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胡锦涛谈传统文化

温家宝谈传统文化

习近平谈领导干部阅读传统文化书籍

出版前言

上卷

下卷

编后记

第二辑

国学爱好者的国学普及读本

机关干部和管理者的治国理政参考、修身养性指南

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

阅读国学经典，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极高的文化阅读；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陶冶情操、增加才情；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改进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两晋南北朝史

上卷

吕思勉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晋南北朝史／吕思勉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9

（国学经典藏书．大家讲史）

ISBN 978-7-5057-2622-2

Ⅰ．两…　Ⅱ．吕…　Ⅲ．中国—古代史—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Ⅳ．K23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0526号

书名　两晋南北朝史

作者　吕思勉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规格　720×1020毫米　16开

73印张　　1186千字

版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622-2

定价　79.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胡锦涛谈传统文化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

温家宝谈传统文化

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在此，我想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主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一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周易》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提倡人应效法日月星辰刚健运行那样奋斗不息、积极进取，坚持独立意志、人格尊严和做人原则。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旋律，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中华文明历经浩劫而传承的重要因素。这种精神铸就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民族品格。

二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提出“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等思想。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民奉行的崇高价值，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睦邻友好的积极作用。

三是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成书于殷商时期的《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是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要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四是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中国宋代哲学家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就是说，天地犹如父母，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人民都是我的兄弟，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是自然界所产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改变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如果破坏了自然，人类迟早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习近平谈领导干部阅读传统文化书籍

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同志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

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领导干部多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可以提高人文素养，增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乐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包括历史经典、文学经典、哲学经典、伦理经典等多个方面。

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起到“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的作用；通过研读文学经典，陶冶情操、增加才情，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研读哲学经典，改进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通过研读伦理经典，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总之，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出版前言

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经济的崛起，要求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兴。回顾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等一直领先世界，直到19世纪末。

在19世纪末年以来兴起的以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民族振兴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世界末日”，几乎被彻底否定。然而，全盘西化并没有带来民族的复兴。

痛定思痛之后，一些西化的代表人物纷纷回归，用比较理性、客观的态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19世纪20年代，国内兴起了“国学”热潮。一时间，大批研究传统文化的书籍得以出版。

今天，我们面临千年不遇的大变局，民族文化的复兴，是重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需要，是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思想文化基础。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和熏陶，中国很难在文化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此，中央领导同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胡锦涛同志多次要求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并坚持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带头示范。温家宝同志说：“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习近平同志说：“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国学经典藏书》根据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为读者展示大师们的著名成果。这些可贵的文化精品，是承续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火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读者从中可以体味大师们的文化追求，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培育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

《国学经典藏书》立足于：

一、为大中学生及传统文化爱好者提供权威、实用、通俗的普及性读本；

二、为研究人员提供学术积累和参考资料；

三、为广大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的决策参考、修身养性的行动指南。

本丛书尽可能地选用最初的版本，以保留学者大师著作的原貌。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原版本中尚存在一些错讹之处，对其中确系误写、错排的个别文字，参照其他版本和部分学者研究成果，确有把握者，予以改正。为了方便年轻的读者，本套丛书采用横排简体字，并作了标点整理。编选这样国学精品，一定尚有疏漏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上卷目录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晋初情势

第一节　政俗之敝

第二节　戎狄之患

第三节　封建之制

第三章　西晋乱亡

第一节　齐献王争立

第二节　八王之乱上

第三节　八王之乱下

第四节　洛阳沦陷

第五节　长安倾覆

第六节　巴氐据蜀

第七节　张氏据河西

第八节　鲜卑之兴

第九节　荆扬丧乱

第四章　东晋初年形势

第一节　元帝东渡

第二节　北方陷没

第三节　东晋初年内乱

第四节　成康穆间朝局

第五章　东晋中叶形势上

第一节　刘石兴亡

第二节　后赵盛衰

第三节　冉闵诛胡

第四节　庾氏经营北方

第五节　桓温灭蜀

第六节　殷浩桓温北伐

第七节　桓温废立

第六章　东晋中叶形势下

第一节　秦灭前燕

第二节　秦平凉州仇池

第三节　秦平铁弗氏拓跋氏

第四节　肥水之战

第五节　后燕后秦之兴

第六节　秦凉分裂

第七节　拓跋氏再兴

第八节　后燕分裂灭亡

第九节　秦夏相攻

第七章　东晋末叶形势

第一节　道子乱政

第二节　孙恩之乱

第三节　桓玄篡逆

第四节　宋武平南燕

第五节　宋武平卢循谯纵

第六节　宋武翦除异己

第七节　宋武暂平关中

第八节　魏并北方

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

第一节　宋初内衅

第二节　拓跋氏坐大上

第三节　拓跋氏坐大下

第四节　宋初与魏兵衅

第五节　义民抗魏上

第六节　义民抗魏下

第七节　魏大武南寇

第九章　宋齐兴亡

第一节　元凶弑逆

第二节　孝武世诸王之祸

第三节　前废帝之败

第四节　子勋败亡

第五节　宋失淮北

第六节　明帝诛戮宗室大臣

第七节　宋治盛衰

第八节　后废帝之败

第九节　齐高篡宋

第十章　齐梁兴亡

第一节　齐武文惠猜忌杀戮

第二节　郁林王之败

第三节　明帝诛翦高武子孙

第四节　齐治盛衰

第五节　东昏时内外叛乱

第六节　梁武代齐

第十一章　元魏盛衰

第一节　冯后专朝

第二节　孝文迁洛

第三节　齐魏兵争

第四节　梁初与魏战争

第十二章　元魏乱亡

第一节　魏政荒乱上

第二节　魏政荒乱下

第三节　北方丧乱

第四节　尒朱荣入洛

第五节　梁武政治废弛

第六节　梁纳元颢

第七节　孝庄帝杀尒朱荣

第八节　齐神武起兵

第九节　魏分东西

第十节　东西魏争战

第十三章　梁陈兴亡

第一节　侯景乱梁上

第二节　侯景乱梁中

第三节　侯景乱梁下

第四节　江陵之变

第五节　陈武帝却齐师

第六节　陈平内乱上

第七节　陈平内乱中

第八节　陈平内乱下

第十四章　周齐兴亡

第一节　齐篡东魏

第二节　文宣淫暴

第三节　孝昭武成篡夺

第四节　武成后主荒淫

第五节　周篡西魏

第六节　周齐兵事

第七节　陈取淮南

第八节　周灭北齐

第九节　陈失淮南

第十五章　南北统一

第一节　隋文帝代周

第二节　陈后主荒淫

第三节　隋并梁陈

第十六章　晋南北朝四裔情形

第一节　东方诸国

第二节　南方诸异族之同化

第三节　林邑建国

第四节　海南诸国

第五节　海道交通

第六节　北方诸异族之同化

第七节　羌浑诸国

第八节　西域诸国

第九节　柔然突厥兴亡

第十节　东北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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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五胡之乱，起于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虏，而中国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建武元年，至陈后主祯明三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并于北。隋文帝虽云汉人，然民族之异同，固非以其种姓而以其文化，此则不独隋室，即唐室之先，亦未尝非武川族类也。（《廿二史札记》云：“两间王气，流转不常，有时厚集其力于一处，则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气亦各有所聚。晋之亡，则刘裕生于京口；萧道成、萧衍，生于武进之南兰陵；陈霸先生于吴兴；其地皆在数百里内。魏之亡，则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鲜卑迁武川。陵生系，系生韬，韬生肱，肱生泰，是为周文帝。杨坚五世祖元素，家于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祯，祯生忠，忠生坚，是为隋文帝。李渊，三世祖熙，家于武川。熙生天赐，天赐生虎，虎生昞，昞生渊，是为唐高祖。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也哉？”王气所聚；说大落空。宋、齐、梁、陈四代之祖，生于数百里内，亦不足论。中华人事繁复，此固无甚关系也。至于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则自以当时此一区中为强兵所在，故力征经营者易起于此，其附从之功臣，亦易出于此。不惟周、隋、唐，北齐兴于怀朔，固与武川同为六镇之一也。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怀朔，今绥远五原县。）唐室武功，超轶汉代，然实用蕃兵、蕃将为多，与汉之征匈奴，纯恃本族之师武臣力者异矣。自唐衰而沙陀入据中原，虽不久覆灭，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又纷纷窃据，甚且举中国之政权而盗之。盖自五胡之乱至清之亡，凡历千六百有八年焉。若是乎，中国民族，实不堪以兵力与异族竞邪？曰：否。《秦汉史》既言之矣。曰：“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传播最易，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与文明之族相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迥判，而小可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强矣。”（第一章。）以文明之群，而转为野蛮之群所胜，宁独中国？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之于罗马，顾不然邪？夫党类（class）既分，则与异族为敌者，实非举国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权者耳。此等人，当志得意满之余，溺骄淫矜夸之习，往往脆弱不堪一击。卒遇强敌，遂至覆亡。其覆亡也，固亦与寻常一姓之覆亡无异，特覆之者非本族而为异族人耳。此时多数人民，固未尝与异族比权量力，若为人所服，而实不可谓其为人所服也。多数人民与异族之相角，于何见之？其胜负于何决之？曰：视其文化之兴替。两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观其孰替孰兴，而文化之优劣分，而民族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国民族之与异族遇，不以一时争战之不竞见其劣，正以终能同化异族见其优，固非聊作解嘲之语矣。（此非谓中国必不能以兵力争胜，亦非谓此后永不必以兵力争胜，不可误会。）中国之见侮于异族，乃由执治理之权者之劣弱，其说可得闻与？曰：可。两族相竞，若战陈然，居前行者，实惟政治。后汉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权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灵帝中平六年董卓入洛，凡历八十六年，其紊乱可以想见。此时为举国所想望者，莫如当时所谓名士，然其人实多好名嗜利之徒，读《秦汉史》第十章第四节、第十四章第五节、第十八章第四节可见。此时相需最殷者，曰综核名实，曰改弦更张。督责之治，魏武帝、诸葛武侯皆尝行之，一时亦颇收其效，然大势所趋，终非一二人之力所克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近世胡林翼、曾国藩，承积衰极敝之余，以忠诚为唱，以峻切为治，一时亦未尝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后最相类也。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辈人，颇有志焉。然其所图太大，不为时俗所顺悦；又兵争未久，人心积相猜忌，进思徼利，退计自全，乃不得不用阴谋以相争夺。此等相争，正人君子，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敌，曹爽遂为司马宣王所覆。宣王本惟计私图；景王虽为正始风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业，自不得不专为自全之计；文王更无论矣。与司马氏相结合者，率多骄淫狙诈之徒；司马氏之子弟，亦日习于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时势之艰危，人心之险诐如故；于是以晋初之百端待理；灭吴之后，又直可以有为之时；乃以趣过目前之晋武帝承之，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举，皇论其他？而杨、贾、八王之祸，且代异己之诛而起矣。晋室之倾颓，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盖自初平以来，积渐所致，势固不易中止也。夫国之所恃为桢干者，固非一二臣卫，而为士大夫之群，今所谓中等阶级也。士大夫而多有猷、有为、有守，旧政府虽覆，树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难。当时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国在是时，民族与国家之见地，盖尚未晶莹。东汉名士，看似前仆后继，尽忠王室，实多动于好名之私，挟一忠君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国并立之时，不能为一统之益，而时或转为其累。（参看《秦汉史》第十四章第四节。）又既沿封建之习，则诸侯之国，与卿大夫之家，其重轻本来相去无几，由是王室与私门，其重轻之相去，亦不甚远；益以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国卫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刘、石肆虐，北方之名门巨族，相率迁地以图自全，鲜能出身犯难者，由此也。（携家避地，固始汉末，然是时为内乱，而晋初为外患，衡以内乱不与，外患不辟之义，则晋之士大夫，有愧焉尔矣。）夫既徒为保家全身之计，则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乐而无复报胡之心。东晋之名流，率图苟安而怠恢复；（如蔡谟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浩。）其挟有奸雄之才，而又为事势所激者，遂不恤为裂冠毁冕之行；（如王敦、桓温之称兵。）以此。夫当时北方之士大夫，虽云不足与有为，然南方剽悍之气，固未尝减。（观周处可见。参看《秦汉史》第十一章第八节。）使晋室东渡之后，得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复，曾何足计？其时南方之人，盖亦有图自立者，（如陈敏等是。）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门巨族，挟一王室之名以来，自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权，遂尽入北来诸族之手，其何能淑，载胥及溺焉。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气始有所藉以自见，然积弱之势既成，狙诈之习未改，日莫途远，虽绝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复之绪矣。宋、齐、梁、陈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复名门巨族。然所用寒人，资望大浅，虽能纲纪庶务，而不能树立远猷。又以防如晋世之内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室处之而世族之骄淫，既成恒轨，人心之倾险，又难骤更，而骨肉之相屠，遂继君臣之相忌而起矣。佞幸当朝，权奸梗命，其局势较东晋更劣，其渊源，则仍来自东晋者也。一时代之风气，恒随一二人之心力为转移。当神州陆沉之余，宁无痛愤而思奋起者？然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实亦缘其所处之境。先汉之世，学士大夫，人人有志于致用。自经新莽之丧败，遂旁皇而失其所守。既失之琐碎又偏于泥古，实不能有当于人心。其思力较沉挚者，乃思舍迹而求道。其于五经，遂束阁《诗》、《书》、《礼》、《春秋》而专重《易》；其于诸子，则弁髦名、法、儒、墨、纵横而专言道。其识解自较汉人为高，然其所规画，或失之迁阔而不能行；甚或视世事大渺小；谓有为之法，终如梦幻泡景而不足为。其力薄才弱者，则徒为自娱或自全之计，遂至新亭燕集，徒为楚囚之对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以言乎内治：则自东汉以来，不复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群，而稍以淑己为淑群之道。承之以释、老，而此等见解，愈益牢固而不可拔。而其所谓淑己之道，又过高而非凡民之所知。听其言则美矣，责其实，殆如彼教所谓兔角、龟毛，悉成戏论。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终莫能振起也。至于平民，其胼手胝足，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以视平世，其艰苦固不翅倍蓰；即能陈力于战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既废；三五取丁等法，实为以不教民战；而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户口者，又务虐用其人。北方遗黎，或抟结立坞壁，以抗淫威，亦因所抟结者太小，终难自立。其异族之窃据者，则专用其本族若他异族之人为兵，汉民既手无斧柯，则虽屡直变乱而终无以自奋。此平民所以不获有所藉手，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也。凡此，皆晋、南北朝三百年中，我国民不克以兵力攘斥异族之由也。

然则此时代中，我国民之所建树者何如？岂遂束手一无所为乎？曰：其大成就有四焉，而皆与民族之动荡移徙有关，故民族之移徙，实此时代中最大之事也。四者惟何？一曰士庶等级之平夷。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三曰山间异族之同化。四曰长江流域之开辟。【1】古之为治者，本今所谓属人而非属地，故曰“有分土无分民”。封建之世，等级之严峻，盖非后世所能想像。秦人虽云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汉世用人，虽云不分士庶；然特政事之措置，名门巨族，在民间之权势自若也。古黄河流域，盖汉族居平地而异族居山。长江流域，初盖江湖缘岸，亦为异族所据，后稍与汉同化，其不同风者，乃亦相率而入山。故秦、汉之世，江、河之域，皆颇似后世之西南诸省。而江域拓殖较晚，荆楚犹称火耕水耨，而扬州无论矣。自汉末以来，中原之民，乃因避乱而相率移徙。彼其移徙也，率皆宗党亲戚，相将而行；或则有地方豪望，为之率将；故其户数多至千百；恒能互相周恤，建立纲纪。（参看《秦汉史》第十三章第四节。当时移徙之民，与所移徙之地之民，畛域难遽破除者以此，其移徙后易以自立，易以自安者亦以此。以本皆族党、乡里，则能互相扶助而力强；而移徙之余，所处之地虽变，所相人偶之人，仍未大变也。）观此，可以知其为力之强。夫在一地方积有权势者，易一境焉，则其权势必归消失。北方诸族之南迁者，观史所载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人户等事，一若皆为豪富之徒，实则此不过其当路秉政者，其余则皆日入于困窘矣。隋、唐以降士庶等级之渐夷，盖非徒九品中正之废，而实缘士族之生计日趋困窘。故与庶族通谱、通昏者，不一而足也。北人之初南徙也，其与当地之民，盖犹格不相入，故必侨置州郡以治之。其时移徙者之意，必曰：寇难削平，复我邦族，则依然故我矣。乃井里之丘墟如故，乡闾之旋反无期，政府乃不得不力行土断；人民亦以岁月之久，侨居者与土著者日亲；而积古以来，各地方之畛域，渐次破除矣。当时河域之民，播迁所届，匪惟江域，盖实东渐辽海，西叩玉门，北极阴山，南逾五岭焉。其声教之所暨被，为何如哉？若此者，皆其民之较强者也。其单弱贫困者，不能远行，则相率入山，与异族杂处。当时所谓山胡、山越者，其名虽曰胡、越，而语言风俗，实无大殊，故一旦出山，即可以充兵、补户，可见其本多汉人。然胡、越之名，不能虚立，则又可见其本多异族，因汉人之入山而稍为所化也。湘、黔、粤、桂、川、滇、西康之境，自隋至今，历千三百年，异族之山居者，犹未尽化，而江淮、宛洛、河汾之际，自汉末至南北朝末，仅三百余年而遽成其功，虽曰地势之夷险不同，处境之安危亦异，然其所成就，亦云伟矣。自有史以来，至于秦、汉，文明中心，迄在河域。自河域北出，则为漠南，自河域南徂，则为江域。论者或病中国民族，不能北乡开拓，致屡招游牧民族之蹂躏。然民族之开拓，必乡夫饶富之区。江域之饶富，较之漠南北，奚翅十倍。执干戈以圉侵略，固为民族之要图，开拓饶富之区，以增益文化，其为重大，殆又过之。江域之开拓，实我民族靖献于世界之大劳，其始之自汉末，其成之则晋、南北朝之世也。此皆我民族在此时代中成就之极大者也。其为功，视以兵力攘斥异族于行阵之间者，其大小难易，宁可以道里计？恶得以治理者之劣弱，北方政权，暂入异族之手而少之哉？

民族之所建树，恒视乎其所处之境。自然之境易相类，人造之境则万殊，故各民族之史事，往往初相似而后绝异，以其初自然之力强，入后则人事之殊甚也。东洋之有秦、汉，西洋之有罗马，其事盖颇相类；中国见扰乱于五胡，罗马受破毁于蛮族，其事亦未尝不相类也。然蛮族侵陵以后，欧洲遂非复罗马人之欧洲，而五胡扰乱之余，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如故也。此其故何哉？中国有广大之江域以资退守，而罗马无之，殆为其一大端。此固可云地势为之，我民族不容以之自侈，然其殊异之由于人事者，亦不乏焉。罗马与蛮族，中国与五胡，人口之数，皆难确知，然以大较言之，则罗马与蛮族众寡之殊，必不如中国与五胡之甚。两民族相遇，孰能同化人，孰则为人所同化，虽其道多端，而人口之众寡，殆为其第一义，此中国同化五胡之所以易，罗马同化蛮族之所以难也。此非偶然之事，盖中国前此同化异族之力较大实为之。又蛮族受罗马文化之薰陶浅，五胡受中国文化之涵育深。不特慕容廆、苻坚、元宏，即刘聪、石虎，号称淫暴，亦特其一身之不饬，其立法行政，亦未尝不效法中国。当是时，我之民族性，固尚未形成，彼辈之茫昧，殆更甚于我。试观五胡造作史实，绝无自夸其民族，只有自夸其种姓可知。以视后来金世宗、清高宗之所为，迥不侔矣。异族之与我族遇，民族性之显晦，辽、金之间，殆为一大界。【2】自辽以前，异族无不视汉族为高贵而思攀附之、效法之者。自金以后，则无是事矣。此其故，盖由辽以前诸族，始多附塞，或且入居塞内，女真、蒙古、满洲，则皆距塞较远也。此可见我民族同化异族之力，不待五胡扰乱，而潜移默运，业已有年矣。又不独此也。罗马受蛮族之侵陵，欧洲遂倒演而入于封建之世，而中国自五胡乱后，其为大一统依然也。此又何故哉？此实由罗马之为国，本不如中国之统一，故一旦覆亡，一文官、武将，若地方豪右，教中尊宿，蛮族酋豪，皆能成为一区域之大长，其权力历久而不敝，既无能一统之者，则其彼此之间，遂互相隶属，层累相及，而封建之局成矣。中国当晋、南北朝时，亦是处有豪族、游侠；兵乱之区，又有堡坞之主；亦未尝不专制一方，然地势平衍，风俗大同，中枢之力较强，民情亦习于统一，故虽有可成封建政体之端倪，卒无竟成封建政体之事实。此就政治言之也。以宗教言：则罗马之于基督，关系殊疏，而两汉之于孔子，关系极密。政教分张，事起近世，实由世事日新，而宗教笃旧，不能与时俱进之故。以理言，政治之设施，固应与教化相合。罗马之为治，实未能符合此义。人生虽不免屈于力，其意固恒欲附于德，故罗马解体以后，欧人乃欲奉教主为君王；其教主亦欲以此自居。然实不胜其任也，而政教之分争，遂为欧洲扰攘之大原焉。我国自汉武以后，儒教殆已成国教，然儒之所以为教者，实在人伦日用之间兼示为政者以轨则，而非恃迷信以锢人心，故与异教之相争不烈。国家既已一统，前此各地方之宗教、仅足维系一地方之人心者，既无以厌人之求，而急须一通行全国之大宗教，杂沓之神、祇、鬼、魅，遂稍合并、变化，而成所谓道教者；而佛教亦于此时传入。丁斯时也，所以慰悦人之魂神者，孔教则让诸道、佛；而施于有政，以及人伦日用之际道、佛亦不与儒争。道佛二家之间，道家本无教义，时时窃取佛说以自附益；甚至并其仪式而窃之；一似无以自立。然旧来所信奉之神、祇、鬼、魅，必非一日所能刬铲除，佛教入中国后，虽亦竭力与之调和，或且网罗之以为己助，然佛为异国之教，于中国旧所信奉，固不能一网打尽，亦必不能囊括无遗，而道教于此，遂获有立足之地焉。我国本无专奉一神之习，用克三教并立，彼此相安，即有他小宗教，与三教异同者，苟非显与政府为敌；或其所唱道者，实与当时社会所共仞之道德、法律，藉以维持秩序者不相容，亦未有痛加迫蹙者。【3】获慰悦魂神，指道行为之益，而不酿争夺相杀之祸，要不能不谓我国之文化，高于欧洲也。

［北魏］正光三年观世音造像

以上所说，虽已深切著明，读者终将疑我民族之所长，偏于文事，而于武德不能无阙，请更有说以明之。韩陵之战，齐高祖谓高昂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云何？”似乎鲜卑之战斗，非汉人所能逮矣。然卫操、姬澹说魏桓、穆二帝招纳晋人，晋人附者稍众。及六修难作，新旧猜嫌，迭相诛戮，卫雄、姬澹，谋欲南归，乃言于众曰：“闻诸旧人忌新人悍战，欲尽杀之，吾等不早为计，恐无种矣。”晋人及乌丸惊惧，皆曰：“死生随二将军。”于是雄、澹与刘琨任子遵，率乌丸、晋人数万众而叛。是晋人之悍战，又过于鲜卑也。【4】齐高祖之雄武，读史者应无异辞，然其先固亦汉人，特久居北边，遂习鲜卑之俗耳。云、代间鲜卑，号称悍战者，其中之汉人，必不少也。大抵当时五胡与汉族之杂处，其情形，当略如后世之汉与回。传奕言：“羌、胡异类，寓居中夏，祸福相恤；中原之人，心力不齐；故夷狄少而强，华人众而弱。”正与后世回强汉弱之情形，后先一辙也。【5】然则五胡之乱华，亦不过如清代咸、同间西南、西北之回乱耳，恶得谓华夷之强弱迥异，且由于天之降材尔殊哉？

晋、南北朝史事，端绪最繁，而其间荦荦大端，为后人所亟欲知者，或仍不免于缺略。又文学取其诙诡可喜，史学则贵求真，二者之宗旨，绝不相同，而当史学未昌之时，恒不免以文为累。晋、南北朝之史，带此性质犹多。试观有言于先者，必有验于后；而敌国材智，所见多同，又恒能彼此相料可知。其时史家，好法《左氏》，实则与后世平话，同一臼科耳。其不足信据，固无俟深求也。至于行文，喜求藻饰，遂使言事，皆失其真，则知幾《史通》，固已深讥之矣。兹编之作，钩稽芟落，虽竭吾才，去伪显真，犹恐十不逮一，纠缪绳愆，是所望于大雅。

注释

【1】　移民：晋时之移民，士庶等级平，地方畛域化，山胡越归化，江域开辟。

【2】　民族：异族民族性之显晦，辽金间为一大界。

【3】　宗教：孔与道佛，善于分途，故东洋无政教之争。

【4】　宗教：拓跋氏中晋人善战。

【5】　宗教：异族寓居相团结而强，国人散而弱，此略如后世之汉回。

第二章　晋初情势

第一节　政俗之敝

晋武帝以荒淫怠惰，遗患后嗣名。然帝在历代君主中，实尚未为大恶。所不幸者，则以仅足守成之才，而当开创之世耳。盖晋之王业，虽若成于宣、景、文三朝，然其所就者，实仅篡窃之事，至于后汉以来，政治、风俗之积弊，百端待理者，实皆萃于武帝之初。此其艰巨，较诸阴谋篡窃，殆百倍过之。虽以明睿之姿，躬雄毅之略，犹未必其克济，况如武帝，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承前世之积敝，而因受恶名，亦可哀矣。

武帝尝诏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泰始四年。）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泰始五年。）临听讼观录囚徒；（泰始四年、五年。）守令有政绩及清称者，赐之以谷；（王宏，夏谡，刘霄，梁柳。见《纪》泰始五年、咸宁元年。）诏刺史、二千石纠秽浊，举公清；令内外群臣举清能，拔寒素；（大康九年。）又屡诏举人才；可见其非无意于为治。又尝增吏俸；（泰始三年。）班律令；（泰始四年。）平吴后即定户调式；罢军役；去州郡兵；则亦有意于更制垂后。然是时之所急者，非立法，乃行政；非文诰之频繁，乃督责之峻切；而帝于此，实最阙焉。伐吴之议，羊祜、杜预屡阵之，张华赞之，贾充始终沮遏，而帝仍以充总统诸军。孙晧降，充未之知，方以吴未可平，抗表请班师，谓“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虽要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其表与告捷同至。（见《晋书·秦秀传》。）王浑与王濬争功，诏责濬不受浑节度。濬言：“前被诏书，令浑、濬等皆受充节度，无令臣别受浑节度之文。当受浑节度之诏，以十二日起洛阳，濬十五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符。”诏文及发至日时，无可诬罔之理，而帝皆漫无别白，为之下者，不亦难乎？帝当篡位之初，即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见《纪》泰始元年。）以皇甫陶、傅玄共掌谏职。玄复历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刘毅亦尝为司隶。然毅终以峭直不至公辅。其所纠弹者，亦不能尽法惩治。刘颂言：“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未可一旦直绳御下。”此或亦出于不得已。然颂又言：“为政矫世，自宜渐出公涂。张正威断，日迁就肃；譬由行舟，虽不横截迅流，渐靡而往，终得其济”，此诚当日之急务也。朋党之弊，蠹政伤民，所恃在上者有以烛其隐，折其机，乃能破私交而彰公法。杜预论伐吴之计曰：“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此武帝之宽所不当宽者也，而严所不当严，其弊尤大。愍怀大子之废也，阎缵舆棺上书，以理其冤，不省。及皇大孙立，缵复上疏曰：“昔汉武既信奸谗，危害大子，复用望气之言，欲尽诛诏狱中囚。邴吉以皇孙在焉，闭门拒命。后遂拥护皇孙，督罚乳母，卒至成人，立为孝宣皇帝。历观古人，虽不避死，亦由世教，宽以成节。吉虽距诏书，事在于忠，故宥而不责。自晋兴以来，用法大严。【1】迟速之间，辄至诛斩。一身伏法，犹可强为，今世之诛，动辄灭门。昔吕后临朝，肆意无道。周昌相赵，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征昌入，乃后召王。此由汉制本宽，得使为快。假令如今，吕后必谓昌已反，夷其三族，则谁复敢杀身成义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经远。又汉初废赵王张敖，其臣贯高，谋弑高祖，高祖不诛，以昭臣道。田叔、孟舒十人为奴，髡钳随王，隐亲侍养，故令平安。乡使晋法，得容为义：东宫之臣，得如周昌，固护大子；得如邴吉，距诏不坐，伏死谏争，则圣意必变，大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从不罪者，则隐亲左右，奸凶毒药，无缘得设，大子不夭也。臣每责东宫臣故无侍从者，后闻颇有于道路望车拜辞，而有司收付洛阳狱，奏科其罪，然臣故莫从，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马，所以宿卫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谨严覆请审者，此由恐畏灭族”云云。此过严之弊也。过宽之弊，由于武帝之纵弛，过严之弊，则其所由来者远矣。《晋书·阮籍传》言：“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当时如籍者，盖不少矣。《易》曰：“栋挠之凶，不可以有辅也。”宣王之诛戮名士，不几于自戕其辅佐乎？

《晋书·何曾传》云：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诒厥身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山涛传》：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刘颂言：“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饰文彩，以避目下之谴。人主恒能居易执要，以御其下，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无逃其诛赏。”李重亦言：“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当时相需最殷者，实为督责之术，固夫人知之矣。刘颂又言：“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微过不足以害政，举之则微而益乱。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肆，豪强横肆，则百姓失职矣。大奸犯政而乱兆庶者，类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官长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无益于政体，清议乃由此而益伤。”“错所急而倒所务”如此，欲以求治得乎？

晋武帝像

晋武帝（236—290），即司马炎，晋代开国皇帝，265—290年在位。西晋的建立使中国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局面暂时获得统一。

武帝天资，本近夸毗，平吴以后，尤日即怠荒。史言其“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帝性好色。泰始九年，诣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断婚姻。使宦者乘使车，给驺骑，驰传州郡，召充选者。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奋，廷尉诸葛冲，大仆臧权，侍中冯荪，秘书郎左思，及世族子女，并充三夫人、九嫔。司、冀、兖、豫四州二千石、将吏家补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大康二年，诏选孙晧妓妾五千人入宫。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及七年，出后宫才人妓女以下，仅三百七十人而已。怠荒如此，复何暇为久远之计哉？

凡功名之士，多非纯正之徒，故守成与创业异情，而栉风沐雨，共取天下之人，或不足以托孤寄命。然此亦随创业者之心量而殊，苟有安民定国之志，自亦有具公心，抱大志者，相与有成，如魏武帝之有荀文若，蜀汉先主之有诸葛孔明是也。晋之宣、景、文，则诚所谓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者。党附之者，自多倾险之徒。贾充父逵，为魏诚臣，而充党于司马氏，嗾成济以成高贵乡公之祸。文帝新执朝权，恐方镇有异议，使充诣诸葛诞，阴察其变。充既论说时事，因谓诞曰：“天下皆愿禅代，君以为何如？”诞厉声曰：“卿非贾豫州之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高贵乡公引王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燕属文。及将攻文帝，召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帝。荀勖者，钟会之从甥，少长会家。会谋反，审问未至，而外人先告之。文帝待会素厚，未之信也。勖曰：“会虽受恩，然其性未可许以见得思义，不可不速为之备。”帝即出镇长安。卫瓘以知数杀钟会，又虑后患而戕邓艾，即杜预亦讥其将不免。然预父恕，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而预尚文帝妹高陆公主，因此起家，以视王裒终身不应征聘，不西向坐，且绝管彦之婚者，能无愧乎？此外晋初元老，如石苞、郑冲、王祥、荀、何曾、陈骞等，非乡原之徒，则苟合之士。此等人而可以托孤寄命哉？此晋之所以再传而即倾欤？刘颂论封建之利曰：“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而为任臣矣。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其于魏、晋之兴替，可谓洞烛其情。晋初之众建亲戚，盖亦所谓“殷鉴不远”者。然逮八王之乱，而亲戚化为重臣矣。不惟圣人有金城之义，而恃私智以求安，庸可得乎？

晋初所任，非功臣之后，则外戚之伦。如山涛为宣穆皇后中表亲，钟会作乱，文帝将西征，而魏诸王公并在邺，乃使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是也。然无督责之术，虽亲戚亦胡可信？景献皇后从父弟羊琇，居中护军、散骑常侍之职十三年，恒典禁兵，预机密。选用多以得意居先，不尽铨次之理。将士有冒官位者，为其致节，不惜躯命，然放恣犯法。每为有司所贷。其后司隶校尉刘毅劾之，应置重刑。武帝以旧恩，直免官而已。寻以侯白衣领护军。顷之复职。用人如此，虽有忠荩，亦何途以自靖？然偏任亲戚者，势固不得不尔也。王衍以妻为贾后亲见任，而卒覆公，诒谋之不臧，其祸固有自来矣。

自后汉以来，选政久已不肃，而武人当道，又相扇以奢淫。贪欲迫之，则营求弥甚，而官方遂不可问。《武帝纪》言：帝承魏氏奢侈，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靷断，诏以青麻代之。案帝即位之岁，即下诏大弘俭约。禁乐府靡丽百戏之技，及雕文游畋之具。泰始八年，又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咸宁四年，大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2】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敕内外：敢有犯者罪之。似有意于挽回末俗矣。然以言教不如以身教。帝之营大庙也，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见《纪》泰始二年。）可谓示之轨物者乎？况乎其后宫之侈，又为古今所罕有也。帝尝幸王济宅。（济，浑子，尚帝女常山公主。）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蒸甚美。帝问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然不能有所惩也。故当时贵戚如王恺、（文明皇后弟。）羊琇、贾谧，（充孙。）勋臣如何曾、曾子劭、石崇、（苞子。）任恺、庾敳、和峤、王濬，莫不僭侈而无极。虽负高名如王戎；能立功业如刘琨、陶侃者；亦不免焉。陆云拜吴王晏侍中，会晏于西园大营第室，云上书曰：“臣窃见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而世俗陵迟，家竞盈溢。渐渍波荡，遂已成风。虽严诏屡宣，而侈俗弥广。”傅咸当咸宁初，上书曰：“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可见时俗之渐靡，而武帝之空言训诫，悉归无效矣。要之当时之所急在齐斧，而帝无刀一割之用，此其所以万举而万不当也。

经百年丧乱之余，人民所祷祀以求者，宜莫如休养生息。当时政事之及于民者，果何如乎？刘颂言：“董卓作乱，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难极矣。六合浑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宁，非虚望也。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为，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务多端，世事之未尽理者，难遍以疏举。振领总纲，要在三条：凡政欲静，静在息役，息役在无为。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粜。为政欲著信，著信在简贤，简贤在官久。三者既举，虽未足以厚化，然可以为安有余矣。”时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荀勖议以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传咸言：“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也。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空校衙门，无益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五等诸侯，复坐置官属。诸所宠给，皆生于百姓。一夫不农，有受其饥，今之不农，不可胜计，纵使五稼普收，仅足相接，暂有灾患，便不继赡。以为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也。”【3】并官息役之事，盖终西晋之世，未之能行。平粜之法，据《晋书·食货志》：泰始二年，即下诏令主者具为条制，然事竟未行。刘颂言平粜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盖亦徒有其法。【4】至于综核名实，整饬官方，则晋世之所为，尤翩其反而矣。

《晋书·潘尼传》：尼著《安身论》曰：“祟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兴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济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济，能无争乎？私苟不从，能无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众欲并争，群私交伐。争则乱之萌也，伐则怨之府也。怨乱既搆，危害及之，得不惧乎？然弃本要末之徒，知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擢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涂之务；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绶之友；党与炽于前，荣名扇其后；握权则赴者鳞集，失宠则散者瓦解；求利则托刎颈之欢，争路则搆构刻骨之隙。于是浮伪波腾，曲辩云沸；寒暑殊声，朝夕异价；驽蹇希奔放之迹，铅刀竞一割之用。至于爱恶相攻，与夺交战，诽谤噂杳，毁誉纵横；君子务能，小人伐技；风颓于上，俗弊于下，祸结而恨争也不强，患至而悔伐之未辩。大者倾国丧家，次则覆身灭祀。其故何邪？岂不始于私欲，而终于争伐哉？”此论实抉晋初风俗颓败之由，盖沿后汉之流而益甚者也。傅玄言：“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其波靡一世如此。杜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苟晞为兖州，见朝政日乱，惧祸及己，多所交结。每得珍物，即遗都下亲贵。【5】兖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鲜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发莫还。纲纪之颓敝如此，欲无沦丧得乎？武帝南郊礼毕，问刘毅曰：“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对曰：“桓、灵。”帝曰：“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晋书·良吏传》言：“帝宽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结绶者以放浊为通，弹冠者以苟得为贵。流遁忘反，寖以为常。刘毅抗卖官之言，当时以为矫枉，察其风俗，岂虚也哉？”《惠帝纪》言：“帝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盖其所由来者渐矣。

民间风俗，历代迁变甚微，政事之隆窳，所以致一时之治乱者，实其士大夫之群及朝贵之执政权者为之。干宝论西晋之事曰：“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格淫辟，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传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执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逼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6】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妇女：庄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水斯积，而决其堤坊；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纯、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辟；考平吴之功，而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悟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此宝所著《晋纪》之论，《晋书·怀愍二帝纪》取之。）盖西晋之亡，其势既如悬厓转石，不可中止矣。此实合一群之人，积若干岁月所造之共业，非一二人所克挽回，亦非一二人所能尸其责也。

第二节　戎狄之患

两汉之世，四裔种落，附塞或入居塞内者甚多。同化非旦夕可期；处置亦难尽得所；郡县、豪民，或且加以侵役；积怨思叛，自所不免；后汉羌乱，则其先声。初平以降，九州云扰，郡县荒废，户口寡少，兵力单薄，遂至坐生其心矣。履霜坚冰，其来有渐，泰始以后风尘之警，则永兴以后大乱之萌芽也。

晋初乱势，西北最烈。《晋书·李憙传》云：憙为仆射，时凉州虏寇边，憙唱议遣军讨之。朝士谓出兵不易，虏未足为患，不从。后虏果出纵逸，凉州覆没，朝廷深悔焉。此事当在泰始六年胡烈败亡以前。（《憙传》云：皇大子立，以憙为大子大傅。在位累年，迁尚书仆射。案惠帝立为大子，事在泰始三年正月。）泰始五年，以雍州陇右五郡，（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陇西郡，晋治襄武，在今甘肃陇西县西南。南安，在陇西县东北。天水，晋治上邽，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略阳，即魏广魏郡，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南。武都，今甘肃成县。）及凉州之金城，（晋初金城郡治榆中，在今县西北。）梁州之阴平汉道，（魏置郡，今甘肃文县。）置秦州。傅玄上疏曰：“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7】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民间，此必为害之势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使烈往，诸胡虽已无患，必且消弥，然兽心难保，不必其久安也。若后有动衅，烈计能制之。惟恐胡虏，东入安定，（晋郡，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西赴武威，（晋郡，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县。）外名为降，可动复动。此二郡非烈所制，则恶胡东西有窟穴、浮游之地。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今清水河，自固原北流，至中卫县入黄河。）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边。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令烈得专御边之宜。”（《玄传》系此疏于泰始四年，盖误。）而《陈骞传》言：骞言于武帝曰：胡烈、牵弘，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才。帝不听。二人后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丧没。征讨连岁，仅而得定。帝乃悔之。其时乱势已成，固非徒勇所能戡，即得智勇兼备之将，恐亦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绥定之于旦夕间也。泰始六年，六月，凉州叛。胡烈屯于万斛堆，（在今甘肃靖边县西。）为羌虏所害。时汝南王亮（宣帝第四子。）督关中，遣救不进，坐免官。遣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督秦州以讨之。《杜预传》：预为安西军司。到长安，更除秦州刺史。鉴使预出兵。预以虏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刍粮，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鉴大怒，奏预。槛车征诣廷尉。其后陇右之事，卒如预策焉。七月，以汝阴王骏宣帝子。督雍、凉。七年，四月，北地胡寇金城。（北地治富平，今宁夏灵武县。）凉州刺史牵弘讨之。群虏内叛，围弘于青山。（《续汉志》：青山在北地郡参县界。汉参县，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北。）弘军败，死之。七月，以贾充督秦、凉。旋以婚于大子，不行。十年，凉州虏寇金城。汝阴王骏讨之，斩其帅乞文泥等。明年，为咸宁元年，树机能等叛。遣众讨之，斩三千余级。诏骏遣七千人代凉州守兵。树机能、侯弹勃等欲先劫佃兵。骏命平虏将军文俶督秦、凉诸军各进屯以威之。机能乃遣所领二十部及弹勃面缚军门，各遣入质子。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万口又来降。树机能，据《载记》即秃发氏之祖，为河西鲜卑，而《骏传》称为羌虏，盖与羌俱叛也。是岁，六月，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二年，五月，汝阴王骏讨北胡，斩其渠帅吐敦。七月，鲜卑阿罗多等寇边。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三年，三月，文俶讨树机能等，并破之。四年，六月，凉州刺史杨欣与虏若罗拔能等战于武威，败绩，死之。五年，正月，树机能攻陷凉州。（晋凉州刺史治武威。）使马隆击之。十二月，隆破斩树机能。凉州平。《隆传》云：杨欣失羌戎之和，隆陈其必败，俄而欣为虏所没，河西断绝。帝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对。隆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当听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大守。公卿佥曰：“六军既众，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帝弗纳。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请自至武库选杖。武库令与隆忿争。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当亡命战场，以报所受，武库令乃以魏时朽杖见给，非陛下使臣之意也。”帝从之。又给其三年军资。隆于是转战而西，杀伤以千数。自隆之西，音问断绝，朝廷忧之。或谓已没。后隆使夜到，帝抚掌欢笑，诘朝，召朝臣谓曰：“若从诸卿言，是无秦、凉矣。”乃假隆节。隆到武威，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率善戎没骨能等与树机能大战，斩之，凉州平。史所传隆事，或恢侈非其实，然大致当不诬，此实以孤军徼幸，亦危矣。然亦可见叛虏原非甚强，特州郡兵力大弱，任督统者又非其人，乱势遂至日滋耳。大康元年，七月，虏轲成泥寇西平浩亹。（西平郡，治西都，今青海西宁县。浩亹县，在青海乐都县东。）杀督将以下三百余人。《马隆传》云：大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毁，宜时兴复，以隆为大守。隆击破南虏成奚。毕隆之政，不敢为寇。大熙初，加授护东羌校尉。积十余年，威信振于陇右。时洛阳大守冯翊严舒，与杨骏通亲，密图代隆，毁隆年老谬耄，不宜服戎，于是征隆，以舒代镇。朝廷恐关、陇复扰，乃免舒，遣隆复职，竟卒于官。此又见州郡得人，足致一时之小康矣。三年，正月，罢秦州，并雍州。惠帝元康四年，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郡，治潞县，今山西潞城县西北。）杀长吏。八月，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汉左冯翊，后汉为郡，今陕西大荔县。）六年，五月，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马兰，山名，在今陕西白水县西北。卢水胡居安定界。）攻北地，大守张损死之。冯翊大守欧阳建与度元战，连败。时赵王伦（宣帝第九子。）镇关中，征还，以梁王彤（宣帝子。）代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为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围泾阳。（汉县，后汉废，故城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十一月，遣夏侯骏、周处等讨之。处，吴将鲂子。为御史中丞，纠劾不避宠戚。梁王彤违法，处深文按之。朝臣恶其强直，使隶骏西征。中书令陈准知彤将逞宿憾，言“处吴人，有怨无援，宜诏孟观（时为积弩将军。）以精兵万人，为处前锋”。朝廷不从。时贼屯梁山，（在今陕西乾县西北。）有众七万，骏逼处以五千兵击之，又绝其后继。七年，正月，处遂败死于六陌。（在乾县东。）陈准与中书监张华以赵、梁诸王，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士卒虽众，不为之用，上下离心，难以胜敌；启遣孟观讨之。观所领宿卫兵，皆趫捷勇悍。并统关中士卒。身当矢石，大战十数，皆破之。九年，正月，获万年。征梁王彤，以河间王颙（安平献王孚孙。孚，宣帝弟。）代镇关中。是岁，十二月，贾后废愍怀大子，大难旋作，边务更无人措意矣。

［西晋］青瓷狮形水盂

匈奴之众，分为五部，皆居并州塞内，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晋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魏郡，今山西临汾县。）西河、（魏郡，晋为国，今山西汾阳县。）大原、（今山西大原县。）新兴、（后汉郡，今山西忻县。）上党、乐平（后汉郡，今山西昔阳县西南。）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正月，匈奴中部帅刘猛（此据《胡奋传》。《本纪》但称匈奴帅。《匈奴传》作单于猛，盖猛时自称单于。）叛出塞，屯孔邪城。遣何桢讨之。桢以猛众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潜诱猛左部督李恪杀猛。（此据《匈奴传》。《本纪》云：桢讨猛，屡破之。《胡奋传》云：使路蕃讨之。以奋为监军，假节，顿军陉北，为蕃后继。击猛破之。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盖非无战事，而非恃战以决胜。陉北，谓陉岭之北。陉岭即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于是匈奴震服，积年不敢复反。其后稍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边患。（《本纪》：咸宁二年，二月，并州虏犯塞，监并州诸军事胡奋击破之。）至大康五年，复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来降。帝并抚纳之。（此据《匈奴传》。其见于《本纪》者：尚有咸宁三年，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千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五年，三月，匈奴都督拔奕虚帅部落归化。十月，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案魏陈留王申晋文帝九锡之命，统计四夷内附、纳贡者，八百七十余万口，虽属夸张，亦必有一依据，此等固不必皆入居塞内，然入居塞内者，亦必不少也。）惠帝元康中，郝散反，已见前。

东北情势，不如西北之紧急，而幅员广远，种落滋蔓，隐忧之潜伏者亦深。据《晋书》列传，当时治理东北有声威者凡三人：一卫瓘，一唐彬，一张华也。瓘之督幽州，在泰始七年八月。《传》曰：至镇，表立平州，（治昌黎，在热河朝阳县境。）后兼督之。于时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案平州之立，事在泰始十年二月。咸宁元年六月，《纪》书鲜卑力微遣子来献。力微即后魏神元帝，其子即文帝沙漠汗也。瓘旋征拜尚书令。吴平之后，唐彬监幽州诸军。《彬传》云：因北虏侵据北平，（晋郡，今河北遵化县西。）故有此命。彬既至镇，训卒利兵，广农重稼。震威耀武，宣谕国命，示以恩信，于是鲜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并遣侍子、入贡。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未详。）洎于碣石，（《大康地志》云：乐浪遂城县有碣石，长城所起，地在今朝鲜境。）繇亘山谷，且三千里，分军屯守，烽堠相望。由是边境获安。自汉、魏征镇，莫之比焉。鲜卑诸种畏惧，遂杀大莫廆。彬欲讨之。恐列上俟报，虏必逃散，乃发幽、冀车牛。参军许祇密奏之。诏遣御史槛车征彬，付廷尉，以事直见释。咸宁三年，正月，复使卫瓘讨力微。大康二年，十月，鲜卑慕容廆寇昌黎。（魏郡，今热河淩源县。）十一月，鲜卑寇辽西，平州刺史鲜于婴讨破之。三年，正月，以张华督幽州。三月，安北将军严询破慕容廆于昌黎，杀伤数万人。是岁，八月，罢平州。七年，五月，慕容廆又寇辽东。至十年五月，乃来降。《张华传》言：华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案晋初东夷来朝献者甚多，（《晋书·武帝纪》：咸宁二年，二月，东夷八国归化。七月，东夷十七国内附。四年，三月，东夷六国来献。是岁，东夷九国来附。五年，肃慎来献楛矢。大康元年，六月，东夷十国归化。七月，东夷二十国朝献。二年，六月，东夷五国内附。三年，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七年，八月，东夷十一国来附。八年，八月，东夷二国内附。九年，九月，东夷七国诣校尉内附。十年，五月，东夷十一国内附。是岁，东夷绝远三十余国来献。大熙元年，二月，东夷七国朝贡。《惠帝纪》：元康元年，东夷十七国并诣校尉内附。）此等徒侈观听，无与安危，语其实迹，实不如唐彬谨治边塞者之为有益，而惜乎彬之未能久于其任，更广其功也。

四裔归化之多，非始于晋，而在晋初，此等情势，特为尤甚。杂居大多，措理非易，故论者多欲徙去之。邓艾当魏末，即言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晋武帝时，侍御史郭钦上疏言：“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今河南孟县南。）北地、西河、大原、冯翊、安定、上郡，（治肤施，今陕西绥德县。）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河内、河南、河东。晋河内郡，治野王，今河南沁阳县。河南今河南洛阳县。河东，晋治蒲阪，今山西永济县。）三魏《通鉴》（卷九十六晋成帝咸康七年《注》：“魏郡、阳平、广平为三魏。”魏郡，今河南临漳县。阳平，今河北大名县。广平，今河北鸡泽县。）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今陕西长安县。）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帝不纳。（见《晋书·匈奴传》。）及齐万年乱后，山阴令江统（山阴，今浙江绍兴县。）又作《徙戎论》，言“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名渊。唐人作《晋书》，避高祖讳，）书其字。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8】（凡魏、晋间人言某川者，犹今言某水流域。秦川，犹言秦地之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参看《秦汉史》第十一章十一节。案《三国·魏志·张既传》：魏武拔弃汉中，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杨阜传》云：阜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又《郭淮传》：正始元年，姜维出陇西，淮进军，维退，遂讨迷当等，按抚柔氐三千余落，拔徙以实关中。凉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种落二千余家附雍州，淮奏请使居安定之高平，为民保鄣。其后因置西川都尉。又《蜀志》：后主建兴十四年，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张嶷传》云：健请降，遣将军张尉往迎，过期不到，蒋琬深以为念。嶷曰：苻健求附款至，必无他变。素闻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将有乖离，是以稽留耳。数日，问至。健弟果将四百户就魏，独健来从。则诸胡之入关中，实非魏武一迁而遂已，且先此固已多矣。扶风郡，后汉治槐里，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晋移治池阳，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高平，在今甘肃固原县。广都，汉县，在今四川华阳县南。）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后汉郡，今陕西邠县。）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晋郡，今陕西兴平县。）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地；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并州之胡，本实匈奴。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晋并州统郡国六：大原，上党，西河，乐平，雁门，新兴。雁门治广武，在今山西代县西。）咸熙之际，以一部大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荥阳句丽，荥阳，晋郡，今河南荥泽县。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俭伐其叛者，徙其余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阮种对策亦云：“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而令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才；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夫以微羁而制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宜也。”案驾驭异族，远者宜结其欢心，致其乡慕；近者宜加之绥抚，使获安生；而晋于此，殊为怠慢。敦煌（今甘肃敦煌县。）段灼，世为西土著姓。从邓艾破蜀有功。累迁议郎。武帝之世，屡陈时宜，辄见省览。而身微宦孤，不见进叙，乃取长假还乡里。临去，遣息上表，有云：“臣前为西郡大守，（西郡，后汉末置。今甘肃山丹县南。）被州所下己未诏书：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勿强。臣被诏书，辄宣恩广募，示以赏信。所得人名，即条言征西。其晋人自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至于羌、胡，非恩意告谕，则无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兴军渡河，未尝有变。故刺史郭绥，劝帅有方，深加奖厉，要许重报。是以所募，感恩利赏，遂立绩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将，并已受封，羌、胡健儿，或王或侯，不蒙论叙也。”驾驭之失宜，可概见矣。不特此也，石勒父祖，本皆部落小帅。《载记》言其父周曷朱，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邬人郭敬，（邬县，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北。）阳曲宁驱，（阳曲县，今山西大原县北。）并加资赡。勒亦感其恩，为之力耕。大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粥食之，并给以衣服。勒谓敬曰：“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敬深然之。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赢公腾，（高密文献王泰之子。泰，宣帝弟。）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欧辱。敬先以勒属阳及兄子时。阳，敬族兄也，是以阳、时每为解请。道路饥病，赖阳、时而济。既而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茌平，今山东茌平县。）每耕作于野，常闻鼓角之声。勒以告诸奴，诸奴归以告欢，欢亦奇其状貌而免之。欢家邻于马牧，与牧帅魏郡汲桑往来。勒以能相马，自托于桑，后遂相结为群盗。案勒之见卖，固为乱时事，然必平时先有卖胡为奴之习，乱时乃思借以赡军。《外戚传》言大原诸部，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石勒为郭敬、宁驱力耕，亦田客也。）其中盖亦未尝无酋率之流如勒者，安得不怨而思叛也？郭敬、宁驱，盖亦所谓豪桀，非独汲桑。当风尘洞之时，而听群胡散居内地，与之相结，安得不有横逆之事？江统又言：“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9】此言似失其实。殊不知历代户口，著籍之数，皆与实在生齿迥殊。统之言，盖据当时著籍者言之也。以关中之土沃物丰，而其著籍之数，不过如此，郡县之寡弱，可以概见，安能御方张之寇？况又益之以怠弛无备，如阮种所云者乎？刘卫辰降于苻坚，请田内地，坚许之。乌丸独孤、鲜卑没奕干又降。坚初欲处之塞内。苻融以方当窥兵郡县，为北边之害，不如徙之塞外。其后勃勃卒为北边之害，未始非坚之处置不善，有以启之也。移中国之民于塞外，以启穷荒；迁四夷降者于域中，以资驾驭；自为远大之规。然远图不易速成，迂远而阔于事情，或转以招目前之患。以一时之务论，徙戎自为良策，而惜乎因循玩愒者不能行也。

第三节　封建之制

言晋初之事者，多以其行封建为致乱之原，其实非也。晋初封建之制，行之未必能召乱；而其制亦未尝行。【10】其所以召乱者，实由其任宗室诸王大重，承州郡积重之后，而使之出专方任耳。其任诸王大重，论者多谓其出于欲保国祚之私，此亦仅得其一端。当时论者，自有一派，谓郡县易招祸乱，封建可以维持于不敝也。先考其制度，继观其议论，而此事之得失了然矣。

《晋书·地理志》云：文帝为晋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即安平献王，见第二节。）邑万户，制度如魏诸王。其余：县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大国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国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国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里。次国伯邑千户，地方五十五里。大国子邑八百户，地方五十里。次国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户，地方四十里。武帝泰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国，官于京师。罢五等之制。公、侯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户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职官志》云：咸宁三年，卫将军杨珧，与中书监荀勖，以齐王攸有时望，惧惠帝有后难，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从容共陈时宜。以为“古者建侯，所以藩卫王室。今吴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诸王为帅都督，既各不臣其统内，于事重非宜。又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而诸王公皆在京师，非捍城之义，万世之固”。帝初未之察，于是下诏议其制。有司奏徙诸王公，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其平原、（今山东平原县。）汝南、（今河南汝南县。）琅邪、（今山东临沂县。）扶风、（见第二节。）齐（今山东临淄县。）为大国，梁、（今河南商邱县。）赵、（今河北赵县。）乐安、（今山东桓台县。）燕、（今北平市西南。）安平、（今河北冀县。）义阳（今河南新野县。）为次国，其余为小国。皆制所近县，益满万户。又为郡公，制度如小国王。亦中尉领兵。郡侯如不满五千户王。置一军，亦中尉领之。南宫王承，（安平献王孙。）随王迈，（安平献王曾孙。）各于泰始中封为县王，邑千户，至是改正。县王增邑为三千户，制度如郡侯。亦置一军。自此非皇子不得为王。而诸王之支庶，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国、次国：始封王之支子为公，承封王之支子为侯，继承封王之支子为伯。小国：五千户已上，始封王之支子为子，不满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为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户国；侯之制度，如不满五千户国；亦置一军，千人，中尉领之。伯、子、男已下各有差，而不置军。大国始封之孙罢下军，曾孙又罢上军；次国始封子孙亦罢下军；其余皆以一军为常。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其未之国者：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郡侯、县公，亦如小国。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遣就国。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荀勖传》云：时议遣王公之国，帝以问勖。勖对曰：“诸王公已为都督，而使之国，则废方任。又分割郡县，人心恋本，必用嗷嗷。国皆置军，官兵还当给国，而阙边守。”帝重使勖思之。勖又陈曰：“如诏，准古方伯选才，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诚如明旨。至于割正封疆，使亲疏不同，犹惧多所摇动，思维窃宜如前。若于事不得不时有所转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损夺者，可随宜节度。其五等体国经远，但虚名，其于实事，略与旧郡、县、乡、亭无异。若造次改夺，恐不能不以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为五等可须后栽度。”帝以勖言为允，多从其意。然则有司所奏，实非勖意；而其时齐王亦未之国；故《通鉴考异》谓《职官志》非是而不之取；而据《勖传》，则其制亦初未尽行也。文王之制无论矣。泰始、咸宁之制，大国亦不过如一郡，安足为乱？然则八王之乱，由于方任之重而不由封建明矣。

晋初陈封建之利者，当以陆机、刘颂、段灼之言为最切。观其言，可知当时所行，实未副论者之意也。机作《五等论》，以为行封建，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世平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故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雄俊之人，无所寄霸王之志”。非如后汉，“强臣专朝，则天下风靡；一夫从衡，而城池自夷”也。“在周之衰，难兴王室，祸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二汉志士，“虽复时有鸠合，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师旅无先定之班，君臣无相保之志，是以义兵云合，无救劫杀之祸”。“成汤、公旦，文质相济，损益有物，然五等之礼，不革于时，封畛之制，有隆尔者，知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也。“且五等之主，为己思政，郡县之长，为吏图物。进取之情锐，而安人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也。五等则不然”矣。颂上疏言：“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任臣化为重臣。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御，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为任臣矣。（第一节已引之，可参看。）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旧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系常，不累十年，好恶未改，情愿未移。臣之愚虑，以为宜早创大制。迟回众望，犹在十年之外。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荣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辅。如今之为，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国，后虽王之子孙，无复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亲疏，转有所废，以有所树，则是郡县之职，非建国之制。今宜豫开此地，令十世之内，使亲者得转处近。（案如此，则必时有移徙，安有深根固柢之势？复与郡县之职何异？）十世之远，近郊地尽，然后亲疏相维，不得复如十世之内。然犹树亲有所，迟天下都满，已弥数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亲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后可以永安。古者封国，大者不过土方百里，然后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今虽一国，周环将近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庆赏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今诸国本一郡之政耳，若备旧典，则以虚制损实力，至于庆赏刑断，所以卫下之权，不重则无以威众人而卫上。周之封建，使国重于君，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国祚不泯。诸侯思惧，然后轨道。下无亡国，天子乘之，理势自安。汉之树置，君国轻重不殊。故诸王失度，陷于罪戮，国随以亡；不崇兴灭继绝之序；故下无固国。天子居上，势孤无辅，故奸臣擅朝，易倾大业。今宜反汉之弊，修周旧迹。国君虽或失道，陷于诛绝；又无子应除；苟有始封支胤，不问远近，必绍其祚。若无遗类，则虚建之，须皇子生，以继其统。又班固称诸侯失国，亦由网密，今又宜都宽其检。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诸宗庙，副在有司。寡弱小国，犹不可危，岂况万乘之主？乘难倾之邦而加其上，可谓根深华岳而四维之也。”段灼初陈时宜，尝请“诸王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连城开地，为晋鲁、卫”。后取长假还乡里，临去，又遣息上表，言“今异姓无裂土专封之邑，同姓并据有连城之地，纵令诸王后世子孙，还自相并，盖亦楚人失繁弱于云、梦，尚未为亡其弓也。诸王二十余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欲言其国皆小乎？则汉祖之起，俱无尺土之地，况有国者哉？天下有事，无不由兵，而无故多树兵本，广开乱源，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为可如前表，诸王宜大其国，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势足以相接，则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诸侯、伯、子、男名号，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禄奉礼秩，并同天下诸侯之例”。虞溥补尚书都令史，尚书令卫瓘重之。溥谓瓘：“宜复先王五等之制，以绥久长，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汉、魏之失。”盖其时之人，鉴于秦、汉以降，匹夫崛起，强臣擅国，祸辄被于天下，以为惟树国足以救之，而不悟其力不强则不足以相辅，力苟强，则秦始皇所谓自树兵。自汉世，既有叛国而无叛郡矣。（柳宗元《封建论》语。其时中央之力强，一郡之地，其势不足以叛也。）晋初建国，不过一郡，苟有倾危，岂足相辅？树危国而乘其上，虽多，何安之有？此陆机、刘颂之蔽也。段灼盖知之矣，故欲废公、侯以下，而大诸王之封。晋初封建之制，迟迟不定；定亦不行；而诸王之出镇者相踵，盖亦有见于此。故陆机、刘颂之论；晋未之行，若段灼之言，则晋虽未行其文，既行其实矣，而八王之乱，则正由此，此又灼之蔽也。世事只有日新，而人之见解，恒限于旧，所以救方来之祸者，斟酌损益仍不越于前世之规，亦可哀矣。然此自就诸人之所言者而扬榷之，至于西晋之丧乱，则初不系于此也。

注释

【1】　刑法：晋法大严，使人不能尽忠，太子枉死。

【2】　史事：晋武帝之俭——焚雉头裘。

【3】　职官：傅咸言官多之弊。

【4】　役法：刘颂愿受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

【5】　史事：杜预、苟晞，贿赂洛中。

【6】　选举：晋初选举之混乱。

【7】　民族：野蛮鲜卑最甚。

【8】　民族：迁氐入关，非徒魏武。

【9】　户口：江统言关中戎狄居半，盖据著籍之数。

【10】　封建：晋封建之制未定，所定者亦未行。时人重救强臣擅国、匹夫崛起之祸。然力不强，不足相辅，故段灼欲替公侯而大王，晋初封建不定，诸王出镇由此。

第三章　西晋乱亡

第一节　齐献王争立

晋初异族，形势虽云可忧，然观第二章第二节所述，其力尚未足与中国相敌，使内外安乂，未尝不可徐图。八王难作，授之以隙，而势乃不可支矣。八王之乱，原于杨、贾之争；杨、贾之争，又原于齐献王之觊觎大位。推波助澜，譬彼舟流，靡知所届，君子是以作事谋始也。

齐献王攸，为武帝同母弟。（皆文明王皇后所生。）景帝无后，以攸为嗣。《晋书·武帝纪》云：文帝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议立世子，属意于攸。何曾等固争，武帝之位乃定。《攸传》亦云：攸特为文帝所宠爱。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然《贾充传》云：文帝以景帝恢赞先业，方传位于攸。充称武帝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寝疾，武帝请问后事。文帝曰：“知汝者贾公闾也。”则文帝初无宋宣公之心。《羊琇传》云：武帝未立为大子，声论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议。琇密为武帝画策，甚有匡救。又观文帝为政损益，揆度应所顾问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识之。其后文帝与武帝论当世之务，及人间可否，武帝答无不允，由是储位遂定。武帝即位，琇宠遇甚厚，已见第二章第一节。观于琇，知贾充之见信于武帝，亦有由也。

武帝后曰武元杨皇后，生毗陵悼王轨、惠帝、秦献王柬。悼王二岁而夭。惠帝以泰始三年，立为皇大子。十年，后有疾。时帝宠胡贵嫔，后恐后立之，大子不安。临终，枕帝膝曰：“叔父骏女男胤，（讳芷，字季兰，小字男胤。）有德色，愿陛下以备六宫。”因悲泣。帝流涕许之。后崩。咸宁二年，立男胤为皇后。是为武悼杨皇后。生渤海殇王恢。亦二岁而薨。（大康五年。）《惠帝纪》云：帝尝在华林园，（在洛阳。本东汉芳林园。魏齐王芳时，避讳，改为华林。）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然荡阴之役，（荡阴，汉县，今河南汤阴县。）嵇绍被害于帝侧，血溅御服，帝深哀叹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则绝不类痴人语。《贾后传》云：帝尝疑大子不慧，且朝臣和峤等多以为言，（《和峤传》：峤见大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大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瞭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后与荀、荀勖同侍。帝曰：“大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既奉诏而还，、勖并称大子明识弘雅，诚如圣诏。峤曰：“圣质如初耳。”帝不悦而起。峤退居，恒怀慨叹。知不见用，犹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尝不以储君为忧。帝知其言忠，每不酬答。或以告贾妃，妃衔之。惠帝即位，拜大子大傅。大子朝西宫，峤从入。贾后使帝问峤曰：“卿昔谓我不瞭家事，今日定云何？”峤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国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荀勖传》：帝素知大子暗弱，恐后乱国，遣勖及和峤往观之。勖还，盛称大子之德，而峤云大子如初。欲试之。）尽召东宫大小官属，为设宴会，而密封疑事，使大子决之。停信待反。妃大惧，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义。给使张泓曰：“大子不学，而答诏引义，必责作草主，更益谴责，不如直以意对。”妃大喜。语泓：“便为我好答，富贵与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大子自写。帝省之，甚悦。先示大子少傅卫瓘，瓘大踧踏，众人乃知瓘先有毁言。（《瓘传》：惠帝之为大子也，朝臣咸谓纯质不能亲政事。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缪曰：“公真大醉邪？”瓘于此不复有言。贾后由是怨瓘。启废大子，此何等事？造膝而陈，犹虑不密，岂有于宴会时言之者？望而知其不足信也。）殿上皆称万岁。充密遣语妃曰：“卫瓘老奴，几破汝家。”夫使惠帝之昏愚而果如《帝纪》所言，岂当复问以疑事？虽以意对，亦岂足见信？且帝果欲试大子，岂不能召而面问之，而必封事使决？下比为奸欺者，多出于左右近习，而不出于官属，帝亦岂不知之？故知史之所传，绝不足信也。

［北齐］彩绘骑士陶俑

戴黑帽，穿短袖黑襦，上有15枚桃形饰，白裤，乌靴。俑向左侧斜下出似镫里藏花，又像俯叼猎物，草原风情盎然在目。

贾充为尚书令，兼侍中。《充传》云：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为齐王妃，惧后益盛。及氐、羌反叛，帝深以为虑，恺因进说，请充镇关中。乃下诏，以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见第二章第二节。）充自以为失职，深衔任恺，计无所从。将之镇，百僚饯于夕阳亭，在洛阳西。荀勖私焉。充以忧告。勖曰：“公国之宰辅，而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辞之实难。独有结婚大子，不顿驾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怀？”对曰：“勖请行之。”俄而侍宴，论大子婚姻事，勖因言充女才质令淑，宜配储宫。而杨皇后及荀，亦并称之。（《武元杨皇后传》：初，贾充妻郭氏，使赂后，求以女为大子妃。及议大子婚，帝欲娶卫瓘女，然后盛称贾后有淑德，又密使大子大傅荀进言，上乃听。《贾后传》：初武帝欲为大子娶卫瓘女。元后纳贾、郭亲党之说，欲婚贾氏。帝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元后固请，荀、荀勖，并称充女之贤，乃定婚。说与《充传》又异。）帝纳其言。会京师大雪，平地二尺，军不得发。既而皇储当婚，遂诏充居本职。（贾后册为大子妃，事在泰始八年二月。）《任恺传》云：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为。后承闲言恺忠贞方正，宜在东宫。帝从之，以为大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计画不行。会秦、雍寇扰，天子以为忧。恺因曰：“秦、凉覆败，关右骚动，此诚国家之所深虑。宜速镇抚，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计略者，无以康西土也。”帝曰：“谁可任者？”恺曰：“贾充其人也。”中书令庾纯亦言之。于是诏充西镇长安。（《裴楷传》：转侍中。帝尝问曰：“朕应天顺人，海内更始，天下风声，何所得失？”楷对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时任恺、庾纯，亦以充为言。帝乃出充为关中都督。此则直陈充之奸邪，与《任恺传》谓以计间之者亦异。）充用荀勖计得留。充既为帝所遇，欲专名势；而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恺善；杨珧、（骏弟。）王恂、（文明皇后弟。）华廙等，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帝知之。召充、恺宴于式乾殿，谓曰：“朝廷宜一，大臣当和。”充、恺各拜谢而罢。既而充、恺以帝已知之而不责，结怨愈深。（《庾纯传》：初，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举充西镇关中，充由是不平。充尝宴朝士，而纯后至。充谓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纯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来后。”世言纯之先尝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纯以此相讥焉。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充左右欲执纯，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右之，因得出。充惭怒，上表解职。纯惧，上河南尹、关内侯印绶，上表自劾。御史中丞孔恂劾纯。诏免纯官。又以纯父老不求供养，使据礼典正其臧否。议者言纯于礼律未有违。帝复下诏，言“疑贾公亦醉”，复以纯为国子祭酒。此事与汉魏其、武安之事绝相类，而纯终获保全，可见晋武之宽仁，非汉武所及。然朋党之祸，往往乘在上者之宽仁而起，此又不可不知也。）或为充谋曰：“恺总门下枢要，得与上亲接，宜启令典选，便得渐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难精，间隙易乘。”充因称恺才能，宜在官人之职。帝不之疑，即日以恺为吏部尚书，侍觐转希。充与荀勖、冯紞承间浸润，谓恺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书右仆高阳王珪（安平献王子。）奏恺遂免官。《卫瓘传》云：瓘咸宁初拜尚书令，加侍中。大康初，迁司空，侍中、令如故。武帝敕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数有酒色之过。杨骏素与瓘不平，骏复欲专重权，遂与黄门等毁之，讽帝夺宣公主。瓘惭惧，告老逊位。《和峤传》云：迁中书令。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峤鄙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监令异车，自峤始也。又云：峤转侍中，愈被亲礼。与任恺、张华相善。张华，当晋初为黄门侍郎，数岁拜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帝潜与羊祜谋伐吴，群臣多以为不可，惟华赞成其计。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吴灭，进封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吏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会帝问华：“谁可托寄后事？”对曰：“明德至亲，莫如齐王。”闲言遂行，出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朝议欲征华入相，又欲进号仪同。初华毁征士冯恢于帝，紞即恢之弟也。尝侍帝，从容论魏、晋事。因曰：“钟会才具有限，而大祖夸奖大过，使搆凶逆。宜思坚冰之渐，无使如会之徒，复致覆丧。”帝默然。顷之，征华为大常，以大庙屋栋折免官，遂终帝之世，以列侯朝见。观此诸文，知当时拥右大子及欲废大子者，各有其徒，仍是一朋党之见耳。武帝明知之而不能破，尚何以为久远之图哉！（当时为朋党者多权戚，非下士，此其所以难破。然欲破朋党，断不能以其为权戚而遂多顾忌也。）《齐王攸传》云：文帝寝疾，虑攸不安，为武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王故事而泣。临崩，执攸手以授帝。大后临崩，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大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皆谄谀自进，攸素疾之。勖等以朝望在攸，恐其为嗣，祸必及己，乃从容言于帝曰：“陛下万岁之后，大子不得立也。”帝曰：“何哉？”勖曰：“百僚皆归心于齐王，大子焉得立乎？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有征矣。”紞又言曰：“陛下遣诸侯之国，成五等之制，宜从亲始，亲莫若齐王。”（案此时已不言五等之制矣，亦见此说之诬。参看第二章第三节。）帝既信勖言，又纳紞说。大康三年，乃下诏，以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明年，策就国。攸愤怨发疾，乞守先后陵，不许。帝遣御医诊视，希旨皆言无疾。疾转笃，犹催上道。攸自强入辞。辞出信宿，欧血而薨。（时年三十六。）当时争攸不可出者：尚书左仆射王浑，河南尹向雄。浑子济，尚常山公主。济既谏请，又累使公主与甄德妻长广公主俱入，稽颡泣请。帝怒，谓侍中王戎曰：“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杨珧传》曰：珧初以退让称，晚乃合朋党，搆出齐王攸。中护军羊琇，与北军中候成粲谋，欲因见珧手刃之。珧知而辞疾不出，讽有司奏琇，转为大仆。自是举朝莫敢枝梧，而素论尽矣。《琇传》云：齐王出镇，琇以切谏忤旨，左迁大仆。既失宠，愤怨，遂发病，以疾笃求退，拜特进，加散骑常侍，还第卒。琇欲与成粲手刃杨珧，尚复成何事体？此而不黜，国家尚安有政刑？抑以琇受武帝恩眷之深，而亦与齐王为党，齐王又安得不出乎？琇一蹉跌，遽发病死，而《向雄传》亦云雄以忧卒，盖非徒愤怨，又益之以畏祸矣。当时情势如此，齐王不死，恐蹀血相争之祸，不待八王之难也。齐王之将之国也，下大常议崇锡文物。庾纯子旉为博士，与博士大叔广、刘暾、（毅子。）缪蔚、郭颐、秦秀、傅珍等上表谏。大常郑默，祭酒曹志，（魏陈思王孙。）并过其事。志又奏议：当如博士等议。帝以博士不答所问，答所不问，大怒，策免默。尚书朱整、褚等奏请收旉等八人付廷尉科罪。诏免志官，以公还第。其余皆付廷尉。纯诣廷尉自首：旉以议草见示，愚浅听之。诏免纯罪。廷尉刘颂奏旉等大不敬，弃市论，求平议。尚书奏请报听廷尉行刑。尚书夏侯骏谓朱整曰：“国家乃欲诛谏臣。官立八坐，正为此事。卿可共驳正之。”整不从。骏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独为议。左仆射魏舒，右仆射王晃等从骏议。奏留中七日，乃诏秀等并除名。《秦秀传》云：秀素轻鄙贾充。伐吴之役，闻其为大都督，谓所亲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国大任，吾将哭以送师。”初，贾充前妻李氏，丰之女。丰诛，李氏坐流徙。后娶城阳大守郭配女，（城阳，汉郡，晋改为东莞，今山东莒县。名槐。）生子黎民，幼殇。女午，通于充为司空时所辟掾韩寿，充因以妻之，生子谧。充薨，槐辄以谧为黎民子，奉充后。郎中令韩咸等上书求改立嗣，事寝不报。槐遂表陈：是充遗意。帝乃诏以谧为鲁公世孙，以嗣其国。自非功如大宰，始封无后如大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大宰，皆不得以为比。及下礼官议充谥，秀议：充以异姓为后，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祸门，请谥曰荒。夫异姓为后，固非古礼所许，然武帝既特为充下诏，即不可以常礼拘矣，秀挟私忿悻悻如此，士君子之风度，复何存乎？《王济传》言：济素与从兄佑不平，佑则《武帝纪》云：帝末年用其谋，遣大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武帝第五子。）淮南王允（亦武帝子。）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玮督荆州，允督扬州。）又恐杨氏之逼，以为北军中候，典禁兵者也。当时廷议之喧嚣，其故可以想见。观文帝及文明大后临终之言，知武帝与齐王不和已久。《贾充传》言：充西行既罢，寻迁司空，侍中、尚书令、领兵如故。会帝寝疾，笃，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帝疾愈，闻之，徙和光禄勋，乃夺充兵权，而位遇无替。然则充婚大子，仅足免患，谓以贪恋权势而出此，尚非其情。抑观此，又知帝不授天下于齐王之决，与其谓齐王以荀勖等而见疏，不如谓勖等以拥右大子而见亲矣。充既婚大子之后，犹以夏侯和一言而见猜防，则知未婚大子以前见出之由，未必任恺等之言获听也。《充传》云：“恺等以充女为齐王妃，惧后益盛”，当时排充，或未必不藉口于此。史家杂采众辞，刊落不尽处，往往露出异说也。充前妻李氏，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武帝践阼，李以大赦得还。帝特诏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数充。充乃答诏，托以谦冲，不敢当两夫人盛礼，实畏槐也。荃为齐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还其母。时沛国刘含母，沛国，今安徽宿县。及帝舅羽林监王虔前妻，皆毌丘俭孙女。此例既多，质之礼官，皆不能决。虽不遣后妻，多异居私通。充自以宰相，为海内准则，乃为李筑室于永年里，而不往来。荃、濬每号泣请充，充竟不往。会充当镇关右，公卿供帐祖道。荃、濬惧充遂去，乃排幔出，于坐中叩头流血，向充及群僚陈母应还之意。众以荃王妃，皆惊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黄门将宫人扶去。既而郭槐女为皇大子妃，帝乃下诏，断如李比，皆不得还。后荃恚愤而薨。观此，又知郭槐求婚大子之由。而充两女婿亲疏等，而充终亲惠帝而疏齐王者，亦或有其闺房嬖畏之私焉。世及为礼之世，往往以一人一家之私，诒累及于政事，凡在势者皆然，正不必南面之尊而后尔，君子是以穆然于大同之世也。

第二节　八王之乱上

八王者汝南文成王亮，（见第二章第二节。）楚隐王玮，（见上节。）赵王伦，（见第二章第二节。）齐武闵王冏，（献王子。）长沙厉王乂，（武帝第六子。）成都王颖，武帝第十六子。河间王颙，（大原烈王瓌子。瓌，安平献王子。）东海孝献王越也。（高密文献王泰子。）泰，宣帝弟馗子。晋诸王与于乱事者，不仅此八人，而《晋书》以此八人之传，合为一卷，故史家皆称为八王之乱焉。八王之乱，初因杨、贾之争而起，仅在中央，继因赵王篡立，齐、成都、河间三王起兵讨之，遂至覃及四国。晋初乱原，虽云深远，《晋书》谓扇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则不诬也。

晋惠帝初期八王分布图

西晋初建，晋武帝以曹魏亡国之鉴而大封同姓诸侯王。晋惠帝继位（290年）时，同姓诸王的势力已发展到出则总督一方军政、入则控制中央朝权的程度。

《晋书·后妃传》云：贾后性酷虐，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武帝闻之，大怒，将废之。武悼皇后、充华赵粲、杨珧皆为之言，荀勖亦深救之，故得不废。武悼皇后数诫厉之，贾后不知其助己，因以致恨；谓后构之于武帝；忿怨弥深。此等记载，信否亦未可知。要之杨、贾不和，则为事实，而争端潜伏矣。大熙元年，四月，武帝崩。据《帝纪》：帝之崩在己酉，辛丑即以杨骏为大尉，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而《骏传》云：帝自大康以后，不复留心万几，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骏及珧、济，（皆骏弟。）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及帝疾笃，骏尽斥群公，亲侍左右。因辄改易公卿，树其心腹。会帝小间，见所用者正色曰：“何得便尔？”乃诏中书：以汝南王亮与骏夹辅王室。骏从中书借诏观之，得便藏匿。信宿之间，上疾遂笃。后乃奏帝，以骏辅政。帝颔之。便召中书监华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遗诏，以骏为大尉，大子大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自是二日而崩。与《帝纪》所书自辛丑至己酉凡历九日者迥异，可见史文之不实也。（《帝纪》云：帝寝疾弥留，至于大渐，佐命元勋，皆已先没。群臣皇惑，计无所从。会帝小差，有诏以汝南王亮辅政，又欲令朝士有名望年少者数人佐之。杨骏秘而不宣。帝寻复迷乱。杨后辄为诏，以骏辅政。促亮进发。帝寻小间。问汝南王来未意欲见之，有所付托。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笃。说与《骏传》略同，而无自是二日而崩语，盖因与上文所记之日不合，故删之也。）汝南王亮时为大司马，出督豫州，镇许昌。（今河南许昌县。）或说亮率所领入废骏，亮不能用，夜驰赴许昌。时司空石鉴，与中护军张劭，监统山陵。有告亮欲举兵讨骏。骏大惧，白大后，令帝为手诏，诏鉴、劭率陵兵讨亮。鉴以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觇视，亮已别道还许昌。于是骏止。惠帝即位，以骏为大傅，大都督，假黄，录朝政，百官总己。【1】骏虑左右间己，乃以其甥段广、张邵为近侍。凡有诏命，帝省讫，入呈大后然后出。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八月，立广陵王遹为皇大子，是为愍怀大子。母谢淑媛，父以屠羊为业，选入后庭为才人，惠帝在东宫，将纳妃，武帝虑其年幼，未知帷房之事，遣往东宫侍寝而生遹者也。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素不为骏所礼。黄门董猛，自帝为大子，即为寺人监，在东宫，给事于贾后。乃与肇、观潜相结托。贾后令肇报亮，使连兵讨骏。亮曰：“骏之凶暴，死亡无日，不足忧也。”肇报楚王玮，玮然之。于是求入朝。骏素惮玮，先欲召入，防其为变，因遂听之。及玮至，观、肇乃启帝，夜作诏，中外戒严，遣使奉诏废骏，以侯就第。东安公繇，（琅邪武王伷子。伷，宣帝子。）率殿中四百人随其后以讨骏。大傅主簿朱振说骏：烧云龙门，索造事者首。开万春门，引东宫兵及外营兵，（云龙，洛阳宫城正南门。万春，东门。）拥翼皇大子，入宫取奸人。骏素怯懦，不决。殿中兵出，骏逃于马厩，以戟杀之。观等受贾后密旨，诛骏亲党，夷三族。死者数千人。时元康元年三月也。杨后题帛为书，射之城外，曰：“救大傅者有赏。”贾后因宣言大后同逆。诏送后于永宁宫。（魏世大后所居。）特全后母高都君庞氏之命，听就后居止。贾后讽有司奏废大后为庶人，以庞付廷尉行刑。庞临刑，大后抱持号叫。截发稽颡，上表诣贾后，称妾，请全母命，不见省。初，大后尚有侍御十余人，贾后夺之。明年，三月，绝膳而崩。

杨骏既诛，征汝南王亮为大宰，与大保卫瓘同辅政。以秦王柬为大将军。东平王楙（后改封竟陵王。义阳成王望子。望，安平献王子。）为抚军大将军。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下邳王晃（安平献王子。）为尚书令。东安公繇为尚书左仆射，进封王。繇欲擅朝政，与亮不平。初，繇有令名，为父母所爱。其兄武陵庄王澹，恶之如仇。屡搆繇于亮，亮不纳。诛杨骏之际，繇屯云龙门，兼统诸军。是日，诛赏三百余人，皆自繇出。澹因隙谮之。亮惑其说，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废徙带方。（《贾后传》云：繇密欲废后，贾氏惮之。带方，汉县，公孙康置郡，故治在今朝鲜平壤西南。）楙曲事杨骏，骏诛，依法当死，繇与楙善，故得不坐。至是，亦免官，遣就国。玮少年果锐，多立威刑，朝廷忌之。亮奏遣诸王还藩，与朝臣廷议，无敢应者，惟卫瓘赞其事，玮憾焉。玮长史公孙弘，舍人岐盛，并薄于行，为玮所昵。瓘等恶其为人，虑致祸乱，将收盛。盛知之，遂与弘谋，因李肇，矫称玮命，谮亮、瓘于贾后。后不之察，使惠帝为诏曰：“大宰、大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忠壮王允，见上节。）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夜使黄门赍以授玮。玮欲复奏，黄门曰：“事恐漏泄，非本意也。”玮乃止。遂勒本兵，复矫召三十六军，（胡三省《通鉴注》曰：晋洛城内外三十六军。）遣弘、肇收亮、瓘杀之。岐、盛说玮：“可因兵势，诛贾模、郭彰，见下。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玮犹豫未决。会天明，帝用张华计，遣赍驺虞幡麾众曰：“楚王矫诏。”众皆释杖而走，玮左右无复一人。帝遣谒者诏玮还营，遂执下廷尉。诏以玮矫制害二公，又欲诛灭朝臣，图谋不轨，遂斩之。公孙弘、祁盛，皆夷三族。长沙王乂，以玮同母，贬为常山王，之国。杨骏之诛也，司空陇西王泰领骏营。玮之被收，泰严兵将救之。祭酒丁绥谏曰：“公为宰相，不可轻动。且夜中仓卒，宜遣人参审定问。”泰从之。玮既诛，乃以泰录尚书事。迁大尉，守尚书令。改封高密王。

楚王之乱，事在元康元年六月，自此至永康元年四月梁、赵之乱，安谧者实历九年，可知以西晋丧乱，归狱于贾后者之诬【2】《贾充传》言：贾谧权过人主，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开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又言后从舅郭彰，充素相亲遇，亦豫参权势，宾客盈门。世人称为贾、郭。奢僭交通，为当时权戚之通病，未可专罪贾后一家。《传》又言充从子模，沉深有智算。贾后既豫朝政，拜模散骑常侍，二日，擢为侍中。模尽心匡弼。推张华、裴頠，同心辅政。数年之中，朝野宁静，模之力也。此为当时之实录。视他权戚之秉政者，不犹愈乎？《贾后传》云：模知后凶暴，恐祸及己，乃与裴頠、王衍谋废之，衍悔而谋寝。《华传》云：惠帝即位，以华为大子少傅。与王戎、裴楷、和峤，俱以德望为杨骏所忌，皆不与朝政。楚王玮诛，华以首谋有功。拜侍中、中书监。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而未决。以问裴頠。頠素重华，深赞其事。华遂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裴頠时为侍中，其《传》云：頠以贾后不悦大子，抗表请增崇大子所生谢淑妃位号。乃启增置后卫率吏，给二千兵。（《职官志》：惠帝建东宫，置卫率，初曰中卫率。泰始五年，分为左右，各领一军。愍怀大子在东宫，又加前后二率。此即下文刘卞所谓四率也。）于是东宫宿卫万人。頠深虑贾后乱政，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议废之而立谢淑妃。华、模皆曰：“帝自无废黜之意，若吾等专行之，上心不以为是。且诸王方刚，朋党异议，恐祸如发机，身死国危，无益社稷。”此谋遂寝。案贾充为頠从母夫，王衍亦婚于贾谧，俱不应有废贾后之意，况贾模乎？当时方重门第，谢淑妃屠家女岂可以母仪天下哉？楚王既诛，愍怀未废九年之中，贾后初无大乱政事；而惠帝愚暗，朝局实后所主持；废之何为？华、頠终与贾后俱死，知其无背贾氏之心。（即谓华、頠皆士君子，顾虑名义，不敢轻犯，亦安能隐忍至于九年之久？且纵不敢为非常之举，独不可引身而退乎？《张华传》言：华少子韪，以中台星坼，劝华逊位，华不从。将死，张林称诏诂之曰：“卿为宰相，任天下事，大子之废，不能死节，何也？”华曰：“式乾之议，臣谏事具存，非不谏也。”林曰：“谏若不从，何不去位？”华不能答。《裴頠传》：或说頠曰：“幸与中宫内外，可得尽言。言若不从，则辞病而退。二者不立，虽有十表，难乎免矣。”頠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论者因訾华、頠贪恋权位，其实华、頠皆非如是之人，此观其生平而可知，史文不足信也。）頠之请崇谢淑妃位号，增东宫宿卫，盖正所以示大公，为贾氏久远计耳。《贾模传》云：模潜执权势，外形欲远之，每事启奏贾后，事入，辄取急或托疾以避之；至于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惮之；皆近深文周内。又云：贾后性甚强暴，模每尽言，开陈祸福，后不能从，反谓模毁己，于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谗间之徒遂进，模不得志，忧愤成疾卒，则更莫须有之辞矣。一云模与頠、衍谋废后，衍悔而事寝，一又云欲废后而华、模不从，其辞先已不仇，知其皆不足信也。

《愍怀大子传》云：幼而聪慧，武帝爱之，尝对群臣称大子似宣帝，于是令誉流于天下。然又云：及长，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不能尊敬保傅。或废朝侍，恒在后园游戏。有犯忤者，手自捶击之。令西园卖葵菜、篮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东宫旧制，月请钱五十万，备于众用，大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宠。洗马江统陈五事以谏，大子不纳。中舍人杜锡，每尽忠规劝，大子怒，使人以针着锡常所坐毡中而刺之。大子性刚，知贾谧恃后之贵，不能假借之。初贾后母郭槐，欲以韩寿女为大子妃，大子亦欲婚韩氏以自固，而寿妻贾午及后皆不听，而为大子聘王衍小女惠风，大子闻衍长女美，而贾后为谧聘之，心不能平。谧谮大子于后曰：“大子广买田业，多蓄私财，以结小人者，为后故也。密闻其言云：皇后万岁后，吾当鱼肉之。若宫车晏驾，彼居大位，依杨氏故事，诛臣等而废后于金墉，（城名，在洛阳东。）如反手耳。不如早为之所，更立慈顺者，以自防卫。”后纳其言。又宣扬大子之短，布诸远近。于是朝野咸知后有害大子意。中护军赵俊请大子废后，大子不听。《张华传》云：左卫率刘卞，甚为大子所信，以贾后谋问华。华曰：“不闻。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东宫俊乂如林，四率精兵万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大子因朝入录尚书事，废贾后于金墉城，两黄门力耳。”华曰：“今天子当阳，大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与行此，是无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虽能有成，犹不免罪，况权戚满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元康九年，十二月，后诈称上不和，呼大子入朝。既至，后不见，置于别室。遣婢陈舞赐以酒枣，逼饮醉之。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若祷神之文，有如大子素意，因醉而书之者。小婢承福，以纸笔及书草使大子书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并与谢妃共要：克期两发，勿疑犹豫，以致后患。”云云。大子醉迷不觉，遂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补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门令董猛，以大子书及青纸诏示之，曰：“遹书如此，令赐死。”遍示诸公、王，莫有言者。（《遹传》。）惟张华谏。裴頠以为宜先检校传书者。又请比校大子手书。贾后乃内出大子素启事十余纸。众人比视，亦无敢言非者。议至日西不决。后知华等意坚，因表乞免为庶人。帝乃可其奏。（《张华传》。）使前将军东武公澹（即武陵庄王。）以兵杖送大子、妃王氏、三皇孙于金墉城。考竟谢淑妃及大子保林蒋俊。（此据《大子传》。《惠帝纪》于大子废后，即书杀大子母谢氏。《谢夫人传》则云：及愍怀遇酷，玖亦被害。玖，夫人名。）明年，正月，贾后又使黄门自首欲与大子为逆。诏以黄门首辞、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大子，更幽于许昌宫之别坊，令治书侍御史刘振持节守之。（《遹传》。）赵王伦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大子废，使伦领右卫将军。左卫督司马雅，宗室之疏属也，及常从督许超，并尝给事东宫，与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复大子。以张华、裴頠，难与图权，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乃说伦嬖人孙秀。秀许诺，言于伦，伦纳焉。事将起，秀更说伦曰：“明公素事贾后，虽建大功于大子，大子含宿怒，必不加赏。今且缓其事，贾后必害大子，然后废后，为大子报仇，亦足以立功，岂徒免祸而已。”伦从之。秀乃微泄其谋，使谧党颇闻之。伦、秀因劝谧等早害大子，以绝众望。永康元年，三月，（此据《遹传》。《纪》在二月。盖二月遣使，三月至。）矫诏，使黄门孙虑至许昌害大子。（《王浚传》：浚镇许昌，与孙虑共害大子。）大子既遇害，伦、秀之谋益甚，而超、雅惧后难，欲悔其谋，乃辞疾。（二人本欲立功于大子以邀赏，大子死，则失其本图，且不信赵王也。）秀复告右卫佽飞督闾和，和从之。乃矫诏，遣翊军校尉齐王冏，将三部司马，（晋二卫有前驱、由基、强弩三部司马。）废贾后为庶人，送之金墉城。杀张华、裴頠、贾午、贾谧等。伦寻矫诏，自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辅魏故事。孙秀等皆封大郡，并据兵权。百官总己，以听于伦。伦素庸下，无智策，复受制于秀。梁王彤（见第二章第二节。）共伦废贾后，故以为大宰，守尚书令。（后或谓孙秀：散骑侍郎杨准，黄门侍郎刘逵欲奉彤以诛伦。会有星变，九月，改司徒为丞相，以彤为之，居司徒府。转准、逵为外官。）矫诏害贾庶人于金墉城。淮南王允领中护军，密养死士，潜谋诛伦。伦甚惮之。转为大尉，外示优崇，实夺其兵也。允称疾不拜。伦遣御史逼允，收官属以下，劾以大逆。允率国兵及帐下七百人出讨伦。将赴宫，尚书左丞王舆闭东掖门，不得入，遂围相府。伦子虔为侍中，在门下省，遣司马督护伏胤领骑四百，从宫中出，诈言有诏助允，允不之觉，开陈纳之，下车受诏，为胤所害。坐允夷灭者数千人。齐王冏以废贾后功，转游击将军。冏意不满，有恨色。孙秀微觉之，且惮其在内，出为平东将军，假节，镇许昌。（二事俱在八月。）明年，（永宁九年。）正月，伦遂篡位。迁惠帝于金墉。梁、赵之乱，论者皆谓祸原贾后，亦非其真。后果欲废大子，自杨骏败后，何时不可为之？何必待诸八年之后？大子之为人，据传文所载，明为不令，何待后之宣扬？惠帝之立，年三十二，虽不为少，亦不为老，果如史之所言，帝之于后，畏而惑之，（《后传》。）何难少缓建储，以待中宫之有子？即谓不然，而遹之立，距武帝之崩仅四月，亦何必如是其急？楚王难作，朱振即说杨骏：奉大子以索奸人，然则大子之立，殆杨氏所以掎贾氏；其源既浊，其流必不能清，故后与大子讫不和也。然《后传》言：广城君以后无子，甚敬重愍怀。每劝厉后，使加慈爱。贾谧恃贵骄纵，不能推崇大子，广城君恒切责之。及广城君病笃，占术谓不宜封广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余日。大子常往宜城第，将医出入，恂恂尽礼。宜城临终，执后手，令尽意于大子，言甚切至。又曰：“赵粲及午，必乱汝事，我死后勿复听入。深忆吾言。”观宜城欲以韩寿女妃大子，大子亦欲婚于韩氏以自固，后虽不果，而谧与大子，仍为僚婿；可见当时贾氏与大子，皆有意于调和。（大子婚于王氏而不悦，盖以未克婚于韩氏以自固，非必以王衍长女美而贾后为谧娶之也。贾午盖夙有岐视大子之心，故不肯以女与之。）其终不克调和而至于决裂者，源既浊流自难清，其咎固不专在贾氏矣。谧之说贾后，不过曰更立慈顺者以自防卫，不云后自有子，则《后传》谓后诈有身，内稿物为产具，取韩寿子慰祖养之，托谅暗所生故弗显，遂谋废大子，以所养代立者自诬。自朱振以降，赵俊、刘卞，纷纷欲奉大子以倾贾后，式乾之事，安敢谓必出虚构？张华谏辞，今不可考。果谓大子无罪邪？抑谓虽有罪不可杀也？《华传》云：后知华等意坚，乃表乞免为庶人，则后说殆近之矣。醉至不辨书草云何，誊录能否半成，亦有可惑。且醉时手迹，必与醒时有异，王公百僚，亦岂不能辨？素启事十余纸，手迹果皆不合，贾后岂肯出之？王公百僚中，岂无一人能抗言者？然则裴頠欲检校传书者，又欲比校手迹，或亦所以为贾后谋，使有以取信于天下耳。頠与张华，皆素负清望，纵不能尽忠大子，宁不亦自惜其名；抗节而去，贾氏岂能遽害之；而依违腆涊，终与贾氏同尽邪？

第三节　八王之乱下

自来图篡窃者，必先削除四方之异己。晋初，州郡拥兵之习未除；诸王各据雄藩，更有厝火积薪之势；赵伦不图消弥，反使齐王冏出镇许昌，亦见其寡虑矣。时成都王颖镇邺，（汉县。晋怀帝时避讳，改为临漳。今河南临漳县。）遂与冏起兵讨伦。兖、豫二州（晋兖州，治廪丘，今山东范县。豫州，治项，今河南项城县。时兖州刺史为王彦，豫州刺史为李毅。）及南中郎将新野公歆后（进封王，谧庄。扶风武王骏子。骏，宣帝子。）俱起兵应之。伦遣将距之，破冏兵于阳翟，（今河南禹县。）而距颖之兵，败于溴水。（出河南济源县西，东南流入河。）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广陵公漼（后封淮陵王。琅邪武王伷子。伷见上节。）勒兵入宫，禽孙秀等斩之，逐伦归第。迎惠帝于金墉。诛伦及其党羽。冏之起兵也，前安西参军夏侯奭，自称侍御史，在始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合众得数千人以应冏。河间王颙时镇关中，奭遣信要颙，颙遣主簿房阳，河间国人张方讨禽奭，及其党数十人要斩之。及冏檄至，颙执冏使，送之于伦。伦征兵于颙，颙遣方率关右健将赴之。方至华阴，今陕西华阴县。颙闻二王兵盛，乃加长史李含龙骧将军，领督护席薳等追方军回，以应二王。至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东南。）伦、秀已诛，天子反正，含、方各率众还。

［西晋］青瓷兽形尊

冏入洛，甲士数十万，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加九锡之命，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以成都王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河间王颙为大尉。梁王彤为大宰，领司徒。（时罢丞相，复置司徒。明年二月薨。）颖左长史卢志，劝颖推崇齐王，徐结四海之心。颖纳之。遂以母疾归藩，委重于冏。冏遂辅政。大筑第馆。沉于酒色。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举不均，惟宠亲昵。朝廷侧目，海内失望。冏兄东莱王蕤，与王舆谋废冏。（蕤性强暴，使酒，数陵侮冏，冏以兄故容之。冏起义兵，赵王伦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系廷尉，当诛，会孙秀死，蕤等悉得免。冏拥众入洛，蕤于路迎之，冏不即见，蕤恚；及冏辅政，蕤从冏求开府，不得，益怨；遂与典谋废冏。）事觉，免为庶人，徙上庸。（后汉末郡，今湖北竹山县。后封微阳侯。永宁初，上庸内史陈钟承冏旨害蕤。冏死，诏诛钟，复蕤。舆伏诛，）夷三族。

初，李含与安定皇甫商有隙。（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商为梁州刺史，（治汉中，今陕西南郑县。）为赵王伦所任。伦败，去职，诣河间王颙，颙慰抚之甚厚。含谏曰：“商，伦之信臣，惧罪至此，不宜数与相见。”商知而恨之。后含征为翊军校尉。商参齐王冏军事，夏侯奭兄在冏府，商乃称奭立义，为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马赵骧，又与含有隙。冏将阅武，含惧骧因兵讨之，乃单马出奔于颙。矫称受密诏。颙即夜见之。三王之举义也，常山王乂率国兵应之，为成都王后系。至洛，迁骠骑将军，复本国。乂见齐王冏专权，谓成都王颖曰：“天下者，先帝之业也，王宜维之。”闻其言者皆惮之。含说颙：“檄长沙讨齐，使先闻于齐，齐必诛长沙，因传檄以加齐罪，去齐立成都。”颙从之。上表请废冏还第，以颖为宰辅。拜含为都督，统张方等向洛。檄乂使讨冏。冏遣其将董艾袭乂。乂将左右百余人驰赴宫，闭诸门，奉天子与冏相攻。冏败，禽冏杀之，幽其诸子于金墉。废北海王寔。以乂为大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李含等旋师。

颙本以乂弱冏强，冀乂为冏所擒，以乂为辞，宣告四方，共讨之，因废帝立成都，己为宰相，专制天下，乂杀冏，其谋不果。乂之诛冏也，仍以皇甫商为参军，商兄重为秦州刺史。（秦州，大康七年复立。治上邽，今甘肃天水县。）李含说颙，表迁重为内职，因其经长安执之。重知其谋，集陇上士众，以讨含为名。乂以兵革累兴，今始宁息，表请遣使诏重罢兵，征含为河南尹。（见第二章第二节。）颙使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与含潜图害乂。皇甫商知含前矫妄及与颙阴谋，具以告乂，乂并诛之。颖时县执朝政，事无巨细，皆就邺谘之。既恃功骄奢，百度弛废，甚于冏时。以乂在内，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大安二年，八月，颙以张方为都督领精卒七万向洛。颖假陆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王粹、牵秀、石超等二十余万人，来逼京师。帝幸十三里桥。（在洛城西，去城十三里，因以为名。）遣皇甫商距方于宜阳，（县今河南宜阳县。）为方所败。九月，帝进军缑氏，（汉县，今河南偃师县西南。）击牵秀，走之。而张方入京城，烧清明、开阳二门，（洛阳城东有建春、东阳、清明三门，南有开阳、津阳、平昌、宣阳四门，西有广阳、西明、阊阖三门，北有大夏、广莫二门，凡十二门。）死者万计。石超逼乘舆于缑氏。十月，帝旋于宫。超焚缑氏，服御无遗。王师破牵秀于东阳门外，又破陆机于建春门。石超亦走。乂奉帝讨张方于城内。方军望见乘舆，小退，方止之不得，众遂大败。杀伤满于衢巷。方退壁十三里桥。人情挫衄，无复固志，多劝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钝是常，贵因败以为成耳。我更前作垒，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潜进，逼洛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为意。十一月，忽闻方垒成，乃出战，败绩。方决千金堨，（在洛城西。）水碓皆涸。【3】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廪。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公私穷踧，米石万钱。诏命所至，一城而已。先是朝议以乂、颖兄弟，可以辞说而释，乃使中书令王衍行大尉，光禄勋石陋行司徒，使说颖，令与乂分陕而居。颖不从，及是，城中大饥，而将士同心，皆愿效死；张方以为未可克，欲还长安；而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逼东海王越为主，（越时为司空，领中书监。）启惠帝免乂官，送诸金墉。殿中左右谋劫出之，更以拒颖。越惧难作，欲遂诛乂。黄门郎潘滔劝越密告张方。方遣部将郅辅勒兵三千，就金墉收乂。至营，炙而杀之。八王之中，乂较有才略，乂死，大局益无望矣。

乂之请遣使诏皇甫重罢兵也，重不奉诏。河间王颙遣金城大守游楷，陇西大守韩稚等四郡兵攻之。（金城、陇西，皆见第二章第二节。）及颙、颖攻乂，乂使皇甫商闲行，赍帝手诏，使游楷等罢兵，令重进军讨颙。商间行过长安，至新平，（见第二章第二节。）遇其从甥，从甥素憎商，以告颙，颙捕得商，杀之。乂既败，重犹坚守，后城内知无外救，乃共杀重。先是李流乱蜀，诏侍中刘沈统益州刺史罗尚、梁州刺史许雄等讨之。行次长安，颙请留沈为军司。后领雍州刺史。及张昌作乱，诏颙遣沈将州兵万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蓝田关讨之，（即峣关，在今陕西蓝田县东南。）颙又逼夺其众。长沙王乂命沈将武吏四百人还州。张方既逼京都，王湖、祖逖（逖时为乂骠骑主簿。）言于乂：“启上，诏沈发兵袭颙，颙必召张方自救。”乂从之。沈奉诏，驰檄四境，合七郡之众（雍州统京兆、冯翊、扶风、安定、北地、始平、新平七郡，皆见第二章第二节。）及守防诸军，坞壁甲士万余人袭长安。颙时顿于郑县之高平亭，（郑，秦县，今陕西华县。）为东军声援。闻沈兵起，还镇渭城。（汉县，即秦咸阳，晋省，今陕西咸阳县。）遣督护虞夔率步骑万余逆沈于好畤，汉县，今陕西乾县东。夔众败。颙大惧，退入长安。果急呼张方、沈渡渭而垒，而冯翊大守张辅救颙，沈军败。张方遣其将敦伟夜至，沈众溃，与麾下百余人南遁，为陈仓令所执，（陈仓，秦县，今陕西宝鸡县。）颙鞭而后要斩之。时永兴元年正月也。张方大掠洛中，还长安。

时以河间王颙为大宰、大都督、雍州牧。成都王颖入京师，复旋镇于邺，增封二十郡，拜丞相。初，贾后既死，立愍怀大子之子臧为皇大孙。赵王伦篡位，废为濮阳王，害之。乘舆反正，复立臧弟襄阳王尚为皇大孙。大安元年，薨，乃立清河康王遐（武帝子。）之子覃为皇大子。及是，颙表颖宜为储副，遂废覃为清河王，立颖为皇大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舆服御，皆迁于邺。颖遣从事中郎盛夔等以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皆杀之，以三部兵代宿卫。七月，右卫将军陈眕，殿中中郎逯苞、成辅，及长沙故将上官巳等勒兵讨颖。帝北征。于时驰檄四方，赴者云集，军次安阳，（汉侯国，晋为县，今河南安阳县。）众十余万，邺中震惧。颖会其众问计。东安王繇（即东安公进封，见上节，时遭母丧，在邺。）曰：“天子亲征，宜罢甲缟素，出迎请罪。”司马王混，参军崔旷劝颖拒战。颖从之。遣石超率众五万，次于荡阴。（见第一节。）陈眕二弟匡、规，自邺赴王师，云邺中皆已离散，由是不甚设备。超众奄出，王师败绩。矢及乘舆。侍中嵇绍，死于帝侧。左右皆奔散。超遂奉帝幸邺。颖害东安王繇，署置百官，杀生自己。立郊于邺南。成都王颙遣张方救邺，方复入洛阳。

初，王沈子浚，以东中郎将镇许昌。愍怀大子幽于许，浚承贾后旨，与孙虑共害之。迁青州刺史。寻徙督幽州。浚为自安计，结好夷狄，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又以一女妻苏恕延。三王起义，浚拥众挟两端，遏绝檄书，使其境内士庶，不得赴义，成都王颖欲讨之而未暇也。长沙见害，浚有不平之心。颖乃表请幽州刺史石堪为右司马，以右司马和演代堪，密使杀浚而并其众。演与乌丸单于审登谋之，单于以告浚，浚杀演，自领幽州。遂与并州刺史东赢公腾（见第二章第二节。）讨颖。颖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为乌丸羯朱等所败。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庶分散。卢志劝颖奉天子还洛阳。时甲士尚万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晓，众皆成列。而程大妃恋邺不欲去，颖不能决。俄而众溃，惟志与子谧、兄子綝，殿中虎贲千人而已。志复劝颖早发。时有道士，姓黄，号曰圣人，大妃信之，乃使呼入，道士求两杯酒，饮干，抛杯而去，计始决。而人马复散。志于营陈闲寻索，得数乘鹿车。司马督韩玄，收集黄门，得百余人。帝御犊车便发。屯骑校尉郝昌，先领兵八千守洛阳，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汲郡，今河南汲县。）济河，张方率骑三千奉迎。凡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汉县，今河南淇县。）不及而还。浚乘胜克邺。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沈于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张方欲迁都长安，将焚宗庙、宫室，以绝人心。卢志说方，方乃止。十一月，方逼天子幸其垒。停三日便西。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魏、晋已来之积，扫地无遗矣。既至长安，以征西府为宫。惟仆射荀藩，司隶刘暾，大常郑球，河南尹周馥，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焉。以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领京兆大守。十二月，诏成都王颖以王还第，以豫章王炽为皇大弟。（炽即怀帝，武帝第二十五子。）

帝之征邺也，以东海王越为大都督。六军败，越奔下邳。（后汉国，晋为郡，今江苏邳县。）徐州刺史东平王楙（徐州治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不纳。越径还东海。治郯，今山东郯城县。成都王颖下宽令招之，越不应命。至是，以越为大傅，与大宰颙夹辅朝政，越让不受。东海中尉刘洽劝越发兵以备颖。兵既起，楙惧，乃以州与越。越以楙领兖州刺史。唱议奉迎大驾，还复旧都。率甲卒三万，西次萧县。（今江苏萧县。）先是豫州刺史刘乔，亦与诸州郡举兵迎驾。范阳王虓康（王绥子。）绥，馗子。馗，宣帝弟。督豫州，镇许昌。成都王颖为王浚所破也，虓自许屯于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会惠帝西迁，虓与从兄平昌公模长史冯嵩等盟，（模后封南阳王，高密文献王子。）推越为盟主。越承制，转乔为冀州刺史，（冀州治房子，今河北高邑县。）以虓领豫州。乔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发兵距之。颍川大守刘舆（颍川治阳翟，见上。）昵于虓，乔上尚书，列舆罪恶。河间王颙宣诏，使镇南将军刘弘，征东大将军刘准，平南将军彭城王释，（穆王权子。权，馗子，范阳康王之兄也。《释》，《刘乔传》作绎。《帝纪》与本传同，作释。）与乔并力，攻虓于许昌。东平王楙自承制都督兖州，帝遣使者刘虔即拜焉。楙虑兖州刺史苟晞不避已，乃给虔兵，使称诏诛晞。晞时已避位。楙在州，征求不已，郡县不堪命。虓遣晞还兖，徙楙都督青州。（晋青州治临菑，今山东临淄县。）楙不受命，与乔相结。虓遣将田征击楙，破之。楙走还国。（东平国，治须昌，今山东东平县。）而乔乘虚破许，虓自拔济河。舆弟琨率众救虓，未至而虓败，琨乃说冀州刺史温羡，使让位于虓。虓遣琨诣幽州乞师，得突骑八百人。（此据《琨传》，《乔传》云：琨率突骑五千济河攻虓，其所率不仅幽州兵也。）济河攻乔。乔据考城以距之，（考城，后汉县，晋省，今河南考城县。）不敌而溃。乔收散卒，屯于平氏。（汉县，今河南桐柏县西。）初，越之起兵，关中大惧。张方谓河间王颙曰：“方所领犹有十余万众，奉送大驾还洛宫；使成都王反邺；公自留镇关中；方北讨博陵；（国，今河北安平县。）如此，天下可以小安。”颙虑事大难济，不许。而成都王颖之废，河北思之，邺中故将公师藩等起兵迎颖，众情翕然，颙乃复使颖都督河北诸军，镇邺。遣将军吕朗屯洛阳。假刘乔节，以其长子祐为东郡大守。（东郡，治濮阳，今河北濮阳县。）又遣刘弘、刘准、彭城王释等援乔。弘以张方残暴，知颙必败，遣使受东海王越节度。乔遣祐距越于萧县之灵璧，（今安徽灵璧县。）败之。十二月，吕朗东屯荥阳。颖进据洛阳。颙使颖统楼褒、王阐诸军据河桥以距越。（河桥，在今河南孟县南。晋武帝泰始十年，杜预所造。）明年，为光熙元年，范阳王虓济自官渡，（城名，在今河南中牟县北。）拔荥阳，斩石超。分兵向许昌，许昌人纳之。遣督护田征及刘琨以突骑八百迎越。遇刘祐于谯，（汉县，今安徽亳县。）祐众溃，见杀。乔众遂散，与骑五百奔平氏。越进屯阳武。（秦县，今河南阳武县。）初，高密王泰为司空，以缪播为祭酒。越将起兵，以播父时故吏，委以心膂。播从弟右卫率胤，河间王颙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诣长安说颙：令奉帝还洛，约与颙分陕为伯。张方自以罪重，惧为诛首，谓颙曰：“今据形胜之地，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服？”颙犹豫不决。方恶播、胤为越游说，阴欲杀之。播等亦虑方为难，不敢复言。颙遣方率步骑十万往讨越。方屯兵霸上，而刘乔为虓等所破。颙闻乔败，大惧，将罢兵，恐方不从，迟疑未决，播、胤乃复说颙：急斩方以谢。颙参军毕垣，河间冠族，为方所侮，亦说颙曰：“张方盘桓不进，宜防其未萌，其亲信郅辅，具知其谋矣。”郅辅者，长安富人，方从山东来，甚微贱，辅厚相供给及贵，以为帐下督，甚昵之。【4】颙便召辅。垣迎说辅曰：“张方欲反，人谓卿知之。王若问卿，但言尒。不然，必不免祸。”辅既入，颙问之曰：“张方反，卿知之乎？”辅曰：“尒。”颙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尒。”颙乃使辅送书于方，因令杀之。送首以示东军，请和于越。越不听。刘琨以方首示吕朗，朗降。王浚遣督护刘根将三百骑至河上，王阐出战，为根所杀。颖顿军张方故垒。范阳王虓遣鲜卑骑与平昌、博陵众袭河桥，（平昌，魏郡，治安丘，今山东安邱县西南。）楼褒西走。追骑至新安。（汉县，今河南渑池县东。）道路死者，不可胜数。颖奔长安。越遣其将祁弘、宋胄、司马纂等迎帝。颙使人杀郅辅。四月，遣弘农大守彭随，北地大守刁默距祁弘等于湖。（弘农、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湖县，在今河南閺乡县东。）五月，与弘等战，大败。颙又遣马瞻、郭伟于霸水御之。（霸水，出蓝田县东，西北过长安入渭。）亦战败散走。颙乘单马，逃于大白山。（在陕西郿县南。）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弘等奉帝还洛阳，以六月朔至。八月，以东海王越录尚书事，范阳王虓为司空。成都王颖自华阴趋武关，（在今陕西商县东。）出新野，（晋郡，今河南新野县。）欲之本国。刘弘拒之。颖弃母、妻，单车与二子庐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将士，欲就公师藩。顿丘大守冯嵩（顿丘，晋郡，今河北清丰县西南。）执颖及普、廓送邺。范阳王虓幽之。十月，虓暴薨。虓长史刘舆，见颖为邺都所服，虑为后患，秘不发丧，伪令人为台使，称诏，夜赐颖死，其二子亦死。东军以梁柳为镇西将军，守关中。马瞻等出诣柳，因共杀柳。与始平大守梁迈合从，（始平，见第二章第二节。）迎颙于南山。（自大白山而东，渭水南岸之山，通称南山。）弘农大守裴廙，秦国内史贾龛，（秦国，扶风郡改，以封秦王柬者也。扶风，见第二章第二节。）安定内史贾疋等（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起义讨颙。斩马瞻、梁迈等。东海王越遣督护麋晃率国兵伐颙，至郑。颙将牵秀距晃，晃斩秀。（此据《颙传》。《牵秀传》云：秀与马瞻等将辅颙以守关中。颙密遣使就东海王越求迎。越遣麋晃等迎颙。时秀拥众在冯翊，晃不敢进。颙长史杨腾，前不应越军，惧越讨之，欲取秀以自效，与冯翊大姓诸严，诈称颙命，使秀罢兵。秀信之。腾遂杀秀于万年。万年县，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义军据有关中，颙保城而已，永嘉初，诏书以颙为司徒，而以南阳王模代镇关中。颙就征，模遣将于新安雍谷车上扼杀之，并其三子。（此亦据《颙传》。《本纪》：颙之见杀，在光熙元年十二月。）

晋惠帝像

晋惠帝（259—306），即司马衷，晋武帝第二子。太熙元年（290年）惠帝嗣位，但痴呆不任事，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昏庸无能的皇帝。

惠帝既还洛阳，大权尽入东海王越之手。光熙元年，十一月，帝因食饼，中毒而崩。或云越之鸩。帝后羊氏，父玄之。贾后既废，孙秀议立后。后外祖孙旗，与秀合族；又诸子自结于秀；故以大安元年，立为皇后。成都王颖伐长沙，以讨玄之为名。乂败，颖奏废后为庶人，处金墉城。陈眕等唱伐成都，复后位。张方入洛，又废后。留台复后位。永兴初，方又废后。河间王颙矫诏，以后屡为奸人所立，遣尚书田淑敕留台赐后死，诏书累至，刘暾与荀藩、周馥驰奏距之，颙见表，大怒，遣收暾，暾奔青州，而后遂得免。帝还洛，迎后复位。后洛阳令何乔又废后。张方首至，其日复后位。及是，后虑大弟立为嫂叔，不得称大后，催清河王覃入，将立之。侍中华混等急召大弟。大弟至，即位，是为怀帝。（尊羊后为惠皇后。）诸葛玟者，武帝诸葛夫人之昆弟。吏部郎周穆，玟之妻昆弟，（《后妃传》云：穆为玟妇弟，《八王传》云：玟为穆妹夫。）而清河王之舅也。与玟共说东海王越曰：“主上之为大弟，张方意也。清河王本大子，为群凶所废，先帝暴崩，多疑东宫，公盍思伊、霍之举，以宁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岂宜言邪？”叱左右斩之。永嘉初，前北军中候吕雍、度支校尉陈颜等谋立覃为大子。事觉，幽覃于金墉。未几，被害。时年十四。

第四节　洛阳沦陷

怀帝既立，大权仍在东海王越之手。时八王之乱稍澹，然刘渊、石勒等，纷纷并起，势遂不可支矣。

魏武帝分匈奴之众为五部，单于於扶罗之子豹为左部帅，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豹卒，子渊代之。大康末，拜北部都尉。杨骏辅政，以渊为五部大都督。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颖镇邺，表渊监五部军事。《晋书·载记》言渊初为侍子，在洛阳，王济尝言于武帝，欲任以东南之事，为孔恂、杨珧所阻。后秦、凉覆没，帝畴咨将帅，李憙乂欲发五部之众，假渊一将军之号，使平树机能，又为恂所阻。案借用夷兵，为后汉以来习见之事，王济、李憙，盖仍狃于旧习，然是时五胡跋扈之形已见，故孔恂、杨珧，欲防其渐也。惠帝失驭，寇盗蜂起，渊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密共推渊为大单于，使其党呼延攸诣邺，以谋告之。渊请归会葬，成都王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见上节。）声言应颖，实背之也。颖为皇大弟，以渊为大弟屯骑校尉。东赢公腾、王浚起兵，渊说颖：还说五部，以赴国难。颖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渊至左国城，（在今山西离石县北。）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都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县。）时永兴元年八月也。旋迁于左国城。十一月，僭即汉王位。追尊蜀汉后主为孝怀皇帝，立汉三祖、（高祖，世祖，昭烈帝。）五宗大宗，（世宗，中宗，显宗，肃宗。）御主而祭之。东赢公腾使将讨之，败绩。腾惧，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渊遣其族子曜寇大原、（见第二章第二节。）泫氏、（汉县，今山西高平县。屯留、汉县，今山西屯留县。）长子、（汉县，今山西长子孙。）中都，（汉县，今山西平遥县西北。）皆陷之。二年，离石大饥，迁于黎亭，（《续汉志》：上党郡壶关县有黎亭。壶关，在今山西长治县东南。）以就邸阁谷。永嘉元年，刘琨为并州刺史，渊遣刘景要击之于板桥，（未详。）为琨所败，琨遂据晋阳。（汉县，今山西大原县。）其侍中刘殷、王育劝渊定河东，取长安，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渊遂进据河东。寇蒲坂、（汉县，在今山西永济县北。）平阳，（见第二章第二节。）皆陷之。入都蒲子。（汉县，在今山西隰县东北。）二年，十月，僭即皇帝位，迁都平阳。

石勒，《晋书·载记》云：初名，上党武乡羯人也。【5】（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武乡，晋县，在今山西榆社县北。）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耶奕干，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并为部落小率。《魏书·羯胡传》无羌渠之胄四字，而多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十四字。羌渠二字，可有二解：匈奴单于之名，一也。（见《秦汉史》第十章第六节。）《晋书·匈奴传》谓其部落入居塞内者凡十九种，中有羌渠，二也。夷狄多以先世之名为种号，则二名或仍系一实。然羌渠卒于后汉灵帝中平五年，石勒卒于东晋成帝咸和七年，年六十，当生于晋武帝泰始九年，上距中平五年八十五岁，勒果羌渠之胄，非其曾孙，即其玄孙，安得不详世数，泛言胄裔？且于於扶罗等尚为近属，安得微为小率，为人佣耕，至被略卖乎？且安得云别部？勒之称赵王也，号胡为国人，下令禁国人不得报嫂及在丧婚取，其烧葬令如本俗。烧葬之俗，古惟氐、羌有之，（见《先秦史》第十三章第三节。）然则羌渠之胄，犹言羌酋之裔耳。《晋》、《魏》二书，盖所本同物？羌渠之胄四字，当时盖已有误解者？故《魏书》删之，《晋书》则仍录元文也。晋时羯与匈奴，无甚区别，如晋愍帝出降时下诏张寔，称刘曜为羯贼是。见《晋书·寔传》。胡三省谓羯为匈奴入居塞内十九种之一，（《通鉴》卷八十六晋惠帝永兴二年《注》，案据《晋书·匈奴传》：十九种之一曰力羯。）其说盖是。羯室盖地以种姓名，非种姓之名，由地而得也。

石勒微时之事，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既免奴为群盗，仍掠缯宝，以赂汲桑。永兴二年，七月，公师藩等起兵赵、魏，众至数万，勒与汲桑帅牧人乘苑马数百骑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藩济自白马，（津名，在今河南滑县北。）苟晞讨斩之，勒与桑亡潜苑中。（谓茌平牧苑也。）勒帅牧人，劫掠郡县，又招山泽亡命以应桑。桑乃自号大将军，称为成都王颖诛东海王越、东赢公腾。腾时进爵东燕王，光熙元年九月，见《纪》。又改封新蔡。永嘉元年，三月，督司、冀诸军事，镇邺。五月，桑入邺，害腾。济自延津，在今河南延津县北。南击兖州。越大惧，使苟晞，王赞讨之。越次于官渡，见上节为晞声援。桑、勒为晞所败，收余众将奔刘渊。冀州刺史丁绍要之于赤桥，（在今山东聊城县西北。）又大败之。桑奔马牧，（茌平马牧。）勒奔乐平。（见第二章第二节。）王师斩桑于平原。（见第二章第三节。此据《石勒载记》。《本纪》：十二月，并州人田兰、薄盛等斩汲桑于乐陵。田兰、薄盛系乞活贼，见下。乐陵，今山东乐陵县。）时胡部（大谓部之大人。）张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勒往从之。因说督归刘渊。渊署督为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以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之。乌丸张伏利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渊屡招不能致。勒伪获罪于渊，奔伏利度，因会执之，率其部众归渊。渊加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以伏利度之众配之。

王弥，东莱人。（东莱，汉郡，今山东掖县。）家世二千石。弥有才干，博涉书记，少游侠京师。光熙元年，三月，令刘伯根反，（，汉县，在今山东黄县西南。《王弥传》称伯根为妖贼，《高密孝王略传》谓其诳惑百姓，盖藉宗教以惑众。）弥率家僮从之，伯根以为长史。王浚遣将讨伯根，斩之。弥聚徒海渚，为苟纯所败，（纯，晞弟，晞使督青州。）亡入长广山为群贼，（谓长广县之山。长广，汉县，今山东莱阳县。）寇青、徐二州。后苟晞击破之。弥退集亡散，众复大振。晞与之连战，不能克。弥进寇泰山、（汉郡，今山东泰安县。）鲁、（汉国，晋郡，治鲁县，今山东曲阜县。）谯、（见第三节。梁、见第二章第三节。）陈、（后汉郡，今河南淮阳县。）汝南、（见第二章第三节。）颍川、（见第三节。）襄城诸郡。（襄城，晋郡，今河南襄城县。）永嘉二年，四月，入许昌。（见第二节。）五月，遂寇洛阳。司徒王衍破之七里涧。（在洛阳东。）弥谓其党刘灵曰：“晋兵尚强，归无所厝，刘元海（渊字。）昔为质子，我与之周旋京师，深有分契，今称汉王，将归之，可乎？”灵然之。乃渡河归刘渊。（此据《晋书·弥传》。刘灵，阳平人，公师藩起，灵自称将军，寇掠赵、魏。《通鉴》系弥及灵之降汉于永嘉元年。《考异》曰：“《弥传》：弥败于七里涧，乃与灵谋归汉。案《十六国春秋》：灵为王赞所败，弥为苟纯所败，乃谋降汉。今年春，灵已在渊所，五月弥乃如平阳，则二人降汉已久矣。”案二人先或降汉，然其决心归汉，而深资其力，仍不妨在此时也。阳平，见第二章第二节。）

匈奴之众，虽云强劲，然在晋初，似已不甚足用，故刘渊初起时，必冒称汉后，冀得汉人扶翼也。盖匈奴与汉，杂居既久，多能力田，（匈奴为汉人佃客，见第二章第二节。）其好斗之风，已稍衰矣。是时晋阳荒残已甚，故渊不欲北师。洛阳自魏已来为国都，自其所欲，然力实未足取洛，故刘殷、王育劝其先定河东，取长安。然渊起兵数年以后，仍局促河东一隅，则其兵力实甚有限，微王弥、石勒归之，固不能为大患也。王弥、石勒，初亦不过群盗，使晋有雄武之主，才略之相，指挥州郡，削平之固亦不难。惜乎怀帝受制东海，不能有为；东海既无智勇，又乏度量，不惟不能指挥州郡，反致互相猜嫌。诸征镇惟刘琨为公忠，而并州破败已甚，自守且虞不足；王浚虚骄，苟晞残暴，俱非济世之才。于是中枢倾覆，州郡亦五合六聚而不能救矣，哀哉！

东海王越初甚德苟晞，与之结为兄弟。既而纳长史潘滔之说，转晞为青州，而自牧兖州，由是与晞有隙。越遂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永嘉二年，三月，自许迁于鄄城。（汉县，今山东濮县。）八月，复迁濮阳。（汉县，今河北濮阳县。）后又迁于荥阳。（见第三节。）三年，三月，自荥阳还洛。初，惠帝之还旧都，缪播亦从怀帝还，契阔艰难，深相亲狎。及怀帝即位，以播为从事黄门侍郎。俄转侍中，徙中书令。专管诏命，任遇日隆。及是，越勒兵入宫，于帝侧收播及其弟散骑常侍大仆胤，尚书何绥，大史令高堂冲，帝舅王延等十余人杀之。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以何伦为右卫将军，王景为左卫将军，领东海国兵数百人宿卫。越解兖州牧，领司徒。盖时中枢亦不能与越同心，而越遂处于进退维谷之势矣。

王弥、石勒既降刘渊，渊使之寇邺。时尚书右仆射和郁镇邺。永嘉二年，九月，弥与勒攻之，郁奔卫国。（汉县，今山东观城县。）勒寇冀州，三年，四月，陷堡壁百余。七月，渊子聪与王弥寇上党，以石勒为先锋。围壶关，陷之，上党降贼。九月，聪围浚仪。（秦县，在今河南开封县西北。）曹武等讨之，败绩。聪等长驱至宜阳。平昌公模（见第三节。）遣淳于定、吕毅等讨之，又败。聪恃胜不设备，弘农大守垣延诈降，（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夜袭败之。是役也，《载记》称渊素服以迎师，盖其丧败颇甚。然是冬，复大发卒，遣聪、弥与刘曜、刘景等率精骑五万寇洛阳，呼延翼率步卒为之后继。晋颇败其兵，又得乞活帅李浑、薄盛来救，（东赢公腾之镇邺也，携并州将田甄、甄弟兰、祁济、李浑、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邺，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及腾败，甄等邀破汲桑于赤桥，越以甄为汲郡，兰为钜鹿大守。甄求魏郡，越不许。甄怒，越召之不至，遣监军刘望讨之。李浑、薄盛斩兰降。甄与任祉、祁济弃军奔上党。案乞活是时虽降，其众仍屯结不散，是后屡见其名焉。汲郡，见第三节。鹿，晋治廮遥，今河北宁晋县。魏郡，见第二章第二节。渊乃召聪等还。石勒寇常山，晋常山郡，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王浚使祁弘以鲜卑骑救之，大败之于飞龙山。（《隋志》：飞龙山在石邑。隋石邑县，在今河北获鹿县东南。）勒退屯黎阳。（汉县，在今河南濬县东北。）时晋使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讨勒，宪奔淮南，（魏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堪退保仓垣。（城名，在开封西北。）勒陷长乐，晋国，即汉信都郡，今河北冀县。害冀州刺史王斌。四年，二月，袭鄄城，兖州刺史袁孚战败，为其下所杀。勒遂陷仓垣，害王堪。五月，寇汲郡，执大守胡龛。遂南济河。荥阳大守裴纯奔建业。时刘聪攻河内，（见第二章第二节。）勒复会之。（至九月而河内降于勒。）六月，刘渊死，子和即伪位，聪弑而代之。命子粲寇洛阳，勒复与粲会。已而粲出辕。（山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接巩、登封二县界。）勒出成皋关。（谓成皋县之关。成皋，今河南汜水县。）围陈留大守王赞于仓垣，为赞所败，退屯文石津。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欲北攻王浚，而浚将王甲始以辽西鲜卑万余在津北，乃复南济河，攻襄城。（汉县，后汉末置郡，今河南襄城县。）时王如、侯脱、严嶷等叛于宛，勒并脱、嶷之众，惮如之强不敢攻，（见第九节。）乃南寇襄阳，（汉县，后汉末置郡，今湖北襄阳县。）渡沔寇江夏。（晋郡，今湖北安陆县。）复北寇新蔡，（秦县，晋置郡，今河南新蔡县。）进陷许昌。王弥之解洛围也，请于刘曜，愿出兖、豫，收兵积谷，以待师期。于是出辕，攻襄城。（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平阳、弘农、上党诸流人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秦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县。）河南者数万家，（河南，见第二章第二节。）为旧居人所不礼，皆焚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弥。弥又以二万人会石勒寇陈郡、颍川，屯阳翟，（见第三节。）遣弟璋与勒共寇徐、兖，于是洛阳四面皆敌，日以孤危矣。

时京师饥，东海王越以羽檄征天下兵，无至者。越不得已，乃请出讨石勒，且镇集兖、豫，以援京师。帝曰：“今逆虏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岂可远出，以孤根本？”越言：“贼灭则东诸州职贡流通，若端坐京辇，所忧逾重。”盖时京师实已不能自立矣。十一月，越率众出许昌，以行台自随。留妃裴氏、世子毗及李恽、何伦等守卫京都。以豫州刺史冯嵩为左司马，自领豫州牧。率甲士四万，东屯于项。（见上节。）于是宫省无复守卫，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枹鼓之音不绝。镇集外州之效未见，京师反弥不能自立已。

时周馥督扬州，镇寿春，（汉县，晋孝武帝避讳，改为寿阳，今安徽寿县。）乃表请迁都。言“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萧条，崤、函险涩，宛都屡败，江、汉多虞，于今平夷，东南为愈。淮阳之地，北阻涂山，（在今安徽怀远县东。）南抗灵岳，（此指霍山言，在今安徽霍山县西北。）名川四带，有重险之固。是以楚人东迁，遂宅寿春。徐、邳、东海，亦足戍御。且运漕四通，无患空乏。臣谨选精卒三万，奉迎皇驾。辄檄荆、湘、江、扬，各先运四年米租十五万斛，布、绢各十四万匹，以供大驾。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启南路；迁都弭寇，其计并得。皇舆来巡，臣宜转据江州，以恢皇略”。馥不先白越，而直上书，越大怒。【6】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大守裴硕。馥不肯行，而令硕率兵先进。硕贰于馥，乃举兵，称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图馥，遂袭之。为馥所败，退保东城。（秦县，今安徽定远县东南。）初，越之收兵下邳也，（见上节。）使琅邪王睿监徐州诸军事，（即元帝，武王伷孙，父曰恭王觐。伷见第二节。）镇下邳。寻都督扬州。越西迎驾，留睿居守。及是，硕求救于睿。睿遣甘卓、郭逸攻馥。安丰大守孙惠率众应之。（安丰，晋郡，治霍丘，今安徽霍邱县。）明年，正月，馥众溃，奔于项，为新蔡王确所拘，（确，腾子。）忧愤发病卒。案观刘渊、刘聪屡攻洛而不得志，知晋之兵力，尚足以固守洛阳，所苦者为饥馑。论物力之丰歉，自以南方为胜。史称东海王越以羽檄征天下兵，怀帝谓使者曰：“为我语诸征镇：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时莫有至者。此说亦不尽然。是年九月，山简、（督荆、湘、交、广，时镇襄阳。）王澄、（荆州刺史。）杜蕤，（南中郎将。）实并遣兵入援，特为王如所阻耳。（见《纪》是年九月。参看第九节。）使怀帝果能迁都，江、扬、荆、湘之转漕，必能如期而至。不惟足以自立，且可支援北方。士饱马腾，军心自振。此时北方之破败，尚未至如后来之甚；怀帝号令北方，亦自较元帝为易。淮阳东控徐、兖，西接司、豫，其形势，自与后来之崎岖江左者不同也。史称馥以越不尽臣节，每言论厉然，越深惮之，其覆之也，盖全以其私怨；元帝则越之党耳；其误国之罪亦大矣。

南方之事甫平，东方之难复起。时潘滔为河南尹，与尚书刘望等共诬陷苟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移告诸州，称己功伐，陈越罪状。帝亦恶越专权，永嘉五年，正月，乃密诏晞讨越。三月，复诏下越罪状，告方镇讨之。以晞为大将军。越使从事中郎杨瑁为兖州，与徐州刺史裴盾共讨晞。晞使骑收藩滔，滔夜遁，乃执尚书刘曾，侍中程延斩之。越以祸结衅深，忧愤成疾，薨于项。以襄阳王范（楚隐王子。）为大将军，统其众，还葬东海。（见上节。）越之出也，以大尉王衍为军司。及是，众推衍为主，率众东下。石勒以轻骑追之，及之苦县之宁平城。（苦，汉县，晋更名谷阳，在今河南鹿邑县东。宁平，汉县，晋省，在鹿邑西南。）衍遣将军钱端与战，败死。衍军大溃。勒分骑围而射之，相登如山，无一免者。执衍等害之。左卫何伦、右卫李恽闻越薨，秘不发丧，奉裴妃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阳。从者倾城，所在暴掠。至洧仓，（洧水之邸阁，在许昌东。）又为勒所败。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此据《越传》，《本纪》作四十八王。李恽杀妻子奔广宗。何伦走下邳。裴妃为人所略卖，大兴中得渡江。广宗，后汉县，今河北威县东。）于是晋之兵力亦尽矣。

五月，先是苟晞表请迁都仓垣，帝将从之。诸大臣畏潘滔，不敢奉诏。且宫中及黄门恋资财不欲出。至是饥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群臣会议将行，而警卫不备。帝抚手叹曰：“如何？”时无车舆，乃使司徒傅祇出诣河阴，（汉平阴县，魏改，在今河南孟津县东。）修理舟楫，为水行之备。朝士数十人导从，帝步出西掖门，至铜驰街，为盗所掠，不得进而还。刘聪遣其子粲及王弥、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辕，周旋梁、陈、汝、颍之间。聪复以禁兵二万七千，配其卫尉呼延晏，自宜阳入洛川，命王弥、刘曜及石勒进兵会之。晏及河南，王师前后十二败，死者三万余人。晏遂寇洛阳，攻陷平昌门。以后继不至，复自东阳门出。（洛阳诸门名。皆见上节。）时帝将济河东遁，具船于洛水，晏尽焚之，还于张昌故垒。王弥、刘曜至，遂会围洛阳。六月，宣阳门陷，帝开华林园门，（见第一节。）出河阴藕池，为曜等所追及。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七年，正月，聪大会，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号哭，贼恶之。会有告珉及王俊等谋应刘琨者，帝遂遇弑，崩于平阳。（时年三十。）珉等皆遇害。史载荀崧之言：谓“怀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为守文佳主，而继惠帝扰乱之后，东海专政，无幽、厉之衅，而有流亡之祸”。盖晋之亡，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怀帝之坐困于洛阳，则东海实为之，其罪要未容末减也。

第五节　长安倾覆

怀帝立豫章王铨为大子，（铨，清河康王遐子。遐见第三节。）与帝同没刘聪。（《元帝纪》：大兴三年，五月，景寅，孝怀帝大子诠遇害于平阳，帝三日哭。）洛阳之急也，司空荀藩，勖子。与弟光禄大夫组奔辕。（见上节。）及是，移檄州镇，以琅邪王为盟主。（时王浚亦移檄天下，称被中诏，承制以藩为大尉。）豫章王端（铨弟，铨为大子封。）东奔苟晞，晞立为皇大子，自领尚书令，具置官属，保梁国之蒙县。（在今河南商邱县东北。）使王赞屯阳夏。（秦县，今河南大康县。）晞出于孤微，位至上将，志颇盈满。奴婢将千人，侍妾数十，终日累夜，不出户庭，刑政苛虐，纵情肆欲，由是众心稍离。九月，石勒攻阳夏，灭王赞，驰袭蒙城，执晞，署为司马，月余乃杀之。豫章王端亦没于贼。（时傅祇与晞共建行台，晞推祇为盟主，以司徒持节大都督诸军事传檄四方。祇子宣，尚弘农公主，祇遣宣将公主与尚书令和郁赴告方伯，征义兵。自屯孟津小城，宣弟畅行河阴令，以待宣。祇以暴疾薨。畅没于石勒。孟津，见第二章第二节。河阴，见上节。）

南阳王模之代河间王颙也，关中饥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疠，盗贼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铸铜人、钟鼎为釜器以易谷，议者非之。东海王越表征模为司空。模谋臣湻于定说模曰：“关中天府之国，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绥抚而还，既于声望有亏；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并在朝廷，若自强则有专权之罪，弱则受制于人；非公之利也。”模纳其言，不就征。及洛京倾覆，模使牙门将赵染戍蒲坂。（见上节。）染求冯翊大守，（冯翊，见第二章第二节。）不得，怒，率众降于刘聪。聪以为平西将军，使与其安西将军刘雅率众二万攻模。刘粲、刘曜率大军继之。模使淳于定距之，为染所败。士众离叛，仓库虚竭。军祭酒韦辅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从之。染箕踞攘袂，数模之罪，送诣粲，粲杀之。时永嘉五年八月也。聪以刘曜为雍州牧，镇长安。

武帝子吴孝王晏之子业，出后伯父柬，（见第一节，）袭封秦王，荀藩之甥也。避难于密，（汉县，今河南密县。）与藩、组相遇。行台以密近贼，南趣许、颍。阎鼎者，天水人。（天水，见第二章第二节。）初为东海王越参军。行豫州刺史，屯许昌。遭母丧，于密县鸠集流人数千，欲还乡里。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坞主。中书令李暅，（此依《阎鼎传》。《王浚传》作李絙。）大傅参军驺捷、刘蔚，镇军长史周，司马李述，皆来赴畴。佥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强兵，劝藩假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蔚等为参佐。鼎因西人思归，欲立功乡里，乃与抚军长史王毗，司马傅逊怀翼戴秦王之计。谓畴、捷等曰：“山东非霸王处，不如关中。”传畅遗鼎书，劝奉秦王过洛阳，拜谒山陵，径据长安。鼎得书，便欲诣洛。流人谓北道近河，惧有抄截欲南自武关。（见第三节。）畴等皆山东人，不愿西入，荀藩及畴、捷等皆逃散。鼎追藩，不及。暅等见杀。惟、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自宛趣武关。（宛见上节。）频遇山贼，士卒亡散。次于蓝田，（见第三节。）鼎告雍州刺史贾疋。疋，武威人，魏大尉诩曾孙也，初为安定大守。雍州刺史丁绰贪横，失百姓心。谮疋于南阳王模。模以军司谢班伐疋。疋奔泸水，（即卢水胡，见第二章第二节。此据《疋传》。《模传》云：模表遣世子保为西中郎将、东羌校尉，镇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帐下都尉陈安攻苞，苞奔安定。疋以郡迎苞。模遣军司谢班伐疋。疋退奔泸水。上邽，见第三节。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与胡彭荡仲及氐窦首结为兄弟，聚众攻班。绰奔武都。（见第二章第二节。）疋复入安定，杀班。愍帝以疋为雍州刺史。（《晋书·疋传》如此。案时愍帝尚为秦王，《传》采其后称之。）疋率戎晋二万余人，将伐长安。新平大守竺恢亦固守。（新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刘粲闻之，使刘曜、刘雅及赵染距疋。先攻恢，不克。疋邀击，大败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汉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上。）旋自渭桥袭荡仲，杀之。（渭桥，在长安西北。）关中小定。乃遣州兵迎卫业，达于长安，又使京兆尹梁综助守。遂共奉业为皇大子，时永嘉六年九月也。（据《疋传》及《本纪》。《刘聪载记》云：刘曜既据长安，安定大守贾疋，及诸氐、羌，皆送质任，惟雍州刺史特、新平大守竺恢固守不降。护军允，频阳令梁肃，自京兆南山，将奔安定，遇疋任子于阴密，拥还临泾。推疋为平南将军，率众五万，攻曜于长安。扶风大守梁综及特、竺恢等，亦率众十万会之。曜遣刘雅、赵染来距，败绩而还。曜又尽长安锐卒，与诸军战于黄丘，曜众大败，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秃、纪持等攻刘粲于新丰，粲还平阳，曜攻陷池阳，掠万余人，归于长安。时阎鼎等奉秦王为皇大子，入于雍城、关中戎晋，莫不响应。麹特等围长安，曜连战败绩，乃驱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频阳，秦县，在今陕西富平县东北。阴密，汉县，在今甘肃灵台县西。临泾，汉县，在今甘肃镇原县南。扶风，见第二章第二节。黄丘，胡三省《通鉴注》云：在云阳县黄岭山下。灵阳，汉县，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渠，盖即甘泉。杜县，在长安西南。新丰，汉县，在今陕西临潼县东。池阳，汉县，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雍，汉县，在今陕西凤翔县南。）以鼎为大子詹事，总摄百揆。梁综与鼎争权，鼎杀综，以王毗为京兆尹。《鼎传》云：鼎首建大谋，立功天下。始平大守麹允，（始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抚夷护军索綝，并害其功，且欲专权。冯翊大守梁纬，北地大守梁肃，（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并综母弟，琳之姻也。谋欲除鼎。乃证其有无君之心，专戮大臣，请讨之。遂攻鼎。鼎出奔雍，为氐窦首所杀。案麹允金城人，世为豪族。（金城，见第二章第二节。）綝，敦煌人，靖之子。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河间王使与张方东迎乘舆。后转为南阳王模从事中郎。迁新平、冯翊大守。拒刘聪，屡有战功。及模被害，綝泣曰：“与其俱死，宁为伍子胥。”乃赴安定，与贾疋、梁综、（时为扶风大守。）麹允等纠合义众，频破贼党，与鼎共立秦王为大子。亦皆志节之士，非妒贤疾能者。是时之争，盖党派不易骤合，虽各怀公忠之心，而衅祸仍不能弥，扰攘之际类然，亦不足为谁咎也。（贾疋亦志节之士，其送质任于刘曜，盖欲以为后图，非叛晋也。）贾疋旋因讨贼遇害。（《本纪》称贼张连。《疋传》云：荡仲子夫护，帅群胡攻之，疋败走，夜堕于涧，为夫护所害。盖连与夫护，合而为寇。）众推麹允领雍州刺史，为盟主，承制选置。明年，（永嘉七年，愍帝建兴元年。）四月，怀帝崩问至，业即位，是为愍帝。

愍帝既立，以麹允为尚书左仆射，录尚书，雍州刺史如故。索綝为右仆射，领京兆尹。建兴二年，六月，刘曜、赵染寇新丰诸县，索綝讨破之。七月，曜、染等又逼京都，麹允讨破之。染中流矢而死。（《本纪》。《刘聪载记》云：染寇北地，中流矢而死。）三年，正月，以侍中宋哲为平东将军，屯华阴。（见第三节。）九月，刘曜寇北地，命允讨之。十月，允进攻青白城。（此据《本纪》，《允传》作清白城。刘曜闻之，转寇上郡。见第二章第二节。）刘聪陷冯翊，大守梁肃奔万年。（见第三节。此据《本纪》及《允传》。《刘聪载记》：刘曜又进军屯于粟邑。麹允饥甚，去黄白而军于灵武。曜进攻上郡，大守张禹，与冯诩大守梁肃，奔于允吾。于是关右翕然，所在应曜。曜进据黄阜。粟邑，汉县，在今陕西白水县西北。黄白，城名，在今陕西三原县东北。灵武，汉县，在今宁夏宁朔县西北。允吾，汉县，在今甘肃皋兰县西北。黄阜，未详。）四年，四月，麹允救上郡，军于灵武，以兵弱不敢进。上郡大守籍韦率其众奔于南郑。（梁州治，见第三节。）七月，曜攻北地，允率步骑三万救之，王师不战而溃。大守麹昌奔京师。曜进至泾阳，（见第二章第二节。）渭北诸城悉溃。八月，曜进逼京师。内外断绝，麹允与公卿守长安小城以自固。散骑常侍华辑，监京兆、冯翊、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上洛晋郡，今陕西商县。四郡兵，东屯霸上；镇军将军胡崧，（南阳王保所遣，见下。）帅城西诸郡兵屯遮马桥；并不敢进。

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大仓有麹数十饼，麹允屑为粥以供帝，至是复尽。帝泣谓允曰：“今窘厄如此，外无救援，死于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将士，暴离斯酷。今欲因城未陷，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烂之苦。行矣遣书，朕意决矣。”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送笺于曜。帝乘羊车，肉袒、衔璧、舆榇出降。群臣号泣攀车，执帝之手，帝亦悲不自胜。曜焚榇受璧，使宋敞奉帝还宫。辛丑，帝蒙尘于平阳。麹允及群官并从。刘聪假帝光禄大夫怀安侯。壬寅，聪临殿，帝稽首于前，麹允伏地恸哭，因自杀。明年，十月，聪出猎，令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为导。百姓聚而观之，故老或欷歔流涕。聪闻而恶之。聪后因大会，使帝行酒洗爵；返而更衣，又使帝执盖；晋臣在坐者多失声而泣。尚书郎辛宾抱帝恸哭，为聪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弒，崩于平阳。（时年十八。）

［西晋］青瓷楼阙人物罐

《本纪》云：“帝之继皇统也，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惟桑版署号而已。众惟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阙，运馈不继。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诸侯无释位之志，征镇阙勤王之举，故君臣窘迫，以至杀辱云。”案愍帝之亡，全由关中之荒毁，及诸镇之坐视。帝即位越月，即以琅邪王睿为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南阳王保为右丞相，大都督陕西诸军事。诏二王：“今幽、并两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右丞相宜帅秦、凉、雍虎旅三十万，径诣长安；左丞相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分遣前锋，为幽、并后驻。”三年，二月，又进琅邪王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南阳王为相国。盖其所期望于方镇者至深。进捣贼巢，奔问官守，或非幽、并、扬、徐之力所及，然力之能及者，即不论君臣之义，辅车相依之理，要自不可忘也。当时雍州实为秦、凉外蔽。乃《索綝传》言：帝累征兵于南阳王保，保左右议曰：“蝮蛇在手，壮士解腕，且断陇道，以观其后。”从事中郎裴诜曰：“蛇已螫头，头可截不？”保以胡崧为前军都督，须诸军集乃当发。允欲挟天子趋保，綝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长安以西，不复奉朝廷，百官饥乏，采稆自存。《张寔传》：其父轨卒，州人推寔摄父位，愍帝因下策书授之。刘曜逼长安，寔遣将军王该率众以援京城，（《本纪》：建兴四年，四月，凉州刺史张寔遣步骑五千，来赴京都。）帝嘉之，拜都督陕西诸军事。及帝将降于刘曜，下诏于寔，进寔为大都督、凉州牧、司空，承制行事。又言已诏琅邪王：时摄大位，君其协赞琅邪，共济艰运。盖西朝区区，始终不忘情于诸侯之释位者如此。然寔叔父西海大守肃，（王莽置西海郡，光武中兴弃之。至献帝兴平二年，武威大守张雅请置西海郡，分张掖之居延一县以属之。）请为前锋击刘曜，寔卒弗许，致肃闻京师陷没，悲愤而卒。盖当时方镇之坐视朝廷倾覆又如此。饥穷之长安，果将何以自立哉？允、索綝，自为志节之士。《索綝传》云：刘曜围京城，綝与允固守长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灵台。（《三辅黄图》：周文王灵台，在长安西四十里。）崧虑国家威举，则麹、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还槐里。（汉县，今陕西兴平县。案此亦厚诬，当时崧之兵力，实未足以进取也。）城中饥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惟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帝使宋敞送笺降于曜，綝潜留敞，使其子说曜曰：“今城中粮犹足支一岁，未易可克也。若许綝以车骑、仪同、万户郡公者，请以城降。”曜斩而送之，曰：“天下之恶一也。”及帝出降，綝随帝至平阳，刘聪以其不忠于本朝，戮之于东市。夫当易子析骸之时，而犹为诳语以徼富贵，纵置綝之志节勿论，有如是其愚者乎？綝之潜留宋敞，使易说辞，盖犹阴有所图，冀存宗社于万一。其说辞如何不可知，而谓其求车骑、仪同、万户郡公，则必敌国诬罔之辞也。【7】晋之公卿百官，为刘聪所害者甚多，（见于《本纪》者，辛宾外尚有尚书梁允，侍中梁濬，散骑常侍严敦，左丞相臧振，黄门侍郎任播、任伟、杜晏及诸郡守，皆至平阳后见杀。）岂皆以其不忠于本朝哉？《麹允传》云：允性仁厚，无威断。吴皮、王隐之徒，无赖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大守竺恢，始平大守杨像，扶风大守竺爽，安定大守焦嵩，皆征、镇、杖节，加侍中、常侍。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然诸将骄恣，恩不及下，人情颇离，羌、胡因此跋扈，关中淆乱。刘曜复攻长安，百姓饥甚，死者大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将出降，叹曰：“误我事者，麹、索二公也。”夫乌合之众之不易驭久矣，然允及綝用之，虽值饥穷，犹能累致克捷，与逆胡相枝柱者且四年，赏罚无章者而能然乎？羊车之辱，全由愍帝之不能死国，谓“误我事者、索二公”，盖深悔当时之称尊矣。然以是为、索罪，可乎？

第六节　巴氐据蜀

晋世海宇分裂，首起割据者，实为巴氐，其事尚在刘渊创乱之前，特其地较偏，未能牵动大局耳。《晋书·载记》云：李特，巴西宕渠人。（宕渠，汉县，后汉尝置郡，旋废，故城在今四川渠县东北。）其先廪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钟离山崩，（山在今湖北长杨县西北。）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务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曎氏，（《后汉书》作曋氏。）樊氏，柏氏，（《后汉书》作相氏。）郑氏。五姓俱出，皆争为神。于是相与以剑刺穴屋，能著者以为廪君。四姓莫著，而务相之剑悬焉。又以土为船，雕画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为廪君。”务相船又独浮，于是遂称廪君。乘其土船，将其徒卒，当夷水而下。至于盐阳。（《后汉书注》云：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案即今湖北之清江水。）盐阳水神女子，止廪君曰：“此鱼盐所有，地又广大，与君俱生，可止无行。”廪君曰：“我当为君，求廪地，不能止也。”盐神夜从廪君宿，旦辄去为飞虫。诸神皆从其飞，蔽日昼昏。廪君欲杀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东西。如此者十日，廪君乃以青缕遗盐神，曰：“婴此。即宜之，与汝俱生；弗宜，将去汝。”盐神受而婴之。廪君立砀石之上，望膺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飞者皆去，天乃开朗。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廪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陛相乘。廪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长五尺。廪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秦黔中郡，汉改为武陵，故治在今湖南溆浦县境。）薄赋敛之，口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案此说殊误。《后汉书·刘表传》：江南宗贼大盛；《三国·吴志·士燮传》：燮子徽，自署交趾大守，发宗兵拒戴良；是其字本作宗。宗人所出之赋，则加貝为賨，乃赋以人名，非人以赋名也。）及汉高祖为汉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更名其地为巴郡。（汉巴郡，治江州，今四川江北县。）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爱其舞，诏乐府习之，今巴渝舞是也。《后汉书·南蛮传》，以巴郡南郡蛮为廪君之后，述廪君事与《晋书》同，而辞较略。又有板楯蛮夷者，云：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阆中，秦县，刘璋于此置巴西郡，今四川阆中县西。）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至于中兴，郡守常率以征伐。其述巴郡南郡蛮则云：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观赋法之不同，知巴氏等五姓与罗氏等七姓实为两部落，《晋书》辞不别白。【8】然其同为氐族，则无疑也。《晋书》又云：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直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复号之为巴氐。宕渠距阆中近，盐水远，李特之先，似当属板楯蛮夷，不与巴郡南郡蛮同部，特板楯蛮夷，亦未必不以廪君为共祖耳。【9】

李特父慕，为东羌猎将。特少仕州郡，见异当时。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既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遣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在今四川剑阁县北。）苾至汉中，受流人货赂，反为表曰：“流人十万余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朝廷从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诏征益州刺史赵廞为大长秋，以成都内史耿滕（此据《载记》，《帝纪》与《华阳国志》，俱作耿胜。）代廞，廞遂谋叛。乃倾仓廪，振施流人，以收众心。特之党类，皆巴西人，与廞同郡，率多勇壮，廞厚遇之，以为爪牙。特等聚众，专为寇盗，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为“流人刚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为乱阶，宜使移还其本。”廞闻而恶之。时益州文武千余人，已往迎滕。滕率众入州。廞遣众逆滕；战于西门，滕败，死之。廞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特弟庠，与兄弟及妹夫李含等以四千骑归廞。廞使断北道。庠素东羌良将，部陈肃然。廞恶其齐整，用长史杜淑、司马张粲之言杀之，及其子侄、宗族三十余人。复以特兄弟为督将，以安其众。牙门将许弇求为巴东监军。（巴东郡，刘璋置，在今四川奉节县北。）杜淑、张粲固执不许。弇怒，于合下手刃杀淑、粲；左右又杀弇；皆廞腹心也。特兄弟怨廞，引兵归绵竹。（汉县，今四川德阳县北。）廞恐朝廷讨己，遣长史费远，犍为大守李苾，（犍为，汉郡，后汉治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督护常俊督万余人断北道，次绵竹之石亭。（渡名，在今四川什邡县东雒江上。）特密收合，得七千余人，夜袭远军，远大溃。进攻成都，廞走。至广都，（见第二章第二节。）为下人所杀。特至成都，纵兵大掠。遣其牙门诣洛阳，陈廞罪状，先是惠帝以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督牙门将王敦，上庸都尉义歆，（上庸，秦县，后汉置郡，今湖北竹山县。）蜀郡大守徐俭，蜀郡，治成都。广汉大守辛冉等广汉郡，后汉治雒，（今四川广汉县。）凡七千余人入蜀。特等闻尚来，甚惧，使其弟骧于道奉迎，并贡宝物。尚甚悦，以骧为骑督。特及弟流，复以牛酒劳尚于绵竹。王敦、辛冉，并说尚因会斩之，尚不纳。寻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汉川者，皆下所在召还。特兄辅，素留乡里，托言迎家，既至蜀，谓特曰：“中国方乱，不足复还。”特以为然，乃有雄据巴蜀之志。朝廷以讨赵廞功，封拜特、流。玺书下益州，条列六郡流人，与特协同讨廞者，将加封赏。会辛冉以非次见征，不愿应召；又欲以灭廞为己功；乃寝朝命，不以实上。众咸怨之。罗尚遣从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贪暴，欲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乃移檄发遣，又令梓潼大守张演，（梓潼，汉县，蜀置郡，今四川梓潼县。）于诸要施关，搜索宝货。特等固请，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又知特兄弟频请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将降，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遂相与诣特。特乃结大营于绵竹，以处流人。移冉求自宽。冉大怒，遣人分榜通逵，购募特兄弟。特见，大惧，悉取以归，与骧改其购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旬月间众过二万，流亦聚众数千。特乃分为二营：特居北营，流居东营。特遣阎式（与特同移者，时为始昌令。始昌，晋县，在今甘肃西和县北。）诣罗尚求申期。式既至，见辛冉营栅冲要，谋揜流人；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回；乃辞尚还绵竹。尚谓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诸流人，今听宽矣。”式至绵竹，言于特曰：“尚虽云尔，然威刑不立，冉等各拥强兵，一旦为变，亦非尚所能制，深宜为备。”特纳之。冉、苾相与谋曰：“罗侯贪而无断，日复一日，流人得展奸计，宜为决计，不足复问之。”乃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潜率步骑三万袭特营。罗尚闻之，亦遣督护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缮甲厉兵，戒严以待。元等至，发伏击之，杀伤甚众。害佐、元、显，传首以示尚、冉。于是六郡流人，推特为主。上书请依梁统奉窦融故事，推特行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流行镇东大将军；以相镇统。进兵攻冉于广汉。尚遣李苾及费远救冉，不敢进。冉奔江阳。（汉县，刘璋置郡，今四川泸县。）特入据广汉。进兵攻尚于成都。阎式遗尚书，责其信用谗构，欲讨流人。又陈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宁益土。尚览书，知特等将有大志，婴城固守，求救于梁、宁二州。于是特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一依窦融在河西故事。（据《本纪》，时在永宁元年十月。）尚频为特所败，乃阻长围，缘水作营，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与特相距。（都安，蜀县，在今四川灌县东。）河间王颙遣督护衙博，广汉大守张征讨特。南夷校尉李毅（武帝置于宁州。宁州，泰始七年分益州置。治云南，在今云南祥云县南。一说治味，在今云南曲靖县西。）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护张龟军繁城，（繁，汉县，今四川新繁县西北。）三道攻特。特命子荡、雄袭博，躬击张龟。龟大败，博亦败绩。荡追博至汉德，（蜀县，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博走葭萌。（汉葭明县，后汉作葭萌，蜀改曰汉寿，晋改曰晋寿，在今四川昭化县东南。）荡进寇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荡进攻葭萌，博又远遁。（《纪》大安元年五月。）特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省。准攻张徵。徵据险相持，候特营空虚，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战，不利。荡军至，殊死战，徵军乃溃。特欲释徵还涪，（涪，汉县，晋更名涪城，今四川绵阳县。）荡不可，复进攻徵。遂害徵，以蹇硕为德阳大守。（德阳，后汉县，在今四川遂宁县境。）硕略地至巴郡之垫江。（汉县，今四川合川县。）特之攻张徵也，使李骧等屯军毗桥（胡三省云：今怀安军西北有中江，源从汉中弥牟。雒水、毗桥水三水会为一江。案宋怀安军故城，在今四川金堂县东南。弥牟镇，在今四川新都县北。）以备罗尚。李流亦进军成都之北。梁州刺史许雄遣兵攻特，特破之。进击破尚水上军。遂寇成都。蜀郡大守徐俭以小城降，罗尚据大城自守。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堡，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益州从事任明（此据《载记》。《罗尚传》作兵曹从事任锐。《通鉴》从《华阳国志》作任叡。）说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众，在诸村堡，骄怠无备，是天亡之也。可告诸村，密刻期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尚从之。明先伪降特，因求省家。特许之。明潜说诸村，诸村悉听命。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大守孙阜救尚。（建平，吴郡，今四川巫山县。）阜次德阳，特遣荡助任臧距阜。尚遣大众，掩袭特营，连战，斩特。（《纪》在大安二年三月，云宋岱击斩之。）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惧。流与荡、雄收遗众还保赤祖。（胡三省曰：当在绵竹东。）流保东营，荡、雄保北营。流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时宋岱水军三万，次于垫江。前锋孙寿破德阳，获蹇硕。（任臧等退屯涪陵，蜀郡，今四川涪陵县西。）罗尚遣督护常深军毗桥，牙门左汜、黄訇、何冲三道攻北营。流身率荡、雄玫深栅，克之，追至成都。尚闭门自守。荡驰马追击，伤死。流以特、荡并死，岱、阜又至，甚惧。李含又劝流降，流将从之。雄与骧迭谏，不纳。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质于阜军。胡兄离，闻父欲降，自梓潼驰还欲谏，不及。退与雄谋袭阜军，曰：“若功成事济，约与君三年迭为主。”雄曰：“今计可定，二翁不从，将若之何？”离曰：“今当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虽是君叔，势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复何言？”雄大喜。乃攻尚军。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大守陈图。（晋汶山郡，在今四川理番县境。）遂入郫城。（郫，秦县，今四川郫县北。）流移营据之。三蜀百姓，（左思《蜀都赋注》：汉高分蜀置广汉，汉武又分蜀置犍为，故曰三蜀。）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在今四川灌县西南。）尚参军涪陵徐轝，求为汶山大守，欲要结长生等，与尚犄角讨流。尚不许。轝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说长生等，使资给流军粮，长生从之，故流军复振。流死，诸将共立雄为主。雄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于郫城。罗尚遣将攻雄，雄击走之。李骧攻犍为，断尚运道，尚军大馁，攻之又急，遂留牙门罗特固守，委城夜遁。特开门纳雄，遂克成都。于时雄军饥甚，乃率众就谷于郪，（汉县，在今四川三台县南。）掘野芋而食之。雄以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道养志，欲迎立为君而臣之。长生固辞。雄乃深自挹损，不敢称制，事无巨细，皆决于李国、李离兄弟。国等事雄弥谨。诸将固请雄即尊位。以永兴元年僭称成都王。范长生乘素舆诣成都。雄迎之于门，执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贤。长生劝雄称尊号。雄于是僭即帝位，国号蜀。（《通鉴考异》曰：《晋帝纪》、《三十国晋春秋》皆云：永兴二年六月，雄即帝位。《华阳国志》：光熙元年，雄即帝位。《后魏书·序纪》及《李雄传》皆云昭帝十二年雄称帝，即光熙元年也。）遣李国、李云等寇汉中。梁州刺史张殷奔长安，（参看第九节。）国等陷南郑，尽徙汉中之人于蜀。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诱建宁夷使讨之，（建宁，蜀郡，在今云南曲靖县西。）毅病卒，城陷。杀壮士三千余人，送妇女千口于成都。时李离据梓潼，其部将罗羕、张金苟等，杀离及阎式，以梓潼归罗尚。尚遣其将向奋屯安汉之宜福（安汉，汉县，今四川南充县。）以逼雄。雄攻奋，不克。李国镇巴西，其帐下文硕，又杀国，以巴西降尚。雄乃引还。遣其将张宝袭梓潼，陷之。会罗尚卒，巴郡乱，李骧攻涪，又陷之，执梓潼大守谯登。乘胜讨文硕，害之。南得汉嘉、（汉青衣县，后汉改曰汉嘉，蜀置郡，晋并废，故治在今四川雅安县北。）涪陵，远人继至。雄于是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益州遂定。遣李骧征越巂，大守李钊降。（越巂郡，晋治会无，今四川会理县。《明帝纪》：大宁元年，正月，李骧、任回寇台登，将军司马玟死之。越巂大守李钊，汉嘉大守王载以郡叛降于骧。任回，亦与特同移者。台登，汉县，在今四川冕宁县东。）进攻宁州，刺史王逊使其将姚岳悉众距战，骧军不利，引还。（《王逊传》：转魏兴大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宁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余人奉毅女，固守经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诣京师求刺史，不见省。孟固陈，乃以逊为南夷校尉、宁州刺史。使于郡便之镇。逊与孟俱行。道遇寇贼，逾年乃至。外逼李雄，内有夷寇，吏士散没，城邑丘墟。逊披荒纠厉，收聚离散。诛豪右不奉法度者数十家。征伐诸夷，俘馘千计。于是莫不振服，威行宁土。先是越巂大守李钊，为李雄所执，自蜀逃归，逊复以钊为越巂大守。李雄遣李骧、任回攻钊。钊自南秦，与汉嘉大守王载共距之。战于温水，钊败绩。载遂以二郡附雄。后骧等又渡泸水寇宁州。逊使将军姚崇、爨琛距之，战于堂狼，大破骧等。崇追至泸水，落水死者千余人。崇以道远，不敢渡水。逊以崇不穷追也，怒，囚群帅，执崇鞭之。怒甚，发上冲冠，冠为之裂，夜中卒。州人立逊仲子坚，行州府事。诏除坚南夷校尉、宁州刺史。陶侃惧坚不能抗对蜀人，大宁末，表以零陵大守尹奉为宁州，征坚还京。《通鉴》：毅殁于光熙元年。其女名秀。钊即毅子，毅存时往省其父，永嘉元年，州人奉之。四年，王逊至州，以为朱提大守。魏兴，魏郡，今陕西安康县。南秦、晋县，今阙，当在四川旧叙州府境。堂狼，汉县，后汉省，在今云南会泽县境。零陵，汉郡，后汉治泉陵，今湖南零陵县北。朱提，汉县，后汉末置郡，在今四川宜宾县西南。）后又使骧子寿攻陷巴东，大守杨谦退保建平。寿别遣费黑寇建平，巴东监军毌丘奥退保宜都。（蜀郡，治夷道，今湖北宜都县西北。《成帝纪》：咸和五年，十月，李寿寇巴东、建平，监军毌丘奥，大守杨谦退归宜都。）李寿攻朱提，又使任回攻木落，（未详。）分宁州之援。宁州刺史尹奉降，（《本纪》：咸和八年，李寿陷宁州，刺史尹奉及建宁大守霍彪并降之。）遂有南中之地。

巴氐之乱，原因有四：关西丧乱，不能绥抚，听其流移，一也。流人刚剽，蜀人软弱，主不制客，二也。一统未久，人有好乱之心，三也。兵力不足，指挥不一，四也。《载记》所书此事始末，殊不甚确。【10】流人漂播，理宜有以食之，谓李苾请许其就食于蜀，由于受赂，似近厚诬。（《载记》云：赵廞使苾与黄远同断北道，似附廞为逆者，然晋朝任之如故，则苾或力未能抗廞，而实未附之也。）罗尚者，宪之兄子。宪为蜀汉巴东大守，蜀亡，吴乘机攻宪，宪大破其军，拒守经年，甚有威望。赵廞之叛，尚表曰：“廞非雄才，计日听其败耳。”其于蜀中事势，似甚了然。尚与李氏，相持积年。梓潼、巴西，先后反正。李国、李离，权侔雄、荡，阎式则为李特谋主，不能制下，皆就诛夷。使尚不死，蜀事正未可知。《尚传》谓其性贪少断，蜀人言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拟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又曰：“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果如所言，罗羕、文硕，岂肯归之？《李流载记》云：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壮勇者督领邨堡。流言于特曰：“山薮未集，粮仗不多，宜录州郡大姓子弟，以为质任，送付广汉、絷之二营；收集猛锐，严为防卫。”又书与特司马上官惇，深陈纳降若待敌之义。《罗尚传》亦言：宗岱、孙午兵盛，诸为寇所逼者，人有奋志，蜀人之非心服可知。特既死，流亦以饥困几败，然则范长生之充隐附逆，其于李氏，盖深有造焉。风谣之可造作久矣，谓特能绥抚，尚病贪残，岂其实哉？尚与李苾、辛冉，刚柔缓急，庸有不同，然潜袭特营，史谓计出冉、苾，而尚仍遣兵助之，其无大异同可知。赵廞且不能容李庠，流人安可复抚？晋朝封拜特、流，乃姑息之政，冉寝朝命，所谓因事制宜。晋朝既以灭廞为特、流之功，官爵之矣，冉安得而攘之？流人不过佣力自活，其有宝货能行赂者，皆其铮铮佼佼者也，好乱乐祸，惑误众人，正在此辈，搜索安得不严？岂能诬为欲货？抑赵廞、李特，既已互相诛夷，李雄、李离，又欲弃其父叔；战甫胜而流即死，其为良死与否，深有可疑；而雄与国、离兄弟，相猜之迹尤显。然则流人酋长，本无大才，亦且不能和辑，平之实非甚难，特晋政不纲，并此而有所不能耳。古称战胜于朝廷，此则可谓战败于朝廷者也。

第七节　张氏据河西

凉州之地，距中原颇远，然与西域相交通，其地实颇富饶，而文明程度亦颇高；西南苞河湟，又为畜牧乐土；故两晋之世，始终有据以自立者。其首起者则张轨也。轨，安定乌氏人。（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乌氏，汉县，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仕为安西军司。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遂求为凉州。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是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永兴中，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于是大城姑臧。（汉县，为武威郡治，见第二章第二节。）永嘉初，东羌校尉韩稚，杀秦州刺史张辅，轨遣中督护氾瑗率众二万讨之。先遗稚以书，稚得书而降。轨后患风，口不能言，使子茂摄州事。酒泉大守张镇，（酒泉，汉郡，今甘肃酒泉县。）潜引秦州刺史贾龛以代轨，密使诣京师，请尚书侍郎曹祛为西平大守，（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为辅车之势。轨别驾晁，欲专威福，又遣使诣长安告南阳王模，称轨废疾，以请贾龛，龛将受之。其兄让之，龛乃止。更以侍中爰瑜为凉州刺史。治中杨澹，驰诣长安，割耳盘上，诉轨被诬。模乃表停之。晋昌张越，（晋昌，晋郡，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凉州大族，从陇西内史迁梁州刺史。（陇西，见第二章第二节。）越志在凉州，遂托病归河西。遣兄镇及曹祛、佩移檄废轨，以军司杜耽摄州事，使耽弟越为刺史。轨以子寔为中督护，卒兵讨镇，镇诣寔归罪。南讨曹祛，走之。武威大守张珙遣子坦驰诣京，表请留轨。帝优诏劳轨，依模所表。命诛曹祛。轨命寔率尹员、宋配步骑三万讨祛，斩之。于时天下既乱，所在使命，莫有至者【11】。而轨遣使贡献，岁时不替。光禄傅祇、大常挚虞遗轨书，告京师饥匮，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然轨之所以尽力王室者，止于如此，及遣偏师入援而已，不能如陈武帝倾国远出，躬事戡定也。河间、成都二王之难，轨遣兵三千，东赴京师。王弥寇洛阳，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鲂、阴濬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于河东。后王弥遂逼洛阳，轨又遣张斐、北宫纯、郭敷率精骑五千，来卫京都。（京都陷，斐等皆没于贼。）大府主簿马鲂言于轨曰：“四海倾覆，乘舆未返。明公以全州之力、径造平阳，必当万里风披，有征无战。未审何惮，不为此举？”轨曰：“是孤心也，”然不能用。盖其本图仅在割据也。秦王入关，轨驰檄关中，言“宜简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锋督护宋配，步骑二万，径至长安，翼卫乘舆，折冲左右。西中郎寔，中军三万，武威大守张玙，胡骑二万，骆驿继发，仲秋中旬，会于临晋。”（秦县，今陕西大荔县。）而秦州刺史裴苞，东羌校尉贯与据险断使命，宋配讨之。西平王叔，与曹祛余党儒，劫前福禄令恪为主，（汉禄福县，后汉曰福禄，为酒泉郡治，即今酒泉县也。）执大守赵彝，东应裴苞。寔回师讨之，斩儒等。左督护阴预与苞战狭西，大破之。苞奔凶桑坞。（未详。）刘曜寇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轨又遣参军陶领三千人卫长安。建兴二年，五月，轨卒。州人推寔摄父位。愍帝以为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公。刘曜逼长安，寔遣王该率众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陕西诸军事。及帝将降于刘曜，下诏进寔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寔以天子蒙尘，冲让不拜。）使协赞琅邪王，而寔不许其叔父肃攻刘曜，致肃悲愤而卒，已见第五节。盖其志在割据，一如其父也。寔遣大府司马韩璞等督步骑一万，东赴国难。命讨虏将军陈安，安故大守贾骞，（安故，汉县，晋省，张氏复置，并置郡，故城在今甘肃临洮县南。）陇西大守吴绍，各统郡兵，为璞等前驱。璞次南安，（见第二章第二节。）诸羌断路。相持百余日，粮竭矢尽。会张阆率金城军继至，（金城，见第二章第二节。）乃夹击败之。焦崧、陈安逼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南阳王保遣使告急。寔使金城大守窦涛率步骑二万赴之。时保谋称尊号。破羌都尉张说言于寔曰：“南阳王忘大耻而欲自尊，终非济时救难者也，不如推崇晋王。”从之。然元帝即位，寔犹称建兴年号。南阳王保欲奔寔，寔遣将声言翼卫，而实御之，盖既专制一方，亦不欲人之上之矣。京兆人刘弘，挟左道，客居天梯山，（在姑臧南。）受道者千余人，寔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沙，牙门赵仰，皆弘乡人。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奉弘为主。寔潜知其谋，收弘杀之。沙等不知，以其夜害寔。（此据《晋书·寔传》。《通鉴考异》曰：阎沙、赵仰，《晋春秋》作阎涉、赵卬。又寔既死，所遣收刘弘者史初乃弘。案《载记》言寔收弘杀之，犹言寔遣人收弘，杀之二字，乃终言其事，不必弘之见杀，在寔见害前也。）时大兴三年六月也。子骏年幼，州人推寔弟茂摄事。诛阎沙及党与数百人。

第八节　鲜卑之兴

五胡种落，鲜卑为大，盖匈奴自降汉后，聚居并州；乌丸附塞久，亦不复乡北开拓；朔垂万里，遂悉为鲜卑所据也。晋世鲜卑之大者：曰慕容氏，曰段氏，曰宇文氏，曰拓跋氏，曰秃发氏，曰乞伏氏。秃发、乞伏二氏，仅割据一隅，无关大局。慕容、段、拓跋三氏，与北方大局，关系较深；而宇文氏与慕容氏地近，相龁最烈，宇文氏之败，则慕容氏之所由兴也。今先述此四氏缘起如下：

《晋书·载记》曰：慕容廆，昌黎棘城鲜卑人也。（昌黎，见第二章第二节。胡三省曰：棘城，在昌黎县界。）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12】案此说似近附会。胡三省谓《魏书》：汉桓帝时，檀石槐分其地为三部，中部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寺为大帅，（案《三国·魏志·鲜卑传注》引之。）是则慕容氏之始，（《通鉴》卷八十一晋武帝大康二年《注》。）说当近之。慕容寺盖亦地以部族名者也。祖木延，左贤王。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柳城，汉县，后汉省，在今辽宁兴城县西南。）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辽东，秦郡，晋为国，治襄平，今辽宁辽阳县。）涉归死，弟耐篡位，（耐，《通鉴》依范亨《燕书》作删。系此事于大康四年。《考异》以大康二年十月寇昌黎为涉归之事。案其事已见第二章第二节。）将谋杀廆，廆亡潜以避祸。后国人杀耐，迎廆立之。（《通鉴》系大康五年。）

《北史》称宇文莫槐为匈奴。云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翦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案宇文氏为周之先。《周书·文帝纪》云：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后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一曰匈奴，一曰鲜卑者？悦般为匈奴后，《北史》谓其翦发齐眉，以糊涂之，实与宇文氏翦发而留其顶上同俗，足征其出于匈奴。【13】语言颇异鲜卑，尤为铁证。然东方本鲜卑之地，盖南单于远属，君临鲜卑者，故云鲜卑奉以为主也。《周书》云：普回九世至侯豆归，为慕容晃所灭，据《北史》，自莫槐至逸豆归凡七君，则即以莫槐承莫那。然普回、莫那，恐均子虚、亡是之流也。莫槐虐用其人，为部下所杀。更立其弟普拨为大人。普拨死，子丘不勤立。娶拓跋郁律女。（魏平帝，见下。）丘不勤死，子莫廆立。（《北史》云：本名犯魏道武讳。《晋书·慕容廆载记》作莫圭。）始与慕容氏搆兵。

《北史》云：徒河段就六眷，（徒河，汉县，在今辽宁锦县西北。）出于辽西。其伯祖日陆眷，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子大（乌丸之大人。）库辱官家奴。其后渔阳大饥，（渔阳，秦郡，魏废之，晋复置，在今河北密云县西南。）库辱官以日陆眷为健，使将人诣辽西逐食，招诱亡叛，遂至强盛。日陆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务目尘代立，即就六眷父也。据辽西之地而臣于晋。其所统三万余家，控弦上马四五万骑。

慕容涉归有憾于宇文，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晋武帝弗许。廆怒，入寇辽西，杀略甚众。帝遣幽州诸军讨廆。战于肥如，（汉县，今河北卢龙县北。）廆众大败。自后复掠昌黎，每岁不绝。又率众伐夫余。夫余王依虑自杀。廆遂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东夷校尉何龛，遣督护贾沈，迎立依虑之子。廆遣其将孙丁率骑邀之。沈力战，斩丁，遂复夫余之国。廆谋于其众，遣使来降。帝嘉之，拜为鲜卑都督。（廆事参看第二章第二节。）宇文、段部为寇略，廆卑辞厚币以抚之。大康十年，廆又迁于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移居大棘城。大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云寇边城。云别帅大素延，（《通鉴考异》曰：《燕书纪传》皆谓之素怒延，然则怒延是其名也。）攻掠诸郡，廆亲击，败之。素延怒，率众十万围棘城。廆出击之，素延大败。永嘉初，廆自称鲜卑大单于。辽东大守庞本，以私憾杀东夷校尉李臻。附塞鲜卑素连、木津托为臻报仇，攻陷诸县，杀掠士庶。廆讨连、津，斩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辽东郡而归。建兴中，愍帝遣使拜廆昌黎、辽东二国公。

拓跋氏之初，盖亦匈奴败亡后北方鲜卑之南徙者。其后得志，造作先世事实以欺人，史事之真为所蔽者久矣，然即其所造作之语而深思之，其中真迹，固犹可微窥也。《魏书·序纪》云：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勋，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粥、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毛。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崩，节皇帝贷立。崩，庄皇帝观立。崩，明皇帝楼立。崩，安皇帝越立。崩，宣皇帝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景皇帝利立。崩，元皇帝俟立。崩，和皇帝肆立。崩，定皇帝机立。崩，僖皇帝盖立。崩，威皇帝侩立。崩，献皇帝隣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衰老，乃以位授子圣武皇帝诘汾，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如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欻见辎，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即始祖也。故时人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案云统国三十六者，四面各九国也。云大姓九十九者，与己为百姓也。自受封至成帝六十七世，又五世至宣帝，又七世至献帝，再传而至神元，凡八十一世，九九之积也。自成帝至神元十五世，三与五之积也。九者，数之究也。三与五，盖取三才、五行之义，比拟于三皇、五帝。无文字而能悉记历代之名；而世数及所统国数，无一非三、五、九之积；有是理乎？成帝讳毛，毛无也；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造作者盖已微以其情示后人矣。《卫操传》云：桓帝崩后，操为立碑以颂功德，云魏为轩辕苗裔。按操等皆乃心华夏，其于拓跋氏，特欲借其力以犄匈奴耳，何事为之造作虚辞，以诬后世？况拓跋氏当此时，亦未必敢以帝王自居也。道武定国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此盖其造作之始。【14】其自托于轩辕者，以从土德；所以从土德者，则以不欲替赵、秦、燕而承晋故也，说更详后。抑此实有跻诸胡以并华夏之意，或已出于后来。其初自视微而仰望汉族更深，或且欲祧曹魏而承汉，如汉人之以秦为闰位者，故神元元年，实与魏之建国同岁也。《记》曰：“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况于故为矫诬者乎？然其为矫诬，终不可以掩天下后世之目也。

《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云：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魏书·源贺传》：（贺秃发傉檀子，傉檀亡奔魏。）世祖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足征《晋书》之说不诬。乌孤五世祖树机能在晋初，以三十年为一世计之，匹孤当在后汉中叶，正北匈奴败亡，鲜卑徙居其地时也。《乌洛侯传》云：真君四年来朝。（《本纪》事在三月。）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此盖天然石窟，《礼志》亦载此事，而云凿石为庙，则诬矣。）乌洛侯在地豆干之北。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大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所谓北海也。难水今嫩江，完水今额尔古讷河，北海即贝加尔湖，于己尼盖入湖之巨川。魏人编发，故称索虏；而乌洛侯绳发；地豆干在失韦西千余里，失韦丈夫索发；可见自失韦以西北，其俗皆同。（《晋书·慕容廆载记》：宇文乞得龟击廆，廆遣子皝距之，以裴嶷为右部都督，率索头为右翼。此非即拓跋氏，盖亦此等民族南出者也。故知当时，此等民族南迁者颇多。）魏人曾居黑龙江、贝加尔湖之间，必不诬也。此盖推寅以后所处。自此南迁，故有山岳高深，九难八阻之说也。今西伯利亚之地：自北纬六十五度以北，地理学家称为冻土带，自此南至五十五度曰森林带；又南曰旷野带；极南曰山岳带；逾山则至漠北矣。冻土带极寒，人不能堪之处甚多。森林带多蚊虻，旷野带卑湿多疫疠，亦非乐土。魏之先，盖自冻土带入旷野带，又越山岳带而至漠北者邪？

《宋书·索虏传》云：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目，索虏亦其一也。《齐书·魏虏传》云：匈奴种也。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胡俗以母名为姓，说无征验。若援前赵改姓刘氏为征，则入中国已久，非其故俗矣，况亦母姓而非其名也。匈奴与鲜卑相溷，事确有之。《魏书·官氏志》有须卜氏、林氏其证。然不得云拓跋氏为匈奴种也。然有云其是陵后者辄见杀，何以言之者如是其多？汉人岂欲以此诬鲜卑哉？抑当时以华夏为贵种，称拓跋氏为陵后，是褒之，非抑之也，汉人岂乐为此？如其为之，正当为鲜卑所乐闻，而又何以见杀？案《隋书·李穆传》云：自云陇西成纪人，（成纪，汉县，今甘肃秦安县北。）汉骑都尉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代居北狄，其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祖斌，以都督镇高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因家焉。此其出于依托，自不待言。魏之初，盖亦以攀附华夏为荣，又未敢依附中原华胄，曾自托于陵后，后则以与其所造轩辕之后之说不符，而说既流行，众口相传，势难遽戢，则又一怒而欲以杀僇止之也。亦可谓暴矣。

《魏书·序纪》云：始祖神元皇帝力微元年，岁在庚子。（魏文帝黄初元年。）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后与宾攻西部，军败，失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骏马给之。宾归，令其部内求与马之人，当加重赏。始祖隐而不言。久之，宾乃知，大惊，将分国之半，以奉始祖。始祖不受，乃进其爱女。宾犹思报恩，固问所欲。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在今察哈尔兴和县境。）宾乃敬从。积十数岁，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二十九年，（魏齐王芳正始九年。）宾临终，戒其二子，使谨奉始祖。其子不从，乃阴谋为逆。始祖召杀之，尽并其众。（《神元皇后传》云：宾临终，戒其二子速侯、回题，令善事帝。及宾卒，速侯等欲因帝会丧为变。语颇漏泄，帝乃先图之。伏勇士于宫中。晨起，以佩刀杀后。驰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惊走来赴，因执而杀之。案神元之狡且忍如此，其以忧死，非不幸矣。）诸部大人悉皆款服。三十九年，（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定襄，汉郡，治成乐，后汉移治善无。成乐，后汉曰盛乐，在今和林格尔境。善无，在右玉县南。）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惟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与魏和亲。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魏景元二年也。文皇帝讳沙漠汗，以国大子留洛阳。魏、晋禅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迈，帝以父老求归，晋武帝具礼护送。四十八年，（泰始三年。）至自晋。五十六年，帝复如晋。其年冬，还国。行达并州，晋征北大将军卫瓘，以帝为人雄异，恐为后患，乃密启晋帝，请留不遣。晋帝难于失信，不许。瓘复请以金锦赂国之大人，令致闲隙，使相危害。晋帝从之，遂留帝。于是国之执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瓘货。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闻帝归，大悦。使诸部大人诣阴馆迎之。（阴馆，汉县，在今山西代县西北。）酒酣，帝仰视飞鸟，谓诸大人曰：“我为汝曹取之。”援弹飞丸，应弦而落。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乃相谓曰：“大子风采被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咸以为然；且离间素行；乃谋危害，并先驰还。始祖问曰：“我子既历他国，进德何如？”皆对曰：“大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是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自帝在晋之后，诸子爱宠日进，始祖年逾期颐，颇有所惑。闻诸大人之语，意有所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诸大人乃驰诣塞南，矫害帝。既而始祖甚悔之。其年，始祖不豫。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先受卫瓘之货，故欲沮动诸部。因在庭中砺钺斧。诸大人问欲何为？答曰：“上恨汝曹谗杀大子，今欲尽收诸大人长子杀之。”大人皆信，各各散走。始祖寻崩。案神元五十六年，为晋武帝咸宁元年，《纪》于是年六月，书鲜卑力微遣子来献，《魏书》谓是年文帝如晋，盖依附此文。至魏世与力微言和，其子入侍于洛，则史无可征。《三国·魏志·鲜卑传》：东部大人，有素利弥加厥机，建安中，因阎柔上贡献通市，大祖表宠以为王。厥机死，又立其子沙末汗为亲汉王。名虽相似，而事迹与年代皆不合，不知为两人名同欤？抑力微实即厥机部落，造魏史者不敢明言，乃姑留此间隙，以待后人之寻索也？卫瓘之督幽州，纪在泰始七年八月，《本纪》于咸宁三年正月，书使瓘讨力微，则即《魏书》神元崩之岁也。观《魏书》所载事迹，而知《瓘传》谓瓘用离间之策而力微以忧死之说不诬矣。（参看第二章第二节。）

《魏书·序纪》又云始祖崩，章皇帝悉鹿立，始祖之子也。诸部离叛，国内纷扰，飨国九年而崩。（咸宁四年至大康七年。）平皇帝绰立，章帝之少弟也。雄武有智略，威德复举。飨国七年而崩。（大康八年至惠帝元康三年。）思皇帝弗立，文帝之少子也。飨国一年而崩。（元康四年。）昭皇帝禄官立，始祖之子也。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上谷，汉郡，治沮阳，在今察哈尔怀来县东南。濡水，今滦河。）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帝猗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在今山西大同县东南。或云：在阳高县东北。）以桓帝之弟穆帝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自始祖以来，与晋和好。是岁，（元康五年。）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盖始叛晋，略其边民也。云中，秦郡，即今之托克托城。五原，汉郡，今绥远五原县。朔方，汉郡，故城在今绥远临河县境。《晋书·地理志》云：后汉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并州入冀州。魏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北弃之。至晋，因而不改。故此三郡，在当时皆为戎狄之地，其后刘琨弃陉北，仅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而已。上郡，陉岭，皆见第二章第二节。马邑，汉县，今山西朔县。楼烦，汉县，在雁门关北。晋徙今崞县东。繁峙，崞，皆汉县，皆在今浑源县西。）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杏城，在今陕西中部县西北。二年，元康六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至是述成前意焉。远近来赴者，二十万人。《皇后传》云：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昭帝立，乃葬焉。高宗初，穿天渊池，获一石铭，称桓帝葬母封氏，远近赴会二十余万人。有司以闻，命藏之大庙。《魏书》之所依据，盖即高宗初所造作也。然自力微末年扰乱，至此复获小安，则可想像而得矣。三年，（元康七年，）桓帝度漠北巡，因西略诸国，积五年乃还。拓跋氏之形势，至此盖稍张，晋与匈奴相争，遂思藉其众以为用。

第九节　荆扬丧乱

读史者多以武帝不能徙戎，及去州郡兵备，为晋室致乱之原，其实亦不尽然。五胡杂处，特晋初隐患之一端，而非谓其时所忧，遂止于此。至于除去兵备，则正为弭乱之方。自初平以至大康，为时将近百载，人习于分崩离析者既久，资之以兵，适使其恣睢自擅耳。当吴、蜀荡平之时，为长治久安之计，所忧者自不在草野之窃发，而在牧守之专擅也。晋初急务，在得良吏以抚安海内，使久罹兵革之苦者，欣然有乐生之心；而又有信臣精卒，据要害之处，示天下以形势，以潜消其反侧之念；不在凡州郡皆有兵也。凡州郡皆有兵，必不能皆精，亦不能皆得信臣以将之，难免弭乱则不足，召乱则有余矣。诚能如是，历数十年，则海宇晏安，而五胡之乱，亦可徐图消弥。不然，纵使徙戎之计获行，能否安然卒事，不至中途生变，尚未可知；即谓能之，而内乱既兴，群思借外力以自助，既徙者安保不引之复来？自汉以降，中国所畏忌者，莫如匈奴。晋初虽遭丧乱，而刘渊见羁，卒未肯释，即其明证。然逮东海兵起，成都即卒因欲得五部之援而纵之矣。故知内乱之与五胡，其为当时隐患，正亦未易轩轾也。（北方惟刘渊崛起，颇有匈奴人思自立之意，然其所用者仍多中国人；石勒则一中国之盗贼耳；王弥等更不待论矣；故五胡之乱，虽似外患，实亦与内乱相杂也。）

当晋初，吴、蜀皆平定未久，自难尽消其反侧之心，而吴之情形，又与蜀异。蜀地险而富乐，自古少外患，故其民弱，而为秦、雍之流民所乘。吴则当春秋、战国时，其人即轻死好斗，历两汉之世，此风未改，第一章已言之。故自吴平之后，其民之叛晋者讫不绝。据《晋书·帝纪》所载：武帝大康二年，九月，有吴故将莞恭、帛奉举兵反，攻害建业令，遂围扬州。（晋初扬州治寿春，大康初移治建业。）八年，十月，有南康平固县吏李丰反。（南康，晋郡，治雩都，在今江西雩都县东北。后徙治赣，在今江西赣县西南。平固，吴县，在今江西赣、兴国两县间。）十一月，有海安令萧辅聚众反。（海安，晋县，当在广东旧肇庆府境。）十二月，又有吴兴人蒋迪聚党反。（后汉汉兴县，吴改称吴兴，今浙江吴兴县。）至元帝大兴元年，尚有孙皓子璠，以谋反伏诛。《五行志》云：武帝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为乱者相继。可见为《纪》所不书者尚多矣。《刘颂传》：颂除淮南相，在郡上疏曰：“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王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国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华谭传》：大康中，刺史嵇绍举谭秀才。武帝策之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趦睢，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谭对曰：“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畴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云云。皆可见当时江表之臬兀，而晋之所以镇抚之者，不免掉以轻心也。

［西晋］狮型辟邪

荆楚之风气，不如吴会之劲悍，然其地累经丧乱，故亦易动而难安，而张昌遂为乱首焉。昌，义阳蛮。（义阳，见第二章第二节。）李流之寇蜀也，昌聚党数千人，诈言台遣其募人讨流。会壬午诏书，发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难，数术者云：“当有帝王，兴于江左。”及此调发，人咸不乐西征。昌党因之，诳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诏书催遣严速，遂屯聚为劫掠。时江夏大稔，（江夏，见第四节。）流人就食者数千口。大安二年，昌于安陆县石岩山屯聚。（安陆，汉县，今湖北安陆县北。）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从之。昌乃变姓名为李辰。据有江夏。造妖言云：“当有圣人出。”山都县吏丘沈，（山都，秦县。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北。）遇于江夏，昌名之为圣人，立为天子，易姓名为刘尼，称汉后。以昌为相国。又流言云：“江、淮已南，当图反逆，官军大起，悉诛讨之。”群小互相扇动，人情皇惧，江、沔间一时焱起，旬月之间，众至十三万。时豫州刺史刘乔，据汝南以御贼。（汝南，见第二章第三节。）前将军赵骧，助平南将军羊伊守宛。（见第四节。）新野王歆（见第三节。）督荆州。昌遣其将黄林向豫州，乔遣将击破之。林东攻弋阳，（汉国，魏为郡，今河南潢川县。）亦不克。而马武破武昌，（吴郡，今湖北鄂城县。）害大守。昌西攻宛，破赵骧，害羊伊。进攻襄阳，（见第四节。）害新野王歆。别率石冰破江、扬。临淮人封云举兵应之，（临淮，汉郡，后汉废，晋复置，后改为盱眙，今安徽盱眙县。）自阜陵寇徐州。（阜陵，汉县，晋废，在今安徽全椒县东。）昌又遣将攻长沙、湘东、零陵诸郡。（此据本传。《本纪》云：陷武陵、零陵、豫章、长沙。长沙，秦郡，今湖南长沙县。湘东，吴郡。治酃，在今湖南衡阳县东。晋移治临丞，即今衡阳县也。零陵，武陵，皆见第六节。豫章，汉郡，今江西南昌县。）昌虽跨带五州，而树立牧守，皆盗桀小人，但以劫掠为务，人情渐离。朝以刘弘督荆州。初进，败于方城。（山名，在今河南叶县南。）弘遣司马陶侃等进据襄阳，遂讨昌于竟陵。（晋郡，今湖北钟祥县。）刘乔又遣兵向江夏。侃等与昌苦战，破之，纳降万计，昌窜于下儁山。（谓下儁县山中。下儁，汉县，在今湖南沅陵县东北。）明年秋，乃禽斩之。

张昌虽速亡，而乱势遂蔓衍于下流。陈敏者，庐江人。（庐江，晋郡，今安徽霍邱县西。）少有干能。以部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及赵王伦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廪空虚，敏建议漕南方谷以济中州，朝廷从之，以敏为合肥度支。（合肥，汉县，今安徽合肥县。）迁广陵内史。（广陵，汉国，后汉为郡，治江都，今江苏江都县。晋初移治淮阴，今江苏淮阴县。）大安二年，十一月，扬州秀才周玘，（处子。）潜结前南平内史王矩，（吴南郡，晋改曰南平，治作唐，在今湖南安乡县北，后移治江安，在今湖北公安县东北。）共推吴兴大守顾秘都督扬州四郡军事，以讨石冰。冰退，自临淮趋寿阳。（见第四节。）都督刘准忧惧，计无所出。敏谓准：“请合率运兵，公分配众力，破之必矣。”准乃益敏兵击之。敏以少击众，每战皆克。与玘攻冰于建业。冰北走，投封云。敏回讨云。云将张统斩云、冰降。时永兴元年三月也。会稽贺循，（会稽，秦郡，治吴，后汉移治山阴。吴，今江苏吴县。山阴，见第二章第二节。）亦合众应玘等。移檄冰大将杭宠。宠遁走，所置会稽相、山阴令皆降，一郡悉平。敏以功为广陵相。时惠帝幸长安，四方交争，敏遂有割据江东之志。父亡去职。东海王越当西迎大驾，承制起敏为右将军，假节，前锋都督。越讨刘乔，敏引兵会之，与越俱败于萧。（见第三节。）敏因中国大乱，遂请东归。收兵据历阳。（秦县，晋置郡，今安徽和县。）丹阳甘卓，（丹阳，秦县，今安徽当涂县东。）亦弃官东归，与敏遇于历阳，共图纵横之计。假称皇大弟命，拜敏为扬州刺史。敏为息取卓女，并假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人为将军、郡守。（荣，吴人，吴丞相雍之孙。）是时州内豪桀，咸见维絷，惟贺循（齐曾孙，邵子。）与吴郡朱诞，不与其事。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大守王旷等，皆弃官奔走。敏弟昶，将精兵数万据乌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北，晋于此置乌江县。）恢率钱端等南寇江州，（时治豫章。）刺史应邈奔走。斌东略诸郡。遂据有吴、越之地。（永兴二年十二月。）敏命寮佐以己为都督江东军事，大司马，楚公，封十郡，加九锡。列上尚书：称“自江入河，奉迎銮驾。”敏分置子弟为列郡，收礼豪桀，有孙氏鼎峙之计，而刑政无章，不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为患。周玘、顾荣之徒，常惧祸败。东海王军谘祭酒华谭，（广陵人。）又遗荣等书。玘、荣乃遣使密报刘准：“遣兵临江，己为内应。”准遣刘机等出历阳，敏使弟昶及将军吴广次乌江以距之。又遣弟闳戍牛渚。（山名，即采石，以临江，亦称采石矶，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北。）广，玘乡人也，（广，吴兴人，家在长城。长城，晋县，在今浙江长兴县东。）玘潜使图昶。广遣其属白事，昶倾头视书，挥刀斩之。敏遣甘卓出横江，（在和县东南，与牛渚相对。）坚甲利器，尽以委之。玘、荣又说卓，卓遂背敏。敏与卓战，未获济，顾荣以白羽扇麾之，众溃。敏单骑东奔，至江乘，（秦县，吴省，晋复置，在今江苏句容县北。）为义兵所获，斩于建业。时永嘉元年三月也。会稽诸郡，并杀敏诸弟无遗焉。恢据武昌，自称荆州刺史，（见《朱伺传》。）刘弘使陶侃等讨平之。王敦之叛也，或说甘卓：“且伪许敦，待其至都而讨之。”卓曰：“昔陈敏之乱，吾亦先从后图，而论者谓惧逼而谋，虽情本不尔，而事实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复尔，谁能明我？”此非诚语，惧逼反噬，乃其实情。且非独卓，顾荣、周玘等，恐无不如是也。亦可见是时吴人之心矣。

陈敏之叛也，吴兴人钱璯，亦起义兵。东海王越命为建武将军，使率其属会于京都。璯至广陵，闻刘聪逼洛阳，畏懦不敢进。元帝时镇江左，促以军期。璯乃谋反。永嘉四年，二月，劫孙皓子充，立为吴王。既而杀之，寇阳羡。（汉县，在今江苏宜兴县南。）元帝遣将军郭逸、都尉朱典等讨之，并以兵少未敢前。三月，周玘率合乡里义众，与逸等俱进，斩之。

刘弘以光熙元年卒。明年，为怀帝永嘉元年，三月，以高密王简督荆州，镇襄阳。（此据《本纪》。本传名略，字元简，谧孝，文献王子，而东海王越之弟也。文献王见第二节。）三年，三月，薨。以尚书左仆射山简督荆、湘、交、广，寻又加督宁、益。简优游卒岁，惟酒是耽。先是王衍说东海王越：谓“中国已乱，当赖方伯。”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澄既至镇，日夜纵酒，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及四年九月，而王如反于宛。如，新丰人。（新丰，见第五节。）初为州武吏，遇乱，流移至宛。时诸流人有诏并遣还乡里，如以关中荒残，不愿归，简与南中郎将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发，如遂潜结诸无赖少年，夜袭二军，破之。自号大将军、司、雍二州牧。大掠汉、沔。南安庞寔，（此据《如传》。《本纪》作新平。南安，新平，皆见第二章第二节。）冯翊严嶷，（冯翊，亦见第二章第二节。）长安侯脱，各率其党攻诸城镇，多杀令长以应之。时京师危逼，简、澄、蕤并遣兵入援，及如战于宛，皆大败。澄独以众进。前锋至宜城，（汉县，今湖北宜城县南。）遣使诣简，为严嶷所获。嶷伪使人从襄阳来，言“城破，已获山简矣”。阴缓澄使令亡。澄以为信然，散众而还。简为嶷所逼，迁于夏口。（今汉口。）如又破襄城。（见第四节。）时石勒济河，如遣众一万屯襄城以距勒。勒击败之，尽俘其众。至南阳，屯于宛北山。如惧勒攻己，使犒师，结为兄弟。勒纳之。侯脱据宛，与如不协，如说勒攻脱。旬有二日而克。严嶷救脱无及，遂降于勒。勒斩脱；囚嶷，送于平阳；尽并其众。南寇襄阳，攻陷江西壁垒三十余所。率精骑三万还攻如。惮如之盛，复趋襄城。如遣弟璃犒师，实欲袭勒。勒迎击，灭之。复屯江西。旋北上。如军中大饥，其党互相攻击，官军进讨，各相率来降。如计无所出，归于王敦。（如降无年月，《通鉴》以其余党入汉中在建兴元年，乃系之永嘉六年。）后为敦所杀。如余党李运、杨武等，自襄阳将三千余家入汉中。初，陈敏作乱，朝廷以张光为顺阳大守，（顺阳，晋郡，在今河南光化县北，后移淅川县东南。）率步骑五千诣荆州讨之，有功，迁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邓定等二千余家饥饿，流入汉中，保于城固。（汉成固县，今陕西城固县西北。）渐为抄盗。梁州刺史张殷，遣巴西大守张燕讨之。（巴西，见第六节。）定窘急，伪降。并馈燕金银。燕喜，为之缓师。定密结李雄，雄遣众救定，燕退。定逼汉中。大守杜正冲东奔魏兴。（见第六节。）殷亦弃官而遁。光止于魏兴，结诸郡守，共谋进取。燕唱言不可。光怒，斩燕。却镇汉中。及运、武至，光遣参军晋邈距之。邈受运重赂，劝光纳运。光从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以运多珍货，又欲夺之，言于光曰：“运之徒属，不事佃农，但营器杖，意在难测，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讨运，不克。光乞师于氐王杨茂搜，茂搜遣子难敌助之。难敌求货于光，光不与。杨武乃厚赂难敌，谓之曰：“流人宝物，悉在光处，今伐我，不如伐光。”难敌大喜，声言助光，内与运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助邈。运与难敌夹攻邈等，援为流矢所中，死。贼遂大盛。光婴城固守，愤激成疾卒。建兴元年，十一月，武陷梁州。明年，二月，大略汉中，奔于李雄。

张昌妖妄，王如粗才，皆不足道，杜弢则非其伦矣。其叛既非本心，且其材颇可用，而为诸将贪功者所间隔，卒陷于叛逆以死，弢一身不足惜，然恢复之所以难成，所用不过二等人物，亦为其一大因，此则非细故也。弢，成都人，以才学著称，州举秀才。遭李庠之乱，避地南平。大守应詹，爱其才而礼之。后为醴陵令。（醴陵，汉侯国，后汉为县，今湖南醴陵县。）时巴、蜀流人汝班、蹇硕等数万家，布在荆、湘间，为旧百姓所侵苦，并怀怨恨。会蜀贼李骧，（此又一李骧，非前蜀李特之弟。）杀县令，屯聚乐乡，（城名，吴陆抗所筑，在今湖北松滋县东。）众数百人。弢与应詹击骧，破之。蜀人杜畴、蹇抚等复扰湘州。参军冯素，与汝班不协，言于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为然，欲尽诛流人。班等惧死，聚众以应畴。时弢在湘中，贼众共推为主。弢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攻破郡县。眺委城走广州。（治番禺，今广东南海县。）时永嘉五年五月也。（以上据《杜弢传》。《王澄传》云：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与土人忿争，遂杀县令，屯聚乐乡。澄使成都内史王机讨之。贼请降。澄伪许之。既而袭之，以其妻子为赏，沉八千余人于江中。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推杜弢为主。）广州刺史郭讷遣始兴大守严佐攻弢，（始兴，吴郡，今广东曲江县。）弢逆击破之。王澄遣王机击弢，败于巴陵。（晋县，今湖南巴陵县。）弢遂纵兵肆暴，伪降于山简。简以为广汉大守。（广汉，见第六节。）眺之走也，州人推安城大守郭察领州事。（安城，吴郡，在今江西安福县东南。）因率众讨弢。反为所败，察死。弢遂南破零陵，东侵武昌，害长沙、宜都、邵陵大守。（宜都，见第六节。邵陵，汉昭陵县，吴置郡，晋郡县俱改曰邵陵，今湖南宝庆县。）王澄出军击弢，次于作唐。山简参军王冲叛于豫州，自称荆州刺史。澄惧，使杜蕤守江陵，（汉县，今湖北江陵县。）迁于孱陵。（汉县，在今湖北公安县南。）寻奔沓中。（胡三省曰：盖在孱陵东。）初，澄命武陵诸郡同讨弢，天门大守扈瓌，（天门，吴郡，晋置沣阳县为郡治，今湖北石门县。）次于益阳。（汉县，在今湖南益阳县西。）武陵内史武察，为其郡吏所害。瓌以孤军引还。澄怒，以杜曾代瓌。曾，新野人，（新野，见第三节。）蕤之从祖弟也。骁勇绝人。始为新野王歆镇南参军。历华容令，（华容，汉县，今湖北监利县西北。）至南蛮司马。永嘉之乱，荆州荒梗，故镇南府牙门将胡亢聚众竟陵，自号楚公。（永嘉六年正月。）假曾竟陵大守。及是，澄使代扈瓌。瓌故吏袁遂，托为瓌报仇，举兵逐曾。澄使司马毌丘邈讨之，为遂所败。时元帝镇江东，以军谘祭酒周刺荆州，而征澄为军谘祭酒。始到州，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弢。弢别将王真袭沔阳，狼狈失据。武昌大守陶侃救之，乃得免，奔建康。（建兴元年八月。）时王敦都督征讨诸军事，遣侃及豫章大守周访等讨弢，而敦进住豫章，为诸军继援。敦表拜侃荆州，镇于沌口，（沌水自湖北潜江县由汉水分枝，东南出，经江陵、监利至汉阳入江。）又移入沔江。先是胡亢与其党，自相猜贰，诛其骁将数十人。杜曾心不自安，潜图之。会王冲屡遣兵抄亢所统，亢患之，问计于曾。曾劝令击之，亢以为然。曾因城中空虚，斩亢而并其众。自号南中郎将，领竟陵大守。冲据江陵。陶侃参军王贡，为侃告捷于王敦，还至竟陵，矫侃令，以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斩冲，悉降其众。侃召曾不到，贡又恐矫命获罪，遂与曾举兵反。侃欲退入溳中，（溳水，出湖北随县，在汉阳西北入江。）部将张奕，将贰于侃，诡说曰：“贼至而动众，不可。”侃惑之，贼至，为所败，坐免官。奕奔于贼。（《本纪》：建兴二年，三月，杜弢别将王真袭侃于林障，侃奔滠中。林障，《水经注》：在江夏沌阳县。案沌阳县，齐置，在今汉阳县西。《水经注》溳水过安陆，东南流，分为二水：东通滠水，西入于沔。）王敦表侃以白衣领职。侃复率周访等进军入湘。使都尉杨举为先驱，击杜弢，大破之。敦于是奏复侃官。弢前后数十战，将士多物故，于是请降。元帝不许。弢乃遗应詹书，求复北方或夷李雄以自效。詹启呈弢书，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李骧为变，弢时出家财，招募忠勇，登坛歃血，义诚慷慨。乡人推其素望，遂相冯结，论弢本情，非首作乱阶者也。”元帝乃使前南海大守王运受弢降。（南海，秦郡，治番禺。）加弢巴东监军。（巴东，见第六节。）弢受命之后，诸将殉功者攻击之不已，弢不胜愤，遂杀运，而使王真领精卒三千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断官军运路。陶侃使郑攀等夜趣巴陵，掩其不备，大破之。真步走湘城。（湘州治长沙。）弢将张彦陷豫章。王敦遣督护缪蕤、李恒受周访节度，共击破之，临陈斩彦。访复以舟师造湘城。而弢遣杜弘出海昬，（汉县，今江西永修县。）湓口骚动。（湓口，湓水入江处，在今江西九江县西。）访步出柴桑，（汉县，在九江西南。）与贼战，破之。围弘于庐陵。（庐陵郡，孙策所置，晋治石阳，在今江西吉水县东北。）弘突围出，奔于临贺。（汉县，吴置郡，今广西贺县。此处据《周访传》。《本纪》事在建兴三年二月，而误合破张彦、杜弘为一事。）贼中离沮。杜弢逆疑张奕而杀之，众情益惧，降者滋多。侃等诸军齐进。王真降，众党散溃。弢遁逃，不知所在。（此依《弢传》。《本纪》云：弢败走，道死。）时建兴三年七月也。

张光之卒也，愍帝以侍中第五琦为荆州刺史，监荆、梁、益、宁四州，出自武关。（见第三节。）杜曾迎琦于襄阳，为兄子娶琦女，遂分据沔、汉。陶侃新破杜弢，乘胜击曾，轻之，围曾于石城，（竟陵郡治。）为所败。（建兴元年十月。）时荀崧督荆州，镇宛，曾攻之。崧求救于周访及襄城大守石览。访使子抚会览救之，曾不能克，引兵向江陵。王敦左转陶侃为广州刺史以从弟廙刺荆州。侃将郑攀、苏温、马俊等上书请留侃，（此据《侃传》。《王廙传》作马俊。）敦不许。攀等时屯结溳口，（溳水入江之口。）遂进距廙。廙奔江安。（吴公安县，晋改为江安，今湖北公安县东北。）建武元年，九月，王敦使武昌大守赵诱，襄阳大守朱轨，陵江将军黄峻讨琦。攀等士众疑沮，复散还横桑口。（在今湖北天门县东南。）惧诛，以司马孙景造谋，斩之降。而诱等大败于女观湖，（在江陵东北。）皆为曾所杀。曾遂逐廙，径造沔口。王敦遣周访讨之，破其众于沌阳，遂定沔、汉。曾走固武当。（山名，在今湖北均县南。汉时置武当县，在今均县北。）访屡战不能克。潜遣人缘山开道，出不意袭之，曾众溃。马俊、苏温等执曾诣访降，并获第五琦。访斩曾，送琦于主敦，敦斩之。时大兴二年五月也。（兼据《本纪》及《周访》、《陶侃》、《王廙》、《朱伺》、《杜曾传》。）

王机，长沙人。父毅，广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王澄与之友善，内综心膂，外为牙爪。杜之灭也，王敦以元帅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江州刺史，镇豫章。王澄赴召，过诣敦。澄夙有盛名，出于敦右，兼勇力绝人，素为敦所惮。【15】澄犹以旧意侮敦，敦益忿怒，令力士搤杀之。机惧祸及；又属杜所在发墓，而独为机守冢，机益自疑；就敦求广州。敦不许。会广州人背郭讷迎机。机遂将奴、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州部将温邵率众迎机。机自以篡州，惧为敦所讨，乃更求交州。（晋交州，治龙编，在今越南河内省。）杜弘自临贺送金数千两与机，求讨桂林贼自效。（晋桂林郡治，在今广西马平县东南。）机为列上，朝廷许之。时交州刺史王谅为贼梁硕所陷。据《陶侃传》。王敦以机难制，又欲因机讨硕，故以降杜弘之勋，转机为交州刺史。硕禁州人不许迎之，机遂住郁林。（汉郡，治布山，今广西贵县。）杜弘破桂林贼还，遇机于道。机劝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于是机与弘及温邵、交州秀才刘沈等并反。寻陶侃为广州，先讨温邵、刘沈，皆杀之。遣督护许高讨机。机走，病死于道。高宝进击梁硕，平之。杜弘诣零陵大守尹奉降。奉送弘与敦。敦以为将，见宠待焉。

钱璯之平也，元帝以周玘为吴兴大守。又以玘频兴义兵，勋诚并茂，乃以阳羡及长城之西乡，丹阳之永世，别为义兴郡，以彰其功。（治阳羡。）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帝疑惮之。于时中州人士，左右王业，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轻之，耻恚愈甚。时镇东将军祭酒东莱王恢，亦为周所侮。乃与玘阴谋，诛诸执政，推玘及戴渊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戴渊，广陵人。）先是流人率夏铁等寓于淮、泗。恢阴书与铁，令起兵，己当与玘以三吴应之。（丹阳、吴兴、吴郡。）建兴初，铁已聚众数百人。临淮大守蔡豹斩铁以闻。恢闻铁死，惧罪，奔于玘。玘杀之，埋于豕牢。帝闻而秘之。召玘为镇东司马。未到，复改授南郡大守。（秦郡，治江陵，吴移治公安，晋还治江陵。）玘既南行，至芜湖，（汉县，在今安徽芜湖县东。）又下令，以为军谘祭酒。玘忿于回易，又知其谋泄，遂忧愤发背而卒。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吴人谓中州人曰伧，故云。勰常缄父言，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勰因之欲起兵。潜结吴兴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矫称叔父札命以合众。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孙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广德，吴县，今安徽广德县东。）建兴三年，正月，馥杀吴兴大守袁琇。有众数千，将奉札为主。札闻而大惊，乃告乱于义兴大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发兵。馥党惧，攻馥杀之。孙弼众亦溃，宣城大守陶猷灭之。（宣城，晋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县。）札兄靖之子筵，时为黄门侍郎，筵族兄续，亦聚众应馥。元帝议欲讨之。王导以为兵少则不足制寇，多遣则根本空虚，筵为一郡所敬，意谓直遣筵，足能杀续。于是诏以力士百人给筵，使轻骑还阳羡。筵既至郡，逼续共诣侃，杀之。筵因欲诛勰，札拒不许，委罪于从兄邵，诛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然其后王敦内犯，札守石头，（六朝时建业有三城：中台城，为帝居。西石头，为宿兵之所，攻战时恒据此。东东府，凡宰相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者居之，实甲常数千人，如晋会稽王道子、宋武帝、齐高帝是也。）开门纳之，盖未尝不衔旧怨？而周氏卒仍为敦辈所忌，可见当时南北之不相容也。

注释

【1】　史事：惠帝即位，年三十二，即立遹为太子。楚王兵起，朱振说杨骏，引东宫兵翼太子，然有调和意。

【2】　史事：楚王乱后，安谧九年，由贾模用张华、裴頠。云贾模、裴頠、王衍欲废后立谢淑妃诬。云后诈有身欲废太子诬。太子非无罪。

【3】　农业：水碓。

【4】　商业：郅辅供给张方。

【5】　民族：石勒为羌人。羯室乃地以种名。

【6】　史事：越阻周馥请迁之误。

【7】　史事：谓索綝欲降敌、麹允无威断之诬。

【8】　四夷：巴氏五姓、罗氏七姓为两部。《晋书》辞不别白。

【9】　四夷：李特似出板楯蛮。

【10】　史事：《晋书·载记》记李氏据蜀事之诬。

【11】　史事：乱时方镇，恒图自保。

【12】　民族：慕容得氏之由，案莫护、慕容亦双声。

【13】　民族：宇文染悦般俗，西域势力东渐之始。

【14】　民族：拓跋造作史事一，云出卫操诬，乃始道武。其族自冻土带来，与秃发同原，力微以上皆伪，初似曾托李陵后，托轩辕似欲承汉。

【15】　风俗：王澄勇力绝人。

第四章　东晋初年形势

第一节　元帝东渡

惠末大乱，怀、愍崎岖北方，卒无所就，而元帝立国江东，遂获更衍百年之祚，此盖自初平以来，久经丧乱，民力凋敝，朝廷纪纲，亦极颓败，其力不复能戡定北方，而仅足退守南方以自保，大势所趋，非一人一事之咎也。元帝名睿，为宣帝曾孙。嗣为琅邪王。东海王越收兵下邳，使帝监徐州诸军事。俄督扬州。越西迎大驾，留帝居守。永嘉初，移镇建业。周馥表请迁都，帝受东海王越之命，击走之。皆已见第三章第四节。及怀帝蒙尘，司空荀藩，移檄天下，推帝为盟主。江州刺史华轶不从。轶，歆之曾孙。东海王越牧兖州，引为留府长史。永嘉中，历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时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轶每遣贡献入洛，不失臣节。谓使者曰：“若洛都道断，可输之琅邪王，以明吾之为司马氏也。”然轶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扬州刺史治寿春，见第三章第九节。）时洛京尚存，不能只承元帝教命。元帝遣周访屯彭泽以备轶。（彭泽，汉县，吴置郡，在今江西湖口县东。访过姑熟。城名，今安徽当涂县。）著作郎干宝，见而问之。访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诚，而不欲录录受人控御，顷来纷纭，粗有嫌隙，今又无故以兵守其门，将成其衅。吾当屯寻阳故县，（汉寻阳县，在今湖北黄梅县北。晋置郡，治柴桑，即今江西九江县，始移于江南。）既在江西，可以捍御北方，又无嫌于相逼也。”初陈敏之乱，刘弘以陶侃为江夏大守。（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后以母忧去职。服阕，参东海王越军事。轶表侃为扬武将军，使屯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又以侃兄子臻为参军。臻恐难作，托疾而归。侃怒，遣臻还轶。臻遂东归元帝。帝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侃乃与轶绝。及元帝承制，改易长史，轶又不从命。于是遣左将军王敦都督甘卓、周访、宋典、赵诱讨之。前江州刺史卫展，不为轶所礼，心常鞅鞅。至是，与豫章大守周广为内应，潜军袭轶。轶众溃，奔于安城。（见第三章第九节。）追斩之，及其五子，传首建业。愍帝即位，加帝左丞相。岁余，进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已见第三章第五节。建兴五年，二月，平东将军宋哲至，宣愍帝遗诏，使帝摄万几。三月，即晋王位，改元建武。明年，（建兴六年，元帝大兴元年。）愍帝崩问至，乃即帝位。

晋元帝像

晋元帝（276—322），即司马睿，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于318年即皇帝位，改元太兴，据有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区，史称东晋。

《王导传》云：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帝亦雅相亲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之。”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视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哉？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导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厉节，匡主宁邦。于是尤见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倾心，号为仲父。此传颇能道出东晋建国之由。三言蔽之，曰：能调和南方人士，收用北来士大夫，不竭民力而已。史言“惠皇之际，王室多故，帝每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沉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深沉有余，雄略不足，是则元帝之为人也。帝之本志，盖仅在保全江表，而不问北方，即王导之志亦如此，故能志同道合。东晋之所以能立国江东者以此，其终不能恢复北方者亦以此。以建国之规模一定，后来者非有大才，往往不易更变也。

第二节　北方陷没

天下之患，莫大于中枢之失驭。中枢失驭，则虽有诚臣，亦无能为力矣。晋世北方，惟并州败坏最甚；幽、冀、青、兖，皆未尝不足有为；而凉州亦足为秦、雍之援；得雄主而用之，五胡之乱，固未尝不可戡定；即不然，亦可以相枝拄。惠帝既失驭；怀、愍处不可为之时；元帝又绝意于北略；遂至河西一隅而外，无不为异族所蹂躏矣。《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岂不哀哉？

惠帝西迁以后，能号令中原者，自莫如河南之行台。然荀藩等实手无斧柯，故迄不能振作。藩以建兴元年九月薨，愍帝以其弟组行留事。元帝大兴初，以为石勒所逼，率其属数百人，自许昌渡江而东。（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

时北方征镇，以青州苟晞、幽州王浚为较强，而丁绍为冀州刺史，亦能捕诛境内之羯贼。晞为石勒所灭，已见第三章第五节。绍以永嘉三年卒，王斌继之，十一月，为勒所害。王浚复兼冀州，然力实不足以守之也。

王弥之入洛阳也，纵兵大掠，刘曜禁之，弥不从。曜斩其牙门王延以徇。弥怒，与曜阻兵相攻。旋以长史张嵩谏，诣曜谢，结分如初。然曜本怨弥先入洛不待己，嫌隙遂搆。弥引众东屯项关。（在项县。）司隶刘暾，（暾东莱掖人。王弥入洛，百官歼焉，惟暾为弥乡里宿望，得免。东莱，见第三章第四节。掖，汉县，今山东掖县。）说弥还据青州。弥然之。使左长史曹嶷还乡里招诱，且迎其室。后暾又劝弥征曹嶷，藉其众以诛石勒。于是弥使暾诣青州，令曹嶷引兵会己，而诈要勒共向青州。暾至东阿，（汉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为勒游骑所获。勒见弥与嶷书，大怒，乃杀暾，诡请弥宴，手斩之，而并其众。弥在群盗中，较有智略，其声势亦亚于勒，既见并，勒更无所忌惮矣。

永嘉五年，十月，勒既没苟晞，并王弥，南寇豫州，至江而还。屯于葛陂，（在今河南新蔡县。）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业。会霖雨，历三月不止。六年，二月，元帝上尚书，檄四方讨勒。江南之众，大集寿春。（见第三章第四节。）勒军中饥疫，死者大半。勒会诸将计之。右长史刁膺，劝勒送款，待军退之后，徐更计之。勒愀然长啸。其谋主张宾曰：“将军攻陷帝都，囚执天子，杀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将军之发，不足以数将军之罪，奈何还相承奉乎？邺有三台之固，（《水经注》：邺城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为之基。魏武所起，中曰铜雀台，高十丈。其后石虎更增二丈。南则金虎台，高八丈。北则冰井台，亦高八丈。）西接平阳，宜北徙据之。晋之保寿春，惧将军之往击耳。今卒闻回军，必欣于敌去，未遑奇兵掎击也。辎重径从北道，大军向寿春，辎重既过，大军徐回，何惧进退无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宾之计是也。”于是退膺为将军，擢宾为右长史，号曰右侯。发自葛陂。遣从子虎率骑二千距寿春。会江南运船至，获布米数十艘，将士争之，不设备，晋伏兵大发，败虎于巨灵口，赴水死者五百余人。奔退百里，及于勒军。军中震扰，谓王师大至。勒陈以待之。晋惧有伏兵，退还寿春。勒虽剽悍，此时实尚同流寇。前此所破者，皆晋饥疲之军，非精练之士也。此时勒军饥疫，而晋士饱马腾，形势适相反。【1】一奋击破之，勒必无力骤取蓟州，王浚幽州之众，亦尚可资犄角，北方之情势一变矣。任其越逸，岂不惜哉？

然勒之危机，犹未已也。勒所过路次，皆坚壁清野，采掠无所获，军中大饥，士众相食。行达东燕，（《水经注》：河水东北过延津，又径东燕县故城北。按两《汉志》：东郡有燕县，无东燕县，盖作史者用当时地名书之。延津，见第三章第四节。）闻汲郡向冰，有众数千，壁于枋头。（汲郡，见第三章第三节。枋头，城名，在今河南濬县西南。）勒将于棘津北渡，（棘津，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惧冰邀之，会诸将问计，张宾请简壮勇千人，诡道潜渡，袭取其船，以济大军。勒从之，又因其资，军遂丰赈，长驱寇邺。时刘舆子演守三台。张宾进曰：“刘演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王彭祖、（浚字。）刘越石，（琨字。）大敌也，宜及其未有备，密规进据，西禀平阳，扫定并、蓟。且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邯郸、（秦县，在今河北邯郸县西南。）襄国，（秦信都县，项羽改曰襄国，在今河北邢台县西南。）赵之旧都，可择都之。”勒曰：“右侯之计是也。”于是进据襄国。宾又言于勒曰：“闻广平诸县，（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秋稼大成，可分遣诸将，收掠野谷。遣使平阳，陈宜镇此之意。”勒又然之，于是上表于刘聪，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壁垒率多降附，运粮以输勒。勒盖至是始免于为流寇，而有建国之规模，皆张宾之谋也。张宾者，赵郡中丘人。（中丘，汉县，在今河北内邱县西。）尝自拟子房，谓历观诸将，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乃提剑军门，自媒于勒者也。王浚使督护王昌，率段疾六眷（亦作就六眷。）及其弟匹磾，文鸯，从弟末杯，（亦作末波。）功勒于襄国。勒袭执末杯，因以为质，请和于疾六眷。疾六眷使文鸯与石虎盟而还。浚所恃惟鲜卑，鲜卑叛而浚势摇矣。【2】

当刘渊崛起之际，拓跋氏亦渐强。晋人乃思藉其力以掎匈奴焉。永兴元、二年间，东嬴公腾，已再用拓跋氏之众距刘渊。（见《魏书·序纪》。）永兴二年，猗死，永嘉元年，禄官又死，猗卢遂合三部为一。是岁，腾迁镇邺，刘琨刺并州。时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琨募得千余人，转斗至晋阳。（见第三章第四节。琨在路上表曰：“道险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即日达壶口关。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粥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惟有壶关，可得告。而此二道，九州之险，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公私往反，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以臣愚短，当此至难，忧如循环，不皇寝食。”并州此次荒歉，《晋史》记载不详，然其灾情实极重，刘琨始终不能自立，实由于此。壶口关，在今长治县东南，汉于此置壶关县，见第三章第四节。）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寇盗互来掩袭，恒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负楯以耕，属鞬而耨，琨抚循劳来，甚得物情。在官未期，流人稍复，鸡犬之音，复相接矣。《晋书·怀帝纪》：永嘉五年，十一月，猗卢寇大原，（见第二章第二节。）刘琨不能制，徙五县百姓于新兴，（事见第三章第八节。新兴，见第二章第二节。）以其地与之。《魏书·序纪》，事在其前一年。（穆帝三年。）云琨遣使以子遵为质，帝嘉其意，厚报馈之。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铁弗刘虎举众于雁门以应之，（西河、雁门，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攻琨新兴、雁门二郡。琨来乞师。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一万，助琨击之。大破白部。次攻刘虎，屠其营落。虎收其余烬，西走渡河，窜居朔方。（见第三章第八节。）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县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陉北之地。琨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据《晋书·刘琨传》：琨之表猗卢为代公，乃在晋阳失陷，乞师于猗卢之时。盖拓跋氏本无记注，先世事迹，皆依附中国史籍而成，故年代殊不审谛也。《魏书·铁弗刘虎传》云：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虑虒，汉县，在今山西五台县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猛死，子副仑来奔。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诰升爰死，虎代焉。刘猛之叛，已见第二章第二节。《刘渊载记》：渊欲援成都王颖，刘宣等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然则铁弗为匈奴强部，且与晋有世仇，其助刘渊以攻琨，亦固其所。【3】琨之免于两面受敌，实藉鲜卑之力。拓跋氏自力微以来，与晋亦为世仇，而琨能用之，其智计亦足尚矣。《魏书·序纪》又云：是年，贾⽦、阎鼎共立秦王业为大子，于长安称行台。帝复戒严，与琨更刻大举，命琨自列晋行台，部分诸军。帝将遣十万骑从西河鉴谷南出，晋军从蒲阪东度，（蒲阪，见第三章第四节。）会于平阳，就食聪粟，迎复晋帝。事不果行。盖琨欲用鲜卑，与关中共攻河东也。计虽未行，琨之志亦壮矣。然晋阳实荒瘠，不足与河东敌。六年，琨杀奋威护军令狐盛，盛子泥奔刘聪。聪以为乡道，遣子粲陷晋阳。琨父母并遇害。琨奔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乞师于猗卢。猗卢使子利孙赴琨，不得进。猗卢自将六万骑，次于盂城。（盂，汉县，在今山西阳曲县西北。《魏书·序纪》云：遣长子六修，桓帝子普根，及卫雄、范班、箕澹等为前锋，帝躬统大众二十万为后继，乃侈辞。普根，《刘琨集》作扑速根。箕澹，《刘聪载记》、《魏书》、《通鉴考异》引《十六国春秋》皆作姬澹。）粲遁走。琨收其遗众，保于阳曲。（见第二章第二节。此据《晋书·本纪》。《刘琨传》云：琨引猗卢并力攻粲，大败之，死者十五六。琨乘胜追之，更不能克。猗卢以为聪未可灭，遗琨牛羊、车马而去，留其将箕澹、段繁戍晋阳。《刘聪载记》云：猗卢遣子日利孙、宾六须及将军卫雄、姬澹等率众数万攻晋阳，琨收散卒千余，为之乡道。猗卢率众六万，至于狼猛。曜及宾六须战于汾东，曜坠马，中流矢，身被七创。曜入晋阳，夜与刘粲等略百姓逾蒙山遁归。猗卢率骑追之，战于蓝谷，粲败绩。琨收合离散，保于阳曲，猗卢城之而还。案是时猗卢之众，盖号称六万。琨众不过千余，可以见其寡弱。宾六须，《通鉴考异》云：《十六国春秋》作宥六须。狼猛，汉县，在阳曲东北。蒙山，在大原西北。蓝谷，在蒙山西。）

王浚遣祁弘讨石勒，为勒所杀。刘琨与浚争冀州，使宗人刘希还中山合众。（中山，汉国，今河北定县。）代郡、上谷、广宁三郡人，皆归于琨。（代郡、上谷，皆见第三章第八节。广宁，汉县，晋置郡，在今察哈尔宣化县西北。）浚患之，遂辍讨勒之师，与琨相拒。浚遣燕相胡矩燕国，（治蓟，今河北蓟县。）督护诸军，与疾六眷并力攻破希，驱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复能争浚：遂欲讨勒。使子婿枣嵩督诸军屯易水。召疾六眷，将与之俱攻襄国。疾六眷自以前后违命，恐浚诛之；石勒亦遣使厚赂疾六眷等；由是不应召。浚怒，以重赂诱猗卢子日律孙，令攻疾六眷。反为所破。浚矜豪日甚，不亲为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灾蝗；下不堪命，多叛入鲜卑，士卒衰弱。勒用张宾计，诈降于浚。浚喜勒附己，不复设备。建兴二年，三月，勒袭执浚，送诸襄国，斩之。《浚传》云：浚将谋僭号。浚虽妄，未必至是。《石勒载记》谓勒遣其舍人，多赍珍宝，奉表推崇浚为天子，表有“伏愿殿下，应天顺时，践登皇阼”之语，盖勒以是饵浚，后遂以是诬之也。浚固骄而寡虑，然谓其遂信勒之推奉为真，有是理哉？（《浚传》云：勒遣使刻日上尊号于浚，浚许之。勒屯兵易水。督护孙纬疑其诈，驰白浚，而引军逆勒。浚不听，使勒直前。众议皆曰：“胡贪而无信，必有诈，请距之。”浚怒，欲斩诸言者，众遂不敢复谏。盛张设以待勒。勒至城，复纵兵大掠。浚左右复请讨之，不许。及勒登听事，浚乃走。出堂皇，勒众执以见勒。勒遂与浚妻并坐，立浚于前。浚骂曰：“胡奴调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数浚不于晋，并责以百姓馁乏，积粟五十万斛而不振给。遂遣五百骑先送浚于襄国，收浚麾下精兵万人，尽杀之。停二日而还，孙纬遮击之，勒仅得免。夫浚即愚痴，岂有勒纵兵大掠，尚不御之之理。勒众几何？敢甫入城即散之大掠乎？孙纬遮击之，勒尚仅得免，使浚少有备，勒安能得志？故知勒是役必以轻兵掩袭，浚必绝未之知也。勒兵必甚少，故不敢久停，孙纬能遮击败之者亦以此，以少兵能于二日之间收杀浚精兵万人，事亦可疑。浚虽务聚敛，恐积粟亦未能至五十万。盖当时之人，憾浚不能振施，乃为是过甚之辞也。【4】）浚初以田徽为兖州，李恽为青州，徽为勒将孔苌所害。（建兴元年六月。）恽为勒所杀，浚以薄盛代之。盛执渤海大守刘既，（渤海，汉郡，治浮阳，今河北沧县。后汉移治南皮，今河北南皮县。）率户五千降于勒。浚既败，勒以晋尚书刘翰行幽州刺史，戍蓟，置守宰而还。翰叛勒，奔于段匹磾。匹磾遂领幽州刺史。盖勒虽能冒险袭杀王浚，兵力实未能及幽州，故段氏复乘虚据之也。匹磾究为异族，且亦无大略，刘琨至此，乃以一身与二虏相枝拄矣。

《石勒载记》云：勒将袭王浚，而惧刘琨及鲜卑、乌丸，为其后患。张宾进曰：“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藩，其实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灭，终不救浚而袭我也。”于是轻骑袭幽州，遣张虑奉笺于琨，陈己过深重，求讨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诸州郡，谓“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将来。今听所请，受任通和。”一若勒之害浚，琨实与之通谋者，此诬辞也。琨之与浚争冀州，特以当时朝命不及，州郡本无适主，兵争之际，各求广地以自强，此亦未为非法，非遂与浚相攻伐也，安得谓之仇敌？勒之袭浚，仅停二日，琨虽欲救援，亦无所及，况其力实寡弱乎？浚谋僭号，既属诬辞，虽非信臣，亦无逆节，安得指勒之求拔幽都，为效善之征乎？其为诬罔，又不待辩而自明矣。是岁，琨表愍帝曰：“臣前表当与鲜卑猗卢，刻今年三月，都会平阳。会浚为勒所虏，勒势转盛，欲来袭臣，城坞骇惧，志在自守。又猗卢国内，欲生奸谋。幸卢警虑，寻皆诛灭，遂使南北顾虑，用愆成举。勒据襄国，与臣隔山。寇骑朝发；夕及臣城，同恶相求，其徒实繁。自东北八州，勒减其七，先朝所授，存者惟臣，是以勒朝夕谋虑，以图臣为计。窥伺间隙，寇抄相寻。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自守则稽聪之诛，进讨则勒袭其后。进退惟谷，首尾狼狈”云云。琨之备勒如此，而岂信其归诚，与之谋浚者哉？是岁，为魏穆帝猗卢七年。《魏书·序纪》云：帝复与刘琨约期，会于平阳。会石勒禽王浚，国有匈奴，杂胡万余家，多勒种类，闻勒破幽州，乃谋为乱，欲以应勒。发觉伏诛。讨聪之计，于是中止，盖不徒不能进取平阳，并陉北亦受其震撼矣。故知王浚之亡，实当时北方一大变也。自是之后，刘琨亦力竭于御勒，不暇更图匈奴矣。

建兴三年，为魏穆帝之八年。《魏书·序纪》云：晋愍帝进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帝忿聪、勒之乱，志欲平之。先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其威严伏物，皆此类也。盖猗卢歆于爵赏，又贪虏获之利，欲迫其众南下，而其下不欲也。峻刻如此，亦无怪其召祸矣。先是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见第三章第八节。）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在今山西大同县东。）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在今山西山阴县北。）猗卢少子比延有宠，欲以为后，故使长子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四年，猗卢召六修，六修不至。猗卢怒，伐之。不利，与比延皆遇害。猗子普根，先守外境，闻难来赴，攻六修灭之。普根立，月余而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其冬，又薨。《晋书·刘琨传》云：猗卢父子相图，卢及兄子根皆病死。观猗卢病死之非其实，则普根及其子，恐亦未必善终也。初代人卫操，为卫瓘牙门，数使于拓跋氏。力微死后，操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数十人，同往奔焉。说猗、猗卢招纳晋人。晋人附之者稍众。猗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刘渊、石勒之乱，操劝猗助晋。东嬴公腾闻而善之，表加将号。稍迁至右将军，封定襄侯。永嘉四年，卒。雄、澹，猗卢并以为将。操卒后为左右辅相。及是，与刘琨任子遵，率乌丸、晋人三万，牛羊十万来归。琨闻之，大悦。率数百骑，驰如平城抚纳之。琨由是复振。（当时以晋人入代，而乃心华夏者，尚有莫含。《魏书·含传》云：雁门繁峙人也。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刘琨为并州，辟含从事。含居近塞下，常往来国中。穆帝爱其才器，善待之。及为代王，备置官属，求含于琨。琨遣入国。含心不愿，琨谕之曰：当今胡寇滔天，泯灭诸夏。百姓流离，死亡涂地。主上幽执，沉溺丑虏。惟此一州，介在群胡之间。以吾薄德，能自存立者，赖代王之力，是以倾身竭宝，长子远质，灭残贼，报雪大耻。卿为忠节，亦是奋义之时。何得苟惜共事之诚，以忘出身之大益？入为代王腹心，非但吾愿，亦一州所赖。含乃入代，参国官。后琨徙五县之民于陉南，含家独留。含甚为穆帝所重，常参军国大谋。观是时晋人用事于代者之多，而知刘琨之能用拓跋氏，为有由也。其心亦良苦矣。会石勒攻乐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大守韩据请救于琨。琨以士众新合，欲因其锐以威勒。箕澹谏曰：“此虽晋人，久在荒裔，未习恩信，难以法御。今内收鲜卑之余谷，外抄残胡之牛羊，且闭关守险，务农息士，既感化服义，然后用之，则功可立也。”琨不从。悉发其众，命澹领步骑二万为前驱，琨自为后继。勒先据险要，设伏以击澹，大败之。一军皆没。孔苌追澹于桑乾，（汉县，在今察哈尔蔚县东北。）攻代郡，澹死。并土震骇。寻又灾旱。琨穷蹙不能复守。段匹磾数遣使要琨，欲与同奖王室。琨由是率众赴之，从飞狐入蓟。（飞狐口，在蔚、涞源二县间。）匹磾见之，甚相崇重。与琨结昏，约为兄弟。箕澹之败，论者或咎琨之躁进。然琨死后，朝廷以匹磾尚强，当为国讨石勒，不举琨哀。琨故从事中郎虑谌、崔悦等上表理琨，曰：“并州刺史东嬴公腾，以晋川荒匮，移镇临漳。（见第三章第三节。）大原、西河，尽徙三魏。（皆见第二章第二节。）琨受并州，属承其弊，到官之日，遗户无几。当易危之势，处难济之土，鸠集伤夷，抚和戎狄，数年之间，公私渐振。会京都失守，群逆纵逸，边萌顿仆，苟怀晏安。咸以为并州之地，四塞为固，且可闭关守险，畜资养徒。抗辞厉声，忠亮奋发。以为天子沉辱，而不陨身死节，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东征西讨。屠谷乘虚，晋阳沮溃。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门族受歼夷之祸。向使琨从州人之心，为自守之计则圣朝未必加诛，而族党可以不丧。及猗虑败乱，晋人归奔。琨于平城，纳其初附。将军箕澹，又以为此虽晋人，久在荒裔，难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让之，义形于色。假从澹议，偷于苟存，则晏然于并土，必不亡身于燕、蓟也。”当海内俶扰之时，手握兵权者，往往心存自保，而大局之所以败坏，则正此等自便私图者为之，闻刘琨之风，亦可以少愧矣。成败本难逆睹，即仅图自守，亦岂必终能自全乎！

建武元年，刘琨与段匹磾期讨石勒。匹磾推琨为大都督。檄诸方守，俱集襄国。琨、匹磾进屯固安，（汉县，今河北易县东南。）以俟众军。涉复辰、疾六眷、末杯等三面俱集。勒遣间使厚赂末杯。末杯间匹磾于涉复辰、疾六眷，涉复辰等引还。琨、匹磾亦退如蓟。会疾六眷病死，匹磾从蓟奔丧，至于右北平。（汉郡，治平刚，今热河平泉县。后汉治土垠，在今河北丰润县东。晋改曰北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末杯宣言匹磾将篡，出军击败之。【5】末杯遂害涉复辰及其子弟党与二百余人，自立为单于。（《石勒载记》云：段末杯杀鲜卑单于截附真，立忽跋隣为单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杯，末杯逆击败之。匹磾奔还幽州，因害大尉刘琨。）琨遣世子群送匹磾，为末杯所得。末杯厚礼之。许以琨为幽州刺史，与结盟而袭匹磾。密遣使赍群书，请琨为内应。而为匹磾逻骑所得。时琨别屯故征北府小城，（胡三省曰：盖征北将军所治。）不之知也。因来见匹磾，匹磾以群书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与公同盟，志奖王室，若儿书得达，亦终不以一子负公也。”匹磾雅重琨，初无害琨意，将听还屯。其中弟叔军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晋人者，畏吾众也。今我骨肉搆祸，是其良图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尽矣。”匹磾遂留琨。琨庶长子遵惧诛，与琨左长史杨桥，并州治中如绥闭门自守。匹磾谕之不得，因纵兵攻之。琨将龙季猛，迫于乏食，遂斩桥、绥而降。琨被拘经月，远近愤叹。匹磾所署代郡大守辟闾嵩，与琨所署雁门大守王据，后将军韩据连谋，密作攻具，欲袭匹磾。韩据女为匹磾儿妾，闻其谋而告之。匹磾于是执王据、辟闾嵩及其徒党，悉诛之。会王敦密使匹磾杀琨；匹磾又惧众反己；遂称有诏，收琨缢之。时大兴元年五月也。卢谌、崔悦之理琨曰：“琨自以备位方岳，纲维不举，无缘虚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阼，便引愆告逊。前后奉表，具陈诚款。寻令从事中郎臣续澹，以章绶节传，奉还本朝。与匹磾使荣邵，期一时俱发。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惧夺己威重，忌琨之形，渐彰于外。琨知其意如此，虑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尽诣京城，以其门室，一委陛下。有征举之会，则身充一卒。若匹磾纵凶慝，则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诏敕路次，令相逆卫会王成从平阳逃来，说南阳王保，称号陇右，士众甚盛，当移关中。匹磾闻此，私怀顾望。停留荣邵，欲遣前兼鸿胪边邈奉使诣保。怀澹独南，言其此事，遂不许引路。丹诚赤心，卒不上达。匹磾兄眷丧亡，嗣子幼弱，欲因奔丧，夺取其国。又自以欺国陵家，怀邪乐祸，恐父母宗党，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櫜弓，阴图作乱，欲害其从叔驎，从弟末波等，以取其国。（疾六眷之死，《匹磾本传》及《刘琨传》，皆仅云匹磾前往奔丧，盖时惟阴谋篡夺，未尝讼言攻战也。《北史》云：就六眷死，其子幼弱匹磾阴卷甲而往，欲杀其叔羽鳞及末波而夺其国，所据盖即此表？此自为当时情实。《石勒载记》之截附真，疑即疾六眷，当时曾讹传为末杯所杀；忽跋隣疑即疾六眷之子，末杯尝一立之，或始终以之袭号，而实权则在末杯也。疾六眷久贰于石勒，而匹磾殷勤招致刘琨，疑正欲藉琨之力，以图疾六眷等。若然，则段氏骨肉之间，自相携贰久矣。疾六眷既贰于勒，而固安之次，仍赴琨之期者，盖以琨为王室大臣，未敢显贰；抑亦虑琨之奉辞伐己，而匹磾为之助也。然卒擅引而去，使襄国之伐不成，琨之助匹磾以图之也固宜。）匹磾亲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仅以身免。百姓谓匹磾已没，皆冯向琨。若琨于时有害匹磾之情，则居然可擒，不复劳于人力。（此语或失之夸，然使以石勒处此，则必转而图匹磾矣。干戈扰攘之际，忍而无信者多成，守义者多败，此其所以有害于民德也。）自此之后，上下并离。匹磾遂欲尽勒胡、晋，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劝移厌次，（见下。）南冯朝廷。匹磾不能纳。反祸害父息四人。从兄二息，同时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祸心。语臣等云：受国厚恩，不能克报，虽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运。人谁不死？死生命也，惟恨下不能效节于一方，上不得归诚于陛下。辞旨慷慨，动于左右。匹磾既害琨，横加诬谤，言琨欲窥神器，谋图不轨。（此亦足证谓王浚谋称尊号之诬。岂有可加之于琨，而不可加之于浚？匹磾所能为，而石勒不能为者哉？）琨免述、嚣顽凶之思，又无信、布惧诛之情，踦乱亡之际，夹肩异类之间，而有如此之心哉？虽臧获之愚，厮养之智，犹不为之，况在国士之列，忠节先著者乎？”匹磾之怀贰，与琨之孤忠，皆可见矣。琨为赵王伦子荂姊婿，与父兄并为伦所委任，论者或以是少之。然于晋氏非纯臣，以效忠民族论，则志节炳然矣。《记》曰：“内乱不与焉，外患弗辟也。”内乱外患，又岂可以同日语哉？

匹磾既害刘琨，晋人离散。匹磾不能自固，乃南依邵续。（《北史》云：匹磾既杀刘琨，与羽、鳞、末波，自相攻击，部众乖离，欲拥其众，徙保上谷。平文帝闻之，阴严精骑将击之。匹磾恐惧，南奔乐陵。乐陵，见第三章第四节，此时移治厌次，见下。厌次，汉县，晋治在今山东阳信县东。）续，魏郡安阳人。（见第三章第三节。）初为成都王颖参军。后为苟晞参军。除沁水令。（汉县，今河南济源县东北。）时天下渐乱，续去县还家。纠合亡命，得数百人，王浚假续乐陵大守，屯厌次。以续子乂为督护。续绥怀流散，多归附之。石勒既破浚，遣乂还招续。续以孤危无援，权附于勒。勒亦以乂为督护。既而匹磾在蓟，遗书招续，俱归元帝。续从之。其下谏曰：“今弃勒归匹磾，任子危矣。”续垂泣曰：“我出身为国，岂得顾子而为叛臣哉？”遂绝于勒。勒乃害乂。（《刘胤传》曰：续徒众寡弱，谋降于石勒。胤言于续。续从之，乃杀异议者数人，遣使江南。此乃归美于胤之辞。以续之忠，其归朝，必不待胤之说也。）帝以续为平原、乐安大守，（平原、乐安，皆见第二章第三节。）冀州刺史。匹磾攻末杯，石勒知续孤危，遣石虎围续。续为虎所得。虎使续降其城。续呼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国难，不幸至此；汝等努力，便奉匹磾为主，勿有二心！”时大兴三年二月也。部曲文武，共推其息缉为营主。诏一以续本位授缉。虎送续于勒，后为勒所害。匹磾还，闻续已没众惧而散。文鸯以亲兵数百人力战，乃得入城。与竺、缉及续兄子存等婴城距寇。明年四月，见获。惟存得溃围南奔，在道为贼所杀。匹磾至襄国，经年，国中谋推为主，事露，被害。文鸯亦遇鸩死。初石虎攻邺，邺溃，刘演奔于廪丘。（见第三章第三节。时在建兴元年。）虎又攻之。续使文鸯救演，演奔鸯军，随鸯屯厌次，遇害。

王弥之死也，曹嶷仍为刘聪青州刺史。拥众十余万，有雄据全齐之志。石勒请讨之。聪惮勒并齐，弗许。嶷后叛聪，南稟王命。朝廷以为青州刺史。嶷以建业悬远，声势不接，惧勒袭之，遣使通和。勒授嶷青州牧。嶷尝遣使于勒，请画河为界；而时人议论，亦有以嶷与勒并称者：（如刘聪大史令康相，见第五章第一节。）盖在东方尚称强大，然勒声势日盛，嶷亦终无以自立已。明帝大宁元年，勒使石虎统步骑四万攻嶷。时嶷居广固，（城名，在今山东益都县西北。此城为嶷所筑，见《晋书·地理志》。）尝议徙海中，保根余山，（未详。）会疾疫甚，未及就。虎围广固，嶷降。送于襄国，杀之。坑其众三万。青州郡县壁垒尽陷。

时东晋晏然，无意援应北方，惟范阳祖逖，以一军北上。（汉涿郡，魏改为范阳，今河北涿县。）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北方之乱，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元帝用为徐州刺史。寻征为军谘祭酒。（居丹徒之京口。丹徒，汉县，在今江苏镇江县东南，孙权尝居此，号其城为京城，后徙建业，乃于其地置京口镇。）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其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逖说元帝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大王诚能发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桀，必因风向赴；沉溺之士，欣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帝乃以逖为豫州刺史。给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屯于淮阴。（秦县，今江苏淮阴县。）起冶铸兵器，得二千余人而后进。（《通鉴》在建兴元年。）初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等在谯，（见第三章第三节。）刘演署平为豫州刺史，雅为谯郡大守，各据一城，众数千人。又有董瞻、于式、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皆统属平。铚人桓宣，（铚，秦县，在今安徽宿县西南。）为元帝丞相舍人。帝以宣信厚，又与平、雅同州里，转宣为参军，使说平、雅。平、雅遣军主簿随宣诣丞相府受节度。帝皆加四品将军，即其所部，使捍御北方。逖出屯芦洲，（在今安徽亳县东。）遣参军殷乂诣平、雅。乂意轻平。平怒，斩乂，阻兵固守。逖诱浮使取平。浮谲平与会，遂斩以献逖。帝嘉逖勋，使运粮给之，而道远不至，军中大饥。进据大丘。（汉敬丘县，后汉改称大丘，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张平余众助樊雅攻逖。逖求助于南中郎将王含，又求救于蓬陂坞主陈川。（在浚仪。浚仪见第三章第四节。）川遣将李头援之。桓宣时为王含参军，含遣宣领兵五百助逖。宣复说下雅。石虎围谯，含又遣宣救之，虎退。宣遂留助逖，讨诸屯坞之未附者。李头感逖恩遇，每叹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川闻而怒，遂杀头。头亲党冯宠，率其属四百人归于逖。川益怒，遣将掠豫州诸郡，逖遣将邀击，尽获所掠者。川大惧，遂以众附石勒。逖率众伐川。石虎领兵五万救川。逖设奇以击之，虎大败，收兵掠豫州，徙陈川还襄国，留桃豹守川故城，住西台。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相守四旬，豹宵遁，退据东燕。（见第二节。）逖使潜进屯封丘，（汉县，今河南封邱县。）玛冯冯铁据二台。逖镇雍丘，（汉县，今河南杞县。）数遣军要截石勒。勒屯戍渐蹙，归附者甚多。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前后克获，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赏不逾日。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儋樵薪。又收葬枯骨，为之祭醊。百姓感悦。尝置酒大会，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其得人心如此。石勒不敢窥兵河南，使成皋县（见第三章第四节。）修逖母墓，因与逖书，求通使交市。逖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此据《逖传》。《石勒载记》曰：逖善于抚纳，自河以南，多背勒归顺。勒惮之，不敢为寇。乃下幽州，修祖氏坟墓，为置守冢二家，逖闻之，甚悦。遣参军王愉使于勒，赠以方物，修结和好。勒厚赏其使，遣左常侍董树报聘，以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后兖、豫乂安，人得休息矣。又曰：祖逖牙门童建，害新蔡内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斩之，送首于逖，曰：“天下之恶一也。”逖遣使报谢。自是兖、豫垒壁叛者，逖皆不纳。二州之人，率多两属矣。力既未能戡定，遣使往来，自所不免，不得以越境之交责之也。新蔡，见第三章第四节。）会朝廷将遣戴渊为都督，逖以渊吴人，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且闻王敦与刘隗等搆隙，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感激发病。营缮虎牢城，（虎牢，即成皋。）未成，而逖病甚。大兴四年，九月，卒于雍丘。逖之未卒也，河南义师李矩、郭默，降将赵固等咸受节度。逖卒，弟约继之，无绥驭之才，不为士卒所附，后又与苏峻俱叛，退屯寿春，卒奔后赵，矩等之势益孤矣。

李矩，平阳人。为梁王彤牙门。伐齐万年有殊功。刘渊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后移新郑。（秦县，晋省，今河南新郑县北。）东海王越以为汝阴太守。（汉郡，魏废。晋复置，今安徽阜阳县。）荀藩承制，假矩荥阳大守。矩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藩表元帝，以矩领河东、平阳大守。（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郭默，河内怀人。（河内，见第二章第二节。怀，汉县，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少微贱。以壮勇事大守，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使谒刘琨。琨假默河内大守。默为刘渊所逼，乞归于矩。矩使其甥郭诵迎致之。后刘聪遣其从弟畅攻矩。矩夜掩破之。畅仅以身免。先是聪使其将赵固镇洛阳，长史周振，与固不协，密陈固罪。矩之破畅也，帐中得聪书，敕畅平矩讫，至洛阳，收固斩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斩振父子，率骑一千来降。矩还令守洛。固、默攻河东，至于绛邑。（汉绛县，后汉改称绛邑，在今山西曲沃县西南。）聪遣其大子粲率刘雅等攻固，固奔阳城山。（在今河南登封县北。）矩遣郭诵救之，诵袭破粲。元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军事、荥阳大守。大兴元年，七月，聪死，粲即伪位。八月，靳准杀粲，遣使归矩。矩驰表于帝。帝遣大常韩胤等奉迎梓宫。未至，而准已为石勒、刘曜所没。帝践阼，以矩为都督司州诸军事、司州刺史。时刘曜弘农大守尹安，（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振威将军宋始等四军并屯洛阳，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骑至洛以镇之。安等乃同谋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骑五千至洛阳。矩、默军皆退还。俄而四将复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入洛。石生以四将相谋，不能自安，乃虏宋始一军，渡河而北。百姓相率归矩，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诵为阳翟令，（阳翟，见第三章第三节。）阻水筑垒，且耕且守。赵固死，石生攻诵，诵辄破之。郭默欲攻祖约，矩禁之，不可。为约所破。石勒遣其养子袭默，默战败。矩转蹙弱。默惮后患未已，将降于刘曜，使诣矩谋之。矩不许。后勒遣其将石良率精兵五千袭矩，矩逆击，不利。郭诵弟元，复为贼所执。石生屯洛阳，大略河南，矩、默大饥。默复说矩降曜。矩从默计，遣使于曜。曜遣从弟岳军于河阴，（见第三章第四节。）与矩谋攻生。后默为石所败，自密南奔建康。（密县，见第三章第五节。）刘岳以外救不至，降于石虎。矩所统将士，有阴欲归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讨，乃率众南走，将归朝廷。众皆道亡，惟郭诵等百余人弃家送矩。至于鲁阳，（汉县，今河南鲁山县。）矩坠马卒。时明帝大宁三年夏也。

魏浚，东郡东阿人。（东郡，见第三章第三节。）寓居关中。初为雍州小史。河间王败乱之后，以为武威将军。后为度支校尉。永嘉末，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津名，在今河南孟津县西。）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今在洛阳县东。）抚养遗众，渐修军器。其附贼者，皆先解喻。有恃远不宾者，遣将讨之，服从而已，不加侵暴，于是远近感悦，襁负至者甚众。刘琨承制，假浚河南尹。荀藩建行台，在密县，浚诣藩咨谋军事。藩甚悦，要李矩同会。浚因与矩相结而去。刘曜忌浚得众，率军围之。刘演、郭默遣军来救，曜邀破之。浚夜遁走，为曜所得，死之。（《通鉴》在建兴元年。）族子该领其众。该，刘曜攻洛阳，随浚赴难，先领兵守金墉城，（见第三章第二节。）曜引去，余众依之。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大守，屯宜阳界一泉坞，（宜阳见第三章第三节。一泉坞，在今宜阳县西。）数为诸贼所抄掠，尹要该共距之。该遣其将马瞻将三百人赴尹。瞻知尹无备，夜袭杀之，迎该据坞。乃与李矩、郭默相结以距贼。荀藩即以该为武威将军，统城西雍、凉人，使讨刘曜。元帝承制，以为河东大守，督护河东、河南、平阳三郡。后渐饥弊。曜寇日至。欲率众南徙。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帝又以为雍州刺史。马瞻率该余众降曜。曜征发既苦，瞻又骄虐，部曲遣使呼该。该密往赴之。其众杀瞻而纳该。该迁于新野。（见第三章第三节。）率众助周访讨平杜曾。（《成帝纪》：咸和元年，十月，刘曜将黄秀、帛咸寇酇，该率众奔襄阳。酂，汉县，在今湖北光化县北。）诏以为顺阳大守。（见第三章第九节。）苏峻反，率众救台，病笃，还屯，卒于道。

郗鉴，高平金乡人。（高平，见第二章第二节。金乡，后汉县，今山东金乡县。）仕为中书侍郎。京师不守，鉴归乡里。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共推为主，举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今山东邹县东南之山，古或称为邹山，或称为峄山，又或兼称为邹峄，盖山本名峄，而在邹境也。）元帝初镇江东，承制假鉴兖州刺史，镇邹山。时荀藩用李述，刘琨用兄子演，并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倾。阖州编户，莫知所适。又徐龛、石勒，左右交侵。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刘遐，广平易阳人。（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易阳，汉县，在今河北永年县西。）性果毅，便弓马。直天下大乱，遐为坞主，冀方比之张飞、关羽。邵续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济之间。贼不敢逼。遐间道遣使受元帝节度，帝以为平原内史。（平原，见第二章第三节。）建武初，又以为下邳内史。（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初沛人周坚，一名抚，（沛，见第三章第一节。）与同郡周默，各为坞主。朝以抚为彭城内史，（彭城，见第三章第三节。）默为沛国内史。默降祖逖，抚怒，袭杀默，以彭城叛。时大兴元年十二月也。诏遐领彭城内史，与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大守徐龛讨之。（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二年，二月，龛斩抚，传首京师。及论功，而遐先之，龛怒，以泰山叛。攻破东莞大守侯史旄而据其坞。（东莞，见第三章第一节。）石虎伐之，龛惧，求降。元帝许焉。既而复叛归石勒。勒遣其将王伏都、张景等数百骑助之。司徒王导，以大子右卫率羊鉴，是龛乡里冠族，必能制之，请遣北讨。鉴深辞才非将帅。郗鉴亦表鉴非才，不宜妄使。导不纳，强启授以征讨都督，与豹、遐等共讨之。（遐时为临淮大守。临淮，见第三章第九节。）诸将畏耎，顿兵下邳不敢前。豹欲进军，鉴固不许。龛使请救于石勒，勒辞以外难，而多求于龛；又王伏都等淫其室。三年，五月，龛杀之，复求降。元帝恶其反覆，不纳。敕豹、鉴以时进讨。鉴、遐等并疑惮不相听从。于是遣治书侍御史郝嘏为行台催摄。尚书令刁协奏免鉴官，委豹为前锋，以鉴兵配之。豹进据卞城，（卞，汉县，在今山东泗水县东。）欲以逼龛。石虎屯巨平，（汉县，在今山东泰安县西南。）将攻豹，豹退守下邳。豹既败，将归谢罪。北中郎将王舒止之。元帝闻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围豹。豹以为他难，率麾下击之，闻有诏，乃止。舒执豹送建康，斩之。豹在徐土，内抚将士，外怀诸众，甚得远近情，闻其死，多悼惜之。四年，二月，龛又来降。石虎以精卒四万攻之。龛坚守不战。列长围守之。永昌元年，七月，执龛，送之襄国。勒囊盛于百尺楼，自上㩧杀之。坑其降卒三千。郗鉴亦退屯合肥。（见第三章第九节。）

以上所述，为自关以东，幽、并、青、冀、徐、兖、司、豫八州之地。其自关以西，雍、秦二州之地，则以南阳王保为大。模之死也，保在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后贾⽦死，裴苞为张轨所杀，保全有秦州。模之败也，都尉陈安归于保。保命统千余人以讨羌，宠遇甚厚。保将张春等疾之，谮安有异志，请除之。保不许。春等辄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创，驰还陇城。（陇，汉县，晋废，在今甘肃清水县北。）大兴二年，保闻愍帝崩，自称晋王。俄而陈安叛，氐、羌皆应之。保窘迫，迁于祁山。（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北。）张寔遣韩璞率五千骑赴难。安退保绵诸。（汉道，后汉省。在今甘肃天水县东。）保归上邽。屠谷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风，（皆见第二章第二节。）附保，保以其将杨曼为雍州刺史，王连为扶风大守，据陈仓。（见第三章第三节。）张为新平大守，周庸为安定大守，（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据阴密。（见第三章第五节。）松多下草壁，（在阴密之东。）秦、陇氐、羌多归之。刘曜遣刘雅、刘厚攻陈仓，不克。曜率中外精锐以赴之。曼、连谋曰：“吾粮廩少，无以支久，不如率见众一战，如其胜也，关中不待檄而至；如其败也，等死，早晚无在。”遂尽众背城而陈。为曜所败，连死之，曼奔南氐。曜进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陇城。进陷安定。时上邽大饥，张春奉保之南安。（见第二章第二节。）陈安自号秦州刺史，称藩于曜。三年，正月，张春奉保奔桑城，（在甘肃狄道县南。）将投张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动物情，遣将阴监逆之，声言翼卫，实御之也。是岁，保病殁。（《纪》在五月，云为张春所害。）春立宗室司马瞻奉保后。陈安举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诣刘曜，曜杀之。陈安至大宁元年，为曜所灭。（详见第五章第一节。）

第三节　东晋初年内乱

当九州云扰之际，克奏戡定之烈者，必为文武兼资之材。武人为于大君，夫人而知其不可矣，而温恭有恪，仅足守文者，亦不足以戡大难。《晋书·王鉴传》：鉴为琅邪国侍郎。杜作逆，王敦不能制，鉴疏劝元帝征之。【6】有曰：“当五霸之世，将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亲之。故齐桓免胄于邵陵，晋文擐甲于城濮。昔汉高、光武二帝，征无远近，敌无大小，必手振金鼓，身当矢石；栉风沐雨，壶浆不赡；驰骛四方，匪皇宁处；然后皇基克构，元勋以融。今大弊之极，剧于曩代。祟替之命，系我而已。欲使銮旗无野次之役，圣躬远风尘之劳，而大功坐就，鉴未见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国，亲征柳城、扬旍卢龙之岭，顿辔重塞之表。非有当时烽燧之虞，盖一日纵敌，终己之患，虽戎辂蒙崄，不以为劳，况急于此者乎？刘玄德躬登汉山，而夏侯之锋摧；吴伪祖亲溯长江，而关羽之首悬；袁绍犹豫后机，挫衄三分之势；刘表卧守其众，卒亡全楚之地；历观古今，拨乱之主，虽圣贤，未有高拱闲居，不劳而济者也。”此言深能道出历代兴亡成败之由，盖戡定之勋，必资武力，而师之武、臣之力者，大都非孝子顺孙，非兼信、布之才，良、平之智，固无以御之也。晋元帝惟不足以语此，故虽能立国江东，而卒以内忧诒后嗣。

王敦，导从父兄。尚武帝女襄城公主。王衍用为青州刺史，已见第三章第九节。后东海王越以为扬州刺史。元帝召为安东军谘祭酒，会扬州刺史刘陶卒，帝复以为扬州刺史，都督征讨诸军事。《敦传》曰：“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盖不自为政，当其初起之时，已有大权旁落之势矣。上流经营，敦为元帅。杜灭后，为江州刺史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专擅之迹渐彰。时诸将中较有才望者，为陶侃与周访。敦初表拜侃为荆州刺史，及杜平，侃将还江陵，诣敦别，敦遂留之，左转为广州刺史，而以其从弟廙刺荆州。廙在州，大诛戮侃时将佐，人情乖沮。元帝乘机，征廙，以周访为荆州。敦又迁之梁州，而自领荆州。访大怒，阴欲图之。访善于抚纳，士众皆为致死，敦颇惮之。大兴三年，八月，访卒。帝以湘州刺史甘卓代之。卓本非纯臣，加以老耄，不复为敦所忌，敦欲以其从事中郎陈颁代卓，（此据《敦传》。《谯闵王传》云：敦欲以沈充为湘州。）帝又违之，而用谯王承。（承亦作氶，谥闵。刚王逊之子。逊，宣帝弟进之子。逊卒，子定王随立。卒，子邃立。没于石勒。元帝以承嗣逊。）然湘州承蜀寇之余，公私困弊，亦不足以掣敦之肘矣。

时帝又以刘隗、刁协、戴渊、周等为腹心。大兴四年，七月，以渊为司州刺史，镇合肥。（见第三章第九节。）隗为青州刺史，镇淮阴。（见第二节。）其明年，为永昌元年，正月，敦以诛隗为名，举兵武昌。（见第三章第九节。）吴兴人沈充，初为敦参军，亦起兵以应之。（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帝征渊、隗入卫。使大子右卫率周筵统兵三千讨充，右将军周札守石头。（见第三章第九节。）以陶侃领江州，甘卓领荆州，使各率所统，以蹑敦后。四月，敦前锋攻石头，周札开门应之。戴渊、刘隗攻敦，王导、周等三道出战，皆大败。帝令隗、协避难。协行至江乘，（见第三章第九节。）为人所杀，送首于敦。隗至淮阴，为刘遐所袭，奔石勒，后卒于勒。戴渊、周奉诏诣敦，为敦所杀。（刁协时为尚书令，周为尚书左仆射。）

敦之称兵也，使告甘卓。卓伪许之而不赴，使参军乐双谏止敦。敦曰：“吾今下，惟除奸凶耳。卿还言之。事济，当以甘侯作公。”双还报，卓不能决。时谯王承遣主簿邓骞说卓。敦虑卓在后为变，遣参军乐道融要卓俱下。道融忿敦逆节，说卓伪许应命，而驰袭武昌。卓得道融说，乃决，露檄讨敦。遣罗英至广州，与陶侃刻期。虞冲与邓骞至长沙，（见第三章第九节。）令谯王坚守。侃得卓信，即遣参军高宝率兵下，而卓计复犹豫，军次䐗口，（在今湖北沔阳县。）累旬不前。敦大惧，遣卓兄子行参军卬求和。时王师败绩，卓乃曰：“吾师临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若径据武昌，敦势逼，必劫天子以绝四海之望。不如还襄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时梁州治此。）更思后图。”即命旋军。都尉秦康说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难，但断彭泽，见第一节。上下不得相越，自然离散，可一战擒也。将军既有忠节，中道而废，更为败军将，恐将军之下，亦各求其利，欲求西归，亦不可得也。”乐道融亦日夜劝卓速下，卓不能从。卓性先宽和，忽便强塞。径还襄阳。意气骚扰，举动失常。方散兵大佃，而不为备。襄阳大守周虑，密承敦意，袭害卓，传首于敦。谯王承欲起义，众心疑惑。惟长史虞悝赞之。乃起兵，使悝弟望讨诸不服，斩敦姊夫湘东大守郑澹。（湘东，见第三章第九节。）敦遣南蛮校尉刘乂等甲卒二万攻承。相持百余日，城没。乂槛送承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害之。廙，帝姨弟，帝使喻敦，敦留之，复以为荆州刺史者也。廙寻卒。敦还屯武昌。以兄含为荆州刺史，督沔南。敦又自督宁、益。

是岁，闰月，（十一月。）元帝崩。大子绍立，是为明帝。帝有文武才略，又习武艺，善抚将士。王敦欲诬以不孝而废焉，不果。明年，为大宁元年，敦讽朝廷征己。帝乃手诏征之。四月，敦移镇姑孰。见第一节。转王导为司徒，自领扬州牧。帝以郗鉴刺兖州；都督扬州江西诸军，镇合肥。敦忌之。八月，表鉴为尚书令。十一月，徙王含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以从弟舒为荆州，彬为江州，邃为徐州。以沈充、钱凤为谋主。（凤充同郡人，充荐之于敦。）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为爪牙。充等并凶险骄恣，共相驱扇，杀戮自己。又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体。周札之应敦也，敦转为光禄勋。寻补尚书。顷之，迁会稽内史。（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时札兄靖之子懋，为晋陵大守，（晋陵，晋郡，今江苏武进县。）清流亭侯。（未详。）懋弟筵，为吴兴内史。筵弟赞，大将军从事中郎，武康县侯。（后汉永安县，晋改曰武康，今浙江武康县。）赞弟缙，大子文学，都乡侯。（未详。）次兄子勰，临淮大守，（见第三章第九节。）乌程公。（乌程，秦县，在今浙江吴兴县南。）一门五侯，（札本封东迁县侯。东迁，晋县，今吴兴之东迁镇。）并居列位。吴士贵盛，莫与为比。敦深忌之。敦疾，钱凤说敦曰：“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公万世之后，二族必不静矣。周强而多俊才，宜先为之所。”敦纳之。时有道士李脱者，以妖术惑众。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7】自中州至建邺，以鬼道疗病；又署人官位；时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养徒灊山，（在今安徽潜山县北。）云应谶当王。故敦使庐江大守李恒，（庐江，见第三章第九节。）告札及其诸兄子与脱谋图不轨。时筵为敦谘议参军，即营中杀筵及脱、弘。又遣参军贺鸾就沈充，尽掩杀札兄弟子。既而遣军会稽袭札。札先不知，卒闻兵至，率麾下数百出拒之。兵散，见杀。是役也，史谓由钱凤欲自托于充，以周氏宗强，谋灭之，使充得专威扬土。案周氏宗强，而与中朝士大夫瑕衅已深，充、凤等欲有所图，正可藉以为用，顾先加以诛翦；敦又从而听之；且任其割剥黎庶此其所为，与后来宋武帝、刘穆之正相反，安能有成？可见其本无远略矣。敦无子，养含子应。及敦病甚，拜为武卫将军以自副。钱凤谓敦曰：“脱有不讳，便当以后事付应？”敦曰：“非常之事，岂常人所能？且应年少，安可当大事？我死之后，莫若解众放兵，归身朝廷，保全门户，此计之上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亦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徼幸，计之下也。”凤谓其党曰：“公之下计，乃上策也。”遂与沈充定谋，须敦死后作难。

王导像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东晋时历任元、明、成三帝丞相，为政宽简，极大地稳定了东晋的偏安政权。

初，大原温峤（大原，见第二章第二节。）为刘琨谋主。（琨妻，峤之从母。）琨使奉表诣元帝劝进。留仕朝廷。为大子中庶子，与明帝为布衣之交。帝即位，拜侍中。俄转中书令。敦忌之，请为左司马。峤缪为勤敬，综其府事。干说密谋，以附其欲。深结钱凤，为之声誉。敦乃表补峤丹阳尹，（见第三章第九节。）使觇伺朝廷。峤至，具奏敦之逆谋，请先为之备。帝欲讨敦，知其为物情所畏服，六月，伪言敦死，下诏讨钱凤。敦病转笃，不能御众，使凤及邓岳、周抚等率众三万向京师。以含为元帅。七月朔，至于南岸。温峤移屯水北，烧朱雀桁以挫其锋。（朱雀桁，跨秦淮河上，在台城之南。台城正南门名朱雀门，故称朱雀桁，亦称南桁，又称大桁。）帝躬率六军出次。夜募壮士，遣千人渡水，掩其未备，破之越城。（在秦淮南。）俄而敦死。应秘不发丧。沈充自吴兴率众万余人至，与含等合。充司马顾飏说充曰：“今举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离众沮，锋摧势挫，持疑犹豫，必至祸败。今若决破栅塘，因湖水，（玄武湖。）灌京邑，肆舟舰之势，极水军之用，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锐，并东南众军之力，十道俱进，众寡过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召钱凤计事，因斩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飏逃归于吴。时兖州刺史刘遐、临淮大守苏峻等帅精卒万人以至。贼济水至宣阳门，（台城南门。）遐、峻等横击，大破之。贼烧营宵遁。周抚弟光，捕钱凤诣阙赎罪。充归吴兴，其故将吴儒杀之。含、应乘单舸奔荆州，王舒使人沉之于江。诏王敦群从，一无所问。【8】以陶侃代王舒，迁舒广州刺史。舒疾病，不乐越岭，朝议亦以其有功，不应远出，乃徙为湘州。彬亦见原，征拜光禄勋。时制王敦纲纪除名，参佐禁锢，以温峤言罢之。顾飏反于武康，攻烧城邑，州县讨斩之。周抚、邓岳亡入蛮中，明年，诏原敦党，乃出。

王敦乃一妄人。《敦传》言：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均，恺便殴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获罪，遂勉强尽觞。又云：武帝尝召时贤，共言技艺之事。人人皆有所说。惟敦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击鼓。因振袖扬袍，音节谐均。神气自得，旁若无人。《晋书》好采小说家言，小说家言，多附会失实。然亦必有其由。敦之为人，盖残贼而傲狠，残贼则敢行不义，傲狠则不肯下人。【9】《王导传》言：元帝初，群臣及四方劝进，敦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导固争乃止。夫元帝则何足惮之有？且敦亦尝倾心以辅之矣。故知敦之与帝，非有夙嫌也。且亦非有觊觎天位之心。《祖逖传》言：敦久怀逆谋，畏逖不敢发，逖卒，始得肆意。逖之兵力，岂敦之匹？然一甘卓犹为所惮，则《逖传》之语，似不尽诬。观含、应丧败之速，知敦不死，亦未必能有所为。敦欲使应归身朝廷，保全门户，自其自知之审；含、应既已丧败，王氏犹并见原，苟其束身自归，自可不虞后患，此又敦知朝廷之审也。然则敦实非夙有叛志，不过傲狠之习，为其君所不能堪，君臣之间，因生嫌隙；嫌隙既生，既不肯屈己求全，又不能急流勇退，遂至日暮途远，倒行逆施耳。以睚眦之衅，而酿滔天之祸，其是之谓欤？邦分崩离析，而北伐之志荒矣。

明帝聪明有机断，惜在位仅三年。崩，大子衍立，是为成帝。年方六岁。大后庾氏临朝。司徒王导，与后兄中书令亮，参辅朝政。大宰西阳王羕（汝南文成王亮之子，亮见第二章第二节。）及温峤、郗鉴、陆晔、卞壶等，并预顾命。羕弟南顿王宗，明帝时为左卫将军，元敬皇后弟虞胤为右卫将军，并为帝所亲昵。宗连结轻侠，以为腹心，导、亮并以为言，帝以其戚属，每容之。及帝疾笃，宗等谋废大臣，规共辅政。亮排闼入，升御床，流涕言之。帝始悟，转宗为骠骑将军，胤为大宗正。咸和元年，十月，宗复谋废执政。庾亮使右卫将军赵胤收之。宗以兵距战，为胤所杀。贬其族为马氏。羕亦坐免官，降为弋阳县王。虞胤左迁为桂阳大守。汉郡，今湖南郴县。及苏峻作乱，羕诣峻称述其勋。峻大悦。矫诏复羕爵位。峻平、赐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皆伏诛。

苏峻者，长广掖人。（长广，晋郡，治不其，在今山东即墨县南。掖，见第二节，盖尝来属。）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曹嶷领青州，表为掖令。峻辞疾不受，嶷恶其得众，将讨之。峻率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讨王敦有功，进历阳内史。（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峻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潜有异志。抚匿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辄蔽匿之。众力日多，皆仰食县官。运漕者相属。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庾亮乃出温峤督江州，镇武昌。又修石头，以为之备。咸和二年，十一月，亮征峻为大司农。峻遂举兵反。初王敦举兵，祖约归卫京都。率众次寿阳，（见第三章第四节。）逐敦所署淮南大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进号镇西将军。使屯寿阳，为北境藩捍。约自以名辈不后郗、卞，而不豫顾命；又望开府，及诸所表请，多不见许，遂怀怨望。石聪尝以众逼之，约屡表请救，而官军不至。聪既退，朝议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涂塘，在今和县、六合县间。）约谓为弃己，弥怀愤恚。及峻举兵，推崇约而罪执政。约闻而大喜。从子智及衍，并倾险好乱，又赞成其事。于是命逖子沛内史涣，（沛国，见第三章第一节。）女婿淮南大守许柳以兵会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谏，不从。

十二月，峻将韩晃入姑孰，屠于湖。（晋县，在今安徽当涂县南。）以庾亮为征讨都督。赵胤为历阳大守，与左将军司马流距峻。战于慈湖，（在当涂北，）流败，死之。峻济自横江，（见第三章第九节。）次于陵口。（戍名，在当涂北。）三年，二月，至蒋山。（即钟山，在首都东朝阳门外。）卞壸帅六师战于西陵，（此据《本纪》。《壶传》云：峻至东陵口，壸与战于陵西。）败绩。峻攻青溪栅，（青溪，在首都东北。）因风纵火，王师又大败，壸等皆死之。庾亮又败于宣阳门外。亮奔温峤。峻遂陷宫城。纵兵大掠。侵逼六宫，驱役百官。裸剥士女，皆以坏席、苫草自鄣，无草者以土自覆，哀号之声，震动内外。时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他物称是，峻尽费之。大官惟有烧余米数石，以供御膳而已。

温峤闻难作，即下屯寻阳。（见第一节。）遣督护王愆期、西阳大守邓岳、（西阳，汉县，晋置郡，在今湖北黄冈县东。）鄱阳内史纪睦等为前锋。（鄱阳，吴郡，治鄱阳，今江西鄱阳县。晋移治广晋，在今鄱阳县北。）使要陶侃，共赴国难。侃不许。峤屡说不能回，更遣使顺侃意曰：“仁公且守，仆宜先下，”遣信已二日，峤参军毛宝别使还，闻之，说峤曰：“师克在和，不闻以异。假令可疑，犹当外示不觉，况自作疑邪？宜急追信，改旧书，说必应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峤意悟，即追信改书。峤欲推庾亮为都统，亮固辞。乃与峤推侃为盟主。侃乃遣督护龚登率兵诣峤。已复追登还。峤重与侃书，告以“首启戎行，不敢有辞。假令此州不守，约、峻树置官长，荆楚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今日。”时峻杀侃子瞻，峤又以此激之。侃乃率所统，与峤、亮同赴京师。至寻阳，议者咸谓侃欲诛执政以谢天下，亮甚惧。及见侃，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乃谓亮曰：“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五月，峻闻峤将至，逼大驾幸石头。侃等戎卒六万，直指石头。次于蔡洲。（在首都西南江中。）时峻军多马，南军杖舟楫，不敢轻与交锋，用将军李根计，据白石，（在今师子山下。）筑垒以自固，庾亮以二千人守之。峻步兵万余，四面来攻。众皆震恐。亮激厉将士，并殊死战。峻军乃走。义军屡战失利。峤军食尽，贷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忧无将士，惟得老仆为主耳。今数战皆北，良将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虏，仓廪当备不虞。若复无食，仆便欲西归，更思良算。”峤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峤等与公，并受国恩，是致命之日。今之事势，义无还踵，骑猛虎安可中下哉？公若违众独反，人心必沮，沮众败事，义旗将回指于公矣。”侃无以对。竟陵大守李阳又说侃，乃以米五万石供军。（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九月，侃督水军向石头。亮、峤等率精甲一万，从白石挑战。峻劳其将士，因醉突陈，马踬，为李阳部将彭世所斩。峻司马任让等共立峻弟逸为主。

先是郗鉴为徐州刺史，镇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鉴乃设坛场，刑白马，大誓三军。遣将军夏侯长等间行谓温峤曰：“今贼谋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见第二节。）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不过百日，必自溃矣。”峤深以为然。始将征峻也，王导出王舒为会稽内史，（舒时为尚书仆射。）以为外援。及峻作逆，乃假舒节，都督，行扬州刺史。峻遣韩晃入义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张健、管商、弘征等入晋陵。庾亮弟冰，为吴兴内史，弃郡奔舒。舒使御史中丞谢藻，率众一万，与冰俱渡浙江。前义兴大守顾众，众从弟护军参军飏等，起义军以应舒。舒使众督护吴中军，飏监晋陵军事。舒率众次郡之西江，为冰、藻后继。冰、飏等遣前锋进据无锡。（汉县，吴省，晋复置，今江苏无锡县。）遇张健等数千人。战，大败。冰、飏退钱塘。（秦县，后汉省，吴复，今浙江杭县。）藻守嘉兴。（秦由拳县，吴改曰嘉兴，今浙江嘉兴县。）贼遂入吴。烧府舍，掠诸县，所在涂炭。韩晃又攻宣城，（见第三章第九节。）害大守桓彝。舒更以顾众督护吴、晋陵军，屯兵章埭。（未详。）吴兴大守虞潭率所领讨健，屯乌苞亭。（未详。）并不敢进。时暴雨，大水，管商乘船旁出，袭潭及众。潭退保吴兴，众退守钱唐。贼转攻吴兴，潭诸军复退。贼复掠东迁、余杭、（秦县，今浙江余杭县。）武康诸县。舒遣兄子允之等，以精锐三千，邀贼于武康，出不意，破之。韩晃既破宣城，转入故鄣、（秦鄣郡，汉废为故鄣县，在今浙江安吉县西北。）长城，（见第三章第九节。）允之遣兵击之，战于于湖，以强弩射之，晃等乃退。临海、新安诸山县，并反为贼，舒分兵讨平之。（临海，吴郡，今浙江临海县东南。新安，吴新都郡，晋改为新安，今浙江淳安县西。）时陶侃进郗鉴都督扬州八郡军事，王舒、虞潭，皆受节度。鉴率众渡江，与侃会于茄子浦。（未详。胡三省曰：盖其地宜茄子，人多于此树艺，因以名浦。）时尚书左丞孔坦奔陶侃，侃引为长史。坦言：“本不应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等犹疑。坦固争甚切，始令鉴还据京口，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距贼。（曲阿，秦县，今江苏丹阳县。大业，里名，在曲阿北。庱亭在吴兴。）郭默守大业，张健攻之。城中乏水，默窘迫，突围出，三军失色。贼之攻大业，陶侃将救之。长史殷羡曰：“若步战不如峻，则大事去矣。但当急攻石头，峻必救之，大业自解。”侃从之。及峻死，大业之围乃解。韩晃闻峻死，引兵赴石头。管商诣庾亮降。初峻使匡术守苑城。（即台城。）侍中钟雅，右卫将军刘超，与术及建康令管旆等密谋，欲奉帝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让收超及雅害之。四年，正月，匡术以苑城降。韩晃与苏逸等并力攻术，不能陷。温峤等选精锐将攻贼营。峻子硕，率骁勇数百，渡淮而战。（淮，谓秦淮河。）于陈斩硕。晃等震惧。以其众奔张健于曲阿。二月，诸军攻石头。李阳与苏逸战于祖浦，（即查浦，在首都西。）军败。建威长史滕含以锐卒击之，逸等大败。含奉帝御于温峤舟。苏逸以万余人自延陵将入吴兴，（延陵，晋县，今丹阳县南之延陵镇。）王允之与战于溧阳，秦县，在今江苏溧阳县西北。获之。管商之降也，余众并归张健。健疑弘徽等不与己同，尽杀之。更以舟、车自延陵向长塘。（湖名，亦作长荡，在今江苏宜兴县西北。）小大二万余口。金银财物，不可胜数。王允之与吴兴诸军击健，大破之。健与马雄、韩晃等轻军走。郗鉴督护李闵追之，及于岩山，（胡三省曰：当在溧阳界。）斩晃。健等降。并枭其首。

祖约叛后，颍川人陈光攻之，（颍川，见第三章第三节。）误禽约左右貌类约者，约逾垣得免。光奔石勒。约诸将复阴结勒，请为内应。勒遣石聪攻之。三年，七月，约奔历阳。四年，正月，赵胤遣将攻之。约以数百人奔石勒。后为勒所杀，并其亲戚中外百余人悉灭之。

苏峻者，骄暴之武夫，其将士亦皆盗贼。盖丧乱之际，结合自保者，固多忠义之士，亦多桀黠之徒也。邵续、郗鉴、李矩、魏浚等，皆端人正士，郭默则非其伦矣。默之归朝也，明帝授为征虏将军。刘遐卒，以默为北中郎将，监淮北军事。朝廷将征苏峻，召默，拜后将军，领屯骑校尉。大业之围既解，征为右军将军。默乐为边将，不愿宿卫。初被征距苏峻也，下次寻阳，见豫章大守刘胤。（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胤参佐张满等轻默，或裸露见之，默常切齿。温峤东下，留胤守湓口。（见第三章第八节。）咸和四年，四月，峤卒，胤代为江州刺史。位任转高，矜豪日甚。纵酒耽乐，不恤政事。大殖财货，商贩百万。【10】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废公。有司奏免胤官。默赴召，谓胤曰：“我能御胡，而不见用。若疆埸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将卒无素，恩信不著，以此临敌，少有不败矣。时当为官择才，若人臣自择官，安得不乱乎？”胤曰：“所论事虽然，非小人所及也。”默当发，求资于胤，胤不与。时胤被诏免官，不即归罪，方自申理，而骄侈更甚，远近怪之。侨人盖肫，先略取祖涣所杀孔炜女为妻，炜家求之，张满等使还其家，肫不与，因与胤、满有隙。至是，肫谓默曰：“刘江州不受免，密有异图，与长史、司马张满、荀楷等日夜计谋，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当先除郭侯，而后起事。祸将至矣，宜深备之。”默既怀恨，便率其徒，诈称被诏，袭杀胤，传首京师。时十二月也。掠胤女及诸妾并金宝还舩。初云下都，俄遂停胤故府。王导惧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枭胤首于大桁，以默为豫州刺史。武昌大守邓岳驰白陶侃。侃闻之，投袂起，曰：“此必诈也。”即日率众讨默。导闻之，乃收胤首，诏庾亮助侃讨默。默欲南据豫章，而侃已至城下。明年，五月，默将宋侯等缚默降，斩于军门。

苏峻之叛，论者颇咎庾亮激变，此非其实。当时纪纲，颓废甚矣，以峻之骄暴，而居肘腋之地，夫安可以不除？咎亮者不过谓峻若无衅，未能遽称兵以叛耳。不知峻乃粗才，岂有远虑？峻兵一起，西阳王即依附之；彭城王雄、（康王释子，释见第三章第三节。）章武王休，（义阳成王望玄孙。望见第三章第二节。）亦叛奔峻；则当时乱源，潜伏非一，峻欲称兵，岂虑无所藉口？听其肆诛求以自封殖，何异藉寇兵而赍盗粮哉？廷议之际，亮谓“今日征之，纵不顺命，为祸犹浅；若复经年，为恶滋蔓，不可复制”；此必确有所见，非苟为危辞以耸听也。或又咎亮一战而北，委君父而奔逃，此亦未审兵势。以峻兵之精，加以虏掠饵其下，其锋自未易当。当时奔北，岂亮一人？若责其委弃君父，则社稷为重君为轻，以身徇一人，纵博忠义之名，夫岂宰相之事？况亦何救于君父之患哉？兵力之不敌，征峻时固早知之，出温峤以为外援，正为此也。然亮亦非略无备豫。温峤闻峻不受诏，便欲下卫京都，三吴又欲起义兵；（三吴，见第三章第九节。）亮并不听，而报峤书曰：“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雷池，在今安徽望江县。大雷水所积。）郗鉴欲率所领东赴，诏亦以北寇不许。盖亮必自度兵力，尚可坚守以待外援，故尔。其后一败不能复固，则非始料所及。兵事变化甚多，固难责其一一逆料。观其守白石，以少击众，终摧方张之寇，以全形要之地，夫固非无将帅之才。视郭默之突围苟免者何如哉？然默虽骄横，固亦嚄唶宿将也。则知亮之未足深咎也。《孔坦传》云：苏峻反，坦与司马陶回白王导曰：“及峻未至，宜急断阜陵之界，（阜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守江西当利诸口。（当利，浦名，在和县东南。）彼少我众，一战决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夺人之功，时不可失。”导然之。庾亮以为峻脱径来，是袭朝廷虚也。故计不行。峻遂破姑孰，取盐米，亮方悔之。《陶回传》云：峻将至，回复谓亮曰：“峻知石头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阳南道步来。（小丹阳在秣陵南。秣陵在今首都东南。）宜伏兵要之，可一战而禽。”亮不从。峻果由小丹阳经秣陵，迷失道，逢郡人，执以为乡道。时峻夜行，甚无部分。亮闻之，深悔不从回等之言，一似亮之坐失机宜者。然以峻兵之精，夫岂一战可决？往逼其城，峻岂不能以少兵守御，悉劲卒东出？观韩晃、张健等之豕突难御可知。然则亮虞峻径来，正是深虑。峻之行军，亦岂略无部分者？史于庾氏多谤辞。【11】西阳、南顿，罪状昭著，尚议亮栽翦宗室，其他则更何论？悠悠之辞，岂可据为信谳也？

庾亮言忧西垂过于历阳，所忧者盖在陶侃也。侃之讨苏峻也，一若君为庾亮之君，民为温峤之民，恝然无与于己者。及讨郭默，则大异乎是。闻默杀胤，即遣将据湓口，自以大军继进。默写中诏呈侃，参佐多谏曰：“默不被诏，岂敢为此？进军宜待诏报。”侃厉色曰：“国家年小，不出胸怀。且刘胤为朝廷所礼，虽方任非才，何缘猥加极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难新除，威网宽简，欲因隙会，骋其纵横耳。”即发使上表讨默。与王导书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导答曰：“默居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有其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书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夫郭默所传之诏虽伪，王导所发之令则真。藉口国家年少，不出胸怀，遂不遵奉，则当主少国疑之际，不亦人人可以自擅乎？郭默既死，诏侃都督江州，领刺史，侃因移镇武昌，得毋所欲正在是邪？《侃传》言侃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富自何来？岂必愈于郭默？传又云：或云：侃少时渔于雷泽，网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自化为龙而去。又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己登其八，惟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犹痛。又尝如厕，见一人朱衣介帻，敛板曰：“以君长者，故来相报。君后当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师圭，谓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侃以针决之，见血，洒壁而为公字。以纸裛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天门九重，仅登其八，指理不彻，位止于公；盖侃终于人臣后，传述者改易而为是辞，其本所造作，则不知其作何语矣。讨峻之役，处分规略，一出温峤，岂必有藉于侃？然峤既殷勤于前，毛宝又固争于后，得毋虑其据上流之势，而其心不可测邪？世惟有异志者畏人之疑，庾亮修石头而侃谓其拟己，情见乎辞矣。亮之忧之，安得不过于历阳也？然其终能自抑者何也？《侃传》云：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12】（侃本鄱阳人，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大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迁主簿。会州部从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闭门部勒诸吏。谓从事曰：“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从事即退。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诸纲纪皆难之。侃独曰：“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乃请行。夔察侃为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无忤色。华后与语，异之。除郎中。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晫，侃州里也，为乡论所归。侃诣之。晫与同乘，见中书郎顾荣。吏部郎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共载？”然则侃本寒素，其为人也，善于事人，亟于求进，所欲不过富贵。当时庶族，望贵胄之一嚬一笑，皆若天上。讨苏峻之际，侃之骄蹇，可谓极矣，一见庾亮，便尔释然，职由于此。自待既卑，所志又小，加以衰髦，复安能有所作为？然又敢于偃蹇者何也？武人无学，器小易盈，志得意满，遂流于骄蹇而不自觉耳。侃世子瞻，既为苏峻所害，更以夏为世子。及送侃丧还长沙，夏与斌及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使财物。（侃封长沙郡公。）夏至，杀斌。庾亮欲放黜之，表未至都，而夏病卒。称，为东中郎将，南平太守，（南平，见第三章第九节。）南蛮校尉。咸康五年，庾亮以为监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随，汉县，晋置郡，今湖北随县。义阳，见第二章第三节。）至夏口见亮，为亮所杀。亮疏言其罪曰：“擅摄五郡，自谓监军。辄召王官，聚之军府。故车骑将车刘弘曾孙安，寓居江夏。及将杨恭、赵韶，并以言色有忤，称放声当杀。安、恭惧，自赴水而死。韶于狱自尽。将军郭开，从称往长沙赴丧。称疑开附其兄弟。乃反缚，悬头于帆樯，仰而弹之，鼓棹渡江，二十余里。观者数千，莫不震骇。又多藏匿府兵，收坐应死。臣犹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马。称肆纵丑言，无所顾忌。要结诸将，欲阻兵搆难。诸将皇惧，莫敢酬答。由是奸谋，未即发露”云云。其纵恣，岂不远甚于后来之桓玄？然称之声势，果何自来哉？亮之虞侃，亦其宜矣。

第四节　成康穆间朝局

东晋国势之不振，实由当时风气之泄沓，而此种风气，王导实为之魁，读第一节所述，已可见之。王导死后，庾氏兄弟，相继执政，颇能综核名实，足矫当时之弊。惜其秉权不久。是时朝臣门户之见颇深，外藩专擅之习亦未革，遂使桓温，乘机跋扈，内外相猜，坐视北方之丧乱而不能乘，恢复良机，成为画饼矣。岂不惜哉？

苏峻平后，庾亮领豫州刺史、宣城内史，镇芜湖。（宣城、芜湖皆见第三章第九节。）咸和七年，陶侃卒，亮领江、豫、荆三州刺史，移镇武昌。（见第三章第九节。）是时政柄仍在王导之手。亮尝欲举兵废之。《亮传》曰：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谘鉴，而鉴又不许。亮与鉴笺曰：“昔于芜湖反覆，谓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惟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顾问未尝遇君子。侍臣虽非俊士，皆时之良也，岂与殿中将军、司马督同年而语哉？不云当高选侍臣，而云高选将军、司马督，岂合贾生愿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犹知其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道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知师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礼之事。万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龙之爻，有位无人。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无顾命之臣，势屈于骄奸而遵养之也。赵、贾之徒，有无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隐忍，谓其罪可宥，良以时弊国危，兵甲不可屡动；又冀其当谢往衅，惧而修己。如顷日之纵，是上无所忌，下无所惮。谓多养无赖，足以维持天下。公与下官，并蒙先朝厚顾，荷托付之重，大奸不扫，何以见先帝于地下？愿公深惟安国家、固社稷之远算；次计公与下官负荷轻重；量其所宜。”鉴又不许，故其事得息。案藩臣称兵，入废宰辅，自非美事。鉴之不许，自是持重之见。然朝政则益以因循紊乱矣。《孔坦传》云：成帝既加元服，犹委政王导。坦每发愤，以国事为己忧。尝从容言于帝曰：“陛下春秋以长，圣敬日跻，宜博纳朝臣，谘诹善道。”由是忤导，出为廷尉。（坦本为侍中。）《孔愉传》云：咸和八年，诏给愉亲信十人禀赐。愉上疏固让，优诏不许。重表曰：“方今强寇未殄，疆埸日骇。政烦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后，仓库空虚，功劳之士，赏报不足，困悴之余，未见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动。宜并官省职，贬食节用，勤抚其人，以济其艰。不敢横受殊施，以重罪戾。”从之。王导闻而非之，于都坐谓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为患是谁？”愉欲大论朝廷得失，陆玩抑之，乃止。后导将以赵胤为护军，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应思远詹耳。今诚乏才，岂宜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其守正如此，由是为导所衔。贾宁者，本苏峻腹心，与路永、匡术，同降于导者也。（见导及《袁耽传》。）导尝欲褒显之，为温峤所拒而止。（见《峤传》。）时卞敦为湘州刺史。温峤、庾亮，移檄征镇，同赴京都，敦拥兵不下，又不给军粮，惟遣督护苟璲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朝野莫不怪叹，虽陶侃亦切齿忿之。峻平之后，有司奏其阻军顾望，不赴国难，无大臣之节，请槛收付廷尉。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转为广州刺史。时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三吴之豪，（三吴，见第三章第九节。）请都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二论纷纭，未有所适。导曰：“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弘卫文大帛之冠，则无往不可；若不绩其麻，则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由是峤等谋并不行。此事论者皆美其能镇定。其实迁会稽有远窜之嫌，迁豫章则更可进据上流，实于恢复之计为便。三吴之豪，不免乡里之见，温峤则纯出于公忠体国之诚。导之所以不肯迁都者，迁都则必有新起握权之人，不如率由旧章，便于把持也。《导传》云：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密为之防。导曰：“吾与元规，（亮字。）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又与称书，以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谗间遂息。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尝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孙盛传》曰：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盛密谏亮曰：“王公神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导贼周而作色于蔡谟，世外之怀安在？（《周传》：王敦之举兵也，刘隗劝帝尽除诸王。导率群从诣阙请罪。值将入，导呼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喜饮酒，致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既出，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导不知救己，而甚衔之。敦既得志，问导曰：“周、戴若思，南北之望，当登三司，无所疑也？”导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邪？”又不答。敦曰：“若不尔，正当诛尔。”导又无言。导后料检中书故事，见表救己，殷勤款至。导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告其诸子曰：“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案亦元帝腹心，未必真以导为可信。所以救导者，盖当时事势，或以尽除王氏为宜，或谓宜姑容之，所见有不同耳。然之救导，虽不为私交，而导授意于敦而杀之，则其忌刻为已甚矣。若思，戴渊字。唐人修《晋书》，于避讳者多称其字，如称刘渊为元海，石虎为季龙是也。今于引元文者皆仍之。《导传》云：导妻曹氏性妒，导甚惮之，乃密营别馆，以处众妾。曹氏知，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令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塵尾柄驱牛而进。蔡谟闻之，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谟曰：“不闻余物，惟有短辗犊车，长柄塵尾。”导大怒，谓人曰：“吾往与群贤共游洛中，何曾闻有蔡克儿也。”案晋世名士，往往外若高旷，内实忌刻。《王羲之传》云：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及述为扬州刺史，将就征，周行郡界，而不过羲之，临发，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尝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是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县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后检察会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曰：“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其热中躁进，褊隘忌克，鄙夫耻之矣。怀祖，述字，坦之，述之子也。）外宽和而内深阻，当时名士，固往往如是，然导居元辅之位，因贪权嗜利，好谀恶直之故，遂不恤败坏国事以徇之，则所诒之害弥大矣。

［东晋］青瓷双系鸡首壶

咸康五年，四月，导卒，征庾亮为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时亮方谋恢复中原，固辞。乃以其弟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与何充参录尚书事。充，导妻之姊子；充妻，又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与导善，明帝亦友昵之，导与亮并称举焉。明年，正月，亮卒，冰弟翼刺荆州。八年，六月，成帝崩。子丕、奕俱幼。庾冰舍之，而立其母弟琅邪王岳，是为康帝。《充传》云：庾冰兄弟，以舅氏辅王室，虑易世之后，戚属转疏，每说成帝，以国有强敌，宜须长君。帝从之。充建议曰：“父子相传，先王旧典。忽妄改易，惧非长计。”冰等不从。康帝立，临轩，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鸿业，二君之力也。”充对曰：“陛下龙飞，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世。”充与庾氏立异，盖自兹始？明年，为建元元年，充出刺徐州，（镇京口。京口，见第二节。）以避诸庾。顷之，庾翼将北伐，庾冰出镇江州，征充入领扬州。二年，九月，帝疾笃。冰、翼意在简文帝，而充建议立子聃为大子。帝崩，大子立，是为穆帝。冰、翼甚恨之。是岁，十一月，冰卒。明年，为永和元年，七月，翼又卒。表以后任委息爰之。论者并以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归，宜依翼所请，以安物情。充曰：“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亡则吴亡者。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议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耻惧不浅。”充曰：“桓温能制之，诸君勿忧。”乃使温西。爰之果不敢争。于是上流事权，暂握于中枢信臣之手者，自陶侃卒后。复成分争角立之象已。此东晋政局之一大变也。史于庾氏多贬辞，平心论之，或失其实。庾氏之立康帝，可谓欲扶翼其所自出，其欲立简文帝，果何为哉？庾氏弟兄，皆有志于恢复，然则其谓国有强敌，宜立长君，或非虚语也。《成帝纪》云：帝少而聪敏，有成人之量。南顿王宗之诛也，帝不之知。及苏峻平，问庾亮曰：“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亮惧，变色。庾怿亮弟。尝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与犬，犬毙，惧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怿闻，饮药而死。（怿本传略同。）夫南顿王之伏诛，事在咸和元年九月；苏峻入犯，庾亮出奔，事在三年三月；峻败而帝御温峤舟，亮获入见，乃在四年二月，而弋阳王即以此时伏诛，帝苟欲问南顿王，何待苏峻平后？故或谓此实弋阳王之误，然是时之弋阳，叛状显著，成帝果聪明，不应复有此问；且亦无缘诛之而不使帝知也。《纪》又言帝少为舅氏所制，不亲庶政，而赫然一怒，庾怿遽惧而自裁，有是理乎？妨帝不亲庶政者王导也，于庾氏乎何与？而谤转集于庾氏，何哉？史称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而亮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又言王导辅政，每从宽惠，而冰颇任威刑；此庾氏所以招谤，而导之虚誉，所由流溢与？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民之多幸，国之不幸；悠悠之口，岂足听哉？（不惟庾氏，即刘隗、刁协，颇为史所讥评，其故亦然。《隗传》云：与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协传》云：协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莫不侧目。然悉力尽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其故可深长思矣。翼尝与冰书曰：“大较江东，政以伛舞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作余姚半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群共驱之，不得安席。纪睦、徐宁，奉王使纠罪人，船头到渚，桓逸还复，而二使免官。虽皆前宰之惛缪，江东事去，实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风尘之外，当共明目而治之。”风格崚嶒，时之所须，正此等人也。何充居宰相，史言其无澄正改革之能。虽凡所选用，皆以功臣为先，不以私恩树亲戚，然所昵庸杂，信任不得其人，朝政复稍衰矣。

穆帝即位，年仅二岁，大后褚氏临朝。后父裒，苦求外出。于是以会稽王昱（元帝少子，即简文帝也。）录尚书六条事，复开宗亲秉政之端。

注释

【1】　史事：石勒欲寇建业时之危机。

【2】　史事：王浚惟恃段氏。刘琨惟恃拓跋。专恃异族兵之殷鉴。然并州实破败，琨可谅也，浚何为哉？段氏反覆，王浚亡幽州入匹磾，异族之用果能获胜，决无甘于爵赏者。契丹和宋……非矣。猗庐下不欲。

【3】　史事：刘猛欲复匈奴而败，故铁弗助刘渊以攻，刘琨亦恃鲜卑以御之。

【4】　史事：谓王浚欲叛，刘琨与石勒图浚之诬。

【5】　史事：段氏内争真相。

【6】　史事：王鉴论创业之主不得不躬亲戎事。

【7】　宗教：李八百。

【8】　史事：元帝于王敦群从无所问。

【9】　史事：王敦之叛，特由敖狠。

【10】　商业：刘胤在荆州商贩百万。

【11】　史事：史于庾氏多谤辞不实，由任法也。

【12】　阶级：陶侃不篡，由出寒门。

第五章　东晋中叶形势上

第一节　刘石兴亡

刘渊以永嘉四年六月死，子和嗣伪位。其卫尉西昌王刘锐、宗正呼延攸和，攸之甥。说和攻其弟鹿蠡王聪、齐王裕、鲁王隆、北海王乂。（此据《晋书·载纪》，《通鉴》依《十六国春秋》作叉。）斩裕及隆，而和为聪所攻杀。聪让位于其弟乂。乂与公卿涕泣固请，聪乃僭位，而以乂为皇大弟，盖以乂为渊后单氏所生也。聪烝于单氏，乂屡以为言，单氏惭恚而死，乂之宠因之渐衰，然犹追念单氏，未便黜废。

聪后呼延氏死，纳其大保刘殷二女为左右贵嫔，女孙四人为贵人。六刘之宠，倾于后宫。聪稀复出外，事皆中黄门纳奏，左贵嫔决之。尝以小刘贵人赐怀帝，及弑怀帝，复以为贵人。立左贵嫔为皇后。已而死。聪如中护军靳准第，纳其二女为左右贵嫔，大曰月光，小曰月华。数月，立月光为皇后。后又以为上皇后，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贵嫔刘氏为右皇后。靳氏有淫行，御史大夫陈元达奏之，聪废靳，靳惭恚自杀。聪追念其姿色，深仇元达。元达，聪之诤臣也，后自杀。聪立上皇后樊氏，张氏之侍婢也。张氏亦聪后。时四后之外，（四后盖兼中皇后言之，见下。史文左右采获，叙述不必皆以次也。）佩皇后玺绶者七人。中常侍王沈养女，年十四，有妙色，聪立为左皇后。尚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李恂等谏，皆斩之。又立其中常侍宣怀养女为中皇后。聪尝欲为刘后起仪殿，陈元达谏，聪大怒，欲斩之，已而止。然又作大庙，内兴殿观四十余所。游猎无度，晨出晚归。观渔于汾，以烛继昼。立市于后庭，与宫人燕戏，或三日不醒。荒淫之行备矣。

聪大定百官。以其子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录尚书事，封晋王。后又以为相国，总百揆，而省丞相。乂大师卢志，大傅崔玮，大保许遐劝乂袭粲，乂弗从。东宫舍人荀裕告之。于是收志、玮、遐，假他事杀之。使冠威卜抽监守东宫。中常侍王沈、宣怀、俞容，中宫仆射郭猗，中黄门陵修等，皆宠幸用事。聪游燕后宫，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聪，以其意爱憎决之。或有勋旧功臣，弗见叙录，奸佞小人，数日便至二千石者。军旅无岁不兴，而将士无钱帛之赏，后宫之家，赐赉及于僮仆，动至数千万。沈等车服、宅宇，皆逾于诸王。子弟中表，布衣为内史、令、长者三十余人，皆奢僭贪残，贼害良善。靳准合宗内外，谄以事之。聪临上秋阁，诛其特进綦毋达，大中大夫公师彧，尚书王琰、田歆，少府陈休，左卫卜崇，大司农朱诞等，皆群奄所忌也。郭猗有憾于乂，谓粲：“乂将以三月上巳，因燕作难，宜早为之所。”初，靳准从妹为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杀之，而屡以嘲准，准深惭恚，说粲：“缓东宫之禁固，勿绝大弟宾客，使轻薄之徒，得与交游，然后下官为殿下露表其罪，主上必以无将之罪罪之。”于是粲命卜抽去东宫。粲使谓乂曰：“适奉中诏，云京师将有变敕裹甲以备之。”乂以为信然。准白之。于是使粲围东宫。粲使王沈、靳准收氐、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乃自诬与乂同造逆谋。于是诛乂素所亲厚大臣及东宫官属数十人，废乂为北部主。粲使准贼杀之。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空。氐、羌叛者十余万落，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以讨之。立粲为皇大子，领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如前。

大兴元年，七月，聪死，粲嗣伪位。粲自为宰相，威福任情。性严刻无恩惠。好兴造宫室，相国之府，放象紫宫。在位无几，作兼昼夜。饥困穷叛，死亡相继，粲弗之恤也。既嗣伪位，尊聪后靳氏为皇大后。樊氏号弘道皇后，宣氏号弘德皇后。靳等皆年未满二十，粲晨夜烝淫于内。聪死时，上洛王刘景为大宰，济南王刘骥为大司马，昌国公刘为大师，朱纪为大傅，呼延晏为大保，并录尚书事。大尉范隆守尚书令，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皆迭决尚书奏事。准私于粲曰：“诸公将行伊、霍之事，谋先诛大保及臣，以大司马统万几。”粲诛景、、骥及骥母弟吴王逞，大司徒齐王刘劢等。纪、隆奔长安。以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粲荒耽酒色，游宴后庭，军国之事，一决于准。准勒兵入宫，执粲，数而杀之。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于东市。发渊、聪墓，焚烧其宗庙。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置百官，遣使称藩于晋。

自来创业之主，必能躬擐甲胄，四征不庭，独胡刘则不然。当渊之世，即蛰居河东，不能一出。（盖渊特以左贤王之后，为众所推，其人本非才武。《晋书·载记》于渊多美辞，特沿袭旧史，不足信也。）其时倾覆晋室者，实王弥、石勒等为之，其于胡刘，特文属而已。群盗中以石勒为最狡悍，故东方悉为所并；胡刘种姓中，惟刘曜较有材力，关中实其所陷；故刘粲既没，曜与勒遂成东西对峙之势焉。初聪之立也，以勒为并州刺史。后又以曜为雍州牧，镇长安。而以王弥为大将军，封齐公。勒杀弥，聪大怒，使让其专害公辅，然仍以弥部众配之，势固无如勒何也。其时惟曹嶷声势较盛，故勒请讨嶷而聪弗许，盖欲藉以牵制勒。然《聪载记》又云：勒与嶷相结，规为鼎峙之势，则嶷即存，亦未必能为聪用，且亦难保其不桡而从勒也。要之东方之局，实非刘氏所能控驭而已。聪时，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勒遣石越率骑二万，屯于并州，以怀抚叛者。聪使让勒，勒不奉命。司隶部人，奔于冀州者，二十万户。聪大史令康相，尝言于聪曰：“石勒鴟视赵、魏，曹嶷狼顾青、齐；鲜卑之众，星布燕、代。今京师寡弱，勒众精盛。若尽赵、魏之锐，燕之突骑，自上党而东；（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曹嶷率三齐之众以继之；陛下将何以抗之？”当时情势之危急，可以想见矣。及刘粲见杀，刘曜自长安赴之。至赤壁，（胡三省曰：《水经注》：河东皮氏县西北有赤石川。案皮氏，秦县，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僭即皇帝位。石勒亦统精锐五万讨准，据襄陵北原。（襄陵，汉县，在平阳东南。）准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与曜竞有招怀之计，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内无归曜之意。曜谓泰曰：“司空若执忠诚，早迎大驾者，政由靳氏，祭则寡人。”与泰结盟，使还平阳，宣慰诸屠谷。勒疑泰与曜有谋，欲斩泰以速降之。诸将皆曰：“今斩泰，准必不复降。就令泰宣汉要盟于城中，使将率诛准，准必惧而速降矣。”勒久乃从诸将议，遣之。泰还平阳，具宣曜旨。准自以杀曜母兄，沉吟未从。寻而乔泰、王腾、靳康、（准从弟。）马忠等杀准，推尚书令靳明为盟主，（明亦准从弟。）遣卜泰奉传国六玺降于曜。勒闻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战累败，求救于曜。曜使刘雅、刘策等迎之。明率平阳士女万五千归于曜。曜诛明。靳氏男女，无少长皆杀之。曜西奔粟邑。（汉县，在今陕西白水县西北。）勒焚平阳宫室而还。曜旋徙都长安，改国号曰赵。《曜载记》云：曜隐迹菅涔山，（即管涔山。《清一统志》云：诸书皆作管，惟《寰宇志》作菅，言山多菅草也。案《晋书·载记》亦作菅。在今山西宁武县西南。）尝夜闲居，有二童子入，跪曰：“菅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烛视之，剑长二尺，光泽非常，赤玉为室，背上有铭曰：“神剑御，除众毒。”曜遂服之。剑随四时而变为五色。盖特造作妖言，以示其当王赵而已，此所以讽示石勒也。然尚不能定平阳，安能有赵？石勒又岂妖言所能慑，名号所可束缚者邪？

刘曜豕突，本在关中，故僭号之后，仍以雍、秦为务。曜长水校尉尹车谋反，潜结巴酋徐库彭。曜诛车，囚库彭等五十余人，欲杀之。其光禄大夫游子远谏，曜怒，幽之，而尽杀库彭等。于是巴氐尽叛，推巴归善王句渠知为主。四山羌、氐、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乃释子远，用其计，大赦境内，而使子远讨平之。先是上郡氐、羌十余万落，保险不降。（上郡，见第二章第二节。）酋大虚除权渠，自号秦王。子远又破禽其子伊余，降之。西戎之中，权渠部最强，皆禀其命而为寇暴，权渠既降，莫不归附。后曜又亲征氐、羌。（《通鉴》系永昌元年。）仇池杨难敌，率众来距，曜前锋击败之。仇池者，山名，在今甘肃成县西。以山巅有池，故曰仇池，池盖今所谓火山湖也。略阳清水氐杨氏，（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汉献帝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子驹，勇健多计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盘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水成盐。驹后有名千万者，拜为百顷氐王。与兴国氐王阿贵，（兴国，城名，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俱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千万孙飞龙，渐强盛，晋武帝假征西将军。（《魏书·氐传》作平西将军。）还居略阳。无子，养外甥令狐氏子为子，名戊搜。惠帝元康六年，避齐万年之乱，率部落四千家，还保百顷，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愍帝以为骠骑将军左贤王。时南阳王保在上邽，又以戊搜子难敌为征南将军。建兴五年，戊搜卒，难敌袭位。与弟坚头分部曲。难敌号左贤王，屯下辨，（汉道，后汉为县，在成县西。）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汉县，在今甘肃徽县西。以上据《宋书·氐传》及《三国志·四裔传注》引《魏略》。）难敌为曜所败，退保仇池。仇池诸氐、羌，多降于曜。曜西讨杨韬于南安。（韬，南阳王保之将。南安，见第二章第二节。）韬惧，与陇西大守梁勋等降于曜。（陇西，见第二章第二节。）曜又进攻仇池。时曜寝疾，兼疫甚，乃遣使说难敌。难敌即遣使称藩。陈安请朝，曜以疾笃不许。安怒，且以曜为死也，遂大掠而归。曜乘马舆还，使其将呼延寔监辎重于后，安要击，没之。又使将袭拔汧城。（汉汧县，在今陕西陇县南。）西州氐、羌悉从安。安士马雄盛，众十余万。大宁元年，安攻曜征西刘贡于南安。休屠王石武，先以桑城降曜，（桑城，见第二章第四节。）及是，自桑城将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围。安驰归，贡追败其后军。安又驰还赴救，而武骑大至。安众大溃，以骑八千奔陇城。（见第四章第二节。）贡围之。曜又亲征。安突围出，欲引上邽、平襄之众，还解陇城之围。（平襄，汉县，在今甘肃通渭县西南。）而上邽被围，平襄已败，乃南走陕中。（陕同，在陇城南。）曜使将追斩之。陇、上邽降。氐、羌悉下，并送质任。杨难敌闻安平，内怀危惧，奔于汉中。（《宋书》本传云：与坚头俱奔晋寿，臣于李雄。《晋书·成帝纪》：咸和六年，七月，李雄将李寿侵阴平、武都，氐帅杨难敌降之。《李雄载记》：难敌兄弟为刘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质。晋寿，见第三章第六节。阴平，汉道，魏为县，又置郡，在今甘肃文县西北。武都，见第二章第二节。葭萌，见第三章第六节。）曜以其大鸿胪田崧为益州刺史，镇仇池。先是，（《晋书·张茂传》事在大兴四年，《通鉴》系大宁元年。）曜遣其将刘咸攻张茂将韩璞于冀城，（冀，汉县，晋废，在今甘肃甘谷县南。）呼延寔攻宁羌护军阴鉴于桑壁。（胡三省曰：当在南安东。）临洮人翟松、石琮等逐令长，以县应曜。（临洮，秦县，今甘肃岷县。）河西大震。茂出次石头，（胡三省曰：在姑臧城东。姑臧，见第三章第七节。）遣参军陈珍击走之。遂复南安。永昌初，茂使韩璞取陇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及曜平陈安，刘岳方与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陇上长驱至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扬声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茂惧，遣使称藩。曜拜为凉州牧凉王。大宁三年，茂卒，无子，寔子骏嗣，曜复以茂官爵授之。咸和初，骏遣武威大守窦涛、金城大守张阆、武兴大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曾韩璞讨秦州诸郡。（武威、金城，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武兴郡，惠帝永宁中，张轨表合秦、雍流移人所置，在姑臧西北。）曜遣其将刘胤来距。璞军溃。胤乘胜追奔，济河，攻陷令居，（汉县，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入据振武。（胡三省曰：在姑臧东南。）河西大震。曜复攻枹罕。（汉县，晋废，今甘肃导河县。）护军辛晏告急。骏使韩璞、辛岩率步骑二万击之。战于临洮，大为曜军所败。璞等退走。骏遂失河南之地。

［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刘曜兵锋，看似锐利，实则所遇者皆小敌，以之戡定秦、雍，慑服凉州，尚虞不足，况欲长驱中原邪？而曜且荒淫无度。曜之徙都也，起光世殿于前，紫光殿于后。缮宗庙、社稷、南北郊。又立大学、小学。起明观。立西宫。建陵霄台于滈池。（在长安西南。）又将于霸陵西南营寿陵，（霸陵，汉文帝陵，在长安之东。）周回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铜为棺椁，黄金饰之。侍中乔豫、和苞谏，曜乃停之，封豫安昌子，苞平舆子，并领谏议大夫。省明囿，以与贫户。然将葬其父及妻也，复亲如粟邑，以规度之。负土为坟。其下周回二里。作者继以脂烛。怨呼之声，盈于道路。游子远谏，不纳。后复遣使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其侈，亦几与刘聪无异矣。

石勒之破靳明也，遣其左长史王修献捷于曜。曜遗郭汜等署勒大宰，进爵赵王。勒舍人曹平乐，因使留仕于曜，言于曜曰：“勒遣修等来，外表至虔，内觇大驾强弱。谋待修之返，将轻袭乘舆。”时曜势实残弊，惧修宣之。曜大怒，追汜等还，斩修粟邑，停大宰之授。勒大怒，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刘家，人臣之道过矣。（石虎，勒之从子，勒父幼而子之，故或称勒弟，勒此令亦以弟视之，盖胡人不甚重昭穆也。勒杖虎以专征之任，其克定四方，虎战功颇多，故有是言。观是言，便知虎非勒所能制。勒身后之祸，盖势有必至矣。）赵王赵帝，孤自为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大兴二年，勒伪称赵王。勒将石他，自雁门出上郡，（雁门，见第二章第二节。）袭北羌王盆句除，俘获而归。曜大怒，投袂而起，次于渭城。（见第三章第三节。）遣刘岳追之。曜次于富平，（魏县，今陕西富平县。）为岳声援。岳及石他战于河滨，败之，斩他。上郡距襄国远，声势不相接，故勒不能报。大宁二年，勒遣石生屯洛阳。明年，四月，李矩等并溃归。于是关内、河东，皆虞逼处，刘、石兵争始棘矣。生攻曜河内大守尹平于新安，（河内，见第二章第二节。新安，见第三章第三节。）斩之。曜遣刘岳攻生于洛阳。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卫精卒一万，济自孟津。（见第二章第二节。）镇东呼延谟，率荆、司之众，（胡三省曰：时荆州仍属晋，司州之地，多入后赵，刘曜得其民处之关中。或曰：刘聪以洛阳为荆州，此所谓荆、司，皆晋司州之众也。）自崤、渑而东。（崤山，在河南洛宁县西北，西接陕县，东接渑池。渑池之西北，则渑坂也。）岳围石生于金墉。（见第三章第二节。）石虎率步骑四万，入自成皋关。（见第三章第四节。）战于洛西，岳师败绩。岳中流矢，退保石梁。（见第四章第二节。）虎遂堑栅列围。又败呼延谟，斩之。曜亲率军援岳。虎率骑三万来距。曜次于金谷，（在洛阳西北。）夜无故大惊，军溃，退如渑池。（汉县，在今洛宁县西。）夜中又惊，士卒奔溃，遂归长安。虎执岳，送于襄国，坑士卒万六千。此可见曜之不整，其士卒实无战心，不足以临大敌矣。咸和三年，七月，勒遣虎率众四万，自轵关入，（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伐曜河东，进攻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八月，曜尽中外精锐，水陆赴之。自卫关北济。（在今河南汲县。）虎惧，引退。追之，及于高候，（胡三省曰：杜佑曰：今绛州闻喜县北有高候原。闻喜，今山西闻喜县。）大战，败之，斩其将石瞻，枕尸二百余里，收其资杖亿计。虎奔朝歌。（见第三章第三节。）曜遂济自大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攻石生于金墉。荥阳、野王皆降，（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野王，汉县，今河南沁阳县。时后赵皆以为郡。）襄国大震。十二月，勒命石堪、石聪及其豫州刺史桃豹等会荥阳，石虎进据石门。（《水经注》：汉灵帝于敖城西北，垒石为门，以遏浚仪渠口，谓之石门。而荥渎受河水，亦有石门。案敖城，在荥阳西北敖山上。）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诸军集于成皋，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诡道兼路，出于巩、警之间。（巩，东周畿内国，今河南巩县。訾，周邑，在巩县西南。）曜摄金墉之围，陈于洛西。勒攻之，曜军大溃。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将战，饮酒数斗，比出，复饮酒斗余，昏醉奔退，为堪所执，送于襄国，后为勒所杀。曜子熙、胤等，（胤本曜世子，靳准之乱，没于黑匿郁鞠部。曜僭位，遂立熙为大子。后胤自言，郁鞠送之。曜以熙为后妻羊氏所生，羊有宠，哀之，遂未更易。）议西保秦州。尚书胡勋曰：“今虽丧主，国尚全完；将士情一，未有离叛；可共并力距险，走未晚也。”胤怒其沮众，斩之。四年，二月，率百官奔于上邽。关中扰乱。将军蒋英、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阳之众以赴之。胤及刘遵，率众数万，将攻石生于长安。九月，勒使虎率骑二万距胤。战于义渠，（秦县，后汉省，在今甘肃宁县西北。）为虎所败。胤奔上邽。虎乘胜追之，上邽溃，虎执熙、胤并将相诸王等，及其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前赵亡。五年，勒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是岁，八月，遂僭即皇帝位。《晋书·载记》云：勒自襄国都临漳。（即邺，晋避愍帝讳，改为临漳县。）以成周土中，汉、晋旧都，复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然勒实并未能都邺也。

第二节　后赵盛衰

在五胡之中，石勒确可称为一人物，以其性虽剽狡，而于中国之情形，颇能晓解也。羯本小种，所以能纵横中原，几至尽并北方者非其种姓之强大，实由勒在诸胡中剽狡独绝，勒死之后继之者无复雄材；而石虎之淫暴，且为诸胡之冠；而胡、羯遂忽焉以尽矣。

石勒之戕苟晞，杀王浚，破刘琨，没邵续，执段匹磾，害徐龛，皆已见前。时刘遐为兖州刺史，自邹山退屯下邳。（邹山，见第四章第二节。下邳，见第三章第三节。）琅邪内史孙默叛降于勒。（永昌元年八月。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于是冀、并、幽州，辽西以西诸屯结，皆陷于勒。徐、兖间壁垒，亦多送任请降。及曹嶷亡，而青州诸郡县壁垒亦尽陷。祖约退屯寿春，（见第三章第四节。）勒复使其将王阳屯于豫州。先是朝廷以王邃督青、徐、幽、平，镇淮阴。（见第四章第二节。）卞敦为徐州刺史，镇泗口。（在今清河县境。）大宁元年，三月，勒陷下邳，敦退保盱眙。（见第三章第九节。）明年，正月，石瞻复寇下邳。东莞大守竺珍，东海大守萧诞，皆叛降勒。（东莞，见第三章第一节。东海，见第三章第三节。）刘遐又自下邳退保泗口。卞敦以畏懦征。邃、约、遐亦以王敦之乱，还卫京师。乱平，以遐为徐州刺史，代邃镇淮阴。檀赟为兖州刺史，仍守邹山。（檀赟从《本纪》，《载记》作斌。）三年，四月，石良攻邹山，陷之。（石良亦据《本纪》，《载记》作石瞻。）朝以郗鉴督青、兖，仅镇广陵而已。（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时李矩等亦皆溃归，都尉鲁潜，以许昌叛降于勒。（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勒遂尽陷司、兖及徐、豫滨淮州郡。咸和元年，五月，刘遐卒，以郗鉴领徐州刺史，郭默为北中郎将，领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将史迭、卞咸、李龙等不乐他属，共立遐子肇，袭遐故位以叛。诏郭默等讨之。始上道，临淮大守刘矫，（临淮，见第三章第二节。）率将士数百，掩袭遐营，迭等迸走，斩防及咸，又追斩迭、龙于下邳。十一月，石聪攻寿春，不克，遂侵逡遒、阜陵。（汉浚道县，晋作逡道，今安徽合肥县东。阜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历阳大守苏峻遣将韩晃击走之。（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济岷大守刘，将军张阖等叛，（胡三省曰：“《晋志》曰：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将家于济河北，为济岷郡。《大康地志》无此郡，未详。”）害下邳内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明年，峻与祖约俱反。三年，四月，勒攻宛，南阳大守王国叛降于勒。（宛、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石瞻攻河南大守王羡于邾，陷之。（河南，见第二章第二节。邾，汉县，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七月，石聪、石堪陷寿阳，祖约奔历阳。四年，二月，苏峻败，约降于勒。五年，五月，勒将刘征，聚众数千，浮海寇南沙，（晋县，在今江苏常熟县西北。）进入海虞。（晋县，在常熟东。）六年，正月，复寇娄县，（汉县，在今江苏昆山县东北。）掠武进。（晋县，在今江苏武进县西北。）朝以郗鉴戍京口，（见第四章第二节。）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讨平之。（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勒又使其荆州监军郭敬，南蛮校尉董功寇襄阳，（见第三章第四节。）南中郎将周抚奔武昌。（见第三章第九节。）中州流人，悉降于勒。敬毁襄阳，迁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樊城，在襄阳对岸。）王师复戍襄阳。七年，四月，敬又攻陷之。遂南略江西。七月，陶侃遣子斌与江夏相桓宣乘虚克樊城。（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侃兄子臻，与竟陵大守李阳拔新野、襄阳。（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新野，见第三章第三节。）敬旋师救樊，大败，宣复镇襄阳。咸康五年，郗鉴卒，以蔡谟都督徐、兖、青三州，及扬州之晋陵、豫州之沛郡诸军事，领徐州刺史。（沛郡，见第三章第一节。）时石虎于青州造船数百，掠缘海诸县，所在杀戮。谟所统七千余人，所戍东至土山，（在江宁县东。）西至江乘，（见第三章第九节。）几于缘江设守已。

石勒世子兴早死，以第二子弘为世子，僭位后立为大子。弘，程遐之甥也，勒以遐为右长史，总执朝政。又令弘省可尚书奏事，使中常侍严震参综可否，征伐刑断乃呈之。又使弘镇邺，配以禁兵万人；车骑所统五十四营，悉以配之；又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通鉴》：愍帝建兴二年《注》曰：“六夷，盖胡、羯、鲜卑、氐、羌、巴蛮，或曰：乌丸非巴蛮也。”穆帝永和六年《注》曰：“六夷，胡、羯、氐、羌、段氏及巴蛮也。”窃疑当时虽有六夷之名，其种姓并无一定，故前史亦无的说。【1】）盖所以备石虎，然积重之势，断非如是遂能挽救也。咸和八年，七月，勒死。虎执弘。收遐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卫。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恐，让位于虎。虎逼立之。勒妻刘氏谓石堪曰：“皇祚之灭，不复久矣，王将何以图之？”堪曰：“先帝旧臣，皆已斥外，众旅不复由人，宫殿之内，无所措筹。臣请出奔兖州，据廪丘，（见第三章第三节。）挟南阳王为盟主，（南阳王恢，勒少子。）宣大后诏于牧守、征镇，令各率义兵，同讨桀逆。”于是微服轻骑袭兖州，失期不克。遂南奔谯城。（见第三章第三节。）虎遣其将郭太等追击之，获堪于城父，（汉县，在今安徽亳县东南。）送襄国，炙而杀之。征石恢还襄国。刘氏谋泄，虎杀之。尊弘母程氏为皇大后。时石生镇关中，石朗镇洛阳，皆起兵。虎留子邃守襄国，统步骑七万，攻朗于金墉。（见第三章第二节。）金墉溃，获朗，刖而斩之。进师攻长安。以石挺为前锋大都督。生遣将军郭权，率鲜卑涉璝斤众二万为前锋拒之。大战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挺死，虎退奔渑池，汉县，（在今河南洛宁县西。）枕尸三百余里。鲜卑密通于虎，背生而击之。生奔长安，潜于鸡头山。（《括地志》：鸡头山，在成州上禄县东北二十里，在长安西南九百六十里。胡三省曰：原州平高县西百里亦有笄头山，在长安西八百里。按上禄，在今甘肃成县西南。平高，即汉高平，北周改名，见第二章第二节。）虎进攻长安，旬余，拔之。生为部下所杀。郭权据上邽归顺，（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京兆、新平、扶风、冯翊、北地皆应之。（皆见第二章第二节。）虎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骑四万讨之，次于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九年，四月，上邽豪族害权以降。虎废弘为海阳王，并程氏及勒子秦王宏、南阳王恢，幽诸崇训宫，寻杀之。（弘时年二十二。）虎称居摄赵天王。咸康元年，九月，迁于邺。三年，僭称大赵天王。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

石虎本以兵起，故僭位之后，仍志在穷兵，然时胡、羯之势，已成强弩之末，而鲜卑、氐、羌日大，虎之穷兵，遂适以自促其亡矣。诸部落中，鲜卑慕容氏尤盛。建武初，元帝承制，拜慕容廆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大单于、昌黎公，（昌黎，见第二章第二节。）廆让而不受。己遣长史浮海劝进。帝即位，重申前命，廆固辞公封。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推举贤才，委以庶政。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王浚妻舅浚所用，见《浚传》。）意存怀集，而流亡莫赴，毖意廆拘留，乃阴结高句骊及宇文、段氏，谋灭廆而分其地。大兴初，三国伐廆，攻棘城。（见第三章第八节。）廆以计间之。二国引归，宇文悉独官独留，为廆所败。于其营候获玉玺三纽，遣长史裴嶷送于建康。（《本纪》，事在大兴三年二月。）《北史》云：莫廆死，子逊昵延立。攻廆于棘城，为廆所败，乃卑辞厚币，遣使朝贡于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亦见《魏书》本纪。）悉独官，即逊昵延也。二年，十一月，崔毖奔高句骊。元帝使拜廆平州刺史。四年，十二月，加牧，进封辽东郡公，承制海东，置平州守宰。段匹磾之败，末杯仍据辽西。末杯初统其国而不设备，廆遣子皝袭之，入令支，（汉县，在今河北迁安县西。）收其名马、宝物而还。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于建业。勒怒。时逊昵延死，子乞得龟立。大宁元年，勒遣龟击廆。廆克之。乘胜入其国，收其资用亿计，徙其人数万户以归。其后廆与陶侃笺，说宜北伐之意。并赍东夷校尉、辽东相等三十余人疏上侃府，求封廆为燕王。朝议未定。咸和八年，五月，廆卒。皝嗣。皝，廆第三子也。宇文乞得龟为其别部逸豆归所逐，奔死于外。皝讨之。逸豆归惧，请和。皝庶兄翰，骁武有雄才，素为皝所忌。母弟仁、昭，并有宠于廆，皝亦不平之。廆卒，并惧不自容。段末杯卒，弟牙嗣。（大宁三年三月。）牙卒，就六眷之孙辽立。（《通鉴》事在大宁三年，云：慕容廆与段氏方睦，为段牙谋，使之徙都。牙从之，即去令支。国人不乐。段疾陆眷之孙辽，欲夺其位，以徙都为牙罪，十二月，帅国人攻而杀之。辽《魏书》作护辽。）自末杯至辽，晋皆以为幽州刺史。翰出奔辽。仁劝昭举兵废皝。皝杀昭。仁归平郭，（汉县，晋废，在今辽宁盖平县南。）尽有辽东之地。宇文归、段辽及鲜卑，并为之援。九年，成帝遣谒者拜皝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皝自征辽东，克襄平。（汉县，为辽东郡治，在今辽宁辽阳县北。）咸康初，皝乘海讨仁，擒仁，杀之。三年，十一月，皝僭即燕王位。使称藩于石虎，陈段辽宜伐，请尽众来会。虎许之。四年，虎使桃豹、王华统舟师十万出漂渝津。（在今河北天津县北。）支雄、姚弋仲（羌酋，见下节。）统步骑十万为前锋以伐辽。雄长驱入蓟。（见第四章第二节。）辽恐，弃令支，奔于密云山。（在今河北密云县南。）皝攻令支以北诸城，掠五千余户而归。虎怒其不会师，进军击之。攻棘城，不克。虎迁辽户二万余于司、雍、兖、豫，以李农为营州牧，镇令支。段辽自密云山使降于虎，又降于皝。虎使麻秋迎辽，皝子恪伏兵袭败之，拥辽及其部众以归。辽谋叛，皝诛之。其子兰，（《魏书》作郁兰。）为宇文归所执，降于虎。虎谋伐昌黎，遣曹伏将青州之众渡海戍蹋顿城，（未详。）无水而还。因戍于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使典农中郎将王典率众二万，屯田于海滨。又令青州造船千艘。后又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城，（安乐，汉县，在今河北顺义县西南。）以备征军之调。自幽州东至白狼，（汉县，在今热河凌源县南。）大兴屯田，然师出无功，（《本纪》：咸康六年，二月，慕容皝及石成战于辽西，败之，献捷于京师。建元元年，六月，石季龙帅众伐慕容皝，皝大败之。）皝反自蠮螉塞入，（今居庸关。）长驱至蓟，进渡武遂津，（武武遂，汉县，在今河北武强县东北。）入高阳，（晋国，今河北蠡县南。）所至焚烧积聚，徙幽、冀三万余户以归。七年，二月，皝遣其长史刘祥献捷京师，兼言推假之意。并请大举讨平中原。表言朝廷任庾亮之私，又与庾冰书责之。冰以其绝远，非所能制，遂与何充等奏听皝称燕王。是年，皝迁都龙城。（皝筑龙城于柳城北，改柳城为龙城县。柳城故城，在今辽宁兴城县西南。龙城，今热河朝阳县。）段辽之败也，慕容翰奔于宇文归。皝遣商人招之，翰携其二子还。皝使与子垂为前锋，伐克高句骊。建元二年，二月，皝伐逸豆归，仍以翰及垂为前锋归远遁漠北，遂奔高句骊。皝开地千余里，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宇文部自是散灭。归而赐翰死。于是内忧外患皆除，益得专力于石氏矣。

刘曜之败也，张骏复收河南地，至于狄道。（汉县，今甘肃临洮县西南。）置武街、石门、候和、漒川、甘松五屯护军，与石勒分境。（武街，晋县，在今临洮县东。石门，在今导河县西南。候和，在今固原县北。漒川、甘松，皆在今青海东南境，前凉曾置甘松郡，后西秦又置漒川郡。）勒使拜骏官爵，骏不受，留其使。后惧勒，遣使称臣，贡方物，遣其使归。虎之世，骏亦遣其别驾马诜朝之。虎大说。及览其表，辞颇蹇敖，又大怒，使张伏都帅步骑三万击之。与骏将谢艾战于河西，败绩。（建元元年。）永和二年，骏卒，子重华嗣。虎又遣麻秋伐之。秋与伏都伐金城，（见第二章第二节。）大守张冲以郡降。重华使谢艾击破之。秋又陷大夏，（汉县，晋废，张轨复置，骏又置郡，在今甘肃临夏县东南。）围枹罕，（见上节。）欲城长最，（城名，在今甘肃永登县南。）亦为艾所败。三年，虎使石宁率并、司兵二万余人，为秋后继。秋又据枹罕，进屯河内。遣王擢略地晋兴、广武。（皆前凉郡。晋兴，在今青海乐都县东南。广武，在永登县东南，后秃发乌孤都此。）越洪池岭，（在武威东南。）至曲柳。（地名，在洪池岭北。）姑臧大震。（姑臧，见第三章第七节。）重华又使艾距破之。虎此时之用兵，乃如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虮虱，徒自劳敝而已。

胡、羯之中，石勒少知治体，然亦未尝不淫侈。初据襄国，即命徙洛阳晷影，列之庭立桑梓苑。起明堂、辟雍、灵台。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等监营邺宫。及虎僭位，淫侈更甚。咸康二年，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又纳解飞之说，于邺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飞桥，功费数千亿万，桥卒不成。于襄国起大武殿，于邺造东西宫。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粹之。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于其中。东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穷极技巧。又起灵风台九殿于显阳殿后，选士庶之女以充之。后庭服绮縠、玩珍奇者万余人。虎畋猎无度，晨出夜归。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马，匿者要斩。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兼盛营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胡三省曰：河南四州，洛、豫、徐、兖也。）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晋志》曰：石勒平朔方，置朔州。）青、冀、幽州，三五发卒。（三丁发二，五丁发三。）诸州造甲者五十余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虎所害，三分而一。制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将以图江表。于是百姓穷窘，粥子以充军制，犹不能赴，自经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发无已。性既好猎，其后体重，不能跨鞍，乃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虎车四十乘，立三级行楼二层于其上。克期将校猎。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有犯者罪至大辟。（灵昌津，即延津，见第三章第四节。《水经注》云：石勒袭刘曜出此，以冰泮为神灵之助，因号灵昌津。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阳都，汉县，在今山东沂水县南。）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马者，求之不得，便诬以犯兽，论死者百余家。海岱、河济间，人无宁志矣。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有二等。诸公、侯七十余国，皆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发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万余人，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县要媚其旨，务于美淑。夺人妇者，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虎子宣及诸公及私令采发者，亦垂一万。总会邺宫。虎临轩简第诸女，大悦，封使者十二人皆为列侯。自初发至邺，诸杀其夫及夺而遣之缢死者三千余人。荆楚、扬、徐间，流叛略尽。宰、守坐不能绥怀下狱诛者，五十余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侍切谏，虎大怒，遣龙腾拉而杀之。（虎募骁勇，拜为龙腾中郎。）自是朝臣杜口，相招为禄仕而已。麻秋之伐张重华，尚书朱轨，与中黄门严生不协，会大雨霖，道路陷滞不通，生因谮轨不修道，又讪谤朝政，虎遂杀之。于是立私论之条，偶语之律，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滥。公卿已下，朝会以目。吉凶之问，自此而绝。沙门吴进言于虎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此晋字犹今言中国，晋人犹今言中国人也。）虎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凿北城，引水于华林园。当即华林苑。城崩，压死者百余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猎。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出自金明门。（《水经注》：邺城有七门：南曰凤阳门，中曰中阳门，次曰广阳门，东曰建春门，北曰广德门，次曰厩门，西曰西明门，盖即金明门也。）虎从其后宫，升陵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宣既驰逐无厌，所在陈列，行宫四面，各以百里为度，驱围禽兽，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围守重行。烽炬星罗，光烛如昼。命劲骑百余，驰射其中。宣与嬖姬显德美人乘辇观之嬉娱忘返，兽殚乃止。其有禽兽奔逸，当之者坐，有爵者夺马，少驱一日，无爵者鞭之一百。峻制严刑，文武战栗。士卒饥冻而死者，万有余人。宣弓马衣食，皆号为御，有乱其间者，以冒禁罪罪之。所过三州十五郡，（胡三省曰：宣所过三州，盖司、兖、豫也。）资储靡有孑遗。虎复命子韬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晋，（《通鉴》作出自并州，至于秦、雍。）敖既长，欲既纵，志既满，乐既极，而天崩地陷之祸，起于萧墙之内矣。

第三节　冉闵诛胡

一时一地，必有其俗，然此特以大较言之，行事之见于此时此地者，不必其皆风同而道一也。殷、周之世，距今数千岁矣，而其遗俗，犹或见于西南部族之中；欧、非二洲，距美洲皆数千里，而拉丁、条顿诸族，以及黑人之俗，乃错见于新大陆之上；则其明证。一部二十五史，荒淫暴虐之主，以东晋、南北朝之世为多，是何也？则以五胡之所行，固非中国之道也。斯时既有此俗，汉人自亦不免渐染，见废弑之主，人因亦以此等语诬之。然汉人虽染胡俗，其纵恣，究不若胡人之甚。故此等记载，宜分别观之。大抵汉人为君而失德者，史之所载，必诬罔之辞较多，实迹较少，胡人之僭窃者，则反是也。五胡淫暴，胡、羯为甚，而胡、羯之中，尤以石虎父子为甚。其纵恣之深，杀戮之惨，有非中国人所能想像者。然后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而拘墟之士，不足以语于通方也。

石虎之称居摄赵天王也，立其子邃为大子。使邃省可尚书奏事，选牧守，祀郊庙，惟征伐、刑断，乃亲览之。邃自总百揆，荒酒淫色，骄恣无道。或盘游于田，县管而入。或夜出宫臣家，淫其妻妾。妆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又内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之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河间公宣、乐安公韬，有宠于虎，邃疾之如仇。虎荒耽内游，威刑失度。邃以事为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时有所不闻，复怒曰：“何以不呈？”诮责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谓常从无穷长生、中庶子李颜等曰：“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颜等伏不敢对。邃称疾不省事。率宫臣文武五百余骑，宴于李颜别舍。谓颜等曰：“我欲至冀州杀石宣，有不从者斩。”行数里，骑皆逃散，李颜叩头固谏，邃亦昏醉而归。邃母郑氏闻之，私遣中人责邃。邃怒，杀其使。虎闻邃有疾，遣所亲任女尚书察之。邃呼前与语，抽剑击之。虎大怒，收李颜等诘问。颜具言始末。诛颜等三十余人。幽邃于东宫。既而赦之，引见大武东堂。邃朝而不谢，俄而便出。虎遣使谓邃曰：“大子应入朝中宫，何以便去？”邃径出不顾。虎大怒。废邃为庶人。其夜，杀邃及妻张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之中。诛其宫人支党二百余人。废郑氏为东海大妃。立宣为天王皇大子，宣母杜昭仪为天王皇后。（《通鉴》据《十六国》、《晋春秋》，系咸康三年。《考异》云：《燕书》在四年。）以宣为大单于，韬为大尉，与宣迭日省可尚书奏事。右仆射张离，领五兵尚书，专总兵要，而欲求媚于宣，因说之曰：“今诸公侯吏兵过限，宜渐削弱，以盛储威。”宣素疾韬宠，甚悦其言。乃使离奏夺诸公府吏，余兵悉配东宫。于是诸公咸怨。虎又命宣、韬，生杀、拜除，皆迭日省决，不复启。宣使所幸杨杯、牟皮、牟成、赵生等杀韬，欲因虎亲临杀虎。虎将出，其司空李农谏，乃止。事觉，幽宣于席库。（藏席之所。）以铁环穿其颔而锁之。作数斗木槽，和羹饭，以猪狗法食之。虎取害韬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积柴邺北，树标于其上，标末置鹿卢，穿之以绳，倚梯柴积。送宣于标所。使韬所亲宦者郝稚、刘霸拔其发，抽其舌，牵之登梯，上于柴积。郝稚以绳贯其颔，鹿卢绞上。刘霸断其手足，斫眼、溃腹，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烟炎际天。虎从昭仪已下数千，登中台以观之。（中台，即铜雀台，在三台之中，故称。见第四章第二节。）火灭，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杀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数岁，虎甚爱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听，遂于抱中取而戮之，儿犹挽虎衣而大叫，虎因此发病。又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车裂节解，弃之漳水。洿其东宫养猪牛。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皆谪戍凉州。（胡三省曰：赵未得凉州，置凉州于金城，谪使戍凉州之边也。金城，见第三章第二节。）先是散骑常侍赵揽言于虎曰：“中宫将有变，宜防之。”及宣之杀韬也，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诛之。废宣母杜氏为庶人。贵嫔柳氏，尚书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宠于宣，亦杀之。虎追其姿色，复纳耆少女于华林园。（见第三章第一节。此疑即虎用吴进说在邺所筑之华林苑，见上节。）初，戎昭张豺破上邽，获刘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虎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齐公。方十岁，立为大子。刘氏为皇后。时永和四年也。五年，虎僭即皇帝位，大赦。故东宫谪卒高力等万余人，（石宣简多力之士，以卫东宫，号曰高力，置督将以领之。）行达雍城。（见第三章第五节。）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张茂送之，茂皆夺其马，令步推鹿车，致粮戍所。高力督梁犊等，因众心之怨，谋起兵东还。阴令胡人颉独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犊乃自称晋征东大将军，率众攻陷下辩。（见第一节。）逼张茂为大都督大司马，载以轺车。秦、雍间城戍，无不摧陷。斩二千石长吏，长驱而东。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当十余人。虽无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战若神。所向崩溃。戍卒皆随之。比至长安，众已十万。虎子乐平王苞，时镇长安，尽锐拒之，一战而败。犊遂东出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进如洛川。虎以李农为大都督，行大将军事，统卫军张贺、征西张良、征虏石闵等，率步骑十万讨之。战于新安，（见第三章第三节。）农师不利。战于洛阳，又败。乃退壁成皋。（见第三章第四节。）犊东掠荥阳、陈留诸郡。（荥阳，见第三章第三节。陈留，见第三章第四节。）虎大惧，以其子燕王斌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率精骑一万，统姚弋仲、苻洪等击犊于荥阳东，大败之，斩犊首而还。讨其余党，尽灭之。姚弋仲者，南安赤亭羌人。（南安，见第二章第二节。赤亭，在今陇西县西。）《晋书·载记》云：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其后烧当，雄于洮、罕之间。七世孙填虞，汉中元末，寇扰西州，为杨虚侯马武所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那玄孙柯回，为魏镇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回生弋仲。永嘉之乱，东徙榆眉。（亦作隃麋，汉县，晋废，在今陕西汧阳县东。）刘曜平陈安，以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邑之于陇上。石虎徙秦、雍豪杰于关东，弋仲率部众数万，迁于清河。（汉郡，今河北清河县东。）苻洪者，略阳临渭氐人。（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临渭，魏县，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南。）《晋书·载记》云：始其家池中蒲生，长五丈，五节，如竹形，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又谓其降晋后，有说洪称尊号者，洪亦以谶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案《晋书·宣帝纪》：魏明帝青龙三年，有武都氐王苻双、强端，帅其属六千余人来降；（武都，见第二章第二节。）又《李特载记》：有氐苻成，与特弟庠俱归赵廞；则苻之为氏，由来已久；且非洪一族，《载记》之言，其不足信，无待深辩。又云：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则又当时五胡酋长，自托于神明之胄之积习也。洪父怀归，为部落小帅。永嘉之乱，宗人蒲光、蒲突推为盟主。刘曜僭号长安，洪归曜，拜率义侯。（《魏书》云：徙之高陆。高陆，汉高陵县，魏改曰高陆，隋复曰高陵，今仍为县，属陕西。）曜败，洪西保陇山。石虎将攻上邽，洪又请降。（《本纪》，事在咸和三年。）虎灭石生，徙关中豪杰及羌戎，以洪为流人都督，处于枋头。（见第四章第二节。）关中为氐、羌窟穴，虎徙其种落及豪杰而东，盖以为便于制驭，且可抚而用之，然至风尘洞时，则乘机崛起，有非胡、羯所能制者矣。石闵者，本姓冉，内黄人，（内黄，汉县，今河南内黄县。）为虎养孙。闵善谋策，勇力绝人。虎之败于昌黎，闵军独全，由此大显；及败梁犊，威声弥振；胡、夏宿将，莫不惮之，亦非虎所能畜矣。

平梁犊未几，虎疾甚，以子遵为大将军，镇关右；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张豺为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并受遗辅政。刘氏惧斌之辅政也害世，与张豺谋诛之。斌时在襄国，乃遣使诈斌曰：“主上患已渐损，王须猎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猎，遂游畋纵饮。刘氏矫命，称斌无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归第。使张豺弟雄率龙腾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邺，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万遣之。张豺使弟雄等矫虎命杀斌。刘氏又矫命，以豺为大保，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千兵百骑，一依霍光辅汉故事。俄而虎死。（《纪》在永和五年四月。）世即伪位。尊刘氏为皇大后，临朝。进张豺为丞相。豺与张举谋诛李农。举与农素善，以豺谋告之。农惧，率骑百余奔广宗，率乞活数万家，保于上白。（广宗，汉国，后汉为县，在今河北威县东。）刘氏使张举等统宿卫精卒围之。豺以张离为镇军大将军，监中外诸军事，司隶校尉，为己之副。石遵闻虎死，屯于河内。姚弋仲、苻洪、石闵等既平秦、洛，班师而归，遇遵于李城，（《续汉志》：河内平睪县有李城。平睪，在今河南温县东。）说遵讨张豺。遵从之。以闵为前锋。张离率龙腾二千，斩关迎遵。斩张豺，夷其三族。遵僭即伪位。罢上白围。封世为谯王，废刘氏为大妃，寻皆杀之。世立凡三十三日。（此据《载记》。《十六国春秋》同。《通鉴考异》云：四月己已至五月庚寅，凡二十二日。）遵以石斌子衍为皇大子。石闵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石冲时镇于蓟，（见第四章第二节。）留沐坚戍幽州，帅众五万，自蓟讨遵。传檄燕、赵，所在云集。比及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众十余万。遵使石闵与李农等率精卒十万讨之。战于平棘，（汉县，今河北赵县。）冲师大败。获冲于元氏，（汉县，今河北元氏县西北。）赐死。坑其士卒三万余人。石苞时镇长安，谋帅关中之众攻邺。苞性贪而无谋，雍州豪右，知其无成，并遣使告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勋率众赴之，去长安二百余里。（参看第四章第四节。）遵遣车骑王朗，率精骑二万，外以讨勋为名，因劫苞，送之于邺。遵谋诛闵。石鉴以告闵。（鉴亦虎子。）闵劫李农及右卫王基杀遵。诛遵母郑氏，及其大子衍。遵在位百八十三日。鉴僭位。使石苞及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等夜诛闵、农，不克。鉴恐闵为变，伪若不知者，夜斩松、才，并诛苞。时石祇在襄国，与姚弋仲、苻洪等通和，连兵檄诛闵、农。鉴遣石琨为大都督，（琨，虎少男。永和八年，将妻妾数人奔京师。敕收付廷尉。俄斩之于建康市。）与张举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骑七万，分讨祇等。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大守石晖谋诛闵、农，闵、农杀之。（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祅祠。【2】）亦欲诛闵等。时鉴在中台，伏都率三十余人，将升台挟鉴以攻之。鉴临问其故，曰：“卿是功臣，好为官陈力，朕从台观，卿勿虑无报也。”于是伏都及铢率众攻闵、农，不克。屯于凤阳门。闵、农率众数千，毁金明门而入。（凤阳、金明，皆邺城门，见上节。）鉴惧闵之诛己也，驰招闵、农，开门内之，谓曰：“孙伏都反，卿宜速计之。”闵、农攻斩伏都等。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天文志·天变史传验事》言：闵杀诸胡十万余人。【3】）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高鼻多须，滥死者半。《儒林传》言：闵署韦謏为光禄大夫。时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謏谏曰：“胡、羯本为仇敌，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变起须臾，败而悔之，何及？愿诛降胡，去单于之号，深思帝王苞桑之诫。”闵志在绥抚，锐于澄定，闻其言，大怒，遂诛之，并杀其子伯阳。当时立单于之号，乃所以统诸胡。闵既诛胡、羯，而又杀谏臣以媚之，则本非有民族内外之见。盖当时五胡，习以汉族以外诸异族为斗士，攻闵者所用多其人，故闵觇知其不为己用而诛之，所翦除者异己，非有去非种之心也。【4】然各任所之之令一下，胡、羯去而赵人悉来，则民族同异亲疏之义，虽未光大，终阴行于不自知之间，而闵不能引而伸之，以成功而远祸，亦可惜矣。为闵计者当奈何？《隐逸传》言：当时有狄道辛谧者，狄道见上节。性恬静，不妄交游。累征不起。永嘉末，以谧兼散骑常侍，慰抚关中。谧以洛阳将败，故应之。及长安陷，没于刘聪。聪拜谧大中大夫，固辞不受。历石勒、石虎之世，并不应辟命。及闵僭号，复备礼，征为大常。谧遗闵书，言“物极则变，致高则危，宜因兹大捷，归身本朝”。因不食而卒。夫谧，抗志于海宇清晏之时，而受命于洛京危急之日，盖非与世相忘者。峻辞刘、石之命，而独殷勤诒书于闵，盖亦嘉其能除胡、羯，以绥华夏矣。谧岂有拒闵之心哉？所以不食而卒者，盖度闵在北方，终不可以有为，且必不能免于祸，故自杀以坚其归晋之心也。谧亦有心人哉！闵虽非拨乱之才，自不失为一战将。当时在北方，同心大寡，树敌大多，故卒无所成而及于祸。使能归朝而挟晋之所有以为资，杖其名义而北，其情形，自与当日大不相同矣。然则谧之所言，实闵自处之上策，而惜乎闵之不能用也。《载记》言闵僭位后，曾遣使临江告晋曰：“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则亦非无意求援于晋。然既已称尊，更求晋援，则在家天下之世，其势有所不行，故晋遂置诸不答。抑晋当日，君臣习于宴安，荆、扬又相猜忌，必不能奋迅出师，以为闵援，为闵计者，自不如善刃而藏，以为后图之为得，惜乎闵锐于廓清，而短于知计，终不能用智士之言也。

［北朝］鹿角牛头金冠饰

《通鉴》：永和六年，正月，赵大将军闵，欲灭去石氏之迹，托以谶文有继赵李，更国号曰卫，易姓李氏，大赦改元。盖亦有意于伸民族之义，以收民心。然其时民族之义，尚未光大，欲恃是以求多助而摧强敌，实未可恃，况又徒更其名号邪？时则张举及诸公侯、卿校、龙腾等万余人，出奔襄国。石琨奔据冀州。（赵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县。）抚军张沈屯滏口，（在今河北磁县境。）张贺度据石渎，（胡三省曰：魏收《地形志》：邺县有石窦堰。）建义段勤据黎阳，（勤末杯子。黎阳，汉县，今河南濬县。）宁南杨群屯桑壁，（胡三省曰：《括地志》：易州遂城县界有桑丘城。又《水经注》：常山蒲吾县东南有桑中县故城。按遂城，隋县，在今河北徐水县西。蒲吾，汉县，在今河北平山县东南。）刘国据阳城，（胡三省曰：后国自繁阳会石琨击闵，则此阳城乃繁阳城也。按繁阳，汉县，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北。）段龛据陈留，（龛，兰子。《魏书》云：慕容皝杀护辽，郁兰奔石虎，虎以所徙鲜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郁兰死，子龛代之。时盖徙据陈留。）姚弋仲据混桥，（在邺东北。）苻洪据枋头，众各数万。王朗、麻秋自长安奔于洛阳。秋承闵书，诛朗部胡千余。朗奔于襄国。苻洪使子雄击麻秋，获之。（据《洪载记》。《石虎载记》云：秋率众奔于洪。案秋既承冉闵书诛王朗部胡，则非与闵为敌者，无缘奔抗闵之洪也。）石琨及张举、王朗率众七万伐邺。闵率骑千余，拒之城北。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皆应锋摧溃。斩级三千。琨等大败，归于冀州。闵与李农率骑三万讨张贺度。石鉴密遣宦者召张沈等，使乘虚袭邺。宦者以告闵、农。闵、农驰还，废鉴，杀之。诛石虎孙三十八人。尽殪石氏。鉴在位百三日。（鉴之死，《本纪》在永和六年闰月。《通鉴考异》云：《三十国》、《晋春秋》皆云闰正月。按长历闰二月。《帝纪》闰月有丁丑、己丑，是岁正月癸酉朔，若闰正月，即无丁丑、己丑。）闵即皇帝位，国号魏。复姓冉氏。旋诛李农及其三子。

冉闵之百战百胜，颇似项籍、孙策，使与石氏遗孽相角，虽不必其有成，亦未必其遽败，而前燕自辽西而入，挟其方兴之势以临之，其气完，其力厚，则非闵之所能御矣，是亦其所遭之不幸也。慕容皝以永和四年九月死，子儁嗣伪位。明年而石虎死。又明年，儁南伐幽州。石虎刺史王午走，留其将王他守蓟。（见第四章第二节。）儁攻陷其城，斩他。势遂逼近冀州。石鉴之死也，石祇僭称尊号于襄国。六夷据州郡拥兵者皆应之。祇遣其相国石琨，率众十万伐邺。进据邯郸。（见第四章第二节。）镇南刘国，自繁阳会之。闵大败琨于邯郸。国还屯繁阳。张贺度、段勤与刘国、靳豚会于昌城，（魏收《地形志》：魏郡昌乐县有昌城。昌乐，后魏县，在今河北南乐县西北。）将攻邺。闵遣尚书左仆射刘群为行台都督。使其将王泰、崔通、周成等帅步骑十二万，次于黄城。（未详。）闵躬统精卒八万继之。战于苍亭，（胡三省曰：在河上，西南至东阿六十里。东阿，见第四章第二节。）贺度等大败。追斩豚于阴安乡。（汉阴安县，在今河北清丰县北。）尽俘其众，振旅而归。戎卒三十余万；旌旗钟鼓，绵亘百余里；史称“虽石氏之盛，无以过之”，盖以是示强也。然惟中不足者，乃欲藉虚声以慑敌，此亦未足以欺敌矣。史又言“闵至自苍亭，行饮至之礼。清定九流，准才受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魏、晋之初”，可见闵非粗才，惜其所值之敌，大多大逼，不及施展也。闵率步骑十万，攻石祇于襄国。百余日。祇大惧，去皇帝之号，称赵王，使诣慕容儁、姚弋仲乞师。会石琨自冀州援祇，弋仲复遣子襄率骑三万八千，儁遣将军悦绾率甲卒三万至。三方劲卒，合十余万。闵将出击之。卫将军王泰谏曰：“穷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强救云集，欲吾出战，腹背击我。宜固垒勿出，观势而动，以挫其谋。今陛下亲戎，如失万全，大事去矣。”闵将从之。道士法饶进曰：“大白经昴，当杀胡王，一战百克，不可失也。”闵攘袂大言曰：“吾战决矣，敢谏者斩。”于是尽众出战。姚襄、悦绾、石琨等三面攻之，祇冲其后。闵师大败，与十余骑奔邺。降胡栗特康等执冉胤及左仆射刘琦等送于祇，尽杀之。百官及诸将士，死者十余万人，于是人物歼矣。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自石虎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闵悔之。诛法饶父子，支解之。赠韦謏大司徒。石祇使刘显率众七万攻邺。去邺二十三里。闵召王泰议之。泰恚其谋之不从，辞以创甚。闵亲临问之，固称疾笃。闵怒，还宫，顾谓左右曰：“巴奴，乃公岂假汝为命邪？”（此亦六夷不与闵同心之一证。）要将先灭群胡，却斩王泰。于是尽众而战，大败显军。追奔及于阳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斩首三万余级。显惧，密使请降，求杀祇为效。闵振旅而归。会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将奔关中。闵怒，诛泰，夷其三族。刘显果杀祇，传首于邺，送质请命。骠骑石宁奔于柏人。（汉县，今河北唐山县西。）刘显复率众伐邺。闵击败之。显还，称尊号于襄国。率众伐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闵留其大将军蒋干等辅其大子智守邺，亲率骑八千救之。击显，败之。追奔及于襄国。显大将曹伏驹开门为应，遂入襄国，诛显及其公卿已下百余人。焚襄国宫室，迁其百姓于邺。（《纪》八年正月。《通鉴考异》曰：《十六国春秋钞》在二月。《燕书》在三月己酉。）先是慕容彪陷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杀闵宁北白同。幽州刺史刘准降于慕容儁。儁略地至于冀州。闵距之。与慕容恪相遇于魏昌。（汉苦陉县，后汉改曰汉昌，魏改曰魏昌，今河北无极县东北。）十战皆败之。俄而众寡不敌，溃围东走。行二十余里，马无故而死，为恪所禽。时永和八年四月也。儁送闵龙城，斩于遏陉山。恪进据常山，遂进攻邺。儁又遣慕容评围邺。九月，执闵妻董氏、大子智送蓟。（参看第六节。）儁遂僭帝位于中山。

第四节　庾氏经营北方

石虎自毙，实为晋室恢复北方之一好机会，以斯时北方，骤失统一；氐苻、羌姚，皆一侨居部落，其力甚薄；前燕气力，虽较雄厚，亦甫及河北也。然晋下游兵力不振；上游兵虽较强，而不能专意于北，遂至坐失良机，恢复之图，终成画饼矣。此则积年之因循，与内外之相猜为之也。今略述其事如下：

