。然而，英国人没能因为这一成就而高兴太久。伦敦可能已经摒弃了前进政策，圣彼得堡却显然没有。就在最后一批英军离开阿富汗几周后，俄国人又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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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本书第二十章的内容。

(2) 英属印度最高权力所在，在印度代表英国王权的最高行政机关。

第三十章　土库曼人最后的抗争

chapter XXX　THE LAST STAND OF THE TURCOMANS

如果时光回到1880年10月1日的清晨，在波斯中部伊斯法罕以东的沙漠中，你很可能会看到一幅奇怪的场景。在一口废弃的枯井边，一个欧洲人正在脱去身上的衣服，努力把自己塞进一套亚美尼亚马贩子的装束中去。从装扮和举止上判断，这个欧洲人显然是位军人。在两名同伴默默注视下，他穿戴上长外套和黑色羊皮帽。这三个人都身着类似服装，唯一的区别就是那两个同伴是真正的亚美尼亚人，而他则是一名英国军官。第五旁遮普步兵团的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中校此刻正乔装打扮，准备前往波斯东北部偏远的边境地区，侦查俄国军队在边境以北土库曼荒原的活动。那里有伟大的绿洲城市梅尔夫，自古以来就被人们称为“世界的女王”。

数月来印度陆续收到情报，称俄军很可能会发动一场针对里海以东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一带被地理学家们称为外里海地区（Transcaspia）。在米哈伊尔·斯科别列夫（Mikhail Skobelev）将军强有力的指挥下，俄军正在克拉斯诺沃茨克集结一支庞大军队。斯科别列夫是沙皇手下最才华横溢、个性最丰富张扬的勇士之一，在近期与土耳其的战争中脱颖而出。他在冲锋陷阵时总是身穿耀眼的白色制服，跨下一骑白色战马，因此被下属称为“白将军”。当然，他还以冷酷残忍而著称，土库曼人叫他“猩红血眼”。在土耳其战争期间，这位胆大心细的指挥官曾几度深入土耳其进行秘密侦察，甚至还到过君士坦丁堡。

斯科别列夫出现在这个战略敏感地带让负责印度防卫的英国人颇为紧张，因为在1878年英俄危机期间，正是他制定了整体的入侵计划。同俄军的其他士兵一样，斯科别列夫因为入侵计划被叫停而万分失望，内心依旧梦想着有一天把英国人赶出印度。现在有了沙皇的全力支持，他提议俄军向东进军。英国的防卫官员们想知道，俄军这次东征将会止步于何处？斯科别列夫的战线主要集中在世界上位置最偏远、人口最稀少的地区，战报估计需要几天甚至一周时间才能传到英军的前沿哨所，这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英国人恐怕会像以往一样，只有通过圣彼得堡当地的报纸才能获悉有关情况。对英国人而言，一个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派遣军官去土库曼前线直接盯守。根据内皮尔上尉的情报，土库曼人对英国非常友好，一直希望与英国结盟共同抵御俄国。但这一计划遭到否决。自从摒弃前进政策后，伦敦方面担心在该地区的任何举动都会成为俄国出兵占领梅尔夫的借口，因此不计一切代价想要避免挑衅行为。

在整个大博弈期间，英国屡次发布禁令，限制军官和政客涉足敏感地区，但这些禁令却很少能约束民间的个人行为。莫克罗夫特、海沃德、罗伯特·沙敖、伯纳比等就是最好的例证。尽管这些人知道他们的个人行为很可能会引起政府不满，甚至像伯纳比那样被勒令返回，可他们有权决定去哪里休假。其实军方对这些打着“狩猎假期”或其他拙劣旗号的个人探险活动带回的情报还是非常欢迎的，只要在必要时政府能与这些人撇清关系。至于政府是否默许，甚至明确批准了斯图尔特上校的行动，人们不得而知。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里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但斯图尔特确实亲口承认，他之所以要伪装，部分原因就是要躲避驻德黑兰英国外交官的察觉，否则他们一定会尽力阻止他。众所周知，英国外交部一贯反对前进政策，他们和军方之间就任何可能惹恼圣彼得堡的举动上演着永无止息的争斗。俄国外交部与将军们之间也存在类似矛盾，尤其是和塔什干、第比利斯的鹰派指挥官们。

斯图尔特于11月25日抵达了偏远的边境小镇马哈马达巴德（Mohamadabad），他将这里作为监听情报的前哨。他跟波斯总督说自己是加尔各答的亚美尼亚人，来这里购买当地著名的土库曼马。为了伪装得更像，他特意在总督的马厩里来回挑选，还买了几匹马。同时他开始在大巴扎中结交朋友，建立当地联系，因为那里的商人和本地人几乎天天往返于边境线内外，他可以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向他们打听边境那端的情况。斯图尔特在马哈马达巴德逗留了几周后，惊讶地发现这里还有另一个英国人，此人也在试图监视斯科别列夫将军在外里海南部地区的活动。这名英国人叫艾德蒙·奥多诺万（Edmund O'Donovan），他是《每日新闻》（Daily News）的特别通讯员，想方设法要见证俄军即将展开的针对土库曼的军事行动。奥多诺万最初计划随军前行，但斯科别列夫将军拒绝了这一请求。他只得改变计划，希望赶在俄军之前抵达土库曼的盖奥克泰佩要塞。斯科别列夫将军在经过数个月的准备后已经开始了东进行动，随时可能对盖奥克泰佩发起进攻，奥多诺万深感时间紧迫。但受疾病的困扰和波斯人的阻碍，他的行程被耽误，他此时还正在马哈马达巴德与土库曼的联络人商讨如何安全前往盖奥克泰佩。

在接下来的三周里，斯图尔特几乎天天与奥多诺万见面，但他并未向奥多诺万披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伪装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机敏过人的奥多诺万都被他蒙骗，居然还称赞他的英文流利，对此斯图尔特颇为诚实地回答：“加尔各答的亚美尼亚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最后在临近分手时斯图尔特才向奥多诺万吐露实情，对方看到斯图尔特亮出的护照后才肯相信他确实是英国人。在后来出版的著作《绿洲梅尔夫：在里海东部地区探险旅行》（The Merv Oasis: Travels and Adventures East of the Caspian）中，奥多诺万承认自己完全被斯图尔特的伪装骗了。1881年1月，奥多诺万终于收到邀请，欢迎他访问盖奥克泰佩。土库曼首领对所谓的新闻特派员完全没有概念，以为奥多诺万是英国政府派来帮助他们的。奥多诺万立即出发穿过边境，希望赶在斯科别列夫之前进入盖奥克泰佩，但这封邀请函来得太迟，奥多诺万很快就得知，俄军当时已封锁了要塞并开始攻城。好在奥多诺万还是及时赶到了要塞外围，在战场附近的一座小山丘上，用望远镜亲眼见证了土库曼人战败后惊慌失措、四散奔逃的场景。后来从幸存者那里，他也亲耳听闻斯科别列夫如何下令进行残酷无情的大屠杀。俄国人曾经败在盖奥克泰佩守军手下(1)，现在他们用大屠杀来血洗耻辱。

根据这些丰富的资料，奥多诺万撰写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详细讲述了这座沙漠边塞的沦陷。这篇报道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在这座要塞巨大的城墙内，至少有一万名以骑兵为主的土库曼士兵和近四万名平民，而斯科别列夫率领的步兵和骑兵共计七千人，外加六十门大炮和火箭炮。一开始，抵抗非常激烈坚决，俄军完全被城墙上的火力压制。自从俄国人上一次围攻后，要塞的防卫得到极大加强，城防工事是由一名曾在里海地区研究过俄国堡垒的土库曼人负责构建的。因此，尽管斯科别列夫的炮火摧毁了城内的设施，但却未伤及城墙的筋骨。斯科别列夫担心如果要塞久攻不下土库曼援兵就会源源赶到，于是他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方案。他命令工兵挖出一条地下通道直抵城墙，然后在城墙根下埋放地雷引爆，以此炸开城墙缺口。为了加快速度，将军本人每天都坐守在地道口为分组工作的工兵计时。每当一组工兵提前完成任务，带队的军官就会得到伏特加和香槟以及一个热情的拥抱；如果这组进度太慢，那么带队军官就会在战友面前遭到羞辱。

1月17日，当地面进攻仍在猛烈继续时，地下的工兵已经悄悄地把地道挖到了离城墙不到二十五码的位置。挖掘速度因为供氧不足明显下降，但最后地道终于挖好了。志愿者们将两吨炸药沿地道背负到城墙下。1月24日正午刚过，攻城队伍准备就绪，炸药引爆。与此同时，斯科别列夫下令所有的炮火都集中向同一处城墙猛轰。爆炸场面颇为壮观，大块的泥土和沙石被炸向天空。在炮火的配合下，城墙被炸出一个近五十码的缺口，上百名守兵当场被炸死。攻城部队从缺口冲入要塞，而攻打其他城墙段的俄军早已在前夜趁暮色搭设了长梯，此时正沿着梯子爬上城墙。双方随即短兵相接，开始了残酷的肉搏战。土库曼人还来不及从爆炸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就发现俄军已经冲到面前。他们措手不及，很快就败下阵来，开始仓皇逃窜。守军骑马逃进沙漠，惊恐万分的平民紧随其后，斯科别列夫的骑兵穷追不舍。

这时真正的大屠杀开始了，胜利者要为从前的失败雪耻。无论老人还是孩子都无一幸免，所有人都倒在无情的军刀下。据说有八千名逃亡者遇难，而城内还发现六千五百具尸体。一名亚美尼亚随军翻译后来对他的一个英国朋友说：“整个城市堆满了尸体。我亲眼见过被刺刀砍成碎块的婴儿。许多妇女先被强奸，后被杀死。”他说，斯科别列夫纵容他的军队连续三天劫掠、强奸和屠杀，很多士兵整天都酩酊大醉。后来为了给暴行寻找借口，将军宣称：“我坚信一项原则，对敌人屠杀得越彻底，所获得的和平就越长久。你对他们打击得越狠，他们保持安静的时间就越长。”他还声称，在对付棘手的邻邦时，这种手段要比罗伯茨在喀布尔绞死叛军头目更有效，因为英国人的做法只会激起仇恨而不能制造恐惧。近两个世纪以来，土库曼人不断劫掠俄国商队，袭击俄国边防哨所，将沙皇臣民贩卖为奴，现在他们肯定无法再制造麻烦了。根据斯科别列夫自己的汇报，俄军此役阵亡268人，伤669人。阵亡人员中包括一名将军、两名上校、一名少校和十名低级军官，受伤的人中包括了四十名军官。但非官方的消息称，斯科别列夫队伍的死亡人数其实比汇报的多，俄国人总是低估己方的伤亡人数而夸大敌军的伤亡。

神秘的斯图尔特上校听到盖奥克泰佩沦陷的消息后，火速离开马哈马达巴德，他要立刻前往德黑兰，向那里的英国外交官汇报。即使此次行动未经许可，他也不必再遮遮掩掩了，因为他此时已经踏上返英的旅程，外交部对他也无可奈何。事实上，他一到德黑兰就拜访了英国使馆，向大使做了汇报，而此前他一直避免与使馆打交道。他后来写了一本名为《乔装穿越波斯》（Through Persia in Disguise）的书，于多年后出版。在书中他谈及曾装扮成亚美尼亚马贩子前往这一敏感地区，但对于当时的真实意图，斯图尔特在书中以极为谨慎的态度予以处理。今天，在英国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里存档的德黑兰使馆文件中也没有对此提供更多线索。无论怎样，斯图尔特这次神秘的、未经授权的行动（假如真是未经授权的话）对他的事业并未造成不利影响。数月之后，他作为一个使团的成员又重回波斯边境，这次他要执行的任务被含蓄地称为“特殊使命”。

相对于斯图尔特，在盖奥克泰佩取得了辉煌胜利的斯科别列夫将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对土库曼无辜民众的大屠杀在欧洲引发了强烈抗议，沙皇迫于压力不得不解除了他的职务，将他调离到明斯克。对于每一个胸怀大志的将军来说，明斯克是彻底的大后方。按照官方说法，这一安排是为了平息欧洲的民愤，然而有些人认为真相与此大相径庭。斯科别列夫狂妄自大且显露出政治野心，这让圣彼得堡非常担心。他曾指责德国是俄国最大的敌人，甚至提出与德国总理俾斯麦在两军交战前决斗。斯科别列夫现在已毫无用处，俄国政府必须得煞煞他的威风了。还未满40岁的斯科别列夫就这样被剥夺了东山再起的机会，那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动力。他开始做噩梦，梦到自己死在床榻而非战场上。在赢得盖奥克泰佩胜利不到一年后，他的噩梦变成了现实。他因突发心脏病暴卒，据说是在莫斯科的一家妓院里倒下的。

俄军夺取盖奥克泰佩本身并不会让伦敦或加尔各答过度紧张（除了那些反俄派人士以外），因为这个偏僻的土墙小要塞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况且这次行动也在英国人的意料之中。尽管外界广泛认为，虐杀土库曼妇女儿童的暴行既令人发指，也大可不必，但对于那些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的“土库曼人贩子”来说，他们是罪有应得。让英国人真正不安的是，俄国人是否会继续进军梅尔夫，因为他们一旦占领了梅尔夫，就可以轻松进入阿富汗，并夺取赫拉特。当时圣彼得堡对下一步行动尚未作好准备，不过他们意识到了英国人的顾虑，因而担心英国会先发制人夺取赫拉特，更有鹰派人士在鼓吹，英国可能会直接占领梅尔夫。为了打消英国人的顾虑，圣彼得堡发布了一系列声明，承诺在外里海地区没有进一步的企图，更别提占领梅尔夫了。俄国副外交大臣尼古拉·吉尔斯（Nikolai Giers）宣布：“我们不仅不想去那里，而且也很欣慰地发现，那里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处理的事务。”沙皇亚历山大还给英国驻俄国大使达弗林（Dufferin）爵士写了一封亲笔信，郑重承诺他已经下达了永久停火命令。但出乎英国人预料的是，没过多久，亚历山大在一次部队检阅后返回冬宫的途中遇刺身亡。

俄国人当时采取了两项非常友善的举措。这两项举措使人们更加相信，或许俄国终于像英国一样也放弃了在中亚的前进政策。举措之一是与波斯就此前存在争议的边境问题达成和平解决方案。这片争议地区面积广大，从里海一直延伸到盖奥克泰佩以东。但就这片地区进一步向东的区域该如何划分边界，两国之间仍然存在争议。梅尔夫就坐落在那里，它名义上是波斯领土，实际由土库曼人控制。俄国的另一项举措是从位于喀什噶尔东北部的固勒扎撤军，极不情愿地将其归还给中国政府。除了在1867年以七百万美元的价格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外（圣彼得堡认为这块土地既不易防守又不具备经济价值），俄国还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将已经升起的帝国旗帜再降下来。大家可能还记得，固勒扎及周边地区在十年前被俄国侵占，理由是为了防止其落入阿古柏之手（至少圣彼得堡在那时是如此宣称的）。这个理由颇为牵强，因为被中国人称为伊犁的固勒扎位于通往俄国的要道上，在地理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此前俄国曾保证，一旦北京方面从阿古柏手中重新夺回新疆的控制权，俄国就会将此地归还中国。这个承诺一直未能兑现，两国为此不断产生外交争端。

终于在1880年春天，中国政府威胁要以武力夺回固勒扎并开始调兵遣将。当时的俄国既不愿意也无能力与中国开战，所以秉承一贯以来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原则，俄国决定向中国作出让步，同时指责英国暗地里怂恿北京采取如此反常的强硬态度。根据次年签订的《圣彼得堡条约》(2)，俄国同意将固勒扎归还中国，但仍保留固勒扎以西的一小片土地，借此收取高昂的“占领费”，作为帮助中国守卫疆土的回报。俄国史无前例地在一个亚洲政权的威胁面前作出退让。达弗林勋爵说：“中国迫使俄国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吐出她已经吞并的土地。”

如果格莱斯顿内阁认为这些举措标志着圣彼得堡对中亚问题持良好意愿的话，那么他们的期许很快就幻灭了。尽管俄国在梅尔夫问题上作出了庄严承诺，他们很快就秘密制定了吞并计划。亚历山大三世在父亲遇刺后登基，他邀请了许多土库曼酋长前来参加加冕典礼，目的是向土库曼人展示俄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让他们意识到任何抵抗都徒劳无益。这一招奏效了。盛大的庆典、辉煌的场面以及随处可见的军队和大炮让酋长们目瞪口呆。回到土库曼人最后的要塞梅尔夫后，酋长们一致认为，只有疯子才会抵抗沙皇军队。与此同时，当地间谍也在周边村落散布谣言，说英国人已经在沙皇的命令下离开阿富汗。这个世界上没人胆敢违背沙皇的意愿，即便是维多利亚女王也不例外，任何指望英军前来援助的妄想都会落空。

在土库曼人当中播撒了动摇的种子后，俄国人决定派遣间谍前往梅尔夫，了解当地民众的情绪。俄国人希望把盖奥克泰佩沦陷的场景深深地刻在土库曼人的记忆中，这样在面对强大的俄军时他们就会无心恋战、放弃抵抗投降。但以防万一，俄军还是决定对梅尔夫的城防系统作一番细致研究。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博弈式的使命，危险重重，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智慧。俄国拥有一名完美的人选，他就是阿里汉诺夫（Alikhanov）中尉。

1882年2月，一支满载货物的土库曼商队从西面向梅尔夫城行进。这支商队的首领是一位出色的本地商人，暗地里与俄国人修好。商队里除了六名武装的土库曼马夫外，还有两个人看上去也是本地商人模样，但他们是俄国军人。年长的就是阿里汉诺夫，另一个是自愿加入任务的年轻哥萨克少尉。阿里汉诺夫来自高加索地区的一个穆斯林贵族家庭，由于屡立战功被提升为少校，成为高加索总督米哈伊尔大公（Grand Duke Mikhail）的副官。和所有高加索人一样，他脾气火爆，在一次与高级军官进行决斗后遭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被贬为普通士兵。后来他因为勇气和才干逐步重新赢得信任，再次成为中尉。如果他能顺利完成这次任务，他确信能官复原职。

商队趁深夜抵达梅尔夫，这样他们就不会被仔细盘查。城里的一些长老已经被俄国人收买，他们提前就知道阿里汉诺夫的到来。当晚他们给阿里汉诺夫和他的哥萨克同伴接风，决定次日清晨对外宣布两名俄国商人已经来到城中，他们的目的是在距离最近的俄军驻地阿什哈巴德(3)与梅尔夫大巴扎之间建立常规贸易往来。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但阿里汉诺夫认为这也是唯一的办法。第二天消息一经宣布，立即在城里引起轩然大波，所有的长老和贵族都被紧急召集到议事帐篷，阿里汉诺夫和同伴也被要求前往。其实阿里汉诺夫早已为顺利完成此次任务铺垫了道路，那些最德高望重的酋长都已收到特地为他们准备的奢华礼品，而他的穆斯林身份反倒没起多大作用。现在阿里汉诺夫向躁动不安的人群解释他的来意，请求卸载带来的商品，以便贩卖给本地商人。

其中一名长老建议，对话应当在两国政府之间举行，阿里汉诺夫立即否决。他轻蔑地问道：“你是想让我们打道回府吗？我们并不是非要和你们做生意，也不打算浪费时间在路上来回奔波。如果这次我们回去了，你们就别想再看到我们。”这个大胆的策略有一定风险，但阿里汉诺夫从长老们的表情上看出这个方法奏效了。于是他继续向酋长们咄咄逼人地施加压力。他问道：“每次有商队来你们都召开会议吗？还是只有在俄国商队来时才开会？”听闻此言，大家都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一名酋长打破了僵局。他说，在梅尔夫和附近俄军驻地之间是沙漠地带，遍布无法无天的土匪，超出他们的有效掌控，“我们不希望来自伟大的沙皇俄国的商人发生任何意外。”阿里汉诺夫回答，商队的护卫足以抵御任何愚蠢到胆敢袭击他们的强盗，圣彼得堡方面只要求土库曼人确保商队在抵达梅尔夫后的安全。

土库曼人现在理屈词穷。阿里汉诺夫看出他们明显分裂为两派，于是决定利用有利形势直击要害。他声称，如果土库曼人坚持阻止他和同伴在此经商，他们将立即收拾行囊离开；尽管新继位的沙皇对土库曼人颇有好感，但如果他听说俄国人遭到拒绝，就不一定会作何反应了，八成会震怒。这番话彻底击垮了长老们的心理防线，因为他们对盖奥克泰佩的惨败还记忆犹新。随后大家展开激烈的讨论，最终结论是欢迎阿里汉诺夫留在本地销售商品，而且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永远待在梅尔夫。阿里汉诺夫尽量掩饰感激之情，笑着说：“但愿不必，两三天的时间就足够我们判断这里的生意如何了。”事实上他和同伴在梅尔夫逗留了两周。他们每天清晨趁当地人还在睡梦中就起床，小心翼翼地研究梅尔夫的城防。在商队返回俄国时，他们选择了与来时不同的路线，这样可以在地图上增添新的线路。

阿里汉诺夫现在被授权为吞并梅尔夫作准备，当然最好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了解到还有许多土库曼酋长对俄国抱有敌意，坚决反对臣服于沙皇。允许他售卖俄国商品是一回事，投降则另当别论。阿里汉诺夫有效利用了他在梅尔夫期间发展的情报员和关系网，与土库曼长老中的反俄派明争暗斗，逐渐削弱了反俄派的影响力。最终在1884年2月，阿里汉诺夫报告说万事俱备。碰巧当时苏丹正在进行一场针对英国人的圣战，英国为此忙得焦头烂额。圣彼得堡知道，格莱斯顿此时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在中亚和俄国发生战争。

俄军首先占领了梅尔夫以西八十英里处的绿洲城市捷詹（Tejend）。他们以前曾短暂占领过此地，但很快就撤军了，所以这次土库曼人并不是太紧张。土库曼人认为没理由担心俄军的进攻，毕竟自盖奥克泰佩沦陷后，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袭击俄国商队，以免授人以柄挑起战争。可是当他们看到原先装扮成商人模样的阿里汉诺夫一身戎装、率领哥萨克骑兵出现在梅尔夫城门下时，他们知道大事不好。阿里汉诺夫身后跟随了许多土库曼酋长和贵族，这些人早已投降俄国并发誓效忠沙皇。阿里汉诺夫把城中长老们都召集起来，劝说他们立即放弃抵抗，告诉他们占领捷詹的队伍只是先锋队，后面还有一支配备重型武器的大规模部队正在赶来。如果城中长老同意接受沙皇的统治，他保证俄国绝不会在梅尔夫驻军，至多是设置一名总督及少数工作人员和护卫。除此之外，这里将一切如常。尽管仍有一些土库曼人想抵抗，但大多数人都已丧失斗志。其他地方的部落早已投降，所以他们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而且据说英国人自己都对俄国人提心吊胆，根本无暇顾及土库曼人的安危。在痛苦的争论后，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土库曼人、外里海地区长期雄霸一方的统治者，终于同意向圣彼得堡投降。

外里海地区总督在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发去的电报中说：“臣有幸禀报沙皇陛下，梅尔夫土库曼四支部落的可汗及其麾下各两千帐(4)自即日起正式宣誓效忠陛下。”他继续汇报说：“他们此举是因知其无管理之能，深信唯有通过沙皇陛下之雄威方可在梅尔夫建立秩序与繁荣。”一支俄军分队很快就从捷詹赶来进驻梅尔夫城，接管了这座伟大的要塞。多亏了阿里汉诺夫胆大心细的外交手段，俄国人不战而屈人之兵。沙皇亲自下令恢复阿里汉诺夫的少校军衔，曾经被军事法庭收缴的军功章也再次挂上他的制服外套。不久后他又被晋升为中校，然后恰如其分地成为梅尔夫总督。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沙皇俄国的领土，可以说是他单枪匹马的功劳。

2月15日，即亚历山大获悉梅尔夫归降的第二天，当时已荣升为俄国外交大臣的尼古拉·吉尔斯几乎是以很随意的方式向英方通告了这一消息。英国人痛苦而清醒地意识到，圣彼得堡此前一次次的承诺均为谎言。俄国人再次将赌注压到格莱斯顿的自由党人身上，希望他们对于这个既成事实还会如过往一样仅仅停留在抗议层面上。尽管英国人此时因为苏丹危机而分身乏术，但对这一消息他们还是有所准备。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Lord Granville）早在一年前就向维多利亚女王进言，称俄国人正“一步步地靠近阿富汗边境”。就在梅尔夫投降前的一个月，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就警告说，当前苏丹的反叛正好“鼓励了俄国人，这个国家与英国四处为敌”。

得知梅尔夫无条件投降后，英国的反俄派几乎和俄国人一样兴奋，因为这正好应验了他们的预测。不久后成为印度军总司令的罗伯茨将军将俄国此举定义为“迄今为止俄国为夺取印度迈出的最为重要的一步”。鹰派人士警告说，不用多久哥萨克骑兵就会饮马印度河。甚至连英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俄军占领梅尔夫比此前他们夺取布哈拉、希瓦以及浩罕三个汗国对印度造成的威胁还要大，因为在那些汗国和印度边境之间横陈着巨大的山脉和广袤的沙漠，而从梅尔夫经赫拉特和坎大哈到印度之间则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此外，外里海地区的部落已被悉数摧毁，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沙皇将高加索及突厥斯坦的军队联合起来，然后在统一指挥下共同进攻印度。更让英国忧虑的是，俄国已经开始铺设一条向东贯穿外里海地区直达梅尔夫的铁路。这条铁路一经修建成功，必定会将部队运送到阿富汗边境地区，最终把俄国的驻军要塞和中亚的绿洲连接起来。

俄国终于耗尽了英国的耐心和信任。英国就俄国食言占领梅尔夫的行径再次向圣彼得堡提出抗议。在一份冗长的备忘录中，英国外交部指责俄国恶意无视沙皇及其大臣屡次作出的庄严承诺。对于信守诺言的质疑，俄国人并不直接回应，而是答复说吞并梅尔夫不是俄国的主动行为，俄国是应土库曼人之邀才出此下策，土库曼人希望能够结束无政府状态并享受文明的恩泽。圣彼得堡方面既已达到吞并目的，现在迫切地希望事态能迅速冷却。于是俄国建议，为防止今后类似情况的发生，两国政府应该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确定一条永久性的边界线，用以分隔阿富汗北部和俄属中亚。尽管很多人警告不能相信俄国人，英国内阁还是欢迎这一提议，因为他们认为与圣彼得堡达成某种协议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一旦划定了界限，那么俄国人只要越界就可被视为针对阿富汗的敌对行为；而根据英国与阿卜杜·拉赫曼签订的协议，英国负责阿富汗的外交政策，因此俄军的越境行为也将等同于针对英国的敌对行为。至少在内阁看来，今后俄国人在决定对赫拉特采取行动之前将会三思而行。

双方经过漫长的往来协商，其中不乏推诿狡辩，最终同意派代表组成阿富汗边界联合委员会（Joint Afghan Boundary Commission），定于1884年10月13日在绿洲城市萨拉赫斯（Sarakhs）会面。萨拉赫斯位于梅尔夫西南，偏僻荒凉，是阿富汗、波斯和外里海地区的交汇之处。委员会的任务是用科学方法将边界线永久确定下来，替代1873年勘定的版本。那个老版本只是依据当时非常粗陋的地图将边界线大致勾勒出来而已。俄国人似乎并不急于开始这项工作，他们多次延误行程。俄方代表团团长泽列诺伊将军（General Zelenoy）甚至一度抱病，明显是有意拖延。中亚寒冷的冬天终于降临，俄国人称，将军和他的随从人员不可能在来年春天之前赶到萨拉赫斯了。尽管如此，英国总代表彼得·拉姆斯登（Peter Lumsden）将军还是如期而至，他惊讶地发现俄军正在这里进行相当规模的军事行动。俄国人的真正意图昭然若揭。无论圣彼得堡意欲何为，俄国军方都已决定，在委员会开始划定边界前将俄国与阿富汗的边境尽量向南扩展，靠近赫拉特。俄国人再次赌博，他们认为现在英国是自由党执政，同时深陷苏丹危机，伦敦方面应该不会为了一个没有价值、偏远的亚洲沙漠而与俄国开战。但这一次，俄国人发现他们判断失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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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第二十九章。

(2) 即《中俄伊犁条约》，又称《中俄改订条约》。

(3) 今土库曼斯坦首都。

(4) 即两千户牧民。游牧民族一般以“一帐”为一户来计量人口。

第三十一章　战争的边缘

chapter XXXI　TO THE BRINK OF WAR

俄国以欺骗手段吞并梅尔夫的行径激发了英国媒体的强烈反应，新一代的威尔逊、厄克特和罗林森们纷纷口诛笔伐。拉姆斯登将军就俄国再次行动发出警告，不久后英国驻圣彼得堡武官报告，俄国将军们已经作好准备，择机在春天出兵占领赫拉特——“或者等到大部分英军都深陷埃及和苏丹事务的时候”。紧接着就传来戈登将军被暴徒砍死在喀土穆寓所台阶上的消息(1)，英国再次笼罩在好战情绪中。鹰派人士坚信他们的时刻到来了，1885年注定将成为大博弈著述最为丰硕的年份之一。

在新一代的前进派评论员中，查尔斯·马文（Charles Marvin）是最多产的一位。他出版过许多本关于俄国威胁论的书，其中包括《俄国逼近印度》（The Russian Advance Towards India）和《梅尔夫与赫拉特的俄国人以及他们入侵印度的实力》（The Russians at Merv and Heart and Their Power of Invading India）。他在另一本名为《 侦察中亚》（Reconnoitring Central Asia）的书中详细列举了俄国军官在印度周边展开的秘密使命和旅行。马文曾经是《环球报》（Globe）驻圣彼得堡特派员，懂得俄语并认识一些沙皇的将军，这赋予了他其他评论员无法比拟的优势。他下笔神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俄国觊觎中亚以及如何阻止其目标的文章，力透纸背。

马文第一次进入公众和当局的视野是因为卷入了1878年5月那场闹得满城风雨的白厅泄露案。事件发生在1877年俄土战争后的柏林会议期间，马文当时是外交部的一名兼职人员，同时为《环球报》撰稿。他发现政府意图将英俄条约的细节透露给《泰晤士报》，于是决定将这一情报输送给自己合作的报纸，结果《环球报》得到了全球独家新闻。政府忙不迭地否认披露的内容，但第二天《环球报》就全文刊登了条约。很快马文就作为最大嫌疑犯遭到逮捕，被指控窃取最高机密。然而搜查完他的住所后并未发现任何证据，法庭据此宣判他无罪，当时英国还没有《官方机密法令》（Official Secrets Act）(2)。事实上，他在抄录条约时将全部内容背诵了下来。马文并未因这起事件受到任何伤害，不出五年，还未满而立之年的他就将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英俄问题作家。

