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记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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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世界：人人共谋的事实

为了免于焦虑和空虚

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多数人”和文化民主的假象

怀念冷战时代

广场种满树会是多少棵？

坏世界：人人共谋的事实

赵汀阳

人人皆知一个好世界的理想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但对理想所处方位的理解有所不同。以东、西两个古人的理解为例：在柏拉图看来，一切现实都有缺陷，完美理念本身永远隐藏在现实不可触及的“背后”。柏拉图想像的好世界是个人人按照公正原则而各得其所的“理想国”。理想国是个传神意译，原义是理论上的完美“共和国”，乃世之公器。处处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是理想国。按照《礼记•礼运》的传说，孔子想像的好世界是个大同社会，基本原则是和谐，人们不图独占财富，而且助人为乐，以至于可以夜不闭户。和谐与公正非常不同，和谐的基本精神是分享同乐，而公正是该得什么就得什么。

中国传统中的理想主义采用的是一种“退化史观”，好世界并非前所未有的事情，而是一种早已失落的远古存在，是一个怀念的对象，而现实世界一代不如一代，以退化史观描述的世界，就是从大同社会退化为小康社会，进而退化为礼崩乐坏的乱世。这种理想主义总是好古的。与此相反，基督教创造了西方的“进步史观”，好世界被设想为历史的终点，一切苦难都是通向最后拯救的步骤，在最后得救之后，人将在天堂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进步史观把理想定位在现实的“未来”。基督教进步史观的两大俗世版本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民主主义。这两个俗世理想有个同样的问题，这就是，它们都缺乏关于“好”的明确标准。理想国的标准是公正，大同社会的标准是和谐，但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标准却不明确。共产主义想像的是应有尽有，这是要求一个有限世界包含无限多的资源。这不是标准，而是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不可能满足的。民主主义的逻辑是遵从多数人的选择，这里也没有标准，因为这种选择是不确定的。多数人的选择可能是纳粹，或者种族主义，或者杀富济贫，至少这在逻辑上都是可能的。

前两年我写了本讨论政治哲学的书，叫《坏世界研究》，试图现实地讨论关于世界的想像。之所以选择“坏世界”这个名词，是想找到一个最简练最朴实的词汇来表达迄今为止的真实世界，而且对可预见的未来世界也多半合适。我们所谈论的坏世界不等于坏生活。坏生活总是属于具体人的生活，某些人生活过得差不等于世界是坏的，同样某些人过得好也不意味着好世界。坏生活或与艰难时世有关，但更与个人命运有关，就是说，坏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生活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同构于社会。坏世界则是人类整体的命运，没有人能够独自摆脱坏世界，因为每个人都是坏世界的共谋。尽管坏世界中的某些既得利益者有能力免于坏生活，但仍然无法逃离坏世界。区分清楚坏世界与坏生活，也许有助于理解这个人人有份的现实世界，而避免从主观感受尤其是从个人的坏生活角度去批判或控诉现实。

不少人问我坏世界的定义，这是个难题。既然坏世界就是迄今为止的现实世界，人人都亲身经历亲眼目睹，而且都是坏世界的共谋，人人都知道坏世界，就像知道成败荣辱，因此，坏世界并不必需一个定义，也很难有个完美的定义，就像很难完美地定义什么叫成败荣辱。不过我很愿意给出一个虽不完美但可能有助于说明问题的定义：坏世界就是人人明知故犯所造就的世界。苏格拉底有个论断：无人自愿犯错误。他论证说，人犯错误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有益的事情，如果人们知道了什么是有益的事情，当然不会傻到去选择错误。这是理性主义的最重要假设，在理论上几乎无懈可击。奇怪的是，现实情况往往与之相反，人们明知欺骗、压迫、冲突和战争并不能心想事成，往往事与愿违，损人也自损，其实无望实现排他利益最大化，而良好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它能够改善共同幸福或同时改善各自的幸福，但欺骗、压迫、冲突和战争却无时不在地加深着这个坏世界的“坏”。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明知故犯？这个问题并不是否定苏格拉底的论断，而是一个更深入的质疑，就是说，一定有什么深刻的原因诱导人们明知故犯。

“非理性”原因曾经被作为一种解释，诸如人的欲望冲动、妄想和情绪等等心理因素压倒或干扰了人们的理性思维。非理性因素肯定存在，但这种心理学解释显然并不成功，因为有更多的研究表明，明知故犯的理由往往正是理性的理由，而与非理性因素无关。那些众所周知的人类行为困境，例如“囚徒困境”、“搭便车”、“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等等，都是经由缜密的理性思考所造成的悲剧。这些悲剧包含两个通则：（1）个人理性行为无法保证合成集体理性行为。这一点注定了人们各私其私、斤斤计较、推卸责任，于是，需要协助的好事都变得做不成或做不好；（2）眼下利益的理性计算总是压倒长期利益的理性计算。这一点决定了鼠目寸光、见利忘义、背信弃义乃至自取其祸。

霍布斯和荀子早就分析过人类社会的困境。霍布斯发现，人人为了生计而与人人为敌，犹如丛林之兽；荀子的洞见更进一步：即使人们为了利益而合作，也一定因为分赃不均而冲突。很不幸，霍布斯和荀子各自描述的这两个冲突模式基本上覆盖了人类社会这个坏世界的情形。坏世界的原因其实显而易见，它就是人性的局限。我非常同意宾默尔的一个说法：人类文明改善了各种事物，但惟独人性至今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善。人类一直努力着，试图通过教化去改善人性，史上最著名的教化计划有孔子的礼教、基督教的自省、现代的启蒙运动，还有共产主义的新人运动，等等。这些努力并非没有效果，但与它设定的目标不一定相符。当年韩非子对孔子的批评可能有些偏激，但其见识并非无理。韩非子不信任教化，他认为，自己提高觉悟是可能的，但要提高众人的觉悟却几乎无望，教化之所以敌不过众人的自私、嫉妒和投机本性，是因为教化并不能提供有力的利益诱惑，因此只能通过制度去控制人们的行为。