石勒之死也，石聪以谯来降。（谯，见第三章第三节。）聪，勒之养子也。孔坦与之书，说以反族归正，图义建功。然时石虎尚能控制其境内，晋朝不能出师，而望聪之自奋，亦难矣。石生起关中，遣使来降；生败，其将郭权，又来归顺；晋亦未能应接。石虎既自立，其徐州从事朱纵，又斩其刺史郭祥，以彭城来降。（彭城，汉郡，今江苏铜山县。）虎遣王朗击之，纵奔淮南。咸康元年，虎自率众，南寇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加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诸军以御之。虎临江而还。又使石遇寇中庐。（汉县，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南。）遂围桓宣于襄阳。（见第三章第四节。）荆州之众救之。攻守二旬，遇军中饥疫，乃还。初周访据襄阳，颇有宣力中原之意。访死，甘卓以老耄继之。王敦居荆州，则意在作逆，而不在于敌。敦败，荆州入于陶侃之手。侃本非有远志，加亦衰耄。尝使长史王敷聘于石勒。（见《载记》。）苏峻将冯铁，杀侃子，奔于勒，勒以为戍将，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杀之，志在与勒相安而已。时桓宣镇襄阳。史称其招怀初附，劝课农桑，能得众心。十余年间，石虎再遣骑攻之，每以寡弱距守。论者以为次于祖逖、周访。然区区一镇之力，又承残破之余，能自守已不易矣。逮陶侃卒，庾亮代镇荆州，慨然有开复中原之志，而上流之形势乃一变。

咸康五年，庾亮解豫州，以授毛宝。使与西阳大守樊峻，以精兵一万，俱戍邾城。（西阳，见第四章第三节。邾，见本章第二节。）亮弟翼为南蛮校尉，南郡大守，镇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以武昌大守陈嚣为梁州刺史，趣子午。（武昌，见第三章第九节。子午谷，在陕西长安、洋县间。北口曰子，在长安南百里。南口曰午，在洋县东百六十里。）亮当率士众十万，据石头城，此石头城在襄阳。为诸军声援。上疏欲并佃并守，修进取之备。比及数年，乘胜齐进，以临河、洛。又言淮泗、寿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所宜进据。帝下其议。王导与亮意同。郗鉴议以资用未备，不可大举。大常蔡谟，则力言石虎之强，不宜远进。导非有志于恢复者，是时之同亮，盖不欲与亮立异也。郗鉴之论，自是老成持重之见，然亮意本云俟诸数年之后。至蔡谟之论，则似持重而实怯耎。国之强弱，不在一人。谟谓贼之强弱，在虎之能否，其说先已不通，况其所夸称，如拔金墉，斩石生等，非必虎之强邪？谟谓“王师与贼，水陆异势，便习不同。寇若送死，虽开江延敌，以一当十，犹吞之有余。宜诱而致之，以保万全。若弃江远进，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惧非庙胜之算”。其只图画江，不图进取之意，昭然可见矣。而朝议同谟，亮遂不果移镇。时石虎使夔安统五将、步骑七万寇荆、扬北鄙。其将张貉陷邾城，因寇江夏、义阳，（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义阳，见第二章第三节。）毛宝、樊峻及义阳大守郑进并死之。夔安等进围石城，竟陵大守李阳距战破之。（竟陵郡，治石城，见第三章第九节。）安乃退，略汉东，拥七千余家，迁于幽、冀。史称亮感慨发疾，明年正月卒。案夔安之寇，晋虽有所丧，未为大挫。亮之恢复，本不计近功，何乃因此发疾，遂至于死？史于庾氏多诬辞，恐此说亦不足信也。亮既卒，以翼为荆州刺史，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镇武昌。

时郗鉴亦寝疾，上疏逊位。言“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大常臣谟，平简贞正，素望所归，谓可以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晋陵内史迈，（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疏奏，以蔡谟为鉴军司。鉴卒，（咸康五年八月。）遂以谟为徐州刺史。观鉴所陈，可见当时下流兵力之弱，以骄蹇如谟者处之，庸有济乎？（穆帝时，谟迁侍中司徒，固让。皇大后遣使喻意。自永和四年冬至五年末，诏书屡下，谟固守所执。六年，复上疏，以疾病乞骸骨。帝临轩，遣征谟，谟陈疾笃，使主簿谢攸对。自旦至申，使者十余反，而谟不至。时帝年八岁，甚倦，问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来？临轩何时当竟？”君臣俱疲弊。皇大后诏：“必不来者宜罢朝。”中军将军殷浩奏免吏部尚书江虨官。简文时为会稽王，命曹曰：“蔡公傲违上命，无人臣之礼。若人主卑屈于上，大义不行于下，亦不知所以为政矣。于是公卿奏谟悖慢慠上，罪同不臣。臣等参议，宜明国宪。请送廷尉，以正刑书。”谟惧，率子弟素服，诣阙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大后诏依旧制，免为庶人。前倨后恭，可发一噱。《荀羡传》：羡自镇来朝。时谟固让司徒不起。殷浩欲加大辟，以问于羡。羡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此谟之所以敢于骄蹇也。凡骄蹇于内者，必屈伏于外，甚有不恤降敌以快其反噬之心者矣。王敦、桓温，徒以傲上，不能敌忾，况谟乎？）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诏令攻寿阳。谟上疏曰：“寿阳城小而固。自寿阳至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城壁相望，其间远者，裁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且王师在路，五十余日，大军未至，声息久闻，贼之邮驿，一日千里，河北之骑，足以来赴。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对坚敌，顾临归路，此兵法之所诫也。”仍是怯弱退守之计而已。

庾翼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翕然。自河以南，皆怀归附。建元元年，七月，石虎汝南大守戴开率数千人诣翼降。（汝南，见第二章第三节。）翼遣使东至辽东，西到凉州，要结二方，欲同大举。慕容皝、张骏并报使请期。九月，翼移镇安陆。（见第三章第九节。）并使桓宣进取丹水，以摇秦、雍。（时以宣为梁州刺史。）上疏请令桓温渡戍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时温为徐州刺史。）何充移据淮泗、赭圻，（赭圻，岭名，在今安徽繁昌县西。充时为扬州刺史。）路永进屯合肥。（见第三章第九节。）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违诏辄行。至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复上表徙镇襄阳。（表言所调借牛马，来处皆远。百姓所畜，谷草不充，并多羸瘠，难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渐枯，往反二千，或容踬顿。辄便随事筹量，权停此举。又山南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运漕用功，实为艰阻。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是以辄量宜入沔，徙镇襄阳。史言翼本欲向襄阳，虑朝廷不许，故以安陆为辞。当时朝臣，率多怯耎，疆臣欲任事者，诚亦非易，此亦激成王敦、桓温不臣之一端也。）时举朝谓之不可，惟翼兄冰意同。桓温及谯王无忌，（氶子，氶见第四章第三节。）亦赞成其计。十月，以冰为江州刺史，镇武昌，以为翼援。翼令桓宣进伐石虎将李罴，为所败。翼怒，贬其秩，使移戍岘山。（在襄阳南。）宣发愤，明年八月，卒。翼以长子方之为义成大守，代领宣众。（《宣传》云：陶侃使宣镇襄阳，以其淮南部曲立义成郡，《地理志》及《宋书·州郡志》并云郡孝武时立，盖中废复置？《宋志》：义成郡治均州，当在今湖北光化县西北。《隋志》谓谷城县即义成改置，不知何时移治。谷城，今湖北谷城县也。）司马应诞为襄阳大守，司马勋为梁州刺史，戍襄阳。（宣帝弟恂子遂，封济南王。二子：眈、缉。眈嗣。徙封中山。薨，无子，缉继。成都王颖使距王浚，没于陈，无子，国除。勋为刘曜将令狐泥所养。咸和六年，自关右还，自列云是恂之玄孙，遂之曾孙，略阳大守瓘之子，其信否不可知也。）十一月，庾冰卒。翼留方之戍襄阳，还镇夏口。诏使翼还督江州。翼欲移镇乐乡，（见第三章第九节。）诏不许。翼缮修军器，大佃积谷，欲图后举。永和元年，七月，卒。部将于瓒、戴义等作乱，翼长史江虨、司马朱焘、将军袁真等共诛之。翼表以第二子爰之行荆州刺史，朝以桓温代翼，又以刘琰代方之。方之、爰之，皆徙于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于是上流事权，入于桓温之手矣。已见第四章第四节。庾翼之北伐，举朝异议。中书侍郎范汪，为亮佐吏十余年，亦上书固谏。其说则谓奉师之费，皆当出于江南，运漕不继；又桓宣招怀携贰，待之以至宽，御之以无法，其众实不可用；而东军不进，势甚孤县也。其说自非无见。然时中国，丧乱方剡，厚集其力，自必有乘时大举之机。亮、翼经营上流，历时一纪，荆、江强富，职此之由。其后桓温北征，颇致克捷，所因者实亮、翼之成资也。然温意在自营，故不克罄其力于北略。使以亮、翼之公忠，处温之时势，其所成就，必与温大异矣，而惜乎其兄弟之皆无年也。

第五节　桓温灭蜀

晋室东渡，虽云偏安，然其时叛者，实不过胡、蜀耳。胡强蜀弱，庾氏兄弟，志在平胡，其于蜀，特于咸康五年，遣偏师伐之，执其荆州刺史及巴郡大守而已。（巴郡，见第三章第六节。）桓温之志，在于自张权势，欲张权势，必立功名；欲立功名，必先其易者；故平胡之谋，一变而为伐蜀。

李氏诸子，本尚不足语于奸雄，特乱民之窃据者耳。然其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亦相寻。李雄性宽厚，能简刑约法。其赋：男子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希，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颇获休养生息之效焉。然雄意在招致远方，国用不足，诸将每进金银珍宝，多有以之得官者。又国无威仪，官无禄秩；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对；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攻城破邑，动以虏获为先，故卒不能有所为。盖李氏本不知治体，加以居偏僻之区，故其无规模如此也。

李氏骨肉相争，实自李雄、李流时已然，已见第三章第六节。雄立兄荡之子班为大子。李骧谏，不听。退而流涕曰：“乱自此始矣。”咸和八年，雄死，（据《载记》。《本纪》在九年。）班嗣伪位。以骧子寿录尚书事，辅政。明年，雄子越杀班于殡宫。以弟期为雄妻任氏所养，让位焉。期诛班弟都。使寿伐都弟玝于涪。（见第三章第六节。）玝弃城降晋。期以越为相国、大将军、录尚书事。期外任尚书令景骞，尚书姚华、田褒，内信宦竖许涪等，国之刑政，希复关之卿相。诬其尚书仆射李载谋反，下狱死。咸康二年，晋遣司马勋安集汉中，期遣李寿攻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郑。（秦县，今陕西南郑县东。）雄子霸、保，并不病而死，皆云期鸩杀之。于是大臣怀惧，人不自安。期多所诛夷，籍没妇女资财，以实后庭。内外凶凶，道路以目。李寿代李玝屯涪，期谋袭之。已而鸩杀寿养弟攸。寿率步骑一万回成都，杀越及景骞等。矫任氏令，废期，幽之别宫。期自缢死。雄子皆为寿所杀。初巴西龚壮，（巴西，见第三章第六节。）与乡人谯秀齐名。父、叔为李特所害。寿聘秀，以为宾客。数礼聘壮。壮虽不应聘，然数往见寿。寿每问壮以自安之术。壮欲假手报仇，因说寿并有西土，称藩于晋。寿然之。阴与长史略阳罗恒、巴西解思明共谋，（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以李奕为先登，袭克成都。恒、思明、奕、王利等劝寿称益州牧、成都王，称藩于晋。而任调与司马蔡兴、侍中李艳及张烈等劝寿自立。寿遂僭即伪位。（《载记》：期自杀在咸康三年，寿僭位在四年。《本纪》：四年，四月，李寿杀李期，僭即伪位，国号汉，盖两事并书之。）以安车束帛，聘龚壮为大师，壮固辞，特听缟衣素带，居师友之位。有告广汉大守李乾与大臣通谋，欲废寿者，寿令其子广与大臣盟于前殿，徙乾为汉嘉大守。（广汉汉嘉，皆见第三章第六节。）寿遣其散骑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广聘于石虎。先是虎遗寿书，欲连横入寇，约分天下。寿大悦。乃大修船舰，严兵缮甲，吏卒皆备糇粮。以其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大阅军士七万余人。舟师溯江而上。过成都，鼓噪盈江。寿登城观之。其群臣咸曰：“我国小众寡，吴会险远，图之未易。”解思明又窃谏恳至。寿于是命群臣陈其利害。龚壮谏曰：“陛下与胡通，孰若与晋通？胡豺狼国也，晋既灭，不得不北面事之，若与之争，则强弱势异。愿陛下熟虑之。”群臣以壮之言为然，叩头泣谏。寿乃止。士众咸称万岁。此可见蜀人之无战心矣。初张骏遣使遗雄书，劝去尊号，称藩于晋。雄复书曰：“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于帝王也。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知欲远遵楚、汉，尊崇义帝，《春秋》之义，于斯莫大。”后骏、遣傅颖假道于蜀，通表京师，雄弗许。骏又遣治中从事张称藩于蜀，托以假道。雄大悦，谓淳曰：“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强，何不自称帝一方？”曰：“寡君以乃祖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下之耻，解众人之倒县，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惭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地，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夏，亦当率众辅之。”史又言巴郡尝告急，云有东军，雄曰：“吾尝虑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为耿耿，不图乃能举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谭，多如此类。盖李氏本羁旅之人，无有大志，而又处闭塞之地，不知外间情形，遂至忽自卑、忽自大如此也。李寿久为将帅，似有才能，然其不知治体，亦与前人相类。其将李宏，奔于石虎，寿致书请之，题曰赵王石君。虎不悦，付外议之。中书监王波议宜书答之，并赠以楛矢，使寿知我遐荒毕臻也。宏既至，寿欲夸其境内，下令曰：“羯使来庭，贡其楛矢。”虎闻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书监。后荧惑守房，又追以此罪要斩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厌之。寿后病，解思明等复议奉王室，寿不从。李演自越巂书，（越巂，见第三章第六节。）劝寿归正返本，释帝称王。寿怒，杀之，以威龚壮、思明等。壮作诗七篇，托言应璩以讽寿。寿报曰：“省诗知意。若今人所作，贤哲之话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辞耳。”动慕汉武、魏明之所为，耻闻父兄时事，上书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胜之，可谓沐猴而冠者也。

寿既不知治体，而又颇任威刑。闻石虎虐用刑法，王逊亦以杀罚御下，并能控制邦邑，寿心欣慕，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械器，事未充盈；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兴尚方御府，发州郡工巧以充之。广修宫室，引水入城，务于奢侈。又广大学，起䜩殿。百姓疲于役使，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其左仆射蔡兴切谏，寿以为诽谤，诛之。右仆射李嶷，数以直言忤旨，寿积忿非一，托以他罪，下狱杀之。咸康八年，寿死。（亦据《载记》，《本纪》在建元元年八月。）子势立。弟大将军汉王广，以势无子，求为大弟。势弗许。马当、解思明以势兄弟不多，若有所废，则益孤危，固劝许之。势疑当等与广有谋，遣其大保李奕袭广于涪城，命董皎收马当、思明斩之，夷其三族。贬广为临邛侯。（临邛，秦县，今四川邛徕县。）广自杀。李奕自晋寿举兵反之。（晋寿，见第三章第六节。）蜀人多有从奕者，众至数万。势登城距战。奕单骑突门，门者射而杀之，众乃溃散。初蜀土无僚，至此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梓潼，（皆见第三章第六节。）布在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势既骄吝，而性爱财色，常杀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国事。夷僚叛乱，军守离缺，境宇日蹙，加之荒俭。性多忌害，诛害大臣，刑狱滥加，人怀危惧。而其势不可支矣。盖偏方之国，天泽之分未严，觊觎之情不戢，君臣上下，相煎日急；而又奕世之后，寖趋骄侈，其初年恃宽俭与民相安之风日衰，以至于此也。

桓温欲伐蜀，谋之于众，众以为不可。惟江夏相袁乔劝之。（谓今天下之难，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方胡为弱，将欲除之，先从易者。蜀人自以斗绝一方，不修攻战之具。若以精卒一万，轻军速进，比彼闻之，我已入其险要，李势君臣，不过自力一战，禽之必矣。蜀土富实，号称天府。袭而取之，有其人众，此国之大利也。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永和二年，十一月，温乃使乔领二千人为军锋。师次彭模，（今四川彭山县。）议者欲两道并进，以分贼势。乔曰：“今分为两军，万一偏败，则大事去矣。不如弃去釜甑，赍三日粮，全军而进。”温以为然。命参军周楚、孙盛等守辎重，自将步卒，直指成都。势遣李福与昝坚从山阳趣合水距温。（山阳，谓青衣山之南也。山在今乐山县东。合水，青衣江入江处。）诸将欲设伏于江南，以待王师，坚不从，从江北向犍为。而温于山阳出江南。坚到犍为，方知与温异道，回从沙头津北渡。（沙头津，当在犍为东。）及至，温已造成都之才里陌，坚众自溃。势悉众与温战于笮桥，（在成都东南。）大溃。势走葭萌，（见第三章第六节。）请降。时三年正月也。送于建康，封归义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四月，势将邓定、隗文等反，入据成都，七月，立范长生子贲为帝。【5】十二月，征西督护萧敬文又反，据涪城，自号益州牧。遂取巴西，通于汉中。时以周抚为益州刺史。五年，四月，抚与龙骧将军朱焘击范贲，获之。讨萧敬文，不能克。温又使司马勋会之。敬文固守。自八年二月至于八月，乃降。斩之，传首京师。蜀平。

第六节　殷浩桓温北伐

永和五年，四月，石虎死。五月，石遵废石世自立。六月，其扬州刺史王浃以寿春来降。（寿春，见第三章第四节。）褚裒表请北伐。七月，裒率众三万，径造彭城。（见第四节。）河朔士庶，归降者日以千计。裒先遣督护王龛伐沛，（见第三章第一节。王龛《裒传》作徐龛，今从《本纪》。）获伪相支重。鲁郡山有五百余家，亦建义请救。（鲁郡，见第三章第四节。）裒建龛领锐卒三千迎之。军次代陂，（未详。或云：当在沛县境。）为李农所败，（李农，《裒传》作李蒐，今从《本纪》。《载记》与《本纪》同。）龛死之。八月，诏裒退屯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西中郎将陈逵焚寿春而遁。时遗户二十万口渡河将归顺，会裒已还，威势不接，莫能自拔，死亡咸尽。（《裒传》。元文尚有“为慕容皝及苻健之众所掠”句，《通鉴》删之。《考异》云：“是时慕容皝卒已逾年，永和六年，慕容儁始率众南征；石鉴即位，苻洪始有众十万，永和六年，洪死，健始嗣位；皆与裒不相接，今不取。”）裒忧慨发病，十二月，卒。以荀羡为徐州刺史。先是桓温亦出屯安陆，（见第三章第九节，时在六月。）遣诸将讨河北。石遇攻宛，陷之，执南阳大守郭启。（十月。南阳治宛，见第三章第四节。）雍州豪杰召司马勋，勋出骆谷，（在陕西厔县西南。）进次县钩。（《晋书》云：去长安二百余里。时在十月。）遣部将刘焕攻长安。关中郡县，皆杀大守、令、长以应勋。而勋兵少，未能自固，为王朗所距，释县钩，拔宛而还。（参看第三节。）是岁，十一月，石鉴杀石遵自立，六年，闰月，冉闵诛鉴；至八年四月，而为慕容儁所灭，北方每每大乱，苻洪、（永和六年闰月来降。）段龛、（时东屯广固，永和七年正月来降。广固，见第四章第二节。）张遇、（冉闵豫州牧。永和七年八月，以许昌来降。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姚弋仲、永和七年十一月来降。）魏脱、（《本纪》云冉闵将，永和七年十一月来降。《载记》作魏统，云闵兖州刺史。）周成、（《本纪》与高昌、乐立、李历均云石虎将，以永和七年十二月来降。成时屯廪丘。《载记》云：成为冉闵徐州刺史。廪丘，见第三章第三节。）高昌、（时屯野王。野王，见第五章第一节。）乐立、（时屯许昌。）李历、（时屯卫国。卫国，见第三章第四节。）吕护、（《载记》云：闵平南高崇，征虏吕护，执洛州刺史郑系，以三河归顺。此洛州为石氏所置，治洛阳。护先尝据鲁口，见下。）王擢等擢，（《纪》云石虎故将。以永和八年七月降。）先后来降。晋初不能应接，更无论挟以攻战矣。故北方纷纷，仍不能为晋有。

北方诸豪中，首先自立者为苻秦，以关中本氐、羌巢穴，其时较诸东方，稍觉宁静，而苻氏先据之也。苻洪之降晋也，晋授以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子健，假节，监河北诸军事。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永和六年，三月，麻秋因宴鸩洪，将并其众。健收斩秋。去秦王之号，称晋爵，告丧于京师，且听王命。时京兆杜洪据长安，（京兆，见第二章第二节。）自称晋雍州刺史，戎、夏多归之。八月，健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尽众西行。（《洪载记》曰：洪谓博士胡文曰：“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又曰：洪将死，谓健曰：“所以未入关者，言中州可指时而定。今见困竖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办，关中形胜，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此乃苻氏自夸之辞。观洪自称三秦王，便知其早有入关之意。《载记》又言：麻秋说洪西都长安，洪深然之，更可见此中消息。当时诸种落被迁者，原皆急欲乘乱归故土也。洪盖欲西归而未及耳。）弟雄率步骑五千入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兄子菁自轵关入河东。（轵关，见第一节。）自统大众，继雄而进。至长安，洪奔司竹（在今陕西盩厔县东南。汉有竹丞，魏置司守之。）健入都之。遣使献捷京师，并修好于桓温。七年，正月，健僭称天王、大单于。杜洪招司马勋，勋率步骑三万入秦川。四月，健败之于五丈原。（在今陕西郿县东南。）八年，五月，健僭即皇帝位。杜洪屯宜秋，（县名，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为其将张琚所杀。琚自立为秦王。健率步骑二万攻琚，斩其首。（据《载记》。《司马勋传》云：永和中，张琚据陇东，遣使招勋。勋复入长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侠侮洪。洪知勋惮琚兵强，因说勋曰：“不杀张琚，关中非国家有也。”勋乃伪请琚，于坐杀之。琚弟走池阳，合众攻勋。勋频战不利，请和，归梁州。《晋书·勋传》，语多不确，今不取。池阳，见第三章第五节。）使苻雄攻王擢，擢奔凉州。关中粗定矣。

姚弋仲归晋较晚，晋授以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大单于，而以其子襄督并州，为并州刺史。永和八年，弋仲卒。襄秘丧，率户六万，南攻阳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元城、（汉县，今河北大名县。）发干，（汉县，今山东堂邑县西南。）皆破之。至荥阳，（见第三章第三节。）乃发丧成服。与高昌、李历战于麻田，（胡三省曰：荥、洛之间，地名有豆田、麻田，各因人所种艺而名之。）马中流矢死，赖其弟苌以免。晋处襄于谯城，（见第三章第三节。）遣五弟为任。《载记》言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夏”。又言“襄前后败丧，众知襄所在，辄扶老携幼，奔驰而赴之。其为桓温所败也，或传襄创重不济，温军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挥涕”。虽或过誉，当非全虚，其才略或在苻健之上。然寄居晋地，四面迫敌，不如健之入关，有施展之地矣。

［东晋］顾恺之·斫琴图（局部）

《斫琴图》描绘古代文人学士正在制作音色优美、颇具魅力的古琴的场景。画中有14人，或断板、或制弦、或试琴、或旁观指挥，还有几位侍者（或学徒）执扇或捧场。

时河南一片土，为秦、燕所共觊觎。永和八年，二月，张遇叛，使其党上官恩据洛阳。四月，豫州刺史谢尚帅姚襄与遇战于诫桥，（在许昌。）败绩。苻健使弟雄援遇，因袭遇，虏之。仍以为豫州刺史，镇许昌。是月，冉闵为慕容儁所灭。儁复遣兵围邺。蒋干遣侍中缪嵩、詹事刘猗奉表归顺，且乞师。初，谢尚使濮阳大守戴施据枋头。（濮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枋头，见第四章第二节。）及是，自仓垣次于棘津，（仓垣，见第三章第四节。棘津，见第四章第二节。）止猗不听进，而责其传国玺。猗使嵩还邺复命。干沉吟未决。施乃率壮士百余入邺，助守三台。（三台，见第四章第二节。此据《载记》。《谢尚传》云：施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登三台助戍。）谲之曰：“且出玺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须得玺，当驰白天子耳。闻玺已在吾处，信卿至诚，必遣军粮，厚相救饷。”干以为然，乃出玺付之。施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阴令怀玺送于京师，而冉氏长水校尉马愿、龙骧田香开门降慕容评。施、融与干，悬缒而下，奔于仓垣。于是燕人亦浸浸南下矣。

秦、燕交侵，而晋人不能北师者，则以其内外相持，不徒不能协力，且互相牵掣也。初长平殷浩，（长平，晋县，属陈郡，未详今地所在。）弱冠有美名。【6】三府辟，皆不就。庾亮引为记室参军，累迁司徒左长史。庾翼复请为司马，除侍中、安西军司，并称疾不起。于时拟之管、葛。王濛、谢尚，常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因相与省之。知浩有确然之志，既返，相谓曰：“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源，浩字。）庾翼诒浩书曰：“当今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恐不得百年无忧。足下少标令名；十余年间，位经内外，而欲潜居利贞，斯理难全。且夫济一时之务，须一时之胜，何必德均古人，韵齐先达邪？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正当抑扬名教，以静乱源，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及其末年，人望犹存，思安惧乱，寄命推务，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虏，弃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实之未定，弊风之未革也。”史言浩善玄言，为风流谈论者所宗，世多以成败论人，遂以浩为虚名无实。【7】其实清谈者或无实济，有实济者不必皆不善玄言。梁武帝尝讲经、舍身，陈武帝亦然，二帝可同日语乎？庾翼、谢尚，皆干济之才，翼兄弟尤尚综核名实，而其慕浩如此；翼与浩书，极论王衍之失，正见浩非其俦；知浩非沽名养望之流也。穆帝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继卒，（充卒于永和二年正月。）简文帝时在藩，始综万几，褚裒荐浩，征为扬州刺史。浩频陈让，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桓温灭蜀，威势转振，朝廷惮之。简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引为心膂以抗温。为是与温颇相疑贰。会遭父忧，去职，时以蔡谟摄扬州以俟浩。服阕，征为尚书仆射，不拜。复为扬州刺史。遂参综朝权。颍川荀羡，少有令闻，浩擢为义兴、吴郡，以为羽翼。（颍川，见第三章第三节。义兴，晋郡，今江苏宜兴县。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王羲之密说浩、羡，令与桓温和同，浩不从。温与朝廷，是时已成无可调和之势。晋朝欲振饬纪纲，自不得不为自强之计。羲之性最怯耎，其说浩、羡与温和同，亦不过为苟安目前之计，然亦未能必温之听从也。而世或以不能和温为浩罪，则瞽矣。六年，闰月，浩加督扬、豫、徐、兖、青五州。桓温欲率众北征，上疏求议水陆之宜，久不报。温知朝廷杖浩抗己，甚忿之。虽有君臣之迹，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胡三省曰：永和元年，温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五年，遣滕畯帅交、广之兵伐林邑，盖是时已加督交、广矣。）七年，十二月，声言北伐。拜表便行。顺流而下，行达武昌。众四五万。或劝浩引身告退。吏部尚书王彪之言于会稽王曰：“若殷浩去职，人情崩骇，天子独坐，当有任其责者，非殿下而谁？”又谓浩曰：“彼抗表问罪，卿为其首。事任如此，猜衅已搆，欲作匹夫，岂有全地邪？且当静以待之。令相王与手书，示以款诚，陈以成败。当必还旆。若不顺命，即遣中诏。如复不奉，当以正义相裁。无事匆匆，先自猖獗。”王与温书，温即还镇。是时未有衅端，温必不敢遽冒天下之大不韪，特欲以虚声恐动，冀朝廷自堕其术中耳。知其情而不为所动，则其技穷矣。殷浩固非不知此，即简文亦非绝无能为，其不为所动，亦未必必待彪之之教也。八年，九月，冉智亡，浩帅众北伐。次于寿阳。（即寿春，见第三章第四节。）《浩传》云：浩潜诱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儿等，使杀健，许以关右之任。初魏脱卒，弟憬代领部曲，姚襄杀憬；并其众，浩大恶之，使刘启守谯，（启，石氏兖州刺史，永和六年五月来奔。）迁襄于梁。（见第二章第三节。《襄载记》云：浩惮襄威名，乃因襄诸弟，频遣刺客杀襄，刺客皆推诚告实，襄待之若旧。浩潜遣魏憬袭襄，襄乃斩憬而并其众。乃诬罔之辞。）既而魏氏兄弟，往来寿阳，襄猜惧。襄部曲有欲归浩者，襄杀之。浩于是谋诛襄。会苻健杀其大臣，健兄子眉，（即黄眉。）自洛阳西奔，浩以为梁安事捷，意健已死，请进屯洛阳，修复园陵。使襄为前驱。冠军将军刘洽镇鹿台，建武将军刘遁据仓垣。（此据《浩传》。《本纪》云：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大守刘遁戍仓垣，其事当在此前。鹿台，在今河南淇县。石门，见第五章第一节。）又求解扬州，专镇洛阳。诏不许。一似浩绝无能为，徒事勾结敌将，以求侥幸者。然《苻健载记》云：张遇自许昌来降，健纳遇后母韩氏为昭仪。每于众中谓遇曰：“卿吾子也。”遇惭恨。引关中诸将，欲以雍州归顺。乃与健中黄门刘晃谋夜袭健，事觉，遇害。于是孔特起池阳，（特、《通鉴》作持。）刘珍、夏侯显起鄠，（汉县，今陕西鄠县。）乔景起雍，（景，《通鉴》作秉。雍见第三章第五节。）胡阳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汉霸陵县，晋改曰霸城，在今陕西长安县东。）众数万人，并遣使诣桓温、殷浩请救。而梁安、雷弱儿，后皆为苻生所杀。弱儿，南安羌酋也，生并诛其九子、二十七孙，其为强族可知。则秦是时，实非无衅，惜浩之兵力，未足长驱，而桓温又不肯于此时出兵，与之协力，诸起兵者，遂不久皆为苻健所灭也。（据《通鉴》：孔特之败，在永和九年十一月，刘珍、夏侯显在十二月，胡阳赤在十年正月，惟乔景至八月始败，而温伐秦之兵，以十年二月出。）九年，十月，浩进次山桑。（汉县，今安徽蒙城县北。）使姚襄为前锋。襄叛，反击浩。浩弃辎重，退保谯城。十一月，浩启遣刘启、王彬之讨襄于山桑，并为襄所杀。桓温上疏罪状浩。十年，二月，遂废浩为庶人。徙东阳之信安县。（东阳，吴郡，今浙江金华县。新安，在今浙江衢县境。）于是朝右无人，不复能与温抗矣。案殷浩之败，实败于兵力之不足。《孔严传》言：浩引接荒人，谋立功于阃外。严言于浩曰：“降附之徒，皆人面兽心，贪而无亲，难以义感，而聚着都邑，杂处人间，使君常疲圣体以接之，虚府库以拯之，足以疑惑视听耳。”浩深纳之。然则姚襄等之不足恃，浩非不知之，所以终用之者，夫固有所不得已也。下流兵力之不足，由来已久，固非浩之咎。抑兵力之不足；由于民寡而地荒，而浩开江田、疁田千余顷，以为军储。浩殁后，其故吏顾悦之上疏讼之，谓其“驱豺狼，翦荆棘，收罗向义，广开屯田，沐雨栉风，等勤台仆”，其忠勤亦至矣。当时不欲出师者，大抵养尊处优，优游逸豫，徒能言事之不可为，而莫肯出身以任事，闻浩之风，能无愧乎？浩所任者：陈逵、蔡裔为军锋。裔，史称其有勇气，声若雷震。尝有二偷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盗俱陨。徒勇固不足尚，要不失为摧锋陷陈之良。谢尚、荀羡为督统，虽非上材，自亦一时之选也。浩自见黜废，遂“自摈山海，杜门终身，与世两绝”。（顾悦之讼浩之辞。）史既称其“夷神委命，谈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乃又言：“后桓温将以浩为尚书令，遗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缪误，开闭者数十，竟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绝。”姑无论热中躁进，矫情镇物者不为，而温之忌浩，至于毒流后嗣，（见下节。）又安肯及其身而起用之邪？

殷浩既败，桓温之师遂出。永和十年，二月，温统步骑四万发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水军自襄阳入均口。（在湖北光化县境。）至南乡，（后汉县，魏置郡，晋废，后复置，在今河南淅川县东南。）步自淅川，以征关中。命司马勋出子午道。（见第四节。）别军攻上洛，（见第三章第五节。）获苻健荆州刺史郭敬。进击青泥，（城名，在今陕西蓝田县南。）破之。健遣其子生、（此据《温传》，《载记》作子苌。）弟雄（《载记》云率雄、青等。）众数万屯峣柳愁思塠（《载记》作尧柳城愁思唯，在蓝田东南。）以距温。温军力战，生众乃散。（《本纪》：四月，温及苻健子苌战于蓝田，大败之。）雄与温弟冲战于白鹿原，（《地形志》：在蓝田。）又为冲所败。（《本纪》在六月，云王师败绩。《载记》同。案雄苟败，未必能再驰袭司马勋，《温传》恐不足信。）雄驰袭司马勋，勋退次女娲堡。（未详。）温进至霸上。（在长安东。）健以五千人深沟自固。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而健芟苗清野，军粮不足。九月，收三千余户而还。案温即克长安，关中沦陷久，氐、羌多，亦非旦夕可以清定；而河北、河东，皆为犬羊窟穴，更非荆、襄一隅之力，所能扫荡也。东西齐力，犹虞不济，而温必逼废殷浩，然后出师，论其形势，实同孤军独进。事小敌如蜀，偷可用也，欲以戡定北方，则难矣。然则温之无成，亦温之自取之也。

姚襄自破殷浩，济淮，屯于盱眙。（见第三章第九节。）招掠流人，众至七万。流人郭斁等执堂邑内史刘仕降于襄。（此据《载记》。《本纪》：永和十年，五月，江西乞活郭敞等执陈留内史刘仕而叛。疑仕为陈留内史，而时在堂邑也。堂邑，汉侯国，后置县，晋升为郡，故城在今江苏六合县北。）朝廷大震。以吏部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缘江备守。谢尚亦自历阳还卫京师。（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襄将佐、部众皆北人，咸劝襄北还。永和十一年，四月，襄寇外黄，（汉县，在今河南杞县东。）为晋将高季所败。襄收散卒，勤抚恤之，复振。十二年，三月，襄入许昌。先是周成反，袭洛阳，河南大守戴施奔于鲔渚。（永和十年正月。鲔渚，在河南巩县北。）及是，襄将如河东，以图关右，自许攻洛阳，逾月不克。桓温请修复园陵，移都洛阳，表疏十余上，不许，而以温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委以专征之任。温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见第四章第二节。）戴施屯河上，勒舟师以逼许、洛。四月，温自江陵伐襄。八月，战于伊水北，大败之。襄走平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徙其众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执周成而归。使毛穆之、陈午、戴施镇洛阳。姚襄寻徙北屈，（汉县，今山西吉县。）进屯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时苻健已死，子生嗣伪位。襄攻其平阳大守苻产于匈奴堡。（胡三省曰：在平阳见安帝义熙十二年《注》。）苻柳救之，为襄所败，引还蒲阪。（见第三章第四节。）襄遂攻堡，克之，杀产。遣使从生假道，将还陇西。生将许之。苻坚谏，乃止。命将张平御之。平更与襄通和。襄遣其从兄兰略地鄜城，（汉鄜县，后汉省，在今陕西洛川县东南。）兄益生及将军王钦卢招集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生遣苻飞距战，兰败，为飞所执。襄进据黄落。（聚名，在今陕西同官县南。）生遣苻黄眉、苻坚、邓羌率步骑万五千讨之。战于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东北。苻坚于此置三原护军，后周乃置县。）斩襄。襄弟苌，率诸弟降生。时升平元年五月也。六月，而苻坚杀生自立。

石赵之乱也，段勤鸠集胡、羯，得万余人，保枉人山，（在今河南濬县西北。）自称赵王，附于慕容儁。俄为冉闵所败，徙于绎幕。（汉县，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北。）僭即尊号。儁遣慕容恪击闵，慕容垂击勤。恪禽闵，进据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勤惧而降。王午据鲁口，（城名，在今河北饶阳县南。）称安国王。死，吕护袭其号。恪进攻之，护奔野王。（《通鉴》在永和十年三月。）晋宁朔将军荣期，以彭城、鲁郡叛归儁。兰陵、济北、建兴诸郡皆降。（兰陵，晋郡，在今山东峄县东。济北，汉国，在今山东长清县境。建兴，未详。）苻生河内、黎阳大守，亦以郡归儁。（《通鉴》在永和十一年二月。河内，见第二章第二节。黎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永和十一年，十二月，慕容恪寇广固。十二年，五月，段龛败之，恪退据安平。（见第二章第三节。）后复攻之。朝廷使荀羡救之。次于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不敢进。升平元年，正月，广固陷。（《通鉴》在永和十二年十一月。）龛降，儁毒其目而杀之，坑其徒三千余人。留慕容尘镇广固。冉闵之僭号也，李历、张平、高昌等，并率所部，称藩于儁。既而归顺，结援苻坚，并受爵位。又上党冯鸯，（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自称大守，附于张平。平屡言之。儁以平故，赦其罪，以为京兆大守。吕护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谢罪，儁以为河内大守。护、鸯亦阴通京师。（《本纪》：永和十一年，十二月，上党人冯鸯自称大守，背苻生，遣使来降。）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大原、上党、上郡之地，（诸郡皆见第二章第二节。）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遂拜置征镇，为鼎峙之势。（《本纪》：升平元年，七月，苻坚将张平以并州降，遂以为并州刺史。）儁自龙城迁于蓟，又迁于邺。（《通鉴》在升平元年十一月。）遣慕容评讨张平，平奔平阳。慕舆根讨冯鸯，鸯奔野王。（《本纪》：升平二年，六月，张平为苻坚所逼，奔于平阳，坚追败之。慕容恪进据上党，冯鸯以众叛归慕容儁。）阳骛讨高昌，昌走荥阳。（《本纪》：在升平三年七月。）慕容臧攻李历，历奔邵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儁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命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期明年大集，（此明年当为升平二年。）将临洛阳，为三方节度。武邑刘贵，（武邑，汉县，晋置郡，今河北武邑县。）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见第二节。）宽戎备一周，悉令明年冬赴集邺都。（此明年为升平三年。）四年，正月，儁死，子嗣。（《通鉴》：四年，正月，癸已，燕主儁大阅于邺，欲使大司马恪、司空阳骛将之入寇。会疾笃，乃召恪、骛及司徒评、领军将军慕容根等受遗诏辅政。甲午，卒。戊子，大子即皇帝位。《注》云：“按长历，是年正月甲戌朔，今儁以甲午卒，则戊子在甲午前，即位恐是戊戌。”按甲午为癸已之明日，儁以甲午死，无缘癸已尚能大阅，即谓大阅可不亲临，亦无缘尚有入寇之意也。）日恐误。于是燕势衰矣，然其侵寇仍不。

谢尚以升平元年五月卒。六月，以谢奕为豫州刺史。二年，三月，慕容儁陷冀州诸郡。诏奕及荀羡北伐。儁尽陷河北之地。八月，奕卒。以谢万为豫州刺史。时荀羡亦有疾，以郗昙为军司。（昙，鉴子。《本纪》：二年，八月，以昙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而十二月又有北中郎将荀羡及慕容儁战于山茌之文。《通鉴考异》曰：“《昙传》云：荀羡有疾，以昙为军司，顷之，羡征还，除昙北中郎将刺史。《燕书》：十二月，荀羡寇泰山，杀大守贾坚。《载记》杀贾坚下云败绩，复陷山茌，故知八月昙未为徐、兖二州，恐始为军司耳。”）羡攻山茌，（汉茌县，魏曰山茌，在今山东长清县东北。）拔之，斩儁泰山大守贾坚。儁青州刺史慕容尘遣司马悦明救之，羡师败，山茌复陷。羡以疾笃征还，以郗昙为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见第三章第三节。）三年，泰山大守诸葛攸（晋泰山郡，治奉高，在今山东泰安县东北。）率水陆二万讨儁。入自石门，（此石门在今山东平阴县北。）屯于河渚。使部将匡超进据碻磝，（山名，在今山东东阿县南。）萧馆屯于新栅。（未详。）又遣督护徐冏，率水军三千，泛舟上下，为东西声势。儁遣慕容评、傅颜等统步骑五万，战于东阿，（见第四章第二节。）王师败绩。十月，儁寇东阿。遣谢万次下蔡，（汉县，今安徽凤台县。）郗昙次高平以救之。（高平，晋郡，治昌邑，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万矜豪傲物，未尝抚众，诸军恨之。昙以疾笃，退还彭城，万以为贼盛致退，便引军还。众遂溃散，狼狈单归。废为庶人。慕容恪入寇河南，汝、（汝南，见第二章第三节。）颍、（颍川。）谯、沛皆陷。五年，正月，郗昙卒。二月，以范汪为徐、兖二州刺史。四月，桓温镇宛。使其弟豁取许昌。五月，穆帝崩，（时年十九。）成帝长子琅邪王丕立，是为哀帝。七月，慕容恪陷野王，吕护退保荥阳。九月，护叛，奔慕容，待之如初。因遣傅颜与护据河阴。（见第三章第四节。）桓温命范汪出梁国，以失期，十月，免为庶人。隆和元年，三月，以庾希为徐、兖二州刺史，镇下邳。（希，冰子。）袁真为豫州刺史，镇汝南。四月，吕护寇洛阳，戴施奔宛。五月，桓温遣庾希及竟陵大守邓遐以舟师救洛阳。七月，护等退小平津。（在河南孟津县北。）护中流矢死。将军段荣，收军北渡，屯于野王。遐进屯新城。（汉新成县，后汉作新城，在洛阳南。）八月，袁真进次汝南，运米五万斛，以馈洛阳。十二月，庾希退镇山阳。（晋县，今江苏淮安县。）袁真退镇寿阳。兴宁元年，四月，慕容忠寇荥阳，大守刘远奔鲁阳。（见第四章第二节。）五月，燕兵又陷密，（见第三章第五节。）远再奔江陵。桓温请还都洛阳。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实河南。诏改授司、冀、并三州，以交、广辽远，罢都督。温辞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是岁，慕容尘攻陈留大守袁披于长平，汝南大守朱斌乘虚袭许昌，克之。二年，二月，慕容评袭许昌，颍川大守李福死之。评遂侵汝南，朱斌奔寿阳。又围陈郡，（见第三章第四节。）大守朱辅固守，桓温遣江夏相刘岵击退之。帝断谷，饵长生药，中毒，不识万几。三月，崇德大后（康献褚皇后。）复临朝摄政。四月，慕容将李洪侵许昌，王师败绩于县瓠。（城名，今河南汝南县。）朱斌奔淮南，朱辅退保彭城。慕容尘复屯许昌。桓温帅舟师次于合肥。（见第三章第九节。）加温扬州牧，录尚书事。使侍中颜旄宣旨，召温入参朝政。八月，温至赭圻，（见第四节。）诏又使尚书车灌止之。温遂城赭圻而居之。固让内录，遥领扬州牧。慕容寇洛阳。时陈祐守洛阳，众不过二千。沈充子劲，哀父死于非义，志欲立勋，以雪先耻，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劲补祐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余人。助祐击贼，频以寡制众。而粮尽援绝。祐惧不能保全，以救许昌为名，奔新城，留劲以五百人守城。三年，二月，以桓豁为荆州刺史。桓冲为江州刺史。是月，帝崩，母弟琅邪王奕立，是为废帝。三月，慕容恪陷洛阳，沈劲死之。燕以慕容筑为洛州刺史，镇金镛。（见第三章第二节。）慕容垂为荆州牧，配兵一万，镇鲁阳。初梁州刺史司马勋，为政暴酷，常怀据蜀之志。桓温务相绥怀，以其子康为汉中大守。勋逆谋已成，惮益州刺史周抚，未敢发。是岁，抚卒。十月，勋遂反。自称成都王。十一月，帅众入剑阁，攻涪。（剑阁、涪，皆见第三章第六节。）围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楚，抚子。）桓温遣江夏相朱序救之。大和元年，三月，以桓秘监梁、益二州征讨诸军事。（秘亦温弟。）三月，桓豁遣督护桓罴攻南郑。（见第五节。）魏兴人毕钦举兵应罴。（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五月，勋众溃。朱序执勋，斩之。十二月，南阳人赵弘、赵忆反，大守桓澹走保新野。（见第三章第三节。）慕容遣其南中郎将赵槃自鲁阳戍宛。将慕容厉又陷鲁郡、高平。二年，四月，慕容尘寇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大守罗崇击破之。五月，桓豁击赵忆，走之。赵槃奔鲁阳，遣轻骑追执之，戍宛而归。庾希以鲁、高平之没免官。（《本纪》：大和二年，正月，庾希有罪，走入于海。按希入海在海西废后，见下节。是时特免官耳。今从本传。）九月，以郗愔为徐、兖二州刺史。愔，昙之兄也。四年，三月，愔以疾解职，又以温领徐、兖。《愔传》曰：温以愔与徐、兖有故义，乃迁愔领徐、兖。温北伐，愔请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计，以己非将帅才，不堪军旅，固辞解职，劝温并领己所统。《超传》云徐州人多劲悍，温恒云：京口酒可食，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于事机，遣笺诣温，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超取视，寸寸毁裂。乃更作笺，自陈老病，乞闲地自养。温得笺，大喜，即转愔为会稽大守。（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此皆亿度附会之辞。愔事天师道，栖心绝谷，绝非将帅之才。温所以暂用之者，正以其易去耳，断不待超之进计也。袁真后虽背叛，当时则久附于温。至愔去而上下流之事势，皆归于温，篡势已成，只待立功以饰观听矣。故北伐之师旋出。

是岁，四月，温率弟冲及袁真步骑五万北伐。郗超谏，以为道远，汴水又浅，运道不通。温不从。军次湖陆。（秦湖陵县，后汉为国，改名湖陆。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攻将慕容忠，获之。进次金乡。（见第四章第二节。）时亢旱，水道不通，乃使参军毛穆之凿钜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钜野泽，在今山东钜野县北。本济水所入。王莽末，济渠涸，不复绝河，而荷泽与汶水合流，亦蒙清水之名。）超又进策曰：“清水入河，无通运理。若寇不战，运道又难，因资无所，实为深虑。今盛夏悉力，径造邺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陈而走，退还幽朔矣。若能决战，呼吸可定。设欲城邺，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此计轻决，公必务其持重，便当顿兵河、济，控引粮运，令资储充备，足及来夏。虽如赊迟，终亦济克。若舍此二策，而连军西进，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日月相引。黾勉秋冬，船道涩滞。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阂，非惟无食而已。”温又不从。七月，慕容厉距温，温击败之。（厉，《本纪》误作垂，今从《载记》。）九月，邓遐、朱序遇傅末波于林渚，（在今河南新郑县北。）又大破之。遂至枋头。温先使袁真伐谯、梁，开石门以通运。（石门，见第五章第一节。）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东燕，见第四章第二节。）慕容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襄邑，秦县，在今河南睢县西。）十月，温收散卒，屯于山阳。归罪于袁真，表废为庶人。真据寿阳叛。十二月，温城广陵而居之。明年，二月，袁真死。陈郡大守朱辅立真子瑾，求救于慕容。是岁，为苻坚所灭。又明年，正月，坚遣王鉴援瑾。桓伊逆击，大破之。温克寿阳，斩瑾。然恢复之计，则无从说起矣。

穆、哀、海西之际，事势与咸和之末，大不相同。咸和末石勒之死，北方虽云丧乱，然不久即平，石虎仍袭全盛之势；其人亦久历戎行，颇有威望；诚非可以旦夕平地。若穆、哀、海西之际，则自永和五年石虎之死，至大和六年秦灭前燕，凡历十九年。冉闵之盛强，既如昙花一见；氐苻仅粗定关中，慕容氏亦未能占有河北，晋于是时，纵未能廓清旧境，河南之可全有，则无足疑也，河南定而关中、河北，亦可徐图矣。秦、燕兵力，实无足称，观桓温两次北伐，皆所向克捷可知。当时司、冀沦陷，寖及徐、豫，且扰及荆州北鄙者，实缘晋之大军不出，所与周旋者皆偏师，力薄而无后援耳。此十九年中，与其谓敌势之方张，毋宁谓晋人之养寇，而养寇之责，则桓温实尸之。永和八年，秦有衅而不能乘；其后虽不得已一平姚襄，而仍置河南于不问，一任燕人之蚕食，皆其显而易见者也。殷浩之败也，王羲之遽欲弃淮守江。羲之本怯耎之尤，殊不足论。其与殷浩书，谓当时“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又与会稽王笺，谓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以区区吴、越，经营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亦近深文周纳，危辞耸听。然长江下游之凋敝，则于此可以见之。当时恢复之计，在于步步为营，徐图进取，殷浩所为，颇近于此，而积弱既久，功效非旦夕可期。桓温欲移都洛阳，孙绰上疏【8】曰：“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墟，函夏萧条。井烟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一朝拔之，顿驱踧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飡之饭。田宅不可复仇，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臣之愚计，以为且可更遣一将，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扫平梁、许，清一河南。运漕之路既通，然后尽力于开垦，广田积谷，渐为徙者之资。如此，贼见亡征，势必远窜。如其迷逆不化，复欲送死者，南北诸军，风驰电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应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极，增修德政。去小惠，节游费，审官人，练甲兵，以养士灭寇为先，十年行之，无使隳废，则贫者殖其财，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归。以此致政，犹运诸掌。何故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绰之言，非引日之虚辞，实审时之至计。所云更遣一将，先镇洛阳，膺斯任者，自莫如温。然温徒表请迁都，而终不肯奋身出镇者，其意固别有在也。《王述传》云：桓温平洛阳，议欲迁都。朝廷忧惧，将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以虚声威朝廷，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事果不行。又议欲移洛阳钟虡。述曰：“永嘉不竞，暂都江左。今当荡平区宇，旋轸旧京。若其不尔，宜改迁园陵，不应先事钟虡。”温竟无以夺之。然则温之屡请迁都，不过知朝士之苟安，而以此胁之耳。世皆讥宋武帝急于图篡，平长安而不能留镇，致关右复陷于戎狄。然宋武当时，以一身任举国之重，刘穆之死，后事诚有可忧。设或差池，所系实不仅一身一家之计，返旆之急，庸或非尽恤其私。若桓温距郗超之谋，不肯为赊迟之计者，则诚除图篡外无他故耳。然卒以此致败，后来图篡所以不成，亦由丧败既甚，究有惭德，不能决然自取，致为谢安、王坦之辽缓之计所败耳。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岂不信哉？（《孙盛传》曰：盛著《晋阳秋》，辞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9】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斑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窃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盛为长沙大守，曾以臧私，为温所按，于温容有私怨。然《晋阳秋》既称辞直理正，必不能过为曲笔。惟谓其寄定本于慕容儁，则于理既有未可，而于势亦有未能；且当枋头败时，慕容儁死已数年矣；而此战之后，慕容氏亦不久即亡；足见此说之不足信。盖所谓得诸辽东之定本，实不出于盛，乃他人所改定，而托之于盛者，其人知枋头之丧败，必更详于盛。然即盛之元本，所言枋头丧败之情形，亦必不止如今史之所传也。此战之失利，诚可谓甚矣。）

第七节　桓温废立

桓温篡志，蓄之已久，满拟伐燕一捷，归而即尊，枋头丧败，事出虑外，而篡窃之谋，已如骑虎之势，不得下矣，于是废立之计起焉。（《温传》云：“温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既逢覆败，名实顿减，于是参军郗超进废立之计。”）大和六年，十一月，温自广陵屯于白石。（胡三省曰：此白石当在牛渚西南。牛渚，见第三章第九节。）旋诣阙，以崇德大后令，废帝为东海王。其罪状，则谓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欲建树储藩，诬罔祖宗，倾移皇基也。（《纪》云：惮帝守道，恐遭时议，以宫闱重，床第易诬，乃言帝为阉，遂行废辱。）又以大后诏立会稽王昱，是为简文帝。大宰武陵王晞，（元帝子。）有武干，为温所忌。温乃表晞聚纳轻剽，苞藏亡命。又息综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连染。请免晞官，以王归藩，免其世子综官。又遣弟秘逼新蔡王晃，（东嬴公腾，见第二章第二节。腾后改封新蔡王，被害，谧武哀。子庄王确立。卒，无子，以汝南文成王亮曾孙邈嗣。卒，子晃嗣。亮亦见第二章第二节。）自诬与晞、综及著作郎殷涓，大宰长史庾倩，（从本传，《本纪》作籍。）掾曹秀，舍人刘疆等谋逆，收付廷尉，请诛之。帝不许。乃废晞，及其三子徙于新安，（见第三章第三节。）晃废徙衡阳，（吴郡，今湖南湘潭县西。）而族诛殷涓等。涓，浩之子，倩及其弟散骑常侍柔，皆冰之子，希之弟，冰女则东海王妃也。杀东海王二子及其母。废王为海西公。明年，（咸安二年。）四月，徙居吴。（见第三章第九节。）庾倩之死也，其兄广州刺史蕴，饮鸩而死。东海大守友，（东海，见第三章第三节。）子妇温弟秘之女也，故得免。希与子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泽中。（海陵，晋郡，今江苏泰县。）故青州刺史武沈，希之从母兄也，潜饷给希，经年。温后知之，遣兵捕希。是岁，六月，沈子遵，约希聚众海滨，略渔人船，夜入京口，（见第四章第二节。）称海西公密旨除凶逆。七月，温遣东海内史周少孙讨禽之。希、邈及子侄五人斩于建康市。遵及党与皆伏诛。惟友及蕴诸子获全。是月，简文帝崩。子昌明立，是为孝武帝。十一月，妖贼卢悚，遣弟子殿中监许龙，晨到海西公门，称大后密诏，奉迎兴复。【10】海西公初欲从之，纳保母谏而止。悚突入殿庭，游击将军毛安之等讨禽之。海西公深虑横祸，乃杜塞聪明，终日酣畅；耽于内宠，有子不育。朝廷以其安于屈辱，不复为虞。大元十一年，十月，卒于吴。

［东晋］青釉莲瓣纹盖罐

简文帝崩时：桓温仍镇姑孰。帝遗诏以温辅政，依诸葛亮、王导故事。《王坦之传》曰；简文帝临崩，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坦之，述子，时领右卫将军。）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焉。《王彪之传》曰：简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当须大司马处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大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矣。”于是朝议乃定。（彪之时为尚书仆射。）及孝武帝即位，大皇大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谅暗，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几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内请停。事遂不行。《温传》曰：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怨。与弟冲书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孝武帝即位，诏“内外众事，关温施行”。复遣谢安征温入辅。（安时为吏部尚书，中护军。）宁康元年，二月，温入朝。停京师十有四日，归于姑孰。遂寝疾不起。七月，卒。《温传》言温讽朝廷加己九锡，累相催促，谢安、王坦之闻其病笃，密缓其事，锡文未及成而薨。（时年六十二。）《王彪之传》曰：温遇疾，讽朝廷求九锡。袁宏为文，以示彪之。彪之谓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时谢安见其文，又频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屡引日，乃谋于彪之。彪之曰：“闻彼病日增，亦当不复支久，自可更小迟回。”宏从之。温亦寻薨。案简文帝自永和二年何充卒秉政，至其立，已二十五年。引用殷浩，以与温抗者，即简文也。【11】《纪》言帝初即位，温撰辞欲自陈述，帝引见，对之悲泣，温惧不能言。有司奏诛武陵王晞，帝不许。温固执，至于再三。帝手诏报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不敢复言。又言帝践阼，荧惑入大微，帝甚恶焉。时中书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谓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计，故当无复近日事邪？”及超请急省其父，帝谓之曰：“致意尊公；国家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济，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咏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然则帝之于温，初无所畏。《纪》又谓帝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赧、献之辈；盖非笃论也。《晋书》好博采而辞缺断制，往往数行之间，自相矛盾，要在知其体例，分别观之耳。作者意在博采，原不谓其所著皆可信也。据《本纪》：孝武之立为大子，实与简文之崩同日，然则《王彪之传》谓君崩大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语亦有误。其所争者，盖非大子之当立与否，而孝武之当为大子与否也。然则《晋书》记载，多不容泥，谓简文视天下为傥来之运，恐亦诬辞矣。然则桓温图篡虽急，而朝廷拒之甚坚，且镇之以静，终不为其虚声所动，盖自其举兵欲胁废殷浩以来，至于孝武之初，始终若一，初非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等数人之力也。简文之才力，亦实有足称矣。此又见庾氏之欲推立之，实非为私意也。

温四弟：云、豁、秘、冲。六子：熙、济、韵、袆、伟、玄。熙初为世子，后以才弱，使冲领其众。温病，熙与秘谋杀冲。冲知之，先遣力士拘录熙、济，而后临丧。熙、济俱徙长沙，（见第三章第九节。）秘亦废弃。云前卒。豁时刺荆州，加督荆、扬、雍、交、广。（扬当作梁。）冲督扬、豫、江三州，为扬州刺史，镇姑孰。豁子竟陵大守石秀（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为江州刺史，镇寻阳。（见第四章第一节。）八月，崇德大后临朝摄政。九月，以王彪之为尚书令，谢安为仆射，刁彝为徐、兖二州刺史，镇广陵。（彝协子。）二年，正月，彝卒。二月，以王坦之代之。三年，五月，坦之卒。以桓冲为徐州刺史，镇丹徒。（见第四章第二节。）谢安领扬州刺史。太安元年，大后归政。安为中书监，录尚书事。二年，八月，为司徒。桓豁卒。十月，以桓冲为荆州刺史。王蕴为徐州刺史，督江南晋陵诸军。（蕴，孝武后父。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谢玄为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玄，安兄子。）于是下流之势渐重矣。《王彪之传》云：谢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大后临朝，献替专在于己。《冲传》云：冲既代温居任，则尽忠王室。或劝冲诛除时望，专执权衡，冲不从。谢安以时望辅政，为群情所归，冲惧逼，宁康三年，乃解扬州，自求外出。桓氏党与以为非计，莫不扼腕苦谏；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纳。桓温尚无所成，而况于冲？其不敢为非分之图，亦固其所。然冲之为人，雅与温异，颇有公忠之心，其不为非分之图，亦非尽由才之不及，势之不可也。温据上流久，且夙怀反侧之心，其余毒，自非一朝所能消弭，故桓玄卒资之以搆逆。然当苻坚入寇时，晋之克弘济于艰难者，实赖上下游之无衅，其时上下游之无衅，则冲实为之，冲亦可谓贤矣。

注释

【1】　民族：六夷。

【2】　宗教：胡天。

【3】　民族：冉闵所杀诸胡之数。

【4】　民族：冉闵非有民族观念。

【5】　宗教：前蜀亡后，叛者立范长生子。

【6】　史事：殷浩之见诬。失恢复之机咎在桓温。戕浩后。

【7】　风俗：清谈者或无实济，有实济者不必皆不善玄谈。

【8】　移民：孙绰论南移者不易一时遣归。

【9】　史籍：孙盛《晋阳秋》。

【10】　宗教：妖贼卢悚谋复海西公。

【11】　史事：引殷浩后又坚拒桓温者，实简文，可见庾氏欲立之非私意。

第六章　东晋中叶形势下

第一节　秦灭前燕

晋自怀、愍倾覆，元帝东渡以来，中原形势，盖尝三变：刘、石东西对峙，其后刘卒并于石，一也。石虎死后，燕、秦又东西对峙，其后燕卒并于秦，二也。前秦丧败，后燕、后秦，又成东西对峙之局，其力莫能相尚，宋武夷南燕，破后秦，功高于桓、谢矣，然关中甫合即离，其后陵夷衰微，北方遂尽入于拓跋氏；三也。前章所述，为后赵吞并北方，及其分裂之事，此章所述，则前秦吞并北方，及其分裂之事也。

桓温之入关也，苻健大子苌中流矢而死，健立其第三子生为大子。明年，六月，健寝疾。健兄子菁，勒兵入东宫，将杀生自立。时生侍健疾，菁以健为死，回攻东掖门。健闻变，升端门陈兵。众皆舍杖逃散。执菁杀之。数日，健死。生僭即皇帝位。生为史所称无道之主，载其淫暴之迹甚多，然实未可与刘聪、石虎，等量齐观，故刘知幾谓“秦人不死，知苻生之厚诬”也。即就史所载者观之，其消息，仍有可以微窥者。史称健临死，诫生曰：“酋帅、大臣，若不从汝命，可渐除之”，即可知其所诛夷，多出于不得已。今观其所杀者：大傅毛贵，车骑尚书梁楞，左仆射梁安，皆受遗辅政者也。左光禄大夫张平，生母之弟也。侍中丞相雷弱儿，司空王堕，侍中大师录尚书事鱼遵，亦皆大臣。弱儿之死也，及其九子二十七孙；遵及其七子十孙；皆可知其族之强大。梁安、雷弱儿，据上章第六节所述，实有通晋之嫌，其余亦可推想。然则生之行诛，亦诚有所不得已，而造谤者则自此起矣。生杀其妻梁氏，盖亦以其族之逼，然皇后且然，更何有于妾媵？于是谓其所幸妻妾，少有忤旨便杀之，流其尸于渭水矣。舅氏既诛，自可谓其母系忧恨而死。生眇一目，造谤者遂谓其不足、不具、少无、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且谓其使大医令程延合安胎药，问人参好恶并药分多少，延曰：“虽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为讥其目，凿延出目，然后斩之矣。当时用刑，率多酷滥，遂谓其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不离左右；又谓宗室勋旧，亲戚忠良，杀害殆尽；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归；人情危骇，道路以目矣。他如怠荒、淫秽，自更易诬。《金史·海陵本纪》，述其不德之辞，连章累牍，而篇末著论，即明言其不足信，正同一律。史家之文，惟恐其自己出，断不能以己之所是，著诸篇章；前人之辞，虽明知其不足信，又不容抹杀之不传于后；若一一辩之，则势将不可胜辩；此则不能不望好学深思者之心知其意者也。（参看前章第三节。五胡之主，史传其淫暴者，实录居多，惟苻生则系被诬，当与南朝诸主一例。）当时苻秦，君与贵戚猜疑之深，至于如此，自非一人之力，所克翦除，故黄眉虽以谋杀生自立，事发伏诛，而生卒为雄子坚及其庶兄法所弑，时姚襄死之翼月也。

苻坚既弑苻生，以伪位让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当，坚乃僭称大秦天王。旋杀法。其骨肉相屠，亦可谓烈矣。坚为五胡中雄主，读史者多美其能用王猛，其实猛之功烈，亦止在能摧抑豪强；其于政事，庸有综核之才，然史氏所传，实多溢美；至于灭燕，则燕之自亡，直其时，能成其功者甚多，无足称也。《猛传》云：坚僭位，以猛为中书侍郎。时始平多枋头西归之人，（始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枋头，见第四章第二节。）豪右纵横，寇盗充斥，乃转猛为始平令。猛下车，明法峻刑，鞭杀一吏。百姓上书讼之。有司劾奏。槛车征下廷尉诏狱。坚亲问之，曰：“夷吾、子产之俦也。”赦之。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数谮毁之。坚大怒，黜腾为甘松护军，（甘松，见第五章第二节。）宝白衣领长史。尔后上下咸服，莫敢有言。《坚载记》云：猛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进樊世，氐豪也，有大勋于苻氏，负气倨傲，众辱猛。猛言之于坚。坚怒曰：“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坚谓猛曰：“吾欲以杨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杨壁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让世。世怒，起将击猛。左右止之。世遂丑言大骂。坚由此发怒，命斩之于西厩。诸氐纷纭，竞陈猛短。坚恚甚，嫚骂，或鞭挞于殿庭。自是公卿已下，无不惮猛。又曰：以猛为京兆尹。其特进强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其中丞邓羌，性鲠直不挠，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此盖苻生未竟之绪也。必贵戚慑服，然后政令行而民获小康，且可用其力以竞于外，此秦之所以骤强；而是时之燕，适与之相反，其不格明矣。

慕容儁之死也，群臣欲立其弟恪。（皝第四子。）恪辞，乃立其大子。时年十一。以恪为大宰，录尚书，行周公事。慕容评为大傅，副赞朝政。慕舆根为大师。慕容垂为河南大都督、兖州牧、荆州刺史，镇梁国。（垂，皝之第五子。梁国，见第二章第三节。）孙希为并州刺史。傅颜为护军将军。慕舆根与左卫慕舆干潜谋诛恪及评，入白大后可足浑氏，可足浑氏将从之，使其侍中皇甫真与傅颜收根等斩之。大和元年，慕容恪有疾，召兄乐安王臧，告以司马职统兵权，吾终之后，必以授垂。又以告评。月余而死。初恪之攻拔洛阳也，略地至于崤、渑。（见第五章第一节。）苻坚惧其入关，常亲屯陕城以备之。（陕，汉县，今河南陕县。）其后苻双据上邽，（双坚弟。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苻柳据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叛于坚。苻廋据陕城，苻武据安定，并应之。（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柳、廋、武，皆健子。）将共伐长安。庾降于。坚恐乘胜入关，乃尽锐以备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群下议欲遣兵救廋，因图关右，评固执不许，乃止。（双等之叛，《通鉴》在大和二年十月。）双等皆为坚所讨杀。枋头之役，使乞师于坚，请割虎牢以西。（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坚遣其将苟池率步骑二万救。王师引归，池乃还。可足浑氏与评谋杀垂。垂惧，奔坚。王师既旋，悔割虎牢之地。坚以垂为乡道，遣王猛等步骑三万，攻慕容筑于洛阳，遣慕容臧精卒十万救之，败于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筑以救兵不至，降于猛。（《通鉴》从《燕书》系大和五年正月。《十六国秦春秋》在四年十二月，见《考异》。）大和五年，九月，坚又遣王猛率杨安等步骑六万伐。猛克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又令杨安陷晋阳。（见第三章第四节。）遣慕容评等率中外精卒四十余万距之。屯于潞川。（潞水，今浊漳水。）评以猛悬军深入，利在速战，议以持久制之。猛遣其将郭庆，以锐卒五千，夜从间道，出评营后，并山起火，烧其辎重，火见邺中。惧，遣使让评，催其速战。评与猛战于潞川，大败，死者五万余人。评等单骑走还。猛遂长驱至邺。坚复率众十万会之。散骑常侍徐蔚等率扶余、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夜开城门，以纳坚军。与评等数十骑奔昌黎。（见第二章第二节。）坚遣郭庆追，及于高阳，（见第五章第二节。）执之。先是慕容桓以众万余，为评等后继，闻评败，引屯内黄，（见第五章第三节。）后退保和龙。（慕容皝所起宫名，在龙城。）及是，庆追评、桓于和龙。桓杀其镇东慕容亮而并其众，攻其辽东大守韩稠于平州。（此当指晋平州所治之肥如县，见第三章第八节。）庆遣将军朱嶷击桓执之。（《本纪》在咸安二年二月。）评奔高句丽，高句丽缚而送之。坚以王猛刺冀州，镇邺。郭庆刺幽州，镇蓟。徙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前燕之亡，论者多归罪于慕容评。然评在儁世，亦尝数专征伐，非不知兵者。潞川密迩邺都，一败则不可为悔，秦兵方锐，持重以老其师，未为非计。速战之议，出自燕朝，年尚幼，未知谁实主之，评因惧罪而曲从，固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义，然以丧师之咎，专责诸评，则非平情之论。《垂载记》云：垂本名霸，恩遇逾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少好畋游，因猎坠马，折齿，儁僭即王位，改名，外以慕却为名，内实恶而改之。寻以谶记之文，乃去夬，以垂为名焉。此说或出附会，然垂之见忌，由来已久，则由此可知。之世，盖政出多门，莫能相尚，其时忌垂者非评一人。且一木焉能支大厦之倾，垂即不去，燕岂能终存邪？《载记》云：时外则王师及苻坚交侵，兵革不息。内则母乱政，评等贪冒，政以贿成，官非才举。其尚书左丞申绍上疏，言“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将之间，或因宠戚，藉缘时会。又无考绩，黜陟幽明。贪惰为恶者，无刑戮之惧，清勤奉法者，无爵赏之劝。百姓穷弊，侵赇无已。兵士逋逃，乃相招为贼盗。后宫四千有余；僮侍厮养，通兼十倍；日费之重，价盈万金；绮谷罗纨，岁增常调。戎器弗营，奢玩是务。令帑藏虚竭，军士无襜榆之资。宰相侯王、迭以侈丽相尚。风靡之化，积以成俗。卧薪之喻，未足甚焉。”此盖自儁入中原已来，惑于纷华靡丽，积渐至此，并非必至之世而后然也。五胡窃据，本无深根固柢之道，一遇劲敌，而其亡也忽焉，亦无足异矣。

第二节　秦平凉州仇池

前凉全盛，盖在张茂、张骏之时，而其衰机亦自此始。史称茂雅有志节，能断大事。凉州大姓贾摹，寔之妻弟也，势倾西土，茂诱而杀之，于是豪右屏迹，威行西域。骏初统任年十八。少卓越不羁，而淫纵无度。然有计略。统任后，厉操改节，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自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又使其将杨宣伐龟兹、鄯善，西域并降。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治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东界六郡置河州。（治枹罕，见第二章第一节。）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骏击禽之，以其地为高昌郡。（今新疆吐鲁番县。）虽尝为刘曜所败，失河南地，旋即复之。盖前凉之极盛也。然自茂已筑灵钧台，围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尝以谏者中止，后卒复营之。）且大城姑臧。骏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旁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末年任所游处，不复依四时而居。）盖河右通市西域，商货流衍，物力颇丰，而其文明程度亦高，故能侈靡如此也。骏子重华，任用谢艾，屡破劲敌。（见第五章第二节。）王擢为苻健所逼，来奔，重华使攻秦州，克之。（永和九年四月。秦州治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重华好与群小游戏，政事始衰；及其卒也，复重之以内乱；而思启封疆者，狡焉伺于其侧矣。

重华以永和九年十月卒。（传言其在位十一年，据《本纪》，其立以永和二年五月，则止八年。）子曜灵嗣。年十岁。伯父长宁侯祚，性倾王封，然巧，善承内外。初与重华宠臣赵长、尉缉等结为异姓兄弟。长等遂矫重华遗令，以祚辅政。又言时难未夷，宜立长君。祚先烝重华母马氏，马氏遂从缉议，废曜灵而立祚。祚寻使害曜灵。祚淫虐不道。又通重华妻裴氏。自内媵妾，及骏、重华未嫁子女无不暴乱。凉州历世以来皆受晋朝官爵，虽不用中兴年号，迄称建兴若干年，晋迄未与以王封，然张骏时，境内皆称之为王；骏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寮府寺，皆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然亦未敢更行上僭；骏且尝称藩于蜀，假道以达京师；（见第五章第五节。）究不能谓其不守臣节也。及祚，乃用长、缉等议，僭即帝位，（永和十年。）亦可谓妄矣。桓温入关，王擢时镇陇西，驰使言温善用兵，意在难测。祚既震惧，又虑擢反噬，大聚众，声欲东征，实欲西保敦煌，会温还而止。更遣其秦州刺史牛霸击擢，破之。擢奔苻健。其妄自尊大，而实怯懦，又多疑忌如此。祚宗人张瓘镇枹罕，祚恶其强，遣其将易揣、张玲袭之。又遣张掖大守索孚代瓘。（张掖，汉郡，今甘肃张掖县。）孚为瓘所杀。玲等又为瓘兵所破。瓘军蹑之，祚众震惧。敦煌人宋混，与弟澄等聚众以应瓘。赵长等惧罪，入，呼重华母马氏出殿，拜曜灵庶弟玄靓为主。（时年七岁。）揣等率众入殿，伐长杀之。瓘弟琚及子嵩，募市人数百，扬声言张祚无道，我兄大军，已到城东，敢有举手者诛三族。祚众披散，祚被杀。时永和十一年七月也。废祚所建和平年号，复称建兴四十三年。诛祚二子。以张瓘为卫将军，领兵万人，行大将军事。陇西李俨，（陇西，见第二章第二节。）诛大姓彭姚，自立于陇右。玄靓遣牛霸讨之。未达，西平人卫琳又据郡叛。（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霸众溃，单骑而还。瓘遣琚领大众征琳，败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大守马基应琳。（酒泉，见第三章第七节。）瓘遣司马张姚、王国伐基，败之。斩基、旋首，传姑臧。瓘兄弟强盛，负其勋力，有篡立之谋。宋混与弟澄共讨瓘，尽夷其属。玄靓以混辅政。混卒，又以澄代之。右司马张邕，恶澄专擅，杀之，遂灭宋氏。玄靓以邕为中护军，叔父天锡为中领军，共辅政。邕自以功大，骄矜淫纵。又通马氏，树党专权。天锡又杀之，悉诛其党。天锡专掌朝政。始改建兴四十九年，奉升平之号。（升平五年。）兴宁元年，骏妻马氏卒，玄靓以其庶母郭氏为大妃，郭氏以天锡专政，与大臣张钦等谋讨之。事泄，钦等被杀。七月，天锡率众入禁门，潜害玄靓，宣言暴薨。（此从《晋书·帝纪》。《通鉴》从《晋春秋》在八月。）天锡立。荒于声色，不恤政事。安定梁景，敦煌刘肃，并以门胄，总角与天锡友昵。张邕之诛，肃、景有勋，天锡深德之。赐姓张氏，以为己子，俱参政事。人情怨惧。初苻生闻张祚见杀，玄靓幼冲，命其征东苻柳，参军阎负、梁殊使凉州，以书喻之。时张瓘新辅政，河西所在兵起，惧秦师之至，乃言于玄靓，遣使称藩。大和二年，羌敛岐自称益州刺史，（敛岐从《苻坚载记》。《天锡传》作廉岐。）率略阳四千家，背苻坚就李俨。（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天锡自往讨之。时苻坚亦遣王猛等讨岐。俨遣使谢，并求救于坚。坚遣杨安会猛救俨。及天锡将杨遹战于枹罕东，猛不利。然卒禽敛岐。天锡归，猛又袭俨，执之而还。坚遂以其将彭越为凉州刺史，镇枹罕。（参据《本纪》及《坚载记》。）时坚强盛，每攻凉州，兵无宁岁。天锡甚惧，献书桓温，刻六年夏大举，（盖谓天锡之六年。）已而不果。咸安二年，苻坚陷仇池。先是王猛获天锡将阴据及甲士五千，至是，悉送所获还凉州。天锡惧，遣使谢罪称藩。大元元年，坚遣苟苌、毛盛、梁熙、姚苌等率骑十三万伐天锡。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辩，凉州刺史王统率三州之众以继之。天锡拒战不利，遂降。坚以梁熙为凉州刺史，领护西羌校尉，镇姑臧。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

刘曜之与石勒连兵也，杨难敌自汉中还袭仇池，克之，执田崧，杀之。咸和九年，难敌卒，子毅立。自号左贤王下辨公。以坚头子槃为右贤王河池公。（下辨、河池，皆见第五章第一节。）咸康元年，遣使称藩于晋。三年，毅族兄初袭杀毅，并有其众，自立为仇池公，臣于石虎，后复遣使称藩。永和三年，以为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十年，改封天水公。）子国为武都大守。（武都，见第二章第二节。）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式玉，（《本纪》作梁式。）因侍直手刃杀初。国率左右诛式玉及宋奴。桓温表为秦州刺史、平羌校尉，而以其子安为武都大守。十二年，国从父杨俊复杀国自立。安奔苻生。俊遣使归顺。升平三年，以为平羌校尉、仇池公。四年，卒，子世立。复以其爵授之。大和三年，迁秦州刺史。以其弟统为武都大守。五年，世卒。统废其子纂自立。（纂一名德。）纂聚党杀统。遣使自陈，复以为秦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初世尝降于苻坚。（坚亦署为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归顺于晋。至纂，遂与坚绝。咸安元年，坚遣其将苻雅、杨安与益州刺史王统率步骑七万取仇池。雅等次于鹫陕。《通鉴》作鹫峡。（《注》云：在仇池北。）纂率众五万，晋梁州刺史杨亮，遣督护郭宝，率骑千余救之，战于陕中，为雅等所败。纂收众奔还。雅进攻仇池，纂降。秦以王统为南秦州刺史。加杨安都督，镇仇池。（王统，《苻坚载记》作杨统。《殿本考证》云：杨，《十六国春秋》作王，案作王者是也。《宋书·氐传》明言统为纂所杀，纂遣使诣晋自陈，其言不得无据。《苻坚载记》漏叙统为纂所杀之事，其误遂不易见。坚使取仇池之杨安，是否即杨国之子，本无确说。以予观之，似乎非是。坚之取仇池，乃为攻梁、益开路，其后益州陷没，坚乃以杨安为益州牧，镇成都，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仇池，苟为杨国之子，任乏恐未必如是之重也。）空百顷之地，徙其民于关中。纂后为杨安所杀。（语见《宋书·氐传》，此杨安当为杨国之子。此节以《宋书》为主，兼据《晋书·刘曜》及《苻坚载记》。《晋书·本纪》：咸安二年，苻坚陷仇池，执秦州刺史杨世，则必误也。）

第三节　秦平铁弗氏拓跋氏

自前赵、前燕之亡，幽、并之匈奴、鲜卑，能有所表见者颇鲜，其较为强大者，则河西之铁弗氏，代北之拓跋氏也。苻秦盛时，二部亦尝为所慑服。此二部为世仇，其事迹相关极密。《魏书·序纪》，叙述较详。今以之为主，而以他篇所载，附益订正之。《序纪》讳饰之辞，自不难洞见也。【1】

《魏书·序纪》：穆帝死后，普根立，月余而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其冬又薨。思帝子郁律立，是为平文帝。元年，岁在丁丑，晋元帝建武元年也。二年，（元帝大兴元年。）刘虎据朔方，（见第三章第八节。）来侵西部。帝逆击，大破之。其从弟路孤，率部落内附，帝以女妻之。《铁弗传》言：虎归附刘聪，聪以虎宗室，拜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则聪实使虎统辖鲜卑也。《序纪》又云：帝闻晋愍帝为刘曜所害，顾谓大臣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刘曜遣使请和，帝不纳。三年，（大兴二年。）石勒自称赵王，遣使乞和，请为兄弟，帝斩其使以绝之。五年，（大兴四年。）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害帝，遂崩。大臣死者数十人。（《平文皇后传》曰：王氏，广宁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宫。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时国有内难，将害诸王子。后匿帝于袴中，惧人知，祝曰：“若天祚未终，使汝无声。”遂良久不啼。得免于难。广宁，见第四章第二节。）惠帝贺傉立，桓帝中子也。未亲政事，大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案王浚见杀，穆帝之众，有欲谋乱以应石勒者，见第四章第二节。然则拓跋部落中，胡、羯党类颇多，平文之死，似亦因其与刘、石搆难，而桓帝后因而倾覆之者。使称女国使，可见是时拓跋氏实别无所谓君长也。）四年，（明帝大宁二年。）帝始临朝。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在今绥远凉城县北。河西有木根山，而此在东，故曰东木根山。）五年，（大宁三年。）帝崩，炀帝纥那立，惠帝之弟也。三年，（成帝咸和二年。）石勒遣石虎率骑五千，来寇边部。帝御之于句注陉北，（见第二章第二节。）不利，迁于大宁。（即广宁。）时烈帝（名翳槐，平文长子。）居于舅贺兰部，帝遣使求之。贺兰部帅蔼头，拥护不遣。帝怒，召宇文部，并势击蔼头。宇文众败，帝还大宁。五年，（咸和四年。）帝出居于宇文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烈帝。石勒遣使求和，烈帝遣弟昭成帝（名什翼犍，平文次子。）如襄国，（见第四章第二节。）从者五千余家。七年，（元康元年。）蔼头不修臣职，召而戮之，国人复贰。炀帝自宇文部还入，诸部大人复奉之。烈帝出居于邺。三年，（咸康三年。）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国人六千余落叛炀帝，炀帝出居于慕容部。烈帝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见第三章第八节。）崩，顾命曰：“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帝弟孤，（平文第四子。）乃自诣邺奉迎，与帝俱还。《孤传》曰：群臣咸以新有大故，内外未安，昭成在南，来未可果，比至之日，恐生变诈，宜立长君，以镇众望。次弟屈，刚猛多变，不如孤之宽和柔顺。于是大人梁盖等杀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长，自应继位，我安可越次而处大业？”乃自诣邺奉迎，请身留为质。石虎义而从之。昭成即位，乃分国半部以与之。薨，子斤失职怀怨，构寔君为逆，死于长安。（见下。）观《魏书》所叙，知拓跋氏是时，内争甚烈，诸部亦多未服，而依倚中原者常克有成，其力固未足与内地敌也。（烈帝死后，必立昭成，或亦以结援后赵之故。）

昭成即位时年十九。二年，（咸康五年。）始置百官，分掌众职。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见第三章第八节。）议欲定都灅源川，（灅水，今桑乾河支流。）连日不决，从大后计而止。《平文皇后传》曰：昭成初，欲定都于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然三年，（咸康六年。）卒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四年，（咸康七年。）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昭成盖居邺久，故稍染华风邪？是时之拓跋氏，城郭而居，自无所利，然拓跋氏更内乱久，昭成在位，颇称小康，或亦由其曾居内地，少知治法之故邪？昭成与慕容氏，三世为昏，（《序纪》：二年，聘慕容元真妹为皇后。四年，皇后慕容氏崩。慕容元真遣使朝贡，并荐其宗女。六年，慕容元真遣使请荐女。七年，遣大人长孙秩迎后慕容元真之女于境。皇后至自和龙。慕容元真遣使奉聘，求交昏，帝许之，以烈帝女妻之。十九年，慕容儁亦请昏，许之。二十年，慕容儁奉纳礼币。二十三年，皇后慕容氏崩。二十五年，慕容荐女备后官。元真即皝，魏书避恭宗讳，故称其字。和龙，见第一节。）而仍与石虎通使。（九年，石虎遣使朝贡。十年，遣使诣邺观衅。）十二年，（穆帝永和五年。）石虎死。十三年，（永和六年。）冉闵杀石鉴。十四年，（永和七年。）帝曰：“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大军，廓定四海。”乃敕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诸大人谏，乃止。案魏自穆帝以来，屡图进取中原，而其下皆不欲。穆帝及平文之死，盖皆以其违众之故。昭成盖性较宽和，故能从众议而止也。然虽未勤民于远，而卒为肘腋之患所中，则以铁弗氏地实相逼也。

昭成四年，（咸康八年。）十月，刘虎寇西境。帝遣军逆讨，大破之。虎仅以身免。虎死，子务桓立，始来归顺，帝以女妻之。《铁弗传》曰：务桓，一名豹子。招集种落，为诸部雄。潜通石虎。虎拜为平北将军、左贤王。盖时铁弗、拓跋二氏之势相埒。十九年，（永和十二年。）正月，务桓死，弟阏头立，（《铁弗传》作阏陋头。）潜谋反叛。二月，帝西巡，因临河，使人招喻。阏头从命。二十一年，（升平二年。）阏头部民多叛，惧而东走。渡河，半济而冰陷，后众尽归阏头兄子悉勿祈。（务桓子。）初阏头之叛，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尽遣归，欲其自相猜离。至是，悉勿祈夺其众，阏头穷而归命。帝待之如初。盖务桓死后，铁弗内相猜携，昭成因而搆之也。二十二年，（升平三年。）四月，悉勿祈死，弟卫辰立。《昭成皇后传》曰：昭成遣悉勿祈还，后戒之曰：“汝还，必深防卫辰。辰奸猾，终当灭汝。悉勿祈死，其子果为卫辰所杀。”盖卫辰枭桀，故能为拓跋氏之患也。然其初立时，承内乱之后，势尚不竞，且其兄弟初尝依倚拓跋氏；故是岁八月，《序纪》言卫辰遣子朝贡。二十三年，（升平四年。）六月，皇后慕容氏崩。七月，卫辰来会葬，因而求昏，许之。二十四年，（升平五年。）春，卫辰遣使来聘。二十八年，正月，卫辰谋反，东渡河。帝讨之，卫辰惧而遁走。十二月，苻坚遣使朝贡。是年，为晋兴宁三年。《晋书·本纪》云：七月，匈奴左贤王卫辰，右贤王曹毂，帅众二万，侵苻坚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坚载记》云：匈奴左贤王卫辰，遣使降于坚，遂请田内地，坚许之。云中护军贾雍，遣其司马徐斌，率骑袭之，因纵兵掠夺。坚怒，免雍官，以白衣领护军。遣使修和，示之信义。辰于是入居塞内，贡献相寻。兴宁三年，右贤王曹毂及卫辰叛，率众二万，攻其杏城已南郡县，屯于马兰山。（在今陕西白水县西北。）索虏乌延等，亦叛坚而通于辰、毂。坚率中外精锐以讨之。以其前将军杨安、镇军毛盛等为前锋都督。毂遣弟活距战，安大败之，斩活。毂惧而降。坚徙其酋豪六千余户于长安。进击乌延，斩之。邓羌讨卫辰，禽之于木根山。坚自骢马城如朔方，（骢马城，在今陕西米脂县北。）巡抚夷狄。以卫辰为阳夏公，以统其众。毂寻死。分其部落：贰城已西二万余落，封其长子玺为骆川侯，贰城已东二万余落，封其小子寅为力川侯；号东西曹。（贰城，胡三省曰：贰县城，在杏城西北，平凉东南。平凉，苻秦郡，北周改为县，清为府，民国复为县，属甘肃。胡《注》见义熙五年。）《序纪》：二十九年，（大和元年。）五月，遣燕凤使苻坚。三十年，（大和二年。）十月，帝征卫辰。卫辰与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还。《铁弗传》曰：卫辰既立之后，遣子朝献。昭成以女妻卫辰。卫辰潜通苻坚。坚以为左贤王。遣使请田内地，春来秋去。坚许之。后掠坚边民五十余口为奴婢，以献于坚，坚让归之。乃背坚，专心归国。举兵伐坚。坚遣其建节将军邓羌讨禽之。坚至自朔方，以卫辰为阳夏公，统其部落。卫辰以坚还复其国，复附于坚。帝讨卫辰，大破之，收其部落十六七焉。卫辰奔苻坚。坚送还朔方，遣兵戍之。《序纪》昭成攻卫辰在正月，卫辰侵秦在七月，安得云以专心归国而伐坚？盖卫辰附坚，而昭成侵之耳。坚当是时，理宜助卫辰，因边衅起，故不果，且伐之。昭成因是与坚通使，冀共犄卫辰。然卫辰附坚久，故一降伏，坚即复戍之，而昭成转为所犄也。

《魏书·序纪》：昭成三十六年，（孝武帝宁康元年。）五月，遣燕凤使苻坚。三十七年，（宁康二年。）帝征卫辰，卫辰南走。三十八年，（宁康三年。）卫辰求援于苻坚。三十九年，（大元元年。）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十一月，白部、独孤部御之，败绩。南部大人刘库仁走云中。帝复遣库仁率骑十万，逆战于石子岭，（在云中盛乐西南。）不利。帝时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复度漠南。坚军稍退，乃还。十二月，至云中。旬有二日，帝崩。《昭成子孙传》云：初昭成以弟孤让国，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职怀怨，欲伺隙为乱。是时献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终，大祖年六岁。昭成不豫，慕容后子阏婆等虽长，而国统未定。斤因是说寔君（昭成庶长子。）曰：“帝将立慕容所生，而惧汝为变，欲先杀汝。是以顷日以来，诸子戎服，夜持兵杖，绕汝庐舍，伺便将发。吾愍而相告。”时苻洛等军犹在君子津，（在云中西南。）夜常警备，诸皇子挟杖，旁皇庐舍之间。寔君视察，以斤言为信。乃率其属，尽害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诸皇子妇及宫人奔告苻洛军。坚将李柔、张蚝勒兵内逼。部众离散。苻坚闻之，召燕凤问其故。以状对。坚曰：“天下之恶一也。”乃执寔君及斤，之于长安西市。《晋书·苻坚载记》曰：坚既平凉州，又遣其安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州兵十万，讨代王涉翼犍。又遣后将军俱难与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东出和龙，西出上郡，（见第二章第二节。）与洛会于涉翼犍廷。翼犍战败，遁于弱水。（据《魏书》《序纪》，当在阴山北。）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洛等振旅而还。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大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寮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坚尝至大学，召涉翼犍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翼犍不能答。又问：“卿种人有堪将者？可召为国家用。”对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何堪为将？”又问：“好学否？”对曰：“若不好学，陛下用教臣何为？”坚善其答。《宋书·索虏传》云：犍为苻坚所破，执送长安。后听北归。犍子开，字涉珪代之。《齐书·魏虏传》云：苻坚遣伪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龙庭，禽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坚败，子珪，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遂领其部案。《魏书·皇后列传》言：昭成皇后慕容氏，生献明帝及秦明王。《序纪》云：昭成三十四年春，长孙斤谋反，拔刃向御坐，大子献明皇帝讳寔格之，伤胁，夏，五月，薨。秋，七月，皇孙珪生。《皇后传》：献明皇后贺氏，父野干，东部大人。后少以容仪，选入东宫。生大祖。苻洛之内侮也，后与大祖及故臣吏避难北徙。俄而高车奄来钞掠。后乘车，与大祖避贼而南。中路失辖。后惧，仰天而告曰：“国家胤胄，岂止尔绝灭也？惟神灵扶助。”遂驰。轮正不倾。行百余里，至七介山南，而得免难。案《苻坚载记》，明载坚与什翼犍问答，则禽犍之说，必非虚诬。《魏书》记载，自不如中国史籍之可信。疑执昭成者即其大子，魏人讳言其事，乃伪造一献明，以为道武父，既讳昭成之俘囚，又讳其元子之悖逆，并讳道武之翦灭舅氏，其弥缝亦可谓工矣。然献明、秦明，皆羌无事迹可征；阏婆更无可考见；而为献明所格者，其氏实为魏枝子之氏，而其名又与昭成弟孤之子同，其为子虚乌有之流，更可想见；终不能逃明者之目矣。（《魏书·昭成子孙传》：寔君为昭成庶长子，秦明王翰为第三子，又有寿鸠、纥根、地干、力真、窟咄。惟《窟咄传》云：昭成崩，苻洛以其年长，逼徙长安，苻坚礼之，教以书学，因乱，随慕容永东迁，此外皆无事迹可考。《通鉴》言犍世子寔及弟翰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阏婆、寿鸠、纥根、地干、力真、窟咄皆长，盖即据《魏书》为辞，非别有所据。其实诸子是否慕容氏所生，亦难质言也。《魏书》欲伪造寔君悖逆之事，则不得不谓其为慕容氏所生耳。）

《魏书·大祖纪》云：年六岁，昭成崩，苻坚遣将内侮，将迁帝于长安，既而获免，语在《燕凤传》。《凤传》云：大祖将迁长安，凤以大祖幼弱，固请于苻坚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遣孙冲幼，莫相辅立。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变；皆不可独任。宜分诸部为二，令此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仇，其势莫敢先发，此御边之良策。待其孙长，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于亡国也。”坚从之。《库仁传》云：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复以宗女妻之，为南部大人。苻坚以库仁为陵江将军、关内侯，令与卫辰分国部众而统之。自河以西属卫辰，自河以东属库仁。于是献明皇后携大祖及卫、秦二王，（卫王仪，秦明王翰子。秦愍王觚，后少子。）自贺兰部来居焉。库仁尽忠奉事，不以兴废易节。抚纳离散，恩信甚彰。此中谓大祖少依库仁，亦属虚辞，说见第七节。苻坚当日，盖欲以铁弗部人统河东诸部，然又虑其不为诸部所服，故择一拓跋氏之婿而用之，俾与卫辰可以无猜，而拓跋旧部，亦不至疑怨，所谓御边良策者如此，此或燕凤所教，《凤传》所载之辞，则亦非情实也。

第四节　肥水之战

苻坚之陷仇池也，使杨安镇之。其明年，为宁康元年，梁州刺史杨亮，遣子广袭仇池。与安战，败绩。安进寇汉川。坚又遣王统、朱彤、毛当、徐成等助之。亮距战，不利，奔西城。（汉县，后汉末置郡，晋改为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彤遂陷汉中。成攻陷二剑。（谓大小二剑山，在剑阁北，见第三章第六节。）杨安进据梓潼。（见第三章第六节。）益州刺史周仲孙距之绵竹。（见第三章第六节。）闻毛当将袭成都，奔于南中。于是梁、益二州皆陷。桓冲使毛穆之督梁州三郡军事，以益州刺史领建平大守，戍巴郡。（穆之宝子。建平、巴郡，皆见第三章第六节。）又以其子球为梓潼大守。穆之与球攻秦，至巴西，以粮乏，退屯巴东。（巴西、巴东，见第三章第六节。）穆之病卒。二年，五月，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与巴僚相应。晋益州刺史竺瑶，威远将军桓石虔豁子。率众三万据垫江。（见第三章第六节。）育乃自号蜀王，遣使归顺。与巴僚酋帅李重、尹万等围成都。寻育与万争权，举兵相持。七月，邓羌与杨安攻灭之。瑶、石虔退屯巴东。坚之攻凉州也，徐州刺史桓冲，遣宣城内史朱序宣城，（见第三章第九节。）豫州刺史桓伊向寿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淮南大守刘波，淮南，（见第三章第四节。）泛舟淮、泗。旋又遣序与江州刺史桓石秀（亦豁子。）溯流禀荆州刺史桓豁节度。豁遣督护桓熊与序等游军沔、汉，以图牵制。然相隔大远，声势不接，凉州卒陷没。诏遣中书郎王寻之诣豁，谘谋边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宪祖监沔北军；朱序为梁州刺史，镇襄阳。时大元二年，三月也。八月，桓豁卒。十月，以桓冲为荆州刺史。冲以坚强盛，欲移阻江南，乃徙镇上明。（城名，在今湖北松滋县西。）谢玄为兖州刺史，多募劲勇。彭城刘牢之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使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时称京口为北府。）下流兵力始强矣。坚使其子丕等围襄阳，久不拔。坚欲亲率众助之。苻融等谏，乃止。四年，二月，襄阳陷，朱序见执。遂陷顺阳。（见第三章第九节。）晋沛郡大守戴，（沛郡，见第三章第一节。）以卒数千戍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坚兖州刺史彭超请攻之，愿更遣重将讨淮南诸城。坚乃使超攻彭城，俱难寇淮阴、盱眙。（淮阴，见第四章第二节。盱眙，见第三章第九节。）又使其梁州刺史韦钟寇魏兴。四月，魏兴陷，大守吉挹死之。五月，俱难陷淮阴，彭超陷盱眙。进攻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幽州侨置。三阿，地名，在今江苏高邮县北。）去广陵百里。（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京都大震，临江列戍。毛当、王显，初随苻丕攻襄阳，及是亦来会。谢玄遣兵败之。难、超等连弃盱眙、淮阴，退屯淮北。坚闻之，大怒，槛车征超下狱。超自杀。难免为庶人。是役也，秦盖丧败颇甚，史失其详矣。然晋卒罢彭城、下邳二戍。坚以毛当为雍州刺史，镇彭城；毛盛为兖州刺史，镇胡陆；王显为扬州刺史，戍下邳。（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胡陆，见第五章第六节。《通鉴考异》曰：《帝纪》及诸传，皆不言此年彭城陷没，而《十六国秦春秋》云：彭超据彭城；又云：超分兵下邳，留徐褒守彭城；至七月，以毛当为徐州刺史，镇彭城；王显为扬州刺史，戍下邳；是二城俱陷也。案二城或一时陷没，难、超败，秦复弃之，晋亦弃不戍，而秦乃又取之也。）六年，十二月，坚荆州刺史都贵，遣其司马襄阳大守阎振，中兵参军吴仲寇竟陵。桓冲遣南平大守桓石虔，竟陵大守郭铨距破之，斩振及仲。（竟陵、南平，皆见第三章第九节。）七年，九月，冲使朱绰讨襄阳。焚沔北田谷。又遣上庸大守郭宝伐魏兴、上党。（上庸，见第三章第三节。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八年，冲又率众攻襄阳。遣刘波、桓石虔、石民等攻沔北。（石民亦豁子。）杨亮伐蜀，拔伍城，（蜀汉县，今四川中江县东。）进攻涪城。（见第三章第六节。）胡彬攻下蔡。（见第五章第六节。）郭铨攻武当。（汉县，晋侨置始平郡于此，见第三章第九节。）是时，秦之用兵，并不得利。盖梁、益为晋兵力最弱之处，故秦取之甚易；刜州兵力本强，下流亦新振作，故秦所向辄沮也。此时秦欲取晋，非用大兵不可，而肥水之战作矣。

淝水之战

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在统一北方后，挥师南下，企图一举灭晋。面对前秦的强大攻势，东晋宰相谢安沉着指挥，终大败秦军。淝水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之一。

苻坚在诸胡中，尚为稍知治体者，然究非大器。尝县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车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玑、琅玕、奇宝、珍怪饰之。虽以尚书裴元略之谏，命去珠帘，且以元略为谏议大夫，然此特好名之为，其诸事不免淫侈，则可想见矣。坚之灭燕也，慕容冲姊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宠冠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冲儁子。）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咸惧为乱。王猛切谏，坚乃出冲。其荒淫如此。时西域诸国，多入朝于坚，坚又使吕光征之。苻融固谏，坚不听。盖一欲夸耀武功，一亦贪其珍宝也。燕之平也，以王猛为冀州牧，镇邺；郭庆为幽州刺史，镇蓟。后以猛为丞相，苻融代牧冀州。及陷襄阳，以梁成为荆州刺史镇之。而以苻洛为益州牧，镇成都。命从伊阙，自襄阳溯汉而上。（伊阙在洛阳南。）洛，健之兄子。雄勇多力，而猛气绝人，坚深忌之，故常为边牧。时镇和龙。（见第一节。）洛疑坚使梁成害之，遂举兵。苻重镇蓟，亦尽蓟城之众，会洛兵于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坚遣窦冲、吕光讨之，以苻融为大都督。冲等执洛。吕光追讨苻重于幽州。坚徙洛于凉州。征融为大将军，领宗正，录尚书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诸君之意如何？”（三原，见第五章第六节。九嵕，山名，在今陕西醴泉县北。武都，见第二章第二节。汧，见第二章第一节。雍，见第三章第五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于是分四帅子弟三千户，以配苻丕，（坚庶长子。）镇邺。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为刺史，领护鲜卑中郎将，镇龙城。（见第五章第二节。）大鸿胪韩胤领护赤沙中郎将，移护乌桓府于代郡之平城（见第四章第二节。）中书梁谠为幽州刺史，镇蓟。毛兴为河州刺史，镇抱罕。（见第五章第一节。）王腾为并州刺史，领护匈奴中郎将，镇晋阳。（见第三章第四节。）苻晖为豫州牧，镇洛阳。苻叡为雍州刺史，镇蒲阪。（见第三章第四节。晖、叡，皆坚子。）坚之分氐户而留鲜卑也，论者皆以为坚致败之原，实亦未可一概而论。【2】《坚载记》言：慕容垂奔坚，王猛劝坚除之，坚不听。后其大史令张孟，又言彗起尾箕，扫东井，为燕灭秦之象，劝坚诛慕容及其子弟，坚不纳。更以为尚书，垂为京兆尹，冲为平阳大守。（京兆、平阳，皆见第二章第二节。）苻融闻之，上疏谏，坚又不听。其分氐户于诸镇也，坚送丕于灞上，（见第五章第六节。）流涕而别。诸戎子弟，离其父兄者，皆悲号哀恸，酸感行人，识者以为丧乱流离之象。赵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旧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坚笑而不纳。一似当年留种人而异族，即可措国基于磐石之安者，此事后传会之辞也。当时五胡，降下异族，徙之腹地者甚多。后赵之于苻洪、姚弋仲，即其一证。盖使之远离巢穴，处我肘腋之下，则便于监制；又可驱之以从征役也。坚之灭燕也，徙关东豪桀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皆见第二章第二节。）丁零翟斌于新安；（参看下节。新安，见第三章第三节。）及平凉州，又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意亦如此。此亦未为非计。抑坚在当日，或更有所不得已者。坚甫篡立，即杀其兄法。其后苻双、苻柳、苻廋、苻武复叛。苻融在坚诸弟中，最见宠信。其代王猛镇邺也，史言坚母苟氏，以融少子，甚爱之，比发，三至霸上，其夕，又窃如融所，内外莫知。心本无他，而为人所牵率，致终馅于叛逆者，有之矣。然则苻洛甫平，融即见徵而代之以丕，盖亦有所不得已也。大元七年，法子东海公阳，与王猛子散骑侍郎皮谋反。事泄，坚问反状。阳曰：“礼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齐襄复九世之仇，而况臣也？”坚赦不诛，徙阳于高昌，（见第二节。）皮于朔方之北。朔方，（见第三章第八节。）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肃遏奸萌，请待罪私藩，坚不许。坚且能忍于法，而何有于阳？然终不能明正其罪者，势固有所不可也。宗族猜嫌之深，至于如此，安得不使己诸子，各据重镇？欲使诸子各据重镇，安得不配以腹心？然则氐户在当日，不得不分者势也。新平王雕，（新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尝以图谶，劝坚徙汧、陇诸氏于京师，置三秦大户于边地，其说正与王猛合，猛顾以雕为左道惑众，劝坚除之，然则谓结聚氐户，而遂可恃以为安，即猛亦不作是说也。五胡在中国，皆为小种，欲专恃己力以与人角，正是尾长翼短之象。（尾长则所曳者重而难举，翼短则振起之力微也。）外示宽容，阴图消弥，未尝非计之得，特彼此未能融合时，己族亦不可无以自立耳。此则坚之所以败也。然大一统之局未成，负嵎之势先失，固由氐户之散布，实亦肥水一败，有以启之，否则慕容垂、姚苌等，虽怀报复之心，安敢一时俱起？故伐晋之举，实为坚之一大失策。惟此事之真相，亦非如史之所云。史言坚欲伐晋，引草臣议之，群臣皆以为不可。权翼，坚之心腹；石越其大将也；及坚弟阳平公融、大子宏、少子中山公诜皆谏。坚皆弗听，而惟慕容垂、姚苌及良家少年之言是从。坚最信释道安，群臣争不能得，则使安止之。安争又弗能得，乃劝其止洛阳，勿远涉江、淮，坚又弗听。自谓“以吾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夫晋非慕容、张天锡之比，坚不容不知。坚即好谀，亦不容引慕容垂、姚苌为心膂，视良家子为蓍蔡。然则坚之必欲犯晋，盖尚别有其由。《唐书》载大宗之伐高句丽也，曰：“今天下大定，惟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强盛，谋臣道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此辞经史家润饰，非其本，实则句丽自隋以来，屡寇辽西，大宗知其为劲敌，度非后嗣所克戡定，故欲自取之耳。然则坚谓“每思桓温之寇，江东不可不灭”，乃其由衷之言。彼其心未尝不畏晋，又知命将出师，必难克捷，故不恤躬自犯顺，而不知其丧败之更大而速也。苻融谏坚伐晋曰：“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臣智识愚浅，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奇士，陛下每拟之孔明，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猛传》云：猛疾笃，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言终而死。此说亦不免事后傅会。然猛围邺时，坚留大子宏守长安，自率精锐会之，猛潜至安阳迎坚，曰：“监国冲幼，銮驾远临，脱有不虞，其如宗庙何？”此则初非危辞耸听，宇文泰河桥一败，而长安、咸阳，寇难蜂起，即其明证。然则苻融之论，实非无病而呻，而惜乎坚之不知虑也。要之伐晋而胜，风尘之变，自可无虞，一败，则其后患亦有不可胜言者。坚知晋之终为秦患，命将出师之不足以倾晋，而未知躬自入犯之更招大祸，仍是失之于疏；而其疏，亦仍是失之于骄耳。

大元八年，苻坚大举入寇。坚先使苻朗守青州。又以裴元略为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大守，令与王抚备舟师于蜀。已又下书：悉发诸州公私马。人十丁遣一。兵门在灼然者，为崇文义从。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艺骁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遣苻融、张蚝、苻方、梁成、慕容、慕容垂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旌鼓相望。坚至项城，（见第三章第三节。）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苻秦郡，今陕西泾阳县。）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融等攻陷寿春。（见第三章第四节。）垂攻陷项城。梁成与其梁州刺史王显，弋阳大守王咏等，率众五万，屯于洛涧，（在安徽怀远县西南。）栅淮以遏东军。晋以谢石为征讨都督，与谢玄、桓伊、谢琰等，水陆七万，相继距融，去洛涧二十五里。龙骧将军胡彬，先保硖石，（在安徽凤台县西南，淮水经其中。）为融所逼，粮尽，潜遣使告石等曰：“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融军人获而送之。融乃驰使白坚，曰：“贼少易俘，但惧其越逸。宜速进众军，犄禽贼帅。”坚大悦，舍大军于项城，以轻骑八千，兼道赴之。令军人曰：“敢言吾至寿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刘牢之率劲卒五千，夜袭梁成垒，克之，斩成及王显、王咏等十将，士卒死者万五千。谢石等以既败梁成，水陆继进。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陈齐整，将士精锐。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3】（八公山，在凤台县东南。）顾谓融曰：“此亦劲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坚遣朱序说石等以众盛，欲胁而降之。序谓石曰：“若秦百万之众皆至，则莫可敌也。及其众军未集，宜在速战。若挫其前锋，可以得志。”石闻坚在寿春，惧，谋不战以疲之。谢琰劝从序言。遣使请战，许之。时张蚝败谢石于肥南，谢玄、谢琰勒卒数万，陈以待之，蚝乃退。坚列陈逼肥水，王师不得渡。玄遣使谓融曰：“君县军深入，置陈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坚众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坚曰：“但却军令得过，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融亦以为然。遂麾使却陈。众因乱，不能止。玄与琰、伊等，以精锐八千，涉渡肥水。石军距张蚝，小退。琰、玄仍进。决战肥水南。坚中流矢。临陈斩融。（此据《谢玄传》。《坚载记》云：融驰骑略陈，马倒被杀。）坚众奔溃。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肥水为之不流。余众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坚遁归淮北。时十月也。肥水之战，苻坚实败于徒欲以众慑敌，而别无制胜之方。《坚载记》云：朝廷闻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鼓吹，求助于钟山之神，（在首都朝阳门外。亦名蒋山。相传汉末，蒋子文为秣陵尉，逐贼至此，为贼所伤而死。屡着灵异，人因祀以为神。六朝人最信之。）奉以相国之号。及坚之见草木状人，若有力焉。足见谓坚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怃然有惧色者，乃傅会之谈。顾坚众十倍于晋，理应雍容暇豫；乃一闻晋兵少易取，而苻融欣喜，急于驰白；坚又轻骑以赴之；既至，则欲以虚声胁降敌军；及战，又急求一决，而不肯阻遏淮水；何其急遽乃尔？无他，自觉绝无制胜之方，故亟思徼幸也。用少众尚不可以徼幸制胜，况大战邪？

谢玄像

谢玄（343—388），字幼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将领。谢玄乃谢安之侄，少为谢安所器重，有经国才略，善于治军。在淝水之战中，任前锋都督，取得以少胜多的巨大战果。

第五节　后燕后秦之兴

苻坚之败于肥水也，诸军悉溃，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此据《坚载记》。《垂载记》：垂弟德亦劝之。）垂不从，以兵属坚。坚收集离散，比至洛阳，众十余万。至渑池，（见第五章第二节。）垂请巡抚燕、岱，并求拜墓。坚许之。权翼固谏，不从。寻惧垂为变，遣石越率卒三千戍邺，张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毛当戍洛阳。坚遂归长安。坚子丕先在邺。垂至，丕馆之于邺西。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咸和五年，斌入朝于后赵，后赵以为句町王。永和十九年，又有翟鼠，率所部降燕，燕封为归义王。翟氏本居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苻坚灭燕，徙之新安。见第四章第三节。斌仕秦，为卫军从事中郎。（翟斌、翟鼠，事据《通鉴》。丁零本北方部落，翟赋则西域种人。自魏、晋以后，西域种人，入北荒部落，与之杂居，且为其渠帅者众矣。俟叙述四裔事时，当再论之。咸和五年朝赵之翟斌，《通鉴考异》曰：“《晋书》、《春秋》作翟真，按秦亡后慕容垂诛翟斌，斌兄子真北走，故知此乃斌也。”）乃是叛。聚众谋逼洛阳。（事在大元八年十二月，《本纪》误作翟辽。）丕弟晖以告。丕配垂兵二千，遣其将苻飞龙率氐骑一千，为垂之副以讨斌。丕诫飞龙曰：“卿王室肺腑，年秩虽卑，其实帅也。垂为三军之统，卿为谋垂之将。用兵制胜之权，防微杜贰之略，委之于卿。卿其勉之。”苻晖遣毛当击翟斌，为斌所败，当死之。垂至河内，（见第二章第二节。）杀飞龙，悉诛氏兵。召募远近，众至三万。翟斌闻垂将济河，遣使推垂为盟主。垂距之。垂至洛阳，晖闭门死守。斌又遣长史郭通说垂。垂乃许之。垂谋于众曰：“洛阳四面受敌；北阻大河，控驭燕、赵，非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邺都，据之以制天下。”众咸以为然。乃引师而东。垂之发邺，中子农及兄子楷、绍，弟子宙为苻丕所留。及诛飞龙，遣田生密告农等，使起兵赵、魏以相应。于是农、宙奔列人，（汉县，今河北肥乡县东。）楷、绍奔辟阳。（汉县，今河北冀县东南。）众咸应之。丕遣石越讨农，为农所败，斩越于陈。垂引兵至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以大元八年，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以翟斌为建义大将军，封河南王；翟檀斌弟。为柱国大将军，封弘农王。九年，二月，垂引丁零、乌丸之众二十余万，长驱攻邺。农、楷、绍、宙等皆会。慕容弟燕故济北王泓，先为北地长史，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闻垂攻邺，亡命奔关东。收诸马牧鲜卑，众至数千。遂屯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乃潜使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坚遣将军强永击泓，为泓所败。泓众遂盛。坚以子熙为雍州刺史，镇蒲阪。（见第三章第四节。）徵子叡为都督中外诸军事，配兵五万，以窦冲为长史，姚苌为司马，讨泓于华泽。（胡三省曰：华阴之泽。）平阳大守慕容冲，起兵河东，（冲亦弟。平阳，见第二章第二节。）有众二万。进攻蒲阪。坚命实冲讨之。泓闻苻叡至，惧，将奔关东。叡驰兵要之。姚苌谏，弗从。战于华泽，叡败绩，被杀。苌遣使诣坚谢罪。坚怒，杀之。苌惧，奔渭北。遂如马牧。西州豪族，推为盟主。苌以大元九年四月，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时慕容冲与苻坚相攻，众甚盛。苌将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祟为质。进屯北地，厉兵积粟，以观时变。坚率步骑二万讨之，败绩。窦冲击慕容冲于河东，大破之。冲奔泓军。泓众至十余万。遣使谓坚曰：“秦为无道，灭我社稷。今天诱其衷，使秦师倾败，将欲兴复大燕。吴王已定关东。（时泓自称都督陕西诸军事、雍州牧、济北王，推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冀州牧、吴王。）可速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当率关中燕人，翼卫皇帝，还反邺都。与秦以虎牢为界，（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分王天下，永为邻好，不复为秦之患也。”坚大怒，召责之。已而复其位，待之如初。命以书招谕垂及泓、冲，使息兵。密遣使者谓泓曰：“吾既笼中之人，必无还理。吾罪人也，不足复顾。可以吴王为相国；中山王冲。为大宰，领大司马；汝可为大将军，领司徒，承制封拜。听吾死问，汝便即尊位。”泓于是进向长安。泓谋臣高盖、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后冲，且持法苛峻，乃杀泓，立冲为皇大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苻坚闻冲去长安二百余里，引归。时苻晖率洛阳、陕城之众七万，归于长安。（陕城，见第一节。）坚使苻方戍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配晖兵五万，使距冲。以苻琳为后继。晖败绩。坚又以尚书姜宇为前将军，与琳率众三万，击冲于灞上。（见第五章第六节。）为冲所败。冲遂据阿房城。（亦称阿城，在长安西北。）十二月，僭即皇帝位。进逼长安。慕容垂攻邺，拔其郛。苻丕固守中城。垂堑而围之。分遣老弱，于魏郡肥乡筑新兴城，以置辎重。（肥乡，魏县，今河北肥乡县西。）壅漳水以灌邺。丕粮竭，马无草，削松木而食之。而翟斌求为尚书令，垂弗许，斌怒，密应丕，使丁零决防溃水。事泄，垂诛之。（《通鉴》：并诛其弟檀、敏。）斌兄子真，率其部众，北走邯郸。（见第四章第二节。）引兵向邺，欲与丕为内外之势。垂令其大子宝及子隆击破之。真自邯郸北走。慕容楷追之，战于下邑，（《十六国疆域志》谓即梁国之下邑县，案下邑县故城，在今江苏砀山县，东乡方不合，恐非。）为真所败。真遂屯于承营。（《通鉴》云：真北趋中山，屯于承营，则其地当在中山。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垂谓诸将曰：“苻丕穷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扰，乃我心腹之患。吾欲迁师，开其逸路。”于是引师去邺，北屯新城。丕始具西问，知苻叡等丧败，长安危逼。乃遣其阳平大守邵兴，率骑一千，将北引重合侯苻谟、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于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固安侯苻鉴、中山大守王兖于中山；以为己援。垂遣张崇要兴，获之。丕又遣其参军封孚，西引张蚝及并州刺史王腾于晋阳。（见第三章第四节。）蚝、腾以众寡不赴。丕进退路穷。谋于群僚。司马杨膺唱归顺之计。丕犹未从。会黎阳为王师所克，乃变计。（黎阳，见第五章第三节。）

肥水之捷，刘牢之进克谯城。（见第三章第三节。）明年，正月，桓冲使部将伐新城、魏兴、上庸三郡，克之。（新城，见第五章第六节。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上庸，见第三章第三节。）二月，冲卒。荆、江二州并缺。物论以谢玄勋望，宜以授之。谢安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又虑桓石虔骁猛，居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移豫州刺史桓伊刺江州，（伊宣子。）而以石虔为豫州。四月，竟陵大守赵统伐襄阳，克之。（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襄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朝以谢玄为前锋都督，率桓石虔径造涡、颍，经略旧都。玄次下邳，（见第三章第三节。）苻坚徐州刺史赵迁弃彭城奔还，（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玄进据之。遣参军刘袭攻坚兖州刺史张崇于鄄城，克之。（九月。鄄城，见第三章第四节。）进伐青州。遣淮陵大守高素向广固，（淮陵，汉县，晋置郡，在今安徽盱眙县西北。广固，见第四章第二节。）降坚刺史苻朗。（十月。）又进伐冀州。遣刘牢之、济北大守丁匡据碻磝；（济北，见第五章第六节。碻磝，城名，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南。）济阳大守郭满据滑台；（《晋志》，兖州有济阳郡，实济阴郡之调。《宋志》云：晋惠帝分陈留为济阳郡，则《晋志》阙之。郡当治济阳县，在今河南开封县东北。滑台，城名，今河南滑县。）奋武将军颜雄渡河立营。（此据《谢玄传》。《本纪》及《载记》作颜肱。）苻丕遣将桑据屯黎阳，玄命刘袭袭据，走之。丕惧，乃遣弟就与参军焦逵请救于玄。丕书称“假途求粮，还赴国难。须军援既接，以邺与之。若西路不通，长安陷没，请率所领，保守邺城。”文降而已。逵与参军姜让，密说杨膺：“正书为表。若王师至而丕不从，可逼缚与之。”膺素轻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改书而遣逵等。玄许之。馈丕米二千斛。遣晋陵大守滕恬之守黎阳。（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三魏皆降。（三魏，见第二章第二节。）时桓石虔以母忧去职，朱序为豫州刺史。（肥水之战，坚众小却，序时在其军后，唱云坚败，众遂大奔，序乃得归。）玄欲令序镇梁国，（见第二章第三节。）自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阳。朝议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使玄还镇淮阴，（见第四章第二节。）序镇寿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慕容垂谓其弟范阳王德曰：“苻丕，吾纵之不能去，方引晋师，规固邺都，不可置也。”进师又攻邺，而开其西奔之路。焦逵至，朝廷欲征丕任子，然后出师。逵固陈丕款诚无贰，并宣杨膺之意。乃遣刘牢之等率众二万，水陆运漕救邺。牢之至枋头，（见第四章第二节。）苻丕征东参军徐义、宦人孟丰告丕：杨膺、姜让等谋反。丕收膺、让戮之。牢之般桓不进。十年，四月，乃至邺。垂逆战，败绩。撤邺围，退屯新城。又自新城北走。牢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桥泽，（胡三省曰：在临漳县北。案当在肥乡垂所筑新城之北。）争趣辎重，稍乱，为垂所击，败绩。士卒歼焉。牢之策马跳五丈涧得免。会苻丕救至，因入临漳，（即邺，见第三章第三节。）集亡散，兵复少振。以军败征还。先是梁州刺史杨广伐蜀，遣巴西大守费统为前锋。（巴西，见第三章第六节。）苻坚益州刺史王广，遣其巴西大守康同拒之。数败，回退还成都。梓潼大守垒袭以涪城来降。（梓潼、涪城，皆见第三章第六节。）坚梁州刺史潘猛弃汉中奔长安。（以上《通鉴》在大元九年。）王广使江阳大守李丕守成都，（江阳，见第三章第六节。）率所部奔陇西。其蜀郡大守任权，斩丕来降。（大元十年二月。）于是梁、益二州皆复。然于大局无甚关系也。

慕容之遣诸弟起兵于外也，苻坚防守甚严，谋应之而无因。时鲜卑在城者，犹有千余人，密结之，诈称子婚三日，请坚幸其第，欲伏兵杀之。谋泄，坚诛父子及其宗族。城内鲜卑，无少长，及其妇女皆杀之。长安大饥，人相食。坚与慕容冲战，各有胜负。苻晖屡为冲所败，坚让之。晖愤恚，自杀。大元十年，三月，坚使奉表请迎。四月，谢安自率众救之。然特以避会稽王道子而已，非真有意于北略也。（见第七章第一节。）时长安城中，有书曰《古苻传信录》，载“帝出五将久长得”。先是又谣曰：“坚入五将山长得。”坚大信之，告其大子宏曰：“既如此言，天或导予。今留汝兼总戎政，勿与贼争利。吾当出陇，收兵运粮以给汝。”遂将其少子中山公诜、张夫人，率骑数百，出如五将。（《本纪》在五月。五将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长安。宏寻将母妻、宗室男女数千骑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长安，（《本纪》在六月。）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宏归其南秦州刺史杨璧于下辩。（见第五章第一节。）璧距之。乃奔武都氐豪张兴，（武都，见第二章第二节。）假道归顺。（朝廷处宏于江州。桓玄篡位，以宏为凉州刺史。义熙初，以叛诛。见第七章第三节。）八月，谢安卒。姚苌屯北地，闻慕容冲攻长安，议进取之计。韦下咸曰：“宜先据咸阳。”（见上节。）苌曰：“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胡三省曰：“谓九嵕之北，凡新平、北地、安定之地皆是。”九嵕，见第四节。新平、安定，皆见第二章第二节。）广收资实，须秦敝燕回，然后垂拱取之。”乃遣诸将攻新平，克之。因略地至安定。岭北诸城尽降。苻坚入五将山，苌遣将军吴忠围坚。坚众奔散。苌如新平，忠执坚送之。苌缢坚于佛寺。中山公诜及张夫人皆自杀。时八月也。慕容冲畏垂之强，不敢东归。课农筑室，为久安之计。鲜卑咸怨。十一年，二月，冲左将军韩延，因众心不悦，攻杀冲。立冲将段随为燕王。三月，冲仆射慕容恒、尚书慕容永袭杀随。（永，廆弟运之孙。）立宜都王子。帅鲜卑男女四十余万口，去长安而东。恒弟护军韬诱，杀之于临晋。（见第三章第七节。）恒怒，舍韬去。永与武卫刀云攻韬。韬败，奔恒营。恒立冲子瑶。众皆去瑶奔永。永执瑶杀之。立泓子忠。至闻喜，（汉县，今山西闻喜城西南。）闻垂已称尊号，不敢东。筑燕熙城而居之。（在闻喜北。）六月，刀云又杀忠。推永为河东王。称藩于垂。（以上叔西燕事兼据《北史》及《通鉴》。《晋书》于西燕事始末不具。《本纪》于大元十一年正月，书慕容冲将许木末杀冲于长安。《慕容盛载记》曰：冲为段木延所杀。木末、木延，盖皆韩延之党也。）鲜卑既东，长安空虚。卢水胡郝奴卢（水胡，见第二章第二节。）帅户四千入之，称帝。姚苌攻奴，降之。苌遂据长安，僭即皇帝位。（姚苌僭位，《晋书·载记》在大元十一年，《通鉴》系于四月。《晋书·本纪》书其事于十年八月，盖因苻坚死连书之。十一年正月，慕容冲尚在长安，苌必不能于十年八月入长安称帝也。冲死而鲜卑众乃东下，《姚苌载记》谓冲率众东下而长安空虚，亦误。）

苻坚之死也，苻丕复入邺城，将收兵赵、魏，西赴长安。会其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频为慕容垂将平规所败，乃遣昌黎大守宋敞，焚烧和龙、蓟城宫室，率众三万，进屯壶关。（昌黎，见第二章第二节。壶关，见第三章第四节。）遣使招丕。丕乃去邺，率男女六万余口，进如潞川。（见第一节。）张蚝、王腾迎之，入据晋阳。始知坚死问。大元十年，九月，丕僭即皇帝位于晋阳。苻定、苻绍据信都，（见第四章第二节。）苻谟、苻亮据常山，慕容垂之围邺城也，并降于垂，闻丕称尊号，遣使谢罪。中山大守王兖，固守博陵，（见第三章第三节。）与垂相持。左将军窦冲，秦州刺史王统，河州刺史毛兴，益州刺史王广，南秦州刺史杨璧，卫将军杨定，并据陇右，遣使招丕，请讨姚苌。丕大悦，各加官爵。已而定、绍、谟、亮，复降于垂。垂子驎陷中山，王兖及固安侯苻鉴，并为所杀。王广攻毛兴于枹罕，（见第五章第一节。）为所败，奔其兄统于秦州，为陇西鲜卑匹兰所执，送诣姚苌。（苌疾笃，姚兴杀之。）兴谋伐王统，枹罕诸氏，皆疲不堪命，乃杀兴，推卫平为刺史。已以其年老，复废之，而推苻坚之族孙登。王统亦降于姚苌。（见《苌载记》。）丕率众四万，进据平阳。慕容永恐不自固，使求假道还东。丕弗许。初苻坚尚书令苻纂，自关中奔丕。及是，丕遣王永及纂攻慕容永。大败，王永死之。纂之奔丕也，部下壮士三千余人。丕猜而忌之。及王永败，惧为纂所杀，率骑数千，南奔东垣。（城名，在今河南新安县东。）荆州刺史桓石民，遣将军冯该，自陕要击，临陈斩丕。时大元十一年，十月也。执其大子宁、长乐王寿，送于京师。丕之臣佐，皆投慕容永。永乃进据长子，（见第三章第四节。）僭称尊号。苻纂及弟师奴，率丕余众数万，奔据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丕尚书寇遗，奉丕子渤海王懿、济北王昶，自杏城奔苻登。十一月，登僭即皇帝位。立懿为皇大弟。（后又自立其子崇为皇大子。）遣使拜纂都督中外诸军事，进封鲁王。师奴为并州牧朔方王。纂怒，谓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孙，（世祖，坚伪庙号。）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长史王旅谏曰：“南安已立，理无中改。贼虏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为仇敌。愿大王远踪光武推圣公之义，枭二虏之后，徐更图之。”纂乃受命。登冯翊大守兰犊，（冯翊，见第二章第二节。）与纂首尾，将图长安。师奴劝纂称尊号。纂不从。乃杀纂，自立为秦公。兰犊绝之。慕容永攻犊，犊请救于姚苌。苌自往赴之。师奴距苌，大败，苌尽俘其众。又擒兰犊。苻登能战而寡谋，且极残暴。（登初与姚苌弟硕德相持，时岁旱众饥，道殣相望，登每战杀贼，名为熟食，谓军人曰：“汝等朝战，夕便饱肉，何忧于饥？”士众从之，啖死人肉。）与苌相持积年，关、陇豪右及氏、羌，各有所附。大元十八年，十月，苌死。登闻之，喜。留其弟广守雍，（见第三章第五节。）大子祟守胡空堡，（在今陕西邠县西南。登据新平与苌相持最久。后其将金槌以新平叛降苌，登乃转据雍。）自雍尽众而东。苌子兴，使尹纬拒之。登败，单马奔雍。广、祟闻登败，出奔，众散，登至，无所归，遂奔平凉，（苻秦郡，今甘肃平凉县西北。）收集遗众，入马毛山。（亦作马髦，《十六国春秋》作马屯山，在今甘肃固原县西南。）遣子汝阴王宗质于乞伏乾归，结昏请救。乾归遣骑二万救登。登引军出迎，与姚兴战于山南，被杀。崇奔湟中，僭称尊号。为乾归所逐而死。前秦遂亡。时大元十九年也。

慕容垂以大元十一年正月僭位，定都中山。遣慕容楷等攻苻坚冀州牧苻定，镇东苻绍，幽州牧苻谟，镇北苻亮。定等悉降。先是翟真自承营徙屯行唐。（今河北行唐县。）真司马鲜于乞杀真。尽诛翟氏。自立为赵王。营人攻杀乞。迎立真从弟成。真子辽奔黎阳。（《通鉴》系大元十年四月。）成长史鲜于得斩成降垂。垂入行唐，悉坑其众。（《通鉴》在七月。）垂僭位之月，段辽据黎阳反，执大守滕恬之。三月，泰山大守张愿叛降辽，河北骚动。谢玄自以处分失所，上疏求解所职。（时玄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诏慰劳，令且还镇淮阴。以朱序为青、兖二州刺史，代玄镇彭城。序求镇淮阴，许之。（大元十二年正月。）先是翟辽寇谯，又使其子钊寇陈颍，（见第三章第三、第四节。）序皆击走之。而高平人翟畅，（高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又执大守，以郡降辽。慕容垂攻之。辽请降。已而复叛。十三年，四月，以朱序为雍州刺史，戍洛阳。河南大守杨佺期，南阳大守赵睦，各领兵千人隶序。（河南，见第二章第二节。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谯王恬之刺青、兖。（《传》作恬。承之孙。承见第四章第三节。）五月，翟辽徙屯渭台。七月，其将翟发寇洛阳。河南大守郭给距走之。十四年，四月，辽寇荥阳，执大守郑卓。十五年，正月，谯王恬之薨。时刘牢之复戍彭城。与翟辽及张愿战于泰山，败绩。苻坚将张遇遣兵击破金乡，（见第四章第二节。）围泰山大守羊迈。（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八月，牢之遣兵击走之。遂进平泰山。追翟钊于鄄城。钊走河北，获张遇以归。十五年，正月，慕容永率众向洛。朱序自河阴北济，（河阴见第三章第四节。）与永将王次等战于沁水，次败走。赵睦与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大行。永归上党。序追至上党之白水。相持二旬，闻翟辽欲向金墉，（见第三章第二节。）乃还。攻钊于石门。（见第四章第三节。）遣参军赵蕃攻辽于怀县，（见第四章第二节。）辽宵遁。序还襄阳。十六年，正月，慕容永寇河南，杨佺期击破之。十月，翟辽死，钊代立。十七年，六月，慕容垂袭钊于黎阳，败之。钊奔慕容永。（岁余，谋叛永，永杀之。）初姚苌将窦冲归顺，拜为东羌校尉。冲复反，入汉川，袭梁州。安定人皇甫钊，京兆人周勋等谋纳之。梁州刺史周琼告急于朱序。序遣将军皇甫真赴之。钊、勋散走。序以老病去。十月，擢郗恢为雍州刺史。（恢昙子。）时巴、蜀在关中者，多背姚苌，据弘农以结苻登。登署窦冲为左丞相，徙屯华阴。（冲氐人，故欲藉之以抚巴、蜀。）杨佺期遣上党大守荀静戍皇天坞以距之。（未详。）冲数来攻。郗恢遣赵睦守金墉，佺期次湖城，（见第三章第三节。）讨冲走之。十八年，十一月，慕容垂伐慕容永。十九年，五月，败其兵。六月，围长子。永穷蹙，遣其子弘求救于恢。恢陈“垂若并永，其势难测。今于国计，谓宜救永。”孝武帝以为然，诏王恭、（兖州。）庾楷（豫州。）救之。未发，八月，长子陷，永为垂所杀。垂使慕容农略地河南。攻廪丘、（见第三章第三节。）阳城，（汉县，晋尝置郡，后罢，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皆陷之。泰山、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诸郡，皆委城奔溃。农进师临海，置守宰而还。垂告捷于龙城之庙。

姚兴以大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见第三章第五节。）是岁，苻登死。而兴安南强熙、镇远杨多叛，推窦冲为盟主，所在扰乱。兴率诸将讨之。军次武功，（汉县，今陕西武功县。）多兄子良国，杀多而降。冲弟彰武，与冲离贰，冲奔强熙。熙闻兴将至，率户二千奔秦州。窦冲奔汧川，汧川氐仇高执送之。冲从弟统，率其众降于兴。强熙围上邽，兴秦州牧姚硕德击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归顺。慕容永灭，其河东大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兴遣姚绪讨之。恭势屈，请降。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于蒲阪。隆安元年，兴率众寇湖城。弘农大守陶仲山，华山大守董迈降于兴。（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华山，胡三省云：“晋分弘农之华阴，京兆之郑，冯翊之夏阳置。”盖东晋所置也。郑县，见第三章第三节。夏阳，秦县，在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兴遂如陕城。进寇上洛，（见第三章第五节。）陷之。先是晋平远将军护氐校尉杨佛嵩，率胡、蜀三千余户，降于姚苌。杨佺期、赵睦追之。苌遣姚崇赴救，大败晋师，斩睦。苌以佛嵩为镇东将军。及是，兴遣崇与佛嵩寇洛阳。大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陷柏谷，（坞名，在河南偃师县西南。）徙流人二万余户而还。三年，十月，佛嵩卒陷洛阳，执大守辛恭静。洛阳既陷，淮、汉以北诸城，多请降送任于兴。顺阳大守彭泉，亦以郡降。（顺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兴遣杨佛嵩与其荆州刺史赵曜迎之。遂寇陷南乡，（后汉侯国，魏为郡，晋废，旋复置，在今河南淅川县东南。）略地至梁国而归。

肥水战后，诸胡纷纷，其力，无一足以占据北方者，实为晋人恢复之好机会。然晋于是时，初不能出师经略。若不得已而出师，则谢玄、刘牢之、朱序等兵力皆嫌不足；谢安更无论矣。盖晋之君臣，本无远略；肥水之战，在秦虽有取败之道，在晋亦为幸胜；故其情势如此也。然则后燕、后秦之克分据北方，非其力足自立，乃晋实纵之耳。参看第八第九两节自明。

第六节　秦凉分裂

前凉建国，武功文治，均无足观，特以地处偏隅，为中原控制之力所不及，遂获割据自立者七十余年。苻坚丧败，姚苌继据关中，其驾驭之力，自又在前赵及前秦之下。于是西北一隅，割据者复纷纷而起矣。

吕光，略阳氐人。（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载记》云：“其先吕文和，汉文帝初，自沛避难徙焉，世为酋豪。”此五胡诸种自托于汉族之故智，不足信也。光为苻坚将，数有战功。前凉之亡也，坚以梁熙为凉州刺史，镇姑臧。见第二节。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采缯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后鄯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王弥寘来朝。大宛献汗血马。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寘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西域朝献之事，《晋书·坚载记》前后三叔。其实初十余国来朝是一次，此初通时事；后六十二王来朝，则系总括既通以后之事。《晋书》叔述误緟。）坚初慕汉文之返千里马，命群臣赋《止马诗》，所献马悉返之。寘等请年年贡献。坚以西域路遥，不许。令三年一贡，九年一朝，以为永制。寘等又乞依汉置都护。坚乃以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与姜飞、彭晃、杜进、康盛等，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苻融固谏，朝臣又屡谏，皆不纳。光以大元八年发长安。行至高昌，见第二节。闻坚寇晋，欲更俟后命。杜进劝之，光乃进。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国请降。龟兹王帛纯距光，光破之，入其城。诸国贡款属路。光以驰二万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而还至宜禾，晋县，在今甘肃安西县境。梁熙谋闭境距之。高昌大守杨翰请“守高梧谷口，而夺其水。彼既穷渴，自然投戈。如以其远，伊吾之关，亦可距也。（此据《苻丕载记》。《光载记》云：请守高桐、伊吾二关。胡三省曰：“高梧谷口，当在高昌西界。”伊吾，汉伊吾卢地，晋置伊吾县，在今甘肃安西县西北。）若度此二要，虽有子房之策，难为计矣”。熙弗从。美水令犍为张统，（美水，未详。犍为，见第三章第六节。）说熙奉行唐公洛为盟主，以摄众望。则光无异心，可资其精锐以东。熙又不从。杀洛于西海。（苻秦郡，今宁夏居延县。）使子胤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见第三章第七节。）光至高昌，杨翰以郡迎降。初光闻翰之说，恶之；又闻苻坚丧败，长安危逼；谋欲停师。杜进谏曰：“梁熙文雅有余，机鉴不足，终不能纳善从说也。闻其上下未同，宜在速进。”光从之。敦煌大守姚静，晋昌大守李纯，以郡降光。（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晋昌，见第三章第七节。）光以彭晃、杜进、姜飞等为前锋，击胤于安弥，（汉绥弥县，后汉曰安弥，在今甘肃酒泉县东。）大败之。胤轻将麾下数百骑东奔，杜进追禽之。武威大守彭济执熙迎光，光杀之。（武威，见第二章第二节。）西郡大守索泮，酒泉大守宋皓等，并为光所杀。西郡，见第二章第二节。光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光载记》。《本纪》：大元九年，十月，吕光称制于河右，自号酒泉公。十年，九月，吕光据姑臧，自称凉州刺史。）光主簿尉祐，奸佞倾薄人也。与彭济同谋执梁熙。光深见宠任。乃谮诛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余人，（南安、天水，皆见第二章第二节。）远近颇以此离贰。光寻擢祐为金城大守。（金城，见第二章第二节。）祐次允吾，（见第三章第五节。）袭据外城以叛。祐从弟随据鹯阴以应之。（汉鹑阴县，后汉曰鹤阴，在今甘肃靖远县西北。）光遣其将魏真讨随。随败，奔祐。姜飞又击败祐。祐奔兴城，（胡三省曰：“当在允吾之西。”）扇动百姓，夷夏多从之。初苻坚之败，张天锡南奔，其世子大豫，为长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坚还长安，穆将大豫奔秃发思复鞬。秃发思复鞬送之魏安。（前凉郡，在今甘肃古浪县东。）魏安人焦松、齐肃、张济等起兵数千，迎大豫于揖次。（汉揟次县，《晋书》作揖次，盖调文也。在古浪县北。）陷昌松郡。（汉苍松县，后汉作仓松，前凉置昌松郡，在古浪县西。）光遣杜进讨之，为大豫所败。大豫遂进逼姑臧。王穆谏曰：“吕光粮丰城固，甲兵精锐，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岭西，（岭谓洪池岭，见第五章第二节。）厉兵积粟，东向而争，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从。乃遣穆求救于岭西诸郡。建康大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及阎袭起兵应之。（《唐书·地理志》：张掖西北有祁连山，北有建康军。张掖，见第二节。）大豫进屯城西。王穆率众三万，及思复鞬子奚干等陈于城南。光出击，破之，斩奚干等。（《通鉴》在大元十一年。）大豫自西郡诣临洮，（见第五章第一节。）驱略百姓五千余户，保据俱城。（在临洮界。）彭晃、徐炅攻破之。大豫奔广武，（见第五章第二节。）穆奔建康。广武人执大豫送之，斩于姑臧市。《通鉴》在大元十二年。光于是自称凉州牧酒泉公。（《通鉴》在大元十一年十二月。）王穆袭据酒泉，自称大将军、凉州牧。时谷价踊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大守康宁，自称匈奴王，阻兵以叛。（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光屡遣讨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杜进有力焉。以为武威大守。既居都尹，权高一时。出入羽仪，与光相亚。光甥石聪，至自关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聪曰，“止知有杜进耳，实不闻有舅。”光默然，因此诛进。徐炅与张掖大守彭晃谋叛。光遣师讨炅。炅奔晃。晃东结康宁，西通王穆。光议将讨之。诸将咸曰：“今康宁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驾西行，宁必乘虚，出于岭左。晃、穆未平，康宁复至，进退狼狈，势必大危。”光曰：“事势实如卿言。今而不往，当坐待其来。晃、穆共相唇齿，又同恶相救，东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尔，宁、穆与之情契未密。及其仓卒，取之为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复言。”光于是自率步骑三万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将寇斩关纳光。光诛晃。王穆以其党索嘏为敦煌大守，既而忌其威名，率众攻嘏。光闻之，率步骑二万攻酒泉，克之。进次凉兴。（胡三省曰：“凉兴郡，河西张氏置，在唐瓜州常乐县界。”按唐常乐县，在今甘肃安西县西。）穆引师东还，路中众散，穆单骑奔骍马。晋县，在今甘肃玉门县境。骍马令郭文斩首送之。（《通鉴》在大元十二年。）大元十四年，光僭即三河王位。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后汉县，今西宁东南之白土城。）光遣讨之，大败。乃亲讨之。攻克枹罕。（见第五章第一节。）又以子覆为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大元二十一年，光僭即天王位。

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阴山。遇一巨虫于路，状若神龟，大如陵阜。乃杀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开路；恶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见，乃有一小儿在焉。时又有乞伏部，（《魏书》本传云：“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则乞伏当属三部中之如弗部。如弗与女勃音近，窃疑当居女勃水畔。）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众咸许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冯，字之曰纥干。纥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岁，骁勇善骑射，弯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勇，推为统主。号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托铎者，言非神非人之称也。其后有祐隣者，即国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户五千，迁于夏缘。（未详。）部众稍盛。鲜卑鹿结，七万余落，屯于高平川。（见第二章第二节。）与祐隣迭相攻击。鹿结败，南奔略阳。祐隣尽并其众。因居高平川。祐隣死，子结权立。徙于牵屯。（山名，头之音转。头山，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即崆峒山也。）结权死，子利那立。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讨鲜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胡三省曰：“苑川水，出天水勇士县之子城南山。东流，历子城川。又北，径牧师苑，故汉牧苑之地也，有东西苑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伏所都也。”按勇士，汉县，在今甘肃榆中县东北。《胡注》见成帝咸和四年。）降其众二万余落。因居苑川。述延死，子傉大寒立。会石勒灭刘曜，惧而迁于麦田元孤山。（《水经注》：“麦田山，在安定北界。山之东北有麦田城。又北有麦田泉。”按麦田城，在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大寒死，子司繁立。《通鉴》在咸和四年。）始迁于度坚山。（在今甘肃皋兰县东北，黄河西北。）寻为苻坚将王统所袭，部众叛降于统，司繁乃诣统降于坚。坚署为南单于，留之长安。以司繁叔父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俄而鲜卑勃寒，侵斥陇右，坚以司繁为使持节都督讨西胡诸军事、镇西将军以讨之。勃寒惧而请降。司繁遂镇勇士川。（《通鉴》在宁康元年。）甚有威惠。司繁卒，国仁代镇。（《通鉴》在大元元年。）及坚兴寿春之役，征为前将军，领先锋骑。会国仁叔父步颓叛于陇西，坚遣国仁还讨之。步颓闻而大悦，迎国仁于路。国仁乃招集诸部；有不附者，讨而并之；众至十余万。大元十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秦、河二州牧，筑勇士城以居之。苻登署为苑川王。十三年，国仁死，子公府幼，君臣立其弟乾归。迁于金城。亦受署于苻登。登为姚兴所逼，遣使请兵，乾归遣骑二万救之。会登为兴所杀、乃还。国仁、乾归，多服氐、羌、鲜卑杂部，尽有陇西、巴西之地。吕光遣吕方及其弟吕宝讨乾归。窦济河，为乾归所败，宝死之。光率众十万，将伐乾归。左辅密贵周，左卫莫者羖羝言于乾归，乾归乃称藩于光，遣子勃勃为质。既而悔之，诛周等。乾归从弟轲殚，与乾归弟益州不平，奔于光。光又伐之。咸劝其东奔成纪。（见第三章第八节。）乾归不从。隆安元年，光次于长最，（见第五章第二节。）使子纂克金城，弟天水公延克临洮、武始、河关。（晋狄道郡，张骏改为武始。狄道，见第五章第二节。河关，汉县，在今甘肃导河县西。）乾归乃纵反间，称乾归众溃，东奔成纪。延信之，引师轻进。与乾归遇，败死。光还。乾归迁于苑川。姚兴使姚硕德率众五万伐之。兴僭师继发。乾归距之陇西，为兴所败。遁还苑川。遂走金城。率骑数百，驰至允吾。秃发利鹿孤遣弟傉檀迎之。（隆安四年。）

［北齐］陶卧驼

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已见第三章第八节。乌孤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未详。）南至浇河，（在今青海巴燕县西，后凉尝置郡。）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寿阗立。《魏书》云：“初母孕寿阗，因寝产于被中，乃名秃发，其俗为被覆之义。”案秃发、拓跋，明系同音异译。（《廿二史考异》云：“古读轻唇如重唇，发从犮得声，与跋音正相近。魏伯起书尊魏而抑凉，故别而二之。晋史亦承其说。”案此亦非魏收所为，盖魏人当日，有意将己与南凉之氏，异其译文也。）后土之说，既不足信，被覆之义，或反是真。特迁徙既始匹孤，则其与元魏之分携，亦当在此际，无缘至寿阗始得此氏。此或被覆之义为实，产于被中之说，出于附会；亦或产于被中之说并真，惟初不属于寿阗。传说之辗转淆讹，率多如此，不足怪也。寿阗卒，孙树机能立。其事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树机能死，从弟务丸立。死，孙推斤立。死，子思复鞬立。部众稍盛。乌孤即思复鞬之子也。吕光署为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筑廉川堡都之。（在今青海乐都县东。）乌孤讨破诸部。光进其封为广武郡公。又遣使署为益州牧、左贤王。乌孤不受。隆安元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曜兵广武，攻克金城。光遣将军窦苟来伐，战于街亭，大败之。（街亭，在今甘肃永登县北。）降光乐都、湟河、浇河三郡。（乐都、湟河，皆后凉郡。乐都即今乐都县。湟河在乐都东南。）岭南数万落皆附之。后光将杨轨来奔，（见下。）乌孤更称武威王。二年，（据《本纪》。）徙于乐都。署弟利鹿孤为西平公，镇安夷；（汉县，在今青海西宁县东。）傉檀为广武公，镇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阴有图姑臧之志。后又以利鹿孤为凉州牧，镇西平。三年，八月，乌孤卒，利鹿孤即伪位。徙居西平。乞伏乾归之败，利鹿孤遣傉檀迎之，处之于晋兴。（见第五章第二节。）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归将叛，谋泄，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扪天岭。（胡三省曰：“在允吾东南。”）乾归惧为利鹿孤所害，送其子炽磐兄弟为质，而奔长安。（隆安四年八月。）姚兴大悦，署为河州刺史、归义侯。遣还镇苑川，尽以其部众配之。

沮渠蒙逊，张掖临松卢水胡人也。（卢水胡，见第二章第二节。临松，前凉郡，在张掖之南。）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宫为氏。《晋书·载记》。羌之酋豪曰大，故又以大冠之焉。【4】（《宋书·大且渠蒙逊传》。《传》曰“以位为氏，以大冠之”，则大非氏。）世居卢水为酋豪。祖祁复延，封狄地王。父法弘袭爵。苻氏以为中田护军。（胡三省曰：“中田护军，盖吕光所置，镇临松。”案苻氏时已有之，则非吕光所置也。胡《注》见安帝元兴二年。）蒙逊代父领部曲，有雄略，多计数，为诸胡所推服。吕光自王于凉州，使蒙逊自领营人配箱直。又以蒙逊叔父罗仇为西平大守。隆安元年，春，光遣子纂率罗仇伐乞伏乾归，为乾归所败。光委罪罗仇，杀之。（此据《宋书·蒙逊传》。《晋书·蒙逊载记》，以罗仇与麹粥，皆为蒙逊伯父。从光征河南，光前军大败，麹粥劝兄罗仇叛光，罗仇不肯，俄而皆为光所杀。据《吕光载记》，罗仇为光尚书，麹粥为三河大守。三河，后凉郡，治白土。）四月，蒙逊求还葬罗仇，因聚众万余人叛光。杀临松护军，屯金山。（在今甘肃山丹县西南。五月，为吕纂所破，将六七人逃山中。亦据《宋书》本传。《晋书·蒙逊载记》：蒙逊并杀光中田护军马邃，临松令井祥。《吕光载记》云纂败蒙逊于忽谷。胡三省曰：“忽谷，当在删丹界。”）蒙逊兄男成，先为将军，守晋昌。闻蒙逊起兵，逃奔赀虏，扇动诸夷，众至数千。酒泉大守垒成讨之，败死。男成进攻建康。说大守段业，（业京兆人，为杜进记室。）欲奉为主。业不从。相持二旬，外救不至。业先与光侍中房晷、仆射王详不平，虑不自容，乃许之。男成等推业为凉州牧、建康公。光命吕纂讨业。蒙逊进屯临洮，为业声势。战于合离，（亦作合黎，山名，在今张掖、山丹、高台、酒泉四县之北。）纂师大败。光散骑常侍大常郭黁与王详谋叛，光诛详，黁据东苑以叛。（姑臧有东西苑城。）光驰使召纂，纂引还。黁推后将军杨轨为盟主。黁败，奔乞伏乾归。杨轨南奔廉川。光病甚，立其大子绍为天王，自号大上皇帝。以其二庶兄纂为大尉，弘为司徒。十二月，光死。明年，纂叛，绍自杀。纂僭即天王位。弘起兵东苑，众溃，奔广武。吕方执弘系狱。驰使告纂。纂遣力士拉杀之。纂伐秃发利鹿孤，利鹿孤使傉檀距败之。纂西击段业，围张掖，略地建康。侲檀帅骑一万袭姑臧。纂闻之，乃还。

段业以沮渠男成为辅国将军，委以军国之任。王德以晋昌，孟敏以敦煌降业。男成及德围张掖，克之。业因据张掖。沮渠蒙逊率部曲投业，业以为临池大守。（在今巴燕县西。）王德为酒泉大守。寻又以蒙逊领张掖大守。隆安二年，四月，业使蒙逊将万人攻昌光弟子纯于西郡，执之以归。四年，业以孟敏为沙州刺史，署李暠为效谷令。（效谷，汉县。在今敦煌县西。）敏卒，其下推暠为敦煌大守，称藩于业。业以暠为敦煌大守。已又以索嗣代之。暠遣其二子歆、让逆战，破之。嗣奔还张掖。暠罪状嗣于段业。沮渠男成恶嗣，因劝除之。业乃杀嗣，遣使谢暠。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未详。晋昌之宜禾三县为凉兴郡，进暠持节都督凉兴已西诸军事。晋昌大守唐瑶，移檄六郡，（胡三省曰：“盖敦煌、酒泉、晋昌、凉兴、建康、祁连也。”）推暠为凉公，领秦、凉二州牧。遣宋县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县西。）时王德叛业，自称河州刺史，业使蒙逊西讨，德焚城，将部曲投唐瑶。蒙逊追德至沙头，（汉池头县，后汉曰沙头，在今甘肃玉门关西南。）大破之，虏其妻子部落而还。初业以门下侍郎马权代蒙逊为张掖大守。蒙逊谮之于业，业杀之。蒙逊谓男成曰：“所惮惟索嗣、马权，今皆死矣。蒙逊欲除业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业羁旅孤飘，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犹鱼之有水。人既亲我，背之不详。”乃止。及是，蒙逊请为西安大守。（西安，后凉郡，在张掖东南。）业许焉。蒙逊期与男成同祭兰门山。（在今甘肃山丹县西南。）密遣司马许咸告业曰：“男成欲谋叛，以假日作逆。若求祭兰门山，臣言验矣。”至期日，果然。业收男成令自杀。蒙逊举兵攻业。业先疑其右将军田昂，幽之于内。至是，谢而赦之，使讨蒙逊。昂归于蒙逊。蒙逊至张掖，昂兄子承爱，斩关纳之。遂斩业。时隆安五年三月也。蒙逊自称凉州牧、张掖公。

吕纂游畋无度，荒耽酒色。隆安五年，二月，为光弟宝之子隆、超所弑，并杀其弟纬。隆僭即天王位。隆多杀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使说姚兴将姚硕德，且遣妻子为质。硕德遂率众至姑臧。超出战，大败。隆收集离散，婴城固守。东人多谋外叛。将军魏益多，又唱动群心。乃谋杀隆、超。事发，诛之，死者三百余家。于是群臣表求与姚兴通好。隆弗许。超谏：以“连兵积岁，资储内尽，强寇外逼；百姓嗷然，无糊口之寄；张、陈、韩、白，亦无如之何。”隆乃请降。硕德表为凉州刺史、建康公。于是遣母弟、爱子、文武旧臣五十余家质于长安。硕德乃还。姑臧谷价踊贵，斗直钱五千，人相食。城门昼闭，樵采路绝。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隆惧沮动人情，尽坑之。积尸盈于衢路。傉檀、蒙逊，频来伐之。隆以二寇之逼，遣超率骑二百，多赍珍宝，请迎于姚兴。兴遣其将齐难等步骑四万迎之。隆率户一万，随难东迁。（后坐与子弼谋反，为兴所诛。）后凉遂亡。时元兴二年八月也。（据《通鉴》。）

姚硕德之围姑臧也，沮渠蒙逊以昌隆既降于兴，酒泉、凉宁二郡又叛降李暠，（凉宁，晋郡，在今甘肃玉门县境。）乃遣弟建忠挐及牧府长史张潜见硕德于姑臧，请军迎接，率郡人东迁。硕德大悦，拜潜张掖大守，挐建康大守。潜劝蒙逊东迁。挐私于蒙逊曰：“吕氏犹存，姑臧未拔，硕德粮竭将还，不能久也，何故违离桑梓，受制于人？”辅国臧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逊乃斩张潜。齐难迎吕隆，隆劝难伐蒙逊，难从之。莫孩败其前军。难乃结盟而还。兴使拜蒙逊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

秃发利鹿孤，以隆安五年僭称河西王，仍臣于姚兴。元兴元年，死，弟傉檀嗣。僭号凉王。迁于乐都。姚兴遣使拜为车骑将军、广武公。傉檀大城乐都。姚兴建节王松忩率骑助吕隆守姑臧。至魏安，为傉檀弟文真所围。众溃。执松忩，送于傉檀。傉檀大怒，送松忩还，归罪文真，深自陈谢。齐难之迎吕隆，傉檀摄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元兴三年，（据《通鉴》。）傉檀去其年号，罢尚书丞郎官，上表姚兴求凉州。兴不许。义熙二年，（亦据《通鉴》。）傉檀献马三千匹，羊三万头于兴。兴以为忠于己，乃署傉檀为凉州刺史，而征其镇姑臧之王尚还。四年，（亦据《通鉴》。）傉檀招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姚兴使其子弼伐之。弼济自金城，进拔昌松，长驱至姑臧。傉檀婴城固守，出兵击弼，败之。然仍遣使人诣兴谢罪焉。

乞伏炽磐以元兴元年，自西平奔长安。姚兴以为兴晋大守。治浩亹，见第二章第二节。寻遣使加乾归左贤王，遣随齐难迎吕隆于河西。兴虑乾归终为西州之患，因其朝也，留为主客尚书，（《通鉴》在义熙三年。）以炽磐行西夷校尉，监抚其众。炽磐以长安兵乱将始，乃招结诸部一万七千，筑城于嵻山，（在甘肃洮沙县东南。）据之。炽磐攻克枹罕。使告乾归，乾归奔还苑川。收众三万，迁于度坚。义熙五年，七月，（据《本纪》。）僭称秦王。（此从《载记》。《本纪》作西秦王，恐非。）复都苑川。攻克姚兴金城、略阳、南安、陇西诸郡。兴力未能西讨，恐更为边害，使署为都督陇西、岭北匈奴、杂胡诸军事、河州牧，大单于、河南王。乾归方图河右，权宜受之，遂称藩于兴。而务征讨诸杂部及吐谷浑，以益其众。八年，五月，乾归为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诸子十余人。炽磐与乾归弟智达、木奕干讨禽，并其四子之。炽磐袭伪位。

姚硕德之破吕隆也，李暠亦遣使降于姚兴，兴拜为安西将军、高昌侯。义熙元年，暠遣舍人黄始、梁兴闲行奉表诣阙。迁居酒泉。秃发傉檀来通好，暠遣使报聘。沮渠蒙逊侵寇，暠与通和立盟。蒙逊背盟来侵，暠遣世子歆要击败之。以前表未报，复遣沙门法泉闲行奉表。初苻坚建元之末，（坚建元元年，为晋兴宁三年，终于二十年，为晋大元九年。）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之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暠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焉。

后凉之兴，事势与前凉大异。前凉张氏，夙尝树德于河西；张轨之西也，冯藉晋室之威灵，其人亦颇知治体；然凉州之大姓及诸郡守，尚多不服，久而后定，况于吕光，仅一武人，既无筹略，且迫昏耄者乎？光所以能戡定梁熙，暂据河右者，盖以其所率之兵颇精，且为思归之士故。然实未能据有凉州，且未能一日安也。姚兴虽灭后凉，然特因其自亡，又迫勃勃之难，故更无余力西略。西秦、南凉、北凉、西凉，皆以文属而已。氐、胡、鲜卑，皆不知治体，惟段业、李暠为汉人，为治较有规模，然业以大阿倒持，终至颠覆；暠亦弱不自振。要之：西北一隅，脱离王化既久，一时不易收拾也。

第七节　拓跋氏再兴

《魏书》以昭成帝为子所弑，道武为昭成之孙，不如《晋书》及《宋》、《齐》二书，以昭成为苻坚所禽，道武为昭成之子之可信，说已见第三节。而《宋书》云：秦后听什翼犍北归，犍死，涉归代立，又不如《齐书》云：坚败，珪随慕容垂，其后还领其部之可信。何者？犍苟还北，不应略无事迩可见；而珪初年御外侮，戡内乱，深得后燕之援，亦必非无因也。《魏书·道武帝纪》曰：苻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尽将故民，南依库仁，帝于是转幸独孤部。（《贺讷传》曰：昭成崩，诸部乖乱，献明后与大祖及卫、秦二王依讷。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于是大祖还居独孤部。）七年，（晋大元八年。）十月，苻坚败于淮南。是月，慕容文等杀库仁，库仁弟眷摄国部。九年，（大元十年。）库仁子显，杀眷而代之。乃将谋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于众中。帝乃驰还。是时故大人梁盖盆子六眷，为显谋主，尽知其计，密使部人穆崇驰告。（《献明皇后传》云：帝姑为显弟亢埿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来告难。后乃令大祖去之。《奚牧传》云：眷使牧与穆崇至七介山以告。七介山，《献明后传》作七个山，在善无县。善无，见第三章第八节。）帝乃阴结旧臣长孙犍、元他等。秋，八月，乃幸贺兰部。（据《贺讷传》，贺兰部时在大宁。大宁见第三节。）《穆祟传》云：崇机捷便辟，少以盗窃为事。大祖之居独孤部，崇常往来奉给，时人无及者。刘显之谋逆也，平文皇帝外孙梁眷知之，密遣崇告大祖，大祖驰如贺兰部。道武之曾居独孤部，当非虚诬，然谓其早依库仁，则又难信。《库仁传》云：慕容垂围苻丕于邺，又遣将平规攻坚幽州刺史王永于蓟。库仁自以受坚爵命，遣妻兄公孙希率骑三千助永击规，大破之。库仁复将大举以救丕，发雁门、上谷、代郡兵，次于繁畤。（雁门，见第二章第二节。上谷、代郡、繁畤，皆见第三章第八）节。先是慕容文等当徙长安，遁依库仁部。常思东归其计无由。至是，知人不乐，乃夜率三郡人攻库仁。库仁匿于马厩，文执杀之。乘其骏马奔垂。窃疑道武之还独孤部，实在库仁助秦抗燕之时。盖库仁所统，本拓跋氏之旧部，故慕容垂于此时，释珪北归，以犄库仁；逮不为刘显所容，乃又遁居贺兰部也。贺兰、拓跋，旧为昏姻，其部落中自必有愿助珪者，珪乃得所冯依矣。

《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云：上谷公纥罗，神元曾孙。初从大祖自独孤部如贺兰部，招集旧户，得三百家，与弟建议劝贺讷推大祖为主。《贺讷传》云：刘显谋逆，大祖轻骑北归，讷见大祖，惊喜，拜白：“官家复国之后，当念老臣。”（味讷此语，一若不知珪之尚存；即知之，亦久不得其消息者；亦可见谓什翼犍死后珪即依贺兰部之诬。）大祖笑曰：“诚如舅言，要不忘也。”讷中弟染干粗暴，忌大祖，常图逆，每为皇姑辽西公主拥护，染干不得肆其祸心。（讷祖纥，尚平文女。纥生野干，尚昭成女辽西公主。野干即讷与染干及献明皇后父也。《献明后传》曰：染干忌大祖之得人心，举兵围逼行宫。后出，谓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杀吾子也？”染干惭而去。《尉古真传》曰：大祖之在贺兰部，贺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诣行宫，将肆逆，古真知之，侯引等不敢发。）于是诸部大人，请讷兄弟：求举大祖为主。染干曰：“在我国中，何得尔也？”讷曰：“帝大国之世孙，兴复世业于我国中，当相持奖，立继统勋。汝尚异议，岂是臣节？”遂与诸人劝进。大祖登代王位于牛川，（牛川，出绥远凉城西，经左云至大同入河。）是为拓跋珪复有部众之始，《魏书》以是为登国元年，实晋大元十一年也。《魏书》谓是岁四月，珪又改称魏王。案《本纪》：天兴元年，（晋隆安二年。）六月，丙子，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崔玄伯传》云：司马德宗遣使来朝，大祖将报之，诏有司博议国号。玄伯议曰：“三皇五帝之立号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国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诸侯，及圣德既隆，万国宗戴，称号随本，不复更立。惟商人屡徙，改号曰殷，然犹兼行，不废始基之称。故《诗》云：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义也。昔汉高祖以汉王定三秦，灭强楚，故遂以汉为号。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逮于陛下，应运龙飞。虽曰旧邦，受命惟新。是以登极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进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期乃革命之征验，利见之玄符也。臣愚以为宜号为魏。”大祖从之，于是四方宾王之贡，咸称大魏矣。然则魏之定称为魏，实在破慕容氏取邺之后，前此尚魏、代杂称也。克邺称魏，事极寻常，尚居牛川之时，何缘以魏为号？观玄伯慕容永奉进魏土之语，则知永实以是封珪，盖欲与之攻慕容垂，而以是为饵耳。狼子野心，且不欲受封于晋，而况于永？然在当日，仍不过抉择于此二者之间，不过聊去代称，以示不臣于晋耳。（云议国号，亦属诬辞，在当日，不过议一对晋之称号耳。）其后自大愈甚，乃并永封以魏土之事而刊削之。然如是，则魏之号无自来，乃又伪造一自行改称之事实。矫诬至此，叹观止矣。然终不能尽掩天下后世之目也。

《道武本纪》：道武既即代王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二月幸定襄之盛乐，（见第三章第八节。）息众课农。三月，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见第三章第八节。）其族奴真率所部来降。《刘库仁传》云：奴真兄犍，先居贺兰部，至是，奴真请召犍而让部焉，大祖义而许之。犍既领部，自以久托贺讷，德之，乃使弟去斤遗之金马。讷弟染干因谓之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领部，宜来从我。去斤请之奴真，奴真杀犍及去斤。染干闻其杀兄，率骑讨之。奴真惧，徙部来奔。大祖自迎之。遣使责止染干。《本纪》又云：五月，车驾幸陵石。（胡三省云：在盛乐东。）护佛侯部帅侯辰，乙弗部帅代题叛走。七月，车驾还盛乐。代题复以部落来降。旬有数日，亡奔刘显。帝使其孙倍斤代领部落。是月，刘显弟亢泥率骑掠奴真部落。既而率以来降。初帝叔父窟咄，为苻坚徙于长安，因随慕容永。永以为新兴大守。（新兴，见第二章第二节。）八月，刘显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随之，来逼南境。于是诸部骚动，人心顾望。帝左右于植等与诸部人谋应之。事泄，诛造谋者五人，余悉不问。（于植，《北史》作于桓。《魏书·窟咄传》作于桓，《穆崇传》作于植。《窟咄传》云：同谋人单乌于以告。大祖虑骇人心，沉吟未发。后三日，桓以谋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大祖乃诛桓等五人，余莫题等七姓，悉原不问。案题后仍见杀，见本传。）帝虑内难，乃北逾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遣行人安同、长孙贺使于慕容垂以征师。（贺亡奔窟咄，见《窟咄传》。）垂遣使朝贡。并令其子贺驎即慕容麟。帅步骑以随同等。（《窟咄传》云：步骑六千。）十月，贺驎军未至，而寇已前逼。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十三人及诸乌丸亡奔卫辰。帝自弩山迁幸牛川，（弩山，未详。）屯于延水。（东洋河上源，出绥远兴和县东北。）南出代谷，（在句注北。句注，见第二章第二节。）会贺驎于高柳。（汉县，后汉末省，晋复置，在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大破窟咄。窟咄奔卫辰。卫辰杀之。帝悉收其众。十二月，慕容垂遣使朝贡。奉帝西单于印绶，封上谷王，（上谷，见第三章第八节。）帝不纳。二年，（晋大元十二年。五月，）遣行人安同征兵于慕容垂。垂使子贺驎帅众来会。六月，帝亲征刘显于马邑，南追至弥泽，（在今山西朔县西南。）大破之。显南奔慕容永。尽收其部落。（《张衮传》云：时刘显地广兵强，跨有朔裔。会其兄弟乖离，共相疑阻。衮言于大祖曰：“显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今因其内衅，宜速乘之。若轻师独进，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声援。东西俱举，势必禽之。”大祖从之，遂破走显。《显传》云：大祖讨显于马邑，追至弥泽，大破之。卫辰与慕容垂通好，送马三千匹于垂，垂遣慕容良迎之，显击良军，掠马而去。垂怒，遣子驎、兄子楷讨之。显奔马邑西山。麟轻骑追之，遂奔慕容永于长子。部众悉降于驎。驎徙之中山。）刘显败而拓跋氏之旧业复矣，而贺兰部之衅忽起。《本纪》：登国四年，（晋大元十四年。）二月，道武讨叱突隣部，大破之。贺染干兄弟率诸部来救，与大军相遇，逆击，走之。《贺讷传》言：大祖讨叱突隣部，讷兄弟遂怀异图。讷于大祖，素称忠勤，刘显之难，窟咄之患，实再藉其力以济，及是，忽因一叱突隣部而启衅，其故安在，不可知矣。五年，（大元十五年。）三月，慕容垂遣子贺驎率众来会。四月，行幸意辛山，（胡三省曰：在牛川北，贺兰部所居。）与贺驎讨贺兰、纥突隣、纥奚诸部落，大破之。（纥突隣邻、纥奚二部，常为寇于意辛山见《高车传》。）六月，还幸牛川。卫辰遣子直力鞮寇贺兰部，围之。贺讷等请降告困。七月，帝引兵救之。至羊山，（未详。）直力鞮退走。《贺讷传》言：大祖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盖至是而贺兰部处于拓跋氏钳制之下，欲叛不能矣。然因此，复与慕容垂启衅。是岁，八月，遣秦王觚使于慕容垂。六年，（大元十六年。）六月，《本纪》言慕容贺驎破贺讷于赤城，（今察哈尔赤城县。）帝引兵救之，驎退走。《讷传》云：讷又通于慕容垂，垂以讷为归善王，染干谋杀讷而代立，讷遂与染干相攻，垂遣子驎讨之，败染干于牛都。（胡三省云：其地当在牛川东，夷人放牧，于此聚会，故名。）破讷于赤城。大祖遣师救讷，驎乃引还。讷与染干相争，慕容氏当有所右，而兼讨之者，盖欲慑服其部，特以讨乱为名而已。大祖为之出师，而慕容垂所图不遂，乃止元觚而求名马，大祖遂绝之，而遣使于慕容永。永使其大鸿胪慕容钧奉表劝进尊号。于是垂卵翼道武，永拥右刘显、染干，积年相敌者，局势一变。其月，卫辰遣子直力鞮出棝阳塞，棝阳，汉县，今绥远固阳县。侵及黑城。九月，帝袭五原，（见第三章第八节。）屠之，收其积谷。十一月，卫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车驾出讨，大破直力鞮军于铁岐山南。（未详。）自五原金津南渡河，次其所居之悦跋城。（即代来城，在今鄂尔多斯右翼境内。）卫辰父子奔遁。诏诸将追之，禽直力鞮。十二月，获卫辰尸，斩以徇。遂灭之。（《铁弗传》云：卫辰单骑遁走，为其部下所杀。《昭成子孙传》：秦明王翰之子大原王仪获其尸。）自河以南诸部悉平。卫辰子屈丐即赫连勃勃。（《铁弗传》云：大宗改其名曰屈孑，屈孑者，卑下也。）奔薛干部，征之，不送。八年，（大元十八年。）八月，帝南征薛干部帅大悉佛于三城。（胡三省曰：魏收《地形志》：偏城郡广武县有三城，唐延州丰林县，古广武县地。案唐丰林县，在今陕西肤施县东。）会其先出击曹覆，帝乘其虚，屠其城，徙其民。（薛干部，《晋书·勃勃载记》作叱干，大悉佛作佗斗伏，参看第九节。）曹覆盖东西曹之部落也。铁弗氏与拓跋氏相抗近百年，至是倾覆，拓跋氏遂独雄于代北矣，此则猗卢、什翼犍之世所未有之形势也。

第八节　后燕分裂灭亡

从来北狄之强盛，大率由于互相并兼。自刘显破而拓跋氏之旧业复，卫辰亡而其累代之大敌去，其势既日张矣；而道武又频年征讨北方诸部落，（自登国三年至天兴元年，皆见《本纪》。）得其畜足以为富，得其人足以为强，其势遂不可制。然中原之虚实，究非拓跋氏所深悉；慕容氏虽亟战兵疲，使其按兵不动，拓跋氏亦未敢遽犯之也；乃轻率出兵，而又任一不知兵之慕容宝，弟子舆尸，而灭亡之祸，遂迫眉睫矣。

慕容垂灭慕容永之明年，为晋大元二十年，命其子宝伐魏，大败于参合陂。（见第三章第八节。）是役也，据《晋书·载记》：宝及垂子农、麟，众凡八万，而德及垂兄子绍，以步骑万八千为后继。魏闻宝将至，徙往河西。宝进师临河，惧不敢济。还次参合。忽有大风，黑气状若隄防，或高或下，临覆军上。沙门支昙猛言于宝曰：“风气暴迅，魏师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宝笑而不纳。昙猛固以为言，乃遣麟率骑三万为后殿。麟以昙猛言为虚，纵骑游猎。俄而黄雾四塞，日月晦明。是夜，魏师大至。三军奔溃。宝与德等数千骑奔免。士众还者十一二。绍死之。据《魏书·本纪》：则宝以是年七月，来寇五原。（见第三章第八节。）帝遣许谦征兵于姚兴。先是慕容永来告急，遣陈留公元虔救之，因屯秀容。（后魏县，郡亦治焉。北秀容，在今山西朔县西北。南秀容，在岚县南，即尒朱氏所居也。）其明年，（大元十九年。）又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阳塞外。（见上节。）及是，元仪徙据朔方。（见第三章第八节。）八月，帝亲治兵于河南。九月，进师。是时元虔五万骑在东，以绝其左；元仪五万骑在河北，以承其后；略阳公元遵七万骑，塞其中山之路。十月，辛未，宝烧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进军济河。乙酉，夕至参合陂。丙戌，大破之。《宝传》云：宝烧船夜遁。是时河冰未合，宝谓大祖不能渡，故不设斥候。十一月，天暴风，寒，冰合。大祖进军济河。留辎重，简精锐二万余骑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参合陂西。宝在陂东，营于蟠羊山南水上。靳安言于宝曰：“今日西北风劲，是追军将至之应，宜设警备，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宝乃使人防后。先不抚循，军无节度，将士莫为尽心。行十余里，便皆解鞍寝卧，不觉大军在近。前驱斥候，见宝军营，还告。其夜，大祖部分众军。诸将罗落东西，为掎角之势。约勒士卒，束马，口衔枚无声。昧爽，众军齐进。日出登山，下临其营。宝众晨将东引，顾见军至，遂惊扰奔走。大祖纵骑腾蹑，大破之。有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镇压，死伤者万数。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羁；遗迸去者，不过千余。生禽其王公、文武将吏数千；获器甲、辎重、军资、杂财十余万计。案燕是役，兵数不盈十万，元虔等果有十七万骑，罗其三面，尚何必征师于姚兴？大祖之蹑慕容宝，不过二万余骑，虽云简锐轻行，然代北饶于马骑，岂有舍大兵不用之理？《魏书·张衮传》言：宝来寇，衮言于大祖曰：“宝乘滑台之功，因长子之捷，倾资竭力，难与争锋。愚以为宜羸师卷甲，以侈其心。”大祖从之，果破之参合。是知魏人此时，众寡强弱，皆与燕不侔，《魏书·本纪》之言，必非实录也。魏人获捷，实在避其朝锐，击其暮归，遂获乘天时之利；而宝自七月进兵，至于十月，既不能见可而进，又不能知难而退，遂至锐气隳尽，为敌所乘，其不知兵可知；一时警备之不周，盖尚其次焉者矣。是役在魏人亦为意外之捷，然魏人累世觊觎中原，至此，则益启其窥伺之心，遂为大举入塞之本。其于魏事，实为一大转捩。道武时开化尚浅，《魏书》所记年号，疑多出后来追拟，于是年纪元为皇始，实有由也。

《晋书·慕容垂载记》曰：宝恨参合之败，屡言魏有可乘之机。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参合之捷，有陵大子之心，宜及圣略，摧其锐志。”垂从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众出参合。凿山开道，次于猎岭。（胡三省曰：“在夏屋山东北，魏都平城，常猎于此。”案夏屋山，在今山西代县东北。）遣宝与农出天门。慕容隆、慕容盛逾青山，胡三省曰：“青岭即广昌岭，所谓五回道也。其南层压刺天，壁立直上，盖即天门也。”案五回岭，在今河北易县西南。袭魏陈留公泥于平城，泥，《魏书·本纪》作虔。陷之，收其众三万余人而还。垂次参合，见往年战处，积骸如山，设吊祭之礼。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垂惭愤欧血，因而成疾。乘马舆而进。过平城北三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水经注》：在平城北四十里。）宝等至云中，闻垂疾，皆引归。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舆尸在军”；魏又闻参合大哭；以为信然，乃进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垂至上谷之沮阳，死。（沮阳，汉县，在今察哈尔怀来县南。）据《魏书·本纪》：垂之来攻，在大元二十一年三月。元虔既死，垂遂至平城，西北逾山结营。闻帝将至，乃筑城自守。则垂于是役，颇有犁庭扫穴之志，因疾笃而远；然其还师仍有警备；故魏之追师不敢逼也。此亦可见慕容宝以不知兵而败，而非其兵力之不足用矣。然燕于是役，实无所获，其气弥挫，而魏之势乃愈张；更有内乱授之以隙，而败亡之祸，不可矣。

慕容垂死于大元二十一年四月。宝匿丧，还至中山，乃僭立。垂临死，顾命以宝庶子清河公会为宝嗣，而宝宠爱少子濮阳公策，意不在会。宝庶长子长乐公盛，自以同生年长，耻会先之，乃盛称策宜为储贰，而非毁会。宝大悦。访其赵王麟、安阳王隆。麟等咸希旨赞成之。宝遂与麟等定计，立策母段氏为皇后，策为大子。（时年十一。）盛、会进爵为王。是岁六月，魏遣将攻宝广宁大守刘亢埿，斩之。（广宁，见第四章第二节。）徙其部落。宝上谷大守慕容普邻捐郡奔走。八月，珪大举攻宝。南出马邑，逾于句注。（马邑，见第三章第八节。句注，见第二章第二节。）别将封真袭幽州，围蓟。（见第四章第二节。）九月，珪至阳曲，（见第二章第二节。）宝并州牧辽西王农弃城遁。宝引韦臣议之。中山公苻谟曰：“魏军强盛，若逸骑平原，殆难为敌，宜杜险拒之。”中书令畦邃曰：“魏军多骑，马上赍粮，不过旬日。宜令郡县，聚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待之。不过六旬，自然穷退。”尚书封懿曰：“今魏师十万，天下之勍敌也。百姓虽营聚，不足自固，是则聚粮集兵，以资强寇；且动众心，示之以弱。【5】阻关距战，计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胜气锐，其锋不可当，宜自完守设备，待其弊而乘之。”于是修城积粟，为持久之备。十月，珪出井陉。（在今河北井陉县东北，与获鹿县界。）十一月朔，至真定。（汉国，今河北正定县。）自常山以南，守宰或走或降，惟中山、邺、信都三城不下。（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信都，见第四章第二节。）珪遣元仪五万骑攻邺，王建、李栗攻信都，而自进军围中山。不克，走之鲁口。（见第五章第六节。）隆安元年，正月，围信都。宝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凤逾城走，信都降。宝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出攻魏，次于曲阳柏肆，败还。（《晋书·载记》云：宝闻魏有内难，乃尽众出距。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次于曲阳柏肆。魏军进至新梁。宝惮魏师之锐，乃遣征北隆夜袭魏师，败绩而还。魏军方轨而至，对营相持。上下凶惧，三军夺气。农、麟劝宝还中山，乃引归。魏军追击之。宝、农等弃大军，率骑三万奔还。时大风雪，冻死者相枕于道。宝恐为魏军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无返。《魏书·本纪》云：宝闻帝幸信都，乃趋博陵之深泽，屯滹沱水。二月，帝进幸杨城。丁丑，军钜鹿之柏肆坞，临滹沱水。其夜，宝悉众犯营。燎及行宫，兵人骇散。帝惊起，不及衣冠，跣出击鼓。俄而左右及中军将士，稍稍来集。帝设奇陈，列烫营外，纵骑冲之。宝众大败。戊寅，宝走中山。柏肆之役，远近流言，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隣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聚党反于阴馆。南安公元顺率军讨之，不克，死者数千。诏安远将军庾岳还讨叱奴根等，灭之。顺者，昭成孙，地干之子也。其《传》云：留守京师。柏肆之败，军人有亡归者，言大军奔散，不知大祖所在。顺闻之，欲自立，纳莫题谏乃止。是役，燕盖诇知珪营所在，悉力攻之，使能禽斩珪，事势必大变，惜乎其功亏一篑也。曲阳，汉上曲阳县，今河北曲阳县，时为钜鹿郡治。柏肆坞，在今河北叶城县北。新梁，未详。博陵，见第三章第三节。深泽，汉县，在今河北深泽县东南。杨城，《郡国志》在中山蒲阴县，蒲阴，在今河北完县东。阴馆，见第三章第八节。）三月，珪至卢奴。（汉县，为中山郡治，《元和志》云：后燕都中山，改为弗违。）宝遣使求和，请送元觚，割常山已西，许之。已而宝背约。辛亥，魏围中山。其夜，燕尚书慕容皓谋杀宝立麟，事觉，与同谋数十人斩关奔魏。麟惧不自安，以兵劫左卫将军北地王精，谋率禁旅弑宝。精以义距之。麟怒，杀精，出奔丁零。（盖翟氏之部落。）初宝闻魏之来伐也，使慕容会率幽、平之众赴中山。麟既败，宝恐其逆夺会军，将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还，说麟招集丁零，军众甚盛，谋袭会军，东据龙城。宝与其大子策及农、隆等万余骑迎会于蓟，以开封公慕容详守中山。会步骑二万，迎宝蓟南。宝分其兵给农、隆。遣西河库辱官骥率众三千，助守中山。幽、平之士，不乐去会，请曰：“清河王天资神武，权略过人，臣等与之，誓同生死。愿陛下与皇大子、诸王，止驾蓟宫，使王统臣等，进解京师之围；然后奉迎车驾。”宝左右谮而不许。众咸有怨言。左右劝宝杀会。侍御史仇尼归闻而告会曰：“兵已去手，恐无自全之理。盍诛二王，废大子，大王自处东宫，兼领将相，以匡社稷。”会不从。宝谓农、隆曰：“观会为变，事当必然。宜早杀之。不尔，恐成大祸。”农等固谏，乃止。会闻之，弥惧，奔于广都黄榆谷。（胡三省曰：广都县，魏收《地形志》属建德郡，在汉白狼县界，隋省入柳城县。白狼，见第五章第二节。）遣仇尼归等率壮士二十余人分袭农、隆。隆见杀，农中重创。既而会归于宝。宝意在诛会，诱而安之。潜使左卫慕容腾斩会，不能伤。会复奔其众。于是勒兵攻宝。宝率数百骑驰如龙城。会率众追之。遣使请诛左右佞臣，并求大子。宝弗许。会围龙城。侍御郎高云夜率敢死士百余人袭会，败之。众悉逃散。会单马奔中山，逾围而入。为慕容详所杀。详僭称尊号。荒酒奢淫，杀戮无度。诛其王公已下五百余人。内外震局，莫敢忤视。四月，魏以军粮不继，罢邺围。五月，复罢中山之围。城中大饥，公卿饿死者数十人。七月，详遣乌丸张骧率五千余人出城求食。麟自丁零中入于骧军，因其众复入中山，杀详而自立。（此据《魏书·本纪》。《晋书》在九月，当由闻其事较迟也。）拓跋珪至鲁口，遣长孙肥率千骑袭中山，（据《魏书·本纪》。《肥传》作七千骑。）入其郛而还。八月，丙寅朔，珪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汉县，在今藁城县西北。）时大疫，人、马、牛多死。珪问疫于诸将。对曰：“在者才十四五。”时群下咸思还北。珪知其意，谓之曰：“斯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以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6】群臣乃不敢复言。珪之虐用其下如此，使燕抗距之力少强，未有不为猗卢、郁律之续者，而惜乎燕之不足以语此也。珪又使元遵袭中山，芟其禾菜，入郛而还。九月，麟饥穷，率三万余人，出攻新市。（汉县，在今河北新乐县西南。）十月，珪进兵破之。麟单马走西山，（中山之西山。）遂奔邺。中山降魏。魏遣三万骑赴卫王仪，将以攻邺。

慕容垂临终，敕宝以邺城委慕容德。宝既嗣位，以德为冀州牧，镇邺，专总南夏。魏将拓跋章攻邺，（此据《晋书·载记》，当即魏卫王仪。）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击败之。魏师退次新城。（即慕容垂所筑，见第五节。）青等请击之。别驾韩言：“魏利在野战，深入近畿，顿兵死地，前锋既败，后陈方固。彼众我寡，动而不胜，众心难固；且城隍未修，敌来无备。不如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德乃召青还师。魏又遣辽西公贺赖卢率骑与章围邺。章、卢内相乖争，各引军潜遁。德遣军追破章军，人心始固。（贺赖卢，《魏书·外戚传》作贺卢。贺赖即贺兰异译。卢讷之弟。其传云：大祖遣卢会卫王仪伐邺，而卢自以大祖之季舅，不肯受仪节度。大祖遣使责之。卢遂忿恨。与仪司马丁建构成其嫌，弥加猜忌。会大祖勃仪去邺，卢亦引归。大祖以卢为广川大守。卢性雄豪，耻居冀州刺史王辅下，袭杀辅，奔慕容德。案此亦魏可乘之隙，而惜乎燕无以乘之也。贺兰此时之服于魏，盖犹力屈，非心服，卢之外叛，必非以争宠与骄纵也。广川，汉县，后燕置郡，故城在今河北枣强县东。）群臣议以慕容详僭号中山，魏师盛于冀州，未审宝之存亡，固劝德即尊号。德不从。会慕容达自龙城奔邺，称宝犹存，群议乃止。寻而宝以德为丞相，领冀州牧，承制南夏。麟奔邺，说德曰：“中山既没，魏必乘胜攻邺。虽粮储素积而城大难固；且人心沮动，不可以战。及魏军未至，拥众南渡，就鲁阳王和，据滑台，（见第五节。）聚兵积谷，伺隙而动，计之上也。魏虽拔中山，势不久留，不过驱掠而返，人不乐徙，理自生变，然后振威以援之，魏则内外受敌，可一举而取也。”先是慕容和亦劝德南徙，于是许之。率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自邺徙于滑台。依燕元年故事称元年。（隆安二年正月。）慕容麟潜谋为乱，事觉，赐死。（据《晋书·载记》。《本纪》云：麟为魏师所杀，误。）魏克邺。拓跋珪至邺，有定都之意。已复自邺还中山。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望都，汉县，今河北望都县西北。）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十余万而还。此时中原之民，未必心服，故珪不能遂留。被徙者自未必乐从，然燕无兵力援接，则人民虽欲自拔而末由矣。燕当是时，其破败之势，诚可伤悼也。

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劝慕容宝南伐，宝大悦。慕容盛谏，宝将从之，而慕舆腾劝之。宝乃曰：“吾计决矣，敢谏者斩。”以腾为前军，慕容农为中军，宝为后军。步骑三万，发自龙城，次于乙连。（未详。）长上段速骨、宋赤眉，因众军之惮役也，杀司空乐浪王宙，逼立高阳王祟。（隆子。《通鉴》云：速骨等皆隆旧队。）宝单骑奔农。仍引军讨速骨。众咸惮征乐乱，投杖奔之。腾众亦溃。宝、农驰还龙城。兰汗者，慕容垂之季舅，而慕容盛又汗之婿也。潜与速骨通谋。速骨进师攻城，农为汗所谲，潜出赴贼，为速骨所杀。众皆奔散。宝与盛、腾等南奔。兰汗奉慕容策承制。遣使迎宝，及于蓟城。宝欲还北。盛等以汗之忠款，虚实未明，今单马而还，汗有贰志者，悔之无及。宝从之，乃自蓟而南。至黎阳，（见第三章第四节。）遣其中黄门令赵思召慕容钟来迎。（钟德之从弟。）钟首议劝德称尊号，闻而恶之，执思付狱，驰使白德。慕舆护请驰问宝虚实。乃率壮士数百，随思而北。因谋杀宝。宝遣思之后，知德摄位，惧而北奔。护至，无所见，执思而还。（德以思闲习典故，将任之。思不肯。德固留之。思责德不当自立。德怒，斩之。）宝遣腾招散兵于钜鹿，盛结豪桀于冀州，段仪、段温收部曲于内黄，（见第五章第三节。）众皆响会，刻期将集，而兰汗遣迎宝。宝还至龙城。汗引宝入外邸，弑之。时隆安二年五月也。（据《晋书·本纪》。）汗又杀策及王公卿士百余人。

宝之如龙城，盛留在后，宝为兰汗所杀，盛驰进赴哀。将军张真固谏。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穷，汗性愚近，必顾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闲，足展吾志。”遂入赴丧。汗妻乙氏，泣涕请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宫内，亲敬如旧。汗兄提、弟难，劝汗杀盛，汗不从。慕容奇，汗之外孙也，汗亦宥之。奇入见盛，遂相与谋。盛遣奇起兵于外，众至数千。汗遣兰提讨奇。提骄狠淫荒，事汗无礼，盛因闲之。汗发怒，收提诛之。遣其抚军仇尼慕率众讨奇。汗兄弟见奇之诛，莫不危惧，皆阻兵背汗。袭败盛军。汗大惧，遣穆率众讨之。穆又劝汗诛盛。汗欲引见察之。盛妻以告。于是伪称疾笃，不复出入。汗乃止。李旱、（宦者，《魏书》作李早。）卫双、刘志、张豪、张真，皆盛之旧昵，穆引为腹心。旱等屡入见盛，相与结谋。穆讨兰难等，斩之。大飨将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厕，袒而逾墙，入于东宫，与李旱等诛穆。众皆踊呼。进攻汗，斩之。汗二子鲁公和、陈公杨分屯令支、白狼，（令支，见第五章第二节。）遣李旱、张真袭诛之。时隆安二年七月也。（《晋书·本纪》。）盛以长乐王称制。慕容奇与丁零严生、乌丸王龙阻兵叛盛，盛击败之，执奇，斩龙生等百余人。盛于是僭即帝位。（八月。）后复去皇帝之号，称庶民大王。（从《魏书》本传。《晋书·载记》作庶人，系唐人避讳改字。）

晋南阳大守闾丘羡、宁朔将军邓启方率众二万伐燕，次于管城。（在今河南郑县，后隋于此置管城县。）慕容德遣其中军慕容法、抚军慕容和等拒之，王师败绩。（隆安二年八月。）初苻登为姚兴所灭，登弟广，率部落降于德，拜冠军将军，处之乞活堡。（在今河北河间县北。）广自称秦王，败德将慕容钟。时德始都滑台，介于晋、魏之间，地无十城，众不过数万，及钟丧师，反侧之徒，多归于广。德乃留慕容和守滑台，亲率众讨广，斩之。慕容宝之至黎阳也，和长史李辩劝和纳之，和不从，辩惧谋泄，乃引晋军至管城，冀德亲率师，于后作乱。会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辩又劝和。和不从。辩怒，杀和，以滑台降魏。时将士家悉在城内，德将攻之，韩范言“人情既危，不可以战，宜先据一方，为关中之基，然后蓄力而图之”，德乃止。德右卫将军慕容云斩李辩，率将士家累二万余人而出。三军庆悦。德谋于众。张华劝德据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潘聪曰：“滑台四通八达，非帝王之居；且北通魏，西接秦，此二国者，未可以高枕待之也。彭城土旷人希，地平无险。晋之旧镇，必距王师。又密迩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僚，千里为湖，水战国之所短，吴之所长，今虽克之，非久安之计也。”劝德据广固。（见第四章第二节。）德乃引师而南。兖州北鄙诸县悉降。使喻齐郡大守辟闾浑，（齐郡，见第二章第三节。）浑不从。遣慕容钟率步骑二万击之。浑将妻子奔魏。德遣兵追斩之于莒城。（莒，汉县，今山东莒县。）德遂入广固。时隆安三年六月也。

燕辽西大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内，慕容盛疑之，累征之，朗不赴。朗以母在龙城，未敢显叛，乃阴引魏军，将为自安之计。因表请发兵以距寇。盛知其诈，讨斩之。魏袭幽州，执刺史卢溥而去。（溥本魏河间大守，就食渔阳，据有数郡，慕容盛以为幽州刺史。渔阳，见第三章第八节。）遣孟广平援之，无及。盛率众三万伐高句丽，袭其新城、南苏，皆克之。（《辽志》：苏州安复军，高句丽南苏州。辽苏州，今辽宁金县也。新城亦当在辽西。）散其积聚，徙五千余户于辽西。（此谓燕之辽西郡，非泛指辽河以西。）又讨库莫奚，大虏获而还。盛是时之力，未足以与魏争，而立国根本，复在龙城，句丽与奚，形势实逼，故先图攘斥之，抑亦利徙户、虏获，以强其众也。盛幼而羁贱流漂，长则遭家多难，夷险安危，备尝之矣。惩宝暗而不断，遂峻极威刑。纤芥之嫌，莫不栽之于未萌，防之于未兆。旧臣靡不夷灭。于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亲戚忠诚，亦皆离贰。隆安五年，七月，（《本纪》。）盛左将军慕容国，与殿中将军秦舆、段赞等，谋率禁兵袭盛。事觉，诛之，死者五百余人。前将军思悔侯段玑，舆子兴，赞子泰等，因众心动摇，夜于禁中鼓噪大呼。盛闻变，率左右出战。众皆披溃。俄有一贼，从暗中击伤盛，遂死。初盛立其子辽西公定为大子。时以国多难，宜立长君。群望皆在平原公元，（宝第四子。）而河间公熙，（垂少子。）烝于大后丁氏，丁氏意在于熙。遂废定，迎熙入宫。熙僭即尊位。诛段玑、秦兴等，并夷三族。元以嫌疑赐死。并杀定。（见《魏书》。）熙宠幸苻贵人，丁氏怨恚咒诅，与兄子七兵尚书信谋废熙。熙闻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杀，而葬以后礼。诛信。又尽杀宝诸子。

熙大筑龙腾苑，广袤十余里，役徒二万人。起景云山于苑内，基广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其昭仪苻氏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立其贵嫔苻氏为皇后。昭义苻氏死，伪谥愍皇后。二苻并美而艳，好微行游燕，熙弗之禁也。请谒必从。刑赏大政，无不由之。初昭仪有疾，龙城人王温称能疗之。未几而卒。熙忿其妄也，立于公交车门，支解温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从之，北登白鹿山，（《水经注》：白狼水出白狼县东南，北屈径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白狼县，见第五章第二节。）东逾青岭，（胡三省曰：在龙城东南四百余里。）南临沧海。百姓苦之。士卒为虎狼所杀及冻死者，五千余矣。会高句骊寇燕郡，（见第四章第二节。）杀掠百余人，熙伐高句骊，以苻氏从。为冲车地道，以攻辽东。（见第三章第八节。）熙曰：“待刬平寇城，朕当与后乘辇而入。”不听将士先登。于是城内严备，攻之不能下。会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归。拟邺之凤阳门作弘光门，累级三层。熙与苻氏袭契丹，惮其众盛，将还，苻氏弗听，遂弃其辎重，轻袭高句骊。周行三千余里。士马疲冻，死者属路。攻木底城，不克而还。（《慕容皝载记》：慕容翰与高句骊王钊战于木底，大败之，乘胜遂入九都。九都，在今辽宁辑安县境，木底城，当在新宾县之东。）为苻氏起承华殿，高承光一倍。负土于北门，土与谷同价。典军杜静，载棺诣阙，上书极谏。熙大怒，斩之。苻氏尝季夏思冻鱼脍，仲冬须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责，不得加以大辟。苻氏死，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户营墓。费殚府藏。下锢三泉，周输数里。熙被发徒跣，步从苻氏丧，而变起于内矣。

冯跋，长乐信都人也。父安，慕容永时为将军。永灭，跋东徙和龙，（《魏书》云：东徙昌黎。昌黎，见第二章第二节。）家于长谷。跋母弟素弗，次丕，次弘，皆任侠不修行业，惟跋恭慎，勤于家产。慕容宝僭号，署跋中卫将军，熙以为殿中左监，稍迁卫中郎将。犯熙禁，与诸弟逃于山泽。左卫将军张兴，亦坐事亡奔。与跋从兄万泥等二十二人结盟，推慕容云为主。云本高氏，句丽支庶，袭败慕容会，宝命为子者也。发尚方徒五千余人，闭门拒守。熙攻之，败走，为人所执。云杀之，及其诸子。时为义熙三年。（此从《本纪》。《通鉴》同。《载记》作二年。）云僭即天王位，复姓高氏。署跋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云宠养壮士，以为腹心。离班、桃仁等，并专典禁卫，赏赐月至数千万，衣食外起，皆与之同。五年，九月，离班、桃仁弑云。跋帐下督张泰、李桑讨杀之。众推跋为主。跋僭称天王于昌黎，不徙旧号，即国曰燕。（据《本纪》。《载记》云大元二十年，误。）万泥及跋从兄子乳陈据白狼以叛，跋弟弘讨斩之。尚书令孙护及弟叱支、乙拔，辽东大守务银提以有功怨望，并为跋所诛。

第九节　秦夏相攻

后燕、后秦，虽乘苻坚之丧败，幸复旧业，然其兵力皆无足观。后燕一遇后魏，遂至溃败决裂，不可收拾。后秦之内衅，不如后燕之深，故其溃败亦不如后燕之速，然亦一与魏遇，即为所败；其后与夏相持，又数为所苦。盖时中原凋敝已甚，一时不易振作，而塞北方兴之势，遂不可御矣。此东晋与南北朝事势之转捩也。（元魏、周、齐，所以能据有北方几二百年者，一由南朝依然不振，一亦由北方雕敝已甚，莫能起而与之抗也。）

勃勃之奔叱干部也，叱干酋长佗斗伏欲送之于魏。兄子阿利谏，弗从。阿利乃潜遣劲勇，篡之于路，送诸没奕干。没奕干者，鲜卑部落，降于姚兴，兴以为高平公者也。（高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没奕干以女妻勃勃。姚兴以勃勃为五原公，使镇朔方，盖仍复其旧业。大元十八年，魏登国八年。魏道武袭败叱干。（以上参看第七节。）元兴元年，魏天兴五年。又使其常山公遵袭没奕干。没奕干弃其部众，率数千骑，与勃勃奔秦州。魏军进次陇西之瓦亭。（在今甘肃固原县南。）长安大震，诸城闭门固守。魏平阳大守贰尘入侵河东。（平阳河东，皆见第二章第二节。）兴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骑四万伐魏。攻干城，陷之。（乾城，《魏书》作乾壁，在河东。）遂据柴壁。（在今山西临汾县境。）八月，魏道武自将围之。兴遣其光远党娥、立节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岭北突骑赴援。（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此岭谓九嵕山，见第六章第四节。）越骑唐方、积弩姚良国，率关中劲卒，为平后继。姚绪统河东见兵，为前军节度。姚绍率洛东之兵，姚详率朔方之众，以会于兴。兴率戎卒四万七千，自长安赴之。魏闻兴至筑长围，以防平之出，拒兴之入。兴临汾西，卒不能救。十月，平粮竭矢尽，将麾下三十骑赴汾水死。狄伯支等将卒四万，皆为魏所禽。魏军乘胜进攻蒲阪。（见第三章第四节。）姚绪固守不战，乃还。是役也，兴几于竭全力以赴之，而卒为魏所挫，秦遂为魏所轻矣。《晋书·载记》云：拓跋珪送马千匹，求婚于兴。兴许之，以魏别立后，遂绝婚，故有柴壁之战。至义熙二年，（魏天赐三年。）乃复与魏通和。魏放狄伯支等还。五年，（魏明元帝永兴元年。）珪死，子明元帝嗣立，遣使聘于兴，且请婚。兴许之。（《晋书·兴载记》。《魏书·本纪》云：兴遣使朝贡，并请进女，事系永兴五年，晋义熙九年也。）至十一年，（魏神瑞二年。）兴乃以西平长公主妻嗣，是为魏明元昭哀皇后。《魏书·帝纪》及《后妃传》皆云：以后礼纳之。《后妃传》云：后以铸金人未成，未升尊位，然帝宠幸之出入居处，礼秩如后。是后犹欲正位，而后谦让不当。泰常五年（宋武帝永初元年。）薨，帝追恨之，赠皇后玺绶，后加谥焉。此乃妄说。《魏书》讳饰之辞最多，《后妃传》尤甚，读至后文自见。道武而后，虽沐猴而冠，妄有制作，未必能行。彼其宫中，安有所谓礼秩，云以后礼纳之即后耳。魏虽战胜，其视中原，犹如天上，故道武、明元，再世求昏于秦。大国之女下降，当时盖引为宠荣，安得不以后礼逆之？此犹之成吉思汗虽战胜，而仍尊礼卫绍王女也。后秦当时，盖无意北略；魏亦未遑南牧；匪寇昏媾，汔可小休，而匈奴之患起矣。

勃勃之为人也，可谓安忍无亲。初依没奕干，稍强，遂袭杀之而并其众。众至数万。义熙三年，六月，僭称天王大单于。自以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也，称大夏。其年，讨鲜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其众万数千。（《晋书·勃勃载记》。薛干即叱干，《晋书》杂采诸书，未加勘正，故其称名不画一也。《魏书·道武帝纪》：登国十年，大悉佛自长安还岭北，上郡以西皆应之，盖叱干部落，虽一破坏，旋仍复国，至是乃为勃勃所破。上郡见第二章第二节。）遂进攻姚兴三城已北诸戍，（三城见第七节。）诸将言高平险固，山川沃饶，可都。勃勃曰：“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于是侵掠岭北。岭北诸戍，门不昼启。兴使左仆射齐难等率骑二万讨勃勃，为勃勃所禽。又遣其弟平北姚冲、征虏狄伯支、辅国敛曼嵬、镇东杨佛嵩率骑四万讨勃勃。冲次于岭北，欲回袭长安，伯支不从，乃止。冲惧其谋泄，遂鸩杀伯支。兴自平凉如朝那，（平凉，见第六章第三节。朝那，汉县，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赐冲死。兴如贰城。（见第六章第三节。此据《兴载记》。《勃勃载记》云：姚兴来伐，至三城。）诸军未集，勃勃骑大至，左将军姚文宗率禁兵，中垒齐莫统氏兵死战，勃勃乃退。兴留禁兵五千配姚详守贰城，自还长安。（《通鉴》在义熙五年。）勃勃遣将胡金纂（此据《兴载记》。《勃勃载记》作尚书金纂。）万余骑攻平凉。兴如贰城，因救平凉，纂众大溃，生禽纂。勃勃又遣兄子提（亦据《兴载记》。《勃勃载记》作罗提。）攻陷定阳。（汉县，在今陕西宜川县西北。）又寇陇右。攻白崖堡，（《十六国疆域志》曰：一作柏阳，又作伯阳，在清水。案清水，汉县，在今甘肃清水县西。）破之。遂趣清水。略阳大守姚寿都委守奔秦州。（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勃勃又收其众而归。兴自安定追之，（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至寿渠川，（《十六国疆域志》云：在临泾。案临泾，汉县，在今甘肃镇原县南。）不及而还。（《通鉴》义熙六年。）姚详镇杏城，为勃勃所逼，粮尽，委守，南奔大苏。（《勃勃载记》云：详弃三城。大苏，《十六国疆域志》云在冯翊。冯翊，见第二章第二节。）勃勃要之。（《勃勃载记》云：遣平东鹿奕干婴之。）兵散，为勃勃所执。兴遣卫大将军姚显迎详，详败，遂屯杏城。兴因令显都督安定、岭北二镇事。（岭北镇，未详治所。）以杨佛嵩为雍州刺史，率岭北见兵，以讨勃勃。为勃勃所执，绝亢而死。（《通鉴》义熙七年。）义熙九年，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统万城，在今陕西横山县西。）阿利性工巧，然残忍刻薄。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筑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故委以营缮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工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案勃勃之世仇为魏；是时形势与之相逼者，亦莫如魏。勃勃欲雪仇耻而求自安，惟有东向以与拓跋氏争一日之命。姚兴有德，可以为援，勃勃顾乘其衰敝而剽掠之，而于拓跋氏则视若无靓。此无他，觊关中之富厚，志在剽掠，而于仇耻则非所知耳。《魏书·铁弗传》曰：屈孑性奢，好治宫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世祖顾谓左右曰：“蕞尔国，而用民如此，虽欲不亡，其可得乎？”魏之用民力，不为不甚，而其惊心怵目于夏如此，夏之虐用其民可知，尚安有久长之理哉？勃勃又下书曰：“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也。”案铁伐即铁弗异译，勃勃盖自造一氏，而枝庶则仍其旧耳【7】勃勃攻姚逵于杏城，克之，执逵。姚弼救之，不及。勃勃又遣其将赫连建寇贰县。数千骑入平凉，遂入新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姚弼讨之。战于龙尾堡，（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大破之，擒建。初勃勃攻彭双方于石堡，（未详。）方力战，距守积年，不能克，闻建败，引还。时义熙十一年也。（据《通鉴》。）是岁姚兴病笃，明年死，内乱起，晋兵复至，而其国不可支矣。

兴初立其子泓为皇大子。天水姜纪，（天水，见第二章第二节。）吕氏之叛臣，阿谄奸诈，好闲人之亲戚。兴子广平公弼，有宠于兴，纪遂倾心附之。弼为雍州刺史，镇安定，与密谋还朝。令倾心事常山公显，树党左右。兴遂以弼为尚书令、侍中、大将军。既居将相，虚襟引纳，收结朝士，势倾东宫，遂有夺嫡之谋。姚文宗有宠于泓，弼深疾之，诬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为证。兴怒，赐文宗死。是后群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兴遣姚绍（兴从弟。）与弼率禁卫诸军镇抚岭北。弼宠爱方隆，所欲施行，无不信纳。乃以嬖人尹冲为给事黄门侍郎，唐盛为治书侍御史。左右机要，皆其党人。义熙十年，（据《通鉴》。）兴寝疾，弼潜谋为乱。招集数千人，被甲伏于其第。兴子懿，自蒲板将赴长安；镇东豫州牧洸，起兵洛阳；平西谌，起兵于雍。（见第三章第五节。）兴疾廖，免弼尚书令，以将军公就第。懿等闻兴疾廖，各罢兵还镇。抗表罪弼，请致之刑法；懿、洸、宣、赤兴子。谋来朝，又请委之有司；兴皆弗许。十一年，三月，（亦据《通鉴》。）弼谮宣于兴。宣司马权丕至长安，兴责以无匡辅之益，将戮之。丕性倾巧，因诬宣罪状。兴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狱，而使弼将三万人镇秦州。九月，兴药动，弼称疾不朝，而集兵于第。兴乃收弼。兴疾转笃，兴子南阳公愔，与其属率甲士攻端门。兴力疾临前殿，赐弼死。愔等奔溃，逃于骊山。（见第五节。十二年，二月，兴死。《通鉴考异》云：《晋·本纪》、《三十国晋春秋》皆云：义熙十一年二月，姚兴卒。《魏·本纪》，《北史·本纪》，《姚兴》、《姚泓载记》，皆云十二年。按《后魏书·崔鸿传》：大祖天兴二年，姚泓改号，鸿以为元年，故《晋·本纪》、《三十国晋春秋》，凡弘始后事，皆在前一年，由鸿之误也。案弘始，姚兴年号，天兴二年，晋隆安三年也。）泓僭位。诛愔。命其齐公姚恢泓从弟。杀安定大守吕超，弼之党。恢久乃诛之，泓疑其有阴谋，恢自是怀贰，阴聚兵甲焉。北地大守毛雍据赵氏坞以叛，（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通鉴》大元九年《注》云：赵氏坞，据《晋书·载记》在北地，所据者盖即《姚泓载记》之文。）姚绍讨禽之。姚宣时镇李闰，（在冯翊东。）未知雍败，遣部将姚佛生等来卫长安。宣参军韦宗说宣弃李闰，南保邢望。（《括地志》：在李闰南四十里。）宣既南移，诸羌据李闰以叛，绍进讨，破之。宣诣绍归罪，绍怒，杀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论宣，佛生遂赞成宣计，绍数其罪，又戮之。勃勃克上邦。（见第三章第三节。）进陷阴密。（见第三章第五节。）姚恢弃安定，奔于长安。安定人胡俨、华韬等据城降于勃勃。勃勃留羊苟儿镇之，进攻姚谌于雍。谌奔长安。勃勃次郿。（汉县，今陕西郿县东北。）泓遣姚绍御之。勃勃退如安定。胡俨等袭杀羊苟儿，以城降泓。勃勃引归杏城。未几，晋师出。姚恢叛泓，率镇户内伐，（见第七章第七节。）勃勃遂据安定。岭北镇戍、郡县悉降。

注释

【1】　民族：拓跋造作史事之二。

【2】　史事：分氐未必失策，失策在伐晋，伐晋亦非如世俗所云。

【3】　史事：望八公山草木为兵，乃迷信傅会之谈。

【4】　史事：大沮渠蒙逊，乃以大冠沮渠，大非氏。

【5】　兵：百姓营聚不足自固，所以聚粮集兵以资敌。

【6】　民族：拓跋氏之暴，代北之残虐。不知恤民，徒知利其器械者，阿利之为也。张作霖将败，某西人以兵械，犹谓其必胜焉。

【7】　民族：勃勃氏其支庶曰铁伐，实即铁弗。然则以译文字义为褒贬者，铁弗氏亦然。

第七章　东晋末叶形势

第一节　道子乱政

晋孝武帝性甚愚柔，虽以苻坚之送死，幸致肥水之捷，此乃适值天幸，而非其有戡乱之才也。帝任会稽王道子，（初封琅邪，大元十七年，徙封会稽。）政治大乱；逮至大权旁落，又用王恭、殷仲堪以防之，所任亦非其人；致肇桓玄之篡窃，刘裕因之得政，而晋祚终矣。

谢安像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政治家，被后世人视为良相的代表、“高洁”的典范。

道子者，帝母弟。大元五年为司徒。八年录尚书。十年，谢安卒，遂领扬州刺史，都督中外诸军事。数年，又领徐州刺史，为大子大傅。《谢安传》言：安以道子专权，奸谄颇相扇构，出镇广陵之步丘以避之。（今江苏江都县之邵伯镇。）案是时扇构于安与道子之间者，为王国宝、王珣、王泯等。国宝坦之子。史言其少无士操，不修廉隅。妇父谢安，每抑而不用。而国宝从妹为道子妃，与道子游处，遂闲毁安。珣与珉皆导孙。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安既与珣绝昏，又离珉妻，二族遂成仇衅。安卒后，珣迁侍中，孝武深杖之；而道子辅政，以国宝为中书令、中领军。史言国宝谗谀之计行，而好利险诐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盖皆恩怨权利之私，非因国事而有异同也。然朝政则自此大素矣。帝溺于酒色，为长夜之饮；又好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居之；（《本纪》大元六年。）而道子亦崇信浮屠，用度奢侈，下不堪命，为长夜之饮，蓬首昏目，政事多阙；盖二人之失德正同。帝不亲万几，但与道子酣歌为务。于是姏姆尼僧，并窃弄其权。凡所幸接，皆出自小坚。如赵牙出自优倡，而道子以为魏郡大守；茹千秋本钱塘捕贼吏，而以为骠骑咨议参军。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千秋则卖官贩爵，聚赀货累亿。官以贿迁，政刑缪乱。然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朝野辐凑；其必又有构之于帝者势也。

时帝所任用者，为王恭、（后兄，时为中书令。）殷仲堪、（尚书仆射，领吏部。）王珣、徐邈、（为中书舍人，迁散骑常侍。）郗恢、王雅等。（雅为丹阳尹。《王珣传》云：“时帝性好典籍，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盖帝所好者多文学之才，非经纶之器，故任之以事，多见覆餗也。《王国宝传》云：“王雅有宠，荐王珣于帝。”）中书郎范宁，国宝舅也，深陈得失。帝渐不平于道子，然外每优祟之。宁劝帝黜国宝。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为道子所亲爱者。）因尼支妙音，致书大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知之，讬以他罪杀悦之。国宝大惧，遂因道子谮毁宁。帝不获已，流涕出宁为豫章大守。（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王恭传》言悦之之诛由于恭。（《王恭传》作悦，盖其人名悦，字悦之。六朝人多以字行，史所书者，亦名字不一也。）盖至是而主相之衅成矣。《道子传》言：道子为皇大妃所爱，（孝武及道子母李氏，本出微贱。孝武即位，尊为淑妃。大元三年，进为贵人。九年，又进为夫人。十二年，加为皇大妃。十九年，乃尊为皇大后。）亲遇同家人之礼，遂恃宠乘酒，时失礼敬，帝益不能平。博平令闻人奭上疏，（博平，汉县，今山东博平县西北。）言茹千秋罪状。又言尼姏属类，倾动乱时。谷贱人饥，流殣不绝。权宠之臣，各开小府，施置吏佐，无益于官，有损于国。疏奏，帝益不平，而逼于大妃，无所废黜。其实当时大阿已有倒持之势，亦非尽由大妃之逼也。

帝乃“出王恭为兖州，（大元十五年二月。镇京口。）殷仲堪为剕州；（大元十七年十一月。镇江陵。本为荆州者王忱，国宝弟也，以是年十月卒。）以王珣为仆射，王雅为大子少傅；以张王室而潜制道子”。（《道子传》。）《王雅传》云：帝以道子无社稷器干，虑宴驾之后，王室倾危，乃选时望，以为藩屏。将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访雅。雅言“恭秉性峻隘；仲堪亦无弘量，且干略不长；委以连率之重，据形胜之地，四海无事，足以守职，若道不常隆，必为乱阶”。帝以恭等为当时秀望，谓雅疾其胜己，故不从。此或事后傅会之谈，然当时局势，外若无事，内实艰危，非恭与仲堪所能负荷，则殆不容疑也。

大元主十一年，九月，帝崩。《本纪》云：时张贵人有宠，年几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当废矣。”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时道子昏惑，元显专权，竟不推其罪人。《天文志》云：兆庶宣言，夫人张氏，潜行大逆。《五行志》云：帝崩，兆庶归咎张氏。（《草妖》。）又云：张夫人专幸，及帝暴崩，兆庶尤之。（《雨雹》。）夫宫禁之事，氓庶何知焉？不推贼而广布流言，贼之所在可知矣。（《魏书·僭晋传》云：昌明以嬖姬张氏为贵人，宠冠后宫，威行阃内。于时年几三十。昌明妙列伎乐，陪侍嫔少，乃笑而戏之云：“汝年当废，吾已属诸妷少矣。”张氏潜怒。昌明不觉，而戏逾甚。向夕，昌明稍醉，张氏乃多潜饮宦者、内侍而分遣焉。至暮，昌明沉醉卧，张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绝而惧，货左右，云以魇死。其说较《晋书》为详，即当时所散布之流言也。此事大不近情理，然孝武绝于宦官宫妾之手，则似无足疑。观国宝勾结能及于陈淑媛，则知当时宫禁之内，衽席之间，未始非危机之所伏也。）大子德宗立，是为安帝。以道子为大傅，摄政。【1】明年，为隆安元年，帝加元服，道子归政。以王珣为尚书令，王国宝为左仆射。《国宝传》云：弟忱为荆州卒，国宝自表求解职迎母，并奔忱丧。诏特赐假。而盘桓不时进发。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国宝惧罪，衣女子衣，托为王家婢，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于帝，孝武。故得原。后骠骑参军王徽请国宝同燕。国宝素骄贵，使酒，怒尚书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盘盏、乐器掷台之。台之不复言。复为粲所弹。诏以国宝纵肆情性，甚不可长；台之懦弱，非监司体；并坐免官。顷之，复职。愈骄蹇，不遵法度。起斋伴清暑殿。帝恶其僭侈。国宝惧，遂谀媚于帝，而颇疏道子。道子大怒。尝于内省面责国宝，以剑掷之，旧好尽矣。是时王雅亦有宠，荐王珣于帝。帝夜与国宝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将至，国宝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倾其宠，因曰：“王珣当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见，”帝遂止。而以国宝为忠，将纳国宝女为琅邪王妃，（即恭帝，安帝母弟。道子改封会稽，立为琅邪王。）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国宝复事道子。进从祖弟绪，为琅邪内史，亦以佞邪见知。道子复惑之，倚为心腹。国宝遂参管朝权，威震内外。迁尚书左仆射，领选，加后将军、丹阳尹。道子悉以东宫兵配之。案国宝果与道子中离，其复合，安得如是之易？孝武与国宝，猜隙已探，岂容忽以为忠？王珣与孝武久昵，亦岂国宝所能闲？此皆不待深求，而知其非实录者也。是时地近而势逼者，自莫如王恭。《恭传》言：恭赴山陵，绪说国宝，因恭入觐相王，伏兵杀之。国宝不许。而道子亦欲辑和内外，深布腹心于恭，冀除旧恶。恭多不顺。每言及时政，辄厉声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协，王绪之说遂行。或劝恭因入朝，以兵诛国宝，而庾楷党于国宝，士马甚盛，恭惮之，不敢发。庾楷者，亮之孙，时为豫州刺史，镇历阳者也。（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王恭在是时，与道子决无可以调和之理。既终不能调和，则势必至于互相诛翦。以恭辞色之不顺，为不能和协之原因，则所见大浅矣。恭于是时，若能整兵入朝，推问孝武帝崩状，最为名正言顺，（恭后罪状国宝曰：“专宠肆威，将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合叩扉，欲矫遗诏。赖皇大后聪明，相王神武，故逆谋不果。”弑逆之罪，既纵而不问于先，遂不能更举之于其后矣。）既有所忌而不敢发；道子等亦因有所顾虑，不敢诛恭，于是京邑蹀血之祸抒，方镇连衡之局起，而桓玄遂乘机肆逆矣。

桓玄者，温之孽子。温甚爱异之。临终，命以为嗣，袭爵南郡公。（时玄年五岁。）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朝廷亦疑而未用。（玄年二十三，始拜大子洗马。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大元末，出补义兴大守，郁郁不得志，弃官归国。南郡，见第三章第九节。义兴，见第五章第六节。）殷仲堪惮其才地，深相要结；玄亦欲假其兵势，诱而悦之。王国宝谋削弱方镇，内外骚动。玄乃说仲堪曰：“国宝与君诸人，素已为对。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便动之，惟当以君为事首。若发诏征君为中书令，用殷觊为刜州，见下。君何以处之？”仲堪曰：“忧之久矣，君谓计将安出？”玄曰：“君若密遣一人，信说王恭，宜兴晋阳之师，以内匡朝廷，己当悉荆楚之众，顺流而下。推王为盟主，仆等亦皆投袂，当此无不响应，此桓、文之举也。”仲堪迟疑未决。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仲堪以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荆州道远，连兵势不相及，乃伪许恭，而实不欲下。恭得书，大喜。乃抗表京师，罪状国宝及绪。国宝皇遽，不知所为。绪说国宝：令矫道子命，召王珣、车胤杀之，以除群望，因挟主相，以讨诸侯。车胤者，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宁康初，为中书侍郎，累迁侍中。后为护军将军。王国宝讽八坐，启以道子为丞相，加殊礼，胤称疾不署。隆安初，为丹阳尹，迁吏部尚书。亦不附道子、国宝者也。国宝许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问计于珣。珣劝国宝放兵权以迎恭。国宝信之。又问计于胤。胤曰：“朝廷遣军，恭必城守。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将何以待之？”国宝大惧。遂上疏解职，诣阙待罪。既而悔之。诈称诏复本官，欲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诸侯，欲委罪国宝，乃遣谯王尚之恬子。（时为骠骑咨议参军。恬见第五节。）收国宝，付廷尉，赐死；并斩王绪于市以谢恭。恭乃还京口。仲堪闻恭已诛国宝等，始抗表兴师。遣杨佺期次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道子遗书止之。仲堪乃还。仲堪既纳桓玄之说，乃外结雍州牧郗恢，内要从兄南蛮校尉觊，南郡相江绩等。恢、觊、续并不同之。乃以杨佺期代绩。觊自逊位。觊以忧卒。江绩入为御史中丞。道子世子元显，夜开六门，绩与车胤，密启道子，欲以奏闻。道子不许。元显逼令自裁。盖其时王国宝、王绪既诛，道子素懦弱；王恭、殷仲堪，本文学侍从之选，非有乐乱之心；而元显年十六，聪明多涉，志气果锐，傅会者谓有明帝之风，恶王恭，尝请道子讨之；兵端冬戢不戢，实不在道子、恭、仲堪而在元显，故绩与胤欲去其权，不可谓非关怀大局者也。道子既不听，转拜元显为征虏将军，举其先卫府及徐州文武，悉以配之；桓玄求为广州，道子不欲使在荆楚，顺其意许之，玄亦受命不行；内外之衅仍结矣。道子复引谯王尚之为腹心。尚之说道子曰：“藩伯强盛，宰相权轻，宜密树置，以自藩卫。”道子深以为然。乃以其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割豫州四郡，使愉督之。庾楷怒，遣子鸿说王恭曰：“尚之兄弟，专弄相权，欲假朝威，贬削方镇。及其议未成，宜早图之。”恭以为然。复以告仲堪、玄。玄等从之。推恭为盟主，刻期同赴京师。时内外疑阻，津逻严急，仲堪之信，因庾楷达之，以斜绢为书，内箭干中，合镝漆之。楷送于恭。恭发书，绢文角戾，不复可识，谓楷为诈；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无连理；乃先期举兵。（隆安二年七月。）上表，以讨王愉、司马尚之兄弟为辞。司马刘牢之谏，恭不从。道子使人说庾楷。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忧惧无计，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令而奋。既不能距恭，反杀国宝。自尔已来，谁敢复攘袂于君之事乎？”道子日饮醕酒，而委事于元显。以为征讨都督。王恭本以才地陵物，虽杖刘牢之为爪牙，但以行陈武将相遇，礼之甚薄。牢之深怀耻恨。元显遣庐江大守高素说牢之，使叛恭。“事成，当即其位号。”牢之许焉。恭参军何澹之以其谋告恭。牢之与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纳。乃置酒请牢之，于众中拜牢之为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为前锋。行至竹里，（在今江苏句容县北。六朝时京口至建康，恒取道于此。）牢之背恭，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军，轻骑击恭。恭败，奔曲阿。（见第四章第三节。）将奔桓玄，至长塘湖，（见第四章第三节。）湖浦尉收送京师，斩之。恭信佛道，临刑犹诵佛经，自理须鬓，谓监刑者曰：“我暗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岂不忠于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无财货，惟书籍而已。其居心实可谅也。牢之遂代恭。谯王尚之讨庾楷。楷遣汝南大守段方逆战于慈湖，（在今安徽当涂县北。）大败，被杀。楷奔桓玄。殷仲堪使杨佺期舟师五千为前锋。桓玄次之，自率兵二万，相继而下。佺期、玄至湓口，（见第三章第九节。）王愉奔于临川，（吴郡，治临汝，今江西临川县。）玄遣偏军追获之。佺期进至横江，（见第三章第九节。）谯王尚之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领水军皆役。玄等至石头，仲堪至芜湖，（皆见第三章第九节。）忽闻王恭已死，刘牢之领北府兵在新亭，（在今首都之南。）玄等三军失色，无复固志，乃回师屯于蔡洲。（见第四章第三节。）仲堪素无戎略，军旅之事，一委佺期兄弟。玄从兄修冲子。告道子曰：“西军可说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许佺期以重利，无不倒戈于仲堪者。”（此据《仲堪传》。《修传》云：修进说曰：“殷、桓之下，专侍王恭，恭既破灭，莫不失色。今若优诏用玄，玄必内喜，则能制仲堪、佺期，使并顺命。”案是谋既败，江绩奏修承受杨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则此说似不如《仲堪传》之确。此时桓玄一人之力，亦未必能兼制仲堪与佺期也。）道子纳之。乃以玄为江州，佺期为雍州，黜仲堪为广州，以桓修为荆州。仲堪令玄等急进军。玄等喜于宠授，并欲顺朝命，犹豫未决。仲堪弟遹，（《桓玄传》云：遹仲堪从弟。）为佺期司马，夜奔仲堪，说佺期受朝命，纳桓修。仲堪皇遽，即于芜湖南归。徇于玄等军曰：“若不各散而归，大军至江陵，当悉戮余口。”仲堪将刘系，领二千人隶于佺期，辄率众归。玄等大惧，狼狈追仲堪。至寻阳，（见第四章第一节。）及之。仲堪与佺期以子弟交质。遂于寻阳结盟。玄为盟主。十月。并不受诏，申理王恭，求诛刘牢之、谯王尚之等。朝廷深惮之。诏仲堪还复本位。仲堪等乃奉诏，各还所镇。

桓玄之未奉诏也，欲自为雍州，以郗恢为广州。恢惧玄之来，问于众。咸曰：“佺期来者，谁不戮力？若桓玄来，恐难与为敌。”既知佺期代己，乃谋于南阳大守闾丘羡，（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称兵距守。佺期虑事不济，乃声言玄来入沔，而佺期为前驱。恢众信之，无复固志。恢军散，请降。佺期入府，斩闾丘羡，放恢还都。抚将士，恤百姓；缮修城池，简练甲卒，甚得人情。初桓玄在荆州，豪纵，士庶惮之，甚于州牧。仲堪亲党劝杀之，仲堪不听。及还寻阳，资其声地，推为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为人骄悍，常自谓承藉华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佺期传》云：弘农华阴人，汉大尉震之后也。曾祖准。自震至准，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直乱没胡。父亮，少仕伪朝，后归国，终于梁州刺史，以贞干知名。佺期沉勇果劲，而兄广及弟思、平等，皆强犷粗暴。自云门户承藉，江表莫比，有以其门第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即于坛所欲袭玄。仲堪恶佺期兄弟虓勇，恐克玄之后，复为己害，苦禁之。玄亦知佺期有异谋，潜有吞并之计，于是屯于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玄既与仲堪、佺期有隙，恒虑掩袭，求广其所统。朝廷亦欲成其衅隙，乃诏加玄都督荆州四郡，（胡三省曰：谓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长沙，见第三章第九节。衡阳，见第五章第七节。湘东，见第三章第九节。零陵，见第三章第六节。）以其兄伟为南蛮校尉。佺期甚忿惧。仲堪亦虑玄跋扈，遂与佺期结昏为援。会姚兴侵洛阳，佺期乃建牙，声云援洛，密欲与仲堪共袭玄。仲堪虽外结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许。犹虑弗能禁，复遣遹屯于北境以遏之。佺期既不能独举且不测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蛮校尉杨广，佺期之兄也，欲距桓伟。仲堪不听。乃出广为宜都、建平二郡大守。（宜都、建平，皆见第三章第六节。）佺期从弟孜敬，先为江夏相，（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玄以兵袭而召之。既至，以为咨议参军。玄于是兴军西征，亦声云救洛。与仲堪书，说佺期受国恩而弃山陵，宜共罪之。今亲率戎旅，径造金塘。（见第三章第二节。）使仲堪收杨广。仲堪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隆安三年，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饥者，仓廪空竭。玄乘其虚而伐之。时梁州刺史郭铨之镇，路经夏口，玄授以江夏之众，使督诸军并进。密报兄伟，令为内应。伟皇遽，不知所为，乃自赍疏示仲堪。仲堪执伟为质，而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无食，可来见就，共守襄阳。”仲堪绐之曰：“比来收集，已有储矣。”佺期信之，率众赴焉。步骑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惟以饭饷其军。佺期大怒，曰：“今兹败矣。”乃不见仲堪，与兄广击玄。殆获郭铨。会玄诸军至，佺期众尽没，单马奔襄阳。仲堪出奔城。（见第四章第二节。）玄遣将军冯该蹑佺期，获之。广为人所缚送。玄并杀之。仲堪闻佺期死，将以数百人奔姚兴。至冠军，（汉县，在今河南邓县北。）为该所得。玄令害之。玄遂平荆、雍。表求领荆、江二州。诏以玄为荆州刺史，桓修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争，复领江州。玄又辄以伟为雍州刺史。时寇贼未平，朝廷难违其意，许之。玄于是树用腹心，兵马日盛。

第二节　孙恩之乱

殷仲堪等之举兵也，会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显知朝望去之，谋夺其权，讽天子解道子扬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觉。元显自以少年，顿居权重，虑有讥议，于是以琅邪王领司徒，自为扬州刺史。道子酒醒，方知去职，而无如之何。庐江大守张法顺，为元显谋主。元显性苛刻，生杀自己，法顺屡谏不纳。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孙恩遂乘衅作乱。

孙恩，琅邪人，（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师事钱唐杜子恭。（钱唐，见第四章第三节。）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得瓜刀。其为神效，往往如此。嘉兴，见第四章第三节。）子恭死，泰传其术；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求福庆。王珣言于会稽王道子，流之于广州。广州刺史王怀之，以泰行郁林大守。（郁林，见第三章第九节。）南越以外皆归之。大子少传王雅，先与泰善，言于孝武帝，以泰知养性之方，因召还。道子以为徐州主簿。犹以道术，眩惑士庶。稍迁新安大守。（新安，见第四章第三节。）王恭之役，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黄门郎孔道，鄱阳大守桓放之，（鄱阳，见第四章第三节。）骠骑谘议周勰等，皆敬事之。会稽世子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三吴，见第三章第九节。）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以其与元显交厚，咸莫敢言。会稽内史谢发其谋。（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道子诛之。恩逃于海。众闻泰死，皆谓蝉蜕登仙。【2】就海中资给恩。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在复仇。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吴会二字，初指吴与会稽言之，其后则为泛称。）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秦县，今浙江上虞县西。）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时隆安三年十一月也。恩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针，吴郡陆瓖，（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吴兴丘尩，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义兴许允之，义兴，见第五章第六节。）临海周胄，（临海，见第四章第三节。永嘉张永，永嘉，晋郡，今浙江永嘉县。）及东阳、（见第五章第六节。）新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内诸县，处处蜂起。朝廷震惧，内外戒严。遣卫将军谢琰、镇北将军刘牢之讨之。吴会承平日久，人不习战；又无器械；故所在破亡。诸贼皆烧仓廪，焚邑屋，刊木，堙井，虏掠财货，相率聚于会稽。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没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牢之遣将桓宝救三吴，子敬宣为宝后继。比至曲阿，（见第四章第三节。）吴郡内史桓谦（此依《牢之传》。《本纪》同。《恩传》作桓谨。）已弃郡走。牢之乃率众东讨，拜表辄行。琰至义兴，斩贼许允。进讨丘尩，破之。牢之至吴兴，击贼屡胜。径临浙江。琰屯乌程，（见第四章第三节。）遣司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众军济浙江。恩虏男女二十余万口，一时逃入海。惧官军之蹑，乃缘道多弃宝物、子女，时东土殷实，莫不粲丽盈目，牢之等遽于收敛，故恩复得逃海。朝廷以谢琰为会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琰本为徐州刺史。）琰无抚绥之能，而不为武备。四年，恩复入余姚，（秦县，今浙江余姚县。）破上虞，进至刑浦。（此据《恩传》。《琰传》作邢浦，云在山阴北三十五里。山阴，见第二章第二节。）琰遣参军刘宣之距破之。既而上党大守张虔硕战败，群贼锐进。琰败绩。帐下督张猛，于后斫琰马，琰堕地，与二子俱被害。朝廷大震。遣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击之。恩复还于海。于是复遣牢之东屯会稽。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扈渎垒，（在今上海市北。）缘海备恩。明年，二月，恩复入浃口。（《东晋疆域志》云：在余姚、邓县之闲。汉县，在今浙江鄞县东。）雅之败绩。牢之进击，恩复还于海。五月，转寇扈渎，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见第四章第二节。）牢之率众西击，未达，而恩已至。朝廷骇惧，陈兵以待之。牢之在山阴，使刘裕自海盐赴难。（海盐，汉县，在今浙江平湖县东南。晋徙治今海盐县。）牢之率大众而还。裕兵不满千人，与贼战，破之。恩闻牢之已还京口，乃走郁州。（今江苏灌云县东北之云台山，古在海中，称郁州，亦曰郁洲。）高雅之击之，为贼所执。贼寇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陷之。浮海而北。刘裕与刘敬宣并军蹑之于郁州。累战，恩复大败。渐衰弱。复缘海还南。裕亦寻海要截。复大破恩于扈渎。恩遂远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复寇临海，大守辛景讨破之。恩穷蹙，乃赴海自沉。妖党及伎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时元兴元年三月也。案恩之所为，与张角极相似。（诳惑多而不能战。）其诳惑士大夫之力，或犹过之，（读本节所述即可见。沈约《宋书·自序》言：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宗，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沈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恩作乱，警子穆夫，为其前部参军，与弟仲夫、任夫、豫夫、佩夫并遇害。警等为人如何不必论，要亦士大夫之家也。）此或由其本为衣冠中人而然。然其所用，仍多亡命之徒，故其残杀破坏极甚。（《恩传》言：恩虏男女二十余万口，一时逃入海，虽曰缘道多弃子女，能从者当尚不下十余万人。又云：自恩初入海，所虏之口，其后战死及自溺，并流离被传卖者，至恩死时，裁数千人存；而恩攻没谢琰、袁山松，陷广陵，前后数十战，亦杀百姓数万人。则死亡者当在二十万以上矣。当时海岛，能容几何人？十余万人，安能一时入海？此自不免言之过甚，然其死亡之众，则必不诬也。）五斗米道诳惑之力固大，然亦可见是时东土之不安也。

第三节　桓玄篡逆

孙恩之作乱也，加道子黄钺，以元显为中军以讨之。又加元显录尚书事。道子更为长夜之饮，政无大小，一委元显。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可设雀罗矣。于是军旅洊兴，国用虚竭，自司徒已下，日廪七升，而元显聚敛不已，富过帝室。及谢琰为孙恩所害，元显求领徐州，加侍中、后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诸军事。（扬、豫、徐、兖、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广。）寻以星变解录，复加尚书令。桓玄屡上疏求讨孙恩，诏辄不许。其后恩逼京都，玄建牙聚众，外讬勤王，实欲观衅而进。复上疏请讨恩。会恩已走，玄又奉诏解严。玄以兄伟为江州，镇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司马刁畅镇襄阳。（见第三章第四节。）遣桓振、（石虔子。）皇甫敷、冯该戍湓口。（见第三章第九节。）自谓三分有二，势运所归，屡使人上祯祥，以为己瑞。致笺道子，语多侮嫚。元显大惧。张法顺言：“桓氏世在西藩，人或为用。孙恩为乱，东土涂地，玄必乘此，纵其奸凶。及其始据荆州，人情未辑，宜发兵诛之。”元显以为然。遣法顺至京口，（见第四章第二节。）谋于刘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众，惧不能制；又虑平玄之后，不为元显所容；深怀疑贰。法顺还，说元显曰：“观牢之颜色，必贰于我，未若召入杀之。不尔，败人大事。”元显不从。元兴元年，正月，加元显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征讨大都督、督十八州诸军事，仪同三司，加黄钺、班剑二十人，以伐桓玄。以牢之为前锋，谯王尚之为后部。法顺又言于元显曰：“自举大事，未有威断，桓谦兄弟，每为上流耳目，宜斩之以孤荆州之望。（谦冲子，时为元显咨议参军。）且事之济不，系在前军，而牢之反复；万一有变，则祸败立至；可令牢之杀谦兄弟，以示不贰；若不受命，当为其所。”元显曰：“非牢之无以当桓玄。且始事而诛大将，人情必动。”法顺言之再三，元显不可，而以谦为荆州刺史，以安荆楚。于时扬土饥虚，运漕不继，玄断江路，商旅遂绝，公私匮乏，士卒惟给粰橡。玄本谓扬土饥馑，孙恩未灭，朝廷必未皇讨己，可得蓄力养众，观衅而动。闻元显将伐之，甚惧，欲保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长史卞范之说曰：“元显口尚乳臭，刘牢之大失物情，兵临近畿，土崩之势，翘足可待。何有延敌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悦。乃留其兄伟守江陵，抗表率众，东下寻阳。（见第四章第一节。）移檄京邑，罪状元显。檄至，元显大惧，下船而不敢发。玄既失人情，而兴师犯顺，虑众不为用，恒有回旆之计。既过寻阳，不见王师，意甚悦。其将吏亦振。庾楷以玄与朝廷构怨，恐事不克，祸及于己，密结元显，许为内应。谋泄，收絷之。至姑孰，（见第四章第一节。）使冯该等攻谯王尚之。尚之败，逃于涂中。涂同滁。十余日，为玄所得。尚之弟休之镇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以五百人出城力战，不捷，奔南燕。玄遣何穆说刘牢之。时尚之已败，人情转沮，牢之乃颇纳穆说，遣使与玄交通。其甥何无忌与刘裕固谏，不从。俄令子敬宣降玄。（《宋书·敬宣传》云：牢之以道子昏暗，元显淫凶，虑平玄之后，乱政方始，欲假手于玄，诛除执政，然后乘玄之隙，可以得志于天下，将许玄降。敬宣谏曰：“方今国家乱扰，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与玄。玄藉先父之基，据荆南之势，虽无姬文之德，实为三分之形。一朝纵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则难图也。董卓之变，将生于今。”牢之怒曰：“吾岂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后，令我那骠骑何？”遗敬宣为任。案玄一平元显，即夺牢之兵权；旋窃大位；或非牢之当时计虑所及，然谓取玄如反覆手，则亦诬也。《晋书》谓牢之因尚之之败，人情转沮，乃颇纳何穆之说，自近于实。）玄至新亭，（见第一节。）元显弃船，退屯国子学堂。明日，列陈宣阳门外。佐吏多散走。刘牢之遂降于玄。元显回入西阳门，牢之参军张畅之率众逐之。众溃。元显奔入相府。惟张法顺随之。玄遣收元显，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张法顺亦见杀。）又奏道子酣纵不孝，当弃市。诏徙安成郡。（见第三章第九节。）使御史杜竹林防卫，竟承玄旨鸩杀之。玄以刘牢之为会稽大守。（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牢之叹曰：“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时玄屯相府，敬宣劝牢之袭之。牢之犹豫不决。移屯班渍。将北奔广陵相高雅之，据江北以距玄。（《宋书·敬宣传》曰：牢之与敬宣谋共袭玄，期以明旦，直尔日大雾，府门晚开，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谓所谋已泄，率部众向白洲，欲奔广陵。白洲当即班渍。胡三省曰：班渎在新洲西南。案新洲，在今首都北江中。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集众大议。参军刘袭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三反，岂得立也？”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敬宣先还京口援其家，失期不至，牢之谓为刘袭所杀，乃自缢而死。俄而敬宣至，不皇哭，奔高雅之，与雅之俱奔南燕。

桓玄入京师，矫诏加己总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州刺史。害庾楷父子，谯王尚之，尚之弟丹阳尹恢之，广晋伯允之等。以兄伟为刜州刺史，领南蛮校尉。从兄谦为左仆射，领选。修为徐、兖二州刺史。石生为江州刺史。卞范之为丹阳尹。玄让丞相，自署大尉，领豫州刺史。出居姑孰。固辞录尚书事，诏许之，而大政皆谘焉。小事则决于桓谦、卞范之。自祸难屡搆，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粗备，京师欣然。后乃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玄又害吴兴大守高素，（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辅国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高平相朗之，（高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此时为侨置。）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内史季武，（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冠军将军孙无终等，皆刘牢之党，北府旧将也。袭兄冀州刺史轨奔南燕。二年，桓伟卒，以桓修代之。从事中郎曹靖之说玄：以修兄弟，职居内外，恐权倾天下。玄纳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为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南郡，见第三章第九节。石康豁子。）玄所亲杖惟伟。伟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满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妻，玄之妹也，（仲文，觊弟。）玄使总录诏命，以为侍中，与卞范之又共促之。于是先改授群司。又矫诏加其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楚王，加九锡。南阳大守庾仄，（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殷仲堪党也，九月，乘桓石康未至，起兵。袭冯该于襄阳，走之。江陵震动。桓济子亮，以讨仄为名，起兵罗县。（汉县，在今湖南湘阴县东北。）南蛮校尉羊僧寿，与石康攻襄阳，庾仄众散，奔姚兴。长沙相陶延寿（长沙，见第三章第九节。）以亮乘乱起兵，遣收之。玄徙亮于衡阳，（见第五章第七节。）诛其同谋桓奥等。十二月，玄篡位。以帝为平固公，（平固，见第三章第九节。）迁居寻阳。玄入建康。

刘牢之虽死，高素等虽见诛，然北府之人物未尽也，而是时为其首领者，实为刘裕。初孙恩之死也，余众推恩妹夫卢循为主。桓玄欲且辑宁东土，以循为永嘉大守。（永嘉见上节。）循虽受命，而寇暴不已。玄复遣裕东征。何无忌随至山阴，（见第二章第二节。）劝裕于会稽起义。裕以为玄未据极位；且会稽遥远，事济为难；不如俟其篡逆事著，于京口图之。（据《宋书·武帝纪》。《孔靖传》以是为靖之谋。）玄既篡位，裕乃与其弟道规及刘毅、（桓弘中兵参军。弘冲子，时为青州刺史，镇广陵。）何无忌、魏咏之、（殷仲堪客。）檀凭之、（桓修长流参军。）孟昶、（青州主簿。）诸葛长民、（豫州刺史刁逵左军府参军。）王元德、（名叡。弟懿，字仲德。兄弟名犯晋宣、元二帝讳，并以字称。）辛扈兴、童厚之等谋讨之。元兴三年，二月，裕托以游猎，与无忌等收集义徒，袭京口，斩桓修。刘毅潜就孟昶，起兵袭杀桓弘，因收众济江。（诸葛长民谋据历阳，失期不得发，刁逵执之，送于桓玄。未至而玄败，送人共破槛出之，还趣历阳。逵弃城走，为其下所执，斩于石头。元德、扈兴、厚之谋于京邑攻玄，事泄，并为玄所杀。）玄召桓谦、卞范之等谋之。谦等曰：“亟遣兵击之。”玄曰：“不然。彼兵速锐，计出万死，遣少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而吾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覆舟山以待之。（覆舟山，在首都大平门内，钟山之西足也。）彼安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忽见大军，必惊惧。我案兵坚陈，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走散，此计之上也。”谦等固请，乃遣顿丘大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之。义众推刘裕为盟主，移檄京邑。三月，遇吴甫之于江乘，（见第三章第九节。）斩之。进至罗落桥。（在江乘南。）皇甫敷率数千人逆战。刘裕、檀凭之各御一队。凭之败死。裕进战弥厉，斩敷首。桓玄使桓谦屯东陵口，（在覆舟山东。）卞范之屯覆舟山西，众合二万。刘裕躬先士卒奔之，将士皆殊死战，谦等诸军，一时土崩。玄将子侄浮江南走。裕镇石头，（见第三章第九节。）立留台总百官。以王谧（导孙。）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裕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为徐州刺史。奉武陵王遵为大将军，承制。（遵武陵威王晞子，晞元帝子。）以刘毅为青州刺史，与何无忌、刘道规蹑玄。

桓玄经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备乘舆法物资之。玄收略，得二千余人，挟天子走江陵。何无忌、刘道规破玄将郭铨、何担之及郭昶之等于桑落洲。（在九江东北。）众军进据寻阳。桓玄大聚兵众。召水军，造楼船、器械。率众二万，挟天子发江陵，浮江东下。与刘毅等遇于峥嵘洲。（在湖北鄂城县东。）众惮之，欲退还寻阳。刘道规曰：“彼众我寡，强弱异势，畏懦不进，必为所乘，虽至寻阳，岂能自固？玄虽窃名雄豪，内实恇怯；加已经崩败，众无固心；决机两陈，将雄者克。”因麾众而进。毅等从之。大破玄军。玄弃其众，复挟天子还江陵。冯该劝更下战，玄不从。欲出汉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沮，制令不行。玄乘马出城，至门，左右于暗中斫之，不中。前后相杀交横。玄仅得至船。于是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帝入南郡府舍，大守王腾之率文武营卫。初玄之篡位也，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骑常侍、左将军。璩执留其使，不受命。玄以桓希为梁州刺史，使王异据涪，郭法戍宕渠，师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涪、宕渠、巴，皆见第三章第六节。白帝，城名，在今四川奉节县东。）璩传檄远近，列玄罪状。遣巴东大守柳约之，建平大守罗述，征虏司马甄季之击破希等。（巴东、建平，皆见第三章第六节。）仍率众次于白帝。初璩弟宁州刺史璠丧官，璩兄孙佑之及参军费恬，以数百人送丧葬江陵。会玄败，谋奔梁州。璩弟子修之，时为玄屯骑校尉，诱使入蜀。玄从之。达枚回洲，在江陵南。恬与佑之迎击，益州督护冯迁斩玄并石康及玄兄子濬。玄子昇，时年数岁，送江陵市，斩之。毛璩又遣将攻汉中，杀桓希。

玄之败于峥嵘洲，义军以为大事已定，追蹑不速，（据《宋书·武帝纪》。《刘道规传》云：遇风不进。）玄死几一旬，众军犹不至。桓振逃于华容之涌中。（涌水在华容。华容、汉县，今湖北监利县西北。）玄先令将军王稚徽戍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稚徽遣人招振，云桓歆已克京邑，（饮玄兄，时聚众向历阳，为诸葛长民、魏咏之所破。）冯稚等复平寻阳，（稚玄将，尝袭陷寻阳，刘毅使刘怀肃讨平之。怀肃，裕从母兄。）刘毅诸军并败于中路。振大喜，乃聚党数十人袭江陵。比至城，有众二百。桓谦先匿于沮川，亦聚众而出。遂陷江陵。（闰五月。）迎帝于行宫。（王康产、王腾之皆被害。）桓振闻桓昇死，大怒，将肆逆于帝。谦苦禁之，乃止。遂命群臣辞以楚祚不终，百姓之心，复归于晋，更奉进玺绶。以琅邪王镇徐州。振为都督八州、刜州刺史。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姓齿之。及是，叹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败。若使公在，我为前锋，天下不足定也。今独作此，安归乎？”遂肆意酒色；暴虐无道，多所残害。何无忌击桓谦于马头，（在今湖北公安县东北。）桓蔚于龙洲，皆破之。蔚秘子。义军乘胜竞进。桓振、冯该等距战于灵溪，（《水经注》：江水自江陵东径燕尾洲北，会灵溪水。龙洲，在灵溪东。案龙洲，据《桓玄传》。《何无忌传》作龙泉。）道规等败绩，死役者千余人。（刘毅坐免官，寻原之。）义军退次寻阳，更缮舟甲。进次夏口。冯该等守夏口，孟山图据鲁城，（亦作鲁山城，在今湖北汉阳县东北。）桓山客守偃月垒。（据《桓玄传》。《宋书·刘道规传》作桓仙客。偃月垒，亦曰却月城，在汉水左岸。）刘毅攻鲁城，道规攻偃月垒，二城俱溃。冯该走，禽山图、仙客。毅等平巴陵。（十二月。）义熙元年，正月，南阳大守鲁宗之起义兵，袭襄阳，破伪雍州刺史桓蔚。何无忌诸军次马头。桓振拥帝，出营江津。（戍名，在江陵南。）请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无忌不许。鲁宗之破伪虎责中郎将温楷，进至纪南。（城名，在江陵北。）振自击之，宗之失利。刘毅率何无忌、刘道规等破冯该于豫章口，（在江陵东。）推锋而前，遂入江陵。振见火起，知城已陷，遂与桓谦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惟逆党就戮。诏特免桓胤一人。（冲长子嗣之子。）三月，桓谦出自涢城，（在云杜东南。云杜，汉县，在今湖北沔阳县北。）袭破江陵。刘怀肃自云杜伐振，破之。广武将军唐兴临陈斩振。怀肃又讨斩冯该于石城。（见第三章第九节。）桓亮先侵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时刘敬宣自南燕还，刘裕以为江州刺史，讨走之。桓玄以苻宏为梁州刺史，与亮先后入湘中；其余拥众假号者以十数：皆讨平之。桓谦、桓怡、（弘弟。）桓蔚、桓谧、何澹之、温楷，皆奔于秦。诏徙桓胤及诸党与于新安诸郡。三年，东阳大守殷仲文，（东阳，见第五章第六节。桓玄峥嵘洲之败，留皇后王氏及穆帝后何氏于巴陵。仲文时在玄槛，求出别船，收集散卒，因奉二后奔夏口降。）与永嘉大守骆球谋反，（永嘉，见第二节。）欲建桓胤为嗣，刘裕并其党收斩之。

桓玄乃一妄人，《晋书》言其缪妄之迹甚多，庸或不免傅会，（如谓玄篡位入宫，其床忽陷，群下失色，殷仲文曰：“将由圣德探厚，地不能载，”玄大悦，此等几类平话。又谓其弃建康西走时，腹心劝其战，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已，亦与其据覆舟山待义兵之策，判若两人也。）然其纵侈，（玄之出镇姑孰，即大筑城府，台馆山池，莫不壮丽。性好畋游，以体大不堪乘马，乃作徘徊舆，施转关，令回动无滞。【3】自篡盗之后，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或一日之中，屡出驰骋。性又急暴，呼召严速，直官咸系马省前。贪鄙，好奇异，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人士有法书、好画及园宅者，悉欲归己。犹难逼夺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远数千里。尝诈欲讨姚兴，初欲饰装，无他处分，先使作轻舸，载服玩及书画等物。或谏之。玄曰：“书画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战危，脱有不意，当使轻而易运。”众皆笑之。此等事或疑其非实，然纨袴子弟，习于纵侈，不知虑患，确有此等情形也。）好虚名，（元兴二年，玄诈表请平姚兴，又讽朝廷作诏不许。谓代谢之际，宜有祯祥，乃密令所在上临平湖开，又诈称江州甘露降。以历代咸有肥遁之士，己世独无，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皆令让而不受，号曰高士。败走后，于道作起居注，叙其距义军之事，自谓经略指授，算无遗策，诸将违节度，以致亏丧，非战之罪。于时不皇与群下谋议，惟耽思诵述，宣示远近。荆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宁之辞，玄悉不受，仍令所在表贺迁都焉。临平湖，在浙江杭县东北。故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喜佞媚，（《玄传》言玄信悦谄誉，逆忤谠言。吴甫之、皇甫敷败，玄闻之，大惧，问于众曰：“朕其败乎？”曹靖之曰：“神怒人怨，臣实惧焉。”玄曰：“卿何不谏？”对曰：“辇上诸君子，皆以为尧、舜之世，臣何敢言？”）不知政理，（玄尝议复肉刑，断钱货，回复改异，造革纷纭。临听讼观录囚徒，罪无轻重，多被原放。有干舆乞者，时或恤之。尚书答春搜字误为春菟，凡所关署，皆被降黜。奔败之后，惧法令不肃，遂轻怒妄杀。）虽少负雄名，而实则怯懦，（峥嵘洲之战，义兵数千，玄众甚盛，而玄惧有败衄，常漾轻舸于舫侧，故其众莫有斗心。）要非诬辞也。玄之叛逆，不过当时裂冠毁冕之既久，势所必至，无足探异。晋室自东渡以后，上下流即成相持之局，而上流之势恒强，朝廷政令之不行，恢复大计之受阻，所关匪细，至桓玄败而事势一变矣。然中原丧乱既久，国内反侧又多，卒非一时所克收拾，此则宋武之雄才，所以亦仅成偏安之业也，亦可叹矣。而蜀中乘此扰攘，又成割据之局者数年，尚其至微末者也。

桓玄之死也，柳约之进军至枝江，（汉县，在今湖北枝江县东。）而桓振复攻没江陵，刘毅等还寻阳，约之亦退。俄而甄季之、罗述皆病。约之诣振伪降，欲袭振，事泄，被害。约之司马时延祖，涪陵大守文处茂等（涪陵，见第三章第六节。）抚其余众，保涪陵。振遣桓放之为益州，屯西陵。（峡名，在今湖北宜昌县西北。）处茂距击破之。毛璩闻江陵陷，率众赴难。使弟瑾、瑗顺外江而下。（外水谓岷江，涪江曰内水，沱江曰中水。）参军谯纵及侯晖等领巴西、梓潼军下涪水，与璩会巴郡。（巴西梓潼，皆见第三章第六节。此据《毛璩传》。《谯纵传》云领诸县氏。）晖有贰志，因梁州人不乐东也，与巴西阳昧结谋，于五城水口，（五城水，涪水支流，在广都入江。广都，见第六章第八节。）逼纵为主。攻瑾于涪城。城陷，瑾死之。纵乃自号梁、秦二州刺史。（时朝廷新以此授瑾。《通鉴》，事在义熙元年二月。）璩时在略城，（胡三省曰：据《晋书·毛璩传》，去成都四百里。）遣参军王琼率三千人讨反者。又遣瑗领四千人继进。纵遣弟明子及晖距琼于广汉。（见第三章第六节。）琼击破晖等。追至丝竹，（见第三章第六节。）明子设二伏以待之，大败琼众，死者十八九。益州营户李腾开城以纳纵。璩下人受纵诱说，遂共害璩及瑗，并子侄之在蜀者，一时殄役。纵以从弟洪为益州刺史。明子为巴州刺史，率其众五千人屯白帝。自称成都王。瑾子修之，下至京师，刘裕表为龙骧将军，配给兵力，遣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马荣期及文处茂、时延祖等西讨。修之至宕渠，荣期为参军杨承祖所杀。修之退还白帝。（《通镒》义熙二年九月。）承祖自下攻之，不拔。修之使参军严纲收兵，汉嘉大守冯迁（汉嘉，见第三章第六节。）率兵来会，讨承祖斩之。时文处茂犹在益郡，修之遣兵五百，与刘道规所遣千人俱进，而益州刺史鲍陋不肯进讨。（《通鉴》在义熙三年。）纵遣使称藩于姚兴。（九月。）且请桓谦为助。兴遣之。刘裕表遣刘敬宣率众五千伐蜀。分遣巴东大守温祚巴东，（见第三章第六节。）以二千人扬声外水，自率鲍陋、文处茂、时延祖由垫江而进。（垫江，见第三章第六节。）达遂宁郡之黄虎，（城名，在今四川射洪县东。）谯道福等悉众距险。敬宣粮尽，军中多疾疫，姚兴又遣兵二万救纵，王师遂引还。纵遣使拜师，仍贡方物，兴拜为蜀王。

第四节　宋武平南燕

宋武帝像

宋武帝（363—422），即刘裕，南朝宋王朝的建立者。南朝“宋、齐、梁、陈”之中，以宋武帝刘裕文治武功最为出色。

东晋国力，本不弱于僭伪诸国；而北方可乘之隙亦多；所以经略中原，迄无所就者，实以王敦、桓温等，别有用心，公忠之臣，如庾亮、殷浩等，又所值或非其时，所处或非其地，未获有所展布之故。当五胡初起之时，中原丧乱未久，物力尚较丰盈；石虎、苻坚，又全据中原之地；图之庸或较难，至肥水战后，后燕、后秦诸国，则更非其伦矣。此时傥能北伐，奏绩自属不难；而其地近而易图者，尤莫如南燕，此所以桓玄平后仅五年，而刘裕遂奏削平之绩也。

刘敬宣等之奔南燕也，南燕侍中韩范上疏劝慕容德入寇。德命王公详议。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图，乃止。俄闻玄败，德乃以慕容镇为前锋，慕容钟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万，骑五千。刻期将发，而德寝疾，于是罢兵。义熙元年，德死。（此据《载记》，《通鉴》同，《本纪》在元兴三年十月。案《载记》记南燕之事，较《本纪》皆后一年。）初，德兄北海王纳，苻坚破邺，以为广武大守。（广武，见第五章第二节。）数岁去官，家于张掖。（见第六章第二节。）及慕容垂起兵，坚收纳及德诸子皆诛之。纳母公孙氏，以耄获免。纳妻段氏方娠，未决，囚于郡狱。狱掾呼延平，德故吏也，尝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将公孙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子焉。东归后，德名之曰超。超年十岁，公孙氏卒，平又将超母子，奔于吕光。吕隆降于姚兴，超随凉州人徙于长安。以诸父在东，深自晦匿。由是得去来无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而归。德无子，立超为大子。德死，超嗣伪位。

初，德从弟钟，累进策于德，德用之颇中，由是政无大小，皆以委之。超立，以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4】俄以为青州牧。外戚段宏为徐州。（南燕五州：并州治阴平，汉侯国，后汉为县，晋废，在今江苏沭阳县西北。幽州治发干，见第五章第六节。徐州治莒，见第六章第八节。兖州治梁父，汉县，在今山东泰安县南。青州治东莱，见第三章第四节。）而以公孙五楼为武卫将军，领屯骑校尉，内参政事。钟、宏及兖州慕容法谋反。超遣慕容镇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慕容凝、韩范攻兖州。钟奔后秦。宏奔魏。凝谋杀韩范，范知而攻之，凝奔法。范并其众，攻克兖州。凝奔后秦，法奔魏。公孙五楼为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专总朝政。兄归为冠军、常山公。叔父颓为武卫、兴乐公。五楼宗亲，皆夹辅左右。王公内外，无不惮之。超母、妻先在长安，为姚兴所拘，兴责超称藩，求大乐诸妓。超送大乐百二十人。兴乃还其母、妻。《超载记》云，义熙五年，正旦，超朝群臣，闻乐作，叹音佾不备，悔送伎于兴，遣斛谷提、公孙归等入寇，陷宿豫，（汉旮犹县，晋改曰宿豫，在今江苏宿迁县东南。）大掠而去。简男女二千五百，付大乐教之。案兴责超称藩求伎时，又云：“若不可，便送吴口千人，”超遣群臣详议，段宏主掠吴口与之，尚书张华主降号，超从华议，可见其非欲搆衅于晋。宿豫之衅，未知其由，谓由掠生口以备仗乐，恐未必然。超所掠乃生口，非乐工，岂有南人可教，北人不可教之理邪？超又遣公孙归等入济南，（汉郡，今山东历城县。）执大守赵元，略男女千余人而去。于是刘裕出师讨之。四月，舟师发京都，泝淮入泗。五月，至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留船舰辎重，步军进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所过皆筑城为守。超引见群臣，议距王师。公孙五楼曰：“吴兵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岘，（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率兖州之军，绿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户口众多，非可一时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纵令过岘，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禽也。”慕容镇曰：“若如圣旨，必须平原，用马为便。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诒窘逼。”超不从。镇谓韩谟云：“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险，又不肯徙民逃寇，酷似刘璋矣。”超闻而大怒，收镇下狱。乃摄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简士马，蓄锐以待之。《宋书·武帝纪》云：初公将行，议者以为“贼闻大军远出，必不敢战。若不断大岘，当坚守广固，刈粟清野，以绝三军之资。非惟难以有功，将不能自反。”公曰：“我揣之熟矣。鲜卑贪，不及远。进利克获，退惜粟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汉县，今山东临朐县。）退守广固。我一入岘，则人无退心。驱必死之众，向怀贰之虏，何忧不克？彼不能清野固守，为诸军保之。”公既入岘，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此等皆傅会之谈。此行也，晋兵力颇厚，宋武用兵，又极严整；（观其所过筑城为守可知。）简骑二千，安能绝其粮道？民难一时入守，苗非仓卒可芟，亦自系实情。战既不如，守又难固，即据大岘，安能必晋兵之不入？弃大岘而悉力逆战，盖所谓以逸待劳；不胜即退守广固，则所守者小，为力较专；此亦未为非计。慕容镇之下狱，必别有其由，非徒以退有后言也。王师次东莞，（见第三章第一节。）超遣段晖、贺赖卢等六将，步骑五万，进据临朐。王师度岘，超率卒四万就晖等。临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告公孙五楼，急往据之。孟龙苻奔往争之，五楼乃退。众军步进，有车四千乘，分为两翼，方轨徐行，又以轻骑为游军。未及临朐数里，贼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刘裕命刘藩等齐力击之。日向昃，又遣檀韶直趋临朐。即日陷城。超闻临朐拔，引众走。裕亲鼓之，贼乃大破。斩段晖。超奔还广固。徙郭内人，入保小城。使其尚书郎张纲乞师于姚兴。赦慕容镇，进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引见华臣谢之。镇进曰：“内外之情，不可复恃。如闻西秦，自有内难，恐不暇分兵救人。正当更决一战，以争天命。今散卒还者，犹有数万，可悉出金帛、宫女，饵令一战。不可闭门，坐受围击。”慕容惠曰：“今晋军乘胜，有陵人之气，败军之将，何以御之？秦虽与勃勃相持，不足为患；二国连衡；势成唇齿；今有寇难，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则不致重兵。尚书令韩范，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济时艰。”于是遣范与王簿往。张纲自长安归，奔于刘裕。（此据《晋书·载记》。《宋书·武帝纪》云：纲从长安还，泰山大守申宣执送之。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右仆射张华，中丞封铠，并为裕军所获。裕令华、恺与超书，劝令早降。超乃诒裕书，请为藩臣，以大岘为界。并献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许。江南继兵，相寻而至。尚书张俊，自长安还，又降于裕。说裕密信诱韩范，啖以重利。“范来，则燕人绝望，自然降矣。”裕从之。表范为散骑常侍，遗书招之。时姚兴遣姚强率步骑一万，随范就姚绍于洛阳，并兵来援。会赫连勃勃大破秦军，兴追强还长安。范叹曰：“天其灭燕乎？”会得裕书，遂降于裕。《宋书·武帝纪》云：录事参军刘穆之，有经略才具，公以为谋主，动止必谘焉。时姚兴遣使告公曰：“慕容见与隣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径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遣长驱而进。”公呼兴使答曰：“语汝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穆之闻有羌使，驰入，而公发遣已去。穆之尤公曰：“常日事无大小，必赐与谋。此宜善详，云何卒尔？所答兴言，未能威敌，正足怒彼耳。若燕未可拔，羌救大至，不审何以待之？”公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遣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此是见我伐燕，内已怀惧，自张之辞耳。”此亦傅会之谈。夏寇虽急，秦未必待姚强所率万人以自救。晋当时兵力颇厚，而洛阳距广固遥远，即合姚绍，复何能为？然则姚兴之遣姚强，特聊以自解于韩范，本未必有救燕之意。遣使为请，必当逊顺其辞，不得如史之所云也。明年，二月，城陷。超出亡，被获。送建康市斩之。（时年二十六。）案慕容超之亡，实处于势不可救。刘敬宣之奔慕容德也，尝结青州大姓诸省封，并要鲜卑大帅免逵谋灭德，推司马休之为主。刻日垂发。高雅之欲要刘轨。时轨为德司空，大被委任。敬宣曰：“此公年老，有安齐志，不可告也。”雅之以为不然，告轨。轨果不从，谋颇泄，乃相与杀轨而去。至淮、泗闲，会宋武平京口，即驰还。当德之时，燕之易倾如此，超更何以自固乎？《载记》谓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此或在所不免，然五胡之酋，荒淫暴虐，十倍于超者，则有之矣。史又咎超信任公孙五楼，五楼之于南燕，盖亦在外戚之列，特较段宏辈年少耳，非佞幸也。观慕容钟、慕容法、段宏、慕容凝之一时俱叛，则超之任新进而弃旧臣，亦必有不得已者。即其严刑峻法亦然。（慕容钟等之叛也，超收其党侍中慕容统、右卫慕容根、散骑常侍段封诛之，车裂仆射封嵩于东门之外。超尝议复肉刑，下诏曰：“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辈，枭斩不足以痛之，宜致烹、之法，亦可附之律条。”张纲为刘裕造攻具，超县其母支解之。此固不免暴虐，亦有激而然也。）当危急时，其臣劝以出降，皆不肯听；及见执，刘裕数以不降之状，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在亡国之君中，固为有气节者。公孙五楼，始终尽忠于超；将亡之时，犹与贺赖卢为地道出战，使王师为之不利；亦为陈力授命之臣，未可以成败论也。

第五节　宋武平卢循谯纵

卢循，谌之曾孙，娶孙恩妹。恩作乱，与循通谋。恩亡，余众推为主。元兴二年，正月，寇东阳。（见第五章第六节。）八月，攻永嘉。（见第二节。）刘裕讨循，至晋安，（晋郡，今福建闽侯县东北。）循窘急，泛海到番禺，（秦县，今广东番禺县。）寇广州，逐刺史吴隐之，自摄州事。（三年十月。）遣使贡献。时朝廷新诛桓氏，中外多虞，乃权假循广州刺史。（义熙元年。）刘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兴大守徐道覆，（始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循之姊夫也，使人劝循乘虚而出。循不从。道覆乃自至番禺说循。循甚不乐此举，无以夺其计，乃从之。初道覆密欲装舟舰，乃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南康，晋郡，治雩都，今江西雩都县北。后徙治赣，在今赣县西南。）伪云将下都货之。后称力少，不能得致，即于郡贱卖之，价减数倍。居人贪贱，卖衣物而市之。赣石水急，出船甚难，皆储之。如是者数四。船版大积，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举兵，按卖券而取之，无得隐匿者。【5】乃并力装之，旬日而办。遂举众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庐陵、豫章，皆见第三章第九节。）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顺流而下，舟舰皆重楼。江州刺史何无忌距之，船小，为贼所败，无忌死之。时刘毅为豫州刺史，镇姑孰，（见第四章第一节。）具舟船讨之，将发而疾笃，内外失色。朝廷欲奉乘舆北走就刘裕。寻知贼定未至，人情小安。裕班师，至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以船运辎重，自率精锐步归。至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闻何无忌被害，虑京邑失守，乃卷甲闲行，与数千人至淮上，单船过江，进至京口，（见第四章第一节。）众乃大安。四月，裕至京师，刘毅以舟师二万，发自姑孰。循之下也，使道覆向寻阳，（见第四章第一节。）自寇湘中诸郡。刜州刺史刘道规遣军至长沙，（见第三章第九节。）为循所败。循至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将向江陵。道覆闻毅上，驰使报循曰：“毅兵众甚盛，成败系之于此，宜并力摧之。根本既定，不忧上面不平也。”循即日发江陵，与道覆连旗而下。别有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五月，毅败绩于桑落洲。（见第三节。）初循至寻阳，闻刘裕已还，不信也既破毅，乃审凯入之问。循欲退还寻阳，进平江陵，据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谓宜乘胜径进。固争之，多日乃见从。毅败问至，内外汹扰。于时北师始还，多创夷疾病；京师战士，不盈数千。贼既破江、豫二镇，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奔败还者，并声其雄盛。孟昶、诸葛长民欲拥天子过江，刘裕不听。昶仰药死。（参看第六节。）议者谓宜分兵守诸津要。刘裕以为贼众我寡，分屯则测人虚实；且一处失利，则沮三军之心。乃移屯石头，（见第三章第九节。）栅淮，断查浦。（见第四章第三节。此据《宋书·武帝纪》。《晋书·卢循传》作柤浦。）道覆欲自新亭、白石，焚舟而上。（新亭，见第一节。白石，见第四章第三节。）循以万全为虑，固不听。裕登石头以望循军，初见引向新亭，顾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见第四章第三节。）道覆犹欲上，循禁之。自是众军转集。循攻栅，不利。焚查浦步上，屯丹阳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又为裕所败。乃进攻京口，寇掠诸县，无所得。循谓道覆曰：“师老矣，可据寻阳，并力取荆州，徐更与都下争衡。”七月，贼自蔡洲还屯寻阳。遣王仲德等追之。刘裕还东府，（见第三章第九节。）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先是以庾悦为江州刺史，自寻阳出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循之走也，复遣索邈领马军步道援荆州。（邈在道为贼所断，徐道覆败后方达。）孙季高率众三千，自海道袭番禺。时谯纵遣使朝于姚兴，请大举入寇。遣桓谦、谯道福率众二万，东寇江陵，兴遣前将军苟林率骑会之。刘道规遣司马王镇之及檀道济、到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寻阳，为林所破。卢循即以林为南蛮校尉，分兵配之，使伐江陵。扬声云：徐道覆已克京邑。林屯江津，谦屯枝江。（江津、枝江，皆见第三节。）荆楚既桓氏义旧，并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桓谦今在近畿，闻诸长者，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开城门，达晓不闭。众咸惮服，莫有去者。雝州刺史鲁宗之率众数千来赴。或谓宗之未可测。道规乃单马迎之，宗之感悦。道规使宗之居守，驰往攻谦。水陆齐进。谦大败，单舸走，欲下就林。追斩之。遂至涌口，（在江陵东。）林又奔散。刘遵追林至巴陵，斩之。（此据《宋书·道规传》。《武帝本纪》云追至竹町，竹町当在巴陵。《晋书·姚兴载记》则云：苟林惧，引而归。）先是桓歆子道儿逃于江南，出击义阳，与卢循相连结，循使蔡猛助之。道规遣参军刘基破道儿于大薄，（未详。）临陈斩猛。桓石绥自洛甲口（《通鉴》作洛口。《注》云：汉水过魏兴安阳县，东至谠城南，与洛谷水合，所谓洛口也。安阳，汉县，在今陕西城固县东。）自号荆州刺史，征阳令王天恩自号梁州刺史。（胡三省曰：征阳当作微阳。微阳，在今湖北竹山县西，）梁州刺史傅韶使子弘之讨石绥等，并斩之。（《宋书·傅弘之传》。）十月，刘裕治兵大办，率舟师南伐。是月，徐道覆率众三万寇江陵，刘道规又大破之。道覆走还谧口。（见第三章第九节。）卢循初自蔡洲南走，留其亲党范祟民五千人，高舰百余戍南陵。（城名，在今安徽繁昌县西。）王仲德等闻大军且至，乃进攻之。十一月，大破崇民军，焚其舟舰。循广州守兵，不以海道为意。孙季高乘海奄至，焚贼舟舰，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循父以轻舟奔始兴。刘裕屯军雷池，（见第四章第三节。）虑贼战败，或于京江入海，遣王仲德以水舰二百，于吉阳断之。（吉阳，矶名，在安徽东流县东北。）十二月，卢循、徐道覆率众二万，方舰而下。刘裕命众军齐力击之。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贼舰悉泊西岸。岸上军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张天，贼军大败。循等还寻阳，悉力栅断左里。（在江西都昌县西北。）大军至，攻栅而进。循兵殊死战，弗能禁。诸军乘胜奔之。循单舸走。裕遣刘藩、孟怀玉轻兵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数千人，（据《宋书·武帝纪》。《晋书》云千余人。）径还广州。道覆还保始兴。七年，二月，循至番禺。孙季高距战。二十余日，循乃破走。追奔至郁林，（见第三章第九节。）会病，不能穷讨，循遂走向交州。至龙编，（汉县，在今安南北境。）刺史杜慧度诱而败之。循自投于水。徐道覆屯结始兴，孟怀玉攻围之，身当矢石，旬月乃陷，斩道覆。

卢循之乱，宋武帝之智勇，诚不可及，然史之所传，亦有颇过其实者。何无忌之败以船小；刘毅之败，以卢循、徐道覆并力而下；其兵力皆本不相敌。而宋武则大治水军而后战。船既高大，又有万钧神弩以助之，其兵力，盖在卢循、徐道覆之上。然则毅、无忌之败，宋武之胜，实由兵力之不同，非尽智勇之不若也。卢循之众虽盛，恐未必能战，何者？孙恩唱乱，实恃扇惑之广，即循亦然。史言徐道覆大积船版而百姓弗之疑，然诸葛长民表言：“贼集船伐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隐蔽经年，又深相保明，屡欺无忌，罪合斩刑，”则其能阴造逆谋，实恃同党之隐蔽。桑落洲一败，而豫州主簿袁兴国，即据历阳以应贼，（琅邪内史魏咏之遣将讨斩之。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则刘毅肘腋之下，亦有循之党在焉。《宋书·武帝纪》言贼不能力攻京都，犹冀京邑及三吴有应之者，盖此一带，本自杜子恭以来，扇惑最广之地也。孙恩覆灭，前辙昭然，乌合之众，其何能战？卢循始终欲据荆、江，不欲与晋大兵决战，后又不肯力攻京都者盖以此。如史之所传，则循之败，全由其过于持重，使早从道覆之计，宋武将亦不能支，恐其实未必如此。以兵谋论，循之持重，或实胜于道覆之轻进也。《晋书·卢循传》言循败于杜慧度，知不免，先鸩妻子十余人，又召仗妾问曰：“我今将自杀，谁能同者？”多云：“雀鼠贪生，就死实人情所难。”或云：“官尚当死，某岂愿生？”于是悉鸩诸辞死者，因自投于水。此乃教外谤毁之辞。《传》又言孙恩性酷忍，循每谏止之，人士多赖以济免，岂有仁于疏逖，而转忍于其所戚近者哉？自来所谓邪教者，其真相多不为世所知。然观其信从者之众，之死不相背负者之多，而知其实非偶然。试观张鲁，治国实颇有规模，可知其所以得众者，亦有由也。

谯纵据蜀，史言其本由迫胁，然其后则遂甘心作逆，屈膝羌虏，而与卢循等相景响焉。盖既无途自反，遂欲乘机作刘备者也。义熙九年，宋武帝既诛刘毅，定荆州，乃以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臧熹、蒯恩、刘钟、朱林等凡二万人伐蜀。（《通鉴》系八年十二月。）龄石资名素浅，裕违众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熹，裕妻弟也，位出其右，亦隶焉。裕与龄石密谋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必以重兵守涪城。（内水、外水、黄虎，皆见第三节。涪城，见第三章第六节。）若向黄虎，正陊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于是众军悉从外水。臧熹、朱林于中水取广汉。（中水，见第三节。广汉，见第三章第六节。）使羸弱乘高舰十余，由内水向黄虎。谯纵果备内水，使谯道福以重兵戍涪城。侯晖、谯诜等率众万余屯彭模，（今四川彭山县。）夹水为城。六月，龄石至彭模，欲蓄锐养兵，伺隙而进。刘钟曰：“前扬声大将由内水，故道福不敢舍涪。今重兵逼之，出其不意，侯晖之徒，已破胆矣。正可因其机而攻之。克彭模之后，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缓兵相持，虚实相见，涪军复来，难为敌也。”从之。七月，龄石率刘钟、剻恩等攻城，皆克，斩侯晖、谯诜。众军乃舍船步进。臧熹至广汉，病卒。（此据《晋书·谯纵传》。《宋书·熹传》云：成都既平，熹乃遇疾。）朱林至广汉，复破道福别军。纵投道福于涪。道福怒，投以剑，中其马鞍。纵去之，乃自缢。道福散金帛以赐其众，众受之而走。道福独奔广汉。广汉人杜瑾缚送之，斩于军门。桓谦弟恬，随谦入蜀，为宁蜀大守，（宁蜀，东晋郡。在今四川华阳县东南。）至是亦斩焉。龄石遣司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产德作乱，叔任击斩之。（此据《宋书·龄石传》。《沈演之传》：父叔任，为巴西梓潼大守，戍涪城。东军既反，二郡强宗侯劢、罗奥聚嶪作乱，破平之。）

第六节　宋武翦除异己

宋武帝起自细微，内戡桓玄，平卢循，定谯纵；外则收复青、齐，清除关、洛，其才不可谓不雄。然猜忌亦特甚。同时并起诸贤，几无不遭翦灭者。虽国内以此粗定，然中原沦陷既久，非有才高望重者，不克当戡定之任。并时流辈，既已诛夷，而所卵翼成就者，不过战将，资名相埒，莫能相统，关中且以此不守，更无论进图恢复矣。诒元嘉以北顾之忧，不得谓非谋之不臧也。

宋武在北府诸将中，资名盖本当首屈，故义旗初建，即见推为盟主。既平桓玄，王谧与众议推裕领扬州，裕固辞，乃以谧录尚书，领扬州刺史。义熙三年，谧薨。刘毅等不欲裕入，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或欲令裕于丹徒领州，（丹徒，见第四章第二节。）而以内事付尚书仆射孟昶。遣尚书右丞皮沈以二议谘裕。裕参军刘穆之言：“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惟应云：此事既大，非可县论，便暂入朝，共尽同异。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余人明矣。”裕从之。四年，遂入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中枢政柄，至此始全入裕手。

五年，三月，裕北讨，以丹阳尹孟昶监留府事。卢循叛，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入卫。（时镇丹徒。）刘毅败问至，昶、长民欲拥天子过江，裕不听。昶固请不止。裕曰：“我既决矣，卿勿复言。”昶乃为表曰：“臣裕北讨，众并不同，惟臣赞裕行计。使强贼乘闲，社稷危逼，臣之罪也。今谨引分，以谢天下。”乃仰药死。夫昶岂草间求活之人？北迁之议，王仲德、虞丘进并以为不可，皆见宋书本传。岂昶之智而出其下？其欲出此，盖非以避卢循，而实以图裕也。昶之所以死可知矣。此为裕诛戮功臣之始。

刘裕出巡图

资名才力，与裕相亚，而尤意气用事，不肯相下者，莫如刘毅。（《宋书·武帝纪》云：初高祖家贫。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逵执录甚严。王谧造逵见之，密以钱代还，由是得释。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惟谧交焉。桓玄将篡，谧手解安帝玺绶，为玄佐命功臣。及义旗建，众并以谧宜诛，惟高祖保持之。刘毅尝因朝会，问谧玺绂所在，谧益惧。《刘敬宣传》云：毅之少也，为敬宣宁朔参军，时人或以雄杰许之。敬宣曰：“毅性外宽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当以陵上取祸耳。”毅闻之，探以为恨。及在江陵，知敬宣还，乃使人言于高祖曰：“刘敬宣父子，忠国既昧，今又不豫义始，猛将劳臣，方须叙报，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后。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论资语事，正可为员外常侍耳。闻已授郡，实为过优；寻知复为江州，尤所骇惋。”案敬宣论毅之语，显系毅被祸后傅会之谈，毅之怨敬宣，未必以此，特以其为高祖所左右耳。《传》又云：敬宣回师于蜀，毅欲以重法绳之。高祖既相任待。又何无忌明言于毅，谓“不宜以私怨伤至公。若必文致为戮，己当入朝，以廷议决之。”毅虽止，犹谓高祖曰：“夫生平之旧，岂可孤信？光武悔之于庞萌，曹公失之于孟卓，公宜深虑之。”毅出为荆州，谓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为长史、南蛮，岂有相辅意乎？”其敖慢陵上，且专与高祖为难可见。）裕素不学，而毅颇涉文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尤深相结。裕之伐南燕也，朝议皆谓不可，毅尤固止之。（见《宋书·谢景仁传》。）卢循之逼，毅欲往讨，裕与毅书曰：“吾往与妖贼战，晓其变态。今修船垂毕，将居前扑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从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谓藩曰：“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不及刘裕也？”投书于地，遂以舟师发姑孰。卢循自蔡洲南走，毅固求追讨。长史王诞密白裕曰：“毅与公同起布衣，一时相推耳。既已丧败，不宜复使立功。”其欲争立功名，以收物望，彼此亦相若也。卢循平后，毅求督江州，裕即如所欲与之。时江州刺史为庾悦，毅数相挫辱，悦不得志，遂以疽发背卒。史言毅微时为悦所侮，以此致憾，其实亦未必然，悦为裕所亲任，毅或有意相摧折耳。义熙八年，四月，刘道规以疾求归，以毅刺荆，道规刺豫。毅至江陵，乃以其辄取江州兵及留西府文武万余不遣，又告疾，请兖州刺史刘藩为副为罪状，自往讨之。时藩入朝，收之，及谢混并于狱赐死。遣参军王镇恶前发，诈称刘兖州上袭毅。毅自缢死。裕至江陵，又杀郗僧施焉。（时为南蛮校尉。）

裕之讨刘毅，以诸葛长民监留府事，而加刘穆之建武将军，置佐吏，配给资力以防之。长民诒刘敬宣书曰：“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敬宣使以呈裕。九年，二月，裕自江陵还。前刻至日，辄差其期。既而轻舟径进，潜入东府。（见第三章第九节。）明旦，长民至门，裕伏壮士丁昨于幙中，引长民进语，昨自后拉而杀之。并诛其弟黎民。小弟幼民，逃于山中，追禽戮之。

司马休之之自南燕还也，裕以为荆州刺史。桓振复袭江陵，休之战败，免官。刘毅诛，复以休之为荆州刺史。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汉人心。其子文思，嗣休之兄尚之，袭封谯王。在京师，招集轻侠。十年，裕诛其党，送文思付休之。休之表废文思，与裕书陈谢。雍州刺史鲁宗之，常虑不为裕所容，与休之相结。十一年，正月，裕收休之次子文宝、兄子文祖，并于狱赐死。率众军西讨。宗之自襄阳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竟陵大守轨距裕。（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江夏大守刘虔之邀之，（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军败见杀。裕命彭城内史徐逵之、（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逵之湛之父。《宋书·湛之传》作达之《胡藩传》及《南史》诸传并作逵之。）参军王允之出江夏口，（在今湖北公安县东。）复为轨所败，并没。时裕军泊马头，（见第三节。）即日率众军济江。江津岸峭，壁立数丈，休之临岸置陈，无由可登。裕呼参军胡藩令上。藩有疑色。裕怒，命左右录来，欲斩之。藩不受命，顾曰：“藩宁前死耳。”以刀头穿岸，少容脚指，于是径上。随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战。贼不能当，引退。因而乘之，一时奔散。休之等先求援于秦、魏。秦遣姚成王、司马国璠率骑八千赴之。国璠者，安平献王孚后，先与弟叔璠俱奔秦者也。至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魏辰孙嵩至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闻休之败，皆引归。休之、文思、宗之、轨等并奔于秦。姚兴将以休之为荆州刺史，任以东南之事。休之固辞，请与鲁宗之等扰动襄、阳、淮、汉。乃以休之为镇南将军扬州刺史。宗之等并有拜授。及裕平姚泓，休之等复奔魏长孙嵩军。（时魏遣援泓者。）月余，休之死嵩军中。（据《魏书》。《晋书》本传云：休之将奔于魏，未至道卒，谓其未至魏都，非谓未至魏军也。又云：文思为裕所败而死，则误。）时与休之同投魏者，尚有新蔡王道赐。（族属未详。晃废后以道赐袭。晃见第五章第七节。）自行归魏者，又有汝南王亮之后准，（亮见第二章第二节。）准弟景之、国璠、叔璠，及自云元显子之天助。国璠，魏爵为淮南公，道赐爵池阳子。文思与国璠等不平，而伪亲之，引与饮燕。国璠性疏直，因醉，语文思：将与温楷亦与休之同奔魏。及三城胡酋王珍、曹栗等外叛。（三城，见第六章第七节。）因说魏都豪强可与谋者数十人。文思告之，皆坐诛。然则文思似确有凶德，非尽刘裕诬之也。又有司马楚之者，宣帝弟大常馗之八世孙。刘裕诛夷司马氏戚属，楚之叔父宣期、兄贞并见杀。楚之亡匿诸沙门中。济江，西入竟陵蛮中。休之败，亡于汝、颍之间。楚之少有英气，能折节待士，与司马顺明、道恭等所在聚党。（参看下节。）及裕代晋，楚之收众据长社。（秦县，在今河南长葛县西。）归之者常万余人。裕遣刺客沐谦刺之。楚之待谦甚厚，谦遂委身事之。宋永初三年，魏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遂请降，助之猾夏。案宋武帝之兴，实能攘斥夷狄；即以君臣之义论，“布衣匹夫，匡复社稷”，（司马休之表语。）其功亦为前古所未有。孔子之称齐桓也，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宋武当之，盖无愧焉。不念其匡维华夏之功，徒以一姓之私，事仇而图反噬，休之等之罪，固不容于死矣。当时晋宗室为宋武所诛者，尚有梁王珍之、（孙。武陵威王晞子。晞见第五章第七节。）珣之。（西阳王玄孙，为会稽思世子道生后。道生简文帝之子也。）义熙中，有称元显子秀熙，避难蛮中而至者。道子妃请以为嗣。宋武意其诈，案验之，果散骑郎滕羡奴也。坐弃市。道子妃哭之甚恸。此事之真伪，亦无以言之，然观于休之等之纷纷反噬，则除恶固不可不务尽也。

第七节　宋武暂平关中

《晋书·姚兴载记》云：刘裕诛桓玄，遣参军衡凯之诣姚显请通和，显遣吉默报之，自是聘使不绝。晋求南乡诸郡，兴许之，遂割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郡归于晋。（南乡，见第六章第五节。顺阳，见第三章第九节。新野，见第三章第三节。舞阴，汉县，在今河南泌阳县北。此等皆兴置以为郡。）盖时桓氏遗孽，归秦者多，刘裕恐其为患，故欲暂与通和；而兴亦外患方殷，未能恶于晋；所置诸郡，亦本非其所能守也。然桓氏遗孽，兴卒加以卵翼；谯纵、司马休之等叛徒，兴亦无不与相影响者；其终不可以久安审矣。故荆、雍既定，兴又适死，而经略关、洛之师遂出。

义熙十二年，刘裕伐秦。八月，发京师。九月，次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使王仲德督前锋诸军事，以水师入河。檀道济、王镇恶向洛阳。刘遵考、沈林子出石门。（见第五章第一节。）朱超石、胡藩向半城。（亦作畔城。据魏收《地形志》，在平原郡聊城县。案聊城，汉县，在今山东聊城县西北。）咸受统于仲德。道济、镇恶自淮、肥步向许、洛。羌缘道城守，皆望风降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仓垣，（见第三章第四节。）伪兖州刺史韦华率众归顺。仲德从陆道至梁城。（见第二章第三节。）魏兖州刺史尉建弃州北渡。仲德遂入滑台。（见第六章第五节。）十月，众军至洛阳。王师之出，秦姚绍、姚恢等方讨勃勃，取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绍还长安，言于泓曰：“安定孤远，卒难救卫，宜迁诸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左仆射梁喜曰：“关中兵马，足距晋师。若无安定，虏马必及于郿、雍。”（郿，见第六章第九节。雍，见第三章第五节。）泓从之。吏部郎懿横言：“恢于广平之难有忠勋，未有殊赏。今外则置之死地，内则不豫朝权；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迁者，十室而九；若恢拥精兵四万，鼓行而向京师，得不为社稷之累乎？宜征还朝廷。”泓曰：“恢若怀不逞之心，征之适所以速祸耳。”又不从。王师至成皋，（见第三章第四节。）姚洸时镇洛阳，驰使请救。泓遣其越骑校尉阎生率骑三千赴之。武卫姚益男将步卒一万，助守洛阳。又遣其征东并州牧姚懿，南屯陕津，（见第六章第一节。懿时镇蒲阪。蒲阪，见第三章第四节。）为之声援。洸部将赵玄说洸：“摄诸戍兵士，固守金塘。（见第三章第二节。）金墉既固，师无损败，吴寇终不敢越我而西。”时洸司马姚禹，潜通于檀道济；主簿阎恢、杨度等，皆禹之党，固劝洸出战。洸从之。乃遣玄率精兵千余，南守柏谷坞；见第六章第五节。广武石无讳东戍巩城。（见第五章第一节。）会阳城及成皋、荥阳、虎牢诸城悉降，（阳城，见第六章第五节。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道济等长驱而至。无讳至石关，（胡三省曰：偃师县西南有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庙东有二石阙。）奔还。玄与毛德祖战，败死。（德祖，王镇恶之司马。）姚禹逾城奔于王师。道济进至洛阳。洸惧，遂降。时阎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遂留不进。（新安，湖城，皆见第三章第三节。）姚懿司马孙畅，劝懿袭长安，诛姚绍，废泓自立。懿纳之。乃引兵至陕津，散谷帛以赐河北夷夏。泓遣姚赞及冠军司马国璠、建义她玄屯陕津，武卫姚驴屯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懿遂举兵僭号。姚绍入蒲阪，执懿，囚之诛孙畅等。明年，姚恢率安定镇户三万八千趣长安。移檄州郡，欲除君侧之恶。姚绍、姚赞赴难，击破之，杀恢及其三弟。

是岁，正月，刘裕以舟师发彭城。王镇恶至宜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檀道济、沈林子攻拔襄邑堡。（胡三省曰：在秦所分立之河北郡河北县，晋属河东。案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泓建威薛帛奔河东。道济自陕北渡，攻蒲阪。泓遣姚驴救蒲阪，胡翼度据潼关。又进姚绍督中外诸军，使率武卫姚鸾等步骑五万，距王师于潼关。姚驴与泓并州刺史尹昭夹攻檀道济，道济深壁不战。沈林子说道济曰：“蒲阪城坚，非可卒克。攻之伤众，守之引日。不如弃之，先事潼关。潼关天限，形胜之地，镇恶孤军，势危力寡，若使姚绍据之，则难图矣。如克潼关，尹昭可不战而服。”道济从之，弃蒲阪，南向潼关。姚赞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东，进据蒲津。

刘裕北伐中原示意图

王仲德之入滑台也，宣言“本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不谓魏之守将，便尔弃城。”魏明元帝闻之，诏其相州刺史叔孙建自河内向枋头，（河内，见第二章第二节。枋头，见第四章第二节。）以观其势。仲德入滑台月余，又诏建波河曜威，斩尉建，投其尸于河。然建亦不能制仲德。明元帝令建与刘裕相闻，以观其意。裕亦答言：“军之初举，将以重币假途会彼边镇弃守。”明元帝诏群臣议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险，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脱我乘其后，还路甚难；北上河岸，其行为易；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又议之内朝，咸同外计。明元帝将从之。崔浩曰：“如此，裕必上岸北侵，则姚无事而我受敌。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未若假之水道，纵其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夫为国之计，择利而为之，岂顾昏姻酬一女子之惠哉？”议者犹曰：“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姚军必不出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明元帝遂从群议，遣长孙嵩发兵拒之。时魏泰常二年，即晋义熙十三年二月也。三月，朱超石前锋入河。魏遣黄门郎鹅青，（此据《宋书·朱龄石传》。《魏书》作娥清。）安平公乙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大军进止。时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虏所杀略。遣军裁过岸，虏便退走，军还即复东来。刘裕乃遣白直队主丁昨，率七百人，及车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余步，为却月陈，两头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坚一白眊。虏见数百人步牵车上，不解其意，并未动。裕先命朱超石驰往赴之。并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于辕上。虏见营陈既立，乃进围之。超石先以轻弓小箭射虏。虏以众少兵弱，四面俱至。明元帝又遣其南平公托跋嵩三万骑至。（托跋嵩即长孙嵩。魏人后来改氏，史家于其未改时，亦多依所改者书之。）遂肉薄攻营。于是百弩俱发。又选善射者丛箭射之。虏众既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别资大锤并千余张矟，乃断矟长三四尺，以锤锤之。一矟辄洞贯三四虏。虏众不能当，一时奔溃。临陈斩阿薄干首。虏退还半城。超石率胡藩、刘荣祖等追之，复为所围。奋击尽日，杀虏千计。虏乃退走。此战也，以少击众，实可谓为一奇捷，晋可谓师武、臣力矣。魏师既败，遂假晋以道。盖索虏是时，亦破胆矣。（《魏书·长孙嵩传》：大宗假嵩节，督山东诸军事。传诣平原，缘河岸列军。次于畔城，军颇失利。诏假裕道。《于栗磾传》：镇平阳。刘裕之伐姚泓也，栗磾虑其北扰，遂筑垒于河上，亲自守焉。裕遗栗磾书，假道西上。栗磾表闻，大宗许之。平原，见第二章第三节。平阳，见第二章第二节。）

魏人既许假道，刘裕遂至洛阳。使沈田子入上洛。（见第三章第五节。）进及青泥。姚泓使姚和都屯尧柳以备之。（青泥、尧柳，皆见第五章第六节。）姚绍以大众逼檀道济。道济固垒不战。绍欲分军据阳，（乡，属湖县，今河南阅乡县。）断其粮道。胡翼度言军势宜集，若偏师不利，则人心骇惧，绍乃止。绍旋欧血死，以后事托姚赞。众力犹盛。刘裕至湖城，（见第三章第三节。）赞乃引退。七月，裕次陕城。遣沈林子从武关入，（武关，见第三章第三节。）会田子于青泥。姚泓欲自击大军，虑田子袭其后，欲先平田子，然后倾国东出。八月，使姚裕率步骑八千距田子，躬将大众随其后。裕为田子所败，泓退还灞上。（见第五章第六节。）关中郡县，多潜通于王师。刘裕至潼关。薛帛据河曲叛泓，裕遣朱超石、徐猗之会帛攻蒲阪，克之。贼以我众少，复还攻城。猗之遇害，超石奔潼关。王镇恶率水军入渭。姚强屯兵河上，姚难屯香城，（在渭水北蒲津口。）为镇恶所逼，引而西。姚泓自灞上还，次石桥以援之。（石桥，在长安东北。）姚强、姚难陈于泾上。镇恶遣毛德祖击强，强战死。难遁还长安。镇恶直至渭桥，（在长安北。）弃船登岸。时姚丕守渭桥，为镇恶所败，泓自逍遥园赴之。（逍遥园，在长安东北。）逼水地狭，因丕之败，遂相践而退。泓奔石桥。赞众亦散。泓将妻子诣垒门降。赞率子弟、宗室百余人亦降。刘裕尽诛之。余宗迁于江南。送泓于建康，斩于市。

秦之未亡也，晋齐郡大守王懿降于魏，（齐郡，见第二章第三节。）上书陈计，谓刘裕在洛，以军袭其后路，可不战而克。魏明元帝善之。（《魏书·崔浩传》。）姚赞亦遣司马休之及司马国璠自轵关向河内，（轵关，见第五章第一节。）引魏军以蹑裕后。于是明元帝敕长孙嵩：“简精兵为战备。若裕西过，便率精锐，南出彭、沛。（沛，见第三章第一节。）如不时过，但引军随之。彼至崤、陕间，（崤山，见第五章第一节。）必与姚泓相持，一死一伤，众力疲敝，比及秋月，徐乃乘之。”于是嵩与叔孙建自成皋南济。裕克长安，乃班师。盖魏人不意秦之亡如是其速也。然明元帝亦不武，不如勃勃之慓锐，故刘裕不能久驻长安，而关中遂入于夏。

《宋书·武帝纪》云：公之初克齐也，欲停镇下邳，清荡河、洛，以卢循之乱不果。及平姚秦，又欲息驾长安，经略赵、魏，以刘穆之卒，乃归。穆之者，东莞莒人，（莒，见第六章第八节。）世居京口。（见第四章第二节。）高祖起兵，为府主簿。从平京邑。高祖始至，诸大处分，仓卒立定，并所建也。遂委以心腹之任，动止谘焉。穆之才甚敏，（本传云：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常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又言高祖伐秦时，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凑，求诉百端，内外谘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皆悉赡举。）而亦竭节尽诚，无所遗隐。从征广固，还拒卢循，常居幕中画策，决断众事。高祖西讨刘毅，以诸葛长民监留府，总摄后事，留穆之以辅之，加建威将军，置佐吏，配给资力。西伐司马休之，以中弟道怜知留任，事无大小，一决穆之。十二年北伐，留世子为中军将军，监大尉留府，转穆之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将尹。盖恃为留守之长城矣。穆之以十三年十一月卒，以司马徐羡之代管留任。于时朝廷大事，当决穆之者，并悉北谘；穆之前军府文武二万人，以三千配羡之建威府，余悉配世子中军府；其倚任，远非穆之之比矣。（穆之之殁，高祖表天子曰：“岂惟谠言嘉谋，溢于民听。若乃忠规远画，潜虑密谋，造膝诡辞，莫见其际。功隐于视听，事隔于皇朝，不可胜记。”此与魏武帝之惜荀文若正同。一代革易之际，必以武人位于大君，此不过藉其犷悍之气，以肃清寇盗，驾驭武夫，至于改弦更张，所以扫除秽浊，而开百年郅治之基者，必藉有文学之士以为之辅。此其功，与武人正未易轩轾，特不如武人之赫赫在人耳目耳。然当革易之际，能为大君而开一代之治者，亦必非犷悍寡虑之流，不过武功文治，各有专长，不得不藉文人以为之辅。既相须之孔殷，自相得而益彰，其能相与有成，亦断非徒为一身之计也。《宋书·王弘传》言：弘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遂卒。此真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与谓荀文若不得其死者无异。《张邵传》言：武帝北伐，邵请见曰：“人生危脆，必当远虑。穆之若邂逅不幸，谁可代之？”可见穆之罹疾已久矣。《南史》言武帝受禅，每叹忆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理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又岂专为一身起见哉！）十二月，裕发长安。以弟二子义真为雍州刺史，留镇，而留腹心将佐以辅之。以王修为长史。义真时年十二耳。十四年，正月，裕至彭城，复以刘遵考为并州刺史，镇蒲阪。遵考，裕族弟也，裕时诸子并弱，宗族惟有遵考，故用焉。赫连勃勃闻裕东归，大悦。问取长安之策于王买德。买德教以置游兵，断青泥、上洛之路，杜潼关、崤、陕，而以大兵进取长安。勃勃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锋诸军事，率骑二万，南伐长安，子昌屯兵潼关；买德南断青泥；而勃勃率大军继发。义真中兵参军沈田子与司马王镇恶拒之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田子素与镇恶不协，矫刘裕令，请镇恶计事，于坐杀之。王修收杀田子。治中从事史传弘之击赫连頊，大破之，夏兵退。义真年少，赐与不节，王修每裁减之，左右并怨，白义真曰：“镇恶欲反，故田子杀之，修今杀田子，是又欲反也。”义真乃使左右刘包等杀修。修既死，人情离骇，无相统一。于是悉召外军，入于城中，闭门距守。关中郡县，悉降于夏。勃勃进据咸阳，（见第六章第四节。）长安樵采路绝，不可守矣。十月，刘裕遣朱龄石代义真。敕龄石：“若关右必不可守，可与义真俱归。”诸将竞敛财货，多载子女，方轨徐行。傅弘之谓宜弃车轻行，不从。《晋书·勃勃载记》云：“义真大掠而东，百姓遂逐朱龄石，而迎勃勃入于长安，”岂不痛哉？赫连溃率众三万，追击义真。至青泥，为所及。蒯恩断后，被执，死于虏中。（恩时遣入关迎义真者。）毛修之、传弘之并没于虏。（修之夏亡没于魏。弘之，勃勃逼令降，不屈，时天寒，裸之，叫骂，见杀。）王敬先戍潼关之曹公垒，朱龄石率余众就之。虏断其水道，众渴不能战，城陷。被执至长安，皆见杀。刘裕遣朱超石慰劳河、洛，始至蒲阪，直龄石弃长安去，济河就之，亦与龄石并陷虏见杀。刘遵考南还，代以毛德祖，（义真中兵参军。）勃勃遣其将叱奴侯提率步骑三万攻之，德祖奔洛阳。关中遂没。

《宋书·武三王传》曰：高祖闻青泥败，未得义真审问。有前至者，访之，并云：“暗夜奔败，无以知其存亡。”高祖怒甚，刻日北伐。谢晦谏，不从。及得段宏启事，知义真已免，乃止。（宏义真中兵参军，以义真免者。）此浅之乎测丈夫者也。高祖即善怒，岂以一子，轻动干戈？《郑鲜之传》云：佛佛虏陷关中，高祖复欲北讨，鲜之上表谏曰：“虏闻殿下亲御大军，必重兵守潼关。若陵威长驱，臣实见其未易；若舆驾顿洛，则不足上劳圣躬。贼不敢乘胜过陕，远慑大威故也。若舆驾造洛而反，凶丑更生揣量之心，必启边戎之患。江南颙颙，忽闻远伐，不测师之深浅，人情恐惧，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刘钟危殆；（伐司马休之时，以刘钟领石头戍事，屯冶亭，有盗数百夜袭之，京师震骇，钟讨平之。冶亭，在建康东。）前年劫盗破广州，人士都尽；三吴心腹之内，诸县屡败，（三吴，见第三章第九节。）皆由劳役所致。又闻处处大水，加远师民敝，败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盗破诸县，事非偶尔，皆是无赖凶慝。凡顺而抚之，则百姓思安；违其所愿，必为乱矣。”此当时不克再举之实情。《王仲德传》云：高祖欲迁都洛阳，众议咸以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骇。今暴师日久，士有归心，固当以建业为王基，俟文轨大同，然后议之可也。”帝深纳之。《武三王传》亦言：高祖之发长安，诸将行役既久，咸有归愿，止留偏将，不足镇固人心，故以义真留镇。洛阳不能久驻，而况长安？将士不免思归，而况氓庶？势之所限，虽英杰无如之何。《南史·谢晦传》言：武帝闻咸阳沦没，欲复北伐，晦谏以士马疲怠，乃止，与《武三王传》之言适相反，固知史之所传，不必其皆可信也。

世皆訾宋武之南归，由其急于图篡，以致“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沦寇手”，（司马光语，见《通鉴》。）此乃王买德对赫连勃勃之辞，非敌国诽谤之言，则史家傅会之语，初非其实。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径篡可矣，何必多此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侧之子必尚多。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也。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事在正月十四日，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苛责者也。惟其经略赵、魏，有志未遂，实为可惜。当时异族在中原之地者，皆已力尽而毙，惟铁弗、拓跋二虏，起于塞北，力较厚而气较雄；而拓跋氏破后燕后，尤为土广而人众。所以清定之者，实不当徒恃河南为根基，而断当经营关中与河北，以非如是则势不相及也，此观于后来元嘉之丧败而可知。武帝平秦之日，拓跋氏实无能为；铁弗氏之兵力，亦极为有限。拓跋氏虽因力屈假道，初实为秦形援，后又侵扰河南，伐之实为有辞。铁弗氏必不敢动。秦凉诸国，一闻王师入关，早已赡落。乞伏炽磐曾使求自效。沮渠蒙逊，猾夏最深，然朱龄石遣使招之，亦尝上表求为前驱。（见第八节。）当时此诸国者，未尝不可用之以威勃勃，而铁弗氏与拓跋氏，本属世仇；勃勃惟利是视；苟有事于拓跋氏，亦未必不可驱之，使与我相掎角。然则宋武设能留驻北方二三年，拓跋嗣或竟为什翼犍之续，亦未可知也。惟即如是，五胡乱华之祸，是否即此而讫，亦未可定。崔浩之为拓跋嗣策中国也，曰：“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刘裕亦不能守之。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今以秦之难制，一二年间，岂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备境，以待其归，秦地亦当终为国有。”浩实乃心华夏者，其为此言，盖所以息索虏之觊觎，而非为之计深远，说别详后。然于关中之情形，亦颇有合。宋武之平姚秦，已迫迟暮，其能竟此大业与否，亦可疑也。宋武之所阙，仍在于其度量之不弘。大抵人勋业所就，恒视乎其所豫期。长安之所以不守，实由将士之思归，及其贪暴，（《王镇恶传》：是时关中丰盈，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观于义真败后，诸将尚竞敛财货，多载子女，方轨徐行，则平时极意收敛者，正不止镇恶一人也。）而其所以如此，则平时之所以自期待者使之。神州陆沉，既百年矣，生斯土者，孰非其奇耻大辱？使为之率将者，果有恢复境壤，拯民涂炭之心，自不以消除关洛为已足；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为其所卵翼裁成者，自亦不敢启思归之念，怀欲货之思矣。王镇恶之至潼关也，姚绍率大众距险，深沟高垒以自固。镇恶县军远入，转输不充，将士乏食。驰告高祖，求发粮援。时高祖缘河，索虏屯据河岸，军不得前。高祖初与镇恶等期：克洛阳后，须大军至，及是，呼所遣人，开舫北户，指河上虏示之曰：“我语令勿进，而轻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运？”此时王师实为一大危机，而镇恶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遂复振，高祖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靓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义真进督东秦，时陇上流人，多在关中，望因大威，复归本土，及置东秦，父老知无复经略陇右、固关中之意，咸共叹息。王镇恶之死也，沈田子又杀其兄弟及从弟七人，惟镇恶弟康，逃藏得免。与长安徙民张盱丑、刘云等唱集义徒，得百许人。驱率邑郭侨户七百余家，共保金墉，为守战之备。时有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千余户屯城南，迎亡命司马文荣为主。又有亡命司马道恭，自东垣（见第六章第五节。）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马顺明，五千人屯陵云台。顺明遣刺杀文荣，平复推顺明为主。又有司马楚之屯柏谷坞。索虏野圾城主黑弰公（即于栗磾。）游骑在芒上。（北邙山，在洛阳东北。）攻逼交至。康坚守六旬，救军至，诸亡命乃各奔散。盖遗黎之可用如此：关中诚如崔浩言，戎夷混并，然汉人之能为国宣力者实更多。【6】即戎夷亦非无可用，此又证以后来柳元景之出师，盖吴之反魏而可知者也。义真之归也，将镇洛阳，而河南萧条，未及修理，乃改除扬州刺史。毛德祖全军而归，以为荥阳、京兆大守，寻迁司州刺史，戍虎牢。此等兵力，其不足以固河南审矣。郑鲜之言：“西虏或为河、洛之患，今宜通好北虏，则河南安，河南安则济、泗静。”盖至此而徒保河南，弃置河北之势成矣。哀哉。

第八节　魏并北方

宋武帝既弃关中，其明年，遂受晋禅，受禅后三年而崩。子少帝立，为徐羡之等所废。文帝继位，初则谋诛永平逆党，继又因彭城王专权，尽力谋诛刘湛等，经略之事，匪皇顾虑；而其时北魏大武帝继立，剽悍之气，非复如明元之仅图自守，北方诸国，遂悉为所并，欲图恢复益难矣。自晋义熙十四年弃关中，至宋元嘉十六年魏灭北凉，尽并北方，其间凡二十二年，中国实坐失一不易再得之机会也。今略述北方诸国及其为魏所并之事，以终晋世北方分裂之局。

秃发傉檀既得姑臧，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大阅于方亭。（地属显美。显美，汉县，在今甘肃永昌县东。）遂伐沮渠蒙逊，入西陕。蒙逊率众来距。战于均石，为蒙逊所败。蒙逊攻西郡，陷之。（胡三省曰：均石，在张掖之东，西陕之西，盖西郡界。案西郡，见第二章第二节。）赫连勃勃初僭号，求昏于傉檀，傉檀勿许。勃勃怒，率骑二万伐之。自阳非至于支阳，三百余里，杀伤万余人，驱掠二万七千口，牛、马、羊数十万而还。（阳非亭，在今甘肃永登县西。支阳，汉县。胡三省引刘朐曰：唐兰州广武县，杜佑曰：唐会州会宁县。案广武，见第五章第二节。会宁，在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傉檀率众追之。战于阳武，（峡名，在靖远县境。）为勃勃所败。将佐死者十余人。傉檀与数骑奔南山，胡三省曰：（支阳之南山，《本纪》事在义熙三年十一月。）几为追骑所得。傉檀惧东西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国中骇怨。屠谷成七儿，因百姓之扰，率其属三百人叛。军谘祭酒梁裒，辅国司马边宪等七人谋反，傉檀悉诛之。姚兴乘机，遣其子弼及敛成等率步骑三万来伐，又使姚显为弼等后继。遗傉檀书，云遣齐难讨勃勃，惧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傉檀以为然，遂不设备。弼陷昌松，（见第六章第六节。）至姑臧，屯于西苑。（姑臧有东西苑城，见第六章第六节。）州人王钟、宋钟、王娥等密为内应。候人执其使送之。傉檀欲诛其元首。前军伊力延侯曰：“今强敌在外，内有奸坚，兵交势跟，祸难不轻，宜悉坑之，以安内外。”傉擅从之，杀五千余人，以妇女为军赏。命诸郡县，悉驱牛羊于野。敛成纵兵虏掠。傉擅遣十将率骑分击，大败之。姚弼固垒不出。姚显闻弼败，兼道赴之。委罪敛成，遣使谢傉檀，引师而归。傉檀于是僭即凉王位。（《纪》在义熙四年十一月。）遣其左将军枯木、驸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逊，掠临松人千余户而还。蒙逊大怒，率骑五千，至于显美方亭，徙数千户而还。傉檀大尉俱延伐蒙逊，又大败归。傉檀将亲伐之。尚书左仆射赵晁及大史令景保谏。傉檀曰：“吾以轻骑五万伐之。蒙逊若以骑兵距我，则众寡不敌；兼步而来，则舒疾不同。救右则击其左，赴前则攻其后，终不与之交兵接战，卿何惧乎？”既而战于穷泉，（《十六国疆域志》云：在昌松。）傉檀大败，单马奔还。（《纪》义熙六年三月。）蒙逊进围姑臧。百姓惩东苑之戮，（即王钟等之诛。）悉皆惊散。傉檀遣使请和，以司隶校尉敬归及子他为质。（归至胡坑逃还，他为追兵所执。胡坑，胡三省曰：在姑臧西。）蒙逊徙八千余户而归。右卫折掘奇镇据石驴山以叛。（胡三省曰：石驴山，在姑臧西南，属晋昌郡界。案晋昌，晋郡，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傉檀惧为蒙逊所灭，又虑奇镇克岭南，乃迁于乐都。（今青海乐都县。）留大司农成公绪守姑臧。焦谌等闭门作难，推焦朗为大都督，谌为凉州刺史。蒙逊攻克之。（《通鉴》在义熙七年二月。《晋书》云宥朗。《宋书·蒙逊传》云：义熙八年，蒙逊攻焦朗，杀之，据姑臧。盖因蒙逊迁居姑臧而追叔其攻克之事。）遂伐傉檀。围乐都，三旬不克。傉檀以子安周为质，蒙逊引归。傉檀又将伐蒙逊。邯川护军孟恺谏，不从。（邯川城，在今青海巴燕县黄河北岸。）五道俱进。至番和、苕藋，掠五千余户。（番和，汉县，后凉置郡，在今甘肃永昌县西。苕藋，在张掖东。）其将屈右，劝其倍道还师，早度峻险。卫尉伊力延曰：“彼徒我骑，势不相及。若倍道还师，必捐弃资财，示人以弱，非计也。”俄而昏雾风雨，蒙逊军大至，傉檀败绩而还。蒙逊进围乐都。傉檀婴城固守，以子染干为质，蒙逊乃归。久之，蒙逊又攻乐都，二旬不克。蒙逊迁于姑臧。义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傉檀弟湟河大守文支（湟河，见第六章第六节。）降蒙逊，蒙逊又来伐。傉檀以大尉俱延为质，蒙逊引还。（《通鉴》在义熙九年四月。）傉檀议欲西征乙弗。孟恺谏曰：“连年不收，上下饥弊，远征虽克，后患必深。不如结盟炽磐，通籴济难；慰喻杂部，以广军资。畜力缮兵，相时而动。”傉檀谓其大子虎台曰：（虎台从《魏书》。《晋书》作武台，乃唐人避讳改。）“今不种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逊近去，不能卒来。旦夕所虑，惟在炽磐，彼名微众寡，易以讨御。吾不过一月，自足周旋。汝谨守乐都，无使失坠。”乃率骑七千袭乙弗，大破之，获牛、马四十余万。炽磐果率步骑二万，乘虚来袭。抚军从事中郎尉肃言于虎台曰：“外城广大，难以固守，宜聚国人于内城，肃等率诸晋人，距战于外。如或不捷，犹有万全。”虎台惧晋人有贰心也，乃召豪望有谋勇者，闭之于内。孟恺泣白：“恺等进则荷恩重迁，退顾妻子之累，岂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一旬而城溃。乌孤子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傉檀谓众曰：“今乐都为炽磐所陷，男夫尽杀，女妇赏军，虽欲归还，无所赴也。卿等能与吾藉乙弗之资，取契汗以赎妻子，是所望也。不尔即归炽磐，便为奴仆矣，岂忍见妻子在他人抱中？”遂引师而西。众多逃返。遣镇北段苟追之，苟亦不还。于是将士皆散。惟中军纥勃、后军洛肱、安西樊尼、散骑侍郎阴利鹿在焉。傉檀曰：“蒙逊与吾，名齐年比，炽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势皆不济。与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长兄之子，宗部所寄，吾众在北者，户垂二万，蒙逊方招怀遐迩，存亡继绝，汝其西也。纥勃、洛肱，亦与尼俱。吾年老矣，所适不容，宁见妻子而死。”遂归炽磐。惟阴利鹿随之。岁余，为炽磐所鸩。案好战者必亡，其傉檀之谓乎？《晋书·载记》云：“乌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之世，凡十九年，以安帝义熙十年灭。”《本纪》亦系傉檀之亡于义熙十年六月。案自隆安元年至义熙十年，止十八年。《乞伏炽磐载记》云：“炽磐以义熙六年袭伪位。”（《本纪》在八年。）又云：“僭立十年而入乐都。”则当为元熙元年，年岁相距大远矣。疑僭立二字衍，而《秃发氏载记》之“凡十九年”，当作十八也。《通鉴》云：傉檀之死也，沮渠蒙逊遣人诱虎台，许以番禾、西安二郡处之；（西安，后凉郡，在张掖东南。）且借之兵，使伐秦，报其父仇，复取故地。虎台阴许之。事泄而止。炽磐后，虎台妹也，炽磐待之如初。后密与虎台谋曰：“秦本我之仇雠，虽以昏姻待之，盖时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遗令不治者，欲全济子孙故也。（胡三省曰：不治，谓被鸩而不解也。）为人子者，岂可臣妾于仇雠，而不思报复乎？”乃与武卫将军越质洛成谋弑炽磐。后妹为炽磐左夫人，知其谋而告之。炽磐杀后及虎台等十余人。事在宋景平元年。

乞伏炽磐既兼秃发傉檀，兵强地广。沮渠蒙逊遣其将运粮于湟河，自率众攻克炽磐之广武郡。（见第五章第二节。）以运粮不继，自广武如湟河，度浩亹。（见第二章第二节。）炽磐遣将距之，皆为蒙逊所败。蒙逊以弟汉平为湟河大守，乃引还。炽磐率众三万袭湟河，汉平降。（义熙十一年。）炽磐攻涨川，（西秦郡，在今青海东南境。）师次沓中。（在今甘肃临潭县西。）蒙逊攻石泉以救之，（石泉，县名，《十六国疆域志》云：属漒川。）炽磐引还。蒙逊亦归。遣使聘于炽磐，遂结和亲。

西凉立国酒泉，与蒙逊形势甚逼。《晋书》本传云：“蒙逊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抚其境内，但与通和立盟，弗之校也。寻而蒙逊背盟来侵，玄盛遣世子士业要击，败之，（暠世子谭早卒，立次子歆为世子，歆字士业。）获其将沮渠百年。（《本纪》在义熙七年十月。）玄盛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既而秃发傉檀入据姑臧，且渠蒙逊基宇稍广，于是慨然，著《述志赋》焉。”盖其势实最弱也。义熙十三年，二月，暠卒，子歆嗣。（此树《晋书·本纪》。《宋书·且渠蒙逊传》云五月。）蒙逊遣其张掖大守且渠广宗诈降诱歆。歆遣武卫温宜等赴之，亲勒大军，为之后继。蒙逊帅众三万，伏于梦泉。（胡三省曰：《新唐书·地理志》：张掖郡西北百九十里有祁连山，山北有建康军，军西百二十里有梦泉守捉城。）歆闻之，引兵还，为蒙逊所逼，歆亲贯甲先登，大败之。（《宋书·蒙逊传》云：歆伐蒙逊，至建康。蒙逊拒之。歆退走。追到西支涧，蒙逊大败，死者四千余人。乃收余众，增筑建康城，置兵戍而还。《晋书·蒙逊载记》云：蒙逊为李士业败于解支涧，复收散卒欲战，前将军成都谏，蒙逊从之，城建康而归。建康见第六章第六节。解支涧，胡三省曰：“《晋书》作鲜支涧，当从之，”然今《晋书》作解支涧，《十六国疆域志》亦同。）明年，蒙逊大伐歆。歆将出距之。左长史张体顺固谏，乃止。蒙逊大芟禾稼而还。（《通鉴》在义熙十四年。）歆用刑颇峻，又缮筑不止。从事中郎张显，主簿泛称疏谏，并不纳。永初元年，七月，（据《宋书·且渠蒙逊传》。）蒙逊东略浩亹，歆承虚攻张掖。其母尹氏及宋县固谏，并不从。（县暠臣，受顾命者。）遂率步骑三万东伐，次于都渍涧。（《十六国疆域志》引《通志》云：在蓼泉西。）蒙逊自浩亹来距。战于坏城，（《十六国疆域志》云：在福禄县。福禄，见第三章第七节。）为蒙逊所败。勒众复战，又败于蓼泉，被害。蒙逊遂入酒泉。歆弟敦煌大守恂，据郡自称大将军。十月，蒙逊遣世子正德攻之，不下。明年，正月，蒙逊自往，筑长堤，引水灌城，数十日，又不下。三月，恂武卫将军宋丞，广武将军弘举城降。恂自杀。李氏亡。（歆之亡在永初元年。本传云：士业立年而宋受禅，误。故又云，其灭在永平元年，皆误多三年。）

赫连勃勃既陷长安，遂僭称皇帝。（《魏书》在泰常三年，即晋义熙十四年。《北史》在泰常四年，即晋元熙元年。）群臣劝都长安。勃勃曰：“荆吴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与我同境，去北京栽数百余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诸卿适未见此耳。”乃于长安置南台，以其大子璝领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而还统万。（《魏书》云：以长安为南都。）案云荆吴不足为患，姚泓之灭，岂特殷鉴不远？知东魏为心腹之忧，则终勃勃之世，何不闻以一矢东向相加遗邪？知此等皆史家傅会之辞，非其实也。勃勃性凶暴好杀。其在长安也，尝征隐士韦祖思，既至，恭惧过礼，勃勃怒曰：“吾以国士征汝，奈何以非类处吾？汝昔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我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遂杀之。其猜忌汉人如此。常居城上，置弓箭于侧，有所嫌忿，便手自杀之。群臣忤视者毁其目，笑者决其唇，谏者谓之诽谤，先截其舌而后斩之。夷夏嚣然，人无生赖。议废其长子溃，璝自长安起兵攻勃勃。勃勃中子昌破璝，杀之。勃勃以昌为大子。（《通鉴》元嘉元年。）元嘉二年，勃勃死，昌僭立。三年，九月，魏遣奚斤袭蒲阪，（见第三章第四节。）周几袭陕城。（见第六章第一节。）十月，魏大武帝西伐，临君子津。（见第六章第三节。）十一月，以轻骑一万八千济河袭昌，略居民，徙万余家而还。奚斤东至蒲阪，昌守将赫连乙升弃城西走。昌弟助兴守长安，乙升复与助兴西走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奚斤遂入蒲阪，西据长安。四年，正月，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众二万向长安。五月，魏大武帝乘虚西伐。济君子津，轻骑三万，倍道兼行。群臣咸谏曰：“统万城坚，非十日可拔。今轻军讨之，进不可克，退无所资。不若步兵攻具，一时俱往。”大武曰：“夫用兵之术，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时俱往，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时拔，则食尽兵疲，外无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轻骑至其城下，彼先闻有步兵，而徒见骑至，必当心闲。朕且羸师以诱之，若得一战，禽之必矣。所以然者，军士去家二千里，复有黄河之难，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遂行。次于黑水。（见第六章第九节。去统万三十余里。）分军伏于深谷，而以少众至其城下。昌将狄子玉来降，说“昌使人追定，定曰：城既坚峻，未可攻拔，待禽斤等，然后徐往，内外击之，何有不济？昌以为然”。大武恶之。退军城北，示昌以弱。会军士负罪，亡入昌城，言“魏军粮尽，士卒食菜，辎重在后，步兵未至，击之为便”。昌信其言，引众出城。大武收军伪北，分骑为左右以犄之，昌军大溃。不及入城，奔于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遂克其城。（《魏书·本纪》在六月。）是役也，昌虽寡谋，魏亦幸胜。其时魏兵不足二万，而昌众步骑三万；大武引而疲之，行五六里，冲其陈，尚不动；及战，大武坠马，流矢中掌，其不败者亦幸耳。娥清以五千骑攻赫连定，定亦走上邽。奚斤追之，至雍，（见第三章第五节。）不及而还。大武诏斤班师。斤请益铠马平昌，不许。抗表固请，乃许之。给斤万人，遣将军刘拔送马三千匹与斤。五年，（魏神鹰元年。）二月，昌退屯平凉。斤进军安定。马多疫死，士众乏粮，乃深垒自固。遣大仆丘堆等督租于民间，为昌所败。昌日来侵掠，刍牧者不得出，士卒患之。监军侍御史安颉请募壮勇出击。斤言“以步击骑，终无捷理”，欲须救骑至。颉曰：“今兵虽无马，将帅所乘，足得二百骑，就不能破，可折其锐。且昌狷而无谋，每好挑战，众皆识之，若伏兵掩击，昌可禽也。”斤犹难之。颉乃阴与尉眷等谋，选骑待焉。昌来攻垒，颉出应之。昌于陈前自接战，军士识昌，争往赴之。会天大风，扬尘，昼昏，众乱。昌退。颉等追击，昌马蹶而坠，遂禽昌。（《通鉴考异》曰：“《十六国春秋钞》云：承光三年，五月，战于黑渠，为魏所败。昌与数千骑奔还，魏追骑亦至。昌河内公费连乌提守高平，徙诸城民七万户于安定以都之。四年，二月，魏军至安定。三城溃。昌奔秦州。魏东平公娥青追禽之，送于魏。与《后魏纪传》不同，今从《后魏书》。”案承光赫连昌年号，承光三年，宋元嘉四年也。）观此，弥知魏大武之克统万为幸胜，当时设与之坚持，未有不以乏粮为患者也。昌余众立定，走还平凉。奚斤耻功不在己，轻赍三日粮，追定于平凉。娥清欲寻水而往，斤不从。定知其军无粮乏水，邀其前后。斤众大溃。与娥清、刘跋，俱为定所禽，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先守辎重在安定，闻斤败，弃甲东走蒲阪。定复入长安，魏大武诏安颉镇蒲阪以拒之。（又诏颉斩丘堆。）六年，五月，定侵统万，至侯尼城而还。（胡三省曰：侯尼城，在平凉东。）七年，九月，定遣弟谓以代攻墉城，（见第五章第六节。）魏始平公隗归击破之。定又将数万人东击归。十一月，魏大武帝亲率轻骑袭平凉。定救平凉。登鹑觚原，（鹑觚，汉县，在今甘肃灵台县东北。）方陈自固。大武四面围之，断其水草。定引众下原。击之，众溃。定被创单骑走，收余众西保上邽。诸将乘胜进军，遂取安定。十二月，定弟社干、度洛孤出降。长安、临晋、（见第三章第七节。）武功（见第六章第五节。）守将皆奔走。关中遂入于魏。

当刘裕伐秦之际，乞伏炽磐尝遣使诣裕求效力，拜为西平将军河南公。（《宋书·武帝本纪》。）及魏伐夏之岁，炽磐又遣使于魏，请伐赫连昌。（《魏书·本纪》始光三年正月。）盖皆欲乘时以徼利也。及魏克统万，炽磐乃遣其叔泥头、弟度质于平城。元嘉五年，炽磐死，子暮末嗣伪位。（暮末依《晋书》。《宋》、《魏书》及《十六国春秋》皆作茂蔓。炽磐之死，《晋书》在元嘉四年。下文云：暮末在位三年，为赫连定所杀，在元嘉七年。又云：始国仁以孝武大元十年僭位，至暮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载，数亦相合。然据《魏书·本纪》：暮末之灭，在神四年正月，则当为元嘉八年，《宋书·大沮渠蒙逊传》亦同。考《魏书·本纪》，赫连定之奔上邽，在神三年十一月，似其年内未必能亡暮末，疑《晋书》纪事，误移前一年也。）明年，沮渠蒙逊攻枹罕。（见第五章第一节。）暮末大破之，禽其世子兴国。暮末政刑酷滥，内外崩离。为赫连定所逼，遣使请迎于魏。魏大武许以安定以西、平凉以东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毁宝器，率户万五千至高田谷。（胡三省曰：当在南安郡界。）为赫连定所拒，遂保南安。（见第二章第二节。）魏大武遣使迎之。暮末卫将军吉毗固谏，以为不宜内徙，暮末从之。赫连定遣其北平公韦代（当即谓以代。）率众一万攻南安。城内大饥，人相食。暮末及宗族五百余人出降，送于上邽。时元嘉八年正月也。（从《魏书》，《通鉴》同。）是岁，六月，赫连定北袭沮渠蒙逊，为吐谷浑慕璝所执。明年，二月，送于魏，魏杀之。（《宋书·沮渠蒙逊传》：元嘉七年，四月，定奔上邽。十一月，茂蔓闻定败，将家户及兴国东征，欲移居上邽。八年，正月，至南安。定率众御茂蔓，大破之。杀茂蔓，执兴国而还。四月，定避拓跋焘，欲渡河西击蒙逊。五月，率部曲至治城峡口。渡河，济未半，为吐谷浑慕璝所邀，见获。兴国被刭，数日死。其事述与《魏书》多牴牾，似不甚审。治城，胡三省曰：“魏收《地形志》：凉州东陉郡有治城县，其地当在黄河南。又凉州有建昌郡，亦有治城县。”案东陉郡之治城，当在旧凉州府境，建昌郡之治城，当在旧兰州府境。胡《注》见元嘉六年。）赫连昌尚魏始平公主，封为秦王。元嘉十一年，叛魏，西走河西，为候将所格杀。魏人并杀其群弟。

冯跋在僭伪诸国中，颇称有道。尝下书除前朝苛政。命守宰当垂仁惠，无得侵害百姓。兰台都官，明加澄察。分遣使者，巡行郡国。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振谷帛有差。孝弟力田，闺门和顺者，皆褒显之。又下书省摇薄赋。堕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命尚书纪达，为之条制。每遣守宰，必亲见东堂，问为政事之要。令极言无隐，以观其志。又下书，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拓二十根。禁厚于送终，贵而改葬。蝚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伪乐浪公主，群下议前代旧事，皆以宗女妻六夷，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跋不听。库莫奚虞出库真献马请交市，许之。契丹库莫奚降，署其大人为归善王。凡兹厚抚四夷，亦皆欲以息民也。史称冯氏出自中州，有殊异类。虽旧史称其信惑妖祀，斥黜谏臣，然能育黎萌，保守疆宇二十余年，实人事而非天意。信不诬也。跋于夷夏之际，亦深有抉择。晋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来聘，跋使其中书郎李扶报之。魏明元帝遣谒者于什门往使，为跋所留。明元帝使长孙道生率众二万攻之，以其有备，不克而还。（魏泰常三年，即晋义熙十四年。）可谓明于去就矣。惜亦以内乱不终，是则当上下交征、不夺不餍之世，积习不易挽也。

跋长弟素弗，任侠放荡，惟交结时豪为务。当世侠士，莫不归之。史称跋之伪业，实素弗所建。故高云死时，众推跋为主，跋曾以让素弗。而素弗不可。跋僭位，以为宰辅。素弗谦虚恭慎，虽厮养之贱，皆与之抗礼。车服务于俭约。修己率下，百僚恽之。惜跋之七年即死。（义熙十一年。）元嘉七年，跋有疾。跋长子永先死，立次子翼为世子，摄国事。翼勒兵以备非常。跋妾宋氏，规立其子，谓之曰：“主上疾将瘳，奈何代父临国乎？”翼遂还。宋氏矫绝内外，遣阉人传问。惟中给事胡福，独得出入，专掌禁卫。跋疾甚，福虑宋氏将成其计，乃言于跋季弟弘。弘勒兵而入。跋惊怖死。弘袭位。翼勒兵出战，不利，遂死。跋有男百余人悉为弘所杀，亦可谓甚矣。然弘仍不肯屈志于魏。九年，（魏延和元年。）六月，魏大武伐之。七月，围之。弘婴城固守。其营丘、辽东、成周、乐浪、带方、玄菟六郡皆降。（胡三省曰：燕自慕容已来，分置郡县于辽西，其后或省或并，为郡为县，皆不可考。）大武徙其三万余户于幽州。弘先废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镇肥如，（汉县，在今河北卢龙县北。）以后妻慕容氏子王仁为世子。崇母弟广平公朗、乐陵公邈出奔辽西，劝崇降魏。崇纳之。遣邈入魏。魏大武拜崇为幽、平二州牧，封辽西王。弘遣其将封羽围崇。十年，（魏延和二年。）正月，魏遣其永昌王健救崇。封羽以凡城降魏。（凡城，在今热河平泉县境。）徙三千余家而还。六月，健又往攻和龙。十一年，（魏延和三年。）闰三月，弘上表称藩于魏，乞进女。魏大武帝许之，而征王仁入朝。弘不遣。魏又屡遣兵往攻。弘密求迎于高句骊。十三年，（魏大延二年，）句骊遣将葛卢等率众迎之。五月，弘拥其城内士女，入于句骊。句骊处之于平郭。（见第五章第二节。）寻徙北丰。（在今辽宁沈阳县西北。）魏使散骑常侍封拨如句骊征送弘。句骊不听。大武议欲击之，纳乐平王丕计而止。弘素侮句骊，政刑赏罚，犹如其国。句骊乃夺其侍人，质任王仁。初弘于宋岁献方物。及是，表求迎接。文帝遣王白驹、赵次兴迎之，并令句骊料理资遣。句骊王琏不欲使弘南，而魏又征弘于句骊，句骊乃遣将孙漱、高仇等袭杀之。时元嘉十五年三月也。（魏大延四年。）白驹等率所领七千余人掩讨，禽漱，杀高仇等二人。琏以白驹等专杀，遣使执送之。上以远国，不欲违其意，白驹等下狱见原。其明年，文帝北讨，诏琏送马，琏献马八百匹，盖帝方有事于索虏，不欲以一人伤一国之好也，然于北燕，则有违字小之仁矣。

《沮渠蒙逊载记》云：晋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来聘，蒙逊遣舍人黄迅报聘，因表曰：“承车骑将军刘裕，秣马挥戈，以中原为事，可谓天赞大晋，笃生英辅。若六军北轸，克复有期，臣请率河西戎为晋右翼前驱。”盖龄石遣使，喻以夹攻后秦也。及刘裕灭姚泓，蒙逊闻之，怒甚。其门下校郎刘祚言事，蒙逊曰：“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遂杀之。可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矣。然蒙逊既据河西之地，故其文明程度究较高。义熙十四年，遣使奉表称藩。晋以为凉州刺史。宋世亦累受爵命。蒙逊之灭西掠，以唐瑶之子契为晋昌大守。契，李暠孙宝之舅也。叛蒙逊。蒙逊遣其世子正德攻契。景平元年，三月，克之。契奔伊吾。（见第六章第六节。）八月，芮芮来抄。蒙逊遣正德拒之。军败，见杀。乃以次子兴国为世子。又为乞伏暮末所禽。蒙逊送谷三十万斛以赎之，暮末不遣。蒙逊乃立兴国弟菩提为世子。元嘉十年，四月，蒙逊死。众议以菩提年幼，推立其弟三子茂虔。（《宋书》及《十六国春秋》同。《魏书》作牧犍。）十一年，上表告私谥蒙逊为武宣王。诏仍加封授。十四年，表献方物，并献书百五十四卷，求书数十件。文帝赐之。《魏书·本纪》：蒙逊以始光三年内附。（元嘉三年。）其后神元年、三年，（元嘉五年、七年。）皆书蒙逊遣使朝贡。而《蒙逊传》载神厅中蒙逊表辞曰：“前后奉表，贡使相望，去者杳然，寂无还反，未审津途寇险，竟不仰达？为天朝高远，未蒙齿录？往年侍郎郭只等还，奉被诏书，三接之恩始隆，万里之心有赖。”又云“商胡后至，奉公卿书，援引历数安危之机，厉以窦融知命之美”云云。则当赫连氏败亡之时，蒙逊求通于魏颇切，而魏初不甚省录。后蒙逊又遣子安周入侍于魏，魏大武乃于神四年（元嘉八年。）九月，遣使册为凉州牧凉王。及茂虔立，自称河西王，大武即如所称册之。先是大武遣李顺迎蒙逊女为夫人，会蒙逊死。茂虔受蒙逊遗意，送妹于平城，拜右昭仪。而茂虔取大武妹武威公主。《魏书》本传言：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李与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解毒医乘传救公主，得愈。上征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于酒泉。然《外戚传》言：世祖平凉州，颇以公主通密计。《西域传》言：初世祖每遣使西域尝诏牧犍令护送。至姑臧，牧犍恒发使导路，出于流沙。后使者自西域还，至武威，（见第三章第二节。）牧犍左右谓使者曰：我君承蠕蠕昊提妄说，云去岁魏天子自来伐我，士马疫死，大败而还，我禽其长弟乐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国中。又闻吴提遣使告西域诸国，称魏已削弱，今天下惟我为强，若更有魏使，勿复恭奉。诸国亦有贰者。牧犍事主，稍以慢惰。使还，具以状闻。世祖遂议讨牧犍。此亦可见武威远嫁，实为内闲。不然，世岂有河西中毒，闻于代北，遣医往救，犹获全济者邪？蒙逊猾虏，更事颇多，其于索虏，未尝不心焉鄙之，然强弱不敌，蒙逊知之甚明，故其事魏颇谨，魏人欲伐之而无由，乃为是阴谋诡计，终则其所据为口实者，仍支离不可究诘也。元嘉十六年，（魏大延五年。）六月，大武自将攻茂虔。茂虔婴城自守。九月，城陷，乃降。时茂虔弟仪德守张掖，（仪德从《宋书》，《魏书》作宜得。）无讳守酒泉，从子丰周守乐都，（从《宋书》，《魏书》作弟安周。）从弟唐儿守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仪德烧仓库，西奔酒泉，丰周南奔吐谷浑。魏奚眷讨张掖，遂至酒泉。无讳、仪德复奔晋昌，西就唐儿。初秃发傉檀亡，其子保周奔蒙逊，后奔魏，魏以为张掖公。（延和元年，宋元嘉九年。）及是，进其爵为王，遣谕诸部鲜卑。保周因率诸部叛于张掖。十七年，（魏大平真君元年。）正月，无讳、仪德围酒泉。三月，克之。四月，攻张掖，不克。保周屯于删丹，（汉县，今甘肃山丹县。）魏永昌王健攻之。七月，保周遁走，自杀。八月，无讳降。十八年，（魏大平真君二年。）正月，拜为凉州牧、酒泉王。三月，复封沮渠万年为张掖王。（万年，牧犍兄子。）五月，唐儿反无讳。无讳留从弟天周守酒泉，与仪德讨唐儿，杀之，复据敦煌。七月，魏奚眷围酒泉。十月，城中饥，万余口皆饿死。天周杀妻以食战士。食尽，城乃陷。执天周至平城，杀之。（《魏书·本纪》：四月，诏奚眷征酒泉，获沮渠天周，乃终言之。）于是虏兵甚盛，无讳众饥馑不自立。十一月，遣弟安周五千人伐鄯善。鄯善王恐惧，欲降，魏使者劝令拒守。安周连战不能克，退保东城。（盖鄯善之东城，为安周所据者。）十九年，（魏大平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龙西奔且末，其世子乃从安周。四月，无讳渡流沙，据鄯善。（士卒渡流沙，渴死者大半。）初李宝随唐契奔伊吾，臣于芮芮。其遗民归附者，稍至二千。至是，自伊吾归敦煌，遣弟怀远奉表于魏。魏拜怀远敦煌大守，授宝沙州牧、敦煌公。（真君五年，即元嘉二十一年，因其入朝留之。）唐契攻高昌。高昌城主阙爽告急。八月，无讳留丰周守鄯善，自将家户赴之。未至，芮芮遣部帅阿若救高昌，杀唐契。其部曲奔无讳。九月，无讳遣将卫奈夜袭高昌，阚爽奔芮芮。无讳复据高昌。遣常侍泛儁奉表京师，献方物。宋文帝以为凉州刺史、河西王。（《本纪》在六月，则其遣使在据高昌之前。）《魏书·西域传》云：无讳兄弟渡流沙，鸠集遗人，破车师国。真君十一年，元嘉二十七。车师王车夷落遣使琢进、薛直上书，言臣国自为无讳所攻击，经今八岁。人民饥荒，无以存活。贼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舍国东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东界。思归天阙，幸垂振救。于是下诏抚慰，开焉耆仓给之。自真君十一年上溯八年，则元嘉十九、二十年间也。二十一年，（魏真君五年。）无讳病死，安周代立。宋仍以无讳官爵授之。《魏书·车伊洛传》曰：焉耆胡也。世为东境部落帅，恒修职贡。世祖录其诚款，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将军，封前部王。（《通鉴》作车师前部王。）伊洛大悦。规欲归阙。沮渠无讳断路，伊洛与无讳连战，破之。时无讳卒，其弟天周，夺无讳子乾寿兵，规领部曲。伊洛前后遣使招谕乾寿等，率户五百余家来奔，伊洛送之京师。又招谕李宝弟钦等五十余人，送诣敦煌。伊洛又率部众二千余人伐高昌，讨破焉耆东关七城。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安周乘虚，引蠕蠕三道围歇。歇固守，连战，久之，外无救援，为安周所陷，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唐和传》言：（和契之弟。）契与阿若战段，和收余众奔前部王。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斩安周兄子树。又克高宁、白力二城，斩其戍主。后与前部王车伊洛击破安周，斩首三百。此为无讳末年，安周初年之事。大平真君六年，宋元嘉二十二年也，魏大武诏万度归发凉州以西兵袭鄯善。《鄯善传》言：其王真达面缚出降，度归释其缚，留军屯守，与真达诣京都。是岁，拜韩牧为鄯善王以镇之，赋役其人，比之郡县。丰周亡于此时，抑已先亡，则不可考矣。《魏书·高昌传》云；和平元年，（宋大明四年。）安周为蠕蠕所并，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宋书·氐胡传》言：世祖大明三年，安周奉献方物，实其灭亡前之一岁也，亦可哀矣。茂虔亦为魏所害，事别见后。

注释

【1】　史事：晋武帝之死？

【2】　宗教：孙恩，秀之族。孙泰死，众谓蝉蜕登仙。恩死亦然，恩号其党曰长生人，令诛杀异己，死亡多，孙恩酷忍，焚烧刊木堙井，其党之多。

【3】　工业：徘徊舆。

【4】　史事：慕容超、公孙五楼之诬。

【5】　交通：徐道复储船材数四，装之旬日而辨，其装颇速。但同党为之隐蔽。孙恩以二十余万口入海，虽不实，众必多，则船亦必多矣。

【6】　民族：遗民之乃心华夏。

第八章　宋初南北情势

第一节　宋初内衅

晋安帝以义熙十四年十二月见弑。史称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饥饱寒暖，无以辨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桓玄之篡，因此获全。刘裕将为禅代，以谶云“昌明之后有二帝”，乃使中书侍郎王韶之缢之，而立其弟恭帝德文，以应谶焉。元熙二年，六月，禅位于裕，是为宋高祖武皇帝。以恭帝为零陵王。永初二年，九月，使其后弟褚淡之弑之。

宋少帝像

宋少帝（406—424），即刘义符，刘裕的长子，即位后游戏无度，不亲政事，在位两年便被臣下废黜杀害。

宋武帝七子：长少帝义苻，次庐陵孝献王义真，次文帝义隆，次彭城王义康，次江夏文献王义恭，次南郡王义宣，次衡阳文王义季。帝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宋书·义宣传》。）又以京口要地，去都邑甚迩，非宗室近戚，不得居焉。【1】（《刘延孙传》。）永初三年，五月，帝崩。少帝立。司空徐羡之，中书监傅亮，领军将军谢晦辅政。景平二年，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南豫州，治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徙新安郡。（见第四章第三节。）旋使使诛之。（时年十八。）五月，江州刺史檀道济，扬州刺史王弘入朝。皇大后令：废帝为营阳王。幽之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六月，见弑。（时年十九。）迎立荆州刺史宜都王义隆，是为大祖文皇帝。（时年十八。）史称少帝有失德。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华林园本在洛阳，见第三章第一节。此东渡后所营，在台城内。）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破冈渎，在今江苏丹阳县境。）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天泉池，（本在洛阳，此亦东渡后所开。）即龙舟而寝，其朝未兴而兵至。（见《本纪》，亦见《徐羡之传》。）案自古帝王，纵恣者多矣，少帝未逮弱龄，即有失德，未至不可谏诲也，何至遽行废立？况又以帝废则次立者应在义真而先废之，且杀之乎？亦可谓甚矣。范泰谓所亲曰：“吾观古今多矣，未有受遗顾托，而嗣君见杀，贤王婴戮者也，”诚哉其然也。羡之等果何所恃而敢为此？抑亦何所迫而遽出此哉？时傅亮实奉迎文帝，帝以少帝见害，不敢下。司马王华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徐羡之中材寒士，傅亮布衣诸生，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明矣。废主若存，虑将来受祸；又畏庐陵严断，必不自容；殿下宽叡慈仁，远近所知，越次奉迎，冀以见德。悠悠之论，殆必不然。且三人势均，莫相推伏，就怀不轨，势必不行。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征，万无所虑。”【2】（兼采《宋书》、《南史》本传。）此言可谓洞见事情。时到彦之为南蛮校尉，文帝欲使领兵前驱，彦之曰：“了彼不贰，便应朝服顺流，若使有虞，此师既不足恃，更开嫌隙之端。”亦逆料诸人之无异心，非敢无备也。文帝引见傅亮。哭泣，哀动左右。既而问义真及少帝薨废本末，悲号呜咽，侍侧者莫能仰视。亮流汗沾背，不能答。于是布腹心于到彦之、王华等。及至都，徐羡之问帝可方谁？亮曰“晋文、景以上人。”羡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少帝之废，徐羡之即以谢晦为荆州刺史。晦虑不得去，甚忧皇。及发新亭，（见第七章第一节。）顾望石头城，喜曰：“今得脱矣。”至江陵，亦深结王华，冀以免祸。观此诸事，羡之等在当日，实求自全之意多，觊觎非分之想，可谓绝无。然敢行灭族之事，何也？《范泰传》载泰谏少帝之辞曰：“伏闻陛下，时在后园，颇习武备。”《义真传》云：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即豫州，亦曰北豫州。）在历阳，多所求索，羡之等每裁量不尽与。深恶执政。表求还都。而少帝失德，羡之等密谋废立，则次第应在义真。因其与少帝不协，乃奏废之。《谢灵运传》曰：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惟以文义处之。自谓才能，宜参机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搆扇异同，非毁执政，徐羡之等患之。（灵运时为大子左卫率，因此出为永嘉大守。）《颜延之传》云：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延之时为大子中舍人。）盖少帝年少，羡之等不免专权。延之、灵运，皆轻躁之徒，疏于虑患，遂乘机搆扇义真，兄弟合谋，欲除其偪。后园之习武备，淮左之求入朝，所图正是一事。云庐陵与少帝不协，则适得其反矣。宋初杀机未启，非如后来之君臣动辄相屠，羡之等即或见废，亦不过免官归第，何至遽行灭族之事？此无他，利令智昏，贪恋权势而不肯去，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也。废立大事，虽威权闻望，十倍于羡之等者，犹或无以善其后，况如羡之等之植根浅薄者乎？《谢晦传》云：晦与羡之、亮谋自全之计，以晦据上流，而檀道济镇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于中秉权；可以持久。此等计虑，又安足恃乎？羡之等之废立，盖深得王弘及檀道济之力，以弘门第高华，弘导之曾孙，珣子。道济先朝旧臣，威服殿省，且有兵众也。见《羡之传》。然弘实非首谋，其弟昙首，又为文帝所亲委。道济素与弘善，弘时被遇方深，道济弥相结附。文帝乃用二人以携其党。元嘉三年，正月，下诏诛羡之及亮。使中领军到彦之及道济讨晦。雍州刺史刘粹，断其走伏。（雍州时治襄阳。）羡之走出郭，自缢死。时年六十三。亮被收付廷尉，伏诛。晦问计于记室何承天。承天曰：“大小既殊，逆顺又异。境外求全，上计也。以腹心领兵戍义阳，（见第二章第三节。）将军率众于夏口一战，（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若败，即趋义阳，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国，且当决战，走不晚也。”其昧险冒利，犹故智也。于是率军二万，发自江陵。舟舰列自江津，（见第七章第三节。）至于破冢。（戍名，在江陵东南。）旍旗相照，蔽夺日光。然本非将才，徒眩耳目而已。到彦之至彭城洲，（在今湖南岳阳县东北。）为晦军所败，退保隐圻。（在今湖南临湘县东北。）而道济继至。晦闻羡之等死，谓道济必不独全，及闻率众来上，皇惧无计。西人离沮，无复斗心，遂一时溃散。晦夜投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得小船还江陵，与七骑北走。至安陆延头，为戍主所执，（安陆，见第三章第九节。）送京师，伏诛。时文帝亲征，至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闻晦破，乃还。帝遣中书舍人谓传亮曰：“以公江陵之诚，当使诸子无恙。”亮长子演先卒，演弟悝、湛并逃亡，徙湛弟都于建安。（吴郡，今福建建瓯县。）羡之子乔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阳公主，及弟乞奴并从诛。兄子佩之，（逵之兄。逵之尚高祖长女会稽长公主。）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宠任。景平初，以羡之秉权，颇与政事。与吴兴大守王韶之，侍中程道惠，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相结。时谢晦久病连灸，不堪见客，佩之等疑其托疾有异图，与韶之、道惠同载诣傅亮，称羡之意，欲令亮作诏诛之，亮不可，乃止。羡之既诛，大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年冬，佩之又结殿中监茅亨谋反，亨密以闻，乃收斩之。豪家子弟之轻妄好乱如此。

文帝之为人也，颇深沉有谋，而其度量失之不广。帝之见迎也，众皆疑沮，惟王华、王昙首、到彦之赞之，故即位，即征彦之为中领军，而以华、昙首与殷景仁、刘湛并为侍中。景仁、湛皆历职武帝之世，景仁为少帝黄门侍郎，湛则随义真、义康于豫、南豫二州为长史，并以干用名于时者也。谢晦之败，义康继为荆州，而王弘为侍中，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平陆令成粲及范泰，并劝弘让权义康。弘从之，固自陈请。元嘉六年，遂征义康为侍中，司徒，南徐州刺史，（南徐州，治京口。）与弘分录。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谦，内外众务，遂一断之义康。九年，弘薨，义康又领扬州刺史。时为文帝所任者，尚有孔宁子。初为镇西谘议参军，及即位，以为黄门侍郎。《王华传》言：宁子与华，并有富贵之愿。宁子以元嘉二年病卒，而王弘辅政，弟昙首，为大祖所任，与华相埒。华常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文帝之所任者，亦皆非局量恢宏之人，然观华此言，亦可见帝之猜忌不能专有所任，知成粲范泰之劝王弘引退，为有由也。帝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属续者相系。而义康好吏职，锐意文案。聪识过人，一闻必记。常所暂遇，终身不忘。又自强不息，无有懈倦。虽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大权遂为所窃。史称其“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已下，并委任用。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无施及忤旨者，即度为台官。私置僮部六千余人，不以言台。”盖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矣。王华以元嘉四年，王昙首以七年卒。义康之入，义恭代镇江陵，刘湛出为长史。八年，殷景仁引湛还朝，共参政事。（召为大子詹事。）《湛传》云：“湛与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议征之，甚相感悦。及俱被时遇，猜隙渐生。以仁专管内任，谓为闲己。昔为义康上佐，遂以旧情，委心自结。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倾黜景仁，独当时务。义康屡搆之于大祖。其事不行。”语白：与其媚于奥，宁媚于宠，谓湛是时之结义康，乃欲藉其力以回主眷，其谁信之？《义康传》云：“南阳刘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为义康所知，自司徒右长史擢为左长史。从事中郎王履，（谧之孙。）主簿刘敬文，祭酒孔胤秀，并以倾侧自入。见大祖疾笃，皆谓宜立长君。斌等遂结朋党，伺察省禁。有尽忠奉国，不与己同志者，必搆造愆衅，加以罪黜。每采拾景仁短长，或虚造异同以告湛。”其欲去景仁之故，盖可知矣。九年，景仁迁尚书仆射。湛代为中领军将军。十二年，景仁复迁中书令。湛愈忿怒。景仁乃称疾解职。上使停家养病。湛议遣人若劫盗者于外杀之。上微闻之，迁景仁密迩宫府，故其计不行。十三年，义康杀檀道济。道济自谢晦诛后，仍为江州。《传》云：“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大祖寝疾累年，屡经危殆，义康秉政，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可复制。十二年，上疾笃，会索虏为边寇，召道济入朝。既至，上闲。十三年，春，将遣还镇，已下船矣，会上疾动，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八人并伏诛。又收司空参军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至寻阳收道济子三人及司空参军高进之诛之。彤、进之并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以比张飞、关羽。”案道济本无远志；既与景平之逆，后来虽自湔洗，亦未必能为文帝纯臣；然犹忌而诛之，可见事势之亟矣。十七年，十月，收刘湛付廷尉伏诛。（子黯、亮、俨从诛，弟素徙广州。）又诛刘斌及刘敬文、孔胤秀等。王履废于家。义康改授江州刺史，出镇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征虏司马萧斌，昔为义康所昵，刘斌等害其宠，谗斥之，乃以斌为咨议参军，领豫章大守。事无大小，皆以委之。《景仁传》言：“景仁外疾者五年。虽不见上，而密表去来，日中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问焉。影述周密，莫有窥其际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寝疾既久，左右皆不晓其意。其夜，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景仁。犹称脚疾，小状舆以就坐。诛讨处分，一皆委之。”《湛传》言：是岁湛“所生母亡。时上与义康，形迹皆乖，衅难将结，湛亦知无复全地。及至丁艰，谓所亲曰：今年必败。常日正赖口舌争之，故得推迁耳。今既穷毒，无复此望，祸至其能久乎？（《南史》云：“湛伏甲于室，以待上临吊，谋又泄，竟弗之幸。”案此时似不易行此事，其说恐不足信。）湛生女辄杀之，为士流所怪”，盖亦逆知其将败，不欲其辱为婢妾也。其君臣之藏机于深以相图如此，岂不哀哉？

义康既出，殷景仁代为扬州刺史，月余卒。征义恭为侍中，司徒，录尚书。奉行文书而已。帝乃安之。时帝之所任者，为沈演之、范晔、庾炳之、何尚之等。演之为右卫将军，晔为左卫将军，对掌禁旅，同参机密。炳之为尚书吏部郎。尚之为吏部尚书。演之者，劲曾孙。亦义康寮属。史称其与殷景仁素善，尽心于朝廷。晔，泰少子。尝为义康参军。后为尚书吏部郎，以事为义康所左迁，意好乖离。炳之者，冰之孙。《传》言时“朝士游殷氏者不入刘氏之门，独炳之游二人之间，密尽忠于朝廷。景仁称疾不朝见者历年，大祖常令炳之衔命去来，湛不疑也。”尚之为大祖所知，为侍中。元嘉十三年，义康欲以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而以尚之为之。尚之女适刘湛子黯，而湛与尚之，意好不笃。湛欲领丹阳，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尚之甚不平。盖一时所用，莫非与义康为敌者矣，然难殊未已。

鲁国孔熙先，（鲁国，见第三章第四节。）博学，有纵横才志。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其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臧货得罪下廷尉，义康保持之，故得免。范晔外甥谢综，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父述，亦为义康所遇。综弟约，又为义康女夫。丹阳尹徐湛之，逵之子也。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同子弟。与刘湛等颇相附协。及湛得罪，事连湛之。大祖大怒，将致大辟，以其母故得全。（《湛之传》曰：会稽公主，身居长嫡，为大祖所礼，家事大小，必咨而后行。高祖微时，贫陋过甚。尝自新洲伐获，有纳布衫袄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贵，以此衣付公主，曰：“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及是，湛之忧惧无计，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既见大祖，因号哭下床，不复施臣妾之礼，以锦囊盛纳衣掷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疱便欲害我儿子。”上亦号哭。湛之由此得全。）后复为丹阳尹。熙先倾身事综，以交于晔。《晔传》言：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晔与沈演之并为上所知待，每被见多同。晔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常独被引，晔又以此为怨。综随镇豫章，还申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往好。大将军府史仲承柤，义康旧所信念，屡衔命下都，亦潜结腹心，规有异志。闻熙先有诚，密相结纳。承祖结事湛之，告以密计。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思话，孝懿皇后（武帝继母。）弟子，时为侍中，领大子左卫率。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静尼，亦出入义恭家；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并与熙先往来。使法略罢道。【3】本姓孙，改名景玄。以为臧质宁远参军。质，武敬皇后弟子，尝为义恭抚军参军，时为徐、兖二州刺史。法静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许为内应。豫章胡遵世，为臧质宁远参军，去职还家，与法略甚款，密相酬和。湛之谓晔等：“臧质岁内当还，已报质，悉携门生义故。质与萧思话款密，当使要之。二人并受大将军眷遇，必无异同。思话三州义故，众力亦不减质。郡中文武，及合诸处侦逻，亦当不减千人。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元嘉二十二年，九月，衡阳王义季、南平王铄（文帝子。）出镇。上于武帐冈祖道，（武帐冈，在建康广莫门外。）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而差互不得发。十一月，湛之上表告之。晔及熙先、综、仲承祖、许耀并伏诛。免义康及子女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见第三章第九节。）以沈邵为安成公相，领兵防守。遵世，藩第十四子。藩庶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大祖以藩功臣，不欲显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杀之。二十四年，藩第十六子诞世，第十七子茂世，率群从二百余人，攻破郡县，欲奉义康。直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讨平之。于是徙义康广州，仍以沈邵行广州事。未行，直邵病卒。索虏来寇瓜步，天下骚动，（见第七节。）上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二十八年，正月，遣赐义康死。盖义康之事，推波助澜，前后凡二十余年焉。其中范晔谋乱一节，事极可疑。何者？国家不与姻娶，并非当时士大夫所耻。若耻闺庭为人论议，为乱岂足雪之？晔蒙文帝眷顾，不为不深，即与沈演之厚薄稍殊，亦何至深怨，冒险而行赤族之事？是时之义康，岂易扶翼，况晔意好夙离，迥非刘湛之比邪？王鸣盛言：“熙先说诱蔚宗，（晔字。）蔚宗始则执意不回，终乃默然不答，其不从显然，反谓其谋逆之意遂定；蔚宗言于上，以义康奸衅已彰，将成乱阶，反谓其欲探时旨；此皆求其故而不得，从而为之辞。乃云：武帐冈祖道，蔚宗等期以其日为乱，区区文士，欲作寿寂之、姜产之技俩，是何言与？（案《宋书》记此事，但云差互不得发而已。《南史·晔传》则云：许耀侍上，扣刀以目晔，晔不敢视，俄而坐散，差互不得发。夫当时兵权在耀，耀而欲发，何必请命于晔？此真所谓求其故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也。史事真相不传者，后人往往以意附会，为之弥缝。看似可信，实则愈离其真。《南》、《北史》所采，固有足补正旧史处，然此等处亦不少，不可不分别观之也。）初被收，不肯款服，自辩云：今宗室磐石，蕃岳张峙，设使窃发侥幸，方镇便来讨伐，几何而不诛夷？且臣位任过重，一阶两级，自然必至，如何以灭族易此？又云：久欲上闻，逆谋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迁至今。然则蔚宗特知情不举，乃竟以为首乱之人，何哉？《宋书》全据当时锻炼之辞书之，而犹详载其自辩语，《南史》并此删之，则蔚宗冤竟不白矣。”（《十七史商榷》。）案王氏之言是也。《宋书》言晔不即首款，上复遣问曰：“熙先近在华林门外，宁欲面辩之乎？”晔辞穷，乃曰：“熙先苟诬引臣，臣当如何？”熙先闻晔不服，笑谓殿中将军沈邵之曰：“凡诸处分，苻檄书疏，皆范晔所造及治定，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逃，晔乃具陈本末，曰：“久欲上闻”云云。（见上。）其夜，上使尚书仆射何尚之视之，问曰：“卿事何得至此？”晔曰：“君谓是何？”尚之曰：“卿自应解。”晔曰：“外人传庾尚书（庾炳之。）见憎，计与之无恶。谋逆之事，闻孔熙先说此，轻其小儿，不以经意，今忽受责，方觉为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无冤，弟就死之后，犹望君照此心也。”夫使苻檄书疏，皆出于晔，尚何得喋喋咕咕？观其对何尚之之言，则是逆谋惟闻诸熙先，此外罪状，悉属诬妄矣。王氏谓《宋书》所据，皆当日锻炼之辞，诚不诬也。此狱主谋，实惟熙先，熙先非端人，其必欲诬引晔，或正以其不同而怨之，而陷之邪？此亦不能为作《宋书》者咎。史家行文，不能以己意为事实，亦断不能事事附以己意，加之辨正；据所传旧文书之，而其真伪则待后人自辨，固作史之道应尔；后人误以狱辞为事实，此自后人无识，作史者不任咎也。惟如《南史》之轻于刊落，则实不免粗疏耳。《徐湛之传》言：晔等谋逆，湛之始与之同，后发其事，所陈多不实，为晔等款辞所连，乃诣廷尉归罪，上慰遣令归郡。其后湛之仍见信任。《何尚之传》言：晔任参机密，尚之察其意趣异常，白大祖：“宜出为广州。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以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上曰：“始诛刘湛等，方欲超升后进。晔事迹未彰，使豫相黜斥，万方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观此二事，亦可见晔之罪状，必非真实也。（《何尚之传》语，乃事后附会之辞。尚之或欲出晔，必不能逆亿其有逆谋。苟逆忆其有逆谋，而文帝以如此之辞拒之，尚之又何以自容邪？）然晔虽未与逆谋，谓非知情不举固不可。而当日之知情不举者，又何止晔一人？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义在君主专制之世，固不能谓为非正，而当时之人，乃视犯上作乱，恬不为怪如此，此其君臣相杀之祸，所以史不绝书与？（义康一案，《宋书》所载者，颇多义康一面之辞。如《义康传》云：素无卫学，暗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在安成，读书，见淮南厉王事，废书叹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为宜也。”夫义康之得罪，非以不存形迹也。即以形迹论，义康与文帝，非田舍兄弟也，身居总录，又长吏职，而可诿为不知乎？此意存回护者也。《殷景仁传》言：诛刘湛后，为扬州刺史，拜毕，便觉其情理乖错，月余卒，或云见刘湛为崇，此为湛不平者所造作也。观此等，亦可见当时私党之盛，及其时天泽之分之不严。）

范晔诛后，庾炳之以为何尚之所奏免官。沈演之、何瑀之并卒。文帝所任者，为江湛及徐湛之，（湛，元嘉二十五年为侍中，任以机密。二十七年，转吏部尚书。湛之，范晔之败，出为南兖州刺史。二十六年，复入为丹阳尹。二十七年，索虏至瓜步，湛之领兵置佐，与皇大子分守石头。二十八年，转尚书右仆射，领护军将军。何尚之虽为令，而朝事悉归湛之。）世谓之江、徐。史称炳之内外归附，势倾朝野。领选既不辑众论，又颇通货贿。何尚之密奏其“诸恶纷纭，过于范晔，所少贼一事耳。”又云。“历观古今，未有众过藉藉，受货数百万，更得高官厚禄如今者也。”二十五年，乃免官。而江湛则极清廉。尝为上所召，直浣衣，称疾经日，衣成然后赴。后来元凶之难，亦能守节不移。则文帝所任之人，亦得失互见也。

第二节　拓跋氏坐大上

晋之末叶，北方诸国，相次衰颓，拓跋氏兴于代北，气力较完，诸国遂悉为所并，说已见前。是时拓跋氏初兴，虽有食牛之气，未成封豕之形；且其内衅甚多，可乘之隙实不少。惜乎中国亦多故；且自东渡已来，未尝以恢复为务，在北方之实力大薄，遂无以乘之，而听其坐大也。

拓跋氏之初兴，即有觊觎中原之意，观前所述猗卢、郁律、什翼犍之事可知。道武中兴，所注意者似在魏，其时与西燕且似有成约，说亦见前。天兴元年，（晋安帝隆安二年。）克邺，史称其有定都之意，然卒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口而北。是岁七月，遂定都平城。（时于邺置行台，至天兴四年，即晋隆安五年四月，亦罢之。）盖其力实未足控制中原，故不敢自安也。天兴四年，以长孙肥为兖州刺史，给步骑二万，南徇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略地至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亦不过钞掠而已。其明年，（晋安帝元兴元年。）道武自将破姚兴于乾壁。（见第六章第八节。）又明年，（元兴二年。）桓玄篡晋。《魏书·本纪》言：是岁五月，大简车徒，将略江、淮，平荆、扬之乱。其明年，为天赐元年，（元兴三年。）四月，使公孙表使于江南，以观桓玄之衅，直玄败而还。是秋，江南大乱，流民襁负而奔淮北者，行道相寻。《魏书》之言，固多夸侈，然是时江南有衅，则系实情，而魏迄不能有所举动，固知其力实有限也。