对于那些论述俄国威胁论的人来说，1885年是非同凡响的一年，仅这一年内马文就出版了至少三本书。这些书涉及俄国威胁论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新建成的外里海铁路对印度形成的威胁。另一本书《赫拉特城下的俄国人》（The Russians at the Gates of Herat）是他用了一周时间完成并出版的（证明“快书”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和马文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本书也成为畅销书，一共销售了六万五千册。马文的总体观点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由连续几届英国政府，特别是自由党政府一手造成的，根源就是他们对圣彼得堡采取了软弱犹豫的态度。他对现任政府评论道：“格莱斯顿先生的内阁因善于退让而臭名昭著，对此心知肚明的俄国人正诉诸各种阴谋诡计来充分利用这一点。”那一年出版的其他大博弈著作还有迪米特里厄斯·包罗杰（Demetrius Boulger）的《中亚问题》（Central Asian Questions）、G·B·马勒森（G. B. Malleson）的《俄国-阿富汗问题和入侵印度》（Russo-Afghan Question and the Invasion of India）和H·萨瑟兰·爱德华（H. Sutherland Edward）的《俄国针对印度的计划》（Russian Projects against India）。除此之外，这些评论家和其他作者还撰写了大量的宣传手册、文章、评论和致编辑信函，一边倒地支持反俄观点。

有趣的是，知名度仅次于查尔斯·马文的俄国威胁论作家却压根儿不是英国人，而是亲英的匈牙利东方学家阿米尼乌斯·范贝里（Arminius Vambery），他颇为英国人打抱不平。范贝里二十年前来到中亚，因为他坚信匈牙利人的祖先发源于此。那时他装扮成衣衫褴褛的苦行僧（或被称作穆斯林圣徒），在中亚进行了漫长而大胆的旅行。极富语言天赋的他不但会讲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还迅速掌握了当地语言，这使得他可以秘密造访希瓦、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当时这三个汗国仍保持独立，但返回到布达佩斯后的范贝里深信，俄国人很快就会占领这些地区。他发现匈牙利国民对中亚事务毫无兴趣，因此把注意力转向英国，希望那里的民众能够关注他的警告，特别是涉及印度的部分。范贝里1864年抵达伦敦，彼时他早已因为在中亚的功绩而在英国声名鹊起。人们对他推崇备至，热情的接待让这位来自贫穷犹太家庭的儿子受宠若惊，他甚至还受到英国王储、帕麦斯顿和迪斯雷利的接见。在英国，人人都渴望倾听他讲述乔装苦行僧历险的故事，但他真正的目标却未实现。正如亨利·罗林森爵士发现的，当时前进政策已经在英国失宠，除了鹰派人物外范贝里无法说服任何人认真对待他的警告。

回到布达佩斯后，范贝里在大学里成为一名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教授，他继续频繁致信《泰晤士报》和其他英国报纸，敦促英国政府对俄国人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在一个又一个中亚汗国臣服后，范贝里认为俄国正逐步逼近它的终极目标——印度。现在，随着梅尔夫的沦陷和俄国人不断前进的脚步，范贝里感觉到他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885年春天他再次前往伦敦，决心全面阐述他关于俄国针对印度野心的观点。范贝里再次受到追捧，人们蜂拥而至，认真聆听他关于俄国野心的警示。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受邀在全国各地进行演讲。他收到的请柬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不得不谢绝其中的大多数。在他逗留伦敦期间，一位崇拜者为他提供了一套豪华公寓，配备有厨师、仆人和酒窖。在范贝里全国巡游期间，人们不止一次把装满珍馐美味的午餐篮强行塞进他的火车包厢，馈赠者都署名“一位崇拜者”或者“一位充满感激的英国人”。在筋疲力尽但成果丰硕的三周时间里，范贝里会见了那个时代的许多领袖人物，返回布达佩斯后，他在二十天内即撰写了一本书，名为《即将展开的印度之争》（The Coming Struggle for India）。此书内容并无太多新意，但它的出版恰逢其时。这本的封面呈夺目的艳黄色，它很快就和查尔斯·马文的近期著作一样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然而，大部分书都是在梅尔夫沦陷后匆匆写就的，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种争辩术（polemics）。这些书旨在提醒公众关注作者们所认为的、正在急速增长的俄国威胁，书中也大量参考了金尼尔、德莱西·埃文斯、麦克尼尔和其他人当初提出的论点和战略理论。诚然，自那些人的时代以来，俄国人已经向印度边境大幅推进，但新一代的分析家没有一个人掌握俄国实际军事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当中只有范贝里亲自踏足过中亚，但那也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何况当时他对现代战略战术一无所知。马勒森上校倒是曾在印度军中服役，但已退役多年，而且退役前只担任过文职岗位（包括卫生和财政职务），最后一个职位是担任年轻的迈索尔（Mysore）(3)王公的监护人。

只有一位分析家对他讨论的主题了然于胸，他写的书是名副其实的大博弈百科全书，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没能找到这本书。他就是少将查尔斯·麦格雷戈爵士。他具备的特有资质使得他可以全方位考察俄国对印度的威胁。作为印度军的军需总长，他主管过新成立的情报部门。他不仅参与过无数次前线军事行动，还广泛游历于阿富汗和波斯北部，足迹远涉呼罗珊的萨拉赫斯。很显然，因为工作缘故，麦格雷戈掌握着传递到印度的最新军事和政治情报。如果要撰写一本关于俄国威胁论的权威著作的话，那么最佳人选应当是麦格雷戈而不是马文或范贝里。

在麦格雷戈被任命为情报部主管前，印度军事情报的收集工作杂乱无章，在组织严密而高效的俄国情报系统面前相形见绌。新成立的情报部位于西姆拉，因为那里距离俄国活动区域更近。该机构最初仅有五名军官（其中两名还是兼职）和一些值得信赖的本地书记员和制图员，主要任务是收集和评估俄国在中亚的军事部署与实力，以及一旦开战，俄军会对印度造成何种威胁。这个部门还负责将相关俄文书籍、文章和其他资料翻译成英文。政治情报的收集工作继续由前线的军官负责，然后传输给他们的上级部门即政治部，后者是实际意义上的印度政府外交部。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地貌情报则是由位于德拉敦的印度测绘局负责。这个部门负责绘制和更新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地图，此前他们一直雇用本地间谍（也被称为“专家”）来收集敏感地区的地理情报。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许多雄心勃勃的年轻军官和旅行家也为政府提供了军事、政治和地形情报，尽管这些都是非官方的。但与鲁迪亚德·吉卜林在《吉姆》一书中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当时印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收集和协调机构。事实上，三个并存的情报收集机构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竞争和猜忌。

麦格雷戈掌管军事情报工作只是他作为军需总长的份内职责之一，他同时又是前进政策的坚定拥护者，而且和大多数其他将军一样，他对这一理念充满热情。1882年夏天在伦敦休假期间，他埋头钻研英国陆军部情报处的运作方式，仔细梳理情报处的文档，以便找出对自己部门的有用信息。但在印度他却遭遇了政治部的阻挠和非议，那里的人和印度行政院的一些成员都倾向于精明无为政策。麦格雷戈坚信俄国人是有意找麻烦，所以他决心要把政治部和测绘局的同事从自满中唤醒，向他们表明，按现状看俄国要想攻击印度易如反掌。正是怀揣着这一念头，他于1883年夏天着手收集资料，开始撰写一本机密指南，这本书后来被命名为《印度之防务》（The Defence of India）。

麦格雷戈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来整理资料。除了自己收集的关于俄军军力、部署的情报外，他还借鉴了印度军中最资深的军官和最优秀战略家的思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罗伯茨将军都与他私交甚好。第二次英阿战争中他曾在罗伯茨麾下效力，担任纵队指挥官。从他们那里，麦格雷戈得到了一个关键性问题的答案：如果要和规模相当的英军展开行军竞赛的话，一支两万人的俄军需要多长时间抵达赫拉特。他也评估了其他关于印度边境的关键问题。这份报告建议书最终于1884年6月整装待印，文件长达十万多字，有大量附录、表格和一张大幅中亚地图。

在报告中麦格雷戈警告，如果俄国决定侵略印度，那么它很可能会从五个地点同时出兵。从未有人提出过这个不祥的预言。根据麦格雷戈的分析，俄军会兵分五路分别直取赫拉特、巴米扬、喀布尔、吉德拉尔和吉尔吉特。他通过周密计算表明，以这种方式出兵，俄国就可以在印度北部边境部署九万五千人的常规军，然后在准备就绪后直扑印度。麦格雷戈认为，照目前情况看，印度军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实力上，都无力抵御这样的进攻。他进而宣称，英国和印度政府现在只有采取坚决措施，“才能让俄国人知道进犯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他敦促印度进行大规模扩军应对这一威胁，还提议英国立即占领赫拉特，重新夺回坎大哈，对俄国先发制人。他警告，犹豫不决会让英国付出沉重代价。如果俄国人夺取了赫拉特，那印度就必须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军，而如果坎大哈也遭沦陷，扩军的幅度更可想而知。麦格雷戈还倡议修建通往边境地区的战略公路和铁路，他指出俄国人正努力把他们的铁路系统向阿富汗延伸。

麦格雷戈回顾了圣彼得堡言而无信的历史，据此驳斥了和俄国达成妥协的任何希望。他认为唯一能遏制俄国人的方法就是和他们正面对决，当然最好是联合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共同行事。显然，麦格雷戈慷慨提供的这个咨询建议远远超出了一份军事评估书的范畴，其内容已涉足政客和外交官们不愿军人介入的领域。但麦格雷戈还不肯罢休，他在报告结尾处的措辞是如此具有挑衅性，以至于连他的鹰派同僚都得反复阅读后才能确保没有误解。他写道：“我郑重声明，除非俄罗斯被赶出高加索和突厥斯坦，否则英俄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斜体部分由麦格雷戈本人添加。）

这份报告的封面用红色印有“保密”二字，在官方层面，它仅仅是为印度理事会成员、印度资深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准备的。然而，在作者授意下，这份报告的副本还被发给其他一些精心挑选的伦敦政客和编辑。麦格雷戈深知，要想在亚洲赢得这场大博弈，就必须首先在威斯敏斯特宫(4)赢得支持，所以他决心要推动英国政府采取激烈的、哪怕是迟来的行动。他同时意识到，这份报告的许多内容对俄国人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所以要求收到报告的人绝对保密。同时他力劝这些人发挥影响，敦促政府及时行动。做完这些事后，麦格雷戈开始静观其变。很快就有了回音。

已经深陷苏丹泥潭的格莱斯顿内阁确实为赫拉特忧心忡忡，他们认为麦格雷戈的报告企图明目张胆地挑战他们的权威。电报开始发疯般地在白厅和加尔各答来回传递，勒令麦格雷戈作出解释。在印度总督的命令下，当时仍在西姆拉私印报告副本的印度政府媒体立即停止印刷，召回了所有能找到的副本。麦格雷戈受到官方斥责。然而大多数印度高级官员都同意他的结论，虽然不一定同意他建议的方法。众所周知，无论圣彼得堡如何宣称，俄罗斯帝国的军官们都在公开鼓吹即将对印度进行的征服活动。实际上，俄国媒体基本能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对俄军的每次扩张行动进行报道。英俄两国就要被推向战争的边缘——对于麦格雷戈、马尔文、范贝里和其他那些对此早有预测的人来说，这个结果又何尝不代表了一种预言实现后苦涩的心满意足呢？

整个事件的爆发点最后出现在位于梅尔夫和赫拉特之间的偏远绿洲彭狄（Pandjeh），这座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城不久就将家喻户晓。英国人和阿富汗人一直以来都把这里看作阿富汗的一部分，但俄国人在吞并梅尔夫后开始觊觎此处。在两国协商成立英俄边境委员会期间，圣彼得堡曾经质疑阿富汗对这个绿洲的主权要求，坚称在梅尔夫沦陷后这座绿洲理应归属俄国。彭狄地处通往赫拉特的要冲，俄国争夺这里的意图昭然若揭，故此英国坚决反对俄国的主张。此外，英俄边境委员会英方首席代表拉姆斯登将军一抵达这里，就察觉到俄军在附近的秘密活动。在1884年—1885年冬天逗留萨拉赫斯期间，拉姆斯登清醒地意识到，在从阿富汗手里夺取彭狄之前，俄国人是不会派代表来参加委员会的。但俄国人必须要等到来年春天积雪融化后才能行动，届时他们就能够调动更多的部队确保成功。拉姆斯登把这一切都汇报给伦敦的上级，格莱斯顿和内阁成员们因此更加惴惴不安。

俄国人也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蕴含着巨大风险，不得不谨慎行事。圣彼得堡清楚，英国人已经郑重发誓保护阿卜杜·拉赫曼免受北方邻邦的侵略，尽管这个誓言的措辞多少有些含混。俄国人不能确定的是，英国人打算为履行这一誓言付出多大代价。英国人会为了这座他们并不拥有、甚至不曾听说过的偏远绿洲而不惜介入一场全面冲突吗？在俄国人看来，只要是格莱斯顿掌权，只要苏丹危机尚未消除，这种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即便英国决定要介入，它也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军队部署到这个地区。尽管如此，俄军在挺进时还是蹑手蹑脚，玩着“祖母的脚步”(5)的老把戏——密切关注英国人对他们每一步前进的反应；同时他们继续和伦敦就久拖不决的阿富汗边境委员会事宜保持沟通，装作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此时英国人已经恍然大悟。印度方面调动了两个军团随时准备北上阿富汗保卫赫拉特，其中一个军团由罗伯茨将军指挥。与此同时，拉姆斯登随团人员中的三名工程兵军官被派往赫拉特检查城防，考量最佳的守城方式，而其他随团人员则忙于绘制俄军进攻可能采取的路线图。麦格雷戈将军致函罗伯茨称，至少有迹象表明“我们可悲的政府”终于开始关注他们提出的警告了。部分出于英国人的煽动，阿富汗也向彭狄派兵加强那里的防卫。俄军指挥官科马洛夫（Komarov）将军听闻此消息后异常震怒。他宣布这个绿洲归俄国所有，下令阿富汗人立即离开。阿富汗指挥官断然拒绝。科马洛夫又转而要求拉姆斯登下令阿富汗部队撤离，同样遭到拒绝。

决心不让彭狄从指缝中溜走的科马洛夫调整了策略。迫于英国压力，圣彼得堡曾于3月13日郑重声明，只要阿富汗人不采取敌对行动，俄军绝不会主动进攻彭狄。三天后俄国外交大臣尼古拉·吉尔斯再次做出保证，声称这份保证获得了沙皇的批准。维多利亚女王曾于早些时候亲自致电沙皇亚历山大，呼吁他阻止一场战争“灾难”。有鉴于此，现在科马洛夫只剩一个办法可以为夺取彭狄开脱，那就是把阿富汗人变成侵略者。正是在这一点上，已经荣升为梅尔夫总督、诡计多端的阿里汉诺夫开始发挥作用。根据拉姆斯登一行听到的传闻，阿里汉诺夫装扮成土库曼人潜入彭狄，研究那里的城防。科马洛夫给他的任务是挑唆阿富汗守军开第一枪。阿里汉诺夫深知阿富汗人既自大又脾气暴躁，所以他给守军指挥官写了一封出言不逊、唐突冒犯的私人信件。在信中他对指挥官大加责难，包括指责对方胆小怯懦。对于视战斗为生存方式的阿富汗人而言，这项指控足以挑起他们的震怒。但拉姆斯登警告阿富汗指挥官，这是俄国人的把戏，劝他不要回应，说如果他首先开枪的话，那么英国人将无法帮助他。就这样，阿富汗人在强烈的挑衅面前控制住了情绪，和几乎就要扣动扳机的手指。

在此期间，尽管圣彼得堡一再作出保证，科马洛夫的部队还是不断向彭狄集结，逐渐对城市完成合围。截至3月25日，俄军已推进到距离守军不足一英里的地点。科马洛夫见挑衅阿富汗开第一枪不成，于是向敌军首领发出了最后通牒。通牒称，如果阿富汗人没有在五天之内全部撤军，那么俄军将使用武力把他们赶出这座他宣称属于沙皇的城市。此时此刻，拉姆斯登一直在严密监视事态的发展，及时向伦敦汇报。眼见冲突无法避免，他决定把团队撤退到安全地带，以免在战火中被殃及。因此，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只能参考俄国方面的记载。

3月31日最后通牒到期，阿富汗人仍毫无退意，于是科马洛夫将军下令进军，但他下令部队务必等到阿富汗人先开枪后才能进攻。如果阿里汉诺夫的记载可信，最终仍是阿富汗人首先开火，击伤了一名哥萨克人的坐骑。这正是科马洛夫一直等待的时刻。他宣布“我们的士兵已经血洒战场”，于是下令对射程范围内密集排列的阿富汗骑兵开火。阿富汗人在暴风雨般的火力下惊慌失措，丢盔弃甲。根据阿里汉诺夫后来的记载，阿富汗步兵表现英勇，有两个连队全部战死才丢失了阵地。最终，在留下八百多具尸体后，阿富汗步兵也溃败了，许多人在抢渡一条涨水的河流时溺死。科马洛夫方面只伤亡了四十人。

俄军夺取彭狄的消息一周后传到伦敦。人们既愤怒又沮丧，即便是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形势已经恶化到“岌岌可危”的地步。包括伦敦外国使节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一直被吉尔斯（更不必提沙皇本人）愚弄的格莱斯顿谴责这场对阿富汗人的屠杀是赤裸裸的侵略，指责俄国人占领了一处毋庸置疑是属于阿富汗的领土。他告诉英国下院，尽管情况并非完全无望，但已非常严重。就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笼罩在几近恐慌的氛围里时，格莱斯顿从群情激奋的议院两党议员手里获得了一笔一千一百万英镑的预算外拨款，这是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数额最大的单笔拨款。外交部也准备好了正式的宣战声明。皇家海军处于一级战备，密切监视所有俄国战舰的举动。英国远东舰队奉命占领朝鲜的巨文岛（Port Hamilton），以此为基地，随时进攻驻扎在海参崴的俄国舰队和俄国在北太平洋的其他目标。与此同时，英国还考虑在土耳其的帮助下打击高加索地区的俄军。

为了不让沙皇和他的大臣再对英国政府的坚定决心抱有任何怀疑，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受命向吉尔斯发出警告，如果俄军再向赫拉特前进一步，战争就不可避免。为防这个警告仍不能阻止俄国人的脚步，印度总督准备将两万五千名士兵集结到奎达，厉兵秣马，随时等待阿卜杜·拉赫曼的批准冲向赫拉特。这时，德黑兰的波斯沙哈也被俄国人在阿富汗与波斯边境的前进行动搅扰得寝食难安，他敦促英国人赶在圣彼得堡之前占领赫拉特；同时宣称，如果两大强国开战，波斯将严守中立。

事到如今，整个世界都感受到危机带来的震颤。美国华尔街股市因此剧烈震荡，人们到处都在谈论即将在两个超级帝国之间展开的格斗。在以“英格兰和俄罗斯即将开战”作为大幅标题的头条文章里，一向作风谨慎冷静的《纽约时报》称：“战争来了。”当时所有的人都丧失了理智，若非一位关键人物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场战争可能真的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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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戈登授命平息发生在苏丹的反英暴动。

(2) 英国最早于1889年设立此项法律，目的是保护国家机密和政府信息。

(3) 1947年印度独立前位于印度西南部的一个土邦。

(4) 指英国国会。

(5) 即在对方发现或喊“不许动”前偷偷向前走的游戏。

第三十二章　通往东方的铁路竞赛

chapter XXXII　THE RAILWAY RACE TO THE EAST

就在各国媒体和政要纷纷预测英俄两大强国将因为一个偏远的中亚小村庄大打出手时，这个村庄所在国家的元首阿卜杜·拉赫曼却因出访而不在国内。事实上，俄国人一直担心他与英国人密谋共同对付俄国，恰巧当时这位埃米尔正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这很可能加速了俄国对彭狄的攫取。正如俄国夺取梅尔夫和彭狄会对印度造成威胁一样，圣彼得堡担心，一旦英国人在埃米尔支持下占领了赫拉特，那势必会危及俄罗斯中亚帝国的安全。更令俄国人恐惧的是，届时英国人可能会与阿富汗人联手，把各穆斯林汗国从俄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不过沙皇的将军们心里清楚，如果他们占有彭狄，那么一旦英俄两国竞争赫拉特，俄国人一定会率先赶到那里并取得胜利。

印度政府的外交大臣莫蒂默·杜兰爵士（Mortimer Durand）将彭狄沦陷和阿富汗守军被屠杀的消息告诉了阿卜杜·拉赫曼，这位杜兰爵士正是第一次英阿战争中炸开加兹尼城门的那位亨利·杜兰中尉的儿子。当时没人能预测暴躁残忍的埃米尔听到这个坏消息后会作何反应，人们猜想他很可能会根据英阿协议的条款，要求英国帮助他让俄国人血债血偿。如果是那样的话，战争就在所难免，除非英国甘愿放弃这个付出痛苦的、高昂的代价才争取到的缓冲国，并把它扔给俄国任其摆布。

杜兰报告说：“我们大约在晚餐时分得到了消息。我立即去告诉他，他的人民遭到了屠杀。”相比起这个消息在英国、印度和世界其他地方所引发的轩然大波，埃米尔的反应却异常平静，这让杜兰既宽慰又惊诧。杜兰写道：“他请求我不必为此烦恼。他说无论是损失了两百人还是两千人都不值一提。”至于部队指挥官的牺牲，他表示“那就更不足挂齿了”。时任印度总督的达弗林爵士是英国前驻俄大使，他后来评述道：“当时英俄两国已经剑拔弩张。要不是当时埃米尔碰巧在拉瓦尔品第的英军营地，而且所幸这位君主能力超群、经验丰富、处乱不惊，彭狄事件很可能会引发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战争。”

真实情况是，埃米尔不愿看到他的国家因两个好斗的邻邦而再次被卷入战争。有些历史资料甚至怀疑他此前是否听说过彭狄村。但不管怎样，他克制的态度对于缓和千钧一发的事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战争仍然一触即发。英国报纸要求给俄国人一点颜色看看，而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媒体则坚决主张，政府应吞并赫拉特，并警告英国人不要试图干涉。除了阿卜杜·拉赫曼以外，还有其他幕后力量也发挥了缓解矛盾的作用。事实上，谁都不愿意因为彭狄而卷入战争，当然赫拉特就另当别论了。俄国人很清楚，尽管英国现在由自由党执政，但如果英国发现俄国再次扩张，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开战。整个危机过程中，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爵士和俄国外相吉尔斯之间一直保持通畅的对话。舆论逐渐从狂躁中平静下来。英、俄、阿三国最终同意，彭狄目前应作为中立地带存在，俄军从村庄撤出一小段距离，直到彭狄的未来得以确定。三国还同意尽快展开边境划分的谈判。战争威胁退却了，皇家海军和印度陆军均解除了战备状态。

阿富汗边界联合委员会开始了勘定工作。此间双方多次因意见不合造成工作拖延，直到1887年夏天才签署条约草案，并就除东部边境外的所有区域达成了一致。根据草案内容，俄国人将保留彭狄，作为交换条件，阿卜杜·拉赫曼将占有彭狄以西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山口，拉赫曼和他的英国盟友一直想控制这个山口。俄国人再次心想事成（尽管俄国将军们不愿接受边界勘定带来的限制），成功地证明他们是制造既成事实的高手。俄国占据了彭狄以南的突出地带，并据此更加接近赫拉特，但除此之外，新划定的边界线与1873年的版本区别甚微。不管怎样，战争被避免了。此外，英国也以强硬的姿态向俄国表明，任何向赫拉特进一步推进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英宣战。当时许多评论家都不相信俄国会就此止住侵略的脚步。但历史证明他们错了，直到近一个世纪后的1979年冬天，俄军轰鸣的坦克才再次跨过阿姆河，进入阿富汗。

但边境划分在更东方的帕米尔高原仍然悬而未决，今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界线就被划定在这个荒僻的高原上。大博弈的焦点正逐渐转移到这里。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英俄两国围绕着这个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控制权展开了较量。事态在另一方面也有所发展，它将加速大博弈游戏规则的改变。对于格莱斯顿政府在彭狄危机期间的表现，人们的评价大相径庭。根据一位观察家的描述，这些评论的内容“从完美的治国之道，到可怜的犹豫不决，再到卑鄙的投降”。大多数英国选民很显然更倾向于最后一种认识，此次危机又碰巧发生在戈登将军在喀土穆遇害后不久，政府对那个事件的处理也遭到了诟病。于是1886年8月，非常重视印度防卫的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托利党再次上台执政。

多亏了像乔治·海沃德和罗伯特·沙敖这样勇敢的旅行者，英国人才知道原来在帕米尔高原上密布着许多山口通道，经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与印度北部相连，而且它们都极易受到攻击。除了那些非官方的探险旅行外，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还曾于1874年率队进行侦察；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印度以北这片与阿富汗和中国接壤地区的军事状况仍然知之甚少。清一色是军人的俄国探险家却早已忙于勘察阿姆河以南的广大无人区并绘制地图。据报告，至少已有一名俄国将军制定了经帕米尔入侵克什米尔的计划。为了弥补情报上的不足，英国于1885年夏天派出军方测绘队，勘察从西部吉德拉尔到东部罕萨之间的大片区域。这支队伍最迫切的任务是探测向北通往阿姆河上游的那些山口通道，探究它们是否会对印度造成威胁。

率领这支测绘队的是威廉·洛克哈特（William Lockhart）上校。当时的情报部负责人、后来成为印度军总司令的麦格雷戈对他评价很高。随同洛克哈特执行任务的还有三名军官、五名当地勘探员以及一支护卫队。从1885年下半年到次年的头几个月，他们绘制了印度以北总共一万两千平方英里区域的地图，这些地方此前从未被勘察过。任务结束返回印度后，洛克哈特写了一份长篇报告，认为对这个地区特别是巴罗吉尔（Baroghil）山口的担心言过其实了，当然并不排除俄军为了支援对开伯尔山口和波伦山口的全面进攻而在帕米尔高原上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但帕米尔高原冬季大雪封山，夏季多条河流又进入洪峰期，因此只有短暂的春秋季可以通行。即便是在气候允许的季节，如果要输送一支具有相当规模且配备有大炮等重型武器及物资的队伍，也必须先修筑一条军事道路。洛克哈特估计，俄军更可能采取的策略是派遣四支灵活的小分队同时展开进攻。

洛克哈特对这些山口的初步研究表明，俄军很可能会从吉德拉尔方向入侵。在这片没有公路和铁路的地区，英军想达到指定地点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然后他们会发现，需要对付的除了俄军外还有当地的吉德拉尔人。在总督授权下，洛克哈特与吉德拉尔大君阿曼·莫克（Aman-al-Mulk）签署了防卫条约，阿曼·莫克曾被怀疑参与过谋杀海沃德。在条约中英国承诺支付这位年迈的大君一笔丰厚的津贴，同时确保他的家族永保王位；作为回报，大君同意在俄军入侵时派遣他凶猛的部落士兵前去抵抗，直到英国军队赶来增援。

派遣洛克哈特执行侦察任务并不是达弗林勋爵当时下令进行的唯一前进举措。随着自由党政府下台，限制军事和政治官员前往印度以外地区执行任务的禁令也被撤销。新疆也是最令印度总督担心的地区之一，因为俄国在那里具有明显优势。根据《圣彼得堡条约》，俄国将库勒扎，也就是伊犁归还中国，中国则同意俄国在喀什噶尔派驻领事。圣彼得堡委派的领事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他是一位鼓吹武力对付英国的前进派人士，曾发誓不计一切代价将英国人阻挡在新疆以外，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商贸上。驻扎喀什噶尔的三年期间，他凭借强硬气势一边威胁中国政府，一边吓唬当地穆斯林，成为当仁不让的喀什噶尔统治者。俄国军事要塞就设置在边境线上，这让清朝政府不得不心存忌惮，而这位俄国领事也从不避讳地以此相要挟。中国人小心谨慎地与他打交道，害怕得罪他，或授俄国人以借口夺取喀什噶尔。由于那里没有英国代表，彼德罗夫斯基得以在当地维持强大的实力。他独霸一方，不打算与别人分享他的地盘。

达弗林勋爵决心要终结彼得罗夫斯基对喀什噶尔的垄断，以免这种局面蔓延到整个新疆。一开始，他希望帮助印度商人在新疆获得与俄国人同等的贸易条件。尽管新疆的市场比人们原来预想的小很多，但那里除了廉价劣质的俄国商品外别无其他选择。达弗林还想在这里长期派驻一名印度政府的代表。表面上看这位代表的任务是保护侨居新疆的英属印度臣民（多为放贷的印度人及家属），但真实使命是密切监视彼得罗夫斯基，向政府汇报他及其他俄国人的一举一动。目前，这项任务是由一位名叫安德鲁·达格利什（Andrew Dalgleish）的苏格兰商人完成的，这个勇敢的年轻人经常往返于列城和喀什噶尔之间。总督希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坚实。

达弗林最终选择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专员兼中亚旅行家前往新疆，以确保英国人获得与俄国同等的权利。这个人有个奇怪的名字，叫奈伊·伊莱亚斯（Ney Elias）(1)，他目前担任印度政府驻列城代表。在列城的六年中，他从来自中亚各地的旅行者那里收集政治和其他情报，特别是有关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情报。达格利什是他最重要、最可靠的情报来源之一。总督要求英国驻北京公使为伊莱亚斯申请外交授权，争取安排喀什噶尔的中国高层官员接待他，以便他与中方商讨英国在喀什噶尔派驻代表及开展贸易的事宜。但令达弗林怒不可遏的是，中国人竟然拒绝了他的要求，理由是新疆与印度之间的贸易量过小，不足以为之安排单独的商贸条约。尽管中国人没有授予伊莱亚斯任何外交地位，但还是同意向他颁发签证。中国拒绝的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是英国在阿古柏侵占新疆时曾与其结盟，北京可能还没有从伤痛中恢复过来；其二是诡计多端的彼得罗夫斯基通过他惯常的恐吓加贿赂手段，要求中国将伊莱亚斯拒之门外。

尽管计划受挫，总督还是命令伊莱亚斯在没有外交身份的情况下继续执行任务，因为他至少可以获取喀喇昆仑山那端的第一手资料，判断新疆局势究竟会对英属印度造成何种威胁。在他离开列城前，喀什噶尔又传来一个坏消息，清朝政府以达格利什没有签证为由勒令他离境。以前中国人对此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对他保持欢迎态度。达格利告诉伊莱亚斯，他肯定俄国领事是这一决定的幕后主使。如果情况属实，这对伊莱亚斯的任务来说可不是个好兆头。事后证明伊莱亚斯最远只到了叶尔羌。尽管当地政府为他安排了欢迎仪式，但他发现清朝办事大臣本人对他表现出公然敌意。虽然他持有签证，但还是被禁止前往喀什噶尔。伊莱亚斯很快就意识到，与对方谈判的希望已化为泡影。他还明白了中国人横加阻挠的另一个原因。如果是以前，他们也许会欢迎英国人来喀什噶尔与强大的彼得罗夫斯基抗衡；然而现在，和这位颐指气使的俄国人打交道已经够让他们心烦意乱的了，他们不愿意给自己再另添麻烦。