制度虽然难以改变人性，但能够塑造行为模式而改变社会。人类自古已经试验过了多种制度，现代人甚至试图通过各种“革命”去实现彻底的“解放”，但至今仍然没有产生好世界。对此我有一个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看法：制度的成功需要人们的行为配合，可是人们由于人性而不愿意配合，因此在革命和解放之后就迅速堕落。更直白地说，人们表面上要求公正，实际上真正想要的是利益重新分配，人们想要的就是个坏世界，想要成为坏世界中的既得利益者，这也许就是人性的逻辑，更准确地说，是生存的逻辑。

如果说这个世界注定是个坏世界，那么我对柏林的消极自由倍加珍重。消极自由虽然只是免于强制的自由，它不能造就好世界，但至少它能够捍卫每个人、每种生活方式、每种观点的一线生机，能够给一切“物种”生存机会。也因此柏林对积极自由的批判更让我深怀同情。积极自由往往以“人民公意”、“解放”之名干涉个人自由，从专制到民主、从市场到网络，都可以看到各种硬强制和软强制。所以，我愿意说，民主并非如传说那样是最不坏的制度，消极自由才是最不坏的制度。

为了免于焦虑和空虚

郑也夫

“文革”十年不过是那场乌托邦演练的浓缩和极端，自1949 年以后近三十年中，国人始终是焦虑的。运动一场接一场伺候着，发财致富不断遭受批判，思想和言论每每成为罪过，演至“文革”，不被抄家就算幸运，家无冤魂要烧高香。对比之下，七八十年代之交是罕见的小阳春：批斗会几成历史，消沉十年的青年重返高校，梦想发财的农民大模大样地进城，一时间空气似乎都更新鲜。谁能料想，三十余年过后，GDP翻了几番，焦虑却重新笼罩国人，且那网络如此细密。变化是社会多元了，当年的焦虑多与阶级斗争的压力结缘，今日的焦虑则来源不一，容笔者细说。

时下国人的第一大焦虑是科举。它席卷了3岁到18岁乃至20余岁（因为复读）的幼儿、少年、青年，从年龄段看，约占人口五分之一。但加入竞争且忧心不已的哪里限于当事人，加上家长和近亲，超过一半的国人被卷入。今日中国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传授知识和增长才干，是升学竞赛。当后一目标变得理所当然，逆之者亡的时候，它残酷决绝地打压着前一目标。谁不知道孩子天性好玩，而撕碎其天性的正是亲爹亲娘；谁不知道孩子成长期应该伴随父母，而无数的农村高中生几乎统统在县城寄宿；明白人都知道过分的重复将毁伤创造力，而我们大多数的孩子因过度复习而最终厌学。一切都是因为升学竞赛，都是为了一张文凭。日益升级的竞赛已经不限于高考的一刻及备考的一年，而是一步步向前后两端延伸。向后走，复读的比重越来越大，且日益席卷各种档次的学生，有为上一本的，也有为上北大清华的，乃至对任何一名考生而言不参加复读将越来越难以达到自己的期望。向前推，更有无限的空间。中考的惨烈不待言，小升初已成大战，幼儿园普遍学习识字、算数、外语，老师不教家长都不干。这竞争要吞噬孩子的一切课余时间，要动用家长的全部智谋和钱财。为了能上好的小学和初中，校区房的售租金高涨；因为录取分数线不一致，地县的官僚统统将子女办成大城市的户口，公平就不谈了，这里只想说，就是有办法的人也是极其焦虑的，办个直辖市户口容易吗？本来天才少年可以轻松面对，但无数“盘外招”打压着他们的盘内得分。多种加分政策，地区录取分不等，转户籍和搬家策略，有钱人优质的家庭教师，凡此种种都使得天才少年也要如履薄冰，拼尽全力，遑论大多数孩子。并且家庭和社会合谋造就了一种苛刻的、力所难及的“成功观”：顶尖的孩子考不上北大清华就是失败，优秀的孩子考进北工大要叹气，且这种逻辑从小升初一以贯之，从而导致多数学生十余年来一直笼罩在挫折和焦虑之中。这网络是谁、是如何编织的，殊难解说。此前就没有竞争吗？国外就没有竞争吗？但哪有如此不得喘息的竞争，况且，这些年高考录取率不断提升，竞争却有增无减。我以为原因众多，两点至关重要。其一是独子政策。独子导致众多父母有输不起的心理，且独子让他们过剩的注意力无法分散到小二、小三，一定要让这个独苗圆自己的梦，也就当然地造成了“父母皆祸害”。教育成为国民焦虑的渊薮，实为古今中外所罕见，概因独子政策乃人类历史之仅存。其二，中小学水准原本就差距过大，这些年愈演愈烈，此乃社会不公、强强（好学校与都市人、与权势者）结合的产物。