道武末年，似病狂易。史云由寒食散发。盖代北风气，本尚野蛮，道武性又暴戾，更益之以药力，遂至不可收拾矣。其天赐六年，晋义熙五年也，为其子绍所杀。子嗣，戡乱自立，是为大宗明元帝。《魏书·道武纪》云：初帝服寒食散，药数动发，至此逾甚。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寮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帝亦闻之，曰：“朕纵之使然，待过灾年，当更清治之耳。”夫所杀果止朝臣，何至巷里之间，人为希少？说不足信，无俟深辩。《宋书·索虏传》言：先是有神巫，诫开：（《索虏传》：道武名开，字涉珪。）“当有暴祸，惟诛清河，杀万民，乃可以免。”开乃灭清河一郡；（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常手自杀人，欲令其数满万。或乘小辈，手自执剑，击担辇人脑，一人死，一人代。每一日，死者数十。夜恒变易寝处，人莫得知，惟爱妾名万人知其处。万人与开子清河王私通。虑事觉，欲杀开。令万人为内应，夜伺开独处，杀之。开临死，曰：“清河、万人之言，乃汝等也。”敌国传闻，固难尽审，然道武所杀，必不止于朝臣，则可信矣。此皆中国之遗黎，沦没不能自拔者也。哀哉！（道武所杀朝臣，如和跋、奚牧、莫题、庾岳、贺狄干、李栗等，其罪名皆莫须有，传见《魏书》卷二十八。晁崇及其弟懿，见《卫艺传》。）

《魏书·清河王绍传》云：绍凶很险悖，不遵教训。好轻游里巷，劫剥行人，斫射犬豕，以为戏乐。大祖尝怒之，倒县井中，垂死乃出。大宗常以义方责之，遂与不协。恒惧其为变。而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大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暮，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大宗纪》云：初帝母刘贵人赐死，大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大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大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测。不如且出，待怒解而进，不晚也。”帝惧，从之。乃游行，逃于外。《皇后传》云：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大祖末年，后以旧法薨。夫魏自道武以前，安有建储之事？果系故事，道武但云上遵祖制可矣，何必远征汉武？《后传》之说，其为诬罔，不辩自明。综观始末，似大宗先因母咎获谴，而绍又继之也。绍母为献明皇后（道武母。）妹，实道武之从母。贺氏即贺兰氏，在代北故为强部，道武倚以复国，而其后为好不卒，致动干戈，实力服而非心服。是役也，《绍传》言肥如侯贺护，举逢于安阳城北，（汉代郡东安阳县城，在今察哈尔蔚县西北。）故贺兰部人皆往赴之。其余旧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护，《外戚传》作泥，为讷从父弟悦之子。《传》称贺兰部人至大宗即位乃罢，盖几酿成大变矣。大宗闻变乃还。（《绍传》。）惟东宫旧臣王洛儿、车路头从之。《洛儿传》云：大宗昼居山岭，夜还洛儿家。洛儿隣人李道，潜相奉结。绍闻，收道斩之。洛儿犹冒难，往返京都，通问于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绍传》云：大宗潜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众皆响应。至城西，卫士执送绍。于是赐绍母子死。诛帐下阉官、宫人为内应者十数人。其先犯乘舆者，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之。（绍时年十六。）《北史》言昭成帝九子：庶长曰寔君，次曰献明帝，次曰秦王翰，次曰关婆，次曰寿鸠，次曰纥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献明帝似无其人，窟咄尝与道武争国，皆已见前。秦王翰子曰卫王仪，曰阴平熹王烈，曰秦愍王觚。寿鸠子曰常山王遵。纥根子曰陈留桓王虔。虔子曰朱提王悦，陈留景王崇。地干子曰毗陵王顺。力真子曰辽西公意烈。翰早卒。关婆、寿鸠、纥根、地干、力真，皆无事述可见。觚为慕容驎所杀，事亦见前。《遵传》云：好酒色。天赐四年，（晋义熙三年。）坐醉乱，失礼于大原公主，赐死。顺，柏肆之败欲自立，亦已见前。其《传》云：道武好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在坐莫不只肃。惟顺独坐寐，不顾而唾。帝怒，废之。以王薨于家。夫道武岂能知黄、老者？即谓所谓黄、老，乃方士所托，道武好服食，故知其名，亦安能说其义？且方士之为药物者，亦曷尝有义可说？是顺之废，其罪状不可知也。《意烈传》云：先没于慕容垂，道武征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弃妻子，迎于井陉。（见第六章第八节。）及平中原，有战获勋，赐爵辽西公，除广平大守。（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时和跋为邺行台，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属，耻居跋下，遂阴结徒党，将袭邺。发觉，赐死。此时而欲袭邺，云以耻居和跋下，其谁信之？卫王仪，在道武之世，战功最多。又尝使于慕容氏。及道武破燕，将还代都，置中山行台，诏仪守尚书令以镇之。寻征仪，以丞相入辅。《仪传》云：上谷侯岌、张衮，代郡许谦等，有名于时。（上谷、代郡，皆见第三章第八节。）初来入军，闻仪待士，先就仪。仪并礼之，共谈当世之务。谦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宜附其尾。”（平原公，仪初封。）道武以仪器望，待之尤重。数幸其第，如家人礼。仪矜功恃宠，遂与宜都公穆崇伏甲谋乱。祟子逐留，在伏士中。道武召之，将有所使。逐留闻召，恐发，逾墙告状。帝秘而恕之。（《崇传》云：天赐三年薨。先是卫王仪谋逆，崇豫焉，大祖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谥，大祖亲览谥法，至述义不克曰丁，大祖曰：“此当矣。”乃谥曰丁公。案刘显之谋，窟咄之难，大祖皆赖崇以免，可谓心膂之臣，而亦与仪通谋，大祖且不敢举发，仪之声势可知矣。）天赐六年，天文多变。占者云：“当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恶之。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仪内不自安，单骑遁走。帝使人追执之，遂赐死。观下文所引《陈留景王崇传》，仪之死，恐亦未必如史之所云也。《悦传》云：悦袭封后为宗师。悦恃宠骄矜，每谓所亲王洛生之徒曰：“一旦宫车晏驾，吾止避卫公，除此谁在吾前？”初姚兴之赎耿伯支，悦送之，路由雁门，（见第二章第二节。）悦因背诱奸豪，以取其意。后遇事谴逃亡，投雁门，规收豪杰，欲为不轨。为土人执送。帝恕而不罪。明元即位，引悦入侍。仍怀奸计。说帝云：“京师杂人，不可保信，宜诛其非类者。”又云：“雁门人多诈，并可诛之。”欲以雪其私忿。帝不从。悦内自疑惧。怀刃入侍，谋为大逆。叔孙俊疑之。窃视其怀，有刃。执而赐死。案《安同传》云：大宗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技巧，众皆响应奉迎。所谓百工技巧，疑即天兴元年所徙，此亦当在京师杂人之列。是时贺兰部屯聚安阳，诸部亦往往相聚，盖皆内怀疑贰，大宗不获用代北诸部，乃藉新徙之汉人，以倾清河也。《烈传》云：元绍之逆，百僚莫敢有声，惟烈行出外，诈附绍，募执明元。绍信之。自延秋门出，遂迎立明元。《祟传》云：卫王死后，道武欲敦宗亲之义，诏引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余人，咸谓与卫王相坐，疑惧，皆出逃遁，将奔蠕蠕。（素，遵子。）惟祟独至。道武见之，甚悦。厚加礼赐。遂宠敬之。素等于是亦安。然则当时宗室之中，不怀疑叛者，惟烈、崇二人而已，犹未知其果出本心，抑事势邂逅，不得不然也。拓跋氏亦危矣哉！清河之变，盖不减六修之难。然六修之难，卫雄、箕澹，能率晋人南归，而清河之变，播迁之百工技巧，只为明元之奉，则以六修难时，刘琨在北，声势相接，清河变时则不然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武之善经也，亦必我有以兼之、攻之、取之、侮之而后可。不然，纵机会日至，亦何益哉？

明元雄略，迥非道武之伦，故宋武戡定关中，审慎迟回，卒不敢救。然明元亦非忘情猾夏者，故宋武一死，而兵衅遂启，其事别见第四节。明元旋死，子焘立，是为魏世祖大武皇帝，而其猾夏弥甚矣。《魏书·明元纪》：泰常七年，（宋武帝永初三年。）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几。五月，诏皇大子临朝听政。（当时实未立大武为大子，疑当作皇长子。）是月，泰平王摄政。八年，（宋少帝景平元年。）十有一月，帝崩于西宫。（大武监国后，明元避居之处，见下。时年三十二。）《世祖纪》云：大宗明元皇帝之长子也。母曰杜贵嫔。《皇后传》云：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邺人，阳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选入大子宫。有宠。生世祖。及大宗即位，拜贵嫔。泰常五年，（永初元年。）薨。世祖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大宗命为世祖保母。性慈仁，勤抚导。世祖感其恩训，奉养不异所生。及即位，尊为保大后。后尊为皇大后。《齐书·魏虏传》云：佛狸母是汉人，为木末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大后。自此已来，大子立，辄杀其母。《宋书·索虏传》云：焘年十五六，不为嗣所知，遇之如仆隶。嗣初立慕容氏女为后，又娶姚兴女，并无子，故焘得立。《魏书·外戚传》：杜超，泰常中为相州别驾，（魏于邺置相州。）奉使京师。时以法禁，不得与后通问。始光中，（宋文帝元嘉元年至四年。）世祖思念舅氏，以超为阳平公，尚南安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以法禁不得通问，乃讳饰之辞。焘母在魏宫，盖并无位号，后又因事为明元所杀。焘非藉窦氏保全之力，则得其长育之功，故感之甚深也。然其获建为继嗣，则又深得崔浩之力。【4】《浩传》云：大宗恒有微疾，怪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密问于浩曰：“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浩曰：“自圣化隆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几，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叡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大宗纳之。于是使浩奉策告宗庙，命世祖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大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百官总己以听焉。大宗避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大悦。谓左右侍臣曰：“以此六人辅相，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于天下矣。”会闻宋武之丧，遂欲取洛阳、虎牢、滑台。浩谏，不听。后卒自将南下。（见第四节。）世岂有不堪听政，而可以即戎者？然则谓明元传国，由于疾作，又魏史讳饰之辞也。（其后献文传位孝文，亦自将出击柔然，然则以一人主国政，一人事征伐，盖拓跋氏之成法。【5】《序纪》言禄官、猗、猗卢三人，同时并立，禄官坐守，而猗、猗卢，并出经略，亦其类也。）明元时，道武诸子，多先后殂谢，（道武十男：明元、清河而外，曰浑，曰聪，皆早死，未封。曰河间王修，曰长乐王处文，皆死于泰常元年，即晋义熙十二年；曰阳平王熙，死于泰常六年；曰河间王曜，死于泰常七年，即宋永初二年，三年；皆在大武监国之前。惟广平王连，至大武始光元年，即宋元嘉元年；京兆王黎，至大武神元年，即宋元嘉五年乃死。）而与大武并生者六人：曰乐平戾王丕，（母大慕容夫人。）曰安定殇王弥，（母氏阙。）曰乐安宣王范，（母慕容夫人。）曰永昌庄王健，（母尹夫人。）曰建宁王崇，曰新兴王俊。（母氏并阙。）《刘洁传》云：世祖监国，洁与古弼等选侍东宫，对综机要，（洁典东部事，弼典西部。）敷奏百揆。世祖即位，委以大任。超迁尚书令。鹿浑谷之役，（见下节。）洁私谓亲人曰：“若军出无功，车驾不返者，吾当立乐平王。”洁又使右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名姓否？”对曰：“有姓而无名。”穷治款引。搜嵩家，果得谶书。洁与南康公狄邻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丕传》云：坐刘洁事以忧薨。子拔袭爵，后坐事赐死，国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论》，曰：“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余丈。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问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后事发，遂忧死，而道秀弃市。”《范传》云：刘洁之谋，范闻而不告。事发，因疾暴薨。健子仁，与濮阳王阊若文谋为不轨。发觉，赐死。崇子丽，文成时封济南王。后与京兆王杜文宝谋逆，父子并赐死。俊坐法削爵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而己被贬削，恒致怨望。渐有悖心。事发，赐死。然则大武兄弟六人，始终无异意者，安定殇王一人而已，得毋以其殇故邪？乐平王之觊觎，早在明元之末，则明元之使大武监国，必非由于疾病。六人之母，未必无贵于大武者，大武之得立，盖实以其长，崔浩盖以是动明元也。（《北史·长孙嵩传》云：明元寝疾，问后事于嵩。嵩曰：“立长则顺，以德则人服。今皇长子贤而世嫡，天所命也，请立。”乃定策，诏大武临朝监国。）浩实乃心华夏者，（见第六节。）岂以大武母为汉人而辅立之与？【6】然大武乃纯以鲜卑人自居。（大武与宋文帝书曰：“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见《宋书·索虏传》。）《魏书·本纪》言其“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无兼采。每以财者军国之本，无所轻费。赏赐皆是死事勋戚之家，亲戚爱宠，未尝横有所及”。岂以其少见遇如仆隶，故习于俭素与？又云：“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命将出师，指授节度，从命者无不制胜，违爽者率多败失。性又知人，拔士于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长，不论本末。”言虽溢美，然《宋书·索虏传》亦言其“壮健有筋力，勇于战斗，攻城临敌，皆亲贯甲胄”，则其长于用兵，自非虚言。于是南吞僭伪诸国，北攘柔然、高车，而祸之中于中国者亦弥深矣。

［北朝］猎兽砖画

第三节　拓跋氏坐大下

从来北狄之盛强，率以其裹胁之众，前已言之。拓跋氏此等经略，始于道武而盛于大武，实其盛强之大原因也。今略述其事如下：

漠南北之地，秦、汉之世，为匈奴所居；后汉匈奴西徙，则鲜卑继其后，其事已详《秦汉史》。晋世鲜卑侵入中国，踵其后者，实惟铁勒。铁勒之地，自天山之北，越两海而接拂菻，其蔓衍盖甚广。其最近中国者，则高车也。《北史》云：高车，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7】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案此即回纥之异译。）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后文云：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我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闲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年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铁勒与突厥同族，此观突厥神话亦托于狼可知。高车一枝，则铁勒之最东而与匈奴混者，故其语同，而其神话亦与匈奴相涉也。《北史》又云：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于寇难，翕然相依。斗无行陈，头别冲突。乍出乍入，不能坚战。盖其部族未能统一，亦无法制，故不能为患。然有能抚而有之者，则其众固足用矣。其地在鹿浑海西北百余里。鹿浑海，盖今蒙古三音诺颜汗部之桑金达赖泊也。（在右翼右末旗之西。）

铁勒部落近于魏者，尚有吐突隣、解如、纥突隣、纥奚、侯吕隣、薛干、（即赫连勃勃所奔。）黜弗、素古延、越勤倍泥等。道武时多为魏所破。时又讨库莫奚、袁纥、（即上高车六种之一。）叱奴、豆陈等部，破之。其事在登国三年至八年间，（晋孝武帝大元十三至十八年。）皆见《魏书·大祖纪》及《高车传》：此实魏之所以骤强。然亦有始终不服者，则柔然是也。《北史·蠕蠕传》云：姓郁久闾氏。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肩，亡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闲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此盖魏人造作之说，以奴虏诬柔然之先。）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纯突隣部。（当系纥突隣之误。）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后大武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案蠕蠕与柔然，实即一音之异译。（故《宋书》作芮芮。）此非更其名，乃易其字耳。清人每诋语汉人好以丑恶字样译外族人名，乃举旧史译名，妄加更改，并滥及地名及他译名。观魏大武此举，则知此等褊见，实仍出自塞外小部族人，中原无是也。《蠕蠕传》又云：车鹿会既为部帅，岁贡马畜、貂豽皮。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车鹿会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为二：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东边，次子缊纥提，别居西边。及昭成崩，缊纥提附卫辰而贰于魏。登国中讨之。蠕蠕遁走。长孙肥追之，至涿邪山。（《汉书·匈奴传》：汉使因杅将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邪山，亡所得，其地当在河套西北。）匹候跋请降。获缊纥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诰归之、社仑、斛律等。缢纥提西遁，将归卫辰。道武追之。至跋那山，（据下文在上郡。）缊纥提复降。九年，（晋大元十九年。）曷多汗与社仑率部众弃其父西走。长孙肥追之。至上郡跋那山，斩曷多汗。社仑奔匹候跋。匹候跋处之南鄙，令其子四人监之。社仑执四子而叛。袭执匹候跋。匹候跋诸子收余众，亡依高车斛律部。社仑欲聚而歼之，释匹候跋。匹候跋归其诸子。社仑密举兵袭杀匹候跋。匹候跋子十五人，归于道武。社仑掠五原以西诸部，（五原，见第三章第八节。）北度大漠。侵高车，深入其地。势益振。北徙弱洛水。（即《勿吉传》之如洛瓌水。其下文又作洛孤水。今之西辽河也。）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挞。无文记，将帅以羊矢粗计兵数。后颇知刻木为记。其西北有匈奴余种，国尤富强。部帅曰拔也稽，举兵击社仑。社仑逆战于頞根河，（今鄂尔坤河。）大破之。后尽为社仑所并，号为强盛。随水草畜牧。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敦煌、张掖之北。（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张掖，见第六章第二节。）小国皆苦其寇钞，羁縻附之。于是自号豆代可汗。豆代，犹魏言驾驭开张也。道武谓尚书崔宏曰：“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嚣。每来钞掠，驾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有教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今社仑学中国，立法，置战陈，卒成边害。道家言圣人生，大盗起，信矣。”案弱洛水距敦煌、张掖甚远，社仑之北徙弱洛水，与其立庭于敦煌、张掖之北，盖非一时事。观《北史》所述疆域四至，实已尽据漠北，跨及西域。盖时北方更无强部，故其开拓之易如此。【8】西域诸国，文化较高，柔然之能立法整军，实由于此，非必学自中国也。然非吞并高车诸部，其众骤增，亦断不能及此。故柔然与魏为敌，不翄高车与魏为敌，实突厥兴起之先声也。

天兴五年，（晋元兴元年。）社仑闻道武征姚兴，遂犯塞。入自参合陂，（见第三章第八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胡三省云：豺山，在善无。案善无，见第三章第八节。）时遣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不及。天赐三年，（晋义熙二年。）夏，社仑寇边。永兴元年，（义熙五年。）冬，又犯塞。二年，（义熙六年。）明元讨之。社仑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众。部落立社仑弟斛律，号蔼苦盖可汗。魏言姿质美好也。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边安静。神瑞元年，与冯跋和亲。跋聘斛律女为妻。斛律长兄子步鹿真，大臣树黎共谋，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庐后伺其出执之，与女俱嫔于和龙。步鹿真立。委政树黎。初高车叱洛侯，叛其渠帅，导社仑破诸部。社仑德之，以为大人。步鹿真与社仑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举社仑季父仆浑之子大檀为主。”步鹿真闻之，归发八千骑，往围叱洛侯。叱洛侯焚其珍宝，自刎死。（多珍宝，亦见其与西域交通之密。）步洛真遂掩大檀。大檀发军执步鹿真及社拔，绞杀之。大檀先统别部，镇于西界，能得众心，国人推戴之。号牟汗曷升盖可汗。魏言制胜也。大檀率众南徙犯塞。明元亲讨之。大檀遁走。遣奚斤追之。遇寒雪，士众冻死及堕指者十二三。魏史讳饰之辞最多，如此等处，皆可知其实败绩也。明元崩，大武即位，大檀闻而大喜。始光元年，（宋元嘉元年。）秋，乃寇云中。（见第三章第八节。）大武亲讨之。大檀围大武五十余重，骑逼马首，相次如堵焉。二年，（宋元嘉二年，）大武大举。东西五道并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赍十五日粮，绝漠讨之。大檀部落骇惊，北走。神二年，（宋元嘉六年。）五月，大武又分两道袭之。大檀焚烧庐舍，绝边西走，莫知所至。于是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野布，无人收视。大武缘栗水西行，（栗水，今翁金河。）过汉将窦宪故垒。六月，次菟园水。（今三音诺颜部之拜达里克河。）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至张掖水，北度燕然山。（即实宪故垒所在也。）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者，三十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八月，大武闻东部高车屯己尼陂，（《乌洛侯传》云：其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所谓北海也。北海，即今贝加尔湖。己尼陂，当在今三音诺颜部，当入贝加尔湖诸水之源。）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遣左仆射安原等往讨之。高车诸部，望军降者数十万。大檀部落衰弱，因发疾而死。子吴提立。号敕连可汗。魏言神圣也。四年，（宋元嘉八年。）遣使朝献。延和三年，（元嘉十一年。）二月，以吴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者纳吴提妹为夫人。又进为左昭仪。大延二年，（元嘉十三年。）绝和犯塞。四年，（元嘉十五年。）又分三道征之。不见蠕蠕而还。时漠北大旱，无水草，军马多死。五年，（元嘉十六年。）大武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寿（崇孙。）辅景穆居守。长乐王嵇敬、建宁王崇二万人镇漠南，以备蠕蠕。吴提果犯塞。寿素不设备。贼至七介山，（见第六章第七节。）京邑大骇，争奔中城。司空长孙道生拒之吐颓山。（未详。）吴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归与北镇诸军相守。（胡三省曰：北镇即魏六镇，以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镇。或曰：即怀朔镇。案怀朔镇见第一章。）敬、祟等破之阴山之北，获乞列归。吴提闻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还。《穆寿传》云：舆驾行次云中，将济河，宴诸将。世祖别御静室，召寿及司徒崔浩，尚书李顺。世祖谓寿曰：“蠕蠕吴提，与牧犍连和，今闻朕征凉州，必来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为易。朕故留壮兵肥马，使卿辅佐大子。收田既讫，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虏至。引使深入，然后击之，擒之必矣。凉州路远，朕不得救卿。若违朕指授，为虏侵害，朕还斩卿。崔浩、李顺为证，非虚言也。”寿顿首受诏。寿信卜筮之言，谓贼不来，竟不设备。（《公孙表传》：表子质，初为中书学生，稍迁博士。寿雅信任，以为谋主。质信好卜筮，筮者咸云寇必不来，故不设备。由质几至败国。）而吴提果至，侵及善无，京师大骇。寿不知所为，欲筑西郭门，请恭宗避保南山。惠大后不听，乃止。（保大后谥惠。）遣司空长孙道生等击走之。世祖还，以无大损伤，故不追咎。夫以世祖之酷，寿果违命，安不致诛？《寿传》之不足信，不待言也。乞列归之见获也，叹曰：“沮渠陷我”；而《牧犍传》亦言：牧犍闻蠕蠕内侵，幸车驾返旆，遂婴城自守；则吴提是役，确为救沮渠氏而来，可见其与西方关系之密。是役也，寇入颇深，魏史习于讳饰，乃造作引使深入之言，聊以解嘲耳。然亦可见吴提兵锋之锐矣。真君四年，（元嘉二十年。）大武又分军四道：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各统十二将出东道。乐平王督十五将出西道。车驾出中道。中山王辰领十五将，为中军后继。车驾至鹿浑谷，（胡三省曰：即鹿浑海之谷，本高车袁纥部所居。其地在平城西北，其东即弱洛水。）与贼相遇。吴提遁走。追至頞根河，破之。车驾至石水而还。（石水，今色楞格河。）《恭宗纪》云：真君四年，从世祖讨蠕蠕。至鹿浑谷，与贼相遇。虏皇怖，部落扰乱。恭宗言于世祖曰：“今大军卒至，宜速进击，掩其不备，破之必矣。”尚书令刘洁固谏，以为“尘盛贼多，出至平地，恐为所围，须军大集，然后击之可也。”恭宗谓洁曰：“此尘之盛，由贼恇扰，军人乱故。何有营上，而有此尘？”世祖疑之，遂不急击。蠕蠕远遁。既而获虏候骑，世祖问之，对曰：“蠕蠕不觉官军卒至，上下皇惧，引众北走。经六七日，知无追者，始乃徐行。”世祖深恨之。《洁传》云：时议伐蠕蠕，洁意不欲，群臣皆从其议。世祖决行，乃问于崔浩。浩固言可伐。世祖从浩议。既出，与诸将期会鹿浑谷。而洁恨其计不用，欲沮诸将，乃矫诏更期，故诸将不至。时虏众大乱，恭宗欲击之，洁执不可。停鹿浑谷六日，诸将犹不进。贼已远遁。追至石水，不及而还。师次漠中，粮尽，士卒多死。洁阴使人惊军，劝世祖弃军轻还。世祖不从。洁以军行无功，奏归罪于崔浩。世祖曰：“诸将后期，及贼不击，罪在诸将，岂在于浩？”浩又言洁矫诏，事遂发。舆驾至五原，收洁幽之。《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年，焘伐芮芮，大败而还，死者十六七。不听死家发哀，犯者诛之。《魏书·世祖纪》：真君五年，（元嘉二十一年。）二月，辛未，中山王辰等八将，以北伐后期，斩于都南。综观诸文，大武是役，实以轻出致败，被围谷中者六日。当时盖几至不免，故刘洁有欲立乐平王之议也。（见上节。）亦足见其丧败之甚矣。真君五年，大武复幸漠南，欲袭吴提。吴提远遁，乃止。吴提死，子吐贺真立。号处可汗，魏言唯也。十年，（元嘉二十六年。）正月，大武北伐。吐贺真远遁。九月，又北伐。高昌王那出东道，略阳王羯儿出中道，与诸军期会于地弗池。（未详。）吐贺真悉国精锐，军资甚盛，围那数十重。那掘长围坚守。相持数日。吐贺真数挑战，辄不利。以那众少而固，疑大军将至，解围夜遁。那引军追之，九日九夜。吐贺真益惧，弃辎重逾穹隆岭远遁。（穹隆岭，未详。）那收其辎重，引军还，与大武会于广泽。（未详。）羯儿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自是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大安四年，（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大武北征。骑十万，车十五万两，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贺真远遁。刊石纪功而还。大武征伐之后，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魏初与柔然之交涉，至此为一结束。魏史善讳饰，观上文所考辨可知。魏攻柔然，实始终未获大捷，然其时魏人兵力颇盛，屡次大举，柔然避之，渐趋西北，自系实情。【9】北边抒，而魏益得专力于南矣。

魏之经略高车，亦始道武之世。《北史·高车传》云：部落强大。常与蠕蠕为敌，亦每侵盗于魏。魏道武袭之，大破其诸部。后复渡弱洛水西行。至鹿浑海，简轻骑西北袭破之。虏获生口，牛、马、羊二十余万。分命诸将，为东西二道；亲勒军从中道；自驳髯水西北徇，（驳髯水，在今绥远陶林县西北。）略其部。诸军同时云合，破其杂种三十余落。卫王仪别督诸将，从西北绝漠千余里，复破其遗迸七部。道武自牛川南引，（牛川，见第六章第七节。）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徒遮列，周七百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以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苞白登之西山。（白登，山名，在今山西大同县东。）寻而侄利曷莫弗敕力健，率其众九百余落；后马车解批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三十余落内附。己尼陂之役，《传》称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六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牧畜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文成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会。高车诸部，是时尚未能自立共主，魏人柔服之，既可增益众力，又于富厚有裨，实于魏之盛强，更有关系也。

第四节　宋初与魏兵衅

宋武帝之伐姚秦，魏明元虽以屈于兵力，未能救，然其心实未尝一日而忘南牧，故武帝甫崩，而兵衅即起。《宋书·索虏传》云：高祖西伐长安，嗣先取姚兴女，乃遣十万骑屯结河北以救之，大为高祖所破。于是遣使求和。自是使命岁通。高祖遣殿中将军沈范、索季孙报使。反命，已至河，未济，嗣闻高祖崩问，追范等，绝和亲。大祖即位，方遣范等归。《魏书·崔浩传》言：明元使大武监国后，闻宋武崩，欲取洛阳、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时为司州治。滑台。见第六章第五节。时为兖州治。）浩曰：“陛下不以刘裕歘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丧伐之，虽得之不令。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若此，则化被荆、扬，南金、象齿、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大宗锐意南伐，诘浩曰：“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裕死，我伐之，何为不可？”浩固执曰：“兴死，二子交争，裕乃伐之。”大宗大怒，不从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观此，可知其处心积虑，欲图河南矣。

南伐既决，议于监国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奚斤曰：“请先攻城。”浩曰：“南人长于守城，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孙表请先图其城。《表传》云：大宗以为掠地至淮，滑台等三城，自然面缚。表固执宜先攻城。大宗从之。观宋、魏后来兵事，浩议似是，然是时宋兵力尚强，魏兵力亦有限，既以徐严而来，我怠彼锐为惧，即略地至淮，又安能守？况未必能略地至淮邪？是时用兵，必争河南数重镇，其势然也。（观明元自将南下，仍力攻滑台、虎牢可知。）往史所载名臣言论，颇多事后附会之谈。《浩传》所载浩先略地之议，盖鉴于瓜步之役，佛狸横肆杀掠，六州荒残，河南遂不可守，乃为是言，实则明元时所谓略地，不过如道武时长孙肥之所为，师速而捷，安足以决胜负？浩盖不欲虏之得志也，亦可见其乃心华夏矣。

魏南伐之将，为奚斤、周几、公孙表。永初三年，（魏泰常七年。）十月，斤等济河。攻滑台，不拔。求济师。明元遂自将南下。十一月，魏安颉等陷滑台。奚斤留公孙表守辎重，自率轻兵，徇下兖、豫。遂围虎牢。司州刺史毛德祖欲击之，虏退还滑台。十二月，明元至冀州。遣叔孙建等徇青、兖。兖州刺史徐琰奔彭城。建围青州刺史竺夔及济南大守垣苗于东阳。（青州本治广固，武帝平南燕，夷其城，迁治东阳，在今山东益都县东。）奚斤、公孙表复向虎牢。景平元年，（魏泰常八年。）正月，魏将于栗磾破金塘，（见第三章第二节。）河南大守王涓之弃城走。斤等遂进围虎牢。明元帝自率大众至邺，分兵击青州，又遣兵益虎牢之围。宋豫州刺史刘粹，（时治县瓠，见第五章第六节。）遣步骑五百据项，（见第三章第三节。）兖州刺史郑顺之戍湖陆；（见第五章第六节。）兵力皆薄。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徐州刺史王仲德率水军北救。至彭城，以青、司并急，而所领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先救青州。四月，虏闻道济将至，焚攻具走。时东阳被攻日久，城转毁坏，战士多死伤，旦暮且陷，虽以救至获免，然其城遂不可守，竺夔乃移镇不其。（汉县，在今山东即墨县西南。）虏军径趋滑台。道济、仲德步兵乏粮，追之不及，停于湖陆。明元帝率大众至虎牢。自督攻城，不能下。留三千人益奚斤，自向洛阳。遂渡河北归。滑台兵亦就奚斤，共攻虎牢。毛德祖劲兵战死殆尽。昼夜相拒，将士眼皆生疮。德祖恩德素结，众无离心。公孙表旋见杀。《宋书·索虏传》云：表有权略，德祖以闲杀之。《魏书·表传》则云：表以攻虎牢士卒多伤死获罪。二说自当以《魏书》为确，亦可见德祖拒守之功矣。然孤城无援，至闰四月，卒陷。德祖后殁于虏中。德祖初从武帝北伐，为王镇恶司马，为前锋。史云：镇恶克立大功，盖德祖之力，实良将也，以无援弃之，亦可惜矣。魏既陷虎牢，使周几镇枋头而北归。（枋头，见第四章第二节。）奚斤之围虎牢也，尝南下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颍川大守李元德败走。虏用庾龙为大守。刘粹遣兵袭斩之。至是，元德复戍许昌。仍除荥阳大守，督二郡军事。（谓荥阳、颍川二郡。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颍川，见第三章第三节。）十一月，周几遣军，并招集亡命攻许昌。元德奔项。虏又破汝阳、（汉县，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北。）邵陵，（汉县，见第三章第九节。）毁钟离而还。（钟离，汉县，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宋是时盖内衅正结，莫或以北方为意，故魏得以乘其隙也。自武帝灭南燕以来，江东之声势，未尝不震动北方，至此，虏始有以窥中国之浅深矣。

宋文帝与魏大武，同年建元。（元嘉、始光。）宋方尽力于景平逆党，魏亦北伐柔然，西攻赫连，故其初年，疆埸无事。至元嘉七年，（魏神三年。）文帝乃欲大举以复河南。是岁，三月，诏到彦之统徐州刺史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段宏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劲勇一万，与相犄角。长沙王义欣（武帝仲弟长沙景王道怜之子。）出镇彭城，监诸军事。文帝先遣殿中将军田奇告魏：“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大武大怒，谓奇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必进军，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彦之进军，虏悉敛河南戍归北。彦之留朱修之（序孙。）守滑台，尹冲守虎牢，杜骥守金墉，而自还东平。（汉国，治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县东。晋治须昌，在今东平县西北。）十一月，虏将叔孙建、长孙道生济河。彦之将回师，垣护之以书谏，（护之时以殿中将军随彦之北伐。）谓宜使竺灵秀进滑台，助修之固守，而大军进拟河北。彦之不听，自历城焚舟，弃甲，南走彭城。（历城，汉县，今山东历城县。时为兖州治。）竺灵秀亦弃须昌奔湖陆。于是洛阳、金塘、虎牢，并为魏将安颉及司马楚之所陷。杜骥奔走。尹冲众溃而死。颉与楚之遂攻滑台。宋遣檀道济往援。叔孙建、长孙道生拒之。道济兵寡，不得进。八年，（魏神四年。）二月，滑台陷。修之没虏。道济仅于历城全军而还。初遣彦之，资实甚盛，及还，凡百荡尽，府藏为空。下狱免。竺灵秀以弃军伏诛。

宋师出虽无功，然魏人是时，亦未能经营河南，徒藉数降人以守之而已。诸降人中，丧心病狂，甘心为虎作伥者，为司马楚之及刁雍。楚之，当司马休之之败，亡命汝、颍之间。后复收众据长社。（见第七章第六节。）奚斤略地河南，楚之请降。魏假以剕州刺史。大武初，征入朝。南藩诸将，表宋欲为寇，使楚之屯颍川以距之。元嘉七年，到彦之溯河而西，楚之列守南岸，至于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遂以其众从安颉。既破滑台，上疏请扫除南中，平一区宇。大武以兵久劳，不许。刁雍，《魏书·传》云：兄逵，以刘裕负社钱，执而征焉。及裕诛桓玄，先诛刁氏。雍为畅故吏所匿，奔姚兴。泓灭，与司马休之等归魏。求于南境自效。大宗许之。遂于河、济之间，招集流散，扰动徐、兖。泰常八年，大宗南幸邺，给五万骑，使别立军。遣助叔孙建攻东阳。雍招集谯、梁、彭、沛民五千余家，谯，（见第三章第三节。梁，见第二章第三节。彭即彭城，沛，见第三章第一节。）置二十七营。迁镇济阴。（汉梁国，后改为济阴郡，晋曰济阳，见第六章第五节。）延和二年，（宋元嘉十年。）立徐州于外黄，（见第五章第六节。）置谯、梁、彭、沛四郡、九县，以雍为刺史。在镇七年，至大延四年，（宋元嘉十五年。）乃征还京师。真君十年，（宋元嘉二十六年。）复授徐、豫二州刺史。历五年乃去。时又有王慧龙者，其《传》云：自云愉之孙。刘裕微时，愉不为礼。及得志，愉合家见诛。慧龙年十四，为沙门僧彬所匿。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时刺史魏咏之卒，辟疆与江陵令罗修等谋举兵，推慧龙为盟主，袭州城。刘裕遣其弟道规为刜州，众遂不果。罗修将慧龙又与僧彬北诣鲁宗之。宗之资给，自虎牢奔姚兴。姚泓灭归国。鲁轨云：慧龙是王愉家竖，僧彬所通生也。崔浩弟恬，以女妻之。大宗以为洛城镇将，配兵三千人，镇金墉。十余日，大宗崩，世祖即位，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遂停前授。久之，抗表愿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谢晦起兵，引为援。慧龙进围项城。晦败，乃班师。王玄谟寇滑台，与安颉等同讨之。拜荥阳大守。在位十年。真君元年，（宋元嘉十七年。）拜虎牢镇都副将。未至镇卒。寇赞者，姚泓灭，秦、雍人千余家推为主，归魏。拜河南郡大守。其后秦、雍人来奔河南、荥阳、河内者，户至万数。（河南、河内，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拜赞南雍州刺史，于洛阳立雍之郡县以抚之。在州十七年。案慧龙为崔浩所拥右。史言其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见意。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疏食，不参吉事。时制南人归国者，皆葬桑乾，而慧龙临殁，乞葬河内。虽重私仇，似非全不知夷夏之辨者。寇赞者，谦之之兄。观第六节所述，崔浩及谦之，皆有心于覆虏，则慧龙及赞，亦未必能为虏效死也。此外如司马天助、（自云元显之子，魏尝以为青、徐，又以为青、兖二州刺史。）司马灵寿等，（灵寿叔璠子，亦尝从安颉。）则更微末不足道矣。此等人即不论其立心如何，其力亦不足用。故魏人是时，亦不能守河南，宋师至，即不得不敛戍以避。而惜乎宋之兵力，未能一举而大创之，使其马首不敢复南乡也。

第五节　义民抗魏上

自永嘉丧乱，至于晋末，中原沦陷，已逾百年。是时民族意识，尚未光昌，史家仅录官书，或载士大夫言行、家世；又好文饰，往往以辞害意，失事实之真；以致异族野蛮横暴，及我民族吞声饮泣，冒死反抗之迹，可考者甚希。然谓我人民遂甘心屈服于异族，则决无此理。当时坞堡之主，山泽之雄，切齿腐心，誓非种，而名湮没而不彰者，盖不知凡几矣！魏起北方，本极残虐；（拓跋氏在塞外时，即极残虐，观第四章第二节所述穆帝之事，可见一斑。其入中原，残虐尤甚。《魏书·王建传》云：从破慕容宝于参合陂。大祖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乃召群臣议之。建曰：“不如杀之。”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及围中山，慕容宝走和龙，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驎为主。大祖悉众攻之，连日不拔。使人登巢车临城招之。其众皆曰：“群小无知，但恐复为参合之众，故求全日月之命耳。”大祖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此乃归过于下之辞，观大祖“何恤无民”之言，其待俘虏，尚安有恩德之可言邪？知其虐杀之事，为史所不载者必多矣。）既入中原，不知吏治，守宰无禄，贪残弥甚；故抗之者尤多。【10】（魏守宰贪残之甚，观其《本纪》所载整顿吏治之事之频繁，即可见之。魏人非知吏治者，政令之峻切，不足见其恤民之心，只足见其官方之坏耳。道武都平城之岁，即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如法者，亲览察黜陟之，此犹可诿曰：戡定之初也。明元帝神瑞元年，十一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臧，守宰不如法者，听百姓诣阙告之，可见贪取及违法者之多。二年，三月，诏以刺史守宰，率多逋惰，今年赀调县违者，谪出家财以充，不听征发于民，又可见其下既病民，上又病国也。大武帝始光四年，十二月，行幸中山，守宰以贪污免者十数人。神元年，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大延三年，五月，诏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之不如法者。真君四年，六月，诏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牧守不得妄有征发。可见至大武之世，吏治亦迄未尝善也。）道武甫破后燕，叛者即群起。（道武平邺北还，至恒山之阳，博陵、渤海、章武，即群盗并起。其年，九月，乌丸张骧子超，又收合亡命，聚党二千余家，据南皮。此等虽旋即破灭，然继起者仍不绝。最大者，如河西之山胡白龙，自延和三年至大延三年，即自宋元嘉十一年至十四年乃灭。渤海，汉郡，治浮阳，今河北沧县。后汉移治南皮，今河北南皮县。章武，晋国，今河北大城县。）明元时，亦所在屯聚，用崔宏言大赦，乃获暂安。（见《宏传》。）魏人是时，盖如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矣。而大武时盖吴举义，声势尤大。

麦积山佛雕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市天水县城东南约30公里的山中，石窟和佛寺始建于后秦，西魏文帝时再修崖阁，重修寺宇。

《魏书·本纪》：大平真君六年，（宋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卢水胡，见第二章第二节。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十月，长安镇副将元纥讨之，为吴所杀。吴党遂盛。民皆渡渭奔南山。（渭水南岸之山。）于是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高平，后魏郡，今甘肃固原县。）诏将军叔孙拔乘传领摄并、秦、雍，兵屯渭北。十一月，吴遣其部落帅白广平西略。新平、安定诸夷酋，皆聚众应之。（新平、安定，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杀汧城守将。（汧县，见第五章第一节。）吴遂进军李闰堡，（见第六章第八节。）分兵略临晋已东。（临晋，见第三章第七节。）将军章直与战，大败之。兵溺死于河者，三万余人。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将军叔孙枝与战于渭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驱三千余人入汾曲。西通盖吴，受其位号。秦州刺史周鹿观讨之，不克而还。（魏秦州治上封，即上邽县之更名也。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诏殿中尚书元处真，尚书慕容嵩二万骑讨薛永宗，殿中尚书乙拔率五将三万骑讨盖吴，寇提三将一万骑讨白广平。盖吴自号天台王，（《宋书·索虏传》：吴于杏城天台，举兵反虏。）署百官。车驾西征。七年，（宋元嘉二十三年。）正月，次东雍州。（魏神中置，治正平，今山西新绛县。孝昌后治郑，今陕西华县。）围薛永宗营垒。永宗出战，大败。六军乘之，永宗众溃。永宗男女无少长赴汾水死。车驾南幸汾阴，临戏水。（在陕西临潼县东。）盖吴退走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二月，幸盩厔，（汉县，在今陕西盩厔县东。）诛叛民耿青、孙温二垒与盖吴通谋者。军次陈仓，（见第三章第三节。）诛散关氐害守将者。（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县西南。）诸军乙拔等大破盖吴于杏城，吴弃马遁走。三月，车驾旋轸。幸洛水，分军诛李闰叛羌。是月，金城边冏、天水梁会反，（金城，天水，皆见第二章第二节。）据上邽东城。秦州刺史封敕文击之，斩冏。众复推会为帅。五月，闾根率骑诣上邦，与敕文讨梁会。会走汉中。盖吴复聚杏城，自号秦地王。假署山民，众旅复振。于是遣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督北道诸军同讨之。六月，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八月，盖吴为其下人所杀，传首京师。（《魏书·陆俟传》云：俟督秦、雍二州诸军事，为长安镇大将，与高凉王那击盖吴于杏城，大破之。获吴二叔，诸将欲送京师。俟独不许，曰：“吴一身藏窜，非其亲信，谁能获之？若停十万之众，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许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高凉王那亦从俟计。遂遣吴二叔，与之期。及期，吴叔不至。诸将咎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后数日，果斩吴以至。《宋书·索虏传》云：屠各反叛，吴自攻之，为流矢所中死。吴弟吾生，率余众入木面山，皆寻破散。夫吴即丧败，何至挺身而走？即谓如是，其二叔亦安能必擒之？知《陆俟传》之言不实。盖时吴已死，众败散，吴叔降魏，俟乃建议使之归，徼幸可得吴首耳。木面山，未详。）永昌王仁平其遗烬。高凉王那破白广平，生擒屠各路那罗，斩于京师。八年，（宋元嘉二十四年。）正月，吐京胡阻险为盗。（吐京，后魏郡，在今山西孝义县西。）诏武昌王提、淮南王他讨之，不下。山胡曹仆浑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诸胡。（朔方，后魏县，今陕西清涧县。）提等引军讨仆浑。二月，高凉王那等自安定讨平朔方胡。因与提等合军，共攻仆浑，斩之。其众赴险死者以万数。九年，（宋元嘉二十五年。）二月，西幸上党，诛潞叛民二千余家，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离石，见第三章第四节。）案自魏、晋以降，所谓胡者，种类极杂，而要以西域胡之程度为最高。【11】割据诸国，抗魏最烈者，莫如沮渠氏，即以其多与西域交通故也。盖吴为卢水胡，实与沮渠氏同族；而其部帅白广平之白，亦西域姓；盖皆西域种类，不则深受其陶融者。是役也，汉族而外，响附之者，有氐，有羌，有屠谷，有蜀，有新平、安定诸夷酋，吐京、朔方诸胡，及诸山民，（与山胡杂居者。）盖几合北方诸族而与魏为敌矣。据《宋书·索虏传》：吴起义时，年仅二十有九；魏大武累遣兵攻之辄败；自将攻之，又大小数十战不能克；可谓奇材。吴上表归顺，辞旨斐然。其第一表云：“伏愿陛下：给一旅之众，北临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厌捍凶寇，覆其巢穴，退可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其辞可谓甚壮。第二表曰：“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摧贼过半，伏尸蔽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盖时亲与虏主，旗鼓相当，故望宋发兵为援也。元嘉二十七年之役，诸路丧败，惟关陕一军，所向克捷，足见关中民气之可用。《魏·本纪》：真君八年，六月，西征诸将元处真等，坐盗没军资，所在虏掠，臧各千万计，并斩之。当师徒桡败，敌焰方张之日，而其所为如此，其为中国驱除亦至矣。而宋文帝于此，仅加吴以爵号，使雍、梁遣兵界上援接，竟亦不出，可谓之善乘机者邪？

《魏书·薛辩传》曰：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汉县，在今山西荣河县北。）因家焉。祖陶，与薛袓、薛落等分统部众，世号三薛。【12】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冯河自固。仕姚兴，为镇东将军，入为尚书。强卒，辩复袭统其营。为兴尚书郎、建威将军、河北大守。（河北，见第四章第二节。此时盖于此置郡。）刘裕平姚泓，辩举营降裕。拜为宁朔将军，平阳大守。（平阳，见第二章第二节。）及裕失长安，辩来归国。仍立功于河际。大宗授平西将军、雍州刺史，赐爵汾阴侯。泰常七年，（宋永初三年。）卒。子谨，初授河东大守，后袭爵，迁秦州刺史。真君五年，为都将，从驾北讨，以后期，与中山王辰等斩于都南。（见第三节。）《宋书·薛安都传》云：河东汾阴人。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广，为宗豪。高祖定关、河，以为上党大守。（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安都少以勇闻，身长七尺八寸，便弓马。索虏使助秦州刺史北贺泊击反胡白龙子，灭之。由是为伪雍、秦二州都统。州各有刺史，都统总其事。元嘉二十一年，索虏主拓跋焘击芮芮，大败。安都与宗人薛永宗起义。永宗营汾曲，安都袭得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会北地人盖吴起兵，遂连衡相应。焘自率众击永宗，灭其族，进击盖吴。安都料众寡不敌，率壮士辛灵度等归国。大祖延见之。求北还，搆扇河、陕，招聚义众。上许之。给锦百匹，杂缯三百匹。复袭弘农，虏已增戍，城不可克；盖吴又死；乃退还上洛。（见第三章第五节。）《魏书》辩子《初古拔传》云：安都为其族叔，则安都于谨为族兄弟。安都、永宗之叛魏，殆以谨被杀故邪？《魏书·安都传》云：真君五年，与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逆，事发，奔于刘义隆，则是役尚牵涉沮渠氏，其结合可谓甚广。永宗举义，实在盖吴之前一年，特其声势不如吴之盛，故《魏书》但视作吴之附从耳。薛为河东强族，本无归虏之志。薛谨见戮，永宗又举宗赴义，其仇耻可谓甚深。故安都归国，报雪之志甚坚。宋用之不能尽其材，后且因内乱，仍殴之归虏亦可惜也。（初古拔当大武亲讨盖吴、永宗时，诏其纠合宗乡，壁于河际，断二寇往来之路，绝不闻其投袂奋起，此或迫于兵势，不得不然，然其后迄仍仕魏，则可谓忘不共之仇矣。）

《魏书·沮渠牧犍传》云：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李与牧犍共毒公主，上征李氏，牧犍不遣，已见前。又云：既克，犹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大妃礼葬焉。又为蒙逊置守墓三十家。授牧犍征西大将军，王如故。初官军未入之间，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闭，小民因之入盗，巨细荡尽。有司求贼不得。真君八年，其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上乃穷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药，前后隐窃杀人，乃有百数。姊妹皆为左道，朋行淫佚，曾无愧颜。始罽宾沙门曰昙无谶。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陁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谶之术，乃召昙无谶。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至此，帝知之。于是赐昭仪沮渠氏死。（蒙逊女。）诛其宗族。惟万年及祖，（皆牧犍兄子。）以前先降得免。是年，人又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诏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赐牧犍死。案牧犍果听其嫂与姊共毒公主，则于公主恩义已绝，降下之日，即不追举其罪，亦必使之离昏。乃牧犍之死，史言其与主诀良久乃自裁，此犹可曰不必果有恩义也，而牧犍既死，公主改适李盖，（惠之父，见《外戚传》。）及其死，仍与牧犍合葬，此何为者邪？且魏法最酷，牧犍罪衅，果如史之所云，其待之，又安得如是其厚乎？府库所藏，巨细荡尽，有司求贼不得可也，并斫开府库，不更封闭之事而不知，则无是理，安待降下既久，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乎？昙无谶，据《释老志》所载，实为戒行高僧。《释老志》之言，固难尽信，（以其为宗教家言。）然使其果以通于房中术而见求，岂复以是为罪？又何必惧而杀之？《李顺传》言谶有方术，世祖诏顺：令蒙逊送之京邑，顺受蒙逊金，听其杀之，世祖克凉州，闻而嫌顺。顺之死，在真君三年，（宋元嘉十九年。）与此云世祖至是始知之者，又不相符。《释老志》云：谶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蒙逊每以国事谘之，其见求当正以此耳。所以以淫佚诬之者？《释老志》又言：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13】帝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崔浩时从行，因进其说，遂有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一依长安行事之举。然则佛法见废，实由见疑与盖吴通谋，谓由崔浩进说者，尚未知其真际也。《释老志》又言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大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法皆俱东，象教弥增矣。《本纪》：牧犍之亡，凉州人被徙者三万余家，而凉州人多不服魏。（据《魏书·北史列传》：张湛，宗钦，段承根，皆凉州人，皆与崔浩善。钦、承根皆与浩俱死。湛赠浩诗、颂，浩常报答。及浩被诛，湛惧，悉烧之。闭门却扫，庆吊皆绝，仅乃得全。湛兄铣，浩礼之与湛等。承根父晖，大武闻其名，颇重之，以为上客。后从大武至长安，或告晖欲南奔。问曰：“何以知之？”曰：“晖置金于马鞯中，不欲逃亡，何由尔也？”大武密遣视之，果如告者之言，遂斩之于市，暴尸数月。崔浩实乃心华夏者，见下节，诸人皆与浩善，可见其志之所在矣。）然则沙门之见疑，牧犍之以与故臣民交通见告，宜也。然虏待牧犍素厚，又以人反之为讳，不欲明言其叛，乃不得不造作莫须有之辞以诬之。【14】《本纪》言大武克姑臧，收其珍宝，不可胜计，而此时可以斫开府库见告，则知隐窃杀人，朋行淫佚，同为求其罪而不得而为之辞。所以必见诬以淫佚者？以是时沙门适有淫佚之事，而昙无谶先见召不至，遂牵连之以诬牧犍。然鲜卑亦素行渎乱，后人不知其说之诬，乃又亿测谶之见求，必以其通于房中术之故，而诬人者转以自诬矣，岂不诡哉？万年与祖，初虽叛国，后亦以谋叛魏见诛，则牧犍之有反谋，亦不足异也。

第六节　义民抗魏下

盖吴之叛，为人民之抗魏，而当时之士大夫，亦多不服魏者。道武之破后燕也，以卢溥为幽州刺史，而溥叛之，事已见前。溥与张衮同乡里，衮数谈荐之，其叛也，衮因之获罪。时又有中山大守仇儒，不乐内徙，亡匿赵郡，（见第二章第三节。）推群盗赵准为主，连引丁零，扇动常山、钜鹿、广平诸郡，（常山、钜鹿，皆见第三章第四节。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事见《魏书·长孙肥传》。此皆士大夫之抗魏者也。长安之亡也，毛修之没于夏，夏亡，又入魏。魏以为吴兵将军。滑台之陷，朱修之亦没焉。大武以宗室女妻之，以为云中镇将。元嘉九年，大武伐和龙，二人皆从。朱修之与同没人邢怀明，谋率吴兵，袭杀大武。又有徐卓者，亦欲率南人以叛。修之以告毛修之，毛修之不听，乃止。《魏书·毛修之传》云：是时诸军攻城，宿卫之士，多在战陈，行宫人少，是日无修之，大变几作，焘亦危矣，徐卓事泄被杀。朱修之与邢怀明奔北燕，后获南归。毛修之虽沮大计，然史言朱修之之见俘，修之经年不忍问家消息，久之乃访焉。修之具答。并云：“贤子亢矫，甚能自处。”修之悲不得言。直视良久，乃长叹曰：乌乎！自此一不复及。其心固未尝忘中国也，亦可悲矣。是时之不听朱修之，殆势固有所不可邪？当时士大夫中，此等人必多矣。而处心积虑，密图覆虏，历数十年；当其不得已而立虏朝时，亦随事匡救，为中国谋；不幸所图不成，遂至所志不白者，尤莫如崔浩。千五百年之后，考其行事，想见其为人，犹未尝不使人感激兴起也。

元嘉七年战后，宋、魏复通好，信使每年不绝。盖宋文帝虽志复河南，而身既婴疾，又为介弟所逼，内忧未弭，未有长策；魏方以柔然为事，北方割据诸国，亦尚未尽灭；故彼此暂获相安也。二十年，魏伐柔然，有鹿浑谷之败；继以薛永宗、盖吴之举义；其势孔亟，顾于二十二年，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略淮、泗以北，各迁数千户而去，其意盖以示强。至二十七年，（魏真君十一年。）魏内忧既澹，北寇亦抒，二月，魏主乃自将入寇。攻汝南。（见第二章第三节。）陈、南顿大守郑琨，（陈，见第三章第四节。南顿，汉县，晋置郡，在今河南项城县北。）汝南、颍川大守郭道隐（颍川，见第三章第三节。）并委守走。虏钞略淮西六郡，杀戮甚多。因围县瓠。（见第五章第六节。）南平王铄时镇寿阳，（见第三章第四节。）遣陈宪行郡事。时城内战士，不满千人，而宪婴城固守，四十余日，所杀伤万计，虏卒不能克，其功亦伟矣。大武遣永昌王仁步骑六万，将所略六郡生口，北屯汝阳。（见第四节。）时武陵王骏镇彭城，文帝敕遣千骑赍三日粮袭之，以参军刘泰之（《魏书》作刘坦之。）为帅。杀三千余人，烧其辎重。虏众一时散走。而汝南城南，有虏一幢，登城望见泰之无继，又有别帅自虎牢至，（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因引出击之。泰之败死。大武惟恐寿阳有救兵，不以彭城为虑，及闻汝阳败，又传彭城有系军，大惧，谓其众曰：“今年将堕人计中，”即烧攻具欲走，会泰之死问续至，乃停。文帝遣臧质轻往寿阳，即统其兵。南平王铄遣司马刘康祖与质救县瓠。大武乃烧营遁走。是役也，虏虽未克县瓠，而虏掠甚多，南师屡无功，为所轻侮，乃与文帝书曰：“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以北输之，摄守南度。如此，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张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顷者往索真珠裆，略不相与，今所馘截髑髅，可当几许珠裆也？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芮芮吴提已死，其子菟害真，袭其凶迩，以今年二月复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从命，来秋当复往取。以彼无足，故不先致讨。北方已定，不复相释。”盖其大举入犯之志决矣。崔浩起义图于此时，诚可谓得其当也。

崔浩者，宏子。宏，清河东武城人。（东武城，汉县，在今山东武城县西。）少仕苻坚。后又仕慕容垂，为高阳内史。（高阳，见第五章第二节。）魏道武伐后燕，次常山，（见第三章第四节。）宏弃郡，东走海滨。道武素闻其名，遣骑追求，执送军门。与语，悦之。以为黄门侍郎。与张衮对总机要，草创制度。后迁吏部尚书。及置八部大人，以拟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为道武所任。大和中，孝文追录先朝功臣，以宏配享庙庭焉。然《宏传》云：始宏因苻坚乱，欲避地江南，于泰山为张愿所获，（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及浩诛，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于允集。则宏亦乃心华夏者。《传》又言：宏未尝蹇谔忤旨，及大祖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独无谴，盖其仕虏原非本心，故亦不为之尽力也。浩当道武时，给事秘书，转著作郎，不过以工书常置左右而已。及明元立，拜博士祭酒。明元好阴阳术数，而浩能为《易》筮，通天文，又善说《洪范》五行，始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浩劝立大武为大子，大武监国，浩为右弼，已见前。大武立，左右共排毁之，以公归第。后议伐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惟浩赞之，乃稍见信任。出入卧内。加侍中。后迁司徒。恭宗总百。揆复与宜都王穆寿辅政。盖汉人中甚得虏亲任者。元嘉二十七年，六月，浩被诛。史言其以史事，云：初大祖诏尚书郎邓渊著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逮于大宗，废而不述。神二年，（宋元嘉六年。）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颍、晁继、范享、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及平凉州之后，复命浩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著作令史闵湛、郗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15】（此《魏书》之辞。《北史》云：“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构浩于帝。”其辞较《魏书》为、重。盖浩之死实非以史事，后人不知其真，以其见戮之酷，谓其触忌必深，传之久，不免增益其辞；李延寿亦不知其真，遂采之以改《魏书》也。）有司案验浩，取秘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以下尽死。夫魏史之伪造不足信旧矣。以魏威刑之峻，浩安敢显触其忌？（浩若欲传其真，自可以作私史。）果触其忌，闵湛、郗标，安敢请刊？恭宗亦焉得而善之？且史事之发，与浩同作者，皆一无所问；仅高允，于浩被收时召入诘责，旋亦见释。其后允久典史事，史称其所续者仍浩故事也。然则浩书亦迄未尝废，触北人之怒者安在？而浩之诛也，清河崔氏无远近，（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范阳卢氏，（范阳，见第四章第二节。）大原郭氏，（大原，见第二章第二节。）河东柳氏，（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浩幽执，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史称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此岂似以史事获罪者乎？《宋书·柳元景传》云：元景，河东解人。（解，汉县，在今山西临晋县西南。）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从祖弟光世，先留乡里，索虏以为河北大守。（河北，见上节。）光世姊夫伪司徒崔浩，虏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其说决非虚诬矣。《魏书·卢玄传》言：（玄，浩之外兄。）玄子度世，以浩事，弃官，逃于高阳郑罴家。罴匿之。使者囚罴长子，将加捶楚。罴戒之曰：“君子杀身以成仁，汝虽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考掠；至乃火爇其体，因以物故；卒无所言。度世四子：渊、敏、昶、尚。初玄有五子，嫡惟度世，余皆别生。浩之难，其庶兄弟常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16】及度世有子，每戒约令绝妾孽，以防后患。至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为识者所非。郑罴不闻以侠名，何至以亡命之人而弃其子。疑浩之义图，玄与罴皆与焉。孝文迁洛后，元丕子隆、超谋叛，丕亦心许之，而丕后妻之子不与。杨侃与庄帝密图尒朱荣，尒朱兆入洛，侃时休沐，得潜窜归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后尒朱天光遣侃子妇父招慰之，立盟许恕其罪。侃从兄昱，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死，冀全百口。”侃往赴之，遂为天光所害。其事实颇与度世、罴类也。《宋书》之为实录，不待言矣。是役也，盖汉族之士大夫，大结合以谋虏。虏自知窃据，最讳人之反之，乃隐匿其事。适会是时，有不快于浩之国书者，乃借是以杀浩，又多杀郎吏，以掩人耳目，其谋可谓甚拙，而其事则亦酷矣。乃天下后世，竟为所欺，司马公作《通鉴》，亦以《宋书》为不足信而不之取，何哉？（见《考异》。）至于高允召问时之辞，则又多半出于后来之附会者也。（《允传》载游雅之言，谓诏责时，崔浩声嘶股战不能言，而允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辨，音韵高亮。斯言未知信否，即谓为信，亦正可见浩之获罪，不以史事，故允虽被责而不惧也。《传》又云：世祖敕允为诏，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诏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执允。恭宗拜请。世祖曰：“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浩竟族灭，余皆身死。观“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之言，浩所坐非史事，灼然可见矣。国书犯触，戮及僮吏，魏法虽酷，亦不至是，况本无所犯触邪？所以为是淫刑者？不过欲以极刑加于谋叛之人，而又讳言其事，乃为是以掩人耳目耳。滥杀如此，其视汉人，岂特草芥之不若邪？）

浩称虏朝名臣，然细观所言，便见其设谋画策，无一非为中国计者。神瑞二年，（晋义熙十一年。）秋，谷不登，魏大史令王亮、苏坦劝明元帝迁邺，浩与特进周澹固争之，盖不欲虏荐居中国，抑虑其因饥而至，诒害于民也。宋武之伐姚秦，魏内外朝臣咸欲断河上流，勿令西过；王懿降魏，又劝绝宋武后路，明元因欲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宋武崩，又欲乘丧取洛阳、虎牢、滑台：浩皆力争之，后又阻其攻城之议。皆已见前。大武欲用兵于柔然及割据诸国，浩无不力赞之者，盖欲引其力以外向，使不得专于中国，且以疲之也。神二年之役，朝臣内外，尽不欲行，保大后尤固止之。时宋方议北伐，论者谓吴贼南寇，舍之北伐，师行千里，其谁不知？此固不得谓为过虑，而浩力反之。其后南镇诸将，表宋大严，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民之在界上者，绝其乡道，此亦事势应尔，浩又訾诸将欲南抄以取赀财，为国生事，非忠臣。大武闻赫连定与宋遥分河北，欲先事定，诸将以宋师犹在河中为疑，（胡三省曰：谓在河之中流。）浩又决其不来。其心存中国，显然可见。伐赫连昌之役，实为幸胜，说亦见前。将伐沮渠牧犍也，奚斤、李顺等三十余人沮之，浩赞之。顺等之言曰：“自温圉河以西，（温圉，《北史》作温围。）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十余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浩则曰：“《汉书·地理志》，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夫顺等所言，乃姑臧城外之事，浩所引，止足明凉州一州，非无水草耳。所攻在于姑臧，城外军马难停，一州水草纵饶，何益于事？若谓汉家郡县，不应立于无水草之地，则自汉至魏，水道岂无变迁？大武之攻姑臧，亦幸而牧犍未能坚守耳，使其能之，而决渠以绝水道，未知将何以善其后也？鹿浑谷之役，浩说大武潜军轻出，致为敌所围，信臣见诛，薛谨又以此死，卒招薛永宗、安都之叛，浩之所以误虏者深矣。凉州之下，浩劝不徙其民，大武不听。后搜于河西，召浩议军事，浩仍欲募徙豪强大家，以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以击蠕蠕，其欲引虏力以外向，且以疲之，犹曩志也。浩不信佛，亦不好老、庄之言，而独信寇谦之。《释老志》言：谦之以始光初奉其书而献之，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浩独异其言，上疏赞明其事。《浩传》言：浩父疾笃，浩乃翦发截爪，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岁余不息。及得归第，欲修服食养性之术，而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浩因师之。此岂似浩之所为？《释老志》又言：谦之尝遇仙人成公兴，谓谦之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又谓老君玄孙李谱文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有奇，而以嵩岳所统平土方万里授谦之。《浩传》载谦之谓浩：“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大平真君，”因属浩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其非忘情于世可知。攻赫连昌及神二年之役，浩赞之，谦之亦赞之，二人之势若檠榜，可以概见。虏迷信素深，浩与谦之，殆欲以是愚之邪？《浩传》又言：浩从太宗幸西河，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好古识治，人服其言。及受谦之之属，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大初，下尽秦汉，大致先以复五等为本。夫封建之不可复，浩宁不知之？然而为是言者？当时世家豪族，欲驱虏者盖多，然皆手无斧柯，故卒无所成就。使魏用浩之说以行封建，则如柳光世、薛永宗、安都之辈，必有膺茅受土者，合从缔交，圜视而起，而其情势大异矣。《高允传》言：浩荐冀、定、相、幽、并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不可，浩固争而遣之，岂欲多所树置，为登高一呼，四山皆应之计邪？或与其主复封建同一用意也？浩为人写《急就章》以百数，必称冯代强，（《急就篇》有冯汉强之语，魏以汉强为讳，故易之。）其藏机于深如此，而所谋卒泄，岂非天哉！其事因魏人讳匿之深，遂无可考见，然仍有可微窥者。《卢玄传》言：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然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则浩之谋，似仍为汉人所泄也，亦足忿疾矣。

第七节　魏大武南寇

瓜步山

因宋文帝的年号为元嘉，故这场大规模北伐被称为元嘉北伐，又因为此战中，拓跋焘兵临长江北岸的瓜步山，所以也叫瓜步之战。北伐失败后，北强南弱的态势更加明显。

元嘉二十七年，七月，宋文帝大举北伐。命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前驱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萧斌为之统帅。臧质勒东宫禁兵，统王方回、刘康祖、梁坦径造许、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东西齐举。大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为众军节度。又诏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统杨文德及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震荡汧、陇。萧思话部枝坦、刘德愿由武关。（见第三章第三节。）玄谟取碻磝。进攻滑台，积旬不克。（碻磝、滑台，皆见第六章第五节。）九月，魏大武自将南下。十月，渡河。时玄谟军众亦盛，器械甚精。垣护之驰书劝其急攻，（护之时为钟离大守，随玄谟入河。）不从，遽奔退。麾下散亡略尽。护之时以百舸据石济，（古棘津，见第四章第二节。）魏军悉牵玄谟水军大艚，连以铁锁三重，断河以绝其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惟失一舸，留戍麋沟。（城名。）沈庆之与萧斌留碻磝。斌遣庆之率五千人往救。庆之曰：“玄谟兵疲众老，虏寇已逼，各军营万人，乃可进耳。少军轻往，必无益也。”斌固遣之，而玄谟已退。斌以前驱败绩，欲死固碻磝。庆之固争，乃退还历城。（见第四节。）玄谟自以退败，求戍碻磝。江夏王以为不可守，召令还。（二十八年正月，亦至历城。）魏大武自碻磝而南。永昌王仁（《宋书》作库仁真）。发关西兵趋汝、颍，高凉王那（《宋书》作高渠王阿斗埿）。自青州道并南出。诸镇悉敛民保城。十一月，大武至邹山。（见第四章第二节。）戍主崔邪利败役。虏众进趋彭城。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历城众少而食多。沈庆之欲以车营为函箱，陈精兵为外翼，奉二王直趋历城。义恭长史何勖欲席卷奔郁洲，（见第七章第二节。）自海道还都。骏长史张畅言：“食虽少，旦夕未至窘乏。一摇动，则奔溃不可止矣。”骏然之，义恭乃止。南平王铄遣兵克长社、（见第七章第六节。）大、小索。（大索城，今河南荥阳县。小索城在其北。）时铄遣刘康祖继进，而文帝命其速返。虏众八万，与之相及于尉武。（亭名，在安徽寿县西。）康祖众仅八千，大战一日夜，杀虏填积。康祖中矢死，军遂败，自免者裁数十人。虏焚马头、钟离，（马头，宋郡，今安徽怀远县东南。钟离，见第四节。）进胁寿阳。铄保城固守。虏遂过寿阳而东。其向青州之兵攻东阳。见第四节。文帝遣申恬往援之，萧斌又遣解荣之与垣护之往援，与齐郡大守庞秀之保城。虏遂东略清河，从东安、东莞出下邳。（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东安，汉县，在今山东沂水县东。东莞，汉县，即今沂水县治。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下邳大守垣阆，亦仅能闭城拒守而已。大武自彭城南出。十二月，于盱眙渡淮。（盱眙，见第三章第九节。）文帝遣臧质率万人往救。至盱眙，大武已过淮。其所属胡崇、臧澄之、毛熙祚并战殁。质众亦奔散，以七百人入盱眙，与大守沈璞共守。大武留数千人守盱眙，自率大众南向。其中书郎鲁秀出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高凉王出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永昌王出横江，（见第三章第九节。）所过莫不残害。大武至瓜步，（山名，在今江苏六合县东南。）发民室屋，及伐蒹苇，于滁口造箄筏，声欲渡江。文帝大具水军，为防御之备。自釆石至于暨阳，（采石，见第三章第九节。暨阳，晋县，在今江苏江阴县东。）船舰盖江，旌甲星烛。大武使饷文帝橐驼名马，求和请昏。【17】上遣田奇饷以珍馐异味。大武以孙儿示奇，曰：“至此非惟欲为功名，实是贪结姻缘。若能酬酢，自今不复相犯秋豪。”又求嫁女与武陵王骏。（见《宋书·索虏传》。）《魏书·世祖纪》言：宋请进女于皇孙，以求和亲，大武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此非实录。魏此时虽战胜，其视中原，尚如天上。姚兴嫁女与明元，明元以后礼纳之，况于天朝乎？《宋书·江湛传》云：文帝大举北伐，举朝以为不可，惟湛赞成之。虏遣使求婚，上召大子劭以下集议。众并谓宜许。湛曰：“戎狄无信，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厄，讵宜苟执异议？”声色俱厉。劭又谓上曰：“北伐败辱，独有斩江湛，可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异耳。”明年，虏自彭城归，复求互市，亦无成议，至孝武世乃通之。（详见第九章第五节。）文帝虽无武略，恢复之志自坚；一二密勿之臣，亦与之志同道合；安有屈辱求婚之事邪？二十八年，（魏正平元年。）正月朔，虏略民户、烧邑屋而去。复围盱眙。大武使就臧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大武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开攻道趣城东北，运东山土石填之。又恐城内水路遁走，乃引大船作浮桥，以绝淮道。大武与质书，质答曰：“王玄谟退于东，梁坦散于西，尔谓何以？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军开饮江之径耳，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铄缚，载以一驴，直送都市。我本不图全，若天地无灵，力屈于尔，虀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谢本朝。尔识知及众力，岂能胜苻坚邪？即时春雨已降；四方大众，始就云集；尔但安意攻城，莫走。粮食阙乏者，告之，当出廪相诒。得所送剑刀，欲令我挥之尔身邪？”大武大怒。乃作铁床，于其上施铁镵，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然力攻三旬不能克。闻彭城断其归路，京邑遣水军入淮；且疾疫，死者甚众；二月二日，乃解围去。自彭城北还。义恭震惧不敢追。四月，其荆州刺史鲁爽归顺。爽，宗之孙，轨之子也。虏以轨为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武陵王骏镇襄阳，轨遣人奉书，规欲归南，以杀刘康祖、徐湛之父不敢。文帝累遣招纳，许以为司州刺史。轨死，爽袭其官爵。爽粗中使酒，数有过失，大武怒，将诛之，爽惧，密怀南归计。次弟秀，以军功为中书郎，以事为大武所诘，复恐惧。大武入寇，秀从。先是殿中将军程天祚，助戍彭城，为虏军所获。（事在元嘉二十七年。）天祚善针术，深被大武赏爱。恒劝秀南归，秀纳之。及大武北还，遂与爽俱来奔。诏以爽为司州刺史。复领义阳内史，北镇义阳。（义阳，本治新野，见第二章第三节。晋末移治仁顺，在今河南信阳县南。）秀为荥阳、颍川二郡大守。虏是役，凡破南兖、徐、兖、豫、青、翼六州，杀掠不可胜数。【18】《宋书·索虏传》述其残破之状曰：“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载至，增巢已倾。甚矣，覆败之至于此也！”亦可哀矣。

东路虽云丧败，西路之军，则颇致克捷。时随王诞为雍州刺史。二十七年，八月，诞遣尹显祖出赀谷，鲁方平、薛安都、庞法起入卢氏，（卢氏，汉县，今河南卢氏县。赀谷，在县南山之南。）田义仁入义阳，中兵参军柳元景总统群帅。外兵参军庞季明，年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怀之。求入长安，招怀关、陕。乃自赀谷入卢氏。卢氏人赵难纳之。闰十月，法起、安都、方平诸军入卢氏。以难为卢氏令。难驱率义徒，为众军乡道。季明出自本城，与法起会，遂入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元景度熊耳山。（在卢氏县南。）安都顿军弘农。法起进据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季明率方平、赵难向陕西七里谷。（陕县，见第六章第一节。）十一月，元景众至弘农。以元景为大守。元景命安都等并造陕下。虏洛州刺史张是提众二万，度崤来救。（崤山，见第五章第一节。）大战，斩之。法起率众次潼关。先是华山大守刘槐，纠合义兵攻关城，拔之，力少不固，顷之，又集众以应王师，法起次潼关，槐亦至，即据之。卢蒲城镇主遣伪帅何难于封陵自列三营，以拟法起。（封陵，在今山西永济县南。）何难欲济河以截军后。法起回军临河，纵兵射之，贼退散。关中诸义徒，处处蜂起；四山羌、胡，咸皆请奋。而王玄谟等败退，虏遂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独进，且令班师，元景等乃还。

震荡汧、陇之师，亦小有功绩。初仇池杨宋奴之死也，二子佛奴、佛狗，逃奔关中。苻坚以佛奴为右将军，佛狗为抚夷护军。后以女妻佛奴子定，以定为尚书领军将军。坚败于淮南，关中扰乱，定尽力奉坚。坚死，乃将家奔陇右。徙治历城。城在西县界，去仇池百二十里。（西汉县，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置仓储于百顷。招合夷、晋，得千余家，自号平羌校尉，仇池公，称藩于晋。孝武帝即以其号假之。求割天水之西县，武都之上禄为仇池郡，见许。（上禄，见第五章第二节。）大元十五年，又以定为秦州刺史。其年，进平天水、略阳郡，（天水，略阳，皆见第二章第二节。）遂有秦州之地。十九年，攻乞佛乾归，军败，见杀。（后杨盛谥为武王。）无子。佛狗子盛，先为监国，守仇池，袭位。安帝以为仇池公。宋武帝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文帝元嘉二年，六月，卒。（私谥惠文王。）世子玄立。以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明年，玄附魏。又明年，魏以为梁州刺史、南秦王。六年，卒。（私谥孝昭王。）弟难当，废玄子保宗（一名羌奴）。而自立。宋仍以为秦州刺史、武都王。（七年。）难当使保宗镇宕昌，（在今甘肃岷县南。）次子顺镇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保宗谋袭难当，事泄，收系之。先是流民许穆之、郝恢之投难当，并改姓司马。穆之自云名飞龙，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晋室近戚。康之寻为人所杀。益州刺史刘道济，粹弟。委任长史费谦等，聚敛兴利，民皆怨毒。【19】九年，（《氐胡传》作十年，此从《道济传》。）难当以兵力资飞龙，使入蜀为寇。道济遣军击斩之。初道济以五城人帛氐奴、梁显为参军，（即伍城，见第六章第四节。）督护费谦，固执不与。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直数百万者。谦等限布、丝、绵等各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府又立冶，一断民鼓铸，而贵卖铁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为乱。氐奴既怀忿恚，因聚党为贼盗。其年，七月，及赵广等诈言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中。（阳泉，蜀汉县，在今四川德阳县西。）蜀土侨旧，翕然并反。道济婴城自守。赵广迎道人程道养，诈称飞龙。众十余万。四面围城。道济使中兵参军裴方明击破之。贼溃还广汉、涪城。（皆见第三章第六节。）时道济疾已笃。十年，正月，贼复大至。道济卒。裴方明等秘丧。击贼，败之。荆州刺史临川王义庆遣兵往援，破贼。道养等仍藏窜为寇盗不绝。十三年，文帝遣萧汪之往讨，降帛氐奴。十四年，四月，赵广等亦降。道养为其下所杀。乱乃定。盖前后历六年焉。时梁州刺史甄法护，亦刑法不理。十年，文帝使萧思话代任。难当因法护下，思话未至，举兵袭梁州，遂有汉中之地。魏拜为南秦王。十一年，思话使司马萧承之讨平之。先是桓玄篡晋，以桓希为梁州，希败走，杨盛据有汉中，刺史范元之、傅歆悉治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惟得魏兴、上庸、新城三郡。（上庸，见第三章第三节。新城，见第五章第六节。）其后索邈为刺史，乃治南城。（汉中之苞中县。）及是，南城为贼所焚烧，不可固，思话乃还治南郑。（见第五章第五节。）难当使奉表谢罪，诏宥之。十二年，难当释保宗，遣镇童亭。（即董亭，在今天水县东南。《魏书》作薰亭，盖董之字误。）保宗奔魏。魏大武帝以为南秦王，遣袭上邽。顺退守下辨。（见第五章第一节。）十三年，三月，难当自立为大秦王。然犹奉朝廷，贡献不绝。是岁，五月，难当据上邽。七月，魏使乐平王丕攻之。九月，至略阳。难当奉诏摄上邽守。十六年，魏以保宗为秦州牧武都王，镇上邽。难当攻之，为魏镇将元勿头所却。十七年，其国大旱，多灾异，降大秦王，复为武都王。十八年，十月，倾国南寇，规有蜀土。十一月，陷葭萌，犹晋寿大守申坦。（葭萌、晋寿，皆见第三章第六节。）遂围涪城。十余日不克，乃还。十九年，正月，文帝遣裴方明等甲士三千人，又率荆、雍二州兵讨之。难当将妻子奔魏。（后死于魏。）仇池平。以胡崇之为秦州刺史，守仇池。魏使古弼督陇右诸军及殿中虎贲，与杨保宗从祁山南入。（祁山，在今甘肃西和县东北。）皮豹子与司马楚之等督关中诸军，从散关西入。（散关，见第五节。）司马文思督洛、豫诸军事，南趋襄阳；刁雍东趋广陵；邀方明归路。二十年，正月，崇之至浊水，（去仇池八十里。）遇魏将拓跋齐等，败殁。余众奔还汉中。保宗谋叛魏，被执，送平城。三月，顺司马苻达，难当从事中郎任朏等起义，立保宗弟文德。拓跋齐闻兵起，遁走。追击，斩之。诏以文德为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文德既受朝命，进戍葭芦。（城名，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南。）二十五年，魏皮豹子攻之，文德奔汉中。时武陵王骏镇襄阳，执文德，归之京师。以失守，免官，削爵土。二十七年，起文德为辅国将军，率军自汉中西入，摇动汧、陇。文德宗人杨高，率阴平、平武群氐来拒。（阴平，见第五章第一节。平武，汉刚氏道，蜀汉分置广平县，晋改曰平武，在今四川平武县西北。）文德大破追斩之。阴平、平武悉平。又遣文德伐啖提氐，（未详。）不克。秀之执文德送荆州，而使文德从兄头戍葭芦焉。

二十九年，二月，魏大武帝死。其六月，文帝复命徐、兖二州刺史萧思话北伐。以张永为冀州刺史，督王玄谟、申坦等经略河南。攻碻磝，十八日不能拔。八月七日夜，虏开门，烧楼及攻车。士卒烧死及为虏所杀甚众。永即夜撤围退军，不报诸将。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鲁爽、秀及程天祚并荆州军四万出许、洛。克长社、大、小索。进攻虎牢。欲舟师入河，断其水门。碻磝败退，水军不至，亦收众还。帝又以臧质为雍州刺史，使率所统向潼关。质顿兵近郊，不时发。及爽攻虎牢，乃使司马柳元景率薛安都等北出。至关城，关城主弃戍走，即据之。元景至洪关，（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欲与安都济河攻蒲圾。（见第三章第四节。）会爽退，亦还。

自景平之初，至于元嘉之末，宋、魏战争，历三十年，宋多败衄，北强南弱之形势，由此遂成，此实关系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时之得失也。综其失策，凡有数端：夫以大势言之，则拓跋氏实当五胡之末运。然占地既广，为力自雄；又代北距中原远，欲一举而覆其巢穴，殊非易事；故宋欲魏，实未可以轻心掉之。夫欲攻代北者，非徒自江、淮出兵，远不相及也，即河南犹虞其声势之不接，故欲攻代北，非以河北及关中为根据不可。当元嘉五年之时，谢灵运尝上书劝伐河北。其言有曰：“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或惩关西之败，而谓河北难守，二境形势，表里不同。关西杂居，种类不一，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灵运固非经略之才，斯言则不能谓为无理。盖吴举义，元景西征，胡、蜀、氐、羌，莫不响应，关中如此，岂况河北？故谓河北、关中不可复者非也。然河北、关中虽可取，亦必我有以取之。欲取河北，必先固河南，欲固河南，必先实淮土；而欲取关中，则必经营宛、洛与蜀、汉。自晋之东渡，置北方于度外久矣。宋武虽南燕，覆后秦，然受命已在末年，经略未遑远及。史家病其“绵河置守，兵孤援阔”，（《何承天传论》。）景平丧败，职此之由。孝武初，周朗上书，有云：“毒之在体，必割其缓处。函、渭灵区，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岂不可怀？历下、泗间，何足独恋？议者必谓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空守孤城，徒费财役。虏但发轻骑三千，更互出入，春来犯麦，秋至侵禾，水陆漕输，居然复绝，于贼不劳，而边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尽，可跷足而待也。”当时河南形势之恶如此。斯时当务之急，实在于自固藩翰，而宜戒轻率出兵。故何承天作论，谓“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而其安边固守之方：则一曰“移远就近，以实内地”；二曰“浚复城隍，以增阻防”；三曰“纂耦车牛，以饰戎械”；（城不可固，则以车为藩，平行趋险，贼不能干。故纂耦车牛，与浚复城隍同意。）四曰“计丁课仗，勿使有阙”。周朗亦言：“缘淮城垒，皆宜兴复，使烽鼓相达，兵火相连。”承天又病“有急之日，民不知战。广延赏募，奉以厚秩。发遽奔救，天下骚然。方伯、刺史，拱守坐听，自无经略，惟望朝廷遣军。”谓非“大佃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精卒十万，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朗亦言：“须办骑卒四十万而国中不扰，取谷支二十岁而远邑不惊，然后可越淮穷河，跨陇出漠。”此诚老成谋国之至计也。乃宋之君臣，恢复之壮志空存，而于生聚教训之谋，则迄未尝及。元嘉二十七年之役，兵一动，即减百官俸三分之一。（至大明六年二月始复。）罢国子学。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富室小民，亦有献私财至数十万者。又以兵力不足，用何尚之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说见第五章第二节。）又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赀满五千万，僧尼满二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事息即还。【20】临事张皇如此，安可以兴大役乎？二十九年之役，青州刺史刘兴祖建议伐河北，曰：“河南阻饥，野无所掠，脱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伐罪吊民，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关内之众，财足自守。愚谓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冀州已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资因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响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发三千兵，使别驾崔勋之，直冲中山。申坦率历城之众，可有二千，骆驿俱进。较略二军，可得七千许人。既入其心腹，调租发车，以充军用。若前驱乘胜，张永及河南众军，便宜一时济河，使声实兼举。愚计谬允，宜并建司牧，抚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岭，（未详。）冀州刺史向井陉，（见第六章第八节。）并州刺史屯雁门，幽州刺史塞军都，（岭名，在今河北昌平县西北。）相州刺史备大行。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上意止存河南，不纳。论者或以为惜。然魏于河南，尚不肯舍，况于河北，窥其腹心，岂有不以死力争之之理？而可以七千人徼幸邪？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宋之君臣，不度德、量力，而好轻举如此，安得而不丧败哉？此以远计言之也。专就战事论之，其失亦有可得而言者。魏大武与文帝书曰：“彼尝愿欲共我一过交战，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驱来，不好者尽刺杀之。彼吴人正有斫营技，我亦知彼情，离彼百里止宿。虽彼军三瑞安逻，使首尾相次，募人财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头何得不输我也？彼谓我攻城日当掘堑围守，欲出来斫营，我亦不近城围彼，止筑堤引水灌城取之。彼扬州城南北门有两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此书所云，均系实语，并非虚辞，观其屡攻城不能克；又其战胜，若兵力相当，则恒由宋将帅怯懦，不则宋人恒能以少制众，杀伤过当可知。然则魏人攻城既非所长，野战亦无把握，论其兵力，实尚不逮南朝，而宋顾屡为所困者？魏人于中国无所爱惜，恃其骑兵剽捷，专以杀掠为务。故宋与之遇，师徒之覆败，所损尚浅，而人民之涂炭，受祸实深。经其剽略之地，元气大伤，不徒进取，即守御亦不易言矣。故魏欲避战，而宋斯时之长策，则在与之决战。欲与之决战，则非有骑兵不可。《宋书·索虏传》论，谓彼我胜负，一言可蔽，由于走不逐飞。周朗亦云：“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胡后服汉者，亦以马少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宜蓄。”其言可谓深切著明。终南北朝之世，北方非无可乘之机，而南方迄不能大捷，恢复境土者，无骑兵与之决胜于中原，实为一大原因，非徒宋世如此也。元嘉二十七年之役，沈庆之固陈不可，亦以马步不敌为言。文帝顾云：“虏所恃惟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何其言之易也？岂忘景平之覆辙邪？不特此也，文帝非不恭俭，然实非能用兵之人，而尤暗于择将。王玄谟，怯懦之夫也，帝乃谓殷景仁曰：“问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此以口舌官人也。檀道济最称持重，帝乃谓其养寇自资。到彦之逗桡不前，帝则恕以中途疾动。张永者，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通，又有巧思，纸及墨皆自营造，此乃文学之士，艺术之徒，帝顾谓其堪为将，授以专阃。用人如此，安得而不覆败？沈庆之谏北伐，帝使徐湛之、江湛难之。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观其用张永，则并白面书生而不逮矣。二十九年之役，庆之又固谏，不从，以立议不同，遂不使北出，好同恶异如此，安可用人？身未尝履行陈，而出军行师，每好县授兵略，（见《徐爰传》。）至于攻战日时，莫不仰听成旨，（《本纪》赞。）此尤用兵之大忌，而帝又犯之，尚安有成功之望邪？

注释

【1】　史事：宋武帝诏诸子以次居荆州，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京口。

【2】　阶级：王华见徐羡之寒士，此武帝所以付托之欤。

【3】　宗教：法略罢道。

【4】　民族：崔浩说立太武。宋武崩后，劝止南伐，不听，又止攻城，浩事见。

【5】　政体：一人主国政，一人事征伐，盖拓跋氏成法。

【6】　民族：崔浩似以汉母扶太武，然太武全为鲜卑人气质，与孝文适相反。

【7】　民族：高车语略与匈奴同，但时有小异。传说亦云匈奴单于女之种。然亦与突厥神话同托于狼。

【8】　民族：柔然之强，实由社仑掠高车，深入其地，其文化盖得诸西域。

【9】　兵：慕容垂征拓跋，颇有魏武征乌丸之风。魏大武伐柔然，武功多近夸侈，然亦有此作用。

【10】　史事：魏吏治之坏。

【11】　民族：西域胡程度最高，抗魏最烈。沮渠以与西域交通故，盖吴盖亦然。沮渠牧犍见。

【12】　宗族：河东之薛。

【13】　宗教：盖吴时沙门或反魏。

【14】　民族：拓跋造作史事三。

【15】　史籍：崔浩，魏史无触忌处。拓跋氏史，崔浩所为，无触忌处。

【16】　婚姻：卢度世庶弟欲乘崔浩之祸害之，度世戒绝妾孽。

【17】　民族：魏太武至瓜步求婚于宋，后讳之，返云宋求婚魏不许。

【18】　兵：元嘉北伐，六州破坏，又内治自此而衰，故用兵不可不慎。

【19】　商业：刘道济帅蜀，以得罪商人致死。

【20】　财政：换民钱实强迫捐献耳。

第九章　宋齐兴亡

第一节　元凶弑逆

文帝北伐，虽云丧败，然其时境域如故，使有大有为之君，吊死扶伤，厉兵秣马，固未尝不可徐图恢复也。乃北伐未几，身死逆子之手，兵端既启，骨肉相屠，卒授异姓以篡夺之隙。丧乱弘多，自不暇于外攘，不惟河南不可复，即淮北亦不能守矣。哀哉！

宋世宗戚之祸，实始于义康之谋夺宗，而发于元凶之弑逆。文帝后袁氏，生子劭及东阳献公主英娥。（劭姊。）上待后恩礼甚笃。后潘淑妃有宠，后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崩。劭以元嘉六年三月，立为大子。潘淑妃生濬。（一说：濬为淑妃所养，见下。）封始兴主。劭深疾潘氏及濬。濬虑将来受祸，曲意事劭。劭与之遂善。文帝务在本业，敦劝农桑，使宫内皆蚕，欲以风厉天下。有女巫严道育，本吴兴人。（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自言通灵，能役使鬼物。夫为劫，坐没入奚官。东阳公主应婢王鹦鹉白公主。主乃白上，托云善蚕，求召入。见许。主及劭并信惑之。濬与劭并多过失，虑上知，使道育祈请，欲令过不上闻。后遂为巫蛊。初主有奴陈天兴，鹦鹉养以为子，而与之淫通。鹦鹉、天兴及宁州所献黄门陈庆国，并预巫蛊事。宁州，（见第三章第六节。）劭以天兴补队主。东阳主薨，鹦鹉应出嫁。劭虑言语难密，与濬谋之。时吴兴沈怀远，为濬府佐，见待异常。乃嫁鹦鹉与怀远为妾。不以启上。虑后事泄，因临贺公主微言之。上后知天兴领队，遣阉人奚承祖诘让劭曰：“临贺公主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闻此下人养他人奴为儿，而汝用为队主，抽拔何乃速？汝间用主、副，并是奴邪？欲嫁置何处？”劭惧，驰书告濬。并使告临贺主：“上若问嫁处，当言未有定所。”鹦鹉既适怀远，虑与天兴私通事泄，请劭杀之。劭密使人害天兴。庆国谓宣传往来，惟有二人，虑将见及，乃具以其事白上。上惊惋，即遣收鹦鹉，封籍其家。得劭、濬书数百纸，皆呪诅巫蛊之言。得所埋上形像于宫内。道育变服为尼，逃匿东宫。濬往京口，濬（时为南徐州刺史。）又载以自随。或出止民张旿家。助东宫置兵，本与羽林等。元嘉二十八年，彗星起毕昴，入大微，扫帝坐端门，灭翼轸。二十九年，荧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连雪，大阳罕曜。三十年，正月，大风飞霰，且雷。上忧有窃发，辄加劭兵众。东宫实甲万人。车驾出行，劭入守，使将白直队自随。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当镇江陵，（时改刺荆州。）复载道育还东宫，欲将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张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府内，似是严道育。”上初不信。试使掩录，得其二婢。云道育随征北还都。上惆怅惋骇。乃欲废劭，赐濬死。而第三子武陵王骏不见宠，故累出外藩；第四子南平王铄，第七子建平王宏，并为上所爱，铄妃江湛妹，湛劝上立之，自寿阳征入朝，时为豫州刺史。既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议久不决。（此据《徐湛之传》。《王僧绰传》云：随王诞妃，湛之妹，湛之欲立之。案文帝诸子，孝武帝次三，南平王次四，帝既不欲立之，庐陵王绍次五，出后义真，次六即诞，湛之之欲立之，或亦未必尽出私意也。）而以语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濬。濬驰报劭。劭因有异谋。每夜辄飨将士，或亲自行酒。王僧绰者，昙首子，即尚东阳献公主者也。元嘉二十八年，迁侍中，时年二十九。帝颇以后事为念，以其年少，欲大相付托，朝政小大，皆与参焉。劭于东宫夜飨将士，僧绰具以启闻，劝上速断。不听。劭乃使斋帅张超之等集素所蓄养兵士二千余人。诈云受敕有所收讨。超之等数十人驰入，拔刀径上合殿。时上与徐湛之屏人共言论，或连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烛绕壁检行，虑有窃听者。劭入弑之旦，其夕，上与湛之屏人语，至晓，犹未灭烛。超之手行弑逆，（二月甲子。）并杀湛之。遣人杀江湛及其五子。又杀帝亲信左右数十人。转王僧绰为吏部尚书，委以事任。顷之，劭料检帝巾箱及江湛等书疏，得僧绰所启飨士并废诸王事，乃收害焉。案文帝猜忌大甚，而又多疑少决，此皆非君德，宜其及祸也。（既知劭、濬逆谋，不能去劭之兵，仍谓荆州上流之重，宜有至亲，而以濬居之。徐湛之再与逆谋，仍极亲任，不过以甥舅故耳。《王僧绰传》云：父昙首，与王华并为大祖所任。华子嗣，人才既劣，信遇亦轻。僧绰尝谓中书侍郎蔡兴宗曰：“弟名位应与新建等，超至今日，盖以姻戚所致也。”此诚言，非谦辞也。此皆足征文帝之偏私。新建，嗣之封。）

劭之将弑逆也，召前中庶子右军长史萧斌（斌父摹之，源之之从父弟，源之，思话父也。）及左卫率袁淑等告之。淑不从，被杀。斌初亦谏，后为所胁，与之同载。劭遣人谓鲁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为卿除之矣。”（湛之父为鲁轨所杀。爽、秀归顺。湛之以为庙算远图，特所奖纳，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许。）使秀与屯骑校尉庞秀之对掌军队。秀之，斌故吏也，甚加信委。时武陵王骏刺江州，文帝使步兵校尉沈庆之等伐缘江蛮，使骏总统诸军，方次西阳之五洲，（西阳，见第四章第三节。五洲，在今湖北蕲水县西。）即率众入讨。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并举义兵。劭分浙江东为会州，以会稽大守随王诞为刺史。（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诞将受命，其参军沈正说司马顾琛，俱入说诞。诞犹豫未决。会武陵王骏使至，乃起兵。豫州刺史刘遵考亦起义。（遵考，武帝族弟。）劭以萧思话为徐、兖二州刺史，思话还彭城，亦起义。武陵王骏以柳元景为前锋。濬及萧斌劝劭勒水军自上决战；不尔，则保据梁山。（在今安徽当涂、和县间。）江夏王义恭虑义兵仓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战，乃进策曰：“贼骏年小，未习军旅，远来疲弊，宜以逸待之。今远出梁山，则京都空弱，东军乘虚，或能为患。若分力两赴，则兵散势离。不如养锐待期，坐而观衅。”劭善其议。萧斌厉色争之，不纳。劭疑朝廷旧臣，悉不为己用，厚接王罗汉、鲁秀，悉以兵事委之。罗汉先为南平王铄右军参军，劭以为有将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劝劭保石头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头，俟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谁当见救？惟应力战决之，不然不克。”时义军船率小陋，虑水战不敌。至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柳元景大喜，倍道兼行。闻石头出战舰，乃于江宁步上。（晋分秣陵置临江县，更名江宁，在今首都西南。）潜至新亭，（见第七章第一节。）依山建垒。时四月也。劭使萧斌、鲁秀、王罗汉等精兵万人攻垒。将士怀劭重赏，皆为力战。元景蓄力以待其衰，击破之。劭又率腹心，自来攻垒。元景又破之。萧斌、王罗汉皆降。（斌于军门伏诛。罗汉后亦死。斌弟简，为南海大守，世祖使讨之，经时乃克。斌、简诸子并诛灭。）庞秀之、鲁秀等亦各南奔。义军遂克京城。劭、濬皆伏诛。时五月也。武陵王骏至新亭，即位。是为世祖孝武皇帝。

［北齐］石菩萨立像

元凶之变，《宋书》谓“自赫胥以降，未闻斯祸。惟荆、营二国，弃夏即戎；武灵胡服，亦背华典；然后有之。生民得无左衽，亦为幸矣”。其实世禄之家，争夺相杀，乃其恒事，宋史之论，殊不免于拘墟也。劭之杀潘淑妃也，谓濬曰：“潘淑妃遂为乱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来所愿。”按《宋书·文九王传》，以濬为淑妃所生，《南史·文帝诸子传》总叙处亦同，而《劭传》又云：濬母卒，使潘淑妃养之，（《宋书·二凶传》无此语。）盖李延寿兼采异说。濬果淑妃所生，二凶虽悖，其言或未必如是。延寿所采异说盖是。然淑妃即濬阿保，出此语亦悖矣。劭又与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私通。（见《宋书·赵伦之传》。）其无伦理如此。劭之攻新亭垒而败也，以辇迎蒋侯神像于宫内，稽颡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钟山郡王，食邑万户；加节钺。苏侯为骠骑将军。其无知识又如此：纨袴子弟，又曷可教哉？劭之行弑逆也，出坐东堂，呼中书舍人顾瑕问曰：“共欲见废，何不早启？”未及答，斩之。徐湛之子聿之，及江夏王义恭子十二人皆见杀。庞秀之南奔，子弟为劭所杀者，亦将十人。（见《南史·萧思话传》。）又以宿恨杀长沙悼王瑾，（景王之孙。）临川王晔，（武帝少弟临川烈武王道规无子，以长沙景王弟二子义庆嗣。是为康王。晔康王子。）桂阳侯觊，（景王子义融之子。）新渝侯玠。（义庆弟子。）又欲杀三镇士庶家口，义恭及何尚之说之，乃止。其好杀加此。而义军之惨酷，亦未尝末减。劭、濬及劭四子，濬三子，并枭首大航，（见第四章第三节。）暴尸于市。又投劭、濬尸首于江。劭妻殷氏，赐死廷尉。濬妻褚氏，丹阳尹湛之女，湛之南奔，即见离绝，故免于诛。其余子女、妾媵，并于狱赐死。张超之为乱兵所杀，割肠刳心，脔剖其肉，诸将生啖之，焚其头骨。严道育、王鹦鹉并都街鞭杀，于石头四望山下焚其尸，扬灰于江。（四望山，在今首都西南。）杀机一启，而后来者益变本加厉不可止矣，哀哉！

第二节　孝武世诸王之祸

文帝兄弟，自义康废后，尚有义恭、义宣、义季三人。义康之废，义恭入为总录，已见前。元凶弑逆，使义恭入住尚书下省，挟以出战，恒录在左右，故不能自拔。战败后，使义恭于东堂简将，乃得单马南奔。至新林，（浦名。在今首都西南。）即上书劝孝武即位。孝武以义恭为大尉，录尚书六条。事宁，进位大传，领大司马。仍以空名尊之而已。初武帝遗诏，诸子以次居荆州。（见第八章第一节。）谢晦平后，以授义康。义康入相，义恭居之。临川王义庆，宗室令望，而烈武王有大功于社稷，又居之。其后应在义宣。文帝以义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元嘉十六年，以义季代义庆，而以义宣为南徐州刺史。会稽公主每以为言。上迟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义宣刺荆州，而以义季为南兖州刺史。二十二年，迁徐州。义季自义康废后，为长夜之饮，遂以成疾。迁徐州之明年，索虏侵边，北境骚动，义季无他经略，惟饮酒而已。二十四年薨。而义宣至镇，勤自课厉，政事修理。在镇十年，兵强财富。《宋书·义宣传》云：“义宣首唱大义，威名著天下。”案《恩幸传》言：董元嗣与戴法兴、戴明宝，俱为世祖南中郎将典签。元嘉三十年，奉使还都。直元凶弑立，遣元嗣南还，报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时在巴口，（在今湖北黄冈县东。）元嗣具言弑状。上遣元嗣下都，奉表于劭。既而上举义兵。劭责元嗣。元嗣答曰：“始下未有反谋。”劭不信，备加考掠。不服。遂死。《南史·沈庆之传》曰：孝武出次五洲，总统群帅。庆之从巴水出，至五洲谘受军略。会孝武典签董元嗣自建业还，陈元凶弑逆，时元凶密与庆之书，令杀孝武。庆之入求见，孝武称疾不敢见。庆之突前，以元凶手书呈简。孝武泣，求入内与母辞。庆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尝愿报德。今日之事，惟力是视。殿下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国安危，在于将军。”庆之即勒内外处分。府主簿颜竣，延之子。闻庆之至，驰入见帝，曰：“今四方尚未知义师之举，而劭据有天府。首尾不相应赴，此危道也。宜待诸镇唇齿，然后举事。”庆之厉声曰：“今方兴大事，而黄头小儿皆参预，此祸至矣。宜斩以徇众。”帝曰：“竣何不拜谢？”竣起再拜。庆之曰：“君但当知笔札之事。”于是处分，旬日，内外皆整办。时谓神兵。《义宣传》云：元凶弑立以义宣为中书监、大尉、领司徒。义宣闻之，即时起兵。征聚甲卒，传檄远近。会世祖入讨，义宣遣参军徐遗宝，率众三千，助为前锋。元嗣之还，与元凶下荆州之令，抵达先后，不能甚远。孝武当日，尚遣元嗣奉表于劭；庆之处分，虽云神速，亦绵旬日；而义宣闻命即起，则似义宣义举，实在孝武之前。但观颜竣之语，则当孝武与庆之定谋之时，尚未知义宣义问耳。当天崩地坼之时，称兵者孰甘为牛后？即拥戴之者亦然。观沈庆之叱颜竣之语，其欲立功名之心，显然可见。果不知江陵义举，抑或知之而故不相承奉，亦殊难言之矣。父死子继，邦之旧典。孝武于文帝诸子，次居第三，二凶既行弑逆，孝武以讨贼居位，原不能谓为不正，然欲义宣甘心承奉，则其势甚难，而诸臣就素所亲昵者而各有所奉，亦势也。《臧质传》云：质始闻国祸，便有异图。以义宣凡暗，易可制勒，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以义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计不行。《柳元景传》云：质潜报元景，使率所领西还。元景即以质书呈世祖。谓其使曰：“臧冠军当是未知殿下义举耳。方应伐逆，不容西还。”质以此恨之。此皆诬辞。臧质、鲁爽，盖皆与义宣素洽。观义宣兵一起，二人即俱往江陵可知。质女为义宣子釆妇，自尤易相结也。

孝武既即位，改封义宣为南郡王，以为丞相、扬州刺史。随王诞为竟陵王，以为荆州刺史。而以臧质刺江州。沈庆之刺南兖州。柳元景刺雍州，垣护之刺冀州。迁鲁爽刺南豫州。鲁秀刺司州。刘秀之刺益州。徐遗宝刺兖州。王玄谟刺徐州。义宣不肯就征，诞亦固求回改，（谓位号正与濬同。）乃以诞为扬州，义宣仍刺荆州。臧质建议：爪牙不宜远出。上重违其言，更以柳元景为领军将军，而以朱修之为雍州。孝建元年，义宣与臧质、鲁爽、徐遗宝同举兵反。《义宣传》云：义宣报爽及遗宝，本刻秋冬举兵，而爽狂酒失旨，正月便反，遗宝亦勒兵向彭城，义宣及质，狼狈举兵。此亦可惑。爽虽狂酒，刻反期何等事，而可失旨？况爽即失旨，岂遗宝亦失旨邪？（《通鉴考异》曰：“《宋本纪》：二月，庚午，爽、臧质、南郡王义宣、徐遗宝举兵反。《义宣传》云：其年正月便反。《宋略》云：二月，义宣等反。按爽之反，帝犹遣质收鲁弘，则非同日反明矣。又按《长历》：是月戊辰朔，然则庚午三日也。《义宣传》起兵在二月二十六日，但不知爽反在正月与二月耳。”案义宣之反，若在二月二十六日，则狼狈举兵之说似可信，然爽起兵必以承奉义宣为言，义宣恐未必能迟至是时始举兵也。）质使鲁弘东下大雷，（见第四章第三节。）义宣遣谘议参军刘湛之就之。又使鲁秀攻朱修之。而自率众十万，会质俱下。鲁爽使弟瑜据小岘，自次大岘。（大岘，见第七章第四节。小岘在其西。）帝以兵力配历阳大守张幼绪，（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使薜安都率步，又别遣水军援之。幼绪恇怯，引还。下之狱。而征沈庆之督统诸军。爽以食少引退，庆之使安都轻骑追之。及于小岘。爽亲断后。及战，爽饮酒过醉，为安都刺杀。瑜亦为部下所杀。遂平寿阳。时又以夏侯祖权为兖州刺史。徐遗宝袭彭城，祖权击破之。遗宝，垣护之妻弟也。初与护之书，劝使同逆。护之驰使以闻，而自率步骑袭湖陆。（见第五章第六节。时为兖州治。）遗宝弃城奔鲁爽。爽败，逃东海郡界，为土人所杀。（东海，见第三章第三节。）义宣等至鹊头，（山名，在今安徽铜陵县西北。）而爽、遗宝败问至。时上以王玄谟为豫州刺史，率舟师顿梁山。（见上节。）征垣护之据历阳。使柳元景为大统。元景屯姑熟，（见第四章第一节。《垣护之传》作南州，即姑熟也。）使郑琨、武念戍南浦。（在今安徽当涂县境。）臧质径入梁山。义宣屯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质欲以万人取南浦，万人缀玄谟，浮舟直指石头。义宣将从之。刘谌之曰：“质求前驱，此志难测。不如尽锐攻梁山，事克然后长驱，万全之计也。”乃止。五月十九日，质攻梁山，克其西垒。欲仍攻东垒。义宣党颜乐之曰：“质若复拔东城，则大功尽归之矣，宜遣麾下自行。”乃遣刘谌之就质。（案此时义宣所猜，是否在质，已有可疑；且质以十九日克西城，而义宣之至梁山在二十一日，相距不过二日耳，尚何虑质专其功？又质欲攻东城，何必请命于义宣？故此说殊未必实也。）质遣庞法起等攻南浦，败绩。二十一日，义宣至梁山。质出军东岸。玄谟使垣护之、薛安都等出垒奋击，大败之。护之等因风纵火。船舰先见焚烧，延及西岸营垒。众遂奔溃。质欲见义宣计事，义宣密已出走矣。质不知所为，亦走。鲁秀之攻襄阳，朱修之断马鞍山道，（《水经注》：稷溪水出襄阳西柳子山下，东为鸭湖，湖在马鞍山东北。）秀不得前，乃退。刘秀之遣参军韦山松袭江陵，为秀所杀。及是，义宣步向江陵。秀及其司马竺超民等，仍欲收合余烬，更图一决。而义宣惛垫，无复神守。左右腹心，相率奔散。欲随秀北走，复与秀相失。未出郭，将士逃散尽，复还向城。超民乃送之就狱。时孝武已以朱修之为荆州刺史矣，至江陵，于狱尽之。子十八人，除竢、悉、达早卒外，皆死。秀众叛且尽，为刘秀之所射，中箭赴水死。臧质至寻阳，焚烧府舍，载伎妾西奔。使所宠何文敬领兵居前。至西阳，（见第四章第三节。）西阳大守鲁方平，质之党也，怀贰，诳文敬曰：“诏书敕旨，惟捕元恶一人，余并无所问。”文敬弃众而走。质先以妹夫羊冲为武昌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往投之，已为郡丞胡庇之所杀。质无所归，入南湖在武昌东。逃窜，为追兵所杀。豫章大守任荟之，临川内史刘怀之，鄱阳大守林仲儒，为质尽力，皆伏诛。（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临川，见第七章第一节。鄱阳，见第四章第三节。）孝武又欲杀竺超民及质长史陆展兄弟，尚书令何尚之言之，乃得原。案臧质数有战功，拒虏尤著绩；鲁爽，史称其少染殊俗，无复华风，亦不失为一战将；秀之才略，尤优于其兄；不能用以拒虏，而俱毙于内战，实可惜也。

义宣既败，义恭乃上表省录尚书。又与竟陵王诞奏裁诸王、侯车服、器用、乐舞、制度，凡九事。有司附益，为二十四条。时西阳王子尚（孝武次子）。有盛宠，义恭又解扬州以避之。《义恭传》言其性嗜不恒，日移时变。自始至终，屡迁第宅。与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终。而奢侈无度，不爱财宝。左右亲幸者，一日乞与，或至一二百万。小有忤意，辄追夺之。大明时，资供丰厚，而用常不足。赊市百姓物，无钱可还，民有通辞求钱者，辄题后作原字。善骑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盖亦故为是以避祸也。【1】初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资皆出焉。以荆州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上恶其强大，分扬州浙东五郡（会稽、东阳、永嘉、临海、新安）。置东扬州，（治会稽。）荆、湘、江、豫州之八郡（荆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随，湘巴陵，江武昌，豫西阳。）置郢州。（治江夏。）罢南蛮校尉，迁其营于建康。荆、扬并因此虚耗。何尚之建言复合二州，上不许。

南平穆王铄，初领兵戍石头。元凶弑立，以为中军护军将军。世祖入讨，劭屯兵京邑，使铄巡行抚劳。以为南兖州刺史。柳元景至新亭，（见第七章第一节。）劭亲自攻之，挟铄自随。江夏王义恭南奔，使守东府。义军入宫，铄与濬俱归世祖。铄素不推事世祖，又为元凶所任使，世祖以药内食中毒杀之。

武昌王浑，文帝第十子。少而凶戾。尝出石头，怨左右人，援防身刀斫之。孝武即位，授南彭城东海二郡大守，出镇京口。孝建元年，迁雍州刺史。浑至镇，与左右人作文檄，自号楚王，号年为永光元年，备置百官，以为戏笑。孝武闻之，逼令自杀。（时年十七。）时为义宣叛之明年，越五年而竟陵王之祸作。

竟陵王诞，文帝第六子。其《传》云：义宣之反，有判、江、兖、豫四州之力，势震天下。孝武即位日浅，朝野大惧。上欲奉乘舆法物，以迎义宣。诞固执不可，然后处分。上流平定，诞之力也。此亦诬罔之辞。以孝武之猜弩，安肯慑于虚声，遽弃大位？当时盖有是语而非由衷之言，诞亦知旨而执之，及后既叛，乃以是为功，好诞者因以为实事耳。当时史文，固多如是，不可不分别观之也。（诞叛后，为表投之城外云：“丞相搆难，臧、鲁协从，朝野恍忽，咸怀忧惧。陛下欲百官羽仪，星驰推奉。臣前后固执，方赐允俞。社稷获全，是谁之力？”）诞造立第舍，穷极工巧，园池之美，冠绝一时。多聚才力之士，实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此等又皆孝武一面之辞，其信否亦不可知也。）上意不平。孝建二年，出诞为南徐州刺史。大明元年，又徙之南兖州，而以刘延孙为南徐，与之合族。【2】（高祖遗诏，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京口，见第八章第一节。《延孙传》云：延孙与帝室，虽同是彭城人，别属吕县。刘氏居彭城县者，又分为三里：帝室居绥舆里，左将军刘怀肃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丛亭里。及吕县为四刘。虽同出楚元王，由来不序昭穆。延孙于帝室，本非同宗。时竟陵王诞为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迁之于广陵，广陵与京口对岸，使腹心为徐州，据京口以防诞，故以南徐授延孙，而与之合族，使诸王序亲。吕，汉县，在今江苏铜山县北。）诞既见猜，亦潜为之备。因索虏寇边，修治城隍，聚粮治杖。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诞反。三年，建康民陈文绍，吴郡民刘成，豫章民陈谈之上书告诞有反谋。四月，上使有司奏诞罪状，贬爵为侯，遣令之国，而以垣阆为兖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给事中戴明宝随阆袭之。事泄，为诞所败。阆遇害，明宝奔还。上乃遣沈庆之率大众讨诞。庆之进广陵。豫州刺史宗惹，徐州刺史刘道隆并率众来会。诞见众军大集，欲弃城走，而其众并不欲去，乃复还。时垣护之、崔道固、庞孟虬、殷孝祖等破索虏还，（时使北援青州，见第五节。）至广陵，上使并受庆之节度。又遣屯骑校尉谭金，前虎贲中郎将郑景玄率羽林兵隶庆之。庆之填堑治攻道，直夏雨不得攻城，上玺书催督，前后相继。及晴，又使大史择发日，将自济江。大宰江夏王义恭表谏，乃止。七月，庆之攻广陵，克之，杀诞。诞初使黄门吕昙济，与左右素所信者，将世子景粹，藏于民间。出门，并各散走。惟昙济不去。十余日，乃为沈庆之所捕得，斩之。贬诞姓为留氏。帝命城中无大小并斩。沈庆之执谏，乃自五尺以下全之。杀城内男为京观，死者数千。女口为军赏。初义宣之反也，义恭参军宗越，亦隶行间。追奔至江陵。时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诛戮；又逼略义宣子女；坐免官，系尚方。寻被宥，复官。诞之叛，越以长水校尉领马军隶庆之。及孝武命杀城内男丁，越受旨行诛。躬临其事。莫不先加捶挞，或有鞭其面者，而越欣欣然若有所得。诞之初叛也，孝武忿其左右腹心，同籍期亲并诛之，死者以千数，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内叛出者。琅邪王玙之，五子悉在建业。玙之常乘城，沈庆之缚其五子，示而招之。许以富贵。玙之曰：“吾受主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获死所耳，安可以私亲诱之？”五子号叫，于外呼其父。及城平，庆之悉扑杀之。诞遣使要结远近。山阳内史梁旷，（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家在广陵，诞执其妻子，而旷斩使拒诞。诞怒，灭其家。刘遵考子琨之，为诞主簿。诞作乱，以为中兵参军。不就。系狱数十日，终不受。诞杀之。彭城邵领宗在城内，阴结死士欲袭诞，事泄，诞支解之。一时君臣之酷虐如此，【3】人理不几于灭绝邪？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大明二年，为雍州刺史。司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专，深之及主帅每案之，常怀忿怒。左右张伯超多罪过，主帅常加呵责。伯超惧罪，劝休茂杀行事及主帅，且举兵自卫。“此去都数千里，纵大事不成，不失入虏中为王。”休茂从之。夜挟伯超及左右，率夹毂队杀深之及典签。集征兵众，建牙驰檄。参军尹元庆起义禽斩之。（《宋书·本纪》云：义成大守薛继考讨斩之。《休茂传》云：继考为休茂尽力攻城，及休茂死，诈称立义，乘驿还都，事泄，伏诛。旧史盖据其事未泄前之诡辞，而修《宋书》者误袭之也。《南史》云：尹元庆起义斩之，当得其实。义成，见第五章第四节。）时五年四月也。休茂时年十七。母、妻皆自杀。同党悉伏诛。

休茂既死，义恭上表言：【4】“诸王贵重，不应居边。华州优地，时可暂出。既已有州，不须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于长史、掾属。若宜镇御，别差押城大将。若情乐冲虚，不宜逼以武事。若舍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学，足充话言，游梁之徒，一皆勿许。文武从镇，以时休止，妻子室累，不烦自随。百僚修诣，宜遵晋令，悉须宣令齐到，备列宾主之则。衡泌之士，亦无烦干候贵王。器甲于私，为用盖寡，自金银装刀剑战具之服，皆应输送还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无惧，恶者止奸。”其所以间之者弥密，然人心好乱，枭桀乘机，徒恃具文终不足树维城之固也。

第三节　前废帝之败

凡置君如弈棋之世，往往君臣上下，彼此相猜。因相猜而相图，则君位之不固弥甚。而其相猜亦弥甚。迭相为因，而争夺相杀之祸，不绝于时矣。【5】刘宋之所以败，正坐此也。

宋文帝之为人，已不免失之猜忌，而孝武及明帝二世尤甚。《南史·本纪》言：孝武帝末年，为长夜之饮。每旦寝兴，盥漱毕，仍复命饮。俄顷数斗。凭几惛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肃然整容，无复酒色。外内服其神明，无敢弛惰。是其人未尝无监察之小才。然性严暴，睚眦之间，动至罪戮。（《佞幸·戴法兴传》。）又好狎侮群臣，随其状貌，各有比类。（如多须者谓之羊；颜师伯齿号之曰；刘秀之俭吝，呼为老悭。）宠一昆仑奴，常在左右，令以杖击群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王玄谟传》。）江智渊初为竟陵王诞从事中郎。诞将为逆，智渊悟其机，请假先返。诞事发，即除中书侍郎。迁尚书吏部郎。智渊爱好文雅，辞釆清赡。上初深相知待，恩礼冠朝。后以方退，渐不会旨，见出，以忧卒。（参看下文。）沈怀文为侍中，随事纳谏，匡正尤多，帝多不听。帝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沉醉，怀文素不饮酒，又不好戏，帝谓故为异己，遂以事收付廷尉赐死。其好狎侮如此。即位之初，普责百官谠言，而庐陵内史周朗，（庐陵，见第三章第九节。）以上书忤旨，大明四年，使有司奏其居丧无礼，传送宁州，（见第三章第六节。）于道杀之。颜竣旧为僚佐；讨劭之役，上发寻阳，便有疾，竣常出入卧内，断决军机；即位，为侍中，转吏部尚书；义宣、臧质反，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宁县界，（秣陵，见第四章第三节。湖熟，汉县，在今江宁县东南。江宁，见第一节。）又以为丹阳尹，可谓股肱心膂之臣。而以谏诤恳切，藉竟陵王诞之叛陷之，先打折足，然后于狱赐死。沈怀文与竣及周朗素善，帝尝谓之曰：“竣若知我杀之，亦当不敢如此。”及怀文被系，其三子行谢，情哀貌苦，见者伤之。柳元景欲救怀文，言于帝曰：“沈怀文三子，涂炭不可见，愿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杀之，使其意分。”竟杀之。其好谀恶直，刻薄寡恩又如此。其所任者：颜师伯，帝为徐州时主簿。以善于附会，大被知遇。及践阼，以为黄门侍郎。累迁侍中、吏部尚书为尚书右仆射。戴法兴、戴明宝、蔡闲，皆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巢尚之，亦为中书通事舍人。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明宝。（蔡闲早卒。）师伯居权日久，天下辐凑。游其门者，爵位莫不逾分。多纳货贿家产丰积。伎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园池第宅，冠绝当时。法兴、明宝，亦大通人事，多纳货贿。明宝骄纵尤甚。所任如此，安有可托孤寄命之臣邪？身死未几，而嗣子遽败，固其所也。

宋前废帝像

宋前废帝（449—465），即刘子业，孝武帝长子，大明八年（464年）即位。在位仅一年，其所干的荒唐之事罄竹难书，后被将军柳光世、寿寂之等合谋杀死。

大明八年，闰五月，孝武帝崩。大子子业立，是为前废帝。（时年十六。）遗诏：江夏王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柳元景领尚书令，入住城内。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大事与沈庆之参怀。若有军旅，可为总统。尚书中事委颜师伯。外监所统委王玄谟。废帝即位，复置录尚书，以义恭为之。颜师伯迁尚书右仆射，领丹阳尹。元景、庆之、师伯、玄谟，固皆孝武帝所视为亲信之原臣也，然未再期而变起。景和元年，八月，免戴法兴官，旋赐死。巢尚之亦解舍人。转颜师伯为尚书仆射，而以王景文为右仆射，分其台任。（景文名彧，与明帝名同，以字行。其妹为明帝后。观废帝用人，可知其不尽与诸叔立异也。）又夺其丹阳尹。义恭、元景、师伯等忧惧，谋废帝而立义恭。以告沈庆之。庆之发其事。帝亲率宿卫诛之。《佞幸传》言：帝即位，法兴迁越骑校尉。时义恭录尚书事，任同总己，而法兴执权日久，威行内外，义恭积相畏服，至是慑惮尤甚。废帝未亲万几，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传》又云：前废帝即祚，权任悉归法兴，而明宝轻矣。）一似义恭、师伯，与法兴各不相干者。然又云：帝所爱幸阉人华愿儿，有盛宠，赐与金帛无算。【6】法兴常加裁减，愿儿甚恨之。帝常使愿儿出市里，察听风谣。而道路之言，谓法兴为真天子，帝为应天子。（应，《南史》作赝。）愿儿因此告帝曰：“外间云：宫中有两天子，官是一人，戴法兴是一人。官在深宫中，人物不相接。法兴与大宰颜、柳一体。吸习往来，门客恒有数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兴是孝武左右，复久在宫闱，今将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复官许。”则法兴与义恭等，实已互相交关，（愿儿于法兴，纵有私怨，然其告前废帝之语，必不能凭空造作，史固云道路先有法兴为真天子，帝为应天子之语，而后愿儿因之进说也。此语亦非史家所能造，即或传述出于附会，亦必当时实有此情形，附会者乃能为是说也。）故法兴死而义恭等之变遂作。夫南北朝之主，所以好用寒人者？一以其时之士大夫，优游不能任事；一亦由其时争夺相杀，习为故常，寒人分望有限，不至觊觎非分耳。今戴法兴等亦与义恭等相交关，又曷怪废帝之欲加以翦除哉？史言帝年渐长，凶志转成。欲有所为，法兴每相禁制。每谓帝曰：“官所为如此，欲作营阳邪？”一似法兴虽无礼于其君，意实在防闲其非者。然废帝即位，年已十六，欲有所为，何待期年之后？则此说不足信也。期年之中，不蜚不鸣，而一旦发之仓卒；而征讨之师，且继之而出；则知废帝非绝无能为，且非轻躁之流矣。

晋熙王昶者，文帝第九子，时为义阳王，（晋熙乃其投北后明帝所改封。）为徐州刺史。《昶传》云：昶轻訬褊急，不能只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责。民间喧然，常云昶当有异志。永光、景和中，（废帝初改元为永光，诛义恭后，又改元为景和，实一年也。）此声转甚。废帝既诛群公，弥纵狂悖。常语左右曰：“我即大位来，遂未尝戒严，使人邑邑。”义恭诛后，昶表请入朝，遣典签蘧法生衔使。（《魏书》作虞法生。）帝谓法生曰：“义阳与大宰谋反，我正欲讨之，今知求还，甚善。”又屡诘问法生：“义阳谋反，何故不启？”法生惧祸，叛走还彭城。帝因此北讨。亲率众过江。法生既至，昶即聚众起兵。统内诸郡，并不受命；将佐文武，悉怀异心。昶知其不捷，乃夜与数十骑开门北奔索虏。时九月也。昶之必叛，读其传文可见，更不得归咎于废帝之激变矣。

《孝武十四王传》云：始平孝敬王子鸾，孝武帝第八子。大明四年，年五岁，封襄阳王。仍为东中郎将、吴郡大守。（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其年，改封新安王。五年，迁北中郎将，为徐州刺史，领南琅邪大守。（南琅邪，东晋以江乘侨置，齐徙治白下。）母殷淑仪，宠倾后宫，子鸾爱冠诸子。凡为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鸾之府、国。及为南徐州刺史，又割吴郡以属之。六年，丁母忧。追进淑仪为贵妃，班亚皇后。谥曰宣。上自临南掖门临过丧车，悲不自胜。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又讽有司，创立新庙。葬毕，诏子鸾摄职，以本官兼司徒。又加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八年，加中书令，领司徒。前废帝即位，解中书令，领司徒，加持节之镇。帝素疾子鸾有宠，既诛群公，乃遣使赐死。时年十岁。子鸾临死，谓左右曰：“愿身不复生王家。”同生弟、妹并死。（与子鸾同生者：孝武帝第十四子齐敬王子羽，大明三年卒。第十九子晋陵孝王子云，六年卒。是时死者，为第二十二子南海哀王子师，及第十二皇女。）案孝武宫闱，颇多遗行。（孝武所生路淑媛，即位之后，尊为皇大后。《传》云：上于闺门之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大后房内。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南史·后妃传》云：淑仪南郡王义宣女。义宣败后，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当时莫知所出。或云：是殷琰家人，入义宣家，义宣败入宫云。《宋书目录》孝武文穆皇后下有宣贵妃，而《传》无其文。《江智渊传》云：上宠姬宣贵妃殷氏卒，使群臣议谥，智渊上议曰怀，上以不尽嘉号，甚衔之。后车驾幸南山，乘马至殷氏墓，群臣皆骑从。上以马鞭指墓石柱谓智渊曰：“此上不容有怀字。”智渊益惶惧。大明七年，以忧卒。即此人也。《袁传》云：大明末，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大子在东宫多过失，上微有废大子立子鸾之意，从容颇言之。盛称大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南史》此下又云：“帝怒，振衣而入，亦厉色而出。左丞徐爰言于帝，请宥之，帝意解。”）则子鸾在孝武时实有夺宗之势，府国人才既多，容有居为奇货者，废帝之除之，或亦有所不得已邪？（愿身不复生王家之言，非十岁小儿所能作，即其徒党所造作也。【7】）

《宋书·后妃传》云：前废帝何皇后，父瑀，尚高祖少女豫章康长公主。豪竞于时。子迈，尚大祖第十女新蔡公主。迈少以贵戚居显宦，好犬马驰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县界，（江乘，见第三章第九节。）去京师三十里，迈每游履，辄结驷连骑，武士成群。大明末，为豫章王子尚抚军谘议参军。废帝纳公主于后宫，伪言薨殒，杀一婢，送出迈第殡葬行丧礼。常疑迈有异图。迈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幸废立。事觉，废帝自出讨迈，诛之。时十一月三日也。孝武帝第三子晋安王子勋，时为江州刺史。其《传》云：迈谋因帝出行为变，迎立子勋。事泄，帝自率宿卫兵诛迈，使八坐奏子勋与迈通谋。又手诏子勋曰：“何迈欲杀我立汝，汝自计孰若孝武邪？可自为其所。”遣左右朱景云送药赐子勋死。景云至盆口，（见第三章第九节。）停不进，遗信报长史邓琬。琬等因奉子勋起兵，以废立为名。案迈旧为子尚僚属，子尚是时，近在京邑，而齿长于子勋，迈欲行废立，何不拥戴之，乃远迎子勋邪？即此一端观之，而知此段史事，全不足信矣。

既杀何迈，遂诛沈庆之。《庆之传》云：帝凶暴日甚，庆之犹尽言谏争，帝意稍不说。及诛何迈，虑庆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闭清溪诸桥以绝之。庆之果往，不得度而还。帝乃遣庆之从子攸之赍药赐庆之死。此非实录，自不待言。庆之此时，年已八十，当其七十时，已于娄湖（在今首都东南。）【8】广开田园之业，俨然一田舍翁矣，尚安有远志？且庆之于孝武，始终尽忠。既发义恭之谋，又从废帝度江讨义阳王昶，则于废帝亦非怀贰。既无侵逼之虞；而且藉其声望，足资镇慑；其于废帝，可谓有害无利，乃亦从而杀之，此实最不可解者也。案废帝事之真相，全在袁、蔡兴宗、徐爰三人传中。《传》言其沮孝武帝废立之意，已见前。又云：世祖又以沈庆之才用不多，言论颇相蚩毁，又陈庆之忠勤有干略，堪当重任。由是前废帝深感，庆之亦怀其德。景和元年，诛群公，欲引进，任以朝政。迁为吏部尚书。又下诏曰：“宗社多故，衅因冢司。景命未沦，神祚再又。自非忠谋密契，岂伊克殄？侍中祭酒领前军将军新除吏部尚书，游击将军领著作郎兼尚书左丞徐爰，诚心内款，参闻嘉策，匡赞之效，实监朕怀。宜甄茅社，以奖义概。可封新隆县子，爰可封吴平县男，食邑各五百户。”是诛群公之际，与爰皆参与密谋也。（徐爰《宋书》入《恩幸传》，前人久议其失矣。爰乃学人，而史谓其便辟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既长于附会，又饰以典文，故为大祖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礼仪，非爰议不行。虽复当时硕学，所解过人者，既不敢立异，所言亦不见从。此皆文致周内之辞也。又云：前废帝凶暴无道，殿省旧人，多见罪黜，惟爰巧于将迎，始终无迕。诛群公后，以爰为黄门侍郎，领射声校尉。宠待隆密，群臣莫二。帝每出行，常与沈庆之、山阴公主同辈，爰亦预焉。可以见其君臣之相契矣。）《传》又云：俄而意趣乖异，宠待颇衰。始令与沈庆之、徐爰参知选事，寻复反以为罪，使有司纠奏，坐白衣领职。从幸湖熟，往返数日，不被唤召。虑及祸，诡辞求出。沈庆之为固陈，乃见许。除建安王休仁长史、襄阳大守。休仁不行，即以为雍州刺史。舅蔡兴宗谓之曰：“襄阳星恶，岂可冒邪？”曰：“白刃当前，不救流矢，事有缓急故也。今者之行，本愿生出虎口。且天道辽远，何必皆验？如其有征，当修德以禳之耳。”于是狼狈上路。恒虑见追，行至寻阳，喜曰：“今始免矣。”夫一州之主，岂足以当星象？之出，乃废帝所以树外援，观下节自明。然则废帝非真疏；之遄征，亦非所以避废帝；灼然可见矣。其出也，又安待庆之为之请？然既曰庆之为之请，则庆之是时之参与密谋，又可见也。然庆之发义恭等反谋，史言以与义恭等素不厚故，夫使庆之与义恭等果素不厚，义恭等安敢以反谋告之？则庆之与义恭等，亦非无交关。庆之是时，年老矣，气衰矣，专为免祸计而已矣，其发义恭之谋也，安知非逆料其事之不能成？然则势有可畏甚于义恭者，安保其不依违两可，甚且折而从之邪？《蔡兴宗传》云：兴宗为吏部尚书。前废帝即位，兴宗时亲奉玺绶。嗣主容色自若，了无哀貌。兴宗出，谓亲故曰：“鲁昭在戚而有嘉容，终之以衅结大臣，昭子请死，国家之祸，其在此乎？”时义恭引身避事，政归近习。戴法兴、巢尚之专制朝权，威行远近。兴宗每至上朝，辄与令、录以下，陈欲登进贤士之意。又箴规得失，博论朝政。义恭素性恇桡，阿顺法兴，常虑失旨。闻兴宗言，辄战惧无计。先是大明世奢侈无度，多所造立，赋调烦严，征役过苦。至是，发诏悉皆削除。由是紫极殿、南北驰道之属，皆被毁坏。（《本纪》：景和元年，八月，乙丑，复南北二驰道。）自孝建已来，至大明末，凡诸制度，无或存者。兴宗于都坐慨然谓颜师伯曰：“先帝虽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古典所贵。今殡宫始彻，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尔，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师伯不能用。兴宗每陈选事，法兴、尚之等辄点定回换，仅有在者。兴宗于朝堂谓义恭及师伯曰：“主上谅暗，不亲万几，而选举密事，多被删改，复非公笔，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旋以选事忤义恭，出为吴郡大守。固辞郡。执政愈怒，又转为新安王子鸾辅军司马南东海大守，（南东海，宋郡，今江苏丹徒县。）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义恭于是大怒，表陈其失。诏除兴宗新昌大守。（新昌，吴郡，在今越南境。）郡属交州，朝廷莫不嗟骇。先是兴宗纳何后寺尼智妃为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师。迎车已去，而师伯密遣人诱之，潜往载取。兴宗迎人不觉。及兴宗被徙，论者并云由师伯。师伯甚病之。法兴等既不欲以徙大臣为名，师伯又欲止息物议，由此停行。顷之，法兴见杀，尚之被系，义恭、师伯诛，复起兴宗为临海王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大守，行荆州事。不行。时前废帝凶暴，兴宗外甥袁为雍州刺史。劝兴宗行，曰：“朝廷形势，人所共见。在内大臣，朝夕难保。舅今出居陕西，（当时人称荆州为陕西。）为八州事；在襄、沔，地胜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陆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岂与受制凶狂，祸患不测，同年而语乎？”兴宗曰：“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宫省内外，人不自保，会应有变。若内难得弭，外衅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祸，各行所见，不亦善乎？”综观传文，兴宗盖夸者死权之徒，所深憾者在于戴法兴、巢尚之，而于义恭及颜师伯，并无积怒深怨。朝廷以其尝为义恭、师伯所踬，又于袁为甥舅，欲用为荆州，使与协力，而兴宗则初无尽忠于废帝之心。且其人之好恶，颇与人殊。景和革孝建、大明之奢，平心论之，必不能谓非善政，而兴宗亦以为非，则其于废帝，实早存一疾视之成见。职是一念，遂为大宗所中，其答袁，尚仅以自全为念者，未几即与大宗为徒党，而为之四出说诱焉。《兴宗传》又曰：重除吏部尚书。大尉沈庆之，深虑危祸，闭门不通宾客。尝遣左右范羡诣兴宗属事。兴宗谓羡曰：“公闭门绝客，以避悠悠请托耳，身非有求，何为见拒？”还造庆之。庆之遣羡报命，要兴宗令往。兴宗因说之曰：“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举朝皇皇，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谁不景从？如其不断，旦暮祸及。”庆之曰：“仆比日前虑，不复自保，但尽忠奉国，始终以之，正当委天任命耳。加老罢私门，兵力顿阙，虽有其意，事亦无从。”兴宗曰：“殿内将帅，正听外间消息。若一人唱首，则俯仰可定。况公威风先著，统戎累朝。诸旧部曲，布在宫省。宗越、谭金之徒，出公宇下，并受生成；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谁敢不从？且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三吴，见第三章第九节。）宅内奴童，人有数百。陆攸之今入东讨贼，又大送铠杖，在青溪未发。攸之公之乡人，骁勇有胆力，取其器杖，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驱，天下之事定矣。仆在尚书中，自当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简贤明，以奉社稷。今若迟疑不决，当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从之祸。车驾屡幸贵第，醉酣弥留，又闻屏左右独入内，此万世一时，机不可失。”庆之曰：“此事大，非仆所能行。事至，故当抱忠以殁耳。”时领军王玄谟，大将有威名，邑里讹言，云已见诛，市道喧扰。（此讹言盖欲为变者所为。）玄谟典签包法荣，家在东阳，（见第五章第六节。）兴宗故郡民也。为玄谟所信。见使至。兴宗因谓曰：“领军殊当忧惧。”法荣曰：“领军此日，殆不复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门，不保俄顷。”兴宗曰：“领军忧惧，当为方略那得坐待祸至？”初玄谟旧部曲，犹有三千人。废帝颇疑之，彻配监者。玄谟大息深恨。启留五百人岩山营墓。（岩山，在秣陵。）事犹未毕，帝欲猎，又悉唤还城。岩兵在中堂。（在台城外、秦淮北，见元嘉元年《通鉴注》。）兴宗劝以此众举事，曰：“当今以领军威名，率此为朝廷唱始，事便立克。领军虽复失脚，自可乘处分。祸殆不测，勿失事机。君还可白领军如此。”玄谟遣法荣报曰：“此亦未易可行，期当不泄君言。”大宗践阼，玄谟责所亲故吏郭季产、女婿章希真等曰：“当艰难时，周旋辈无一言相扣发者。”季产曰：“蔡尚书令包法荣所道，非不会机，但大事难行耳，季产言之亦何益？”玄谟有惭色。右卫将军刘道隆，（怀肃弟子。怀肃，武帝从母兄。）为帝所宠信，专统禁兵。乘舆常夜幸著作佐郎江斅宅，兴宗马车从，道隆从车后过，兴宗谓曰：“刘公，比日思一闲写。”道隆深达此旨，搯兴宗手曰：“蔡公勿多言。”乌乎！自有史籍以来，未见是处游说，劝人行逆如兴宗者也。兴宗自恃素门平进，与主甚疏，可以无患，其敢于四出游说者以此。大宗之用之，盖亦以此。庆之固尝发义恭之事矣，而是时缄口不言；玄谟亦相期不泄；可见大宗非如义恭之易与也。《沈文秀传》云：（文秀，庆之弟子。）前废帝即位，为射声校尉。景和元年，迁青州刺史。将之镇部曲，出屯白下。（城名，在今江宁县北。）说庆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将至，而一门受其宠任，万物皆谓与之同心。且此人性情无常，猜忌特甚，将来之祸，事又难测。今因此众力，图之易于反掌。千载一时，万不可失。”庆之不从。文秀固请非一，言辄流涕。终不回。文秀后亦尽忠于子勋，且尽力以抗虏，其人似非无气节者，《传》所云不知信否，然危而不能持，颠而不能扶，有先之起事者，即不免受附从之祸，为一身一家计，则诚如兴宗之言，有可深念者矣。文秀得毋门户之计深，而进是说于庆之邪？八十田舍翁，安知不为所动？抑《攸之传》言：攸之随庆之征广陵有功，事平当加厚赏，为庆之所抑，攸之甚恨之。从来门内之衅，恒酷于门外。攸之是时，与宗越、谭金、童大壹，同为废帝腹心，谗构庆之，固自易易，庆之得毋为所中欤？是则不可知已。宗戚外叛，嬖幸内离，而独恃数武人以御侮，此废帝之所以终败欤？

南平穆王铄三子：敬猷，敬渊，敬先。《铄传》云：帝召铄妃江氏入宫，使左右于前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谓曰：“若不从，当杀汝三子。”江氏犹不肯。于是遣使于第杀敬猷、敬渊、敬先，鞭江氏一百。其夕，废帝亦殒。案宋氏宫闱，极为混乱，此等淫亵之事，固难保其必无。然《休仁传》言：帝尝于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杨大妃。左右并不得已顺命。以至右卫将军刘道隆，道隆欢以奉旨，尽诸丑状。及大宗立，道隆为护军，休仁请解职，曰：“臣不得与此人同朝，”上乃赐道隆死。乍观之，其言似未必诬，更一观《蔡兴宗传》，则道隆乃兴宗欲搆使为逆而不果者，则又安知其以何罪死邪？穆王三子之见杀，岂以其父为孝武所杀，虑其报复故欤？江氏之见逼迫纵不虚，三子之见杀，亦未必以其母之不受命也。

文帝之子，是时存者，尚有六人：东海王袆，湘东王彧，（明帝。）始安王休仁，晋平剌王休祐，桂阳王休范，巴陵哀王休若也。《休仁传》言：废帝忌惮诸父，并囚之殿内，殴捶凌曳，无复人理。休仁及大宗、休祐，形体并肥壮，帝乃以竹笼盛而称之。以大宗尤肥，号为猪王。号休仁为杀王，休祐为贼王。以三王年长，尤所畏惮，常录以自近不离左右。袆凡劣，号为驴王；休范、休若年少；故并得从容。尝以木槽盛饭，内诸杂食，搅令和合，掘地为坑阱，实之以泥水，裸大宗内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大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为欢笑。欲害大宗及休仁、休祐，前后以十数。休仁多计数，每以笑调佞谀说之，故得推迁。时廷尉刘矇，妾孕临月，迎入后宫，冀其生男，欲立为大子。（《本纪》：景和元年，十一月，丁未，皇子生，少府刘胜之子也，与《休仁传》不合。《南史》作少府刘矇。《通鉴考异》云：《宋略》同。案废帝是时，年仅十七，是月十三日，壬寅，始立皇后，岂有急欲立大子之理？疑废帝后宫实有子，明帝绝之，而以非种诬之也。）大宗尝忤旨，帝怒，乃裸之，缚其手脚，以杖贯手脚内，使人檐付大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谓帝曰：“猪今日未应死。”帝问其故。休仁曰：“待皇大子生，杀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将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杀诸父便发，其夕，大宗克定祸难。《本纪》云：先是讹言云：湘中出天子，帝将南巡荆、湘以厌之，先欲诛诸叔，然后发引。大宗与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密结帝左右寿寂之、姜产之等十一人，谋共废帝。戊午夜，（戊午二十九日。）帝于华林园竹林堂射鬼。（华林园，见第八章第一节。）时巫觋云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寿寂之怀刀直入，姜产之为副。帝欲走，寂之追而殒之。《恩幸传》云：阮佃夫，大宗初出，选为主衣。永光中，又请为世子师。甚见信待。景和末，大宗被拘于殿内，住在秘书省。佃夫与王道隆、李道兄及帝左右淳于文祖共谋废立。时直将军柳光世，亦与帝左右缪方盛、周登之有密谋，未知所奉。登之与大宗有旧，方盛等乃使登之结佃夫。佃夫大悦。先是帝立皇后，普暂彻诸王奄人。大宗左右钱蓝生，亦在其列。事毕未被遣。密使蓝生候帝，虑事泄，蓝生不欲自出，帝动止辄以告文祖，令文祖报佃夫。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时，帝出幸华林园。休仁、休祐、山阴公主并侍侧。大宗犹在秘书省，不被召，益忧惧。佃夫以告外监典事朱幼；又告主衣寿寂之，细铠主姜产之；产之又语所领细铠将王敬则；幼又告中书舍人戴明宝；并响应。幼豫约勒内外，使蓝生密报休仁等。时帝欲南巡，腹心直将军宗越等其夕并听出外装束，惟有队主樊僧整防华林，是光世乡人，光世要之，僧整即受命。产之又要队副聂庆，及所领壮士富灵符、俞道龙、宋逵之、田嗣。并聚于庆省。时巫觋云后堂有鬼，其夕，帝于竹林寺与巫共射之。寂之抽刀先入，产之随其后。文祖、方盛、登之、灵符、庆、嗣、敬则、道龙、逵之又继进。休仁闻行声甚疾，谓休祐曰：“事作矣。”相随奔景阳山。（在华林园中，见第九章第七节。）帝见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而殒之。案废帝是时，无欲幸荆、湘之理。观其出袁为雍州，又欲使其舅蔡兴宗为荆州，而后来湘州行事何惠文，亦尽忠于子勋，则是时建业形势，殆甚危急，废帝欲用上流，以戡祸难也。果如史之所言，大宗与休仁、休祐，其死久矣，尚安得从容要结，以成其谋乎？《后废帝纪赞》云：“前废帝卑游亵幸，皆龙驾帝饰，传警清路，苍梧王则藏玺怀绂，鱼服忘返，危冠短服，匹马孤征，”则知帝于戒备初未尝疏，图之实非易易。故蔡兴宗历说沈庆之、王玄谟、刘道隆，皆欲借重于兵力，逮三人皆不见听，乃不得已而用寿寂之等，为铤而走险之计也，其成亦幸矣。《本纪》言：帝少好讲书，颇识古事，自造世祖诔及杂篇章，往往有辞采，与袁之言，颇相符会。《佞幸传》言：大明中，有奚显度者，官至员外散骑侍郎。常使主领人功。苛虐无道，动加捶扑。暑雨寒雪，不听暂休。人不堪命，有自经死者。人役闻配显度，如就刑戮。前废帝戏言：“显度刻虐，为百姓所疾，比当除之，”左右因唱喏，即日宣旨杀焉。时人比之孙晧之杀岑昏。此实废帝有意除之，比诸孙晧乃诬谤之辞耳。更观其能革孝建、大明之侈靡，自不失为干父之蛊，而蔡兴宗亦以为罪，天下岂有真是非哉？戴法兴之死也，帝杀其三子。又截法兴棺焚之。义恭子十二人先为元凶劭所杀，至废帝，又杀其四子。颜师伯六子，柳元景九子皆见杀。元景弟侄在京邑、襄阳从死者又数十人。又断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睛，以蜜渍之，为鬼且精。此等语不知皆实否，即谓皆实，亦一时风气如此，不能独责一人也。

第四节　子勋败亡

前废帝既死，湘东王彧以大皇大后令即帝位，（大皇大后，孝武母路淑媛。）是为大宗明皇帝。其明日，杀豫章王子尚及山阴公主楚玉，并废帝同母也。（废帝同母五人：子尚、楚玉及临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乐公主修明也。）子尚，《传》称其凶慝有废帝风，而不能举其实迹，盖近于诬。楚玉，《传》言其肆情淫纵。以褚渊貌美，请以自侍十日。废帝许之。渊虽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此事《废帝纪》亦载之。又云：主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9】帝乃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此更不近情矣，世岂有肆情淫纵之人，而必持男女平权之论者邪？宗越、谭金、童大壹谋作难，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明帝。明帝即收越等下狱杀之。攸之之为人可知矣。然明帝虽肆意翦除，卒不能弭寻阳之难。

《袁传》曰：至寻阳，与邓琬款狎，相过常请闲，必尽日穷夜。与琬人地本殊，众知其有异志矣。既至襄阳，便与刘胡（谘议参军。）缮修兵械，纂集士卒。盖朝旨使要结琬，为勤王之备也。《琬传》云：大宗定乱，进子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令书至，诸佐吏并喜，造琬曰：“暴乱既除，殿下又开黄，实为公私大庆。”琬以子勋次居第三；又以寻阳起事；有符世祖，理必万克。乃取令书投地曰：“殿下当开端门，黄是吾徒事耳。”众并骇愕。此乃诬罔之辞。子勋非反废帝，说已见前，其举兵盖实在此时也。于是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孝武帝第四子。）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孝武帝第七子。）会稽大守寻阳王子房，（孝武帝第六子。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雍州刺史袁，梁州刺史柳元怙，（元景从兄。）益州刺史萧惠开，（思话子。）广州刺史袁昙远，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惠文，吴郡大守顾琛，（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吴兴大守王昙生，（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晋陵大守袁标，（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义兴大守刘延熙，（义兴，见第五章第六节。）并与之同。四方贡计，并诣寻阳。此中固有废帝豫行布置者，然临时承奉者必多也，亦可见顺逆之自在人心矣。

明帝遣王玄谟领水军南讨，吴兴大守张永为其后继。又使沈攸之、江方兴、刘灵遗屯虎槛。（洲名，在芜湖西南。）建安王休仁总统诸军。而东兵之势尤急。初明帝征子房为抚军，领大常，其长史孔觊不受命。帝使故佐庾业代觊，都水使者孔璪入东慰劳。璪劝起兵，业亦与同。军至晋陵，部陈甚盛。明帝乃使沈怀明、张永东讨，巴陵王休若总众军。殿中侍御史吴喜，请得精兵三百，致死于东。明帝大悦。简羽林士配之。又使任农夫为之助。喜进平义兴，刘延熙投水死。帝又使江方兴等助破晋陵军。喜进平昊兴。至钱唐，（见第四章第三节。）斩庾业。上虞令王晏（上虞，见第七章第二节。）起兵攻郡，杀孔觊，执子房送京都。孔璪为其门生所杀。顾琛、王昙生、袁标诣喜谢罪。喜皆宥之。东事不久即平，乃得专力于西矣。

邓琬初遣孙冲之以万人据赭圻，（冲之，巴东、建平二郡大守，方之郡，邓琬逆用之，使与陶亮并统前军。巴东、建平，皆见第三章第六节。赭圻，见第五章第四节。）又使陶亮统诸州兵合二万人，一时俱下。（亮，子勋录事参军。时统郢、荆、湘、梁、雍五州之兵。）时朝廷惟保丹阳一郡，永世县旋又反叛，（吴永平县，晋更名永世，在今江苏溧阳县南。时县令为孔景宣，寻为本县人徐崇之起兵所杀。）义兴兵垂至延陵，见第四章第三节。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兖州刺史殷孝祖外甥司徒参军葛僧韶建议征孝祖入朝，明帝遣之。孝祖率文武二千人，随僧韶还都，并伧楚壮士，人情乃安。明帝使孝祖督前锋诸军向虎槛。陶亮屯军鹊洲。（在今安徽繁昌县东北江中。）三月三日，水陆攻赭圻。孝祖为流矢所中死，军败。时江方兴复还虎槛，休仁遣领孝祖军，沈攸之代孝祖为前锋都督。孙冲之欲直取京都、陶亮不从。攸之进战，破之。冲之等于湖、白口筑二城，（胡三省曰：巢湖及白水口也。）又为军主张兴世所拔。陶亮惧，呼冲之还鹊尾，（渚名，在今安徽无为县境。）留薛常宝守赭圻。邓琬又遣刘胡，率众三万，铁骑二千，来屯鹊尾。胡宿将屡有战功，攸之等惮之。常宝粮尽，告胡求援。胡运米饷之。为攸之所败。四月四日，常宝突围走。休仁进据赭圻。时胡等兵众强盛，袁又悉雍州之众来赴。六月十八日，率楼船千艘据鹊尾。张兴世建议越鹊尾上据钱溪，（亦名梅根河，在今安徽贵池县东。）沈攸之、吴喜赞之。刘胡累攻之，不能克。攸之、喜因进攻浓湖。（在繁昌西。）袁驰召胡还。胡军亦乏食。邓琬大送资粮，至南陵，（戍名，在繁昌西北。梁置县，唐移治今南陵。）不敢下。胡遣兵迎之，又为钱溪所破，资实覆没都尽，烧米三十万斛。八月二十四日，胡遂委奔走。闻胡去，亦走。至鹊头，与戍主薛伯珍步取青林，（山名，在今安徽当涂县东南。）欲向寻阳，为伯珍所杀。胡至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郡丞陈怀真杀之。初废帝使荆州录送长史行事张悦。（畅弟。）至湓口，邓琬称子勋命释之。以为司马，与琬共掌内外众事。及是，杀琬诣休仁降。蔡那为明帝将，子道渊，被系作部，因乱脱锁入城，执子勋囚之。沈攸之诸军至，杀之。及其母。子勋时年十一。诸军分向荆、郢、雍、湘及豫章，皆平之。梁州亦降。袁昙远为其将李万周所杀。（始兴士人刘嗣祖，据郡为明帝。昙远遣万周讨之。嗣祖诳万周云：寿阳已平。万周信之，还袭杀昙远。始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初邓琬征兵巴东，巴东大守罗宝称持疑未决。会暴病死。巴东人任叔儿起兵据白帝。（见第七章第三节。）萧惠开遣巴郡大守费欣寿攻之，（巴郡，见第三章第六节。）败殁。更遣州从事程法度领三千人步出梁州，又为氏贼杨僧嗣所断。惠开为治，多任刑诛，蜀土咸怀猜怨。晋原遂反。（汉江原县，李雄置郡，并县改曰汉原。蜀平后，郡改称晋原，而县复曰江原。在今四川崇庆县东。）诸郡悉应之。并来围城。闻子勋平，蜀人并欲屠城，以望厚赏。惠开每遣兵出战，未尝不捷，而外众逾合，胜兵者十余万人。明帝以蜀土险远，赦其诛责，遣惠开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至涪，（见第三章第六节。）蜀人遏留不听进。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帅，然后得前。惠开奉旨归顺，城围得解。而时明帝又遣惠开宗人宝首水路慰劳益州，宝首欲以平蜀为功，更奖说蜀人。于是处处蜂起。凡诸离散，一时还合。惠开遣战，大破之，生禽宝首，蜀乱乃平。案孝武以讨元凶立，实不得谓为不正，孝武正则子业亦正；所云淫虐，事既多诬；则明帝实为篡弑，此所以四方同契，不谋而咸奉寻阳也。寻阳兵之起也，萧惠开集将佐谓之曰：“湘东大祖之昭，晋安世祖之穆，其于当璧，并无不可。但景和虽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犹多。吾奉武、文之灵，并荷世祖之眷，今便当投袂万里，推奉九江。”此固义正辞严。（葛僧韶说殷孝祖曰：“国乱朝危，宜立长主。群小相扇，贪利幼弱。使天道助逆，群凶事申，则主幼时艰，权柄不一，兵难互起”云云。此当时推奉明帝者之议论也，然不得谓为正。）史称邓琬性鄙暗。贪吝过甚。财货酒食，皆身自量校。（此正见其综核名实，赏罚不苟。）至是，父子并卖官粥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酣歌博弈，日夜不休。大自矜遇。宾客到门者，历旬不得前。群小横恣，竞为威福。士庶忿怨，内外离心。此皆故为訾之辞。又云：张悦呼琬计事，琬曰：“正当斩晋安王、封府库以谢罪耳，”则尤为厚诬君子。袁之与薛伯珍俱走也，夜止山间，杀马劳将士，顾谓伯珍曰，“我举八州，以谋王室，未一战而败，岂非天邪？非不能死，望一至寻阳，谢罪主上，然后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节，无复应者。何惠文才兼将吏，干略有施。时衡阳内史王应之，（衡阳，见第五章第七节。）起兵袭长沙，（见第三章第九节。）与惠文交手战，为惠文所杀。明帝特加原宥。惠文曰：“既陷逆节，手刃忠义，天网虽复恢恢，何面目以见天下之士？”卒不食而死。孔觊为王晏所得，晏谓之曰：“此事孔璪之为，无豫卿事。可作首辞，当相为申上。”觊曰：“江东处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辈行意耳。”晏乃斩之东外。袁初以粮仗未足，且欲奉表明帝，其子戬曰：“一奉表疏，便为彼臣，以臣伐君，于义不可。”从之，便建牙驰檄，奉表劝子勋即大位，与邓琬书，使勿解甲。然则一时臣卫，莫匪执德不回，琬年已六十，白头举事，复何所图？岂有反卖晋安以求活者邪？琬与袁、孔觊等，皆非能用兵之人。刘胡虽号宿将，功仅在于平蛮，亦不足当大敌，且不免于偃蹇。（《邓琬传》云：袁本无将略，性又怯挠。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陈，惟赋诗谈义而已。不能抚绥诸将。刘胡每论事，酬对甚简。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齿恚恨。虽近诬诋，然谓本无将略，当非全虚；即刘胡与不协，亦系实情，观其弃而走可知也。特不如史所言之甚耳。）薛安都、崔道固、沈文秀皆将才，而去京邑远，势不相及。明帝所用诸将帅，年较少，气较锐。沈攸之既陷逆节，兵败便无所容，其致死也，盖非徒尽忠，亦谋自卫。吴喜、张兴世辈，则欲乘时以立功名。上流及东方诸将，自谓奉顺，且恃势大，不免疏虞，自非其敌。然成败之分，固非逆顺所在也。

麦积山石窟的阿难像

先是孝武帝时，山阳王休祐为豫州刺史，废帝景和元年，入朝，以长史殷琰行府州事。明帝以休祐为荆州，即以琰为豫州刺史。以西汝阴大守庞道隆为琰长史，（西汝阴，宋郡，今安徽阜阳县。）殿中将军刘顺为司马。顺劝琰同子勋。琰家累在京邑，欲奉明帝，而士人杜叔宝等咸劝琰同子勋。琰素无部曲，门义不过数人，受制于叔宝等。叔宝者，坦之子，既土豪乡望，内外诸军事并专之。汝南、新蔡二郡大守周矜，起兵县瓠（见第五章第六节。）为明帝，袁遣信诱矜司马常珍奇，珍奇即日斩矜，送首诣。以珍奇为汝南、新蔡二郡大守。明帝以义阳内史庞孟虬为司州刺史，（义阳，见第八章第七节。）孟虬不受命，起兵同子勋。子勋召孟虬出寻阳，以其子定光行义阳郡事。明帝知琰逼迫士人，事不获已，犹欲羁縻之。泰始二年，正月，乃遣刘勔率吕安国西讨，休祐出镇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为诸军总统。是月，刘顺等以八千人东据宛唐，（亭名。此据《殷琰传》。《黄回》、《王敬则传》并作死虎。《水经注》作死虖，在今安徽定远县西南。）与勔相持。叔宝本谓台军停住历阳不办进，顺等至无不瓦解，惟赍一月粮。既与勔相持，军食尽。报叔宝送食。安国间道袭其米车，烧之。顺众溃，奔还寿阳。（三月一日。）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勔于是方轨而进。叔宝敛居民及散卒婴城自守。琰本无反心，叔宝等亦有降意，而众心持疑，莫能相一，婴城愈固。六月，弋阳西山蛮田益之弋阳，（见第三章第九节。）攻庞定光，子勋以孟虬为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义阳，并解寿阳之围。益之奔散。孟虬向寿阳。七月，至弋阳，见破，走向义阳，义阳已为王玄谟子昙善起兵所据，乃逃于蛮中。先是刘胡遣薛道标渡江扇动群蛮，规自庐江袭历阳。（庐江，见第三章第九节。攻合肥，见第三章第九节。）陷之。寻阳平定，道标突围走常珍奇。寿阳人情危惧，将请救于索虏。主簿夏侯详说殷琰曰：“今日之举，本效忠节。社稷有奉，便当归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异域？”琰许之，即使详诣刘勔，详请勔解围退舍，勔亦许之。遣到城下。详呼城中人，语以勔辞。即日琰及众俱出，时十二月也。

第五节　宋失淮北

凡群疑众难之际，最忌欲藉杀戮以立威。《宋书·蔡兴宗传》言：明帝之初，诸方举兵，朝廷所保，惟丹阳、淮南数郡，其间诸县，或已应贼，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参看上节。）上集群臣，以谋成败。兴宗曰：“今普天同逆，人有异志，当镇以静，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其势相万耳。愿陛下勿忧。”此言实深协事宜，而明帝能从之，此其所以获胜也。（《孔觊传》言：帝之遣兵东讨也，将士多是东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上因送军，普加宣示，曰：“朕方务德简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顺同逆者，一以所从为断，卿等当深达此怀，勿以亲戚为虑也。”众于是大悦。《本纪》言：上即大位，以宽仁待物。诸军有父兄子弟同逆者，并授以禁兵，委任不易，故众为之用，莫不尽力。平定天下，逆党多被全。其有才能者，并见授用，有如旧臣。此皆明帝能用兴宗之言之征也。不特此也，《吴喜传》言：喜孝武世见驱使，常充使命。性宽厚，所至人并怀之。及东讨，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解散，故喜所至克捷。《殷孝祖传》言：孝祖负其诚节，凌轹诸将。台军有父子兄弟在南北，孝祖并欲推治。由是人情乖离，莫乐为用。刘勔之攻寿阳也，明帝使中书为诏譬殷琰。蔡兴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过之日，陛下宜赐手诏数行，以相私慰。今直中书为诏，彼必疑诏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难也。”不从。琰得诏，谓刘勔诈造，果不敢降。及城下，勔并抚宥，无所诛戮。自将帅以下，财物资货，皆以还之。约令三军，不得妄动。城内士民，秋豪无所失。百姓感悦，生为立碑。用能抗拒索虏，卒不陷役。并可见宽仁与残暴之得失也。）然帝天姿本刻薄，故仅能用之危急之际，及力所不及远之区，（如蜀。）所全者亦不过无足深忌之人，逮祸患一纾，而措置遂迥异矣。卒因此而失淮北及豫西。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诚百世之龟鉴也。

薛安都从子索儿，前废帝景和中为前将军，直，从诛诸公。明帝即位，以为左将军，直如故。右将军柳光世，本豫废立，及宗越、谭金诛，光世惧，亦与安都通谋。（见《宋书·光世传》附《柳元景传》。）泰始二年，正月，索儿、光世携安都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初沈庆之死，前废帝遣直江方兴领兵诛沈文秀。未至，明帝已篡立，驰驿驻之。（方兴既至，为文秀所执。寻见释，遣还京师。）帝征兵于文秀，文秀遣刘弥之、张灵庆、崔僧琁三军来赴。安都遣使报文秀，文秀又令弥之等回应安都。崔道固亦遣子景征及傅灵越往应。弥之等南出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灵越自泰山道向彭城。（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时济阴大守申阐守睢陵，（济阴，见第八章第四节。睢陵，汉县，今江苏睢宁县。宋侨治，在今安徽盱眙县西。）应明帝，索儿率灵越等攻之。弥之等至下邳，归顺明帝。僧琁不同，率所领归安都。索儿闻弥之有异志，驰赴下邳。弥之等溃，为所执，见杀。明帝以申令孙为徐州代安都。令孙北投索儿。索儿使令孙说申阐，阐降。索儿执阐及令孙并杀之，引军波淮。明帝以萧道成为前锋，北讨。桂阳王休范总统诸军。道成击索儿，破之。索儿走向乐平县界，（汉清县，后汉改曰乐平，在今山东堂邑县东南。）为申令孙子孝叔所杀。时王广之隶刘勔，攻殷琰于寿阳。傅灵越奔逃，为广之军人所禽，送诣勔。勔躬自慰劳，诘其叛逆。对曰：“九州唱义，岂独在我？”勔又问：“四方阻逆，主上皆加以旷荡，即其才用，卿何不早归天阙？”答曰：“薛公举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专任智勇，委付子侄，致败之由，实在于此。然事之始末，备皆参豫，人生归于一死，实无面求活。”勔壮其意，送还京师。明帝欲加原宥。灵越辞对如一，终不回改，乃杀之。亦足见当时是非所在矣。山阳内史程天祚，（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据郡同安都，攻围弥时，然后归顺。（《纪》在六月。）索儿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亦率所领归降。子勋既败，安都亦遣使归款。明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于淮外，遣张永、沈攸之以重军迎之。蔡兴宗言：“安都势必疑惧，或能招引北虏，为患不测。彭城险固，兵强将勇，围之既难，攻不可拔，臣为朝廷忧之。”时张永已行，不见从。安都惧，乃遣信要引索虏。时常珍奇亦乞降，明帝以为司州刺史，而珍奇虑不见纳，亦求救于索虏。（《魏书》云：子勋败，珍奇遣使驰诣长社镇请降。长社，见第七章第六节。）而南北之兵端遂起。

南朝之孝武帝，略与北朝之文成帝同时。《宋书·索虏传》言：世祖之立，索虏求互市，江夏王义恭、竟陵王诞、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为宜许，柳玄景、王玄谟、颜竣、檀和之、褚湛之以为不宜许，时遂通之，盖亦有意于绥抚矣。大明元年，虏寇兖州。明年，又寇青州。孝武遣庞孟虬、殷孝祖往援，受青州刺史颜师伯节度，击破之。四年，三月，虏寇北阴平。（东晋郡，今四川梓潼县西北。）其十二月，遣使请和。自是使命岁通。《魏书·文成帝纪》言：世祖经略四方，内颇虚耗，高宗与时消息，静以镇之，其时固无大兵革也。明帝泰始二年，文成帝死，子献文帝立，主少国疑，内忧颇切，（见第十一章第一节。）亦岂有意于远略？乃因薛安都、常珍奇之叛，卒招魏人南牧之师，内忧之引致外患也，诚可痛矣。

魏使尉元、孔伯恭出东道，救彭城，使元石、张穷奇出西道，救县瓠。元石进至上蔡，（汉县，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宋徙治县瓠。）常珍奇率文武来迎。既相见，议欲顿兵汝北。参军事郑羲曰：“珍奇虽来，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夺其管籥，据有府库。”石从之。城中尚有珍奇亲兵数百人，在珍奇宅内。羲谓石曰：“观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严兵设备，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烧府厢屋，欲因救火作难。以石有备，乃止。虏骑救殷琰，至师水，（出湖北随县，经河南信阳县至罗山县入淮）闻城陷，乃破义阳，（见第八章第七节。）杀掠数千人而去。珍奇引虏西河公、（即元石。）长社公攻汝阴大守张景远，（汝阴，见第四章第二节。）景远与军主杨文苌拒击，大破之。景远寻病卒，以文苌代为汝阴大守。刘勔为豫州刺史。泰始四年，淮西人贾元友上书，劝明帝北攻县瓠，可收陈、南顿、汝南、新蔡四郡之地。（陈、新蔡，皆见第三章第四节。南顿，见第八章第六节。汝南，见第二章第三节。）上以所陈示刘勔。勔言其不足信。且曰：“自元嘉以来，伧荒远人，多干国议；负儋归阙，皆劝讨虏；从来信纳，皆诒后悔。界上之人，惟视强弱。王师至境，必壶浆候涂，裁见退军，便抄截蜂起。首领回师，何尝不为河畔所弊？”明帝纳之，元友议遂寝。勔与常珍奇书，劝令反虏。珍奇乃与子超越，羽林监式宝，于谯杀虏子都公费拔等，凡三千余人。（谯县，见第三章第三节。）勔驰驿以闻。上大喜，以珍奇为司州刺史，超越为北豫州刺史，式宝为陈、南顿二郡大守。珍奇为虏所攻，引军南出。虏追击，破之。珍奇走依山，得至寿阳。超越、式宝，为人所杀。（此据《宋书·刘勔传》。《魏书·珍奇传》云：魏以珍奇为豫州刺史。珍奇表请图南服。虽有虚表，而诚款未纯。岁余，征其子超。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师，密怀南叛。时汝、徐未平，元石自出攻之，珍奇乘虚，于县瓠反叛。烧城东门，斩三百余人。虏掠上蔡、安城、平舆三县居民。屯于灌水。石驰往讨击，大破之。会日暗，放火烧其营。珍奇乃匹马逃免。其子超，走到苦城，为人所杀。小子沙弥，囚送京师，刑为阉人。灌水，出河南商城县，东北至固始县入史河。安城、平舆，皆汉县，在今河南汝南县东南。苦亦汉县，在今河南鹿邑县东。）

初明帝遣毕众敬诣兖州募人。（众敬，孝武帝时，为泰山大守。）至彭城，薛安都使行兖州事。时殷孝祖留其妻子，使司马刘文石守城。众敬率众取瑕丘，（汉县，晋省，在今山东滋阳县西。）杀文石。州内悉附。惟东平大守申纂据无盐，（汉县，在今山东东平县东。）不与之同。明帝授纂兖州刺史。安都降虏，众敬不同其谋。子元宾，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日夜啼泣，遣请众敬。众敬犹未从之。众敬先已表谢明帝，帝授以兖州刺史，而以元宾有他罪，犹不舍之。（此据《魏书·众敬传》。《通鉴》从《宋略》，云元宾先坐他罪诛。）众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惟有此子，今不原贷，何用独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将入城。事定，众敬悔恚，数日不食焉。

毕众敬既下，申纂亦诈降，尉元遂长驱而进。《魏书·李灵传》云：军达九里山，（在今江苏铜山县北。）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礼接。安都还城，使遂不至。元令李璨与高闾入城说之。安都乃与俱载赴军。元等入城收管籥。《安都传》云：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谋图元等，欲遂以城叛。会元知之，不果发。安都因重货元等，委罪于女婿裴祖隆。元乃杀祖隆而隐安都谋。《宋书·安都传》则云：祖隆谋杀尉元，举城归顺，事泄见诛。案安都果欲归罪，不患无人，何必自杀其女婿？《宋史》之言是也。安都盖本同祖隆之谋，虏亦惧激变，不敢穷治耳，不必由贪其贿也。张永、沈攸之屯下礚，未详。其辎重在武原，（汉县，在下邳北。）米船在吕梁，（《水经注》：泗水自彭城东南过吕县南，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吕县，见第二节。）为元所破。永、攸之引退，为虏所乘，大败于吕梁之东。时泰始三年正月也。攸之留长水校尉王玄载守下邳，积射将军沈韶守宿豫，（见第七章第四节。）睢陵、淮阳，（晋郡，在今江苏淮阴县西南。）亦皆置戍，而身还淮阴。（见第四章第二节。）东安、东莞二郡大守张谠守团城，（在彭城东北。）始同安都，末亦归顺，明帝以为徐州刺史；兖州刺史王整，兰陵大守桓忻，（兰陵，见第五章第六节。）保险自固；至是亦皆降于虏。尉元表言：“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汉县，晋置郡，在今山东沂水县西北。）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而克。若四处不服，青、冀虽拔，百姓狼顾，犹怀徼幸之心。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八月，明帝复令沈攸之进围彭城。攸之以清、泗既乾，粮运不继，固执以为非宜。往返者七。上大怒。攸之惧，乃进军。至下邳，尉元使孔伯恭步骑一万拒之。军主陈显达，攸之使守下邳，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胡三省曰：清水合于泗水，故泗水亦得清水之名。《水经注》：泗水过下邳县西，又东南，得睢水口。泗水又东南入于淮水，故谓之睢清口。）为虏所破。攸之弃众南奔。王玄载狼狈夜走。宿豫、淮阳，皆弃城而遁。魏乃以高闾与张谠对为东徐州刺史，李璨与毕众敬对为东兖州刺史，而拜尉元为徐州刺史。（东徐州，治下邳。东兖州，治瑕丘。徐州，治彭城。）

刘弥之为青州强姓，门族甚多。弥之既降明帝，诸宗从相率奔北海，据城以拒沈文秀。（北海，汉郡，宋治平寿，在今山东潍县西南。）平原、乐安大守王玄默据琅邪，清河、广川大守王玄邈据盘阳，（汉县，晋省，今山东淄川县。）高阳、渤海大守刘乘民据灵济，（汉狄县，后汉改曰临济，在今山东高苑县西北。）并应明帝。文秀遣攻北海，陷之。乘民从弟伯宗，合率乡兵，复克北海。因向东阳。文秀拒之，伯宗战败见杀。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暠，东安、东莞大守李灵谦伐文秀。玄邈、乘民、僧暠等并进军攻城。每战，辄为文秀所破，离而复合者十余。寻阳平定，上遣文秀弟文炳诏文秀。泰始三年，二月，文秀归命请罪。即安本任。崔道固为土人起兵所攻，屡战失利，闭门自守。上遣使宣慰。道固亦奉诏归顺。二人先俱遣使引虏。虏使长孙陵、侯穷奇赴之。又使慕容白曜督骑五万，次于碻磝，（见第六章第五节。）为东道后援。白曜攻申纂，三月，克之。（纂为乱兵所伤，走出，被禽，送于白曜。城中火起，纂创重不能避，烧死。）清河房法寿，（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少轻率勇果，结群小为劫盗。与王玄邈起兵，西屯合讨道固。玄邈以为司马。道固既归明帝，乃罢兵。道固虑其扇乱百姓，切遣之。法寿不欲行。其从祖兄弟崇吉，为沈文秀中兵参军。大原戍守傅灵越南赴，文秀以崇吉行郡事。（大原，晋县，亦日升城，宋置郡，在今山东长清县东北。）崇吉背文秀，同于明帝。其母、妻在历城，为道固所拘。道固既归明帝，乃出其母。明帝以崇吉为并州刺史，领大原大守，戍升城，慕容白曜遣人招之，崇吉不降，遂闭门固守。升城至小，胜仗者不过七百人。白曜侮之，遣众陵城，不克。乃筑长围三重，更造攻具，日夜攻击。自二月至四月，粮矢俱尽。崇吉突围走。母、妻见获。崇吉东归旧邨，阴募壮士，欲篡其母，还奔河南。白曜知其如此，守备严固。崇吉乃托法寿为计。时道固以兼治中房灵宾督清河、广川郡事，（广川，汉县，后汉为国，今河北枣强县。宋侨治今山东长山县。）戍盘阳。法寿恨道固逼切，遂与崇吉潜谋，袭克之。仍归款于白曜，以赎母、妻。魏以法寿与韩麒麟对为冀州刺史，督上租粮，而以其从兄弟为诸郡大守。白曜先已攻克垣苗、麋沟二戍。（智在大原县界。）于是长孙陵、尉眷东讨青州，白曜进攻历城。时三年八月也。道固固守拒之。虏每进，辄为所摧。然孤城无援，至四年二月，卒陷。道固兄子僧佑，明帝使领众数千，从淮海扬声救援。将至不其，（见第八章第四节。）闻道固败，母、弟入魏，徘徊不进。白曜使道固子景徽往喻，僧祐遂降。幽州刺史刘休宾，乘民之兄弟也。镇梁邹。（汉县，晋省，今山东邹平县。）白曜军至升城，遣人说之。休宾不从。龙骧将军崔灵延，行渤海郡房灵建等数十家，皆入梁邹，同举休宾为兖州刺史。明帝即以授之。休宾妻，崔邪利女也，（邪利守邹山败没，见第八章第七节。）生一男，字文晔，与邪利俱入魏。白曜表请崔与文晔。既至，以报休宾。又于北海执休宾兄弟延和妻子，送至梁邹，巡视城下。休宾答白曜，许历城降当即归顺。密遣兼主簿尹文达向历城，观魏军形势。白曜使至升城见休宾妻子。文曜攀援文达，哭泣号啕。以爪发为信。文达回还，复经白曜，誓约而去。还谓休宾曰：“升城已败，历城匪朝则夕，公可早图之。”休宾抚爪发泣涕曰：“吾荷南朝厚恩，受寄边任，今顾妻子而降，于臣节足乎？”然密与兄子闻慰为降计。闻慰曰：“此故当文达诳诈耳。年常抄掠，岂有多军也？”休宾又遣文达出，与白曜为期，刻日许送降款。白曜许城内贤豪，随人补授，文达即为梁邹城主。初白曜之表取休宾妻子也，魏献文帝以道固既叛，诏授休宾冀州刺史。至是，付文达诏策。文达还，谓休宾曰：“白曜信誓如此，公可早为决计。恐攻逼之后，降悔无由。”休宾于是告闻慰：早作降书。闻慰执不作。遂差本契。白曜寻遣夜至南门下，告城上人曰：“汝语刘休宾，何由遣文达频造仆射，许送降文，违期不来？”于是门人唱告，城内悉知，遂相维持，欲降不得。寻被攻逼，经冬至春。历城降下，白曜遣道固子景业与文晔至城下。休宾知道固降，乃出。

历城既下，白曜遂围东阳。先是沈文秀既受朝命，乘虏无备，纵兵掩击，杀伤甚多。及虏围城，文秀善于抚御，将士咸为尽力。每与虏战，辄摧破之。掩击营寨，往无不捷。明帝所遣救兵，并不敢进。乃以文秀弟文静统高密、北海、平昌、长广、东莱五郡军事，海道救青州。（高密，宋郡，在今山东胶县西南。平昌，见第三章第三节。长广、东莱，皆见第四章第三节。）至不其，为虏所断遏，不得进，因保城自守。又为虏所攻。屡战辄克。四年，城陷，文静见杀。文秀被围三载，外无援军，士卒为之用命，无离叛者。日夜战斗，甲胄生虮虱。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城为虏所陷。文秀解释戎衣，缓服静坐。命左右取所持节。虏既入，兵刃交至。问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厉声曰：“身是。”因执之。牵出听事前，剥取衣服。时白曜在城西南角楼，裸缚文秀至曜前。执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国大臣，无相拜之礼。”曜命还其衣服，设酒食，锁送桑乾。（见第四章第二节。此据《宋书·文秀传》。《魏书·白曜传》云，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踞，不为之拜，忿而捶挞。《文秀传》云：白曜忿之，乃至挝挞。后还其衣，为之设馔。）

是岁，五月，虏徙青、齐民于平城，置升城、历城民望于下馆，（此据《白曜传》。《道固传》云：初在平城西，后徙治旧阴馆之西。阴馆见第三章第八节。）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薛安都大见礼重。子侄群从，并处上客，皆封侯。至于门生，无不收叙。又为起第宅，馆宇崇丽。资给甚厚。房法寿为上客，祟吉为次客，崔、刘为下客。法寿供给，亚于安都等。沈文秀与长史房天乐、司马沈嵩等锁送平城。面缚，数罪，宥死。待为下客，给以粗衣疏食。安都、道固、文秀、众敬皆没于魏。崇吉，停平城半岁南奔。【10】夫妇异路。薙发为沙门，改名僧达。投其族叔法延。住岁余，清河张略之，亦豪侠士也，崇吉遗其金帛，得以自遣。妻从幽州南出，亦得相会。崔僧祐与法寿诸人皆不穆。法寿等讼其归国无诚，拘之岁余，因赦乃释。后坐与沙门谋反，见杀。

青、冀、兖、徐，至是皆陷，并失豫州之淮西。明帝乃侨立兖州于淮阴，（见第四章第二节。）徐州于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郁州。（见第七章第二节。）初刘道隆刺徐州，辟垣崇祖为主簿，厚遇之。景和世，道隆求出为梁州，与之同行，使还下邳召募。明帝立，道隆被诛。薛安都使将裴祖隆、王世雄据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战。会刘弥之归降，祖隆士众沮散。崇祖与亲近数十人夜救祖隆，与俱走还彭城。虏既陷徐州，崇祖仍为虏将游兵琅邪间，（琅邪，见第二章第三节。）不复归，虏不能制。崇祖密遣人于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觉，虏执其母为质。崇祖妹夫皇甫肃，兄妇薛安都之女，故虏信之。肃乃将家属及崇祖母奔朐山。（在今江苏东海县南。）崇祖因将部曲据之。遣使归命。萧道成镇淮阴，版为朐山戍主，送其母还京师。明帝纳之。崇祖启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虏，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崇祖，护之弟子。）并为淮北州郡，门族布在北边，百姓所信。一朝啸咤，事功可立。乞假名号，以示远近。”【11】明帝以为北琅邪、兰陵二郡大守。（兰陵，见第五章第六节。）数陈计算，欲克复淮北。时虏声当寇淮南。明帝以问崇祖。崇祖因启：“宜以轻兵深入，出其不意，进可立不世之勋，退可绝窥窬之意。”帝许之。崇祖将数百人，入虏界七百里，据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南。）扇动郡县。虏率大众攻之。崇祖败追者而归。泰豫元年，以崇祖行徐州事，徙戍龙沮。（在东海县南六十里。）崇祖启断水，清平地，以绝虏马。帝以问刘怀珍，云可立。崇祖率将吏塞之。未成，虏主谓伪彭城镇将平阳公曰：“龙沮若立，国之耻也，以死争之。”数万骑奄至。崇祖马矟陷陈，不能抗，乃筑城自守。会天雨十余日，虏乃还。龙沮竟不立。

淮北之陷，全误于明帝及沈牧之等，志仅在于阋墙，而不在于御侮。寻阳之起，建康仅保丹阳、淮南数郡，然卒能摧折强敌，足见其时之兵力，非不足用。综观战事始末，知沈攸之等之将才，亦有足取。使能并力北向，何至以方数千里之地，拱手授人？乃争于内则征兵遣将，络绎于途，而其将帅亦能彼此和衷，（殷孝祖之死也，人情震骇，并谓沈攸之宜代孝祖为统。时建安王休仁遣江方兴、刘灵遗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为孝祖既死，贼有乘胜之心，若不更攻，则示之以弱，方兴名位相亚，必不为己下，乃率诸军主诣方兴，推为统。方兴甚悦。明旦进战，遂致克捷。此事非攸之所能为，所以能为之者，实以既叛废帝，败则无地自容，迫而出此也。）知计迭出；（如张兴世建议，越鹊尾上据钱溪。）战于外则将师皆逗桡不前，庙堂亦熟视无睹，攻围虽久，应接终希；此何哉？寻阳得志，则君若臣皆无地自容，淮北陷没，不过蹙国弃民，君若臣之安富尊荣如故也。不但此也，沈文秀等皆嚄唶宿将，智勇兼人，始同子勋，穷而归顺，安知非明帝所忌？亦安知非攸之等所疾？而故借虏手以除之乎？此非深文周内之辞，综观明帝及攸之等之为人，固令人不得不作此想也。陷虏诸人，其才皆有可用，其心亦无一愿投虏者。有之，则惟一少为劫盗之房法寿耳。而民心尤为可恃。刘休宾欲降虏，而为其城民所持。常珍奇降虏，淮西七县之民，并连营南奔。尉元请攻下邳云：“彭城、下邳，信命末断。此城之人，元居贼界，心尚恋土。辄相诳惑，希幸非望。南来息耗，壅塞不通。虽至穷迫，仍不肯降。”明帝遣明僧暠北征，又使刘怀珍缘海救援。至东海，（见第三章第三节。）僧暠已退保东莱。怀珍进据朐城。众心汹惧，或欲且保郁州。怀珍曰：“卿等传沈文秀厚赂胡师，规为外援，察其徒党，何能必就左衽？”遂进至黔陬。（汉县，在今山东胶县西南。）然则文秀之能固守，岂独其抚驭之才，亦以人同此心，不愿陷虏故也。人心如此，而以君若臣之仅图私计弃之，岂不痛哉？

第六节　明帝诛戮宗室大臣

明帝之猜忌好杀，尤甚于孝武帝。《南史·孝武帝母路大后传》云：明帝少失所生，为大后所摄养，抚爱甚笃。及即位，供奉礼仪，不异旧日。有司奏宜别居外宫，诏欲亲奉晨昏，尽欢闺禁，不如所奏。及闻义嘉难作，（义嘉，子勋年号。）大后心幸之。延上饮酒，置毒以进。侍者引上衣，上寤，起以其巵上寿，是日，大后崩。案大后果欲毒杀帝，必不能与外间一无牵连，而当时绝未闻有此，其说恐不足信，而帝之毒后则真矣。孝武帝二十八男：前废帝，豫章、晋安、始平、南海四王，事已见前。皇子子深、子凤、子玄、子衡、子况、子文、子雍皆早夭。齐敬王子羽，晋陵孝王子云，淮阳思王子霄，皆卒于大明世。安陆王子绥，松滋侯子房，（十一岁。）临海王子顼，（十一岁。）皆以同子勋见杀。邵陵王子元，为子勋所留，事平赐死。（九岁。永嘉王子仁，十岁。）始安王子真，（十岁。）淮南王子孟，（八岁。）南陵王子产，庐陵王子兴，东平王子嗣，（四岁。）皇子子趋、子期、子悦，亦皆见杀。（《南史·后废帝纪》云：“孝武帝二十八男，明帝杀其十六，余皆帝杀之，”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泰始六年诏曰：世祖继体，陷宪无遗，则孝武之嗣，绝于明帝之世，史固有明文矣。）长沙景王之孙祇，为南兖州刺史，谋应子勋；瞻为晋安大守，弼为武昌大守，（晋安，见第七章第五节。武昌，见第三章第九节。）并与子勋同，皆死。韫为宣城大守，（宣城，见第三章第九节。）弃郡赴朝廷。韫人才凡鄙，以此特为帝所宠。袭为安城大守，（安城，见第三章第九节。）据郡拒子勋，亦以庸鄙封侯焉。

祖冲之雕像

宋明帝于泰始六年（470年）在冶山建立了“总明观”，这是古代南方最早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当时著名的科学家祖冲之曾在这里任职。

明帝兄弟：东海王袆，本为司空，帝即位，进大尉，改封庐江王。泰始五年，河东柳欣慰谋反，欲立袆，袆与相酬和，降为南豫州刺史，出镇宣城。上遣腹心杨运长领兵防卫。明年，六月，逼令自杀。子充明，废徙新安歙县。（今安徽歙县。）大祖诸子，袆尤凡劣，诸兄弟并蚩鄙之，其实未必能谋反也。山阳王休祐，帝初命其刺荆州。寻改江州、南豫州。又改豫州，督刘勔等讨殷琰。琰未平，又徙荆州。改封晋平王。休祐素无才能，强梁自用。大明世，年尚少，未得自专。至是，贪淫好财色。裒刻所在，多营财货。民不堪命。泰始六年，征为南徐州刺史，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很戾强梁，前后忤上非一。上积不能平；且虑其将来难制。七年，二月，因其从射雉，遣寿寂之等杀之，讳云堕马。是年，五月，遂杀建安王休仁。休仁年与帝邻亚，俱好文籍，素相友爱。及废帝世，同经危难，史云：大宗资其权谲之力。又云：大宗甫陨废帝，休仁即日推崇，便执臣礼，盖谋之有素矣。及即位，以为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大勋克建，任总百揆，朝野四方，莫不辐凑。上渐不悦。休仁悟其旨，五年，冬，表解扬州。及杀晋平王，休仁忧惧转切。其年，上疾笃，与杨运长为身后之计，五月，遂杀之。下诏谓其“规逼禁兵，谋为乱逆，申诏诰厉，辨核事原，惭恩惧罪，遽自引决。”有司又奏休祐与休仁共为奸谋，乃追免休祐为庶人，十三子并徙晋平郡。（晋晋安郡，泰始四年，改为晋平，晋安，见第七章第五节。）休仁降始安县王。子伯融，听袭封爵。伯猷，先绍江夏国，令还本，赐爵乡侯。后废帝时，建平王景素为逆，杨运长等称诏赐之死。（伯融时年十九，伯猷年十一。）休仁之死也，上与诸方镇及诸大臣诏曰：“休仁既经南讨，与宿卫将帅习狎。共事相识者，布满外内。常日出入，于厢下经过，与诸相识将帅，都不交言。及吾前积日失适，休仁出入殿省，诸卫主帅，裁相悉者，无不和颜，厚相抚劳。”此或是实语。杀机既动，彼此相猜，不必冀幸非常，即为免祸计者，亦或不得不尔也。而诏又云：“为诏之辞，不得不云有兵谋，非事实也，”则又虑四方因休仁有异意而生觊觎，故曲讳之，转非其实矣。史云：上与休仁素厚，至于相害，虑在后嗣不安。休仁既死，痛悼甚至。谓人曰：“我与建安，年时相邻，少便狎从。景和、泰始之间，勋诚实重。事计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欢适之方，于今尽矣。”因流涕不自胜。亦云苦休若，初刺雍州。四年，迁湘州。休祐入，改荆州。休祐被杀，休仁见疑，京邑讹言：休若有至贵之表，帝以言报之。休若闻，甚忧惧。会被征代休祐为南徐州，腹心将佐，咸谓还朝必有大祸。中兵参军主敬先因陈不宜入。劝割据荆楚，以距朝廷。休若伪许之。敬先既出，执录，驰使白之。敬先坐诛死。休若至京口，休仁见害，益怀危虑。上以休若和善，能谐辑物情，虑将来倾幼主。欲遣使杀之，虑不奉诏，征入朝又恐猜骇；乃伪迁休若为江州刺史，征还召拜。手书殷勤，使赴七月七日。即于第赐死。于是文帝之子，存者惟一休范矣。

帝之猜忌好杀，不徒在同姓诸王也，袁忠于所事，当其对敌，不得不事翦除，事平，固无所谓恩怨，乃流其尸于江；徐爰亦何能为，乃徙之交、广，亦可谓酷矣。其所任者，为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之徒。史称其并执权柄，亚于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佃夫大通货贿。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伎女数千，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仆从附隶，皆受不次之位。道隆亦家产丰积。惟杨运长不事园池，不受饷遗。李道儿亦执权要。寿寂之则见杀。史称寂之为南泰山大守，（治南城，未详今地。）多纳货贿，请谒无穷。有一不从，切齿骂詈。常云：利刀在手，何忧不办？鞭尉吏，斫逻将。七年，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宋置，治临漳，今广东合浦县东北。）行至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谋欲逃叛，乃杀之。案寂之罪固当诛，然明帝诛之，则亦未足以服其心也。而吴喜尤枉。喜实有大功于帝。史云：初喜东征，白大宗：得寻阳王子房及诸贼帅，即于东枭斩。东土既平，喜见南方贼炽，虑后翻覆受祸，乃生送子房还都，凡诸大主帅顾琛、王昙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问也，而内密嫌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虏，臧私万计。又尝对宾客言：“汉高、魏武，本是何人？”益不悦。其后诛寿寂之，喜内惧，因启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骇。会上有疾，为身后之虑，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将来不能事幼主，乃赐死。此所言罪状，并据帝与刘勔、张兴世、萧道成诏辞，多非其实。喜之贪残罔极，罪固当诛，然帝之诛之，则亦初不以此也。【12】（喜平东土之时，本不利多杀，此乃明帝之深谋，安有衔之之理？诏又谓张灵度与柳欣慰等谋立刘袆，使喜录之，而喜密报令去，则尤诬矣。以明帝之猜忌，果有此事，安能容忍历年？汉高、魏武，本属何人之语，尤不足辨。喜乃小人，不过欲乘时以取富贵，安有此大志哉？喜之大罪，在其残暴。诏云：“喜军中诸将，非劫便贼。惟云：贼何须杀，但取之，必得其用。”又云：“喜闻天壤间有罪人死或应系者，必启以入军。”“劳人义士，共相叹息。”然又云：“义人虽忿喜不平，又怀其宽弛。”“其统军，宽慢无章，放恣诸将，无所裁检，故部曲为之尽力。”盖喜专收集群不逞之徒，恣其残民而用之也。诏又云：“喜自得军号以来，多置吏佐，是人加板，无复限极。为兄弟子侄，及其同堂群从，乞东名县，连城四五。皆灼然巧盗，侵官夺私。他县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犊，辄牵啖杀。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钱，盈村满里。诸吴姻亲，就人间征求，无复纪极。喜具知此，初不禁呵。”“西救汝阴，纵肆兵将掠暴居民。奸人妇女。逼夺鸡犬。虏略纵横。百姓吁嗟，人人失望。近段佛荣求还，欲用喜代之西人闻其当来，皆欲叛走。”此等纵或加甚，必非全诬，惟明帝之杀之，初不以此耳，喜之罪固不容于死矣，诏又谓其“妄窃善称，声满天下，”盖其宗族、交游、部曲，相与称颂之，非人民之感戴之也。）王景文为帝后兄，任扬州刺史。上虑一旦晏驾，皇后临朝，则景文自然成宰相，门族强盛，藉元舅之重，岁暮不为纯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笃，乃遣使送药杀之。手诏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案景文乃一坐谈玄理之人，而亦忌而杀之，天下尚有可信之人邪？帝每杀兄弟及大臣，必为手诏赐臣下自解说，其言多有理致，而景文求解扬州时答诏，言贵不必难处，贱不必易安，遭遇参差，莫不由命，其言尤为通达，帝盖亦长于玄理者。【13】然史言帝好小数，异于常伦，（《本纪》云：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字为马边瓜，亦以字似祸字故也。以南苑借张永，云且给二百年，期讫更启，其事类皆如此。宣阳门，民间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之名不祥，甚讳之。尚书右丞江谧尝误犯，上变色曰：“白汝家门。”谧稽颡谢，久之方释。大后停尸漆床，先出东宫。上尝幸宫，见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职局以之坐者数十人。内外尝虑犯触，人不自保。宫内禁忌尤甚。移床、治壁，必先祭土神，使文士为文辞祝策，如大祭飨。《后废帝江皇后传》云：泰始五年，大宗访求大子妃，而雅信小数，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门无强荫，以卜筮最吉，故为大子纳之。）盖顾虑祸福大甚，遂至于此耳。【14】名士之不免忌刻，此亦其一证也。（参看第四章第四节。又案明帝之为人，似有心疾而失其常度者。《本纪》言：泰始、泰豫之际，更忍虐好杀，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斮刳刳刳断截者。此时帝固去死不远矣。《南史·本纪》云：夜梦豫章大守刘愔反，遣就郡杀之，此非有心疾者，何至于是邪？《明恭王皇后传》云：尝宫内大集，而裸妇人观之，以为欢笑。宋世宫闱，虽习于无礼，然帝苟为医家所谓平人，亦不至于是也。）

第七节　宋治盛衰

宋氏开国，政事粗有可观，实由武、文二世之恭俭，而孝武帝及明帝坏之。《宋书·良吏传》云：“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艰难。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职。而王略外举，未遑内务。奉师之费，日耗千金。播兹宽简，虽所未暇。而绌华屏欲，以俭抑身。左右无幸谒之私，闺房无文绮之饰。故能戎车岁驾，邦甸不扰。大祖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方，六戎薄伐；命将动师，经略司、兖；费由府实，役不及民。自此区晏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囊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氏之极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稸，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斗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晋世诸帝，多处内房。朝宴所临，东西二房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构。高祖受命，无所改作。所居惟称西殿，不制嘉名。大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称。及世祖承统，制度奢广。犬马余菽粟，土木衣锦绣。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饰，珠窗网户。嬖女幸臣，赐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单民命未快其心。大宗继祚，弥笃浮侈。恩不恤下，以至横流。莅民之官，迁变岁属。蒲、密之化，事未易阶。岂徒吏不及古，民伪于昔，盖由为上所扰，致治莫从。”案治道之隆污，系于君心之敬肆。高祖以衲衣付会稽长公主，使戒后嗣之奢，已见第八章第一节。史又言：“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宁州尝献虎魄枕，光色甚丽。时将北征，以虎魄治金创，上大悦，命捣碎，分付诸将。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宋台既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银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脚床，钉用铁。诸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金玉。内外奉禁，莫不节俭。”又云；微时躬耕于丹徒，（见第四章第二节。）及受命，耨耜之具，颇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于后。文帝幸旧宫，见而问焉。左右以实对。文帝色惭。及孝武大明中，坏高祖所居阴室，（江左诸帝既崩，以其所居为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蝇拂。侍中袁，盛称上俭素之德。孝武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盖文帝已稍陵夷，至孝武而尽忘其本矣。（史称文帝性存俭约，不好奢侈。其邻乎侈者，惟元嘉二十三年筑北堤，立玄武湖于乐游苑，兴景阳山于华林园，史云役重人怨。然是岁固大有年也。以视孝武，其奢俭不可以道里计矣。）至于明帝，则尤有甚焉。史称其时经略淮、泗，军旅不息。荒弊积久，府藏空竭。内外百官，并日料禄奉，而上奢费过度，务为凋侈。每所造制，必为正御三十，副御、次御，又各三十，须一物辄造九十枚。天下骚然，民不堪命。废帝元徽四年，尚书右丞虞玩之表陈时事曰：“天府虚散，垂三十年。江、荆诸州，税调本少，自顷已来，军募多乏，其谷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兖、司、徐，开口待哺；西北戎将，裸身求衣；委输京都，益为寡薄。天府所资，惟有淮海，民荒财单，不及曩日。而国度引费，四倍元嘉。二卫台坊人力，五不余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两存。备豫都库，材竹俱尽。东西二，砖瓦双匮。敕令给赐，悉仰交市。尚书省舍，日就倾颓。第宅府署，类多穿毁。视不遑救，知不暇及。寻所入定调，用恒不周，既无储稸，理至空尽。积弊累耗，钟于今日。”盖实自孝武以来，积渐所致也。《沈昙庆传》言：元嘉十三年，东土潦浸，民命棘矣。大祖省费减用，开仓廪以振之。病而不凶，盖此力也。大明之末，积旱成灾。虽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宋书·本纪》：大明八年，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斗数百，都下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一斗，《南史》作一升。案作一斗者是也。《宋书·孔觊传》亦云：都邑一斗将百钱。）政事之隆污，系于君心之敬肆，而民生之舒惨，即系于政事之隆污，可不戒哉。

高祖又非徒恭俭而已。【15】《宋书·本纪》云：先是朝廷承晋氏乱政，百司纵弛。桓玄虽欲釐革，而众莫从之。高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元兴三年。）又云：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陵，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釐改，竟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义熙七年。）《刘穆之传》云：从平京邑。时晋纲宽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负势陵纵。小民穷蹙，自立无所。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桓玄科条繁密。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不盈旬日，风俗顿改。《赞》曰：“晋纲弛紊，其渐有由。孝武守文于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宪章坠矣；重之以国宝启乱；加之以元显嗣虐；而祖宗之遗典，群公之旧章，莫不叶散冰离，扫地尽矣。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国典人殊，朝纲家异。编户之命，竭于豪门。王府之蓄，变为私藏。由是祸基东妖，难结天下。荡荡然王道，不绝者若綎。高祖一朝创义，事属横流。改乱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义，定于马棰之间。威令一施，内外从禁。以建武、永平之风，变大元、隆安之俗。此盖文宣公之为也。为一代宗臣，配飨清庙，岂徒然哉？然则江左之不振，非徒兵力之衰颓，政散民流，实为其本。虽桓玄犹未尝不知此义，而卒莫之能革。高祖一朝矫之，此其所以能扫荡青、齐，廓清关、洛欤？孝武以后，佞幸专朝，毒流氓庶，而此风息矣，岂不惜哉？

第八节　后废帝之败

凡好用权术驾驭者，无不思为万全之谋，然终不能收万全之效，以此知智计之有时而穷，木如道义之足任矣。宋明帝是也。明帝诛宗戚，翦伐大臣，于可疑者，可谓除之殆尽，然卒失之于萧道成。

道成破薛索儿后，迁巴陵王休若。卫军司马，随镇会稽。又除桂阳王休范。征北可马，行南徐州事。张永沈攸之败，出镇淮阴。泰始六年，征为黄门侍郎，领越骑校尉。《南史·帝纪》云：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间流言，帝当为天子，明帝愈以为疑。遣吴喜留军破釜，（《齐书·本纪》云：以三千人北使。破釜，湖名，即今之洪泽湖也。在当时为一小湖。隋炀帝经此，亢旱得雨，改名洪泽。宋熙宁中，开渠通淮，金时河夺淮流，此湖始大。）自持银壶酒赐帝。帝戎衣出门迎，惧鸩不敢饮，将出奔。喜告以诚，先饮之，帝即酌饮之。喜还，明帝意乃悦。（《齐书·本纪》云：大祖戎衣出门迎，即酌饮之，乃讳饰之辞。）《王玄邈传》云：仕宋，位青州刺史。齐高帝之镇淮阴，为宋明帝所疑，乃北通魏。遗书结玄邈。玄邈长史房叔安进曰：“夫布衣韦带之士，衔一餐而不忘，义使之然也。今将军居方州之重，托君臣之义，无故举忠孝而弃之三齐之士，宁蹈东海死耳，不敢随将军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业，发高帝谋。高帝于路执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将军。且仆之所言，利国家而不利将军，无所应问。”荀伯玉劝杀之。高帝曰：“物各为主；无所责也。”玄邈罢州还，高帝途中要之，玄邈严军直过。还都，启宋明帝，称高帝有异谋，帝不恨也。《垣崇祖传》云：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征为黄门郎，规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见亲，参与密谋。元徽末，高帝惧祸，令崇祖入魏。崇祖即以家口托皇甫肃，勒数百人入魏界，更听后旨。崇祖所建之策，盖即通魏。《齐书·王玄邈传》，无高帝通魏语，亦无使房叔安于建业事；《垣崇祖传》，亦无崇祖建策以免语；盖皆为高帝讳。《南史·荀伯玉传》云：为高帝冠军刑狱参军。高帝为宋明帝所疑，被征为黄门郎，深怀忧虑。伯玉劝帝遣数十骑入魏界，安置标榜。魏果遣游骑数百，履行界上。高帝以闻。犹惧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复本任。由是见亲待。《齐书·伯玉传》同。游骑履行，恐为年常恒有之事，高帝未必因此获留，盖亦不免讳饰也。道成是时，盖有降魏之谋而未敢显叛，非事势迫急，亦不欲遽入魏。明帝或亦鉴于薛安都之覆辙，未敢遽迫之，故获复安本任。然至明年，卒复征还京师。《齐书·本纪》曰部下劝勿就征。大祖曰：“诸卿暗于见事。主上自诛诸弟，为大子稚弱，作万岁后计，何关他族？惟应速发，缓必见疑。今骨肉相害，自非灵长之运，祸难将兴，方与卿等僇力耳。”此亦事后附会之谈。明帝既复道成本任，越一岁而复征之，必复有所措置。当时谋叛亦非易；若单骑入虏，则非有大志者所肯出；故复冒险就征耳。既至京师，拜散骑常侍，左卫率。泰豫元年，四月，明帝崩，长子昱即位，是为后废帝。（年十岁。）尚书令袁粲，（从弟。）护军将军褚渊（湛之子。）同辅政。遗诏以道成为右卫将军，领卫尉。寻解卫尉，领石头戍军事。是时之道成，尚非权重所寄。刘勔守尚书右仆射，为中领军。勔为明帝心腹宿将。道成之不就征，勔出镇广陵，似使之防道成者。勔不死，道成恐未必能以兵权雄于建业也。乃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反，而道成之机会至矣。

《宋书·休范传》云：休范素凡讷，少知解，不为诸兄所齿遇。大宗晚年，休祐以狠戾致祸，休仁以权逼不见容，休若素得人情，又以此见害，惟休范谨涩无才能，不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又云：大宗晏驾，主幼时艰，素族当权，近习秉政，休范自谓宗戚莫二，应居宰辅，事既不至，怨愤弥结。招引勇士，缮治器械。行人经过寻阳者，莫不降意折节，重加问遗；留则倾身接引，厚相资结。于是远近同应，从者如归。其言未免自相矛盾。盖当习于觊觎非分之世，又当上下互相猜忌之时，虽素谨愿者，亦将休于祸而求自全；而其下又有轻躁之士，欲翼戴之以立功名，而其祸不可逭矣。休范虽凡讷，翼戴之者似颇有人才。其叛也，大雷戍主杜道欣（大雷，见第四章第三节。）驰下告变，至一宿，休范已至新林，（见第二节。）朝廷震动。《齐书·本纪》曰：大祖与护军褚渊，征北张永，领军刘勔，仆射刘秉，（长沙景王孙。）游击将军戴明宝，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龄，员外郎杨运长集中书省计议。莫有言者。大祖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至于覆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今应变之术，不宜念远。若偏师失律，则大沮众心。宜顿新亭、白下，坚守宫掖、东府以待贼。千里孤军，后无委积，求战不得，自然瓦解。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征北可以见甲守白下。中堂旧是置兵地，（中堂，见第三节。）领军宜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诸贵安坐殿中。右军诸人，不须竞出。我自前驱，破贼必矣。”因索笔下议，并注同。当时情势，欲不守建业不可得，《齐书》之云，恐亦事后附会之谈也。道成出次新亭，刘勔及前兖州刺史沈怀明据石头，张永屯白下，袁粲、褚渊、刘秉等入卫殿省。休范于新林步上。及新亭垒，自临城南，仅以数十人自卫。屯骑校尉黄回见其可乘，乃与越骑校尉张敬儿同往诈降。敬儿遽夺休范防身刀斩其首。休范左右数百人皆惊散。然休范所遣丁文豪、杜墨蠡等不相知闻。墨蠡急攻新亭垒，文豪直至朱雀桁。见第四章第三节。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门外，急召刘勔。勔至，命开桁。道隆怒曰：“贼至但当急击，宁可开桁自弱邪？”勔不敢复言，遂战没。墨蠡等乘胜至朱雀门道隆为乱兵所杀。于是张永弃众于白下，沈怀明于石头奔散，抚军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通鉴》云：抚军长史褚澄开东府门纳南军。《考异》曰：“《宋书》作抚军典签茅恬，《齐书》作车骑典签茅恬，盖皆为褚澄讳耳。今从《宋略》。”案澄，渊之弟，尚文帝女庐江公主。墨蠡径至杜姥宅。晋成帝杜皇后之母裴氏，立第于南掖门外，世谓之杜姥宅。）宫省恇扰，无复固志。萧道成遣军主陈显达、任农夫、张敬兄、周盘龙等入卫。袁粲慷慨谓诸将帅曰：“寇贼已逼，而众情离沮。孤子受先帝顾托，本以死报，今日当与诸护军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马，辞色哀壮。于是显达等感激出战，斩墨蠡、文豪等。朝廷先以晋熙主燮刺郢州，（明帝第六子，继晋熙王昶，时年四岁。）以长史王奂行府州事，配以兵力，出镇夏口，本所以防休范也。至是，燮遣兵平寻阳。黄回之诈降也，休范以二子德宣、德嗣付回为质，至即斩之。德嗣弟青牛、智藏并伏诛。自来上流叛乱，建康形势，未有危于是役者，虽获戡定，只可云幸胜耳。然刘勔既死，张永又弃军，杀休范及回援宫城，功皆成于萧道成一人之手，遂尔乘时崛起矣。是役之后，道成遂与袁粲、褚渊、刘秉更日入直决事，号为四贵。

休范难平后二年，又有建平王景素之叛。景素，文帝第七子建平宣简王宏之子。宏好文籍，有贤名，景素亦有父风。泰始二年，为南徐州刺史。《传》云：时大祖诸子尽殂，众孙惟景素为长。（建安王休祐诸子并废徙，无在朝者。）景素好文章书籍，招集才义之士，倾身礼接。由是朝野翕然。后废帝凶狂失道，内外皆谓景素宜当神器。（此言盖景素之党所造。）惟废帝所生陈氏亲戚疾忌之。而杨运长阮佃夫，并大宗旧隶，贪幼少以久其权，虑景素立，不见容于长主，深相忌惮。元徽三年，景素防将军王季符失景素旨，单骑奔京邑，告运长、佃夫云：景素欲反。运长等便欲遣军讨之。齐王（萧道成。）及袁粲以下并保持之。景素亦驰遣世子延龄还朝，具自申理。运长等乃徙季符于梁州，景素稍为自防之计。与司马何季穆，录事参军殷沵，记室参军蔡履，中兵参军垣庆延，左右贺文超等谋之。以参军沈颙、毌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为爪牙。季穆荐从弟豫之为参军。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来京邑。多与金帛，要结才力之士。由是冠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韩道清，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祇祖，并皆响附。其余武人失职不得志者，莫不归之。时废帝单马独出，游走郊野。曹欣之谋据石头，韩道清、郭兰之欲说齐王使同，若不回者图之。候废帝出行，因众作难，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驻之，未欲匆匆举动。四年，七月，垣祇祖率数百人奔景素，云京邑已溃乱，劝令速入。景素信之，即便举兵。运长等声祇祖叛走，便纂严备办。齐王出屯玄武湖。（在首都北。）任农夫、黄回、李安民各领步军，张保率水军北讨。南豫州刺史段佛荣为都统。其余众军相继进。齐王知黄回有异图，故使安民、佛荣俱行以防之。景素欲断竹里，（见第七章第一节。）以拒台军。垣庆延、祇祖、沈颙等曰：“今天时旱热，台军远来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劳，可一战而克也。”殷沵等固争，不能得。农夫等既至，放火烧市邑。而垣庆延等各相顾望，并无斗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扰不知所为。时张保水军泊西渚。（京口城西。）景素左右勇士数十人，并荆楚快手。自相要结击水军，应时摧陷，斩张保。而诸将不相应赴，复为台军所破。台军既薄城池，沈颙先众叛走。垣祇祖次之。其余诸军，相系奔散。左暄骁果有胆力，欲为景素尽节，而所配兵力甚弱。犹力战不退。于万岁楼下横射台军，不能禁，然后退散。右卫殿中将军张倪奴，前军将军周盘龙攻陷京城。倪奴禽景素斩之。时年二十五。子延龄及二少子并从诛。垣庆延、祇祖、左暄、贺文超并伏诛。殷沵、蔡履徙梁州。何季穆先迁官，故不及祸。其余皆逃亡，直赦得免。景素既败，曹欣之反告韩道清、郭兰之之谋。道清等并诛。黄回、高道庆等，齐王抚之如旧。至九月，道庆乃伏诛。（见《本纪》。）

前废帝之败也，以佞幸亦叛，则无复腹心，而专恃数武人，故卒以粗疏偾事，后废帝亦然。《阮佃夫传》云：时废帝好出游走。始出宫，犹整羽仪，引队仗。俄而弃部伍，单骑与数人相随。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内外莫不惧忧。佃夫密与直将军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宝，谋共废帝立安成王。（即顺帝，见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江乘，见第三章第九节。）帝每北出，常留队仗在乐游苑前，弃之而去。（乐游苑，在今首都东北。）佃夫欲称大后令，唤队仗还，闭城门，分人守石头、东府，遣人执帝废之，自为扬州刺史辅政。与幼等已成谋。会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天宝因以其谋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于光禄外部赐死。佃夫、幼罪止身，其余无所问。盖以其党与众多故也。时为元徽五年四月。至六月，乃诛其党司徒左长史沈勃，散骑常侍杜幼文，游击将军孙超之，长水校尉杜叔文。《佃夫传》云：佃夫矜敖无所降意，入其室者，惟沈勃、张澹等数人而已。幼文者，骥子。《骥传》云：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与沈勃、孙超之居止接近，常相从。又并与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废帝深疾之。帝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弦管。积久，转不能平。于是自率宿卫兵诛幼文、勃、超之。幼文兄叔文及诸子侄在京邑、方镇者并诛，惟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数人逃亡得免。案此可见废帝之出行，非徒游戏，实意在觇司诛杀也。于天宝以发佃夫之谋为清河大守、右军将军。升明元年，出为山阳大守。（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萧道成以其反覆，赐死。阮佃夫之力，似不足独行废立，观此举，则佃夫当日，似与道成有交关也。故佃夫之党甫除，而道成之谋遂亟矣。

《南史·齐高帝纪》曰：休范平后，苍梧王渐行凶暴，屡欲害帝。常率数十人直入镇军府。时暑热，帝昼卧裸袒。苍梧王立帝于室内，画腹为射的，自引满将射之。帝神色不变，敛板曰：“老臣无罪。”苍梧左右王天恩谏曰：“领军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后无复射。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发即中帝脐。苍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何如？”建平王举兵，帝出屯玄武湖，事平乃还。帝威名既重，苍梧深相猜忌。刻木为帝形，画腹为射堋。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赏。皆莫能中。时帝在领军府，苍梧自来烧之，冀帝出因作难。帝坚卧不动。苍梧益怀忿患。所见之物，呼之为帝，加以手自磨鋋，曰：“明日当以刃萧道成。”陈大妃骂之曰：“萧道成有大功于国，今害之，谁为汝尽力？”故止。此等类乎平话之谈，固不足信。然《豫章王嶷传》曰：大祖在领军府，嶷居青溪宅。苍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袭宅内。嶷令左右舞刀戟于中庭。苍梧从墙间窥见，以为有备，乃去。其后苍梧见弑，王敬则将其首驰诣大祖，大祖尚疑为苍梧所诳，不敢开门。（见《敬则传》。）则苍梧是时，有轻行掩袭之计，似不诬也。《嶷传》又曰：大祖带南兖州，镇军府长史萧顺之在镇，忧危既切，期渡江北起兵。（据此，顺之当同大祖渡江之谋。《南史·梁本纪》谓齐高谋出外，顺之以为一旦奔亡，则危几不测，不如因人之欲，行伊、霍之事，齐高深然之，与此岐异。彼盖梁人文饰之辞，不足信也。）嶷谏曰：“主上凶狂，人不自保。单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鲜有克胜。物情疑惑，必先人受祸。今于此立计，万不可失。”《垣崇祖传》曰：元徽末，大祖欲渡广陵。荣祖谏曰：“领府去台百步，公走人岂不知？若单行轻骑，广陵人一旦闭门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动足下床，便恐有叩台门者，公事去矣。”《幸臣·纪僧真传》曰：大祖欲度广陵起兵。僧真启曰：“主上虽复狂衅，虐加万民，而累世皇基，犹固磐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纵得广陵城，天子居深宫，施号令，目明公为逆，何以避此？如其不胜，则应北走胡中。窃谓此非万全策也。”《刘善明传》曰：元徽三年，出为西海大守，（未详所治。）行青、冀二州刺史。从弟僧副，大祖引为安城王抚军参军。苍梧肆暴，大祖忧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声论。使僧副密告善明及东海大守垣崇祖曰：“多人见劝，北固广陵，恐一旦动足，非为长算。今秋风行起，卿若能与垣东海微共动虏，则我诸计可立。”善明曰：“宋氏将亡，愚智所辨，胡虏若动，反为公患。公神武世出，惟当静以待之，因机奋发，功业自定。不可远去根本，自诒猖獗。”遣部曲健儿数十人随僧副还诣领府。大祖纳之。《柳世隆传》云：为晋熙王安西司马。时世祖为长史，与世隆相遇甚欢。大祖之谋渡广陵也，今世祖率众下，同会京邑，世隆与长流萧景先等戒严待期。事不行。综观诸传，道成当时，渡江之计颇切。如能动虏而以朝命还镇淮阴，实为上计。然废帝不必堕其计中。如此，则惟有据广陵起兵，而使萧赜帅江州之师，顺流而下矣。其计之不易遂，诚如诸人之说。又时李安民行会稽郡事，欲于东奉江夏王跻起兵，明帝子。则弥不得地利，亦弥不合人心矣。故诸计皆不行，而肘腋之变作。

时王敬则为直将军，结废帝左右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二十五人。七月七日夕，玉夫与万年同人，以帝防身刀弑帝。《南史·齐高帝纪》云：赍首，使奉伯藏衣袖中，依常行法，称敕开承明门出，囊贮之，以与敬则。敬则驰至领军府叩门，大声言报帝。门犹不开。敬则自门窐中以首见帝。帝犹不信。乃于墙上投进其首。帝索水洗视。敬则乃逾垣入。帝跣出。敬则叫曰：事平矣。帝乃戎服夜入殿中。殿中惊怖。及知苍梧死，咸称万岁。明旦，召袁粲、褚彦回、刘彦节入议。（彦回渊字，彦节秉字。《南史》避唐讳，故书其字。帝以事让彦节。）彦节未答。帝须髯尽张，眼光如电。次让袁粲，又不受。敬则乃拔刀在床侧跃，麾众曰：“天下之事，皆应关萧公。敢有开一言者，血染敬则刀。”仍呼虎贲剑戟羽仪，手自取白纱帽加帝首，令帝即位，曰：“今日谁敢复动？事须及热。”帝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则又叱之，乃止。帝乃下议，迎立顺帝。（《齐书·王敬则传》略同。《褚渊传》云：袁粲、刘秉既不受任，渊曰：“非萧公无以了此，”手取书授大祖，大祖曰：“相与不肯，我安得辞？”事乃定。）顺帝者，明帝第三子安成王准也。（明帝次子法良，早夭未封。）时年九岁。追废后废帝为苍梧王。后废帝之为人，盖颇材武，（史言其好缘漆帐竿，去地丈余，如此者半食久乃下，亦可见其趫捷之一端。）然其轻率寡谋，远较前废帝为甚，宜其败也。至史所言诸失德，则大抵皆过甚其辞。（史言帝年渐长，喜怒乖节。左右有失旨者，辄手加扑打。徒跣蹲踞，以此为常。常着小袴褶，未尝服衣冠。或有忤意，辄加以虐刑。有白棓数十枚，各有名号。钳、凿、锥、锯，不离左右。尝以铁推推人阴破。左右人见之，有敛眉者。昱大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胛洞过。阮佃夫腹心人张羊，佃夫败叛走，后捕得，自于承明门以车轹杀之。杜延载、沈勃、杜幼文、孙超，皆手运矛铤，躬自脔割。执幼文兄叔文于玄武湖北，昱驰马执矟，自往刺之。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内外百司，人不自保。殿省忧惶，夕不及旦。又云：帝初嗣位，内畏大后，外恽诸大臣，犹未得肆志。自加元服，变态转兴。内外稍无以制。三年秋冬间，便好出游行。大妃每乘青篾车，遥相检摄。昱渐自放恣，大妃不复能禁。单将左右，弃部伍，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或往营署，日暮乃归。四年春夏，此行弥数。自京城克定，意志转骄，于是无日不出。与左右人解僧智、张五儿恒相驰逐。夜出开承明门。夕去晨返，晨出暮归。从行并执铤矛，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值无免者。民间扰惧，昼日不敢开门。道上行人殆绝。又云：制露车一乘，其上施篷，乘以出入。从者不过数十人。羽仪追之恒不及。又各虑祸，不敢近寻，惟整部伍，别在一处瞻望而已。果如所言，除之正自易易，尚安待深谋秘计邪？）又谓帝非明帝子，盖亦有惭德者之加诬，不足信也。（《废帝纪》云：先是民间讹言，谓大宗不男。陈大妃本李道儿妾，道路之言，或云道儿子也。昱每出入去来，常自称刘统，或自号李将军。《后妃传》则云：陈贵妃经世祖先迎入宫，在路大后房内。经二三年，再呼不见幸。大后因言于上，以赐大宗。始有宠。一年许衰歇。以乞李道儿。寻又迎还，生废帝。故民中皆呼废帝为李氏子。废帝后每自称李将军，或自谓李统。又云：大宗晚年痿疾，不能内御。诸弟姬人有怀孕者，辄取以入宫。及生男，皆杀其母，而以与六宫所爱者养之。顺帝，桂阳王休范子也，以陈昭华为母焉。《齐书·刘休传》云：帝素肥，痿不能御内。诸王妓妾怀孕，使密献入宫，生子之后，闭其母于幽房，前后十数。顺帝，桂阳王休范子也。苍梧王亦非帝子。陈大妃先为李道儿妾，故苍梧微行，常自称为李郎焉。案宫禁之事，民间何知焉？明帝仇诸弟特甚，又安肯杀其父而畜其子邪？）

第九节　齐高篡宋

萧道成之得政，观上节所述，盖纯出一时之劫持，其无以善其后明矣。（《齐书·高帝纪》：苍梧废，刘秉出集议，于路逢弟韫，韫开车迎问秉曰：“今日之事，固当归兄邪？”秉曰：“吾等已让领军矣。”韫捶胸曰：“君肉中讵有血。”可见当时非以兵力劫持，政柄原无属道成之理也。）故得政未几，而内外之难交作。

沈攸之以泰始五年刺郢州。明帝崩，与蔡兴宗同在外蕃豫顾命。（兴宗时为会稽大守。）会巴西民李承明反，（巴西，见第三章第六节。）执大守张澹，蜀土骚扰。时荆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征，蔡兴宗新除荆州刺史，未之镇，乃遣攸之权行荆州事。攸之既至，会承明已平，乃以攸之为荆州刺史。攸之自在郢州，便缮治船舸，营造器甲。至荆州，聚敛兵力。养马至千余。已皆分赋戍逻将士，使耕田而食，廪财悉充仓储。荆州作部，岁送数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讨四山蛮。装战舰数千艘，沉之灵溪里。（灵溪，见第七章第三节。）朝廷疑惮之。累欲征入，虑不受命，乃止。初张敬儿欲诈降休范，道成言：“卿若能办，当以本州相赏。”（敬儿，南阳冠军人。冠军，汉县，在今河南邓县西北。）及敬儿既杀休范，道成以其人地既轻，不欲便使为襄阳重镇。敬儿求之不已，乃微动道成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儿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笑而无言。乃以敬儿为雍州刺史。时元徽三年闰三月也。四年，又以其长子赜行郢州事。初元嘉中，巴东、建平二郡，军府富实，与江夏、竟陵、武陵，并为名郡。（巴东、建平、武陵，皆见第三章第六节。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世祖于江夏置郢州，郡罢军府。竟陵、武陵，亦并残坏。为峡中蛮所破。至是，民人流散，存者无几。其年春，攸之遣军入峡讨蛮帅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峡中军。巴东大守刘攘兵、建平大守刘道欣，并疑攸之自有异志，阻兵断峡，不听军下。时攘兵元子天赐，为荆州西曹。攸之遣天赐譬说之，令其解甲，一无所问。攘兵见天赐，知景素实反，乃释甲谢愆。攸之待之如故。复以攘兵为府司马。刘道欣坚守建平，攘兵譬说不回，乃与伐蛮军攻之，破建平，斩道欣。台直高道庆，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庆时在家。牒其亲戚十余人，求州从事西曹。攸之为用三人。道庆大怒，自入州，取教毁之而去。【16】（此据《宋书·攸之传》。《南史》同。又云：道庆素便马，攸之与宴饮，于听事前合马矟。道庆矟中攸之马鞍。攸之怒，索刃槊。道庆驰马而出。）至都，云攸之聚众缮甲，奸逆不久。杨运长等常相疑畏，乃与道庆密遣刺客。赍废帝手诏，以金饼赐攸之州府佐吏，进其阶级。（案《佞幸传》云：攸之反，运长有异志，以此见诛，则运长实与攸之声势相倚，当时建业所患，固不在荆州也。高道庆亦为道成所杀。故此说殊不足信。《南史》云：道庆请以三千人袭之，朝议虑其事难济，高帝又保持不许。夫攸之兵备甚雄，岂三千人所可袭？其说更不足辩矣。）废帝既殒，顺帝即位，遣攸之长子司徒左长史元琰赍废帝刳斮之具，以示攸之。元琰既至江陵，攸之便有异志。腹心议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年十一月，乃发兵反叛。（《南史》云：齐高帝遣元琰赍废帝刳斮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宁为王凌死，不作贾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称庆，并与齐高帝书推功。攸之有素书十余行，常韬在两当角，云是宋明帝与己约誓。又皇大后使至，赐攸之烛十挺，割之，得大后手令，曰：“国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举兵。案攸之之反，《宋史·本纪》在十二月丁已，《南史》同。）

萧道成像

萧道成（427—482），即齐高帝，南朝齐创建者。踦明三年（479年），萧道成废刘准，称帝建齐朝，宋亡。

沈攸之之兵既起，袁粲遂图谋于内。时道成居东府，粲镇石头。（升明元年八月。）刘秉为丹阳尹；大后兄子王蕴，素好武事；皆与粲相结。将帅黄回、任候伯、（农夫弟。）孙昙瓘、王宜兴、彭文之、卜伯兴等，并与粲合。蕴本为湘州刺史，与沈攸之结厚。及道成辅朝政，蕴、攸之便连谋。会遭母忧，还都，停巴陵十余日，（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更与攸之成谋。欲至郢州，因萧赜下慰之为变，据夏口，（见第三章第九节。）与荆州连横。赜觉其意，称疾不往，又严兵自卫。蕴计不得行，乃下。及是，道成入屯朝堂。秉从父弟领军将军韫入直门下省。卜伯兴为直。黄回诸将皆率军出新亭。粲谋先日矫大后令，使韫、伯兴率宿卫兵攻道成于朝堂，回率军来应。秉、候伯等并赴石头。本期夜发。秉素恇怯，骚动不自安，再后，便自丹阳郡车载妇女，尽室奔石头。部曲数百，赫奕满道。由此事泄。先是道成遣将薛渊、苏烈、王天生等领兵戍石头，云以助粲，实御之也。又领王敬则为直，与卜伯兴共总禁兵。王蕴闻刘秉已奔，叹曰：“今年事败矣。”时道成使蕴募人，已得数百。乃狼狈率部曲向石头。本期开南门，时已暗夜，薛渊等据门射之，蕴谓粲已败，即便散走。道成以报敬则，率所领收刘韫杀之。（韫弟述出走，追禽杀之。）并诛卜伯兴。又遣军主戴僧静向石头助薛渊，杀粲。刘秉逾城出走，于雒檐湖见禽，（雒檐湖，《通鉴》作额檐湖。）与二子承、俣并死。秉弟遐，为吴郡大守，道成遣张瓌诛之。（瓌，永子。）王蕴逃斗鸡场，见禽杀。时升明元年（即元徽五年。）十二月也。

沈攸之之举兵也，遣其中兵参军孙同等三万人为前驱，司马刘攘兵等二万人次之。又遣王灵秀等骑二千出夏口，据鲁山。（城名，见第七章第三节。）攸之乘轻舸，从数百人，先大军下。住白螺洲。（在今湖北监利县东南。以上据《齐书·柳世隆传》。）闰十二月四日，攸之至夏口。时晋熙王燮征为扬州刺史。萧赜亦征为左卫将军，与燮俱下。闻攸之举兵，即据湓口城。（湓口，见第三章第九节。）武陵王赞为郢州，道成令周山图领兵卫送，赜为西讨都督，启山图为军副。攸之有顺流之志，府主簿宗俨之劝攻郢州。功曹臧寅，以为攻守势异，若不时举，挫锐损威。不从。初道成之谋渡广陵也，令赜率众东下。刘怀珍白道成曰：“夏口是兵冲要地，宜得其人。”道成纳之。与赜书曰：“汝既入朝，当须文武兼资人，与汝合意者，委以后事。柳世隆其人也。”于是赜举世隆自代。转为郢州行事。及是，世隆随宜拒应，攻者披却。黄回军至西阳。（见第四章第三节。）攸之素失人情，初发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大怒。令军中有叛者，军主任其罪。于是一人叛，遣十人追，并去不反。莫敢发觉。咸有异计。刘攘兵射书与世隆请降。世隆开门纳之。攘兵烧营而去。时升明二年正月十九日也。众于是离散，不可复制。攸之还向江陵。闻城已为张敬儿所据，乃与第三子文和至华容之头林，（华容，见第三章第九节。）投州吏家。村人欲取之。与文和俱自经死。村人斩首送之。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张敬儿克城，元琰逃走。（《南史》云：奔宠洲见杀。）第二子懿先卒。第五子幼和，幼和弟灵和，及攸之孙四人，并为敬儿所禽，伏诛。攸之弟登之，为新安大守。（新安，见第四章第三节。）初沈庆之之死，其子文叔谓其弟文季曰：“我能死，尔能报。”遂自缢。文季挥刀驰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至是为吴兴大守，（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道成使督吴兴、钱塘军事，（钱塘，见第四章第三节。）收斩登之，诛其宗族。（升明元年闰十二月。）登之弟雍之，雍之弟荣之，皆先攸之卒。文和娶道成女，早死，有二女，道成迎还第内。后以雍之孙僧照为之后焉。攸之之举兵也，使要张敬儿及梁州刺史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内史王文和等。敬儿、文和斩其使，驰表以闻。柏年、道和、佩玉持两端，密相应和。攸之既平，遣王玄邈代柏年。柏年先诱降晋寿亡命李乌奴，（晋寿，见第三章第六节。）乌奴劝柏年据汉中不受命。柏年计未决，玄邈已至。柏年迟回魏兴不肯下。（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时道成孙长懋为雍州刺史，遣使说之，许启为府吏。柏年乃进襄阳。因执诛之。道和，后秦主兴之孙也。被征。（以周盘龙代为刺史。时升明二年三月。）令有司奏其罪，诛之。（见《齐书·张敬儿传》。）佩玉，王蕴为湘州时，为其宁朔长史、长沙内史。蕴去职，南中郎将王翙未之镇，权以佩玉行府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将、中兵参军、临湘令韩幼宗领军戍防湘州，（临湘，后汉县，在今湖南长沙县南。）与佩玉共事不美。攸之难作，二人各相疑阻。幼宗密图佩玉。佩玉知其谋，袭杀之。黄回至郢州，遣任候伯行湘州事，又杀佩玉。道成以吕安国为湘州刺史，收候伯诛之。袁粲之举事也，黄回闻石头鼓噪，率兵赴之，而朱雀桁有戍军，受道成节度，不听夜过。会石头已平，因称救援。道成知而不言，抚之愈厚。遣其西上，流涕告别。回与王宜兴素不恊，虑或反告，因其不从处分，斩之。不乐停郢，固求南兖，遂率部曲辄还。改南兖州刺史。升明二年，四月，赐死。回之固求南兖，岂仍欲于肘腋之下，有所作为邪。彭文之先于二月下狱赐死。孙昙瓘于石头叛走，逃窜经时，至十月，乃于秣陵县禽获伏诛。（秣陵，见第四章第三节。）沈攸之反，杨运长有异志，道成遣骠骑司马崔文仲讨诛之。攸之本反覆小人，为政刻暴，（《传》云：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辄面加詈辱。将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余人。）赋敛严苦，（攸之平后，道成次子嶷为荆州刺史。《齐书》本传云：初沈攸之欲聚众，开民相告，士庶坐执役者甚众，一月遣三千余人。见囚五岁刑以下，不连台者皆原遣。以市税重滥，更定坞格，以税还民。禁诸市调及苗籍。二千石官长，不得与人为市。诸曹吏听分番假。百姓大悦。）徒以军备充足，自谓可冀有成，实则久溺晏安，加以年衰气索，宜其亡不旋踵也。（《南史》本传云：富贵拟于王者。夜中，诸厢都然烛达旦。后房服珠玉者数百人，皆一时绝貌。）攸之既败，袁粲覆亡，黄回等诸将帅，亦诛殆尽。萧道成于是莫予毒也已。

升明二年，四月，萧道成受宋禅，是为齐大祖高皇帝。封宋顺帝为汝阴王，居丹阳宫。建元元年，五月，监人杀王，而以疾赴。宋宗室抗齐者：有明帝子晋熙王燮，（齐受禅后。）江夏王跻，（齐受禅后。）衡阳文王孙伯玉，长沙景王曾孙晃，临川烈武王曾孙绰，（升明三年三月。）及晋平剌王子十三人，（升明三年。案剌王诸子皆徒晋平，已见第六节。元徽元年，听还都。）皆无成。明恭王皇后，《南史·传》云：刘晃、刘绰、卜伯兴等有异志，大后颇与相关。顺帝禅位，迁居丹阳宫，拜汝阴王大后。顺帝殂，更立第都下。建元元年，薨于第。盖亦非良死也。《齐·本纪》言：“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亦云酷矣。

注释

【1】　商业：宋武帝第五子江夏文献王义恭，孝武帝时赊市百姓物，盖以自晦也。

【2】　宗族：宋孝武与刘延孙合族。

【3】　史事：南北朝君臣之酷虐。

【4】　封建：宋孝武时裁抑诸王。

【5】　史事：南朝诸主辩诬。

【6】　史事：嬖幸无不好贿。

【7】　阶级：愿生不复生王家语，非十岁小儿，盖徒党造作。

【8】　地权：沈庆之于娄湖开田园，娄湖在今首都东南（按：此处首都，指南京）

【9】　婚姻：六宫万数，驸马一人，说不足信。

【10】　阶级：房崇吉南奔，藉清河侠张略之之力。

【11】　宗族：垣崇祖启明帝，门族布在北边，一朝啸吒，事功可立。

【12】　宗族：吴喜姻亲为暴。

【13】　学术：宋明帝盖长玄理，而猜忌特甚。

【14】　宗教：宋明帝多忌讳，由顾虑福祸，不关迷信。

【15】　学术：宋高祖、刘穆之任法。

【16】　选举：沈攸之为荆，台直阁高道庆牒其亲戚十余人，求州从事西曹，攸之为用三人，道庆怒，自入州，取教毁之而去。

第十章　齐梁兴亡

第一节　齐武文惠猜忌杀戮

凡朝代之革易，其力有自外至者，亦有自内出者。自外至者，非敌国则乱民，往往杀人盈城，僵尸蔽野。然操政权者既悉易其人，政事之改观自易。自内出者，恒为前代之权臣。望实既归，托诸禅让。市朝无改，宗社已移。兵燹之灾，于兹可免。然人犹是人，政犹是政，欲望其除旧布新则难矣。故以社会之安宁论，革易自内者较优，以政治之改革论，革易自外者较善也。萧齐一代之事迹，几与刘宋孝建以后无殊，则足以证吾说矣。

齐高帝代宋后，四年而崩。大子赜立，是为世祖武皇帝。高帝十九男：长武帝。次为豫章文献王嶷。与武帝同母，且有贤名。高帝创业之际，亦尝出作方州，入参密计。《南史·荀伯玉传》云：建元元年，为豫章王司空谘议。时武帝居东宫，自以年长，与高帝同创大业，朝事大小，悉皆专断多违制度。左右张景真，偏见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还，景真白服乘画舴艋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大子。【1】内外只畏，莫敢言者。骁骑将军陈胤叔，先已陈景真及大子前后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后密启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宠。政以武帝长嫡，又南郡王兄弟并列，（文惠大子，初封南郡王。）故武帝为大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东还，遣文惠大子、闻喜公子良宣敕诘责。并示以景真罪状，使以大子令收杀之。胤胤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闻。武帝忧惧，称疾月余日。上怒不解。昼卧太阳殿。王敬则直入叩头，启请往东宫以慰大子。高帝无言。敬则因大声宣旨往东宫，命装束。又敕大官设馔。密遣人报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舆。高帝了无动意。敬则索衣以衣高帝，仍牵上舆。遂幸东宫。召诸王宴饮。因游玄圃园。高帝大饮，赐武帝以下酒，并大醉。尽欢，日暮乃去。是日无敬则，则东宫殆废。高帝重伯玉尽心，愈见信使。掌军国密事，权动朝右。武帝深怨伯玉。高帝临崩，指伯玉以属。武帝即位，伯玉忧惧。上闻之，以其与垣崇祖善，崇祖田业在江西，虑相扇为乱，加意抚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与崇祖并见诬伏诛。而胤叔为大子左率。《崇祖传》曰：武帝即位，为五兵尚书，领骁骑将军。初豫章王有盛宠，武帝在东宫，崇祖不自附。及破魏军，（建元二年。）诏使还朝，与共密议。武帝疑之，曲加礼待。酒后谓曰：“世间流言，我已豁怀抱，自今已后，富贵见付也。”崇祖拜谢。及去后，高帝复遣荀伯玉敕以边事。受旨夜发，不得辞东宫。武帝以为不尽诚，心衔之。永明元年，诏称其与荀伯玉搆扇边荒，诛之。又《江谧传》曰：齐建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骠骑豫章王嶷领湘州，以谧为长史。三年，为左户尚书。寻迁掌吏部。高帝崩，谧称疾不入。众颇疑其怨不豫顾命。武帝即位，谧又不迁官，以此怨望。时武帝不豫，谧诣豫章王嶷，语间曰：“至尊非起疾，东宫又非才，公今欲何计？”武帝知之，出谧为南东海大守。（南东海，见第九章第三节。）未几，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谧前后罪恶，请收送廷尉。诏赐死。《嶷传》言：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帝颇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尽礼，未尝违忤颜色，故武帝友爱亦深。盖高、武同起艰难，高帝鉴于宋代之所以亡知骨肉相争，为祸至烈，故不敢轻于易储；（观下以长沙王晃属武帝语可见。）而嶷亦小心谨慎，初虽或有夺宗之谋，继以知难而退，无足畏忌故得以荣禄终也。高帝第三子临川献王映，史称其善骑射，解声律，应接宾客，风韵韶美，其性质盖近乎文，亦不足忌。第四子长沙威王晃，少有武力。为豫州刺史，尝执杀其典签。史称高帝临崩，以晃属武帝，“处以辇毂近蕃，勿令远出”。永明元年，以晃为南徐州刺史。入为中书监。时诸王蓄仗，在京都者，惟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爱武饰，罢徐州还，私载数百人仗。为禁司所觉，投之江中。帝闻之，大怒。将纠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诚不足宥，陛下当忆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渐时，戒武帝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屠，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终无异意。然晃亦不被亲宠。当时论者，以武帝优于魏文，减于汉明。自此以下诸弟，年皆幼，更不足忌矣。然当时待藩邸颇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惟得看孝子图而已。又制诸王年未三十，不得娶妾，（皆见《南史·齐高帝诸子传》。）其为纳之轨物邪？抑节其蕃育？未可知也。要之一时之人心，不易骤变，故武帝虽鉴于宋氏之灭亡，勉自抑制，然其于诸弟，终不能泯其猜忌之心也。

齐武帝景安陵的天禄像

齐武帝（450—493），即萧赜，南朝齐皇帝。武帝的清明统治使江南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社会也暂时安定。

武帝之猜忌，亦见之于异姓之臣。垣崇祖既死，复杀张敬儿。【2】（永明元年，五月。）案敬儿在南北朝武人中，最为贪残好杀，（沈攸之反，遣使报敬儿。敬儿劳接周至，为设酒食。谓之曰：“沈公那忽使君来？君殊可念。”乃列仗于听事前斩之。及攸之败，其留府司马边荣见敬儿。敬儿问曰：“边公何不早来？”荣曰：“沈公见留守，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蕲生，何须见问？”敬儿曰：“死何难得？”命斩之。泰山程邕之，素依随荣，至是，抱持荣曰：“与边公周旋，不忍见边公前死，乞见杀。”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儿。敬儿曰：“求死甚易，何为不许？”先杀邕之，然后及荣。其至江陵也，诛攸之亲党，没入其财物数十万，悉以入私。在雍贪残。人间一物堪用，莫不夺取。于襄阳城西起宅聚物货，宅大小殆侔襄阳。又欲移羊叔子堕泪碑，于其处置台。纲纪谏曰：“羊大傅遗德，不宜迁动。”敬儿曰：“大傅是谁？我不识也。”以此等人莅民，民之受其荼毒，不待言矣。）至此死晚矣。然武帝谓其招扇群蛮，规扰樊、夏，（敬儿时为内任。）妄设征祥，潜图问鼎：则莫须有之辞也。

高、武艰难创业，所期望于后嗣者至深。武帝子文惠大子长懋，当武帝镇盆城时，即使之劳接将帅。（时年二十。）事宁遣还都，高帝又命通文武宾客。敕出行日城中军悉受节度。将受禅，以襄阳兵马重地，不欲处他族，出为雍州刺史。会北虏南侵，上虑当出樊、沔，建元二年，乃征为中军将军，置府，镇石头。武帝即位，立为大子。大子善立名尚。礼接文士，蓄养武人，皆亲近左右，布在省闼。与同母弟竟陵文宣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而性颇奢丽。宫内殿堂，皆雕饰精绮，过于上宫。开拓玄圃园，与台城北堑等。其中起土山、地阁。楼观、塔宇，穷极奇丽。费以千万。多聚奇石，妙极山水。虑上宫望见，乃傍门列修竹，内施高鄣。造游墙数百间，施诸机巧，宜须鄣蔽，须臾成立，若应毁彻，应手迁徙。善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光采金翠，过于雉头远矣。以晋明帝为大子时立西池，乃启武帝，引前例，求于东田起小苑。【3】上许之。永明中，二宫兵力全实，大子使宫中将吏，更番役作。营城包巷，制度之盛，观者倾都。上性虽严，多布耳目，大子所为，无敢启者。后上幸豫章王宅，还过大子东田，见其弥互华远，壮丽极目。大怒，收监作主帅。大子惧，皆藏匿之。由是见责。大子素多疾，体又过壮，常在宫内，简于遨游。玩弄羽仪，多所僭拟。虽咫尺宫禁，而上终不知。十一年，薨。（年三十六。）武帝履行东宫，见大子服玩过制，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以东田殿堂为崇虚馆。

《南史·豫章王嶷传》云：嶷薨后，忽见形于沈文季，曰：“我未应便死，皇大子加膏中十一种药，使我痈不瘥；汤中复加药一种，使利不断。吾已诉先帝，先帝许还东邸，当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纸文书示文季，曰：“与卿少旧，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传，甚惧此事。少时，大子薨。（据《本纪》：嶷薨于永明十年四月，大子薨于十一年正月。）说虽不经，亦可见大子之猜忌矣，而鱼服侯子响之事，遂为亡齐之本。

子响，武帝第四子。豫章王嶷无子，养子响。后有子，表留为嫡。有司奏子响宜还本。乃封巴东郡王。子响勇力绝人。初为豫州刺史，后为江州，永明七年，迁荆州。子响少好武。居西豫时，自选带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胆干。至镇，数在斋内杀牛、置酒，与之聚乐。令内人私作锦袍、绛袄，欲饷蛮交易器仗。长史刘寅等连名密启。上敕精检。寅等惧，欲秘之。子响闻台使至，不见敕，召寅及司马席恭穆，谘议参军江愈、殷昙粲，中兵参军周彦，典签吴修之、王贤宗、魏景渊杀之。上闻之，怒。遣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中书舍人茹法亮领斋仗数百人，（此据《宋书》。《南史》作羽林三千。）检捕群小。敕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性命。”《齐书》云：谐之等至江津，筑城燕尾洲。（胡三省曰：在江津西，江水至此合灵溪水。江津、灵溪，皆见第七章第三节。）遣传诏石伯儿入城慰劳。子响曰：“我不作贼，长史等见负，今政当受杀人罪耳。”乃杀牛、具酒馔响台军。而谐之等疑畏，执录其吏。子响怒，遣所养数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二千人从灵溪西渡，刻明旦与台军对陈南岸。子响自与百余人袍骑将万钧弩三四张宿江堤上。明日，凶党与台军战。子响于堤上放弩，亡命王冲天等蒙楯陵城。台军大败。尹略死之。官军引退。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至。子响部下恐惧，各逃散。子响乃白服降。赐死。（时年二十二。）《南史》则云：谐之等至江津，筑城燕尾洲。子响白服登城，频遣信与相闻，曰：“天下岂有儿反？身不作贼，直是粗疏，今便单舸还阙，何筑城见捉邪？”尹略独答曰：“谁将汝反父人共语？”子响闻之，惟洒泣。又送牛数十头，酒二百石，果馔三十舆。略弃之江流。子响胆力之士王冲天不胜忿，乃率党渡洲攻台军，斩略，而谐之、法亮，单艇奔逸。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之。子响即日将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顺之将发，文惠大子素忌子响，密遣不许还，令便为之所。子响及见顺之，欲自申明，顺之不许，于射堂缢之。及顺之还，上心甚怪恨。百日于华林为子响作斋，上自行香，对诸朝士蹙。及见顺之，呜咽移时。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阳山，（见第九章第七节。）见一猿，透掷悲鸣。问后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堕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见，故尔。”上因忆子响，歔欷良久不自胜。顺之惭惧成病，遂以忧卒。案子响击败台军之事，恐当以《齐书》之言为真。《茹法亮传》云：子响杀僚佐，上遣军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劳，安抚子响。法亮至江津，子响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见传诏，法亮又不遣。故子响怒，遣兵破尹略军。然则激变之咎，实在法亮，特尹略已死，无可质证，乃以罪归之耳。至于遣破台军，则发踪指示，自由子响，《南史》举其罪而蔽诸王冲天，又讳饰之辞也。《齐书》亦云：上怜子响死，后游华林园，见猿对跳子鸣啸，上留目久之，因呜咽流涕，则《南史》所云上有憾于萧顺之者自真。顺之盖非良死？梁武篡齐，固与报父仇无涉，然其助明帝以倾武帝之嗣，则不能谓非复仇一念使然也。争夺相杀之祸，推波助澜，至于如此，可惊，亦可哀矣。

第二节　郁林王之败

文惠大子之死也，武帝立其长子昭业为大孙。永明十一年，七月，武帝崩。昭业立，是为郁林王。（时年二十。）竟陵王子良，为文惠母弟。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宋末守会稽。高帝建元二年，为丹阳尹。武帝即位，刺南徐州。永明二年，入为护军将军，兼司徒。十年，领尚书令。为扬州刺史。寻解尚书令，加中书监。数陈政事。又尝集学士，钞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论其地位声望，本可继文惠为储贰。然史称文惠薨，武帝检行东宫，见服御、羽仪，多过制度，以子良与大子善，不启闻，颇加嫌责。盖二人之罪，本相牵连；而竟陵之为人，亦文惠一流；武帝固知之，故卒舍之而立孙也。《南史·子良传》曰：武帝不豫，诏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日夜在殿内，大孙间日入参。武帝暴渐，内外惶惧，百僚皆已变服，物议疑立子良。俄顷而苏。问大孙所在。因召东宫器甲皆入。遗诏使子良辅政，明帝知尚书事。子良素仁厚，不乐时务，乃推明帝。诏云：“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子良所志也。大孙少养于子良妃袁氏，甚著慈爱。既惧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大极殿，子良居中书省，帝使虎贲中郎将潘敞二百人仗屯大极殿西阶之下。成服之后，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许。进位大傅，加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礼。进督南徐州。其年，疾笃，寻薨。（四月。）高帝第五子《武陵昭王晔传》曰：大行在殡，竟陵王子良在殿内，大孙未至，众论喧疑。晔众中言曰：“若立长则应在我，立嫡则应在大孙。”郁林立，甚见冯赖。《王融传》曰：（融弘曾孙。）魏军动，竟陵王子良于东府募人，板融宁朔将军、军主。融文辞捷速，有所造作，援笔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晚节大习骑马，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融特为谋主。武帝病笃暂绝，子良在殿，大孙未入，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矫诏立子良，诏草已立。上重苏，朝事委西昌侯鸾。俄而帝崩，融乃处分，以子良兵禁诸门。西昌侯闻，急驰到云龙门，不得进，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大孙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响如钟，殿内无不从命。融知不遂，乃释服还省。叹曰：“公误我。”郁林深怨融。即位十余日，收下廷尉狱。朋友、部曲，参问北寺，相继于道。请救于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争不能得。诏于狱赐死。（《十七史商榷》曰：“融乃处分至无不从命一段，《齐书》所无，《南史》所添也。描摹情事，颇觉如绘。但李延寿既知此，则下文西昌侯固争不得一句，亦《齐书》所无，延寿何意又添此一句乎？”【4】案此可见古人史例，凡众说皆网罗之，虽相矛盾，亦不刊落，以待读者之自参。因当时行文通例如此，故不必更加解释。后人动以矛盾驳杂议古人，实非也。抑表里之不必如一久矣，鸾虽隐与子良为敌，何尝不可显争融之死乎？王氏之言，未为达也。《南史·李安民传》：子元履，为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参军，与王融游狎。及融诛，郁林敕元履随右将军王广之北征，密令于北杀之。广之先为安人所厚，又知元履无过，甚拥护之。会郁林败死。元履拜谢广之曰：“二十二载，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赐也。”此段亦《齐书》所无。）夫果武帝生时，即有召东宫器甲皆入之命，又有使子良辅政、明帝知尚书事之遗诏，何至大行在殡，众论犹疑？且绝而复苏，尚能问大孙所在，何以未弥留之际，一任子良昼夜在内，大孙间日入参乎？然则绝而复苏一节，必非情实明矣。殆子良欲自立而未果，且防卫未周，仓卒之间，明帝乃以东宫器甲，入而败之邪？《齐书·高祖十二王传》曰：“世祖以群王少弱，未更多难，高宗清谨，同起布衣，故韬末命于近亲，寄重权于疏戚。子弟布列，外有强大之势；支庶中立，可息觊觎之谋；表里相维，足固家国。”以为末命真出世祖，则为明帝所欺矣。

西昌侯鸾者，高帝次兄始安贞王道生之子也。时为右卫将军。郁林既立，鸾以遗诏为侍中、尚书令。王晏为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萧谌为后军将军，领殿内事。萧坦之为射声校尉。晏等并武帝旧人，郁林深加委信，而皆转附于鸾。（晏本随世祖盆城。即位后，犹以旧恩见宠。领大孙右卫率。徐孝嗣领左卫率。世祖遗旨，以尚书事付晏及孝嗣，令久于其职。谌于大祖为绝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大祖遣谌就世祖宣传谋计，留为腹心，世祖在东宫，谌领宿卫。即位，为步兵校尉，斋内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参掌。及卧疾延昌殿，敕谌在左右宿直。上崩，遗敕领殿内事如旧。坦之与谌同族。世祖时，亦以宗族见驱使。郁林深委信谌。谌每请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谌还乃安。坦之亦见亲信，得入内见皇后。高宗辅政，有所匡谏，惟遣谌及坦之，乃得闻达。郁林被废日，闻外有变，犹密敕呼谌焉。）徐孝嗣为右仆射，转丹阳尹；孝嗣，聿之子。沈文季为护军将军，转领军；亦无所可否。惟中书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将军曹道刚、周奉叔，并为帝羽翼。帝又用阉宦徐龙驹为后舍人，亦为帝心腹。鸾先启诛龙驹，帝不能违。奉叔者，盘龙子，父子并以勇名。《齐书》言帝谋诛宰辅，出奉叔为青州刺史，以为外援。高宗虑其一出不可复制，与萧谌谋，称敕召奉叔，于省内杀之。《南史》则云：明帝令萧谌、萧坦之说帝，出奉叔为外镇树腹心。又说奉叔以方倍之重，奉叔纳其言。夫是时郁林所患，近在肘腋之间，青州孤寄海中，（见第九章第五节。）安能为援？《齐书》之言，其不实明矣。殆使谌、坦之胁帝出之，又乘奉叔自谓出外则可以无患，出不意而杀之也。《南史·恩幸传》云：有杜文谦者，吴郡钱塘人。（钱塘，见第四章第三节。）帝为南郡王，文谦侍五经文句。谓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尽粉灭，匪朝伊夕。不早为计，吾徒无类矣。”珍之曰：“计将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见摈斥，今召而使之，谁不慷慨？近闻王洪范与赵越常、徐僧亮、万灵会共语，皆攘袂捶床。君其密报周奉叔：使万灵会、魏僧勔杀萧谌，则宫内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书斩萧令，两都伯力耳。其次则遣荆卿、豫让之徒，因谘事左手顿其胸，则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万世一时也。今举大事亦死，不举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珍之不能用。果收送廷尉，与奉叔、文谦同死。观此，知郁林羽翼，为鸾所翦除者多矣。时中书令何胤，以皇后从叔见亲，使直殿省。郁林与胤谋诛鸾，令胤受事，胤不敢当，依违杜谏，帝乃止。谋出鸾于西州。（扬州刺史治所。在台城西，故称西州。）中敕用事，不复关谘。帝谓萧坦之曰：“人言镇军与王晏、萧谌欲共废我，（鸾时领镇军将军。）似非虚传，兰陵所闻云何？”【5】（坦之尝作兰陵令，故称之。）坦之曰：“天下宁当有此？谁乐无事废天子邪？昔元徽独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杀孙超、杜幼文等，故败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废立？朝贵不容造此论，政当是诸尼师母言耳。岂可以尼姥言为信？官若无事除此三人，谁敢自保？安陆诸王在外，宁肯复还？道刚之徒，何能抗此？”坦之之言，既以无废立之虞，宽譬郁林，又以有外患怵之，此郁林所以不敢有所举动也。然帝又曰：“兰陵可好听察，作事莫在人后，”其信坦之亦至矣。鸾既与谌、坦之定谋，曹道刚疑外间有异，密有处分，谌未能发。始兴内史萧季敞，（始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南阳大守萧颖胄，（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并应还都。谌欲待二萧至，藉其威力以举事。鸾虑事变，以告坦之。坦之驰谓谌曰：“废天子古来大事。比闻曹道刚、朱隆之等转已猜疑，卫尉明日若不发，事无所复及。”谌皇遽。明日，谌领兵先入，杀曹道刚、朱隆之。（时道刚直省，谌先入，若欲论事，兵随后奄进，以刀刺之，洞胸死。因进宫内废帝。直后徐僧亮甚怒，大言于众曰：“吾等荷恩，今日应死报。”又见杀。）王晏、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系进。后宫斋内仗身，素隶服谌，莫有动者。（此据《齐书·谌传》。《郁林纪》：谌初入殿，宿卫将士，皆操弓楯欲拒战。谌谓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须动。”宿卫信之。及见帝出，各欲自奋。帝竟无一言。案帝时已以帛缠颈矣，又安能有言邪？）遂弑帝而立其弟新安王昭文，是为海陵恭王。时隆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也。郁林之败，与宋之前后废帝相似而又不同。宋前后废帝皆多所诛戮，郁林则未戮一人。往史诬蔑之辞虽多，然细观之，犹可见其有性情，善容止其文德实远在宋二废帝之上。（《南史·本纪》曰：帝少美容止，好隶书。武帝特所钟爱。敕皇孙手书，不得妄出以贵之。进退音吐，甚有令誉。生而为竟陵文宣王所摄养，常在袁妃间。竟陵王移住西州，帝亦随住焉。性甚辩慧，哀乐过人。接对宾客，皆款曲周至。矫情饰诈，阴怀鄙慝。与左右无赖群小二十许人共衣食，同卧起。妃何氏，择其中美貌者，皆与交欢。密就富市人求钱，无敢不与。及竟陵王移西邸，帝独住西州，每夜，辄开后堂，与诸不逞小人至诸营署中淫宴。凡诸小人，并逆加爵位。皆疏官名号于黄纸，使各囊盛以带之。许南面之日，即便施行。又别作籥钩，兼善效人书，每私出还，辄扃籥封题如故，故人无知者。师史仁祖，侍书胡天翼闻之，相与谋曰：“若言之二宫，则其事未易。若于营署为异人所殴打，及犬、物所伤，岂直罪止一身？亦当尽室及祸。年各已七十，余生宁足吝邪？”数日中，二人相系自杀，二宫不知也。文惠大子每禁其起居，节其用度。帝谓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见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帅，动见拘执，不如市边屠酤富儿百倍。”文惠大子自疾及薨，帝侍疾及居丧，哀容号毁，旁人见者，莫不呜咽。裁还私室，即欢笑酣饮，备食甘滋。葬毕，立为皇大孙。问讯大妃，截壁为，于大妃房内往何氏间，每入辄弥时不出。武帝往东宫，帝迎拜号恸，绝而复苏，武帝自下舆抱持之。宠爱日隆。又在西州令女巫杨氏祷祀，速求天位。及文帝薨，谓由杨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杨婆。宋氏以来，人间有《杨婆儿哥》，盖此征也。武帝有疾，又令杨氏日夜祷祈，令宫车早晏驾。时何妃在西州，武帝未崩数日，疾稍危，与何氏书，纸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绕之。侍武帝疾，忧容惨戚，言发泪下。武帝每言及存亡，帝辄哽咽不自胜。武帝以此，谓为必能负荷大业。谓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厝意。五年以后，勿复委人。若自作无成，无所多恨。”临崩，执帝手曰：“若忆翁，当好作。”如此再而崩。大敛始毕，乃悉呼武帝诸伎，备奏众乐。素好狗马。即位未逾旬，便毁武帝所起招婉殿，以材赐阉人徐龙驹，于其处为马埒。驰骑坠马，面额并伤，称疾不出者数日。多聚名鹰、快犬，以粱肉奉之。及武帝梓宫下渚，帝于端门内奉辞，辒辌车未出端门，便称疾迁内。裁入，即于内奏胡伎，鞞铎之声，震响内外。自山陵之后，便于内乘内人车问讯，往皇后所生母宋氏间。因微服游走市里。又多往文帝崇安陵隧中，与群小共作诸鄙亵，掷涂、赌跳、放鹰、走狗，杂狡狯。极意赏赐左右，动至百数十万。每见钱，曰：“我昔思汝，一个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钱上库五亿万，斋库亦出三亿万，金银布帛，不可称计，即位未期岁，所用已过半，皆赐与诸不逞群小。诸宝器以相击剖破碎之，以为笑乐。及至废黜，府库悉空。其在内，常裸袒，着红紫锦绣新衣、锦帽、红縠裈、杂采袒服。好斗鸡，密买鸡至数千价。武帝御物甘草杖，宫人寸断用之。徐龙驹为后宫舍人，日夜在六宫房内。帝与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姓徐氏。龙驹劝长留宫内，声云度霍氏为尼，以余人代之。皇后亦淫乱，斋通夜洞开，外内淆杂，无复分别。史之所言如此，虽极诬诋之能事，然其性情真挚，容仪温雅，固仍有隐然可见者。其诬罔，亦稍深思之即可知，不待一一辩正也。《南史·江夏王锋传》曰：工书，为当时蕃王所推。南郡王昭业亦称工，谓武帝曰：“臣书固应胜江夏王？”武帝答：“阇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业小名，阇梨锋小名也。此足与郁林善隶书之说相证明。工书之说不诬，知其哀乐过人，接对宾客，款曲周至等语，皆不虚矣。武帝之欲立孙，非偶然也。《安陆王子敬传》云：初子敬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为大子代大孙。子敬与大孙俱入，参毕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钝。”由此代换之意乃息。其说恐不足据。天王，胡三省曰：“谓天家诸王，”见《通鉴》齐明帝建武元年《注》。文帝，即文惠大子，郁林立追尊，庙号世宗。）乃亦多作淫辞以诬之；不惟诬其身，抑且及其后；（《南史·郁林王何妃传》云：妃禀性淫乱。南郡王所与无赖人游，妃择其美者，皆与交欢。南郡王侍书人马澄，年少色美，甚为妃所悦，常与斗腕较力，南郡王以为欢笑。又有女巫子杨珉之，亦有美貌，妃尤爱悦之，与同寝处如伉俪。及大孙即帝位，珉之为帝所幸，常居中侍。明帝为辅，与王晏、徐孝嗣、王广之并面请，不听。又令萧谌、坦之固请。皇后与帝同席坐，流涕覆面，谓坦之曰：“杨郎好，年少无罪过，何可枉杀？”坦之耳语于帝曰：“此事别有一意，不可令人闻。”帝谓皇后为阿奴，曰：“阿奴暂去。”坦之乃曰：“外间并云：杨珉之与皇后有异情，彰闻遐迩。”帝不得已，乃为敕。坦之驰报明帝，即令建康行刑，而果有敕原之，而珉之已死。此等记载，岂近情理乎？正足见其胁君专杀耳。）天下尚安有直道？使即以其言为实，天下又安有信史邪？

第三节　明帝诛翦高武子孙

海陵既立，明帝遂大杀宗室，而其祸始于鄱阳王锵。锵高帝第七子也。隆昌元年，迁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兵置佐。锵雍容得物情，为郁林所依信。郁林心疑明帝，诸王问讯，独留锵，谓曰：“闻鸾于法身何如？”锵曰：“臣鸾于宗戚最长，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干，惟鸾一人，愿陛下无以为虑。”郁林退，谓徐龙驹曰：“我欲与公共计取鸾，公既不同，我不能独办，且复小听。”及郁林废，锵竟不知。延兴元年，（海陵年号，即郁林之隆昌元年也。）进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镇东府，权威稍异。锵每往，明帝屣履至车迎锵，语及家国，言泪俱下，锵以此推信之。而宫、台内皆属意于锵，劝令入宫发兵辅政。制局监谢粲说锵及随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车入宫，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夹辅号令，粲等闭城门上仗，谁敢不同？宣城公政当投井求活，岂有一步动哉？（海陵即位，明帝封宣城公。）东城人政共缚送耳。”子隆欲定计，锵以上台兵力，既悉度东府，且虑难捷，意甚犹豫。马队主刘巨，武帝时旧人，诣锵请间，叩头劝锵立事。锵命驾将入，复还回内，与母陆大妃别，日暮不成行。典签知谋告之。数日，明帝遣二千人围锵宅害锵，谢粲等皆见杀。凡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围宅，或斧斫关、排墙，叫噪而入，家财皆见封籍焉。遂杀子隆及安陆王子敬。子隆，武帝第八子，子敬，武帝第五子也。武帝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见惮，故与锵同夜见杀。（时年二十一。子敬年二十三。）第三子庐陵王子卿，代锵为司徒，寻复见杀。（时年二十七。）于是晋安王子懋起兵。子懋，武帝第七子也。武帝末刺雍州。隆昌元年，移刺江州。闻鄱阳、随郡二王见杀，欲起兵赴难。与参军周英、防陆超之议，传檄荆、郢，入讨君侧。防董僧慧攘袂曰：“此州虽小，孝武亦尝用之。今以勤王之师，横长江，指北阙，以请郁林之过，谁能对之？”于是部分兵将。母阮在都，遣书密欲迎上。阮报同产弟于瑶之为计。瑶之驰告明帝。于是纂严。遣中护军王玄邈、平西将军王广之南北讨。使军主裴叔业与瑶之先袭寻阳。声云为郢府司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业溯流直上，袭盆城。子懋闻叔业得盆城，乃据州自卫。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跃愿奋，叔业畏之，遣于瑶之说子懋曰：“今还都必无过忧，政当作散官，不失富贵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业，众情稍沮。中兵参军于琳之，瑶之兄也，说子懋重赂叔业。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说叔业，请取子懋。叔业遣军主徐玄庆将四百人随琳之入城。琳之从二百人仗自入斋。子懋笑谓之曰：“不意渭阳，翻成枭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时年二十三。）高帝第十五子南平王锐，时为湘州刺史。叔业仍进湘州。锐防周伯玉大言于众曰：“此非天子意。今斩叔业，举兵匡社稷，谁敢不同？”锐典签叱左右斩之。锐见害。伯玉下狱诛。郢州刺史晋熙王銶，（高帝第十八子。时年十六。）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铿，（高帝第十六子。时年十八。）皆见杀。时九月也。十月，复杀桂阳王铄，（高帝第八子。）衡阳王钧，（高帝第十一子，出继衡阳元王道度。道度，高帝长兄也。钧时年二十二。江夏王锋，高帝第二子。锋有武力。明帝杀诸王，锋与书诘责，左右不为通。明帝深惮之。不敢于第收锋，使兼祠官于大庙，夜遣兵庙中收之。锋出登车。兵人欲上车防勒，锋以手击却数人，皆应时倒地。遂逼害之。时年二十。）建安王子贞，（武帝第九子。时年十九。）巴陵王子伦。（武帝第十三子。时年十六。）是月，以皇大后令，称帝早婴疾，降封为海陵王，而鸾即位，是为高宗明皇帝。（改元建武。）十一月，称王有疾，数遣御师觇视，乃殒之。时年十五。明年，（建武二年。）六月，诛西阳王子明，（武帝第十子。年十七。）南海王子罕，（武帝第十一子。年十七。）邵陵王子贞。（武帝第十四子。年十五。）永泰元年，正月，复杀河东王铉，（高帝第十九子。明帝诛高帝诸子，铉初以才弱年幼得全。及年稍长，建武四年，诛王晏，以谋立铉为名，铉免官，以王还第。禁不得与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见害。二子在孩抱，亦见杀。）临贺王子岳，（武帝第十六子。明帝诛武帝诸子，惟子岳及弟六人在后，时呼为七王。朔望入朝，上还后宫，辄叹息曰：“我及司徒诸儿子皆不长，高、武子孙日长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绝而复苏，于是诛子岳等。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明帝辄先烧香，呜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杀戮也。子岳死时年十四。司徒，胡三省曰：指帝弟安陆昭王缅。）西阳王子文，（武帝第十七子。年十四。）衡阳王子峻，（武帝第十八子。年十四。）南康王子琳，（武帝第十九子。年十四。）永阳王子珉，（武帝第二十子，明帝以继衡阳元王为孙。年十四。）湘东王子建，（武帝第二十一子。年十三。）南郡王子夏，（武帝第二十三子。年七岁。）巴陵王昭秀，（文惠大子第三子。年十六。）桂阳王昭粲，（文惠大子第四子。年八岁。）于是高、武之子孙尽矣。（高帝十九男：武帝外，豫章文献王嶷、临川献王映、长沙威王晃、安成恭王暠、始兴简王鉴，皆没于永明世。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皆早亡。其至郁林世者，惟武陵昭王晔殁于隆昌元年，系善终。余皆为明帝所杀。武帝二十三男：文惠大子、竟陵王子良、鱼复侯子响，事已见前。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廿二皇子早亡。余亦皆为明帝所杀。文惠大子四子，郁林、海陵外，即昭秀、昭粲也。王鸣盛曰：通计高帝之子孙及曾孙三世，为明帝所杀者凡二十九人，而其子之见于史者，独有铉之二子，其实所杀必不止此数，当以其幼稚而略之也。）

齐明帝兴安陵的麒麟像

齐明帝萧鸾（452—498）是南朝齐的第五任皇帝，494—498年在位。萧鸾即位前后，为了篡夺和保持帝位，曾大杀宗室。

《南史·齐武帝诸子传》曰：高帝、武帝，为诸王置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委之。【6】每至觐接，辄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部，权重蕃君。武陵王晔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签赵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见武帝，相诬，晔遂免还。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此系南琅邪，治白下，见《齐书·本传》。白下，见第九章第三节。）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而止。还，泣谓母曰：“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秀后辄取子罕屐伞、饮器等，供其儿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系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贞尝求熊白，厨人答典签不在，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参侍读鲍僎病，典签吴修之不许，曰：“应谘行事，”乃止。言行举动，不得自专。征求衣食，必须谘访。永明中，巴东王子响杀行事刘寅等，武帝闻之，谓群臣曰：“子响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诸王都自应反，岂惟巴东？”武帝问其故。答曰：“天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天王，释见上节。）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尝问众曰：“士大夫何意诣签帅？”参军范云答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便有倍本之价，不诣谓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诛异己者，诸王见害，悉典签所杀，竟无一人相抗。又《恩幸传》曰：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为士职。宋氏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泰始，长王临蕃，素族出镇，莫不皆内出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宗悫为豫州，吴喜公为典签。悫刑政所施，喜公每多违执。悫大怒曰：“宗悫年将六十，为国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复与典签共临。”喜公稽颡流血，乃止。自此以后，权寄弥隆。典签递互还都，一岁数反，时主辄与间言，访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蕃君。刘道济、柯孟孙等奸慝发露，虽即显戮，而权任之重不异。明帝辅政深知之，始制诸州急事，宜密有所论，不得遣典签还都，而典签之任轻矣。案《萧谌传》言：谌回附明帝，劝行废立，密召诸王典签约语之，不许诸王外接人物，谌亲要日久，众皆惮而从之。然则明帝之翦戮诸王，内外皆得典签之力，故能深知其弊，而思所以渐戢之也。众建亲戚，不过欲藉作屏藩，至于以幼小莅之，则其权不得不更有所寄；即长大而昏愚者，亦何独不然；于是本意失而更滋他祸矣。私天下之制，亦何一而可哉？吴喜公即吴喜，其人饶权略，亦有武干，而已不能制一衰迟之宗悫，果有桀骜欲擅土者，典签又岂足以制之？而不见童之子响，畏耎之子懋乎？

高、武子孙虽尽，而萧谌及王晏，亦旋见诛夷，并及其子弟亲族。（谌以建武二年六月诛。兄诞，为司州刺史，以梁武帝为别驾，使诛之。弟诛，与谌同豫废立，时方领军解司州围，于其还日诛之。晏之诛以四年正月。《晏传》云：高宗虽以事际须晏，而心相疑斥。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劝诛晏，帝曰：“晏于我有勋，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为武帝，安能为陛下？”帝默然变色。时帝常遣心腹左右陈世范等出涂巷，采听异言。伧人鲜于文粱，与晏子德元往来，密探朝旨，告晏有异志。世范等又启上云：“晏谋因四年南郊，与世祖故旧主帅于道中窃发。”未郊一日，敕停行。元会毕，乃召晏于华林省诛之。子德元、德和俱被诛。晏弟诩，为广州刺史，上遣南中郎将司马萧季敞袭杀之。大祖从子景先，与世祖款昵，常相随逐。建武世为中领军。其子毅，性奢豪，好弓马，为高宗所疑。晏败，并陷诛之。华林省，胡三省曰：省在华林园，故名。）惟徐孝嗣爱好文学，不以权势自居，故得见容于建武之世焉。（晏诛，以孝嗣为尚书令。）王敬则以隆昌元年，出为会稽大守。帝既多杀害，敬则自以高、武旧臣，心怀忧恐。帝虽外厚其礼，亦内相嶷备。闻其衰老，且以居内地，故得少安。三年中，萧坦之将斋仗五百人行武进陵，（武进，见第五章第二节。）敬则诸子在都，忧怖无计。上知之，遣敬则世子仲雄入东安慰之。永泰元年，帝疾，屡经危殆。以张瓌为平东将军吴郡大守，（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置兵密防敬则。内外传言：“当有异处分。”敬则闻之，窃曰：“东今有谁？只是欲平我耳。”诸子怖惧。第五子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岳，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谢朓，（朓敬则女夫。）为计若同者，当往报敬则。朓执岳驰启之。敬则乃起兵。率实甲万人过江。张瓌遣将吏三千人迎拒于松江，闻敬则军鼓声，一时散走。瓌弃郡逃民间。朝廷遣左兴盛、刘山阳等三千余人筑垒于曲阿长冈。（曲阿，见第四章第三节。）沈文季为持节都督，屯湖头（湖谓玄武湖。）备京口路。敬则以旧将举事，百姓儋篙荷锸随逐之，十余万众。遇兴盛、山阳二寨，尽力攻之。官军不敌，欲退，而围不开，各死战。马军主胡松领马军突其后。白丁无器仗，皆惊散。敬则军大败。兴盛军容袁文旷斩之。（《梁书·丘仲孚传》：为曲阿令，王敬则反，乘朝廷不备，反问始至，而前锋已届曲阿。仲孚谓吏民曰：“贼乘胜虽锐，而乌合易离。今若收船舰，凿长冈埭写演水以阻其路，得留数日，台军必至，则大事济矣。”敬则军至，值渎涸，果顿兵不得进，遂败散。）子世雄、季哲、幼隆、少安在京师，皆见杀。长子元迁，领千人于徐州击虏，敕徐州刺史徐元庆杀之。

敬则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吴郡，（子恪，豫章文献王嶷子。）高宗虑有同异，召诸王侯入宫。晋安王宝义及江陵公宝览等住中书省，（宝义，明帝长子。宝览，安陆昭王缅之子。）高、武诸孙住西省。敕人各两左右自随，过此依军法。孩抱者乳母随入。其夜，大医煮药，都水办数十具棺材，须三更当悉杀之。子恪奔归，二更达建阳门。刺启时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书舍人沈徽孚与帝所亲左右单景雋共谋，少留其事。须臾，帝觉，景雋启子恪已至。惊问曰：“未邪？”景雋具以事答。明日，悉遣王侯还第。（《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南史·豫章王嶷传》云：子恪，建武中为吴郡大守。敬则反，以奉子恪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劝上并诛高、武诸子孙。于是并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余人人永福省。令大医煮椒二斛。并命办数十具棺材。谓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则一时赐死。”期三更当杀之。会上暂外，主书单景雋启依旨毙之。徽孚坚执，曰：“事须更审。”尔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阳门。上闻，惊觉曰：“故当未赐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抚床曰：“遥光几误人事。”及见子恪，顾问流涕。诸侯悉赐供馔。以子恪为大子中庶子。说少不同，恐不如《齐书》之可信。明帝之猜忌好杀，初无待于遥光之教。又士大夫之见解，往往右护同类，而薄视所谓佞幸者流，实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亦不能以寸耳。观《南史》以高、武诸孙之获全，悉归功于沈徽孚，而谓单景雋早欲相毙，亦可见其说之久经传述，已遭改易也。）

第四节　齐治盛衰

萧齐诸主，猜忌杀戮，固略与刘宋相同，而其政事之得失，亦复相类。齐高帝性极节俭。当其辅政时，即罢御府，省尚方诸饰玩。升明二年，又上表禁民间华伪，凡十七条。即位后，诏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邑邸，封略山湖。停大官池籞之税。《陈显达传》云：上即位，御膳不宰牲。显达上熊烝一盘，上即以充饭。《本纪》言：帝身不御精细之物。敕中书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导。此制始自大明末后泰始尤增其丽，留此置主衣，政是兴长疾源，可即时打碎。【7】凡复有可异物，皆宜随例也。”后宫器物、阑槛以铜为饰者，皆改用铁。内殿施黄纱帐。宫人着紫皮履。华盖除金华瓜，用铁回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欲以身率天下，移风易俗云。庶几媲美宋武帝矣。然及武帝，即稍陵夷。武帝永明元年，诏还郡县丞、尉田秩。又诏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南史·恩幸传》云：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8】）五年，诏“远邦尝市杂物，非土俗所产者，皆悉停之。必是岁赋攸宜，都邑所乏，可见直和市，勿使逋刻。”此皆不得谓非善政。然帝性实猜忌、刻薄。故史虽称其为治总大体，以富国为先，然又云：颇不喜游宴雕绮之事，言尝恨之，未能遽绝。《南史·豫章王嶷传》言：帝奢侈，后宫万余人，嶷后房亦千余人，则《本纪》之言，已为婉约矣。而帝之失德，尤在拒谏。《嶷传》又言：颍川荀丕，献书于嶷，极言其失。嶷咨嗟良久，为书答之，为之减遣。而丕后为荆州西曹书佐，上书极谏，其言甚直，竟于州狱赐死。《齐书·竟陵王子良传》言：帝好射雉，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上书谏，帝虽为止，久之，超竟被诛。此则绝似宋孝武矣。其施政亦近严酷。永明三年，冬，富阳人唐寓之，以连年检籍，百姓怨望，聚党连陷桐庐、富阳、钱塘、盐官、诸暨、余杭。（富阳，秦富春县，晋改曰富阳，今浙江富阳县。桐庐，吴县，在今浙江桐庐县西。钱塘，见第四章第三节。盐官，吴县，今浙江海宁县。诸暨，秦县，今浙江诸暨县。余杭，见第四章第三节。）明年，遂僭号于钱塘。帝遣禁兵数千人平之。台军乘胜，百姓颇被掠夺。上闻之，收军主陈天福弃市，刘明彻免官、削爵，付东冶。天福，上宠将也，既伏诛，内外莫不震肃。（《齐书·沈文季传》。）此诚可谓能整饬纲纪。然豫章王嶷因此陈检籍之非，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乱，以为是不？蚊蚁何足为忧？已为义勇所破，官军昨至，今都应散灭。吾正恨其不辨大耳，亦何时无亡命邪？”又曰：“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辈但作，看萧公雷汝头。”（亦见《沈文季传》。）此则殊非仁者之言也。

明帝亦颇节俭。在位时，尝罢世祖所起新林苑，以地还百姓。（建武元年十一月。）废文惠大子所起东田，斥卖之。（建武二年十月。）断远近上礼。（建武元年十月。又诏：“自今雕文篆刻，岁时光新，可悉停省。蕃、牧、守、宰，或有荐献，事非任土，严加禁断。”十一月，诏曰：“邑宰禄薄俸微，不足代耕，虽任土恒贡，亦为劳费，自今悉断。”是月，立皇大子，又诏“东宫肇建，远近或有庆礼，可悉断之。”二年，十月，纳皇大子妃褚氏，亦断四方上礼。）细作、中署、材官、车府诸工，悉开番假，递令休息。（建武元年十一月。）申明守宰六周之制。（建武三年正月。）诏所在结课屋宅田桑，详减旧价。（建武四年十一月。）《本纪》言：帝于永明中舆、辇、舟乘，悉剔取金银还主衣库。世祖掖庭中宫殿、服御，一无所改。《皇后传》言：大祖创命，宫禁贬约。毁宋明之紫极，革前代之逾奢。衣不文绣，色无红采。永巷贫空，有同素室。世祖嗣位，运藉休平。寿昌前兴，凤华晚构，香柏文柽，画梁绣柱。雕金镂宝，颇用房帷。赵瑟吴趋，承闲奏曲。岁费旁恩，足使充牣。事由私蓄，无损国储。高宗仗素矫情，外行俭陋，内奉宫禁，曾莫云改。《萧颖胄传》云：上慕俭约，欲铸坏大官元日上寿银酒枪。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颖胄曰：“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不足为侈。”帝不悦。后豫曲宴，银器满席。颖胄曰：“陛下前欲坏酒枪，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惭色。此等颇近深文。《南史·本纪》言：帝用皂荚讫，授余滦与左右，曰：“此犹堪明日用。”大官进御食有裹蒸，帝十字画之，曰：“可四片破之，余充晚食。”此虽高帝，何以尚之？要之帝之俭德，实在武帝之上，更无论宋孝武、明帝也。帝亦有吏才。《本纪》云：持法无所借。制御亲幸，臣下肃清。《良政传》云：“永明继运，垂心治术，仗威善断，犹多漏网。明帝自在布衣，晓达吏事。君临亿兆，专务刀笔，未尝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肃震。”【9】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当时之人民，必有实受其益者矣。《传》又云：“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及建武之兴，虏难猋急，征役连岁，不遑启居，军国糜耗，从此衰矣。”此则时会为之，不能归咎于人事也。惟帝之迷信，亦与宋明帝同。史言其每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则唱云西行，东游则唱云北幸。简于出入，竟不南郊。初有疾，无辍听览，秘而不传。及寝疾甚久，敕台省府署文簿求白鱼以为治，外始知之。自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巫觋云：后湖水头径过宫内，致帝有疾。（后湖，玄武湖。）帝乃自至大官行水沟。左右启：大官无此水则不立。帝决意塞之，欲南引淮流，（秦淮。）会崩，事寝。此则亦由顾虑祸福大甚，有以致之也。

齐世政事，亦皆在佞幸手中。【10】《幸臣传》云：“中书之职，旧掌机务。汉元以令、仆用事，魏明以监令专权。及在中朝，犹为重寄。晋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制诰。其后郎还为侍郎，而舍人亦称通事。宋文世，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及明帝世，胡母颢、阮佃夫之徒，专为佞幸矣。齐初亦用久劳，及以亲信关谳表启，发署诏敕。颇涉辞翰者，亦为诏文。侍郎之局，复见侵矣。建武世，诏命殆不关中书，专出舍人。省内舍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书令史，旧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数无员，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万机严秘，有如尚书。外司领武官，有制局监，领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其“尚书八坐、五曹，各有恒任。系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职。咸皆冠冕缙绅，任疏人贵。伏奏之务既寝，趋走之劳亦息”矣。《幸臣传》所列者，为纪僧真、刘系宗、茹法亮、吕文显、吕文度五人。僧真、系宗，并高帝旧人，与于禅代之事。法亮，武帝江州典签。文显亦逮事高帝。文度则武帝镇盆城时知军队杂役者也。僧真、系宗，高帝世已为中书舍人，法亮、文显，则武帝时为舍人，其任遇并历明帝世无替。文度则武帝时为制局监云。《幸臣传》言：吕文显与茹法亮等，迭出入为舍人，并见亲幸。四方饷遗，岁各数百万。并造大宅，聚山开池。（《南史·法亮传》云：广开宅宇。杉斋光丽，与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斋也。宅后为鱼池、钓台，土山、楼馆。长廊将一里。竹林、花、药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11】郁林即位，除步兵校尉。时有綦毋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论荐，事无不允。内外要职及郡丞、尉，皆论价而后施行。货贿交至，旬月之间，累至千金。帝给珍之宅，宅边又有空宅，从取、并取，辄令材官营作，不关诏旨。）《赞》又言其“贿赂日积，苞苴岁通，富拟公侯，威行州郡。”（《南史·吕文显传》云：时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谓之四户。既总重权，势倾天下。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舍人茹法亮，于众中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一户内，年办百万。”盖约言之也。其后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礼。王俭闻之，谓上曰：“天文乖忤，此祸由四户。”仍奏文显等专擅愆和，极言其事。上虽纳之，而不能改也。案《齐书·佞幸传》云：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上性尊严。吕文显尝在殿侧欬声高，上使茹法亮训诘之，以为不敬。故左右畏威承意，非所隶，莫敢有言也。虎贲中郎将潘敞，掌监功作，上使造禅灵寺，新成，车驾临视，甚悦。敞喜，要吕文显私登寺南门楼。上知之，系敞尚方，而出文显为南谯郡守，久之乃复。不能总揽事权，徒恃是等小数，诚无益耳。）“制局小司，专典兵力。领护所摄，示总成规。若征兵动众，大兴民役，行留之仪，请托在手。断割牢廪，卖弄文符。害政伤民，于此为蠹”云。案江左士大夫，大抵优哉游哉，不亲细务，欲求政事之修举，诚不能不任寒人；而此曹综核之才，亦容有过人者。明帝言：“学士不堪治国，惟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其言自非无因。然此辈徒能釐务，不识远猷；持守文法或有余，开拓心胸则不足，欲与之大有为则难矣。齐初所尊者褚渊，所任者王俭，皆赞成禅让，以取富贵之徒，不徒不逮刘穆之，尚远在宋文帝所任诸臣之下也。此其为治之规模，所以尚不若宋氏欤？

第五节　东昏时内外叛乱

永泰元年，七月，明帝崩。帝长子巴陵隐王宝义，少有废疾，故立次子宝卷为大子。及是即位，是为东昏侯。明帝兄始安靖王凤（卒于宋世）。三子：曰遥光，遥欣，遥昌。遥光袭爵。《齐书·遥光传》云：高宗篡立，遥光多所规赞。性惨害。上以亲近单少，憎忌高、武子孙，欲并诛之，遥光计画参议，当以次施行。河东等七王一夕见杀，遥光意也。遥欣，建武元年，为荆州刺史。《齐书》本传云：高宗子弟弱小，宝义有废疾，故以遥光为扬州，居中，遥欣居陕西，在外。（陕西，见第九章第三节。）永泰元年，以雍州虏寇，诏遥欣领刺史，移镇襄阳，虏退不行。《梁书·刘季连传》云：（季连，思考子。思考，遵考从父弟也。）季连为遥欣长史。遥欣至州，多招宾客，厚自封殖，明帝甚恶之。季连族甥琅邪王会，为遥欣谘议参军。遥欣遇之甚厚。会多所慠忽。于公坐与遥欣竞侮季连。季连憾之。乃密表明帝，称遥欣有异迹。明帝纳焉。乃以遥欣为雍州刺史。明帝心德季连，四年，（建武。）以为益州刺史，令据遥欣上流。盖明帝虽忌遥欣，然任其兄弟久，故未能遽去之也。江祏者，姑为景皇后，（始安贞王妃追尊。）少为高宗所亲，恩如兄弟。高宗之崩，祏为右仆射，弟祀为侍中，刘暄为卫尉，（暄，明帝后弟。）遥光为中书令，徐孝嗣为尚书令，萧坦之为领军将军，六人更日帖敕，时呼为六贵。高宗虽顾命群公，而意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内，动止关谘。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夺，坦之虽时有异同，而祏坚意执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既彰，祀议欲立江夏王宝玄（明帝第三子。）刘暄初为宝玄郢州行事，执事过刻，不同祏议。欲立建安王宝寅。（明帝第六子。）密谋于遥光。遥光自以年长，属当鼎命，微旨动祏。祀以少主难保，劝祏立遥光。暄以遥光若立，己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迟疑久不决。初谢朓以启王敬则反谋，明帝甚嘉赏之，迁尚书吏部郎。祏与祀密谓朓曰：“江夏年少轻脱，不堪负荷神器，不可复行废立。始安年长，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贵，政是求安国家耳。”遥光又遣亲人刘渢，（《南史·渢传》云：渢妹适江祏弟禧。与祏兄弟异常。自尚书比部郎为遥光谘议，专知腹心任。时遥光任当顾托，朝野向渢如云，渢忌之，求出为丹阳丞。虽外迁，而意任无改。）密致意于朓，欲以为肺腑。朓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答。少日，遥光以朓兼知卫尉。脁惧见引，即以祏等谋告左兴盛、刘暄。兴盛不敢言。祏闻，以告遥光。遥光大怒。乃称敕召朓，仍回车付廷尉，与孝嗣、祏、暄等连名启诛朓。案朓本疏逖，特以文章见知，祏、祀、遥光等，何必与之谋议？则朓初必参与密计可知。云以受恩高宗，不答刘渢，恐非其实也。朓临败，叹曰：“我虽不杀王公，王公由我而死。”夫敬则子虽有命，敬则则未有反谋，小子何能为？朓遽告之，其倾险可想。一时人士皆如此，安得不乱哉？江祏既不决，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昙庆于青溪道中刺暄。昙庆见暄部伍人多，不敢发。事觉，暄告祏谋。帝处分收祏兄弟，同日见杀。（祀弟禧早卒。有子廞，年十二，闻收至，赴井死。）时永光元年七月也。遥光与遥欣密相影响。遥光当据东府号令，使遥欣便星速急下。潜谋将发，而遥欣病死，江祏被诛。帝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惧，还省，便阳狂号哭。自此称疾不复入台。遥昌先卒寿春，豫州部曲，皆归遥光。及遥欣丧还葬武进，（见第五章第二节。）停东府前渚，荆州众送者甚盛。帝诛江祏后，虑遥光不自安，欲转为司徒还第，召入喻旨。遥光虑见杀。八月十二日，晡时，收集二州部曲，召刘渢及诸伧楚，欲以讨刘暄为名。夜遣数百人破东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骁骑将军垣历生。历生随信便至。劝遥光，令率城内兵夜攻台。（城谓东府城。《南史·刘渢传》云：及遥光举事旦方召渢。渢以为宜悉呼佐史。渢之徙丹阳丞也，遥光以萧懿第四弟畅为谘议，领录事。及召入，遥光谓曰：“刘暄欲有异志，今夕当取之。”遥光去岁暴风，性理乖错，多时方愈。畅曰：“公去岁违和，今欲发动。”顾左右急呼帅视脉。遥光厉声曰：“谘议欲作异邪？”因诃令出。须臾，渢入。畅谓曰：“公昔年风疾今复发。”渢曰：“卿视今夕处分云何，而作此语？”及迎垣历生至，与渢俱劝夜攻台。既不见纳，渢、历生并抚膺曰：“今欲作贼，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灭族矣。”）遥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晓，遥光戎服出听事，停处分，上仗登城，行赏赐。历生复劝出军。遥光不肯，望台内自有变。至日中，台军稍至，围东城三面。十五日，遥光咨议参军萧畅与抚军长史沈昭略，（庆之孙，文叔子。）潜自南出，济淮还台。人情大沮。十六日，垣历生从南门出战，因弃稍降曹虎军。（虎命斩之。）遥光大怒，于床上自竦踊。使杀历生儿。其晚，台军射火箭烧东北角楼。至夜，城溃。遥光还小斋，帐中着衣帢坐，秉烛自照。令人反拒斋，皆重关。左右并逾屋散出。遥光闻外兵至，吹灭火，扶匐下床。军人排入，于暗中牵出斩首。（时年三十二。）此等人而亦作贼，岂不哀哉？刘渢遁走，还家园，为人所杀。（此据《齐书·遥光传》，乃当时情实也。《南史·渢传》云：父绍，仕宋，位中书郎。渢母早亡，绍被敕纳路大后兄女为继室。渢年数岁，路氏不以为子。奴婢辈捶打之无期度。渢母亡日，辄悲啼不食，弥为婢辈所苦。路氏生溓，渢怜爱之，不忍舍，恒在床帐侧。辄被驱捶，终不肯去。路氏病经年，渢昼夜不离左右。每有增加，辄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爱遂隆。路氏富盛，一旦为渢立斋宇、筵席，不减侯王。溓有识，事渢过于同产。事无大小，必谘兄而后行。及遥光败，沨静坐围舍。溓为度支郎，亦奔亡。遇渢，仍不复肯去。渢曰：“吾为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无相守同尽。”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间苟免。今既相逢，何忍独生？”因以衣带结兄衣。俱见杀。何胤闻之，叹曰：“兄死君难，弟死兄祸，美哉！”此则加以文饰矣。《南史·遥光传》曰：“天下知名之士：刘渢，渢弟溓，陆闲，闲子绛，司马端，崔庆远皆坐诛，”亦此等议论也。渢之为乱党无疑，其弟盖亦邂逅致死耳。其内行之矫伪，不问可知。乃当时之人，曲称美之如此，其时安得不乱哉？）诏殓葬遥光尸，原其诸子。《南史·遥光传》云：“东昏为儿童时，明帝使与遥光共斋居止，呼遥光为安兄，恩情甚至。及遥光诛后，东昏登旧宫土山望东府，怆然呼曰：安兄，乃呜咽，左右不忍视。见思如此。”此可见东昏之性情，尚颇温厚，而遥光之罪不容诛也。

［北齐］白釉四系罐

江祏兄弟之欲立遥光也，密谓萧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复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期不敢言耳。”持母丧还宅。宅在东府城东。遥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头着裈逾墙走。间道还台。假节督众军讨遥光。事平二十余日，帝遣延明主帅黄文济（延明，殿名。）领兵围坦之宅，杀之。子赏亦伏诛。遂杀曹虎及刘暄。虎武帝腹心，明帝本忌之，故亦见杀焉。诸子长成者皆伏诛。时九月也。

遥光之反也，遣三百人于宅掩取尚书右仆射沈文季，欲以为都督。而文季已还台。明日，与徐孝嗣守卫宫城，戎服共坐南掖门上。孝嗣欲要文季以门为应。四五目之，文季辄乱以他语，乃止。虎贲中郎将许准劝孝嗣行废立。孝嗣欲候东昏出游，闭城门，召百僚集议废之。虽有此怀，终不能决。文季托老疾，不预朝机。兄子昭略谓曰：“阿父年六十，为员外仆射，（谓为仆射而不与事。）欲求自免，岂可得乎？”文季笑而不答。十月与孝嗣俱被召入华林园，赐药。昭略亦被召。骂孝嗣曰：“废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孝嗣曰：“始安事吾欲以门应之，贤叔若同，无今日之恨。”孝嗣长子演，尚武帝女武康公主；三子况，尚明帝女山阴公主；俱见杀。昭略弟昭光，闻收兵至，家人劝逃去，昭光不忍舍母，入执母手悲泣，遂见杀。昭略兄子昙亮，已得逃去，闻昭光死，乃曰：“家门屠灭，独用生何为？”又绝吭死。哀哉！是时之君臣，可谓俱不保其命矣。

六贵皆除，自宋以来，屠戮宗戚、大臣，未有若此之全胜者也，而患又起于外。敌可尽乎？于以见猜防杀戮之终无益，而执权势者当以与人同利害为尚矣。明帝之末，索虏寇雍州，诏大尉陈显达往救。永元元年，二月，败绩于马圈。（事见下章。）东昏以显达为江州刺史。初王敬则事起，遥光启明帝，虑显达为变，欲追军还。事寻平，乃寝。显达亦怀危怖。及东昏立，弥不乐还京师。得此授甚喜。已闻京师大相杀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传闻当遣兵袭江州，惧祸。十一月，十五日，举兵。破台军于采石。（见第三章第九节。）十二月十三日，至新林。潜军渡取石头。北上袭宫城。显达马矟，从步军数百人，于西州前与台军战，（西州，见第二节。）再合大胜。官军继至，显达不能抗，退走，被杀。时年七十三。诸子皆伏诛。

陈显达年老气衰，且夙无大略，其举兵，乃欲以急速徼幸于一胜耳，自未足为大患，而梁武帝萧衍据雍州，遂为齐室之大敌焉。衍顺之子。史言其欲助齐明倾齐武之嗣，以雪心耻，故当齐明篡夺之际，衍颇与其谋。然其志不止于此也。建武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军逼雍州，刺史曹虎渡沔守樊城。虎旧武帝腹心，明帝忌之，欲使刘暄为雍州。暄不愿出外，因江祏得留。乃以衍监雍州。明帝崩，遗诏以衍为刺史。陈显达之围建业也，豫州刺史裴叔业遣司马李元护率军来赴，实应显达也，显达败而还。东昏徙叔业为南兖。叔业以其去建业近，不欲。茹法珍等疑其有异志。去来者并云叔业将北入。叔业兄子植、飏、粲等，并为直、殿内驱使，弃母奔寿阳。说叔业以朝廷必见掩袭。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埸，急则引虏，且欲羁縻之，遣其宗人中书舍人长穆慰诱之，许不复回换。叔业忧惧不已，遣亲人马文范访衍曰：“天下之事，大势可知，恐无复自立理。雍州若能坚据襄阳，辄当戮力自保。若不尔，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范报曰：“群小用事，岂能及远？多遣人相代，力所不办；少遣人，又于事不足；意计回惑，自无所成。惟应遣家还都以安慰之，自然无患。若意外相逼，当勒马步二万，直至横江，（见第三章第九节。）以断其后，则天下之事，一举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处，河南公宁可复得？如此，则南归之望绝矣。”衍之言如此，可见其早有异图，而其志又非叔业之比也。叔业遣子芬之等还质京师。又遣信诣虏豫州刺史薛真度，（魏豫州此时治县瓠。）具访入虏可否。真度答书劝以早降。云“临迫而来，便不获多赏。”数反，真度亦遣使与相报复，乃遣芬之及兄女夫韦伯昕等奉表降虏。永元二年，正月，虏以为豫州刺史。二月，以萧懿为豫州刺史往征。懿，衍之兄也。叔业寻死。植以寿春降虏。三月，朝廷复遣护军崔慧景往征，而变故复起。

时慧景以年宿位重，不自安。江夏王宝玄镇京口。宝玄娶徐孝嗣女，孝嗣被诛离绝，恨望，密有异计。闻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兴说其北取广陵，身举州以相应。慧景响应。时庐陵王（宝源，明帝第五子。）长史萧寅、司马崔恭祖守广陵。慧景以宝玄事告恭祖。恭祖先无宿契，口虽相和，心实不同。还以事告寅，共为闭城计，慧景袭取之。慧景子觉，为直将军，慧景密与之期，及是至，使领兵袭京口。宝玄本谓大军并来，见人少，失望，拒觉，走之。已而恭祖及觉以精兵八千济江。恭祖心本不同，至蒜山，（在今江苏丹徒县西。）欲斩觉，以军降，不果。觉等军器精严。谘议柳灯、长史沈佚复劝宝玄应觉。帝闻变，以右卫将军左兴盛督都下水陆众军。慧景率大众一时济江趣京口。宝玄仍以觉为前锋，恭祖次之，慧景领大都督，为众军节度。东府、石头、白下、新亭诸城皆溃。左兴盛走，慧景禽杀之。称宣德皇后令，（文惠大子妃王氏。）废帝为吴王。先是陈显达起事，王侯复入宫，竟陵王子良子巴陵王昭胄，惩往时之惧，（谓王敬则事起，明帝召诸王侯入宫。）与弟永新侯昭颖，逃奔江西，变形为道人。慧景举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意更向之，故犹豫未知所立。此声颇泄，灯、恭祖始贰于慧景。萧懿自历阳步道征寿阳，时在小岘。（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小岘，见第九章第二节。）帝遣密使告之。懿率军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济，顿越城。（见第四章第三节。）慧景遣觉将精甲数千人度南岸，大败。人情离沮。崔恭祖与骁骑刘灵运诣城降。慧景乃将腹心数人潜去。至蟹浦，（在白下西南。）投渔人大叔荣之。荣之故慧景门人，时为蟹浦戍。为所斩。（时年六十三。）觉亡命，为道人，见执，伏法。宝玄逃奔，数日乃出，杀之。昭胄兄弟投奔胡松，各以王侯还第。不自安。子良故防桑偃，为梅虫儿军副，结前巴西大守萧寅，谋立昭胄。遣人说胡松。松许诺。事泄，昭胄兄弟与同党皆伏诛。

崔慧景之难甫平，萧懿之祸又起。《梁书·武帝纪》云：东昏即位，高祖谓从舅张弘策曰：“政出多门，乱其阶矣。”时高祖长兄懿罢益州还，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诣郢，陈计于懿：“宜召诸弟，以时聚集。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雍州士马，呼吸数万，虎视其间，以观天下，可得与时进退。”懿闻之，变色，心弗之许。弘策还，高祖乃启迎弟伟及憺至襄阳。《南史·懿传》言：懿之讨裴叔业，武帝遣典签赵景悦说懿：“兴晋阳之甲，诛君侧之恶。”懿不答。及崔慧景入寇，驰信召懿，懿时方食，投箸而起，率锐卒三千入援。武帝驰遣虞安福下都说懿曰：“诛贼之后，则有不赏之功，当明君贤主，尚或难立，况于乱朝，何以自免？若贼灭之后，仍勒兵入宫，行伊、霍故事，此万世一时。若不欲尔，便放表还历阳，托以外拒为事，则威振内外，谁敢不从？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无人，必生后悔。”长史徐曜甫亦苦劝，并不从。案《梁书》无懿传，懿事见其子《长沙嗣王业传》，与《南史·懿传》，均无懿罢益州行郢州之文；而《南史·懿传》，将武帝遣虞安福说懿之事，叙在懿破慧景之前，其事决不容如是之速；故颇启后人疑窦。（《廿二史札记》谓懿在历阳，闻诏即赴，一二日已达京师，败慧景，时武帝方在襄阳，距京师二千里，岂能逆知其事，而遣使在未平慧景之先？）然《南史·懿传》，初无武帝遣使，在未平慧景之先之明文，不过叙次失当；又其叙景福语，亦若在未平慧景之先者然，此则简策所载，原非唇吻所宣，不过约举其意，不容以此为难；罢益州行郢州事，《梁书·张弘策传》亦云然；似不应疑其子虚也。可见武帝之图齐久矣。然懿亦非必纯臣。懿既平慧景，授侍中、尚书右仆射。未拜，仍迁尚书令，都督征讨水陆诸军事。弟畅为卫尉，掌管籥。（《梁书·安成康王秀传》。）《梁书·安成康王秀传》云：东昏日夕逸游，出入无度，众颇劝懿，因其出举兵废之，懿不听。《长沙嗣王业传》云：茹法珍等说东昏曰：“懿将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东昏信之，将加酷害。而懿所亲知之，密具舟江渚，劝令西奔。懿曰：“自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邪？”遂遇祸。《南史·懿传》，以具舟江渚者为徐曜甫。云懿寻见留省赐药，与弟融俱陨。谓使者曰：“家弟在雍，深为朝廷忧之。”一似懿为愚忠之徒者。其实人能自拔于风气之外者甚鲜，一时之人，处相同之境地中，其情每不甚相远。当南北朝之世，上下交征，习于争夺相杀，安得有此纯臣？况懿与齐氏有不共之仇乎？《梁书·安成康王秀传》言：帝左右既恶懿勋高，又虑废立，并闲懿。懿亦危之。自是诸王侯咸为之备。及难作，临川王宏以下诸弟侄，各得奔避。方其逃也，皆不出京师，而罕有发觉。惟桂阳王融及祸。高祖义师至新林，秀与诸王侯并自拔赴军。（高祖兄弟九人：长沙宣武王懿，桂林简王融，为齐东昏侯所杀。永阳昭王敷，衡阳宣王畅，皆前卒。南平元襄王伟，始兴忠武王憺，高祖启迎至襄阳。临川静惠王宏，安成康王秀，鄱阳忠烈王恢，皆高祖兵至新林乃出迎。）可见其非无备豫；且其在京师，党羽未尝不众多也。东昏之作事，诚不可不谓之速，然敌不可尽，而荆、雍之兵旋起矣。

第六节　梁武代齐

梁武在雍州，颇饬武备，（《本纪》云：至襄阳，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及建牙，收集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然其地距建业远，且荆、郢扼其冲，使荆、郢与建业同心，武帝虽有雄图，亦未必能有所为也。乃荆州旋与之同，而风云遂急。此则当时事势之艰难，不能不为身当其局者扼腕者矣。

萧懿之死也，东昏侯先遣巴西、梓潼二郡大守刘山阳，（巴西、梓潼，皆见第三章第六节。）领兵三千，就萧颖胄共袭雍州。颖胄者，高帝从祖弟赤斧之子。时明帝第八子南康王宝融为荆州刺史，颖胄为长史，行府、州事。《齐书·颖胄传》云：梁王将起义兵，虑颖胄不识机变，遣王天虎诣江陵，声云山阳西上，并袭荆、雍，书与颖胄。或劝同义举。颖胄意犹未决。山阳至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迟回十余日不进。梁王复遣天虎赍书与颖胄，陈设其略。是时或云山阳谋杀颖胄，以荆州同义举。颖胄乃与梁王定契。斩天虎首，送示山阳。发百姓牛、车，声云起步军征襄阳。十一月十八日，山阳至江津，（见第七章第三节。）单车白服，从左右数十人诣颖胄。颖胄伏兵斩之。驰驿送山阳首于梁王。《梁书·颖胄传》云：山阳不敢入城，颖胄计无所出，夜呼席阐文、柳忱闭斋定议。阐文曰：“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人众又不敌，取之必不可制：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成矣。山阳持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虎，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忱亦劝焉。（《忱传》语意略同。）既畏襄阳，复虞建业，此为荆州同雍之实情，而山阳之畏懦不前，亦有以授之隙。《梁书·本纪》云：高祖遣参军王天虎、庞庆国诣江陵，遍与州、府书。及山阳西上，高祖谓诸将曰：“我能使山阳至荆，便即授首，诸君试观何如。”山阳至巴陵，高祖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兄弟。谓张弘策曰：“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书。今段乘驿甚急，止有两封书与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行事不得相闻，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闻，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则人人生疑。山阳惑于众口，判相疑贰。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必漏吾谋内。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一似颖胄、山阳，全落武帝度内者，此则夸侈附会之辞，非其实也。【12】

颖胄既杀刘山阳，乃传檄京邑，声东昏侯之罪。以梁武为左将军，都督前锋诸军事；颖胄为右将军，都督行、留诸军事。《梁书武帝纪》：颖胄使告高祖：时月失利，当须来年二月，乃可进兵。高祖答以“坐甲十万，粮用自竭。况所藉一时骁锐，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然高祖实仍至明年二月，然后进兵。而《纪》又载曹景宗及王茂，劝迎南康王于襄阳然后进军之说，则荆、雍兵之东下，并不甚速，且二州间亦不无猜疑，惜乎东昏之无以乘之也。永元三年，（即和帝中兴元年。）宝融称相国。三月，称帝于江陵，是为和帝。以颖胄为尚书令，监八州军事，行荆州刺史。

梁武帝画像

梁武帝（464—549），即萧衍，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更为突出。

梁武帝以二月发襄阳。以王茂、曹景宗为前军。时张冲为郢州刺史，东昏遣薛元嗣等领兵及粮运百四十余船送冲。竟陵大守房僧寄被代，还至郢，东昏敕留守鲁山。（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鲁山，见第七章第三节。）僧寄谓冲曰：“臣虽未荷朝廷深恩，实蒙先帝厚泽，荫其树者不折其枝，实欲微立尘效。”冲深相许诺，共结盟誓。乃分部拒守。冲遣军主孙乐祖数千人助僧寄，据鲁山岸立城垒。茂等至汉口，轻兵济江逼郢城。冲置陈据石桥浦。茂等与战，不利。诸将议欲并军围郢，分兵以袭西阳、武昌。（西阳，见第四章第三节。武昌，见第三章第九节。）梁武言：汉口不阔一里，若悉众前进，贼必绝我军后。乃命王茂、曹景宗济岸，与荆州所遣邓元起等会于夏首，而自筑汉口城以守鲁山。命水军游遏江中，绝郢、鲁信使。三月，张冲卒，众推薜元嗣及冲长史程茂为主。荆州又遣萧颖达领兵来会。（颖达，颖胄弟。）五月，东昏遣吴子阳等十三军救郢州，进据巴口。（见第九章第二节。）六月，西台遣卫尉席阐文劳军。赍颖胄等议，谓高祖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围郢，定西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救于魏，与北连和，犹为上策。”高祖曰：“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所以兵厌汉口，连络数州。今若并军围城，又分兵前进，鲁山必阻沔路，所谓搤喉。若粮运不通，自然离散，何谓持久？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寻阳，彼若欢然悟机，一郦生已足，脱距王师，故非三千能下，进退无据，未见其可。西阳、武昌，取便得耳，得便应镇守，守两城不减万人，粮储称是，卒无所出。脱贼军有上者，万人攻一城，两城势不得相救，若我分军应援，则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没，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于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阳自然风靡，何遽分兵散众，自诒其忧？北面请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诒我丑声，此之下计，何谓上策？卿为我白镇军：前途攻取，但以见付，事在目中，无患不捷，恃镇军静镇之耳。”此言缘饰非事实。《南史·吕僧珍传》言：武帝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独不肯，累日乃见从，则当时实有情见势绌者。盖武帝之顿兵汉口，非徒与敌争锋，亦欲自通运路。济师益饷，持此为枢，势固不容轻释。然顿兵坚城，实犯兵家之忌。敌军援至，锐气方新，决战既无必胜之机，出奇又苦兵力不足。使不能一战而胜，成败正未可知也。子阳进据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州带水，筑栅垒以自固。（加湖，《南史·韦叡传》作茄湖，在今湖北黄陂县东南。）房僧寄死，众推助防张乐祖代之。七月，高祖命王茂等袭加湖。子阳大溃，窜走。众尽溺于江，茂虏其余而还。于是郢、鲁二城，相视夺气。张乐祖、程茂、薛元嗣相继请降。先是东昏遣陈伯之镇江州，为子阳等声援。加湖之捷，命搜所获俘囚，得伯之幢主苏隆之，厚加赏赐，使说伯之。反命，求未便进军。高祖曰：“伯之此言，意怀首鼠。及其犹豫，急往逼之。”乃命邓元起率众，即日沿流。八月，高祖登舟，命诸将以次进路。（《梁书·张弘策传》曰：郢城平，萧颖达杨公则诸将，皆欲顿军夏口，高祖以为宜乘势长驱，直指京邑。以计语弘策。弘策与高祖意合。又访宁远将军庾域，域又同。乃命众军即日上道。按是时兵势已强，下流之兵，新遭摧挫，卒难更集，风利不泊，愚智所知，断无顿兵不进之理，盖颖达等皆为荆州，不欲高祖遽成大功也。）伯之收兵，退保湖口，鄱阳湖入江之口。留其子虎牙守盆城。高祖至，乃东甲请罪。于是上流兵势，如风利不得泊矣，其关键，实全在加湖一战也。

时外患未平，而内乱又作。张欣泰者，兴世子。崔慧景围城，欣泰入城领军守备。东昏侯以为雍州刺史。欣泰与弟欣时密谋，结大子右率胡松，前南谯大守王灵秀，（南谯，宋郡，在今安徽巢县东。）直将军鸿选等十余人并同契。会帝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军救郢，茹法珍、梅虫儿及大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监杨明泰等相送中兴堂。（宋孝武帝即位新亭，改新亭曰中兴堂。）欣泰等使人怀刀，于坐斫杀元嗣、明泰。虫儿亦被创。居士逾墙得出。法珍散走还台。时明帝第六子建安王宝寅镇石头，灵秀往迎，率城内将吏、见力，载向台城。至杜姥宅，（见第九章第八节。）城上人射之，众散。欣泰初闻事发，驰马入宫，冀法珍等在外，城内处分，必尽见委，表里相应，因行废立。既而法珍得返，处分闭门上仗，不配欣泰兵。选在殿内，亦不敢发。少日，事觉，欣泰、松等皆伏诛。宝寅逃亡之日，戎服诣草市尉。（胡三省曰：台城六门之外，各有草市，置尉司察之。）尉驰以启帝。帝迎宝寅入宫问之。宝寅涕泣，称尔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车，仍将去，制不自由。帝笑，复其爵位。

江州既破，梁武帝遂乘胜东下。时东昏侯以申胄监豫州事，屯姑熟。（见第四章第一节。）张瓌镇石头。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屯新亭。九月，梁武前军次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申胄弃姑熟走。军东进，李居士迎战，败绩。新亭城主江道林出战被禽，余众散走，退保朱爵，（即朱雀门。）冯淮以自固。十月，东昏侯遣王珍国三万人陈于航南。（珍国，广之子，时为青、冀二州刺史，梁武兵起，召还京师。三万人据《齐书·东昏侯纪》。《梁书·武帝纪》云十余万人，乃侈辞也。）开航背水，以绝归路。又败绩。投淮死者，积尸与航等。后至者乘之以济。朱爵诸军望之皆溃。东昏悉焚烧门内，驱逼营署官府并入城，有实甲七万。（亦据《东昏纪》。《梁书·武帝纪》云：有众二十万。）梁武命诸军筑长围。时张稷以侍中兼卫尉，都督城内诸军，（稷，瓌之弟。）王珍国结其腹心直张齐以要之，稷许诺。十二月，珍国于卫尉府勒兵入弑帝，奉首归梁武。时年十九。和帝之立，遥废帝为涪陵王，至是，又以宣德大后令，废为东昏侯。（胡三省曰：荆、雍在西，谓帝以昏虐居东。）

南北朝时，史所言无道之主甚多，其胪举罪状，连篇累牍，尤未有若东昏之甚者，然其见诬亦恐最甚也。史所言者：曰好弄而荒于政事也。（《南史·本纪》云：帝在东宫，便好弄，不喜书学。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又云：自江祏、遥光等诛后，无所忌惮。日夜于后堂戏马鼓噪为乐。合夕便击金鼓，吹角，令左右数百人叫，杂以羌、胡横吹诸伎。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以下，节朔朝见，晡后方前，或际暗遣出。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阉竖以纸苞裹鱼肉还家，并是五省黄案。二年元会，食后方出，朝贺裁竟，便还殿西序寝，自已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会，忽遽而罢。又云：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将斗者就潘妃罚之。帝小有得失，潘则予杖。乃敕虎贲威仪，不得进大荆子，内不得进实中获。虽畏潘氏，而窃与诸姊妹淫通。每游走，潘氏乘小舆，宫人皆露裈着缘丝屩，帝自戎服骑马从后。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曰四出游走也。（《南史·纪》又云：大子所生母黄贵嫔早亡，令潘妃母养之。拜潘氏为贵妃。乘外舆，帝骑马从后。着织成袴褶、金薄帽。执七宝缚矟。又有金银校具、锦绣诸帽数十种，各有名字。戎服急装，缚裤上着绛衫，以为常服。不变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阱。驰骋渴乏，辄下马解取要边蠡器酌水饮之，复上驰去。马乘具用锦绣处患为雨所湿，织杂采珠为覆蒙，备诸雕巧。教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客。又选营署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鹰大左右数百人，常以自随。奔走往来，略不暇息。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帐及步障，皆袷以绿红锦。金银镂弩，牙玳瑁帖箭。每出，辄与鹰犬队主徐令孙、媒翳队主俞灵韵齐马而走，左右争逐之。又云：陈显达卒，渐出游走。不欲令人见之，驱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是时率一月二十余出。既往无定处，尉司常虑得罪，东行驱西，南行驱北，应旦出，夜便驱逐。吏司奔驱，叫呼盈路，打鼓蹋闱，鼓声所闻，便应奔走。临时驱迫，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应手格杀。百姓无复作业，终日路隅。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郊外数十里，皆空家尽室。巷陌县幔为高障，置人防守，谓之屏除。高障之内，设部伍羽仪。复有数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夜反，火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声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士庶莫辨。或于市肆左侧过亲幸家。环绕宛转，周遍都下。老小震惊，啼号塞道。处处禁断，不知所过。疾患困笃者，悉掆移之。无人掆者，扶匐道侧，吏司又加捶打，绝命者相系。从骑及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无不荡尽。工商莫不废业，樵苏由之路断。至于乳妇、昏姻之家，移产寄室。或舆病弃尸，不得殡葬。有弃病人于青溪边者，吏惧为监司所问，推至水中，泥覆其面，须臾便死，遂失骸骨。前魏兴大守王敬宾，新死未敛，家人被驱，不得留视，及家人还，鼠食两眼都尽。如此非一。又尝至沈公城，有一妇人当产不去，帝入其家，问何独在？答曰：“临产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又长秋卿王儇病笃，不听停家，死于路边。丹阳尹王志被驱急，狼狈步走，惟将二门生自随，藏朱雀航南酒炉中，夜方得羽仪而归。喜游猎，不避危险。至蒋山定林寺，一沙门病不能去，藏于草间，为军人所得，应时杀之。左右韩晖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见獐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发。故贵人富室，皆数处立宅，以为避围之舍。每还宫常至三更，百姓然后得反，禁断又不即通，处处屯咽，或泥涂灌注，或冰冻严结，老幼啼号，不可闻见。时人以其所围处号为长围。及建康城见围，亦名长围，识者以为谶焉。沈公城，未详。蒋山，见第六章第四节。）曰宫室、服御，恣为骄奢，因兴苛敛也。（《南史纪》又云：三年，殿内火。合夕便发。其时帝犹未还，宫内诸房已闭，内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辄开。比及开，死者相枕。领军将军王莹率众救火，大极殿得全。内外叫唤，声动天地。帝三更中方还，先至东宫，虑有乱，不敢便入，参觇审无异，乃归。其后出游，火又烧璇仪、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余间皆尽。左右赵鬼，能读《西京赋》，曰：“柏梁既灾，建章是营。”于是大起诸殿，芳乐、芳德、仙华、大兴、含德、清曜、安寿等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碧。其玉寿中作飞仙帐，四面绣绮，窗间尽画神仙。又作七贤，皆以美女侍侧。凿金银为书字。灵兽神禽，风云华炬，为之玩饰。椽桷之端，悉垂铃佩。江左旧物有古玉律数枚，悉裁以钿笛。庄严寺有玉九子铃，外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诸宝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絷役工匠，自夜达晓，犹不副速，乃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世人谓之青楼，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瑠璃？”潘氏服御，极选珍宝。主衣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人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琥珀钏一只直百七十万。都下酒租，皆折输金，以供杂用。犹不能足，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大乐主衣杂费。【13】由是所在塘渎，悉皆隳废。又订出雄雉头、鹤氅、白鹭缞。百品千条，无复穷已。亲幸小人，因缘为奸，科一输十。又各就州县，求为人输，准取见直，不为输送。守宰惧威，口不得道，须物之处，以复重求。如此相仍，前后不息。百姓困尽，号泣道路。少府大官，凡诸市买，事皆急速，催求相系。吏司奔驰，遇便虏夺。市廛离散，商旅靡依。又以阅武堂为芳乐苑，穷奇极丽。当暑种树，朝种夕死，死而复种，卒无一生。于是征求人家，望树便取。毁彻墙屋，以移置之。大树合抱，亦皆移掘。插叶系华，取玩俄顷。刬取细草，来植阶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纷纭往还，无复已极。山石皆涂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阁。诸楼壁上，画男女私亵之象。明帝时多聚金宝。至是金以为泥，不足周用，令富室买金，不问多少，限以贱价，又不还直。）曰赋役严急也。（《南史纪》又云：自永元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扬、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14】输米既毕，就役如故。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医巫，在所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又横调征求。皆出百姓。）曰迷信鬼神也。（《南史·纪》又云：又偏信蒋侯神，迎来入宫，昼夜祈祷。左右朱光尚，诈云见神，动辄谘启，并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位相国。末又号为灵帝。车服羽仪，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数。师巫魔媪，迎送纷纭。光尚辄托云神意。后东入乐游，人马忽惊，以问光尚。光尚曰“向见先帝大瞋，不许数出。”帝大怒，拔刀与光尚等寻觅。既不见处，乃缚菰为明帝形，北向斩之，县首苑门上。乐游苑，见第九章第八节。）曰不接朝士，乐近鄙人，群小恣为威福也。（《南史·纪》又云：性讷涩少言，不与朝士接。又云：潘妃放恣，威行远近。父宝庆，与群小共逞奸毒。富人悉诬为罪，田宅赀财，莫不启乞。或云寄附隐藏，复加收没。计一家见陷，祸及亲邻。又虑后患，男口必杀。）帝年未弱冠，好弄容或有之，然必不至如史所言之甚。果如所言，则是童，岂能诛戮宰执，翦除方镇？（《齐书·江祏传》：祏既死，帝于后堂骑马致适，顾谓左右曰：江祏若在，我当复能骑此否？不能免于好弄，而亦未至于不可谏诲，东昏之为人，大致如此。）四出游走，害至如史所言之烈，京师岂复可一日居？以当时之裂冠毁冕，习为故常，其见弑，何待兵临城下之日？宫室、服御，恣为奢侈，岂特东昏一人？文惠之孔雀裘，史固言其过于雉头。其东田之华美，恐亦非东昏诸宫殿之比矣。《王敬则传》言：敬则为会稽大守，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武帝许之，此与东昏下扬、南徐二州桥航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何异？赋役严急，恐自明帝已来即然，读上节所述可见。尼媪纷纭，群小恣横，亦不自东昏始。《纪》言帝初任徐世檦为直，凡有杀戮，皆其用命，后稍恶其凶强，遣禁兵杀之，然则帝所用小人，或且自除之也。要之，史于帝之所为，皆附会为罪状；明明人所共有之事，于帝则指为罪大恶极；此真所谓文致。然其锻炼并不甚工。如云：帝尤惜金钱，不肯赏赐，茹法珍叩头请之，帝曰：“贼来独取我邪？何为就我求物？”后堂储数百具榜，启为城防，帝曰：“拟作殿，”竟不与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昼夜不休。又催御府细作三百人精仗，须围解以拟屏除。金银雕镂杂物倍急于常。此岂似能坚守围城者之所为？且与他诸奢侈之事，何由相容乎？帝之性，盖颇近材武；（《南史·纪》言：帝甚有筋力，牵弓至三斛五斗。能担幢。初学担幢，每倾倒，在幢杪者必致踠伤。其后白虎幢七丈五尺，齿上担之，折齿不倦。始欲骑马，未习其事，俞灵韵为作木马，人在其中，行动进退，随意所适，其后遂为善骑。皆可见其材武。围城之际，被大红袍，登景阳楼望，弩几中之，亦非怯弱者所能为也。）而其作事，亦能敏以赴机，（《纪》云：明帝临崩，属后事，以隆昌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后，”故委任群小，诛诸宰臣，无不如意。案此亦由以近事为殷鉴使然也。）故宰执竟为所斩艾。然方镇又相继背叛，荆、雍厚集其力，合从缔交，则其势实有不易抗者，帝之亡，亦非战之罪也。遥光之死，罪不及孥，宝夤见胁，亦遭宽释，宝玄、昭胄，则固罪有应得也。崔慧景之败也，收得朝野投宝玄及慧景军名，帝令烧之，曰：“江夏尚尔，岂复可罪余人？”其措置实颇有思虑。郢、鲁二城，死者相积，竟无叛散，时以张冲及房僧寄比臧洪。席谦镇盆城，闻梁武兵东下，曰：“我家世忠贞，陨死不二。”为陈伯之所杀。（《齐书·张冲传》。）马仙琕为豫州刺史，梁武使其故人姚仲宾说之，仙琕斩以徇。梁武兵至新林，仙琕尚持兵于江西，日抄运漕。建康陷，号哭经宿，乃解兵归罪。凡此效忠者之多，固不必悉由东昏之善用，然亦可见其非不可辅。加湖未捷之际，西师实颇蹈危机，一时败亡之君，支持危局，未有若是其坚凝者，正未可以成败论也。

萧颖胄之起兵也，遣杨公则下湘州。公则留长史刘坦行州事，而身率湘府之众，会于夏口。时义阳大守王抚之天门大守王智逊，武陵大守萧强等，并不从命，颖胄遣吉士瞻讨平之。（义阳，见第八章第七节。天门，见第三章第九节。武陵，见第三章第六节。）巴西大守鲁休烈，巴东大守萧惠训亦不从。（巴西、巴东，皆见第三章第六节。）颖胄遣刘孝庆进峡口拒之。为休烈及惠训子璝所破，进至上明。（见第六章第四节。）江陵大震。颖胄驰告梁武：宜遣公则还援。梁武不听。颖胄遣蔡道慕屯上明以拒之，久不决。颖胄忧虑成气，十二月，病卒。《梁书·柳忱传》云：郢州平，颖胄议迁都夏口，忱谏以为巴峡未宾，不宜轻舍根本，摇动民志。颖胄不从。俄而巴东兵至硖口，迁都之议乃息。论者以为见机。盖当时荆雍之间，亦未尝不相忌，梁武之必厚集其力而不肯分兵，或并非但虞郢、鲁二城也。梁武之下也，留弟伟守襄阳，而以杜陵人韦爱为司马。（秦杜县，汉曰杜陵，见第三章第五节。）时州内储备及人皆虚竭，魏兴大守裴师仁，（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齐兴大守颜僧都，（齐兴、始平二郡，皆侨治武当。武当见第三章第九节。）并据郡不受命，举兵将袭雍州。州内惊扰。爱素为州里所信服，乃推心抚御，率募乡里，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和帝司马夏侯详，与萧颖胄同创大举，凡军国大事，颖胄多决于详。时为尚书仆射。建议征兵雍州。遣卫尉席阐文往。伟乃割州府将吏，配弟憺赴之。璝等闻建康将下，皆降。详又让荆州刺史于憺，荆州遂折而入雍。东昏侯之死也，宣德大后令：以梁武帝为大司马，录尚书事，扬州刺史，承制。中兴二年，正月，后临朝。二月，湘东王宝晊兄弟有异谋，被杀。（安陆昭王缅三子：宝晊，宝览，宝宏《齐书·本传》云：东昏废，实晊望物情归之，坐待法驾。既而城内送首诣梁王。宣德大后临朝，以宝晊为大常。宝晊不自安，谋反。兄弟皆伏诛。《南史·王亮传》：亮为尚书左仆射。东昏遇杀，张稷等仍集亮于大极殿前西钟下坐议。欲立齐湘东嗣王窦晊。领军王莹曰：“城闭已久，人情离解，征东在近，何不谘问。”张稷又曰：“桀有昏德，鼎迁于殷，今实微子去殷，项伯归汉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床。乃遣国子博士范云赍东昏首送石头。）又杀邵陵王宝攸，（明帝第九子。）晋熙王宝嵩，（明帝第十子。）桂阳王宝贞，（明帝第十一子。）鄱阳王宝寅奔虏。和帝东下，至姑熟，禅位于梁。旋死，年十五。

初萧颖胄弟颖孚在京师，庐陵人修灵祐，窃将南上，于西昌县山中，聚兵二千袭郡。（此据《齐书》。《梁书·萧颖达传》云：颖孚自京师出亡，庐陵人循景智潜引与南归，至庐陵，景智及宗人灵祐与起兵。庐陵，见第三章第九节。西昌，吴县，今江西泰和县。）内史谢纂奔豫章。颖孚、灵祐据郡求援。颖胄遣范僧简入湘州南道援之。僧简进克安成，以为内史，（安成，见第三章第九节。）颖孚为庐陵内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东昏遣军主彭盆、刘希祖三千人受陈伯之节度，南讨二郡，仍进取湘州。颖孚走。希祖至安成，僧简见杀。颖孚收散卒据西昌。谢纂又遣兵攻之。颖孚奔湘州，寻卒。希祖移檄湘部。始兴内史王僧粲应之。（此据《梁书·刘坦传》。始兴，《齐书·萧颖胄传》作湘东，皆见第三章第九节。）湘部诸郡并起。僧粲遣军袭湘州，西朝行事刘坦拒之，屡战不胜。及闻建康下，僧粲散走，乃斩之。杨公则还州，群贼乃散。刘希祖亦以郡降。

梁武帝草书状（局部）

陈伯之本为劫盗，后随王广之。建康平，遣还镇。伯之不识书，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伯之与豫章人邓缮，永兴人（汉诸暨县，吴改名永兴。诸暨，见第四节。）戴永忠并有旧。及在州，用缮为别驾，永忠为记室参军。河南褚緭，京师之薄行者。齐末为扬州西曹，遇乱居闾里。时轻薄互能自致，惟緭不达。高祖即位，緭频造尚书范云。云不好緭，坚拒之。緭益怒，私语所知曰：“建武以后，草泽底下，悉化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今天下草创，饥馑不已，丧乱未可知。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非代来臣，有自疑意。且荧惑守南斗，讵非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无成，入魏何遽减作河南郡？”遂投伯之书佐王思穆事之。大见亲狎。及伯之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并乘伯之愚暗，恣行奸险。刑政通塞，悉共专之。伯之子虎牙，时为直将军，高祖手疏龙符罪，亲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邓缮。伯之并不受命。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台家府库空竭，复无器仗，三仓无米，东境饥流，此万代一时也，机不可失。”緭、永忠等每赞成之。伯之于是集府、州佐史，谓曰：“奉齐建安王教，（建安王，宝寅。）率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今江苏六合县。）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时天监元年五月也。高祖遣王茂讨伯之。伯之趣豫章，大守郑伯伦坚守。伯之攻之，不能下。茂前军至，伯之表里受敌，败走。伯之之叛也，遣信还都报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见第三章第九节。）及是，伯之间道亡命出江北，与虎牙及褚緭俱入魏。四年，临川王宏北讨，命记室邱迟与伯之书，伯之乃于寿阳拥众八千来归。《纪》（在五年三月。）虎牙为魏人所杀。褚緭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会，緭戏为诗曰：“帽上着笼冠，裤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15】魏人怒，出为始平大守。（魏始平郡，当在今陕西境。）日日行猎，堕马死。一怒而北走胡、南走越者，可以鉴矣。

刘季连为益州，贪鄙无政绩，又严愎酷狠，郡县多叛乱。季连讨之，不克。高祖遣送季连弟及二子喻旨慰劳。季连受命，饬还装。高祖以邓元起为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连为南郡时薄之。元起典签朱道琛，尝为季连府都录，无赖小人，季连欲杀之，逃免。至是，说元起曰：“益州乱离已久，公私府库，必多耗失。刘益州临归空竭，岂复能远遣候递？道琛请先使检校，缘路奉迎。不然，万里资粮，未易可得。”元起许之。道琛既至，言语不恭。又历造府州人士，见物辄夺之。有不获者，语曰：“会当属人，何须苦惜？”于是军府大惧，谓元起至必诛季连，祸及党与。竞言之于季连。季连亦以为然。又恶昔之不礼于元起也，益愤懑。遂矫称齐宣德皇后令，聚兵复反。收朱道琛杀之。天监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连遣将拒战，互有得失。久之，乃败退。季连驱略居人，闭城固守。元起稍进围之。城中食尽，升米三千，亦无所籴，饿死者相枕。季连食粥累月。饥窘无计。二年，正月，高祖遣宣诏降季连，季连肉袒请罪。四月，元起入成都，蜀平。

注释

【1】　器用：齐武帝为太子宠张景真，武帝拜陵还，景真坐胡床，观者疑为太子。

【2】　兵：张敬儿之侈。

【3】　宫室：齐文惠太子起东田苑，占民地，盖甚广，明帝乃斥卖之。逼人占地。

【4】　史籍：古人作史，并存矛盾之说。

【5】　宗教：郁林告萧坦之，明帝欲废己，坦之云诸尼师母言。

【6】　封建：齐高武置典签，威行州部，权重蕃君，明帝始轻之。

【7】　生计：齐高帝打碎玉介导。

【8】　官制：《南史》言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邓元起以迎激变益州。

【9】　学术：齐明帝任法。

【10】　职官：晋宋齐中书专权，用佞幸，尚书、九卿皆疏。

【11】　宫室：花园式。

【12】　史事：梁武初起时，史载其智计不足信。

【13】　水利：东昏下杨、南徐、桥、塘埭丁，取见钱，由是塘渎皆废。

【14】　役法：永元后，杨、南徐人丁，三取两，远郡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诸郡役人，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

【15】　民族：褚緭讥魏，魏入出之。

第十一章　元魏盛衰

第一节　冯后专朝

元魏之国情，实至孝文迁洛而一大变。【1】孝文之为人，盖全出文明大后所卵育，其能令行于下，亦大后专政时威令夙行，有以致之；故后实北魏一朝极有关系之人物也。欲知后之得政，又必先知其前此两朝继嗣时之争乱。

《魏书》：大武皇帝十一男：贺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晋王伏罗。舒椒房生东平王翰。（初封秦王。）弗椒房生临淮王谭。（初封燕王。）伏椒房生楚王建闾。（后改封广阳王。《北史》但名建。）石昭仪生南安王余。其小儿、猫儿、虎头、（《北史》作彪头，避唐讳。）龙头，并阙母氏，皆早薨；无传。《殿本考证》云：“凡十人，而云十一男者？盖其一不特阙母氏，并未有名，故木可得纪也。”案《北史》猫儿下多一真，则足十一之数矣。景穆帝为其子高宗文成帝濬即位后追谥。（庙号恭宗。）名晃。以大武帝延和元年，（宋文帝元嘉九年。）立为大子。（时年五岁。）真君五年，（元嘉二十一年。）监国。正平元年，（元嘉二十八年。）死。《魏书·阉官传》云：宗爱，不知其所由来。以罪为阉人。历碎职，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月，世祖大会于江上，班赏群臣，以爱为秦郡公。恭宗之监国也，每事精察，爱天性险暴，行多非法，恭宗每衔之。给事中仇尼道盛，（《北史》作侯道盛。案此等系或从本姓或据后所改之姓追书。）侍郎任平城等，任事东宫，微为权势，世祖颇闻之。二人与爱并不睦。爱惧道盛等案其事，遂构告其罪。诏斩道盛等于都街。世祖震怒，恭宗遂以忧薨。是后世祖追悼恭宗，爱惧诛，遂谋逆。二年，（元嘉二十五年。）春，世祖暴崩，（二月甲寅。）爱所为也。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秘不发丧。延、疋议以高宗冲幼，（时年十三。）欲立长君。征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不可废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犹豫未决。爱知其谋。始爱负罪于东宫，而与吴王余素协。乃密迎余，自中宫便门入。矫皇后令（皇后赫连氏，屈丐女。）征延等。延等以爱素贱，弗之疑，皆随之入。爱先使阉竖三十人持仗于宫内，以次收缚，斩于殿堂。执秦王翰，杀之于永巷。而立余。余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大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爱既立余，位居元辅，录三省，兼总戎禁。坐召公卿，权恣日甚。内外惮之。群情咸以爱必有赵高、阎乐之祸。余疑之，遂谋夺其权。爱愤怒，使小黄门贾周等夜杀余。（事在十月丙午朔。）高宗立，诛爱、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余传》云：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赏群下，取悦于众。为长夜之饮，声乐不绝。旬月之间，帑藏空罄。尤好弋猎，出入无度。边方告难，余不恤之。百姓愤惋，而余宴如也。宗爱权恣日甚，内外惮之，余疑爱将谋变，夺其权，爱怒，因余祭庙，夜杀余。）

《刘尼传》云：拜羽林中郎。宗爱既杀南安王余于东庙，秘之，惟尼知状。尼劝爱立高宗。爱自以负罪于景穆，闻而惊曰：“君大痴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尼曰：“若尔，今欲立谁？”爱曰：“待还宫，擢诸皇子贤者而立之。”尼惧其有变，密以状告殿中尚书源贺。（秃发傉檀子。本名破羌，大武赐姓，后又赐名。）贺时与尼俱典兵宿卫。仍共南部尚书陆丽谋。于是贺与尚书长孙渴侯严兵守卫，尼与丽迎高宗于苑中。丽抱高宗于马上，入京城。尼驰还东庙，大呼曰：“宗爱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有诏：宿卫之士，皆可还宫。”众咸唱万岁。贺及渴侯登执宗爱、贾周等。勒兵而入，奉高宗于宫门外入登永安殿。

《宋书·索虏传》云：初焘有六子：长子晃，字天真，为大子。次曰晋王。焘所住屠苏为疾雷击，屠苏倒，见厌殆死，左右皆号泣，晋王不悲，焘怒，赐死。（《魏书》：晋王死于真君八年，即宋元嘉二十四年。）次曰秦王乌奕干。与晃对掌国事。晃疾之，愬其贪暴。焘鞭之二百，遣镇枹罕。（见第五章第一节。）次曰燕王。次曰吴王，名可博真。次曰楚王，名树洛真。焘至汝南、瓜步，晃私取诸营卤获甚众。焘归闻知，大加搜检。晃惧，谋杀焘。焘乃诈死，使其近习召晃迎丧，于道执之。及国，罩以铁笼。寻杀之。（《通鉴考异》引《宋略》云：焘既南侵，晃淫于内，谋欲杀焘。焘知之。归而诈死，召晃迎丧。晃至，执之。罩以铁笼，捶之三百，曳于丛棘以杀焉。）以乌奕干有武用，以为大子。会焘死，使嬖人宗爱立博真为后。宗爱、博真恐为奕干所危，矫杀之而自立。博真懦弱，不为国人所附。晃子濬，字乌靁直懃，素为焘所爱。燕王谓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真懃嫡孙应立耳。”乃杀博真及宗爱，而立濬为主。《魏书》之非实录不俟辩，自当以《宋书》为据。《魏书·高允传》云：恭宗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取其利。允谏不纳，则恭宗颇好贿，私取卤获，说自不诬。仇尼道盛、任平城，盖即其左右之见亲者。秦王既为大子，则本所当立，薛提非持正之论，反为干纪之人，故兰延、和疋疑不敢应；高宗即位，乃以其有谋立之诚，特诏其弟浮子袭兄爵也。宗爱虽为郡公，究属阉宦，安能为所欲为？观《宋书》之说，则知南安之立，本由大武乱命，故虽据非其所，仍能绵历八阅月也。《魏书·本纪》：文成即位之后，以元寿乐为大宰，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寿乐，章帝之后。《传》云：有援立功。）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加仪同三司。十一月，二人争权，并赐死。是月，临淮王谭薨。平南将军宋子侯周忸进爵乐陵王。陆丽为平原王。十二月，以周忸为大尉，陆丽为司徒，杜元宝为司空。（遣子。遗，密皇后兄超之从弟。建业公陆俟进爵东平王。俟，丽之父。《丽传》云：封平原王。频让再三。诏不听。丽又启曰：“臣父历奉先朝，忠勤著称，今年至西夕，未登王爵，愿裁过恩，听遂所讲。”高宗曰：“朕为天下主，岂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乃以其父俟为乐平王。）广平公杜遗进爵为王。周忸有罪，赐死。濮阳公闾若文进爵为王。明年，正月，杜元宝进爵京兆王。是月，杜遗薨。尚书仆射东安公刘尼进爵为王。封建宁王崇子丽为济南王。（崇，明元帝子。）尚书西平公源贺进爵为王。二月，杜元宝谋反，伏诛。建宁王崇，崇子济南王丽为元宝所引，各赐死。三月，安丰公闾虎皮进爵为河间王。七月，闾若文、永昌王仁谋反，（仁，明元子永昌庄王健之子。）赐仁死于长安，若文伏诛。又古弼与张黎，恭宗摄政时俱为辅弼。吴王立，弼为司徒，黎为大尉。高宗立，二人俱以议不合旨免。弼有怨谤之言，家人告其巫蛊，伏法。黎亦同诛。凡此，皆当与当时争位之事有关，其详则不可考矣。

文成帝在位十三年，以宋明帝泰始元年五月死。大子弘立，是为显祖献文皇帝。时年十一。车骑大将军乙浑矫诏杀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于禁中。侍中司徒陆丽自汤泉入朝，浑又杀之。（此汤泉在代郡，见《丽传》。）以浑为大尉，录尚书事。七月，为丞相。位居诸王上。事无大小，皆决于浑。《顺阳公郁传》云：（郁，桓帝后。）高宗时，位殿中尚书。高宗崩，乙浑专权，隔绝内外，百官震恐，计无所出。郁率殿中卫士数百人，从顺德门入，欲诛浑。浑惧，逆出问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见天子，群臣忧惧，求见主上。”浑窘怖，谓郁曰：“今大行在殡，天子谅阴，故未接百官，诸君何疑？”遂奉显祖临朝。后浑心规为乱，朝臣侧目。郁复谋杀浑，为浑所诛。（《宜都王目辰传》云：为侍中尚书左仆射。与兄郁议欲杀浑，事泄，郁被诛，目辰逃隐得免。）观此，则浑在当日，殆有废立之谋而未克遂也。至明年，正月，乃为文明皇后所杀。

《文成文明皇后传》云：冯氏，长乐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母乐浪王氏。（信都，见第四章第二节。乐浪，汉武定朝鲜所置四郡之一，治今平壤，此时已没于高句丽矣。）后生于长安。朗坐事诛，后遂入宫。世祖左昭仪，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年十四，高宗践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案此事极可异，其时殆有欲杀后者？其即乙浑邪？抑非也？《传》又云：显祖即位，尊为皇大后。丞相乙浑谋逆，显祖年十三，居于谅暗，大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烈帝玄孙丕传》云：显祖即位，累迁侍中。丞相乙浑谋反，丕以奏闻，诏丕帅元贺、牛益得收浑诛之。乙浑事之可考者，如是而已。（浑妻庶姓，而求公主之号，为贾秀所拒，见《秀传》，其事无甚关系。）魏史之阙略，诚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也。

献文帝在位五年，以天安六年，（即孝文帝延兴元年，宋明帝泰始七年。）传位于子宏，是为高祖孝文皇帝。又五年而死。（孝文帝承明元年，宋后废帝元徽四年。）《文明后传》云：高祖生，大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大后行不正，内宠李奕，显祖因事诛之，大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大后为之也。（此十一字，《北史》作“遂害帝”三字。《通鉴考异》引元行冲《后魏国典》云：“大后伏壮士于禁中，大上入谒，遂崩。”李奕者，顺之子。其见诛在皇兴四年，即宋明帝泰始六年，献文传位之前一年也。奕兄敷、式，敷次子仲良，敷从弟显德，妹夫宋叔珍，同时俱死。敷长子伯和，走窜岁余，为人执送，杀之。惟奕别生弟冏，逃避得免；伯和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实当时一大狱也。敷之获罪，由李䜣列其罪恶二十余条，大和初，大后追念奕兄弟，乃诛䜣而存问式子宪等焉。敷之诛，《帝纪》与慕容白曜连书。《白曜传》云：高宗崩，与乙浑共秉朝政。初乙浑专权，白曜颇所依附，缘此追以为责。及将诛也，云谋反叛，时论冤之。白曜之诛，非以依附乙浑，无待于言，或正以其与李奕等交关耳。白曜陷青、冀有功，在当时应有威望，然则奕之见诛，恐尚不仅以其为大后所宠也。）案高祖之生，在皇兴元年八月，（宋泰始三年。）其时显祖年仅十三，能否生子，实有可疑。后来后专朝政，高祖拱手不得有为，且几遭废黜，（《高祖纪》云：文明大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帝初不有憾，惟深德丕等。《天象志》云：大后将危少主者数矣，帝春秋方富，而承事孝敬，故竟得无咎。）然迄无怨言。比其死也，方修谅阴之仪，致史家讥其昧于《春秋》之义。（《天象志》云：献文暴崩，实有酖毒之祸焉。其后文明皇大后崩，孝文皇帝方修谅暗之仪，笃孺子之慕，竟未能述宣《春秋》之义，而惩奸人之党。是以胡氏循之，卒倾魏室。岂不哀哉？）又高祖之母思皇后李氏，绝无事迹可见。《文明后传》言：“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夫后之于高祖，绝非如宋章献后之于仁宗，何以为此讳匿？思皇后为李惠女，惠家遭文明后屠戮，后死后绝无平反。且高祖于冯氏甚厚，李氏甚薄，至世宗时犹然。（李惠者，盖之子，盖即尚沮渠牧犍之妻武威公主者也。《外戚传》云：惠素为文明大后所忌。诬惠将南叛，诛之。惠二弟初、乐，与惠诸子同戮。后妻梁氏，亦死青州。尽没其家财。惠本无衅，天下冤惜焉。此事在大和元年，即宋顺帝之升明二年也。惠时为青州刺史。《传》又云：惠从弟凤，为定州刺史安乐王长乐主簿。后长乐以罪赐死，时卜筮者河间邢赞辞引凤，云长乐不轨，凤为谋主，伏诛。惟凤弟道念与凤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后遇赦乃出。案凤之死在大和三年，即齐高帝建元元年也。长乐，文成帝子。《传》又云：大和十二年，高祖将爵舅氏，诏访存者，而惠诸从以再罹孥戮，难于应命。惟道念敢先诣阙。乃申后妹及凤兄弟子女之存者。于是赐凤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阳侯，兴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从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将军。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见。诏谓之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于时。然官必用才，以亲非兴邦之选。外氏之宠，超于末叶。从今已后，自非奇才，不得复以外戚，谬班抽举。既无殊能，今且可还。”后例降爵，安祖等改侯为伯，并去军号。高祖奉冯氏过厚，于李氏过薄，舅家了无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窃议。大常高闾，显言于禁中。及世宗宠隆外家，并居显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己不沾恩泽。）其事皆不可解。然则高祖果思后子邪？抑非思后子也？窃谓文明后为好专权势之人，岂有因生孙而罢政？且亦何必因此而罢政？岂高祖实后私生之子，后因免乳，乃不得不罢朝欤？此事固无证据可举，然以事理推之，实不得不作如是想。此等事，固永无证据可得也。冯朗为北燕末主弘之子。冯跋，史虽云其家于昌黎，遂同夷俗，然观其政事，即知其大与胡虏不同。乐浪王氏，亦久为衣冠之族。《齐书·魏虏传》亦云：冯氏黄龙人。又载一异说云：“冯氏本江都人，（江都，汉县，今江苏江都县。）佛狸元嘉二十七年南侵，略得冯氏。濬以为妾”，其说恐不足信。即谓可信，其为以文明人入野蛮部族，亦与燕、魏之为婚媾同也。高祖之教育，盖全受诸文明后，与佛狸母虽汉人，教育则全受诸鲜卑者大异，此其所以能去腥膻之乡，践礼教之域，毅然独断，大革胡俗欤？《北史·薛聪传》云：帝曾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戏谓聪曰：“世人谓卿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聪对曰：“臣远祖广德，世仕汉朝，时人呼为汉人。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帝抚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复苦朕？”彼其胸中，盖无复丝豪以虏自居之意矣。谓非实有以吕易嬴之事，而彼且自知之，得乎？

孝文受禅时，年五岁。史言献文本欲传位于京兆王子推，（景穆子。）以任城王云（亦景穆子。）及元丕、源贺、陆馛、（俟子。）高允、赵黑固谏，乃止。此自为表面文字。献文死，文明后为大皇大后，临朝称制。至大和十四年（齐武帝永明八年。）乃死。称制凡十五年。自乙浑诛至此，则二十五年矣。《后传》云：自大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大后。大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杞道德、（即抱嶷，见《阉官传》。）王遇、张祐、苻承祖等，拔自寒阉，岁中而至王公。（大后所宠阉人，尚有赵黑。尝为选部尚书。出为定州刺史。又为尚书左仆射。李䜣之死，黑有力焉。又有剧鹏、李丰、王质、李坚、孟鸾等，皆见《阉官传》。）王叡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赏责财帛，以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叡传》云：出入帷幄，大后密赐珍玩、缯采，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车载往，阉官防致。前后巨万，不可胜数。加以田园、奴婢、牛马、杂畜，并尽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赉锡，外示不私，所费又以万计。至其子椿，《传》犹称其僮仆千余，园宅华广，声伎自适，无乏于时。叡弟谌之孙超，史亦称其每食必穷水陆之味焉。《阉官传》云：李丰之徒数人，皆被眷宠，积赀巨万，第宅华壮。文明大后崩后，乃渐衰矣。又云：张祐岁月赏赐，家累巨万。王遇与抱嶷，前后赐奴婢数百人，马、牛、羊他物称是。二人俱号富室。王叡疾病，高祖、大后，每亲视疾。侍官省问，相望于道。将葬于城东，高祖登城楼以望之。诏为叡立祀，于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庙，以时祭荐。并立碑铭，置守冢五家。京都士女，谄称叡美，造新声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乐，诏班乐府，合乐奏之。初叡女妻李冲兄子延宾，次女又适赵国李恢子华，女之将行也，先入宫中，其礼略如公主、王女之仪。大后亲御大华殿，寝其女于别帐。叡与张祐侍坐。叡所亲及两李家丈夫、妇人；列于东西廊下。及车引，大后送过中路。时人窃谓天子、大后嫁女。张祐，大后为造甲宅，宅成，高祖、大后，亲率文武往燕会焉。抱嶷，幼时陇东人张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败，父睹生逃避得免，嶷独与母没入京师，遂为宦人。大后既宠之，乃征睹生，拜大中大夫。赏赐衣马。睹生将退，见于皇信堂，高祖执手谓之曰：“老人归途，几日可达？好慎行路。”其上下渎乱如此，宜乎《天象志》谓大后专朝且多外嬖，虽天子犹依附之也。）李冲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密加锡赉，不可胜数。（《冲传》云：冲为文明大后所幸，恩宠日盛，赏赐月至数十万。密致珍宝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贫，至是始为富室。）后性严明，假有宠待，亦无所纵。左右纤芥之愆，动加捶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外礼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颁赐金帛、舆马。每至褒美王叡等，皆引丕等参之，以示无私。又自以过失，惧人议己，小有疑忌，便见诛戮。如李䜣、李惠之徒，猜嫌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率多枉槛，天下冤之。案后奢侈之事见于史者，不可枚举。即以营建论：高祖尝为后经始灵塔；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后与高祖游于方山，（在今山西大同县北）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大和五年起作，（齐建元三年。）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大后功德。大后又立宣王庙于长安，（大后父。）燕思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后之侈，未知视胡灵后何如，杀戮则过之矣，而没身无患，至于孝文，犹称魏之盛世，岂不以距开创未久，兵力尚强，而代北之地，风气质朴，莫敢称兵以叛邪？至于南迁，而情势又异矣。

第二节　孝文迁洛

魏初风俗至陋。《齐书·魏虏传》述其情形云：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2】木末（明元帝。）始土著居处。佛狸破凉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城邑。（《魏书·天象志》：天赐三年，六月，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天赐三年，晋安帝之义熙二年也。）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壍。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其西立大社。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饮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孙，恒出此厨求食。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伪大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大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伪大子别有仓库。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山边别立祖父庙。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佛狸置三公、大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大子共决国事。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驾部尚书知年、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译。兰台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又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诸军戍者悉属之。其车服：有大小辇，皆五层，下施四轮，三二百人牵之，四施索备倾倒。【3】轺车建龙旗，尚黑。妃后则施杂采幰，无幢络。大后出，则妇女着铠骑马，近辇左右。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在殿上亦跂据。正殿施流苏帐、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碗、盛杂食器。设客长盘一尺。御馔圆盘广一丈。为四轮车，元会日六七十人牵上殿。蜡日逐除；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自佛狸至万民，（献文帝。）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万民禅位后，常游观其上。台南又有伺星楼。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又规画黑龙相盘绕，以为厌胜。其文化，盖兼受诸中国及西域，然究不脱北狄本色，（《魏虏传》云：“佛狸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此胡风指西域言，国俗则鲜卑之本俗也。【4】）欲革之于旦夕之间，固非迁徙不为功矣。

孝文知北人之不乐徙也，乃借南伐为名以胁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虏大和十七年也。八月，孝文发代都，声言南伐。九月，至洛阳。自发代都，霖雨不霁，孝文仍诏发轸。群臣稽颡马前。孝文乃言：“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若不南行，即当移都于此。”众惮南征，无敢言者。遂定迁都洛阳之计。其事详见《魏书·李冲传》。孝文此举，必有参与密谋者，今不可考，以意度之，必为汉臣，李冲当即其一也。当南伐时，即起宫殿于邺西，十一月，移居焉。而委李冲以新都营构之任。明年，（齐明帝建武元年。）二月，北还。诏谕其下以迁都意。闰月，至平城。三月，临大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其事详见《魏书·东阳公丕传》。《传》谓孝文诏群下各言其意，然无敢强谏者，盖逆知其不可回矣。（当时赞孝文南迁，并为开谕众人，镇抚旧京者，有任城王澄、南安王桢、广陵王羽及李韶等，亦不过从顺其意而已，非真乐迁也。《于烈传》云：人情恋本，多有异议。高祖问烈，“卿意云何？”烈曰：“陛下圣略渊深，非愚管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惟中半耳。”似直言，实亦巽辞也。）明帝建武二年，大和十九年。六月，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文成五王传》：广川王略子谐，大和十九年薨，有司奏王妃薨于代京，未审以新尊从于卑旧，为宜卑旧来就新尊？诏曰：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妇今丧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坟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丧，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属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从所择。其属诸州者，各得任意。）其年九月，遂尽迁于洛阳。

陈寅恪先生复原的北魏洛阳城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仍然以汉魏洛阳为都。

孝文之南迁，旧人多非所欲也，遂致激成反叛。【5】《魏书·高祖纪》：大和二十年，（齐建武三年。）十有二月，废皇大子恂为庶人。恒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谋反，（道武都平城，于其地置司州，迁洛后改为恒州。）遣任城王澄案治之。（澄景穆子任城王云之子。）乐陵王思誉坐知泰阴谋不告，削爵为庶人。（景穆子乐陵王胡儿无子，显祖诏胡儿兄汝阴王天赐之第二子永全后之，袭封。后改名思誉。）《恂传》云：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高祖幸崧岳，（大和二十年八月。）恂留守金墉，（见第三章第二节。）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领军元俨，勒门防遏，夜得宁静。厥明，尚书陆琇驰启高祖于南。高祖闻之骇惋。外寝其事，仍至汴口而还。引见群臣于清徽堂。高祖曰：“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恂欲违父背尊，跨据恒、朔，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乃废为庶人。置之河阳。（汉县，晋省，魏复置，在今河南孟县西。）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恂在困踬，颇知咎悔。恒读佛经，礼拜，归心于善。高祖幸代，遂如长安。（大和二十一年四月，齐建武四年。）中尉李彪，承间密表，告恂复与左右谋逆。高祖在长安，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献文子。奉诏赍椒酒诣河阳赐恂死。二十二年，（齐明帝永泰元年。）冬，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坐法当死，告廷尉：称恂前被摄之日，有手书自理不知状，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贾尚，寝不为间。尚坐系廷尉。时彪免归，高祖在邺，尚书表收彪赴洛，会赦，遂不穷其本末。贾尚出系，暴病数日死。案恂死时年十五，废时年仅十四，安知跨据恒、朔？则其事必别有主谋可知。穆泰之叛也，史云：泰时为定州刺史，（魏于中山置定州。）自陈病久，乞为恒州，遂转陆叡为定州，以泰代焉。泰不愿迁都，叡未发而泰已至，遂潜相扇诱，与叡及安陆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隆、业、超皆丕子。）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大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思誉等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朔州，魏置，今山西朔县。颐，景穆子阳平幽王新成之子。）颐伪许以安之，而密表其事。高祖乃遣任城王澄发并、肆兵以讨之。（并州治晋阳，今山西阳曲县。肆州治九原，在今山西忻县西。）澄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单车入代，出其不意。泰等惊骇，计无所出。焕晓谕逆徒，示以祸福。于是凶党离心，莫为之用。泰自度必败，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郭门，冀以一捷。不克，单马走出城西，为人禽送。（《澄传》：高祖遣澄，谓曰：“如其弱也，直往禽翦。若其势强，可承制发并、肆兵殄之。”澄行达雁门，大守夜告：“泰已握众，西就阳平城下聚结。”澄闻便速进。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须依敕召并、肆兵，然后徐动。”澄不听，而倍道兼行。又遣李焕先赴，至即禽泰。）澄亦寻到，穷治党与。（《澄传》云：狱禁者凡百余人。）高祖幸代，（《纪》：大和二十一年正月北巡，二月至平城。）亲见罪人，问其反状。泰等伏诛。（陆叡赐死于狱。）《新兴公丕传》：自高祖南伐以来，迄当留守之任。后又迁大传，录尚书。冯熙薨于代都，（熙，文明后兄。）丕表求銮驾亲临。诏曰：“今洛邑肇构，跂望成劳。开辟迄今，岂有以天子之重，亲赴舅国之丧？朕纵欲为孝，其如大孝何？纵欲为义，其如大义何？天下至重，君臣道县，岂宜苟相诱引，陷君不德？令、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陆叡传》：叡表请车驾还代，亲临冯熙之丧，坐削夺都督恒、肆、朔三州诸军事。）又诏以丕为都督，领并州刺史。丕前妻子隆，同产数人，皆与别居，后得宫人，所生同宅共产，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高祖之发平城，大子恂留于旧京。及将还洛，丕前妻子隆，与弟超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陉北。（见第二章第二节。）时丕以老居并州，虽不与其始计，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虑不成，口虽致难，心颇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谋，隆兄弟并是党。隆、超与元业等兄弟，并以谋逆伏诛。有司奏处孥戮。诏以丕应连坐，但以先许不死之身，躬非染逆之党，听免死，仍为大原百姓。其后妻二子听随。隆、超母弟及余庶兄弟，皆徙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案冯熙死于大和十九年三月。是岁，六月，诏恂赴平城宫。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恂传》云：二十年，改字宣道。迁洛，诏恂诣代都。及恂入辞，高祖曰：“今汝不应向代，但大师薨于恒壤，朕既居皇极之重，不容轻赴舅氏之丧，欲使汝展哀舅氏”云云。此与十九年六月之诏，当即一事，叙于二十年改字之后，盖《传》之误。《丕传》所谓高祖发平城，大子留于旧京者，当即此时。高祖若至代都，称兵要胁之事，其势必不可免，代都为旧人聚集之地，势必难于收拾，故高祖拒而不往；又虑群情之滋忿也，乃使恂北行以慰抚之；自谓措置得宜矣，然魏以大子监国，由来旧矣；禅代，献文又特创其例矣。泰等是时，盖犹未欲显叛高祖，特欲挟大子据旧都，胁高祖授以监国之任？（禅代盖尚非其意计所及。）高祖本使恂往，意在消弭衅端，不意恂亦为叛党所惑，还洛之后，犹欲轻骑奔代也。然此必非恂所能为，洛京中人，必又有与叛党通声气者矣，亦可见其牵连之广也。恂既废，叛党与高祖调停之望遂绝，乃又谋推阳平，亦所谓相激使然者邪？穆泰者，崇之玄孙。以功臣子孙尚章武长公主。文明大后欲废高祖，泰切谏，乃止。高祖德之，锡以山河，宠待隆至。陆叡，俟之孙。沈雅好学，折节下士。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又数征柔然有功。实肺胕之亲，心膂之任，乔木世臣，民之望也，而皆躬为叛首。《于烈传》言：代乡旧族，同恶者多，惟烈一宗，无所染预而已。当时情势，亦危矣哉？

龙门石窟

公元490年，24岁的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亲政，其当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493年）。龙门石窟始即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

南迁之计，于虏为损乎？为益乎？《齐书·王融传》：永明中，虏遣使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曰：“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冯、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类，居致乖阻。【6】何则？匈奴以毡骑为帷床，驰射为糇粮。冠方帽则犯沙陵雪，服左衽则风骧鸟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节其揖让，教以翔趋，必同艰桎梏，等惧冰渊，婆娑躃，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水草生，阻散马之适；秋风木落，绝驱禽之欢；息沸唇于桑墟，别踶乳于冀俗；听韶雅如聋聩，临方丈若爰居；冯、李之徒，固得志矣，虏之凶族，其如病何？于是风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动；拂衣者连裾，抽锋者比镞；部落争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举而兼吞，卞庄之势必也。”其于魏末丧乱，若烛照之矣。《魏书·孙绍传》：绍于正光后表言：“往者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故臣昔于大和，极陈得失；延昌、正光，奏疏频上。”今其所陈不可悉考，然谓武质而安，文华而乱，固已曲尽事情。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固不免有此祸。然遂终自安于夷狄可乎？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人如是，一族亦然。鸟飞准绳，岂计一时之曲直？是则以一时言，南迁于虏若为害，以永久言，于虏实为利也。孝文亦人杰矣哉！

《昭成子孙传》云：高祖迁洛，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至乃榜卖田宅，不安其居。昭成玄孙晖，乃请间言：“先皇移都，为百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且北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陛下当终高祖定鼎之业，勿信邪臣不然之说。”世宗从之。《肃宗纪》：熙平二年，（梁武帝天监十六年。）十月，诏曰：“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业，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此可见孝文虽雷厉风行，实未能使代都旧贵，一时俱徙，且于既徙者亦仍听其往还也。然以大体言之，南迁之计，固可谓为有成矣。

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大和十八年，（齐建武元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明年，六月，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又明年，正月，诏改姓元氏。又为其六弟各聘汉人之女，前所纳者，可为妾媵，事见《咸阳王禧传》。《传》又载：孝文引见群臣，诏之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所宜深戒。”又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合令御史牵下。”又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案民族根柢，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不则一切取之于人，仍必岿然独立为一民族。就国史观之，往昔入居中原诸族，及久隶我为郡县之朝鲜、安南，即其明证。人无不有恋旧之心，有恋旧之心，即无不自爱其语言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釐定，如立三长之制，及正官制，修刑法是也，别于他章述之。史称孝文“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大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此自不免过誉，然其于文学，非一无所知审矣。亦虏中豪桀之士也。

拓跋氏之任用汉人，始于桓、穆二帝。其时之卫操、姬澹、卫雄、莫含等，虽皆乃心华夏，非欲依虏以立功名，然于虏俗开通，所裨必大，则可想见。六修之难，晋人多随刘琨任子南奔，虏之所失，必甚巨也。（事见第四章第二节。《卫操传》云：始操所与宗室、乡亲入国者：卫懃、卫崇、卫清、卫沈、段业、王发、范班、贾庆、贾循、李台、郭乳。六修之难，存者多随刘琨任子遵南奔。）昭成愚憨，（观其见获后对苻坚之语可知，见第六章第三节。）其能用汉人，盖尚不逮桓、穆。其时汉人见用，著于魏史者，惟许谦、燕凤而已。（据《魏书·传》：凤为昭成代王左长史，谦为郎中令，兼掌书记。）道武性质，更为野蛮。破燕以后，不得不任用汉人，然仍或见诛夷，或遭废黜，实不能谓为能用汉人也。（《道武本纪》谓参合陂之捷，始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与参谋议。及并州平，初建台省，置百官，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又云：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此不过用为掾史之属而已，无与大计也。道武所用汉人，较有关系者，为许谦、燕凤、张衮、崔宏、邓渊、崔逞。谦、凤皆昭成旧人，其才盖非后起诸臣之敌。宏事略见第八章第六节。渊以从父弟晖与和跋厚善见杀。逞使妻与四子归慕容德，独与小子留平城，道武嫌之，遂借答晋襄阳戍将书不合杀之。张衮以先称美逞及卢溥，亦见黜废。《逞传》言：司马休之等数十人，为桓玄所逐，皆将来奔，至陈留南，分为二辈一奔长安，一归广固。大祖初闻休之等降，大悦。后怪其不至，诏兖州寻访。获其从者，皆曰：“闻崔逞被杀，故奔二处。”大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过者，多见优容。此亦不过一时之悔而已，以道武之猜忍好杀，又安知惩前毖后邪？）然既荐居中国之地，政务稍殷，终非鲜卑所能了，故汉人之见任者，亦稍多焉。崔浩见信于明元、大武二世，浩以谋覆虏诛，而大武仍任李孝伯；（孝伯为顺从弟。《传》云：自崔浩诛后，军国之谋，咸出孝伯，世祖宠眷亚于浩。）高允与立文成，初不见赏，（《允传》云：高宗即位，允颇有谋焉，司徒陆丽等皆受重赏，允既不蒙褒异，又终身不言。）文明后诛乙浑，乃引允与高闾入禁中，共参朝政；即可见此中消息。然允等之见任，实不过职司文笔而已，（《允传》云：自高宗迄于显祖，军国书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荐高闾以自代。《闾传》云：文明大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齐书·王融传》融上疏曰：“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以匈奴，备诸觇获。且设官分职，弥见其情。抑退旧苗，扶任种戚。师保则后族冯晋国，总录则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则丘颓、苟仁端，执政则目凌钳耳。至于东都羽仪，四京簪带，崔孝伯、程虞虬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止于中书，李思冲饰虏清官，游明根泛居显职。”虏之遇汉人如何，当时固人知其情也。《允传》言：允谏诤，高宗常从容听之。或有触迕，帝所不忍闻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辄求见。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礼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或有上事陈得失者，高宗省而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为不作书于人中谏之，使人知恶，而于家内隐处也？岂不以父亲，恐恶彰于外也？今国家善恶，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此岂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论。至朕所不乐闻者，皆侃侃言说，无所避就。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谏，岂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闻一正言，但伺朕喜时，求官乞职。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劳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笔匡我国家，不过著作郎，汝等不自愧乎？”于是拜允中书令，著作如故。夫以言不忍闻，遂令左右扶出，所谓礼遇甚重者安在？高宗之爱允，不过以不彰其过而已，此实好谀恶直，岂曰能容谏臣？允之谏诤，史所举者，营建宫室，及婚娶丧葬，不依古式，此并非听者所不乐闻；又以不显谏自媚；而其见宠，尚不逮把持弓刀之人，虏之视汉人何等哉？然史又言：“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初无谴咎”，盖允虽貌若蹇直，实不肯触虏之忌，其不欲尽忠于虏，犹崔宏之志也。《传》又言：高宗既拜允中书令，司徒陆丽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方言其贫。”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初与允同征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数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又云：是时贵臣之门，皆罗列显官，而允子弟皆无官爵。盖允之仕虏，特不得已求免死而已。【7】虽不逮崔浩之能密图义举，视屈节以求富贵者，其犹贤乎？允之见征，在大武神四年，宋文帝元嘉八年也。史云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盖大武之世征用汉人最盛者也。事见《魏书·本纪》。）即李冲见宠衽席之上，实亦佞幸之流，高祖特以大后私昵，虚加尊礼，非真与谋军国大计也。此外李彪、宋弁、郭祚、崔亮之徒，或佐铨衡，或助会计，碌碌者更不足道。虏之桢幹，仍在其种戚之手。此辈一骄奢疲耎，而其本实先拨矣。此则非迁都所能求益，抑且助长其骄淫，所谓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也。