任务夭折了，但伊莱亚斯不是一个甘心从叶尔羌空手而归的人。他利用这次机会收集了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的情报，而以往他只能在拉达克的大巴扎上听到一些可信度不高的传闻。比如说，总督曾希望在俄国进攻新疆或东帕米尔地区时，能够与清朝军队联手阻止俄军，英国军官可以为中方提供顾问甚至直接指挥中国军队。但根据伊莱亚斯进入叶尔羌时对清朝仪仗队的匆匆一瞥和后续的一些观察，他知道这个愿望无法实现。清朝军队装备落后、缺乏训练、军纪松散。士兵们看上去萎靡不振，交头接耳，嬉皮笑脸；当他路过一队士兵时，这些人边吃水果边对这个洋鬼子大声品头论足。他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上帝啊，我们将不得不与这些人联合起来对付俄国！”

伊莱亚斯的任务并未就此结束。总督希望在他返回印度时去帕米尔东部以及阿姆河上游地区，包括洛克哈特探险队曾勘察绘图之外的地区。中国人对于这片俄国、阿富汗和克什米尔交汇的荒原完全没有兴趣，所以未提异议。除了勘察这片尚未被涉足（俄国人除外）的地区外，伊莱亚斯还受命尽量了解当地人对边境划分的理解，无论是俄国人、中国人还是阿富汗人，甚至包括部落游民。最后他还要勘察阿富汗最东端与新疆最西端接壤的那片尚未划定边界的疆域，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缺口，尚无人对其声称主权。这片地区最早是在十二年前由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于前往阿古柏王廷途中发现的，他还进行了后续勘察。印度的防卫官员们曾希望在俄国人发觉前设法封锁这一地区。

伊莱亚斯用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其间大多为冬季。尽管他饱受伤痛困扰，但还是在方圆三千英里的区域内勘察了超过四十个山口。同洛克哈特一样，他的结论是俄国不太可能从这一地区发起全面进攻，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不允许大规模部队行军。但政治方面的渗透就另当别论了，伊莱亚斯认为这将是俄国在这一遥远的北部地区所制造的主要威胁。至于阿富汗和中国边境之间的薄弱地带，他建议两国应该协商将各自边境向前推进，消除目前的真空地带；这样俄军一旦侵入这里，就将成为非法行动。到此为止伊莱亚斯和洛克哈特的观点大体一致。然而，在如何将俄国人挡在吉德拉尔之外这一问题上，政治专员和军人的看法就大相径庭了。伊莱亚斯认为，刚刚和洛克哈特签署条约的吉德拉尔大君完全不可信赖，他根本无法抵抗俄军的劝诱。他警告说：“这种不负责任的野蛮人给予的承诺永远不会有效力。”他认为，唯一能防止这位新盟友向俄国人变节的办法就是向吉德拉尔南部边境派遣驻军，让大君感觉到他在南部面临的威胁就要大于北部的威胁。类似这种政治专员和军官之间的分歧在大博弈时代司空见惯，却并不伤害两派之间的和气。对于印度防卫者来说，当时比吉德拉尔更令人担忧的是俄国外里海铁路。这条铁路一经建成，将对军队武器运输起到显而易见的作用，因此俄国工程师正全力以赴地加速向东修建。

1880年斯科别列夫将军在准备入侵盖奥克泰佩时下令修建这条铁路，他最初的想法仅仅是将武器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从里海港口克拉斯诺沃茨克运送至沙漠另一端。铁路的原始设计是轻型窄轨距，以便牵引机车，甚至是骆驼都能将重型设备沿轨道向前拉动。这一设计很快就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大胆、长久的铁路修建计划。俄国人将一百英里长的常规铁轨从俄国的欧洲部分运至里海对岸，由一名将军指挥铺设。斯科别列夫的军事行动比铁路的铺设进度要快，未及铁路铺设完毕，他就已经攻陷了盖奥克泰佩。铁路仍继续向东修建，沿途的部落均得到安抚。铁路最终修到了梅尔夫，那时距梅尔夫向阿里汉诺夫中尉投降仅仅过去一年。因彭狄事件而引发的战争威胁促使俄国组建了一支铁道兵，这大大加速了铁路修建。到1888年中期，铁路已经修到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通往塔什干的最后一段也已开工。

查尔斯·马文是最早对俄国人的新铁路及其对印度造成的战略威胁提出警示的人之一。他早在1882年就发出警告，还特别强调，如果俄国人占领了赫拉特，那么他们会把铁路线也延伸到那里，来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当时俄国铁路线还未向东修建很远，彭狄危机也还未发生。马文认为俄国工兵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把铁路线延伸到赫拉特。后来两国就阿富汗边境划分达成一致，赫拉特面临的威胁才得解除。即便如此，将来双方如果再次发生冲突，俄国铁路终端与赫拉特之间的距离要比英国距赫拉特近得多。事实上，就在马文去世不久的几年后，俄国人就弥补了这一缺口，把铁路线延至彭狄以南。

反观印度边境一侧，通讯线特别是公路、铁路建设的不足令人触目惊心，这开始引起加尔各答和伦敦的关注。针对俄国铁路对印度和阿富汗北部构成的环形包围，一些人呼吁在印度边境也进行类似的建设项目，作为反制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倡议者就是印度军总司令罗伯茨将军。经过全面的实地考察后他认为，本已捉襟见肘的印度国防预算应当被更有效地利用，以便在边境遭受威胁时军队指挥官们能够迅速将部队集结到那里，而不是修建那些也许永远都无需防守的要塞和战壕。他在给总督的一份秘密报告里写道：“我们必须要有公路和铁路。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在修路所花的每一个卢比将来都有十倍的回报……没有比修公路和铁路更有助于促进文明教化的事了。尽管一些公路铁路可能永远不会用作军事目的，但它们对国家的民生管理将大有益处。”从长远看，如果能说服阿卜杜·拉赫曼同意，罗伯茨希望把铁路线一直修到阿富汗境内的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并且在那里驻扎军队。罗伯茨相信，除非如此，否则俄国人会像侵吞彭狄一样逐步蚕食整个阿富汗。此外，阿卜杜·拉赫曼去世后阿富汗一定会出现权力争斗，届时圣彼得堡更会不遗余力地对此加以利用。

后来的事实证明，单单只是想把铁路线延伸到阿富汗边界就已经十分困难了，因为并非印度理事会的每一位成员都赞成如此大额的经费支出。在军方不断施压下，公路网络在几年后得到加强，但边境地区的铁轨线总长仍不足五十英里。在罗伯茨看来，铁路、公路和电报系统的扩建对印度防卫干系重大，但要强行推进这些项目需要有一位上层人士的支持，此人不但要笃信俄国长期威胁论，还要兼具实力和决心排除万难。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位人士入主印度总督府。大约就在同期，一个怀抱这一夙愿的年轻人正在向东穿行俄罗斯中亚，他乘坐的正是让罗伯茨和他的将军们忧心忡忡的、时速达十五英里的俄国火车。

令人钦佩的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侯爵(2)当时还只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普通保守党议员。他于1888年夏天出发前往中亚，决心亲眼见证俄国在远东的阴谋诡计，想深入了解俄国人对英属印度的真实意图。年仅29岁的他就已经发愿有一天要做印度总督了。这位标准的单身贵族远离伦敦社交圈，搭乘火车穿过欧洲，来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他希望先对那里的政治氛围作出判断，然后再向南进入高加索。他从巴库登上一艘名为“巴里亚京斯基亲王号”的明轮船（它有时也被用作战舰），横跨里海来到克拉斯诺沃茨克。寇松对中亚的亲身体验和毕生酷爱就是从这里真正开始的。他现在正搭乘俄国火车向东穿越沙漠，他一直渴望能仔细研究这条铁路的实际运营状况。他的最终目的地是中亚俄军的神经中枢塔什干，沿途他还经过了盖奥克泰佩、阿什哈巴德、梅尔夫、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最初的近三百英里铁轨紧贴着波斯边境线修建。寇松后来评论道，因为这段铁路能够运输部队和大炮，因此它是波斯沙哈“头上永远悬挂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由此往东，铁道线在梅尔夫弯曲向北，奔布哈拉方向。线路的设计无时不在向阿富汗和英属印度提醒着俄国的军事存在。

通向铁路线终点撒马尔罕总共需要三天三夜。寇松在这段九百英里长的旅途中不止一次中途下车，查看他想了解的东西，然后再搭乘下一班列车继续前行。在旅途中他用笔记本记录下所有铁路和沿途绿洲城镇的信息。每当提及这条铁路线的列车总量——换言之也就是运送部队和装备的能力时，寇松就发现俄国人总是三缄其口。其实除了亲眼所见的之外，他很难再获取其他信息，他为此抱怨道：“从一个俄国人那里获取准确的数据就像从桃核里挤出汁那么难。”俄国官方对寇松的身份了如指掌，他们一定已经事先警告过铁路官员和其他人，不要和寇松讨论某些话题。尽管如此，寇松还是对外里海铁路系统的运营情况以及它对英属印度的战略意义掌握了充足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本478页的书，名为《俄国在中亚及英俄问题》（Russia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Anglo-Russian Question）。

第一个值得关注的列车停靠站是盖奥克泰佩，八年前斯科别列夫的部队就是在这里炸开城墙、冲进土库曼人的巨大堡垒，屠杀了大量逃命的居民。当火车从沙漠中接近这片不毛之地时，寇松看见了荒废的城堡和周长近三英里、千疮百孔的土质城墙。他还看到斯科别列夫的工兵在城墙上炸开的缺口，俄军步兵就是从这里蜂拥而入的。列车停靠在距离这座幽灵城堡仅六十码远的盖奥克泰佩车站，这让寇松可以从容地四处闲逛。他后来写道：“在这座荒芜的城圜内，仍然可以看到骆驼甚至是人的骨骸。在那次战役后很久一段时间里，路过这里的人还会发现他们的马蹄时不时就拍碎了死人的头盖骨。”他还看到了远处的山丘，当年《每日新闻》的艾德蒙·奥多诺万就是在那个有利位置，目睹战败的土库曼人是如何在荒原上落荒而逃的。

古老的梅尔夫曾经在中亚被称为“世界的女王”，但它现在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令人失望。俄国人长达四年的占领已经剥夺了这座城市曾经的浪漫，使之沦为另一座小型军事要塞，只有一些贩卖廉价俄国货的商店和一个每周举办一次舞会的俱乐部。一度令人生畏的土库曼人已被彻底驯服，寇松看见一些俄国往昔的敌人，现已变成为沙皇效力的官吏，他们还向路人炫耀沙皇颁发的制服。他写道：“就俄国征服的彻底性而言，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这些人的面貌了。八年前他们在战场上还是与俄国人血战到底的宿敌，然而现在他们身穿俄国制服为俄国效劳，万里迢迢来到欧洲，向他们伟大的白沙皇（Great White Czar）(3)跪拜效忠。”

路过梅尔夫后，列车艰难跋涉了整整一天，穿越荒凉孤寂的卡拉库姆沙漠——寇松称之为“人类见过的最悲凉的荒原”，然后来到横跨阿姆河的一座巨大木桥。即使是今天，依然只有很少的外国人亲眼目睹过这条地处偏远的河流。寇松当然不会错过这一难得的体验，他写道：“我们面前这条胸怀宽广的巨大河流在月色下波光粼粼。它起源于帕米尔高原的冰川，奔腾一千五百英里后汇入咸海。”这时他的脑海中回想起马修·阿诺德的叙事诗《苏赫拉布和鲁斯塔姆》，这首诗歌讲述了一位传奇的波斯武士，因为一个可怕的错误在阿姆河畔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列车蹒跚地行进在嘎吱作响的桥上，用了足足十五分钟才抵达彼岸。这时的寇松从对诗歌的冥想中清醒过来，在笔记本上记录下这座桥有三千多条枕木，长达二千码，用了一百零三天才修建完成。他还听说，不久后一座耗资二百万英镑的永久性铁桥就会取代这座木桥。

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完全满足了寇松的期待。除俄国人外，很少有外国人见证过这些传说中的丝绸之路城市，它们仍然充满了浪漫神秘的气息，寇松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描绘城市中灿烂辉煌的清真寺、陵墓和其他著名的历史遗迹。他在布哈拉逗留了几天，作为英国贵宾下榻在俄国官方所谓的大使馆里。当时俄国仍在谎称布哈拉埃米尔是位独立君主，而非沙皇的附庸，所以大使馆外加一小队护卫和参谋是俄国在城市内唯一的存在。然而一个俄军要塞就驻扎在十英里以外，名义上是保护铁路，但似乎更像是在提醒埃米尔他所身处的真实环境。

半个世纪前就是在布哈拉，康诺利和斯托达特在方舟城堡前的广场上被残忍地处决。寇松写道：“就在这片建筑当中隐藏着那个可怕的地窖或者说是老鼠坑，斯托达特和康诺利就被扔进了那里。”人们向寇松保证说那个地窖已被封闭，但当他试图进入城堡亲眼察看时，一群本地人却指手画脚地让他离开。他听说囚犯们被关押在城堡里最隐秘的地方，“互相之间用铁链锁在一起……这样他们就不能站立、转身、甚至是移动。”寇松非常怀疑那个臭虫肆虐的地窖仍在使用。可以肯定的是，其他野蛮的惩罚措施依然在这座圣城里横行，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宣礼塔之死”。经常有罪犯——杀人犯、小偷和制假犯——被从宣礼塔的顶层推下去摔死。寇松记载道：“行刑一般选择在巴扎集市日，宣礼塔附近的街道和广场上人山人海。”公共传令官大声宣布死刑犯的罪行和君主下达的法律制裁，然后罪犯被用力从宣礼塔顶端抛掷出去，在空中旋转几圈后摔到塔底坚硬的地面上粉身碎骨。尽管俄国人彻底废除了奴隶制，但为了迎合埃米尔和宗教上层人士，他们尽可能不干涉当地人的习俗和传统。另一方面，要正式兼并这个汗国却意味着不必要的费用和麻烦。根据寇松的观察，综合来看“俄国人目前在布哈拉可以任意行事”。

铁路的尽头是撒马尔罕。俄国人在那里并没有刻意粉饰它的独立，尽管俄国人曾反复表示，他们愿意将这座城市和周边肥沃的土地归还给布哈拉的埃米尔。寇松写道：“毋庸赘言，俄国人从来就没想过要饯行这一承诺。”他还以讥讽的口吻说，只有俄国外交官才会作出这样的承诺，也只有英国外交官才会相信他。最能表明俄国永久占领意图的莫过于巨大张扬的总督官邸了。它坐落在一个新建的东正教教堂公园内，这个精心设计的欧式庭院与喧杂、肮脏的老城区保持着一段恰当的距离。

在不做其他调查的时候，寇松会花很多时间在撒马尔罕的建筑宝库中徜徉，那些令人目眩的蓝色瓦片正在快速地瓦解破碎。像一个多世纪后今天的游客一样，寇松充满敬畏地伫立在雄伟的雷吉斯坦广场（Registan）上，凝视着四周这些在整个中亚甚至是世界上都堪称精美的建筑。即便是在当时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中，寇松还是认为雷吉斯坦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公共广场”；而对于撒马尔罕本身，寇松把它描绘成“亚洲大陆的奇观”。他批评俄国人没有为后代保护好撒马尔罕这些伟大的遗迹，幸好这种情况后来得以纠正。离开撒马尔罕后，寇松搭乘一种独特的无弹簧俄式四轮马车沿驿道前行，经过三十个小时难熬的旅程后抵达塔什干。他被安排住在总督府，那里舒适文明的设施很快让他忘却了旅途的艰辛。令人敬畏的考夫曼将军六年前去世，被埋葬在塔什干，现任总督是他的继任者。

寇松现在身处沙皇广袤的中亚帝国的正中心，他可以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来尝试探寻俄国对印度的真实意图。寇松发现，塔什干是一个完全处于军事管制下的巨大兵营，他利用一切机会去了解包括总督本人在内的高级军官对于俄国在亚洲长期目标的观点。他观察到对方的好战情绪非常明显，特别是针对英国，对此他丝毫不觉意外，但认为也不必太过当真。他评论道：“在一个统治阶层完全由军方掌控、升迁又如此缓慢的环境里，战争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出人头地的唯一渠道了。”他提醒读者，塔什干长久以来就为那些“名誉扫地、走投无路、视战场为唯一翻身机会的人”提供庇护。其实就在寇松抵达前不久，这里一直有传闻说俄军很快就会侵略阿富汗。在边塞，入侵印度这样的梦想有助于维护士兵健全的心智。

寇松沿原路返回伦敦后立即开始写书。他不得不承认，俄国的统治让中亚的穆斯林民众受益匪浅，新修建的铁路加速了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外里海铁路线极大破坏了地区的战略平衡。俄军如果要侵略印度就必须把大量部队、大炮和其他重型装备输送过一片广袤的、噩梦般的地带，这在以前几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但当最后一段二百英里长、连接撒马尔罕和塔什干的铁道线修建完毕后，圣彼得堡就能够从远方的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向波斯或阿富汗边境集结多达十万人的军队。寇松深信，英国严重低估了这条铁路线的价值。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这条铁路让他们异常强大。而且他们是来真格的。”

对于俄国在中亚义无反顾的大进军，寇松并不认为这背后有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抑或是为了实现传说中彼得大帝的临终遗愿。他写道：“在没有任何物理障碍的情况下，同时又面对着一个除非被打败否则不懂得任何外交逻辑的敌人，……俄国人就像地球注定要围绕太阳旋转一样会不由自主地向前推进。”尽管寇松认为入侵印度并不是俄国扩张的原动力，但根据众多俄国将军们制定的计划来看，他相信“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里，俄国政治家们的脑海中不断出现如何穿过中亚去打击印度的念头”。他总结道，尽管俄国政治家和将军们并不打算征服印度，但“他们确实在认真考虑入侵印度，而这一考虑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许多俄国政治家和将军对此都不讳言”。他们的最终目标不是印度，而是君士坦丁堡。寇松认为俄国“让英国忙于亚洲事务是为了让她在欧洲事务上保持安静。简而言之，这就是俄国政策的概况及本质”。

其他人也曾提出过类似观点，但这次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寇松在未来十年之内、在他39岁之时就实现了个人梦想，成为了印度总督。在此之前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那个被寇松称之为“中亚博弈”的年代，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成就事业的人。一名年轻的印度陆军军官也刚刚结束了一次对新疆的秘密侦查，此人从事的探险活动很快就将激励整整一代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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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ey Elias”的读音在英文里与“no alias”（意为“没有外号”）相似，因此作者说这个名字奇怪。

(2) 于1898年至1905年就任印度总督。

(3) 拜占庭被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后，俄罗斯沙皇们便自诩为东正教的正统传承者。因为拜占庭君主都是身着红色长袍，沙皇为了将自己与历史上的拜占庭君主相区分，均选择白色长袍作为皇袍。故此，白色成为代表俄罗斯皇室的颜色，俄罗斯沙皇也被称为“白沙皇”。

第三十三章　三个帝国交汇的地方

chapter XXXIII　WHERE THREE EMPIRES MEET

皇家第一龙骑兵团的中尉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1)似乎具备那个时代对一位浪漫英雄主义者所赋予的全部美德。他是乔治·寇松后来定义的“前沿派人物”（frontier school of character）的代表。事实上，他几乎可以说是约翰·巴肯(2)笔下理查德·汉内和桑迪·阿巴思诺特的原型——只身一人在孤寂的荒原与威胁大英帝国的势力抗争。他出生在印度西北部边境山区小镇穆里（Murree）的一个军人家庭，于1882年19岁时应征入伍，开始在印度服役。在军人生涯的早期，他的上司就发现他是个有天赋的情报工作者。未满30岁时，荣赫鹏已经在边境内外完成了一系列侦查任务。这可以说是他家族遗传的一种能力，因为他的舅舅罗伯特·沙敖就是大博弈早期的参与者(3)。荣赫鹏从孩提时代起就仰慕他的舅舅，盼望有朝一日也能建功立业。他注定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28岁的他就已经作为大博弈老手与那些位高权重的人物分享心得了，很少有一位副官能够具备这样的经历和见识。他所从事的秘密工作让他掌握了俄国在遥远北方的最新动态，而最令他引以为豪的是，他发自内心地理解麦格雷戈将军的著作《印度之防务》，这本书在当时被前进派奉为圣经。

荣赫鹏（1863－1942），摄于1904年远征拉萨之时，这是英俄大博弈的最后一次重要行动。

正当寇松舒适地乘坐火车在中亚旅行时，荣赫鹏刚刚从一次横跨一千两百英里的亚洲之行归来。这次伟大的亚洲之行从东到西横穿中国，对欧洲人来说史无前例。这次旅行完全出于偶然。1877年春天，荣赫鹏结束了在满洲(4)的休假（实为情报搜集），回到北京后遇到了他的顶头上司、曾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马克·贝尔（Mark Bell）上校。贝尔正在酝酿一次独自穿越中国的庞大旅行计划，目的是了解中国的满族统治者是否有能力抵御俄国人的入侵。荣赫鹏听闻后立即请求同行。贝尔拒绝了，认为那会浪费宝贵的人力资源。贝尔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更好的方案，即荣赫鹏在中国选择一条不同的旅行路线返回印度，这样既可以避免重复劳动，两人还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军事实力。旅程结束后，荣赫鹏还能单独撰写一份报告，描述见闻和所得。

荣赫鹏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这个慷慨的提议。于是贝尔启程出发，荣赫鹏则留下来给印度发电报，申请延长假期。总督大人亲自批准了他的申请。这位年轻的军官于1887年4月4日离开北京，开始了他长征的第一阶段，向西穿越中国的高山和沙漠。七个月后，他在寒冬季节翻越慕士塔格山口(5)，为这次长途跋涉画上了句号。慕士塔格山口通向喀喇昆仑山，当时尚无人涉足——这对于一个装备简陋，且没有登山经验的人来说是极其伟大的一项成就。从表面上看，荣赫鹏的旅行目的纯粹是所谓的地理考察，但他带回的情报极具价值，让他的上司们精神一振。回到印度后，总司令罗伯茨将军又批准他三个月假期，让他回伦敦向权威的皇家地理学会汇报此次旅行的科研成果。他年仅24岁就入选皇家地理学会，成为最年轻的会员，不久之后还荣获令人艳羡的皇家地理学会金质勋章。当时，大多数与荣赫鹏同龄的年轻军官在高级将领眼中还只是不值一提的小卒，而他却已得到大博弈精英团队核心成员的认可了。

此后的一些年荣赫鹏将十分忙碌。兴都库什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以及喜马拉雅山脉的汇合之处是一片巍峨高耸的无人区，沙俄将军们对这片区域表现出的兴趣着实令英国人担忧。这里也是三大帝国——英国、俄国和中国交汇的地方。包括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在内的俄国军事勘察员和探险家一直在对阿姆河上游直至西藏北部进行不断深入的探索，这片区域尚未在地图上标注。一名俄国探险家曾于1888年一度南下至群山环绕的偏僻王国罕萨(6)，而当时的英国人一直认为罕萨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远离俄国影响。第二年，另一位俄国探险家、骁勇能干的格鲁契夫斯基上尉带着六名哥萨克骑兵勇猛地闯入罕萨。据记载罕萨王热情接待了他，他也承诺来年要再次拜访，届时会从圣彼得堡带来一些有价值的提议。在英国边防军官和他们在加尔各答的上级看来，英国一直以来所担心的、俄国对帕米尔山口通道的渗透似乎正式开始了。

不久后人们获悉，三个疑似是俄国人的旅行者翻越了极为敏感的巴罗吉尔山口，历尽艰辛后进入吉德拉尔。享受英国俸禄的吉德拉尔大君抓获了这几个人，把他们押解到西姆拉，由那里的英国总督达弗林勋爵亲自询问。询问后大家才松了口气，原来他们是法国人，不是俄国人。领队的是颇为知名的探险家加布里埃尔·邦瓦洛特（Gabriel Bonvalot）。事实上，英国人是带着些许满意在听他们描述自己的不幸遭遇，包括马匹和行李的损失。春天是道路最危险的季节，尽管法国人成功翻越了山口，他们还是差点以失败告终，这意味着俄军将不可避免地经历同样的艰辛。不管怎样，英国人开始对俄国在该地区的政治渗透感到不安——尤其是像格鲁契夫斯基这样的军官和北方小国君主们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因为这些小国是俄军南下的必经之路。吉卜林在他的经典间谍小说《吉姆》中借用了这种理论：小说中，伪装成猎人的沙皇间谍打入到“北方五国”内部，收买了对方。约翰·巴肯的小说也借鉴了这种理论，这部名为《三心二意》（The Half-Hearted）的大博弈小说写于1901年，比《吉姆》早一年，现在已不大为人熟知。在小说中，英雄的主人公在罕萨守护着一个秘密山口；俄国人发现了这个山口并大举进攻，主人公孤身一人用步枪和石块与之斗争，最终孤独地死去。

而在现实中，针对俄国人在防卫薄弱的北方所采取的行动，印度总督紧急实施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应对各种形式的渗透或干涉——至少在俄国、阿富汗和中国就帕米尔分界线达成一致之前。他派遣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专员来到克什米尔大君所辖领土最北端的吉尔吉特。这位专员是阿尔杰农·杜兰（Algernon Durand）上校，他的兄弟就是印度政府外交大臣莫蒂默·杜兰爵士。在这个对英国人来说相对安全和友善的地方，杜兰上校负责监控俄国在北部的行动，同时也竭力和当地大君建立融洽关系。与此同时，总督还宣布新成立一支多达两万人的军队，征兵工作主要由印度土邦王公及其他拥有私人武装力量的地方势力负责。作为帝国正规军，这支部队将主要负责印度边界的安全。最后，印度军总司令罗伯茨将军亲自出访克什米尔，向大君提议最大程度地加强其军事实力，用现代化装备武装他的部队。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克什米尔大君能够在英国正规军或印度军赶到之前抵挡俄国人的进攻，守住山口通道。

目前更为急迫的问题是，格鲁契夫斯基上尉正潜伏在帕米尔高原的某处，伺机返回罕萨，以巩固他去年和罕萨王建立的良好关系。但这还不是罕萨的唯一麻烦。长期以来，罕萨土匪使用着一条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秘密山口，从那里不断劫掠往返于列城和叶尔羌之间荒凉山路上的商队，这打压了原本就不多的英国商品的运输和贸易。更让印度防卫长官们不安的是，如果匪徒可以通过这个秘密山口随意进出罕萨，那么俄国人也可以。加尔各答方面决定，务必找到这条秘密山口的位置。没有人比新近荣升上尉的荣赫鹏更胜任这项任务了。杜兰上校在吉尔吉特踌躇满志地说：“游戏已经开始了。”

1889年夏天，荣赫鹏收到一份电报，要求他返回情报部门总部所在地西姆拉，外交大臣杜兰爵士将亲自为他安排任务。这封电报来得恰逢其时，因为荣赫鹏想假扮叶尔羌商人前往拉萨的申请刚刚被拒绝——而俄国探险家已把目光投向那里。任务被拒的原因之一是有消息传来，另一位雄心勃勃的独行侠——苏格兰商人安德鲁·达格利什在去往叶尔羌的路上被残忍地杀害。执行杜兰爵士委派的这项新任务时，荣赫鹏将有六名廓尔喀人和一队来自列城的克什米尔士兵护卫，还将经过达格利什遇害的地方。除了找到罕萨土匪的秘密山口之外，他还要前往罕萨都城警告罕萨王，英国政府不会容忍此类袭击商人的事件再次发生，因为他们大多是携带英国商品的印度女皇(7)的臣民。同时，他还要警告罕萨王不要和俄国人保持任何关系。

荣赫鹏和护卫们于1889年8月8日离开列城，向北穿越喀喇昆仑山口，奔向遥远偏僻的村庄赛图拉（Shahidula）(8)。那里海拔一万两千英尺，居住着来往于列城和叶尔羌之间、饱受土匪劫掠之苦的商人，荣赫鹏希望从他们那里打听到秘密山口的位置——通过这个山口向西可以进入罕萨国神秘的辛姆夏尔（Shimshal）。荣赫鹏的计划是，在去往罕萨与藩王会晤前就把克什米尔卫队部署在那里，切断这条通道。离开列城十五天后，荣赫鹏一行抵达了赛图拉。这是一个荒凉的小村庄，有一个残破的堡垒和一些供商人居住的牧民帐篷。荣赫鹏从村长那里得知，当地人曾向清朝政府申请保护，以防土匪袭击，但他们的请求发出后就石沉大海。很显然，北京方面无意促进印度和新疆之间的商贸往来，尤其是茶叶交易，因为那会威胁他们的自身利益。尽管该村庄名义上位于中国境内，但村长表示，如果英国政府能够提供保护的话，他们愿意投靠英国。荣赫鹏解释说他本人没有权力接受这个提议，但他保证会将此意传达给总督。他告诉村长有一件事他现在可以做，那就是在沿途部署一部分克什米尔军队，遏制土匪的侵扰；此外英国政府还指示他告诫罕萨王，如果类似的袭击继续下去的话，藩王本人将承担严重后果。

荣赫鹏从商人那里了解到，辛姆夏尔山口矗立着一座堡垒，现为劫匪占据。驻守在吉尔吉特的杜兰上校受加尔各答的指示，已经通知罕萨王，荣赫鹏正在前往那里。根据条约规定，罕萨王目前和英国的朋友克什米尔大君仍是盟友，但罕萨王却无法保证驻守在堡垒的劫匪也收到这个消息。尽管如此，荣赫鹏决定铤而走险，直奔堡垒，反正从他目前的位置要想进入罕萨国也无他途；至于劫匪将会如何对待他和他的廓尔喀卫兵，荣赫鹏拭目以待。一行人由村长带路踏上了通往堡垒的山路。道路狭窄陡峭，四下寂静荒芜。在四十一天的行进中，除了村民外沿途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这一切，荣赫鹏写道：“这里作为劫匪的巢穴再合适不过了。”突然间，他们在头顶上方看到了劫匪的老巢。堡垒修建在几近垂直的峭壁顶端，按照当地人的说法那里是通往罕萨的“门户”。荣赫鹏带领两名廓尔喀护卫和一名翻译跨过峡谷底部依然冰冻的河面，沿陡峭石壁上的羊肠小道向山顶爬去，其他人则留守原地准备随时接应掩护。这个举动非常勇猛，但荣赫鹏深知，大胆的行动在中亚一带反而比较奏效。