大学毕业生中的多数人成为白领阶层，而白领是社会中间阶层的主流。我曾在“白领文化之功能”一文中说：“中产阶级文化要比这一阶级本身发挥着更重要的职能。在多数传统社会中，中产阶级文化就是该社会的主流文化。具体到中国古代社会，礼教最模范的实践者就是中间阶层。上层因其洞悉权力之来源或深深地陷入唾手可得的物欲享受之中，因而每每越出主流文化与道德之轨；下层因其往往受到严酷生存压力的驱使，也每每不受这些条框的束缚。这样，虽然上层统治者总在宣扬一种礼教，但其体现者却是中间阶层，以至最终它似乎就成了中产阶级文化。它的特征就是遵法、守礼、体面、文明，这实际上是任何一个社会要获得安定都不可缺少的。中产阶级的文化，虽不能使上层与下层像他们一样遵守，但这种文化的魅力与中产阶级的社会声望和殷实家境合而为一，对底层人构成一种吸引，使得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全面效仿中产阶级，努力爬上去进入这一阶级。”爬进中产阶级，仍然是多数底层优秀少年的愿望。但是细检今日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我们发现他们的日子并不是过得有滋有味，而是单调无聊。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理当为多数社会成员提供生活的样本。无聊病，名副其实地是富贵病。不仅在古拉格群岛和夹边沟，而且在整个前现代社会中，无聊都只属于极少数人，因为多少人陷入生之挣扎，为温饱而奔波，而无聊通常是温饱解决后的产物。叔本华说：“假如人可以轻易地获得满足，即消除他的可欲之物，那么随着他欲求对象的消失，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乘虚而入。……由此看来，人生像钟摆一样逡巡于痛苦和无聊之间。”古代社会中无聊是贵族的专利，现代社会中无聊开始盛行，继贵族之后大面积遭遇无聊的是中产阶级。但是中国古代的贵族和现代西方的中产阶层都造就了应对物质丰裕及其衍生的无聊的办法，相比之下中国当代的白领们更深地陷入到无聊之中，原因还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罪过。中国的教育极端功利，它不去帮助其成员找到兴趣，却剥夺了他们找到各自兴趣的起码的时间和空间，乃至多数人毕业后，成为没有任何兴趣的人。在兴趣的维度上，今天受过较多教育的人甚至不如受过较少教育的人。于是构成一个相当严峻的局面，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苍白的小康阶层出现了。他们完全没有个性和兴趣，只会跟从时尚，别人装修我也装修，别人这样装修我也这样装修，别人买这东西我也买，别人要孩子学琴我也跟进。旧时的贵族会生活，因为旧时的贵族教育主要是指导生活而不是生产，贵族是不从事生产的，那种教育的目的正在于教会他们艺术化地生活，不沿物欲之途走向堕落。现代教育的重心原本就是教人们生产而非生活，中国当代教育干脆就是打压兴趣和个性。它不是要为你提供一块敲门砖，而是要将你本人烧成敲门砖，兴趣岂不成了这生冷砖头上奢侈的花纹，完全无助于敲门。深深地投入到兴趣活动中是对日常琐事和烦恼的最好屏蔽，是医治不良情绪的良药，是提高生活品质的最佳途径。有什么兴趣不要紧，重要的是找到兴趣，并且是一种可持续的兴趣。但是从事一种有深度的游戏的兴趣和能力是需要开发和积累的，不是与生俱来和呼之即出的。热爱围棋、提琴、京剧、文学、历史、文物收藏，都需要长时间的熏陶，并且是在当事人可以自由接触多种游戏后的自主选择。便宜没好货，浅薄的游戏对高智力的人是不可持续的，一个数理能力很高的人不会天天热衷于下跳棋。不能融入某项精妙的游戏，便只能出门进卖场，回家看电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社会中多数人有了自己的长久兴趣，他们的情绪才是良好的。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寡趣的，岂止反常，他们将给社会提供一个乏味无聊的样本：温饱之后唯有物欲。无聊似乎是焦虑的反面，但它们恰成一枚硬币，无聊的人遇到麻烦必然焦虑，因为它们内心贫乏，没有支持系统，没有缓冲地带。此等不良的心态曾表现和释放到哪里，不是笔者这里要讨论的。这里仅论述兴趣是要害，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里，个体的定力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自于他超越功利的爱好和情趣。

官员和商人与上述白领们有很大的不同。多数白领的工作缺乏自主性和复杂性，官员和商人的工作具备这些。工作性质使然，空虚无聊不是他们情绪的主要特征，焦虑才是他们的主要心理特征。他们免于无聊是因为工作有风险，他们深陷焦虑则是因为风险太大。官与商虽置身不同的场域，在当下的中国，在风险及其造就的心态上，两者是相似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犯了法违了规。我们很难判定当事人非法牟利主要源于内因还是外因，而腐败演至今日，一定是因为主动腐败的人越来越多，乃至今天成为难于悖逆、席卷众官众商的氛围：想不这么做要么是自绝于同类，要么是自残自尽。比如说，同业的商人都偷税漏税，或在食品中都以添加剂降低成本，你不这么做，意味着你将增加自己产品的成本，长此以往必将破产。再比如，一个商人向几位官员送上几块名表，不想要的那个人能够做出特立独行的举动吗，那不是和其他几位撇清吗？不错，一个有理念的人或许能找到应对之策，问题在于，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与其同僚一同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这些远比受贿轻微，如果这些他都不介入，他还能置身官场，一同工作吗？而如果他年复一年地一同吃喝，他还有心中佛祖，还能守身如玉吗？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心理活动，他知道他违法了，且知道他有东窗事发的可能。即使是一个谨慎的犯法者，他还是知道有出事的可能。为什么？因为有不可预料的因素。于是必然地，他们开始了内心的焦虑。很多商人将配偶和子女送到国外，自己孑然一身留守国内。何以如此？他们知道自己在走钢丝，也知道没有其他选择，只好送走妻儿，自身的犯法与惩处的阴影，现状的不可悖逆与未来的不可预测，构成巨大的反差，令他们屡屡有前途难卜之焦虑。

在有些人看来，上述算不上什么事实，事实应该是看得见的东西。我以为它是社会事实中的重要款项。在有些人看来，这些是软性的。软硬是物理现象，用于社会层面其实都是比喻。可以说它们是软性的，但是这大面积的心态构成了社会的某种风貌，自觉不自觉地构成了当事者的某种行为倾向。而社会风貌和行为倾向还是小事吗？最低限度地看，其实也是最高限的东西，这焦虑或无聊，让我们社会中大面积的人活得扭曲、紧张、不快活、不惬意。并且这不惬意的心态，居然自下而上，从最无助的孩童、最奢华的商人，到最牛逼的官员，统统席卷。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在制度上要重新安排，不管何等艰巨，不为别的，为大家免于焦虑和空虚。

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文 / 阿摩斯•奥兹(以色列)

译 / 钟志清

谁是好人？那是每一个心意良好的欧洲人士、左翼欧洲人士、睿智的欧洲人士、自由欧洲人士首先要了解的问题。在一部电影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判断在越南较为容易：越南人民是牺牲品，美国人是坏蛋。对种族隔离也较为容易：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种族隔离实属罪恶，为公民权、自由、平等和人类尊严而战无比正确。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争斗中区分谁好谁坏似乎更简单。但当谈到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时，事情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了。我恐怕无法对事情做简单陈述，让你们容易领会：这些是天使，这些是恶魔；美好将会战胜邪恶。以巴冲突不是美国西部片，它不是好与坏的斗争，而是一场悲剧，用最为古老又简洁的词义形容：是正确与正确的冲突，是一个强大、深刻并有说服力的主张与另一个截然不同，但同样有说服力、不示弱、人道的主张之间的冲突。