第三节　齐魏兵争

南北之兵争，至宋末而形势一变。宋初，中国尚全有河南，魏大武之南伐，中国虽创巨痛深，然虏亦仅事剽掠，得地而不能守也。及明帝篡立，四境叛乱，淮北沦陷，魏人始有占据河南之心，至孝文南迁，而虏立国之性质亦一变；于是所争者西在宛、邓，中在义阳，东在淮上矣。

淮北沦没之后，宋、魏之使命仍通。后废帝元徽元年，魏孝文帝延兴三年也。《魏书·本纪》云：十月，大上皇帝亲将南讨，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然其后南巡，仅至怀州而还。（怀州，后魏置，治野王，今河南沁阳县。）明年，九月，《纪》又云：以刘昱内相攻战，诏将军元兰等五将三万骑，及假东阳王丕为后继伐蜀汉，而《列传》及《宋书》，皆不载其事，（《通鉴》因此未书其事，见《考异》。）盖兵实未出也。及齐高帝建元元年，乃命元嘉出淮阴，（大武子广阳王建闾之子，时为假梁王。《齐书·垣崇祖传》作伪梁王郁豆眷。）元琛出广陵，薛虎子出寿春。（代人。《北史》避唐讳作彪子。）初，高帝策虏，必以送刘昶为名出兵，所攻必在寿春，徙垣崇祖为豫州刺史以防之。明年，二月，元嘉、刘昶马步号二十万攻寿春，（《通鉴》：魏将薛道标趋寿阳，上使齐郡大守刘怀慰作将军薛渊书以招之。魏人闻之，召道标还，使梁郡王嘉代之。）为崇祖所破。攻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又为徐州刺史崔文仲所败。虏又遣兵向司州。分兵出兖、青界，围朐山。（见第九章第二节。）戍主玄元度固守。青、冀二州刺史卢绍之遣子奂往援。潮水至，虏淹溺，元度出兵奋击，大破之。虏乃遣冯熙迎嘉等还。是岁，七月，角城戍主降魏。（角城晋县，在今江苏淮阴县南。）魏诏徐州刺史元嘉赴接。十月，又命冯熙为西道都督，与桓诞出义阳。诞者，大阳蛮酋，（大阳，戍名，在今湖北蕲春县西北。）自云桓玄之子，以宋明帝末降魏者也。时李安民行淮、泗诸戍。三年，（魏大和五年。）正月，破虏军于淮阳。（见第九章第五节。）冯熙向司州，（冯熙，《齐书·魏虏传》作冯莎。）荒人桓天生说熙云：诸蛮皆响应。熙至，蛮竟不动。熙大怒，于淮边猎而去。高帝未遑外略，既克，乃遣后军参军车僧朗北使。先是宋使殷灵诞、苟昭先在虏。闻高帝登极，灵诞谓虏典客曰：“宋、魏通好，忧患是同，宋今灭亡，魏不相救，何用和亲？”及虏寇豫州，灵诞因请为刘昶司马，不获。僧朗至北，虏置之灵诞下，僧朗立席言曰：“灵诞昔是宋使，今成齐民，实希魏主，以礼见处。”灵诞交言，遂相忿詈。刘昶赂客贾奉君，于会刺杀僧朗。虏即收奉君诛之。殡敛僧朗，送丧随灵诞等南归，厚加赠赙。世祖践阼，昭先具以启闻。灵诞下狱死。灵诞既欲尽忠于宋，即宜终殁虏廷，乃复顾恋家园，随丧南返，足见外托尽忠一姓之名，而忘夷夏之大界者，必无端人正士也。永明元年，（魏大和七年。）魏使李彪来，齐使刘缵报聘，使命复通。五年，（魏大和十一年。）桓天生与雍、司蛮虏相扇动，据南阳故城，攻舞阴。（见《齐书·陈显达传》。舞阴，汉县，后魏置郡，在今河南泌阳县西北。）虏遣骑万余人助之。至比阳，（亦作沘阳，汉县，在今河南泌阳县西。）为戴僧静等所破。天生亦为舞阴戍主殷公愍所破。明年，天生复引虏出据隔城，（在今河南桐柏县西北。）遣曹虎讨拔之。十一年，（魏大和十七年。）二月，雍州刺史王奂辄杀宁蛮长史刘兴祖。上怒，遣中书舍人吕文显、直将军曹道刚领斋仗五百人收奂，镇西司马曹虎从江陵步道会襄阳。奂第三子彪，闭门拒守。司马黄瑶起，宁蛮长史裴叔业于城内起兵攻奂，斩之。彪及弟爽、弼，女婿殷叡皆伏诛。长子融，融弟琛，于都弃市。琛弟肃、秉并奔魏。奂，景文兄子，蕴之兄也，武帝本疑之，以王晏言得解，及是诛灭焉。是岁，七月，魏孝文借南伐为名，定迁都之计，事已见前。《齐书·魏虏传》云：北地人支酉，（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聚数千人，于长安城北西山起义。使告梁州刺史阴智伯。秦州人王广，起义应酉，攻获伪刺史刘藻。（《魏书·藻传》藻为秦州刺史。孝文南伐，以为东道都督。秦人纷扰。诏藻还州，人情乃定。不知宋人传闻不实邪？抑魏人自讳其丧败也。）秦、雍间七州民皆响震，众至十万，各自保壁望救。宏遣弟伪河南王干、尚书卢阳乌击秦、雍义军，大败。（时虏使赵郡王干督关右诸军事，卢渊为副。干，献文子。）酉进至咸阳北浊谷，（咸阳，见第六章第四节。）围伪司空长洛王缪老生，（《魏书》穆亮。）大破之，老生走还长安。阴智伯遣数千人应接。酉等进向长安，所至皆靡。会世祖崩，宏闻关中危急，乃称闻丧退师。遣杨大眼等数万人攻酉。酉、广等皆见杀。案孝文此次南伐，虽云意在迁都，然其人初非无意于猾夏者，盖既欲迁都京洛，则宛、邓、义阳，皆迫圻甸，其形势，迥非立国平城时比矣。故《魏书·王肃传》，谓肃降魏，劝以大举，而其图南之志转锐也。明年，为明帝建武元年，（魏大和十八年。）齐使雍州刺史曹虎诈降，以刺魏情。魏遂使薛真度出襄阳，刘昶出义阳，元衍出钟离，刘藻出南郑。孝文亦自将南伐，至县瓠。又明年，（建武二年，魏大和十九年。）齐使王广之督司，萧坦之督徐，沈文季督豫以拒之。又使青、冀二州刺史张冲出兵，分其军势。魏孝文自渡淮攻钟离，为徐州刺史萧惠休所破。乃借冯诞死为名，（诞，熙子，时为司徒。）遣使临江，数明帝杀主自立之罪而还。刘昶与王肃围义阳，司州刺史萧诞固守。王广之遣萧衍等间道先进，内外合击，破之。元英围南郑，（英，景穆子南安惠王桢之子。）刺史萧懿固守，自春至夏六十余日。懿又使氐人杨元秀还仇池，说氐起兵，断虏运道。英乃退入斜谷。（参看下节。斜谷，在今陕西郿县西南。）四年，魏大和二十一年。魏孝文又大举入寇。过赭阳、南阳，留兵攻之，而自南至新野。（赭阳，后魏县，在今河南叶县西南。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新野，见第三章第三节。）十月，四面进攻，不克，乃筑长围守之。【8】曹虎与南阳大守房伯玉不协，顿兵樊城不进。（樊城，见第五章第二节。）齐遣萧衍、张稷救雍州。十二月，又遣崔慧景总督众军。明年，为永泰元年，（魏大和二十二年。）正月，新野大守刘思忌，煮土为粥，而救兵不至。城陷。虏缚思忌问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宁为南鬼，不为北臣。”乃杀之。于是湖阳、赭阳、舞阴、顺阳诸戍并弃城走。（湖阳，汉县，在今泌阳县南。顺阳，见第三章第九节。）舞阴城主，即黄瑶起也。虏军追获之。王肃募人脔食其肉，亦可谓行如野番矣。【9】二月，房伯玉降虏。初薛真度南侵，为伯玉所破。《齐书·魏虏传》言：魏孝文因此怒，以南阳小郡，誓取灭之，故自率军向雍州。案孝文是役，似因先不得志于淮上而然，谓其甘心于南阳一城，似未必确，然其至南阳，使数伯玉三罪，而败薛真度居其一，则其未能忘情于丧败可知也。伯玉虽力屈而降，然虏以为龙骧将军，不肯受。高宗知其志，月给其子希哲钱五千，米二十斛。后伯玉就虏求南边一郡，为冯翊大守，（此冯翊郡当在今河南境，未详所治。）生子，幼便教其骑马，常欲南归。永元末，希哲入虏，伯玉大怒曰：“我力屈至此，不能死节，犹望汝在本朝，以报国恩。我若从心，亦欲间关求返。汝何为失计？”遂卒虏中。亦可哀矣。齐又遣陈显达救雍州。崔慧景至襄阳，五郡已役，（胡三省曰：五郡，谓南阳、新野、南乡、北襄城，并西汝南、北义阳二郡大守也。案南乡即顺阳郡治。北襄城治堵阳。西汝南，在今泌阳县西北。北义阳，在今河南信阳县南。）乃分军助戍樊城。三月，慧景与萧衍等五千余人进行邓城。（汉邓县，晋分置邓城县，在今湖北襄阳县北。）虏以大军乘之。慧景败绩。孝文帝自追之。至樊城，曹虎固守。虏耀兵襄阳而还。先是明帝令徐州刺史裴叔业援雍州。叔业启：北人不乐远行，惟乐侵伐虏界，则雍、司之贼，自然分张。上从之。徙叔业为豫州刺史。叔业围涡阳，（后魏县，今安徽蒙城县，时为其南兖州治。）分兵攻龙亢戍。（在今安徽怀远县西北，虏马头郡治此。）虏徐州刺史广陵王率二万人、骑五千匹至龙亢，叔业大败之。时王肃方攻义阳，孝文帝闻之，使解围赴涡阳。叔业见兵盛，委军遁走。明日，官军奔溃。虏追之，伤杀不可胜数。叔业还保涡口。是岁，七月，明帝崩。九月，孝文称礼不伐丧，自县瓠还。明年，为东昏侯永元元年，（魏大和二十三年。）陈显达督崔慧景等军四万围南乡界马圈城。（在今河南邓县东北。）四十日，取之。遣兵进取南乡。三月，孝文复南伐，至马圈。显达走均口。（均水入汉之口。《梁书》、《南史》皆作汋均口，汋当作汹，均乃后人旁注，误入正文。）台军缘道奔退，死者三万人。孝文帝旋死，子宣武帝立。明年，裴叔业降魏。魏使奚康生、杨大眼入据，又以彭城王勰领扬州刺史，与王肃勒步骑十万赴之。齐以萧懿为豫州刺史。懿屯兵小岘，（见第九章第二节。）使胡松、李居仕据死虎，（见第九章第四节。）为肃所破。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合肥，（见第三章第九节。）亦为魏兵所禽。陈伯之又以水军败于肥口。寿春遂入于魏，魏置兵四万以戍之。案齐自高帝至明帝三世，皆颇有意于恢复。高帝尝敕垣崇祖曰：“卿视吾，是守江东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残丑。”淮北义民桓磊块，于抱犊固与虏战，大破之。（抱犊山，在今山东峄县北。）徐州刺史崔文仲驰启。上敕曰：“北间起义者众，深恐良会不再至，卿善奖沛中人，若能一时攘袂，当遣一佳将直入也。”（事在建元三年，见《齐书·崔祖思传》。）淮阳之捷，徐州人桓摽之、兖州人徐猛子等合义众数万，砦险求援。诏李安民赴救。安民留迟，虏急攻摽之等，皆没，上甚责之。周山图为兖州刺史，淮北四州起义，（谓宋明帝时所失青、冀、徐、兖之地。）上使自淮入清，倍道应赴。敕曰：“若不藉此平四州，非丈夫也。”（义众已为虏所没，山图仅拔三百家还淮阴。）又以彭、沛义民起，遣曹虎领六千人入涡，王广之出淮上。广之家在彭、沛，启求招诱乡里、部曲，北取彭城。上许之，以为徐州刺史。广之引军过淮，无所克获，坐免官。武帝尝于石头造灵车三千乘，欲自步道取彭城。（见《魏虏传》。）又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辄观览焉。（见《王融传》。南琅邪，见第九章第三节。）孔稚珪表劝明帝遣使与虏言和，帝不纳。永明中，祖冲之造《安边论》，欲开屯田，广农殖。建武中，明帝使冲之巡行四方，兴造大业可以利百姓者。会连有军事，事竟不行。四年，徐孝嗣又以缘淮诸镇，皆取给京师，费引既殷，漕运艰涩，聚粮待敌，每若不周，表立屯田。事御见纳。时帝已寝疾，又兵事未已，亦竟不施行。盖三主御宇，仅二十年，又非闲暇之时，故虽有志而未逮也。至东昏失寿春，而形势愈恶矣。《魏书·高闾传》：孝文攻钟离，未克，将于淮南修故城而置镇戍，以抚新附之民，赐闾玺书，具论其状。闾表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骑数十万，南临瓜步，诸郡尽降，而斑师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辟一廛。夫岂无民？以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原，伐木必拔其本。寿阳、盱眙、淮阴，淮南之原本也。三者不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敌之大镇，隔深淮之险，少置兵不足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充。又欲附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溯淮而上，须经角城；淮阴大镇，舟船素蓄，敌因先积之资，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长，救援实难。”孝文乃止。及还，告闾，谓以彼诸将，并列州镇，至无所获。盖时淮北虽亡，而淮南之形势，尚称完固如此。魏孝文之渡淮，兵力不为不厚，而迄未能得志，乃裴叔业一叛，举寿春拱手而授诸人，内乱之招致外侮，诚可惧也。

［北魏］孝文帝礼佛图

第四节　梁初与魏战争

齐末荆、雍之衅既启，魏人颇有欲乘机进取者。元嵩时为荆州刺史，（嵩，任城康王云之子。云见第一节。魏荆州，初置于上洛，今陕西商县。大和中改为洛州，移荆州于鲁阳，今河南鲁山县。后又移治穰城，今河南邓县。）表言：“流闻萧懿于建业阻兵，与宝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并是宝卷之弟，必有图衍之志。臣若遗书相闻，迎其本谋，冀获同心，并力除衍。一衍之后，彼必还师赴救丹阳，当不能复经营疆垂，全固襄、沔，则沔南之地，可一举而收。缘汉曜兵，示以威德。思归有道者，则引而纳之；受疑告威者，则援而接之。总兵伫锐，观衅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息懈之势已著，便可顺流摧锋，长驱席卷。”诏曰：“所陈嘉谋，深是良计。如当机可进，任将军裁之。”已而无所举动，盖以荆、郢已一故也。及梁武帝起兵，元英时在洛阳，又请躬指沔阴，据襄阳，进拔江陵；又命扬、徐俱举。（英时行扬州事。）事寝不报。英又奏欲取义阳。尚书左仆射源怀亦以为请。以梁武已克，遂停。此于魏为失机，若当时乘机进取，则齐、梁相持颇久，魏纵不能大有所获，中国亦必不能一无所失矣。内乱之招致外患，诚可惧也。

魏宣武帝即位时，年尚幼，诸王又颇有觊觎之心，国家未宁，实不能更图南牧。故其用兵，绝无方略。齐、梁相毙，既失乘衅之机，逮梁事已定，乃又信降人而轻动干戈焉。梁武帝天监二年，（魏宣武帝景明四年。）四月，时萧宝夤在魏，（宝寅，《魏书》及《北史》皆作宝夤。）伏诉阙下，请兵南伐，陈伯之亦请兵立效；魏乃以宝夤为扬州刺史，配兵一万，令且据东城，（宋县，当在今江苏境。）待秋冬大举；而以伯之为江州刺史，戍扬石。（亦作羊石，城名，在今安徽霍丘县南。）以任城王澄总督二镇，授之节度。（澄云子。）澄表言：“萧衍频断东关，（在今安徽巢县。）欲令巢湖泛溢。若贼计得成，则淮南诸戍，必同晋阳之事。寿阳去江，五百余里，众庶皇皇，并惧水害。事贵应机，经略须早。纵混一不可必，江西自是无虞。”于是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一千五百匹，令中秋之中，毕会淮南，（魏冀州，治信都，见第四章第二节。定州，见第二节。瀛州，治乐成，今河北河间县。相州，见第八章第二节。并州，见第二节。济州，治碻磝，见第六章第五节。）并寿阳先兵三万，委澄经略。（三年，魏正始元年。）三月，宝夤行达汝阴，（见第四章第二节。）东城已陷，遂停寿春。澄遣统军傅竖眼等进攻大岘、东关、九山、淮陵等地。（大蚬，见第七章第四节。九山在盱眙。淮陵侨县，在今安徽凤阳县境。）澄总勒大军，络绎相接。既而遇雨，淮水暴长，澄引归寿春。《魏书·澄传》云：失兵四千余人，然有司奏夺其开府，又降三阶，恐所失必不止此矣。

元英以天监二年八月，进攻义阳。明年，围之。时城中众不满五千，食裁支半岁。魏军攻之，昼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随方抗御，皆应手摧却。相持百余日，前后斩获，不可胜计。虏甚惮之，将退。会道恭疾笃，乃呼兄子僧勰，从弟灵恩，及诸将帅，谓曰：“吾受国厚恩，不能破灭寇贼，今所苦转笃，势不支久，汝等当以死固节，无令没有遗恨。”又令取所持节。谓僧勰曰：“禀命出疆，冯此而已。即不能奉以还朝，方欲携之同逝，可与棺柩相随。”众皆流涕。五月，卒。虏知道恭死，攻之转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及后将军王僧昞步骑三万救义阳。僧昞二万据凿岘，（当在合肥与大小岘之间。）景宗一万继后。僧昞军为元英所破。景宗亦不得前。马仙琕继之，尽锐决战，一日三交，皆不克。（据《魏书·元英传》。）八月，义阳粮尽，城陷。三关之戍闻之，亦弃城走。（三关：东曰武阳；西曰平靖；中曰黄岘，亦作广岘；在今河南信阳县南。）于是魏封英为中山王，而梁以南义阳置义州。（南义阳，在今湖北安乡县西南。）先一月，角城戍主柴广宗，亦以城降魏。（角城，见上节。）淮水上下游，同时告警矣，而梁州之变又起。

时有夏侯道迁者，谯国人。（见第三章第三节。）仕宋明帝。随裴叔业至寿春，为南谯大守。（南谯，见第十章第十节。）两家虽为姻好，而亲情不协，遂单骑奔魏。又随王肃至寿春。肃死，（魏景明二年，齐和帝中兴元年。）道迁弃戍南叛。梁武帝以庄丘黑为梁、秦二州刺史，镇南郑。黑请道迁为长史，带汉中郡。黑死，武帝以王珍国为刺史。未至，道迁阴图归魏。初杨头之戍葭芦也，宋复以杨保宗子元和为征虏将军。（孝武帝孝建二年。）元和继杨氏正统，群氐欲相宗推，而年少才弱，不能绥御。头母妻子弟，并为索虏所执，而头至诚奉顺，无所顾怀。雍州刺史王谟，请授头西秦州，假节，孝武帝不许。后立元和为武都王，治白水。（《魏书·氐传》云：既为白水大守。白水，齐县，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南。）不能自立，复走奔索虏。元和从弟僧嗣自立，还戍葭芦。（《魏书》云：僧嗣为元和从叔。案僧嗣为文度兄，文度与文德、文弘，当系昆弟，则作从叔为是。）宋以为仇池大守。后又以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明帝泰始二年。）卒，弟文度自立。泰豫元年，以为略阳大守，封武都王。文度贰于魏，魏献文帝授以武兴镇将。（武兴，城名，在今陕西略阳县。）既而复叛魏。后废帝元徽四年，以为北秦州刺史。文度遣弟文弘伐仇池。（文弘，《魏书》避献文讳，书其小名曰杨鼠。）顺帝升明元年，以文弘为略阳大守。魏使皮欢喜等攻葭芦，破之，（皮欢喜，豹子子。《魏书·本传》但名喜。）斩文度首。难当族弟广香，先奔虏，及是，虏以为阴平王、葭芦镇主。文弘退治武兴。宋以为北秦州刺史，袭封武都王。文弘亦使谢罪于魏。魏以为南秦州刺史、武都王。齐高帝建元元年，广香反正。以为沙州刺史。范柏年诛，李乌奴奔叛，（见第九章第一节。）文弘纳之。帝以文弘背叛，进广香为西秦州刺史，子炅为武都大守。以难当正胤后起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后起为文弘从兄子，则系难当之孙。）镇武兴。三年，文弘归降，复以为北秦州刺史。魏孝文帝亦以文弘爵授后起，而以文弘子集始为白水大守。广香病死，氐众半奔文弘，半诣梁州刺史崔慧景。文弘遣后起进据白水。四年，后起卒，诏以集始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后起弟后明为白水大守。魏亦以集始为武都王。集始朝于魏，魏又以为南秦州刺史、武兴王。武帝永明十年，集始反，率氐、蜀、杂虏寇汉川。刺史阴智伯遣兵击败之。集始入武兴，以城降虏。氏人苻幼孙起义攻之。明帝建武二年，氐、虏寇汉中。梁州刺史萧懿，遣后起弟子元秀收合义兵。氏众响应。断虏运道。虏亦遣伪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杨灵珍据泥山，（未详。）以相拒格。（参看上节。）元秀病死，苻幼孙领其众。杨馥之聚义众屯沮水。（出今陕西中部县，东流入洛。）集始遣弟集朗迎拒州军，大败。集始走下辨。（见第五章第一节。）馥之据武兴。虏军寻退。馥之留弟昌之守武兴，自引兵据仇池。以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四年，杨灵珍据城归附。攻集始于武兴，杀其二弟集同、集众。集始穷急，请降。以灵珍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东昏侯永元二年，复以集始为北秦州刺史。梁武帝天监初，亦以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死，子绍先袭。魏亦以为南秦州刺史、武兴王。初，齐武帝以杨炅为沙州刺史、阴平王。（《齐书·氐传》。下文又云：隆昌元年，以炅为沙州刺史，未知孰是。）明帝建武三年，死，子崇祖袭。崇祖死，子孟孙立。及是，以孟孙为沙州刺史、阴平王。二年，以灵珍为北梁州刺史、仇池王。（《南史·氐传》。《魏书·夏侯道迁传》云：以为征虏将军，假武都王，或在此授之后邪？）灵珍助戍汉中，有部曲六百余人，道迁惮之。时绍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义。武兴私署侍郎郑洛生至汉中，道迁使报绍先并集起等，请其遣军以为腹背。集起、集义贪保边蕃，不欲救之，而集朗还至武兴，使与道迁密议。（据道迁叛后上魏主表。表又言：“中于寿阳，横为韦缵所谤，理之曲直，并是杨集朗、王秉所悉”，则集朗与道迁同在寿阳。又案《魏书·道迁传》云：年十七，父母为结昏韦氏。道迁云：欲怀四方之志，不欲取妇。家人咸谓戏言。及至昏日，求觅不知所在。于后访问，乃云逃入益州。道迁之与武兴相勾结，当在此时。当狡焉思启之时，实不应令此等人在于疆埸也。）梁使吴公之等至南郑，知其谋，与府司马严思、臧恭，典签吴宗肃、王胜等共杨灵珍父子谋诛之。道迁乃伪会使者，请灵珍父子。灵珍疑而不赴。道迁乃杀五人。驰击灵珍，斩其父子。并送五首于魏。即遣驰告集朗求援。白马戍主尹天宝围南郑。（阳平关，在今陕西沔县西北，南北朝时谓之白马戍。）武兴军蹑其后。天宝之众宵溃。依山还白马。集朗禽斩之。道迁遂据城归魏。时天监四年正月也。（魏正始元年闰十二月。）魏授道迁豫州刺史，（时魏豫州治县瓠。）而以尚书邢峦督梁、汉诸军事。

邢峦至汉中，遣兵陷关城。（此关城亦曰阳平关，在今陕西宁羌县西北。）又遣统军李义珍攻晋寿。晋寿大守王景胤宵遁。时梁益州刺史邓元起，以母老乞归供养，诏许焉，以西昌侯渊藻代之。（长沙嗣王业之弟。）《梁书·元起传》云：元起以乡人庾黔娄为录事参军，又得荆州刺史萧遥欣故客蒋光济，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娄甚清洁，光济多计谋，并劝为善政。元起之克刘季连也，城内财宝无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论财色；性本能饮酒，至一斛不乱，及是绝之；蜀土翕然称之。元起舅子梁矜孙，性轻脱，与黔娄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城中称有三刺史，节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娄、光济，而治迹稍损。夏侯道迁叛，尹天宝驰使报蜀，东西晋寿，并遣告急。（此处于《梁书》元文有删节。元文云：“夏侯道迁以南郑叛，引魏人。白马戍主尹天宝驰使报蜀。魏将王景胤、孔陵寇东西晋寿，并遣告急。”《南史》则云：“道迁以南郑叛，引魏将王景胤、孔陵攻东西晋寿，并遣告急。”据《魏书·邢峦传》，则王景胤为梁晋寿大守，孔陵亦梁将，为王足所破者。疑《梁书》元文，当作魏将某某寇东西晋寿，大守王景胤，某官孔陵并遣告急，文有夺佚，传写者以意连属之，以致误缪，《南史》误据之，而又有删节也。【10】东晋寿在今四川广元县，西晋寿在今四川昭化县境。）众劝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万里，军不卒至。若寇贼浸淫，方须扑讨，董督之任，非我而谁？何事匆匆便救？”黔娄等苦谏，皆不从。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讨诸军，将救汉中。比是，魏已攻陷两晋寿。渊藻将至，元起颇营还装，粮储器械，略无遗者。（以上《南史》同。）渊藻入城，甚怨望。因表其逗留不忧军事。收付州狱。于狱自缢。《南史》则云：萧藻入城，（《南史》避唐讳，单称渊藻为藻。）求其良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以马为？”藻恚，醉而杀之。【11】元起麾下围城哭，且问其故。藻惧，曰：“天子有诏。”众乃散。遂诬以反。帝疑焉。故吏广汉罗研诣阙讼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让藻曰：“元起为汝报仇，（胡三省曰：谓协力诛东昏，报其父仇。）汝为仇报仇，忠孝之道如何？”观史传之文，谓元起逗留不救汉中，必系渊藻之诬蔑。观下引邢峦及罗研所言蜀中空尽之状，盖因军资不足，欲遄征而未果也。于是魏以邢峦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人严玄思附魏，攻破其郡，杀大守庞景民。（巴西，见第三章第六节。）魏统军王足，频破梁军，遂入剑阁，围涪城。（见第三章第六节。）峦表曰：“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惟资水路。萧衍兄子渊藻，去年四月十三日发扬州，今岁四月四日至蜀。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益州顷经刘季连反叛，邓元起攻围，资储散尽，仓库空竭，今犹未复。兼民人丧胆，无复固守之意。二可图也。萧渊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治务。今之所任，并非宿将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图也。蜀之所恃，惟在剑阁。既克南安，（宋郡，今四川剑阁县。）已夺其险。从南安向涪，方轨任意。前军累破，后众丧魂。四可图也。渊藻是萧衍兄子，逃亡当无死理。脱军克涪城，复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斗，庸、蜀之卒，惟便刀矟，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伤人。五可图也。今若不取，后图便难。辄率愚管，庶几殄克。如其无功，分受宪坐。且益州殷实，户余十万，寿春、义阳，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实在于兹。”诏曰：“若贼敢窥窬，观机翦扑；如其无也，则安民保境，以悦边心；子蜀之举，更听后敕。”峦又表曰：“昔邓艾、钟会，率十八万众，倾中国资给，裁得平蜀，所以然者，斗实力故也。况臣才绝古人，智勇又阙，复何宜请二万之众，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据得要险，士民慕义；此往则易，彼来则难；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进，已逼涪城。脱得涪城，益州便是成禽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梓潼，见第三章第六节。）民户数万，朝廷岂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则已一万，臣今请二万五千，所增无几。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图涪城，以渐而进。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外无援军，孤城自守，复何能持久？臣今欲使军军相次，声势连接，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又巴西、南郑，相离一千四百，去州迢递，恒多生动。昔在南之日，以其统绾势难，故增立巴州，镇静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罢。彼土民望，严、蒲、何、杨，非唯三五。族落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不为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能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巴境民豪，便是无梁州之分。是以郁怏，多生动静。比建义之始，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克城已来，仍使行事。巴州广袤一千，户余四万。若彼立州，镇摄华、獠，则大帖民情，从垫江已还，不复劳征，自为国有。”（垫江，见第三章第六节。）世宗不从。又王足于涪城辄还。（足事《魏书》附见《崔延伯传》。云隶邢峦伐蜀，所在克捷，诏行益州刺史。遂围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复以羊祉为益州，足闻而引退，后遂奔萧衍。）遂不能定蜀。峦遣军主李仲迁守巴西。仲迁得梁将张法养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费兵储，专心酒色。公事谘承，无能见者。峦忿之切齿。仲迁惧，谋叛。城人斩其首，降梁将谯希远。遂复巴西。杨集义恐武兴不得久存，扇动诸氐，推绍先僭号。集起、集义并称王。引梁为援。邢峦遣传竖眼攻武兴，克之，执绍先，送于魏都。遂灭其国，以为武兴镇。复改镇为东益州。（《北史·氐传》云：前后镇将唐法乐，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氐豪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为忧。正光中，魏子建为刺史，以恩信招抚，风化大行，远近款附，如内地焉。后唐永代子建为州，氐人悉反，永弃城东走，自此复为氐地。魏末，天下乱，绍先奔还武兴，复自立为王。周文定秦、陇，绍先称藩，送妻子为质。死，子辟邪立。大统十一年，于武兴置东益州，以辟邪为刺史。废帝二年，讨平之。先是氐酋杨法深据阴平称王，亦盛之苗裔也。从尉迟迥定蜀。军回，法深与其宗人崇集、陈侳各拥众相攻，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处之。案西魏大统十一年，为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废帝二年，元帝承圣二年也。《南史·武兴传》：杨孟孙死，子定袭封爵。绍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克复汉中，智慧上表，求率户四千内附，诏许焉，即以为东益州。杨氏传世始末，大略如此。）案恢复之略，必宜规取秦川，规取秦川，蜀、汉实其根本，第八章第七节已言之；而其地又据荆、郢上流，方舟而下，实有建瓴之势，从来立国江东者，不得巴、蜀，未有能久存者也。魏孝文时，元英攻梁州，召雍、泾、岐三州兵六千人，（魏雍州治长安。泾州治今陕西泾县。岐州治雍，今陕西凤翔县。）拟戍南郑，克城则遣。李冲表谏，言“敌攻不可卒援，食尽不可运粮，南郑于国，实为马腹。”乃止。盖南山之未易逾如此。乃道迁一叛，举梁州拱手而授诸人，而益州且几至不保，内奸之为祸，亦云烈矣。然亦非徒一二内奸，遂能为祸也。《南史·罗研传》：（附《邓元起传》后。）齐苟儿之役，临汝侯嘲之曰：“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于此。”（临汝侯渊猷，渊藻弟。齐苟儿，当时叛者，尝以十万众攻州城。）对曰：“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其时蜀中民生之困如此。据《魏书·本纪》所载，王足入蜀，所向摧陷，梁诸将败亡相系，奏报之辞，固难尽信，然蜀中兵力之不竞，则百喙莫能解矣。如此局势，犹使裙屐少年处之，梁武帝可谓知兵，可谓能用人乎？而未已也，犹子方失地于西，介弟又舆尸于东。

梁武帝手拿经卷画像

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十月，梁帝萧衍兴师攻魏，以失败告终。梁与魏互攻20余年，双方互有胜负，但各自均未实现战争目的。

天监四年，（魏正始二年。）十月，武帝诏大举北伐。以临川王宏为都督。明年，（魏正始三年。）三月，陈伯之自寿阳率众来降。五月，张惠绍克宿豫。（见第七章第四节。此时为魏南徐州治。）昌义之克梁城。（东晋时侨立之梁郡，在今安徽凤阳县西南。）韦叡克合肥。（六月，迁豫州于此。）裴邃克羊石。又克霍丘。（戍名。隋时置县，即今安徽霍丘县也。）六月，桓和克朐山。（见第九章第五节。）七月，又取孤山、固城。（孤山，未详。固城，或云即抱犊崮城。）魏以中山王英督扬、徐二道诸军，又以邢峦督东讨诸军事。峦复陷宿豫及淮阳。临川王宏次洛口，（在凤阳西南，梁城之东。）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而宏部分乖方，多违朝制。诸将欲乘胜深入，宏闻魏援近，畏懦不敢进。召诸将，议欲还师。诸将多不同。宏不敢便违群议，停军不前。吕僧珍欲遣裴邃分军取寿阳，大众停洛口。宏固执不听。乃令军中曰：“人马有前行者斩。”自是军政不和，人怀愤怒。九月，洛口军溃。宏弃众走。其夜，暴风雨，军惊，宏与数骑逃亡。诸将求宏不得，众散而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强壮仅得脱身。张惠绍次下邳，（见第三章第三节。）闻洛口败，亦退。案是时梁人之兵力，必非不能敌魏，然以如是不和之众而与敌遇，则必无幸矣，亦无怪宏之不敢战也。然诸将所以不和，实因元帅不得其人之故，梁武此举，几于视国事如儿戏矣。

洛口之师既败，魏人遂乘机进取。十一月，围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众号百万。连城四十余。钟离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阳州两岸作浮桥，跨淮通道。（邵阳州，在今安徽凤阳县北。）元英据东岸，杨大眼据西岸以攻城。时城中众裁三千。昌义之督率之，随方抗御。魏军乃以车载土填堑，使其众负土随之，严骑自后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堑满。英与大眼，躬自督战，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又设飞楼及冲车以撞之。然不能克，魏诏邢峦帅师会之。峦言钟离不可取，弗听。峦又表言：“征南军士，（元英时为征南将军。）从戎二时，疲敝死病，量可知已。彼牢城自守，不与人战；城堑水深，非可填塞；空坐到春，则士自疲苦。若信臣言也，愿赐臣停；若谓臣难行，求回所领兵统，悉付中山，任其处分。”又不许。峦累表求退，乃许之。更命萧宝夤往。《魏书·范绍传》云：任城王澄请征钟离，敕绍诣寿春，共量进止。澄曰：“须兵十万。往还百日。”绍曰：“十万之众，往还百日，须粮百日。顷秋已乡末，方欲征召，兵仗可集，恐粮难至。有兵无粮，何以克敌？”澄沉思良久，曰：“实如卿言。”盖欲克钟离，必于春水生前，故自秋末以百日计也。时又诏绍诣钟离，与元英论攻取形势。英固言必克。绍观其城隍形势，劝令班师。英不从。魏朝诏英有云：“师行已久，士马疲瘠，贼城险固，卒难攻屠”，盖动于绍与邢峦之说也，而英自诡四月必克，亦可谓贪功矣。梁武帝诏曹景宗往援，又诏韦叡会焉。进顿邵阳州。六年，（魏正始四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长六七尺。武帝先诏景宗等逆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计。及是，令景宗与叡，各攻一桥。景宗攻其南，叡攻其北。斗舰竞发，皆临敌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倏忽间，桥尽坏。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魏人大溃。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昌义之出逐元英，至于洛口。英以匹马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骸枕藉。生禽五万余。收其军粮、器械，积如山岳，牛、马、驴、骡，不可胜计。此为南北交战以来南朝所未有之一大捷，洵足寒鲜卑之胆已。元英、萧宝夤皆坐除名；任城王澄夺开府，降三阶；杨大眼徙营州为兵；（魏营州，治和龙。）亦可见其丧败之烈矣。

司州之陷也，魏人以为郢州，以司马楚之之孙悦为刺史。后以为豫州，而以娄悦行郢州事。天监七年，（魏宣武帝永平元年。）九月，魏郢州司马彭增，治中督荣祖潜引梁军。三关之戍并降。娄悦婴城自守。十月，魏阳关主许敬增以城内附。（阳关，未详。）诏大举北伐。使始兴王憺入清，王茂向宿豫。县瓠镇主白皂生（《魏书》作早生。）杀司马悦，（《梁书·马仙琕传》作司马庆增。按《魏书·列传》，悦字庆宗。）推乡人胡逊为刺史，以城内附。诏司州刺史马仙琕赴之。又遣直阁将军武会超、马广为援。仙琕进顿楚王城。在今河南新蔡县境。遣别将齐苟儿，（《南北史》同。《魏书》作苟仁。）以兵三千，助守县瓠。广、会超等守三关。魏中山王英以步骑三万赴之。与邢峦共攻县瓠。十二月，陷之。斩皂生，执苟儿。宁朔将军张道凝屯楚王城，弃城南走。英追击，斩之。八年，（魏永平二年。）正月，进攻武阳关，禽马广。遂攻黄岘、西关，武会超等亦退散。魏人遂复据三关。是月，魏镇东参军成景隽斩宿豫戍主严仲宝，以城内属。魏使杨椿以四万人攻之，不克。二月，其楚王城主李国兴亦复内附。白皂生之叛也，魏使其中书舍人董绍慰劳。至上蔡，（见第九章第五节。）被执，囚送江东。武帝放还，令通好，许以宿豫还魏，而要魏以汉中见归。魏人不许。

天监十年，（魏永平四年。）梁复有朐山之捷。是岁，三月，琅邪民王万寿（据《魏书·本纪》。）杀琅邪、东莞大守刘晰，（《梁书·马仙琕传》、《魏书·本纪》同。《梁书·本纪》作邓晰。）以朐山降魏，魏徐州刺史刘昶，使琅邪戍主傅文骥入据。梁使马仙琕攻之。魏使其荥阳大守赵遐及萧宝夤等先后往赴，皆无功。十一月，文骥以城降。昶退。诸军相寻奔遁。遇大寒雪，军人冻死及落手足者，三分之二。自朐山至于郯城，（汉县，今山东郯城县。）二百里间，僵尸相属。论者谓自魏经营江左，以钟离之败及是役，失利为最甚焉。（《萧宝夤传》云：惟宝夤全师而归。）《魏书》于是役，颇归咎于刘昶。然《游肇传》：（肇，明根子。）肇言：“梁于朐山，必致死而争之。假令必得，亦终难全守。知贼将屡以宿豫，求易朐山，臣谓此言可许。”世宗将从之，寻而昶败。则亦不能全为昶咎，盖以地利论，朐山固非魏所能争也。初郁州接近边垂，（即郁州，见第七章第二节。）民俗多与魏人交市，及朐山叛，或与魏通，不自安；而张稷为青、冀二州刺史，宽弛无备，僚吏又颇侵渔。天监十二年，（魏宣武帝延昌二年。）二月，州人徐文角，（从《梁书·康绚传》。《魏书·本纪》作徐玄明。《游肇传》云系军主。）夜袭州城，害稷，以郁州降魏。魏使前兖州刺史樊鲁率众赴之。游肇复谏：“以间远之兵，攻逼近之众，其势不敌。”世宗不纳。梁北兖州刺史康绚，遣司马茅荣伯讨平之。（北兖州，在今江苏淮安县东南。）

时魏以李崇为扬州刺史，守寿春。（崇，文成元皇后兄诞之子。）是岁，（天监十二年。）五月，寿春大水。裴叔业长兄之子绚，为扬州治中，与别驾郑祖起等谋反正。诏假以豫州刺史。遣马仙琕赴之，不及。绚投水死。祖起等皆遇害。十三年，（魏延昌三年。）魏降人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高祖以为然。使水官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视地形。咸谓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其功不可就。高祖弗纳。发徐、扬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假大子石卫率康绚节，都督淮上诸军事，并护堰作。役人及战士，有众二十万。于钟离南起浮山，北抵巉石，（在今盱眙县西。《昌义之传》称为荆山堰。案王足引北方童谣曰：“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依岸以筑土，合脊于中流。十四年，（魏延昌四年。）堰将合，淮水漂疾，辄复决溃。众患之。或谓“江、淮多有蛟，能乘风雨，决坏崖岸，其性恶铁。”因是引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于堰所。犹不能合。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必尽。负担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相合。是冬，又寒甚，淮、泗尽冻。十一月，魏遣杨大眼扬声决堰。绚命诸军撤营，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悦挑战，斩魏咸阳王府司马徐方兴，魏军小却。先是（九月。）梁将赵祖悦袭据西硖石。（今安徽凤台县北夹淮水之山曰硖石。西硖石在淮北岸。）又遣昌义之、王神念水军溯淮而上，以逼寿春。李崇请援，表至十余。魏使崔亮救硖石，萧宝夤于堰上流，决淮东注。十二月，亮围硖石，不克。又与李崇乖贰。十五年，（魏明帝熙平元年。）正月，魏以李平为行台，节度诸军。与崔亮及李崇所遣水军李神合攻硖石。别将崔延伯、伊瓮生挟淮为营，舟舸不通，梁兵不能赴救。祖悦力屈降，被杀。李平部分诸军，将水陆并进以攻堰，而崔亮以疾请还，随表而发，魏师乃还。（《梁书·康绚传》：十四年，十二月，魏遣其尚书仆射李昙定督众军来战，绚与徐州刺史刘思祖等距之。高祖又遣昌义之、鱼弘文、曹世宗、徐元和相次距守。昙定，李平字。《通鉴考异》曰：“《魏纪》：十五年正月，乃遣李平节度诸军，《绚传》误也。”）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五丈九尺。夹之以堤。并树杞柳。军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洁，俯视居人坟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谓绚曰：“四渎天之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湫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然之。开湫东注。又纵反间曰：“梁人所惧开湫，不畏野战。”魏人信之，果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犹不减。（《魏书·萧宝夤传》云：宝夤于堰上流更凿新渠，引注淮泽，水乃小减。案魏人是时，既不能坏梁所作之堰，则惟有自凿渠以泄水，亦未必中梁反间之计也。）其月，魏军竟溃而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魏寿阳城戍，稍徙顿于八公山。（见第六章第四节。《魏书·李崇传》云：崇于八公山之东南，更起一城，以备大水，州人号曰魏昌城。）北南居人，散就冈垄。初堰起于徐州界，刺史张豹子，宣言于境，谓己必尸其事，既而绚以他官来监，豹子甚惭。俄而敕豹子受绚节度，每事辄先咨焉。由是遂谮绚与魏交通。高祖虽不纳，犹以事毕征绚。绚还后，豹子不修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长，堰悉决坏，奔流于海。魏以任城王澄为大都督，勒众十万，将出彭、宋，会堰自坏，遂不行。案淮堰大逆自然之势，即能勤修，恐亦无久而不坏之理。况四月成而八月即坏，又安能归咎于失修邪？用兵当取远势，不当斤斤于一地之得失。自寿阳而北，梁、楚之郊，所谓车骑之地，若能挫魏于此，则寿阳反在军后，其势自不可守。此正与佛狸南略江、淮，而洛阳、虎牢、滑台遂不可固同。与其疲民力以筑堰，曷不以其暇日，大简车徒，以奇兵出襄、邓拟许、洛，而正兵出于陈、宋之郊，与虏一决胜负之为得邪？

魏宣武帝之用兵，可谓绝无方略。既违邢峦之计，舍蜀不取，及其末年，乃复听降人淳于诞、李苗之说，而兴伐蜀之师焉。天监十三年，十一月，以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步骑十五万，分四路出师。（傅竖眼出巴北，羊祉出涪城，奚康生出绵竹，甄琛出剑阁。）即以诞、苗为乡道。明年，正月，宣武帝死，兵罢。先是王足之寇蜀也，高祖使张齐往救，未至而足退。齐进戍南安。天监七年，（魏永平元年。）秋，使齐置大剑、寒冢二戍。（大剑戍，当在大剑山上。寒冢戍，未详。）迁巴西大守。初南郑没于魏，乃于益州西置南梁州。（未详治所。《隋志》云：梁于巴西郡置南梁州，不得云益西。《梁书·齐传》：齐以天监十四年，迁巴西、梓潼二郡大守。十七年，迁持节都督南梁州诸军事、南梁州刺史。南梁州当以是时，迁于巴西也。）州镇草创，皆仰益州取足。齐上夷獠义租，得米二十万斛；又立台传，兴冶铸，以应赡南梁。十二年，（魏延昌元年。）魏将傅竖眼寇南安，齐率众距之，竖眼退走。及是，高祖遣宁州刺史任大洪，从阴平入益州北境，欲扰动氐、蜀，以绝魏运路。（此阴平为晋时所侨置，在今四川梓潼县西北。梁时曰北阴平郡，仍置阴平县，为郡治。）魏军既还，大洪率氐、蜀数千，围逼关城，（胡三省云：即白水关城。）为魏益州刺史傅竖眼遣军所破。（魏益州，时治晋寿。）孝明既立，竖眼屡请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法僧既至，大失民和。葭萌人任令宗，（葭萌，见第三章第六节。）因众之患魏也，杀魏晋寿大守，以城归款。益州刺史鄱阳王恢，遣齐帅众三万迎令宗。克葭萌、小剑诸戍。进围州城。明年，（魏孝明帝熙平元年。）五月，魏驿征傅竖眼于淮南，仍以为益州刺史。七月，齐兵少，不利，引还。葭萌复没于魏。小剑、大剑诸戍，亦捐城走。鄱阳王与张齐，较诸前人，差能经略，然蜀事败坏已久，亦非一时所能振起也。李苗之劝魏取蜀也，曰：“巴、蜀孤县，去建业辽远，偏兵独戍，溯流十千。牧守无良，专行劫剥。官由财进，狱以货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若命一偏将，可传檄而定。”其说略与邢峦同。然魏至宣武、孝明之时，亦实已衰敝，蜀纵可取，魏亦未必能取之矣。（宣武非有志于拓土者，末年之伐蜀，颇疑高肇欲借此以立功名也，参看下章二节。）

注释

【1】　民族：魏史之矫诬。

【2】　畜牧：魏什翼珪居平城，尚遂水草，无城郭。尒朱牧亦盛。

【3】　交通：魏辇五层四轮三二百人牵之，为四轮车。虏车偏坐，垂脚辕中，在殿上亦跂据。

【4】　四裔：魏兼染胡风指西域。

【5】　民族：魏南迁时，群臣叛诛。

【6】　民族：王融言冯李之徒，当尚中国文化，其本族必反之。

【7】　民族：高允仕虏，特求免死。

【8】　史事：元嘉北伐，西路克捷，孝文入寇，秦雍起义，盖吴亦起关中，则刘裕入关，不守可惜。

【9】　报仇：黄瑶起杀王奂，王肃募人脔食其肉，盖虏法也。

【10】　史事：《梁书》之误。

【11】　史事：萧渊藻诬杀邓元起，梁武不能治，初已无刑政矣。

第十二章　元魏乱亡

第一节　魏政荒乱上

魏孝文帝既废大子恂，大和二十一年，（齐明帝建武四年。）立子恪为皇大子，即世宗宣武皇帝也。【1】母曰昭皇后，高氏，肇之妹。案废大子恂之母为贞皇后，林氏。《魏书·皇后传》云：后平原人。（平原，见第二章第三节。）叔父金闾，起自阉官，有宠于常大后。（高宗乳母即位尊为保大后，后尊为皇大后。）官至尚书、平凉公。金闾兄胜，为平凉大守。（平凉，见第六章第三节。）金闾，显祖初为定州刺史。（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未几，为乙浑所诛。兄弟皆死。胜无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丽，得幸于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将为储贰，大和七年，（齐武帝永明元年。）后依旧制薨谥曰贞皇后。及恂以罪赐死，有司奏追废后为庶人。案恂之立，在大和十七年（齐永明十一年。）六月，其死以二十一年，传云年十五，则即生于大和七年。使其甫生即有建为储贰之意，何以迟至十七年始立？若云建储之计，决于十七年前后，何以甫生即杀其母？其事殊为可疑。案孝文之立皇后，事在大和十七年四月，是为废皇后冯氏，大师熙之女。二十年（齐建武三年。）七月废。明年，七月，立昭仪冯氏为皇后，是为幽皇后。亦熙女。《皇后传》云：母曰常氏。本微贱，得幸于熙。文明大皇大后欲家世贵宠，乃简熙二女，俱入掖庭，时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见爱幸。未几，疾病。文明大后乃遣还家为尼。高祖犹留意焉。几余而大后崩。高祖服终，颇存访之。又闻后素疹痊除，遣阉官玺书劳问。遂迎赴洛阳。及至，宠爱过初。专寝当夕，宫人希复进见。拜为左昭仪。后立为皇后。废后之废，《传》云由后谮构也。又《昭后传》云：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汉县，今河南辉县。）或云：昭仪遣人贱后也。世宗之为皇大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爱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宫，亲视栉沐。母道隆备。魏初固无适庶之别，即长幼之别，亦不甚严。宣武死时年三十三，溯其生年，亦在大和七年，与废大子长幼之别实微，而宣武母贵矣，何以当时即有立恂为储贰之意而杀其母邪？废大子有无叛逆之意不可知，然在河阳，则必无能为，高祖非好杀者，其废恂既待自归，杀恂何如是之果？然则恂之死，殆亦由于幽后之谗搆邪？《齐书·魏虏传》云：初伪大后冯氏兄昌黎王冯莎二女：大冯美而有疾，为尼。小冯为宏皇后。生伪大子询。后大冯疾差，宏纳为昭仪。宏初徙都，询意不乐，思归桑乾。宏制衣冠与之，询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大冯有宠，日夜谗询。宏出邺城马射，询因是欲叛北归，密选宫中御马三千匹置河阴渚。皇后闻之，召执询，驰使告宏。宏徙询无鼻城，在河桥北二里。寻杀之，以庶人礼葬。立大冯为皇后。便立伪大子恪。是岁，伪大和二十年也。依此说，则实无所谓贞皇后其人者，不知信否。然魏世皇后略无事迹者，其有无实皆有可疑，正不独贞后一人也。

废后虽废，幽后亦不久即败。《魏书·皇后传》云：后始遣归，颇有失德之闻。高祖频岁南征，后遂与中宫高菩萨私乱。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丑恣。中常侍双蒙等为其心腹。是时，彭城公主，（高祖妹。）宋王刘昶子妇也，年少嫠居。北平公冯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于高祖。高祖许之。公主志不愿。后欲强之。婚有日矣，公主密与侍婢及家僮十余人，乘轻车、冒霖雨赴县瓠，（案高祖以大和二十二年三月至县瓠，九月自县瓠返，十一月至邺，明年五月还洛。）奉谒高祖。自陈本意。因言后与菩萨乱状。高祖闻而骇愕，未之全信。而秘匿之。惟彭城王侍疾左右，具知其事。（彭城王勰，高祖弟，见下。）此后，后渐忧惧，与母常氏，求托女巫，祷厌无所不至。愿高祖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大后辅少主称命者，赏报不赀。又取三牲宫中妖祠，假言祈福。专为左道。母常，或自诣宫中，或遣侍婢与相报答。高祖自豫州北幸邺，后虑还见治检，弥怀危怖。骤令阉人托参起居。皆赐之衣裳，殷勤托寄，勿使漏泄。亦令双蒙充行，省其信不。惟小黄门苏兴寿，密陈委曲。（《阉官刘腾传》云：高祖之在县瓠，腾使诣行所。高祖问其中事，腾具言幽后私隐，与陈留公主所告符协。）高祖问其本末，戒以勿泄。至洛，执问菩萨等六人，迭相证举，具得情状。高祖以疾卧含温室，夜引后，并列菩萨等于户外。后临入，令阉人搜衣中，稍有寸刃便斩。后顿首泣谢。乃赐坐东楹。去御筵二丈余。高祖令菩萨等陈状。又让后曰：“汝母有妖术，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启。高祖敕中侍悉出，惟令长秋卿白整在侧，取卫直刀拄之。后犹不言。高祖乃以丝坚塞整耳，自小语呼整，再三，无所应，乃令后言。事隐，人莫知之。高祖乃唤彭城、北海二王，（亦高祖弟，见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二王固辞不获命。及入，高祖云：“此老妪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穷问本末，勿有所难。”高祖深自引过，致愧二王。又曰：“冯家女不能复相废逐，且使在宫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高祖素至孝，犹以文明大后故，未便行废。良久，二王出，乃赐后辞，死诀，再拜稽首，涕泣歔欷，令入东房。及入宫后，帝命阉人有所问于后。后骂曰：“天子妇亲面对，岂令汝传也？”高祖怒，敕召后母常入，示与后状。后挞之百余，乃止。高祖寻南伐，后留京师，虽以罪失宠，而夫人嫔妾，奉之如法，惟令世宗在东宫无朝谒之事。案高祖引问幽后之后，召彭城、北海王入，二王犹固辞，何以彭城公主言后淫乱时，彭城王独不屏退？《高祖本纪》言其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余岁，能以指弹碎羊髆骨。及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说虽非实，不合全虚。观其东征西讨，不皇宁处，确非荏弱之人，虽曰病卧，既已搜幽后之身，无复寸刃矣，何必令白整以刀拄之乎？观高祖谓二王之言，所深憾者，似在常之厌魅，何以后又召其入宫？云以文明大后故，冯家女不能相废逐，又何以废废后如扫落叶邪？其可疑岂直一端而已。

高祖弟六人：曰咸阳王禧，曰赵郡灵王干，曰广陵惠王羽，曰高阳文穆王雍，曰彭城武宣主勰，曰北海平王详。干与高祖同年殁。羽，世宗景明二年，（齐和帝中兴元年。）以淫员外郎冯俊兴妻，为俊兴所击死。高祖时，勰最见信任，（《勰传》言：高祖草创，勰以侍中长直禁内，参决军国大政，万几之事，无不豫焉。）而任城王澄亦次之。（澄，云子，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据《本纪》：大和二十三年，（齐东昏侯永元元年。）二月，陈显达陷马圈。三月，庚辰，车驾南伐。丙戌，不豫。勰侍疾禁中，且摄百揆。丁酉，车驾至马圈。戊戌，与显达等战，破之。庚子，帝疾甚，北次谷塘原。（当在今邓县、南阳间。）甲辰，诏赐皇后冯氏死。诏司徒勰征大子，于鲁阳（见第四章第二节。）践阼。以北海王详为司空公，王肃为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尚书左仆射，（嘉，建闾子。建闾，见第十一章第一节。）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大尉公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辅政。四月，丙午朔，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至丁巳而世宗即位于鲁阳，史称其居谅暗，委政宰辅焉。《勰传》言：高祖前在县瓠不豫，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密为坛于汝水之滨，依周公故事，乞以身代。为此矫诬，意欲何为，殊不可测。《任城王澄传》云：陈显达入寇汉阳，是时高祖不豫，引澄入见清徽堂，诏曰：“显达侵乱，沔阳不安，朕不亲行，莫攘此贼。朕疾患淹年，气力惙敝，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须从朕。”夫气力惙敝，犹必亲行，元魏当时情形，何至危急如此？《勰传》言：行次淯阳，（淯水，今白河。）高祖谓勰曰：“吾患转恶，汝其努力。”车驾至马圈，去贼数里，显达等出战，诸将大破之。孝文疾患如此，而勰等犹敢以之冒进，至去敌仅数里，有如此大胆之臣子乎？杀后之事，据《后传》曰：高祖疾甚，谓勰曰：“后宫久乖阴德，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后，可赐自尽别宫，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高祖崩，梓宫达鲁阳，乃行遗诏。北海王详奉宣遗旨。长秋卿白整入授后药。后走呼，不肯引决，曰：“官岂有此也？是诸王辈杀我耳。”整等执持强之，乃含椒而尽。殡以后礼。梓宫次洛南，咸阳王禧知审死，相视曰：“若无遗诏，我兄弟亦当作计去之，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杀我辈也？”夫此时之受遗旨及奉宣遗旨者，即前此彭城公主陈后淫乱时独得在侧与闻，及高祖引问后后，唤令入坐之人；其授药者，亦即引后时敕中侍悉出，惟令在侧以刀拄后者也。然则与后罪状相终始者，惟此三人耳。生则六宫奉以后礼，死犹以后礼殡之，终莫能言其罪状，然则史所载后之罪状，其可信乎？而其载后临命及咸阳王之辞，则可谓婉而彰矣。（《任城王澄传》：弟嵩。高祖疾甚，将赐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顾谓澄曰：“任城必不负我，嵩亦当不负任城，可使嵩也。”于是引嵩入内，亲诏遣之。《通鉴考异》曰：“按《冯后传》，梓宫至鲁阳，乃行遗诏赐后死，安有高祖遣嵩之事？”）

五台山白塔

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五台山的佛教就是在孝文帝时期得以兴盛。

《勰传》言：勰受顾命时，泣言震主之声必见忌。高祖久之曰：“吾寻思汝言，理实难夺。”乃手诏世宗曰：“吾百年之后，其听勰辞蝉舍冕，遂其冲挹之性。”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遗敕数纸。咸阳王禧疑勰为变，停在鲁阳郡外，久之乃入，谓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险至极。”东宫官属，多疑勰有异志，窃怀防惧。既葬，世宗固以勰为宰辅。勰频口陈遗旨，请遂素怀。世宗对勰悲恸，每不许之。勰频烦表闻，辞义恳切。世宗难违遗敕，犹逼以外任，乃以勰为定州刺史。（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所谓遗敕，盖即出勰时所造也。勰既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岂有反不与于顾命之理？然则与于顾命之人，其遗诏又可信乎？而赐幽后死之诏视此矣。然究极言之，即高祖之死，尚有可疑，而遗诏更不足论矣。

彭城既出，任城旋亦被排。《澄传》云：世宗初，有降人严叔懋者，告王肃潜通宝卷，澄信之，乃表肃将叛，辄下禁止。咸阳、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辅，免官归第。《肃传》言：肃与禧等参图谋谟。自鲁阳至于京洛，行途丧纪，委肃参量。禧兄弟并敬而昵之。惟澄以其起自羁远，一旦在己之上，以为憾焉。然则当时禧与详为一党，肃亦附和之，而澄孤立也。在孝文时，最有权力者为勰，次则澄，至此则局面一变矣。

孝文死之明年，为宣武之景明元年，齐东昏侯永元二年也。裴叔业以寿阳叛，勰与王肃同赴之。是年，十月，复以勰为司徒，录尚书事。明年，（宣武帝景明二年，齐和帝中兴元年。）正月，宣武始亲政，听勰以王归第，而以详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勰传》云：时咸阳王禧，渐以骄矜，颇有不法，北海王详阴言于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辅，劝世宗遵高祖遗敕。禧等又出领军于烈为恒州，非烈情愿，固强之，烈深以为忿。烈子忠，尝在左右，密令忠言于世宗云：“诸王等意不可测，宜废之，早自览政。”时将礿祭，王公并斋于庙东坊，世宗遣于烈将宿卫壮士六十余人召禧、勰、详等。卫送至于帝前。诸公各稽首归政。而烈复为领军。自是长直禁中，机密大事，皆所参焉。五月，禧与妃兄兼给事中黄门侍郎李伯尚谋反，事泄遁逃，诏烈遣直叔孙侯将虎贲三百人追执之，赐死私第。越三年，为正始元年梁武帝天监三年也。五月，详见杀。《详传》言详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嬖狎群小，所在请托。珍丽充盈，声色侈纵。建节第宇，开起山池，所费巨万矣。又于东掖门外大路之南，驱逼细人，规占第宅。至有丧柩在堂，请延至葬而不见许，乃令舆衬巷次。行路哀嗟。详母高大妃，颇亦助为威虐，亲命殴击，怨响嗷嗷。妃宋王刘昶女，不见答礼。宠妾范氏，爱等伉俪。及其死也，痛不自胜。乃至葬讫犹毁隧视之。又蒸于安定王燮妃高氏。（燮，景穆子安定靖王休之子。）高氏即茹皓妻姊。详既素附于皓，又缘淫好，往来稠密。详虽贪侈聚敛，朝野所闻，而世宗礼敬尚隆，冯寄无替。军国大事，总而裁决。每所敷奏，事皆协允。详常别住华林园之西隅，（华林园，见第三章第一节。）与都亭宫馆，密迩相接。亦通后门。世宗每潜幸其所，肆饮终日。与高大妃相见，呼为阿母。伏而上酒，礼若家人。临出，高每拜送，举觞祝言：“愿官家千万岁寿，岁岁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之亲政也，详与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并被召入，共乘犊车，防卫严固，高时皇迫，以为详必死，亦乘车傍路，哭而送至金墉。（见第三章第二节。）及详得免，高云：“自今而后，不愿富贵，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扫市作活也。”至此，贵宠崇盛，不复言有祸败之理。后为高肇所谮，云详与皓等谋为逆乱。于时详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敕纠详贪淫，及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等专恣之状。夜即收禁皓等南台。又虎贲百人，围守详第。至明，皓等皆赐死。详单车防守，还华林之馆。十余日，徙就大府寺。诏免为庶人。别营坊馆，如法禁卫，限以终身。遂别营馆于洛阳县东北隅。二旬而成。将徙详居之。会其家奴数人，阴结党辈，欲劫出详。密抄名字，潜托侍婢通于详。详始得执省，而门防主司，遥见突入，就详手中，揽得陈奏。至夜，守者以闻；详哭数声而暴死。详贪淫之迹，固非必由于虚构，然世宗宠寄甚隆，则知其诛之初不以此。亲政之际，咸阳、彭城，皆遭黜斥，而详反膺宠寄，则知二王之黜，实由详之谗搆。当此之际，岂特无被祸之虞？高大妃顾哭而送之，非未知其事之真，则史传之失实也。《咸阳王禧传》云：禧性骄奢，贪淫财色。姬妾数十，意尚不已。衣被绣绮，车乘鲜丽。远有简娉，以恣其情。由是诛求货贿。奴婢千数。田业盐铁，遍于远近【2】臣吏僮隶，相继经营。世宗颇恶之。然其诛之则亦并不以此也，亦可见其纲纪之废弛矣。

茹皓等事，并见《魏书·恩幸传》。皓为直，率常居内，留宿不还。传可门下奏事。领华林诸作，多所兴立。为山于天渊池西。（天渊池，见第八章第一节。）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北邙，见第七章第七节。南山，谓洛阳南方之山。）徙竹汝、颍；罗峙其间。经构楼馆，列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世宗心悦之，以时临幸。皓资产盈积。起宅宫西，朝贵弗之及也。皓旧吴人，既宦达，自云本出雁门。（见第二章第二节。）雁门人谄附者，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肆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府、省以闻，诏特依许。娶仆射高肇从妹，于世宗为从母。又为弟娉安丰王延明妹。（延明，文成子安丰匡王猛之子。）延明耻非旧流，不许。详劝解之，云“欲觅官职，如何不与茹皓昏姻也？”延明乃从焉。初赵修及皓之宠，详皆附纳之，又直将军刘胄，本为详所荐，常感详恩，密相承望，并共来往。高肇乃搆之世宗，云皓等将有异谋。世宗乃召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贤、陈扫静四人擅势纳贿及私乱诸事。季贤起于主马。世宗初好骑乘，用是获宠。与茹皓通知庶事。势望渐隆。引其兄为朝请、直寝，娶武昌王鉴妹；季贤又将娶洛州刺史元拔女；（洛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并结托帝戚，以为荣援云。扫静为世宗典栉疏；又有徐义恭，善执衣服；并以巧便，旦夕居中，爱幸相伴。二人皆承奉茹皓，皓亦并加接眷，而扫静偏为亲密，与皓常在左右，略不归休。义恭小心谨慎，谦退少语。皓等死后，弥见幸信。长侍左右，典掌秘密。世宗不豫，义恭昼夜扶侍，崩于怀中。此外，世宗朝佞幸见于《传》者，尚有王仲兴、寇猛、赵邕，而赵修最横。修本给事东宫，为白衣左右，颇有膂力。世宗践阼，仍充禁侍，爱遇日隆。亲政旬月之间，频有转授。每受除设宴，世宗亲幸其宅，诸王公卿士百僚悉从。世宗亲见其母。修之葬父也，百僚自王公以下，无不吊祭。酒犊祭奠之具，填塞门街。于京师为制碑铭，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财用之费，悉自公家。凶吉车乘将百两，道路供给，亦皆出官。时将马射，世宗留修过之。帝如射宫，修又骖乘。修恐不逮葬日，驿赴窆期。左右求从及特遣者数十人。修道路嬉戏，殆无戚容。或与宾客奸掠妇女裸观。从者噂喧哗，诟詈无节。莫不畏而恶之。是年，又为修广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门高堂，房庑周博，崇丽拟于诸王。其四面邻居，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补长史大郡。修起自贱伍，暴致富贵，奢敖无礼，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讽纠其罪。自其葬父还也，旧宠少薄。初王显只附于修，后因忿阋，密伺其过，列修葬父时路中淫乱不轨，又云与长安人赵僧谋匿玉印。高肇、甄琛等搆成其罪，乃密以闻。诏鞭之一百，徙敦煌为兵。（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琛与显监决其罚，遂杀之。仲兴与修，并见宠任。世宗游幸，仲兴常侍从，不离左右。外事得径以闻。百僚亦耸体而承望焉。仲兴世居赵郡，（见第二章第三节。）自以寒微，云旧出京兆霸城，见第五章第六节。故为雍州大中正。（雍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寇猛以膂力为千牛备身，历转遂至武卫将军。出入禁中，无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上谷，见第三章第八节。）得补燕州大中正。（魏燕州，治今河北昌平县。）家渐富侈。宅宇高华，妾隶充溢。赵邕以赵出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徙属荆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为南阳中正，父为荆州大中正，邕后亦为荆州大中正。世宗崩后，出为幽州刺史。（魏幽州治蓟，见第四章第二节。）在州贪纵，与范阳卢氏为婚，（范阳，魏郡，晋废，后魏复为郡，治今河北涿县。）女父早亡，其叔许之，而母不从。母北平阳氏，（北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携女至家，藏避规免，邕乃考掠阳叔，遂至于死。案宣武之溺于群小，纲纪荡然，实自文明大后之世，相沿而来，不得独为宣武咎，然其驾驭之才，不如文明大后，则群小之纵恣弥甚矣。白龙豫且，困于鱼服，诸人既皆托于帝戚，又安知其不有觊觎之心哉？高肇之发其谋，恐不得云莫须有也。

永平元年，（梁武帝天监七年。）宣武弟京兆王愉反，彭城王亦因之见杀。愉，大和二十一年，（齐明帝建武四年。）为徐州刺史。世宗初，为护军将军。迁中书监。《愉传》云：世宗为纳顺皇后妹为妃，（顺皇后，世宗后，于烈弟劲之女。）而不见礼答。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逆。东郡，见第三章第三节。）顺皇后召李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李产子宝月。）岁余，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上表劝广嫔侍，因令后归李于愉。旧爱更甚。愉好文章，时引才人宋世景等，共申燕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所得谷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与弟广平王怀，颇相夸尚，竞慕奢丽，贪纵不法。于是世宗摄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为冀州刺史。愉既势劣二弟，（广平王及清河王怿。）潜怀愧恨；又以幸妾屡被顿辱；在州谋逆。遂杀长史羊灵引及司马李遵。（《北史·羊祉传》：弟灵引，甚为高肇所昵。京兆王愉，与肇深相嫌忌。及愉出镇冀州，肇以灵引为愉长史，以相间伺。灵引恃肇势，每折愉。及愉作逆，先斩灵引于门。时论云：非直愉自不臣，抑亦、由肇及灵引所致。此亦私曲之论。愉乃妄人，其为州，自不得不有人以监之，灵引之折愉，或系裁抑其非法也。）称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谋杀害主上。遂为坛于信都之南，（信都，冀州治，见第四章第二节。）柴燎告天，即皇帝位。立李氏为皇后。世宗诏尚书李平讨愉。愉出拒，频败，遂婴城自守。愉知事穷，携妾及四子数十骑出门，诸军追之，见执。诏征赴京师，申以家人之训。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手，尽其私情。虽锁絷之中，饮食自若，略无愧惧之色。至野王，（见第五章第一节。）愉语人曰：“虽主上慈深，不忍杀我，吾亦何面目见于至尊？”于是歔欷流涕，绝气而死。或云：高肇令人杀之。《勰传》云：言于朝廷，以其舅潘僧固为冀州乐陵大守。（乐陵，见第三章第四节。）京兆王愉搆逆，僧固见逼从之。尚书令高肇，性既凶愎，贼害贤俊；又肇之兄女，入为夫人，顺皇后崩，世宗欲以为后，勰固执以为不可；肇于是屡谮勰于世宗。世宗不纳。因僧固之同逆，诬勰北与愉通，南招蛮贼。勰国郎中令魏偃，前防高祖珍，希肇提携，搆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晖（昭成六世孙。）以奏世宗，晖不从。令左卫元珍言之。（珍，平文第四子。高，凉王孤六世孙。）世宗访之于晖。晖明勰无此。世宗更以问肇。肇以偃、祖珍为证，世宗乃信之。召勰及高阳王雍、广阳王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及肇等入，宴于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别所消息。俄而元珍将武士赍毒酒杀之。愉、怿皆反状明白，史皆以为高肇诬构，其非实录明矣。

《魏书·世宗纪》言其雅性俭素。又云：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案《邢峦传》称峦当世宗初，奏曰：“粟帛安国，育民之方；金玉虚华，损德之物。故先王深观古今，去诸奢侈。服御尚质，不贵雕镂。所珍在素，不务奇绮。至乃以纸绢为帐扆，铜铁为辔勒。轻贱珠玑，示其无设。府藏之金，裁给而已，更不买积，以费国资。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宴，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虽加以节约，犹岁损万计。珍货常有余，国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无以支岁。”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虽躬行俭素何益？况其嬖溺近幸如此，所谓俭素者，又安在邪？溺情释氏，则亦只足以废事而已矣。

第二节　魏政荒乱下

世宗怠荒已甚，当其时，在朝诸臣，几无一乃心君国者，然有一独立不倚之人焉，曰高肇。肇者，世宗母文昭皇后之兄也。世宗初立皇后于氏，（景明三年，梁武帝天监元年。）大尉烈弟劲之女也，是为顺皇后。生子昌。后以正始元年（梁天监三年。）十月死。永平元年，（梁天监七年。）三月，昌亦死。七月，立夫人高氏为皇后。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肇传》云：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录尚书事。未几，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冀州大中正。（冀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尚世宗姑高平公主。迁尚书令。肇出自夷土，（肇自云本渤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中避乱入高丽。父飏，孝文初入魏。蓨，汉县，《汉书·地理志》作修，《景帝纪》、《周亚夫传》作条，在今河北景县境。）时望轻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世宗初，六辅专政，后以咸阳王禧无事搆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无亲族，颇结朋党。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详位居其上，构杀之。又说世宗防卫诸王，殆同囚禁。时顺皇后暴崩，世议言肇为之。皇子昌薨，佥谓王显失于医疗，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为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轨。肇又谮杀彭城王勰。由是朝野侧目，咸畏恶之。因此专权，与夺任己。又尝与清河王怿，于云龙门外庑下忽忿诤，大致纷纭。大尉高阳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愈见宠信。肇既当衡轴，每事任己。本无学识，动违礼度。好改先朝旧制，出情妄作；减削封秩，抑黜勋人；由是怨声盈路矣。延昌初，（梁天监十一年。）迁司徒。虽贵登台鼎犹以去要，怏怏形乎辞色。众咸嗤笑之。案北海、京兆、彭城三王之事，已见上节，其死是否肇之所致？其叛是否由肇激成无俟深辩。（愉之叛，以其妾被顿辱，顿辱其妾者，顺皇后也，顺皇后者，于忠之从妹，忠则害肇之人也。《勰传》言肇欲搆总勰而元晖不从。《晖传》言：晖为侍中，领有卫将军，深被亲宠。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晖别奉旨藏之于柜，惟晖入乃开，其余侍中、黄门，莫有知者。侍中卢昶，亦蒙恩眄，故时人号曰饿虎将军、饥鹰侍中。迁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出为冀州刺史。下州之日，连车载物，发信都至汤阴间，首尾相继，道路不断。其车少脂角，即于道上所逢之牛，截去角以充其用。其为人何如邪？又晖尝欲害其从弟寿兴，事见《昭成子孙传》，而独厚于勰乎？信都，冀州治，见第四章第二节。汤阴，即荡阴，见第三章第一节。）《勰传》言：世宗诏宿卫队主率羽林虎贲幽守诸王，乃由京兆、广平，暴虐不法，如京兆、广平之所为，欲无防禁得乎？《怿传》云：肇谋去良宗，屡谮怿及愉等，愉不胜忿怒，遂举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搆杀勰；怿恐不免。肇又录囚徒，以立私惠。怿因侍宴酒酣，乃谓肇曰：“天子兄弟，讵有几人，而炎炎不息？”又言于世宗曰：“臣闻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减膳录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讵是人臣之义？”所谓忿争，盖亦此类。世宗耽于游宴，故肇为之录囚，此亦未必僭逆，此自怿之褊衷。史云肇屡谮怿，怿究何尝见害乎？可见诸王之不终，与肇无涉，至以顺皇后母子之死，归罪于肇，则更所谓莫须有者矣。附之者超升，背之者陷罪，以及予夺任己等辞，则居尚书中者，固易加以此等罪状也。减削封秩，抑黜勋人，正见其能综核名实，予夺不苟耳。（《张彝传》云：陈留公主寡居，彝意愿尚主，主亦许之，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谮彝于世宗，称彝擅立刑法，劳役百姓，此亦近乎诬罔。彝之为人，本近严酷也。）

延昌四年，（梁天监十四年。）正月，宣武帝死。其第二子翊，母曰胡充华。生于永平三年，（梁天监九年。）延昌元年，（梁天监十一年。）立为大子。领军将军于忠，与侍中崔光，迎翊即位，是为肃宗孝明皇帝。时高肇为大都督，伐蜀。忠与门下省议：引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任城王澄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中宫，请即敕授。御史中尉王显，与中常侍、给事中孙伏连等寝门下之奏，欲以高肇录尚书事。忠于殿中收显杀之。入蜀兵罢，肇还，雍与忠潜备壮士十余人于舍人省，肇入省，壮士搤而拉杀之。忠既居门下，又总禁卫，遂秉朝政，权倾一时。尚书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叔业兄子，见第十章第五节。）劝雍出忠，忠并矫诏杀之。又欲杀雍，崔光固执，乃免雍大尉，以王还第。自此之后，诏命生杀，皆出于忠。先是尊皇后高氏为皇大后，胡充华为皇大妃。及高肇死，皇大后出俗为尼。（神龟元年，死于瑶光寺，梁天监十七年也。）至是，遂尊皇大妃为皇大后，居崇训宫。忠又领崇训卫尉。为尚书令。大后旋临朝称制。解忠侍中及崇训卫尉。未几，出忠为冀州刺史。（冀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史云：世宗崩后，高大后将害灵大后。（胡后谥。）中常侍刘腾以告侯刚。刚以告忠。忠请计于崔光。光曰：“宜置胡嫔于别所，严加守卫，理必万全。”忠等从之。具以此意启灵大后。故大后深德腾等。熙平二年，（梁天监十六年。）四月，复以为尚书右仆射。神龟元年，三月，复仪同三司。旋死。案高后之为人，未必能杀胡后，此说恐亦不足信也。后聪明多才艺。能亲览万机，手笔断决。道武玄孙叉，（京兆王黎之曾孙。）后妹夫也，为侍中、领军将军，深为后所信委。大傅清河王怿，参决机事，以叉恃宠骄盈，裁之以法，叉遂令通直郎宋维告司染都尉韩文殊欲谋逆立怿。怿坐禁止。后穷治无实，得免，犹以兵卫守于宫西别馆。（此据《叉传》。《维传》云：告文殊父子欲谋逆立怿，怿坐被录禁中。文殊父子惧而逃遁。鞫无反状，以文殊亡走，县处大辟。置怿于宫西别馆，禁兵守之。维应反坐。叉言于大后，欲开将来告者之路，乃黜为燕州昌平郡守。及叉杀怿，征为散骑侍郎。大后反政，以叉党除名。寻追其诬告清河王事，赐死。《怿传》则云：叉党人宗准爱，希叉旨告怿谋反，禁怿门下，讯问左右及朝贵，贵人分明，乃得雪释。昌平，汉县，后魏初省，后复置郡。今河北昌平县。）久之，叉恐怿终为己害，乃与侍中刘腾密谋。（《腾传》云：吏部尝望腾意，奏其弟为郡，带戍，人资乖越，怿抑而不与，腾以为恨，遂与叉害怿。）后在嘉福，未御前殿，腾诬怿欲害帝。肃宗闻而信之。（案肃宗时年十一耳，怿之诛非自为政可知。然《怿传》及他篇，多以怿为正人，而《灵后传》云：后逼幸怿，恐得其实，则觊觎之意，亦不敢保其必无也。）乃御显阳殿。腾闭永巷门，灵大后不得出。怿入，叉使人防守之。腾称诏召集公卿，议以大逆论。咸畏惮叉，无敢异者。夜中杀怿。于是假为灵大后辞逊之诏，幽之北宫。时正光元年，七月，梁普通元年也。腾自执管钥，肃宗亦不得见，裁听传食而已，大后不免饥寒。叉遂与高阳王雍等辅政。以腾为司空公。叉为外御，腾为内防。迭直禁闼，共裁刑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讨叉、腾，（相州，见第八章第二节。熙，英子。）为其长史柳元章等所执。叉遣尚书左丞卢同杀之，传首京师。大后从子都统僧敬，（此据《后传》。《外戚传》：名虔，字僧敬。）与备身左右张车渠等谋杀叉，复奉大后临朝，不克。僧敬坐徙边，车渠等死。胡氏多废黜。初奚康生领右卫将军，与叉同谋废后。子难，娶左卫将军侯刚女，刚长子，即叉妹夫也。叉以其通姻，深相委托。三人多俱宿禁内，时或迭出。叉以难为千牛备身。康生性粗武，叉稍惮之，见于颜色。明年，（正光二年，梁普通二年。）肃宗朝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顾视大后，为杀缚之势。大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大后欲携肃宗宿宣光殿。侯刚曰：“至尊已朝讫，嫔御在南，何劳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儿，随陛下将东西，更复访问谁？”群臣莫敢应。后自起，援肃宗臂，下堂而去。肃宗引前入，左右竞相排，不得闭，康生夺难千牛刀斫直后元思辅，乃得定。肃宗既上殿，康生时有酒势，将出处分，遂为叉所执，锁于门下。处斩刑。难以侯刚子婿，恕死徙安州。（魏置，在今河北密云县东。）后尚书卢同为行台，又令杀之。时灵大后、肃宗同升于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阶下。康生既被囚执，内侍贾彝给大后曰：“侍臣怀恐不安，陛下宜亲安慰。”大后信之。适下殿，粲便扶肃宗，于东序前御显阳，还闭大后于宣光殿。武卫将军于景，（忠弟。）亦以谋废叉，黜为怀荒镇将。（怀荒，六镇之一，见下节。）初叉之专政，矫情自饰。劳谦待士。时事得失，颇以关怀。而才术空浅，终无远致。得志之后，便骄愎。耽酒好色，与夺任情。政事怠惰，纲纪不举。刘腾尤骄恣。八坐九卿，旦造其宅，参其颜色，方赴省府。亦有历日不能见者。公私属请，惟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剥削六镇，（见下节。）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逼夺邻居，广开宅宇。天下咸患苦之。正光四年，梁（普通四年。）三月，腾死，防卫微缓。叉亦颇自宽，时宿于外。每日出游，留连他邑。灵大后微察知之。五年，（梁普通五年。）秋，后对肃宗谓群臣曰：“隔绝我母子，不听我往来儿间，复何用我为？放我出家，我当永绝人间。”欲自下发。肃宗与群臣大惧，叩头泣涕，殷勤苦请，后意殊不回。肃宗乃宿于嘉福殿。积数日，遂与后密图叉。后瞋忿之言，欲得往来显阳，皆以告叉。叉殊不为疑，乃劝肃宗从大后意。于是大后数御显阳，二宫无复禁碍。丞相高阳王雍，虽位重于叉，而甚畏恽，欲进言于肃宗而事无因。会大后与肃宗，南巡洛水，雍邀请车驾，遂幸雍第。日晏，肃宗及大后至雍内室，从者莫得入，遂定图叉之计。解叉领军。后叉出宿，又解其侍中。孝昌元年，（梁普通六年。）四月，大后复临朝。刘腾追夺爵位；发其冢，散露骸骨；没入财产。叉除名为民。未几，有人告叉及其弟爪谋反，并赐死于家。出贾粲为济州刺史，（济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未几，遣使驰驿杀之。叉之解领军也，灵大后以其腹心尚多，恐难卒制，权以侯刚代之，寻出为冀州刺史，在道又加削黜焉。

灵后再临朝后，朝政疏缓，威刑不立，牧守所在贪惏。郑俨污乱宫掖，与徐纥并为中书舍人，共相表里，势动内外。（俨本大后父胡国珍司徒参军，得幸于后。纥，世宗时即为舍人，谄附赵修。修诛，坐党徙枹罕。后复见用。又事元叉，得其欢心。至此，复曲事郑俨，因得总摄中书门下之事。枹罕，见第五章第一节。）李神轨崇子。亦领中书舍人，时云见幸帷幄，与俨为双，莫能明也。高阳王雍以大师录尚书事，后又进位丞相；东平王略，（中山王英子，熙之弟。）城阳王徽，（景穆子城阳王长寿之孙。）先后为尚书令；亦惟谄附俨、纥而已。后性奢侈，又信佛法。自其初听政时，即锐于缮兴，在京师起永宁等佛寺，外州各造五级浮图。又数为一切斋会，施物动至万计。兼曲赉左右，日有数千。（《任城王澄传》。）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食货志》。）孝昌二年，（梁普通七年。）十一月，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3】闰月，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三年，梁大通元年。）二月，诏凡输粟瀛、定、岐、雍四州者，（瀛、岐、雍州，皆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华州，钱大昕云：盖初治李闰堡，世宗时移治古冯翊。案李闰堡，见第六章第八节。冯翊，见第二章第二节。北华州，治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五百石赏一阶。不限多少，粟毕授官。盖其财政，已至山穷水尽之境矣。案肃宗在位十二年，而胡灵后之见幽者凡六年，以魏事败坏，悉蔽其罪于后，实非平情之论。魏之败坏，乃其政权始终在亲贵及代北旧人手中所致，自文明大后以来，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观元魏之乱亡，而知《春秋》之讥世卿，为有由也。

第三节　北方丧乱

自道武至大武之世，人民之叛魏者甚多，已见第八章第五节。【4】此等叛乱，至孝文、宣武之朝，迄仍不绝。（孝文大和五年，即齐高帝建元三年，沙门法秀谋反，伏诛。十三年，即齐武帝永明七年，兖州人王伯恭聚众劳山，自称齐王，东莱镇将孔伯孙讨斩之。十四年，即齐永明八年，沙门司马御惠自言圣王，谋破平原郡，禽获伏诛。二十一年，即齐明帝建武四年，先是定州人王金钩讹言，自称应王，州郡捕斩之。二十三年，即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幽州人王惠定聚众反，自称明法皇帝，刺史李肃捕斩之。宣武景明元年，即齐永元二年，齐州人柳世明聚众反，齐、兖二州讨平之。正始二年，即梁武帝天监五年，秦州人王智等聚众，自号王公，寻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二月，诏右卫将军元丽等讨，七月，降之，秦、泾二州平。案时反于泾州者为屠谷陈瞻，苟儿则羌也，见《杨椿传》。正始四年，即梁天监六年，夏州长史曹明谋反，伏诛。永平二年，即梁天监八年，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三年，即梁天监九年，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州郡捕斩之。秦州陇西羌杀镇将赵儁反，州军讨平之。四年，即梁天监十年，汾州刘龙驹聚众反，诏谏议大夫薛和讨之。延昌三年，即梁天监十三年，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州郡捕斩之。四年，即梁天监十四年，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元遥破斩之。明帝熙平二年，即梁天监十六年，余贼复相聚攻瀛州，刺史宇文福讨平之。神龟元年，即梁天监十七年，秦州羌、东益州南秦州氐皆反。河州人却铁忽聚众反，自称水池王。后诣行台源子恭降。正光二年，即梁普通二年，东益、南秦州氐反，河间王琛讨之，失利。至五年，即梁普通五年，而破六汗拔陵反，时局不可收拾矣。魏兖州，初治滑台，见第六章第五节。后移瑕丘，见第九章第五节。是称东兖，而滑台称为西兖。大和中，又于涡阳置兖州，是为南兖。涡阳，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劳山，在今山东即墨县东南。东莱镇，后改为光州，今山东掖县。平原郡，后魏治聊城，在今山东平原县南。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幽州见第十二章第一节。齐州，治历城，今山东历城县。秦州，见第十一章第三节。泾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夏州，治岩绿，在今陕西横山县西。华州，见第二节。陇西，见第二章第二节。汾州，治蒲子，在今山西隰县东北。冀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阜城，汉县，在今河北阜城县东。瀛州、东益州，皆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南秦州，治骆谷，在今甘肃成县西南。河州，今甘肃导河县。）《魏书·良吏传》云：“魏初，拥节分符，多出丰、沛，政术治风，未能咸允。虽动诒大戮，而贪虐未悛。亦由网漏吞舟，时挂一目。高祖肃明纲纪，赏罚必信，肇革旧轨。时多奉法。世宗优游而治，宽政遂往。大和之风，颇以陵替。肃宗驭运，天下淆然。其于移风革俗之美，浮虎还珠之政，九州百郡，无所闻焉。”然则魏之吏治，实以孝文之时为最整敕，然据《本纪》所载：则大和十二年，（齐永明六年。）梁州刺史临淮王提，（魏梁州，初治仇池，夏侯道迁降魏，乃移治南郑。提，大武子临淮王谭之子。）坐贪纵配北镇。（见第八章第三节。）十三年，（齐永明七年。）夏州刺史章武王彬，又以贪财削封。（彬，景穆子章武王大洛之子。）汝阴王天赐、南安王桢，并坐臧贿，免为庶人。（天赐、桢，皆景穆子。）十五年，（齐永明九年。）济阴王郁，以贪残赐死。（郁，景穆子济阴王小新成之子。）此等皆系亲贵，获罪较难，而终不免于获罪，可见其贪残之甚；抑此等皆系亲贵，故其获罪得以备书于史，俾后人有所考见，此外地位较微，为史所不载者，盖不知凡几矣，又可见其贪残者之多也。大和七年，齐永明元年。二月，诏曰：“朕每思知百姓疾苦，以增修宽政，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今秀、孝、计掾，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复犯无恕。”以死罪胁秀、孝、计掾，举发州郡罪状，可谓闻所未闻。明年，（齐永明二年。）正月，诏陇西公琛、尚书陆叡为东西二道大使，褒善罚恶。是岁，始颁官禄。禄行之后，臧满一匹者死。虏何爱于中国人？观其用法之严，而知其吏治之恶矣。

州郡如此，镇将尤甚。魏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官氏志》。）其后则内地亦置之。（肃宗正光五年改镇为州诏曰：“大祖道武皇帝，应期拨乱，大造区夏；世祖大武皇帝，纂戎丕绪，光阐王业；躬率六师，扫清逋秽。诸州镇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契阔行间，备尝劳剧。逮显祖献文皇帝，自北被南，淮、海思又。便差割强族，分卫方镇。高祖孝文皇帝，远遵盘庚，将迁嵩、洛。规遏北疆，荡辟南境。选良家酋帅，增戍朔垂。戎捍所寄，实惟斯等。”此魏置镇之大略也。）《魏书·袁飜传》：飜于正始、熙平之间，议选边戍事曰：“自比缘边州郡，官至便登；疆埸统戍，阶当即用。或值秽德凡人，或遇贪家恶子。不识字民温恤之方，惟知重役残忍之法。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财货请属，皆无防寇御贼之心，惟有通商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钞掠，若值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小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资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工，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渍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吴、楚间伺，审此虚实，皆云粮匮兵疲，易可乘扰，故驱率犬羊，屡犯疆埸。频年以来，甲胄生虮，十万在郊，千金日费。为弊之探，一至于此。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贾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此南边诸镇之情形也。北边则尤有甚焉。《世宗纪》：景明四年，（梁天监二年。）十一月，诏尚书左仆射源怀抚劳代都、北镇，随方拯恤。《怀传》载怀表曰：“景明已来，北蕃连年灾旱。（案观下文所言，当时北蕃饥荒，恐不尽系天灾，而实由于人事。延昌二年，梁天监十一年也，二月，以六镇大饥，开仓振赡，可见其饥荒久而未抒矣。六镇，见下。）高原陆野，不任营殖。惟有水田，少可菑亩。主将参寮，专擅腴美。瘠土荒畴，以给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讼者，镇将已下，联署之官，各夺一时之禄；四人已上，夺禄一周。北镇边蕃，事异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沃野一镇，（沃野，汉县，魏置镇，在今绥远临河县境黄河西岸。）自将已下，八百余人，黎庶怨嗟，佥曰烦猥。边隅事鲜，实少畿服。请主帅吏佐，五分减二。”《传》云：时细民为豪强陵压，积年枉滞，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所上事宜，便于北边者，凡四十余条。可见其积弊之深，民生之困矣。而身为将士者，亦未尝不抑郁思乱。《北齐书·魏兰根传》曰：正光末，李崇为都督，讨茹茹，以兰根为长史。因说崇白：“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已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更张琴瑟，今也其时。静境宁边，事之大者。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维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崇以奏闻，事寝不报。逮破六汗拔陵既叛，崔暹败于白道，（见下。）广阳王渊又上书曰：（渊，嘉之子，嘉见第一节。渊《北史》避唐讳作深，《魏书·本纪》作渊，《死传》亦作深，盖后人所改。《通鉴》亦依《北史》作深。）“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大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惟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及阿那瓌背恩，纵掠窃奔，命师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便自意轻中国。尚书令臣崇，时即申闻，求改镇为州。将允其愿，抑亦先觉。朝廷未许。今日所虑，非止西北，将恐诸镇，寻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渊传》云：时不纳其策。东西敕勒之叛，朝议更思渊言，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会六镇尽叛，不得施行。（六镇，在代郡北塞，东至濡源。其自西徂东之次，曰怀朔，曰武川，日抚冥，曰柔玄，曰怀荒，曰御夷。怀朔，在今绥远固阳县境。武川，已见第一章。抚冥，镇城所在未详。柔玄，在今察哈尔兴和县境。怀荒、御夷二镇，后改为蔚州，蔚州，即今察哈尔蔚县也。六镇自西徂东之次，依胡三省说，见《通鉴》齐明帝建武元年注。）案崔暹之败，事在正光五年七月。其年八月，《纪》载诏诸州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郦道元传》云：肃宗以沃野、怀朔、薄骨律、（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储兵积粟，以为边备。而《李崇传》言：临淮王彧、李叔仁败，（亦见下。）诏引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于显阳殿，使陈良策。吏部尚书元修义（景穆子汝阴王天赐之子。）谓宜得重贵，镇压恒、朔。（皆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诏欲遣崇。然仍责其改镇为州之表，开诸镇非异之心，致有今日之事。则魏朝当日，始终不甚以此策为然；加以六镇尽叛，政令格不能行，诏旨自成虚语矣。然此时即能行之，恐于势亦已无及也。

魏明帝正光五年，梁武帝之普通五年也。三月，沃野镇人破洛韩拔陵反，杀镇将。诏临淮王彧讨之。（彧，提之孙。）五月，败于五原。（朔州治，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安北将军李叔仁寻败于白道。（在今绥远归绥县北。）武川陷。诏尚书令李崇为大都督。崔暹出东道，广阳王渊出北道，皆受崇节度。崇至五原。七月，崔暹大败于白道之北。贼遂并力攻崇。崇与渊力战相持，至冬，乃引还平城。渊表崇长史祖莹，诈增功级，盗没军资，祟坐免官爵，征还，以后事付渊。崇之将班师也，留别将费穆守朔州。穆招离聚散，颇得人心。时北境州镇，悉皆沦没，惟穆独据一城，四面抗拒。久之，援军不至；兼行路阻塞，粮仗俱尽；亦弃城南走。明年，（魏孝昌元年，梁普通六年。）三月，拔陵别帅王也不卢等攻陷怀朔。至六月，乃为柔然主阿那瓌所破，南移渡河。而恒州卒于又明年七月失陷，（孝昌二年，梁普通七年。恒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行台元纂南走。代北遂不可收拾矣。而杜洛周、鲜于修礼复起。

初李叔仁为破六韩拔陵所逼，求援。广阳王渊赴之。前后降附二十万人。渊与元纂，表求于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振赍，息其乱心。不从。而遣黄门侍郎杨昱，分散之于冀、定、瀛三州就食。渊谓纂曰：“此辈复为乞活矣。”孝昌元年，八月，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此依《魏书·本纪》。《梁书·侯景传》作吐斤六周，云柔玄镇兵。上谷，见第三章第八节。）攻没郡县。南围燕州。（见第十二章第一节。）九月，诏幽州刺史常景为行台，征虏将军元谭为都督讨之。（谭，献文子赵郡灵王干之子。）二年，正月，谭次军都，（燕州治。）为洛周所败。以别将李琚代谭。四月，又败没于蓟城之北。（蓟，幽州治。）五月，燕州刺史崔秉南走中山。（定州治。）七月，洛周遣其别帅曹纥真寇掠幽州。常景遣都督于荣邀于栗园，（胡三省曰：当在固安县界。）大破之，斩纥真。九月，景又破洛周，斩其武川王贺拔文兴，别帅侯莫陈升。然至十一月，幽州卒陷，景被执。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雕刻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以造像气魄雄伟、内容丰富多彩见称。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年（460年）初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历时60余年。

鲜于修礼，本怀朔镇兵，（据《梁书·侯景传》。）为五原降户。以孝昌二年，正月，反于定州。诏长孙稚为大都督，（稚，字承业，史或书其字。《北史》作名幼。）与河间王琛讨之。（齐郡顺王简子，继河间孝王若。简、若，皆文成子。）琛与稚有隙，前到呼沱，稚未欲战，而琛不从。稚至五鹿，（在河北濮阳县南。）为修礼所邀，琛不赴。贼总至，遂大败。稚与琛并除名。修礼及杜洛周之叛也，其余降户，犹在恒州，欲推广阳王渊为主，渊上书乞还京师，令左卫将军杨津代为都督。及是，（五月。）复以渊为大都督，章武王融为左都督，（融，彬子。）裴衍为右都督，（衍，植之弟。）北讨。初朔州毛普贤，为渊统军，后与修礼同反。（见《甄琛传》。）修礼常与葛荣谋，（《梁书·侯景传》云：荣怀朔镇将。）后稍信普贤，荣常衔之。渊使人喻普贤，普贤乃有降意。又使录事参军元晏说贼程杀鬼，果相猜贰。葛荣遂杀普贤、修礼而自立。（此据《渊传》。《本纪》云：八月，贼帅元洪业斩鲜于修礼请降，为贼党葛荣所杀。）荣以新得大众，上下未安，遂北度瀛洲。渊便率众北转。荣东攻。章武王融战败于白牛逻，（《纪》云在博野。博野，今河北蠡县。）殁于陈。渊退走，趋定州。闻刺史杨津疑其有异志，止于州南佛寺。召都督毛谥等六七人，臂肩为约，危难之际，期相拯恤。谥疑渊意异，乃密告津，云渊谋不轨。津遣谥讨渊。渊走。逢贼游骑，引诣葛荣。为荣所杀。三年，（梁大通元年。）荣陷殷州。（在今河北隆平县东。）东围冀州。先是以安乐王鉴为相州刺史、北讨大都督，（鉴，文成子安乐王长乐之孙。相州，见第八章第二节。）与裴衍共救信都。（冀州治。）鉴谋反，降荣。八月，都督源子邕怀子。（此据《本纪》。《列传》作子雍。）与衍合围鉴，斩首传洛。十一月，信都陷。时除子邕冀州刺史。子邕上书曰：“贼中甚饥，专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饱暖。高壁深垒，勿与争锋。彼求战不得，野掠无所获。不盈数旬，可坐制凶丑。”时裴衍复表求行。诏子雍与衍速进。子雍重表固请，不听。遂与衍俱进。至阳平郡东北漳曲，（阳平，见第二章第二节。）荣率贼十万，来逼官军。子邕、衍并战殁。明年，（武秦元年，梁大通二年。）正月，杜洛周陷定州，瀛州亦降。二月，为荣所并。三月，荣陷沧州。（在今河北南皮县东南。）遂独雄于河北矣。

破洛韩拔陵之叛也，高平酋长胡琛，亦起兵攻镇以应之。（正光五年，四月。高平镇，后为原州，今甘肃固原县。）别将卢祖迁击破之，琛北遁。时秦州刺史李彦，刑政过猛，为下所怨。六月，城民薛珍、刘庆、杜超等禽彦，推其党莫折大提为帅。（据《彦传》。《萧宝夤传》杜超作杜迁。）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之。南秦州城人孙掩、张长命、韩祖香据城，杀刺史崔游，以应大提。大提遣城人卜朝（《通鉴》作卜胡。）袭克高平。大提寻死，子念生代立。（据《萧宝夤传》，念生为大提第四子。）僭称天子。七月，诏元修义为西道行台，率诸将西讨。李苗上书，以为“食少兵精，利于速战；粮多卒众，事宜持久。今陇贼猖狂，非有素蓄；虽据两城，本无德义；其势在于疾攻，日有降纳，迟则人情离沮，坐受崩溃。今宜且勒大将，深沟高垒，坚守勿战；别命偏师，精卒数千，出麦积崖，（在今甘肃天水县东南。）以袭其后；则汧、岐之下，群妖自散”。于是诏苗为统军，与别将淳于诞出梁、益，隶行台魏子建。（东益州刺史，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念生遣其兄天生下陇东寇。据《本纪》。《宝夤传》及《梁书·羊侃传》：皆云天生为念生子。）八月，元志大败于陇东，退守岐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元修义性好酒，遂遇风病，神明昏丧，虽至长安，竟无部分之益。九月，更以萧宝夤为西道行台、大都督，率崔延伯、北海王颢西讨。（颢，详子。）十一月，天生攻陷岐州，执元志。遂寇雍州，屯于黑水。（在今陕西城固县北，南流入汉。）十二月，魏子建招降南秦氐、民，复六郡、十三戍，斩韩祖香。张长命畏逼，乃告降于萧宝夤。先是凉州幢帅于菩提、呼延雄执刺史宋颖，据州反。（七月。）吐谷浑主伏连筹讨之。于菩提弃城走，追斩之。城民赵天安复推宋颖为刺史。是月，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天安复执颖以应之。（魏凉州，治姑臧，见第二章第二节。）孝昌元年，（梁普通六年。）正月，萧宝夤、崔延伯击天生，破之黑水。天生退走入陇西。泾、岐及陇东悉平。先是高平人攻杀卜朝，共迎胡琛。（正光五年十一月。）琛遣其将万俟丑奴、宿勤明达寇泾州。延伯、宝夤会于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军威甚盛。四月，延伯为丑奴所败，战殁。延伯与奚康生、杨大眼并称名将，其死也，朝野叹惧焉。十月，吐谷浑复讨赵天安，降之。天水吕伯度兄弟，（天水，见第二章第二节。）始与莫折念生同逆。后保于显亲，（后汉侯国，后为县，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北。）聚众讨念生。战败，降于胡琛。琛资其士马，还征秦州。大败念生将杜粲于成纪。（见第三章第八节。）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贤于水洛城。（在今甘肃庄浪县南。）遂至显亲。念生身自拒战，又大奔败。伯度乃背胡琛，袭琛将刘拔，破走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骑东引魏军。念生事迫，乃诈降于萧宝夤。魏朝嘉伯度之功，授以泾州刺史。而元修义停军陇口，久不西进。念生复反。伯度终为万俟丑奴所杀。贼势更盛，萧宝夤不能制。胡琛与念生交通，事破六韩拔陵寖慢。拔陵遣其臣费律至高平，诱琛斩之。其众尽并于万俟丑奴。孝昌三年，（梁大通元年。）正月，宝夤大败于泾州。北海王颢寻亦败走。岐、豳、东秦、北华州俱陷。（豳州，今陕西邠县。东秦州，秦州陷后，置于汧城。汧，汉县，后魏曰汧阴，在今陕西陇县南。北华州，见上节。）宝夤还雍州。莫折天生乘胜寇雍州。宝夤部将羊侃隐身堑中射之，毙，其众乃溃。有司奏处宝夤死罪，诏恕为民。四月，复以为雍州刺史、西讨大都督。自关以西，皆受节度。九月，念生为其常山王杜粲所杀，合门皆尽。粲据州，请降于宝夤。（十二月，粲又为骆超所杀，亦遣使归魏。）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归罪。十月，魏朝复宝夤旧封。而宝夤自以出军累年，糜费尤广，一旦覆败，内不自安。魏朝颇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郦道元为关中大使。宝夤谓密欲取己，弥以忧惧。长安轻薄之徒，因相说动。道元行达阴槃驿，（阴槃，汉县，在今陕西长武县西北。）宝夤密遣其将郭子恢等攻杀之。遂叛魏，自号为齐。遣子恢东攻潼关，（见第三章第三节。）张始荣围华州。（见上节。）魏诏尚书仆射行台长孙稚讨之。初宝夤之败，北地功曹毛洪宾，据郡引寇，钞掠渭北。（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时杨椿为雍州刺史，其兄子侃为录事参军，请讨之。洪宾通书送质，乞自效。及是，与其兄遐，纠率乡义，将攻宝夤。宝夤遣其将卢祖迁击遐，为遐所杀。又遣其将侯终德攻遐。时薛凤贤反于正平，（后魏郡，在今山西新绛县西南。）薛修义屯聚河东，（见第二章第二节。）分据盐池，攻围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杨侃为稚行台左丞。稚军次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侃劝其“北取蒲坂，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斗心。华州之围，可不战而解；潼关之贼，必望风溃散。诸处既平，长安自克。”稚从之。令其子子彦等领骑于弘农北渡。围城之寇，各自散归，修义亦即逃遁。子恢为官军所败。稚又遣子彦破始荣于华州。终德因此势挫，还图宝夤。宝夤战败，奔万俟丑奴。时武泰元年（梁大通二年。）正月也。

以上皆孝明之世叛乱之较大者；其较小者：在清河则有崔畜。在广川则有傅堆。（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广川，见第九章第五节。孝昌元年，三月，畜杀大守董遵，堆执大守刘莽反。青州刺史安乐王鉴讨平之。）在朔州则有鲜于阿胡、库狄丰乐。（朔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孝昌二年四月据城反。）在平原则有刘树、刘苍生。（孝昌二年十一月反。州军破走之。刘树奔梁。）在徐州则有任道棱。（孝昌三年，正月，袭据萧城。州军讨平之。萧，今江苏萧县。）在东郡则有赵显德。（东郡，魏治滑台，见第六章第五节。显德，孝昌三年二月反。诏都督李叔仁讨之。四月，别将元斌之斩显德。）在齐州则有刘钧、房须。（孝昌三年，三月，钧执清河大守邵怀，须屯据昌国城。六月，诏李叔仁讨钧，平之。须，《彭城王勰传》作顷。昌国，汉县，在今山东淄川县东北。）在陈郡则有刘获、郑辨。（孝昌三年，七月，反于西华。州军讨平之。西华，汉县，在今河南西华县南。）在营州则有刘安定、就德兴。（营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安定、德兴，正光五年，据城反。城人王恶儿斩安定以降。德兴东走，自号燕王。孝昌二年，九月，攻陷平州。至孝庄帝永安元年，十一月，乃遣使来降。平州，治肥如，今河北卢龙县北。）在巩县一带，又有李洪。（《本纪》：武泰元年，二月，群盗烧劫巩县以西，关口以东，公路涧以南。诏李神轨为都督，讨平之，《神轨传》云：蛮帅李洪，扇动诸落。伊阙以东，至于巩县，多被烧劫。巩县，见第五章第一节。关盖谓函谷关。公路涧，未详。伊阙，见第六章第五节。）虽为患不广，然是处蜂起，势成燎原矣。

叛乱之兴，固非仅恃兵力所能戡定，然即以兵力论，其不足恃亦已甚。神龟二年，（梁天监十七年。）征西将军张彝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羽林虎贲千余人焚彝第，殴伤彝，烧杀其长子始均。彝亦旋死。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不能穷诛群竖，即为大赦，以安众心。史云：“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论当时兵事者：路思令曰：“窃以比年以来，将帅多是宠贵子孙；军幢统领，亦皆故义托附。贵戚子弟，未经戎役。衔杯跃马，志逸气浮。轩眉攘腕，便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怖惧交怀。雄图锐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锐，强壮居后以安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不集。任羊质之将，驱不练之兵，当负险之众，敌数战之虏。是以兵知必败，始集而先逃；将又怖敌，迁延而不进。国家便谓官号未满，重爵屡加；复疑赏赍之轻，金帛日赐。帑藏空虚，民财殚尽。致使贼徒更增，胆气益盛；生民损耗，荼毒无聊。”辛雄曰：“秦、陇逆节，将历数年；蛮左乱常，稍已多战；凡在戎役，数十万人。三方师众，败多胜少。迹其所由，不明赏罚故也。兵将之勋，历稔不决；亡军之卒，宴然在家；致令节士无所劝慕，庸人无所畏慑。进而击贼，死交而赏赊，退而逃散，身全而无罪。赏罚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敌士之所难，欲其必死，宁可得也？”高谦之曰：“自正光已来，边城屡扰，命将出师，相继于路，军费戎资，委输不绝。至于弓格赏募，咸有出身；槊刺斩首，又蒙阶级；故四方壮士，愿征者多。若使军帅必得其人，赏勋不失其实，何贼不平？何征不捷？而诸守帅，或非其才。多遣亲者，妄称入募，虚受征官，身不赴陈，惟遣奴客充数而已，对寇临敌，曾不弯弓。则是王爵虚加，征夫多阙。贼虏何可殄除？忠贞何以劝诫也？”以此政令，用此将士，无怪契胡一入，莫之能御矣。【5】

第四节　尒朱荣入洛

两晋之世，五胡作害中州，不久皆力尽而毙，而元魏崛起北方，独获享祚几百五十年者？（自道武登国元年，即晋孝武帝大元十一年，至明帝武泰元年，即梁武帝大通二年，凡百四十三年。）以是时中原之地，丧乱方剡，代北僻处一隅，与于战争之事较少，民力较完，抑且风气较质朴，便于战斗故也。元魏南迁以来，此等情形，迄未尝变，故及其衰敝，而尒朱、高、宇文诸氏，又起自代北，纷纷南下焉，而六镇则其先驱也。魏之所以兴，正其所以亡也。

尒朱荣，北秀容人。（秀容，见第六章第八节。）其先居尒朱川，（未详。）因为氏。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平晋阳，定中山。（胡三省曰：“尒朱氏，契胡种也。”又曰：“契胡，尒朱之种人也。”见《通鉴》梁武帝中大通二年《注》：案昔人于中国言姓氏，于夷狄言种姓。契胡，盖其氏族或部落之名也。）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曾祖郁德，祖代勤，父新兴，继为酋长。家世豪强。财货丰赢。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魏朝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正光中，四方兵起，荣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秀容内附胡民乞伏莫干破郡，杀大守，（魏秀容郡，治秀容，在今山西忻县北。）南秀容牧子万于乞真反叛，杀大仆卿陆延；（事在正光五年八月，见《纪》。）并州牧子素和婆仑崄作逆；（并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荣前后讨平之。内附叛胡乞步落，坚胡刘阿如等作乱瓜、肆；（魏瓜州，治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肆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敕勒北列步若反于沃阳；（汉县，后汉省，后魏复置，在今察哈尔凉城县西。）荣并灭之。敕勒斛律洛阳作逆桑乾，（事在孝昌二年三月，见《纪》。桑乾，见第四章第二节。）西与费也头牧子迭相犄角，荣率骑破洛阳于深井，（未详。）逐牧子于河西。孝昌二年，（梁普通七年。）八月，荣率众至肆州。刺史尉庆宾畏恶之，闭城不纳。荣怒，攻拔之。乃署其从叔羽生为刺史，执庆宾于秀容。自是荣兵威渐盛，朝廷亦不能罪责也。鲜于修礼之叛也，荣表东讨。杜洛周陷中山，明帝声将北讨，以荣为左军，不行。及葛荣吞洛周，荣表求遣骑三千，东援相州，（见第八章第二节。）不许。荣遣兵固守滏口。（大行陉名，在今河南武安、河北磁县之间。）复上书，求慰喻阿那瓌，直趋下口，（胡三省曰：“盖指飞狐口。”案飞狐口，在今河北涞源、察哈尔蔚县间。）以蹑其背；北海王颢之兵，镇抚相部，以当其前；而自诡自井陉以北，（井陉，见第六章第八节。）滏口以西，分防险要，攻其肘腋。并严勒部曲，广召义勇，北捍马邑，（见第三章第八节。）东塞井陉。荣之意，是时惟在中原，所苦者，未能得间而入耳。

胡灵后与明帝，母子之间，嫌隙屡起。帝所亲幸者，大后多以事害焉。武泰元年，（梁大通二年。）正月，潘充华生女。郑俨与大后计，诈以为男，大赦改元。二月，明帝死。事出仓卒，时论咸言郑俨、徐纥之计。大后乃奉潘嫔女即位。经数日，见人心已安，始言潘嫔本实生女，今宜更择嗣君。遂立故临洮王宝晖世子钊。（宝晖，高祖孙，）年始三岁。初李崇北讨，高凉王孤六世孙天穆，（孤，平文帝第四子。）奉使慰劳诸军。路出秀容，尒朱荣见其法令齐整，深相结托。天穆遂为荣腹心。及是，荣与天穆等密议，乃抗表请赴阙，问侍臣帝崩之由；以徐、郑之徒，付之司败；然后更召宗亲，推立年德。大后甚惧，以李神轨为大都督，将于大行杜防。荣抗表之始，遣从子天光、亲信奚毅、及仓头王相入洛，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天光乃见长乐王子攸，（彭城王勰第三子。）具论荣心。子攸许之。天光等还北，荣发晋阳，（见第三章第四节。）犹疑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此据《魏书·荣传》。《北史》六王作五王。）惟子攸独就。师次河内，重遣王相，密迎子攸。子攸与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潜渡赴之。时四月九日也。十一日，荣奉子攸为主，是为敬宗孝庄皇帝。（废帝朗中兴二年，谥为武怀皇帝。孝武帝大昌元年，改谥孝庄，庙号敬宗。）以荣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开府、尚书、领军将军、领左右、（谓领左右千牛备身。）大原王。是日，荣济河。大后乃下发入道。内外百官，皆向河桥迎驾。（河桥，见第三章第三节。）荣惑武卫将军费穆之言，谓天下乘机可取，（《魏书·穆传》：穆弃朔州南走，投荣于秀容。既而诣阙请罪。诏原之。荣向洛，灵大后征穆，令屯小平。及荣推奉孝庄帝，河梁不守，穆遂弃众先降。穆素为荣所知，见之甚悦。穆潜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今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虚实，必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公还北之日，恐不得度大行而内难作矣。”荣心然之。及元颢入洛，穆降，颢以河阴酷滥，事起于穆，引入诘让，出而杀之。一似荣之滥杀，由穆指踪，更无疑义者。然《北齐书·慕容绍宗传》言：荣称兵入洛，私告绍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若不加除翦，恐难制驭。吾欲因百官出悉诛之，尔谓可不？”则其翦戮朝士之计，早定于入洛之先矣。又《魏书·荣传》云：荣性好猎。元天穆从容谓荣曰：“大王勋济天下，四方无事，惟宜调政养民，顺时搜狩。”荣便攘肘谓天穆曰：“大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节。葛荣之徒，本是奴才，乘时作乱，妄自署假，譬如奴走，禽获便休。顷来受国大宠，未能开拓境土，混一海内，何宜今日，便言勋也？如闻朝士，犹自宽纵。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马，校猎高原，令贪污朝贵，入围搏虎。仍出鲁阳，历三荆，悉拥生蛮，北填六镇。回军之际，因平汾胡。明年，简练精骑，分出江、淮。萧衍若降，乞万户侯；如其不降，径度数千骑，便往搏取。待六合宁一，八表无尘，然后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观风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称勋耳。今若止猎，兵士懈怠，安可复用也？”此段言辞，多出附会，然欲令朝贵入围搏虎之语则真。荣本不知中国情形，意谓但藉杀戮立威，即可以胁众戴己，此其本怀。费穆多亦不过附和之，不能匡正而已。谓其谋本出于穆，恐未必然也。元颢之杀穆，或以其不为己用，或则当时有搆之者耳，不能以此证实穆之罪状也。小平津，见第五章第六节。晋阳，见第五章第二节。荆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延兴初，于安昌置南荆州，在今河南信阳县西北，与沘阳之东荆，谓之三荆。）乃谲朝士，共相盟誓。将向河阴西北三里。至南北长堤，悉令下马西度。即遣胡骑四面围之。妄言丞相高阳王欲反。杀百官、王公、卿士二千余人，皆敛手就戮。（此据《北史》。《魏书·荣传》云：十三日，荣引迎驾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列骑围绕。责天下丧乱，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缘此等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纵兵乱害。王公卿士，皆敛手就戮。死者千三百余人。皇弟、皇兄，亦并见害。）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宫。庄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帐。（此处亦采《北史》。庄帝兄劭，本封彭城王，弟子正为霸城公。庄帝即位后，以劭为无上王，子正为始平王。上文采《魏书》，于渡河之际，已书子正为始平王，与《北史》此处称子正为霸城王，皆非也。）荣先遣并州人郭罗察，（《通鉴》察作刹。）共西部高车叱列杀鬼，在帝左右，相与为应。及见事起，假言防卫，抱帝入帐。余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迁帝于河桥。沈灵大后及少主于河。时又有朝士百余人后至，仍于堤东被围。遂临以白刃，唱云：“能为禅文者出，当原其命。”御史赵元则出作禅文。荣令人诫军士，言“元氏既灭，尒朱氏兴”。其众咸称万岁。荣遂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时荣所信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言今时人事未可。荣乃曰：“若我作不去，当迎天穆立之。”灵助曰：“天穆亦不吉，惟长乐王有王兆耳。”荣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庄帝。（《魏书·荣传》云：外兵参军司马子如等切谏，陈不可之理。荣曰：“愆误若是，惟当以死谢朝廷。今日安危之机，计将安出？”献武王等曰：“未若还奉长乐，以安天下。”于是还奉庄帝。十四日，舆驾入宫。《北齐书·神武纪》云：神武恐谏不听，请铸像卜之，乃止。《周书·贺拔岳传》云：荣既杀害朝士，时齐神武为荣军都督，劝荣称帝。左右多同之。岳进言，荣寻亦自悟，乃尊立孝庄。岳又劝荣诛齐神武，以谢天下。左右咸言：“高欢虽言不思难，今四方尚梗，事藉武臣，请舍之，收其后效。”荣乃止。史家文饰之辞，敌国诽谤之语，皆不足信。神武是时，位卑言轻，未必能与于是议；即或有言，亦不过随众附和；断无诛之可以谢天下之理也。）望马首叩头请死。其士马三千余骑。既滥杀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为移都之计。持疑经日，始奉驾向洛阳宫。及上北芒（见第七章第七节。）视宫阙，复怀畏惧，不肯更前。武卫将军泛礼苦执，不听。复前入城，不朝戌。北来之人，皆乘马入殿。诸贵死散，无复次序。庄帝左右，惟有故旧数人。荣犹执移都之议，上亦无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谢河桥之事，誓言无复二心。庄帝自起止之。因复为荣誓言无疑心。荣喜。因求酒。及醉，熟寐。帝欲诛之，左右苦谏，乃止。即以床轝向中常侍省。荣夜半方寤，遂达旦不眠。自此不复禁中宿矣，荣女先为明帝嫔，欲上立为后。帝疑未决。给事黄门侍郎祖莹曰：“昔文公在秦，怀嬴入侍，事有反经合义，陛下独何疑焉？”上遂从之。荣意甚悦。于时人间犹或云荣欲迁都晋阳，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惊恐。人情骇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窜，无敢出者。直卫空虚，官守旷废。荣闻之，上书谢。请追尊无上王帝号。（复追尊为孝宣皇帝。）诸王、百官及白身，皆有追赠。又启帝，遣使巡城劳问。于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来归阙。五月，荣还晋阳，乃令元天穆向京，为侍中、大尉公，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封上党王。树置腹心在列职。举止所为，皆由其意。七月，诏加荣柱国大将军。是时之庄帝，盖不但仅亦守府而已。荣之将入洛也，郑俨走归乡里。俨，荥阳人也，（荥阳，见第三章第二节。）其从兄仲明，先为荥阳大守。俨与仲明欲据郡起众，寻为其部下所杀。徐纥走兖州，投泰山大守羊侃，（泰山，见第三章第四节。）说令举兵。魏攻侃，纥说侃乞师于梁，遂奔梁。（参看第六节。）

尒朱荣乃粗才，必不能定中原，成大业，然其用兵则颇饶智勇，以其出自代北，习于战斗也。此可见代北劲悍之风，尚未全替，周、齐继元魏之后，复能割据中原数十年，为有由矣。时中原叛者尚多，（孝庄帝永安元年，即明帝武泰元年也。五月，齐州人贾结聚众反，夜袭州城，会明退走。七月，光州人刘举，聚众数千，反于濮阳，八月，讨平之。二年，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二月，燕州人王庆祖，聚众上党，尒朱荣讨禽之。齐州、光州，皆见第三节。濮阳，见第三章第四节。燕州，见第一节。上党，见第二章第二节。）而西方之万俟丑奴，东方之葛荣，及新起之邢杲，声势最大。永安元年，六月，葛荣使其仆射任褒，率车三万余乘，南寇沁水。（见第四章第二节。）魏以元天穆为大都督讨之。八月，荣围相州，刺史李仁轨闭门自守。贼锋过汲郡。（见第三章第三节。）所在村坞，悉被残略。尒朱荣启求讨之。九月，乃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葛荣自邺以北，列陈数十里，箕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身自陷陈，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陈禽葛荣。余众悉降。荣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普告勒：“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登即四散。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于是冀、定、沧、瀛、殷五州悉平。（冀州、瀛州，皆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沧州、殷州，皆见第三节。）十月，槛送葛荣于洛阳，斩于都市。邢杲者，河间人。（河间，汉县，后魏为郡，在今河北河间县西南。）魏兰根之甥。（见《北齐书·兰根传》。）为幽州平北府主簿。杜洛周、鲜于修礼为寇，瀛、冀诸州人多避乱南向。杲拥率部曲，屯据鄚城，（鄚，汉县，在今河北任邱县北。）以拒洛周、葛荣，垂将三载。广阳王渊等败后，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北海，见第九章第五节。）灵大后命流人所在，皆置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时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为大守，未报，会台以杲从子子瑶资荫居前，乃授河间大守，杲深耻恨。永安元年，六月，反。所在流人，先为土人陵忽，率来从之。旬朔之间，众逾十万。东掠光州，尽海而还。遣李叔仁讨之。十月，失利于潍水。时泰山大守羊侃反正，行台于晖攻之，十二月，诏晖回师讨杲，次于历下。是岁，葛荣余党韩楼复据幽州反。（幽州，见第一节。）明年，（永安二年，梁中大通元年。）正月，晖所部都督彭乐，率二千余骑，北走于楼，乃班师。三月，诏元天穆与高欢讨杲。破之济南，（见第七章第四节。）杲降。送洛阳，斩于都市。于是大敌之未平者，惟一万俟丑奴，而南方之师，乘虚至矣。

第五节　梁武政治废弛

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斯言也，观于梁世而益信。南北朝时，南北兵争，论者皆谓北强南弱，其实不然。当时兵事，南方惟宋元嘉二十七年一役，受创最巨，然魏亦无所得。此后宋明帝之失淮北，齐东昏之失寿春，皆内乱为之，非魏之力征经营也。梁武得国，魏政日衰，继以内乱。自此至东西分裂，凡三十三年；至高欢死，侯景叛魏，则四十六年。此数十年，实为南方极好之机会。生聚教训，整军经武；恢复国土，攘除奸凶；在此时矣。乃不徒不能发愤为雄，并政刑亦甚废弛，致有可乘之机会而不能乘，而反以招祸，此则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佛教禅宗祖庭南华寺

南华寺是中国佛教名寺之一，始建于南北朝的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天监三年，寺庙建成，梁武帝赐“宝林寺”名，开宝元年（968年），宋太宗敕赐“南华禅寺”并沿袭至今。

梁武帝之为人也，性甚恭俭，亦能勤政恤民，【6】（《梁书·本纪》云：帝“勤于政务，孜孜无怠。每至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后宫衣不曳地，旁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历观古昔，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此非虚语。下引《循吏传序》，可以参观。又其敕责贺琛自述之辞，虽或过实，亦必不能全虚也。）然实非政事之才，故绝不能整饬纲纪。其时散骑常侍贺琛，尝启陈事条，读之最可见当时政俗之弊，今节录其辞如下；其一事曰：“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虽是处凋流，而阙外弥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国家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致年常租课，动致逋积，而民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大邦大县，舟舸衔命者，非惟十数。穷幽之乡，极远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属所搔扰。驽困邑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纵有廉平，郡犹掣肘。故邑宰怀印，类无考绩。细民弃业，流冗者多。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终不得反其居也。”（案流移之弊，当时实为极甚。天监十七年，正月朔，诏曰：“夫乐所自生，含识之常性；厚下安宅，驭世之通规。朕矜此庶氓，无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宽恤之恩。而编户未滋，迁徙尚有。轻去故乡，岂其本志？资业殆阙，自返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弥。今开元发岁，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旧所。将使郡无旷土，邑靡游民；鸡犬相闻，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开恩半岁，悉听还本。蠲课三年。其流寓过远者，量加程日。若有不乐还者，即使著土籍为民。准旧课输。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告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凡坐为市、埭诸职，割盗、衰灭，应被封籍者，其田宅、车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没入皆优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贾富室，亦不得顿相兼并。遁叛之身，罪无轻重，并许首出，还复民伍。若有拘限，自还本役。并为条格，咸使知闻。”其后大通元年，大同元年、十年，中大同元年，大清元年，皆有逋叛流移，听复宅业，蠲课役五年之诏。而大同七年，诏曰：“凡是田桑、废宅没入者，公创之外，悉以分给贫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闻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7】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能假与豪家。”又诏：“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冀。至于民间，诛求万端。或供厨帐，或供厩库，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于民。又复多遣游军，称为遏防。奸盗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设，或责脚步，又行劫纵，更相枉逼。良人命尽，富室财殚。此为怨酷，非止一事。亦频禁断，犹自未已。外司明加听采，随事举奏。又复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至细民，措手无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禁断之身，皆以军法从事。若是公家创内，止不得辄自立屯，与公竞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采，以供烟爨者，悉不得禁；及以采捕，亦勿诃问。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结正。”先是天监七年，已有“薮泽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资，而顷世相承，普加封固，岂所谓与民同利，惠兹黔首？凡公家诸屯戍见封熂者，可悉开常禁”之诏。及大同十二年，又诏：“四方所立屯传、邸冶、市埭、桁渡、津税、田园，新旧守宰，游军戍逻，有不便于民者，尚书州郡，各速条上，当随言除省，以舒民患。”其求民瘼，未尝不勤。然《南史·郭祖深传》，载祖深舆榇诣阙上封事，言“朝廷擢用勋旧，为三垂州郡。不顾御人之道，惟以贪残为务。迫胁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之人，尤受其弊。自三关以外，是处遭毒。而此勋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扬、徐之人，逼以众役，多投其募。利其货财，皆虚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远役，身归乡里。又惧本属检问，于是逃亡他境。侨户之兴，良由此故。”则所以致民流移者，实即当时之官吏也。空言无施，虽切何补？况又有害之者乎？三关、三津，皆未详。）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举二条，言其尤者。今之燕喜，相竞夸豪。【8】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见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今虽庶贱，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费之多。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余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其三事曰：“斗筲之人，藻棁之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诡竞求进。不说国之大体。不知当一官，处一职，贵使理其紊乱，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运挈缾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旷官废职，长弊增奸，实由于此。”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虚。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者，良有以也。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事省则养民，费息则财聚。止五年无事，必能使国丰民阜；若积以岁月，斯乃范蠡灭吴之行，管仲霸齐之由。今应内省职掌，各检所部。凡京师冶署、邸肆应所为，或十条宜损其五，或三条宜除其一。及国容戎备，在昔宜多，在今宜少；虽于后应多，即事未须；皆悉减省。应四方屯传、邸冶，或旧有，或无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凡厥兴造，凡厥费财，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讨召，凡厥征求，虽关国计；权其事宜，皆息费休民。不息费则无以聚财，不休民则无以聚力。故蓄其财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扰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财而务赋敛繁兴，则奸诈盗窃弥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自普通已来，二十余年，刑役荐起，民力凋流。今魏氏和亲，疆埸无警，若不及于此时，大息四民，使之生聚；减省国费，令府库蓄积；一旦异境有虞，关、河可扫，则国弊民疲，安能振其远略？事至方图，知不及矣。”观其言，当时政俗之弊，略可见矣。《梁书·良吏传》曰：“齐末昏乱，政移群小。赋调云起，徭役无度。守宰多倚附权门，互长贪虐，掊克聚敛，侵愁细民。天下摇动，无所措其手足。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台建，仍下宽大之书，昏时杂调，咸悉除省。于是四海之内，始得息肩。逮践皇极，躬览庶事。日昃听政，求民之瘼。乃命轩，以省方俗。（《本纪》：帝即位之后，即分遣内侍，周省四方。天监三年，六月，又诏可分将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冤巨害，抑郁无归，听诣使者，依源自列。）置肺石以达穷民。（《本纪》：天监元年，诏可于公车府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从我江、汉，功在可策；次身才高妙，摈压莫通；大政侵小，豪门陵贱；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六年，诏四方士民，若有欲陈言刑政，可各诠条，布怀于刺史、二千石。有可申采，大小以闻。大同二年，诏画可外牒，或致纰缪。凡政事不便于民者，州、郡、县即时皆言，勿得欺隐。如使怨讼，当境任失。而今而后，以为永准。）务加隐恤，舒其急病。元年，始去人赀，计丁为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无文饰。宫掖不过绫采，无珠玑锦绣。大官撤牢馔，每日膳菜蔬。饮酒不过三盏。以俭先海内。每选长吏，务简廉平。皆召见御前，亲勖治道。”又著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大县有能，迁为二千石。”剖符为吏者，往往承风焉。帝之志在恤民，盖无疑义。然徒法不能自行。当时后军参军郭祖深，又尝诣阙上封事，言“愚辈各竞奢侈，贪秽遂生，颇由陛下，宠勋大过，驭下大宽，故廉洁者自进无途，贪苛者取人多径。直弦者沦溺沟壑，曲钩者升进重沓。饰口利辞，竞相推荐；讷直守信，坐见埋没。劳深勋厚，禄赏未均；无功侧入，反加宠擢。昔宋人卖酒，犬恶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则帝于督责之术，实有所未尽也。（《魏书·岛夷传》曰：“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礼。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为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妓妾、粱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其王侯贵人，奢淫无度。弟兄子侄，侍妾或及千数，至乃回相赠遗。其风俗颓丧，纲维不举若此。”虽敌国诽谤之辞，亦不能谓其全属子虚也。）帝所任者，周舍、徐勉。舍豫机要二十余年，性极俭素，身后更蒙褒奖。勉当王师北伐时，候驿填委，参掌军书，劬劳夙夜，动经数旬，乃一还宅；而亦不营产业，家无蓄积。可谓股肱心膂之臣。然终不能有裨于时者，盖其所为，亦不免贺琛所谓以深刻为能，绳逐为务，即能尽其用，已不克大有所为，况帝又宽纵于上乎？周舍卒后，朱异代掌机密，（《南史·朱异传》云：自徐勉、周舍卒后，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异。敬容质悫无文，以纲维为己任。异文华敏洽，曲营世誉。二人行异，而俱见幸。《敬容传》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简文频于玄圃，自讲老、庄，学士吴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氏丧乱，颇由祖尚虚玄，胡贼遂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免职出宅，无余财货。其为人，亦可谓庸中佼佼者，然亦不过能应簿书期会而已。周舍卒于普通五年，徐勉卒于大同元年。）居权要二十余年，徒以善窥人主意旨，曲能阿谀闻，而又贪冒财贿，（《南史》本传，言其产与羊侃相埒。《恩幸传》云：陆验、徐驎，并吴人。验，朱异故尝有德，言于武帝拔之，与驎递为少府丞、大市令，并以苛刻为务，百贾畏之。异尤与之昵。世人谓之三蠹。观下引鱼弘之事，可谓文臣武将，取之各有其道矣。）遂酿大清之祸。盖帝至晚岁，实已耄荒，而又不免于自满，国内、国外，情形如何，实非所深悉也。贺琛书奏，帝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其辞多自辩白，实则饰非拒谏而已。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尚安能自闻其过哉？（郭祖深言：当时“执事，皆同而不和，答问唯唯而已。入对则言圣旨神衷，出论则云谁敢逆耳”。好谀恶直者，固势必至此也。《魏书·岛夷传》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或有云国家强盛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悦。朝臣左右，承其风旨，莫敢正言。”此其所以招侯景之祸也。）

当时将帅，亦极骄横。羊侃可谓乃心华夏者，侃归国，事见下节。侯景作乱，台城被围时，守御惟侃是杖，亦可谓有将帅之才。然史言其豪侈，乃殊出意计之外。（《南史·侃传》云：性豪侈。善音律。姬妾列侍，穷极奢靡。初赴衡州，于两艖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绣。盛设帷屏，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阳斐、与侃在北尝同学，有诏命侃延斐。同宴宾客，三百余人，食器皆金玉杂宝。奏三部女乐。至夕，侍婢百余人，俱执金花烛。侃不饮酒，而好宾游，终日献酬，同其醉醒。以贺琛之言衡之，其所费为何如邪？衡州，梁置，治含洭，在今广东英德县西。【9】）夫侃，晚而归国；其归国也，乃在败逋之后；势不能多有所携，而其富厚如此，何所取之，实不能令人无惑。观于鱼弘之贪暴，（《南史·弘传》：尝谓人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而知当时武将之剥民，或更甚于文吏矣。此等人，尚安能驱之使立功业哉？

帝于诸王，宽纵尤甚，遂为异日之祸根。【10】帝八子：长昭明大子统，以天监元年立，中大通三年卒。有五子：曰华容公欢，曰枝江公誉，曰曲江公詧，曰，曰鉴。次子豫章王综，实齐东昏侯子也，其事别见下节。三子晋安王纲，昭明大子母弟也。昭明大子之薨，帝犹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乃决立纲为大子。而封欢为豫章郡王，誉为河东郡王，詧为岳阳郡王，为武昌郡王，鉴为义阳郡王，以慰其心。（昭明大子母曰丁贵嫔，以普通七年卒。《南史·大子传》曰：大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帝，言大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宫监鲍邈之、魏雅，初并为大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帝云：雅为大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惟诛道士。由是大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后邵陵王临丹阳郡，因邈之与乡人争婢，议以为诱略之罪，牒宫。简文追感大子冤，挥泪诛之。案此事为《梁书》所无。）不足以消弭争端，而复授以争夺之资，同室操戈之机，伏于此矣。第四子曰南康简王绩，第五子曰庐江威王续，并先帝卒。（绩卒于大通三年，续卒于中大同二年。）第六子曰邵陵携王纶。第七子曰湘东王绎，即元帝也。第八子曰武陵王纪。史惟于绩无贬辞。于续即言其贪财，而纶悖戾尤甚。（《南史·纶传》：普通五年，摄南徐州事。在州轻险躁虐，喜怒不恒。车服僭拟，肆行非法。遨游市里，杂于厮隶。尝问卖者曰：“刺史何如？”对者言其躁虐。纶怒，令吞以死。自是百姓皇骇，道路以目。尝逢丧车，夺孝子服而着之，匍匐号叫。签帅惧罪，密以闻。帝始严责。纶不能改。于是遣代。纶悖慢愈甚。乃取一老公短瘦类帝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为君。自陈无罪。使就坐，剥褫，棰之于庭。忽作新棺木，贮司马崔会意，以轜车挽歌，为送葬之法，使妪乘车悲号。会意不堪，轻骑还都以闻。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将于狱赐尽。昭明大子流涕固谏，得免。免官，削爵土，还第。大通元年，复封爵。中大通四年，为扬州刺史。纶素骄纵，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赊买锦采丝布数百匹，拟与左右职局防为绛衫，内人帐幔。百姓并关闭邸店不出。台续使少府市采，经时不能得。敕责，府丞何智通具以闻。因被责还第。恒遣心腹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赵智英等于路寻何智通。于白马巷逢之，以矟刺之，刃出于背。智通以血书壁作邵陵字乃绝。帝悬钱百万购贼。西州游军将宋鹊子条姓名以启。敕遣舍人诸昙粲领斋仗五百人围纶第。于内人槛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骁勇，逾墙突围，遂免。纶锁在第。昙粲并主帅领仗身守视，免为庶人。经三旬，乃脱锁。顷之，复封爵。后预饯衡州刺史元庆和，于坐赋诗十二韵。末云：“方同广川国，寂寞久无声。”大为武帝所赏，曰：“汝人才如此，何虑无声？”旬日间，拜郢州刺史。初昭明之薨，简文入居监抚，纶不谓德举，而云时无豫章，故以次立。及庐陵之没，纶觖望滋甚。于是伏兵于莽，用伺车驾。而台舍人张僧胤知之，其谋颇泄。又纶献曲阿酒百器，上以赐寺人，饮之而毙。上乃不自安，颇加卫士，以警宫内。而纶亦不惧。帝竟不能有所废黜。西州，见第十章第二节。曲阿，见第四章第三节。）案《南史》言诸王之恶，多为旧史所无；其中邵陵王纶，当侯景难作后，差能尽忠君父，而史乃言其再谋弑逆；故颇有疑其不实者。然其辞必不能尽诬。而帝之宽纵，又不但己子，于昆弟，于昆弟之子，无不如是者。史所载者：如临川静惠王宏，【11】（《南史·本传》云：宏自洛口之败，常怀愧忆。都下每有窃发，辄以宏为名。屡为有司所奏。帝每贳之。十七年，帝将幸光宅寺，有士伏于骠骑航，待帝夜出。帝将行，心动，乃于朱雀航过。事发，称为宏所使。帝泣谓宏曰：“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犹恐颠坠，汝何为者？我非不能为周公、汉文，念汝愚故。”宏顿首曰：“无是无是。”于是以罪免。而纵恣不悛。奢侈过度。修第拟于帝宫。后庭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所幸江无畏，服玩拟于齐东昏潘妃，宝屧直千万。好食鲭鱼头，常日进三百。其佗珍膳，盈溢后房，食之不尽，弃诸道路。宏未几复为司徒。普通元年，迁大尉、扬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薨。宏恣意聚敛。库室垂有百间，在内堂之后，关籥甚严。有疑是铠仗者，密以闻。宏爱妾江氏，寝膳不能暂离。上佗日送盛馔与江，曰：“当来就汝欢宴。”惟携布衣之旧射声校尉邱佗卿往，与宏及江大饮。半醉后，谓曰：“我今欲履行汝后房。”便呼后舆，径往屋所。宏恐上见其贿货，颜色怖惧。上意弥言是仗。屋屋检视。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帝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纻、蜡、朱砂、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悦，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券，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帝后知，制悬券不得复驱夺，自此后，贫庶不复失居业。宏又与帝女永兴主私通。因是遂谋弑逆。许事捷以为皇后。帝尝为三百斋，诸主并豫。永兴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逾阈失屦，帅疑之，密言于丁贵嫔。欲上言，惧或不信，乃使宫帅图之。帅令内舆人八人，缠以纯锦，立于幕下。斋坐散，主果请间。帝许之。主升阶，而僮先趋帝后，八人抱而禽之。帝惊，坠于扆。搜僮得刀。辞为宏所使。帝秘之。杀二僮于内。以漆车载主出。主恚死，帝竟不临之。宏性好内乐酒，沉湎声色。侍女千人，皆极绮丽。）如南平元襄王伟，（《南史·本传》云：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又加穿筑。果木珍奇，穷极凋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笼炉，夏设饮扇，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蕃邸之盛无过焉。）如临贺王正德，（临川靖惠王子。《南史·本传》云：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猎。齐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养以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大子，正德还本。自谓应居储嫡，心常怏怏。普通三年，奔魏。魏不礼之。又逃归。武帝泣而诲之，特复本封。正德志行无悛。常公行剥掠。东府有正德及乐山侯正则，潮沟有董当门子暹，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杀人于道，谓之打稽。时勋豪子弟多纵恣，以淫盗屠杀为业，父祖不能制，尉逻莫能御。后正则为劫杀沙门徙岭南死。洪为其父奏系东冶，死于徙。暹坐与永阳王妃王氏乱诛。三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六年，为轻车将军，随豫章王北伐，辄弃军走，为有司所奏，下狱，免官削爵土，徙临海郡。未至，道追赦之。八年，复封爵。大通四年，特封临贺郡王。后为丹阳尹，坐所部多劫盗，复为有司所奏，去职。出为南兖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广陵沃壤，遂为之荒，至人相食啖。既累试无能，从是黜废，转增愤恨，乃阴养死士，常思国衅。其后与侯景通之事，见第十三章第二节。正则，正德弟也。恒于第内私械百姓令养马。又盗铸钱。大通二年，坐匿劫盗，削爵，徙郁林。与西江督护靳山顾通室。招诱亡命，将袭番禺。未及期而事发，遂鸣鼓会将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长史元孝深讨之。正德败逃于厕。村人缚送之。诏斩于南海。东府，见第三章第九节。临海，见第四章第三节。番禺，南海都治，亦广州治，见第七章第五节。郁林，见第三章第九节。）其罪恶无不骇人听闻。有一于此，纲纪已不可问，况其多乎？帝之不诛齐室子孙，颇为史家所称道，（事见《南史·齐高帝诸子传》。《廿二史札记》曰：“宋之于晋，齐之于宋，每当革易，辄取前代子孙尽殄之。梁武父顺之，在齐时，以缢杀鱼复侯子响事，为孝武所恶，不得志而死，故梁武赞齐明帝除孝武子孙以复私仇，然亦本明帝意，非梁武能主之也。后其兄懿又为明帝子东昏侯所杀，故革易时亦尽诛明帝子以复之，所谓自雪门耻也。至于齐高子孙，犹有存者，则皆保全而录用之。”又云：“高、武子孙，已为明帝杀尽，惟豫章王一支尚留。”案齐明帝十一男：长巴陵隐王宝义，次东昏侯，三江夏王宝玄，五庐陵主宝源，六鄱阳王宝寅，八和帝，九邵陵王宝攸，十晋熙王宝嵩，十一桂阳王宝贞。史云余皆早夭，谓第四、第七二皇子也。东昏侯、和帝外，宝玄为东昏侯所杀。宝攸、宝嵩、宝贞，皆以中兴二年见杀。宝玄亦死于是年，史书薨，然恐实非良死也。宝寅奔虏。宝义封巴陵郡王，奉齐后，天监七年薨，盖以幼有废疾，故独得全也。宝攸，《南史》本传作宝修，《本纪》亦作宝攸。）然其纵恣亲贵，诒害于民如此，以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义衡之，觉列朝之诛戮功臣、亲贵者，其流毒，反不若是之巨矣。

帝之诒讥后世者，为信佛法。其实信佛法而无害于政事，初未足以召乱，帝之所以召乱者，亦以其纲纪之废弛耳。郭祖深言：“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侈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12】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蠹俗伤法，抑由于此。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惟着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僧尼之害治如此，崇信之者，复何以为国哉？帝之学问，在历代帝王中，自当首屈一指。当其在位时，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经馆，置五经博士；又撰吉、凶、军、宾、嘉五礼一千余卷。史称“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南史·本纪》赞。）良亦有由，然粉饰升平之为，终非所以语于郅台之实也。

莫高窟257窟壁画·九色鹿

第六节　梁纳元颢

魏至明帝之朝，政事紊乱，干戈四起，势已不能与梁竞。为梁人计者，实宜厚集其力，为一举廓清之计，而不宜轻用其锋。以北朝是时之衰乱，梁苟能出全力以乘之，河北、河东，纵难全复；河南、关中，必可全而有也。（梁若有力以出关中，必非萧宝寅、万俟丑奴等所能御。）河南、关中既下，秣马厉兵，再接再厉，而六合之澄清有望矣。然梁武本非能用兵之人，亦未尝实有恢复之志。疆埸无事，偷安岁久，兵力之不振，实更甚于其有国之初。故北方虽有机可乘，而梁人用兵，仍不越乎淮上。若言大举，则始终思藉降人之力。独不思降人若本无能为，辅之安能有济？若有雄略，又安肯为我不侵不叛之臣？辅而立之，岂非自树一敌邪？

梁武帝普通五年，魏孝明帝正光五年也。武帝复谋北伐。使裴邃率骑三千，先袭寿春。（邃时为豫州刺史镇合肥。）入其郛。以后军失道不至，拔还。时诸将北征，多所克获。魏遣河间王琛援寿春，安乐王鉴援淮阳。（见第九章第五节。）初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据镇自立。（法僧，道武子阳平王熙之曾孙。《梁书》本传云：普通五年，魏室大乱，法僧遂据镇称帝。诛异己。立诸子为王部署将帅，欲议匡复。既而魏乱稍定，将讨法僧。法僧惧，乃遣使归款，请为附庸。欲议匡复，乃其归梁后之饰说。法僧乃一妄人，刺益州时，杀戮自任，威怒无恒，致合境皆叛，招引外寇，具见《北史》本传。且归梁时年已七十有二矣，复何能为？梁乃赐之甲第，女乐金帛，前后不可胜数，谓方事招携，欲以抚悦初附，何不回此赀财，以饷战士邪？法僧之叛，《魏书·本纪》谓其自称宋王，其本传及《北史》皆云称尊号，与《梁书》合。《通鉴考异》云：法僧立诸子为王，则必称帝，其说是也。时又有元略者，中山王英之第四子也。其兄熙起兵而败，略奔梁。梁封为中山王。法僧降，以为大都督，令诣彭城诱接初附。寻与法僧同征还。后豫章王综入魏，长史江革及将士五千人，悉见禽虏，魏明帝悉遣还以征略。梁乃备礼而遣之。）魏人将讨之，法僧惧，六年，（魏孝昌元年。）正月，遣使归款，请为附庸。魏安乐王鉴攻之，不克。魏又使临淮王彧、（见第三节。）安丰王延明、（见第一节。）尚书李宪讨之。法僧请还朝。高祖遣朱异迎之，而使豫章王综顿彭城，总督诸军。五月，裴邃卒于军。诏中护军夏侯亶代焉。与魏河间王琛、临淮王彧等相拒，频战克捷。时方修宿豫堰，（宿豫，见第七章第四节。）又修曹公堰于济阴，（宋郡，在今安徽盱眙县西。）有密敕：班师合肥，以休士马，须堰成复进。而豫章王之变起。【13】初综母吴淑媛，本在齐东昏侯宫，后得幸于武帝，七月而生综。综自信为东昏侯子。（《南史》本传云：在西州，于别室岁时设席，祠齐氏七庙。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齐明帝陵。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其骨沥血试之。既有征矣，在西州生次男，月余日，潜杀之，既瘗，夜遣人发取其骨，又试之。每武帝有敕疏至，辄忿恚形于颜色。徐州所有练树，并令斩杀，以帝小名练故。西州，见第十章第二节。曲阿，见第四章第三节。）降意下士，以伺风云之会。又为入北之备。（《南史》本传又云：轻财好士，分施不辍。常于内斋，布沙于地，终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于徐州还，频载表陈便宜，求经略边境。累致意尚书仆射徐勉，求出镇襄阳。为南兖，颇勤于事，而不见宾客，其辞讼则隔帘理之；方辐出行，垂帷于舆；每云恶人识其面也。）诸侯王、妃、主及外人，并知此怀，惟武帝不疑。帝性严，群臣不敢轻言得失，综所行，帝亦弗之知也。尝使人入北，与萧宝寅相知，呼为叔父，许举镇归之。及是，敕综退军，综惧南归则无因复与宝寅相见，乃与数骑夜奔延明。（此据《梁书》。《南史》本传云：武帝晓别玄象，知当更有败军失将，恐综为北所禽，手敕综令拔军，每使居前，勿在人后，综恐帝觉其意，遂奔。又云：综至魏，改名缵。追服齐东昏斩衰。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绝其属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诏复属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吴淑媛俄遇鸩而卒，有诏复其品秩，谥曰敬。使直主其丧。及萧宝寅据长安反，综复去洛阳欲奔之。魏法：度河桥不得乘马，综乘马而行，桥吏执之，送洛阳。陈庆之之至洛也，送综启求还。时吴淑媛尚在，敕使以综小时衣寄之。信未达而庆之败。未几，终于魏。后梁人盗其柩来奔，武帝犹以子礼，祔葬陵次。案陈庆之至洛时，吴淑媛尚在，不得云俄遇鸩，此亦古人博采兼存，不加注释之一证。或谓俄遇鸩之俄字，乃承上久之二字而言，则于语气不合也。）于是众军皆溃。魏人遂复据彭城。时魏扬州刺史长孙稚，拥强兵而久不决战，议者疑其有异图。魏之遣河间、临淮二王及李宪，外声助稚，实防之也。七年，（魏孝昌二年。）鲜于修礼反，遂调稚北讨。初魏咸阳王禧之死也，其长子通亦见杀。（通窃入河内，大守陆琇，初与通情，闻禧败，乃杀之。河内，见第二章第二节。）通弟翼，会赦，诣阙上书，求葬其父；又频年泣请；世宗不许。翼乃与弟昌、晔来奔。翼弟显和，昌弟树，后亦来奔。武帝封翼为咸阳王，以为青、冀二州刺史。翼谋举州归魏，为武帝所移。树，武帝封为魏郡王，后改封邺王，数为将。是夏，淮堰水盛，寿阳将没，帝乃使树北道军稍进。夏侯亶通清流涧，（在今安徽滁县西北。）韦放　自北道会焉。（放，叡子。）两军既合，所向皆下，凡克城五十二。十一月，魏扬州刺史李宪降。于是久为敌据之寿春克复。诏依前代，于寿阳置豫州，以合肥为南豫州。（以夏侯亶为二州刺史。大通三年，卒于镇。）明年，为大通元年，（魏孝昌三年。）正月，司州刺史夏侯夔出义阳道，（夔，亶弟。）攻平静、穆陵、阴山三关，克之。（平静，即平靖，见第十一章第四节。穆陵，亦作木陵，在今湖北麻城县北。阴山，在麻城县东北。）时谯州刺史湛僧智围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于广陵，（今河南息县。）夔自武阳会焉。（武阳，义阳三关之一，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九月，庆和降。诏以僧智领东豫州，镇广陵。又遣领军曹仲宗攻涡阳。（见第十一章第三节。）涡阳城主王伟降。诏以涡阳置西徐州。二年，（魏明帝武泰，孝庄帝永安元年。）二月，魏孝明帝死，国大乱。四月，其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降。（愿达，明元孙，《南史》作显达。）诏改为北司州。以夏侯夔为刺史。四月，魏北海王颢、（见第三节。）临淮王彧、汝南王悦（孝文子。）并来奔。时魏以颢为相州刺史，御葛荣。颢至汲郡，属尒朱荣入洛，推奉庄帝，遂盘桓顾望，图自安之策。先是颢启其舅范遵为殷州刺史，遵以葛荣见逼，未得行，颢令遵权停于邺。颢既怀异谋，乃遣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为己表里之援。相州行台甄密，先受朝旨，委其守邺。知颢异图，恐遵为变，遂相率废遵，还推李神，摄理州事。然后遣军候颢逆顺之势。颢遂与子冠受来奔。彧时为东道行台，以尒朱荣杀害元氏，故来奔。旋北还。悦则清狂不惠。故三人中惟颢为梁所资焉。六月，魏北青州刺史元世儁，南荆州刺史李志皆以城降。（胡三省曰：“魏北青州治东阳，去梁境甚远。《五代志》：东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郡领怀仁县。又《注》云：梁置南北二青州，意元世儁以怀仁之地来降也。”案怀仁，东魏县，在今江苏赣榆县西。南荆州，见第四节。）泰山大守羊侃，（后魏泰山郡，治钜平，在今山东泰安县西南。）祖规，为宋徐州从事，以薛安都降北陷魏。父祉，每有南归之志。常谓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异域？汝等可归奉本朝。”侃至是，将举河、济，以成先志。兖州刺史羊敦，（魏兖州，初治滑台，后移瑕丘。亦称东兖，而称滑台为西兖。大和中，于涡阳置兖州，正光中移于谯城，谓之南兖。西兖，孝昌三年，尝移于定陶，后复。滑台，见第六章第五节。瑕丘，见第九章第五节。涡阳，见第十一章第三节。谯城，见第三章第三节。定陶，秦县，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侃从兄也，密知之，据州拒侃。侃率精兵三万袭之，弗克。仍筑十余城守之。魏主闻之，使授侃骠骑大将军、司徒、泰山郡公，长为兖州刺史。侃斩其使以徇。魏人大骇。十月，以于晖为行台，与徐、兖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刁宣等攻之。南军不进。侃乃溃围南奔。是月，魏豫州刺史邓献以地降。（治县瓠。）此时梁用兵颇致克捷，惟曹义宗围魏荆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为费穆所破，义宗被禽。益州刺史萧渊猷，（长沙宣武王子。）遣樊文炽、萧世澄围小剑戈，（见第十一章第四节。）魏益州刺史邢虬，遣子子达，行台魏子建，遣别将淳于诞拒破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炽为元帅，先走获免。（事在普通六年。）魏遂分安康置东梁州，以诞为刺史。（事在大通元年。安康，汉安阳县，晋改曰安康，在今陕西汉阴县西。）则梁仍为失利：此魏孝明之世南北搆兵之大略也。

大通二年，北方既大乱，梁武帝乃立元颢为魏主，遣东宫直将军陈庆之卫送北归。颢于涣水即魏帝号。（涣水，出陈留，入宿县，至灵璧县入淮。今上流已湮，下流即永城以东之浍河也。）授庆之前军大都督。发自铚县。（秦县，在今安徽宿县西南。）进拔荥城。（胡三省曰：“《春秋》沙随之地，杜预《注》以为即梁国宁陵县北之沙阳亭，俗谓之堂城。荥堂字相近，意即此地而字讹也。”案宁陵，汉县，在今河南宁陵县南。）遂至睢阳。（秦县，在今河南商邱县南。）魏将邱大千，有众七万，分筑九城以距。庆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垒。大千乃降。济阴王元晖业（景穆子济阴王小新城之曾孙。）率二万人，来救梁、宋，进屯考城。（汉县，在今河南考城县东南。）庆之攻陷其城，生擒晖业。仍趋大梁，（今河南开封县。）望旗归款。时中大通元年（魏永安二年。）五月朔也。魏乃以杨昱（椿子。）为东南道大都督，镇荥阳，（见第三章第三节。）尚书仆射尒朱世隆（见第四节。）镇虎牢；（见第四章第二节。）尒朱世承（荣从弟。）镇崿阪。（《本传》云：守辕，见第三章第四节。）初元颢之北也，魏元天穆方总众以讨邢杲。颢据酇城，（见第四章第二节。）天穆集文武议所先。议者咸以杲众甚盛，宜先经略。行台尚书薛琡，以为邢杲聚众无名，虽强犹贼；元颢皇室昵亲，来称义举，此恐难测；宜先讨颢。天穆以群情不欲，遂先讨杲。（此据《北齐书·琡传》。《魏书·尒朱荣传》云：朝廷以颢孤弱，不以为虑，诏穆先平齐地，然后回师征颢。）及是，庆之率众而西，攻荥阳，未能拔，而天穆大军将至。士众皆恐。庆之乃解鞍秣马，宣喻众曰：“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略人子女，又为无算；天穆之众，并是仇雠。我等裁有七千，虏众三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虏骑不可争力平原，及未尽至，须平其城。”一鼓悉使登城，克之。（执杨昱。时五月二十二日。）俄而魏陈外合，庆之率骑三千，背城逆战。大破之。天穆单骑获免。进赴虎牢，尒朱世隆弃城走。不暇追报世承，寻为元颢所禽，杀之。于是孝庄帝出奔。（五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至河内。）其临淮王彧、安丰王延明率百僚迎颢入洛阳。（二十五日。）元天穆率众四万，攻陷大梁；分遣王老生、费穆兵二万据虎牢，刀宣、刀双入梁、宋。庆之随方掩袭，并皆降款。天穆与十余骑北渡河。（《周书·杨宽传》：邢杲反，宽以都督从元天穆讨平之。属元颢入洛，天穆惧，计无所出，集诸将谋之。宽曰：“吴人轻佻，非王之敌；况悬军深入，师老兵疲，强弩之末，何能为也？愿径取成皋，合兵伊、洛，戮带定襄，于是乎在。此事易同摧朽，王何疑焉？”天穆然之，乃引军趣成皋。寻以众议不同，乃回赴石济。盖魏是时军气不振，故天穆未能悉力与庆之决战也。石济，见第八章第七节。）自发铚县，至于洛阳，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其兵锋可谓锐矣。然魏之兵力，未大损也。初元颢之逼虎牢也，或劝魏孝庄帝赴关西。孝庄以问其中书舍人高道穆。道穆对曰：“关西残荒，何由可往？元颢兵众不多，乘虚深入，由将帅征提，不得其人耳。陛下若亲率宿卫，高募重赏，背城一战，破颢孤军，必不疑矣。如恐成败难测，便宜车驾北渡，循河东下，征天穆合于荥阳，向虎牢；别征尒朱荣军，令赴河内，以犄角之。旬月之间，何往不克？”帝曰：“高舍人议是。”尒朱荣闻庄帝渡河，即时驰传，与之会于长子。（见第三章第四节。）于是魏人重来之计决，而元颢之势危矣。《梁书·陈庆之传》云：初元子攸止单骑奔走，宫卫嫔侍，无改于常。颢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乐，不复视事。（《魏书·颢传》云：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据有都邑，号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风政。而自谓天之所授，颇怀骄怠。宿昔宾客近习之徒，咸见宠待，干扰政事。又日夜纵酒，不恤军国。所统南兵，陵窃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时又酷敛，公私不安。案颢固非能有为之人，然其猜忌陈庆之，则亦势所必至，无足为怪。当日情势，遣兵大少，非不足定颢，则颢位既定之后，必反为所戕，其事至显，而梁当日，一遣庆之，遂无后继，此其举措，所以为荒缪绝伦也。又《杨昱传》：谓昱之败，陈庆之等三百余人伏颢帐前请曰：“陛下渡江，三千里无遗镞之费，昨日一朝杀伤五百余人，求乞杨昱以快意。”颢不可，而曰：“自此之外，惟卿等所请。”于是斩昱下统帅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则南兵骄横残暴，亦自实情。实非吊民伐罪之师。遣此等兵，虽善战，亦不能定国也。）与安丰、临淮，共立奸计，将背朝恩。庆之心知之，乃说颢曰：“今远来至此，未伏尚多。若知人虚实，方更连兵。宜启天子，更请精兵。并勒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须部送。”颢欲从之。元延明说颢曰：“陈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增其众，宁复肯为用乎？”颢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时已定，惟尒朱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禽讨。今州郡新服，政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高祖遂诏众军，皆停界首。颢前以庆之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镇。颢曰：“主上以洛阳之地，全相任委。忽闻舍此朝寄，欲往彭城，谓君遽取富贵，不为国计。手敕频仍，恐成仆责。”庆之不敢复言。惟有坐待丧败矣。《王规传》言：庆之克复洛阳，百僚称贺，规退曰：“孤军无援，深入寇境；威势不接，馈运难继。将是役也，为祸阶矣。”此固人人之所知，而梁武漫不加省，举朝亦莫以为言，怠荒至此，何以为国？况求克敌乎？

元颢入洛后二日，魏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刀宣即破颢后军都督侯暄于梁国，（见第二章第三节。）斩之。及尒朱荣与孝庄帝会，即日反旆。旬日之间，兵马大集。资粮器仗，继踵而至。于是魏军声势骤盛。颢都督宗正珍深、河内大守元袭固守不降。荣攻克之，斩以徇。孝庄如河内。荣与颢相持于河上。颢令延明缘河据守。荣无舟船。有夏州人为颢守河中渚，求破桥立效。荣率军赴之。及桥破，应接不果，皆为颢所屠。荣怅然，将图还计。黄门侍郎杨侃及高道穆，并固执不可。以为大军若还，失天下之望。并教以缚筏造船，处处遣渡。属马渚诸杨，云有小船，求为乡道。（《周书·杨传》：元颢入洛，孝庄欲往晋阳就尒朱荣，诏率其宗人，收船马渚。未至，帝已北度大行，遂匿所收船，不以资敌。及尒朱荣奉帝南讨，至马渚，乃具船以济王师。马渚，在硖石东。硖石，见第四章第二节。）七月，荣乃令尒朱兆等率精骑夜渡。（兆，荣从子。）颢子冠受，率马步五千拒战，兆大破禽之。延明闻冠受见禽，遂自逃散。颢率麾下数百骑及南兵勇健者，自辕而出。至临汝，（宋县，治所未详。）部骑分散，为临颍县卒所斩。（临颍，汉县，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颖弟瑱，潜窜，为人执送，斩于都市。延明南奔，后死于江南。陈庆之马步数千，结陈东反。荣亲自来追。直嵩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庆之乃落发为沙门，间行至豫州。豫州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见第四章第二节。）乃得归。

第七节　孝庄帝杀尒朱荣

元颢败后，尒朱荣复继平内乱。其年，九月，侯渊讨韩楼于蓟，破斩之。幽州平。（《周书·宝炽传》：葛荣别帅韩娄、郝长众数万人据蓟城不下，以炽为都督，从骠骑将军侯深讨之，炽手斩娄。深即渊，避唐讳改字。）明年，（梁中大通三年，魏庄帝永安三年，长广王晔建明元年，前废帝即节闵帝普泰元年，后废帝中兴元年。）正月，东徐州城民吕文欣、王赦等杀刺史元大宾，据城反。（魏东徐州，治下邳，见第三章第三节。）以樊子鹄为行台讨之。二月，克之。东徐平。（事亦见《魏书·鹿传》。）万俟丑奴以去年夏僭号。（从《尒朱天光传》。《本纪》在七月，盖魏朝至此始闻之。）九月，陷东秦州。（见第三节。）是岁，除尒朱天光雍州刺史，率贺拔岳、侯莫陈悦等讨之。天光初行，惟配军士千人。诏发京城已西路次民马给之。时东雍赤水蜀贼断路（胡三省曰：东雍州时治郑县。赤水，《水经注》：在郑县北。郑县，见第三章第三节。）诏侍中杨侃先行晓喻。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关击破之。简取壮健，以充军士。悉收其马。至雍，（见第三章第五节。）又税民马。合得万匹。以军人寡少，停留未进。荣遣责之，杖天光一百。而复遣二千人往赴。天光令贺拔岳率千骑先驱。至岐州界长城，（岐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与丑奴行台尉迟菩萨遇，破禽之。丑奴弃岐州，走还安定。置栅于平亭。（泾州，治安定，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平亭，在泾州北。）天光至岐，与岳合势。于汧、渭之间，停军牧马。宣言待至秋凉，别量进止。丑奴谓为实，分遣诸军，散营农稼。天光袭破之。丑奴弃平亭，欲趋高平。（见第三节。）天光遣岳轻骑急追，禽之。天光逼高平，城内执送萧宝夤。囚送魏都。斩丑奴，赐宝夤死。泾、豳、二夏，北至灵州，并来归降。（豳州、夏州、灵州，皆见第三节。二夏，谓夏州及东夏州。东夏州，在今陕西北境，治所未详。）其党万俟道洛、费连少浑犹据原州。（见第三节。）天光使造高平李贤，令图道洛。贤绐道洛出城。天光至，遂克之。遣都督长孙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道洛袭杀邪利。天光与岳、悦驰赴之。道洛还走入山，西依牵屯。（见第六章第六节。）荣责天光失邪利，不获道洛，复使杖之一百。天光与岳、悦等复赴牵屯。道洛入陇，投略阳贼帅白马龙涸胡王庆云。（略阳，见第二章第二节。龙涸，亦作龙鹄，今四川松潘县。）道洛骁果绝伦，庆云得之甚喜。乃自称皇帝，以道洛为将军。（《纪》在六月。）天光率诸军入陇。至庆云所居水洛城，（见第三节。）禽庆云、道洛。悉坑其众，死者万七千人。分其家口。于是三秦、河、渭、瓜、凉、鄯善，咸来归顺。（据《魏书·天光传》。《周书》鄯善作鄯州。三秦，秦州，见第十一章第三节。东秦、南秦、河、凉州，皆见本章第三节。瓜州，见第四节。渭州，后魏置于陇西郡。陇西，见第二章第二节。鄯州，治西都，今青海乐都县。）贼帅宿勤明达，降天光于平凉，（见第六章第三节。）复北走，收聚部类，攻降人叱干麒麟。麒麟请救。天光遣岳讨之。未至，明达走于东夏。岳闻尒朱荣死，不追之，还泾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陇，与岳图入洛之策。迨前废帝立，乃复出夏州，遣将讨禽之焉。

尒朱荣破葛洪后，为大丞相，进位大师。及平元颢，又造立名目，称为天柱大将军。荣寻还晋阳，遥制朝廷。亲戚腹心，皆补要职、百僚，朝廷动静，莫不以申。至于除授，皆须荣许，然后得用。庄帝虽受制权臣，而勤于政事。朝夕省纳，孜孜不已。以选司多滥，与吏部尚书李神儁议正纲纪。荣乃大相嫌责。曾关补定州曲阳县令，（曲阳，见第六章第八节。）神儁以阶悬不奏，别更拟人，荣大怒，即遣其所补者，往夺其任。荣使入京，虽复微蔑，朝贵见之，莫不倾靡。及至阙下，未得通奏，恃荣威势，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逊位。荣欲用其从弟世隆摄选，（世隆时为尚书左仆射。）上亦不违。荣曾启北人为河内诸州，欲为犄角势。上不即从。元天穆入见论事，上犹未许。天穆曰：“天柱有大功，为国宰相。若请普代天下官属，恐陛下亦不得违。如何启数人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为人臣，朕亦须代；如犹存臣节，无代天下百官理。”荣闻，大怒，曰：“天子由谁得立？今乃不用我语。”皇后复嫌内妃嫔，甚有妒恨之事。帝遣世隆语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复决。”世隆曰：“兄止自不为。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荣见帝年长明晤，为众所归，欲移自近，皆使由己。每因醉云：“入将天子拜谒金陵，后还复恒、朔”；而侍中朱元龙，辄从尚书索大和中迁京故事；于是复有移都消息。荣乃暂来向京，言看皇后娩难。帝惩河阴之事，终恐难保，乃与城阳王徽，（见第二节。）侍中杨侃、李彧，尚书右仆射元罗谋。皆劝帝刺杀之。惟胶东侯李侃晞、济阴王晖业言：荣若来，必有备，恐不可图。（李彧，庄帝舅延寔之子。尚帝姊丰亭公主。任侠交游。尒朱荣之死，武毅之士，皆彧所进。孝静初被杀。延寔为青州刺史，尒朱兆入洛，亦见害。侃晞，凤之孙。与鲁安等同杀荣。后奔梁。皆见《魏书·外戚传》。）又欲杀其党与，发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师人怀忧惧。中书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东出。荣乃遍与朝士书，相任留。中书舍人温子昇以书呈帝。帝恒望其不来，及见书，以荣必来，色甚不悦。武卫将军奚毅，建义初，（建义，亦孝庄年号，后乃改永安。）往来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为荣通亲，不敢与之言。毅曰：“若必有变，臣宁死陛下难，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无异心，亦不忘卿忠款。”是年，八月，荣将四五千骑向京。时人皆言其反，复道天子必应图之。九月初，荣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图之。”荣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岂可信之？”于是荣不自疑，每入谒帝，从人不过数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阳王曰：“纵不反亦何可耐，况何可保邪？”北人语讹尒朱为人主，上又闻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长星出中台，扫大角。恒州人高荣祖，颇明天文，荣问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旧布新象也。”荣闻之悦。又荣下行台郎中李显和曾曰：“天柱至那无九锡？安须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见机。”都督郭罗察曰：“今年真可作禅文，何但九锡？”参军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气，何虑天柱不应？”荣下人皆陵侮帝左右，无所忌惮，事皆上闻。奚毅又见求闻。帝即下明光殿与语。帝又疑其为荣，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诚，乃召城阳王及杨侃、李彧，告以毅语。荣小女嫁与帝兄子陈留王，小字伽邪，荣尝指之曰：“我终当得此女婿力。”徽又云：“荣虑陛下终为此患，脱有东宫，必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大子，则立陈留，以安天下。”并言荣指陈留语状。十五日，天穆到京。（《魏书·荣传》云：帝既图荣，荣至入见，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为后患，故隐忍未发。）驾迎之。荣与天穆并从入西林园宴射。荣乃奏曰：“近来侍官皆不习武，陛下宜将五百骑出猎，因省辞讼。”先是奚毅言：“荣因猎挟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十八日，召温子昇，告以杀荣状。并问以杀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上曰：“王允若即赦凉州人，必不应至此。”良久，语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犹须为，况不必死？宁与高贵乡公同日死，不与常道乡公同日生。”上谓杀荣、天穆，即赦其党，便应不动。应诏王道习曰：“尒朱世隆、司马子如、（自云晋南阳王模之后，时为金紫光禄大夫。）朱元龙，比来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虚实，谓不宜留。”城阳王及杨侃曰：“若世隆不全，仲远、天光，岂有来理？”（仲远，荣从弟，见下。）帝亦谓然，无复杀意。城阳曰：“荣数征伐，要间有刀，或能很戾伤人，临事愿陛下出。”乃伏侃等十余人于明光殿东。其日，荣与天穆并入。坐食未讫，起出。侃等从东阶上殿，见荣、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荣忌日。二十一日，暂入，即向陈留王家。饮酒极醉。遂言病动，频日不入。上谋颇泄。世隆等以告荣。荣轻帝，不谓能反。【14】（《魏书·荣传》云：荣启将入朝，世隆与荣书，劝其不来。荣妻北乡郡长公主亦劝不行。荣并不从。《世隆传》云：庄帝将图荣，或榜世隆门，以陈其状。世隆封以呈荣，劝其不入。荣自恃威强，不以为意。遂手毁密书，唾地曰：“世隆无胆，谁敢生心？”《北史》则云：庄帝之将图荣，每屏人言。世隆惧变，乃为匿名书，自榜其门，曰：“天子与侍中杨侃，黄门马道穆等为计，欲杀天柱。”以此书与北乡郡公主。并以呈荣，劝其不入。又劝其速发。皆不见从。案当时恐无肯泄密谋于尒朱氏者，且谁能榜世隆之门？《北史》所言盖是，此可见荣之难于告语矣。北乡郡，《魏书·帝纪》作乡郡，当从之。《五代志》：上党郡乡县，石勒置武乡郡，后魏去武字为乡郡。魏收《志》无北乡郡。）二十五日旦，荣、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东序中，西面坐。荣与天穆，并御床西北小床上南向坐。城阳入，始一拜，荣见光禄卿鲁安等持刀从东户入，即驰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斩之。（《魏书·荣传》云：帝先横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乱斫，荣与天穆、菩提，同时并死。）时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数牒启，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竖子若过今日，便不可制。”天穆与荣子菩提亦就戮。于是内外喜叫，声满京城。既而大赦。（以上叙荣事，以《北史·本传》为主。）案荣本粗才，无可成大业之理。（《北史·荣传》云：性甚严暴。弓箭刀矟不离于手。每有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忧。曾欲出猎，有人诉之，披陈不已，荣怒，即射杀之。又云：荣好射猎，不舍寒暑。法禁严重，若一鹿出，乃有数人殒命。曾有一人，见猛兽便走，谓曰：“欲求活邪？”即斩之。自此猎如登战场。曾见一猛兽，在穷谷中，乃令余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伤损。于是数人被杀，遂禽得之。列围而进，虽险阻不得回避。其为人，盖与魏道武相类。然道武行之代北可也，荣行之中原，则不可一日居矣。）然北魏本出窃据，非如后汉之足以维系人心；况尒朱氏安知名分？徒恃大赦，欲安反侧，安可得邪？

河南登封嵩岳寺塔

嵩岳寺始建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原是宣武帝的离宫，后改为佛教寺院。正光元年（520年）改名闲居寺，隋仁寿二年（602年）改名嵩岳寺。

尒朱氏之族：天光较有才略，然时方督师下陇，与洛邑声势不相接；仲远刺徐州，去洛邑亦较远，且其人本无能为；惟兆刺汾州，（见第三节。）去晋阳、洛邑皆近，兆又夙从荣征伐，故荣一死，而兆之师即至焉。庄帝之杀荣，遣奚毅、崔渊镇北中。（北中郎府城，在河桥北岸。今河南孟县南。）是夜，尒朱世隆奉乡郡长公主，率荣部曲，焚西阳门出走。便欲还北。司马子如曰：“事贵应机，兵不厌诈。天下汹汹，惟强是视。于此际会，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即恐变故随起。不如分兵守河桥，回军向京。出其不意，或可离溃。假不如心，犹足示有余力，使天下观听，惧我威强。”世隆从之。还攻河桥，禽奚毅等害之。据北中城，南逼京邑。庄帝以杨津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台，经略并、肆。（肆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李叔仁为大都督，讨世隆。魏兰根为河北行台，节度定、相、殷三州。（后代以薛昙尚。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相州，见第八章第二节。殷州，见本章第三节。）帝临大夏门，集群臣博议。百僚恇惧，计无所出。李苗请断河桥。城阳王及高道穆赞成其计。苗乃募人，以火船焚河桥。官军不至，苗战殁。然世隆因此退走。至建州，（后魏置，今山西晋城县东北。）刺史陆希质拒守。城陷，世隆尽屠之，以泄其忿。停高都，（后魏郡，在晋城东北。）尒朱兆自晋阳来会。共推大原大守行并州刺史长广王晔为主。（景穆子南安王桢之孙。）尒朱仲远亦率众向京师。庄帝使源子恭镇大行丹谷。（在晋城东南。）郑先护为大都督，与贺拔胜等拒仲远。胜与仲远战于滑台东，（滑台，见第六章第五节。）失利，遂降之。先护部众逃散。尒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凤战殁，羊文义、史仵龙降，源子恭奔退。兆轻兵倍道，与尒朱度律（荣从父弟。）自富平津上，（富平津，即孟津，见第二章第二节。）率骑涉渡。（《北史·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云之孙世儁，尒朱兆寇京师，为都督，守河桥。兆至河，世儁便隔岸遥拜。遂将船五艘迎兆军，兆因得入。京都破残，皆世儁之罪，时论疾之。《魏书》无“遂将船”以下二十一字。案世儁虽无守意，然兆之得济，必不能恃其所将之五船也。）十一月三日，大风鼓怒，黄尘涨天。骑叩宫门，宿卫乃觉。弯弓欲射，袍拨弦，矢不得发。一时散走。庄帝步出云龙门，为兆骑所系。兆先令卫送晋阳。留洛旬余，扑杀皇子，污辱妃嫔，纵兵虏掠，乃归晋阳。十三日，害帝于五级寺。（时年二十四。）并害陈留王览。（即伽邪。）城阳王徽走山南。至故吏寇弥宅。弥怖徽云：“官捕将至。”令避他所，使人于路邀害之，送尸于兆。史言尒朱荣死后，徽总统内外，算略无出，忧怖而已。性多嫉妒，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参谋议，独与帝决。朝臣有上军国筹策者，并劝帝不纳。乃云：“小贼何虑不除？”又吝惜财物。有所赏赐，咸出薄少。或多而中减，与而复追。徒有糜费，恩不感物。案徽诚非匡济之才，然时事势实艰难，亦不能为徽咎也。庄帝先以高道穆为南道大行台，外托征蛮，阴为不利则南行之计，未及发，为尒朱世隆所害。

长广王之立也，以世隆为尚书令，先赴京师。世隆与兆会于河阳。（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兆让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时，耳目应广，如何不知不闻，令天柱受祸？”按剑瞋目，声色甚厉。世隆逊辞拜谢，然后得已。深恨之。时尒朱度律留镇洛阳，仲远亦自滑台入京，世隆乃与兄弟密谋，别行拥立。广陵王恭，（献文子广陵惠王羽之子。）以元叉专权，托称瘖病，绝言垂一纪。居于龙华佛寺，无所交通。世隆欲立之。而度律意在南阳王宝炬。（孝文子京兆王愉之子。）乃曰：“广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彦伯，密相敦喻。又与度律同往龙华佛寺，知其能言。三月晔至邙南，世隆等遂废之而立恭。是为《魏书》所谓前废帝。《北史》从西魏追谥，称为节闵帝。兆以己不与谋，大恚，欲攻世隆。诏令华山王鸷兼尚书仆射、北道大使慰喻之，兆犹不释。（鸷，平文子高凉王孤之六世孙。《魏书》以为尒朱氏党。云：兆为乱，庄帝欲率诸军亲讨，鸷与兆阴通，乃劝帝曰：“黄河万仞，宁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鸷又约止卫兵。帝见逼，京邑破，皆由鸷之谋。案时魏朝兵力，自不足用，庄帝即亲讨，亦何能为？逮兆既入殿，又岂卫兵所能格邪？此等传说，自近虚诬。然观此时特令鸷喻止兆，则其为尒朱氏之党不疑也。）世隆复遣彦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北史·世隆传》曰：世隆与兄弟密谋。虑元晔母干豫朝政，伺其母卫氏出行，遣数十骑如劫贼，于京巷杀之。寻又以晔疏远，欲推立节闵帝。夫当时元魏之君，奚翅仅亦守府？况于其母？既视置君如弈棋矣，亲疏又何择焉？《天光传》言：兆入京后，天光曾轻骑向都见世隆等，乃还雍，世隆等议废立，遣告天光，天光亦与定策。然则当时之废立，盖专以犄兆，即无神武之兵，尒朱氏之内难亦必作。然其毒痡四境，使人人有时日曷丧之怀，则并其内难之作而亦有所不能待矣。

时天光控关右，仲远居大梁，（仲远时仍为徐州刺史，不之镇而居大梁，后又移屯东郡。大梁，见上节。东郡，见第三节。）兆据并州，世隆处京邑，各自专恣。除天光史言其“差不酷暴”，彦伯史言其“差无过患”外，均极贪虐，而仲远尤甚。于大家富族，诬之以反，没其家口；簿籍财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胜数。诸将妇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乱。东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世隆既总朝政，生杀自由。公行淫佚。信任近小，随其与夺。度律亦所至为百姓患毒。世隆之入洛也，主者欲追李苗赠封，世隆曰：“吾尔时群议：更一二日，便欲大纵兵士，焚烧都邑，任其采掠，赖苗京师获全，天下之善士也，不宜追之。”尒朱兆既纵掠京邑，先令卫送庄帝于晋阳，乃白于河梁监阅财货。贪暴如此，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况乎怨仇者之日伺其侧邪？

第八节　齐神武起兵

尒朱世隆等既立节闵帝，是月，镇远将军崔祖螭即聚青州七郡之众围东阳。（青州治，见第六节。）刘灵助时为幽州刺史，亦起兵于蓟。（幽州治。）渤海蓨人高翼，（魏渤海郡，因宋侨置之旧，治灵济城，在今山东高苑县西北。蓨，见第二节。）为山东豪右，葛荣乱作，魏朝即家拜为渤海大守。至郡未几，贼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于河、济之间。魏因置东冀州，以翼为刺史。尒朱荣弑庄帝，翼保境自守，谓诸子图之。事未辑而卒。翼三子：乾、昂、季式，皆轻侠。孝庄居藩，乾潜相托附。及立，遥除龙骧将军、通直散骑常侍。乾兄弟皆受葛荣官爵。庄帝寻遣右仆射元罗巡抚三齐，乾兄弟相率出降。孝庄以乾为给事黄门侍郎。尒朱荣以乾前罪，不应复居近要，庄帝乃听乾解官归乡里。乾与昂俱在乡里，阴养壮士。尒朱荣闻而恶之。密令刺史元仲宗（此据《北齐书·昂传》。《魏书》、《北史·本纪》皆作嶷。案嶷为昭成孙常山王遵之玄孙，字子仲，见《魏书·昭成子孙传》。《北史》同。）诱执昂，送于晋阳。庄帝末，荣入洛，以昂自随，禁于牛署。荣死，庄帝即引见劳勉之。乾闻荣死，驰赴洛阳。庄帝以为河北大使，令招集乡闾，为表里形援。昂亦请还乡里，招集部曲。尒朱兆入洛，遣其监军孙白鹞至冀州，托言普征民马，欲待乾兄弟送马，因收之。乾乃潜勒壮士，袭据州城。杀白鹞。执元仲宗，推封隆之行州事。（隆之亦蓨人。为河内大守。尒朱兆入洛，隆之持节东归。与乾等定计，袭克州城。）受刘灵助节度。【15】灵助本以方技见信尒朱荣。其举兵也，《魏书》言其驯养大鸟，称为己瑞；又妄说图谶；作诡道厌祝之法。然又言幽、瀛、沧、冀之民悉从之；（瀛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沧州，见本章第三节。）《北齐书·叱列延庆传》亦云：诸州豪右咸相结附；（如李元忠宗人愍及安州刺史卢曹等皆是，见《北齐书·元忠传》。安州，见第二节。卢曹，《北史》作卢胄。）则其声势亦颇盛。灵助本幽州大侠，非徒恃邪术惑民者也。灵助至博陵之安国城，（今河北安国县。）与魏侯渊及定州刺史叱列延庆、（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延庆，尒朱世隆姊婿，时为山东行台。）殷州刺史尒朱羽生等战，败死。四月，尒朱仲远使其都督魏僧勖等攻崔祖螭，斩之。（《通鉴考异》曰：《北齐·李浑传》：普泰中，崔社客反于海、岱，攻围青州，以浑为征东将军都官尚书行台赴援。而社客宿将多谋，诸城各自保固，坚壁清野。诸将议有异同。浑曰：“社客贼之根本。若简练骁勇，衔枚夜袭，径趋营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间，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则诸郡可传檄而定。”诸将迟疑。浑乃速行。未明达城下。贼徒惊骇。擒社客，斩首送洛阳。按其年时事迹，与祖螭略同。未知社客即祖螭，为别一人也？）然齐神武之兵旋起矣。

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亦渤海蓨人。祖谧，魏侍御史，坐法徙居怀朔镇。（见第三节。）神武累世北边，习其俗，遂同鲜卑。【16】神武深沉有大度。轻财重士，为豪侠所宗。初给镇为队主。转为函使。后从杜洛周。与尉景、（善无人，神武姊夫。善无，见第三章第八节。）段荣、（武威人。祖信，仕沮渠氏。入魏，以豪族徙北边。家于五原。武威，见第二章第二节。五原，见第三章第八节。）蔡儁（广宁石门人。父普，北方扰乱，奔走五原，守战有功。儁豪爽有胆气，高祖微时，深相亲附。广宁，后魏郡，石门，后魏县，在今山西寿阳县境。）图之，不果。奔葛荣。又亡归尒朱荣于秀容。从荣徙并州。荣以为亲信都督。又以为晋州刺史。（晋州，东雍州改，今山西临汾县。）尒朱兆将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长史孙腾，辞以绛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及兆入洛，执庄帝以北，神武闻之，大惊。（《魏书·兆传》：腾还具报。王曰：“兆等猖狂，举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进不能度，退不得还，吾乘山东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举而擒。”俄而兆克京师，孝庄幽絷，都督尉景，从兆南行，以书报王，王得书，大惊。）又使孙腾伪贺兆，因密觇孝庄所在，将劫以举义，不果。（《魏书·兆传》：王得书大惊，召腾示之，曰：“卿可驰驿诣兆。示以谒贺。密观天子，今在何处？为随兆军府？为别送晋阳？脱其送并，卿宜驰报，吾当于路要迎。”腾晨夜驱驰，已遇帝于中路。王时率骑东转，闻帝已渡，于是西还。）案神武此时，兵力实未足与兆敌，史所传恐未必可信也。神武之所以兴者，实缘得六镇之众，而其所以得此众者，则史之所传又互异。《北齐书·本纪》云：费也头纥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晋阳。兆征神武。神武将往。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留，辞以河无桥，不得渡。步藩军盛，兆败走。初孝庄之诛尒朱荣，知其党必有逆谋，乃密敕步藩，令袭其后。步藩既败兆等，兵势日盛。兆又请救于神武。神武内图兆，复虑步藩之难除，乃与兆悉力破之，藩死。兆深德神武，誓为兄弟。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兆患之，问计于神武。神武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帅，则所罪者寡。”兆曰：“善。谁可行也？”贺拔允时在坐，请神武。神武拳殴之，折其一齿，曰：“生平天柱时奴辈伏处分如鹰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诬下罔上，请杀之。”兆以神武为诚，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后或致疑贰，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可集汾东受令”。乃建牙阳曲川，陈部分。（阳曲，见第二章第二节。）兵士素恶兆而乐神武，莫不皆至。居无何，又使刘贵请兆：以“并、肆频岁霜旱，降户掘黄鼠而食之，皆面无谷色，徒污人国土。请令就食山东，待温饱而处分之”。兆从其议。其长史慕容绍宗谏曰：“今四方扰扰，人怀异望，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将不可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虑也？”绍宗曰：“亲兄弟尚尔难信，何论香火？”时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谮绍宗与神武旧有隙。兆乃禁绍宗而催神武发。神武乃自晋阳出滏口。（见第四节。）路逢尒朱荣妻北乡长公主自洛阳来，马三百匹，尽夺易之。兆闻，乃释绍宗而问焉。绍宗曰：“犹掌握中物也。”于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汉县，后魏置郡，在今山西襄垣县北。）会漳水暴长，桥坏。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马，非有他故，备山东盗耳。王受公主言，自来赐追。今渡河而死不辞，此众便叛。”兆自陈无此意。因轻马渡，与神武坐幕下。陈谢。遂授刀引头，使神武斫己。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贺六浑更何所仰？愿大家千万岁，以申力用。今旁人搆间至此，大家何忍复出此言？”兆投刀于地，遂刑白马而盟，誓为兄弟。留宿夜饮。尉景伏壮士欲执之。神武啮臂止之，曰：“今杀之，其党必奔归聚结，兵饥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则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虽劲捷，而凶狡无谋，不足图也。”旦日，兆归营，又召神武。神武将上马诣之。孙腾牵衣，乃止。兆隔水肆詈，驰还晋阳。兆心腹念贤，领降户家累别为营。神武伪与之善，观其佩刀，因取之以杀其从者，从者尽散。于是士众咸悦，倍愿附从。神武遂前行，屯邺。《魏书·尒朱兆传》云：初荣既死，庄帝诏河西人纥豆陵步蕃等，令袭秀容。兆入洛后，步蕃兵势甚盛，南逼晋阳。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师御之。兆虽骁果，本无策略，频为步藩所败。于是部勒士马，谋出山东。令人频征献武王于晋州。乃分三州、六镇之人，令王统领。既分兵别营，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锐。步蕃至于乐平郡，（治沾城，在今山西昔阳县西南。）王与兆还讨破之，斩步蕃于秀容之石鼓山。其众退走。兆将数十骑诣王，通夜宴饮。后还营招王。王知兆难信，未能显示，将欲诣之。临上马，长史孙腾牵衣而止。兆乃隔水责骂腾等。于是各去。王还自襄垣东出，兆归晋阳。谓欢受兆命统众，在破步蕃之前，亦无请就食山东之事，与《齐书·本纪》异。《齐书·慕容绍宗传》云：纥豆陵步藩逼晋阳，尒朱兆击之，累为所破，欲以晋州征高祖，共图步藩。绍宗谏曰：“今天下扰扰，人怀觊觎，高晋州才雄气猛，英略盖世，譬诸蛟龙，安可借以云雨？”兆怒曰：“我与晋州，推诚相待，何忽辄相猜阻，横生此言？”便禁止绍宗，数日方释。遂割鲜卑隶高祖。其谓分众在平步蕃之前与《魏书》同，而又谓所分者为鲜卑。今案费也头为河西强部。《北史·尒朱荣传》曰：庄帝恒不虑外寇，惟恐荣为逆。常时诸方未定，欲使与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魏书·尒朱天光传》言：前废帝立后，天光复出夏州，遣将讨宿勤明达，擒之送洛，时费也头帅纥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据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齐献武王起兵，内怀忧恐，不复北事伊利等，但微遣备之而已。费也头盖北方诸部中仅存而未服于尒朱氏者，故庄帝因而用之也。庄帝诛尒朱荣后，所遣经略防守之兵甚多，无一能奏效者，牵制之师，盖以此为最尽力矣。然谓其能南逼晋阳，亦似大过。《魏书·孝庄纪》：永安三年，十二月，河西人纥豆陵步蕃、破落韩常大败尒朱兆于秀容，此即兆入洛而步蕃犄其后之事，其战事固犹在代北也。当时抗尒朱氏者，刘灵助、高乾兄弟，皆在山东，尒朱兆部勒士马欲东出，盖以此故？步蕃盖以此时踵其后而逼晋阳？晋阳为尒朱氏根本之地，兆自不得不回师御之。其所统者，盖即《魏书·兆传》所云六镇之兵，亦即《齐书·慕容绍宗传》所谓鲜卑？三州，盖谓并、肆及兆所刺之汾州？其兵盖多出六镇？固非必鲜卑种人，然亦必所谓累世北边，习其俗，遂同鲜卑者。其中葛荣降众必多，皆有家累，故《齐书·神武纪》侈言其数为二十余万也。其分属神武，自当在破步蕃之前。兆回攻步蕃所以屡败者，盖正以所将者为此曹，心怀怨恨之故。故一分诸神武而即克。然则兆之分兵，实迫于势不得已，非因醉而然也。【17】《齐书·神武纪》，叙此于既破步蕃之后，实为大误。然其建牙而东，则必在求就食山东得请之后，《魏书》叙神武得众之时虽不误，而漏去请就食山东一节，一似神武既平步蕃，径行东出者，当时情事，亦不可见矣。神武在尒朱荣时已为晋州，而《齐书·慕容绍宗传》谓兆欲以晋州征高祖，一似以此为共图步蕃之报者？盖兆征神武入洛而神武不从，嫌隙已搆，兆于是时，盖有欲夺神武晋州之意，至此，乃又以许仍旧贯为并力之报也。绍宗谏兆，未知究在何时，然必非因其征神武而发。何则？征神武，则神武且为兆用，而又何猜焉？兆所分诸神武者，未知究有若干人，然必不能甚众。观韩陵战时，神武众尚不满三万可知。然此众虽寡弱，而于尒朱氏蓄怨甚深，故神武得因之而起也。

节闵帝普泰元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也。二月，神武军次信都。（冀州治。）高乾、封隆之开门以待，遂据冀州。尒朱度律白节闵帝，封神武为渤海王，征使入觐。神武辞。神武自向山东，养士缮甲，禁侵掠，百姓归心。乃诈为书，言尒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愁怨。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孙腾、尉景为请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人皆号恸，哭声动地。神武乃喻之曰：“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尔征召？直向西，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众曰：“惟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计，须推一人为主。”众愿奉神武。神武曰：“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尔，不能为，取笑天下。”众皆顿颡，“死生惟命。”明日，椎牛飨士，喻以讨尒朱之意。六月，庚子，遂建义于信都。尚未显背尒朱氏。赵郡柏人李元忠，（赵郡，见第二章第三节。柏人，见第五章第三节。）善方技，见有疾者，不问贵贱，皆为救疗。家素富实。其家人在乡，多有举贷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责。【18】乡人甚敬重之。永安初，就拜南赵郡大守。（南赵郡，大和时分赵郡置，在今河北隆平县东。）直洛阳倾覆，元忠弃官还家，潜图义举。会神武率众东出，便自往奉迎。时高乾亦将十数骑迎谒。神武密遣元忠举兵逼殷州，令乾伪往救之。乾入见尒朱羽生，羽生与乾俱出，因擒之。遂平殷州。斩羽生首来谒。神武抚膺曰：“今日反决矣。”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本纪》云：镇广阿。案广阿，汉侯邑，后废，后魏置县，在今河北隆平县东。）八月，尒朱兆率步骑二万出井陉。（见第六章第八节。）元忠弃城还信都。孙腾以为朝廷隔绝，不权立天子，则众望无所系。十月，举章武王融子渤海大守朗为帝。《魏书》称曰后废帝，《北史》但曰废帝。于时度律、仲远之军，皆与兆会。屯于广阿，众号十万。神武乃广纵反间，或云世隆兄弟谋欲害兆，复言兆与神武同图仲远等。于是两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进。仲远等频使斛斯椿、贺拔胜喻兆。兆轻骑三百，来就仲远。同坐幕下。兆性粗犷，意色不平。手舞马鞭，长啸凝望。深疑仲远等有变，遂趋出驰还。仲远遣椿、胜等追而晓譬，兆遂拘迫将还，经日放遣。仲远等于是奔退。神武乃进击兆军，兆大败。十一月，神武攻邺。明年，（梁中大通四年，魏孝武帝永熙元年。）正月，拔之。二月，后废帝如邺。

尒朱氏中，世隆、天光，较有智计。齐神武之起兵也，仲远、度律等，皆不以为虑，惟世隆独深忧恐。广阿战后，兆与仲远、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请前废帝纳兆女为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礼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随其所为，无敢违者。又累使征天光，天光不从。（《周书·贺拔岳传》：天光将率众距齐神武，遣问计于岳。岳报曰：“王家跨据三方，士马殷盛，高欢乌合之众，岂能为敌？然师克在和，但愿同心戮力耳。若骨肉离隔，自相猜贰，则图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见：莫若且镇关中，以固根本，分遣锐师，与众军合势，进可以克敌，退可以克全。”此说不知岳当日果有是言，抑系后来附会？然使当日，天光不尽众东出，则必可以后亡，当时事势，神武欲进取关中，固不易也。）后令斛斯椿苦要之，曰：“非王无以克定，岂可坐视宗家之灭也？”天光不得已，东下。（《北史·椿传》：椿谓贺拔胜曰：“天下皆怨毒尒朱，吾等附之，亡无日矣。不如图之。”胜曰：“天光与兆，各据一方，俱禽为难。”椿曰：“易致耳。”乃说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讨齐神武。此非实录。在尒朱、高二氏之间，椿与胜皆忠于尒朱氏者也。）于是兆与天光、度律，更自信约。闰三月，天光自长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阳，仲远自东郡，同会于邺。众号二十万。神武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乃于韩陵为圆陈，连牛驴以塞归道，四面赴击，大败之。（韩陵，山名，在今河南安阳县东北。《北齐书·高昂传》云：韩陵之战，高祖不利，军小却，兆等方乘之，高岳、韩匈奴等以五百骑冲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蹑其后。昂与蔡儁以千骑自栗园出，横击兆军，兆众由是大败。是日无昂等，高祖几殆。《北史·贺拔胜传》云：韩陵之役，尒朱兆率铁骑陷陈，出齐神武后，将乘其背而击之。度律恶兆之骁悍，惧其陵己，勒兵不进。胜以其携贰，遂以麾下降齐神武。度律军以此免退，遂大败。案此役胜负，固在几微之间，然尒朱氏积失人心，而又自相乖离，欲求幸胜，实不易也。）于是兆趋并州，仲远奔东郡。天光、度律，将赴洛阳，斛斯椿与都督贾显智倍道先还。四月朔，椿等据河桥。世隆请出收兵，前废帝不许。（此据《魏书》。《北史》则云：彦伯欲领兵屯河桥，世隆不从。）世隆令其外兵参军阳叔渊单骑驰赴北中，见上节。简阅败众，以次纳之。斛斯椿诡说叔渊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闻其欲掠京邑，迁都长安，宜先内我，以为其备。”叔渊信而纳之。椿既至桥，尽杀世隆党附。度律欲攻之，会大雨，士马疲顿，弓矢不能施用，遂西走。于灅波津为人擒执。（灅波津，在河桥西。）天光亦被执。囚送于齐神武。（神武攻尒朱兆时，致之洛阳，斩之。）斛斯椿令行台长孙稚诣阙奏状，别使贾显智、张劝率骑掩执世隆与其兄彦伯，俱斩之。叱列延庆时为定州刺史，亦在军中，与仲远走渡石济。（见第七节。）仲远奔梁。延庆北降齐神武。后为孝武帝中军大都督。神武入洛，杀之。青州刺史尒朱弼，亦欲奔梁为其部下所杀。神武至河阳，（见第十一章第二节。）使魏兰根观察前废帝。（兰根，庄帝末为定州，为侯渊所败，走依高乾。乾以兰根宿望，深礼遇之。）大仆卿綦儁主仍前废帝，而兰根与高乾及黄门侍郎崔恢固主废之。时梁武帝复遣兵送汝南王悦，置之境上，乃遣使迎之。既至，清狂如故，乃舍之，（是岁十二月，悦被杀。）而立平阳王修。修，广平文穆王怀子，孝文帝孙也。是为孝武帝，《魏书》谓之出帝。神武还邺。七月，神武入自滏口，大都督库狄干入自井陉，讨尒朱兆。兆大掠晋阳，北走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险，出入寇抄。神武扬声讨之，师出而止者数四。兆意怠。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而自以大军继之。明年，（孝武帝永熙二年，梁中大通五年。）正月，泰奄至兆庭。军人因宴休堕，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于赤洪岭。（胡三省曰：杜佑曰：石州离石县有赤洪水，即离石水，赤洪其别名也，高欢破尒朱兆于赤洪岭，盖近此。案离石，今山西离石县。）兆自缢。兆弟智虎，前废帝以为肆州刺史，与兆俱走。神武禽之于岢岚南山。（岢岚，后魏县，在今山西岚县北。）赦之。后死于晋阳。尒朱荣子菩提，与荣俱死。叉罗、文殊皆早卒。文畅，姊为魏孝庄帝后，神武纳之，待其家甚厚。文畅及弟文略皆素侈。文畅与丞相司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郑仲礼、房子远等相狎，谋害神武，事捷共奉文畅。谋泄，以姊宠，止坐文畅一房。（任胄，延敬子。延敬初从葛荣，荣败，降。随神武起兵。后为魏尚书左仆射，斛斯椿衅发，弃家北走。胄少在神武左右。兴和末，神武攻玉壁，还，以晋州西南重要，留西河公岳为行台镇守，以胄隶之。胄饮酒游纵，不勤防守。神武责之。胄惧，遂潜遣使送款于周。为人纠列。穷治未得其实。神武特免之。谓胄曰：“我推诚于物，谓卿必无此理。且黑獭降人，首尾相继，卿之虚实，于后何患不知。”胄内不自安，乃谋害神武。事发，及子弟并诛。时武定三年也。文畅时年十八。）静帝使人往晋阳，欲拉杀文略，神武特奏免之。遗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横。后为齐文宣所杀。尒朱氏自荣入中国，至兆之死，凡六年。席有为之资，值可为之时，而其运祚短促至此，诚蛮夷不知中国情形，徒肆暴戾者之殷鉴也。

第九节　魏分东西

高欢虽灭尒朱氏，然时北方诸族，不为欢下者尚多，如斛斯椿，如贺拔氏兄弟，皆其佼佼者也。而宇文氏遭遇时会，遂获创立基业，与欢对峙。

后周之先，为匈奴之裔君临鲜卑部落者，已见第三章第八节。侯豆归子陵，仕燕。魏道武攻中山，陵从慕容宝御之，宝败，归魏。天兴中，随例迁武川。陵生系。系生韬。韬生肱。破六汗拔陵作乱，其伪署王卫可孤，徒党最盛。肱纠合乡里，斩可孤，其众乃散。后避地中山，陷于鲜于修礼。为定州军所破，没于陈。四子：长颢，与卫可孤战殁。次连，与肱俱死。次洛生，葛荣破鲜于修礼，以为渔阳王，领肱余众。尒朱荣擒葛荣，定河北，随例迁晋阳。次泰，字黑獭，即周大祖文皇帝也。荣诛洛生，复欲害泰。泰自理家冤，辞旨慷慨，荣感而免之。泰与贺拔岳有旧，岳讨元颢，以别将从。孝武帝图高欢，以斛斯椿及岳兄弟为心腹。岳长兄允为侍中，胜为荆州刺史。（荆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初尒朱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侯莫陈悦行华州事。（华州，见第二节。）普泰中，（梁中大通三年。）以岳为雍州，悦为岐州刺史。（岐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天光率众赴洛，岳与悦下陇赴雍，禽其弟显寿，以应高欢。（《周书·文帝纪》：天光东拒齐神武，留弟显寿镇长安。秦州刺史侯莫陈悦，为天光所召，将军众东下。岳知天光必败，欲留悦共图显寿，而计无所出。大祖谓岳曰：“今天光尚迩，悦未有二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惊惧。然悦虽为主将，不能制物。若先说其众，必人有留心。进失尒朱之期，退恐人情变动，乘此说悦，事无不遂。”岳大喜。即令大祖入悦军说之。悦遂不行。乃相率袭长安。令大祖轻骑为前锋。大祖策显寿怯懦，闻诸军将至，必当东走，恐其远遁，乃倍道兼行。显寿果已东走。追至华山，擒之。此说恐出文饰。观悦后附齐神武，此时恐已有叛尒朱氏之心，不待大祖之计也。华山，后魏郡，今陕西大荔县。）孝武即位，加岳关中大行台。《北史·薛孝通传》曰：齐神武起兵河朔，尒朱天光自关中讨之，孝通以关中险固，秦、汉旧都，须预谋镇遏，以为后计。纵河北失利，犹足据之。节闵深以为然。问谁可任者？孝通与贺拔岳同事天光，又与周文帝有旧，二人并先在关右，因并推荐之。乃超授岳关西大行台、雍州牧，周文帝为左丞，孝通为右丞，赍诏书驰驿入关授岳等，同镇长安。后天光败于韩陵，节闵遂不得入关，为齐神武幽废。观此，知以关中为退据之资，当时事势实尔，东西魏之分立，非偶然矣。

永熙二年，（梁中大通五年。）孝武密令岳图欢。岳自诣北境，安置边防。率众趣平凉西界。（平凉，见第六章第三节。）先是费也头万俟受洛干，铁勒斛拔弥俄突、纥豆陵伊利等，并拥众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会平凉，受岳节度。惟灵州刺史曹泥不应召，而通使于欢。（秦州，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南秦州、河州、灵州，即薄骨律镇，皆见本章第三节。渭州，见第七节。《周书·文帝纪》：大祖谓岳曰：“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胜兵之士，三千余人；及灵州刺史曹泥；并恃其僻远，常怀异望。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户口富实，未奉朝风。今若移军近陇，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马，以实吾军。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举也。”此言不知果出周文以否，然实当时西方之形势也。夏州，见第三节。）欢乃遣左丞翟嵩使至关中，间岳及悦。三年，（梁中大通六年。）岳召悦曾于高平。（原州治，见第三节。）将讨曹泥，令悦为前驱。悦诱岳入营，令其婿元洪景斩岳于幕中。岳左右奔散。悦遣人安慰，云：“我别禀意旨，止在一人，诸君勿怖。”众皆畏服，无敢拒遣。悦心犹豫，不即抚纳。乃还入陇，止水洛城。（见第三节。）其士众散还平凉。诸将以都督寇洛年最长，推总兵事。洛素无雄略，威令不行。岳之为关西大行台，以泰为左丞，领府司马。及次平凉，表为夏州刺史。于是大都督赵贵言于众，共推泰。（《周书·赫连达传》：少从贺拔岳征讨，有功，拜都将。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军中大扰。赵贵建议迎大祖。诸将犹豫未决。达曰：“宇文夏州昔为左丞，明略过人，一时之杰。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济。赵将军议是也。达请轻骑告哀，仍迎之。”诸将或欲南追贺拔胜，或云东告朝廷。达又曰：“此皆远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贵于是谋遂定，令达驰往。）泰乃率帐下轻骑，驰赴平凉。贺拔胜使其大都督独孤信入关，抚岳余众，泰已统岳兵矣。孝武帝闻岳被害，遣武卫将军元毗宣旨慰劳，追岳军还洛阳。亦敕追侯莫陈悦。悦不应召。泰表言：“军士多是关西之人，不愿东下。乞少停缓，徐事诱导。”孝武诏泰即统岳众。且曰：“今亦征侯莫陈悦。若其不来，朕当亲自致罚。宜体此意，不过淹留。”（泰奉此诏后，表有“臣以大宥既颁，忍抑私憾”之语，则时孝武已赦悦罪。）泰又表乞少停缓。而与悦书，约同东下。不则“枕戈坐甲，指日相见”。悦诈为诏书，与秦州刺史万俟普拨，（《北齐书》本传：名拨，字普拨。）令与悦为党援。普拨疑之，封诏呈泰。泰表言：“今若召悦，授以内官，臣亦列旆东辕，匪伊朝夕。若以悦堪为边捍。乞处以瓜、凉一藩。（瓜州，见第四节。凉州，见第三节。）不然，则终致猜虞，于事无益。”初原州刺史史归，为岳所亲任。河曲之变，反为悦守。悦遣其党王伯和、成次安将兵二千人助归镇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陈崇率轻骑一千袭归，禽之。并获次安、伯和等。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拨又遣骑二千来从军。三月，泰进军。四月，出陇。留兄子导镇原州。（导，颢之子。）军出木峡关，（在今甘肃固原县西南。）大雨雪，平地二尺。泰知悦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悦果疑其左右有异志者。左右亦不安。众遂离贰。闻大军且至，退保略阳。留一万余人，据守水洛。泰至，围之，城降。即率轻骑数百趋略阳。悦召其部将议之。皆曰：“此锋不可当。”劝悦退保上邽。（见第三章第三节。）悦弃城，南据山水之险，设陈候战。悦先召南秦州刺史李弼，（从《周书》。《魏书》作李景和。景和，弼字也。）弼妻，悦之姊也，特为悦所信委。弼遣人诣泰，密许翻降。至暮，乃勒所部，使上驴驼。复绐悦帐下云：“仪同欲还秦州，汝等何不装办？”众谓为实，以次相惊。皆散走，趋秦州。弼先驰据城门，以慰辑之。遂拥众以归泰。悦由此败。（案悦之败，似由众皆欲走秦州，而悦逆之，故然。弼果有意叛悦？抑众已溃散，乃不得已而率之投泰，乃以摇惑军心为功；尚未可知也。悦之失，首在不能抚纳岳众；次则不敢与泰决战，而欲避入险僻之区，致逆众心；其失在于无勇。若能奋力迎战，泰之兵力，实亦有限，非不可敌也。）与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泰曰：“悦本与曹泥应接，不过走向灵州。”乃令导要其前，都督贺拔颖等追其后。至牵屯山，（见第六章第六节。）追及悦，斩之。（《魏书·悦传》云：悦部众离散，猜畏旁人。不听左右近己。与其二弟并儿及谋杀岳者八九人，弃军迸走。数日之中，盘回往来，不知所趣。左右劝向灵州，而悦不决。言下陇之后，恐有人所见。乃于中山令从者悉步，自乘一骡，欲向灵州。中路，追骑将及望见之，遂缢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见擒杀。惟先谋杀岳者悦中兵参军豆卢光走至灵州，后奔晋阳。案《周书·李贤传》，大祖令导追悦，以贤为前驱。转战四百余里。至牵屯山，及之。悦自刭于陈。贤亦被重创，马中流矢。则《魏书》之言，似失其实。）泰入上邽。令李弼镇原州，夏州刺史跋也恶蚝镇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浑元还镇渭州，（《元传》在《北齐书》，云：悦走，元收其众，入据秦州，为周攻围苦战，结盟而罢。后仍奔高欢。）赵贵行秦州事。征豳、泾、东秦、岐四州粟以给军。（豳州，见第三节。泾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周书·刘亮传》：悦之党豳州刺史孙定儿据州不下，泾、秦、灵等州，悉与相应，大祖令亮袭斩之，于是诸州皆即归款。）自关以西，大致平定。是岁，正月，高欢西伐费也头，虏纥豆陵伊利，迁其部于河东。欢所得于西方者，如是而已。是时孝武帝志欲与欢决战，其欲并召泰及侯莫陈悦东下盖以此？使泰从命而东，不过行间之一将，且其势未必能与欢敌，在关西则有负嵎之势，且可自擅于远，泰固筹之熟矣。然当时欲与欢抗，自以持重为善，泰之计固未为失也。

天龙山石窟

天龙山石窟创建于东魏（534—550），北齐太祖高欢时期开凿。天龙山亦名方山，历史上曾是高欢的避暑宫。

秦州既捷，孝武征二千骑镇东雍州，（见第七节。）仍令泰稍引军而东。泰乃遣大都督梁御，率步骑五千，镇河、渭合口，为图河东之计。泰之讨侯莫陈悦也，悦使请援于高欢。欢使其都督韩轨，将兵一万据蒲坂。雍州刺史贾显度送船与轨，请轨兵入关。泰因梁御之东，乃逼召显度赴军。御遂入雍州。孝武进泰关西大都督。于是以寇洛为泾州刺史，李弼为秦州刺史，前略阳守张献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魏书·地形志》不言治所。钱大昕曰：以《隋志》考之，当治固道郡之梁泉县。按梁泉，后魏县，今陕西凤县。）南岐州刺史卢待伯拒代，遣轻骑袭禽之。（待伯自杀。）时斛斯椿为侍中，密劝孝武帝置内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数百；直已下，员别数百；皆选天下轻剽以充之。又说帝数出游幸，号令部曲。别为行陈，椿自约勒，指挥其间。军谋、朝政，一决于椿。（尒朱荣之败，汝南王悦在梁，椿归之；后又归尒朱兆；兆败，与贾显智等覆尒朱氏；及是又图高欢；一似其人反覆无常者。史于椿尤多贬辞。然原其心而论之，椿实忠于魏朝，亦未尝不睠睠于尒朱氏，观其力谋和解兆与世隆、度律等可知。尒朱氏既不可辅，爱其身以有为，而不忍轻于一掷，此亦厚自期许者宜然，不能以硁硁小节责之也。贺拔胜始降尒朱仲远，又降高欢，又与武帝图欢，迹亦与椿相似，亦当以此观之。尒朱荣之死，胜与田怡等奔赴荣第。时宫殿之门，未加严防，怡等议即攻门。胜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当更有奇谋，吾众旅不多，何轻尔？”怡乃止。乃世隆夜走，胜随至河桥，以为臣无仇君之义，遂勒所部还都。于轻重之际，尤有权衡，非徒激于意气者比。要之椿与胜，以古义衡之.俱可谓有君子之风也。【19】）初后废帝之立也，以高乾为侍中，又拜司空。时乾遭丧，未得终制。及孝武立，乃表请解职，行三年之礼。诏听解侍中。既去内侍，朝廷罕所关知，居常怏怏。帝望乾为己用。华林园宴罢，独留乾。谓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复建殊效。相与虽则君臣，实亦义同兄弟。宜立盟约，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不谓帝便有异图，遂不固辞，亦不启高欢。及帝置部曲，乾乃启欢。欢召乾诣并州，面论时事。启乾复为侍中。屡启，诏书竟不施行。乾知变难将起，求为徐州。将发，帝知乾漏泄前事，乃诏欢云：“曾与乾邕，（乾字。）私有盟约，今复反覆两端。”欢便取乾前后启论时事者，遣使封送帝。帝遂赐乾死。乾弟慎、昂皆奔欢。封隆之、孙腾为侍中，皆逃归乡里。欢召隆之至晋阳。腾亦奔晋阳。娄昭，欢妻弟也，亦辞疾归晋阳。于是孝武与欢之相图，如箭在弦上矣。帝以斛斯椿兼领军。分置督将及河南关西诸刺史。华山王鹫在徐州，欢使邸珍夺其管籥。建州刺史韩贤，（建州，见第七节。）济州刺史蔡儁（济州，治碻磝，见第六章第五节。）皆欢党，帝省建州以去贤，而以贾显智为济州。儁拒之。五月，帝下诏云将南伐。发河南诸州兵。增宿卫守河桥。六月，帝密诏欢：言“宇文黑獭，事资经略，故假称南伐”。欢谋迁帝于邺。遣骑三千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白沟，在今河南阳武、封丘二县间。）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于是孝武下诏罪状欢，欢亦宣告诛斛斯椿，而兵事作。欢以高昂为前锋。武帝征兵关右。召贺拔胜赴行在所。遣大行台长孙稚、大都督颍川王斌之（安乐王鉴弟。）共镇虎牢。汝阳王暹镇石济。（见第八章第七节。）行台长孙子彦稚子。帅前弘农大守元洪略镇陕。（见第六章第一节。）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寿椿弟。伐蔡儁。欢使窦泰与莫多娄贷文逆显智，韩贤逆暹。元寿军降。泰、贷文与显智遇于长寿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显智阴约降，引军退。军司元玄菟觉之，驰还请益师。孝武遣大都督侯几绍赴之。战于滑台东，显智以军降，绍死之。七月，孝武躬率大众屯河桥。欢至河北十余里，再遣口申诚款。孝武不报。欢乃引军渡河。孝武问计于群臣。或云南依贺拔胜，或云西就关中，或云守洛口死战。帝未决，而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弃椿径还，绐帝曰。“欢兵至矣。”乃决西行。《周书·王思政传》曰：齐神武潜有异图，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中军大将军大都督，总宿卫兵。思政乃言于帝曰：“高欢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关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御万夫。且士马精强，粮储委积。进可以讨除逆命，退可以保据关、河。宇文夏州，纠合同盟，愿立功效。若闻车驾西幸，必当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资，因已成之业；一二年间，习战陈，劝耕桑，修旧京；何虑不克？”帝深然之。《北史·裴侠传》：孝庄授侠东郡太守。及孝武与齐神武有隙，征兵，侠率所部赴洛阳。王思政谓曰：“当今权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侠曰：“宇文泰为三军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谓己操戈矛，宁肯授人以柄？虽欲抚之，恐是据于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侠曰：“图欢有立至之忧，西巡有将来之虑，且至关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周书·柳庆传》云：魏孝武将西迁，除庆散骑侍郎，驰传入关。庆至高平，见大祖，共论时事。大祖即请奉迎舆驾，仍命庆先还复命。时贺拔胜在荆州。帝屏左右谓庆曰：“高欢已屯河北，关中兵既未至，朕欲往荆州，卿意何如？”庆对曰：“荆州地非要害，众又寡弱，外迫梁境，内拒欢党，危亡是惧，宁足以固鸿基？”帝深纳之。合此三者观之，具见当日西行实非良图，然舍此又无他策。《北史·斛斯椿传》云：帝以椿为前驱大都督。椿因奏请率精骑二千，夜渡河掩其劳弊。帝始然之。黄门侍郎杨宽曰：“高欢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于人，恐生他变。今度河，万一有功，是灭一高欢，生一高欢矣。”帝遂敕椿停行。椿叹曰：“顷荧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间搆，不用吾计，岂天道乎？”此非实录。孝武与椿，相信有素，何至临时，更生疑忌？椿即掩击克捷，亦岂能遽为高欢？《周书·文帝纪》云：齐神武稍逼京邑，魏帝亲总六军，屯于河桥，令左卫元斌之、领军斛斯椿镇武牢，遣使告大祖。大祖谓左右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晓兵者所忌，正须乘便击之，而主上以万乘之重，不能决战，方缘津据守。且长河万里，捍御为难，若一处得度，大事去矣。”此乃附会之谈。决战须视兵力，岂能藉万乘之空名徼幸？荡阴之役，晋惠帝独非万乘乎？战而不捷，则并关西亦不可得至矣。孝武当日，前驱之师，无不迎降、奔北者，人心士气，亦既可知，岂能徼幸于一捷？决战尚不可恃，况以二千骑掩袭？即获小胜，又何裨于大局邪？《北史·魏宗室传》：常山王遵之曾孙毗，武帝少亲之。及即位，出必陪乘，入于卧内。帝与齐神武有隙，议者各有异同，惟毗数人，以关中帝王桑梓，殷勤叩头请西入。策功论赏，与领军斛斯椿等十三人为首。然则劝入关者，椿固十三之一也。事势所限，虽有善者，亦如之何哉？以为由于元斌之之一言，则愈疏矣。

孝武帝之征兵于西也，宇文泰令前秦州刺史骆超，率精骑一千赴洛，而传檄方镇，罪状高欢。七月，泰发自高平。前军至于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欢稍逼京邑，泰又以赵贵为别道行台，自蒲坂济，趋并州；遣大都督李贤将轻骑一千赴洛。是月，孝武帝自洛阳率轻骑入关。高欢入洛阳，以清河王亶为大司马，居尚书下舍，承制决事。（亶，孝文子清河文献王怿之子。）欢归至弘农。初北地三原人毛鸿宾，（北地，见第二章第二节。三原，见第五章第六节。）世为豪右。与兄遐，共起兵以拒萧宝夤。明帝改北地郡为北雍州，以鸿宾为刺史；改三原县为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孝武与高欢隙，令鸿宾镇潼关，为西道之寄。九月，欢攻潼关，克之，执鸿宾。（至并州，以忧恚卒。）命长史薛瑜守之。（此从《北齐书》。《周书·大祖纪》作薛瑾，《北史》同。）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见第八章第七节。）于蒲津西岸筑城，以守华州，以薛绍宗为刺史。使高昂行豫州事。还至洛阳，立清河世子善见，亶之世子。是为孝静帝。（时年十一。）魏于是分为东西。欢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连梁境；北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邺。诏下三日便发。四十万户，狼狈就道。欢留洛阳部分毕，乃还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已。孝武帝至关中，闰十二月，见弑，立南阳王宝炬，（见第七节。）是为西魏文帝。

贺拔胜至广州，（治鲁阳，今河南鲁山县。）犹豫未进，武帝已入关。胜还军南阳，令长史元颖行州事，自率所部，将赴关中。进至淅阳，（今河南淅川县。）闻高欢已平潼关，乃还荆州。州人邓诞，执元颖，引欢军。时欢已遣行台侯景、大都督高昂赴之。胜战败，奔梁。在南三年，乃还长安。其兄允，为欢所杀。樊子鹄据兖州不服欢。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众就之。（南青州，今山东沂水县。）欢遣娄昭等攻之。大野拔斩子鹄以降。侯渊之平韩楼，为平州刺史，镇范阳。（见第一节。）尒朱荣死，大守卢文伟，诱渊出猎。闭门拒之。渊帅部曲，屯于郡南，为荣举哀，勒兵南向。庄帝使东莱王贵平为大使，慰劳燕、蓟，渊乃诈降，执贵平自随。元晔立授渊定州刺史。后随尒朱兆拒高欢于广阿。兆败，渊从欢，破尒朱氏于韩陵。永熙初，除齐州刺史。（齐州见第三节。）孝武末，渊与樊子鹄及青州刺史东莱王贵平相连结，又遣使通诚于高欢。及孝武入关，复还顾望。清河王亶承制，以汝阳王暹为青州刺史。渊不时迎纳。城人刘桃符等，潜引暹入据西城。渊争门不克，率骑出奔。会承制以渊行青州事，渊乃复还。贵平自以斛斯椿党，不受代。渊率轻骑夜趣青州。城人执贵平出降。渊自惟反覆，虑不获安，遂斩贵平，传首于邺，明不同于斛斯椿。及樊子鹄平，诏以封延之为青州刺史。渊既不获州任，情又恐惧，遂劫光州库兵反。（光州，见第三节。）其部下督帅叛拒之。渊奔梁。达南青州境，为卖浆者所杀，传首于邺。

第十节　东西魏争战

东西魏分立后，高欢、宇文泰，剧战凡十余年，各不逞志，于是东西分立之局定；而高欢死后，侯景背叛，祸转中于梁矣。

高欢还军之后，宇文泰进攻薛瑜，虏其卒七千。梁武帝大同元年，西魏文帝大统元年，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也。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率所部降于东魏。东魏将司马子如攻潼关。宇文泰军于霸上。（见第五章第六节。）子如回军，自蒲津攻华州。刺史王罴击走之。二年，（西魏大统二年，东魏天平三年。）正月，高欢袭夏州，禽其刺史斛拔弥俄突，留将张琼、许和守之，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女夫凉州刺史刘丰请内属于东魏。宇文泰遣兵围之，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高欢命阿至罗虏绕出西魏军后，西魏军乃还。欢迎泥、丰，拔其户五千以归。二月，欢又令阿至罗逼秦州，自以众应之。三月，其刺史万俟普拨亦归于东魏。宇文泰勒轻骑追之，不及。此时关中形势，已颇完固，非挑诱一二叛人，所能倾覆矣。

是岁，十二月，高欢自晋阳西伐，次于蒲津。使高昂趋上洛，（见第三章第五节。）窦泰入潼关。三年，（西魏大统三年，东魏天平四年。）宇文泰军于广阳，（县名，在今陕西大荔县境。）召诸将曰：“贼今犄吾三面，又造桥于河，示欲必渡，是欲缀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欢起兵以来，泰每为先驱，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出其不意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而自走矣。”诸将咸曰：“贼在近，舍而远袭，事若蹉跌，悔无及也。”泰曰：“欢前再袭潼关，吾军不过霸上；今者大来，亦未出郊，贼顾谓但自守耳。又狃于得志，有轻我之心。乘此击之，何往不克？贼虽造桥，不能径渡。此五日中，吾取窦泰必矣。”（《周书·达奚武》、《苏绰传》，均谓泰此策惟武及绰同之，《宇文深传》又谓大祖将袭泰，诸将咸难之，大祖乃隐其事，阳若未有谋者，而独问策于深，深劝其袭泰，恐未必可信。）于是率骑六千还长安，声言欲保陇右，而潜出军。窦泰卒闻军至，惶惧，依山而陈。未及成列，泰纵兵击破之。尽俘其众万余人。斩泰，传首长安。（《北齐书》云：泰自杀。）高昂陷洛州，执刺史泉企。闻泰殁，弃城走。高欢亦撤桥而退。企子元礼归复洛州。是为东魏西征一小挫。

是岁，六月，宇文泰遣于谨取杨氏壁。（胡三省曰：盖华阴诸杨遇乱筑壁以自守者。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七月，征兵会咸阳。（今陕西咸阳县。）八月，率李弼等十二将东伐。取弘农。高欢率众十万出壶口，（山名，在今山西临汾县西南。）趋蒲坂。又遣高昂以三万人出河南。是岁，关中饥。泰既平弘农，因馆谷五十余日。时战士不满万人。闻欢将渡，乃引军入关。欢遂渡河，逼华州。刺史王罴严守。乃涉洛，军于许原西。（许原，在洛南。）泰据渭南，征诸州兵皆未会。乃召诸将谓之曰：“高欢越山渡河，远来至此，吾欲击之，何如？”诸将咸以众寡不敌，请待欢更西，以观其势。泰曰：“欢若得至咸阳，人情转扰。今及其新至，便可击之。”即造浮桥于渭。令军人赍三日粮，轻骑渡渭。辎重自渭南夹渭而西。十月，至沙苑。（在今陕西大荔县南。）距欢军六十余里。欢闻泰至，引军来会。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陈。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遂进军。至渭曲，背水东西为陈。命将士皆偃戈于葭芦中，闻鼓声而起。欢军至，大破之。欢夜遁。追至河上，复大克获。虏其卒七万。留其甲士二万，余悉纵归。收其辎重、兵甲。（《北齐书·神武纪》云：弃器甲十有八万。）还军渭南，所征诸州兵始至。乃于战所准当时兵士，人种树一株，以旌武功。案此役，东魏之兵力，远优于西魏；且已得渡河；当时西魏形势，实极危迫，纵不至举陇以东而弃之，然长安不守，则意中事。何者？东魏兵数既多，无论屯聚或分道而进，其势皆不易遏止也。长安若陷，所征之兵能集与否？集而能整与否？俱不可知；即曰能之，东魏遂不能久据关中，复收众而返，而西魏之受创已深矣。故曰：此役为西魏一大危机也。然东魏遂一蹶不振者，实失之恃众而寡虑。《北齐书·斛律羌举传》曰：从高祖西讨。大军济河，集诸将议进趣之计。羌举曰：“黑獭聚凶，强弱可知。若欲固守，无粮援可恃。今揣其情，已同困兽。若不与战，径趣咸阳，咸阳虚空，可不战而克，拔其根本，彼无所归，则黑獭之首，悬于军门矣。”诸将议有异同，遂战于渭曲，大军败绩。又《薛琡传》云：高祖大举西伐，将度蒲津，琡谏曰：“西贼连年饥馑，无食可啖，故冒死来入陕州，欲取仓粟。今高司徒已围陕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来年麦秋，人民尽应饿死。宝炬、黑獭，自然归降。愿王无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举，兵众极大，万一不捷，卒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合力；前军若败，后军乘之。”高祖皆不纳，遂有沙苑之败。夫如薛琡之说，则失之轻进；如羌举之说，则失之轻战；如侯景之说，则又失之于临战之时；一人三失，其败宜矣。自经此挫，东魏遂不复能渡河、入关矣。

东西魏潼关之战示意图

东西魏潼关之战是东魏天平二年（西魏大统元年，535年）至四年，东、西魏军在潼关地区进行的战争。宇文泰审时度势，利用东魏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出其不意而攻其一路，一举获胜。

然西魏欲图进取，力亦不足，此东西所以遂成相持之局也。宇文泰既捷于沙苑，遣左仆射冯翊王元季海为行台，与开府独孤信，率步骑二万向洛阳。洛州刺史李显趋荆州。贺拔胜、李弼渡河围蒲坂。牙门将高子信开门纳胜军，（事亦见《周书·薛善传》。）东魏将薛崇礼弃城走。胜等追获之。泰遂进军蒲坂，略定汾、绛。于是许和杀张琼，以夏州降。初泰自弘农入关，高昂围弘农，闻军败，退守洛阳。独孤信至新安，（见第二章第三节。）昂复走渡河，信遂入洛阳。东魏颍州长史贺若统，（颍州，治长社，见第七章第六节。贺若统，从《周书·本纪》。《北齐书·尧雄传》作贺若徽。《周书·宇文贵传》亦作统，而云刺史。）与密县人张俭，（密县，见第三章第五节。《北史·本纪》云：俭荥阳人。）执刺史田迅，举城降。西魏都督梁回入据之。荥阳郑荣业、郑伟等攻梁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崔彦穆、檀深攻荥阳，擒其郡守苏定；皆附西魏。东魏将尧雄、赵育、是云宝（《北齐书·尧雄传》作是育宝。《北史》作是宝。《梁书·陈庆之传》作元云宝，一本作是元宝。《周书·文帝纪》作是云宝。《通鉴》同。案《魏书·官氏志》有是云氏，后改是氏。）出颍川，（治颍阴，今河南许昌县。）欲复降地。泰遣宇文贵、梁迁等逆击，大破之。赵育降。东魏复遣将任祥，率河南兵与尧雄合。西魏将怡峰，复与贵、迁等击破之。又遣韦孝宽取豫州。（《北齐书·尧雄传》：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宝等举豫州降敌，执刺史冯邕。）是云宝杀其阳州刺史邢椿，以州降。（阳州，治宜阳，见第三章第三节。）四年，（西魏大统四年，东魏元象元年。）东魏贺拔仁攻南汾州，（今山西吉县。）拔之。任祥、尧雄与侯景、高昂、万俟受洛取颍州，梁回等遁走。二月，尧雄又取阳州。七月，侯景、高昂围独孤信于金墉。西魏文帝与宇文泰来救。东魏使库狄干率诸将先驱，高欢总众继进。八月，宇文泰至榖城，（汉榖成县，后汉曰榖城，晋省，在洛阳西北。）莫多娄贷文、可朱浑元来逆。临陈斩贷文。元单骑遁免，悉虏其众。送弘农。遂进军瀍东。是夕，景等解围夜去。及旦，泰率轻骑追之，至于河桥。景等北据河桥，南属邙山为陈。战，东魏将高昂、李猛、宋显等皆死，而西魏右军独孤信、李远，左军赵贵、怡峰并不利，皆弃其卒先归。后军李虎、念贤遇信等，亦与俱还。由是班师。洛阳亦失守。留长孙子彦守金墉，高欢渡河，亦弃城。西魏军至弘农，守将皆已西走，所虏降卒在弘农者，因相与闭门拒守。进攻，拔之，诛其魁首数百人。关中留守兵少，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皆散在民间，乃谋为乱。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乃与公卿辅魏大子钦出次渭北。沙苑所俘军人赵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据长安子城。伏德保咸阳，与大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以拒还师。长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战。华州刺史宇文导袭咸阳，斩思庆，擒伏德。南渡渭，与泰会。攻青雀，破之。关中乃定。此数年中，西魏经营东方，不为不力；兵锋亦甚锐利；然终至挫衄，关中且几致大乱者，失之力小而任重也。观于此，而知西魏之只足自保，不能进取矣。

是岁，十一月，侯景攻陷广州。（见第九节。）十二月，是云宝袭洛阳，东魏将王元轨弃城走。赵刚袭广州，拔之。自襄广以西城、镇，复为西魏。（襄州，今河南叶县。）六年，（西魏大统六年，东魏兴和二年。）侯景出三鸦，（在今河南南召县北，接鲁山县界。）将侵荆州。宇文泰遣李弼、独孤信各率骑五千出武关，景乃退还。盖东魏兵力，重于河北，故在河南，尚不能与西魏争也。初河桥战后，王思政镇弘农，以玉壁险要，请筑城移镇之。（在今山西稷山县西南。八年，西魏大统八年，东魏兴和四年。）十月，高欢出兵围之。不能克。大寒，士卒多死，乃还。是为东魏出河北又一挫衄。九年，（西魏大统九年，东魏武定元年。）二月，东魏北豫州刺史高慎，与吏部郎中崔暹有隙，暹时被高欢子澄委任，慎恐其构己，每不自安。东魏又遣镇城奚寿兴典兵事，慎但知民务而已。遂执寿兴，以虎牢归西魏。（据《周书·李棠传》。）宇文泰以慎所据辽远，难为应接。诸将亦皆惮行。惟李远曰：“北豫远在贼境，高欢又屯兵河阳，（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常理实难救援。但兵务神速，事贵合机，古人有言：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济。脱有利钝，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顾望不行，便无克定之日。”泰喜曰：“李万岁所言，（万岁，远字。）差强人意。”乃授远行台尚书，前驱东出。泰率大兵继进。远乃潜师而往，拔慎以归。泰围斛律金于河阳。三月，高欢至河北。泰还军瀍上。欢渡河，据邙山为陈。泰夜登山，未明击之。中军右军皆捷，而左军赵贵不利，遂败退。欢追至陕，西魏使达奚武御之。《北齐书·封子绘传》曰：高祖总命群僚，议其进止。子绘言曰：“贼帅才非人雄，偷窃名号。遂敢驱率亡叛，送死伊、瀍，天道祸淫，一朝瓦解。虽仅以身免，而魂胆俱丧。混一车书，正在今日。天与不取，反得其咎。伏愿大王不以为疑。”高祖深然之，但以时既盛暑，方为后图，遂命班师。《陈元康传》曰：大会诸将，议进退之策。咸以为野无青草，人马疲瘦，不可远追。元康曰：“两雄交战，岁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时不可失，必须乘胜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济？”元康曰：“王前涉沙苑还军，彼尚无伏，今奔败若此，何能远谋？”高祖竟不从。及疾笃，谓世宗曰：“邙山之战，不用元康之言，方诒汝患，以此为恨，死不瞑目。”此非实录。沙苑尚致丧败，况此时尚未入关，人马疲瘦，又迫盛暑邪？然西魏东略之不易得志，则观于是役而弥可见矣。欢使刘丰生追奔，拓地至弘农而还。北豫、洛皆复入东魏。

中大同元年，（西魏大统十二年，东魏武定四年。）春，西魏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瓜州民张保，害刺史成庆以州应仲和。（凉州，见第三节。瓜州，见第四节。）宇文泰遣独孤信讨之。五月，禽仲和。迁其民六千余家于长安。瓜州都督令孤延起兵，禽张保。瓜州亦平。此为西魏之小衅，东魏自不能乘机也。邙山之败，宇文泰命王思政镇弘农，命举代己者。思政进所部都督韦孝宽。是岁，九月，高欢自邺西伐，围玉壁。孝宽拒守六旬，不能下。会欢有疾，烧营而退。明年，正月朔，欢死，其后嗣不复能为吞并之计，西魏力亦不足，东西战争之势杀矣。

注释

【1】　民族：魏史之诬。废太子恂及宣武母可疑，冯幽后之死可疑。

【2】　赋税：《咸阳王禧传》言其田业盐铁，遍于远近。

【3】　赋税：魏孝昌二年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贷公田者亩一斗。

【4】　民族：义民抗魏。

【5】　民族：契胡，西域种？铜铸像，西域俗？

【6】　学术：梁武之贤（引本纪），败于不能任法，郭祖琛即位，即纵渊藻，用周舍、徐勉、何敬容，近综核，然大处宽纵无益也，莫敢逆耳，实自满也，不知核。

【7】　地权：占取公田，由于假乃贵价僦税。传屯，邸冶，僧尼越出地界，于中樵苏采捕，而小民不禁。

【8】　饮食：梁时贺琛言燕会者之侈。

【9】　兵、生计：羊侃、鱼弘之富。

【10】　封建：梁武宽纵出理外，观渊藻，则非耄荒私为之也。

【11】　生计：梁临川王宏之富，亦高利贷夺人产业。

【12】　户口：郭祖琛言僧尼及白徒、养女皆不贯籍。

【13】　报仇：梁豫章王综。

【14】　史籍：《北史本传》？“荣轻帝不谓能反”，君于臣，亦曰反。

【15】　宗教：刘灵助。

【16】　民族：神武累世北边，遂同鲜卑。尒朱兆分与神武之众，《齐书·慕容绍宗传》谓为鲜卑，故神武诈言特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不得欺汉儿。

【17】　史事：尒朱兆分众与齐神武真相。

【18】　生计：豪侠者家人举贷求利，焚契免责。

【19】　史事：斛斯椿、贺拔胜有古君子风。谓摏欲以二千骑袭齐神武则诬。

第十三章　梁陈兴亡

第一节　侯景乱梁上

侯景，朔方人，或云雁门人。（朔方，见第八章第五节。雁门，见第二章第二节。此据《梁书·景传》。《南史》云：景怀朔镇人。怀朔，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少而不羁，见惮乡里。及长，骁勇，有膂力，善骑射。（《南史》云：景右足短，弓马非其长。案景右足短之说，他无所见，恐非其实。）以选为北镇戍兵，（北镇，见第八章第三节。《南史》云：为镇功曹史。）稍立功效。尒朱荣自晋阳入，景始以私众见荣。荣甚奇景，即委以军事。会葛贼南逼，荣自讨，命景先驱。以功擢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自是威名遂著。齐神武入洛，景复以众降之。仍为神武所用。（《南史》云：高欢微时，与景甚相友好。及欢诛尒朱氏，景以众降。仍为欢用，稍至吏部尚书。）景性残忍酷虐。驭军严整，然破掠所得财宝，皆班赐将士，故咸为之用，所向多捷。总揽兵权，与神武相亚。魏以为司徒、南道行台，（案事在大同八年，即东魏兴和四年。）拥众十万，专制河南。（《南史》云：欢使拥兵十万，专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体。又云：时欢部将高昂、彭乐，皆雄勇冠时。景常轻之，言似豕突尔，势何所至？案欢所用，战将多而有谋略者少；又欢居晋阳，去河南较远，势不能不专有所任；此景之所以有大权也。）神武疾笃，谓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计，反覆难知，我死后，必不为汝用。”乃为书召景。景知之，虑及于祸，（《南史》云：将镇河南，请于欢曰：“今握兵在远，奸人易生诈伪，大王若赐以书，请异于他者。”许之。每与景书，别加微点，虽子弟弗之知。及欢疾笃，其世子澄矫书召之。景知，惧祸，因用王伟计求降。《北齐书·神武纪》亦云：世子为神武书召景。景先与神武约，得书书背微点乃来。书至无点，景不至。【1】又闻神武疾，遂拥兵自固。案神武猜忌性成，从未闻以将帅为腹心，而自疏其子弟；况文襄在神武世，与政已久，神武与景有约，文襄安得不知？说殆不足信也。）大清元年，（西魏大统十三年，东魏武定五年。）乃遣其行台郎中丁和来，上表请降。（《本纪》事在二月。云：景求以豫章、广、颍、洛阳、西扬、东荆、北荆、襄、东豫、南兖、西兖、齐等十三州内属。《景传》载景降表，则云与豫州刺史高成，广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兖州刺史邢子才，南兖州刺史石长宣，齐州刺史许季良，东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朱浑愿，扬州刺史乐恂，北荆州刺史梅季昌，北扬州刺史无神和等。《廿二史考异》云：“豫章之章字衍。洛阳之阳当作扬。广州刺史下，夺‘暴显颍州刺史司马世云荆州刺史’十四字，当据《通鉴考异》补。朱浑愿，当依《考异》作尒朱浑愿。《纪》有西扬，《传》作北扬；《纪》有东荆，《传》但云荆；未审谁是。”案豫州，见第十二章第六节。广州，见第十二章第九节。后移襄城，今河南方城县。颍州，见第十二章第十节。洛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扬州，见第十二章第十节。西扬，未详。东荆，见第十二章第四节。北荆，魏收《志》不言治所。或云治其首郡伊阳，在今河南嵩县东北。襄州，见第十二章第十节。东豫州，见第十二章第六节。南兖州，正光中移治谯城，见第三章第三节。西兖州，治定陶，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后移左城，在今定陶县西南。齐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北扬州，治项城，见第三章第三节。荆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景之叛也，颍州刺史司马世云应之。景入据颍城。诱执豫、襄、广诸州刺史。高澄遣韩轨等讨之。景以梁援未至，又请降于西魏。三月，宇文泰遣李弼援之。（《魏书》作李景和，弼字。）轨等退去。《周书·文帝纪》云：景请留收辑河南，遂徙镇豫州。于是遣王思政据颍川，（见第十二章第十节。）弼引军还。七月，景密图附梁。大祖知其谋，追还前后所配景将士。景惧，遂叛。案景之降梁，在降西魏之先，事甚明白，安得云此时始有是谋？盖至此乃与西魏绝耳。《周书·王悦传》云：侯景据河南来附，大祖先遣韦法保、贺兰愿德等率众助之。悦言于大祖，大祖纳之，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寻叛。《裴宽传》言：宽从法保向颍川。景密图南叛，军中颇有知者，以其事计未成，外示无贰。景往来诸军间，侍从寡少。军中名将，必躬自造。至于法保，尤被亲附。宽谓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关。虽托款于公，恐未可信。若杖兵以斩之，亦一时之计也。如曰不然，便须深加严警。不得信其诳诱，自诒后悔。”法保纳之。然不能图景，但自固而已。盖时西魏欲召景入关，而景不肯，遂至彼此相图。【2】西魏兵力，未足取景，然其将帅严警有备，景亦不能图之，故弃颍川而走豫州也。景非不侵不叛之臣，此自西魏所知。为之出师，原不过相机行事。而当时事机，并不甚顺。必欲乘衅进取，势非更出大兵不可。然此时西魏，亦甚疲敝；兼之景既不易驾驭，又须抗拒东魏及梁；利害纷纭，应付非易，故西魏始终以谨慎出之。此自不失为度德量力。而梁之贪利冒进者，乃自诒伊戚矣。

莫高窟112窟壁画·舞伎

侯景之乱是南朝时由诸侯王发起的祸国殃民事件。梁武帝萧衍信奉佛教，广建寺庙佛塔，迷恋于宗教而不事朝政，皇室招降纳叛成风，侯景之乱可以说是腐败政治的产物。

梁武帝既纳元颢而无成，其年，（中大通元年，魏孝庄帝永安二年。）十一月，魏巴州刺史严始欣以城降。（见第十一章第四节。）遣萧玩等援之。明年，（中大通二年，魏永安三年。）正月，始欣为魏所破斩。玩亦被杀。是岁，六月，又遣元悦还北。高欢欲迎立之而未果，事已见前。其明年，（中大通三年，魏节闵帝普泰元年。）魏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罢细作之条；无禁邻国还往；盖颇有意于与南言和矣。是年，南兖州城民王买德，逼前刺史刘世明以州降。十一月，梁使元树入据。四年，（魏孝武帝永熙元年。）二月，复以元法僧为东魏王。（盖欲并建法僧与树。）魏以樊子鹄为东南道行台，率徐州刺史杜德讨元树。树城守不下。七月，子鹄使说之。树请委城南还。子鹄许之。树恃誓约，不为战备。杜德袭擒之。送魏都，赐死。时梁以羊侃为兖州刺史，随法僧还北。行次官竹，（《水经注》：睢水自睢阳东南流，历竹圃，世人谓之梁王竹园。官收其利，因曰官竹。睢阳，见第十二章第六节。）闻树丧师，军亦罢。十二月，魏尒朱仲远来奔。以为定洛将军，封河南王，北侵。随所克土，使自封建。亦无所成。五年，（魏永熙二年。）四月，青州人耿翔，袭据胶州，（《魏志》云：治东武陵。陵字当系城字之讹。东武，汉县，今山东诸城县。）杀刺史裴粲，来降。六月，魏以樊子鹄为青、胶大使，督济州刺史蔡儁讨之。师达青州，翔拔城走。是月，魏建义城主兰保，杀东徐州刺史崔祥，以下邳降。（《魏书·纪》云：东徐州城民王早、简实等杀刺史崔庠，据州入萧衍。）六年，（魏永熙三年。）十月，以元庆和为镇北将军，封魏王，率众北侵。闰十二月，据濑乡。（胡三省曰：即陈国苦县之赖乡。案其地在今河南鹿邑县东。）是岁，魏始分为东西。明年，为大同元年，（西魏文帝大统元年，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东魏东南道行台元宴击元庆和，破走之。六月，庆和又攻南顿，（见第八章第六节。）为东魏豫州刺史尧雄所破。北梁州刺史兰钦攻汉中，西魏梁州刺史元罗降。（《北史》在七月，《梁书》在十一月。）二年，（西魏大统二年，东魏天平三年。）九月，魏以侯景节度诸军入寇。十月，梁亦下诏北伐。侯景攻楚州，（治楚城，在今河南息县西。）刺史桓和陷没。景仍进兵淮上，陈庆之击破之。十一月，诏北伐众军班师。十二月，与东魏通和。自此岁通使聘，直至侯景来降，而兵衅始启。（《北史·本纪》：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二月，徐州人刘乌黑聚众反，遣行台慕容绍宗讨平之。《北齐书·慕容绍宗传》云：梁刘乌黑入寇徐方，《北史》作梁人刘乌黑。此特人民之叛魏，非两国有战事。）

侯景之来降也，高祖诏群臣廷议。尚书仆射谢举及百辟等议，皆云纳景非宜。高祖不从。（《梁书·景传》。下文又云：初大同中，高祖尝夜梦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旦见朱异，说所梦。异曰：“此岂宇内方一，天道前见其征乎？”及景归附，高祖欣然自悦，谓与神通。乃议纳之。而意犹未决。曾夜出视事，至武德阁，独言：“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非可悔也。”异接声而对曰：“侯景据河南十余州，分魏土之半，输诚送款，远归圣朝，若拒而不容，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高祖深纳异言，又信前梦，乃定议纳景。【3】《异传》略同。此乃归罪于异之辞，不足为信，观前文叙廷议事，并无异欲纳景之说可知。高祖是时，于北方降者，无所不纳，何独至于景而疑之？《南史·谢举传》云：侯景来降。帝询诸群臣。举及朝士，皆请拒之。帝从朱异言纳之，以为景能立功赵、魏。举等不敢复言。《南史》后出，但主博采，亦不足信也。）乃下诏：封景为河南王，大将军、使持节、董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制辄行，如邓禹故事。遣北司州刺史羊鸦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土州，治龙巢，在今湖北随县东北。）仁州刺史湛海珍，（仁州，治己吾，在今河南宁陵县南。）精兵三万，趋县瓠应接。七月，鸦仁入县瓠。诏以县瓠为豫州，寿春为南豫州。改合肥为合州，北广陵为淮州，项城为殷州，合州为南合州。以西阳大守羊思建为殷州刺史。高澄以书喻侯景云：“若能卷甲来朝，当授豫州刺史，即使终君之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摄；宠妻爱子，亦送相还。”景报书曰：“为君计者，莫若割地两和，三分鼎峙。燕、卫、晋、赵，足相奉禄；齐、曹、宋、鲁，悉归大梁。”观此，知景之意，亦仅在于河南，无意进取河北也。六月，以鄱阳王范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范，鄱阳忠烈王恢之子。）八月，命群帅大举北伐。以南豫州刺史渊明为大都督。（渊明，长沙宣武王懿之子。）《南史·范传》云：为雍州刺史。范作牧莅人，甚得时誉；抚循将士，尽获欢心。于是养士马，修城郭，聚军粮于私邸。时庐陵王续。为荆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启称范谋乱。范亦驰启自理。武帝恕焉。时论者犹谓范欲为贼。又童谣云：“莫匆匆，且宽公。谁当作人主？草覆车边己。”【4】时武帝年高，诸王莫肯相服。简文虽居储贰，亦不自安。而与司空邵陵王纶，特相疑阻。纶时为丹阳尹，威震都下，简文乃选精兵，以卫宫内。兄弟相贰，声闻四方。范以名应谣言，而求为公。未几，加开府仪同三司。范心密喜，以为谣验。武帝若崩，诸王必乱，范既得众，又有重名，谓可因机，以定天下。乃更收士众，希望非常。大清元年，大举北侵，初谋元帅，帝欲用范。时朱异取急外还，闻之，遽入曰：“嗣王雄豪盖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残暴非常，非吊人之材。昔陛下登北顾亭以望，谓江右有反气，骨肉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详择。”帝默然曰：“会理何如？”（南康简王续子。）对曰：“陛下得之，臣无恨矣。”会理懦而无谋。所乘襻舆施版屋，冠以牛皮。帝闻，不悦。行至宿豫，（见第七章第四节。）贞阳侯明（《南史》避唐讳，渊明但称明。）请行，又以代之，而以范为征北大将军，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内相乖离如此，安冀克捷？况范与会理、渊明等，无一为将帅之才，而必用为元帅，安得不召舆尸之祸邪？《明传》云：代为都督，趋彭城。《敕》曰：“侯景志清邺、洛，以雪仇耻，其先率大军，随机抚定。汝等众军，可止于寒山，（在今江苏铜山县东南。）筑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沈，孤城自殄，慎勿妄动。”观此，知武帝欲以扫荡北方之责，全委诸侯景，即使克捷，景又安可制邪？《传》又云：明师次吕梁，（见第九章第五节。）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没者三版。魏遣将慕容绍宗赴援。（时魏以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高欢从父弟清河王岳及潘乐共御渊明。）明谋略不出，号令莫行。诸将每谘事，辄怒曰：“吾自临机制变，勿多言。”众乃各掠居人。明亦不能制，惟禁其一军，无所侵略。绍宗至，决堰水，明命诸将救之，莫肯出。魏军转逼，人情大骇。胡贵孙谓赵伯超曰：“不战何待？”伯超惧不能对。贵孙乃入陈苦战。伯超拥众弗敢救。乃使具良马，载爱妾自随。贵孙遂没。伯超子威方将赴战，伯超使人召之，遂相与南还。明醉不能兴，众军大败。明见俘执。（十一月。）北人怀其不侵略，谓之义王。《羊侃传》云：大举北侵，以侃为冠军将军，监作寒山堰。堰立，侃劝明乘水攻彭城，不见纳。既而魏援大至。侃频言乘其远来可击；旦日，又劝出战；并不从。侃乃率所领顿堰上。及众军败，侃结陈徐还。观此，知当日梁兵，真同儿戏，他时台城被围，援军四集而不能救，而徒以扰民，其机已兆于此矣。渊明既败，慕容绍宗进围潼州。（治夏丘，今安徽泗县。）刺史郭凤弃城走。十二月，景围谯城，不下。攻城父，（见第五章第三节。）拔之。遣其行台左丞王伟、左民郎中王则诣阙献策：求诸元子弟，立为魏主，辅以北伐。诏遣元贞为咸阳王，（贞，树子。）须渡江，许即伪位。乘舆副御，以资给之。齐遣慕容绍宗追景。景退入涡阳。（见第十一章第三节。）相持于涡北。景军食尽。士卒并北人，不乐南渡。其将暴显等，各率所部，降于绍宗。景军溃。与腹心数骑，自硖石济淮。（硖石，见第六章第四节。）稍收散卒，得马步八百人，奔寿春。羊鸦仁、羊思建并弃城，魏进据之。恢复河南，遂成画饼矣。

梁简文帝像

梁简文帝（503—551），即萧纲。太清三年（549年），侯景之乱中的梁武帝被囚饿死，萧纲即位，大宝二年（551年）被侯景所害。

侯景之去颍川也，王思政分布诸军，据其七州、十二镇。景既败，东魏使高岳、慕容绍宗、刘丰生攻之。宇文泰遣赵贵帅军至穰，（魏荆州治，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并督东西诸州兵，以救思政。东魏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颍川以北，皆为陂泽，兵不得至。贵还。大清三年，（西魏大统十五年，东魏武定七年。）四月，绍宗、丰生共乘楼船，以望城内。大风暴起，船飘至城下。城上人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穷急，赴水死。丰生浮向土山，复中矢而毙。陈元康劝高澄自以为功。澄从之，自将而往。六月，陷之。思政见俘。《周书·崔猷传》言：思政初赴景，大祖与书曰：“崔宣猷智略明赡，有应变之才。若有所疑，宜与量其可否。”思政初顿兵襄城，后欲于颍川为行台治所，遣使人魏仲奉启陈之，并致书于猷。猷复书曰：“襄城控带京、洛，实当今之要地。如有动静，易相应接。颍川既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贼若充斥，径至城下。莫若顿兵襄城，为行台治所；颍川置州，遣郭贤镇守；则表里胶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能为患？”仲见大祖，具以启闻。大祖即遣仲还，令依猷之策。思政重启，求与朝廷立约：“贼若水攻，乞一周为断；陆攻请三岁为期；限内有事，不烦赴援。过此以往，惟朝廷所裁。”大祖以思政既亲其事，兼复固请，遂许之。及颍川没，大祖深追悔焉。案颍川之败，实败于无援。小敌之坚，大敌之禽，若终无援师，即据襄城何益？自侯景之败，思政即势成孤悬，不拔之还，即宜豫筹救援之策。赵贵之兵，纵云沮于水不得至，岂出他道牵掣之师，亦不能筹画邪？而当时绝不闻有是，是弃之也。岂思政为孝武腹心，宇文泰终不免于猜忌欤？亦可异矣。

第二节　侯景乱梁中

侯景之济淮也，莫适所归。时鄱阳王范为南豫州刺史，未至，马头戍主刘神茂，（马头，见第八章第七节。）为监州韦黯所不容，驰谓景曰：“寿阳去此不远，城池险固。王次近郊，黯必郊迎，因而执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后，徐以启闻，朝廷喜王南归，必不责也。”景执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谓神茂曰：“事不谐矣。”对曰：“黯懦而寡知，可说下也。”乃遣豫州司马徐思玉夜入说之。黯乃开门纳景。（据《南史·景传》。《梁书·景传》云：监州韦黯纳之，其辞较略。《萧介传》云：高祖敕防主韦黯纳之，则恐非其实也。）景遣于子悦驰以败闻，自求贬削。优诏不许。复求资给。即授南豫州刺史。光禄大夫萧介表谏，言“景必非岁暮之臣。今既亡师失地，直是境上一匹夫。陛下爱匹夫而弃与国之好，臣窃不取也。”不听。而以鄱阳王范为合州刺史，镇合肥。其措置，实不免于姑息矣。

《梁书·傅岐传》云：大清二年，渊明遣使还，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议。朱异言：“且得静寇息民，于事为便。”议者并然之。岐独曰：“高澄既新得志，其势非弱，何事须和？此必是设间，故令贞阳遣使，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景意不安，必图祸乱。今若许澄通好，正是堕其计中。且彭城去岁丧师，涡阳新复败退，今便就和，益示国家之弱。”朱异等固执。高祖遂从异议。《南史·侯景传》云：魏人更求和亲，帝召公卿谋之，张绾、朱异咸请许之。景闻，未之信，乃伪作邺人书，求以贞阳侯换景。帝将许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穷归义，弃之不祥。且百战之余，宁肯束手受絷？”谢举、朱异曰：“景奔败之将，一使之力耳。”帝从之。复书曰：“贞阳朝至，侯景夕返。”景谓左右曰：“我知吴儿老公薄心肠。”案邺人之书，似不易伪为；即能伪之，武帝复书，亦未必轻率至是；此说殆不足信。不则景妄为此言，以激怒其众也。然即不以渊明易景，当时与北言和，亦非所宜。傅岐之议，可谓洞烛事机。史言岐在禁省十余年，机事密勿，亚于朱异，而武帝于此，独不用其议，盖偷安苟且之念，入之深矣。是岁，六月，遣使通好于北。侯景累启绝和，及请追使。又致书朱异，辞意甚切。异但述敕旨以报之。案和议合宜与否，别是一事。国家和战之计，要非降人所得与。若如景之所为，是国家当守小谅，为匹夫报仇也，其悖亦甚矣。既决意言和，而景有此请，便宜乘机，加以诛责，乃又优容不断，又曷怪景之生心乎？鄱阳王及羊鸦仁累启称景有异志，朱异并抑不奏闻。异盖以常理度之，谓景必不能叛也。然事有出于意计之外者，而其变化，遂非恒情所能测度矣。故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也。

［南朝·梁］青瓷莲花尊

是岁八月，侯景举兵反。《南史·景传》：景上言曰：“高澄狡猾，宁可全信？陛下纳其诡语，求与通和，臣亦所窃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闻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嚣。宁堪粉骨，投命仇门？请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许，即领甲临江，上向闽越。非惟朝廷自耻，亦是三公旰食。”帝使朱异宣语答景使曰：“譬如贫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惟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临贺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结，正德许为内应，景遂发兵反。以诛朱异等为辞。攻马头木栅，执大守刘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闻之，笑曰：“是何能为？吾以折棰答之。”于是诏鄱阳王范为南道都督，封山侯正表（临川靖惠王子，正德之弟。时为北徐州刺史，治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为北道都督，柳仲礼为西道都督，裴之高（邃兄子。）为东道都督。又令邵陵王纶董督众军。景闻之，谋于王伟。伟曰：“莫若直掩扬都，临贺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闻拙速，不闻工迟，即今便须进路。不然，邵陵及人。”案景乃羁旅之臣，众又寡弱，即极剽悍，安敢遽犯京师？纵使幸胜，亦将何以善其后乎？景上武帝书，虽绝悖慢，然其“表疏跋扈，言辞不逊”，（亦《南史·景传》语。）为朝廷所优容久矣，实未可指为反迹，故武帝不以为意，及其既叛，尚以谈笑处之也。然则无正德之许，景必不敢遽叛。《正德传》云：正德阴养死士，常思国衅。侯景反，知其有奸心，徐思玉在北，经与正德相知，至是，景遣思玉至建业，具以事告。又与正德书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乱国，以景观之，计日必败。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辱，天下义士，窃所愤慨，岂得顾此私情，弃兹亿兆？景虽不武，实思自奋。”正德得书大喜，曰：“侯景之意，暗与人同，天赞我也。”遂许之。谓景之要结正德，在其举兵之后，必不然矣。九月，景发寿春，声云游猎，伪向合肥，遂袭谯州。（南谯州，今安徽滁县。）助防董绍先开城降之。高祖闻之，遣大子家令王质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进攻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大守庄铁又降。帝问羊侃以讨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据采石，（见第三章第九节。）令邵陵王袭取寿春。使景进不得前，退失巢窟，乌合之众，自然瓦解。议者谓景未敢便逼都城，遂寝其策。陈庆之子昕，为临川大守，（临川，见第七章第一节。）敕召之还。昕启云：“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虏必济。”乃版昕为云骑将军，代质，而追质为丹阳尹。时正德都督京师诸军，屯丹阳郡，先遣大船数十艘，伪称载荻，实拟济景。景至江将渡，虑王质为梗，俄而质退，而陈昕尚未下渚，景遂自采石济。马数百匹，兵八千人。京师不之觉。景分袭姑熟，（见第四章第一节。）遂至慈湖。（见第七章第一节。）皇大子见事急，入启帝曰：“请以事垂付，愿不劳圣心。”帝曰：“此是汝事，何更问为？”大子仍停中书省指授。于是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大器，简文帝长子，即哀大子也。）羊侃为军师将军副焉。（十二月，侃卒。朱异以明年正月卒。）正德守朱雀航。景至，正德率所部与之合。石头、白下皆弃守。景百道攻城，不克。伤损甚多。乃筑长园，以绝内外。十一月，景立正德为帝。攻陷东府城。于城东西各起土山，以临城内。城内亦作两山以应之。材官将军宋嶷降贼，又为贼立计，引玄武湖水以灌城。阙前御街，尽为洪波矣。十二月，景造诸攻具，百道攻城，又不克。时梁兴四十七年，在位及闾里士大夫，莫见兵甲；宿将已尽，后进少年，并出在外，城中惟羊侃、柳津、韦黯，津老疾，黯懦而无谋，军旅指，一决于侃，（《南史·羊侃传》。）而侃又卒，平荡之事，自不得不期望援军。援军最先至者，为南徐州刺史邵陵王纶。直指钟山，（见第四章第三节。）为贼所败。退奔京口。已而鄱阳世子嗣、（范子。）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司州刺史柳仲礼、前衡州刺史韦粲、宣猛将军李孝钦、南陵大守陈文彻等皆至。共推仲礼为大都督。仲礼者，津子。《南史·仲礼传》云简文帝为雍州，津为长史。及入居储宫，津从，仲礼留在襄阳，马仗、军人悉付之。稍迁司州刺史。侯景潜图反噬，仲礼先知之，屡启求以精兵三万讨景，朝廷不许；及景济江，朝野便望其至，兼畜雍、司精卒，见推总督；景素闻其名，甚惮之。《梁书·韦粲传》云：粲建议推仲礼为大都督。报下流众军。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累日不决。粲乃抗言于众曰：“今者同赴国难，志在除贼。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边疆，先为侯景所惮；且士马精锐，无出其前。若论位次，柳在粲下；语其年齿，亦少于粲；直以社稷之计，不得复论。今日形势，贵在将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旧齿，年德已隆，岂应复挟私情，以沮大计？粲请为诸君解释之。”乃单舸至之高营，切让之。于是诸将定议。仲礼方得进军。军次新亭。贼列陈于中兴寺。相持至晚，各解归。是夜，仲礼入粲营部分。令粲顿青塘。青塘当石头中路，粲虑栅垒未立，贼必争之，颇以为惮。仲礼使直将军刘叔胤助粲。直昏雾，军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过半，垒栅至晓未合。景登禅灵寺门望粲营未立，便率锐卒来攻。军副主王长茂劝据栅待之，粲不从。令军主郑逸逆击之，刘叔胤以水军截其后。叔胤畏懦不敢进逸遂败。贼乘胜入营。左右牵粲避贼，粲不动。犹叱子弟力战。兵死略尽，遂见害。子尼，及三弟助、警、构，从弟昂皆战死，亲戚死者数百人。《南史·仲礼传》曰：韦粲见攻，仲礼方食，投箸，被练驰之。骑能属者七十。比至，粲已败。仲礼因与景战于青塘，大败之。景与仲礼交战，各不相知。仲礼矟将及景，贼将支伯仁自后砍仲礼，中肩，马陷于淖。贼聚矟刺之。骑将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壮气外衰，不复言战。神情敖很，凌蔑将帅。邵陵王纶亦鞭策军门，每日必至，累刻移时，仲礼亦弗见也。纶既忿叹，怨隙遂成。而仲礼常置酒高会，日作优倡。毒掠百姓。污辱妃主。父津，登城谓曰“汝君父在难，不能尽心竭力，百代之后，谓汝为何？”仲礼闻之，言笑自若。晚又与临城公大连不协。（大连，亦简文子，时为东扬州刺史，以兵至，见下。东扬州，治会稽。）景尝登朱雀楼与之语，遗以金环。是后开营不战。众军日固请，皆悉拒焉。案谓仲礼一战而伤，遂气索不敢复战，殊不近情；谓其与侯景通，亦近溢恶：《南》、《北史》主博采，鲜别择，所言固不尽可信也。当日者，诸军独力皆不足破景，欲解台城之围，非齐力决战不可。然将骄卒惰，久成痼疾，不有严令，孰肯向前？而一时诸将，无一材望足资统率者。不得已，就兵之最强者求之，柳仲礼遂以小器出承其乏。得之既不以其道，自为众情所不服，虽膺都督之任，依然号令不行，欲决战，仍非独力前进不可，此自非仲礼所乐为；诸军亦无不如是；（如其向前，亦徒为韦粲耳，然并此亦无第二人也。）遂成相杖不战之局矣。此正与寒山之役，齐师决堰，诸军莫肯出战同。故曰：观于寒山，而知台城之围之不可解也。【5】时邵陵王之兵，与临城公大连再至南岸，亦无功。荆州刺史湘东王绎，遣世子方等、司马吴晔、天门大守樊文皎下援。与鄱阳世子，及永安侯确，（邵陵王纶子。）前高州刺史李迁仕，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共破东府前栅，营青溪东。旋为景将宋子仙所破，文皎死之。《南史·景传》云：是时邵陵王与柳仲礼，甚于仇敌；临城公与永安侯，逾于水火。诸军之情形，固如出一辙也。

时城中疾疫，死者大半。景军亦饥，不能复战。东城（东府城。）有积粟，其路为援军所断；且闻湘东王下荆州兵；彭城刘邈，乃说景乞和，全师而返。景与王伟计，遣任约至城北，拜表伪降，以河南自效。帝曰：“吾有死而已，宁有是议？且贼凶逆多诈，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简文乃请帝许和，更思后计。帝大怒曰：“和不如死。”迟回久之，曰：“尔自图之，无令取笑千载。”乃听焉。景请割江右四州之地，（谓南豫州、西豫州、合州、光州。南豫州、合州皆见第一节。西豫州，今安徽怀宁县。光州，今河南潢川县。）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后解围济江。仍许遣其仪同于子悦、左丞王伟入城为质。傅岐议：以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容许之，乃请石城公大款出送。（大款，大器弟。）诏许焉。遂于西华门外设坛为盟誓。（遣尚书仆射王克，兼侍中上甲乡侯韶，散骑常侍萧瑳，与于子悦、王伟等登坛共盟。武卫将军柳津出西华门下，景出其栅门，与津遥相对，刑牲歃血。韶，长沙宣武王懿孙。）时大清三年二月也。景之渡江也，武帝召封山侯正表入援。正表率众次广陵，闻正德为景所推，遂托舫粮未集，盘桓不进。景以正表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既受景署，遂于欧阳立栅，（欧阳，在今江苏仪征县境。）以断援军。又欲进攻广陵。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遣军击破之。正德走还钟离，遂降魏。会理与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鄱阳忠烈王恢子。）西昌侯世子彧（西昌侯渊藻，长沙宣武王懿子，时为南徐州刺史。）率众三万，至于马邛州。（在台城北。）景虑其自白下而上，断其江路，请悉勒聚南岸；又启称永安侯、赵威方频隔栅诟臣，乞召入城；敕并从之。（《南史·本传》云：确知此盟多贰，欲先遣赵威方人，确因南奔。纶闻之，逼确使入。后与景猎钟山，引弓将射景，弦断不得发，贼觉，杀之。）景运东城米于石头，食遂足。湘东王绎师于武城，（在湖北黄陂县南。）湘州刺史河东王誉次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前信州刺史桂阳王慥顿江津，（慥，桂阳简王融之子。江津，见第七章第三节。）未进，亦有敕班师。景知援军号令不一，终无勤王之效。又闻城中死疾转多，谓必有应之者。王伟又说景曰：“王以人臣，举兵背叛，围守官阙，已盈十旬，逼辱妃主，陵秽宗庙，今日持此，何处容身？愿且观其变。”景然之。乃抗表陈帝十失。请诛君侧之恶臣，清国朝之秕政，然后还守藩翰。三月朔旦，城内以景违盟，举烽鼓噪。景决石阙前水，（胡三省曰：景前决玄武湖水积于此。）百道攻城，昼夜不息，城遂陷。景矫诏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军。于是诸军并散。（《南史·柳仲礼传》：仲礼及弟敬礼、羊鸦仁、王僧辩、赵伯超，并开营降贼。僧辩者，湘东王使督舟师援台者也，才至而宫城陷。景留敬礼、鸦仁，而遣仲礼、僧辩西上，各复本位。饯于后渚。敬礼谓仲礼曰：“景今来会，敬礼抱之，兄便可杀，虽死无恨。”仲礼壮其言，许之。及酒数行，敬礼目仲礼，仲礼见备卫严，不敢动，遂不果。后景征晋熙，敬礼与南康王会理谋袭其城，刻期将发，建安侯萧贲告之，遂遇害。贲者，正德弟正立之子。正德为侯景所立，贲出投之。专监造攻具，以攻台城。常为贼耳目。后贼恶其反覆，杀之。羊鸦仁出奔江西，将赴江陵，于路为人所害。惟赵伯超为贼用。）景降萧正德为大司为。撤二宫侍卫，而使其党防守。武帝忧愤感疾。五月，崩。（年八十六。）景密不发丧。二十余日，乃迎皇大子即位，是为大宗简文皇帝。正德知为贼所卖，密书与鄱阳王，期以兵入，贼遮得，矫诏杀之，时六月也。

先是景以武帝手敕召南康王会理，而使其党董绍先据南兖州。（会理僚佐咸劝距之。会理用其典签范子鸾计，谓处江北功业难成，不若身赴京师，图之肘腋，遂以城输绍先。至都，景以为司空，兼尚书令。祖皓起义，期以会理为内应，景矫诏免会理官。后景往晋熙，都下虚弱，会理与柳敬礼谋取王伟，事觉，与弟通理皆遇害。祖皓起义，见下。）又使萧邕代西昌侯渊藻据南徐州。以任约为南道行台，镇姑熟。使李贤降宣城。（见第三章第九节。）于子悦、张大黑入吴。大守袁君正迎降。子悦、大黑，肆行毒虐，吴人各立城栅拒守。景又遣侯子鉴入吴。收子悦、大黑还京诛之。戴僧逷据钱唐，东扬州刺史临城公大连据州，吴兴大守张嵊据郡，（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景使宋子仙、赵伯超、侯子鉴、刘神茂等攻破之。文成侯宁于吴西乡起兵，亦为景党孟振、侯子荣所破杀。景又以郭元建为北道行台，总江北诸军，镇新秦。（宋郡，今江苏六合县。）前江都令祖皓起兵，袭杀董绍先，亦为景所破，更以侯子鉴监南兖州。鄱阳王范弃合肥，出东关，（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请兵于魏，遣二子为质。魏人据合肥，竟不出师助范。范屯于栅口，（今安徽裕溪口，在芜湖东北。）待援兵总集，欲俱进。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闻之，遣要范西上，以湓城处之。（大心，简文子。湓城，即湓口城，见第三章第九节。）景出顿姑熟。范将裴之悌、夏侯威生以众降。景以之悌为合州刺史，威生为南豫州刺史。范至湓城，以晋熙为晋州，（晋熙，晋郡，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县。）遣子嗣为刺史。江州郡县，辄更改易。寻阳政令所行，惟存一郡。初庄铁降景，又奉其母奔大心。大心以铁旧将，厚为其礼。军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为豫章内史。铁据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参军韦约等击之。铁败绩，又乞降。嗣先与铁游处，请援之。范从之。乃遣将侯瑱，率精甲五千救铁。夜袭破韦约等营。于是二藩衅起，人心离贰。范居湓城，商旅不通，音使距绝。范数万之众，皆无复食，人多饿死。范恚，发背薨。嗣犹据晋熙。城中食尽，士乏绝。简文帝大宝元年，七月，任约、卢晖略攻晋熙。嗣中流矢，殁于陈。约进袭江州。大心遣司马韦质拒战，败绩。时帐下犹有勇士千余人，咸说大心轻骑往建州，以图后举。（此建州置于苞信县，在今河南商城县西。劝往此者，盖以便于入齐也。）而大心母陈淑容不肯行。大心乃止。遂与约和。于是景之兵锋，直逼荆、郢矣。

第三节　侯景乱梁下

先是上流之地，湘东王绎刺荆州，岳阳王詧刺雍州，武帝内弟张缵刺湘州。（缵，弘策子，出后伯父弘籍）大清二年，征缵为领军，俄改雍州刺史，而以河东王誉刺湘州。缵素轻少王，州府迎候及资待甚薄。誉深衔之。至州，遂托疾不见缵，仍检校州、府庶事，留缵不遣。侯景寇京师，湘东王绎军于武城，（见上节。）誉饬装当下援，缵密报绎曰：“河东起兵，岳阳聚米，将来袭江陵。”绎惧，沈米、断缆而归。因遣谘议周弘直至誉所，督其粮、众。三反，誉不从。绎大怒。七月，遣世子方等讨誉。方等，绎长子也。母曰徐妃，以嫉妒失宠。而绎第二子方诸母王氏，以冶容幸嬖。王氏死，绎归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绎闻之，又恶方等。方等益惧。时武帝年高，欲见诸王长子，绎遣方等，方等欣然登舟。遇侯景乱，绎召之。方等启曰：“昔申生不爱其死，方等岂顾其生？”绎省书，知无还意，乃配步骑一万，使援台城。贼每来攻，方等必身当矢石。及是，求征誉。临行，谓所亲曰：“吾此段出征，必死无二。死而获所，吾岂爱生？”及至麻溪，（在今湖南长沙县北。）军败溺死。绎遣鲍泉继之。初绎命所督诸州并发兵下，岳阳王詧遣司马刘方贵为前军，出汉口。及将发，绎又使喻詧自行。詧辞颇不顺。绎怒。而方贵先与詧不协，潜与绎相知，刻期袭詧。未及发，会詧以他事召方贵。方贵疑谋泄，遂据樊城拒命。（樊城，见第五章第二节。）詧遣军攻之。时张缵弃所部，单舸赴江陵。绎乃厚资遣缵，若将述职，而密援方贵。缵次大堤，（胡三省曰：《沈约志》：华山郡，治大堤。《五代志》：襄阳郡汉南县，宋置华山郡。唐并汉南入宜城。曾巩曰：宋武帝筑宜城之大堤为城。案宜城，今湖北宜城县。）樊城已陷。詧擒方贵兄弟及党与，并斩之。缵因进至州。詧迁延不受代，而密图之。缵惧，请绎召之。绎乃征缵于詧。詧留不遣。州助防杜岸兄弟绐缵曰：“岳阳殿下，势不仰容。不如且往西山，以避此祸。使君既得物情，远近必当归集。以此义举，事无不济。”缵深以为然。因与岸等结盟誓，又要雍州人席引等于西山聚众。缵服妇人衣，乘青布轝，与亲信十余人出奔。引等与杜岸驰告詧。詧令中兵参军尹正与岸等追讨，并擒之。缵惧不免，因请为沙门。詧以誉危急，率众三万，骑千匹伐江陵以救之。大雨暴至，众颇离心。绎与岸弟崱有旧，密要之。崱乃与兄岸，弟幼安及杨混各率其众降。詧夜遁。初詧囚张缵于军，至是，先杀缵而后退焉。杜岸之降也，请以五百骑袭襄阳。詧至，岸奔其兄于广平。（晋渡江，侨置广平郡于襄阳，宋以汉南阳郡之朝阳为实土。案朝阳，在今河南邓县东南。）詧遣尹正、薛晖等攻之，获、岸等。并其母、妻、子女杀之。尽诛诸杜宗族、亲旧。其幼稚疏属下蚕室。又发掘其坟墓，烧其骸骨，灰而扬之。其酷虐如此。鲍泉围湘州，久未能拔，绎命王僧辩代之。大宝元年，四月，克湘州，斩誉。詧自称梁王，称蕃于魏。魏遣兵助戍襄阳。台城之陷也，邵陵王纶奔禹穴，（在今浙江绍兴县。）东土皆附。南郡王大连惧，图之。纶觉，去至寻阳。寻阳王大心欲以州让之，纶不受。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以州让之，（恪，南平元襄王伟之子。）纶又不受。河东王誉请救，纶欲往救之，以军粮不继而止。与绎书劝止之。绎不听。纶大修器甲，将讨侯景。绎闻其盛，八月，遣王僧辩帅舟师一万逼之，纶走。于是侯景之兵锋，绎实当之矣。

南京台城遗址

相传梁大同十二年（546年）侯景之乱时，梁武帝饿死台城。萧梁沉溺佛法、僧尼泛滥，朝纲废弛、民生凋敝，四次舍身侍佛并没有让他得到佛祖的保佑，反而落了个国破身亡的结局。

江州之陷，绎遣徐文盛率众军下武昌。（文盛，宁州刺史，闻国难，召募得数百人来赴。）是岁，九月，侯景率舟师上皖口。（皖水入江之口，在今安徽怀宁县西。）十二月，绎又遣尹悦、王珣、杜幼安助文盛。任约以西台益兵，告急于景。二年，闰三月，景自率众二万，西上援约。至西阳，（见第四章第三节。）徐文盛不敢战。文盛妻石氏，先在建业，至是，景载以还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无战心。众咸愤怨。初郢州之平，绎以子方诸为刺史，鲍泉为长史，行府、州事。方诸与泉，不恤军政，惟蒱酒自乐。景访知其无备，兵少，四月，遣宋子仙袭陷之，执方诸及泉。尽获武昌军人家口。文盛等大溃，奔归江陵。王珣、尹悦、杜幼安并降于贼。景遂乘胜西上。绎先遣王僧辩东下代文盛，军次巴陵，会景至，僧辩因坚壁拒之。景设长围，筑土山，昼夜攻击，不克。军中疾疫，死伤大半。绎遣胡僧祐、陆法和援巴陵。景遣任约以精卒数千逆击，六月，僧祐等击破之，禽约。王僧辩督众军追景，而陈霸先之兵亦来会。

陈霸先，吴兴长城人。（长城，见第三章第九节。）为广州刺史萧映僚佐。（映，始兴忠武王憺子。）讨破交州叛贼李贲。映卒，以霸先为交州司马，与刺史杨讨贲，平之。除西江督护、高要大守。（高要，汉县，梁置郡，今广东高要县。）时大清元年也。二年，冬，侯景寇京师，霸先将率兵赴援。广州刺史元景仲，法僧子也，欲图霸先。（《北史·道武七王传》云：侯景遣诱召之，诈奉为主，景仲将应之。）霸先知其计，与成州刺史王怀明，（成州，今广西苍梧县。）行台选郎殷外臣等密议戒严。三年，七月，集义兵于南海，驰檄以讨景仲。景仲穷蹙，自缢死。霸先迎定州刺史萧勃镇广州。（定州，治郁林，见第三章第九节。勃，武帝从弟吴平侯昺之子。）初衡州刺史韦粲，自解还都征侯景，以临贺内史欧阳頠监衡州。（衡州，治曲江，今广东曲江县。临贺，见第三章第九节。）京城陷后，岭南互相吞并。高州刺史兰裕，攻始兴内史萧绍基，夺其郡。（高州，治高凉，在今广东阳江县西。始兴，见第三章第八节。）裕以兄钦与頠有旧，遣招之。頠不从。裕攻之。頠请援于勃。勃令霸先救之，悉擒裕等。仍监始兴郡。十一月，霸先遣杜僧明、胡颍将二千人顿于岭上。（僧明，广陵临泽人。梁大同中，卢安兴为广州南江督护，僧明与兄天合及周文育，并为所启，与俱行。安兴死，僧明复副其于子雄。及李贲反，逐交州刺史萧谘，谘奔广州。台遣子雄与高州刺史孙冏讨贲。时春草已生，瘴疠方起，子雄请待秋。广州刺史萧映不听。谘又促之。子雄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众并惮役溃散，禁之不可，乃引其余兵退还。萧谘启子雄及冏与贼交通，逗留不进。梁武帝敕于广州赐死。子雄弟子略、子烈，并雄豪任侠，家属在南江，天合乃与周文育等率众结盟，奉子略为主，以攻萧映。霸先时在高要，闻事起，率众来讨，大破之。杀天合。禽僧明及文育等，并释之，引为主帅。案陈武生平，用降将最多，详见《廿二史札记》，其气度必有大过人者，僧明、文育，特其一耳。【6】颍，吴兴东迁人，为广州西江督护。霸先与其同郡，待之甚厚。萧谘，鄱阳王范之子。临津，宋县，在今江苏高邮县东北。合浦，汉郡，治徐闻，今广东海康县。后汉治合浦，今广东合浦县。梁、陈间复治徐闻。东迁，晋县，今为镇。属浙江吴兴县。）并结始兴豪杰，同谋义举。郡人侯安都、张偲等率千余人来附。萧勃闻之，遣说停霸先。霸先不听。使间道驰往江陵，秉承军期节度。时蔡路养南康土豪。起兵据南康，（见第七章第五节。）勃遣腹心谭世远为曲江令，与路养相结，同遏义军。大宝元年，霸先发自始兴，次大庾岭。（在今江西大庾县、广东南雄县之间。）路养出军顿南野，（秦县，在今江西南康县西南。）依山水立四城以拒。霸先与战，大破之。路养脱身窜走。霸先进顿南康。六月，修崎头古城，（在大庾县东。）徙居焉。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在江西吉安县南。）遣主帅杜平虏等率千人入灨石、鱼梁。（灨石，指灨江十八滩，在今江西赣县至万安县间。鱼梁，在万安县南。迁仕之兵，盖以援台至此。）霸先命周文育击走之。迁仕奔宁都。（吴阳都县，晋更名，今江西宁都县。）宁都人刘蔼等资迁仕舟舰、兵仗，将袭南康。霸先遣杜僧明等率二万人据白口，（《通鉴考异》引《大清纪》云：于雩都县连营相拒，则其地当在雩都。雩都，汉县，今江西雩都县东北。）筑城以拒之。迁仕亦立城以相对。二年，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迁仕送南康。霸先斩之。湘东王绎命霸先进兵定江州，仍授江州刺史。九月，又以王僧辩刺江州，而以霸先为东扬州刺史。

侯景之东还也，以丁和为郢州刺史，留宋子仙、时灵护等助和守御。以支化仁、阎洪庆等守鲁山城。（见第七章第三节。）王僧辩率巴陵诸军，沿流讨景。攻鲁山，化仁降。攻郢，擒灵护。子仙行战行走。至白杨浦，（胡三省曰：盖去郢城未远。）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鄱阳王范及其子嗣之死也，侯瑱领其众，依于庄铁。铁疑之。琪惧，诈引铁谋事，因而刃之。据有豫章。侯景将于庆南略，至豫章，瑱穷蹙，降于庆。庆送瑱于景。景以瑱与己同姓，托为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为质，遣瑱随庆平定蠡南诸郡。（蠡南，谓彭蠡湖以南。）及是，瑱起兵袭之，庆败走。（景尽诛瑱妻、子及弟。）湘东王绎授瑱南兖州刺史。七月，僧辩军次湓城，贼行江州事范希荣弃城走。八月，晋熙人王僧振、郑宠起兵袭城，伪刺史夏侯威生、仪同任延遁。绎命僧辩且顿江州，须众军齐集。顷之，命江州众军，悉同大举。于是发江州。命侯瑱率锐卒轻舸，袭南陵、鹊头等戍，至即克之。（南陵，见第七章第五节。鹊头，见第九章第二节。三年，元帝承圣元年。）二月，霸先与僧辩会于白茅洲，（在江西德化县北，与安徽宿松县接界。）登坛盟誓。

侯景之东还也，二年，八月，废大宗为晋安王，幽于永福省。害皇大子大器、寻阳王大心、西阳王大钧、武宁王大威、建平王大球、义安王大昕、绥建王大挚，（皆简文子。）及寻阳王诸子二十人。矫为大宗诏，禅位于豫章嗣王栋。（欢子。）遣使害南海王大临于吴郡，南郡王大连于姑孰，安陆王大春于会稽，新兴王大壮于京口。（亦皆简文子。大壮，《南史》作大庄。）初景既平京邑，便有篡夺之心，以四方须定，且未自立。既巴陵失律，江、郢丧师，猛将外歼，雄心内沮，便欲伪僭大号，遂其奸心。其谋臣王伟云：“自古移鼎，必须废立，”故景从之。其大尉郭元建闻之，目秦郡驰还，谏景曰：“四方之师，所以不至者？政为二宫万福。若遂行弑逆，结怨海内，事几一去，虽悔无及。”王伟固执不从。（此据《梁书·景传》。《南史》则云元建谏废简文，景意遂回，欲复帝位，以栋为大孙，王伟固执不可。又《南史·简文纪》云：景纳帝女溧阳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于政事。王伟每以为言。景以告主，主出恶言。伟知之，惧见谗，乃谋废帝而后间主，苦劝行弑，以绝众心。此亦不根之谈。伟小人，安知远虑。知远虑，不事景矣。）十月，景弑大宗。十一月，遂废栋而自立。先是张彪起义于会稽若邪山，（事在大宝元年，《纪》在十一月，《景传》在十二月。彪，南郡王前中兵参军。若邪山，在今浙江绍兴县南。）攻破浙东诸县。景遣田迁、赵伯超、谢答仁等东伐彪。是年，正月，彪遣别将寇钱唐、富春。（钱唐，见第四章第三节。富春，即富阳，晋避大后讳改，见第十章第四节。）田迁进军与战，破之。十月，景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仪同尹思合、刘归义、王晔，云麾将军桑乾王元頵等据东阳归顺。（东阳，见第五章第六节。）仍遣元頵及别将李占、赵惠朗下据建德江口。（建德，秦县，今浙江建德县。）尹思合收景新安大守元义，夺其兵。（新安，见第四章第二节。）张彪攻永嘉，（见第七章第二节。）永嘉大守秦远降。十一月，景以赵伯超为东道行台，镇钱唐。遣田迁、谢答仁等东征神茂。十二月，答仁等至建德，攻元頵、李占栅，大破之。执頵、占送景。明年，（大宝三年，即元帝承圣元年。）谢答仁攻刘神茂。刘归义、尹思合等弃城走。神茂孤危，复降。初海宁程灵洗，（吴海阳县，晋曰海宁，在今安徽休宁县东。）据黟、歙以拒景。（汉黝县，宋曰黟，在今安徽黟县东。歙县，见第九章第六节。）景军据有新安，新安大守西乡侯隐奔依灵洗，灵洗奉以主盟。刘神茂建义，灵洗攻下新安，与之相应。及是，景偏帅吕子荣进攻新安，灵洗复退保黟、歙。（景败，子荣走，灵洗复据新安，进军建德。）二月，王僧辩军至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芜湖城主宵遁。景遣史安和、宋长贵等率兵二千，助侯子鉴守姑熟。（见第四章第一节。）追田迁还京师。三月，景往姑熟，巡视垒栅。诫子鉴曰：“西人善水战，不可与争锋。若得马步一交，必当可破。汝但坚壁，以观其变。”子鉴乃舍舟登岸，闭营不出。僧辩等遂停军十余日。贼党大喜，告景曰：“西师惧吾之强，必欲遁走。不击，将失之。”景复命子鉴为水战之备。子鉴乃率万余人渡洲，并引水军俱进。僧辩逆击，大破之。子鉴仅以身免。僧辩进军次张公洲。（即蔡洲，见第四章第三节。）景以卢晖略守石头，纥奚斤等守捍国城。（在今江苏江宁县南。）悉逼百姓及军士家累入台城。僧辩焚景水栅，入淮。至禅灵寺渚。景大惊，乃缘淮立栅。自石头迄青溪十余里，楼雉相接。僧辩遣杜崱问计于陈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礼数十万，隔水而坐，韦粲之在青溪，竟不渡岸，贼乃登高望之，表里俱尽。今围石头，须渡北岸。诸将若不能当锋，请先往立栅。”霸先即于石头城西横陇筑栅。众军次连八城，直出西北。贼恐西州路断，（西州，见第十章第二节。）亦于东北果林筑五城，以遏大路。景自率侯子鉴、于庆、史安和、主僧贵等拒守。使王伟、索超世、吕季略守台城。景列陈挑战，僧辩率众军奋击，大破之。侯子鉴、王僧贵各弃栅走。卢晖略、纥奚斤并以城降。景既退败，不入宫，敛其散兵，屯于阙下。遂将逃窜。王伟揽辔谏曰：“自古岂有叛天子？今宫中卫士，尚足一战，宁可便走？弃此欲何所之？”景曰：“我在北，打贺拔胜，败葛荣，扬名河朔，与高王一种人。今来南，渡大江，取台城如反掌，打邵陵王于北山，破柳仲礼于南岸，皆乃所亲见。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我当复一决耳。”仰观石阙，逡巡叹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通鉴》云：江东所生。）挂马鞍，与其仪同田迁、范希荣等百余骑东奔。王伟委台城窜逸。侯子鉴等奔广陵。王僧辩命众将入据台城，侯瑱、裴之横率精甲五千，东入讨景。景至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劫大守徐永，东奔吴郡。进次嘉兴。（见第三章第四节。）赵伯超据钱唐拒之。景退还吴郡。达松江，而侯瑱军奄至。景众未陈，皆举幡乞降。景不能制，乃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推堕二子于水，自沪渎入海。（沪渎，见第七章第二节。）羊侃第三子鹍，随侃台内，城陷，窜于阳平，（宋县，未详今地。）景呼还，待之甚厚。及景败，鹍密图之，乃随其东走。景于松江战败，惟余三舸下海，欲向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会景倦，昼寝，鹍语海师：“此中何处有蒙山？汝但听我处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此据《羊侃传》。《景传》作壶豆洲。在今江苏镇江县北。）景觉，大惊。问岸上人，云郭元建犹在广陵。景大喜，将依之。鹍拔刀叱海师，使向京口。景欲投水，鹍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底。鹍以矟入，刺杀之。送尸于王僧辩。传首西台。僧辩收贼党王伟等二十余人，送于江陵。赵伯超降于侯瑱，亦送江陵。陈霸先出广陵，郭元建奔齐。

侯景之为人也，可谓酷虐无伦。其犯建康，初至便望克定，号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离沮；又恐援军总集，众必溃散；乃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玉帛，悉入军营。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时百姓不敢藏隐，并出从之，旬日之间，众盈数万。）东府之陷，景使卢晖略率数千人持长刀夹城门，悉驱城内文武，裸身而出，贼交兵杀之。死者二千余人。台城之陷，悉卤掠乘舆服玩，后宫嫔妾。初城中积尸，不暇瘗埋；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者；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性残忍，好杀戮，恒以手刃为戏。方食，斩人于前，言笑自若，口不辍飡。或先断手足，割舌，劓鼻，经日乃杀之。于石头立大舂碓，有犯法者捣杀之。又禁人偶语，不许大酺，有犯则刑及外族。东阳人李瞻起兵，为贼所执，送诣建业，景先出之市中，断其手足，剖析心腹，破出肝肠。祖皓之败，射之，箭遍体，然后车裂以徇。城中无少长皆斩之。（此据《梁书·景传》。《南史》作埋而射之。）元頵、李占被执送京口，景截其手足，徇之，经日乃死。刘神茂降，送建康，景为大剉碓，先进其脚，寸寸斩之，至头方止，使众观之以示威。每出师，戒诸将曰：“若破城邑，净杀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诸将以杀人为戏笑。百姓虽死，亦不从之。然景之南奔也，高澄悉命先剥景妻子面皮，以大铁镬盛油煎杀之。女以入宫为婢。男三岁者并下蚕室。后齐文宣梦猕猴坐御床，乃并煮景子于镬。其子之在北者歼焉。则初非景一人如是，盖代北之风气然也。魏道武等，亦特此风气中之一人耳。简文帝时，景尝矫诏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及僭位，王伟请立七庙，并请七世讳，敕大常具祭祀之礼。景曰：“前世吾不复忆，惟阿爷名摽；且在朔州；伊那得来啖是？”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7】或跂户限。或走马敖游，弹射鸦鸟。自为天子，王伟不许轻出，郁快更成失志，曰：“吾不事为帝，与受摈不殊。”岂特沐猴而冠而已。

是时王师杀掠之酷，亦几不减于景。台城之被围也，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携幼以候之，才得过淮，便竞剥掠。贼党有欲自拔者，闻之咸止。景之走，王克开台城引裴之横入宫，纵兵蹂掠。时都下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老小相扶竞出，才度淮，王琳、杜龛军人掠之，甚于寇贼，号叫彻于石头。王僧辩谓为有变，登城问故，亦不禁也。是役也，可谓江南一浩劫。台城初被围，男女十余万，贯甲者三万，及景违盟，疾疫且尽，守埤者止二三千人，并悉羸懦。景攻台时，食石头常平仓，既尽，便掠居人。尔后米一升七八万钱，人相食，有食其子者。（此据《南史·景传》。《梁书》云：米斛数十万，人相食者十五六。《魏书·岛夷传》云：城内大饥，人相食。米一斗八十万。皆以人肉杂牛、马肉而卖之。军人共于德阳堂前立市，屠一牛得绢三千匹，卖一狗得钱二十万。皆熏鼠、捕雀而食之。至是，雀、鼠皆尽，死者相枕。）大宝元年，时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缘山岳；芰实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叶，为之凋残；虽假命须臾，亦终死山泽。其绝粒久者，鸟面鹄形，俯伏床帷，不出户牖，莫不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于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垄焉。代北残暴之风，江南淫靡之俗，合而成此大灾，只可谓人类所造之恶业，人类还自受之而已矣。【8】

第四节　江陵之变

简文帝之崩也，四方劝进于湘东者相属。湘东以巨寇未平，未欲即位。然简文之立，湘东谓其制于贼臣，始终仍用大清年号，则其怀自立之心久矣。《南史·豫章王栋传》云：栋既废，及二弟桥、樛，并锁于密室。景败走，兄弟相扶出。初王僧辩之为都督，将发，谘元帝曰：“平贼之后，嗣君万福，未审有何仪注？”帝曰：“六门之内，自极兵威。”僧辩曰“平贼之谋，臣为己任，成济之事，请别举人。”【9】由是帝别敕宣猛将军朱买臣，使行忍酷。会简文已被害，栋等与买臣遇见，呼往船共饮，未竟，并沉于水。案王僧辩乃一热中之士，惟思乘时以立功名，（《梁书·僧辩传》：赵伯超降于侯瑱，送至，既出，僧辩顾坐客曰：“朝廷昔惟知有赵伯超耳，岂识王僧辩？社稷既倾，为我所复，人之兴废，亦复何常？”器小易盈，情见乎辞矣。）于逆顺之际，初无所择。故一战而败，即不惜屈膝于异族，以奉渊明。而何爱于简文及豫章？况元帝为人，猜忍至极，僧辩征陆纳时，以欲待部下之集，见疑规避，几遭诛戮，（陆纳事见下。《僧辩传》曰：世祖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辩闷绝，久之方苏。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侄，并皆系之。会岳阳王军袭江陵，人情骚扰，未知其备。世祖遣左右往狱，问计于僧辩。僧辩具陈方略。乃赦为城内都督。）此时又安敢批其逆鳞邪？故谓湘东授意僧辩，使贼嗣君，而僧辩不肯从者，必失实之辞也。然朱买臣之贼豫章，即非承湘东之旨，亦必窥其意而为之，则无疑矣。大宝三年，十一月，湘东即位于江陵，是为世祖孝元皇帝。

江苏丹阳梁简文帝陵前的石雕

简文帝（503—551）于侯景之乱中被迫登位，在位两年，被弑。世祖即位后，追谥为简文皇帝，庙号太宗。

柳仲礼之入援也，竟陵郡守孙暠，以郡降西魏。（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宇文泰使符贵往镇之。及台城陷，仲礼降景，景遣西上，湘东王以为雍州刺史，使袭襄阳。仲礼方观成败，未发。及南阳围急，杜岸请救，仲礼乃以别将夏侯强为司州刺史，守义阳，自帅众如安陆。（见第三章第九节。）使司马康昭讨孙暠，暠执符贵以降。仲礼命其将王叔孙为竟陵大守，军副马岫为安陆大守，置孥于安陆，而以轻兵师于漴头，（在湖北安陆县西北。）将侵襄阳。岳阳王詧告急于魏，遣妃王氏及世子嶚为质。宇文泰遣杨忠、长孙俭救之。陷随郡。（见第四章第三节。）进围安陆。大宝元年，（西魏大统十六年。）正月，仲礼来援，忠逆击，破禽之。马岫以城降。王叔孙亦斩孙暠降。元帝遣子方略为质。并送载书，请魏以石城为限，（石城，竟陵郡治，见第三章第九节。）梁以安陆为界。忠乃旋师。（据《周书·杨忠传》。《南史·梁本纪》：是年，正月，使少子方略质于魏。魏不受质，而约为兄弟。《元帝诸子传》云：方略年数几。至长安，即得还。）魏命詧发丧嗣位，策命为梁王。邵陵王纶之败也，与子确等十余人轻舟走武昌。时纶长史韦质，司马姜律，先在于外，闻纶败，驰往迎之。于是复收散卒，屯于齐昌。（齐郡，在今湖北蕲春县西北。）将引魏军共攻南阳。任约闻之，使铁骑二百袭纶。纶无备，又败。走定州。（治蒙茏城，在今湖北麻城县西。）定州刺史田龙祖迎纶。纶以龙祖荆镇所任，惧为所执，复归齐昌。行至汝南，（《隋志》：安陆郡吉阳，梁立汝南郡，在今湖北应山县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纶之故吏，闻纶败，开城纳之。纶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将攻竟陵。西魏安州刺史马岫闻之，报于西魏。（安州，安陆。）西魏遣杨忠、侯几通率众赴焉。二年，（西魏大统十七年。）二月，忠等至于汝南。纶婴城自守。会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克，死者甚众。后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执纶，纶不为之屈，遂害之。（《周书·杨忠传》云：纶与前西陵郡守羊思达，要随、陆土豪段珍宝、夏侯珍治合谋，送质于齐，欲来寇掠。汝南城主李素，纶故吏也，开门纳焉。梁元帝密报大祖，大祖乃遣忠督众讨之。诘旦陵城，日昃而克。擒纶，数其罪而杀之。忠闲岁再举，尽定汉东之地。）于是汉东之地，入于西魏矣。初大同元年，魏梁州民皇甫圆、姜宴反正，（《周书·杨乾运传》。）北梁州刺史兰钦因攻汉中，魏梁州刺史元罗降，梁遂复梁州。是岁，十月，宇文泰遣王雄出子午，（见第五章第四节。）伐上津、（在今湖北郧西县北，路通陕西之山阳县。）魏兴；（见第三章第六节。）达奚武出散关，伐南郑。明年，（大宝三年，即元帝承圣元年。西魏废帝元年，不立年号。）春，王雄陷上津、魏兴，以其地置东梁州。达奚武围南郑，梁梁州刺史宜丰侯循（鄱阳忠烈王恢子。《南北史》皆作修。）力屈降。八月，东梁州民叛魏，围州城。泰复遣王雄攻之。明年，（承圣二年，魏废帝二年。）春，平之。迁其豪帅于雍州。（事见《周书·泉企传》。）于是汉中之地，亦入于西魏矣。其东方之地，则东魏于大清二年，（东魏武定六年。）以辛术为东徐州刺史、淮南经略使。（术本为东南道行台，与高岳等同破侯景及渊明。）明年，（大清三年，武定七年。）萧正表以北徐州降魏。侯景使王显贵守寿阳，亦降魏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东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举州附于魏。（《隋志》：东海郡怀仁县，梁置南北二青州。下邳郡，梁置东徐州。案怀仁，东魏县，在今江苏赣榆县西。下邳，见第三章第四节。）初北兖州刺史定襄侯祇，（南平元襄王伟子。）与湘潭侯退，及前潼州刺史郭凤，同起兵，将赴援，至是，凤谋以淮阴应景，（淮阴，见第四章第二节。）祇等力不能制，并奔魏。景以萧弄璋为北兖州刺史。州民发兵拒之。景遣厢公丘子英，直将军羊海赴援。海斩子英，率其众降于魏。魏人遂据淮阴。鄱阳王范出东关，魏又据合肥。（事见上节。）柳仲礼使夏侯强守司州，魏又使潘乐取之。城镇先后附魏者二十余州。辛术遂移镇广陵。大宝元年，（齐文宣帝天保元年。）齐篡东魏。明年，（大宝二年，齐天保二年。）五月，齐合州刺史斛斯显攻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陷之。江北之地尽矣。《南史·元帝纪》云：“自侯景之难，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江为限。荆州界北尽武宁，（东晋郡，今湖北荆门县北。）西拒峡口。自岭以南，复为萧勃所据。文轨所同，千里而近。人户著籍，不盈三万。中兴之盛，尽于是矣。”其形势实至蹙也。

武陵王纪，以大同三年为益州刺史，至是已十六年矣。纪在蜀，南开宁州、越巂，（宁州，见第三章第六节。越巂，汉郡，治邛都，在今四川西昌县东南。晋徒治会无，今四川会理县。宋还治邛都。齐没于獠。）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大宝元年，六月，纪遣世子圆照领兵三万东下，受元帝节度，元帝命且顿白帝。（见第七章第三节。）七月，元帝遣报武帝崩问。十一月，纪总戎将发，元帝又书止之曰：“蜀中斗绝，易动难安，弟可镇之，吾自灭贼。”又别纸云：“地拟孙、刘，各安境界，情深鲁、卫，书信恒通。”三年，四月，纪称帝。元帝遣万州刺史宋簉袭圆照于白帝。（万州，治石城，今四川达县。）纪第二子圆正，时为西阳大守，（西阳，见第四章第三节。）召至，锁于省内。承圣二年，五月，纪东下，次西陵。（见第七章第三节。）元帝命陆法和立二城于峡口，名七胜城，锁江以断峡。湘州刺史王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并入后庭见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为将帅。琳果劲绝人，又能倾身下士。麾下万人，多是江、淮群盗。平景之功，与杜龛俱为第一。恃宠纵暴于建业。王僧辩禁之不可，惧将为乱，启请诛之。琳亦疑祸，令长史陆纳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径上江陵。将行，谓纳等曰：“吾若不返，子将安之？”咸曰：“请死相报。”泣而别。及至，帝以下吏，而以子方略为湘州刺史。时承圣元年十月也。于是陆纳及其将潘乌累等反。袭陷湘州。十一月，纳遣潘乌累等攻破衡州。（此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县。）十二月，分兵袭巴陵，为湘州刺史萧循所破。（循降魏后，宇文泰使还江陵。）营州刺史李洪鸦，（营州，治营阳，今湖南道县。）自零陵率众出空灵滩，（零陵，汉郡，治零陵，在今广西全县北。后汉徒治泉陵，在今湖南零陵县北。空灵滩，据《王僧辩传》，《本纪》作空云，在今湖南湘潭县北。）称助讨纳。朝廷未达其心，深以为虑。乃征王僧辩兵上，就循南征。二年，二月，李洪雅降贼。贼将吴藏等据车轮，（洲名，在湖南湘阴县北。）夹岸为城，前断水势。士卒骁猛，皆百战之余。僧辩乃不战以骄之。五月，因其无备，陷其二城。贼归保长沙。时武陵拥众上流，内外骇惧，元帝乃遣王琳以和解之。六月，湘州平。僧辩旋于江陵，因被诏会众军西讨，而武陵之难已平矣。初兴势杨乾运，（兴势，晋县，今陕西洋县。）为方隅豪族，魏除安康郡守。（安康，见第十二章第六节。）汉中之复，乾运亦来归。求为梁州刺史，不得，而以为潼州刺史。（此从《南史·纪传》。《周书·乾运传》云：纪称尊号，以乾运威服巴、渝，拜梁州刺史，镇潼州。潼州，今四川绵阳县。）乾运兄子略，说乾运送款关中。乾运深然之。乃令略将二千人镇剑阁。又遣其婿乐广镇安州。（今四川剑阁县。）会宇文泰遣乾运孙法洛及使人牛伯友等至，略即夜送乾运，乾运乃使入关送款。氏酋杨法琛，求为黎州刺史，不得，以为沙州刺史，亦遣使通西魏。（大同元年汉中之复，法琛为北益州刺史阴平王，见《梁书·本纪》。《通鉴》：大宝元年，黎州民攻刺史张贲，贲弃城走，州民引法琛据黎州，命王、贾二姓诣纪，请法琛为刺史。纪深责之，囚其质子。使杨乾运攻之。法琛使降魏，而据剑阁以拒乾运。明年，乾运破之，焚平兴。平兴，法琛治所也。胡三省曰：魏以武兴为东益州，梁盖以为北益州。平兴，宋县，在今四川昭化县西北。黎州，今四川广元县。沙州，胡三省曰：盖即以平兴为之。）时元帝以纪东下，请救于魏，又请伐蜀。（据《周书·尉迟迥传》。）宇文泰与群公会议。诸将多有异同。惟尉迟迥以为“纪既尽锐东下，蜀必空虚，王师临之，必有征无战。”乃令迥督甲士一万二千，骑万匹伐蜀。承圣二年，春，前军临剑阁。乐广降。杨干运又降。六月，迥至潼州，大飨将士，引之而西。纪之次西陵也，军容甚盛。时陆纳未平，蜀军复逼，元帝甚忧。陆法和告急，旬日相继。帝乃拔任约于狱，以为晋安王司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将军刘棻，共约西赴。六月，纪筑连城，攻绝铁锁。元帝复于狱拔谢答仁为步兵校尉，配众一旅上赴。纪顿兵日久，频战不利，师老粮尽，智力俱殚；又魏人入剑阁，成都虚弱；忧懑不知所为。先是元帝已平侯景，执所俘馘，频遣报纪。圆照镇巴东，留执不遣。启纪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讨。已闻荆镇，为景所灭，疾下大军。”纪谓为实然，故仍率众沿江急进。于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圆照责之，圆照曰：“侯景虽诛，江陵未服，宜速平荡。”纪亦以既居尊位，宣言于众：“敢谏者死。”蜀中将卒，日夜思归。所署江州刺史王开业进曰：“宜还救根本，更为后图。”（江州，治犍为，今四川彭山县。）诸将佥以为然。圆正、刘孝胜独言不可，（孝胜，纪长史，纪僭号，以为尚书仆射。）纪乃止。闻王琳将至，潜遣将军侯叡，傍险出陆法和后，临水筑垒，以御琳及法和。元帝书遗纪，遣使喻意，许其还蜀，专制岷方。纪不从。既而侯叡为任约、谢答仁所破；又陆纳平，诸军并西赴；纪频败，知不振，遣往江陵，论和缉之计。元帝知纪必破，遂拒而不许。于是两岸十余城俱降。七月，陆法和揣纪师老卒惰，令将樊猛，率骁勇三千，轻舸百余，乘流直上，出不意薄之。纪众惊骇，不及整列，皆弃舰登岸，赴水死者以千数。获纪及其第三子圆满，俱杀之于峡口。法和收圆照兄弟三人。（圆照及纪第四子圆普，第五子圆肃。）《南史·圆照传》云：次弟圆正，先见锁在江陵，元帝使谓曰：“西军已败，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频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狱，并命绝食，于狱啮臂啖之，十三日死。并命绝食，当兼指圆正及圆照兄弟三人言之也。纪之东下，留永丰侯为益州刺史，（，武帝弟安成康王秀之子。）见兵不满万人。仓库空竭，军无所资。尉迟迥至，乃为城守之计。迥进军围之。纪至巴郡，（见第三章第六节。）闻迥来侵，遣谯淹回援，为迥分兵所破。前后战数十合，皆不克，乃降。时八月也。案纪果有觊觎天位之心，则当台城被围时，宜倾蜀中之众东下，以图一决，其时元帝未必能阻，乃裴回不进，至景已将平，忽又称帝，岂不进退失据？史言其东下时，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其他锦罽缯采称是。每战，则悬金帛以示将士，终不赏赐。宁州刺史陈知祖请散金银募勇士，不听，恸哭而去。自是人有离心，莫肯为用。岂非妄庸人哉？然唇亡齿寒，蜀既亡，江陵亦益危矣。

时东方寇氛，亦甚炽烈。郭元建之奔齐也，陈霸先纳其部曲三千人而还。王僧辩启霸先镇京口。承圣元年，（齐天保三年。）三月，齐以其清河王岳为南道大都督，潘乐为东南道大都督，及行台辛术，率众南伐。五月，术围严超达于秦郡。（见上节。）霸先命徐度领兵，助其固守。齐众七万，填堑，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霸先自率万人解其围。纵兵四面击之。齐平秦王中流矢死，斩首数百级。齐人乃收兵而退。七月，广陵侨民朱盛、张象潜结兵袭齐刺史温仲邕，遣使来告。霸先率众济江以应之。会齐人来聘，求割广陵之地，王僧辩许焉，仍报霸先，霸先乃引还。元帝承制授霸先南徐州刺史。及王僧辩征陆纳，又命霸先代镇扬州。二年，（齐天保四年。）九月，齐遣郭元建率众二万，大列舟舰于合肥，谋袭建业，又遣其大将邢景远、步大汗萨、东方老等继之。霸先驰报江陵。元帝诏王僧辩次于姑孰，即留镇焉。十一月，僧辩遣侯瑱帅精甲三千人筑垒于东关，（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征吴郡大守张彪，吴兴大守裴之横继之。十二月，宿豫土民东方光（宿豫，见第七章第四节。东方光，《齐书》作东方白頟。）据城归化。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三年，（齐天保五年。）正月，霸先攻广陵。秦州刺史严超达围泾州。（治石梁戍，在今安徽天长县西北。）侯瑱出石梁，为其声援。霸先遣杜僧明助东方光。三月，齐将王球攻宿豫，僧明逆击，大破之。六月，齐遣步大汗萨救泾州。又征其冀州刺史段韶攻宿豫。韶留兵围守，自将步骑数千人，倍道赴泾州，破严超达。回赴广陵，霸先亦引还。韶遣辩士喻东方光。光请盟。盟讫，韶执而杀之。图江北之事，更无所成，而精兵良将，已萃于下游矣。武陵王之败也，元帝授王琳衡州刺史，又改广州。琳友人主书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毕命以报国恩。今天下未平，迁琳岭外，如有不虞，安得琳力？何不以琳为雍州刺史，使镇武宁？琳自放兵作田，为国御捍也。”膺然其言，而不敢启。王琳虽无足取，自不失为一战将，琳去，上游弥空虚矣。

承圣三年，（西魏废帝三年。）九月，魏遣于谨、宇文护、杨忠、韦孝宽等步骑五万入寇。其启衅之因：《周书·于谨传》云：帝密与齐氏通使，将谋侵轶。《文帝纪》则云：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又连结于齐，言辞悖慢。此皆所谓强为之辞。《长孙俭传》：俭除荆州刺史，密陈攻取之谋，于是征俭入朝，问其经略。俭对曰：“湘东即位，已涉三年，观其形势，不欲东下。国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汉，抚而安之，收其贡赋，以供军国，天下不足定也。”此当是启衅之实情。（江陵陷后，以俭元谋，赏奴婢三百口，遂令镇江陵。）而《于谨传》言岳阳王詧“仍请王师”，或亦足以促其生心耳。十月，丙寅，虏兵至襄阳。萧詧帅众会之。元帝征王僧辩及王琳，仓卒皆不得至，惟徐世谱、任约以军次马头岸。（见第七章第三节。世谱，鱼复人。善水战。从陆法和讨任约，随王僧辩攻郢州，皆有功。仍随僧辩东下，恒为军锋。时为衡州刺史。江陵陷后，世谱、约皆退巴陵，约后降于齐。鱼复，汉县，以鱼复浦名，在今四川奉节县东，后移治白帝。）于是树木栅于外城，广轮六十里。以领军胡僧祐都督城东、城北诸军事，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诸军事。虏以十一月丙申至，悉众围城。戊申，胡僧祐、朱买臣等出战，买臣败绩。辛亥，魏军大攻。帝出枇杷门，亲临陈督战。胡僧祐中流矢薨，军败。反者斩西门守卒，以纳魏军。帝见执。如萧詧营，甚见诘辱。他日，见长孙俭，谲俭云：“埋金千斤于城内，欲以相赠，”俭乃将帝入城。（此可见魏人之贪。）帝因述詧相辱状。谓俭曰：“向聊相谲，欲言耳，岂有天子自埋金乎？”俭乃留帝于主衣库。十二月，辛未，魏人戕帝。（据《南史·本纪》。其下文云：梁王詧遣尚书傅准监行刑，帝谓之曰：“乡幸为我宣行。”准捧诗流泪不能禁，进土囊而殒之。詧使以布帊缠尸，敛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车一乘，葬于津阳门外。盖魏欲戕帝，而使詧行之也。詧诚可谓枭獍矣。）愍怀大子元良（帝弟四子方矩更名。）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见害。（简文子临川王大款、桂阳王大成亦遇害。惟汝南王大封，《南史·传》云：魏克江陵遇害则误。《北史·萧大圜传》云：元帝令大封充使，大圜副焉，其实质也。周保定二年，大封为晋陵县公。《南史·元帝纪》亦云：大封为俘归长安，与传异。大圜，亦简文子。）于谨收府库珍宝，及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辇法物以归。虏百官及士民十余万人，没为奴婢，其免者二百余家而已。【10】（兼据《周书·文帝纪》及《于谨传》。《梁书·本纪》云：“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数字上疑夺十字。）

元帝之亡，论者多咎其不肯迁都建业，其实亦不尽然。当时江陵、建业，皆隔江是敌，形势之浅露正同，而江陵，元帝居之有年矣，其完富，亦非建业新遭兵燹者比，江陵不可守，岂建业独可守乎？敬帝即位之后，齐氏大举入犯，其兵力，曷尝薄于西魏之师，若如元帝之所为，建业亦安有不亡者哉？（《南史·元帝纪》云：武陵之平，议者欲因其舟舰，迁都建业。宗懔、黄罗汉皆楚人，不愿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动。仆射王褒，左户尚书周弘正，骤言即楚非便。宗懔及御史大夫刘懿，以为建业王气已尽，且褚宫洲已满百，于是乃留。及魏军逼，朱买臣按剑进曰：“惟有斩宗懔、黄罗汉，可以谢天下。”帝曰：“曩实吾意，宗、黄何罪？”渚宫洲已满百者？下文云：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满百当出天子。桓玄之为荆州，内怀篡逆，乃遣凿破一洲，以应百数，随而崩散，竟无所成。宋文帝在蕃，一洲自立，俄而纂统。后遇元凶之祸，此洲还没。大清末，枝江杨之阁浦复生一洲，群公上疏称庆，明年而帝即位。承圣末，其洲与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此本不足信之说，不欲迁者，不过姑借以为言，元帝亦未必真信此也。《周书·王褒传》云：元帝以建业凋残，方须修复，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并愿即都荆、郢。尝召群臣议之。领军将军胡僧祐，吏部尚书宗懔，大府卿黄罗汉，御史中丞刘瑴等曰：“建业虽是旧都，王气已尽。且与北寇邻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矣。臣等又尝闻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气，今陛下龙飞缵业，其应斯乎？天时人事，征祥如此，臣等所见，迁徙非宜。”元帝深以为然。时褒及尚书周弘正咸侍坐，乃顾谓褒等曰：“卿意以为何如？”褒性谨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当时唯唯而已。后因清间密谏，言辞甚切。元帝颇纳之。然其意好荆楚，已从僧祐等策。明日，乃于众中谓褒曰：“卿昨日劝还建业，不为无理。”褒以宣室之言，岂宜显之于众，知其计之不用也，于是止不复言。谓建业凋残，方须修复，又与寇止隔一江，皆系实情，当时梁与齐干戈日接，与西魏则固和好也。然则主不迁者，实未必专为乡里之私。迁之利究何在，求之于史，并无切实之说。则以不迁为失计者，特事后追咎之辞，或竟出于欲迁者之附会，亦未可知也。枝江，见第七章第三节。）帝之失，首在信敌国过深。夫狡焉思启封疆者，何国蔑有？况在巴蜀已亡，襄阳作伥，武宁而外，即为敌境之时乎？而帝信魏人之和好，将精兵良将，尽行遣往下流，剩一王琳，又迁诸岭外，于是江陵宿将，惟一胡僧祐，精兵盖无一人焉，此而可恃以为安乎？（元帝敕王僧辩曰：“国家猛将，多在下流，荆、陕之众，悉非劲勇，”此是实情。御武陵时，即须拔任约、谢答仁而用之，可见其将才之乏也。）然江陵兵力虽薄，谓当时即有必亡之势，则又未必然，此又误于帝之不能坚守。《周书·于谨传》云：谨率众出讨，大祖饯于青泥谷，（见第五章第六节。）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今湖北枝江县境。）是其上策。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下策。”俭曰：“何也？”对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也。”夫弃城而逆走，安能必所走者之必可守？攻者不足，守者有余，南北朝时，以重兵攻一小城而不能下者多矣。然则谨所谓上策，特史家文饰，侈其兵威之辞，所谓中策，乃上策也。《梁书·王僧辩传》曰：世祖遣李膺征僧辩，僧辩命侯瑱等为前军，杜僧明等为后军。处分既毕，乃谓膺云：“秦兵骁猛，难与争锐，众军若集，吾便直指汉江，截其后路。千里馈粮，尚有饥色，况贼越数千里者乎？此孙膑克庞涓时也。”此亦良谋。魏师至凡二十八日而城败，（《南史·本纪》。）从来下流应援，本无如是之速，即僧辩亦未料及江陵之遂破也。或咎下流应援之过迟，又非其实矣。江陵之守，若更能绵互旬月，于谨即不为庞涓，亦必敛兵而退。谨谓梁人以我有齐患，谓力不能分，此乃当时实在情势。观长孙俭观其形势，不欲东下之语，则魏人本意，原冀元帝迁都建业，乃乘虚而取江陵，其不能用甚厚之兵力可知，一大创之，则此后不敢复至，而江陵安如泰山矣。故曰：元帝之失策，不在不迁建业，而在不能坚守江陵也。【11】《南史·本纪》曰：魏人烧栅，朱买臣、谢答仁劝帝乘暗溃围，出就任约。帝素不便驰马，曰：“事必无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将。帝以问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党，岂是可信？成彼之勋，不如降也。”答仁又请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内大都督，以帝鼓吹给之，配以公主。既而又召王褒谋之，答仁请入不得，欧血而去。遂使皇大子、王褒出质请降。论者或又以是为帝之失计，此又不然。《周书·王褒传》云：褒本以文雅见知，一旦总戎，深自勉厉，尽忠勤之节。被围之后，上下猜惧，元帝惟于褒深相委信，此必非偶然。又言褒从元帝入子城，犹欲固守，然则谓元帝听其言，致误溃围、守城之计，非传者之诬，则必任约、谢答仁，有其灼然不可信者在也。元帝猜忌，自难为辩，然传述之辞，亦多过其实。（帝多杀戮，自系实录，然当时如此者实非帝一人，如萧詧其忍虐，岂不更甚于帝乎？杀机既动矣，亲戚相屠，既已成习矣，徒为徐偃、宋襄，岂遂有裨于大局？《南史·本纪》云：帝性好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帝姑义兴昭长公主子王铨，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妒害其美，遂改宠姬王氏兄王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刘之遴学，使人鸩之。如此者甚众。改宠姬兄名同人父名，何以能败其名。有学问者多矣，杀一刘之遴何益？此等皆传者之过也。《侯景传》云：王伟及吕季略、周石珍、严亶俱送江陵。伟尚望见全，于狱为诗赠元帝下要人，又上五百字诗于帝。帝爱其才，将舍之。朝士多忌，乃请曰：“前日伟作檄文，有异辞句。”元帝求而视之。《檄》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四海所归？”帝大怒，使以钉钉其舌于柱，剜其肠，仇家脔其肉至骨，方刑之。石珍及亶，并夷三族。其杀之之法诚酷矣，杀之之由，是否如史之所云，亦难遽断。且当时用此等酷刑者，亦非帝一人也。）观其于任约、谢答仁，尚能释而用之，临难时又能擢王褒于文臣之中，则亦非全不能用人者，惟究非豁达大度之流，故其下可任之才甚少，如陈武帝，帝即用之未尽其才也。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杜陵所以慨想于孙吴之世欤？

江陵既亡，宇文泰命萧詧主梁嗣，居江陵东城，资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阳所统，尽入于魏。詧乃称皇帝于其国。惟上疏则称臣，奉正朔。仍置江陵防主，统兵居于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备御，内实兼防詧也。江陵陷时，宿将尹德毅谓詧曰：“人主之行，与匹夫不同。魏虏贪惏，肆其残忍，多所诛夷；俘囚士庶，并充军实；此等戚属，咸在江东，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悠悠之人，不可户说，涂炭至此，咸谓殿下为之。殿下既杀人父兄，孤人子弟，人尽仇也，谁与为国？魏之精锐，尽萃于此。若殿下为设享会，固请于谨等为欢，彼无我虞，当相率而至。豫伏武士，因而毙之。分命果毅，掩其营垒，斩馘逋丑，俾无遗噍。江陵百姓，抚而安之。文武官僚，随即铨授。魏人慑息，未敢送死。僧辩之徒，折简可致。然后朝服济江，入践皇极，缵尧复禹，万世一时。晷刻之间，大功可立。愿殿下恢弘远略，勿怀匹夫之行。”詧不从。既而阖城长幼，被虏入关，又失襄阳之地，詧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居常怏怏，遂以忧愤，发背而死。乌乎！哀莫大于心死，梁武当攻郢不下，进退惟谷之际，尚不肯求援于异族，虽裴叔业欲入虏，亦劝止之，而詧托庇于非类，以主其祀，春秋飨祭，祝史将何辞以告？而詧亦何颜以入其父祖之庙乎？

第五节　陈武帝却齐师

江陵既陷，建业复危，斯时之中国，几于不国矣。梁任公曰：“旷观我国之历史，每至群阴交搆，蜩螗沸羹之际，则非常之才出焉，”则陈武帝其人也。

梁元帝第九子晋安王方智，为江州刺史。江陵既陷，王僧辩与陈霸先奉为梁王，大宰、承制，奉迎还建康。江陵陷之明年，（敬帝绍泰元年，齐天保六年。）二月，即位，是为敬帝。（时年十三。）而齐即以是月，遣其上党王涣，（神武第七子。）纳贞阳侯渊明为梁主。齐文宣与王僧辩书，属其迎接。渊明亦频与僧辩书。僧辩不纳。三月，涣陷谯郡。（见第十章第十节。）至东关。（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裴之横拒之。营垒未周，齐军大至，兵尽矢穷，没于陈。案是时下流兵力，未为甚乏，僧辩何以遣之横孤军迎敌，不筹应援，甚可疑也。之横既死，僧辩遂谋纳渊明。具启定君臣之礼。渊明复书，许齐师不渡江。僧辩又报书，许遣其第七子显，显所生刘，并弟子世珍为质。仍遣左民尚书周弘正至历阳奉迎，（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因求以敬帝为大子。渊明许之。又许众军不渡。僧辩遂使送质于邺。渊明求渡卫士三千，僧辩止受散卒千人。七月，渊明自采石济，（采石，见第三章第九节。）入京师，即伪位。以敬帝为皇大子。此时齐人若果有吞并江南之心，其师必不临江而返。齐人当日，盖亦如梁之纳元颢，以偏师要幸而已。其兵锋，尚不及陈庆之之锐也。有何不可拒，而必迎立之哉？僧辩在梁世，功名不为不高，而其晚节不终如此，小人岂知自爱哉？渊明既即伪位，大赦，惟宇文黑獭、贼詧等不在赦例，是时之中国，则纯乎一齐而已矣。

时陈霸先为南徐州刺史，镇京口。九月，江、淮人报云：齐兵大举至寿春。王僧辩谓齐军必出江表，遣记室参军江旰报霸先，仍使整舟舰器械。霸先因与薛安都谋袭之。使安都率水军，自京口趋石头，自率马、步，从江乘罗落会之。（江乘，见第三章第九节。自江乘至罗落桥，为自京口趋建康之大路。）安都至石头北，弃舟登岸。僧辩弗之觉也。石头城北接冈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带长刀，军人捧之，投于女垣内。众随而入。进逼僧辩卧室。霸先大军亦至。僧辩正视事，与其子頠走出，据南门楼，乞命拜请。霸先命纵火焚之。方共下就执。尔夜斩之。《南史·僧辩传》云：陈武宿有图僧辩志，及闻命，留江旰城中，衔枚而进，知谋者惟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谓旰征兵捍北。时寿春竟无齐军，又非陈武之谲，殆天授也。然陈武亦可谓善于乘机矣。《传》又云：僧辩平建业，遣陈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结廉、蔺之分；且为第三子頠许娶陈武章后所生女，未婚而僧辩母亡，然情好甚密，可见陈武此举，纯出公义。抑《梁书·僧辩传》言：僧辩既就执，陈武谓之曰：“我有何辜，公欲与齐师致讨？”此语最堪注意。陈武既不能屈膝于异族，僧辩倒行逆施，何所不至？寿春虽无齐师，安知不忽焉而有？陈武果听其调遣而出江西，安知不为裴之横之续邪？要之陈武之于中国，有存亡绝续之功，则不可诬矣。僧辩既伏诛，陈武乃黜渊明，复立敬帝。（封渊明为建安郡王，后复以为大传。）《齐书·渊明传》云：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辩阴谋篡逆，故诛之。方智请称臣，永为蕃国。齐遣行台司马恭及梁人盟于历阳。明年，诏征明，霸先犹称藩将，遣使送明，会疽发背死。明以疽发背死，不知信否，则方智请称臣为蕃国，其说之信否，亦不可知矣。即谓为信，是时之臣齐，亦文而非实，而膺惩之师，且旋起矣。

吴兴大守杜龛，崱兄岑之子，王僧辩婿也。（吴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僧辩以吴兴为震州，以龛为刺史。霸先诛僧辩，密使兄子蒨还长城立栅以备之。（蒨，陈武帝兄始兴昭烈王道谈子。长城，见第三章第九节。）十月，龛与义兴大守韦载同举兵反。（据《陈书·本纪》。《载传》云：高祖诛王僧辩，乃遣周文育轻兵袭载。未至而载先觉，乃婴城自守。案陈武生平，用降将最多，其豁达大度，实古今罕匹。载降后陈武重用之，载亦为陈武尽力。载虽久随僧辩，似不至遣兵袭之也。义兴，见第五章第六节）。时蒨收兵才数百人，战备又少。龛遣其将杜泰领精兵五千，乘虚掩至。日夜苦攻。蒨激厉将士，身当矢石。相持数旬，泰乃退走。周文育攻韦载。载所属县卒，并霸先旧兵，多善用弩。载收得数十人，系以长锁，命所亲监之。约曰：“十发不两中则死。”每发辄中，所中皆毙。文育军稍却。因于城外据水立栅相持。霸先闻文育军不利，自将征之，克其水栅，而齐寇至。

时徐嗣徽为秦州刺史，（秦州，即秦郡，见第三节。）其从弟嗣先，王僧辩之甥也，与嗣徽弟嗣宗、嗣产，俱逃就嗣徽。嗣徽据其城以入齐。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约，共举兵应杜龛、韦载。（南豫州时治宣城。）齐人资其兵食。嗣徽等以京师空虚，率精兵五千，掩至阙下。时侯安都宿卫宫省，闭门偃旗帜，示之以弱。夜令士卒，密营御敌之具。将旦，贼骑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开东西掖门与战，大败之。贼乃退还石头。霸先遣韦载族弟翙，赍书喻载以诛王僧辩之意，并奉梁敬帝敕，敕载解兵。载得书，乃以众降。霸先厚加抚慰。即以翙监义兴郡。所部将帅，并随才任使。引载恒置左右，与之谋议。而卷甲还都。命周文育进讨杜龛。十一月，己卯，齐遣兵五千，渡据姑孰。（见第四章第一节。）霸先命徐度于冶城寺立栅，南抵淮渚。（冶城，在今江苏江宁县西。）齐又遣其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仕荣、淮州刺史柳达摩（安州，治定远，在今安徽定远县东。楚州，治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淮州，治淮阴，见第四章第二节）。领兵万人，于胡墅渡。（胡墅，在今江苏江浦县南。）米粟三万，马千匹。入于石头。（时萧轨为大都督，至江而还。）霸先问计于韦载。载曰：“齐军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时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即侯景故垒筑城，以通东道转输。别令轻兵，绝其粮道，使进无所虏，退无所资，则齐将之首，旬日可致。”霸先从其计。癸未，霸先遣侯安都领水军夜袭胡墅，烧齐船千余艘。周铁虎率舟师断齐运输。仍遣韦载于大航筑城，使杜棱据守。齐人又于仓门、水南立二栅，以拒官军。（仓门，石头仓城门。水南，秦淮河之南。）甲辰，嗣徽等攻冶城栅。霸先领铁骑精甲，出自西明门袭击之。贼众大溃。嗣徽留柳达摩等守城，自率亲属、腹心往采石迎齐援。十二月，癸丑，霸先遣侯安都领舟师袭嗣徽家口于秦州，俘获数百人。官军连舰塞淮口，断贼水路。丙辰，霸先尽命众军，分部甲卒，对冶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栅。柳达摩等渡淮置陈。霸先督兵疾战。纵火烧栅，烟尘涨天。贼溃。争舟相排挤，死者以千数。时百姓夹淮观战，呼声震天地。军士乘胜，无不一当百。尽收其船舰。贼军慑气。是日，嗣徽、约等领齐水步万余人还据石头。霸先遣兵往江宁，（见第九章第一节。）据要险以断贼路。贼水步不敢进，顿江宁浦口。霸先遣侯安都领水军袭破之。嗣徽等乘单舸脱走。尽收其军资器械。丁巳，拔石头南岸栅，移渡北岸，起栅以绝其汲路。又堙塞东门故城中诸井。齐所据城中无水，水一合贸米一升，米一升贸，绢一匹。己未，官军四面攻城。自辰讫酉，得其东北小城。及夜，兵不解。庚申，柳达摩使侯子钦、刘仕荣等诣霸先请和。霸先许之。乃于城门外刑牲盟约。其将士部曲，一无所问，恣其南北。辛酉，霸先出石头南门，陈兵数万，送齐人归北者。

是月，杜龛以城降。明年，（敬帝大平元年，齐天保七年。）正月，癸未，诛龛于吴兴。【12】（据《陈书·本纪》。《梁书·龛传》云：龛闻齐兵还，乃降。案齐兵之还在辛酉，而《陈书·本纪》纪龛之诛在癸未，相距二十一日，明是龛降后得朝命乃诛之。乃《南史·龛传》云：龛好饮酒，终日恒醉。勇而无略。部将杜泰，私通于文帝，说龛降，龛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仇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财赏募，复大败文帝军。后杜泰降文帝，龛尚醉不觉，文帝遣人负出项王寺前斩之。其言野矣。《梁书·龛传》云：龛遣军副杜泰攻陈蒨于长城，反为蒨所败，与《陈书·文帝纪》合。又云：霸先遣将周文育讨龛，龛令从弟北叟出距，又为文育所破，走义兴，亦与《陈书·武帝纪》合。乃《南史·龛传》谓其频败陈文帝军，又谓其妻出私财赏募，又大败文帝军，是又不根之辞也。《梁书》云：龛以霸先既非贵素，兵又猥杂，在军府日，都不以霸先经心；及为本郡，每以法绳其宗门，无所纵舍；霸先衔之切齿。《南史》略同。然则陈武帝之诛龛，乃所以报私怨者邪？抑龛岂能用法之人乎？是皆所谓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者也。）初僧辩之诛，弟僧智举兵据吴郡。霸先遣黄他攻之，不能克。又使裴忌讨之。忌勒部下精兵，轻行倍道，自钱唐直趋吴郡。夜至城下，鼓噪薄之。僧智疑大军至，轻舟奔杜龛。后奔齐。僧愔，亦僧辩弟，亦奔齐。（《梁书·侯瑱传》：瑱为江州刺史，王僧辩使僧愔率兵与瑱共讨萧勃。及高祖诛僧辩，僧愔阴欲图瑱而夺其军。瑱知之，尽收僧愔徒党。僧愔奔齐。《南史·瑱传》同。其《僧辩传》则云：僧愔为谯州刺史，征萧勃。及闻兄死，引军还。吴州刺史羊亮，隶僧愔下，与僧愔不平，密召侯瑱，见禽。僧愔以名义责瑱。瑱乃委罪于将羊鲲，杀之。僧愔复得奔齐。未知孰是。谯州，即谯郡，见上。吴州，治鄱阳，见第四章第三节。）初张彪攻侯子鉴，不克，仍走向剡。（汉县，今浙江嵊县。）及侯景平，王僧辩遇之甚厚。引为爪牙，与杜龛相似，世谓之张、杜。渊明篡立，以为东扬州刺史。（东扬州，见第二节。）是时亦起兵围临海，大守王怀振遣使求救。（临海，见第四章第三节。此从《陈书·世祖纪》。《南史·彪传》云：剡令王怀之不从，彪自征之。）陈蒨与周文育轻兵往会稽掩彪。彪将沈泰等与长史谢岐迎蒨。彪因其未定，逾城入。蒨走出。文育时顿城北香岩寺，蒨夜往赴之。因共立栅。彪来攻，不能克。还入若邪山。（见第三节。）蒨遣章昭达以千兵往，重购之。若邪村民斩彪，传其首。于是僧辩余孽，在肘腋间者略尽矣，而齐师又至。

大平元年，二月，陈霸先遣侯安都、周铁虎率舸舰备江州，仍顿梁山起栅。（梁山，见第九章第一节。）是月，齐人来聘。使侍中王廓报聘。三月，戊戌，齐遣水军仪同萧轨、库狄伏连、尧难宗、东方老，侍中裴英起，东广州刺史独孤辟恶，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约、徐嗣徽等，（据《陈书·本纪》。《南史》徐嗣徽下又有王僧愔。《梁书·敬帝纪》则但书齐大将萧轨。《北齐书·高乾传》云：命仪同萧轨，率李希光、东方老、裴英起、王敬宝。又云：五将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为军师。萧轨与希光，并为都督。军中抗礼，不相服御。竞说谋略，动必乖张。故致败亡。东广州，见第一节。洛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率众十万出栅口。（见第二节。）向梁山。帐内荡主黄丛逆击败之，烧其前军船舰。齐顿军保芜湖。（见第三章第九节。）霸先遣沈泰、裴忌就侯安都，其据梁山以御之。四月，丁巳，霸先诣梁山军巡抚。五月，甲申，齐兵发自芜湖。丙申，至秣陵故治。（今江宁县南之秣陵关。）霸先遣周文育顿方山，（在江宁东南。）徐度顿马牧，（胡三省曰：牧马之地。）杜棱顿大航南。己亥，霸先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将帅，于大司马门外白虎阙下刑牲告天，以齐人背约。发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视。士卒观者益奋。辛丑，齐军于秣陵故县跨淮立桥栅，引渡兵马。其夜，至方山。侯安都、周文育、徐度等各引还京师。癸卯，齐兵自方山进及儿塘。（在方山西北。）游骑至台。周文育、侯安都顿白土冈。在方山北。旗鼓相望，都邑震骇。霸先潜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袭齐行台赵彦深于瓜步，（见第八章第七节。）获舟舰百余艘，陈粟万斛。即日，天子总羽林禁兵顿于长乐寺。六月，甲辰，齐兵潜至钟山龙尾。（钟山，见第四章第三节。龙尾，在钟山东北。）丁未，进至幕府山。（在今首都北，长江南岸。）霸先遣钱明领水军出江乘，（见第三章第九节。）要击齐人粮运，获其船米。齐军大馁，杀马驴而食之。庚戌，齐军逾钟山。霸先众军分顿乐游苑东及覆舟山北，断其冲要。（覆舟山，见第七章第三节。乐游苑，在覆舟山南。）壬子，齐军至玄武湖西北，幕府山南，将据北郊坛。（玄武湖，见第九章第八节。）众军自覆舟东移，顿郊坛北，与齐人相对。其夜，大雷震电，暴风拔木，平地水深丈余。齐军昼夜坐立泥中，悬鬲以爨。而台中及潮沟北，水退路燥，官军每得番休。（引玄武湖水，南径台城，入秦淮支流，曰潮沟。）是时食尽，调市人馈军，皆是麦屑为饭，以荷叶裹而分给，间以麦，兵士皆困。会陈蒨遣送米三千石，鸭千头。霸先即炊米煮饭，誓申一战。士及防身，计粮数脔，人人裹饭，混以鸭肉。（据《南史·本纪》。《陈书·孔奂传》云：齐军至后湖，都邑骚扰；又四方壅隔，粮运不继，三军取给，惟在京师；乃除奂建康令。时累岁兵荒，户口流散，勍敌忽至，征求无所，高祖刻日决战，乃令奂多营麦饭，以荷叶裹之。一宿之间，得数万裹。军人旦食讫，弃其余，因而决战，遂大破贼。案时建康荒残已甚，虽战于我境，敌军反饱，我众反饥，齐师初至时，韦载重护东路，陈武运筹，每重断敌粮道以此。此亦可见梁元不欲迁都为有由也。）甲寅，少霁，霸先命众军秣马蓐食，通明攻之。乙卯，自率帐内麾下出幕府山南，吴明彻、沈泰等众军，首尾齐举，纵兵大战。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后。（白下，见第九章第三节。）齐师大溃。斩获数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胜计。生执徐嗣徽及其弟嗣宗，斩之以徇。追奔至于临沂。（晋县，在今首都东北。）江乘、摄山、钟山诸军，相次克捷。（摄山，今江宁栖霞山。）虏萧轨、东方老、裴英起等将帅凡四十六人。（据《陈书·本纪》。《南史》此处多一王僧智。其《僧辩传》云：僧辩既亡，僧智得就任约，约败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其军士得窜至江者，缚荻筏以济，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弥岸。（《北齐书·高乾传》云：是役将帅俱死；士卒得还者十二三；所没器械军资，不可胜纪。《南史》云：惟任约、王僧愔得免。《僧辩传》同。）先是童谣云：“虏万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虏奴。”自晋、宋以后，经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谓为虏。是时以赏俘贸酒者，一人裁得一醉。亦可见其荒残之甚已。处如比困境，而能克敌卫国，陈武帝诚可谓天锡智勇，观于此，而知人定胜天，而笑王僧辩等之徒自怯也。（裴之横一战而败，遽迎渊明，僧辩何至怯弱如此？故其先已通敌与否，终有可疑，惟无明确证据耳。）【13】丁巳，众军出南州，烧贼船舰。己未，斩刘归义、徐嗣产、傅野猪于建康市。（《南史·王僧辩传》：徐嗣徽与任约、王晔、席皋渡江。及战败，嗣徽堕马，嗣宗援兄见害，嗣产为陈武军所擒死，任约、王晔得北归。）是日，解严。庚申，萧轨、东方老、王敬宝、李希光、裴英起皆伏诛。初齐师之去石头，求霸先子侄为质。霸先遣弟子昙朗往。（霸先母弟南康忠壮王休先之子。）《陈书·昙朗传》云：时四方州郡，并多未宾；京都虚弱，粮运不继；在朝文武，咸愿与齐和亲。高祖难之，而重违众议。乃言于朝曰：“今在位诸贤，且欲息肩偃武，若违众议，必谓孤惜子侄。今决遣昙朗，弃之寇庭。且齐人无信，窥窬不已，谓我浸弱，必当背盟。齐寇若来，诸君须为孤力斗也。”高祖虑昙朗惮行，或奔窜东道，乃自率步骑往京口迎之，以昙朗还京师。仍使为质于齐。齐果背约，复遣萧轨等随嗣徽渡江。高祖与战，大破之，虏萧轨、东方老等。齐人请割地，并入马牛以赎之。【14】高祖不许。及轨等诛，齐人亦害昙朗于晋阳。案萧轨等以乙卯见获，庚申伏诛，相距仅五日，齐朝且不及闻败报，安能遣使？割地求赎之请，其出于军中败将可知。二月使节犹通，三月大军遽至，齐朝信誓如此，况于败将？匹夫不可狃，况国乎？无怪陈武之不许也。陈武明知昙朗之不返，而决遣之，此时又不以私爱害公义，其公忠体国为何如？以视梁武帝惜一渊明，遽欲与北言和者，其度量之相越，岂可以道里计哉？明年，二月，遣徐度入东关。度至合肥烧齐船三千艘。是月，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齐，齐亦不能更为之援矣。

陈武帝像

陈武帝（503—559），即陈霸先，南朝陈的创建者。陈霸先志度弘远、恭俭勤劳，是中国封建皇帝中的一位贤明君主。

大平二年，（即陈武帝永定元年。）十月，陈霸先受梁禅，是为陈高祖武皇帝。从来人君得国，无如陈武帝之正者。记曰：“礼，时为大。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人君之责，在于内安外攘而已。当强敌侵陵，干戈遍地之际，岂可以十余龄之稚子主之哉？陈武帝与宋武帝，并有外攘之功，陈武之所成就，似不如宋武之大，然此乃时势为之，论其功绩，则陈武实在宋武之上。【15】且宋武自私之意多，陈武则公忠体国。宋武乃一武夫，陈武则能幸庄严寺讲经，可见其于学问非无所知；而又非如梁武帝之仅长于学问，而不宜于政事。宋武于并时侪辈，无不诛夷，陈武则多能收用降将，其度量之宽广，盖又有大过人者。陈武诚文武兼资，不世出之伟人哉！敬帝逊位后，旋死。《南史·刘师知传》云：陈武帝入辅，以师知为中书舍人，掌诏诰。梁敬帝在内殿，师知常侍左右。【16】及将加害，师知诈令帝出。帝觉，绕床走曰：“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报陈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于我，后莫复尔。”一武夫岂不足了敬帝，而待师知执衣；观乃忠于我，后莫复尔之言，又似武帝初不之知者；有是理乎？师知后为宣帝所诛，此言盖宣帝之党造作以诬之也。【17】敬帝之见杀，自不能谓非陈武之意，然此乃革易之际，事势不得不然。萧庄尚有居为奇货者，况敬帝乎？是时情势，兀臬已甚，使有藉其名而起者，又必九州云扰，且至牵引外寇矣。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黄台之瓜，岂堪三摘？又安能顾一人而诒忧大局乎？

第六节　陈平内乱上

国门之外，强敌虽除，然梁室遗孽，尚思蠢动；又是处武夫专横，土豪割据，陈氏开创之艰难，实十倍于宋、齐、梁三朝而未有已也。

陈武帝之迎萧勃为广州刺史也，梁元帝力不能制，遂从之。江表定，以王琳代为广州。琳至小桂岭，（当在曲江县北。）遣其将孙玚监州。勃率部下至始兴，（见第三章第九节。）以避琳兵锋。（《陈书·欧阳頠传》。）孙玚闻江陵陷，弃州还。勃复据广州。大平二年，二月，勃举兵自广州度岭，顿南康。（见第七章第五节。）初梁元帝承制，以始兴为东衡州，以欧阳頠为刺史。勃至始兴，頠别据一城，不往谒，闭门高垒，亦不拒战。勃怒，遣兵袭頠，尽收其赀财马仗。寻赦之，还复其所，复与结盟。荆州陷，頠委质于勃。及是，勃以頠为前军都督，顿豫章之苦竹滩。（在今江西丰城县西北。）使傅泰据墌口城。（在今江西南昌县西南。）新吴洞主余孝顷，（据《陈书·周文育传》。《纪》作南江州刺史，盖即新吴置南江州耳。新吴，汉县，在今江西奉新县西。）举兵应勃。遣其弟孝劢守郡城，自出豫章，据于石头。（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水经注》：赣水经豫章郡北，水之西岸有石盘，谓之石头。）勃使其子孜将兵与孝顷会。使周文育讨之。于豫章立栅。官军食尽，并欲退还。文育不许。周迪者，临川南城人也。（临川，见第七章第一节。南城，汉县，今江西南城县。）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猎为事。侯景之乱，迪宗人周续，起兵于临川，梁始兴王萧毅，以郡让续，迪召募乡人从之。续所部渠帅，皆郡中豪族，稍骄横，续颇禁之，渠帅等并怨望，乃相率杀续，推迪为主。迪乃据有临川之地，筑城于工塘。（在今江西临川县东南。）大平元年，除临川内史。文育讨勃，迪按甲保境，以观成败。文育使长史陆山才说迪。迪乃大出粮饷，以资文育。文育烧所立栅伪退。孝顷望之，大喜，因不设备。文育由间道兼行，信宿达芊韶。（在今江西新建县南。）芊韶上流则欧阳頠、萧勃，下流则傅泰、余孝顷，文育据其中间，筑城飨士。贼徒大骇。欧阳頠乃退入泥溪，（在今江西新淦县南。）作城自守。文育遣周铁虎与陆山才袭擒之。三月，前军丁法洪生俘傅泰。萧孜、余孝顷退走。萧勃在南康，闻之，众皆股栗，莫能自固。其将谭世远斩勃欲降。四月，勃故主帅兰敳袭杀世远，敳仍为夏侯明彻所杀。（《梁本纪》云：亡命夏侯明彻，《陈书·周文育传》云：明彻世远军主。）明彻持勃首以降。萧孜、余孝顷犹据石头。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孝顷弃军走。孜请降。豫章平。五月，孝顷亦遣使诣丞相府乞降。文育送欧阳頠于高祖，高祖释之。萧勃死后，岭南扰乱，乃授頠衡州刺史。未至岭南，頠子纥，已克定始兴。及頠至，岭南皆慑伏。乃进广州，尽有越地。改授广州刺史。

萧勃乃一妄人，附从之者，亦皆土豪之流，出其境则无能为，未足惮也，而王琳则异是。西魏之寇江陵也，梁元帝请援于齐。齐使其清河王岳为西南道大行台，统潘乐等救江陵。明年，（敬帝绍泰元年，齐天保六年。）正月，次义阳，荆州已陷。因略地，南至郢州，获刺史陆法和。齐朝知江陵陷，诏岳旋师。岳留慕容俨据郢。梁使侯瑱都督众军攻之。俨食尽请和。瑱还镇豫章。（据《陈书·瑱传》。此实录也。《北齐书·俨传》，侈陈瑱攻击之烈，俨守御之坚，无一语在情理之中，真可发一大噱。俨，廆后。《梁书·侯瑱传》作恃德，乃其字也。）及敬帝立，齐文宣以城在江表，据守非便，诏还之。于是上流之齐师亦退矣，而王琳窃发。初梁元帝征琳赴援，除琳湘州刺史。琳师入长沙，知魏已陷江陵，立萧詧，乃为元帝举哀，遣别将侯平率舟师攻梁。琳屯兵长沙，传檄诸方，为进趋之计。时长沙蕃王萧韶（见第二节。）及上游诸将，推琳主盟。侯平虽不能渡江，频破梁军；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将讨之，不克。又师老兵疲，不能进。乃遣使奉表诣齐，并献驯象。又使献款于魏，（《周书·权景宣传》：梁将王琳在湘州，景宣遗之书，谕以祸福，琳遂遣长史席壑，因景宣请举州款附。）求其妻子。亦称臣于梁。陈武帝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征之，琳不从命。乃大营楼舰。大平二年，八月，遣周文育、侯安都率众讨之。时两将俱行，不相统摄，因部下交争，稍不平。十月，战于沌口，（见第三章第九节。）败绩。安都、文育，并为琳所擒。（后自琳所逃归。）琳乃移湘州军府就郢城。又遣樊猛袭据江州。梁元帝孙永嘉王庄，（方等子。）江陵陷时，年七岁，逃匿民家。后琳迎还湘中，卫送东下。及敬帝立，出质于齐。琳乃请纳庄为梁主。齐文宣遣兵援送。仍册拜琳为梁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琳乃遣兄子叔宝，率所部十州刺史赴邺，奉庄纂梁祚于郢州。（据《北齐书·琳传》。《文宣纪》：天保九年，十一月，王琳遣使请立萧庄为梁主，仍以江州内属，令庄居之。《通鉴考异》云：琳时在湓城，盖始居江州，后迁郢州耳。时永定二年齐天保九年。）三月也。先是侯瑱据中流，兵甚强盛；又以本事王僧辩；虽外示臣节，未有入朝意。余孝顷初为豫章大守，及瑱镇豫章，乃于新吴县别立城栅，与瑱相拒。瑱留军人妻子于豫章，令从弟知后事，悉众以攻孝顷。自夏及冬，弗能克。乃长围守之。尽收其禾稼。与其部下侯平不协，平率所部攻，虏掠瑱军府妓妾、金玉，归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众皆溃，轻归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趋湓城，投其将焦僧度。僧度劝瑱投齐。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诣阙请罪。高祖复其爵位。（大平元年七月。）及是，诏瑱与徐度率舟师为前军以讨琳。七月，又遣吏部尚书谢哲谕琳。诏临川王蒨西讨，以舟师五万发京师。谢哲反命，琳请还镇湘川，诏追众军，缓其伐。盖时内忧外患孔多，故高祖不欲竟其诛也。扶风郿人鲁悉达，侯景之乱，纠合乡人保新蔡，（新蔡，秦县，晋置郡，今河南新蔡县。梁侨置，在今安徽霍丘县东。）力田蓄谷。时兵荒饥馑，京都及上川，饿死者十八九，有存者，皆携老幼以归之，悉达分给粮廪，所济活者甚众。仍于新蔡置顿以居之。招集晋熙等五郡，尽有其地。（晋熙，见第二节。）使其弟广达，领兵随王僧辩讨侯景。景平，梁元帝授悉达北江州刺史。（梁北江州，在今湖北黄冈县。）抚绥五郡，甚得民和。士卒皆乐为之用。王琳授悉达镇北将军，高祖亦授以江州刺史，（陈北江州，治南陵，见第九章第四节。）各送鼓吹女乐。悉达两受之，迁延顾望，皆不就。高祖使沈泰潜师袭之，不能克。琳欲图东下，以悉达制其中流，恐为己患，频遣使招诱。悉达终不从。琳不得下，乃连结于齐，共为表里。齐遣其清河王岳助之。相持岁余，悉达裨将梅天养惧罪，引齐军入城。悉达勒麾下数千人，济江而归高祖。永定三年，六月，遣临川王蒨往皖口（皖水入江之口，在今安徽怀宁县西。）置城栅，使钱道戢守焉。是月，高祖崩。帝第六子昌，帝为长城侯时，尝立为世子。（帝一至五子皆无考。）逮平侯景，镇京口，梁元帝征帝子侄入侍，与兄子顼俱西。（顼，始兴昭烈王第二子。）荆州陷，又与顼俱迁关右。武帝即位，频遣使请诸周，周人许之，而未即遣，及武帝崩，乃遣之，而王琳梗于中流，未得还。皇后章氏，与中书舍人蔡景历等定议迎立蒨，是为世祖文皇帝。（详见第八节。）时王琳辅萧庄，次于濡须口。（即栅口，见第二节。）齐遣扬州道行台慕容俨率众临江，为其声援。十一月，琳寇大雷，（见第四章第三节。）遣侯瑱、侯安都、徐度御之。（瑱为都督。）又遣吴明彻袭湓城，为琳将任忠所败。瑱与琳相持百余日，未决。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齐天保十年。）二月，东关春水稍长舟舰得通。琳引合肥、巢湖之众，舳鲈相次而下，其势甚盛。瑱率军进虎槛洲。（见第九章第四节。）战，琳军稍退，却保西岸。是时西魏遣大将史宁蹑其上流，瑱闻之，知琳不能持久，收军却据湖浦，（《北齐书·琳传》云：引军入芜湖。）以待其敝。及史宁至，围郢州，琳恐众溃，乃率船舰来下，去芜湖十里而泊。明日，齐人遣兵数万助琳。琳引众向梁山，欲越大军，以屯险要。（梁山，见第九章第一节。）齐行台刘伯球，率兵万余人助琳水战；慕容俨子子会，领铁骑二千，在芜湖西岸博望山南，为其声势。瑱令军中晨炊蓐食，顿芜湖洲尾以待之。将战，有微风至自东南，众军施拍纵火。章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江而进，发拍中于贼舰。其余冒突、青龙，各相当直。又以牛皮冒蒙冲小船，以触贼舰，并镕铁洒之。琳军大败。其步兵在西岸者，自相蹂践。马骑并淖于芦荻中，弃马脱走以免者十二三。尽获其舟舰、器械。并擒刘伯球、慕容子会。自余俘馘以万计。琳与其党潘纯陁等乘单舴艋冒陈走。（《北齐书·琳传》云：时西南风忽至，琳谓得天道，将直取扬州。侯瑱等徐出芜湖蹑其后。比及兵交，西南风翻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掷船者，皆反烧其船。琳船舰溃乱，兵士投水死者十二三，其余皆弃船上岸，为陈军所杀殆尽。）至湓城，犹欲收合离散，众无附者，乃与妻妾、左右十余人入齐。初琳命左长史袁泌，御史中丞刘仲威同典兵侍卫萧庄。及兵败，泌降。仲威以庄投历阳。琳寻与庄同降邺都。先是萧詧遣其大将王操，略取琳之长沙、武陵、南平等郡。（永定二年。）琳亦遣其将雷文柔袭陷监利。（永定三年。武陵，汉郡，治义陵，在今湖南溆浦县南。后汉移治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县西。南平，吴南郡，晋改曰南平。南齐治孱陵，在今湖北公安县南。陈后移治作唐，在今湖南安乡县北。监利，吴县，后梁是时为郡，今湖北监利县。）及琳与陈相持，称蕃乞师于詧，詧许之，师未出而琳败。从来论琳者，或以为忠于梁室而恕之，且有称之者。曾亦思渊明之入，中国既不国矣！拯中国于被发左衽者谁乎？即以忠于一姓论：陈武自立之后，琳亦立萧庄，犹可说也，当其立敬帝时，何名拒之？萧詧者，亲结虏以剚刃于琳之君之腹者也，琳顾称臣焉；且以妻子之故而献款于虏焉；忠臣顾如是乎？国士顾如是乎？阳托效忠一姓之名，阴行割据自私之实，惟利是视，琳之谓矣，又何取焉？【18】

王琳之入寇也，以孙玚为郢州刺史，总留府之任。史宁奄至，助防张世贵举外城以应之。玚兵不满千人，乘城拒守，周人苦攻不能克。及闻大军败王琳，乘胜而进，周兵乃解。玚于是尽有中流之地，遣使奉表诣阙。先是齐军守鲁山，（见第七章第三节。）至是，亦弃城走。诏南豫州刺史程灵洗守之。分荆、郢置武州，治武陵，以吴明彻为刺史，而以玚为湘州刺史。玚怀不自安，固请入朝。不忠于一姓，而忠于民族、国家；且举可以自擅之地而奉诸朝廷；可谓君子矣。时三月也。

江陵陷后，巴、湘之地，并属于周，周遣梁人守之。至是，陈人围逼湘州，遏绝粮援。（《周书·贺若敦传》云：陈将侯瑱、侯安都等围逼湘州，遏绝粮援，考诸《陈书·纪传》，实敦等先犯巴、湘，乃遣侯瑱等出讨，其初围逼湘州之师，非瑱等自行也。）周使贺若敦率步骑六千，渡江赴救。八月，敦率马、步一万，奄至武陵。吴明彻不能拒，引军还巴陵。九月，周将独孤盛领水军，将趣巴、湘，与敦水陆俱进。侯瑱自寻阳往御。遣徐度率众会瑱于巴丘。（在今湖南岳阳县西南。）十月，瑱袭破独孤盛于杨叶洲，（在湘江口。）尽获其船舰。盛收兵登岸，筑城以保之。十二月，周巴陵城主尉迟宪降，遣巴州刺史侯安都守之。（巴州，治巴陵。）独孤盛收余众遁。明年，（天嘉二年，周保定元年。）正月，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二月，以侯瑱为湘州刺史。三月，瑱薨，以徐度为之。四月，分荆州置南荆州，镇河东，（晋侨郡，今湖北松滋县。）以吴明彻为刺史。七月，贺若敦自拔遁归，人畜死者十七八。（据《陈·本纪》。此实录也。《周书·敦传》，侈陈敦守御之功，与《北齐书·慕容俨传》，同一可笑。其尤甚者，乃云：相持岁余，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虑其或诈，拒而弗许。瑱复遣使谓敦曰：“骠骑在此既久，今欲给船相送，何为不去？”敦报云：“湘州是我国家之地，为尔侵逼，敦来之日，欲相平殄，既未得一决，所以不去。”瑱后日复遣使来，敦谓使者云：“必须我还，可舍我百里，当为汝去。”瑱等留船于江，将兵去津路百里。敦觇知非诈，徐理舟楫，勒众而还。夫瑱死在三月，而敦之遁在七月，乃絮絮述其使命往复如此，敦岂共鬼语邪？）武陵、天门、（见第三章第九节）。南平、义阳、（东晋分南平郡置，在今湖南安乡县西南。）河东、宜都郡悉平。（宜都，见第三章第六节。）陈始获以江为界矣，然东南之地，仍多未定。

第七节　陈平内乱中

王琳之叛，不徒招引齐寇，扰乱缘江也，于今闽、浙之地，牵引亦广。时周迪欲自据南川，（胡三省曰：自南康至豫章之地，谓之南川。）乃总召所部八郡守宰结盟，声言入赴。朝廷恐其为变，因厚抚慰之。琳至湓城，余孝顷举兵应琳，琳以为南川诸郡，可传檄而定，乃遣其将李孝钦、樊猛等南征粮饷。猛等与余孝顷合，众且二万，来趋工塘，连八城以逼迪。临川周敷，为郡豪族。性豪侠，轻财重士，乡党少年任气者咸归之。周迪之代周续也，以素无簿阀，恐失众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结。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冯杖之。渐有兵众。迪据临川之工塘，敷镇临川故郡。黄法者，巴山新建人。（巴山，梁郡，在今江西崇仁县西南。新建，吴县，亦在崇仁西南境。）侯景之乱，于乡里合徒众。大守贺诩下江州，法监知郡事。高祖将逾岭入援，李迁仕作梗中途，侯景又遣于庆至豫章，法助周文育破之。梁元帝以为新淦县令。（新淦，汉县，在今江西清江县北。）敬帝大平元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为刺史，镇于巴山。萧勃遣欧阳頠攻法，法与战，破之。及是，率兵援迪。迪使周敷顿临川故郡，截断江口。出战，屠八城，生擒李孝钦、樊猛、余孝顷，送于京师。收其军实器械山积，并虏其人马，迪并自纳之。时永定二年七月也。孝顷子公扬，弟孝劢，犹据旧栅，扇动南土。十月，高祖复遣周文育及迪、法讨之。熊昙朗者，豫章南昌人。（南昌，汉县，在今江西南昌县东。）世为郡著姓。侯景之乱，稍聚少年，据丰城县为栅，（吴富城县，晋改曰丰城，在今江西丰城县西南。）桀黠劫盗多附之。梁元帝以为巴山大守。荆州陷，昙朗兵力稍强，劫掠邻县，缚卖居民，山谷之中，最为巨患。侯瑱据豫章，昙朗外示服从，阴欲图瑱。侯平之反瑱，昙朗为之谋主。瑱败，昙朗获瑱马仗、子女甚多。及萧勃逾岭，欧阳頠为前军，昙朗给頠共往巴山袭黄法。又报法，期共破頠。约曰：“事捷，与我马仗。”及出军，与頠犄角而进，又给頠曰：“余孝顷欲相掩袭，须分留奇兵，甲仗既少，恐不能济。”頠乃送甲三百领助之。及至城下，将战，昙朗伪北，法乘之，頠失援，狼狈退归，昙朗取其马仗。时巴山陈定，亦拥兵立寨，昙朗伪以女妻定子。又谓定曰：“周迪、余孝顷，并不愿此婚，必须以强兵来迎。”定乃遣精甲三百，并土豪二十人往迎。既至，昙朗执之，收其马仗，并论价折赎。盖土豪中最反复桀黠者也。大平元年，以桂州刺史资领丰城县令。及是，亦率军来会。众且万人。文育遣吴明彻为水军，配周迪运粮。自率众军入象牙江，城于金口。（在今江西新建县西南。金口，金溪口，奉新县小溪。）公飏领五百人伪降，谋执文育。事觉，文育囚之，送于京师。以其部曲分隶众军。乃舍舟为步军，进据三陂。（在金口西南。）王琳遣将曹庆，率兵二千人，以救孝劢。庆分遣主帅常众爱与文育相拒，自率所领径攻周迪、吴明彻军。迪等败绩。文育退据金口。昙朗因其失利，害之。时永定三年，五月也。

时令侯安都继攻孝劢及曹庆、常众爱等。安都自宫亭湖出松门，蹑众爱后。（宫亭湖，鄱阳湖罂子口以南。松门，山名，在新建县北。）文育见害，安都回取大舰，值琳将周炅、周协南归，与战，破之。生擒炅、协。孝劢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协败，乃诣安都降。安都进军禽奇洲，破曹庆、常众爱等。焚其船舰。（《本纪》：侯安都败众爱等于左里，禽奇洲当距左里不远。左里，见第七章第五节。）众爱奔庐山，为村人所杀。余众悉平。熊昙朗既杀周文育，据豫章。将兵万余人袭周敷，径至城下。敷与战，大败之。昙朗尽执文育所部诸将，据新淦县，带江为城。王琳东下，世祖征南川兵，周迪、黄法欲沿流应赴，昙朗乃据城列舰断遏。迪等与法，因率南川兵筑城围之，绝其与琳信使。及王琳败走，昙朗党援离心，迪等攻陷其城，虏其男女万余口。昙朗走入村中，村民斩之，传首京师。于是尽收其党族，无少长皆弃市，时天嘉元年三月也。

留异，东阳长山人。（长山，后汉县，今浙江金华县。）世为郡著姓。异为乡里雄豪，多聚恶少，陵侮贫贱，守宰皆患之。梁代为蟹浦戍主，（蟹浦，见第十章第五节。）历晋安、安固二县令。（吴东安县，晋改曰晋安，今福建南安县。汉安阳县，晋改曰安固，今浙江瑞安县。）侯景之乱，还乡里召募士卒。东阳郡丞与异有隙，异引兵诛之，及其妻子。大守沈巡援台，让郡于异。异使兄子超监知郡事，率兵随巡出都。及京城陷，异随临城公萧大连。大连板为司马，委以军事。景将宋子仙济浙江，异奔还乡里。寻以其众降于子仙。大连趣东阳之信安岭，（后汉新安县，晋改曰信安，今浙江衢县境。）欲之鄱阳，（见第四章第三节。）异乃为子仙乡道，令执大连。侯景署异为东阳大守，收其妻子为质。刘神茂拒景，异外同神茂，而密契于景。及神茂败绩，为景所诛，异独获免。侯景平后，王僧辩使异慰劳东阳。仍纠合乡闾，保据岩阻。其徒甚盛，州郡惮焉。元帝以为信安令。荆州陷，王僧辩以异为东阳大守。世祖平定会稽，异虽转输粮馈，而拥擅一郡，威福在己。大平元年，除缙州刺史，领东阳大守。又以世祖长女丰安公主配异第三子贞臣。永定二年，征异为南徐州刺史。异迁延不就。世祖即位，改授缙州刺史，领东阳大守。异频遣其长史王澌为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虚弱，异信之，虽外示臣节，恒怀两端，与王琳潜通信使。琳又遣使往东阳署守宰。及琳败，世祖遣沈恪代异为郡，实以兵袭之。异出下淮抗御。（当在今兰溪县。）恪与战，败绩，退还钱唐。异乃表启逊谢。是时众军方事湘、郢，乃降诏书慰喻，且羁縻之。异知朝廷终讨于己，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备江路。（建德，见第三节。）湘州平，世祖乃下诏命侯安都讨之。（天嘉二年十二月。）异本谓官军自钱唐江而上，安都乃由会稽、诸暨步道袭之。（诸暨，见第十章第四节。）异闻兵至，大恐，弃郡奔桃支岭，（在今浙江缙云县境。）立栅自固。明年，春，（《纪》在三月。）安都大破其栅。异与第二子忠臣奔陈宝应。异党向文政，据有新安，（见第四章第三节。）程灵洗子文季为新安大守，随安都讨异，降之。（文政，新安人，见《陆缮传》）。