快到山顶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堡垒大门敞开。大家一度以为土匪已经弃城而逃，但其实这只是个土匪耍的一个老把戏。当荣赫鹏和两名廓尔喀士兵小心翼翼地来到大门前时，大门突然从里面关上。一眨眼的工夫，“整个堡垒的城墙上站满了长相粗蛮的人，在我们上方五十英尺的地方大声呼喝着，手中的火绳枪对准了我们”。有那么一刹那，荣赫鹏觉得自己要没命了。喧哗声继续着，但城墙上的土匪却没有开火。为了盖住喧哗声，荣赫鹏大声喊道：“Bi Adam！Bi Adam!（一个人！一个人！）”——他高高举起一个手指，意思是说城里面应该派出一个人和他谈判。

过了一阵，大门重新开启，两个土匪走到荣赫鹏面前。荣赫鹏向他们解释，他经过此地去罕萨拜见他们的藩王。两人回到堡垒向头领汇报，很快荣赫鹏一行就被邀请入内。当他骑马穿过城门时，一个土匪突然一跃而上抓住他的缰绳，看来土匪要背信弃义，这名英国军官危在旦夕。尽管在人数上寡不敌众，廓尔喀士兵还是举起步枪准备以死相拼。廓尔喀卫兵队长后来告诉荣赫鹏，如果荣赫鹏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那么廓尔喀军队的荣誉就一扫而光，士兵们也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幸运的是，这个极其危险的举动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恶作剧。那个牵住缰绳的人开始捧腹大笑，很快包括荣赫鹏在内的所有人都跟着笑起来。土匪们是想试探一下英国人的胆量，看看他如何反应；这同时也表明，他们一直在等待荣赫鹏的到来，只是还没收到明确指令应该如何对待他。此时僵局已被打破，双方进入堡垒，愉快地围坐在土匪堆起的火堆旁。荣赫鹏事后回忆道：“当小个子廓尔喀人卷了些草烟，然后带着他们惯有的微笑呈送给土匪时，我们已经完全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荣赫鹏开始怀疑，这些土匪驻扎在城堡并非是他们的本意，很可能是听命于罕萨王。他写道：“土匪承担了所有的风险，而罕萨王却把好处都归为己有。他们之所以抢劫是因为他们必须服从命令，否则就会惹来杀身之祸。”于是荣赫鹏向土匪解释，他的政府对于劫掠、杀害包括英国臣民在内的商人，或是将他们贩卖为奴的行径非常愤怒，他受命去面见藩王，商讨如何制止此类抢劫袭击事件。土匪们认真听完了荣赫鹏的表述，情绪紧张地告诉他，抢劫的事情他们做不了主，这更加深了荣赫鹏的怀疑。

次日，在七位新结交的罕萨朋友的陪伴下，荣赫鹏和廓尔喀士兵开始向山口进发，那正是加尔各答急于找到要进行测绘的秘密山口。刚走了大约八英里，他们就碰到了罕萨王赛必德·艾里罕(9)（Safdar Ali）派遣的使节。使节带来了一封书信，欢迎荣赫鹏到访罕萨，告知他可以自由地在罕萨国旅行，旅行结束后藩王邀请他作为贵宾拜访罕萨国首都。荣赫鹏向信使转交了赠予藩王的礼物，包括一条上等的克什米尔披肩，同时他还向藩王转交了一封信，感谢他的慷慨接待和盛情邀请。信中荣赫鹏还表示，在他欣赏完伟大的罕萨王国后，将会十分荣幸地拜访首都。荣赫鹏不仅需要找到辛姆夏尔山口，还需要确定，对于俄国军队或间谍来说是否还存在其他可以进入罕萨国的通道。

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位信使，这次是来自印度的加急信。西姆拉方面在信中提醒荣赫鹏，俄国间谍格鲁契夫斯基已经重返该地区，正向南朝拉达克前进。信中要求荣赫鹏密切关注他的行踪。几天后第三个信使送来了格鲁契夫斯基上尉本人的信件。这位俄国人不知如何发现了他的英国对手也在这一地区，热情地邀请荣赫鹏到他的营地共进晚餐。荣赫鹏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邀请，于第二天一早出发前往俄国人的驻地。

他后来写道：“当我骑马抵达营地时，一位身材挺拔、相貌英俊的军官从帐篷里走出来迎接我。他留着胡须，身穿俄国制服。”格鲁契夫斯基在七名哥萨克骑兵的护卫下热情地向客人问好。当晚荣赫鹏在附近也扎下营寨，随后双方共进晚餐。荣赫鹏写道：“晚餐非常丰盛，俄国人大方地给我斟伏特加酒。”随着酒精慢慢在体内燃烧，晚宴渐入高潮，格鲁契夫斯基也越来越深入、坦诚地谈论两国在亚洲的角逐。他告诉荣赫鹏，包括军官和普通士兵在内的俄军上下一心，只想着入侵印度。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把哥萨克士兵叫到面前，询问他们是否想进军印度，士兵斗志昂扬地宣誓说，再没有比这个更令他们期待的了。这大大印证了伯纳比、寇松和其他人从沙皇俄国控制的中亚地区考察归来后报告的情况。

荣赫鹏禁不住留意到，格鲁契夫斯基在地图上把那条令人担忧的帕米尔狭长地带用红笔勾了出来。很显然，俄国人已经察觉到这片介于俄国、中国、阿富汗和英属印度之间的真空地带。格鲁契夫斯基坚持认为，俄国对英国的敌意完全是英国一手造成的，因为英国执意干涉黑海和巴尔干地区事务，试图侵犯圣彼得堡在那里的合法权益。当俄国有一天真的进攻印度时——格鲁契夫斯基认为那只是时间问题——俄国不会像英国军事战略家预计的那样只派出少量人马，而是可能出动多达四十万人。就荣赫鹏所知，包括麦格雷戈将军在内的英国专家们曾判断，俄国在这种地形中最多只能派十万人出征。他问格鲁契夫斯基，如此庞大的军队一旦离开了铁路线，进入印度北部的崇山峻岭，该如何安排运输和补给？晚宴的主人回答说，俄国士兵坚韧不拔，他们无条件地听从指挥，从不担心运输补给。他们像崇拜父亲一样崇拜指挥官，如果在筋疲力尽的行军或战役之后没有得到任何水或食物，他们也会坦然接受，然后斗志昂扬地坚持战斗，直到有一天永远倒下。

讨论的话题继而转向阿富汗的立场。阿富汗是印度防卫的关键，如果一场争夺印度的战争打响，阿富汗会支持哪一方呢？格鲁契夫斯基称，英国为了自我保护，早就应该吞并阿富汗和附近其他小国。英国人推崇并采取的是提供资助、外加签订商贸条约的方式，但格鲁契夫斯基认为那完全不能防备背信弃义之人。他断言，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并非英国真正的朋友；当战争的硝烟燃起时，哪怕只是许诺他分得一点点印度的财富，他都会立刻把赌注压在俄国人这边，毕竟，在登基之前他曾和俄国人打了多年交道。此外，如果有外部援助，印度本土民众也会揭竿而起反抗英国统治者。荣赫鹏指出这个说法其实是把双刃剑，因为如果把拥有传奇般宝藏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作为诱饵摆在人们面前时，又有什么能够阻止英国把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各国从俄罗斯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呢？此外，沙皇远至里海东部的庞大疆域异常脆弱；印度曾经薄弱的边防线现在已经配备了强大的防御工事，而俄国还没做到这一点。在伏特加和俄国薄饼的陪伴下，两人一直辩论到深夜，辩论的方式更多是靠豪言壮语而非技巧，其间也不乏幽默。特别值得纪念的是，在英俄两国积极投身大博弈角逐的那段时间里，这是双方在战斗前线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尽管不是最后一次。

两天后，在把荣赫鹏带来的白兰地一饮而尽后，两人准备好各自上路。临行之前，廓尔喀士兵向这位俄国军官鸣枪致意。荣赫鹏后来回忆说，格鲁契夫斯基惊叹于廓尔喀人精准的操练，相比之下，他的哥萨克骑兵尽管体格健壮，但显得极不正规。在得到格鲁契夫斯基的称赞后，廓尔喀军士激动地向荣赫鹏耳语，请他转告身材高大的格鲁契夫斯基，其实他们的个头在廓尔喀军人中算小的，大部分廓尔喀士兵比格鲁契夫斯基还要高大。格鲁契夫斯基被这个质朴的谎言逗得开怀大笑。格鲁契夫斯基命令他的哥萨克骑兵以执剑的方式回礼，然后向荣赫鹏郑重道别，并希望两人还有机会重逢——要么是在和平年代的圣彼得堡，要么是在战火中的前线。荣赫鹏回忆，格鲁契夫斯基继而补充道：“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重逢，我都会热情地欢迎你。”

格鲁契夫斯基和哥萨克骑兵一路向南奔往拉达克和克什米尔方向，他的英国对手则在拜见罕萨王之前继续勘察。格鲁契夫斯基向实际控制达拉克的英国人提出申请，希望允许他在那里过冬。荣赫鹏早就警告过他，英国绝不会允许一个身穿制服的俄国军人和七名哥萨克骑兵进入拉达克，更何况他还是个带有浓重政治背景的军官（虽然荣赫鹏对后一点没有特别强调）。格鲁契夫斯基并未打退堂鼓，他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他决定好好利用等待英国人回复的这段时间，于是出发前往拉达克和西藏交界地区探险。他低估了高海拔地区冬季的严酷，探险演变成了一场灾难。他们失去了所有的马匹和行李，哥萨克骑兵也饱受冻伤和饥饿的折磨，最后虚弱到连扛枪的气力都没有了。他们幸运地活着回到了赛图拉，但据说此后几个月里格鲁契夫斯基都没能脱离枴杖。

格鲁契夫斯基把他的遭遇归罪于英国人拒绝他进入拉达克，但这次危险的经历仍显得有些离奇。实际上，俄国人这次行动之所以差点酿成悲剧，似乎和荣赫鹏不无关系。荣赫鹏在一份保密文件中报告说，他和新结识的赛图拉朋友合谋，诱使俄国人离开安全地带、踏上危险的旅程。尽管他老实地承认，他的目的是“给对方制造极度的艰难和损失”，但他或许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危险的程度。后来在许多描述这段经历的记载中，荣赫鹏刻意对此绝口不提。看来大博弈并不总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充满绅士般的较量。

多年后，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荣赫鹏意外地收到了这位老对手的来信，随信还寄来了一本格鲁契夫斯基写的关于中亚历险的书。他告诉荣赫鹏，在旧政权时代他曾一度晋升为中将，也被授予一系列荣誉，委以重任。但1917年布尔什维克没收了他的所有财产，把他扔进了西伯利亚的监狱。多亏了日本人(10)，他才从监狱里逃出来，跑回到他的祖籍波兰。两人的境遇截然不同。荣赫鹏当时正值事业高峰期，被他的君主授予骑士勋章，担任皇家地理学会的主席，满载各种奖项和荣誉。而不幸的格鲁契夫斯基则挣扎在贫困线上，孤独地生活，因病重而卧床不起。没过多久荣赫鹏就得知，这位曾经让印度防卫官心惊胆战的军官离开了人世。尽管如此，在我们所关注的那个时代，格鲁契夫斯基依然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人物。

告别俄国对手后，荣赫鹏完成了对该地区的勘察。他翻过大山进入罕萨，准备和赛必德·艾里罕会面。对于一位年轻军官来说，他肩负的使命重大而艰难，但加尔各答和西姆拉的上司给予他异乎寻常的信任和尊重。他抵达固密特村（Gulmit）(11)时，罕萨王正在此地等候，鸣枪十三响以示欢迎（一位廷臣专程出来迎接他，并请他不用紧张），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击鼓声。村子中间搭了一顶大帐，这顶帐篷其实是早先英国政府赠送的礼物。今天，行驶于喀喇昆仑公路往喀什去的旅游大巴都会经过这里。荣赫鹏换上皇家龙骑兵团的猩红色全套制服走向帐篷，赛必德·艾里罕迎出帐外。荣赫鹏知道，眼前的这个人为了确保王位，不惜谋杀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还把两个兄弟扔下了悬崖，他也是洗劫、残杀商队的幕后主使。现在此人已经开始在印度的门户边和俄国密谋勾结了，这在加尔各答眼中是万恶之首。

进入大帐后，他看到在罕萨王的御座两侧列队跪着默不作声的大臣，大家都充满好奇地盯着这位初来乍到的人。荣赫鹏迅速察觉到，大帐内除了御座外没有其他座椅，显然他也需要在藩王面前屈膝下跪。在双方尚未落座时，荣赫鹏在保持外交礼节的同时，迅速命令穿着漂亮绿色制服的廓尔喀士兵去取他的营地座椅。椅子取来之后，他把椅子并排摆放在御座旁边。他希望从一开始就让大家明白，他是最强大的帝国派来的特使，理应受到相应规格的接待。荣赫鹏很快发现，与赛必德·艾里罕打交道的最大障碍就是他的狂妄自大。荣赫鹏后来汇报说：“他认为印度女皇、俄国沙皇和中国皇帝只不过是周边部落的酋长。”当像荣赫鹏和格鲁契夫斯基这样的特使站在他的大帐内时，他认为这是英俄双方在争抢他的友谊。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解也没错，但荣赫鹏还是决心要煞一煞赛必德·艾里罕的气焰，尽管他知道这样做的风险是把艾里罕进一步推向俄国人的怀抱。

作为开场白，荣赫鹏通告赛必德·艾里罕，英国政府已经知道他在和格鲁契夫斯基进行秘密联络。如果当时荣赫鹏已经知道罕萨王和俄国接触程度之深的话，恐怕他会使用更为强硬的措辞。这次会面后不久，吉尔吉特的杜兰上校就收到一条未经确认的消息，称赛必德·艾里罕已经和格鲁契夫斯基达成协议，允许俄国在罕萨建立军事哨所，训练罕萨军队。挫败此类诡计是杜兰的长期任务，但荣赫鹏的首要考虑是停止对商队的袭击，保障印度与新疆的商贸得以发展。赛必德·艾里罕大言不惭地承认，那些袭击是他授意的，因为正如客人们应该早已看到的，他的王国“除了石头和冰块外一无所有”，可以用来放牧或耕种的土地少之又少，劫掠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如果英国政府希望停止劫掠，那么赛必德·艾里罕必须得到补偿，否则他的臣民就会忍饥挨饿。荣赫鹏很清楚，这个逻辑的唯一漏洞是，赛必德·艾里罕把抢劫来的财富几乎全盘据为己有——他也会以同样方式对待其他补偿。

荣赫鹏告诉罕萨王，英国政府绝对不会以补偿作为停止抢劫商队的条件。荣赫鹏后来写道：“我对他说，女王陛下没有被敲诈勒索的习惯，并告诉他，我在商道上已经布下了士兵，他可以亲自以身试法，看看今后究竟还能劫掠多少财物。”让荣赫鹏颇感惊讶的是，赛必德·艾里罕听闻此言后笑得前仰后合，不住夸赞他的率直。荣赫鹏决定向罕萨王展示廓尔喀士兵的军事实力，借以证明手持火绳枪的罕萨士兵在欧洲人训练的现代步兵面前将是多么不堪一击。他命令士兵们对准山谷对面七百码开外的一块石头一齐射击（那之后赛必德·艾里罕第一次命令手下聚合在身边保护他）。一切就绪后荣赫鹏下令开枪，廓尔喀人的六发子弹几乎同时击中了石头的同一位置。荣赫鹏记录道：“这引起了巨大轰动。”

然而精彩的演习并未在赛必德·艾里罕身上产生预期效果。藩王满怀热情地玩起了这个新游戏。他认为射击石块过于平淡了，此时正好有一个人从对面悬崖峭壁的小路上走过，他让荣赫鹏命令廓尔喀士兵向此人瞄准。荣赫鹏笑着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必能击中。罕萨王宣称：“那又何妨？此人连性命都是属于我的。”这进一步加深了荣赫鹏对他的厌恶。荣赫鹏后来写道：“我知道他是个十足的恶棍，根本不配统领罕萨这样优良的民族。”到了这时，罕萨王变得愈加傲慢和难以伺候，荣赫鹏已忍无可忍。既然已经转达了政府的警告，他现在急于出发南下，否则冬天来临大雪封山，他和他的人马就要被困罕萨了。英国人一行于11月23日离开，前往吉尔吉特。此时的荣赫鹏已经不愿再和赛必德·艾里罕进行任何交流。不难想象，在格鲁契夫斯基的煽动下，赛必德·艾里罕很可能认为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挑战英国人的底线，反正有俄国人在背后撑腰。如果他的确是这么想的，那他就会成为另一个被沙皇特使蒙骗的亚洲君主。

荣赫鹏和扈从于1889年圣诞前夕回到印度。在近五个月的旅行中他们共翻越了十七座山口，其中两座此前尚不为人知。他们还发现，对于一支坚毅的队伍或者像格鲁契夫斯基这样的个人对来说，包括辛姆夏尔在内的一些山口并非不可逾越。荣赫鹏现在必须要和他敬重的六名廓尔喀士兵告别了。在他的举荐下，一名中士和一名下士得到晋升，其他人则获得物质奖励。他后来写道：“离别时，他们的眼中闪烁着泪花。”他随后安顿下来，着手准备关于此行的机密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为避免刚愎自用的赛必德·艾里罕将俄国人引狼入室，采取军事行动是唯一的方法。荣赫鹏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封锁住帕米尔高原上一片五十五英里宽的真空地带，格鲁契夫斯基去年就是经由那里从北方进入罕萨国的。目前还无法阻止俄国人在那里升起国旗、声称主权，但如果阿富汗东端和中国新疆能够直接接壤，那就可以彻底消除这个不确定因素，防患于未然。荣赫鹏自告奋勇去勘察那片无人区，尝试和喀什噶尔的中国官员商谈。令他欣喜的是，加尔各答批准了他的提议，因为他们也愈加担心印度北方各邦的安全。1890年夏天荣赫鹏再次离开边境。这次他将游历一年多的时间，和俄国人针锋相对，还差点在中亚掀起一场战争。

这次陪同荣赫鹏的是一位来自政治部、会讲中文的年轻人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2)，他当时年仅二十四岁，比荣赫鹏小两岁。同荣赫鹏一样，马继业也注定会成为大博弈的传奇人物。此后两个月中，他们的足迹遍布整个帕米尔高原，在英国地图上填补空白。他们试图了解，在这片不毛之地上的那些小部落，究竟是向阿富汗还是向中国效忠。虽然仍是秋天，但天气已非常寒冷，两人扎帐篷低洼处的积水冻成了冰。由于长期露宿高海拔地带，他们的身体变得虚弱疲乏，也就是今天人们说的高原反应。荣赫鹏后来评论道，他丝毫不羡慕那些被派来占领、驻守此处的俄军官兵，他认为更吸引俄军的是继续南下寻找更适宜的气候。

11月的气候条件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留在帕米尔高原工作了，于是荣赫鹏和马继业骑马前往喀什噶尔。自五年前奈伊·伊莱亚斯那次命运多舛的任务之后，伦敦和北京的关系已大有改善。清朝政府同意两人在喀什噶尔过冬，甚至为他们提供了住所。这个住所被人们称之为“秦尼巴克”（Chini-Bagh），即中国花园，后来成为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更一度作为英俄争端后期的情报监听点，也是马继业长达二十六年的居所。如果说中国人已经原谅了英国曾经与阿古柏的勾结、欢迎两位英国人到访的话，那么在喀什噶尔至少有一个人对此心怀戒备。这个人就是时任俄国领事的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八年来他一直成功地把英国人阻挡在新疆之外。

虽然彼得罗夫斯基对两位不速之客怀有敌意，但他小心翼翼地掩饰了这种态度。他最关心的是两人此行的真实目的，以及他们和中国政府商谈的细节。既然把英国人赶走的计划落空了，他索性慷慨地招待荣赫鹏他们，大谈各自政府在亚洲扮演的角色，显然是希望以此劝说两人离开。荣赫鹏后来写道：“在那个没有其他人可以交流的地方，他倒还算个可以接受的伙伴，但同时也是我们必须奋力对抗的俄国外交间谍。”彼得罗夫斯基直言不讳地承认，只要形势需要他随时可以撒谎，在他看来英国人不这么做非常幼稚。荣赫鹏对他的坦率感到震惊。同时荣赫鹏和马继业还发现，彼得罗夫斯基不仅对新疆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对英属印度的状况也一清二楚；此人还掌握着一个四通八达的间谍网。

荣赫鹏尝试说服中国政府对紧邻新疆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声称主权，这样至少可以覆盖一部分真空地带。磋商进行得相当顺利，荣赫鹏认为有把握向上级汇报，真空地带很快就要消失，俄国人将无法经帕米尔高原一路畅通地向南挺进了，除非“通过一场明目张胆的侵略活动”。他希望对他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协商严格保密，但他忽略了彼得罗夫斯基的存在。正如荣赫鹏在帕米尔高原上用计谋挫败了俄国对手一样，在彼得罗夫斯基的主场喀什噶尔，他是绝对的高手。没过多久，彼得罗夫斯基就炫耀说，他获取了荣赫鹏与新疆道台之间的所有协商内容。多年后研究大博弈的苏联历史学家N·A·哈尔芬也指出，彼得罗夫斯基的确察觉了英国人的动机，提醒了圣彼得堡。此后发生的事情也证实了这种说法。

1891年7月，当时荣赫鹏和马继业还停留在喀什噶尔，伦敦收到情报说俄国人准备出兵占领帕米尔高原。俄国外交大臣坚决否认，称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仅仅一周后他就承认，有一支俄军小分队正被派往帕米尔高原，“去侦察并汇报中国人和阿富汗人在那里的动态”。消息很快就传到荣赫鹏和马继业耳中。尽管他们对彼得罗夫斯基没有丝毫信任，但二人并未怀疑此次出兵与他有关。不管怎样，荣赫鹏决定立即出发前往帕米尔高原一探究竟，而马继业留在喀什噶尔继续观察形势，特别是彼得罗夫斯基的一举一动。正如我们后来知道的，荣赫鹏还是慢了半拍。他很快就发现，传闻全部属实。俄国人先于中国军队抵达那里。一支四百人的哥萨克骑兵队伍从北部进入帕米尔真空地带，以沙皇的名义占领了那里。8月13日，在帕米尔高原一处荒寂的所在，荣赫鹏和入侵者终于狭路相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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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也译作弗朗西斯·杨赫斯本。

(2) 苏格兰小说家、政治家，曾任加拿大总督，小说《三十九级台阶》的作者。

(3) 罗伯特·沙敖的故事见本书第二十五章。

(4) 指中国东北。

(5) 位于新疆境内的帕米尔地区。

(6) 也称坎巨提，中亚古国，位于克什米尔北部罕萨河谷。1974年正式并入巴基斯坦。

(7) 即英国女王。1877年，英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

(8) 现位于中国新疆皮山县境内。

(9) 此译名采用清末有关公文中对Safdar Ali的翻译。

(10)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期间，日本曾觊觎西伯利亚地区并采取军事行动。

(11) 位于巴基斯坦北部上罕萨河谷。

(12) 也译作乔治·马嘎尔尼，中英混血，后来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

第三十四章　帕米尔高原的导火索

chapter XXXIV　FLASHPOINT IN THE HIGH PAMIRS

荣赫鹏后来写道:“我掀开帐篷的门帘望出去，我看到约二十个哥萨克人和六名军官，高举俄国旗帜纵马而过。”这里距离俄国南部边境一百五十英里，除了荣赫鹏一行以及刚刚抵达的这批人外，荒无人烟。附近的游牧部落称这里为波扎伊·拱拜孜（Bozai Gumbaz），英国人认为目前它仍属阿富汗领土。荣赫鹏立即派人携带他的名帖去半英里外的俄军营地，邀请俄国军官们过来喝一杯。俄国人很快接受了邀请，他们也想查明荣赫鹏在此出现的意图。不一会儿，在一位佩戴圣乔治勋章（相当于英国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上校带领下，几位俄国军官骑马来到荣赫鹏体面的营地。

会面气氛轻松友好。荣赫鹏没有伏特加，就用从喀什噶尔带来的俄罗斯葡萄酒招待客人。他告诉这位名叫亚诺夫（Yanov）的俄军上校，有传闻说俄国人正在吞并整个帕米尔地区。他向亚诺夫解释说此举事关重大，他不愿将道听途说的传闻汇报给加尔各答或伦敦，所以需要向亚诺夫求证。俄国人的答复清晰明确。荣赫鹏写道：“他拿出地图，向我指出用绿色色块标出的一大片地区，直至印度分水岭。”这一区域很明显包括了阿富汗和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但在俄国人眼里它们都是沙皇的地盘。荣赫鹏谨慎地不去谈论这份地图背后隐含的军事行动，只是向亚诺夫表示“你们的胃口可真不小”。上校听后一笑了之，但强调说“这仅仅是开始”。俄国人在荣赫鹏的营地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提出要回去搭建营地，便起身告辞。临行时，亚诺夫上校邀请荣赫鹏当天共进晚餐。

哥萨克在帕米尔地区使用机关枪——此场景拍摄于俄国军队最后一次向印度推进的行动中。

晚餐的氛围依旧热烈。在一顶低矮的俄国帐篷内，桌布铺在帐篷中间，大家围坐在桌布边。三名俄国军官今晚就会在这顶狭小简陋的帐篷里过夜。荣赫鹏感觉很得意，因为他的帐篷里有床和桌椅，而且更宽敞舒适。然而俄国人在饮食方面却毫不含糊。荣赫鹏写道：“晚餐开始了。美味的菜品令我目瞪口呆，就好像我的帐篷让俄国人大开眼界一样。”晚餐有浓汤和炖肉，这都是“当地印度仆人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的手艺”，此外还有开胃菜、各种酱汁甚至新鲜蔬菜。对荣赫鹏来说，蔬菜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奢侈品；即便在今天，对于在巴基斯坦北部旅行的人们来说仍然如此。酒单上除了必备的伏特加外，还有多种葡萄酒可供选择，最后还有白兰地。

荣赫鹏很快就明白了为何俄国人会如此情绪高昂。除了宣布整个帕米尔地区为沙皇领土外，他们还刚刚“穿过印度分水岭进入了吉德拉尔境内”，印度防务官将这一地区视为绝对的英国势力范围。俄军进出吉德拉尔分别选择了不同的线路，边走边绘制地图。让亚诺夫倍感意外的是，吉德拉尔对印度的安全是如此重要，而英国在那里竟然没有派驻任何形式的代表，仅仅满足于与吉德拉尔大君签署协议。俄国人在地图上向荣赫鹏指出他们如何骑马翻越高度敏感的达科特山峰，然后一路下行到亚辛山谷，从那里有一条道路可以轻松前往吉尔吉特。荣赫鹏意识到，仅这些情报就已足以让英国将军们不寒而栗了，但他很快发现糟糕的形势还不止于此。

午夜时分，大伙分别向伊丽莎白女皇和沙皇亚历山大举杯致敬，然后结束了晚宴。包括亚诺夫在内的俄国军官坚持要护送年轻的英国上尉回到营地。在荣赫鹏的营地，大家互致赞美之词，在一片友谊长存的祝福声中互道别离。第二天清晨，俄国人拔营北上与大部队会合，向他们的长官汇报在一个偏远的宿营地偶遇英国情报官的情形。荣赫鹏则继续滞留此地，等待与另一名英国军官碰面，尽管俄军对此一无所知。荣赫鹏等待的这位军官是来自兰斯特公爵家族的戴维森（Davison）中尉，他是位颇具冒险精神的副官。荣赫鹏和他在喀什噶尔相遇，两人相约共同调查俄国向西扩张的情况。在赶往最近的英国边防哨所吉尔吉特之前，荣赫鹏希望先了解戴维森所掌握的情报，以便抵达后向上级统一汇报俄军的入侵动向。

三天后的晚上，他正准备就寝时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嗒嗒的马蹄声，这令他十分惊讶。他钻出帐篷，看到皎洁的月光下约有三十名哥萨克骑兵列队站好。他急忙穿上外套，让部下去询问对方来意。部下回禀说亚诺夫上校有急事相见。荣赫鹏邀请上校和他的副官进入帐篷内，上校对这位几天前刚结交的朋友说他带来一个坏消息，他已受命要押送荣赫鹏离开此地。荣赫鹏抗议“但我并未在俄国领土内”，强调说波扎伊·拱拜孜地处阿富汗境内。亚诺夫神情严肃地说：“你可以认为这里是阿富汗，但我们认为这里属于俄国。”荣赫鹏问道，假如他不离开会发生什么，亚诺夫回答说那他只好诉诸武力，说此话时他显得非常不安。荣赫鹏接着说：“瞧瞧，你有三十名哥萨克人，可我孤身一人。我只能唯命是从。”他在强烈的抗议中被带走，他将把俄国这一粗暴的行径向英国政府汇报，以便政府判断如何应对。

上校对于不得不执行这项命令表示非常遗憾，尤其是他和荣赫鹏不久前刚刚才建立起友谊。他感谢荣赫鹏配合的态度，这让他的差事容易了很多。荣赫鹏保证说，他只针对下达这个非法命令的人，并不会迁怒于上校。那么现在，在长途跋涉之后，难道亚诺夫上校和他的副官不想先吃点儿什么吗？荣赫鹏很愿意让厨师为他们做些夜宵。听到这番话后，上校感动得不禁冲上去紧紧抱住荣赫鹏，对他如此豁达的态度动情地表示感谢。他说，让一名军官驱逐另一名军官是最令人厌恶的任务，这本应是警察的工作。他还说他曾希望赶到此地时荣赫鹏已经离开，那样他就不必勉为其难了。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上校建议，荣赫鹏在不被押送的情况下自行离境。但根据上级的指令有一个附带条件，鉴于荣赫鹏属于非法入境，所以他必须从中国一侧的边界离开，而不能从驻地直接返回印度。此外，一些特殊路线禁止荣赫鹏通行。俄方这些具体要求背后的动机不甚明确，估计是想尽可能延迟荣赫鹏的行程，以拖延他向英国政府汇报俄军动态和驱逐事件的时间。这里面也可能含有报复因素，因为英军曾拒绝格鲁契夫斯基在拉达克过冬，而且俄国人也许怀疑荣赫鹏在格鲁契夫斯基后来险些遇害的那次灾难中扮演了某种角色。荣赫鹏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找到一些尚不为俄国人所知、因此未被列在禁行清单上的道路，所以他接受了这些条件，在一份正式声明中签字确认。