巴勒斯坦人住在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是他们的唯一家园。同理，荷兰是荷兰人的家园，瑞典是瑞典人的家园。以色列犹太人住在以色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让作为国民、作为民族的犹太人称之为家园。巴勒斯坦人不情愿地尝试着住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他们遭受来自所谓阿拉伯家族的排斥，有时甚至是凌辱和迫害。他们被迫以最痛苦的方式意识到他们是“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埃及人、伊拉克人都不欢迎他们，他们领会了作为巴勒斯坦人的艰难方式。犹太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拥有某种相似的历史体验。犹太人被赶出欧洲；我的父母大约在七十年前被赶出欧洲。正像巴勒斯坦人先被赶出了巴勒斯坦，而后又被赶出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我父亲在波兰是个孩子时，欧洲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涂鸦，“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去。”五十年后当我的父亲重返欧洲时，墙壁上又布满了新涂鸦，“犹太人，滚出巴勒斯坦。”

欧洲人不住地向我发出令人愉快的邀请，与巴勒斯坦伙伴、巴勒斯坦同事、巴勒斯坦对手在某个惬意的圣地度过一个玫瑰色的夜晚，于是我们可以学会相互了解，相互喜欢，一起喝咖啡，于是我们意识到没人长着犄角和尾巴—这样麻烦就会消失。这是基于多情的欧洲人的一个普遍观点，即所有冲突基本上都是误解。经过一个小群体的疗伤，或家庭协商的触动，大家便从此其乐融融：首先，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之间完全不是误会。巴勒斯坦人想要他们称之为巴勒斯坦的土地，其理由极其充分。以色列犹太人为完全相同的理由想要完全相同的一片土地。一起喝许多咖啡无法消除由争取两大民族权利而造成的悲剧，同一小片土地是他们在整个世界上唯一的民族家园。因此，一起喝咖啡令人愉快，我完全赞成，尤其是阿拉伯咖啡，绝对比以色列咖啡好，但喝咖啡解除不了麻烦。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咖啡，还需要痛苦的妥协。“妥协”一词在欧洲声名不佳。尤其是从未考虑过妥协的年轻理想主义者总把妥协当成机会主义，当成不诚实的东西，当成鬼鬼祟祟见不得人的东西。对我来说，“妥协”一词意指生命。妥协的反面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狂热主义和死亡。我们需要妥协。妥协，不是投降。妥协意指巴勒斯坦人民永远不会卑躬屈膝；以色列犹太人民也不会。

我将要讨论这种妥协的特点，但首先我应该告诉你这种妥协非常痛苦¬—因为两个民族都热爱那片土地，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尽管历史不同，情感不同，但同样深深地植根于那片土地。这一悲剧拥有某种反讽特征的部分，则是许多以色列犹太人并没有认识到巴勒斯坦人与土地的情感联系多么深厚，许多巴勒斯坦人也没有认识到犹太人与同一块土地的情感联系多么深厚。认识到这一点是痛苦的，对两个民族来说，这一进程铺满了疲惫的梦想、破碎的幻想、受伤的希望和漫天的标语。

多年来我一直为以色列即刻和平运动工作。回溯到1967 年，“六日战争”刚刚结束，我是最早立即倡导与巴勒斯坦领导人谈判，讨论西岸和加沙未来的少数以色列人之一，不是与埃及或约旦谈判，而是与那时连“以色利”一词都不承认的巴解组织谈判。

但我们要十分清楚，我们支持和平，但并非真正支持巴勒斯坦。我们对巴勒斯坦领导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我本人曾两次上过战场，第一次是1967年身为预备役军人，和坦克部队奔赴埃及西奈前线，第二次是1973年战争期间去了叙利亚。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然而我并不为参加过两次战争感到耻辱，我不是那种用多愁善感的词语描绘出的和平主义者。如果我再次感到我的国家面临被从地图上完全抹去、百姓将遭受刀俎的真正危险时，我将会再次作战，尽管我已经年逾花甲。但只有当我觉得处在生死攸关之际我才会作战，或当我觉得有人试图将我或身边之人变成奴隶时我才会作战。我永远也不会为多余的领土而战，永远不会为民族争取多余的一张床而战。我永远不会为所谓的民族利益而战，但是我会为生命、为自由像魔鬼一样作战。

而今，这会在我和一般的欧洲和平主义者之间设立某种鸿沟，一般的欧洲和平主义者主张战争乃世间之极罪。在我的词汇表里，战争是可怕的，然而极罪不是战争，而是侵略。如果在1939年，除德国之外的整个世界主张战争乃世间首恶的话，那么希特勒如今恐怕一直在主宰着世界。因此，当你意识到侵略时，你必须为之作战，不管侵略来自何处。

当我发明“创造和平，而非造爱”这一词语时，我当然不是竭力鼓吹做爱。但我企图在某种程度上去除流传甚广、多愁善感的由和平、爱、兄弟之情、怜悯、宽恕、让步等等组成的大杂烩，它让人觉得如果人们放下武器，世界就会立即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可爱之乡。从个人角度，我碰巧相信爱乃稀有之物。我认为，一个人，至少根据我的经验，能爱十个人。要是他很慷慨，则能爱二十个人。要是他极其幸运，则可被二十个人所爱。如果有人对我说，她爱拉丁美洲，或者他爱第三世界，就会浅薄得没有意义。多年前流行着一支悲歌，“没有足够的爱相伴。”我并不相信爱是一种美德，凭借爱可以解决国际问题。我们还需要其他美德，需要正义感，也需要常识；我们还需要想像力，一种想像他者的深厚能力。我们需要理性能力做出妥协、牺牲或让步。

依我看来，战争的反面不是爱，战争的反面不是怜悯，战争的反面不是慷慨、兄弟情谊或者宽恕。都不是，战争的反面是和平。各个民族需要和平地生活。如果我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像得体的邻居那样毗邻而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流血，没有恐怖，没有暴力，即使尚未普遍实现爱，我也会心满意足。