熊昙朗之亡，周迪尽有其众。王琳败后，世祖征迪出镇湓城，又征其子入朝。迪趦趄顾望，并不至。豫章大守周敷，本属于迪，至是，与黄法率其所属诣阙，世祖录其破昙朗之功，并加官赏。迪闻之，甚不平，乃阴与留异相结。及王师讨异，迪疑惧不自安，乃使其弟方兴袭周敷。敷与战，破之。又别使兵袭华皎于湓城。（皎时为寻阳大守，监江州事。）事觉，尽为皎所擒。天嘉三年，三月，以吴明彻为江州刺史，都督众军，与黄法、周敷讨之。明彻至临川，攻迪，不能克，乃遣安成王顼总督讨之。（此据《迪传》。《本纪》：九月，迪请降，诏安成王顼督众军以招纳之。）迪众溃，妻子悉擒，脱身逾岭依陈宝应。（《纪》：四年，正月，临川平。）东昌县人修行师应迪，（东昌，吴县，在今江西泰和县西。）攻庐陵大守陆子隆。（庐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子隆击败之。行师乞降。送于京师。以黄法为江州刺史，周敷为临川大守。六年，征法为中卫将军。

陈宝应，晋安侯官人也。【19】（晋安，晋郡，在今福建闽侯县东北。侯官，汉治县，后汉改曰侯官，亦在今闽侯县境。）世为闽中四姓。父羽，有材干，为郡雄豪。梁代晋安数反，累杀郡将，羽初并扇惑，合成其事，后复为官军乡道破之，由是一郡兵权，皆自己出。侯景之乱，晋安大守宾纪侯萧云以郡让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宝应典兵。是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而晋安独丰沃。宝应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后汉临水县，晋改曰临安，在今浙江杭县北。永嘉，见第七章第二节。）又数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资产，士众强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为晋安大守。高祖辅政，羽请归老，求传郡于宝应。高祖许之。时东西岭道，寇贼拥隔，宝应自会稽趋于海道贡献。高祖受禅，授闽州刺史，领会稽大守。世祖嗣位，命宗正录其本系，编为宗室。并遣使条其子女，无大小，并加封爵。其宠可谓盛矣。而宝应取留异女为妻，侯安都之讨异也，宝应遣助之。又以兵资周迪。留异又遣第二子忠臣随之。天嘉四年，秋，迪复越东兴岭。东兴、南城、永城县民，皆迪故人，复共应之。（东兴，吴县，在今江西黎川县东北。永城，吴县，在今黎川县北。）世祖遣章昭达征迪。迪又散于山谷。（《纪》在十一月。）诏昭达由建安南道度岭，（建安，见第八章第一节。）又命益州刺史领信义大守余孝顷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纪》在十二月。时益州地已入周，陈盖命孝顷遥领。信义，梁县，在今江苏昆山县东，时盖以为郡。）昭达逾东兴岭，顿于建安。宝应据建安之湖际，（此据《宝应传》。《昭达传》云：据建安、晋安二郡之界。）水陆为栅。昭达与战，不利。因据其上流，命兵士伐木带枝叶为筏，施拍于其上。缀以大索，相次列营，夹于两岸。宝应数挑战，昭达按甲不动。俄而暴雨，江水大长，昭达放筏冲突宝应水栅，水栅尽破。又出兵攻其步军。方大合战，余孝顷出自海道适至，因并力乘之。宝应大溃。奔山草间，窘而就执。并其子弟二十人及留异送都，斩于建康市。异子侄及同党无少长皆伏诛，惟贞臣以尚主获免。（《纪》天嘉五年十一月。）

侯景之乱，百姓皆弃本业，群聚为盗，惟周迪所部，独不侵扰。并分给田畴，督其工作。民下肆业，各有赢储。政教严明，征敛必至。余部乏绝者，皆仰以取给。迪性质朴，不事威仪。轻财好施。凡所周赡，豪釐必均。讷于语言，而襟怀信实。临川人皆德之，并共藏匿，虽加诛戮，无肯言者。章昭达度岭，与陈宝应相抗，迪复收合出东兴。时宣城大守钱肃镇东兴，以城降迪。以吴州刺史陈详为都督，讨迪。（吴州，治鄱阳。）至南城，与贼相遇，战败，死之。迪众复振。时周敷又从军，至定川县，（未详）。与迪相对，迪给敷共盟，敷许之，为迪所害。世祖遣都督程灵洗击破之。迪又与十余人窜于山谷。日月转久，相随者亦稍苦之。复遣人潜出临川郡市鱼鲑。足痛，舍于邑子。邑子告临川大守骆牙。（《南史》作骆文牙。）牙执之，令取迪自效。因使心腹勇士，随入山中。诱迪出猎，伏兵于道旁斩之。传首京师。（《纪》在天嘉六年七月。）

淳于量当梁元帝时，出为桂州刺史。（桂州，今广西桂林县。）荆州陷，量保据桂州。王琳拥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虽与琳往来，而别遣使从间道归于高祖。琳平后，频请入朝。天嘉五年，征为中抚大将军。量所部将士，多恋本土，并欲逃入山谷。世祖使湘州刺史华皎征衡州界黄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至此，武人及豪右之割据者略尽矣，而以宣帝之篡，复召湘、广之变。

第八节　陈平内乱下

继嗣之争，乃南北朝之世召祸之最烈者也，而陈氏亦以此致变。陈文帝之立，实已非正，然时武帝之子未归，君位不可久旷；且文帝究有功于天下，为众所服；故未至大变，至宣帝则异是矣。

文帝之被征也，侯安都随之还朝。《安都传》云：时世祖谦让弗敢当；大后又以衡阳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犹豫不能决。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远？临川王有功天下，须共立之。今日之事，后应者斩。”便按剑上殿，白大后出玺，又手解世祖发，推就丧次。其情形，实与迫胁无异。昌之还也，居于安陆。（见第三章第九节。）明年，王琳平，二月，乃由鲁山济江。（鲁山，见第七章第三节。）百僚表以为湘州牧，封衡阳王。诏可。三月，入境。诏令主书舍人，缘道迎接。济江，中流船坏，以溺薨。《安都传》云：昌之将入也，致书于世祖，辞甚不逊。世祖不怿，乃召安都从容言曰：“大子将至，须别求一蕃，吾将老焉。”安都对曰：“自古岂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诏。”因自请迎昌。昌济汉而薨。武帝有再造华夏之功，安都事帝亦久，而以逢迎时主之故，绝其胤嗣，亦酷矣。《蔡景历传》云：高祖崩时，外有强寇，世祖镇于南皖，朝无重臣，宣后呼景历及江大权、杜棱定议，（《棱传》云：侯瑱、侯安都、徐度等并在军中，朝廷宿将，惟棱在都，独典禁兵。）乃秘不发丧，疾召世祖。景历躬共宦者及内人，密营敛服。时既暑热，须治梓宫，恐斤斧之声，或闻于外，仍以蜡为秘器。文书诏诰，依旧宣行。荀朗者，颍川颍阴人。（颍阴，汉县，今河南许昌县。）侯景之乱，招率徒旅，据巢湖间，无所属。台城陷后，简文帝密诏授朗豫州刺史，令与外蕃讨景。景使宋子仙、任约等频往征之。朗据山立寨自守，子仙不能克。时京师大饥，百姓皆于江外就食。朗更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振赡。众至数万人。侯景败于巴陵，朗出自濡须，（见第六节）。截景，破其后军。王僧辩东讨，朗遣其将范宝胜及弟晓领兵二千助之。承圣二年，率部曲万余家济江，入宣城郡界立顿。齐寇据石头城，朗自宣城来赴，与侯安都等大破齐军。时亦随世祖拒王琳于南皖。宣大后与景历秘不发丧，晓在都微知之，乃谋率其家兵袭台。事觉，景历杀晓，仍系其兄弟。世祖即位，并释之。因厚抚慰朗，令与侯安都等共拒王琳。荀晓是时，权位尚微，衡阳未归，袭台纵克，将何所奉？观世祖既还，大后犹以衡阳故不肯下诏，则晓之谋袭台，究系自有异志？抑承大后之旨而为之？亦殊难言之矣。朗亦鲁悉达之伦，当时缘江尚未平定，其未致召变者亦幸也。景历之有功于世祖，盖不让安都，然以其为文人，故不为世祖所忌，而安都卒不终。《安都传》云：自王琳平后，安都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用骄矜。数招聚文武之士，或射御驰骋，或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斋内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则奔归安都。世祖性严察，深衔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骄横。每有表启，封讫，有事未尽，乃开封自书之，云又启某事。【20】及侍燕酒酣，或箕踞倾倚。尝陪乐游禊饮，乃白帝曰：“何如作临川王时？”帝不应。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燕讫，又启便借供帐水饰，将载妻妾，于御堂欢会。世祖虽许其请，甚不怿。明日，安都坐于御坐，宾客居群臣位，称觞上寿。初重灵殿灾，安都率将士带甲入殿，帝甚恶之，自是阴为之备。又周迪之反，朝望当使安都讨之，帝乃使吴明彻讨迪。又频遣台使，案问安都部下，检括亡叛。安都内不自安。天嘉三年，冬，遣其别驾周弘实，自托于舍人蔡景历，并问省中事。景历录其状具奏之，希旨称安都谋反。世祖虑其不受制，明年，春，乃除安都江州刺史。自京口还都，部伍入于石头。世祖引安都燕于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将帅，会于尚书朝堂。于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又收其将帅，尽夺马仗而释之。因出景历表以示于朝。明日，于西省赐死。安都固非纯臣，然史所载之罪状，其辞多诬，则至易见矣。文帝之诛安都，可谓谋之至深，稍或不慎，其召变亦易耳。

陈文帝像

陈文帝（522—566），即陈蒨（现多写为茜），陈霸先侄子，陈朝第二位皇帝（560—566年在位）。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使江南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是南朝历代皇帝中难得一见的有为之君。

文帝长子曰伯宗，立为大子。帝弟安成王顼，与衡阳献王同迁关右，事已见前。永定元年，遥袭封始兴郡王。世祖嗣位，以本宗乏飨，徙封安成郡王，而自封其第二子伯茂为始兴王，以奉昭烈王祀，荥阳毛喜，与顼俱往江陵，俱迁关右。世祖即位，喜自周还，进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事在天嘉元年，周明帝武成二年。）周命杜杲来使。世祖遣使报聘，并赂以黔中数州之地，仍请画界分疆。周使杲再来。陈以鲁山归周。周拜顼柱国大将军，使杲送之还国。喜于郢州奉迎。顼之入关，妻柳氏，子叔宝、叔陵并留于穰。（魏荆州治，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又遣喜入关，以家属为请。仍迎之还。时天嘉三年也。顼既还，授侍中、中书监。寻授扬州刺史。大康元年，授尚书令。是岁，四月，文帝崩。大子立，是为废帝。顼与仆射到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阴不佞等并受遗诏辅政。师知与仲举，恒居禁中，参决众事。顼为扬州刺史，与左右三百人入居尚书省。师知、仲兴、不佞与尚书右丞王暹谋，矫敕顼还东府。众人犹豫，未敢先发。不佞素以名节自立，又受委东宫，（世祖以为东宫通事舍人。）乃驰诣相府，面宣敕令。毛喜时为顼骠骑府谘议参军，领中记室，止之曰：“今若出外，便受制于人，譬如曹爽，愿作富家翁，不可得也。”顼使与吴明彻筹焉。（明彻时为丹阳尹。）明彻曰：“殿下亲实周、召，德冠伊、霍，社稷至重，愿留中深计，慎勿致疑。”顼乃称疾。召师知，留之与语，使喜先入，言之于后。（世祖沈皇后。）后曰：“此非我意。”喜又言于废帝。帝曰：“此自师知等所为。”喜出报顼，顼因囚师知，自入见后及帝，草敕请画，以师知付廷尉。其夜，于狱中赐死。暹、不佞并付治。顼素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乃以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仲举子郁，尚文帝女信义长公主。宫至中书侍郎。出为宣城大守，文帝配以士马。是年，迁为南康内史。以国哀未之任。仲举既废，居私宅，与郁皆不自安。右卫将军韩子高，少为文帝亲侍。及长，稍习骑射，颇有胆决，愿为将帅。帝配以士卒。子高亦轻财礼士，归之者甚众。将士依附之者，子高尽力论进，文帝皆任使焉。郁每乘小舆，蒙妇人衣，与子高谋。前上虞令陆昉及子高军主告言其事。顼收子高、仲举及郁，并付廷尉，于狱赐死。《子高传》言其求出为衡、广诸镇。《毛喜传》云：子高始与仲举通谋，其事未发，喜请高宗曰：“宜简选人马，配与子高；并赐铁炭，使修器甲。”高宗惊。喜曰：“子高甚轻狷，脱其稽诛，或愆王度，宜推心安诱，使不自疑，图之一壮士力耳。”高宗深然之，卒行其计。盖时四方平定未久，故深虑外州之有变也。然外变卒不可免。光大元年，三月，《纪》书南豫州刺史余孝顷谋反伏诛。其后高祖章后废废帝之诏曰：“韩子高小竖轻佻，推心委杖，阴谋祸乱，决起萧墙。元相虽持，但除君侧。又以余孝顷密迩京师，便相征召。殃慝之咎，凶徒自擒。宗社之灵，袄氛自灭。”则孝顷之变，实继子高而作，《子高传》谓其死在光大元年八月者误也。（《华皎传》云：子高诛后，皎不自安，乃有反谋，《纪》亦书其反于光大元年五月，疑子高之死，实在天康元年八月，《纪》误后一年。）子高谋之于内而败，孝顷谋之于近畿而亦败而上流之变作矣。

华皎，晋陵暨阳人。（暨阳，见第八章第七节。）世为小吏。皎，梁代为尚书比部令史。侯景之乱，事景党王伟。高祖南下，文帝为景所囚，皎遇之甚厚。景平，文帝为吴兴大守，以皎为都录事，军府谷帛，多以委之。及平杜龛，仍配以人马甲仗，犹为都录事。稍擢为暨阳、山阴令。（山阴，见第二章第二节。）王琳东下，皎随侯瑱拒之。琳平，镇湓城，知江州事。时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不遵朝宪，文帝令皎以法驭之。王琳奔散，将卒多附于皎。后随吴明彻征周迪，授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营产业。湘川地多所出，所得并入朝廷。又征伐川洞，多致铜鼓，并送于京师。【21】韩子高诛后，皎内不自安，密启求广州，以观时主意。顼伪许之，而诏书未出。皎亦遣使句引周兵，又崇奉萧岿为主。士马甚盛。诏乃以吴明彻为湘州刺史，实欲以轻兵袭之。时光大元年五月也。是时虑皎先发，乃前遣明彻率众三万，乘金翅直趋郢州。又遣淳于量帅众五万，乘大舰以继之。又令徐度与杨文通，别从安城步道出茶陵，（汉安成县，晋改曰安复，今江西安福县西。茶陵，汉县，今湖南茶陵县东。）巴山大守黄法慧，别从宜阳出澧陵，（汉宜春县，晋避大后讳，改曰宜阳，今江西宜春县。澧陵，汉侯国，后汉为县，今湖南醴陵县。）与郢州程灵洗，参谋讨贼。先是萧詧以天嘉三年死，（伪谥宣皇帝，庙号中宗。）子岿嗣。（伪谥孝明皇帝，庙号世宗。）及是，皎与巴州刺史戴僧朔，（巴州，见第六节。）并附于岿。皎遣子玄响为质，仍请兵伐陈。岿上其状于周。周武帝命其弟卫公直督荆州总管权景宣、大将军元定等赴之，因而南伐。岿亦遣其柱国王操，率水军二万，会皎于己陵。直屯鲁山，定攻围郢州。皎于巴州之白螺，列舟舰与王师相持。（白螺，见第九章第九节。）未决，闻徐度趋湘州，乃率兵自巴、郢因便风下战。淳于量、吴明彻等大败之。权景宣统水军，与皎俱下，一时奔北，船舰器仗，略无孑遗。皎与戴僧朔单舸走。至巴陵，不敢登岸，径奔江陵。时九月也。元定等无复船渡，步趋巴陵。巴陵城邑为官军所据，乃向湘州。至水口，不得济，食且尽，诣军请降。俘获万余人，马四千余匹，送于京师。程灵洗出军蹑定，因进攻周沔州，克之，擒其刺史裴宽。（周沔州，在今湖北汉川县东南。）陆子隆督武州诸军事，（武州，见第六节。）皎以子隆居其心腹，频遣使招诱，子隆不从，皎因遣兵攻之，不能克。及皎败，子隆出兵以袭其后，因与王师相会。寻迁荆州刺史。是时荆州新置，治于公安，（蜀汉县，在今湖北公安县东北。）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绥集夷夏，甚得民和焉。宇文直既败，归罪于萧岿柱国殷亮，岿不敢违命，遂诛之。吴明彻乘胜攻克岿之河东郡。（见第六节。）明年，（光大二年，周天和三年。）明彻进攻江陵，引江水灌城。岿出顿纪南，以避其锐。纪南，见第七章第三节。周江陵副总管高琳，与岿尚书仆射王操拒守。岿马军主马武、吉彻等击明彻，明彻退保公安，岿乃还江陵。宣后废废帝诏曰：“密诏华皎，称兵上流，国祚忧惶，几移丑类。乃至要招远近，协力巴、湘；支党纵横，寇扰黟、歙。（见第九章第六节，第十三章第三节。）又别敕欧阳纥等，攻逼衡州，岭表纷纭，殊淹弦望。”当时牵动之广，声势之盛可知，此举败而顼之篡势成矣。

宣后废废帝诏又曰：“张安国蕞尔凶狡，穷为小盗，仍遣使人蒋裕，钩出上京，即置行台，分选凶党。贼皎妻吕，春徒为戮，纳自奚官，藏诸永巷，使其结引亲旧，规图戕祸。荡主侯法喜等，大傅麾下，恒游府朝，啖以深利，谋兴肘腋。适又荡主孙泰等，潜相连结，大有交通，兵力殊强，指期挻乱。皇家有庆，历数遐长，天诱其衷，同然开发。”《世祖沈皇后传》云：后忧闷，计无所出，乃密赂宦者蒋裕，令诱建安人张安国，（建安，见第八章第一节。）使据郡反，冀因此以图高宗。安国事觉，并为高宗所诛。时后左右近侍，颇知其事，后恐连逮党与，并杀之。案建安距京邑大远，势不相及，故《通鉴》疑其事而不取，见《考异》。窃疑当时欲使安国据以建义者，实非建安郡，《后传》之文，非史氏言之不审，则传写或有佚夺也。（使据郡反一语，使据之下，容有夺文。）此次外钩盗党，内结武夫，实为废帝亲党最后之一举，其计亦败，事乃无可为矣。光大二年，十一月，以大皇大后令，废帝为临海郡王。（大建二年，四月薨，时年十九。）顼立，是为高宗孝宣皇帝。刘师知等之矫诏出高宗也，始兴王伯茂劝成之。师知等诛后，高宗恐伯茂扇动朝廷，令入居禁中，专与废帝游处。蒋裕与韩子高等谋反，伯茂并阴预其事。（案既入居禁中，复何能为？此语亦必诬也。）既废帝为临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为温麻侯。时六门之外有别馆，以为诸王冠婚之所，名曰婚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于路遇盗，殒于军中。世祖第三子鄱阳王伯山，本为南徐州刺史，高宗不欲令处边，光大元年，徙为东扬州。废帝后父王固，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奶媪往来禁中，颇宣密旨。事泄。比将伏诛，高宗以固本无兵权，且居处清洁，止免所居官，禁锢。《废帝纪》曰：帝仁弱，无人君之器，世祖忧虑不堪继业，既居冢嫡，废立事重，是以依违积载。及疾将大渐，召高宗谓曰：“吾欲遵泰伯之事。”高宗初未达旨，后寤，乃拜伏涕泣固辞。其后宣大后依诏废帝焉。《孔奂传》：奂为五兵尚书，世祖不豫，台阁众事，并令到仲举共奂决之。及世祖疾笃，奂与高宗及仲举，并吏部舍人袁枢，中书舍人刘师知等，入侍医药。世祖尝谓奂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须长君。朕欲近则晋成，远隆殷法，卿等须遵此意。”奂流涕歔欷而对曰：“皇大子春秋鼎盛，圣德日跻，安成王介弟之尊，足为周旦，若有废立之心，臣等愚诚，不敢闻诏。”世祖曰：“古之遗直，复见于卿。”天康元年，乃用奂为大子詹事。此等则皆高宗之党所造作之言语也。

陈废帝像

陈废帝（554—570），即陈伯宗，南朝陈的第三代皇帝。566年，陈伯宗即帝位，由于年幼，政局被叔父陈顼所掌握。568年，陈顼废陈伯宗为临海王，自立为帝，是为陈宣帝。

欧阳頠之至广州也，王琳据有中流，頠自海道及东岭，奉使不绝。时頠弟盛为交州刺史，次弟邃为衡州刺史，合门显贵，名振南土。又南致铜鼓、生口，献奉珍异，前后委积，颇有助于军国焉。天嘉四年，薨，子纥嗣。大建元年，征纥为左卫将军。其部下多劝之反。遂举兵攻衡州，（始兴之衡州。）刺史钱道戢告变。遣章昭达讨纥。（《纪》在十月。）昭达倍道兼行，达于始兴。纥出顿洭口。（洭水、溱水合口，在今广东英德县西南。）多聚沙石，盛以竹笼，置于水栅之外，用遏舟舰。昭达败之，禽纥，送于京师。（《纪》大建二年二月。）以沈恪为广州刺史。四年，征还。萧引者，思话曾孙，侯景之乱，与弟彤及宗亲百余人奔岭表。时欧阳頠为衡州刺史，引往依焉。章昭达平番禺，始北还。大建十二年，时广州刺史马靖，甚得岭表人心，而兵甲精练，每年深入俚洞，又数有战功，朝野颇生异议。高宗以引悉岭外物情，且遣引观靖，审其举措，讽令送质。既至番禺，靖即悟旨，尽遣儿、弟下都为质。然至后主至德二年，卒以临池县侯方庆为广州刺史，（方庆，南康愍王昙朗之子。）袭靖诛之。章昭达子大宝，为丰州刺史，（胡三省曰：陈丰州治闽县。案闽，隋县，今福建闽侯县。）在州贪纵。三年，后主以大仆卿李晕代之。大宝袭杀晕；举兵反。（《纪》在三月，《传》云四月。）遣将杨通寇建安。建安内史吴慧觉据郡城距之。通累攻不克。官军稍近，人情离异，大宝计穷，乃与通俱逃。台军主陈景祥追禽之。于路死。传首，夷三族。

注释

【1】　史事：神武与侯景约，为书加微点说不足信。

【2】　史事：西魏不援侯景。王思政之没。

【3】　史事：谓梁武纳侯景由朱异不足信。

【4】　宗教：莫匆匆云云似谶。

【5】　史事：台城之围，何以不能解。

【6】　史事：陈武用降将。侯瑱、鲁悉达不降齐。

【7】　器用：侯景床上垂脚坐。

【8】　风俗：代北残暴之风，江南淫靡之俗，合成梁末大灾。

【9】　史事：王僧辩不肯作成济，不足信。

【10】　阶级：于谨陷江陵，梁人十余万为奴婢。

【11】　史事：元帝失策不在不迁，而在信敌不备及不能坚守。

【12】　史事：史记杜龛事之诬，龛，僧辩婿。

【13】　史事：王僧辩见通敌否可疑。

【14】　史事：谓齐人请赎萧轨、东方老等之诬。

【15】　史事：陈武得国正，功大于宋武。公忠体国，度量大。

【16】　史事：纪梁敬帝见贼之诬。

【17】　史籍：《北齐书·慕容俨传》、《周书·贺若敦传》为极端诬罔之例。

【18】　史事：王琳不受陈武之征，盖欲自擅，誉琳之缪。

【19】　封建：南北朝时土豪为郡县世袭者，如陈羽与子宝应其一例也。

【20】　文学：薛安都表启，封讫，有事未尽，开封自书，史以为骄横，盖武人本不能自书也。

【21】　民族：华皎征伐川洞，多致铜鼓。

第十四章　周齐兴亡

第一节　齐篡东魏

北齐基业，虽创自神武，而其能整顿内治，则颇由于文襄。文襄者，神武长子，名澄，（文宣篡魏后，追谥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武明皇后娄氏所生也。（后为神武微时妃。《齐书》本传云：少明悟。强族多聘之，并不肯行。及见神武于城上执役，惊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数致私财，使以聘己。父母不得已而许焉。盖实奸通，非聘娶也。《传》又云：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倾产以结英豪，密谋秘策，后恒参与，此乃妄说。《传》又云：神武逼于茹茹，欲取其女而未决，后曰：“国家大计，愿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处之。【1】《北史·彭城大妃尒朱氏传》云：荣之女，魏孝庄后也。神武纳为别室，敬重逾于娄妃。《冯翊大妃郑氏传》云：名大车。初为魏广平王妃，迁邺后，神武纳之。宠冠后庭。神武之征刘蠡升，文襄蒸于大车。神武还，一婢告之，二婢为证。神武杖文襄一百而幽之。武明后亦见隔绝。时彭城尒朱大妃有宠，生王子浟，神武将有废立意。文襄求救于司马子如。子如来朝，伪为不知者，请武明后。神武告其故。子如曰：“消难亦奸子如妾，如此事正可覆盖。妃是王结发妇，常以父母家财奉王；王在怀朔被杖，背无完皮，妃昼夜供给看创；后避葛贼，同走并州，贫困，然马矢，自作靴；恩义何可忘？夫妇相宜；女配至尊，男承大业；又娄领军勋；何宜摇动？一女子如草芥，况婢言不必信？”神武因使子如鞠之。子如见文襄，尤之曰：“男儿何意畏威自诬？”因告二婢反辞，胁告者自缢。乃启神武曰：“果虚言。”神武大悦，召后及文襄。武明后遥见神武，一步一叩头，文襄且拜且进，父子夫妻，相泣，乃如初。观此数事，神武于父子夫妻之际薄矣。北夷本不严嫡庶之别，所重特在贵族，娄后之家世，自远不逮尒朱氏等，然神武不替文襄者？创业之际，长子未可轻动；抑文襄颇有吏才，政事实赖之；又娄后女配至尊，其弟昭，即子如所谓娄领军者，亦有勋绩；此正如汉高不替吕后、惠帝，为有种种牵制故也。《后传》又云：文宣将受魏禅，后固执不许，帝所以中止，此又妄说。文宣欲受禅，岂其谋及于后？且后亦曷尝能终止文宣之篡乎？其后孝昭、武成之篡，后若成之，则其地位使然，且亦二王势力已成，非真后之能有所作为也。读史者或以后为能通知政事，能豫政，其说实误，故一辩之。北夷入中国，多以不知政理败，如尒朱荣即是，齐神武虽有才，政事尚不能不藉文襄为助，况于娄后邪？早豫军国筹策。天平三年，梁武帝大同二年。）入辅朝政。（时年十六。）元象元年，（梁大同四年。）摄吏部尚书。《北齐书·本纪》云：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铨擢惟在得人。又沙汏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本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为宾客。盖颇能于武人、勋贵之外，有所任用矣。《纪》又云：兴和二年，（梁大同六年。）加大将军，领中书监，仍摄吏部尚书。自正光以后，天下多事，在任群官，廉絜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纠劾权豪，无所纵舍。于是风俗更始，私枉路绝。案《孙腾传》云：腾早依附高祖，契阔艰危，勤力恭谨，深见信待。及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气骄盈，与夺由己。求纳财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府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在邺，与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号为四贵。非法专恣，腾为甚焉。（腾、隆之、子如皆为尚书令、仆，岳为京畿大都督。）《论》曰：“高祖以晋阳戎马之地，霸图攸属，治兵训旅，遥制朝权，京台机务，委寄深远。孙腾等俱不能清贞守道，以治乱为怀。厚敛货财，填彼谿壑。赖世宗入辅，责以骄纵，厚遇崔暹，奋其霜简。不然，则君子属厌，岂易间焉？”《循吏传》曰：“高祖以战功诸将，出牧外藩。不识治体，无闻政术。非惟暗于前言往行，乃至始学依判、付曹。聚敛无厌，淫虐不已。虽或直绳，终无悛革。此朝廷之大失。”可见当时内外皆残民以逞之徒矣。《高隆之传》云：入为尚书右仆射。时初给民田，贵势皆占良美，贫弱咸受瘠薄。【2】隆之启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魏自孝昌已后，天下多难，刺史、大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颇为烦扰。【3】隆之表请：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自军国多事，冒名窃官者，不可胜数。隆之奏请检括，获五万余人。而群小喧嚣，隆之惧而止。夫隆之等虽贪暴，然遇有益于公，无损于私者，则亦未尝无整顿之心，此实自古暴君污吏皆然。委寄深远，宜若可行其志，然犹以群情弗顺，有所慑惮而止，可见整顿之不易矣。文襄作辅，于崔暹之外，又任宋游道、卢斐、毕义云等，加以直绳。（三人皆见《北齐书·酷吏传》。游道初为殿中侍御史，以风节著。孝庄即位，除左兵郎中，与尚书令临淮王彧相失，上书告之，解职。后除司州中从事。神武自大原来朝，见之曰：“此人宋游道邪？常闻其名，今日始识其面。”迁游道别驾。后日，神武之司州飨朝士，举觞属游道曰：“饮高欢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为人，合饮此酒。”及还晋阳，百官辞于紫陌，神武执游道手曰：“甚知朝贵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怀畏虑，当使卿位与之相似。”于是启以游道为中尉。文襄执请，乃以崔暹为御史中尉，以游道为尚书左丞。文襄谓暹、游道曰：“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游道入省，劾大师咸阳王坦，大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尚书令司马子如，官贷金银，催征酬价，虽非指事赃贿，终是不避权豪。【4】又奏驳尚书违失数百条。省中豪吏王儒之徒，并鞭斥之。始依故事，于尚书省立门名，以记出入早晚。令、仆已下皆侧目。为高隆之所诬，处其死罪，朝士皆分为游道不济，而文襄闻其与隆之相抗之言，谓杨遵彦曰：“此真是鲠直，大刚恶人。”遵彦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诏付廷尉，游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谓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不尔，他经略杀卿。”游道后至晋阳，以为大行台吏部。卢斐，文襄引为相府刑狱参军。毕义云为尚书都官郎中。文襄令普句伪官，专以车辐考掠，所获甚多，然大起怨谤。会为司州吏所讼，文襄以其推伪众人怨望，并无所问，乃拘吏数人斩之，因此锐情讯鞫，威名日盛。紫陌，在邺城西北五里。遵彦，愔字。）神武虽间以旧恩，有所纵舍，（如尉景司马子如是也。《景传》云：景以勋戚，每有军事，与库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怀财利，神武每嫌责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发夫猎，死者三百人。库狄干在神武坐，请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优者石董桶戏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为不剥公？”神武诫景曰：“可以无贪也？”景曰：“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神武笑不答。历位大保、大傅。坐匿亡人见禁止。使崔暹谓文襄曰：“语阿惠：儿富贵，欲杀我邪？”神武闻之，泣诣阙曰：“臣非尉景，无以至今日。”三请，帝乃许之。于是黜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恚，卧不动，叫曰：“杀我时趣邪？”常山君谓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为尔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抚景，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马，文襄求之，景不与，曰：“土相扶为墙，人相扶为王，一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对景及常山君责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儿惯去，放使作心腹，何须干啼湿哭，不听打邪？”常山君，景妻，神武姊也。《北史·司马子如传》曰：文襄辅政，以贿为崔暹劾在狱，一宿而发尽白。辞曰：“司马子如本从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给露车一乘，觠牛犊。犊在道死，惟觠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书敕文襄曰：“马令是吾故旧，汝宜宽之。”文襄驻马行街，以出子如，脱其锁。子如惧曰：“非作事邪？”于是除削官爵。神武后见之，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亲为择虱。赐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然文襄能行其意者盖多。（《宋游道传》曰：兖州刺史李子贞，在州贪暴，游道案之。文襄以贞豫建义勋，意将含忍。游道疑陈元康为其内助，密启云：“子贞、元康交游，恐其别有请属。”文襄怒，于尚书都堂集百僚扑杀子贞。则虽豫建义之勋者，亦不必尽蒙宽宥；而亲要如元康，亦时有不能庇右者矣。）《崔暹传》言：暹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及尚书元羡，雍州刺史慕容献。又弹大师咸阳王坦，（禧子。）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罪状极笔。并免官。其余死黜者甚众。高祖书与邺下诸贵曰：“咸阳王、司马令，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师，群官迎于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劳之曰：“往前朝廷岂无法官？而天下贪婪，莫肯纠劾。中尉尽心为国，不避豪强，遂使远迩肃清，群公奉法。冲锋陷阵，大有其人，当官正色，今始见之。今荣华富贵，直是中尉自取。高欢父子，无以相报。”赐暹良马，使骑之以从。且行且语。暹下拜，马惊走，高祖亲为拥之而授辔。魏帝宴于华林园，（此邺下之华林园。）谓高祖曰：“自顷朝贵，牧、守、令长，所在百司，多有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弹劾，不避亲戚者，王可劝酒。”高祖降阶跪而言曰：“惟御史中丞崔暹一人。谨奉明旨，敢以酒劝。并臣所射赐物千匹，乞回赐之。”其所以风厉之者至矣。自是之后，诸勋贵亦颇知敛迹，（如尉景获罪后，授青州刺史，史言其操行颇改。司马子如起行冀州事，亦能自厉改。）不可谓非整顿之效也。（从来恶直丑正之论，无如《北齐书·杜弼传》之甚者，不可不辞而辟之。【5】《传》曰：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高祖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将有沙苑之役，弼又请先除内贼，却讨外寇。高祖问内贼是谁？弼曰：“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举刀按矟以夹道。使弼冒出其间，曰：“必无伤也。”弼战栗汗流。高祖然后喻之曰：“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矟虽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时大恐，因顿颡谢曰：“愚痴无智，不识至理，今蒙开晓，始见圣达之心。”夫兵之所以可畏者，以其将杀伤人也，若明知其注而不射，举而不击，按而不刺，则人孰未尝见兵？弼即畏懦，何至战栗汗流？高欢乃一犷悍之夫，安知衣冠礼乐为何事？且果如所言，其任高澄以裁勋贵，又何为乎？稍深思之，即知此传所云，并非实录，而为不快于督责之治者所造作矣。《北史·文襄纪》云：少壮气猛，严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翻，非直本怀很戾，兼亦有惧威略，亦此等人所造作也。其《论》曰：“文襄志在峻法，急于御下，于前王之德，有所未同。盖天意人心，好生恶杀，虽吉凶报应，未皆影响，总而论之，积善多庆。然文襄之祸生所忽，盖有由焉。”此论亦必有本，可谓怨毒之情，形于辞表矣。果如此曹之意，则欲求辅弼者，必纵其虐民而后可乎？此真所谓盗憎主人者也。又案《陈元康传》云：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将杀暹，世宗匿而为之谏请，高祖曰：“我为舍其命，须与苦手。”世宗乃出暹而谓元康曰：“卿若使崔暹得杖，无相见也。”暹在廷，解衣将受罚，元康趋入，历陛而升，且言曰：“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有一崔暹，不能容忍邪？”高祖从而宥焉。又云：侯景反，世宗逼于诸将，欲杀崔暹以谢之。密语元康。元康谏曰：“今四海未清，纲纪已定。若以数将在外，苟悦其心，枉杀无辜，亏废刑典，岂直上负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错前事，愿公慎之。”世宗乃止。《暹传》云：显祖初嗣霸业，司马子如挟旧怨，言暹罪重，谓宜罚之。高隆之亦言：宜宽政网，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则得远近人意。显祖从之。及践阼，谮毁之者犹不息。帝乃令都督陈山提等搜暹家。甚贫匮，惟得高祖、世宗与暹书千余纸，多论军国大事。帝嗟赏之。仍不免众口。乃流暹于马城。昼则负土供役，夜则置地牢。岁余，奴告暹谋反，锁赴晋阳。无实。释而劳之。寻迁大常卿。帝谓群臣曰：“崔大常清正，天下无双，卿等不及。”《崔季舒传》云：时勋贵多不法，文襄无所纵舍，外议以季舒及崔暹等所为，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难，文宣将赴晋阳，黄门郎阳休之劝季舒从行，曰：“一日不朝，其间容刀。”季舒性爱声色，心在间放，遂不请行，欲恣其行乐。司马子如缘宿憾，及尚食典御陈山提等共列其过状，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边。天保初，文宣知其无罪，追为将作大匠。再迁侍中。俄兼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大被恩遇。夫文宣犹知季舒、暹之无罪，况于神武及文襄？然当武夫搆变之时，暹即几罹不测；至文宣，则竟为所胁，而暹、季舒并不免流徙、鞭责之祸，可见当时恶直丑正之徒，其势甚可畏也。《元康传》又云：世宗入辅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并被任使，张亮、张徽纂并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时人语曰：“三崔二张，不如一康。”又云：元康溺于财利，受纳金帛，不可胜纪，放责交易，遍于州郡，为清论所讥。然则当时暹等虽云锋利，而真被宠任之徒，仍有为霜简所不及者矣。除贪暴，其难如此，而岂得如《弼传》所云，复故纵舍之哉，马城，汉县，晋废，在今察哈尔怀安县北。）

文襄之为中书监也，移门下机事，总归中书。（《北齐书·崔季舒传》。）以其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侍郎，令监察魏主动静。武定五年，（梁武帝大清元年。）正月，神武死，文襄秘丧，至六月乃发。七月，魏主诏以文襄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大行台、渤海王，而以其母弟洋为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八月，文襄朝于邺，固辞丞相。魏主诏复前大将军，余如故。《魏书·孝静帝纪》曰：文襄尝侍饮，大举觞曰：“臣澄劝陛下酒。”帝不悦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脚朕。”文襄使季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明日，使季舒劳帝，帝亦谢焉。赐绢。季舒未敢受，以启文襄。文襄使取一段。帝束百匹以与之，曰：“亦一段耳。”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侍讲荀济知帝意，乃与华山王大器、（鸷子。鸷高凉王孤六世孙。）元瑾密谋，于宫内为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门，门者觉地下响动，以告文襄。文襄勒兵入宫，曰：“陛下何意反邪！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负陛下邪？”将杀诸妃。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关于我？我尚不惜身，何况妃嫔？”文襄下床叩头，大啼谢罪。于是酣饮，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大器、瑾等皆见烹于市。（《荀济传》云：燔杀之。见《北史·文苑传》。）盖时侯景尚未平，故文襄未能遽篡也。六年，（梁大清二年。）正月，侯景败；七年，（梁大清三年。）六月，颍川亦平；于是篡谋转急。七月，文襄如邺。八月，为盗所杀。（时年二十九。）《北齐书·文襄纪》云：初梁将兰钦子京，为东魏所虏，王命以配厨。【6】钦请赎之，王不许。京再诉，王使监厨苍头薛丰洛杖之，曰：“更诉当杀尔。”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将欲受禅，与陈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拟百官。京将进食，王却之。谓诸人曰：“昨夜梦此奴斫我，宜杀却。”京闻之，置刀于盘，冒言进食。王怒曰：“我未索食，尔何遽来？”京挥刀曰：“来将杀汝。”王自投伤足，入于床下。贼党去床，因而见杀。（《北史》略同。案此卷《齐书》实亡，盖后人取《北史》补之。）《陈元康传》云：世宗将受魏禅，元康与杨愔、崔季舒并在世宗坐，将大迁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苍头奴兰固成，（《北史·元康传》云：固成，一名京。）先掌厨膳，甚被宠昵。先是世宗杖之数十。其人性躁，又恃旧恩，遂大忿恚。与其同事阿改，（《北史》云弟阿改。）谋害世宗。阿改时事显祖，常执刀随从。云若闻东斋叫声，即加刃于显祖。是日，东魏帝初建东宫，（《魏书·本纪》：八月，辛卯，诏立皇子长仁为皇大子。案时齐将篡而为魏立大子者，盖欲先行废立，后乃禅代也。）群官拜表，事罢，显祖出东止车门，别有所之，未还而难作。固成因进食，置刀于盘下，而杀世宗。元康以身捍蔽，被刺伤重，至夜而终。杨愔狼狈走出。季舒逃匿于厕。盖魏人阴谋，欲并澄与洋而歼之也。而洋以邂逅得脱，乃入诛京等。旋归晋阳。明年，（梁简文帝大宝元年，魏武定八年，齐文宣天保元年。）五月，如邺，遂废魏主而自立。（明年，十二月，遇鸩死。）是为北齐显祖文宣皇帝。（文宣之篡，高德政与杨愔实成之。时德政从文宣于晋阳，愔居邺。史言娄大后及勋贵多弗顺，然时篡势已成，必无人能阻之者，德政与愔，亦乘已成之势而成之耳，非能有所作为也。事见《北史·文宣纪》及《齐书·德政传》，以其无甚关系，今略之。）

第二节　文宣淫暴

自元魏分裂以来，东西南三方，遂成鼎峙之势，地广兵强，实推东国，然其后齐反灭于周者，则以北齐诸主，染鲜卑之习大深，以致政散民流，不能自立也。北齐乱君，实以文宣为首。

《北史·文宣纪》云：帝沉敏有远量，外若不远，内鉴甚明。文襄年长英秀，神武特所爱重，百僚承风，莫不震惧，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贬退，言咸顺从，故深见轻，虽家人亦以为不及。文襄嗣业，帝以次长见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预宴会，容貌远过靖德皇后，文襄弥不平焉。帝每为后私营服玩，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时未与，帝笑曰：“此物犹应可求，兄须何容恡？”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无饰让。每退朝还第，辄闭静坐，虽对妻子，能竟日不言。或祖跣奔跃，后问其故，对曰：“为尔慢戏，”此盖习劳而不肯言也。及登极之后，神明转茂。外柔内刚，果于断割，人莫能窥。又特明吏事，留心政术。简靖宽和，坦于任使。故杨愔等得尽匡赞，朝政粲然。兼以法驭下，不避权贵。或有违犯，不容勋戚。内外莫不肃然。至于军国机策，独决怀抱，规谋宏远，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缮甲练兵。左右宿卫，置百保军士。【7】每临行陈，亲当矢石。锋刃交接，惟恐前敌不多。屡犯艰厄，常致克捷。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留情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拔刀张弓，游行市肆。勋戚之第，朝夕临幸。时乘鹿车，白象、骆驼、牛、驴，并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驰走；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处处游行。多使刘桃枝、崔季舒负之而行。或担胡鼓而拍之。亲戚贵臣，左右近习，侍从错杂，无复差等。征集淫妪，悉去衣裳，分付从官，朝夕临视。或聚棘为马，纽草为索，逼遣乘骑，牵引来去，流血洒地，以为娱乐。凡诸杀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沉酗既久，弥以狂惑。每至将醉，辄拔剑挂手，或张弓傅矢，或执持牟槊，游行市廛。问妇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颠颠痴痴，何成天子？”帝乃杀之。或驰骋衢路，散掷钱物，恣人拾取，争竞喧哗，方以为喜。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两栋相距二百余尺，工匠危怯，皆系绳自防，帝登脊疾走，都无怖畏；时复雅舞，折旋中节；旁人见者，莫不寒心。【8】又召死囚，以席为翅，从台飞下，免其罪戮。【9】果敢不虑者，尽皆获全；危怯犹豫者或致损跌。沉酗既久，转亏本性。怒大司农穆子容，使之脱衣而伏，亲射之，不中，以橛贯其下窍，入肠。虽以杨愔为宰辅，使进厕筹。以其体肥，呼为杨大肚。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以刀子其腹。崔季舒托俳言曰：“老小公子恶戏，”因掣刀子而去之。又置愔于棺中，载以轜车，几下钉者数四。曾至彭城王浟宅，谓其母尒朱曰：“忆汝辱我母婿时，何由可耐？”手自刃杀。又至故仆射崔暹第，谓暹妻李曰：“颇忆暹否？”李曰：“结发义深，实怀追忆。”帝曰：“若忆时，自往看也。”亲自斩之，弃头墙外。尝在晋阳，以矟戏刺都督尉子耀，应手而死。在三台大光殿上，锯杀都督穆嵩。又幸开府暴显家，有都督韩哲无罪，忽众中召斩之数段。魏安乐王元昂，后之姊婿，其妻有色，帝数幸之，欲纳为昭仪，召昂令伏，以鸣镝射一百余下，凝血垂将一石，竟至于死。后帝自往吊，哭于丧次，逼拥其妻。仍令从官脱衣助，兼钱彩，号为信物，一日所得，将逾巨万。后啼不食，乞让位于姊，大后又为言，帝意乃释。所幸薛嫔，甚被宠爱，忽意其轻与高岳私通，无故斩首，藏之于怀。于东山宴，劝酬始合，忽探出头投于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髀为琵琶。一坐惊怖，莫不丧胆。帝方收取，对之流泪，云“佳人难再得，甚可惜也”。载尸以出，被发步哭而随之。至有闾巷庸猥人无识知者，忽令召斩。邺下系徒，罪至大辟，简取随驾，号为供御囚，手自刃杀，持以为戏。兼以外筑长城，内营宫殿，赏赉过度，天下骚然。内外憯憯，各怀怨毒。而素严断临下，加之默识强记，百僚战栗，不敢为非。案文宣本性，或尚较文襄为深沉，其吏才亦不让文襄。《文襄纪》言其情欲奢淫，动乖制度。尝于宫西造宅，墙院高广，听事宏壮，亚大极殿，神武入朝责之乃止，使其获登大位，亦未必愈于文宣也。文宣淫暴之事，多在天保六七年后，非徒本性，实亦疾病使然，观其冒犯寒暑，临履危险，多为人所不堪可知，（《本纪》又云：至于末年，每言见诸鬼物，亦云闻异音声，亦其有疾之一证。）即其耽于麹蘖，亦未必非病状也。特有狂易之疾者，发为何种行动，仍系习染使然，文宣虽云有疾，非染于鲜卑之俗，其淫暴，亦当不至如是其甚耳。

蒙山大佛

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凿寺后大岩为大佛，历五代24年始成。蒙山大佛以山镌刻，结跏趺定而坐，双手施禅定印，佛体厚胛肥肩，佛超山峦，高遏云天，气势非凡。

《北齐书·本纪》述文宣淫虐之事云：诸元宗室，咸加屠剿。永安、上党，并致冤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蒨之等，皆以非罪见害。案诸元被戮，见于史者，有咸阳王禧之子坦，高阳王雍之子斌，济阴王小新成之曾孙晖业，临淮王彧之弟孝友，昭成五世孙景皓，无上王之子彭城王韶。坦之死，以其子酒醉诽谤，妄说图谶，坦因此配北营州，（和龙。）死于配所。斌，天保二年从讨契丹，还至白狼河，（今大凌河。）以罪赐死，未知罪状为何。晖业亦死于是年，以骂元韶“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晖业在魏宗室中，颇有学问、气节。其在晋阳，无所交通，而撰魏藩王家世，为《辨宗录》三十卷，盖不胜其宗国之痛焉。孝友与之俱死。孝友，史亦称其明于政理，盖皆忌之也。景皓：天保时，诸元帝室亲近者，多被诛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议欲请姓高氏，景皓不肯，曰：“岂得弃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此言白文宣，遂被诛，家属徙彭城。元韶：齐神武以孝武帝后配之。《传》云：韶性行温裕。以高氏婿，颇膺时宠。能自谦退。临人有惠政。好儒学，礼致才彦。爱林泉，修第宅，华而不侈。可谓曲意求全矣，然亦卒不免。《传》又云：文宣剃韶须髯，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曰：“我以彭城为嫔御，”讥元氏微弱，比之妇女。十年，（天保十年。）大史奏云：“今年当除旧布新。”文宣谓韶曰：“汉光武何故中兴？”韶曰：“为诛诸刘不尽。”乃诛诸元以厌之。遂以五月诛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余十九家，并禁止之。韶幽于京畿地牢，绝食，啖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诛元氏。自昭成已下，并无遗焉。或父祖为王，或身尝贵显，或兄弟强壮，皆斩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矟。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鱼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北史》同。又云：世哲从弟黄头，使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鸱以飞。黄头独能飞至紫陌。（见上节。）仍付御史狱，毕义云饿杀之。《本纪》纪五月诛二十五家、禁止十九家，并同《韶传》，而无七月大屠剿之事。《北史》则诛二十五家、禁止十九家之下又云：“寻并诛之，男子无少长皆斩，所杀三千人，并投漳水，”与《韶传》所云七百二十一人者，多寡悬殊。《纪》又书八月癸卯，诏诸军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托携认，妄称姓元者，不问世数远近，悉听改复本姓，”《北史》亦同，岂《传》之所云，特就二十五家、十九家言之，《纪》则并当时滥及者数之，故其数不同邪？弃本宗，逐他姓，而卒遭骈戮之惨，亦可哀矣。然虽如是，元氏之获漏网者，仍非无之。景安以改姓获免。（赐姓高氏。）景安叔父种之子豫，景安告景皓时，漫言引之，云相应和。豫占云：“尔时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问景皓，所列符同，亦获免。元文遥者，昭成六世孙。文襄时为大将军府功曹。齐受禅时为中书舍人。后被幽执，不知所由。积年，文宣自幸禁狱释之。遂见任用，历武成、后主之世焉。元蛮者，江阳王继之子，孝昭元皇后之父，十年大诛元氏，孝昭为之苦请，因是追原之，赐姓步六孤氏，见《北齐书·外戚传》。昭成之后，又有名士将者，武成时位将作大匠，见《北史·魏诸宗室传》。即元坦家属徙彭城，亦未闻其更行追戮也。《十七史商榷》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序元魏之后，闻于唐世者甚多，然所列者，皆是后周韩国公谦及隋兵部尚书平昌公岩之后，则知元氏惟西魏尚有存者，而东魏已绝，”其说实为非是。惟屠戮多而所存廑耳。王氏又云：“《洛阳伽蓝记》第四卷云：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未及三十年，而元氏子孙三千人，又被高洋尽杀之；且前代之翦灭，不过阴行酖害，此则骈斩于市”云云，则诚蛮夷猾夏者百世之龟鉴矣。

永安简平王浚，神武第三子；上党刚肃王涣，神武第七子；其被祸俱在天保九年。（陈永定二年。）史言浚小时本与文宣有隙，后又以直谏被祸；涣之被祸，则以术士言亡高者黑衣，文宣问左右：“何物最黑？”对曰：“莫过漆，”帝以涣第七为当之；此皆非其真。史又言浚豪爽有气力，善骑射；涣材武绝伦，尝率众送萧渊，破东关，斩裴之横，威名甚盛；则或其见杀之由耳。先一年，文宣在晋阳，浚时为青州刺史，（见第十二章第六节。）涣录尚书事。文宣征浚，浚谢疾不至。文宣怒，驰驿收之。又使库直都督破六韩伯昇之邺征涣。涣至紫陌桥，（见第一节。）杀伯昇以逃，冯河而渡，土人执以送帝。既至，盛以铁笼，俱置北城地牢下。饮食溲秽，共在一所。是年，帝亲将左右，临穴歌讴，令浚等和之。浚等皇怖且悲，不觉声战。帝为怅然，因泣，将赦之。长广王湛，（神武第九子，即武成帝。）先与浚不睦，进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闻之，呼长广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见汝。”左右闻者，莫不悲伤。浚与涣皆有雄略，为诸王所倾服，帝恐为害，乃自刺涣，又使壮士刘桃枝就笼乱刺。矟每下，浚、涣辄以手拉折之，号哭呼天。于是薪火乱投，烧杀之。填以石土。后出，皮发皆尽，尸色如灰。帝以浚妃陆氏配仪同刘郁捷，涣妃李氏配冯文洛，皆帝家旧奴，令杀浚、涣，故以配焉。【10】又神武第十二子博陵文简王济，尝从文宣巡幸，在路忽忆大后，遂逃归，帝怒，临以白刃，因此惊恍。又清河王岳，为高归彦所搆，（归彦，神武族弟。）属文宣召邺下妇人薛氏入宫，即（《纪》所云薛嫔。）而岳先尝唤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悬薛氏姊而锯杀之，让岳，以为奸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轻薄不用，非奸也。”帝益怒。天保六年，（梁敬帝绍泰元年。）十一月，使归彦就宅切责之。岳忧悸不知所为，数日而死。时论纷然，以为遇鸩焉。案观长广王猛虎不可出穴之语，则知高氏弟兄相忌，初非独文宣一人，此当时风气使然，无足为怪，至其杀之之惨酷，则自由文宣有狂易之疾故也。

高隆之：齐受禅，进爵为王，寻以本官录尚书事。天保五年，（梁元帝承圣三年。）见杀。《传》云：初世宗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世宗崩，隆之启显祖，并欲害之，不许。显祖以隆之旧齿，委以政事，季舒等仍以前隙，乃谮云：“隆之每见诉讼者，辄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显祖以其委过要名，非大臣义，禁止尚书省。隆之曾与元昶宴饮，酒酣，语昶曰：“与王交游，当生死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将受魏禅，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衔之，因此遂大发怒，令壮士筑百余下放出。渴将饮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饮之。因从驾死于路。帝末年追忿隆之，诛其子德枢等十余人，并投漳水。又发隆之冢，出其尸，斩截骸骨，投之漳流。高德政：受禅之日，除为侍中。天保七年，迁尚书右仆射，仍兼侍中。其《传》云：德政与尚书令杨愔纲纪政事，多有弘益。显祖末年，纵酒酣醉，所为不法，德政屡进忠言，帝不悦。谓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惧，乃称疾，屏居佛寺，兼学坐禅，为退身之计。帝谓杨愔曰：“我大忧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禅代之际，因德政言情切至，方召致诚款，常内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从之。德政见除书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谓之曰：“闻尔病，我为尔针。”亲以刀子刺之，血流沾地。又使曳下斩去其趾。刘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临阶砌，切责桃枝曰：“尔头即堕地。”因索大刀自带，欲下阶。桃枝乃斩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于门下。其夜，开城门，以毡舆送还家。旦日，德政妻出宝物满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见而怒曰：“我府藏犹无此物。”诘其所从得，皆诸元赂之也。遂曳出斩之。时妻出拜，又斩之。并其子祭酒伯坚。德政死后，显祖谓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11】又教我诛诸元，我今杀之，为诸元报仇也。”案德政之死，在天保十年八月，正大诛诸元之后，德政乘机胁取其赂，而仍不能为之救解；如文宣言，则且从而下石焉；亦可谓险矣，足见伪朝之无正士也。杜弼亦以是年夏见杀。弼时为胶州刺史。（见第十三章第一节。）其《传》云：弼性质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显祖作相，致位僚首。初闻揖让之议，犹有谏言。显祖尝问弼云：“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讥我。高德政在要，不能下之，德政深以为恨，数言其短。又令主书杜永珍密启弼：在长史日，受人请属，大营婚嫁。显祖内衔之。弼恃旧，仍有公事陈请。上因饮酒，遂遣就州斩之。既而悔之，驿追不及。王元景，名昕，猛六世孙。为秘书监。《传》云：显祖以昕疏诞，骂之曰：“好门户，恶人身。”又有谗之者曰：“王元景每嗟水运不应遂绝。”帝愈怒，乃下诏徙幽州。后征还，判祠部尚书事。帝怒临漳令嵇晔，（临漳，见第三章第三节。）及舍人李文师，以晔赐薛丰洛，文师赐崔士顺为奴。郑子默私诱昕曰：“自古无朝士作奴。”昕曰：“箕子为之奴，何言无也？”子默遂以昕言启显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于殷纣。”帝后与朝臣酣饮，昕称病不至，帝遣骑执之，见其方摇膝吟咏，遂斩于御前，投尸漳水。亦天保十年也。李蒨之事，其详无所见。案高隆之、高德政，位高权重，皆有取死之道焉，史所言致死之由，不必实也。其杀王昕、杜弼，自为淫刑，然观高德政、杜弼，皆以讥鲜卑获罪，文宣种族之见，亦可谓深矣，安得尽委之于狂易哉？

文宣之营三台，《本纪》书其事于天保九年八月，云：先是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于邺下，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至是，三台成，改铜雀曰金风，金兽曰圣应，冰井曰崇光云。此为文宣侈靡之一端，至其起长城，则意在守御北方，虽曰劳民，不能尽目为暴政也。

文宣亦薄有武略。惟其时关西无隙可乘；南方陈武帝崛兴，力亦足以攘外，始纳渊明，继辅萧庄，皆致失利；故其力，仅用之于北边焉。魏世北边大敌，本为柔然。宣武帝时，柔然衰乱，其主阿那瓌奔魏，魏人辅之还北，一时颇见驯伏。六镇乱作，魏人始畏柔然。逮东西既分，乃竞与结好。西魏文帝，以元昱之女，称为化政公主，昱孝武时舍人。妻阿那瓌兄弟塔寒。又自纳阿那瓌女为后。加以金帛诱之。阿那瓌遂留东魏使元整，不报信命。又掠范阳、（见第四章第二节。）秀容，（见第六章第八节。）杀元整，转谋侵害。（孝静帝元象元年，梁武帝大同四年。）神武志在绥抚。会阿那瓌女妻文帝者遇疾死，因遣相府功曹参军张徽纂使阿那瓌，间说之云：“文帝及周文，既害孝武；又杀阿那瓌之女；妄以疏属假公主之号，嫁彼为亲。又阿那瓌渡河西讨时，周文烧草，使其马饥，不得南进。”又论“东魏正统所在。言其往者破亡归命，魏朝保护，得存其国。若深念旧恩，以存和睦，当以懿亲公主，结成姻媾；为遣兵将，伐彼叛臣。”阿那瓌乃归诚于东魏。东魏以常山王骘妹乐安公主妻之，改封为兰陵郡长公主。（兴和三年，梁大同七年。）阿那瓌以其孙女号隣和公主，妻神武第九子长广王湛。（兴和四年，梁大同八年。）又以其爱女，号为公主妻神武。（武定四年，梁中大同元年。）自此东魏边塞无事。至武定末，贡献相寻。齐受禅，亦岁时来往不绝。天保三年，（梁元帝承圣元年。）阿那瓌为突厥土门所破。突厥，自其初起时，即亲附西魏，西魏尝以长乐公主妻之。（大统十七年，梁简文帝大宝二年，即文宣天保二年也。）案西魏文帝后本乙弗氏，以纳蠕蠕主故，废而杀之。（《北史·后传》云：年十六，帝纳为妃。及帝即位，以大统元年，册为皇后。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惟大子及武都王戊存焉。帝更纳悼后，命后逊居别宫，出家为尼。悼后犹怀猜忌，复徙后居秦州，依子刺史武都王。帝虽限大计，恩好不忘。后密令养发，有追还之意。然事秘禁，外无知者。六年，春，蠕蠕举国渡河，颇有言虏为悼后之故兴此役。帝曰：“岂有百万之众，为一女子举也？虽然，致此物论，朕亦何颜以见将帅邪？”乃遣中常侍曹宠赍手敕，令后自尽。年三十一。及文帝山陵毕，手书云：万岁后欲令后配。公卿乃议追谥曰文皇后，袝于大庙。案后之废，在大统四年，年二十九。自其十六归帝，至此仅十有四年，而生男女十二人，足见其情好之笃。而帝竟不能庇其命，亦可哀矣。《蠕蠕传》云：阿那瓌率众度河，以废后为言，文帝不得已，遂敕废后自杀，与《后妃传》岐异。观下述阿那瓌以蠕蠕公主妻神武，而敕秃突佳留住，待见外孙乃归，恐以《蠕蠕传》之言为信；抑非蠕蠕有是言，当时魏朝，亦未必有欲害文后者也。然以惮于御敌之故，而使文后死于非命，魏之军人，亦可耻矣。）兰陵公主之适蠕蠕也，自晋阳北迈，资用器物，神武亲自经纪，咸出丰渥。蠕蠕公主之来也，（阿那瓌女妻神武者，号曰蠕蠕公主。）武明皇后亦避正室以处之。阿那瓌使其弟秃突佳来送女，仍戒曰：“待见外孙，然后返国。”神武尝有病，不得往公主所，秃突佳怨恚，神武即自射堂舆疾就之。观此诸事，可见当时宇文、高氏畏北狄之甚。齐既与柔然睦，而柔然为突厥所破，突厥又夙睦于西魏，固无怪文宣之欲经略之也。又宇文氏为慕容氏所破，别种窜于松漠之间者为奚、契丹，至南北朝末，亦渐强盛，能犯塞。此等虽未必大敌，然必边塞安，乃能尽力于西南二方，文宣乘间暇之时，出兵经略，固不能谓为非计也。

文宣之用兵于北垂，事起天保三年。（梁承圣元年。）《北齐书·本纪》：是岁，三月，讨库莫奚于代郡，大破之。获杂畜十余万，分赉将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东为民。二月，阿那瓌为突厥所破，自杀。其大子庵罗辰，及瓌从弟登注俟利发，注子库提，并拥众来奔。茹茹余众，立注次子铁伐为主。九月，帝自并州幸离石。（见第三章第四节。）十月，至黄栌岭。（在今山西汾阳县西北，接离石县界。）仍起长城，北至社干戍，【12】（胡三省云：此长城盖起于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案唐石州，今山西离石县。武州，今山西五寨县。社干戍，《通鉴》作社平戍，胡《注》云：《齐纪》作社干。）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四年，（梁承圣二年。）二月，送铁伐、登注、库提还北。铁伐寻为契丹所杀。国人立登注为主，仍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杀。国人复立库提。九月，契丹犯塞。帝北讨。十月，至平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从西道趋长堑。（胡三省曰：曹操征乌丸，出卢龙塞，堑山堙谷，五百余里，后人因谓之长堑。案卢龙塞，在今河北迁安县北。）诏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趋青山。（未详。）复诏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趋断契丹走路。帝至阳师水，（胡三省曰：《唐志》：贞观三年，以契丹，室韦部落置师州及阳师县于营州之废阳师镇，即此。）倍道兼行，掩袭，大破之。虏获十余万口，杂畜数十万头。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十二月，突厥复攻茹茹。茹茹举国南奔。帝自晋阳北讨突厥，迎纳茹茹。乃废库提，立庵罗辰，置之马邑。（见第三章第八节。）亲追突厥于朔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突厥请降，许之而还。五年，（梁承圣三年。）三月，庵罗辰叛。帝亲讨，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四月，茹茹寇肆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帝自晋阳讨之。至恒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黄瓜堆，（在今山西山阴县北。）虏骑散走。五月，北讨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众东徙，将南侵。帝率轻骑于金山下邀击之。（金山，未详。）茹茹闻而远遁。十二月，北巡。至达速岭，（在今山西平鲁县西北。）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六年，（梁绍泰元年。）六月，亲讨茹茹。七月，顿白道，（见第十二章第三节。）留辎重，亲率轻骑五千追茹茹，及于怀朔镇。（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帝躬当矢石，频大破之。遂至沃野。（见第十二章第三节。）获口二万余，牛、羊数十万头。是年，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胡三省云：盖即居庸下口。案居庸关，在今河北昌平县察哈尔延庆县之间。）至恒州，九百余里。（据《赵郡王琛传》，筑城时在六月。）十二月，先是自西河总秦戍（未详）。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八年，（陈永定元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库洛拔，《通鉴》作库洛枝。坞纥戍，《通鉴》作坞纥戍。未详为今何地。）凡四百余里。（八年筑城之役，亦见《赵郡王叡传》。）经略北边之事，盖至此而粗毕，故自是不复北出，亦无复大举矣。史所称帝之雄武，大抵皆指此诸役言之。（《纪》于天保四年伐契丹之役云：“帝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又云：“是行也，帝露头袒膊，昼夜不息，行千余里，惟食肉饮水，壮气弥厉。”五年四月之役云：“大军已还，帝率麾下千余骑，遇茹茹别部数万，四面围逼。帝神色自若，指画形势，虏众披靡，遂纵兵溃围而出。虏走，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前所引《北史·本纪》，谓帝每临行陈，亲当矢石云云，即栝是诸役而为言也。）当时北边安静，远国来朝贡者颇多，（此数年中，奚、契丹、突厥外，尚有肃慎、地豆干亦来朝，皆见《本纪》。）其功绩似不无足称，然亦不过使北边暂告安静而已。当时之茹茹、突厥及奚、契丹，兵力皆不甚强；史于文宣武功，又不免铺张扬厉；实亦无甚足称也。（柔然、突厥、奚、契丹之事，参看第十六章。）

第三节　孝昭武成篡夺

北齐之事，始坏于文宣，而大坏于武成。文宣嗣子幼弱，致启孝昭、武成二世之争夺，自此宗室之中，猜忌觊觎，互相屠戮，奸臣因之窃柄。孝昭在兄弟中，似较修饬，然享年不永；武成荒淫，实更甚于文宣；诒谋不臧，至后主而益昏荡。政治内素，强敌外陵，于是大宁之后，不及二十年，而齐祚迄矣。

文宣母弟四人：常山王演，（神武第六子。）襄城王淯，（神武第八子。）长广王湛，（见上节。）博陵王济（神武第十二子。）是也。襄城为人，盖无能为；博陵年幼；故惟常山、长广二王为亲逼。常山：天保五年，（梁元帝承圣三年。）除并省尚书令。七年，（梁敬帝大平元年。）从文宣还邺。文宣以尚书奏事，多有异同，令与朝臣先论定得失，然后敷奏。八年，（陈武帝永定元年。）转司空，录尚书事。九年，（陈永定二年。）除大司马，仍录尚书。《孝昭纪》云：文宣溺于游宴，帝密撰事条将谏，其友王晞以为不可，帝不从，因间极言，遂逢大怒。帝性颇严，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辄加捶楚；令史奸慝，并即考竟。文宣乃立帝于前，以刀环拟胁；召被罚者，临以白刃，求帝之短，咸无所陈，方见解释。后赐帝魏时宫人，醒而忘之，谓帝擅取，遂以刀环乱筑，因此致困。皇大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为。先是禁王晞，乃舍之，令侍帝。《晞传》云：文宣昏逸，常山王数谏，帝疑王假辞于晞，欲加大辟。王私谓晞曰：“博士，明日当作一条事，为欲相活，亦图自全，宜深体勿怪。”乃于众中杖晞二十。帝寻发怒，闻晞得杖，以故不杀，髡钳鞭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因谏争，大被殴挞，闭口不食。大后极忧之。帝谓左右曰：“傥小儿死，奈我老母何？”于是每问王疾。谓曰：“努力强食，当以王晞还汝。”乃释晞令往。后王承间苦谏，遂至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颈，骂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谁教汝？”催遣捶楚。乱杖抶数十。会醉卧得解，盖常山当文宣之世，实已屡濒于危，特以大后故得免耳。十年，（陈永定三年。）十月，文宣死于晋阳。大子殷立，是为废帝。尚书令杨愔，与左仆射平秦王归彦，侍中燕子献，黄门侍郎郑子默，（名颐。）同受遗诏辅政。愔在文宣朝，称为贤相，史称自天保五年以后，维持匡救，实有赖焉。尚大原长公主。归彦，文宣诛高德政，金宝财货，悉以赐之，盖亦颇得宠信。子献，尚阳翟长公主。子默，文宣为大原公时，为东祭酒。与宋钦道特相友爱。钦道为文宣大将军主簿。后令在东宫教大子习事。钦道文法吏，不甚谙识古今，而子默以文学见知，有疑事必询焉。二人幸于两宫，虽诸王大臣，莫不敬惮，盖又与废帝关系较深者也。并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晋阳，以大行在殡，天子谅暗，议令常山王在东馆。欲奏之事，皆先谘决。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随梓宫至邺，留长广王镇晋阳。执政复生疑贰，而王又俱从至于邺。子献立计，欲处大皇大后于北宫，（武明后。）政归皇大后。（文宣后李氏。）自天保八年以来，爵赏多滥，愔先自表解其开封王，诸叨窃恩荣者，皆从黜免，由是嬖宠失职之徒，尽归心二叔。归彦初虽同德，寻以疏忌之迹，尽告两王。（《归彦传》云：济南自晋阳之邺，杨愔宣敕，留从驾五千兵于西中，阴备非常，至邺数日，归彦乃知之，由是阴怨杨、燕。杨、燕等欲去二王，问计归彦，归彦诈喜，请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许心违，驰告长广。元海者，上洛王思宗子，思宗，神武从子也。可朱浑天和道元季弟。尚东平公主。时为领军大将军。）又每云：“若不诛二王，少主无自安之理。”钦道面奏帝：称“二叔威权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许，曰：“可与令公共详其事。”愔等议出二王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启皇大后，具述安危。宫人李昌仪者，（胡三省曰：昌仪盖亦内职，而《北史·后妃传》无之，盖大后女官之名。）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宫，大后以昌仪宗情，甚相昵爱，以启示之，昌仪密启大皇大后。愔等又议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长广王为大司马、并州刺史，常山王为大师、录尚书事。及二王拜职，于尚书省大会百僚，愔等并将同赴，子默止之，不听。长广旦伏家僮数十人于录尚书后室。仍与席上勋贵数人相知。并与数勋胄约：“行酒至愔等，我各劝双杯。彼必致辞。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尔辈即捉。”及宴，如之。于是愔及天和、钦道，皆被拳杖乱殴击，头面血流。各十人持之。子献素多力，头又少发，排众走出省门。斛律光逐而擒之。使执子默于尚药局。（《孝昭纪》云：帝戎服，与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归彦、领军刘洪徽入自云龙门。于中书省前遇散骑常侍郑子默，又执之。）二叔率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拥愔等唐突入云龙门。见都督叱利骚，招之，不进，使骑杀之。开府成休宁拒门，归彦喻之，乃得入。（《孝昭纪》：帝至东门，都督成休宁抽刃呵帝，帝令高归彦喻之，休宁厉声大呼不从。归彦既为领军，素为兵士所服，悉皆弛杖，休宁乃叹息而罢。《归彦传》云：孝昭将入云龙门，都督成休宁列仗拒而不纳，归彦喻之，然后得入。进而柏阁、永巷，亦如之。）送愔等于御前。长广王及归彦在朱华门外。大皇大后临昭阳殿。大后及帝侧立。常山王以砖叩头，进而言曰：“臣与陛下，骨肉相连。杨遵彦等欲擅朝权，威福自己。王公以还，皆重足屏气，共相唇齿，以成乱阶。若不早图，必为宗社之害。臣与湛等为国事重；贺拔仁、斛律金等惜献皇帝基业；共执遵彦等领入宫。未敢刑戮。专辄之失，罪合万死。”帝时默然。领军刘桃枝之徒陛卫，叩刀仰视，帝不睨之。大皇大后令却仗，不肯。又厉声曰：“奴辈即今头落，”乃却。（《孝昭纪》：时庭中及两廊下卫士二千余人，皆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又被文宣重遇，抚刃思效。废帝性吃讷，兼仓卒不知所言；大皇大后又为皇大后誓言帝无异志，惟去逼而已；高归彦敕劳卫士解严，永乐乃纳刀而泣。帝乃令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以京畿军入守门，斩娥永乐于园。与《杨愔传》不同，当以《孝昭纪》为确，观永乐被害，桃枝安然无患可知。《武成纪》帝既与孝昭谋诛诸执政，迁大傅，录尚书事，领京畿大都督，正使之守御门也。）乃让帝曰：“此等怀逆，欲杀我二儿，次及我，尔何纵之？”帝犹不能言。大皇大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大皇大后又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13】大后拜谢。常山王叩头不止。大皇大后谓帝曰：“何不安慰尔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但愿乞儿性命，儿自下殿去，此辈任叔父处分。”遂皆斩之。长广王以子默昔谗己，作诏书，故先拔其舌，截其手焉。（以上据《杨愔传》。）时废帝乾明元年二月也。（即孝昭帝皇建元年，陈文帝天嘉元年。）以赵彦深代总机务。彦深者，幼孤贫，司马子如用为尚书令史。后荐诸神武，为大丞相功曹参军，专掌机密。历文襄、文宣之世。以温柔谨慎称。盖委蛇自保之流，故能历武成、后主之世而无患。杨愔固非端人，至彦深，则每况愈下矣。后主时，赵郡王俨作乱，（见下节。）率京畿军士三千余人屯千秋门。广宁、安德二王（广宁王孝珩，文襄第二子。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适从西来，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中常侍刘辟疆曰：“人少。”安德王顾众而言曰：“孝昭帝杀杨遵彦，止八十人，今乃数千，何言人少？”孝昭杀杨遵彦止八十人，未知信否，然时二王非有兵权，徒党必不能多；勋胄特以利合，或则年少好事，岂能为之力战？陛卫之士，自足御之，而废帝吃讷不能发言，遂使二王幸而获济矣。《废帝纪》云：文宣登凤台，召大子使手刃囚，大子恻然有难色，再三不断其首。文宣怒，亲以马鞭撞大子三下。由是气悸语吃，精神时复昏扰。然则教之杀人者，适所以使之见杀于人也。【14】亦可哀矣。

杨愔等既死，于是以常山王演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大传、录尚书、京畿大都督。演寻如晋阳。有诏：军国大政，咸谘决焉。八月，大皇大后令废帝为济南王。演即位于晋阳，是为孝昭皇帝。

孝昭之诛杨愔等，谓长广王湛曰：“事成，以尔为皇大弟。”及践阼，乃使湛在邺主兵，立子百年为皇大子。湛甚不平。时留济南于邺，除领军库狄伏连为幽州刺史，以斛律丰乐（光弟，名羡。）为领军，以分湛之权。湛留伏连，不听丰乐视事。乃与河阳王孝瑜伪猎，谋于野，暗乃归。（孝瑜，文襄长子。本传云：孝瑜养于神武宫中，与武成同年相爱，将诛杨愔等，孝瑜豫其谋。及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孝昭纪》云：帝以尊亲而见猜斥，乃与长广王期猎，谋之于野，疑即与武成谋之传误也。）既而大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气。”孝昭以为济南应之，使平秦王归彦之邺，迎济南赴并州。时高元海以散骑常侍留邺典机密，湛先咨焉，并问自安之计。元海说梁孝王惧诛入关事。请以数骑入晋阳，先见大后求哀，后见主上，请去兵权，以死为限，求不干朝政，必保泰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当且表云：威权大重，恐取谤众口，请青、齐二州刺史，沉静自居，必不招物议，此中策也。更问下策。曰：“发言即恐族诛。”逼之。答曰：“济南世嫡，主上假大后令而夺之，（孝昭即位，武明后复为大后，文宣后降居昭信宫，称昭信大后。）今集文武，示以此敕，执丰乐，斩归彦，尊济南，号令天下，以顺讨逆，此万世一时也。”湛大悦，狐疑竟未能用，乃令数百骑送济南于晋阳。既至，孝昭杀之。时皇建二年九月也。（陈天嘉二年。）十一月，孝昭死，征湛入即位，是为世祖武成皇帝。

孝昭之篡也，高归彦以司空兼尚书令。孝昭死，归彦迎武成于邺，进位大傅，领司徒。武成以前翻覆之迹，渐忌之。河清元年，（陈天嘉三年。）二月，出为冀州刺史。至州，不自安，谋逆。望车驾入晋阳，乘虚入邺。为其郎中令吕思礼所告。诏段诏袭之。城破，归彦单骑北走，至交津，（《水经注》：白马河入衡漳之口，在武隧县南。武隧，汉县，后汉曰武遂，北齐省，在今河北武强县东北。）见获，锁送邺，并子孙十五人皆弃市。明年，（河清二年，陈天嘉四年。）高元海亦被捶马鞭六十，出为兖州。先是已杀文宣次子大原王绍德。及是，复杀河南王孝瑜，及其弟河间王孝琬。孝琬弟延宗，亦被捶几死。绍德之死，《后妃传》谓由武成淫其母，生女，绍德愠，母惭，杀其女，（即昭信皇后也。《传》云：武成践阼，逼后淫乱，云：“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后惧，从之。后有娠，绍德至，不得见，愠曰：“儿岂不知邪？姊姊腹大，故不见儿。”后闻之，大惭，由是生女不举。帝横刀诟曰：“尔杀我女，我何不杀尔儿？”对后前筑杀绍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乱挝挞之。号天不已。盛以绢囊，流血淋漉，投诸渠水，良久乃苏。犊车载送妙胜尼寺。后性爱佛法，因此为尼。《南阳王绰传》云：绰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为妹妹。）本传谓系修旧怨，（《传》云：武成因怒李后，骂绍德曰：“尔父打我时，竟不来救，”以刀环筑杀之。）其说两岐，盖特以其为废帝母弟而杀之；至孝瑜之见杀，则其故自与归彦、元海之见忌同也。（《孝瑜传》云：武成尝使和士开与胡后对坐握槊，孝瑜谏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与臣下接手。”帝深纳之。后又言赵郡王父死非命，不可亲。由是叡及士开皆侧目。士开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东惟闻河南王，不闻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尒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大后，孝瑜先与之通，后因大子婚夜，孝瑜窃与之言。武成大怒。顿饮其酒三十七杯。使娄子彦载以出，酖之于车。至西华门，烦热躁闷，投水而绝。赵郡王叡，琛子，琛，神武弟，以乱后庭，因杖而毙。武成后通和士开，可信与否，尚在疑似之间，观下节自见，谓孝瑜因谏后与士开握槊而招怨，更不足信矣。孝琬，文襄第三子。《传》云：突厥与周师入大原，武成将避之而东，孝琬叩马谏，请委赵郡王部分之，必整齐，帝从其言。孝琬免胄将出，帝使追还。孝琬以文襄世嫡，骄矜自负。河南王之死，诸王在宫内，莫敢举声，惟孝琬大哭而出。又怨执政，为草人而射之。和士开与祖珽谮之云：“草人拟圣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脱兜鍪抵地，云岂是老妪？须著此？此言属大家也。”初魏世谣言：“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头金鸡鸣。”珽以说曰：“河南河北，河间也。金鸡鸣，孝琬将建金鸡而大赦。”帝颇惑之。时孝琬得佛牙，置于第内，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顺请以奏闻，不从。帝闻，使搜之，得镇库矟幡数百。帝闻之，以为反状。讯其诸姬。有陈氏者，无宠，诬对曰：“孝琬画作陛下形哭之。”然实是文襄像，孝琬时时对之泣。帝怒，使武卫赫连辅玄倒鞭挝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谁是尔叔？敢唤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孙，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静皇帝外孙，何为不得唤作叔也？”帝愈怒，折其两胫而死。案文襄第二子广宁王孝珩，第四子兰陵王长恭，一名孝瓘，武成世皆无患；第五子安德王延宗，虽被挝几死，亦获保全；而孝琬独见杀者？盖由其以文襄世嫡自负，故为武成所忌也。《延宗传》云：河间死，延宗哭之泪赤。又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讯之，曰：“何故杀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延宗于地，马鞭挝之二百，几死。）其明年，（河清三年，陈天嘉五年。）遂杀孝昭大子乐陵王百年。（《百年传》云：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围日再重，又横贯而不达；赤星见，帝以盆水承星影而盖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厌之。会博陵人贾德胄教百年书，百年尝作数敕字，德胄封以奏。帝乃发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带玦留与妃斛律氏。见帝于玄都苑凉风堂。使百年书敕字，验与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乱捶击之。又令人曳百年绕堂，且走且打，所过处血皆遍地。气息将尽，曰：“乞命，愿与阿叔作奴？”遂斩之。弃诸池，池水尽赤。于后园亲看埋之。妃把玦哀号，不肯食，月余亦死。玦犹在手，拳不可开。时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开。）《孝昭纪》云：初帝与济南约不相害。及舆驾在晋阳，武成镇邺，望气者云邺城有天子气，帝尝恐济南复兴，乃密行鸩毒。济南不从，乃扼而杀之。后颇愧悔。初苦内热，频进汤散。时有尚书令史，姓赵，于邺城见文宣从杨愔、燕子献等西行，言相与复仇。帝在晋阳，与毛夫人亦见焉。遂渐危笃。备禳厌之事。诸厉方出屋梁，骑栋上，歌呼自若，了无惧容。时有天狗下，乃于其所讲武以厌之。有兔惊马，帝坠而绝肋。大后视疾，问济南所在者三。帝不对。大后怒曰：“杀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临终之际，惟扶服床枕，叩头求哀。遣使诏追长广王入纂大统，手书云：“宜将吾妻子，置一好处，勿学前人也。”（《百年传》亦云：帝临崩，遗诏传位于武成，并有手书，其末曰：“百年无罪，汝可以乐处置之，勿学前人。”）说虽荒诞，谓孝昭杀济南而悔，及其临死属武成之语则或真，亦可哀矣。（《废帝纪》云：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从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后儿不得也。”邵惧，请改焉。文宣不许，曰：“天也。”因谓孝昭帝曰：“夺时但夺，慎勿杀也。”与史纪孝昭属武成之语颇相类，此则殊不足信。大抵帝王必有所私昵之人，丧败之后，私昵为之不平，又感激私恩，乃造作此等言语，以见其能前知，流俗无识，则亦相与传之云尔。其实富贵中人，大多神识昏瞀，不能悬鉴未来，亦且不暇豫虑后事也。）【15】是岁，又杀神武第四子平阳靖翼王淹。（《淹传》云：河清三年，薨于晋阳，或云以鸩终。）神武第五子彭城景思王浟，车驾临幸常留邺，是岁，二月，群盗田子礼等谋劫浟为主，不从，遇害。

因宗室之间，猜忌甚深，遂有传位大子之举。武成后胡氏，生子纬，以河清元年，立为大子。次子曰东平王俨。《祖珽传》云：皇后爱少子，愿以为嗣。武成以后主体正居长，难于移易。珽私于和士开曰：“君之宠幸，振古无二，宫车一日晚驾，欲何以克终？”士开因求策焉。珽曰：“宜说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大子早践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宫、少主皆德君，此万全计也。君此且微说，令主上粗解，珽当自外论之。”士开许诺。因有彗星出，大史奏云除旧布新之征，珽于是上书，帝从之。河清四年，（即后主天统元年，陈天嘉六年。）四月，传位于纬，是为后主。时年十岁。案武成时年二十有九，何至虑及其将死？则《珽传》之言，不足信也。帝盖亦自有此意？其不肯废长立幼亦以此？然君臣之位，又岂可以虚名定哉？

第四节　武成后主荒淫

神武诸子，孝昭才性，似为最优。《本纪》云：帝聪敏有识度。深沉能断，不可窥测。自居台省，留心政术。闲明簿领，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弥所刻厉。轻徭薄赋，勤恤人隐。内无私宠，外收人物。日昃临朝，务知人之善恶。每访问左右，冀获直言。曾问舍人裴泽在外议论得失。泽率尔对曰：“陛下聪明至公，自可远侔古昔，而有识之士，咸言伤细，帝王之度，颇为未弘。”帝笑曰：“诚如卿言。朕初临万几，虑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后又嫌疏漏。”泽因被宠遇。其乐闻过如此。雄断有谋。于时国富兵强，将雪神武遗恨，意在顿驾平阳，为进取之策，（参看下节。）远图不遂，惜哉！说虽过情，然其视文襄、文宣为优，则必不诬矣。至武成而大坏。

落日下的龙门12、13窟

《恩幸传》云：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桢干之臣，惟郭秀小人，有累明德。（秀事高祖，为尚书右丞。）天保五年之后，虽罔念作狂，所幸之徒，惟左右驱驰，内外亵狎，其朝廷之事，一不与闻。大宁之后，奸佞寖繁，盛业鸿基，以兹颠覆。《后主纪》云：“武成爱狎庸竖，委以朝权；帷薄之间，淫侈过度；灭亡之兆，其在斯乎？后主以中庸之姿，怀易染之性。永言先训，教匪义方。始自襁褓，至于传位，隔以正人，闭其善道。养德所履，异乎春诵夏弦。过庭所闻，莫非不轨不物。辅之以中宫奶媪，属之以丽色淫声。纵绁之娱，恣朋淫之好。语曰：从恶若崩，盖言其易。”然则后主之荒淫，亦不翅武成为之也。武成诚亡齐之罪魁矣。武成、后主之世，嬖幸极多，其乱政最甚者，实为和士开、穆提婆、高阿那肱、韩长鸾等数人。士开：初为武成开府参军，甚相亲狎。文宣知其轻薄，责以戏狎过度，徙长城。后武成复请为京畿士曹参军。及践阼，累除侍中，又除右仆射。武成寝疾，士开入侍医药。武成谓其有伊、霍之才，殷勤属以后事。临崩，握士开之手曰：“勿负我也。”仍绝于其手。（士开虽小人，然不能谓其无才。《齐书·佞幸传》谓其说世祖云：“自古帝王，尽为灰烬，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国事分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苦也。”【16】世祖大悦。又谓寿阳陷没，后主使于黎阳临河筑城戍，曰：“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更可怜人生如寄，惟当行乐，何因愁为？”此乃其时士大夫见解如此，乃傅会为此说耳。自古荒淫之人，皆惟溺其事，安论其理邪？）武成好握槊，士开善于此戏，以此得幸。《胡后传》又谓士开每与后握槊，因此与后奸通云。（案观下文所述，后之见禁，实以赵王俨之故，则史所叙后淫乱之迹，不必尽信。）穆提婆，本姓骆，后其母陆令萱佞媚穆昭仪，养之为女，（见下。）乃改姓穆氏。令萱以配入掖庭。后主襁褓之中，令其鞠养，谓之乾阿奶。遂大为胡后所昵爱。令萱奸巧多机辩，取媚百端。宫掖之中，独擅威福。天统初，奏引提婆，入侍后主。朝夕左右，大被亲狎。高阿那肱：父市贵，从高祖起义，那肱为库典，从征讨，以功勤，擢为武卫将军。妙于骑射，便辟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为世祖所爱重。又谄悦和士开，尤相亵狎，士开每为之言，弥见亲待。韩凤，字长鸾。有膂力，善骑射。稍迁都督。后主居东宫，世祖简都督二十人，送令侍卫，凤在其数，数唤共戏云。此外又有宦官、（神武时，宦者惟内驱使，不被恩遇。历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宠幸，但渐有职任。武成时，有至仪同、食干者，【17】而邓长任参宰相，干豫朝权。又有陈得信，亦参时宰。与长并开府、封王。后主朝，多授开府，罕止仪同，亦有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者。多带侍中、中常侍，此二职乃至数十人。史称其“败政虐民，古今未有。”“一戏之赏，动逾巨万；丘山之积，贪恡无厌”焉。）苍头，（高祖时有陈山提、盖丰乐、刘桃枝等。天保、大宁之朝，渐以贵盛。至武平时，皆以开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则追赠王爵。又有何海及子洪珍皆为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鬻狱卖官。）胡小儿，【18】（史丑多之徒胡小儿等数十，咸能舞工歌，亦至仪同、开府，封王。眼鼻深险，排突朝贵，尤为人士之所疾恶。）及以音乐、（沈过儿，官至开府、仪同。王长通，年十四五，便假节通州刺史。）使鬼等见幸者，（时又有开府薛荣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于后主曰：“臣已发遣斛律明月，将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经古冢，荣宗谓舍人元行恭：“是谁冢？”行恭戏之曰：“林宗冢。”复问：“林宗是谁？”行恭曰：“郭元贞父。”荣宗前奏曰：“臣向见郭林宗从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捶马鞭，问臣：我阿贞来否？”是时群妄多类此。以上据《北齐书》及《北史·佞幸传》。）皆盛于武成之朝，而诒诸后主者也。武成传位元子，名号虽殊，政犹己出，及其身，朝局尚无大变动，至武成死而波澜迭作矣。

武成死于天统四年十二月。（陈废帝光大二年。时年三十二。）黄门侍郎胡长粲，（武成皇后从兄。）领军娄定远，（昭子。）录尚书赵彦深，左仆射和士开、高文遥，（即元文遥赐姓。）领军綦连猛、高阿那肱，右仆射唐邕同知朝政，时人号为八贵。武成之死也，和士开秘丧三日不发。黄门侍郎冯子琮，其妻，胡皇后之妹也。《子琮传》云：子琮素知和士开忌赵郡王叡及娄定远，恐其矫遗诏，出叡外任，（叡时为大尉，录尚书事。）夺定远禁卫之权，乃谓士开曰：“但令在内贵臣，一无改易，王公已下，必无异望。”乃发丧。文遥以子琮大后妹夫，恐其奖成大后干政，说赵郡王及士开出之，拜郑州刺史。（郑州，治颍阴，见第十三章第八节。）至州未几，大后为齐安王纳子琮长女为妃，（齐安王廓，武成第四子。）子琮因请假赴邺，遂授吏部尚书，俄迁右仆射，乃摄选。观此，知武成甫死，大后与赵郡王，业已互相龁矣。明年，（天统五年，陈宣帝大建元年。）正月，杀定州刺史博陵王济。济，神武第十二子也。其传云：天统五年，在州语人云，“计次第亦应到我。”后主闻之，阴使人杀之。案是时神武第十子任城王湝尚存，济安得作此语？济之死，必别有其故可知矣。至二月而赵郡王之变作。《和士开传》云：叡与娄定远等谋出士开，引诸贵人，共为计策。（《北史》云：仍引任城、冯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为计策。冯翊王润，神武第十四子也。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天平初，蠕蠕使至晋阳。吐根密启本蕃情状，神武得为之备。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赏赉。其后与蠕蠕和亲，结成婚媾，皆吐根为行人也。在其本蕃，为人所谮，投奔神武。）属大后觞朝贵于前殿，叡面陈士开罪失。大后曰：“先帝在时，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饮酒，勿多言。”叡辞色愈厉。或曰：（《北史》作“安吐根继进曰。”）“不出士开，朝野不定。”叡等或投冠于地，或拂衣而起，言辞咆勃，无所不至。明日，叡等共诣云龙门，令文遥入奏。大后不听。段韶呼胡长粲传言：“大后曰：梓宫在殡，事大匆促，欲王等更思量。”赵郡王等遂并拜谢，更无余言。（《北史》云：长粲复命，大后谓曰：“成妹母子家计者，兄之力也。”厚赐叡等而罢之。）大后及后主召见问士开。士开曰：“先帝群官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谅暗始尔，大臣皆有觊觎心。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谓叡等曰：令士开为州，待过山陵，然后发遣。（《北史》作“宜谓叡等云：文遥与臣，同是任用，岂得一去一留？并可以为州，且依旧出纳，待过山陵，然后发遗。”）叡等谓臣真出，必心喜之。”后主及大后然之，告叡等如士开旨。以士开为兖州刺史。（《北史》多文遥为西兖州刺史句。）山陵毕，叡等促士开就路。士开载美女、珠帘，及条诸宝玩，诣定远谢。定远喜，谓士开曰：“欲得还入不？”士开曰：“在内久，常不自安，今得出，实称本意，不愿更入，但乞王保护，长作大州刺史。今日远出，愿得一辞觐二宫。”定远许之。士开由是得见大后及后主。进说曰：“观朝贵意，势欲以陛下为乾明，（济南年号。）臣出之后，必有大变。”因恸哭。帝及大后皆泣。问计将安出？士开曰：“臣已得入，复何所虑？正须数行诏书耳。”于是诏出定远为青州刺史；责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杀之。（《叡传》云：入见大后，出至永巷，遇兵被执，送华林园，于雀离佛院令刘桃枝拉而杀之。时年三十六。）复除士开侍中、尚书、右仆射。定远归士开所遗，加以余珍赂之。武平元年，（陈宣帝大建二年。）封淮阳王。除尚书令，录尚书事，复本官，悉得如故。观此传所言，叡不臣之迹，较然甚明。段韶、娄定远，特劫于势无可如何，初非与之为党，亦显而易见。士开藉定远之力乃得入见，可见叡之跋扈。当日者，与谓齐之社稷，与叡共安危，毋宁谓大后、后主，与士开同利害，曷怪武成临终，殷勤托付哉？《叡传》所言，叡之邪正，适与此传反，其不足信亦明矣。

文遥、定远既出，唐邕专典外兵，（参看第八节。）綦连猛、高阿那肱别总武任，惟胡长粲常在左右，兼宣诏令。从幸晋阳，后主富于春秋，庶事皆归长粲。胡长仁者，武成皇后长兄也。言于后，发其阴私，请出为州，后主不得已，从焉。长仁初以内戚，历位尚书左仆射，尚书令。武成崩，参豫朝政。封陇东郡王。左丞郦孝裕，郎中陆仁惠、卢元亮，厚相结托，人号为三佞。孝裕劝其求进。和士开深疾之。于是奏除孝裕为章武郡守，（章武，见第八章第五节。）元亮为淮南郡守，（淮南郡，治寿春。）仁惠为幽州长史。孝裕又说长仁曰：“王阳卧疾，和士开必来，因而杀之，入见大后，不过百日失官，便代其处。”士开知其谋，更徙孝裕为北营州建德郡守。（建德，后魏郡，未详今地。）长仁每干执事，求为领军。将相文武，抑而不许，以本官摄选。长仁意犹未尽。天统五年，（陈大建元年。）从驾自并还邺。夜发滏口，（见第十二章第四节。）帝以夜漏尚早，停于路旁。长仁后来，谓是从行诸贵，遂遣门客程牙驰骑呼问。帝遣中尚食陈德信问是何人。牙不答而走。帝命左右追射之。既而捉获。令壮士扑之，决马鞭二百。牙一宿便死。士开因此，遂令德信列长仁倚亲骄豪，无畏惮。（据《北史·长仁传》。《北齐书》云：“后长仁倚亲骄豪，无畏惮”，则以德信之弹文为事实矣。）由是除齐州刺史。（齐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及辞，于昭阳列仗引见，长仁不敢发语，惟泣涕横流。到任，启求暂归，所司不为奏。怨愤，谋令人刺士开。其弟告之。士开密与祖孝征（珽字。）议之。孝征引汉文帝杀薄昭故事，于是敕遣张固、刘桃枝驰驿诣齐州，责长仁谋害宰辅，遂赐死。案长仁亲大后兄，而其死也，大后不能庇，恐其罪状，亦不止于欲谋杀士开矣。《祖珽传》：珽以言禅事，拜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大被亲宠。既见重二宫，因志于宰相。先与黄门侍郎刘逖友善，乃疏赵彦深、和士开罪状，令逖奏之。逖惧不敢通，其事颇泄。彦深等先诣帝自陈。（武成。）帝大怒，鞭二百，配甲坊。寻徙于光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为深坑置诸内，桎梏不离其身。夜中以芜青子烛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后主忆之，就除海州刺史。（东魏改青州为海州。治龙沮，见第九章第五节。）是时陆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爱幸，珽乃遗陆媪弟悉达书。和士开亦以珽能决大事，欲以为谋主，故弃除旧怨，虚心待之。与陆媪言于帝。珽由是入为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盖时士开势亦甚危，故明知珽之倾险，而亦欲引以自助也，然卒不免于赵郡王之祸。

赵郡王俨，在武成时，已拜开府、侍中、中书监、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迁大司徒、尚书令、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帝幸并州，俨常居守。《传》云：帝每称曰：“此黠儿也，当有所成，”以后主为劣，有废立意。（此与《和士开传》谓胡后欲立俨，而武成以后主体正居长，难于移易者又不同，足见史说多不尽信。）和士开、骆提婆忌之。武平二年，（陈大建三年。）出俨居北宫，五日一朝，不得复每日见大后。（每日，《北史》作无时。）四月，诏除大保，余官悉解。犹带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库，欲移俨于外，然后夺其兵权。治书侍御史王子宜，与俨左右开府高舍洛，中常侍刘辟疆说俨曰：“殿下被疏，正由士开间构。何可出北宫，入百姓丛中也？”俨谓侍中冯子琮曰：“士开罪重，儿欲杀之。”子琮心欲废帝而立俨，因赞成其事。俨乃令子宜表弹士开罪，请付禁推。子琮杂以他文书奏之。后主不审省而可之。俨诳领军库狄伏连曰：“奉敕令领军收士开。”伏连以谘子琮，且请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须重奏？”伏连信之。伏五十人于神虎门外，诘旦，执士开送御史。俨使冯永洛就台斩之。俨徒本意，惟杀士开，及是，因逼俨曰：“事既然，不可中止。”俨遂率京畿军士三千余人，屯千秋门。后主急召斛律光。光入见后主于永巷。帝率宿卫者步骑四百授甲将出战。光曰：“小儿辈弄兵，与交手即乱。至尊宜自至千秋门，琅邪必不敢动。”皮景和亦以为然。（景和时为领军将军。）后主从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来。”俨徒骇散。帝驻马桥上呼之。俨犹立不进。光就谓曰：“天子弟杀一汉，何所苦？”【19】执其手，强引以前。帝拔俨带刀环乱筑辫头，良久，乃释之。【20】收伏连及高舍洛、王子宜、刘辟疆、都督翟显贵于后园，帝亲射之而后斩。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职吏，尽欲杀之。光以皆勋贵子弟，恐人心不安；赵彦深亦云：《春秋》责帅；于是罪之各有差。自是大后处俨于宫内，食必自尝之。陆令萱说帝；何洪珍与和士开素善，亦请杀之；未决，以食舆密迎祖珽问之。珽称周公诛管叔，季友酖庆父，帝纳其言。以俨之晋阳。九月下旬，帝启大后曰：“明日欲与仁威出猎，（仁威，俨字。）须早出早还。”是夜四更，帝召俨，使刘桃枝杀之。时年十四。有遗腹四男，皆幽死。《北史·冯子琮传》云：和士开居要日久，子琮旧所附托，中虽阻异，其后还相弥缝。时内外除授，多由士开奏拟，子琮既恃内戚，兼带选曹，自擅权宠，颇生间隙。时陆媪势震天下，大后与之结为姊妹，而和士开于大后有丑声，子琮欲阴杀陆媪及士开，因废帝而立琅邪王俨。以谋告俨，俨许之。乃矫诏杀士开。及俨见执，言子琮教己。大后怒，又使执子琮，遣右卫大将军侯吕芬就内省以弓弦绞杀之。此与《俨传》谓俨徒本意惟欲杀士开者绝异。《胡后传》言：后自武成崩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乃置百僧于内殿，托以听讲，日夜与昙献寝处。以献为昭玄统。帝闻大后不谨而未之信。后朝大后，见二少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昙献事亦发。皆伏法。帝自晋阳奉大后还邺，至紫陌，（见第一节。）卒遇大风雪，舍人魏僧伽明风角，奏言即时当有暴逆事。帝诈云邺中有急，弯弓缠矟，驰入南城。令邓长幽大后北宫。仍有敕：内外诸亲，一不得与大后相见。久之，帝迎复大后。大后初闻使者至，大惊，虑有不测。每大后设食，帝亦不敢尝。周使元伟来聘，作《述行赋》，叙郑庄公克段而迁姜氏，文虽不工，当时深以为愧。然则冯子琮之死，究出大后意？抑其逆谋竟与大后相连？又不可知矣。要之，和士开虽小人，然当时倾侧冒利之徒，其不知利害，罔顾大局，恐尚皆出士开下也。（《封隆之传》：隆之弟子孝琰，为通直散骑常侍，以本官兼尚书左丞，其所弹射，多承意旨。有僧尼以他事诉竞者，辞引昙献，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致极法，由是正授左丞，仍令奏门下事。）

赵王既死，南阳王绰遂见杀。《绰传》云：绰实武成长子，以五月五日辰时生，至午时，后主乃生，武成以绰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贬为第二，其见忌宜矣。（绰时为定州刺史。《绰传》言其好微行，游猎无度，恣情强暴，云学文宣伯为人。后主闻之，诏锁赴行在所。至而宥之。问在州何者最乐？对曰：“多取蝎，将蛆混看极乐。”后主即夜索蝎一斗。比晓，得三二升。置诸浴斛，使人裸卧斛中，号叫宛转。帝与绰临观，喜噱不已。谓绰曰：“如此乐事，何不早驰驿奏闻？”绰由是大为后主宠，拜大将军，朝夕同戏。韩长鸾闻之，除绰齐州刺史。将发，长鸾令绰亲信诬告其反。奏云：“此犯国法，不可赦。”后主不忍显戮，使宠胡何猥萨后园与绰相扑，搤杀之。其说非实，显而易见。）武成第四子齐安王廓，《传》云：性长者，无过行，其为人盖无足忌，故免于患。第五子北平王贞，武成行幸，总管留台事积年。阿那肱承旨，令冯士干劾系于狱，夺其留后之权。第六子高平王仁英，第七子淮南王仁光，位清都尹。次河西王仁几，次乐平王仁邕，次颍川王仁俭，次安乐王仁雅，次丹阳王仁直，次东海王仁谦。皆养于北宫。琅邪死后，诸王守禁弥切。武平末年，仁邕以下，始得出外。供给俭薄，取充而已。

赵王俨之变，所以戡定甚易，盖颇有赖于斛律光，然未几，光亦遭族诛之惨，立乱朝者，诚无以自全哉！光父金，先世本朔州敕勒部人。高祖侯倍利，道武时率户内附。父那瓌，为领民酋长。金初从破六韩拔陵，后诣云州降。（后魏正光中，改朔州为云州。）稍南出，为杜洛周所破，与兄平脱身归尒朱荣。后从神武为将。金老寿。光，神武时久刺晋州，后移朔州，乾明后刺并州。弟羡，字丰乐，久刺幽州。《北齐书·光传》，侈陈光之功绩，几于为齐之长城，其实所争者不过汾州、宜阳间之小戍，且亦无大克捷，读第六节自见，《光传》盖阿私斛律氏者之所为，不足信也。【21】光之所以见忌者，徒以仍世贵显，男尚公主，女为皇后，又兄弟并膺边任故耳。武平二年，（陈大建六年。）周人围宜阳，光赴之，还军未至邺，敕令便放兵散。光以为军人多有功勋，未得慰劳，乃密通表请使宣旨，军仍且进。朝廷发使迟留，军还将至紫陌，光仍驻营待使。帝心甚恶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见，然后宣劳散兵。拜光左丞相。光忿祖珽。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许。帝赐提婆晋阳之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来，常种禾饲马数千匹，以拟寇难，今赐提婆，无乃阙军务也？”【22】由是祖、穆积怨。周将韦孝宽忌光，乃作谣言，令间谍漏其文于邺。祖珽因续之，令小儿歌之于路。提婆闻之，以告其母。遂相与协谋，以谣言启帝，曰：“斛律累世大将；明月声震关西；（明月，光字。）丰乐威行突厥；女为皇后，男尚公主，谣言甚可畏也。”帝以问韩长鸾，长鸾以为不可，事寝。祖珽又见帝请间。惟何洪珍在侧。帝曰：“前得公启，即欲施行，长鸾以为无此理。”珽未对，洪珍进曰：“若本无意则可，既有此意，而不决行，万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犹豫未决。会丞相府佐封士让密启云：“光前西讨还，敕令放兵散，光令军逼帝京，将行不轨，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数；每遣使丰乐、武都处，（武都，光长子，见下。）阴谋往来，若不早图，恐事不可测。”启云军逼帝京，会帝所疑亿。谓何洪珍云：“人心亦大圣，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至怯耎，恐即变发，令洪珍驰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从命。珽因云：“正尔召之，恐终不肯入。宜遣使赐其一骏马，云明日将往东山游观，王可乘此马同行。光必来奉谢，因引入执之。”帝如其言。顷之，引入凉风堂，刘桃枝自后拉而杀之。于是下诏称光谋反，今已伏法，其余家口，并不须问。寻而发诏尽灭其族。敕使中领军贺拔伏恩等十余人驿捕羡。遣领军大将军鲜于桃枝、洛州行台仆射独孤永业便发定州骑卒续进，仍以永业代羡。伏恩等至，羡出见，遂执之，死于长史听事。光四子：长武都，梁、兖二州刺史，遣使于州斩之。次须达，先卒。次世雄，次恒伽，并赐死。少子钟，年数岁，获免。羡之死，及其五子世达、世迁、世辨、世酋、伏护，余年十五以下者宥之。案光虽再世为将，兄弟又并握兵，然自乾明以来，中朝政变迭乘，光皆若不闻者；亦不闻有人与之相结，光女为乐陵王妃，死状甚惨，光亦无怨怼意；其不足忌可知，而后主畏忌之如是，可见其度量之不广矣。

斛律光以武平三年（陈大建四年。）七月死，八月，其女为皇后者遂废。拜右昭仪胡氏为皇后，长仁女也。十月，又拜弘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十二月，废胡后为庶人。明年，（武平四年，陈大建五年。）二月，拜穆氏为皇后。《后妃传》云：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从婢也。母名钦霄，本穆子伦婢也，转入侍中宋钦道家，奸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钦道女子也。钦道伏诛，因此入宫。有幸于后主。陆大姬知其宠，养以为女。（《佞幸传》云：穆后立，令萱号曰大姬，此即齐朝母氏之位号也，则此时尚未有大姬之号。）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虑皇后斛律氏怀恨，先令母养之，立为皇大子。陆以国姓之重，穆、陆相对，又奏赐姓穆氏。斛律后废，陆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大后不许。祖孝征请立胡昭仪。其后陆媪于大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亲侄女？作如此语言。”大后问有何言？曰：“不可道。”固问之，乃曰：“语大家云：大后多行非法，不可以训。”大后大怒，唤后出，立剃其发，送令还家。案大后见幽，不知此时已迎复不？即已迎复，与后主猜忌甚深，安能立剃后发，即送回家？其不足信可知。（《北史·穆提婆传》曰：令萱，自大后已下，皆受其指麾。斛律皇后之废也，大后欲以胡昭仪正位后宫，力不能遂，乃卑辞厚礼，以求今萱，说较《后妃传》为近理。）《祖珽传》云：和士开死后，仍说陆媪出赵彦深，以珽为侍中。在晋阳，通密启请诛琅邪王。其计既行，渐被任遇。大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陆媪为大后，撰魏大后故事，为大姬言之。大姬亦称珽为国师、国宝。由是拜尚书左仆射。斛律光甚恶之。常谓诸将云：“边境消息，处分兵马，赵令尝与吾等参论之，盲人掌机密以来，全不共我辈语，正恐误他国家事。”珽颇闻其言，因其女皇后无宠，以谣言闻上。令其妻兄郑道盖奏之。珽又附陆媪，求为领军。后主许之。诏须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语侯吕芬、穆提婆云：“孝征汉儿，两眼又不见物，岂合作领军也？”【23】明旦，面奏具陈珽不合之状。并书珽与广宁王孝珩交结，无大臣体。珽亦求面见。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云：“与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谮臣。”帝弱颜，不能讳，曰：“然。”珽列元海共司农卿尹子华、大府少卿李叔元、平准令张叔略等结朋树党。遂除子华仁州刺史，（仁州，梁置，后入魏。治赤坎城，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叔元襄城大守，（襄城，见第三章第四节。）叔略南营州录事参军。（魏孝昌中，营州陷，永熙二年，置南营州，治英雄城，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南。）陆媪又唱和之，复除元海郑州刺史。珽自是专主机衡，总知骑兵外兵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元海传》云：河清二年，元海为和士开所谮，被棰马鞭六十，出为兖州刺史。元海后妻，陆大姬甥也，故寻被追任使。武平中，与祖珽共执朝政。元海多以大姬密语告珽。珽求领军，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报大姬。大姬怒，出元海为郑州刺史。《珽传》又云：自和士开执事以来，政体隳坏，珽推崇高望，官人称职，内外称美。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始奏罢京畿府，并于领军。（案此事在武平二年十月，正琅邪王俨死后，盖因俨以此作乱故也。）事连百姓，皆归郡县。宿卫、都督等，号位从旧。官名、文武章服，并依故事。又欲黜诸阉竖及群小辈，推诚延士，为致治之方。陆媪、穆提婆议颇同异。珽乃讽御史中丞丽伯律，令劾主书王子冲纳贿，知其事连穆提婆，欲使臧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陆媪。犹恐后主溺于近习，欲因后党为援，请以皇后兄胡君瑜为侍中、中领军，又征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为御史中丞。陆媪闻而怀怒，百方排毁。即出君瑜为金紫光禄大夫，解中领军，君璧还镇梁州。皇后之废，颇亦由此。王子冲释而不问。珽日益以疏。又诸宦者更共谮毁之。后主问诸大姬。闵默不对。三问。乃下床曰：“老婢合死。本见和士开道孝征多才博学，言为善人，故举之。比来看之，极是罪过。人实难知，老婢合死。”后主令韩长鸾检案，得其诈出敕受赐十余事。以前与其重誓，不杀，遂解珽侍中、仆射，出为北徐州刺史。珽求见后主。韩长鸾积嫌于珽，遣人推出柏阁。珽固求见面，坐不肯行。长鸾乃令军士曳牵而出，立珽于朝堂，大加诮责。上道后，令追还，解其开府、仪同、郡公，直为刺史。观此，知胡、穆之兴替，实祖珽与陆令萱、穆提婆母子之争耳。祖珽小人，安得忽有整顿政事之想？盖居机衡之地者，无论如何邪曲，其所为，终必有为群小所不便之处，故韩长鸾及诸阉宦，群起而攻之，此乃势所不免，而非珽之能出身犯难也。珽虽无行，究系士人，珽败，穆提婆遂为尚书左仆射；高阿那肱录尚书，后且进位丞相；韩长鸾为领军大将军；共处衡轴，朝局益不可问矣。（段韶之弟孝言，为东部尚书，抽擢之徒，非贿则旧。祖珽执政，将废赵彦深，引为助。又托韩长鸾，共构祖珽之短。及珽出，除尚书右仆射，仍掌选举。恣情用舍，请谒大行。富商大贾，多被铨擢。所用人士，咸是倾险放纵之流。寻迁左仆射，特进，侍中如故。）

是时王师来讨，江、淮失陷，（见第七节。）于是兰陵王长恭见杀，（武平四年五月。）盖忌之也。无几，又有崔季舒等见杀之事。（十月。）季舒时待诏文林馆，监撰《御览》。（《后主纪》：武平三年，二月，敕撰《玄洲苑御览》，后改名《圣寿堂御览》。八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后改名《修文殿御览》。）季舒素好图籍，暮年转更精勤，实已无意于政事。祖珽受委，奏季舒总监内作。珽被出，韩长鸾以为珽党，亦欲出之。属后主将适晋阳，季舒与张雕虎议，（张雕虎从《本纪》。本传作张雕，《北史》作张雕武，皆避唐讳也。）以为寿春被围，大军出拒，信使往还，须禀节度；兼道路小人，或相惊恐，云大驾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启谏，必动人情。遂与从驾文官，连名进谏。时贵臣赵彦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临时疑贰。季舒与争，未决。长鸾遂奏云：“汉儿文官，连名总署，声云谏止向并，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诛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张雕虎、（侍中。）刘逖、封孝琰、（皆散骑常侍。）裴泽、郭遵等（皆黄门侍郎。）为首，并斩之殿庭。长鸾令弃其尸于漳水。自外同署，将加鞭挞，赵彦深执谏获免。季舒等家属男女徙北边，妻、女、子妇配奚官，小男下蚕室，没入赀产。张雕虎者，见《齐书·儒林传》中。尝入授后主经书。后主甚重之，以为侍读，与张景仁并被尊遇。其《传》云：胡人何洪珍，有宠于后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内，官位稍高，遂为其兄子娶景仁第二息子瑜之女。因此表里，恩遇日隆。雕以景仁宗室，自托于洪珍。倾心相礼，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雕尝为其指南。时穆提婆、韩长鸾与洪珍同侍帷幄，知雕为洪珍谋主，甚忌恶之。洪珍又奏雕兼国史。寻除侍中，加开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见从。特敕奏事不趋，呼为博士。雕自以出于微贱，致位大臣，厉精在公，有匪躬之节。论议抑扬，无所回避。宫掖不急之费，大存减省。左右纵恣之徒，必加禁约。数讥切宠要，献替帷扆。上亦深倚杖之。方委以朝政。雕便以澄清为己任，意气甚高。长鸾等虑其干政不已，阴图之。刘逖见《文苑传》，云：初逖与祖珽，以文义相待，结雷、陈之契。又为弟俊聘珽之女。珽之将免赵彦深等也，先以造逖，仍付密契，令其奏闻。彦深等颇知之，先自申理。珽由此疑逖告其所为。及珽被出，逖遂遣弟离婚，其轻交易绝如此。然则季舒等之见杀，其中又有赵彦深、祖珽之争焉，真匪夷所思矣。张雕虎亦非正士，而为韩长鸾所疾，其故，正与祖珽之见疾同，要而言之，则不容有政治耳。

武平五年，（陈大建六年。）二月，南安王思好反。思好本浩氏子，上洛王思宗（元海之父。）养以为弟。累迁朔州刺史，甚得边朔人心。《传》云：后主时，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谨，光弁倨敖，思好衔恨，遂反。帝闻之，使唐邕、莫多娄敬显、刘桃枝、中领军库狄士连驰之晋阳，帝敕兵续进。思好兵败，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围之，且杀且招，终不降以至尽。此岂似徒有憾于斫骨光弁者耶？北齐是时，即无外患，内乱亦必作，然外患既迫，内乱且欲起而不及矣。

《后主本纪》总述当时荒淫之状云：帝言语涩呐，无志度。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性懦不堪，人视者即有忿责。其奏事者，虽三公、令、录，莫得仰视，皆略陈大旨，惊走而出。每灾异、寇盗、水旱，亦不贬损，惟诸处设斋，以此为修德。雅信巫觋，解祷无方。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尝出见群厉，尽杀之。或剥人面皮而视之。任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宰制天下，陈德信、邓长、何洪珍参预机权。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赂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诸官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庶姓封王者百数，不复可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诸贵宠祖祢追赠官，岁一进，位极乃止，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匹，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弊。（《穆后传》云：武成时，为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费不可称计，被火所烧。后主既立穆皇后，复为营之。属周武遭大后丧，诏侍中薛孤、康买等为吊使，又遣商胡赍锦采三万匹，与吊使同往，欲市真珠，为皇后造七宝车。周人不与交易。【24】然而竟造焉。颜之推《观我生赋注》云：“武成奢侈，后宫御者数百人，食于水陆贡献珍异，至乃厌饱。裈衣悉罗缬锦绣珍玉织成，五百一段。尔后宫掖遂为旧事。”故曰：后主之侈靡，其原实自武成开之也。）承武成之奢丽，以为帝王当然。乃更增益宫苑。造偃武修文台。其嫔嫱诸宫中，起镜殿、宝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所爱不恒，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内。又为胡昭仪起大慈寺。未成，改为穆皇后大宝林寺。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费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文襄六王传》云：初文襄于邺东起山池游观，时俗眩之。孝瑜遂于第作水堂、龙舟，植幡矟于舟上。数集诸弟，宴射为乐。武成幸其第，见而悦之，故盛兴后园之玩。于是贵贱慕，处处兴造。则后主之侈于宫室，亦自武成启之也。）御马则藉以毡罽，食物有十余种。将合牝牡，则设青庐、具牢馔而亲观之。狗则饲以粱肉。马及鹰、犬，乃有仪同、郡君之号。犬于马上设褥以抱之。斗鸡亦号开府。犬、马、鸡、鹰，多食县干。鹰之入养者，稍割犬肉以饲之，至数日乃死。又于华林园立贫穷村舍，帝自弊衣为乞食儿。又为穷儿之市，躬自交易。尝筑西鄙诸城，使人衣黑衣为羌兵鼓噪陵之，亲率内参临拒。或实弯弓射人。自晋阳东巡，单马驰骛，衣解发散而归。又好不急之务。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爱非时之物，取求火急，皆须朝征夕办。当势者因之，贷一而责十焉。赋敛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殚，帑藏空竭，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下逮乡官，亦多降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爰自邺都，及诸州郡，所在征税，百端俱起。凡此诸役，皆渐于武成，至帝而增广焉。然未尝有帷薄淫秽，惟此事颇优于武成云。案后主虽荒淫，不甚暴虐，谓其尽杀群厉，剥人面皮，似近于诬。一夜索蝎，与《南阳王传》所言，似即一事，其说之不足信，前已辨之矣。后主受病之根，在于承武成而以为帝王当然一语，故曰诒谋之不臧也。

第五节　周篡西魏

从来北狄入中国者，其能否有成，恒视其能否通知中国之情形。以此言之，则尒朱荣不如高欢，高欢又不如宇文泰。欢之任其子澄以绳抑勋贵，特因诸勋贵纵恣大甚，纲纪荡然，不得不如是耳，非真能留意政事也，而泰则颇知治体。泰之平侯莫陈悦也，周惠达归之。（惠达初从贺拔岳。）泰任以后事。营造戎仗，储积食粮，简阅士马，时甚赖焉。赵青雀之叛，辅魏大子出渭桥以御之者，即惠达也。（时惠达辅魏大子居守，总留台事。）史称自关右草创，礼乐阙然，惠达与礼官损益旧章，仪轨稍备，其人盖亦粗知治制。为大行台仆射，荐行台郎中苏绰于泰。泰与语，悦之。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后又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辅泰凡十二年。（自大统元年至十二年，即自梁大同元年至中大同元年。）史称绰之见泰，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25】指陈帝王之道，不过门面语，兼述申、韩之要，则实为当时求治之方，盖为治本不能废督责，而当文武官吏，竞为贪虐之乱世为尤要也。绰始制文案程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又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一治心身，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饬吏治以恤民生，可谓得为治之要矣。泰于绰，实能推心委任。凡所荐达，皆至大官。泰或出游，常豫署空纸以授绰，须有处分，随事施行，及还，启之而已。泰又欲放《周官》改官制，命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令卢辩成之。辩亦累世以儒学名者也。泰又立府兵之制，以整军戎。建国之规模粗备。

西魏文帝，以大统十七年死。（梁简文帝大宝二年。）大子钦立，是为废帝。废帝二年，（梁元帝承圣二年，废帝不建年号。）尚书元烈谋杀宇文泰，事泄而死。废帝仍欲谋泰。时泰诸子皆幼；犹子章武公导、中山公护，复东西作镇，故惟托意诸婿，以为心膂。李远子基，李弼子晖，于谨子翼，俱为武卫将军，分掌禁旅，故密谋遂泄。（据《周书·李远传》。案泰长子毓，即明帝，当魏恭帝元年，年已二十一，不为甚幼，盖其人本无能为，故泰不得不以后事属宇文护也。）泰使尉迟纲典禁旅，密为之备。纲者，迥之弟。其父俟兜，娶泰姊昌乐长公主。迥与纲少孤，依托舅氏。明年，泰废帝，立齐王廓，（宝炬第四子。）是为恭帝。仍以纲为中领军，总宿卫。是年，泰死，梁敬帝之大平元年也。泰长子宁都郡公毓，其妻，独孤信之女也。次子曰宋献公震，前卒。第三子略阳郡公觉，母魏孝武帝妹，立为世子。（《周书·李远传》云：大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长，已有成德，孝闵处嫡，年尚幼冲，乃召群公谓之曰：“孤欲立嫡，恐大司马有疑。”大司马即独孤信，明帝敬后父也众皆默，未有言者。远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长，《礼经》明义，略阳公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为嫌，请即斩信。”便拔刀而起。大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陈说。远乃止。于是群公并从远议。出外，拜谢信曰：“临大事不得不尔。”信亦谢远曰：“今日赖公，决此大议。”案信在诸将中不为特异，大祖何至惮之？疑传之非其实也。）泰长兄邵惠公颢，与卫可孤战死。次兄曰杞简公连，与其父俱死定州。三兄曰莒庄公洛生，为尒朱荣所杀。（参看第十二章第九节。）颢长子什肥，连子光宝，洛生子菩提，皆为齐神武所害。颢次子导，夙从泰征伐，死魏恭帝元年。导弟护，泰初以诸子并幼，委以家务，故泰死，宇文氏之实权集于护。《周书·于谨传》曰：“大祖崩，孝闵帝尚幼，中山公护虽受顾命，（《护传》云：大祖西巡，至牵屯山，遇疾，驰驿召护。护至泾州见大祖，而大祖疾已绵笃。”谓护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济。诸子幼小，寇贼未宁。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勉力以成吾志。”护涕泣奉命。行至云阳而大祖崩。护秘之，至长安，乃发丧。牵屯山，见第六章第六节。泾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云阳，见第三章第五节。）而名位素下，群公各图执政，莫相率服。护深忧之。密访于谨。谨曰：“夙蒙丞相殊睠，情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争之。若对众定策，公必不得辞让。”明日，群公会议。谨曰：“昔帝室倾危，人图问鼎，丞相志任匡救，投袂荷戈，故得国祚中兴，群生遂性。今上天降祸，奄弃群僚。嗣子虽幼，而中山公亲则犹子，兼受顾托，军国之事，理须归之。”辞色抗厉，众皆悚动。护曰：“此是家事，素虽庸昧，何敢有辞？”谨既大祖等夷，护每申礼敬，至是，谨乃趋而言曰：“公若统理军国，谨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于谨，亦再拜。因是众议始定。观此，便知泰死后宇文氏急于图篡之故，盖不篡则魏相之位，人人可以居之，不徒若护之名位素下者，不能久据，即宇文氏亦且濒于危；既篡则天泽之分定，而护亦居亲贤之地，不复以名位素下为嫌矣。于是泰既葬，护使人讽魏恭帝，恭帝遂禅位于觉，是为周孝闵皇帝。

然众究不可以虚名劫也，于是赵贵、独孤信之谋起焉。《贵传》云：孝闵帝即位，晋公护摄政，贵自以元勋佐命，每怀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与信谋杀护。及期，贵欲发，信止之。寻为开府宇文盛所告，被诛。信以同谋坐免。居无几，晋公护又欲杀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显其罪，逼令自尽于家。时闵帝元年二月也。（陈武帝永定元年，闵帝亦不建年号。）及九月而闵帝亦废。《纪》云：帝性刚果，见晋公护执政，深忌之。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护之专。乃与宫伯乙弗凤、贺拔提等潜谋，请帝诛护。帝然之。又引宫伯张光洛同谋。光洛密白护。护乃出植为梁州刺史，恒为潼州刺史。（潼州，今四川绵阳县。）凤等遂不自安。更奏帝，将召群公入，因此诛护。光洛又白之。时小司马尉迟纲统宿卫兵，护乃召纲，共谋废立。令纲入殿中，诈呼凤等论事。既至，以次执送护第，并诛之。纲乃罢散禁兵。帝方悟无左右。独在内殿，令宫人持兵自守。护又遣大司马贺兰祥逼帝逊位。遂幽于旧邸。月余日，以弑崩。时年十六。植、恒等亦遇害。观闵帝欲召群公而诛护，则知是时朝贵之不服护者仍多矣。李植者，远之子，护并逼远令自杀。植弟叔谐、叔谦、叔让亦死。惟基以主婿，又为季父穆所请得免。远兄贤，亦坐除名。贺兰祥者，父初真，尚大祖姊建安长公主，祥年十一而孤，长于舅氏。与护中表，少相亲爱，军国之事，护皆与祥参谋。亦尉迟纲之流也。时与纲俱掌禁旅，递直殿省者，尚有蔡祐。祐父事大祖。闵帝谋害护，祐常泣谏，不从。盖时闵帝尚在幼冲，欲图摇动护，实非易也。闵帝既废，护乃迎大祖长子毓而立之，是为世宗明皇帝。明年，建元武成。（陈永定三年。）正月，护上表归政。许之。军国大政，尚委于护。帝性聪睿，有识量，护深惮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幸于护，稍被升擢，至膳部下大夫。二年，（陈帝天嘉元年。）四月，护密令安因进食加以毒药弑帝。于是迎立大祖弟四子鲁公邕，是为高祖武皇帝。百官总己，以听于护。

自大祖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督相府。大祖崩后，皆受护处分。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护第屯兵禁卫，盛于宫阙。事无巨细，皆先断后闻。保定元年，（陈天嘉二年。）以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二年，（陈天嘉三年。）侯莫陈崇从高祖幸原州，高祖夜还，京师窃怪其故。崇谓所亲曰：“吾昔闻卜筮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忽夜还，不过是晋公死耳。”于是众皆传之。有发其事者。高祖召诸公卿于大德殿责崇。崇惶恐谢罪。其夜，护遣使将兵就崇宅逼令自杀。《崇传》云：“初魏孝庄帝以尒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后，此官遂废。大统三年，（梁大同三年。）魏文帝复以大祖建中兴之业，始命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梁大宝元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大祖位总百揆，督中外军。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闱而已。（欣，献文子广陵王羽之子。）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言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六人者，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及崇也，而为护所杀者三焉。初大祖创业，即与突厥和亲，谋为掎角，共图高氏。是年，乃遣杨忠与突厥东伐。期后年更举。先是护母阎姬，与皇第四姑，及诸戚属，并没在齐，皆被幽系。护居宰相之后，每遣间使寻求，莫知音息。至是并许还朝。四年，（陈天嘉五年。）皇姑先至，护母亦寻还。周为之大赦。护与母睽隔多年，一旦聚集，凡所资奉，穷极华盛。每四时伏腊，高祖率诸亲戚，行家人之礼，称觞上寿。荣贵之极，振古未闻。是年，突厥复率众赴期。护以齐氏初送国亲，未欲即事征讨，复虑失信蕃夷，更生边患，不得已，遂请东征。护性无戎略，此行又非本心，遂至败绩。（周与突厥伐齐之事，详见下节。）天和二年，（陈废帝光大元年。）护母薨。寻有诏起令视事。高祖以护暴慢，密与卫王直图之。七年，（诛护后改元建德。陈宣帝大建四年。）三月十八日，护自同州还。（魏华州，西魏改为同州，见第十二章第二节。）帝御文安殿见护讫，引护入含仁殿朝大后。帝以玉珽自后击之。护踣于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斩之。泉惶惧，斫不能伤。时卫王直先匿于户内，乃出斩之。初帝欲图护，王轨、宇文神举、宇文孝伯颇豫其谋，（参看第十五章第一节。）是日轨等并在外，更无知者。杀护讫，乃召宫伯长生览等告之。即令收护诸子及党与，于殿中杀之。（李安亦豫焉。齐王宪白帝曰：“李安出自皂隶，所典惟庖厨而已。既不预时政，未足加戮。”高祖曰：“公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为也。”）护世子训，为蒲州刺史，（蒲州，周置，今山西永济县。）征赴京师，至同州，赐死。昌城公深使突厥，遣赍玺书就杀之。《于翼传》言：翼迁大将军，总中外宿卫兵事，晋公护以帝委翼腹心，内怀猜忌，转为小司徒，拜柱国，虽外示崇重，实疏斥之。武帝之图护，盖未尝用一兵；并王轨等数人，临事亦无所闻；可谓藏之深而发之卒矣。卫王直，大祖第四子，帝母弟也。大祖第五子齐王宪，才武。世宗时为益州刺史。后为雍州牧。数与齐人战。护雅相亲委，赏罚之际，皆得豫焉。护诛，以宪为大冢宰，实夺其权也。直请为大司马，帝以为大司徒。建德三年，（陈大建六年。）帝幸云阳宫，直在京师举兵反。袭肃章门。宫门。司武尉迟运纲子。时辅大子居守。闭门拒守。直不得入，遁走。追至荆州，获之。免为庶人。囚于别宫。寻诛之，及其子十人。宇文护虽跋扈，亦不可谓无才。《周书·护传论》曰：“大祖崩殂，诸子冲幼，群公怀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变魏为周，俾危获又者，护之力也。”大祖诸子，较长者无才，有才者多幼，微护，宇文氏之为宇文氏，盖有不可知者矣。其居相位时，政事亦似未大坏。《传》言护“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诸子贪残，僚属纵逸，恃护威势，莫不蠹政害民”；或死后加罪之辞也。至周武帝之为人，则性极雄武。《周书·本纪》云：“帝沉毅有智谋。初以晋公护专权，常自晦迹，人莫测其深浅。及诛护之后，始亲万机。克己厉精，听览不怠。用法严整，多所罪杀。号令恳恻，惟属意于政。群下畏服，莫不肃然。性既明察，少于恩惠。凡布怀立行，皆欲逾越古人。身衣布衣，寝布被，无金宝之饰。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堦数尺，不施栌栱。其雕文、刻镂，锦绣、纂组，一皆禁断。后宫嫔御，不过十余人。劳谦接下，自强不息。以海内未康，锐情教习。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亲脱靴以赐之。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劝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伐之处，躬在行陈。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强。破齐之后，遂欲穷兵极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此其志也。”帝之为人，盖极宜于用兵。周之政治，本较齐为修饬，而帝以雄武乘齐人之昏乱，遂成吞并之势矣。

第六节　周齐兵事

当高欢、宇文泰之世，东西仍岁战争，而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及文宣篡魏，宇文泰遂以其年东伐。盖以有辞可藉，姑出兵以尝之也。是岁，九月，泰发长安。时连雨，自秋及冬，诸军马驴多死。十一月，至陕城。（见第六章第一节。）于弘农北造桥济河。（弘农，见第二章第二节。）文宣亲戎，次于城东。（晋阳城东。）泰闻其军容严盛，自蒲坂还。（蒲坂，见第三章第四节。）河南自洛阳，河北自平阳以东，皆入于齐。尔后八年，西魏用兵于南，取蜀，陷江陵；齐则用兵于柔然、突厥、奚、契丹；魏、齐初无甚争战，盖彼此皆知敌之无衅可乘也。陈敬帝大平元年，（齐天保七年，魏恭帝三年。）宇文泰死。《北齐书·文宣纪》云：“尝于东山游燕，以关、陇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于御前，立为诏书，宣示远近，将事西伐。是岁，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为度陇之计。”此乃侈辞。沙苑之战，神武尚致丧败，况西魏此时，立国已久，根基已固邪？文宣盖亦明知其事之难，故兵竟不出也。明年，（陈武帝永定元年，齐天保八年，周闵帝元年。）周闵帝篡魏。又明年，（陈永定二年，齐天保九年，周明帝元年。）三月，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降于周。（北豫州，治虎牢，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消难，子如子也。尚神武女。在州不能廉洁，为御史所劾。又与公主情好不睦，主谮诉之。文宣在并，驿召上党王涣，涣斩使者东奔，朝士私相谓曰：“上党亡叛，似赴成皋，若与司马北豫州连谋，必为国患。”言达文宣，文宣颇疑之。消难惧，故降周。周使达奚武、杨忠拔之以归。此亦徒得一齐之叛臣耳。又明年，（陈永定三年，齐天保十年，周明帝武成元年。）齐文宣死，孝昭立，《纪》谓其意在顿驾平阳，为进取之计。按《北齐书·卢叔武传》云：（叔武，《北史》作叔彪，实名叔虎，避唐讳。）肃宗即位，召为大子中庶子，问以世事。叔武劝讨关西，曰：“强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贫。大齐比之关西，强弱不同，贫富有异，而戎马不息，未能吞并，此失于不用强富也。轻兵野战，胜负难必，是胡骑之法，非深谋远算，万全之术也。宜立重镇于平阳，与彼蒲州相对。（蒲州，见上节。）深沟高垒，运粮积甲，筑城戍以属之。彼若闭关不出，则取其黄河以东。长安穷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万以上，不为我敌。所供粮食，皆出关内。我兵士相代，年别一番；谷食丰饶，运送不绝。彼来求战，我不应之；彼若退军，即乘其弊。自长安以西，民疏城远，敌兵来往，实有艰难，与我相持，农作且废，不过三年，彼自破矣。”帝深纳之。又愿自居平阳，成此谋略。令元文遥与叔武参谋，撰《平西策》一卷。未几，帝崩，事遂寝。此《本纪》之言所由来也。案关、陇户口，或较少于东方；然西魏之地，本逾函谷，扼三鸦，攻守之计，非但蒲津一路；况周是时，已取全蜀，并襄阳，兵饷所资，又岂必专恃关、陇？则叔虎之言，亦失之夸矣。然使孝昭在位，虽不足言兼并，或可与周相抗，孝昭死而武成荒淫，志不在敌，至后主昏乱弥甚，于是东西搆兵，只有东略之师，更无西入之计矣。

建于北周的驼山石窟造像

陈文帝天嘉二年，齐武成之大宁元年，而周武帝之保定元年也。周于玉壁置勋州，（玉壁，见第十二章第十节。）以韦孝宽为刺史。案东魏及齐，国都在邺，其兵马重镇，则在晋阳。自潼关东出，取洛阳，度河北上，以摇动邺与晋阳较难，而自蒲津度河东出较易；自东方西入，欲图摇动长安者亦然。故神武之攻西魏，始终重在汾北；周武帝亦卒出此而后成功；而此时齐孝昭欲顿驾平阳，周亦注重于此一路之防守也。四年，（齐河清二年，周保定三年。）九月，周杨忠率骑一万，与突厥伐齐。十二月，复遣达奚武率骑三万出平阳以应忠。武成自邺赴救。明年，（陈天嘉四年，齐河清三年，周保定四年。）正月，杨忠至晋阳，战，大败。齐段韶追之，出塞而还。《周书·杨忠传》云：朝议将与突厥伐齐，公卿咸曰：“非十万不可”，忠独曰：“师克在和，不在众，万骑足矣”，与《本纪》言忠率骑一万相合；而《齐书·本纪》言：忠率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余万人；《段韶传》言突厥从北结陈而前，东距汾河，西被风谷；（山名，在大原西，接交城县界。）则周兵寡而突厥颇众。然《韶传》又言：周人以步卒为先锋，从西山而下；而《杨忠传》谓突厥引上西山不肯战；则突厥此役，实未与于战事，故杨忠以寡弱而败也。《北齐书·武成纪》言：突厥自恒州分为三道，杀掠吏人；（恒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周书·杨忠传》言：突厥纵兵大掠，自晋阳至栾城，（后汉县，晋省，魏复置，北齐又废，在今山西栾城县北。）七百余里，人畜无遗；则周虽丧败，而齐之受创亦深矣。齐使斛律光御达奚武。武闻杨忠败，亦还。武成归宇文护之母以通好，已见上节。突厥复率众赴期，护不欲行，又恐失信突厥，或生边患，不得已，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暨秦、陇、蜀之兵，诸蕃国之众，凡二十万，十月，复东征。至潼关，遣尉迟迥以精兵十万为先锋。权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县瓠。）杨檦出轵关。（大行八陉之一，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护连营渐进，屯军弘农。尉迟迥围洛阳。十二月，与齐救兵战于邙山，（见第七章第七节。）大败。《周书·宇文护传》云：护本令堑断河阳，（见第十一章第二节。）遏其救兵，然后同攻洛阳。诸将以为齐兵必不敢出，惟斥候而已。直连日阴雾，齐骑直前。围洛之军，一时溃散。惟尉迟迥率数十骑捍敌，齐公宪又督邙山诸将拒之，乃得全军而返。《齐炀王宪传》云：晋公护东伐，以尉迟迥为先锋，围洛阳。宪与达奚武、王雄等军于邙山。自余诸军，各分守险要。齐兵数万，奄至军后。诸军恇怯，并各退散。惟宪与王雄、达奚武拒之，而雄为齐人所毙，三军震惧。《达奚武传》言：至夜收军，宪欲待明更战，武欲还，固争未决。武曰：“洛阳军散，人情骇动，若不因夜速还，明日欲归不得。武在军旅久矣，粗见形势，大王少年未经事，岂可将数营士众，一旦弃之乎？”宪从之，乃全军而返。《齐书·段韶传》云：尉迟迥等袭洛阳，诏遣兰陵王长恭、大将军斛律光击之。军于邙山之下，逗留未进。世祖召谓曰：“今欲遣王赴洛阳之围，但突厥在北，复须镇御，王谓如何？”韶曰：“北狄侵边，事等疥癣，西羌窥边，便是膏肓之病，请奉诏南行。”世祖曰：“朕意亦尔。”乃令韶督精骑一千，发自晋阳。五日便济河。韶旦将帐下二百骑，与诸军共登邙阪，聊观周军形势。至大和谷，（邙山谷名。）便直周军。即遣驰告诸营，追集兵马。乃与诸将结陈以待之。韶为左军，兰陵王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周人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战。韶以彼徒我骑，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下马击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溃。其中军所当者，亦一时瓦解，投坠溪谷而死者甚众。洛城之围，亦即奔遁。尽弃营幕。从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物，弥满川泽。综观诸传之文，周军当日，实以斥候不明而败，谓其未断河阳之路，尚属恕辞。何者？长恭与光，至邙山已久，并非仓卒奄至也。至已久而逗留不进，必待段韶迫之，然后能战，则齐之将帅，亦并无勇气，而周竟丧败如此，谓其同于儿戏，亦不为过矣。此实由元戎威令不行，诸将治军不肃，有以致之，《宇文护传》谓其性无戎略，信哉！时权景宣已降豫州，闻败，亦弃之。杨檦以战败降齐。杨忠出沃野，（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应接突厥，闻护退，亦还。周与突厥无能为如此，而武成一遭侵伐，即急还护母以言和；（《段韶传》言：宇文护因边境移书，请还其母，并通邻好。世祖遣黄门徐世荣乘传赍周书问韶。韶以“护外托为相，其实王也，既为母请和，不遣一介之使，申其情理，乃据移书，即送其母，恐示之弱。如臣管见，且外许之，待通和后，放之未晚。”不听。《周书·护传》言：护报阎姬书后，齐朝不即发遣，更令与护书，要护重报，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议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齐，移书未送而母至，则齐终据护私书而还其母也。亦可见武成求和之亟矣。）邙山捷后，亦不闻乘胜更有经略；其无能为，实更甚矣。陈废帝光大二年，（齐后主天统四年，周天和三年。）两国遂通和。是岁，武成死。宣帝大建元年，（齐天统五年，周天和四年。）周盗杀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齐，（孔城，后魏新城郡治，在今河南洛阳县南。）两国衅端复起。齐兰陵王长恭、斛律光，周齐王宪等互争宜阳及汾北之城戍。（宜阳，见第三章第三节。）至三年（齐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四月，而周陈公纯等取宜阳，六月，齐段韶取汾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然初无与于胜负之大计；而此数年中，两国使命，亦仍相往来；则特疆埸上衅而已，《周》、《齐》两书诸列传，侈陈战绩，乃邀功、夸敌之辞，不足信也。是岁，九月，段韶卒。明年，（陈大建四年，齐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三月，周杀宇文护。六月，齐杀斛律光。《周书·于翼传》曰：先是与齐、陈二境，各修边防，虽通聘好，而每岁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获。高祖既亲万机，将图东讨，诏边城镇并益储偫，加戍卒。二国闻之，亦增修守御。翼谏曰：“宇文护专制之日，兴兵至洛，不战而败，所丧实多。数十年委积，一朝麋散。虽为护无制胜之策，亦由敌人有备故也。且疆埸相侵，互有胜败，徒损兵储：非策之上者。不若解边严，减戍防，继好息民，以待来者。彼必喜于通和，懈而少备，然后出其不意，一举而山东可图。若犹习前踪，恐非荡定之计。”帝纳之。于是周、齐之争，内急而外缓，而齐人是时，荒纵已甚，敌皆能识其情，而陈人经略之师起矣。

第七节　陈取淮南

华皎之乱，陈与梁、周启衅。大建二年，（周天和五年。）章昭达复伐梁。时萧岿与周军，大蓄舟舰于青泥中。昭达遣偏将钱道戢、程文季袭之，焚其舟舰。周军于峡下南岸筑垒，（峡，谓西陵峡。）名曰安蜀城。于江上横列大索，编苇为桥，以度军粮。昭达命军士为长戟，施于楼船之上，仰割其索。索断粮绝。因纵兵以攻其城，降之。岿告急于周襄州总管卫公直。（襄州，见第十二章第十节。）直令赵誾、李迁哲救之，并受江陵总管陆腾节度。迁哲守江陵外城，程文季与雷道勤夜袭入之。迁哲不能抗。陆腾遣甲士出击，道勤中流矢死，文季仅以身免。昭达又决龙川宁朔堤，引水灌城。（《水经注》：纪南城西南有赤坂冈，冈下有渎水，东北流入城，又东北出城，西南注于龙陂。陂在灵溪东。纪南、灵溪，皆见第七章第三节。）迁哲塞北堤以止水。腾率将士战于西堤，陈兵不利。昭达乃还。周武帝使杜杲来，论保境息、民之意。宣帝许之。使命复通。三年，（齐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帝遣使如齐谋伐周。齐人弗许。四年，（齐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杜杲复来。帝使谓之曰：“若欲合从图齐，当以樊、邓见与，方可表信。”杲答曰：“合从图齐，岂惟敝邑之利？必须城镇，宜待得之于齐，先索汉南，使臣不敢闻命。”是岁，华皎朝于周。至襄阳，谓卫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诸郡，人少国贫，望借数州，以裨梁国。”直然之，遣使言状。武帝许之。以基、平、鄀三州归于岿。（基州，西魏置，在今湖北钟祥县南。平州，周置，今湖北当阳县。鄀州，西魏置，在今湖北荆门县北。）盖周之意，始终在翼梁以敌陈也。是时周无衅可乘，而齐政荒乱，宣帝乃舍西而图东。

大建五年，（齐武平四年。）三月，分命众军北伐。以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出秦郡。（见第十三章第三节。）黄法出历阳。齐遣其历阳王步骑来援，于小岘筑城。法遣樊毅御之大岘，大破其军。（大小岘，见第九章第二节。）吴明彻至秦郡，克其水栅。初王琳之归齐也，齐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鸠集义故，更图进取。琳乃缮舰，分遣招募。淮南伧楚，皆愿戮力。陈合州刺史裴景晖，琳兄珉之婿也，请以私属，道引齐师。孝昭委琳与行台右丞卢潜率兵应赴。沉吟不决。景晖惧事泄，挺身归齐。孝昭令琳镇寿阳。其部下将帅，悉听以行。乃除琳扬州刺史。琳水陆戒严，将观衅而动。属陈氏结好于齐，齐乃使琳更听后图。琳在寿阳，与行台尚书卢潜不协，更相是非。被召还邺。武成置而不问。及是，敕领军将军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为经略。《北齐书·源文宗传》云：赵彦深密访文宗。（文宗，贺曾孙，名彪，《齐书》、《北史》皆称其字，疑实名虎，以避唐讳改也。文宗曾为泾、秦二州刺史，知江、淮间事，故彦深访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诸将，数千已下，复不得与吴、楚争锋，命将出军，反为彼饵。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进既不得，退又未可，败绩之事，匪伊朝夕。国家待遇淮南，得失同于蒿箭。如文宗计者：不过专委王琳，淮南招募三四万人，风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旧将，淮北捉兵，足堪固守。且琳之于昙顼，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窃谓计之上者。若不推赤心于琳，别遣余人掣肘，更成速祸，弥不可为。”彦深叹曰：“弟此良图，足为制胜千里。但口舌争来十日，已不见从。时事至此，安可尽言？”因相顾流涕。案王琳一人，岂有足御陈大军之理？【26】盖齐人是时，已决弃淮南，特以琳委之于陈，胜则为意外之捷，不胜则于齐无所损耳。所以决弃淮南者？以一与陈连兵，则恐周人乘衅而至，其精兵之不肯多付诸将者以此。然则陈宣大举，亦系乘周、齐之衅而动。此固兵机宜然，然克捷之后，遂忘其本来，而自谓兵力足恃则误矣。此其所以旋败于周邪？琳背父母之邦而投戎狄，而敌人乃更令其代己受祸。为汉奸者，亦可以憬然悟矣。琳进战，大败，单马突围仅免。还至彭城，后主令便赴寿阳，并许召募。明彻既破破胡，遂降秦郡。（五月。）进兵仁州。（见第四节。六月。）至于峡口。（见第六章第四节。七月。）进围寿阳。堰肥水以灌其城。时魏皮景和等屯于淮南，竟不赴救。十月，城陷，琳被执，明彻斩之。皮景和等遁去。此盖源文宗所谓淮南得失，同之蒿箭，但令旧将，固守淮北者，乃齐人是时已定之策，非必景和等之驽怯也。史称琳有忠义之节，已辩于前。又称其“轻财爱士，得士卒之心”。其败也，“吴明彻欲全之，而其下将领，多琳故吏，争来致请，并相资给，明彻由此忌之，故及于难”。又言“琳被执，百姓泣而从之，明彻恐其为变，杀之，哭者声如雷。有一叟，以酒脯来，号酹尽哀，收其血，怀之而去。田夫野老，知与不知，莫不为之歔欷流泣。观其诚信感物，虽李将军之恂恂善诱，殆无以加焉”。此真所谓淫辞。夫琳，不过一轻侠之徒。其在建业，既因恃功为暴，虽王僧辩之宽纵，亦不能舍之。张载之见害也，陆纳等抽其肠，系诸马脚，使绕而走，肠尽气绝，又脔割，备五刑而斩之。琳之徒党，所为如是，曾是百姓，冒死以从此等人，而为之流泣乎？王僧辩之子，随琳入齐，为竟陵郡守。（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闻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号哭，一恸而绝。汉奸末路，亦可悲矣。时黄法亦克历阳，（五月。）进取合州。（六月。）诸军所向克捷。淮南之地尽复。于是南豫州还治历阳，先治宣城。豫州还治寿阳，而于黄城置司州。明彻进攻彭城。七年，（齐武平六年。）九月，大败齐师于吕梁。（见第九章第五节。）时周人攻齐之师，亦已起矣。

第八节　周灭北齐

陈取淮南，齐人所以视同蒿箭者，以备周也，然亦因此而更启周人之轻视。《周书·韦孝宽传》云：武帝志在平齐，孝宽上疏陈三策。【27】其第一策曰：“臣在边积年，颇见间隙。不因际会，难以成功。是以往岁出军，徒有劳费。长淮以南，旧为沃土，陈氏以破亡余烬，犹能一举平之，齐人历年赴救，丧败而返。内离外叛，力尽计穷。《传》不云乎？仇有衅焉，不可失也。今大军若出轵关，（见第六节。）方轨而进；兼与陈氏，共为犄角；并令广州义旅，出自三鸦；（广州，见第十三章第一节。三鸦，见第十二章第十节。）又募山南骁锐，沿河而下；复遣北山稽胡，（北山，谓稽胡所据之山，在长安之北。）绝其并、晋之路；凡此诸军，仍命各募关、河以外劲勇之士，厚其爵赏，使为前驱；岳动川移，雷骇电激，百道俱进，并趋虏廷，必当望旗奔溃，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实在此机。”其第二策曰：“若国家更为后图，未即大举，宜与陈人，分其兵势。三鸦以北，万春以南，（胡三省曰：《新唐志》：武德五年，析龙门置万春县，盖以旧地名名县也。案万春，今山西河津县。）广事屯田，豫为贮积：募其骁悍，立为部伍。彼既东南有敌，戎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兴师赴援，我则坚壁清野，待其去远，还复出师。常以边外之师，引其腹心之众。我无宿春之费，彼有奔命之劳。一二年中，必自离叛。然后乘间电扫，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大周土宇，跨据关、河，南清江、汉，西龛巴、蜀，塞表无虞，河右底定，惟彼赵、魏，独为榛梗。今若更存遵养，且复相时，臣谓宜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人和众，通商惠工。蓄锐震威，观衅而动。斯则长策远驭，坐自兼并也。”此三策，洵为当时进取之良图。周武帝气锐才雄，遂取其第一策。

齐氏政治虽乱，兵力夙强，非一举摧破其大军，终难期廓清底定，故周武攻取之方，乃在攻其所必救，以致其一战。建德四年，齐武平六年，陈大建七年也。七月，武帝召大将军已上于大德殿，告以出师方略，曰：“今欲数道出兵，水陆兼进。北拒大行之路，东扼黎阳之险。（黎阳，见第五章第三节。）若攻拔河阴，（汉平阴县，三国魏改曰河阴，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兖、豫则驰檄可定。然后养锐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战，则破之必矣。王公以为何如？”群臣咸称善。于是部分诸军。使齐王宪以二万人出黎阳，于翼以二万人出陈、汝，侯莫陈芮以一万人守大行，李穆以三万人守河阳。又使杨坚以舟师三万，自渭入河。而自率众六万，直指河阴。八月，攻其大城，克之。进攻子城，未克。闰月，齐大丞相高阿那肱自晋阳御之，师次河阳。九月，周师还。齐王宪、李穆、于翼降拔三十余城，皆弃不守。水师亦焚舟而退。是役也，周武帝谓有疾故退师，恐系托辞。或谓以浅攻尝之，亦未必然。以予观之，似以河阴距长安较远，应接非易，恐战或不捷，复为邙山之续，故宁知几而退也。明年，（周建德五年，陈大建八年。）十月，武帝谓群臣曰：“前入贼境，备见敌情。观彼行师，殆同儿戏。晋州本高欢所起，控扼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窟穴，混同文轨。”诸将多不愿行。帝曰：“若有沮吾军者，当以军法裁之。”遂复总戎东伐。分兵守诸要害。癸亥，自攻晋州。壬申，克之。以梁士彦为刺史，留精兵一万守之。时齐主猎于祁连池，（即天池，山名，在今山西宁武县西南。）闻之，乃还晋阳，自将来救。十一月，己卯，周主班师，留齐王宪为后拒。是日，齐主至晋州。宪亦引军度汾。齐师遂围晋州。癸巳，周主至长安。丁酉，复东伐。十二月，戊申，至晋州。庚戌，战于城南，齐师大败。《周书·文帝纪》曰：初齐攻晋州，恐王师卒至，于城南穿堑，自乔山属于汾水。帝率诸军八万人置陈，东西二十余里。齐主亦于堑北列陈。申后，齐人填堑南引。帝大喜，勒诸军击之。齐人便退。齐主与其麾下数十骑走还并州。齐众大溃。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齐书·高阿那肱传》曰：周师逼平阳，后主于天池校猎，晋州频遣驰奏，从旦至午，驿马三至。肱曰：“大家正作乐，何急奏闻？”至暮，使更至，云平阳城已陷，贼方至，乃奏知。明早，旦即欲引，淑妃又请更合一围。及军赴晋州，令肱率前军先进，仍留节度诸军。后主谓肱曰：“战是邪？不战是邪？”肱曰：“勿战，却守高梁桥。”（在今山西临汾县北。）安吐根曰：“一把贼，马上刺取掷汾河中。”帝意未决。诸内参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帝曰：“此言是也。”于是渐进。后主从穆提婆观战，东偏颇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以淑妃奔高梁。开府奚长乐谏曰：“半进半退，战之常体。今兵众齐整，未有伤败，陛下舍此安之？御马一动，人情惊乱，且速还安慰之。”武卫张常山自后至，亦曰：“军寻收回，甚整顿。围城兵亦不动。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将内参往视。”帝将从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难信。”帝遂北驰。《北史·冯淑妃传》曰：淑妃名小怜，大穆后从婢也。穆后爱衰，以五月五日进之，号曰续命。慧黠，能弹琵琶，工歌舞，后主惑之。晋州告亟，帝将还，淑妃请更杀一围，帝从其言。及帝至晋州，城已欲没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余步。将士乘势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观之。淑妃妆点，不获时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旧俗相传：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迹，淑妃欲往观之。帝恐弩矢及桥，故抽攻城木造远桥。监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罚。帝与淑妃度桥，桥坏，至夜乃还。称妃有功勋，将立为左皇后，即令使驰取袆翟等皇后服御。仍与之并骑观战。东偏少却，淑妃怖曰：“军败矣。”帝遂以淑妃奔还。至洪洞戍，（在今山西洪洞县北。）淑妃方以粉镜自玩，后声乱唱贼至，于是复走。内参自晋阳以皇后衣至，帝为按辔，命淑妃着之，然后去。其言颇类平话，未必尽信。综全局而观之，齐师不能坚战，自为致败之由，然其大失，尚不在此。周人是时，欲诱齐师一战之策，仍与去年无异，特所攻者近而少，则兵力益得厚集，且应援较易，决战更有把握耳。（《隋书·赵煚传》：武帝出兵巩、洛，欲收齐河南之地。煚谏曰：“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大原，倾其巢穴，可一举以定。”帝不从，师竟无功。《宇文传》：武帝将出兵河、洛以伐齐，进策曰：“齐氏建国，于今累叶，虽曰无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须择其地。河阳冲要，精兵所聚，尽力攻围，恐难得志。如臣所见；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过于此。愿陛下详之。”帝不纳，师竟无功。《鲍宏传》：帝尝问宏取齐之策。宏对曰：“先皇往日，出师洛阳，彼有其备，每不克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指晋阳，出其不虞，斯为上策。”帝从之。此等庸有事后附会之谈，然攻平阳胜于攻洛阳，则无足惑，以其道里近而地势亦较平坦也。）周人既厚集其力而来，齐人自亦宜厚集其力以待之。平阳虽云重镇，必难当周举国之师，则救之宜如沃焦捧漏。乃周师既发七日，齐主尚猎于天池；（周师以己酉发，齐主以丙辰猎于天池。）又七日，周主已至晋州，齐主乃以其日还晋阳；又七日，乃自晋阳南下，（庚午。）则发二日而晋州已陷矣。此误于赴救之大迟也。周人是时，盖以晋州委齐，诱使攻城，以敝其力。故不特周主引还，即齐王宪亦渡汾不战。晋州若陷，所失不过梁士彦万人，不下而齐力已敝，则决战之机至矣。为齐人计者：度能速下晋州而所伤不多，则宜攻之，不则当别思方略。乃遂引兵急攻，此则为周人所致矣。而攻之又不能下。（齐人以己卯至，即攻城，至庚戌战，凡三十二日。）顿兵坚城，主反为客，锐气已堕，故周武度其可破，引兵再来。是时之计，盖以高阿那肱不战而却守高梁桥之说为较得，此又所以挫周人新锐之气也。乃后主又不能用，则不战而先自败矣。故曰：战不能坚，尚其失之小焉者也。战之明日，（辛亥。）周武帝至晋州，仍率诸军追齐主。诸将固请还师。帝曰：“纵敌患生，卿等若疑，朕将独往。”诸将乃不敢言。武帝盖度齐之不能整，而亦使之不及整也。高阿那肱守高壁，（岭名，在今山西灵石县东南。）望风退散，周师遂至并州。

北周武帝画像

周武帝（543—578），即宇文邕。建德六年（577年），宇文邕灭北齐，使整个北方成为一体，为后来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齐师之败也，后主弃军先还。后三日，入晋阳。（癸丑。）谓朝臣曰：“周师甚盛，若何？”群臣咸曰：“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赋，安慰朝野。收拾遗兵，背城死战，以存社稷。”帝意犹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广宁王孝珩等守晋阳。若晋阳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曰不可。帝不从。密遣送皇大后、皇大子于北朔州。丙辰，帝幸城南军劳将士。其夜，欲遁。诸将不从。丁巳，穆提婆降周。（陆令萱自杀。）诏除安德王延宗为相国，委以备御。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斩五龙门而出。欲幸突厥。从官多散。领军梅胜郎叩马谏，乃回之邺。在并将卒，咸请于延宗曰：“王若不作天子，诸人实不能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北齐书·唐邕传》曰：周师来寇，丞相高阿那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允，因此有隙。肱谮之。遣侍中斛律孝卿宣旨责让，留身禁止。寻释之。车驾将幸晋阳，敕孝卿总知骑兵、度支，事多自决，不相谘禀。邕自霸朝以来，常典枢要，历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旦为孝卿所轻，负气郁怏，形于辞色。帝平阳败后，狼狈还邺都，邕惧那肱谮之，恨孝卿轻己，遂留晋阳，与莫多娄敬显等宗树安德王为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然则当日立延宗者，亦未必皆无私意。然以大体言之，则失望于后主，而欲别图拥戴以拒敌者必多也。邕初为高祖直外兵曹，擢为世宗大将军府参军。世宗崩，事出仓卒，显祖部分将士，镇压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显祖甚重之。显祖频年出塞，邕必陪从，专掌兵机。识悟闲明，承变敏速。自督将以还，军吏以上，劳效由绪，无不谙练。每有顾问，占对如响。或于御前简阅，虽三五千人，邕多不执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尝缪误。凡是九州军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番代往还，及器械精粗，粮储虚实，精心勤事，莫不谙知。史所言者如此，虽或过情，其为本兵长才，则决无疑义，乃以高阿那肱之私憾，斛律孝卿之骄纵而失之，用人如此，此亦齐之所以速亡欤？）众闻之，不召而至者相属。延宗倾覆府藏，及后宫美女，以赐将士。籍没内参千余家。见士卒，皆亲执手，陈辞自称名，流涕呜咽。众争为死。周军围晋阳，望之如黑云四合。庚申，延宗拥兵四万出城。周武帝率诸将合战。齐军退。帝乘胜逐北，际昏，率千余骑入东门。诏诸军绕城置陈。至夜，延宗与莫多娄敬显自门入，夹击之。（延宗本命敬显拒城南，亲当周主于城北。）城中军却，人相蹂践，大为延宗所败，死伤略尽。齐人欲闭门，以阍下积尸，扉不得合。帝从数骑，崎岖危险，仅得出门。时四更也。齐人既胜，皆入坊饮酒，延宗不复能整。诘旦，周武帝还攻东门，克之。又入南门。延宗战，力屈，走至城北，于民家见禽。晋阳遂陷。（以上兼采《周书·武帝纪》及《齐书·延宗传》。《延宗传》曰：周武帝出城，饥甚，欲为遁逸计。齐王宪及柱国王谧谏，以为去必不免。延宗叛将段畅，亦盛言城内空虚。周武帝乃驻马鸣角收兵，俄项复振。案是时，周、齐兵力，相去悬殊，齐人仅一小捷，何益于事？周人所失，不过入城之千人耳，其绕城置陈之兵自在也，武帝何遽欲走？又何至走即不免？果其奔溃者众，又岂俄顷所能振邪？）【28】后十三日，（癸酉。）武帝率军趋邺。

后主以延宗出战之日入邺。后四日，（甲子。）皇大后从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雀门，赐酒食，给笔纸，问以御周之方。群臣各异议。帝莫知所从。（《广宁王孝珩传》曰：后主自晋州败奔邺，诏王公议于含光殿。孝珩以“大敌既深，事藉机变。宜使任城王领幽州道兵入土门，扬声趋并州；独孤永业领洛州兵趋潼关，扬声趋长安；臣请领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战。敌闻南北有兵，自然溃散”。又请出宫人、珍宝，以赐将士。帝不能用。案是时周师方锐，断非虚声所能慑之使退；齐锐气已堕，孝珩逆战，亦必不能胜也。）又引高元海等议，依大统故事，以明年（陈大建九年，周建德六年。）正月朔，传位于大子恒，是为幼主。时年八岁。周军续至。人皆汹惧，无有斗心。朝士出降，昼夜相属。清河王岳之子劢奏后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贵人，至于卒伍，犹未离贰。请追五品已上家属，置之三台，因胁之曰：若战不捷，即退焚台。此曹顾惜妻子，必当力战。且王师频北，贼徒轻我，背城一决，理必破之。”后主不能用。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后主往河外募兵，更为经略。若不济，南投陈国。从之。（《之推传》曰：帝窘急，计无所从。之推因宦者侍中邓长进奔陈之策。【29】仍劝募吴士千余人，以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陈国。帝甚纳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肱不愿入陈，乃云：“吴士难信，不须募之。”劝帝送珍宝、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齐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丁丑，大皇大后、大上皇（后主。）先趋济州。（见第十二章第九节。）癸亥，幼主又自邺东走。壬辰，周武帝至邺。癸巳，围之。遂入邺。遣尉迟勤率骑二千追后主。后主以乙亥渡河，入济州。其日，幼主禅位于任城王湝。（为任城诏，尊后主为无上皇，幼主为守国天王。）留大皇大后于济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大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韩长鸾、邓长等数十人从。大上皇既至青州，即为入陈之计。而高阿那肱召周军，约生致齐主。屡使人告：“贼军在远，已令人烧断桥路。”大上所以停缓。（《肱传》：后主自晋州北驰，有军士告称肱遣臣招引西军，今故闻奏。后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检校。孝卿云：此人妄语。还至晋阳，肱腹心告肱谋反，又以为妄，斩之。乃颠沛还邺。侍卫逃散，惟肱及内官数十骑从行。后主走度大行，令肱以数千人投齐州，仍遣觇候。每奏云：周兵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须南行。及周将军尉迟迥至关，肱遂降。时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齐主，故不速报兵至，使后主被禽。然则谓肱约降而卖后主，特时人测度之辞。肱虽不忠，此说似属诬蔑；谓其在晋州时即有叛意，尤必无之理也。）周军奄至青州，大上窘急，将逊于陈，与长鸾、淑妃等十数骑至青州南邓村，为尉迟勤所获。送邺。

任城王湝，时为瀛州刺史，（瀛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后主奔邺，加大丞相。安德王称尊号，使修启于湝，湝执送邺。幼主禅位，令斛律孝卿送禅文及玺绂，不达。（此从《湝传》。《后主纪》云：孝卿以之归周，《周书·武帝纪》则云：被执送邺。）初幼主即位，以广宁王孝珩为大宰，孝珩与呼延族、莫多娄敬显、尉相愿同谋，期正旦五日，孝珩于千秋门斩高阿那肱，相愿在内以禁兵应之，（相愿时为领军。）族与敬显自游豫园勒兵出，废后主而立孝珩。既而阿那肱从别宅取便路入宫，事不果。乃求出拒西军。肱及韩长鸾恐其为变，出为沧州刺史。（见第十二章第三节。）至州，以五千人会任城王于信都。（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召募，得四万余人。周遣齐王宪、杨坚讨之。战败，湝、孝珩俱被禽。周武帝以湝已下大小三十王归长安。孝珩以十月卒。是月，周诬后主与穆提婆等谋反，与湝、延宗等数十人无少长皆赐死。惟高平王仁英以清狂，安乐王仁雅以瘖疾获免。（俱徙蜀。）神武子孙，存者一二而已。时惟文宣第三子范阳王绍义及齐疏属高宝宁能拒周。

绍义，后主奔邺，以为尚书令、定州刺史。（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北朔州齐之重镇，诸勇士多聚焉。前卒长赵穆，司马王当万等谋执辅相，迎任城王于瀛州。事不果。便迎绍义。绍义至马邑，辅相及其属韩阿各奴等数十人，（皆齐叛臣。）及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余从辅相者，皆反为齐。（肆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绍义与灵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灵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欲取并州。至新兴，（见第二章第二节。）而肆州已为周守。前队二仪同以所部降周。周兵击显州，（后魏置，在今山西孝义县西。）执刺史陆琼。又攻陷诸城。绍义还保北朔。周将宇文神举军逼马邑，绍义遣杜明达拒之，大败。绍义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众三千家，令之曰：“欲还者任意。”于是哭拜别者大半。突厥他钵可汗谓文宣为英雄天子，以绍义重踝似之，甚见爱重。凡齐人在北者，悉隶绍义。高宝宁，《齐书》本传云：代人也，不知其所从来，《北史》同，而其《阴寿传》及《周书·文帝纪》则皆云宝宁为齐之疏属。武平末，为营州刺史，镇黄龙。【30】周师将至邺，幽州行台潘子晃征黄龙兵，保宁率骁锐并契丹、靺鞨万余骑将赴救，至北平，（后魏郡，今河北卢龙县。）知子晃已发蓟，（见第四章第二节。）又闻邺都不守，便归营州。周武帝遣使招慰，不受，而上表绍义劝进。绍义遂即皇帝位。署宝宁为丞相，以赵穆为天水王。他钵闻宝宁得平州，亦招诸部各举兵南向，云共立范阳王作齐帝，为其报仇。周武帝大集兵于云阳，将亲北伐，遇疾暴崩。绍义闻之，以为天赞己，范阳人卢昌期亦叛周，表迎绍义。（范阳，见第四章第二节。）俄为宇文神举攻灭。保宁引绍义集夷夏兵数万骑来救。至潞河，神举已屠范阳，绍义乃回入突厥，宝宁还据黄龙。周人购之于他钵，又使贺若义往说之。他钵伪与绍义猎于南境，使义执之。流于蜀，死蜀中。宝宁至隋世，尚与突厥合兵为寇。开皇三年，（陈后主至德元年。）幽州总管阴寿出塞击之。宝宁弃城奔碛北。寿班师，留开府成道昂镇之。宝宁寻引契丹、勿吉之众来攻。寿患之，以重赏购之，又遣人阴间其所亲任者。宝宁走契丹，为其麾下所杀。北边平。

第九节　陈失淮南

甚哉，陈宣帝之不度德、不量力也，闻齐亡而遽欲进取淮北也。周之攻齐也，凡四阅月而齐亡，（建德五年十月，至六年正月入邺。）而陈之攻齐也，则历二年而仅得淮南之地耳。（自大建五年三月至七年二月。）且周之攻齐也，是存亡生死之争也，而陈之攻齐，则齐迄视淮南如蒿箭。陈之与周，强弱见矣。不争之于齐未亡之日，而争之于齐既亡之后乎？陈果欲复淮北，则齐师败于晋州之后，即当亟起与周分功。齐必不能分兵捍御，淮北之地，唾手可得。进取山东，后主可以卵翼，藉其名以抚用任城、广宁、范阳、高宝宁等，周虽强，必不能取之如拉枯朽也。大建七年九月，陈已有吕梁之捷，此后一年余，周、齐之争方剧，陈竟熟视若无睹，至齐地已定，周人之锐气方新，乃忽欲进取淮北，是诚何心哉？于时蔡景历谏，以为“师老将骄，不宜过穷远略”。毛喜亦谏，以为“淮左新平，边民未又，周氏始吞齐国，难与争锋，岂以敝卒疲兵，复加深入？且弃舟楫之工，践车骑之地，去长就短，非吴人所便。不若安民保境，寝兵复约，然后广募英奇，顺时而动”。帝皆不听。且以景历为沮众，出为豫章内史。未行，为飞章所劾，以在省之月，臧污狼藉，免官、削爵土，徙居会稽。盖度出兵之举，弗顺者必多，故以是威众也。史官论之曰：“李克以为吴之先亡，由数战数胜，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驭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岂不信哉！

大建九年，（周建德六年。）以吴明彻为大都督，北伐。十月，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拒战，明彻频破之。士彦守城不敢复出。明彻仍迮清水，以灌其城。环列舟舰于城下，攻之甚急。周以王轨为行军总管救之。轨轻行，自清水入淮口。横流竖木，以铁锁贯车轮，遏断船路。欲密决其堰。诸将闻之，甚恐。议欲破堰拔军，以舫载马。马主裴子烈曰：“若决堰下船，船必倾倒，不如前遣马出，于事为允。”适会明彻苦背疾甚笃，知事不济，遂从之。乃遣萧摩诃率马军数千前还。明彻仍自决其堰，乘水势以退军。及至清口，水势渐微，舟舰并不得渡。众军皆溃。明彻穷蹙就执。时大建十年二月也。（周宣政元年。）寻以忧愤疾，卒于长安。（时年六十七。）明彻之败，实不得谓非人谋之不臧也。《陈书·萧摩诃传》：摩诃谓明彻曰：“闻王轨始断下流，其两头筑城，今尚未立。公若见遣击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断，贼势不坚。彼城若立，吾属且为虏矣。”明彻奋髯曰：“搴旗陷陈，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摩诃失色而退。一旬之间，周兵益至。摩诃又请曰：“今求战不得，进退无路，潜军突围，未足为耻。愿公引步卒乘马徐行，摩诃领铁骑数千，驱驰前后，必当使公安达京邑。”明彻曰：“弟之此计，乃良图也。然步军既多，吾为总督，必须身居其后，相率兼行，弟马军宜须在前，不可迟缓。”摩诃因率马军夜发。先是周军长围既合，又于要路下伏数重。摩诃选精骑八十，率先冲突，自后众骑继焉。比旦，达淮南。明彻兵力，不为不厚，任王轨断其下流，且合长围，而不出兵力争，殊不可解。《周书·王轨传》言：是役惟萧摩诃以二千骑先走得免，则摩诃之能突围不虚。长围既合，尚能突走，况于筑城未立之际乎？明彻固拒其请，何哉？无他，骄耳。明彻本非将才，迹其生平用兵，败多胜少，况于是时，衰迟不振，陈宣用之，实为失策。《陈书·徐陵传》云：废帝即位，高宗入辅，谋黜异志者，引陵豫其谋。大建元年，除尚书右仆射。二年，迁左仆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劢等。高宗苦属之。陵乃奉诏。及朝议北伐，高宗曰：“朕意已决，卿可举元帅。”众议以中权将军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独曰：“不然。吴明彻家在淮左，悉彼风俗，将略人才，当今亦无过者。”于是争论，累日不能决。都官尚书裴忌曰：“臣同徐仆射。”陵应声曰：“非但明彻良将，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诏明彻为大都督，令忌监军事。遂克淮南数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举杯属陵曰：“赏卿知人。”夫徐陵非知兵之人，其举明彻，岂有真知灼见？当时盈廷争论，至于累日不决，必有深知其不可者，高宗顾违众而用之，岂以篡立之际，陵与明彻，皆尝与谋，故其言易人邪？【31】决策如彼，用人如此，不败何待？

明彻既败，乃分命众军以备周。淳于量为大都督，总水陆诸军事。孙玚都督荆、郢水陆诸军事。樊毅都督清口上至荆山缘淮众军。（清口，泗水入淮之口。荆山，在今安徽怀远县西南。）任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等众军。（霍州，治灊县，在今安徽霍山县北。）樊毅遣军渡淮北，对清口筑城。霖雨，城坏，自拔而还。是岁，六月，周武帝死，宣帝立。十二月，周以滕王逌为行军元帅，南伐。明年，（陈大建十一年，周大象元年。）正月，杀王轨，停南伐诸军。九月，复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率杞国公亮及梁士彦南伐。然仍遣杜杲来使。盖周在是时，亦无意于大举也。陈复遣淳于量、樊毅、任忠等拒之，皆无功。豫州、（寿阳。）霍州相继陷。南北兖、（南兖治广陵，北兖治淮阴。）晋三州，（晋州，治怀宁。）及盱眙、（见第三章第九节。）山阳、（见第五章第六节。）阳平、（在今江苏宝应县西。）马头、（见第八章第七节。）秦、（见第十三章第三节。）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沛、（治石梁，在今安徽天长县东北。）北谯、（今安徽全椒县。）南梁等九郡，（胡三省曰：南梁，自《宋志》有之，不知其实土。梁冯道根行南梁大守，戍阜陵，盖自是为实土。案阜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并自拔还京师。谯、（涡阳。）北徐州又陷。淮南之地，遂尽没于周矣。

注释

【1】　婚姻：神武娄后避正室，以处茹茹公主。神武纳尒朱荣女，敬重逾于娄后。

【2】　地权：初给民田，贵势良美，贫弱瘠薄。高隆之启齐高袓，乃反易。

【3】　职官：魏孝昌后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僚。

【4】　生计：官贷金银。放债交易，遍于州郡。

【5】　政治：《北齐书·杜弼传》恶直丑正之尤。

【6】　政治：文襄获陈将之子，以配厨所杀。古者不近刑人以此？

【7】　民族：“百保军士”，案此即所谓百保鲜卑，亦未必皆鲜卑人也。高欢调和汉鲜卑，鲜卑亦未必真鲜卑。

【8】　宫室：三台构木，工匠皆系绳自防。

【9】　交通：齐文宣使死囚，以席为翅，自台飞下。

【10】　阶级：文宣以第之妃赐奴。朝士赐人为奴。

【11】　民族：文宣言：高德政言宜用汉人，除鲜卑，合死。杜弼言鲜卑车马客。

【12】　民族、长城：北齐筑长城，案此时之筑长城，可见契丹稍强。

【13】　民族：武明后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此可见高氏以鲜卑自居。

【14】　道德：教之杀人者，适使之见杀于人。

【15】　史籍：谓帝王前知，乃其亲昵所造。实多昏瞀，不能远虑，亦且沉溺不暇远虑。

【16】　风俗：《齐书·佞幸传》载和士开说武成行乐，伪《列子·杨朱篇》即此等见解。

【17】　职官：食干，食县干。

【18】　民族：胡小儿眼鼻深险。

【19】　民族：斛律光说赵郡王俨，谓“天子弟杀一汉，何所苦”？

【20】　民族：北齐后主筑赵郡王俨辫头。

【21】　史籍：《北齐书·斛律光传》阿好者所为。

【22】　畜牧：晋阳田，自神武以来，常种禾，饲马数千匹。

【23】　民族：穆提婆谓：孝征（祖珽）汉儿……岂合作领军……。韩长鸾言汉儿文官，连名总署。

【24】　商业：北齐后主使商胡至周市珍珠，盖西域通市在周境。

【25】　学术：苏绰用申韩。

【26】　史事：陈攻淮南时，北齐实以备用而弃之。

【27】　史事：周武帝灭齐战略。

【28】　史事：齐延宗捷后，周武帝欲走之诬。

【29】　民族：颜之推劝北齐后主投陈。

【30】　民族：周之灭齐，高宝宁为营州刺史，以契丹、靺鞨入救。北走后，又引契丹勿吉之众来攻。

【31】　史事：陈任吴明彻取淮南，盖以其与立已。

第十五章　南北统一

第一节　隋文帝代周

周武帝之生平，颇与后周世宗相似。武帝之灭齐，犹世宗之破北汉也；其破陈，取淮南，犹世宗之破南唐也；破陈而即伐突厥，犹世宗之破南唐而即伐契丹也；而其北伐遇疾，赍志身死，国祚旋移，二者亦无不相类。史事不能相同也，而其相类至于如此，岂不异哉。

陈宣帝像

陈宣帝（530—582），即陈顼，公元568年即位，在位14年，年号太建。陈氏太建北伐，系东晋南朝北伐史上的绝响之作。

武帝宣政元年，陈宣帝之大建十年也，五月，北伐突厥。至云阳，遇疾。六月，还京。其夜，死于途。（参看第十四章第八节。时年三十六。）大子赟立，是为宣帝。武帝生平，所最信任者，为宇文孝伯。（孝伯，安化县公深之子，深文帝族子也。孝伯与高祖同日生，大祖甚爱之，养于第内。及长，又与高祖同学。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托言与孝伯同业受经，思相启发，由是晋公护弗之猜也，得入为右侍上士。恒侍左右，出入卧内。朝之机务，皆得与焉。）次则王轨及宇文神举。（神举，文帝族子。）诛宇文护之际，惟三人者颇得与焉。而尉迟运平卫刺王之乱，总宿卫军事，亦称帝之信臣。（武帝寝疾，驿召孝伯赴行在所。帝执其手曰：“吾自量必无济理，以后事付君。”是夜，授司卫上大夫，总宿卫兵马事。又令驰驿入京镇守，以备非常。而尉迟运总侍卫兵还京师。）宣帝之为皇大子，武帝尝使巡西土，因讨吐谷挥。轨与孝伯并从。《轨传》云：军中进止，皆委轨等，帝仰成而已。时宫尹郑译、王端等并得幸。帝在军中，颇有失德，译等皆与焉。军还，轨等言之于高祖。高祖大怒，乃挞帝，除译等名，仍加捶楚。后轨与孝伯等屡言宣帝之短，神举亦颇与焉。（《神举传》。）而轨言之最切。《周书》诸人列传，谓皆由宣帝多过失，《隋书·郑译传》，则谓轨欲立武帝第三子秦王贽，未知事究如何，要之，诸人当武帝时，皆有权势，其见忌于宣帝，自有其由；（王轨等之死，亦是一疑案。【1】《轨传》云：轨尝与小内史贺若弼言：“皇大子必不克负荷。”弼深以为然，劝轨言之。轨后因侍坐，乃谓高祖曰：“皇大子仁孝无闻，复多凉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论是非，陛下恒以贺若弼有文武奇才，识度宏远，而弼比每对臣，深以此事为虑。”高祖召弼问之。弼乃诡对曰：“皇大子养德春宫，未闻有过，未审陛下何从得闻此言？”既退，轨诮弼曰：“平生言论，无所不道，今者对扬，何得乃尔翻覆？”弼曰：“此公之过也。皇大子国之储副，岂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灭门之祸。本谓公密陈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轨默然。久之，乃曰：“吾专心国家，遂不存私计。向者对众，良实非宜。”后轨因内宴上寿，又捋高祖须曰：“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高祖深以为然。但汉王次长，又不才，此外诸子并幼，故不能用其说。《孝伯传》：孝伯为东宫左宫正，白高祖曰：“皇大子四海所属，而德声未闻。臣忝宫官，实当其责。且春秋尚少志业未成。请妙选正人，为其师友，调护圣质，犹望日就月将，如或不然，悔无及矣。”帝曰：“正人岂复过君？”于是以尉迟运为右宫正，孝伯仍为左宫正。寻拜宗师中大夫。及吐谷浑入寇，诏皇大子征之，军中之事，多决于孝伯。俄授京兆尹。入为左宫伯。转右宫伯。尝因侍坐，帝问之曰：“我儿比来，渐长进不？”答曰：“皇大子比惧天威，更无罪失。”及王轨因内宴捋帝须，言大子之不善，帝罢酒，责孝伯曰：“公常语我云大子无过，今轨有此言，公为诳矣。”孝伯再拜曰：“臣闻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爱，遂尔结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隋书·贺若弼传》，谓弼知大子不可动摇，故诡辞以对，与《孝伯传》不能割情忍爱之说合，则《轨传》谓高祖深以轨言为然者不仇矣。孝伯虽言大子之失，而其辞甚婉。《尉迟运传》云：运为宫正，数进谏，帝不能纳，反疏忌之。时运又与王轨、宇文孝伯等皆为高祖所亲待，轨屡言帝失于高祖，帝谓运与其事，愈更衔之，是运实未尝言帝之失。《神举传》亦不过谓其颇与焉而已。乐运以强直称，其《传》云高祖尝幸同州，召运赴行在所。既至，谓曰：“卿来日见大子不？”运曰：“臣来日奉辞。”高祖曰：“卿言大子何如人？”运曰：“中人也。”时齐王宪以下，并在帝侧，高祖顾谓宪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大子聪明睿知，惟运独云中人，方验运之忠直耳。”因问运中人之状。运对曰：“班固以齐桓公为中人，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谓可与为善，亦可与为恶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选宫官以匡弼之。运之言，亦不过如宇文孝伯耳。然则始终力言大子之不善者，王轨一人而已。《宣帝纪》云：帝惮高祖威严，矫情修饰，以是过恶遂不外闻，与孝伯大子比惧天威，更无罪失之说合，则宣帝在武帝世，实无大过恶。宣帝为武帝长子，次汉王赞，次秦王贽，《轨传》云武帝以汉王不才，故不能用其说，而《隋书·郑译传》，谓轨欲立秦王，其说亦隐相符合，然则轨之力毁大子，又恶知其意果何在邪？《译传》云：轨每劝帝废大子而立秦王，由是大子恒不自安。其后诏大子西征吐谷浑，大子乃阴谓译曰：“秦王上爱子也，乌丸轨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毋扶苏之事乎？”译曰：“愿殿下勉著仁孝，毋失子道而已，勿为佗虑。”大子然之。既破贼，译以功最，赐爵开国子，邑三百户。后坐亵狎皇大子，帝大怒，除名为民。大子复召之，译戏狎如初。因言于大子曰：“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大子悦而益昵之。夫译以功最受赏，则谓军中之事，皆由轨及宇文孝伯者为不仇矣。何时得据天下之言，又何其与勉著仁孝之语，大不相类也？）而齐王宪，自武帝之世，即专征伐，见猜疑，（参看第十四章第五节。《宪传》云：宪自以威名日重，潜思屏退。及高祖欲亲征北蕃，乃辞以疾。高祖变色曰：“汝若惮行，谁为吾使？”宪惧曰：“臣陪奉銮舆，诚为本愿，但身婴疹疾，不堪领兵。”帝许之。果宪欲屏退，抑帝不欲其领兵，亦不可知也。）其不能见容于宣帝，自更不待言矣。帝即位未逾月，即杀宪。（《宪传》云：高祖未葬，诸王在内治服，司卫长孙览总兵辅政，而诸王有异志，奏令开府于智察其动静。及高祖山陵还，诸王归第，帝又命智就宅候宪。因是告宪有谋。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诏宪：晚共诸王俱至殿门。宪独被引进。帝先伏壮士于别室，执而缢之。宪六子：贵，先宪卒。质、、贡、乾禧、乾洽，并与宪俱被诛。《孝伯传》云：帝忌齐王宪，意欲除之，谓孝伯曰：“公能为朕图齐王，当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头曰：“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栋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顺旨曲从，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也。”帝不怿。因渐疏之。乃与于智、王端、郑译等密图其事。后令智告宪谋逆，遣孝伯召宪入，遂诛之。孝伯既不肯害宪矣，何以召宪时必遣孝伯？孝伯又何以肯承命召宪？岂真全不知帝之将杀之邪？）明年，（宣帝大成元年。及传位，改元大象。陈宣帝大建十一年。）二月，又杀王轨。神举时为并州总管，使人鸩诸马邑。又赐宇文孝伯死。尉迟运求外出，为秦州总管，亦以忧死。（《孝伯传》曰：帝诛轨，尉迟运惧，私谓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祸，为之奈何？”孝伯对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为人臣子，知欲何之？且委质事人，本徇名义，谏而不入，将焉逃死？足下若为身计，宜且远之。”于是各行其志。运出为秦州总管。《运传》云：运至州，犹惧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忧薨于州。）

宣帝，史以为无道之主，然其人初非大恶，特武帝束之大严，（《纪》云：帝之在东宫也，高祖虑其不堪承嗣，遇之甚严。朝见进止，与诸臣无异。虽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许至东宫。帝每有过，辄加棰朴。尝谓之曰：“古来大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邪？”于是遣东宫官属录帝言语动作，每月奏闻。此等如束湿薪之教往往一纵弛即不可收拾。）而实未亲正人，又年少无学识，其举动遂多可笑耳。（《纪》言其每对臣下，自称为天。以五色土涂所御天德殿，各随方色。又于后宫与皇后等列坐，用宗庙礼器罇彝珪瓒之属以饮食。此等皆孩穉所为耳。）史所谓侈君者，亦有二科：其一惟务行乐，他无所知。【2】一则颇欲有所兴作，釐正制度。然生长深宫，不知世务。所兴所革，皆徒眩耳目，不切实际。非惟无益，反致劳民伤财。二者之诒害或惟均，然原其本心，固不可同日而语。汉武帝即属于后一类，（参看《秦汉史》第五章第二节。）周宣帝亦其伦也。《本纪》言帝于国典朝仪，率情变改；（又云：后宫位号，莫能详录，可见其所改之多。变改必不能专于后宫，史不能详记耳。）又言其每召侍臣论议，惟欲兴造变革；（又云：未尝言及治政，盖意在创制立法，而不重目前之务也。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与公卿旦夕论议，不省狱讼，亦系此等见解。此等人往往阔于事情，然谓其规模不弘远，不可得也。）即可见其欲兴作，釐正制度。其所行者，亦不得谓无善政。如即位之岁，即遣大使巡察诸州。又诏制九条，宣下州郡，（一曰：决狱科罪，皆准律文。二曰：母族绝服外者听昏。三曰：以杖决罚，悉令依法。四曰：郡县当境贼盗不擒获者，并仰录奏。五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才堪任用者，即宜申荐。六曰：或昔经驱使，名位未达；或沉沦蓬荜，文武可施；宜并采访，具以名奏。七曰：伪齐七品以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爰及流外，若欲入仕，皆听豫选，降二等授官。八曰：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九曰：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鳏寡困乏，不能自存者，并加禀恤。）此即苏绰制六条诏书之意。明年，正月，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一洗代北之俗。（胡三省《通鉴注》曰：以此知周之君臣，前此盖胡服也。【3】又明年，大象二年，陈大建十二年。）二月，幸露门学，行释奠之礼。三月，追封孔子为邹国公，立后承袭。别于京师置庙，以时祭享。皆可见其能留意于文教：此盖自文帝以来，即喜言创制改革，故帝亦习染焉而不自知也。然其亡谓且有害之事亦甚多。即位之明年，二月，即传位于大子衍。（后更名阐。）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冕二十有四。车服、旗鼓，皆以二十四为节。皇帝衍称正阳宫。衍时年七岁耳。帝耽酗于后宫，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请事者，皆附奄官奏之。初诏营邺宫。大象元年，二月，停之，而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迄于晏驾。史言帝所居宫殿帷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光华炫耀，极丽穷奢，及营洛阳宫，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远矣。为大子时，立妃杨氏，隋文帝之女也。即位后立为皇后。传位后，改称天元大皇后。是年四月，立妃朱氏为天元帝后。朱氏，静帝所生母也。吴人。坐事没入东宫。年长于帝十余岁，疏贱无宠，以静帝故，特尊崇之。帝所宠元氏，魏宗室晟之女。陈氏，高氏隶山提之女。（陈山提，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北史》云尒朱氏之隶，误。）西阳公温，杞国公亮之子也。妻尉迟氏，迥之孙女，有容色。以宗妇例入朝，帝逼而幸之。亮方为行军总管伐陈，闻之惧，因谋反。还至豫州，夜将数百骑袭行军元帅韦孝宽营，为孝宽所击斩。帝即诛温，追尉迟氏入宫，立为妃。七月，取法于后妃四星，改称朱氏为天皇后，立元氏为天右皇后，陈氏为天左皇后。明年，二月，又取五帝及土数惟五之义，以杨后为天元大皇后，朱后为天大皇后，陈氏为天中大皇后，元氏为天右大皇后，而立尉迟氏为天左大皇后焉。尝遣使简京兆及诸州士民之女，以充后宫。（事在大象元年五月，见《本纪》。）又诏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致贵贱同怨，声溢朝野。（乐运所陈帝八失之一，见《运传》。）帝好出游。即位之年，八月，幸同州。（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十月乃还。）明年，正月，东巡狩。（三月乃还。）八月，幸同州。十一月，幸温汤。又幸同州。十二月，幸洛阳。帝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并乘驿以从。仍令四后方驾齐驱。或有先后，便加谴责。人马顿仆相属。又明年，三月，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驱戒道为三百六十重。自应门至于赤岸泽，（在长安北。）数十里间，幡旗相蔽，鼓乐俱作。又令虎贲持钑马上称警跸，以至于同州。四月，幸中山祈雨。（中山，亦作仲山，在云阳西。）至咸阳宫，雨降，还宫。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音乐迎候。其后游戏无恒，出入不饰，羽仪仗卫，晨出暮还，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武帝时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大象元年，初复佛像及天尊像。十月，帝与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陈杂戏，令京城士民纵观。十二月，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伎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入殿歌舞，与后宫观之，以为戏乐。京兆郡丞乐运，舆榇诣朝堂，言帝八失，有云：“都下之民，徭赋稍重。必是军国之要，不敢惮劳，岂容朝夕征求，惟供鱼龙烂漫，士民从役，只为俳优角抵？纷纷不已，财力俱竭，业业相顾，无复聊生。”则其游戏举动，诒害于人民甚烈矣。游戏无节如此，度支自不免竭蹶。大象二年，正月，乃税入市者人一钱。此盖史纪其征敛之至苛者，其为史所不载者，又不少矣。

乐运之陈帝八失也，帝大怒，将戮之。内史元岩绐帝曰：“乐运知书奏必死，所以不顾身命者，欲取后世之名。陛下若杀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获免。翼日，帝颇感悟，召运谓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实是忠臣。先皇明圣，卿数有规谏，朕既昏暗，卿复能如此。”乃赐御食以赏之。则帝亦不尽拒谏。《颜之仪传》云：周祖初建储宫，盛选师傅，以之仪为侍读。大子后征吐谷浑，在军有过行，郑译等并以不能匡弼坐谴，惟之仪以累谏获赏。即拜小宫尹。宣帝即位，迁御正中大夫。帝后刑政乖僻，昏纵日甚，之仪犯颜骤谏。虽不见纳，终亦不止。深为帝所忌。然以恩旧，每优容之。及帝杀王轨，之仪固谏，帝怒，欲并致之法。后以其谅直无私，乃舍之。案帝于之仪，任之甚重，（见下。）谓其欲致之法，恐亦莫须有之辞也。斛斯征者，高祖以其治经有师法，令教授皇子。帝时为鲁公，与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礼。及即位，迁大宗伯。上疏极谏。帝不纳。郑译因谮之。遂下征狱。狱卒张元哀之，以佩刀穿狱墙出之。此虽酷暴，然征因遇赦获免，亦未闻帝之更事追求也。然帝之用刑确不详，而又偏于严酷。初高祖作《刑书要制》，用法严重。及帝即位，以海内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大象元年，八月，大醮于正武殿，又告天而行焉。乐运初以帝数行赦宥，上疏极谏，及其陈帝八失，则云：“变故易常，乃为政之大忌，严刑酷罚，非致治之弘规。若罚无定刑，则天下皆惧，政无常法，则民无适从。岂有削严刑之诏，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严前制？今宿卫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没，此则大逆之罪，与十杖同科，虽为法愈严，恐人情转散。请遵轻典，并依大律，则亿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本纪》言：帝摈斥近臣，多所猜忌。常遣左右，伺察群臣。动止所为，莫不钞录。小有乖违，辄加其罪。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挞。其间诛戮、黜免，不可胜言。每笞棰人，皆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嬖，亦多被杖背。于是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盖帝之为人，凡事皆任情而动，又承武帝酷法之后，遂致有斯弊耳。

鲜卑立国，本无深根固柢之道，周武帝虽云英武，亦仅能致一时之富强耳，故嗣子不令，国祚即随之倾覆焉。大象二年，五月，宣帝死。帝之即位也，以郑译为内史下大夫，委以朝政。俄迁内史上大夫。译颇专擅。帝幸东京，译擅取宫材，自营私第，坐是复除名为民。刘昉数言于帝，帝复召之，顾待如初。刘昉者，武帝时以功臣子入侍皇大子，及帝嗣位，以技佞见狎，出入宫掖，宠冠一时。授大都督。迁小御正。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译与杨坚，有同学之旧，昉亦素知坚。宣帝不悆，召昉及之仪俱入卧内，属以后事。昉遂与译谋，引坚辅政。《周书·颜之仪传》云：宣帝崩，刘昉、郑译等矫遗诏，以隋文帝为丞相，之仪知非帝旨，拒而弗从。昉等草诏署记，逼之仪连署。之仪厉声谓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仪署而行之。案隋文帝在周世，既无大权，亦无重望，之仪安知其将篡？《传》所载之仪之言，必非实录。《隋书·郑译传》，谓之仪与宦者谋，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仲已至御坐，译知之，遽率开府杨惠及刘昉、皇甫绩、（韦孝宽外孙。为宫尹中士。卫刺王作乱，城门已闭，百僚多有遁者，绩闻难赴之。于玄武门遇皇大子。大子下楼，执绩手，悲喜交集。武帝闻而嘉之。迁小宫尹。宣政初，拜畿伯下大夫。累转御正下大夫。）柳裘俱入，（柳裘本仕梁。梁元帝为魏军所逼，遣裘请和于魏。俄而江陵陷，遂入关中。时为御饰大夫。宣帝不悆，留侍禁中。）仲与之仪见译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执之，则更东野人之言矣。《隋书·高祖纪》：宣帝即位，以后父，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迁大后丞、右司武。俄转大前疑。每巡幸，恒委居守。位望益隆，帝颇以为忌。帝有四幸姬，并为皇后，诸家争宠，数相毁谮。帝每忿怒，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动即杀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大象二年，五月，以高祖为扬州总管。将发，暴有足疾，不果行。《郑译传》云：高祖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尝在永巷，私于译曰：“久愿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译曰：“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时将遣译南征。译请元帅。帝曰：“卿意如何？”译对曰：“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可令隋公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帝从之。乃下诏，以高祖为扬州总管，译发兵俱会寿阳以伐陈。谓高祖为宣帝所忌，全系事后附会之谈，实则当日伐陈，尚系以郑译为主，高祖但以宿将懿戚，与之偕行耳。《李德林传》云：郑译、刘昉，初矫诏召高祖受顾命，辅少主，总知内外兵马事。诸卫既奉敕，并受高祖节度。译、昉议欲授高祖冢宰，译自摄大司马，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问德林曰：“欲何以见处？”德林曰：“即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及发丧，便即依此。以译为相府长史，带内史上大夫，昉但为丞相府司马。译、昉由是不平。观此，便知译、昉所以引高祖之故，而亦知高祖所以克成大业之由。盖译、昉之意，原欲与高祖比肩共揽朝权，而不意高祖究系武人，兵权既入其手，遂抑译、昉为僚属也。此译、昉之所以不终。抑高祖位望素轻，当日安知其将篡？此又尉迟迥等之起，韦孝宽等之所以为高祖尽力？彼固以为扶翼周朝，不以为助成高祖之篡夺。抑尉迟迥等之。起兵，未尝非觊觎权势，亦未必知高祖之将篡，而志在扶翼周朝也。及迥等既败，则高祖之权势坐成，而其篡夺，转莫之能御矣。此乃事势邂逅使然，即高祖，亦未必自知其成大业如此之易也。自来篡夺之业，必资深望重，大权久在掌握而后克成，而高祖独以资浅望轻获济，此又得国者之一变局矣。

高祖之骤获大权，实得武人拥戴之力。《隋书·卢贲传》：贲辑司武上士，时高祖为大司武，贲知高祖非常人，深自推结。及高祖初被顾托，群情未一，乃引贲置于左右。高祖将之东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潜令贲部伍仗卫，因召公卿谓曰：“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往往偶语，欲有去就。贲严兵而至，众莫敢动。出崇阳门至东宫，门者拒不纳。贲谕之，不去。瞋目叱之，门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贲恒典宿卫。当日之情形，实类陈兵劫迫，此周之宗戚，所以束手而不敢动也。观此，而知周宣帝之废尉迟运为自诒伊戚矣。东宫即正阳宫也，时以为丞相府，而静帝入居天台。汉王赞为右大丞相，高祖为左大丞相。百官总己，以听于左大丞相。《刘昉传》云：时汉王赞居禁中，每与高祖同帐而坐。昉饰美妓进于赞，赞甚悦之。昉因说赞曰：“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之后，入为天子，此万全之计也。”赞时年未弱冠，性识庸下，闻昉之说，以为信然，遂从之。其说未知信否，然赞即居禁中亦未必能与高祖相持也。于是京城之大权，尽归于高祖矣。

时尉迟迥为相州总管。高祖令迥子惇赍诏书以会葬征迥，以韦孝宽代之。迥留惇举兵。迥弟子勤，时为青州总管，亦从迥。众数十万。荣州刺史宇文胄，（荣州，魏之北豫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胄，什肥子，见下。）申州刺史李惠，（申州，江左之司州，后魏之郢州也，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东魏东楚州，治宿豫，后周改泗州，盖史以旧名称之。）东潼州刺史曹惠达，（《五代志》：下邳郡夏丘县，梁置潼州，盖时尚未废。夏丘，汉县，今安徽泗县。）各据州以应迥。高祖以韦孝宽为元帅讨之。惇率众十万入武陟。（今河南武陟县。）为孝宽所败。孝宽乘胜进至邺。迥与子惇、祐等悉其卒十三万陈于城南。勤率众五万，自青州来赴，以三千骑先至。战，又败。迥自杀。勤、惇、祐东走，并追获之。郧州总管司马消难，（郧州，周置，今湖北安陆县。）闻迥不受代，举兵应迥。使其子泳质于陈以求援。高祖命襄州总管王谊讨之。（襄州，见第十二章第十节。）消难奔陈。王谦者，雄之子，时为益州总管，亦举兵。隆州刺史阿史那瓌为画三策，（梁南梁州，西魏改曰隆州，今四川阆中县。）曰：“亲率精锐，直指散关，（见第八章第五节。）上策也。出兵梁、汉，以顾天下，中策也。坐守剑南，发兵自卫，下策也。”谦参用其中下二策，遣兵镇始州。（西魏置，今四川剑阁县。）高祖以梁睿为行军元帅讨之。益州刺史达奚惎，总管长史乙弗虔等攻利州，（西魏置，今四川广元县。）闻睿至，众溃。密使诣睿，请为内应以赎罪。谦不知，并令守成都。睿兵奄至，谦自率众迎战，又以惎、虔之子为左右军。行数十里，军皆叛。谦以二十骑奔新都。（汉县，今四川新都县。）县令王宝斩之。惎、虔以成都降。（高祖以其首谋，斩之。阿史那瓌亦诛。）皆七月中事也。尉迟迥时已衰暮；王谦徒藉父勋，本无筹略，司马消难则一反覆之徒耳；（《消难传》云：性贪淫，轻于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难云。）韦孝宽时亦年老无奢望，（孝宽平迥后即死，时年七十二。）且事出仓卒，诸镇即怀异志，亦不及合谋；而高祖所以驾驭之者，亦颇得其宜；此其戡定之所以易也。（《隋书·李德林传》：韦孝宽为沁水泛涨，兵未得度，长史李询上密启云：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慅慅，人情大异。高祖得询启，深以为忧。与郑译议，欲代此三人，德林独进计曰：“公与诸将，并是国家贵臣，未相伏驭，以挟令之威使之耳。安知后所遣者能尽腹心，前所遣者独致乖异？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即令换易，彼将惧罪。恐其逃逸，便须禁锢。然则郧公以下，必有惊疑之意。且临敌代将，自古所难。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为诸将旧来所信服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有异志，必不敢动。”丞相大悟，即令高颎驰驿往军所，为诸将节度，竟成大功。《柳裘传》云：尉迥作乱，天下骚动，并州总管李穆，颇怀犹豫，高祖令裘往喻之，穆遂归心，高祖。《周书·穆传》云：尉迟迥举兵，穆子荣欲应之，穆弗听。时迥子谊为朔州刺史，穆执送京师。此等皆隋事成败之关键。）

周文帝子十三人：长明帝。次宋献公震，前卒。次闵帝。次武帝。次卫刺王直，以谋乱并子十人被诛，次齐炀王宪，与子并为宣帝所杀；已见前。次赵僭王招。次谯孝王俭。次陈惑王纯。次越野王盛。次代奰王达。次冀康公通。次滕闻王逌。俭与通亦前卒。赵、陈、越、代、滕五王，大象元年五月，各之国。宣帝疾，追入朝。（《隋书·高祖纪》曰：周氏诸王在藩者，高祖恐其生变，以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辞征之。）比至，帝已死。五王与明帝长子毕刺王贤谋作乱。高祖执贤斩之，并其子弘义、恭道、树娘等。寝赵王等之罪。因诏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用安其心。九月，赵王伏甲以宴高祖，（《周书·招传》云：招邀隋文帝至第，饮于寝室；《隋书·元胄传》亦云：招要高祖就第；其说当是。《高祖纪》云：高祖赍酒肴造赵王第，欲观所为，恐非。）为高祖从者元胄所觉，获免。（胄，魏昭成帝六代孙。齐王宪引致左右，数从征伐，官至大将军。高祖初被召入，将受顾托，先呼胄，次命陶澄，并委以腹心。恒宿卧内。及为丞相，每典军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卫。）于是诛招及盛，并招子员、贯、乾铣、乾铃、乾鉴，盛子忱、悰、恢、懫、忻。十月，复诛纯及其子谦、让、议。十一月，诛达及其子执、转，逌及其子祐、裕、礼、禧。而俭之子乾恽，毕刺王之弟王贞及其子德文，宋王寔，（出后宋献公。）闵帝子纪厉王康之子湜，（康武帝世为利州刺史，有异谋，赐死。）宣帝弟汉王赞并其子道德、道智、道义，秦王贽并其子靖智、靖仁，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兑，荆王元，静帝弟邺王衎，（从《本纪》。《传》作衍，则与静帝初名同矣。）郢王术亦皆被杀。于是宇文泰之子孙尽矣。泰三兄，惟邵惠公颢有后。颢长子什肥，为齐神武所害；第三子护，武帝时与诸子皆被诛；亦已见前。什肥被害时，子胄，以年幼下蚕室。天和中，与齐通好，始得归。举兵应尉迟迥，战败被杀。颢次子导，有五子：曰广、亮、翼、椿、众。广、翼皆前死。亮，宣帝时以反诛，子明、温皆坐诛。（温出后翼。）广子洽、椿、众，椿子道宗、本仁、隣武、子礼、献，众子仲和、孰伦，亦皆被杀。惟德帝从父兄仲之孙洛，静帝死后，封介国公，为隋国宾云。周于元氏子孙，无所诛戮，（见《周书·元伟传》。）且待之颇宽，（《周书·明帝纪》：闵帝元年，十二月，诏元氏子女，自坐赵贵等事以来，所有没入为官口者，悉宜放免。）而高祖于宇文氏肆意屠翦，读史者多议其非，然宇文氏代魏时，元氏已无能为，而隋高祖执权时，宇文氏生心者颇众，势亦有所不得已也。（《廿二史札记》云：隋文灭陈，不惟陈后主得善终，凡陈氏子孙，自岳阳王叔慎以抗拒被杀外，其余无一被害者，皆配往陇右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同一灭国也，于宇文氏则殄灭之，于陈则悉保全之，盖隋之篡周，与宇文有不两立之势，至取陈则基业已固，陈之子孙，又皆孱弱不足虑，故不复肆毒也。）

内外之敌皆除，隋高祖遂以陈大建十二年二月代周。周静帝旋见杀。隋室之先，史云弘农华阴人，（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汉大尉震之后，此不足信。高祖六世祖元寿，仕魏，为武川镇司马，因家焉，盖亦代北之族。然高祖时胡运既迄，文化大变，高祖所为，皆以汉人自居，不复能以胡人目之，五胡乱华之局，至此终矣。

第二节　陈后主荒淫

甚哉，积习之不易变也！荒淫、猜忌，为江左不振之大原，陈武帝崛起岭峤，豁达大度，今古罕俦；且能以恭俭自厉；至文帝，尚能守其遗风；（《高祖纪》言：升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恒崇宽政，爱育为本。有须调发军储，皆出于事不可息。加以俭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瓦器蚌盘；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初平侯景，及立绍泰，子女玉帛，皆班将士。其充闱房者，衣不重采，饰无金翠。歌钟女乐，不列乎前。及乎践阼，弥厉恭俭。《世祖纪》云：世祖起自艰难，知百姓疾苦。国家资用，务从俭约。常所调敛，事不获已者，必咨嗟改色，若在诸身。主者奏决，妙识真伪，下不容奸，人知自厉矣。一夜内刺闺取外事分判者，前后相续。每鸡人伺漏，传更签于殿中，乃敕送者：“必投签于阶石之上，令枪然有声，”云“吾虽眠，亦令惊觉也。”始终梗概，若此者多焉。《后妃传》云：世祖性恭俭，嫔嫱多阙。）庶几积习可以渐变矣。乃至后主，卒仍以此败，岂不哀哉！

陈后主像

陈后主（553—604），即陈叔宝，南朝陈最后一位皇帝。叔宝统治期间，荒于酒色，不恤政事，陈朝政治日趋腐败。祯明三年（589年）隋以杨广为元帅，率军攻入建康，陈后主被俘，陈亡。

大建十四年，正月，陈宣帝崩。大子叔宝立，是为后主。宣帝次子始兴王叔陵，性强梁。尝刺江、湘二州，又为扬州，皆极暴横。宣帝初不之知，后虽稍知之，然素爱叔陵，责让而已，不能绳之以法也。第四子长沙王叔坚，亦桀黠凶虐。与叔陵俱招聚宾客，各争权宠，甚不平。文帝第五子新安王伯固，性轻率。与叔陵共谋不轨。宣帝弗豫，叔坚、叔陵等并从后主侍疾。叔陵阴有异志。乃令典药吏曰：“切药刀甚钝，可砺之。”及宣帝崩，仓卒之际，又命其左右于外取剑。左右弗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剑以进。叔陵怒。叔坚在侧闻之，疑有变，伺其所为。及翼日小敛，后主哀顿俯服，叔陵袖剉药刀趋进，斫后主中项。后主闷绝于地。又斫大后数下。（宣帝后柳氏。）后主乳媪吴氏，（乐安君。）时在大后侧，自后掣其肘。后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后主衣。后主自奋得免。叔坚手搤叔陵，夺去其刀。仍牵就柱，以其褶袖缚之。时吴媪已扶后主避贼。叔坚求后主所在，将受命焉。叔陵因奋袖得脱。（此据《叔陵传》。《叔坚传》云：叔坚自后扼叔陵，禽之。并夺其刀，将杀之。问后主曰：“即尽之，为待邪？”后主不能应。叔陵旧多力，须臾，自奋得脱。）突走出云龙门，驰车还东府。放囚以充战士。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马。仍自被甲、着白布帽，登城西门，招募百姓。召诸王将帅，莫有应者，惟伯固闻而赴之。（伯固时为扬州刺史。）是时众军并缘江防守，台内空虚。叔坚乃白大后，使大子舍人司马申以后主命召萧摩诃，令讨之。（摩诃时为右卫将军。）叔陵聚兵仅千人，自知不济，遂入内，沉其妃沈氏及宠妾七人于井，率人马数百，自小航渡，（秦淮上航，当东府门。）欲趋新林，以舟舰入北。为台军所邀，与伯固皆被杀。叔陵诸子，即日并赐死。一场叛乱，不过自寅至巳而已，真儿戏也。

叔陵既平，叔坚以功进号骠骑将军，为扬州刺史。寻迁司空，将军、刺史如故。时后主患创，不能视事，政无大小，悉委叔坚决之，于是势倾朝廷。叔坚因肆骄纵，事多不法。后主由是疏而忌之。至德元年，出为江州刺史。未发，又以为骠骑将军，重为司空，实欲去其权势。叔坚不自安。稍怨望。乃为左道厌魅，以求福助。其年冬，有人上书告其事。案验并实。（此据《陈书·本传》。《南史》云：阴令人造其厌魅，又令人上书告其事，案验令实。）后主召叔坚，囚于西省，将杀之。其夜，令近侍宣敕，数之以罪。叔坚对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亲媚耳。臣既犯天宪，罪当万死。臣死之日，必见叔陵，愿宣明诏，责于九泉之下。”后主感其前功，乃赦之。

司马申以功除大子左卫率，兼中书通事舍人。迁右卫将军。申历事三帝，内掌机密，颇作威福。性忍害，好飞书谮毁，朝之端士，遍罹其殃。性又果敢。善应对。能候人主颜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谮之，附己者因机进之。是以朝廷内外，皆从风而靡。初宣帝委政于毛喜。喜数有谏争，事并见从。自吴明彻败后，帝深悔不用其言，谓袁宪曰：“一不用喜计，遂令至此。”由是益见亲重。喜乃言无回避。时后主为皇大子，好酒，每共亲幸人为长夜之宴，喜尝言之宣帝，后主遂衔之。即位后，稍见疏远。及被始兴王伤，创愈置酒，引江总以下，展乐赋诗。醉酣而命喜。于时山陵初毕，未及逾年，喜见之不怿。欲谏而后主已醉。乃详为心疾，升阶，仆于阶下。移出省中。后主醒乃疑之。谓江总曰：“我悔召毛喜。知其无疾，但欲阻我欢宴，非我所为耳。”乃与申谋曰：“此人负气，我欲将乞鄱阳兄弟，（鄱阳王伯山，文帝第三子。）听其报仇，可乎？”对曰：“终不为官用，愿如圣旨。”傅縡争之曰：“若许报仇，欲置先皇何地？”后主乃曰：“当乞一小郡，勿令见人事耳。”乃以喜为永嘉内史。傅縡者，亦为中书舍人。性木强。不持检操。负才使气，陵侮人物，朝士多衔之。会施文庆、沈客卿以便佞亲幸，专制衡轴，而縡益疏。文庆等因共谮縡受高丽使金。后主收縡下狱。縡素刚，因愤恚，于狱中上书。（略云：“陛下顷来，酒色过度。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雠，视生民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僵尸蔽野。货赂公行，帑藏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书奏，后主大怒。顷之，意稍解，遣使谓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过不？”縡对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臣心可改。”后主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穷治其事，遂赐死狱中。（时又有章华者，亦以不得志，祯明初上书极谏。书奏，后主大怒，即日命斩之。）施文庆者，家本吏门，至文庆，好学，颇涉书史。后主之在东宫，文庆事焉。及即位，擢为中书舍人。大被亲幸。自大建以来，吏道疏简，百司弛纵，文庆尽其力用，无所纵舍，分官联事，莫不振惧。又引沈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惠景等，云有吏能。后主信之。然并不达大体，督责苛碎，聚敛无厌。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后主益以文庆为能，尤亲重内外众事，无不任委。客卿，至德初为中书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旧制：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4】后主盛修宫室，穷极耳目，府库空虚，有所兴造，恒苦不给。客卿每立异端；惟以刻削百姓为事。奏请不问士庶，并责关市之估，而又增重其旧。于是以阳慧朗为大市令，暨慧景为尚书金仓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领，豪釐不差。纠谪严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总以督之。每岁所入，过于常格数十倍。后主大悦。寻加客卿散骑常侍、左卫将军，舍人如故。惠朗、慧景奉朝请。祯明三年，客卿遂与文庆俱掌机密。案为治之道，必不能废督责，而督责之术，惟无朋党者为能施之。南朝君主，好言吏事，好用寒人，实不能谓为无理。【5】（其为史所深诋者，则史籍皆出于士大夫之手，正所谓朋党之论也。）然以此求致治则可，以此事聚敛而中人主之欲，则为民贼矣。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其所以用之者异也，夫恶可以不审？况乎出于文法之外，而使之参与大计哉？抑督责之家，每戒主劳而臣逸，谓不可躬亲细务，而遗其大者远者耳，非谓自求逸豫也。若其自求逸豫，则为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桎梏之邪说。南朝君主，多好吏事而不治，病正坐此，而后主亦然。以江总为尚书令，不持政务，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瑗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者，辄以罪斥之。于是危亡迫于眉睫而不自知矣。而其时女谒尤盛。

后主皇后沈氏，贤而无宠，而宠张贵妃及龚、孔二贵嫔。后无子，孙姬生子胤。姬因产卒，后哀而养之，以为己子。时后主年长，未有胤嗣，宣帝因命以为嫡孙。（大建五年。）后主即位，立为皇大子。后卒废之而立张贵妃之子深焉。（祯明二年。据《袁宪传》，大子颇不率典训，然后主之废之，则初不以此。后主第八子会稽王庄，性严酷，数岁，左右有不如意，辄剟刺其面，或加烧爇，以母张贵妃有宠，后主甚爱之。）《陈书·后妃传》述后主之恶德云：魏征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后主初即位，以始兴王叔陵之乱，被伤卧于承香阁下，时诸姬并不得进，惟张贵妃侍焉。至德二年，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贵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好、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宠，递代以游其上。以官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张贵妃才辩强记，善候人主颜色。是时后主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后主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记者，贵妃并为条疏，无所遗脱。（《南史》此下又云：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贵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庭。而后宫之家，不遵法度，有挂于理者，但求哀于贵妃，贵妃则令李、蔡先启其事，而后从容为言之。大臣有不从者，亦因而谮之。所言无不听。于是张、孔之势，熏灼四方。（《南史》此下云：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执政，亦从风而靡。阉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结。贿赂公行、赏罚无章，纲纪督乱矣。术家所坊，同床其一后主引张贵妃共决事，方自谓有裨治理，而恶知其弊之至于此哉？

第三节　隋并梁陈

自周灭北齐之后，北方吞并之形势已成，隋文帝篡立之初，内忧未弭，故与陈仍敦邻好。然开皇元年，（陈大建十三年。）三月，以贺若弼为楚州总管，镇广陵；（此据《隋书·本纪》。《弼传》楚州作吴州。）韩禽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见第三章第九节。）已稍为用兵之备矣。司马消难之来降也，陈以樊毅督沔、汉诸军事，使任忠趋历阳，宜阳侯慧纪（高祖从孙。）为前军都督，趋南兖州。诸军并无甚功绩。惟樊毅等据甑山，（镇名，消难以之来降，在今湖北汉川县南。）周罗攻陷胡墅。（见第十三章第二节。）大建十四年，（隋开皇二年。）九月，隋以长孙览、元景山为行军元帅，来伐。仍命高颎节度诸军。景山出汉口，甑山守将弃城遁。明年，（陈后主至德元年，隋开皇三年。）陈遣使请和于隋，归隋胡墅。高颎乃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盖隋是时之志，仅在复消难叛时所失之地而已。

隋文帝像

隋文帝（541—604），即杨坚，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到隋统一前近300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实现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又一次统一，为中国封建社会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至德三年，（隋开皇五年。）梁主萧岿死，（伪谥孝明皇帝，庙号世宗。）子琮嗣。初尉迟迥等起兵，岿将帅皆密请兴师，与迥等为连衡之势，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岿以为不可。（《隋书·柳庄传》：庄仕后梁，为鸿胪卿。高祖辅政，萧岿令庄奉书入关。时三方搆难，高祖惧岿有异志，庄还，执手使申意于梁主。庄言于岿曰。“尉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东、庸、蜀，从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隋公必移周国。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岿深以为然。众议遂止。未几，消难奔陈，迥及谦相次就戮。岿谓庄曰：“近者若从众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案高祖初辅政时，未必有篡周之势，说已见第一节。庄之说，乃事后附会之谈，不待深辩。梁欲尽节于周，本无此理；即谓欲尽节，在当时，亦岂易辨高祖与尉迟迥等之顺逆邪？然使迥等而成，必不能责萧岿之不协力；岿即与之协力，亦未必能遂据山南；迥等而败；则祸不旋踵矣。利害明白，中智所知，又岂待庄之决策也。）开皇二年，隋文帝纳岿女为晋王妃；（晋王广，即炀帝。）又欲以其子玚尚兰陵公主；由是罢江陵总管，岿专制其国。及琮立，复置总管以监之。后二岁，（陈祯明元年，隋开皇七年。）隋征琮入朝，遣崔弘度将兵戍之。军至鄀州，（见第十四章第九节。）琮叔父岩及弟等虏居民奔陈。宜黄侯慧纪时为荆州刺史，以兵迎之。隋遂废梁国。先是隋已以杨素为信州总管，（今四川奉节县。）及梁亡，而顺流之势成矣。

祯明二年，隋开皇八年也。十月，隋置淮南行台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旋命晋王广、秦王俊、（文帝第三子。）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于是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汉县，北齐以为齐昌郡，见第十三章第四节。）韩禽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东魏海州，隋改为东海郡，今江苏东海县。）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

萧岩、萧之至也，后主忌之，远散其众，以岩为东扬州，为吴州刺史。使领军任忠出守吴兴，欲以襟带二州。使南平王嶷镇江州，永嘉王彦镇南徐州。（皆后主子。）寻诏二王赴明年元会，命缘江诸防船舰，悉从二王还都，为威势以示梁人之来者。由是江中无一斗船。上流诸州兵，皆阻杨素军不得至。然都下甲士，尚十余万人。及闻隋军临江，后主曰：“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军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散。”《南史·施文庆传》曰：时湘州刺史晋熙王叔文，（高宗第十二子。）在职既久，大得人和，后主以其据有上流，阴忌之。自度素与群臣少恩，恐不为用，无所任者，乃擢文庆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征叔文还朝。文庆深喜其事。然惧居外后执事者持己短长，因进沈客卿以自代。尚书仆射袁宪，骠骑将军萧摩诃及文武群臣共议，请于京口、采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文庆恐无兵从己，废其述职；而客卿又利文庆之任，己得专权；俱言于朝曰：“必有论议，不假面陈，但作文启，即为通奏。”宪等以为然。二人赍启入白后主，曰：“此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当之，若出人船，必恐惊扰。”及隋军临江，间谍数至，宪等殷勤奏请，至于再三。文庆曰：“元会将逼，南郊之日，大子多从，今若出兵，事便废阙。”后主曰：“今且出兵，若北边无事，因以水军从郊，何为不可？”又对曰：“如此，则声闻邻境，便谓国弱。”后又以货动江总。总内为之游说。后主重违其意，而迫群官之请，乃令付外详议。又抑宪等。由是未决而隋师济江。《孔范传》云：时孔贵人极爱幸，范与结为兄妹，宠遇优渥，言听计从，朝廷公卿咸畏。范因骄矜，以为文武才能，举朝莫及。从容白后主曰：“外间诸将，起自行伍，匹夫敌耳，深见远虑，岂其所知？”后主以问施文庆。文庆畏范，益以为然。自是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分配文吏。隋师将济江，群官请为备防，文庆沮坏之，后主未决，范奏曰：“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度？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虏若能来，定作大尉公矣。”或妄言北军马死。范曰：“此是我马，何因死去？”后主笑以为然，故不深备。案史所言施文庆、沈客卿罪状，皆近深文周内。二人者盖文法之吏。凡文法吏，往往不知大局，即遇非常之事，亦以寻常公务视之，此等人吾数见不鲜矣。谓孔范自负才能，亦非其实。如范者，岂知以才能自负？徒知取媚而已。文法之吏，狃于故常；谐臣媚子，惟知谐媚；承当时上下相猜之习，惟求中于时主之心，大兵压境，灭亡在即，而仍无所委任，无所措置，此则当时朝局之真相。故曰：猜忌与荒淫，同为江左灭亡之大原因也。谐臣媚子，惟知谐媚，即国亡家破，彼亦漠然无所动于其中，此真隋文帝所谓全无心肝者。文法之吏，似愈于彼矣，然狃于故常，罔知大局，虽国事由彼而败坏，彼尚以为世运如此，吾之所为固未尝误也。野老早知今日事，朝臣犹护昔年非，处存亡绝续之交，而以国事付诸此等人之手，诚使旁观者不胜其叹息矣。

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正月，乙丑朔，贺若弼自广陵济京口。韩禽虎趣横江济采石，自南道将会弼军。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驰启告变。丁卯，召公卿入议军旅。以萧摩诃、樊毅、鲁广达并为都督。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帅舟师出白下。散骑常侍皋文奏将兵镇南豫州。庚午，贺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韩禽虎又陷南豫州。（时樊猛第六子巡摄行州事，及家口并见执。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南康嗣王方泰领水军于白下游奕，以御隋六合兵。隋行军元帅长史高颎溯流当之。猛及元逊并降。方泰所部将士离散，乃弃船走。方泰，昙朗子。）文奏败还。隋军南北道并进。辛巳，贺若弼进据钟山。（见第四章第三节。）初弼镇广陵，后主以萧摩诃为南徐州刺史，委以备御之任。是年元会，征摩诃还朝，弼乘虚济江袭京口。摩诃请兵逆战。后主不许。及弼进军钟山，摩诃又请曰：“贺若弼悬军深入，声援犹远；且其营垒未坚，人情皇惧；出兵掩袭，必大克之。”后主又不许。任忠入赴，后主召摩诃以下于内殿定议。忠执议曰：“客贵速战，主贵持重，宜且益兵坚守宫城，遣水军分向南豫州及京口，断寇粮道。待春水长，上江周罗等众军，必沿流赴援。此良计也。”而众议不同。任蛮奴请不战而己度江攻其大军。司马消难言于后主曰：“弼若登高举烽，与韩禽虎相应，鼓声交震，人情必离。请急遣兵北据蒋山，（见第六章第四节。）南断淮水。质其妻子，重其赏赐。陛下以精兵万人，守城莫出。不过十日，食尽，二将之头，可致阙下。”孔范冀欲立功，志在于战，（案此说亦未必实。范在此时，不过束手无策，乃姑徇后主之意请战而已。）乃曰：“司马消难狼子野心，任蛮奴淮南伧士，语并不可信。”事遂不行。隋军既逼，蛮奴又欲为持久计。范又奏请作一决，“当为官勒石燕然。”后主从之。案隋当是时，兵力固较任约、徐嗣徽等为厚，而陈是时兵力，亦远厚于武帝时。武帝之御任约、徐嗣徽，其得策，全在断其后路，而陈此时乃徒为孤注一掷之计，其轻亦甚矣。轻为用兵之大忌，此陈之所以速亡也。甲申，后主遣众军与贺若弼合战。中领军鲁广达陈兵白土冈，（见第十三章第五节。）居众军之南偏，与弼旗鼓相对。任忠次之。樊毅、孔范又次之。萧摩诃最居北。众军南北亘二十里，首尾进退，各不相知。广达躬擐甲胄，手执桴鼓，率厉敢死，冒刃而前。隋军退走。逐北至营，杀伤甚众。如是者数四。弼分军趣北。孔范出战，兵交而走。诸将支离，陈犹未合，骑卒溃散，驻之弗止。萧摩诃无所用力，为隋军所执。（后同汉王谅反，见杀。）弼乘胜至乐游苑。（见第九章第八节。）广达犹督散兵力战，不能拒。弼进攻宫城，烧北掖门。广达督余兵苦战，斩获数十百人。会日暮，乃解甲，面台再拜恸哭，谓众曰：“我身不能救国，负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于是就执。（入隋，遘疾不治卒。）是时韩禽虎自新林至石子冈。（在今江宁县南。）任忠驰入台见后主言败状。启云：“陛下惟当具舟楫，就上流众军，臣以死奉卫。”后主信之，敕忠出部分。忠辞云：“臣处分讫，即当奉迎。”后主令宫人装束以待忠，久望不至。忠乃率数骑往石子冈降韩禽虎。仍引禽虎经朱雀航趣宫城。自南掖门入。台城遂陷。后主闻兵至，自投于井。及夜，为隋军所执。丙戌，晋王广入据京城。三月，己巳，后主与王公、百司，发自建业，入于长安。隋仁寿四年，十一月，薨于洛阳。隋师之至也，宗室王侯在都者百余人。后主恐其为变，乃并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宣帝第三子。）总督之，而又阴为之备。及六军败绩，相率出降。因从后主入关。至长安，隋文帝并配于陇西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大业二年，炀帝以后主第六女女婤为贵人，绝爱幸，因召陈氏子弟尽还京师，随才叙用，由是并为守宰，遍于天下焉。（《陈书·世祖九王传》。）

隋师之济江也，荆州刺史宜黄侯慧纪率将士三万，船舰千余，沿江而下，欲趣台城。遣南康大守吕肃将兵据巫峡，（《南史·慧纪传》。案巫峡恐系西陵峡之误。）杨素击之。肃力战，久之乃败。慧纪至汉口，为隋秦王俊所拒，不得进。闻肃败，尽烧公安之储，（公安，见第十三章第八节，时为荆州治。）伪引兵东下。时晋熙王叔文自湘州还朝，因推为盟主，而叔文已请降于隋矣。水军都督周罗，与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见第三章第四节，时为郢州治。）晋王广遣使以慧纪子正业来谕。又使樊猛喻罗。上流城戍悉解甲。慧纪及巴州刺史毕宝（巴州，治巴陵，今湖南岳阳县。）乃恸哭俱降。罗亦降。王世积以舟师自蕲水趣九江。与陈将纪瑱战于蕲口，（蕲水入江之口。）破之。建业平，世积乃移书告谕。陈江州司马黄偲弃城走。南川守将并诣世积降。杨素兵下荆门，（山名，在今湖北宜都县西北，与江北岸虎牙山相对。）别遣庞晖略地，南至湘州。刺史岳阳王叔慎，（宣帝第十六子。）与助防遂兴侯正理诈降，缚晖斩之。招合士众，数日之中，兵至五千人。衡阳大守樊通，（衡阳，见第五章第七节。）武州刺史邬居业（武州今湖南常德县。）皆请赴难。隋遣薛胄为湘州刺史，闻庞晖死，请益兵。隋遣行军总管刘仁恩救之。未至，薛胄兵次鹅羊山，（未详。）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之。战，自旦至于日是，隋兵迭息迭战，正理兵少不敌，于是大败。胄乘胜入城，禽叔慎。时邬居业来赴，刘仁恩亦至。战，居业又败。仁恩虏叔慎、正理、居业及其党与十余人，秦王斩之汉口。叔慎时年十八。初后主除王勇为东衡州刺史，（《南史》作王猛，云本名勇。清子。清为新野、东阳二郡大守，文帝攻杜龛，龛告难于清，清引兵援之。欧阳頠初同清，中更改异，杀清而归陈武帝。猛终文帝世，不听音乐，疏食布衣，以丧礼自处，宣帝立，乃求位。见《王淮之传》。）领始兴内史，与广州刺史陈方庆共取马靖，（事见第十三章第八节。）祯明二年，徙镇广州。未之镇，而隋师济江。勇遣高州刺史戴智烈迎方庆，欲令承制，总督征讨诸军事。是时隋行军总管韦洸帅兵度岭，宣文帝敕云：“若岭南平定，留勇与丰州刺史郑万顷且依旧职。”（丰州，见第十三章第八节。）方庆闻之，恐勇卖己，乃率兵以拒智烈。智烈与战，败之。斩方庆于广州，虏其妻子。勇又令其将王仲宣、曾孝武迎西衡州刺史衡阳王伯信。（文帝第七子。）伯信惧，奔清远。（汉县，梁置郡，今广东清远县。）孝武追杀之。时韦洸兵已上岭。郑万顷初居周，深被隋文帝知遇，（万顷随司马消难奔陈。）乃率州兵拒勇，遣使由间道降于隋军。而陈将徐憕，以南康拒守，（南康，见第七章第五节。）韦洸至岭下，逡巡不敢进。初高凉洗氏，（高凉，高州治，见第十三章第三节。）世为南越首领。罗州刺史冯融，（治石龙郡，在今广东化县东北。）为其子高凉大守宝聘其女为妻。融本北燕苗裔。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留于新会。（宋郡，今广东新会县。）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他乡羁旅，号令不行。夫人诚约本宗，使从民礼。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李迁仕据大皋口，遣召宝，夫人止宝勿往，而自袭破其将杜迁虏，与陈武帝会于灨石。（事见第十三章第三节。）及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越，新州晏然。欧阳纥反，夫人发兵拒境，帅百越迎章昭达。时夫人子仆为石龙大守，诏册夫人为石龙大夫人。至德中，仆卒。陈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晋王广遣陈后主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令其归化。夫人遣其孙魂迎韦洸入广州。王勇计无所出，乃降。萧、萧岩拥兵拒守。隋行军总管宇文述讨之。燕荣以舟师自海至。陈永新侯君范，自晋陵奔。（晋陵，见第四章第三节。）战败，彼执。岩、君范降。送长安斩之。南方悉平。

注释

【1】　史事：王轨之狱。

【2】　政治：侈君有二科，周宣与汉武同科。

【3】　服饰：周至宣帝始革胡服。

【4】　赋税商业：旧制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

【5】　学术：南朝君主用寒人，亦督责之术，而乱者由求逸乐，此有天下而不恣睢之邪说。文法吏之弊。

第十六章　晋南北朝四裔情形

第一节　东方诸国

中国文化之传播，莫盛于东方，东方诸国，能承受中国之文化者，莫如貉族；《先秦史》及《秦汉史》已言之。貉族之立国北方者曰夫余，使夫余而能日益昌大，则白山、黑水之区，可早成文明之域，惜乎塞北苦寒，崎岖于鲜卑、靺鞨之间，至竟不能自立；尔后貉族之展布，日趋于东南；而辽东、西已北之地，为鲜卑、靺鞨所据，遂与漠南北游牧之民，同为侵掠之族矣。近人撰《东北史纲》，谓此一转变，关系之大，不让中央亚细亚自印度日耳曼人之手转入突厥人之手，诚不诬也。

公孙康因夫余介居句丽、鲜卑之间，妻以宗女，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此时之夫余，形势盖已颇危殆，然中国之声威，未尽失坠，为蕃国者，究不敢明目张胆，互相吞并也。及晋初而形势又恶。《晋书·夫余传》云：武帝时，频来朝贡。【1】大康六年，为慕容廆所袭破，其王依虑自杀，（《廆载记》云：廆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子弟走保沃沮。（今朝鲜咸镜道之地，详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帝为下诏曰：“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甚愍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有司奏护东夷校尉鲜于婴不救夫余，失于机略。诏免婴，以何龛代之。明年，夫余后王依罗遣诣龛，求率见人，还复旧国。仍请救。龛上列，遣督邮贾沈以兵送之。廆又要之于路。沈与战，大败之。廆众退，罗得复国。（《廆载记》云：龛遣沈迎立依虑之子为王，廆遗其将孙丁率骑邀之，沈力战斩丁，遂复夫余之国。）尔后每为廆掠其种人，卖于中国。【2】帝愍之。又发诏以官物赎还。下司、冀二州，禁市夫余之口。《隋书·高丽传》谓朱蒙曾孙莫来并夫余，《北史》同，其说殊误。（莫来尚在宫之前，读《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其误立见。《魏书·句丽传》但云莫来征夫余，夫余大败，遂统属焉；《周书》亦但云莫来击夫余而臣之；其说盖是。然亦一时之事，非谓自此以后，夫余遂永为句丽之臣属也。不然，宫犯玄菟时，夫余王又何缘遣子与州郡并力邪？）《晋书·慕容皝载记》：永和三年，皝遣其世子儁与恪率骑万七千东袭夫余，克之，虏其王及部众五万余口以还，（亦见《恪传》。案慕容氏是时用兵，盖专务俘略以益其众，故其所虏至于如是之多，参观其伐句丽时之俘略可见。经一次见侵，则人众寡弱一次，此夫余之所以卒难复振。夫余距辽东、西近，又其地平夷，无险可扼，而句丽则反之，此又夫余之所以难于自全，句丽之克避凶锋，终至昌大也。）是其国当晋穆帝之世，犹自有王也。《慕容载记》：苻坚攻邺，散骑侍郎徐蔚率扶余、高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夜开城门，以纳坚军，是其国当海西公之世，仍与句丽比肩而事燕也。《魏书·高宗纪》：大安三年，十二月，于阗、夫余等五十余国各遣朝献。大安三年，为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则其国至宋世仍能自达于中原。然所居似已非故地。《魏书·高句丽传》：世祖时，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使其国。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云其地北至旧夫余。《豆莫娄传》云：在勿吉国北千里，旧北夫余也。在室韦之东，东至于海，方二千里。下文述其法俗，全与前史《夫余传》同，其为夫余遗种无疑。《唐书》云：达末娄，自言北夫余之裔，高丽灭其国，遗人度那河，因居之。达末娄即豆莫娄，那河，今嫩江也。句丽疆域，南北不过千余里，（亦李敖所说。）似不能至此。则所谓旧夫余者，必在靺鞨之南或在今图们江流域。（若后汉以来之夫余，则在句丽之西北而不在其北，且句丽境界，亦不能至此。）疑夫余自遭破败，分为两支：一北走，居靺鞨之北，是为豆莫娄；一南出，居句丽、靺鞨之间，其后又经丧败，乃并此而失之，则此所谓旧夫余之地也。南出之夫余，失此旧夫余之地后，播迁何处，今难质言，但知其地仍产黄金。何者？《高句丽传》又云：正始中，世宗于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芮悉弗进曰：“高丽系诚天极，累叶纯诚，地产土毛，无愆王贡。但黄金出自夫余，珂则涉罗所产，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实两贼是为。”案句丽当世祖时，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高祖时贡献倍前，赏赐亦稍加焉。黄金之阙贡，当在世宗之朝。则夫余当是时，又经一破败，并其既失旧夫余后所居之地而失之，而为句丽封内之寓公矣。其祭祀绝于何时不可考。《北史》言豆莫娄、地豆干、乌洛侯等国，历齐、周及隋，朝贡遂绝，则豆莫娄虽唐世犹存，亦必式微已甚矣。东国史籍，自句丽、百济以前悉亡佚，今所谓古史者，类皆出于后人之附会，不尽可据。据其说：则夫余国王有曰解夫娄者，用其相阿兰弗之言，迁于加叶原，是为东夫余。其族人解慕濑，代主旧国，是为北夫余。中国史所述夫余之事，彼皆以为北夫余之事。而所谓东夫余者，则以齐明帝建武元年，为靺鞨所逐，降于句丽。（据朝鲜金于霖《韩国小史》。）核以中国史籍，说亦不相矛盾，但夫余国王，似应氏夫余而不应氏解耳。（观百济出于夫余，而以夫余为氏可见。）

夫余虽敝，貉族之移殖于南者，则日益昌大，则句丽、百济是也。《魏书》述句丽缘起，已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魏书》又云：朱蒙在夫余时，妻怀孕，朱蒙逃后生一子，字始闾谐。及长，知朱蒙为国王，即与母亡而归之。名之曰闾达，委之国事。朱蒙死，闾达代立。闾达死，子如栗代立。如栗死，子莫来代立。后汉时之句丽王宫，《魏书》谓为莫来裔孙，而不能详其世数。清光绪七年，辽东怀仁县（今曰桓仁。）发见《高句丽永乐大王碑》，称句丽之始祖为邹牟王，即朱蒙音转；（新罗僧无亟所作《东事古记》，亦称朱蒙为邹牟。）称朱蒙之子为儒留王，则音与始闾谐及闾达皆不合。然碑为称颂功德之作，亦不必其所言者较中国史籍为可信也。宫及其子遂成、孙伯固、曾孙伊夷模、玄孙位宫之事，已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第十二章第十节。《魏书》云：位宫玄孙乙弗利，利子钊。《梁书》云：钊频寇辽东，慕容廆不能制。据《晋书·廆载记》：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尝结高句丽及宇文、段国等，谋灭廆而分其地。大兴初，三国伐廆，攻棘城。（见第三章第八节。）廆行反间之策，二国疑宇文同于廆，引归，宇文悉独官遂败绩。崔毖亦奔句丽。然其明年，句丽复寇辽东。又《石季龙载记》；季龙谋伐昌黎，（见第二章第二节。）尝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俱可见句丽之日渐强大，而足为慕容氏之患。然句丽究系小部，崎岖山谷之间，故其势尚不足与大举之鲜卑敌。廆之世，使其庶长子翰镇辽东。（见《翰传》。）廆死，子皝嗣，翰奔段辽，皝母弟仁，又据辽东以叛，故皝不能逞志于句丽。已而皝袭仁，杀之；翰亦复归，皝乃以咸康七年伐句丽。率劲卒四万，入自南陕，使翰及子垂为前锋。又遣长史王等勒众万五千，从北置而进。（南陕、北置，盖从辽东趋木底、丸都之南北两道，今难确指。）钊谓皝军从北路，遣其弟武，统精锐五万距北置。躬率将卒，以防南陕。翰与钊战于木底，（见第六章第八节。）大败之。乘胜遂入丸都。（句丽都城，在今辽宁辑安县境。）钊单马而遁。皝掘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皝载记》载其记室参军封裕谏皝之辞曰：“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之患。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合前慕容廆虏夫余人之事观之，可见慕容氏是时用兵，极重俘掠人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明年，钊遣使称臣于皝，贡其方物。乃归其父尸，而使慕容恪镇辽东。（见《恪传》。）钊于是沦为慕容氏之臣属矣。（《慕容儁载记》：儁僭位后，高句丽王钊遣使谢恩，责其方物，儁以钊为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钊后为百济所杀。（《魏书·高句丽传》。事见下。）自钊以后，句丽与晋及拓跋魏，皆无交涉，故其世次史亦不详。据东史，则钊称故国原王，殁于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子小兽林王丘夫立，殁于孝武帝大元九年。弟故国壤王伊连立，殁于大元十五年。子广开土王谈德立，即所谓永乐大王也。燕之亡也，慕容评奔句丽，郭庆追至辽海，句丽缚评送之，（《苻坚载记》。）此事尚在钊之世。其后符洛谋叛，征兵于鲜卑、乌丸、高句丽、百济，及薛罗、休忍等，诸国不从，（亦见《坚载记》，事在大元五年。）则在小兽林王之世矣。自前燕入中原，辽东守御之力稍薄，句丽之势，盖至此而稍张；至符秦亡而益盛。《晋书·慕容垂载记》：高句丽寇辽东，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马郝景救之，为所败，辽东、玄菟遂没。建节将军徐岩叛，据令支，见第五章第二节。慕容农攻克之，斩岩兄弟。进伐高句丽，复辽东、玄菟二郡。此事据《北史》在大元十年。然据《慕容熙载记》：高句丽寇燕郡，（未详。）杀掠百余人，熙伐高句丽，以符氏从，为冲车地道，以攻辽东，不能下。又与符氏袭契丹，恽其众，将还，符氏弗听，遂弃其辎重，轻袭高句丽。周行三千余里，士马疲冻，死者属路。攻木底城，不克而还。此二事，《通鉴》系诸义熙元、二年，则不及二十年，而辽东复陷矣。【3】《冯跋载记》有辽东太守务银提，以谋外叛见杀，《通鉴》系义熙十一年，冯氏未闻用兵于东方，其时之辽东，恐系侨置或遥领，未必仍在故地也。（《北史·句丽传》：慕容垂死，子宝立，以句丽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安始置长史、司马、参军官。后略有辽东郡，不言其年代。《韩国小史》：辽东之陷，在隆安元年，至元兴元年，又陷平州，皆在广开土王之世。王殁于义熙八年。东史叙事已不足据，纪年更无论也。）钊之曾孙琏，始复见于中国史。（据东史，为广开土王之子。）《魏书》云：琏以大和十五年死，（齐武帝永明九年。）年百余岁，故东史称为长寿王焉。子云立，（东史文明咨王罗云。）天监十七年卒。子安立，（东史大安藏王兴安。）普通七年卒。子延立，（东史安原王宝延，云系安藏王之弟。）大清二年卒。子成立。（东史阳原王平成。）成卒，（东史在永定三年。）子汤立，（东史平原王阳成。）而南北朝之世遂终。自琏至汤，皆兼通贡于南北朝，受封爵。然魏大武帝诏琏送冯弘，琏不听。后文明大后以显祖六宫未备，敕琏荐其女，琏始称女已出嫁，求以弟女应旨，及遣送币，则又称女死，魏遣使切责之，云若女审死者，听更选宗淑，琏虽云当奉诏，会显祖死，事遂止，设显祖不死，亦未必其女之果至也。云之立，高祖诏其遣世子入朝，云亦惟遣其从叔升于随使诣阙而已，诏严责之，终亦不闻其至也。而宋大祖欲北讨，诏琏送马，琏即献马八百匹。盖句丽之于虏，特畏其无道，不得不姑与周旋，于中国，则心悦诚服者也，此则不可以力致者也。

半岛诸国，嗣受中国之文化者，在晋、南北朝之世，似当以百济为嫡乳。【4】高句丽虽系出夫余，然以高为氏，似系夫余之支庶，百济以夫余为氏，则似系夫余之正支也。（《周书·百济传》云：王姓夫余氏。《北史》作余氏，即夫余氏之略称。如其王余映、余毗等，余皆其氏也。句丽名城曰沟娄，见《三国志·本传》，北沃沮一名置沟娄，苏犹言置城。句丽二字，疑仍系沟娄异译，高句丽亦犹言高氏城耳。）百济开国神话，见于《隋书》。《隋书》云：百济之先，出自高丽国。（《北史》作出自索离国。索疑橐之误；说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其国王有一侍婢，忽怀孕，王欲杀之。（《北史》：其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娠，王还欲杀之。）婢云“有物状如鸡子，来感于我，故有娠也。”（《北史》：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感，故有娠。”）王舍之。后遂生一男。弃之厕溷，久而不死。（《北史》：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后徙于马阑，亦如之。）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高丽王忌之。（《北史》：及长，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惧，逃至淹水，夫余人共奉之。（《北史》：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为桥，东明乘之得度，至夫余而王焉。）东明之后，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带方，汉县，公孙康以为郡，在今朝鲜锦江流域，详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汉辽东大守公孙度以女妻之，渐以昌盛，（《北史》无此四字。）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北史》无海字。）因号百济。与夫余、句丽开国传说略同，盖系貉族所共。然云夫余人共奉之，则所君者仍系夫余人，与自夫余出走，而为他族之大长者异矣。云初以百家济海，则其播迁至带方旧壤，实系浮海而来，此语自为仇台之事，乃史实而非神话也。（东明传说，乃貉族之所共，仇台则诚百济始祖，故百济岁四祠之，见《周书》本传。《隋书》以百家济海之语，《北史》删一海字，出入甚大，作史之不可轻于增删如此。）案《晋书》尚只有《三韩传》。其《马韩传》云：武帝大康元年、二年，其王频遣使入贡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频至。大熙元年，诣东夷校尉何龛上献。咸宁三年，复来。明年，又请内附。《辰韩传》云：大康元年，其王遣使献方物。二年，复来朝贡。七年，又来。（弁辰十二国，属于辰韩，故不能径通于中国。）盖皆以马韩及辰韩之名自通，则百济、新罗之大，必在武帝以后也。新罗出于辰韩，辰韩，前史言为秦人避役者，（见《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然至晋、南北朝之世，则似新罗之中国人反少，而百济反多。《梁书·百济传》云：今言语、服章，略与高丽同，行不张拱，拜不申足则异。（《魏书·句丽传》云：立则反拱，拜曳一脚，行步如走。《隋书》云：拜则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摇手。）拜申足，即满洲人之打跧，乃夷俗，而百济无之。《梁书》又云：呼帽曰冠，襦曰复衫，袴曰裈，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云。而新罗则冠曰遗子礼，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与高丽相类。（亦见《梁书》本传。）则秦韩遗俗，不在新罗，顾在百济矣。观史所载三国法俗，文化程度，似以百济为最高。（百济法俗，《北史》言之最详。其官制较之句丽，即远近于中国。昏取之礼，略同华俗。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都下有方，分为五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亦中国法也。俗重骑射，兼爱文史，秀异者颇解属文。新罗则《梁书》本传言其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且待百济而后通也。）日本之文化，据彼国史籍，受诸百济者，亦较句丽、新罗为多，其以是欤？

魏晋墓砖·狩猎图

《宋书·百济传》云：本与高丽俱在辽东之东千余里，其后高丽略有辽东，百济略有辽西。百济所治，谓之晋平郡晋平县。《梁书》云：晋世句丽既略有辽东，百济亦据有辽西、晋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济郡。《宋书》云：义熙十二年，以百济王余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百济二字，盖即据其自置之郡也。百济是时之都，应在辽西。《周书》云：百济治固麻城；《隋书》云：其都曰居拔城，则其迁归半岛后之所居也。自带方故地遵陆而至辽西非易；且句丽未必容其越境；疑其略有辽西，亦浮海而至也。据《梁书》，则晋大元中，其王须，已遣使献生口。余映之后余毗，于宋元嘉七年，复修贡职。毗死，子庆立。（《宋书》。）庆死，子牟都立。都死，子牟大立。天监元年，进号。寻为高句丽所破，衰弱者累年，迁居南韩地。普通二年，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称累破句丽，今始与通好。《梁书》云：百济更为强国，然辽西之地，则似未能恢复也。《魏书·百济传》云：延兴二年，（宋泰豫元年。）其王余庆始遣使上表，云：“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先世之时，笃崇旧款。其祖钊，轻废旧好。亲率士众，陵践臣境。臣祖须，整旅电迈，应机驰击，矢石暂交，枭斩钊首。自尔已来，莫敢南顾。自冯氏数终，余烬奔窜，丑类渐盛，遂见陵逼。构怨连祸，三十余载。财殚力竭，转自孱踧。若天慈曲矜，远及无外，速遣一将，来救臣国。当奉送鄙女，执帚后宫，并遣子弟，牧圉外厩；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又云：“今琏有罪，国自鱼肉，大臣强族，戮杀无已，罪盈恶积，民庶崩离，是灭亡之期，假手之秋也。且冯族士马，有鸟畜之恋；乐浪诸郡，怀首丘之心。天威一举，有征无战。臣虽不敏，志效毕力，当率所统，承风响应。”又云：“去庚辰年后，（庚辰当系宋元嘉十七年，即魏大平真君元年。）臣西界小石山北国海中见尸十余，并得衣器、鞍勒。视之非高丽之物。后闻乃是王人，来降臣国，长蛇隔路，以沉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为实验。”显祖遣使者邵安与其使俱还。诏曰：“前所遣使，浮海以抚荒外之国，从来积年，往而不返，存亡达否，未能审悉。卿所送鞍，比校旧乘，非中国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生必然之过。”又曰：“高丽称藩先朝，共职日久，于彼虽有自昔之衅，于国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寻讨事会，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礼等至平壤，（余礼，百济使。）欲验其由状。然高丽奏请频烦，辞理俱诣，行人不能抑其请，司法无以成其责，故听礼等还。若今复违旨，则过咎益露，后虽自陈，无所逃罪，然后兴师讨之，于义为得。”又诏琏护送安等。安等至高句丽，琏称昔与余庆有仇，不令东过。安等于是皆还。（案余庆表有“投舫波阻，搜径玄津”之语，则其使本自海至。）乃下诏切责之。五年，（宋元徽三年。）使安等从东莱浮海（东莱，见第三章第四节。）赐余庆玺书。至海滨，遇风飘荡，竟不达而返。案自延兴二年上溯三十六年，为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大武帝大延二年。冯弘实以其岁走句丽。百济之事势，盖自此逐渐紧急。观此，知句丽不肯送冯弘于魏，又不肯听其归宋，盖欲留其众以为用也。冯氏在十六国中兵力不为强盛，然句丽一得其众，百济之事势，即形紧急，则知是时半岛诸国之兵力，远非中国之敌，此其所以自慕容氏以前，累为辽东所弱欤？《永乐大王碑》言：王以丙申之岁伐百济，取城五十八，部落七百。己亥之岁，百济违誓，与倭连和，新罗请救。庚子，王以步骑五万救新罗，倭退。移师伐百济，取质而归。丙申为晋孝武帝大元二十一年，己亥为安帝隆安三年，庚子为其四年，又在冯弘亡前四十载。钊之用兵于百济，当在其见败于慕容氏之后，慕容皝之入丸都，下距大元二十一年，凡五十四年。丽、济之搆衅，可谓旧矣。《隋书》称钊为昭烈帝，似系其国之私谥。观此，知其人好黩武，虽始丧师于北，继且殒命于南，亦必自有其功烈，故能窃帝号以自娱，而其国人亦被之以大名也。《梁书》：隆以普通五年死，复诏其子明袭其爵号。《北史》云：齐受禅，其王隆亦通使焉，齐受禅上距普通五年二十有六载，疏矣。或传写误邪？隆之后为昌，尝通使于陈，（天嘉三年，光大元年，大建九年，至德二年，皆见《纪》。）亦通使于齐、周。（见《北史》本传。）

《梁书·新罗传》云：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辰韩始有六国，后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魏时曰新卢，宋时曰新罗，或曰斯罗。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王名慕泰，始使随百济奉献方物。《隋书》则云：新罗居汉时乐浪之地，或称斯罗。魏将毌丘俭讨高句丽，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留者遂为新罗焉。故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秽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传祚至金真平，开皇十四年，遣使贡方物。又云：其先附庸于百济，后因百济征高丽，高丽人不堪戎役，相率归之，遂致强盛。因袭百济，附庸于迦罗国。《北史》说同《梁书》，又列《隋书》之说于后为或说。案沃沮为今朝鲜咸镜道，乐浪为平安南道、黄海道、京畿道之地，辰韩则庆尚地道，（详见《秦汉史》第五章第四节，第九章第七节。）疆域既各不相干。《梁书》之王名募泰，《南史》作姓募名泰，当有所据。《陈书·本纪》：大建二年、三年、十年，新罗并遣使贡方物，不言其王之姓名。《北齐书》武平三年，亦但云遣使朝贡，而河清四年，《纪》载以其国王金真兴为乐浪郡公、新罗王，与《隋书》王氏金者相合。金之与募，亦各不相干。又剧《梁》、《隋》二书，一则君民皆属辰韩，一则民杂华夏、句丽、百济、沃沮、韩、秽，而君为百济人，亦若风马牛之不相及。迦罗当即《齐书》之加罗，云：三韩种也。建元元年，国王荷知使来献。三韩在半岛中，势较微末，未必能拓土而北。加罗既能自通于上国，盖其中之佼佼者，故新罗曾附庸焉。则新罗与今庆尚道之地有交涉矣。窃疑《梁书》所谓新罗，与《隋书》所谓《新罗》，本非一国。新罗本辰韩十二国之一，其王氏募，在梁普通二年至齐河清四年，即陈天嘉六年之间，（凡四十四年。）自百济浮海逃入乐浪故地之金氏，拓上而南，兼并其国，而代募氏为王。《梁书》只知募氏时事，《隋书》又不知有募氏，夺去中间一节，故其说龃龉而不可通也。东史云：辰韩有二种：一曰辰韩本种，一曰秦韩，是为杨山、高墟、大树、珍支、加利、明活六村，今庆州之地也。新罗始祖曰赫居世。其生也，蒙胞衣而出，其状似瓠，方言呼瓠为朴，故以朴为姓。年十三，高墟部长与诸部推尊之，赫居世乃即王位。卒，子南解立。南解子曰儒理，婿曰昔脱解。南解遗命：继嗣之际，于朴、昔二姓中，择年长者立之。于是二姓迭承王位。第十一世王曰助赍，婿曰金仇道。助贲卒，弟沾解立。沾解传位于仇道之子味邹，而复归于助贲之子儒理。儒理传其弟子基临。基临传昔氏之族讫解。讫解传味邹兄子奈勿。自此新罗王位，遂永归于金氏。《隋书》之金真平，东史称为金平王，名伯净，为新罗第二十六王。《北史》云：新罗传世三十至真平，说差相近，或不尽无据。然即有据，亦必居乐浪故地金氏之世系，以之牵合于辰韩则误矣。岂金氏之于朴氏，实如莒之于鄫，非以力取邪？迦罗，东史作驾洛，云：少昊金天氏之裔八人，自中国之莒县（见第六章第八节。）之辰韩之西，人称其地曰八莒，今之星洲也。其后有名首露者，弁韩九干立为君。（干尊称。案此说出金海《金氏谱》。）金氏又有恼窒朱日者，别开国曰大加耶，（今高灵。）或曰任那。（说出崔致远《释利贞传》。）或曰：驾洛之始，有兄弟六人，皆美好长大，众推其兄为驾洛之主，余五人则分为大、小、阿罗、古宁、碧珍五加耶焉。（小加耶，今固城。阿罗加耶、古宁加耶，皆今咸安。碧珍加耶，今星洲。此说出新罗僧无亟《东事古记》。）首露神圣，在位凡百五十八年，乃死。（自后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至献帝建安四年。）其后传九世，（合首露十世。）至梁中大通四年，乃降于新罗。加耶则尝为日本所据。彼国史有所谓神功皇后者，即《秦汉史》第九章第七节拟为我国史之卑弥呼者也。据彼国史，尝渡海伐新罗，新罗降，得金帛八十艘。其后日本遂定任那之地，置府驻兵。据朝鲜史籍，则陈文帝天嘉三年，大加耶为新罗所灭，日本所置府亦毁。（以上所述朝鲜事，亦据金于霖《韩国小史》。）《永乐大王碑》亦载王援新罗却倭人之事，则朝鲜、日本史籍所载，不尽子虚，可知是时三韩、日本，隔海相对，日本之势，较之三韩为少强也。

日本在晋、南北朝之世，与中国交涉颇繁。卑弥呼、壹与之事，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晋书·倭传》云：宣帝之平公孙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带方朝见，其后贡聘不绝。及文帝作相，又数至。泰始初，遣使重译入贡。（《晋帝纪》：魏正始元年，东倭重译纳贡。《武帝纪》：泰始二年，倭人来献方物。）《梁书·倭传》云：其后复立男王。其事在于何时，则不可考矣。《南史·倭传》云：晋安帝时，有倭王赞，遣使朝贡。（《晋书·本纪》在义熙九年，云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帅并献方物。）《宋书·倭传》云：高祖永初二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而不言所除授者为何。元嘉中，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即马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贡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乃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世祖大明六年，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子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襧，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东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径百济，装治舶舫。而句丽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否。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假受，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宋书·本纪》：元嘉七年、十五年、二十年，大明四年，升明元年，皆书倭国王遣使献方物。）齐建元元年，进号为镇东大将军。梁高祖即位，进号征东将军。（《纪》在天监元年。）案观倭武表辞，可知是时句丽为倭强敌。倭人自假所督诸国，中国除百济外，皆如其所请与之，又可见是时中国视百济与倭相等夷，余则皆下于倭也。黄公度《日本国志邻交志》曰：“源光国作《大日本史》，青山延光作《纪事本末》，皆谓通使实始于隋，而于《魏志》、《汉书》所叙朝贡、封拜，概置弗道。【5】揣其意，盖因推古以降，稍习文学，略识国体，观于世子草书，自称天皇；表仁争礼，不宣帝诏；其不肯屈膝称臣，始于是时，断自隋、唐，所以著其不臣也。彼谓推古以前，国家并未遣使，汉史所述，殆出于九州国造任那守帅之所为。余考委奴国印，出于国造，是则然矣。《魏志》、《汉书》所谓女皇卑弥呼，非神功皇后而谁？武帝灭朝鲜而此通倭使，神功攻新罗而彼受魏诏，其因高丽为乡道，情事确凿，无可疑者。神功既已上表贡物，岂容遽停使节？且自应神已还，求缝织于吴，求《论语》、《千文》、佛像、经典于百济，岂有上国朝廷，反吝一介往来之理？宋顺帝时，倭王上表，称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谓有国造、守帅，能为此语者乎？惟《宋》、《齐》、《梁》诸书所云倭王，考之倭史，名字、年代，皆不相符，然日本于推古时始用甲子，始有纪载，东西辽远，年代舛异，译音辗转，名字乖午，此之不同，亦无足怪。（按此自黄氏时之见解，由今言之，日本、朝鲜、安南等之古史，皆冯藉中国史籍，附会而成，治此诸史者，反当以中国史为据，理极易明，不待更说也。）日本人每讳言臣我，而中土好自夸大，辄视为属国。余谓中古之时，人文草昧，礼制简质，其时瞻仰中华，如在天上，慕汉大而受封，固事之常，不必讳也。隋、唐通使，往多来少，中国未尝待以邻礼，而《新》、《旧唐书》，不载一表，其不愿称臣、称藩，以小朝廷自处，已可想见。五代以后，通使遂希。而自元兵遇飓，倭寇扰边以来，虽足利义满，称臣于明，树碑镇国，赐服封王，而不知乃其将军，实为窃号。神宗之封秀吉，至于裂冠毁冕，掷书于地，此又奚足夸也？史家旧习，尊己侮人，索虏、岛夷，互相嘲骂。中国列日本于《东夷传》，日本史亦列隋、唐为《元蕃传》；中国称为倭王，彼亦书隋主、唐主，譬之乡邻交骂，于事何益？”此论可谓极其持平，足以破拘墟狭隘之见矣。《北史·倭传》云：“居于耶摩堆，则《魏志》所谓邪马台者也。”亦可见与我往还者，确为其共主也。

第二节　南方诸异族之同化

内地诸异族之同化，为晋、南北朝之世之一大事，第一章已言之。此等异族之同化，固由汉族入山，与之杂居，亦由地方丧乱，旷土增多，诸蛮族逐渐出居平地。当政事素乱、防务空虚之日，自不免苦其扰害，然易一端而论之，则同化之功，正因之而加速，长江流域之全辟，实深有赖于兹，史事利害，繁赜难明，固不容偏执一端也。

曷言乎斯时之开拓，深有赖于诸异族之出居平地也？大抵当九州鼎沸，群龙无首之日，海内之扰乱必甚，可谓几无一片干净土，若犹有一政府，则暴政虽曰亟行，疆埸虽曰多故，较之群龙无首之世，终必有间。故后汉之末，华人相率入山者，至晋、南北朝之世，则又相率而出焉。其出也，不徒一身，必有稍已同化之蛮民，与之偕出，势也。又不徒在其附近之地，而必分播于较远之区。何哉？丧乱之后，旷土增多，迁徙者必追踪而往，一也。新居不必安靖，甫奠居者或又将转徙，二也。如是，故其为数滋繁，而所至亦颇远。《宋书》分蛮为荆雍州蛮及豫州蛮。《齐书》则云：布荆、湘、雍、郢、司五州界。《魏书》云：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地实苞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陕西六省。《宋书》以荆雍州蛮为盘瓠后，豫州蛮为廪君后；《魏书》亦云：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夫盘瓠、廪君，皆不过一小部落，安能散布至于如是之广？《齐书》云：蛮言语不一；又言其俗或椎髻，或翦发；即可见其种类之多。然观其一出山即可列为编户，又可见其中汉人实不少；即本为蛮族，其同化于汉，亦必已甚深。《三国·魏志·四裔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谓氐人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齐书》谓蛮言语不一，当亦如是，非遂不知华语也。

《宋书·荆雍州蛮传》云：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豫州蛮传》云：历世为盗贼，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齐书》云：蛮俗善弩射，皆暴悍，好寇贼。《魏书》云：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观此诸语，一似华夏与诸蛮，日在争战之中者，其实不然。《宋书·荆雍州蛮传》云：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赋税。然则蛮人之扰乱，仍是中国贫民，铤而走险耳。当两国相争之时，彼此咸藉蛮以为用。平时则资其捍蔽，战时则用为前驱。又或使其扰乱敌后，阻塞道路。蛮族之桀黠者，遂得叛服于二国之间焉。《北齐书·元景安传》言：景安除豫州刺史。管内蛮多华少，景安被以威恩，咸得宁辑。招慰生蛮，输租赋者数万户。豫州中原之地，而至于蛮多华少者？干戈数动，则民卒流亡，惟蛮人依据险阻，又质直，能耐劳苦，不虑危难，故其荡析离居，转不如汉人之甚也。土满者岂曰能有其土？疆埸之控扼，不能谓其无成劳矣。即内争之际，亦有引以为助者。而战败之士，亡命之徒，又或藉为逋逃之薮。史所记者，本以兵事为多，遂觉杀伐之气，满于纸上矣。然其同化，实仍在平和中逐渐致之。综观晋、南北朝之世，所谓诸蛮，大烦征讨者，不过三役：一为宋文帝、孝武世之于沔中蛮及西阳蛮。（沔中蛮，亦曰缘沔蛮，即雍州蛮。元嘉七年，刘道产为雍州刺史，诸蛮悉出，缘沔而居。十九年，道产卒，群蛮大动，朱修之讨之失利，沈庆之乃讨破之。二十二年，孝武帝为雍州，庆之又随之西上，率柳元景、宗悫等，前往讨击。汉西阳县，本在今河南光山县境，晋世为蛮所据，乃于今湖北黄冈县西立西阳郡。元嘉末，为亡命司马黑石等所诳动，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孝武时为江州刺史，与沈庆之往讨之，会元凶弑逆，旋师起义，至孝建四年，庆之乃复往讨定，事见《宋书》诸人本传。）二周文帝之于峡中蛮。（详见《周书·蛮传》。）三魏明帝之末，三鸦蛮人，大肆扰乱，明帝至欲亲征，后卒未果，而遣临淮王刬讨之。（事在孝昌元年，见《纪》。）前二役诚用兵力戡定，后一役仍不过徒有其名，此外则皆州郡及理蛮之官，（晋武帝于荆州置南蛮校尉，雍州置宁蛮校尉，皆治襄阳。江左省。寻置南蛮校尉，治江陵。孝武帝又置宁蛮校尉，以授鲁宗之。宋世祖罢南蛮，而宁蛮如故。事见第九章第二节。武帝又置南夷校尉，治宁州，江左改曰镇蛮校尉，见《宋书·百官志》。广州西南二江，川源深远，别置督护，专征讨之任，见《齐书·州郡志》。此等皆理蛮之官也。）随宜讨伐而已。诸蛮既与汉人习狎，抚之者自以能行德化为上。（《梁书·良吏传》：孙谦擢为巴东、建平二郡大守。郡居三峡，恒以威力镇之。谦将述职，敕募千人自随。谦曰：“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耳，何烦兵役，以为国费。”固辞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蛮、獠怀之。又《文学传》：臧严，历监义阳、武宁郡。累任皆蛮左，前郡守常选武人，以兵镇之。严独以数门生单车入境，群蛮悦服，遂绝寇盗。此皆治蛮不必用兵力之证也。）然能如是者卒鲜，往往滥施讨伐；而其行军且极残酷。（《宋书·夷蛮传》曰：自元嘉将半，寇盗弥广，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已甚。按俘虏之多，盖利其可输税租，服力役，甚且没为奴婢耳。亦有无所利而肆情诛杀者，如陈显达为益州刺史，使责大度村獠租赕，獠帅杀其使，显达分部诸将，声言出猎，夜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此则所谓申好杀之愤者也。）此实将帅之贪功徼利，谓蛮非讨伐不可，固不其然。抑虽如是，真能深入其阻者，亦卒鲜也。当时诸蛮之出山，固有胁以兵力者；又有由于俘获，迫令迁移者；然其慕化内徙，或酋长身来归顺者，亦属不少。慕化内徙，即同齐民。酋长内附，往往设置郡县，即以其人为守令，多有仍行世袭之制者，然数世之后，终必别简人以代之，此亦无形之改土归流也。《隋书·南蛮传》云：“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蜓，曰儴，曰俚，曰僚，曰，俱无君长；（既同于齐民，则无复君长耳，非本无君长也。）随山洞而居，古所谓百越是也。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可见晋、南北朝之世所谓蛮者，至隋、唐时，多已泯然无迹矣。使其言语风俗，判然与我不同，岂能泯然于一旦？可见民族早已同化，觉其不同者，特时势之不安谧，激之使然耳。然则民族之同化，实皆社会自为之，政治之所能为力者甚鲜也。

梁、益二州情形，则较荆、雍、豫州为恶。以荆、雍、豫州，汉末以来，丧乱较烈，华人之入山者较多，梁、益二州则不然；（观此二州无所谓山越，史间言山僚亦甚希可知。）又荆、雍、豫州，去大川及平地近，其人之出山较易，梁、益地势较险，夷人自深山而出者，仍依山并谷故也。（《魏书》云：“自汉中达于邛、筰，川洞之间，所在皆有。”僚即今所谓仡佬，见《秦汉史》第九章第四节。虽处山谷，其初本来自海滨，《魏书》言其“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又曰：“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杞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乃自卖以供祭者。”此缘海之马来人，即古所谓越族者食人之俗也。详见《先秦史》。）因所居深阻，罕与华人交接，故其旧俗沿袭尚多，而其文明程度亦较低焉。（《魏书》云：“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謩、阿段，妇人称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干阑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性同禽兽，至于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谢其母，母得狗，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惟执盾持矛，不识弓矢。”案干阑之名，与后印度诸国同，亦可见其初居海滨也。）《魏书》云：“李势之时，诸僚始出，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此谓华人所居山谷之地，僚自深山迁此。）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萧衍梁、益二州，岁岁伐僚，以自裨润，公私颇藉为利。”夏侯始迁之叛也，魏以邢峦为梁、益二州刺史，颇得僚和。后以羊祉、元恒、元子真为梁州，传竖眼为益州。竖眼颇得物情。祉性酷虐，恒、子真并无德绩，诸僚苦之。魏以梁、益二州，统摄险远，又立巴州，以统诸僚，（《魏书·地形志》：巴州郡县阙。《隋书·地理志》：清化郡，旧置巴州，今四川巴中县。）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盖因梁之隆城郡，在今四川仪陇县北。）所绾僚二十万户。隆城所统，谓之北僚，岁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巴州生僚，并皆不顺，其诸头王，每于时节，谒见刺史而已。孝昌初，诸僚以始欣贪暴，相率反叛，攻围巴州。时魏子建为山南行台，勉谕之，乃得散罢。始欣虑获罪谴，谋来附，而其族子恺为隆城镇将，归心于魏。魏子建启以镇为南梁州，以恺为刺史。发使执始欣，囚于南郑。遇子建见代，傅竖眼为行台，竖眼久病，其子敬绍，纳始欣重贿，使得还州，始欣乃起众攻恺屠灭之，据城南叛。梁将萧玩，率众援接，为魏梁、益二州兵所破斩。魏攻陷巴州，执始欣，然梁州未久即入梁。其后梁、益皆陷于周。《周书》云：“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口以充贱隶，谓之压僚。【6】后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私逮于民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其虐，亦无以异于梁也。又云：“其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走险，若履平地，虽屡加兵，弗可穷讨。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最难以道义招怀者也。”可见其同化，远较豫、荆、雍州蛮为后矣。

交、广、宁三州，情形较梁、益二州为尤恶。案此三州，西通缅甸，东苞东京湾为内海，实为中国向南拓展之枢机，惜距中原较远，民族拓展之力，一时有所不及，而政事尤欠清明，遂至越南之地，终于分裂以去，而自云南西南出之路，亦未能尽力经营也。中国之稍知注意于交土，似自后汉中叶以来。《晋书·地理志》云：顺帝永和九年，交趾大守周敞（交趾，今越南河内。）求立为州，朝议不许，即拜敞为交趾刺史。建安八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趾大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7】十五年，移治番禺。（《三国·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谓策欲杀于吉，诸将连名陈乞，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常着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又引虞喜《志林》：喜推考桓王之薨，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时曹、袁相攻，未有胜负，夏侯元让与石威则书，袁绍破后也，书云：“授孙贲以长沙，业张津以零、桂。”此为桓王于前亡，张津于后死，不得相让譬言津之死意矣。裴松之案：“大康八年，广州大中正王范上《交广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张津犹为交州牧，《江表传》之虚，如《志林》所云。”此云津拜交州在建安八年，又与《交广春秋》不合。案当时任疆寄者，多自刺史进为州牧，津盖本为交趾刺史，至八年乃进为牧也。桓王引津死事，以譬将吏，自为虚辞，古人轻事重言，此等处多不审谛，不足深较也。）《宋书·州郡志》云；交州刺史，本治龙编，（见第七章第五节。）汉献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苍梧广信县，（广信，汉县，为苍梧郡治，隋时改县曰苍梧，今广西苍梧县。）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县。州甫立而治所即内移，可见中朝威柄之失坠矣。（观下引《薛综疏》，津或因欲与刘表争，以致无暇顾及交土也。）是时交土实权，乃入于士燮之手。《三国·吴志》：燮苍梧广信人。其先本鲁国汶阳人，（汶阳，汉县，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大守。（日南，今越南乂安。）燮为交趾大守。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弟壹领合浦大守，（合浦，见第十三章第三节。）次弟领九真大守，（九真，今越南清华。）弟武领南海大守。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武先病殁。）朱符死后，汉遣张津为交州刺史。津后为其将区景所杀。而荆州牧刘表，遣零陵赖恭代津。（零陵，见第三章第六节。）是时苍梧大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与恭俱至。汉闻张津死，赐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址大守如故。”后巨与恭相失，举兵逐恭。恭走还零陵。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建安七年，权尝表朱治为九真大守，见《治传》。）骘到，燮率兄弟奉承节度。而吴巨怀异心。骘斩之。（据《骘传》事在建安十六年。）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内附。（益州，汉郡，蜀汉改曰建宁，在今四川晋宁县东。）权益嘉之。燮在郡四十余岁，黄武五年，（魏文帝黄初七年。）年九十卒。权以交趾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又遣陈时代燮为交趾大守。岱留南海，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大守，发宗兵拒良。（时以徽领九真大守，见《吕岱传》。宗即賨，賨乃夷人所出赋税之名，用为种族之名，实借字耳。《三国志》多作宗。以上据《士燮传》。）吕岱督兵三千人浮海，与良共讨平之。（杀徽兄弟六人，见《士燮传》。）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吕岱传》。）交、广之分，交州业已还治龙编，（《宋书·州郡志》。）至是，则复举七郡之地，通以龙编为控制之所矣，可谓内地威柄之一振也。黄龙三年，（魏明帝大和五年。）以南土清定，召岱还。竹邑薛综，（竹邑，后汉县，属沛郡，在今安徽宿县北。）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孙权除为合浦、交趾大守。岱之讨伐，综与俱行。及是，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于苍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则四国之内属也，有自来矣。（案汉武帝平南越，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九郡。昭帝时罢儋耳。元帝时又罢珠崖。孙权之分交、广，以南海、苍梧、郁林三郡为广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见《晋书·地理志》。此云四国，指交趾、日南、九真、合浦也。）秦赵佗起番禺，怀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孙权黄武七年，改合浦为珠官郡。）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址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髻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址，任延为九真大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由此以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参看《秦汉史》第九章第六节。）自臣昔客，始至之时，珠崖（今广东琼山县。）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8】交址糜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在今安南境。）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体，不以为羞。【9】由此言之，可谓虫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广人众，阻险毒害。易以为乱，难使从治。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10】然在九甸之外，长吏之选，类不精核。汉时法宽，多自放恣，故数反违法。珠崖之废，起于长吏，睹其好发，髡取为髲。及臣所见：南海黄盖，为日南大守，下车以供设不丰，挝杀主簿，仍见驱逐。【11】九真大守儋萌，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请大吏。酒酣作乐，功曹番歆，起舞属京，京不肯起，歆犹迫强，萌忿杖歆，亡于郡内。歆弟苗，帅众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址大守士燮，遣兵致讨，卒不能克。又故刺史会稽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分作长吏。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离丧亡。次得南阳张津，与荆州牧刘表为隙，兵弱敌强，岁岁兴军，诸将厌患，去留自在，津小检摄，威武不足，为所陵侮，遂至杀没。后得零陵赖恭，先辈仁谨，不晓时事。表又遣长沙吴巨为苍梧大守，巨武夫轻悍，不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骘。是时津故将夷廖、钱愽之徒尚多，骘以次治，纲纪适定，会仍召出。吕岱既至，有士氏之变，越军南征。平讨之日，改置长吏，章明王纲。威加万里，大小承风。由此言之，绥边抚裔，实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祸福尤甚。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高凉，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郁林，今广西贵县。）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若岱不复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检摄八郡，（高凉郡，汉末吴所分置，并前所言七郡为八郡。）方略智计，能稍稍以治高凉者，假其威宠，借之形势，责其成效，庶几补复。如但中人，近守常法，无奇数异术者，则群恶日滋，久远成害。故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读此疏，可略知交、广民生、吏治之情形矣。赤乌二年，（魏明帝景初三年。）十月，将军蒋秘，南讨夷贼，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大守严纲等，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汉郡，今湖南郴县。）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孙权传》。）吕岱时在武昌，自表辄行。孙权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诸将唐咨等络绎相继。攻讨一年，破之，斩式等。（《吕岱传》。十一年，群齐王芳正始九年。）交址、九真夷贼攻役城邑，交部骚动。以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务崇招纳，交域清泰。至孙休永安元年（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乃征还。（《胤传》。）五年，（魏常道乡公景元三年。）休使察战到交址调孔雀、大猪。（注：察战，吴官号。案其人姓名，似即《晋书·本纪》之邓句，《陶璜传》之邓苟，见下。）先是交址大守孙谞，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察战至，恐复见取，郡吏吕兴等，因此扇动兵民，招诱诸夷，杀谞。【12】使使如魏请大守及兵。（《休传》。《晋书·陶璜传》云：谞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苟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送秣陵，兴杀谞及苟，及郡内附。）七年，（八月后为孙皓元兴元年。魏常道乡公咸熙元年。）吴复分交州置广州。（《孙休传》。仍统南海、苍梧、郁林三郡，见《晋志》。）九月，魏以吕兴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诏曰：“孙休遣使邓句敕交址大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吴将吕兴，因民心忿怒，又承王师平定巴蜀，即纠合豪桀，诛除句等。驱逐大守长吏，抚和吏民，以待国命。九真、日南，亦齐心响应，与兴协同。兴移书日南州郡，开示大计。兵临合浦，告以祸福。遣都尉唐谱等诣进乘县，因南中都督护军霍弋上表自陈。”案蜀以李恢为建宁大守，遥领交州刺史，晋平蜀，亦以弋遥领交州，见《晋书·地理志》。）策命未至，兴为下人所杀。（《魏志·本纪》。）然是岁，魏所置交址大守之郡。（《孙皓传》。案《华核传》：宝鼎二年，核上疏言交州诸郡，国之南土，交址、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则其时日南尚属吴。然《晋书·武帝纪》：泰始五年，五月，曲赦交址、九真、日南三岁刑，则日南亦属晋矣。）孙皓宝鼎三年，（晋武帝泰始四年。）遣交州刺史刘俊、前部督修则等入击交址。为晋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还合浦。（《皓传》。《晋书·武帝纪》：泰始四年，十月，吴将顾容寇郁林，大守毛炅大破之，斩其交州刺史刘俊，将军修则。《陶璜传》：吕兴为功曹李统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址大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炅、九真大守董元等自蜀出交址。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建衡元年，（晋泰始五年。）十一月，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大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建安，见第八章第一节。）皆就合浦击交址。二年，（晋泰始六年。）春，李勖以建安道不通利，杀导将冯斐，引军还。（四月，勖及徐存家属皆伏诛。）三年，（晋泰始七年。）汜、璜破交址，禽杀晋所置守将，九真、日南皆还属。（《孙皓传》。《晋书·本纪》：四月，九真大守董元为吴将虞汜所攻，军败，死之。七月，吴将陶璜等围交趾，大守杨稷与郁林大守毛炅，及日南等三郡降于吴。案谓稷、炅降吴者，说出《汉晋春秋》。《华阳国志》则云：稷至合浦欧血死，炅不屈，为吴所杀。见《三国志·孙皓传注》。《晋书·陶璜传》兼采二说。又云：炅密谋袭璜。事觉，被诛。）吴因用璜为交州刺史。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璜遣攻之，逾时乃拔。皓以璜为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九德，吴分九真郡立。破交趾后，又分交趾为新昌郡。诸将破扶严夷，置武平郡。皆在今越南境。）土地阻险，夷僚劲悍，历世不宾，璜征讨，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大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于是遣还。（《晋书·璜传》。）天纪三年，（晋武帝咸宁五年。）夏，修允转桂林大守，疾病，住广州，先遣部曲督郭马将五百兵至郡，安抚诸夷。允死，兵当分给，马等累世旧军，不乐离别；晧时又科实广州户口；马与部曲将何典、王族、吴述、殷兴等，因此恐动兵民，会聚人众，攻杀广州督虞授。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兴广州刺史，述南海大守。典攻苍梧，族攻始兴。（见第三章第九节。）八月，以滕修领广州牧，率万人从东道讨马。与族遇于始兴，未得前。皓又遣徐陵督陶濬璜弟。将七千人从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领，及合浦、郁林诸郡兵，当与东西军共击马。陶濬至武昌，闻北军大出，停驻不前。（《孙皓传》。）滕修赴难，至巴丘，（见第十三章第六节。）而晧已降，乃还，与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大守王毅各送印绶。诏以修为广州牧，委以南方事。修在南积年，为边夷所附。大康九年，卒。（《晋书·修传》。）皓既降晋，手书遣璜息融敕璜归顺。诏复本职。晋减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山带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臣以尩弩，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消刃，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惟兵是镇。又宁州兴古，（见下。）接据上流，去交址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又以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惟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货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璜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朝廷以员外散骑常侍吾彦代璜。（《彦传》：在镇二十余年，威恩宣著，南州宁静。）彦卒，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秘众父，见《众传》。）秘卒，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参寻卒。参弟寿求领州，州人不听，固求之，遂领州。寿乃杀长史胡肇等。又将杀帐下督梁硕。硕走得免，起兵讨寿，禽之。（付寿母，令鸩杀之。）硕乃迎璜子苍梧大守威领刺史。在职甚得百姓心。三年卒。璜父基，吴交州刺史。威弟淑，子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璜传》。）威，《晋书·忠义王谅传》作咸，云：新昌大守梁硕，专威交土，迎立陶咸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机为刺史。硕发兵距机，自领交址大守。乃迎前刺史修则子湛行州事。敦以谅为交州刺史。谅既到境，湛退还九真。广州刺史陶侃遣人诱湛来诣谅，谅斩之。硕率众围谅于龙编。（以上《谅传》。）大宁元年，五月，龙编陷，谅死之。六月，陶侃遣参军高宝攻硕，斩之。（《本纪》。参看第三章第九节。）大元五年，十月，初九真大守李逊，父子勇壮有权力，威制交土。闻刺史滕逊之当至，分遣二子，断遏水陆津要。杜瑗者，朱鸢人，（汉朱县，《晋志》作朱鸢，在今河内东南。）本属京兆，祖元为宁浦大守，（宁浦，晋郡，今广西横县西南。）遂居交趾。瑗仕州府，为日南、九德、交趾大守。（是时为交趾大守。）收众斩逊，州境获宁。逊之居州十余年及北还，以瑗为交州刺史。（参看下节。）义熙六年，年八十四卒。府州纲佐，共推瑗第五子慧度行州府事。辞不就。七年，除交州刺史。诏书未至，卢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李逊子奕、脱等；引诸俚帅，众五六千人，受循节度。慧度与弟交趾大守慧期，九真大守章民讨破之。循中箭赴水死。斩李脱等。慧度俭约质素；为政纤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盗不起。宋少帝景平元年，卒。以慧度子弘文为刺史。亦以宽和得众。大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为交州刺史。弘文就征。会得重疾，行到广州，卒。（《宋书·慧度传》。）二十年，以檀和之为刺史。二十三年，伐林邑，破之，事见下节。《齐书，南夷传》云：泰始初，刺史张牧卒，交趾人李长仁杀牧北来部曲，（《宋书·徐爰传》云：悉诛北来流寓，无或免者。爰时徙交州，长仁素闻爰名，爰又以智计诳诱，乃得无患。）据交州叛。数年，病死。从弟叔献嗣事，号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大守沈焕为交州刺史，以叔献为焕宁远司马、武平、新昌二郡大守。叔献得朝命，人情服从，遂发兵守险，不纳焕。焕停郁林，病卒。大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献为交州刺史，就安慰之。案《宋书·本纪》：泰始四年，三月，以孙奉伯为交州刺史。交州人李长仁据州叛。妖贼攻广州，杀刺史羊南，陈伯绍讨平之。八月，以刘勃为交州刺史。五年，七月，以陈伯绍为交州刺史。七年，二月，置百梁、（在今广东合浦县东。苏、在合浦东北。永宁、在今广东阳江县境。）安昌、（在合浦北。）富昌、（未详。）南流郡，（今广西郁林县。）又分广、交州三郡（广之临漳，交之合浦、宋寿。）立越州。（《齐志》：镇临漳。案临漳，宋郡，在今合浦东北。）盖孙奉伯、刘勃、陈伯绍皆未能之镇，故立越州以规交土也。《齐书·大祖纪》：即位后遣使分行四方，以交、宁道远不遣使。《刘善明传》：善明表陈时事，以为“交州险敻，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创始，宜怀以恩德，未应远劳将士，摇动边氓。且彼土所出，惟有珠宝，实非圣朝所须之急，讨伐之事，谓宜且停。”盖大祖本意在息民，又时交州惟有珠宝，大祖性俭，非其所重，故遂以姑息处之也。《南夷传》又云：叔献受命。既而断割外国，贡献寡少。世祖欲讨之。永明元年，以司农刘楷为交州刺史，发南康、庐陵、始兴郡兵征交州。（南康，见第七章第五节。庐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叔献间道自湘川还朝。六年，以始兴大守房法乘代楷。法乘至镇，属病不理事。好读书。长史伏登之因此擅权，改易将吏。录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系登之于狱。十余日，登之厚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将部曲袭执法乘。启法乘心疾动，不任亲事。世祖仍以登之为交州刺史。盖终不免于姑息矣。梁武帝天监四年，二月，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长史李畟讨平之。十五年，交州刺史李畟斩州反者阮宗孝，传首京师。普通四年，六月，分交州置爱州。（治九真。皆见《本纪》。）大同七年，先是武林侯萧谘为交州刺史，以裒刻失众心。土人李贲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攻谘。谘输赂，得还越州。台遣高州刺史孙冏、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之。（兼采梁、陈《书·本纪》。高州治高凉，见第十五章第三节。新州梁置，今广东新兴县。）时春草已生，瘴疠方起，子雄请待秋讨之。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映不听，谘又促之。（时谘亦至广州。）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众并惮役溃散，禁之不可，乃引其余兵退还。谘启子雄及冏与贼交通，逗留不进。武帝敕于广州赐死。（《陈书·杜僧明传》。）子雄弟子略，与冏子侄及其主帅杜天合、杜僧明共举兵，执南江督护沈，进寇广州。（《陈书·武帝纪》。其事详见《杜僧明传》。）陈高祖时为西江督护，讨平之。时又遣越州刺史陈侯、罗州刺史宁巨、安州刺史李智、爱州刺史阮汉同征贲。（罗州，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安州，未详。）九年，四月，林邑王破德州，（治九德。）攻贲。贲将范脩破走之。十年，正月，贲于交趾窃位号，署置百官。（《梁书·本纪》。）诏陈高祖为交州司马，领武平大守，与刺史杨南讨。十一年，六月，军至交州，破贲。中大同元年，四月，克交趾嘉宁城。贲窜入僚洞。屈獠斩贲，传首京师。（《陈书·高祖纪》在大清元年，《梁书·本纪》在二年三月，盖贲死于元年，《纪》于其传首至京之日书之。）贲兄天宝，遁入九真。与劫帅李绍隆收余兵二万，杀德州刺史陈文戒；进围爱州。高祖仍率众讨平之。越南国史，称贲为前李氏。谓其七世祖为中国人，徙居大平。以大同十年自立，国号万春，年号天德。贲死后，天宝自立为桃郎王。有赵光复者，亦于大清三年，自立为越王。敬帝绍泰元年，天宝死，无子，诸臣共立其族人李佛子。陈宣帝大建二年，袭禽赵光复。至隋文帝仁寿三年降隋。（据冯承钧译迦节《越南世系》，在《史地丛考续编》中，商务印书馆本。）案李佛子之降，事见《隋书·本纪》及《刘方传》。越南古史，原系依附中国史籍而成，其不足据，与朝鲜、日本之古史正同也。陈世交、广之域，欧阳氏实擅大权，欧阳頠为广州刺史，及其子纥之事已见前。頠弟盛为交州刺史。纥之平，交址夷僚，往往相聚为寇抄，阮卓奉使招慰，交趾多金翠珠贝珍怪之产，前后奉使者皆致之，惟卓挺身而还，衣装无他，时论咸服其廉焉。以上所言，为交、广缘海之地，为文明及财富所萃，政权亦托于是。大抵能树威德者，皆久居其地之豪族，单车孤往，则形同羁旅，即使清能，亦多无以善其后，而贪暴者更无论矣。此其所以势同割据，五代后卒至分裂而去也。至远海之区，则启辟尤廑。《齐书·州郡志》言：“广州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越州俚、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元徽二年，以陈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威服俚、獠。土有瘴气杀人。汉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辄避处高，今交土调和，越瘴独甚。刺史尝事戎马，惟以战伐为务。”此可见广州之启辟，不如交州，越州又落广州之后。盖其文化皆自海道传来，交州眣出海中，故其启辟较易也。

魏晋墓砖·放马图

琼州一岛，汉武帝时，置儋耳、（今广东儋县。）珠崖二郡，昭帝时罢儋耳，元帝时又罢珠崖，已见《秦汉史》第五章第十六节。孙权欲取夷洲及珠崖，陆逊、全琮皆谏，（详见第五节。）然赤乌五年，卒遣将军聂权、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三国·吴志·权传》。）是岁，遂置珠崖郡。晋平吴，省入合浦。宋文帝元嘉八年，又立珠崖。《南夷传》云：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帅陈檀归顺。四年，檀表乞官军征讨未附。乃以檀为高兴大守，（罗州治。）遣前朱提大守费沈，龙骧将军武期率众南伐，并通朱崖道。并无功。辄杀檀而返。沈下狱死。则亦仅等诸羁縻而已。

宁州之地，距中原窎远，与交、广无异，而又无海路可通，故其闭塞尤甚。自两汉开辟之后，迄于南北朝，惟蜀汉之世，颇能控制之，则以其相距较近；又蜀土褊狭，军资国用，势不能不有藉于此；故能尽力经营也。晋世宁州之地，后汉时分越巂、（见第十三章第四节。）益州、牂牁、（今贵州平越县。）永昌（今云南保山县。）四郡，而以庲降为控扼之所。（《三国·蜀志·李恢传注》云：臣松之讯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案《马忠传》言：初建宁郡杀大守正昂，缚大守张裔于吴，故都督常住平夷县，至忠乃移治味县，似庲降都督本治益州也。平夷，今云南曲靖县。）雍闿之乱，杀大守正昂。蜀以张裔为大守，闿又执之，送于吴。吴遥置闿为永昌大守，（《三国·蜀志·吕凯传》。）而以刘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诸葛亮平南中，阐还吴，为御史中丞，见《蜀志·二牧传》。）越巂夷王高定，牂牁大守朱褒亦叛。惟永昌五官掾功曹吕凯，与丞王伉闭境拒闿。诸葛亮欲自征之。长史王连谏：以为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亮为留连久之。建兴三年，三月，卒自行。时李恢为庲降都督，领交州刺史，住平夷。亮由越巂，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未详。）恢给以官军粮尽，欲引还，乘其怠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谢钟英《三国疆域志补注》云：即今南盘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时亮发在道，而雍闿为高定部曲所杀。亮至南，改益州为建宁，分建宁、永昌置云南，（治弄栋，今云南姚安县。）建宁、牂牁置兴古。（治温，今云南罗平县。）表吕凯为云南大守，（会为叛夷所害，子祥嗣。）王伉为永昌大守。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其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案《诸葛亮传》称亮南征之功，亦曰“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可见当时之用兵，固欲绝后顾之忧，实亦利其赋入也。）七年，以交州属吴，解恢刺史，更领建宁大守。九年，张翼为庲降都督。持法严，不得殊俗之欢心。十一年，耆帅刘胄作乱。翼讨之，不克。以马忠代之，乃讨斩胄。移治味县。越嶲叟夷数反，杀大守龚禄、焦璜，是后大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安定治所未详。）除张嶷为大守。嶷诱以恩信，讨其不服。在官三年，徙还故郡。定莋、（在今四川盐源县南。）台登、（在今四川冕宁县东。）卑水（在今四川会理县东北。）三县，旧出灵、铁及漆，夷徼久自锢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郡有旧道，经旄牛中（旄牛，汉县，在今四川汉源县南。）至成都，既平且近，绝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安上，谢钟英云：当在峨边、越嶲间。）亦获开通，复古亭驿。嶷在郡十五年，至延熙十七年乃还。永昌郡夷僚不宾，以霍弋领大守，率偏军讨之，斩其豪帅，郡界宁静。弋后领建宁大守，统南郡事。蜀亡降魏，仍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使救吕兴，事已见前。案马谡攻心之论，诸葛亮七纵七禽之说，古今侈为美谈，【13】（《三国·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曰：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阻，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网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粗安、粗定四字，最可注意，所能期望者，原不过如此也。）其实反斾未几，叛旗复举，重烦讨伐，又历多年，知志在赋取者，终非如厚往薄来之可以无猜也。邓艾入阴平，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谯周言：“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事乃已。晋既定蜀，泰始七年，建为宁州。大康三年，废宁入益，置南夷校尉以护之。《三国·蜀志·霍峻传注》引《汉晋春秋》；弋之孙彪，为晋越巂大守；《吕凯传注》引《蜀世谱》：凯子祥，为晋南夷校尉；祥子及孙，世守永昌；又《马忠传注》：子修，修弟恢，恢子义，皆为晋建宁大守；盖皆用旧人以抚之，故获相安。惠帝大安二年，复立宁州。巴氐乱作，声教始隔。永嘉元年，南夷校尉李毅卒，宁州遂陷。治中毛孟求刺史于京都，诏以李逊为之。逊仍据州与李雄相拒。逊死，州人立其子坚。陶侃使尹奉代之。至成帝咸和八年，乃为李寿所陷，已见第三章第六节。咸康二年，广州刺史邓岳，遣督护王随击夜郎，（晋郡，今贵州石阡县西南。）新昌大守陶协击兴古，并克之。加督宁州。五年，岳又伐蜀，建宁人孟彦执李寿将霍彪以降。寿遣李奕攻牂牁，大守谢恕固守，奕粮尽引还。后八岁，李氏灭，宁州还属晋朝。苻坚陷益州，《载记》言西南夷邛、笮、夜郎等皆归之，盖尝致其献见，然坚实未能有其地也。宋世萧惠开督益、宁，（大明八年。）《传》言其欲收牂牁、越嵩，以为内地，绥讨蛮、濮，开地征租，然有志而未逮。梁世武陵王纪居蜀，史言其南开宁州、越巂，故能殖其财用，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此亦意在赋敛而已。其时徐文盛为宁州，《传》云：州在僻远，所管群蛮，不识教义，贪欲财贿，劫篡相寻，前后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抚慰，示以威德，夷僚感之，风俗遂改。当时自边徼举兵勤王者，实惟文盛与陈高祖二人，其人盖亦异才，惜乎未竟其用也。《齐书·州郡志》云：宁州道远土瘠，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氏强族，侍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盖客籍官于宁能举其职亦少，故其后地遂为两爨所擅焉。

第三节　林邑建国

秦、汉之开南越，所至之地，不为不远，然其地陆路阻塞，交通皆藉海道，其南境，海道距印度近而距中国已开发之地远，故越三四百年，其地之民族，遂有承袭印度之文化而谋自立者，林邑是也。《晋书·林邑传》曰：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则马援铸柱之处也。（汉象林县，在今越南之广南。其地有茶荞古城，考古者云即林邑之都，见鄂鲁梭《占城史料补遗》，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骗》中，商务印书馆本。《水经·温水注》云：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其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又云：秦徙余民，染同夷俗，日南旧风，变易俱尽。盖其地华人甚少，故渐为夷所同化。）后汉末，功曹姓区，有子曰连，（《梁书》作达，《水经注》作逵。）杀令，自立为王。子孙相承。（《水经注》云：自区逵以后，国无文史，失其年代，世数难详。）其后王无嗣，外孙（《梁书》作外甥，《隋书》作其甥。）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自孙权以来，不朝中国。至武帝大康中，始来贡献。咸康二年，（《梁书》、《南史》作三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日南西卷县夷帅范椎奴也。【14】（《齐》、《梁书》、《南史》皆作范稚。西卷县，在今越南承天府附近。）尝牧牛涧中，获二鲤鱼，化成铁，用以为刀。刀成，乃对大石鄣而祝之曰：“鲤鱼变化，冶成双刀，石鄣破者，是有神灵。”进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怀之。随商贾往来，（《梁书》、《南史》云：范稚常使之商贾。）见上国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宫室、城邑及器械。（《梁书》、《南史》作及兵车器械。）逸甚爱信之，使为将。文乃谮逸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无嗣，文遂自立为王。（《梁书》、《南史》云：文伪于邻国迎王子；置毒于浆中而杀之，遂胁国人自立。）于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诸国，并之。（《梁书》云：举兵攻旁小国，皆吞灭之。）有众四五万人。近世治南洋史者，谓林邑即唐之环王，五代后之占城，在我虽有异名，在彼则迄以占婆自号，（《唐书》：环王，亦名占婆。《西域记》名摩诃瞻波。《南海寄归内法传》作占波。）未尝有所谓林邑者。【15】（冯承钧译马司培罗《占婆史序》。商务印书馆本。）案《太平寰宇记》（卷百七十六。）云：林邑国，本秦象郡林邑县地，汉为象林县，属日南郡，而《水经注》述林邑事，有“后去象林、林邑之号”之文，则占婆建国之初，实曾以中国县名，为其国号也。《三国·吴志·吕岱传》，谓岱既定交州，遣从事南宣国化，徼外扶南、林邑、明堂诸王各遣使奉贡，则《晋书》谓自孙权以来，不朝中国者实非；或其所谓中国，乃指汉、魏而言也。《后汉书·南蛮传》：和帝永元十二年，四月，日南象林县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发兵讨击，斩其渠率，余众乃降。于是置象林将兵长史，以防其患。顺帝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址刺史樊演发交址、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明年，用李固议，拜祝良为九真大守，张乔为交址刺史，乃讨平之。后张津为区景所杀，事见上节。然则象林徼外蛮夷，为患已久，而区氏为象林魁桀，故终至杀令而自立也。占婆古碑，尚有存者。马司培罗谓考诸碑文，占婆有史以来第一王为释利魔罗（cri Mara），或即区连云。（见《占婆史》第二章。）范为中国姓，抑系译音，近人多有异说。（伯希和云：占婆碑文，国王名号，无一与范字相类者；马司培罗谓范为Varnan对音；详见费郎《叶调斯调与爪哇》，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中。其言似亦有理，然究不能谓中国史所载林邑诸王，必见于占波碑文中也。）予谓范文之知识，尚系得诸中国，则自此以前，以中国人入占波作大长，于势甚顺。范熊、范文，不必论其种姓如何，视为中国民族，固无不可也。

陶璜言范熊世为逋寇，则林邑之为边患，由来已久，及范文立而愈烈。《晋书·林邑传》言：文遣使通表入贡，其书皆胡字，此与《本纪》所书咸康六年十月，林邑献驯象，当即一事。后七年而兵端启。《传》云：永和三年，文率其众，攻害日南。陷大守夏侯览。杀五六千人。余奔九真。以览尸祭天。铲平西卷县城。遂据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梁书》作朱藩。求以日南北鄙横山为界。初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货贿，而交州刺史、日南大守多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壮时，（《梁书》、《南史》皆作姜庄。）使韩戢领日南大守，戢估较大半，又伐船调桅，声云征伐，由是诸国恚愤。且林邑少田，贪日南之地。戢死，继以谢擢，（《梁书》作谢稚。）侵刻如初。及览至郡，（《梁书》云：台遣览为大守。）酖荒于酒，政教愈乱，故被破灭。既而文还林邑。是岁，朱蕃使督护刘雄戍于日南，文复攻陷之。四年，文又袭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护滕畯率交，广之兵伐文于卢容，（县名，当在承天府之南。）为文所败，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广州刺史滕含率众伐之。佛惧，请降。含与盟而还。（含，修之孙，见《修传》。）《梁书·林邑传》云：文杀夏侯览，留日南三年，乃还林邑。朱蕃后遣刘雄戍日南，文复屠灭之。进寇九德，残害吏民。遣使告蕃：愿以日南北境横山为界。蕃不许。又遣督护陶缓、李衢讨之。文归林邑。寻复屯日南。五年，文死，子佛立。犹屯日南。桓温遣督护滕畯、九真大守灌邃帅交、广州兵讨之。佛婴城固守。邃令畯盛兵于前，邃率劲卒七百人自后逾垒而入。佛众惊溃奔走。邃追至林邑。佛乃请降。留日南三年句，乃总其前后而言之，（自永和三年至五年。）此处所谓乃还林邑，与下文之文归林邑，正是一事。然云寻复屯日南；又云文死，子佛立，犹屯日南；则自永和三年之后，林邑之兵，实迄未赏去日南矣。（惟范文初还，刘雄未败时尝暂复，此时文实尚未据日南也。）滕峻之兵，《晋书》在范文时言其败，而《梁书》在范佛时言其胜者？《水经注》言：永和五年，桓温遣督护滕畋，率交、广兵伐范文于旧日南之卢容县，为文所败，退次九真，更治兵。文被创死，子佛代立。七年，畯与交州刺史杨平复进。军寿泠浦。（在区粟城之南。区粟城，《水经注》云：即西卷县。）入顿郎湖。（在四会浦口之西。四会浦口，今顺安海。）讨佛于日南故治。佛蚁聚，连垒五十余里。畯、平破之。佛逃窜山薮，遣大帅面缚，请罪军门。遣武士陈延劳佛，与盟而还。则畯征林邑，实经再驾，始败终胜，（范文既以创死，则初役亦不得谓全败。）《晋书》漏书其后一役，《梁书》又漏书其前一役也。《本纪》：永和九年，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讨佛于日南，破其五十余垒。《梁书·传》云：升平初，复为寇暴，刺史温放之讨破之。（放之，峤子。《晋书·峤传》云：放之以贫求为交州，朝廷许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将征林邑，交址大守杜宝，别驾阮朗并不从，放之以其沮众，诛之。勒兵而进。遂破林邑而还。《水经注》事在升平二年，云水陆累战，佛保城自守，重求请服，听之。）《本纪》：三年，十二月，放之又讨林邑参离、耽潦，（盖林邑属夷。）并降之。此数事《晋书·传》亦漏书。《传》又云：至孝武宁康中，遣使贡献。至义熙中，每岁又来寇日南、九真、九德诸郡，杀伤甚众。交州遂致虚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达立，上疏贡黄金盘碗及金钲等物。一似佛死胡达立，在义熙之后者，其误殊甚。《杜慧度传》：慧度父瑗，平李逊之乱，交州刺史滕逊之乃得至州，已见上节。《传》又云：逊之在前十余年，与林邑累相攻伐。逊之将北还，林邑王范胡达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郡，遂围州城。时逊之去已远。瑗与第三子爰之，悉力固守。多设权策，累战，大破之。追讨于九真、日南，连捷。故胡达走还林邑。乃以瑗为交州刺史。义熙六年，年八十四，卒。李逊之叛，事在大元五年十月，其见杀在六年七月，逊之到官，必在六七年间，在州十余年，约当大元之末，佛死而胡达继，必在升平二年至大元末年之间。《梁书·传》云：安帝隆安三年，佛孙须达，复寇日南，执大守炅源。又进寇九德，执大守曹炳。交址大守杜瑗遣都督邓逸等击破之。即以瑗为刺史。则隆安三年，林邑王位，又嬗于须达矣。《晋书·本纪》：大元七年，三月，林邑范熊献方物，此时在位者为佛为胡达不可知，要不得更有范熊，疑熊乃号而非名也。《梁书·传》又云：义熙三年，须达复寇日南，杀长史。瑗遣海逻督护阮斐讨破之，斩获甚众。九年，须达复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慧度弟。与战，斩其息交龙王甄知，及其将范健等。生俘须达息那能，及虏获百余人。《本纪》：是年三月，林邑范湖达寇九真，交州刺史杜慧度斩之，湖达盖即甄知，亦号而非名也。《梁书·传》云：自瑗卒后，林邑无岁不寇日南、九德诸郡，杀荡甚多。交州遂致虚弱。《杜慧度传》云：高祖践阼之岁，慧度率文武万人，南讨林邑。所杀过半。前后被钞略，悉得还本。林邑乞降。是役盖亦一大举，然兵端仍不戢。《宋书·林邑传》云：高祖永初二年，林邑王范阳迈遣使贡献，即加除授。大祖元嘉初，侵暴日南、九德诸郡。八年，又遣楼船百余寇九德，入四会浦口。交州刺史阮弥之，遣队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讨。攻区粟城，不克而还。林邑欲伐交州，借兵于扶南，扶南不从。十年，阳迈遣使上表献方物，求领交州。诏答以道远，不许。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年，频遣贡献，而寇盗不已。所贡亦陋薄。【16】大祖忿其违慠。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伐之。遣大尉振武将军宗殷受和之节度。和之遣府司马萧景宪为军锋，悫仍领景宪军副。向区粟城，克之。乘胜进讨，即克林邑。阳迈父子，并挺身奔逃。所获珍异，皆是未名之宝。此役之后，林邑寇盗遂息，或谓中国之兵威，有以慑之，核其实，亦未必然。《齐书·林邑传》云：永初二年，林邑王范杨迈，初产，母梦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丽，中国谓紫磨金，夷人谓之杨迈，故以为名。杨迈死，子咄立，纂其父，复改名杨迈。下叙檀和之征林邑事。其下云：杨迈子孙相传为王，未有位号。夷人范当根纯攻夺其国，篡立为王。永明九年，遣使贡献金簟等物。诏可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范杨迈子孙范诸农，率种人攻当根纯，复得本国。十年，以诸农为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安南将军、林邑王。永泰元年，诸农入朝，海中遭风溺死。以其子文款为假节、都督缘海诸军事、林邑王。《梁书》则云：须达死，子敌真立。其弟敌铠，携母出奔。敌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舍国而之天竺，传位于其甥。国相藏驎固谏，不从。其甥既立，而杀藏驎。藏驎子又攻杀之，而立敌铠同母异父之弟曰文敌。文敌后为扶南王子当根纯所杀。大臣范诸农，平其乱而自立为王。诸农死，子阳迈立。宋永和二年，遣使贡献，以阳迈为林邑王。阳迈死，子咄立。纂其父，复曰阳迈。下乃叙元嘉以来侵暴，及檀和之讨伐之事。案自义熙九年至永初二年，其间仅八年，似未能容敌真、敌铠、藏驎、文敌、范当根纯、范诸农之争夺相杀，及诸农后两世之传袭。永明九年、十年之除授，明有当根纯及诸农之名，必不致误。《齐书·扶南传》：永明二年，其王阇邪跋摩上表曰：“臣有奴名鸠酬罗，委臣逸走，别在余处，构结凶逆。遂破林邑，仍自立为王。伏愿遣军，讨伐凶逆。臣亦自效微诚，助朝廷翦扑。若欲别立余人为彼王者，伏听敕旨。脱未欲灼然兴兵者，伏愿特赐敕在所，随宜以少军助臣，乘天之威，殄灭小贼。”此所谓鸠酬罗，与当根纯当即一人。一云奴，一云王子者？或奴而见养为子；或实奴而诈称王子；或又讳子叛父，称之为奴也。然则《梁书》此段叙述必误。阳迈本号而非名，（《占婆史》云：阳迈（yan mah），意言金王也。）故人人可以之自称也。《齐书》死于永初二年之杨迈，似即须达；《梁书》范诸农之子阳迈，则即《齐书》之文款也。林邑在宋、齐之际，盖内既有衅，外又遭扶南贼子之侵寇，故无暇陵犯边邑矣。《梁书》又云：孝武建元、（当作孝建。）大明中，林邑王范神成，累遣长史，奉表贡献。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献方物。齐永明中，范文赞累遣使贡献。神成、文赞，似即敌真、文敌。二人皆须达之子，而未受封拜，故《齐书》云阳迈子孙相传为王，未有位号也。阇邪跋摩之表在永明二年，则当根纯之篡夺林邑，必尚在其前，永明中文赞似不容累使贡献，或国都虽见夺于当根纯，范文之子孙，仍能据一隅自守，诸农乃藉之而起，亦如后世新、旧阮之事邪？《梁书》又云：天监九年，文赞子天凯奉献白猴。诏以为持节都督缘海诸军事、林邑王。十三年，天凯累遣使献方物，俄而病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贡献。普通七年，王高式胜铠遣使献方物。中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式律陁罗跋摩遣使贡献。诏皆以为持节督缘海诸军事、绥南将军、林邑王。文赞果即文敌，则天凯非以子继父乃继文款之后，要仍为范文之子孙，弼毳跋摩之名，忽易而为侏离之语，云系文赞之子，或不可信。（当时史籍，于四裔世次多误，参看第七节吐谷浑、第八节高昌等可见。）自此以后，林邑诸王名号皆然。疑其国更有变故，而为史所不详。王林邑者，自中国民族易而为印度民族，或即在斯时也。林邑之自立，实由占婆民族，受印度文化之濡染，程度稍高，不忍官吏之贪暴而叛去。《晋书·林邑传》云：人皆保露徒跣，以黑色为美；《隋书传》云：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可见其民纯系马来人。其文化：如居处为阁，名曰干阑，门户皆北向；男女皆以横幅吉贝绕要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缦；不设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杀之；（《梁书》本传。）自系马来旧俗。然谓师君为婆罗门；（《齐书》本传。）其大姓亦号婆罗门；（《宋书》本传。）女嫁者由婆罗门率婿与妇，握手相付；（《齐书》。）其王着法服，加璎珞，如佛像之饰；事乾尼道，铸金、银人像，大十围；（檀和之销其金人，得黄金数十万斤。《宋书》。）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隋书》本传。）则纯为来自印度之文化矣。种族既不相同，文化又复岐异，为之大长之范氏，即果系中国人，其不能持久，亦其宜也，况益以官吏之贪暴乎？既服于我之民族，复叛而去，论者恒以为可惜。然政治之管辖，仅一时之事，惟社会合同而化，乃可以长治久安。苟其不然，兵力虽强，政令虽酷，终不能永远束缚也。文化本所以谋乐利，我之文化，果优于彼，彼自乐从。若其不然，安能强人以从我？文化既不相同，安能禁人之谋自立？若谓彼藉我之力而稍开化，转图叛我，实为孤恩。则我之启发彼，果为我欤？抑为彼也？此世所谓先进之民族，不应不抚心自问者也。果以大公无我为心，则人自不知求自立而至于知求自立，正见我牖启之功，以先知先觉自任者，正当欣然而笑耳。【17】

［北魏］彩绘骑马吹角陶俑

北朝陶俑多表现我国当时北方兄弟民族的形象和习俗，这件陶俑再现了当时北方民族骑战马、高吹号角的雄姿。

第四节　海南诸国

《梁书·海南传》云：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十有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今采其风俗粗著者，缀为《海南传》云。案史官记载之多少，由于诸国修贡职者之多少，诸国修贡职者之多少，特其与朝廷交际之多少，民间航海之盛衰，则初不系乎此也。《传》以林邑居首，今以其本为中国郡县，别为一节，其余诸国，则著之于此。

海南诸国，扶南为大。扶南，今柬埔寨也。【18】（《晋书·扶南传》云：西去林邑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齐书》云：在日南之南大海西蛮中，蛮盖弯之误。《梁书》云：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乍观之，极似指今之泰国，故中外史家，多有以泰国释之者，然非也。法艾莫捏《扶南考》曰：“凡中国史家所载扶南事述，证之柬埔寨，全相吻合，然从未有一端合于暹罗者。”艾莫涅《扶南考》，在《国闻译证》第一册中，开明书店本。）记扶南事者，以《梁书》为详。其《传》云：扶南国俗本裸，文身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晋书》作叶柳。）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国，（齐书作激国，《南史》同。《晋书》但云外国人。）有事鬼神者字混填。（《晋书》作混溃。）梦神赐之弓，乘贾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诣庙。于神树下得弓。便依梦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晋书》云：梦神赐之弓，又教乘舶入海。混溃旦诣神祠得弓，遂随贾入泛海至扶南外邑。《齐书》云：梦神赐弓二张。）柳叶人众见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齐书》云：贯船一面，通中人。）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乃教柳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治其国。（伯希和《越南半岛中国史文》引《吴时外国传》曰：扶南之先，女人为主，名柳叶。有摸趺国人，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梦人赐神弓一张，教载贾人舶入海。混慎晨入庙，于神树下得弓，便载大船入海。神回风令至扶南。柳叶欲劫取之。混慎举神弓而射焉，贯船通渡。柳叶惧伏。混慎遂王扶南。此文见《大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七。伯希和云：《吴时外国传》，即康泰《行记》之一名。柳叶似非译音。若云译意，柬埔寨无柳树，何来柳叶？恐是椰叶之误。明陈继儒《珍珠船》云：诃陵以柳花为酒，柳花酒必是已见唐人记载之椰子花酒。设女王实名椰叶，则可推想扶南亦有一椰树部落，与古占城同矣。混慎，他书作填或滇，康泰元文似作填，此为Kaundinya之汉译无疑也。摸趺不见他书，必有误。《御览》又引康泰《扶南土俗》多条，大半在第七百八十七卷中。有一条，言混填初载贾人大舶入海之国名乌文国，其元名似系Uman或Umun，然亦无考。一条云：横跌国，在优钹之东南。又云：优钹国在天竺之东南，可五千里。城郭、珍玩、谣俗，与天竺同。横跌、摸趺，字形相类，明是一国。以古来译例求之，元名似系摸跌。此处所云天竺，设指全印度，则其东南五千里之优钹，应在恒河以东。摸跋在优跋东南，似当求之马来半岛东岸。乌文亦在此处。惟未将康泰《行记》一切残文及他可助考证文字详考，不能尽废在印度东岸之说也。伯希和此篇，在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占婆古有二大部落：一曰槟榔，在宾童龙，一曰椰子，在其北，见冯译《占婆史》第一章。）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遣子孙，分治诸邑，号曰小王。盘况年九十余乃死。立中子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将范蔓。盘盘立三年死。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费郎云：即东起琼州，西至麻六甲海峡之中国海，见所著《苏门答剌古国考·苏门答剌史草》篇。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本。）攻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隣国，（伯希和《扶南考》云：屈都昆之名，他处未见，仅见屈都乾、都昆、都军等。屈都乾见《齐书·林邑传》及《大平御览》卷七百九十。《水经注》卷三十六引《林邑记》，省称屈都。此处之屈都昆，应即都昆。《通典》卷百八十八，《御览》卷八百八十八，有边斗一云斑斗，都昆一云都军，拘利一云九离，比嵩四国。云：并隋时闻焉。扶南度金隣大湾，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国。都昆，应在马来半岛。九稚，盖九离之讹，亦即《御览》卷七百九十之句稚。典孙，即顿逊。金隣，《御览》七百九十引《异物志》云：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又引《外国传》云：从扶南西去金陈二千余里。《水经注》卷一引竺芝《扶南记》云：林阳国，陆地距金隣国二千里。《御览》卷七百八十七引康泰《扶南土俗》云：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又引《南州异物志》云：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亦有金隣之名，日本僧人注解，谓即此传之金洲，则为梵文之Suvarnadvipa，今之Palembang矣。伯希和此篇，亦冯承钧译，在《史地丛考续编》中。）蔓遇疾，遣大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时为二千人将，因篡蔓自立。遣人诈金生而杀之。蔓死时，有乳下儿，名长，在民间。至年二十，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吴时，遣中郎将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国人犹裸，惟妇人着贯头。泰、应谓曰：“国中实佳，但人亵露可怪耳。”寻始令国内男子着横幅。横幅，今干缦也。案《三国·吴志·孙权传》：赤乌六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吕岱传》言扶南奉贡，已见上节。岱之召还，在黄龙三年，则扶南入贡，应在黄龙三年以前。惟史家叙事，不能皆具年月，《岱传》或系要其终而言之，则扶南初入贡，或即在此年，亦未可知也。）则范旃篡立，略当吴大帝之时。其先须容一老寿之盘况及盘盘三年；自此上溯，必尚有数世；则混填年代，必不得甚近。扶南之建国，尚当在林邑之先也。《晋书·扶南传》云：武帝泰始初，遣使贡献。大康中，又频来。（《武帝纪》：泰始四年，扶南、林邑各遣使来献。此后书其至者，为大康六年、七年、八年。《梁书》云：晋武帝大康中，寻始遣使贡献，误。）穆帝升平初，复有竺旃檀称王，遣使贡驯象。帝以殊方异兽，恐为人患，诏还之。此事《纪》在升平元年，竺旃檀作天竺旃檀，竺盖天竺之省称也。其后《纪》于大元十四年，又书其来献方物，而不言其王为何人。《梁书》亦叔竺旃檀贡驯象事，下云：其后主憍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憍陈如心悦。南至盘盘。（见下。）扶南人闻之，举国欣戴，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按竺旃檀当是印度人，当其时，天竺治法，必已颇行于扶南矣，特至憍陈如而更盛耳。《梁书》又云：憍陈如死，后王持梨陀跋摩，宋文帝世，奉表献方物。（《宋书·夷蛮传》云：元嘉十一、十二、十五年，国王持黎跋摩遣使奉献。）《齐书·南夷传》云：宋末，扶南王姓侨陈如，名阇邪跋摩，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载欲归国。遭风至林邑，掠其财物皆尽。那伽仙闲道得达扶南。（案此叙事即系据其表辞。）永明二年，阇邪跋摩遣那伽仙上表，已见上节。梁天监二年，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诏以为安南将军、扶南王。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贡献。其年死。庶子留陁跋摩杀其嫡弟自立。其后十六年、十八年、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天同元年、五年，又遣使来，皆见本传。陈高祖永定三年，宣帝大建四年，后主祯明二年，皆使献方物，见《本纪》。艾莫涅《扶南考》，谓中国于四裔，同时或时极相近者，多以异名称之，层见叠出。使能名号归一，国数必可大减。彼谓《文献通考》纪狼牙修事云：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之。王闻，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不敢害。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修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余年死。子婆加达多立。天监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案此亦《梁书·海南传》之文。）狼牙修即扶南，贤王即憍陈如，此说似大早计。彼又谓憍陈如之印度名曰甘婆（Kambu），从大自在天神（Siva）处得一妇，即柬埔寨梵文碑之班罗。（Perá）因此，古代传说，其国名甘婆地（Pays de Kambu），教徒名甘婆阇（Kambujas）。（意即系出甘婆之人。）此为其五世纪时之名，后遂以甘白智名国云。（甘白智，柬埔寨古名。）憍陈如登位后，号持留陁跋摩（Śrutavarman），意即圣经之保卫者。柬埔寨列王，皆以跋摩（Varman）字为尊号结尾，自此王启之也。持梨陁跋摩（Śresthavarman）意为善人与婆罗门教士之保护者。后代碑文，称其居持梨陁补罗（Śresthapura），意即婆罗门城。留陁跋摩（Rudravarman）自附于憍陈如之女之统系，必持梨陁跋摩之戚属而非其子。碑刻中亦颂扬其功烈云。

《梁书·扶南传》云：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艾莫涅云：史莱格（Schlegel）谓即今答纳萨利或旦那赛林，是也，惟南境当展至麻六甲半岛。）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径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顿逊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艾莫涅曰：即白古。言距扶南八千里者，自扶南之毗骞，当绕行麻六甲半岛全部也。伯希和云：此国似在Iraouaddy江及印度洋缘岸。）传其王身长丈二，头长三尺，自古来不死，莫知其年。王神圣，国人善恶，及将来事，王皆知之，是以无敢欺者。南方号曰长颈王。（《南史·刘杳传》：沈约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载张仲师及长颈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师长尺二寸，惟出《论衡》；长颈是毗骞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记》云：古来至今不死。”约即取二书寻检，一如杳言。朱建安《扶南以南记》，即朱应《扶南异物志》也。国俗有室屋、衣服，啖粳米。其人言语，小异扶南。艾莫涅曰：此犹言猛种（Mons）或白古种（Pégouans）言语，与吉蔑族（Khmers）言语相似也，至今日始知其确。）国法刑罪人，并于王前啖其肉。国内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杀而啖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楼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孙生死如常人，惟王不死。扶南王数遣使与书相报答。王亦能作天竺书。书可三千言，说其宿命所由，与佛经相似，并论善事。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洲。复东行涨海千余里，有自然火洲。其上有树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纺绩作布。极得数尺，以为手巾。与焦麻无异，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污，则投火中，复更精洁。或作灯炷，用之不知尽。（案此即火浣布，乃石绵所制，昔人不知其故，自然火洲，盖上有火山，因附会而为此说也。《苏门答剌古国考》云：《通典》卷百十八，《御览》卷七百八十八，有国名杜薄。在扶南东涨海中，直渡海数十日而至。伯希和以为社薄之讹。社薄，古音读如Jabak，为阇婆迦（Jāvaka）、阇婆格（Zābag）之对音。印度《罗摩延书》（Rāmāyana）有耶婆洲，（Yavadvipa）耶婆（Yava）之名，昔人释为爪哇，然中有七国庄严，黄金为饰之语，南海西部诸洲，有金矿者惟一苏门答剌。苏门答剌昔名耶婆，转为阇婆，又转为阁婆迦，诸薄古音读若Cubak，应亦为阇婆迦之讹译，则亦应在苏门答剌矣。）凡此诸国，殆皆因扶南而传闻者也。其自宋至陈，来朝贡者：有诃罗施、（元嘉七年来献。史载其表辞。王名坚铠。所遣二人，一名毗纫，一名婆田。呵罗单国，元嘉七年亦来献，无表文及王与使者之名。十年奉表，王名毗沙跋摩。后为子所篡夺。十三年，又上表求买铠仗、袍袄及马，所遣使者，亦名毗纫。颇疑诃罗陁、呵罗单实一国，而史误析为二也。呵罗单、元嘉七年、十年、十三年来。后又一来。二十六年，与媻皇、媻达同被除授。二十九年又来。治阇婆洲。《本纪》纪其十一年、十四年来，而无十三年来之事。十年有阇婆洲来，疑亦即呵罗单，而史误析之也。）媻皇、（元嘉二十八年，孝建三年，大明三年、八年，泰始二年来。《纪》载其元嘉十九、二十六年来，孝建之来在二年。媻达、元嘉二十六年来，二十八年再来。《纪》十二年来，而二十八年只一来。）阇婆婆达、（元嘉十二年来。《纪》作阇婆娑达，《南史》作阇婆达。盘盘、元嘉、孝建、大明中，大通元年、四年来。四年《南史》作六年。陈宣帝大建四年，后主至德二年来，见《纪》。《唐书》：盘盘，北与环王，南与狼牙修接。艾莫涅云：今之槃直（Padjai〔Phonthiet〕）、邦利（Panri）、邦朗（Panrang）诸谷道，皆从盘盘一名，变化而来。丹丹、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来。陈宣帝大建四年来，十三年来，后主至德二年来。见《纪》。干陁利、宋孝武世，梁天监元年、十七年，普通元年来。陈文帝天嘉十年来，见《纪》。此国或云在爪哇，或云在苏门答剌。艾莫涅云：即后之赤土，居湄南江下游，今泰国之地也。）狼牙修、（天监十四年来。《纪》又载其普通四年、中大通三年来。陈废帝光大元年来，见《纪》。婆利、天监十六年、普通三年来，艾莫涅云：即安南古著作家所记之Balsi，为扶南之别名。其遣使之年，皆与扶南同。《传》云：王姓憍陈如，自古未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焉，而言白净王夫人即其国女也。艾莫涅云：白净王夫人即柳叶，案此似近武断。投和，《陈书·后主纪》：至德元年十二月，头和国来，当即此。冯承钧云：此国在湄南江流域。）大抵在今马来半岛、苏门答剌、爪哇之境。诸国人皆黑色，中国谓之昆仑，入奴籍者颇多。（《晋书·孝武文李大后传》：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此以黑色者为昆仑也。《宋书·王玄谟传》：孝武宠一昆仑奴子，常在左右，令以杖击群臣，此以昆仑为奴之证。【19】然用昆仑为奴者，初不必帝王之家，故唐人小说，多有所谓昆仑奴者。《齐书·王琨传》：父怿不慧，侍婢生琨，名为昆仑，盖几于以奴视之矣。《南史·孔范传》：后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范素于武士不接，莫有至者，惟负贩轻薄多从之；高丽、百济、昆仑诸夷并受督。当时外人流入中国为奴者固多，时又习以奴从军也。马来人肤色虽黑，其骨格仍有类白种人者，则亦谓之胡。【20】《宋书·邓琬传》，刘胡以颜面坳黑似胡，故以为名是也。近人《唐人用黑奴考》云：今日欧洲各国，通称黑人曰尼刻罗（Negro）。此字出于西班牙。非洲黑人，种类甚多。所谓尼刻罗者，居于赤道线，北至撒哈拉，西至几内亚缘岸，东至阿比西尼亚。自古贩卖黑奴者，以几内亚缘岸为大市。今几内亚海岸缘非洲热带，有黑人曰刻罗（Kroo），或称刻弄门（Krumen）。西班牙所谓尼革罗，其原盖出于此。本专称一种，后乃为泛称耳。唐人诗“生下昆仑儿”，昆字读入声，犹麒麟儿之麒读入声也。）然其文明程度，并不甚低。（如扶南初虽裸体，然此乃因其地气候炎热，无须乎衣，非不能制衣也。《晋书》言其性质直，不为寇盗，以耕种为务，则已进于耕农矣。又言其好雕文刻镂，亦有书记、府库。《齐书》云：伐木起屋。国王居重阁。以木栅为城。海边生大箬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人民亦为阁居。为船八九丈，广栽六七尺，头尾似鱼。【21】则其营造之技，亦不可谓拙。以善造船，故能航海。《齐书·荀伯玉传》言：张景真度丝锦与昆仑营货。《北齐书·魏收传》：收以托附陈使封孝琰，牒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舶得奇货，罪当死，以赎论。可见是时，昆仑人在海道经商亦颇盛也。）大抵皆得诸印度者也。（《宋》、《梁书》所载各国表文，多可见其信佛。毗骞王能作天竺书，已见前。《晋书·扶南传》云：文字有类于胡，即非天竺文，亦必出于天竺文者也。那伽仙之来也，言其国俗事摩醯首罗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梁书·扶南传》云：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即是物也。此亦天竺人所奉事。《摩醯首罗》，名见阿育王经。）此时交州既多丧乱，官吏又习于侵刻，故来广州者渐多，（《齐书·东南夷传》云：“（扶南人）不便战，常为林邑所侵暴，不得与交州通，故其使罕至。”扶南未必自陆道通交州，此所侵击者亦海舶也。诃罗陁坚铠之表曰：“臣国先时，人众殷盛，不为诸国，所见陵迫。今转衰弱，邻国竞侵。伏愿圣主，远垂覆护；并市易往返，不为禁闭。若见哀念，愿时遣还，令此诸国，不见轻侮，亦令大王，名声普闻。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启，诚实可信，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有所陵夺。”其渴望通商，而又厚有望于广州可见。）朝贡之盛，亦未必不由于此也。

斯时南海之航业，盖以印度为最盛，故其与中国之往还亦渐烦。《梁书》云：汉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魏、晋世绝不复通。惟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正西北入，历海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此当指恒河。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也。”天监初，其王屈多，遣长史竺罗达奉表献琉璃唾壶、杂香、吉贝等物。（《本纪》：中天竺，天监二年来，盖即此国。又有北天竺，天监三年来。《陈书·纪》：宣帝大建四年，天竺来。）案《宋书》载天竺迦毗梨国国王月爱，元嘉五年，遣使奉表，（亦见《本纪》。）其表辞，与屈多之表，几于全同，明系一国。迦毗黎与嘉维舍卫，皆即《佛国记》所谓迦维罗卫。其城东五十里为佛生处。吕澂《印度佛教史略》曰：“释迦族住处，在罗泊提河（Rapti）东北，面积约三百二十方里。卢尼河（Rohini）（今Kohāna河。）贯其间，遂分十家，各为一小城主。河西北劫比罗伐窣睹（Kapilavastu）最强，即释尊家也。劫比罗伐窣覩，在今毕拍罗婆（Piprâva）。西历千八百九十八年一月，佩毗（W. C. Peppé）于尼波罗（Nepal）南境，北纬二十七度三十七分，东经八十三度八分之地，掘得一石匮。中藏石瓶、石函等物。有一瓶，纳于铁、水晶等层叠之函内，以黄金华叶安置佛骨。观其名，则佛陀世尊舍利之函，而释迦族所供养者也。石匮所在，正当法显所指之迦比罗卫，（劫比罗伐窣睹之俗称。）因得定佛之生地焉。”然则中国与佛国之交通，由来旧矣。《宋书》于迦毗黎国之下，又载苏摩黎、（元嘉十八年来。）斤陁利、（孝建二年来。）婆黎（元徽元年来。）三国，似以为属于天竺者，然斤陁利似即干陁利；婆黎《本纪》作婆利，恐即一国，冯承钧云：“婆利一作薄利，即今爪哇东之Bali岛，则皆非印度之地也。”（冯说见《苏门答剌古国考·附录》。）师子国，今锡兰。晋义熙初，宋元嘉六年、（此据《梁书》。《宋书》云元嘉五年，《南史》同。）十二年，梁大通元年皆来贡。

汉桓帝时，大秦遣使自日南徼外通中国，已见《秦汉史》第九章第四节。《梁书》云：汉世惟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大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22】（黝、歙，见第十三章第三节，第九章第六节。）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自此至南北朝末，史迄未更记大秦之来，盖其人仅至交址，不诣扬郡，故其事迹无传于后也。

第五节　海道交通

凡物，有可欲，则人从而求之。《宋书·夷蛮传》曰：“晋氏南移，河、陇敻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断。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投，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大祖以南琛不至，远名师旅。（此可见宋文帝之征林邑，不尽因其侵掠边境也。）泉浦之捷，威震沧溟，未名之宝，入充府实。”《齐书·东南夷传》亦曰：“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瓌宝溢目，商舶远至，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然则不徒彼求通商贾、利赐与而来，即时主亦未尝不甘心焉，欲益财用而充玩好矣。此其往还之所以盛欤？然当时海路所通，初不止此。

《三国·吴志·孙权传》：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23】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市；会稽东县人，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陆逊传》云：权欲遣偏师取夷洲及珠崖，皆以谘逊。逊上疏曰：“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事夷洲，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又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戡，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养育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权遂征夷洲，得不补失。《全琮传》曰：权将图珠崖及夷洲，皆先问琮。琮曰：“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瘴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是则，权之劳师，志在益众，二洲必非绝远，且必多有华人可知。《后汉书·东夷传》，述夷洲、亶洲事，略同《权传》，盖所本者同。（惟末云“所在绝远，不可往来”则误。又《后书》亶作澶，乃因其在海中而加水旁耳。亶、澶之音，当与掸同，乃民族之名，与暹、蜀、賨、叟等，说见《秦汉史》第九章第四节。）又云：“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此疑在今舟山群岛中。《注》引沈莹《临海水土志》曰：“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人皆髡发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有犬，尾短如施以麕尾状。此夷舅姑子妇，卧息共一大床，略不相避。地有铜铁，惟用鹿格为矛以战斗，摩砺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也。”述其风俗、物产甚悉，且有乡方、道里可稽，可见民间必多往来。亶洲人能时至会稽，所在亦必非绝远，但将卒惮劳，不能至耳。沈莹述夷洲居民，全为夷族，而二将所掠，即得数千人，珠崖曾为郡县者可知，陆逊之言，必非其实，此孙权所以甘心焉而后卒复立为郡也。然则吴朝遣将，虽云无功，人民之移殖海外者，则不少矣。世多以徐福不归为止于日本，此特以日本与所谓三神山者，差堪比拟，而姑妄言之；日本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亦其欲自托于我时之附会；观孙权欲取夷洲、亶洲事，便知其诬。何者？吴时日本，与南方尚无往来，权既志在益众，使长老传言，其地果与日本相近，必不肯劳师远征也。《淮南王书》亦载徐福事；吴中父老，又有止于澶洲之说，且其说得诸其人之来货市者，非尽无稽；则徐福所将之众，或竟在会稽、临海之表，未可知也，特难凿指为今何地耳。（将来设在海岛中掘得古迹，亦未必其终不可知也。）《隋书·倭传》：炀帝遣文林郎斐清使于其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聃罗国。聃，（《北史》作耽，今济州岛。）经都斯麻国，迥在大海。又东至一支国。（今壹岐。）又东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此自亿测，不足为据，然当时华人有移植于日本之地者，则又可见矣。故知海路所通，史之所志，实十不及一也。

东北海路，所至亦不为不远，但非自吴往耳。《梁书·倭传》云：其南有侏儒国，人长三四尺。又南有黑齿国、裸国，去倭四千余里，船行可一年。又西南万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丑，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案此说亦系旧闻。《三国志·倭传》云：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后汉书》云：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后书》云：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后书》云：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此《梁书》所本也。然如《国志》之说，侏儒在倭东之国之南，不得径云在倭南；裸国、黑齿国，更在侏儒之东南，更不得云在倭南；《梁书》之措辞，为不审矣。侏儒之种，中国自古有之，上节所述黝、歙短人，即其一事。唐世道州尚有矮民，以之充贡，阳城为州，乃奏免之，事见《唐书·城传》。白居易《新乐府》，亦有一章咏其事。希勒格《中国史籍中未详诸国考证》，（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本。）谓此种人散布于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缘岸，如黑龙江流域、朝鲜、日本北海道、千岛、堪察加、库页等地皆是。《三国·魏志·韩传》云：又有州胡，在马韩之西海中大岛上。（济州。）其人差短小。言语不与韩同。皆髡头如鲜卑。但衣韦。好养牛及猪。其衣有上无下。（《后书》说同，而辞较略。）希勒格引司特莱（Steller）《北堪察加游记》，谓千岛列岛之国后岛，土人仅衣海鸟皮所制上衣，与此相符。又米耳尼（S. Milne）于日本亚洲协会记录中，记占守岛之民，亦谓其上衣为鸟皮所制，下服则仰给于过往船舶，盖犹其遗俗云。案近岁有在圣劳伦斯发见千五百年前短人之村落者，其遗物皆与西伯利亚缘海居民同。而据最近所发见，则琼州列岛中，尚有此等短人。（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大美晚报》译《大陆报》，谓有中国人三，与一海关英员，乘快艇入海。遥见一小洲，即赴之，登岸游览。未数武，即有短人迎面而来。短人见生人，即以信号告其同侪。顷刻间，短人集者数百。其人最长者不及三尺。皆嗜酒。岛中乏盐，然有一种植物，可取盐汁。人极和善。日用所须，皆能自给云。）知古者僬侥、靖人等记载，为不诬矣。黑齿盖南海之民，有涅齿之俗者。裸国则热带中人，固多如是。此等国盖皆在今北太平洋中。记载者虽未尝身至其地，然既有此传闻，则必有曾至其地者无疑。然东行海路之所极，尚不止此。

《梁书·东夷传》云：文身国，在倭东北七千余里。人体有文如兽。其頟上有三文，文直者贵，文小者贱。土俗欢乐。物丰而贱。行客不赍粮。有屋宇，无城郭。其王所居，饰以金银珍丽。绕屋为壍，广一丈，实以水银，雨则流于水银之上。市用珍宝。犯轻罪者则鞭杖，犯死罪则置猛兽食之，有枉则猛兽避而不食，经宿则赦之。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无兵戈，不攻战。风俗并与文身国同，而言语异。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食，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为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罽宾国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妊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天监六年，有晋安人（晋安，见第十三章第七节。）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声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文身、大汉、扶桑三国，以乡方、道里核之，其必在今美洲无疑。顾仍有创异说者。《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以文身为千岛群岛中之得抚岛，大汉为堪察加，扶桑为库页岛。其论扶桑木即楮；蒲桃为玫瑰果；长角载重之牛为驯鹿；南北狱为虾夷之法；以及居室之制婚丧之礼，皆可见之于库页、堪察加及虾夷；说似甚辩。然谓扶桑在大汉东二万余里之大汉；乃《唐书》斛薛条下之大汉，地在今列那河及叶尼塞河流域，则未谙中国文史义例，乃外人读中国书隔膜处，其说必不可通。【24】旧史之道里、乡方，固不审谛，史家亦自言之，（《宋书·夷蛮传》云：“南夷、西南夷，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外国诸夷，虽言里数，非定实也。”案史籍所载道里，有得之经行之人者，有得诸传闻之辞者。得诸传闻者，其辞或近实，或夸侈、讹缪，其信否不能一律，要在探其原而审核之，不能一笔抹杀，视作豪无根据之谈也。得诸经行之人者，其言大抵近实，惟古里较今里小，又所言者皆人行之道，非天空鸟迹，故乍观之恒觉其夸侈耳。近今西洋史家治中国史者，亦多谓此等记载，并无大差。其折算之法，大致平地五里合一英里，山地六里合一英里。）【25】然其误亦有所极，必不能大缪不然，至于如此也。文身、大汉，盖皆古之越族。扶桑则对卢之名，婿屋之俗，皆同句骊；（《三国·魏志·高句丽传》：其置官，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有沛者则不置对卢。其俗作婚姻，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旁顿钱帛。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妇归家。）嗣王立三年不亲政事尤为殷代谅暗遗制；必貉族之东迁者无疑。文身、大汉、扶桑之法俗、物产，虽可见诸今之千岛、堪察加、库页，不能谓今千岛、堪察加、库页之法俗、物产，不能见诸古之美洲也。希勒格又论：“所谓女国者，实海兽而非人。海熊、海狗等产乳海滨，此入水则妊娠之说所由来也。此种海兽，无乳房，乳头有四，两两隐布于下腹厚毛之中，此胸前无乳之说所由来也。海师除五月十五至六月十五日交尾、产子之时，见人即避，则偏畏丈夫之说所由来也。所食咸草为海带。声如狗吠，欧洲游历之人及治博物之学者亦云然。项后生毛，似指虾夷。食尗而土户如窦，则堪察加人如是。慧深此所言者，非得诸亲历，而闻诸虾夷，故实事与神话相杂云。”其说颇为精审。然必实指其地为千岛，则亦有可商。今所见诸一地之事物，不能谓自古已来，必限于此一地也。居无城郭，市无租估，行不赍粮，国无攻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读之能无穆然睪然于大道之行乎？（古女国非一。【26】三国·魏志·沃沮传》云：王颀别遣追讨宫，尽其东界。问其耆老：“海东复有人不？”耆老言：“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尝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又说：“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国人衣，其两袖长三丈。”又得一破船，随波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东大海中。《后汉书》云：又说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希勒格《扶桑国考证》云：“两袖长三丈，或三尺之误。虾夷衣袖甚长。”其《女人国考证》云：“神井窥之辄生子，盖矿泉可治不孕之传讹，此俗日本及欧洲皆有之。”其说良是。惟谓两袖长三丈为三尺之讹，似尚未审。三丈固侈言之，然三尺则不足异矣。）

［北朝］耕地砖画

移殖西半球者，固以越、貉二族为最早，然中国人之至西半球，亦远在哥伦布之前。章大炎《法显发见西半球说》云：近法兰西《蒙陁穆跌轮报》言：始发见亚美利加洲者，非哥伦布而为支那人。自来考历史者，皆见近不见远，徒以高名归哥氏。案纪元四百五十八年，支那有佛教僧五众，自东亚海岸直行六千五百海里而上陆。其主僧称法显。纪元五百二年，公其行记于世，今已传译至欧洲。据其所述，上陆地确即今墨西哥。今考墨西哥文化，尚有支那文物、制度之蜕形。见有婆罗门装饰，又有大佛像等，不知何年制造。今案所谓行记者，则《佛国记》。其发见美洲之迹，当在东归失路时。录其元文如下：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初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国。停经六年，到师子国。同行分披，或留或亡。即载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得好信风东下。三日，便直大风，舶漏水入。商人大怖。命在须臾。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惟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所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若火色。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直伏石，则无活路。如是九十许日，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舶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东北行趣广州。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得好水菜，知是汉地。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舶入浦觅人。得两猎人，即将归，令法显译语问之。答言此青州长广郡界，统属晋家。是岁甲寅，晋义熙十二年矣。案师子国即今锡兰，本欲自锡兰东归广州，乃反为风所播，东向耶婆提国。耶婆提者，以今对音拟之，即南美耶科陁尔国（Ecuador），直墨西哥南，而东滨大平洋。科音作婆者？六代人婆、和两音多相溷，如婆薮槃豆一译作和修槃头是。耶婆提正音耶和提，明即耶科陁尔矣。世传墨西哥旧为大国，幅员至广，耶科陁尔在当时，为墨西哥属地无疑。所以知耶婆提必在美洲，非南洋郡岛者？自师子国还向广州，为期不过四十六日。据《唐书·地理志》：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二日行，至占大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行，二日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陁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至海硖，蕃人谓之质。东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法显失道，商舶赍五十日粮，盖仍依师子、广州水程为准。是则由师子国至广州，最迟不过五十日也。今据法显所述：遭大风，昼夜十三日，始至一岛，又九十日而至耶婆提国，合前三日计之，已得一百六十日，是东行倍程可知。况南洋与师子国间，涂次悉有洲岛，往往相属。当时帆船，皆旁海岸而行，未有直放大洋者。今言海深无底，不可下石，而九十日中，又不见驸海岛屿，明陷入大平洋中，非南洋群岛。逮至耶婆提国，犹不知为西半球地，复向东北取道，又行百余日，始折而西。夫自美洲东行又百许日，则还绕大西洋而归矣。当时海师，不了地体浑圆，惟向东方求径，还绕泰西，行进既久，乃轶青州海岸之东，始向西北折行，十二日方达牢山南岸，是显非特发见美洲，又旋绕地球一匝也。不然，由师子国至广州，程涂只五十日，而东行一百六日，乃至耶婆提国，复由耶婆提国东行一百余日，始达中国近海，是为期已二百余日，不应迂回至此。由此知《蒙陁穆跌轮报》所说可信。哥伦布以求印度妄而得此，法显以返自印度妄而得此，亦异世同情哉！然据《佛国记》，耶婆提国已先有婆罗门，特无佛法，则法显以前，必有印度人遇风漂播至此者，故婆罗门教得传其地，特所谓大佛像者，或法显停留五月时所遗耳。又观美洲山脉，横贯南北者，在北美曰落迦（Rocky Mountains），至南美则曰昂底斯（Andes）。落迦本印度称山之语，如补陁落迦咀落迦、弹多落迦、朅地落迦是也。落迦义本为见，引伸则为世界。落迦冈底斯为西藏大山，即葱岭所自起，以绵亘万里得名。美之山脉，莫长于昂底斯，正与葱岭等。明昂底斯亦即冈底斯之音转。斯皆以梵语命山，益明婆罗门尝先至美洲，特以姓名不著，而尸其名者独在法显，斯可为梵土前哲悲，亦为汉土尊宿幸矣。（《大炎文录别录》二。长广，见第四章第三节。）章氏之说如此，信否难遽质言，然墨西哥、秘鲁等美洲古文明之国，发见中国人像、佛像、寺庙、宅舍遗述，及他古物者，实非一次。华人之至美洲在哥伦布之先，实无足疑，特不知较印度人先后何如耳。又无论中国人印度人至美洲先后如何，必皆在貉族之后，（即一二人先之，成群移殖，亦必落其后。）【27】亦似无足疑也。（近人笔记云：《梁书》扶桑国，近西人诺哀曼（Neumann）推度其地，谓即墨西哥，未知确否。特墨西哥建国甚早，与闽、粤缘海诸地同纬线，在齐、梁时，亦非不可与中华交通。《梁书》言扶桑叶似桐，初生如笋，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其文字以扶桑皮为纸。今考墨西哥特产，植物有摩伽（Maguey），其学名曰Agave Americane，土人亦名百岁花，谓经百岁始一花。其物多纤维，古墨西哥象形文字，皆书于摩伽叶。此犹印度之贝叶，埃及之巴比利叶。谓摩伽即扶桑，亦近附会。但齐、梁时东行二万余里，果有文物之国，墨西哥外，实无地以当之，此诺哀曼氏所以疑扶桑为墨西哥也。）

第六节　北方诸异族之同化

晋南北朝之世，为我族同化异族最盛之时，无南北一也。世之论者，恒谓南北民族，强弱不同；北方诸族，性质强悍，故能割据土地，篡窃政权；南方诸族，则只能蟠据山谷，窃出为患而已。其实不然。北方地形平坦，利合大群；又政治枢机，列代在北；一遇变乱，异族之桀黠者，自亦能操戈而起。南方则社会之进化较迟，又非政治枢机所在，大局变乱之际，其扰攘远不如北方之烈，异族之未同化者，多自成一区，不与汉人相杂，既有自安之地，何苦厕身变乱之中？此其割据土地，篡窃政权之事，所以绝无而仅有也。然不论何族，好争斗者总只少数，此乃境遇使然，失其本性，其大多数，固皆安居乐业，自谋生理，与世无争者也。明乎此，则知所谓五胡者，看似日以搏噬为事，实亦仅其少数人，其大多数，固仍在平和中同化矣。

嘉峪关

嘉峪关自古是“番人入贡之要路，河西保障之咽喉”，古为西戎地，秦属乌孙，汉初为匈奴所占，南北朝为前凉、西凉、北凉、西魏所据，唐属酒泉县。

五胡之中，入居塞内最早者为匈奴。《晋书·北狄传》云：“呼韩邪失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此等人多能从事田作，（如石勒微时，为邬敬、宁驱力耕是也，见第二章第二节。当时诸胡所以可执卖者，亦以其能事田作也。史又言勒与李阳邻居，岁争麻地，互相殴击。《王恂传》言大原诸郡，以匈奴人为田客，动有百数。此皆入居内地者。刘卫辰请田内地，春来秋去，则近塞者，亦稍事耕农矣。事见第六章第三节。）使大局安定，未始不可在平和中同化，无如杨、贾、八王，纷纷搆难，于是匈奴之本可安居乐业者，遂亦见牵率而日事斗争矣，史所载屠谷、休屠诸种是也。（匈奴杂居内地者，晋、南北朝诸史，不复以匈奴称之，而多称其种姓。其中屠谷扰乱最烈，盖以其旧为单于，统领诸种故也。）其自安生理者，则亦如南方诸蛮，相率为入山必深、入林必密之计。史家为特立一传者，为《周书》之稽胡，余则统称为山胡，其种类亦非寡少也。《稽胡传》曰：“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二说自当以前说为是。若如后说，两汉、三国史家，不得一言不及也。【28】《传》又云：“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类繁炽。（离石，见第三章第四节。安定，见第二章第二节。）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然语类夷狄，因译乃通。虽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齐民。山谷阻深者，又未尽役属，而凶悍、恃险，数为寇乱。”此等情形，实所谓山胡者之所同，而非稽胡之所独，盖稽胡原不过山胡之一，特以占地较广，种落较繁，史家乃特为之传尔。稽胡酋长，声势最盛者，为魏末之刘蠡升。孝昌中，（梁武帝普通六年至大通二年。）居云阳谷，（在今山西左云县境。）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官。属魏氏政乱，力不能讨，蠡升遂分遣部众，抄掠居民。汾、晋之间，略无宁岁。（汾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晋州，见第十二章第八节。）齐神武迁邺，始密图之。伪许以女妻其大子。蠡升信之，遣其子诣邺。神武厚为之礼，缓其婚期。蠡升既恃和亲，不为之备。大统元年，（陈文帝天嘉六年。）三月，神武潜师袭之。蠡升率轻骑出外征兵，为其北部王所杀。其众复立其第三子南海王为主，率兵拒战。神武击灭之。建德五年，（陈宣帝大建八年。）周高祖败齐师于晋州，乘胜逐北，齐人所弃甲仗，未暇收敛，稽胡乘间窃出，并盗而有之。乃立蠡升孙没铎为主，号圣武皇帝。六年，高祖定东夏，将讨之。议欲穷其巢穴。齐王宪以为种类既多，又山谷阻绝，王师一举，未可尽除，且当翦其魁首，余加慰抚。高祖然之。乃以宪为行军元帅，督赵王招、谯王俭、滕王逌等讨之。招禽没铎。刘蠡升一支之患，盖自此而息。其居河西者，亦稍为周所讨破，皆见《传》。山胡之烦大举者，在魏世有白龙，（白龙在西河，魏延和二、三年，即宋元嘉十年、十一年讨灭之，事见《魏书·本纪》及《娥清》、《奚眷》、《陈建》等传。薛安都亦尝与于是役，见《宋书》本传。）在齐世有石楼。（石楼，山名，在今山西石楼县东南。《北齐书》云：其山绝险，自魏世所不能至。文宣于天保五年，即梁元帝承圣三年讨平之，见《本纪》及《薛循义传》。）此皆其特强大者，故重烦兵力而后服，余则皆假以岁月，逐渐同化者也。《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子推之子遥，肃宗初，迁冀州刺史。（冀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以诸胡先无籍贯，悉令造籍。既设籍，遂欲税之，以充军用。胡人不愿，乃共搆遥。《刘洁传》：洁与建宁王崇，于三城胡部中，（三城，见第六章第七节。）简兵六千，将以戍姑臧。胡不从命，千余人叛走。洁与崇击诛之，虏其男女数千人。《周书·杨忠传》：保定四年，（陈天嘉四年。）命忠出沃野以应突厥。（事见第十四章第六节。）时军粮少，诸将忧之，忠曰：“当权以济事耳。”乃招稽胡诸首领咸会，使王杰盛军容，鸣鼓而至。忠阳怪而问之。杰曰：“大冢宰已平洛阳，天子闻银、夏之间，生胡扰乱，使杰就公讨之。”（银州，周置，在今陕西米脂县北。夏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又令突厥使者驰至，告曰：“可汗留兵十余万在长城下，故遣问公，若有稽胡不服，欲来共公破之。”坐者皆惧。忠慰喻而遣之。于是诸胡相率归命，馈输填积。此可见胡人皆能从征戍，供赋役，伐胡者之所利，正在此也。齐文宣九锡之命曰：“胡人别种，蔓延山谷，酋渠万旅，广袤千里，冯险不共，恣其桀黠，有乐淳风，相携叩款，粟帛之调，王府充积，”其所以招徕之之故，情见乎辞矣。刘蠡升之亡也，《魏书》云获逋逃二万余户，《北史》云胡、魏五万户，则所谓逋逃者，实专指汉人言之。《隋书·侯莫陈颖》传：周武帝时，从滕王逌击龙泉文成叛胡，（龙泉，周郡，在今山西隰县北。文成，城名，在今山西吉县北。）与豆卢勣分路而进。先是稽胡叛乱，辄略边人为奴婢。至是，诏胡有厌匿良人者诛，籍没其妻子。有人言为胡村所隐，勣将诛之，以颖言而止。然则山胡中汉人实不少，其情形正与山越同，此其所以一出山即能列为编户也。然诛胡虽有利，能入山穷讨者亦少，多恃其自出耳。此观于有能以德意招抚，山民自乐出山者之多而可知也。（《周书·韩果传》云：从大军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险阻，人迹罕至，果进兵穷讨，散其种落，稽胡惮果劲健，号为着翅人，可见探入穷搜者之少。《韦孝宽传》言：汾州之北，离石之南，悉是生胡，钞掠居人，阻断河路。孝宽深患之，而地入于齐，无方诛翦。乃当要处，置一大城，遣开府姚岳监筑之。云地入于齐，无方诛翦，乃藉口之辞，其实即在境内，亦不过如是。《隋书·郭荣传》：宇文护以稽胡数为寇，使荣绥集之，荣于上郡延安筑五城，遏其要路，即其证也。当时诛翦山胡者，杀戮殊惨。如石楼之平，《齐书》云斩首数万级，《北史》云男子自十二以上皆斩，即其一例。然叛乱初不因此而减，可见虐杀之无益。《魏书·尉拨传》：拨为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得民和，山民一千余家，上郡屠各、卢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合第二节所言刘道产之事观之，可见南北之无异情也。延安，西魏广安县，隋世改曰延安，此盖作史者依当时地名书之。唐时复改曰延长，即今陕西延长县也。杏城，见第三章第八节。）故曰：北之山胡，南之山越，名虽殊，其实一也。

氐、羌二族，居处相杂，故其种姓，殆不可分。（如仇池本氐地，然当时述仇池事者多连称氐、羌，《魏书·吕罗汉传》云：仇池氐、羌反，其一例也。）其散布之区，实较匈奴为广。风尘动荡之际，几于无役不与焉。（如大兴四年刘曜攻凉州，张茂参军陈轸谓其精卒寡少，多是氐、羌乌合之众。茂以轸为平虏护军，轸发氐、羌之众击曜，走之。咸和初，张骏遣辛岩等会韩璞攻秦州诸郡，曜遣刘胤拒之。岩谓我拥众数万，藉氐、羌之锐，宜速战以灭之，不可以久，久则变生。璞不听。胤闻之，大喜。后璞遣岩分兵运粮，胤遂乘机击破之。其策璞，谓其羌、胡皆叛，不为之用。璞既败，胤遂乘胜济河，攻陷令居，入据振武，河西大震。骏遣皇甫该拒之。会刘曜东讨石生，长安空虚，骏欲袭秦、雍。索珣谏，谓曜虽东征，胤犹守本，虑其冯氐、羌以拒。是凉、赵相争，彼此皆藉氐、羌为用也。宋高祖至长安，传弘之于姚泓驰道内缓服戏马，羌、胡观者数千人，并惊惋叹息。奚斤据长安，秦、陇氐、羌，多叛赫连昌诣斤降，昌遂卒无以自立。元嘉二十七年之役，庞季明以秦之冠族，羌人多怀之，求入长安，招徕关、陕。及其有功，四山羌、胡，咸皆请奋。此等事不胜枚举。令居，见第五章第一节。振武，城名，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然其山居自力于衣食者，亦不为少。《魏书·刘藻传》言：藻为秦州刺史。（秦州，见第十一章第三节。）秦人恃险，率多粗暴。或拒课输，或害长吏。目前守宰，率皆依州遥领，不入郡县。藻开示恩信，诛戮豪横，羌、氐惮之。守宰始得居其旧所。《李洪之传》言：洪之为秦、益二州刺史。（益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虽相羁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为道，广十余步，示以军行之势。乃兴军临其境。山人惊扰。洪之将数十骑至其里闾，抚其妻子，问其疾苦，因资遗之。众羌喜悦，求编课调，所入十倍于常。此等虽曰梗化，实皆自安耕凿，内乱不与焉者也。当时官吏务出之者，亦不过利其赋役。《周书·达奚寔传》云：大军伐蜀，以寔行南岐州事，（南岐州，见第十二章第九节。）兼都军粮。先是山氐生犷，不共赋役，历世羁縻，莫能制御。寔导之以政，氐人感悦，并从赋税。于是大军粮饩，咸取给焉。《赵昶传》云：拜安夷郡守，带长虵镇将。（安夷，见第六章第六节。）氐族荒犷，世号难治。昶威怀以礼，莫不悦服。期岁之后，乐从军者千余人。《刘璠传》：璠左迁同和郡守，（后魏临洮郡，西魏改曰同和，在今甘肃岷县东北。）善于抚御，莅职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余家。蔡公广时镇陇右，嘉璠善政，及迁镇陕州，（后魏置，今河南陕县。）欲取璠自随，羌人乐从者七百人，闻者莫不叹异。皆其事也。蜀人居处，本与氐人相杂，当时亦有北迁者，以河东薛氏为大宗，事见第八章第五节。薛永宗之败，蜀人可谓受一大创，然其声势仍不减。尒朱兆召齐神武，神武辞以山蜀未平，尒朱天光入关，仍患蜀贼断路可见。

五胡之中，鲜卑入山者似最少。尉元以彭城戍兵，多是胡人，欲换取南豫州徙民，又以中州鲜卑，增其兵数，见《魏书》本传。《通鉴》言：高欢善调和汉、鲜卑人。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梁武帝大同三年。）韩陵之战，高昂自领乡人部曲，欢欲参以鲜卑。（详见第一章。）文宣简六坊之人，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陈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隋书·食货志》。《北齐书·文宣纪》但云左右宿卫，置百保军士，《北史》同。然《隋志》又云：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夫，以备边要，则宿卫之士，自系简任鲜卑也。）皆可见当时斗兵，实以鲜卑为主。即可推想鲜卑人多以从军为务。此盖魏与周、齐酋长皆系鲜卑人使然，然鲜卑之死于锋镝者，亦恐视他胡人为独多矣。

五胡之众，非至南北朝之末，悉行同化也，隋、唐之世，存者实犹多。【29】隋高祖开皇元年，尝发稽胡修筑长城。豆卢勣之子毓，为汉王谅主簿，谅反，毓闭城拒之，遣稽胡守堞。《隋书·虞庆则》、《宇文庆》、《侯莫陈颖》、《慕容三藏》诸传，多载其征抚山胡之事。隋末，离石胡刘苗王叛，（见《隋书·本纪》大业十年。）其子季真、六儿，相继攘窃，至唐初始平。（《唐书》有传。）唐兵之起也，稽胡五万略宜春，（谓宜春苑，在长安南。）窦轨讨破之。又有刘迦论者，据雕阴，（隋郡，唐改为绥州，今陕西绥德县。）与稽胡刘鹞子声势相倚，（见《旧唐书·屈突通传》。）至大宗取泾阳，（隋县，今陕西泾阳县。）乃击破之。马三宝从平京师，亦别击破叛胡刘拔真于北山。稽胡大帅刘屳成，部落数万，为边害，隐大子讨之，破之鄜州，（今陕西鄜县。）诈诛六千余人。（事在武德三、四年，见《新书·本纪》。）屳成降梁师都，师都信谗杀之，其下乃多叛来降。时又扬言将增置州县，须有城邑，课群胡执版筑，而阴勒兵执杀之。（《新》、《旧书·隐大子传》。）高宗永淳三年，绥州城平县人白铁余率步落稽以叛，程务挺讨禽之。（据《旧书·务挺传》，《新书》云绥州步落稽白铁余。城平，县名，今陕西清涧县。）仆固怀恩上书，尚有鄜、坊稽胡草扰之语，（坊州，今陕西中部县。）是所谓山胡、稽胡者，唐中叶后，尚未尽同化也。《隋书·地理志》言：汉阳、（后魏郡，今甘肃礼县。）临洮、宕昌、（今甘肃岷县南。武都、今甘肃武都县东南。）同昌、（今甘肃文县西北。）河池、（今陕西凤县。）顺政、（今陕西略阳县。）义城、（今四川广元县。）平武、（今四川平武县。）汶山今（四川茂县。）诸郡，皆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是秦、陇间之氐、羌，未同化者尚多也。《豆卢勣传》言：周武帝嗣位，拜邛州刺史，（邛州，周置，今四川邛徕县。）未之官，渭源烧当羌因饥馑作乱，（汉首阳县，西魏改曰渭源，在今甘肃渭源县东北。）以勣有才略，转渭州刺史。（渭州，见第十二章第七节。）《唐书·薛举传》：岷山羌钟利俗，以众三万降。夫烧当与钟，乃羌种姓之甚古者，而至南北朝末唐初犹存。又《隋书·地理志》言：上洛、（隋郡，见第三章第五节。）弘农，（今河南陕县。）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帅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见第三章第六节。）淅阳、（隋郡，今河南淅川县东南。）清阳（隋郡，今河南南阳县北。）亦颇同其俗云。以商、洛之异俗，溯源于汉初之移民，似失之远，然晋、南北朝之世，所谓河东蜀者，迄未尽化，则可见也。又《旧唐书·吐蕃传》：大历四年，九月，以吐蕃侵扰，豫为边备，降敕令郭子仪以上郡、（即鄜州。北地、今甘肃宁县。）四塞、（未详。）五原（未详。）义渠、稽胡、鲜卑杂种步马五万，严会栒邑。（今陕西栒邑县。）义渠种人，此时尚有存焉者不，事甚可疑，稽胡、鲜卑之未尽化，则统观史迹，不足疑也。同化之全功，亦可谓难竟矣。此等部族，读史者多淡焉若忘，史家亦无复记载，何哉？海内一统，风尘不扰，诸部落皆安居乐业，与华人以平和相处，固无复形迹可见也。然则谓五胡入中国，而中国必为之扰乱者，岂理也哉？