此时早已过了午夜。两名俄国军官充满感激之情地接受了荣赫鹏的邀请，享用了一顿夜宵，但他们很识趣，并未久留。次日清晨，荣赫鹏整装待发，准备前往中国边境。亚诺夫来到营地再次对他绅士般的举动表示感谢，同时还带来了一块鹿腰腿肉作为送别礼物。亚诺夫的上级原本希望强迫荣赫鹏绕道，以此拖延他向印度汇报的时间，但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就在和俄国人分别一个小时后，荣赫鹏遣送一名随从火速赶往了吉尔吉特。这名随从携带了一份报告，里面详细记录了发生的情况以及俄国在“世界屋脊”的最新动态。荣赫鹏本人则继续朝东向中国行进，希望从那里寻找到未被列入亚诺夫上校禁行清单的山口通往印度。他并不急于返回印度，所以在罕萨国以北的中国边境地区闲逛，希望能与戴维森中尉相遇，并监视俄国的进一步行动。大博弈正处于如火如荼、惊心动魄的时刻，年仅28岁的荣赫鹏恰逢其时，他如鱼得水、得以大展拳脚。

几天后戴维森终于出现了。荣赫鹏写道：“我远远看见一个人骑马过来，头戴俄式尖顶帽，脚蹬俄式高筒靴。一开始我以为这又是一位不速之客登门造访。后来才发现此人是戴维森。他在俄国人那里遭到了更为傲慢无礼的对待，被押送到了突厥斯坦。”在突厥斯坦，他被俄国总督亲自审问，又被押送到中国边境释放。荣赫鹏记录道，俄国人把戴维森向北押解时走了一条英国人从未涉足的路线，这也算是一个意外收获。现在两位军官准备踏上归途。在一位友善的牧羊人的指点下，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山口通道，返回了吉尔吉特。这将是荣赫鹏最后一次见到戴维森，因为戴维森在执行下一项侦察任务时不幸死于伤寒。荣赫鹏后来撰文纪念戴维森，说他是一位具有超人勇气和决心的军人，具有“一位伟大的探险家所需要的一切品质”。

驱逐事件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在决定如何应对俄国这一最新的前进举措前，白厅尽量不让事情张扬出去。但谣言很快就从印度传到了舰队街，《泰晤士报》甚至报道荣赫鹏在一次冲突中丧生。尽管这一报道立即就被澄清，但俄国在阿富汗境内以强硬姿态对待英国军官的消息却无法再隐瞒下去。媒体、议会和公众都被激怒了，反俄情绪再次空前高涨。后来成为外交大臣的自由党人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将荣赫鹏遭遇俄国人拦截的波扎伊·拱拜孜称为“兴都库什的直布罗陀”。印度总司令罗伯茨将军告诉荣赫鹏，反击俄国人的时刻到了。将军下令调集一个师的兵力，一旦俄军占领帕米尔，英军将随时应战。罗伯茨说：“我们已准备就绪，但俄国人还没有。”

其他鹰派人士也加入到声讨大军中来。当时正在克什米尔和拉达克旅行的《泰晤士报》特派员E·F·奈特（E. F. Knight）写道：“俄国人违反了两国同盟条约的所有条款，但尚未受到任何惩罚。吉德拉尔受英国保护，而且也享受印度政府的补贴，俄国人将军队开到那里，这是明知故犯，等于对英宣战。”他警告说，英国政府曾承诺这些中亚国家帮助他们抵抗外国侵略，如果现在对俄国的行为置之不理，那么“它们毫无疑问会失去对英国的信任”；他们会认为“英国害怕与俄国对抗”，并因此得出俄国最强大的结论，也必然会选择投靠俄国。他最后总结说：“我们的无动于衷必定会使他们暗地里与俄国人勾结，甚至公开对我们采取敌对态度。”吉德拉尔方面传来的秘密情报似乎验证了奈特的预测。根据这份情报，荣赫鹏被驱逐出阿富汗一事让英国人在吉德拉尔人中声望大跌。情报还说，在涉及俄国人的问题上已无法再信赖当地人。此外，英国对罕萨王赛必德·艾里罕也持类似怀疑态度，因为众所周知他和圣彼得堡意气相投。

索尔兹伯里勋爵指示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罗伯特·莫里尔（Robert Morier）对俄国在帕米尔高原的过激举动提出强烈抗议。莫里尔个性坦率，除了抗议俄国对帕米尔声称主权外，他还要求俄国就非法驱逐荣赫鹏及戴维斯一事公开道歉，并警告说除非俄国立即做出道歉，否则“此事件将产生严重的国际影响”。英国政府如此强烈的反应着实出乎俄国人预料，再加上英军已按战时编制将一个师的印度陆军部署到奎达，沙皇和他的大臣们一阵慌乱。当时俄国国内情况不佳，很多地方陷于饥荒和严重的政乱之中，俄国经济根本无力负担与英国展开全面战争，因此圣彼得堡虽不情愿但只得让步。在边界问题尚未解决前，俄国政府宣布取消对帕米尔的主权要求并撤出部队，此举激怒了俄国军方。人们将整个事件都怪罪于亚诺夫上校，指责他未经授权即对外声称俄国已吞并帕米尔，并且驱逐了荣赫鹏。倒霉的亚诺夫成了替罪羊。后来人们得知，时过境迁后，沙皇亚历山大赐予亚诺夫一枚金戒指作为补偿，悄悄把他提升为将军。不管怎样，英国得到了它想要的道歉，而且至少目前帕米尔高原上已无俄军踪影。

俄国军方认为此次帕米尔危机是英国人一手挑起的，正是因为英国政府决意要分裂俄国的中亚帝国，俄军才不得已吞并帕米尔高原。为了印证他们的观点，俄国人援引麦格雷戈将军的鹰派经典著作《印度之防务》。这本书原为保密书籍，但不知如何流传到俄国，被翻译成了俄文。事实上直到现代的1987年，一位俄国学者还拿出麦格雷戈这本早被忘却的书，来证明他笔下所谓的“英国战略家们由来已久的梦想”。雷奥尼德·米特罗欣（Leonid Mitrokhin）在他名为《三次使命的失败》（Failure of Three Missions）一书中援引了麦格雷戈的观点，称英国要“分裂俄国，使其长期无法对英国造成威胁”。实际上在《印度之防务》一书中，仅仅当俄国真正入侵印度时麦格雷戈才鼓励这种做法——但米特罗欣和他的沙俄先辈要么是刻意忽略了这一事实，要么是俄文版压根儿就删除了这一部分。

因为担心与英国爆发战争，俄国最终选择退让，但让印度防卫官们着实心惊胆战的是，亚诺夫和哥萨克骑兵曾经到达过距离吉德拉尔和吉尔吉特仅个把小时路程的地方。回顾历史就不难想象，俄国把这次撤军看作是权宜之计，不用多久他们就会卷土重来，再次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兴都库什山脉的东侧和帕米尔高原，永无休止地玩“祖母的脚步”。在加尔各答，人们普遍认为，俄军无法经帕米尔高原发起一场针对印度的大规模入侵；但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如果敌人在那里安插间谍或派驻小规模部队，“一旦两国进入战争状态，将对英国造成极大危害。”《泰晤士报》的奈特写道，解决方案就是“把自己的大门锁好”，这正中英国政府的下怀。罕萨首当其冲，它被认为是北方城邦中最为薄弱的一环。这次危机后，英国开始转守为攻，赛必德·艾里罕大势已去。

印度总督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罢黜赛必德·艾里罕王位的借口。赛必德·艾里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断制造麻烦，总以为在他需要帮助时俄国人会挺身而出。荣赫鹏和他的克什米尔小分队撤离后不久，赛必德·艾里罕就开始重操旧业，劫持往返于列城和叶尔羌的商队，周边的村落更是在劫难逃。他甚至还在克什米尔的一个村子里抓了一个克什米尔人，把他贩卖为奴，此举十分愚蠢。此外，因为英国试图遏制他的劫掠行为，他对外大肆宣称英国是他的敌人，而俄国和中国则是他的朋友。1891年春天，就在亚诺夫出现在罕萨国以北的帕米尔高原前不久，常驻吉尔吉特的杜兰上校获悉，赛必德·艾里罕正计划夺取他觊觎已久的克什米尔要塞杰尔德（Chalt）。上校立即派人砍断了罕萨那端大桥上的绳索，加强了克什米尔当地驻军。赛必德·艾里罕的偷袭计划未能得逞，但上校心里清楚他不会死心，届时或许还有俄国人相助。不出所料，赛必德·艾里罕成功说服一个相邻部落讷格尔（Nagar）(1)的酋长与他结盟，共同对抗多管闲事的英国及其保护对象克什米尔人。

1891年11月，在高度保密下，杜兰上校命令一小支廓尔喀人和克什米尔皇家卫队（Kashmiri Imperial Service）集结于吉尔吉特，准备北上进攻罕萨和讷格尔。在集结过程中，克什米尔人抓获了赛必德·艾里罕的一名间谍，他受命勘察印度在克什米尔的驻军。这名间谍向审讯者透露了罕萨王准备突袭杰尔德要塞的新计划，这个计划相当绝妙。一伙身藏武器的罕萨人身扛大小包袱，装扮成从吉尔吉特来的苦力（罕萨人和吉尔吉特人长相十分接近），他们会请求在杰尔德休整过夜。一旦进入要塞，他们就会袭击毫无准备的守军，尽量拖延时间，直到赛必德·艾里罕隐匿在附近的军队冲杀进来。

看来杜兰的部队该行动了。这支队伍有近一千名廓尔喀和克什米尔正规军，外加几百名帕坦工兵，还包括配有山炮的炮兵连、七名工程师及十六名英国军官。杰尔德要塞地处吉尔吉特以北仅二十英里，但道路艰险，部队花了一周时间才抵达。部队打算把杰尔德作为向罕萨和讷格尔发起进攻的基地。这时杜兰收到一封来自赛必德·艾里罕的信函，内容措辞诡异。赛必德·艾里罕已经得知英军正在前往罕萨边境，他在信中说：“相比妻子们睡衣上的系带，罕萨人更看重杰尔德。”因此要求英军交出杰尔德。他还警告英国人，一旦他们进入罕萨，那就准备和“罕萨、俄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较量吧。他声称：“具有男子汉气概的俄国人已经答应前来共同对付娘娘腔的英国人。”他接着说，他已下令，如果英国人胆敢闯入罕萨国，那么他的手下就要提着杜兰的头颅来见他。同时马继业在喀什噶尔获悉，赛必德·艾里罕派遣使团去觐见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提醒他曾经承诺过施以援手。艾里罕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类似军事、资金援助的请求。

杜兰的工兵在罕萨河上搭建好了一架临时桥梁，12月1日部队渡过罕萨河，然后向东开往赛必德·艾里罕的首都。首都是座山城，即今天的巴勒提特（Baltit），那时就称作罕萨。部队行进中需要不断跨越深不见底的山谷，前进速度缓慢。敌人在每一个制高点上都修筑了壕沟，或是用石头搭建了防卫工事，神枪手藏在后面伺机袭击。每次杜兰的部队都要先攻取这些制高点，大部队才能安全通过。对行军造成真正障碍的是讷格尔酋长的石头城堡尼尔特（Nilt）。这座城堡拥有厚重的城墙和细小的射击孔，传说它和其他亚洲要塞一样坚不可摧。杜兰用七磅山炮进行轰炸，收效甚微，廓尔喀的神枪手们也奈何不了躲在狭窄枪孔后的讷格尔士兵。更让杜兰伤脑筋的是，他手里唯一的机关枪经常卡壳，而他自己还负了伤，不得不把指挥权交给他人。在移交指挥权前，他命令芬顿·埃尔默（Fenton Aylmer）上尉率领工兵把城门炸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与六十年前杜兰的父亲炸开加兹尼城门的壮举几乎如出一辙。E·F·奈特随军参加了这次行动，根据他的记载，此后发生的事情“将作为印度战争史中最为辉煌的战役而令人永世不忘”。

英军依靠密集的火力迫使守军无法靠近射击口，埃尔默上尉和他的帕坦下士，还有两名副官趁机冲到要塞城墙脚下。紧随其后的是一百名廓尔喀士兵，随时准备在城门被炸开的一刹那冲进要塞。随后两名副官用手中的左轮手枪近距离对准城堡的射击口疯狂射击，在此掩护下，埃尔默和下士身扛炸药，在枪林弹雨中勇猛地冲到城墙大门前。他们将随身携带的火药棉放好，然后将石块小心翼翼地盖在上面以增强爆炸效果。点燃导火索后他们迅速沿城墙根撤到一个安全地带等待爆炸，但什么都没发生，导火索熄灭了。

此时埃尔默腿部中弹，因为敌人射击时距离过近，他的腿和裤子都被火药烧着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匍匐爬到城门处准备再次引爆。他用刀修整了导火索，点燃火柴，在多次尝试之后终于点燃了导火索。守兵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从城墙上疯狂地向下扔石头，其中一块将他的手严重砸伤。导火索点燃后埃尔默再次沿城墙根返回到安全地带等待爆炸。这次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奈特写道：“在枪炮的轰鸣声中，我们听到了一声巨响，大团的烟雾迅速从地面升起。”主城门被炸成了一片碎石与灰烬，埃尔默带伤与两名副官一起率领廓尔喀人冲进城堡，激烈的肉搏战开始了。一开始，突击队与守军在人数上众寡悬殊，而城外主力部队于烟雾中未能辨明情况，仍在继续向城墙和射击孔猛烈射击，这让突击部队处境危急。如果主力部队再不前来支援，突击队很可能全军覆没。博伊斯拉贡（Boisragon）中尉是突击队中的一名副官，他决定返回城门处呼唤主力部队。这一举动让他完全暴露在敌友双方的炮火之下。多亏了他的英勇行动，没过多久城外的队伍就冲进要塞。

奈特亲眼见证了当时的震撼场景。听到爆炸声后他爬到了一座山顶，硝烟滚滚的城堡“像地图般在我们脚下展开”。他在《三个帝国交汇处》（Where Three Empires Meet）一书中写道：“在狭窄的街巷里，混杂的人影被包裹在浓烟中，很快我们就意识到双方已经在城堡里打起来了。”但显然起初城外的队伍没搞清楚状况。很快奈特和同伴听到下面传来一阵阵的冲锋号声，他们也情不自禁地用“登上山顶后仅有的余力”激动地加入到呐喊中去。他们从高处看到主力部队冲入城门，守城者则奔向城墙上狭小的秘密通道逃跑。

英军用六人的代价攻下了尼尔特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堡，给对方造成了八十人的损失。没过多久奈特碰到了埃尔默。埃尔默在攻入城堡后再次受伤，浑身是血，由部下搀扶着，可奈特看到他“情绪高亢”。奈特写道，“当他去执行任务时，他必定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他的勇气赢得了攻守双方的敬佩。一位亲英的当地首领后来对奈特说：“这不是普通人的战斗，而是伟人的壮举。”英国政府对此次战役也赞誉有加，埃尔默上尉和博伊斯拉贡中尉都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然而，当地人并未因为丢掉尼尔特而气馁，他们在英军前往罕萨都城的道路上不断制造麻烦。最终，在12月中旬，英国入侵者前进的道路再次被挡住，他们遇到了比尼尔特城堡更为巨大的阻碍。

这一次，守军将整座山坡都变成了防御工事。他们在山坡上修建了一排排战壕，近四千名士兵在战壕的掩护下控制了脚下一千二百英尺外的山谷，这条山谷是英军必经之路。如果不先将高处优势位置的敌人解决掉，强行穿越山谷无异于自杀。英军经过数次侦查，仍未能发现如何到达敌军的位置。此时选择撤军绝无可能，英军必须要像在尼尔特一样，出其不意方能制胜。最终确定的解决方案也确实出人意料。一天晚上，一名克什米尔印度兵冒着巨大危险悄悄爬上了一块陡峭的岩壁，他发现从这块岩壁可以到达敌人的战壕。这位印度兵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他告诉长官，廓尔喀人和其他有攀爬经验的人只要坚定信念，也完全可以从这里到达敌人的阵地。他汇报说，由于岩壁过于陡峭，敌人不会轻易发现向上攀爬的部队，即使发现了也不容易射击。人们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岩壁及周边的地形，最后决定采纳这一大胆的计划——实际上除此之外英军别无选择。

英军此次远征雇用了大批本地人做脚夫，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是间谍，因此袭击计划的准备工作高度保密。为了给敌人制造出撤军的假象，两百名帕坦工兵被安排收拾行囊，准备撤离（实际上他们的撤离对整体行动并没有影响）。突袭定于12月19日夜晚。指挥此次行动的是27岁的约翰·曼诺斯·史密斯（John Manners Smith）中尉，他从政治部调职过来，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攀岩者。他手下的五十名廓尔喀人和五十名克什米尔人都经过精心挑选，在开始这次危险行动前秘密接受了部署和动员。行动当晚，趁月亮尚未升起，英军最出色的狙击手悄无声息地匍匐到距离敌营五百码的一个制高点，两门七磅山炮也部署在那里，以便从高处控制敌军阵地，为突击队掩护。与此同时，突击队在夜幕下悄无声息地穿过山谷，来到预备攀岩的地点，在一个射击死角处开始准备行动。幸运的是，当晚敌人碰巧在举行庆祝活动，欢呼吵闹声掩盖了英军准备过程中发出的声响。

黎明时分，狙击手和机枪手按预定计划向山谷那头的敌军战壕开火。火力集中在最可能发现和攻击突击队员的位置，一旦突击队被敌人发现，火力还要加强，否则史密斯中尉和他领导的一百人小分队的生存希望就将非常渺茫。射击半小时后，突击队开始了危险耗时的攀岩。奈特写道：“从我们所处的山脊可以看到一小队人马正慢慢地向上爬，一会儿向右，一会而向左，当遇到阻碍时又不得不下降，寻找新的路径。”他接着写道，他们从远处看起来就像“一小队蚂蚁在一面凹凸不平的墙上努力寻找向上的道路”。他在队伍中只辨识出了曼诺斯·史密斯，“灵活得像只耗子”，把其他人远远甩在身后。不久后他们在山谷上方约八百码的地方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曼诺斯·史密斯不得不停下来。奈特写道：“我们从高处远观，因此看得更加明确，这块绝壁无法攀越，而曼诺斯·史密斯对此也清楚明了。”很显然这次选择的路线行不通，他们不得不下降到谷底重新开始。此时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幸好敌人仍未察觉。

时间紧迫，曼诺斯·史密斯立即重新观察岩壁，分析刚才失利的原因。几分钟后，在不被敌人察觉的情况下，他向山谷对面的英军军营打旗语，表明他要重新开始。这一次他选择的路线是正确的，队员们没遇到任何障碍。奈特和军营里的其他人都屏气凝神，遥望着突击队员再次在岩壁上缓慢攀爬。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曼诺斯·史密斯和他率领的登山健将终于攀爬到距离战壕仅六十码的位置。这时警报拉响了，整个场面闹翻了天；显然山谷对岸的英军营地里有敌方间谍，他们发现了突击队，于是大声喊叫提醒守兵。守军意识到了危险，第一排战壕里的士兵冒着枪林弹雨冲到悬崖边，向下面奋力投掷石块。

虽然一些突击队员被石块击中受伤，但无一人坠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所幸当时大部分队员都已攀爬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石块从他们的头顶飞过，却无法伤及他们。此时另一位副官追上了曼诺斯·史密斯。奈特写道：“两位军官令人钦佩。在敌人砸下的暴雨般的石块中，他们尽力帮助手下士兵寻找攀爬的合适时机。通过冷静的判断，他们毫厘不差地指挥着队员们一步一步越爬越高。”奈特继续写道：“我们看到曼诺斯·史密斯中尉突然向前一步，来到最前排壕沟的边上，努力爬到了壕沟的右侧，然后站到了壕沟两端的平地上。”很快第一批廓尔喀和克什米尔士兵就加入进来，他们手中的廓尔喀弯刀和步枪刺刀在冬日的阳光下发出令人战栗的寒光。士兵们分组行动，从背后包抄，冲进战壕与敌军厮杀，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战壕。起初敌人还奋力反抗，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与这些训练有素的对手厮杀纯属徒劳，于是开始三三两两地逃离阵地。这迅速演变成全面的恐慌，最后整支守军都溜之大吉。许多逃兵被突击队员追杀，或被山谷对面的狙击手和机枪手击毙，山坡上尸横遍野。

俄国人或中国人却一直未见踪影。在连失两座堡垒后，敌人彻底招架不住了。在通往都城不到二十英里的道路上，罕萨士兵或丢盔弃甲，或干脆退伍还乡。曼诺斯·史密斯因战功卓著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是此次为期三周的远征行动中产生的第三枚十字勋章。许多印度兵后来也荣获印度功绩勋章（Indian Order of Merit），这在当时是给予印度士兵的最高荣誉。此时，在那座可以俯瞰整座都城的王宫里，赛必德·艾里罕正疯狂地收拾财宝准备出逃。他早已醒悟，格鲁契夫斯基当初许下的承诺不过是空头支票。英国远征军进入山区后不得不放缓前进的步伐，但他们还是一步步逼近都城。罕萨王向北逃亡，不断烧毁沿途村庄。根据奈特的描述，作为胜利者的英国人原以为进入王宫后他们可以找到“罕萨人劫掠的上百个商队的战利品”，但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大失所望。据说赛必德·艾里罕在妻儿及追随者的陪同下，用了四百名苦力将几乎所有的财宝都带走了。不过英军还是有所收获。在对王宫进行了彻底搜查后，他们在一堵假墙的背后发现了一个武器库，里面有俄国制造的来复枪。王宫里还有一些俄国日用品，包括俄式茶壶及印刷品，以及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画像等等。此外人们还发现了大量罕萨与俄国、中国政府之间的信件，许多尚未拆封，其中有荣赫鹏与吉尔吉特之间的往来信函，都是在1891年帕米尔危机时被罕萨间谍截获的。

英军担心赛必德·艾里罕会去寻找援军，或对沿途村民造成更多破坏，急忙派出一队骑兵前去追捕，希望赶在他潜入中国或俄国境内前截获他。遗憾的是，赛必德·艾里罕比英军更加了解这片白雪覆盖的大地，他成功甩开英军，逃进了新疆。新疆巡抚向马继业做了通报。英国将赛必德·艾里罕同父异母、性情温和的兄弟扶上了王位，就要决定下一步是去是留。英军决定留下来，因为他们担心撤军会让人误以为英国胆小懦弱，而非宽宏大量。英军在此驻扎了一支小规模部队，提防格罗姆切夫斯基和亚诺夫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士，还派驻了一名长期政治专员辅佐新上任的罕萨王。至此，罕萨和讷格尔（年迈的酋长保住了王位）实际上已经并入英属印度。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听到消息后愤怒地抱怨：“英国人当众给了我们一记耳光。”

英国人这次终于棋胜一招。但好景不长，俄国在更加遥远的北方再次开始行动。显然，在和外交部的较量中俄国军方又占据了上风。据说，甚至连刚刚受到训斥的亚诺夫上校也被派回到帕米尔地区。截至1893年夏天，俄军已两度与阿富汗人发生冲突，还捣毁了一个中国边境要塞，理由是那里属于俄国领土。尽管这次俄国人谨慎地避免与英国人发生对抗，吉尔吉特的杜兰和喀什噶尔的马继业都很清楚，如果英国不采取反制措施，俄国人会不计后果地占领帕米尔。阿富汗和中国抵抗俄国入侵的意愿已迅速崩溃，因此也不能指望他们。

1892年托利党大选失败，自由党的格莱斯顿在英国重新执政。现在甚至连他都开始紧张起来。他的外交大臣、后来接任成为英国首相的罗斯伯里勋爵警告说：“事已至此，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只是单纯地静观其变。”格莱斯顿的解决方案是，就联合边境委员会事宜向俄国施压，毕竟俄国曾宣称欢迎这一提议。但正如罗斯伯里勋爵警告的，俄国军方显然是在故意拖延边境委员会的工作，以便争取时间攫取他们想要的一切。换句话说，类似彭狄的事件还会再次发生。此后，俄军攻占了帕米尔危机的导火索波扎伊·拱拜孜，这让罗斯伯里勋爵的警告更受重视。然而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吉德拉尔又陷入动荡。自年老的大君去世后，王室成员为了争夺王位把整个国家抛入危机。在很多战略家眼中，一直以来吉德拉尔都比罕萨更容易遭到俄国渗透。在此后的三年中，吉德拉尔将陆续出现五位大君。

截至目前，英国一直凭借与吉德拉尔的同盟协议来抵御哥萨克人和其他不怀好意之徒。但阿曼·莫克大君去世后，对于是否还能维持现状，英国人毫无把握，因为这将取决于阿曼·莫克十六个儿子当中谁能胜出。哥萨克人很可能会在这段权力真空期乘虚而入，至少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吉尔吉特的杜兰提醒说：“俄国已经在帕米尔设立了军事哨所。作为我们的邻居，吉德拉尔如果处于无政府状态，将对英属印度造成极大危险，而对俄国人来说这种状态则充满诱惑力。我们无法容忍他们在这里实施阴谋或横加干涉。”形势的确如此，如果参阅圣彼得堡媒体的报道，那么英国人的担心完全在情理之中。俄国《光明报》（Svet）鼓吹，军事铁路应当一直向南修，穿越帕米尔高原，让俄罗斯帝国的旗帜飘扬在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山口，并主张夺取吉德拉尔，将其纳入沙皇的“保护”之下。尽管这些论调与俄国外交部的口径大相径庭，但它们毫无疑问代表了每一位俄国军官和士兵发自心底的呐喊，甚至很可能是陆军大臣本人的呼声。

根据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苏联学者N·A·哈尔芬的说法，当时沙皇的大臣和顾问就俄国应当在帕米尔地区采取何种行动而争执不下。哈尔芬坚持认为，尽管像往常一样，英国自由党掌权会给俄国人带来些许宽慰，但由于英国吞并了罕萨和讷格尔，再加上杜兰和荣赫鹏这些英国政治专员的举动，俄国人着实很紧张。由陆军大臣领衔的鹰派敦促沙皇采取前进立场，而以外交大臣吉尔斯为代表的鸽派则倾向于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理由是俄国目前的内忧（光是饥荒就已经夺走了五十万人的生命）不允许俄国再挑起任何外患。况且，何必要与英国争论不休呢？反正俄国随时可以通过战争夺取这些地方。英国人当然对俄国的内部分歧一无所知，但考虑到俄国报纸的好战论调以及圣彼得堡一贯出尔反尔的行事风格，英国人的忧心忡忡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时在吉德拉尔，王位争夺激战正酣。起初英国还保持中立，希望以此来施恩于最后的赢家。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已深陷泥潭，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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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今巴基斯坦控制下的克什米尔境内。

第三十五章　奔向吉德拉尔的赛跑

chapter XXXV　THE RACE FOR CHITRAL

今天的吉德拉尔仍然是个偏远的地方。在它四周环绕着巨大的山谷，唯一的声响就是雄鹰孤独的鸣啸、羊群间或的悲嗥，以及冰川融化形成的山洪在群山间奔腾发出的永不停歇的轰鸣。但在大博弈时代，旅行者还会听到另外一种不祥的声响——火绳枪的咔嚓声。在那时，这片土地不欢迎陌生人，欧洲人只有在受到当地王公的邀请时才会造访，而且必须配备武装护卫。

即便在今天，前往吉德拉尔也称得上是一种历险。从东边的吉尔吉特来这里，要经过一条长达两百英里的惊心动魄的旅程。道路狭窄，仅供单车通过，大多数时候吉普车只能以最低挡前行，而路旁就是几百英尺深、令人胆寒的山谷。这条小路还经常因为某处突然塌方而连续中断几天的交通。然而，这段旅程的回报却是丰厚的，它将向游客展示地球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丽景观。这条公路在冬天关闭（如果它还能被称作是公路的话），除非你想在齐腰深的积雪中挣扎前行。积雪甚至会阻断整条公路的最高点——海拔一万两千英尺的申杜尔山口(1)（Shandur Pass）。除了乘坐飞机外，抵达吉德拉尔的唯一选择就是从南部的斯瓦特山谷（Swat）(2)公路，为了修建这条公路有五百多人付出了生命。这条道路在冬天的某些时候也会被大雪覆盖，电线杆被淹没在积雪中，只剩下电线还裸露在离地不足一英尺高的地方。无论你选择哪条道路，当你看到一座要塞巍然屹立于河湾处时，你就知道抵达目的地了。那就是伟大的吉德拉尔要塞，曾经的王宫，也是本章故事发生的地方。

1892年8月阿曼·莫克去世后，第一个前来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就是他的儿子、当时碰巧在吉德拉尔的阿夫扎尔（Afzul）。阿夫扎尔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他为数众多的同父异母兄弟，但他真正的对手是正在亚辛狩猎的兄长尼扎姆（Nizam），后者才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于是阿夫扎尔率领大军搜捕尼扎姆，想把他也干掉。尼扎姆迅速逃亡到吉尔吉特，在那里寻求英国人的保护。英国当局准予庇护，同时静观其变。此时，已故大君的兄弟谢尔作为第三支势力加入到王位角逐中，他此前一直在阿富汗流亡，被阿卜杜·拉赫曼奉为上宾。拉赫曼本人对家门口的吉德拉尔也很感兴趣，急于把自己的候选人推上王位，因此怂恿谢尔在一小撮支持者的陪同下秘密潜回吉德拉尔都城。在那里，谢尔用计把阿夫扎尔诱骗到要塞城门处，开枪打死了他。就这样，吉德拉尔人又转而向这位新主人效忠，但这次也好景不长。

尼扎姆在吉尔吉特听说弟弟的死讯后立即赶往吉德拉尔，他要从叔叔手中夺回他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次他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后者认为尼扎姆比谢尔或其他人更适合继承王位。尼扎姆在西进过程中招纳了大批追随者，甚至包括谢尔派来围剿他的一千两百名吉德拉尔士兵。在谢尔短暂的执政期间，士兵们已经看穿了他肆意开出的空头支票，包括房子、土地、财物和漂亮老婆。眼见大势已去，谢尔匆忙逃回阿富汗，胜利的尼扎姆一回到都城就宣布继承王位。英国人正式承认了尼扎姆政权，他们很高兴看到吉德拉尔又恢复了稳定。另一扇通往印度的大门在俄国人面前被重重地关上了。

然而加尔各答的轻松日子却不长久。不到一年，吉德拉尔再度陷入混乱。这次的牺牲者是尼扎姆本人，他在与弟弟阿米尔（Amir）同行狩猎途中被后者刺杀。实际上，依据历史经验，尼扎姆曾想过把这个弟弟也解决掉，是英国人劝说他放弃了这个念头。阿米尔登基，成为短短两年内吉德拉尔的第四位君主，然而鲁莽轻率的他根本无力驾驭这个角色。他通过格登（Gurdon）中尉请求加尔各答对其正式承认。格登是此前应尼扎姆要求常驻吉德拉尔的英国政治专员，他很清楚英国决不会接纳谋杀尼扎姆的凶手，所以他故意拖延时间，推说如此重大的事项只能等待总督本人决断。格登同时提醒吉尔吉特方面注意，一旦阿米尔意识到他将得到的不是承认而是惩罚，他一定会制造大麻烦。事实上，已经有传闻说阿米尔正在寻找盟友对付英国人。