有件事情使这一冲突变得非常艰难，即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阿拉伯冲突，是两个受害者之间的冲突。同受一个压迫者的压迫。欧洲—把阿拉伯世界沦为殖民地，剥削它，羞辱它，践踏其文化，控制它；同样也是这个欧洲歧视犹太人，迫害他们，侵扰他们，最后，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灭种之罪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在现实中，最恶劣的冲突恰恰发生在遭受同一个压迫者压迫的两个受害者之间，就如同遭受同一对残酷父母凌虐的两个孩子相互之间确实没有爱，他们经常将对方视为残酷父母的化身。

当然，我并不相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彼此之间会突然爆发爱。我并不期待一度会发现某种奇迹，两个对手会突然热泪盈眶地拥抱在一起，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描写的一对长久不见的兄弟突然和解—“啊，我的兄弟，你宽恕我吗，我怎么这么可怕，把土地拿去吧，谁会关心土地，只把爱给我。”不幸的是，我并不期待这样的事。我也不相信蜜月。倘若有什么我期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美事就是离婚。离婚永远是不幸的，即使他们多少有点正义。他们仍然在遭受伤害，他们痛苦万分。尤其是这场特殊的离婚，它将是一场尤为独特的离婚，因为两位离婚的父母肯定要住在同一套房子里，谁也不搬出去。房子很小，有必要决定谁住在卧室一，谁住在卧室二，起居室如何布置；房子这么小，必须对卫生间和厨房做特殊安排，非常不便，但是比某种人间地狱要强。在这片土地上，巴勒斯坦的男女老幼终日被残忍的以色列军事政府压迫、困扰、凌辱、剥夺。在这片土地上，以色列百姓终日为残忍成性恣意妄为的恐怖主义者发动的袭击平民、男女老幼、小学生、青少年、商业区的购物者事件所威胁。任何事情都比这个可取！也许最后，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两个国家实现痛苦而公平地离婚，根据目前的人口情况大致划分疆域，我这里并非要画地图，但我可以简单地告诉你，分界线基本上应与1967年前的类似，对富有争端的圣地耶路撒冷则要通过双方共同协商，做特殊安排。一旦离婚后，分治就实现了，我相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将迅速跨过分治隔墙，一起喝咖啡。

那将是一起喝咖啡的时代。而且，我预言施行分治解决方案后不久，我们将一起在我们的小厨房里做饭，我的意思是借此发展共同经济。也许是共同的中东市场，也许是中东货币。有件事我可以向欧洲人保证：我们在中东的冲突确实痛苦、血腥、残酷、愚蠢，但并不会花上千年去创造一种类似欧元的中东货币。我们会比你们迅速，血会比你们流得少。因此，在你们鄙视我们—骂犹太蠢货、阿拉伯蠢货、残酷之人、狂热之人、极端之人、暴力之人之前，挥动手指指责我们之前，一定要小心。我们血淋淋的历史会比你们的短。我知道，处在我这个世界，发出预言是危险的。但我可以不顾一切，预言我们不会在历史悠久的欧洲传统中花数百年时间相互残杀。我们会很快。怎么个快法儿？我希望可以回答你。我从未低估双方政治领导人们的目光短浅与愚笨，但一定会这样。

而且，关键的第一步应该是，必须建立两个国家。以色列必须退回到1948年，甚至在那之前、在最开始的以色列人的最初提案：为认识而认识，为建国而建国，为独立而独立，为安全而安全，为睦邻友好而睦邻友好，为尊重而尊重。巴勒斯坦领导人一方必须向其百姓，最终大声而清晰地说出某种从未说出口的东西，即以色列并非历史的偶然因素，以色列不是非法侵入他们领土，以色列碰巧是以色列犹太人的故乡—不管这样做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多么痛苦。正像我们以色列犹太人不得不大声而清晰地说，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故乡，尽管对我们来说有所不便。

以色列人—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冲突的最坏部分并非现在，而是在那许多年，数十年中双方谁连谁的名字都不提时。当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为发出“以色列”这一肮脏的词汇真的感到困难时，他们常常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非法侵入他人土地”。长期以来，许多阿拉伯人和众多巴勒斯坦人主张以色列是某种移动式展品。如果他们抗议之声足够大，世界就会将以色列移植到别处，也许澳大利亚，或什么其他遥远的地方。他们像对待梦魇一样对待以色列，如果他们使劲揉眼，以色列就会消失；他们像对待一时的感染那样对待以色列，如果他们抓挠，那感染不知怎么就会没了。有几次，他们确实试图通过军事力量来取消以色列，但他们失败了，并因失败而受挫。在那些岁月，以色列也好不到哪儿去，以色列人甚至不会清晰地说出“巴勒斯坦人民”一词。我们通常借助某种委婉说法，诸如“当地居民”或是“土地上的阿拉伯居民”。多年来，以色列人难以看清这一事实，即使在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人民也找不到家。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那些时代已经过去。两个民族而今应该意识到另一方的存在；双方大多数人而今都知道，另一方不会消失，必须学会与对方共处。他们对此感到高兴吗？一点也不。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吗？一点也不。此乃痛苦的时刻。对于双方来说，比较像在医院醒来时，麻药药劲儿已过，发现一条腿被截肢了。我跟你讲，这是一家坏医院，医生也不高明，两家人在手术室外面相互谩骂，并谩骂医生。这就是时下的中东图景。但是，大家至少知道手术非做不可，而今大家知道这片土地得以某种方式分为两个民族国家。一个国家必须主要是（并非专门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拥有在一小块土地上占多数的权利。以色列撤军后，这块土地也许只有英国的三分之一大，但这地方被以色列犹太人、整个世界、乃至我们的邻居视为我们的民族家园，不过其代价必须是巴勒斯坦人民将拥有同样的权利。他们将拥有祖国，甚至比以色列的还小，但将是家园，他们的家园。