第七节　羌浑诸国

地形平坦之处，交通易而利合大群，故其民之进化速，山岭崎岖之地则反是。匈奴、西羌，同为强悍善战之民族，而其国势强弱不同，由此也。至晋世，乃有漠南游牧之族，移居西羌故地者，时曰吐谷浑。吐谷浑者，慕容廆庶兄。以与廆不协，西附阴山。（《宋书》云：奕洛韩有二子：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别为慕容氏。浑庶长，廆正嫡。父在时，分七百户与浑。浑与廆二部俱牧马，马斗相伤，廆怒，遣信谓浑曰：“先公处分，与兄异部牧马，何不相远，而致斗争相伤？”浑曰：“马是畜生，食草饮水，春气发动，所以致斗。斗在于马，而怒及人邪？乖别甚易，今当去汝万里。”于是拥马西行，日移一顿。顿八十里。经数顿，廆悔悟，深自咎责，遣旧父老及长中乙那楼追浑令还。浑曰：“我乃祖以来，树德辽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祚并流子孙；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别，殆天所启。诸君试拥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楼喜，拜曰：“处可寒。”虏言处可寒，宋言尒官家也。即使所从二千骑共遮马令回。不盈三百步，歘然悲鸣突走，声若颓山。如是者十余辈，一向一远。楼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复人事。”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孙，并应昌盛。廆当传子及曾孙、玄孙，其间可百余年，我乃玄孙间始当显耳。”于是遂西附阴山。《晋书》记此事，情节同而辞较略。奕洛韩作涉归。《北史》云：涉归，一名奕洛韩。七百户，《魏书》、《北史》皆同，《晋书》作一千七百家。吐谷浑开国之事，人事也，而颇带神话性质矣。观此，可知野蛮部族之先祖，稍附会为神者之所由也。）属永嘉之乱，度陇而西，据今甘肃、青海、四川三省间地。（《晋书》云：其后子孙据有西零以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宋书》云：浑既上陇，出罕开、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开今枹罕县。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昴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齐书》云：其南界龙涸城，去成都千余里。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浇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驾川。《梁书》云：度枹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其界东至叠州，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数千里。案西零即先零，与罕升皆羌种名。甘松，见第五章第二节。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枹罕，见第五章第一节。昴城，未详。龙涸，亦作龙鹄，在今四川松潘县。清水川，丁谦《齐书·夷貉传考证》云：“即湟水上源博罗克克河，《隋书》作伏罗川。”又云：“赤水在青海西，今乌阑乌苏，乌阑译言赤，乌苏译言水。”浇河，见第六章第六节。吐屈真川，《宋书》作屈真川，云有盐池。丁谦云：“吐字疑衍。今青海有柴集河，西流入盐池。”《宋书》又云：其国虽随水草，大抵治慕驾州。丁谦云：“驾字为贺字之讹。《晋书》作莫何川，今青海东南谟和尒布拉克河。”叠州，周置，在今青海东南境。）西北杂种，谓之阿柴虏，或号为野虏。（《晋书》之文。《齐书》云：“汉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凉州界杂种数千人，虏名奴婢为赀，一谓之赀虏。”柴、赀似一音之转。《通典》作阿赀虏。）吐谷浑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长曰吐延，嗣。性酷忍，为羌酋姜聪所刺。属其将纥拔泥；抚其子叶延，速保白兰。叶延嗣位，史称其颇识书记，（《梁书》之文。《魏书》云：“颇视书传。”《晋书》云：“好问天地造化、帝王年历。”《晋书·吐谷浑传》，缘饰失实最甚，然其言亦必有因，其人盖颇有思想。）曰：“《礼》云：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遂以吐谷浑为氏焉。卒，长子辟奚嗣。（此据《晋书》本传。《宋书》作碎奚，《魏书》同。《晋书·苻坚载记》亦作碎奚。）三弟皆专恣，长史钟恶地诛之。（据《晋书》。《宋书》云：“诸大将共诛之。”）辟奚以忧卒。辟奚始受拜于苻坚。（为安远将军。）卒，子视连立。通聘于乞伏乾归。乾归拜为白兰王。史言视连以父以忧卒，不知政事，不饮酒游田者七年，又载钟恶地谏辞，盖大权仍在恶地之手矣。视连卒，长子视罴嗣。（据《晋书》。《魏书》云弟。）乞伏乾归拜为都督龙涸以西诸军事、沙州牧、白兰王。（《宋书》云：“其国西有黄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南七十里，不生草木，沙州因此为号。”《魏书》云：“部内有黄沙，周回数百里。”胡三省云：黄沙在浇河郡西南一百七十里，见《通鉴》义熙元年《注》。）不受。遣众击之。视罴大败，退保白兰。晋、南北朝时四裔封爵，多就所居部族，锡以王号，观此，知吐浑自叶延以后，迄保白兰，视罴盖复图进取，故为乾归所忌也。视罴卒，子树洛干年少，传位于弟乌纥提。（一名大孩。）性耎弱。耽酒淫色，不恤国事。乞伏乾归之入长安也，乌纥提屡抄其境。乾归怒，率骑讨之。乌纥提大败，亡失万余口。按视罴自言：控弦之士二万。游牧部族，丁男皆能控弦，其数约当口数五之一。（观两《汉书》所载南匈奴与西域诸国口数及胜兵人数可见。此等小国及不甚进化之部族，户口之数，恒较翔实也。）亡失万余口，则失其众十一矣。乌纥提保于南凉，遂卒于胡国。树洛干立，率所部数千家奔归莫何川。自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化行所部，众庶乐业。号为戊寅可汗。沙、漒杂种，莫不归附。（《清一统志》云：洮水出涨台山，兼涨川之名，其地亦谓之洮漒。其西接黄河，亦谓之沙漒。）乞伏乾归甚忌之。率骑二万，攻之于赤水。树洛干大败。遂降乾归。乾归拜为赤水都护。观乾归此授，知树洛干是时居于赤水也。后屡为乞伏炽槃所败，又保白兰，惭愤发病而卒。剧《晋书》所载：叶延在位二十三年，辟奚二十五年，视连十五年视罴十一年，乌纥提八年，树洛干九年。《宋书》云：“树洛干立，自称车骑将军，义熙初也。”姑以为义熙元年。前此列代年数，以逾年改元之例推之，则叶延元年为晋元帝永昌元年，辟奚元年为穆帝永和二年，视连元年为简文帝咸安元年，视罴元年为孝武帝大元十一年，乌纥提元年为安帝隆安元年，而树洛干卒于义熙九年。若以当年改元之法计之，则叶延元年为成帝咸和二年，辟奚元年为永和五年，视连元年为孝武帝宁康二年，视罴元年为其大元十三年，乌纥提元年为隆安二年。案乞伏乾归之立，在大元十三年，如逾年改元之例所推，则视连不及受其封拜。然则吐谷浑历主，应以当年改元也。树洛干死，《晋书》云：世子拾虔嗣，《宋书》云：弟阿豺立。案阿豺三传之后，其位仍归于树洛干之子拾寅，见下。或谓拾虔乃拾寅之误，然《魏书·吐谷浑传》，多同《宋书》，盖其所本者同。【30】《魏书》记阿豺临死，召诸子弟告之曰：“先公车骑，舍其子虔，以大业属吾，吾岂敢忘先公之举而私于纬代，”则拾虔确有其人，岂其暂立而为阿豺所废邪？谯纵乱蜀，阿豺遣其从子敕来浞拓土至龙涸、平康。（平康，周县，属松州，在今四川松潘县西。此据《宋书》本传。案谯纵亡于义熙九年，正阿豺立之岁，豺盖乘纵之亡而拓土也。《魏书》云：阿豺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少帝景平中，《本纪》在元年。）阿豺遣使上表献方物。诏以为沙州刺史、浇河公。未及拜受，大祖元嘉二年，又诏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魏书》云在元嘉三年，《通鉴》系元嘉元年十月。）弟慕璝立。（据《宋书》。《魏书》云：“乌纥提立，而妻树洛干母，生二子：慕璝、利延，”则慕璝为阿豺同母异父弟，下文又云：兄子慕璝立，盖前史有此异说，而《魏书》杂采之也。慕璝，《宋书·文帝纪》元嘉九年作慕容璝，则慕为慕容之略。吐谷浑之后，亦以慕容为氏，《传》云若洛廆别为慕容氏，非矣。）七年，以为沙州刺史、陇西公。（九年进为王。）慕璝前后屡遣兵击乞伏茂蔓。茂蔓率部落东奔陇右。慕璝据有其地。赫连定为索虏所攻，拥秦户口十余万，西次罕升，欲向凉州。慕璝拒击，大破之，生禽定。拓跋焘使求定，慕璝与之。（《魏书·本纪》，事在延和元年，宋元嘉九年也。《魏书》云：慕璝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魏封为西秦王。（神四年，宋元嘉八年。）元嘉十二年，卒。（《魏书》：慕璝卒于大延二年，则为十三年。）弟慕利延立。（《宋书·文帝纪》作慕容延，见元嘉十五、十六年。）十六年，改封河南王。魏改封为西平王。《魏书》云：“世祖征凉州，慕利延惧，率其部人，西遁沙漠。世祖以慕利延兄有擒赫连定之功，遣使宣喻，乃还。”案吐谷浑是时，既受封拜于魏，何所猜疑，而欲遁逃？足见虏行师之暴也。《魏书》又云：“慕利延兄子纬代，惧慕利延害己，与使者谋，欲归国，慕利延觉而杀之。纬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归京师请兵。世祖拜叱力延归义王，诏晋王伏罗率诸将讨之。慕利延走白兰。（事在真君五年，即宋元嘉二十一年。）后复遣高凉王那等讨之。慕利延遂入于阗。（真君六年，宋元嘉二十二年。据《魏书·本纪》，是役擒其世子被囊。）杀其王，死者数万人。南征罽宾。遣使通刘义隆求援，献乌丸帽、女国金酒器、胡王金钏等物。义隆赐以牵车。七年，遂还旧土。”《宋书》记此事在元嘉二十七年，云：“慕延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龙涸越巂门。大祖许以虏至不自立，听入越巂。”盖慕延得此许，乃敢归国也。（慕延之归国，当在元嘉二十八年，魏正平元年。）慕延卒，树洛干子拾寅立。始邑于伏罗川。《梁书》云：“乃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魏书》云：“其居止出入，窃拟王者。”其文明，盖得诸于阗、罽宾邪？宋仍封为河南王，魏亦封为西平王。《魏书》云：后拾寅自恃险远，颇不恭命。高宗时，定阳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兰，多良牛马，若击之，可以大获。议者咸以先帝再征，竟不能克。今在白兰，不犯王塞，不为人患。若遣使招慰，必求为臣妾，可不劳而定。安曰：“臣昔为浇河戍将，与之相近，明其意势。若分军出其左右，拾寅必走南山。（谓其所居南方之山。）不过十日，牛马草尽，人无所食，众必溃叛，可一举而定也。”从之。诏阳平王新城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给事中公孙拔及安出北道。拾寅走南山。诸军济河追之，多病，引还。（魏大安元年，宋孝武帝孝建二年也。拾寅，《魏书·本纪》作什寅。）显祖复诏上党王长孙观等率州郡兵讨拾寅。军至曼头山，（在今青海东北境。胡三省曰：“河源郡有曼头城，盖因山得名也。”案河源，隋炀帝平吐谷浑所置四郡之一。）拾寅来逆战。观等纵兵击败之。拾寅宵遁。（《纪》在皇兴四年，宋明帝泰始六年。）于是思悔，复修藩职。遣别驾康盘龙奉表朝贡。显祖幽之，不报其使。拾寅部落大饥，屡寇浇河。诏皮欢喜为前锋，长孙观为大都督以讨之。观等军入拾寅境，刍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诣军，表求改过。观等以闻。显祖下诏切责之，征其任子。拾寅遣子斤入侍。（《本纪》作费斗斤。此次用兵，事在大和三、四年，齐高帝建元元、二年也。时显祖为大上皇。又《魏书·纪》：大和六年，白兰王吐谷浑翼世以诬罔伏诛，其事他无所见。）显祖寻遣斤还。拾寅后复扰掠边人，遣其将良利守洮阳。晋县后周置郡，今甘肃临潭县。枹罕镇将杨钟葵诒书责之。拾寅表求令洮阳贡其土物。显祖许之。自是岁修职贡。统观魏文成、献文二世之用兵，盖纯出于边将之贪功徼利，屡勤师旅，卒无成功，反蹙洮阳之戍，亦可笑矣。齐高帝建元三年，（魏大和五年。）拾寅卒，子度易侯立。（此从《梁书》，《魏书》同。《齐书》作易度俟。）伐宕昌。魏让之。令所掠口累，部送时还。度易侯奉诏。卒，子休留茂立。《齐书》云：永明八年，授爵号。《梁书》作休留代。（本传、《本纪》皆同。《本纪》见天监元年。）《魏书》无此一世，云度易侯死，子伏连筹立。《梁书》伏连筹作休运筹。案《周书》言自吐谷浑至伏连筹一十四世，明《魏书》夺此一世。盖休留茂与魏无交涉，魏史遂有此误也。《魏书》云：“伏连筹内修职贡，外并戎狄，塞表之中，号为强富。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以自夸大。”《梁书》载其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又云：“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盖又渐染中国之文化矣。伏连筹修洮阳、泥和，（胡三省曰：即《水经注》迷和城，洮水径其南，又径洮阳城东。）置戍。魏师讨之，二戍请降。（事在大和十五年，见《纪》。齐武帝永明九年。）《魏书》云：“终世宗世，至于正光，（梁普通元年至五年。）牦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后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绝。凉州城人万干菩提等东应念生，囚刺史宋颖。颖密求援于伏连筹。伏连筹亲率大众救之，遂获保全。自尒以后，关徼不通，贡献路绝。”《梁书》伏连筹后，有呵罗真、（伏连筹子，大通三年除授。《本纪》中大通元年作阿罗真。）佛辅（呵罗真子。《本纪》见中大通二年。）二世，而《魏书》云“伏连筹死，子夸吕立”，其致误之由，盖亦与其夺休留茂一世同也。《魏书》言夸吕始自号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地兼鄯善、且末。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盖其极盛之时。又云：“齐献武王作相，招怀荒远。蠕蠕既附于国，夸吕遣使致敬。献武王征其朝贡。夸吕乃遣使人假道蠕蠕频来。又荐其从妹。静帝纳以为嫔。遣员外散骑常侍傅灵檦使于其国。（《文苑·温子昇传》云：“阳夏大守传标使吐谷浑，见其国王床头有书数卷，乃是子昇文也，”则夸吕亦通文墨。）夸吕又请婚。乃以济南王匡孙女为广乐公主以妻之。此后朝贡不绝。”其于西魏：大统中，（梁大同元年至大宝二年。）再遣使献马及牛羊等。然犹寇抄不止，缘边多被其害。废帝二年，（梁承圣二年）夸吕通使于齐。源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采丝绢以万计。恭帝二年，（梁绍泰元年，）突厥木汗可汗假道凉州袭吐谷浑。周大祖令宁率骑随之。至番禾，（番禾，见第七章第八节。后魏置郡，后周废郡置镇。）吐浑已觉，奔于南山。木汗将分兵追之，宁说其取树敦、贺真二城，木汗从之。宁入树敦，木汗破贺真。史言树敦是浑旧都，多诸珍藏，木汗亦大获珍宝，盖皆志在剽掠而已。武成初，（陈武帝永定三年。）贺兰祥攻拔其洮阳、洪和二城，（洪和，疑即泥和。）置洮州而还。天和初，（陈文帝天嘉元年。）其龙涸王莫昌率众降，以其地为扶州。建德五年，（陈宣帝大建八年。）其国大乱。高祖诏皇大子征之。军渡青海，至伏俟城。夸吕遁走。虏其余众而还。案夸吕以隋开皇十一年卒，《隋书》言其在位百年，则此时夸吕年已老。隋世吐谷浑屡有内衅，盖皆其耄荒使然，此时已肇其端矣。《晋书》云：吐谷浑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魏书》云：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北界气候多寒，惟得芜菁、大麦。《齐书》云：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梁书》云：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毡庐也。）盖虽略知稼穑，终以畜牧为主。《晋书》又言其国无常税，调用不给，辄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此纯乎羌人之习。其慕效中国或又取法乎西域，盖皆其王室、贵人所为，不能逮下也。其所重者商贾，所贪者货财。【31】《宋书》谓其“徒以商译往来，故礼同北面，”“虽复贡篚岁臻，事惟贾道，”然则《梁书》言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盖正以贾道故，乃为是纷纷然。慕璝曾表魏朝，言“爵秩虽崇，而土不增廓，车骑既饰，而财不周赏，”魏朝令公卿会议，不肯多与，自是贡献颇简；其通齐之使，实与商胡俱；俱可为《宋书》之言作左证。《宋书》又云：“金罽毡眊，非用斯急；送迓烦扰，获不如亡。”盖慨乎言之矣。或曰：《齐书·芮芮传》，言中国与之通使，常由河南道抵益州。建元元年，大祖遣王世武拜授拾寅，仍往芮芮，赐书云：“想即资遣，使得时达。”永明三年，又遣给事中丘冠先往使，并送芮芮使。其殷勤于河南，盖欲藉通芮芮，其欲通芮芮，则所以牵制索虏也。然芮芮牵制索卢，为力几何，江东君臣，不应不知。丘冠先之往使也，得玉长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史家颇艳称之，则天朝士夫，亦曷尝不重异物？【32】冠先后拜授休留茂，并行吊礼，遂不得其死。史云：“休留茂逼令先拜，冠先厉色不肯，休留茂耻其国人，执冠先，于绝岩上推堕深谷而死。”吐谷浑非夜郎自大者流，既徒志在赐与，安得争此虚文？然则冠先之死，又恶知其究因何事邪？

吐谷浑为外来之族，故其文明程度稍高，其邻近诸族，则仍多率其榛狉之旧。诸族最近吐浑者为白兰。《周书》云：“白兰，羌之别种也。其地东北接吐谷浑，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鄂。风俗、物产，与宕昌略同。”其与中国通，惟周保定元年，（陈天嘉二年。）曾一遣使献犀甲、铁铠而已。《北史》云：“吐谷浑北有乙弗勿敌国。（《魏书》作乙弗敌国。）国有屈海，周回千余里。众有万落。风俗与吐谷浑同。然不识五谷，惟食鱼及苏子。（苏子状若中国枸杞子，或赤或黑。）有契翰一部，风俗亦同。白兰山西北，又有可兰国。（《魏书》作阿兰国。）风俗亦同。目不识五色，耳不闻五声，是夷蛮戎狄中之丑类也。土无所出，直大养群畜，而户落亦可万余。人顽弱，不知斗战。忽见异人，举国便走。性如野兽。体轻工走，逐不可得。”此皆今青海东南境之部族也。（利模徒、鄂，地皆无考。《宋书》云：吐谷浑之地，自甘松及洮水西南极白兰，则白兰当在今松潘县西北四川、青海界上。白兰山盖即其所居之地，则可兰当在青海东南境；乙弗勿敌当在青海北境，南山之南。屈海不易实指。丁谦《魏书·外国传考证》以玉门县东北花海子当之，恐非。玉门乃西域商胡往来孔道，居其地者，断不至不识五谷也。）其在川、甘界上者，有宕昌、邓至，程度稍高。《魏书·宕昌传》云：“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此苞今川、甘、青海界上之地而总言之。又云：“其地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万余落。”则专指宕昌言之也。（《水经注》：羌水径宕昌城，又东南径武阶，武阶今武都县，宕昌在武都西北，即今西固县地。羌水，今白龙江也。）此一大区域中之情况，《魏书》总述之曰：“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国无法令，又无徭赋。惟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即以继母、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其进化之迟滞，盖全因其所居之闭塞也。宕昌盖因地近仇池，故开发较早。《魏书》本传曰：“有梁懃者，（《周书》作梁勒。）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懃孙弥忽，世祖初，遣子弥黄奉表求内附。世祖嘉之，遣使拜弥忽为宕昌王，赐弥黄爵甘松侯。弥忽死，孙虎子立。”（《北史》作彪子，避唐讳。）案《世祖纪》：大平真君九年，（宋元嘉二十五年。）宕昌羌酋梁瑾慈遣使内附，并贡方物。《宋书·孝武帝纪》：大明元年，以梁瑾葱为河州刺史，宕昌王。（《梁书》本传作梁瓘怱。《南史》作梁瑾忽。）五年，以宕昌王梁唐子为河州刺史。瑾葱、瑾慈，似即弥忽；唐子似即虎子也。《魏书·传》又云：“虎子死，弥治立。虎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浑。吐谷浑遣兵送羊子，欲夺弥治位。弥治遣使请救。世祖诏武都镇将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弥治死，子弥机立。”《宋书·后废帝纪》：元徽四年，十月，以宕昌王梁弥机为河、凉二州刺史，此除授，或在其纂立之初也。（南朝自此率以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授其主，齐武帝永明元年，亦以此授弥机。）《齐书·武帝纪》：永明三年，以行宕昌王梁弥颉为河、凉二州刺史。本传同。是岁为魏孝文帝大和九年。《魏书·本纪》：七月，遣使拜宕昌王梁弥机兄子弥承为其国王。《穆崇传》：崇玄孙亮，为仇池镇将。时宕昌王梁弥机死，子弥博立。【33】为吐谷浑所逼，来奔仇池。亮以弥机蕃教素著，矜其亡灭；弥博凶悖，氐、羌所弃；弥机兄子弥承，戎民归乐，表请纳之。高祖从焉。于是率骑三万，次于龙涸，击走吐谷浑，立弥承而还。《齐书·本纪》：永明六年，亦以弥承为河州刺史，而不详魏替弥博立弥承之事，然弥颉尝一继位，则《魏书》又不详，疑其为弥博出亡后吐谷浑所立也。十年，（魏大和十六年。）弥承朝于魏。又使求军仪及伎、杂书于齐。诏军器致之未易；内伎不堪涉远；秘阁图书，例不外出；赐以《五经》集注、论各一部。《梁书·武帝纪》：天监元年，宕昌王梁弥进号，盖颉之误；四年，四月，以行宕昌王梁弥博为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本传同。）则弥承之后，弥颉、弥博，复相继在位，《齐书》谓“弥颉卒，乃以弥承为王，”疏矣。弥博死，子弥泰立。大同十年，复授以父爵位。《周书·宕昌传》云：自弥忽至仚定九世，（弥忽、虎子、弥治、弥机、弥承、弥颉、弥博、弥泰、仚定。）每修职贡不绝。后见两魏分隔，遂怀背诞。永熙末，（梁中大通六年。）乃引吐谷浑寇金城。（仚定，《文帝纪》作企定，云引吐谷浑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氐、羌连结，所在蜂起。金城，见第二章第二节。渭州，见第十二章第七节。南秦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大统初，又率其种人入寇。行台赵贵督仪同侯莫陈顺等击破之。仚定惧，称藩请罪。大祖舍之，拜抚军将军。四年，（梁大同四年。）以仚定为南洮州刺史。后改洮州为岷州，仍以仚定为刺史。七年，（梁大同七年。）仚定又举兵入寇。独孤信时镇陇右，诏信率众便讨之。军未至而仚定为其下所杀。信进兵破其余党。（《信传》亦作企定，云企定子弟收其余众。）朝廷方欲招怀殊俗，乃更以其弟弥定为宕昌王。十六年，弥定宗人獠甘袭夺其位。弥定来奔。先是羌酋傍乞铁忽等，因仚定反叛之际，遂拥众据渠林川。（《宇文贵传》作渠株川。云纳弥定后，于渠株川置岷州，不知本宕昌地为铁忽所据？抑铁忽平后，岷州移治也？）与渭州民郑五丑，扇动诸羌，阻兵逆命。至是，诏大将军宇文贵、豆卢宁，凉州刺史史宁等率兵讨獠甘等，并擒斩之纳弥定而还。（此亦见《宇文贵》、《豆卢宁》、《史宁》、《赵刚》、《赵昶传》。）保定四年，（陈天嘉五年。）弥定寇洮州，总管李贤击走之。是岁，弥定又引吐谷浑寇石门戍。（甘肃临潭县南有石门山。）贤复破之。高祖怒，诏大将军田弘讨灭之。以其地为宕州。（见上节。）邓至，《魏书》云：白水羌也。世为羌豪。因地名号，自称邓至。其地自亭街以东，平武以西，汶岭以北，宕昌以南。（亭街，未详。平武，汉县，在今四川平武县东。汶岭即岷山。《水经注·漾水篇》》：白水东南径邓至城南，又东南径阴平故城南，则邓至城在阴平西北。）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内附。高祖拜龙骧将军、邓至王。遣贡不绝。案其见于《魏书·本纪》者：又有像舒彭。大和十七年，（齐永明十一年。）遣子旧诣阙朝贡，并求以位授旧。诏许之。世宗永平二年，（梁天监八年。）八月，丁未，邓至国遣使朝献。戊申，以邓至国世子像览蹄为其国王。盖其初立时也。《梁书》亦有传，云：宋文帝时，王象屈耽遣使献马。《齐书》附《宕昌传》，云：建元元年，征虏将军西凉州刺史羌王像舒彭进为持节平西将军，后叛降虏。然《武帝纪》：永明元年，二月，以东羌王像舒彭为西凉州刺史，则复来归顺矣。梁天监元年，始封为邓至王。五年，遣使来献。（见《纪》及本传。）《周书》云：自舒治至檐桁十一世。魏恭帝元年，（梁承圣三年。）檐桁失国来奔。大祖令章武公导率兵送复之。《魏书》云：邓至之西，有赫羊等二十国，时遣使朝贡，朝廷皆授以杂号将军、子男、渠帅之名。《北史》云：赫羊部内，初有一羊，形甚大，色至鲜赤，故因为国名，其说似近附会。又举诸国之名曰：东亭街、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习山、仓骧、覃水，云风俗粗犷，与邓至国不同焉。亦不能备二十之数也。

恒山悬空寺

悬空寺悬挂在北岳恒山金龙峡西侧翠屏峰的半崖峭壁间，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

第八节　西域诸国

两汉之世，中国与西域之交通，可谓极盛，其后虽遭丧乱，往还实迄未尝绝，不过记载有详略而已。晋迁江左，与西域之交通，自不能如建都长安、洛阳时之盛。据有凉州之国，往还虽密，然偏隅割据，运祚短促，记载不详。惟魏据北方较久，故其记载，亦较翔实焉。《魏书·西域传》：（《魏书》此卷亡，实皆录自《北史》。）世祖时，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见下。）还，具言凡所经见及传闻旁国，云：“西域自汉武时五十余国，后稍相并，至大延中，为十六国。【34】分其地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以南，（者舌，今塔什干。）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两海，谓咸海、里海。）水泽以南为一域。内诸小渠长，盖以百数？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见第六章第六节。）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在今罗布泊南。）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一千二百里至车师，（前部在广安城西，后部在济木萨南。）为一道；从莎车西行，（莎车，今莎车县。）百里至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故月氏休密翕侯地，见下。）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千三百里，至波路，（《西域记》钵露罗，今Balti。）为一道。”案四域之中，第一为天山南路，第二苞今波斯、阿富汗及印度，（海曲之海，指波斯湾。）第三指天山北路及咸海以东土耳其斯单，第四，谓咸海、里海间地，皆汉世所已通。四道中之第一、第二两道，汉世不之数；第三、第四两道，实即汉世之南道；故其名增于汉，而实减之。然此自指使译所经，民间商旅之往来，未必有异于故也。

四域之中，与中国关系最密者，自为第一域。《魏书》云至大延中为十六国者，盖专指此域言之。惟董琬、高明之还，西域与之俱来者凡十六国，则未知当时天山南路国数果为十六？抑因其来朝之数，姑妄言之？《魏书》记载大荒。（见下。）实令人不能无疑也。汉、魏之世，诸国互相吞并之事，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至晋世，天山南路之国，以车师、鄯善、焉耆、（今焉耆县。）龟兹、（今库车县。）疏勒、（今疏勒县。）于阗（今和阗县南。）为大。

都护之职，自汉衰而废，魏世，以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而晋因之，亦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十节。故是时中国与西域之交通，以凉州为关键。张氏割据河西，至骏之世，始有事于西域。时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驳，骏击禽之。又使其将杨宣出讨。《晋书·焉耆传》云：武帝大康中，其王龙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狯胡之女。（狯胡，未详。）姬身十二月，剖胁生子曰会。立为世子。会少而勇桀。安病笃，谓会曰：“我尝为龟兹王白山所辱，不忘于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会立，袭灭白山。遂据其国，遣子熙归本国为王。会有胆气筹略，遂霸西胡。葱岭以东，莫不率服。然恃勇轻率。尝出宿于外，为龟兹国人罗云所杀。其后张骏遣沙州刺史杨宣（前凉沙州，治敦煌）。率众疆理西域。宣以部将张植为前锋，所向风靡。军次其国。熙距战，为植所败。率其群下四万人肉袒降于宣。案《张骏传》言：骏使宣伐龟兹、鄯善，《龟兹传》不载其事，鄯善则无传，《本纪》亦但书骏伐焉耆降之，（穆帝永和元年。）盖其勤兵力者，惟焉耆为大？《骏传》言：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此等非徒葱岭以东所能致；《石勒载记》言：骏使送高昌、（见第六章第二节。）于寘、鄯善、大宛使，献其方物；则其与葱岭以西诸国，往还必密。《龟兹传》云惠、怀末，以中国乱，遣使贡方物于张重华，重华不在惠、怀之世，其说必误，疑其间有夺文。然其贡方物于重华，当不虚也。亦可见张氏与西域交通之盛矣。张氏亡，苻坚据有凉州，遣吕光讨定西域，已见第六章第六节。时则鄯善王休密驮、车师前部王弥置为光乡导。光进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国请降。（此据《光载记》：《焉者传》述熙降杨宣事后云：“吕光讨西域，复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两举熙名，不应皆误，盖泥流其蕃名，熙其汉名也。）龟兹王帛纯距光。（此亦据《光载记》。《龟兹传》作白纯。）光进攻城。帛纯倾国财宝，请救狯胡。狯胡弟呐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头等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温宿、尉头，皆在今乌什县。）战于城西，大败之。帛纯收其珍宝而走。王侯降者三十余国。诸国惮光威名，贡款属路。（此指龟兹旁国。）乃立帛纯弟震为王以安之。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此指较远之国。）光皆表而易之。坚闻光平西域，以为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校尉，道绝不通。（《坚载记》同。）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乃大飨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乃以驼二万余头，（《魏书·光传》作二千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而还。（上文云：“光见其宫室壮丽，命参军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然则光之欲留，乃溺其繁盛耳。肆掠东归，何殊盗贼？然非独光如此，古来通西域者，盖无不有贪其财宝之意存焉。苻坚初慕汉文，却大宛天马之贡，卒违群臣之谏而用兵，亦如是而已矣。见第六章第四节及第六节。）群议以高昌虽在西垂，地居形胜，外接胡虏，易生翻覆，宜命子弟镇之。光乃以子覆为都督玉门已西诸军、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命大臣子弟随之。后凉分裂，敦煌为李暠所据，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在敦煌西。广田积谷。鄯善、前部王皆遣使贡其方物。沮渠蒙逊灭李氏，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三十六国，皆称臣贡献。（《宋书·氏胡传》之文。案是时西域，葱岭以东，实无三十六国，若合葱岭以西言之，则又不止此数，此特沿袭旧文，犹言故三十六国之地之诸国耳。《苻坚载记》云：“吕光讨平西域三十六国，所获珍宝以万万计，”亦此例也。）茂虔亡，无讳据鄯善，又袭据高昌，安周又陷车师，已见第七章第八节。至此而割据诸国与西域之关系终矣。

魏通西域，始于大武时。大延元年，（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五月，遣使二十辈使西域。二年，（宋元嘉十三年。）八月，又遣使六辈使西域。自是来者颇多。（据《本纪》。《西域传》曰：大祖初，经营中原，未暇及于四表。既而西戎之贡不至，有司奏依汉氏故事，请通西域，可以振威德于荒外，又可致奇货于天府。大祖曰：汉氏不保境安人，乃远开西域，使海内虚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复加百姓矣。遂不从。历大宗世，竟不招纳。大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者、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世祖以西域汉世虽通，有求则卑辞而来，无欲则骄慢王命，此其自知绝远，大兵不可至故也，若报使往来，终无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国不惮遐险，远贡方物，当与其进，安可豫抑后来？乃从之。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许纲等西使。恩生出流沙，为蠕蠕所执，竟不果达。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金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初琬等受诏：便道之国，可往赴之。琬过九国，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朝廷所赐，拜受甚悦。谓琬曰：传闻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但患其路无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国，副其慕仰之诚，琬于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乌孙王为发导译达二国。琬等宣诏慰赐之。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此文之善于涂饰，真可发一大噱。【35】据《本纪》：鄯善之来，在大延元年六月，粟特之来在八月，均在使出之后，世祖岂逆知其将至而欲不报？有司岂逆知其将至，而请勿抑其后来邪？曲笔献媚如此，真可谓秽史矣。）沮渠牧犍亡，无讳据敦煌。真君三年，（宋元嘉十九年。）又渡流沙据鄯善，西域为所隔，历年不至。五年，（宋元嘉二十一年。）无讳卒。六年，（宋元嘉二十二年。）遣万度归袭鄯善，执其王。以韩拔为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镇之。（《西域传》即在是年，《本纪》在九年。事见第七章第八节。《西域传》云：凉州既平，鄯善国以为唇亡齿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为魏所灭，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国事，取亡必近。不如绝之，可以支久。乃断塞行路。西域贡献，历年不入。后平鄯善，行人复通。据《本纪》：大延五年，尚有鄯善、龟兹、疏勒、焉者、粟特，渴槃陁、破洛那、悉居半等遣使朝贡，真君元年至四年，则绝无之，五年三月，乃遣使者四辈使西域，是岁十二月，乃书粟特国遣使朝贡，盖全为无讳所隔也。都善是时，国且为武威遗孽所据，岂有因其灭亡，转虑唇亡齿寒之理？真所谓乡壁虚造，信口开河者矣。《鄯善传》云：“无讳谋渡流沙，遣其弟安周击鄯善。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者自天竺、罽宾还，俱会鄯善，劝比龙拒之。遂与连战。安周不能克，退保东城。后比龙惧，率众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应安周。鄯善人颇剽劫之，令不得通。”【36】鄯善人颇剽劫之上有夺文，此所剽劫者，非魏通西域则西域朝贡之使，其事初非鄯善人所为，故魏伐鄯善，其王真达出降，魏人仍厚待之也。）九年，（宋元嘉二十五年。）又遣万度归讨焉耆。（《传》云：恃地多险，颇剽劫中国使。）其王鸠尸卑那奔龟兹。（鸠尸卑那，龟兹婿。）度归遂讨龟兹，（《传》云：其东关城戍，寇窃非一。）大获驼马而还。自是西域复通。然西域要害，在于伊吾，【37】（见第六章第六节。）汉世实恃此以卫凉州，魏世，柔然蟠据西北，形势极逼，乃其重镇不过敦煌。文成大安二年，（宋孝武帝孝建三年。）敦煌镇将尉眷击伊吾，虽克其城，然眷子多侯，仍为镇将，上疏求取伊吾，断蠕蠕通西域之路，高祖善其计，卒不能用。高昌自张轨以来为郡县，至魏世乃自立为国，而受制于柔然。显祖末，柔然攻于阗，于阗遣使求救，魏亦不能出兵。然则魏世守备之规，经略之计，不逮汉朝远矣。《食货志》言：万度归伐焉耆，其王单骑奔龟兹，举国臣民，负钱怀货，一时降款，（此乃胁夺其钱货耳。）获其奇宝异玩以巨万，驼马、杂畜，不可胜数。（《传》云：焉者为国，斗绝一隅，不乱日久，获其珍奇异玩，殊方谲诡不识之物，橐驼、马、牛、杂畜巨万。）度归遂入龟兹，复获其殊方瓌诡之物亿万已上。又言：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虏除货财、玩好之外，岂有所知邪？

高昌之立国于西域，其事颇有关系。《魏书传》云：世祖时，有阙爽者，自为高昌大守。大延中，遣散骑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为蠕蠕所执。真君中，爽为沮渠无讳所袭，夺据之。无讳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宋孝武帝大明四年。）为蠕蠕所并。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大和初，伯周死，子义成立。岁余，为其兄首归所杀，自立为高昌王。五年，（齐高帝建元三年。）高车王可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主。以巩顾礼、麹嘉为左右长史。二十一年，（齐明帝建武四年。）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请师迎接，求举国内徙。高祖纳之。遣明威将军韩安保率骑千余赴之。至羊榛水，儒遣礼、嘉率步骑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礼等还高昌，安保亦还伊吾。安保遣韩兴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复遣顾礼将其世子义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麹嘉为王。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榆中，汉县，今甘肃榆中县西北。）既立，又臣于蠕蠕那盖。顾礼与义舒随安保至洛阳。及蠕蠕主伏图为高车所杀，嘉又臣高车。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焉耆又为嚈哒所破灭，国人分散，众不自立，请王于嘉。嘉遣第二子为焉耆王以主之。永平元年，（梁武帝天监十年。）嘉遣兄子私署左卫将军、田地大守孝亮朝京师，（田地城，汉之柳中，今鲁克沁。）仍求内徙，乞军迎援。于是遣龙骧将军孟威发凉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于后十余遣使，款诚备至。惟赐优旨，卒不重迎。延昌中，（梁天监十一年至十四年。）以嘉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梁天监十五年。）遣使朝献。诏曰：卿地隔关山，境接荒漠，频请朝援，徙国内迁，虽来诚可嘉，即于理未怗。何者？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38】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便如来表。神龟元年，（梁天监十七年。）冬，孝亮复表求援内徙。朝廷不许。嘉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肃宗许之。嘉死，子坚立。（坚，《梁书》作子坚。）永熙后乃隔绝。《周书》：大统十四年，诏以其世子玄喜为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隋书》云：坚死，子伯雅立。案《梁书》言麹嘉在位二十四年，自其立之年齐明帝建武四年起计，当卒于梁普通元年，下距《隋书》所记大业五年伯雅来朝之岁，凡九十年。嘉先仕马儒，立年不得甚少；嘉非早世，则坚之继位，亦非冲龄；伯雅能入朝于隋，亦必尚未衰眊；其间似不能历九十年之久，必《隋书》误夺也。【39】（《梁书》言大同中子坚遣使来献，大同纪元，与西魏之大统恰同，然则坚之死，当在大统十三、四年间，即梁之大清元、二年也。）《梁书·高倡传》云：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周书》云：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案《魏书》言其国有八城，皆有华人，盖华人自华言，胡人自胡语也。然《梁书》又言其人面貌类高丽，则实非深目高鼻之族，特久居胡中，习其言语耳。《魏书·于阗传》云：“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案汉世西域，胡人虽多，华人亦不少，说见《秦汉史》第五章第四节。据《魏书》此文，似魏、晋以后，华人颇减，胡人稍增，盖其移殖有难易使然。晋、南北朝之世，华人之居西域者，必以高昌、于阗为巨擘矣。【40】《梁书》云：其官有四镇将军及杂号将军、长史、司马、门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谘议、校尉、主簿，置四十六镇；姻有六礼；《周书》云：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可见其法俗尚多承中华之旧。惟辫发垂之于背，【41】（《梁书》又云：女子头发，辫而不垂，《周书》云：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盖指此。）实为胡俗。然伯雅朝隋归国，曾下令国中，解辫削衽，虽云竟畏铁勒不敢改，（《隋书》本传。）其心固未尝忘华夏也。

葱岭以西之地，始擅于大月氏，而后入于嚈哒。《后汉书·大月氏传》曰：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翕侯。（《汉书》：休密治和墨城，双靡治双靡城，贵霜治护澡城，肸顿治薄茅城，高附治高附城。《后书》高附作都密，余同。《魏书》：伽倍，故休密翕侯，都和墨城，在莎车西。折薛莫孙，故双靡翕侯，都双靡城，在伽倍西。钳敦，故贵霜翕侯，都护澡城，在折薛莫孙西。弗敌沙，故肸顿翕侯，都薄茅城，在钳敦西。阎浮，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在弗敌沙南。沙畹《大月氏都城考》云：休密，即唐之护密，今之Wakhân。双靡，即宋云《行记》之赊弥，玄奘《西域记》之商弥，今之Tchitral。贵霜，在健驮罗（Gandhara）北境。弗郎克（Franke）云即健驮罗。肸顿，在喀布尔河（Kaboul rond）支流Pandjshir河之Parwân地方。都密，在喀布尒附近，惟与喀布尒有别。见冯承钧《史地丛考》。白鸟库吉云：休密，即Sarik-Chaupan。贵霜为Wakhan之西部。合二者为Wakhan，即《魏书》之钵和，《唐书》之镬偘。双靡为Mastoj。薄茅当作薄第，为Badaxshan。高附为Jamgan。见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第二章。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本。）后百余岁，贵霜翕侯丘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此王字疑涉下“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而衍。）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西域之佛教》第二章云：即乌弋山离，今阿富汗南境及旁遮普之一部。）罽宾，（克什米尒之西北，今健驮罗地方。）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是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三国志·四裔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曰：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说与此合。丘就却与阎膏珍之年代，不易确定，要当在后汉安帝以前，以《后书·西域传·序》，自云本于安帝末班勇所记也。西域史籍亦乏，近世治月氏史者，多珍视其泉币。谓丘就却之名，与见于泉币之Kujula Kadphises相当；阎膏珍之名，与Wema Kadphises相当。此外尚有迦腻色迦（Kaniska）、胡韦色迦（Huviska）、韦苏特婆（Vâsudeva）三王。近年在马图刺（Mathura）及山（Sââchi），得有刻文，又有韦西斯迦（Vâsishka：Vasashka：Vasushka）之名，或谓其当次迦腻色迦、或胡韦色迦之后，或谓即韦苏特婆。诸王中，迦腻色迦为传布佛教名王，苦心探索其年代者尤多。或谓在丘就却、阎膏珍之前，或谓在其后。或又谓迦腻色迦有二：一在丘就却、阎膏珍之前，一在其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日本羽溪了谛所撰《西域之佛教》第二章第二节，曾撮举其大要，读之可见其概。欲与中国史籍相印合，尚不易豪发无遗憾。要之谓大月氏之兴起，在两汉之际，其强盛迄于晋初，当无大差也。柔然兴，月氏乃稍见侵削。《魏书·大月氏传》云：都卢监氏城。（《史记》、《后汉书》作蓝氏城，《汉书》作监氏城，《北史》作剩监氏城，今班勒纥（Balkh）。）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西徙都薄罗城。（冯承钧译沙畹《西突厥史料》第四篇注云：“沙畹原以嚈哒都城为Badhaghis，后又改订为Faizabad，第《北史》有“盖王舍城也”一语，印度境外，有王舍城之号者，祇缚喝罗（Balkh），此亦即大月氏都城薄罗，兹为改正于此。”商务印书馆本。）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盖其势初蹙于北，而犹盛张于南焉。及嚈哒兴，月氏复为所蚕食，而其势不可支矣。

《北史》云：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唐书》：一曰萨末鞬，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今之撒马儿罕也。）枝庶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其所举诸国，曰安，（《唐书》：安，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密者，今布哈尔。）曰汗，（《唐书》：宁远，本拔汗那，或曰拨汗，元魏时谓破洛那。案今《魏书》、《北史》传文皆夺破字，云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沙畹云：拔汗那，今之Ferghanah见《西突厥史料》第三篇。白鸟库吉云：汉贵山城，在Khodjend东北约百三十英里之Kâsân，见桑原骘藏《张骞西征考》。杨炼译，商务印书馆本。）曰米（《唐书》：或曰弥末，又曰弥秣贺。冯承钧云：Maimargh之对音，见所著《新唐书·西域羁縻府州考》，在《史地丛考》中。曰史，《唐书》：或曰佉沙，又曰羯霜那。冯承钧云：今之Shehrsebz。）曰曹，（《唐书》有东、西、中曹，云西曹者，隋时曹也，治瑟底痕城。冯承钧云：Ischtikhan之对音。）曰何，（《唐书》：或曰屈霜你迦，又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永徽时，以其地为贵霜州。冯承钧云：此贵霜为Koschâna，非昔贵霜翕侯治地，亦非《唐书·地理志》大汗都督府之附墨州。）曰乌那遏，（《隋书》云：都乌浒水南。乌浒水，今阿母河。）曰穆，（《隋书》云：都乌浒水西。）曰漕，（烈维、沙畹《罽宾考》云：即《大唐西域记》之漕矩吒，在今Ghazni地方。此篇亦在《史地丛考》中。）凡九。《唐书》则以康及安、曹、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冯承钧曰：今之塔什干。）米、何、火寻、（或曰货利习弥，又曰过利。冯承钧曰：即Khârism之对音。居乌浒水之阳，即今之Urgeny。）戊地、（冯承钧曰：即《西域记》之伐地，古之木鹿，今之Merv。）史为昭武九姓，而云康之始为突厥所破。案昭武汉县，属张掖。《后书·梁慬传注》云：昭武故城，在张掖西北，其地属今之高台县，乃月氏故地，非康居故地，云康为康居之地可，云康为康居之后则误，且与其王为月氏人之说，自相矛盾矣。【42】月氏西迁，盖自今伊犁河域达妫水之滨，未尝经葱岭，云西逾葱岭亦误。《唐书》觉其不合，改匈奴为突厥，然逮突厥之兴，祁连山北，久无月氏矣。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也。月氏西迁之后，只闻分国为五部翕侯，未闻以枝庶分王各邑。然则昭武诸国之立，乃在月氏西迁又遭破坏之后，无复共主，乃分崩离析而为是诸小国也。或曰：《魏略·西戎传》言：“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西数千里，有月氏余种，”（《三国·魏志·四裔传注》引。）所谓西逾葱岭者，安知非指此种人言之；案《后书·羌传》云：“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此文亦必有所本，西逾葱岭，明指月氏初破败时言之，此乃古人措辞不审，不必曲为之讳。湟中月氏胡，特其来降之一小支，其余盖皆在南山羌中。《魏略》下文云：“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然则云自婼羌至于葱岭皆有月氏余种，亦不过约略之辞，盖以月氏与羌同处，乃以羌之所至，即为月氏之所至，其实月氏踪迹，能否西抵葱岭，尚有可疑也。与羌同居之月氏，皆为羌所化。其处境闭塞，故其文明程度甚低。然四塞之区，外兵罕至，故其处境实甚宽闲，从古不闻迁徙。与谓昭武诸国，系此等月氏余种，迁徙而去，似不如谓为月氏西迁之后，更遭破败，乃离析而成此诸国之为得也。

嚈哒，《梁书》谓之滑国，其缘起史甚茫昧。【43】《梁书·滑国传》云：车师之别种也。汉永建元年，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勇上八滑为后部亲汉侯。（事见《后书·西域车师传》。）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至天监十五年，其王厌带夷栗陁始遣使献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七年，又奉表贡献。元魏之居桑乾，（见第四章第二节。）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宋书》芮芮附《索虏传》后，云：其东有盘盘国、赵昌国，渡流沙万里，即此国也。《西突厥史料》云：“盘盘南海国名，不应列入西域诸国之间，疑有错简，”误。）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今阿克苏县。）于阗、句盘（疑即渴槃陀，今蒲犁县。）等国，开地千余里。案滑国距车师甚远，果其本居后部，其迁徙而西，安得一无事迹可见？《梁书》又有白题国，云：其先盖匈奴之别种胡也。汉灌婴与匈奴战，斩白题骑一人。今在滑国东，去滑六日行，西极波斯，其可疑亦与滑国同。今案《裴子野传》云：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白题入贡，事在普通三年，见本传。）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曰：白题胡名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时人服其博识。然则以滑国为八滑之后，特穿凿附会之谈，作史者据为典要，傎矣。（《梁书》又有末国，云：“汉世且末国也，北与丁零，东与白题，西与波斯接，”其地理亦全然不合。丁谦《梁书·夷貉传考证》谓即米国，说颇似之，乃因末字附会为且末，亦裴子野之智也。）《滑国传》云：少女子，兄弟共妻。《魏书·嚈哒传》云：其俗兄弟共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角焉。（《隋书·挹怛传》略同。《梁书》云：头上刻木为角，长六尺，以金银饰之。）一妻多夫之俗，较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为少，苟其有之，必同族也。《嚈哒传》云：大月氏之种类也。（《隋书》同。）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金山，今阿尔泰山。）与《梁书》以滑国为八滑之后，同一无据。《通典·边防典》云：按刘瑾《梁典》，滑国姓嚈哒，后裔以姓为国号，转讹又谓之挹怛焉。《注》云：其本原：或云车师之种，或云高车之种，或云大月氏之种。又韦节《西蕃记》云：亲问其国人，并自称挹阗。又按《汉书》：陈汤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阗钞其后，则此或康居之种类。然传自远国，夷语讹舛，年代绵邈，莫知根实，不可得而辨也。以挹怛为康居之后，正与裴子野之智同。韦节亲闻，说自可据。因此知哒怛二字，音与阗同；于邑双声，于于同字；嚈哒、挹怛，殆于阗之异译也。（其王名厌带夷栗陁，厌带盖其姓。《唐书·地理志》：突厥羁縻州葛逻州，以葛逻挹怛部置，盖挹怛余众，属于葛逻者也。《西突厥史料》第四篇云：五世纪中叶，嚈哒居乌浒河域，渐强大，为波斯大敌。四百八十四年，其王Akschounwar，大败波斯，波斯王Pirouz战死。此王在Théophane de Byzance著述中，名Ephthalanos。彼谓嚈哒（Hephthalites）之名，即出此王。《梁书·滑国传》：其王厌带夷栗陁。《唐书》云：嚈哒王姓也，后裔以姓为国。合此三证，知嚈哒之称，惟见于五世纪末年之故。盖以适当Akschounwar战胜之后，此王之姓，不作Hephthal，即作Hethailit也。案四百八十四年，为齐武帝永明二年。）据《梁书·诸夷传》所载：滑国法俗，有类于阗者三焉：王与妻并坐接客，一也。滑女人被裘，于阗妇人皆辫发，衣裘袴，二也。《滑传》云：其跪一拜而止，此事无甚足异，史家未必特著其文，《于阗传》云：其人恭，相见则跪，其跪则一膝至地，疑《滑传》文有讹误，其俗实与于阗同，（此非东夷之拜则曳一足，乃古武坐致右宪左之类。）三也。又《渴盘陁传》云：风俗与于阗相类，着长身小袖袍、小口裤，而《滑传》亦云：着小袖长身袍。又《高昌传》云：着长身小袖袍、缦裆裤，《武兴传》云：长身小袖袍、小口袴；则此为甘肃南境之通俗，蔓延于南山之北，葱岭之西。（《芮芮传》亦云：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靴。靴为胡俗，小袖袍、小口袴，或受诸高昌等。）滑，“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梁书》本传。又云：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此亦足证谓其出于车师、高车、月氏等之误，诸国皆久与文明之国接，非复刻木为契者矣。《魏书》云：其语与蠕蠕及高车诸胡不同，又足证其非同族。）其来又自岷山道，其故居所在，自略可推测。一妻多夫，易行女系，女系固非即女权，然女权究易昌大，且女子易为族长，因此亦易为国主。《魏书·吐谷浑传》云：北又有女王国，以女为主，人所不知，其传云然，谓女王国在吐谷浑北，显有讹误。（或北为误字，或系编次之误，或则传写简错。此条若不在此处，则“北又有”之文，非谓其在吐谷浑之北矣。）《北史》云：白兰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岭，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国，与其《西域传》谓于阗南去女国二千里，《隋书·女国传》谓其在葱岭之南者相符，其地盖在今后藏。（此女国在后藏境，而西川之西。尚有一女国。在唐西山八国中。西山八国：曰女，曰诃陵，曰南水，曰白狗，曰逋租，曰弱水，曰清远，曰咄霸。见《唐书·韦皋传》，云皆因皋请入朝。据《旧书·本纪》，事在德宗贞元九年，惟云六蛮，无清远、咄霸，盖二国之附在后也。又诃陵作哥邻。）《北史》言女国土著，宜桑麻，熟五谷。而《魏书》言嚈哒无城邑，依随水草，以毡为屋，夏迁凉土，冬逐暖处。《梁书》亦云：滑无城郭，毡屋为居，东向开户。盖藏地一妻多夫之族，有耕农，有游牧，游牧者迁徙较易，北出天山南路，先陷于阗，乃越葱岭而西，至于《魏书》所云嚈哒之都拔底延城。（巴达克山之异译。）谓之滑国者？《唐书·地理志》：大汗都督府，以嚈哒部活路城置，此即《西域记》之活国，Aboulféda地志云：为吐火罗都城，旧为嚈哒国，（《西突厥史料》第三篇。）梁武帝时其主盖居焉，而以其名自通，故《梁书》称为滑国也。《梁书》又有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三国，（周古柯，未详。呵跋檀，或云即渴盘陁。胡密丹，即护蜜。）云皆滑旁小国。普通元年，使使随滑来献方物，又云：凡滑旁之国，衣服、容貌，皆与滑同，盖其相率俱出者。此国之强盛，盖当南北朝之初。《魏书》言：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即疏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周书》云：于阗、安息等大小二十余国皆役属之。）《朱居波》、（沙畹云：今哈尔噶里克（Karghalik），见《西突厥史料》第二篇。《传》云：役属嚈哒。）《渴盘陁》、（《传》云：附于嚈哒。）《钵和》、（《传》云：亦为嚈哒所统。）《赊弥》（《传》云：亦附嚈哒。）《传》言其皆臣附焉。《乾陁传》云：（乾陁，即健驼罗。）本名业波，为嚈哒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临国已三世矣，盖嚈哒所树置也。焉耆见破，事已见前。嚈哒又与柔然合从，以攻高车，事见下节。皆可见其威力之广：其破亡在南北朝之末。《周书》云：大统十二年，（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遣使献其方物。魏废帝二年，（梁元帝承圣二年。）明帝二年，（陈武帝永定三年。）并遣使来献。后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职贡遂绝。其事当在陈文帝之世也。（《西突厥史料》第四篇云：“突厥既灭蠕蠕，嚈哒失一大外援。波斯王Khosrou Anouschirwan，欲雪其祖败亡之耻，乃娶突厥可汗女，与盟，共谋嚈哒。陀拔（Tabari）《纪年》云：Sindjibou，为突厥最勇健之可汗，统军最众。败嚈哒而杀其王者，即此人。弥南（Ménandre）《希腊史残卷》，谓Silziboul与嚈哒战甫终，即宣告将往击Avares，事在五百六十二年。又谓五百六十八年，Dizaboul可汗使告嚈哒已灭。则嚈哒之灭，应在五百六十三至五百六十七年。”案五百六十三年，乃陈文帝天嘉四年，五百六十七年，则陈废帝光大元年也。嚈哒灭亡之年，东西史籍相合。Silziboul与Dizaboul即系一人，沙畹云：即《隋书》之室点密，见下节。）

［梁］释慧影造像

在《魏书》所云第三、第四两域中，引起轩然大波者，似为匈奴。《魏书·悦般传》云：在乌孙西北。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而其人清洁于胡。（俗翦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与蠕蠕结好。其王尝将数千人入蠕蠕国，欲与大檀相见。入其界百余里，见其部人不浣衣，不绊发，妇人舌舐器物。王谓其从臣曰：“汝曹诳我，入此狗国中。”乃驰还。大檀遣骑追之，不及。自是相仇雠，数相征讨。真君九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或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须臾血止，养创一月复常，又无瘢痕。世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是岁，再遣使朝贡，求与官军东西齐契讨蠕蠕。世祖嘉其意，命中外诸军戒严，以淮南王他为前锋，袭蠕蠕。仍诏有司：以其鼓舞之节，施于乐府。自是每使贡献。案汉世西北诸国，大者曰康居，曰大宛，曰乌孙，曰奄蔡。《后汉书》无康居传。《晋书》有之，云：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其王居苏薤城。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方物。苏薤城乃史国之都，为康居小王故地，洪氏钧谓“是昭武之分王，非康居之统主，苏薤在大宛西不及二千里，《晋书》但引《史记》，而不知与己说剌缪，”（《元史译文证补·西北古地考康居奄蔡》。）其说良是。然则康居旧国已亡。大宛，《晋书·传》云：其国“有大小七十余城。大康六年，武帝遣使杨颢拜其王蓝廋为大宛王。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似尚为泱泱大风。然自此而后，亦无闻焉。乌孙惟《魏书》有传，云：“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则更微不足数矣。悦般之地，自龟兹之北至乌孙西北，盖苞巴勒哈什湖而抵咸海。自此以西北，亦更无强部。故或谓“《后书》无康居传者，其地已入悦般也。《后书》有粟弋国，又有严国，在奄蔡北，奄蔡，改名阿兰聊国，皆云属康居，即属于匈奴矣。”（《三国·魏志·四裔传注》引《魏略》：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说亦可通。《魏书》：“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此亦一匈奴战胜攻取之迹。然若是者甚寥寥，何也？今案匈奴是时，兵锋盖深入欧洲，故在亚洲，其可见之战功甚少也。洪氏钧又云：《魏书》以粟特即奄蔡。《后汉书》分粟弋、奄蔡为二，曰栗弋国属康居。《通典》以粟弋即粟特，而亦与奄蔡分为二国。且曰粟弋附庸小国，四百余城。似非一国。《元史类编·西域传》引《十三州志》云：奄蔡、粟特，各有君长，而魏收以为一国，误矣。《汉书·陈汤传》：郅支单于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师古曰：胡广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国名奄蔡，一名阖苏，然则阖苏即奄蔡也。《史记正义》引《汉书解诂》曰：奄蔡即闱苏也。名称互岐，诸说不一，折衷考异，爰采西书。当商、周时，古希腊国人已至黑海，行舟互市，筑室建城。秦、汉之时，罗马继之。故亚洲西境部族，播迁欧洲者，惟希腊、罗马古史，具载梗概。今译其书，谓里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卑尔族居之，盖东方种类，城郭而兼游牧者。厥后有粟特族，越里海北滨，自东而西，夺辛卑尔地。辛卑尔人四散。大半窜于今之德、法、丹、日等地。有众入罗马，为罗马击杀无遗。东汉时，有郭特族人，亦自东来。其王曰亥耳曼。粟特族人败溃不复振。晋时，匈奴西徙。其王曰阿提拉。用兵如神，所向无敌。亥耳曼自杀。其子威尼达尔，率郭特人西窜，召集流亡，别立基业。阿提拉复引而西。战胜攻取，威震欧洲。罗马亦惮之。立国于今马加之地。希腊、罗马、郭特之人，多为其所抚用。与西国使命往来，坛坫称盛。有诗同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罗马史称阿提拉仁民爱物，信赏必罚。在军中，与士卒同甘苦。子女玉帛，一不自私。邻国贡物分颁其下。筵宴使臣以金器皿，而自奉俭约，樽簋以木。将士被服饰金，而己则惟衣皮革。是以遐迩咸服，人乐为用。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阿提拉西侵佛郎克部。罗马大将峨都思，率郭特、佛郎克等众御之。战于沙隆之野，两军死者五十万人。阿提拉败归。南侵罗马，毁数城而去。寻卒，诸子争立，国内乱，遂为罗马所灭。当郭特之未侵粟特也，有部落曰耶仄亦，居里海西，高喀斯山北，亦东来族类，而属于粟特。厥后郭特、匈奴，相继攘逐，独耶仄亦部河山四塞，恃险久存。后称阿兰，亦曰阿兰尼；又曰阿思，亦曰阿兰阿思；皆见东罗马书。今案耶仄亦即汉奄蔡，元阿速。昔时俄罗斯人称阿速曰耶细，为耶仄亦变音。阿速于明后始为俄罗斯所并，享国之久，可谓罕见。奄蔡一国，粟特一国，一为大部，一为附庸，《后汉书》、《通典》、《十三州志》说合。其曰粟弋者？仅一粟字，嫌切音未足，因增弋字，当作粟弋特而删特字也。其曰阖苏者？阖字为启口时语助之音，西方文字，往往而有。战国时希腊人海洛犊特之书，其言粟特，音如阖苏，故知是也。郭特之名，华书无征，《魏书·粟特传》：“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传至王忽倪已三世，稽其时序，似即郭特王亥耳曼自戕之事，而不合者多，难于论定。”案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德氏（Hirth），考定忽倪已即Hernae，实阿提拉少子继为芬王者。忽倪已以文成时通好于魏，文成在位，当西历四百五十二年至四百五十六年，忽倪已之即位，则在四百五十二年也。然则匈奴虽深入欧洲，其于亚洲西北，固未尝不陆詟而水栗矣。特以大体言之，则是时之匈奴，已稍为西胡所同化，非复好斗嗜杀之民族矣。然亚洲西北，固犹为其所羁制。此等情形，盖历晋、南北朝之世，未之有改，直至其末叶突厥兴而始一变也。

西域诸国，见于《魏书》者，除前所述外，尚有且末、（都且末城，今且末县。后役属鄯善。）蒲山、（故皮山。居皮城，今皮山县。后役属于阗。）悉居半、（故西夜国，一名子合。治呼犍谷，在今叶城县南。）权于摩、（故乌秅。居乌秅城，今巴达克山。）渠沙、（居故莎车城，今莎车县。）且弥、（都天山东于大谷。此汉之西且弥，在今呼图壁河至玛纳斯河间。本役属车师。）姑默、（居南城，即姑墨，见上。役属龟兹。温宿、居温宿城，见上。役属龟兹。）尉头、（居尉头城，见上。役属龟兹。）者至拔、（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迷密、（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悉万斤、（都悉万斤城，见上。）忸密、（都忸密城，在悉万斤西，见上。）洛那、（即破洛那，见上。）伏卢尼、（都伏卢尼城，在波斯北。）色知显、（都色知显城，在悉万斤西北。）伽色尼、（都伽色尼城，在悉万斤南。）薄知、（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南。）牟知、（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阿弗大汗、（都阿弗大汗城，在忸密西。）呼似密、（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大汗西。案此国即唐之火寻，见上。）诺色波罗、（都波罗城，在忸密南。案此国即唐之那色波，亦曰小史，在佉沙西百五十里。）早伽至、（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伽不单、（都伽不单城，在悉万斤西北。）者舌、（见上。）阿钩羌、（在莎车西南。）波路、（见上。）罽宾，（都善见城，见上。）吐呼罗、（沙畹云：在巴达克山。见所著《大月氏都城考》，在《史地丛考》中。）副货、（东至阿副使且国，西至没谁国，中间相去一千里。南有连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国，相去一千五百里。其所在并所接之国均未详。或云：奇沙即佉沙。）波知、（在钵和西南。）钵卢勒。（在赊弥东。）或通朝贡，或否。其国名多与都城同，盖本一城之主，盛时则能自通中国，衰即隶属于人矣。大秦，《晋书》、《魏书》皆有传。《晋书》云：武帝大康中，其王遣使贡献，《魏书》仅袭前史之文，无事迹，盖自大康后无往还。是时安息微而波斯之萨山朝兴。《魏书》云：神龟中，（梁武帝天监十七、十八年。）遣使上书贡物，自此每使贡献。而安息之名亦仍存，（在葱岭西，都蔚搜城。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丁谦《魏书·西域传考证》云：“巴而特亡后，尚有一小国，在里海南山中。大食先灭波斯，后灭此国。据此，安息国即《唐书》所谓陀拔斯单。安息本在月氏西南，此国滨近里海，故云在月氏西北。蔚搜城，当是今萨里城。”）周天和二年，（陈废帝光大元年。）尝遣使来献。盖陆路之交通，至亚洲西境而极。印度陆路之交通，《魏书》所载，有南天竺国。世宗时，（齐东昏侯永元二年至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其国王婆罗化遣使献骏马、金银，自此每使朝献。南天竺去代三万一千里，次南天竺之下者为叠伏罗，去代三万一千里，其国当亦在印度。世宗时，其国主伏陁末多尝遣使献方物。次叠伏罗之下者为拔豆，去代五万一千里，其相去似大远，岂五万为三万之讹，其国亦在印度欤？在赊弥南之乌苌，即《西域记》之乌仗那，其国在北印，《魏书》不言其有所交通。其西之乾陁，即健陁罗，则为嚈哒所羁制矣。

中国东南面海，西北连陆，北方多游牧民族，惟事侵略，西方则不然，其国多系文明之国，我之文明，能裨益彼者诚不少，彼之文明，能裨益我者亦孔多也。近年英、俄、法、德考古家，在新疆发见古书，有与印度欧罗巴语类者，以其得之之地，名之曰焉耆语、龟兹语，焉耆语行于天山之北，龟兹语行于天山之南，予疑龟兹语为塞种语，焉耆语为乌孙等游牧民族语，已见《秦汉史》第五章第四节。烈维《龟兹语考》云：据迈埃（Meillet）研究，其语特近意大利色特（ItaloCeltes）、斯拉夫（Slaves）、希腊（Héllénes）诸语，实难纳诸一类语言。与印度伊兰语，又不相类。中国初译佛经，在二世纪时，其语，有非印度元文所能对照，必用龟兹语，始能解其音译者，（此文亦在《史地丛考》中。）此可见西域诸国自有其文化，非尽受之于人，而其有裨于我者为至大也。【44】当时西域诸国文明富厚之情形，读前文所述龟兹、焉耆之事，已可概见。王国维《西胡考》曰：魏、晋以来，草木之名，冠以胡字者，其实皆西域物。予谓不仅此。《续汉书·五行志》曰：“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凡一种文明，由贵族传入者，在当时恒为侈靡之事，久之，流衍于民间，则为全群之乐利矣。此等器物、技艺，有益于我者，实亦甚深，参观以下各章可见。西域诸国人入中国者亦甚多。胡本匈奴之名，久之，中国人乃以称北方诸民族。在匈奴之东者曰东胡，乌丸、鲜卑之先是也。在匈奴之西者曰西胡，亦曰西域胡。匈奴亦黄种，容貌与中国人同，一同化即不可复别，西胡则为深目高鼻之族，文化虽已交融，容貌不能骤变，魏、晋而后，胡名遂稍为所专。既惟称此种人为胡，则东西之名，可以不立。此说详见予所撰《胡考》。（在《燕石札记》中，商务印书馆本。）知此，则知西域人入中国者之多，亦知中国与西域关系之密矣。又不特中国，北方之游牧民族，与西胡关系亦深，此事须统观隋、唐以后史实，方能明之，然观第八章第三节及下节，亦可见其端倪也。

第九节　柔然突厥兴亡

魏初与柔然、高车之交涉，已见第八章第三节。《魏书·蠕蠕传》曰：和平五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吐鲁真死，子予成立，号受罗步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称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镇游军，大破其众。（北镇，见第八章第三节。）皇兴四年，（宋明帝泰始六年。）予成犯塞。车驾北讨。诸将会车驾于女水之滨。（丁谦《魏书·外国传补考证》云：女水，今坤都伦河。）虏众奔溃。改女水曰武川。延兴五年，（朱废帝元徽三年。）予成求通婚聘。大和时，复以为请。高祖诛之。予成虽岁贡不绝，而款约不著，婚事亦停。九年，（齐武帝永明三年。）予成死，子豆仑立，号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自称大平元年。

柔然实倚铁勒以为强，故至豆仑之世，铁勒叛而柔然遂中衰。《魏书·高车传》曰：先是副伏罗部为蠕蠕所役属。豆仑之世，蠕蠕乱离，国部分散。副伏罗阿伏至罗与从弟穷奇，俱统高车之众十余万落。大和十一年，（齐永明五年。）豆仑犯塞，阿伏至罗固谏，不从。怒，率所部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为王。（车师前部，见上节。）国人号之曰侯娄匐勒，犹魏言大天子也。穷奇号候倍，犹魏言储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罗居北，穷奇在南。豆仑追讨之，频为阿伏至罗所败，乃引众东徙。十四年，（齐永明八年。）阿伏至罗遣商胡越者至京师，以二箭奉贡。云：“蠕蠕为天子之贼，臣谏之不从，遂叛来至此，而自竖立，当为天子讨除蠕蠕。”高祖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观虚实。阿伏至罗与穷奇遣使者簿颉随于提来朝。诏员外散骑侍郎可足浑长生复与于提往使。《蠕蠕传》曰：豆仑性残暴好杀。其臣侯医垔石洛候数以忠言谏之，又劝与国通和，勿侵中国。豆仑怒，诬石洛候谋反，杀之，夷其三族。十六年，（齐永明十年。）八月，高祖遣阳平王颐、左仆射陆叡并为都督，领军斛律恒等十二将七万骑讨豆仑。部内高车阿伏至罗率众十余万落西走，自立为王。豆仑与叔父那盖为二道追之。豆仑出自浚稽山北而西，（汉大初二年，赵破奴出朔方二千余里至浚稽山。汉朔方郡，在今绥远临河县境。）那盖出自金山。（见上节。）豆仑频为阿伏至罗所败，那盖累有胜捷。国人咸以那盖为天所助，欲推为主。那盖不从。众乃杀豆仑母子，以尸示那盖。那盖乃袭位。那盖号候其伏代库者可汗，魏言悦乐也。自称大安元年。是时盖魏与高车协谋，以犄蠕蠕也。《梁书·芮芮传》云：永明中，为丁零所破，更为小国，而南移其居，当在此时。其移居何地，则不可考矣。《魏书》又云：那盖死，子伏图立，号他汗可汗，魏言绪也。自称始平元年。正始三年，（梁武帝天监三年。）伏图遣使纥奚勿六跋朝献，请求通和。世宗不报其使。诏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远祖社仑，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暂时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损畴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汉，通和之事，未容相许。若修藩礼，款诚昭著者，当不孤尔也。”永平元年，（梁天监七年。）伏图又遣勿六跋奉函书一封，井献貂裘。世宗不纳，依前喻遣。观此，知魏与柔然，迄用邻敌之礼来往，此时乘其衰弱，乃欲胁以称臣也。然高车旋复为柔然所破。

《高车传》云：穷奇后为嚈哒所杀，虏其子弥俄突等。其众分散，或来奔附，或投蠕蠕。阿伏至罗长子蒸阿伏至罗余妻，谋害阿伏至罗。阿伏至罗杀之。阿伏至罗又残暴，大失众心。众共杀之，立其宗人跋利延为主。岁余，嚈哒伐高车将纳弥俄突。【45】国人杀跋利延迎之。弥俄突既立，复遣使朝贡。世祖诏之曰：“蠕蠕、嚈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犄角相接。今高昌内附，遣使迎引，蠕蠕往来路绝”云云。观此，知魏与高车协谋柔然，柔然又与嚈哒协谋高车也。《高车传》又曰：弥俄突寻与蠕蠕主伏图战于蒲类海北，（今巴尔库勒泊，在新疆镇西县西北。）为伏图所败。西走三百余里。伏图次于伊吾北山。（伊吾，见第六章第六节。）先是高昌王麹嘉，表求内徙，世宗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见威军，怖而遁走。弥俄突闻其离骇，追击，大破之，杀伏图于蒲类海北，割其发，送于孟威。弥俄突此战，可谓幸胜耳。《蠕蠕传》云：伏图死，子丑奴立，号豆罗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称建昌元年。熙平元年，（梁天监十五年。）西征高车，大破之。禽弥俄突，杀之。尽并叛者。国遂强盛。（《高车传》云：肃宗初，弥俄突与蠕蠕主丑奴战败被禽，丑奴系其两脚于驽马之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梁书》云：天监中，始破丁零，复其旧土，在此时也。然丑奴实非拨乱之主，故不久而内难复作。

《蠕蠕传》云：豆仑之死也，伏图纳其妻候吕陵氏，生丑奴、阿那瓌等六人。丑奴立后，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得。副升牟妻是豆浑地万，年二十许，为医巫，假托神鬼，先尝为丑奴所信，出入去来。乃言此儿今在天上，我能呼得。丑奴母子欣悦。后岁中秋，在大泽中施帐屋，斋洁七日，祈请天神。经一宿，祖惠忽在帐中。自云恒在天上。丑奴母子抱之悲喜。大会国人，号地万为圣女。纳为可贺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赐牛、马、羊三千头。地万既挟左道，亦有姿色，丑奴甚加重爱，信用其言，乱其国政。如是积岁。祖惠年长，其母问之。祖惠言“我恒在地万家，不曾上天，上天者，地万教也。”其母具以状告丑奴。丑奴言“地万县鉴远事，不可不信，勿用谗言也。”既而地万恐惧，谮祖惠于丑奴，丑奴阴杀之。正光初，（梁武帝普通元年。）丑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绞杀地万。丑奴怒，欲诛具列等。又阿至罗侵丑奴，丑奴击之，军败。还，为母与其大臣所杀。立丑奴弟阿那瓌。立经十日。其族兄俟力发示发率众数万以伐阿那瓌。阿那瓌战败，将弟乞居伐轻骑南走归国。阿那瓌母候吕陵氏及其二弟，寻为示发所杀。案豆仑之死，国人亦并杀其母，则似柔然之母可贺敦，习于干政，盖浅演之国，法制不立使然。候吕陵氏盖谋立其少子而行弑逆也。《宋书》言芮芮僭称大号，岁时遣使诣京师，与中国抗礼。（《朱书·芮芮传》附《索虏传》后。）观其自予成以后，每主皆建年号，知其言之不诬。至此，乃以内难故入臣于魏矣。

阿那瓌既至，魏封为朔方郡公、蠕蠕主。阿那瓌乞求兵马，还向本国。诏议之。时朝臣意有同异，或言听还，或言不可。领军元叉为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货之，遂归北。阿那瓌东奔之后，其从父兄俟力发婆罗门率数万人入讨示发，破之。示发奔地豆干，为其下所杀。推婆罗门为主，号弥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静也。二年，（梁普通二年。）二月，肃宗诏旧经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喻婆罗门迎阿那瓌之意。婆罗门殊自骄慢，无逊让之心。责具仁礼敬。具仁执节不屈。婆罗门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头六人将兵一千，随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还镇，论彼事势。阿那瓌虑不敢入，表求还京。会婆罗门为高车所逐，（见下。）率十部落诣凉州归降。于是蠕蠕数万，相率迎阿那瓌。七月，阿那瓌启云：“投化蠕蠕二人到镇，云国土大乱，往往别住，迭相抄掠。乞依前恩，赐给精兵一万，还令督率，送臣碛北，抚定荒人。”九月，蠕蠕后主俟匿伐来奔怀朔镇。（见第十二章第三节。）阿那瓌兄也。列称规望乞军，并请阿那瓌。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雍等奏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在怀朔镇北。）婆罗门宜置西海郡。（在敦煌北。）魏时盖未能定阿那瓌，故与婆罗门俱就境内安置之也。婆罗门寻与部众谋叛投嚈哒，（嚈哒三妻，皆婆罗门妹。）州军讨禽之。四年，（梁普通四年。）阿那瓌众大饥，入塞寇钞。肃宗诏尚书左丞元孚兼行台尚书持节喻之。为其所执。以孚自随，驱掠良口二千，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遁。谢孚放还。诏李崇等率骑十万讨之。出塞三千余里，至瀚海，不及而还。是时之阿那瓌，安能远引；此非崇等规避，即魏史之夸辞也。破六韩拔陵反，诸镇相应，孝昌元年，（梁普通六年。）春，阿那瓌率众讨之，从武川西向沃野，（武川、沃野，皆见第十二章第三节。）频战克捷。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马稍盛，乃号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魏言把揽也。初弥俄突之死也，其部众悉入嚈哒。经数年，嚈哒听弥俄突弟伊匐还国。伊匐复大破蠕蠕。蠕蠕主婆罗门走投凉州。伊匐后与蠕蠕战，败归。其弟越居杀伊匐自立。天平中，（梁中大通六年至大同三年。）越居复为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适，复杀越居而自立。兴和中，（梁大同五年至八年）比适又为蠕蠕所破。自是高车复衰，柔然独雄于漠南北矣。魏氏既乱，所以待柔然者，复异于前。建义初，（梁武帝大通二年。）孝庄诏阿那瓌赞拜不言名，上书不称臣。东西既分，彼此竞结姻好，柔然寖骄，事已见前。然柔然是时，实已不振，遂为新兴之突厥所灭。

突厥缘起，凡有数说：《周书》云：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46】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围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此一说也。又云：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阿谤步等性并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契骨，即汉之坚昆，唐之黠戛斯。剑水，《唐书》作剑河，即《元史》之谦河，在唐努乌梁海境内，见《元史译文证补·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下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条。）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讷都六设也。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讷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此又一说也。《隋书》则云：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平凉，符秦郡，见第六章第三节。后魏徙治鹑阴，在今平凉县西南。后周废。隋复置，治平高，今甘肃固原县。）姓阿史那氏。后魏大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下乃叙其先为邻国所灭，惟余一男，与狼交而生十子，后出穴臣于蠕蠕之事，与《周书》略同。惟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不云为匈奴别种，则《周书》之第一说析为二，而以出穴者为阿贤设，则转与《周书》之第二说相沟通矣。《北史》略同《隋书》，又列《周书》之第二说，是共得三说也。今案诸说虽异，亦有可相沟通者。大约突厥之先，尝处于一海子之上；其海在高昌之西；其国为邻国所破遁居高昌北山中；出山之后，转徙而至平凉；沮渠氏亡，再奔茹茹；茹茹处之金山；其人工于铁作，故为茹茹所倚重。其国凡有十姓，孑遗一儿，与狼交而生十子之说，为其族之神话；逮居金山，邻近本有契骨诸族，亦自有其神话，二者稍相糅合，于是阿贤设之前，更有所谓讷都六设，而其故国，亦自无名号变而有索国之称矣。以凉州附塞之族，播迁于漠北荒瘠之区，其能抚用其众，稍致盛强，固其所也。

《周书》云：其后曰土门，（其后之其字，当指阿贤设言。《隋书》云：有阿贤设者，率部落出于穴中，世臣茹茹。至大叶护，种类渐强。当后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云云。《唐书·西突厥传》云：其先讷都陆之孙吐务，号大叶护。长子曰土门伊利可汗。次子曰室点密，一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大统十一年，（梁武帝大同十年。）大祖遣酒泉胡安诺槃陁使焉。其国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十二年，（梁中大同元年。）土门遂遣使贡方物。时铁勒将伐茹茹，土门率所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恃其强盛，乃求婚于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骂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土门亦怒，杀其使者。遂与绝，而求婚于我。大祖许之。十七年，（梁简文帝大宝二年。）六月，以魏长乐公主妻之。魏废帝元年，（梁元帝承圣元年。）正月，土门发兵击茹茹，大破之于怀荒北。（怀荒，见第十二章第三节。）阿那瓌自杀。其子庵罗辰奔齐。余众复立阿那瓌叔父邓叔子为主。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土门死，子科罗立，号乙息记可汗。又破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科罗死，弟俟斤立，号木汗可汗。（《隋书》云：伊利可汗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舍其子摄图，立其弟俟斗，称为木杆可汗。案俟斗当作俟斤，突厥官号也。《北史》云：乙息记可汗舍其子摄图，立其弟俟斤，是为木杆可汗。乙息记与逸可汗，当即一人。案他钵死后，摄图继立，以其子雍虞闾性懦，遗令立其弟处罗侯，雍虞闾使迎之，处罗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来，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当嗣位，我不惮拜汝也，”则弟兄相及，似始木杆，乙息记似以从《周书》作土门子为是。）俟斤，一名燕都，性刚暴，务于征伐。乃率兵击邓叔子，灭之。叔子以其余烬来奔。俟斤又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摸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俟斤部众既盛，乃遣使请诛邓叔子等。大祖许之，收叔子以下三千人，付其使者，杀之于青门外。此事据《北史·蠕蠕传》，在西魏恭帝二年，齐文宣之天保六年也。（梁敬帝绍泰元年。）《北史》又云：天保三年，阿那瓌为突厥所破，自杀。其大子庵罗辰，及瓌从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库提，并拥众奔齐。其余众立注次子铁伐为主。四年，齐文宣送登注及子库提还北。铁伐寻为契丹所杀。其国人仍立登注为主。又为大人阿富提等所杀。其国人复立库提为主。是岁，复为突厥所攻，举国奔齐。文宣乃北讨突厥，迎纳蠕蠕，废库提，立庵罗辰为主。致之马邑川。亲追突厥于朔方。突厥请降，许之而还。于是蠕蠕贡献不绝。五年，三月，庵罗辰叛，文宣亲讨，大破之。庵罗辰父子北遁。四月，寇肆州，帝自晋阳讨之，至恒州黄瓜堆，虏散走。五月，帝又北讨。六月，蠕蠕帅部众东徙，将南侵，帝帅轻骑邀击。蠕蠕闻而远遁。六年，又亲讨蠕蠕，至沃野。是后遂无记事，其时恰与邓叔子之死同年，盖柔然自是遂亡矣。【47】其国运，亦可谓与后魏相终始也。（齐文宣与柔然之交涉，可参看第十四章第二节。）

是时周人之计，盖欲助突厥以倾柔然，齐人则与之相反，欲辅柔然以拒突厥。然柔然卒不可辅，于是突厥强而周、齐二国，复不得不倾心以奉之矣。《周书》云：时与齐人交争，戎车岁动，故每连结之以为外援。初魏恭帝世，俟斤许进女于大祖，契未定而大祖崩。寻而俟斤又以他女许高祖。未及结纳，齐人亦遣求婚。俟斤贪其币厚，将悔之。诏遣凉州刺史杨荐、武伯王庆等往结之。庆等至，谕以信义。俟斤遂绝齐使而定婚焉。仍请举国东伐。其事已见第十四章第六节。杨忠言于高祖曰：“突厥甲兵恶，爵赏轻，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欲令国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报。以臣观之，前后使人，皆可斩也。”高祖不纳。周朝是时之畏葸，亦可云甚矣。保定五年，（陈文帝天嘉六年。）诏陈公纯等往逆女。天和二年，（陈废帝光大元年。）陈公纯等至，俟斤复贰于齐。会有风雷变，乃许纯等以后归。俟斤死，弟他钵可汗立。自俟斤以来，其国富强，有陵轹中夏志。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采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弥复骄傲，至乃率其徒属曰：“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齐灭，他钵立高绍义，已见第十四章第八节。周武帝欲讨之，会死，见第十五章第一节。直至隋文帝出，乃加以惩创焉。

［南朝］观音头像

第十节　东北诸国

鲜卑之众，当五胡扰乱时，几尽相率而入中国，然仍有遗留于今热河境内者，时曰奚、契丹。《魏书》曰：库莫奚之先，东部宇文之别种也。初为慕容元真所破，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今热河境内，古有一大松林。白乌库吉云：此松林以巴林部为中心，东北及阿尔沁部、札鲁特部，西南及克什克腾部。案巴林旗为今林西、林东二县地，阿尔沁为天山设治局地，札鲁特为开鲁县及鲁北设治局地，克什克腾为经棚县地。白鸟氏说，见所著《地豆干及溜考》，在《东胡民族考》中，方壮猷译，商务印书馆本。）又云：契丹，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大破之。遂逃迸，与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和龙，见第五章第二节。）奚：高宗、显祖世，岁致名马、文皮。高祖初，遣使朝贡。大和四年，（齐高帝建元二年。）辄入塞内，辞以畏地豆干钞掠。诏书切责之。二十二年，（齐明帝永泰元年。）入寇安州，（见第十二章第二节。营、见第十一章第四节。燕、幽皆见第十二章第一节。）三州兵击走之。后复款附。每求入塞交易。诏曰：“库莫奚去大和二十一年以前，与安、营二州边民参居，交易往来，并无疑贰。至二十二年叛逆以来，遂尔远窜。今虽款附，犹在塞表。不容依先任其交易，事宜限节。交市之日，州遣上佐监之。”自是已后，岁常朝献，至于武定末（梁武帝大清三年。）不绝。《周书》云：其众分为五部：一曰辱纥主，二曰莫贺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置俟斤一人。有阿会氏，最为豪帅，五部皆受其节度。役属于突厥，而数与契丹相攻。大统五年，（梁武帝大同五年。）遣使献其方物。契丹：《魏书》云：多为寇盗。真君以来，（真君元年，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岁贡名马。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于是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密云，后魏县，并置郡，今河北密云县。）贡献不绝。大和三年，（齐高帝建元元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干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白狼水，今大凌河。）自此岁常朝贡。后告饥，高祖矜之，听其入关市籴。及世宗、肃宗时，恒遣使贡方物。至齐受禅常不绝。齐文宣征之，已见第十四章第二节。案奚、契丹之处境，颇似汉世之乌丸，故能渐次开化，至唐末遂为名部也。

自奚、契丹而东北，以失韦及勿吉为大宗。《魏书》云：失韦国，（《北史》作室韦，云室或作失，《隋》、《唐书》皆作室韦。）在勿吉北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北史》作善水。）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余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捺水。（捺水，旧以嫩江释之。白鸟库吉《失韦考》云：啜水，今绰尔河。屈利水，今嫩江。捺水，今黑龙江。失韦在和龙北千余里，又二十七日程，假日行百里，则在今朝阳北三千七百余里，当在今爱珲、海兰泡境。案《魏书》所述，全程皆北行，如是说则变为东行，古人乡方，纵不审谛，不应大误至此。且此荒漠之境，必不能日行百里。此捺水，即勿吉使者至中国乘船溯难河西上之难河，见下。勿吉使者自难河入大沵河，大沵河今洮儿河，难河明为今嫩江，失韦之地，不过在今黑龙江南境耳。白鸟氏之作，亦在《东胡民族考》中。）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颇有粟、麦及穄。惟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夏则城居，冬逐水草。武定二年，（梁大同十年。）始遣使献其方物。迄武定末，贡使相寻。及齐受禅，亦岁时朝聘。地豆干，在室韦西千余里。（白鸟氏《地豆干及溜考》云：此国即唐时之溜，与铁勒十五部之白霫有别。【48】其地北以洮儿河与乌洛侯接；南以西喇木伦连奚契丹；东隔沙陀，与高句丽属地夫余邻；西以兴安岭与柔然接壤。）多牛、羊，出名马。无五谷，惟食肉酪。延兴二年，（宋明帝泰豫元年。）八月，遣使朝贡。至于大和六年，（齐高帝建元四年。）贡使不绝。十四年，（齐武帝永明八年。）频来犯塞，诏阳平王颐击走之。自后时朝京师。迄武定末，贡使不绝。（《魏书》本传。）及齐受禅，亦来朝贡。（《北史》本传。）乌洛侯国，在地豆干之北。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尼大水，所谓北海也。（完水、于己尼大水，皆见第三章第八节。）世祖真君四年，（宋元嘉二十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世旧墟，已见第三章第八节。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民尚勇，不为奸窃，好猎射。（《魏书》本传。）此今吉、黑二省西境之情形也。

《晋书》云：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去夫余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国，（未详。）北极弱水。（今松花江。）其土界广袤数千里。居深山穷谷。其路险阻，车马不通。夏则巢居，冬则穴处。父子世为君长。无文墨，以言语为约。有马不乘，但以为财产而已。无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绩毛以为布。无井、灶，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则箕踞。以足挟肉而啖之。得冻肉，坐其上，令暖。土无盐、铁。烧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编发。以布作襜，径尺余，以蔽前后。贵壮而贱老，性凶悍，以无忧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哭者谓之不壮。相盗窃，无多少皆杀之，（案此盖谓异部之间。）故虽野处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长尺有咫。其国东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将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时，献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入贡。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魏帝诏归于相府。赐其王傉鸡锦、罽、丝、帛。至武帝元康初，复来贡献。元帝中兴，又诣江左，贡其石砮。至成帝时，通贡于石季龙。（事亦见第五章第五节。）《宋书·高句丽传》曰：大明三年，献肃慎氏楛矢、石砮。《魏书·勿吉传》曰：旧肃慎国也。邑落自有君长，不相统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广里余。（见第八章第三节。）又北行十五日，至大鲁水。（即大沵河。）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今松花江。）其地下湿。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49】其国无牛，有车马。（案此较诸晋时之有马而不乘，已有进矣。）佃则耦耕。车则步推。有粟及麦、穄。俗以人溺洗手面。头插虎、豹尾。善射猎。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以石为镞。常七八月造毒药傅箭镞，射禽兽，中者便死。煮药毒气，亦能杀人。延兴中，（宋明帝泰始七年至废帝元徽三年。）遣使乙力支朝献。大和初，（大和元年，宋顺帝升明元年。）又贡马五百匹。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大沵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即如洛瓌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诏敕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乙力支乃还。从其来道，取得本船，泛达其国。九年，（齐武帝永明三年。）复遣使侯尼支朝献。明年，复入贡。其旁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弗伏国、匹黎尔国、拔大何国、郁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大和十二年，（齐永明六年。）勿吉复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迄于正光，（梁武帝普通元年至五年。）贡使相寻。尔后中国纷扰，颇或不至。兴和二年，（梁武帝大同六年。）六月，遣使石久云等贡方物。至于武定（梁大同九年至简文帝大宝二年。）不绝。（《北史》云：以至于齐，朝贡不绝。）案勿吉，《隋书》作靺鞨，【50】云：其渠帅曰大莫弗瞒咄，靺鞨二字，疑仍瞒咄之异译。明世，满洲人自称其酋长曰满住，明人误为部族之称，满人亦即以为国名，而改其字为满洲，说见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及孟森《心史史料》。满住亦即瞒咄，白鸟氏《室韦考》云：乃蒙古语Baghatur（义为勇士，勇猛。）之转音，突厥语Batur之对音。至其民族之名，则自为肃慎，即后世所谓女真。秦、汉之盛莫之致，盖为夫余所隔？故晋世夫余亡而肃慎复通矣。此今吉林省东境之情形也。

《晋书》又云：裨离国，在肃慎西北，马行可二百日。领户二万。养云国，去裨离马行又五十日。领户二万。寇莫汗国，去养云国又百日行。领户五万余。一群国，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计去肃慎五万余里。其风俗、土壤并未详。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献其方物。述此等国之里程，自不免于恢侈，然其国必当在今西伯利亚境内也。又云：至大熙初，复有牟奴国帅逸芝、惟离模卢国帅沙支臣芝、于离末利国帅加牟臣芝、蒲都国帅因末、绳余国帅马路、沙娄国帅钐加，各遣正副使诣东夷校尉何龛归化。此等国并不能知其所在，然其相距当较近也。（《三国·魏志·韩传》：弁辰亦十二国，又有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臣芝疑与臣智一语；又句丽五族：曰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亦与牟奴、沙娄之名相似；则此诸国或丽、韩族类。）

注释

【1】　四裔：夫余之亡。

【2】　阶级：慕容廆掠夫余人，卖于中国。

【3】　史事：句丽陷辽东之年。

【4】　四裔：百济氏夫余，句丽氏高，则百济必正支，其始祖为仇台，系浮海至百济，梁氏为句丽所破，乃迁南韩，盖亦浮海，其类中国，反过新罗。梁隋书新罗之君，非一氏，疑初为募氏，后为金氏所灭。

【5】　四裔：日本讳事中国。

【6】　阶级：梁周伐獠以为奴。

【7】　宗教、四裔：张津为交州牧，盖在建安八年，自龙编徙广信，津为区景所杀。孙权分交为广，乃还龙编，津与刘表岁兴兵。

【8】　婚姻：交州在八月人民集会时，男女自相可适。

【9】　服饰：日南男女裸体。吴时扶南犹裸。

【10】　四裔：南方利在珍货，不在赋入。

【11】　四裔：避地交州者亲见官吏暴虐。

【12】　四裔：交址太守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则交州工业亦盛，盖与西方交通所致？

【13】　史事：诸葛亮攻心之论不确，志在赋取，终非厚往薄来者也。然晋代多用旧人抚之，宁州遂获安定，则亦亮开拓之效也。

【14】　商业：范文以人奴为商篡国，商之成就最大者？

【15】　四裔：谓林邑自始号占婆，范非中国姓不必然。范熊之熊，号而非名？胡达亦然。林邑事考。

【16】　史事：宋文帝征林邑，□所贡薄。（此处原文为“□”）案香药宝货也，苻坚征西域亦然。

【17】　民族：服属于我之民族求自立，正见牖启之功。

【18】　四裔：扶南者，柬埔寨而非暹罗。

【19】　阶级：昆仑入奴籍者多。

【20】　工业：扶南船首尾似鱼。

【21】　民族：黑人骨格类白人，故亦曰胡。

【22】　民族：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短人分部地今尚有。

【23】　四裔：夷洲、亶洲皆不远，必多华人，将士惮劳，民间自有往来。徐福所将或在会稽之表，东鳀人在会稽海，徐福所将，必不在曰，然中国人自有移殖日本者。

【24】　四裔：谓《梁书》大汉乃《唐书》斛薛条下乏大汉，误。

【25】　四裔：诸史所言外夷里数。

【26】　四裔：古女国非一。

【27】　四裔：无论中国人、印度人至美洲如何早，必在貉人后。

【28】　四裔：稽胡以元海五部之裔说为是，山戎、赤狄之后说非。赤山胡之一。山胡如山越，中多汉人，出山即同编户，氐、羌亦然。

【29】　四裔：五胡隋唐时尚未尽同化。

【30】　四裔：吐谷浑年代。拾虔确有其人，到拾寅而文明，盖得诸于阗、罽宾，休留茂亦确有其人，拾寅用书契，似得之西域伏连筹时，中国人又教其书记，伏连筹、夸吕间有二世，通中国文者叶延，夸吕。

【31】　外交：吐谷浑来朝实以通商，案甚野蛮之国，反讥诮慕化者也。

【32】　外交：中国使人贪利。

【33】　四裔：宕昌世系。

【34】　四裔：魏时西域十六国，盖因与董琬、高明俱来者言之，言三十六国者，乃仍旧文，非其时事。

【35】　民族：魏史之诬。

【36】　史籍：《魏书·鄯善传》夺文。

【37】　民族：西域要害在伊吾，魏重镇不过敦煌，高昌则自立而受制柔然，故柔然、铁勒易与西域交通。

【38】　四裔：高昌屡求迎不果，然亦言其民是汉秘遗黎，面貌类高丽，语言杂。

【39】　四裔：《隋书》高昌世系夺误。

【40】　民族：魏晋后，西域华人以高昌、于阗为大宗。

【41】　四裔：高昌之辫发。

【42】　四裔：康为康居之地，不可云康居后，云西逾葱岭亦误。《唐书》改匈奴所破为突厥亦误。西逾葱岭亦非《魏略·西戎传》所云。

【43】　四裔：嚈哒。

【44】　四裔：西域文化输入中国。

【45】　四裔：嚈哒伐高车。嚈哒三妻皆蠕蠕侯力发婆罗门妹。婆罗门叛投嚈哒，高车弥俄突之死，部众悉入嚈哒。

【46】　四裔：突厥缘起诸说。突厥世系。

【47】　四裔：柔然之亡。

【48】　四裔：溜与白溜有别。

【49】　宫室：靺鞨“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入之”。

【50】　四裔：勿吉即瞒咄满住，其民族之名自为肃慎。

两晋南北朝史

下卷

吕思勉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下卷目录

第十七章　晋南北朝社会组织

第一节　昏制

第二节　族制

第三节　户口增减

第四节　人民移徙

第五节　各地方风气

第十八章　晋南北朝社会等级

第一节　门阀之制上

第二节　门阀之制下

第三节　豪右游侠

第四节　奴客部曲门生

第十九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计

第一节　物价工赀赀产

第二节　豪贵侈靡

第三节　地权不均情形

第四节　侈靡之禁

第五节　借贷振施

第二十章　晋南北朝实业

第一节　农业

第二节　工业

第三节　商业

第四节　钱币上

第五节　钱币下

第二十一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活

第一节　饮食

第二节　仓储漕运籴粜

第三节　衣服

第四节　宫室

第五节　葬埋

第六节　交通

第二十二章　晋南北朝政治制度

第一节　政体

第二节　封建

第三节　官制

第四节　选举

第五节　赋税

第六节　兵制

第七节　刑法

第二十三章　晋南北朝学术

第一节　学校

第二节　文字

第三节　儒玄诸子之学上

第四节　儒玄诸子之学下

第五节　史学

第六节　文学美术

第七节　自然科学

第八节　经籍

第二十四章　晋南北朝宗教

第一节　旧有诸迷信

第二节　佛教流通

第三节　道教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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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晋南北朝社会组织

第一节　昏　制

去古渐远，则一切社会制度随社会组织而有变迁。古者贵族之家，皆有妾媵，然其以一人拘多女，实反不如后世富者之甚，故诸侯不再娶之礼，与其一娶九女并存。逮于后世，封建之制既绝，于是继娶之礼兴，而前娶与后继，皆为适室矣。【1】（陈舒谓：“自秦、汉以来，废一娶九女之制，近世无复继室之礼，先妻卒则更娶，苟生加礼，则亡不应贬。”见《晋书·礼志》。《魏律》正杀继母与亲母同，见《晋书·刑法志》。《北史·节义·刘孝翊传》引《令》，为人后者，父母殁并解官，申其心丧，父卒母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继母嫁不解官，此自因继母非天属之亲，嫁则恩义不存故尔，非其地位与正室有殊也。）此自社会渐趋平等使然，然一切制度，不能一变则其余与之俱变，故其彼此之间，转有不能和协者。《颜氏家训·后娶篇》云：“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疥癣蚊虱，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希斗阋之耻。河北鄙于侧出不豫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北史·李叔彪传》：孙象，丧妻无子，终竟不娶，论者非之。）母年有少于子者。后母之弟，与前妇之兄，衣服、饮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贵贱之隔，俗以为常。身殁之后，辞讼盈公门，谤辱彰道路。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佣；播扬先人之辞迹，暴露祖考之长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又曰：“凡庸之性，后夫多宠前夫之孤，后妻必虐前妻之子。非惟妇人怀嫉妒之情，丈夫有沉惑之辟，亦事势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与我子争家，提携鞠养，积习生爱，故宠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学、婚嫁，莫不为防焉，故虐之。异姓宠则父母被怨，继亲虐则兄弟为仇，家有此者，皆门户之祸也。”盖适妾之别，其分自明，至前后妻则贵贱相等，而其子之争斯起矣。此封建之世妻妾之制既更，而承袭之制，不随之而俱变，有以致之也。

继室之礼既废，为妾媵者，可升为正适乎？《晋书·武帝纪》：泰始十年，诏曰：“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阶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适正。”此非指并后、匹适言，乃谓正妻亡殁、离绝，仍不得以妾媵继之也。孙腾妻死，正其妾贾为妻；夏侯道迁不娶正室，惟有庶子数人；自中国人言之，其非礼甚矣。《晋书·后妃传》：元帝简文宣郑大后，嘉平时，群臣希旨，谓应配食元帝。徐邈言：“子孙岂可为袓考立配？【2】崇尊尽礼，由于臣子，故得称大后，祔葬配食，义所不可。”从之。（《宋书·臧焘传》：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大后，议者或谓宜配食中宫，焘亦以为不可。则虽死后，亦不容侪于适室矣。当时诸王之所生母，率缘母以子贵之义，班秩视子为序，故多封为其国大妃。然亦有并此而不得者，魏齐郡王简之子祐，母常氏孝文帝以纳不以礼，不许为妃是也。宣武以母从子贵，特拜为齐国大妃，此自中国人观之，已为非礼。至北齐高归彦封为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并为大妃，则更为礼所不容矣。）

二适为礼所不许，然时直非常，则有非常之事，即礼、律亦有难言之者。《晋书·礼志》：大康元年，东平王楙上言：“王昌父毖，本居长沙，有妻息。汉末使入中国直吴叛，仕魏为黄门郎，与前妻息生死隔绝，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统，昌闻前母久丧，当追成服，求平议。”其时议者：谢衡以为“虽有二妻，盖有故而然，不为害于道，宜更相为服”。张恽谓“《尧典》以釐降二女为文，不殊嫡媵，而传记亦以妃、夫人称之，明不立正后。”盖皆以为无妨于二适者也。然二适实礼所不许，以其有故而许之，能保无故者之不矫托于有故乎？于是有欲强绝其一者：虞溥谓“未有遭变而二适，更娶则绝前之证，故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义绝之日”。许猛以为地绝。卫恒谓地绝、死绝无异。李胤谓“大义灭亲，毖为黄门侍郎，江南已叛，不得以故妻为妻”。皆欲强求其说者也。然昌母何故当义绝？说不可通。（故议者或谓当同之于死而义不绝。）地绝亦难质言，且亦难免狡诈者之藉口，而刘卞谓“地既通何故追绝之”，于义为尤允矣。然则毖妻未故而地通，又将如何？大义灭亲，说尤牵强。江南叛，非毖之妻叛也。果如所言，有擅土而叛者，则一竟之民，未能自拔者，夫妇皆当离绝乎？虞溥谓毖“妻专一以事夫，夫怀贰以接己，开伪薄之风，伤贞信之义”；卫恒谓“绝前为夺旧与新，为礼、律所不许，人情所不安”；于义实协。然人情非有妃匹，不能久安其处，当求归不得之日，而必责以守信独居，亦事之难行者也。当时又有陈诜者，先娶零陵李繁姊。产四子而遭贼。于贼请活姑命。贼略将李去。诜更娶严氏。生三子。繁后得姊消息，往迎还诜。诜籍注二妻。及李亡，诜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将军庾亮。府司马王愆期议曰：“诜有老母，不可以莫之养，妻无归期，纳妾可也。李虽没贼，尚有生冀，诜寻求之理不尽，而便娶妻，诚诜之短。其妻非犯七出。临危请活姑命，可谓孝妇矣。议者欲令在没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陨无二，是望凡人皆为宋伯姬也。”夫社会之于贞节，恒偏责诸女子，李繁姊在贼中，盖已不能全节，而愆期之议犹如此，况王昌之母，未尝失节者乎？愆期又曰：“后子不及前母，故无制服之文，然礿祠蒸尝，未有不以前母为母者。亡犹母之，况其存乎？若能下之，则赵姬之义，若云不能，官当有制。先适后继，有自来矣。”干宝议毖事云：“同产无适侧之别，而先生为兄；同爵无等级之差，而先封为长。二妻无贵贱之礼，则宜以先后为秩。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庙者众，及其神位，故有上下也。《春秋》贤赵姬遭礼之变而得礼情。朝廷于此，宜导之以赵姬，齐之以诏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后妻崇卑让之道，室人达少长之序，百姓见变礼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况于死乎？”说与愆期同，似协于义。（刘卞云：毖于南为邦族，于北为羁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为元妃，后妇为继室，于义似不甚安。）然赵姬之美，非可责诸人人，使王昌之母，不甘为妾，议者亦无以难也，而可强抑之乎？时又有吴国朱某，娶妻陈氏，生子东伯。入晋，晋赐之妻某氏，生子绥伯。大康中，某已亡，绥伯将母以归邦族，兄弟交爱敬之道，二母笃先后之序；及其终也，二子交相为服；可谓能行宝与愆期之议矣。然虞溥云：“伯夷让孤竹，不可以为后王法。”又安丰大守程谅，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适。前妻亡，后妻子勋疑所服。荀勖议曰：“昔乡里郑子群，娶陈司空从妹。后隔吕布之乱，不复相知存亡，更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得还，遂二妃并存。蔡氏之子元衅，为陈氏服适母之服，事陈公以从舅之礼。而族兄宗伯，责元衅谓抑其亲。”此亦不能责后妻之子若其亲属，不持此议也。于道为又穷矣。此诚礼律之所难言者也。此亦非礼律之过。有制度则必有所穷。所谓礼律者，亦不过据一时之社会组织，而为之制度耳，原不能通于万变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又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此等非常之事，亦有以法令济其穷者，然终不能餍于人心也。沛国刘仲武，先娶毌丘氏，生子正舒、正则。毌丘俭败，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为毌丘氏别舍而不告绝。及毌丘氏卒，正舒求袝葬焉，而陶不许。舒不释服，讼于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缀落。数十年不得从，以至死亡。此于舒为可哀，于陶不受责也。《贾充传》：充前妻李氏，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丰诛，李氏坐流徙。后娶郭配女。名槐，封广城君。武帝践阼，李以大赦得还。帝特诏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数充。充乃答诏，托以谦冲，不敢当两夫人盛礼。而荃为齐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还其母。时沛国刘含母，及帝舅羽林王虔前妻，皆毌丘俭孙女。此例既多，质之礼官，皆不能决。虽不遣后妻，多异居私通。充自以宰相，为海内准则，乃为李筑室于永年里而不往来。荃、濬每号泣请充，充竟不往。会充当镇关右，公卿供帐祖道，荃、濬惧充遂出，乃排幔出，于坐中叩头流血，向充及群僚陈母应还之意。众以荃王妃，皆惊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黄门将宫人扶去。既而郭槐女为皇大子妃，帝乃下诏，断如李比皆不得还。充薨，李氏二女欲令其母祔葬，贾后弗之许，及后废，李氏乃得合葬焉。此等法令，随朝局之转移而转移，终非人心之所安也。

晋武帝敕贾充置左右夫人，已为非礼，魏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产一女，无子，魏大常刘芳孙女，中书郎崔肇师女，夫家坐事，齐文宣并赐收为妻，时人比之贾充，则更为非礼矣。虏主固不足责也。（收卒无子，后病甚，恐身后适媵不平，乃放二姬。）然北人二妻者颇多。陆丽二妻：长杜氏，次张氏。长子定国，杜氏所生。娶河东柳氏，生子安保。后纳范阳卢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为旧族，而适妾不分。定国亡后，两子争袭父爵。仆射李冲，有宠于时，与度世子泉，（此据《魏书·丽传》，《北史》作伯源，皆避唐讳也。据《魏书·卢玄传》，其人实名渊。）昏亲相好，遂左右申助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职位赫奕。安保沉废贫贱，不免饥寒。李洪之微时，妻张氏，助其经营赀产，自贫至贵，多所补益，有男女几十人。洪之后得刘氏，刘芳从妹。《北史》作姊。洪之钦重，而疏薄张氏。为两宅别居，偏厚刘室。由是二妻妒竞，互相讼诅，两宅母子，往来如仇。此则较之遭变更娶，或有君命者，更无以自解矣。魏尚书仆射范阳卢道虞女，为右卫将军郭琼子妇，以琼死罪没官，齐高祖启以赐陈元康为妻，元康乃弃故妇李氏。东平王元匡妾张氏，薛琡初与奸通，后纳以为妇，逐前妻于氏，不讱其子，家内怨忿，竟相告列。崔道固兄子僧深，坐兄僧祐与沙门法秀谋反徙薄骨律镇。后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骥。后薄房氏，纳平原杜氏，与俱徙。生四子：伯凤、祖龙、祖螭、祖虬。僧深得还之后，绝房氏，遂与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驎、伯骥与母房居冀州。虽往来父间，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顿阻一门。僧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门。祖龙刚躁，与兄伯驎讼适庶，并以刀剑自卫，若怨仇焉。此等皆近于薄。魏故事：前妻虽有子，后赐之妻，子皆承适；（见《魏书·毕众敬传》。）又有因尚主而出妻者；【3】（如李盖是，见《外戚传》。）其政令固有以启之也。

古代昏礼，大抵废坠，如不贺、不举乐，虽尚沿袭其文，而已罕存其实是矣。【4】（《晋书·礼志》：穆帝升平元年，将纳皇后何氏，大常王彪之，大引经传及诸故事，以定其礼。以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而咸康群臣贺为失礼，故但依咸宁上礼，不复贺。八年，台符问迎皇后大驾应作鼓吹不？博士胡讷议：“临轩仪注阙，无施安鼓吹处所，又无举麾鸣钟之条。”彪之以为“昏礼不乐，鼓吹亦乐之总名，仪注所以无者依昏礼。今宜备设而不作。”时用此议。永和二年，纳后，议贺不。王述云：“昏是嘉礼。《春秋传》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传》曰：郑子罕如晋贺夫人，邻国犹相贺，况臣下邪？此便应贺，但不在三日内耳。今因庙见成礼而贺，亦是一节也。”彪之议云：“昏礼不乐、不贺，《礼》之明文。《传》称子罕如晋贺夫人，既无《经》文，又《传》不云礼也。《礼》取妇三日不举乐，明三日之后自当乐，至于不贺，无三日之断，恐三日之后，故无应贺之礼。”又云：“《礼记》所以言贺取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庆语也。愚谓无直相贺之礼，而有礼贶共庆会之义，今世所共行。”于时竟不贺。此晋朝典礼，犹守不乐、不贺之故实也。然云礼贶共庆会，其去贺之实几何？《宋书·文五王传》：南平王铄早薨，子敬渊婚，庐江王祎白世祖借伎，世祖答曰：“婚礼不举乐，且敬渊等孤苦，倍非宜也。”当时虽为世祖所格，然祎有此借，可见时俗举乐，习为故常。王公如此，况于氓庶？《魏书·高允传》：允言“前朝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而俗不革变。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而独禁细民，此一异也。”《周书·崔猷传》云：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可见南北皆然矣。）徐孝嗣云：“三加废于王庶，六礼限于天朝，”（《齐书·礼志》。）信矣。违礼之失，大抵在于奢侈，致嫁娶不能及时。当时政令，深以蕃民为急，于此屡加督劝，然亦文具而已。（《宋书·周朗传》：朗上书曰：“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则有司加纠。凡宫中女隶，必择不复字者。庶家内役，皆令各有所妃。要使天下不得有终独之生，无子之老。”此欲蕃民者之议论也。《晋书·武帝纪》：泰始九年，十月，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齐书·海陵王纪》：延兴元年，十月，诏曰：“督劝婚嫁，宜严更申明；必使禽币以时，摽梅息怨。”《魏书·高祖纪》：大和二十年，七月，诏“男女失时者，以礼会之。”《世宗纪》：正始元年，六月，诏“男女怨旷，务令媾会。”《肃宗纪》：正光二年，七月，诏“男女怨旷，务令会偶。”《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正月，诏“自今已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务从节俭，勿为财币稽留。”此蕃民之政令也。）官为妃合，惟间施诸军士，【5】每致诒害闾阎。此固虐民以奉军，非真能行蕃民之政也。（武定三年，齐神武请释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间寡妇。天保七年，十月，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以配军士。有夫而滥夺者，五分之一。皆见《北齐书·本纪》。《北史·本纪》，五分之一作十二三。又天保六年，三月，发寡妇以配军士。）史传所载昏嫁之年颇早，【6】（梁武帝纳丁贵嫔，时年十四。《魏书·高允传》：允言“今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然所妃者或长少差舛，或罪人掖廷。往年及今，频有检劾，诚是诸王过酒致责，迹其元起，亦由色衰相弃，致此纷纭。”盖既求满淫欲，又欲急求子嗣，故不得取女之年长者也。孝文将为废大子恂娶冯诞女，以其年幼，先为聘刘长文、郑懿女为左右孺子，则其一证。时恂年十三四。帝欲使旦出省经传，食后还内，晡时复出，日夕而罢。崔光言：“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大子幼年涉学，不宜于正昼之时，舍书御内。又非所以安柔弱之体，固永年之命。”帝以为然，乃不令恂昼入内。此已为有节限者。若齐乐陵王百年死时，妃年不过十四；琅邪王俨死时年十四，已有遗腹四男矣，或尚有女，为史所不载者也。尚主者年亦多小：如梁张缵，年十一，尚高祖女富阳公主。魏穆绍，年十一，尚琅邪长公主。齐文襄十二，尚魏孝静帝妹冯翊长公主。又神武为武成聘柔然大子庵罗辰女，武成时仅八岁。此等固或别有原由，不可以常格论，然贵族之习于早昏，则亦因此可见矣。其非王公贵人，则杜有道妻严氏，皮京妻龙氏，出适年皆十三，见《晋书·列女传》。史映周妻出适年十七；魏溥、董景起之死，妻年皆十六；张洪部之死，妻年十七；见《魏书·列女传》。宇文护母与护书，言“吾十九入汝家”，则多系贵族。不则民间为子取妇，利其勤劳，且为颇迟者矣。冀早育，乃求女之年长者，参观下文可知也。）

孤贫不立之士，则有三十不昏如颜延之者矣。财产私有之世，女子若货物然，皆聚于多财之家，固事之无可如何者也。

职是故，当时之世家大族，虽高自位置，陵蔑庶姓，而贪其财利，与结昏姻者仍甚多。【7】《北齐害·封述传》：述为息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及将成礼，犹竞悬违。述忽取供养像对士元打像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处常得应急像，须誓便用？”一息娶范阳卢庄之女，述又经府诉云：“送骡乃嫌脚跛，平田则云咸薄，铜器又嫌古废。”史以此讥述之吝啬，实则卢、李二家之求取，正因此而可知。此诚颜之推所谓“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者矣。（《颜氏家训·治家篇》。）嫁女既欲得财，取妻自望送赠。“为子取妇，恨其生赀不足，倚作舅姑之尊，毒口加诬，不识忌讳”，（《归心篇》。）又曷足怪乎？《抱朴子·弭讼篇》，载其姑子刘士由之论，谓“末世举不修义，许而弗与，讼阋秽辱，烦塞官曹。今可使诸争婚者，未及同牢，皆听义绝，而倍还酒礼，归其币帛。其尝已再离者，一倍裨聘；其三绝者，再倍裨聘”。已则谓“责裨聘倍，贫者所惮，后所许者，或能富殖，助其裨聘，必所甘心，先家拱默，不得有言，血刃之祸，于是将起”。欲使“女氏受聘，即日报板，使时人署姓名于别板，必十人已上，以备远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书，必手书一纸。若有变悔而证据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罚罪”。当时变悔者之多可见。《晋书·刑法志》述贾充等定律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为正，不理私约，”盖亦以其纷纭变幻，不可胜理也。梁武帝时，富阳满璋之，为息觅婚。东海王源，嫁女与之。璋之下钱五万，以为聘礼。源先丧妇，又以所聘余直纳妾。中丞沈约奏弹之云：“自宋氏失御，礼教凋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沦杂，罔计厮庶；贩粥祖曾，以为贾道；明目腆颜，曾无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业可怀；乐、郤之家，前徽未远；既壮而室，窃资莫非皂隶；结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闻而伤心，耆老为之叹息。”可见贵族之贪利结昏，与庶民无异矣。

古代昏姻自由之风，斯时尚未尽泯。【8】《晋书·王濬传》云：濬美姿貌。州郡辟河东从事。刺史燕国徐邈，有女才淑，择夫未嫁。邈乃大会佐吏，令女于内观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隋开皇初，乐平公主（周宣帝后，隋文长女。）有女娥英，妙择昏对。敕贵公子弟集弘圣宫，日以百数。公主选取李敏。（贤孙，见《北史·贤传》。）可见自魏至隋，匹对皆许男女自择。贾充有女，通于韩寿，即以妻之；魏大原长公主寡居，与裴询私奸，肃宗仍诏询尚焉；亦顺本人之意，非如后世谓女重从一，虽曰奸通，亦不容改适也。《晋书·潘岳传》云：岳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载而归，亦可见当时妇女之自由也。惟昏姻由父母主持者究多，故指腹为昏等事，南北朝之世，亦时有所见焉。（《梁书·韦放传》：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为昏姻。其后各产男女，未及成长而率亡。遗嗣孤弱，放尝赡恤之。及为北徐州，有贵族请姻者。放曰：“吾不失信于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适率子。时称放能笃旧。《魏书·王慧龙传》：子宝兴。尚书卢遐妻，崔浩女也。初宝兴母及遐妻俱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

离昏尚颇容易。张稷长女楚琼，适会稽孔氏，无子归宗，是无子即可去也。刘妻王氏，椓壁挂履，【9】土落母孔氏床上，孔氏不悦，即出其妻。孙谦从兄灵庆，尝病寄于谦，谦出行，还问起居，灵庆曰：“向饮冷热不调，即时犹渴，”谦退，遣其妻。此等似失之轻易，然与其强合，无宁听其离绝之为愈。《宋书·王微传》：微弟僧谦卒，微以书告其灵曰：“弟由来意谓妇人虽无子，不宜践二庭，此风若行，便可家有孝妇”，此乃欲束缚妇人，使不得去，则不敢不尽其孝敬，乃压制之加深，非能体念妇女也。然无子即去，在当时尚颇通行，则亦由此可见。《陈书·徐陵传》：陵第三弟孝克，【10】事所生母陈氏，尽就养之道。梁末，侯景寇乱，京邑大饥，饿死者十八九，孝克养母，粥不能给。妻东莞臧氏，领军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谓之曰：“今饥荒如此，供养交阙，欲嫁卿与富人，望彼此俱济，于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许也。时有孔景行者，为侯景将，富于财。孝克密因媒者陈意。景行多从左右，逼而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谷帛，悉以供养。孝克又剃发为沙门，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给焉；臧亦深念旧盟，数致馈饷；故不乏绝。后景行战死，臧伺孝克于途中，累日乃见。谓曰：“往日之事，非为相负。今既得脱，当归供养。”孝克默然无答。于是归俗，更为夫妻。学道之人，举动自异流俗，然亦可见当时视妇女名节，尚不甚重也。

改嫁实为恒事。后妃、公主，改嫁者亦甚多，（魏孝武帝后，改适彭城王勰之孙韶，见《北史·献文六王传》。孝静帝后改适杨愔。齐孝昭后元氏，齐亡入周氏宫中，隋文帝作相，乃放还山东。后主后斛律氏，齐亡，嫁为开府元仁妻。胡氏后亦改嫁，皆见《北史·后妃传》。齐琅邪王俨妃，李祖钦女也，俨死，谥为楚恭哀帝，以慰大后，后进为楚帝后，齐亡亦改嫁，见《北齐书》本传。齐文襄长子河间王孝瑜之母，本魏颖川王斌之妃，为文襄所纳。文宣以永安王浚妃配刘郁捷，上党王涣妻配冯永洛，皆高氏奴，此固由乱命，亦不闻其抗节不屈也。公主中如魏陈留长公主，本刘昶子妇，改适王肃，又冯翊长公主嫠居，孝武以之归周文。）而民间无论矣。改嫁有出自愿者，（《南史·徐孝嗣传》：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嫁，不愿有子，自床投地者无算，又以捣衣杵舂其要，并服堕胎药，胎更坚，及生，故小字遗奴。）亦有为亲族所迫者，（《齐书·孝义传》：晋陵吴康之妻赵氏，少时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贰。义兴蒋儁之妻黄氏，夫亡不重嫁，逼之，欲赴水自杀，乃止。此逼迫之出于夫家者也。又韩灵敏兄灵珍亡，无子，妻胡氏，守节不嫁，虑家人夺其志，未尝告归。《北史·列女传》：钜鹿魏溥妻房氏，慕容垂贵乡大守房湛女也。年十六而溥卒。及将大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姑刘氏辍哭谓曰：“新妇何至于此？”对曰：“新妇少年，不幸早寡，实虑父母，未量至情，觊持此自誓耳。”于时子缉生未十旬，鞠养于后房之内，未尝出门。缉年十二，房父母仍存，于是归宁。父兄尚有异议。缉窃闻之，启其母。房命驾，给云他行，因而遂归。其家弗之知也，行数十里，方觉。兄弟来追，房哀叹而不返。其执意如此。又：荥阳刀思遵妻，鲁氏女也。始笄，为思遵所聘，未逾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许嫁已定。鲁闻之，以死自誓。父母不达其志，遂经郡诉，称刀氏恡护寡女，不使归宁。鲁乃与老姑徒步诣司徒府自告情状，此逼迫之出于母家者也。）盖终不免有因以为利之意也。以不再醮而见旌表者，亦时有之。（刀思遵妻，普泰初有司闻奏，诏依式标榜，是旌表有式也。《齐书·孝义传》：吴翼之母丁氏，丁长子妇王氏，守寡执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诏表门闾，蠲租税。《南史·孝义传》：霸城王整之姊，嫁为卫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许，乃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西昌侯藻嘉其美节，起楼于门，题曰贞义卫妇之闾。又表于台。《梁书·止足传》：顾宪之除豫章大守。有贞妇万晞者，少孀居，无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夺而嫁之，誓死不许。宪之赐以束帛，表其节义。）《魏书·高祖纪》大和九年，八月，诏“自大和六年已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虽聘为妻妾，遇之非礼，情不乐者亦离之。”此与后汉光武、明帝诏饥民遭乱为贼所略，或依托人为下妻，边人遭患为内郡人妻者，得以恣去颇相似（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一节。）政令固应尔也。

［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唐摹本）

此图依据西晋张华《女史箴》一文而作，原文12节，所画亦为12段，原作已佚，现存有唐代摹本9段。本图为其中第4段，两女相对妆容。插题箴文“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

同姓不昏，古本论姓而不论氏，然至后世，则古义渐亡，以姓氏之别已亡故也。【11】《晋书·刘颂传》：颂嫁女临淮陈矫，矫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改姓陈氏，中正刘友讥之。颂曰：“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系，而世皆为婚，礼、律不禁，今与此同义，为婚可也。”友欲列上，为陈骞所止，故得不劾。姚、虞、陈、田为昏，为古义所不许，而礼、律不之禁者以世皆仅知尚存之氏，而不能溯已亡之姓，禁之势有不行也。《刘聪载记》：聪后呼延氏死，将纳其大保刘殷女，其弟乂固谏。聪更访之于大宰刘延年、大傅刘景。景等皆曰：“臣常闻大保自云周刘康公之后，与圣氏本原既殊，纳之为允。”聪大悦。使其兼大鸿胪李弘拜殷二女为左右贵嫔。又纳殷女孙四人为贵人。谓弘曰：“大保于朕，实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大保胤自有周，与圣原实别。陛下正以姓同为恨耳。且魏司空东莱王基，当世大儒，岂不达礼乎？为子纳司空大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异故也。”聪大悦，赐弘黄金六十斤，曰：“卿当以此意谕吾子弟辈。”刘景、李弘之意，庸或以取媚于聪，其言则是也。然乂以此为疑，而聪亦不能不以为恨，可见流俗讥平之所在矣。魏初不禁同姓昏，至大和七年，乃诏禁之。（见《纪》。）《北史·长孙绍远传》曰：出为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昏姻，因以成俗。绍远导之以礼，大革弊风。（河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玩因以成俗一语，当时同姓为昏者，实不仅戎落为然，盖戎多华少之地，华人亦稍化于戎矣。然此等处实不多，其俗亦不能持久也。亲族禁昏，本当兼论母系。魏文帝大统九年，尝禁中、外及从母姊妹为昏。周武帝建德六年，亦诏自今以后，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然宣帝即位，诏制九条，宣下州郡，二曰母族绝服外者听昏，则其制之不能行审矣。【12】盖恒情于父母统系，恒只能论其一也。

姬妾之数，大抵富贵者为多。宋胡藩有庶子六十人。南郡王义宣后房千余，尼媪数百，男女三十人。梁鄱阳王恢有男女百人。魏咸阳王禧姬妾数十，犹欲远有简聘。奚斤有数十妇，子男二十余人。齐神武既纳建明皇后，（小尒朱。）又纳孝庄皇后（彭城大妃。）及魏广平王妃。（冯翊大妃。）高阳大妃游氏，父京之，为相州长史，神武克邺，欲纳之，京之不许，遂牵曳取之，京之寻死，（皆见《北史·后妃传》。）可见是时贵人之暴横矣。然土豪之纵恣者亦不乏。《北史·李迁哲传》云：迁哲累叶雄豪，为乡里所服。（迁哲安康人，安康，见第十二章第六节。）性复华侈，能厚自奉养。妾媵至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缘汉千余里间，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处其中，各有僮仆、侍婢，阍人守护。迁哲每鸣笳侍从，往来其间，纵酒欢燕，尽生平之乐。子孙参见，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审之。此其豪纵，恐尚有过于王公也。贺琛之言曰：“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无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可见富人之纵恣，亦不下于朝贵矣。亦有欲为立限节者，如齐永明中，制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南史·齐高帝诸子传》。）又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齐书·王晏传》。）是也。【13】然此等法令之不能行，则显而易见矣。伎本与妾有别，然畜伎者既务宣淫，其下渔自无节限。《魏书·高聪传》云：聪有伎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可见伎妾之别，特其名焉而已。当时贵族，多以伎妾回相赠遗，（见第十二章第五节。）又有鬻卖以为利者。《隋书·李谔传》：谔见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上书曰：“如闻朝臣之内，有父祖亡后，日月未久，子孙无赖，便分其妻妾，（《北史》作伎妾。）嫁卖取财。有一于此，实损风化。妾虽微贱，亲承衣履，服斩三年，古今通式。岂容遽褫衰绖，强傅铅华，泣辞灵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见者，犹致伤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情若弟兄，及其亡殁，杳同行路，朝闻其死，夕规其妾，方便求聘，以得为限，无廉耻之心，弃友朋之义”云云。上览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于此也。案此事在开皇十六年，《纪》云：“诏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14】谔陈子孙嫁卖，朋旧规取之非，诏乃禁及再嫁，可谓答非所问矣。案《梁书·高祖三王传》：南康简王续子乂理，生十旬而简王薨，至三岁而能言。见内人分散，涕泣相送，乂理问其故。或曰：“此简王宫人，丧毕去耳。”乂理便号泣，悲不自胜。诸宫人见之，莫不伤感，为之停者三人焉。然则丧终而伎妾分散，实为当时通法，而北朝子孙嫁卖，友朋规取，皆在其人方死之初，此其所以为人所嫉恶也。李元护弟静，兄亡未敛，便剥夺诸伎服玩及余财物，与鬻卖取利者，可谓正同。然如高聪病，不欲他人得其妾，并令烧指吞炭，出家为尼，其不法，实更甚于规取及嫁卖者矣。

广罗姬妾以纵淫欲者，贵人也，而限止贵人，使之不得畜妾纵淫者，亦贵人女。比而观之，真使人叹淫之与妒，皆为贵族所独擅矣。魏临淮王谭之曾孙孝友，以通于政理称，尝奏表曰：“古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晋令》诸主置妾八人，郡公侯六人。【15】《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八有一妾。而圣朝将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妇人多幸，生逢今世，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迍邅，内外亲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无准节。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持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犹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则妻妾之礼废；妻妾之礼废，则奸淫之兆兴；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请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备九女，二品备七，三品、四品备五，五品、六品，则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数。若不充数，及待妾非礼，使妻加捶挞，免所居官。其妻无子而不娶妾，斯则自绝，无以血食祖父，请科不孝之罪，离遣其妻。”案《魏书·皇后传》言：“昭成之前，世崇俭质，妃嫱嫔御，率多阙焉，惟以次第为称”，盖鲜卑本止一妻，故无适庶之别。酋长如此，岂况凡民？尚公主、娶后族者，其数不能甚众，而孝友言举朝略是无妾，有娶者即共相嗤笑，至于家道离索，身事迍邅，便可见其俗本无妾。【16】颜之推言北人妻死，必须重娶，盖以此也。娶妾既非旧俗，有行之者，其妻之父母、姑姊，自必教之以妒，劝之以忌矣。淫乱之生，由于饱暖逸居而无教。世家巨室，与民隔绝，内淫易而外淫较难，故当时贵人之家，若累世同居之义门，帷薄往往不修。【17】（贵家淫乱者：如宋始安王休仁之妃殷氏，因疾召祖翻视脉，遂与之通。荀伯玉姊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随人逃去。魏北海王详，蒸于安定王燮之妃高氏。孝静帝姑博陵长公主，女为元景献妻，祖珽以货物致之，与诸狎游者递寝。大族内乱者：如袁翻弟飏死后，飏弟昇，通于其妻，翻惭恚，为之发病，昇终不止。李元护子会顽，其妻，南阳大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会不答之。房乃通于其弟机。因会饮醉杀之。机与房遂如夫妇。积十余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卢元明妻郑氏，与元明兄子士启淫污，元明不能离绝。卢氏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自渊兄弟亡，渊子道将卒后，家风衰损，子孙多非法，帷薄淫秽，为论者所鄙。《毕众敬传》云：“诸毕当朝，不乏荣贵，但帷薄不修，为时所鄙。”《郑羲传》云：“自灵大后豫政，淫风稍行，及元乂擅权，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者咸叹息矣。”其实此时不过舆论纠谪稍宽，其秽乱，未必始于此时也。巨族家风，亦有修饬者，如羊烈闺门修饰，为世所称，一门女不再醮是也，然此等恐甚寡，且亦不足尚也。秽乱之甚者，如北之抱嶷，南之临贺王正德，至于易室而奸，见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五节。）此与不娶妾何与？而孝友欲以置妾塞奸淫，可谓扬汤止沸矣。《宋书·后妃列传》曰：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大宗每疾之。湖孰令袁滔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江湛孙斅，当尚世祖女，上乃使人为斅作表让昏，曰：“自晋氏以来，配尚王姬者，虽累经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慑气，桓温敛威，真长阳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违诏，王偃无仲都之质，而裸露于北阶，何瑀阙龙工之姿，而投躯于深井，谢庄殆自同于曚室，殷冲几不免于强，数人者非无才意，而势屈于崇贵，事隔于闻览，吞悲茹气，无所逃诉。制勒甚于仆隶，防闲过于婢妾。往来出入，人理之常，当宾待客，朋友之义，而令扫辙息驾，无阀门之期，废筵抽席，绝接对之理，非惟交友离异，乃亦兄弟疏阔。第令受酒肉之赐，制以动静，监子荷钱帛之私，节其言笑。姆妳争媚，相劝以严，妮媪竞争，相谄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材，监子皆葭萌愚竖，议举止则未闲是非，听言语则谬于虚实。姆妳敢恃耆旧，惟赞妒忌，妮媪自唱多知，务检口舌。其间又有应答问讯，卜筮师母。乃至残余饮食，诘辩与谁，衣被故敝，必责头领。又出入之宜，繁省难衷，或进不获前，或入不听出，不入则嫌于欲疏，求出则疑有别意，召必以三晡为期，遣必以日出为限，夕不见晚魄，朝不识曙星，至于夜步月而弄琴，昼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与此长乖。又声影裁闻，则少婢奔迸，裾袂向夕，则老丑丛来。左右整刷，以疑宠见嫌，宾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礼则有列媵，象则有贯鱼，本无慢嫡之嫌，岂有轻妇之诮？况今义绝旁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无仪适，设辞辄言轻易我。又窃闻诸主聚集，惟论夫族，缓不足为急者法，急则可为缓者师，更相扇诱，本其恒意，不可贷借，固实常辞。虽曰家事，有甚王宪，发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虽复强佷，颇经学涉，戏笑之事，遂为冤魂；褚暧忧愤，用致夭绝；伤理害义，难以具闻。夫螽斯之德，实致克昌，专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门，往往绝嗣，驸马之身，通离衅咎”云云。大宗以此表遍示诸主。《齐书·刘休传》云：明帝憎妇人妒，尚书右丞劳彦远以善棋见亲，妇妒伤其面，帝曰：“我为卿治之，何如？”彦远率尔应曰：“听圣旨。”其夕，遂赐药杀其妻。休妻王氏亦妒。帝闻之，赐休妾，敕与王氏二十杖，令休于宅后开小店，使王氏亲卖扫帚、皂荚以辱之。【18】此等刑罚，并为失衷，然大势所趋，卒亦非一二失衷之刑赏所能挽也。当时尚主者固多罹祸，而主之还罹其祸者亦多，所谓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而已。（尚主而罹祸者：如张琼之子欣，尚魏平阳公主，与主情好不笃，遂为孝武所害。其两受其弊者：如刘昶之子辉，尚魏兰陵长公主，世宗第二姊也。辉尝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杀之，剖其孕子，节解，以草装实婢腹，裸以示辉。辉遂忿憾，疏薄公主。公主姊因入听讲，言其故于灵、大后。大后敕清河王怿穷其事。怿与高阳王雍、广平王怀奏其不和之状，无可为夫妇之理，请离婚。大后从之。公主在宫周岁，高阳王及刘腾等为言，听复旧义。大后流涕送公主，诚令谨慎。正光初，辉又私淫张、陈二氏女，公主更不检恶。主姑陈留公主共相扇奖，遂与辉复致忿争。辉推堕主床，手脚殴蹈，主遂伤胎。辉惧罪逃逸。灵大后召清河王怿决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宫，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为兵。公主因伤致薨。大后亲临恸哭。出葬城西，亲送数里，尽哀而还。谓侍中崔光曰：“向哭所以过哀者？追念公主为辉顿辱非一，乃不关言，能为隐忍，古今宁有此？此所以痛之。”后执辉，幽于司州，将加死刑，会赦得免。又卢度世孙道虔，尚高祖女济南长公主，公主骄淫，声秽遐迩，先无疹患，仓卒暴薨，时云道虔所害。世宗秘其丑恶，不苦穷治。后灵大后追主薨事，乃黜道虔为民，终身不仕。崔暹子达拏，尚齐文襄女乐安公主。文宣问主：“达拏于汝何如？”答云：“甚相敬，惟阿家憎儿。”文宣令宫人召达拏母入而杀之，投漳水。齐灭，达拏杀主以复仇。此皆祸之至酷者。南朝究系礼义之邦，故其惨酷不如北朝之甚。然如赵伦之之孙倩，尚宋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主甚爱重倩，而倩因言戏，以手击主，事上闻，帝怒，离婚，倩父伯符惭惧，遂发病卒。梁武帝与殷叡少故旧，以女永兴公主妻其子钧。钧形貌短小，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满壁为殷叡字，钧辄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钧不胜怒，而言于帝。帝以犀如意击主，碎于背，然犹恨钧。诚所谓人莫知其子之恶矣。江斅表辞，固由授意，然如晋荀崧子羡，将尚寻阳公主，远遁去，监司追之，不获已乃出；又如宋高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适大原王景深，离绝，当适王景文，景文固辞以疾；则惧而逃之者，实非无人也。司马消难之叛，固由其反覆无常，而与公主情好不睦，为主所诉，亦为其原因之一，其为祸不亦博乎？）

饱暖思淫欲，事理之常，故当时贵家妇女，亦多淫恣。其公然行之者，宋废帝为山阴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已见第九章第三节。读史者以为异闻，然据《南史·后妃传》：郁林王尝为文安王皇后置男左右三十人，【19】则行之者实不仅主一人也。面首者，年少貌美之意。《齐书·恩幸传》：茹法亮选白衣左右八十人，皆面首富室是也。

适庶兄弟之相争，祸实更甚于前后妻之子。如卢度世以庶兄弟欲相危害，遂戒绝妾孽是也。（见第八章第六节。）为妾者多出贱族，然较高之门第，亦时有之。《晋书·列女传》：周母李氏，字络秀，淮南人也。少时在室，父浚为安东将军，求为妾。其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悴，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庶有大益矣。”父兄许之。遂生及嵩、谟。等既长，络秀谓之曰：“我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不与我家为亲亲者，吾亦何惜余年？”等从命。由此李氏为方雅之族。《后妃传》：简文宣郑大后，河南荥阳人，世为冠族。后少孤，无兄弟，惟姊妹四人。后最长，先适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元帝为丞相，敬后先崩，纳为琅邪王贵人，甚有宠。后虽贵幸，而恒有忧色。帝问其故。对曰：“妾有妹，中者已适长沙王襃，余二妹未有所适，恐姊为人妾，无复求者。”帝因从容谓刘隗曰：“郑氏二妹，卿可为求佳对，使不失旧。”隗举其从子佣娶第三者，以小者适汉中李氏，皆得旧门。李与郑固非贱族也。然出于贱隶者究多。《齐书·孔稚珪传》：兄仲智妾李氏，骄妒无礼，稚珪白大守王敬则杀之。【20】盖律杀奴婢，不过先以白官，（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二节。）妾与婢无异，故其杀之之易如是也。妾既多出贱族，庶生之子，自不易与适出者并，故贱视庶孽及遇庶兄弟无礼之事，史屡见之。（《晋书·王沈传》：子浚，母赵氏妇，良家女也，贫贱，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齿之。年十五，沈薨，无子，亲戚共立浚为嗣。《魏书·崔道固传》：道固贱出，适母兄攸之、目连等轻侮之。父辑谓攸之曰：“此儿姿识如此，或能兴人门户，汝等何以轻之？”攸之等遇之弥薄，略无兄弟之礼。时刘义隆子骏为徐、兖二州刺史，将辟他州民为从事，辑乃资给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骏以为从事。青州刺史新除过彭城，骏谓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岂可为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为叹息。”《北齐书·高乾传》：从兄永乐子长命贱出，年二十余，始被收举。《魏收传》：收有贱生弟仲固，先未齿录，及崔将加弹劾，收因此怖惧。《北史·李传》：母贱，为诸兄所轻。《高允传》：始神中，允与从叔济俱被征。济子遵贱出，其兄矫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丧位。遵遂驰赴平城归允。允为作计，乃为遵父举哀，以遵为丧主。京邑无不吊集，朝贵咸识之。徐归奔赴。免丧后为营宦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诸父。此等事未易枚举。）褚渊庶生，其母，宋高祖第五女吴郡宣公主也，以渊有才，表为嫡嗣，此等事不易多觏矣。

《颜氏家训·治家篇》云：“江东妇女，略无交游。【21】婚姻之家，或十数年未相识，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闲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齐整，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悴奴，仅充而已。唱和之礼，或尔汝之。”又曰：“河北妇人，织纴组之事，黼黻、锦绣、绮罗之工，大优于江东也。”乍观之，似北方妇女，生利之力，较强于南，故其地位亦优于南者。然《抱朴子·疾谬篇》云：“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紞之务，不绩其麻，士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成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其所言，与颜氏适相反，则颜氏所云，恐非恒、代之遗风，实京、洛之弊俗也。参观第十八章第三节自明。至于僻陋阻塞之区，则葛屦履霜之风特甚。《隋书·地理志》述豫章之俗云：“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22】及举孝廉，更要富者。前妻虽有积年之勤，子女盈室，犹见放逐，以避后人。”又言其地“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勤劳如此，而其见弃遗如彼，“非以贫而为奴，乃以为奴而贫”，信矣！《南史·蔡廓传》：廓孙樽，为吴兴大守。初樽在临海，百姓杨元孙，以婢采兰，贴与同里黄权，约生子酬乳哺直。权死后，元孙就权妻吴赎婢母子五人。吴背约不还。元孙诉樽，判还本主。吴能为巫，出入樽内，以金钏赂樽妾，遂改判与之。元孙挝登闻鼓讼之，为有司所劾。当时民间之于妇女，利其作力之情形可见矣。

贵人之家，虽多畜女伎，然民间妇女为倡伎者，亦非无之，而贵人亦时遨游于其间。《隋书·地理志》言：“齐郡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北齐书·祖珽传》云：珽丰于财产，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即是物矣。

《晋书·五行志》云：“自咸宁大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放效，或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宋书·五行志》同。）其事之见于史者：苻坚与慕容冲，已见第六章第四节。《石季龙载记》：勒为聘将军郭荣妹，季龙惑优僮郑樱桃，杀郭氏。更纳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谮而杀之。《北史·卢鲁元传》：少子内，给侍东宫，景穆深昵之，常与卧起，同衣食。正平初，宫臣伏诛，大武以鲁元故，惟杀内而厚抚其兄弟。此皆虏主，不足责。然如辛德源，士大夫也，而史称裴让之特相爱好，兼有龙阳之重。（亦见《北史》。）《宋书·谢方明传》：子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23】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文行于世，坐被徙废塞，不豫荣伍。尚书殷景仁爱其才，因言次白大祖：“臣小儿时便见世中有此文，而论者云是谢惠连，其实非也。”大祖曰：“若如此，便应通之。”似其见讥徒以居忧作诗者。然《宗室传》：长沙景王子义宗，元嘉八年，坐门生杜德灵放横打人，还第内藏，义宗隐蔽之免官。德灵雅有姿色，为义宗所爱宠，本会稽郡吏，谢方明为郡，子惠连爱幸之，为之赋诗十余首，《乘流归渚篇》是也。则惠连见讥之深，其故自别有在矣。《南史·王僧达传》：族子确，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相款。确叔父休，为永嘉大守，当将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知其意，避不往。僧达潜于所住屋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杀埋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呵乃止。又《梁宗室传》：长沙宣武王弟子韶，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中，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蹋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坐，韶甚惭耻。读之俱令人骇笑。此亦当时贵族堕落，不可救药之一端也。

第二节　族　制

聚族而居，范围之大小，必视生计情势以为衡。自氏族散为家族，其势日趋于分，读《先秦史》第十二章第二节，《秦汉史》第十三章第二节，可见其概。晋、南北朝之世，社会情势，实与前无异。惟其时去古较近，各地方强宗巨家，尚有存者；又直丧乱之际，移徙者多与亲族相偕，初至异邦，与当地之人，未能融洽，或仍聚族而居；于是家族之大者，往往有之。此就全国言之，实为特异之象；又昔时之人，狃于成见，不知社会贵化除畛域，而以亲族互相依倚为美谈，政令既加以褒扬，舆论又群相称道；史家自必勤于记录。读者不察，遂谓其时社会情形，与今迥异矣。其实以中国之大，历朝史籍所占年代之长，有此区区，正如凤毛麟角耳。（大家族不见记载者，自亦有之，且其数必不少，然即具记之，在全社会中，亦必仍微不足道，则理有可信者也。）

《北史·韦孝宽传》：孝宽欲筑城汾北，画地形具陈其状，宇文护谓使人曰：“韦公子孙虽多，数不满百，遣谁固守？”事遂不行，可见子孙百人，在当时犹以为少。《周·法尚传》：法尚为顺州刺史，司马消难作乱，遣兵攻围之，法尚弃城走，虏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法尚在当时，未闻为著名大族，而其家累至于三百，可见其时士大夫家口之众矣。此等家口，并不以后世所谓同姓为限。《晋书·朱伺传》：杜曾遣说伺云：“马隽等感卿恩，尽以君家内外百口付隽，隽已尽心收视，卿可来迎。”《祖约传》：石勒诈约，并其亲属中外百余人悉灭之。《宋书·沈庆之传》：庆之有园舍在娄湖，一夜移子孙徙居之。又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自序》言：沈林子赏赐重叠，皆散于亲故，家无余财，中表孤贫悉归焉。《魏书·袁翻传》：父宣，为沈文秀府主簿，随文秀入国，刘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亲。又《高祐传》：孙谅，造亲表谱录四十余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尽，览者服其博记。盖古代亲亲，原不限于父族；（如九族之制是也，详见《先秦史》。）又其两姓恒交昏，而又继之以世；（故夫之父母，与母之兄弟，父之姊妹同称，详见《先秦史》。）故中表之情为尤亲。次则从母之子，自亦为母族中之最亲者。自此展转推之，其范围自有甚广者矣。《魏书·卢玄传》：无盐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玄子。继外祖母兄之子妇也。兖州刺史申纂妻贾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军途，老病憔悴。度世推计中表，致其供恤。每觐见傅氏，跪问起居。随时奉送衣被、食物。亦存振贾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诸崔堕落，多所收赎。及渊、昶等，（皆度世子。）并循父风。远亲疏族，叙为尊行长者，莫不崇拜致敬。闺门之礼，为世所称。其一事也。沈充之败也，亡失道，误入故将吴儒家。儒欲杀之。充曰：“尔以大义存我，我宗族必厚报汝。若必杀我，汝族灭矣。”儒遂杀之。充子劲，竟灭吴氏。劲固强果，然其能复仇，必得其宗族之助，则可推知。宋明帝之杀王景文也，手诏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景文门生焦度忿怒，发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数百人，足以一奋。”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见念者，为我百口计。”王奂之见收也，子彪议闭门拒命，长史殷叡，奂女婿也，谏曰：“百世门户，宜思后计，孰与仰药自全？”董峦讨益州，为魏所执，并其子景曜。魏以峦为越骑校尉，景曜为员外郎。峦谋南叛，坐徙朔州。孝文南寇，召峦从军。军次鲁阳，峦单骑南走。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须还，不得顾汝一子也。”（《魏书·田益宗传》。）当时亲族关系之密如此，故苟有刑诛，必致波及。孝文之南寇也，董景曜亦被召，至洛阳，密陈其父必当南叛，及峦南走，仍锁诣魏主所，数而斩之。袁瑾之死也，并其宗族数十人。魏孝武入关，以韦子粲为南汾州，城陷不能死难，阖门百口，悉在西魏，多致诛灭。盖聚族既众，则其为力强，虑以怨毒、不自安之情，或致反侧，故其措置如此。晋、南北朝之世，刑法酷滥，实由此也。是时之迁徙者，亦多率族而行。如黄泓率宗族归慕容廆；（《晋书·艺术传》。）张昌之乱，王伛、吕蕤，密将宗室奔汝南；樊毅随叔父文皎援台，文皎战死，毅将宗族子弟赴江陵皆是。魏孝庄帝徙河北，执杨侃手曰：“卿尊卑百口，若随朕行，所累处大，卿可还洛，寄之后图。”侃曰：“宁可以臣微族，顿废君臣之义？”固求陪从。及帝图尒朱荣，侃豫其谋。尒朱兆入洛，侃时休沐，遂得潜窜，归于华阴。普泰初，天光在关西，遣侃子妇父韦义远招慰之，立盟许恕其罪。侃从兄昱，（侃，播子。昱，播弟椿之子。）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殁，冀全百口。”侃遂赴之，为天光所害。元颢入洛，昱出镇荥阳，见擒。又椿弟顺，顺子仲宣，兄子保，弟子遁，并在河北，为颢嫌疑。以椿家世显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时人助其忧怖。或劝椿携家避祸。椿曰：“吾内外百口，何处逃窜？正当坐任运耳。”当时亲族、中外，互相依倚如此，此族诛之刑，所由足累其心与？

《魏书·源子恭传》云：萧衍亡人许周，自称为衍给事黄门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其“履历清华，名位高达，计其家累，应在不轻，今者归化，何其孤迥？设使当时匆遽，不得携将，及其来后，家赀产业，应见簿敛；尊卑口累，亦当从法；而周兄弟怡然，曾无忧虑”。以是为怪，可见当时巨家，多历显宦，有厚产矣。（《晋书·文苑传》：应贞，汝南南顿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轩冕相袭，为郡盛族。此以门第显者也。《习凿齿传》云：宗族富盛，世为乡豪，此以财力雄者也。）职是故，其人在地方，多有声势。使能教养其民，原未尝不足为善。（《北史·李灵传》：孙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是其力足以养民也。又《李士谦传》：李氏宗党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会极宴，无不沉醉喧乱。尝集士谦所，盛馔盈前，而先为设黍。谓群从曰：“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宁可违乎？”少长肃然，无敢弛惰。退而相谓曰：“既见君子，方觉吾徒之不德也。”是其力足以教民也。）无如世禄之家，鲜克由礼，能善导其民者少，而恃势武断乡曲者多。【24】（如卞悛以门盛轻郤诜，相视如仇，诜后为中丞，卒奏陷卞氏，见《晋书·卞壶传》。）而当风尘澒洞之时，尤易启其轻狡之念。张轨割据河右，晋昌张越，凉州大族、密图代之。又有贾摹者，寔之妻弟，亦凉州大姓，势倾西土。时有谣曰：“手莫头，图凉州。”其居心可想。张茂诱而杀之，于是豪右屏迹，威行凉域。此虽未成割据之业，而实有割据之心者也。薛氏之在河东，羁旅之族也，然犹同姓三千家，宋高祖不得不用为大守，虏亦不得不用为都统，（见第八章第五节。）此则无割据之名，而有割据之实者也。苏峻之乱，临平人范明，率宗党五百人，合诸军讨其将张健。（见《晋书·顾众传》。）宋景平中，富阳孙氏，聚合门宗，谋为逆乱。（见《宋书·褚叔度传》。）义康之徙也，胡藩子诞世、茂世，率群从二百余人，攻破郡县谋奉之。（见第八章第一节。）刘弥之青州强姓，门族甚多故其宗从，能相合率以拒沈文秀。（见第九章第五节。）侯景之乱，沈众表梁武帝，称家世所隶义故部曲，并在吴兴，求还召募以讨贼。武帝许之。及景围台城，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人入援。王广攻毛兴于枹罕，兴遣卫平率其宗人千七百袭败之。后枹罕诸氐，以平年老，不可以成事业，议废之，而惮其宗强，连日不决。有啖青者，挺身而起，乃获废平而推苻登。（见《晋书·苻丕载记》。）郝温举义于杏城，盖鲜率宗族为虏讨之。（《魏书·世祖纪》大平真君六年。）独孤信东伐，赵肃率宗人为之乡道。魏孝武西迁，猗氏樊、王二姓举兵，为东魏所诛。（《周书·儒林樊深传》。）此等虽顺逆不同，而其隐若敌国则一。南北疆埸，一彼一此，亦多有此等豪族，参与其间，非尽恃兵力也。又有保险劫掠，行同盗贼者。《宋书·朱龄石传》：迁武康令。丧乱之际，武康人姚系祖，招聚亡命，专为劫盗。所居险阻，郡县畏惮不能讨。龄石至县，伪与亲厚，召为参军。系祖恃其兄弟徒党强盛，谓龄石必不敢图己，乃出应召。龄石潜结腹心，知其居止涂径。乃要系祖宴会，叱左右斩之。率五人驰至其家，掩其不备。悉斩系祖兄弟，杀数十人。自是一郡得平。《魏书·李仲琁传》：为弘农大守。先是宫、牛二姓，阻险为害。仲琁示以威惠，并即归伏。《薛辨传》：河北郡带山河路多盗贼。有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恃强冯险，最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乡闾。《酷吏传》：灵丘罗思祖，宗门豪溢，家处险隘，多止亡命，与之为劫。显祖怒之，戮其家。思祖宗党，相率寇盗。《北史·宋隐传》：弟子世良，拜清河大守。郡东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盗多萃于此。人为之语曰：“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条之制，盗奔他堤。此等皆地方之大害。梁、陈间诸割据者，亦不过此等人中之佼佼者耳，读第十三章第六、七、八节可知也。

［南朝·梁］萧绎·职贡图（局部，宋摹本）

然此等巨族，究为特异之象，以大势论之，则仍日趋于分。《晋书·刑法志》言：魏世制法，“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宋书·周朗传》：朗上书言：“今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时人疾恶分异之烈。然参考史事，则宗族之能同居者实少。兄弟白首不分异，业已侈为美谈；（《北史·甄琛传》：与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齿。《山伟传》：伟弟少亡，伟抚家训孤，同居二十余载，恩义甚笃。《周书·崔谦传》：与弟谌特相友爱。虽复年事并高，名位各重，所有赀产，皆无私焉。《寇俊传》：兄祖训、祖礼及俊，并有志行，闺门雍睦，白首同居。观此等亦侈为美谈，知当时兄弟同居者已少。）群从同居者更寡；（《晋书·忠义传》：嵇绍与从子含等五人共居，抚恤如所同生。《魏书·韩麒麟传》：孙子熙，少孤，为叔显宗所抚养。及显宗卒，子伯华又幼，子熙友爱，等于同生。长犹共居，车马赀财，随其费用，未尝见于颜色。《北史·辛绍先传》：孙少雍，妻王氏，有德义。少雍与从弟怀仁，兄弟同居。怀仁等事之甚谨。闺门礼让，人无闲焉。又《寇俊传》：笃于仁义。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丰约，并与之同。）其更广于此者，则真如凤毛麟角矣。（宗族百口，累世同居者，多见诸史《孝义》、《节义》等传。此外如《晋书·儒林传》：汜毓，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时人号其“儿无常父，衣无常主”。《北史·许彦传》：曾孙子恂，闺门雍睦，三世同居。《周书·辛威传》：家门友义，五世同居。）而好生分及不能相恤之事则甚多。（《南史·袁粲传》：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孙。伯叔并当世荣显，而愍孙饥寒不足。《魏书·裴伯茂传》：伯茂先出后其伯仲规，与兄景融别居，景融贫窘，伯茂了无振恤，殆同行路。此犹在平时，其在流离颠沛之中者：《李宝传》：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举，因冲宠遇，遂为当世盛门。而仁义吉凶，情义浅薄。期功之服，殆无惨容。相视窘迫，不加拯济。此犹曰李氏入魏，即蒙恩宠也。韦子粲阖门诛灭，入魏获存者，惟子粲与弟道谐二人，而粲富贵之后，遂捐弃道谐，令其异居。所得廪禄，略不相及。当时于此等事，不惟舆论群相责难，即法律亦或加以惩处。如《魏书·岛夷传》言：萧鸾宣德大仆刘朗之，游击将军刘璩之，坐不赡给兄子，使其随母他嫁，免官禁锢是也。然究何益哉？生分之俗，南方较北方为甚。【25】《魏书·裴叔业传》云：叔业兄子子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赀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是其证。《晋书·隐逸传》：陶潜与子书曰：“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可见其强相维系，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矣。《南史·蔡兴宗传》：父廓，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以与兄轨。轨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裨宅直。兴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来，丰俭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悦而从焉。轨深有愧色。谓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岁小儿。”此事不足见时人之能共丰俭，正足见其习于分异耳。然谓北方能不分异者，亦非其实。杨昱第六叔早丧，有一男六女。及终丧，妻元氏请别居。昱父椿，集亲姻泣谓曰：“我弟不幸早终。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别居？”不听。崔挺三世同居，门有礼让，于后频直饥年，亦卒分析。义门如此，况在恒人？《北史·薛慎传》：保定初，出为湖州刺史。蛮族昏娶之后，父母虽在，即与别居。慎乃亲自诱导，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数户蛮，别居数年，遂还侍养；及行得果膳，归奉父母。慎以其从善之速，具以状闻。有诏蠲其赋役。于是风化大行，有同华俗。又《儒林·乐游传》：授湖州刺史。人多蛮左，未习儒风。蛮俗生子长大，多与父母异居。逊每加劝导，多革前弊。当时蛮左，实多华人，具见第十六章第二、第六节。此盖仕宦之家，亲族多互相依倚，平民之多田产者，亦能聚族而居，其贫苦者则不然，非关华夷之异也。《隋书·食货志》言：山东承齐俗，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既狃于成见而责其合，又利其赋役而迫之分，狐埋狐搰，谓之何哉？）其以敦睦称者，又或别有所为。（《晋书·儒林传》：范隆生而父亡。年四岁，又丧母。单孤无缌功之亲。疏族范广，愍而养之。迎归教书。为立祠堂。隆奉广如父。《周书·薛憕传》：河东汾阴人也。曾祖弘敞，值赫连之乱，率宗人避地襄阳。孝昌中，杖策还洛阳。先是憕从祖真度，与族祖安都，拥徐、兖归魏。其子怀俊，见憕，甚相亲善。《北史·独孤信传》：子罗，为高氏所囚，及信为宇文护所诛，罗始见释。寓居中山，孤贫无以自给。齐将独孤永业，以宗族故，哀之，为买田宅，遗以资畜。此等似乎甚厚。然《宋书·王懿传》言：北土重同姓，并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懿闻王愉在江南，是大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则其相周恤，特迫于人言耳，非出本心也。《北史·胡叟传》：卒，无子，无家人营主凶事。胡始昌迎殡之于家，葬于墓次，即令弟继之袭其爵。叟与始昌虽宗室，性气殊诡不相附。其存，往来甚简。及亡而收恤甚厚。议者以为非敦哀疏宗，或缘求利品秩也。可谓肺肝如见矣。刘昶令袁宣与其府谘议参军袁济为宗，宣时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显，与济子洸、演，遂各陵竞。洸等乃经公府以相排斥。以利合者，固无以善其终也。）然后知社会演进之大势，终不可逆也。语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26】此由古所谓忠臣者，多尽力于一人一姓，而古所谓国者，本与家同物，特大小有殊而已。至于后世，则国之与家，性质大异。尽忠于国者，非当异族冯陵之际，以国家为民族之藩卫，视君主为主权之表征；则廑己饥己溺之怀，思得政权以遂其拯民于涂炭之志。若此者，知识既高，愿力亦大，岂仅尽心于一小抟体者之所知？不宁惟是，小抟体之利害，往往与大抟体不相容。顾虑身家之念重，尽忠君国之义自轻。赵氏翼尝讥：“江左高门大族，雍容令仆，裙屐相高。与时推迁，自保家世。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廿二史札记·江左世族无功臣》条。）所以致此，虽其道多端，然家室之累，实其大者。然则即以忠君旧义论，笃于宗族者，亦未必遂可托孤寄命矣。不宁惟是，行以中庸为贵，而流俗之所称美者，则大抵非行庸德、谨庸言之徒。吾尝见居丧尽礼，有过恒人，而性情乖戾，为乡里所患苦者矣。高宗，殷之贤王也。《记》称之曰：“继世即位，而子良于丧，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然实杀孝己。与宠姜女而替大伯之古公，溺骊姬而杀申生之晋献正相类。此中消息，殊耐寻思。特非方内之士所敢道耳。《魏书·裴叔业传》：叔业孙谭，粗险好杀。然孝事诸叔，尽于子道，国禄岁入，每以分赡，世以此称之。古今人情，固不甚相远也。

凡大族，能历时稍久者，必自有其法度。《陈书·王玚传》云：玚兄弟三十余人，居家笃睦。每岁时馈遗，遍及近亲。敦诱诸弟，并禀其规训。《魏书·卢玄传》言：玄子度世，及孙渊、昶，并循父风。父母亡后，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在洛时有饥年，无以自赡，然尊卑怡穆，丰俭同之。亲从昆弟，常旦省谒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崔挺传》言：挺三世同居，门有礼让。挺有子六人，长曰孝芬，弟孝喡等奉之，尽恭顺之礼。一钱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须，聚对分给。诸妇亦相亲爱，有无共之。始挺与弟振同居，振亡之后，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清，出入启觐。家事巨细，一以谘决。每兄弟出行，有获财物，尺寸已上，皆内李氏之库。四时分赉，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余岁。《杨播传》言：播家世纯厚，并敦义让。昆季相事，有若父子。播刚毅，椿、津（并播弟。）恭谦。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厅堂间往往帏幔隔障，为寝息之所。时就休偃，还共谈笑。椿、津年过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尝旦暮参问。子侄罗列阶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饭。椿还然后共食。食则津亲授匙箸，味皆先尝。椿命食，然后食。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庭无闲言。魏世已来，惟有卢渊及播昆季，当世莫逮焉。《节义传》言：李几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口。长幼济济，风礼著闻。至于作役，卑幼竞进。夫抟结多人，不可无法，家国之理一也。此等法度，实此等巨家之所以能持久也。然果足尚乎？子弟率教之谨，最为拘墟之士所艳称。然如是，则身居其间者，将绝少自由，于才性之发扬，所损实巨。而身家之念大重，则尽忠于国家、民族、社会之念自轻，前已言之矣。即以一家论，亦未必终为其利何者？此等大族，抟结之始，必以生计之互相依倚为之因。此盖一时事势使然。久之，事势改变，大族生利之力虽强，终不如一切与全社会相依，而更扩其分工协力之范围为得计矣。此其所以终于离析欤？卢氏自渊亡后，家风衰损，已见上节。崔氏频遭饥年，家遂分析，说亦见前。庄帝还宫，杨椿频乞归老，临行诫子孙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如闻汝等，兄弟时有别斋独食，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可见其家法亦寖寖不能维持矣。

凡权势之家，据权势愈久，则其自私而思保守之愈甚。历代帝王之家，所谓敦宗睦族者，原其朔，则不过如是而已。《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推之子遥，大功昆弟，皆是恭宗之孙，至肃宗而本服绝，故除遥等属籍。遥表曰：“《律》云议亲者，非惟当世之属亲，历谓先帝之五世。谨寻斯旨，将以广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变革事条，为此别制者？大和之季，方有意于吴、蜀，经始之费，虑深在初，割减之起，当出暂时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其辅己者众。大宗一分，则天子属籍，不过十数人而已。在汉，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谓之曰侯。至于魏、晋，莫不广胙河山，称之曰公。臣去皇上，虽是五世之遥，于先帝，便是天子之孙。今朝廷犹在遏密之中，便议此事，实用未安。”诏付尚书博议。令任城王澄、左仆射元晖奏同遥表。灵大后不从。据此，拓跋氏之待宗室，实较汉、魏以来为薄，一由其互相猜忌，一亦由其演进本浅，故其自私，转不如中国之甚也。亦可见一切弊政，皆由积渐而致矣。

小史之职既废，谱牒之作，只为私家之事，自晋以降，国家乃复起而干与之，则以其时严士庶之别故也。《晋书·挚虞传》曰：虞以汉以来丧乱，谱牒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此为谱学之权舆。《齐书·文学传》：贾渊，祖弼之，世传谱学。竟陵王子良使撰《见客谱》。先是谱学未有名家。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大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仍迁左民曹。（《南史》作“及左户曹”。民作户避唐讳。）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永明中，卫军王俭，抄次百家谱，与渊参怀撰定。渊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世。《南史·王僧孺传》：知撰谱事。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竞行奸货，以新换故。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窃以晋籍所余，宜加宝爱”。（参看第三节。）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罹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始晋大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即弼之。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阙。藏在秘阁，副在左户。及弼子大宰参军匪之，匪之子长水校尉深，即渊，《南史》本传书其字曰希镜，此处则改为深。《唐书·儒学柳冲传》云：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王大子序亲谱》四篇。世传其业。大保王弘，领军将军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通曹，始撰百家，以助铨序，而伤于寡略。齐卫将军王俭，复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焉。《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并行于世。是南方谱学，实以贾氏为名家，其后官私撰述，并承其余绪也。梁、陈二代，通谱学者，亦有其人。（《梁书·徐勉传》：勉居选官时，该综百氏，皆为避讳。《傅昭传》：博极古今，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簿伐，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陈书·陆琼传》：迁吏部尚书，详练谱牒。）“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为河南洛阳人。（《周书·文帝纪》：魏恭帝元年，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27】）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大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记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隋书·经籍志》。）北魏宗室及诸臣，亦有通谱学者。（《北史·景穆十二王传》：济阴王小新成曾孙晖业，撰魏藩王家世，号为《辨宗录》，四十卷，行于世。《宋隐传》：弟子世良，撰《宋氏别录》十卷。）周武帝敕鲍宏修皇室谱一部。《隋书·经籍志》史部谱系门，著录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通计亡书，则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云。《齐书·王晏传》：武帝欲以高宗代晏领选，手敕问之。晏启曰：“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上乃止。《北史·魏收传》：收撰《魏书》。杨愔谓曰：“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仁。”可见当时视此之重已。

然时虽致谨于族姓，而自诬其祖者仍多，此又大势所趋，无可如何者也。刘延孙于宋室，本非同宗，而孝武与之合族，（见第九章第二节。）此执政柄者之自乱其例也。《晋书·惠羊皇后传》：贾后既废，孙秀议立后，后外祖孙旂，与秀合族，又诸子自结于秀，故以大安元年，立为皇后。《南史·周弘正传》：台城陷，弘正谄附王伟，又与周石珍合族，此趋炎附势之为也。《齐书·贾渊传》：渊迁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收，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乃得免罪。此以财货诱引者也。《晋书·石苞传》：苞曾孙朴，没于胡，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为宗室，特加优宠。《北齐书·高隆之传》：本姓徐氏，云出自高平金乡。父幹，为姑婿高氏所养，因从其姓。隆之后有参议之功，高祖命为从弟，仍云渤海蓨人。此异族之攀援也。侯景僭位，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晋征士侯瑾为七世祖。李贤，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陵之后。陵没匈奴，子孙因居北狄。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窦炽，自云扶风平陵人，汉大鸿胪章十一世孙。章子统，灵帝时为雁门大守，避窦武之难，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赐姓纥豆陵氏。当时此等诬辞，盖又不知凡几矣。（读《唐书·宰相世系表》，尚有可见者。）元魏入中国，赐姓命氏，其事不一。其后改易，多有与中国同者。（详见《魏书·官氏志》。）而赐姓又多。【28】（赐姓魏、周、齐皆有之，而周尤盛。甚有如令狐整，宗人二百余户，并列属籍者。女子亦有赐姓者，高祖及齐王宪之在襁褓，以避忌不利居宫中，大祖令于李贤家处之，六载乃还宫，因赐贤妻吴姓宇文氏，养为侄女是也。静帝大象元年，诏诸改姓者悉令复旧，然不复者必多矣。）华之与夷，盖混淆不可辨矣。然同是圆颅方趾之伦，优劣本无区别；又凡诸民族，血统孰不混淆？此固不足计也。当时之人，皆非以异姓为后，即法律亦所不许，见下。然随所养而改姓者仍多。（如高隆之之父即是。《陈书》：高祖宣皇后章氏，本姓钮，父景明，为章氏所养，因改焉。周文育，本姓项氏，为寿昌浦口戍主周荟所养。纪少瑜，本姓吴，养于纪氏，因而命族。又独孤永业，本姓刘，母改适独孤，永业随母，为独孤家所养，遂从其姓，皆其事也。）父母之恩，本不在生而在养，此又不足怪也。北族之养子弟，则非因其幼小无依，而特为臣主之间，以恩相结，盖由不知君臣有朋友之谊，而惟知有亲族关系使然，又与中国之养子殊科矣。（《北史·齐宗室诸王传》：上洛王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养以为弟。又《蔡祐传》：周文帝谓祐曰：“吾今以尔为子，尔其父事我。”《张奫传》：隋文帝谓曰：“卿可为朕儿，朕为卿父。”又《宇文述传》：性贪鄙，知人有珍异物，必求取。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珍宝累积。又有赵行枢者，本大常乐户，家财亿计，述谓为儿，受其赂遗。此为讱义子者之又一变格，【29】然亦北族之俗，有以作之俑也。）

《晋书·贾充传》云：充妇广城君郭槐，性妒忌。充子黎民，年三岁，乳母抱之当，黎民见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见谓充私乳母，即鞭杀之，黎民恋念，发病而死。后又生男，过期，复为乳母所抱，充以手麾其头，郭疑乳母，又杀之，儿亦思慕而死。充遂无胤嗣。及薨，槐辄以外孙韩谧为黎民子，奉充后。郎中令韩咸，中尉曹轸谏，不从。咸等上书求改立嗣，事寝不报。槐遂表陈：是充遗意。帝乃诏曰：“周之公旦，汉之萧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盖尊显勋庸，不同常例。大宰素取外孙韩谧为世子黎民后。吾退而断之，外孙骨肉至近，推恩计情，合于人心。其以谧为鲁公世孙，以嗣其国。自非功如大宰，始封无后如大宰，所取必以己自出如大宰，皆不得以为比。”及下礼官议充谥，博士秦秀，援莒人灭鄫之文，谓“充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祸门，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不从。《秀传》。案贾充固非正人，《晋书》所载之辞，则亦多诬蔑。（三岁过期之儿，安知恋念乳母而死？即曰知之，而二子之死，其事若一，理可通乎？）莒人灭鄫，虽曰《春秋》之义，然时异势殊，宁可拘执。当时议者，亦借此以攻充耳，意初不在礼律，此参观第三章第一节而可知者也。然其事至烦武帝特下诏书，亦可见旧习入人之深矣。又古之为人后者，仅主其祭祀，而非利其财产。《宋书·谢弘微传》：从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无后，以弘微为嗣。义熙初，袭峻爵建昌县侯。弘微家素贫俭，而所继丰泰。惟受书数千卷，国吏数人而已。遗财禄秩，一不关豫。八年，混以刘毅党见诛。妻晋陵公主，改适琅邪王练。公主虽执意不行，而诏与谢氏离绝。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惟有二女，年并数岁。弘微经纪生业，事若在公。一钱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晋陵公主降为东乡郡君。以混得罪前代，东乡君节义可嘉，听还谢氏。自混亡至是九载，而室宇修整，仓库充盈；门徒业使，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于旧。元嘉九年，东乡君薨，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大傅安，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公私咸谓室内赀财，宜归二女，田宅僮仆，应属弘微。弘微一无所取，自以私禄营葬。（案琰，安子，峻、混皆琰之子。弘微，安弟万之孙。）案议者谓田宅僮仆，应属弘微者？盖谓此与封爵相联，乃古圭田之例，然弘微并此而不取，则可见继其宗祧者，原不必袭其财产。【30】《梁书·阮孝绪传》：孝绪七岁出后从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遗财百余万，应归孝绪，孝绪一无所纳，尽以归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此则又非亲生女之比矣。《晋书·殷仲堪传》言：仲堪以异姓相养，礼、律所不许，子孙继亲族无后者，惟令主其烝尝，不听别籍以避役，此又见按诸礼、律，承嗣本与财产无关，足以告后世之与为人后而有所冀者矣。

第三节　户口增减

中国历代，史所记户口之数，多寡县殊，晋、南北朝之世，则其寡少殊甚。《晋书·地理志》云：大康元年平吴，大凡户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隋书·地理志》云：大康时，户二百六十余万。此后无总数可考。桓温尝言：“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则东晋之世，民户之寡少可知。《南史·本纪》言：梁元帝时，人户著籍，不盈三万，（详见第十三章第四节。）其寡少尤为可骇。《隋书·地理志》言：陈世户数，为六十万。《北史·隋本纪》：陈国平，户五十万，口二百万。（《隋书·本纪》无。）盖昔人好举成数，其户数，当在五十、六十万之间也。北朝以正光以前为全盛，其数倍于晋之大康。孝昌以后，耗减且将大半。（《魏书·地形志》。）元孝友当魏末，谓“计见管之户，应二万余族”，族二百家，是有二百万户也。《周书·武帝纪》：关东平，得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六百八十六。《隋志》载北齐户数本之，而谓隋世户数，为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数为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云。僭伪诸国，户口之数可考者：《苻坚载记》，谓坚灭前燕，入邺宫，阅其名籍，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慕容垂载记》，载翟钊所统七郡户数为三万八千，慕容永所统新旧八郡户数为七万六千八百。此外皆无所见。案乱离分裂之世，户口之数，自当少于统一全盛之时。【31】然据当时记载，仅山阴一县，户数即已三万；（《宋书·顾觊之》及《良吏·江秉之传》。其课户为二万，见《齐书·顾宪之传》。）魏孝静帝迁邺，户四十万，狼狈就道；（《北齐书·神武纪》。）陈国虽褊小，岂有仅二十倍于山阴；魏末虽丧乱，岂有仅五倍于邺都之理？其非实数，显而易见。盖史之所记，原不过当时占著之数，非以为生齿之实也。然以考生齿之数虽不足，以考人民占籍之情形，则有可见者矣。

著籍之数，何以寡少？其原因盖有多端。《晋书·武帝纪》，载帝平吴，得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三千，兵二十五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则吏之与兵，皆在民户之外。【32】《慕容宝载记》：宝嗣伪位，遵垂遗令，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宋书·州郡志》：南彭城蕃县、薛县，皆义旗初免军户所立。《刘粹传》：弟道济，为益州刺史，蜀土侨旧，翕然并反，道济皇惧，免吴兵三十六营，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宁二郡。《隋书·食货志》：周武帝建德二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高祖纪》：开皇十年，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寓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帐籍，一与民同。”遂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新置军府。是晋、南北朝之世，有兵籍者，多在民户之外也。《南史·郭祖深传》：祖深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魏书·释老志》言：大和十年，有司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又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宋明帝失淮北，虏徙青、齐民于平城，置平齐郡以居之，其民谓之平齐户，见第九章第五节。）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此等盖亦如僧尼之不贯民籍矣。《阉宦·仇洛齐传》言：魏初禁网疏阔，民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非一。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属守宰，发赋轻易。民多私附。户口错乱，不可检括。洛齐奏议罢之，一属郡县。《隋书·刑法志》言：自魏、晋相承，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补兵。魏虏西凉之人，没入名为隶户。魏武入关，隶户皆在东魏。后齐因之，仍供厮役。建德六年齐平后，武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事亦见《周书·本纪》。）《魏书·世祖纪》：真君五年，北部民杀衡阳公莫孤，率五千余落北走，追击于漠南，杀其渠帅，余徙居冀、定、相三州为营户。《高祖纪》：延兴元年，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二年，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此等亦皆不贯民籍者。《梁书·武帝纪》：天监十七年，八月，诏以兵驺、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为平民。《南史》作男年六十六，女年六十，免为编户。则奴婢亦在编户之外。《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子推之子遥，迁冀州刺史。以诸胡先无籍贯，悉令造籍，遂欲税之，为胡所搆，则诸胡又莫非漏籍之人也。无籍及不属州县者既多，民户自见其少。然此等为数，究属有限，其大使民户减少者，则人民之漏籍，豪强之隐占也。

漏籍之弊，南北皆然。《晋书·庾冰传》：冰为扬州刺史，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陈书·文学·褚玠传》：除山阴令。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玠乃锁次的等，具状启台。高宗手敕慰劳，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军民八百余户。《魏书·韩茂传》：显祖以五州民户殷多，编籍不实，（五州，据上文观之，当为冀、定、相、青、东青。）诏茂子均检括，出十余万户。足见其数之多。诸漏籍之人，有竟不占著者，《隋书·食货志》言：“江左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是也。有隐蔽于大户之中者，虞玩之谓“抱子并居，竟不编户”；《魏书·李冲传》言：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是也。齐建元二年诏曰：“黄籍民之大纪，国之理端。自顷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齐书·虞玩之传》。）《魏书·昭成子孙传》：元晖上书，言“国之资储，惟藉河北。饥馑积年，户口逃散。生长奸诈，因生隐藏。出缩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调，割人于己。人困于下，官损于上”。近世论户籍者，或谓“饥时散振，平时服役之书，必不足用，更须重造，可见编审之无谓”，此言实不翄自承其户籍之不实。《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一年，七月，诏“年谷不登，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九月，又诏曰：“去夏以岁旱民饥，须遣就食，旧籍杂乱，难可分简，故依局割民，阅户造籍，欲令去留得实，振贷平均。乃者以来，犹有饿死衢路，无人收识。良由本部不明，籍贯未实，廪恤不周，以至于此。”是其振饥册籍，亦临时编造，而又不能善其事也。【33】又近世所谓编审者，初非阅实户口，只是量度一州县赋役，合取丁钱多少，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耳。（所谓丁随粮行也。一条鞭之法行后，举国皆渐行此法，故其生齿虽盛，而户口不增。清圣祖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正窥破此中消息也。）《北史·李义深传》：弟幼廉，为瀛州长史。齐神武行经异部，总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户口增损。亲自部分。多在马上，征责文簿。幼廉应机立成，恒先期会。为诸州准的。版籍苟实，何容以意增损？其所谓增损者，盖亦随赋役为盈虚耳。又编审之难，在于官不能亲历闾阎；又不能令民抱子携妻，赴公堂而听点。而《齐书·顾宪之传》，宪之谓“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裁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贵举责；应公赡私，日不暇给”。则凡近世之弊，南北朝时，已皆有之矣。《隋书·食货志》述北齐文宣时事云：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版籍不实之情形，真可发一大噱。

《晋书·食货志》：武帝泰始五年，正月，敕戒郡国计吏：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34】《高阳王睦传》：武帝受禅，封中山王。咸宁三年，睦使募徙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有司奏事在赦前应原。诏不许，贬为县侯。可见豪强隐蔽，晋初其弊已甚。东渡之际，百姓遭难流移，多芘大姓为客。时不能正，乃定给客之制。然仍有不可检实者。（见《齐书·州郡志》南兖州。《隋书·食货志》云：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客皆注家籍。案给客之数，随官爵大小为差，详见《志》。此为法之所许，然违法隐占者实多。《陈书·宣帝纪》：大建二年，诏籍有巧隐，并王公百司辄受民为程荫，解还本属，即其事也。）又有擅募部曲，及逼人为左右者。【35】（参看第十二章第五节所引郭祖深之言。《陈书·始兴王叔陵传》：迁湘州刺史，潇、湘以南，皆逼为左右。廛里殆无遗者。其中脱有逃窜，辄杀其妻子。其暴横如此。）《慕容德载记》：其尚书韩上疏，言“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避熏烧。宜隐实黎民，正其编贯”。德纳之。遣慕容镇率骑三千，缘边严防，备百姓逃窜，而以为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其数亦可谓多矣。《山涛传》：涛孙遐，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诸豪强莫不切齿。遂陷其罪。遐与会稽内史何充笺：“乞留百日，穷翦逋逃，退而就罪，无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可见整顿之不易矣。

《宋书》书影

《宋书》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含本纪10卷、志30卷、列传60卷，共100卷。

流亡之多，亦使户籍大损。《宋书》美元嘉之治曰：“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亦不过美其民不流亡而已。（详见第九章第七节。）《晋书·王彪之传》，称彪之为会稽内史，居郡八年，亡户归者三万余口，可见流亡者之多。《齐书·柳世隆传》：尚书符罪状沈攸之曰：“窜叛入境，辄加拥护；逋亡出界，必遣穷追。”是行暴政者既迫民使流亡，又开他境之民之流亡也。历代开亡叛自首之途者甚多，（《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开亡叛。赦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孝武帝大明二年、五年，明帝泰始二年，皆有原赦逃亡之诏，见《纪》。梁武帝时，诏令尤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然实惠未必逮下。《魏书·韩茂传》言：魏因河外未宾，民多去就，权立东青州，为招怀之本，新附之民，咸受优复，旧人奸逃者，多往投焉，是宽政亦有流弊也。然能行宽政者究少，大抵皆严于追捕。《晋书·王羲之传》：羲之遗谢安书曰：“自军兴以来，征役、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宋书·羊玄保传》言：刘式之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获者赏位二阶。《南史·郭祖深传》言：“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及投募将客，主将无恩，存恤失理，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其虐可谓甚矣。

《宋书·州郡志》曰：“《晋书》济岷郡，【36】魏平蜀，徙蜀豪将家于济河，故立此郡，安帝义熙中土断，并济南。”此即侨郡。盖古之为治，习于属人，侨居之民，与当地之民，不易浃洽，故特立郡县以抚安之也。五胡之乱，迁移者既多，侨州郡县遂盛，而其有害政理，亦缘之而甚焉。范宁陈其弊曰：“圣主作制，籍无黄白之别。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陇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属户，长为人隶，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者之所执，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适之礼。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世迁移，何至于今，而独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东西，远者千余，近者数百，而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期会差遣，辄致严坐。今荒小郡县，皆宜并合。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不满千户，不得为县。”读此而当时新徙之民，狃于自私，规避政役之情形可见矣。（散居为当时侨人大弊。《齐书·州郡志》：南兖州，永明元年，刺史柳世隆奏：“尚书符下土断条格，并省侨郡县。凡诸流寓，本无定憩。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今专罢侨邦，不省荒邑，杂居舛止，与先不异，虽为区断，无革游滥。谓应同省，随界并帖。若乡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区域易分者，则别详立。”于是济阴郡六县，下邳郡四县，淮阳郡三县，东莞郡四县，以散居无实土，官无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见省，民户帖属。《隋书·食货志》曰：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欲图治理，自非严行土断不可。其事始于晋成帝之咸康七年。（《本纪》：“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胡三省《通鉴注》曰：“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白籍者，户口版籍。宋、齐以下有黄籍。”案既云土断白籍，则晋时已有黄籍矣，观范宁之言，尤为晓然。胡氏之意，盖谓晋世虽有此政，宋、齐以下，仍有黄籍也。）至哀帝兴宁二年复行之，谓之庚戌制。（《本纪》：“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彭城穆王之玄孙玄，以匿五户，为桓温所表，收付廷尉，可见其行法之严。然至末造，其法复坏。《宋书·武帝纪》：帝于义熙九年表论之曰：“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闾，不复系之于齐、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匡复之算，民殷思本之心，经略之图，日不暇给，是以宁民绥治，犹有未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自非改调解张，无以济治。请准庚戌土断之科。”于是依界土断。惟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其后孝武帝大明元年，土断雍州诸侨郡县。时王玄谟为雍州刺史，民不便之。柳元景弟僧景为新安大守，恃元景之势，至欲发兵以讨玄谟，赖玄谟处之以静，得以无事。亦可见恶直丑正者之实繁有徒矣。废帝元徽元年，八月，诏曰：“圣武造运，道一闳区，诒长世之规，申土断之制。而夷险相因，盈晦递袭，岁馑凋流，戎役惰敝，违乡寓境，渐至繁积。宜式遵鸿轨，以为永宪。”可见宋初之制，至是已渐隳坏矣。《齐书·吕安国传》：建元二年，虏寇边，上遣安国出司州，安集民户。诏曰：“郢、司之间，流杂繁广，宜并加区判，定其隶属”，此亦土断之意。梁武帝天监元年，四月，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陈文帝天嘉元年，七月，诏曰：“自顷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魏书·张普惠传》：除东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犹因萧衍前弊，别郡异县之民，错杂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减郡县。上表陈状。诏许之。综观诸文，则土断之政，终南北朝之世未息，终亦未能弊绝风清，盖以其时内乱外患，迄未宁静也。《陈书·宣帝纪》：大建十一年，三月，诏“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唤订一无所豫”。此与公违土断者何异？以是为宽恤之政，土断之所以难行者可知矣。《魏书·大祖纪》：天赐元年，初限县户不满百罢之，而甄琛当世宗时，仍表言边外小县，所领不满百户，可见北朝亦有斯患。《隋书·杨尚希传》：尚希于隋初上表曰：“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二，动须数万，如何可觅？”请“存要去闲，并小为大”。文帝鉴而嘉之，遂罢天下诸郡。盖侨州郡县之弊，至是始除，亦以其时海内宁一故也。

籍分黄白，而弊窦随之。《齐书·虞玩之传》：玩之承建元二年之诏，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自书籍，躬加隐校。古之共治天下，惟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长。凡受籍县，不加检合，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却归县。吏贪其赂，民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赂愈厚而答愈缓。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扬州等九郡四号黄籍，共却七万一千余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神州奥区，尚或如此，江、湘诸郡，倍不可念。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书籍，宜更立明科，一听自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长审自检校。必令明洗，然后上州。永以为正。若有虚昧，州县同咎。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版籍顿阙，良亦有以。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寻苏峻平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物之怀私，无世不有，宋末落纽，此巧尤多。又将位既众，举恤为禄，实润甚微，而人领数万。如此二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状，诈人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往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法令必行，自然竞反。”云云。上省表纳之。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永明八年，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乃诏：“既往之諐，不足追咎。自宋升明以前，皆听改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永明六年，唐寓之之乱，实因检籍而作，事见第十章第四节。梁武帝时，王僧孺言晋籍宜加宝爱，武帝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已见上节。案役籍既与户籍并为一谈，士人又得特邀宽典，势自不能无弊。《魏书·孙绍传》，延昌中，绍表言：“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案舞笔于上台，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悬异。”《北齐书·高隆之传》：自军国多事，冒名窃官者，不可胜数。隆之奏请检括，获五万余人。而韦小喧嚣，隆之惧而止。可见南北情弊，如出一辙也。特有黄白籍之别，俾得所藉手，则其弊更甚耳。

魏初惟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已见前。李冲创三长之制上之。（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文明大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或以为不可。或谓事属有益。惟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冲曰：“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于是遂立三长。史称公私便之。盖前此隐漏虽多，利仍在于苞荫者也。此事在大和十年。先是延兴三年，九月，诏遣使者十人，循行州郡，检括户口。其有仍隐不出，州郡县户主，并论如律。此所谓户主者，盖即《李冲传》所谓宗主，督责虽勤，收效盖寡。及大和十四年，十二月，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若朋附豪势，陵抑孤弱，罪有常刑。此时必责成三长，其收效当较弘。魏之户口，获倍于大康，盖在此时也。丧乱以后，隐匿遂多，一切之政复作。孝静帝武定二年，孙腾、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凡获逃户六十余万，侨居者各勒还本属，史称租调之入有加焉。（见《魏书·本纪》及《隋书·食货志》。）《北齐书·循吏传》：宋世良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大获浮惰。还，孝庄劳之曰：“知卿所括，得十倍于本帐，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可见其数之众矣。周行《刑书要制》，正长隐五户及十丁已上，皆至死刑，（《北史·周本纪》建德六年，《隋书·食货志》。）李冲所创之制，亦徒便于作茧丝耳。

著籍之少，固非必生齿之减，然谓是时户口不凋耗，则又不可得，此观于其时嫁娶者之减，自残及生子不举者之多而可知也。《晋书·五行志》云：义熙中，东阳人莫氏，生女不养，埋之数日，于土中啼，取养遂活。【37】此犹曰：世俗重男轻女，故有生女不养之事也。然《王濬传》言：濬除巴郡大守，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则亦不以女为限矣。《范宁传》：宁上疏曰：“古之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翦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刘毅传》：毅转江州都督，表言：“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宋书·周朗传》：朗上书曰：“自华夷争杀，戎夏竞威，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覆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余半？重以急政严刑，天灾岁疫。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薶。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敢举。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绝。及淫奔所孕，皆复不收。是杀人者日有数途，生人者岁无一理。不知复百年间，将尽以草木为世邪？”《良吏传》：徐豁为始兴大守，言“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课米三十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且十三岁儿，未堪田作：或是单迥，无相兼通；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或乃断截支体，产子不养。户口岁减，实此之由”。《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启言：其时之民，“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为恒事”。可谓惊心动魄矣。《晋书·列女传》：郑休妻石氏。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临终，有庶子沈生，命弃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养沈及前妻女。力不兼举，九年之中，三不举子。《宋书·孝义传》：郭世道，【38】家贫无产业，庸力以养继母。妇生一男，夫妻共议曰：“勤身供养，力犹不足，若养此男，则所费者大。”乃垂泣瘗之。又：严世期，会稽山阴人也。同里张迈三人，妻各产子，时岁饥俭，虑不相存，欲弃不举。世期闻之，驰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赡其乏。三子并得成长。此犹闾阎贫苦之家。至如《颜氏家训·治家篇》云：“大公曰：养女大多，一费也。陈蕃云：盗不过五女之门。女之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烝民，先人传体，其如之何？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吾有疏亲，家饶妓媵。【39】诞育将及，便遣阍竖守之。体有不安，窥窗倚户。若生女者，辄持将去。母随号泣，莫敢救之。”此则淫佚之夫，徒以欲保财产之故，而亦忍行杀害，可谓天理所不容矣。然亦可见其时行此者之多，故习以成俗也。《南史·刘怀肃传》言：宋武帝产而皇妣殂，【40】孝皇帝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不举。帝从母生怀敬未期，乃断怀敬乳而自养帝。（怀肃，武帝从母兄，怀敬，怀肃弟。）乌乎！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历来弃而不举之子，安知其中无宋武帝之俦哉？“法有禁杀子之科，设早娶之令”。（周朗之言。）历代政府，留意于此者亦多，（早娶之令，可参看第一节。禁杀子或加惠于其父母者：如《王濬传》言：濬因巴郡生男多不养，乃严其科条；宽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齐书·武帝纪》：永明七年，诏曰：“今产子不育，虽炳常禁，比闻所在，犹或有之。宜节以严威，敦以惠泽。主者寻旧制，详量附定。蠲恤之宜，务存优厚。”《南史》云：申明不举子之科，若有产子者，复其父。《齐书·明帝纪》：建武四年，正月，诏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婚蠲夫役一年。《南史·任昉传》：出为宜兴大守。时产子者不举。昉乃严其制，罪同杀人；孕者供其资费；济者千家。《北史·邢邵传》：除中书令。旧格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不然则绢十匹。仆射崔暹奏绝之。邵曰：“此格不宜辄断。勾践以区区之越，赏法：生三男者给乳母，况以天下之大，而绝此条？舜藏金于山，不以为乏。今藏之于民，复何所损！”诏从之。皆其事也。）然此岂法令所能挽哉？

第四节　人民移徙

两汉之世，移民之政颇详。虽其行之之善否，未知如何，然国家于土满、人满之间，时思加以调剂；且欲以是振起风俗；树立边防；则彰彰然也。晋、南北朝之世，此等用意，几于不可复见。移民之举，非计疆埸之利，则为镇压之图而已。

当时行军，多事俘掠。有以外夷而掠中国者，如石虎使夔安等略汉东，拥七千余家，迁于幽、冀是也。（《晋书·成帝纪》咸康五年。《石季龙载记》作七万户，盖侈辞。）有以外夷而略外夷者，如慕容皝伐宇文归，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石虎伐段辽，迁其户二万余于雍、司、兖、豫是也。（皆见《载记》。）不惟外夷，即中国人之用兵，亦往往如是，如邵续攻石勒之渤海，虏三千余人；（见《勒载记》。）桓温败姚襄，徙其余众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穆帝纪》永和十二年。）攻苻健，健芟苗清野，军粮不足，乃收三千余口而还是也。（《温传》。）当时割据之国，初兴之时，多务俘掠，或则逼徙其民，以益其众，慕容氏、拓跋氏、沮渠氏、秃发氏尤甚，读《晋书·载记》及《魏书·本纪》自见。如有率众归之者，自亦为其所乐受，如司马楚之、刁雍、寇赞等之附魏皆是。《周书·司马裔传》：大祖令山东诸将，能率众入关者，并加重赏，裔领户千室先至，大祖欲遂以封之，可见其招徕之亟矣。

勇于战斗之民，及地方豪右，亦为割据者所欲徙。刘曜时，上郡氐、羌十余万落保险不下，大酋虚除权渠自号秦王，游子远降之，徙其部落二十余万口于长安。及讨杨韬，又迁陇右万余户。平陈安，则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后赵灭前赵，徙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皆见《刘曜载记》。《石勒载记》：勒灭前赵，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先是石勒已徙平原乌丸三万余户于襄国。其攻靳准，又迁巴帅及诸羌、羯十余万落于司州。秦州休屠王羌反，徙其夷豪五千余户于雍州。石虎破石生，徙雍、秦华戎十余万户于关东。慕容恪克广固，徙鲜卑、胡、羯三千余户于蓟。苻坚灭慕容，徙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又徙关东豪桀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齐神武虏纥豆陵伊利，迁其部落于河东。周文帝破曹泥，迁其豪帅于咸阳。大统十二年，宇文仲和反，独孤信讨禽之，迁其民六千余家于长安。东梁州平，亦迁其豪帅于雍州。皆其荦荦大者也。此等异族，大抵勤事生产，不如汉人，而颇乐于战斗，故欲逼迁之以绝后患，然则华人之习于战斗者，自亦为其所欲徙，故周建德六年，有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之举焉。地方豪右，恒反覆于疆埸之际，一彼一此之间，亦为割据者之所忌。在一地方有势力者，易地则无能为，故当时于降户，有移之甚远者，如魏徙鲁阳叛蛮于幽、并诸州是也。（见《魏书·李柔传》。）然此等举措，多无以善其后。如梁定州刺史田超秀附魏，魏恐致边役，未许，会超秀死，其部曲相率附魏，魏徙之六镇、秦、陇，遂致所在反叛，（《魏书·蛮传》。）其一事已。

移民以实都邑若形要之地者亦有之。刘曜之移民于长安，石勒之移民于襄国，即兼有此意者也。李寿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械器，事未充盈，乃徙旁郡户三丁已上，以实成都。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诏曰：“京口皇基旧乡，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官给以田、宅，并蠲复。”此皆专为充实地方起见。并有因此而出于俘掠者，如《魏书·世祖纪》：大平真君六年，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南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是也。《崔浩传》：世祖搜于河西，诏浩诣行在所议军事。浩表曰：“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迁民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者。”浩为乃心华夏之人，其为虏画策，庸或别有深意，（见第八章第六节。）然其理自不诬。魏人于西域，守御之规，不逮前世远甚；而其于柔然，终不能一大创之者，亦以其根据实在西北，而魏凉州兵力大弱故也。（参看第十六章第八、第九节。）延兴中，尚书以敦煌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赖韩秀力争乃罢。使行尚书之议，则西北守御之规弥隘矣。此亦误于初平凉州时逼迁其民之故。反观之，移民以实形要之地，其利自明。然晋、南北朝之世，能行此而收其利者，则绝未之见也。（河南之不可复，实误于淮南之不能充实，即其大者，自东晋以来，弊皆如此。）

《晋书·宣帝纪》：魏正始七年，吴寇沮中，夷夏万余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贼，若百姓奔还，必复致寇，宜权留之。曹爽不从。贼果袭破沮中，所失万计。有民而不能卫，则反为敌资，此兵争之世，缘边之所以多旷土也。（《宋书·州郡志》论淮南云：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渡。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此最可见兵争而缘边旷废之情形也。）于是有度不能守而豫弃之者，《晋书·五行志》：孝武帝大元五年，大水，去年氐贼攻没襄阳，又向广陵，于是逼徙江、淮民，悉令南渡，三州失业，道殣相望，即其事也。何承天以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为寇之资，欲悉徙之泰山以南，（参看第八章第七节。）姚苌僭即帝位，徙安定五千余户于长安，又以安定地狭，且逼苻登，使姚硕德镇之，而徙安定千余家于阴密，亦此意也。然此等迁徙，无以善其后者多。秃发傉檀伐沮渠蒙逊而败，又为赫连勃勃所破，虑东西寇至，乃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遂召屠各成七儿之叛；宋武帝征姚泓，姚绍言于泓曰：“豫州、安定孤远，卒难救卫，宜迁诸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泓以疑忌姚恢，未用其策，（见第七章第七节。）然即用之，亦未必能作困兽之斗也。有虽丧其地而仍欲迁其民者，如刘琨徙陉北五县之民，而以其地畀鲜卑；陈亡淮南，而徙三州、九郡之民是也。亦有地经残破，不复可守，而为移民之计者，如宋元嘉二十八年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熟是也。此等皆随军事为进退，不足语于移民之计也。

徙户虽云颠沛，亦必薄有赀财，移徙之间，多致丧失，此人民之所以视迁徙为畏途也。《晋书·秃发傉檀载记》：傉檀伐沮渠蒙逊，掠五千余户而归。其将屈右进曰：“徙户赀财，盈溢衢路，宜倍道还师，早度峻险。”卫尉伊力延曰：“彼徒我骑；势不相及。若倍道还师，必捐弃赀财，示人以弱。”俄而昏雾风雨，蒙逊军大至，傉檀败绩而还。骑步势不相及，而傉檀卒致败绩者，以徙户为赀财所累，不能速行也。然即使徐行，安然而返，亦未必能一无所损。故徙户多困穷。李平（崇从弟。）表宣武，言代人之迁洛者，“赀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辇运，陵大行之险，历长津之难，辛勤备经，得达京阙，富者犹损大半，贫者可以意知”，则其明证。《魏书·高允传》：显祖平青、齐，徙其族望于代。时诸士人，流移远至，率皆饥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门。允散财竭产，以相赡振；慰问周至；无不感其仁厚。傅永为崔道固城局参军，与道固俱降，入为平齐百姓。父母并老，饥寒十数年。赖其强于人事，戮力佣丐，得以存立。此其幸而获济者。其不能自强，又莫相振恤，以至流离死亡者，盖不知凡几矣！故移民极易召变。慕容麟说慕容德曰：“魏虽拔中山，势不久留，不过驱掠而返。人不乐徙，理自生变。然后振威以援之，魏则内外受敌，可一举而取。”其后魏果致仇儒之变，（见第八章第六节。）惜乎燕势大弱，无以乘之，使其少能自振，因惮迁之民，以犄思归之众，魏未必能遂有赵、魏也。《北史·崔宏传》：明元以郡国豪右，为人蠹害，优诏征之。人多恋本，而长吏逼迁之。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帝引宏及安同、叔孙建、元屈等问焉。宏欲大赦以纾之。屈曰：“不如先诛首恶，赦其党类。”宏曰：“王者临天下，以安人为本，何顾小曲直也。”明元从之。使从元屈之议，其乱恐非一时所能定也。

《魏书·崔玄伯传》言：道武还代京，亲登山顶，抚慰新民。适遇玄伯，扶母登岭，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此等事特出偶然，况其口惠而实不至？而督促之人，却有极暴虐者，如略阳王羯儿与永昌王健讨秃发保周，徙张掖数百家于武威，与诸将私自没入是也。（《魏书·道武七王传》。又《周观传》：真君初，诏观讨秃发保周，徙其民百家，将置于京师，至武威，辄与诸将私分之。）流移之民，往往为旧民所轻侮，杜弢、邢杲，皆以是致叛，然亦有新民转苦旧民者，如《魏书·娥清传》言：徒何民散居三州，颇为民害，诏青徙之平城是也。当时之于人民，一徙之后，或继之以再徙，如姚兴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于蒲阪；吕光徙西海郡人于诸郡，以其相扇动，复徙之于西河是。孝静帝之迁邺，徙邺旧人西径百里，以居新迁之民，是又因移新民而累及旧人矣。移民之烦扰如此，民安得不视为畏途哉？《晋书·石季龙载记》：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以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十有七姓，【41】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魏书·世祖纪》：大延元年，二月，诏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听还乡里。（《刘昺传》：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夙闻其名，拜乐平王从事中郎。世祖诏诸年七十已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昺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以听还乡里为惠，可知新民之不安。史暠谓秃发利鹿孤曰：“今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徙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当时如是者，正不止利鹿孤一人。迁徙者既久而不安，故压力一弛，即相率遁归本土，此冉闵之所以亡，蒲洪、姚弋仲，亦此等思归戎落之大酋耳。（参看第五章第三节。《宋书·天文志》：永和七年，刘显杀石祇及诸胡帅，中土大乱，戎、晋十万数，各还旧土，互相侵略，及病疫死亡，能达者十二三。）

新旧侨民，既难浃洽，则绥抚之者，不得不设侨州、郡、县。宋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宋书·州郡志》）。则其一例。不独华人，即于戎落，亦或如是。《魏书·昭成子孙传》：道武时，休屠郁原等叛，寿鸠之子素讨之，徙千余家于涿鹿之阳，立平原郡以处之，是其事也。侨州、郡、县之置，实为政理之害，已见上节。

移多就寡，实为移民之首务，此所以调剂土满与人满也，然能行之者绝少。《宋书·孔靖传》：子灵符，大明初入为丹阳尹。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赀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议。公卿多不以为然。上违议从其徙民，并成良业。移多就寡，有成效者，恐惟此而已。封裕之谏慕容皝也，曰：“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流人之多旧士，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无田者十四”，其窘困之情可想。魏初徙民，多给田业。天兴元年，二月，诏给内徙民耕牛，计口授田；永兴五年，七月，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落，徙二万家于大宁，计口授田则其事。盖代北地广人希，故能如是。然鲜卑实昧于政理，恐亦未必能善其事也。《隋书·食货志》言：北齐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于范阳宽乡，而百姓惊扰。土满人满之不易调剂，由来旧矣。

官家移民，虽多无以善其后，然士大夫则仍有能为之率将者。《晋书·徐邈传》：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与乡人臧环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祖逖传》云：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为行主。郗鉴之寝疾也，上疏曰：“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因荐蔡谟为徐州刺史，兄子迈为兖州刺史。逖与鉴之能保土立功，其故盖可思矣。《孝友·庾衮传》云：明穆皇后伯父也。诸父并贵盛，惟父独守贫约。衮躬亲稼穑，以给供养。齐王冏之唱义也，张弘等肆掠于阳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时百姓安宁，未知战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战，是为弃之。”乃集群士而谋曰：“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事，非君而谁？”衮乃誓之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众咸从之。于是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分数既明，号令不二。及贼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满而勿发。贼挑战，晏然不动，且辞焉。贼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及冏归于京师，逾年不朝。衮曰：“晋室卑矣，寇难方兴。”乃携其妻子适林虑山。比及期年，而林虑之人归之，咸曰庾贤。及石勒攻林虑，父老谋曰：“此有大头山，九州之绝险也，上有古人遗迹，可共保之。”惠帝迁于长安，衮乃相与登于大头山，而田于其下。年谷未熟，食木实，饵石药，同保安之。及将收获，命子怞与之下山，中涂目眩瞀，坠崖而卒。此传称美，庸或过当，然其人必田畴、管宁之伦，则可信矣。当时山泽之主，堡坞之雄，此等人必不少也。官亦有能率民以徙者：柳庆五世祖恭，仕后赵为河东郡守，以秦、赵丧乱，率民南徙，居于汝、颍之间；高翼为渤海大守，率合境徙于河、济之间是其事。

播迁之众，能犯波涛，移殖海外者，亦颇有之。《晋书·庾翼传》言：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陈：“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铸之利，将不可禁。”此自一时之边防言为可虑，自长久之计言之，则夷人之开化，正有藉于此等播迁之民矣。《冯跋载记》：河间人褚匡言于跋曰：“陛下至德应期，龙飞东夏，旧邦崇族，倾首朝阳，以日为岁。若听臣往迎，致之不远。”跋曰：“隔绝殊域，阻回数千，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临海，船路甚通，（章武，见第八章第五节。）出于辽西临渝，不为难也。”【42】跋许之。匡寻与跋从兄买、从弟睹自长乐率五千余户来奔。《陈书·萧允传》：侯景之乱，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朝士多往归之。允弟引曰：“诸王力争，祸患方始。今日逃难，未是择君之秋。吾家再世为姑兴郡，遗爱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门耳。”于是与弟彤及宗亲百余人奔岭表。观此，知当时南至交、广，北至辽东、西，人民之浮海而往者，皆不少也。

第五节　各地方风气

汉世风俗，见于《汉书·地理志》，晋、南北朝风俗，则见于《隋书·地理志》。《隋志》多承《汉志》立论，虽其说不必尽确，然总可见其变迁之大略也。

《隋志》论雍州云：京兆王都所在，（隋京兆，治今西京。）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篓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自京城至于外郡，得冯翊、扶风，（冯翊，魏时为同州，见第十四章第五节。扶风，本岐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是汉之三辅，其风大抵与京师不异。安定、（本泾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北地、（本豳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上郡、（本北华州，见第十二章第二节。）陇西、（本渭州，见第十二章第七节。）天水、（本秦州，见第十一章第三节。）金城，（今甘肃皋兰县。）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雕阴、（今陕西绥德县。延安、魏东夏州，见第十二章第七节。弘化，西魏朔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连接山胡，【43】性多木强，皆女淫而妇贞，盖俗然也。平凉、（本原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朔方、（本夏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盐川、（今宁夏盐池县北。）灵武、（魏灵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榆林、（今绥远托克托县境。）五原，（今绥远五原县。）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

论梁州云：【44】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45】傍南山，杂有僚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西城、（今陕西安康县。）房陵、（今湖北竹山县。）清化、（本巴州，见第十六章第二节。）通川、（今四川达县。）宕渠，（今四川渠县。）地皆连接，风俗颇同。汉阳、（魏南秦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临洮、（周洮阳郡，后立洮州，见第十六章第七节。）宕昌、（周宕州，见第十六章第七节。）武都、（今甘肃武都县东南。）同昌、（今甘肃文县西北。）河池、（魏南岐州，见第十二章第九节。）顺政、（魏东益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义城、（西魏利州，见第十五章第一节。）平武、（今四川平武县东南。）汶山，（今四川茂县。）皆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猎射，于书计非其长矣。蜀郡、（见第三章第六节。）临邛、（今四川雅安县。）眉山、（今四川乐山县。）隆山、（今四川仁寿县。）资阳、（今四川资中县北。）泸川、（今四川泸县。）巴东、（见第三章第六节。）遂宁、（今四川遂宁县。）巴西、（西魏隆州，见第十五章第一节。）新城、（今四川三台县。）金山、（西魏潼州，见第十四章第五节。）普安、（西魏始州，见第十五章第一节。）犍为、（今四川宜宾县西南。）越嶲、（今西康西昌县。）牂柯、（今贵州德江县西。）黔安，（今四川彭水县。）得蜀之旧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昔刘备资之以成三分之业；自金行丧乱，四海沸腾，李氏据之于前，谯氏依之于后；当梁氏将亡，武陵冯险而取败；后周之末，王谦负固而速祸；故孟门不祀，古人所以诫焉。其风俗大抵与汉中不别。【46】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家专于趋利。其处家，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47】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使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又有儴、、蛮、賨，其居处、风俗、衣冠、饮食，颇同于獠，而亦与蜀人相类。

［北朝］佚名·乐伎与百戏图

论豫州云：洛阳，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故《汉志》云：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贱义贵财，此亦自古然矣。荥阳（今河南郑县）。古之郑地，梁郡，（见第二章第三节。）梁孝王故都，邪辟敖荡，旧传其俗。今则好尚稼穑，重于礼文，其风皆变于古。谯郡、（魏南兖州，见第十三章第一节。）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襄城、（今河南临汝县。）颍川、（魏郑州，见第十四章第四节。）汝南、（治县瓠，见第五章第六节。）淮阳、（今河南淮阳县。）汝阴，（今安徽阜阳县。）其风颇同。南阳（见第三章第四节。）古帝乡，搢绅所出。自三方鼎立，地处边疆，戎马所萃，失其旧俗。上洛、（见第十六章第六节。）弘农，（见第十六章第六节。）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帅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见第三章第六节。）淅阳、（见第十六章第六节。）淯阳，（见第十六章第六节。）亦颇同其俗云。（参看第十六章第六节。）

论兖州云：东郡、（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东平、（见第三章第三节。）济北、（旧济州，治碻磝，见第十二章第九节。）武阳、（今河北大名县东。）平原（今山东陵县。）等郡，兼得邹、鲁、齐、卫之交。旧传大公、康叔之教，亦有周、孔遗风。其人多好尚儒学，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

论冀州云：信都、（旧冀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清河、（今河北清河县北。）河间、（旧瀛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博陵、（旧定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恒山、（周恒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赵郡、（今河北赵县。）武安、（今河北永年县。）襄国，（见第四章第二节。）其俗颇同。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幽、冀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尚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谚云：仕宦不偶遇冀部，实弊此也。魏郡，（魏相州，见第八章第二节。）邺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48】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尚。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语曰：魏郡、清河，天公无奈何，斯皆轻狡所致。汲郡、（今河南濬县西南。河内，旧怀州，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得殷之故壤。考之旧说，有纣之余教；汲又卫地，习仲由之勇；故汉之官人，得以便宜从事，其多行杀戮，本以此焉。今风俗颇移，皆向于礼矣。长平、（旧建州，见第十二章第七节。）上党，（今山西长治县。）多重农桑，性尤朴直，盖少诬诈。河东、（周蒲州，见第十四章第五节。）绛郡，（今山西新绛县。）文城、（今山西吉县。）临汾、（旧晋州，见第十二章第八节。）龙泉、（今山西隰县。）西河，（今山西临汾县西。）土地沃少塉多，以是伤于俭啬。其俗刚强，亦风气然乎？大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见第三章第四节。）雁门、（今山西代县。）马邑、（旧朔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定襄、（今山西平鲁县西北。）楼烦、（今山西静乐县。）涿郡、（今河北涿县。）上谷、（今河北易县。）渔阳、（今河北蓟县。）北平、（今河北卢龙县。）安乐、（今河北密云县东北。）辽西，（旧营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大原同。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大原，自前代以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风教不为比也。

论青州云：在汉之时，俗弥侈泰。织作冰执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始大公以尊贤、尚智为教，故士庶传习其风，莫不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志度舒缓。其为失也，夸奢朋党，言与行缪。齐郡，旧曰济南，（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君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东莱（本胶州，见第十三章第一节。）人尤朴鲁，故特少文义。

论徐州曰：其在列国，则楚、宋及鲁之交。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案此指彭城言。）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穑，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焉。

论扬州云：江都、（旧广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弋阳、（今河南光山县。）淮南、（见第十四章第四节。）钟离、（见第八章第四节。）蕲春、（今湖北薪春县西北。）同安、（今安徽潜山县。）庐江、（今安徽合肥县。）历阳，（见第三章第九节。）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其俗之敝者，稍愈于古焉。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见第三章第九节。）毗陵、（今江苏武进县。）吴郡、（见第三章第九节。）会稽、（见第三章第九节。）余杭、（今浙江杭县西。）东阳，（见第五章第六节。）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果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豫章见第三章第九节。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及举孝廉，更要富者。前妻虽有积年之勤，子女盈室，犹见放逐，以避后人。俗少争讼，而尚歌舞。一年蚕四五熟。【49】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称为鸡鸣布。新安、（今安徽歙县。）永嘉、（今浙江丽水县东南。）建安、（今福建闽侯县。）遂安、（晋新安郡，见第四章第三节。）鄱阳、（见第四章第三节。）九江、（今江西九江县。）临川、（见第七章第一节。）庐陵、（见第三章第九节。）南康、（见第七章第五节。）宜春，（见第十三章第八节。）其俗又颇同豫章。而庐陵人庞淳，率多寿考。然此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50】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钟其弊。累世子孙，相传不绝，亦有随女子嫁焉。干宝谓之为鬼，其实非也。自侯景乱后，蛊家多绝，既无主人，故飞游道路之中则殒焉。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抵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参看第十六章第二节。）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踑踞，乃其旧风。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惟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县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搆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

论荆州云：其风俗、物产，颇同扬州。其人率多劲悍决烈，亦天性然也。南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夷陵、（今湖北宜昌县西北。）竟陵、（见第三章第九节。）沔阳、（今湖北沔阳县。）沅陵、（今湖南沅陵县。）清江、（今湖北恩施县东。）襄阳、（见第三章第四节。）舂陵、（魏南荆州，见第十二章第四节。）汉东、（今湖北钟祥县西北。）安陆、（今湖北安陆县。）永安、（今湖北黄冈县西北。）义阳、（见第八章第七节。）九江、江夏（今湖北武昌县。）诸郡，多杂蛮、左。【51】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班布为饰。其相呼以蛮，则为深忌。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九江襟带所在，江夏、竟陵、安陵，各置名州，为藩镇重寄，人物乃与诸郡不同。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为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二郡又有牵钩之戏，云从讲武所出。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厌胜，用致丰穰。其事亦传于他郡。梁简文之临雍部，发教禁之，由是颇息。其死丧之纪，虽无被发袒踊，亦知号叫哭泣。始死，即出尸于中庭，不留室内。敛毕，送至山中。以十三年为限。先择吉日，改入小柩，谓之拾骨。拾骨必须女婿。蛮重女婿，故以委之。拾骨者，除肉取骨，弃小取大。当葬之夕，女婿或三数十人，集会于宗长之宅。著芒心接罗，名曰茅绥。各执竹竿，长一丈许，上三四尺许，犹带枝叶。其行伍前却，皆有节奏；歌吟叫呼，亦有章曲。传云：盘瓠初死，置之于树，乃以竹木刺而下之，故相承至今，以为风俗。隐讳其事，谓之刺北斗。既葬设祭，则亲疏咸哭。哭毕，家人既至，但欢饮而归，无复祭哭也。其左人则又不同。无衰服。不复魄。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弓为节。其歌辞说平生乐事，以至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歌数十阕，乃衣衾棺敛，送往山林。别为庐舍，安置棺柩。亦有于村侧瘗之，待二三十丧，总葬石窟。长沙郡见第三章第九节。又杂有夷蜓，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其男子但着白布裈、衫，更无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布裙，通无鞋。婚嫁用铁钴为聘财。武陵、（今湖南常德县。巴陵、见第三章第九节。）零陵、（今湖南零陵县。）桂阳、（今湖南郴县。）澧阳、（今湖南澧县。）衡山、（今湖南衡阳县。）熙平（今广东连县。）皆同焉。其丧葬之节，颇同于诸左云。

《隋志》之言如此：综而论之：北方之俗，大体质朴厚重；而河东俭啬，幽、冀椎鲁，齐、鲁文儒，缘边之地，多尚武节，又各因其所处之境而殊；大致尚与《汉志》所言相类，然如邺都为都邑所在；梁郡则菁华已竭，褰裳去之；而其风气亦即随之而异，则又可见风俗之随人事而变迁者为不少矣。以大体言之，北方之文教，可谓颇有增进。六郡无复寇盗；汲郡之桀惊，化为驯良；青州之侈靡，归于节俭；涿郡、大原，亦日习于文雅；皆其验也。江、淮之俗，本称劲悍。自晋室东渡，衣冠之族，为土人所慕效，武风乃渐就衰颓。后世江域之风气，转较河域为弱，盖始于此。然如京口之习兵，荆域之狎于水战，其流风遗烈，盖犹有存焉。（《记》曰：“季春出火，为焚也。然后简其车赋，而历其卒伍，而君亲誓社，以习军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观其习变也。而流示之禽，而盐诸利，以观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贪其得，故以战则克，以祭则受福。”古于生活大有关系之事，必有大祭，聚众既多，则因以习武，牵钩、竞渡，其原皆出于此，云以追屈原等，则附会之谈耳。）淮南则因丧乱而习于战斗。（《晋书·伏滔传》：滔从桓温伐袁真，至寿阳，以淮南屡叛，著论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爰自战国，至于晋之中兴，六百有余年，保淮南者九姓，称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祸溢于世，而终莫戒焉。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然而仁义之化不渐，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屡多亡国也。”以淮南之多叛，归咎于其地之人，可谓因果颠倒矣。《齐书·地理志》：刘毅复镇姑孰，上表曰：“西界荒余，密迩寇虏。北垂萧条，土气强犷。民不识义，惟战是习。逋逃不逞，不谋日会。”可见其致此之由。）当时南风之强劲，实不在北方之下。使能善用之，夫岂五胡所能格？惜乎政柄迄在北来贵族之手，淫靡脃弱，徒作新亭之对泣也。蜀为沃土，故其民耽于逸乐而颇尚文。其地阻塞，故安土而不乐与外境往来。民不习战而即安，故有割据其地者，其人皆不能抗，然割据者亦不能用其人以有为也。此时代中，汉族与异族，关涉最繁。异族众多之区，汉族亦间染其习尚，如雕阴等郡则是。然以大体言之，固皆异族同化于我，彼之风俗，终不能以久存矣。殊方之俗，至此时始见记载，（如竞渡至此始见正史。）可见彼我交涉之繁。此等风俗，其后有遂不可见者；（如畜蛊之俗，据《隋志》，今江西地方最盛，后世则惟西南诸省有之矣。）亦有久存而并为汉人所效法者，（如竞渡即其一事。）然亦全非故意矣。风气之迁移，必随乎生计。汉族资生之法，较诸异族，演进实深，彼我相遇，彼自不得不舍其旧而从我。自蜀至于豫章，皆女劳而男逸，此盖浅演之世，女事生产，男事战斗，其后干戈日澹，而男女职业，不复转变使然，此亦一种社会组织也，而其后遂不可复见，（杜甫《负薪行》咏夔州之俗云：“土风坐男使女立，应门当户女出入。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又云：“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则至唐世犹有其风，然虽有存焉者寡矣。）而蜀人之处边郡者，且能规固山泽，役使夷獠，可见生计之变迁，彼皆舍其旧而从我矣。资生之法变，则日用行习，一切随之而变，而风气迥殊矣。野蛮社会，人皆讥为野蛮，实则其组织自有法度，相处乃极安和，而文明社会，则适与之相反，风尚迁流，俗亦随之而薄，固其所也。此亦一古今之升降也。特世鲜通方之士，于我之古变为今，则哀之惜之，于彼则庆其自野蛮进于文明，自诩牖启之功，且以是为彼幸，为可笑耳。南北分疆之世，华夷错处之时，际会之区，风气自极错杂，（《梁书·大祖五王传》：南平元襄王伟之子恭，除雍州刺史，大宗手令曰：“彼士流肮脏，有关辅余风；黔首捍格，但知重剑轻死；降胡惟尚贪惏；边蛮不知敬让。”可以见其一班。）一统之后，乃稍归于一焉，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斯时代之大事，尤莫如南北意见之渐见融和。吴亡之后，叛晋者之多，（已见第三章第九节。）《晋书·周浚传》云：吴之未平也，浚在弋阳，南北为互市，而诸将多相袭夺以为功。吴将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为将在秣陵，与敏书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军国固当举信义以相高，而闻疆埸之上，往往有袭夺互市，甚不可行，弟慎无为小利而忘大备也。”候者得珪书，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问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戏之曰：“吾固疑吴无君子，而卿果吾乡人。”陆玩者，机之从弟，元帝引为丞相参军，时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玩。玩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导乃止。玩尝诣导，食酪，因而得疾，与导笺曰：“仆虽吴人，几为伧鬼。”王献之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入。时辟疆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旁若无人。辟疆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出门。献之傲如也，不以屑意。丘灵鞠（乌程人。）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辈渡，妨我辈涂辙，死有余罪。”（《齐书·文学传》。）观此数事，当时南北人士相疾之情，实不可谓之不深刻。案是时北人岐视南人颇甚。《晋书·儒林传》：文立，蜀时游大学，师事谯周。泰始初，拜济阴大守。入为大子中庶子。上表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叔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又以立为散骑常侍。是晋之于蜀，颇能收用其人。乃吴亡则大不然。《顾荣传》云：吴平，与陆机兄弟同入洛，时人号为三俊。《薛兼传》云：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此皆南士之宜见收用者也。乃《贺循传》言：循以无援于朝，久不进序。陆机上疏荐循曰：“伏见武康令贺循，前烝阳令郭讷，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州党愚智，所为恨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顾荣传》：齐王冏召为大司马主簿，荣惧及祸，以情告友人长乐冯融。融为荣说冏长史葛屿曰：“以顾荣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陆晔传》曰：大兴元年，元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晔以清贞著称，遂拜侍中。《齐书·张绪传》：大祖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坐，启曰：“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沈文季传》：世祖谓文季曰：“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合第三章第九节所引刘颂、华谭之言观之，可见北人岐视南人之甚。此固由朝士把持权利之私，然南北意见，未尽融和，亦必不能为之曲讳；抑北人之岐视南人，此等成见，或且隐为之祟也。自元帝东渡至陈末，历二百七十年，岁月既深，侨居者渐成土著，而此等意见，寖以消融矣。此亦我民族合同而化之一重要关键也。

异族既已同化，则习焉而忘其初相处之难，遂忘古人提携诱掖之劳，此亦未足知人论世也。今试引二事，以见当时异族风气与汉人相去之远。《齐书·焦度传》曰：南安氐人也。明帝时，补晋熙王燮防，随镇夏口。武陵王赞代燮为郢州，度仍留镇。沈攸之大众至夏口，将直下都，度于城楼上肆言辱骂攸之，至自发露形体秽辱之，故攸之怒，改计攻城。后度见朝廷贵戚，说郢城事，发露如初。杨大眼者，武都氐难当之孙也。仕魏，以勇名。《魏书》本传云：大眼妻潘氏，善骑射。战陈游猎之际，大眼令潘戎装，或齐镳战场，或并驱林壑。及至还营，同坐幕下。对诸僚佐，言笑自得。时指之谓人曰：“此潘将军也。”大眼有三子：长甑生，次领军，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大眼徙营州，（以钟离之败，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潘在洛阳，颇有失行。及为中山，（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勋，起为试守中山内史。）大眼侧生女夫赵延宝言之于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杀之。后娶继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问印绶所在。时元始怀孕，自指其腹，谓甑生等曰：“开国当我儿袭之，汝等婢子，勿以为望。”甄生深以为恨。及大眼丧将还京，（大眼为荆州刺史死。）出城东七里，营车而宿。夜二更，甑生等开大眼棺。延宝怪而问之。征南射杀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弯弓射之。甑生曰：“天下岂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尸，令人马上抱之，左右扶掖以叛。奔于襄阳，遂归萧衍。此等举动，自汉人观之，直是匪夷所思，无怪当时暴主如石虎、高洋辈，淫虐出人意外也。使其洗心革面，岂易事哉？

注释

【1】　婚姻：继室亦为适。

【2】　婚姻：子不得升母为适。

【3】　婚姻：魏故事前妻虽有子，后赐之妻子皆承适，又有因尚主而出妻者。北人二妻者多。

【4】　婚姻：不贺不举乐渐废。

【5】　婚姻：官为配合施于军士，乃虐民以奉军。

【6】　婚姻：晋南北朝婚年。

【7】　婚姻：财婚。

【8】　婚姻：晋南北朝婚姻自由之风未尽泯，离婚尚易，改嫁为恒事。

【9】　宫室：椓壁挂履土落，可见壁皆土。

【10】　婚姻：许孝克妻去而复归。

【11】　婚姻、宗族：同姓异氏为婚。

【12】　婚姻：禁母族为婚不行。

【13】　音乐：位未登，黄门郎不得蓄女伎。

【14】　婚姻：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不得改嫁。丧终伎妾分散为当时常法。

【15】　婚姻：晋令妾数。

【16】　婚姻：鲜卑俗无妾。

【17】　婚姻：贵族大家多淫乱。

【18】　商业：使妒妇卖扫帚皂荚。

【19】　婚姻：男妾不仅宋主面首。

【20】　阶级：白官杀兄妾。

【21】　婚姻：颜之推谓：江东妇女无交游，代北专以妇持门户，恐实。京洛弊俗。

【22】　商业：豫章数妇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案此犹使奴婢经商。

【23】　选举：谢惠连爱杜德灵，盖男色。

【24】　宗族：大族与割据之关系。

【25】　宗族：南方好生分较甚于北。北土重同姓，远来相投者，莫不营赡，不则不为乡里所容。

【26】　伦理：后老笃于族者，与忠不相容，孝者不必仁。

【27】　民族：魏三十六国，九十九姓多绝，以功高者复之，可见其伪。

【28】　宗族：赐姓宇文最多。

【29】　宗族：义子北俗。

【30】　宗族：继宗祧不袭财产。

【31】　户口：山阴一县三万户，邺都四十万户，无陈五六十万户、魏二百万户之理。

【32】　户口：吏民僧道杂隶等营奴婢诸胡皆在民户外。浮浪人。

【33】　户口：振饥临时造籍。

【34】　户口：私相置名，盖谓私家有名籍？客皆注家籍因有给客之制，则其合法者？

【35】　阶级：逼为左右，廛里无遗，盖如干取其材。

【36】　区划：魏平蜀立济岷即侨郡。

【37】　医学：人死复活。

【38】　户口：郭巨埋儿，郭世道同。

【39】　户口：家饶妓媵而生女不举。

【40】　户口：宋武几至不举。

【41】　兵：十七姓东徙在戎役例蠲其兵，又凡民皆合戌。

【42】　交通：章武至临渝，船路甚通。

【43】　婚姻：接胡者女淫妇贞。

【44】　饮食：梁州蓬室柴门，食必鱼肉。

【45】　宗教：《隋书·地理志》梁州“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与”。

【46】　风俗：《隋书》言蜀人“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则类唐之闽。

【47】　风俗：隋志论蜀“女勤作业，士多自闲”。

【48】　工业：《隋志》魏郡雕刻之工特妙。

【49】　衣服：豫章蚕四五熟，衣浣纱旦成布。

【50】　医学：蛊。

【51】　民族：蛮、左。

第十八章　晋南北朝社会等级

第一节　门阀之制上

魏、晋、南北朝之世，崇尚门阀之风极盛。论其事者，以唐柳芳为最详，今录其辞如下：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记也。昔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所记诸侯、卿、大夫名号、继统。左丘明传《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以谥为族；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后世或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氏于谥，则文、武、成、宣；氏于官，则司马、司徒；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官，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乙、匠、陶；于是受姓命氏，粲然众矣。秦既灭学，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兴，司马迁父子，乃约《世本》修史记，因周谱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数十代。先王之封既绝，后嗣蒙其福，犹为强家。汉高帝兴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先王公卿之胄，才则用，不才弃之；不辨士与庶族，然则始尚官矣。然犹徙山东豪桀，以实京师。齐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后进拔豪英，论而录之，盖七相、五公之所由兴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分别贵贱、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大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又诏代人诸胄，初无族姓，其穆、陆、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视四姓。北齐因仍，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右姓。大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开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则为右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则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大原王氏号五姓，盖不经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昏姻而有别。山东之人质，故尚昏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及其弊，则尚昏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适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四者俱敝，则失其所尚矣。人无所守，则士族削，士族削，则国从而衰。管仲曰：为国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强，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昏者人道大伦。周、汉之官人，齐其政，一其门，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晋官人，尊中正，立九品，乡有异政，家有竞心，此出二孔也，故强。江左、代北，诸姓纷乱不一，其要无归，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乡党，【1】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乱，宜救之以忠。忠厚则乡党之行修；乡党之行修，则人物之道长；人物之道长，则冠冕之绪崇；冠冕之绪崇，则教化之风美；乃可与古参矣。”（《唐书·儒学·柳冲传》。）据其所说，魏、晋已后士庶之别，实原于古封建之世。封建之世，士庶之别，本自釐然，秦并六国，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其等级业已夷灭。汉高祖起徒步，有天下，亦未尝复张其焰。然此特法律如是。古士庶之别，在民间实不得遽泯；而强宗大家，尤为人所尊敬，则政令初无如之何。惟习为故常之事，每为论议记载所不及，故后之读史者，遂觉两汉之世，社会平夷无等级耳。东汉季世，九域分崩，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士流播迁，皆失其所。凡在一地方习为人所尊敬者，易一地焉则人莫之知，乃不得不高标郡望，以自矜异。亦会其时，五胡云扰，异族纷纷，入据中国，神明之裔，耻胤胄之淆杂，而欲明其所自出者，亦或有之。然其关系，恐尚较本族之中士庶之别为浅。以当时人士，区别士庶之见颇深，而民族之义，则尚未昌明也。此等风气，使无法令以助长之，维持之，亦或不旋踵而灭，而九品中正之制，适起于此时；他法令之区别士庶者，又随之而俱起；则虚声与实利相合，而其势益盛，而其阅时亦益久矣。然社会组织，既与封建之世殊科，区区政令之力，又安能逆之而行？胙土之制既废矣，同出一祖者，已不复能相维相系，安得不尚外族而后本宗？官人必取其才，安能常先适长而后庶孽？有权利者必为人所附，安得不崇冠冕，右贵戚；崇冠冕、右贵戚矣，略伉俪慕荣华，徇势利忘礼教之弊，又安得而不作乎？犹欲如封建之世，以士族为国之桢干，民之表率，安可得哉？乔木世臣，自孟子已慨其无有，况于千载之后乎？柳芳之见，亦适成其为柳芳之见而已。晋、南北朝之世，盖古封建遗孽回光返照之时也。

［北齐］白石透雕如来像

其所以能为是回光返照者，实以其冯藉政权之故。政权之冯藉，自以选举为大。《魏书·刘昶传》：高祖临光极堂大选，曰：“朝因月旦，欲平魏典。夫典者，为国大纲，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则国治，不能则国乱。我国家昔在恒、代，随时制作，非通世之长典，故自夏及秋，亲议条制。或言惟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然。何者？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苟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故今班镜九流，清一朝轨。”《韩麒麟传》载高祖与其子显宗及李冲、李彪等论议，其意亦同。孝文虽渴慕中华，究系虏主，而其言如是，中国人之见解，可以概见。斯时操选举之权，史称其能不偏于贵胄者，固非无人，然因“家世贵显，与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者，（《梁书·王暕传》谓暕之语。）恐实多矣。贵胄出身既优，【2】（《晋书·阎缵传》：国子祭酒邹湛，以缵才堪佐著，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间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宋书·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梁书·张缅传》：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宋书·江智渊传》：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选，意甚不悦，固辞不肯拜。《梁书·王筠传》：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美，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将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职。《北史·穆崇传》：孝文欲以崇玄孙弼为国子助教，弼辞以为屈。帝曰：“朕欲敦厉胄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岂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时，耻沉泥滓。”会司州牧咸阳王禧入，帝曰：“朕与卿作州督，举一主簿”，即命弼谒之。因为帝所知。此皆贵胄出身习于优异之事。《梁书·王僧虔传》：迁御史中丞。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王氏分支居乌衣者，位宦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是贵胄之中、又有高下也。《齐书·王晏传》：时王俭虽贵而疏，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俭卒，礼官议谥，上欲依王导，谥为文献。晏启上曰：“导乃得此谥，但宋已来不加素族”，则并虚名亦不相假矣。《梁书·文学传》：庾于陵拜大子洗马。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于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可见族望逊者膺清选之难。）入官之年又早。（《梁书·武帝纪》：上表请立选簿云：“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此实巨蠹，尤宜刊革。”然天监四年正月朔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齿”，则其制实未革也。《张缅传》：起家秘书郎，出为淮南大守，时年十八；缅弟缵，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可见贵胄出仕之早。）庶族则虽抱异才，执政柄，仍为人所轻视；（《晋书·张华传》：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蔡兴宗之位望，不为不高，然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则当时庶族，虽居高位，握重权，其分望究与贵胄有异也。齐高帝大渐诏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而梁王琳谓李膺曰：“今天下未平，迁琳岭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与官争为帝乎？”宜矣。《齐书·陈显达传》：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有子十余人，诫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陵人。”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可见庶族之自视欿然也。）其平流而进者，则内而丞、卿、曹掾，（《魏书·张普惠传》：任城王澄嘉赏普惠，临薨启为尚书右丞。尚书诸郎以普惠地寒，不应便居管辖，相与为约，并欲不放上省，纷纭多日乃息。《良吏传》：窦瑗，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与轻之。《北史·赵隐传》：齐文襄为尚书令，沙汰诸曹郎，隐以地寒被出。按隐即彦深，避齐庙讳，以字行。《吕思礼传》：普泰中，司马子如荐为尚书二千石郎中，寻以地寒被出。）外而州郡佐吏，（《晋书·石苞传》：孙铄，河内怀人也。少为县吏。大守吴奋转以为主簿。铄自微贱登纲纪，时僚大姓，不与铄同坐。奋大怒，遂荐铄为司隶都官从事。《郭奕传》：咸宁初，迁雍州刺史。时亭长李含有俊才，而门寒，为豪族所排，奕用为别驾。含后果有名位，时以奕为知人。《忠义传》：易雄，为州主簿，迁别驾，自以门寒，不宜久处上纲，谢职还家。《宋书·孝义传》：郭世道子原平。会稽重望计及望孝，盛族出身，不减秘、著。蔡兴宗欲举山阴孔仲智长子为望计，原平次息为望孝。仲智会上高门，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敌。又：吴逵，大守王韶之擢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受。《梁书·杨公则传》：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北史·贾思伯传》：弟思同，初为青州别驾。清河崔光韶，先为中从事，自恃资地，耻居其下，闻思同还乡，遂便去职。州里人物，为思同恨之。《苏绰传》：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其四擢贤良，曰：“今刺史、县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3】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文苑传》：樊逊，字孝谦。崔暹大会客，大司马襄城王旭时亦在坐，欲命府僚。暹指逊曰：“此人学富才高，兼之佳行，可为王参军也。”旭目之曰：“岂能就邪？”逊曰：“家无荫第，不敢当此。”天保八年，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参者二三千人。杨愔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遂以思道兼员外郎，三人并员外将军。孝谦辞曰：“门族寒陋，访第必不成，乞补员外司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案《梁书·武帝纪》：天监五年正月朔，诏凡诸郡国，旧邦族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七年，二月，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此所搜荐者，亦必多衣冠中人。《齐书·王琨传》：琨出为会稽大守、本州中正。时王俭为宰相，属琨用东海郡迎吏。琨谓信人曰：“语郎：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容复夺之？”遂不过其事。当时贵胄之与寒贱，出身之优劣，岂可以道里计邪？）亦无不为人所挤排。《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六月，诏曰：“顷者州郡选贡，多不以实。今年贡举，尤为猥滥。自今所遣，皆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而韩显宗上言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第，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可见门尽州郡之高为实语，才极乡闾之选为虚言矣。秀孝察举，虽不限于未仕，究以未仕及仕而未达者为多，其为门望所占如此，寒贱宁复有奋扬之路？梁初钟嵘上言：吏姓寒人，惟当听极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陈世，章华以素无阀阅，遭朝臣排抵，除大市令。（见《陈书·传縡传》。）魏孝文以李彪为秘书令，至特为之下诏。寒族登进之艰可知。若夫执技事上之流，限其所至之途尤酷。魏大和元年诏：户内有工役者，惟止本部丞已下，不得或染清流，已云酷矣，甚至如真君五年之诏：百工技巧、驺卒子息，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并其乡学之途而绝之焉。蒋少游因工艺自达，高允、李冲皆右之。高祖、文明大后谓百官曰：“本谓少游作师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少游卒不迁移。张景仁实强毅有为，而史谓其“自仓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讥议之意显然。《颜氏家训·杂艺篇》言：吴郡顾士端父子，彭城刘岳，并妙丹青。士端父子，常被梁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岳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向使三贤都不晓画，岂见此耻？又言琴足畅神情，惟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当时士大夫，视曲艺之士，为何如哉？

世业之制破，则职业无复制限，人得尽其才性，以各赴其所长，此实古今之一大变，今之远胜于古者也。乃至南北朝之世，犹有欲行管子四民异居之说者，泥古而不察实，亦足异矣。魏孝文之迁洛也，韩显宗上言曰：“伏见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4】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民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大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卖买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称礼，宣令童龀，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开伎作宦途，得与膏粱华望，接连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极，光宅中原，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于一言，有何为疑，而阙盛美？”其言所就系于所习，诚与今教育家言教育当改造环境之义合，然百工伎作，何故当限其所至？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又岂易强之以其所不欲，以就世业邪？

当时高门，皆不服役，故籍有黄白之别，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宋书·宗越传》：本为南阳次门。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黜越为役门。元嘉二十四年，启大祖求复次门。许之。所谓次门，盖尚克邀免役之宽典者也。兵亦役之一，故军户亦为贱辱，别于论兵制时详之。又刑罚亦因贵贱而异施。【5】《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启曰：“夫狱讼惟平，画一在制。虽恩家得罪，必宜申宪，鼎姓诒諐，最合从网。若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理之宗。”此法同而用之有异者也。《幸臣传》：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魏书·源贺传》：贺子怀，景明二年，征为尚书左仆射。时有诏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因眚乃出，并皆释然。自今已后，犯罪不问轻重，藏窜者悉远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役。源奏曰：“守宰犯法，逃走者众。禄润既优，尚有兹失。及蒙恩宥，卒然得还。今独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书奏，门下以成式既班驳奏不许。怀重奏曰：“伏寻条制：勋品已下，罪发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虽欲抑绝奸途，匪为通式。谨案事条：侵官败法，专据流外。岂九品已上，人皆贞白也？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至有贪浊，事发逃窜，而遇恩免罪。勋品已下，独乖斯例。如此，则宽纵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罚不等。”书奏，世宗纳之。此等则立法亦有偏颇矣。

车服之殊，古本用以别贵贱。当时之人，既视士庶等级，判然不同，则其视车服之殊，自亦以为应然之事。《晋书·良吏传》：王宏，大康中，代刘毅为司隶校尉。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庶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绩。《齐书·明帝纪》言帝明审有吏才，持法无所借。制御亲幸，臣下肃清。驱使寒人，不得用四幅伞。《梁书·良吏传》：沈瑀起为余姚令。初至，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县吏，何自拟贵人邪？”悉使着芒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相榜棰。史言“瑀微时尝自至此鬻瓦器，为富人所辱，故因以报焉。由是士庶骇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可见当时视此等度制，不以为非，故怨家不得而中之也。张祚禁四品已下不得衣缯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车马。苻坚时，商人赵掇、丁妃、邹瓮等，皆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坚之诸公竞引之，为国国卿。黄门侍郎程宪言于坚。坚于是推检引掇等为国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以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慕容熙之败也，工人李训，窃宝而逃，赀至巨万。行货于冯跋吏部尚书马弗勤。弗勤以为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书之于阙下碑。冯素弗言之于跋。跋虽原马弗勤，而以李训小人，污辱朝士，命东市考竟。则虽偏隅小国，法令且甚峻切矣。

车服既殊，起居动作之间，庶族自不得与贵胄并。《齐书·东昏侯纪》言：帝每四更中，鼓声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相随，士庶莫辨，则其本有辨可知。（《梁书·文学传》：王籍以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择交游，则当时士大夫徒行者甚少。）杨晫以陶侃州里，与同乘见顾荣，而人讥其与小人共载，宜矣。《宋书·后妃传》：路淑媛，孝武帝母。弟子琼之，宅与大常王僧达并门。常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为之礼。（《南史·僧达传》云：琼之大后兄庆之孙。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琼之以诉大后。大后大怒，欲罪僧达。上曰：“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又《张邵传》：子敷。中书舍人狄当、（狄当作秋。《蔡兴宗传》、《陆慧晓传》、《恩幸传叙》皆作秋。《广韵·秋字注》：“又姓，宋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林，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床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标遇如此。又《蔡兴宗传》：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内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秋当诣大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南史》作中书舍人弘兴宗，盖传写之误，观下文言“弘还”与《宋书》同可知。）为大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益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君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此八字，南史作“至是兴宗复尔”六字。）《南史·江斅传》：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斅、谢满，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时人重斅风格，不为权幸降意。此数事相类，庸有附会之谈，然当时必有此等事，则可知也。纪僧真等犹曰佞人，（案《南史·江斅传》言：僧真容表有士风，《齐书幸臣传》亦云：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风，世祖尝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则其人亦必非无可取也。）徐爰则被服儒雅，乃宋文帝命王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然则学问文章，举非所尚，而惟门第之崇矣。《晋书·列女传》：王浑妻钟氏，字琰，颍川人，魏大傅县曾孙也。浑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虽贵门，与郝雅相亲重。郝不以贱下琰，琰不以贵陵郝，时人称钟夫人之礼，郝夫人之法云。《魏书·公孙表传》：初表与渤海封恺友善。后为子求恺从女，恺不许，表甚衔之。及封氏为司马国璠所逮，大宗以旧族欲原之，表固证其罪，乃诛封氏。表第二子轨，终得娶于封氏。生二子：斌，叡。轨弟质第二子邃。邃、叡为从父兄弟，而叡才器小优；又封氏之甥，崔氏之婿，邃母雁门李氏，地望县隔。钜鹿大守祖季真，多识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势利之见，存于骨肉之间，异哉！

《晋书·郗鉴传》：鉴陷于陈午，邑人张实，先求交于鉴，鉴不许，及是，实于午营来省鉴疾，既而卿鉴。鉴曰：“相与邦壤，义不及通，何可怙乱至此？”实大惭而退。《齐书·王僧虔传》：徙为会稽大守。中书舍人阮佃夫，家在会稽，请假东归。客劝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礼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岂能曲意此辈？彼若见恶，当拂衣去耳。”（佃夫言于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孙敻奏僧虔前莅吴兴，多有谬命，又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委州检削，坐免官。）《南史·袁粲传》：大明七年，皇大子冠。上临宴东宫，与颜师伯、柳元景、沈庆之等并樗蒲。愍孙劝师伯酒，（粲少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孙。）师伯不饮。愍孙因相裁辱，曰：“不能与佞人周旋。”师伯见宠于上，上常嫌愍孙以寒素陵之，因此发怒，曰：“袁濯儿不逢朕，（粲父名濯。）员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将手刃之。命引下席。愍孙色不变。沈、柳并起谢，久之得释。此等事史并以为美谈，实亦客气用事耳。《朱异传》：异轻敖朝贤，不避贵戚。人或诲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实亦恃枯骨而骄人者，有以自取之也。（宋武帝微时，王愉不为礼，及得志，愉合家见诛，见《魏书·王慧龙传》。又《南史·庾悦传》：累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初刘毅家在京口，酷贫。尝与乡曲士大夫往东堂共射。时悦为司徒右长史，与府州僚佐出东堂。毅已先至，遣与悦相闻曰：“身并贫踬，营一游甚难，君如意人，无处不可为适，岂不能以此堂见让？”悦素豪，径前，不答毅。时众人并避，惟毅留射如故。悦厨馔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悦甚不欢。毅又相闻曰：“身今年未得子鹅，岂能以残炙见惠？”悦又不答。至是，毅表解悦都督、将军官，以刺史移镇豫章。以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将府。深相挫辱。悦不得志，疽发背，到豫章，少日卒。毅之挫折悦，庸或以非己党，欲去其权，然当时贵人，任意而行，贾怨寒士，自所不免也。）

欲使族姓贵贱，恒久不变，则必婚姻不通而后可。故当时士庶之族，通婚颇难。《陈书·儒林传》：王元规，大原晋阳人。八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欲以女妻之。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元规泣请曰：“因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辄昏非类？”母感其言而止。《魏书·崔辩传》：孙巨伦，有姊明惠，有德行，因眇一目，内外亲族，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观此二事，可知当时贵胄，不肯苟婚庶姓。《宋书·褚叔度传》，谓诸尚公主者并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魏孝文帝以诸王婚多猥滥，为咸阳王禧聘陇西李辅女，河南王干聘代郡穆明乐女，广陵王羽聘荥阳郑平城女，颍川王雍聘范阳卢神宝女，始平王勰聘陇西李冲女，北海王详聘荥阳郑懿女。【6】北齐世宗谓赵郡王叡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崔传》：一门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仪范，为当时所称。娄大后为博陵王纳妹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观此诸事，可知当时帝王之家，求婚望族之切。然《梁书·王峻传》：峻子琮，为国子生，尚始兴王女繁昌县主，不惠，为学生所嗤，遂离昏。峻谢王。王曰：“此是上意，仆极不愿如此。”峻曰：“臣大祖是谢仁祖外孙，亦不藉殿下姻构为门户。”则望族之于王室，转不以获居胏胕为荣矣。门望较下之家，尤以结婚望族为至幸。（《北史·孙骞传》：世寒贱。神武赐妻韦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时人荣之。又《陈元康传》：左卫将军郭琼以罪死，子妇，范阳卢道虞女也，没官，神武启以赐元康为妻，元康地寒，时以为殊赏。）求之不得，则以为大怨。（如前述公孙表之于封氏，即其一事。《北史·崔逞传》：逞六世孙叔义，父休，为青州刺史，放盗魁令出其党，遂以为门客，在洛阳，与叔义兄叔仁铸钱。事发，合家逃逸，叔义见执。时城阳王徽为司州牧，临淮王彧以非其身罪，数为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书而杀之。又《崔传》：为齐文襄所禁，谓邢子才曰：“卿知我属意大丘不？”子才出，告子瞻曰：“尊公正应欲结姻于陈元康。瞻有女，乃许妻元康子。”元康为言于文襄，乃舍之。此又以许婚而见德者也。）甚有视为盛衰荣辱所关，出死力以争之者。（《北史·房谟传》：谟与子结婚卢氏。谟卒后，卢氏将改适他姓。有平阳廉景孙者，少厉志节，以明经举郡孝廉，为谟所重，至是讼之台、府，不为理。乃持绳诣神庙前，北面大呼曰：“房谟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见陵，神而有知，当助申之，今引决诉于地下。”便以绳自经于树。卫士见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诚，命女归房族。）观此，而知当时士庶之间，限隔之峻也。至于百工厮养之徒与士民通婚，则法本为之厉禁矣。【7】（《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十二月，制皇族、师传、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高祖大和元年五月，以百姓习常，仍不肃改，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十七年九月，诏厮养户不得与庶士婚。有文武之才，积劳应进者，同庶族例听之。）然贪财而与卑姓婚者仍多，（见第十七章第一节。）乃知社会演进之大势，卒不可逆也。

［梁］张僧繇·神农伏羲像轴

冢中枯骨，与人生荣辱升沉，关系之密如此，谱牒自不免于诬。【8】《南史·齐本纪》云：“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南史》之言如此，而《齐书·本纪》，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其诬亦可谓甚矣。《陈书·高祖纪》云：“其本甚微，自云汉大丘长寔之后也”，亦为不信之辞。梁武请立选簿表曰：“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言之可谓深切矣。乃其谓俞药曰：“俞氏无先贤，宜改姓喻。”（见《南史·陈庆之传》。）又何其习于诬罔，恬不为怪也？

门寒者虽或骤贵，仍不免见轻于人。《宋书·袁湛传》：朱龄石伐蜀，使袁豹为檄文曰：“蕞尔谯纵，编户黔首。”《南史·张缵传》：大同五年，武帝诏曰：“赞外氏英华，朝中领袖，司空已后，名冠范阳，可尚书仆射。”缵本寒门，以外戚显重，高自拟论，而诏有司空、范阳之言，深用为恨。以朱异草诏，与异不平。又《到溉传》：溉掌吏部尚书，时何敬容以令参选，事有不允，溉辄相执。敬容谓人曰：“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溉祖彦之，初以担粪自给，故世以为讥云。皆其事也。然亦有世实显贵，妄为人所挤排者。《晋书·杨佺期传》云：弘农华阴人，汉大尉震之后也。佺期沉勇果劲，而兄广及弟思平等，皆强犷粗暴。自云门户承藉，江表莫比。有以其门第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桓玄传》云：佺期为人骄悍，常自谓承藉华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宋书·杜骥传》：骥高祖预。曾祖耽，避难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兄坦，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晚度北人，朝廷恒以伧燕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途所隔。坦以此慨然。尝与大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汉朝莫及，恨今世无复如此辈人。”坦曰：“日磾之美，诚如圣诏，假使生乎今世，养马不暇，岂办见知？”上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因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日磾胡人，身为牧圉，便超入内侍，齿列名贤。圣躬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梁书·羊侃传》：中大通四年，诏随大尉元法僧北讨。侃曰：“北人虽谓臣为吴，南人已呼臣为虏。今与法僧同行，还是群类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轻汉。”《魏书·李元护传》：辽东襄平人。八世祖胤，晋司徒、广陆侯。胤子顺、璠，及孙沉、智，皆有名宦。沈孙根，慕容宝中书监。根子后智等，随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数世无名位，三齐豪门多轻之。世族既以把持权利为事，自不免于互相挤排，故位宦深沉，虽冯家世，亦藉人事也。荀伯子通率好为杂语，敖游闾里，遂失清途。白建虽无他才伎，而勤于在公，以温柔自处。与唐邕俱以典执兵马，致位卿相。诸子幼弱，俱为州郡主簿。男婚女嫁，皆得胜流。平恒三子，并不率父业，好酒自弃。恒常忿其世衰，不为营事婚宦，故仕聘碎浊，不得及其门流。其明验矣。

门第优劣，亦有兼论名德者。《南史·王彧传》：彧曾孙克，仕侯景，景败，克迎候王僧辩。僧辩问克曰：“劳事夷狄之君。”又诮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坠。”《北史·郑羲传》言：“自灵大后豫政，淫风稍行；及元叉擅权，公为奸秽；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正，昏宦无贬于时，有识者咸以叹息矣。”则其本有纠贬可知。此似较专论位宦者为优，然庸流无识，所纠贬者，亦多琐琐末节，无当于出处大节也。《北齐书·羊烈传》：烈家传素业，闺门修饰，为世所称。一门女不再醮。天统中，与尚书毕义云争为兖州大中正。义云盛称门阀，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为我家故吏。”烈答云：“卿自毕轨被诛以还，寂无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埸之上，彼此而得，何足为言？岂若我汉之河南尹，晋之大传，名德、学行，百代传美；且男清女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称也？”盖讥义云之帷薄焉，窥观女贞，又何关于德业邪？

士庶利权，相去既远，故欲清釐之者，每以招怨。《晋书·慕容宝载记》言：宝以垂遗令，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定士族旧籍，明其官仪。而法峻政严，上下离德，百姓思乱者，十室而九焉。《宋书·沈怀文传》言：孝武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严罚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莫不奔窜山湖，聚为盗贼。《魏书·道武七王传》：元法僧为益州刺史。素无治干，加以贪虐。杀戮自任，威怒无恒。王、贾诸姓，州内人士，法僧皆召为卒伍，无所假纵。于是合境皆反。民之多幸，国之不幸，固也，然政令本已非平，而更加之以操切，又曷怪怨叛之起邪？

第二节　门阀之制下

语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晋、南北朝之世，所谓世族者，既居于率将之地，则国家之盛衰强弱，恒必由之。乃其人率多呰窳莫能振拔，遂致神州陆沉，久而不复矣。《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则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此辈之见讥于世者，首为其不事事。《梁书》载姚察之论曰：“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惟卞壸以台阁之务，颇欲综经。阮孚谓之曰：卿尝无闲暇，不乃劳乎？（《晋书·壸传》云：壸干实当官，以褒贬为己任。勤于吏事。欲轨正督世，不肯苟同时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优誉。明帝深器之。于诸大臣，而最任职。阮孚每谓之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壸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然而闻者莫不折节。）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敬弘名裕之，名与宋武帝讳同，故以字行。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悦。虽加礼敬，亦不以时务及之。见《南史》本传。）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小人道长，抑此之由。呜呼！伤风败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竞，戎马生郊，宜其然矣。”（《何敬容传论》。《陈书·后主纪论》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哀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隳废，祸生邻国。”案当时论者，率以政事之败坏，归咎于人主之好用小人，实仍是士族偏私之见。此辈实不可谓无才；抑贵胄既不事事，人主虽欲不用此辈，亦不可得也。参看下引《颜氏家训》自明。）是时流风所扇，虽英君、哲相，亦不能免。（《南史·郑鲜之传》云：宋武帝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谈论。人皆依违不敢难。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与帝言，要须帝理屈，然后置之。是虽雄才如宋武，亦未能免俗也。《宋书·袁粲传》云：粲与齐王、褚渊、刘秉入直，平决万几，时谓之四贵。粲间默寡言，不肯当事。主书每往咨决，或高咏。对之。宅宇平素，器物取给。好饮酒，善吟讽。独酌园庭，以此自适。居负南郭，时杖策独游。素寡往来，门无杂客。及受遗当权，四方辐凑，闲居高外，一无所接。谈客文士，所见不过一两人。疏率如此，此粲之所以败也。）甚至武人亦沿其流。（《宋书·沈演之传》：家世为将，而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自序》：沈林子所著，有《论老子》一百二十一首。杜慧度以勋业名，《传》亦云其颇好庄、老。甚至如崔慧景，称兵内向，而顿法轮寺，对客高谈，卒以致败。习俗之误人，可谓深矣。）朝士旷职者，多见容恕。（《晋书·阮孚传》：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虽然，不以事任处之。转丞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恒为有司所按，帝每优容之。《南史·王裕之传》：宋武帝以为道规谘议参军。时府主簿宋协，亦有高趣。道规并以事外相期。其孙延之，在江州，独处斋内，未尝出户，吏人罕得见焉。延之子纶之，为安成王记室参军，偃仰召会，退居僚末。司徒袁粲闻而叹曰：“格外之官，便今日为重。”贵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记为高，自纶之始也。可谓世有佚德矣。《王球传》：彭城王义康谓刘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属，竟何所堪？施为自富贵，复那可解。”殷景仁卒，球除尚书仆射。素有脚疾，多病还家，朝直甚少。录尚书江夏王义恭谓尚书何尚之曰：“当今乏才，群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纠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应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责也。”义恭又面启文帝曰：“王球诚有素誉，颇以物外自许，端任要切，或非所长。”帝曰：“诚知如此，要是时望所归。昔周伯仁终日饮酒而居此任，盖所以崇素德也。”遂见优容。《张率传》：为扬州别驾。率虽历居职务，未尝留心簿领。及为别驾，奏事，梁武帝览牒，问之，并无对，但云事在牒中。帝不悦。然亦不闻其有所惩也。）即有愿治之主，或加屏弃；（《南史·明山宾传》：诏使公卿举士。左卫将军江祏上书荐山宾才堪理剧。齐明帝不重学，谓祏曰：“闻山宾谈书不辍，何堪官邪？”遂不用。又《恩幸传》：齐武帝常云：“学士辈不堪经国，惟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持正之士，深致讥平；（《梁书·何敬容传》：大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侯景传》：陶弘景尝为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卒不能挽滔滔之俗也。（当时衣冠中人，亦闲有明于政务，勤于职事者。如《宋书·王淮之传》云：曾祖彪之，尚书令。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淮之究识旧仪，问无不对。时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每叹曰：“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淮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乏风味，不为时流所重。撰仪注，朝廷至今遵用之。《梁书·周舍传》云：虽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日夜侍上，豫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何敬容传》云：敬容久处台阁，详悉旧事；且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时萧琛子巡者，颇有轻薄才，因制卦名离合等诗以嘲之，敬容处之如初，亦不屑也。然此等人甚少矣。）魏寇之动也，梁元帝犹于龙光殿述《老子》义，敌兵至襄阳，乃停讲，旋复续讲，百僚戎服以听。置祸福死生于度外，时人庸或以为高致，然膺民社之重者，其成败利钝，实非徒一身死生祸福之所关，而其轻心掉之，至于如此，尚何言哉？王衍之死也，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桓温曰：“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信矣。此等弊风，前人每蔽其罪于清谈，而溯其原于正始。（《日知录》云：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大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唱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大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其实正始诸贤，初非无意于天下者，读《秦汉史》所述，已可见之。谈玄亦学问之事，初不必其废事；即晋世所谓名士者，亦或废事或不废事，初非一染玄风，即遗俗务也。【9】（如《晋书·羊曼传》曰：“曼任达颓纵，好饮酒。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时州里称阮放为宏伯，郗鉴为方伯，胡母辅之为达伯，卞壶为裁伯，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刘绥为委伯，而曼为黯伯，凡八人，号兖州八伯，盖拟古之八隽也。”此中温峤、庾亮、桓彝、郗鉴、卞壸、蔡谟，并功名志节之士也。）故以晋、南北朝士大夫风俗之恶，蔽罪于清谈，溯原于正始，非笃论也。晋、南北朝士大夫风俗之恶，实当溯其原于千载以前。盖自隆古之世，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等级既分，治人者遂日益纵恣淫佚，而其居心亦日益险诈卑鄙，其体魄遂日以委靡不振，终至于灭亡而后已。此乃一等级之将即消亡，固非一人一事之咎，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北齐］彩绘骑马文吏陶俑

晋、南北朝之世，士大夫之恶德，盖有多端。言之深切著明者，莫如葛洪。洪固有心人，其所著之《抱朴子》，《内篇》虽惑溺神仙，《外篇》则实足与王符之《潜夫论》并称也。今试略引其言，以见其时所谓贵胄者之情形焉。其恶德之最浅而易见者，时曰淫酗。《酒诫篇》述其弊曰：“贞良者流华督之顾眄；怯懦者效庆忌之蕃捷；迟重者蓬转而波扰；整肃者鹿踊而鱼跃。或奔车走马，赴坑谷而不惮；或登危蹋颓，虽堕坠而不觉；或肆忿于器物。或酗醟于妻子。加枉酷于臣仆。用剡锋于六畜。炽火烈于室庐。掊宝玩于渊流。迁威怒于路人。加暴害于士友。亵严主以夷戮。犯凶人而受困。白刃抽而忘思难之虑。棓杖奋而罔顾前后。搆漉血之仇。招大辟之祸。以少陵长，则乡党不相重矣。责辱人父兄，则子弟将推刃矣。发人所讳，则壮士不能堪矣。计数深刻，则醒者不能恕矣。其为祸败，不可胜载。”此等情形，设见于今日，宁非极下等无教化之人所为乎？【10】（今之论者，每谓“中国人之酒德，远胜于欧、美”，然此实后世之事，若稽诸古昔，则知其淫酗实与欧、美人同，此篇亦可为其证也。）此犹可诿曰酒实为之也，而其醒时之悖戾，亦有不减于醉时者。《疾谬篇》曰：“嘲戏之谈，或及祖考，或逮妇女。往者必务其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利口者扶强而党势。辩给者借鍒以刺瞂。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乃有使酒之客，及于难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手足相及。丑言加于所尊。欢心变而成仇。绝交坏身，搆隙致祸。”此其忿不思难，亦何异于醉客乎？夫行检之不修，实由其居心之不逊。《疾谬篇》又曰：“或因变故，佻窃荣贵；或赖高援，翻飞拔萃；于是气陵云物，步高视远。顾瞻否滞失群之士，虽实英异，忽焉若草。或倾枕而延宾，或称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门以成林，车骑填噎于闾巷。”更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杖气力以求畏。其入众也，则亭立不坐，争处端上，作色谐声，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对不退。其行出入也，窄逼之地，耻于分涂，振策长驱，推人于险，有不即避，更加摅顿。”此非子舆氏所谓横逆之来，与禽兽奚择者乎？《刺骄篇》曰：“生乎世贵之门，居乎热烈之势，率多不与骄期而骄自来矣。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便自轩昂，视人犹芥。或曲宴集，管弦嘈杂，后宾填门，不复接引。或于同造之中，偏有所见。复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苞苴继到，壶榼不旷耳。”内贪婪而外悖慢，其恶德为何如哉？其夷居则不务德业，惟事游荡。《疾谬篇》曰：“盛务惟在樗蒲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口不逾绮襦纨袴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论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交际篇》自言：“诸戏弄之事，弹棋、博、弈，皆所恶见；飞轻走迅，游猎遨览，咸所不为；殊不喜嘲亵”，则“亲交辽远”矣。至其党类聚集，则《疾谬篇》又言之曰：“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横拨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甚有如《刺骄篇》所言：“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者。其游遨也，则《疾谬篇》言之曰：“携手连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平论美丑。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犯门折关，逾垝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隐僻，就而引曳。落拓之子，无骨鲠而好随俗者，以通此者为亲密，距此者为不恭。于是要呼愦杂，入室视妻；促膝狭室，交杯咫尺；弦歌淫冶之曲，以誂文君之心；载号载呶，戏谑丑亵，穷鄙极黩。”又有“戏妇之法”：“于稠众之中，亲属之前，问以丑言，责以慢对。其为鄙黩，不可忍论。”乃“或蹙以楚挞，或系脚倒悬，酒客酗醟，不知限齐，至有伤于血流，踒折支体者”。此则直当归诸司败，威之齐斧矣。而其时之妇女，亦市也婆娑，习非成俗，已见第十七章第一节。观于此，然后知宋孝武之狎侮，齐文宣之淫酗，宋、齐诸荒主之四出游走，梁世诸王、贵游之扰害人民，以及历朝佞幸之臣之权势熏灼，货贿丰盈，皆非一时之失政，一人之失德，而实为其时贵族社会之通病也。吾故曰：此实自隆古以来，所谓治者阶级，积其纵恣淫欲，将趋于灭亡之候也。

或曰：无礼无义之徒，贵游之中，何世蔑有？安得以此诬当时之名士乎？则试与观当时之所谓名士者，其居心之忌刻，（参看第四章第四节论王羲之，第九章第六节论宋明帝。交友之势利，《晋书·郗超传》：王献之兄弟，自超未亡，见愔常蹑履问讯，甚修舅甥之礼。及超死，见愔慢怠。展而候之，命席便迁延辞避。愔每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子敢尔邪？”）接物之狂敖，（《梁书·刘孝绰传》：孝绰少有盛名，而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领军臧盾，大府卿沈僧杲等，并被时遇，孝绰尤轻之。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途闲事，由此多忤于物。案南北朝时，狂敖之甚者，无过于谢灵运与王僧达，可参看《宋书》本传。）立身之无礼，而且无行，（《晋书·胡母辅之传》：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子谦之，才学不及父，而傲纵过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辅之正酣饮，谦之窥而厉声白：“彦国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毕卓传》：卓少希放达，为胡母辅之所知。大兴末，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致醉而去。此无礼也。《谢鲲传》：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则无行矣。《南史·张融传》：永明二年，总明观讲，敕朝臣集听。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饮之。难问既毕，乃长叹曰：“呜呼！仲尼独何人哉？”为御史中丞到所奏，免官。《文学传》：谢几卿，性通脱，会意便行，不拘朝宪。尝豫乐游宴，不得醉而还，因诣道边酒墟，停车褰幔，与车前三驺对饮。时观者如堵，几卿处之自若。后以在省署夜着犊鼻裈，与门生登阁道饮酒酣呼，为有司纠奏，坐免官。此皆无礼之尤。徐孝绰与到洽友善，同游东宫。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及孝绰为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犹停私宅。洽寻为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高祖为隐其恶，改妹为姝。坐免官。孝绰诸弟，时随藩皆在荆、雍，乃与书，论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辞皆鄙。到氏又写别本，封呈东宫。昭明大子命焚之，不开视也。孝绰所携，果妾，高祖当究到洽之诬，不得但改妹为姝。鄙辞累及十事，凡鄙之所羞言，况于士君子邪？此真无行之尤矣。）果有以异于乡之所云者乎？为此者果何人哉？《抱朴子·疾谬篇》又曰：“敢为此者，非必笃顽也。率冠盖之后，势援之门。素颇力行善事，以窃虚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昏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态发病出。党成交广，志通步高，清论所不能制，绳墨所不能弹，遂成鹰头之蝇，庙垣之鼠”矣。其下于此者，《刺骄篇》云：“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后生晚出，见其或以泾清之资，或佻窃虚名，而躬自为之，便谓立身当世，莫此为美。”乃转为其所污染者耳。夫显为名者，未有不阴为利者也。《交际篇》谓此辈“能令壤虫群飞，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为祸福”。《刺骄篇》云：“所惠则得多。属托则常听。所欲则必副。言论则见饶。有患则见救。所论荐则蹇驴蒙龙骏之价。所中伤则孝己受商臣之谈。”此“小人之赴之”，所以“若决积水于万仞之高堤，而放烈火于云、梦之枯草”也。参观第二章第一节所引干宝、潘尼之言，而其所由来，可以思过半矣。

葛氏推原此等弊风，以为皆起于东汉。其所辞严义正、首致其诛者乃为最负高名之郭林宗。《正郭篇》曰：“此人有机辩风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为之羽翼，延其声誉于四方，故能见推慕于乱世。所言所褒，则重于千金。游涉所经，则贤愚波荡。【11】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乎则非所安。”故其“言行相伐，口称静退，心希荣利。”其“名称重于当世，美谈盛于既没”，则“其所得者世共传闻，所失者莫之有识”。“逋逃不仕也，则方之巢、许；废职待客也，则比之周公；养徒避役者，则拟之仲尼；弃亲依豪者，则同之游、夏”，【12】使“世眩名实，大乱滋甚”。“朱家、郭解之乱世，曾不若是也”。葛氏之言如此，可谓禹鼎象物，魑魅罔两，无所遁其形矣。《刺骄篇》又总论之曰：“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敖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背叛礼教，而纵肆邪辟。谗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此则汉世之所谓名士者，何一能免于葛氏之讥乎？吾曹试一按往史，《三国·吴志·诸葛恪传》云：“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权“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魏晋、南北朝使人，每好以口舌争胜，【13】实为无礼之尤。魏孝文使卢昶、王清石聘于齐，谓清石曰：“凡使人以和为贵，勿迭相矜，见于辞色，失将命之体。”其所见，反出于中国君若臣之上也，亦可愧矣。）《蜀志·周群传》：蜀郡张裕，先主与刘璋会涪时，为璋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欲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无须，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尝衔其不逊，后遂以事诛之。此即葛洪所云好相嘲谑，出辞鄙黩之俗也。《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曰：大祖为人，佻易无威重。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此即洪所谓狐蹲牛饮，争食竞割者也。又引孙盛《异同杂语》云：大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此即洪所云犯门折关，逾垝穿隙，有似抄劫者也。《蜀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云：司马德操尝造庞德公，直其渡沔，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谭”。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此即洪所谓入门呼奴，入室视妻者也。有一起于正始之年者乎？即谓起于东京季世，亦非其情，此特吾曹之所知极于此耳。同一事也，誉之者则以为名士风流，疾之者则曰“左衽之所为”，“羌、胡猾夏先著之妖怪”，（《抱朴子·刺骄篇》。）不博考诸家之记载，验以今日之人情，亦安往而能知史事之真哉？

六朝风俗之敝如此，顾论世之士，犹有称道之者，谓其尊严家讳，矜尚门地，慎重婚姻，区别流品，主持清议，皆非后世所能及也。（清杨绳武之论，《日知录·正始》条《集释》引之。）矜尚门地，慎重婚姻，区别流品，其不足取，读前所述，已可见之。清议之不足尚，当于述选举之时明之。尊严家讳，为时人所谓守礼之一端。六朝士夫，好讲礼学，亦多能宝其刍狗，其人率多以此自矜，其实乃极可笑。夫礼之所以可贵者，以其为人生之轨范耳。既为人生之轨范，则修之必因乎俗。《秦汉史》第五章第二节，已深明之。在晋世，亦惟葛洪，深明此义，《抱朴子·省烦》之篇，实名论也。（其言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弥纶人理，诚为曲备，然冠婚饮射，何烦碎之甚邪？【14】人伦虽以有礼为贵，但当足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让之繁重，跽拜俯伏之无已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无事，好古官长，时或修之。至乃讲试累月，督以楚挞，昼夜修习，废寝与食。经时学之，一日试之，执卷从事，案文举动，黜谪之罚，又在其间，犹有过误，不得其意，而欲以为生民之常事，至难行也。此墨子所谓累世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询于刍荛，博采童谣，狂夫之言，犹在择焉，墨子之论，不能废也。但其张刑网，开涂径，浃人事，备王道，不能曲述耳。至于讥葬厚，刺礼烦，未可弃也。自建安之后，魏之文、武，送终之制，务在俭薄，此则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予以为丧乱既平，朝野无为，王者所制，自今作古。可命精学洽闻之士，才任损益，免于居愚者，使删定三礼。割弃不要，次其源流，总合其事，类集以相从。其烦重游说，辞异而理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无所伤损，卒可断约，勿令沉隐，复有凝滞。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觯之属，衣冠车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宫室尊卑之品，朝飨宾主之仪，祭奠殡葬之变，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礼，皆可减省，务令俭约。夫约则易从，俭则用少；易从则不烦，用少则费薄；不烦则莅事者无过矣，费薄则调求者无苛矣。拜伏揖让之节，升降盘旋之容，使足叙事，无令小碎。条牒各别，易案用今。五礼混扰，杂饰纷错，枝分叶散，重出互见，更相贯涉。曲儒寻案，犹多所滞。驳难渐广，异同无已。殊理兼说，岁增月长。自非至精，莫不惑闷。治之勤苦，妨费日月，废弃他业。长致章句，多于本书。今若次比、删削，息学者万倍之役，弥诸儒争讼之烦，将来达者观之，当美于今之视周矣。此亦改烧石、去血食之比也。）顾其时朝廷之所修，（晋、南北朝之世，修礼之盛业，当推梁世之五礼。其事起于齐之永明三年，至梁普通五年乃成。六年，徐勉表上之。见《梁书勉》及《司马褧》、《儒林·贺玚》、《处士·何胤传》。礼论先有八百卷，何承天删并为三百卷，见《南史·承天传》。）士夫之所守，率多违人情而不可行。（《颜氏家训·风操篇》云：“江左朝臣，子孙初释服，朝见二宫，皆当泣涕，二宫为之改容。颇有肤色充泽无哀感者，梁武薄其为人，多被抑退。”又云：“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曰：‘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心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飖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又云：“江南凡遭重丧，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则绝之，除丧虽相遇，则避之，怨其不己悯也。有故及道遥者，致书可也，无书亦如之。”此等既非人情，于事自亦多碍，不可行也。）即以避讳论：闻名心瞿之实不存焉，而以是自矜其知礼，其事已极无谓。乃度责罚之不加，则恣睢而废事；（《颜氏家训·风操篇》云：“《礼》云：见似目瞿，闻名心瞿。有所感触，恻怆心眼，若在从容平常之地，幸须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当忍之。伯叔、兄弟，酷类先人，可得终身肠断，与之绝邪？又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君所无私讳，盖知闻名须有消息，不必期于颠沛而走也。梁世谢举，闻讳必哭，为世所讥。又臧逢世，臧严之子也。孝元经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县民庶、竞修笺书，朝夕辐凑，几案盈积。书有称严寒者，必对之流涕，不省取记。多废公事，物情怨骇。竟以不办而还。此并过事也。近在扬都，有一士人讳审，而与沈氏交结周厚。沈与其书，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此等皆有碍于事。又云：“言及先人，理当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难。江南事不获已，乃陈文墨；须言阀阅，必以文翰，罕有面论者。北人无何便尔话说，及相访问。如此之事，不可加于人也。人加诸己，则当避之。”此为颜氏所主张，然已不可行矣。《晋书·礼志》：大元十三年，召孔安国为侍中，安国表以黄门郎王愉名犯私讳，不得连署求解。有司议云：“公义夺私情，王制屈家礼。尚书安众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讳，求解职，明诏爰发，听许换曹，盖是恩出制外耳。而顷者互用瞻式。源流既启，莫知其极。请一断之。”从之。是矣。然《江统传》：选司以统叔父春为宜春令，统因上疏曰：“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佐吏系属，朝夕从事，官位之号，发言所称。臣以为身名与官职同者，宜与触父祖名为比。”朝廷从之。《王舒传》：舒父名会。舒授会稽内史，上疏辞以父名。朝议以字同音异，于礼无嫌。舒复陈：音虽异而字同，求换他郡。于是改会字为都。《梁书·张稷传》：稷父名永，稷为新兴、永宁二郡大守，以郡犯私讳，改永宁为长宁。则因之以废事者，卒不少也。）逮富贵之可求，又借之以行谄；（《齐书·礼志》：晋武大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讳与帝讳俱下。诏曰：“礼：内讳不出宫，近代讳之也。”此已为非礼之礼矣，犹曰皇后之尊也。乃如毛宝子穆之，字宪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讳，故行字，后又以桓温母名宪，乃更称小字。虞预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讳，故改焉。徐爰本名瑗，后以与傅亮父同名，改为爰。荆州人为羊祐讳，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则谄谀已甚矣。遂至有权势者，亦以此求之于人。桓玄平元显后，讽朝廷发诏为桓温讳。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姚兴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绪及硕德之名，以彰殊礼。此并非法已甚。《魏书·游肇传》：高肇以肇名与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赐，秉志不许。高肇甚衔之，世宗嘉其刚梗。魏史于高肇，多溢恶之辞，所云或非其实，然亦当时实有此等事，故得肆其诋诬也。）行比于宦官宫妾，（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颜氏家训·风操篇》云：“刘绦、缓、绥兄弟，父名昭，一生不为照字，惟依《尔雅》火旁作召。”是讳嫌名也。古之避讳者，讳其音非讳其义，照岂无昭音乎？是并不达于礼矣。《北齐书·杜弼传》：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云须取署，子炎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于前。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子炎之罪，理或可恕。”案《神武纪》其父名树，盖其字为后来所制，实非单名树也。《颜氏家训》云：“江南至今不讳字，河北士人，全不辨之。”《晋书·儒林传》：刘兆，字延世，尝有人着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门人大怒。更可发笑。）而其居心之悖傲、卑鄙，则更甚焉，不亦可羞矣乎？抑礼之非因乎人情者，虽不复足为人生之轨范，然情生文，文亦生情，果为众所共严，犹足维持一时之纲纪，如《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一节所论《后汉书·儒林传赞》之语，虽诬而实不可谓之诬是。此实当时社会仅存一贱之纲维也。乃自魏、晋已还，而此藩篱又毁。《日知录》又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嵇绍之父，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非其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亭林所谓亡国，即今所谓王室之兴亡，其所谓亡天下，则今所谓国家、民族之倾覆也。五胡云扰之时，民族实藉国家以自卫，君主则为主权所寄托，而为国家之表征，君臣之义，荡焉如此，国家、民族，安得而不倾覆？本实既拨矣，而以琐琐末节，自矜其知礼，不益可羞矣乎？

当时君臣之义，何以荡焉如是？曰：此贵族争夺相杀必至之符，亦足证吾晋、南北朝士夫风俗之恶，实为其阶级将趋消亡之说也。《齐书·褚渊传论》曰：“金、张世族，袁、杨鼎贵，委质服义，皆由汉氏。膏腴见重，事起于斯。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异遇。夫爵禄既轻，有国常选。恩非己独，责人以死，斯固人主之所同谬，世情之过差也。”其于是时世族徒知自保，蔑视节义之原因，言之可谓深切矣。然若深求其原，则尚不止此。夫君臣之义之最高者，彼此皆有拯民于水火之心，奠国于苞桑之念；或为元首，或为股肱，各因其才，以任其职，志事既彼此相同，死生自不相弃背，此义知之者盖罕。寻常所谓忠君者，则古封建之世，视土地人民为私有，为臣者乃受豢于其君，衣食既见解推，礼貌复云优异，乃为是感激意气之私。世变既殊，土地人民非一人一姓所私有，其义终将昌明而为之君者，亦日益骄淫纵恣，不复能有恩礼于其臣，或且视之如草芥；意气感激之念，复安得存？逐鹿、从龙，同为私利，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固势之所必至也。梁武帝之受禅也，齐和帝之臣颜见远，不食而死。武帝闻之曰：“我自应天从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梁书·文苑·颜协传》。见远，协之父。）不啻明言之矣。丧乱之世，武人秉权，自尤不知忠义之可贵。（宋竟陵王诞之叛也，其臣王玙之，五子悉在建业。玙之尝乘城，沈庆之缚其五子，示而招之。许以富贵。玙之曰：“吾受主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获死所耳，安可以私亲诱之？”五子号叫，于外呼其父。及城平，庆之悉扑杀之。沈攸之在郢州，州从事辄与府录事鞭，攸之免从事官，而更鞭录事五十，谓人曰：“州官鞭府职诚非体，要由小人陵侮士大夫。”仓曹参军事边荣，为府录事所辱，攸之为荣鞭杀录事。攸之自江陵下，以荣为留府司马守城。张敬儿将至，人或说之，使诣敬儿降。荣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缓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败见敬儿，敬儿问曰：“边公何不早来？”荣曰：“沈公见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蕲生，何须见问？”敬儿曰：“死何难得？”命斩之。欢笑而去，容无异色。泰山程邕之者，素依随荣。至是，抱持荣曰：“与边公周旋，不忍见边公前死，乞见杀。”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儿。敬儿曰：“求死甚易，何为不许？”先杀邕之，然后及荣。齐始安王遥光之叛也，府佐司马端为掌书记。曹虎谓之曰：“君是贼非？”端曰：“仆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杀，执送还台。徐世杀之。《梁书·陆襄传》：父闲，为遥光扬州治中。遥光作乱，或劝闲去之。闲曰：“吾为人吏，何所逃死？”台军攻陷城，闲见执。将刑，第二子绛求代死，不获，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南史》云：闲被收至杜姥宅，尚书令徐孝嗣启闲不与逆谋，未及报，徐世命杀之。）而各忠所事，实有碍于统一，为大君者，又从而摧残之。【15】（宋孝建二年，改革诸王车服制度，事见第九章第二节。上讽有司增广条目。奏曰：“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宜止下官而已。”见《宋书·礼志》及《义恭传》。《周书·齐炀王宪传》：开府裴文举，宪之侍读，高祖尝御内殿引见之，谓曰：“近代以来，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代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据天子耳。”）积古所传君臣之义，安得不荡焉以尽？《齐书·王延之传》云：宋德既衰，大祖辅政，朝野之情，人怀彼此，延之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延之时为左仆射。）时人为之语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大祖以此善之。《梁书·谢朏传》：齐高帝进大尉，以朏为长史。高帝方图禅代，思佐命之臣，以朏有重名，深所钦属。论魏、晋故事，因曰：“晋革命时事久兆，石苞不早劝晋文，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朏答曰：“昔魏臣有劝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为周文王乎？晋文世事魏氏，将必身终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帝不悦，更引王俭为左长史。以朏为侍中，领秘书监。及齐受禅，朏当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当解玺。朏阳不知，曰：“有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朏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欲取兼人。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得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言于高帝，请诛朏。帝曰：“杀之则逆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耳。”遂废于家。后复起。为吴兴大守。明帝谋入嗣位，朝之旧臣，皆引参谋策。朏内图止足，且实避事。弟，时为吏部尚书。朏至郡，致数斛酒。遗书曰：“可力饮此，勿豫人事。”《齐书·传》曰：高宗废郁林，引兵入殿，左右惊走报。与客围棋，每下子，辄云其当有意。竟局，乃还斋卧，竟不问外事也。《梁书·王志传》：志领右卫将军。义师至，城内害东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闻而叹曰：“冠虽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树叶挼服之，伪闷不署名。高祖览笺无志署，心嘉之，弗以让也。此曹在当日，已为贤者矣，亦以其时篡夺者率重民望不敢害；又明知此曹无能为，不欲加害；可以沽名，可以避事，而不至于受祸，故相率而为此耳。（晋初名士，率计避祸。阮籍之事，已见第一章。《阮孚传》：明帝即位，迁待中，转吏部尚书。及帝疾大渐，温峤入受顾命，过孚要与同行。升车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渐，江左危弱，实资群贤，共康世务。卿时望所归，今欲屈卿，同受顾托。”孚不答，固求下车。峤不许。垂至台门，告峤内迫。求暂下，便徒步还家。咸和初，拜丹阳尹。谓所亲曰：“今江东虽累世，而年数实浅。主幼时艰，运终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观之，将兆乱矣。”遂苦求出。除广州刺史，未之镇卒。而阮放亦以其时求为交州，皆为避祸计也。谢鲲为王敦大将军长史，从容讽议，卒岁而已。敦将为逆，谓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匡主济时，何如？”对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岂达大理？”出鲲为豫章大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与俱下。史称是时朝望被害，皆为其忧，而鲲推理安常，时进正言，亦以其本不当权，不虞见害，非真能持正犯难也。既避实祸，亦惜虚名，心法相传，至南北朝之末而未改。《齐书·孝义传》：乐颐，隆昌末，谓丹阳尹徐孝嗣曰：“外传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举？人笑褚公，至今齿冷。”孝嗣心甚纳之。当时爱人以德之士，所期望于人者，亦不过如是而已。）其乾没图利者，褚渊母与继母，皆为宋公主，王俭之母亦然；二人又皆尚主；而皆“不赖舅氏，遑恤国家”，（《梁书·处士·何点传》：褚渊、王俭为宰相，点谓人曰：“我作《齐书》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江、河日下之势，尚可以堤防止乎？斯时志节之士，所行亦有足称者，（《晋书·张轨传》：张掖人吴咏，为护羌校尉马贤所辟。后为大尉庞参掾。参、贤相诬，罪应死，各引咏为证。咏计理无两直，遂自刎而死。参、贤惭悔，自相和释。《宋书·文五王传》：竟陵王诞闭门拒使，参军贺弼固谏。诞怒，抽刃向之，乃止。或劝弼出降。弼曰：“公举兵向朝廷，既不可从；荷公厚恩，又义无违背；惟当以死明心耳。”）乃服药自杀。然究见危授命，抑亦邂逅至此，尚有难言。朱龄石伯父宪及斌，并为袁真将佐。桓温伐真，真以宪兄弟与温潜通，并杀之。龄石父绰，逃走归温。寿阳平，真已死，绰辄发棺戮尸。温怒，将斩之。弟冲苦请得免。绰事冲如父。及冲薨，绰欧血而死。此乃意气感激之私，无与于君臣之义也。陶侃，庐江大守张夔召为督邮，迁主簿。会州从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闭门部勒诸吏，谓从事曰：“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从事即退。（《晋书·忠义传》：王育，大守杜宣命为主簿。俄而宣左迁万年令。杜令王攸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侪耳，何故不见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鹞乎？”育执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食耳。小县令敢轻辱吾君？汝谓吾刀钝邪？敢如是乎？”前将杀之。宣惧，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亦侃此事之类也。）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诸纲纪皆难之。侃独曰：“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乃请行。众咸服其义。侃少本巧宦，老非纯臣，此之所为，乃正借以行谄耳。《魏书》所载石文德、（河中蒲阪人。真君初，县令黄宣在任丧亡，宣单贫无期亲，文德祖父苗，以家财殡葬，持服三年。奉养宣妻，二十余载。及亡，又衰绖敛祔，率礼无阙。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石祖兴、（常山九门人。大守田文彪、县令和真等丧亡，祖兴自出家绢二百余匹，营护丧事。）邵洪哲、（上谷沮阳人。县令范道荣，先自眴城归款，除县令。道荣乡人徐孔明，妄经公府，讼道荣非勋。道荣坐除名。羁旅孤贫，不能自理。洪哲不胜义愤。遂代道荣诣京师，申明曲直。经历寒暑，不惮劬劳。道荣卒得复雪。北镇反乱，道荣孤单，无所归附，洪哲兄伯川，复率乡人，来相迎接，送达幽州。以上皆见《节义传》。）杜纂，（常山九门人。少以清苦自立。时县令齐罗丧亡，无亲属收瘗，纂以私财殡葬。见《良吏传》。）皆以齐民，尽忠守令，【16】此则地方豪民，本有以获接官长为荣者；且可借此以立名；亦非中庸之行也。姚泓将赵玄，与晋将毛德祖战败，被创十余，据地大呼。玄司马骞鉴，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创已重，君宜速去。”鉴曰：“若将军不济，去将安之？”皆死于陈。（《晋书·泓载记》。）宋武帝讨司马休之，密书招其录事参军韩延之。延之报书曰：“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不复多云。”（《宋书·武帝纪》。）王僧辩之诛也，所司收僧辩及其子頠尸，于方山同坎埋瘗。许亨以故吏，抗表请葬之。乃与故义徐陵、张种、孔奂等相率以家财营葬。凡七柩，皆改窆焉。王琳传首建康，县之于市。琳故吏朱玚，致书徐陵求琳首。仍与开府主簿刘韶慧等持其首还于淮南，权瘗八公山侧。此等虽久要无愧，而昧于民族大义，其愚忠又不足尚也。胡藩参郗恢征虏军事。时殷仲堪为荆州刺史，藩外兄罗仚生为仲堪参军。藩请假还，过江陵，省仚生。仲堪要藩相见。藩因说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怏怏于失职。节下崇待大过，非将来之计也。”仲堪色不悦。藩退，谓仚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祸。若不早规去就，后悔无及。”玄自夏口袭仲堪，藩参玄后军军事。仲堪败，仚生果以附从及祸。义旗起，玄战败，将出奔，藩于南掖门捉玄马控曰：“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皆是义故西人，一旦舍此，欲归可复得乎？”玄直以马鞭指天而已。于是奔散，相失。追及玄于芜湖。桑落之战，藩舰被烧。义军既迫，不复得西，乃还家。其后复事宋武。盖无所谓公义，亦无所谓私仇，有用之者，则委身焉，败则去之而已。为之君者，不亦难乎？不特此也，袁粲之死也，小儿数岁，乳母将投粲门生狄灵庆，灵庆抱以首。晋安王子懋之败，于琳之劝其僚佐陆超之逃亡，超之不可。王玄邈等以其义，欲将还都。超之门生姓周者，谓杀超之当得赏，乃伺超之坐，自后斩之。魏庄帝之败，城阳王徽走故吏寇弥宅。弥怖徽云：官捕将至，令避他所，而使人于路要害，送尸于尒朱兆。然则私恩亦无一足恃者矣。此无他，上下皆怀利以相接也。国家民族之义未昌，而君臣之义先敝，一时之人心，安得不如泛舟中流，靡知所届乎？

［南朝·梁］仰覆莲花尊

凡物之将腐者，未有虫不生之者也；木之既槁者，未有风不陨焉者也。积古相传之世族，既如朽木粪墙矣，遭直时变，安得不随风而靡？梁、陈之际是也。《颜氏家训·涉务篇》曰：“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名，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17】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又曰：“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车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乃至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胞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勉学篇》曰：“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冯班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燕，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孤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邪？”观此，可知当时世族之无能，而亦可知其丧乱之际颠覆之惨矣。承平之世，既因通婚、通谱而统系稍见混淆；丧乱之际，又以柔靡痴愚，而地位忽焉降落；恃选举以弋高位，则以其无能大甚，而其制度亦卒不得不变；于是一命以上，皆在选举，实权丧而积古沿袭之虚名，亦卒不可久矣。此亦世变必至之势，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第三节　豪右游侠

从来为地方人民之患者，莫如豪右及游侠，而二者又恒相结。晋南北朝，为纲纪废弛之世，故此二者，为患尤甚焉。豪族有由于阀阅者，如《晋书·刘颂传》，言其为汉广陵厉王之后，世为名族，同郡有雷、蒋、穀、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雷、蒋、穀、鲁，刘最为祖”是也。有由于多财者，如《忠义传》言：麹允金城人，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州为之语曰：“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是也。又有恃当路之权势者，如《梁书·谢朏传》言：朏弟子览，出为吴兴大守；中书舍人黄睦之，家居乌程，子弟专横，前大守皆折节事之是也。《宋书·谢方明传》言：江东民户殷盛，风俗峻刻，强弱相陵。而《蔡兴宗传》言：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又幸臣近习，参半宫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挠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梁书·良吏·沈瑀传》言：余姚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芘荫，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则数者兼有之矣。当时豪族，有从事劫掠与盗贼无异者，如《南史·沈庆之传》言：诸沈为劫首者数十，人士患之，庆之诡为置酒，一时杀之，于是合境肃清，人皆喜悦。《魏书·李安世传》言：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刺史（相州。）薛道亲往讨之，波率其宗族拒战，大破军。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百姓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则豪右、游侠，二者殆不可分矣。贵人子亦有为劫者：《晋书·戴渊传》言：渊少好游侠，不拘操行，遇陆机赴洛，船装甚盛，遂与其徒掠之。《北齐书·毕义云传》言：义云少粗侠，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北史·毕众敬传》言：众敬少好弓马射猎，交结轻果，常于疆境盗掠为业。此尚其小焉者。其大者，如齐之阿伽郎君，（《北齐书·阳州公永乐传》：弟长弼，小名阿伽。性粗武。出入城市，好殴击行路。时人皆呼为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广武王。时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横行闾肆。后入长弼党，专以斗为事。文宣并收掩付狱。天恩党十余人皆弃市。长弼鞭一百。寻为南营州刺史。在州无故自惊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周之李居士，（居士父名昶，在周尚公主，与隋高祖有旧，及受禅，甚见亲礼。居士为大子千牛备身。聚徒任侠，不遵法度。数得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转恣，每大言曰：“男儿要当辫头反缚籧篨上作僚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辄将至家，以车轮括其颈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称为壮士，释而与交。党与三百人，其趫捷者号为饿鹘队，武力者号为蓬转队。每鹰绁犬，连骑道中，欧击路人，多所侵夺。长安市里无贵贱，见之者皆辟易。至于公卿、妃、主，莫敢与校者。有人告“居士与其徒游长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后列队，意有不逊。每相约曰：当为一死耳”。又时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当于京师应之。”帝谓昶曰：“今日之事，当复如何？”昶犹恃旧恩，不自引咎，直答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狱，补居士党与治之。居士坐斩，昶赐死于家。见《隋书·列女传》。）则其为人患尤甚矣。第十二章第五节所述梁诸王事亦此类，可以参观也。

此等豪暴之徒，徒能恃势倚众，犯法陵民，非能结合徒党，自成一队，如古所谓隐若一敌国者，实侠徒中之下焉者也。其能如此者，亦自有其人。《晋书·王衍传》：衍妻郭氏，贾后之亲，藉宫中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豫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时有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师大侠也，郭氏素惮之。衍谓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郭氏为之小损。李阳之势力可想。此等游侠魁首，遭逢丧乱，往往能挺戈而起，如王弥，史言其“少游侠京师”是也。永和中，张琚据陇东，遣使招司马勋，勋复入长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侠侮洪。洪知勋惮琚兵强，因说勋曰：“不杀张琚，关中非国家有也。”勋乃伪请琚，于坐杀之。琚弟走池阳，合兵攻勋。勋频战不利，乃请和归梁州。（《晋书·济南惠王遂传》。）侠徒之为重一方可见矣。职是故，有志于建立勋业者，亦多藉其人以为用。《晋书·祖逖传》云：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周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后居丹徒之京口。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时扬土大饥，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逖抚慰，问之曰：“比复南塘一出不？”或为吏所绳，逖辄拥护救解之。谈者以此少逖，逖自若也。《北齐书·高乾传》：乾父翼，豪侠有风神，为州里所宗敬。乾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交结。弟昂，初以豪侠立名。为之羽翼者：刘海宝，少轻侠。东方老，少粗犷无赖，结轻险之徒，共为贼盗。又《李元忠传》：元忠家素富，在乡多有出贷求利，元忠焚契免责。其宗人愍，少有大志。年四十，犹不仕州郡，惟招致奸侠，以为徒侣。洛京倾覆，愍率所部西保石门山，潜与刘灵助及高昇兄弟、安州刺史卢曹等同契。助败，愍遂入石门。高祖建义，以书招愍，愍奉书，拥众数千人以赴。又元忠族叔景遗，少雄武，有胆力。好结聚亡命，共为劫盗，乡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钜鹿大守无为，以臧罪为御史所劾，禁于州狱。景遗率左右十余骑，诈称台使，径入州城，劫无为而出之。州军追讨，竟不能制。由是以侠闻。及高祖举义信都，景遗赴军门。高祖素闻其名，接之甚厚。命与元忠举兵于西山。仍与大军俱会，擒刺史尒朱羽生。又《毛遐传》：遐少任侠。弟鸿宾，尤轻财好施，遐虽早立，而名出其下。又《外戚传》：李延寔长子彧，任侠交游，轻薄无行。尒朱荣之死，武毅之士，皆彧所进。知风尘洞之际，侠徒之为用，为不少矣。

游侠之大者，其党羽必散布各地，又必彼此互相交通，故道路艰阻之时，行人往还，或藉其力。房崇吉之南奔，赖张略之得达，已见第九章第五节。元亨父季海，魏司徒、冯翊王。遇周、齐分隔，遂仕长安。亨时年数岁，与母李氏在洛阳。齐神武禁锢之。亨母，魏司空李冲女也。素有智谋。诈称冻馁，请就食荥阳。齐人以其去关西尚远，老妇弱子，不以为疑，许之。李氏阴托大豪李长寿，携亨及孤侄八人，潜行草间，遂得至长安。魏孝庄帝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南赵郡，以路梗，共投李元忠。奉绢千余匹。元忠惟受一匹，杀五牛以食之。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客。”如言，贼皆舍避。声气之广如此，此周亚夫得剧孟，所以若得一敌国欤？

侠徒之所以为侠，穷其本原，则既不能勤事生产，又不能淡泊自甘，乃不能不犯法以求食而已。捍法非一人所能为，则不得不相要结；欲相要结，则盗亦有道，又不得不互相振赡；此古今一辙者也。《魏书·薛安都传》：少骁勇，善骑射，颇结轻侠。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资。兄许之。居于别厩。远近交游者，争有送遗，马牛、衣服、什物，充满其庭。又《裴延儁传》：延儁从孙庆孙，任侠有气。乡曲壮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抚养咸有恩纪。在郡之日，值岁饥凶，四方游客，常有百余，庆孙自以家财赡之。《冯元兴传》：家素贫约，食客恒数十人，同其饥饱，曾无吝色。《北史·房法寿传》：少好射猎。轻率勇气，结诸群小为劫盗。宗族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后以母老，不复应州郡命。常盗杀猪羊以供母。招集勇士，恒有数百。及降虏，虏给以田宅奴婢，亲旧宾客，率同饥饱，坎常不丰足。《毛遐传》：世为豪右，赀产巨亿，士流贫乏者，多被振赡。故中书郎檀翥、尚书郎公孙范等，常依托之。至于自供，衣食粗敝而已。鸿宾，昆季之中，尤轻财好施。尒朱天光自关中还洛，夷夏心所忌者，皆将自随。鸿宾亦领乡中壮武二千人以从。洛中素闻其名，衣冠贫冗者，竞与之交。寻拜西兖州刺史。羁寓倦游之辈，四坐常满。鸿宾资给衣食，与己悉同。私食不足，颇有公费。《周书·韦祐传》：少好游侠。所与交游，皆轻猾亡命。正光末，四方云扰，王公避难者或依之，多得全济。此等皆侠徒之本色，不如是，殆不足为侠也。既如是，安能不取非其有，此其所以终不免为盗跖之居民间者欤！亦有能振施而不为轻侠者：《晋书·隐逸·刘驎之传》云：驎之虽冠冕之族，而信义著于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无不躬自造焉。居于阳岐，在官道之侧。人物来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给。士君子颇以劳累，更惮过焉。凡人致赠，一无所受。去驎之家百余里，有一孤姥，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闻其有患，故往候之。直其命终，乃身为营棺殡送之。此事甚类侠者之所为，然驎之名列《隐逸》之传，则非为侠者也。其汉郑当时之流乎？盖尚不逮王丹？（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三节。）然较诸盗跖之居民间者，则自贤矣。

能裁抑豪强者，莫如宋武帝，已见第九章第七节。《晋书·张辅传》：补蓝田令。不为豪强所屈。强弩将军庞宗，西州大姓。护军赵浚，宗妇族也，僮仆放纵，为百姓所患。辅绳之，杀其二奴。又夺宗田二百余顷，以给贫户。一县称之。转山阳令。大尉陈准家僮暴横，辅复击杀之。蔡兴宗守会稽，亦能绳之以法。谢览守吴兴，黄睦之子弟来迎。览逐去其船，杖吏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门不出。沈瑀为余姚令，虞氏非讼诉无所通。召县南豪族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边。李安世设方略，诱李波及诸子侄三十余人，斩于邺市。境内肃然。泉企除东雍州刺史。部民杨羊皮，大保椿之从弟，恃托椿势，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陵侮，皆畏而不敢言。企收治之。将加极法。杨氏惭惧，宗族诣阁请恩。自此豪右屏迩，无敢犯法。此皆能不畏强御者。《周书·宇文贵传》：除益州刺史。先是蜀人多劫盗。贵乃召任侠轻健者，署为游军，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颇息。又《韩襃传》：出为北雍州刺史。州带北山，多有盗贼。襃密访之，并豪右所为也。阳不之知，悉召桀黠少年，素为乡里所患者，署为主帅。分其地界，有盗发而不获者，以故纵论。诸被署者莫不皇惧。皆首伏曰：“前盗发者，并某等为之。”所有徒侣，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隐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襃乃取盗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门曰：“自知行盗者，可急来首，即除其罪。尽今月不首者，显戮其身，籍没妻子，以赏前首者。”旬月之间，诸盗咸悉首尽。襃取名簿勘之，一无差异。并原其罪，许以自新。由是群盗屏息。此亦能以方略除盗者也。然良有司不易得，欲以是绝其根株，难矣。《魏书·大宗纪》：永兴五年，诏分遣使者，巡求俊逸。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叔用，以赞庶政。《崔玄伯传》云：大宗以郡国豪右，大为民蠹，乃优诏征之。民多恋本，而长吏逼遣。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大宗引玄伯及安同、叔孙建、元屈等问曰：“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诛，朕欲大赦以纾之，何如？”屈对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于下。不如先诛首恶，赦其党类。”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为本，何能顾小曲直也？赦而不改，诛之不晚。”大宗从之。即永兴五年事也。可见普加诛翦之不易矣。《梁书·良吏·何远传》：迁东阳大守。远处职，疾强富如仇雠，视细民如子弟，特为豪右所畏惮。在东阳岁余，复为受罚者所谤，坐免归。《南史·范云传》：为始兴内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辄共杀害，不则逐之。边带蛮俚，尤多盗贼，前内史皆以兵刃自卫。云入境，抚以恩德。罢亭候，商贾露宿。郡中称为神明。迁广州刺史。时江祏姨弟徐艺为曲江令，祏深以托云。有谭俨者，县之豪族，艺鞭之，俨以为耻，至都诉云，云坐征还下狱。然则无论德化刑威，良吏之得行其志，要不易也。

第四节　奴客部曲门生

奴婢有官私之别。官奴婢在平世，皆以罪没入。争战之世，亦兼以俘虏为之。《晋书·孝武帝纪》：大元十四年正月，诏“淮南所获俘虏，付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赐百日廪”是也。又以之充军赏，诏又言“其没为军赏者，悉赎出之”是也。终南北朝之世，屠戮丁男，而以老弱妇女充赏者极多。桓温禽袁瑾，瑾所侍养乞活数百人悉坑之，以妻子为赏。桓玄之败也，其宫女及逆党之家子女伎妾，悉为军赏，东及瓯越，北流淮、泗，人有所获。（《晋》、《宋书·五行志》。）陈武帝之破齐军，以赏俘贸酒者，【18】一人裁得一醉。（详见第十三章第五节。）吕弘之败，吕纂以东苑妇女赏军。弘之妻子，亦为士卒所辱。姚弼攻秃发傉檀，州人王钟等密为内应，傉檀杀五千余人，以妇女为军赏。乐都之溃，傉檀喻其众曰：“若归炽磐，便为奴仆矣，岂忍见妻子在他人抱中？”赫连勃勃兄子罗提攻姚兴将姚都于定阳，克之，坑将士四千余人，以女弱为军赏。观此等记载，可见当时以俘虏充赏者之多。宋孝武帝克广陵，悉诛城内男丁，以女口为军赏，论者以为至酷，其实孝武特不应以此施诸本国之民，至以此施诸敌国者，其事初不可一二数也。疆埸之间，战阵之际，将帅以抄略自利者亦多。魏济阴王小新成之子丽，为秦州刺史，讨破吕苟儿、陈瞻，枉掠良善七百余人，则其一事。《北史·李崇传》：孝文初，为荆州刺史。边戍掠得齐人者，悉令还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口二百许人。两境交和，无复烽燧之警。《周书·韩襃传》：保定三年，出为汾州刺史。先是齐寇数入，民废耕桑。襃伏击之，尽获其众。故事：获生口者并囚送京师。襃奏请放还，以德报怨。有诏许焉。自是抄兵颇息。此等事不易觏矣。

以俘虏作奴婢者，尤莫如索虏之酷。魏初用兵，本为俘掠，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其时以奴隶若隶户为赐者即甚多。后来吞并割据诸国，（世祖之攻赫连氏及冯文通，皆以生口班赉，见《魏书·本纪》始光四年正月、五月，神三年十一月，延和元年八月。《高宗纪》：兴安二年十二月，诛河间鄚民为贼盗者，男年十五以下为生口，班赐从臣各有差，则不惟施之敌国，亦且施之本国之民；不惟施之反叛，亦且施之盗贼矣。）及其入犯中国，亦多如是。（《世祖纪》：真君十一年四月，正平元年三月，皆以南伐所获生口为赐。《高祖纪》大和三年六月，五年四月亦然。十八年十二月，诏寿阳、钟离、马头之师，所获男女之口，皆放还南；十九年二月，车驾至钟离，军士擒萧鸾卒三千，帝曰：“在君为君，其民何罪？”于是免归；此盖一时之措置。故其后世宗永平元年十二月，肃宗熙平元年三月，孝静帝武定六年正月，即复以县瓠、硖石、寒山之俘分赐矣，皆见《纪》。段韶破东方白頟，显祖以吴口七十为赏，见《北齐书·韶传》。尉迟迥之陷蜀，吏人等各令复业，惟收僮奴及储积，以赏将士，在虏之用兵，实为罕见。盖以蜀地险阻，虑其复叛也。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其平陈也，敕有司曰：“亡国物我一不以入府。”然犹大陈奴婢、货贿，令王公、文武以射取之。积习之难改，可谓甚矣。事见《隋书·韩禽虎传》。）其尤甚者，则为青、兖及江陵二役。慕容白曜陷无盐，即欲尽以其人为军实，以郦范言得免。及青、兖州陷，卒徙其民望于下馆，置平齐郡以居之，其余则悉以为奴婢，分赐百官焉。江陵之陷，于谨选男女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悉杀之，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是役也，谨获赐千口。长孙俭以元谋，亦获赐三百口。谨子翼传云：谨平江陵，以所赐得军实分给诸子，翼一无所取，惟简赏口内名望子弟有士风者，别待遇之。《唐瑾传》云：瑾南伐江陵，以瑾为元帅府长史。江陵既平，衣冠、士伍，并没为仆隶。瑾察其才行，有信善者，辄议免之。赖瑾获免者甚众。时论多焉。《隋书·艺术·庾季才传》言：郢都之陷，衣冠士人，多没为贱。季才散所赐物，购求亲故。周文帝问何能若此？季才曰。“仆闻魏克襄阳，先昭异度；晋平建业，喜得士衡；伐国求贤，古之道也。今郢都覆败，君信有罪，缙绅何咎，皆为贱隶？鄙人羁旅，不敢献言，诚切哀之，故赎购耳。”大祖乃悟，因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口。然则以儒为驱，正不待胡元之入，而后有此酷矣。《周书·武帝纪》：保定五年六月，诏有“江陵人年六十五已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之言。建德元年十月，又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然至六年十一月，仍有“平江陵之日，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之诏，则其前此之令，未能尽行可知也，亦云酷矣。然沈璞之守盱胎，臧质收散卒千余人向城，众谓璞勿受，而璞叹曰：“贼之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刑，众所共见，其中有福者，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耳，”（《宋书·自序》。）则儒之为驱，已为有幸矣，民族可无武备以自卫哉？

民间私奴，多因贫穷而粥卖。《晋书·惠帝纪》：元康七年，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陶回传》：迁吴兴大守，时人饥谷贵，三吴尤甚，诏欲听相粥卖，以拯一时之急。盖卖买奴婢，法本有禁，凶荒之际，粥卖者多，禁之既力有所穷，又不能纵而不问，乃为是权宜之计耳。其平时民间粥卖，不至彰著耳目者，则法之置诸不问久矣。故其事之见于史者颇多。《晋书·忠义传》：王育少孤贫，为人佣牧羊。每过小学，必欷歔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忘而失羊，为羊主所责。育将粥己以偿之。同郡许子章，闻而嘉之。代育偿羊。给其衣食，使与子同学。《齐书·孝义传》：公孙僧远，兄姊未婚嫁，乃自卖为之成礼。吴康之妻赵氏，父亡弟幼，值岁饥，母老病笃。赵诣乡里自卖，言辞哀切。乡里怜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免。吴达之，嫂亡无以葬，自卖为十夫客，以营冢椁。从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卖江北，达之有田十亩，货以赎之，与之同财共宅。《南史·孝义传》：朱文济自卖以葬母。《周书·王德传》：子庆，小名公奴。初德丧父，家贫无以葬，乃卖公奴并一女，以营葬事。因遭兵乱，不复相知。及德在平凉，始得之，遂名曰庆。皆其事也。粥卖之多者，皆在兵荒之时。如《魏书·岛夷传》言：侯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卖粥，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陈宝应因东境饥馑，平民男女并皆自卖，多致玉帛子女是也。（详见第十三章第七节。）国家亦间有救正之策，如姚兴班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是，然其效盖微矣。

粥卖之外，又有以人为质者，亦谓之贴。【19】《晋书·桓冲传》云：彝亡后，冲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冲为质。（羊主甚富，言不欲为质，幸为养买德郎。买德，冲小字也。及冲为江州，出射，羊主于堂边看，冲识之，谓曰：“我买德也，”遂厚报之。）《宋书·何承天传》言：时有尹嘉者，家贫，母熊，自以身贴钱，为嘉偿责。《齐书·孝义传》：公孙僧远弟亡无以葬，身自贩贴与邻里，供敛送之费。《良政传》：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新安大守巢尚之罢郡还见。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皆其事也。《齐书·陆澄传》：扬州主簿顾测，以奴就澄弟鲜质钱，鲜死，子晖诬为卖券，合第十七章第一节所述杨元孙以婢贴与黄权之事观之，可知卖与质之别也。

以力胁迫人为奴婢者曰掠。既胁迫之，而又粥卖之以取利曰掠卖。大者如熊昙朗之缚卖居民，（见第十三章第七节。）小者如《南史·柳仲礼传》言：其弟敬礼，少以勇烈闻，粗暴无行检，恒略卖人，为百姓所苦是也。亦有身为官吏，而为此不法之事者。如《魏书·酷吏传》：羊祉为秦、梁二州刺史，坐掠人为奴婢，【20】为御史中丞王显所弹免是也。据《魏书·刑法志》：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和卖人法盖不能尽治，掠人及掠卖人，则尚不能置之不问。《北史·高谦之传》：谦之弟道穆，正光中为御史，纠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为憾。至是，世哲弟神轨，为灵大后深所宠任。会谦之家奴诉良，神轨左右之。人讽尚书，判禁谦之于廷尉。时将赦，神轨乃启灵大后发诏，于狱赐死。此事虽出搆陷，然合羊祉之事观之，可见胁迫人为奴婢者，其罪甚重也。然官吏之不法者仍多。元暹为凉州，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魏书·景穆十二王传》。）邢峦在汉中，因百姓去就，诛灭齐民，籍为奴婢者二百余口。冯熙为州，取人子女为奴婢，有容色者，则幸之为妾。此皆罪不容于死，然法固不能尽治也。因之掠卖人之事颇多。丧乱之际，虽贵胄亦不得免。如晋惠帝贾皇后女临海公主，洛阳之乱，为人所略，传卖与吴兴钱温是也。（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镇建康，主诣县自言，元帝为诛温及女。）亦可慨矣。

古之有奴婢者，皆使事生业，【21】故其数可以甚多，说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二节。晋、南北朝之世，犹有此风。石崇之败也，有司簿阅，仓头八百余人。刁协孙逵，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陶淡家累千金，僮客百数。谢混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东乡君薨，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大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详见第十七章第二节。）沈庆之奴僮千计。魏咸阳王禧，奴婢千数。高崇家资富厚，僮仆千余。王叡子椿，亦僮仆千余。赵黑及张宗之之后，皆家僮数百。老寿败后，妻常氏，收纪家业，稍复其旧，奴婢尚六七百人。北齐娄提，（昭之祖。）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周薛善家素富，僮仆数百人。此中除一二豪侈之士，庸或多以之供使令外，（如石崇等。）使事生业者必多。（故奴婢多者田业亦多。）《陈书·程灵洗传》，言其伎妾无游手，并督之纺绩，伎妾且然，况于奴婢乎？中人之家，则大抵有奴婢一二十人。王僧达请解职，自言“婢仆十余，粗有田入，岁时是课，足继朝昏”；《颜氏家训·止足篇》云：“常以为二十口家，【22】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翄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分求之。”是其证。陶潜与子书曰：“恨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此则家无仆役者。设有所蓄，亦不过一二人。又不逮中家之业矣。

私奴中亦有佳人被抑者。《晋书·熊远传》：远祖翘，尝为石崇仓头，而性廉直有士风，潘岳见而称异，劝崇免之，乃还乡里。《魏书·索敞传》：初敞在州之日，（敞敦煌人，凉州平入魏。）与乡人阴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师，被罪徙和龙。届上谷，困不能达，土人徐能抑掠为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见世隆，语其由状，对泣而去，为诉理得免。是其证也。

《齐书·萧景先传》：景先遇疾，遗言曰：“三处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随宜买粗猥奴婢充使。”则奴婢之事力作者，初不求其俊巧。然权势之门，不必其皆如是。故《魏书·文苑传》言：温子昇为广阳王渊贱客，在马坊教诸奴子书焉。【23】《北史·恩幸传》言：赵邕以少年端谨，出入李冲家；颇给按摩奔走之役，冲令与诸子游处，人有束带谒冲者，时托之以自通。按摩奔走，盖去奴仆无几？而谒者托以自通，则权势之渐矣。《颜氏家训·风操篇》云：“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为士大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僮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莫不肃敬，与主无别。”中国士大夫之风教，固非虏朝之士所能及也。《魏书·恩幸传》：王仲兴兄可久在徐州，恃仲兴宠势，轻侮司马梁郡大守李长寿，遂至忿诤。可久乃令僮仆邀殴长寿，折其骨。《景穆十二王传》：济阴王小新成之孙诞，为齐州刺史，在州贪暴，家之奴隶，悉迫取良人为妇。则更不法之尤矣。

晋、南北朝之世，僮奴多习武事。【24】盖由时值丧乱，畜奴者多武人，又地方豪右，亦藉僮奴以自卫故也。刘伯根之起也，王弥率家僮从之；法秀之乱，兰台御史张求等一百余人，招结奴隶，谋与相应；（《魏书·高祖纪》大和五年。）则藉其力且可以为乱矣。谢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道，直至临海，临海大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灵运非能为乱者，而其声势如此，武人及土豪可知。职是故，当时有奴客者，往往怀不逞之心，而亦易招疑忌。蔡兴宗说沈庆之曰：“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宅内奴僮，人有数百。”封士让启斛律光曰：“家藏弩甲，奴僮千数。”胡灵后欲出张烈为青州，议者以烈家富殖，僮客甚多，虑其怨望，谓不宜出为本州，（烈，元义党。）宜矣。奴既习武，故亦可以从戎。尉迟迥之叛，梁士彦令家僮梁默等为前锋，而身继之，所当皆破，其著者也。职是故，充兵者或以奴自代，而朝廷亦时发私奴从军。《晋书·何充传》：充入领扬州。先是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复欲发扬州奴以均其谤。后以中兴时已发三吴，今不宜复发而止。所谓中兴时已发三吴者？《王敦传》言：“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渊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是其事。其后元显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武十三王传》。）此等勉强不得已之众，束缚驰骤而用之，夫安得不偾事？（《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案为奴者为国驱驰，苟非有功，即须仍还奴籍，安足为劝？而为之主人者，又以丧失财产为虑，主奴皆怨，其众复安可用邪？）《魏书·高谦之传》：谦之上疏曰：“自正光已来，诸守帅或非其才。多遣亲者，妄称入募，别倩他人引弓格。虚受征官，身不赴陈。惟遣奴客充数而已，”此亦魏之兵力所以不振欤？

兵亦役也。发奴以从军，即责其主出奴以应役也。【25】故亦可发奴以应他役。《晋书·食货志》：咸宁元年十二月，诏曰：“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惠帝本纪》：大安二年，张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以给兵廪。《苻坚载记》：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斥卤之田。及暮而成，百姓赖其利。梁武帝大同九年二月，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户，配送司州。此等苟能善用之，似较使从征戍为善也。

奴籍之免除，有行之以政令者。每丁丧乱之后，必多旷荡之恩。【26】《晋书·元帝纪》：大兴四年，诏曰：“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此举固未尝无利其可充征役之心，然大乱之后，被抑者多，为民生计，势亦不得不尔也。周武帝建德元年八月，诏曰：“有刑止刑，以轻代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杂役之徒，独异常宪。一从罪配，百代不免。【27】罚既无穷，刑何以措？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是年十月，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六年灭齐，诏：“自武平三年已来，河南诸州之民，伪齐掠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是年十一月，又诏：“自永熙三年七月已来，去年十月已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28】宣政元年三月，诏：“豆卢宁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民庶为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此等行之虽未知如何，以政令论，固为度越前人之举也。至于平时彝典，则为奴婢者，大抵以六十为限，【29】故律、令有妇人六十已上免配之条，（《北史·崔仲方传》：仲方从叔昂，从甥李公统，河清元年，坐高归彦事诛。依律：妇人年六十已上免配官。时公统母年始五十余，而称六十。公统舅宣宝求吏以免其姊，昂弗知。录尚书彭城王浟发其事，竟坐除名。案此事亦见《齐宗室诸王传》，云“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而诏命亦时有免六十已上奴婢之举也。（梁武帝天监十七年之诏，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北齐书·孝昭帝纪》：皇建元年八月，诏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为庶人。《后主纪》：天统四年十二月，诏掖庭、晋阳、中山宫人等，及邺下并州大官官口二处，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简放。）政令以外，亦有主人自行释放者，不则当以财赎。间有以人赎者，《魏书·崔光传》：皇兴初，有同郡二人，并被掠为奴婢，后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赎免是其事。抑勒不许赎者，其罚颇重。《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八月，诏曰：“前以民遭饥寒，不自存济，有卖鬻男女者，尽仰还其家。或因缘势力，或私行请托，共相通融，不时检校。令良家子息，仍为奴婢。今仰精究，不听其赎，有犯加罪。若仍不检还，听其父兄上诉，以掠人论。”可见其一斑也。然被掠者亦须以财赎。【30】吴达之赎从祖弟，已见前。《梁书·文学传》：刘峻，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岁，为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刘实以束帛赎之，教以书学，亦其事也。

［晋］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局部，宋摹本）

此画根据汉刘向所著的《古列女传》人物故事而创作，内容是颂扬与标榜妇女的明智美德。

赎法亦通行于国际之间。【31】《南史·刘善明传》：泰始五年，魏克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少立节行，及累为州郡，颇黩财贿。所得金钱，皆以赎母。及母至，清节方峻。【32】《魏书·张谠传》：初谠妻皇甫氏被掠，赐中官为婢。皇甫遂乃诈痴，不能梳沐。后谠为刘骏冀州长史，以货千余匹，购求皇甫。高宗怪其纳财之多也，引见之。时皇甫年垂六十矣。【33】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义。此老母复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费也？”（案此可见鲜卑人之思想。）《齐书·刘怀珍传》：子灵哲，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焕，泰始中没虏。灵哲倾私产赎，年不能得。世祖哀之，令北使告虏主，虏主送以还南。《北史·韦孝宽传》：兄子冲，从元定渡江，为陈人所虏，周武帝以币赎还之。复令冲以马千匹使陈，赎开府贺拔华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还。观此数事，则不论官私奴婢，皆可以财赎，且可公然求之于异国之君，实为国际间明仞之法矣。

《南史·范云传》：云为始兴内史。旧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货之买银输官。云乃先听为百姓志之，若百日无主，依判送台。卖买奴婢，既为法所不许，奴婢逃者，必其主人遇之不善，此当分别情事，或径放免，或则为赎，乃或因以为利，或则抑还其主，亦酷矣。虏以生口为利，故其酷尤甚。《魏书·崔模传》：（附《崔玄伯传》。）为刘裕荥阳大守，戍虎牢。神中平滑台，模归降。始模在南，妻张氏有二子：冲智、季柔。模至京师，赐妻金氏。生子幼度。冲智等以父隔远，乃聚货物，间托开境，规赎模归。张氏每谓之曰：“汝父性怀，本自无决，必不能来也。”行人遂以财贿至都。当窃模还。模果顾念幼度等，指幼度谓行人曰：“吾何忍舍此辈，令坐致刑辱？当为尔取一人，使名位不减于我。”乃授以申谟。谟刘义隆东郡大守，与朱修之守滑台，神中被执入国，俱得赐妻，生子灵度。申谟闻此，乃弃妻子，走还江外。灵度刑为阉人。《隋书·艺术传》：万宝常父大通，从梁将王琳归齐，后复谋还江南，事泄伏诛，由是宝常被配为乐户。然则没虏者虽可以财赎，而依常法并不能得，谋叛走者，则又当身死而刑其家累也，可谓无道矣。

中国人或掠外夷为奴婢，如第十六章第二节所言，南北朝皆有伐僚之事是也。（《隋书·苏孝慈传》：兄子沙罗，检校益州总管长史。蜀王秀废，吏奏案沙罗云：秀调熟僚令出奴婢，沙罗隐而不奏，则虏掠之外，并有以人为赋者，其无道尤甚矣。【34】《秀传》：秀废为庶人，幽内侍省，不得与妻子相见，令给僚婢二人驱使，盖尚携自蜀中者也。）亦有外夷掠外夷之人，而卖诸中国者，如第十六章第一节所言，慕容廆掠夫余种人，卖诸中国是也。《梁书·王僧孺传》：僧孺出为南海大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僧孺并无所取。又《良吏传》：孙谦为巴东、建平二郡大守，掠得生口，皆放还家。《魏书·吕罗汉传》：高祖诏罗汉曰：“赤水诸羌居边土，非卿善诱，何以招辑？仰所得口马，表求贡奉，朕嘉乃诚，便领纳。其马即付都牧，口以赐卿。”此并缘边之地，以夷口为利之事，已为无道，若其附塞或居塞内者，既经归化，即为中国边氓，而司马腾乃执卖诸胡以为利，则其无道更甚矣。芮芮之亡也，周文既听突厥之请，缚其主已下三千余人付突厥使斩之，又以其中男已下配王公家，茹柔而嗜利，尚复成何政体哉？

中国人为夷虏奴婢者亦多，【35】第六章第六节所言，吕隆时姑臧被困，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第十六章第六节引《侯莫陈颖传》言胡村厌匿汉人为奴皆其事。《北史·王慧龙传》：崔浩被诛，卢遐后妻，宝兴（慧龙子。）从母也，缘坐没官。宝兴亦逃避。未几得出。遐妻时官赐度斤镇高车滑骨。宝兴尽卖货产，自出塞赎之以归。则赎法亦通行于塞外。然丧乱之际，没身异域而不能归者，必甚众矣。

汉世杀奴婢者，不过先以白官，晋、南北朝之世，盖犹有此习，故孔稚珪杀其兄之妾，亦不过先白大守，已见第十七章第一节。然《宋书·沈文秀传》，坐为寻阳王鞭杀私奴免官，加杖一百，则似又不能擅杀也。《魏书·高谦之传》：世无髡黥奴婢。常称俱禀人体，如何残害？然《北史·魏本纪》：文帝大统十三年二月，诏亡奴婢应黥者，止科亡罪。【36】又《房谟传》：前后赐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后赐其生口，多黥面为房字而付之。则黥法尚习为故常也。《晋书·王敦传》言：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常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殴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崇传》：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每冬得韭蓱虀。尝与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恺每以此三事为恨。乃密货崇帐下，问其所以。答云：“豆至难煮，豫作熟末，客来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虀是捣韭根，杂以麦苗耳。牛奔不迟，良由御者逐不及反制之，可听蹁辕则矣。”于是悉从之，遂争长焉。崇后知之，因杀所告者。《北齐书·卢文伟传》：子宗道，性粗率，重任侠。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坐。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伎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陂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生，酒醉，言辞之间，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于水。纪纲废弛之世，人命真如草菅也。

部曲缘起，本因军事，（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二节。）故当丧乱之际，招募孔多，或藉之以为乱。遥光之叛，欲用遥欣、遥昌二州部曲。桑偃等谋立昭胄，亦以萧寅有部曲，大事皆以委之。（皆见第十章第五节。）殷琰无部曲，则受制于杜叔宝。（见第九章第四节。）刘秉之图齐高帝也，其弟遐为吴郡，潜相影响，齐高密令张瓌取遐。诸张世有豪气，瓌宅中常有父时旧部曲数百。遐召瓌，瓌伪受旨，与叔恕领兵十八人入郡，与防郡队主郭罗云进中斋取遐。遐逾窗而走。瓌部曲顾宪子手斩之。郡内莫敢动者。夏侯夔在豫州七年，有部曲万人，【37】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大同四年，卒于州。子譒，少粗险薄行，常停乡里领其父部曲，为州助防。刺史萧渊明引为府长史。渊明彭城战役，复为侯景长史。景反，譒前驱济江，顿兵城西士林馆，破掠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财贷，尽掠有之。渊明在州有四妾，并有国色。渊明没，并还京第。譒至，破第纳焉。有部曲者之足以为患如此。案《齐书·萧景先传》：景先北征，军未还，遇疾，遗言“周旋部曲，还都理应分张，其人旧劳勤者，应料理随宜启闻乞恩”，则部曲本不应传袭，【38】而当时多听其子孙有之，此其所以诒祸也。（《梁书·处士传》：张孝秀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39】此等人盖不多也。）《齐书·李安民传》言，宋泰始以来，内外频有贼寇，将帅已下，各募部曲，【40】屯聚京师。安民上表陈之，以为自非淮北常备，其外余军，悉皆输遣。若亲近宜立随身者，听限人数，上大祖纳之，诏断众募，固不得不然矣。部曲亦为私属，故亦可以赏赐。《北史·窦炽传》：子荣定，为洛州总管，隋文帝受禅来朝，文帝赐以部曲八十户是其事。其等级较高于奴婢，故奴婢可免为部曲也。部曲之女曰客女。皆见上。

宾客虽云寄食，犹为敌体，说见《秦汉史》第十四章第二节。然其后亦成为部曲之流，敌体之义微矣。晋室东渡之际，百姓遭难流移，多芘大姓为客，时不能正，乃定给客之制，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隋书·食货志》云：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第四品三十户；第五品二十五户；第六品二十户；第七品十五户；第八品十户；第九品五户；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其典计：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参军、殿中监、监军、长史、司马、部曲督、关外侯、材官、议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数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轝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持锥斧武骑、武贲，持钑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客皆注家籍。此即所谓给客之制，法所许为其私属者也。《晋书·外戚传》云：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恽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大原诸郡，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践位，诏禁募客。则客制实起于曹魏之世，晋初尝禁之，其后力不能胜，乃又从而许之也。魏世有僧祇户、佛图户，亦系私属，见第十七章第三节。

门生之地位，更高于部曲。其人盖古舍人之类，故亦可以入仕。《齐书·王琨传》：琨转吏部郎。更曹选局，贵要多所属请，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为用两门生。《南史·陆慧晓传》：慧晓迁吏部郎。尚书令王晏选门生补内外要局，慧晓为用数人而止，晏恨之。（《晏传》云：内外要职，并用周旋门义。又云：内外要职，并用门生。）《周书·李贤传》：高祖西巡，幸贤第，门生昔经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帅都督，六人别将。则其入仕之途颇捷，时亦颇优；又依附公卿，人多视为荣幸；故富人子弟，亦慕为之，不惟无所利于其主，而且有所献纳焉。《南史·徐湛之传》言：湛之门生千余，皆三吴富人子，资质端美，衣服鲜丽。《梁书·顾协传》：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发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于馈遗。又《江革传》：革除武陵王长史、会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门生故吏，家多在东州，闻革应至，并赍持缘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饷，不容独当故人筐篚。”至镇惟资公费。则其证也。其人既系仕宦之流，故颇能通文墨。《北史·杨愔传》：愔所著诗赋、表奏、书论甚多，诛后散失，门生鸠集，所得者万余言，是其证也。其来也既多由趋炎附势，恣横自所不免。周嵩嫁女，门生断道，斫伤二人，建康左尉赴变，又被斫，刘隗为御史中丞，劾其兄，坐免官。江斅出为豫章内史，还除大子中庶子，领骁骑将军，未拜，门客通臧利，至烦齐世祖遣使检核。何敬容既废，宾客门生，喧哗如昔。会稽谢郁致书戒之曰：“踵君侯之门者，未必皆感惠怀仁，有灌夫、任安之义，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复用也。”则门生未尝不足为居官之累矣。《齐书·刘怀珍传》云：孝建初，为义恭大司马参军直将军。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土人怨之。此盖其特多者。然如范云之不畜私门生者，士夫中恐不易多觏矣。

注释

【1】　选举：柳芳言“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乡党。”

【2】　阶级、选举：贵胄出身优，入仕早，庶族见轻，尚书郎欲不放右丞入省，郎以地寒，为州郡纲纪人不与同坐，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杨公则断之梁武班下诸州以为法，旧族在朝住者，必郡有一人，且置州望郡宗乡豪专事搜荐，察秀孝，户内有工役者，不染清流，且不听立学。

【3】　职官：北朝刺史府官命于天朝，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

【4】　宫室：洛京居民，以官位相从，韩显宗欲分士庶，云道武本如此，凡所徙居，悉是公地可行。

【5】　阶级：法律异施。

【6】　民族：魏孝文为诸弟取汉人女。

【7】　婚姻：婚姻之禁。

【8】　宗族：伪造谱牒之例。

【9】　史事：清谈能治事者。

【10】　风俗：《抱朴子》所云酒酗恶劣，不减今欧美人。诸恶德。

【11】　风俗：《正郭篇》云：“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乎则非所安。”案游荡者所以游荡，以任事则负责，此则不负责而有利也。

【12】　役法：《抱朴子·正郭篇》：“养徒避役者，则拟之仲尼。”

【13】　外交：魏晋南北朝使人以口舌争胜，魏孝文不以为然。

【14】　史事：《抱朴子》言：礼非平民常行之事，宜重定而主俭。

【15】　君臣：摧残各忠所事之义。

【16】　君臣：齐民尽忠守令。

【17】　选举：好用佞幸之由。

【18】　奴婢：以俘虏充赏者之多，元魏尤甚。

【19】　奴婢：自卖、帖、自帖。

【20】　奴婢：刺史掠人。

【21】　奴婢：使奴婢事生业。

【22】　奴婢：《颜氏家训》云：二十口家，奴婢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

【23】　奴婢：贱客教奴子书。

【24】　奴婢、兵：僮奴多习武，奴代充军，发私奴。

【25】　奴婢：发奴应役。

【26】　奴婢：乱后免奴。

【27】　奴婢：杂户百代不免。

【28】　奴婢：免者主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客女。

【29】　奴婢：大抵六十免，故妇人六十以上免配官。

【30】　奴婢：被掠者亦以财赎。

【31】　奴婢：赎法通行国际间，然常法不能得，亦行塞外。

【32】　道德：赎母清节方峻，王述足自当之，案人莫不以为足自当止也。

【33】　奴婢：南人赎六十之妻，魏孝文怪其复何所任。

【34】　奴婢：赋卖族人为奴婢，外夷掠外夷卖诸中国。

【35】　奴婢：中国人为夷虏奴婢者。

【36】　奴婢：可擅杀？可黥？

【37】　奴婢：夏侯夔部曲万人，其子率之为州助防，案此其口实之所以能给？

【38】　奴婢：部曲本不应传袭。

【39】　奴婢：率部曲力田。

【40】　奴婢：将帅竞募部曲诏断之。

第十九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计

第一节　物价工赀赀产

欲知一时代中人民生计情形者，必先知其生活之所费，次知其所入几何，以供此费，为有余，抑为不足？若有余者，其余财用诸何方？而其俗之侈俭可知矣。一切费用，若能均以钱币计算，自为最便。苦于前代，钱之为用，不甚普遍；晋室东渡以后，又南北分离，币制既不统一，又皆不甚整饬，公家所铸之钱，不得民信，民间乃以他物代之；其所以为代之物，又不能画一；故其计算极难也。

语曰：“食为民天。”欲知人民生活情形，自宜首知其谷价，而欲知谷价者，又必先考其度、量、衡。历代度、量、衡制，略见于正史之《律历志》，然与民间所用，实不甚相符。《隋书》所载晋、南北朝度制，以晋荀勖准《周礼》所造，即所谓晋前尺者，为计算之准。此尺与《汉书·律历志》所载王莽时刘歆所造之铜斛尺，后汉之建武铜尺相符。魏杜夔所用之尺，较此长七氂。江东所用，谓之晋后尺，当此尺一尺六分二氂。宋民间所用之尺，传诸梁、陈者，当此尺一尺六分四氂，魏氏所用之尺，分前、中、后三种：前尺当晋前尺一尺二寸七氂。中尺当其一尺二寸一分一氂。后尺，亦即后周民间所用，当其一尺二寸八分一氂。又有所谓东魏尺者，为高齐所沿用，当晋前尺一尺五寸八豪。后周保定中，诏遣大宗伯卢景宣等累黍造尺，从衡不定。后因修仓掘地得古玉斗，（事在保定元年，见下。）以为正器，据斗造律、度、量、衡。其所造者，谓之玉尺。（《隋志》云：俗间见玉作名为玉尺，见铁作名为铁尺。）与相承一铜籥云是蔡邕铜籥者，校计相符。实比晋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氂。当时因此大赦，改元天和。《志》云：“百司行用，终于大象之末。”然又云：“平齐后以宋氏尺同律、度、量，班于天下。”则玉尺仅官司用之而已。此尺以铁作，俗间名为铁尺。《志》又载宣帝时达奚震及牛弘等议，谓“今之铁尺，是大祖遣苏绰所造，验其长短，与宋尺符同，平齐之始，已用宣布，因而为定，弥合时宜”，则铁尺初非取诸宋氏。不知周氏讳言之而妄云为苏绰所造邪？抑绰之所造，实取正于上国也？《志》又云：“未及详定，高祖受终。”则其尺亦未尝行也。量法：《隋志》引魏刘徽《九章商功注》：谓王莽铜斛，当魏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又云：梁、陈依古斗。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后周武帝保定元年五月，晋国造仓，获古玉升。五年十月，准为铜升，班之天下。依甄鸾算术：玉升一升，得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称法：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中依复古称。案魏孝文、齐神武、周武帝，皆有釐正度、量、衡之举；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尤为旷然一大变革；然实皆未行。（《魏书·本纪》：大和十九年六月，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北齐书·本纪》：天平三年八月，神武请均斗、尺，班于天下。《周书·本纪》：建德六年八月，议定权、衡、度、量，班于天下。其不依形式者，悉追停。《隋书·本纪》：大业三年四月，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案《魏书·张普惠传》：普惠以天下民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征绵、麻，上疏曰：“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万姓，从薄赋。万姓荷轻赋之饶，不适于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职，奔走以役其勤。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宰辅不寻其本，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谓悦之不以其道。今宫人请调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绢、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重，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横发美誉，以乱视听。今若必复绵、麻者，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其在库绢、布并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大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其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后普惠表论时政得失，又以审法度、平斗尺为言；而任城王澄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亦以律、度、量、衡公私不同宜一为首。二人之论，皆在明帝之初，距大和十九年，不过二十年耳。则谓改制之始，民乐输将，后乃稍离其本，不过逊顺之辞，实则大和之诏，初未尝行也。《通典》言梁武帝五铢钱实重四铢三参三黍，其百文重一斤二两，齐文襄五铢钱实重五铢，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较其多寡、重轻，两相符合，而《左氏》定公八年《正义》，谓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隋志》谓其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此即公家定制，与民间所用，实不相符之证。后周则观《志》言其平齐后即班宋氏尺于天下，而达奚震等仍以为言，而可知其令之不行矣。历代之度、量、衡，盖无不徒有其名者。《晋书·律历志》言：荀勋新尺，惟以调音律，至于人间，未曾流布，故江左及刘曜仪表，并与魏尺略相依准；又言裴以医人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改治权、衡，不见省；其明证也。）《左氏》定公八年《正义》，谓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盖据当时实在行用者，约略言之也。度、量、衡器，初非概由官制，民间自制，自不能无“增损、讹替”。语见《隋志》。而前世取民，多以实物，官司恒利于度之长，量之大，衡之重；民间交易，权操于豪强、商贾，其所利者，亦与官司同；故增损、讹替之余，度必渐增其长，量必渐增其大，衡必渐增其重。《日知录》云：“《汉书·货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汉时已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则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其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大史、大常、大医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矣。”（《大斗大两》条。自注引《通典》载诸郡土贡，亦有用小斤、小两者，然皆汤药之用，如上党郡贡人参三百小两，济阳郡贡阿胶二百小斤是也。）愚案《晋》、《隋书》《律历志》引《九章商功法程》云：“粟一斛，积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积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合麻、麦一斛，积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据精粗为率，使价齐而不等其器之积寸也。以米斛为正，则同于《汉志》。”然则随物之精粗、贵贱而异其度、量、衡之器，民间本有此法。久之渐趋画一，取其一器以为正，（如量粟、菽、麻、麦皆用米斛。）而度量衡之长、大、重，亦随之而增矣。（此较增损、讹替者，所增为巨。）《齐民要术·作酱法》云：“豆黄堆量不概，盐曲轻量平概。达奚震及牛弘等言：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钟之律，不动而满。”堆量、轻量；或概、或不概；或撼、或不动；虽同用一器，所得多少，又自不同。此等皆随俗而殊，断难画一。故计算历代之物价，总只能得其大较之大较也。（商业兴盛之国，交易皆集于都会，小都会又取准于大都会，则度、量、衡及钱币等，皆易于画一。以农业为主之国，交易分成多区，区各有其取正之所，商人势不得不屈于其俗，欲定一尊甚难。中国历代，皆欲画一度、量、衡及钱币，而皆徒有其名，盖为此也。）以大较之大较言之：南朝之量与衡，视为与古略相放，北朝之量与衡，视为于古二而为一，或当相去不远也。（据《隋志》所载尺法，惟东魏于古，二而为一，尚有奇零，余皆不逮颇多。然此系官家定制，民间所用，未必如是。正恐二而为一，由来已久，而官家乃从而用之也。）又《梁书·庾诜传》，载诜尝乘舟从田舍还，载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载三十石。既至宅，寄载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盖以诜之米为己之米，己之米为诜之米也。魏大和五年班禄增调，《魏书·本纪》言谷二斛九斗，《食货志》言粟二石九斗。皆可证斛、石仍同。然《肃宗纪》：孝昌二年二月，诏有能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地方储积，固有多少之殊；运转亦有难易之别；官家须用，亦有缓急之不同；然酬奖之厚薄，似不应县殊至是？则北方斛、石，似又因地而不同矣。此等亦难于详考也。

度、量、衡既略明，又宜进考其时之币价。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铸小钱，实为钱法一大变。其后宋孝武帝孝建元年造四铢钱。三年，用徐爰议，收铜缮铸，私铸始甚。前废帝即位，改铸二铢；又用沈庆之说通私铸，而钱法大坏。史述其弊，至于“斗米一万，商贾不行”。梁武帝铸五铢及女钱，二品并行，亦卒为私钱所乱。后废铜钱，更铸铁钱，大同后遂至积如丘山，交易者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北朝大和十九年，始行五铢钱，后世宗又铸之，其行皆不广。肃宗以后，私铸转甚。亦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迄于齐、周，无以善其后。（本节所论币制，宜与第二十章第四、五节参看。）以是言之，其时物价，宜极腾贵。顾史所载者，与前世并无大殊，钱价仍远较后世为贵，其故何也？曰：当时钱币之为用，本不普遍；恶钱虽与好钱并行，盖皆减折行使；论物价者，仍以好钱为准，而史从而书之，故觉其物价无甚变动也。《晋书·食货志》云：“董卓铸小钱，货轻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魏武作相，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夫民间果其通用，岂魏武一令所能罢？此观于历代私钱之难禁可知。盖董卓所铸之小钱，本已废而不行矣。《志》又云：“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乃更立五铢钱。”钱之用便于谷、帛，不待再计而知。民间果其通用，更岂魏文一令所能废？《志》又载晋末桓玄议废钱，孔琳之驳之，谓“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1】此言最合事情。（琳之去魏世近，盖必有所见，非慢然言之也。）《晋书·张轨传》：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物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为段。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此为琳之之说之铁证。盖前世钱贵，民间零星交易，并不甚用钱，（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故钱之用，惟于商贾为最切，商贾不行，即寖至于废矣。《晋志》载琳之之议又曰：“魏明帝时，钱废谷用既久，以不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钱废谷用既久”句，《宋书·琳之传》作“钱废谷用，三十年矣”。《南史》作四十年矣。三、四二字，未知孰是，（古人好举成数，逾于三十，即可言四十；又其言数不甚精密，虽迫近四十，仍可言三十也。）而既久二字，则必为后人所改，盖作史者疑自黄初之世，至于明帝之时，不及三十年，而不知琳之此语，乃上溯汉献帝时言之也。此亦足证董卓所铸小钱，自致于废，而无待于魏武之令也。（即谓有待于魏武之令，自初平元年至建安元年魏武作相，亦不过六年。宋自孝建三年五月铸四铢钱，下逮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罢之，及其明年三月断新钱专用古钱，亦不及十年也。参看第二十章第四节。）《隋书·食货志》云：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似铁钱至梁亡始废。然其为用见于史者，仅《陈书·沈炯传》，谓其为宋子仙所逼，令掌书记，王僧辩购得之，酬所获者铁钱十万而已。此盖破败之余，铜钱阙乏，又或吝惜不出，而非其时铁钱之果行也。然则积如丘山，适足见其壅塞不行而已。当时短陌大行，最贵者京师以九十为陌，次则八十、七十，末年乃以三十五为陌。此即钱日贵，物日贱，向值百钱者，落至仅值九十、八十、七十，甚至仅值三十五也。钱日多而物日贱，钱之不行可知。魏肃宗初，任城王澄上书论当时钱货，谓大和五铢，不入徐、扬之市，河北且无新造五铢，与此正可参证。大和五铢，不可谓之恶钱，且犹如此，况于梁之铁钱哉？齐初，孔觊上《铸钱均货议》，言：“盗铸者摩泽淄染，始皆类故，交易之后，渝变还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复行矣。所粥卖者，皆徒失其物。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易。反覆生诈，循环起奸。”观此，知当时私铸虽甚，而私钱之废而不行者亦多；且新旧二钱，判然异价；论物价者，安得不以旧钱为主？又宋文帝时，江夏王义恭欲以大钱一当两，沈演之议，谓：“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悉皆流行之矣。”此说谓晋世钱货不行之地尚多是实，其谓宋世流行，则不过故甚其辞，以伸己说，故《隋志》谓梁初尚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也。钱且不行，况于新铸？其论物价之辞，必以旧钱为主，更不待言矣。

［南朝·陈］太货六铢

陈宣帝陈顼太建十一年（579年），铸行一种新的钱币“太货六铢”，此钱铜质优良，轮廓整齐，钱文瑰丽匀称，铸造精妙绝伦，居南朝之冠。

然则当时币价，果何如邪？案《齐书·王敬则传》载竟陵王子良启，谓“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如兹。稼穑惟劬，斛直数倍。今机杼勤苦，匹栽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见直。民间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员大。以两代一，困于所贸。鞭棰、质系，益复无聊。”又谓“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于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民，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余。四民所送，犹依旧制。昔为损上，今为刻下。氓庶空俭，岂不由之？”《子良传》载其启，又谓“泉铸岁远，类多翦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犹求请无地，棰革相继。”然则当齐初，好恶钱之相比，为以两当一，或以十七当十。与所谓斗米一万，商贾不行者，相去何其远邪？足见此等情形，即有之亦为时甚暂也。物直自永初至元嘉，殆减其半，至齐初则仅十之一矣。合梁世短陌之数观之，略可见其时物直降落之情形也。

铜钱而外，金、银亦略具钱币之用。前世用金，皆以斤计，此时则多以两计，（详见第二十章第五节。）即其通行渐广之征。汉世黄金一斤直钱万。晋、南北朝之世，史无明文。然史亦未言其相异，则其比直或无甚变动。黄金一斤直钱万，则一两直钱六百二十五。新室币制，银八两为一流，直千，（见《秦汉史》第七章第二节。）当金价五分之一。是时若无变动，则银一两直钱百二十五也。

金、银为用不广，钱又不足于用，所资以交易者，实惟谷、帛为多。宋世周朗，亦主废钱币用谷帛者，其言曰：“自淮已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不患其难。”可见北多用帛，南多用谷。【2】欲计布帛之直，必先考其长、广。《宋书·律志》谓“布幅广二尺七寸，四十尺为匹”，较《汉书·食货志》所云“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者少广。《魏书·食货志》云：“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则与《汉志》符同。又云：“六十匹为一端。”案大和班禄之先，户以九品混通，各调帛二匹，又各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详见第三节。）一匹二丈，则六十尺。盖因有是调，乃有一端之称也。【3】前世多言布帛，南北朝之世，则多言绢、布，盖以绢为丝织之总名。【4】《北齐书·李元忠传》云：元忠贡世宗蒲桃一盘，世宗报以百缣，又载世宗书辞曰：“聊用绢百匹，以酬清德。”上言缣，下言绢，其明征矣。是时铜钱日少，故绢价日廉。《晋书·石勒载记》：勒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百姓私买，则中绢四千，下绢二千。魏大和十九年行钱，内外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永安二年铸五铢，官欲贵钱，出藏绢，分使人于三市卖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盖官卖止收好钱，私市兼收恶钱。）普泰元年，天下调绢四百一匹，此则利于多取，其时绢价未必至是也。《北史·房谟传》云：魏朝以河南数州，乡俗绢滥，退绢一匹，征钱三百，人庶苦之，乃表请钱、绢两受，任人所乐，可见四百为多取也。自石勒之时，至于魏世，绢价约落至十分之一，亦颇与南朝情形相似矣。

史所载谷价，多在饥荒丧乱之时，实不足考人民生活情形，（晋、南北朝谷价异常者：《惠帝纪》：元康七年七月，关中饥，米斛万钱，时直齐万年之乱。大安二年十月，公私穷蹙，米石万钱，时直张方之乱。《怀帝纪》：永嘉五年六月，百姓饥俭，米斛万余，时刘曜、王弥陷京师。《愍帝纪》：建兴四年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时刘曜自前月逼京师。《成帝纪》：咸和四年正月，苏峻子硕攻台城，城中大饥，米斗万钱。《魏书·僭晋传》云：谷石数万。咸康元年，大旱，会稽、余姚尤甚，米斗五百。《石季龙载记》：时众役繁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吕光载记》：光之称酒泉公，谷价腾踊，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吕隆之将亡也，姑臧谷价踊贵，斗值钱五千，人相食，饿死十余万。《魏书》本传同。《秃发氏载记》云：隆为沮渠蒙逊所伐，遣使乞师，利鹿孤引群下议之，其尚书左丞婆衍仑曰：“今姑臧饥荒残弊，谷石万钱。”则尚未至如《隆载记》所言之烈。盖其初危急时，与后极困弊时，谷价又有不同也。《宋书·沈演之传》：元嘉十二年，东诸郡大水，民人饥馑。吴、义兴及吴郡之钱塘，升米三百。《前废帝纪》：大明八年，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早。甚者米一升数百。【5】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一升，《南史》作一斗。案《孔觊传》言：大明八年，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南史》亦同，则作斗者是也。《梁书·武帝纪》：天监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庾革传》亦言革以是时行会稽郡事，时承凋敝之后，百姓凶荒，所在谷贵，米斗数千，人多流散。《侯景传》言：景围台城时，食稍尽，米斛数十万，人相食者十五六。《南史·景传》云：景食石头常平仓既尽，便掠居人。尔后米一升七八万钱，人相食，有食其子者。《魏书·岛夷传》云：城内大饥，人相食。米一斗八十万。皆以人肉杂牛马而卖之。军人共于德阳前立市，屠一牛得绢三千匹，卖一狗得钱二十万。皆熏雀掘鼠而食之。案谷价之翔贵，由于水旱者实少，由于兵乱者特多且甚，此以见人祸之更烈于天灾也。）其稍近于常情者：《晋书·食货志》载户调之式，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此恐亦仅能取诸户主。课调既愈远而愈轻，则二十八文，必尚不及米五斗之价。此大粗略；且远夷情形，亦与中国不同；不足以考谷价。《齐书·豫章王嶷传》：嶷为荆、湘二州刺史，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此条最可考见南朝谷价。荆、湘为产米之区，（参看第二十章第一节。）谷斛不及百钱，余瘠薄之地当较贵，则当在百钱左右也。梁天监四年，大穰，米斛三十，其必病农，自无疑矣。然《魏书·食货志》言：天兴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隋书·食货志》言：东魏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魏初绢匹，假依石勒时中绢为四千，斛得钱约五十，其斛傥与古量相同，已去天监之世不远。东魏之世，斗、称于古，既已二而为一，则古斛一斛，仅得四钱半，不惟视梁之米斛三十为廉，且较汉宣帝时谷石五钱犹下矣。岂其所谓斛，犹以古斛言之邪？然南北朝时，不论南北，粜价皆贱，则似不足疑。此当时论者，所由多以伤农为虑也。

日食之量，在前世为人五升，已见《秦汉史》第十五章第一节。晋、南北朝之世，似亦无甚差殊，此固不应有异也。《晋书·食货志》载邓艾论屯田之语曰：“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十万之众，五年食三千万斛，则人年食六十斛，以三百六十日除之，日得一斗六升余，此似乎大多。然《宋书·乐志》载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常侍顾臻表谏伎乐之语，谓“兵食七升，忘身赴难”。又《宋书·刘传》，载策攻县瓠之语，谓“二万人岁食米四十八万斛，五年合须米二百四十万斛”，则人岁食米二十四斛。以三百六十日除之，日得六升又三分升之一。则与五升之数，相去不远矣。《后汉书·伏湛传》注引《九章算术》云：“粟五十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为。”邓艾之语，盖据粟言之，一斗六升粟，得九升许，以稍精凿之米言之，则亦与顾臻、刘所云相去不远也。《梁书·何胤传》：胤谓王果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何容得有宦情？《陈书·孝行传》：司马嵩丁父艰，日食薄麦粥一升。张昭及弟乾，父卒，并日食一升麦屑粥。此为衰者、毁者之食，不能以例常人。《梁书·江革传》：革为元延明所执，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齐书·孝义传》：崔怀慎孤贫独立，宗党哀之，日敛给其升米；所以为至觳之养，免死之周也。此升皆近于古。《北齐书·库狄伏连传》：（附《慕容俨传》后。）家口百数，盛夏之日，料以食米二升，不给盐菜，常有饥色，若为南朝之量，必不能支。盖谓盛夏可以少食，故又略减于古之五升。亦足证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也。

《晋书·何曾传》云：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6】子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大官御膳，无以加之。读史者皆以为极侈，其实亦不尽然。《北齐书·韩轨传》：子晋明，好酒诞纵，招引宾客，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然则万钱为宴客之侈者。曾乃日食之，劭则又倍之耳。若寻常之食：则《宋书·衡阳主义季传》云：义季为荆州刺史，队主续丰，母老家贫，无以充养，遂断不食肉。义季哀其志。给丰每月米二斛，钱一千。并制丰啖肉。丰所啖肉，未必更由官给。然则日得钱三十三，足以啖肉，且不阙于甘旨之养矣。《颜氏家训·治家篇》云：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朝夕肴膳，以十五钱为率。遇有客旅，更无以兼。独食月得四百五十钱，略半于义季所以周续丰者，亦不为甚俭矣。《南史·褚彦回传》云：时淮北属江南，无复鳆鱼。或有间关得至者，一枚直数千钱。人有饷彦回鳆鱼三十枚。彦回时虽贵，而贫薄过甚。门生有献计卖之，云可得十万钱。何曾所食，设有若彦回时鳆鱼者，但一味，已去万钱十之三四矣。故史事苟记载真实，而又参互详考之，无甚远于情理而不可解者也。

衣料：布帛价已见前。《宋书·沈怀文传》云：斋库上绢，年调巨万匹。绵亦称是。期限严峻。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此虽异常之价，然二者横调既同，价之增当亦相近。假以绢一匹为钱二千五百，绵一两为钱三百五十，则绵一斤之价，当绢二匹又二十五分匹之六，绢匹三百，绵斤当得六百七十二文矣。《齐书·褚渊传》：渊死后，弟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大祖所赐渊白貂坐褥，【7】坏作裘及缨。白貂盖为名裘，（当时之貂，亦产于今之吉、黑。《魏书·勿吉传》曰：其父母春夏死，立理之，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失韦传》曰：亦多貂皮。间关至中国殊不易。《三国志·鲜卑传》注引《魏书》谓其有貂、豽、子，皮毛柔蠕，天下以为名裘，其地尚较勿吉、失韦为近也。）质价固非卖价，然渊甚贫，所质必与卖价相近，以是度之，裘亦不能甚贵也。

《宋书·后妃传》：明帝陈贵妃，家在建康县界，有草屋两三间。【8】上出行，问尉曰：“御道边那得此草屋？当由家贫。”赐钱三万，令起瓦屋。则以草屋改为瓦屋，每间所费，为万至万五千钱。《蔡兴宗传》：父廓，奉兄轨如父。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与轨。廓亡而馆宇未立。轨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补宅直。造价若倍于改为，则五十万之赀，可得屋二十五间或十八九间也。造屋所费如是，买宅价亦相近。《齐书·王琨传》：琨罢广州刺史还，宋孝武问还赀多少，琨曰：臣买宅百三十万。《南史·吕僧珍传》：宋季雅罢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侧。僧珍问宅价，曰：“一千一百万。”怪其贵。季雅曰：“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千万买邻为虚言，百万买宅为实语，则其所费，倍于蔡廓耳。广州固仕宦者膏腴之地，季雅亦以豪举称，故其所费较多也。崔慰祖卖宅四十五万，与蔡廓起宅所费略侔。桓闳弟子昙深，为临城县，罢归，得钱十万，买宅奉兄，（见《南史·桓护之传》。）则其人以行义称，故其所费为独少也。《晋书·石勒载记》：勒将营邺宫，其廷尉续咸，上书切谏。勒怒，欲收之。其中书令徐光又谏。勒为之止，而叹曰：“人家有百匹赀，尚欲市别宅，况有天下之富，万乘之尊乎？终当缮之耳。”勒时中绢之价为四千至千二百，下绢之价为二千至八百，已见前。百匹市宅，以中绢计，为钱十二万或四十万；以下绢计，为钱八万或二十万；亦与南朝相去不远也。

《晋书·食货志》言：惠帝荡阴反驾，囊钱三千，似至俭矣。然《魏书·萧宝夤传》言：宝夤脱本衣服，着乌布襦，要系千许钱以奔虏；又《司马楚之传》言：有上蔡董毛奴，赍钱五千，死于道路；则当时民间行旅，原不过赍钱数千，惠帝亦侪于氓庶耳。《魏咏之传》言：咏之生而兔缺，闻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遂赍数斛粟西上，以投仲堪。晋世布价，十倍齐初，粟价亦当十倍，数斛粟亦当得数千钱也。《习凿齿传》：桓温追蜀人知天文者至，问国家运祚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温不悦，送绢一匹，钱五千文。星人驰诣凿齿曰：“家在益州，被命远下。今受旨自裁，无由致其骸骨。缘君高义，乞为标揭棺木耳。”凿齿问其故。星人曰：“赐绢一匹，令仆自裁，惠钱五千以买棺。”凿齿曰：“君几误死，此以绢戏君，以钱供道中赀，是听君去耳。”以萧宝夤、魏咏之所赍例之，温之所赠，亦未为薄也。

不徒以为行赀不为菲也，即以为棺价亦然。《齐书·刘祥传》：祥从祖兄彪，以崇圣寺慧首鬀头为尼，以五百钱为买棺材，以泥洹轝送葬刘墓，为有司所奏。又《张融传》：遗令以三千买棺。《梁书·刘歊传》；歊著《革终论》，欲死后以一千钱市治棺。二人固主薄葬者，然歊论言“积习生常，难卒改革，一朝肆志，傥不见从”，则亦非过于俭者。然则当时棺价，极亦不过数千钱耳。

后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杂载物价颇多，今摘录如下：《种瓠篇》云：破以为瓢。其中白肤，以养猪致肥。其瓣以作烛致明。一本三实，一区十二实，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种胡荽篇》云：春种者五月子熟，拔取曝干格柯打出，作蒿盛之。冬月亦得入窖。夏还出之。但不湿。亦得五六年停。一亩收十石。都邑粜卖，石堪一匹绢。秋种者十月足霜乃收之。一亩两载，载直绢三匹。《种桑柘篇》云：一枝直十文。（此上有夺文。）胡床一具直百文。十五年任为弓材，一张二百。亦堪作履，一两六十。裁截碎木，中作锥刀靶，一个直三文。二十年好作犊车材，一乘直万钱。欲作鞍桥者，生枝长三尺许，以绳系旁枝，木橛钉着地中，令曲如桥。十年之后，便是浑成柘桥。一具直绢一匹。欲作快弓材者，宜于山石之间北阴中种之。其高原、山田，土厚、水深之处，多掘深坑，于坑之中种桑柘者，随坑深浅，或一丈五，直上出坑，乃扶疏四散。此树条直，异于常材。十年之后，无所不任。一树直绢十匹。《种榆白杨法》云：榆：三年春，可将荚叶卖之。五年之后，便堪作椽。不挟者即可砍卖，一根十文。挟者镟作独乐及盏，一个三文。十年之后，魁、碗、瓶、榼、器皿，无所不任。一碗七文。一魁二十。瓶、榼、器皿，一百文也。十五年后，中为车毂及蒲桃。一直二百。车毂一具，直绢三匹。其岁岁料简剥治之功，指柴顾人，十束顾一人，无业之人，争来就作。卖柴之利，已自无赀。岁出万束，一束三文，则三十贯。荚叶在外也。况诸器物，其利十倍。岁收三十万。砍后复生，不劳耕种，所谓一劳永逸。能种一顷，岁收千匹。惟留一人守护，指挥处分。既无牛耕、种子、人功之费，不虑水、旱、风、虫之灾。比之谷田，劳逸万倍。男女初生，各与小树二十株。比至嫁娶，悉任车毂。一树三具，一具直绢三匹，成绢一百八十匹。聘财、资遣，粗得充事。白杨：一亩三垅，一垅七百二十株，一株两根，一亩四千三百二十株。（案当作根。）三年中为蚕，五年任为屋椽，十年堪为栋梁。以蚕为率：一根五钱，一亩岁收二万一千六百文。岁种三十亩，三年九十亩。一年卖三十亩，得钱六十四万八千文。周而复始，永世无穷。比之农夫，劳逸万倍。去山远者，实宜多种，千根以上，所求必备。《种棠篇》云：八月初天晴时，摘叶薄布，晒令干，可以染绛。成树之后，岁收绢一匹。《种穀楮篇》云：三年便中斫。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自能造纸，其利又多。种三十亩者，岁斫十亩，三年一遍，岁收绢百匹。《种槐柳楸梓梧篇》云：杨柳：三岁成椽，一亩二千六百六十根，三十亩六万四千八百根，根直八钱，合收钱五十一万八千四百文。百树得柴一载，合柴六百四十八载，载合钱一百文，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钱五十八万三千二百文。岁种三十亩，三年种九十亩。岁卖三十亩，终岁无穷。箕柳：至秋任为簸箕，五条一亩，岁收万钱。柞：十年中可杂用，一根直十文。二十岁中屋樽，一根直百钱。《种红花蓝花栀子篇》云：花，负郭良田种顷者，岁收绢三百匹。一顷收子二百斛，与麻子同价。既任车脂，亦堪为烛。即是直头成米，二百石米，已当谷田，三百匹绢，端然在外。此皆当时物价间可考见者也。

力作者以一人一日之所作，为计算之单位，此乃事理之自然。今俗语工夫二字，【9】专指时间言之，乃其偏端之义。溯其原，则夫指人力；工亦作功，谓一人一日之所作也。《宋书·孝义传》：王彭，少丧母。元嘉初，父又丧亡。家贫力弱，无以营葬。兄弟二人，昼则佣力，夜则号感。乡里哀之，各出夫力助作砖。此为夫字之义。《晋书·文帝纪》：帝将伐蜀，谋众曰：“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刘曜载记》：曜葬其父母及妻，游子远谏，谓：“计六万夫百日作，所用六百万功。”皆以一人一日所作为一工也。庸力者即准此论直。《齐书·王敬则传》：敬则为会稽大守。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竟陵王子良启言：“塘丁所出，本不入官。均夫、订直，民自为用。今郡通课此直，悉以还台。租赋之外，更生一调。”均夫者，通计全工须用人力若干，均之各家。订直者，定一人一日之作，所直若干，有不能力作之人，许其出直以为代。（史言士庶皆保塘役，士人未必能力作，必许其出直以为代也。）民间订直，或不必皆以见钱，敬则则一以见钱计直而取之，故云评敛为钱。《东昏侯纪》言其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其所为亦犹是也。民间有以夫力助人，亦有借人夫力而以夫力还之者。又有技艺者，其顾直与徒能力作者不同。《宋书·孝义传》：吴逵，经荒饥馑，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时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既而逵疾得瘳。亲族皆尽，惟逵夫妻得全。家徒壁立。冬无被袴。昼则佣赁，夜则伐木烧砖，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邻里嘉其志义，葬日悉出赴助。逵时逆取邻人夫直。葬毕，众悉以施之。逵一无所受。皆佣力报答焉。逆取谓暂未给直。施之则不取其直。佣力报答，则以夫直还夫直也。又郭原平，性闲木功，庸赁以给供养。性谦虚。每为人作匠，取散夫价。父亡，以为奉终之义，情理所毕，营圹凶功，不欲假人。性虽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访邑中有营墓者，助人运力。经时展勤，久乃闲练。又自卖十夫，以供众费。葬毕，诣所买主，执役无懈。与诸奴分务，每让逸取劳。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暂替。所余私夫，佣赁养母。有余，聚以自赎。本性智巧，既学搆冢，尤善其事。每至吉岁，求者盈门。原平所赴，必自贫始。既取贱价，又以夫日助之。散夫，盖别无技艺，仅能力作之人。原平既闲木工，此即所谓作匠，原不应取散夫之价，故其取之为谦虚。搆冢云取贱价，盖亦指此。客为依人之称，兼具隶属之义，故晋世佃客、衣食客，皆注家籍。（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十夫客受取买主之赀，盖亦同于奴婢，故有自卖之名。所异者，还其买价，即可自赎耳。《宋书·自序》言：世祖出镇历阳，沈亮行参征虏军事。时营创城府，功课严促。亮病其以岁月之事，求不日之成。谓：“比见役人，未明工作，闭鼓乃休。呈课既多，理有不逮。至于息日，拘备关限。”公家役民，程课之法，亦必本诸习俗。彼此相况，则民间庸顾之法可明。虽受顾直，而其日可不工作，是为息日。非息日者，工作亦有定时，往必后于未明，罢必先于闭鼓。息日若未往之先，既罢之后，工力自仍为所自有。此时力作，是谓私夫。故原平得庸赁以养母，又得聚以自赎也。庸力得直，可使农民于稼穑之余，别有所入。无常职者，尤恃此为日食之资。程课宽严，平直高下，于民生舒蹙，所关实大。《齐民要术》言：指柴十束顾一人，无业之人，争来就作；又言柴一束三文；则日得卅钱，已为顾直之优者矣。其《种红花蓝花栀子篇》又言：“一顷收花，日须百人。一家手力，十不充一。但驾车地头，每旦当有小儿、僮女，百十余群，自来分摘。正须平量，中半分取。”则指物顾人，自为当时通法。盖由民间钱少故如此。日得钱三十，准诸谷价，不为不优。然此尚须卖出柴始得钱，而主人亦不更给食，故其平直如此耳。顾臻言“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过泰之戏，日廪五斗”，此盖当时伎乐庸直。伎乐之艺，自更优于匠人；且为侈靡之事；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自古然矣，故其所得亦较优也。