值得庆幸的是，阿米尔求助的盟友不是俄国人，而是他的南部邻邦——今天被称为斯瓦特地区的君主乌姆拉汗（Umra Khan）。吉尔吉特方面很快得到消息，阿米尔的新盟友正准备率领三千名帕坦士兵进军吉德拉尔。表面上看，乌姆拉汗是前来驰援阿米尔，但据传闻，他实际上想把吉德拉尔据为己有。无论真相如何，对英国人而言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通向北印度的门户现在又处于危险之中，俄国人有机可乘。在距离吉德拉尔最近的英军哨所吉尔吉特，接任杜兰的是曾经做过军医的英国高级军官乔治·罗伯森（George Robertson）少将。罗伯森意识到，格登本人和极具战略意义的吉德拉尔均危在旦夕，他立即率领所能征集到的全部四百名士兵直扑吉德拉尔。抵达后他马上罢黜了阿米尔，暂时由他12岁的聪颖的弟弟接替王位。罗伯森同时向乌姆拉汗发出严厉警告，要求他在四周后即1895年4月1日前撤军，否则白沙瓦的英军将挥师北进，穿过他的领土把他赶出吉德拉尔。乌姆拉汗还被告知，为防不测，英军已经开始在白沙瓦集结。

就在此刻，事态发生了对罗伯森不利的转变。谢尔出人意料地从阿富汗返回，加入了这场争夺，这次他竟然成为了乌姆拉汗的盟友。两人约定在驱逐英国人后瓜分吉德拉尔：谢尔将拥有王位，乌姆拉汗则获得他垂涎已久的南部地区。无论他们是否打算兑现诺言，对于驻扎在吉德拉尔的小股英军来说，谢尔和乌姆拉汗的联军将构成巨大威胁。预见到这种危险的罗伯森立即把部队转移进吉德拉尔要塞，那里是抵御围攻的最佳位置。但这一举动也极大冒犯了当地人，因为要塞同时也是王宫、后宫和国库。眼见要塞被欧洲军官及他们的克什米尔和锡克士兵占领，吉德拉尔人感到极大的羞辱。起初罗伯森还能赢得大多数吉德拉尔人的支持和同情，因为他们并不喜欢乌姆拉汗和他好战的帕坦士兵，当然更不愿被这些人所统治；但在王宫被强行征用后，吉德拉尔人对罗伯森燃起了敌意。

双方于3月3日开始交火。当天有消息说，谢尔正率领一支大军逼近吉德拉尔要塞，罗伯森对谢尔大军的实力、人数及确切意图一无所知，他决定派出一支小分队进行侦察。罗伯森是政治专员而非职业军人，所以他把整个要塞的防卫指挥权交给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上尉。坎贝尔上尉带领侦查分队出发，但他严重低估了对手的实力。经过一番激烈交战，坎贝尔和他的克什米尔士兵伤亡惨重，被迫退回要塞。坎贝尔本人身负重伤，另一名军官则奄奄一息。一位年轻的军医在猛烈的炮火下冒死把这名军官背回要塞，他后来因此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而那名军官随后不治身亡。这次侦察行动代价高昂，共导致二十三名英军阵亡和三十三人负伤，英军士气遭到沉重打击。

但英军的损失还不仅于此。罗伯森当时并不知道，一小队克什米尔士兵在两名英国副官的率领下，押运着弹药补给从吉尔吉特赶来增援，但他们遭到吉德拉尔人的伏击。在损失了一些士兵后，这支小分队设法撤退到一片相对安全的石屋中，在那里坚守了几天。此后一位手举白旗的传令兵来到英军阵营前，声称是受谢尔之命前来请求停战。他告诉两名英国军官，吉德拉尔的冲突已经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双方又重建了友好关系，谢尔确保他们可以安全前往要塞。双方就此达成停火协议，两位英国军官中军衔较高的那位会晤了敌军首领及其他将领，对方在会议上众口一辞地郑重承诺这一切都是真的。为了表达他们的诚意，吉德拉尔人甚至向英军提供了食物和水。两名英国军官知道他们不可能永远抵抗下去，而且短期内也不会有援军到来，他们除了相信吉德拉尔人外别无选择。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一次离奇的、中亚式的背信弃义。吉德拉尔首领宣布，为了庆祝停战，他的手下将在英军阵地前方的一片开阔地表演他们的国术——马球，邀请英国军官作为贵宾前往观赏。英国人不愿冒犯对方，所以同意了，但他们警惕地选择了站位，以便发生意外时可以得到己方的掩护。马球比赛过程中没有节外生枝。比赛一结束，吉德拉尔人就按照习俗开始跳舞。但有那么几秒钟，一些头戴面具的舞者来到两个英国人之间，一度挡住了英军火力射击的视线，就在此刻两名英国军官迅速被拿下，并被绳索捆绑。其实这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目睹眼前这一幕的克什米尔士兵立即开火，但为时已晚，吉德拉尔人拖着两名俘虏，冲到一堵石墙背后寻找掩护。失去指挥官的克什米尔人很快就被降伏，并遭到屠杀，他们根本没时间销毁本来是为罗伯森准备的弹药，以致弹药悉数落入敌军之手。不久后这些弹药就被吉德拉人派上了大用场。

与此同时，吉德拉尔的形势正在不断恶化。一支装备有新式武器的优势兵力正猛烈围攻罗伯森的部队，所幸敌人还没有大炮。除了五名英国军官和将近四百名本地士兵外，罗伯森手下还有超过一百人的非战斗人员，包括仆人、文员和一些留下来与他同甘共苦的吉德拉尔人。由于粮食储备只够一个多月，所有人都开始接受半份限量供给。弹药也极度匮乏，每人只有三百发子弹。方圆八十码的要塞坐落在吉德拉尔河上，这为他们提供了方便的淡水来源。要塞的城墙由巨石构建而成，高二十五英尺，宽八英尺，城墙四角分别矗立着四座高出城墙二十英尺的方形塔楼。另外还有一座塔楼向河流方向伸出，目的是保护出城取水的人。现在从这座塔楼到河边大约二十步幅长的路段，人们又修建了一条带顶棚的通道。

以上是要塞的优势，但它也有几项致命弱点。要塞周围遍布高大的树木，敌军的狙击手可以轻易地躲在那里向城内射击。守卫远端城墙的士兵极易遭到冷枪，必须要用塞满泥土的箱子和厚重的木门搭建防弹掩体。要塞外离城墙很近的地方还有一些用泥土建造的房屋，它们阻挡了守军的火力，为攻城部队提供了掩护。此外，要塞在设计时也未考虑到现代步枪的使用。河对岸就是高耸的、可以俯视城堡的悬崖峭壁，如果敌军在那里进行部署，城堡将完全处于敌军的射程范围之内。要塞的另一个弱点是在结构上大量使用木材，极易受到爆炸物的攻击。非战斗人员被组织起来进行防火巡逻，人们睡觉时也总是把盛满水的皮囊放在身边。为了鼓舞士气，也为显示对敌人的蔑视，人们临时缝制了一面英国国旗悬挂在塔楼之上。趁夜深人静之时，罗伯森还秘密派出可靠的信使，将要塞的困境通知邻近的英军驻地。

在要塞被围困的第一个月，除了狙击手不断骚扰造成几例伤亡外，敌人并没有发起大规模进攻。在某个阶段双方甚至还进行了和平谈判，但谢尔坚持要求英军撤出吉德拉尔要塞，他承诺确保英军的安全。罗伯森很清楚，敌人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而己方情势岌岌可危，所以他希望利用谈判机会为救援部队争取更多的时间。他还有意向敌军透露，守军弹药充足，但粮草不济，期望让谢尔和乌姆拉汗的联军相信，要塞里的英军很快就会因粮食断绝而投降。可敌人识破了他的意图，戛然终止了谈判，对要塞发起数轮猛攻，包括多次企图纵火焚城。虽然这些进攻都被守军化解，但吉德拉尔人的战壕还是不断向城墙边推进。到4月15日，他们已经占领了距离要塞仅五十码远的一座消夏别墅，第二天又在离要塞大门仅四十码处用重木修建了一个战壕。

接下来就是迄今为止对要塞最严重的一次威胁了。4月7日，敌人开始对连接河流的通道进行牵制性射击，同时隐藏在树林里的狙击手也猛烈开火。在火力掩护下，一小股敌军携带燃烧物，趁人不备悄悄爬上了远端的城墙。他们选择的时机极佳，当时狂风大作，短短几分钟之内东南角的塔楼就因木质横梁而陷入熊熊大火之中。罗伯森意识到，如果不及时灭火，东南塔楼就会坍塌，届时城墙上就会留下一个巨大缺口，守军将无力阻挡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冲锋。罗伯森亲自命令所有可以调动的人手都去灭火。灭火时他们遭到敌人的密集射击，两人遇难，九人受伤，罗伯森也肩部中弹。经过五个小时的奋战，大火终于扑灭了。

英军侥幸逃过一劫，但更危急的形势还在后面。四天后的夜晚，守军听到消夏别墅方向传来宴会的喧哗。在巨大的击鼓声和刺耳的管弦乐声中，还夹杂着敌人对英军发出的嘲讽尖叫。这种喧闹连续了好几夜，而后守军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在掩盖挖掘地道的声响，这条地道会一直通向距离最近的城墙。敌人先前从英国人那里截获了炸药，现在他们为这些炸药设计了一个绝佳用途。当晚，一位哨兵报告，他听到地底下传来微弱的抡镐头的声音，可军官们什么也没听到。翌日凌晨，情况一目了然。英军发现吉德拉尔人的工兵距离城墙只有不足十二英尺了。通常的应对方法是反向对挖一条地道，但现在坑道离城墙太近，不能再采取这个措施。此刻千钧一发，一旦敌人意识到已被察觉，他们就会立即引爆炸药。只剩下一个办法。必须立即强攻消夏别墅，从那里捣毁坑道。

英军挑选出四十名锡克士兵和六十名克什米尔士兵，由一名英国副官率领。当日下午四点，要塞的东门悄悄打开，突击队冲出城门直取别墅。措手不及的敌军在慌乱中仅仅击毙了两名突击队员。几秒钟之内突击队就冲进别墅，盘踞在那里的三十几个敌军见到英军刺刀后落荒而逃。一部分突击队员摆开阵形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指挥官和其他人则开始拼命地寻找坑道入口。他们很快就在花园围墙后找到了入口，从那里揪出了二十二个正在挖地道的吉德拉尔人。这些人被锡克士兵一个个用刺刀捅死，指挥官下令赦免其中的两个，把他们带回要塞仔细盘问。离开前他们引爆了敌人留下的炸药，摧毁了坑道。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掀倒了英国军官，还烧焦了一个锡克士兵的胡子和头巾。

现在突击队要面临这次任务中最艰巨的挑战——穿过敌人密集的火力网安全退回要塞。在城墙上英军的全力掩护下，突击队不可思议地全身而退，竟无一人伤亡。在这次突袭中英军共损失八人，但它挽救了更多人的命运，甚至是整支队伍。退回要塞后，一直在城墙塔楼上观战的罗伯森冲下来向他们表示祝贺。他后来写道：“锡克人还处在极度兴奋之中，簇拥过来争先恐后地讲述他们共杀死多少敌人，不断展示他们刺刀和面颊上残留的斑斑血迹。”罗伯森评论，锡克人脸上流露出“宗教狂热者般的欣喜表情”。截至当时，要塞已经被围困了四十七天，他们一直与世隔绝，也不清楚派出的信使是否已顺利逃脱。食物、弹药和士气都坠入低谷，许多原本就已陈旧的步枪已无法继续使用。罗伯森和其他军官都意识到，如果援军不能及时抵达，他们将不得不投降，或者被全歼。然而，摧毁坑道带来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在审讯了两名俘虏后他们得知，吉德拉尔人正在吉尔吉特通往这里的道路上进行着另一场战斗。人们猜测，这会是他们翘首企盼的援军吗？答案很快就揭晓了。

尽管要塞内的守军对此一无所知，但实际上，有两支英军正分别从南面和东面日夜兼程赶往吉德拉尔。要塞被困的消息刚刚传到印度时，救援工作进行得不紧不慢，因为人们尚未意识到罗伯森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此外，由于印度方面限期敌人于4月1日前撤退，他们料想对方会遵照行事。然而，后来陆续传来情报，说罗伯森已被围困，从吉尔吉特派出运送弹药的部队也遭伏击，两名军官还被谢尔俘虏。原先的懈怠情绪顷刻间转变成惊慌失措。几名英国军官正率领忠诚的本土士兵在一座偏远、风景如画的要塞内拼死抵抗数倍于己的敌军，这一场景让人们联想到最近发生在苏丹的悲剧。《电讯报》（The Graphic）称：“这简直就是喀土穆事件的重演。”记忆力稍好的人们还会清楚地记得，伯恩斯、麦克诺顿、卡瓦尼亚里、康诺利、斯托达特和其他一些人都在印度边境外的荒原上成为东方式背叛的牺牲品。喀土穆事件充分证明，主力援军姗姗来迟将导致灾难性后果，于是印度方面决定从吉尔吉特再派出一支小规模部队驰援吉德拉尔。

目前在吉尔吉特，人们越来越担心吉德拉尔的麻烦会向东蔓延，所以能够调派援救吉德拉尔的只有四百名锡克士兵。虽然这些锡克人主要是修路的工兵，但他们也是经过训练、英勇无畏的战士，具备强大的战斗力。此外，他们的指挥官是经验丰富、能力卓绝的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上校。尽管后来又增添了四十名克什米尔工兵和两门山炮，但相对于如此重要的任务而言，这支部队规模小得可怜。所幸英国人忠实的伙伴罕萨和讷格尔出人意料地主动提出，愿意提供九百名非正规军，这才扭转了形势。凯利的一名军官把这些人称为“强壮、结实、不知疲倦的山地居民，同时也是出色的士兵”。英军满怀感激地接受了援兵，在吉尔吉特为他们配备了新式步枪。他们每个人都头缠一条红布，以便和敌人区分，其中一百人加入了凯利的部队，剩余的则部署在各个山口通道保护英军后翼。

凯利根本没时间准备或制定计划，他受命立刻启程，要想避免罗伯森重蹈戈登将军的覆辙就必须分秒必争。摆在凯利面前的是一段超过二百英里长的急行军，途中遍布齐腰的积雪和世界上最恶劣的地形。行军途中危机四伏，每一条羊肠小道和深山峡谷都可能被敌军的狙击手从制高点控制。凯利的部队于3月23日离开吉尔吉特，为了以最快速度行军，他们连帐篷都没有携带。一周后，一万五千人的主力援军在罗伯特·劳（Robert Low）将军的率领下自白沙瓦向北进军。解救吉德拉尔的赛跑开始了。

荣赫鹏上尉就在劳将军的部队中，他曾经在吉德拉尔短暂地担任过政治专员，这次受《泰晤士报》之邀作为特别通讯员随军前往。当局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批准了这个安排，因为严格来说，荣赫鹏当时还在休假中。与一些人不同，荣赫鹏并不认为这次事件的幕后主使是俄国人，但他把这次远征看作是将来挫败俄军入侵的预演。这支远征军包括三个步兵旅、两个骑兵队、四组山炮和无数支小分队，许多人认为它过于臃肿，毕竟对这次特定的任务而言，行军速度远比火力更为关键。然而部队一开拔就进军神速，经过一系列速战速决的战斗后陆续攻取了几个敌军重兵防守的阵地。4月3日，劳将军的部队开始猛攻海拔三千五百英尺的马拉坎德山口（Malakand）(3)。有一万两千名乌姆拉汗的帕坦武士把守着这个通向斯瓦特的要道。英军首先对山口西侧与之平行的另一个通道发起佯攻，然后突然杀了个回马枪，让帕坦人猝不及防。他们的抵抗凶猛而英勇，无奈他们面对的是包括皇家步兵团和戈登高地团在内的英军最精锐的部队。最终，帕坦人抛下无数具死尸和伤员后逃之夭夭。在这场关键性战斗中英军仅伤亡七十人。

两天后，教导骑兵团的一支中队在一片开阔地带与两千名敌军展开遭遇战，他们以微弱代价重创敌军，迫使其残部撤退。4月13日，教导步兵团的一个营与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开战，以阵亡十二人的代价歼灭对方六百人；但阵亡的英军中包括他们的上校指挥官，当时他所站立的位置完全暴露在敌人视野中，结果腹部中弹身亡。四天后，乌姆拉汗手下士气濒临崩溃的追随者准备在蒙达（Munda）的王宫要塞做垂死挣扎，但发现英军占据压倒性优势后，他们迅速瓦解，逃进山区。劳将军的军官在乌姆拉汗的王宫里发现了孟买一家苏格兰公司写来的信。根据荣赫鹏的记载，这家公司在信中表示，愿意向乌姆拉汗提供“各种武器和弹药，从三千七百卢比的马克沁机关枪到三十四卢比的左轮手枪”。当然这些装备一件也没有发货，因为英国政治专员此前已经听到了风声，立即责令那家公司离开印度。

令人担忧的是，人们还是没有吉德拉尔被困英军的任何消息。所有人都清楚地意识到，罗伯森和他的部队可能已经全军覆没了。此外，人们也不知道凯利上校的队伍进展如何。占领蒙达后，只剩下最后一个障碍横亘在劳将军的常胜军面前，那就是通往吉德拉尔的南部要冲、海拔一万英尺、终年积雪的洛瓦雷山口（Lowarai）。只要他们顺利通过这个隘口，剩下就是和时间的赛跑，当然也是和东线凯利部队的赛跑。当时整个英国上下都心系吉德拉尔，劳氏和他的军官们决心要第一个赶到那里。

就在劳氏将军披荆斩棘、挥师北上之时，凯利和他的人马一直都在艰难地翻山越岭。起初他们并未遭遇任何阻力，因为吉德拉尔人根本没预料到会有人选择在这个季节通过那条可怕的道路。部队于3月30日穿越了海拔一万英尺高的雪线，此后行军就变得更加举步维艰。士兵们在积雪中奋力攀爬，每个人都配发了墨镜预防雪盲症。入夜后，由于没有帐篷，他们只能睡在冰天雪地中。对于那些受雇驮运部队给养的苦力来说，这一切根本无法忍受，于是他们在进入雪线后的第一个晚上就牵着满载物品的马匹开了小差。当然他们都被逮了回来，严密监督。到目前为止，仍然未见敌人的踪影。

经过两天的行军，部队前方出现了这次远征的第一个真正考验——海拔一万两千英尺高的申杜尔山口。每个人都很清楚，要想带着两门山炮翻越这个山口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甚至是无法完成的使命。骡马早已疲惫不堪，第一次翻越失败了。其中两头骡子摔倒，带着它们背负的宝贵物资一齐下滑，差点消失在一百英尺深的积雪中。前进对人来说同样困难。士兵浑身湿透，其中一些人还承受着冻伤的折磨，在积雪厚至腋窝的地方他们开始往雪里陷。如果吉德拉尔人在此布下守军，凯利的部队很可能全军覆没。两天后的4月3日，他们再次尝试翻越申杜尔山口。这次凯利把部队分成几个部分。担当先锋的是二百名强壮的锡克士兵，任务是在积雪覆盖的隘口为大炮等重型装备开辟出一条道路，第二天人们再把武器装载到工兵临时制作的雪橇上通过山口。经过十二个小时的焦急等待，夜里终于传来消息，锡克人打通了道路。这是项艰苦卓绝的任务，而且部队被分割在山口两端，这对行军来说其实非常危险。第二天清晨，士兵开始拖运大炮通过山口。整个过程缓慢而危险，其间有好几次士兵们不得不把大炮从雪橇上卸下来，完全靠肩挑背扛，才能走过齐腰深的积雪。当暮色降临时，大炮终于通过了申杜尔山口。

这是一项完全凭借勇气和领导力实现的非凡成就，却也代价沉重。次日，凯利的军医至少医治了五十五例患雪盲症和冻伤的士兵。不可思议的是敌人仍未出现。剩余的部队在两天后全部安全通过申杜尔山口。他们现在距离吉德拉尔只剩下六十英里。在部队通过山口后的第二天，此前一直专注于围攻要塞和阻滞劳将军进攻的吉德拉尔人突然发现了凯利的队伍。从此刻起，他们必须真刀真枪地杀出一条血路。凯利的那几门山炮在随后进行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到4月13日，凯利已经占领了两个通往吉德拉尔的重要据点。五天后，凯利的部队距离目的地只剩下两天的行军路程了。尽管还是没有要塞被困英军的消息，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敌人已落荒而逃。

由于没有收到援军的任何消息，要塞内的形势已经恶化到崩溃的边缘。许多士兵生病或负伤，军官们沦落到吃马肉以维持体力。到处都弥漫着腐烂的动物尸体和数百人的排泄物发出的令人作呕的臭味。但一切都在突然间就结束了。罗伯森最早知晓敌人的溃逃是在4月18日，当天有报告说，一名男子爬上了城墙外围大声喊叫，但没人听清他在喊什么。这名男子随即就撤回黑夜中，很显然他害怕有人会向他开火。但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这次守城士兵清楚听到了他说的话。罗伯森记载：“话音在要塞中一闪而过，说围城部队全部跑了。”但当晚罗伯森还是力求万无一失，他怀疑这是一个陷阱。

翌日清晨，他派出一支配备了重火力的小分队出城打探虚实。他们很快就确认敌人确实已经消失，并且知道了原因。他们立即派遣信使加急前往凯利处。凯利回信，说转天就能抵达吉德拉尔。实际上，就在几天前凯利部队成功翻越申杜尔山口时，吉德拉尔人还是深信，这么一小支军队绝不可能攻下那些他们自以为固若金汤的据点，况且乌姆拉汗还承诺要派出两千名帕坦士兵，与他们共同发起对要塞的致命一击。但因为南线战事吃紧，这个承诺始终无法兑现。没有援兵的谢尔见大势已去，遂率残部逃遁。历时一个半月、造成四十一名英军阵亡的围城就此结束。

凯利的部队赢得了这场赛跑的胜利，当时劳将军的先遣队还在洛瓦雷山口拼命挣扎。当凯利一行于4月20日开进吉德拉尔要塞时，他们发现罗伯森和他的手下已经骨瘦如柴。虽然围城的敌人是自行溃逃的，但人们深知，正是凯利在山区里大无畏的行军和英勇作战才迫使吉德拉人放弃了战斗。要塞解围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各大报纸纷纷把凯利的功绩赞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行军之一”，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一周后，《泰晤士报》临时特派员荣赫鹏上尉和代表勒克瑙(4)的《先驱报》的罗德里克·欧文（Roderick Owen）少将，作为南线第一批人员抵达吉德拉尔要塞，他们把劳将军的大部队远远甩在后面。他俩有意未向劳将军汇报便快马加鞭地通过敌占区，因为他们知道劳将军不会批准他们的请求。抵达吉德拉尔要塞的当晚，荣赫鹏前往阿曼·莫克执政时自己曾经的寓所（该寓所后成为谢尔的总部），在那里找到了最后一瓶珍贵的白兰地，然后和罗伯森、凯利他们畅饮了一番。英国军官对敌人，特别是帕坦人近乎疯狂的勇猛赞誉有加，但大家都同意，真正的英雄还是强壮的锡克先遣团。这些在罗伯森和凯利军中服役的最低种姓的人，表现出了非凡的坚毅不拔和战斗素养。要塞内的情况越是糟糕，敌人的火力越是猛烈，锡克人的斗志就越是昂扬。荣赫鹏后来写道，正是他们真正挽救了要塞的命运。

不久后传来消息，乌姆拉汗也溃逃了。他从王宫里用十一匹骡马满载着金银珠宝，成功逃脱了英军的追杀，潜入阿富汗境内。但在逃离前，他释放了谢尔在马球赛上抓捕的两名英军副官。这两名军官被谢尔移交给乌姆拉汗，受到了优待。乌姆拉汗甚至还因为诱捕他们的狡诈方式而向他们致歉。罗伯森评论道：“乌姆拉汗表现出绅士风度。”最终证明乌姆拉汗要比他的吉德拉尔盟友谢尔幸运得多。谢尔在逃离首都十天后不幸遭遇到一个仇家，对方切断他的食物供应，迫使他投降，然后将他和一千五百名追随者一并移交给了英国人。谢尔后来被流放印度，在那里他充满苦涩地评价乌姆拉汗：“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他背叛了我们——像狐狸一样逃跑了。”毋庸置疑，在阿富汗避难的乌姆拉汗对谢尔也有同样的评价。

吉德拉尔解围的消息令整个英国欢呼雀跃，人们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喜出望外的维多利亚女王立即加封罗伯森少将为爵士。曾有人提议把凯利也封爵，但他后来做了女王的侍从武官（ADC），被授予了巴斯三等勋章（CB）。虽然凯利未能如众望所归获得爵位，但军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率领一支杂牌军在高原群山中奔袭的惊人壮举。此外还有十一个人被授予杰出服务勋章（DSO）。围城伊始那次灾难性的侦察行动中，把一名身负重伤的军官背回要塞的军医亨利·惠彻奇（Henry Whitchurch）上尉荣获了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最后，一些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当地士兵和军官也被授予荣誉和奖赏，所有参战人员都得到六个月的加饷及三个月的额外假期。这也许只是一次“小围城”（罗伯森在他的记载中如此谦虚地描述），但参加这次战役的人当中包括一位未来的陆军元帅(5)、至少九位未来的将军和诸多爵士。从职业发展角度看，吉德拉尔绝对是一个军人们希望写入履历的地方。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吉德拉尔。应该像罕萨那样直接吞并，还是让它保持独立，归还给一位对英国友好的君主？这个议题在军政两界引起激烈讨论，前进派和精明无为派又在所难免地为此针锋相对。占领罕萨和吉德拉尔都是为了防止俄国人染指，但大概一个月前，帕米尔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就在吉德拉尔的围城大戏上演得如火如荼之际，伦敦和圣彼得堡竟然悄无声息地达成了协议，彻底解决了俄罗斯中亚帝国和阿富汗东部边境的争端。不仅如此，长期以来困扰英国战略家的帕米尔缺口也终于弥合。在阿卜杜·拉赫曼的认可下，原先连接阿富汗东段和中国西部边界的那条狭窄的无主通道，现在正式成为阿富汗领土。这条通道是英俄两国截至目前在中亚相距最近的地方，一些地点还不足十英里宽，但它确保英俄两国的疆域绝不会接壤。诚然，这在客观上默认俄国永久占领了帕米尔高原的大部分地区，但英国人很清楚，如果圣彼得堡决意要以武力夺取这些地区的话，英国其实也无能为力。在英国人看来，现在至少设定了一条官方认可的、圣彼得堡不得跨越的边境线，当然一旦发生战争就另当别论了。

这个协议的达成与吉德拉尔问题的解决休戚相关。前进派认为，新划定的边界线大大缩短了俄国与通向吉德拉尔和北印度的隘口间的距离，因此英国比以往更需要控制这个地区。印度政府也赞同这个观点，提议在吉德拉尔建立永久军事要塞。他们还倡议铺设一条道路。从白沙瓦出发，横穿马拉坎德山口，直达吉德拉尔，否则一旦爆发危机，把部队从印度运往吉德拉尔的唯一备选路线就只剩下经吉尔吉特的道路，而正如凯利所指出的，即便到了晚春时节，这条路都可能仍被积雪阻断（实际上从印度通往吉尔吉特的那段路也是如此）。尽管有种种呼声支持英军留守吉德拉尔，罗斯伯里勋爵领导的自由党内阁还是决定不再卷入吉德拉尔事务。他们撤销了加尔各答的决定，严令禁止任何军人或政治专员滞留吉德拉尔。政府提供了两条理由。首先，维持驻军的成本过于高昂。其次，要在帕坦人控制的敌对地区修建并保护一条二百英里长的公路也同样耗资不菲。此外，这条公路是把双刃剑，防守者和入侵者都可利用。

此后不到两个月，政府的态度又突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自由党人被赶下台，索尔兹伯里勋爵又重新入主唐宁街。对印度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寇松现在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他极力敦促英国首相保留住吉德拉尔，警告说一旦英军撤出，俄国人很可能会立即占领那里。即便俄国人不出兵，英国撤军也会被边境部落视为是软弱的表现，尤其是在俄国在帕米尔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大背景下。此外，吉德拉尔北部边界的部落已经开始制造麻烦，此时撤军势必会增强他们赶走英国人的决心。寇松的观点得到采纳，英国决定保留吉德拉尔，在那里建立一处永久性要塞。驻军包括两个印度军步兵营、山炮组和工兵组，另外还将部署两个营去防守马拉坎德山口和其他要道。

鹰派在此回合中大获全胜。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表明，他们力主保留吉德拉尔很可能是正确的。1898年春天，第六十步兵团的拉尔夫·戈柏（Ralph Cobbold）上尉在一次“狩猎活动”中从一位俄国边境军官那里得知，俄军已接到命令，在英国人撤离后立刻出兵占领吉德拉尔。俄国人为此制定了“非常详尽的计划”，一位俄国军官还乔装打扮，侦察了吉德拉尔的城防和周边交通。戈柏的线人还透露，侵略吉德拉尔的计划“在费尔干纳总督的晚宴上是个常规话题”；其他俄国军官则告诉他，在他们眼里，目前和阿富汗勘定的边境线只不过是个“纯粹的权宜之计”，“绝不会永久持续”。同时让戈柏颇为震惊的是，俄国军官们对印度和阿富汗边境一侧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把这归根于“俄国政府在印度边界沿线努力建设的庞大间谍网”。戈柏还写道：“这些忠心耿耿、经过伪装的间谍频繁往来于俄国边境、喀布尔和吉德拉尔之间，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收集一切可能获得的情报”，他遇见的俄国军官“都热切期待战争的爆发”。

人们早已知道，长久以来俄国边防军官就被灌输这种穷兵黩武的言论，其中那些煽动性的话语不过是为了鼓舞士气，而制定侵略计划和收集情报，也只是大多数军事参谋的例行工作。此外，有意把这种好战情绪透露给英国人也是俄国的一个策略，可以有效地促使英国为加强防卫而在印度过度驻兵。其实这些都是大博弈中常见的伎俩。无论帕米尔高原上的这些谣言真相如何，最终圣彼得堡还是恪守了条约承诺，没有再向阿富汗或印度推进一步。俄国人已经如愿以偿了。他们不但巩固了漫长的南部边境线，而且一旦和英国开战，他们也已处于有利位置。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沙皇中亚帝国的扩张终于走到尽头。然而，经历了无数次被骗的英国人还不敢掉以轻心。大博弈的最后一轮角逐即将拉开帷幕。角逐的舞台再次向东推移——这次到了西藏，这是一片对外国人冰封已久的神秘大地，地球上最高的山脉把那些怀着好奇心的人挡在了它的大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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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于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省。

(2) 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

(3) 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马拉坎德县境内。

(4) 印度北方邦的首府。

(5) 指威廉·罗伯森，本书没有提及他。他在此次吉德拉尔远征中表现优异，是十一名被授予杰出服务勋章（DSO）中的一位。他于1920年被晋升为陆军元帅，是英军历史上唯一一名从士兵变成元帅的军人。——译者注