我想提出在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离婚并实施建立两个国家的方案之后，要做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实施这一项目，不需要外国帮助，两个民族应该做一样的投资，美元对美元，双方共同建一座纪念碑，反映出他们过去的愚蠢与无能。两个民族对其过去的共同愚蠢，均要作许多灵魂探索。众所周知，当和平条约终将实施后，巴勒斯坦人比55年前、5次战争前、我们和他们一并丧生15万人之前的损失要小。如果巴勒斯坦领导人在1947年至1948年间不那么狂热、片面，做些妥协，要是他们接受了1947年1月联合国的分治协议该有多好。但是，以色列领导人也要为那个愚蠢的纪念碑付出，因为倘若我们以色列人在1967年取得军事胜利后不那么妄自尊大，不那么得意妄为，不那么自私，不那么缺乏想像，就可以赢得更好的待遇，更令人信服的待遇。

我想说最后一点。你能做什么？制造民众舆论的人能做什么？欧洲人能做什么？外部世界能做什么，除了摇着脑袋说“多可怕啊！”当然，也许有两件事，或三件事。第一，在欧洲制造民众舆论的人有个可悲的习惯，摇动自己的食指，犹如老式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校长，指指这边，或指指那边：“你难道不为自己感到羞惭吗？”我在报纸上看到各种欧洲国家登载关于以色列的可怕事件、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可怕事件、关于伊斯兰的可怕事件，实乃常事。头脑简单的事件，心胸狭隘的事件，自以为是的事件。我不管怎样不再是个欧洲人，只是我父母和祖辈的痛苦，在我的基因中永远留下了对欧洲具有某种得不到回报的爱。但假使我是欧洲人，我一定会倍加小心，不会用手指朝任何人指指点点，不会叫以色列人这个，叫巴勒斯坦人那个。而是尽我所能向双方提供帮助，因为双方正要做出历史上最为痛苦的决定。以色列人由于撤出占领地，撤出大部分定居点，将不得不缩小其自我形象。面对一系列的内部冲突与分裂，他们将在安全防务上冒大险，这危险并非来自巴勒斯坦，而是来自未来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阿拉伯势力。有朝一日，他们也许会用巴勒斯坦领土朝以色列发动攻击。撤军后二者之间的最宽距离只有12公里。也就是说，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家边界将会始于离我们唯一的国际机场约7公里的地方，巴勒斯坦将会深入到近一半以色列犹太人居住地的20公里处，耶路撒冷将成为边陲城市。这一决定对以色列人来说谈何容易，然而他们必须决定。巴勒斯坦人那边得牺牲1948年前只属于他们自己的部分领土，这将令人心痛。别了海法，别了雅法，别了比尔谢巴，还有其他许多城镇和乡村，这些地方曾经属于阿拉伯人，不再、也永远不会再是巴勒斯坦的组成部分。这将像地狱之苦一样令人心痛。因此，如果你有丝毫同情想要施予的话，那么现在就该给两位病人了。你用不着再选择是支持以色列，还是支持巴勒斯坦。你得支持和平。

“多数人”和文化民主的假象

陈晓明

网络的普及，终于使中国社会也进入一个多数人可以发言的时代。网络给多数人的舆论提供了一个无限宽广的平台，这里的发言相对没有那么多的限制，跟帖和有关的调查，经常作为民意的依据。虽然，这样的“民意”时常也有可疑之处，但多数人的舆论现在起到的作用，显然不可低估。

中国这个社会从古到今，并无多数人发言的机会，从来都是少数人说了算，多数人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只是没有空间，连语言都没有。尽管我们的政治准则经常也说“少数服从多数”，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过往的历史中，多数人要么是被胁迫的，要么是被规训的。多数人中的个体并无真正的独立性，这样的多数人实际上并不存在。

当然，多数人能在今天起作用，也并不只是网络的作用，也是文化、政治民主化必然的后果。中国的民主化虽然无法在政治层面上来讨论，但在社会生活中，在文化传播的意义上，显而易见有相当的进步。尽管中国当下的语境讨论“民主化”可能非常困难，但“多数人”就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何种形式的民主、何种意义上的民主则另当别论。

多数人的意见的另一种表述就是“公意”（general will），这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虽然说“公意”也有普遍意志的含义，但普遍意志也是多数人的支持才能使“普遍”这一概念可以成立。

相对于中国社会少数人决定一切的漫长时期来说，多数人在今天可以发言的空间，可以起到相当的社会监督作用，这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社会进步。

在今天，代表多数人的意见，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几乎是社会决策的基本的程序，但是，恰恰是在“多数人”可能正在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时，我们要警惕那些以“多数人”赞成的名义行使的种种决策和社会行动。

有美国宪法之父之称的麦迪逊（JamesMadison，1751—1836）在《联邦党人》中曾说过，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一定存在不同的利益，如果大部分成员联合起来，那么少数群体的权利就会得不到保障。他提醒说，即使独立民主如美国这样的社会，也存在着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固然，“多数人暴政”之所以可以行使，无不是在历史正义的名义下进行。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1791年至1794 年间，被送上断头台的人数超过六万人，这都是在革命和公意的名义下进行的。另外，如德国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政策；中国的“土改”和“文化大革命”……这都是非常极端的历史行动，都是在多数人的响应和支持下实行强大的暴力。在今天，人类历史总体上离开了大规模的战争，在世界走向和平和发展的时代，多数人的行为走偏了，也不至于出现毁灭性的后果。但“多数人暴政”，其危害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多数人”的决议，在今天是以各种形式、高频度地影响着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危害性也不可低估。