李悝尽地力之教曰：“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此言计算农家生计，最为清晰。不足四百五十，合粟十五石；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假亦以粟十五石计；则五人终岁，当得粟百八十石，乃可勉支，此为至俭之率矣。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当得粟九十石。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当得粟六十石。南朝斛、石，去古不远，米斛以百钱计，当得万八千钱；绢匹以三百计，当得六十匹绢也。今试本此，以观其时人之所入。晋世，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食俸日五斛。大康二年，又给绢，春百匹，秋绢二百匹，绵二百斤。元康元年，给菜田十顷，驺十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奉日五斛，年得千八百斛，恰十倍于农家五人终岁之计。绢三百匹：依石勒时中绢官定之价，为钱三十六万；私价百二十万。下绢依官价，为钱二十四万；私价六十万。绵二百斤，据前所引沈怀文说，一斤之价，当绢二匹又二十五分匹之六，依石勒时中绢官价，斤得钱二千六百八十八；私价得钱八千九百六十。下绢官价，斤得钱千七百九十二；私价得钱四千四百八十。以二百乘之，为钱五十三万七千六百，或一百七十九万二千，或三十五万八千四百，或八十九万六千。合绵、绢二项，为钱六十九万七千六百，或三百九十九万二千，或五十九万八千四百，或百四十九万六千。以粟斛千钱计，又得八百九十七斛六斗，或二千九百九十二斛，或五百九十八斛四斗，或一千四百九十六斛。菜田一顷，所入不易计算，以再食俸一年计，又得千八百斛。奉、绵绢、菜田三项合计，其所入，为四千四百九十七斛六斗，或六千五百九十二斛，或四千一百九十八斛四斗，或五千有九十六斛。当农家五口之计，二十四倍又百八十分之百七十七有六，或三十六倍又百八十分之百十二，或二十三倍又有八十分之五十八，或二十八倍又百八十分之百五十六也。特进，食奉日四斛；春服绢五十匹，秋绢百五十匹，绵一百五十斤；菜田八顷，驺八人。光禄大夫，食奉日三斛；春绢五十匹，秋绢百匹，绵百斤；菜田六顷，田驺六人。大子大傅、少傅同。尚书令，食奉月五十斛，绢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绵七十斤；菜田六顷，驺六人。依此可以类推。《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谓其时军旅荐兴，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盖以上公而受兵卒之饷，宜乎其穷蹙矣。《魏书·薛虎子传》：虎子除徐州刺史，上表言：在镇之兵，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盖月得一匹。匹以钱二百，谷以斛五十计，月得谷四斛，岁得谷四十八斛。《刘芳传》言：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则侔于谷四百余斛。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宜矣。若论赀产之数，则贫民所有，不过数千。《齐书·顾宪之传》：西陵戍主杜元懿请增诸埭税，宪之议言：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是也。富人则有千万倍于此者。元嘉北伐，有司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之民，家赀满五千万，僧尼满二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详见第八章第七节。）《南史·张敬儿传》：敬儿诬襄阳吴泰与袁同逆，收籍其家，僮役、财货，直数千万；【10】此尚苞括各项资财。若《晋书·郗鉴传》，言其子愔好聚敛，积钱数千万；《宋书·萧惠开传》，言其自蜀还资财二千余万；《齐书·豫章王嶷传》，言其荆州还资，评直三千余万；《曹虎传》言其在雍致见钱五千万；（《南史》作七千余万。又云：悉厚轮大郭，他物称是。）则尚非其赀产之全。其贪积最甚，若梁之临川王宏者，（见第十二章第五节。）则其赀财，更不可以称计矣。财多如此，故其用财亦无节限。《齐民要术》言：男女嫁娶，得绢百八十匹，粗足充事。绢匹二百，不过钱三万六千。《宋书·武帝纪》言帝俭德，诸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晋书·卞壸传》：言壸廉洁俭素，居甚贫约，息当婚，诏特赐钱五十万，既已数倍或十数倍于平民。而刘敬宣女嫁，武帝乃赐之钱三百万。萧惠开妹当适桂阳王休范，女又当适世祖子，发遣之资，须应二千万，乃以为豫章内史，听其肆意聚纳，则更不成语矣。婚嫁一端如此，其余诸事，又可推想也。

第二节　豪贵侈靡

晋、南北朝贵人豪族之侈靡，实为其时风俗之大弊，第二章第一节，已略言之。此盖自古以来，操治理之权者，积渐堕落，以至崩，非一人一事之失也。《晋书·文六王传》：齐献王攸奏议，言“都邑之内，游食滋多。巧伎末业，服饰奢丽，富人兼美，犹有魏之遗弊。”《王导传》：导言：“自魏氏以来，迄于大康之际，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迟，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餍于安息。遂使奸人乘衅，有亏至道。”足见晋初之弊，皆沿自魏朝。而魏世之弊，则又有沿诸秦、汉者。《江统传》：统转大子洗马，上书曰：“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11】渐染相放，莫以为耻。今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问。”夫商贾之事，古之士大夫，莫不视为大耻，今乃以大子之尊，而公然为之，封建之世，治人、食于人者之节概，扫地尽矣。此其所以五胡一起，遂如土崩瓦解而不可止欤？

当时奢侈之事，观史之所载，殆无不出于意表者。（如王济食晋武帝，供馔悉贮琉璃器中，已见第二章第一节。《石崇传》云：崇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三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采耀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恍然自失矣。琉璃、珊瑚，乃西域、南海之物，既路途遥远，又丧乱荐臻，宇县分隔，致之甚艰，而晋初君臣，乃能多致之如此，其骄淫矜夸，可以想见。当时以奢侈闻者，如竟陵王楙、何曾、夏侯湛、任恺、贾谧、贾模等，其事迹皆见《晋书》本传。王濬功名之士，而史称其平吴之后，不复素业自居，玉食锦衣，纵奢侈以自逸。习俗之移人，可谓深矣。）奢侈之极而无以供，则不得不竞为聚敛。如义阳成王望、（《望传》云：望性俭吝，而好聚敛。身亡之后，金帛盈溢，以此获讥。望孙奇，亦好畜聚，不知纪极。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为有司所奏，贬为三纵亭侯。）和峤、（杜预称峤有钱癖，见《预传》，亦见《峤传》。《王济传》云：峤性至俭。家有好李，武帝求之，不过数十。济候其上直，率少年诣园共啖，毕，伐树而去。）王戎等是也。（《戎传》云：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又云：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以此获讥于世。）俭以持身者，殆为凤毛麟角。（当时以俭称者：如高密王泰、下邳王晃、刘寔、山涛、华恒等是，皆见《晋书》本传。然泰子新蔡王腾，史称邺中虽府库虚竭，而腾资用甚饶。性俭啬，无所振惠。临急，乃赐将士米可数升，帛各数尺。人不为用，遂致于祸矣。）甚至身当戎马之际，日迫危亡之机，而犹不能自振焉。（如罗尚，史称蜀中风谣，谓其富拟鲁、卫，辞固多诬，见第三章第六节，然谓尚不富亦不可得也。又如王浚，【12】《裴楷传》言石勒簿其官寮、亲属，皆赀至巨万。浚之所以败，未必不由此也。）流风所被，则虽贤者亦不能独立，而不得不随俗波靡矣。（如杜预饷遗洛中贵要，苟晞厚遗都下亲贵是也，见第二章第一节。）刘毅等数劾奏何曾侈汰无度，武帝一无所问。益州监军位缺，朝议用武陵大守杨宗及唐彬。武帝以问散骑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财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财欲可足，酒者难改。”遂用彬。盖其视贪侈，亦习焉而不以为怪矣。曷怪其口言节俭，而卒不能董之以齐斧哉？（参看第二章第一节。）

［北齐］仪卫出行壁画（局部）

北齐娄睿墓位于太原市南郊晋祠乡王郭村，出土随葬品870余件，现存壁画71幅。《仪卫出行》这组骑卫绘于墓道西壁中栏，是长卷式仪卫出行图的一部分，描绘了墓主人生前生活的显赫场面。

当时之贵戚、功臣，非惟侈靡而已，其敖很又特甚。如石崇因其帐下泄其作豆粥、韭蓱齑及御牛之法而杀其人，又吹笛小不韵而杀其伎是也。骄侈之极，则见恶于人，而身亦不免。《晋书·何曾传》言：曾每宴见，不食大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馔。又云：人以小纸为书者，【13】敕记室勿报。曾子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劭庶兄遵，性亦奢汰。遵四子：嵩、绥、机、羡。史惟于嵩无贬辞。于绥则云：自以继世名贵，奢侈过度。性既轻物，翰札简敖。城阳王尼见绥书疏，谓人曰：“伯蔚居乱，而矜豪乃尔，岂其免乎？”刘舆、潘协谮之于东海王越，越遂诛绥。于机则云：性亦矜敖。责乡里谢鲲等拜。或戒之曰：“礼敬年爵，以德为主，令鲲拜势，惧伤风俗。”机不以为惭。于羡则云：既骄且吝，陵驾人物，乡板疾之如仇。永嘉之末，何氏灭亡无遗焉，得谓之偶然乎？《石崇传》云：贾谧诛，崇以党与免官。时赵王伦专权，崇甥欧阳建，与伦有隙。崇有伎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曰：“在所择。”使者曰：“本受命指索绿珠，不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返，崇竟不许。秀怒，乃劝伦诛崇、建。夫其所以召祸，亦未始非其敖很有以致之也，岂真以一伎哉？孔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护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当时贵势中人，轻浅寡虑如此，而欲任之以家国之重，安可得乎？此其所以五胡一起，遂如土崩瓦解而不可止欤？

元帝渡江，奢侈之风，未之有改。【14】《晋书·纪瞻传》云：瞻厚自奉养。立宅于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赏玩焉。《谢安传》云：安于土山营墅，楼观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则虽贤者亦不免焉。安弟石，遂以聚敛无厌，取讥当世，不可谓非父兄之教不先也。武人如陶侃、刘胤，（见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世族如王国宝等，（国宝，述之孙，坦之之子也。史言其聚敛不知纪极。后房伎妾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家。）不知礼义者，自更不足责。恭谨志节之士，不随俗波靡者，如周、卞壸、褚裒、庾冰、桓冲、王恭、殷仲堪等，其为凤毛麟角，亦与西晋之世无以异也。南方之豪，其贪纵鄙吝者如周札等，亦与北方之士无异。（《札传》云：性贪财好色，惟以业产为务。兵至之日，库中有精仗，外白以配兵，札犹惜不与，以敝者给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为之用。此与新蔡王腾，可谓双绝矣。）《谢安传》言：元帝始镇建业，公私窘罄。每得一纯，以为珍膳。顶上一脔尤美，辄以荐帝，群下未尝敢食，于时呼为禁脔。【15】江东之穷困如此，而北来新人，溺于故习，南方旧族，率其弊俗如此，欲求振起得乎？

凡政治，每随风俗为转移，而欲以政治之力，矫正风俗者，则往往仅能收效于一时，此事之无可如何者也。然使惩劝有方，亦尚能收一时之效。而晋、南北朝之世，则并此而无之。《晋书·范宁传》：宁上书曰：“人性无涯，奢俭由势。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赡。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无节。蒱博永日，驰骛卒年。一宴之馔，费过十金。丽服之美，不可赀算。盛狗马之饰。营郑、卫之音。南亩废而不垦。讲诵阙而无闻。凡庸竞驰，敖诞成俗。”其弊可谓深矣。然不赡者岂不穷而思反，合第十二章第五节所引贺琛之言观之，而知整饬之非遂无术也。乃谢石之死，范弘之议谥曰襄墨，此徒以虚名贬斥，而时尚不能用，况其进于此者乎？《王述传》云：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赂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王导使谓之曰：“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尔。”述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比后屡居州郡，清洁绝伦。禄赐皆散之亲故。宅宇旧物，不革于昔。始为当时所叹。犯法至千三百条，而犹为当时所叹，可见时俗之波靡矣。而王导之徇私纵恶，其所犯，又奚翄千三百条而已哉？

纵侈之为，固多出于贵势，然纪纲既素，则亦将延及平民。《宋书·周朗传》：世祖即位，普责百官谠言。朗上书曰：“一体炫金，不及百两；一岁美衣，不过数袭；而必收宝连椟，集服累笥。逮至婢竖，皆无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竖之家，列竖以役。【16】瓦金、皮绣、浆酒、藿肉者，不可称纪。至有列以游敖，饰兵以驱叱，不亦重甚哉？且细作始并，以为俭节，而市造华怪，即传于民。【17】如此，则迁也，非罢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官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学。侈丽之原，实先宫阃。”梁武帝中兴二年下令曰：“自永元失德，国命朝权，尽移近习。贩官粥爵，贿货公行。并甲第康衢，渐台广室。长袖低昂，等和戎之赐。【18】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缇绣是袭。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可见侈靡之风，渐染氓庶矣。武人不知礼义，所欲者不出于声色货利之间，故开创之后，不继之以文教者，敝俗必不能革。刘穆之，宋开国元臣也，而自奉不免奢豪；（参看第九章第七节。《宋书》本传云：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尝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以外，一豪不以负公。”）王镇恶，亦当时名将也，而入关裒敛无极。（《镇恶传》云：是时关中丰全，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高祖以其功大，不问也。）此后贵戚、武人之伦，抑更不足论矣。（宗室中如梁之诸王，已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此外如宋南郡王义宣、竟陵王诞、齐萧景先之子毅、陈始兴王叔陵；世族如谢灵运、虞悰；国戚、功臣之后，如宋之徐湛之、何勖、孟灵休，齐之到等；史皆言其纵侈。武人如沈攸之，见第九章第九节。张敬儿，见第十章第一节。鱼弘、羊侃，见第十二章第五节。又沈庆之、夏侯夔、孙玚等，其事迹皆见本传。）世族既骄淫矜夸，其人遂不足用，乃不得不任所谓佞幸者流。此辈出身虽微，而既小有才，能把握事权，则其势焰熏灼，臧污狼籍，又非世族之无能为者比也。（参看第九章第三节，第十章第四节。）开创之君，大率多有俭德，然不一再传，即复流于纵侈。（参看第九章第七节，第十章第四节。）甚至迫其臣以贡献，【19】（《宋书·后妃传》云：大宗为后废帝立江皇后为妃，讽朝士、州郡令献物，多者将及百金。始兴大守孙奉伯止献琴书，其外无余物。上大怒，封药赐死，既而原之。《南史·齐武帝诸子传》云：南康王子琳，以母宠故，最见爱。大尉王俭因请婚。武帝悦而许之。群臣奉宝物、名好，尽直数百金。武帝为之报答，亦如此。盖几成例举矣。《崔慧景传》云：每罢州，辄倾赀献奉，动至数百万，武帝以此嘉之。《垣闳传》云：孝武帝即位，以为交州刺史，时交土全实，闳罢州还，赀财巨万。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朝，必限使献奉，又以蒱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魏书·岛夷传》云：梁武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礼。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其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伎妾、粱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梁武未必贪取于下，然其政事既废弛，则积习亦不易改也。）或取之以樗蒱，【20】（樗蒱永日，最为恶习，然在当时，几上下皆习之。《晋书·陶侃传》言：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朴。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可见东渡之初，此风已甚，后乃更借之以取财。《桓玄传》云：性贪鄙，好奇异。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人士有法书、好画及园、宅者，悉欲归己。犹难逼夺之，皆蒱博而取。当时如是者必非玄一人。《南史·朱修之传》云：修之立身清约。百城贶赠，一无所受。惟以蛮人宜存抚纳，有饷皆受。辄与佐史赌之，未尝入己。可见时俗渐靡，不以为非。《颜师伯传》云：孝武尝与师伯樗蒱。帝掷得雉。大悦，谓必胜。师伯后得卢。帝失色。师伯遽敛子曰：“几得卢。”尔日师伯一输百万，此与逼夺又何异邪？且此风无间南北。《魏书·食货志》：和平二年冬，诏出内库绫、绵、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此已为非礼。《北史·王思政传》：周文帝曾在同州与群公宴集，出锦、罽及杂绫、绢数千段，令诸将樗博取之。物尽，周文又解所服金带，令诸人遍掷，曰：“先得卢者即与之。”则其恶风全与南朝无异矣。）或径出于劫夺。（《齐书·到传》：资藉豪富，厚自奉养。宅宇山池，京师第一。伎妾姿艺，皆穷上品。爱仗陈玉珠，明帝遣求不与，逼夺之。颇怨望。帝令有司诬奏罪，付廷尉，将杀之。入狱数宿，须鬓皆白。免死系尚方。夺封与弟责。由是屏斥声玩，更以贬素自立。又《刘悛传》：悛既藉旧恩，尤能悦附人主，承迎权贵。宾客闺房，供费奢广。罢广、司二州，倾资贡献，家无留储。在蜀作金浴盆，余金物称是。罢任，以本号还朝，欲献之，而世祖宴驾。郁林新立，悛奉献减少。郁林知之，讽有司收悛付廷尉，将加诛戮。高宗启救之，见原，禁锢终身。又《张欣泰传》：父兴世，元徽中在家，拥雍州还资见钱三千万。苍梧王自领人劫之，一夜垂尽。兴世忧惧，感病卒。）群下效之，相驱成俗。（《南史·王僧达传》：为吴郡大守。吴郡西台寺多富沙门，僧达求须不称意，乃遣主簿顾旷率门义劫寺内沙门竺法瑶，得数百万。《北齐书·文襄六王传》：渔阳王绍信，行过渔阳，与大富人钟长命同床坐。大守郑道盖谒，长命欲起，绍信不听，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为起？”乃与长命结为义兄弟，妃与长命妻为姊妹。责其阖家幼长，皆有赠贿。钟氏因此遂贫。此亦与劫夺无以异也。）观于南北朝之弊风，而知罔不小大，草窃奸宄之非虚言也。京邑如此，边方自更无忌惮。《宋书·刘秀之传》言：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大营聚畜，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寮，并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罗研言蜀中之民，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见第十一章第四节。）盖有由也。《南史·梁宗室传》言：邓元起在蜀，崇于聚敛，金玉珍物为一室，名曰内藏，绮縠锦绣为一室，号为外府。此盖萧渊藻诬蔑之辞。（参看第十一章第四节。《梁书》无此语，盖知其不足信而不之采也。）然亦必宦蜀者贪取已甚，乃能为是诬辞也。梁、益如斯，交、广更不必论，其屡招外寇而激起土人之怨叛，亦宜矣。（参看第十六章第二、第三节。）

侈费甚则所入虽丰，仍苦不足，乃不得不厚自封殖。梁临川王夺人田宅、邸店，已见第十二章第五节。石崇之败也，有司簿阅崇水碓至三十余区，【21】仓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财物称是。其仓头，盖即使管治田宅、水碓等者，非以供使令也。（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田园之盛，观前所述谢氏世业，即可见之。（见第十七章第二节。）而此曹又多封固山泽，详见下节。《齐书·虞悰传》，言其治家富殖，奴婢无游手。《魏书·毕众敬传》，言其善持家业，尤能督课田产，大致储积。知当时豪富之徒，能持筹握算若王戎者，为不少矣。沈庆之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兴。”郑羲西门受羊酒，东门沽卖之。此盖田舍翁所不忍言，商贾人所不屑为，而当时士大夫，讼言之公行之而不以为耻。“民之轻死，以其奉生之厚”，盖亦有迫于不得已者在邪？梁之萧琛，频莅大郡，不治产业，有阙则取，不以为嫌，（此所谓随身用度，悉仰于官也，古人如此者多。）此已为贤者。周王思政不营赀产，尝被赐园池，出征后家人种桑果，及还，命左右拔而弃之，亦尚不失武士之风。若乃徐勉，虽居显贵，不营产业，家无蓄积。尝为书诫其子崧曰：“显贵以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亟荐便宜：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若此众事，皆距而不纳，非谓拔葵、去织，且欲省息纷纭。”则一人而已矣。

［南北朝］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行图（局部）

既以不足为患，自不得不流于吝啬。【22】案当时士夫，家口率多，（参看第十七章第二节。）江南士夫，又无田业，惟资俸禄以为食，（见《颜氏家训·涉务篇》。）其患不足，理固宜然。治生纤悉，容或势不得已，非尽可以为讥议。（《南史·王琨传》云：俭于财用。设酒不过两盘，辄云此酒难得。盐、豉、姜、蒜之属，并挂屏风；酒、浆悉置床下，内外有求，琨手自赋之。此非其性癖，即必有所不得已也。《陈书·沈众传》云：众性吝啬。内治产业，财帛以亿计。无所分遗。其自奉养甚薄。每于朝会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书，监起大极殿，怛服布袍、芒，以麻绳为带，又携干鱼蔬菜饭独啖之。朝士共诮其所为。众性狷急，于是忿恨。遂历诋公卿，非毁朝廷。高祖大怒。以众素有令望，不欲显诛之，后因其休假还武康，遂于吴中赐死。众之死，有他故否难考。假其不然，亦以狷急致祸。史所采者积毁之辞，不足信也。《魏书·崔亮传》：亮从父弟光韶，家足于财，而性俭吝，衣马敝瘦，食味粗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于夜遇盗，害其二子。孝庄诏黄门高道穆；令加检捕。一坊之内，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绫、绢、钱、布，匮箧充积。议者讥其矫啬。然又云：其家资产，皆光伯所营，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间邢子才，曾贷钱数万，后送还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贷，仆不知也。”竟不纳。则光韶必非矫啬之人也。又《张烈传》云：弟僧晧，好营产业，孜孜不已。藏镪巨万，他资亦称是。兄弟自供俭约，车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纨绮。僧晧尤好蒲弈，戏不择人。是以获讥于世。则其兄弟皆非不用财之人，特不好饬车服耳。清节易招嫉忌；欲沾润泽而不得者，尤易造为诬谤之辞；不可不分别观之也。）然如北方之崔和，埋钱数百斛，母思堇惜钱不买，而其子乃盗钱百万亡走；又如《颜氏家训》所云邺下领军，朝夕肴膳，以十五钱为率者，（见上节。）后坐事伏法，籍其家产，麻鞋一屋，敝衣数库，其余财宝，不可胜言，则虽欲不谓之为吝啬而不可得矣。然真有俭德者，亦易见毁于人。朱修之之去荆州，秋毫无犯。计在州然油及牛、马、谷、草，以私钱十六万偿之，可不谓廉乎？乃其《传》又云：性俭刻，少恩情。姊在乡里，饥寒不立，修之未尝供赡。尝往视姊，姊欲激之，为设菜羹粗饭。修之曰：“此乃贫家好食。”致饱而去。先是新野庾彦达为益州刺史，携姊之镇，分禄秩之半以供赡之，西土称焉。耗公家之财以奉其姊，孰与躬履俭素，与九族同之之为爱人以德？史之所云，谓非恶直丑正得乎？《魏书·良吏传》言：杜纂历任好行小惠，疏食敝衣，多涉诬矫，而轻财洁己，终无受纳，为百姓所思。夫轻财洁己，终无受纳，廉吏也，惟俭可以养廉，非疏食敝衣，安克致此？而乃以为诬矫，不亦难乎？然则清德之士，若宋之孔觊、顾觊之；齐之刘善明；梁之周舍、徐勉、江革、到溉、顾宪之、孙谦、夏侯亶；周之苏绰等；终不能谓非贤于人者也。

北方之俗，大体较南方为俭。《颜氏家训·治家篇》云：“生民之本，要稼穑而食，桑麻以衣。疏果之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能守其业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23】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其明征矣。然此亦以大较言之，若居要势者之侈汰，则北朝初末未减于南朝，且恐其纵恣尤甚。虏本不知礼义，惟以富厚相夸。观其兼并他国，惟事略夺；有来朝贡，则肆诛求可知。（《魏书·食货志》云：自大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镇，收获珍宝，府藏盈积。又云：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魏书·蠕蠕传》云：大和元年，遣莫河去汾比拔等来献良马、貂裘。比拔等称：“伏承天朝珍宝，华丽甚积，求一观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比拔见之，自相谓曰：大国富丽，一生所未见也。观此记载，而索虏之风尚可见矣。【24】职是故，其人亦惟知贪取。元志晚年耽好声伎，在扬州日，侍侧将百人。【25】器服珍物，冠于一时，及在雍州，逾尚奢侈，聚敛无极。元晖在宣武世，深被亲宠。迁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天下号曰市曹。出为冀州刺史。下州之日，连车载物，发信都至汤阴间，首尾相属，道路不断。其车少脂角，即于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公孙轨之死也，大武谓崔浩曰：“吾过上党，父老皆曰：公孙轨为将，受货纵贼，使至今余奸不除。其初来单马执鞭，及去，从车百两，载物而南。”刘洁既居势要，擅作威福。拔城破国，聚敛财货者，与洁分之。其败也，籍其家产，财盈百万。视俘掠所得为利薮，而君臣上下，共朋分之，此真鲜卑之文化也。其嬖幸阉宦之纵恣，实亦更甚于南朝，读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二节可知。《周书·儒林传》载乐逊陈时宜之言曰：“顷者魏都洛阳，一时殷盛。贵势之家，各营第宅。车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竞，人习浇薄。终使祸乱交兴，天下丧失。”又言：“其时富贵之家，为意稍广。无不资装婢隶，作车后容仪。服饰华美，眩耀街衢。使行者辍足，路人倾盖。”而《艺术传》载黎季明上书，且谓“汉文帝后宫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饰，曾不如婢隶之服”。是时关中实较东方为贫瘠，而其侈靡犹如此，而东方之俗可想矣。

第三节　地权不均情形

晋、南北朝时，豪族贵人，可谓极其奢侈，问其财自何来，则地权之不均，其大端也。近人钱氏穆曰：汉世租额，系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魏、晋租额，则《晋书·傅玄传》言：玄于泰始四年上便宜，云：“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又《慕容皝载记》：皝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记室参军封裕谏，谓“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是魏、晋收租，以什六、什五为常，什七、什八为酷，盖私家租额本如是，官乃从而效之也。至一人所种田数，及其所入租数，则可据屯田之制推之。《三国·魏志·邓艾传》，载艾策屯田之语曰：“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计除众费外，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四万人岁完五百万斛，是人岁输百二十五斛，此盖取其全数。《宋书·良吏·徐豁传》：豁为始兴大守，上言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魏李彪请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事在大和十二年，寻施行焉，见《魏书·食货志》。）则半取之也。王莽谓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是时之政府，实自为豪民也。盖大乱之后，农民无所托命，不得不依附豪强，豪强遂因而虐取之，田虽非其所有，而取之遂同于其所有。至于屯田，则政府将无主之田，收为己有，分赋军人耕种，土地之所有权，又移于政府手中，故其取之又同于私租也。晋武平吴，制户调之式。《晋书·食货志》述其制云：“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占田合百亩，即古一夫百亩之制。其外二字，承上绵、绢之输而言，乃百亩之内以七十亩为课田，非百亩之外别给以七十亩，此仍是十七之税。其时又有官品占田之制：品第一者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族，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见第十八章第四节。）东渡后仍袭其制。《隋书·食货志》谓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客皆注家籍。此非授强宗豪旅以私占之权，乃括其先已私占者以归于公，而为定一私占最多之数耳。此时租税：《晋书·食货志》云：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亩税米三升。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孝武大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已下，口税三斛。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亩税三升，为十分取一，则口税三斛，乃视为有田百亩。然王公有田必不止此数，其取诸佃户者，亦必不止什一，则仍获邀宽典也。

魏之所以救是失者，则为孝文时所行均田之制。《魏书·食货志》云：“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诸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诸还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诸土广民希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诸地狭之处，有进丁授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惟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大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此为井田废坠以后疆理土田之一大举。其所由然，则与豪强争民也。均田之制，与三长并行。三长之制，《食货志》述之云：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大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之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案人帛四分之一匹，则一丈。粟五斗。）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案人帛八分之一匹，则五尺。粟二斗五升。）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案耕牛一头，所出当奴婢一口所出十之四，则为帛二尺，粟一斗。《晋书·食货志》：杜预上疏，请分典虞、右典牧种牛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所分兼及士庶，必无全取之如前所言为百二十五斛之理。以六十斛计，则牛力五倍于人矣。故魏之所取于耕牛者至薄也。）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案未娶者四之一则一丈，奴婢八之一则五尺。牛二尺。）大率十匹为工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民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书奏，诸官通议，称善者众。高祖从之。于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诏曰：“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赋税齐等，无轻重之殊。力役同科，无众寡之别。虽建九品之格，而丰埆之土未融。虽立均输之楷，而蚕绩之乡无异。致使淳化未树，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怀深慨。今改旧从新，为里党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烦即简之要。”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冲传》云：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大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不以为然。大尉元丕，则谓：“此法若行，公私有益。”而众又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旧未分，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冲曰：“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又驳之。大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但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群议虽有乖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议。遂立三长。公私便之。案《食货志》言：大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如所言，以依旧制而征敛倍于公赋计之，苞荫之家，可赢得帛七匹，絮四斤，丝二斤，粟四十石。若如新制所收，除完官调外，尽入苞荫之家，则苞荫三十家者，可得帛二十六匹半，粟四十石；苞荫五十家者，可得帛四十六匹，粟八十石，宜乎其富厚矣。此均田之制，所以为与豪强大争其民也。《李安世传》载安世疏曰：“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陵，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陵夺矣。”《传》云：“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案均田之制，【26】在大和九年，三长之立，在其十年二月，《疏》云三长既立，而《传》云均田之制起此，似乎有误。窃疑此《传》所云均田，非指九年定制，乃三长既立，民返旧墟，豪强不便而捍格之，犹欲肆其侵陵劫假之旧，安世乃复以为言，魏朝从之，立为年断，使事久难明者，悉属今主，俾贫民亦有田可耕，以是谓之均田也。世皆谓西晋户调之式，元魏均田之法，惟大乱之后，土田乏主，乃可行之。今观魏之授田：一夫一妇，不及百亩，必土广民希，乃许随力所及；狭地则有以桑田为正，不给倍田，人别减受之法；即未至此，而同时授田，亦必先贫后富；可见中原之地，闲土无多。【27】盖其所授者，本即其人之所耕，特其所属，并不分明，豪强获倍赋之利，则听其耕种，及其不获苞荫，则将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而争之，以如是而获直，则田复为其所有，而可遂其侵陵劫假之私也。然则均田制之所为，不过于细民所耕种者，确定二十亩为其所有，此外又给之以四十亩，俾免其求乞于豪强耳。此均田之制，所以为与豪强大争其民也。然政府于豪贵之多田者，亦不夺之。钱氏又云：“丁牛有限，而奴婢无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千亩外。又北齐河清三年，令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案亦见《隋书·食货志》。）据此以推元魏，可见奴婢受田者之多；且北齐尚有限制，而元魏则无之。又《常爽传》谓三长皆豪门多丁为之，则政府之于豪强，虽夺其隐蔽私敛之权，初未尝使之屈居人下也。”虽与豪强大争其民，而其行之初不甚激，此其所以不至激成相抗之局欤？然举数百年来私擅于豪强之土地、人民而悉出之，终不可不谓之贤矣。（以上引钱氏之论，见其所著《国史大纲》第十九、第二十两章（商务印书馆本）。惟皆系推衍其意，非录元文耳。）

《颜氏家训》谓北土风俗，率能恭俭节用，以赡衣食，盐井而外，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已见上节。又云：“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28】悉资奉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种，几月当收；安识世闲余务乎？”（《涉务篇》。）然则江南士夫，其于田业，实远在北方之下。《南史·江秉之传》：人有劝其营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禄之家，岂可与农人竞利？”即之推之说之证也。前节所引沈庆之、虞悰等善于经纪者，盖不多觏矣。然虽不自经纪，而务广其封略者仍不少。《梁书·后妃传》：天监十一年，高祖于钟山造大爱敬寺。大宗简皇后王氏父骞，旧墅在寺侧，有良田八十余顷，即晋丞相王导赐田也。高祖遣主书宣旨，就骞求市，欲以施寺。骞答旨云：“此田不卖。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对又脱略。高祖怒，遂付市评田价，【29】以直逼还之。此其一事。此或出于保守先业之意，然亦有借以营利者。《晋书·李班载记》：班以“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殖无地，富者以己所余而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30】雄纳之。《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诏谓：“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此即所谓豪强侵陵，分田劫假者。故虽不能自行田作，而以贵势逼夺民地者仍有之。如颜延之启买人田，拒捍余直，垂及周年，为尚书左丞荀赤松所奏是也。大抵膏腴之地，争夺者多，贫瘠之区，则又皆弃而不顾。孔灵符以山阴土地褊狭，民多田少，表徙无赀之家，（见第十七章第四节。）而江夏王义恭谓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义恭以是驳灵符，适足证山阴之田，尽为豪富所擅耳。《晋书·隐逸传》：郭翻家于临川，居贫无业，欲垦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后乃作，又可见荒瘠之区之无人过问也。

土田而外，豪富之于山泽，占据尤多。《晋书·职官志》言：“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始平之竹园，别都宫室、园囿，皆不为属国。”则山泽之不容封禁可知。此等禁令，历代有之。如《元帝纪》：建武元年七月，弛山泽之禁；《安帝纪》：义熙九年四月，弛湖池之禁皆是。《宋书·武帝纪》：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即义熙九年事也。先一年，武帝至江陵，下书曰：“州、郡、县屯田、池塞，诸非军国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罢之。”【31】其整顿不为不力。然文帝元嘉十七年诏言：“山泽之利，犹或禁断。”则禁令等于具文矣。《宋书·羊玄保传》云：玄保兄子希，大明初为尚书左丞。时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有司检壬辰诏书：“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臧一丈以上皆弃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常熂炉，种养竹木、杂果为林；及陂湖江海，鱼梁、鮆场，常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犯者水、土一尺以上，并计臧依常盗律论。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从之。此制可谓极其迁就。然大明七年七月诏言：“前诏江海、田池，与民共利，历岁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有司严加检纠，申明旧制。”则犹之具文也。齐高帝初即位，崔祖思陈政事，即以“时罢山泽之威禁，深抑豪右之专擅”为言。建元元年四月，诏：“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大官池籞，官停岁入，优量省置。”郁林王之立，亦省御府及无用池、田、邸、冶。梁武帝天监七年，有“公家屯戍，封熂者悉开常禁”之诏。大同七年，又“禁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越界禁断”。（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然凡所禁止，实多成虚言。《晋书·刘弘传》：旧制，岘、方二山泽中，不听百姓捕鱼。弘下教曰：“《礼》名山大泽不封，今公私并兼，百姓无复厝手地，当何谓邪？速改此法。”《王湛传》：子承，迁东海大守。小吏有盗池中鱼，纲纪推之。承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邪？”承族子峤，王敦请为参军。敦在石头，欲禁私伐蔡洲荻，以问群下。时王师新败，士庶震惧，莫敢异议。峤独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若禁人樵采，未知其可。”敦不悦。《梁书·傅昭传》：出为临海大守。郡有蜜岩，前后大守，皆自封固，专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与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陈书·宗元饶传》：迁御史中丞。时合州刺史陈裒，臧污狼籍。遣使就渚敛鱼，又于六郡乞米。元饶劾奏之。《南史·任昉传》：出为新安大守。郡有蜜岭及杨梅，旧为大守所采。昉以冒险多物故，即时停绝。吏人咸以百年未之有也。此官吏之固护者也。《晋书·刁协传》：刁氏素殷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宋书·蔡兴宗传》：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又幸臣近习，封略山湖，妨民害治，兴宗皆以法绳之。《孔灵符传》：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而灵符答对不实，坐免官。《谢灵运传》：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大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大守孟，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兴岯崲湖为田。又固执。灵运谓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信佛。言论毁伤之。与遂构仇隙。《梁书·顾宪之传》：行婺州事。时齐司徒竟陵王，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宪之固陈不可，言甚切直。王答曰：“非君无以闻此德音。”即命无禁。此贵豪之固护也。南方如是，北方亦然。《晋书·石季龙载》记言：季龙解西山之禁，蒲苇、鱼、盐，除岁供之外，皆无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规占山泽，夺百姓之利。又《慕容载记》言：慕容评性贪鄙，障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苻坚载记》言：坚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姚兴载记》言：兴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群臣咸谏。兴曰：“能逾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损有余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齐文襄秉政，亦禁贵豪之家，不得占护山泽。可见其情形与南方无异矣。

第四节　侈靡之禁

侈靡之禁，历代有之，惜行之不以其实。此固非政令所能为，然告朔饩羊，其意亦不可不知也。晋武帝即位之岁，即下诏大弘俭约；后又禁雕文绮组非法之物；已见第二章第一节。《李重传》云：泰始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已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已上，官长免。其法亦可谓严矣。其时名臣议论：如刘颂云【32】：“古者封国，大者不过土方百里，然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今虽一国，周环将近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须车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采章；仓廪已实，乃营宫室；百姓已足，乃备官司；境内充实，乃作礼乐。”此言实得古人制礼之精义。又言：“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须，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济至重，目下为之，虽少有费，而计终已大益；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终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渐。至夫修饰官署，凡诸作役，恒伤过泰，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此防名为兴利，实以自润者，亦言督责之术者所不可废也。傅玄言【33】：“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天下之大，兆庶之众，无有一人游手。分数之法，周备如此。汉、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徒系名于大学，然不闻先王之风。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臣以为亟定其制；而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使冗散之官农而收其租税，家得其实，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矣。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果能精其防制，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长者，亦皆归之于农；务农若此，何有不赡乎？”此言大偏重农业，自不脱古人见解。然其言分人授事，则仍得合全社会而通筹之意，与一任其迁流所届，而不能加以控驭者不同。后世之人，知此义者鲜矣。抑计天下之人，他途皆取裁足，余尽驱之归农，似大不自由，而背于社会进化之理。然当大乱之后，四海困穷，生众食寡，为疾用舒，自为当务之急。暂举天下之人，迫使尽出于生利之一孔，固亦事势应尔，未可訾其狭隘酷烈也。惟此等论议，必也小国寡民，可由人力控驭，乃能行之。卫文公等破败之后，易于复振，即由于此。在后世，则往往徒托诸空言耳。然行之以文者仍不绝。

［北魏］延昌三年鎏金观世音造像

苻坚因其诸公引商人赵掇等为国卿，而立非命士以上不得于都城百里内乘车马，主商、皂隶妇女不得服金银、锦绣之制，已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刘曜载记》：曜禁无官者不得乘马，禄八百石以上妇女乃得衣锦绣。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姚兴载记》：兴下书禁百姓造锦绣及淫祀。是虽夷狄之君，亦知制度之不可无也。南北朝诸主中，齐高帝最崇俭节。宋顺帝昇明二年三月，帝上表禁民间华伪，凡十七条。武帝虽不能自克，然于法令，亦能踵袭前规。永明七年四月，诏：“婚礼下达，人伦攸始。晚俗浮丽，历兹永久。宜为节文，颁之士庶。如故有违，绳之以法。”十月，又诏：“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纠奏。”海陵王延兴元年，申明织成、金薄、采花、锦绣履之禁，则虽篡夺纷纭之际，此等禁令，亦不废弛矣。梁武帝于中兴二年下令述齐末之侈，已见上节。于是减损浮费，又命外详为条格。陈文帝天嘉元年八月，诏：“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宣帝大建十一年十二月，下诏非军国资须，多所减省。并敕“内外文武，车马宅舍，皆循俭约，勿尚奢华。违我严规，抑有刑宪。具为条格，标榜宣示”。后主即位，亦诏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采华之属，详为条制，并皆禁绝。是虽淫侈之主，亦能奉行故事也。虏朝亦多此等禁令。魏世祖太平真君九年十月，以婚姻奢靡，丧葬过度，诏有司更为科限。高宗和平四年十二月，又诏有司为之条格，使贵贱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高祖大和二年五月，又诏：“朕今宪章旧典，祇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世宗延昌二年九月，以贵族豪门，崇习奢侈，诏尚书严立限级，节其流宕。《献文六王传》：高阳王雍领司州牧，表请王公以下贱妾，不听用织成、锦绣、金玉、珠玑，违者以违旨论。奴婢悉不得衣绫绮缬，止于缦缯而已。奴则布服，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犯则鞭一百。《周书·崔猷传》：猷以大统时迁京兆尹。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织成、文绣者。猷请禁断。周武帝建德二年九月，诏顷者婚嫁，竞为奢靡。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礼制。六年九月，初令民庶以上，惟听衣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余悉禁断。（朝祭之服，不拘此例。）皆其事也。此等皆朝廷之政令，亦有以有司而行诸一地方者。如晋范粲为武威大守，郡壤富实，珍玩充积，粲检制之，息其华伪，北齐苏琼为南清河大守，婚姻丧葬，皆教令俭而中礼是也。然其为效弥微，则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空言无施，虽切何补？历代禁奢之政，似皆有名无实矣。然此特在今日为不可行，若一旦社会组织，涣然丕变，则其义仍有不可不知者。此固势不能行，非谓义不当尔也。而历代于违礼之物，不惜加以摧毁，【34】绝不顾惜物力，则其陈义尤高。《传》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历代奢丽之物，苟皆视作文明，其可珍者何限？然今竟安在哉？虽欲惜之，亦恶得而惜之？况夫社会组织，苟极安和，此等物自将日出而不穷，其宏壮，其工巧，皆将十百千万于古而未有已。（故此等物，除以为古迹而保存之外，他无足取。）而至其时，则人人共享其利，与前世及今日，徒足少数人之淫欲，而竭多数人之血汗，或且糜其顶踵以为之，且因此而更引起少数人之淫欲者，大不同矣。不足非天下之公患，天产与人工所为之物正同，又何恤而不摧毁之，以为矫正风俗之助哉？晋武帝焚雉头裘，已见第二章第一节。此事读史者以为美谈，其实若此之举，历代初不止一二。《晋书·陆云传》：云拜吴王晏郎中，晏于西园，大营第室，云上书言：“武帝训世以俭，屡发明诏，厚戒丰奢，清河王毁坏成宅，以奉诏命。”《齐书·明帝纪》：建武二年十月，诏罢东田，毁兴光楼。《皇后传》谓大祖毁宋明之紫极。周武帝建德元年十二月，幸道会苑，以上善殿壮丽，遂焚之。六年正月，入邺，诏曰：“伪齐叛涣，窃有漳滨。世纵淫风，事穷雕饰。朕菲食薄衣，以弘风教。追念生民之费，尚想力役之劳。方当易兹弊俗，率归节俭。其东山、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下民。山、园之田，各还本主。”六年五月，诏曰：“往者冢臣专任，制度有违。正殿别寝，事穷壮丽。非直雕墙峻宇，深戒前王，而缔构弘敞，有逾清庙，不轨不物，何以示后？兼东夏初平，民未见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露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撤。雕斫之物，并赐贫民。缮造之宜，务从卑朴。”又诏：“京师宫殿，已从撤毁，并、邺二所，华侈过度，诚复作之非我，岂容因而弗革？诸堂殿壮丽，并宜除荡。甍宇杂物，分赐穷民。三农之隙，别渐营构。止蔽风雨，务在卑狭。”《魏书·长孙道生传》言：道生廉约，第宅卑陋。出镇后，其子弟颇更修缮，起堂庑。道生还，切责之，令毁宅。此皆毁坏宫室者。诸奢侈之物，宫室营造，工力实为最多，而犹不惜毁坏，他更不足论矣。《宋书·周朗传》：朗上书论革侈丽之俗曰：“自今以去，宜为节目，若工人复造奇技淫器，则皆焚之而重其罪。”文惠大子薨后，齐武帝履行东宫，见大子服玩过制，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梁武帝受相国、梁公之命，亦焚东昏淫奢异服六十二种于都街。陈宣帝大建七年四月，监豫州陈桃根表上织成罗文锦被裘各二，诏于云龙门外焚之。此皆与晋武帝之焚雉头裘无异。梁武帝天监四年正月，有司奏吴令唐佣铸盘龙火炉，翔凤砚盖，诏禁锢终身。《魏书·韩秀传》：子务，为郢州刺史，献七宝床、象牙席。诏曰：“晋武帝焚雉头裘，朕常嘉之，今务所献，亦此之类矣，可付其家人。（此诏当出宣武。）”此二者虽未毁其物，然其绝之之深，亦与毁其物者无以异也。

第五节　借贷振施

晋、南北朝之世，民间借贷，利率颇巨。《晋书·张骏传》言：骏境内大饥，市长谭祥，请出仓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则其时民间利率，必尚不止三倍。《魏书》言骏以谷帛付民，岁收倍利，利不充者簿卖田宅。【35】《北齐书·卢叔武传》言：叔武在乡时，有粟千石，每至春夏，乡人无食者令自载取，至秋任其偿，都不计较，而岁岁常得倍余。盖平时借贷，自春及秋，偿之以倍，饥馑之时，则有过于三倍者也。《魏书·高宗纪》：和平二年正月，诏曰：“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36】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匹以上皆死。”《北史·齐本纪》言：后主特爱非时之物，取求火急，皆须朝征夕办，当势者因之，贷一而责十。《周书·苏绰传》：绰为六条诏书，（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其六均赋役曰：“财货之生，其功不易。必须劝课，使豫营理。如其不豫劝戒，临时迫切，复恐稽缓，以为己过。棰朴交至，取办目前，富商大贾，缘兹射利，有者从之贵买，无者与之举息，输税之民，于是弊矣。”其所言，即魏和平二年诏旨之所诫也。此等乘人之急者，其利率，又不可以常理论矣。

贵豪借贷，有为数颇巨者。【37】《晋书·庾敳传》：刘舆见任于东海王越，人士多为所搆，惟敳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众坐中问敳。敳乃颓然已醉，帻堕枕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周奉叔就王敬则换米二百斛。敬则以百斛与之。不受。敬则大惧。乃更饷二百斛，并金铪等物。梁武帝在戎多乏，就曹虎换借，未尝不得，遂至十七万。又帝为荆州谘议时，刘之遴父虬，隐在百里洲，早相知闻。帝偶匮乏，遣就虬换谷百斛。之遴时在父侧，曰：“萧谘议踬士，云何能得舂？愿与其米。”虬从之。及帝即位，常怀之。此等非以市恩，即由慑势，与寻常借贷，实不尽同。至寻常借贷，则为数仍微，且多以物为质。【38】褚渊以白貂坐褥质钱万一千，已见第一节。渊从父弟炫，罢江夏郡还，得钱十七万，于石头并分与亲族。病无以市药，以冠剑为质。谢弘微曾孙侨，尝一朝无食，其子启欲以《班史》质钱，答曰：“宁饿死，岂可以此充食乎？”庾诜，邻人有被诬为盗者，被劾妄款，诜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孙腾、司马子如尝诣李元忠，逢其方坐树下，葛巾拥被，对壶独酌，使婢卷两褥以质酒肉。及卒，又以金蝉质绢，乃得敛焉。祖珽亦尝以《华林遍略》数帙，质钱樗蒱。此等盖皆谨守民间借贷之法者。若其所负非一人，而为数颇巨者：则有若宋萧惠开为益州，府录事参军刘希微，负蜀人责将百万，为责主所制，不得俱还，惠开有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偿之，此恐其初亦不免恃势乞取。褚渊之没，负责数十万，则其位高而家本贫。庾丹父景休，罢巴东郡，颇有资产。丹负钱数百万，责者填门，景休怒，不为之偿。既而朝贤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悦，乃悉为还之。（《南史·梁宗室传》。）丹盖好交结者。夏侯道迁子夬，沽卖饮啖，多所费用。父时田园，货卖略尽，人间债负，犹数千余匹。则其人本无行之徒也。宋江夏王义恭赊市百姓物，无钱可还，已见第九章第四节。《南史·刘秀之传》：秀之徙丹阳尹。时赊买百姓物不还钱，秀之以为非宜，陈之甚切。虽纳其言，竟不用。当时所谓民间债负，盖多兼赊市言之，【39】非必尽贷金钱也，然其倚势取求则一矣。

其真民间借贷，则为数甚微。【40】《南史·宋武帝纪》言：帝微时，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被执，王谧以己钱代偿，乃得释。《魏书》《刁雍》及《岛夷传》皆同。惟《北史·雍传》作一万。宋武虽贫窭，犹是豪杰之流，真闾阎细民，零星乞贷，必尚不及此数也。富人亦有能弃券已责者。《宋书·王弘传》：弘父珣，颇好积聚，财物布在民间。珣薨，弘悉燔烧券书，一不收责。又《顾觊之传》，言其子绰，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责。觊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后为吴郡，诱绰曰：“我尝不许汝出责。定思贫薄亦不可居。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凡诸券书皆何在？”绰大喜，悉出诸文券一大厨。觊之悉焚烧。宣语远近：“负三郎责，皆不须还，凡券书悉烧之矣。”绰懊丧累日。《齐书·崔慰祖传》：料得父时假贷文疏，谓族子纮曰：“彼有自当见还，彼无吾何言哉。”悉焚之。魏崔光伯亡，其兄光韶悉焚其契，已见第二节。《北齐书·李元忠传》：家素富厚，其家人多有举贷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责。此皆以钱物出贷者。《魏书·虑义僖传》义僖少时，幽州频遭水旱。先有谷数万石贷民，义僖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北史·李士谦传》：士谦出粟万石，以贷乡人。属年谷不登，责家无以偿，皆来致谢。士谦曰：“吾家余粟，本图振赡，岂求利哉？”于是悉召责家，为设酒食，对之燔契。明年大熟，责家争来偿，士谦拒之，一无所受。此则以谷物为贷者也。此等人实不能多，而豪势且有恃官力放责者。【41】宋游道劾咸阳王坦、孙腾、高隆之、侯景、元弼、司马子如官贷金银，催征酬价，虽非指事臧贿，终是不避权豪，此借官之名以放责者也。陈元康放责交易，遍于州郡，为清论所讥，此恃官之势而放责者也。《北齐书·虑潜传》云：诸商胡负官责息者，宦者陈德信纵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县征责。又《循吏·苏琼传》：迁南清河大守。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及欲求谒，度知其意，每见则谈问玄理，应对肃敬。研虽为责数来，无由启口。此则自放责而倚官力为之征偿者也。若民间豪右自行征偿者，则刁逵之执录宋武，其一事矣。皆可见责主之暴横也。

当时僧寺，实为借贷之所。【42】褚渊以白貂坐褥质钱于招提寺，已见第一节。《南史·循吏·甄法崇传》：法崇孙彬，尝以一束苎就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五两金，送还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余，彬坚不受。僧寺本以施济为事，施济不能遍及，乃推而为借贷，此亦便民之举。然在财产私有之世，惟牟利之事，为能遍行，能常行，此则事之无可如何者。故僧寺之借贷，亦渐变为求利之举焉。《魏书·释老志》：永平二年冬，沙门统惠深上言：“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贷私财。”是其事。如道研者，盖即其人也。

借贷者既多有质物，受其质者，自亦必有券契与之，使得凭以取赎。《齐书·萧坦之传》：坦之死，遣收其从兄翼宗。检家赤贫，惟有质钱帖子数百。《通鉴》胡三省《注》曰：“质钱帖者，以物质钱，钱主给帖与之，以为照验，他日出子本钱收赎。”（齐东昏侯永元元年。）此即后世当票之权舆矣。

公家借贷于民者【43】：宋元嘉二十七年，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及僧尼，并按赀财，四分换一，以充军用，已见第八章第七节。萧颖胄之起兵，史亦言其换借富赀，以助军费。晋、南北朝时所云换者，即今所谓借，既以换为名，自无不归还之理，此颇类今之公债。魏宣武帝延昌元年五月，诏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贷饥人。又樊子鹄为殷州刺史，会岁旱俭，子鹄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贷贫者。此虽以官力迫人出贷，而公家不以债户自居，不得以公债为比也。

振施之事，豪富之家，亦颇能行之。《晋书·裴楷传》言：楷每游荣贵，辄取其珍玩，虽车马器物，宿昔之间，便以施诸穷乏。梁、赵二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楷岁请二国租钱百万，以散亲族。人或讥之。楷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郗愔好聚敛，积钱数千万。尝开库，任其子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与亲故都尽。超又好闻人栖遁，有能辞荣拂衣者，为起屋宇，作器服，畜仆竖，费百金而不吝。泛腾叹曰：“生于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萧惠开自蜀还，赀财二千余万，悉散施道路，一无所留。崔慰祖，父庆绪为梁州，家财千万，慰祖散与宗族。邓元起，少时尝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门造之乞，元起有稻几二千斛，悉以施之。此等皆徒为豪举，其所惠，实不出于宗族、故旧之间，不则所识穷乏者得我耳，真能爰及矜人者鲜矣。其所施较广者：宋徐耕，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饥，诣县陈辞，以千斛助官振贷。严成、王道盖，大明八年，东土饥旱，各以谷五百斛，助官振恤。吴明彻，侯景寇京师，天下大乱，明彻有粟麦三千余斛，而邻里饥馁。乃白诸兄曰：“当今草窃，人不图久，奈何有此而不与乡家共之？”于是计口平分，同其丰俭。李士谦，躬处节俭，每以振施为务。年饥，罄家财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万计。收埋骸骨，所见无遗。至春，又出田粮种子，分给贫乏。凶年散谷至万余石。合诸药以救疾疠。如此积三十年。此则足当任恤之目者邪？然亦非有力者不能为也。若乃崔怀慎，孤贫特立，宗党哀之，日敛给其升米；沈约少孤贫，干宗党，得米数百斛；此则合众人之力以济一人，真为平民之互相救恤者矣。

振恤之政，古代本有恒典。爰及后世，事多废坠。其新起者，则多溺于佛说，欲事布施。此固不失慈爱之意，然小惠不遍，执政权者，不能修明旧典，而惟小惠是务，实不能无讥焉。《宋书·礼志》云：“汉安帝元初四年诏曰：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比，方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泥土相和，半不可饮食。按此诏，汉时犹依月令施政事也。”读此文，而知宋时此等政事，无复存焉者矣。《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粟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振给饥民。其意盖欲以僧曹行振恤之政。然中国佛寺，权力之大，赀财之富，均非欧洲基督教会之比，故其所成就亦微。《齐书·文惠大子传》云：大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梁书·武帝纪》：普通二年正月，舆驾亲祀南郊，诏曰：“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44】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分收租赋。”《南平王伟传》云：性多恩惠，尤愍穷乏。常遣腹心左右，历访闾里人士。其有贫困吉凶不举者，即遣赡恤之。大原王曼颖卒，家贫无以殡敛。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儿对革号诉。革曰：“建安王当知，必为营理。”言未讫而伟使至。给其丧事，得周济焉。每祁寒、积雪，则遣人载樵米，随乏绝者，即赋给之。《南史·昭明大子传》云：每霖雨、积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闾巷，视贫困家，及有流离道路，以米密加振赐，人十石。又出土衣绢帛，年常多作裤，各三千领，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无可敛，则为备棺槥。《梁宗室传》：始兴王憺子暎，为北徐州刺史，尝载粟帛游于境内，遇贫者即以振焉。此皆以布施行小惠。《魏书·高祖纪》：大和二十一年九月，诏曰：“可敕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已上无子孙，六十已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其意，亦与梁普通二年之诏同也。惠而不知为政，天下之人，岂能耕而食之，绩而衣之邪？然如北齐后主，武平七年正月，诏“去秋已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户，济其性命。”以操切之道行之，其无济于事而易以滋弊，抑更不待言矣。

注释

【1】　钱币：乱则钱自废，钱贵惟商贾多用，不行即自废。

【2】　钱币：南北朝时，北多用帛，南多用谷。

【3】　布帛：以六十匹为一端之由来。

【4】　钱币：前世多言布帛，南北朝言绢布，绢盖丝织之总名。

【5】　生计：《宋书·前废帝纪》大明八年米一升数百，南史升作斗是。

【6】　生计：日食万钱，不为甚侈。

【7】　生计：褚渊质白貂坐褥于招提寺。

【8】　宫室：御道边那得草屋。

【9】　生计：工夫、夫力、夫直、匠、散夫、十夫、私夫、息日。

【10】　生计：多藏实物，故多云评赀若干，不皆积见钱也。积见钱者，见，然如梁临川王宏，则实物，邺下领军，麻鞋一屋，敝衣数库，见钱究不适多积也。连车载物道路不断。

【11】　生计：“秦汉以来……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收市井之利”。

【12】　生计：王浚、石勒簿其官寮、亲属，皆赀至巨万。案此与袁绍在冀州同，梁、益刺史宾寮。

【13】　文具：《何曾传》：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

【14】　宫室：宅有园池竹木，墅有楼观林竹。

【15】　饮食：禁脔，可见江东得食之难。

【16】　奴婢：“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竖之家，列竖以役。”资装婢隶作车后容仪。

【17】　工业：细作始并，市造华怪，即传于民。

【18】　音乐：“长袖低昂，等和戎之赐”。

【19】　财政：责臣以贡献，或取之以樗蒱，劫夺，拥还资三千万。

【20】　风俗：樗蒱。

【21】　生计：石崇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余人，即管治水碓等者。

【22】　生计：云俭啬者不皆恶。

【23】　生计：《颜氏家训》言，北方闭门自足，南方不逮。

【24】　外交：索虏多积宝物。

【25】　音乐：声伎将百人。

【26】　地权：均田在太和九年，三长立于十年二月，而《李安世传》疏言，三长既立，《传》云均田之制起此？

【27】　地权：均田并非因闲田多，所授盖即所耕，然于豪贵多田者亦不夺之。

【28】　农业、地权：江南士夫无田业，惟资俸禄，见《颜氏家训·涉务篇》。

【29】　地权：买田付市评价。

【30】　地权：占荒田卖其所余，僦公田以与贫民。

【31】　财政：州郡县屯田、池塞，利入守宰。

【32】　户口：刘颂言古封国人数殷众，今力寡，可见晋初户口之少。

【33】　生计：分士农工商为分数，袁枚、梅曾亮之言亦得此意，周朗之言亦可参看。

【34】　生计：摧毁违礼之物。

【35】　生计：张骏以谷物付民，收倍利，利不充则簿卖田宅。

【36】　生计：刺史商贾通，逼民借贷。

【37】　生计：豪贵借贷数巨，实以势迫，非寻常借贷。

【38】　生计：借赊以物为质，质者出券即当票权舆。

【39】　生计：当时云借苞赊市。

【40】　生计：民间借贷为数甚微。

【41】　生计：恃官力放债索赏。

【42】　生计：沙门统放债，寺库质钱。僧祇户粟。

【43】　生计：公家借贷于民。助官振贷。

【44】　生计：孤独园、六疾馆，见贫者则振施，此等小惠弗遍，非政事也。

第二十章　晋南北朝实业

第一节　农　业

后汉之末，九州云扰，农业大丧，一时较能自立者，皆恃屯田，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一节。晋初开创，于农业仍甚留意，盖时势使然也。《石苞传》：苞为司徒，奏“州郡农桑，未有赏罚之制，宜遣掾属巡行，均其土宜，举其殿最，然后黜陟”。诏即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属十人，听取王官更练事业者。扶风王骏，代汝南王亮镇关中，劝晋农桑与士卒分役。己及寮佐，并将帅兵士等，人限田十亩。具以表闻。诏遣普下州县，使各务农事。此等举措，具见一时君若臣之属望于农。然其行之之效，终不能副其所期，何哉？官田收租大重，而民不劝，一也。（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傅玄言：“耕夫务多种而耕暵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又言：“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亩，【1】（《齐民要术·杂说篇》言：齐地大亩为一顷三十五亩，则当时北方亩制，亦不画一。）所宽过倍。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百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十斛。自顷以来，日增顷亩之课，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以还，或不能偿种。”（玄为御史中丞时陈便宜之语。）案武帝即位，段灼上疏追理邓艾，言其为区种之法，手执未耜，率先将士，而《食货志》称其屯田之效曰：东南有事，大军出征，资食有储。《郤诜传》言：诜母病，苦无车。及亡，家贫无以市马。乃于所住堂北壁假葬。养鸡种蒜，竭其方术。丧过三年，得马八匹，舆柩至冢。《隐逸传》言：郭文，（河内轵人。）洛阳陷，步担入吴兴余杭大涤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2】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食有余谷，辄恤穷匮。皆可见耕作精者收效之宏。然土旷人希之时，农民每好多占顷亩，官家所课之田，又以顷亩多少为黜陟，督课者遂务虚张其数以为功；而甫田维莠之弊作矣，二也。又豪强占夺，屯官亦各恤其私，疆理之道，遂至不得其宜。《束晳传》：时欲广农，晳上议，以为“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晳又言：“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阳平、顿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狭，谓可迁徙西州，以充边土。”则当时以大体言之，虽苦土满，而土狭人繁之弊，仍在所不免，此皆调剂之未得其宜也。）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业少之人，虽颇割徙，在者犹多。田诸苑牧，不乐旷野，贪在人间，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可悉徙诸牧，使马、牛、猪、羊，龁草于空虚之田；游食之人，受业于赋给之赐”。是当时旷良田以为牧场也。又言：“汲郡之吴泽，良田数千顷，泞水停洿，人不垦殖。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舄卤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蒲之饶，搆说官长，终于不破。谓宜复下郡县，以详当今之计。荆、扬、兖、豫，污泥之土，渠坞之宜，必多此类。宜诏四州刺史，使谨按以闻。”《食货志》载杜预咸宁三年疏，言：“今者水灾，东南特剧。下由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硗塉。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3】又言：“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希，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垦至。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送。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各据所见，不从遵言。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潦瓮溢，大为灾害？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观此，而当时豪民、田官各恤其私，不顾大局之情形可见矣。利于此而害于彼，而害且余于其利，农业安得而兴？三也。傅玄言：“先帝统百揆，分河堤为四部，并本凡五谒者，以水功至大，与农事并兴，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谒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诸水，无时得遍。伏见河堤谒者车谊，不知水势。宜转为他职，更选知水者代之。分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此在当日，实为当务之急，然未闻武帝能行之。而齐献王言：“今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加附业之人，复有虚假。宜严敕州郡，检诸虚诈害农之事，督实南亩。考绩黜陟，毕使严明。”傅玄言：“昔汉氏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臣愚以为宜申汉氏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皆以死刑督之。”束晳言：“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严此防，令监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徒欲以操切之政，责诸守令而已。而不知劝课之效，非徒守令所能为也，亦何益哉？

东渡以后，荆、扬二州，农业大盛。此盖社会生计自然之演进，而政府之南迁，或亦有以促之也。《宋书·孔靖传论》曰：“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苞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汉氏以来，民户凋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弗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迁流，迄于大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牣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据其说，农事之最盛者，实今两湖间沼泽之区，及江、浙间之大湖流域也。《陈书·裴忌传》：高祖诛王僧辩，僧辩弟僧智举兵据吴郡。高祖遣黄他攻之，不能克。高祖谓忌曰：“三吴奥壤，旧称饶沃，虽凶荒之余，犹为殷盛，而今贼徒扇聚，天下摇心，非公无以定之，宜善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袭据吴郡。又《沈君理传》：高祖受禅，出为吴郡大守。是时兵革未宁，百姓荒弊，军国之用，咸资东境。君理招集士卒，修治器械，民下悦附，深以干理见称。韦载之策齐军曰：“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时事去矣。可急于淮南筑城，以通东道运输。”（详见第十三章第五节。）此策于高祖之成功，所关实大。凡此，皆可见当时之财富，惟东土是资也。侯景乱后尚如此，况于平时哉？而荆楚自东渡以来，即能以其独力，捍御北虏；庾翼、桓温等，且能因乘时会，震撼北方；亦必非徒以其兵甲之精也。实业之有造于国，讵不大哉？

然荆、扬虽云殷盛，而淮南北之地，则极荒芜，此于恢复之无成，所关亦大。《齐书·徐孝嗣传》云：是时（建武）。连年虏动，军国虚乏。孝嗣表立屯田，曰：“窃见缘淮诸镇，皆取给京师，费引既殷，漕运艰涩。聚粮待敌，每若不图。利害之基，莫此为甚。臣比访之故老，及经彼宰、守。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陆地，弥望尤多。今边备既严，戍卒增众，远资馈运，近费良畴，士多饥色，可为嗟叹。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随地垦辟。精寻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异。州、郡、县戍，主帅以下，悉分番附农。今水田既晚，方事菽、麦，菽、麦二种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减粳稻，【4】开创之利，宜在及时。所启允合，请即使至徐、兖、司、豫，爰及荆、雍，各当境规度，勿有所遗。别立主曹，专司其事。田器、耕牛，台详所给。岁终殿最，明其刑赏。此功克举，庶有弘益。若缘边足食，则江南自丰，权其所饶，略不可计。”事御见纳。时帝已寝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史臣论之曰：“江左以来，不暇远策。王旅外出，未尝宿饱。四郊婴守，惧等松刍。县兵所救，经岁引日。凌风泙水，转漕艰长。倾窖民之储，尽仓敖之粟。流马木牛，尚深前弊，田积之要，惟在江、淮。郡国同兴，远不周急。故吴氏列戍南滨，屯农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横开漕，皆辅车相依，易以待敌。孝嗣此议，殆为空陈，惜矣。”可见屯田之策，于恢复之图，所关实大也。《魏书·薛虎子传》：虎子以大和四年，为彭城镇将。上表言：“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即自随身，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余万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非植，余兵尚众，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惟须内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高祖纳之。又《范绍传》言：世宗时，有南讨之计，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戍兵，广开屯田。八坐奏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绍勤于劝课，频岁大获。虏为之能收其利，而谓我不能为之哉？

北方诸胡，知留心农事者盖寡。惟苻坚，《晋书·载记》言其曾以境内旱，课百姓区种。又慕容皝以牧牛给贫家田苑中，已见上章第三节。案封裕言：“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先王以神武圣略，保全一方。故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则当时流民之入辽西者甚众。皝不能抚绥之，乃重征之以要利，亦可谓无远略矣，然较之刘、石等之徒知虐取者，尚较愈也。《慕容宝载记》言：辽川先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5】平州桑悉由吴来。《冯跋载记》云：跋励意农桑，勤心政事。乃下书，省徭薄赋。惰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命尚书纪达，为之条制。又下书曰：“今疆宇无虞，百姓宁业，而田亩荒秽，有司不随时督察，欲令家给人足，不亦难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此等皆较能留心民事者，然十六国中，殊不多见也。

［梁］张僧繇·神农伏羲像轴

魏起陉北，至道武之世，乃知留心农事。《魏书·食货志》言：大祖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初登国六年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河种人工技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6】各给耕牛，计口授田。（《纪》在天兴元年。案明元永兴五年，亦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授田。盖北方土旷，故能如是也。）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是时戎车不息，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大宗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馑。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于是简尤贫者就食山东。敕有司劝课留农者。自是民皆力勤，故岁数丰穰，畜牧滋息。世祖屡亲戎驾，而委政于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农职之教。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恭宗纪》言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力相贸，垦殖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二亩，偿以私锄功七亩，如是为差。至与小、老无牛家种田七亩，小、老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种殖之功。又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此等烦碎之政令，安能及于闾阎而收实效？史云“垦田大为增辟”，亦不过缘饰之辞耳。《高祖纪》：延兴三年二月，诏：“牧、守、令长，勤率百姓，无令失时。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大和元年正月，诏：“牧民者若轻有征发，致夺民时，以侵擅论。民有不从长教，惰于农桑，加以罪刑。”三月，诏曰：“去年牛疫，死伤大半，耕垦之利，当有亏损。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其敕所在，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四年四月，诏：“今农时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众。宜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五年五月，又诏：“农时要月，民须余力。其敕天下，勿使留狱、久囚。”案魏本一小部落，后来虽藉兵力，窃据中原，然实不知治体，其政令亦不甚能行，故至恭宗劝农，所留意者，仍不过畿内，至高祖世，乃勤勤诰诫牧、守，然以魏吏治之坏，此等空言，又岂能有验邪？《韩麒麟传》：大和十一年，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遂成侈俗。车服、第宅，奢僭无限。丧葬、婚娶，为费日多。贵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锦衣。农夫糟糠，蚕妇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以魏所兢兢留意之畿内，而其情形至于如此，虏之所谓农政者可知矣。

畜牧之利，北方确较南土为饶，此则地利为之也。【7】《魏书·食货志》所言道武破刘卫辰所收马、牛、羊之数，盖张侈之辞。然《尒朱荣传》，言其家世富有，牛、羊、驼、马，色别谷量；（见第十二章第四节。《北齐书·神武帝纪》：神武初见荣，说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也？”案此所记神武初见荣时事，皆饰说不足信，然缘饰之辞，亦必揣度当时情势而为之，谓荣多马，则不诬也。）又《广阳王深传》，言其刺恒州，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可见北方之马实多。《北齐书·卢潜传》言：时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管内，令土豪贵买之。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间马，尽送官厩。由是百姓骚扰，切齿嗟怨。又可见南方之马，多来自北方也。魏之服高车，徙诸漠南，此于魏之牧政，裨益甚大，详见第八章第三节。《食货志》云：泰常六年，诏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亦可见北族牧利之饶。《志》又云：“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槖驰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正光以后，天下丧乱，遂为群盗所盗掠焉。”案孝文南迁，主牧事者为宇文福。《福传》言：孝文“敕其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以吾民衣食所资之地，旷为异族之牧场，使得游牝其间，厚其力以猾夏，亦可哀矣。南北兵事之利钝，步骑之不敌，实为其大原因；南方欲图恢复，必有精骑以与虏决胜于中原；说已见第八章第七节及第十一章第四节。《隋书·贺娄子干传》言：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敕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上书曰：“陇西、河右，土旷民希，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堠，岂容集聚人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案游牧之民，所以难于制驭者，以其迁徙易，不易根剿，而其来犯又极飘忽故也。我之所业与彼同，则不足为惮。淮上之地，既易为虏所扰，耕凿难安，曷不制其表为牧地，养马以备与虏驰驱乎？此古人未发之策，然言国防者似可参证也。

山泽之利，虽已不可专恃，然亦有时而相需甚殷。杜预咸宁三年疏曰：“当今秋夏，疏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为思虑者也。臣愚谓既以水为困，当恃鱼、菜、螺蜯，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交令饥者，尽得水草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石季龙载记》言：其时众役繁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使令长率丁，随山泽采橡、捕鱼，以济老弱。《北齐书·卢潜传》言：高元海执政，断渔猎，而淮南人家，无以自资。可见疏食、渔、猎之利，亦与民生相关非浅矣。

丧乱之际，水利多不修举，此与农事，所关最大。《晋书·苻坚载记》言：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暮而成，百姓赖其利。《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二年五月，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十三年八月，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此等政令，其效如何不可知，然即以政令论，南北朝之世，亦不多见也。《周书·武帝纪》：保定二年正月，初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此事当较有实际。《魏书·崔楷传》：楷因冀、定数州，频遭水害，上疏曰：“自比定、冀水潦，无岁不饥；幽、瀛川河，频年泛溢。岂是阳九厄会，百六钟期，故以人事而然，非为运极。”欲“量其逶迤，穿凿涓浍，分立堤堨，所在疏通，豫决其路，令无停蹙。随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参功，务从便省。使地有金堤之坚，水有非常之备。钩连相注，多置水口，从河入海，远迩径过，泻其潟，泄此陂泽。九月农罢，量役计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县遣能工，麾画形势。郡发明使，筹察可不。审地推岸，辨其脉流。树板分崖，练厥从往。别使案检，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审通塞。当境修治，不劳役远。终春自罢，未须久功。即以高下营田，因于水陆，水种秔稻，陆蓺桑麻。必使室有久储，门丰余积。其实上叶御灾之方，亦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伦。江、淮之南，地势洿下。云雨阴霖，动弥旬月。遥途远运，惟有舟舻。南亩畬菑，微事未耜。而众庶未为馑色，黔首罕有饥颜。岂天德不均，致地偏罚？故是地势异图，有兹丰馁”。后世论者，每谓兴水利即所以除水害，故沟洫实为治水要图，楷之所论，已先发其义矣。河域水利，不如江域之饶，而文明启发，转在其先者？沟洫之修举实为之，沟洫废而水灾兴，隋、唐以后，北方遂仰给于江、淮矣，此古今升降之一大端也。而其转移，实在晋、南北朝之世，丧乱与民生之关系，岂不大哉？然南方水利，虽云得天独厚，人工亦未尝废，观会稽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亦有丁功可知。（见第十九章第一节。）世岂有专恃天惠之事乎！又晋世水碓之利颇大。【8】张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见第三章第三节。）实为常山覆败之因，可见其与民生相关之切。然多为豪强所擅，石崇之败，有司簿阅其訾产，水碓至三十余区是也。（见第十九章第二节。）《晋书·魏舒传》，言其迟钝质朴，不为乡亲所重。从叔父吏部郎衡，有名当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可见豪贵之擅此者颇多，细民亦必不免受其剥削矣。南方则似无此利，故至祖冲之始创为之，而后亦不闻其推行也，见下节。

矿业，当此时代，实极衰微。南北朝之世，所以迄欲铸钱而终不能善者，铜之乏，实为其大原，别见第四节。《齐书·刘悛传》：悛于永明八年启武帝，言“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有烧炉四所。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其地即秦之严道，汉文帝赐邓通铸钱之处。近唤蒙山獠出，云甚可经略。此议若立，润利无极”。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得千余万。功费多，乃止。南朝因铸钱而开矿之事，惟此一见而已。《宋书·良吏传》：徐豁，于元嘉初为始兴大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二曰：“郡领银民三百余户。凿坑采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顾崩压。一岁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检切，犹致逋违。老少相随，永绝农业。千有余口，皆资他食。寻台邸用米，不异于银，谓宜准银课米，即事为便。”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银半两。寻此县自不出银。又俚民皆巢居乌语，不闲货易之宜，每至买银，为损已甚。又称两受入，易生奸巧，山俚愚弱，不辨自伸。官所课甚轻，民以所输为剧。今若听计丁课米，公私兼利。”矿课之治累于民，及其有名无实如此。北朝矿利，亦极微末。《魏书·食货志》云：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余斤。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旧有金户三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后临淮王彧为梁州刺史，奏罢之。又云：熙平二年冬，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案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冶利，并宜开铸。诏从之。然亦徒因此而致私铸繁兴而已，见第四节。

此时农学，亦极衰微。《隋书·经籍志》载农家之书五种：《氾胜之书》二卷，《四人月令》一卷，（后汉崔寔撰。）尚皆汉人之作。《禁苑实录》一卷，不著撰人名字。惟《齐民要术》十卷，为后魏贾思勰撰。《春秋济世六常拟议》五卷，杨瑾撰。瑾始末不详，或亦此时人也。《志》又云：梁有《陶朱公养鱼法》、《卜式养羊法》、《养猪法》、《月政畜牧栽种法》各一卷，亡。（《通志·艺文略·食货豢养类》：卜式《月政畜牧栽种法》一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云：此盖承上文亦以为卜式书，未必真有依据也。）案此三书及《氾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皆引之，盖其书采摭颇博。贾思勰固当时农学一大家也。（前世农书传于后世完好者，今亦以此书为最古。）

第二节　工　业

中国于工业，不甚重视，然巧思之士，亦历代有之。在晋、南北朝之世，似当以祖冲之为巨擘。《齐书·冲之传》云：初宋武平关中，得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巧，每行，使人于内转之。升明中，大祖辅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铜机，圜转不穷，而司方如一。马钧以来未有也。时有北人索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车。大祖使与冲之各造。使于乐游苑对共校试，而颇有差僻，乃毁焚之。案《刘休传》云：宋末，上造指南车，以休有思理，使与王僧虔对共监试，则休亦必有巧思。索驭驎之智巧，未知视冲之如何。其所为虽无成，然若冲之因姚兴成制，而驭驎无所因循，则其制作实较冲之为难，不得以成败为优劣也。《冲之传》又云：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献之。《南史》同，而上多“晋时杜预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十四字，下多“与周庙不异”五字。案《晋书·预传》云：周庙欹器，至汉东京，犹在御坐。汉末丧乱不复存，形制遂绝。预创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叹焉。预所作若无成，必无由奏上；又周器形制无存，冲之所作，后人安知其同异？《南史》盖杂采众说而失之也。【9】《周书·薛憕传》云：大统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为之颂。魏文帝又造二欹器：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盘。钵盖有山，山有香气。一仙人又持金瓶，以临器上。以水灌山，则出于瓶而注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莲，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则出于莲而盈乎器。为凫雁、蟾蜍以饰之。谓之水芝欹器。二盘各处一床。钵圆而床方，中有人，言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满则平，溢则倾。憕各为作颂。魏文欹器，必非古制。杜预所作，宋末盖亦已无存，冲之乃又以意创为之也。《冲之传》又云：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于乐游苑造水碓磨，世祖亲自临视。又特善算，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冲之之才，盖诚能利物前民者。建武中，明帝使巡行四方，兴造大业可以利百姓者，可谓用当其材，而会连有军事，事竟不行，惜矣。《南史》云：冲之子暅之，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无以过也。当其诣微之时，雷霆不能入。尝行遇仆射徐勉，以头触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历，时尚未行，梁天监初，暅之更修之，始行焉。暅之子皓，少传家业，善算历。可谓世济其美矣。《梁书·江革传》：革为镇北豫章王长史。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随府、王镇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马，乃泛舟而还。途经下邳，遂为魏人所执。魏徐州刺史元延明，闻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称患脚不拜。廷明将加害焉，见革辞色严正，更相敬重。时祖暅同被拘执，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铭。革骂暅曰：“卿荷国厚恩，已无报答，今乃为虏立铭，孤负朝廷？”延明闻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辞以囚执既久，无复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将加棰扑。革厉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杀身报主，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值魏主讨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还朝。祖暅巧矣，江革之气节，尤国之宝也。

祖冲之像

祖冲之（429—500），字文远，祖籍范阳郡逎县（今河北涞源）。南北朝时期数学家，天文学家。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个将圆周率π算到第七位小数的准确度；在天文方面，创制《大明历》。

北方有巧思者，当以蒋少游为最。《魏书·术艺传》云：少游乐安博昌人。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遂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而名犹在镇。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10】与高聪俱依高允。允爱其文用，遂并荐之。与聪俱补中书博士。骤被引命。屑屑禁闼，以规矩刻绩为务。因此大蒙恩锡，超等备位，而亦不迁陟也。及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后于平城将营大庙、大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齐书·魏虏传》，谓孝文议迁都洛京，于永明九年，遣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通和意，不许。然则少游是行，乃专为窥觇宫殿来也。《少游传》又云：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前将军，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及华林殿治，修旧增新；改作金塘门楼；皆所措意，号为妍美。又为大极立模范，与董尔、王遇等参建之，皆未成而卒云。

此外巧思之士，如南朝之张永，已见第八章第七节。《晋书·石季龙载记》云：季龙游于戏马观，观上安诏书，五色纸在木凤之口，鹿卢回转，状若飞翔焉。《南史·齐本纪》云：东昏侯始欲骑马，未习其事，俞灵韵为作木马，人在其中，行动进退，随意所适。其后遂为善骑。《陈书·长沙王叔坚传》，言其刻木为偶人，衣以道士之服，施机关，能拜跪，昼夜于日月下醮之，咒诅于上。此皆能为机捩者。又《孙玚传》，言其巧思过人，为起部尚书，军国器械，多所创立。《魏书·术艺传》云：高宗时，郭善明甚机巧。北京宫殿，多其制作。高祖时，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闻。为要舟，水中立射。世宗、肃宗时，豫州人柳俭，殿中将军关文备、郭安兴并机巧。洛中制永宁寺九层佛图，安兴为匠也。《恩幸传》云：王叡子椿，雅有巧思。凡所营制，可为后法。正光中，元叉将营明堂、辟雍，欲征椿为将作大匠。椿闻而以疾固辞。（椿僮仆千余，园宅华广，声伎自适，无乏于时。或有劝椿仕者，椿笑而不答。盖溺于宴安者，非欲远元叉也。）又云：茹皓性微工巧，多所兴立。为山于天渊池西，世宗悦之。（见第十二章第一节。）此等亦皆有巧思之士。若乃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蒸土作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又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又造百刚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复铸铜为大鼓、飞廉、铜仲、铜驼、龙、兽（虎字避唐讳改。）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此则徒为虐杀而已。史谓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薄，残忍刻薄诚有之，工巧或转未必也。

争战之世，能造兵器者必多，盖以趋时用也。【11】《宋书·武帝纪》云：大军进广固，即屠大城，慕容超退保小城。于是设长围守之。公方治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张纲，何能为也？”纲者，超伪尚书郎，有巧思。会超遣纲称藩于姚兴，乞师请救，纲从长安还，泰山大守申宣执送之。乃升纲于楼上，以示城内。城内莫不失色。于是使纲大治攻具。成，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此事或言之大过，然纲必机巧之七，则无疑也。《陈书·徐世谱传》，言其领水军，从陆法和与侯景战，时景军甚盛，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高祖之拒王琳，水战之具，悉委世谱。世谱性机巧，谙解旧法。所造器械，并随机损益，妙思出人。其巧思，亦未必逊于张纲矣。《北齐书·方技传》云：綦母怀文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12】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乃其遗法。作刀犹甚快利，但不能截三十札也。此制，当尚胜于叱干阿利之百刚刀也。《魏书·食货志》云：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牵口冶为工，故常炼锻为刀，送于武库。可见魏于兵器，亦甚留意矣。

此时公家铜、铁甚乏，颇为考工之累。铜之乏，别见第四节。《晋书·刑法志》云：“魏国建，定甲子科，犯钛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南阳王模传》云：模代河间王镇关中。时关中饥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疠，盗贼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铸铜人、钟鼎为釜、器以易谷。议者非之。模之所为，乃以铜代铁，可见铁之乏矣。然乏于官者必散之民，民间之械器，正可因此而益修也。《晋书·陶璜传》：吴用璜为交州刺史。滕修数讨南贼，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盐铁，断勿与市，皆坏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战而灭也。”修从之，果破贼。《庾翼传》言：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冀表陈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铸之利，将不可禁。可见铁之多少，关系于工业者大矣。

《宋书·礼志》云：“天子坐漆床，居朱屋。史臣按：《左传》丹桓宫之楹，何休注《公羊》，亦有朱屋以居，所从来久矣。漆床亦当是汉代旧仪，而《汉仪》不载。寻所以必朱必漆者，其理有可言焉。夫珍木嘉树，其品非一，莫不植根深阻，致之未易。藉地广之资，因人多之力，则役苦费深，为敝滋重。是以上古圣王，采椽不斫。斫之则惧刻桷雕楹，莫知其限也。哲人县鉴微远，杜渐防萌。知采椽不惬后代之必，不斫不为将来之用。故加朱施漆，以传厥后。散木凡材，皆可入用。远探幽旨，将在斯乎？”案汉人言舜造漆器，谏者七人，其言虽不足信，可见其时尚以施漆为侈靡之事，此则转以为俭矣。【13】《齐书·文学传》：崔慰祖父庆绪，永明中为梁州刺史，家财千万。慰祖散与宗族。漆器题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远近。则不独宫禁用之，臣下之家，亦多有之矣。可见社会生计之逐渐进步也。

奇巧之制，来自西域者颇多。魏文欹器，疑亦西域巧工所制，仙人瓶钵等固皆西域意匠也。然此等奇技，惟淫侈之家，用为玩弄，故不久而即绝。何者？闲其事者少；且千金屠龙，成亦无益，故其传不广也。《北史·元韶传》云：齐神武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宝，多随后入韶家。有二玉钵，相盛转而不可出；马脑榼容三升，玉缝之；皆称西域鬼作也。此等物果何所用之邪？王济以琉璃器贮馔享晋武帝，帝色为不平，已见第二章第一节。《晋书·崔洪传》云：洪口不言货财，手不执珠玉。汝南王亮尝燕公卿，以琉璃钟行酒，酒及洪，洪不执。亮问其故。对曰：“虑有执玉不趋之义。”当时之重琉璃如此，以其来自外国，难得故也。《魏书·大月氏传》云：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则其技曾传入中国矣。然《北史·何稠传》言：稠开皇中累迁大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织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则琉璃之制，传入未久而又绝矣。【14】稠以博览古图，多识旧物而能作波斯锦，则异物之可放制者正多。然不特实物不能久存，即图亦终归覆瓿，则一技之传，非成为寻常之事，其物能供众人之用，终必不久而旋绝耳。平心论之，其绝亦正不足惜也。

珍贵之物，果为众人所能用者，则始虽为贵豪所专有，久必渐流于民间。《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一年十月，诏罢起部无益之作。出宫人不执机杼者。（魏初绫锦，皆由宫中婢使自造，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十一月，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15】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大官杂器，大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大半，班赉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此事与历代以车服别贵贱之禁令正相反。可见其物果为众人所能用，虽以法令禁之亦无益，此生计之情势使然也。《隋书·地理志》言：魏郡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又言梁州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上国。知凡侈靡之地，富厚之邦，民间工作，亦无不精进矣。

第三节　商　业

晋、南北朝之时，沿袭旧见，尚多贱视商业，发为崇本抑末之论。如晋武帝泰始五年，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魏恭宗监国，欲课农功，亦禁弃本沽贩是也。（详见第一节。）然商业总只有随时而日盛。当海宇分崩，苛政亟行之际，往来既多艰阻，税敛又苦烦苛，故惟有势力者便于营商。王公大臣，外至方镇，遂多乘时要利者。虽为舆论所鄙，弗恤也。【16】晋义阳成王望之孙奇，尝遣使到交、广贩货，已见第十九章第二节。宋前废帝即位，诏藩王贸货，壹皆禁断。《沈怀文传》言：西阳王子尚等，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怀文言之，不听，此诏盖即为此而发，然无益也。《孔觊传》云：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忝与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邪？”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当时士大夫，鄙视商业之情形，可以想见。然《谢庄传》言：孝武践阼，欲弘宣风则，下节俭诏书。庄虑此制不行，言曰：“诏云：贵戚竞利，兴货廛市者，悉皆禁制，此实久惬民听。其中若有犯违，则应依制栽纠。若废法申恩，便为令有所阙。此处分伏愿深思。无缘明诏既下，声实乖爽。臣愚谓大臣在禄位者，尤不宜与民争利，不审可得在此诏不？”则当时朝臣逐利之情形，亦与藩王无异矣。齐临川王映为雍州，尝致钱还都买物。有献计于江陵买货，至都还换，可以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贾客邪？乃复求利？”似贤矣。然《豫章王嶷传》载嶷启言：“伏见以诸王举货，屡降严旨。少拙营生，已应上简。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细所资，皆是公润。臣私累不少，未知将来。罢州之后，或当不能不试营觅以自赡。”以严旨申禁之事，尚敢明文求乞，况于阴行违犯？无怪谢庄以声实乖爽为虑矣。刘峻兄孝广，为青州刺史，峻请假省之，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王莹少子实，为新安大守。实从兄来郡就求告。实与铜钱五十万，不听于郡及道散用。从兄密于郡市货，还都求利。去郡数十里，实乃知。命追之。呼从兄上岸，盘头，令卒予杖。搏颊乞原，劣得免。张畅为南蛮校尉，遣门生荀僧宝下都，因颜竣陈义宣亹状。僧宝有私货，停巴陵不时下。会义宣起兵，津路断绝，遂不得去。褚渊，或饷之鳆鱼，门生有献计卖之，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庾仲文在尚书中，令奴沽酃酒。徐度恒使僮仆屠沽。邓琬起兵，史言其父子并卖官粥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其辞盖诬，前已辩之，然其婢仆，安知不乘时要利邪？柳世隆为湘州，亦以在州立邸、兴生，为御史所奏。当时无上无下，无内无外，可谓无不以贩粥求利为事者矣。向靖无园田商货之业，徐勉拒兴立邸店，舳橹运致，（见第十九章第二节。）史安得不以为美谈邪？

南方如是，北方更甚。魏大和八年，始班官禄，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魏书·本纪》载孝文诏书云：“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永鉴四方，求民之瘼，夙兴昧旦，至于忧勤。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豫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后，臧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与之惟新。”然则魏当未班官禄之前，实有隶官商人。盖名为市买以供官用，实则有司藉以营利，可谓作法于贪者矣。其制虽随班禄而罢，然积习既成，自难一旦革绝。恭宗禁民沽贩，而高允即诤其贩酤市廛，与民争利，上行下效，贪风其安克戢？故其北海王详，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刘腾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计。贵近如是，外方自将效尤。邢峦，志欲平蜀者也，而至汉中岁余，即商贩聚敛。李崇，南边之大将也，而贩肆聚敛，营求不息。其缘边州郡，疆埸统戍，惟有通商聚敛之意，驱其羸弱，贩贸往还，（袁翻之言，详见第十二章第三节。）抑更无足为怪矣。《封懿传》言：郑云谄事刘腾，得为安州刺史，谓懿族曾孙回曰：“彼土治生，何事为便？”回答之曰：“封回不为商贾，何以相示？”此等人盖亦如凤毛麟角矣。明帝正光三年十二月，以牧、守店肆、商贩，诏中尉端衡，肃厉威风，以见事纠劾。七品、六品，禄足代耕，亦不听锢帖店肆，争利城市。可见大小官吏，竞行贩粥。陈元康放责交易，遍于州郡，已见第十九章第五节。周齐公宪出镇剑南，以裴文举为益州总管府中郎。蜀土富饶，商贩百倍，或以是劝文举。又可见周、齐之朝，风气无异于元魏也。

职是故，当时之达官贵人，多喜与商贾往来。苻坚诸公，引商人赵掇等为国卿，已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北史·齐宗室诸王传》言：齐氏诸王，选国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又段孝言掌选，富商大贾，多被铨擢，则此等事曾不足为异矣。《和士开传》言其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与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封隆之传》言：士开母丧，托附者咸往奔哭。邺中富商丁邹、严兴等，并为义孝。而刘昉亦富商大贾，朝夕盈门。《杨愔传》言：大保平原王隆之，与愔邻宅，愔尝见其门外有富胡数人，谓左右曰：“我门前幸无此物”，可见不为此者之少矣。士夫之与此辈往来，不过利其货贿，自不待言，而专制之世，富豪多以名器为荣，故亦乐于攀附。观王辨祖训，以行商致富，而当魏世，以出粟助给军粮，为假清河大守可知。（《隋书·辨传》。）故一至昏乱之朝，富商即夤缘并进，而官方为之大坏也。

此等巨贾，亦颇有势力。刘道济之乱蜀，实以费谦等限止商利之故，已见第八章第七节。其规模较小者：如《梁书·贺琛传》言其伯父玚没后，家贫，尝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琛山阴人。《南史·恩幸传》言：陆验少而贫苦，邑人郁吉卿，贷以钱米，验借以商贩，遂致千金。此等必躬逐微利，非如王公贵人，安坐持筹，而使门生、奴婢辈为之营运者矣。《梁书·王僧孺传》：僧孺幼贫，其母粥纱布以自业。尝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卤簿，驱迫沟中。《文学·刘勰传》言：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粥者。此则贩夫、贩妇之伦也。《魏书·赵柔传》：有人与柔铧数百枚，柔与子善明粥之于市。有从柔买，索绢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贱，与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也？”遂与之。《北史·寇儁传》：家人曾卖物与人，剩得绢一匹，儁访主还之。此等则偶然粥卖，并不得谓之商人也。

达官贵人经商，其事虽多见于史，然此特旧时史籍，只有此等人之传记，故其事之可考者较多耳，非谓经商者皆此等人也。《隋书·地理志》言：洛阳俗尚商贾；丹阳小人，率多商贩，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已见第十七章第五节。《北史·魏诸宗室传》云：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有年三十不识耒耜者，可见小民从事贸易者之多矣。抑亦非仅限于都会。桓玄与晋朝搆衅，断江路，商旅绝，公私匮乏，士卒惟给粰橡。陈宝应载米粟与会稽贸易，遂致富强。《陶侃传》言：侃迁武昌大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17】侃令诸将作商船以诱之。生获数人，乃是西阳王羕之左右。《莫含传》言其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含，雁门繁峙人。）然则南暨江海，北邻沙塞，商路罔不通利，虽遭丧乱，曾不足以阻之矣。

南北虽云分隔，商贾实无时而不通。石勒求交市于祖逖，逖不报书，而听其互市，已见第四章第二节。索虏求互市于宋世祖，众议不一，而时遂通之，亦见第九章第五节。《魏书·食货志》言：魏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可见其贸易实为经常之事矣。亦有无许通市之明文，而仍相交往者。《苻健载记》言：苻雄遣苻菁掠上洛郡，于丰阳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异贿盈积；《魏书·崔宽传》：（附《崔玄伯传》。）宽为陕城镇将，弘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贩贸来往，家产丰富是也。并有冒禁令而为之者。《北齐书·高季式传》，言其随潘乐征讨江、淮之间，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崔季舒传》言其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臧贿事，为御史所劾是也。《循吏传》：苏琼行徐州事。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渡。琼以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此则名为利民，实则违禁图利者矣。南北使节往返，亦为交市之机。《北齐书·李绘传》云：武定初，为聘梁使主，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洁，可见其习为故常。《崔暹传》言：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则交市者尚不仅使臣也。惟其所市者，似以珍异之物为多。《魏书·李安世传》言：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使任情交易。《北齐书·魏收传》言：收托附陈使封孝琰，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罪当流，以赎论；又收之副王昕使梁还，高隆之求南货于昕、收，不能如志，遂讽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于其台，久之乃得释；皆其证。其寻常笨重之货，当仍由民间贩粥耳。《周书·韦孝宽传》言：齐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则当北方分裂时，彼此贸迁，亦不利于隔绝矣。

附塞部落，亦贸易多通。库莫奚请市于冯跋；（第七章第八节。）又与魏交易于安、营二州；（第十六章第十节。）吐谷浑以商译往来，故礼同北面；（第十六章第七节。）突厥以至塞上市缯絮，乃通西魏；（第十六章第九节。）皆已见前。慕容翰之奔宇文归也，皝遣商人王车阴使察之。还言翰欲来。乃遣车遗翰弓矢。翰乃窃归骏马，携其二子而还。刘显之欲杀魏道武也，《魏书·本纪》言：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于众中，帝乃驰还。慕容永之纳窟咄，道武奔贺兰部，遣安同及长孙贺乞援于慕容垂。安同者，辽东胡人。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侍子入洛阳。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父屈，仕慕容。灭，屈友人公孙眷之妹没入苻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同因随眷商贩，亦商人也。长孙贺亡奔窟咄，同间行达中山。垂遣贺驎驎步骑六千随之。同与垂使人兰纥俱，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同隐藏于商贾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贺驎。当时商贾在北夷中活动之情形可见。【18】盖惟此辈多往来于各部落中，熟习道路及各地之人情风俗，且多与其酋豪往还，故能知其机事，并可为间谍，可衔使命也。阿那瓌之返国也，其人大饥，相率入塞。瓌表请振给。诏元孚为北道行台，诣彼振恤。孚陈便宜云：“北人阻饥，命县沟壑，公给之外，必求市易，彼若愿求，宜见听许。”可见通易相需之殷。《南史·河南王传》言：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陶侃之守武昌，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可见近塞部落，皆利交易，南北正无二致矣。

域外通商，所至亦远。【19】《梁书·中天竺国传》云：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日南、交趾。又扶南王尝遣商货至广州，诃罗随，元嘉七年，表求市易往反，不为禁闭；皆见第十六章第四节。可见自南方来者颇多。《北史·粟特国传》云：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文成初，栗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又可见自西北来者之远也。

诸外国中，西域与中国通商特盛，西域人在中国经商者亦颇多，实为极可注意之事，此盖由其文明程度特高使然，西胡与中国关系之密，正不待唐、元之世矣。《隋书·食货志》言：南北朝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参看第五节。）即此一端，已可见西域贸易之盛。《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子推之子暹，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可见凉州富贾之多。《周书·韩褒传》：除西凉州刺史，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渔小民，同于仆隶。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可见通商为利之厚。又《韦瑱传》云：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来。前后刺史，多受赂遗。胡寇犯边，又莫能御。瑱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此又足征西域来者之众也。齐后主欲为穆后造七宝车，遣商胡赍锦采市真珠于周，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诸商胡负官责息者，宦者陈德信纵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县征责，见第十九章第五节。此皆西域商人留居中国，仍以经商为事者。《周书·异域传》言：周承丧乱之后，属战争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边以权道。赵、魏尚梗，则结姻于北狄；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卉服毡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则其于国计，亦略有裨益。然《魏书·食货志》言：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而远蕃使客，不在断限。尔后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20】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蕃客何人，讵非商贾？则其耗费亦不少矣。其干乱政事者：北齐后主宠信胡户，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恩幸传》言胡小儿眼鼻深险，盖其人虽习华风，形貌则犹未变其深目高鼻之旧也。高思好与并州诸贵书，言后主昵近凶狡，商胡丑类，擅权帷幄。案和士开之先，为西域商胡，姓素和氏，思好是言，盖有所指。《魏书·李昕传》：昕为相州刺史，以受纳民财及商胡珍宝得罪，商胡之乱政，又不独宫禁之中，朝宁之上矣。然《隋书·儒林·何妥传》言：其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本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则好任用贾胡者，又不独北方为然也。《魏书·崔浩传》言：世祖攻蠕蠕，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诸大将疑深入有伏兵，劝世祖停止。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灭之矣。”世祖殊恨之。此说殊不足信。然北荒多有贾胡，则于此可见。阿伏至罗求击蠕蠕商胡越者，实为衔命，（见第十九章第九节。）此亦犹安同之为道武使慕容垂。《宋书·芮芮传》云：献师子皮裤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师子皮，乃扶拔皮也。此又细胡之伦也。商人之无远弗届，亦可惊异矣。

古者商业未盛，贸易皆有定时定地，【21】《易》称神农氏日中为市；《记》言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是也。晋、南北朝之世，久非其时，然人心仍习于旧，故其立市犹有定地，而贸易之盛，亦或尤在农隙之时焉。《晋书·乐志》：《拂舞歌诗》云：“孟冬十月，北风徘徊。”“耨镈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22】此虽沿袭旧说之辞，亦或于当时情景，略有按合也。《晋书·地理志》：河南郡洛阳，置尉五，部三市，东西七里，南北九里。《齐王冏传》，谓其大筑一第馆，北取五谷市。《隋书·食货志》言：晋过江后，淮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此皆立市之可考者：然亦非谓市之外遂无贸易，故魏韩显宗称道武“分别士庶，使技作屠沽，各有攸处”，而又病其“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也。无市之处，官为置市，亦足以广招徕。《晋书·良吏传》言：鲁芝转天水大守，郡邻于蜀，数被侵掠，户口减削，寇盗充斥，芝倾心镇卫，更造城市，数年间旧境悉复是矣。《宋书·自序》言：沈邵出为钟离大守，郡先无市，江夏王义恭为南兖州置立焉，盖为此也。市皆设官管治，兼司收税。《隋志》谓江东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齐东昏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见第十章第六节。）然其善者，亦足收平亭之效。《晋书·陆云传》言：云出补浚仪令，县居都会之要，名为难理，而云到官肃然，下不能欺，亦无二价是其事。其不善者，乃借以牟利。《魏书·李崇传》，言其子世哲为相州刺史，无清白状，邺、洛市廛，收擅其利，为时论所鄙是也。《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启言：“司市之职，自昔所难。顷来此役，不由才举。并条其重赀，许以贾衒。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如此轮回，终何纪极？兼复交关津要，共相唇齿。愚野未闲，必加陵诳。罪无大小，横没赀载。凡求试谷帛，类非廉谨，未解在事，所以开容？”此阳慧朗所以为人所疾恶欤？（见第十五章第二节。）《齐书·良政传》言：少府管掌市易，与民交关，有吏能者，皆更此识，此其意原在以才举，然其后不流于聚敛者，殆未之有也。此时商贾之事，尚为士大夫所不齿，【23】故市亦为其所罕到。吕僧珍姊适于氏，住在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处，僧珍尝道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则史以为美谈；李输好自入市肆，高价买物，则虽商贾，亦共嗤玩之矣。（见《北齐书·魏收传》。）然又未尝不歆其利，此好立邸店者之所以多也。《隋书·李德林传》云：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谦宅赐之，文书已出至地官府，忽复改赐崔谦。上语德林曰：“夫人欲得将与其舅，于公无形迹，不须争之。可自选一好宅。若不称意，当为营造。并觅庄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堰，为王谦宅替。开皇九年，车驾幸晋阳，店人上表诉称地是民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命有司料还价直。遇追苏威自长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乱世宰相，以谄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赁之，德林诬罔，奏以自入。”李圆通、冯世基等又进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户，请计日追臧。”上因责德林。德林请勘逆人文簿及本换宅之意。上不听。乃悉追店给所住者。后出德林为湖州刺史，犹以罔冒取店为罪状焉。可见店舍为利之厚矣。魏孝武给斛斯椿店数区，耕牛三十头，椿以国难未平，不可与百姓争利，辞店受牛，日烹一头，以飨军士，诚不愧武士之风也。

第四节　钱币上

晋、南北朝，为币制紊乱之世，其所由然，则以钱不足用，官家乏铜，既不明于钱币之理，政事又不整饬，铸造多苟且之为，有时或且借以图利，私铸因之而起，遂至不可收拾矣。此等情形，实历隋、唐之世而未能大变，至宋世行用纸币，乃又成一新景象焉。今述晋、南北朝币制之略如下：

《晋书·食货志》云：献帝初平中，董卓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魏武为相，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案民间果其通行，岂魏武一令所能废。当时钱之不用，实由兵乱积久使然，说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矣。自此至于江东，仍以钱少为患。《志》又云：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大者谓之比输，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驳之，朝议多同，玄议乃不行。案自南北朝以前，时有废钱而用谷帛之议，固由其时钱币之理，尚未大明，然钱法之敝，实亦有以致之。钱法之敝，钱少而不足于用，以致钱贵物贱，其大端也。当此之时，欲善币制，实非鼓铸不可。然鼓铸迄不能善，币制之坏，遂与南北朝相始终矣。

宋高祖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悉市民铜，更造五铢钱，未果。（见《宋书·范泰传》。）文帝元嘉七年十月，立钱署，铸四铢钱，是为南朝铸钱之始。二十四年六月，以货贵，制大钱一当两。明年五月，罢之。（见《南史·本纪》。）《宋书·何尚之传》云：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翦凿古钱以取铜，上患之。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尚之议曰：“伏鉴明命，欲改钱制，不劳采铸，其利自倍。若今制遂行，富人赀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又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未知其极。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采铸久废，兼丧乱累承，摩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其数本少，为患尚轻。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襁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案此说非尽实，说见第十九章第一节。）用弥广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禁虽重，奸避方密；遂使岁月增贵，贫室日剧。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兼造之费；莫盛于兹矣”。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更铸四铢钱。《前废帝纪》：大明八年，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数百，（升，当依《南史》作斗，说见第十九章第一节。）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孝建以来，又立钱署铸钱，百姓因此盗铸，钱转薄小，商货不行。永光元年二月，铸二铢钱。九月，开百姓铸钱。明帝泰始元年（即前废帝永光元年。）十二月，罢二铢钱。（见《南史·本纪》。）二年三月，断新钱，专用古钱。《颜悛传》云：元嘉中铸四铢钱，轮廓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案《何尚之传》言民间颇盗铸，此云不盗铸者，盖虽有盗铸而未甚也。）及世祖即位，又铸孝建四铢。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货薄民贫，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将至大乏。谓宜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罚为品。”诏可。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民、吏、官长坐免死者相系，（《刘怀慎传》：怀慎弟孙亮，大明中为武康令，时境内多盗铸钱，亮掩讨无不禽，所杀以千数。《顾琛传》：大明四年，为吴兴大守，坐郡民多翦钱及盗铸免官。）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沈庆之立议：“宜听民铸钱。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杂式，去其杂伪。官敛轮郭，藏之以为永宝。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并禁翦凿。数年之间，公私丰赡。铜尽事息，奸伪自止。”上下其事公卿。义恭及竣皆驳之。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竣又驳之。然及前废帝即位，卒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炉，如今之翦凿者，谓之来子。景和元年，（亦即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大宗初，惟禁鹅眼、綖环，其余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复并断，惟用古钱云。案宋世圜法之敝，铸造之不善，固其大端，而铜之乏所关亦巨。【24】惟铜乏，故议铸造者皆不免爱铜，既减五铢为四，又减四铢为二，甚至欲以一为两，名实溷淆，民听眩惑，遂至不可收拾也。铜之乏，散入民间，以之制器，盖为其大原因。三国时，吴铸当五百、当千大钱，刘备亦铸当五百大钱，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齐书·崔祖思传》：祖思言刘备取帐钩铜以铸钱。吴为产金之区，蜀为富饶之地，铜之乏且如是，况于他邦？盖自董卓毁坏五铢，所铸小钱，本不得民信，又为魏武所废；至魏文则并五铢而废之；其时民间用钱本少，又值丧乱，商贾不行；向为钱币之铜，遂多转而为械器矣。《齐书·高帝纪》言帝俭德云：后宫器物、栏槛，以铜为饰者，皆改用铁。宋孝武帝孝建三年，禁人车及酒器用铜。《北齐书·杨愔传》言其一门四世同居，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宅内有茂竹，其季父，为愔于林边别茸一室，命独处其中。常以铜盘具盛馔以饭之。【25】因以督厉诸子，曰：“汝辈但如遵彦谨慎，自得竹林别室，铜盘重肉之食。”何远素器物无铜漆，则史以为清操。可见上自宫禁，下至民间，以铜为器物者之多。盖每经丧乱，则公家之藏，流入民间，而民间生计，后裕于前，遂能用之以制器，亦与金、银之散入民间，同一理也。（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晋书·食货志》：孝武帝大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输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中国之铜已少，况又有流入异域者邪？梁武东下，用度不足，南平王伟时守襄阳，取寺铜佛，毁以为钱。北齐王则为洛州刺史，亦毁旧京诸像以铸钱。此固军旅倥偬之时，官方败坏之际，然亦可见其时铜之难得也。

《齐书·刘悛传》云：宋代大祖辅政，有意欲铸钱，以禅让之际，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请孔上《铸钱均货议》，辞证甚博。其略以为“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粜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患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自汉铸五铢，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钱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以为宜开置泉府，方牧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不爱铜、不惜工之论，实与今之言泉币者，立说相符。泉币通行之后，用之者固皆计其数，不复论其重，当其未行之时，则民之信否，恒视其重轻之名实相符与否，此四铢、二铢之所以不行。五铢行用最久，准其轻重，亦为下令于流水之原。孔诚明于钱法之利弊者也。时议者亦多以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民奸。大祖使诸郡大市铜、炭。会晏驾，事寝。永明八年，恢启世祖：蒙山有古铜坑，上使入蜀铸钱，功费多，乃止，已见第一节。此时钱价之贵，十倍宋初；好恶钱相贸，好钱一当恶钱二，或十当其十七，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

梁、陈相继，圜法之素乱如故。《隋书·食货志》云：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26】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大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本纪》事在四年十二月。《南史》云：用给事中王子云议。）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27】（黄汝成《日知录·短陌条集释》云：破岭无此地名，破或庾字之讹。案《志》言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乃指其都会之地，非谓尽其辖境。庾岭在当时，恐非用钱之所。破岭疑即破冈，见第八章第一节。）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见《纪》。）诏下而人不从，钱陌愈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云。（《南史·梁敬帝纪》云：武帝末年，都下用钱，每百皆除其九，谓为九陌。及江陵将覆，每百复除六文，称为六陌。）案钱币贵于画一，梁武顾不恤自乱其例，铸女钱与五铢并行，盖利于去其周郭？其后又议铸铁钱，盖亦以铜少故也？《周书·艺术姚僧垣传》：梁元帝尝有心腹疾，以从僧垣进大黄得愈，元帝大喜，时初铸钱，一当十，乃赐钱十万，实百万也，则元帝曾铸当十钱。然此外更无所见，盖其钱亦未行也。

《隋志》又云：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梁书·敬帝纪》：大平元年三月，班下远近，并杂用古今钱。二年四月，己卯，铸四柱钱，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钱一准十。丙申，复用细钱。）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纪》在三年闰二月。）初出一当鹅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陈书·本纪》：大建十一年七月，辛卯，始用大货六铢钱。）后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案《志》言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又云：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盖商贾用金、银，人民自用盐、米、布也。此亦足证当时钱币之用，尚不周遍。

北朝圜法之坏，其情形亦与南朝略相似。《魏书·食货志》云：魏初至于大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冶铸粗备，文曰大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不。或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大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粥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致使贫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诒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都坐奏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时被敕云：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年末悉令断之。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环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绝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28】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已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变易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谓今之大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尚有事，且依旧用。”澄又奏：“大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宁可专贸于京师，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有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大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鸡眼、环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惟大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余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大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者，罪重常宪。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也。案魏大和、永平五铢，盖所铸甚少，不足周用，故河北竟无新钱，即京西、京北，亦有无钱之处也。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颇近今世自由铸造之制，此私铸之所以不行。既用任城之议，则通行之地稍广，所需愈多。明年，又从崔亮议，于有冶利处开铸。（见第一节。）私铸遂因之而兴。《志》云：自后所行之钱，民多私铸，稍就小薄，价用弥贱。（《肃宗纪》：孝昌三年正月，诏峻铸钱之制。）建义初，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魏书·杨侃传》：时所用钱，人多私铸，稍就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侃奏曰：“昔马援至陇西，尝上书求复五铢钱。事下三府，不许。后援征入为虎贲中郎，亲对光武，申释其趣，事始施行。臣顷在雍州，亦表陈其事。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书，入坐不许。以今况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经御披析。”侃乃随事剖辨。孝庄从之。乃铸五铢钱，如侃所奏。《高谦之传》：朝议铸钱以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乃上表求铸三铢钱，曰：“钱之轻重，世代不同。夫以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小大，轻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败，民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臣今此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脱以为疑，求下公卿博议，如谓为允，即乞施行。”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则初亦有铸轻钱之议，而后未果行也。）官自立炉，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迁邺之后轻滥尤多。武定初，齐文襄奏革其弊。于是诏遣使人，诣诸州镇，收铜及钱，悉更改铸，其文仍旧。然奸侥之徒，越法趋利，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若有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钱，若即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时谷颇贵，请待有年，上从之而止。此时之操切，可谓至极，然不能禁绝私铸，而欲称其轻重以为用，亦只可谓之无策耳。（《隋志》云：齐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绢布。神武帝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此即《魏志》所云文襄奏革其弊者，事虽系之神武，谋实出自文襄也。）《志》又云：文宣受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本纪》在天保四年正月。）重如其文。其钱甚贵，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豫州，辈类各殊。武平已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又云：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北史·文帝纪》：大统六年二月，十二年三月，皆铸五铢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亦见《周书·本纪》。）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与布泉钱并行。四年七月，又以边境之上，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二月，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本纪》事在正月。）初令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亦见《本纪》。）齐平已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本纪》但云与五行大布并行。）北齐圜法之弊，全与魏同，盖承魏之敝，欲变焉而未能者。后周则思铸大钱以救钱荒，而卒亦捍格，其为弊，又与三国时之吴、蜀及宋之文帝同也。

民间苦铜钱不足，公家及豪富人，则有藏钱颇多者。【29】《晋书·苏峻传》，峻陷宫城，得官省之钱亿万。齐武帝聚钱上库五亿万，齐库亦出三亿万。（见第十章第二节。）白曜之破东阳，获铜五千斤，钱十五万。此公家之藏也。江禄为武宁郡，积钱于壁，壁为之倒。曹虎在雍州，致见钱七千万。（见第十九章第一节。）梁临川王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县一紫标，如此者三十余间。（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曹景宗弟羲宗，富人向姓，以其为方伯之弟，豪强之门，出见钱百万，以妹适之。魏崔和子轨，盗钱百万，背和亡走。（见第十九章第二节。）梁南平王伟，于富僧藏镪者，多加毒害。此豪富之所藏也。《晋书·王导传》：子悦，先导卒。先是导梦人以百万钱买悦，潜为祈祷者数矣。寻掘地得钱百万，意甚恶之，一皆藏闭。《齐书·祥瑞志》：永明七年，（《南史·本纪》在六年七月。）齐兴大守刘元宝治郡城，于壍中获钱百万，（《南史》作三十七万。）形极大，（《南史》云：皆轮厚径一寸半。）以献台为瑞。世祖班赐朝臣以下各有差。十年，齐安郡民王摄掘地，得四文大钱一万二千七百十枚，品制如一。古人本有埋钱之风，当恶钱盛行之日，必更有甚焉者，此亦钱乏之一因欤？

金属为币，其弊在于私铸、私销之难禁。终南北朝之世，币制之坏，可谓皆由于私铸。《魏书·辛子馥传》：（绍先孙。）天平中，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盗贼。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又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请破罢诸冶。朝廷善而从之。可见豪右铜冶，胥为私铸之媒。又崔尝私铸钱，见第十八章第一节。而南朝梁高祖从父弟昱，亦坐于宅内铸钱，为有司所奏，下廷尉，免死徙临海郡。临川王宏之子，亦尝盗铸钱。又可见冒利而为之者之众矣。不爱铜、不惜工之论，可以止私铸，不能止私销。若欲禁绝私销，非如昔人之言，举铜冶而尽禁之不可，此岂可行之事哉？此则以金属为币，无可救正之弊也。

第五节　钱币下

铜钱缺乏之世，所以代之者，北方多用绢布，南方则兼用谷，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晋书·石勒载记》：勒铸丰货钱，人情不乐，乃出公绢市钱；《石季龙载记》：季龙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盖所以省帛之用。）则北方之用绢布，由来旧矣。《魏书·辛绍先传》：绍先子穆，初随父在下邳，与彭城陈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为沙门，从师远学，经久不返。敬文病临卒，以杂绫二十匹，托穆与敬武。穆久访不得。经二十余年，始于洛阳见敬武，以物还之，封题如故。世称其廉信。又《冯元兴传》：齐郡曹昂，有学识。举秀才。永安中为大学博士，兼尚书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贫。忽遇盗，大失绫缣。时人鄙其矫诈。是收藏者皆用绢布也。赵柔卖铧，索绢二十匹，后有商人与之三十匹，而柔不肯背约；寇儁家人卖物，剩得绢五匹，访主还之，已见第三节，是卖买者皆以绢布也。《赵柔传》又云：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直数百缣，柔呼主还之，是估价者皆以绢布也。《鹿悆传》言：悆尝诣徐州，马瘦，附船而至大梁。夜睡，从者上岸，窃禾四束，以饲其马。船行数里，悆觉，问得禾之处。从者以告。悆大忿。即停船上岸，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还。则虽乡僻之地，亦以绢为交易之资矣。此行旅所以多赍绢布为资，如《杨播传》言：播弟津为岐州刺史，有武功民赍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也。播弟椿，又尝受命驰驿诣并、肆，赍绢三万匹，募召恒、朔流民，拣充军士，（后未行。）可见绢布为用之广。若南方，则《晋书·魏咏之传》言：咏之生而兔缺，闻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遂赍数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是缘途皆可以谷为用。此等事，北方记载绝罕见。河北交易，虽云杂用谷帛，盖以谷济帛之穷，免于尺寸分裂而已。握粟出卜，以粟易械器，实为最古之俗，岂南方生计，演进较迟，故古俗之存者较多欤？孔琳之驳桓玄废钱之议曰：“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以钱谷对举，可见用谷处之多。南方论议，不甚病布帛之翦截，盖为此也。若北方则此弊殊甚。《魏书·食货志》云：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此由调外又入帛一匹二丈，参看第十九章第一节。）令任服用。后乃渐至滥恶，不依尺度。高祖延兴三年七月，更立严制，令一准前式，违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检察，与同罪。《肃宗纪》：熙平二年正月，诏遣大使巡行四方，绢布缯采，长短合式，亦为所奉诏条之一。任城王澄刺定州，禁造布绢不任衣者，此即其熙平初上表所云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者也。（见上节）。既以为交易之资，势必至此而后已，禁之又何益邪？然当时官司之虐民，所调绢布，务求长广厚重，实较民间之单丝疏缕，狭幅促度者，其弊为尤甚。张普惠表，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魏书·卢同传》：同于熙平初转尚书左丞。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民岁调，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誉，部内患之。同于岁禄，官给长绢。同乃举按康生度外征调。书奏，诏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奉公之绩。调绢加长，至倍定式，而反获奉公之誉，可为张普惠之言之证。辛穆转汝阳大守，值水潦民饥，上表请轻租赋，从之，遂敕汝阳一郡，听以小绢为调；北齐苏琼，迁南清河大守，蚕月豫下丝、绢度样于部内；此等循吏，盖不易多觏矣。此亦以绢布代钱之一弊也。

金银为用亦稍广。旧日史家，率言汉世黄金多，后世渐少，由于佛事之消耗，说不足信。黄金之渐少，【30】实由流入民间者之渐多，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晋》、《宋书·礼志》言：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夫人金五十斤，魏氏聘后、王取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晋兴，故事用绢三百匹。穆帝纳何皇后，孝武纳王皇后，纳征皆以绢三百匹。魏与东晋姑勿论，西晋初之侈靡何所不至，而必舍金而用绢，足见当时黄金实少。苏峻之陷宫城，官有金银五千斤，可谓其细已甚。梁武陵王之多金，为史所艳称，然实不过有金万斤，银五万斤，（见第十三章第四节。）较之王莽亡时，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匮者，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各有数匮；董卓区区，犹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者；亦微末不足道矣。齐武帝，史称其聚钱上库五亿万，斋库亦出三亿万，金银、布帛，不可称计，此乃约略之辞，未必其藏金之果多也。而民间：则《南史·侯景传》言其攻台城时，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师，才过淮，便竞剥略，征责金银；其后江南大饥，江、扬弥甚，百姓流亡，死者涂地，不出户牖者，莫不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此固非下贫之家，然民间多有金银，则于此可见。《齐书·萧颖胄传》言：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及颖胄起兵，乃取充军资；《魏书·释老志》言：世祖之废佛法，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金银宝物，及诸经论，大得秘藏。僧寺财自何来，宁非民间所布施邪？《南史·东昏侯纪》，言其潘妃服御，极选珍宝，贵市人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都下酒租，皆折输金，又令富室买金；（详见第十章第六节。）《魏书·任城王传》亦言：灵大后锐于缮兴，金银之价，为之踊上；可见民间金银交易，已极盛行矣。

前世用金，皆以斤计，此时则多以两计，即可见藉以为用者之多。晋、南北朝之世，用金以斤计者：晋购石季龙首金五十斤。（《元帝纪》建武元年。）祖逖遣参军王愉使于石勒，赠以方物，勒遣董树报聘，以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王弥与刘曜，阻兵相攻，弥长史张嵩谏止之，弥与曜各赐嵩金百斤。刘聪欲纳刘殷之女，李弘引王基为子纳王沈女，以见姓同源异，无碍婚姻，聪大悦，赐之黄金六十斤。（详见第十七章第一节。）佛狸伐入寇，宋购斩其头者赏金银各百斤。（《宋书·索虏传》。）邓琬奉子勋起兵，传檄京师，赐大宗金银五百斤。梁陆杲子罩，为大子中庶子，以母老求去，皇大子（简文。）赐之黄金五十斤。元略自梁返魏，梁武帝赐之金银百斤。魏豆代田，以战功赐黄金百斤，银百斤。赵郡王干除冀州刺史，高祖密赐黄金十斤。抱睹生死，（嶷之父。）赐黄金八十斤，以供丧用。齐文襄烝于冯翊大妃，见幽，司马子如全之，神武赐子如黄金百三十斤。（《北史·后妃传》。）陈元康进慕容绍宗，遂破侯景，世宗赏金五十斤。时段韶留守晋阳，世宗还，赐之金十斤。案汉世赏赐，即有虽言金而实与之钱者，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魏书·术艺传》：徐謇以疗高祖，赐钱一万贯。又诏曰：钱府未充，须以杂物，乃以绢二千匹、杂物一百匹、谷二千斛、奴婢十口、马十匹与之。则古来赏赐，原未尝不可以他物充代。（大和为铸钱之世，万贯之赐，尚不能具，可见魏铜钱之乏。）又《北史·高昂传》：西魏赏斩昂首者布绢万匹，岁岁稍与之，周亡犹未充，则又不必一时皆给。然则史所言赏赐、购募等，虽云金银若干斤，恐未必皆如数登与之矣。张茂以黄金三百八十斤、银七百斤献刘曜。吐谷浑辟奚以金银五百斤献苻坚。（《晋书》本传。《坚载记》亦记其事，而作碎奚，《宋书》、《魏书》亦作碎奚，见第十六章第七节。）乞伏炽磐贡黄金二百斤于魏，请伐赫连昌。沮渠牧犍尚魏武威公主，献黄金五百斤。车伊洛亦以金百斤为献。宋攻杨难当，难当奔上邽，魏假古弼节，督陇右诸军，诏弼悉送难当子弟，杨玄少子文德，以黄金四十斤赂弼，弼乃留之。此等皆以地近西域，与往来，故多金，说见下。阿那瓌启请还国，朝臣意有异同，瓌以金百斤货元叉；周文使杨荐至蠕蠕，赐以黄金十斤，亦以蠕蠕稍徙西北，多与西域往来，故知以金银为用也。苻坚灭张天锡，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则其数虽多，敛之固以锱铢。《周书·柳庆传》言：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交易，为一沙弥所窃，其人盖大贾，故持金较多。《晋书·艺术传》言：隗炤临终，书版授其妻曰：“吾亡后当大荒穷，虽尔，慎莫卖宅也。却后五年春，当有诏使，来顿此亭，姓龚，此人负吾金，即以此版往责之，勿违言也。”炤亡后，其家大困乏。欲卖宅，忆夫言辄止。期日，有龚使止亭中，妻遂赍版往责之。使者执版惘然。良久而悟，谓曰：“贤夫何善？”妻曰：“夫善于易，而未曾为人卜筮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告炤妻曰：“贤夫自有金耳。知亡后当暂穷，故藏金以待大平。所以不告儿妇者，恐金尽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书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铜柈，埋在堂屋东头，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遂掘之，皆如卜焉。其言诞谩不足信。《隋书·艺术传》言：或有金数两，夫妻共藏之，于后失金，夫意妻有异志，将逐之，其妻称冤，以诣杨伯丑。伯丑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来。”其人赧然，应声而取之。其言之诞谩与隗炤事同，然言藏金不过数两而已。梁元帝谲长孙俭，言埋金千斤于城内，见第十三章第四节。《周书·王思政传》：思政为荆州刺史，州境卑湿，城壍多坏，思政命都督蔺小欢督工匠缮治，掘得黄金三十斤，亦必贵富者所埋矣。是时公家用金，亦多以两计者：如宋明帝欲以金千两赎晋熙王昶于魏；隋文帝践极，遣赐萧岿金五百两，银一千两是也。杜弘奔临贺，送金数千两与王机，求讨桂林贼自效；侯景饷朱异金二百两；则贵富人相赠遗，亦以两计矣。《晋书·食货志》言愍皇时斗米二金，而《帝纪》云米斗金二两，此为当时用金，多以两计之确证。《石季龙载记》言：其时金一斤直米二斗，则又四倍愍皇时，米贵似不应至此。颇疑《载记》之斤字，实当作两，非传写之误，则载笔者习熟旧史言金以斤计重之文，下笔时偶尔失检也。此疑如确，则凡他言金若干斤者，又安知其不有为两字之误者邪？（史之言金，又有不著其为斤抑为两者，如第十九章第二节所引：范宁言并兼之士，一宴之馔，费过十金；《谢安传》言其肴馔屡费百金是也。汉时黄金一斤直钱万，晋、南北朝之世，或无甚变动，说见第十九章第一节。何曾食日万钱，时人已视为极侈，《范宁》、《谢安传》所云，若以斤计则其所费，又将十百于曾，虽侈不容至是，其必以两计可知。《北齐书·慕容俨传》言：俨斩侯瑱骁将张白石首，瑱以千金赎之，《俨传》之辞，全不足信，说已见前，即谓造作言语，亦当按切情势，仍可考见事实，则以宋明帝赎晋熙王之事例之，亦必以两计无疑。至如第一节所引会土膏腴上地亩直一金等，则系循行文之便，约略言之，不容凿求其数也。）黄金有常形制，或为挺，或为饼，已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武陵王纪黄金以一斤为饼，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杨运长等密以金饼赐沈攸之佐吏，见第九章第九节。《北齐书·陈元康传》言，世宗以元康进计征颍城而克，赏以金百挺。《祖珽传》言：文襄遇害，元康被伤，使珽作书属家累事，并云：祖喜边有少许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书，唤祖喜私问，得金二十五挺，惟与喜二挺，余尽自入。《北史·李幼廉传》：（《北齐书》之李稚廉。）出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横，幼廉收系之，乾密通疏，奉黄金百挺。则挺、饼二者，晋、南北朝之世，固犹通行。窃意此等沿袭旧形制之金，其重必以斤计。此等惟公家或豪富之家藏之，赏赐、购募，赠遗、货赂，间或藉以为用。民间所用，并是散碎，则皆以两计。亦犹近世富家藏金薄、银挺，人间寻常用碎银也。

［北周］永通万国

北周武帝是个颇有作为的皇帝，在币制方面，他先后三次铸钱：561年铸“布泉”，574年铸“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这三种钱币被誉为六朝钱币之冠，在我国和世界的铸币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金银零星使用见于史者，以兵乱时赏赐将士者为最多，即此可以推见民间使用之情形矣。宋明帝泰始三年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班赐北征将士。（《宋书·本纪》。《天文志》事在八月癸卯。）休范之叛，皇大后、大妃剔取宫内金银器物以充用。侯景之难，羊侃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事，诏送金五千两，银万两，绢万匹，以赐战士。时有一小儿，请以飞传致消息。乃作数千丈绳，缀纸于绳端，缚书其背，又题口：若有得送援军者，赏银百两。（《魏书·岛夷传》。）陈高祖讨王僧辩，密具袍数千领，及采帛、金银，以为赏赐之具。淳于量、吴明彻等讨华晈，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周罗平山贼，宣帝赐之金银二千两。叔陵作乱，呼其甲士，散金银以赏赐。贺若弼进钟山，后主多出金帛赋诸军，以充赏赐。及战，弼躬当鲁广达，窘而复振。而陈兵得人头，皆走后主，求赏金银。弼更趣孔范，范兵势交，便败走，陈军遂溃。任忠驰入台见后主。后主与之金两縢，曰：“为我南岸募人，犹可一战。”周武帝伐齐，齐王宪上金宝一十六件，以助军资。及入并州，出齐宫中金银，班赐将士。皆战时用金银赏赐之事也。徐陵之迁吏部尚书也，冒进求官者，喧竞不已，陵乃为书宣示，曰：“永定之时，圣朝草创，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可见赏赐本以钱绢为主，不得已乃代之以金银，又不得已，乃代之以官阶矣。此等赏赐，必不能用铤饼，必皆用金钗及器物等以充之，其物既小，分赋又多，其不能以斤计而以两计，亦势使然也。而民间之使用金银视此矣。金银本无用之物，贵族之宝之，大抵皆用为装饰。（装饰有为礼制所许者，如晋之五路，皆饰以金；又汉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至晋乃代之以木，【31】贵者用玉首，贱者则以蚌、金、银、玳瑁为雕饰是也。见《晋书·舆服志》。《齐书·舆服志》云：衮衣，汉世出陈留、襄邑所织，宋末用绣及织成。明帝以织成重，乃采画为之，加饰金银薄，盖反以为俭矣。然非礼之用实多。《齐书·萧颍胄传》：高宗墓俭约，欲坏大官元日上寿银酒枪，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颍胄曰：“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未足为侈。”帝不悦。后与曲宴，银器满席。颍胄曰：“陛下前欲坏银酒枪，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惭色。曲宴银器，固为非礼，元日上寿，又何以必用银酒枪邪？宋明帝将杀吴喜，召入内殿，赐以名馔，并金银御器，则金银之器，又不徒宫禁中用之矣。然此尚非其至侈者。齐武帝至刘悛宅，昼卧，觉，悛自奉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与帝，则真骇人听闻矣。然一时君若臣以金银器物赏赐、贡献、馈遗者殊多。如齐高帝送金钗二十枚与周盘龙爱妾杜氏，武帝以金镂柄银柱琵琶赐褚渊，王敬则以金铪饷周奉叔是也。索虏不知礼义，故其奢侈尤甚。元嘉二十七年之役，刘泰之等袭汝阳虏营，营内食具，皆是金银，事见《宋书·索虏传》。战时如此，平时可知。辽西公意烈之曾孙库汗，尝从大武北巡，有兔起乘舆前，命射之，应弦而毙，大武悦，赐一金兔，以旌其能，此似偶然之事。然孝武在洛，以银酒卮容二升许，县于百步外，命善射者十余人共射，中者即以赐之；西魏文帝在天游园，亦以金卮置候上，命公卿射：事见《北史·魏诸宗室》、《周书·宇文贵传》。造次颠沛之间，而犹如此，则其以金银器充赏，亦习为故常矣。臣下之藏金银器饰者：黄权母吴，以金钏赂蔡樽妾，见第十八章第四节。梁庐陵王续临终，上金银器千余件。徐君蒨侍妾数十，服玩悉以金银。鱼弘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有眠床一张，通用银镂金花寿福两重为饰。陶侃宴阳斐，宾客三百余人，器皆金玉杂宝，见第十二章第五节。阮孝绪七岁，出继从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遗财百余万，孝绪一无所纳，乳人辄窃玉羊、金兽与之，见第十七章第二节，皆可见其所藏器饰之多。其北方：则周大祖破侯莫陈悦，左右窃其银镂瓮。周武帝克晋州，使招北齐行台右仆射传伏，以金、马碯二酒钟为信，伏不受，后降，又以金酒卮赐之。可朱浑元归齐，齐高祖使持金环一枚以赐。后主亦以金银酒钟各一赐慕容俨。其甚者：毕义云私藏工匠，家有十余机织锦，并造金银物，因被禁止。杨钧造银食器十具，以饷元叉，见《北史·杨昱传》。以孙腾、达奚武之功名，而腾盗府藏银器为家物，武为大司寇，库有万钉金带，因入库取之以归，几于廉耻扫地矣。）此等事本有禁令，然大抵成为具文。（《宋书·礼志》言：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者，其非禁物，皆得服之，而纯金银器，列为禁物之一。第六品以下，加不得服金绫锦，金钗、镮、铒，及以金校饰器物，张绛帐。士卒百工，加不得以银饰器物，张帐。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金黄银钗、镮、铃、、铒。诸王皆不得私作禁物，及罽碧校鞍，珠玉、金银，错刻雕饰无用之物。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断金银涂。齐东昏侯永泰元年十一月，尚书令徐孝嗣议：王侯贵人昏连卺以真银卮，盖出近俗。今除金银连锁。自余新器，悉用埏陶。陈世祖天嘉元年八月，诏雕镂淫饰，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后主大建十四年四月，诏禁镂金银薄。魏高阳王雍领司州牧，请王公以下贱妾，悉不听用织成、锦绣，金玉、珠玑，奴婢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此等法令，几于无代不有，然观法令之陈陈相因，即可知其久成具文矣。）民间相与慕效，而金银之流散者遂多。豪富之家，至缓急之际，乃亦藉之以为用，而其用愈溥矣。谷帛为币，耗损殊多，且病滞重；铜钱不易周用，亦非把握可藏；以金银济其穷，以钱币演进之理言之，自亦未为非计。然则金银之流衍民间，实化无用为有用也。论者或反致慨于公家所藏之少，实为不达此义矣。

《日知录·黄金》条引宋大宗问杜镐曰：“两汉赐与，多用黄金，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答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此本漫然之语，而亭林引《三国·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魏书·释老志》：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谓镐之言颇为不妄。《廿二史札记》承其说，谓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计之，无虑几千万万；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金，帖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汉多黄金条》。）夫金银为贵重之物，用后仍可还元，（亭林引《草木子》，谓金一为箔，无复还元；瓯北述故老言：谓涂金、泥金，不复还本；皆非是。）不能遂目为消失。抑且佞佛如魏献文，可谓甚矣，而所耗亦不过六百斤，此于中国，奚翄九牛一毛？故谓黄金以佛入中国而耗损者，必非其实也。抑且中国之金，不徒不因与西域、南海通而有所耗损也，且必因此而增多。《晋书·大秦传》云：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之一。《北史·波斯传》，谓其赋税准地输银钱。《高昌传》云：赋税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则银钱自西海至高昌，皆极通用，故能流入河西。《周书·李贤传》：贤为瓜州刺史，高祖西巡，使往瓜州，赐以银钱一万，盖即因其通用而赐之。《北齐书·王昕传》言：魏汝南王悦辟为骑兵参军。悦数散钱于地，令诸佐争拾之，昕独不拾。悦又散银钱以目昕，昕乃取其一。盖亦自西域而来，可见其流衍之远。然尚不止此。《晋书·地理志》日南郡象林县云：自此南有四国，贡金为税。所谓四国，盖指日南所属庐容、朱吾、西卷、比景而言。其俗至蛮野，何来黄金？而《扶南传》亦言其以金银、珠、香为贡赋。此外海南诸国，史记其产金银，以金银为器饰，来献其金银若金银器物者甚多。其开化之程度，似未能至是。案《晋书·大秦传》又言：其邻国使到，辄廪以金钱，盖凡商旅所通之地，皆可持金银以通市易，故虽蛮野之国，亦知宝之，能用之，寖假且能取之于地矣。《南史·吕僧珍传》言：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贺，署函曰钱一千。阍人少之，弗为通。强之乃进。僧珍疑其故，亲自发，乃银钱也。河西金银之钱，流衍至南方非易，季雅曾为南康郡，此银钱傥自交、广来欤？此说如不缪，则《隋志》谓梁时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亦未必皆生金银矣。李万周之杀袁昙远也，（见第九章第四节。）交州刺史檀逸被代，还至广州，资货巨万。万周诬以为逆，袭而杀之。遂劫掠公私银帛。籍袁、檀珍货，悉以自入。《梁书·止足传》：陶季直祖愍祖，宋广州刺史。季直早慧，愍祖甚爱异之。尝以四函银列置于前，令诸孙各取。季直时甫四岁，独不取。《陈书·欧阳传》：交州刺史袁昙缓，密以金五百两寄，令以百两还合浦大守龚蒍，四百两付儿智矩。此等皆交、广金银之入中国者。【32】宋文帝之征林邑，史云因其所贡陋薄，（见第十六章第三节。）盖未尝无利之之心？故檀和之之克捷，所取金宝颇多。《齐书·东南夷传论》，谓其商舶远至，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见第十六章第五节。）则其自贡献、市易而来者，又不少也。《陈书·周文育传》：文育与王劢俱下，至大庾，宿逆旅，有贾人求与文育博，文育胜之，得银二千两，此交、广以金银为货之明征。抑尚不止此。颜悛在蜀作金浴盆；邓元起在蜀，亦致崇于聚敛，史有称其以金玉珍帛为内藏之诬辞。（皆见第十九章第二节。）蜀中财自何来？观武陵王纪之富，由于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谷浑，（见第十三章第四节。）而知其所由然矣。魏曹安表求击拾寅曰：“拾寅今保白兰，多金银、牛马，击之可以大获。”（见第十六章第七节。）吐浑安有金银，而况白兰？非来自西域而何自乎？蜀汉先主之入成都也，取城中金银，以赐将士，其时赏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者，即各金五百斤，银千斤。（见《秦汉史》第十六章第四节。）铜之乏，至于取帐钩以铸钱，而金银之饶如是，何欤？《南史·齐高帝诸子传》：始兴简王鉴为益州刺史，于州园得古冢，无复棺，但有石椁，珍宝甚多，金银为蚕虵形者数斗，则蜀之多金银旧矣。果自何来哉？观《秦汉史》言自蜀至印、缅之路之夙通，（第九章第四、第六节。）而其所由来，可以想见也。《魏书·食货志》云：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云：和平二年秋，诏中尚方作黄金合盘十二具。径二尺二寸。镂以白银，钿以玫瑰。其铭曰：九州致贡，殊域来宾，乃作兹器，错用具珍。则魏之金银，得自贡献者不少。（句丽贡金于虏，见第十六章第一节。）又《邢峦传》：峦于世宗初奏言：“先皇深观古今，去诸奢侈。轻贱珠玑，示其无设。府藏之金，裁给而已。更不买积，以费国赀。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前。虽加以节约，犹岁损万计。珍贵常有余，国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无以支岁。自今非为要须者，请皆不受。”世宗从之。则其买自贾人者，又不少矣。阿伏至罗之立，魏以金银宝器奉之。（见《北史·节义朱长生传》。按朱长生，《高车传》作可足浑长生。）弥俄突之立，以金方一、银方一、金杖二为献，后又遣使献金银。北夷之知宝金银如此，谓非与西域交往致然，其谁信之？西域之金银，尚能至北夷，岂况中国？故曰：中国与西域、南海通，不徒金银不致耗损，且必有所增益也。

注释

【1】　地权：古以步百为亩，今二百四十步，所宽过倍，然亩或数斛，或不能偿种，此见精耕重于广地时，课至数十斛也。

【2】　宫室：倚木于树，苫覆其卜。

【3】　水利：陂之宜决。

【4】　农业：菽麦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减粳稻。

【5】　农业：辽川无桑，慕容廆求种江南。冯跋令。

【6】　农业：魏垦辟其所谓京畿。

【7】　农业：魏北方牧利之饶。

【8】　工业：晋世水碓之利。

【9】　史籍：《南史》因博采而失。

【10】　文具：中书写书生。

【11】　工业：晋南北朝造兵器者。

【12】　工业：烧钢。

【13】　工业：用漆反俭。

【14】　工业：琉璃之制，魏传入隋又绝。用为建筑材料。

【15】　工业：尚方工、四民许造御府物出赉，与以车服别贵贱之令正相反。

【16】　商业：贵人经商。魏颂禄罢商，然不能禁，故贵人好与商人往来。案或者贵人之经商，亦有赖于商人，而商人又借恃其势，时士夫犹耻入市也，使臣求市，要贵使人随之。

【17】　民族：山夷断江劫掠，实乃西阳王左右。

【18】　商业：北夷中商人之活动。

【19】　商业、民族：粟弋诣凉土贩货，河西用西域金银钱，西域贾胡之盛，交、广全以金银为货。

【20】　史事：魏廪蕃客肉，后乃断之，人十一两余，案唐亦有此事。

【21】　商业：市有定地，农隙尤盛。官置市，市有税有吏。

【22】　交通：逆旅整设，以通贾商。

【23】　商业：士夫耻入市，然贫者似亦可躬入市买卖。

【24】　钱币：南北朝时铜少。

【25】　器用：铜盘盛馔，案无瓷时然也。瓦盆盛饭，素木盘盛菹。

【26】　钱币：交、广全以金银为货，指商贾，人民自用盐米布。

【27】　地理：破岭以东，八十为百，疑即破冈。

【28】　钱币：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剪裁。

【29】　钱币：南北朝时藏钱者多，盖由钱虽恶而价贵。

【30】　钱币：魏晋后，民间金银渐多，公家渐少。用金改以两计，零星使用，金银流衍民间，实化无用为有用，借其不聚而不达，中国金银来自西南。

【31】　服饰、兵器：佩剑至晋易以木。

【32】　外交：外夷贡金银实买之。

第二十一章　晋南北朝人民生活

第一节　饮　食

晋、南北朝之世，稍见南北食性之殊。大抵南多食稻，北多食菽麦等。然北方之人，亦未尝不以稻米为贵。【1】《晋书·惠帝纪》：王浚遣乌丸骑攻成都王颖于邺，颖与帝单车走洛阳。服御分散，仓卒上下无赍。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用。所在买饭，以供宫人。止食于道中官舍。宫人有持升余粇米饭及燥蒜、盐豉，以进帝，帝啖之。次获嘉，市粗米饭，盛以瓦盆，帝啖两盂。《宋书·孝义传》：何子平，事母至孝。扬州辟从事史，月俸得白米，辄货市粟麦。人或问曰：“所利无几，何足为烦？”子平曰：“尊老在东，（子平世居会稽。）不办常得生米，何心独享白粲？”《南史·徐孝克传》：陈亡，随例入长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为粥，不能常办。母亡后，孝克遂常啖麦。有遗粳米者，孝克对而悲泣，终身不复食焉。《魏书·安同传》：同长子屈，大宗时典大仓事，盗官粳米数石，欲以养亲。同大怒，奏求戮屈。自劾不能训子请罪。大宗嘉而恕之。遂诏长给同粳米。又《卢玄传》：曾孙义僖，性清俭，不营财利。虽居显位，每至困乏。麦饭、蔬食，忻然甘之。《周书·裴侠传》：除河北郡守。躬履俭素，爱民如子，所食惟菽麦、盐菜而已。又《刘璠传》：左迁同和郡守。前后郡守，多经营以致赀产，惟璠秋豪无所取。妻子并随羌俗，食麦、衣皮，始终不改。并当时南北皆贵稻米之征。齐师之来寇，孔奂多营麦饭，以饷战士，盖以其时四方壅隔，粮运不继，三军取给，惟在都下故也。（详见第十三章第五节。）然徐孝嗣论屯田，谓菽麦为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减粳稻，（详见第二十章第一节。）则其利民初无以异矣。北人食麦，率多以之作饼。《晋书·何曾传》：蒸饼上不拆作十字不食。《周书·王罴传》：罴性俭率，不事边幅。尝有台使，罴为其设食，使乃裂其薄饼缘。罴曰：“耕种收获，其功已深；舂簸造成，用力不少；乃尔选择，当是未饥。”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惭。《北史·胡叟传》：不事产业，常苦饥贫，然不以为耻。养子字螟蛉，以自给养。每至贵胜门，恒乘一车，敝韦裤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饮啖醉饱，盛余肉饼，以付螟蛉。皆其征也。《南史·后妃传》：“永明九年，诏大庙四时祭，宣皇帝荐起面饼、鸭臛，孝皇后荐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荐肉脍、葅羹，昭皇后荐茗、粣、炙鱼，并生平所嗜也。”《通鉴》胡三省《注》云：“起面饼，今北人能为之。其面浮软。以卷肉啖之，亦谓之卷饼。（案此即今山东薄饼。其实今江南人所为，尤较山东为薄而浮软也。）程大昌曰：起面饼，入教面中，令松松然也。教，俗书作酵。”盖因多食面，故发明此法。然观胡氏之言，则其时南人犹未知作教也。

疏食之事，【2】空乏之时，偏僻之地，亦间有之。《魏书·崔逞传》云：大祖攻中山，未克，六军乏粮，民多匿谷。问群臣以取粟方略。逞曰：“取椹可以助粮，故飞鸮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大祖虽嫌其侮慢，然兵既须食，乃听以椹当租。逞又曰：“可使军人及时自取，过时则落尽。”大祖怒曰：“内贼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后乃以答晋襄阳戍将书事杀之。事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案飞鸮食椹，道武知为何语？逞安得引此以对？盖其意，不欲虏敛谷以扰民，并不欲其劳民以取椹，道武以是憾之耳。然在当时，卒不得不听民以椹当租，可见谷必乏，民必有以椹为食者也。又《羊敦传》言：敦雅性清俭。转广平大守，属岁饥馑，家馈未至，使人外寻陂泽，采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质米以供之。《周书·李迁哲传》：大祖令迁哲留镇白帝。信州先无仓储，军粮匮乏。迁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给之。迁哲亦自取供食。此并空乏之时，仰给疏食者也。《齐民要术·非中国物篇》引《吴录》云：交趾有欀木，其皮中有如白米屑者，干捣之，以水淋之，似面，可作饼。又引《蜀志》云莎树出面，一树出一石。正白而味似桄榔。出兴古。又引刘欣期《交州记》曰：都句树，似栟榈，木中出屑如面，可啖。贾氏此篇，自言聊存名目，记其怪异，其所引据，不皆可信，然可信者亦多。桄榔可食，【3】见《后汉书·夜郎传》，说非虚诬。欀、莎、都句，盖亦其类。此启辟较迟之地，本仰给于疏食者也。第二十章第一节，可以参观。

古惟贵者、老者肉食，【4】晋、南北朝之世，犹有其遗风。《魏书·高宗纪》：大安元年，遣尚书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观察风俗，诏云：“入其境，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匮于财也。”虽循旧文立说，然观杨椿械子孙谓：“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给田宅，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绝，禄恤甚多。亲姻、知故，吉凶之际，必厚加赠襚；来往宾寮，必以酒肉饮食；是故亲、姻、朋友无憾焉。”则虽富厚之家，平时亦不必皆肉食矣。魏末减百官及诸蕃客廪食及肉，已见第二十章第三节。据所纪，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则给米一石者，给肉三十斤弱，即升米得肉五两弱。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假令人日食二升半，则得肉十一两余，此已非常人之食矣。《晋书·陆晔传》：晔弟子纳，出为吴兴大守，将之郡，先至姑熟辞桓温。因问温曰：“公至醉可饮几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来饮三升便醉，白肉不过十脔。卿复云何？”纳曰：“素不能饮，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后伺温间，谓之曰：“外有微礼，方守远郡，欲与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纳之。时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礼，惟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纳徐曰：“明公近云饮酒三升，纳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备杯酌。余沥温及宾客。”并叹其率素。更敕中厨设精馔，酣饮极欢而罢。案《北齐书·卢叔武传》言：魏收曾来诣之，访以洛京旧事，不待食而起，云“难为子费”。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飧、葵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则陆纳所馈，已不为菲，桓温更敕中厨设精馔，则已侈矣。肉食者北方多有牛羊，南方颇饶鹅鸭，而鸡、彘及鱼，仍为常食。何以知之？《北齐书·元晖业传》云：晖业以时运渐谢，不复图全，惟事饮啖，一日一羊，三日一犊，此固信陵君酒、妇人之意，然亦可见北人之习食牛羊。【5】南方则食牛有禁。《南史·王僧孺传》云：出为南海大守。南海俗杀牛曾无限忌，僧孺至便禁断。《梁书·傅昭传》：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是其证。《晋书·虞预传》。咸和初，夏旱，诏众官各陈致雨之意。预议曰：“老牛不牺，礼有常制，而自顷众官，拜授祖赠，转相夸尚，屠杀牛犊，动有十数。”乃犯法之事也。食羊亦罕见记载。晋惠帝之次获嘉，有老父献蒸鸡。（亦见《本纪》。）郤诜母亡，无马舆柩，养鸡、种蒜以致之，已见第二十章第一节。苻坚遁还淮北，或进壶飧、豚髀。《北史·良吏传》：孟信为赵平大守，山中老人，以纯酒馈之。并民间以鸡豚为常食之证。闲取野味，如陆纳以鹿肉饷桓温，盖亦非常食。河北旧制，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裴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为也，”乃悉罢之，盖非之也。《隋书·地理志》言：梁州人多事佃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见第十七章第一节。）盖特异之俗矣。刘毅在京口，与乡曲士大夫往东堂共射，庾悦为司徒左长史，暂至京，亦要府州僚佐，共出东堂。悦厨馔甚盛，不以及毅。毅遣与相闻曰：“身今年未得子鹅，（《齐民要术·养鹅鸭篇》云：供厨者鹅百日以外，子鸭六七十日佳，过此肉硬。）岂能以残炙见惠。”而齐大庙所荐，有鸭臛、鸭卵。陈武帝之御齐寇，陈蒨遣送米三千石，鸭千头。（见第十三章第五节。）并南人多食鹅鸭之证。《齐书·武陵王晔传》云：尚书令王俭诣晔，晔留设食，柈中菘菜、鱼而已。《梁书·良吏·何远传》云：江、浙多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南史·孔休源传》云：休源初到都，寓于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庙，侍中范云，一与相遇，深加褒赏。后云命驾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带，谓当诣之，备水陆之品。云驻筋，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仓米饭、蒸鲍鱼。云食休源食，不举主人之馔。高谈尽日，同载还家。登深以为愧。沈众监起大极殿，携干鱼、菜饭独啖之，已见第十九章第二节。《齐书·孝义乐颐传》：吏部郎庾杲之常往候，颐为设食，枯鱼、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闻之，自出常膳鱼羹数种。杲之曰：“卿过于茅季伟，我非郭林宗。”盖鱼为俭者之食，而干鱼则为尤俭，以鱼不劳饲养，干鱼又可于闲时取之，不费人力也。

常食以盐菜为主。《魏书·高允传》言：高宗幸允第，厨中惟盐菜；《周书·裴侠传》言：侠所食惟菽麦、盐菜是也。《晋书·皇甫谧传》：城阳大守梁柳，谧之姑子也。当之官，人劝谧饯之。谧曰：“柳为布衣时过吾，吾送迎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贵城阳大守而贱梁柳，岂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是贫家饭客，亦不过盐菜也。《宋书·孝义传》：郭原平，佣赁以给供养。主人设食，原平自以家贫，父母不办肴味，惟飧盐饭而已。库狄伏连家口百余，盛夏人料仓米二升，不给盐菜，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则有并盐菜而不能具者。案古人言疏食食之主，又言疏食、菜羹，盖羹为食之所必备，【6】余肴则为增设。《魏书·石虎传》言：石宣杀石韬后，虎以铁镮穿宣颔而锁之，作数斗木槽，和以羹饭，以猪、狗法食之，犹是以羹饭为食之主。常食盐菜者，菜盖以之作羹也。又有以之为菹者，《齐书·虞杲之传》言：杲之清贫自业，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杂菜是也。赵平老人之馈孟信也，信和颜接引，殷勤劳问。乃自出酒，以铁铛温之。素木盘盛芜菁葅，惟此而已。又以一铛借老人。但执一杯，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谓老人曰：“吾至郡来，无人以一物见遗，今卿独有此饷；且食菜已久；欲为卿受一纯髆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费。”老人大悦，再拜擘纯进之。酒尽方别。肉食者鄙，与民并耕而食，饔餐而治，不亦清明在躬，不为口腹所累乎？

葱韭等物，【7】仍为时人所嗜，豉亦为调和之资，故惠皇失御，宫人以燥蒜、盐豉进；郤诜亦事种蒜也。《梁书·吕僧珍传》；为南兖州刺史。平心率下，不私亲戚。从父兄子宏，以贩葱为业。僧珍至，乃弃业，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国厚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但当速反葱肆耳。”可见嗜之者多，故能以贩粥为业也。

宴客之侈，读第十九章第二节，可见其略。《北齐书·元孝友传》：孝友当魏末，上言：“夫妇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礼。而今之富者弥奢。同牢之设，甚于祭槃。累鱼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鸾凤斯存。徒有烦劳，终成委弃。”观是言，亦可想见祭槃之侈。孔琳之论宴会之侈曰：“所甘不过一味，而陈必方丈。适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资。”饰祭槃以悦生人之目，不亦厚诬其祖乎？又当时宴客者，必并其从者而亦宴之，【8】其所费亦不赀。如《晋书·何曾传》言：曾都督河北诸军，将之镇，文帝使武帝、齐王攸辞送数十里，曾盛为宾主，备大牢之馔，侍从吏驺，莫不醉饱是也。卢叔武以粟飧、菜、片脯食魏收，所将仆从，亦尽设食，一与此同，斯为美已。《宋书·武三王传》云：高祖性俭约，诸子食不过五盏盘。《齐书·宣孝陈皇后传》言：（后大祖之母。）大祖虽从宦，而家业本贫。为建康令时，高宗等冬月犹无缣纩。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于我过足矣。”其实口腹之欲，亦不过如是而已。“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未及下堂，已同臭腐，”（贺琛之言，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果何为哉？

烹饪之法，贵家妇女，盖颇习之。《魏书·崔浩传》：浩著《食经》，叙曰：“予自少及长，耳目闻见，诸母、诸姑，所修妇功，无不蕴习酒食。朝夕养舅姑；四时祭祀；虽有功力，不任僮使，尝手自亲焉。昔遭丧乱，饥馑荐臻，疏糊口，不能具其物，十余年间，不复备设。先妣虑久废忘，后生无知见，而少不习业书，乃占授为九篇。”此盖所以供宾、祭、奉养。至侈于饮食者，则别有其相传之方。《晋书·何曾传》，言其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大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子劭，食必尽四方珍异，时论以为大官御膳，无以加之。而《齐书·虞悰传》云：悰善为滋味，和齐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馔享宾，谓悰曰：“今日肴羞，宁有所遗不？”悰曰：“恨无黄颔臛，何曾《食疏》所载也。”足见曾之厨膳，为大官所不及，非偶然矣。《北齐书·崔传》：子瞻，在御史台，恒宅中送食，别室独飧，盖亦曾之类也。《虞悰传》又云：世祖幸芳林园，就悰求扁米粣，悰献粣及杂肴数十轝，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诸饮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后体不快，，悰乃献醒酒鲭酢一方而已。孟子曰：“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食方是秘，不亦贱丈夫矣乎？贺琛谏书奏，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曰：“若以此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约之节。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所产育。功德之事，亦无多费。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不变瓜菜，亦无多种。以变故多，何损于事？”夫能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其烹饪之方必极精。梁武欲自鸣其俭，而不知适以自暴其侈也。《魏书·胡叟传》言：高闾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从田归舍，为闾设浊酒蔬食，皆手自办集。其馆宇卑陋，园畴褊局，而饭菜精洁，醢酱调美。叟亦饮食之人也。饮食之侈俭，岂系乎肉食疏食哉？《齐书·刘传》：弟琎，建元初，为武陵王晔冠军征虏参军。晔与僚佐饮，自割鹅炙。【9】琎曰：“应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亲执鸾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请退。《梁书·循吏传》：孙谦从子廉，便辟巧宦。贵要每食，必日进滋旨。皆手自煎调，不辞勤剧。遂得为列卿、御史中丞、晋陵、吴兴大守。《魏书·毛修之传》：修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世祖亲待之。常在大官，主进御膳。此乃左右便嬖之职。朱修之欲袭诛佛狸，以告修之，而修之不听，佛狸遂得漏网。（见第八章第六节。）饮食之人，为人所贱，又何怪乎？

［晋］洗烫家禽墓画

外国食法，亦有流传中国者。【10】《齐民要术·笨麹饼酒篇》载《博物志》胡椒酒法：以好春酒五升，干姜一两，胡椒七十枚，皆捣末，好美安石榴五枚，押取汁，内着酒中，云：此胡人所谓荜拨酒也。其作和酒法，用荜拨六枚，《蒸法篇》载胡炮法，亦用荜拨，则荜拨酒胡人必以荜拨制之，中国乃改用姜、椒、安石榴等耳。然胡椒、安石榴，亦异域物也。此外《作酢篇》有外国苦酒法，《飧饭篇》有胡饭法。《晋书·五行志》：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则外国食法，流传中国者多矣。

《宋书·武三王传》言：义恭爱宠异常。求须果食，日中无算。得未尝啖，悉以乞与傍人。庐陵诸王，未尝敢求，求亦不得。此《内则》所谓孺子食无时，俗语谓之杂食，亦曰零食，今又谓之闲食者也。此等物味甘者居多，其时中国似尚未有蔗饧，皆用米、麦所制之饧及蜜。【11】故颜悛上言：谓禁糃一月，息米近万斛。《武三王传》又言：废帝挑取义恭眼睛，以蜜渍之，为鬼目精。（见第九章第三节。）精，《南史》作粽。《通鉴》从之。胡三省《注》曰：“宋人以蜜渍物曰粽。卢循以益智粽遗武帝，即蜜渍益智也。”此即今之蜜饯也。《齐民要术》有《饧篇》，所用亦皆谷类。其《非中国物篇》有甘蔗，云：“雩都县土壤肥沃，偏宜甘蔗。味及采色，余县所无。”则雩都附近，颇有甘蔗。然不云可制饧。又引《异物志》云：“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特醇好。斩而食之既甘。笮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砖，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此即今之冰糖。然其物恐交、广以外，未必有之。《通鉴》：陈文帝天嘉元年，周晋公护使李安置毒于糖，以弑世宗。《注》云：“，丸饼也。江陵未败时，梁将陆法和有道术，先具大、薄饼，及江陵陷，梁人入魏，果见、饼，盖北食也。今城市间元宵所卖焦即其物，但较小耳。糖出南方，煎蔗为之，绝甘。”案齐明帝，大官进御食裹蒸，帝十字画之，曰：“可四片破之，余充晚食。”已见第十章第四节。《通鉴注》云：“今之裹蒸，以糖和糯米，入香药、松子、胡桃仁等，以竹箨裹而蒸之，大才二指许，不劳四破也。”（建武三年。）以糖和糯米粉入松子、胡桃仁蒸食，今所谓嘉、湖细点中犹有之，吾乡呼为玉带糕，但无香药，不以竹箨裹之耳，此古裹蒸之变也。盖米麦糖所制之物，不宜冷食，故齐明帝时之裹蒸，于朝食时进之，今人改用蔗糖，则以为无时之食矣。此说若不误，则南方尚用米麦所制之糖，北方安得有蔗糖？胡《注》释糖之糖为蔗糖，恐失之矣。又齐大庙荐茗粣，《通鉴注》曰：“粣，《类篇》云：色责翻，糁也；又侧革翻，粽也。《南史》：虞悰作扁米粣，盖即今之馓子是也，可以供茶。”侧革翻，似即今蜜饯之饯字之音，但上入异耳。以之供茶，实今之称点心为茶食之本。女真初兴时，其所谓茶食者固尚以蜜涂也。

贵人饮食虽侈，然居丧则能守礼者尚多。《魏书·房法寿传》：法寿族子景伯，母亡居丧，不食盐菜。遂为水病，积年不愈。《周书·孝义传》：皇甫遐母丧，食粥枕凷。远近闻其至孝，竞以米、面遗之。遐皆受而不食，以营佛斋。皆其事。并有能持之以久者，如何子平母丧去官，属大明末东土饥荒，继以师旅，八年不得营葬，日以数合米为粥，不进盐菜。杨愔遭离家难，常以丧礼自居，所食惟盐菜是也。甚有如甄恬，数岁丧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饭饲之不肯食者，（《梁书·孝行传》。）皆当时风气使然也。

酿酒多用秫谷。《晋书·孔愉传》：愉从弟群，性嗜酒，尝与亲友书曰：“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麹糵事。”又《隐逸传》：陶潜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粇，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粇。是其事。酿酒耗谷颇多。魏正光后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合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魏书·食货志》）。官给之酒，所耗如此，私酿所费之广，不言可知。故历代皆有酒禁，其法且有颇酷者。（《晋书·孝武帝纪》：大元八年十二月，开酒禁。《安帝纪》：隆安五年，是岁饥，禁酒。义熙三年三月，除酒禁。《刘曜载记》：曜制季秋农事毕，乃听饮酒。《石勒载记》：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一年正月，南徐、南豫州、扬州之浙江西并禁酒。二十二年九月，开酒禁。《齐书·武帝纪》：永明十一年五月，诏水旱成灾，谷稼伤弊，京师二县，朱方、姑熟，可权断酒。《魏书·高宗纪》：大安四年正月，丙午朔，初设酒禁。《刑罚志》云：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王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沽、饮皆斩之。吉凶、亲宾，则开禁，有日程。《孝静帝本纪》：天平四年闰九月，禁京酤酒。元象元年四月，齐献武王请开酒禁。《北齐书·武成帝纪》：河清四年二月，以年谷不登，禁酤酒。《后主纪》：天统五年十一月，诏禁造酒。《上洛王思宗传》，言其子元海为右仆射，说后主禁屠宰，断酤酒，当即此时事也。武平六年闰月，开酒禁。《周书·武帝纪》：保定二年二月，以久不雨，京城三十里内禁酒。【12】案历代酒禁，史之所载，未必能具也。）然《抱朴子·酒戒篇》论当时禁酒情形云：“曩者饥年荒谷；贵人有醉者相杀；牧伯因此，辄有酒禁。严令重申，官司搜索。收责榜徇者相续，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弥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酿，油囊怀酒。【13】民之好此，可谓笃矣。又临民者虽设其法，而不能自断斯物。缓己急人，虽令不从。沽卖之室，废弃则困。遂修饰赂遗，依冯权右。所属吏不敢问。无力者独止，而有势者擅市。张垆专利，乃更倍仇。从其酤买，公行靡惮。法轻利重，安能免乎哉？”以葛氏之言推之，历代酒禁，恐皆利少弊多矣。《魏书·列女传》：乐部郎胡长命妻张氏，事姑王氏甚谨。大安中，京师禁酒。张以姑老且患，私为酝之。为有司所纠。王氏诣曹自告，曰：“老病须酒，在家私酿，王所为也。”张氏曰：“姑老抱患，张主家事，姑不知酿，其罪在张。”有司疑其罪，不知所处。平原王陆丽以状奏，高宗义而赦之。法过严者不能行，势非至于屈法纵舍不止，立之复何益哉？要之风俗之所由成，其道恒隐曲多端，断非一切之法所能政也。

造酒之法，《齐民要术》第六十三至六十七篇详之。中有《祝麹文》，启五方、五土之神，（东方青帝、土公、青帝威神，南方赤帝、土公、赤帝威神，西方白帝、土公、白帝威神，北方黑帝、土公、黑帝威神，中央黄帝、土公、黄帝威神。）求使“出类绝踪，穴虫潜影”，则今酿酒者之迷信，由来旧矣。【14】《晋书·刘弘传》：弘为荆州刺史，下教曰：“酒室中云斋中酒、听事酒、猥酒，同用麹米，而优劣三品。投醪当与三军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别。”酒之优者盖较厚，故其性亦较烈。《齐民要术·笨麹饼酒篇》云：“米酎，先能饮好酒一斗者，惟禁得升半。饮三升大醉。三升不浇，大醉必死。凡人大醉，酩酊无知，身体壮热如火者，作热汤，以冷解，名曰生熟汤。汤令均，小热得通人手，以浇醉人。汤淋处即冷。不过数斛汤，回转翻覆，通头面痛淋，须臾起坐。与人此酒，先问饮多少，裁量与之。若不语其法，口美不能自节，无不死矣。一斗酒醉二十人。得者无不传饷亲知以为恭。”黍米酎，“悉同酎法，芬香美酿，皆亦相似。酿此二酝，常宜谨慎，多喜杀人。以饮少，不言醉死，正疑药杀。尤须节量，勿轻饮之。”观此二酝，当时名酒，盖多味厚性烈者，【15】此亦酒祸之所由滋欤？

茗饮始见正史者，为《三国·吴志·韦曜传》，已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一节。《困学纪闻》言荼字有三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日知录》言：荼字中唐始变作茶。同声异韵之字，减一画而化为两字，中华造字，旧有此法，实即六书中之转注也。《齐民要术》论茶，引《尔雅》“槚，苦荼。”郭璞《注》云：“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盖茶味亦苦，故藉苦菜之名以名之，久乃变其韵而析为二语也。《日知录》云：“王褒《僮约》云：武都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荈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据其说，茗饮盖始于蜀而浸淫于吴、楚。《齐民要术》列茶于《非中国物篇》中，【16】又引《荆州地记》曰：浮陵茶最好。盖其所谓中国，限于北方，故云尔。然亦可见是时北方尚未有茶也。又引《博物志》云：饮真茶令人少眠，则其时已有伪物矣。

第二节　仓储漕运籴粜

钱币之用愈微，则实物之储愈富，故古代仓廪，恒较后世为充实。【17】晋承丧乱之后，然赵王伦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廪空虚，陈敏建议，谓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朝廷从之，转漕颇有成效，可见南方储谷之多。北方虽云丧乱，而离石大饥，刘渊迁于黎亭，以就邸阁谷，留其大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又使其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则亦未至全乏也。晋迁江东，《隋书·食货志》云：“其仓：京都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也。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大仓，东宫所贮，总不过五十余万。在外有豫章仓，钓矶仓，钱唐仓，并是大贮备之处。自余州郡、台传，亦各有仓。”《晋书·五行志》：海西公大和中，郗愔为会稽大守。六月，大旱。灾火烧数千家。延及山阴仓米数百万斛。《虞潭传》：潭转吴国内史。徙会稽。未几，复还吴郡。是时军荒之后，（苏峻乱后。）百姓饥馑，死亡涂地。潭乃表出仓米振救。《陶回传》：回迁吴兴大守。时人饥谷贵，三吴尤甚。诏欲听相粥卖，以拯一时之急。回上疏，言不如开仓廪以振之。乃不待报，辄便开仓。及割府郡军资数万斛米，以救乏绝。由是一境获全。既而下诏，并敕会稽、吴郡，依回振恤。二郡赖之。《王羲之传》：羲之为会稽内史。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良吏·邓攸传》：攸守吴郡，时郡中大饥。攸表振贷。未报，辄开仓救之。《外戚·王蕴传》蕴补吴兴大守。属郡荒人饥，辄开仓赡恤。赖蕴全者十七八。此等事，具见地方贮备之丰。三吴固富庶之区，在辇毂之下，然桓玄乘殷仲堪振恤饥者，仓廪空竭而伐之；又《王长文传》言：大康中，蜀土荒馑，开仓振贷，长文居贫贷多，后无以偿，郡县切责，送长文到州，刺史徐幹舍之，长文不谢而去；则偏远之区，振贷亦未遂成为具文也。拓跋焘之南侵也，江夏王义恭次彭城，众力虽多，而军食不足。沈庆之、何勖，咸欲弃城逆奔。以张畅言而止。事见第八章第七节。《宋书·畅传》载畅之言曰：“今军仓虽寡，朝夕犹未窘罄。量其欲尽，临时更为便宜。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就危亡之道？”则其时仓谷实未大乏，庆之等自怯懦耳。《传》又云：时大祖遣。徐爰乘驿至彭城，取米谷定最。爰既去，城内遣骑送之。焘闻知，即遣数百骑急追。爰已过淮，仅得免。初爰去，城内闻虏遣追，虑爰见禽，失米最，虏知城内食少。义恭忧惧无计，犹欲奔走。会虏大众至，乃不果。则当时城内之人，视其粮储，实已岌岌，然彭城初未奔溃。《梁书·庾域传》：长沙宣武王为梁州，以为录事参军，带华阳大守。时魏军攻围南郑。州有空仓数十所；域封题，指示将士云：“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坚守。”众心以安。是当时梁州，粟亦空乏。然萧懿坚守六十余日，未曾失陷。（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则虽空乏，亦未至于绝无。故能以空言安众心也。《宋书·沈庆之传》：南新郡蛮帅田彦生反叛，攻围郡城。庆之遣柳元景赴之。未至，郡已被破。焚烧城内仓储及廨舍荡尽。是凡有兵备之处，仓谷皆略有存储。《隋书·食货志》言：南朝自侯景之乱，国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别惟得廪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秩。此与《晋书·会稽王道子传》言其时军旅洊兴，国用虚竭，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之事，可以参观。（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各种给赐皆绝，而米廪犹存，可见其仓储实较后世为充实。若在后世，则即财政宽裕之时，京官亦不能皆给米栗也。

《魏书·韩麒麟传》：大和十一年，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振。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又《李彪传》：彪上封事七条，其三曰：“顷年山东饥，去岁京师俭。内外人庶，出入就丰。既废营产，疲而乃达。若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岂有驱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臧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彪之封事，据《食货志》，事在大和十二年。《志》谓孝文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则魏当大和大饥以前，积贮之情形甚恶，自此以后，乃颇有更革。故至宣武延昌元、二、三年，复遭饥馑，颇能有所振施也。（见《纪》。）

仓储虽云有备无患，然死藏其谷，不能生利，亦非计之得者。得轻重敛散之意者，莫如常平。故历代论者，多主行之也。《晋书·武帝纪》：咸宁三年九月，起大仓于城东，常平仓于东、西市。《杜预传》谓预拜度支尚书，乃奏兴常平仓，五十余条，皆纳焉，盖即此时事。《刘颂传》：颂上疏言：“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籴。平籴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所谓成制，盖亦常平之类也。《宋书·沈昙庆传》云：时岁有水旱，昙庆议立常平仓，以救民急，大祖纳其言而事不行。史臣谓“大明之末，积旱成灾，口减过半，若常平之议，兴于中年，或不至是”。可见其相需甚殷。然又谓“若笼以平价，则官苦民优，议屈当时，盖由于此”。盖主其事者，未能计及远利也。魏立常平仓，事在大和二十年，见《纪》。常平之所患者，谷物之贸迁已盛，而公家之资本较微，不足以制其轻重。李彪之议，年丰籴积，时俭出粜，亦即常平之意，而析州郡常调，分京都度支以为之，资力较雄，此其所以能收公私丰赡之效欤？然则大和以后资储之充实，所恃者转不在常平之司矣。北齐河清定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粜之物，依价籴贮。周司仓，掌辨九谷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即蓄其余以待凶荒。不足则止余。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之，秋敛之。（皆见《隋书·食货志》。）亦皆常平之意也。

《魏书·释老志》：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18】至于俭岁，振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又云：世宗永平四年夏，诏曰：“僧祇之粟，本欲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振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自今已后，不得传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诸有僧祇谷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振给多少，并贷偿岁月，见在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征责。或有私债，转施偿僧，即以丐民，不听收检。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征责之科，一准旧格。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又尚书令高肇奏言：“谨案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永明元年，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立课积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振施。又依内律，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19】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遂令此等，行号巷哭，叫诉无所。至乃白羽贯耳，列讼宫阙。请听苟子等还乡课输。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边捍。其暹等违旨、背律、谬奏之愆，请付昭玄，依僧律推处。”诏曰：“暹等可特原之，余如奏。”案《志》载昙曜元奏，本谓俭岁振给饥民；高肇奏辞，亦云不限道俗；而世宗诏谓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振之，则其振施似以僧尼为主。竭民力以奉僧尼，已为无理，况又强取民户，规图赢息，其弊至于不可究诘乎？而僧暹等犹见特原，亦可谓无政事矣。

世宗诏令出贷先尽贫穷，富有之家，不听辄贷，是当时僧祇之粟，反有贷于富家者也。近世农民银行之兴，富家或以微息贷之于行，而加重之以贷于民。主行事者，利富家易于征偿；又总贷之于数富家，而听其转贷贫民则事简；富家又或饵以微利；遂乐贷之于富家，今古之情弊正同也。诏又言或有私债，转施偿僧，此又民间放债，征责不得，而藉僧祇之力，为之索取者，参看第十九章第五节自明。僧人之举动如此，可谓不法极矣。货币用微之世，实物之储蓄恒多。凡物皆然，米谷尤甚。故在前世，不惟官家仓廪，较后世为充实，即民间之存谷亦多。《宋书·孝义·徐耕传》：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饥，耕以千斛助官振贷。诣县陈辞曰：“此郡虽弊，（耕晋陵延陵人。）犹有富室。承陂之家，处处而是，并皆保熟，所失盖微。陈积之谷，皆有巨万。旱之所弊，实钟贫民。温富之家，各有财宝。谓此并宜助官，得过俭月。所损至轻，所济甚重。今敢自厉，为劝造之端。”又《自序》言：沈亮转西曹主簿。时三吴水淹，谷贵民饥。刺史彭城王义康，使立议以救民急。亮议以“东土灾荒，民凋谷踊，富民蓄米，日成其价。宜班下所在，隐其虚实。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余皆劝使粜货，【20】为制平价。此所谓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也”。此皆凡民虽饥，富家自有藏粟之证。齐竟陵王子良为丹阳尹，开私仓以振属县贫人。刘怀珍族弟善明，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积粟，躬食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百姓呼其家田为赎命田。可见富贵之家，仓储亦自充足。此等人若能如徐耕之助官振贷，卢叔武之听民赊借，（见第十九章第五节。）自为最善。然能如是者卒少，而剥削贫民者实多。《魏书·世宗纪》：延昌元年五月，诏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贷饥民。《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正月，诏以往岁年谷不登，民多乏绝。令公私、道俗，凡有积贮粟麦者，皆准口听留，以外尽粜。此即沈亮之议，以理论，虽无可訾，然行之恐不易也。《北齐书·循吏传》：苏琼为南清河大守。天保中，郡界大水。琼普集郡中有粟之家，自从贷粟，给付饥者。此亦贤智之过，不能常行、遍行。无已，则仍惟有乞灵于通粜。故饥荒之岁，商贩最宜使之流通。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正月，诏东境去岁不稔，远近贩粥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其以仗自防者悉勿禁，即以此也。然遏粜者亦殊多。《南史·崔祖思传》：青州刺史张冲启：淮北频岁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邻接戎寇，弥须沃实。乞权断谷过淮南。南徐、兖、豫、司诸州，又各私断谷米，不听出境。自是江北荒俭，有流亡之弊。元祖（祖思叔父景真之子。）乃上书，谓宜丰俭均之。即其一事也。夫遏粜非徒有害于邻境也，在本境亦为谷贱伤农。平时行之犹不可，况频岁不熟之后，饥疲之民，亟待振起之际乎？于此而遏其流通，亦可谓不达于政矣。

张冲言青州邻接戎寇，弥须沃实，是也，然亦有宜慎者。兵戈之际，往往民食不足，而兵家之蓄有余。【21】《晋书·石勒载记》：勒将图王浚，引其舍人王子春问之。子春曰：“幽州自去岁大水，人不粒食，浚积粟百万，不能赡恤，此亡期之至也。”《浚传》：勒既执浚，责以百姓馁乏，积粟五十万斛而不振给。则浚当时藏粟实多。然究何益哉？《刘聪载记》：刘曜攻郭默于怀城，收其米粟八十万斛。《宋书·索虏传》：历城建武府司马申元吉破碻磝，获虏地仓四十二所，粟五十余万斛。城内居民私储，又二十万斛。《梁书·夏侯亶传》：亶合韦放出兵，降城五十二，获米二十万石。弟夔出兵，凡获粟六十万斛。军中奏报，固多夸大之辞，然必不能全虚，则缘边要害之地，储粟无不充实矣。梁武帝以雍州为边镇，运数州之粟以实之。（见《南史·南平王伟传》。）后周之世，以澧州粮储乏少，每令荆州递送。（《周书·郭彦传》。）《周书·王罴传》：罴镇华州，时关中大饥，征税民间谷食，以供军费，或隐匿者，令递相告，多被榜棰，以是人有逃散。盖其取之之虐如此。然究何益哉？元嘉二十七年之役，《宋书·臧质传》谓虏初南出，后无资粮，惟以百姓为命。及过淮，食平越、石鳖二屯谷。至是，钞掠无所，人马饥困，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归路之资，故悉力以攻之。《魏书·卢玄传》：玄孙渊，曹虎遣使请降，高祖使督前锋诸军，径赴樊、邓。及知虎降之诈，诏渊进取南阳。渊以兵少粮乏，赭阳近叶仓，表求先攻之。高祖许焉。《慕容白曜传》言：白曜之陷肥城，获粟三十万斛；破垣苗，得栗十余万斛，由是军粮充足。克东阳后，史又最其凡云：获仓粟八十五万斛，米三千斛。邢峦攻破宿豫、淮阳二戍，获米四十余万石。侯景之围台城，亦食石头常平仓。（见第十三章第三节。）凡此皆赍盗粮而已。即不为敌所因，亦有不能自保者。《晋书·武帝纪》：咸宁四年十月，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焚谷米百八十万斛。据《王浑传》，所焚又有稻苗四千余顷。稻苗固难刈获，积谷亦未易迁移，然独不能自焚之乎？使佛狸南犯之时，是处坚壁清野，其不能守又不能移者，悉行焚荡；虏马虽健，能以饥军纵横于无人之地乎？固知焦土为御敌之上策矣。【22】

王羲之像

王羲之（约321—379）曾担任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其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誉为“书圣”，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晋书·王羲之传》：羲之为会稽内史，遗谢安书曰：“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周书·裴侠传》：“侠迁民部中大夫。时有奸吏，主守仓储，积年隐没至千万者。及侠在官，厉精发摘。数旬之内，奸盗略尽。”仓储之难于管理如此，故后世积谷，多改储银钱。其弊则在荒歉之际，无由易为粮食。社仓之制，分谷诸社，令人民自行掌管，善矣，然民或不能自理，而至移之于县，则其弊亦与官所设仓同。愚谓各地仓屋，宜悉由官造。商人之贩易米谷者，皆不许自建仓屋，而责其必僦储于官仓。【23】官所造仓，易于合式，米谷存储，难于变坏，其善一也。可度远近适中，水陆利便之地造焉，平时既利转输，战时亦易移徙，其善二也。商人之营米业者，储谷于官仓若干，则官责其代管官谷若干，凡出陈易新，及严防耗坏之事悉属焉。此系以国权责成米商，不许辞避。存谷可分定期、不定期二种，一如银行存款。需用提取，悉按定章。寇至，责其运至后路，费由官给。不能运者，亦即责其焚毁。民间亦可存谷与商人，一如存钱于银行。如此，官民皆省管理之劳，而度年岁上下，外路来源多少，以定存谷之多少，悉由熟悉情形之商人为之，其计画必较徒事敷衍之官吏，不习其事之人民为精。不须存留，即可运用。不虞空乏，又免死藏；寇至易于运走，否亦不至资敌；一举而数善备焉。逮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此在今后，允宜惩前而毖后者也。

耕九余三之制，昔人侈为美谈，然此特小国寡民，一切悉恃自给之世为然耳，交通便则通工易事之范围广，与就一地方而调其丰歉，自不如合各地方而剂其盈虚矣。夫如是，则转漕必不可免。其利害，亦有宜详度者。魏显祖因民贫富，为输租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魏书·食货志》。）北齐河清三年定令：垦租送台，义租纳郡。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租入台者，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隋书·食货志》。）此为经常之制。魏孝文大和七年正月，诏青、齐、光、东徐四州之民，户运仓粟二十万石，送瑕丘、琅邪，复租算一年，此则临时之措置：凡所以均漕转之劳也。然此究不易均平，且其间极易丛弊。《魏书·李传》：为大仓尚书，用范檦、陈端等计，令千里之外，户别转运，诣仓输之。使所在委滞，停延岁月。百姓竞以货赂，各求在前。远近大为困弊。此其显而易见者矣。韩麒麟言绢布之输，于民为利，盖以此也。欲救此弊，则宜多置仓及于紧要之地置仓。齐神武迁邺之后，于诸州缘河津济，皆官仓贮积，以拟漕运。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廪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稽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则其事也。（《隋书·食货志》。）然终不易使各地方一皆丰足，而一有荒歉，则穷僻之地，仰转输以资接济，为尤难焉。《北齐书·李元忠传》：天平四年，元忠除光州刺史。时州境灾俭，人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贷，俟秋征收。被报听用万石。元忠以为万石给人，计一家不过升斗而已，徒有虚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万石以振之。夫一光州，薄振即须如是，而论积贮，则东晋京都诸仓，总计不过五十余万，欲求振给之遍，岂不难哉？故在北方，偏多移民就谷之举。【24】神瑞二年之困，从崔浩、周澹议，分民诣山东三州。大和十一年之旱，亦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廪。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魏书·食货志》。）此岂不重为烦费？延昌元年，诏河北民就谷燕、恒二州，又诏饥兵就谷六镇，则其相违弥远矣。相违愈远，则其旋反愈难，宜乎李彪之病之也。故欲谋是处之丰足，仍赖商贾之流通。官家亦有自为买卖者，是为和籴。【25】魏世韦为荆、郢和籴大使，（见《魏书·韦阆传》。）孙绍为徐、兖和籴使，鹿悆为河北五州和籴大使，特以使臣主其事，视之可谓颇重。齐神武谋迁邺，运诸州和籴粟入邺城，（《北齐书·本纪》。）盖其所积者实不少也。迁邺之后，常调外逐丰稔之处，折绢籴粟，以充国储，（《隋书·食货志》。）则行之亦有常典矣。《鹿悆传》言：元子直出镇梁州，悆随之州，州有兵粮和籴，和籴者靡不润屋，悆独不取，子直强之，终不从命，则其事亦不能无弊矣。（漕运与第六节参看。）

第三节　衣　服

服饰之变迁，大抵随乎风尚。【26】《抱朴子·讥惑篇》云：“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頟也。”此等风尚，盖今古皆然。《晋书·五行志》云：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元帝大兴中又上短，带才至于腋。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并葛氏之言之证。然此特小小之变迁耳，通长期而观之，则其变迁，仍有渐趋于美善者，此演进自然之势也。

穿杂裾垂服的妇女（顾恺之·洛神赋图　局部）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

王后六服皆袍制，见于《周官·郑注》，其说未知信否，然后汉妇人，必多衣袍，则可见矣。《释名》云：“袍，丈夫着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内衣也。”则着袍者初不必妇人。然外必加以衣裳，盖旧习不易卒变也。深衣之制，连衣裳而一之，实足证外服以通长为便。便于通长，而仍必备衣裳之式，此亦不过泥古而已，别无深意也。事物必日趋简易，久之，去衣裳而径以袍衫为外服，即成后世之式矣。此等变迁，始于东汉，而成于魏、晋、南北朝之世。任大椿《深衣释例》曰：“古以殊衣裳者为礼服，祭服及朝朔之服是也；不殊衣裳者为燕服，深衣是也。后世自冕服外，以不殊衣裳者为礼服，以殊衣裳者为燕服，此古今之异制也。《续汉志》云：若冠通天冠，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梁刘昭《注》曰：今下至贱吏、小史，皆通制袍、襌衣、皂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盖古者天子以白布衣、素裳为朝服，诸侯以缁布衣、素裳为朝服，皆衣裳殊。后汉始以袍为朝服，不殊衣裳。故司马彪谓袍为古之深衣。晋、宋以后，以绛纱皂袍、五色纱袍、纱朱衣、绛单衣、绛皂褠衣为朝服。具服、从省服，《隋志》亦云制本深衣。然则不殊衣裳，古以为便服，汉、晋以为礼服矣。《隋志》：乘舆鹿皮弁服，绯大襦，白罗裙，在宫听政则服之。《北史·柳世隆传》：令王着白纱高顶帽，傧从皆裙襦袴褶。《长孙俭传》曰：晚着裙襦纱帽，引客宴于别斋。上襦而下裙，即殊衣裳之制也。然则六朝时转以殊衣裳者为便服矣。”又曰：“妇人以深衣之制为礼服，不殊衣裳。故内司服《注》：妇人尚专一，德无所兼，连衣裳不异其色。则《周礼》王后六服，制度皆本深衣。《通典》载宋制：大后、皇后入庙，服袿大衣，谓之袆衣。公、特进、列侯夫人，卿、校世妇，二千石命妇年长者，入庙佐祭，皂绢上下；助蚕则青绢上下。自皇后至命妇二千石，皆以蚕衣为朝服。齐、梁以后并同。即《续汉志》所云深衣制，徐广所云单衣也。其不殊衣裳，古今无异。然古乐府《陌上桑》曰：缃绮为下裳，紫绮为上襦，襦与裳不相连者也。繁钦《定情诗》曰：何以合欢欣？纨素三条裾。《西河记》：西河无蚕桑，妇女着碧缬裙，加细布裳。《东观记》：鲍宣之妻，悉归侍御，更着短布裳。又云：王良为司徒，妻布裙徒跣。此皆别言裙裳，可知衣裳之殊矣。然则汉时妇人朝祭之服，制同深衣，燕间之服，衣裳自殊，亦犹丈夫以袍、单衣为礼服，而其便服雅尚裙懦。《通典》载后周命妇服制云：诸命秩之服曰公服，盖即制本深衣，不殊衣裳者也。又云：其余裳服曰私衣，盖即衣裙异著者也。”然则以袍衫为外服，妇人且较早于丈夫矣。

去衣裳而又短其袍，是为袴褶之服，其实即与襦袴无异矣。《宋书·礼志》云：“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代车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急就篇》注云：“褶，谓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案即戎行役若服劳者，必以短衣为便，今古皆然。《曲礼》：童子不衣裘裳。《内则》：十年，衣不帛，襦袴。襦袴即不裳之谓。所以不裳者？郑《注》云：为其便易，此服劳役者之短衣也。《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师己称童谣曰：“公在乾侯，征蹇与襦。”《说文》：蹇，袴也。此行役者之短衣也。又成公十六年，有靺韦之跗注。杜《注》云：“跗注，戎服，若袴而属于跗。”云若袴，则亦有踦，此即戎者之短衣也。戴德《丧服变除》云：“童子当室，谓十五至十九，为父后，持宗庙之重。其服深衣不裳。”《内则》二十可以衣裘帛，与上十年衣不帛襦袴互相备。二十可以衣帛，则亦二十而后裳。所以二十而裳者？二十而冠，冠而责成人之礼焉。然则裳者礼服。礼不下庶人，故庶人即以深衣为吉服，明其不裳，与当室者同。则其平时固皆襦袴矣。褶若袍而短，而于重衣最在上，与径以襦为外衣，其实何异？云左衽者，盖胡人之服？疑褶之名实袭诸胡，中国易其左衽为右衽，又改其制若中国之袍，而特袭其短身？胡人之褶盖小袖，【27】中国则易为广袖也？必广袖者，古以侈袂为贵，且中国不如胡中之寒，无取乎小袖也。虽有此服，当时谓非礼容，惟供驱使及好狡狯者服之。故《宋书·后废帝纪》：讥其常着小袴褶，未尝服衣冠。《齐书·吕安国传》云：安国被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魏书·胡叟传》：叟于高元馆见中书侍郎赵郡李璨，贫老衣褐，璨颇忽之。叟谓之曰：“老子今若相许，脱体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计也？”又《礼志》：博士孙惠蔚上书，言：“臣窃解童子不衣裳之记，是有闻之言。将谓童子时甫稚龄，未就外傅，出则不交族人，内则事殊长者，馂旨父母之前，往来慈乳之手，故许其无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学之后，将冠之初，年居二九，质并成人，受道成均之学，释菜上庠之内，将命孔氏之门，执烛曾参之室，而惟有掩身之衣，无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许嫁，二十则，观祭祀，纳酒浆，助奠庙堂之中，视礼至敬之处，其于婉容之服，宁无其备？以此推之，则男女虽幼，理应有裳。但男子未冠，礼谢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褖，无名之服，礼文罕见。”此说显与记意相背，将亦有激而云然欤？戎装谓之急装，皆缚其袴。【28】（《通鉴》齐明帝永泰元年《注》。）《齐书·虞悰传》：郁林废，悰窃叹曰：“王、徐遂缚袴废天子，天下岂有此理邪？”《宋书·袁淑传》：元凶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锦，裁三尺为一段，又中破，分萧斌、淑及左右，使以缚袴。此缚袴之法之可考者也。

凡戎装者皆短衣，【29】《南史·梁宗室传》谓见理性甚凶粗，长剑短衣，出入廛里，不为宗室所齿是也。此自古短衣楚制之伦，与袴褶无涉。王国维《胡服考》以袴褶全为胡服，有袴褶，中国乃有短衣，误矣。胡人多衣皮。刘璠妻子随羌俗衣皮是也。（见第一节。）然中国人亦自有衣皮者。《晋书·魏舒传》，谓其性好骑射，着韦衣入山泽，以渔猎为业；又《隐逸传》：郭文，余杭令顾飏与葛洪共造之，携与俱归，飏以文山行，或须皮衣，赠以韦袴褶一具是其事。此亦以其强靭，不如缯絮之易裂弊，非关胡服也。诸服中确出自胡者惟鞾。《广韵》八戈引《释名》云：“鞾本胡名也，赵武灵王所服。”《大平御览》六百九十八引《释名》云：“鞾本胡名也，赵武灵王始服之。”案《说文》无鞾字。《革部》：鞮，革履也。《韵会》引下，有“胡人履连胫，谓之络鞮”九字，不知为元文以否？即谓为元文，亦似中国名革履为鞮，以胡人履连胫，乃加一络字以别之，（《说文·糸部》：“络，聚也。”不训苞络。苞络字汉人多作落。）则叔重时尚无鞾名。赵武灵王所服，不得至后汉时尚无其字，则谓鞾为赵武灵王所服者，必附会之辞。世皆以鞾字为古，靴字后起。然《北齐书·徐子才传》谓武明后病，童谣有“惟得一量紫綖靴”之语，之才弟之范，以问之才，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宁是久物？”则南北朝时，其字久作靴矣。疑鞾之名稍行于东汉之世，其字则鞾靴杂作也。《隋书·礼仪志》云：“靴为胡履，施于戎服。”今案《晋书·毛宝传》，谓宝与祖焕战，血流满靴。《北齐书·慕容俨传》，谓俨为侯瑱等所攻，煮靴、皮带、觔、角等物而食之。《周书·武帝纪》，谓帝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亲脱靴以赐之。并靴为戎服之证。然北俗非即戎亦多服之。《魏书·慕容永传》：永徙于长安，家贫，夫妻卖鞾于市。《北史·后妃传》：司马子如谓齐神武：“安妃是王结发妇，避葛贼同走并州，贫困，然马矢自作靴，恩义何可忘？”《北齐书·乐陵王百年传》：后主时，改九院为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尸，绯袍，金带，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诸内参窃言百年大子也，或言大原王绍德。《琅邪王俨传》：俨死，不脱靴，裹以席，埋于室内。《任城王湝传》：天统三年，拜并州刺史。时有妇人，临汾水浣衣，有乘马人，换其新靴，驰而去。妇人持故靴诣州言之。湝召城外诸妪，以靴示之。诈曰：“有乘马人在路被贼劫害，遗此靴，得无亲属乎？”一妪抚膺哭曰：“儿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语捕获之。《北史·陈元康传》：文襄之被害，杨愔狼狈走出，遗一靴。并北人常着靴之证。若南方则着者较少。《齐书·豫章王嶷传》云：嶷性泛爱，不乐闻人过失，左右有投书相告，置鞾中，竟不视，取火焚之。《梁书·萧琛传》：起家齐大学博士。时王俭当朝，琛年少，未为俭所识，负其才气，欲候俭。时俭燕于乐游苑，乃着皮靴，策桃枝杖，直造俭坐。俭与语，大悦。《南史·陈庆之传》：子暄。陈大康中，徐陵为吏部尚书，精简人物，缙绅之士，皆乡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红丝布裹头，袍拂踝，靴至膝，不陈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识，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去。举止自若，竟无怍容。作书谤陵，陵甚痛之。赵翼《陔余丛考》，谓南朝着靴，见于史者，止此数事。今案萧琛之于王俭，陈暄之于徐陵，皆有意为之，以自表见。《晋书·儒林·刘兆传》：尝有人着鞾，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亦视为野哉之流。《南史·恩幸传》：简文之立，严亶学北人着靴上殿，无肃恭之礼。有怪之者。亶曰：“吾岂畏刘禅乎？”《贼臣传》言：侯景自篡立后，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则尤为裂冠毁冕之行，负乘致寇之伦。信乎南人着靴者之不多也。

《陔余丛考》又云：“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脱其屦，《礼记》所谓户外有二屦是也。然臣见君，则不惟脱屦，兼脱其袜。《诗》：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縢，袜去，故行縢见也。《左传》：卫出公辄为灵台，与诸大夫饮酒，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对曰：臣有疾，若见之，君将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断其足。杜《注》云：古者臣见君解袜，然则古人以跣足为至敬也。汉制脱袜虽无明文，（宋绵初《释服》云：“凡自外入内者，必解屦然后升堂。既解屦，则践地者袜也，久立地或渍污，故有解袜就席之礼。失之亦为不敬。解袜见逼，《诗》曰：邪幅在下，正燕饮而跣以为欢之时也。其仪制汉时已亡。”《日知录》曰：“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今之村民，往往行縢而不袜，古人之遗制也。吴贺邵为人美容止，常着袜，希见其足，则汉、魏之世，不袜而见足者多矣。”）然优礼萧何，特命剑履上殿，则群臣上殿，犹皆脱屦可知。卫宏《汉官旧仪》：掾吏见丞相脱屦，丞相立席后答拜。《魏志》：曹操令曰：祠庙上殿当解屦，吾受命剑履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屦，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屦。可见是时祭先祖，见长官，尚皆脱屦。宋改诸王国制度，内有藩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一条。梁天监中，尚书议云：礼跣袜登席，事由燕坐，今则极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庙崇严，既绝恒礼，凡履行者，应皆跣袜。曰极敬之所，莫不皆跣，则是时朝会、祭祀，犹皆跣袜，陈祥道《礼书》所谓汉、魏以后，朝祭皆跣也。《唐书》：刘知幾以释奠皆衣冠乘马，奏言冠履只可配车，今袜而蹬，跣而鞍，实不合于古，是唐时祭祀，亦尚有跣袜之制。至寻常入朝，则已有着履者。《唐书》：棣王琰有二妾争宠，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厌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验之，果然，是也。盖古者本以脱袜为至敬，其次则脱履，至唐则祭祀外无脱履之制，然朝会亦尚着履，此唐初之制也。”案《宋书·孝义传》：龚颖，益州刺史毛璩辟为劝学从事。璩为谯纵所杀，故佐吏尽逃亡，颖号哭奔赴，殡送以礼。纵后设宴，延颖，不获已而至。乐奏，颖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闻举乐，蹈迹逆乱乎？”纵大将谯道福引出将斩之。道福母即颖姑，跣出救之，得免。《齐书·谢超宗传》：司徒褚渊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阁道坏坠水；仆射王俭，尝牛惊跣下车；超宗抚掌笑戏曰：“落水三公，堕车仆射。”又《徐孝嗣传》：泰始二年，西讨解严，车驾还宫，孝嗣登殿不着袜，为治书侍御史蔡准所奏，罚金二两。则是时跣者尚多。《隋书·礼仪志》云：“案图云：复下曰舄，单下曰履，夏葛冬皮。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失于乾腊之义。今取乾腊之理，以木重底。冕服者色赤，冕衣者色乌，履同乌色。诸非侍臣，皆脱而升殿。凡舄，惟冕服及具服着之，履则诸服皆用，惟褶服以靴。”案时人亦不皆着履。《晋书·隐逸·陶潜传》：潜无履，王弘顾左右为之造履是也。为便于行走者恒着。《宋书·张畅传》：畅于城上与魏尚书李孝伯语。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为着？君且如此，将士云何？”畅曰：“戎陈之间，不得缓服。”《梁书·良吏传》：沈瑀为余姚令，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悉使着芒粗布。《陈书·沈众传》：众监起大极殿，恒服布袍芒是也。《梁书·处士传》：张孝秀尝冠谷皮巾，蹑蒲履，盖亦芒之伦。俭者亦着屐。《齐书·虞玩之传》：大祖镇东府，朝野致敬，玩之犹蹑屐造席。大祖取屐视之，讹黑斜锐，蒵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幼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着已二十年，贫士竟不办易。”大祖善之。夫亦可谓久矣。屐有齿，然遇崎岖之地，亦或去之。《晋书·宣帝纪》：青龙二年，诸葛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帝出兵追之。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着软材平底木屐前行，【30】蒺藜悉着屐，然后马步俱进是也。

《宋书·礼志》云：“汉承秦制，冠有十三种，魏、晋以来，不尽施用。”又云：“《傅玄子》曰：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又云：“魏武以天下凶荒，赀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本施军饰，非为国容也。通以为庆吊服。巾以葛为之，形如而横着之。古尊卑共服也。今国子、大学生冠之，服单衣，以为朝服。居士、野人，皆服巾焉。”又云：“徐爰曰：帽名犹冠也，义取于蒙覆其首。其本也。古者有冠无帻，冠下有，以缯为之。后世施帻于冠，因裁为帽。自乘舆宴居，下至庶人无冠者皆服之。”史臣案：“晋成帝咸和九年，制听尚书八坐丞郎，门下三省侍郎，乘车白帢低帻，出入掖门；又二宫直宫着乌纱峡；然则土人宴居，皆着帢矣。而江左时野人已着帽，士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顶员耳。后乃高其屋云。”案《吕览·上农》曰：“古者庶人不冠弁。”《仪礼·丧服注》曰：“庶人不冠爵弁，则冠素委貌。”《诗都人士正义》曰：“庶人冠缁布冠或玄冠。”盖惟行礼时或用之，平时则不。《释名》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巾以覆髻则曰帻，《说文》“发有巾曰帻”，《广雅》“帻，巾覆结”是也。《独断》曰：“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或以巾。”《三国·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谓杨彪着布单衣皮弁以见，则虽单衣亦不用巾。《后汉书·蔡义传》：诏事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周书·崔彦穆传》：子君肃，解巾为道王侍读。《后汉书·逸民传》：韩康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并居士、野人服巾之证。《后书·郭泰传注》引周迁《舆服杂事》云：“巾，以葛为之，形如。”《玉篇》曰：“，帽也，绢，帻也。”则巾近于帽。《说文》云：“帽，小儿、蛮夷头衣也。”《书大传》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领者。”《注》曰：“冒，覆也。”《淮南氾论》曰：“古者有鍪而绻领。”《注》曰：“鍪，头着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盖冠弁等皆后起之饰，帽则诚所以覆头者。《宋书·舆服志》曰：“帻者，古贱人不冠者之服也。汉元帝额有壮发，始引帻服之，王莽顶秃，又加其屋也。”说或附会，然《魏书·辛绍先传》，谓其丁父忧三年，口不甘味，头不栉沐，发遂落尽，故常着垂裙皂帽，则帽确可以覆发。用无慊乎冠弁，而视冠弁为简易矣。去冠弁而着帽，抑可谓反古复始，变文从质者也。（《释名》：“帻，迹也，下齐眉迹然也。”其制齐眉，故可掩额发矣。《北史·萧传》，言其恶见人发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担舆者冬月必须裹头，夏月则加莲叶帽，亦帽可覆发之证。然《隋书·崔传》：大业四年，从驾汾阳宫，次河阳镇，蓝田令王昙，于蓝田山得一玉人，长三尺四寸，着大领衣，冠帻，奏之。诏问群臣，莫有识者。答曰：“谨案汉文帝已前，示有冠帻，即是文帝已来所制作也。”然则帻自景帝而有，初不待元帝矣。《通鉴》：齐明帝建武四年，魏主攻宛，宛城东南隅沟上有桥，魏主引兵过之，南阳大守房伯玉使勇士数人衣斑衣，戴虎头帽，伏于窦下，突出击之，魏主人马俱惊。注：“虎头帽者，帽为虎头形。”此与莲叶帽皆随时所制，足见帽之通行，为甚广也。）

古三属之甲，此时亦稍变为直垂，是为两当，遂为后世所谓背子者之本，此亦犹衣裳之易而为袍衫也。《深衣释例》曰：“裲裆甲，一名裲裆衫，《宋书》薛安都惟着绛衲两当衫；（案见《柳元景传》。）《隋书·舆服志》：正直绛衫，从则裲裆衫是也。（案当作《礼仪志》，直将军、诸殿主帅之服。）考《宋史·舆服志》曰：大祖建隆四年，范质议云：《开元礼》：武官陪立大仗，加螣蛇裲裆，如袖，无身，以覆其膊胳。《释文》、《玉篇》相传曰：其一当胸，其一当背，谓之两当。请兼存两说，择而用之。今剧演将帅所被金银甲，即所谓其一当胸，其一当背者也。裲裆甲古既称裲裆衫，安有无身之衫乎？刘孝标《乐府》：裲裆双心共一抹，袙腹两边作一襊。盖一当胸，一当背，故曰双心。属合两边，以固前后；又曰袙腹，则《广雅》所谓裲裆谓之袙腹也。”又曰：“《隋书·舆服志》：（案亦当作《礼仪志》。）诸将军侍从之服，一曰紫衫金玳瑁装裲裆甲，一曰紫衫金装裲裆甲，一曰绛衫银装裲裆甲，盖外着裲裆甲，内衷紫绛衫，衫制短小，为裲裆之衬，尤便捷也。《南史·齐·崔慧景传》：恭祖秃马绛衫，手刺倒敬则，直以衫代裲裆矣。古之甲，自身至要，自要至胫，分而为三，以组属之，故曰三属之甲。裲裆不殊上下，自肩直垂，此深衣之制，便于军旅者也，故曰可以武也。”案《北史·阳休之传》：武定二年，除中书侍郎。时魏收为散骑常侍，领兼侍郎，与休之参掌诏命。齐受禅，除散骑常侍，监修起居注。顷之，坐诏书脱误，左迁骁骑将军。文宣郊天，百僚咸从，休之衣裲裆甲，手持白棓。时魏收为中书令，嘲之曰：“义真服未？”休之曰：“我昔为常伯，首戴蝉冕，今处骁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减卿？”可见是时裲裆南北皆为武人之服。《石林燕语》曰：“余见大父时，家居及燕见宾客，率多顶帽而系勒帛，犹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约发，号额子。处室中则去帽见冠簪，或用头巾也。古者士皆有冠，帽乃冠之遗制，头巾贱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垂绅之意，虽施之外不为简，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于礼乎？或云：勒帛不便于搢笏，故稍用背子。然须用上襟，腋下与背子垂带。余大观闲见宰执接堂吏，押文书，犹冠帽用背子，今亦废矣。而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亦不同。裹贱者巾，衣武士服，而习俗之久，不以为异，古礼之废，大抵类此也。”则裲裆又变为文人之服矣。今之裲裆，北人谓之坎肩，吴语则谓之马甲，似犹溯其原而言之。然《说文》：无袂衣谓之惰，《三国·魏志·杨阜传》：阜见明帝披缥绫半袖，则裲裆之制，似又不始于武人。盖俗本有短袖或无袖之衣，武人乃放之制为衫，又因衫而制为甲耳。短袖无袖，动作最便，亦衣服变迁，趋于简便适用之一端也。

此时衣料，絮为最贵。齐大祖为建康令时，高宗等冬月犹无缣纩，已见第一节。《宋书·孝义传》：朱百年，家素贫。母以冬月亡，衣并无絮，自此不衣绵帛。尝寒时就孔凯宿，衣悉裌布。饮酒醉眠，凯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觉也。既觉，引卧具去体。谓凯曰：“绵定奇温。”因流涕悲恸。凯亦为之伤感。《晋书·孝友传》：王延，继母卜氏，遇之无道，恒以蒲穰及败麻头与延贮衣。《梁书·良吏传》：孙谦，居身俭素。床施蘧蒢屏风。冬则布被、莞席。夏日无帱帐，而夜卧未尝有蚊蚋，人多异焉。《魏书·高允传》：高宗幸允第，惟布被缊袍。具见绵之难得。《宋书·孔琳之传》：琳之建言曰：“昔事故饥荒，米谷、绵绢皆贵，其后米价登复，而绢于今一倍。绵绢既贵，蚕业者滋，勤厉兼倍，而贵犹不息。愚谓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军器正用铠而已，至于袍袄裲裆，必俟战陈，实在库藏，永无损毁。今仪从直卫，及邀罗使命，有防卫送迎，悉用袍袄之属。非惟一府，众军皆然。绵帛易败，势不支久。又昼以御寒，夜以寝外；曾未周年，便自败裂。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于斯。愚谓若侍卫所须，固不可废。其余则依旧用铠。小小使命送迎之属，止宜给仗，不烦铠袄。用之既简，则其价自降。”案木绵未兴以前，欲以絮纩供举国之用，其势必不能给，此绵价之所以恒贵，况又有滥用之者乎？《魏书·焉耆传》云：养蚕不以为丝，惟充絮纩。【31】西域诸国，酷爱中国之缯帛，而焉耆养蚕顾不以为丝，亦可见絮纩为用之亟矣。

《陔余丛考》曰：“古时未有绵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木绵作布，邱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而张七泽《浔梧杂佩》，引《通鉴》梁武帝送木绵皂帐事，据史炤《释文》：木绵以二三月下种，至夏生黄花，结实，及熟时，其皮四裂，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碾去其硋取绵，以小竹弓弹之，细卷为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织以为布，谓即此物。按史照《释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织之布，则梁武时已有此布矣。说者谓《汉书注》孟康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贝木绵树也；《南史·林邑传》亦云：吉贝者树名也，其花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作布，与纻布不殊；是六朝以前，木绵布乃吉贝树之花所成，系木本而非草本。今粤中木绵树，其花正红，及落时则白如鹅毳，正《南史》所云吉贝树也。但其花只可絮茵褥，而不可织布。按《南史·林邑传》，以吉贝为树，《旧唐书·南蛮传》则云吉贝草缉花作布，名曰白，《新唐书·林邑传》并不曰吉贝而曰古贝，谓古贝者草也，然则《南史》所谓吉贝之树，即《唐书》所谓古贝之草。其初谓之木绵者，盖以别于蚕茧之绵，而其时绵花未入中土，不知其为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绵树，遂意其即此树之花所织。逮宋子京修《唐书》时，已知为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炤北宋人，（元注：见《文彦博传》。）又在子京之后，并习知其碾弹、纺织之技，故注解益详。以此推之，则梁武木绵皂帐，即是草本之绵所成，而非木绵树也。更进而推之，《禹贡》厥篚织贝，蔡九峰《注》：今南夷木绵之精好者，谓之吉贝，则夏之织贝，亦即今草绵布，是三代时已有之矣。（案此说之不确，自不待辩。）其见于记传者：《南史》姚察，有门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此物吾无所用。白乐天《布裘诗》云：桂布白似雪。又《以布裘赠萧、殷二协律诗》云：吴绵细软桂布白。曰桂布者，盖桂管所出也。孙光宪《南越诗》：晓厨烹淡菜，春杼织橦花。（元注：草绵亦名橦花。）李琮诗：腥味鱼吞墨，衣裁木上绵。东坡诗：东来贾客木绵裘。以及《五代史》：马希范作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绵。《宋史·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出自妇人。皆此物也。然则绵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庄谓元初始入中国？盖昔时绵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观姚察门生所送只一端，白乐天以此送人，并形之歌咏，其为罕而珍重可知。逮宋末元初，其种传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案门生以南布送姚察，事见《陈书》察传。云：尝有私门生，不敢厚饷，止送南布一端，花练一匹。察谓之曰：“吾所衣着，止是麻布、蒲，此物于吾无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烦尔。”此人逊请，犹冀受纳。察厉色驱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馈遗。门生献媚，固事所恒有，然既明言不敢厚饷，则其物必非甚贵可知。《梁书·武帝纪》，称帝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亦以为俭德，非以为侈而能致异物也。《海南诸国传》云：林邑，男女皆以横幅吉贝，绕要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缦。狼牙修，男女皆以吉贝为干缦。婆利，国人披吉贝如帊，及为都缦。然则《扶南传》言：范寻令国内男子着横幅，横幅今干缦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参看第十六章第四节。）其所谓布，亦必吉贝所织矣。《渴槃陀传》云：衣吉贝布，则其流传已及西域。《晋书·王戎传》：南郡大守刘肇，赂戎筒巾细布五十端。巾，元板作中。《十七史商榷》云：“筒中布名，《后汉书·王苻传注》引扬雄《蜀都赋》曰：筒中黄润，一端数金，作中是。”此亦绵布也。更证以《史记·货殖列传》：番禺为果、布之凑，布亦疑是绵布，【32】则其入中国实已久。然越五岭而北者卒少；即交、广亦罕事种植、纺织；固知文明之传播，自有其时，时未至不容强也。

衣服材料最奢侈者，为销金及织成，时遭禁止，已见第十九章第四节。《通鉴》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注》云：“炫金，今之销金是也。”晋成帝咸康二年，石虎以女骑千人为卤簿，皆着五文织成靴。（案事见《晋书·载记》。）《注》云：“五文，五色成文也。《广雅》曰：天竺国出细织成。《魏略》曰：大秦国用水羊毛、木皮、野茧丝作织成皆好。”则织成初来自西域，【33】而中国放为之也。切于民生日用者，绵、麻之外为毡，北人多用之。【34】《晋书·慕容熙载记》：熙将以慕容隆妻张氏为苻氏之殉，欲以罪杀之，乃毁其襚，靴中有敝毡，遂赐死。《北齐书·赵隐传》：（即赵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隐靴无毡，衣帽穿弊。子如给之。用为尚书令史。可见作靴无不用之。即南人亦有以之御寒者。《梁书·江革传》：谢朓尝宿卫还过候革，时大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所着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是也。《北史·文苑传》樊逊兄仲，以造毡为业，可见其为用之广矣。卉服，野人亦间有用之者。《晋书·隐逸传》：孙登，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魏书·逸士传》：郑修，少隐于岐南山谷中，耕食水饮，皮冠草服。是其事。御雨之具，谓之黄油。张稷等弑齐东昏，以黄油裹其首，送诣石头。《通鉴注》曰：“黄绢施油，可以御雨，谓之黄油。以黄油裹物，表可见里，盖欲萧衍易于省视也。”《隋书·炀帝纪》：帝为晋王时，尤自矫饰。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乃令持去。即此黄油所为矣。《抱朴子》言其为囊可以盛酒，（见第一节。）则其制颇工矣。

戴巾子、穿宽衫的士人（［唐］孙位·高逸图　局部）

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

虏起北方，本皆编发、左衽，故中国人号为索虏。其稍事改革，则起于道武之朝，而成于孝文之世。《魏书·礼志》：“大祖天兴六年，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至高祖大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孝文时议改服制，【35】蒋少游、刘昶等实与其事，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魏书·阉官·张宗之传》云：始宗之纳南来殷孝祖妻萧氏，刘义隆仪同三司思话弟思度女也。多悉妇人仪饰、故事。大和中，初制六官服章，萧被命在内，豫见访采，数蒙赐赉。此又参虏制作之一人也。《献文六王传》：高祖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任城王澄传》云：高祖还洛，引见公卿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着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澄曰：“着犹少于不着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着乎？一言可以丧邦，斯之谓欤？可令史官书之。”其改革之心，可谓至切。然制衣冠与伪大子询，询即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齐书·魏虏传》。）出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帝与从官，皆胡服而骑。（《魏书·自序》。）齐文宣末年，亦数为胡服，微行市里。（《隋书·五行志》。）彼其习所便安，固未易以卒革也。《北齐书·王传》云：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五，随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儁曰：“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进曰：“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赐以名马。可见左衽之习，至南北朝之末而未变也。褚之嘲魏人曰：“帽上着笼冠，袴上着朱衣。”（见第十章第六节。）则即其放效中国时，亦不免南北杂糅，非驴非马也。周武帝保定四年，初令百官执笏，（见《纪》。《齐王宪传》：宪死时掷笏于地。）似有志于放效中国。然建德三年正月，初服短衣，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试以军旅之法，纵酒尽欢。（见《纪》。）《隋书·礼仪志》云：“后周之时，咸着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则其积习亦未能遽变。直至宣帝大象元年，受朝露门，乃用汉、魏衣冠焉。（见第十五章第一节。）亦有处腥膻之朝，守儒雅之俗者，《隋书·李礼成传》言：周时贵公子皆竞习弓马，被服多为军容，礼成虽善骑射，而从容儒服，不失素望是也。被服本各从所便，彼此不足相非，然当两民族相争之时，亦或视为民族性之所寄。一切改而从人，则寖忘其故。故雄猜之主，往往欲举所征服之族之习尚而尽变之。清人以酷法迫汉族剃发易服，盖为是也。齐王融言：“中原士庶，虽沦慑殊俗，至于婚、葬之日，犹巾褠为礼。而禁令苛刻，动加诛。”夫不获申其志于平日，而犹存其礼于婚丧之时，此亦清世明之遗民，所谓“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意欤？婚姻者人伦之始，丧葬者人事之终，于此而寄其微意焉，何其悲也？虏乃于此加以诛夷，其用心又何其刻也？谁谓浅演之族而不知猾夏哉？

晋世杜预创短丧之说，【36】为礼家一重公案，今于此附论之。预之议，因武元杨皇后崩大子应否终服而发。谓天子诸侯，事异士庶，不得以服丧而废事，当遵魏氏既葬而除之典，以心丧终三年，古谅阴即心丧之谓也。其说详见《晋书·礼志》。议礼之家，多以预为薄，甚且诋为名教罪人。然行礼者不惟其名惟其实，三年之丧，或可行于邃古，而必不能行于后世。何者，生活异，则人情因之而异也。观儒书言能行之者之少，而知其时之习俗，已不相容，况秦、汉而后乎？夫衰麻哭泣，丧之文也，不饮酒食肉居于内，丧之实也，后世之士大夫，执亲之丧，孰不饮酒食肉居于内？亦曷尝衰麻在身？较之杜氏谓天子犹当以心丧终三年者，为过薄矣，而敢议杜氏乎？即不论此，亦可行乎平治之世，而不可行于丧乱之时；可行于贵富之家，而不可行于贱贫之子。“不言而事行者，扶而后能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后能起；身自执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儒家固自言之矣。《宋书·礼志》引《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杖，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此即墨者薄葬之论。儒家力攻墨氏，然事势所迫，却有同于墨氏而不自知者。《记》曰：“久而不葬者，惟主祭者不除。”魏氏东关之役，失亡尸柩，葬礼无期，遂不得不制令释服，使其子弟不废婚宦，（《晋书·礼志》。）江左亦不得不申明其制矣。（见《陈书·儒林·沈洙传》。）善夫！郑鲜之之言之也，曰：“求礼当先远大。沧海横流，家国同其沦溺。若不仕也，则人有余力，人有余力，则国可至乎亡，家可至乎灭。当斯时也，匹妇犹忘其身，况大丈夫哉？”（《宋书》本传。）夫亦安得因丧而废事也？

第四节　宫　室

晋、南北朝之世，贵富之家，居室颇侈，而平民之居，则仍甚简陋。斯时之奢侈者：一为无道之主，及逾侈之贵族，竞营宫室、苑囿，一则贵族及士大夫之较有雅致者，经营园圃，是为后世园林之本。又佛教东来，寺塔亦大盛，别于论佛教时述之。

晋武帝泰始二年，始营大庙，其侈，已见第二章第一节。大康五年五月，宣帝庙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大庙又陷。改作庙，筑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营新庙。远致名材，杂以铜柱。陈勰为匠，作者六万人。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梁又折。（见《宋书·五行志》。《晋书·礼志》亦言其穷极壮丽。）盖其规制过于崇闳，而营造之技，不足以副之，故其基址不能坚实也。孝武帝大元十六年，改作大庙，堂集方石，庭以砖。（见《宋书·礼志》。）此在当时，亦为已侈，皆武帝之作法于贪，有以启之也。偏方割据之国，如张茂、张骏、（见第六章第二节。）石虎、（见第五章第二节。）赫连勃勃、（见第六章第九节。）慕容熙；（见第六章第八节。）南北朝偏安之世，如宋孝武帝、明帝、（见第九章第七节。《齐书·王俭传》云：宋明帝紫极殿，珠帘绮柱，饰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齐文惠大子、（见第十章第一节。梁昭明大子以贤称，然史亦言其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庭馆。）东昏侯、（见第十章第六节。）陈后主、（见第十五章第二节。）魏胡灵后、（见第十二章第二节。）齐文宣帝、（见第十四章第二节。）后主、（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周宣帝；（见第十五章第一节。）亦皆盛营宫室、苑囿，其事已述于前，斯时之奢靡者，不独人主，即人臣亦多侈丽其居，甚至人主反爱乐之，足见其土木之功为已侈也。

士大夫寻常居宅，大抵为屋数十间。《晋书·山涛传》：涛死，左长史范晷等上言：涛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武帝为之立宅。《王沈传》云：沈素清俭，不营产业，帝使所领兵为作屋五十间。《良吏传》：鲁芝，素无居宅，武帝亦使军兵为作屋五十间。合第十九章第一节所述观之，可见士大夫居室之大概。其时亦有俭素者，如李重死，宅宇狭小，无殡敛之地，诏于典客署营丧。裴佗宅不过三十步，又无田园。（《魏书·良吏传》。）孙谦每去官，辄无私宅，常藉官空车厩居焉。【37】（《梁书·良吏传》。）鹿悆虽任居通显，而自无居宅，常假赁居止皆是。然此等人似不多，而务于侈靡者则不少。有专务壮丽，僭拟宫殿者：如晋齐王冏大筑第馆，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梁南平王伟，广营第宅，重斋步櫩，模写宫殿。北齐清河王岳，于城南造宅，高归彦奏其僭拟帝宫，制为永巷，惟无阙是也。《周书·韦夐传》：晋公护执政，广营第宅。尝召夐至宅，访以政事。夐仰视其堂，徐而叹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侈丽盖亦此类矣。而好经营园圃者尤多。【38】古苑囿率因山泽为之，虽占地颇广，而劳人力穿筑之事则不多。其诒祸于人者，不过如齐宣王之囿，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孟子讥其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又谓尧、舜既殁，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耳。其弊在乎弃地，而不在乎劳人也。晋、宋以后，官私苑囿，占地多者亦有之。如石虎欲校猎，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见第五章第二节。）慕容熙大筑龙腾苑，广袤十余里；（见第六章第八节。）孔灵符于永兴立墅，周围三十三里，含带二山皆是。（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北齐书·阳斐传》：东郡大守陆士佩，以黎阳关河形胜，欲因山即壑，以为公家苑囿，此犹是古制之遗。《齐书·高逸传》：员外郎刘思效表陈谠言，谓贵势之流，货室之族，亭池第宅，竞趣高华，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其诒害亦不可谓不深。然私家之居，占地究不易甚广，故就田庐之地，加以经营者尤多。其苟完苟美如徐勉者，原亦未足为过。（见第十九章第一节。）然或踵事增华，则其所耗之人力物力，为不少矣。《晋书·会稽王道子传》云：嬖人赵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帝尝幸其宅，谓道子曰：“府内有山，因得游瞩，甚善也，然修饰大过，非示天下以俭。”道子无以对，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还宫，道子谓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筑所作，尔必死矣。”可见其劳人之甚。然贵戚若嬖幸，如是者实不少。如《宋书·徐湛之传》：言其室宇园池，贵游莫及。《竟陵王诞传》，言其造立第舍，穷极工巧。园池之美，冠于一时。《刘勔传》，言其经始钟岭之南，以为栖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爱素者，多往游之。《恩幸传》言：阮佃夫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于宅内开渎，东出十余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齐书·刘悛传》，言其宅盛治山池，造瓮牖。世祖着鹿皮冠，被悛菟皮衾，于牖中宴乐。《南史·谢弘微传》，言其曾孙举，宅内山斋，舍以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孔珪传》，言其居宅盛营山水。齐衡阳嗣王钧往游焉。（见《齐宗室传》。）《武陵昭王晔传》：豫章王于邸起土山，列种桐竹，号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为乐。顾临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栖静，因以为称。”又问晔。晔曰：“臣山卑，不曾栖灵昭景，惟有薇蕨，且号首阳山。”可见诸王之邸，多有假山，道子之劳人，亦不足为异矣。《朱异传》言：异起宅东陂，穷乎美丽。晚朝来下，酣饮其中。又言异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陈书·孙玚传》，言其庭院穿筑，极林泉之致。歌钟舞女，当世罕俦。宾客填门，轩盖不绝。此等皆慕为雅致，而又极奢纵者。此外若梁南平王伟，（见第十二章第六节。）齐吕文度、茹法亮、吕文显等，（见第十章第四节。）其宅第之侈，并已见前。即隐沦恬退之士，亦多以此为务者。如戴，以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池，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宋书·隐逸传》。）沈道虔，居县北石山下。（道虔，吴兴武康人。）孙恩乱后，饥荒。县令庾肃之，迎出县南，为立小宅。临溪有山水之玩。（同上。）刘慧斐，起家为安成王法曹行参军。尝还都，途经寻阳，游于匡山。过处士张孝秀，相得甚欢，遂有终焉之志。因不仕，居于东林寺。又于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梁书·处士传》。）裴之平，陈世祖即位，除光禄大夫，慈训宫卫尉，并不就。乃筑山穿池，植以卉木。居处其中，有终焉之志。（《陈书·裴忌传》。）张讥，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陈书·儒林传》。）阮卓，退居里舍，改构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宾友，以文酒自娱。（《陈书·文学传》。）皆是。雕梁画栋，自不如竹木山池之美，渐近自然。故虽帝王，亦顾而乐之。乃从而效之。如东昏侯芳乐苑，当暑种树，又刬取细草，来植阶庭；【39】（见第十章第六节。）陈后主临春、结绮、望仙三阁，下亦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是也。北朝风气，亦与南朝相似。北海王详及赵修、茹皓之事，已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又如王叡子椿，史言其园宅华广。赵猛，史言其宅宇高华。薛谨之曾孙裔，史言其盛营园宅，宾客声伎，以恣嬉游。郑述祖，所在好为山池，松竹交植。盛肴馔以待宾客，将迎不倦。（《北史·郑羲传》。）夏侯道迁，于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园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彦，时往游适。李元忠，园庭之内，罗种果药。亲朋寻诣，必留连宴赏。段孝言，时苑内须果木，科民间及僧寺备输，悉分向私宅种植。殿内及园中须石，差车从漳河运载，复分车迥取。皆可见其好尚所在。茹皓之所经构，为魏世宗所悦。（见第十二章第一节。）齐文襄于邺东起山池游观，时俗眩之。河南王孝瑜，遂于第作水堂龙舟，植幡矟于舟上，数集诸王，宴射为乐。武成幸其第，见而悦之，故盛兴后园之玩。其上下相师之情形，亦与南朝同也。《宋书·五行志》云：晋武帝大康后，天下为家者，移妇人于东方，空莱北庭，以为园圃，可见经营园圃，实为当时普遍之好尚。居宅与园圃相连，则空气清新，且可略知稼穑，诚为有益之事，惜为之者多富厚之家，遂致踵事增华，重劳人力，有失初意也。

别业之本，既系园圃，故其地之广者，仍可种植以获利。《北史·献文七王传》：广陵王羽之子欣，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又《庾岳传》：置相州，拜岳为刺史。邺旧有园池，时果初熟，承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进御，吾何得先尝？”《周书·萧大圜传》：大圜尝云：“筑蜗舍于丛林，构环堵于幽薄。果园在后，开窗以临花卉。蔬圃居前，坐檐而看灌甽。”皆其证也。《王思政传》：思政尝被赐园地，出征后家人种桑果，及还，见而怒曰：“匈奴未灭，去病辞家，况大贼未平，何事产业？”命左右拔而弃之。此固不失武士之风，然孳孳为利固不可，以暇从事于种植，亦未必遂为小人之事也。

因务广居宅，遂有侵夺官私之地者。【40】齐王冏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万数。宋孝武帝使有司奏竟陵王诞云：以广拓宅宇，地妨艺植，辄逼徐湛之遗孤，顿相驱徙。又缘溪两道，积代通衢，诞拓宇开垣，擅断其一，致使经途壅隔，川陆阻碍。又以临川武烈王道规，庙居宅前，固请毁换，诏旨不许，怨怼弥极。孝武之杀竟陵，固非以其贪纵，然此等罪状，则众目昭彰，非可虚构也。《晋书·贺循传》：廷尉张闿，住在小市。将夺左右近宅，以广其居。乃私作都门，早闭晏开。人多患之，讼于州府，皆不见省。会循出至破冈，连名诣循质之。循曰：“见张廷尉，当为言及之。”闿闻而遽毁其门，诣循致谢，其为世所敬服如此。此事可谓不法已极。贺循一耳，张闿正多，民之不得安其居、保其业者，盖不少矣。《魏书·高道穆传》：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季世哲，尚书令崇之子，贵盛一时，多有非法。逼买民宅，广兴屋宇，皆置鸱尾。又于马埒堠上为木人，执节。道穆绳纠，悉毁之。然不闻其于所逼买之宅，迫使还民也。又梁临川王宏、魏北海王详及赵修，咸有占夺民地之事，已见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五节。

民间屋宇，多为草舍。【41】宋明帝陈贵妃，家有草屋，已见第十九章第一节。《晋书·桓冲传》：冲子嗣，为江州刺史，修所住斋，应作版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孔愉传》：出为会稽内史。在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候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便弃官居之。《江逌传》：苏峻之乱，屏居临海，绝弃人事。翦茅结宇，耽玩载籍，有终焉之志。《儒林传》：范宣，家于豫章。大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宅。宣固辞之。《文苑传》：罗含，转州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为材，织苇为席。布衣蔬食，宴如也。《宋书·臧焘传》：虽外戚贵显，而弥自冲约。茅屋蔬餐，不改其旧。《孝义传》：何子平，所居屋败，不蔽雨日。兄子伯兴，采伐茅竹，欲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以母未葬。）《隐逸传》：孔淳之，草屋蓬户。《梁书·陆倕传》：于宅内起两间茅屋。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载。《裴子野传》：无宅。藉官地二亩，起茅屋数间。《陈书·马枢传》：鄱阳王为南徐州刺史，卑辞厚意，令使者邀之。王别筑室以处之。枢恶其崇丽，乃于竹林间自营茅茨而居焉。《南史·刘善明传》：所居茅斋，斧木而已。《刘传》：兄弟三人共处。蓬室一间，为风所倒，无以葺之。怡然自乐，习业不废。《贺琛传》：幼孤，伯父玚授其经业。初玚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玚天监中亡，至是复集。琛乃筑室郊郭之际，茅茨数间。年将三十，便事讲授。《魏书·高允传》：高宗幸允第，惟草屋数间。《胡叟传》：叟家于密云，蓬室草筵。此等皆士大夫之家，而犹如此，细民自不必论。《宋书·王玄谟传》：玄谟之围滑台，城内多草屋，众求以火箭烧之，玄谟恐损亡军实，不从。城中即撤坏之，空地以为窟室。《魏书·甄琛传》：鲜于修礼、毛普贤等率北镇流民，反于定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内，先有燕、恒、云三州避难之户，皆依傍市廛，草茅攒住。修礼等声云欲收此辈，共为举动。《隋书·高颎传》：上尝问颎取陈之策。颎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可见南北皆多草舍。《宋书·周朗传》：朗上书言：“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42】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是则公家苛政，亦有阻民修筑者。然以大体言之，则其时生活程度，固只如此也。（农家之屋，亦有必须草覆者，如《齐民要术·作豉篇》言：“屋必以草盖，瓦则不佳。”是也。然右所引者，多为人居。）《南史·陆澄传》：王俭尝问澄曰：“崇礼门有鼓而未尝鸣，其义安在？”答曰：“江左草创，崇礼门皆是茅茨，故设鼓，有火则扣以集众，相传至今。”可想见北人东渡时之情形矣。

营造之材，仍以土木为主。观道子山由版筑，萧嶷亦于邸起土山可知。桓嗣以茅茨代版檐，而以版付船官，则时材木似颇难得。【43】梁大宗幽系之后，无复侍者及纸，【44】乃书壁及板障，【45】为诗及文数百篇。《通鉴注》云：“柱间不为壁，以板为障，施以丹漆，因谓之板障。”（大宝二年。）此制恐不能多。观《魏书·杨播传》言：播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厅堂间往往帏幔隔障，为寝息之所，（见第十七章第二节。）不言障之以板可知也。《周书·王罴传》：授西河内史，辞不拜。时人谓之曰：“西河大邦，俸禄殷厚，何为致辞？”罴曰：“京洛材木，尽出西河。朝贵营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办，力所不堪若科民间，又违法宪，以此辞耳。”西河材木，不必甚多，其为京洛所取资，盖以其相去之近。真饶于材木者，必在偏僻之区。如《南史·隐逸传》言：邓郁隐居衡山，立小板屋两间；《齐书·氐传》言：仇池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是也。《北史·张耀传》：天平初，迁邺草创，右仆射高隆之，吏部尚书元世俊奏曰：“南京宫殿，毁撤送都。连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贤明一人，专委受纳，则恐材木耗损，有关经构。耀清直素着，有称一时，臣等辄举为大将。”诏从之。《周书·若干惠传》：大祖尝造射堂，新成，与诸将宴射。惠窃叹曰：“亲老矣！何时办此乎？”大祖闻之，即日徙堂于惠宅。所以不恤劳人，屡事迁徙，似亦以材木难得故也。

当时能为窟室者颇多。《晋书·隐逸传》：孙登，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登汲郡共人。）张忠，永嘉之乱，隐于泰山。服气，餐芝，饵木，修导养之法。其居依崇严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立道坛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郭瑀，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瞿硎先生，大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桓温尝往造之。既至，见先生被鹿裘，坐于窟室。《宋书·武三王传》：南郡王义宣反问至，其子恺，于尚书寺内着妇人衣、乘问讯车投临汝公盖诩。诩于妻室内为地窟藏之。事觉，收付廷尉。诩伏诛。此等似因其时之人，遦穿地窖而然。虏大官有八十余窖，已见第十一章第二节。高颎言江南储积，多非地窖，则北方地窖正多。此滑台之围，所以能于造次之间，撤草屋而为窟室也。《魏书·奚斤传》：父箪，有宠于昭成皇帝。时国有良马，曰骝，一夜忽失，求之不得。后知南部大人刘库仁所盗，养于窟室。箪闻而驰往取焉。则北方之人，并有为窟室以养马者。又《景穆十二王传》：济阴王小新成之孙弼，入嵩山，以穴为室。此则自然洞穴，不待开凿者。盖当时人民，亦本有穴居者也。

其时民居，又有极简陋者。《魏书·封回传》：除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宾旅，同寝一室。【46】回下车，勒令别处。其俗遂改。此必因屋少而然也。《北齐书·神武帝纪》言：帝从尒朱荣徙据并州，抵扬州邑人庞苍鹰，止团焦中。苍鹰母数见团焦赤气赫然属天。及得志，以其宅为第，号为南宅。虽门巷开广，堂宇崇丽，其本所住团焦，以石垩涂之，留而不毁。至文宣时遂为宫。团焦盖极简陋之室，其营造如何，何以名为团焦，则不可知矣。北人多居毡帐，有极大者。《颜氏家训·归心篇》云：“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可见毡帐之大，能容千人也。【47】

民居虽甚简陋，贵人所用营建材料，却有极贵者。琉璃之贵，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而东昏侯诮武帝兴光楼何不纯用琉璃，（见第十章第六节。）则南方室屋，亦有用琉璃者，即兴光楼亦颇用之矣。《晋书·外戚传》言：王恺用赤石脂泥壁。《宋书·百官志》言：明光殿以胡粉涂壁，【48】画古贤烈士。以丹朱色地，谓之丹墀。东昏侯涂壁皆以麝香。（亦见第十章第六节。）王肃之归虏，虏为起宅舍，亦以香涂壁。此等皆妄为奢侈，无益实际者也。

时所营构，有甚高者。魏明元帝起白台，高二十余丈，见第八章第二节。（亦见《本纪》泰常二年。）齐文宣营三台，【49】构木高二十七丈，见第十四章第二节。《梁书·处士传》：陶弘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中山立馆。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北史·崔辩传》：辩曾孙弘度，膂力绝人。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累转大都督。时护子中山公训为蒲州刺史，令弘度从焉。尝与训登楼，至上层，去地四五丈，【50】俯临之。训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歘掷下至地，无所损。训大奇之。此楼亦必不止一层也。

虏起朔方，本非居国，故昭成欲定都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而平文后尼之，事见第六章第三节。道武再兴，始于平城附近筑城郭，立市里，起宫庙。又营台观苑囿，穿池引渠。所至之处，又多建离宫。自此至孝文迁洛之前，仍世皆有增造。其事具见《本纪》。然平城规制，实尚简陋，观第十一章第二节所引《齐书·魏虏传》可知。《魏书·莫含传》：含孙题，大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以题机巧，征令监之。召入与论兴造之宜。题久侍颇怠，赐死。足见其规模离邺、洛、长安犹远也，而劳民则已颇甚。《高允传》：给事中郭善明，性多机巧，欲逞其能，劝高宗大起宫室。允谏曰：“臣闻大祖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营立，非因农隙，不有所兴。今建国已久，宫室已备。若广修壮丽为异观者，宜渐致之，不可仓卒。计斫材运工，及诸杂役，须二万人。丁夫充作，老弱供饷，合四万人，半年可讫。其所损废，亦已多矣。”虏之滥用民力，可以见矣。孝文迁洛，用蒋少游等以司营造，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然其事实未大成。《魏书·大武五王传》：广阳王建闾之子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世宗纪》：景明二年九月，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坊，【51】四旬而罢，即此事。是至世宗之时，坊里之制，犹未备也。《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澄奏都城府寺，犹未周悉。【52】请取诸职人及司州郡县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赎之物，绢一匹输砖二百，以渐修造。《李崇传》：崇于肃宗时上表曰：“窃惟皇迁中县，垂二十祀。而明堂礼乐之本，乃郁荆棘之林。胶序德义之基，空营牧竖之迹。城隍严固之重，阙砖石之工。墉堞显望之要，少楼榭之饰。加以风雨稍侵，渐致亏坠。又府寺初营，颇亦壮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膳，厅宇凋朽，墙垣颓坏，皆非所谓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以臣愚量，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并减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三时农隙，终此数条。”则洛邑工程，不徒未完，且寖有毁损矣。迁邺之役，尝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又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四十日罢，见《魏书·孝静帝纪》。

度地居民之法，在营建新都时易，而因旧则难，以新都一切皆出新构，无毁旧之足惜；又地皆在官，易于措置也。晋、南北朝之世，在官廛里，似已不如汉代之多，故赐宅之事较少，【53】如裴子野之藉官地以造宅者，不多见也。亭传亦已芜废，故行旅或一时无宅者，不复能如汉世之藉寓，而多以佛寺为栖托之所，【54】如李翥，晚节贫无居宅，寄止佛寺；（见《北史·李义深传》。）侯景平后，萧大圜归建康，寓居善觉佛寺是也。（参看本章第六节，及《秦汉史》第十七章第四节。）好兴土木者虽多，然皆徒为私计，罕能为地方为人民计者。《梁书·良吏传》：何远在官，好开途巷，修葺墙屋。民居，市里，城隍，厩库，所过若营家焉。此等人不易多矣。【55】

主营造之事者，历代各有其职。《宋书·百官志》云：材官将军一人，司马一人，主工匠土木之事。汉左右校令其任也。魏右校又置材官校尉，主天下材木事。晋江左改材官校尉曰材官将军。又罢左校令。令材官隶尚书起部及领军。此南朝司空之职也。《北齐书·高隆之传》：领营构大将军，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周书·窦炽传》：宣帝营建东京，以炽为京洛营作大监，宫苑制度，皆取决焉。此皆随事设职。受任之人，亦颇有克举其职者。蒋少游事，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南史·崔祖思传》言：少游之至，祖思从弟元祖欲留之，上不从，少游果图画而归。《魏书·李业兴传》言：迁邺之始，起部郎中辛术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创始。营构一兴，必宜中制。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今邺都虽旧，基址毁灭；又图记参差，事宜审定。臣虽曰职司，学不稽古。国家大事，非敢专之。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硕学通儒，博闻多识。万门千户，所宜访询。今就求之，披图按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召画工并所须调度，具造新图，申奏取定。庶经始之日，执事无疑。”诏从之。则当时司营造者，已能先立图样，【56】按图从事矣。高隆之之为营搆大将军也，史称其增筑南城，周回二十五里。以漳水近于帝城，起长堤以防泛溢之患。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硙，并有利于时。可谓颇有缔造之才。《魏书》言王遇性巧，强于部分。世宗初，兼将作大匠。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大后墓园、大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虽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驱驰，与少壮者均其劳逸。此亦强干之材。然使此等人主持工事，往往易媚上而虐下，亦不可不知也。

公家功力，往往为私人所占用。如《南史·恩幸·綦母珍之传》言：帝给珍之宅，宅边又有空宅，从取、并取，辄令材官营作，不关诏旨，其一事也。晋武帝为王沈、鲁芝立宅，皆使军人；文惠大子起苑东田，亦役宫中将吏，（见第十章第一节。）似能以兵代民役，然劳民之时卒多。【57】《魏书·成淹传》云：于时宫殿初搆，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合高允谏高宗之语观之，而知运转之弊已探，构造之艰，可勿论矣。而于劳民逞志之外，又或为嬖车而役民，如《赵修传》言：修以罪徙之后，“家宅作徒，即仰停罢”是也，其厉民亦可谓深矣。

室屋固多版筑，即城郭之作，用砖石者亦少，【58】李崇谓洛都城隍阙砖石之工是也。然砖石之工，亦不必较版筑为固。《宋书·臧质传》言：虏攻盱眙，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不过数升。此阿利蒸土筑城，所由自诩其固也。（见第六章第九节。）《齐书·州郡志》言：宋自淮北没虏，青州寄治郁州。刘善明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累石为之，可见石城转不逮版筑之坚已。其用力则当较版筑为省。《南史·梁宗室传》：长沙王业，历位南兖州刺史，运私米僦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盖亦以其劳民者浅也。

中国长城之修筑，凡有数期。大抵北边安静时，无事于此，如清代是也。有大敌时，亦无事于此，以其不能恃此以御之也，如汉、唐之世，匈奴、突厥方张之时是也。惟有小小寇贼，释之不可，防之不胜其劳，则长城之修筑急焉。五胡乱后，北方较大之部落，多已侵入中国，所遗皆零星小部。诸胡侵入中国后，浸失其轻悍之风，向之好侵扰人者，今转虑人之侵扰，而修筑长城之事起矣。【59】《魏书·本纪》：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天象志》云：以备蠕蠕也。是为魏修长城之始。大武帝真君七年六月，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九年二月乃罢。）其时盖吴声势方盛，盖虑蠕蠕乘机入塞，故以是防之也。大武屡出塞击敌，于长城相须尚不甚殷，至孝文迁洛以后，而情势又异矣。其时高闾上表曰：“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今宜依故，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地却敌，多置弓弩。狄来，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师二万人，合六万为武士，于苑内立征北大将军府。七月，发六部兵六万人，各备戎作之具。敕台北诸屯仓库，随近作米，俱送北镇。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领，与六镇之兵，直至碛南，扬威漠北。狄若来拒，与之决战。若其不来，然后散分其地，以筑长城。计六镇之地，不过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当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万人三百里，则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计十万人，一月必就。运粮一月，不足为多。人怀永逸，劳而无怨。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宣武帝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万骑，六道并进，欲直趋沃野、怀朔，南寇恒、代。诏源怀以本官加使持节、侍中，出据北蕃，指授规略。随须征发。诸所处分，皆以便宜从事。怀至云中，蠕蠕亡遁。怀旋至恒、代，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表五十八条。《表》曰：“蠕蠕不羁，自古而尔。游魂鸟集，水草为家。中国患者，皆斯类耳。历代驱逐，莫之能制。虽北拓榆中，远临瀚海，而智臣勇将，力算俱竭，胡人远遁，中国以疲。于时贤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习业，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蚕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饮血之类，鸟宿禽居之徒，亲校短长，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暂劳永逸。代表诸蕃，比因高车外叛，寻遭旱俭，戎马甲兵，十分阙八。去岁复镇阴山，庶事荡尽。遣尚书郎中韩贞、宋世量等检行要险，防遏形便。谓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观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如此，则威形增广，兵势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时有小泉，不济大众。脱有非意，要待秋冬，因云而动。若至冬日，冰沙凝厉，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怀传》云：“世宗从之，今北镇诸戍东西九城是也。”案魏于六镇，所集兵力甚厚，而仍不能无藉于长城，可见长城之于备御，为用甚宏。故至南北朝之末，东西分争，北戎是惧，而其功愈亟。孝静帝武定元年八月，齐神武命于肆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东至土隥，四十日罢。明年十月，复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临履，莫不严固。（皆见《北齐书·神武纪》。）文宣天保三年、六年、八年修筑长城，已见第十四章第二节。与其事者，有元景安、赵郡王叡、卢询祖、张纂、阳斐等，皆见《北齐书》本传。后主天统中，斛律羡为幽州刺史，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作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于翼传》云：大象初，诏翼巡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凡以防侵轶而省戍逻也。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所发者为南汾州胡，见《韦冲传》。）三年三月，城榆关。《长孙晟传》云：开皇元年，摄图曰：“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因与高宝宁攻陷临榆镇，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惧。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命阴寿镇幽州，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人，以为之备。（《突厥传》云：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上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并。）《崔仲方传》云：高祖受禅，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此时之情势，尚与周、齐时无异。其后突厥因乱，为中国所绥服，故六年二月，发丁男十一万，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之后，（皆二旬而罢。）遂无复劳役焉。及炀帝世，乃复有修筑之举。大业三年六月，帝幸榆林，朝启民。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史言其死者十五六。四年三月，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七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五行志》言其时百姓失业，道殣相望焉。此时中国全盛，欲绥服突厥，自有其长驾远驭之规，初不必劳民以事修筑。《宇文恺传》言：长城之役，诏恺规度，恺固善为侈大，以逢君之恶者。而贺若弼、宇文、高颎，皆于是时见杀，苏威亦于是时免官。诸臣之获罪，夫固别有其由。然《弼传》云：弼以飨启民大侈，与颎、等私议得失，为人所奏伏诛。《传》云：言长城之役，幸非急务，有人奏之，竟坐诛死。《颎传》云：时帝遇启民可汗恩礼过厚，颎谓大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恐为后患。”复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奏之。帝以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威传》云：颎、弼等之诛，威坐与相连免官。则诸人之获罪亦不能谓与修筑长城，全无关系。盖徒慕为侈大之规，而于实际有无裨益，则初非所计也。

［北齐］陶卧驼

席地而坐之风，此时盖几绝，故义宣之败，入南郡空廨，无床，席地至旦，史记之，以为罕有之事，（见《宋书》本传。）而胡床尤盛行。【60】《晋书·戴若思传》言：若思少好游侠，遇陆机赴洛，船装甚盛，遂与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据胡床，指麾同旅。《张重华传》言：谢艾与麻秋战，下车据胡床，指挥处分。《秃发利鹿孤载记》：吕纂来伐，使傉檀拒之。纂士卒精锐，进度三堆，三军扰惧。傉檀下马据胡床而坐，众心乃安。《梁书·杨公则传》：大军至新林，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韦放传》：高祖遣曹仲宗等攻涡阳，又以放为明威将军，帅师会之。魏大将费穆帅众奄至。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三百余人。众请放突去。放厉声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于是士皆殊死战。魏军遂退。放逐北至涡阳。《王僧辩传》：围陆纳于长沙。僧辩出坐垄上。贼党吴藏、李贤明等率锐卒千人奄出，蒙楯直进，径趋僧辩。带甲从者，止百余人。僧辩尚据胡床，不为之动。《南史·梁本纪》：袁粲之据石头，黄回与之通谋。皇考闻难作，率家兵据朱雀桥。回觇人还告曰：“朱雀桥南一长者，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萧顺之也。”遂不敢出。《柳世隆传》：沈攸之先大军下，住白螺州，坐胡床以望其军，有自骄色。是虽军旅之际，亦恒携胡床也。是时众人共处，胡床盖惟尊者据之。故齐武帝在东宫宠张景真，拜陵还，景真白服乘画舴艋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大子。（《南史·荀伯玉传》。）魏孝武帝与齐神武搆衅，使温子昇草敕，子昇逡巡未敢，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北齐书·神武纪》。）然此特体制所限，苟其不然，则几于无不用之者。张镜与客谈，颜延之取胡床坐听。（《南史·张裕传》。）刘献游诣故人，惟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主人未通，便坐问答，可谓造次不离矣。《魏书·裴叔业传》：叔业兄子粲，为胶州刺史，属时亢旱，士民劝令祷于海神。粲惮违众心，乃为祈请。直据胡床，举杯而言曰：“仆白君。”左右曰：“前后例皆拜谒。”粲曰：“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安有方伯而致礼海神也？”卒不肯拜。然则虽祀神，犹携胡床以行矣。《晋书·王猛传》：猛少贫贱，以粥畚为业。尝货畚于洛阳。乃有一人，贵买其畚，而云无直。自言家去此不远，可随我取直。猛利其贵而从之。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见一父老，须发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许人。有一人引猛进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乃十倍偿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顾视，乃嵩高山也。《隋书·尒朱敞传》：（彦伯子。）齐神武韩陵之捷，尽诛尒朱氏。敞小，随母养于宫中。及年十二，自窦而走。至于大街，见童儿群戏者。敞解所着绮罗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骑寻至。初不识敞，便执绮衣儿。比究问知非，会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村，见长孙氏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长孙氏愍之，藏于复壁三年，乃资而遣之。此二事均不足信，然可见时人之所想象，虽深山僻壤，亦有胡床也。《晋书·五行志》谓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见第一节。）信不诬矣。《通鉴》胡三省《注》曰：“胡床，即今之交床。隋恶胡字，改曰交床，今之交倚是也。”（梁武帝大通元年。）今日举国皆用桌椅之风，实成于是时，此亦中外文化交相融洽之一端也。

第五节　葬　埋

厚葬之弊，至秦、汉之世而大著，故自后汉以来，薄葬稍成为舆论。至魏武、文二帝，乃大革其弊。【61】晋世亦因仍之。《晋书·礼志》云：“魏武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魏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终制，曰：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遽营陵墓之制也。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本纪》又云：后终者不得合葬。）景、文皆遵奉成命，无所加焉。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将合葬，开崇阳陵，使大尉司马望奉祭进皇帝密玺绶于便房神坐。魏氏金玺，此又俭矣。江左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案江左惟元帝葬其子琅邪悼王焕，颇失之侈，（焕年仅二岁。）事见《晋书》本传。又《江逌传》：穆帝崩，山陵将用宝器，逌谏曰：“宣皇顾命终制，山陵不设明器，以贻后则，景帝奉遵遗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无所施设，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宫，始用宝剑、金舄。此盖大妃罔己之情，实违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为故事。臣请述先旨，停此二物。”书奏，从之。则康帝之葬，亦稍违礼，此外无以泰侈闻者。南朝淫侈之主虽多，亦未闻有厚葬之事。不可谓非经验所积，自然之革进也。又《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十月，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成纪，（《宋书·礼志》作会稽。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所徙陵十里内居人，动为烦扰，一切停之。”其后宋宣大后陵，虽移徙禁内坟瘗，然给其葬直，蠲复家丁，亦与前代之肆行扰累者异也。（见《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

北方僭伪诸国，其葬有颇侈者。如刘曜之葬其父妻，（见第五章第一节。）慕容熙之葬其妻是也。见第六章第八节。《吕纂载记》言：即序胡安据盗发张骏墓，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马脑钟，水陆奇珍，不可胜纪，则张氏之葬亦颇侈。盖由地接西域，多宝物使然。后魏文明后以侈靡称，然其葬尚未甚泰，（《后传》载孝文帝诏曰：“山陵之节，亦有成命。内则方丈，外裁揜坎。脱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尽者，室中可二丈，坟不得过三十余步。今以山陵万世所仰，复广为六十步。其幽房大小，棺椁质约，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则遵先志，从册命”云云。）而胡灵后葬其父母甚侈，则以其智识又不及文明后也。（见《魏书·外戚传》。）魏、周、齐三朝，周人于中国之文化，最能了解，故其葬亦最俭，观周明帝、武帝遗命可知。胡人处中国，多有自疑之心，乃为虚葬之法。《晋书·石勒载记》言：勒母王氏死，潜窆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牢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勒死，亦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慕容德载记》云：德死，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宋书·索虏传》云：死则潜埋，无坟陇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然则虚葬实为诸胡成法矣。齐神武之死，亦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通鉴》梁武帝大清元年。）欺人自欺，究何益哉？

《晋书·礼志》云：“古无墓祭之礼。汉承秦，皆有园寝。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继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自后园邑、寝殿遂绝。齐王在位九年，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于魏世。及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62】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文帝陵。）一谒峻平陵，（景帝陵。）然遂不敢谒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复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告之事。盖由眷同友执，率情而举，非洛京之旧也。（《王导传》：自汉、魏以来，群臣不拜山陵。导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进，皆就拜，不胜哀戚。由是诏百官拜陵，自导始也。案此可谓非礼之非礼，抑其僭亦甚矣。导之恣睢偃蹇，备见第四章第四节，其为此，所以示小忠小信邪，抑仍率其恣睢偃蹇之旧也。）成帝时，中宫亦年年拜陵。议者以为非礼，于是遂止。以为永制。穆帝时，褚大后临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曰：今虽权制服，至于朔望诸节，自应展情陵所，以一周为断。于是至陵。变服单衣。烦黩无准，非礼意也。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百僚拜陵，起于中兴，非晋旧典。积习生常，遂为近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诸王拜陵，岂惟百僚？谓宜遵奉。于是施行。及义熙初，又复江左之旧。”《宋书·礼志》曰：“宋明帝又断群臣初拜谒陵，而辞如故。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武帝陵。）复汉仪也。世祖、大宗，亦每岁拜初宁、长宁陵。”（文帝陵。）案墓祭最为非礼，而自魏、晋至宋，终不能尽革，可见有其举之，正之正不易矣。魏武终令曰：“《周礼》冢人葬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宋书·礼志》。）此本于礼有据，然《晋书·刘毅传》言：毅子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妇当拜墓，携宾客亲属数十乘，载酒食而行。则于礼有据之事，转以启非礼之渐矣。皆过重茔墓之风，有以启之也。

守墓之风，汉世极盛，魏、晋来亦稍衰，然犹有行之者。《魏书·王慧龙传》言：宋文帝遣刺客吕玄伯购慧龙首二百户男，绢一千匹。玄伯伪为反间来，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使人探其怀，有尺刀。玄伯叩头请死。慧龙曰：“各为其主也。”舍之。及慧龙死，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侧，终身不去。此或出于意气感激之私，不可以常理论。《周书·孝义传》：荆可葬母之后，遂庐于墓侧。可家旧墓，茔域极大，榛芜至深，去家十余里，而可独宿其中，与禽兽杂处。哀感远近，邑里称之。此则近于矫伪矣。又《柳霞传》：（《北史》作柳遐。）萧詧莅雍州，选为治中。寻迁别驾。及誉于襄阳承制，授霞吏部郎、员外散骑常侍。俄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赐爵闻喜县公。寻进位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及萧詧践帝位于江陵，以襄阳归于我，霞乃辞詧曰：“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大尉，世父仪同，从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惟留先臣，独守坟柏。常诫臣等，不违此志。今襄阳既入北朝，臣若陪随銮跸，进则无益尘雾，退则有亏先旨。伏愿曲垂照鉴，亮臣此心。”詧重违其志，遂许之。夫詧之于霞，恩顾不为不厚，而竟违之于流离颠沛之中，臣节岂云无缺？此亦重视坟墓大甚之弊也。【63】

因时直非常，遂有所谓招魂葬者。观议礼之家，多以为非，而知重视形魄，不应过甚矣。《晋书·东海王越传》言：裴妃欲招魂葬越，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宗庙寝祊，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宜，违礼制义，莫大于此。”于是下诏不许。裴妃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大兴末墓毁，又改葬于丹徒。）案古人未尝不重形魄，读《秦汉史》第十七章第五节可见。谓形魄不足重者，盖一二哲人之见。然法古者固当法哲人，不当法流俗也。《晋书·五行志》云：“孝武晏驾，而天下骚动，刑戮无数，多丧其元。【64】至于大敛，皆刻木及蜡，或缚菰草为头。”夫非其形体，又何藏焉？乃若所为，则并亡其躯者，又可制刍偶以代之欤？其惑亦甚矣。又代北之俗，兵死者不入墓域。隋文帝仁寿元年，为之下诏，谓其“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又曰：“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至坟茔，独在其外？自今已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案禁兵死不入墓域，盖谓先人之灵，恒栖丘陇，恶见子孙之伤残，与汉人受刑者不上丘墓，张猛不欲其头过华阴历先人之墓同，（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五节。）亦重视形魄之见也。

以骨肉归复于土，魂气则无不之之义言之，客死者原不必归葬。魏孝文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迁北，（见第十一章第二节。）未为非义也。然世俗则多重归葬。《魏书·孝感传》：赵琰，天水人。初为兖州司马。转团城副将。还京，为淮南王他府长史。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于旧兆。琰积三十余年，不得葬二亲。及蒸尝拜献，未尝不婴慕卒事。每于时节，不受子孙庆贺。年余耳顺，而孝思弥笃。慨岁月推移，迁窆无期，乃绝盐、粟，断诸滋味，食麦而已。年八十卒。迁都洛阳，子应等乃还乡葬焉。又齐州人崔承宗，其父于宋世仕汉中，母丧，因殡彼。后青、徐归国，遂为隔绝。承宗性至孝，万里投险，偷路负丧还京师。张谠之死也，子敬伯，求致父丧，出葬冀州清河旧墓。久不被许。停柩在家，积五六年。后父丧得葬旧墓，乃还属清河。（《北史》本传。）《颜氏家训·终制篇》云：“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业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启求扬都，欲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郊北地烧砖。便直本朝沦没。流离如此。数十年间，绝于还望。今虽混一，家道困穷，何由办此奉营资费？自咎自责，贯心刻髓。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旁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冒人间，不敢坠失；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傥然奄忽，岂求备礼乎？”又曰：“孔子之葬亲也，云古者墓而不坟，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然则君子应世行道，亦有不守坟墓之时，况为事际所逼也？吾今羁旅，自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惟当气绝便埋之耳。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以取湮没也。”其言未尝不达，然因不得归葬，创痛之情，终溢于言表焉。中国士大夫之见解如此，虏所由以必葬桑乾胁之欤？【65】《魏书·王慧龙传》：临没，谓功曹郑晔曰：“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蒙圣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埸效命。誓愿鞭尸吴市，戮坟江阴。不谓婴此重疾，有心莫遂。修短命也，夫复何言？身没后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依古墓而不坟，足藏发齿而已。庶魂而有知，犹希结草之报。”时制南人入国者，皆葬桑乾。晔等申遗意，诏许之。《韩延之传》云：初延之曾来往柏谷坞，省鲁宗之墓，有终焉之志。因谓子孙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于此者，我死，不劳向代北葬也，即可就此。”及卒，子从其言，遂葬于宗之墓次。延之死后五十余年而高祖徙都。延之固忠义之士。慧龙，史言其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布衣蔬食，不参吉事。其人亦尚非全无心肝者流。盖以家难不得已而臣虏，尚未自绝于中国者。其乞葬河南之语，特其饰辞。延之之言，其为假托，尤显而易见。盖皆不欲葬北者也。虏岂易欺，度其必葬桑乾之法，本亦不能尽行耳。然为所牵制者必多矣。此法盖所以胁中国之士夫不敢叛之，并不能舍之而去也。然后来孝文之所以胁其族人南迁者，亦正是法也。南迁而鲜卑之亡也忽焉矣。天道好还，讵不信欤？

合葬之法，亦为使人必求归葬之一端。【66】宣王终制，既云后终者不得合葬。皇甫谧作《笃终论》，亦云：“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魏子建疾笃，顾敕二子曰：“吾生平契阔，前后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旧茔，坟地久固，已有定别，惟汝次母墓在外耳。可迁入兆域，依班而定行于吾墓之后。如此足矣，不须祔合。”（《魏书·自序》。）此已非流俗之见，然虽不祔合，而仍必同茔域，则仍无补于客死者之必求归葬也。况流俗之见，尚有不以同域为已足者乎？《宋书·孝武帝纪》：大明六年十月，诏上林苑内民庶丘墓欲还合葬者勿禁。此所以顺民心，即可见民间求合葬之切矣。周、齐之分隔也，裴文举叔父季和为曲沃令，卒于闻喜川。而叔母韦氏卒于正平县属。东西分隔，韦氏坟陇，遂在齐境。及文举在本州，（保定三年，迁绛州刺史。）每加赏募。齐人感其孝义，潜相要结，以韦柩西归，竟得合葬。文举私痛，齐人何与焉？盖特贪其重募，而裴氏子孙，乃妄为之辞耳。

厚葬之事，既已靡财，又因贫者慕效，至使停丧不葬，其诒害实为甚巨，故历代多有禁令。齐永明七年十月，诏曰：“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至斑白不婚，露棺累叶。苟相夸衒，罔顾大典。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纠奏。”其一事也。《晋书·冯跋载记》：跋下书曰：“厚于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亡者，有损于生。是以祖考，因旧立庙，皆不改营陵寝。申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则虽偏方之主，亦知之矣。一时士大夫，能为薄葬之论，若豫立终制，敕子弟遵奉者亦不少，并有生以侈闻，殁亦知遵俭德者。如夏侯湛，史言其族为盛门，性颇豪侈，侯服玉食，穷滋极珍，及将殁，顾遗命小棺薄敛，不修封树是也。厚葬之无益于亡者，夫固中人知之矣。然俗之既成，能自拔者卒少。《魏书·高允传》：允条列时事，言：“今国家营葬，费捐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宋书·索虏传》云：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67】）上为之不辍，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异也。”元孝友言：“今人生为皂隶，葬拟王侯，存殁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垅，盛饰祭仪，隣里相荣，称为至孝。”其上下波靡之情形，可以想见。王濬，功名之士也，而其葬也，大营茔域，葬垣周四十五里。刘昶，奔亡之余也，而豫营墓于彭城西南，与三公主同茔而异穴，发石累之，坟崩压杀十余人，后复移改，为公私费害。张缅母刘氏，以缅父没家贫，葬礼有阙，遂终身不居正室，不随子入官府。河南辛普明，侨居会稽。兄将葬，邻人赙助甚多。普明初受，后皆反之。赠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来意，今何忍以亡者余物为家财邪？”（《齐书·孝义传》。）此即君子不家于丧之义，其人实非流俗，然犹兢兢于营墓，况其下此者乎？《魏书·外戚传》，讥高肇父兄封赠虽久，竟不改瘞，此当时士大夫之舆论，而史家采之者也，其识乃出冯跋下矣。以厚葬为孝，已为识者所非，况又有如赵修之徒，焜耀道路，伤风败俗者哉？（见第十二章第一节。）

附棺、附身之物，求其必诚必信，固为礼之所许，然踵事增华，终必至于以死伤生而后已，故其激者，乃欲并衣衾棺椁而去之。皇甫谧《笃终》之论曰：“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椁所以隔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觕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实时服，幅巾故衣。以蘧蒢裹尸，（蘧蒢，芦。）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蘧蒢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68】《南史·刘歊传》：大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监八年卒，遗命“不得设复魄旌旐。一芦藉下，一枚覆上。吾气绝，便沐浴。篮舆载尸，还忠侯大夫中。若不行此，则戮吾尸于九泉。”敬胤外甥许慧诏因阮研以闻。诏曰：“此达生之格言，贤夫玉匣、石椁远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从有所不从。今从素若申遗意，土周浅薄，属辟不施。一朝见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训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亲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两舍两取，以达父子之志。棺周于身，土周于椁。去其牲奠。敛以时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称家。礼教无违，生死无辱，此故当为安也。”此子孙不能奉行遗制，而藉王命以断之者也。然如是之制，能行之者已少矣，固知变俗之难也。

衣之与棺，所以防狐狸之食，蝇蚋姑之嘬，故曰毋使土亲肤。形魄既终归于地，则如是亦足矣，不必更厚为之隔也。王祥遗令，谓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实协于理。颜之推欲还葬其父母，豫于扬州烧砖，盖亦以扬都下湿之故。（亦《终制篇》中语。）杜预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小山，皆用洛水圆石，已非达者矣。然吴逵葬其家十三丧，夜烧砖甓，王彭营葬父母，乡里亦出夫力助作砖；（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则以砖甓葬者极多。【69】《周书·孝义传》：皇甫遐遭母丧，庐于墓侧，负土为坟。后于墓南作一禅窟。阴雨则穿窟，晴明则营墓。晓夕勤力，未尝暂停。积以岁年，坟高数丈，周回五十余步。禅窟重台两匝，总成十有二室。中间行道，可容百人。吴逵、王彭固贫士，遐亦累世寒微，而其所为如是，当时营葬之厚，诚非今人所能想像已。

其更侈于此者，则为石室、石兽、碑铭之属。所费既广，且易开虚美之风，长导谀之习，故历代亦有禁令。【70】《宋书·礼志》曰：“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大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只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大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隋书·礼志》曰：“梁天监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惟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惟记名位，似无虚美之嫌，然事易寖离其本，为防微杜渐计，似仍以一切断之为得也。

厚葬既终不能革，故发掘之事，亦终不能绝。《晋书·张方传》言：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发哀献皇女墓。《王机传》言：杜弢所在发墓。《石季龙载记》言：勒及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苻丕载记》：丕左丞相王永檄州郡，言姚苌残虐，慕容垂凶暴，所过灭户夷烟，毁发丘墓。陈宣帝罪状薛安都之诏曰：“椎埋发掘，毒流泉壤。”《南史·刘杳传》言：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田益宗归魏被代，表言代者毁发坟墓，露泄枯骸。此皆在兵乱之际者，然平时亦所不免。《晋书·何充传》：充为会稽内史，以墓被发，去都改葬。《齐书·周山图传》：山图为淮南大守，有盗发桓温冢，大获宝物。《高祖十二王传》，又言有盗发温女冢者。《陈书·世祖九王传》言：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北史·齐本纪》言：文宣帝死，先是霍州发楚夷王女冢，得珠襦玉匣，帝珍之，还以敛焉。《周书·贺兰祥传》言：荆州境多古墓，其俗好行发掘。【71】此皆在平时者也。甚有以贵人而躬椎埋之行者。《宋书·前废帝纪》，谓其以魏武帝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祐领之，其说不知信否。《陈书·始兴王叔陵传》，言其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令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肘、胫，持为玩弄，藏之库中、府内，则说必不诬矣。《南史·齐宗室传》：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张骞坟。有欲发者，辄闻鼓角与外相拒，椎埋者惧而退。萧斅（颖达第七子。）谓无此理，求自监督。及开，惟有银镂铜镜方尺。此亦叔陵之类也。《魏书·高宗纪》：大安四年十月，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诏曰：“昔姬文葬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其刑可谓甚峻。《宋书·桓护之传》：护之伯父之子阆，元嘉中为员外散骑侍郎，母墓为东阿寺道人昙洛等所发，阆与弟殿中将军闳共杀昙洛等五人。《齐书·孝义传》：朱谦之，年数岁，所生母亡，其父昭之假葬之于田侧，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产姊密语之。谦之虽小，便哀戚如持丧。年长，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杀幼方。其相报亦可谓甚惨。然椎埋者踵相接也。故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也。”

北魏元桢墓志

墓志刻于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是属于北魏中期的典型碑刻。1926年夏出土于洛阳城北高沟村东南，后经于右任先生收藏并移存西安碑林至今。

以发掘报怨、肆毒者，亦时有之。《魏书·毕众敬传》言：众敬为申纂所恨。会有人发众敬父墓，众敬疑纂所为。其弟众爱，乃亦遣人密至齐阴掘纂父墓，以相报答。此已为非理。鲁爽与弟秀南奔，魏毁其坟墓；北齐文宣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此则更尸帝王之名，而同盗贼之行已。其尤堪发指者，则为隋文帝纵王颁掘陈武帝墓事。颁者，僧辩之子，其父固叛国当诛者也。颁仕周，后从韩擒虎灭陈。颁密召父时士卒，得千余人，对之涕泣。或曰：“郎君仇耻已雪，而悲哀不止，将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请发其丘陇，斫榇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颁顿颡陈谢，额尽流血。曰：“某为帝王，坟茔甚大，恐一宵发掘，不及其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既而自缚，归罪于晋主。王表其状。高祖曰：“朕以义平陈，王颁所为，亦孝义之道也，朕何可罪之？”舍而不问。天下有此义欤？武帝奋身以保中国，而国之人不能保其封树，是则中国民族之耻也。

中国人素重埋葬，实则弃尸不葬者甚多。此与其日言上天好生，父杀子为极恶，而生子实多不举同理。生计所迫，固非空言所能挽也。《汉鼓吹铙歌曲》曰：“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宋书·乐志》。）可见战死不葬者之多矣。梁武帝中兴元年十二月，令曰：“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许家人殡葬。若无亲属，或有贫苦，二县长尉，即为埋掩。建康城内，不达天命，亦同此科。”陈宣帝大建五年四月，诏北伐众军，所杀齐兵，并令埋掩。魏显祖皇兴二年十二月，诏敕郡县：张永军残废之士，听还江南。露骸草莽者收瘗之。此等似极宽仁，然文诰不必其能行也。诸臣能收瘗战骸，若围城中积尸者，亦时有之，如梁之韦叡、（《梁书》本传云：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万。闭垒经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辄盈满。叡料简隐恤，咸为营埋。于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业，百姓赖之。）安成康王秀，（《梁书》本传云：为郢州刺史。先是夏口常为兵冲，露骸积骨于黄鹤楼下。秀祭而埋之。一夜，梦数百人拜谢而去。）魏之李神俊皆是。（《魏书》本传：为荆州刺史。萧衍遣将曹敬宗来寇，攻围积时。又引水灌城，不没者数版。诏遣都督崔暹，别将王罴、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时寇贼之后，城外多有露骸，神俊教令收葬之。）然如侯景聚尸而焚之之事，终在所不免，（《梁书》本传：初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其势固有所不给也。此外凶荒、（《齐书·本纪》：东昏侯永元元年七月，京师大水，死者众。诏赐死者材器，并振恤。《梁书·萧景传》：为南兖州刺史。会年荒，死者给棺具。《始兴王憺传》：为荆州刺史。天监六年，州大水。分遣诸郡，遭水死者给棺槥。《魏书·高祖纪》：大和五年四月，诏时雨不沾，春苗萎悴，诸有骸骨之处，皆敕埋藏，勿令露见。《世宗纪》：景明三年二月，诏阳旱积时，农民废殖，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瘗。正始三年五月，诏时泽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馁疾，无人赡救，因以致死，暴露沟壑者，洛阳部尉依法棺埋。《肃宗纪》：神龟二年二月，诏农要之月，时泽弗应，可敕内外：掩胔埋骼。冀、瀛之境，往往寇暴，死者既多，白骨横道，可遣专令收葬。《孝静帝纪》：天平二年三月，以旱故，诏京邑及诸州郡县收瘗骸骨。三年十一月，诏尚书：可遣使巡检河北流移饥人。邢陉、滏口所经之处，若有死尸，即为藏掩。案遇旱则敕瘗埋，盖为魏氏之故事，然此等循例之文诰，亦多成具文而已。）疾疫之际，（《宋书·文帝纪》：元嘉四年五月，京师疾疫。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孝武帝纪》：大明元年四月，京邑疾疫。遣使按行，赐给医药。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四年四月，诏都邑节气未调，疠疫犹众，其死亡者，随宜恤赡。《梁书·止足传》：顾宪之，齐高帝即位，除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旁。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为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此良吏之真能从事掩埋者也。）贫弱无依之徒，《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二年二月，诏曰：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并，贫弱困窘。存阙衣裳，殁无敛槥。朕甚伤之。其明敕守宰，勤加存恤。赙赠之科，速为条品。）以及犯法身陷牢狱者，（《魏书·高祖纪》：延兴三年九月，诏自今京师及天下之囚，罪未分判，在狱致死，无近亲者，公给衣衾、棺椟，葬埋之，不得暴露。）或死而未葬，（《齐书·高帝纪》：建元元年六月，诏曰：宋末频年戎寇，兼灾疾凋损，或枯骸不收，毁榇莫掩，宜速宣下，埋藏营恤。若标题犹存，姓氏可识，可即运载，致还本乡。有司奏遣外监典事四人周行，离门外三十里为限。其余班下州郡。无棺器标题者，属所以台钱供市。按此诏所该，可谓甚广。）或葬而见发者，（《齐书·明帝纪》：建武二年正月，诏京师二县，有毁发坟陇，随宜修理。）咸蒙特下明诏，或则遣使分行，（《周书·明帝纪》：二年六月，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风俗，掩骼埋胔。按其时奉使，以此为诏条者甚多。《北齐书·循吏传》：宋世良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还见汲郡城旁多骸骨，移书州郡，令悉收瘗，则不奉诏条者，亦或以便宜行之矣。）甚有人主亲见，驻跸掩埋者。（《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九年八月，幸西宫，路见坏冢露棺，驻辇殣之。）其于士卒，尤多致恩意。（《晋书·姚兴载记》：兴下令：士卒战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所亲，为之立后。《南史·梁武帝纪》：中兴二年正月，辛卯，令义师临陈致命，疾病死亡，并加葬敛，收恤遗孤。《陈书·世祖纪》：天嘉五年十二月，讨陈宝应将士死王事，并给棺槥，送还本乡，并复其家。《宣帝纪》：大建二年三月，诏讨周迪、华晈已来，兵交之所，有死亡者，并命收敛。并给棺槥，送还本乡。《魏书·裴骏传》：子宣，世宗时上言：“自迁都已来，凡战陈之处，及军罢兵还之道，所有骸骼无人覆藏者，请悉令州郡、戍逻，检行埋掩。并符出兵之乡，其家有死于戎役者，使皆招魂复魄，祔祭先灵。复其年租调。身被伤痍者，免其兵役。”朝廷从之。案此等政令，皆有要结之意，非尽出于仁心也。）然暴骨榛莽之象，卒仍随处可见，病源自别有在，夫岂小惠所能拯乎？

殉葬之风，中国久绝，而代北则犹有之。【72】《魏书·叔孙建传》：子俊卒，大宗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荣，殁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缢而死。遂合葬焉。《王洛儿传》：洛儿卒，大宗鸩其妻周氏，与合葬。亦可谓野蛮矣。

后世所谓堪舆之学者，晋以后渐盛。《廿二史札记》云：“古人但有望气之法。如秦始皇时，望气者谓东南有天子气，乃南巡以厌之。又谓金陵有王气，乃凿淮水以泄之。光武未贵时，望气者苏伯阿过南阳，望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孙皓时，临平湖开，皓以问陈训，训曰：臣止能望气，不知湖之开塞。陈敏反，或曰：陈家无王气，不久当灭。此古来专以望气占吉凶，未尝有相墓之术也。相墓术相传始于郭璞。然《后汉书·袁安传》：安觅地葬父，有三书生指一处云：葬此当世为上公，从之，故累世隆盛。《晋书·羊祜传》：有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气。【73】祜乃凿之。相者曰：犹当出折臂三公。后祜堕马折臂，果位三公。则又在璞之前。即璞本传载其卜筮灵验之处甚多，谓先有郭公者，精于卜筮，璞从受业，公授以青囊书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亦未尝及相墓也。又璞所著书，载其灵验事迹者曰《洞林》，抄京、费诸家最要者曰《新林》，又《卜韵》一篇，注《尔雅》、《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子虚》、《上林赋》，及所作诗、赋、诛、颂共数十万言，亦未有所谓葬经也。惟《传》内称璞葬母暨阳，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果沙涨数十里。又璞为人葬墓，晋明帝微服观之。问主人：何以葬龙角？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当致天子。帝曰：当出天子邪？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擅名，而后世皆以为葬术之始也。而葬术之行，实即由是时而盛。陶侃将葬父，家中忽失牛，有老父谓曰：前冈见有一牛，眠山污中，若葬之，位极人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当出二千石。侃寻得牛，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周访葬其父。后侃果为三公，访为刺史。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谓此非常地。后果为天子。齐高帝旧茔在武进彭山，冈阜相属，百里不绝，其上常有五色云。宋明帝恶之，遣占墓者高灵文往相之。灵文先给事齐高，乃诡白：不过方伯耳。私谓齐高曰：贵不可言。后果登极。齐高之母刘氏，与夫合葬，时墓工始下锸，有白兔跳起，及坟成，又止其上。荀伯玉家墓，有相之者，谓当出暴贵而不久，伯玉官果至散骑常侍，坐事诛。（案《南史》：相墓者又云：当出失行女子。顷之，伯玉姊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随人逃去。）柳世隆晓术数。于倪塘创墓，与宾客往游，十往五往，常坐一处。及卒，正葬其地。富阳人唐寓之，祖父皆以图墓为业。梁武丁贵嫔薨；昭明大子求得善墓地，被俞三副以己地奏帝买葬之。有道士，谓其地不利长子，教以用蜡鹅诸物厌之。后事发，昭明以此惭惧而薨。（案详见第十二章第五节。）杜嶷葬祖父，梁元帝忌之，命墓工恶为之，逾年而嶷卒。吴明彻葬父，有伊氏者，善占墓，谓其兄曰：葬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过此，此是最小子大贵之征。明彻后果大贵。此皆见于各列传者，可见六朝时此术已盛行。如《昭明传》曰不利长子，《明彻传》曰最小子大贵，则术家所云长房、小房之说，亦即起于是时矣。”案郭璞事见于史者，又有《南史·张裕传》。云：初裕曾祖澄，尝葬父，郭璞为占墓地，曰：“葬某处，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某处年几减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贵显。”澄乃葬其劣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孙遂昌。又《宋书·符瑞志》：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钟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许步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天，衍数里。父老相谓：“此非凡气，孙氏可兴矣。”（案此说亦与望气相夹杂。）《南史·毛喜传》：言喜以母忧去职，陈宣帝遣员外散骑常侍杜缅图其墓，上亲与缅案图指画，其见重如此。此皆相墓之术见于史，而为赵氏征引所未及者也。又《晋书·羊祜传》言：祜都督荆州诸军事，时长吏丧官，后人恶之，多毁坏旧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书下征、镇，普加禁断。《魏舒传》：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谓应之。舒曰：“当为外氏，成此宅相。”《宋书·王僧绰传》：初大社西空地一区，吴时丁奉宅，孙晧流徙其家。江左初为周、苏峻宅，其后为袁悦宅，又为章武王司马秀宅，皆以凶终。后给臧焘，亦颇遇丧祸。故世称为凶地。僧绰尝以正达自居，谓宅无吉凶，请以为第。始就造筑，未及居而败。此后世所谓阳宅者，以是占吉凶，其术亦盛于晋、南北朝之世矣。【74】《晋书·艺术传》：韩友能图宅、相冢；《北史·艺术传》：陆法和为人置宅、图墓，以避祸求福；皆兼是二术者。《隋书·经籍志》：五行家有《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五姓墓图》一卷。又云：梁有《冢书》、《黄帝葬山图》各四卷，《五音相墓书》五卷，《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五姓图山龙》及《科墓葬不传》各一卷，《杂相墓》四十五卷，亡。观其卷帙，南方远多于北方，则知其术南盛于北。此最为世所附会之郭璞，所以亦在南方欤？又有庾季才《地形志》，一家之中，两见著录，前作八十七卷，后作八十卷。盖系重出，而卷帙之数，传写有讹。季才以术数名家，所论者或不止一人一家之事。以地运推国家兴废，古来本有是说。江陵洲满百出天子，已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晋书·索靖传》：靖行见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后当起宫殿。”至张骏，于其地立南城，起宗庙，建宫殿焉。《齐书·州郡志》：益州，晋世以处武臣，宋世亦以险远，诸王不牧。泰始中，成都市桥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硕有术数，见之曰：“洲生近市，当有贵王临境。”永明二年，而始兴王为刺史。皆其说之可考者也。又《魏书·阉官传》言：刘腾以正光四年三月死。腾之初治宅也，奉车都尉周特为之筮，不吉，深谏止之。腾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于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听事甫成，陈尸其下。则北方占宅之吉凶者，尚并用卜筮，不尽恃今所谓堪舆之术也。

今所谓堪舆之术之兴，实缘廛里茔墓，皆无定地。去古寖远，一切度制，皆稍废坠，不徒冢人之职无存，如汉人之丛葬北邙者，亦不可复见矣。陪陵之制，兆域实有定地，然其所及者有限。当时又以墓地赐其臣，如晋武之于鲁芝，所赐乃至百亩，则益风其下，使之侈于营葬耳。《魏书·肃宗纪》：神龟元年十二月，诏曰：“民生有终，下归兆域。京邑隐赈，口盈亿万。贵贱攸冯，未有定所。为民父母，尤宜存恤。今制乾脯以西，拟为九原。”【75】此举颇得古司空度地之意，惜乎后世知此义者甚少，而在当时亦未必能行也。

第六节　交　通

《廿二史考异》云：“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后稍见贵，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为常乘。按古制：乘车、兵车、田车，皆曲辕驾驷马，惟平地任载之车驾牛，乃有两辕，《考工记》所谓大车之辕挚，其登又难者也。牛车本庶人所乘。《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则汉初贵者已乘之矣。晋时，御衣车、御书车、御轺车、御药车、画轮车皆驾牛，则并施于卤簿。《隋书·阎毗传》言：属车八十一乘，以牛驾车，不足以益文物，是自晋至隋，属车皆驾牛也。《石崇传》：崇与王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王衍传》：衍引王导共载，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在牛背上矣。《王导传》：导营别馆以处众妾，妻曹氏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麈尾驱牛而进。《世说》：刘尹临终，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答曰：某之祷久矣。《南史·刘瑀传》：与何偃同从郊祀，偃乘车在前，瑀蹋马及之，谓偃曰：君辔何疾？偃曰：牛骏御精，所以疾耳。《徐湛之传》：与弟淳之共车行，牛奔车坏。《朱修之传》：至建业，奔牛坠车折脚。《刘德愿传》：善御车。尝立两柱，使其中劣通车轴，乃于百余步上，振辔长驱，来至数尺，打牛奔从柱前直过。《梁本纪》：尝乘折角小牛车。《萧琛传》：郡有项羽庙，前后二千石皆于听拜祠，以軶下牛充祭。《北史·高允传》：特赐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乘。《彭城王勰传》：登车入东掖门，度一小桥，牛伤，人挽而入。《北海王详传》：宣武之亲政，详与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并召入，共乘犊车。《常景传》：齐神武以景清贫，特给车牛四乘，妻孥方得达邺。《元仲景传》：兼御史中尉，每向台，恒驾赤牛，时人号赤牛中尉。《尒朱世隆传》：今旦为令王藉车牛一乘，车入到省西门，王嫌牛小，系于阙下槐树，更将一青牛驾车。《毕义云传》：高元海遣犊车迎义云入北宫。《琅邪王俨传》：魏氏旧制，中丞出，千步清道，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軶于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迟违，则赤棒棒之。《和士开传》：遣韩宝业以犊车迎士开入内。《牛宏传》：弟弼，常醉射杀宏驾车牛。《艺术传》：天兴五年，牛大疫，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同日毙于路侧。此自晋至隋，王公、士大夫竞乘牛车之证也。”【76】案晋、南北朝之世，牛车盛行之事，出于钱氏所征引之外者尚多。《齐书·武陵王晔传》，言冬节问讯，诸王皆出，晔独后来。上已还便殿，（世祖。）闻晔至，引见问之。晔称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车府给副御牛一头。是天子常驾牛也。《褚渊传》：渊死后，其弟澄赎渊常所乘黄牛。《谢超宗传》：仆射王俭，尝牛惊跣下车，超宗抚掌笑戏曰：堕车仆射。（详见第三节。）是三公、尚书皆驾牛也。《宋书·江湛传》：家甚贫约，牛饿，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与饮。”《颜延之传》言：延之子竣贵重，权倾一时，凡所资供，一无所受，常乘羸牛笨车。《梁书·明山宾传》：家中常乏用，货所乘牛。《陈书·徐陵传》：大建中，食建昌邑。【77】邑户送米至于水次，陵亲戚有贫匮者，皆令取之。数日便尽。陵家寻致乏绝，府僚怪问其故，陵云：“我有车牛、衣裳可卖，余家有可卖不？”《魏书·胡叟传》言：叟每至贵胜之门，恒乘一悖牛。是士大夫之清贫者皆驾牛。然《南史·陈显达传》言：家既豪富，诸子与王敬则诸儿，并精车牛，丽服饰。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宋书·五行志》言：元嘉三年，徐羡之大儿乔之行欲入广莫门，牛径将入廷尉寺，明日被收。合石崇、王恺争迅之事观之，是纨袴之子，豪富之徒，亦所精者在牛而不在马也。《宋书·宗悫传》言：悫有佳牛，堪进御，官买不肯卖，坐免官。《魏书·酷吏传》：张赦提为幽州刺史，颇纵妻段氏，多有受纳。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采访牧守政绩，验案其罪。其妻，姑为大尉东阳王丕妻，诣丕申诉求助。陈列真香：昔因假过幽州，知赦提有好牛，从索不果，挟前事威逼部下，证成诬罪。说虽未知信否，然佳牛为贪求者所垂涎，则当时必有其事矣。《南史·王筠传》云：筠性俭啬，所乘牛常饲以青草，则当时贵富之家，饲牛必有不止于草者，恐率兽食人之事，亦在所难免矣。其时惟有关体制之事，尚贵马而贱他畜，以不用马为辱，如晋海西公、魏孝静帝见废，皆乘犊车而去；驾若弼令蔡征为陈叔宝作降笺，命乘骡车归己皆是。（《魏书·王肃传》：肃兄子衍，为尒朱仲远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骑牛从军，久乃见释。亦同。）其余殆无不乘牛者。《晋书·纪瞻传》言：召拜尚书郎，与顾荣同赴洛。至徐州，闻乱日甚，将不行。会刺史裴盾得东海王越书：“若荣等顾望，以军礼发遣。”乃与荣及陆玩等各解船，弃车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还扬州。《魏书·崔玄伯传》：大祖还京师，次于恒岭，亲登山顶，抚慰新民，适遇玄伯扶老母登岭，大祖嘉之，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见第十七章第四节。）《外戚传》言：高宗保大后之母宋氏，就食和龙，无车牛，疲不能进。是取长途者皆以牛也。《序纪》言：桓帝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北齐书·神武纪》言：神武与同志图杜洛周，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于牛上抱负。文襄屡落牛。神武弯弓，将射之以决去。后呼段荣求救。赖荣遽下取之以免。《北史·蠕蠕传》：道武谓崔宏：“蠕蠕之人，昔来号为顽嚚，每来钞掠，驾牛奔遁，驱犍牛随之，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教以犍牛易之，终于不易，遂为敌所虏。”（详见第八章第三节。）是虽代北多马，亦皆藉牛以为用矣。职是故，当时征发，亦遂多及于牛。《晋书·食货志》：杜预上疏言：“今典农右典牧种产牛，有四万五千余头，可分三万五千头，以付兖、豫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并佃牧地，岁当复入数千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石季龙载记》：季龙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又制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宋书·殷琰传》：杜叔宝发车千五百乘载米饷刘顺，吕安国等抄之，烧米车，驱牛二千余头而还。魏道武天兴五年伐姚平，实以牛疫而还。（见上引《北史·艺术传》。）《世祖纪》：始光二年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古弼传》：车驾畋于山北，大获麋鹿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世祖寻谓从者曰：“萧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遂还。行百余里而弼表至，曰：“今秋谷县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参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吕洛拔传》：张永遣将王茂向武原援其运车，尉元遣洛拔击之，夺车二百余乘，牛二百五十头。《食货志》：大和十一年，牛疫，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北齐书·神武帝纪》：韩陵之战，连牛、驴以塞归道，于是将士皆有死志。《隋书·卢恺传》：周武帝在云阳宫，敕诸屯简老牛，欲以享士，恺进谏，帝美其言而止。赵修葬父，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北齐后主起大宝林寺，运石填泉，人牛死者，不可胜纪，见第十四章第四节。时殿内及园中须石，亦差车牛从漳河运载，见本章第四节。盖战阵及平时，无不恃牛运转者，牛之为交通所资，此时实非他时之比也。

然北方畜马，究较南方为多，故以马为赏赐者，屡见于列传。若南方则几无其事矣。宋孝武帝幸南山，乘马至殷氏墓，（见第九章第三节。）此盖以山行故尔。颜延之好骑马，敖游里巷，则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齐豫章王嶷临终，召子子廉、子恪，命将所乘牛马送二宫及司徒。萧景先遗言：私马有二十余匹，牛数头，可简好者十匹，牛二头上台。马五匹、牛一头奉东宫。大司马、司徒，各奉二匹。骠骑、镇军，各奉一匹。则以豫章贵宠，景先久豫军旅，故有马也。《晋书·陈頵传》：父䜣立宅起门，頵曰：“当使容马车。”䜣笑而从之。后頵仕为郡督邮，大守刘享拔为主簿，州辟部从事，果乘马车还家。此尚为体制起见。其乘马之事见于史者：元谧与妃乘赤马犯卤簿，为御史所弹。王慧龙孙琼，道逢大保广平王怀，据鞍抗礼，自言马瘦。尝诣尚书令李崇，骑马至其黄。慕容恃德有疾，谓其子：持上马与卢潜，（见《北史·卢玄传》。）卢辩单马从魏孝武入关。卢勇有马五百匹，遗启尽献之。（《北史·卢同传》。）祖珽所乘老马，常称骝驹。卢光为京兆。郡舍数有妖怪，前后郡守，无敢居者，光入居之。未几，光所乘马，忽升听事，登床，南首而立，光不以介怀。（《周书·儒林传》。）达奚武居重位，不持威仪，行常单马，左右止一人而已。皆北人乘马之事。《魏书·杨机传》言：机家贫无马，常乘小犊车。《北史·常爽传》言：天平初，迁邺，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足见北方士大夫以乘马为常也。是时南方颇奖劝畜马，北方则每有竭泽而渔之事。周朗病当时用兵，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见第八章第七节。）谓宜募天下使养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为吏，自此以进，阶赏有差。边亭徼驿，一无发动。此即古马复令之意。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制荆、徐、兖、豫、雍、青、冀七州统内，家有马一匹者，蠲复一丁，可谓行朗之议者。若北方，则石季龙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马，匿者要斩。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禁河南畜牝马。延昌元年，乃通其禁。尒朱兆遣孙白鹞至冀州，托言普征民马，欲待高乾兄弟送马，因收之。（《北齐书·乾传》。）齐后主时，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令土豪贵买，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闲马。（见第二十章第一节。）其于征发、括藉，盖习以为常矣。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细马，合数万匹，在五台山北柏谷中避贼。贼退后，敕白建就彼检校。续使人诣建间，领马送定州，付民养饲。建以马久不得食，瘦弱，远送恐多死损，遂违敕，以便宜从事。随近散付军人。则其牧养之事，亦不免劳扰军民也。孳殖之不蕃，不亦宜哉。是时牧业，似以西北为盛，故魏之牧地在河西。（见第二十章第一节。）吕光之入西域，以骏马万余匹还。《姚兴载记》：秃发傉檀献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兴以为忠于己，乃署傉檀为凉州刺史，征王尚还。凉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诣兴请留。兴弗许。威流涕曰：“苟以马供国用，直烦尚书一符，三千余家，户输一匹，朝下夕办，何故以一方委此奸胡？”此虽非由衷之言，然可见凉州畜马之盛。《北齐书·慕容俨传》：俨蒙赐胡马一匹。《杜弼传》：萧明等入寇，高岳、慕容绍宗讨之。诏弼为军司，摄台左右。临发，世宗赐胡马一匹，语弼曰：“此属中第二马，孤恒自乘骑，今方远别，聊以为赠。”此胡马皆西域所产，非来自北方，以其时之人，习称西域人为胡也。

《齐书·魏虏传》言：虏驾部知牛、马、驴、骡。钟离之捷，收其牛、马、驴、骡，不可胜计。（见第十一章第四节。）《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元诞除齐州刺史，在州贪暴，大为人患，牛、马、骡、驴，无不逼夺。《北齐书·文宣帝纪》，言其时乘馲驼、牛、驴，不施鞍勒，盛暑隆冬，去衣驰骋。可见北方之畜，牛马而外，兼有驴、骡、槖驼。而驴似尤多。《魏书·萧宝夤传》，言其北奔时遁匿山涧，赁驴乘之。《北齐书·杨愔传》，言愔聪记强识，半面不忘。有选人鲁漫汉，自言猥贱，独不见识。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骑秃尾草驴，经见我不下，以方麹鄣面，我何不识卿？”漫汉惊服。《儒林·权会传》言：会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驴上下。《彭城王浟传》言：浟出为沧州刺史，为政严察，部内肃然。有一人从幽州来，驴驮鹿脯。至沧州，脚痛行迟，偶会一人为伴，遂盗驴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价。其主见脯识之，推获盗者。可见官民无不乘驴。元嘉二十七年之役，柳元景督义租，并上驴、马，以为粮运之计。魏世祖将北征，发民驴以运粮，使公孙轨部诣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坐征还。其伐蠕蠕，诏司马楚之等督运以继大军。时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击楚之等。蠕蠕乃遣奸觇入楚之军，截驴耳而去。诸将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觇贼截之以为验耳，贼将至矣。”即使军伐柳为城，水灌之令冻。城立而贼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贼乃走散。吕苟儿、陈瞻等反，杨椿为别将讨之。贼入陇，守蹊自固。椿缓师不进。贼出掠，乃以军中驴、马饵之，不加讨逐。如是多日，阴简精卒，衔枚夜袭斩瞻。李弼之叛侯莫陈悦，勒其兵上驴、驼。（见第十二章第九节。）齐文宣之篡，宇文泰东伐，出长安，以诸军马、驴多死，引还。周武帝欲伐突厥，发关中公私驴、马悉从军。（《本纪》宣政元年。）则驴之于转输，亦亚于牛而不下于马也。侯莫陈悦之败，独乘一骡。（亦见第十二章第九节。）齐人使宇文护之母作书报护，述其叔遣奴迎护，护与盛洛乘骡同去。眭夸，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与崔浩为莫逆之交。浩为司徒，奏征为其中郎。辞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与浩相见。浩虑夸即还，时乘一骡，更无兼骑，浩乃以夸骡内之厩中。夸遂托乡人输租者，谬为御车，乃得出关。骡之于服乘，盖又驴之亚也。橐驼惟沙碛之地用之，故吕光自西域还，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在中国，当较驴、骡为少也。《宋书·礼志》：“《晋令》曰：乘传出使，遭丧以上，即自表闻，听得白服乘骡车到，副使摄事。徐广《车服注》：传闻骡车者，犊车装而马车辕也。”盖时以驴为小人所乘，（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六节。）故定制不得乘马车者，则使乘骡车耳。贺若弼欲使陈叔宝乘骡车归己，亦此意也。

各种车制，见于历代舆服等志者，多备仪制，罕关实用。其最可贵者，为指南车及记里车。《宋书·礼志》云：“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远使。地域平漫，迷于东西，造立此车，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闻之士，争论于朝，云无指南车，记者虚说。明帝青龙中，令博士马钧更造之而车成。晋乱复亡。石虎使解飞，姚兴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义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长安，始得此车。其制如鼓车，设木人于车上，手指南。车虽回转，所指不移。大驾卤簿，最先启行。此车戎狄所制，机数不精。虽曰指南，多不审正。回曲步骤，犹须人功正之。范阳人祖冲之有巧思，常谓宜更构造。宋顺帝升明末，齐王为相，命造之焉。车成，使抚军丹阳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刘休试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尝移变。（参看第二十章第二节。）晋代又有指南舟。索虏拓跋焘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车，弥年不就。扶风人马岳又造。垂成，善明鸩杀之。”又云：“记里车，未详所由来。亦高祖定三秦所获。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车行一里，木人辄击一搥。大驾卤簿，以次指南。”案指南之用，海尤亟于陆。【78】近世西人，藉此以遍航世界。吾国当晋世已能用之于舟，为时不为不早。又测量旧法，【79】共有三端：陆以人行、车行，水以舟行迟速为准。三法之中，车之所量，最为精审。记里车若能广用，亦可知通行道里精确之数。惜乎二者皆仅用之卤簿也。车之最速者为追锋车。《宋志》云：“如轺车而驾马。”晋宣帝平辽东还，次白屋，有诏召之。三日之间，诏书五至。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四百余里，一宿而至焉。石季龙造猎车、格兽车，【80】已见第五章第二节。事虽侈虐，然其制之高大，亦足异也。民间挽载，多用小车，谓之鹿车。《北齐书·神武纪》：高乾死，其次弟慎在光州，弊衣推鹿车归渤海是也。《魏书·世宗纪》：永平二年六月，诏曰：“江海方同，车书宜一。诸州轨辙，南北不等。今可申敕四方，使远近无二。”此诏规模颇远大，然其不能行，则亦不待论矣。

辇之变即成肩舆。《宋志》云：“辈车，《周礼》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宫中从容所乘，非王车也。汉制乘舆御之，或使人挽，或驾果下马。汉成帝欲与班倢伃同辇是也。未知何代去其轮。”案《宋书·邓琬传》，谓琬取子勋所乘车除脚以为辇，可见辇之与车，其制仍极相近。既去其轮，则只得“以肩举之而行，故曰肩舆。亦曰平肩舆”。【81】（《通鉴》晋怀帝永嘉元年，梁武帝天监四年《注》。）其舆施襻，则谓之襻舆。（《通鉴》梁武帝大清元年《注》。案襻舆，见第十三章第一节。）以八人举之，则谓之八舆。（《通鉴》齐东昏侯永元二年《注》。）《齐书·明七王传》：江夏王宝玄乘八舆，手执绛麾幡，随崔慧景至京师是也。桓玄欲造大辇，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舆之，（《魏书·岛夷传》。）则八又不足言矣。其仍有轮而以人挽之者，谓之步辇，亦曰步挽车。魏尉元，大和三年，进爵淮阳王，以旧老见礼，听乘步挽杖于朝，后行养老之礼，以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又各赐步挽一乘是也。其时乘肩舆者颇多。《晋书·王献之传》：献之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而入。《隐逸·陶潜传》：江州刺史王弘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曰：“素有脚疾，向乘篮舆，亦足自反。”乃令一门生、二儿轝之至州。此皆士大夫之暮气，不复知以桀乘人车为耻矣。（见《秦汉史》第十七章第六节。）亦有以道险不可车行而乘篮舆者。《孝友传》：孙晷，吴国富春人。富春车道既少动径山川，父难于风波，每行乘篮舆，晷躬自扶侍是也。后世肩舆之盛行，大抵以此矣。又有用之军旅之际者。《晋书·列女传》：谢道韫，遭孙恩之难，举厝自若。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乱兵稍至，手杀数人，乃被虏。《梁书·韦叡传》：叡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厉众军。又萧渊藻为益州刺史，州民焦僧护作乱，渊藻乘平肩舆巡行贼垒。此则希有之事也。以人代马，盖取其可以即安，故梁武帝大同五年，贺琛奏南北二郊及籍田，往还并宜御辇，不复乘辂，盖以帝年高故也。诏从之。祀宗庙仍乘玉辇。其虽驾马而亦较安隐者，是为马轝。萧摩诃劝吴明彻帅步军乘马轝徐行，已见第十四章第九节。《晋书·刘曜载记》：曜攻仇池，疾笃，马轝而还。及被禽，创甚，石勒亦以马轝载之。《周书·崔猷传》：大军东征，大祖赐以马轝，命随军，与之筹议。皆用诸军旅之间者也。

士大夫拘于体制，多以徒行为耻。【82】故《南史·颜协传》，谓其家虽贫素，而修饰边幅，非车马未尝出游。江泌见老翁步行，下车载之，躬自步去，（《齐书·孝义传》。）则史以为美谈矣。《齐书·王琨传》：大祖崩，琨闻国讳，牛不在宅，去台数里，遂步行入宫。朝士皆谓琨曰：“故宜待车，有损国望。”琨曰：“今日奔赴皆应尔。”此特于国讳之时行之而已。然贫贱者及恭俭者，亦或步行。《晋书·孝友传》：夏方，吴时拜仁义都尉，累迁五官中郎将，朝会未尝乘车，行必让路，此恭俭者也。《梁书·文学传》：周兴嗣，尝步自姑孰，投宿逆旅；王籍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择交游，此贫贱者也。

路惟驰道为坦平，【83】然其劳民特甚。故宋孝武帝立驰道，前废帝即位亟罢之。乃未几而又复之，盖以其功已立，劳民事已在前故也。（《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九月，初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前废帝纪》：大明八年七月，罢南北二驰道。永光元年八月，复立南北二驰道。参看第九章第三节。）吕僧珍常以私车辇水洒御路，则虽御路，亦不过较为平坦，其尘沙飞扬，亦与他路无异。盖昔人不能善修路面也。路面不坚，故其路易坏。《宋书·张茂传》：陆子真为海陵大守，中书舍人秋当，为大祖所信委，家在海陵，假还葬父，桥路毁坏，不通丧车，县求发民修治，子真不许，彭城王义康闻而善之。不为权幸所胁而劳民善矣，然桥路固所宜修，任其毁坏，亦非政理也。开通道路之事为史所特载者，大抵非以行军，即以游幸。如慕容儁闻石氏乱，凿山除道，入自卢龙，克蓟城而都之。（《魏书》本传。）魏道武之伐燕，于栗磾开井陉路，袭慕容宝于中山。及道武将北还，又发卒治直道，自望都凿恒岭至代。（见第六章第八节。）后道武校猎河西，又诏张黎发定州七郡卒万二千通沙泉道。（《本纪》大延二年。）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发并、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猎道。高祖大和六年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世宗正始四年九月，开斜谷旧道。（皆见《本纪》。）封子绘以晋州北界霍山，旧号千里径者，山阪高峻，大军往来，士马劳苦，启齐高祖，于旧径东谷，别开一路。皆其事。大抵虏之用民力，较中国为多，以其本无所爱于中国人也。至民间因交通而修路，或地方长官因便于人民往来而修路者，则史几无所见。记载固不能无遗漏，然其事必极少可知。民政之废弛极矣。

亭传之制，汉末乱后，废坠特甚。【84】《晋书·贺循传》：江东草创，盗贼多有，元帝思所以防之，以问于循。循答曰：“沿江诸县，各有分界，分界之内，官长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汉制十里一亭，当今纵不能尔，要宜筹量，使力足相周。”可见晋时亭候，远非汉世之比矣。《苻坚载记》：自长安至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此乃虚美之辞，当其时，度不过长安附近，或能修饰表面耳。《周书·韦孝宽传》：孝宽以废帝二年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候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候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芘荫。周文后见，怪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此等政令，亦必不能行也。《梁书·张齐传》：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当东道冲要，刺史经过，军府远涉，多所穷匮。齐缘路聚粮食，种蔬菜，行者皆取给焉。《陈书·徐陵传》：梁元帝承制江陵，陵通使于齐，累求复命，终拘留不遣。陵乃致书于仆射杨道彦曰：“本朝非隆平之时，游客岂皇华之势？轻装独宿，非劳聚之仪。微骑兼行，宁望轩之礼？归人将送，私具驴骡。缘道亭邮，惟希蔬菜。若曰留之无烦于执事，遣之有费于官司；或以颠沛为言；或云资装可惧；固非通论，皆是外篇。”然则行旅所须于缘道者，不过粮食、蔬菜，而公家则并此而不能供矣。斯时上官出行，郡县或有盛为供帐者，如《梁书·良吏·何远传》言：远为武康令，大守王彬巡属县，诸县盛供帐以待，远独设糗水而已是也。民间往来者，盖多要结伴侣，或互相依托而行。《梁书·孝行传》：荀匠，父法超，仕齐，中兴末为安复令，卒于官，匠奔丧，每宿江渚，商侣皆不忍闻其哭声，盖附商人以行也。《宋书·王僧达传》：元凶弑立，僧达自候道南奔。《通鉴注》云：“候道，伺候边上警急之道也。【85】今缘路列置烽台者，即候道。”盖亦取其为候骑所常经，或有薪米可资耳。亭候既废，行旅之困苦如此，顾仍有以罢遣亭候为美谈者。《梁书·范云传》：云以齐明帝时，出为始兴内史。边带蛮俚，尤多盗贼。前内史皆以兵刃自卫。云入境，抚以恩德。罢亭候，商贾露宿。郡中称为神明。《南史·王淮之传》：淮之玄孙猛，徙晋陵大守。威惠兼举，奸盗屏迹。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汉之赵广汉。此又见设置亭候，亦有烦扰，或又徒有其名也。

［晋］王羲之·平安帖

驿道之当冲要者，供给或仍甚周备，此又不免于烦民。《周书·韦孝宽传》：孝宽代尉迟迥为相州总管，驰还，所经桥道，皆令毁撤，驿马悉拥以自随。又勒骑将曰：“蜀公将至，可多备肴酒及刍粟以待之。”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驿司供设丰厚，所经之处，皆辄停留，由是不及。此等肴酒及刍粟，果何自来邪？《梁书·鄱阳王恢传》：恢迁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陆路悉订私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马千匹，以付所订之家。资其骑乘，有用则以次发之。百姓赖焉。《北齐书·高季式传》：季式豪率好酒，又恃举家勋功，不拘检节。与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济州夜饮，忆元忠，开城门，令左右乘驿，持一壶酒往光州劝元忠。皆可见其扰累之甚。故宋前废帝省诸州台传，（《本纪》永光元年正月。）亦为便民之举也。大抵边方之地，仍恃驿传以通往来。故周静帝初，豫、荆、襄三总管内诸蛮反，有焚烧村、驿之举。《隋书·刑法志》载北齐律，盗及杀人而亡者，即悬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驿户，可见驿户之困矣。

讥察之政，多与税敛并为一谈。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以东境去岁不稔，诏停道中杂税，并敕以仗自防者勿禁，（见第二节。）其一事也。《南史·循吏传》：郭祖深，普通七年，改南州津为南津校尉，以祖深为之。由来王侯势家，不忌宪纲，侠藏亡命。祖深搜检奸恶，不避强御，动致刑辟。此为讥察之司，克举其职者，然能如是者卒少，而多藉威权为扰累之资。甚至本以便民之举，亦变为厉民之政焉。《齐书·顾宪之传》：杜元懿请增牛埭税，宪之议曰：“寻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纳税也。当以风涛迅险，人力不捷，屡致胶溺，济急利物耳。既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京师航渡，即其例也。而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别道，或空税江行，或扑船倍价，或力周犹责。凡如此类，不经埭烦牛者，上详被报，格外十条，并蒙停寝，从来喧诉，始得暂弭。”然则牛埭初设，本所以利交通，收直原有定格，后乃变为婪索之资矣。【86】《梁书·安成康王秀传》：秀出为江州刺史。时盛夏水汛长，津梁断绝。外司请依旧僦度，收其价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为患，可利之乎？”给船而已。外司之请，亦顾宪之所云京师航渡之类，其事盖亦易滋弊，故秀不之许也。过所之制，【87】北方仍有之。《晋书·刘毅传》：毅辟司隶都官从事，将弹河南尹，司隶不许，投传而去。《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五月，诏军警给玺印传符，次给马印。大和七年三月，以冀、定二州民饥，弛关津之禁，任其去来。《前废帝纪》：普泰元年，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罢细作之条，无禁邻国往还。《神元平文诸子孙传》：高祖、文明大后引见公卿于皇信堂。大后曰：“今京师旱俭，欲听饥贫之人，出关逐食，如欲给过所，恐稽延时日，不救灾窘，若任其外出，复虑奸良难辨，卿等可议其所宜。”元丕议：“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将二吏，别掌给过所，州郡亦然，不过三日，给之便讫，有何难也？”高祖从之。四日而讫。皆其事之可考者也。

亭传既废，逆旅之业遂大盛。【88】《晋书·潘岳传》：时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敕宜除之。十里一官，使老小、贫户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钱。岳议曰：“谨案逆旅久矣。其所由来，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官无役赋，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费。《语》曰：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外传》曰：晋阳处父过宁，舍于逆旅。魏武皇帝亦以为宜，其诗曰：逆旅整设，以通贾商。然则自尧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商鞅尤之，固非圣世所言也。方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凑，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又诸劫盗，皆起于迥绝，止乎人众。十里萧条，则奸宄生心，连陌接馆，则寇情震慑。且闻声有救，已发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之所乏也。又行者贪路，告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昼热，又兼星夜。既限早闭，不及门，或避晚关，迸逐路隅，只是慢藏诲盗之原。苟以客舍多败法教，官守棘，独复何人？彼河桥、孟津，解券输钱，高第督察，数入校出，品郎两岸相检，犹惧或失之，故悬以禄利，许以功报。今贱吏疲人，独专税，管开闭之权，藉不校之势，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历代之旧俗，获行留之欢心，使客舍洒扫，以待征旅，择家而息，岂非众庶颙颙之望？”请曹列上，朝廷从之。岳之议，可谓深切著明矣，而至隋初，苏威仍以临道店舍，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奏高祖欲遣归农，（见《隋书·李谔传》。）何其见解之陈旧也。【89】亭传既废，行旅盖惟客舍是资，其事随处可见。晋明帝因王敦将举兵内向，乘巴、滇骏马，微行至湖陵，熟察营垒而出。驰去，见逆旅卖食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追者至，传玩，稽留遂久。桑虞尝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为盗，虞默然无言，便解衣偿之。（《晋书·孝友传》。）梁武帝举兵，至姑熟，柳憕与兄恽及诸友朋于小郊候接。时道路犹梗，憕与诸人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余，憕曰：“宁我负人，不人负我。若复有追，堪憩此舍。”命左右烧逆旅舍，以绝后追。齐文宣追由吾道荣往晋阳，道荣恒野宿，不入逆旅。（《北史·艺术传》。）周兴嗣投宿逆旅，已见前。此并可见往来要道逆旅之遍布。《晋书·儒林传》：徐苗，曾祖华，尝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苗祖邵为魏尚书郎，华当系汉末人。又《刘卞传》：少为县小吏。功曹夜醉如厕，使卞执烛，不从。功曹衔之，以他事补亭子。有祖秀才者，于亭中与刺史笺，久不成。卞教之数言，卓荦有大致。秀才谓县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为亭子？”令即召为门下史。卞亦晋初人也。《郑袤传》：子默，出为东郡大守，直岁荒人饥，默辄开仓振给，乃舍都亭，自表待罪。《魏书·甄琛传》：琛子侃，随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殴击主人，为有司所劾。则以地近京邑，亭传或较整饬耳。要之如两汉之世，行旅之多止亭传者，魏、晋以后，几不可复睹矣。史所载是时逆旅之主，亦有非以营利为事者。如《晋书·刘寔传》言：寔少贫窭，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营给。《隐逸·刘驎之传》言：驎之居于阳岐官道之侧，人物来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给，士君子颇以劳累，更惮过焉。《魏书·崔光传》：光弟敬友，精心佛道。自景明已降，频岁不登，饥寒请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于肃热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此等或有要结之心，或以利济为念，皆与以是为业者绝殊。可见偏僻之区，逆旅尚多未立。然此即至今日，亦尚是如此也。

逆旅既为牟利者所设，当时人之见，自未可以舍贵宾。国家宾馆既不修，士大夫家又无复馆客之事，故使节往来，江南多以僧寺停客。（见《北史·李灵传》。）即贵人亦有寓居僧寺者。李翥、萧大圜事，已见第四节。《北史·自序》，载李师上从驾晋阳，亦与友好同以僧寺为寓也。

以运载为业者，是时无之，盖皆商贾所自营。《晋书·袁宏传》言：宏少孤贫，以运租自业，盖惟米谷滞重之物为然，抑其自以此为业，或受顾于人，而为之奔走，尚未可知也。寄信亦无专业，故多托人携带。【90】《殷浩传》：父羡，为豫章大守，都下人士，因其致书者百余函。行次石头，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羡字。不为致书邮。”豫章、建业，一水可通，而托其致书者如是之众，可见当时通讯之不易矣。公家则仍恃驿传。《北齐书·神武帝纪》：自队主转为函使，尝乘驿过建兴，云雾昼晦，雷声随之，半日乃绝，函使盖乘驿以奉书函者也。贵人亦有自置驿使者。《高归彦传》：归彦拜冀州刺史，谋逆，诏段韶袭之，归彦旧于南境置私驿，闻军将逼，报之，便婴城自守是其事。《北史·斛律羡传》：羡虑祸，使人骑快骡迎至邺，无日不得音问，后二日，邺使不至，家人乞养忧之，亦私驿之类也。

交通以水路为便，自无疑义，而转漕尤甚。《魏书·刁雍传》：大延五年，雍为薄骨律镇将。七年，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拟于车运，十倍有余。不废牛力。又不废田。”诏曰：“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须遣船匠。”《食货志》云：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乃令番戍之兵，营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资，与民和籴，积为边备。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顾车牛送京。道险人敝，费公损私。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顾价布六十匹。河东一车，官酬绢五匹二丈，别有私民顾价布五十匹。自余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顾绢三匹，市材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顾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车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载，私民顾价，远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费，一车布远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准其顾价，应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船之所运，惟达雷陂。其陆路从雷陂至仓库，调一车顾绢一匹，租一车布五匹，则于公私为便。”尚书崔休，以为“舟楫所通，远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请诸通水运之处，皆宜率同前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其钦所列州郡，如请兴造，束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若船数有阙，且赁假充事。其先未通流，宜遣检行，闲月修治”。录尚书高阳王雍、尚书仆射李崇等奏曰：“运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车息耗，实相殊绝。钦之所列，关西而已。若域内同行，足为公私巨益。谨辄参量，备如前计。庶征召有减，劳止小康。若此请蒙遂，必须沟洫通流。即求开兴修筑。或先已开治，或古迹仍在，旧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闲月，令疏通咸讫。比春水之时，使运漕无滞。”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案开通全国水路，谈何容易？元雍、李崇之奏，言之大易，自然徒托空言。然观刁雍、薛钦之所较计，则水陆劳佚息耗之差，可谓相去甚远矣，此诚言漕运者所宜留意也。《李冲传》：高祖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成淹传》：高祖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稿磝，淹以黄河峻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峻，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然则高祖之迁都，意亦贪水漕之便也。

海道往来，当时亦颇通利。【91】石季龙谋伐昌黎，欲自青州运兵粮，已见第五章第二节。桑虞，诸兄仕于石勒，咸登显位，惟虞耻臣非类，阴欲避地海东。后勒以为武城令，虞以密迩黄河，去海微近，将申前志，欣然就职。此自今山东泛海至辽东西之路也。《宋书·朱修之传》言：魏屡伐冯弘，或说弘遣修之归求救，遂遣之泛海，此自辽东西通建业之路也。其余海道交通，可参看第十六章第五节。

造船之技颇精。【92】《晋书·王濬传》：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卢循、徐道覆所以能肆扰，何无忌、刘毅所以败，宋武帝所以胜，实缘兵力厚薄之殊，而兵力厚薄之分，实决之于船舰之大小，已见第七章第五节。《南史·王僧辩传》：陆纳造大舰一，名曰三王舰。又造二舰：一曰青龙舰，一曰白虎舰。皆衣以牛皮，并高十五丈。《隋书·杨素传》：素欲平陈，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六百人。合诸事观之，可见当时水战，大舰实为决胜之利器。然亦有小而轻捷者，《梁书·王僧辩传》言：侯子鉴等以鸼千艘载士，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趣捷过风电是也。史惟载战陈之事，故但见兵舰制作之精，然以此推之，则民间运载之船，亦可想见矣。颜子推言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见上节。）则北方所用之船，不及南方之大。此自川流大小之殊，非关造船技有巧拙。石虎徙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钟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牛百头鹿栌引之乃出，造万斛舟以渡之，则北方所造之船，亦不小也。虎欲伐慕容氏，命青州造船千艘。（亦见第五章第二节。）魏世祖神三年，闻王师将北讨，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可见滨河、缘海之地，造船之业靡不盛矣。《梁书·安成王秀传》：秀出为江州刺史。主者将求坚船，以为斋舫。秀曰：“吾岂爱财而不爱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给参佐，下者载斋物。既而遭风，斋舫遂破。似当时江行，船多窳败者。盖官所用船，或役民为之，技既不精，又出逼迫，故有此弊，（观上引刁雍之言可见。《晋书·艺术传》：樊长宾为建昌令，发百姓作官船于建城山中。）而非其时造船之技，止于如此也。

造桥之功，河、渭为大。《晋书·武帝纪》：泰始十年，立河桥于富平津。《杜预传》：预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寮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魏书·于栗磾传》：大宗南幸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阪。六军既济，大宗深叹美之。又《崔亮传》：除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浅不通船，行人艰阻。亮谓僚佐曰：“昔杜预乃造河桥，况此有异长河？且魏、晋之日，亦自有桥。吾今决欲营之。”或曰“水浅不可为浮桥，泛长无恒，又不可施柱，恐难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阳，横桥渡渭，以象阁道，此即以柱为桥。今惟虑长柱不可得耳。”会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长木数百根。藉此为用，桥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犹号崔公桥。此等皆大工程，非官力不克举，故获见于史。此外小小津梁，为人民所自营者，则其事不可尽考矣。

注释

【1】　饮食：晋南北朝南北人皆贵米于面，倘由未能作教欤。

【2】　饮食：南北朝时取给疏食。

【3】　饮食：桄榔可啖不诬。

【4】　饮食：老者贵者乃食肉，晋南北朝犹然，常食盐菜耳，撤兼肉，居丧者并去盐菜。

【5】　饮食：北人多食牛羊，南方食牛有禁，以鸡猪为常食，多水族。

【6】　饮食：羹饭为常食。

【7】　饮食：葱韭蒜豉为常食。

【8】　饮食：宴客之侈，必及从者。

【9】　饮食：主人自割鹅炙客请退，然则西餐自割非也。

【10】　饮食：外国食法流传中国者。

【11】　饮食：糃耗米多，蜜渍曰粽，蔗糖，糖吾乡读入歌均。

【12】　饮食：酒禁无效而滋弊。

【13】　服饰：油囊怀酒，御雨者曰黄油。

【14】　饮食：酿酒者之迷信，古即有之。

【15】　饮食：古酒之烈。

【16】　饮食：茶，《齐民要术》列非中国物中，晋时已有伪茶。

【17】　食储：交易微时，仓储充实。民间存谷亦多。

【18】　食储：僧祇粟之弊。

【19】　刑法：僧暹等营僧祇粟有弊，高肇请付昭玄，依僧律推处。

【20】　荒政：自食所余勒粜。

【21】　食储：兵戈之际，民食不足，军有余，然或以资敌。

【22】　兵：焦土为御敌上策。

【23】　食储：官造仓屋，令商管理策。齐神武迁邺后，诸州缘河津济官仓，储积以拟漕运。

【24】　民食：漕转难，故多移民就食，然不能无弊。

【25】　民食：和籴起南北朝已有弊。

【26】　服饰：时变而好相仿效。

【27】　服饰：褶疑出北狄，中国易为右衽而广其袖。《隋志》惟褶服以靴。

【28】　服饰：戎装缚袴。

【29】　服饰：戎装以短衣，山行者衣皮，不关胡服。

【30】　服饰：平底屐。

【31】　服饰：《齐书》“养蚕不以为丝，惟充絮纩”。案絮纩之用急而多以为丝，由其为奢侈品也。

【32】　服饰：番禺为果、布之凑，疑为绵布。

【33】　服饰：织成来自西域，中国仿为之。

【34】　服饰：毡为用颇广。

【35】　服饰、民族：魏改服饰至周宣帝大象乃纯，然人民惟婚葬汉服，虏忌诛之。

【36】　丧服：非非短丧。

【37】　宫室：去官藉空车厩而居，案此犹今居汽车间也。

【38】　宫室：苑囿但弃地，园圃则劳人经营，园圃者。

【39】　宫室：刬细草，植阶庭，此今西人之草地也。

【40】　宫室：多占民地。

【41】　宫室：民间多茅屋，“江南……舍多竹茅……储积皆非地窖。”盖下湿使然，为窟室者多似由贯穿窖。

【42】　赋税：计赀之苛。

【43】　宫室：材木似颇难得。

【44】　文具：梁太宗幽系后无纸。

【45】　宫室：板障、帏幔隔障。

【46】　宫室：父子宾旅，同旅一室。

【47】　宫室：北人多居毡帐，大者能容千人。

【48】　宫室：赤石脂泥壁，胡粉涂壁。

【49】　宫室：三层楼，台高二十余丈。

【50】　交通：自四五丈楼上掷下至地。

【51】　宫室：筑坊以止奸盗。

【52】　宫室：都城府寺未周，请收赎绢一匹输砖二百。

【53】　宫室：晋南北朝在官廛里似不如汉之多，故赐宅之事较少。

【54】　交通、宫室：不如汉世藉寓亭传而寄止佛寺。

【55】　宫室：为公共交通建筑尽力之良吏。

【56】　宫室：司营造者能先立图样。

【57】　宫室：营造多役民。

【58】　宫室：城郭用砖石者少，砖石不必固于版筑但省工。

【59】　宫室：南北朝至隋之长城。

【60】　器用：胡床大行，席地而坐殆绝。

【61】　葬埋：魏武为薄葬之始，安有七十二疑冢事，盖其时造言。虚葬晋世胡人多。

【62】　葬埋：拜陵魏文未绝，王导行之元帝。

【63】　葬埋：因重视坟墓而归虏朝，观颜之推之言知其非。

【64】　葬埋：丧元者以他物为头之谬。

【65】　葬埋：虏以必葬桑乾，胁中国人，王慧龙、韩延之不从。

【66】　葬埋：求合葬者多切。

【67】　葬埋：虏俗多烧物，以送亡者。

【68】　葬埋：皇甫谧笃终论，还故草使生其上，使自求不知。此得墓而不坟之意矣。

【69】　葬埋：以砖甓葬者多。

【70】　葬埋：立碑之禁。

【71】　葬埋：帝王贵人达官将帅皆发冢，此等人冢亦见发。

【72】　葬埋：代北有殉葬事。

【73】　葬埋：相墓者言：羊祜祖墓有帝王气，则相墓者亦望气。此非凡气。

【74】　风俗：相宅亦出晋南北朝。北方尚兼用卜筮。

【75】　葬埋：魏制葬地以拟九原。

【76】　交通：牛车盛行，《廿二史考异》未及者尚多。征发亦多及牛。北人乘马较多，兼有驴骡橐驼。

【77】　史事：食邑者邑户送米。

【78】　交通：指南，海急与陆，晋已有指南舟。

【79】　交通：测量旧法，车行最确，吾有计里、鼓车在汉前。

【80】　交通：石季龙猎车、格兽车、高大。

【81】　交通：辇去轮成肩舆，亦曰平肩舆、八舆。有轮人挽者曰步辇，亦曰步挽辇。驾马较安者曰马辇。

【82】　交通：士夫以徒行为耻。

【83】　交通：驰道。

【84】　交通：亭传大坏。使臣似仍由官给。舍于僧寺，供给处烦民。

【85】　交通：伺候边上警急之道曰候道。

【86】　交通：便利交通之事变为婪索。

【87】　交通：过所之制。

【88】　交通：逆旅之盛。

【89】　学术：最与法家见解相左者，盖隋之苏威，可检其传。

【90】　交通：公家通信仍恃驿使，私家托人携带。

【91】　交通：海道。

【92】　交通：造船之技。

第二十二章　晋南北朝政治制度

第一节　政　体

汉世执政权者称皇帝，皇则徒为尊称，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一节。晋、南北朝之世，此义仍存。石勒以大兴二年伪称赵王，咸和五年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后乃僭即皇帝位。【1】盖称王犹同于人臣，称天王则已无所降屈，然其号犹未及皇帝之尊。勒死后，子弘为季龙所替，群下劝称尊号。季龙下书曰：“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其视天王之尊不如皇帝，较然可见。咸康三年，史称其僭称大赵天王，盖去居摄之号也。勒之僭号赵天王也，尊其祖曰宣王，父曰元王，立其妻刘氏为王后，世子弘为大子。逮僭即皇帝位，乃追尊其高祖曰顺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大后，而立刘氏为皇后。谥父为帝，已违汉人追谥定陶徒称共皇之义；季龙僭称大赵天王，乃追尊祖为武皇帝，父为大宗孝皇帝，则去古弥远；又立其妻郑氏为天王皇后，以子邃为天王皇大子，王皇并建，尤为不辞。时又贬亲王之封为郡公，藩王为县公，则尤不可解。《魏书》谓虎自立为大赵王，年号建武；又云：初虎衣衮冕，将祀南郊，照镜无首，大恐怖，不敢称皇帝，乃自贬为王；又云：虎又改称大赵天王；则当其僭称天王之前，实曾但自号为王，故贬其亲王、郡王之号，《晋书·载记》记事不具，又有错乱也。石鉴之死也，石祇僭称尊号于襄国，逮为冉闵所攻，乃去皇帝之号，称赵王，使诣慕容儁、姚弋仲乞师，盖自同于人臣，故并不敢称天王。冉闵诛石鉴，便即皇帝位。后为慕容儁所获，立而问之曰：“汝奴仆下才，何自妄称天子？”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闵盖以诛逆胡自负，故一得志即称尊，且始终无所降屈也。儁送闵龙城，斩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乃复遣使祀之，谥曰武悼天王，犹不与以皇帝之号也。

刘渊之至左国城也，其下刘宣等上以大单于之号，（见第三章第四节。）盖自谓恢复旧业。其后则以是为统御夷人之称，故石勒之称赵王，以其子为大单于，当时群臣请者，谓以镇抚百蛮也。是时以季龙为单于元辅。及勒僭号，季龙谓大单于必在己，而勒更以授其子弘。季龙深恨之。私谓其子邃曰：“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盖其时汉人不甚乐与夷狄之争斗，夷酋所恃以攘窃篡夺者，实以诸夷之众为主，故其争之甚力，争而不得，则怨毒形于辞色也。冉闵欲攘斥夷狄，而亦署其子为大单于，以降胡一千配为麾下，盖亦为此，已见第五章第三节。苻健之入长安，其下表为侍中大都督关中诸军事大单于秦王，健不乐，改称天王大单于，盖亦不欲为人臣，然终不去单于之号者，盖亦欲抚用诸夷也。赫连勃勃称天王、大单于，意亦不过如此，彼非知民族之义者，未必有恢复旧业之意也。（参看第六章第九节。）

苻坚初亦称大秦天王，盖其人少知治体，故未敢遽自尊大，姚兴，《晋书·载记》谓其以日月薄蚀，灾眚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姚绪、姚硕德以兴降号，固让王爵，兴弗许。案兴即欲自贬抑，无容与绪、硕德同号，《北史》云：兴去皇帝之号，降称天王，盖是？然则绪、硕德之让，即石虎时贬亲王、藩王之封之故事也。吕光初亦称天王。及病笃，立其大子绍为天王，乃自号大上皇帝。案魏献文之禅位也，群公奏曰：“昔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大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统之，谨上尊号大上皇帝。”其言颇合古义。吕氏未必知此；光既病笃，亦必不能更知政事；盖徒取皇帝、天王之称为尊卑之等差耳。观吕纂、吕隆亦皆称天王，而隆追谥其父宝为文帝可见也。慕容云、冯跋亦称天王，盖亦以国小民寡，不敢自尊。慕容盛去皇帝之号，称庶人大王，庶人盖谓无爵，以知政事，故曰大王，则弥自贬损矣。

索虏非知故事者，而献文禅位时，群公之奏，顾颇合古义，盖臣虏士夫，知故事者尚多也。然虏终不免沐猴而冠。胡灵后之秉政也，追尊其母京兆郡君为秦大上君。及其父国珍死，追号为大上秦公，张普惠为谏议大夫，陈其不可。左右畏惧，莫敢为通。会闻胡家穿圹，下有磐石，乃密表言之。大后览表，亲至国珍宅，集王、公、八坐、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议其事。遣使召普惠，与相问答。然卒不用其言。孝庄之立，尊其考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妣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大庙，以高祖为伯考。临淮王彧与吏部尚书李神儁表谏，不听。时又尊其兄劭为无上王，寻遇害河阴，又追谥为孝宣皇帝。（妻李氏为文恭皇后。）彧又面谏，谓：“历寻书籍，未有其事。”帝不从，及神主入庙，复敕百官悉陪从，一依乘舆之式。彧上表，以为“爰自中古，迄于下叶，崇尚君亲，褒明功德，乃有皇号，终无帝名。今若去帝留皇，求之古义，少有依准”。又不纳。胡三省曰：“自唐高宗以后，率多追谥其子弟为皇帝，作俑者魏敬宗也。”虏不足责，中国人亦因其失，则诚不免野哉之诮矣。前废帝之立，以魏为大魏，诏曰：“三皇称皇，五帝云帝，三代称王，迭冲挹也。自秦之末，竞为皇帝，忘负乘之深殃，垂贪鄙于万叶，今称帝已为褒矣，可普告令知。”盖亦以丧乱荐臻，故颇自贬损也。

周孝闵帝始篡魏，亦称天王。时则追尊考文公为王，妣为文后，至明帝武成元年八月，乃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为帝。《崔猷传》云：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猷以为世有浇淳，运有治乱，故帝王以之沿革，圣哲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盖时习以天王之称为卑于皇帝，后周制作，最为泥古，然卒不能变易世人之耳目，终不得不随之而变也。宣帝之立，尊皇后为皇大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女。）又尊所生李氏为帝大后。静帝立，一称为大皇大后，一称为大帝大后。又称天元大皇后杨氏为皇大后，天大皇后朱氏（静帝所生。）为帝大后。盖亦以在位者为帝，帝之父为皇，正后系其夫所生系其子名之邪。

《抱朴子》有《诘鲍》之篇，载时人鲍敬言无君之论，而己驳之，其言在今日，已不足论，然亦可见其时好老、庄之书者之见地也。敬言之言曰：“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之，亦欲之者为之辞哉？夫强者陵弱，则弱者服之矣。知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由争强弱而校愚知，彼苍天果无事也。”又曰：“天地之位，二气范物，乐阳则云飞，好阴则川处，各附所安，本无尊卑也。”此辟君臣之位出乎自然之说也。又曰：“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此言无君之世天下之晏然无患也。侈言君道之美者，每谓君之出令，乃所以使民获遂其生。敬言则云：“促辔衔镳，非马之性，荷轭运重，非牛之乐。穿本完之鼻，绊天放之脚，盖非万物并生之意？”治人者之所求，不过“役彼以养此”，“贵者禄厚，而民困矣”。“下疲怨则知巧生”，乱之既作，乃以“忠义孝慈”救之，幸而有济，亦所谓“死而得生，不如乡无死”也，况乎“茅茨土阶，弃织拔葵”，不过“盗跖分财，取少为让”；其恩之及下，亦不过“陆处之鱼，相呴以沫”哉？“关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为非；衡量所以检伪，而邪人因之以为伪；大臣所以扶危，而奸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靖难，而寇者盗之以为难”。信乎“君臣既立，众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之中，犹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而塞之以最壤，鄣之以指掌也”。“桀纣穷骄淫之恶，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施之？”且夫“细人之争，不过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无疆土之可贪；无城郭之可利；无金宝之可欲；无权柄之可竞；势不足以合徒众；威不足以驱异人；孰与王赫斯怒，陈师鞠旅，僵尸则动以万计，流血则漂卤丹野”哉？此鲍生以世事之纷纭，举归咎于立君之大略也。其言善矣，然君臣之制，非孰欲立而立之也，其事亦出于自然。何策使之不作？既作矣，何道使之可替？于此无言，则论有君之弊，虽极深切著明，亦徒为空谈耳。葛生诘鲍之辞，颇多拘墟之论，然亦有其可采者。如曰：“远古质朴，盖其未变，譬彼婴孩，知慧未萌，非知而不为，欲而忍之。”“有欲之性，萌于受气之初，厚己之情，著于成功之日，贼杀并兼，起于自然，必也不乱，其理何居？”“橡芋可以生斗讼，藜蕾足用致侵夺。”则“私斗过于公战，木石锐于干戈”矣，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乱源既伏，何计可止其迁流乎？且也“古者生无栋宇，死无殡葬，川无舟楫之器，陆无车马之用；吞啖毒烈，以致殒毙；疾无医术，枉死无限。后世圣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受其厚惠。机巧之利，未易败矣”。“大极浑沌，两仪无质”，固未若“玄黄剖判，七曜垂象，阴阳陶冶，万物群分”。由斯言之，社会之开化，势固不可以已，昔贤心仪邃古之世人与人相处安和之美，疾后世之不仁，乃欲举物质之文明而并去之，岂不悖哉？然物质之文明，虽不可去，社会之组织，固未尝不可变，亦且不可不变，而昧者又欲并此而尼之，则其失，又二五之于一十也。

第二节　封　建

晋初封建之制，及其时之人论封建之语，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晋书·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无分民。若乃大者跨州连郡，小则十有余城，以户口为差降，略封疆之远近，所谓分民，自汉始也。”【2】案古之建国，本为理民，其后此意无存，而徒以封爵为荣禄，则终必至于此而后已。此亦欲藉封建为屏藩者，所以卒无所就也。斯时也，封君之朘取其民，诚不如古代之悉，然邑户粟米，尽归私室，（徐陵食建昌，邑户送米至水次，见第二十一章第六节。）仍有损于国计。故度支窘促之时，所以分其下者，亦不能厚。《地理志》又云：“江左诸国并三分食一。大兴元年，始制九分食一。”《陈书·世祖高宗后主诸子传》云：“江左自西晋相承，诸王开国，并以户数相差，为大小三品。武帝受命，自永定讫于祯明，惟衡阳王昌，特加殊宠，至五千户，其余大国不过二千户，小国千户而已。”盖为物力所限也。

以无治民之实，故王侯多不居其国，而朝聘之典亦寖荒。【3】《晋书·礼志》云：“魏制藩王不得朝觐。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已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朝，不得违本数。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受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故此礼遂废。”是其事也。

王侯兼膺方面之寄，似足以举屏藩之实，然西晋已事，徒成乱源；宋武欲以上流处诸子，亦开丧乱之端；其事皆已见前矣。齐世诸王，受祸尤酷，事见第十章第三节。《南史·齐武帝诸子传》：明帝遣茹法亮杀巴陵王子伦，子伦时镇琅邪城，有守兵，子伦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问典签华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办，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执鸩逼之，左右莫敢动者。子伦整衣冠出受诏，谓法亮曰：“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残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举酒谓亮曰：“君是身家旧人，今衔此命，当由事不获已。此酒差非劝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时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此盖当时之人，哀杀戮之甚，为此惨楚之辞，非必实录。（如所记，子伦慷慨如此，何待伯茂执鸩逼之？故知《南史》此处，亦兼采两说也。）然时制之极弊，则可想见矣。李延寿论之曰：“齐氏诸王，并幼践方岳，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张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事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余风，及在齐而弥弊。”然使诸王皆长大能自专，则又成梁世之祸矣。秉私心以定制，固无一而可哉！是时行事、典签，亦有因守正而为诸王所害者。《南史·齐高帝诸子传》：长沙威王晃，为豫州刺史，每陈政事，辄为典签所裁，晃杀之。晃乃粗人，典签之裁之，未必不合于义。又《梁武帝诸子传》：南康简王绩，子会理，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刘纳每禁之。会理心不平，证以臧货，收送建业。纳叹曰：“我一见天子，使汝等知。”会理令心腹于青草湖杀之，百口俱尽。此则其曲必在会理矣。抑且不必会理所为也。大抵行事尚有正人，典签则多佞幸，故其弊更甚。《江革传》：革为晋安王长史寻阳大守，行江州府事。徙庐陵王长史，大守行事如故。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居，不与典签赵道智坐，道智因还都启事，面陈革惰事好酒，遂见代，可以见其一斑也。

［晋］陆机·平复帖

《魏书·官氏志》云：皇始元年，始封五等。天赐元年，九月，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北史·陆俟传》云：初尒朱荣欲循旧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阳郡王，寻而诏罢，仍复先爵，则异姓封王之制久废。）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是为差。于是封王者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延兴二年，五月，诏旧制诸镇将、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贡献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袭。又云：旧制诸以勋赐官爵者，子孙世袭军号，大和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袭爵而已。《文献通考》云：“元魏时封爵所及尤众。盖自道武兴于代北，凡部落大人与邻境降附者，皆封以五等，令其世袭，或赐以王封。中世以后，不缘功而封者愈多。《程骏传》载献文崩，初迁神主于大庙，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诏百寮详议，群臣咸以宜依旧事。骏独以为不可。表曰：臣闻名器帝王所贵，山河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未闻与事于宗庙，而获赏于疆土。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一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轨乎？书奏，从之，可见当时封爵之滥。然高允在大武时以平凉州勋封汶阳子，至文成时，史言其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第惟草屋，衣惟缊袍，食惟盐菜，恒使诸子采樵自给，则虽有受封之名，而未尝与之食邑。【4】又道武以来，有建业公、丹阳侯、会稽侯、苍梧伯之类，此皆江南土地，可见当时五等之爵，多为虚封。前史虽言魏制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案《魏书·高祖纪》：大和十八年，十二月，诏王、公、侯、伯、子、男开国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然若真食五分之一，则不至如高允之贫。且受封丹阳、会稽、等处者，虽五分之一，亦于何取之乎？”案《魏书·地形志》言：“魏自明、庄，寇难纷纠，攻伐既广，启土逾众，王公锡社，一地累封，不可备举，故总以为郡。”一地累封，食禄更于何取给？足证马氏所云之弊，至叔世而愈甚。然《张普惠传》言：普惠为尚书右丞。时诏访冤屈，普惠上书言：“故尚书令臣肇，未能远稽古义，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诏，有亲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谓是亲疏世减之法；又以开国五等有所减之言，以为世减之趣；遂立格奏夺，称是高祖遗意，仍被旨可。今诸王五等，各称其冤，七庙之孙，并讼其切，陈诉之案，盈于省曹，朝言巷议，咸云其苦。”然则不给禄者乃汉人如高允之俦，彼其所谓亲戚、勋臣者，固未尝不朘我以生也，亦可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矣。

周武帝保定二年，四月，诏曰：“比以寇难犹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效者，虽锡以茅土，而未及租赋。诸柱国等勋德隆重，宜有优崇。各准别制邑户，听寄食他县。”则初亦未能给禄也。三年，九月，初令世袭州、郡、县者改为五等爵。【5】州封伯，郡封子，县封男。此则以封建之名，去封建之实矣。闵帝元年，正月，诏封李弼为赵国公，赵贵为楚国公，独孤信为卫国公，于谨为燕国公，侯莫陈崇为梁国公，中山公护为晋国公，邑各万户。宣帝大象元年，五月，以洺州襄国郡为赵国，齐州济南郡为陈国，丰州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潞州上党郡为代国，荆州新野郡为滕国，邑各一万户，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并之国。史论其事曰：“大祖之定关右，日不暇给，既以人臣礼终，未遑藩屏之事。晋荡辅政，爰树其党。宗室长幼，并据势位，握兵权。虽海内谢隆平之风，而国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术。惩专朝之为患，忘维城之远图。外崇宠位，内结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潜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闻。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于公族。虽复地惟叔父，亲则同生，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莫不谢卿士于当年，从侯服于下国。号为千乘，势侔匹夫。是以权臣乘其机，谋士因其隙，迁邑鼎速于俯拾，歼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邃古，未闻斯酷。岂非摧枯拉朽易为力乎？”（《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论》。）周势之孤，诚如所论。然使武帝不能去其芒刺，周之乱，又宁俟静帝时乎？秉私心以定制，固无一而可哉？

第三节　官　制

晋、南北朝之官制，盖承汉、魏而渐变。汉初官制，皆沿自秦，秦则沿自列国之世，不尽宜于统一之局，其后乃随事势而迁移，此自西京至南朝之末皆然。拓跋氏起北方，其为部族时之规制，已见第十一章第二节。佛狸以降，模仿中国，稍有建置，实亦非驴非马。王肃北走，孝文用之，以定众职，则几与南朝无异矣。北齐因之。后周大祖，以为汉、魏官繁，思法周礼。大统中，命苏绰掌其事。未成而绰卒，卢辩继之。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于魏恭帝三年行之。其后世有损益。此实不切于时务，故至宣帝嗣位，而内外众职，又用秦、汉以来之制焉。（见《周书·文帝纪》魏恭帝三年及《卢辩传》。《辩传》云：先是已置六卿官，为撰次未成，众务犹归台阁，至是年毕，乃命行之。又《崔猷传》言：猷与卢辩创修六官。薛寘、裴政，亦尝参与其事，皆见本传。《武帝纪》：保定元年，正月，己巳，祠大庙，班大祖所述六官，盖至是而其制始大成也。）

相国、丞相，自魏、晋以来，已非复寻常人臣之职。（汉献帝建武十三年，置丞相，以魏武帝为之。文帝代汉，其官遂废。此后为之者，如晋之赵王伦、梁王肜成都王颖、元帝、南阳王保、王敦、王导，宋南郡王义宣等，皆非寻常人臣。其为相国如晋景帝、宋武帝、齐高祖等，则篡夺之阶而已，齐世相国，与大宰、大保、大将军并为赠官。陈丞相、大传、大司马，亦为赠官。）晋取《周官》之说，置大宰、（以景帝讳，改大师为大宰。）大傅、大保，而汉世三公之官仍存。（大尉、司徒、司空。）其大司马、大将军，汉世与大尉不并置者，（汉灵帝末，以刘虞为大司马，而大尉如故，非恒典。）至魏亦各自为官。晋武帝即位之初，尝八公同时并置。而开府、仪同三司，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四镇、（镇东、镇南、镇西、镇北。宋世又有安东、安南、安西、安北，谓之四安，平东、平南、平西、平北，谓之四平。）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皆得置官属，此实多费无谓，故自隋、唐以降，遂专以无官属之三师为荣宠也。后魏放南朝之制，亦有三师、（大师、大傅、大保。）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三公、（大尉、司徒、司空。）特进、仪同、开府、左、右光禄、金紫、银青光禄及诸将军之号，以褒赏勋庸，而北齐因之。孝庄初，拜尒朱荣为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将军，而以元天穆为大宰，此亦非寻常人臣之职矣。北齐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为左、右。然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同为宰相，皆兼侍中，则实权初不在是也。后周初置大冢宰。后置左、右丞相。大象二年，又以隋文帝为大丞相，而罢左、右丞相焉。

两晋南北朝文吏（顾恺之·洛神赋图　局部）

治理之权，实归台阁。尚书有令、仆。令职无不总，仆射副令，（置二则为左、右仆射。令阙则左为省主。）又与尚书分统诸曹。（汉世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灵帝以梁鹄为选部尚书，始见曹名。及魏，改选部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书、二仆、一令为八坐。及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咸宁二年，省驾部。四年，又置。大康中，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为六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书止于六曹，不知此时省何曹也。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书。祠部尚书，常与右仆射通职，不恒置。宋高祖初增都官曹。其起部尚书，营宗庙宫室则置，事毕则省。）又有左、右丞，佐令、仆知省事。郎主作文书，分曹数十。（魏世凡二十三，后为二十五。晋武帝时三十四，后为三十五。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统摄。江左初十七，后十八，最后十五。宋初十九，后二十。梁二十二。）下有都令史、令史等，分曹如尚书。正始以降，俗尚玄虚，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之手焉。（姚察说。）录则尚书权重者为之，不恒置也。尚书为庶政总汇，然自魏、晋以后，又不敌中书、门下之亲。中书者，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丞，以典尚书奏事。文帝代汉，改为中书。置监、令，以刘放、孙资为之。其后遂移魏祚，事已见《秦汉史》。晋因之，各置一人。魏文帝又置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为帝省读书可。晋改曰中书侍郎。晋初又置舍人及通事。江左令舍人通事，谓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后省，以中书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诏命。宋初又置，而侍郎之任，遂寖轻焉。（见第十章第四节。）魏文之置中书令，秘书改令为监，以掌艺文图籍。明帝大和中，置著作郎，隶中书省。晋武帝并秘书于中书，而著作之局不废。惠帝复置秘书监，著作改隶焉。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有佐著作郎八人。侍中之与机要，自宋文帝时始。侍中世呼为门下；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俱管众事，世呼为小门下；遂以门下名其省。散骑常侍者，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汉东京省散骑，中常侍用宦者，魏黄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是为散骑常侍。魏末又有在员外者，曰员外散骑常侍。晋武帝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员直，谓之通直散骑常侍。魏初又置散骑侍郎。晋武帝置员外散骑侍郎，元帝使二人与散骑侍郎通员直，谓之通直散骑侍郎。自魏至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江左乃罢。给事中，西汉置，掌顾问应对。东汉省。魏世复置。奉朝请，本不为官。汉东京罢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晋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三都尉而奉朝请焉。东晋罢奉车、骑二都尉，惟留驸马，诸尚主者为之，后遂沿为故事。自散骑常侍以下，宋别为集书省，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齐谓之直书省，而散骑常侍、员外、通直称东省官，其二卫、四军、四校、称西省官焉。魏、齐有中书、门下、集书、秘书诸省，设官略与南朝同。魏门下之官尤重，世呼侍中、黄门为小宰相。（见《魏书·王慧龙传》。）

尚书行台之制，起自魏末，晋文帝讨诸葛诞，散骑常侍裴秀、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钟会等以行台从。晋永嘉四年，东海王越率众许昌，亦以行台自随。后魏、北齐亦有之。《隋书·百官志》云：“行台在《令》无文。其官置令、仆射。其尚书、丞、郎，皆随权制而置员焉。其文未详。”行台兼统人事，自辛术始，见《北齐书》本传。留台之名，起自晋惠帝西迁时。置于洛阳，以总留事。

总众职者丞相，居列职者，则九卿一类之官也。自丞相之权，移于三省，而九卿亦寖失其职矣。魏世裴秀议改官制，以尚书三十六曹统事，准例不明，宜使诸卿任职。（见《晋书》本传。）晋初刘颂上疏，言：“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惟立法创制、死生之断、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连度支之事，台乃奏处。其余外官皆专断之。岁终，台阁课功校簿而已。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荀勖议省官，亦谓九寺可并于尚书。皆可见九卿寖失其职：故其官亦时有省并。晋世，大常、光禄勋、（晋哀帝兴宁元年，并司徒，孝武帝宁康元年复置。）尉卫、（渡江省，宋孝建元年复置。）大仆、（渡江后或省或置，宋以来，郊祀权置执辔，事毕即省。）廷尉、大鸿胪，（江左有事权置，无事则省。）宗正、（晋哀帝省，并大常。）大司农、（晋哀帝省，并都水。孝武复置。）少府、（晋哀帝省，并丹阳尹。孝武复置。）将作大匠、（晋以来有事者置，无事则省。）大后三卿、（卫尉、少府、大仆，随大后宫为名，无大后则阙。）大长秋，（有后则置，无后则省。）并为列卿。宋、齐同。梁于诸名之下，皆加卿字。以大常、宗正、大司农为春卿，大府、少府、大仆为夏卿，卫尉、廷尉、大匠（即将作大匠。）为秋卿，光禄、（即光禄勋。）鸿胪、（即大鸿胪。）大舟（都水使者，汉水衡之职。汉又有都水长、丞。东京省都水，置河堤谒者。魏因之。晋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以河堤谒者为都水官属。江左省河堤谒者，都水置谒者六人。梁初称都水台，后改。）为冬卿，北朝亦以大常、光禄、卫尉、宗正、大仆、廷尉、（齐曰大理。）鸿胪、司农、少府（齐曰大府。）为九卿，称为九寺。又有国子、长秋、将作三寺。又有昭玄寺，以掌诸佛教，亦有都水台之官。

自汉改御史大夫为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台主，东京以后皆因之。其属官：有治书侍御史，汉宣帝所置也。（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魏又置治书执法，掌奏劾，而治书侍御史掌律令。晋惟置治书侍御史，与侍御史分掌诸曹。魏兰台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晋遂置殿中侍御史，历代沿之。魏、晋《官品令》，又有禁防御史；晋孝武大元中有检校御史，则其后无闻焉。符节御史，秦符玺令之职，汉因之，至魏别为一台。晋武帝省并兰台，置符节御史。梁、陈惟有符节令史而已。谒者，亦秦官，汉、魏因之，魏又置仆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统谒者十人。晋武帝省仆射，以谒者并兰台。（汉世属光禄勋。）江左复置仆射。后又省。宋大明中又置。魏、齐御史台，设官略同南朝，而谒者别为一台。

魏武帝为相，以韩浩为护军，史奂为领军。建安十二年，改为中领军、中护军。文帝置领军将军，主五校、（即汉世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中垒、武卫三营。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不隶。）晋武帝省领军，使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晋文帝为相国，相府置中卫军，武帝受命，分为左、右。）前、后、左、右、（魏明帝时有左军将军，右及前、后，皆晋武帝置。）骁骑（骁骑、游击皆魏置，为内军。晋世以领、护、二卫、骁骑、游击为六军。）七军，即领军之任也。祜迁罢，置北军中候。怀帝改曰中领军。元帝永昌元年，省护军，并领军，改领军曰北军中候。寻复为领军。明帝大宁二年，复置护军。成帝世，领军又为北军中候。寻亦复焉。魏、晋领、护各领营兵，江左以来，领军不复领营，但总统二卫、骁骑、游击诸营而已。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又有左、右中郎将，（晋武帝省，宋大明中复置。）虎贲中郎将，（汉期门。）冘从仆射，（魏置。）羽林监，（汉有羽林中郎将，又有左右监，晋罢中郎将，又省一监。虎贲、冘从、羽林，是为三将。晋哀帝省。宋高祖复置，江右领营兵，江左则无。）积射将军，强弩将军，（晋大康十年，立射营、弩营，置积射、强弩将军主之。宋泰始后，多以军功得此官，无员。）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晋武帝时，殿内宿卫，号曰三部司马，置此二官，分隶左右二卫。江右初员十人。孝武大元中改选，以门阀居之。宋高祖初，增为二十人。其后过员者谓之殿中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督。又其后并无复员。）武卫将军，（宋大明中置，代殿中将军之任。）武骑常侍，（宋大明中置。）皆以分司丹禁，侍卫左右。梁天监六年，置左右骁骑、左右游击将军。改旧骁骑曰云骑，游击曰游骑。又置朱衣直将军，以经方牧者为之。此外诸号将军甚多，皆无复统驭，（《晋书·王廙传》：弟子彪之上议，谓无兵军校，皆应罢废。）实即后世之武散官也。（散官之名始于隋，古但不任事而已，非徒以为号。）宋、齐、梁、陈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梁武帝以其高下舛杂，命加釐定。于是有司奏置百二十五号将军，备其班品，叙于百司之外焉。魏、齐禁卫设官，略同南朝。亦有诸号将军，无所统驭。柱国之职，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后亦为散秩，如后世之勋官矣。

东宫官，汉世分属二傅及詹事。后汉省詹事，悉属少傅。晋武帝泰始三年，建大子大傅、少傅，事无大小皆属焉。咸宁元年，以杨珧为詹事，二傅不复领官属。及珧为卫将军，领少傅，省詹事，惠帝元康元年复置，愍、怀建官，乃置六傅，通省尚书事。詹事文书，关由六傅。永康中，复不置詹事。大安已来，置詹事。终孝怀之世。渡江后有大傅、少傅，不立师、保。王国：晋世置师、友、文学。师即傅也，景帝讳，故改师为傅。宋世复为师。改大守为内史。有中尉以领军。此外设官尚多。公、侯已下递损焉。北朝，东宫亦置六傅及詹事。王国置师一人。余官亦略同南朝。

司隶校尉，历东京、魏、晋不替，渡江乃罢。州置刺史；郡置大守，京师所在则曰尹，王国以内史掌大守之任；县大者曰令，小者置长，为国者为相；历代皆同。魏、齐于司州，周于雍州，亦皆置牧。魏于代、河南，齐于清都，周于京兆皆置尹。魏州、郡、县皆分上中下，齐则于上中下之中，又分上中下，凡九等。周以户数为差。（州分户三万已上，二万已上，一万已上，五千已上。郡分一万五千已上，一万已上，五千已上，一千已上，一千已下。县分七千已上，四千已上，二千已上，五百已上，五百已下。）属官、佐史，皆随高下而异其员数。魏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北齐亦有三等镇、戍，各置镇将、戍主。此则专以兵力控扼为重者也。（《魏书·韩茂传》：子均。广阿泽在定、相、冀三州之界，土广民希，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以均在冀州，劫盗止息，除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

晋、南北朝官制之弊，莫如刺史之握兵。《宋书·百官志》云：“持节都督，无定员。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帝为相，始遣大将军督军，二十一年征孙权还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魏文帝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三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内外诸军矣。明帝大和四年，晋宣帝征蜀，加号大都督。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惟军事得杀犯军令者。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惟王导居之。（以上《晋志》同。此句作“惟王导等权重者居之。”）宋氏人臣则无也。江夏王义恭假黄钺，假黄钺则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矣。”《齐书·百官志》云：“魏、晋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督。起汉顺帝时御史中丞冯赦讨九江贼，督扬、徐二州军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诸州将督军；王珪之《职仪》云：起光武；并非也。晋大康中，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则单为刺史。”案都督缘起，二说俱可通，不必深辩。晋初羊祜督荆州，别有刺史羊肇；王浑督扬州，别有刺史应绰；其后王浚督幽州，亦别有刺史石堪，皆都督刺史分职之证。然兼二职者究多，故刺史亦称州将。（《通鉴》齐东昏侯永元二年《注》。）《晋书·温峤传》：峤代应詹为江州刺史，镇武昌。陈“古镇将多不领州，宜选单车刺史，别抚豫章，专理黎庶。”能言此者盖寡矣。其时州郡之增置日广，镇将之所督，亦即随之而增。然亦间有都督不兼州，（如纪瞻以镇东将军长史加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非刺史。）又有于某州但督其数郡者；而曰都督，曰监，曰督，曰使持节，曰持节，曰假节，权限亦各有不同。（如檀道济监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诸郡军事，南兖州刺史，又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曲阳、新蔡、晋熙四郡诸军事，江州刺史。）诸史皆各如其事书之。《南》、《北史》但曰某州刺史加都督，或曰都督某州刺史，而于所督不复详书，则求简而失其实矣。周明帝武成元年，初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自此史文但云某州总管，不云刺史。然齐王宪除益州总管益、宁、巴、卢等二十四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则但改都督之名为总管，而其责任初未尝异。（《北史》亦间有全书者，如《长孙俭传》：授总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行荆州刺史，转陕州总管七州诸军事陕州刺史是也。）以所任州冠于总管之上，但云某州总管，亦取文辞之简，而非当日结衔本然也。（隋有扬、并、益、荆四大总管，又诸总管皆以某州为名，如蜀王秀以益州刺史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则其例仍与周同。《尉迟敬德碑》云：授襄、鄀、邓、析、唐五州都督襄州刺史，贬使持节都督并、蔚、岚、代四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则唐制亦与隋同也。以上兼采《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刺史握兵，易致疏于政事；本以武人为之者，尤偃蹇不易驾御；其弊不可胜穷。《北齐书·高隆之传》云：魏自孝昌已后，天下多难，刺史大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寮，所在颇为烦扰。隆之表请：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则有握兵之名者，已足扰民，而有其实者无论矣。

《通鉴》：晋安帝义熙二年，正月，魏主珪如豺山宫。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大守，县置三令长。刺史、令、长，各之州、县，大守虽置而未临民。功臣为州者，皆征还京师，以爵归第。此事他处不见，盖行之未久？（《魏书·官氏志》云：自大祖至高祖初，内外百官，屡有减置，或事出当时，不为恒目。）淮北之亡，虏于东兖、东徐及冀州，皆并置两刺史，事见第九章第五节，盖一以资镇慑，一以事抚绥；大守并不临民，则徒资其荣禄；疑当时三人并置，其意亦如此也。薛安都为伪雍、秦二州都统，州各有刺史，都统总其事，见第八章第五节。以军御政，亦犹南朝都督攘刺史之权也。

州、郡、县之增置，晋、南北朝，可云最剧。其原因，盖有由于控扼要重，户口滋殖，蛮夷乡化，政理殷繁者，如汉末及三国，多以诸部都尉为郡是也。（《宋书·百官志》。）然其大端，则实由丧乱荐臻，人民荡析离居之故。盖斯时一统未久，属人之治犹盛，属地之义未昌，人民之转徙异地者，不得不别设官司以抚绥之，招徕之，而侨置之事多矣。（如康绚，本华山蓝田人。祖穆，宋永初中，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世父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大守。绚在齐世，亦除华山大守。此流人来归，即用其酋豪设郡县以抚之者也。寇赞上谷人，因难徙冯翊万年。姚泓灭，秦、雍人千余家推赞为主，归魏拜绥远将军魏郡大守。其后秦、雍之民，来奔河南、荥阳、河内，户至数万，拜赞安远将军南雍州刺史轵县侯，治于洛阳，立雍州之郡县以抚之。由是流民襁负，自远而至，参倍于前。此抚其已至，兼以招其未来者也。可参看第十七章第三、第四两节。）《宋书·诸志总序》云：“魏、晋已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迁江外，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可见斯弊，由来已久。然终以错杂为忧，则仍鲜治理之便矣。（此土断之所以亟，参看第十七章第三节。张普惠省减郡县，史称宰守因此绾摄有方，奸盗不起，民以为便，可见侨置之有害于治理也。）南北分张，此弊弥甚。《魏书·韩麒麟传》：子显宗上言：“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七年，十一月，诏曰：“魏自孝昌已来，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牧、守、令、长，虚增其数。求功录实，谅足为烦。损害公私，为弊殊久。且五岭内宾，三江回化。要荒之所，旧多浮伪。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譬诸木犬，犹彼泥龙。今所并省，一依别制。”于是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三镇、二十六戍云。（《通鉴》：梁武帝大同五年，十一月，朱异奏：“顷来置州稍广，而小大不伦。请分为五品。其位秩高卑，参僚多少，皆以是为差。”诏从之。于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时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逾淮、汝，东距彭城，西开牂柯，南平俚洞，纷纶甚众、故异请分之。其下品皆异国之人，徒有州名，而无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县。刺史、守、令，皆用彼人为之。尚书不能悉领。山川险远，职责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余州，不知处所。凡一百七州。又以边境镇戍，虽领民不多。欲重其将帅，皆建为郡。或一人领二三郡大守。州郡虽多，而户口日耗矣。观此文，知齐文宣之诏，非过甚之辞也。）《晋书·傅玄传》：玄子咸上言：“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晋初以是为病，况于南北朝之末？魏道武罢户不满百之县，（《本纪》天赐元年。）而后周以户数秩郡县，县下者亦不盈五百而已。奚翅十羊九牧哉？

外官僚属：郡、县各有旧俗，分曹往往不同。吏、卒皆有定员，视户口多少为差。晋初尝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晋书·荀勖传》。）苏绰六条诏书曰：“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则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则事无不理。官烦则必杂不善之人，杂不善之人，则政必有得失。故语曰：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案今吏员，其数不少。昔民殷事广，尚能克济，况今户口减耗，依员而置，犹以为少？如闻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扰乱细民，甚为无理。悉宜罢黜，无得习常。”观此，知吏员虽云依户口而定，实未必能遵行也。

《晋志》云：县五百已上皆置乡。三千已上置二乡，五千已上置三乡，万已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广人希，听随宜置。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6】此等制度，宋、齐、梁、陈，度当沿之。《魏书·大武五王传》：临淮王谭曾孙孝友表言：“今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7】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京邑诸坊，或七八百家，惟一里正二史，庶事无阙，而况外州？请百家为四闾，闾二比。计族有十二丁，得十二匹赀绢。略计见管之户，应二万余族，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计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国安人之道也。”《隋书·食货志》：北齐河清三年定令，命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较魏制实省十二丁，即孝友之志也。苏绰六条之诏，谓“正长者治民之基，基不倾者上必安。党族、闾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然暴政亟行之世，在上者之诛求愈烈，则在下者之困辱愈增，而其自视卑而不得有所为也亦愈甚。刘曜为石勒所获，北苑市三老孙机上书求见曜，（见《晋书·曜载记》。）尚有新城三老遮说汉王，壶关三老上书讼戾大子之遗风，后此则无闻矣。【8】《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一年，十月，诏曰：“孟冬十月，民间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未尝不欲复前代之遗规，然其效卒不可睹也。《北史·魏宗室传》：河间公齐之孙志，为洛阳令。员外郎冯俊，昭仪之弟，恃势恣挝所部里正。志令主史收系，处刑除官。由此忤旨，左迁大尉主簿。辇毂之下，里正之见陵如此，况其远者乎？

都邑之地，豪猾所萃，则击断之治尚焉。《晋志》：县皆置方略吏四人，而洛阳置六部尉。江左以后，建康亦置六部尉。余大县置二人，次县、小县各一人。（此指方略吏言。《宋志》云：大祖元嘉十五年，县小者又省之。）邺、长安置吏如三千户以上之制。此等制度，历代亦当略同也。北朝尚击断尤甚。《魏书·甄琛传》：琛迁为河南尹。表言：“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为之，【9】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五方杂沓，难可备简。寇盗公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混杂，釐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检察故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职轻任碎，多是下才，人怀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奸，百赋失理。边外小县，【10】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荫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又有州郡侠客，荫结贵游，附党连群，阴为市劫。比之边县，难易不同。请取武官中八品将军已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者为之。”诏曰：“里正可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何必须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盗贼。于是京邑清静，至今踵焉。《高崇传》：子谦之，为河阴令。旧制，二县令得面陈得失。时佞幸之辈，恶其有所发闻，遂共奏罢。谦之乃上疏曰：“豪家支属，戚里亲媾，缧绁所及，举目多是。皆有盗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县令轻弱，何能克济？先帝昔发明诏，得使面陈所怀。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贵敛手，无敢干政。乞新旧典，更明往制。”（崇奏在胡灵后时。）此皆可见都邑之难治也。北齐制：邺令领右部、南部、西部三尉，又领十二行经途尉。凡一百三十五里，里置正。临漳领左部、东部二尉。左部管九行经途尉。凡一百一十四里，里置正。成安领后部、北部二尉。后部管十一行经途尉。七十四里，里置正。

［晋］王羲之·丧乱帖

刺史之设，本所以资巡察，其后寖成疆吏，则司巡察者又别有其人，此亦犹明代于巡按之外，复遣巡抚也。《宋书·礼志》，谓古者巡守之礼，布在方策。秦、汉、曹魏，犹有巡幸之事，至晋世巡守遂废。引武帝泰始四年诏，谓：“古之王者，以岁时巡守方岳，其次则二伯述职，不然则行人巡省，撢人诵志。今使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亲见刺史、二千石长吏，申喻朕心恳诚至意。访求得失损益诸宜。观省政治，问人间患苦。还具条奏，俾朕昭然，鉴于幽远，若亲行焉。”下叙宋武帝永初元年遣使，文帝元嘉四年、二十六年东巡之事，其视之犹甚重。然克举其实者似鲜。（其事亦仅间有之。如宋元嘉三年、九年、三十年，明帝泰始元年，皆尝遣使。北朝则高宗大安元年，高祖延兴二年，大和八年、十四年，皆尝遣使。孝静帝天平二年，齐献武王以治民之官，多不奉法，请送朝士清正者，州别遣一人问疾苦。周武帝建德五年遣使，诏意亦颇重视，皆见《纪》。）至齐孝武，征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则擅作威福，其弊无穷，详见《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后人所由訾遣使纵横，本非令典也。晋武帝访王浑以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浑言：“旧侍中读诏，诏文相承已久，非留心方国之意。请令中书，指宣明诏，不复因循常辞。又先帝时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诸王国卿，诸州别驾。今若不能别见，可前诣轩下，使侍中宣问，以审察方国。”其视之意亦甚重。然后亦寖成具文。（北齐尚有其礼，见《隋书·礼仪志》。）晋武帝泰始三年，尝诏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然范宁为豫章大守，欲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并吏假还讯问长吏得失，而徐邈与书，谓：“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蚕渔所资。”“自古已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则虽守、相，欲明目达聪，犹不易也，况天朝乎？