第三十六章　结局的开始

chapter XXXVI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英国当时所不知晓的是，新登基的沙皇尼古拉(1)在脑海中已经酝酿了一个愿景，这个愿景比吞并吉德拉尔或者占领印度更为宏大。在财务大臣维特伯爵（Count Witte）的影响下，沙皇尼古拉开始梦想着抢在其他侵略者之前，把整个远东及其丰饶的资源和市场占为己有。印度当然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印度。俄国也将因此成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维特非常懂得如何用俄国金灿灿的未来为诱饵去迎合他主子的梦想，他宣称：“从太平洋沿岸到喜马拉雅山脉，俄国不仅要控制亚洲事务，也要控制欧洲事务。”他的宏伟蓝图意味着俄国必须要不择手段，但却无需发起战争——或者说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从英国人手中夺取印度可能并不容易，但想控制印度的贸易就另当别论了。

维特的计划包括修建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铁路线。这条铁路线总长将达四千五百英里，自西向东连接莫斯科、海参崴和旅顺港(2)。事实上，铁路修建工作已经从东西两端同时开始了，但预计至少需要十二年才能竣工。根据维特的估计，这条铁路线开通后，在欧洲和太平洋沿岸之间运输商品和原材料相比海路将节省一半以上的时间；这会吸引俄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运输，借此对英国的经济命脉——海上运输造成重大威胁。但其意义还不止于此。铁路线将途经荒凉的西伯利亚，可以帮助俄国开采分布在那里的储量巨大但尚未开发的资源。俄国的欧洲部分过于拥挤，可以通过铁路把那里的居民整体向东输送，去修建铁路以及铁路沿线的新城镇。如果遭遇战争，铁路的作用就更加不可小觑，因为它可以不受英国海军或其他势力的干预，以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把军队和弹药快速运送往远东战场。

这还不是全部。维特还给易受诱惑的尼古拉二世呈现了更多蓝图。在尼古拉二世登基的前一年，即1893年，一个名叫彼得·巴德马耶夫（Peter Badmayev）(3)的狡猾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曾向亚历山大三世(4)呈报了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企图将中华帝国版图中的西藏和蒙古并入俄罗斯。这位在圣彼得堡教授蒙古语的学者向亚历山大保证，如果能够煽动大规模叛乱，反抗衰败不堪且不得人心的清朝政府的话，那么就有望在不发动战争和不产生高额成本的情况下完成此项计划。他建议成立一个由他管理的商贸公司，该公司的真实任务是煽动中国民众起来反对异族统治者。然而亚历山大搁置了这个计划，认为它“听起来太美妙了，以至于让人难以相信其成功的可能性”。亚历山大去世后，维特重新提起该计划，想借此煽动尼古拉的扩张主义梦想。巴德马耶夫的努力收到部分成效。他的公司成立了，第一笔注册资金为两百万卢布，同时尼古拉还向军务大臣库罗帕特金（Kuropatkin）将军表达了吞并西藏的愿望。正是基于这一背景，那段时间加尔各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疑似发现俄国间谍的情报也许就不足为奇了，那些往来于圣彼得堡和拉萨之间的间谍都是沙皇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臣民。所有这些似乎都与神秘的巴德马耶夫有某种关系。

无论巴德马耶夫针对西藏和蒙古的诡计意欲何为，在远东其他地方，欧洲列强正在疯狂地抢夺着逐步衰亡的满清帝国及那里可以瓜分的一切。作为殖民地竞争的后来者，德意志帝国冲刺般地投入到争夺之中，唯恐其他帝国抢占了市场和资源的垄断地位。他们最先索求的就是建立海军基地和开采煤矿，以服务于他们在中国北部沿海新建立的远东舰队。1897年11月，两名德国传教士在中国被杀，这给了德国人天赐良机。作为报复，德皇威廉二世的军队占领了早已被俄国人盯上的胶州，即后来的青岛。北京方面别无选择，只好允许德国租赁胶州湾九十九年，享有开采矿产和修筑铁路的特许权(5)。在接踵而至的瓜分中，英法均获得了进一步特许权，而永远都摆出一副中国保护国姿态的俄国则攫取了旅顺口的不冻港作为海军基地，以及与之相连的内陆部分。俄国人还获得了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特权，即与中国签约获准修建铁路，把旅顺海军基地与当时已修建了一半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起来。美国人也加入到瓜分远东的洪流中。他们于1898年占领了夏威夷、威克岛、关岛和菲律宾，而俄国、德国和日本对这些地方觊觎已久。

当以上这些事件在大博弈的边缘地带发生之时，印度发生了一件对整个大博弈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事情——反俄派的领军人物乔治·寇松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当时年仅39岁，刚刚被授予贵族爵位，可谓圆了年少时的梦想。鹰派为他的上任欢欣雀跃，因为在俄国对印度的威胁这一问题上，他的立场众所周知。他相信，圣彼得堡的终极野心是占领整个亚洲，俄国人正一步步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事情一旦发生就无法逆转，必须在每一阶段都予以阻截。寇松写道，“如果说俄国有权拥有这个梦想”，那么英国就理应守护它已经赢得的权利，抵御俄国庞大计划中的每一步蚕食。此外，他坚信只要采取强硬行动，就能够阻挡住俄国这台蒸汽压路机。他宣称：“有人说，无法阻挡的命运会将俄国引向波斯湾，而不是喀布尔或君士坦丁堡，对此我不认同。在亚洲某条界线以南，俄国的未来应由我们来决定，而不是任由她自行决定。”毋庸置疑，寇松的上任将对圣彼得堡敲响警钟。

在寇松看来，如果俄国进一步渗透，那么波斯，特别是波斯湾地区将不堪一击。圣彼得堡已经流露出兴趣，想在当地购买港口，甚至表示愿意为沙哈修建一条从伊斯法罕到海边的铁路。寇松于1899年4月给印度国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乔治·汉密尔顿（George Hamilton）勋爵写信称，防范俄国自内陆进攻印度已经足够令人担忧，如果还有来自海路入侵的话，形势将更加岌岌可危。他敦促内阁向圣彼得堡和德黑兰明确表态，英国绝不会容忍波斯南部落入除它之外任何其他外国势力的手中。俄国并不是唯一对海湾地区发生兴趣的国家，德国和法国也开始挑战英国在那里的霸权地位。然而英国内阁对这一警告并未表现出过度不安，这迫使寇松再次致函汉密尔顿，他在信中写道：“我不认为索尔兹伯里勋爵会被说服、进而改变想法，对波斯伸出援救之手……我们正慢慢地——不，应该说是快速地——亲手为消除我们在那个国家的所有影响力铺平道路。”阿富汗也令寇松担忧，尽管英国与阿布杜·拉赫曼签有长期协议，而且也已经和俄国就阿富汗北部边界问题达成了一致。加尔各答收到情报说，在包括阿什哈巴德和梅尔夫在内的俄罗斯外里海地区，地方政府官员正想方设法和阿富汗埃米尔本人直接交流，而不是如英俄双方所约定的，通过伦敦外交部进行联系。阿布杜·拉赫曼最终拒绝了俄国人，阿富汗危机也随之消除。然而，大博弈的重心现在开始转向西藏，因为印度方面收到消息，达赖喇嘛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内两次派特使前往圣彼得堡，受到沙皇的热情接见。

俄国人一直以来都声称，这位名叫阿格旺·多杰（Aguan Dorjief）(6)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特使的往来活动是纯宗教性的，没有任何政治意义。诚然，沙皇在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布里亚特臣民中确实有不少是藏传佛教徒，那么一位基督教国家的君主和一个佛教地区的领袖建立精神层面的联系，就显得再自然不过了。寇松却不以为然。他非常确定多杰的身份远不只是一位喇嘛那么简单，他认为多杰在替沙皇尼古拉二世效劳，负责侵蚀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后来寇松发现，多杰是当时身为沙皇西藏事务顾问的彼得·巴德马耶夫的好友，这进一步坚定了他的看法。真相已几乎无法探寻，但今天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英国的担忧没有实质性依据，因为尼古拉二世当时内忧外患，根本无暇顾及西藏。然而，一位颇受尊敬的德国旅行家和亚洲问题学者威廉·菲尔希纳（Wilhelm Filchner）在写于1924年的一篇著作中称，1900年至1902年间，圣彼得堡曾经全面研究，以确保将西藏纳入俄国版图。在《亚洲上空的风暴：一位秘密外交特使的经历》（In Storm Over Asian: Experiences of a Secret Diplomatic Agent）一书中，菲尔希纳详细描述了一位名叫泽连姆皮尔（Zerempil）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活动，这是一位甚至比巴德马耶夫和多杰更为神秘的人物，菲尔希纳与他交往颇深。菲尔希纳说，泽连姆皮尔受俄国总参谋部“印度处”的指派，负责把军火走私到西藏。据说泽连姆皮尔曾使用过多个假名字和假身份，倘若此人确实存在，那么他一定成功地避开了英国情报部门的耳目，因为在当时的英国档案中查无此人。

然而，最终让寇松确定拉萨和圣彼得堡之间存在秘密关系的不是俄国人，而是西藏人自己。寇松曾两度给达赖喇嘛写信，询问贸易及其他方面的事宜，信件均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但这位被西藏人奉为神明的达赖喇嘛却与俄国人关系密切，甚至连圣彼得堡的报纸都开始这样宣传。寇松一方面十分警觉，担心他们已秘密签署了某种协议；另一方面他倍感屈辱，因为其权威居然被达赖喇嘛这样的政治小人物所冒犯。截至1903年初，他认定对于印度政府来说，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派代表团出使拉萨，去了解俄国人在那里的实际情况，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同时把英国和西藏的关系拉回到坚实、正常的轨道上来。

当时英国政府刚刚从布尔战争(7)的泥潭中挣脱出来，那是一场耻辱且不得人心的战争。寇松知道政府不愿意再从事任何冒险行动，尤其是在中亚，因为俄国人随时可能实施对抗，从而大大提高行动的危险性。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在当年4月取得了内阁的批准，派遣一支武装护卫的代表团，前往位于西藏边境的岗巴宗（Khamba Jong）(8)，在那里争取与西藏官员对话。寇松挑选的代表团首领是政治专员荣赫鹏少校，寇松本人对荣赫鹏此前的大博弈探险经历极为敬重。荣赫鹏时年40岁，因为即将执行本次任务而荣升为上校。然而，双方会面后西藏人表示拒绝谈判，除非谈判是为了协商英属印度一侧的边界问题。然后他们退回到城堡中。代表团滞留几个月后被召回印度，一无所获，颜面尽失。

再次被渺小弱势的邻邦断然拒绝，这让印度总督震愕不已。寇松成功说服伦敦批准派遣第二支代表团，这次的情形完全不同。代表团配备了一千名士兵护卫，而且还计划侵入西藏腹地。寇松坚信，在枪炮面前西藏一定会屈膝下跪；但代表团也收到严格指令，最远只能进军到距拉萨仍有一半路程的江孜城堡。与此同时，英国官方正式向圣彼得堡和西藏名义上的统治者北京政府通告了此次行动。俄国立即提出严正抗议，伦敦方面置之不理，指出这次行动只是暂时措施，根本无法与俄国人自己在中亚大规模、永久性的吞并活动相提并论。荣赫鹏上校再次被选为行动的总负责人，同时还有一位准将负责率领由廓尔喀和锡金士兵组成的军队。在一名印度兵旗手的引领下，部队于1903年12月12日翻过了通往西藏的隘口。雪地中紧随旗手身后的是绵延不断的庞大队伍，包括运送物资的一万名挑夫、七千头骡子和四千头牦牛，物资中还包括供军官享用的香槟。就这样，大博弈中最后一次前进主义的军事行动即将开始，这也将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篇章之一。与此同时，表面上正处于亚洲霸权巅峰期的俄国也即将遭受一系列灾难性打击。这两个事件的发生标志着英俄两国在亚洲地区的对抗开始走向终结。

当荣赫鹏的队伍北上前往江孜期间，亚洲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正在经历巨变。1900年夏天，让欧洲列强始料不及的义和团起义爆发了。它源于中国人对“洋鬼子”的痛恨，认为他们恃强凌弱，趁中国国力薄弱之时占领了贸易港口，掘取其他商业和外交特权。运动起源于天津，基督教传教士被杀，法国领事被私刑处死，最终六国联军打败义和团并占领（且洗劫）了北京(9)。尽管义和团运动后来被镇压，但它在满洲地区的影响却远远没有消除。俄国人一直担心义和团会破坏其新修建的铁路线，因为在众多不满中，义和团认为修建铁路打破了大自然的和谐，从而导致了当时的旱涝灾害。圣彼得堡声称，为了保护这些造价昂贵的铁路线，俄国必须派出重兵——俄国曾一度在满洲驻兵十七万。当时在亚洲还从未有过如此密集的兵力部署，这顿时引起了利益攸关者特别是日本的关注。

义和团被镇压后进行的谈判漫长拖沓。俄国所谓的危险消除了，国际上要求圣彼得堡撤军的压力巨大。俄国人最后极不情愿地同意撤军，但要求分三个阶段进行。后来人们发现，他们仅仅执行了第一阶段，因为当时在俄国国内，维特和其他一些相对温和的内阁成员已被奉行前进外交政策的派系排挤出去，这些前进派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关系紧密。新就职的内政大臣说：“俄国是由刺刀而不是外交手段铸造而成的，所以我们也必须用刺刀而不是纸笔来解决与中国及日本的问题。”事态越来越明朗，俄国要像往常一样一意孤行，继续陈兵亚洲。对英国人来说，这不过意味着圣彼得堡的再次食言；但对日本人而言，这却成为压在他们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很长一段时间，日本都在关注俄国在远东不断壮大的陆海军实力，并为之忧心忡忡，因为它直接威胁到日本在该地区的利益。此外，俄国对朝鲜源源不断的渗透也令日本人格外警觉，因为这会拉近俄国与日本海岸线的距离。日本人清醒地意识到时间极其紧迫。一旦西伯利亚大铁路完工，俄国就有能力在战时将大批部队、重型武器装备和其他战争物资从欧洲运抵亚洲战场。经过苦苦思索，日本最高指挥部决定采取大胆行动，无论明智与否，这都是英国人在中亚未敢尝试过的。日本人准备正面迎击俄国人的威胁，他们于1904年2月8日对俄国不宣而战，目标是俄国在旅顺港的海军基地。日俄战争爆发了。

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时，荣赫鹏距离到江孜一半路程的小镇古鲁（Guru）还有五十英里。荣赫鹏的部队未发一枪一炮就成功跨越了三个主要屏障——则里拉山口，西藏人沿途修筑的防御墙，以及海拔一万五千英尺、据称是世界上最高的帕里要塞(10)，整个过程没有造成任何西藏人伤亡。但就在这时，一群受命阻滞英军的武僧从拉萨赶到古鲁，西藏人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随同武僧而来的还有一千五百名配有火绳枪、怀揣佛牌圣物的西藏士兵——每件圣物上都加盖有达赖喇嘛的私人印章。他们的上师承诺，这些圣物将保佑他们刀枪不入。

荣赫鹏代表团的军事指挥官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acdonald）准将迅速排兵布阵，将西藏人团团包围。然后代表团中讲藏语的情报官弗雷德理克·欧康纳（Frederick O'connor）上尉接受指令要求西藏人放下武器。但西藏指挥官含糊不清地喃喃自语，对欧康纳的要求置之不理。麦克唐纳随即下令解除西藏人的武装，必要时可以强行缴械。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印度兵开始强夺西藏士兵手中的火绳枪。西藏指挥官被激怒了，他从袍子下抽出左轮手枪，开枪打穿了身旁一个印度士兵的下巴，同时命令他的手下开始战斗。西藏人立即展开进攻，但顷刻间就被训练有素的廓尔喀和锡金士兵击倒。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内，这支还是中世纪武器装备的西藏军队就被杀伤力极强的现代炮火击溃，将近七百名衣着褴褛的西藏人横陈荒野，或者已经死去，或者奄奄一息。

荣赫鹏写道，“场面悲惨骇人”，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有同感。作为远征军总指挥的荣赫鹏并没有参与杀戮，他反倒一直期待着一场不流血的胜利。至于麦克唐纳为何在看到对手已经溃败后仍没有下令停火，原因不得而知。就这样，机枪持续喷吐着火舌，把当时或许仍茫然不知所措的西藏士兵一个个射杀在荒原上，血流成河。也许麦克唐纳曾试图停止这场屠杀，但他的指令可能被机关枪和其他声响所掩盖。负责指挥机关枪手的中尉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希望我永远都不用再去枪杀那些正在逃命的人了。”尽管事后英国军医昼夜不停、竭尽全力地抢救受伤的西藏人，屠杀的消息还是在伦敦引起自由派的极大愤慨。西藏人表现出非凡的坚韧和淡泊。他们中有些人肢体严重残缺，其中一个失去双腿的西藏人向军医自嘲道：“下次我注定要成为英雄了，因为我已经没有腿可以逃跑了。”荣赫鹏还写道，受伤的西藏人感到困惑，“为何我们前一天还在试图夺去他们的性命，转天又开始拯救他们。”这些西藏人原以为自己会被当场击毙。

英军继续向江孜挺进，西藏人的抵抗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猛烈，他们的伤亡人数也不断攀升。在距江孜二十英里处景色壮丽的红像峡谷（Red Idol Valley），西藏军队阵亡两百人后英军才得以通过。在一次最激烈的战役中，有四百名西藏人为了保卫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嘎罗山口（Karo Pass）身亡，而英军却仅有五死十三伤。西藏人的顽强抵抗出乎伦敦方面的意料（据德国旅行家菲尔希纳称，这次抵抗运动是由神秘的泽连姆皮尔组织的），他们同时也意识到，西藏人是不会和荣赫鹏在江孜谈判的。于是伦敦下令荣赫鹏警告西藏政府，如果他们不在规定时限内和荣赫鹏在江孜进行谈判，那么荣赫鹏的部队将直抵拉萨。英国人以为这个威胁能够把西藏人拉回到谈判桌上，因为拉萨在西藏人心目中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但最后期限已过，西藏人仍未露面。十天之后，即1904年7月5日，英军下达了入侵拉萨的命令。从指挥官到普通士兵都感到某种莫名的兴奋，因为他们终于要进入这座世界上最神秘的城市了。当时日俄交战正酣，英国人完全不必担心圣彼得堡会采取对抗行动。

但要进军拉萨就必须首先攻下坐落在高耸陡峭的山石之上的江孜城堡。麦克唐纳先用密集的炮火将城墙炸出缺口，然后在凌晨四点发起总攻。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中尉率领突击队在黑暗中匍匐前进，冒着危险向缺口爬去。西藏人很快就发现了他们，开始大批投掷石块。手持左轮手枪的格兰特眼看就要爬到缺口时被一块石头击中，急速滚下山坡，业已负伤的年轻廓尔喀副官率领突击队继续前进。这一次，在山下众人的凝视下，他避开了暴风雨般密集的石块率先闯入城堡，杀死多名奋起抵抗的藏人，数十名廓尔喀士兵紧随其后。很快，其余的突击队成员也涌入城堡，对这个据称是坚不可破的要塞展开激烈争夺。战斗一直持续到当天傍晚，最终藏人的抵抗瓦解了。要塞的守卫者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抗争，现在他们不得不通过秘道逃离，或用绳索滑下城墙。有三百多名西藏守军在此战中或死或伤，英军仅有四人阵亡，三十人受伤。格兰特后来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也是唯一在西藏土地上获此殊荣的英国军人。

江孜沦陷的消息在拉萨引起了极度恐慌，因为根据当地一个古老的说法，这个要塞的沦陷注定整个西藏都要完结。这个预言最终也灵验了。攻克了西藏人最后一道防线后，英国人抵达了宽广湍急的雅鲁藏布江边，这是进入拉萨前的唯一屏障。英军花了五天时间乘坐帆布船过河，其间一名军官和两名廓尔喀士兵在渡河时被急流卷走。在对外部世界封闭了如此之久后，通往西藏首府的道路终于被打开了。两天后的1904年8月2日，英国人在拉萨近郊的山坡上第一次看到这座圣城。骑在马背上的荣赫鹏转向他的情报官，简洁而又平静地说：“嗯，欧康纳，我们终于到了。”十五年前，身为副官的荣赫鹏曾幻想伪装成叶尔羌商人进入拉萨，但被他的上司以过度危险为由拒绝了。从那时起，不断有欧洲旅行者试图前往拉萨，但均遭遣返。翌日，荣赫鹏身着全套外交礼服，在一小队士兵的护卫下纵马进入圣城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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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尼古拉二世，俄罗斯帝国末代沙皇。

(2) 俄国于1898年同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租下了旅顺与大连两港口。

(3) 俄国医生，曾出任俄国外交部的亚洲问题专家。

(4) 尼古拉二世的父亲。

(5) 即巨野教案。以此为借口，德国政府出兵强占胶州湾，并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约》。

(6) 也译作阿格凡·铎吉，他是一位出身蒙古族的格鲁派僧侣，第十三世达赖的政治顾问，主张西藏与俄国联合的核心人物。

(7) 指第二次布尔战争，是荷兰、法国等在南非的后裔（通称布尔人）与英国殖民者之间发生的战争，最终英军获胜。

(8) 现为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南部喜马拉雅山北麓的岗巴县，距拉萨580公里。

(9) 即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10) 帕里镇，亚东县境内。

第三十七章　大结局

chapter XXXVII　END-GAME

远东战局变得对俄国人愈加不利。七个月前当日本人突袭旅顺港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们会最终击败令人生畏的沙皇尼古拉。除了实力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外，尼古拉还可以调动一百万人的常规军和两倍于此的后备役，而相比之下日本只拥有二十七万常规军和五十三万后备役。俄国人因此充满自信，自认为能够迅速击垮这个胆敢挑战俄罗斯权威、被他们称为“黄猴子”的亚洲暴发户。毕竟，俄国人具备丰富的亚洲作战经验，在那里他们攻势凌厉、所向披靡。日本人对俄国海军基地旅顺港发起第一轮袭击，希望能一举摧毁整个俄国远东舰队，这和三十七年后他们在珍珠港的行径如出一辙。最终，十艘日本驱逐舰仅击中了三艘停泊在航道上的俄国主力舰，其中一艘毁坏严重。在几个小时后发起的第二轮袭击中，又有一艘俄国主力舰和三艘巡洋舰被击伤，而游弋在朝鲜沿海的另一艘巡洋舰和一艘炮舰则被击沉。在此期间俄军陆地炮兵向日舰猛烈开火，但在才华横溢的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的领导下，日本联合舰队竟不可思议地从容脱身。尽管日军未能摧毁整个俄国太平洋舰队，但他们的突袭重创了俄军士气。第二天日俄两国正式宣战。这场战争最后持续了十八个月，并间接导致了十三年后俄国君主制的崩溃。

自宣战那天起俄国人就被厄运缠绕。战争初期他们损失了总司令，当时他乘坐的旗舰在通往旅顺港的航道上触响了日军布下的水雷，船只也遭损毁。凭借优秀的战术和指挥，日本人一跃成为海上霸主，俄国人则很快发现自己实际上被囚困在固若金汤的海军基地内。日军在陆战中也逐渐占据上风，他们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连续重挫俄军。5月，日军在鸭绿江击败俄军，随即于6月占领了距离旅顺仅二十英里的民用港口大连。与此同时，圣彼得堡决定孤注一掷，派遣波罗的海舰队不远万里去解救被围困的旅顺港。

正是在这次史诗般的远航中，俄国战舰卷入了一件离奇的国际事件，这个事件把英国国内的反俄情绪推向狂热的高度，几乎导致两国开战。在错误情报、紧张情绪、经验不足和浓雾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俄国水手竟然不可思议地把航行在北海上的一支英国捕鱼船队误认为是日本鱼雷艇向其开火，结果击沉一艘，击伤五艘，还造成若干英国渔民伤亡。慌乱中俄国军舰甚至一度相互射击。俄国舰队在确信已成功挫败“日军进攻”后继续前进。这件事被称为“多格尔沙洲事件”（Dogger Bank incident），英国政府愤怒地提出抗议，并派遣四艘巡洋舰在比斯开湾尾随俄国舰队，同时还集结了一支大型海军编队整装待发。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和唐宁街外都爆发了大规模反俄示威，俄国驻英大使本肯多夫（Benkendorff）伯爵在离开使馆时遭到阵阵嘘声。沙皇尼古拉最终不得不难堪地致歉，承诺大笔赔偿，这才平息了英国人的怒气，避免了战争爆发。对于这支奉命挽救旅顺港的庞大俄国舰队来说，多格尔沙洲事件预示着不祥的征兆。

这时在日俄陆地战场，对海军基地的残酷争夺战已经打响。俄军遭受重大伤亡后击溃日军的第一轮进攻，日军随后的两次冲锋也告失利。但日军还是逐步逼近俄军阵地，他们的工兵在俄军阵地底下挖掘坑道，侦察兵则乘坐热气球寻找要塞的防卫弱点。日军还占领了一个可以俯瞰旅顺港的制高点，从那里他们对山下的防守部队展开了致命攻击。要塞内的俄军死伤过半，再加上援军及时赶到的希望又极其渺茫，全军上下士气低落。尽管大多数军官都执意血战到底，但俄军总督担心出现士兵哗变，决定和日军指挥官谈判投降。1905年1月2日，旅顺港的俄军在被围困154天后投降。在此之前，俄军总督向沙皇尼古拉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伟大的沙皇陛下，请宽恕我们！我们已竭尽全力。审判我们吧，但乞求您手下留情。”

把旅顺港这个远东军事重镇丢失给“黄猴子”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俄国声誉的沉重打击，尤其在亚洲。然而，这仅仅是圣彼得堡在日本人面前受辱的开始。2月18日，日俄战争中规模最大、最血腥的战斗打响了，争夺对象是旅顺港以北二百五十英里、由重兵把守的铁路枢纽谋克顿（Mukden）(1)，今天称为沈阳。战前俄国军事专家一致认为这座城池的防卫固若金汤。参战双方人数相当（均为三十万人），但日本人具有几项明显优势。首先，他们新近大捷，尽管代价惨重，但战胜俄军的决心和士气无比高昂，在白刃战中日军表现出近乎疯狂的勇气。当然，尽管俄军刚刚打了败仗，他们依然英勇作战，所以最终决定战局的还是日军将领更胜一筹的指挥能力。日军不到一个月就攻陷沈阳，俄军主力在丢下二万七千具尸体后逃往北方。这是近代史上最漫长、最残酷的战斗之一，也被称为俄国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然而俄国人的耻辱还未结束，这次轮到海军了。

旅顺港和沈阳沦陷的消息传来时，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正停靠在马达加斯加，准备继续他们漫长的旅途。随着旅顺港的失守，这次远征已失去实际意义，但俄军还是决定继续航行，希望重新赢回制海权，阻止日本人对地面部队的增援。5月中旬，这支庞大舰队在日本侦查舰的监视下进入战区，东乡平八郎将军早已在此摆开阵势，以逸待劳。5月26日，两军舰队在日韩之间的对马海峡相遇，俄军在随后的几个小时内遭受了海军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之一，共损失八艘战列舰、四艘巡洋舰、五艘布雷艇和三艘运输船。还有四艘战列舰被迫投降，另外三艘巡洋舰企图在中立港口寻求庇护，结果连人带舰一起被扣押。将近五千名俄军水手在此役中丧生，而日军仅损失了三艘鱼雷艇和一百一十人，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圣彼得堡颜面尽失，沙皇尼古拉在远东构建新帝国的梦想永远破灭了。

日俄战争实质上就此结束。拥有庞大后备役部队的俄国还远未被打败，但它已无意再继续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了。在俄国国内，经济困难、战争失败、民众对尼古拉独裁统治的幻灭交织在一起，最终引发了全国性的政治及社会动荡，政府迫切需要调集所有的军队力量，去镇压直接威胁皇权的革命浪潮。急于结束远东战事的并非只有圣彼得堡。获得辉煌胜利的日本人深知，面对兵力源源不断的俄国巨人，他们无法赢得一场持久战。战事至此已使日本资源濒临枯竭，无法再维系现状。

故此，当美国出面居间调停时，日俄两国都感激不尽。1905年9月5日，交战双方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签署了和平协议。这份协议实际上为沙皇俄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画上了句号。根据协议条款，双方同意撤出满洲，把它交还给中国政府。旅顺港及与之毗邻的内陆地区，包括俄国所建造铁路的控制权，均转让予日本。协议宣告朝鲜为独立国家，但属日本势力影响范围。日本人则同意放弃要求金额巨大的战争赔款，而且除了库页岛南半部归属日本外，俄国人无须割让任何领土。即便如此，过去十年间，圣彼得堡通过积极的军事和外交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还是丧失殆尽。此外，这场战争还永远打破了白人优于亚洲人的神话。

虽然日本人成功阻挡住俄国在亚洲的最后一轮挺进，西藏人却未能让英国人停下脚步。1904年夏天，荣赫鹏率领一小支部队进入不设防的拉萨。他和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曾期待在那里找到俄国人耍阴谋诡计的证据，但事实令他们大失所望。拉萨不但没有俄国武器弹药、政治顾问或军事教官，也没有沙皇尼古拉和达赖喇嘛结盟的迹象。尽管如此，一些证据显示，尼古拉可能通过阿格旺·多杰向达赖喇嘛作出了某种承诺，一旦英国侵略西藏，俄国就会赶来救援。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在与英国驻北京大使的交谈中曾透露此事，俄国大革命后出版的一位前沙皇外交官的回忆录中对此也有描述。如果尼古拉确实曾经作出过这项承诺，很可能是因为他认定英国人绝不会入侵西藏，所以他永远不必去兑现这项承诺。

对荣赫鹏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大老远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查找俄国人阴谋舞弊的证据，还要从西藏人那里获得政治和商业特权。但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达赖喇嘛下落不明，而尽人皆知，只有他才能代表西藏进行谈判。达赖喇嘛在英军逼近拉萨时逃离布达拉宫，有传闻说他正逃往蒙古；荣赫鹏曾考虑过追击，但没有一个西藏人肯透露他们精神领袖的行踪。最终还是中国人出乎意料地挽救了形势，当时英国仍然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尽管更多是在名义上）。同圣彼得堡一样，北京政府也强烈抗议英军进入西藏。他们虽无力驱赶侵略者，但也不愿意给英国人任何滞留的借口。故此，中国政府罢免了达赖喇嘛，理由是他在人民需要他时擅离职守，同时指定一位年长仁慈的摄政王接管西藏。英军撤离西藏的谈判得以继续。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西藏在武力下被迫开放），我已经在《闯入世界屋脊的人》一书中有详细描写，在此不再赘述。简而言之，英国使团在达到目的后（至少是荣赫鹏所理解的目的），于9月23日启程回家。然而就在荣赫鹏身在西藏期间，英国方面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部分是因为俄国在远东的失利暴露出它的一些致命缺陷。长久以来对俄国的恐惧终于被一个新的幽灵所取代——迅猛扩张中的德意志帝国。事实上，随着德国在亚洲逐渐呈现出令人担忧的野心，一些人已经开始把俄国视为盟友，以对抗这一新崛起的势力，至少不能把俄国推向德国的怀抱。故此，为避免触怒俄国，英国不得不把荣赫鹏煞费苦心从西藏人那里争取到的特权大打折扣——包括英国官员进入西藏的独占权。荣赫鹏本人也因越权而被公开批评。至于西藏人是如何看待英国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没有相应记载。