在今天，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另一种说法就是“顺从民意”，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必须。但“借助民意”也可成为“顺从民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如果用力再猛一点，再巧一点，“借助民意”的实际含义可能就变了。在今天打着“民意”来推行一些其实是伤民的举措的事件比比皆是。例如，取消“五一”长假，这无疑是一项奇怪的伤民不利官的行为，何以这项荒唐奇怪的举动会得到批准推行，至今还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项举措之所以得以通过，据说是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有网上的调查结果为证。同意取消“五一”长假的比例达到54％，这一网上调查统计结果，表示大多数人赞同取消黄金周。显然，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网上调查数据。如果一项调查的支持率只达54％的比例，在中国就很可疑，如果是有多数人支持，而某些方面的权力部门想推行，那比例起码高达90％以上。54％刚刚跃过半数，勉强可以说是大多数。但实际的情形是，据我的亲身经历，我访问周围的任何人，任何年龄层、任何职业、任何教育程度的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同意取消黄金周。本人写的博客文章《取消黄金周是对节日文化的愚昧无知》一文于2007年12 月9 日贴出，仅半天时间，点击率超过25万，上千跟帖中几乎无一个跟帖反对我的观点。所谓投票赞同取消黄金周的点击率，不知从何而来。同样，我在网上搜索，也有不少网友反映，他/她周围的人，也无一人赞同取消黄金周，这样的“大多数”不知从何而来？显然，极少数专家为了做课题，弄点课题费，满足所谓对国计民生大事发言的虚荣，不惜假借“大多数”人的名义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退一万步说，即使赞同者真的达到54％，也不应以这54％而损害46％的利益。取消黄金周这一事件—它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事件，引起相当多的网民的愤怒，以至于有人在网上给操作取消“五一”黄金周课题的专家立了一个网上坟墓之类，固然这种行为十分不文明，本人也不赞成这种方式，但可见有不少人对推动这一举措的某专家是痛恨到极点。某专家还自觉委屈，诉诸法律到法院起诉某网站，结果败诉。

在今天，尊重多数人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它所传达的民主意识，尽管在中国还十分有限，也时常变形，但它无疑代表了中国社会了不起的进步。但我们依然要警惕，在中国，因为民主所依靠的社会基础十分脆弱，一方面，“大多数”经常容易被制造出来，而胁持了“大多数人”来推行少数人的主张，使满足少数人的利益合法化。另一方面，“大多数人”也有被制造、被塑造、被引导的可能，“大多数人”经常也有盲目和盲从，而且情绪化和短视；因此，对“大多数人”也不可轻信，更不可盲从。今天，在“大多数”和文化民主的假象十分泛滥的时代，或许更应该掂量“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的意义。

怀念冷战时代

新井一二三(日)

如今没落的日本人常常怀念昭和时代（1926—1989，裕仁天皇的治世）末期，好比那是一去不回的美好童年。当时我们天真地相信历史会永远进步，生活会永远改善。那美梦破灭，现在回想是从1989年开始的。

那年１月7日，裕仁天皇去世，长达64年的治世终于结束。记得在电视上看到政府发言人公布新的年号时，很多日本人不约而同地感到了小小的失望和不安，因为“平成”两个字看起来不够分量。当时谁也不晓得10个月以后柏林墙塌下，世界即将经历大变动，也不晓得第二年初日本的泡沫经济将破裂，国内股票总值要跌一半。

我们战后一代人懂事的时候，世界已经处于冷战状态。美国率领的西方阵营和苏联率领的东方阵营把世界分成两半，互相对峙。日本属于西方阵营，在美国的保护伞下，不需要负担国防费，专门迈进于经济建设的道路即可。果然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当时，巨大邻国人民则忙着继续搞革命，好像也造成了对日本有利的条件。

当年的西方阵营，经济上采用资本主义，思想上标榜自由主义。我们可怜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人民不仅吃不饱饭，而且生活各方面都缺乏自由。我自己在80年代去中国（东西两阵营之外的第三世界领袖）留学，听过当地朋友主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从来没有被说服，因为冷战时期的日本人享受到的社会福利相当可观。

终身雇佣制在当时的日本很普遍，学校毕业找到的工作，一般来说直到退休都不会丢；公务员以及大企业员工都享有工作单位提供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住房有单位以低价租赁的宿舍（“官舍”和“社宅”）；要买房子的话，亦可向单位申请贷款，利息比银行便宜；想去度假，国内各地分布着机关、公司拥有的“保养所”，设备不比商业饭店差，价钱却才几分之一而已；公司也鼓励员工每月购买股份，成为股东之一，多多少少参与经营。

诸如此类，在战后的日本社会，各项福利往往是由工作单位提供的。结果，人们视公司为家庭，视上司为长辈，同事之间的情感好比骨肉那么亲。再说，工会都属于公司，优秀的员工先担任工会领袖一段时间后，再加入董事会的情形也不少见。总的来说，当年的日本公司里没有劳资对立，大伙儿的利益都一致。那美满关系的前提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每年都有红利可分。

1990年（平成2年）经济泡沫破裂，但刚开始的时候，多数人认为：大概只是不景气循环所致，过了一段时间会再好吧，暂时一朝有酒一朝醉呗。可谁会料到，股市大跌导致房价大跌，银行倒闭导致公司倒闭。从此以后，日本经济很多年都找不出回升的转机。

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只在乎国内的经济问题，对世界环境的大转变，没能及时做出反应。在欧洲，柏林墙塌下导致了东欧各国的政变；1991年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苏联解体，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起、持续了74年的社会主义政权从地球上消失了。那意味着，长达45年的冷战时代也结束了，人类进入了以美国为唯一标准的全球化时代。原本是民主党克林顿政权推行的互联网，在共和党布什政权下，开始往全世界推广美国式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千禧年左右，日本媒体开始称20世纪90年代为“失落的10年”。几乎同时出现了“第二次战败”的说法：打败日本的是美国。

2001年上台的小泉纯一郎内阁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把“弱肉强食”、“自我责任”的原则引进到社会各层面来了。公司不再是大家庭，而是投资者随意买卖的商品了。从投资者的利益出发，公司卖掉“社宅”、“保养所”，也解雇老员工，以低薪雇请临时工了。日本人曾经享受到的各种福利，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昨天以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今天不见了，明天还会失去什么？生活中没有了安全感。

但是，冷血政策也没起作用，到了2010年竟听到“失落的20年”、“第三次战败”的说法了：这次打败日本的居然是中国。原先说通过结构改革援救日本经济的小泉纯一郎，后来证明为丧门星，而不是大救星。他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恶化了中日关系。但是，他执政的几年里，中国经济不停地成长，直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中国市场而独自生存，更不用说想要发展到发达的地步。2010年，中国GDP凌驾于日本之上的消息，彻底粉碎了日本人的信心。