1905年12月，自由党把托利党赶下台。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 Bannerman）爵士领导下的英国内阁决定和俄国人达成永久和解。新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上任伊始，就开始和圣彼得堡商讨解决双方在亚洲的长期争议。首先必须消除的是两国几十年来积累的相互猜忌。鹰派人物和印度方面向英国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他们要求严格审查俄国人提出的每一项提议，而圣彼得堡也同样面临来自反英派、特别是军方的压力。实际上，在经历了远东的惨败后，俄国社会的一些人士开始疯狂谈论侵略印度以洗刷耻辱，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是英国在背后挑唆日本发动袭击的。对英国公众舆论而言，与俄国和解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沙皇尼古拉的独裁统治。在1905年昙花一现的革命后，尼古拉成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杜马，这赢得了英国公众的一些好感；但在尼古拉单方面解散杜马后，英国公众的态度再次强硬起来。尽管如此，两国政府还是渴望一劳永逸地解决亚洲问题。长久以来，这些问题已经消耗了他们太多的精力和资源。

旷日持久的谈判其实只关注于三个地区——西藏、阿富汗和波斯——它们都对印度的防卫至关重要。1907年8月，在历经多次分歧和挫折后，爱德华·格雷爵士和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Izvolsky）终于达成一致，大博弈就此快速走向终结。这个协议不仅要永久性地解决双方的边境争端，还要扼制德国的东扩（当然出于谨慎考虑，协议本身对此并未提及）。与此同时英国告知圣彼得堡，它将不再反对俄国控制土耳其海峡。英国现在更担心德国人占领那里。

1907年8月31日，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伊兹沃尔斯基和英国驻俄国大使亚瑟·尼科尔森（Arthur Nicolson）爵士在圣彼得堡签署了历史性的《英俄条约》（Anglo-Russian Convention）。关于西藏问题，双方均同意不干涉其内务，不寻求铁路、公路、矿山或电报方面的特权，亦不派驻代表。此外，所有和拉萨的沟通都必须通过中国进行。俄国正式承认阿富汗属英国势力范围，并承诺不派驻特工，所有政治联系均通过伦敦进行，但俄国人保留在那里经商的权利。英国人则保证不改变阿富汗的政治现状。此外，鉴于俄国担心英阿可能联手破坏沙皇在中亚的统治，英国保证此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并且承诺不鼓励阿富汗对俄国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条约中关于波斯的内容相对更为复杂。双方承诺，尊重波斯独立，允许其他国家与之自由商贸往来，但条约把波斯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两者之间为中立地带。包括德黑兰、大不里士(2)和伊斯法罕在内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归属俄国势力范围，而南部则归属英国，包括关键的波斯湾入海口。正如爱德华·格雷爵士所写的，“表面上看这是个平等交易。从波斯进攻印度的必经地区都被保护起来以防俄国人的渗透，而从波斯入侵俄国的必经地区也被保护起来以防英国人的渗透。”但他认为还是英国人占了便宜，“事实上我们什么也没放弃。我们原本也没有打算在波斯执行前进政策。况且即便英国在波斯采取军事行动，其对俄国造成的威胁也远不如俄国在波斯采取军事行动对印度造成的威胁大。”他接着说，伊兹沃尔斯基伯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俄国将军们同意这一势力划分，对此他丝毫不觉意外，“而我们只不过放弃了一些无足轻重、甚至是毫无价值的东西。”

然而，并非每个英国人都以这种眼光看待新条约。同俄国的反英派一样，英国的反俄派也公开谴责这个条约丧权辱国。首当其冲之人就是天生的反俄主义者寇松勋爵，此前他因为和内阁发生争执，愤然辞去印度总督一职返回伦敦。对于政府故意贬低荣赫鹏千辛万苦与西藏人缔结的条约，寇松本已十分恼火，现在关于《英俄条约》他作如是宣称：“我们抛弃了多年来为之战斗的成果，而且抛弃得如此彻底，这种不计后果的鲁莽举措极具讽刺意味……一个世纪的努力就这样付之东流，到头来我们一无所获。”他认为划归俄国势历范围的波斯领土面积过大，涵盖了所有大城市，而划归英国的部分既狭小又贫瘠。至于条约中涉及阿富汗的部分，寇松认为英国一无所获，而关于西藏的条款等同于“彻底投降”。与寇松持同一论调的还有当时已76岁的老牌反俄主义者阿米尼乌斯·范贝里，英国政府长期支付他一小笔津贴，作为他对王室服务的回报。他从布达佩斯写信给英国外交部：“我完全不认同这个条约。贵国为了暂时的和平支付了过于高昂的代价，而蒙受这一耻辱并不会提升贵国在亚洲的声望。贵国大可不必在一个羸弱的对手面前表现得如此谨慎小心。”

同样对条约感到气愤的还有波斯人和阿富汗人，他们的国家竟然在未经知会的情况下被英俄两国以这种不光彩的方式瓜分。西藏人的确切感受不得而知，因为在荣赫鹏离开拉萨后，那里就没有人继续进行书面记载了。无论批评家们如何评论，1907年的《英俄条约》标志着大博弈的落幕，两个对抗的帝国终于到达了他们各自扩张的极限。在印度和英国国内仍有人对俄国人的企图持怀疑态度，特别是针对波斯的部分，因为圣彼得堡正在不断加强对那里的掌控。但这些都不足以使印度当局感受到真正的威胁了。俄罗斯怪兽终于停歇下来。这场大博弈耗时将近一个世纪，夺去了双方众多勇士的生命，最终却通过外交方式得到解决。

问题果真解决了吗？至少在1914年8月时看起来是的。那时英俄作为盟军联手作战，奋力阻挡德国人和土耳其人进入他们在亚洲的领土和势力范围，英俄之间残存的那点猜忌很快就被忘却了。英属印度兵和俄国哥萨克人没有在亚洲腹地的群山中或沙漠上怒目相视，而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并肩作战。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把新的敌人驱逐出高加索、波斯和阿富汗，这些地区都是通往英属印度和沙皇中亚帝国的必经之路。

然而尼古拉的时间所剩无几了。战争让俄国人民和俄国经济背负了过于沉重的包袱，尼古拉的“内敌们”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导致了从波罗的海到高加索整个东部战线的崩溃，布尔什维克上台后立即撕毁了前沙皇俄国签订的所有条约。被英国寄予厚望的《英俄条约》一夜之间就变成一张废纸。随着列宁发誓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熊熊烈火点燃东方，大博弈又改头换面、精神抖擞地卷土重来，它的真正落幕从而变得遥遥无期。但这些都是我在其他书中要讲述的故事了。

圣彼得堡和伦敦之间这场帝国大博弈尘埃落定距今已逾八十年(3)，在它曾经上演的广袤土地上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您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就会发现，政治变革在这片土地上仍在延续，而且波诡云谲，但本书无意对此详述。其中的一个变化可能会令大博弈曾经的参与者难以置信——那些在历史上严禁外国人进入的地方现在都已经开放。灰色的吉德拉尔石头城堡今天依然屹立于河湾处，如今前往那里相对容易；罕萨也不再令人望而却步，当年曼诺斯·史密斯就是在这里强攻悬崖峭壁，并因此荣获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多亏了俄罗斯国际旅行社，现今人们可以游览布哈拉，康诺利和斯托达特的遗体就被埋葬在方舟城堡前的广场下；希瓦、撒马尔罕和塔什干也不再是禁地——塔什干的大部分城区是在一次地震后重建的。在本书写成之际，中国已经允许外国游客前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拉萨游览，但并不清楚这个许可会持续多久。

一些当年可以随意出入的地方现在反倒关闭了，例如尸骸遍地的喀喇昆仑山隘口，当年它是连接北印度和中国的重要通道，今天已经被喀喇昆仑公路(4)所替代。苏格兰商人安德鲁·达格利什的纪念碑就孤独地伫立在这条古老通道上的某个偏僻一隅，他于1888年在此被人残忍地谋杀。很多年都没有人再见过那块纪念碑了，商队最后一次走老路还是在1949年。当年人们找到了这位年轻人的遗体，把他埋葬在英国驻列城代表的寓所下。大博弈最知名的一些参与者至今也不知葬身何处——尤其是莫克罗夫特、伯恩斯、麦克诺顿和卡瓦尼亚里，但其他人的墓地今天仍可拜谒：俄罗斯征服中亚的总设计师考夫曼将军埋葬在塔什干的老东正教堂旁边，乔治·海沃德埋葬在吉尔吉特那座无人问津的欧洲人墓地，荣赫鹏则安静地躺在利切特敏斯特（Lytchett Minster）(5)的多塞特教堂墓地。

类似这样的人物当时在英俄双方屡见不鲜。他们对自己的事业笃信不疑，在那个时代都怀有极高的帝国荣誉感、问心无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定不渝的基督教文明优越感。基于后见之明，现代历史学们可能会质疑当初是否真正存在俄国对印度的威胁，特别是考虑到入侵部队必须要克服的重重阻碍。但对于伯恩斯、波廷杰、伯纳比和罗林森他们来说，当时这种威胁足够真实而且始终存在。事实上，印度历史本身似乎也能佐证他们的担心。一位俄国将军曾不加掩饰地吹嘘，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俄国从北部和西部谋划过二十一次针对印度的侵略行动，其中有十八次得手。有鉴于此，当时又有什么理由怀疑强大的俄军会无往不胜呢？同样，考夫曼、斯科别列夫、阿里汉诺夫和格鲁契夫斯基他们也担心，如果俄国不对那些中亚汗国声称主权，英国人早晚会将其纳入英属印度帝国的版图。

但对于印度人来说，在整个大博弈过程中他们没有任何发言权、完全任人摆布；正如国境线那端的穆斯林邻居一样，他们也是这场帝国角逐中最大的牺牲者。印度人民渴望自由，1947年英国人离开后他们终于获得了独立。但中亚人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本身就是一座献给大博弈俄国英雄们的纪念碑。然而，考虑到目前苏联面临的社会动荡，无法预料这座丰碑还能屹立多久(6)。

英国的大博弈英雄就没有这样一座纪念碑，哪怕是块朝不保夕的碑。地图上也没有残留任何印记能够彰显他们曾经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今天，他们只活在那些尘封的回忆录中、偶然遇到的地名中，以及泛黄的报告中，那些报告记录着早已被人忘却的冒险经历。

伦敦

199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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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阳的满语发音，亦为旧式英文译法。

(2) 今天伊朗西北部城市。

(3) 本书英文原著写于1990年。

(4) 又叫“中巴友谊公路”，1986年正式对外开放。

(5) 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多塞特郡。

(6) 本书写成后不足两年，苏联解体，中亚各国宣布独立。

译者后记

AFTERWORD

对于身边许多亲友而言，乌兹别克斯坦只是偏居中亚一隅、众多姓氏模糊的“斯坦”之一，就像隔壁单元里陌生的邻居。听说我想去那里旅行，大家的反应与当初得知我要翻译《大博弈》时如出一辙——“什么？”

最初接触中亚历史是几年前阅读法国东方学家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在这部关于游牧民族历史的权威著作中，格鲁塞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草原征服者们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草原帝国数千年的变迁中，始终充斥着文明与野蛮、征服与反抗、毁灭与重建、英雄与小丑的交织倾轧。这无疑是一个厚重炫目的历史混合体。或许是因为地缘心理接近的缘故，生长于新疆边陲的我，自从接触中亚历史的第一刻起就被她深深吸引。沙漠中孤寂的驼铃，宣礼塔上悠远的祷告，还有蒙古人轰鸣的铁蹄，更让中亚散发出古老斑驳的韵味。随着《大博弈》一书的翻译校对接近尾声，一段收获颇丰的心灵之旅也收关在即。此时此刻，又有什么比亲身游历中亚——这片“大博弈”曾经轰轰烈烈上演过的战场更令人期待呢？

这片战场广袤无垠，从高加索一路延伸到青藏高原，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这几座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伟大城市如今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中亚当之无愧的骄傲，我与她们神交已久，前往探访的夙愿也日益强烈。不想，国内居然还没有大型旅行社经营这条线路，多亏友人推荐了一家同样对中亚历史文化情有独钟的精品旅行社，乌国之旅才得以成行。2015年春节，我如愿登上飞往塔什干的航班。

乌兹别克斯坦与我先前的臆想大相径庭。这里民风淳朴、秩序井然，冬天的绿洲又恰逢雨季，清冷湿润。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苏联风格浓郁的国家里，中世纪辉煌的伊斯兰建筑文明保留至今。历史上的显赫与如今的寻常近在咫尺，相映成趣：帖木儿大帝栖身的古尔·埃米尔陵位于撒马尔罕市中心，在夕阳的余晖里显得古朴静谧，不远处就是下班高峰时的车水马龙；一个卖馕的小男孩悠然吹着口哨，推车经过比比·哈内姆清真寺，她残缺的巨大拱门在正午阳光下熠熠生辉，彰显着黄金家族正统后裔曾经在中亚民族心目中的至高权威；雷吉斯坦广场已历经六百年沧桑，那三座气势恢宏的经学院今天依旧震撼人心，只是门前更多了些衣着艳丽的塔吉克妇女；一场突如其来的鹅毛大雪悄然覆盖了希瓦的街道，在傍晚浅蓝的光影中，古老寂静的城市化作《一千零一夜》中的某个场景。

当然，最让我钟情的还是那些刻有“大博弈”烙印的遗迹。肃然伫立在布哈拉方舟城堡前的广场上，我试图体会一百七十年前亚瑟·康诺利和查尔斯·斯图达特跪在这里等候行刑时的复杂心情。我又按照书里的描述，一路打听着来到隐身于拥挤街巷中的那座“臭虫坑”。这里人迹罕至，看守者是位开朗健谈的男子，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很快就要去中国淘金做生意了。他脸上欣喜、向往的神情几乎让人忘记了，当年就是在这个爬满虫蛇的“臭虫坑”里，两名英国军官在绝望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为“大博弈”书写了一道血色的中场休止符。

同无数“大博弈”的牺牲者一样，康诺利和斯图达特因为参与了一场危险的游戏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另外一些参与者则因此飞黄腾达。无论结局如何，这些个性迥异的参与者让“大博弈”的历史更加生动鲜活，诚如本书原著作者彼得·霍普柯克所言，“对自己的事业笃信不疑”的他们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在翻译本书过程中，我也不时被他们的精神追求所感染。相对于那场大国间政治、军事的宏大较量，这些平凡人物的个体行为似乎无足轻重，但他们为了信念义无反顾、甚至不惜生命的执着品质，却穿越历史的迷雾，通过本书呈现在我们面前。毕竟，发生在19世纪的那场帝国角逐早已为陈迹，唯有那些历史参与者的独立人格魅力历久弥新，依然闪烁光芒。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精神追求，都在经历着一场根植于内心自我对垒的“大博弈”；这种追求在旁人眼中可能微不足道，但对我们自己却意义非凡，值得酣畅淋漓地投入。

彼得·霍普柯克的这本书被评价为是对“大博弈”题材最为全面完整的总结。为了更好地将原著展示给中文读者，翻译过程中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对于一些自觉并非耳熟能详的人物、地名和事件在中文译本中做了注释。此间承蒙许多朋友、专家的鼎力相助，在此深表感谢。但因自身知识结构和翻译水平所限，中文译本中难免有诸多不足甚至谬误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并提供宝贵意见。此外，受到语言文字功底的羁绊，我深知中文译本在许多方面都远未能充分表达出英文原著所特有的神韵和意境，为此也向原著作者和中文本读者表示歉意。

最后想说的是，对于许多国内读者来说，“大博弈”的历史可能较为生僻；而孤悬塞外的中亚和她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又使得发生在那里的故事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显得更加遥不可及。但事实上，中亚与我们有着跨越千年的“亲密接触”，从丝绸之路到大唐安西都护府，从蒙古分封察合台汗国到清朝征服准噶尔……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亚和我们已经建立起一条强韧、包容、默契的文化走廊，任凭地貌变迁、民俗沿袭、政权更迭，这种联系从未中断，且必将继续发展。借用一位作家的话：“我们希望回到历史，但是，我们的眼光望向的目的地，却是未来。”

2015年4月

北京

主要人物索引

THE　CHARACTERS

（以人物姓氏的中文首字拼音排序）

A

Lord Aberdeen

阿伯丁勋爵：1840年代的英国外交大臣。

Lord Auckland

奥克兰勋爵：印度总督，在任期间发动了第一次英阿战争。

Sher Ali

谢尔·阿里：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及阿富汗王位继承人，他在任期间爆发第二次英阿战争。

Alikhanov

阿里汉诺夫：俄国军官，使用计谋劝降了土库曼人最后的堡垒梅尔夫城，后成为梅尔夫总督。

B

Henry Pottinger

亨利·波廷杰：英国军官，大博弈早期参与者，完成从努什基到波斯中部伊斯法罕的探险任务。后成为男爵、将军。

Eldred Pottinger

艾尔德雷德·波廷杰：亨利·波廷杰的侄子，1837-1838年帮助赫拉特人抵抗波斯进攻并取得胜利，人称“赫拉特英雄”。

Alexander Burnes

亚历山大·伯恩斯：英国军官，掌握多种亚洲语言，大博弈中期的重要参与者。曾勘察印度河并与阿富汗君主多斯特·穆罕默德建立关系。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随军入侵阿富汗，后在喀布尔的寓所死于暴徒围攻。

Frederick Gustavus Burnaby

弗雷德里克·古斯塔夫斯·伯纳比：英国军官，曾只身前往希瓦汗国和土耳其旅行考察，回国后出版《希瓦之行》及《马背上的小亚细亚之行》，宣扬反俄论调。

Prince Baryatinsky

亚历山大·巴利亚津斯基：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高加索总督，反英的鹰派人物，他终结了高加索长达四十年的反俄国抗争。

Peter Badmayev

彼得·巴德马耶夫：俄国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大博弈后期鼓吹沙皇将中国版图内的西藏和蒙古并入俄国统治之下。

Nikolai Petrovsky

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激进的反英派，大博弈后期参与者。

C

Lord Canning

坎宁勋爵：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印度总督，前进派的反对者。

D

Benjamin Disraeli

本杰明·迪斯雷利：英国保守党首相，反俄激进派。

Lord Dufferin

达弗林勋爵：英国驻印度总督，前进派。

Henry Dundas

亨利·丹达斯：英国托利党人士，大博弈早期曾任东印度公司管委会主席。

Algernon Durand

阿尔杰农·杜兰：英军驻守吉尔吉特的上校，他的父亲曾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炸开了阿富汗要塞加兹尼的城门。

General Duhamel

杜阿梅尔将军：俄国将军及战略家，继斯莫尼克伯爵后出任驻德黑兰特使，主张通过侵略印度更快地获取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

E

Lord Ellenborough

埃伦伯勒勋爵：英国保守党成员，反俄激进派。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出任印度总督。

George de Lacy Evans

乔治·德莱西·埃文斯：英国陆军将军、政治家，后成为英国国会议员。在大博弈期间发表过多部著作，论证俄国入侵印度的可能性。

F

Arminius Vambery

阿米尼乌斯·范贝里：匈牙利东方学家，激进的反俄派。

Douglas Forsyth

道格拉斯·福赛思：英国政治官员，曾受印度总督梅奥派遣出使喀什噶尔的阿古柏政权。

G

Alexander Gorchakov

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内斯尔罗德之后的俄国外交大臣，曾负责向欧洲列强就俄国在中亚的征服行动作出解释。

Alexander Griboyedov

亚历山大·格里博耶多夫：俄国外交家、诗人、剧作家。大博弈早期作为大使被派驻波斯首都德黑兰，后被当地暴徒杀死。

Nikolai Giers

尼古拉·吉尔斯：大博弈后期的俄国外交大臣。

William Gladstone

威廉·格莱斯顿：英国自由党内阁首相，“精明无为”派。

Bronislav Gromchevsky

布洛尼斯拉夫·格鲁契夫斯基：大博弈后期的俄国参与者，积极活动于帕米尔和克什米尔地区。

H

George Hayward

乔治·海沃德：退役英国军官，探险家，曾于19世纪60年代前往新疆和帕米尔高原进行勘察和情报收集。后在一次探险中被当地人谋害于克什米尔。

J

John Macdonald Kinneir

约翰·麦克唐纳·金尼尔：英国军人、作家，大博弈早期著有多部作品分析俄国对印度的威胁。

K

Arthur Conolly

亚瑟·康诺利：英国军官、探险家，最早使用“大博弈”一词来形容当时英俄两大帝国在中亚的较量。大博弈中期在中亚地区广泛执行侦察任务。后赴布哈拉解救被囚禁的同胞查尔斯·斯托达特，于1842年同斯托达特一起，在布哈拉方舟城堡前的广场上被纳斯鲁拉汗斩首。

Charles Christie

查尔斯·克里斯蒂：英国军官，大博弈早期参与者，完成从努什基到赫拉特的探险。后在高加索地区帮助波斯人抵御俄国进攻时牺牲。

Konstantin Kaufman

康斯坦丁·考夫曼：俄国将军，第一任突厥斯坦总督，俄国征服中亚的总设计师。

Louis Cavagnari

路易斯·卡瓦尼亚里：第二次英阿战争的英军指挥官，作为英国特使驻扎喀布尔，后被暴动的阿富汗士兵杀死在喀布尔。

John Kaye

约翰·凯伊：19世纪英国军旅历史学家，著有多部大博弈著作。

George Nathaniel Curzon

乔治·纳撒尼尔·寇松：1898年至1905年就任印度总督，激进的反俄主义者。

L

Henry Rawlinson

亨利·罗林森：英国军人、政治家、东方学家，大博弈前进派的代表人物，著有一系列俄国威胁论的书籍文章。曾担任皇家地理学会主席。

Mohan Lal

莫汉·拉尔：克什米尔人，为英军效力的情报官，曾为亚历山大·伯恩斯的助手。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协助英军攻克加兹尼城堡。

Lord Lytton

利顿勋爵：诺斯布鲁克后的印度总督，前进派，主导发起第二次英阿战争。

Lord Ripon

里蓬：利顿勋爵离职后上任的新印度总督。

Fredrick Roberts

弗莱德里克·罗伯茨：第二次英阿战争期间的英军将领，后成为印度军总司令。曾因为在惩罚阿富汗凶手时采取的残酷手段而备受争议。

John Lawrence

约翰·劳伦斯：在俄国大进军中亚期间的印度总督，属较温和的英国鸽派人物，拥护“精明无为”政策。

Abdur Rahman

阿卜杜·拉赫曼：第二次英阿战争后被扶上王位的阿富汗君主，长期以来在英国和俄国之间维持平衡以确保阿富汗的稳定。

Peter Lumsden

彼得·拉姆斯登：英国将军，英俄边境协商委员会英方代表。

M

John Malcolm

约翰·马尔柯姆：大博弈早期参与者，波斯及印度问题专家，数次赴波斯与沙哈谈判，后来担任孟买总督。

William Moorcroft

威廉·莫克罗夫特：英国探险家、兽医，大博弈早期曾广泛地在喜马拉雅、西藏及中亚地区考察探险，后死于阿姆河边，葬于巴尔赫。

Nikolai Muraviev

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俄国军人，大博弈早期参与者，鹰派人士。后来成为将军，率俄军出兵君士坦丁堡支援苏丹。

Dost Mohammed

多斯特·穆罕默德：阿富汗君主。初期与英国人关系良好，后因与俄国人交好而被英国罢黜，流放印度。第一次英阿战争时被英国释放，重新获得阿富汗的统治权，转为亲英派。

William Macnaghten

威廉·麦克诺顿：英国军人、东方学家，后为英国驻喀布尔特使，他的失误和大意间接造成了第一次英阿战争中英军的重大伤亡，本人也在谈判时被阿富汗人杀死。

Lord Mayo

梅奥勋爵：1869-1872年间任印度总督，思想更为温和、开明。

Dmitri Milyutin

德米特里·米柳京：19世纪60-70年代的俄国陆军大臣，反英的鹰派人物。

Lord Minto

明托勋爵：英国外交家，辉格党人，印度总督。

Charles MacGregor

查尔斯·麦格雷戈：英国军官，印度军事情报负责人，写过一本关于大博弈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后来成为印度军总司令。

Charles Marvin

查尔斯·马文：著作等身的英国前进派评论家。

George Macartney

马继业：中英混血（母亲是中国人），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长期在喀什生活。

N

William Nott

威廉·诺特：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指挥英军进行报复性远征。

Nasrullah

纳斯鲁拉：布哈拉的埃米尔，将两位来访的英国军官亚瑟·康诺利和查尔斯·斯图达特斩首。

Count Nesselrode

内塞尔罗德伯爵：1816年至1856年担任俄国外交大臣。

Lord Northbrook

诺斯布鲁克勋爵：1872-1876任印度总督，主张“精明无为”政策，反对军事介入阿富汗。

P

Robert Peel

罗伯特·皮尔：英国保守党创建人，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他的政府要求缩减英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

George Pollock

乔治·波洛克：英国将军，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指挥英进行报复性远征。

Lord Palmerston

帕麦斯顿勋爵：英国政治家，大博弈期间两度出任首相。

Ivan Paskievich

伊万·帕斯凯维奇：俄国将军，大博弈早期率俄军出征高加索地区。1848年欧洲革命中曾出兵镇压匈牙利起义。

Vasily Perovsky

瓦西里·佩罗夫斯基：驻奥伦堡的俄国指挥官，1839-1840年率领俄军入侵希瓦，因天气原因无功而返。

Q

Mikhail Cherniaev

米哈伊尔·切尔尼亚夫：俄国边境指挥官，大博弈后期擅自出兵占领塔什干，人称“塔什干雄狮”。俄国由此设立突厥斯坦总督一职。

R

Francis Younghusband

荣赫鹏：英国军官、探险家，大博弈后期主要参与者。曾穿越中国，后引兵入侵西藏至拉萨。

S

Charles Stoddart

查尔斯·斯托达特：英国军官。大博弈中期被派往布哈拉后被捕，1842年和亚瑟·康诺利一起在布哈拉方舟城堡前的广场上被纳斯鲁拉汗斩首。

Richmond Shakespear

里奇满·莎士比亚：英军中尉，1840年前往希瓦，成功说服希瓦可汗释放所有俄国奴隶。

Count Simonich

斯莫尼克伯爵：俄国将军，大博弈期间担任圣彼得堡驻德黑兰使节，参与了波斯军队1837-1838年对赫拉特城的围攻。围攻失败后回国受到指控。

Shah Shujah

苏加沙哈：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英国扶植的阿富汗傀儡国王。

Lord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勋爵：迪斯雷利首相期间的印度事务大臣，反俄的前进派。

Mirza Shujah

米尔扎·苏加：印度穆斯林，英国间谍。曾绘制出第一份北部阿富汗和帕米尔高原的地图。

Imam Shamyl

伊玛目·沙米尔：19世纪高加索地区反抗俄国占领的穆斯林领袖。

Mikhail Skobelev

米哈伊尔·斯科别列夫：俄军军官，指挥攻陷土库曼要塞盖奥克泰佩，并在那里制造了大屠杀。

W

Yan Vitkevich

扬·维特克维奇：俄国探险家。大博弈中期成功地将英国人的势力逐出喀布尔，但因英国抗议而被召回俄国。不久后在圣彼得堡自杀。

Lord Wellesley

韦尔斯利勋爵：英国军人、政治家、托利党人，大博弈早期担任印度总督。

Duke of Wellington

威灵顿公爵：英国政治家、陆军元帅、托利党人士。大博弈期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

Robert Wilson

罗伯特·威尔逊：英国将军、政治家，大博弈早期反俄派人士。

Count Witte

维特伯爵：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财务大臣，鼓吹沙俄扩张。

X

Robert Shaw

罗伯特·沙敖：英国商人及私人旅行家。大博弈后期前往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搜集了大量关于新疆的情报。他的外甥是大博弈后期的重要参与者荣赫鹏。

Ranjit Singh

兰吉特·辛：印度北部的锡克王国创建者，英国盟友。

Y

Alexis Yermolov

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俄国将军，曾指挥俄军征服高加索。

Nikolai Ignatiev

尼古拉·伊格那提耶夫：俄国外交家，将军，大博弈中后期的主要参与者，鹰派人士，力主俄国吞并中亚。曾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清朝政府签署《北京条约》，为俄国攫取了大量中国领土。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从各个方面来说，“大博弈”这一主题的文献数量都是惊人的庞大。下面清单列出的仅是我在资料收集和本书创作过程中认为最有价值的。即便如此，这份清单远未涵盖所有的参考书目。许多书籍早已绝版，只有求助于专业图书馆，或者高价购买。阿富汗战争、克里米亚战争、近东问题、英俄关系以及日俄战争等主题尽管与“大博弈”密不可分，但它们作为独立的课题，各自都拥有众多相关文献资料。在此我也只列出对我帮助最大的著作。此外，本书援引了若干当年报纸的报道和文章，出处通常在本书的文字中已有说明，由于篇幅之故，我并未在这份清单中再次列出。出于同样的原因，同时考虑到大众读者的兴趣程度，对于那些我在印度事务部图书资料馆里查询的当年的政治机密文件，我也未注明档案编号。除非另作说明，以下所有著作均于伦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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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霍普柯克

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彼得·霍普柯克的足迹遍布中亚、高加索、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东土耳其，并撰写了六本与这些地区相关的书。在成为专职作家之前，他在独立电视新闻（ITN）做了两年记者，随后在《泰晤士报》工作了近20年；其中五年是作为该报的高级记者，后期主要是作为中东及远东事务特派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是西部非洲的新闻杂志Drum的编辑，该杂志是一本声名远播的南非同名杂志的姊妹刊。在成为记者之前，他曾在英国皇家非洲步兵团服役，与后来的乌干达独裁者、当时的一等兵伊迪·阿明在一个营。作者本人也曾经历险境，曾在古巴和中东两次被秘密警察拘禁，还曾被阿拉伯恐怖分子劫持过。他的作品被翻译成14种文字。1999年他被英国皇家学会亚洲事务部授予珀西·塞克斯爵士纪念勋章（Sir Percy Sykes MemoriaI MedaI）。

彼得·霍普柯克的其他作品

《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闯入世界屋脊的人》Tre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点燃东方》Setting the East Ablaze

《君士坦丁堡以东的秘战》On Secret Service East of Constantinople

《寻找吉姆》Quest for K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