在冷战结束20周年后，我最想念的是世界上曾拥有的理想主义。当年日本虽然属于资本主义阵营，长期由右派自民党当权，但是国会里的第二党一直是左派社会党。世界上的东西对立，在日本体现为自社对立。选举的时候，给社会党投票，能促进自民党反省，也能迫使其采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福利政策。当年在政党之间的讨论，除了经济效果以外，也会涉及政治理念、世界观的。而现在呢？政客们的措词毫不含蓄，脏话充斥着国会议事堂。在“失落的20年”里，日本人失去的显然不只是经济竞争力。

在21世纪的世界，“弱肉强食”似乎成了人类唯一的行动指针。什么哲学、理想都不值钱，因而不受重视。我真的怀念讲起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滔滔不绝的中国朋友。当时我们比的远不仅是物质文明，还有精神文明，不是吗？

广场种满树会是多少棵？

贾樟柯

我上小学前一年，“文革”结束了。一个运动结束，另一个运动却又开始。家里的大人都在单位忙着清理“三种人”，他们一天到晚开会不回家，我们这些小孩子没有人管，成群结队在街头巷尾流窜，个个像疯长的野草。那时候，好像满街都是年轻人，从我们这些无人管教的六七岁小孩，到那些二十多岁从农村、林场回来的“待业青年”都在街上混。那年头除了看电影也没其他去处，于是街头便成了我们的娱乐场所。大孩子一帮一帮蹲在角落吹口琴，看手抄本，虽然轮不上我们插嘴，但小孩子可以围在外面看，也算间接参与了他们的活动。

记得有一天，一伙人又在十字路口聊天。突然一阵摩托车的声音远远传来，所有人都停止说话遥望着巷口。就见一辆摩托车由远而近，原来是邮局送电报的邮递员来了。我们的视线跟着摩托车走，等邮递员消失在巷子里的时候，一个大哥突然神往地说：我这一辈子要能有一辆摩托车就好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县城里只有邮局和公安局这样的公家单位有机动车辆，当时谁能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所以大哥发出感慨的时候没有人会在意他的话，那时候想有一辆摩托车不是理想是幻想。

可到了第二年，不知为什么街上突然出现了很多摩托车，很多人家买了重庆产的嘉陵轻骑。虽然嘉陵轻骑体量比公安局的250型摩托车小了很多，但毕竟开始个人拥有了机动车辆。我背着书包去学校，一路上看那些端坐在嘉陵上的大哥，他们个个春风得意得像移动的雕像。昨天还远在天边的摩托车，今天已经近在眼前了，就觉得生活真是布满了可能性。更神奇的是，小学时有一天学校放电影《祖国新貌》，里面介绍上海某个厂子生产出了洗衣机，没想到几个月后我们家就买了一台。生活真是日新月异。这几十年里物质层面的变化让人应接不暇，至少电视机、录音机、电子表、洗衣机、电脑、网络是无中生有、空降到我的生活中的。

生活在物质方面充满了可能性，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却从不为我们带来惊喜和意外。

初中的时候看路遥的小说《人生》，主人公高加林为了施展才华，从山村到了县城，牺牲掉乡村爱情，结果却还是被清退回乡。这原因只有一个，便是他是农民没有城市户口。看完小说，我明白了我那些来自农村的同学为什么会头悬梁锥刺骨地学习，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大的梦想就是考上县师范学校，只要上了中专便可以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在青灯下读完小说，我便想或许这不合理不合情的户口制度，很快就会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就像摩托车很快会出现在我们生活里一样。但这次我错了，户籍制度到现在都屹立不倒。最近北京搞汽车新政，为了治理拥堵开始摇号买车。我看了看有关细则，作为一个仍然持有山西户口的人，我要是现在买车肯定是没戏了。我们的生活变化多端像魔术，有一些愿望马上可以实现，另一些愿望却遥不可及。

经过八十年代的人，都经历了制度的变革给中国带来的转变，因此我们迷信制度，以为由体制变革带来的生活的可能性是无穷的。但是过去是体制自身有变革的要求，而今天的体制已经失去了变革的欲望。那我们怎么去改变呢？我们总是把改变生活的愿景被动地寄托在体制自身的改变上，事实上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或许我们应该首先改变我们的文化，进而带来生活的改变。我们渴望拥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原则，有人一定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定语—“中国特色”。这些原则是不需要定语的，自由就是自由，平等就是平等。

有一次跟建筑师马岩松聊天，他兴奋地拿出他的一个作品的模型给我看。那是一个天安门广场改造计划，在他的想象中天安门广场种满了树木，树林下面一层是购物城、卡拉OK、电影院……广场种满树会是多少棵？这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这里不再是政治集会的场所，这里可以容纳我们的日常。

《德商张大中》 查建英

《大脚印儿》 关军

《祖父黄炎培》  口述：黄且圆 采访：丁东  邢晓群

《我在哪里等你呢》 午炎

《李玫瑾：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蒋明倬

《美剧启示录》 周黎明

《“南科”一梦：朱清时与南科大》

《何伟，再见涪陵》 刘晋锋

《正确先生白岩松》 张卓 林天宏

《无法回家的人》 杨磊

《“小升初”的秘密》

《再见乒乓》 关军

《杨箕村生死录》

《寻找香格里拉》

《我们留守，我们在家》

《我们的1978》 梁晓声等

《挺进美利坚》

《他们在岛屿生活》 房慧真

《人生有何意义》 胡适

《视若无睹的中国》 郭怡广(美)等

《新欧洲 旧欧洲》周宁

《诗人之死》 雪汗青

《在印度相遇》 曹可臻  李国卿

《农历》 司徒朔

《真实合伙人》 张伟、张悦、季艺、张卓

《大佬的夜宴：陈惠敏的“面子”人生》 陈光之 杨林

《地下人生》

《伤痕与荣耀——张培刚的戏剧人生》 杨猛

《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郑也夫 贾樟柯等

《周家往事》 口述者：周启博 采访者：丁东、邢小群

《胡正的反思》 口述者：胡正 采访者：陈为人

《范达人在“梁效”的经历》 口述者：范达人 采访者：郑实

《相亲记》 李天田

《太平轮一九四九》 张伟 赵涵漠

《中国故事》 周黎明

《英雄本色》 周黎明

《比死亡更久远》 张伟 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