晋武帝置南蛮校尉于襄阳，西戎校尉于长安，南夷校尉于宁州。元康中，护羌校尉后汉官。为凉州刺史，西戎校尉为雍州刺史，南蛮校尉为荆州刺史。江左初，省南蛮校尉。寻又置于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镇蛮校尉。及安帝时，于襄阳置宁蛮校尉。（以授鲁宗之。）宋世祖孝建中，省南蛮校尉。齐建元元年复置。三年省。延兴元年置。建武省。护三巴校尉，宋置。建元二年，改为刺史。平蛮校尉，永平三年置，隶益州。护匈奴、羌戎、蛮夷、越四中郎将，晋武帝置，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

官品之制，【11】盖始曹魏？故《通典》叙魏官，皆明列品第。《宋书·百官志》备列九品之官，谓其定自晋世，晋殆亦沿之于魏也？（晋初限田及衣食客、佃客，皆以官品差多少。《隋书·经籍志》职官门，梁有徐宣瑜《晋官品》一卷。）梁武帝天监初，命尚书郎蔡法度定令为九品。至七年革选，徐勉为吏部尚书，又定为十八班。以班多为贵。（将军叙于百司之外，分十品、二十四班。《南史·勉传》云：天监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选簿，有诏施用。其制开九品为十八班。自是贪冒苟进者，以财货取通，守道沦退者，以贫寒见没。则班盖为选举而设。）陈亦分十八班。皆见《隋志》。元魏九品，皆分正从，一品之中，复析为上中下，则一品而分为六矣。大和二十三年，高祖次《职令》，世宗颁行之。四品已下，正从各分上下阶，一品犹析为四。北齐因之。周卢辩依《周礼》定官制，内外皆分九命，以多为贵，实亦九品也。（《周书·文帝纪》：魏废帝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叔内外官爵。以第一品为九命，第九品为一命。改流外品为九秩，亦以九为上。）《宋志》所载，杂流技术，亦皆入品。至陈世则《隋志》云：官有清浊，又有流外七班，寒微之人为之。《魏书·刘昶传》载高祖临光极堂大选，亦言八族已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云。

官禄：《晋志》惟载诸开府位从公、（食奉日五斛。大康二年，又给绢，春百匹，秋绢二百匹，绵二百斤。元康元年，给菜田十顷，驺十人。立夏后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特进、（食奉日四斛。绢春五十匹，秋百五十匹，顾一百五十斤。菜田八顷，驺八人。）光禄大夫、（奉日三斛，绢春五十匹，秋百匹，绵百斤。菜田六顷，驺六人。）尚书令、（奉月五十斛，绢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绵七十斤。菜田六顷。驺六人。）大子二傅（同光禄大夫。）五官。宋、齐、梁、陈，史皆不载。北齐之制，见于《隋志》。齐制多循后魏，盖魏亦如是也。（《通鉴》陈宣帝大建七年《注》，即以此为魏、齐之制。）其制：官一品，每岁禄八百匹，二百匹为一秩。从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为一秩。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匹为一秩。从二品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为一秩。三品四百匹，一百匹为一秩。从三品三百匹，七十五匹为一秩。四品二百四十匹，六十匹为一秩。从四品二百匹，五十匹为一秩。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为一秩。从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为一秩。从六品八十匹，二十匹为一秩。七品六十匹，十五匹为一秩。从七品四十匹，十匹为一秩。八品三十六匹，九匹为一秩。从八品三十二匹，八匹为一秩。九品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从九品二十四匹，六匹为一秩。禄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事繁者优一秩，平者守本秩，闲者降一秩。长兼、试守者，亦降一秩。官非执事、不朝拜者，皆不给禄。又自一品已下，至于流外、勋品，各给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至流外、勋品，或以五人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为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闲者降一等。州、郡、县制禄之法：刺史、守、令下车，各前取一时之秩。上上州刺史，岁秩八百匹，与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一百匹。中中及中下，亦以五十匹为差。下上降中下一百匹。下中、下下，亦各以五十匹为差。上郡大守，岁秩五百匹，降清都尹五十匹。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四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匹为差。下上降中下四十匹。下中、下下，各以二十匹为差。上上县，岁秩一百五十匹，与邺、临漳、成安三县同。上中、上下，各以十匹为差。中上降上下三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五匹为差。下上降中下二十匹。下中、下下，各以十匹为差。州自长史已下，逮于史吏，郡县自丞已下，逮于掾佐，亦皆以帛为秩。郡有尉者减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调课之。其镇将、戍主、军主副、幢主副，逮于掾史，亦各有差。诸州刺史、守、令已下，干及力皆听敕乃给。其干出所部之人，一干输绢十八匹，干身放之。力则以其州、郡、县白直充。卢辩之制：下士（一命。）一百二十五石。中士（再命。）已上，至于上大夫（上士三命，下大夫四命，中大夫五命，上大夫六命。）各倍之。上大夫是为四千石。卿（七命。）二分，孤（八命。）三分，公（九命。）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数为万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为四十石。凡颁禄，视年之上下。【12】亩至四釜为上年，上年颁其正。三釜为中年，中年颁其半。二釜为下年，下年颁其一。无年为凶荒，不颁禄。

魏初百官无禄，读史者或以为异闻。然周制凶荒便不颁禄，与魏初亦何以异？历代丧乱之际，减禄或不颁禄者甚多，又不独一周世。（《晋书·武帝纪》：泰始三年，九月，议增吏奉，赐王公已下帛有差。咸宁元年，又以奉禄薄，赐公卿已下帛有差。可见前此奉禄甚薄，是时虽增，亦不为厚。《简文帝纪》：咸安二年，三月，诏曰：“往事故之后，百度未充，群僚常奉，并皆寡约。今资储渐丰，可筹量增奉。”是东渡之初，又曾减于西都也。孝武帝大元四年，三月，诏以“年谷不登，百姓多匮，九亲供给，众官廪奉，权可减半。”据《简文三子传》，是时司徒已下，仅月禀七升，则又不止于减半巳。宋文帝元嘉之治，见称江左，而二十七年二月，以军兴减百官奉三分之一。三月，淮南大守诸葛阐求减奉禄，同内百官，于是州及郡、县丞、尉，并悉同减。至孝武帝大明二年，正月，乃复郡县田秩，并九亲禄奉。《齐书·武帝纪》：永明元年，正月，诏曰：“守宰禄奉，盖有恒准。往以边虞，沿时损益。今区宇宁宴，郡、县丞、尉，可还田秩。”则齐初又尝以兵事减外官奉。北魏班禄，始于大和八年，而及十九年，《纪》即言其减闲官禄以裨军国之用。《于忠传》云：大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忠既擅权，欲以自固，乃悉归所减之禄。则又不仅闲官。《北史·齐本纪》，于文宣篡位后书：自魏孝庄已后，百官绝禄，至是复给焉，则其末造又尝无禄也。）盖行政经费，本在禄奉之外；而服官者当任职之时，随身衣食，悉仰于官，古人亦视为成法；则无禄者亦不过无所得耳，原不至不能自给，此凶荒之所由可绝禄也。郡县之官，取诸地方者，送迎之费为大。【13】《晋书·虞预传》：大守庾琛，命为主簿。预上记陈时政所失，曰：“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极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殖。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妨不訾？愚谓宜勒属县：令、尉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到当依法减省，使公私允当。”曰有常防而莫肯遵修，欲使条列而为之减省，则因之为利，虽云贪黩，资以去来，原非违法，故《隋志》所载：梁世郡县吏有迎新送故之员，各因其大小而置；陈世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并以定令；可裁之以正而不能径去也。（汉世黄霸，即以长吏数易，送故迎新。公私费耗为病，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南史·恩幸传》云：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十二月诏，亦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送故迎新，相属于路”为病。然此自迁代大数，送迎所费大多为之，于法、于理，之任、代下者，原不能令其自筹川费也。）居官时之所资，《齐书·豫章王嶷传》言之，曰：宋氏已来，州郡秩奉及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嶷上表曰：“伏寻郡县长、尉，奉禄之制，虽有定科，其余资给，复由风俗。东北异源，西南各绪，习以为常，因而弗变。缓之则莫非通规，证之则靡不入罪。臣谓宜使所在，各条公用。公田秩石，迎送旧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调，尚书精加洗核，务令优衷。事在可通，随宜开许。损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为恒制。”从之。此所谓其余资给，盖即后世之陋规。取之者虽或损公侵民，循其本原所以供公用，故亦可洗核而不可禁绝也。《齐书·王秀之传》：出为晋平大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奉常充。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遂上表请代。夫曰丰壤禄奉常充，则瘠土有不给者矣。此亦所谓各由风俗者欤？《南史·范云传》：迁零陵内史。旧政公田奉米之外，别杂调四千石。及云至郡，止其半。百姓悦之。此盖本供公用而浮取之者，能去其浮取之额，则为贤者矣。《梁书·良吏传》：伏暅为东阳大守。郡多麻苎，家人乃至无以为绳。《北齐书·裴让之传》：弟谳之，为许昌大守。客旅过郡，出私财供给，民间无所豫。是则当时守、令，日用交际，悉出民间。此似为非法，然禄既薄矣，不于此取之，将安取之？此亦未违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之义。朱修之为荆州刺史，去镇之日，计在州然油及私牛马食官谷草，以私钱六十万偿之。褚玠为山阴令，在任岁余，守奉禄而已，去官之日，不能自致，留县境种菜自给。俭不可遵，转未免贤知之过也。特资用不由官给而由自筹，因之贪取者必众，故以立法论则究非良规。北魏崔宽，拜陕城镇将，诱接豪右，宿盗魁帅，得其忻心。时官无禄力，取给于民。宽善抚纳，招致礼遗，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此已为非道。若《南史·宗元饶传》言：合州刺史遣使就渚敛鱼，又令人于六郡丐米；《梁书·宗室传》言：益州守、宰、丞、尉，岁时乞丐，躬历村里：则更不成事体矣。令长为真亲民之官，故其所取，皆在民间。若州郡则有更取之于县者。《朱修之传》言其刺荆州时，百城贶赠，一无所受，可见时以有所受为常。《南史·傅昭传》言：昭迁临海大守，县令尝饷粟，置绢于簿下，昭笑而遣之，此亦必非独饷昭者也。侯景之乱，京官文武，月别惟得廪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隋书·食货志》。）则京官取资于外前世又早启其端矣。外官禄奉供给，取诸地方，盖随土所出，无画一之法。即内官亦或诸物杂给，【14】但以钱论直。《梁书·武帝纪》：大通元年，五月，诏曰：“百官奉禄，本有定数。前代以来，皆多平准。顷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后，可长给见钱。依时即出，勿令逋缓。”盖用实物者，平准或难优衷，故欲革其弊也。其给田者，亦病敛获之时，不能与在任之日相应。《宋书·良吏阮长之传》言：时郡县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前人，此后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人。元嘉末始改此科，计月分禄。此皆沿用实物之弊也。《隋书·苏孝慈传》云：先以百寮供费，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孝慈以为官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请公卿已下，给职田各有差。廨钱之制，当亦沿自南北朝时。盖许其回易，非如后世之存商取息，故以与民争利为病也。

第四节　选　举

晋、南北朝选法，最受人诋諆者，九品中正之制也。《三国·魏志·陈群传》云：文帝即王位，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则其制实始汉末。魏时，弊即大著，夏侯玄极言之。晋初，刘毅、卫瓘、段灼、李重等又以为言。皆见《三国志》、《晋书》本传：然其制迄未能废。北朝亦放之。至隋乃罢。（《梁书·敬帝纪》：大平二年，正月，诏诸州各置中正，依旧访举，不得辄承单状序官，皆须中正押上，然后量授，此遭乱旷绝，非法废也。《魏书·官氏志》：正始元年，十一月，罢郡中正。正光元年，十二月，罢诸州中正，郡定姓族，后复。）其制：于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大中正亦称州都，【15】《廿二史考异》云：由避隋讳，《隋书·韦师传》：以杨雄、高颎为州都督，乃校者不达，妄加督字，《北史》亦同误，其说是也。然刘毅疏中，即有州都之名，则似非始于隋。《晋书·傅玄传》：子咸，迁司徒左长史。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言：鲁国小中正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骏故据正。咸以骏与夺惟意，乃奏免骏大中正。司徒魏舒，骏之姻属，屡却不署。咸据正甚苦。舒终不从。咸遂独上。舒奏咸激讪不直，诏转咸为车骑司马。《孝友传》：盛彦本邑大中正，刘颂举为小中正。据此二事，小中正用舍，大中正似可参与。）以他官或老于乡里者为之。（说据《十七史商榷》。故其名不见于《职官志》。梁大平二年，诏选中正每求耆德该悉，以他官领之。北齐之制，州大中正以京官为之，见《北齐书·许惇传》。刘毅年七十告老，久之见许，后司徒举为青州大中正，此则老于乡里者也。）平骘人物，分为九品，而尚书据以选用。魏制三年一清定，晋世因之。（《晋书·石季龙载纪》：季龙下书曰：“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从尒以来，遵用无改。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

九品中正之制，何自起乎？曰：古代用人，以德为主。德行必本诸实事，而行实必征之乡里，故汉世风气，最重乡平。“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卫瓘语。）“铨衡之寄，任当台阁。由是仕冯借誉，学非为己”。（《宋书·臧焘徐广傅隆传论》。）此实选法之大弊。又其时舆论所奖，率在虚名。负虚名者不必有才，即德行亦多出矫伪。（参看《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故魏武下令，欲求盗嫂受金之士。（《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春、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年八月令。顾亭林极诋之，谓“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见《日知录·风俗条》。不知汉世所谓经术之治，节义之防，举矫伪而不足信也。参看《秦汉史》自明。）然此乃一时矫枉之为，未可用为恒典。故何夔建议，谓自“军兴以来，用人未详其本，各引其类，时忘道德。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叔，无相逾越”。毛玠、崔琰典选，史称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即欲核其行实，以破借誉之局也。欲核行实，必先使人有定居。人有定居，而中正之制可废矣。故李重言“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非经国不刊之法”。病当时“人物播迁，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欲除九品而开移徙，“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卫瓘亦欲“荡除末法，一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已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也。然人士流移，非一朝可复；而吴平未几，五胡之乱复起，南北隔越，侨置之州郡县遂多，土断之法，盖终晋、南北朝之世，未能尽行；此则九品中正之法，所以相沿而不废也。

九品中正之弊，果何如乎？论者皆曰：用人不容不论其才，才又各有攸宜，中正品平，皆不能具。若论考绩，尤不应舍功实而采虚名。（刘毅论九品曰：“人才异能，备体者寡。器有大小，达有早晚。前鄙后修，宜受日新之报。抱正违时，宜有质直之称。度远阙小，宜得殊俗之状。任直不饰，宜得清实之誉。行寡才优，宜获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涂而同归，四子异行而均义。陈平、韩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显名于竹帛。是笃论之所明也。”案此等玄鉴，知人则哲，存乎其人，实非可责诸凡为中正者。然毅又曰：“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今品不就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又曰：“既已在官，职有大小，事有剧易，各有功报，此人才之实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则反之，于限当报，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此则确为中正之所负矣。）故中正之法，必不可用，似也。然中正之设，本所以核行实；而乡里清议，大都只能见其德行，【16】论才任用，据功考课，本当别有专司；（论九品之语甚多，其实夏侯玄之言，已尽之矣。玄谓“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欲“令中正但考行伦辈，官长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据之，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即欲使中正惟论德行，余事委之他司也。）以是为中正咎，中正不任受怨也。中正之设，据行实以登下其品第，以是立名教之防，使知名勇功之士，不敢有裂冠毁冕之为；（中正所论，惟在德行，尤重当时所谓名教之防。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见之，乡里以为贬，坐是沉滞累年。阎缵父卒，继母不慈缵恭事惟谨，而母疾之愈甚。乃诬缵盗父时金宝，讼于有司。遂被清议十余年。谢惠连爱幸郡吏杜德灵，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余首，坐废不豫荣伍。《文献通考》引此三事，病其法大拘。此等事若悉举之，尚更仆难尽。然如《晋书·孔愉传》：谓愉为司徒长史，以温峤母亡，遭丧不葬，乃不过其品。及苏峻平，峤有重功，愉往石头，诣峤，峤执愉手而流涕曰：“天下丧乱，忠孝遂废，能持古人之节，岁寒不凋者，君一人耳。”时人咸称峤居公，而重愉之守正。愉之执持，曷尝有妨于峤之宣力，而使名教之防益峻，岂能谓为无益？若云其所谓名教者本不足存，此则别是一义，不能以责当时之士也。）抑且考论辈行，使登用雁行有序，则可以息奔竞之风；原不能谓为无益。所可惜者，其后并此而草能举。欲以息奔竞之风，而奔竞更甚。终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刘毅语。中正之弊，盖以此为最深。《宋书·恩幸传》论其事曰：“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冯藉世资，用相陵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刘毅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者也。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上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可见其法立而弊即生，且降而弥甚矣。中正之设，原欲以息奔竞，然刘毅讥其“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段灼亦谓“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是益其奔竞也。《魏书·世宗纪》，载正始二年诏，谓“中正所铨，惟在门第”，可谓南北一辙。然《孙绍传》：绍表言：“中正卖望于乡里，主案舞笔于上台，真伪浑淆，知而不纠。”则并辨别姓族而有所不能矣。晋武帝咸熙二年，尝诏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可知立法之意，正与后来之所行相反也。）而其人又或快意恩仇，（《晋书·何曾传》：曾子劭薨，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吊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铨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易弱”，粲乃止。使如粲意行之，则诚所谓衰则削下，兴则扶上者矣。）受纳货贿，（李宣茂兼定州大中正，坐受乡人财货，为御史所劾，除名为民，见《魏书·李灵传》。又阳尼，出为幽州平北府长史，带渔阳大守，未拜，坐为中正时受乡人财货免官。）结交朋党，（刘毅言：“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故反违前品，大其形势，以驱动众人，使必归己。天下安得不解德行而锐人事？”案卫瓘亦言：“魏立九品之制，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厉，犹有乡论余风。【17】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惟以居位为贵人。”是中正之初，尝有激扬之效，而后乃至于败坏也。然其败坏亦可谓速矣。）而上之人选任之亦日轻。（《晋书·李含传》：陇西狄道人，侨居始平。司徒选含领始平中正。据传咸表，含自以陇西人，虽户属始平，非所综悉，反覆言辞，是中正必以当地人为之也。【18】《刘毅传》：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县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孙尹表言：“臣州茂德惟毅，裁毅不用，则清谈倒错矣。”《何充传》：领州大中正。以州有先达宿德，固让不拜。是中正必以耆德为之也。然《魏书·文苑传》：聿修年十八而领本州中正，则几于乳臭矣。又恩幸，如王仲兴、茹皓、趟邕、侯刚、刚子详，奄官如平季、封津，皆为中正，则正人君子，必羞与为伍矣。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京兆霸城县，故为雍州大中正。皓旧吴人，父家居淮阳，上党。既宦达，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则并籍贯而不能理矣。）于是正论湮而怨讼敌仇之事且因之而起矣。（《晋书·王戎传》：孙秀为琅邪郡吏，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刘毅论九品之弊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无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国之事，无赏罚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讼者众。听之则告无已，禁绝则侵枉无极。与其理讼之烦，犹愈侵枉之害。今禁讼诉，则杜一国之口，培一人之势，使得纵横，无所顾惮”。此已为非体，然能禁其讼诉，而不能禁其私相仇。故毅又谓其“恨结于亲亲，猜生于骨肉，当身困于敌仇，子孙罹其殃咎也。”其为祸可谓博矣。）此亦行法者之弊，不能尽归咎于立法也。

秀、孝为州、郡常举，晋、南北朝，亦沿汉法。后汉避光武讳，改秀才曰茂才。魏复曰秀才。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一人，或三岁一人，随州大小。并对策问。孝廉：魏初制口十万以上岁一人，有秀异不拘户口。江左以丹阳、吴、会稽、吴兴并大郡，岁各举二人。（《宋书·百官志》。）周宣帝诏制九条，宣下州郡。八曰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周书·本纪》。）高齐亦下州三岁一举秀才。（见《北齐书·文苑樊逊传》。）

策试之法，时有兴替。《晋书·孔坦传》云：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加除署。至是，帝（元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大守免官。大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议曰：“古者且耕且学，三年而通一经。以平康之世，犹假渐渍，积以日月。自丧乱已来，十有余年，干戈载扬，俎豆礼戢，家废讲诵，国阙庠序，率尔责试，窃以为疑，然宣下已来，涉历三载。累遇庆会，遂未一试。扬州诸郡，接近京都，惧累及君父，多不敢行。远州边郡，掩诬朝廷，冀于不试，冒昧来赴。既到审试，遂不敢会。臣愚以为不会与不行，其为阙也同。若当偏加除署，是为肃法奉宪者失分，徼幸投射者得官。王命无贰，宪制宜信。去年察举，一皆策试。如不能试，可不拘到，遣归不署。又秀才虽以事策，亦泛问经义。苟所未学，实难暗通。不足复曲碎乖例，违旧造异。谓宜因不会，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帝纳焉。听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据此，申明试经旧制，事在建武、大兴之间。《抱朴子·审举篇》曰：“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道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往虽暂隔，不盈百年，而儒学之事，亦未偏废。昔吴王初年，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大平已近四十年，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自吴之亡，至大兴三年，凡四十年，葛氏此篇，当即作于建武、大兴之间。然则北方秀、孝之试，自八王搆乱而旷绝，南方则晋世本未尝试也。尔后试法盖复，然亦有名无实，《五行志》：成帝咸和七年，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有麏见于前，获之。自丧乱已后，风教陵夷，秀、孝策试，乏四科之实。麏兴于前，或斯故乎？其征也。《宋书·武帝纪》：义熙七年，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则晋末又尝旷绝矣。岂以桓玄之乱故欤？此后清平时恒有策试之法，间亦有亲策之举，如宋武帝永初二年，齐武帝永明四年，魏孝文帝大和十六年，北齐武成帝河清二年是也。胡灵后亦尝亲策秀、孝及州、郡计吏于朝堂，见《魏书》本传。

马贵与言：“自孝文策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上亲览而第其优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无亲策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然所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覆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其视上下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进身者，必如此，然后为有益人国耳。”又谓：“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种也亦然。”此论虽指贤良，然《晋书·王接传》云：永宁初学秀才。友人遗接书劝无行，接报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才，一皆不试。【19】接以为恨。是凡对策者皆可极陈所见也。然观孔坦之言，则知秀才策试，亦已兼用经义，【20】而孝廉无论矣。（《晋书·魏舒传》：年四十余，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舒不听。自课百日习一经，对策升第。其所试者，盖全为经生之业矣。《石勒载记》言勒立秀孝试经之制，必有所受之也。）其后秀才对策，又兼重文辞。南北皆然。（此弊北朝尤甚。《北齐书·儒林传》：刘昼，河清初举秀才，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马敬德，河间郡王将举其孝廉，固辞。乃诣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选。至京，依秀才策问。惟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盖儒生之于文辞，究非专长也。南朝似尚不至此。然《梁书·文学传》谓何逊举秀才，范云见其策，大相称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合清浊，中古今，得之何生矣。”则考策者虽非徒重文辞，亦非不重文辞矣。《江淹传论》载姚察之辞曰：“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可以见其所偏矣。）遂寖成考试之法，无复谘访之意矣。惟魏孝文大和七年诏言：“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文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所答虽不副所求，而其问之，则实得汉世策问贤良之意。盖以魏起代北，风气究较质朴故也。

言有发于千百年之前，而于千百年后之事若烛照而数计者，葛洪《选举》之篇是也。洪谓秀、孝皆宜如旧试经答策，而“防其所对之奸”。欲“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临试之时亟赋之。当答策者，皆会着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又严禁之。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又设难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试经对策虽过，岂必有政事之才乎？”而答之曰：“如其舍旃，则未见余法之贤乎此也。假令不能尽得贤才，要必愈于了不试也。自有学不为禄，味道忘贫，若法高卿、周生烈者，万之一耳。至于宁越、儿宽、黄霸之徒，所以强自笃厉，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经术自拔耳。使非汉武之世，朱买臣、严助之属，亦未必读书也。今若遐迩一例，明课考试，必多负笈千里，以寻师友；转其礼赂之费，以买记籍者。”故“试经法立，则天下可不立学官而人自勤学”。案后世科举之利，在于官不立学，虽立亦徒有其名，而民自乡学，文教由是覃敷也。其制不足以必得才，而究愈于不试，而其试之则关防不得不严。唐、宋、明、清之事，可以为证。而葛氏发之于千百年之前，亦可谓圣矣。何以克圣？理有必至，势有固然，察之者精，故言之者审也。汉世丞相，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中博士，三曰文中御史，四曰才任三辅令。一者德，四者才，二者儒学，三者文法之学也。【21】德与才皆不可以言试，故左雄选孝廉之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实即四科之二三。黄琼以雄所上专于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奏增孝弟及能从政者，则欲补之以四科之一四耳。（参看《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秀、孝试经，皆即儒学，文法之学，实切于用，而魏、晋以后，选士之制阙焉，故葛氏又欲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当时试孝廉之法，实即后世明经之科，秀才之科，唐以后虽废绝，然南北朝末，人重文辞，唐进士科之所试，实即前此之所以试秀才者也。明法之科，则即汉世丞相取士四科之三，左雄之所以试文吏，而亦即葛氏所欲举者。惜其视之大轻，故葛氏所病弄法之吏，失理之狱，仍不绝于后世也。（汉时射策之法，亦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此即后世帖经、墨义之法所本，秀才试经，或异乎此，然亦即后世试大义之法也。）

孝廉之举，本重行实，魏、晋而后，仍有此意。《宋书·孝义传》，吴兴大守王韶之发教：谓“孝廉之选，必审其人。虽四科难该，文质寡备，必能孝义迈俗，拔萃著闻者”。乃察潘综、吴逵为孝廉，并列上州台，陈其行迹，则其事矣：韶之初擢逵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受，乃举为孝廉。又郭世通，（会稽永兴人。）大守孟察孝廉，其子原平，大守王僧朗察孝廉，皆不就，大守蔡兴宗，又欲举原平次息为望孝，与会土高门相敌。（详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则孝廉之选，颇有不拘门第者。故史臣谓“汉世士务治身，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也。然此言实因果倒错。核其实，盖由斯时膏腴之士，别有出身，不藉行誉，故孝义获举，偏在穷檐耳。《自序》言：沈邵为安成相，郡民王孚，有学业志行，见称州里，邵莅任未几而孚卒。邵赠以孝廉。其所以风厉之者，可谓至矣。然《袁粲传》言：粲坐纳山阴民丁彖文货，举为会稽郡孝廉免官。《梁书·文学传》：高爽，齐永明中赠王俭诗，为所赏，及领丹阳尹，举爽孝廉，则藉贿赂、交游而得之者，亦在所不免矣。魏韩麒麟尝以州郡贡察，但检门望为病，（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则拔忠孝于沟畎之中，究亦罕有之事也。

特诏选举，晋初为盛。《武帝纪》：泰始四年，十一月，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五年，十二月，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七年，六月，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八年，二月，诏内外群官举任边郡者各三人。大康九年，五月，诏内外群官举守、令之才。后世虽间有特诏，而希矣。（《成帝纪》：咸和六年，三月，诏举贤良直言之士。十一月，诏举贤良。八年，正月，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马隆传》云：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举隆才堪良将。此即《纪》所载五年十二月之诏也。观于凉州之役，（见第二章第二节。）隆诚不愧壮勇秀异之目矣。《王衍传》：泰始八年，诏举奇材可以安边者。衍初好论纵横之术，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大守，不就。则非徒举其所知，亦且指所宜任，诚得举才之道矣。惜乎后世，此等举措不恒有也。（以至孝等实行获举者，多见《孝义》等传中，此风厉之意多，求才之意少。）北朝斯举亦罕。惟魏孝文大和十九年，十月，尝诏州郡：“诸有士庶，经行修敏，文思遒逸，才长吏治，堪干政事者，以时发遣。”出于常举之外。

马贵与云：“任子法始于汉，尤备于唐。汉、唐史列传，凡以门荫入仕者，皆备言之。独魏、晋、南北史，不言门荫之法，列传中亦不言以门荫入仕之人。盖两汉入仕，或从辟召，或举孝廉，至隋、唐则专以科目。以门荫入仕者，皆不由科目与辟召者也。魏、晋以九品中正取人，所取多以世家为主。南北分裂，凡三百年，用人亦多取世族。南之王、谢，北之崔、卢，虽朝代推移，犹卬然以门地自负，上之人亦缘其门地而用之。其时仕者，或从辟召，或举孝廉，虽与两汉无异，而从辟召举孝廉之人，则皆贵胄也。史传不言以荫叙入官，盖以见当时虽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亦皆世家也。”案《魏书·房亮传》言：其时边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荫叙之法可考者，惟此而已。

刘毅病晋武卖官，钱入私门，（见第二章第一节。）北齐后主赐佞幸卖官，（见第十四章第四节。）皆弊政非弊法。惟宋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减此各有差。（《南史·本纪》。）魏明帝孝昌三年，二月，诏凡能输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赏一阶。入二华州者，五百石赏一阶。不限多少，粟毕授官。（《魏书·本纪》。）庄帝班入粟之制：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大阶，授以实官。白民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无第者输五百石，听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入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资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魏书·食货志》。）则皆卖官之法也。

回避之法，此时仍有之。《晋书·华表传》：子廙，妻父卢毓典选，难举姻亲，年三十五不得调。此犹曰人自避嫌，法无明禁也。刘弘之受敕选补荆部守宰也，见下。以襄阳授皮初，而朝廷用弘婿夏侯陟，弘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卒以授初，则其制仍存矣。《周书·柳敏传》：河东解县人，起家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河东郡丞。朝议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虽统御乡里，而处物平允，甚得时誉。然则统御乡里，处事易于不平，寻常选用，亦或有回避之科矣。

禁锢之科，清议特重。《隋书·刑法志》：谓梁士人有禁锢之科，亦以轻重为差。其犯清议，则终身不齿。陈重清议禁锢之科。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发诏弃之，终身不齿。先与士人为婚者，许妻家夺之。南朝惟革易之初，每加荡涤。（见诸本纪诏。）魏胡灵后之立钊，亦诏清议禁锢，悉与蠲除焉。叛逆之家，亦待诏书而免。《晋书·忠议传》：沈劲，年三十余，以刑家子，不得仕进。郡将王胡之深异之，及迁司州，将镇洛阳，上疏言：“其门户累蒙旷荡，不审可得特垂沛然，许臣所上不？”诏听之。此特免一人者也。《宋书·孝武帝纪》：孝建二年，九月，诏曰：“在朕受命以前，犯衅之门，尚有存者，子弟可随才署吏。”则普与蠲除矣。盖所以安反侧也。

［晋］王献之·中秋帖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合称“三希”，意即希世珍宝，现藏故宫博物院。

选授之权，实在吏尚。《宋书·蔡廓传》：征为吏部尚书。因傅隆问中书令傅亮：“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门郎已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厝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也。”（干木羡之小字。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廓云纸尾。）遂不拜。可见吏部尚书，虽“由来与录共选”，（谢庄传孝武诏语。）实权皆在尚书矣。遇猜忌之主，或近习专朝，则令、录、尚书，有共失其权者。宋孝武虑权移臣下，分吏部尚书置二人。（见《宋书·谢庄、孔觊传》。）前废帝时，蔡廓子兴宗掌吏部，义恭录尚书，兴宗每陈选事，戴法兴、巢尚之等辄点定回换，已见第九章第三节。《梁书·王亮传》，言其建武末为吏部尚书，右仆射江祏管朝政，多所进拔，为士子所归。亮自以身居选部，每持异议。及祏遇诛，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宠，亮更弗能止。皆其事也。山涛典选，史所称美，然又言其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问，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则逢迎人主，不任受德，亦不任受怨者耳。《外戚传》：王蕴，迁吏部尚书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辈。蕴无所是非。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蕴辄连状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此亦山涛之类，而皆获美誉，足见毁誉多操诸庸夫之口也。北朝亦重吏部。《魏书·任城王澄传》：从孝文幸邺宫，除吏部尚书。及幸代，车驾北巡，留邺铨简旧臣。初魏自公侯已下，迄于选臣，动有万数，冗散无事。澄品为三等，量其优劣，尽其能不之用，咸无怨者，其真允当与否不可知，其权则可谓大矣。《晋书·刘弘传》：弘为荆州时，荆部守宰多阙，弘请补选，帝从之。其表文言被中诏，敕臣随资品选补诸缺吏。此则丧乱时事，不可视为常法者也。魏初尝置护军主武官选，（《宋书·百官志》。）可参看上节。（晋景帝为中护军，为选用之法，见《本纪》。）

汉世人才，萃于郎署。魏、晋以来，光禄勋无复三署郎，【22】犹举四行，（《宋书·百官志》。）则徒有其名而已。吏部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魏崔亮语。）夫安得尽其才？故当时论者，多欲使群官并举。（卫瓘论九品之疏曰：“今除九品，则宜准古制，使朝臣共相举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厉进贤之公心，核在位之明暗。”刘寔作《崇让论》，欲使“人臣初除，各推贤能而让之，让之文，付主者掌之，有缺，择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名为让，其实荐也。宋孔宁子陈损益，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举一人堪为二千石长吏者，以付选官，随缺叙用，得贤受赏，失举任罚。见《宋书·王华传》。殷景仁亦建议：宜令百官举才，以所荐能否为黜陟。谢庄亦上表曰：“九服之旷，九流之艰，提钩县衡，委之选部。一人之鉴易限，天下之才难原，以易限之鉴，镜难原之才，使国罔遗授，野无滞器，其可得乎？宜普命大臣，各举所知，以付尚书，依分铨用。若任得其才，举主延赏，有不称职，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轻者左迁。被举之身，加以禁锢。年数多少，随愆议制。若犯大辟，则任者刑论。”凡此建白。皆欲救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之弊也。保任连坐，似失之酷，然郤诜言：“自顷长吏，有亡命而购县，有缚束而绞戮。贪鄙窃位，不知谁升之者，兽出槛，不知谁可咎者，网漏吞舟，何以过此？”则其时官方，败坏日甚，亦有所不得已也。）然其事迄不能行也。选法既弊，奔竞之风大盛。《晋书》所载，郤诜一对，刘颂、熊远二疏，陈頵与王导书，及刘寔《崇让》，王沈《释时》之论，（沈见《文苑传》。《传》云：元康初，松滋令吴郡蔡洪作《孤奋论》，与《释时》意同，而不载其文。）言之最为痛切。综其弊，则掌选者不守定法而冯人事，士不务学行而立虚誉，实仍季汉之余风耳。欲救其弊，范宁“验其乡党，考其业尚，试其能不”三言尽之。然终莫能行者，可见破除私党之难也。

选法之坏。齐末为最，《梁书·武帝纪》载帝中兴二年表曰：“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负俗深累，遂遭宠擢，墓木已拱，方被徽荣。故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余论。（此可见当日论才，虽冯衡鉴，平时亦有记注，不能临时冯亿进退也。【23】临时冯亿进退，必为奸弊之原。）故得简通宾客，无事扫门。顷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进，怀质抱真者，选部或以未经朝谒，难于进用。或有晦善藏声，自埋衡荜，又以名不素著，绝其阶绪。必须画刺投状，然后弹冠。则是驱迫廉，奖成浇竞。愚谓自今选曹，宜精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履无爽，名实不违。庶人识涯埃，造请自息。”此可见选曹守法之要，而夤缘奔竞之风，悉由掌选者先自毁法启之矣。梁世徐勉在选曹，亦撰《选品》五卷。《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御史中尉东平王匡，奏请取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灵大后许之，任城王澄不同而止。《孝静帝纪》：武定六年，四月，吏部令史张永和，青州人崔阔等伪假人官，事觉纠检，首者六万余人。选司奸利，真足惊骇。丧乱之际，尤不可问。徐陵述陈初情形曰：“员外常侍，路上比肩，谘议参军，市中无数。”《魏书·后废帝纪》：中兴元年，十一月，诏无识之徒，缪增军级，虚名显位，皆言前朝所授，则其事。高隆之奏请检括，卒以群小喧嚣，惧而中止，（见第十四章第一节。）可见整顿之难矣。

刺史官属：《宋书·百官志》云：今有别驾、西曹，主吏及选举事。西曹，即汉之功曹书佐也。又云：宋大祖元嘉四年，复置郡官属，略如公府。无东西曹。（《晋书·蔡谟传》：父克，成都王颖为丞相，擢为东曹缘。苟进之徒，望风畏惮。）有功曹史主选举。《晋书·刘毅传》云：少厉清节。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贵人，望风惮之。侨居平阳，大守杜恕请为功曹，沙汰郡吏百余人，三魏称焉。为之语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王韶之擢吴逵为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受，已见前。《晋书·虞预传》：余姚风俗，各有朋党。宗人共荐预为县功曹，欲使沙汰秽浊。预书与其从叔父曰：“邪党互瞻，异同蠢至。一旦差跌，众鼓交鸣。豪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预所大恐也。”卒如其言，未半年，遂见斥退。可见功曹所系之重，而亦可见其不易为矣。州郡用人，多不详审，观苏绰所为六条诏书可知。（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杨公则为湘州，所辟引皆州郡著姓，而梁武帝班下诸州以为法，（亦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是则明目张胆，惟论门资也。《梁书·张稷传》：出为吴兴大守。下车存问遗老，引其子孙，置之右职。又《大祖五王传》：安成康王秀，出为江州刺史。闻前刺史取陶潜曾孙为里司，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此名为养老尊贤，实亦以门阀用人也。甚有如隋文帝年十四而为功曹者。（见《隋书·本纪》。）尚可托以选用乎？门阀而外，势家干谒尤多。陶侃以范逵之言，庐江召为督邮，已见第四章第三节。《晋书·刘卞传》：本兵家子。少为县小吏。功曹夜醉如厕，使卞执烛，不从。衔之，以他事补亭子。有祖秀才者谓县令，令即召为门下史。卞兄为大子长兵，既死，兵例须代，功曹请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听。《束晳传》：与兄璆俱知名。璆娶石鉴从女，弃之，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晳等久不得调。《李含传》：陇西狄道人也。侨居始平。两郡并举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恃豪族，以含门寒微，欲与结交。含距而不纳。商恨焉。遂讽州，以短檄召含为门亭长。【24】（参看第三章第三节。）《周书·柳庆传》：父僧习，为颍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将选乡官，皆依倚贵势，竞来请托。【25】可见其门如市之概矣。《魏书·显祖纪》：和平六年，九月，诏曰：“先朝以州牧亲民，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条之制，使前政选吏，以待俊乂。然牧司宽惰，不祇宪旨，举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自举民望忠信，以为选官。不听前政，共相干冒。若简任失所，以罔上论。”立法初意，盖以新任之官，不习当地情形，故委前政与之相参，而不意其遂为奸弊之薮也。州郡之职，本非志士所乐为，（《魏书·李孝伯传》：父曾，郡三辟功曹不就。门人劝之。曾曰：“功曹之职，虽云乡选高第，犹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余，乃叹曰：“梁敬叔有云：州郡之职，徒劳人意耳。”遂还家讲授。）故延高贤者或不屈以吏职。（唐彬为雍州，延致处士皇甫申叔等四人，不屈以吏职，见《晋书》本传。）而其轻之如此，尚安望得人乎？

门第用人，斯时为盛。大抵职闲廪重，则贵势交争，烦缛之职，皆非所乐处。（参看第十八章第一节。）至于吏姓寒人，侨杂伧楚，则其官位，皆有所极。（《梁书·文学传》：钟嵘于天监初上言，谓：“永元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望；因斯受爵，一宜削除。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敕付尚书行之。《周书·薛憕传》：河东汾阴人。曾祖弘敞，直赫连之乱，率宗人避地襄阳。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既羁旅，不被擢用。）又贵族入仕极早。梁武虽欲革其弊，（天监四年诏，见第十八章第一节。）亦卒不能除也。（《梁书·朱异传》：旧制，年二十五，方得释褐。异适二十一，特敕擢为扬州议曹从事史。此虽出特敕，然如张缅、张缵等起家之早，则仍沿旧习也。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南史·顾协传》：张率尝荐之于梁武，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但其事亲孝，与友信，亦不可遗于草泽，卿可称敕唤出。”三十为老，【26】前古未闻，特缘当时贵胄入仕，皆习于早，乃以三十为已老耳。）魏孝文谓刘昶：小人之官，别有七等，（见上节。）实为后世流内外分铨之原。（《通鉴》齐明帝建武三年《注》。）《隋书·卢恺传》云：开皇初，拜礼部尚书，摄吏部尚书事。会国子博士何妥与右仆射苏威不平，奏威阴事，恺坐与相连，除名。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固之谮。《彦师传》云：转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时论美之。则选法虽平，人心初不因之而变矣。《魏书·肃宗纪》：熙平元年，八月，诏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听入仕。则北方入仕，虽庶族亦习于早。而贵胄尤甚，杨愔年十八，拜通直散骑侍郎。裴宽年十三，以选为魏孝明帝挽郎，吕思礼年十九举秀才。袁聿修九岁，崔瞻（子。）年十五，封孝琰（孝琬弟。）年十六，皆州辟主簿。白建诸子幼稚，俱为州郡主簿。新君选补，必先召辟，皆其尤较然者矣。

选法之敝，外任必轻。史臣言：“汉氏官人，尚书郎出宰百里，晋朝设法，不宰县不得为郎。”（《北史·元文遥传论》。）则晋初尚视之甚重。然傅咸言：“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颓，复多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则其实已渐轻矣。（《晋书·袁甫传》：甫诣中领军何勖，自言能为剧县。勖曰：“惟欲宰县，不为台阁，何也？”）葛洪言：“三台九列，坐而论道，州牧郡守，操纲举领，烦剧所重，其惟百里。牧守虽贤，而令长不堪，则国事不举，万机有阙。”病其时“或父兄贵重，而子弟以闻望见迁；或高人属托，而凡品以无能见叙；或是所宿念；或亲戚匪他。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货贿，惟富是图。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赖主人，举劾弹纠，终于当解，虑其结怨，反见中伤，不敢犯触，恣其贪残。黎庶安得不困毒而离叛？离叛者众，则不得不屯聚而为群盗矣”。（《抱朴子·外篇·百里》。）其为祸可谓博矣。梁武帝尝着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大县有能，迁为三辅令，（《梁书·良吏传》。已见第十二章第五节。《传》又云：何远为武康令，高祖闻其能，擢为宣城大守。自县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又《南史·循吏传》：传琰，升明中自山阴令迁益州刺吏。自县迁州，近世罕有。）虽设是令，行之盖寡。《梁书·萧昱传》：因求边州不遂，表解黄门侍郎职。高祖手诏答曰：“昔汉光武兄子章、兴二人，并有名宗室。就欲习吏事，不过章为平阴令，兴为缑氏宰。政事有能，乃迁郡守。”（昱高祖从父弟。）其言善矣。然诸子弟，皆为大州，则亦徒能言之而已。北朝此弊，尤甚于南。《魏书·辛雄传》：上疏言：“郡县选举，由来共轻，贵游俊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而《北齐书·元文遥传》言：齐因魏朝，宰县多用厮滥。至于士流，耻居百里。【27】文遥以县令为字人之切，遂请革选。于是密令搜扬贵游子弟，发敕用之。犹恐其披诉，总召集神武门，令赵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为县，自此始也。则其弊实至齐世，始克一革。然其末流，粥爵卖官，郡县之乱，更为前世所未有。（见第十四章第四节。《颜氏家训·省事篇》曰：“齐之季世，多以财货，托附外家，喧动女谒，拜为守宰。印组光华，车骑辉赫，荣兼九族，联贵一时。而为执政所患，随而司察，既以得利，必以利治。纵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后噬脐，亦复何及？”则此曹虽以诡遇，旋亦受祸。然朝政浊乱既甚，此亦不足以遏之也。）周大祖任苏绰，为六条诏书，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又盛选贤良，授以守令；（见《周书·乐逊传》。）可谓得为治之要。然周世功臣多为刺史，未免暗于政务，亦仍是乱世之余习也。（《周书·令狐整传》：晋公护谓整曰：“以公勋望，应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无容远出。然公门之内，须有衣锦之荣。”乃以其弟休为敦煌郡守。《隋书·柳彧传》：迁治书侍御史。于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彧上表曰：“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平子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暗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满道。古人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平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上善之，平子竟免。则虽勤民如隋文，犹未能遽革其弊也。）

郡县之不能善其政，与任期久暂，关系殊大。《晋书·王戎传》：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戎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而司隶校尉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臣，在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盖奔竞之俗，必不容有久处之官也。《南史·谢庄传》：庄于孝建时表陈求贤之义，谓政平讼理，莫先亲人，亲人之要，是归守宰，莅人之职，官遵六年之限。《传》言初文帝世限三十而仕，郡县六周乃迁代，刺史或十年余。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长少，莅人以三周为限。宋之善政，于是乎衰。然齐武帝永明元年诏言：“宋德将季，风轨陵迟。列宰庶邦，弥失其序。迁谢遄速，公私凋弊。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良政传》：永明郡县居职，以三周为小满。）则其未造，并三周之制而亦不能守矣。明帝建武三年，正月，诏申明守长六周之制。其法后亦破坏，见第十章第四节。魏守令以六年为限，（见《魏书·房法寿传》。）考课亦以六载为程。（见《魏书·萧宝夤传》。）高祖延兴二年，十二月，诏曰：“顷者已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牧守无恤民之心，竞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于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克己奉公者，可久于其任。岁积有成，迁位一级。其有贪残非道，侵削黎庶者，虽在官甫尔，必加黜罚。著之于令，永为彝准。”可见定法，亦徒空文也。

海宇分崩之际，用人者多特注意于抚绥，此虽不过为招徕新附，倾动敌人之计，然使僻陋之区，亦得有人与闻政事，则匪徒为治，抑亦敷化之良谟矣。《晋书·儒林传》：文立，（巴郡临江人。蜀时游大学，师事谯周。仕至尚书。）入为大子中庶子。表请诸葛亮、蒋琬、费袆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并以立为散骑常侍。及吴平，刘颂欲得壮王以镇抚之，使之随才授任，求富贵者取之国内，已见第三章第九节。然《贺循传》：循以无援于朝，久不进叙。陆机上疏荐之，有云：“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以均分显路，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雍隔之害，远国益甚。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陶侃传》：侃察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后与语，乃异之。除郎中。伏波将军孙秀，以三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观此，知殊方人士，其受岐视尚颇甚。然此特仕途党援奔竞之私，朝廷立法，固未尝如此。且如元帝，渡江而东，亦卒不得不用王导之策，抚用其人也。明帝大宁三年，八月，诏曰：“吴时将相名贤之胄，有能纂修家训；又忠孝仁义，务己守真，不闻于时者；州郡中正，亟以名闻，勿有所遗。”其汲引之，固犹未尝敢怠矣。梁武帝天监五年，正月，诏曰：“在昔周、汉，取士方国。顷代凋讹，幽仄罕被。人地孤绝，用隔听览。士操沦胥，因兹靡劝。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此盖所以使登庸遍逮于僻陋之区。七年，二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其意亦犹是也。邢峦之寇巴西也，言其民望，族落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去州既远，不能仕进，是以郁怏，多生动静。欲立州以镇抚之。事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是则不徒天朝，即州郡，亦宜明扬侧陋，以舒其意气矣。抑僻陋如巴西，山居族落，犹有长于文学者，又足见文教之久已覃敷，登庸之不可不急也。韩麒麟以孝文时为齐州刺史，以新附之人，未阶台宦，州郡局任又少，请守宰有阙，推用豪望，并增置吏员。李彪上封事，亦请擢河表七州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以怀江、汉，倾敌人，抚新附。可见疆埸之间，一彼一此，皆不得不以招怀为务矣。惟劳人武夫，不知政术者，用为长吏，亦不免诒害于民，（元嘉时淮西有此情形，长沙王道怜曾言之，见《宋书》本传。）则又不可不慎也。

资格用人，世皆以为始于魏之崔亮，其实非也。【28】刘寔作《崇让论》，言“能不浑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有势者之所念也。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是当时用人，势家而外，仍重资格；即同为势家，进用之后，亦惟论其资格；此固势之所不能免也。王亮以江祏专朝，多所进拔，每持异议，已见前。及祏遇诛，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宠。亮更弗能止。其所选用，拘资次而已。《梁书·王泰传》：敕掌吏部郎事，俄即真。自过江，吏部郎不复典大选。令史以下，小人求竞者辐凑。前后少能称职。泰为之，不通关求。吏先至者即补，不为贵贱请属易意。天下称平。《陈书·王玚传》：除吏部尚书。务在清静，谨守文案，无所抑扬。皆资格用人之法：蹈常习故，夫人所能，原无待于异才，藉口求才，转足便党援而开奔竞，此固古今一辙；而嬖幸竞进之世，尤非此无以拒之；此资格之所以不能不用也，夫崔亮则亦若是而已矣。

《魏书·张彝传》：彝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却武人，不使与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崔亮传》：亮迁吏部尚书。时羽林新害张彝，灵大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尚书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为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辟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材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滞者皆称其能。亮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以书规亮。亮答书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崛起，不解书计，忽令垂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案观亮答刘景安书，即微武人入选，吏部亦易得才？然则以失才归咎于亮，不过当时议论如此，未必得实也。诤是法者，有辛雄及薛琡，琡谓“执簿呼名，一吏足矣”，然如亮之所言，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果何以求其所为之有异于吏哉？雄病“委斗筲以共治，托硕鼠以百里”，致使“夷夏之民，相将为乱”，此亦入选者多勋人武夫之失，非资格之咎也。齐文襄始革是制，已见第十四章第一节。《北齐书·高乾传》：乾弟慎，征为御史中尉，选用御史，多其亲戚、乡闾，不称朝望，世宗奏令改选焉。事权在手，则其志易行，此亦非可望诸亮也。

整饬官方，莫亟于严明考课。魏世尝使刘劭等为之，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晋初杜预受诏为黜陟之课。《晋书》本传曰：“其略曰：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算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以违其体，故历代不能通。岂若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载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六年顿荐，黜陟无渐。今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处，未有无故六年六黜清能，六进否劣者也。监司亦将而弹之。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颓，亦无取于黜陟也。”此文似预上其所为之奏牍，其详则不可得闻矣。刘颂病晋武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监司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已见第二章第一节。颂之言曰：“今闾阎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颂转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不，明其赏罚，贾、郭专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

宋、齐、梁、陈四朝，考课之法不著。北魏则传者颇详。《魏书·高祖纪》：大和十八年，九月，壬申朔，诏曰：“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是以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已下，尚书重问，五品已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壬午，帝临朝堂，亲加黜陟。明年，十月，壬戌，又诏诸州牧：“精品属官，考其得失，为三等之科以闻，将亲览而升降焉。”《世宗纪》：永平四年，十二月，诏三载考察，政之明典。正始二年以来，于今未考。功过难易，宁无升降？从景明二年至永明四年，通考以闻。自景明二年至永明四年凡九年，似又复三考黜陟之旧，然其后又系三岁一考，则高祖之法固在，特时怠慢不举耳。《崔鸿传》：延昌二年，将大考百僚，鸿建议曰：“二汉以降，大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迁进。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三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余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琴瑟不调，改而更张，虽明制已行，犹宜消息。”世宗不从。然《纪》言延昌三年八月甲申，帝临朝堂，考百司而加黜陟，则似又复孝文之法矣。《萧宝夤传》：宝夤以正光四年上表曰：“自比已来，官罔高卑，人无贵贱，皆饰辞假说，用相褒举。谓之考功，事同泛陟。又在京之官，积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迁移数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废绝；或具寮离索；或同事凋零；虽当时文簿，记其殿最，日久月深，驳落殆尽，人有去留，谁复掌其勤惰？或停休积稔，或分隔数千，累年之后，方求追访声迹，立其考第，无不苟相悦附，饰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阶而已。又守令考课，悉以六载为程，既而限满代还，复经六年而叙，是则岁周十二，始得一阶。而东西两省，文武闲职，公府散佐，无事冘官，及其考日，皆得四年为限，是则一纪之中，便登三级。何内外之相县，令厚薄之如是？或充单介之使，始无汗马之劳；或说兴利之规，终惭什一之润；皆虚张无功，妄指赢益，坐获数阶之官，藉成通显之贵。”此非杜预所谓公相容过，清议大颓者邪？益以立法之诐，而是时之选政，不可问矣。宝夤欲使“见居官者，每岁终，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核才行能不，审其实用，而注其上下。列上尚书，覆其合不，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干务忠清，甄能以记赏，总而奏之。经奏之后，考功曹别书于黄纸油帛。一通则本曹尚书与令、仆印署，留于门下，一通则以侍中、黄门印署，掌在尚书，严加缄密，不得开视。考绩之日，然后对共裁量。其内外考格，乞求博议，以为画一。若殊谋异策，事关废兴，遐迩所谈，物无异议者，自可临时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诉，贪荣求级之请，谓宜明加禁断，以全至治。”诏付外博议，以为永式。竟无所定。《肃宗纪》孝昌二年二月，诏每岁一终，郡守列令、长，刺史列守、相，以定考课，辨其能不。若有滥谬，以考功失衷论。是时朝纲方紊，亦非徒法所能济也。

第五节　赋　税

汉世田租取粟，赋诸地；口税取钱，敛诸人。魏武平河北，下令收田租亩一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口钱始变为户调，【29】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五节。此时未有授田之制，户调田租，犹析为二，至晋武帝平吴，而二者又合为一矣。事见第十九章第三节。东晋之制，见于《隋书·食货志》，云：“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30】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通典》，《通考》皆作惟。）所输，终优于正课焉。”蛮夷收其赕物，盖各随其土之所出。岭外酋帅，则征其贡而非税其民。浮浪人所出，盖亦无定物，惟侨民虽云散居无土著，犹当与江南之民，同循户调之法耳。《隋志》述其制云：“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年二十乃为丁。其田亩税米二斗。盖大率如此。”二斗，一本作二升，盖据哀帝时之制言之，【31】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十二月，制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通考》作尺。）盖就旧法而增之。《晋书·李雄载记》云：其赋：男子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亦略循晋法也。

北魏孝文之制，亦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魏书·食货志》：肃宗孝昌二年，税京师田亩二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齐、周之制，亦见《隋志》。齐河清三年定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京城四面，诸坊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户，执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责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贲已上各有差。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受田。（《通典》作永业田。）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又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通典》作丈。）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32】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粜之物，依价粜贮。）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三年一校焉。租入台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人欲输钱者，准上绢收钱。案户调之式，及魏、齐之制，【33】皆人人受田，而晋成、哀及魏肃宗之时，又别有田税者？（晋成、哀时制，见第十九章第三节。）盖皆指公田言之，观北齐之制可明。此田盖王公贵人受者为多，故晋孝武改成、哀之制，史言自王公已下，口税若干。（亦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魏虏则又以此惠其所谓代来户也。后周大祖作相，创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通典》作七。）已上宅四亩，口五已下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司赋掌功赋（《通典》作赋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与轻癃（《通典》作疾。）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三之，（《通典》作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

［晋］王珣·伯远帖

租调所取，以粟帛为大宗，此外更有所取，则谓之杂调。《齐书·郁林王纪》，即位后诏曰：“凡逋三调及众债，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前，悉同蠲除。”《通鉴》胡三省《注》曰：“三调，谓调粟、调帛及杂调也。”【34】（《魏书·任城王澄传》：澄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四曰五调之外，一不烦民，五调疑三调之误。）军国所须，不能以粟帛为限。除列州、郡、县制为征赋外，（南朝此项征赋，颇于国用有关。当时淫纵之君，或迫臣下以贡献，事见第十九章第二节，未必不由此而驯致。然贪取虽为非法，任土自是彝。典观第十章第四节所引齐明帝建武元年十月诏可知。是岁十一月，又诏“邑宰禄薄俸微，虽任土怛贡，自今悉断。”胡三省《通鉴注》曰：“观此，则江左之政，县邑不由郡、州，亦得入贡天台矣。”此《隋志》所由以列州郡县并举也。《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十一月，“诏方物职贡，各顺土宜，出献纳贡，敬依时令”。）即当折课、市取，（当时征敛，折易颇多。《晋书·王廙传》：弟子彪之，为会稽内史，桓温以山阴折布米不时毕，郡不弹纠，上免之。《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七年，以浙东诸郡大旱，听受杂物当租。《齐书·武帝纪》：永明四年，五月，诏“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处，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竟陵王子良传》言：时诏折租布，二分取钱。《王敬则传》载子良启，谓：“民有杂物，是军国所须者，可听随价准直，不必一应送钱，于公不亏其用，在私实荷其渥。”此即所谓折课。《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七月，诏：“台府所须，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实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齐书·武帝纪》：永明五年，九月，诏曰：“自水德将谢，丧乱弥多，师旅岁兴，饥馑代有。军国器用，动资四表。不因厥产，咸用九赋。虽有交贸之名，而无润私之实。民咨涂炭，职此之由。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粜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远邦尝市杂物，非土俗所产者，皆悉停之。必是岁赋攸宜，都邑所乏，可见直和市，勿使逋刻。”皆欲变赋敛为市取者也。《豫章王嶷传》：其为荆州，禁二千石官长，不得与人为市，盖有借官市为名，行私市之实者。北朝亦有折征之制。《魏书·前废帝纪》：僭位后诏天下调绢，四百一匹，此折绢为钱也。《韩麒麟传》：在齐州，欲减绢布，增益谷租，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此亦犹折帛为谷也。《食货志》云：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其厉民，盖不徒在豫征而已。）然其实并不能然。《宋书·武帝纪》：义熙八年，十一月，公至江陵，下书“台调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即所谓杂调也。《魏书·食货志》曰：显祖即位，亲行俭素，率先公卿，思所以振益黎庶。先是大安中，高宗以常赋之外，杂调十五，颇为烦重，将与除之。尚书毛法仁曰：“此是军国资用，今顿罢之，臣愚以为不可。”帝曰：“使地利无穷，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与不足？”遂免之。未几，复调如前。（《高宗纪》：兴安二年，正月，诏与民杂调十五，盖至大安中复免其十五也。然《纪》不载其事，大安四年五月壬戌诏，亦仅言“比年以来，杂调减省”而已。盖其免之甚暂，故《纪》漏书。《北史·魏诸宗室传》，以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之言，出于常山王遵之子素，亦与《志》异。）至是乃终罢焉。于是赋敛稍轻，民复赡矣。（《显祖纪》：和平六年，六月，诏诸有杂调，一以与民。）此朝廷所取于民。（《世祖纪》；真君四年，六月，诏：“复民赀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赀赋盖谓按其赀产多少为赋，亦杂调也。）《任城王澄传》：转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横调，百姓烦苦。澄多所省减，民以忻赖。此地方之所取也。赋税所取非一，故如有蠲免，亦随时而各不同。（当时赋税减免，史所言者，名目不一。有曰户课者，《晋书·武帝纪》：大康五年，减天下户课三分之一是也。有曰户调绵绢者，《晋书·惠帝纪》：永平元年，五月，除天下户调绵绢是也。有曰户调田租者，《惠帝纪》：永兴元年，十二月，诏户调田租，三分减一是也。有曰租税者，《宋书·孝武帝纪》：元嘉三十年，五月，曲赦京邑二百里内，并蠲今年租税；大明五年，二月，伐蛮之家，蠲租税之半是也。有曰税调者，《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二月，诏凡遭寇贼郡县，流寓江淮者，并听即属，并蠲复税调；《顺帝纪》：升明元年，雝州大水，八月，遣使振恤，蠲除税调是也。有但言调者，《宋书·后废帝纪》：元徽四年，平建平王景素之乱，原京邑二县元年以前逋调；《顺帝纪》：升明元年八月，原除元年以前逋调是也。有曰众调者，《宋书·明帝纪》：泰始二年，十一月，制使东土经荒流散，并各还本，蠲众调二年是也。有曰田租者，《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四年，正月，蠲建康、秣陵二县田租之半；二十六年，车驾陆道幸丹徒，行所经蠲田租之半：《孝武帝纪》：大明七年，十二月，行幸历阳，蠲郡租十年；《前废帝纪》：永光元年二月，《明帝纪》：泰始四年四月，皆减郡县田租之半；《梁书·侯景传》：景既据寿春，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将士，辄停责市估及田租是也。减免租布之事最多。有以灾荒免者，《晋书·孝武帝纪》：宁康二年，四月，皇大后诏：三吴、义兴、晋陵及会稽遭水之县，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听除半年；《宋书·孝武帝纪》：元嘉三十年，闰月，蠲寻阳、西阳租布三年是也。有以流亡免者，《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八月，开亡叛，赦限内首出，蠲租布二年是也。有以京邑或兴王之地免者，是月，诏彭城桑梓本乡，优复之制，宜同丰、沛，沛郡，下邳，可复租布三十年；《文帝纪》：元嘉四年，二月，行幸丹徒，三月，诏丹徒桑梓绸缪，大业攸始，其蠲今年租布；二十六年，二月，幸丹徒，三月，复丹徒侨旧今岁租布之半是也。有以行幸免者，《孝武帝纪》：大明七年，二月，大赦天下，行幸所经，无出今岁租布是也。有以行义免者，《宋书·孝义传》：贾恩、潘综、王彭，皆蠲租布三世是也。《刘道产传》：弟道锡，为巴西、梓潼二郡大守。元嘉十八年，为氐寇所攻，募吏民守城，复租布二十年。及贼退，朝议贼虽攻城，一战便走，听依本要，于事为优。右卫将军沈演之等谓宜随功劳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过十年。从之。案《齐书·高帝纪》：建元四年，正月，诏：“建元以来战赏，蠲租布二十年，杂役十年。其不得收尸，主军保押，亦同此例。”则似蠲租布二十年，军中故有此例，道锡特援用大优耳。）

杂物而外，粟帛似应皆取诸租调之中，然亦有别立名目多取之者。《晋书·成帝纪》：咸康二年，二月，算军用税米，空县五十余万石，尚书谢褒以下免官。此尚可云即在常赋之中，特度支别立一目。《陈书·世祖纪》：天嘉元年，三月，诏今岁军粮，通减三分之一。《宣帝纪》：大建三年，三月，大赦天下。自大康元年讫大建元年逋余军粮、禄秩、夏调未入者悉原之。则其取诸民，亦别列一目矣。《魏书·高祖纪》：延兴三年，十月，大上皇帝亲将南讨，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亦临时增取于民者也。（《韩麒麟传》：慕容白曜表麒麟与房法寿对为冀州刺史。白曜攻东阳，麒麟上义租六十万斛。《周书·王罴传》，罴镇华州。时关中大饥，征税民间谷食，以供军费。或隐匿者，令递相告。多被篣棰。以是人有逃散。惟罴信著于人，莫有隐者。得粟不少诸州，而无怨。亦皆增取于民，以供军食者也。）

户调所征，悉系著籍之户，故所最虑者为漏籍。宋武帝至江陵，下书曰：“江、荆二州，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则税役有与户籍不符者。然如是者究少。《魏书·食货志》云：先是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35】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始光三年，诏一切罢之，以属郡县。（议出阉官仇洛齐，见第十七章第三节。）《隋书·食货志》云：元象、兴和之中，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赋。神武乃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于是侨居者各勒还本属。租调之入有加焉。（武定二年事，亦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皆可见漏籍者多，赋税必阙也。

耕桑之民而外，北朝亦有他法以取之，如魏泰常六年，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是也。（见第二十章第一节。）此犹南朝于蛮俚则取其赕物矣。

田租有不入公家者。宋武帝江陵之令又曰：“州县屯田，利入守宰者，【36】一切除之。”《晋书·安帝纪》：义熙九年，四月，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以赐贫人。皆其事也。《魏书·高允传》：时多禁封良田，京师游食者众。允言：“古人云：方一里，为田三顷七十亩，百里则三万七千顷，勤之则亩益三升，不勤则亩损三升，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二万斛，况天下之广乎？”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禁封良田，夫何为哉？《传》又言恭宗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取其利。《任城王澄传》云：在定州，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北齐书·段韶传》：平高归彦，赐归彦果园千亩。非弃田以为园囿，则变官税为私租而已。

人民所苦，力役尤甚于租调。《晋书·食货志》：武帝制户调之式，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范宁传》：宁陈时政曰：“礼：十九为长殇，以其未成人也。十五为中殇，以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为全丁，则备成人之役矣，以十三为半丁，所任者非复童幼之事。岂可伤天理，违经典，困苦万姓，乃至此乎？宜修礼文，以二十为全丁，十六至十九为半丁，则人无夭折，生长滋繁矣。”此法令所定成丁之年大早，诒害于民者也。《宋书·王弘传》：弘上言：“旧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体有强弱，不皆称年。且在家自随力所能堪，不容过苦，移之公役，动有定科。庸宰守常，已有勤剧，况直苛政，岂可称言？乃有务在丰役，增进年齿。孤远贫弱，其弊尤深。致令依寄无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功，逃窜求免。家人远计，胎孕不育。请以十五至十六为半丁，十七为全丁。”从之。然《文帝纪》元嘉十七年诏，犹有“役召之品，遂及稚弱”之语，则苛政亟行，并有非法令所能限者矣。（役法与户籍，关系最大，参看第十七章第三节。）

《隋书·食货志》言：东晋之制，男丁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其实役之远过于此。其取丁之法，通常三丁取二，五丁取三。《南史·孝义传》：孙棘谓宋大明五年发三五丁；《郭祖深传》：祖深上封事，谓自“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是也。《康绚传》：魏降人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发徐、扬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其取之之法，较三五少宽，盖以其役实重难故也。《齐书·周颙传》：颙言：“山阴邦治，事倍余城，然略闻诸县，亦处处皆踬：惟上虞以百户一滂，大为优足。”则各地方之役法，亦有善恶之不同。然能善者盖甚鲜。酷者乃至役及女丁。【37】《宋书·元凶劭传》：劭拒义军时，男丁既尽，召妇女亲役，犹曰非常时事也。《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十一月，诏停在所役使女丁；《安成王秀传》：郢州当涂为剧地，至以妇人供役；则并习为恒事矣。

有恒役，有杂役。（《魏书·高祖纪》：延兴三年，十一月，诏河南七州之民，有鳏寡孤独，贫不自存者，复其杂徭，大和二十年，七月，诏轻徭薄赋，君人常理，岁中恒役，具以状闻。《刘昺传》：正光三年，大保崔光奏乞敕尚书推检昺后，所属甄免碎役。四年，六月，诏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碎役即杂役也。）杂役厉民，远较恒役为甚。《齐书·周颙传》：建元初为山阴令。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颙言于大守闻喜公子良曰：“窃见滂民之困，困实极矣。役命有常，只应转竭。蹙迫驱催，莫安其所。险者窜避山湖，困者自经沟渎。亦有摧臂斮手，苟自残落，贩佣贴子，权赴急难。每至滂使发动，遵赴常促。辄有柤杖被录，稽颡阶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此云役命有常，乃谓有常程限，非谓所课者为常事也。《晋书·庾亮传》言：亮为丹阳尹，除重役六十余事。可见杂役重难者甚多。

随意役民，本有禁令。如《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三月，诏“内外诸司，州镇守宰，侵使兵民，劳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论同枉法。”《高祖纪》：大和元年，诏“牧民者轻有征发，致夺民时，以侵擅论”是也。然其事卒非法令所能禁。《梁书·武帝纪》：大同七年，十二月诏，谓：“或供厨帐，或供厩库，或遣使命，或待宾客，皆无自费，取给于民。”【38】其侵渔可谓甚矣。（河北郡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见《周书·裴政传》。）《魏书·安同传》：大宗诏与肥如侯贺护持节循察并、定二州，纠举守宰不法。同至并州，表刺史擅用御府针工，请案律治罪。善矣，然其东出井陉至钜鹿，乃发众四户一人，欲治大岭山，通天门关。又筑坞于宋子。大宗以同擅征发于外，槛车征还。召群官议其罪。皆曰：“同擅兴事役，劳扰百姓，宜应穷治，以肃来犯。”而大宗仍以同虽专命，本在为公，意无不善释之，则又何也？世祖将北征，发民驴以转运，使公孙轨诣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魏书·公孙表传》。轨表第二子。）亦不过坐征还而已。

役之事，征戍为大，而漕转次之。古人于役，最苦其远，说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五节。晋、南北朝，亦未免斯弊。《晋书·刘颂传》：颂上疏言：“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吴平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咸有死亡之患。”欲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更不能，则静三分之二，吏役不出千里之外”，（参看第二章第一节。）此诚当时靖民之急务也。王羲之遗谢安书，论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之弊，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魏书·食货志》言转运中州以实边镇之弊，见第二十一章第六节。又《杨椿传》：除定州刺史。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年常发夫三千，草三百车，修补畦堰。椿以屯兵惟输此田课，更无徭役，及至闲月，即应修治，不容复劳百姓，表罢之。有屯兵而转致劳民，尤见征戍之诒毒也。

兴筑之事，亦为劳民之一大端。高齐之筑长城，事见第二十一章第四节。《北齐书·赵郡王叡传》云：先是役徒罢作，任其自返。丁壮之辈，各自先归。羸弱之徒，弃在山北。【39】加以饥病，多致僵殒。叡于是亲率所部，与之俱还。配合州乡，部分营伍，督率监领，强弱相持。遇善水草，即为停顿。分有余，赡不足。赖以全者十三四焉。肯留意抚绥者，不过十全三四，况视之如草芥者乎？韦孝宽于汾州、离石间置城，事见第十六章第六节。是役也，征徒至十万。可见营建劳民之甚矣。

补吏亦为民所深苦。宋武帝平江陵，下书：“荆、雝二州西局蛮府吏，及军人年十二以还，六十以上，及抚养孤幼，单丁大艰，悉仰遣之。穷独不能存者，给其长振。府州久勤将吏，依劳铨序。”《南史·张缵传》：为湘州刺史，解放老疾吏役，及关市、戍逻先所防人，一皆省并。此两事，可见与于役者，老稚，疾病，穷独，皆不得免焉。《梁书·良吏传》：沈瑀为余姚令。县南有豪族数百家，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此可见为吏之困辱，故法令于其召补，每加制限。如宋武帝平江陵，命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是也。《孝武帝纪》：元嘉三十年，八月，武皇帝旧役军身，尝在斋内，人身犹存者，普赐解户。《梁书·安成王秀传》：为郢州，主者或求召吏。秀曰：“此州凋残不可扰。”此等皆见称为宽政。《谢方明传》：转会稽大守。前后征伐，每兵运不充，悉倩发士庶。事既宁息，皆使还本，而属所割害，或即以补吏，守宰不明，与夺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简汰精当，各慎所宜。虽服役十载，亦一朝从理。东土至今称咏之。此又可见补吏之事，其中弊窦孔多也。

事有必待专技，然后能为之者，古人以此设工官。后世乃亦召民为之。逮其身亡而役不免，而其业又未必能守之以世也，则遂变为杂役。王羲之与谢安书曰：“百工、医寺，死亡绝后，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此又可见当时杂役之重。）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百工医寺而可以五岁刑者充之，其徒为杂役审矣。然有待专技之事，究非夫人所能为也，乃又别召民为之。如《南史·齐本纪》言：东昏侯大起诸殿，絷役工匠。《陈书·高祖纪》：永定二年，十月，大极殿成，匠各给复。《宋书·刘敬宣传》，言守宣城者，多调发工巧，造作器物。《梁书·贺琛传》：琛启陈事条，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之。有曰：“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陈书·宣帝纪》：大建二年，八月，诏巧手于役死亡，不劳订补。《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四月，诏工商、杂技，尽听赴农。《任城王澄传》：澄奏利国济民所宜振举者十条，六曰逃亡代输，去来年久者，若非伎作，任听即住。皆有专技之民，见役于官之事也。

王羲之欲以死罪原轻者充兵役，五岁刑充杂工医寺，盖谓永充大役。亦有事出一时者，齐武帝欲修白下城，难于动役，刘系宗启谪役东人随唐寓之作乱者，从之，其事也。

复除之事，有为经制者，如魏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是也。（见第十九章第三节。）此制百二十五家之内，凡复三十八人。其后元孝友言：《令》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则其制已小异。（见第三节。）其出临时措置者：或以丁多，如晋武帝咸宁元年，二月，以将士应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给复是也。（大康元年，十月，除五女复。）或以产乳及新昏，如齐明帝建武四年，正月，诏民产子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昏者蠲夫役一年是也。或以劫后移徙，如晋武帝大康元年，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于寿阳，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是也。或以劫后抚绥，如陈宣帝大建十一年，三月，诏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唤订一无所豫是也。或以旧恩，如晋元帝大兴三年，七年，诏琅邪国人在此者，近有千户，今立为怀德县，统丹阳郡。昔汉高祖以沛为汤沐邑；光武亦复南顿，优复之科，一依汉氏故事是也。或以行义，如《宋书·孝义传》：严世期复身徭役，张进之诏在所蠲其徭役是也。或以旧劳，如陈大极殿成，匠各给复，（见上。）世祖天嘉元年，二月，以讨王琳，舟舰输积，权倩民丁，蠲复丁身夫妻三年，于役不幸者，复其妻子是也。《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一年，五月，诏复七庙子孙及外戚缌服以上，赋、役无所与，（三长复征戍，余若民，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孝感传》：阎元明复租、调、兵役，令终母年，此则所谓赋役无所与者也。《文明后传》：后制内属五庙之孙，外戚六亲总麻，皆受复除，当即大和十一年事。）此宗戚之特恩也。《恩幸传》：王叡与东阳王丕同入八议，永受复除，此为臣下之异典。《世祖纪》神四年，自破赫连定还，战士赐复十年，此所以优战士。《高宗纪》：和平二年，三月，诏民年八十已上，一子不从政。《高祖纪》：延兴三年，十一月，诏河南七州年八十已上，一子不从政。承明元年，十月，诏七十已上，一子不从政。大和四年，七月，诏会京师耆老，赐锦采、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复家人不徭役。此则所以优老也。（三长之制，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见第十九章第三节。）《前废帝纪》：僭位后诏：百杂之户，贷赐民名，官任仍旧。此则口惠而实不至矣。

凡士姓皆蠲役，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第十八章第一节。《晋书·石季龙载记》：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苻坚载记》：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则虽五胡，亦能守兹成法也。宋孝武帝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严制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莫不奔窜山湖，聚为盗贼。（《宋书·沈怀文传》。）梁鄱阳王恢之子泰，为谯州刺史。遍发人丁，使担要舆、扇、伞等物，不限士庶。耻为之者，重加杖责。多输财者，即放免之。人皆思乱。及侯景至，人无战心，乃先覆败。（《南史》本传。）其为祸之烈如此。隶属于人者亦无役，如佃客、衣食客是也。（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张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廪。（详见第三章第三节。）时又发奴助兵。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以运漕不继，发王公已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穆帝升平三年，三月，诏以比年出军，粮运不继，王公已下，十三户借一人一年助运。此皆罕有之事。《刁协传》言：“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众庶怨望之。”可见积习之不易破矣。（参看第十八章第四节。）《南史·齐东昏侯纪》言：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见第十章第六节。）亦有所不得已也。出家及疾病者，于法亦免，故范宁言人或残形翦发，要求复除，《东昏侯纪》亦谓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焉。

赋与役，皆当视赀产之厚薄，以为重轻。（苏绰《六条诏书》曰：“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则政和而民悦，若检理无方，则吏奸而民怨。又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守令用怀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故平定物力之事，【40】由之而起。《晋书·刘超传》：超补句容令。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诘评百姓家赀。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百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出，有余常年。此即宋世之手实法也。《魏书·世祖纪》：延和三年，二月，诏令州、郡、县隐括贫富，以为三级。其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大延元年，十二月，诏“州、郡、县不得妄遣吏卒，烦扰民庶。若有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盖始分为三级，继又曲分为九。《隋书·食货志》言：齐文襄始立九等之户，【41】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实则九等定户，乃魏世之成法，文襄所创者，或税役之别耳。赀与力之相贸，盖事势不得不然。齐永元后，远郡之役，悉令上米准行，已见第十章第六节。史以是为东昏秕政，然《宋书·顺帝纪》：升明三年，正月，齐王表诸负官物质役者悉原除，所谓质役，盖负物不能偿，而出力以为代，【42】事与上米准行相反，理则一也。顾宪之言：山阴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参看第十九章第一节。）此等人本未必能出力。税其钱，实开明世别银差于力差之先声，亦得宋王安石令无役者出助役钱之意。《宋书·周朗传》：朗言：“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云何使富者不尽，贫者不蠲？”盖病户等平定之不实。朗又云：“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齐竟陵王子良言：“三吴守宰，务在裒克，围桑品屋，以准资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其弊，亦与后世无异矣。户调法行之后，本已无所谓丁税。【43】然《齐书·豫章王嶷传》：言其为荆、湘时，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王敬则传》载竟陵王子良启云：“建元初狡虏游魂，军用殷广，浙东五郡，丁税一千”；《梁书·良吏传》云：高祖元年，始去人赀，计丁为布；（《陈书·宣帝纪》：大建九年，五月，原五年讫七年逋赀绢，盖亦计赀为绢。）一似又有丁税者；盖亦或以之代役，或出临时调敛，后遂相沿不废也。

地方公共之事，人民往往能自立法而自治之，然亦往往为官府所破坏，会稽士庶，皆保塘役，而王敬则悉评敛为钱送台；东昏侯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皆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其事矣。《晋书·刘颂传》：除淮南相。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此等良吏，盖不可多得矣。

后周之法：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则无力征。见《隋书·食货志》：其立法可谓甚平，然其行之如何，则不可知也。

山泽之利，两晋及宋、齐、梁、陈，多为官吏贵豪所固护，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此等皆非法之所许，然亦有不然者。《梁书·萧颖达传》：御史中丞任昉奏曰：“风闻颖达启乞鱼税，辄摄颖达宅督彭难当到台辨问。列称寻生鱼典税，先本是邓僧琰启乞，限讫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颖达，于时谓非新立，仍启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许。登税与史法论一年，收直五十万。”【44】虽实为私奉养，而必启乞待许，即不翄官收其税矣。北朝情形，与南朝略同。魏显祖皇兴四年，高祖大和六年，周静帝大象二年，皆尝弛山泽之禁。即北齐，亦仅后主武平六年，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开酒禁而已。然《魏书·酷吏传》：崔暹坐障吝陂苇，为王显所弹；《阉官传》言：刘腾于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则其利为私家所擅者亦多。《北齐书·卢潜传》，言其为扬州行台时，高元海执政，断渔猎，人家无以自资，政令岂能真行？民家无以自资，豪势保无转因之以为利者邪？

鄣锢山泽，恶其夺民利而已，弃田以为园囿，【45】其弊亦与之同，故晋法明列其不为属国焉。（见第十九章第三节。）然其事亦卒不能免。北朝尤甚，以其君好田猎也。《魏书古弼传》云：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大半，以赐贫人，可见其占地之广。《高祖纪》：延兴三年，诏关外苑囿，听民樵采。大和十一年，又罢山北苑，以其地赐贫民。《司马楚之传》：子跃，为云中镇将，朔州刺史。表罢河西苑封，与民垦殖。有司执奏：“此麋鹿所聚，大官取给。今若与民，至于奉献时禽，惧有所阙。”诏曰：“此地若任稼穑，虽有兽利，事须废封。若是山涧，虞禁何损？寻先朝置此，岂苟藉斯禽，亮亦以俟军行薪蒸之用。其更论之。”跃固请宜以与民。高祖从之。此可见苑囿之立，实妨田业，又不徒鄣锢山泽而已。又魏于内地置牧场，占地甚广，见第二十章第一节。世宗正始元年，延昌二年，皆尝以其地赐代迁之民。可谓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已。

冶铸之利，作兵为亟，民用后焉。《晋书·宣帝纪》：大和四年，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刑法志》云：“魏武帝时，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盖斯时之铁，多以作兵，故乏于他用也。《宋书·百官志》：卫尉一人，丞二人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惟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卫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复置。又云：东冶令一人，丞一人。南冶令一人，丞一人。汉有铁官。晋置令，掌工徒鼓铸，属卫尉。江左已来，省卫尉，度隶少府。宋世虽置卫尉，冶隶少府如故。江南诸郡县有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王弘传》：弘建屯田之议曰：“伏见南局诸冶，募吏数百。虽资以廪赡，收入甚微。愚谓若回以配农，必功利百倍矣。然军器所须，不可都废。今欲留铜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课，一准扬州。州之求取，亦当无乏。余者罢之，以充东作之要。”弘建此议，在其为晋会稽王道子骠骑参军主簿时，可见江左冶政，专攻兵器，罕资民用，【46】此其获利所以甚微。宋世刘道济刺益州，立冶断私民鼓铸，而贵卖铁器，事见第八章第七节。又可见民用本不资官也。《陈书·世祖纪》：天嘉二年，十二月，大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诏并施行。南朝言盐利者，亦惟此而已。

北方僭伪诸国：慕容德尝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事见《晋书·载记》。拓跋氏于盐利颇详。【47】《魏书·食货志》云：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是时罢之。而民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延兴末，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于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宽简，复罢其禁，与百姓共之。其国用所资，别为条制，取足而已。自后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民，又辄鄣吝；强弱相陵，闻于远近。神龟初，大师高阳王雍、大傅清河王怿等奏：“先朝置司，公私两宜，储益不少。后中尉甄琛，启求罢禁。被敕付议。尚书执奏，称琛启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请依常禁为允。诏依琛计。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鄣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若无大宥，罪合推断。请依先朝之诏，禁之为便。”于是复置监官，以监检焉。其后更罢更立，以至于永熙。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宠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据《本纪》，高祖大和二十年，十二月，尝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世宗景明四年，七月，诏还收盐池利以入公。至正始三年四月，又诏罢盐池之禁。此事由甄琛之奏，具见《琛传》：其时尚书执奏之辞，亦谓“典司多怠，出入之间，事不如法，遂令细民怨嗟，商贾轻议”，则置监亦未必无弊也。《长孙道生传》：曾孙稚，萧宝夤反，为行台讨之。时薛凤贤反于正平，薛修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圾。东西连结，以应宝夤。稚乃据河东。时有诏废盐池税。稚表言：“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而解河东者，非是闲长安而急蒲阪，蒲阪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命，济赡理绝。天助大魏，兹计不爽。臣辄符司监、将尉，还率所部，依常收税，更听后敕。”观此，知河东盐利之厚。《周书·寇儁传》云：孝昌中，朝议以国用不足，乃置盐池都将，秩比上郡，前后居职者，多有侵渔，乃以儁为之。是其时于此，资赖正深，而忽有废之之诏。虽为长孙稚所格，至前废帝即位，仍诏税市、税盐，可悉废之，可见税弊之深矣。（《柳崇传》言：高祖时，河东、河北争境。其间有盐池之饶，虞阪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竞，纷嚣台府，可见官吏豪强，同以为利。）《辛庆之传》：大祖东讨，为行台左丞。时初复河东，以本官兼盐池都将。大统四年，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经略盐池，庆之守御有备，乃引军退。河桥之役，大军不利，河北守令弃城走，庆之独因盐池，抗拒强敌，时论称其仁勇。守令弃城，而监将犹能守土，岂亦以其利入厚，故能用其众欤？《北史·崔昂传》：右仆射崔暹奏请海、沂煮盐，有利军国。文襄以问昂。昂曰：“官煮须断人灶。官力虽多，不及人广。请准关市，薄为灶税。私馆官给，彼此有宜。”朝廷从之。则迁邺后四州官煮之外，他处仍有盐税也。周有掌盐，掌四盐之政令。一曰散盐，煮海以成之。二曰监盐，引池以化之。三曰形盐，物地以取之。四曰饴盐，于戎以取之。凡监盐、形盐，每地为之禁，百姓取之皆税焉。见《隋书·食货志》。

《陈书》书影

《陈书》，唐代姚思廉撰，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33年间的史实。

北朝冶铸，亦以作兵为急。《魏书·大祖纪》：天赐元年，五月，置山东诸冶，发州郡徒谪造兵甲。《周书·薛善传》：西魏于夏阳诸山置铁冶，令善为冶监，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皆其事也。供民用者，亦间有之。如《魏书·崔挺传》，言其为光州刺史，州内少铁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复铁官，公私有赖是已。冶铸之业，盖以民营为多，故《食货志》言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见第二十章第二节。）咸阳王禧，史言其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见第十二章第一节。）而长白山亦为豪右鼓铸之地也。（见第二十章第四节。）矿利，已见第二十章第一节。《肃宗纪》：神龟元年，闰月，开恒州银山之禁，与民共之，则亦有弛禁之时。

酒税，除禁酿外，大都有之。（参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东昏时，都下酒酤，皆折输金，见第十章第六节。陈时虞荔、孔奂请立榷酤，见前。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八月，制榷酤，见《北史·本纪》。（《北齐书》不载。）后主立酒禁，亦见前。《宋书·文九王传》：世祖普责百官谠言，建平王宏上书称其弛榷酤，则似曾一时无税。

关市之征，历代皆有。《晋书·武帝纪》：受禅后复天下租赋及关市之税一年，可见魏时征税，遍于全境，晋亦因之。渡江已后，《隋书·食货志》云：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晋书·王濬传》：濬上书自理云：“臣将军素严，兵人不得妄离部陈。间在秣陵，诸军凡二十万众。臣军先至，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归仰臣。臣切敕所领，秋豪不犯，诸有市易，皆有伍任证左，明从券契。有违犯者，凡斩十三人，皆吴人所知也。”《北史·孟信传》：信去官，居贫无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卖之，拟供薪米。券契已讫。市法应知牛主住在所。信适从外来，见买牛人，方知其卖也。因告之曰：“此牛先来有病，小用便发，君不须也。”杖其兄子二十。观此二事，知当时货卖，多有文券也。）历宋、齐、梁、陈如此，此后世之契税也。又云：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其东路无禁，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此后世之过税也。又云：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此后世之住税也。《晋书·孝武帝纪》：宁康元年，三月，诏除丹阳竹格等四桁税。《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以市税繁苦，优量减降。《文帝纪》：元嘉十七年，十一月，诏州郡估税，所在市调，多有烦刻，自今咸依法令，务尽优允。《孝武帝纪》：大明八年，正月，诏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粥米者，可停道中杂税。又《前废帝纪》：是年，六月诏，有“关市僦税，事施一时，而奸吏舞文，妄兴威福”之语。《齐书·郁林王纪》：即位后，诏关市征赋，务从优减。《明帝纪》：建武元年，十月，诏商旅税石头、后渚，及夫卤借倩，一皆停息。《竟陵王子良传》：启论司市之职，谓“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参看第二十章第三节。）《顾宪之传》：永明六年，行会稽郡事。时西陵戍主杜元懿启：“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见，日可一倍。盈缩相兼，略记年长百万。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腹心。”世祖敕示会稽郡：“此讵是事宜？可访察即启。”宪之议曰：“吴兴频岁失稔，今兹尤馑。去乏从丰，良田饥棘。或征货贸粒，还拯亲累，或提携老弱，陈力糊口。埭司责税，依格弗降。旧格新减，尚未议登，格外加倍，将以何术？比见加格置市者，前后相属，非惟新加无赢，并皆旧格犹阙，愚恐元懿今启，亦当不殊。若事不副旨，惧诒遣诘，便百方侵苦，为公贾怨。元懿秉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将羊。其所欲举腹心，亦当虎而冠耳。”（参看第二十一章第四节。）《梁书·武帝纪》：天监十五年，正月，诏关市之赋，或有未允。外时参量，优减定格。大同十一年，三月，诏四方所立市、埭、桁、渡、津税，有不便于民者，尚书、州郡，各速条上。其时陆验、徐驎递为少府丞、大市令，并以苛刻为务，已见第十二章第五节。《陈书·宣帝纪》：大建四年，闰月，诏姑熟自梁末兵灾，凋残略尽。自今有罢任之徒，许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还。悉住南州，津里安置。有无交贸，不责市估。十一年诏有“旗亭关市，税敛繁多，不广都内之钱，非供水衡之费，逼遏商贾，营谋私蓄”之语。《南史·陈本纪》，谓后主税江、税市，征取百端。其用沈客卿、阳慧朗，已见第十五章第二节。此皆关市政令，发自中枢，散见纪传者也：亦有由地方为之者：《晋书·甘卓传》言：卓迁梁州刺史，估税悉除。又《儒林·杜夷传》言：刺史刘陶，告庐江郡，常以市租，供给其家人粮廪。《齐书·豫章王嶷传》：徙荆州刺史，以市税重滥，更定格，以税还民。侯景据寿春，停责市估，已见前。景后抗表，有云“关市征税，咸悉停原，寿阳之民，颇怀优复”焉。《梁书·陆法和传》：刺郢州，列肆之内，不立市丞，但以空槛籥在道间，上开一孔以受钱。贾客店人，随货多少，计其估限，自委槛中。行掌之司，夕方开取条其孔目，输之于库。此等兴替、增减，及其支用，悉由地方主之。可见当时关市之征，中枢所取，实有限也。

北方诸国：张重华尝除关税，见《晋书·载记》。姚兴增关津之税，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魏书·沮渠蒙逊传》：世祖诏公卿为书让牧犍，有“切税商胡，以断行旅”之语。《甄琛传》：琛论盐池表有云：“今伪弊相承，仍崇关廛之税，大魏恢博，惟受谷帛之输”，则魏初似无商税。肃宗时，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已见第十二章第二节。前废帝即位，市税与盐税并除，已见前。齐末，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后主大悦，以其所入供御府声色之费，军国之用不豫焉。未几而亡。见《隋书·食货志》。周闵帝元年，初除市门税。宣帝即位，复兴入市之税，亦见《志》及《周书·本纪》。（宣帝税入市者人一钱。）静帝立，罢入市税钱，见《纪》。

第六节　兵　制

晋、南北朝，为中国兵力衰微之世，其所由然，盖以取之、教之者，皆不得其宜也。民兵之制，虽自东汉来已废，然调发之制仍存。故《晋书·段灼传》：灼言晋人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羌、胡非恩意告谕不可。然调发人民时甚少，自三国至南北朝，皆别有所谓军户者，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矣。军户放免，其事甚难，（《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二年，正月，韶先帝龙飞荆楚，奉迎文武、吏身，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此乃特典。帛氐奴之乱，刘道济免吴兵三十六营为平民；竟陵王诞之叛，孝武帝使垣阆袭之，诞焚兵籍，使壮士率之出击：亦危迫之际，非常之措施也。）而其困辱殊甚。（《晋书·赵至传》：缑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与母同观。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贱，世乱流离，遂为士伍耳。尔后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诣师受业。盖军户之困辱久矣。）服役率取长上。【48】（长上之名，不始唐代。《通鉴》：晋安帝隆安二年，慕容宝长上段速骨、宋赤眉等作乱。《注》云：“凡卫兵皆更番迭上，长上者，不番代也。唐官制，怀化执戟长上，归德执戟长上，皆武散阶，长上之官尚矣。”案《宋书·张茂度传》：子永，以世祖孝建二年，入为尚书左丞。时将士休假，年开三番，纷纭道路。永建议：交代之限，以一年为制。则番代之期，有甚短者。遵行者盖渐少也。老稚亦不得免。《晋书·宣帝纪》：帝平公孙渊，奏军人年六十已上者罢遣千余人；《武帝纪》：平吴后，诏诸士卒年六十已上，罢归于家；此已为甚晚。《宋书·自序》载沈亮启大祖，谓西府兵士，或见年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尤可见其使之之酷。晋明帝之讨王敦，诏敦之将士，单丁在军，无有兼重者，皆遣归家，终身不调，其余皆与假三年，亦危急时旷典也。）身死又须补代。（刘卞兄为大子长兵，死，兵例须代，功曹欲以卞代兄役是也。见第四节。）于是人民规免者多，乃有以亡命、谪户或蛮夷充之者。逃叛、死亡，追代或及亲属，甚者及于邻伍。其虐，与明代之句军无异矣。（《晋书·庾冰传》：冰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此以漏籍者为兵也。《毛璩传》：璩迁淮南大守，寻补镇北将军谯王恬司马。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此以逃亡者为兵也。《宋书·沈庆之传》：庆之前后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此以夷隶为兵也。《晋书·范宁传》：宁上疏言：“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旁支，罹其祸毒。”《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十月，诏曰：“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傍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连染。”《何承天传》：余杭民薄道举为劫。制同籍期亲补兵。其从弟代公、道生等，并为大功亲，而法以其母存为期亲，子宜随母补兵。皆可见其句补之酷。然据《南史·郭祖深传》，则当时追讨，并有滥及邻伍者，见第十七章第三节，又不限于亲属矣。）征发之法，多用三五，亦有更密于此者。（三五取丁，释见第五章第二节。此据《通鉴》晋成帝咸康八年《注》。然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注》又云：“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49】不知果有此两法邪？抑胡氏偶误也？《晋书·石季龙载记》，言其将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则前说似是。《慕容儁载记》：儁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封邑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则三五取丁，殆为当时通制。苻坚入寇，诸州之民，十一遣一，盖以所发者广，故所取者少。佛狸临江，丹阳统内，尽户发丁。胡三省曰：“凡人户见丁，无论多少尽发之。”此则危急时偶行之法也。）率先贫弱，转后殷强，其流弊滋大。（《晋书·慕容载记》：其尚书左丞申绍上疏曰：“比赴敌后机，兵不速济。皆由赋法靡恒，役之非道。郡县守宰，每于差调之际，舍越殷强，首先贫弱。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案《宋书·王弘传》：弘与八坐丞郎疏言：“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议者咸以为重。宜进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左丞江奥议：“官及二千石，及失节士大夫，时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补兵也。谓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还用旧律。”《梁书·处士沈传》：天监四年，大举北伐，订民丁。吴兴大守柳恽以从役。扬州别驾陆任以书责之。恽大惭，厚礼而遣之。则其时兵役，士人率遭优免，此亦舍越殷强之一端也。《慕容载记》又云：悦绾言于曰：百姓多有隐附，宜悉罢军封。纳之。出户二十余万。慕容评大不平，寻贼绾杀之。尤可见侥幸免役者之众。）且斯时之民，久阙训练，发之无益于事，（《宋书·武帝纪》：隆安五年，孙恩向沪渎。高祖弃城追之。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请为前驱。高祖曰：“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援。”不从。果为贼所败。又《自序》：元凶弑逆，分江东为会州，以隋王诞为刺史。沈正说诞司马顾琛，以江东义锐之众，为天下唱始。琛曰：“江东忘战日久，士不习兵，当须四方有义举，然后应之。”皆江东之民，久阙训练之证。《齐书·沈文季传》：唐寓之叛，富阳但发男丁防县。文季时为会稽大守，发吴、嘉兴、海盐、盐官民丁救之，亦败。齐武帝遣禁兵数千人，马数百匹东讨。贼众乌合，一战便散，禽斩寓之。王敬则之叛，百姓从之者十余万，胡松以马军突其后，即惊散，见第十章第三节。皆民兵不可用之证。齐初虏动，高帝欲发王公已下无官者为军，褚渊谏：以为无益实用，空致扰动，良有以也。然此等苟经训练，亦可成精兵。伐秦之役，宋武遣上河北岸距魏兵者，为白直队主丁旿，事见第七章第七节。白直者，白丁之入直左右者也。亦可见兵之强弱，惟在训练矣。）而或致激变，如张昌之乱是矣。《晋书·山涛传》云：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复，屡有变难，寇贼焱起，郡国皆以无兵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涛之论今不可闻，然其时州郡握兵，实为天下之乱源。（刘昭论之，最为痛切，见《续汉书·百官志注》。）晋之患，始于宗室诸王，而成于夷狄。当时州郡置兵，诚较王国为少，然八王之乱，非以其国之兵起也。五胡乱后，州郡曷尝无兵？果能戡乱定难欤？综观当时诸家议论，亦多以人民阙于训练为言，（如何承天《安边论》曰：“汉魏以来，搜田非复先王之礼，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战。至乃广延赏募，奉以厚秩。发遽奔救，天下骚然。方伯、刺史，自无经略，惟望朝延遣军，此皆忘战之害，不教之失也。”）而非以无经制之兵为患。《涛传》所云，非笃论也。

召募之制，意在选取精勇。马隆讨树机能，募要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者，已见第二章第二节。元嘉二十七年之役，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见第八章第七节。《宋书·蒯恩传》：高祖征孙恩，县差为征民。充乙士。使负马刍。恩常负大束，兼倍余人。每舍刍于地，叹曰：“丈夫弯弓三石，奈何充马士？”高祖闻之，即给兵仗。恩大喜。可见军中武力之重矣。刘敬宣之伐蜀，国子博士周祇书谏高祖，谓官所遣皆乌合召募之人，师果无功。《宋书·沈演之传》：子勃，泰始中欲北讨，使还乡里募人。勃多受货贿。上怒，下诏数之曰：“自恃吴兴土豪，比门义故，胁说士庶，告索无已。又辄听义将，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逐有数百。周旋门生，竞受财货。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计臧物，二百余万。”则召募之弊，亦甚大矣。《晋书·刘超传》：出为义兴大守，征拜中书侍郎，会帝崩，穆后临朝，迁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义兴人多义随，超因统其众以宿卫，号为君子营。此亦召募之类。设其终属于超，即成私家之部曲矣。

敦煌莫高窟的武士壁画

部曲之制，【50】已见第十八章第四节。《晋书·范宁传》：宁上疏言：“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胜计，监司相容，初无弹纠。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甄异。送兵多者，至于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若是功勋之臣，则已享裂土之祚，岂应封外，复置吏兵？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此等送故之兵，久假不归，即成私家之部曲矣。廪布既资官给，何必听属私家？然而部曲之制，卒不能革者？《陈书·蔡征传》言：后主遣征收募兵士，自为部曲。征善抚恤，得物情，旬月之间，众近一万。征之抚恤，或不必专施于部曲，然部曲既属私家，其抚恤容有更周者。《南史·郭祖深传》：梁武帝以祖深为南津校尉，使募部曲二千。所领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讨逐，越境追禽。江中尝有贼，祖深自率讨之。大破贼。威振远近，长江肃清。或亦以其专属于己，故简择者精也。《陈书·樊毅传》言：毅累叶将门。侯景之乱，率部曲随叔父文皎援台。文皎战殁，毅将宗族子弟赴江陵。高祖受禅，毅与弟猛举兵应王琳。琳败，奔齐，侯瑱遣使招毅，毅乃率子弟部曲还朝。《鲁广达传》言：时江表将帅，各领部曲，动以千数，而鲁氏尤多。此等私家部曲，公家征战，亦多用之，几如辽人之有头下军州矣。范宁言送故多割器杖，则有部曲者即家有藏甲。《宋书·范晔传》所以言周灵甫有家兵部曲，孔熙先欲奉义康，乃与以钱六十万，使于广州合兵，其征也。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此亦南北朝之世，篡乱之所由不绝欤？

为免扰累平民起见，时亦发奴客为兵。东晋时事，亦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元帝所免僮客，以配刘隗、戴渊。又发投刺王官千人为军吏。（见《戴若思传》。）王敦率众内向，抗疏曰：“当陛下践阼之初，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庆，使豫蒙荣分，而更充征役，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从来久远，经涉年载。或死亡灭绝，或自赎得免，或见放遣，或父兄时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辄罪本主。百姓哀愤，怨声盈路。”敦攻刘隗，自难免于过当。然庾翼欲北伐，并发所统六州（江、荆、司、雍、梁、益。）奴及车、牛、驴、马，史亦云百姓嗟怨，则敦言亦不能尽诬。宋武帝永初元年，八月，诏先因军事所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盖奴婢亦为财产之一，不宜使其主人蒙损过大，故有此举。《晋书·隐逸传》：翟汤、庾翼大发僮客，敕有司蠲汤所调。汤悉推仆使，委之乡吏。吏奉旨一无所受。汤依所调限，放免其仆，使编户为百姓，则调发亦不能无优免也。《梁书·武帝纪》：普通五年，七月，赐北讨义客位阶。是梁世亦有奴客从军者。帛氐奴之乱，刘道济免道俗奴僮以充兵。《晋书·列女传》：苏峻作乱，虞潭时守吴兴，又假节征峻。潭母孙氏，尽发家僮，随潭助战。则危急之际，地方亦有用之者也。

当时风气，称习战者必曰伧楚。子勋之叛，殷孝祖率二千人还朝，并伧楚壮士，人情大安；（详见第九章第四节。）始安王遥光欲叛，召诸伧楚是也。（见第十章第五节。）吴人谓中州人曰伧。（见第三章第九节。）楚者，江西之地，皆楚之旧壤也。（王融欲辅子良，招集江西伧楚，见第十章第二节。）祖逖率亲党避地淮泗，后居京口，史言其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详见第四章第二节。）郗鉴寝疾，疏言所统错杂，率多北人。（详见第五章第四节。）此皆其时之所谓伧：《梁书·陈伯之传》：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着獭皮冠，带刺刀，候伺邻里稻熟，辄偷刈之。尝为田主所见，呵之曰：“楚子莫动。”伯之因杖刀而进，将刺之，曰：“楚子定何如？”此则时人习称剽悍者为楚也。淮南劲悍，自昔著闻。淮南王允之攻赵王伦，史言其所将皆淮南奇材剑客，伦兵死者千余人。吕安国袭破杜叔宝饷刘顺军车，实为胜负所由判。（详见第九章第四节。）是役决胜，实由黄回。史称其所领并淮南楚子，天下精兵。（见《宋书·殷琰传》。）刘牢之距苻坚之师，陈庆之送元颢之众，其中此曹，盖不少矣。然宋武之征南燕，公孙五楼策之曰：“吴兵轻果，初锋勇锐不可当。”（见《晋书·慕容超载记》。）伐秦之役，沈田子实奏青泥之烈，而史称其所领江东勇士，便习短兵。（《宋书·自序》。）则江东之士，亦未必遂弱。民风恒随处境而转移。当时江东以稼穑为重，而江西则为战地，此其风气之所以渐殊也。

士大夫之风气，南方亦较北方为弱，观第十八章第二节所引《颜氏家训·涉务篇》可知。其《杂艺篇》又曰：“江南以常射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习此。别有博射，弱弓长箭，施于准的。揖让升降，以行礼焉。防御寇难，了无所益。乱离之后，此术遂亡。河北人士，率晓兵射。”士大夫者，民之率将，士大夫日趋文弱，无怪细民之稍益不振矣。颜氏之言则善矣，然而射不主皮，左射狸首，右射驺虞之意，则益微矣。可胜慨哉！

元魏丁男，亦有兵役。大宗永兴五年，正月，大阅，畿内男子十二以上悉集；高祖延兴三年，十月，大上皇帝亲将南讨，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是也。末造，常景病差丁不尽强壮，三长皆豪门多丁，求权发为兵。孝静帝兴和元年，六月，以司马子如为山东黜陟大使，寻为东北道大行台，差选勇士。奚思业为河南大使，简发勇士，盖亦取诸人民。惟此等在平时亦罕用，寻常充补，率于军户取之。军户：有以俘虏为之者，如高聪徙入平城，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是也。或以杂户充役，如《崔挺传》言河东郡有盐户，掌供州郡为兵是也。然要以罪谪者为多。征戍皆有之。（《魏书·高祖纪》：大和二十一年，十二月，诏流徙之囚，皆勿决遣，登城之际，令其先锋自效。《周书·宣帝纪》：宣政元年，二月，滕王逌伐陈，免京师见徒，并令从军。此皆用于征战者也：用诸戍守者尤多。《魏书·高祖纪》：延兴四年，十二月，诏西征吐谷浑兵在匈律城初叛军者斩，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镇。《源贺传》：贺上书曰：“自非大逆、赤手杀人之罪，其坐臧及盗与过误之愆。应入死者，皆可原命，谪守边境。”高宗纳之。六镇戍兵，本皆高门子弟，其后非得罪当世者，莫肯与之为伍，即由戍兵中此等人多故也。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其遇之颇酷，欲免除甚难，逃亡之格又峻，终至激成六镇之叛焉。（《魏书·任城王澄传》：澄以流人初至远镇，衣食无资，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给粮一岁，从之。是当时谪戍，率并其家属徙之也。《高祖纪》：大和十二年，正月，诏曰：“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本。”可见其获免之难。《崔挺传》云：时以犯罪配边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门充役。挺上书，辞甚雅切，高祖纳之。《郭祚传》：世宗诏以奸吏逃刑，县配远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若以奸吏逃窜，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复应徙之，此则一人之罪，祸倾二室。愚谓罪人在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县名永配。于青不免，奸途自塞。”诏从之此等皆可见其牵连之广。《李崇传》：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弟思安，背役亡归。庆宾惧后役追责，规绝名贯。乃认城外死尸，诈称其弟为人所杀，迎归殡葬。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李盖等所杀，经州讼之。几成冤狱。其祸，亦原于追逃之酷也。末造六镇须改为州，事极明白，然正光五年所免者，犹是元非犯配之人也。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召募之法，亦间行之。如孔太恒等领募骑一千，南讨淮阳是。（见《魏书·孔伯恭传》。）末年乱事蜂起，赏募之格尤重。然赏格虽优，奉行不善，亦不能收其效也。（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引高谦之语。）

宿卫之士，多出朔方。《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九年，八月，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似不限其区域。然其明年十月，又诏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矣。《地形志》言：恒、朔、云、蔚、显、廓、武、西夏、宁、灵十州，为永安以后禁旅所出，亦仍以北方之民为主也。禁兵间亦出征，并有从事戍守者，（《魏书·和其奴传》：东平王道符反，诏其奴率殿中精甲万骑讨之。任城王澄言：羽林、虎贲，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番兵。）然其末年，骄悍殊甚，致有贼杀张彝之事，而京城附近，形势且甚岌岌，乃欲使四中郎将带郡守以为卫。（亦见《任城王澄传》。）固知兵愈骄则愈不可用矣。

调发人民，除大举时盖甚罕。（《魏书·世祖纪》：真君六年，八月，车驾幸阴山之北。诏发天下兵，三分取一，各当戒严，以须后命。《高祖纪》：大和二十二年，四月，发州郡兵二十万人，限八月中旬集县瓠。《世宗纪》：景明四年，六月，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千匹，增配寿春。正始三年，七月，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济南军。《献文六王传》：高祖将南讨，遣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周宇文护伐齐，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暨秦、陇、蜀之兵，诸蕃国之众，凡二十万，见第十四章第六节。此等征发，所及较广，尚多故有兵籍者，不皆比户之民也。）征戍之士，更代本有定期，（《魏书·高祖纪》：大和二十年，十月，司州之民，十二夫调一吏，为四年更卒。岁开番假。以供公私力役。《周书·武帝纪》：保定元年，三月，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事亦见《隋书·食货志》。胡三省《通鉴注》曰：“八丁兵者，凡境内民丁，分为八番，递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复始。”《魏书·薛虎子传》：为徐州。在州戍兵，每岁交代，必亲劳送，丧者给其敛帛。《北史·房谟传》：转徐州刺史。先是当州兵皆僚佐驱使。饥寒死病，动至千数。谟至，皆加检勒，不令烦扰。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亲自检视。又使佣赁，令作衣服。终岁还家，无不温饱。全济甚多。）伤夷亦许还本。（《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九年，八月，诏从征被伤者，皆许还本。）然役之每过其时，（《魏书·皮豹子传》：为仇池镇将。兴安二年，表曰：“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惟仰民兵，专恃防固。其统万、安定二镇之众，从戎已来，经三四岁；长安之兵，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颜枯瘁。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甚有死于道路者。（《魏书·裴骏传》：骏子宣，于世宗时上言曰：“自迁都已来，凡战陈之处，及军罢兵还之道，所有骸骼，无人覆藏者，请悉令州郡戍逻，检行埋掩。并符出兵之乡，其家有死于戎役者，使皆招魂复魂，祔祭先灵。复其年租调。身被伤夷者，免其兵役。”朝廷从之。）以是兵无斗志，或转恃民兵以为固焉。民兵盖本不在兵籍者，然当风尘洞之际，资其用者颇多，而据地自专，反侧于两国之间者，亦此曹也。（多兵之用，至东西魏分立而广。《周书·苏绰传》：弟椿，大统十四年，置当州乡帅，自非乡望允当众心，不得与焉。乃令驿追椿领乡兵。《韦瑱传》：征拜鸿胪卿，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北史·李彦传》：迁虞部郎中。大统十二年，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除帅都督，此统领之重其人也：又《魏玄传》：其先，任城人也，后徙于新安。每率乡兵，抗拒东魏。《泉仚传》：子仲遵，率乡兵从杨忠讨柳仲礼，皆乡兵之与于战守者：虽高昂兄弟，所用亦乡兵也，见下。《颜氏家训·诫兵篇》曰：“顷世乱离，衣冠之士，虽无身手，或聚徒众，违弃素业，徼幸战功。”又云：“每见文士，颇读兵书，微有经略。若承平之世，睥睨宫阃，幸灾乐祸，首为逆乱，诖误善良。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纵衡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文士如此，武夫可知，衣冠之族且然，武断乡曲者更不必论矣。）

北齐兵制，与后魏略同。《唐邕传》言：邕于九州军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番代往还，莫不谙知。（见第十四章第八节。）九州军士，盖以军户为之，四方勇募，则籍外之士也。《孙骞传》言：高祖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逃隐者身及主人，三长、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所获甚众。骞之计也。此则比户取之矣。东魏徙邺之后，置京畿府，专典兵马，齐文襄为大都督，见《周书·王士良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骑兵曹，分掌兵马。及天保受禅，诸司监咸归尚书，惟此二曹不废，令唐邕、白建主治，谓之外兵省。其后邕、建位望转隆，各为省主，令中书舍人分判二省事。亦见《北齐书·邕传》。（北齐流罪，投于边裔，以为兵卒，见下节。）

后周兵制，为五胡乱华以来一大变。五胡用兵，率以其本族若他异族人为主。高欢语鲜卑：谓汉人是汝奴，语汉人：谓鲜卑人是汝作客，已见第十六章第六节。《魏书·刘洁传》：南州大水，百姓阻饥。洁奏曰：“郡国之民，虽不征讨，服勤农桑，以供军国，实经世之本，府库所资。应加哀矜，以鸿覆育。”皆可见汉人虽或充兵，并不以为劲旅。故韩陵之战，高欢谓高昂纯将汉儿，恐不济事，欲以鲜卑参之也。【51】（见第一章。）是役也，欢之所将，实为葛荣余党，必不能尽是鲜卑，而薛孝通语贺拔岳，谓其以数千鲜卑，破尒朱百万之众。（见《北史·薛辩传》。）盖凡乐于战斗者，其人虽非鲜卑，亦必已渐染鲜卑之习矣。既染鲜卑之习，必不复知民族之义。北方累经丧乱，可乘之机甚多，而汉人卒不能崛起光复旧地，盖以此也。自府兵之制兴，而兵权乃渐移于汉人矣。府兵之制，起自宇文泰。以六柱国督十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已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六军之置，事在大统八年三月，见《北史·本纪》。）《周书》又云：十二大将军，各统开府二人。每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北史》则云：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为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都十二大将军。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惟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案魏世军人，多并家属屯聚一处，称之为府。（六镇之兵，即见称为府户，见第十二章第三节。《魏书·杨椿传》言：自大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统摄。《北史·唐邕传》：邕奏河阳、晋州，与周连境，请于河阳、怀州、永桥、义宁、乌籍，各徙六州军人，并家立军府安置，以备机急之用。《周书·武帝纪》：天和元年，七月，筑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五年，三月，初令宿卫官住关外者，将家累入京，不乐者解宿卫。建德六年，十二月，行幸并州官，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皆足见当时军人，多并家屯聚一处也。）其军人，有专务教练者，亦有兼事耕屯者。（《北齐书·唐邕传》：邕以军民教习田猎，依令十二月月别三围，人马疲敝，奏请每月两围。世祖从之。此军民与后来军人二字同义，谓有兵籍属军府之人，非兼兵与寻常人民言之也。唐避大宗讳，改民为人，后遂相沿，而军人军民，其意各异矣。田猎月别三围，自无暇更及农事。然亦有兼事耕屯者。薛虎子欲以州镇戍兵资绢，市牛令耕，已见第二十章第一节。《世宗纪》：正始元年，九月，诏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源贺传》：诏都督三道诸军，屯于漠南，以备北寇，至春仲乃班师。贺以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请募诸州镇武健者三百人，复其徭赋，厚加振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种植。史言事寝不报，然观第十二章第三节所引《源怀传》，则北边镇戍，固未尝不事种植也。）魏世禁旅，以半月上番，半月教习，自无暇更事种植。然自周武帝以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见第十七章第三节。）《隋志》言“是后夏人半为兵矣”，而其制一变矣。（《新唐书·兵志》云：“礼之谓之侍官，言侍卫天子也。”盖更其名以歆动夏人也。）宇文泰所立府兵之制，《通鉴》系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云：泰始籍民之才力者为府兵。身租、庸、调一切蠲之。以农隙讲阅战陈。马畜、粮糒，六家供之。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为二十四军。《文献通考·兵考》则云：周大祖辅西魏时，用苏绰言，始放周典置六军。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才力之士，以为之首。尽蠲租、调，而刺史以农隙教之。合为百府。又云：凡柱国六员，众不满五万人。二书之说，盖同本于唐李泌之《邺侯家传》。农隙教练，与《北史》半月上番、半月教习之说不符。盖误以后来之制为初制。（近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然云众不满五万，则似系初创时事。其时西方贫困，必无力能养多兵。周武募夏人为侍官，盖正以如是则可徒蠲其租调，而不必别出兵费也。斯固物力所限，然其时异族之民，必更同化于汉族，欲募以为兵，亦不可多得矣。此诚世局之一大转捩也。

部曲之兵，北朝亦有。尒朱荣死，魏庄帝引见高昂，劳勉之。昂请还本乡，招集部曲，其后韩陵之役，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其弟季式，亦自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戈甲器杖皆备。昂兄慎，迁光州刺史，亦听以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封隆之子子绘，高祖崩，世宗以为渤海大守，亦听收集部曲一千人。此皆扰攘之际，听以腹心自卫也：清河王岳，与高祖经纶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世宗未及文宣之世，频请纳之，皆未见许。及葬毕，乃纳焉。然岳之死实非良死也。斛律光之死也，何洪珍赞其家藏弩甲，奴僮千数，则私甲究非善制也。

行军所用牛马，魏制亦出自民间。《魏书·大宗纪》：永兴五年，正月，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匹。泰常六年，二月，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三月，制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世祖纪》：始光二年，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是其事：此等虽遍及境内，然马之产，究以北边为多。尒朱荣家世豪强，牛马谷量，散畜牧招义勇，遂以起事，其兴，正拓跋氏之所由兴也。魏道武之追柔然也，柔然遁去，诸将请还。道武问：“若杀副马为三日食，足乎？”《通鉴》胡三省《注》曰：“凡北人用骑兵，各乘一马，又有一马为副马。”【52】（晋孝武帝大元十六年，魏登国六年。）宋文帝元嘉六年，魏主舍辎重，帅轻骑兼马，袭击柔然。（大武神二年。）《注》曰：“兼马者，每一骑兼有副马也。”副马之制，蒙古亦有之，故胡氏言凡北人，以通古今。此胡骑之所以迅捷。《宋书·刘敬宣传》：刘牢之与孙恩之众战于虎疁。贼皆死战。敬宣请以骑并南山趣其后。吴贼畏马，又惧首尾受敌，遂大败。此南人不习骑战之征。皮豹子自言所领之众，不任攻战，（见上。）士民奸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为唇齿。文德去年八月，与义隆梁州刺史同征长安。闻台遣大军，势援云集，长安地平，用马为便，畏国骑军，不敢北出。骑步不敌，尤可概见。周朗所以言之痛也。（见第八章第七节。）南北强弱之机，实判于元嘉二十七年之役。此役南朝受创之深，实以六州残破之甚，魏人之能肆意摧残，则以其骑兵疾速，宋人不能阻御也。当时欲图恢复，非决一二大战不可，决战求胜，终不能无骑兵，梁武不知务此，是以卒无所成，说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车亦间有用者，不过以将粮重、防冲突而已，不能恃以制胜也。【53】（宋武帝之讨南燕，以车四千乘为两翼，方轨徐行，而以轻骑为游军，见第七章第四节。魏大武之迫彭城，沈庆之欲以车营为函箱，陈精兵为外翼，奉武陵、江夏二王趋历城，见第八章第七节。檀道济之援青州也，刁雍言其畏官军突骑，以锁连车为函陈，见《魏书·雍传》。此皆以车为翼护：即丁旿之距魏军，亦仅藉车以自固，不能以之逐利也。吕梁之役，吴明彻成禽，而萧摩诃卒免，尤可见车骑之利钝。）

兵器似多由官造，观上节所述可见。当时刑徒有配甲坊者，甲坊，谓造甲之所也。（石季龙建丰国、渑池二冶，尝徙刑徒配之，见《晋书·载记》。）《魏书·司马悦传》：世宗初，除豫州刺史。汝南上蔡董毛奴，赍钱五千，死于道路。郡、县疑民张堤为劫。又于堤家得钱五千。堤惧考掠，自诬言杀。狱既至州，悦观色察言，疑其不实。引见毛奴兄灵之，谓曰：“杀人取钱，当时狼狈，应有所遗，此贼竟遗何物？”灵之云：“惟得一刀鞘而已。”悦取鞘视之，曰：“此非里巷所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门者，前曰：“此刀鞘门手所作，去岁与郭民董及祖。”悦收及祖诘之，及祖款引。观此，知当时里巷作兵，不逮城市，此官立监冶，所由不可废欤？（祖逖北征，屯淮阴，起冶铸兵而后进，见第四章第二节。）何承天《安边论》曰：“四曰课丁仗，勿使有阙。千家之邑，战士二千，随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习，铭刻由己。还保输之于库，出行请以自卫。弓干利铁，民不办得者，官以渐充之。”则当时作兵之材，民间亦有不能尽备者也。

攻战所施，强弩最称利器。卢循遣十余舰攻石头栅，宋武帝命神弩射之，发辄摧陷，循乃止。其后水战，又以军中多万钧神弩获胜。已见第七章第二节。杨公则攻东昏侯，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神锋弩，盖即神弩也。周文育攻韦载，以载收得陈武旧兵善用弩不能克，见第十三章第五节。弩之难御如此，故庸、蜀之众，惟便刀稍，则邢峦轻之矣。（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水战，舟舰利于高大，说见第七章第二节。又有所谓拍者，水战多用之，间亦施之于车，用以攻城。《陈书·侯安都传》：留异奔桃枝岭，于岩口竖栅，以距王师。因其山陇之势，迮而为堰。夏潦水涨，安都引船入堰，起楼舰与异城等，放拍碎其楼雉。《侯瑱传》：与王琳战于芜湖，众军施拍纵火。章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江而进，发拍中于贼舰。《黄法传》：大建五年北伐，为拍车及步舰，竖拍以逼历阳。亲率士卒攻城，施拍加其楼堞，时又大雨，城崩，克之。《章昭达传》：讨欧阳纥，装橹造拍，以临贼栅。《徐世谱传》：与侯景战于赤亭湖。景军甚盛。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军，以益军势。《吴明彻传》：讨华皎。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贼舰发拍皆尽，然后官军以大舰拍之，贼舰皆碎，没于中流。《周书·裴宽传》：为汾州刺史，陈将程灵洗，以大舰临逼，拍竿打楼，应即摧碎。皆当时攻战，资拍为利器之事也。《隋书·杨素传》：素居永安，造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拍之用不可详知，其制犹有可考，《读史兵略》以为即炮，则误矣。【54】

第七节　刑　法

古代法律，李悝《法经》，实集其大成，商君以之相秦，汉初犹沿用之。其时情伪滋繁，而法文大少，苦其不周于用，递有增益，更加之以令及比，既病芜秽，又伤错乱，奸吏遂得上下其手。汉世论者，多以删定为亟，然其事迄未能成。至魏世，乃命陈群等为之，制新律十八篇，晋文帝秉政，又命贾充等改定，为二十篇，至武帝泰始四年班行之。其事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矣。律既定，明法掾张裴（《齐书》、《隋志》皆作斐。）为注表上之。其要，见于《晋书·刑法志》。其说绝精。后杜预又为注。泰始以来，斟酌参用。江左亦相承用之。齐武帝诏狱官详正旧注。永明七年，尚书删定郎王植撰定表奏之。（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一百七条。其注相同者一百三条。）于是公卿八坐，参议考正。朝议不能断者，制旨平决。至九年，廷尉孔稚珪表上，请付外施行。（《齐书·稚珪传》。）东昏即位，又诏删省科律。（《本纪》：永泰元年十月。）

《隋书·刑法志》云：梁武帝承齐昏虐之余，刑政多辟。既即位，乃制权典，依周、汉旧事，有罪者赎。时欲议定律令。得齐时旧郎济阳蔡法度，家传律学。云王植之集注张、杜旧律，事未施行，其文殆灭，法度能言之。于是以为兼尚书删定郎，使损益植之旧本，以为梁律。（事在天监元年八月，《梁书·本纪》云：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隋志》云：咸使百司议其可否。法度请：“皆咨列位，恐缓而无决。”于是以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长兼侍中柳恽、给事黄门侍郎傅昭、通直散骑郎孔蔼、御史中丞乐蔼、大常丞许懋等参议断定，凡得九人。）二年，四月，法度表上新律。（《梁纪》二十卷。）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梁纪》作四十卷。）帝以法度守廷尉卿，诏班新律于天下。又云：陈氏承梁季丧乱，刑典疏阔。武帝即位，思革其弊。求得梁时明法吏，令与尚书删定郎范泉参定律令。（《陈书·本纪》：永定元年，十月，立删定郎，治定律令。）又敕尚书仆射沈钦、吏部尚书徐陵、兼尚书左丞宗元饶、兼尚书右丞贺朗参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通典》作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通考》作制律三十卷，科四十卷。）

北方僭伪诸国，虽刑政无章，然以大体言之，亦当承用《晋律》。《晋书·石勒载记》：勒下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可见时局稍定，即不能不率由旧章也。

《魏书·刑罚志》云：“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纪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穆帝时，刘聪、石勒，倾覆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此皆率其部族之旧。又云：“大祖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网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本纪》事在天兴元年。）则始用中国之法矣。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中，（《纪》在四年十月。）诏司徒崔浩定律令。真君六年春，（《纪》在三月。）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纪》云：以经义量决。《高允传》：真君中，以狱讼留滞，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允据律评刑，三十余载，内外称平。）自狱付中书覆案后，颇上下法。延兴四年，罢之，狱有大疑，乃平议焉。正平元年，诏曰：“刑网大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厥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本纪》在六月。）高宗又增律七十九章。（以上亦据《刑罚志》。）《高祖本纪》，大和元年，九月，诏群臣定律令于大华殿。《刑罚志》云：“先是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讫。凡三百八十二章。”然据《本纪》：则十五年，五月，议改律令。八月，又议律令事。十六年，四月，颁新律令。而五月，即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孙绍传》：延昌中，绍表言：“先帝时律令并议，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则修改律令之事，孝文世实未大成也。《志》又云：“世宗即位，意在宽政。正始元年，冬，（《纪》在十二月。）诏曰：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是时与议者十余人，刘芳为之主，见《北史·袁翻》及《芳传》。）孝昌以后，天下淆乱，法令不但，或宽或猛，及尒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邺，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侍中孙腾，请悉准律令，以明恒宪。诏从之。”然据《本纪》：出帝大昌元年，诏曰：“前主为律，后主为令，历世永久，实用滋章。可令执事之官，四品已上，集于都省。取诸条格，议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当局停记。新定之格，勿与旧制相连。务在约通，无致冘滞。”则其时之律令，仍甚素乱。《孝静帝纪》：兴和三年，十月，癸卯，齐文襄王自晋阳来朝。先是，诏文襄王与群臣于麟趾阁议定新制，甲寅，班于天下。（《北史·封述传》：天平中，为三公郎中。时增损旧事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条，皆述所删定。《李浑传》：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诏浑与邢邵、崔、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修撰。）盖至此又一清定。案前世虽有法律，遵守初不甚严。《晋书·刑法志》云：“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意。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及于江左，元帝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其时裴、刘颂、熊远等皆以是为言，其论绝精。【55】平世如此，无怪乱离时之竞兴新制，弁髦旧法矣。石勒之别造条制，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正不得訾为沐猴而冠也。

《隋书·刑法志》云：“文宣天保元年，令群臣刊定魏朝《麟趾格》。既而司徒功曹张老上书，称大齐受命已来，律令未改，非所以创制垂法，革人视听。于是始命群官，议造齐律。积年不成，武成即位，频加催督。河清三年，尚书令赵郡王叡等奏上齐律十二篇。又上新令四十卷。其不可为定法者，别制权令二卷，与之并行。（《北齐书·本纪》：是年三月，以律令颁下大赦。《北史·封述传》：河清三年，敕与录尚书赵彦深、仆射魏收、尚书阳休之、国子祭酒马敬德等议定律令。《齐律序》为陆俟玄孙仁崇之辞，见《北史·俟传》。）后平秦王高归彦谋反，律无正条，遂有别条权格，与律并行。”

《志》又云：“周文帝之有关中也，典章多阙。大统元年，命有司斟酌今古通变，可以益时者，为二十四条之制奏之。（《周书·本纪》在三月。云奏魏帝行之。）七年，又下十二条制(《纪》云十一月奏行。）十年，魏帝命尚书苏绰总三十六条，更损益为五卷，班于天下。（《纪》在七月。）其后以河南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肃积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宪大夫拓跋迪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纪》作二月。）庚子乃就，谓之《大律》，凡二十五篇。班之天下。其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于齐法，烦而不要。武帝用法严正。齐平后，以旧俗未改，又为《刑书要制》以督之。（《纪》在建德六年十一月。）宣帝大象元年，以其用法深重，除之。后又广之，而更峻其法，谓之《刑经圣制》。”（《纪》在大象元年八月，参看第十五章第一节。）

晋、南北朝定律之事，大致如此。章大炎有《五朝法律索隐》篇，（见《大炎文录》卷一。）盛称魏、晋、宋、齐、梁律之美。谓汉法贼深，唐律承袭齐、隋，有所谓十恶者，（《隋志》：齐律刊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皆刻深不可施行。惟此五朝之法，宽平无害。其说有偏激者，亦有卓然不同流俗者。（章氏美五朝法者：曰重生命：一父母杀子同凡论。二走马城市杀人者，不得以过失杀人论。曰恤无告：诸子姓仇复者勿论。曰平吏民：一部民杀长吏者同凡论。二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曰抑富人：一商贾皆殊其服。二常人有罪不得赎。其说商贾皆殊其服曰：“《广韵》引《晋令》曰：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言所侩卖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殊其章服，以为表旗，令并兼者不得出位而干政，在官者亦羞与商人伍，则今世行之便。或曰：其形谲怪，将为文明之辱。余以为求治者尚其实不尚其华，纵辱文明，则奸政、役贫之渐自此塞岂惮辱之？且商人工人，虑非有高下也。今观日本。诸庸作者，织布为，大书题号其上，背负雕文，若神龟、毒冒焉。工人如是，未有以为谲怪者，顾独不可施诸商人邪？贵均平，恶专利，重道蓺，轻贪冒者，汉人之国性也。满洲始稍稍崇商贾。非直因以为市，彼商人固嗜利，而帝王与官吏亦嗜利，商人犹不以无道取，帝王官吏乃悉以无道取，若则帝王官吏，又不商人若也。既不若，又抑挫之，则不恕矣。其尊奖商人也则宜。易世而后，莫如行晋令便。”此说于社会、政治情势，几于茫无所知，而徒任情为说，所谓偏激不可行者也。其论走马城市曰：“张裴《晋律序》曰：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余寻李悝《法经》，本有《轻狡》之篇，秦、汉因之。盖上世少单骑，车行有节，野外之驰，曰不过五十里，国中不驰。六国以降，单骑郁兴，驰骤往来，易伤行者，由是有轻狡律，《晋律》：众中走马者二岁刑，见《御览》六百四十二。都会殷赈，行人股脚肩背相摩，走马者亦自知易伤人。然犹俜侠自喜，不少陵谨，此明当附贼杀之律，与过失戏杀殊矣。藉令车骑在中，人行左右，横度者犹时不绝。若无走马杀人之诛，则是以都市坑阱人也。自电车之作，往来凡轶，速于飞矢。仓卒相逢，不及回顾，有受车轹之刑而已。观日本一岁死电车道上者几二三千人，将车者财罚金，不大诃谴。汉土租界，主自白人，欲科以罚金且不得。夫电车只为商人增利，于民事无益豪毛。以为利贼杀人，视以轻狡贼杀人，其情罪当倍蓰。如何长国家者，惟欲交欢富人，诡称公益，弛其刑诛？余以造用电车者，当比走马众中与二岁刑；因而杀人者，比走马众中杀人，商主及御夫皆殊死。秉《晋律》以全横目，汉土旧法，贤于拜金之国远矣。”论子姓仇复云：“治吏断狱，必依左证，左证不具，虽众口所欲杀不得施。如是，狡诈者愈以得志，而死者无可申之地。前代听子姓复仇者，审法令有跋，不足以尽得罪人，故任其自得捕戮；且不以国家之名分制一人也。”说虽亦有偏蔽，要自有其颠扑不破之理，非夫人之所能言、所敢言也。）要之，当时南北法律之不同，自为法家一重公案也。

刑法：陈群等定魏律，依古义制为五刑。【56】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葅，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梁制，刑为十五等。弃市已上为死罪。大罪枭其首，其次弃市。刑二岁已上为耐罪，言各随技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钳五岁刑，笞二百，收赎绢男子六十匹。又有四岁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岁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岁刑，男子二十四匹。罚金一两已上为赎罪。赎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两，男子十四匹。赎四岁刑者金一斤八两，男子十二匹。赎三岁刑者金一斤四两，男子十匹。赎二岁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罚金十二两者男子六匹，罚金八两者男子四匹，罚金四两者男子二匹。罚金二两者男子一匹。罚金一两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以赎论，故为此十五等之差。又制九等之差：有一岁刑，半岁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夺劳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一十。天监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法官虞僧虬启称：景慈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宜加罪辟。诏流于交州。至是复有流徒之罪。其年十月，除赎罪之科。十一年十月复开。北齐刑名五：一曰死，重者之，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其次斩刑，殊身首。其次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谓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远配者，男子长途，女子配舂，并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之差，凡五等。各加鞭一百。其五岁者又加笞八十，四岁者六十，三岁者四十，二岁者二十。一岁者无笞。并锁输左校而不髡。无保者钳之。妇人配舂及掖庭织。四曰鞭。有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十之差，凡三等。大凡为十五等。（《通鉴》系陈文帝天嘉五年《注》曰：“死四等，流一等，刑五等，鞭五等，杖三等，通十八等。今曰凡十五等，《通鉴》依《五代志》大凡为十五等之文也。”）当加者上就次，当减者下就次。赎罪旧以金，皆代以中绢。死一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岁七十八匹，四岁六十四匹，三岁五十匹，二岁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论。一岁无笞，则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赎绢一匹，至鞭百则绢十匹。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自赎笞十已上至死，又为十五等之差。当加减次如正决。周制：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卫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镇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绞，三曰斩，四曰枭，五曰裂。五刑之属各有五，合二十五等。其赎：杖刑五，金一两至五两。赎鞭刑五，金六两至十两。赎徒刑五，一年金十二两，二年十五两，三年一斤二两，四年一斤五两，五年一斤八两。赎流刑一斤十二两。俱役六年，不以远近为差等。赎死罪金二斤。仲长统言肉刑之废，轻重无品，已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七节。晋世葛洪论此，意亦相同。（见《抱朴子·周刑》篇。）刑法之得衷，实由以徒流备五刑，其制大成于隋，启之实自南北朝之世也。

复肉刑之论，魏晋之世，尚多有之。《晋书·刑法志》言：晋初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不见省。及元帝时，卫展为廷尉，又上言之。诏内外通议。王导、贺循、纪瞻、庾亮、梅陶、张嶷等是之。周、桓彝等非之。帝欲从展所上。王敦以为习俗日久，必验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乃止。桓玄辅政，又欲复斩左右趾以轻死，命百官议之。孔琳之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时论多与之同，故遂不行。琳之之议，《晋志》不载，《宋书》本传载之，亦赞以斩右趾代死，非全不同也。慕容超亦尝议复肉刑，以群下多不同而止。超所下书，言光寿、建兴中，二祖已议复之，未及而晏驾。光寿者，慕容儁年号，（伪号烈祖。）建兴者，慕容垂年号也。（伪号世祖。）可见欲复肉刑者之多。此实以髡钳不足惩奸，鞭笞大多致死之故。欲救此弊，自以王朗倍其居作之说为至当。晋后议者，惟刘颂针对此说立论。【57】其言曰：“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县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虽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岂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输财，计日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奸盗，又不制之虏也。徒亡日属，贼盗日烦。诸重犯亡者，发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畜，后从而赦之，此谓刑不制罪，法不胜奸。”其说诚当。然此自用刑者之不详，非以徒刑代肉刑之咎也。余人之论，如谓肉刑乃去其为恶之具，或谓人见其痛，将畏而不犯，皆言之不能成理。乃如王导等之议，既欲复肉刑，又虑人习所见，或未能服，欲于行刑之时，明申法令，任栾刑者刑，甘死者杀，则更灭裂不可行矣。宜其卒不能复也。

然肉刑之名，虽未尝复，其实则未尝不偏复。【58】《宋书·明帝纪》：泰始四年，九月，诏曰：“降辟差网，便暨钳挞，求之法科，差品滋远。自今凡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悉依旧制。（斩刑。）五人已下相逼夺者，可特赐黥、刖，投畀四远。仍用代杀，方古为优。”此即魏晋来之论议，欲以放流、鲸刖，补死刑髡笞之不足者也。《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四年，正月，诏曰：“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犹念改悔，其途已雍，并可省除。”《隋书·刑法志》云：“梁律劫身皆斩，遇赦降死者，黵面为劫字，（详见下。）天监十四年，除黵面之刑。”与《纪》所载当即一事，则梁亦以劓、墨代死刑也。宫刑亦间用之。【59】《南史·杜崱传》：岳阳王诛诸杜，幼者下蚕室是也。北魏用之尤多，北齐亦然。（据《魏书·阉官传》所载，见阉者似以俘虏为多。段霸、赵黑、孙小，敌国之俘也。张宗之、抱嶷、平季、刘思逸，反者之俘也。杨范坐宗人劫贼。余皆但言因事。王温父冀为高邑令坐事被诛，温与兄继叔俱充宦者，则虽官吏亦不得免矣。其见于《阉官传》之外者：宋隐叔父洽之子顺训，亦敌俘。封懿之孙磨奴，常珍奇小子沙磨，亦皆以谋叛。《崔玄伯传》：崔模入北，其子冲智等聚货物，间托开境，规赎之。而魏赐谟妻金氏，生子幼度。行人以财贿至都，当窃模归。模顾念幼度，指谓行人曰：“吾何忍舍此辈，令坐致刑辱？当为尔取一人，使名位不减于我。”乃授以申谟。谟亦得赐妻，生子灵度。及此，弃妻子走还。灵度遂刑为阉人。是亡归敌国者，魏法皆刑其子也。周文帝定秦陇，兄子什肥，为齐神武所害，子胄，以年幼下蚕室，见《周书》本传。崔季舒、封隆之弟子孝琰之死，小男皆下蚕室，见《北齐书》本传。《北史·魏本纪》：文帝大统十三年，二月，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亡奴婢应黥者，止科亡罪。《齐本纪》：后主大统五年二月，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盖宫刑至是始除。）然则五刑之不用者腓耳，而又代之以刖，然则肉刑何尝废？而刑亦何尝平哉？

陈群制法，枭葅夷三族者，【60】皆不在律令，是律已废此刑也。然卒不能禁其不复用，则胜残去杀，非徒法之所能为也。刑之残者：如，（魏卢溥及其子焕，见《魏书·大祖纪》天兴二年。赵准，见《长孙肥传》。此皆以反叛。萧宝夤少子凯，以害母南阳公主，见《宝夤传》。雁门人有害母者，八坐亦奏之，而潴其室，见《邢峦传》。）如烹，（杜岸之诛，萧拔其舌，脔杀而烹之，见《南史·杜崱传》。魏静帝与华山王大器、元瑾谋攻齐文襄，大器等皆见烹，见第十四章第一节。妖贼郑子饶，烹于都市，见《北齐书·后主纪》武平六年及《皮景和传》。南安王思好以王尚之为长史，思好败，尚之烹于邺市，见《北史·齐宗室诸王传》。如焚，思好之败，投火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见《北齐书·后主纪》武平五年及《北史·后妃齐武成弘德夫人李氏传》。《北齐书·思好传》云：暴思好尸七日，然后屠剥焚之。）如支解，（崔妾冯氏，以厌蛊、受纳狼籍，斩于都市，支解为九段，见《北史·崔逞传》。厍狄伏连与琅邪王俨杀和士开，亦受支解之刑。）如大刃剉杀，（魏道武平中山，收议害秦愍王觚者，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杀之，见《魏书·昭成子孙传》。）如具五刑，（魏宗爱夷三族，具五刑，见《魏书·阉官传》。）中国之暴主，亦间行之，而要以出于异族者为多。慕容超议复肉刑，又欲立烹、之法，附之律条，夷狄诚不知治体哉！三族之法，晋创业时用之最多。曹爽、（《晋书·宣帝纪》嘉平元年。王淩、嘉平三年。）夏侯玄、张缉、（《景帝纪》正元元年。）诸葛诞（《文帝纪》甘露三年。）及其支党，皆受此诛。虽附己者如成济，亦不得免焉。（《文帝纪》景元元年。《荀勖传》：高贵乡公欲为变，时大将军掾孙佑等守阃阖门。文帝弟安阳侯幹闻难欲入。佑谓曰：“未有入者，可从东掖门。”幹以状白。帝欲族诛佑。勖谏曰：“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乃免佑为庶人，可见当时族诛之滥。）而杨、贾乱后，诛戮之酷由之矣。（《杨骏传》：孟观等受贾后密旨，诛骏亲党，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据《惠帝纪》：是时夷三族者，有骏弟卫将军珧，大子大保济，中护军张劭，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南尹李斌，中书令符俊，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骏传》言：武帝初聘武悼后，珧表曰：“历观古今，一族二后，未尝以全，而受覆宗之祸。乞以表事，藏之宗庙。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祸。”从之。珧临刑称冤。云事在石函，可问张华。当时皆谓宜为申理。而贾氏族党，待诸杨如仇，促行刑者遂斩之。处乱朝者，诚无以自全矣。《赵王伦传》：伦矫敕三部司马曰：“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内侯。不从诛三族。”孙秀劝伦杀张林，诬杀潘岳、石崇、欧阳建，皆夷三族，见《伦》及《岳传》。齐王冏杀王舆，夷三族，见《惠帝纪》永宁元年。孟观为伦守，亦夷三族，见本传。《孙旂传》：旂子弼及弟子髦、辅、琰，与孙秀合族。及赵王伦起事，旂以弼等受署伪朝，遣小息责让。齐王冏起义，四子皆伏诛，襄阳大守宗岱承冏檄斩旂，夷三族。其滥亦可谓甚矣。冏之死，诸党属皆夷三族，见本传。成都王颖杀陆机，夷三族，见《颖传》。陈敏夷三族，见《周处传》。张昌同党并夷三族，见《昌传》。又《武帝纪》：泰始八年，六月，益州牙门张弘诬其刺史皇甫晏反，杀之，传首京师，弘坐伏诛，夷三族。）其夷狄之君：则石勒杀曹平乐，夷其三族。（见第五章第一节。）乞伏慕末尚书辛进，随炽盘游后园，弹鸟误伤暮末母面，暮末立，诛进五族二十七人。（《北史》本传。）魏道武平中山，收议害秦愍王觚者，皆夷五族。（见上。）崔浩之败，大武欲夷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五族，以高允持之而止。（见第八章第六节。）其后游雅且以论议长短，陷陈奇至族焉。（《魏书·雅传》，参看下文。）亦云酷矣。《晋书·怀帝纪》：永嘉元年，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盖陈群定法，虽蠲此刑，其后又尝著之也。《愍帝纪》：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大后陵。敕雍州掩骼埋骴，有犯者诛及三族，此或仅指一事言之。然《明帝纪》：大宁三年，二月，又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见下。）《温峤传》：峤奏军国要务，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诚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时权用，今遂施行，非圣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则又竟复之矣。《魏书·高祖纪》：延兴四年，六月，诏：“自今以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刑罚志》：大和十一年，诏：“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可更议之。”盖至是始从宽典。然《北齐书·韦子粲传》：孝武入关，以为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将出讨，城陷，子弟俱被获，送晋阳。蒙放免，以粲为并州刺史。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侄亲属阖门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难，多致诛灭。归国获存，惟子柴与弟道谐二人而已。则门房之诛，西魏犹行之也。

《魏书·源贺传》：贺上书曰：“案律，谋反之家，其子孙虽养他族，追还就戮。其为劫贼应诛者，兄弟子侄在远道、隔关津皆不坐。窃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谋非绝类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诏。若年三十已下，家人首恶，计谋所不及，愚以为可原其命，没入县官。”高宗纳之。出养犹追还就戮，可见亲族连坐之酷。然中国之法，女子出适者，亦不能免于连坐，其酷亦殊不减此也。曹爽支党之诛，姊妹女子子适人者皆杀，见《晋书·宣帝纪》。毌丘俭之诛，其子旬妻荀氏应坐死。其族兄，与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诏听离昏。荀氏所生女芝，为颍川大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议。言：“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宜改旧科”，“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朝廷佥以为当。于是有诏改定律令。（据《晋书·刑法志》及《何曾传》。潘岳之死，已出之女，亦一时被害，见《岳传》。）《解系传》云：弟结。孙秀乱关中，结在都坐，议秀罪应诛，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结亦同戮。女适裴氏，明日当嫁，而祸起。裴氏欲认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为？”亦坐死。朝廷遂议革旧制。女不从坐，由结女始也，则其时既醮之妇，已不从戮，后又并免在室之女矣。明帝复三族刑，《纪》亦云不及妇人。

游雅之贼陈奇，事见《魏书·儒林传》。云：有人为谤书，多怨时之言，颇称奇不得志。雅乃讽在事，云此书言奇不遂，当是奇假人为之。如依律文，造谤书皆及孥戮。遂抵奇罪。以口语而致斯祸，尤前世所未闻矣。然魏法之酷，实尚不止此。《魏书·刑罚志》云：“高宗大安四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酤、饮皆斩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测。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诸司官臧二丈皆斩。”当时盖酒禁其名，监谤其实，故下文云“显祖即位，除口误，开酒禁”，以二者并言。见劾为不敬者，盖亦口过而非酒失也。候官者？《官氏志》言：“道武欲法古纯质，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法古纯质，不依周、汉，犹云彼自创为，不用中国之法耳。候官之职，颇类魏、吴之校事，然亦以口语诬陷人，则又魏、吴之所未有矣。《刑罚志》又云：高祖大和三年，下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网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喧斗于街术。此则如今警察之职矣。

敌国相争，士民各为其主，实与本国之叛逆者殊科，故降下之际，未有加以诛戮者。乃魏晋之际不然。【61】晋宣帝之平公孙渊也，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已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本纪》景初二年。）其酷，亦前古所未有也。晋宣帝不足责，杜预粗知书传，而其传言：预初攻江陵，吴人知其病瘿，以瓠系狗颈示之。每大树似瘿，辄斫使白，题曰杜预颈。及城平，尽捕杀之。此何刑法乎？俗既成则莫知其非，事习焉则不以为怪，故武人之专横，实人心世道之大忧也。谯纵之在晋世，固与公孙渊之在魏世不同。然其民则亦胁从耳。朱龄石入成都，所诛者止于纵同祖之亲，善矣。然其后蜀人侯产德作乱，又穷加诛翦，死者甚众，则又何也？宋孝武广陵之戮，不下于晋宣帝之于襄平，则更惨无人理矣。（见第九章第二节。《宋书·沈怀文传》，谓其聚所杀人首于石头南岸，谓之髑髅山，即京观之俗称也。）

逆乱而外，刑法峻重者，莫如劫及亡叛。此皆穷而无告者之所为，而又以严刑劫之，亦可哀矣。《宋书·武帝纪》：永初元年，七月，诏曰：“往者军国务殷，事有权制，劫科峻重，施之一时。今王道维新，政和法简，可一除之，还遵旧条。反叛、淫、盗三犯补冶士，本谓一事三犯，终无悛革。主者顷多并数众事，合而为三，甚违立制之旨。普更申明。”八月，又以“制有无故自残伤者补冶士，实由政刑烦苛，民不堪命，可除此条”。无故自残伤者，意亦欲以避役，实与亡叛同也。梁律：谋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赀财没官。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降死者，黵面为劫字，髡钳补冶锁士终身。其下又谪运、谪配材官冶士、尚方锁士，皆以轻重差其年数。其重者或终身。（《隋书·刑法志》。）劫科峻重，于此可见。此尚为朝廷法令，并有州郡自立严制，以劫其民者，如沈攸之在荆州，一人逃亡，阖宗捕逮是也。（见《齐书·柳世隆传》。）比伍保受，本为军刑，亦以劫及亡叛，蔓延滋广。《宋书·谢庄传》：大明元年，起为都官尚书，奏改定刑狱，曰：“顷年军旅余弊，劫掠犹繁。监司计获，多非其实。或规免咎，不虑国患。楚对之下，鲜不诬滥。身遭锧之诛，家婴孥戮之痛。比伍同闬，莫不及罪。”甚有如《宋书·自序》所载，以盗发冢罪近村民不赴救而同坐者。沈亮知其非理，亦不过欲使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时者一岁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罚而已，民尚何所措手足哉？

章大炎谓五朝之法，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此特法令如是，论其实，则鞭杖之刑，及于士流者甚罕。颜之推谓梁武父子，好用小人，由可鞭杖肃督，已见第十八章第二节。《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六月，诏曰：“杖罚虽有旧科，然职务烦碎，推坐相寻。若皆有其实，则体所不堪；文行而已。又非设罚之意；可筹量觕为中否之格。”《齐书·陆澄传》云：宋泰始初为尚书殿中郎。郎官旧有坐杖，有名无实。澄在官，积前后罚，一日并受千杖。《南史·萧琛传》：迁尚书左丞，时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坐杖罚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启曰：“郎有杖起自后汉。尔时郎官位卑，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故郎三十五人，令史十五人。是以古人多耻为此职。自魏、晋以来，郎官稍重。今方参用高华，吏部又近于通贵。不应官高昔品，而罚遵曩科。所以从来弹举，虽在空文，而许以推迁，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虽有被罚者，别由犯忤主心，非关常准。自泰始建元已来，未经施行。事废已久，人情未习。自奉敕之后，已行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人怀惭惧。兼有子弟成长，弥复难为仪适。其应行罚，可特赐输赎。使与令史有异，以彰优缓之泽。”帝纳之。自是应受罚者，依旧不行。此皆南朝杖罚，久以文行之证。（《梁书·武帝纪》：天监元年，诏：“玩法惰官，动成逋弛。罚以常科，终未惩革。槚楚申威，盖代断趾。笞棰有令，如或可从。外详共评议，务尽厥理。”似有意于实行杖罚。然观颜之推之言，则亦未尝行诸士大夫也。）北朝则不然。魏初朝士，多见杖罚，【62】见《魏书·高允传》。高阳王雍为司州牧，考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豪，为任城王澄所奏，见《澄传》。北齐崔季舒，文宣时为司马子如所列，与崔暹各鞭二百，徙北边。武成时，又以诣广宁王宅，决马鞭数十。及谏后主适晋阳获罪，韩长鸾又将加其同署者以鞭挞，以赵彦深执谏获免，事见第十四章第四节。甚至唐邕为宰相，司空从事中郎封长业、大尉记室参军平涛为征官钱违限，邕各杖背二十。史言齐时宰相，未有挝挞朝士者，至是甚骇物听。厍狄伏连，开府参军，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挞，逼遣筑墙焉。（伏连《北齐书》。附《慕容俨传》。）无怪沈攸之“鞭棰国士”，史谓其“全用虏法”也。（《齐书·柳世隆传》。）魏自大和以降，陷大辟者多得归第自尽，此盖孝文浮慕中华，偶有是举。李彪乃因此上书，谓汉文纳贾谊之言，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孝武时稍复入狱，良由行之当时，不为永制，欲使其著为长久之制。（《魏书·彪传》。）以是望虏，不亦远乎？（《齐书·张融传》：融请假奔叔父丧，道中罚干钱敬道鞭杖五十，寄系延陵狱。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为左丞孙缅所奏，免官。则中国之法，鞭杖施诸僮干，亦有定限，断不得如唐邕、厍狄伏连之所为也。）

鞭用革，杖用荆，长广皆有定法。枷锁杻械，亦有恒制。皆见《魏书·刑罚志》、《隋书·刑法志》。又有测立之法，以施“臧验显然而不款”之人。其法：以土为垛，高一尺。上圆，劣容两足。鞭笞讫，着械杻上测，隔若干日一上，上测若干刻，皆有定法。梁、陈之制，见《隋书·刑法志》及《陈书·儒林·沈洙传》。《洙传》载周弘正之说，谓“测人时节，本非古制”，疑其缘起颇晚，故汉、魏史籍，未及其事也。《南史·循吏传》：何远为人所讼，征下廷尉。被劾十数条。当时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测。（测，《梁书》作立。）远度己无臧，就测。（测，《梁书》亦作立。）三七日不款。犹以私臧禁杖除名。又《陈宗室诸王传》：南康愍王昙朗之子方泰，与亡命杨钟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间，淫淳于岑妻。为州长流所录，又率人仗抗拒，伤损禁司。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狱。方泰初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则上测。”（《陈书》作行刑，疑浅人所改。）方泰乃投列承引。则士大夫不受测，亦特相沿如是，而非法不得施也。《梁书·孝行传》：吉翂，天监初，父为吴兴原乡令，为奸吏所诬，逮诣廷尉。理虽清白，耻为吏讯，乃虚自引咎，罪当大辟。翂乃挝登闻鼓，乞代父命。高祖异之。敕廷尉卿蔡法度：“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严加胁诱，取其款实。”法度盛陈徽，备列官司，厉色问翂，更和颜诱语。翂初见囚，狱掾依法备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脱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弗听。法度具以奏闻。高祖乃宥其父。世固有画地为牢议不入，削木为吏计不对者；畏惨酷而自诬服，亦非无其人，乃更以威严，胁其请代之子，且加桎梏以苦之，以是而得狱情，无失出，与失入者孰多？高宗录尚书，议改测立之法，周弘正请先责取狱所测人，有几人款几人不款，廷尉监所列，款者初不较不款者为多。而盛权谓：“旧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宽优，十中不款者九。”则旧制之所得，必不免如弘正所云“无愆妄款”者矣。弘正云：人有强弱，断狱宜依准五听，不应全恣考掠，诚哉是言也。（皆见《陈书·沈洙传》。）

中国历代，皆以矜慎为恤狱之道；而昔时法学，非甚专门，恒以为审理之事，凡官吏皆能为之；故审理之级数易增，参与审理之官司，亦随之而日多。谢庄之奏改定刑狱也，谓“旧官长竟囚毕，郡遣督邮案验，仍就施刑。督邮贱吏，非能异于官长，有案验之名，而无研究之实。愚谓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县考正毕，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亲临核辨。必收声吞衅，然后就戮。若二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归台狱。”《齐书·武帝纪》：永明三年，七月，诏：“丹阳所领及余二百里内见囚，同集京师。自此以外，委州郡决断。”此虑令长之不详而重州郡之责，又虑州郡之不详而重廷尉之权者也。非官司所能理者，得击登闻鼓上闻，如吉翂是。《齐书·谢传》：出为吴兴大守。长城县民卢道优家遭劫，诬同县殷孝悌等四人。收付县狱考正。考悌母骆诣登闻诉，称：“孝悌为道优所诽谤，横劾为劫。一百七十三人连名保征，在所不为申理。”闻孝悌母诉，乃启建康狱覆。道优理穷款首，依法斩刑。有司奏免官。是其法，确亦有时能申理冤枉也。人君亲览狱讼，历代皆时有之。（如宋文帝、孝武帝，皆每岁三临讯，见《南史·本纪》元嘉三年、大明元年。《魏书·孝庄帝纪》：建义元年，诏“自孝昌之季，法令昏泯。有诉人经公车注不合者，悉集华林东门，朕当亲理冤狱，以申积滞。”《出帝纪》：永熙二年，五月，诏“诸幽枉未申，事经一周已上，悉集华林，将亲览察。脱事已经年，有司不到者，听其人名自陈诉。若事连州郡，由缘淹岁者，亦仰尚书总集以闻。”虽当造次颠沛之际，仍不忘申理冤滞，即无实效，亦足见告朔饩羊之意也。）梁武帝天监元年，诏于公车府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理有皦然，受困包匦，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三年，六月，诏曰：“哲王宰世，每岁卜征。末代风凋，久旷兹典。可分将命，巡行州郡。其有深冤巨害，抑郁无归，听诣使者，依源自列。”五年，四月，诏“凡犴狱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递录囚徒。如有枉滞，以时奏闻。”（皆见《本纪》。）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书、尚书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录冤局。令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行京师诸狱及冶署，理察囚徒免枉。（《隋书·刑法志》。）高祖永定三年，正月，诏临川王蒨省扬、徐二州辞讼。（《本纪》。）此等皆多开审理之途，期尽矜慎之意者也。此自有合于“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之义。然审级大多，岁月或致淹久；又错出干与之官，不必皆明法令，甚或生事护前；则亦不免有弊。《魏书·高崇传》：子道穆，以庄帝时为御史中尉。上疏曰：“高祖大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论刑辟是非。虽事非古始，交济时要。窃见御史出使，悉受风闻，虽时获罪人，亦不无枉滥。何者？守令为政，容有爱憎。奸猾之徒，恒思报恶。多有妄造无名，共相诬谤。御史一经检究，耻于不成。杖木之下，以虚为实，无罪不能雪者，岂可胜道哉？如臣鄙见：请依大和故事，还置司直十人。名隶廷尉，秩以五品，选历官有称，心平性正者为之。御史若出纠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数。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所到州郡，分居别馆。御史检了，移付司直覆问。事讫与御史俱还。中尉弹闻，廷尉科按，一如旧式。若御史司直，纠劾失实，悉依所断狱罪之。听以所检，迭相纠发。如二使阿曲，有不尽理，听罪家诣门下通诉，别加按检。”诏从之，复置司直。观此，即足知错出干与之弊矣。

特异之人，治以特异之法鞫以特设之官者，前代亦间有之。石勒使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63】（《晋书·载记》。）魏世宗永平元年，诏：“缁素既殊，法律亦异。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之。”【64】（《魏书·释老志》。）是其事也。此自各率其俗之意，与近世之领事裁判用意不同也。

葛洪欲立明法之科，已见第四节。齐建元元年，崔祖思启陈政事曰：“汉末习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故张、于二氏，絜誉文、宣之世，陈、郭两族，流称武、明之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族非咸、弘，庭缺于训。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详择笃厚之士，使习律令，试简有征，擢为廷尉僚属。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职者鲜矣，废其职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永明九年，孔稚珪上所校律文，表言：“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将恐此书，永坠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赏，开其劝募。课业宦流，班习胄子。拔其精究，使处内局；简其才良，以居外任；方岳咸选其能，邑长并擢其术；然后奸邪无所逃其刑，恶吏不能藏其诈。宜写律上国学，置律学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上过高第，即便擢用，使处法职，以劝士流。”诏报从纳。事竟不施行。（皆见《齐书》本传。）至梁武帝天监四年，三月，乃置胄子律博士焉。（《南史·本纪》。）《晋书·姚兴载记》：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其重视法学，【65】转非中国之主所能逮也。《魏书·常景传》言：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博士，则魏律生亦属廷尉。《隋书·刑法志》言：北齐定律之后，又敕仕门子弟，常讲习之，齐人多晓法律，盖由此也。此皆官学。其私家传业者：《晋书·高光传》言：光少习家业，明练刑理。（光，魏大尉柔之子。）武帝置黄沙狱，以典诏囚，以光历世明法，用为黄沙御史，秩与中丞同。迁廷尉。元康中，拜尚书，典三公曹。齐王冏辅政，复以光为廷尉。于时朝廷咸推光明于用法，故频典理官。又《儒林传》：续咸，修陈、杜律，明达刑书。永嘉中，历廷尉平。后没石勒，以为理曹参军。《周书·赵肃传》言：肃久在理官，执心平允。凡所处断，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营产业。时人以此称之。大祖命肃撰定法律，已见前。又云：时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发言措笔，尝欲辨析秋豪。历职内外，有当官之誉。从魏孝武入关，为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右丞。时朝廷播迁，典章有阙，至于台阁轨仪，多招所参定。论者称之。皆明法之士，见称于时，获用于世者也。《晋书·忠义传》：易雄，少为县吏。自念卑浅，无由自达，乃脱帻挂县门而去。因习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结豪右，州里稍称之。此等虽习律令，而不必明于其理，则为令史之俦矣。（《晋书·刑法志》：张华表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有诏从之。此乃古者县法象魏之意，意在使民畏法，非欲使民明法也。）

复仇之风，仍极惨烈。法令于此，本加禁断，（《魏律》：贼斗杀人者，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者，不得报仇，见《晋书·刑法志》。姚苌下书，有复私仇者皆诛之，见《载记》。《魏书·世祖纪》：大延元年，十二月，诏曰：“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自今已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盖以避仇失职者多，故为此一切之法也。《隋书·刑法志》云。周武帝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案其事见《周书·本纪》保定三年四月。）然舆论率称道之，执法者为其所动，遂亦多加原宥焉。（刁协子彝，王敦诛后，斩仇人党，以首祭父墓。诣廷尉请罪，朝廷特宥之。见《晋书》本传。又《良吏传》：乔智明，为隆虑、共二县令。部人张兑，为父报仇。母老单身，有妻无子。智明愍之。停其狱岁余。令兑将妻入狱，兼阴纵之。于狱产一男，会赦得免。《南史·孝义传》：张景仁，广平人。父为同县韦法所杀。景仁时年八岁，及长，志在复仇。普通七年，遇法于公田渚，手斩其首，以祭父墓，诣郡乞依刑法。大守蔡天起上言于州。时简文在镇，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属长蠲其一户租调，以旌孝行。又成景儁。父安乐，仕魏为淮阳大守。天监六年，常邕和杀安乐，以城内附。景儁谋复仇，因杀魏宿预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为鄱阳内史。景儁购人刺杀之，未久，重购邕和家人杀其子弟，噍类俱尽。武帝义之，亦为屈法。又李庆绪。父为人所害。庆绪九岁而孤，为兄所养。日夜号泣，志在复仇。投州将陈显达。仍于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缚归罪。州将义而释之。《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云之孙顺，尒朱荣害衣冠，出走，为陵户鲜于康奴所害。长子朗，时年十七，沉戈潜伏。积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于顺墓。然后诣阙请罪。朝廷嘉而不问。《周书·柳庆传》：庆兄桧，为魏兴郡守，为贼黄宝所害。桧子三人，皆幼弱。庆抚养甚笃。后宝率众归朝，朝廷待以优礼。居数年，桧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宝于长安城中。晋王护闻而大怒，执庆及诸子侄皆囚之。然武帝卒特原雄亮，事又见《隋书·柳机传》。）当时之复仇者，往往蓄志积年，（如张景仁、成景儁、李庆绪、元朗、柳雄亮皆是。不远千里。《宋书·孝义传》。长城奚庆思，杀同县钱仲期。仲期子延庆，属役在都，闻父死，驰还。于庚埔埭逢庆思，手刃杀之。自系乌程县狱。吴兴大守郗超表不加罪，许之。奚庆思，《南史》作庆恩。）虽在蛮夷，身不能至，亦且伺隙而行其诛焉。（《宋书·宗越传》：越为役门，出身补郡吏。父为蛮所杀。杀其父者尝出于郡，越于市中刺杀之。大守夏侯穆嘉其意，擢为队主。）其酷者或及后嗣。（谯闵王承为王廙所害，子烈王无忌，与丹阳尹桓景等饯江州刺史于板桥，廙子丹阳丞耆之在坐，无忌拔刀欲手刃之，救捍获免。御史中丞奏无忌欲专杀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诏主者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诛，而许无忌以赎论，此亦失刑也。桓彝为韩晃所害，泾令江播与焉。彝子温，时年十五，志在复仇。至年十八，会播已终，子彪兄弟三人居丧，置刃杖中，以为温备。温诡称吊宾，得进刃彪于庐中。并追二弟杀之。时人称焉。沈庆之之死，攸之求行。及攸之反，文季督吴兴、钱唐军事。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诛其宗，亲党无吹火焉。史称君子以文季能报先耻。龚壮父叔为李特所害，壮说李寿以讨期；萧顺之为齐武帝所贼，梁武帝助明帝以倾其嗣，亦皆报诸后人者也。）即敌国相争，（《晋书·陶璜传》：孙晧时，交趾内附。将军毛炅破吴军，斩其都督修则。则子允，随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复仇，璜不许。《宋书·徐湛之传》：父达之，高祖讨司马休之，使统军为前锋。休之遣鲁轨击破之，于陈见害。元嘉二十八年，轨子爽兄弟归顺。湛之以为庙算远图，特所奖纳，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许。此皆有合于义。梁武帝之宥成景儁，则实失刑也。《周书·杜叔毗传》：仕梁，为宜丰侯萧循府中直兵参军。达奚武围循于南郑。循令叔毗诣阙请和。使未反，循中直兵参军曹策，参军刘晓谋以城降。时叔毗兄君锡为循中记室参军，从子映录事参军，映弟晰中直兵参军，并有文武材略，各领部曲数百人，策等忌之，惧不同己，诬以谋叛，擅加害焉。循寻讨策等，擒之，斩晓而免策。及循降，策至长安。叔毗朝夕号泣，具申冤状。朝议以事在归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复仇，恐违朝宪，坐及其母，沉吟积时。母知其意，谓曰：“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感厉。后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断首刳腹，解其支体。然后面缚就戮。大祖嘉其志气，特命赦之。夫自北朝言之，则策为首谋归降之人，虽天下之恶一，而叔毗报仇亦过当，周文亦失刑也。若黄瑶起见获，而魏孝文以付王肃，听其私报，则更不俟论矣。徐达之，《南史》作逵之。）伏法受诛者，亦不能免。（《晋书·忠义传》：沈劲父充，与王敦搆逆，众败而逃，为部曲将吴儒所杀。劲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其后竟杀仇人。《充传》云：劲竟灭吴氏。劲后虽立忠义，此事则犯法之大者，晋人宥之，失刑甚矣。沈林子祖父警，累世事道。敬事杜子恭。其父穆夫，孙恩作乱，以为余姚令。恩为刘牢之所破，逃藏得免矣，宗人沈预，与警不协，以告官。警及穆夫，穆夫弟仲夫、任夫、预夫、佩夫并遇害。林子与兄渊子、云子、田子、弟虔子，逃伏草泽。沈预家甚强富，志相陷灭。林子乃自归宋高祖。从克京城，进平都邑。时年十八。沈预虑林子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与田子还东报仇。五月，夏节日至，预正大集会，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斩预首。男女无长幼悉屠之。以预首祭祖父墓。事见《宋书·自序》及《南史·沈约传》。林子兄弟，才或可用，亦诚有功，然宋武纵其报仇，亦非法也。）甚或仇视官长，（《梁书·刘季连传》：季连既降，出建阳门，为蜀人蔺道恭所杀。季连在蜀杀道恭父，道恭出亡，至是而报复焉。道恭，《南史》作相如。云季连杀其父，变名走建业。既杀道恭，乃面缚归罪。武帝壮而赦之。此犹在去官后，且季连本曾叛逆也。若《南史·孝义传》云：赵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动，富于财。大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动怒曰：无厌将及我。文茂闻其语，聚其族诛之。拔扈走免。聚党至社树，咒曰：“文茂杀拔扈兄，今欲报之。若事克，斫处树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生十丈余。人间传以为神，附者十余万。既杀文茂，转攻旁邑。将至成都十余日，战败，退保新城求降。此直是犯上作乱。恐其兄亦本系乱党，乃至族诛，不尽由于文茂之贪求也。此更不足厕于报仇之列矣。）并及大君，（《晋书·孝友传》：王裒父仪，为文帝司马，斩之。裒未尝西乡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乡人管彦，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独以为必当自达，拔而官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许为婚。彦为西夷校尉，卒，葬洛阳。裒更嫁其女。彦弟馥问裒。裒曰：“吾薄志毕愿山薮，昔嫁姊妹皆远，吉凶断绝，每以此自誓，今贤兄子葬父于洛阳，此则京邑之人也。岂吾结好之本意哉？”此虽力不能报，仍守不共戴天之义也。诸葛诞之死，子靓奔吴，为大司马。吴平，逃窜不出。武帝与靓有旧，靓姊又为琅邪王妃。帝知靓在姊间，因就见焉。靓逃于厕。帝又逼见之。谓曰：“不谓今日，复得相见。”靓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复睹圣颜。”诏以为侍中。固辞不拜。归于乡里。终身不乡朝廷而坐。此虽不如王裒之姊妹断绝，亦犹裒之志也。苻坚兄法子东海公阳，与王猛子散骑侍郎皮谋反。事泄，坚问反状。阳曰：“礼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齐襄复九世之仇，而况臣也？”则竟公然欲报复矣。）行于亲族之间。（宋时，剡县民黄初妻赵，打息载妻王死。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称。息女叶。依法，应徙赵二千里外。临川王义庆及传隆并谓律无仇祖之文，赵当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从之，然可见当时法家，有谓为母可以报王母者也。【66】传竖眼父灵越，有兄灵庆、灵根。萧斌、王玄谟攻碻磝，引灵庆为军主。灵庆遁还。而其从叔乾爱，为斌法曹参军，斌遣诱呼灵庆，密令壮健者随之。乾爱不知斌之欲图灵庆也。既至，对坐未久，斌所遣壮士执灵庆杀之。后灵越以母在南南走，卒毒杀乾爱，为兄复仇。事见《魏书·竖眼传》。王敬则为谢朓所告而死。敬则女为朓妻，常怀刃欲报朓，朓不敢相见。北齐崔暹子达拏，显祖以亡兄女乐安公主降之。尝问公主：“达拏于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惟阿家憎儿。”显祖召达拏母入内，杀之，投尸漳水。齐灭，达拏杀主以复仇。皆可见当时报仇，不以亲族而释也。）且有因此而投敌国者。（如王慧龙、王肃、王颁等是。朱龄石伯父宪及斌，并为袁真将佐。桓温伐真于寿阳，宪兄弟与温潜通，真杀之。龄石父绰，逃走归温，攻战常居先，不避矢石。寿阳平，真已死，绰辄发棺戮尸。）报复之际，或必求剚刃于其身，（《魏书·列女传》：平原鄃县女子孙男玉。夫为灵县民所杀。追执仇人。男玉欲自杀之。其弟止而不听。男玉曰：“女人出适，以夫为天。当亲自杀之，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殴杀之。有司处死以闻。显祖特恕之。）或则食其所仇者之肉。（孙恩入寇，谢琰败绩。帐下督张猛于后斫琰马，堕地。二子俱被害。后刘裕生禽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见《晋书·谢安传》。殷仲堪子简之，随义军蹑桓玄。玄败，简之食其肉。王廙将朱轨、赵诱为杜曾所杀。王敦遣周访讨之。其将执曾诣访降，访欲生致武昌。轨息昌，诱息胤皆乞曾以复冤。于是斩曾。昌胤脔其肉而啖之。梁邵陵王纶遣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赵智英等杀何智通。敕遣舍人诸昙粲领斋仗围纶第，禽瓜、撒、智英。智通了敞之割炙食之。即载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车载钱，设盐，蒜，顾百姓食，一脔赏钱一千。张弘策为东昏余党孙文明等所害。官军捕文明，斩于东市。张氏亲属脔食之。魏道武见弑，其先犯乘舆者，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之。王肃得黄瑶起，亦脔食之。李彦刺秦州，为城民所杀。萧宝夤西讨，彦子充为行台郎，募众而征。战捷，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见《北史·自序》。）其不能报，则以变礼终其身。（《南史·循吏传》：沈瑀为萧颖达长史。瑀性屈强，每忤颖达，颖达衔之。天监八年，因入谘事，辞又激厉。是日于路为人所杀。多以颖达害之。子续累讼之。遇颖达寻卒，事不穷竟。续乃布衣蔬食终其身。）怨仇之门，累世不通。（《晋书·元四王传》：武陵威王悕，为桓温奏徙新安，卒。子忠敬王遵。桓伊尝诣遵。遵曰：“门何为通桓氏？”左右曰：“伊与桓温疏宗，相见无嫌。”遵曰：“我闻人姓木边，便欲杀之，况诸桓乎？”由是少称聪慧。《颜氏家训·风操篇》曰：“江南诸宪司弹人，事虽不坐，而以教义见辱者，或被轻系而身死狱户者，皆为怨仇，子孙三世不交通矣。”）能和解者殊鲜。（《魏书·李冲传》：冲兄佐，与河南大守来崇，同自凉州入国。素有微嫌。佐因缘成崇罪，饿死狱中。后崇子护，又纠佐臧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系，会赦乃免。佐甚衔之。至冲宠贵，综摄内外。护为南部郎，深虑为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抚之。护后坐臧罪，惧必不济。冲乃具奏与护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又《术艺传》：王早。大宗时，有东莞郑氏，为同县赵氏所杀。后郑氏执得仇人赵氏，又克明晨会宗族就墓所刑之。赵氏求救于早。早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还。选壮士十人，令一人为主者，佩此符。于鸡鸣时，伏在仇家宅东南二里许平旦，当有十人跟随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应第七。但捉取第七者还，事必无他。”赵氏从之。果如其言，乃是郑氏五男父也。诸子并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两家，赵氏竟免。此皆怨仇之克和解者，然能如是者恐甚少也。）甚者毁坏坟墓，亦视同相杀之仇，而报复者亦毒及枯骨。（桓阆杀昙落道人，朱谦之杀朱幼方，已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世祖虑相报复，遣谦之随曹虎西行。将发，幼方子恽，于津阳门伺杀谦之。谦之兄选之，又刺杀恽。有司以闻，世祖曰：“此皆是义事，不可问。”悉赦之。宽纵如此，宜乎相报者之无已也。乃如李充，父墓中柏树，为盗贼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则并未伤及其坟墓也。羊鸦仁为荀晷所害，鸦仁兄子海珍知之，掘咎父、伯并祖及所生母合五丧。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杂他骨，作五袋盛之，铭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报怨如此，信野番之所不为也。）风气所趋，虽妇人、（《晋书·列女传》：王广女。广仕刘聪，为西扬州刺史。蛮帅梅芳攻陷扬州，广被杀。王时年十五，芳纳之。俄于暗室击芳，不中。芳惊起曰：“何故反邪。”王骂，辞气猛厉。言终乃自杀。芳止之不可。此与第七章第八节所述秃发傉檀之女同烈矣。王敬则女欲报谢朓，杜叔毗母激厉其子，亦斯志也。《宋书·乐志》：魏陈思王《鼙舞歌精微篇》曰：“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亦必有其本事也。孺子，《晋书·孝友传》、王谈，年十岁，父为邻人窦度所杀。谈日夜伺度。至年十八，乃杀之。归罪有司。大守孔严嘉其义勇，列上宥之。《梁书·孝行传》：荀匠祖琼，年十五，复父仇于成都市。《南史·孝义传》：闻人夐，年十七，结客报父仇。为齐高帝所赏。《魏书·淳于诞传》：父兴宗，萧南安大守。诞生十二，随父向扬州。父于路为群盗所害。诞倾资结客。旬朔之内，遂得复仇。由是州里叹异之。《孝感传》：孙益德，母为人所害。益德童幼，为母复仇。还家哭于殡，以待县官。高祖、文明大后特免之。）亦能自奋。司宪者不必皆平，舆论亦不必能抑强扶弱，不以名分制一人，其说诚有深意。然行之大过，得毋有借复仇之名，以报他怨，要称誉者乎？失仁后义，是非已极难言，况乎失义与礼，而徒矜懻以为信？风俗之弊，随举一端，病原皆极深远，固非就事论事，所能期其无憾也。

注释

【1】　封建：天、天王、居摄天王、皇、帝、庶人大王、尊兄为无上王、私又为帝、大后父母曰大上、大单于为统异族之称。

【2】　封建：分民始汉，以户封也，晋亦然，然户亦不能多与。

【3】　封建：魏晋后期聘礼废。

【4】　封建：魏无食邑似徒汉人。

【5】　封建：世袭州郡县者改封爵。

【6】　职官：《魏道武本纪》天赐元年“罢户不满百之县”。《晋志》县率百人户，置里吏一人而已，然魏初百官无禄，何足怪也，禄……可胜禄？此户口安可实？

【7】　职官：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

【8】　职官：三老等日失其职。

【9】　职官：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为主司里宰。后里正乃流外四品。

【10】　职官：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

【11】　职官：官品始魏。

【12】　职官：周颁禄视年上下，历代皆然不足实。

【13】　职官：送迎之费，居官时所资（即陋规），乞丐（打抽丰）。

【14】　职官：禄诸物杂给，田禄断以时，难得公平。

【15】　选举：称大中正为州都，不由避隋讳。《宋书》作州都郡正。

【16】　选举：中正本止论道德，不及才功，不任受咎，而可立民教之防。

【17】　选举：中正初善恶必书，盖乡论余风。

【18】　选举：中正初必用本地人。

【19】　选举：国有大庆而秀孝不试。

【20】　选举：秀孝亦试经。

【21】　选举：举人不过才德，学之又分儒法。

【22】　选举：无郎署，吏尚以一人照察天下，案当助之者中正。

【23】　选举：冯衡鉴者，平时亦有记注，次序则有选簿，不能全凭忆。

【24】　文具：短檄。

【25】　职官：乡官乡选，其弊。案此隋之所以不得不革。

【26】　年寿：三十为老。

【27】　选举：乱世县令选轻。

【28】　选举：资格用人，势不能无，不始崔亮。

【29】　赋税：口钱变户调，晋武户调田租又合一。

【30】　史事：岭外酋帅，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

【31】　赋税：隋制言晋田亩税米二斗，一本作二升。

【32】　民食：常平之法在北齐为富人仓。

【33】　赋税、地权：户调及魏齐，皆人人受田，而晋成、哀及魏肃宗时，别有田税，盖指公田。惠帝永兴元诏户调田租。

【34】　赋税：三调谓粟帛杂。杂调外，当折课、市取，然实不能然。粟帛亦有增取。

【35】　户口：杂营户不隶守宰。

【36】　地权：州县屯田，利入守宰。皇后脂泽田，禁封良田，公园地，此等悉皆私租。

【37】　赋税：役女丁。

【38】　职官：厨帐、厩库、使命、宾客，皆取给于民，此亦随身用度，吏役疾，则役之者多取矣。

【39】　赋役：远役厉民，如筑长城，不照料弱者之归，亦其一事。

【40】　赋役：平定赀产。

【41】　赋役：九等定户，不始文襄。

【42】　赋役：质役，盖负物不能赏，出力为代。

【43】　赋役：南朝丁税。

【44】　地权、赋税：山泽之税出启乞，此与以特权封建无异。

【45】　地权：苑囿多占耕地。

【46】　工业：冶专治兵，不关民用。北朝。

【47】　赋税：南北朝时，盐税公私弊皆甚深。

【48】　兵：长上之名，不始唐代。

【49】　役：三五取丁，通鉴胡注自歧。

【50】　兵：南北朝有部曲者多。案此事悉出之汰弱留强可也。

【51】　鲜卑：善战好战者，即称为鲜卑。郡国之民不征讨。

【52】　兵：副马。

【53】　兵：车以为卫，不能遂利。

【54】　兵：以拍为炮误。

【55】　刑法：惠帝时，刑法不定，江左初不循法律，论者绝精，见《晋书·刑法志》。

【56】　民族、史事：魏初之虐，魏之酷刑。

【57】　刑法：刘颂非以徒代肉刑。

【58】　刑法：肉刑未尝不偏复。

【59】　刑法：魏宫刑多施俘虏及叛走者。

【60】　刑法：晋初三族之诛。女子出适者亦杀。

【61】　刑法：惨杀敌国降众。

【62】　刑法：虏多用鞭杖。

【63】　刑法、民族：石勒使专明胡人辞讼。

【64】　刑法、宗教：魏昭玄内律。

【65】　刑法：法学。

【66】　刑法：为母可报王母，案此亦合父杀其当诛义。

第二十三章　晋南北朝学术

第一节　学　校

中国为崇尚文教之国，两汉而降，此风尤甚。晋、南北朝，虽为丧乱之世，然朝廷苟获小安，即思兴学；地方官吏，亦颇能措意于此；私家仍以教授为业；虽偏隅割据之区，戎狄荐居之地，亦莫不然。较之罗马丧乱之后，晦盲否塞之情形，大异其趣矣。此亦中西史事不同之一端欤？

晋初大学，沿自魏世。泰始八年，有司奏大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宋书·礼志》。）盖以魏世，来学者率为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一节。）故有此举也。《晋书·武帝纪》：咸宁二年，五月，立国子学。【1】《宋书·礼志》作起国子学。《晋书·职官志》云：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齐书·礼志》：东昏侯立，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之国学，即古之大学。晋初大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盖屋宇起于咸宁二年，教官定于四年，生徒入学之法，实至元康三年而后定也。（《晋书·裴传》：时天下初定，頠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大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候，甚有仪序。此事在武帝时，皇大子即惠帝也。其时盖徒行礼，未有教学之事。）经说本只有大学，自王大子以下皆入焉，与士齿，殊有平夷之美。《周官》有师氏，保氏，乃小学之职，据此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异贵贱”，（曹思文表语。）误矣。大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灵台。（《宋书·礼志》。）元帝初，王导请兴学。戴邈亦以为言。（见《晋书》本传及《宋书·礼志》。）建武元年十一月立大学，（《本纪》。）盖用其说。《宋书·百官志》云：大常博士，东京凡十四人。《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各一博士。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魏及晋两朝置十九人，江左初减为九人，皆不知掌何经。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大学博士也。又云：国子祭酒一人。国子博士一人。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穀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助教分掌。晋初置国子学以教生徒，而隶属大学焉。晋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来损其员，自宋世，若不置学，则助教惟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晋书·荀崧传》云：时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宋书·礼志》云：《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崧以为不可，乃上疏言：“宜为郑《易》，郑《仪礼》，《春秋》、《公羊》、《穀梁》各置博士一人。”诏共博议者详之。议者多请从崧所奏。诏曰：“《穀梁》肤浅，不足置博士，余如奏。”会王敦之难不行。《宋书·礼志》略同。以《百官志》之文参之，则所谓九人者：《周易》王氏一，《尚书》郑氏二，孔氏三，《毛诗》郑氏四，《周官》郑氏五，《礼记》郑氏六，《春秋左传》杜氏七，服氏八，《论语》、《孝经》郑氏九，所增者《仪礼》、《公羊》各一，合十一人也。《本纪》：大兴二年，六月，置博士员五人，则所谓后又增为十六人者也。不复分掌五经，盖不复事教授？《儒林传》言：“元帝虽尊儒劝学，亟降纶音，而东序西胶，未闻弦诵。”其明征矣。《成帝纪》：咸康三年，正月，立大学。《袁瓌传》云：瓌时为国子祭酒，上疏请给宅地，备学徒，疏奏，成帝从之。国学之兴自瓌始。《宋书·礼志》以此疏为瓌与大常冯怀共上，云：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老、庄，莫肯用心儒训。穆帝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则未有实效，旋又废坠。《孝武帝纪》：大元九年，四月，增置大学生百人。（《车胤传》：大元中，增置大学生百人，以胤领国子博士。）十年，二月，立国学。盖至是二学并置。《晋书·职官志》云：孝武大元十年，损国子助教员为十人。《宋志》云：十经由十助教分掌，盖在是时。（《宋书·臧焘传》：晋孝武大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据《齐书·陆澄传澄》与王俭书，则是时《易》立王肃，《左氏》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穀梁》有麋信《注》。至宋元嘉建学，《易》乃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则黜郑置王，《左氏》则留服而去贾，《穀梁》益以范宁，而麋犹如故。澄谓《易》王、郑宜并存，《左氏》宜立杜，《穀梁》善范便当除麋。又云：“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俭答云：“《易》依旧存郑，高同来说。元凯注传，超迈前儒。《穀梁》小书，无俟两注。存麋略范，率由旧式。凡此诸议，并同雅论。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大元立学，议由谢石，【2】事见《晋书》本传及《宋书·礼志》。《宋书》载其疏辞，谓上于大元元年，元疑九形近而误，故有“皇威遐震，戎车方静”之语。（淝水之战在八年。）石之死，范弘之议谥，深致贬损，而卒援是为恕辞，则晋人颇重其事。然《宋书·礼志》谓其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则其实效，亦未可睹也。晋人立学，专欲以化贵胄。【3】故晋初傅玄上疏，病“汉、魏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王导言：“人知士之贵由道存，则退而修其身，敦朴之业著，浮伪之竞息。”戴邈言：“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戎之役，不以盛年，讲肄道义，不亦可惜？”然粪墙朽木，素质已非，雕墁之功，云胡可就？其时特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而祭酒殷茂言：“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则犹是来者皆为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之旧也。（《宋书·礼志》。）《宋书·礼志》言：孝武立学，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五行志》言：大元十年正月，立国子学，学生多顽嚚，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晋志》略同。则立学未几，而所毁之屋，已侔于所造者三分之二矣。风纪败坏至此，其人尚可教乎？

《宋书·礼志》云：宋高祖受命，诏有司立学，未就而崩，大祖元嘉二十年，复立国学，二十七年废。案高祖诏立国学，事在永初三年正月，【4】见《本纪》。其时学制已定，范泰尝上书论之，见本传。大祖诏建国学，事在元嘉十九年正月，是年十二月，诏言胄子始集，学业方兴，亦见《纪》；《何承天传》亦云，是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而《礼志》谓立学在二十年，盖师生集于十九年末，礼成于其翼年也。二十七年之罢，《纪》在三月，盖以军兴之故。《孝武帝纪》：大明五年，八月，诏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而《礼志》不言其事，疑其实未有成。然则宋世国学修立，不及十年，可谓衰替。然其时于私家之能讲学者，为置生徒，隆其礼貌，加以资助，则其效或转在官学之上也。【5】《隐逸传》：周续之，遁迹庐山。高祖践阼，召之，乃尽室俱下。上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舆降幸，并见诸生。续之素患风痹，不复堪讲，乃移病钟山。又《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征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大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此事《南史》入《本纪》，系元嘉十六年。《宋书·何尚之传》云：元嘉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大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南史》同。其立学不知究在何年也。其后国子学建，尚之遂领祭酒焉，亦见《传》。《明帝纪》：泰始六年，九月，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南史》云：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则其分部仍与元嘉同。《齐书·百官志》：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永明三年国学建省，尤可见孝武之兴国学，实未有成也。

《齐书·礼志》云：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亦见《本纪》。《王逡之传》云：国学久废，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学，转国子博士。《张绪传》：建元四年，立国子学，以绪为大常卿，领国子祭酒。）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大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6】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大祖崩乃止。（《武帝纪》：建元四年，九月，丁巳，以国哀故罢国子学。《百官志》云：其夏国讳废学。）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亦见《纪》。）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及员外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建武四年，正月，诏立学。永泰元年，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领国子助教曹思文表言：“先代不以国讳废学，永明以无大子故废，非古典。”【7】案建武四年诏言：“往因时康，崇建庠序，屯虞荐有，权从省废，讴诵寂寥，倏移年稔。”则其废，似不以无大子也。总明观以永明三年省，然是岁又于王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四年，以本官领吏部，犹十日一还学，监视诸生焉。（《俭传》。）又竟陵王子良，尝表世祖，为刘立馆。以扬烈桥故主第给之。未及徙居，遇病卒。（《传》。）此亦宋世待周续之、雷次宗之意也。孔稚圭欲于国学置律学助教，诏报从纳，而事不果行，已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

《梁书·处士传》：梁武践阼，征何胤不至，乃敕胤曰：“卿门徒中，经明行修，厥数有几？且欲瞻彼堂堂，置此周行，便可具以名闻，副其劳望。”又曰：“比岁学者，殊为寡少。良由无复聚徒，故明经斯废。每一念此，为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当敕后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想深思诲诱，使斯文载兴。”于是遣何朗、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设馆而外，复征及其旧日生徒，较之宋、齐，尤为异数矣。《本纪》：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儒林传》云：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南史》又有吴郡陆琏。）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月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此亦犹宋之立五学，特专于儒耳。七年，正月，诏大启庠序，博延胄子。国学盖自此建立。九年，三月，诏皇大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儒林传》言：于是皇大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大同七年，十二月，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领军朱异、大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本纪》。亦见《张绾》、《周弘正传》。）此盖与国学并立，非如宋之五馆、总明观等补国学之缺也。《陈书·儒林·陆诩传》言：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8】声教东渐，南朝教学之规模，盖以此时为最盛矣。

《陈书·儒林传》云：高祖承前代离乱，日不暇给，弗遑劝课。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案《沈不害传》言：天嘉初，除衡阳王府记室参军，兼嘉德殿学士。自梁季丧乱，至是国学未立。不害上书，言宜建立庠序，选公卿门子，皆入于学。诏付外详议，依事施行。陈世兴学，不害盖有力焉。其后宣帝大建三年，后主至德三年，皇大子皆释奠大学。

私家亦有为学人立馆者，齐始安王遥光、右卫江祏于蒋山南为吴苞立馆是也。事见《齐书·高逸传》。

《晋书·张轨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隐逸传》：祈嘉，博通经传。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李玄盛传》：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刘曜载记》：曜立大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曜临大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石勒载记》云：司、冀渐宁，人始租赋。立大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教之。大兴二年，勒伪称赵王。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五府。于是擢拜大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石季龙载记》：季龙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初勒置大小学博士，至是复置国子博士、助教。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学宫。（《隐逸传》：杨轲养徒数百，石季龙嗣伪位征之。迫之乃发。后上疏陈乡思求还。其在伪朝，盖未尝受官职，与于教授之事。）《慕容廆载记》云：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慕容皝载记》：皝记室参军封裕谏曰：“习战、务农，本也。百工、商贾，末耳。宜量军国所须，置其员数。学者三年无成，亦宜还之于农。”【9】皝乃命学生不任训教者，亦除员录。《慕容儁载记》：儁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苻健载记》：健败桓温后，修尚儒学。《苻坚载记》言：坚立学校。又云：坚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已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坚亲临大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谓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临大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厉，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自是每月一临大学，诸生竞劝焉。又云：坚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大子及公侯、卿、大夫、元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又云：坚临大学，考学生经义，上第者擢叙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又云：禁老庄、图谶之学。【10】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七，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以授经。又云：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大学习礼。【11】《姚苌载记》云：苌立大学。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姚兴载记》云：兴立律学于长安。（详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慕容德载记》云：建立学官，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大学生。德大集诸生，亲临策试。《冯跋载记》云：营建大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郎中。简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李雄载记》云：雄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李寿载记》云：广大学，起燕殿，百姓疲于役使，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皆当时偏隅割据之国，五胡僭窃之主兴学之事也。亦不徒官立也。《晋书·列女传》云：韦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学称。幼丧母，其父躬自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谓之曰：“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吾今无男可传，汝可受之，勿令绝世。”属天下丧乱，宋氏讽诵不辍。其后为石季龙徙之于山东。宋氏与夫在徙中推鹿车，背负父所授书到冀州。依胶东富人程安寿。寿养护之。逞时年少，宋氏昼则樵采，夜则教逞。逞遂学成名立，仕苻坚为大常。坚尝幸其大学，问博士经典。乃闵礼乐遗阙。时博士卢壶对曰：“废学既久，书传零落。比年缀撰，正经粗集。惟《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窃见大常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可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缦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周官》学复行于世。时称韦母宋氏焉。《姚兴载记》云：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曰：诸生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其厚待师儒，弘奖后学，亦视中国无愧色也。

《魏书·儒林传》云：大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大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增国子大学生员至三千。（《本纪》：天兴二年，三月，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大学生员三千人。《官氏志》亦云：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大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大学于城东。（《纪》在二月。）《本纪》：大平真君五年正月，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大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12】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亦见第十八章第一节。）自汉除挟书之禁已来，奖民乡学，则有之矣，禁人立学，未之前闻，大武此诏，果何为哉？案大武又有私养师巫、挟藏谶记之禁。（见第二十四章第二节。）其后孝文延兴二年，二月，诏谓当时祭孔子者，“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自今已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亦见《本纪》。）窃疑鲜卑窃据，人民图覆之者甚多，结合之资，不能无藉于宗教，孔教亦为所借用，虏乃从而禁之也。【13】《儒林传》又云：大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本纪》：大和十年，九月，诏起明堂、辟雍。十五年，十月，明堂、大庙成。十六年，正月，宗祀显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大学，四门小学。（据《刘芳传》：发敕立四门博士，事在大和二十年。）世宗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本纪》：正始元年，十一月，诏可敕有司，营缮国学。四年，六月，诏敕有司，准访前式，置国子，立大学，树小学于四门。《任城王澄传》；澄表言：“自凤举中京，方隆礼教。先皇升遐，未遑修述。学宫虚荷四门之名，宗人有阙四时之业。可敕有司，修复皇宗之学，开辟四门之教。”诏尚书可更量宜修立。《郑道昭传》：迁国子祭酒。表言：“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城南大学，汉、魏五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求重敕尚书、门下，考论营制之模。”不从。道昭又表曰：“先帝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等，妙选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其国子博士、大学博士、及国子助教，宿已简置。伏寻先旨，意在速就。但军国多事，未遑建立。自尔迄今，垂将一纪。学官凋落，四术寝废。陛下屡发中旨，敦营学馆。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往年删定律令，缪与议筵。谨依准前修，寻访旧事，参定《学令》，事讫书呈。自尔迄今，未蒙报判。请《学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选授有依，生徒可准。”诏曰：“新令寻颁，施行无远。”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馆宇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颁，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不报。其事皆在世宗时也。）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本纪》：延昌元年，四月，诏曰：“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欲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大学，四门，明年孟春令就。”然《李崇传》：崇在肃宗时表言：“永平之中，大兴版筑。续以水旱，戎马生郊，虽逮为山，还停一篑。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哉？”则其事仍未有成也。《郭祚传》：时诏营明堂、国学。祚奏：“不可于师旅之际，兴版筑之功，宜待丰靖之年，因子来之力。”从之。此即李崇所谓因水旱戎马而停者也。崇此疏，《北齐书·邢邵传》以为邵之言，《北史》同。）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充生选。未及简置，仍复停寝。正光二年，乃释奠于国学。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本纪》：正光元年，正月，诏：“来岁仲阳，节和气润，释奠孔、颜，乃其时也。有司可豫缮国学，图饰圣贤，置官、简牲，择吉备礼。”二年，三月，庚午，帝幸国子学，祠孔子，以颜渊配。《源贺传》：贺孙子恭，正光元年，转为起部郎。明堂、辟雍，并未建就。子恭上书言：“今诸寺大作，稍以粗举，并可彻减，专事经综。严勒工匠，务令克成。”从之。魏营学宫，阅时甚久，盖至此以一切之法敕之，乃克有成也。）永熙中，复释奠于国学。置生七十二人。及迁都于邺，国子置生三十六人。此魏立学之大略也。

国子监

西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始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和博士各一员，掌教导诸生。北齐改名国子寺。

北齐国子寺，祭酒一人，领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学生七十二人。大学，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大学生二百人。四门学，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学生三百人。见《隋书·百官志》。然据《北齐书·本纪》：文宣帝天保元年，八月，诏郡国修立黉序，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外州大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则法令多成具文。《儒林传》亦云：“师、保、疑、丞，皆赏勋旧，国学博士，徒有虚名，惟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

后周颇重大学。《周书·李昶传》云：昶初谒大祖，大祖深奇之。厚加资给，令入大学。大祖每见学生，必问才行于昶。足见其于此途，已颇留意。武帝保定二年，幸学，以于谨为三老而问道焉。大和二年，七月，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宣帝大象二年，亦幸学释奠。皆见《本纪》：《隋书·辛公义传》云：周天和中，选良家子任大学生，以勤苦著称。武帝时召入露门学。每月集御前，令与大儒讲论。时辈慕之。《豆卢勣传》：勣在明帝时，为左武伯中大夫。自以经业未通，请解职游露门学。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学。皆足见其重视学业也。世宗雅爱文士。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听预焉。（见《周书·千翼传》。）则后汉鸿都门学之类耳。

郡县之学，留意者寡。以昔时兴学，多有粉饰升平之意，地方为物力所限，势不能如中央之修举也。南朝惟梁武帝尝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事在天监四年，见《梁书·儒林传》。）外此无闻焉。北朝则规制颇详。然亦徒文具而已。《魏书·显祖纪》：天安元年，九月，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儒林传》云：后诏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议盖发自李䜣，成于高允，皆见本传。《允传》言“郡国立学自此始”焉。此云乡学，兼郡县之学言之。州郡之学，对县以下之学言，亦曰大学。【14】《李平传》言平在相州，修饰大学。《高祐传》言祐为兖州刺史，镇滑台，以郡国虽有大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教学，村立小学。《崔挺传》：挺族子纂之从祖弟游，转熙平大守，大学旧在城内，游移置城南闲敞之处，亲自说经。《北史·郦道元传》：道元试守鲁阳，表立黉序。诏曰：“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大学，今可听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是也。（成人之教，对童稚之教言之，亦曰大学。《景穆十二王传》：南安王桢之子英奏言“大学之馆，久置于下国，四门之教，方构于京洒”是也。）“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差逼充员。【15】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治。”（《北齐书·儒林传》。）可见规制徒详，并无益于实际也。

《魏书·景穆十二王传》：南安王桢之子英，奏言：“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所通经数，因正使列之。然后遣使就郡练考。俊造之流，应问于魏阙，不革之辈，宜反于齐民。顷以皇都迁构，江、扬未一，乡校之训，弗遑正试。致使薰莸之质，均诲学廷，萧艾之体，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铨考向讫，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道别校练，依令黜陟。”诏曰：“学业堕废，为日已久，非一使能劝。比当别敕。”《北齐书·杜弼传》：弼幼聪敏。家贫无书，年十二，寄郡学受业。同郡甄琛，为定州长史，简试诸生。见而策问。义解闲明，应答如响。大为甄所叹异。是魏、齐学制，学生不徒当地，并当由中央遣使校练也。此等考试，盖非徒校其学业，《北齐书·儒林传》言“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已上，听九品出身。其尤异者，亦蒙抽擢”是也。魏世李䜣在相州，奏请立学。言“臣自到已来，访诸文学，旧德已老，后生未进。岁首所贡，虽依制遣，对问之日，惧不克堪。欲仰依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经艺通明者，贡之王府”。此即元英所云：俊造之流，应问于魏阙。则其制，又不始自北齐矣。（高允表论立学，言“学生当取郡中清望，先尽高门，次及中第”，亦以当时选举，首重阀阅也。）然亦有徒为视化行礼之计者。如庾亮在荆州，缮造礼器俎豆之属，欲行大射之礼。（《宋书·礼志》。）蔡兴宗守会稽。三吴旧有乡射礼，元嘉中羊玄保为吴郡行之，久不修，兴宗复行之是也。《周书·孝义传》：张元有孝行，县博士等二百余人，上其状。有诏表其门闾，则学校中人，又兼有旌别淑慝之责矣。

《学令》所列，地方虽多不克举，然闲遇贤吏，则亦有极留意于是者。《宋书·礼志》言：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下教极言恢复之谟，有资教学。“令参佐大将子弟悉入学。吾家子弟，亦令受业。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皆妙选邦彦，必有其宜，以充此举。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可下听之。”事以亮薨而废，然其规模，则可谓弘远矣。《晋书·范汪传》：汪为东阳大守，在郡大兴学校。子宁为余杭令，在县兴学校，养生徒。补豫章大守，在郡又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江州刺史王凝之言其奢浊，抵罪。孝武帝以宁所务惟学，事久不判。会赦免。古者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盖不先富则教无所施，况以兴学而致劳扰？然但就兴学论，则汪与宁，可谓世济其美矣。唐彬监幽州军，领护乌桓校尉，兼修学校，诲诱无倦。范粲迁武威大守，到郡则立学校。杜慧度在交州，崇修学校。此兴学于边疆之地者也。魏初张恂为常山大守，开建学校，优显儒士。薛谨为秦州刺史，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序，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河、汾之地，儒道兴焉。崔挺子孝孝庄初除赵郡大守。郡经葛荣离乱之后，民户丧亡，六畜无遗，斗粟数缣。孝招抚遗散。一周之后，流民大至。兴立学校，亲加劝笃。此兴学于兵荒之后者也。郦道元立学鲁阳，以教蛮人。（见上。）贾彝孙儁为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学。儁乃表置学官，选聪悟者以教之。此兴学于僻陋之区者也。萧宝夤刺徐州，起学馆于清东。寇儁为梁州，令郡县立庠序。则南北接界之地，亦多有学。《魏书·郦范传》：弟子恽，正光中，刺史裴延儁用为主簿，令其修起学校。（亦见《延儁传》。）则僚佐之贤者，亦能佐长官以兴学矣。

《宋书·隐逸传》：沈道虔，乡里年少，相率受学。道虔常无食，无以立学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资给，受业者咸得有成。《梁书·处士传》：诸葛璩，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大守张友，为起讲舍。《魏书·崔休传》：为渤海。大儒张吾贵，有盛名于山东。西方学士，咸相宗慕。弟子自远而至者，恒千余人。生徒既众，所在多不见容。休乃为设俎豆，招延礼接，使肄业而还。儒者称为口实。此私家教学，地方官加以资助者也。

乡党之地，庠序盖寡，亦间有相沿不替者。《陈书·儒林传》：顾越，吴郡盐官人。【16】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齐书·高逸传》：顾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欢亦盐官人也。

《宋书·周朗传》：世祖即位，普责百官谠言。朗上书，【17】言：“宜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师。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受经，十八至二十，尽使修武。官长皆月至学所，以课其能。习经者五年有立，则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若七年而经不明，五年而勇不达，则更求其言政置谋，迹其心术行履。复不足取者，虽公卿子孙，长归农亩，终身不得为吏。”此言教育普及最早者也。传授往往偏于学术、技艺，然人之可用与否，实尤在其德与才。世固有不能读书，亦无膂力，而践履惇笃，足受命于危难之间，智计纵横，可与谋于仓卒之际者。偏于学艺，宁免弃才？今更求其言政置谋，迹其心术行履，立意可谓周至。且不专于文而兼及于武，【18】尤智德而外，不废体育之义也。（自来言教育者，多偏于文，南北朝之世，颇有兼重武者。《齐书·崔祖思传》：祖思启陈政事，谓宜于大庙之南，引修文序，司农以北，广开武校。《魏书·韦阆传》：阆族子或，为东豫州刺史。以蛮俗荒梗，不识礼仪，表立大学，选诸郡生徒，于州总教。又于城北置崇武馆以习武焉。皆其事也：亦兵争之亟使然欤？）朗又言“国学宜详考古数，部定子史，令书不烦行，习无糜力”，尤足救支离破碎之弊。必如此，乃可施诸人人，而非复经生之业也。

《梁书·儒林传》言：“汉氏承秦燔书，大弘儒训。大学生徒，动以万数。郡国横舍，悉皆充满。学于山泽者，至或就为列肆。其盛也如是。汉末丧乱，其道遂衰。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为儒者盖寡。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陈书·儒林传》谓：“所采缀，亦梁之遗儒。”证以梁武帝敕何胤之语，南朝儒学，较汉世为衰落，盖非虚辞。而《魏书·儒林传》云：“世宗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北齐书·儒林传》云：“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周书·儒林传》云：“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岂北人之好学，能远逾于南人哉？其非实录，盖可知矣。合各种记载通观之，大抵南北学业，皆以平安时为盛，【19】而北方最盛仍在山东，则近于实也。（《隋书·儒林传》，谓其时京邑达于四方，皆有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犹北朝时之情形也。）斯时大儒，从学者之数，见于《儒林传》者，大者千余，小者数百，最多者或至万人。散见他处者，亦大致如是，（如《晋书·唐彬传》：谓其晚乃敦悦经史，尤明《易经》。随师受业，还家教授，恒数百人。《隐逸传》：霍原，山居积年，门徒百数。宋纤，弟子受业三千余人。郭瑀，弟子著录千余人。《齐书·刘传》：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高逸传》：顾欢，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沈驎士，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者数十百人。徐伯珍，受业生凡千余人。《梁书·臧盾传》：幼从征士琅邪诸葛璩受五经，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盾处其间，无所狎比。《南史·贺玚传》：玚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魏书·高允传》：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刘昺传》：就博士郭瑀学。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昺受业者五百余人。《冯元兴传》：教授常数百人。）惟此特就其盛者言之，统观其全，设教者及从学者，皆当不逮汉世之多也。

为学之序，初入学者，皆读《孝经》、《论语》。若求深造，则更读他经，亦有诵习文辞者。（《颜氏家训·勉学篇》云：“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又云：“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又云：“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魏书·外戚传》：冯熙，生于长安，为姚氏魏母所养。以叔父乐陵公邈因战入蠕蠕，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抚育。年十二，好弓马，有勇干，氐羌皆归附之。魏母见其如此，将还长安。始就博士学问。从师受《孝经》、《论语》。《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宋献公整，年十岁，诵《孝经》、《论语》、《毛诗》，后与世宗俱受《礼记》、《尚书》于卢诞。《隋书·蔡王智积传》：父景王整，高祖龙潜时与不睦。大妃尉氏，又与独孤皇后不相谐。以是智积常怀危惧。有五男，止教读《孝经》、《论语》而已。亦不令交通宾客。或问其故。智积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儿子有才能以致祸也。《韦师传》：初就学，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乎？”《文学传》：王頍，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为兄颙所责怒。于是感激，始读《孝经》、《论语》。皆时人为学，始于《孝经》、《论语》，次及《诗》、《礼》之征也。读《易》者多为玄言之资，治《尚书》、《春秋》者，则较少矣。）初学之师，仅求其能管束生徒，使就轨范。（《北齐书·高昂传》：其父为求严师，令加捶挞。《周书·晋荡公护传》：其母与之书，言其小时与元宝、菩提及姑儿贺兰盛洛四人同学。博士姓成，为人严恶，四人谋欲加害。可想见当时为童子师者之风气也。）求深造者，自宜学有渊源。又弟子或欲依附其师，或又欲与同学者相交结。（《梁书》言臧盾处同学间无所狎比；《隋书·高祖纪》云：初入大学，虽至亲昵不敢狎，则当时同学相狎比者多矣。《崔仲方传》：年十五，周大祖令与诸子同就学，高祖亦在其中，由是与高祖少相款密。元谐、王谊虽不终，初亦以同学相亲密，谊赐死时，诏犹以是为言也。《魏书·张普惠传》云：普惠敦于故旧，冀州人侯坚固，少时与其游学，早终。其子长瑜，普惠每于四时请禄，无不减赡，给其衣食。及为豫州，启长瑜解褐，携其合门拯给之。少同砚席，情自易亲，仕途攀援，何所不至？其欲相交结，固无足怪。不独同学，即师弟子间，亦何尝不如是。达官如唐彬，充隐如霍原，皆以教授为务，岂真欲守先待后哉？从之游者，又皆为传道授业计乎？《晋书·儒林传》言：青土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皆务教授，惟汜毓不蓄门人，清静自守。【20】然则广蓄门人者，多非清静之士矣。）则必取有名之士，求诸通都大邑之中，有不远千里者。（争名者必于朝，争利者必于市，读《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一节所述邴原之事，已可见之矣。势利之途，古今一辙。索靖与乡人汜衷、张甝。索、索永，俱诣大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索亦少游京师，受业大学。即所谓争名者必于朝。魏世宋县，亦敦煌人，随其妹夫至酒泉，追师就学，亦欲多历都邑，易于有闻也。高允负笈担书，千里就业。窦瑗年十七，便荷帙从师，游学十载。魏质年十四，启母求就徐遵明受业，母以其年幼，不许。质遂密将一奴，远赴徐学。见《北史·魏收传》。杨尚希龆乱而孤，年十一，辞母受业长安，见《隋书》本传。此等岂尽为学问计哉？）此等大师，罕亲讲授。（《晋书·隐逸传》：杨轲，养徒数百。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欲论授，须旁无杂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受业门徒如此，徒著录者可知。《魏书·李孝伯传》：兄孙郁，稍迁国子博士。自国学之建，诸博士率不讲说，朝夕教授，惟郁而已。）弟子亦多务虚名，鲜能辨其师之优劣，而哗世取宠之士，遂得以自欺欺人焉。《魏书·儒林传》：张吾贵，年十八，本郡举为大学博士。吾贵先未多学。乃从郦诠受《礼》，牛天祐受《易》。诠、佑粗为开发。吾贵览读一遍，便即别构户牖。世人竞归之。曾在夏学，聚徒千数，而不讲《传》。生徒窃云：“张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说。”吾贵闻之，谓其徒曰：“我今夏讲暂罢，后当说《传》。君等来日，皆当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贵谓刘兰云：“君曾读《左氏》，为我一说。”兰遂为讲。三旬之中，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兰乃伏听。【21】学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辩能饰非，好为诡说，由是业不久传。此等人可以为人师乎？然以诡辞动众，亦能取宠一时，而铿铿说经者，或反为人所讥评焉。（《周书·儒林传》：樊深，经学通赡。每解书，尝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故后生听其言者，不能晓悟。皆背而讥之曰：“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学问之道，尚有是非可言乎？当时传经，最重讲说。讲说之间，惟音辞风采是尚，（《樊深传》又云：学虽博赡，讷于辞辩，故不为当时所称。《梁书·儒林传》：卢广，兼国子博士，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又陆倕、徐勉书荐沈峻曰：“《周官》不传，多历年世。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北齐书·儒林传》：权会，性甚儒懦，似不能言。及临机答难，酬报如响。动必稽古，辞不虚发。由是为儒者所推。贵游子弟，或就其宅，或寄宿研家，昼夜承问，受其学业。《隋书·儒林传》：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蕴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或取办于口给以御人，能平心研讨者盖寡。（《周书·儒林传》：熊安生。天和三年，齐请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与齐人语及《周礼》，齐人不能对。乃令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公正有口辩。安生语所未至者，便最机要而骤问之。安生曰：“礼义弘深，自有条贯。必欲升堂观奥，宁可汨其先后？但能留意，当为次第陈之。”公正于是具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以口给御人始，而以请益从善终，可谓为学之榘范，然如此者不多也。）乃有轩眉攘腕，致失儒者之风。（《陈书·儒林张讥传》：天嘉中，迁国子助教。是时周弘正在国学发《周易》题。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讲庠。讥与弘正论议，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厉声，助其申理，讥乃正色谓弘直曰：“今日义集，辩正名理，虽兄弟急难，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仆助君师，何为不可？”举坐以为笑乐。弘正尝谓人曰：“吾每登坐，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魏书·儒林传》：李业兴，至于论难之际，高声攘振，无儒者之风。《北史·儒林传》曰：文襄集朝士，命卢景裕讲《易》。业兴子崇祖，时年十一，论难往复，景裕惮之。业兴助成其子，至于忿阋。文襄色甚不平。此等论难，真令人齿冷矣。《隋书·辛彦之传》：吴兴沉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难。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重岂不能抗彦之，无亦窥高祖意旨，不欲尽言邪？此等论难，又足辨正名理乎？）甚至植党相争，（《魏书·儒林传》：李业兴，师事徐遵明于赵、魏之间。时有鲜于灵馥，亦聚徒教授。遵明声誉未高，著录尚寡。业兴乃诣灵馥黉舍，类受业者。灵馥谓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业兴默尔不言。及灵馥说《左传》。业兴问其大义数条，灵馥不能对。于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径还。自此灵馥生徒，倾学以就遵明，遵明学徒大盛，业兴为之也，何必徒取诸彼以与此邪？）枉道相倾，（《隋书·儒林传》：元善为后进所归，何妥每怀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讲《春秋》初发题，诸儒毕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深衔之。二人由是有隙。）终至相戕相贼者。（《魏书·儒林传》：陈奇与游雅以议论不合。时敕以奇付雅，令铨补秘书。奇既恶之，遂不复叙用。高允微劝雅。雅谓允有私于奇。乃取奇所注《论语》、《孝经》，焚于坑内。告京师后生，不听传授。后竟陷奇于族。已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无怪真能为学者，欲自师其心也。（《魏书·儒林传》：徐遵明，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师事张吾贵。吾贵门徒甚盛。遵明服膺数日，乃私谓其友人曰：“张生名高，而义无检格，凡所讲说，不惬吾心。请更从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一年，复欲去之。猛略谓曰：“君年少从师，每不终业，如此用意，终恐无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师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于此。”《北齐书·儒林传》：孙灵晖。魏大儒秘书监惠蔚，灵晖之族曾王父也。惠蔚一子早卒，其家书籍多在焉。灵晖惟寻讨惠蔚手录章疏，不求师友。可见当时经生之业，原可自求也，）学问既可自求，从师复有何义？而乃赢粮负笈，千里追寻，谓非驰骛声气得乎？

当时就学之徒，实以贵游为众。不独国子、大学，即私家之门，亦复如是。（如《周书·卢辩传》言：魏大子及诸王等，皆行束修之礼，受业于辩。）而教学之风，亦即为此辈所坏。《北齐书·儒林传》言：“世胄之门，罕闻强学。胄子以通经仕者，惟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周书·薛端传》亦言：“大学多是贵游，好学者少。”《陈书·新安王伯固传》，言其为政严苛。为国子祭酒，有惰游不习者，重加槚楚。生徒惧焉，学业颇进。国学而至烦槚楚，其风纪可知矣。《梁书·百官志》言：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梁武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今观学生，或由荐召，便知寒畯与此之难。（如张缵以尚主召补国子生。贺玚为国子生，乃由刘之荐。魏高宗引见侍郎、博士之子，简其俊秀者，欲以为中书学生。张安世年十一，陈说祖父，甚有次第。即以为学生。索敞为中书博士，京师大族贵游之子，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惰游习为固然。（《晋书·吕纂载记》：苻坚时入大学，不好读书，惟以交结声乐为务。此乃当时风气，正不独纂为然也。）谄谀不知可耻。（《南史·王昙首传》：玄孙训。初补国子生，问说师袁昂。昂曰：“久藉高名，有劳虚想。及观容止，若披云雾。”俄而诸袁子弟来。昂谓诸助教曰：“我儿出十数。若有一子如此，实无所恨。”谄谀之态，令人作呕。）虽有考试，悉成具文。（《陈书·袁宪传》：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诏下国学宣制旨义。宪时年十四，被召为国子正言生。谒祭酒到溉。溉目而送之，爱其神采。在学一岁，国子博士周弘正谓宪父君正曰：“贤子今兹欲策试不？”君正曰：“经义犹浅，未敢令试。”居数日，君正遣门下客岑文豪与宪候弘正。会弘正将登讲坐，弟子毕集。乃延宪人室，授以塵尾。令宪树义。时谢岐、何妥在坐，弘正谓曰：“二贤虽穷奥赜，得无惮此后生邪？”何、谢于是递起义端，深极理致。宪与往复，酬对闲敏。弘正谓妥曰：“恣卿所问，勿以童稚相期。”时学众满堂，观者重沓，而宪神色自若，辩论有余。弘正请起数难。终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还咨袁吴郡此郎已堪见代为博士矣。”时生徒对策，多行贿赂。文豪请具束修。君正曰：“我岂能用钱为儿买第邪？”学司衔之。及宪试，争起剧难。宪随问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顾宪曰：“袁君正其有后矣。”及君正将之吴郡，溉祖道于征虏亭。谓君正曰：“昨策生，萧敏孙、徐孝克非不解义，至于风神器局，去贤子远矣。”寻举高第。此等考试，岂徒有名无实邪？又《文学传》：岑之敬，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邪？”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坐。敕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车郎，赏赐优厚。亦一时兴到壤法之举也。）不务大成，惟求早达。（齐世国学，限年十五，【22】已见前。《宋书·范泰传》：高祖议建国学，以泰领国子祭酒。泰上表，言：“十五志学，诚有其文，若年降无几，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是宋世学制，亦以十五为入学之年也。然史传所载，入学之年，多视此为早。如梁王份之孙锡，十二为国学生；许懋十四入大学；王承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对策高第；陈萧干，年九岁，召补国子《周易》生，十五举明经；周弘正年十五，召补国子生，皆是。徐勉年十八，召为国子生，犹其晚者矣。学于私家者亦然，如魏范绍年十二，父命就学，师事崔光是也。又不徒弟子也，即博士亦然。高允议置郡国学官，请博士年限四十已上，助教限三十已上，《南史·贺琛传》云：“年将三十，便事讲授。”意亦以为已早。然有十八而举为博士之张吾贵矣。）论兴学者，多欲以此息华竞，而所为若此，不将转扬其波乎？诸生中自有孤贫好学者。（《晋书·隐逸传》：祈嘉，酒泉人也，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梁书·儒林传》：范缜在刘门下积年，去来归家，恒芒布衣，徒行于路，门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门，聊无耻愧。《陈书·儒林传》：驾德基，少游学于京邑，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耻服故敝，盛冬止衣襦袴。《魏书·刁冲传》：虽家世贵达，及从师于外，自同诸生。于时学制，诸生悉自直监厨，冲虽有仆隶，不令代己，身自炊爨。《周书·柳虬传》：年十三，便专精好学。时贵游子弟就学者，并车服华盛，惟虬不事容饰。皆可见当时学者，贫富不同，奢俭亦异。）此辈除爱好坟籍，出自天性外，自不免有志于宠荣。次亦欲求免苦。（参看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所引葛洪论贡举之语。《魏书·儒林传》：董征，除安州刺史。因述职路次过家，置酒高会，大享邑老。乃言曰：“要龟反国，昔人称荣，杖节还家，云胡不乐？”因戒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贵，匪自天降，乃勤学所致耳。”时人荣之。此与《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一节所引桓荣之事，可以参观。皆为学积年，而未能化其梯荣之志者也。赵至感母言，诣师受业，已见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至闻父耕叱牛声，投书而泣。师怪问之。至曰：“我小，未能荣养，使老父不免勤苦。”师甚异之。年十四，诣洛阳游大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回视之不能去。而请问姓名。康曰：“年少何以问邪？”曰：“观君风器非常，所以问耳。”康异而告之。后乃亡到山阳求康，不得而还。又将远学。母禁之。至遂阳狂走。三五里，辄追得之。年十六，游邺，复与康相遇，随康还山阳。改名浚，字允元。及康卒，至诣魏兴，见大守张嗣宗，甚被优遇。嗣宗迁江夏相，随到涢川，欲因入吴。而嗣宗卒。乃向辽西而占户焉。辽西举郡计吏，到洛阳，与父相遇。时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归。至乃还辽西。幽州三辟部从事。断九狱，见称精审。大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学立名，【23】期于荣养。既而其志不就，号愤恸哭，欧血而卒。时年三十七。树欲静而风不宁，有志不遂，卒殒其身，亦可哀矣。然亦可见求名者必违乡里，学校与贡举，如一辙也。）而朝廷所以遇之者极薄。（《宋书·臧焘徐广傅隆传论》曰：“汉世登士，闾党为先，崇本务学，不尚浮诡。于是人厉从师之志，家竞专门之术。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又选贤进士，不本乡闾，铨衡之寄，任归台阁。由是仕凭借誉，学非为己。士自此委笥植经，各从所务，早往晏退，以取世资。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魏书·儒林传》言：“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然废帝时羊深请修国学，谓“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又云：“当世通儒，冠时盛德，见征不过四门，登庸不越九品。”可见南北两朝，其待儒生皆薄。庾亮在武昌，下教曰：“人情重交而轻财，好逸而恶劳。学业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径者多，故莫肯用心。”可见自他途进者，较学校为多也。）来者所期，仍不过免役而已。（庾亮兴学，可谓情殷，然下教亦云：“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24】殷茂谓国学混杂兰艾，亦云惮业避役。）传士之选亦日轻，务进取者皆不乐为。（《晋书·儒林传》：孝武帝以徐邈为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授大子经。帝谓邈曰：“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已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25】故帝有云。《梁书·张充传》：征拜国子祭酒。登堂讲说。皇大子以下皆至。时王侯多在学，执经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当也。《周书·儒林传》：梁武帝欲高置学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选，以沉重补国子助教。《魏书·穆崇传》：玄孙弼，高祖初定氏族，欲以为国子助教。弼辞曰：“先臣以来，蒙恩累世。比较徒流，实用惭屈。”高祖曰：“朕欲敦厉胄子，故屈卿先之。白玉投泥，岂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时，耻沉泥滓。”《周书·吕思礼传》：司马子如荐为尚书二千户郎中，寻以地寒被出，而得兼国子博士。可见其礼与选之轻。《宋书·谢方明传》言：其伯父邈为吴兴大守，舅子冯嗣之及北方学士冯翊仇玄达往投。邈并舍之郡学，礼待甚简。二人并忿恨，遂与孙恩通谋，亦可见当时遇儒者之薄也。）以视汉世，博士、博士弟子，皆为通显之阶者，迥不侔矣。宜乎论者皆有不承权舆之叹也。

《晋书·苻坚载记》：坚八岁，请师就家学。《北齐书·儒林传》：魏天平中，范阳卢景裕，同从兄礼（即仲礼。）于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宾馆，以经教授大原公已下。及景裕卒，又以赵郡李同轨继之。二贤并大蒙恩遇，待以殊礼。同轨之亡，复征中山张雕，（即张雕虎。）渤海李铉、刁柔，中山石曜等，递为诸子师友。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大子、诸王经术。（《神武纪》：始范阳卢景裕以明经称，鲁郡韩毅以工书显，咸以谋逆见禽，并蒙恩置之第馆，教授诸子。《李铉传》：武定中，李同轨卒后，高祖令世宗在京，抄简硕学，以教诸子。世宗以铉应旨。征诣晋阳。时中山石曜、北平阳绚、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广平宋钦道，及工书人韩毅，同在京馆，师友诸王。）又云：鲍季祥从弟长暄，武平末，为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京教授贵游子弟。《杨愔传》云：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学者十余人。学庭前有奈树，实落地，群儿咸争之，愔颓然独坐。其季父，适入学馆，见之，大用嗟异。《周书·儒林传》：樊深，于谨引为其府参军，令在馆教授子孙。乐逊，大尉李弼请其教授诸子。魏废帝二年，大祖召逊教授诸子。在馆六年，与诸儒分经授业。《贺兰祥传》：父初真，尚大祖姊建安长公主。祥年十一而孤，长于舅氏。特为大祖所爱。虽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书传。《北史·儒林传》：刘昼，恨下里少坟籍，便杖策入都。知邺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乃求为其子博士，恣意披览，昼夜不息。《景穆十二王传》：阳平王新成之子钦，托青州人高僧寿为子求师。师至未几，逃去。钦以让僧寿。僧寿性滑稽，反谓钦曰：“凡人绝粒，七日乃死。始经五朝，便尒逃遁。去食就信，实有所阙。”钦乃大惭。于是待客稍厚。钦子子孝，置学馆于私第，集群从子弟，昼夜讲读。并给衣食，与诸子同。此皆富贵之家，延师于家，以教其子弟者也。贵游入学，诚未必能学问，然如此，则益与平民隔绝矣。（当时贵人，并有使儒生教其奴隶者，《魏书·温子昇传》：为广阳王渊贱客，在马坊教诸奴子书是也。儒业亦可谓轻贱矣。）

第二节　文　字

文字变迁，秦、汉为剧，过此则渐趋安定矣。（说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二节。）安定之世，贵统一而贱纷岐，故晋、南北朝，稍从事于釐正字体。

当时讹缪之字，亦有仍行于今者，如《颜氏家训·书证篇》所云“乱旁为舌”是也。然其时之错乱，恐远甚于今日。《杂艺篇》云：“晋、宋已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草，能旁作才之类是也。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惟见数点。或妄斟酌，遂便转移。尒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如所言，书几不可读矣。《梁书·曹景宗传》云：为人自恃尚胜。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26】观颜氏之说，乃知当时自有此风，正不独武人寡学者然也。

纷岐至此，自不能不加釐正，乃有名为釐正，而实扬其波者。《魏书·世祖纪》：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余。诏曰：“昔在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缪，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观其言，意亦在于釐正字体。然千余文中，当时俗字，为所沿用者必多。更益之以新造，新者既兴，旧者仍不能废，是治丝而棼之也。况文字本不由官府制定颁布，故其所造，卒不能行。

欲救文字之乱，必当釐正字书，当时官家，亦有为之者。《梁书·萧子显传》：子恺。先是大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大宗嫌其详略未当。以恺博学，于文字尤善，使更与学士删改。《魏书·大祖纪》：天兴四年，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周书·艺卫传》：大祖命赵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正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皆其事也。《刘仁之传》，言其性好文字，吏书失体，便加鞭挞。《北史·乐逊传》：逊舆榇诣朝堂，陈周宣帝八失。其七曰：诏上书字误者，即科其罪。盖亦苦其纷乱，故以严法绳之也。

当时人士，于小学多疏，观其识古文字之少，【27】便可知之。《齐书·五行志》：建元二年，夏，庐陵石阳县长溪水冲激山麓崩，长六七丈，下得柱千余，（疑当作十余。）皆十围，长者一丈，短者八九尺。头题有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此秦、汉时柱也。”秦、汉时字，尚谓难识，况其上焉者乎？然此等事正多。《梁书·刘显传》：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文字零落，历示诸人，莫能识者。显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南史·范云传》：齐建元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大守，云为府主簿。王未之知。后刻日登秦望山，乃命云。云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读，人多作两句读之，并不得均；又皆大篆，人多不识；乃夜取《史记》读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宾僚读之，皆茫然不识。末问云。云曰：“下官尝读《史记》，见此刻石文。”进乃读之如流。子良大悦，因以为上宾。又《江淹传》：永明三年，兼尚书左丞。时襄阳人开古冢，得玉镜及竹简古书，字不可识。王僧虔善识字体，亦不能谙，直云似科斗书。淹以科斗字推之，则周宣王之简也。《僧虔传》则云：文惠大子镇雍州，有盗发古冢者，（此事《齐书》见《文惠大子传》，云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时雍州治襄阳也。）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履、（《齐书》作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齐书》作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有得十余简，以示僧虔。（《齐书》云：盗以把火自照。后人有得十余简，以示抚军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齐书》下又云：是时州遣按验，颇得遗物，故有同异之论。）二说互异，即可知当时莫能真识者。《北史·高允传》：文成末，有人于灵丘得玉印一以献，诏以示高祐。祐曰：“印上有籀书二字，文曰宋寿。”此等亦不过秦、汉间字耳。《陈书·文学传》：庾持善字书。每属辞，好为奇字，文士以此讥之。未必非所谓文士者，见槖驼言马瘇背也。

通知古字者，有两种人：一为文学之士留，心古训者，一则书法之家也。【28】颜之推非重书艺之人，（《家训·杂艺篇》言：“真、草书迹，微须留意。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良由无分故也。此艺不须过精，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然于字体、训诂、音读，皆颇审谛。盖由载籍极博，且能留意于是。《魏书·江式传》：延昌三年上表，求撰集古来文字。其书以许慎《说文》为主，兼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苍》、《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类编联，文无复重，纠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诂训假借，随文而解。音读楚夏，逐字而注。其体例盖颇完备。其所由来，则其六世祖瑗，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于卫觊。其后避地河西，数世传习。其祖威，尝上书三十余法。式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版题，皆其所书。实世传书艺者耳。《北史·儒林传》：樊深，读《仓》、《雅》篆籀之书。《文苑传》：诸葛颍习《仓》、《雅》颇得其要。此文学之士留心小学者。又《刘芳传》：芳从子懋，善草隶书，识奇字，则兼文学书艺两途矣。此等人之著述，略见《隋书·经籍志》。然亦有撰而未成者，如江式之《古今文字》即是。式又表作《字释》，亦未就也。又有成而《隋志》未著录者，如《梁书·孝行传》载刘霁著《释俗语》八卷。《北齐书·儒林传》谓赵铉览《说文》及《仓》、《雅》，删正六艺经注中谬字，名曰《字辨》是也。字书亦有误缪者。颜之推云：“江南闾里间有《书赋》，乃陶隐居弟子杜道士所为。其人未甚识字，轻为轨则，托名贵师。世俗传信，后生颇为所误。”（亦见《家训·杂艺篇》。）江式亦云：“篆形缪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釐改。”此其弊，皆在未究本原。故颜之推病“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皮、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也。（《家训·勉学篇》。）字书以《说文》为最早。所说虽不尽信，要易推见本原。故颜氏笃信是书，谓：“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书证篇》。）江式作古今文字，亦以是书为主也。

寻常传习，仍系前世编成韵语之书。其中以《急就篇》为最通行。【29】故见于史传者，人多童而习之。如《魏书·儒林传》：刘兰，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李铉，九岁入学，书《急就篇》。《北史·李灵传》：李绘，六岁便求入学，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许，遂窃其姊笔牍用之，未逾晦朔，遂通《急就章》是也。然其书不必皆史游所撰。故《隋书·经籍志》，史游《急就章》一卷外，又有崔浩撰《急就章》二卷，豆卢氏撰《急就章》三卷焉。当时识字、学书，所用者尚系一本。《北史·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云之孙顺，年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与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小学篇》必取羲之之书，盖正以用为楷则。崔浩多为人写《急就章》，（见第八章第六节。）盖亦以此。浩亦以是有重撰之本也。《北齐书·杨愔传》言其六岁学史书，盖亦识字与学书并行矣。

音读之殊，古称楚、夏。【30】此本一种言语，随风土而稍讹。晋、南北朝之世，开拓之地愈广，杂处之族益多，故其错乱，有更甚于昔者。然以大较言之，则亦不过南北之异耳。《宋书·顾琛传》：谓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齐书·王敬则传》：谓其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至。此长江下游之语也。《南史·胡谐之传》言：齐武帝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遍向朝臣说之。此长江中游之语也。（谐之豫章南昌人。）观此，知当时贵人，皆以北语为尚。《颜氏家训·音辞篇》谓当时语言，“南染吴、越，北杂夷、虏”，此则相处既习，自然之势，非有意为之也。言语虽以一统为贵，人恒不免恋旧之情，故颜氏又谓其“各有土风，递相非笑”。观于史传：《宋书·宗室传》，讥长沙景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魏书·田益宗传》，美董峦虽长自江外，言语风气，犹同华夏，此习于北者之笑南。《陈书·周铁虎传》，谓其梁世南渡，语音伧重。而崔灵恩等，亦以音辞鄙拙，不见重于南人。（见第一节。）此习于南者之笑北也。《抱朴子·讥惑篇》云：“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如中州有钟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并有古体，俱足周事。废已习之法，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此犹其小者耳，乃有遭丧而学中国哭者。”《隋书·五行志》，谓炀帝言习吴音，后竟终于江都，亦鲁襄公终于楚宫之类。观其恶变古之深，即知其笃土风之甚。然从同之势，卒不可免。故杨愔称叹裴让之，谓：“河东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无乡音。”李业兴家世农夫，虽学殖而旧音不改，则史家笑之矣。好同恶异，贵通贱塞，错乱之语言，实于此情势中渐趋一统也。

今世语言、诵读，久已分道扬镳，语言之异，实非诵读所能矫正，故教育部颁布音符，欲藉读音以正语音，收效殊鲜。前世语多单音，则二者关系较密，故其讹缪，亦有互相牵率者。《颜氏家训·音辞篇》，谓：“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此等讹变，即足误事。刘仁之之驭吏，言韵微讹，亦见捶楚，盖亦有所不得已邪？欲救斯弊，必藉正音。故颜氏美葛洪《字苑》，分焉字训若、训何者音于愆反，送句及助词音矣愆反，而訾北人“呼邪为也”也。注音难确，反语斯兴。颜氏云：“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外言、内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北齐书·废帝纪》云：天保元年，立为皇大子。时年六岁。性敏慧。初学反语，于迹字下注云自反。时侍者未达其故。大子曰：“足旁亦为迹，岂非自反邪？”高贵乡公所怪，而废帝童而习之，可见反语通行之广矣。反语之用，不外双声、叠韵，故时人多明于是。《南史·谢庄传》：王玄谟问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玄护为双声，磝碻为叠韵。”其捷速如此。又《羊玄保传》：谓其子戎语好为双声，皆是也。颜之推云：“至邺已来，惟见崔子豹、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辞，少为切正。”又自言：“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一言讹替，以为己罪。”其重之如此。然其迁流，卒不可免。至后世，言语多用音，文字仍系单音，【31】则读音之正不正，不复足以误事，而致谨于此者少矣。

颜之推又云：“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破人军曰败。”《注》云：“补败反。”此所重者仍字音也。《隋书·经籍志》有《楚辞音》五种：一徐邈撰，一宋处士诸葛氏撰，一孟奥撰，一释遵骞撰，一不著撰人名氏。云：“隋时有释遵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此当不徒字音，亦兼及其声调也。

因音读之见重，而四声之说兴焉。【32】《南史·周颙传》云：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陆厥传》云：齐永明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宫征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梁武帝时。）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案四声之别，不过语音高下、长短之不同。配合得宜，则诵之成响，不则蹇涩不可读，此不过作文字者讲求声调之一端耳。文之如口语书之者，是为散文，骈文则相去较远，诵读之声调，与口语之远近，亦因之而殊。骈文诵之既别有其声，为之自别有其法，于是所谓律体者生焉。《梁书·王筠传》：沈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筠读至雌霓连蜷，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上霓字下注云五激反，下霓字下注云五鸡反。此注语不知为《梁书》元文，抑后人所增。然即为后人所增，亦不失作者之意。盖谓其字当读入声，不当读平声耳。四声之用，不过如此。散文诵读之声，既与口语相近，能语言者，自能使其疾徐、高下，皆合节度。骈文则不然，故其声调不得不别学。声调既别有其律，字音之高下、长短，自不得不加别择。齐、梁时骈文盛行，四声之说，所以生于此时也。不为此等文字者，原不必留意于此。即为之者，其技苟工，亦自能暗合。故《南史·沈约传》，谓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梁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帝竟不甚遵用。此非武帝有作，不协四声，乃不待留意而自合，犹工于文者不必皆知文法也。陆厥与约书，谓其“谓历代众贤未睹此秘”为近诬。约答书虽不承此语，亦谓：“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声，配五群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盖为此也。

中国文字，亦颇行于外国。然不能变其语言者，其文字之行，亦不能久。【33】《周书·异域传》云：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盖其国用华文，与胡往复，则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其后华文卒不能行于西域，则其验也。北族荐居，政权既为所攘窃，其语言亦随之流行，然亦卒不能久。《隋书，经籍志》，著录鲜卑语之书，凡十三种。（《国语》十五卷。《国语》十卷。《鲜卑语》五卷。《国语物名》四卷。《国语真歌》十卷。《国语杂物名》三卷。《国语十八传》一卷。《国语御歌》十一卷。《鲜卑语》十卷。《国语号令》四卷。《国语杂文》十五卷。《鲜卑号令》一卷。《杂号令》一卷。）云：“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传相教习，谓之国语。”此盖以华文书夷语，【34】如明四译馆之所为。《魏书·吕洛拔传》：谓其长子文祖，以旧语译注《皇诰》，此以鲜卑语译华言，其所用者，当亦系华文也。《术艺传》：晁崇弟懿，以善北人语，内侍左右，为黄门侍郎。此尚在大祖时。其后，盖亦如近世之满洲人，自忘其语。故有待于教习。《北齐书·高昂传》：谓鲜卑共经中华朝士，惟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足见鲜卑语已可不用。《颜氏家训·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此亦其种类之间，旧语尚未尽忘，我能通之，则彼引为同类，非其语之尚有用也。《魏书·昭成子孙传》，谓元祯能通解诸方之语，此指鲜卑而外北方诸族言之，盖无著诸简牍者。《隋志》又有《婆罗门书》一卷，《外国书》四卷。《注》云：梁有扶南胡书一卷。此则当为元文。《志》云：“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此衍声之法，传入中国之始也。

文具：纸渐盛行，而简牍亦未遽废。【35】故李绘尝窃用其姊之牍，而皇甫商亦讽州郡以短檄召李含为门亭长焉。见第三章第三节。《北史·艺术传》言：卢士翼目盲，以手摸书而知其字，【36】其书，疑亦简牍之刻画者也。是时纸价尚贵，故王隐撰《晋书》，须庾亮供其纸笔乃得成；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妄载进呈之表，亦谓家贫禄薄，至于纸尽，书写所资，每不周接也。详见第五节。左思赋三都，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谢庄作殷淑仪哀策，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南史·后妃传》。邢邵，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齐高帝虽为方伯，而居处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武陵昭王晔，尝以指画空中及画掌学字。江夏王锋，母张氏，有容德。宋苍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锋。高帝甚惧，不敢使居旧宅，匿于张氏。时年四岁。好学书。张家无纸札。乃倚井栏为书，书满则洗之，已复更书。又晨兴不肯拂窗尘，而先昼尘上，学为书字。王育少孤贫，为人佣，牧羊。每过小学，必歔欷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晋书·忠义传》。）徐伯珍，少孤贫，无纸，常以箭若叶及地上学书。（《南史·隐逸传》。《齐书·高逸传》云：书竹叶及地学书。）陶弘景，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南史·隐逸传》。）郑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豪尽，每削用之。（《陈书·儒林传》：《北齐书·徐之才传》云：以小史好嚼笔，尝执管就元文遥曰：借君齿。其不逊如此。此与郑灼所用，皆为毛笔。）臧逢世，欲读《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颜氏家训·勉学篇》。）凡此皆可见当时纸笔之贵。故裴子野荐阮孝绪，称其年十余岁，随父为湘州行事，不书官纸，以成亲之清白。何曾，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则史著之以为骄奢矣。《南史·齐武帝诸子传》：晋安王子懋之子昭基，以方二寸绢为书，遗其故吏董僧慧。盖由纸贵，故人习细书，犹汉光武之一札十行。（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四节。）《宋书·刘穆之传》云：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37】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不亦浪费物力乎？作笔墨之法，见于《齐民要术》。（卷九。）《南史·张永传》云：永有巧思，纸墨皆自营造。宋文帝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此则玩物丧志，与民用无关矣。

《隋书·经籍志》小学门有《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一卷。【38】《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注》云：梁有三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注》云：梁有《今字石经郑氏尚书》八卷，亡。）《一字石经鲁诗》六卷。（《注》云：梁有《毛诗》二卷，亡。）《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注》云：梁有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注》云：梁有二卷。）《一字石经典论》一卷。《三字石经尚书》九卷。（《注》云：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注》云：梁有十二卷。）云：“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直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大半。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然则响拓之由来旧矣。然刻版之术未行，经籍终恃手写。刘芳为诸僧佣写经论，（见第十九章第一节。）蒋少游以佣书为业是也。（见第二十章第二节。）《梁书·孝行传》：沈崇傃，佣书以养母。《文学传》：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南史·孝义传》：庾震，丧父母，居贫无以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亦其事矣。

钞字之义，今古不同。今云钞者，意谓誊写，古则意谓摘取。故钞书之时，删节字句，习为固然。【39】其说，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六节矣。晋、南北朝，此习未改。《颜氏家训·书证篇》云：“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词。河北经传，悉略此字。其间有不可得无者。至如伯也执殳，于旅也语，回也屡空，风风也教也，及《诗传》云不戢戢也，不傩傩也，不多多也，如斯之类，傥削此文，颇成废阙。《诗》言青青子衿，《传》曰：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服。按古者斜领，下连于衿，故谓领为衿。孙炎、郭璞注《尔雅》，曹大家注《列女传》，并云衿交领也。邺下《诗》本无也字，群儒因缪说云：青衿、青领，是衣两处之名，皆以青为饰，用释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学，闻经传中时须也字，辄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诚可笑。”此删节过甚之弊也。书写之际，每用多种颜色，【40】此则殊为清醒。《隋书·经籍志》，有《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一卷，贾逵撰。《晋书·儒林传》：刘兆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穀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颜氏家训·书证篇》又曰：“《汉书》田肯贺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国刘显，博览经籍，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显子臻，不坠家业。读《班史》，呼为田肯。梁元帝尝问之。答曰：此无义可求。但臣家旧本，以雌黄改宵字为肯。元帝无以难之。吾至江北，见本为肯。”《晋书·音义序》云：“仍依陆氏《经典释文》，注字并以朱暎。”是古于经籍，并用斯例。《周书·苏绰传》：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则官家文簿，亦用之矣。此即后世套版所本。惟刻书者格于物力，不必皆精；贾人尤仅为牟利；去此区别者甚多。代以黑白文者，亦不多见。而书之为所乱者多矣。然其弊亦不必与刻版并兴。《颜氏家训》又云：“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何也？答曰：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尔雅》周公所作，而云张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经》书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书，而有燕王喜、汉高祖。《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苍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豨黥韩覆，畔讨灭残。《列仙传》刘向所造，而赞云七十四人出佛经。《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终于赵悍后，而《传》有更始夫人、明德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此等初亦或有以为别，传录者不皆精审，则失之矣。

第三节　儒玄诸子之学上

世皆称晋、南北朝，为佛、老盛行，儒学衰微之世，其实不然。是时之言玄学者，率以《易》、《老》并称，（梁时，《庄》、《老》、《周易》，总谓三玄，见《颜氏家训·勉学篇》。）即可知其兼通于儒，匪专于道。少后，佛家之说寖盛，儒、道二家，多兼治之，佛家亦多兼通儒、道之学。三家之学，实已渐趋混同。中国向来，宗教、哲学，与人伦日用之轨范，并不分张儒、释、道称为三教，并行不悖，正以其名虽异，其实则无大不同耳。然斯时史籍所载，仍有所谓儒家之学者，与释道鼎足而立，其故何欤？曰：此由儒家之中，自分两派：一派好讲原理，寖与释、道同流，又一派则仍守其汉末以来，支离破碎之旧习耳。先秦诸子，本皆志在经世。汉武以后，儒家独盛，思自效于世者，自无不兼通其说。即儒家，亦或兼采异家以自益。汉昭帝时，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论议，犹各执所见不相中，逮新莽变法，王田而外，兼行五均、六管，则儒、法二家，寖合为一，即其明证。然学士大夫之吾欲云云者，无不与社会组织不相容，说虽不同，其为不可行则一，故新莽变法，卒至败绩。自斯以后，学士大夫，乃觉皇惑无主，不敢复言经世；有言之者，则皆昧于情实，泥于古人之迹，谓践之即足以为治。加以积古相传之迷信，至汉末而大张。新莽既以之图篡，光武亦借以惑民，图谶之说，遂为一世所宗尚。明哲之士，自将褰裳去之。此玄学之所由兴。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41】自有守旧而不变者，此则当时之所谓儒学也。故核其实，当时之所谓儒学，实只前此儒学中之一派，而不足以揽其全也。

此派之锢蔽，果何如乎？《隋书·经籍志》引《汉书·艺文志》“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成一艺”之说，而訾当世之学者曰：“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仇对。驰骋烦言，以紊彝叙。”此与汉世碎义逃难，徒争胜于口舌间者，又何以异？《颜氏家训·勉学篇》云：“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42】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梁朝皇孙已下，总丱之年，必先入学，观其志尚。出身已后，便从文吏，略无卒业者。（《周书·儒林传论》云：前世通六艺之士，莫不兼达政术，故云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经之儒，多暗于时务，故有贫且贱之耻。虽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两汉之朝，重经术而轻律令。其聪明特达者，咸励精于专门。以通贤之质，挟黼藻之美。大则必至公卿，小则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沉默孤微者，亦笃志于章句。以先王之道，饰腐儒之姿，达则不过侍讲、训胃，穷则终于弊衣箪食。盖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时异也。其言，与颜氏此论相发明。）冠冕为此者，则有何胤、刘、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绦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间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止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魏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当时经生锢蔽之状，可以想见。盖世自有不知体要，妄矜博洽，实极固陋之人，此时皆归于儒，遂致其术一蹶而不复振耳。《旧唐书·儒林·徐文远传》云：时有大儒沉重，讲于大学，听者常千余人。文远就质问，数日便去。或问曰：“何辞去之速？”答曰：“观其所说，悉是纸上语耳，仆皆已先诵得之。至于奥赜之境，翻似未见。”所知悉是纸上语，此其所以施之世务，无一而可也。不特此也。《隋书·儒林·房晖远传》云：晖远以隋高祖时，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43】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江南、河北之说，晖远果能皆通乎？得毋其所谓通者，亦如张吾贵之于《左氏》邪？（见上节。）《北史·儒林·徐遵明传》云：与刘献之、张吾贵皆河北聚徒教授。遵明见郑玄《论语序》云书以八寸策误作八十宗，因曲为之说，其僻皆如此。献之、吾贵又甚焉。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以此为师，不诚令人气塞乎？即诚通明者，于世事复何所益？南北朝儒家，最为后人所推服者，曰勤于三礼之学，议郊庙典礼，辨丧服精粗，果有益于生民乎？曷怪才智之士，望望然去之也？

试就当时经学之传授观之，亦可见其专固衰敝焉。据《隋书·经籍志》：诗家之学，《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惟《毛诗》、《郑笺》独立。《书》则欧阳、大、小夏侯，并亡于永嘉之乱。杜林所传《古文尚书》，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者独行。又有所谓孔安国《古文尚书》者。云：“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安国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为之作《传》。会巫蛊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于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而未得立。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兴方于大桁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此即近世累加考证，断言其伪之《伪古文尚书》也。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礼：汉世《礼经》，惟指今之《仪礼》，魏、晋已降乃与《礼记》、《周官》并列，称为三礼。《隋志》云：“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此郑于《礼经》，糅合今古二家也。又云：“汉时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是后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案《周官》本非《礼经》之类。刘歆歆所欲立者为《逸礼》，据《礼记郑注》，《投壶》、《奔丧》，皆同《逸礼》，亦非《周官》之伦。《考工记》与《周官》，又不同物，安可相补？其说之牴牾不仇如此，则知出自河间献王之说，亦系子虚乌有之谈。《隋志》又云：“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刘向考校经籍检得，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44】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百三十一篇，出于河间献王，说亦无据。《汉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盖本今学。《志》又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合《记》百三十一篇，凡百八十五。此外《曲台后苍记》，后苍为二戴之学所自出，其记盖与二戴之书相同。《中庸说》、《明堂阴阳说》皆说。《周官经》、《周官传》，别为一家。《军礼司马法》，乃班氏所入。《封禅议》、《封禅群祀议奏》皆汉时物。惟《古封禅群祀》，亦记之伦。其书凡十九篇，合百八十五得二百有四，与《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者相当。《叙录》又引陈邵《周礼叙》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今《礼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分上下，合为一篇计之则四十六，分为二篇计之则四十九，故《隋志》云小戴之书四十六，陈邵云四十九。四十六加八十五，适百三十一。盖七十子后学所记，大戴取其八十五，小戴取其四十六耳。小戴书本今学，然至马、郑为之，则亦杂糅今古矣。《隋志》云：“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惟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则礼家之学，惟郑氏专行也。《易》：《隋志》云：“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故有费氏之学，行于人间。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惟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寖微，今殆绝矣。”案高氏之学，亦出费氏，不可云费氏兴而高氏衰。盖出于费氏之高氏衰，而其后起之郑氏，与之代兴，至最后，则又为王弼所夺耳。《春秋》：《隋志》云：“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穀梁》三家并立。《左氏》：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陈元又上书讼之。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穀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穀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惟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寖微，今殆无师说。”盖《左氏》行而《公》、《穀》微，《左氏》之中，杜又代贾、服而起也。《五经》而外，诵习所先，厥惟《孝经》、《论语》已见上节。《孝经》：《隋志》云：“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而长孙有《闺门》一章。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惟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案郑玄晚主古学，早岁则治今文。《御览》引其《孝经注叙》，谓作于避难南城山时，严铁桥云：玄盖尝避党锢之难，时尚未治古文，故立说与后来不同，其注初不必伪。（据皮鹿门说，见所撰《孝经郑注疏》。）若孔安国传之伪，则不俟论矣。《论语》：《隋志》云：“汉初有齐、鲁之说，其齐人传者二十二篇，鲁人传者二十篇。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马融又为之训。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惟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传》。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大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后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惟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亦汉末今古杂糅之学，与魏、晋后杂有玄谈之说并行者也。《齐书·刘陆澄传论》云：“西京儒士，莫有独擅。东都学术，郑、贾先行。康成生炎汉之季，训义优洽。一世孔门，褒成并轨。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而王肃依经辨理，与硕相非。爰兴《圣证》，据用《家语》。外戚之尊，多行晋代。”今案《隋志》：肃于《诗》、《书》、《三礼》、《易》、《左氏》、《孝经》、《论语》，皆有注解。又有《孔子家语》二十卷，《隋志》云王肃解，而后人以为肃所私定。《孔丛子》七卷，亦肃所伪为。《圣证论》十二卷，则肃所造以难郑者。盖肃当汉、魏之际，亦为遍注群经之人，其才力实与郑玄相亚。晋世《诗》家或申王难郑，或右郑排王。言《礼》者亦各有左右。《尚书伪孔安国传》，虽不能定为何人，其说与肃同流，则无疑义。《魏书·儒林传》云：“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书》、《诗》、《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刘义隆世，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北齐书·儒林传》云：“经学诸生，多出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遵明于《易》、《书》、《三礼》，皆传郑氏，《春秋》则服氏。其《毛诗》则出魏朝博陵刘献之。王弼之《易》，河南及青、齐之间多讲之，然师训甚寡。孔氏《古文尚书》，武平末，河间刘光伯、信都刘士元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左传》，河外诸生，俱伏膺杜氏。河北有姚文安、秦道静，初学伏氏，后兼讲杜。以上所说，《北史》皆同，而又总括之曰：“江右：《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合诸说而观之，则今文之学，除《公羊》一经外皆亡；魏、晋新起之学，与汉世旧有之学，分庭抗礼，而南偏于新，北偏于旧；至隋世统一之后，则北又入于南也。然不论何派，皆系经生之业，支离破碎，无益世务。较有思理之士，皆折而入于他途矣。《魏书·儒林传》：陈奇，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始著《孝经》、《论语》，颇传于世，为缙绅所称。奇后为游雅所陷，（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即由雅“赞扶马、郑”而奇非之也。《隋志》云：《诗》惟毛、郑独立。又云：又有《业诗》，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又梁有《礼记》十二卷，业遵注，亡。此等无论其说善否，要为别有所见，或唐世啖助、赵匡之先驱。张雕虎之为人，颇有抱负，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北齐书·儒林传》：刘昼，撰《高才不遇传》三篇。皇建、大宁之朝，又频上书，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终不见收采。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数十卷书行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隋书·儒林传》：马光，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大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士荣寻病死。仲让未几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孔笼、张黑奴、刘祖仁未几亦被谴去，惟光独存。此等人或亦王通之流，【45】然当时皆不之重也。

儒生兼通道、释之学者，此时实不胜枚举。《晋书·儒林传》：徐苗，尝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卒，遗命濯巾浣衣，榆棺杂砖，露车载尸，苇席瓦器而已。此杨王孙之志也。又《范宣传》：庾爰之问宣曰：“君博学通综，何以大儒？”宣云：“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袒为高，仆诚大儒，然丘不与易。”宣言谈未尝及老、庄。客有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客曰：“君言不读《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小时尝一览。”时人莫之测也。不治其学，而亦知其说，可见其学之盛行矣。《梁书·儒林传》：伏曼容，善《老》、《易》。尝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曼容子暅，幼传父业，能言玄理，见《良吏传》。）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贺玚子革，尝恨禄不及养。在荆州，历为郡县，所得俸秩，不及妻孥，专拟还乡造寺，以申感思。大史叔明，少善《庄》、《老》。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皇侃，性至孝。尝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陈书·儒林传》：沈德威，每自学还私室，即讲授，道、俗受业者，数十百人。全缓，治《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张讥，笃好玄言。侯景寇逆，围城之中，犹侍哀大子于武德殿讲《老》、《庄》。陈后主在东宫，亦令于温文殿讲《庄》、《老》。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撰《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龚孟舒，善谈名理。陆庆，值梁季丧乱，乃覃心释典，经论靡不该究。筑室屏居，以禅诵为事。由是传经受业者鲜焉。《南史·儒林传》：顾越，微言玄旨，咸尽其精微。特善《庄》、《老》。著《老子义疏》。《魏书·儒林传》：刘献之，注《涅槃经》，未就而卒。孙慧蔚。先单名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号惠蔚法师。卢景裕，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悕，每译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北齐书·儒林传》：孙灵晖，为南阳王绰师。绰死后，每至七日，及百日终，恒为请僧设斋，传经行道。《周书·儒林传》：卢光，好玄言，崇佛道。撰《道德经章句》，行于世。《儒林传》中人如此，可见释、老之震撼一世，儒家非极专固者，皆不容故步自封矣。

第四节　儒玄诸子之学下

清谈之风，世皆以为起于魏之正始，亦非其实也。【46】秦、汉之世，黄老、老庄之学，传授迄未尝绝，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四节。其中如杨厚、范升、马融、虞翻，皆儒家，而或修黄老教授，或为《老子》训注；升与向长所习，亦以《易》、《老》并称；此已道魏、晋玄谈之先河。（升争立《费氏易》、《左氏春秋》，引《老子》曰：“学道日损。”又曰：“绝学无忧。”）严君平、周勰皆肥遁自甘，而史述其事，或云慕老聃清静，或云依老子、严周之指而著书，则又魏、晋以后，清谈不事事之先声矣。（《后书·耿弇传注》引嵇康《圣贤高士传》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长陵人。少持《老子经》，恬静不求进宦。号曰安丘丈人。成帝闻，欲见之，望之辞不肯见；为巫医于人间。亦严君平之流也。）不特此也，郎，治术数之学者也，而其诣阙拜章，言“天地之道，其犹鼓籥，以虚为德，自近及远。”书奏，顺帝复使对尚书。条便宜七事。其三引《老子》曰：“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又上书荐黄琼、李固，并陈消灾之术，引《老子》曰：“大音希声，大器晚成。”刘陶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数术之家，率多明于天文，陶之学，盖亦与相出入者也。李固对诏问，引《老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47】《后书注》曰：“案《孟子》有此文，谢承书亦云《孟子》，而《续汉书》复云《老子》。”今案古人引书，经传不别，儒家如是，诸子亦然，进锐退速，固类道家之言，未必非《老子》传中语也。固迁将作大匠，又上疏陈事曰：“臣闻气之清者为神，人之清者为贤，养身者以炼神为宝，安国者以积贤为道。”又与朱穆作《崇厚论》，谓道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者同符。廖扶，父为北地大守，永初中，坐羌没郡下狱死。扶感父以法丧身，惮为吏。服终，叹曰：“老子有言：名与身孰亲？吾岂为名乎？”遂绝志世外，专精经典。处乱世而贵自全，又魏、晋以来治《老》、《庄》之学者数见不鲜之事矣。此外《后书》所载，尚有任隗光子。少好《黄》《老》，郑均少好《黄》《老》书，淳于恭善说《老子》。可知《老》《庄》之学，东京业已盛行，正始诸贤，实承其流风遗俗。特以居高明之地，譬诸登高一呼，故其所及者愈远耳。

正始诸贤，居高明之地者，莫如夏侯玄、何晏及司马景王。《三国·魏志·晏传》云：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注》引《魏氏春秋》曰：玄、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况诸己也。《荀彧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曰：彧第三兄衍之孙融，与王弼、钟会俱知名。为洛阳令，参大将军军事。与弼、会论《易》、《老》义，传于世。第四兄谌之子闳，为大子文学掾。时有甲乙疑论。闳与鍾繇、王朗、袁涣，议各不同。文帝与繇书曰：“袁、王国士，更为唇齿，荀闳劲悍，往来锐师，真君侯之劲敌，左右之深忧也。”彧长子恽，亦知名。作《易集解》。又引《晋阳秋》，谓彧子，尝难鍾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弟粲，何劭为之传曰：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大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格不相得。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夏侯玄亦亲。管宁儒者也，而《魏志》本传载陶丘一等荐之之辞，谓其娱心黄老。《王粲传》云：嵇康好言《老》《庄》。《注》引康兄喜所为《康传》，言其著《养生篇》，知自厚者丧其所生，求益者必失其性。《傅嘏传》云：嘏常论才性同异，鍾会集而论之。《常林传注》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并、时苗四人为《清介传》。云：并豫作终制，戒其子以俭葬，曰：“夫礼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则为君子，不务者终为小人。然拨乱反正，鸣鼓矫俗之大义，未是穷理尽性，陶冶变化之实论。若乃原始要终，以天地为一区，万物为刍狗，该览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祸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裴潜传注》：潜少弟徽，善言玄妙。子康、楷、绰，皆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少与琅邪王戎并为掾发名。鍾会致之大将军司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文王即辟为掾。《鍾会传》云：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注》引何劭《弼传》曰：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辨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弼与鍾会善。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注《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大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尝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晋书·王衍传》云：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衍甚重之。惟裴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惟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乐广传》云：广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厌人之心。王戎为荆州刺史，闻广为夏侯玄所赏，乃举为秀才。卫瓘朝之耆宿，逮与魏正始中诸名士谈论，见广而奇之，曰：“自昔诸贤既殁，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于君矣。”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卫玠传》云：好言玄理。其后病多体羸，母恒禁其语。遇有胜日，亲友时请一言，无不咨嗟，以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闻玠言，辄叹息绝倒。天下大乱，移家南行。时王敦镇豫章，长史谢鲲雅重玠。相见欣然，言语弥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当复绝倒。”阮籍，籍兄子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尝与嵇康为竹林之游，世称为竹林七贤。（《三国·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又有谢鲲、胡母辅之、毕卓、王尼、羊曼、光逸等，多善清言，遗世事，放荡不拘礼法，《晋书》皆有传。此皆魏晋世洛中人物。东渡已后，流风未沬。（江表之能玄言，初不自东渡后始，特东渡后此风愈盛耳。《晋书·陆云传》云：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余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可见云初入洛，即学为玄谈矣。《顾荣传》云：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坐。吴郡张翰哭之恸。既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此等举动，亦何异竹林诸贤邪？）帝王，（帝王之好玄言者，以梁武帝、简文帝、元帝为最。《颜氏家训·勉学篇》言：元帝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证以《南史》所载，魏师既起，帝犹于龙光殿述《老子》义，而知其说之不诬也。宋明帝答王景文诏，至有理致，已见第十九章第六节。晋明帝亦善玄言。尝论圣人真假之意，王导等不能屈，见《晋书·本纪》。在东宫时，阮放为大子中舍人庶子，虽戎车屡驾，而侍大子，常说《老》、《庄》，不及军国，帝甚友爱之，见《放》本传。《简文帝纪》，称其清虚寡欲，尤善玄言，重桓石秀、刘恢、张凭、韩伯、谢万、王懞，皆见本传。《魏书·高祖纪》，言其善谈《庄》、《老》，尤精释义。《世宗纪》亦云：每至讲论，连夜忘疲。贵戚，如晋范阳王虓，史称其清辩能言论。康献皇后父褚衷，史称其与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兴。）大臣，（《晋书·王祥传》：祥族孙戎，称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致清达。此一时风气使然也。）文吏，（《晋书·良吏传》：潘京，举秀才到洛。尚书令乐广，京州人也，共谈累日，深叹其才。谓京曰：“君天才过人，恨不学耳。”京感其言，遂勤学不倦。时武陵大守戴昌，亦善谈论。与京共谈，京假借之。昌以为不如己，笑而遣之。令过其子若思。京方极其言论。昌窃听之，乃叹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武夫，《齐书·柳世隆传》：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常自云：“马稍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此武夫之附庸风雅也。《陈显达传》：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有子十余人，诫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陵人。”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此武夫子弟，谬托风雅者也。）儒生，（见上节。）文人，（《晋书·文苑传》：应贞，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贞善谈论，以才学称。夏侯玄有盛名，贞诣玄，玄甚重之。《陈书·徐陵传》：年十二，通《老》、《庄》义。）艺士，（《晋书·艺术传》：郭黁，少明《老》《易》。《易》家本有言数一振，此最术士所易兼明也。）妇女，（《晋书·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安西将军奕之女也。聪识有才辩。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48】乃施青绫步鄣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北史·卢玄传》：玄孙道虔妻元氏，甚聪悟。常升高坐讲《老子》。道虔从弟元明，隔纱帏以听焉。）无不能之。余风又流衍于北。（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已见第一节。《苻融传》云：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尚之。《苻朗传》云：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可见其时清谈之风甚盛，坚欲崇儒，所以不得不禁之也。《姚兴载记》言：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可见洛下遗风，北方迄未尝绝。《魏书·程骏传》：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骏师事刘昞。谓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世祖平凉，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显祖屡引与论《易》、《老》之义。是清谈之风，传播河西，又还归洛下也。）入隋乃息。（《北齐书·卢潜传》：潜从祖兄怀仁，怀仁从父弟昌衡。武平末，尚书郎沈靖有才识，风仪蕴藉，容止可观。天保中，尚书王昕以雅谈获罪，诸弟尚守而不坠。自兹以后，此道顿微。昌衡与顿丘李若，彭城刘泰珉，河南陆彦师，陇西辛德源，大原王修，并为后进风流之士。案其见于史者，又有羊烈，能言名理，以玄学知名。杜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尝注《老子》及《庄子·惠施篇》。《隋书·张煚传》：父羡，少好学，多所通涉。周代公卿，类多武将，惟羡以素业自通，甚为当时所重。撰《老子》、《庄子》义，名曰《道言》，五十二篇。煚好学有父风。《长孙览传》：从子识，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学兼经史、善于谈论者为通道馆学士，识应其选。则周初粗犷之风，至此亦稍变矣。《北史》：卢辩弟光，好玄言，崇佛道，注《道德经章句》行于世。武帝少尝受业，无怪其有此雅尚也。要之北方谈玄之风，至周、齐而少衰，然迄未尝绝也。）自正始至祯明之末，历时凡三百五十年，通东汉之世计之，亦可云天道五百年而一变矣。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局部）

玄学之大功，在于破除拘执。其说之最要者，为贵道而贱迹。道者今所谓原理，迹则今所谓事实也。前此之言治者，率欲模放古人之形迹，自经玄学家之摧破，而此弊除矣。然人之善恶，实因其所处之境而不同。日与人相荡相劘者，人事固较天行为尤切。前此经世之家，欲举社会组织，解弦而更张之，其所操之术或疏，而谓非解而更张，无以为治，其说固未尝误。而承新莽败绩之后，人莫敢言治本之计，徒欲移易人性，以求臻于上理。玄学之家，已有此蔽。继以佛学，其蔽愈深。宋世理学，力辟二氏，此见亦未能改，遂至冥冥千载，视社会一时之组织为天经地义而不可变焉，屡变无成，实由于此。此则深可叹惋者矣。

然玄学之家，所见究非恒人所逮。故有世俗拘守，视为天经地义，而实则拂逆人性者，惟玄学家为能冲决其网罗。《晋书·阮籍传》：文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49】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前言由衷之辞，后语则随顺世俗耳。此与孔融“父之于子，当有何亲”之说，皆疾世俗拘执，所谓道者悉非其道而然。名士之逾越礼法，盖亦有所激，不忍随俗而出此也。（时人所重，莫如居丧，而诸名士居丧，率多违礼。《晋书·王戎传》：以母忧去职，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裴顾往吊之，谓人曰：“若使一恸能伤人，濬冲不免灭性之讥也。”时和峤亦居父丧，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逾于戎。武帝谓刘毅曰：“和峤毁顿过礼使人忧之。”毅曰：“峤虽寝苫食粥，乃生孝耳。至于王戎，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此等说，乃爱好诸名士者，造作之以自解免于流俗耳，非其实也。《谢鲲传》：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毕卓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致醉而去。《王忱传》：妇父尝有惨，忱乘醉吊之。妇父恸哭。忱与宾客十许人连臂被发裸身而入，绕之三匝而出。此等惊世骇俗之举，皆人所难行，而诸人忍而为之，必有大不得已于其中者矣。《隐逸传》：戴逵，常以礼法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著论曰：“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其弊必至于本薄。”诸家之愤激，则亦疾其时之为伪而已。）然方内之士，则以为伤化败俗，疾之若仇矣。（《晋书·何曾传》：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坐曰：“卿乃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坐？宜屏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遗落世务，最为尚论者之所訾，此本非学之咎，抑其事更不可以一概论也。【50】正始诸贤，本皆有意于当世，观夏侯玄论治之语可知。鍾会区区，志复魏室，已见《秦汉史》第十二章第八节。嵇康之死，【51】说者谓为会所陷，殆不其然。康之死，《世语》谓由其欲助毌丘俭，其说盖信。会或不能救，或则不欲芘之，以求自信于司马氏而为后图耳。果如是，则其用心愈苦矣。山涛尝欲援康出仕，盖欲使其屈节以自免，涛与阮籍，所为正是如此，亦足见其曲相维护之苦衷也。（《晋书·嵇康传》云：性绝巧而好锻。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鍾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愿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案谓会之怨康，由往造康不之礼，说出《魏氏春秋》，见《三国志·会传注》。《注》又引《世语》曰：毌丘俭反，康有力焉，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裴松之云：“本传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诛，而干宝、孙盛、习凿齿诸书，皆云正元二年，司马文王反自乐嘉，杀嵇康、吕安。盖绿《世语》云康欲举兵应毌丘俭，故谓破俭便应杀康也。其实不然。山涛为选官，欲举康自代，康书告绝，事之明审者也，案《涛行状》，涛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又《鍾会传》亦云：会作司隶校尉时诛康，会作司隶，景元中也。”干宝等之误，诚如松之之说，然仍足见康之死，与毌丘俭之叛有关。《三国志·会传》云：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亦可见康之诛为极有关系之事。岂得如《魏氏春秋》所云：由安兄巽淫安之妻，诬安不孝，而安引康为证哉？《魏氏春秋》又云：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鍾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亦可见其死，非以其兄之诬告也。信史之不传久矣。安兄诬安不孝，盖欲加之罪之辞，方康于华士、少正卯亦然：二人之所以获罪，则秘不得闻矣。康与魏宗室昏，又为志节之士，其欲倾晋，自在意中。《晋书·向秀传》言：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足见三人志同道合。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作《思旧赋》，以哀康、安。有云：“叹黍离之愍周，悲麦秀于殷墟。”其所志者，自可想见。《山涛传》云：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康与涛之交情，亦可想见。欲助毌丘俭而问于涛，事所可有。然而涛卒获全者？盖以其与宣穆后有中表亲，又知其不可而不为，故非司马氏之所深忌也。抑当时思倾司马氏之人盖多，诛之不可胜诛，司马氏亦未尝不思笼落之，故如向秀者，虽亦康、安之党，后既应计入洛，则亦释之不复问矣。《阮籍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亦山涛之知其不可而不为也。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此不如山涛犹有葭莩之亲矣。鍾曾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可谓不为君用。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孺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其郁勃之情，亦何减嵇康、吕安？然文帝辅政，求为东平，后又求为步兵校尉，则司马氏亦释之矣。此山涛去选官，所由欲举康以自代欤？委虵于朝，可以免祸，康、安宁不知之，而卒不肯，以与祸会，可不谓之烈欤？康既被系，作《幽愤诗》，有“昔惭柳惠，今愧孙登”之语，而《籍传》亦记籍遇登于苏门山之事，登盖亦非隐沦之流？然则一时名士，欲倾司马氏者多矣。非遭屠戮则皆隐遁，司马氏之威力，可谓重矣。然其运祚卒以不长。威力岂足恃哉？可以为鉴矣。）刘伶，沉湎于酒者也，而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胡母辅之为乐安守，与郡人光逸，昼夜酣饮，不视郡事，然其始为繁昌令，亦曾节酒自厉，甚有能名。阮孚为元帝丞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则帝本不以事任处之。其后明帝大渐，温峤入受顾命，要与同行，升车乃告之，孚卒求下，徒步还家，则彼以为事不可为故尔。温峤能臣，而欲与共托孤寄命之重，亦可见孚之为人矣。阮放以清谈侍明帝，而迁吏部郎，甚有称绩。成帝时为交州，又能伏兵袭杀陶侃将高宝，终以力薄而败耳。庾敳在东海王越府，常自袖手，此与谢鲲为王敦长史，徒从容讽议同，犹能时进正论以匡敦，则所谓杀父与君亦不从也。从之者若郭象，则以任职当权称矣。可见玄谈之家，非皆不能事事者也。下特此也，庾亮，外戚之隽也，而史称其好《庄》、《老》，善谈论。殷浩、谢安，皆江左之望也，而皆为风流所宗。殷仲堪，亦一时之杰也，而能清言，善属文，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王敦、桓温，皆奸雄之尤也。而敦务自矫厉，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其襟怀，亦何以异于遗世之士乎？诸名士之诒害于世者，乃在其身家之念大重。《王衍传》言其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乃说东海王越，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及其将死，乃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此盖其由衷之言，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其诒害于世者，祖尚浮虚为之乎？欲营三窟为之乎？恐其虽有悔于厥心，而终未能喻其故也。次则其人少居华膴，酖毒晏安，不能自振。周为王导所贼，事见第四章第四节。当时之不诛王氏，盖事势使然，之救导，决无背君党友之嫌，纵不能讼言于朝，何难以私语慰藉？而乃默无一言，卒招杀身之祸。此无他，纵弛既甚，则虑患自疏耳。《庄子·盗跖篇》，设为盗跖告仲尼之辞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当为庾，字之误。）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列子·杨朱篇》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列子》固张湛所为，《庄子》亦郭象所定，托于养生之论，为是恣睢之辞，此当时自暴自弃者之供状也。纵弛既甚，则不徒废事以自安，必且竞进以求利。庾翼讥王衍曰：“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既如是，则“当抑扬名教，以静乱原，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翼与殷浩书，见《浩传》。）所恶者华竞而非谈道，然则衍之恶不如是之甚也，特恶其为华竞主，萃渊薮，使天下之恶皆归焉耳。羊祜訾衍“以盛名处大位，败俗伤化”，亦此意也。王坦之著《废庄论》，曰：“君子游方之外，众人藉为弊薄之资。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庄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识解愈高，则其视世之所谓纲常名教者，不足严畏也愈甚，固不能谓其与学术无关，然鲁酒薄而邯郸围，究为充类至义之尽之语。必如范宁，谓王弼、何晏，罪深桀、纣，亦少过矣。旨趣异于诸名士者，其人亦分数科：卞壶、陶侃，盖由性勤吏职；（壶事见第十八章第二节。《侃传》云：侃性聪敏，勤于吏职。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常谓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朴。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弘达邪？”）乐广、庾亮，则由习于礼法，（广笑王澄、胡母辅之等，谓：“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皆见本传。《江统传》：子惇，性好学，儒玄并综。每以为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放达不羁，以肆纵为贵，亦道之所弃也。乃著《通道崇检论》，世咸称之。亦广、亮之俦也。）皆与识解无关。若应詹病元康以来，贱经尚道，而欲修辟雍，崇明教义；虞预憎疾玄虚，其论阮籍，比之伊川被发；则所谓游于方之内者耳。惟裴著《崇有》之论，谓：“以无为辞，旨在全有。生必体有，有遗而生亏。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其言深有理致。李充著《学箴》，谓：“圣教救其末，老、庄明其本，本末之涂殊，而为教一也。”阮孝绪著论，谓：“至道之本，贵在无为，圣人之迹，存乎拯弊。不垂其迹，则世无以平，不究其本，则道实交丧。丘、旦将存其迹，故宜权晦其本，老、庄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迹。迹须拯世，非圣不能，本实明理，在贤可照。”其说亦极通达持平也。

清谈之始，盖诚欲以阐明真理，然及后来，则亦变为沽名钓誉之具，渐染口给御人之习矣。【52】《齐书·王僧虔传》：僧虔书诫其子曰：“曼倩有云：谈何容易？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通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且论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宾者哉？就如张衡，思侔造化，郭象言类悬河，不自劳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指归，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袠所载，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案《三国志·钟会传注》引孙盛论王弼《易注》，谓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赜无间。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又《管辂传注》引《辂别传》曰：辂为何晏所请，共论《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时邓飏与晏共坐，飏言“君见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也？”辂寻声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传载孔曜荐辂于裴徽曰：“俯览《周易》，则齐思季主。”又曰：辂过鍾毓，共论《易》。辂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无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复筮。然则辂之于《易》，实无所知，所晓者只是卜筮之术。其与何晏、鍾毓共谈，亦恃明悟之资，初非经生之业也。然则玄学初兴，重在明悟，不在多闻。及其抗辞求胜，则不得不炫博矜奇，如经生之专务应敌，破碎大道矣。不特此也，卫玠以玉人见称。后刘琰、谢尚共论中朝人士，或问杜乂可方卫洗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间可容数人。”惔又云：“杜乂肤清，叔宝神清。”王羲之目乂：“肤若凝脂，眼如点漆。”齐世风流，莫如张绪。袁粲谓其有正始遗风。每朝见，齐武帝恒目送之。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武帝以植于大昌灵和殿前，赏玩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此等直是以貌取人耳，尚何学问之可言哉？故凡学皆贵本原，恶流失，而尤恶其为哗世取宠之资也。

道家而外，诸子之学，稍以式微。数术与《易》相出入，又言哲理固有本于物理者，治之者尚较多。《后汉书·张衡传》云：衡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大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三国·吴志·陆绩传》言：绩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陈寿称其于杨《玄》，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严周。《陆凯传》云：好《大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王肃亦尝注《玄经》，见《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晋书·忠义传》：刘敏元，好星历、阴阳、术数，潜心《易》、《大玄》，不好读史。常谓同志曰：“诵书当味义根，何为费功于浮辞之文？《易》者义之源，《大玄》理之门，能明此者，即吾师也。”又《王长文传》：著书四卷拟《易》，名曰《通玄经》。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时人比之《大玄》。同郡马秀曰：“杨雄作《大玄》，惟桓谭以为必传后世。晚遭陆绩，玄道遂明。长文《通玄经》，未遭陆绩、君山耳。”此等皆可见魏、晋间人于《玄》乡往之深。【53】《干宝传》：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隐逸传》：郭琦，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传》、注《穀梁》、《京氏易》，百卷。索袭，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魏书·屈遵传》：曾孙拔，少好阴阳学。盖其学尚较他家为盛。然宋立五学，言阴阳者已无其人。（见第一节。）《南史·刘传》：讲《月令》毕，谓学生严植之曰：“江左已来，阴阳律数之学废矣。吾今讲此，曾不能得其方佛。”吴明彻就周弘正学天文、孤虚、遁甲，略通其术，遂以英雄自许，陈武帝亦深奇之。盖尚玄谈者多，能究心于数理者，亦已微矣。与道家相近者，莫如法术之学。【54】鍾会道论，实乃刑名，已见前。清谈其名，华竞其实，督责之术，相须实亟，故亦有留意其说者。王坦之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李充幼好刑名之学，深抑浮虚之士是也。然亦能通其说而已，不能有所发明羽翼，观《隋志》名法之书，率皆三国以前物可知也。名家之学，与法家相辅车，然寡实用，故其道尤微。《晋书·隐逸传》：鲁胜，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自邓析至秦时，名家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然则名家之书单行者，已皆亡佚，此可证今之《邓析》、《公孙龙子》，皆为伪物也。【55】《三国·魏志·鍾会传注》云：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称。每与王弼语，尝屈弼。王衍以好论纵横之术，卢钦举为辽东大守，已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晋书·袁悦之传》云：能长短说，甚有精理。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服阕还都，止赍《战国策》，言天下要惟此书。此皆好尚纵横家言者，然亦无所发明羽翼。《隋志》有《鬼谷子》三卷，【56】皇甫谧注，盖即谧之所缉。谧之言多不可信，此书不必即今《鬼谷子》，然谧之书即存，亦未必可观也。

第五节　史　学

汉世述作，多在东观；魏世始置著作郎，或隶中书，或隶秘书；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及本编第二十二章第三节。《史通·史官建置篇》曰：“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迷，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案《隋书·经籍志》曰：“史官废绝久矣。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此其所以不得不别取他官，增设新职欤？《隋书·百官志》谓梁有撰史学士，《陈书·文学传》：张正见、阮卓，皆尝为撰史著士，盖即刘知幾所云修史学士。史官不必能举其职，丧乱时亦或暂缺其官，然载笔之司，究为执政所重，故少获安定，即复设立。元帝渡江，祖纳劝设史官，当时未用其议，未几，王导复以为言，即于建武元年十一月设立，是其事矣。（见纪。祖纳，逖兄。元帝作相，引为军谘祭酒。纳好弈棋。王隐以其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所闻见，劝以记述。纳因荐隐于元帝。元帝以问记室参军钟雅。雅曰：“纳所举虽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云：“史官之立自纳始，”盖纳实首发其议者也。见《晋书·逖传》。）割据僭伪诸国，亦多设置。《史通》言之颇详。亦有散见诸载记者。（《史通》云：“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大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与西凉二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郎韶为国纪祭酒，始撰录时事。自余伪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嘉平，刘聪伪号。和苞撰《汉赵纪》十卷，见《隋书·经籍志》，此外皆无可征。诸国置史官之事，见于载记者：《晋书·石勒载记》：勒伪称赵王，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蒱、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及僭号，又擢拜大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李雄载记》言雄兴学校，置史官，已见第一节。《苻坚载记》言：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魏书·临渭氐传》亦载其事。又《北史·序传》：凉武昭王时，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鸠等集于园间。群下以为白祥金精所诞，皆应时邕而至，氐有神光、甘露、连理、嘉禾众瑞，请史官记其事。昭王从之。此史官，当即知幾所谓门下也。）知幾又云：“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二人。其佐参史者，不过一二而已。普泰已来，参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凡经二十余年。其事阙而不载。”案《魏书·高宗纪》：和平元年，六月，崔浩之诛也，史官遂废，至是复置。著作之设，当在此时。别置修史局，则史无可考。《序纪》言魏之初，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见第三章第八节。）《序纪》固不足信，然书契前事，十口相传，则理所可有。《奚斤传》云：斤聪明强识，善于谈论。远说先朝故事，虽未皆是，时有所得。听者叹美之。《北史·魏诸宗室传》云：元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燕之际，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代都所询，盖即此辈。《魏书·王慧龙传》：曾孙遵业，位著作佐郎，与司徒左长史崔鸿同撰起居注。迁右军将军，兼散骑常侍，慰劳蠕蠕。乃诣代京，采拾遗文，以补起居所阙。则迁洛以后，仍未尝不以是为重。末叶专任代人，事见《山伟传》。（《传》云：綦儁及伟等，谄说上党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为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是以儁、伟等更主大籍。守旧而已，初无述著。故自崔鸿死后，迄终伟身，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冯藉。史之遗阙，伟之由也。未及谷纂。《刘仁之传》云：深为尒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为著作郎，兼中书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尝执笔。则其时之失职者，尚不仅纂、伟二人也。）盖由尒朱擅权，多行不义，【57】且曾戕贼朝士，虑中原士大夫直笔书之，故如是也。知幾又云：“高齐及周，迄于隋代，其史官以大巨统领者，谓之监修国史，（齐世如高隆之、赵彦深、崔季舒、张雕虎，周世如柳敏等，皆尝居此职。）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惟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字虽易，而班秩不殊。”又云：“又案《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燕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案《魏书·高祖纪》：大和十四年，二月，初诏定起居注制。十五年，正月，初分置左右史官。盖即所谓别置二人者？然《邓渊传》言：大祖诏渊撰国记，渊撰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盖即起居注之伦？足见其有纪录，由来已久。后来刘芳从驾南巡，撰述行事，亦起居注之类也。起居注直书其事，别无裁断，（《陈书·文学传》：何之元作《梁典》，其《序》曰：“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起居注亦有病其繁芜，加以删削者，如徐勉删起居注为六百卷是也。然此等删削，亦不足语于裁断。）然实为撰述之本，故历代皆重视其事，废绝之时甚少，（如魏建义初辛绍先曾孙贲，天平中陈元康、卢玄曾孙元明，西魏大统四年申徽，皆尝从事于此，皆流离颠沛之际也。）而其书之传者亦颇多。（《隋志》著录，凡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隋书·经籍志》：杂史类有《梁皇帝实录》，（一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一五卷，谢吴撰，记元帝事。）霸史类有《敦煌实录》，（刘景撰，景，唐人避讳之字，即刘昞也。）盖就此略加删削者。此为官家史料大宗。间有别行记录者，如《宋书·萧思话传》言：大祖使思话上平定汉中本末，下之史官；《梁书·萧子恪传》言：子恪启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记》；（其书凡五卷，亦见本传。）则似清世之方略矣。史事虽设官记录，然断不能备，故仍或求诸私家。《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元年，八月，诏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旁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其询访所及，亦可谓广矣。官书固难信据，私家撰述，亦或苟阿所好，不必皆实。南朝之普断立碑，【58】（《南史·裴松之传》：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由是普断。）北朝之不受行状，（《魏书·甄琛传》：琛死，大臣议谥文穆。吏部郎袁翻以为不实，奏请改谥孝穆。且言“今之行状，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请自今已后，明勒大常、司徒：有如此者，悉请裁量，不听为受。”）盖以此也。

撰述之体，当时史家所习用者，为纪传及编年。（《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目十三：曰正史，曰古史，曰杂史，曰霸史，曰起居注，曰旧事，曰职官，曰仪注，曰刑法，曰杂传，曰地理，曰谱系，曰簿录。自起居注已下，皆只可谓之史材，非编纂已成之史籍也。杂史者，其书出于私家，《志》所谓“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者也。霸史则以其为偏方割据，别立一门耳。其实二者之体例，皆与正史、古史同。古史即编年也，《隋志》以其体放自《春秋》，谓之古史。刘知幾作《史通》，其《古今正史篇》，亦以纪传、编年，二体并列。）而纪传之体，尤为见重。（可看《魏书·高祐传》。）一以作者率循迁、固，一亦以纪传之体，兼有书志，可详典章经制，于史实之网罗，尤为该备也。（分史事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二类，说见马贵与《文献通考序》。此非贵与一人之私言，乃自来史家之公意也。高祐修魏史奏云：“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亦是此意。）自《汉书》而降，所谓正史，悉系断代为书，颇为主通史者所非议。然自唐以前，修史之家，实未尝谓史当断代【59】。特往史所重，偏在政事，而其记载多出史官，一姓之兴亡，自为政局一大变，新朝继起，必命史臣，搜集前朝之事，编纂成书，而断代之体，遂成于无意之间耳。东京以降，纪传之体，作者多家，而通行者率不过一种。《后汉书》为范晔。（谢承《后汉书》，成于三国之世，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此外《隋志》所著录者，又有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梁书·萧子恪传》，言其弟子显，尝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传末叙所著书，有《后汉书》一百卷，则又《隋志》所未著录也。编年之体，《隋志》所著录者，有袁彦伯《后汉记》，张璠《后汉记》，袁晔《献帝春秋》三家。案范晔书十志未成，今《后汉书》中之志，乃后人以司马彪书补之者也。华峤书十典亦未成，其子彻、畅，相继成之，见《晋书》本传。）《三国志》为陈寿。（三国史记，王化有《蜀书》，韦曜有《吴书》，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魏书》，正元中成于王沈。《晋书》本传云：与荀、阮籍同撰，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据《史通·古今正史篇》，同撰者又有韦诞、应璩、孙该、傅玄，《晋书·玄传》又有缪施。《隋志》著录：正史类有环济《吴纪》，编年类有孙盛《魏氏春秋》，阴澹《魏纪》，孔舒元《魏氏春秋》，据《史通》，又有鱼豢《魏略》，事止明帝。王隐《蜀记》，张勃《吴录》。《魏书·张彝传》：彝子始均，尝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之体，广益异闻，为三十卷。又《儒林·梁祚传》：祚撰并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晋书》则唐代官纂之本。（晋史撰述，始于陆机。《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机为著作郎，撰三祖纪，束晳为佐郎，撰十志，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而《隋志》古史类有机《晋纪》四卷。案《晋书·干宝传》载王导请立国史疏，谓：“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而纪传不存于王府。”则似王室无其书，而民间犹有传本也。王隐为著作郎，撰《晋书》。后为虞预所毁，免官。依庾亮于武昌，书乃得成。而虞预窃隐之作，亦成《晋书》四十余卷，事见《晋书》本传。隐之书，《隋志》正史类著录八十六卷，《注》云：本九十三卷，《史通》云八十九卷，未知孰是。要其书于西都旧事，最为该备，则无疑也。干宝为著作郎，著《晋纪》，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亦见《晋书》本传。《隋志》在古史类，云二十三卷。过江而后，《史通》云：“自邓粲、孙盛、王韶之、檀道鸾已下，相次继作。远则偏纪两帝，近则惟叙六朝。至宋，湘东大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旧说数十余部，兼引魏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此即今之《晋书》，而唐人称为《新晋书》者也。邓粲、孙盛，《晋书》皆有传。王韶之，《宋史》有传。盛之书，本传云：有两本，其说殊不足信，韶之之书，有荀伯子同撰，见《宋书·伯子传》。法盛书，《南史·徐广传》谓其窃诸郗绍，说亦似不足信。十八家，浦起龙《史通通释》云：“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则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也。编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则陆机、干宝、曹嘉之、习凿齿、邓粲、孙盛、刘谦之、王韶之、徐广、檀道鸾、郭季产也。盖十九家，岂缘习氏独主汉斥魏，以为异议，遂废不用欤？”说近亿测，疑事毋质，不必尽求其人以实之可也。《隋志》著录，又有梁时有其书，而作《志》时已亡之者：郑忠《晋书》七卷，虞《东晋新书》七卷其不著录而见于史传者：晋荀绰有《晋后书》十五篇，谢沈有《晋书》三十余卷，沈约有《晋书》百一十卷。未成而颇传于世者：崔浩有《晋后书》五十余卷。有志而未成者：齐有袁炳，魏有宋世景、裴伯茂、魏长贤。沈约之书，据《宋书·自序》，凡成百二十卷，遇盗失其第五帙。以《梁书》所载卷数核之，所失者凡十卷。《序》云：“源流虽举，而采缀未周。”以被敕撰国史，后又撰起居注，遂无暇搜撰，则其书实未成。《宋书·谢灵运传》云：大祖令撰《晋书》，粗立条流，竟不能就。其书实亦未卒业也。）《宋书》成于沈约。（《宋书》，何承天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其所撰书，惟天文、律历。此外悉委山谦之。谦之病亡，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徐爰踵成前作。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其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则系孝武自造。自永元至于禅让，十余年间，阙而不续。永明五年，沈约被敕撰著。六年，十月，表上之，云：“所撰诸志，须成续上。”事见《宋书》约《自序》。其书实多因徐爰之旧，故于革易之际，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说见《廿二史札记》。《齐书·文学·王智深传》言：世祖使沈约撰《宋书》，又敕智深撰《宋纪》，成三十卷。世祖后召见于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书。《梁书·裴子野传》，谓其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尝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松之之卒，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为一家之言。冲之盛曾孙，事见《臧质》、《邓琬传》。其书盖未及成。《齐书·刘祥传》云：祥撰《宋书》，讥斥禅代。尚书令王俭密以启闻。武帝衔而不问。《陆澄传》云：欲撰《宋书》，竟不成。《隋志》著录，沈约、裴子野而外，纪传类有徐爰、孙严《宋书》各六十五卷，古史类有王琰《宋春秋》二十卷。）《齐书》成于萧子显。（子显之书，《梁书》本传作六十卷，《隋志》同。今本止五十九卷，盖佚《自序》一篇？其略，犹存于《南史》本传中也。《齐书》撰述，始于檀超、江淹。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淹掌其职。超史功未就而死。淹所撰凡十三篇，见《南史》本传。《隋志》正史类，亦著录淹《齐史》十三卷。《梁书·淹传》云：淹所著《齐史》十志，行于世。十志，《南史》作传志。按《史通》云：“淹始受诏著述，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云先著，后必更有所述，则《南史》是也。此外《隋志》又有沈约《齐纪》二十卷，刘陟《齐纪》十卷。约著《齐纪》，亦见《梁书》本传。以上皆纪传体。其编年体，则《隋志》有吴均《齐春秋》三十卷。均作是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梁武帝不许。均遂私撰。书成，奏之。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使诘其事之不实者，焚之。均坐免职。然其私本仍行。事见《梁书》、《南史》本传及《史通》。《齐书·檀超传》云：豫章熊襄著《齐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书·尧典》谓之《虞书》，故通谓之齐。”《南史》同。其书所述，盖不仅齐事。《隋志》不著录，而有王逸《齐典》五卷，萧万《齐典》十卷，皆在古史类。《梁书·裴子野传》，言其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梁》、《陈书》成于姚思廉。（梁史：《史通》云：武帝时，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承圣沦没，并从焚荡。《梁书·沈约传》言：所著有《高帝纪》十四卷。《隋志》著录谢昊《梁书》四十九卷。《注》云：本一百卷。盖相承至昊，共得百篇，非昊一人所撰也。陈初，杜之伟、许亨，大建时顾野王，并知梁史，亨书成者五十八卷，皆见《陈书》本传。亨子善心，《隋书》有传，云：其父尝撰《齐书》五十卷。《梁书》纪传，随事勒成，及阙而未就者，目录注为一百八卷。梁室交丧，一时亡散。陈初为史官，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阁讫。善心祯明二年聘隋而陈亡。其书存者六十八卷，又并缺落失次。善心随见补葺，成七十卷。《陈书》所著，盖其上秘阁之本？《隋志》著录许亨《梁史》五十三卷，则又有所阙也。以上皆纪传体。其编年体：《隋志》著录，有刘璠《梁典》三十卷，何之元《梁典》三十卷，阴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勖《梁后略》十卷，萧韶《梁大清纪》十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四卷。刘璠之书，实成于其子祥之手，事见《周书》本传。何之元之书，起齐永元二年，迄王琳遇获，见《陈书》本传。《史通》谓之元与璠合撰《梁典》三十篇，合字盖各字之误？姚勖，僧垣子，事见《周书·僧垣传》。萧韶，见《南史·梁宗室传》。云其书承湘东之旨，多非实录。陈史：《史通》云：初有顾野王、傅，各为撰史学士。《武文二帝纪》，即其所修。《唐志》有野王、《陈书》各三卷，而《隋志》有陆琼《陈书》四十二卷，《注》云讫宣帝，疑野王、之书，亦苞括其中矣。姚察在梁、陈二代，皆知史职。隋开皇九年，敕其撰成二史。事见《陈书》本传。然其书仍未能成，至唐贞观中，乃成于其子思廉之手焉。）晋世北方诸国，总集于崔鸿之《十六国春秋》。其书虽成于魏世，而专详僭伪，不著晋朝，民族大义，可谓较然彰著。嬴秦以后，吾国久成统一之局，偏隅割据者，原不能视之为国，故至唐世，遂将其行事，编为载记，入之《晋书》，视如汉末之群雄矣。（十六国史，《史通》述之较详，今录其说如下。《古今正史篇》曰：“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先帝，聪怒而诛之。刘曜时，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曜灭。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其后燕大传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将王度，追撰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记》。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赵亡，仕于冯氏，仍撰《南燕录》六卷。蜀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汉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前凉张骏十五年，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十二卷。建康大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凉书》。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大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后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辟，删为《秦纪》十一篇。后秦扶风马僧虔、河东卫隆景、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阙者多。泓从弟和都仕魏，又追撰《秦记》十卷。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西凉与西秦、北燕，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段龟龙记吕氏，宗钦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吕、冯氏。惟此三者可知，自余不详谁作。魏世，黄门侍郎崔鸿，乃考核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鸠集稽备，而犹阙蜀事，不果成书。推求十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十卷。鸿殁后，永安中，其子缮写奏上，请藏诸秘阁。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案高祖，刘渊伪号。《隋志》有田融《赵书》十卷，王度《二石传》二卷，《二石伪治时事》二卷，范亨《燕书》二十卷。《注》云：记慕容雋事。张诠《南燕录》五卷，王景晖《南燕录》六卷，皆《注》云：记慕容德事。又有游览先生《南燕书》七卷。《魏书·郦范传》：范弟子恽，撰慕容氏书不成。《崔逞传》：慕容时举上计掾，补著作郎，撰《燕记》；《封懿传》：懿撰《燕书》，颇行于世，则《隋志》皆不著录。常璩之书，《隋志》名《汉之书》，十卷。《华阳国志》亦著录，十二卷。又云：梁有《蜀平记》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亡。刘景《凉书》十卷，《注》云：记张轨事。又有《敦煌实录》十卷。景为昞避讳字，已见前。《魏书·昞传》云：《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隋志》又有张谘《凉记》八卷，《注》亦云记张轨事。喻归《西河记》二卷，《注》云：记张重华事。苻坚焚史，事已见前。裴景仁之书，《隋志》著录为十一卷。又有何仲熙《秦书》八卷，《注》云：记苻健事。景仁之书，亦见《南史·沈怀文传》，云十卷。姚和都书，《隋志》亦著录。真兴，勃勃伪号，承光，昌伪号，夏、西凉、西秦三国，《隋志》皆无书。段龟龙书，《隋志》著录十卷。宗钦，《魏书》有传，云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不云记秃发氏。《隋志》有《拓跋凉录》十卷，不著撰人。韩显宗，《魏书》亦有传。云撰《冯氏燕志》十卷，不云记吕氏。则《史通》宗钦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吕、冯氏二句有误。浦起龙改为“宗钦记沮渠氏，失名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冯氏”，与《魏书》、《隋志》虽合，然合段龟龙记吕氏，凡有四种，与“惟此三者可知”句，文义又属不符。浦氏又改惟此为“惟有”，云“本有四种，其一失名，故云三者”。殊属牵强。则元文虽误，浦氏所改，亦未为是也。《隋志》有《凉书》十卷，高道让撰。又《凉书》十卷，《注》云：沮渠国史，而不著撰人。道让，谦之字。其父崇。崇父潜，妻沮渠牧犍女武威公主。公主痛本生绝胤，以崇继牧犍后，后乃启复本姓，事见《魏书·崇传》。韩显宗书，《隋志》不著录，而有高闾《燕书》十卷，《注》云：记冯跋时事。崔鸿之书，《魏书》本传云：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贵之，未敢出行于外。世宗闻其撰录，遣散骑常侍赵邕诏鸿随成者送呈。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鸿后典起居注，乃妄载其表，云谨以所讫者附臣邕呈奏。自正光以前，不敢显行其书。自后，以其伯光贵重当朝，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乃颇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论之。子子元，永安中，乃奏其父书。据此，知鸿书于十六国事与魏相关者，必多存直笔，而惜乎其已亡也。初不肯顺虏意进呈，而后乃妄载其表，盖以为书经呈奏，则攻击者较难为辞，此史家欲存史迹之苦心。正光已后，魏已无复纲纪，鸿故敢行其书，不必由于光之当权。至于永安，则拓跋氏仅亦守府矣，此其子所以又欲借中秘之力而存之也。《北史·崔亮传》：齐文襄尝言崔肇师合诛。左右问其故。曰：“崔鸿《十六国春秋》，述诸僭伪，而不及江东。”左右曰：“肇师与鸿别族”，乃止。虏恶其书如此，则其书之能秉大义可知，鸿可谓明于夷夏之界矣。【60】其书，《魏书》云子元奏进者一百二卷。浦起龙因改《史通》勒为十卷之十字为一百二，然《史通》此句，或指其得蜀事后所增卷数言之，亦未可专辄也。）《魏书》成于魏收，号为秽史。隋世尝命改造，然其书未能行。（魏初命邓渊著国记，后又命崔鸿总史事，浩之诛，以史事为名，已见第八章第六节。其后高允、刘模，并典史事，史言其大较续浩故事，可见浩书实未尝废，其诛，特以此为名而已。史又言允虽久典史事，而不能专勤著述。又言允年已九十，目手稍逊，多遣模执笔，而指授裁断之。如此五六岁。允所成篇卷，著论上下，模与有功焉。则允虽尸其名，主其事者实模也。《高祖纪》：大和十一年，十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彪传》云：自成帝已来，至于大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叙录，为春秋之体。遗录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之体，奏见《祐传》。据其辞，则纪传之体，起于皇始，盖自此以前，事迹希简，且无年月，不能编年，故不能作本纪。今《魏书》之《序纪》，其体，或亦沿自祐等邪？彪后因事失官。世宗践阼，求以白衣修史，如王隐故事。其表云：自大和十五年以来，频有南辕，载笔遂寝。其时居史职者，傅毗、阳尼、邢产、宋弁、韩显宗等，皆登年不永；程灵虬改从他职；惟崔光一人不移任，而亦侍、官两兼，故载述致阙焉。《崔光传》云：光虽领史官，以彪意在专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让彪，世宗不许。景明二年，秋，彪卒。四年，以孙惠蔚代光领著作。首尾五载，无所厝意。明帝立，诏光还领著作。光年耆多务，疾病稍增，而自强不已。然其书终未能成。正光四年卒。临卒，言弟子鸿于肃宗。五年，正月，诏鸿以本官修辑国史。寻亦卒。《魏书·自序》云：世宗时，命邢峦追撰高祖起居注。书至大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肃宗，事甚委悉。尒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国史典书高法显密埋史书，故不遗落。领著作郎山伟，自以为功，得封东阿县伯，法显止获男爵。伟与綦儁等更主史籍，无所述作，已见前。北齐文宣天保二年，诏魏收撰魏史。国史而外，兼以济阴王晖业《辨宗室录》为据。五年，三月，奏上《纪》百一十卷。十一月，复奏十《志》。事见《魏书·自序》。收之修《魏书》，史言其多快恩怨，私亲戚，所引史官，恐其陵逼，亦惟取先相依附者。致为诸家子孙所诉。文宣先重收才，收又诬诉者欲相屠害，致诉之者转以获罪。然犹以群口沸腾，敕且勿施行，令群臣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于是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势倾朝野，与收皆亲。收遂为其家并作传。二人不欲言史不实，抑塞诉辞。终文宣世，更不重论。孝昭皇建元年，诏收更加研审。收奉诏，颇有改正。乃诏行之。群臣仍多言魏史不实。武成复敕更审。收又回换。收既缘史事，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焉。以上皆见《北齐书·收传》。其说不知皆实否。然《传》言阳休之父固为北平大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载在《魏起居注》。而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其事固信而有征，则收书之有曲笔，似无可解免也。《崔传》云：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曰：“收轻薄徒耳。”更引祖鸿勋为之。《收传》言其意存实录，好诋阴私。又曰：至于亲故之家，一无所说。是则伉直私曲，兼而有之。《高柔传》云：收撰魏史，启柔等与同其事。柔性颇专固，自是所闻，收常为嫌惮。又云：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与其内外通亲者，并虚美过实。深为时论所讥。则阿私所好者，正不独收一人，特收主持其事，遂为众矢之的耳。诉收获罪者，事见《北齐书》卢潜、李构、王松年等《传》。《北史·崔光传》：光子劼，尝恨魏收书，欲更作编年纪，竟不能就。光家世史学，使其成之，其书当有可观也。齐后主武平四年，五月，诏史官更撰《魏书》，见《纪》。其事盖无所成？隋高祖诏魏澹别成魏史，时称简正，事见《隋书·澹传》及《北齐书·魏兰根传》。《隋书·薛道衡传》：从子德晋，尝佐澹修《魏书》。然《潘徽传》言：炀帝又诏杨素更撰《魏书》，素薨而止，则魏澹之书，论者必仍有不满也。）《北齐书》成于李百药。（《史通·古今正史篇》：“高齐史：天统初，大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名曰《黄初传天录》。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惟记行师，不载他事。自武平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逮于齐灭。隋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多识故事。王乃冯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曰《齐志》，十有六卷。李在齐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至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贞观初，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杂采他书，演为五十卷。今之言齐史者，惟王、李二家焉。”《自注》云：“王劭《齐志》，《序》云二十卷，今世间传者，惟十六卷。”《隋志》著录，则止十卷。又有崔子发《齐纪》三十卷。《杜台卿传》云：撰《齐纪》二十卷。《荣毗传》：兄建绪，仕周，平齐之始，留镇邺城，因著《齐纪》三十卷。《隋志》皆不著录。）《周书》成于令狐德棻。（宇文周史：《史通》云：“大统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皇家贞观初，敕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定为《周书》五十卷。”《隋志》有牛弘《周史》十八卷，《注》云未成。）事亦皆在唐世。《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大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仍使秘书监总知其务。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于史阁。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大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与其事。大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云合为五代纪传，则梁、陈、齐、周、隋之史，实未尝各别为书。然则续修之志，亦与五代纪传合为一书，无所谓编入《隋书》也。五代既合为一书宋、齐、元魏何缘分立？隋实混一区宇，而亦继南北朝之后，则晋又何不可冠于南北朝之前？然则当时史家，果未尝谓史当断代。李延寿虽与官修，仍采杂史，补益官书，（延寿与官修而必别为私史，意实在此，观其自序可知。）编为南北纪传，而亦入隋于其中，其《自序》称以拟《史记》；知幾论史，亦入之通史之家；其明证也。然意虽在于会通，书实成于各别。合居一简，未免无所取裁。当时虽合为一书，后人仍目为断代，盖以此也。

欲合隆古至于当代，萃为一编者，当时亦非无其人。梁武帝之《通史》，其最著者也。此书，《梁书·本纪》云六百卷，《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六百二十卷，《纪》盖以成数言之。《隋志》作四百八十卷，则有阙佚也。帝尝躬制《赞》、《序》，（亦见《本纪》。）又语萧子显曰：“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其重视之可知。《史通》云：其书“自秦已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梁书·吴均传》言：此书起三皇，迄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已毕，惟《列传》未就卒。）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所异者惟无表而已。”断代之书，所以不能合为通史者，实以两朝衔接之际，不免复重、矛盾，今云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当有以祛此弊。云惟无表，则亦有志。表事不容刊落，盖当别有翦裁。（《齐书·檀超传》。超掌史职，上表立条例，即谓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此书实郑樵《通志》之先河也。顾野王尝撰《通史要略》一百卷，未就，（《陈书》本传。）盖又欲就斯书，加以删略。熊襄《齐典》，所述不仅齐事，说已见前。宋江夏王义恭尝撰《要记》五卷，起前汉讫晋大元，（《宋书》本传。）盖亦通史之体。北朝元晖，（常山王遵曾孙。《史通》误作济阴王晖业。）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旨，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魏书·昭成子孙传》。《北史·魏诸宗室传》无宋字。）其书《史通》列为古今正史，而《隋志》入之子部杂家，盖以为类书也。《魏书·儒林·平恒传》云：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传代之由，贵臣升降之阶，皆撰录品第，商略是非，号曰《略注》，合百余篇，似亦《科录》之类。《周书·明帝纪》言：帝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已来，迄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隋书·萧济传》：陈亡后济子从典入隋，杨素奏使续《史记》迄于隋，其书未就，则亦梁武作《通史》之志也。

斯时史家，颇知讲求体例。华峤《修汉后书》，以皇后入外戚传为不安，而改之为纪。（《晋书》本传。）檀超之掌史职，尝上表立条例，诏内外详议。其时王俭、袁彖，均有所论，见《齐书·超》及《彖传》。修史既皆断代，故其起讫之间，最烦论议。晋初作本朝之史，即议立限断。或云当起正始，（魏废帝立之岁。）或云当始嘉平，（宣王杀曹爽之岁。）或云当起泰始，（武帝篡魏之岁。）见《晋书·贾充传》。徐爰修宋史，起元义熙，载与高帝并起及为帝所戡定之人，而不取桓玄。表请详议。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桓玄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后沈约修《宋书》，则并桓玄、谯纵、卢循、马鲁及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并删之，事见《宋书·爰传》及《自序》。魏收监修国史，议立齐元，阳休之、李德林等亦有议论，见《北齐书·休之》、《隋书·德林传》。此皆论一史之断限者也。其分立时正统之论，则习凿齿首及之。《晋书·凿齿传》载其临终上疏曰：“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之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今沉沦重疾，谨力疾著论一篇写上。”其论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昔共工霸有九州，秦政奄平区夏，犹不见序于帝王，沦没于战国，何况暂制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若以晋尝事魏，拘惜禅名，则惑之甚者也。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孰如见推于暗人，受尊于微弱？”【61】论足王天下与否，纯以功德为准，而破拘于君臣之分，缪托禅让之名，实颇合民贵君轻之义也。（凿齿正统之说，当以此论所言为正。《传》又言：凿齿以桓温觊觎非望，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于三国时，蜀以宗室为正，则近亿度。）《晋书·天文志》云：“魏文帝黄初六年，五月，壬戌，荧惑入大微。七年，五月，帝崩。《蜀记》称明帝问黄权：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也。案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大微。”以天象定正伪，则冥漠之说矣。

沈约像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南朝梁大臣，文学家，史学家。著有《宋书》、《晋书》、《齐纪》、《梁武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

史也者，所以记人群之行事，以资鉴戒，非徒为一二人作起居注也。此义也，昔时史家，久已知之。然史官缘起，本君大夫之私人，所记者特其私事，记言记行，皆以表彰其人为主，此等见解，相沿不易化除，而视史家之褒贬为一身之荣辱者遂多矣。《齐书·崔祖思传》：祖思陈政事曰：“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故上无妄动，知如丝之成纶。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褒谀为体。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即深惜史职不举，不足使人歆惧者也。宋文帝欲封王昙首等，会燕集，出诏示之。昙首曰：“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陛下虽欲私臣，当如直史何？”封事遂寝。荀丕恶于王俭，又上书极谏齐武帝，言甚直。帝不悦。竟于荆州狱赐死。徐孝嗣闻之曰：“丕纵有罪，亦不应杀，数千年后，其如竹帛何？”（《南史·齐豫章王嶷传》。）魏孝文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皆谓史笔，足儆人君。然君既赏罚任情，史又何所恃以奋其直笔？《齐书·王智深传》：世祖使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以谂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尒。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则视人君之意旨为进退矣。世祖敕智深撰《宋纪》，令奏上，未及而崩，郁林又索其书，已见前。《传》言智深初为袁粲所接，及撰《宋纪》，意常依依，世祖之索之，盖意实有所不释然，故郁林犹继其志也。刘祥撰《宋书》，讥斥禅代，世祖衔而不问，亦已见前。《南史》言祥又于朝士多所贬忽，著连珠十五首以寄其怀。或以启上，卒以是徙广州，则亦未尝不以他事中之矣。观此，可知人君之于直笔，畏忌之深。《周书·柳虬传》：虬上疏曰【62】：“古人君立史官，非但纪事而已，盖所以为监戒。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且著迷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著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后代纷纭，莫知准的。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自修，有过者知惧。”事遂施行。《文帝纪》：魏恭帝元年，四月，帝大飨群臣。魏史柳虬执简书于朝曰：“废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岁，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重寄，居元辅之任，又纳女为皇后，遂不能训诲有成，致令废黜，负文皇帝付属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谁？”大祖乃令大常卢辩作诰谕公卿。此其所谓显言于朝者也，岂不令人作恶？虬以大统十四年除秘书丞，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史事，自虬为丞，始令监掌焉。十六年，修起居注，仍领丞事。周文之委任之，岂不以其能破密书之局，则知公论之莫予毒，而可以释然于怀也邪？

人君如此，人臣亦然。魏孝文谴妇人冠帽着小襦袄，任城王澄言著者犹少，孝文斥为一言丧邦，欲使史官书之，已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梁取汉中，魏将乙速孤佛保自刎死，文帝诏著作录之。（《北史·节义传》。）丘冠先死于蠕蠕，齐武帝赐其子雄钱一万，布三十匹，雄不受。诣阙上书曰：“臣父执节如苏武，守死如谷吉，遂不书之良史，甄之褒策，万代之后，谁死社稷？”（《南史·孝义传》。）谢朓之死，谓门宾曰：“寄语沈公：君方为三代史，亦不得见没。”皆视史家之褒贬为荣辱之大者也。源怀表陈其父贺拥立高宗及执立高祖之功，不沾茅土之锡。诏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诉，访之史官，颇亦言此，可依授北冯翊郡开国公。”可见私家勋伐，亦以书于国史者为准。故有见录者则引为殊荣，如李孝伯与张畅对问，书于《宋史·畅传》，其孙豹子，欲求其君之披览是也。其或见遗，则以为大戚，如诉魏收者或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是也。《收传》言：收性颇急，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则藉此以肆其恣睢者，又有之矣。收《自序》曰：武定四年，献武于西门豹祠宴集，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等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因共大笑。仍谓收曰：“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又言齐文宣诏收撰魏史，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大武诛史官。”神武、文宣皆粗才，能作是语，可知此等见解入人之深矣。《南史·王韶之传》曰：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显，韶之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少帝即位，迁侍中，出为吴郡大守。羡之被诛，王弘入相，领扬州刺史。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韶之在郡，尝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励，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两嘉之。《裴子野传》云：齐永明末，沈约撰《宋书》，称松之已后无闻焉。子野撰《宋略》云：戮淮南大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叹其述作曰：“吾弗逮也。”盖直道之难行如此。《隋书·卢思道传》云：齐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诵之，由是大被笞辱。盖亦以秉笔者为恩怨所丛，虑其或受牵率，故当其未成之时，讳莫如深也。

史氏之初，本系记录故事，【63】以备方来之参证，其为用，略如后世之档案，先代学者，留意于此者极多。《宋书·殷景仁传》云：景仁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梁书·孔休源传》：高祖尝问吏部尚书徐勉曰：“今帝业初基，须一人有学艺、解朝仪者，为尚书仪曹郎。为朕思之，谁堪其选？”勉对曰：“孔休源识鉴清通，谙练故实。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高祖亦素闻之。即日除仪曹郎中。是时多所改作每逮访前事，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吏部郎任昉尝谓之为孔独诵。其有裨实用如此。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宋书·王淮之传》。）王伟之少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手自书写。泰元、隆安时事，小大悉撰录之。（《宋书·王韶之传》。伟之，韶之父也。韶之因此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许懋尤晓故事，深为仪注之学。（《梁书》本传。）刘谅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梁书·刘孝绰传》。）江蒨好学，尤悉朝仪、故事，撰《江左遗典》三十卷，未就。（《梁书》本传。）凡此皆后世所谓掌故之学。《隋志》有旧事、仪注两门皆其书，刑法一门，律令而外，有制、科、议、议驳、弹事、奏事、决事、驳事，亦其类也。

汉世治古史者，当以韦曜、谯周、赵晔、袁康为巨擘。曜之《洞纪》，意在网罗放佚，求其完备。周之《古史考》，则是正旧闻，求其足信。晔与康之《吴越春秋》、《越绝书》，则皆著传说于竹帛，使其不致湮灭者也。（参看《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魏、晋以降，此风未替。皇甫谧有《帝王世纪》，盖《洞记》之伦。（此书起三皇，尽汉、魏，见于《隋志》。其体例与《洞纪》之起庖牺至秦、汉，而黄武以后别作者同。《隋志》又有何茂材《续帝王世纪》十卷，疑本谧书续以晋已后事。）其书在晋、南北朝之世，最为通行。（观义疏言古事，多引此书，罕引《史记》可知。）故当时即有为作音注者。（《隋志》有虞绰《帝王世纪音》四卷。《北史·文成五王传》，安丰王猛之子延明，曾注《帝王世纪》。）来奥有《帝王本纪》，似亦《世纪》之类。杨晔有《华夷帝王世纪》，则似兼详外国者也。（《隋志》所著录者，又有甄鸾《帝王世录》一卷。此书盖但记世系，故卷帙甚少。《刘·先圣本纪》十卷，所谓先圣，盖亦指古帝王，《志》云：“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可证也。王子年《拾遗记》二卷，今尚存，可见迂怪妄诞之概，然亦多记古帝王事也。又有姚恭《年历帝纪》十卷，不著撰人《帝王诸侯世略》十一卷，盖亦主年代、世系。又有孟仪《周载》八卷，《注》云：记前代下至秦，盖古史之较略者。又有潘杰《王霸记》五卷，盖亦记古帝王，下逮战国。）《晋书·陈寿传》云：寿撰《古国志》五十篇。寿尝师事谯周，其书或与周同调。《司马彪传》云：彪以周为未尽善，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则又周之诤友。【64】然立说虽异，其途辙则同也。《杨方传》：谓方尝撰《吴越春秋》，《隋志》作《吴越春秋削繁》。又有皇甫遵《吴越春秋》十卷，不著撰人《吴越记》六卷，盖皆以赵、袁二氏之书为不雅驯而改之。又有沈氏《南越志》八卷，则其所记，当较袁氏之书为广也。又有何承天《春秋前传》十卷，《春秋前杂传》九卷，乐资《春秋后传》三十一卷，盖记战国前事，而附丽于《春秋》，如司马光《通鉴》、刘恕《通鉴外纪》之例也。（此节所引《隋志》之书，皆在杂史类。）

一地方之史实，亦有留心搜缉者。常璩之《华阳国志》，其传于今而可见者也。崔慰祖著《海岱志》，起大公，迄西晋人物；（本传云：四十卷，半未成。《隋志》在杂传类，二十卷。）王遵业著《三晋记》；（十卷。见《北史·王慧龙传》。遵业，慧龙曾孙也。）盖亦其伦。《隋志》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此后世方志之权舆，当时作者，盖以人物为重。然一地方之史实，苞含其中者，必不少矣。宋段国有《吐谷浑记》一卷，《隋志》入霸史类，其地实在域外，亦可称为外国史也。

传记之作，此时最为浩繁。有该括全国者，如《隋志》所著录之《海内先贤传》、《四海耆旧传》是也。有域于一地者，如陈寿之《益部耆旧传》，刘义庆之《江左名士传》是也。有专详一类人者，如嵇康之《圣贤高士传》，诸家之《孝子传》，梁元帝之《忠臣传》，鍾岏之《良吏传》，张隐之《文士传》，范宴之《阴德传》，王瑱之之《童子传》，诸家之《列女传》，不著撰人之《美妇人传》是也。此实正史类传之伦。其兼容并苞者，则谓之《杂传》。任昉、贺踪、陆澄皆有其书。踪书本七十卷，昉书本百四十七卷，可见其搜采之博。就官守而传其人者，有梁元帝之《丹阳尹传》。网罗一时人物者，有袁敬仲之《正始人士传》，戴逵之《竹林七贤论》，专记一人者，如不著撰人之《东方朔传》，《毌丘俭记》，管辰之《管辂传》。家传亦有多家。就所知者而识之，则梁元帝之《怀旧志》也。僧、道亦有列传，如《高僧传》、《众僧传》、《尼传》、《列仙传》是。其专传一人者，则有如《法显传》、《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君内传》、《嵩高寇天师传》。所传并有非人者，如《灵鬼志》、《志怪》、《神录》等是。梁元帝著《古今同姓名录》一卷，则人名辞典之先河也。

谱牒之作，【65】斯时亦盛，以俗重阀阅故也。谱皇室者，如不著撰人之《汉氏帝王谱》、《宋谱》是。元晖业之《辨宗录》，亦其类也。又有诸家之《百家谱》。一家之谱，则有如《京兆韦氏谱》、《谢氏谱》。谱一方巨族者，如《益州谱》、《冀州姓族谱》。官纂之书，以地、以姓为别，如梁有王司空《新集诸州谱》十一卷，又有《诸姓谱》一百一十六卷，梁武帝总责境内十八州谱六百九十卷，盖其最巨者矣。谱牒之书，亦非仅记世次。如《隋志》有《杨氏家谱状并墓记》一卷，裴子野有《续裴氏家传》二卷。（《南史》本传。）陆煦著《陆史》十五卷，《陆氏骊泉志》一卷是。（《梁书·陆杲传》。参看第十七章第二节。）

宋元嘉中，使何承天立史学，石勒使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已见第一节。私家亦有以此传授者。《隋志》云：“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一史，至数十家，惟《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已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者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该、恺并见《隋书·儒林传》，云：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其盛，不下于传经也。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李密师事恺，受《史记》、《汉书》，阎毗受《汉书》于该，皆见本传。该梁鄱阳王恢之孙，恺东海人。《北史·崔赡传》云：颍川荀济，自江南入洛，赡学于济，故得经史有师法。《隋书·儒林传》：又有吴郡张冲，撰《前汉音义》十二卷。《文学传》：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杨汪传》：汪受《汉书》于臻。臻亦梁人，江陵陷没归萧詧者也。然则是时史学，实自南而北也。《旧唐书·儒林传》：秦景通，与弟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为小秦君。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又有刘讷，亦为当时宗匠。可见史学专门传授之风，至唐初而未绝也。）《史记》传者甚微。”诸史述其时之人，熟精汉史者甚多，（《梁书·文学传》云：臧严于学多所谙记，尤精《汉书》，讽诵略皆上口。《张缅传》：尤明后汉及晋代众家，客有执卷质缅者，随问便对，略无遗失。《南史·梁宗室传》：吴平侯景之子励，聚书至三万卷，披玩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刘显执卷策，励诵应如流。乃至卷次，行数，亦不差失。《陈书·萧济传》：第三子从典，笃好学业，博涉群书，于班史尤所措意。）《史记》则除裴骃作注外，（骃松之子，见《宋书·松之传》。）治者较罕，（除前引萧恺事王仲通与《汉书》并受外，惟《晋书·刘殷传》言：殷有七子，五子各受一经，一子受《大史公》，一子受《汉书》。《南史·吴喜传》云：喜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写无所脱漏。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则不过涉猎而已，非真治学者也。）盖汉事近己而俗变相类，为用较切，而言古史者，《史记》之席，又为谯周、皇甫谧等书所夺也。《隋志》所云传受，盖重在训诂、音释，此马融从班昭受读《汉书》之旧，（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实尚不足语于史学。斯时史学之可称者，一在补苴罅漏，一在提要钩玄。补苴罅漏之功，见于注释，《史通》言三国之志：“异闻错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66】（《古今正史篇》。）《宋书·松之传》，称其“鸠集传记，广增异闻”，盖其所用心，实在于此。崔慰祖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齐书·文学传》。）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彤书四十卷，昭书一百八十卷。（《梁书》本传。）卷帙并远逾于旧。王规亦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梁书》本传。）此等皆名为注，实则补也。蔡谟总应劭以来注《汉书》者，为之集解。（《晋书》本传。）《梁元帝注汉书》百十五卷，（《本纪》。）其世子方等注范晔《后汉书》未就。（《南史》本传。）吴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梁书·文学传》。）此等虽专于注释，亦必有荟萃之功。惟韦稜著《汉书续训》二卷，（稜叡孙，见《南史·叡传》。）则或专于音训耳。提要钩玄之功，见于抄撮。有为校勘同异者，如张缅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梁书》本传。）裴子野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是也。（《南史》本传。）有欲删繁就简者，如袁峻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南史·文学传》。）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见《北史·于栗磾传》。仲文，栗磾八世孙。）刘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北史》本传。）阮孝绪有《正史削繁》九十四卷是也。（《隋志》杂史类。）《隋志》有汉卫飒《史要》十卷，《注》云：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亦见杂史类。）此盖《科录》之先河。又有王蔑《史汉要集》二卷，《注》云：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亦见杂史类。）盖合《史》、《汉》及《春秋》去其重者也。

第六节　文学美术

晋、南北朝，为文字趋于靡丽之世。以诸葛亮之综事经物，而人或怪其文采不艳，（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六节。）即可见当时之风尚。《抱朴子·喻蔽篇》，述时人论王仲任者，病其“属辞比义，不尽美”，亦此等见解也。【67】葛氏虽正其非，然其所作之文，亦繁而不杀。《钧世篇》论今人之文学，不必不如古人，其说多通。然又云：“俱论宫室，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同说游猎，叔曰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并美祭祀，《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等称征伐，《出军》、《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则亦病古之醇素，而贵后之雕饰矣，可见自拔于风气之难也。（《晋书·刘颂传》详载其奏疏，且称之曰：“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而有余。”可谓以言存其人矣，然又讥其文惭华婉。《傅咸传》云：“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皆眷眷于文辞。此等皆时人之议论，为史氏所采者也。）曹魏之世，文章虽尚华饰，去古尚不甚远。晋初潘、陆，稍离其真，然迄宋世，尚有雅正之作。至齐、梁而雕琢涂泽愈甚矣。北方文字，初较南方为质朴，至其末叶，乃亦与之俱化焉。（南朝文学之华靡，至梁之叔世而极。所谓宫体是也，见《南史·徐摛传》。北朝则大盛于北齐后主之世。祖珽奏立文林馆，召引文学之士，一时称盛焉。见《北史·文苑传》。《传》云：“永明、天监之际，大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辞人得失之大较也。”然又云：“革车电迈，渚宫云彻，梁荆之风，扇于关右。狂简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则周人虽欲复古，亦未能自立于风气之外矣。）

斯时缀述之家，多务搜集辞藻。葛洪所谓以古书当山渊，采伐渔猎其中者也。（《钧世篇》。）辞藻富丽者，吐属仍贵自然。《颜氏家训·文章篇》曰：“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亿语也。深以此服之。”用事若胸亿语，则于语言之法无背，此行文之正轨也。若乃有意堆砌，致使辞浮于意，则虽庾信之富丽，论者且訾为辞赋之罪人矣。（《周书·信传论》。）又其甚者，如《颜氏·勉学篇》所讥：“既不学问，而又羞为鄙朴。道听涂说，强事饰辞。一二百件，传相祖述，寻问莫知缘由，施安时复失所。”则为绝物也矣。此等人并不读书，然读书者亦不必皆善雕饰。刘昼以举秀才不第，发愤缉缀辞藻，已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昼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吟讽不辍。以呈魏收。收谓人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见其赋，又愚于名。”此真可发一笑。颜氏云：“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文章篇》。）学问自有其真，夫岂钝根所能就？颜氏所云，亦经生呫哗之业耳。然善用所长，亦足自立，究愈于强用所短者也。而一时风气鼓荡，必率天下之人而出于一途。则知流俗波靡，未有不毁坏人才者。君子所以贵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也。

斯时之文字，有文笔之分。文贵华艳，笔则仍颇质实，与口语相去，初不甚远。【68】然二者已不必兼长。《晋书·挚虞传》云：东平大叔广，枢机清辩。广谈虞不能对，虞笔广不能答。《乐广传》云：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累迁侍中河南尹。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志，无以成斯美也。”《齐书·刘绘传》：绘以辞辩，敕接虏使。事毕，当撰语辞。绘谓人曰：“无论润饰，未易，但得我语亦难矣。”皆可见口舌笔札，二者自有悬违也。然口语次比，便可成笔，则其相去究不甚远，故虽不读书者，亦或能为之。《齐书·周颙传》言颙善尺牍，而沈攸之送绝交书，大祖仍口授令颙裁答。《魏书·杨大眼传》云：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周书·梁台传》云：不过识千余字，而口占书启，辞意可观。此尚与王平所识不过十字，而能口授作书无异。（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六节。）大抵当时古书，苟非有意涂泽者，仍是尽人所能解。《晋书·石勒载记》言：勒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此与杨大眼使人读书坐而听之正同。《赫连勃勃载记》：刘裕入长安，遣使遗勃勃书。勃勃命其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文而阴诵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为书，封以答裕。裕览其文而奇之。苟与语言相去甚远，必非勃勃所能记也。《宋书·刘穆之传》云：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常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也。此等书翰，亦必仅就口语，略事翦裁耳。《魏书·胡叟传》云：好作文。既善为典雅之辞，又工为鄙俗之句。《成淹传》云：子霄，亦学涉，好为文咏，但辞采不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闾巷浅识，颂讽成群，乃至大行于世，则知俗语亦可为文，但不为文士所贵耳。

文士之于语言，既但用之于笔，则高文典册，必也竞事涂泽，寖失其真矣。穷而思返，实始北周。《周书·苏绰传》曰：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大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恭帝元年大祖命卢辩作诰喻公卿，（见第五节。）及闵帝时魏帝禅诏，册文，亦皆苏绰《大诰》之流也。此等文字，虽似质实，实则仍以古语堆砌，未能达其真意。此仍是涂泽，不过其所涂泽者不同耳。故史臣讥其“矫枉非适时之用”焉。（《王褒庾信传论》。）

赋体多学汉人，间有渐趋妍俊者，如《雪》、《月》、《恨》、《别》诸赋是也。诗体亦仍汉世之五言。如陶潜之高旷，谢灵运之工整，鲍照之雄骏，可谓各自名家。然较诸汉、魏以前之作，如《古诗》十九首等，则真朴渐漓矣。乐府之体，稍为文人所效为。《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吴哥、杂曲，并出江东，晋、宋已来，稍有增广。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秦、汉阙采诗之官，歌咏多因前代。与时事既不相应，且无以垂示后昆。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观此，可知是时之诗，民间歌谣见采者日希，文人之所为愈盛矣。

［明］王仲玉·陶渊明像

陶渊明（365或372或376—427），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

视书法为艺事之风，降而益甚。古篆稍废，通行最广者，实惟隶书。作隶求其姿媚，则有八分书，亦曰楷法。其专讲实用者，仍称为隶书，亦曰章程书。统观晋、南北朝诸史，善隶草者最多，工楷法者已少，古篆则几于绝无矣。此可见虽云艺事，仍不能不受实用之牵率也。江式六世祖琼，善虫篆古训，子孙世传家业。此在当时，盖为孤学。式上表求作《古今文字》，言曹喜、蔡邕、张揖、邯郸淳、韦诞、卫觊皆能篆，琼即受学于觊者，此皆魏、晋间人。《表》称“题篆宫禁，猥同上哲”，《传》言式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版题皆式书，似题署尚皆用篆。然《晋书·王羲之传》言：大元中，新起大极殿，谢安欲使其子献之题榜，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县橙书之。比讫，须发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献之，《传》仅言其工草隶而已。《魏书·卢玄传》言代京宫殿，多其孙渊所题，亦仅云其六世祖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繇亦仅工章程书耳。《窦瑾传》：子遵，善楷、篆。北京诸碑及台殿楼观宫门题署多遵书，此当皆用楷、篆。然《周书·艺术传》言：冀儁善隶书。赵义深少学楷隶，雅有鍾、王之则。当时碑榜，惟文深及儁而已。平江陵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余人犹莫能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世宗令至江陵书景福寺碑，汉南人士，亦以为工。虽外任，每须题榜，辄复追之。儁固仅以善隶称，文深虽楷、隶并言，然云有钟、王之则，则所工者亦隶书也。然则碑榜亦不必篆分矣。古篆之用日少，【69】此识之者所由日希欤？（见第一节。）

卫恒作《四体书势》：一为古文，二为篆书，三为隶书，四为草书，行书即该于隶书之中。盖行、楷八分皆隶之小变，不足独成一体也。然则晋、南北朝诸史所称善隶书者，亦未始不可兼该行、楷矣。而楷法之名，亦渐移于章程书，不专指八分。《北齐书·赵彦深传》：子仲将，善草隶。虽与弟书，书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疑所在宜尔。是以必须隶笔。”此云楷正，即指隶书，事甚明白。然其所谓隶笔，未必不苞行书，不必皆如今之正书，亦理之可信者也。《四体书势》于行书称鍾、胡，而荀勖领秘书监，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可见行书为用之广矣。史于行书，亦间有别诸隶书者，如《魏书·崔玄伯传》，言其尤善草、隶、行押之书是也，然甚少。

当时工书者，颇多衣冠中人。南则王、谢，（如《晋书·王导传》言其孙岷善行书，《谢安传》亦言其善行书。）北则崔、卢，（见《魏书·崔玄伯》、玄伯子《浩》及《卢渊传》。）并为史所艳称，而王羲之尤称“古今之冠”。（《晋书》本传语。）书艺既为世所重，名人笔迹，亦因之见宝。齐大祖尝示王僧虔古迹十一袠，就求能书人名。僧虔得民间所有袠中所无者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齐书》本传。又《刘绘传》，绘善隶书，亦尝撰《能书人名》。）梁武帝天监初，殷钧为秘书郎，启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又受诏料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梁书》本传。）西阳王大钧，年七岁，高祖尝问读何书？对曰：学《诗》。因命讽诵，音均清雅。赐王羲之书一卷。（《梁书·大宗十一王传》。）陈时，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事觉，其书并没县官，藏于秘府。世祖以始兴王伯茂好古，多以赐之。（《陈书·世祖九王传》。）此皆天家之藏。桓玄爱王羲之父子书，各为一袠，置左右玩之。（《晋书·羲之传》。）江祐远致饷遗，或取诸王名书。（《南史》本传。）此则士大夫之笃嗜成癖者也。北方则多宝崔、卢之书。《魏书·崔浩传》言；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梁书·文学·周兴嗣传》言：次均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为文。此皆世所谓集字。《魏书·崔玄伯传》：玄伯父潜，为兄浑诔手笔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遇得之。深藏秘之。武定中，遵业子松年，以遗黄门郎崔季舒。人多摹拓之。则又后世钩摹展拓之本矣。

诏令、奏议，要密者或出亲书，盖欲以防诈伪。蔡兴宗说宋明帝为手诏以慰殷琰，已见第九章第五节。刘道济之死，裴方明等使书与相似者为教，酬答签疏。萧颖胄死，州中秘之，亦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此皆施于军机紧急之时。谢兄朏，在吴兴，论启公事稽晚，辄代为启，齐明帝见非其手迹，被问，见原，此则施之平时者矣。冀儁特工模写，周大祖令伪为魏帝敕书与费也头，令将兵助大祖讨侯莫陈悦。儁依旧敕模写，及代舍人主书等署，与真无异，此固禀分使然，亦其时多用手笔，故有工于模放者邪？《宋书·武三王传》言：衡阳王义季素拙书，文帝听使余人书启事，惟自署名，则非特许必出亲笔，故梁昭明大子疾，武帝敕参问，辄自力手书启也。万几日不暇给，或武人实不能书者，亦须自署名。《南史·恩幸传》云：齐高帝在领军府，令纪僧真学手迹下名。篡位后报答书疏，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也。”《王敬则传》云：敬则不识书，止下名。《侯安都传》云：安都日益骄慢，表启封讫，有事未尽，乃开封自书之，云又启某事。然则本不自书也。手迹之为用既广，留意于其工拙者遂多。刘穆之说宋高祖，已见第二节。《魏书·崔玄伯传》：弟子衡学崔浩书，颇亦类焉。天安元年，擢为内秘书中散。班下诏命及御所览书多其述。此则虏主不能书，而使工书者为代也。北齐高祖令工书人韩毅在东馆师友诸王。后主在东宫，世祖亦选善书人性行纯谨者令侍书。（《北齐书·儒林传》。）亦以世重书法，故加意教习也。

书工有徒取机速能集事者。《齐书·幸臣传》：刘系宗，泰始中为主书。大祖废苍梧，明日，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系宗欢喜奉命。使写诸处分敕令及四方书疏。使主书十人，书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称旨。此等但求能赴事机，未必更求笔迹之美。若崔衡供职，兼及虏主所览；《梁书·张率传》：敕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使工书人琅邪王深、吴郡范怀约、褚洵等缮写，以给后宫；则兼求其书法之工矣。然当时虽重书法，于工书者仍贱视之。【70】观王献之对谢安语可见。《宋书·羊欣传》：元显每使欣书，尝辞不奉命。元显怒，乃以为其后军府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见色，论者称焉。观刘系宗本为竟陵王诞子景粹侍书，诞举兵，广陵城内皆死，敕赦之，又以为东宫侍书，则知作书本寒人事也。《梁书·刘显传》：尝为上朝诗，沈约见而美之。时约郊居宅新成，因命工书人题之于壁。《文学传》：约郊居宅新构阁斋，刘杳为赞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约。约即命工书人题其赞于壁。此等工书人，亦必寒素可随意使令者。《颜氏家训·杂艺篇》言：“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然又言：“此艺不须过精。（见第二节。）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赵文深书见遐弃而以为恨，褒书见推重而亦以为恨，膏粱寒素，自处之不同，概可见矣。《宋书·谢灵运传》云：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然则当时士夫，自写文字者绝少，书工之见役使者必多也。

图画仍以人物为主。王粹图庄周于室，广集朝士，使嵇含为之赞。（《晋书·忠义嵇绍传》。）宋明光殿以胡粉涂壁，画古贤、烈士。（《宋书·百官志》。）王纶之为豫章大守，图画陈蕃、华歆、谢鲲象于郡朝堂。顾野王与王褒并为梁宣城王宾客。王于东府起斋，命野王画古贤，褒书赞。韦叡居家无事，慕万石、陆贾之为人，画之于壁以自玩。石季龙造大武殿初成，图画自古贤圣、忠臣、孝子、烈士、贞女。（《晋书·艺术·佛图澄传》。《传》又云：皆变为胡状。旬余，头悉缩入肩中，惟冠仿佛微出。季龙大恶之，秘而不言也。《宋书·五行志》亦云：石虎末，大武殿前所图贤圣人象人头悉缩入肩中。说虽怪诞，然其图画人象，自系实事也。）皆画古人于屋壁，以资鉴戒。李玄盛于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亲为序颂。当时文武臣僚，亦皆图焉。则兼及今人矣。齐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五经》之外，惟得看《孝子图》，已见第十章第一节。王僧虔子慈，年八岁，外祖宋江夏王义恭迎之内斋，施宝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隋书·经籍志》：梁有《孝经图》一卷，《孝经孔子图》二卷，杂传类又有《陈留先贤像赞》一卷，《会稽先贤像赞》五卷，皆装成卷帙者。魏肃宗欲释奠，豫诏有司，图饰圣贤，（见第一节。）则祠祀者亦有画像也。（《宋书·自序》：世祖以沈伯玉容状似画图仲尼像，常呼为孔丘，此孔子像不知在庙中？抑在屋壁上？或装成卷帙？然当时孔子画像必颇多，则可想见也。）画今人者：王玄谟子宽，泰始初为随郡大守，逢四方反，父在建康，宽弃郡自归。以母在西，为贼所执，请西行。遂袭破随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图宽形以上。齐高帝图功臣，刘僧副在焉。（《南史·刘善明传》。）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使工图其像，王亮、宗皆与焉。（并见《梁书》本传。）桓康随武帝起兵。所经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画其形于寺中。病疟者写形帖着床壁，无不立愈。（《南史》本传。）冯道根为豫州，梁高祖引与燕，召工图其形象。柳仲礼迁司州，帝思见其面，亦使画工图之。张缅居宪司，号为劲直，帝遣画工图其形于台省，以励当官。陈武帝定杜僧明等之乱，帝亦遣画工图其容貌而观之。昭明大子起乐贤堂，使图工先图刘孝绰。王秀之钦慕宗测，令陆探微画其形，与己相对。（《南史·隐逸传》。）夏侯亶迁吴兴大守，在郡有惠政，吏人图其像，立碑颂美。齐武成于华林起玄洲苑，备山水台观之丽，诏于阁上画魏收。许惇迁守阳平，治为天下第一，特加赏异，图形于阙。凡此皆徒画其人。《南史·宋宗室诸王传》：长沙景王道怜之孙韫，人才凡鄙。在湘州、雍州，使善画者图其出行卤簿羽仪，常自披玩。尝以示蔡兴宗，兴宗戏之，阳若不解画者，指韫形问之曰：“此何人而在舆？”韫曰：“正是我。”其庸鄙类如此。《梁书·康绚传》：绚身长八尺，容貌绝伦。虽居显官，犹习武艺。高祖幸德阳殿戏马，敕绚马射。抚弦贯的，观者悦之。其日，上使画工图绚形，遣中使持以问绚，曰：“卿识此图不？”其见亲如此。此图中盖亦有多人？齐武帝志存恢复，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置琅邪城射堂壁，游幸辄观焉。（《齐书·王融传》。）此图除人物外，当更有他景色以资点缀也。然特以资点缀而已，所重者仍在人物，故有以善画一种人物称者，如《齐书·刘绘传》言：荥阳毛惠远善画马，绘弟瑱善画妇人，当世并为第一是也。顾恺之之画，特重古今，观《晋书》本传所言，亦仅善于人物而已。《颜氏家训·杂艺篇》云：“武烈大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稚，皆知姓名矣。”《南史·陈本纪》云：袁彦聘隋，窃图隋文帝状以归。后主见之，大骇，曰：“吾不欲见此人。”此说不知信否？然当时有此速绘之术，自不诬也。

山水画似亦起于此时，但不多耳。【71】《宋书·隐逸传》：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即《后书·逸民传》之向长，字子平。《注》云：《高士传》作尚。）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此所画者，必为山水无疑。炳孙测，见《齐书·高逸传》。云：欲游名山，乃写祖炳所画《尚子平图》于壁上，则仍为人物矣。《宋书·王微传》，微报何偃书曰：“性知画缋，盘纡纠纷，或记心目。故兼山水之爱。一往迹求，皆放象也。”此所言者，或亦山水画。

［南朝·梁］张僧繇·十八宿神形图卷（局部）

佛画、佛像，亦随佛教而俱兴。《梁书·诸夷传》述县光宅寺云：大同中，出旧塔舍利，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72】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穷于轮奂焉。其图诸经变，并吴人张繇运笔。繇丹青之工，一时冠绝。又云：师子国，晋义熙初，始遣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历晋、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画图》，世人谓为三绝。至齐东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戴安道名逵，其子颙，见《宋书·隐逸传》。云：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颙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元魏造像，规模尤大，见第二十四章第二节。

画工见贱，尤甚于书工。《颜氏家训·杂艺篇》云：“吴郡顾士端，出身湘东国侍郎，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有子曰庭，西朝中书舍人。父子并有琴书之艺，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彭城刘岳，橐之子也。仕为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才学快士，而画绝伦。后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乡使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岂见此耻乎？”其见轻可谓甚矣。然名画与法书，同为人所宝爱。《隋书·经籍志》簿录类，有《陈秘阁图书法书目录》一卷，《法书目录》六卷，《书品》二卷，《名手画录》一卷。

魏复雅乐，始自杜夔，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六节。晋初，荀勖典知乐事，又修律吕，事见《晋书·勖传》及《宋书·乐志》。《志》云：江左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大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哥食举之乐，犹有未备。明帝大宁末，又诏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复置大乐官，鸠习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初荀勖修正钟磬，事未竟而勖薨。惠帝元康三年，诏其子蕃修定金石，以施郊庙。（事亦见《晋书·裴秀传》。）寻直丧乱，遗声旧制，莫有记者。庾亮为荆州，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亮寻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晋氏之乱也，乐人悉没戎虏。（《晋书·刘弘传》云：伶人避乱，多至荆州。下书郡县，使安慰之。须朝廷旋反，送还本署。则时伶人亦有南奔者，朝廷未能存抚耳。）及胡亡，邺下乐人，颇有来者。谢尚时为尚书仆射，因之以具钟磬。大元中，破苻坚，又获乐工扬蜀等，闲练旧乐，四厢金石始备焉。《隋书·音乐志》曰：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大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大乐伎百二十人诣兴赎母。及宋武帝入关，悉收南度。文帝元嘉九年，大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典书令奚纵复改定之。齐代因而用之。梁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下诏访百寮。是时对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辞，言乐之宜改，而不言改乐之法。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其后台城沦没，乐府不修。王僧辩破侯景，诸乐并送荆州。经乱，工器颇阙。元帝诏有司补缀。才备，荆州陷没。西人不知采用，工人有知音者，并入关中，随例没为奴婢。又云：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末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命，今复会同”云云。此洛京乱后，雅乐流播之大略也。

《隋志》又云：道武克中山，大武平统万，或得其宫县，或收其古乐。于时经营是迫，雅器斯寝。孝文颇为诗歌，以勖在位。谣俗流传，布诸音律。大臣驰骋汉、魏，旁罗宋、齐。功成奋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扬庙舞，自造郊歌，宣畅功德，辉光当世，而移风易俗，浸以陵夷。《周书·斛斯征传》云：孝武西迁，雅乐废阙，征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隋志》又云：齐文宣将有创革，尚乐典御祖珽，自言旧在洛下，晓知旧乐。上书曰：“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创制宫县，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初用八佾，作始皇之舞。至大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至永熙中，录尚书长孙承业，共臣先人大常卿莹等，斟酌缮修，戎华兼采。至于钟律，焕然大备。自古相袭，损益可知。今之创制，请以为准。”珽因采魏安丰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始具宫县之器。仍杂西凉之曲。乐名广成，而舞不立号。所谓洛阳旧乐者也。（《志》又载牛弘奏云：“后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大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何妥传》：妥请兴雅乐，表言：“江东宋、齐以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四舞、（鞞、铎、巾、拂。）三调，（清、平、瑟。）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隋志》又言：后周大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宴飨之礼。及天和六年，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周书·本纪》在九月。）其后帝聘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明帝武成二年，正月朔旦，会群臣于紫极殿，始用百戏。武帝保定元年，诏罢之。（亦见《周书·本纪》。）及宣帝即位，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鱼龙漫衍，常陈殿前。（见《纪》大象元年。）武帝以梁鼓吹熊罴十二案，每元正大会，列于县间，与正乐合奏。宣帝时，革前代鼓吹制为十五曲。晨出夜还，恒陈鼓吹。《志》又载牛弘谓“后周之乐，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云。魏、齐、周三朝之乐，大略如此。

晋、南北朝，实为外国音乐流传中国之世。据《隋书·音乐志》：炀帝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为九部。除清乐并汉末旧曲，礼毕出自晋大尉庾亮家外，（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为文康乐。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以礼毕为名。）余皆来自异域。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大武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后声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康国，起自周代聘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云。《志》又云：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齐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73】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惟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能自度新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均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兄、阉官之辈齐唱和之。莫不陨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盖时外国音乐，率较中国旧乐为幽怨、高吭，故俗好之如此云。《颜氏家训·杂艺篇》云：“礼曰：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弟，不知琴者，号有所阙。”此亦习俗使然，好尚未必存焉也。

角抵百戏，仍颇盛行。《晋书·武帝纪》：泰始元年，十二月，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成帝纪》：咸康七年，十二月，除乐府杂伎。然《齐书·礼志》言：“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则除之究不能尽矣。《抱朴子·对俗篇》言：“幻化之事，九百有余。”可想见其盛况。《周书·崔猷传》谓大统时，大庙初成，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则北朝亦迄有之也。俳优者，《北齐书·尉景传》言：神武令优者石董桶戏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为不剥公？”犹是诙谐剽剥之旧也。

《齐书·崔祖思传》：高帝初即位，祖思启陈政事曰：“前汉编户千万，大乐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罢不合经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乐定员，惟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大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74】《王晏传》：晏弟诩，永明中为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南史·王琨传》：大明中，尚书仆射颜师伯豪贵，下省设女乐，要琨同听。侍酒行炙，皆悉内伎。《陈书·章昭达传》：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寇对敌，旗鼓相望，弗之废也。壮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岂况平时之酣歌恒舞哉？然满堂而饮酒，一人乡隅而饮泣，则四坐为之不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果何以致和气之应乎？曷怪墨翟有《非乐》之篇也。

第七节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之中，天文、历法，措意者颇多。《宋书·天文志》曰：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75】二曰盖天，三曰浑天。而天之正体，经无前说，马书、班志，又阙其文。汉灵台议郎蔡邕，于朔方上书曰：“言天体者三家，宣夜之学，【76】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官有器而无本书，前志亦阙而不论，本欲寝伏仪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数，以著篇章。罪恶无状，投畀有北，灰灭两绝，势路无由。宜问群臣及岩穴，知浑天之意者，使述其义。”时阉官用事，邕议不行。案《晋书·天文志》载汉秘书郎郗萌，能记宣夜先师相传之说，则其师法似非全绝。故晋成帝时，虞喜能因其说以造《安天论》焉。盖天之说，著于《周髀》，后汉时，王充据之以驳浑仪。（《晋书·天文志》。）梁武帝于长春殿讲义，别拟天体，亦全同《周髀》之文。（《隋书·天文志》。）浑天之说，信者最多。扬雄即难盖天八事，以通浑天。（《隋志》。）郑玄又难其二事，为盖天之学者不能通。（《宋志》。）而桓谭亦驳王充之说，吴陆绩始推浑天意，王蕃传刘洪乾象历，亦主浑天。晋葛洪讥虞喜，释王充，说颇同蕃。宋何承天，梁祖暅，亦信浑天之说。《梁书·儒林传》云：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崔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其说未知如何。案宣夜之说，谓天了无质。（其见为苍苍然者，以高远无极，仰而瞻之，眼瞀精绝。犹旁望黄山皆青，俯察深谷窈黑，青非正色，黑非有体。）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不常，进退不常，由其无所根系为证。（虞喜《安天论》，谓天有常安之形，地有居静之体，光曜布列，各自运行。）盖天之说，则谓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滂沲四，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又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不得不随磨左回。）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见，入下故不见。天之居之如倚盖，故极在人北。（极在天中，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盖。）浑天之论，则谓天如鸡子，地如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之转，如车毂之运焉。（皆见《隋志》。）其非天之正体相同，然浑天之术，于推步最便，故后人率遵其说也。（《隋志》载葛洪之言，谓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推步莫密于浑象。又载祖暅之言，谓“自来论天者多矣，群氏纠纷，至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旁瞩四维，规日月之升降，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束晳云：“物有惑心，形有乱目，诚非断疑定理之主。故仰游云以观日月，日月常动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察群象必资征实，夫固为学自然之轨辙也。）

浑天之器，有仪有象。《隋书·天文志》云：“《书》：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玑，谓浑天仪也。故《春秋文耀钩》云：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而先儒或因星官书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玑，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以为北斗七星。载笔之官，莫之或辨。史迁、班固，犹且致疑。马季长创谓玑衡为浑天仪。郑玄亦云：其转运者为玑，其持止者为衡，皆以玉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玑视其行度，以观天意也。故王蕃云：浑天仪者，羲和之旧器，积代相传，谓之玑衡，其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浑天象者，以著天体，以布星辰。而浑象之法，地当在天中，其势不便。故反观其形，地为外匡。于已解者，无异在内，然斯二者，以考于天盖密矣。又云：古旧浑象，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洛下闳为汉孝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大初历，或其所制也。”案《尧典》乃东周后人所述，星官书亦出其时，以之相释，正得其实。指为浑仪，而以为出于尧时，则谬矣。此造作谶纬者之妄谈，马、郑无识，误袭之也。浑象出于洛下闳，亦近亿测。古不知何人之业，往往附诸一知名之人，一部《世本·作篇》，盖莫非如是，虞喜之说，亦仍其故智耳。汉世作者，以张衡为最精，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七节。王蕃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穊，不得了察，张衡所作，又复伤大，难可转移，乃改作之，大小居二者之中。陆绩作浑象，形如鸟卵，以施黄赤二道，不得如法。绩说云：天东西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直径亦然，则绩意以天为正圆。器与言谬，颇为后人所讥。伪刘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阳孔挺造铜仪，则古浑仪之法。宋高祖定咸阳得之。何承天、徐爰、沈约著宋史，咸以为即张衡所造，误也。后魏道武天兴初，命大史令晁崇修浑仪。明元永兴四年，诏造大史候部铁仪，唐时大史候台尚用之。浑天象有机而无衡。梁末秘府有，以木为之，吴大史令陈苗云：先贤制木为仪，名曰浑天，谓此。宋文帝元嘉十三年，诏大史更造浑仪。大史令钱乐之，依案旧说，采效仪象，铸铜为之。以为浑仪，则内阙衡管，以为浑象，而地不在外，是参两法，别为一体。吴时有葛衡，改作浑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机动之，天动而地止，以上应晷度，则乐之之所放述也。十七年，又作小浑天，亦象天而地在其中。此晋、南北朝之世天文仪器之大略也。（亦据《隋志》。）

自后汉行四分历后，灵帝时，会稽东部尉刘洪，悟其于天疏阔，更作乾象历。魏文帝黄初中，大史丞韩翊造黄初历。校议未定，会帝崩而寝。明帝景初元年，尚书郎杨伟造景初历。表上，帝遂改正朔，施行伟历。帝崩，复用夏正。刘氏在蜀，仍汉四分历。孙氏用乾象历。晋武帝践阼，因魏景初历，改名泰始。始杨伟推五星尤疏阔，故渡江以后，更以乾象五星法代伟历。（以上据《晋志》。）宋武代晋，改泰始为永初，此特更其名而已。元嘉二十年，何承天表上所作元嘉历。二十二年行之。大明六年，祖冲之表言其谬，上所创新历。八年，孝武欲以明年改元行之，而是岁晏驾。齐高祖代宋，改元嘉历为建元，亦徒更其名而已。梁天监九年，改用冲之之历。（《南史·祖冲之传》：子暅之。父所改何承天历，时尚未行，梁天监初，暅之更修之，于是始行焉。《颜氏家训·杂艺篇》云：算术亦是六艺要事，江南此学殊少。惟范阳祖暅精之。河北多晓此术。）大同十一年，制诏更造新历。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乱，遂寝。陈武受禅，亦无创改。（以上据《隋志》。）魏初仍用景初历。世祖平凉土，得赵所修玄始历。高宗践阼，以代景初。真君中，崔浩为五寅元历，未及施行，浩诛，遂寝。高祖大和中，诏秘书钟律郎上谷张明豫为大史令，修综历事。未成，明豫物故。世宗景明中，诏大乐令公孙崇等同共考验。正始四年冬，崇表请更造新历，名景明历。延昌四年冬，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郎崔光表言：大和十一年，臣自博士迁著作。时旧钟律郎张明豫推步历法，草创未备。及迁中京，转为大史令。未几丧亡。所造致废。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车都尉领大史令赵樊生，著作佐郎张洪，给事中领大乐令公孙崇等造历。功未及讫，樊生又丧，洪出除泾州长史，惟崇独专其任。暨永平初，亦已略举。时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大史令赵胜，大庙令庞灵扶，明豫子龙祥，共集秘书，与崇等详验，推建密历。崇及胜前后并丧。洪又除豫州司马。灵扶亦除蒲阴令，惟龙祥在京，独修前事。洪至豫州，仍续有所造。兼校书郎李业兴，本虽不豫，亦私造历。三家之术，并未施用。故贞静处士李谧，私立历法，言合纪次，求就其兄玚追取，与洪等所造，递相参考。”又求更取诸能算术兼解经义者，前司徒司马高绰，驸马都尉卢道虔，前冀州镇东长史祖莹，前并州秀才王延业，谒者仆射常景等，日集秘书，与史官同检疏密。神龟初，光表总合洪、龙祥、业兴、道、虔前大极采材军主卫洪显，殄寇将军大史令胡荣，雍州沙门统道融，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钜鹿人张僧豫九家，共成一历。请定名为神龟历。肃宗以历就，大赦改元，因名正光历，班于天下。其九家共修，以龙祥、业兴为主。孝静世，复颇乖舛。齐献武王入邺，复命业兴改正。以年号为目，命曰兴和历。（以上据《魏志》。）文宣受禅，命散骑侍郎宋景业造天保历，施用之。后主武平七年，董峻、郑元伟立议非之，而上甲寅元历。又有广平人刘孝孙、张孟宾，同知历事。孟宾受业于张子信。并弃旧事，更制新法。争论未定，遂属国亡，西魏入关，尚行李业兴正光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始诏有司造周历。及武帝时，甄鸾造天和历。大象元年，大史上士马显又上景寅元历。（以上据《隋志》。）然改历之事，至隋世乃成。

地理之学，留意者亦多。《隋书·经籍志》言：“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武帝时计书既上大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病“史迁所记，但述河渠”。又云：“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疑夺郭字。）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澄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三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案《志》所谓但记州郡之名者盖官书？所谓因其经历，并有记载者，盖私家之作？作志者之意，盖以网罗宏富，条理分明为贵？故訾此等记载，不能成一家之体也。（陆澄、任昉之书，盖丛书体？故亦不能成一家之言。）此类记载，取材实多。有根据官书，专记州郡建置者，如《元康三年地记》、《元嘉六年地记》、《九州郡县名》、《并帖省置诸郡旧事》是也。有兼及户口者，如《元康六年户口簿记》是也。其专详一地方情形者，则为诸州图经。专志风俗者，如《陈留风俗传》。演绎旧闻者，如扬雄《蜀王本纪》，记山水者，如刘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记》，宋居士《衡山记》，谢灵运《游名山志》、《居名山志》、《水经》，庾仲容《江记》，释道安《四海百川水源记》。记宫室者，有《洛阳宫殿簿》，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刘璆、释昙鸾《京师寺塔记》。记冢墓者，有李彤《圣贤冢墓记》。记道里者，有蔡允恭《并州入朝道里记》。谈沿革者，有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不著撰人《古来国名道里记》。记外国者，如法显《佛国记》，不著撰人《交州以南外国传》，杨莩《交州异物志》，不著撰人《诸蕃风俗记》。存录荒诞传说者，如托诸东方朔之《十洲记》、《神异经》。王俭七志，七曰图谱，记地域及图书，（参看下节。）可见其卷帙之浩繁矣。

地图之作，亦较前世为精。《晋书·裴秀传》言：“秀为司空，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擿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此盖合古今地理为一书，亦可云作今图而兼详其沿革也。其《序》云：“秘府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其例实未尽善。顾又云：“晋文帝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以当时粗疏之技，安能成此精审之作？其必谀媚非实明矣。秀所制图，其体有六：一曰分率，二曰准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其言曰：“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盖以分率定其地之所在，而以准望校之；以道里著准望所不及，而以高下、方邪、迂直核道里之实。在未知测经纬度之法时，所能为者，亦不过如是而已。《宋书·谢庄传》云：庄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内为一。以木制图，盖由当时简牍，尚与缣素并用？（见第二节。）而其可分可合，亦可见其分率之审也。《隋志》所载，冀州、齐州、幽州，皆有图经；隋有《诸州图经集》，已见前；而其先已有《周地图记》一百九卷；可见各地皆有图。《魏书·沮渠牧犍传》，世祖诏公卿为书让牧犍，有“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之语，可见上计之制仍存。《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陈文诏诉父饶为竟陵王诞府吏，恒使入山图画道路，不听归家。又《张弘策传》，谓当指建业时，凡矶浦、村落，军行宿次，立顿处所，弘策豫为图，皆在目中。此等则皆供一时之用，不必精审也。《隋志》有张氏《江图》一卷，刘氏《江图》二卷，其亦弘策所为之类欤？

医学情形就《隋志》医方类之书观之，可分八类：一论医理，二言明堂针灸，三论诊法，四论病源候，五本草、药录、采药法、种药法，六医方，七食经，八兽医。此纯为医家之学。其养身、养性、导引、合丹、服食、房中之说，则当与神仙家相出入也。方药有来自外国者：如《杂戎狄方》，当来自西北，《龙树菩萨》、《婆罗门》、《耆婆》、《乾陁利》诸方，当来自南海，（香方亦当来自南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西域名医所集药方》，则当来自西胡也。《魏书·西域传》：悦般国，真君九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或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啮之，须臾血止，养创一月复常，又无痕瘢。世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此事或夸诞失实，然必有此类方药，则无疑也。

《北齐书·马嗣明传》云：嗣明少明医术，博综经方。《甲乙》、《素问》、《明堂》、《本草》，莫不咸诵，其所学可谓甚博。然此特名医如是。《宋书·范晔传》言：孔熙先善于治病，兼能诊脉，则寻常医家，于脉法且未能尽通也。（《魏书·徐謇传》言：显祖欲验其所能，乃置诸病人于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说亦近诞，謇善诊脉当不诬，謇固亦非常医也。）《晋书·魏咏之传》云：咏之生而兔缺。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乃西上。仲堪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咏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遂闭口不语，惟食薄粥。而卒获差。此医之技，盖可谓精。【77】《魏书·长孙道生传》：曾孙子彦，少尝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时以为逾于关羽。此医之技，亦足与华佗争胜矣。《晋书·卢钦传》：钦子浮，以病疽截手，则断一支以全生命，昔时医者亦知之，毒虵螫手，壮士断腕，非譬喻之辞也。又《温峤》传：苏峻平后，固辞还藩。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峤之致病，或由拔齿为之，则手术之未尽善者矣。《刘曜载记》：曜之败，被创十余，通中者三。为石堪所执，送于石勒。勒使金创医李永疗之。《宋书·鲁爽传》：程天祚为虏所获，以妙善针术，为拓跋焘所爱赏。《齐书·陈显达传》：显达讨桂阳王，（休范。）矢中左眼，拔箭而镞不出。地黄村潘妪善禁。先以钉钉柱，禹步作气，钉即时出。乃禁达显目中镞出之。《南史·张融传》：有薛伯宗，善徙痈疽。公孙泰患背，伯宗为气封之，徙置斋前柳树上。明旦痈消。树边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长。二十余日，瘤大脓烂，出黄赤汁斗余。树为之痿损。此乃咒由之科。凡此，皆医之以一技鸣者也。

神仙家与医家，关系本极密，故二家之学，仍相出入。葛洪、陶弘景之留心方书，即其明证。（洪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弘景有《本草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见《晋书》、《南史》本传。）《宋书·羊欣传》：言欣素好黄老，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此盖张角之术，在宋世为天师道之流，见下章第三节。然又言兼善医术，撰药方十卷，则初非不知医药，盖张角之术，原亦与神仙家相出入，即其以符水饮人，【78】亦未必非咒由科之支流余裔也。《王微传》言：微兼解医方。载其报何偃书曰：“生平好服上药，起年十二时病虚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家贫乏役，春秋令节，辄自将两三门人入草采之，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异。”亦以所服食者与希仙者相出入，故见疑于世人耳。徐謇常吞服道符，又欲为魏孝文合金丹。祖珽长于医药，齐武成欲扑杀之，乃大呼曰：“莫杀臣，为陛下合金丹。”二家关系之密，可以想见。此时沙门亦有善医术，而其技初非传自外国者。《魏书·艺术传》：李修父亮，少学医术，未能精究。世祖时，奔刘义隆于彭城，又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略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此其学已不能皆来自域外。又《崔彧传》，言其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则更明为中国之学矣。盖时道佛虽互相排，然其术则初非彼此不相知；抑二家为行其教计，于医药等便民之术，亦多所研习也。参看下章自明。

陶弘景像

陶弘景（452或456—536），字通明，号华阳隐居、华阳真人，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南北朝时道士。陶氏生活于南朝，历经宋、齐、梁三朝，对本草学贡献尤大。

信巫不信医者仍多此符水之所由足以惑众也。《晋书·顾荣传》言：元帝所幸郑贵嫔有疾，以祈祷颇废万几。荣上笺，言贵嫔未安，药石实急，请塞鬼道淫祀。帝王如此，细民可知。褚澄、徐嗣，（附《澄传》。《南史》作徐嗣伯，附《张融传》。）皆号善医，而《南史》所载治验，率荒诞不经，即薛伯宗亦如是，可见其时之风气矣。《南史·张融传》云：融与东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濮阳大守熙曾孙也。熙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求饮，留一瓠与之，曰：君子孙宜以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之，乃《扁鹊镜经》一卷。因精心学之。遂名振海内。传业至于文伯。观医家之以此自张，而知附会失实之辞，亦不必尽出于愚民矣。

《晋书·孝友传》：颜含兄畿，得疾，就医自疗，遂死于医家。【79】（后复活。）《卫瓘传》：瓘与子恒、岳、裔及孙等九人同遇害，而恒二子璪、玠在医家得免，盖亦就医自疗也。《魏书》言李亮，四方疾苦，不远千里往从之。亮大为听事，以舍病人。时有死者，则就而棺殡，亲往吊视。史言此，意以著亮之仁厚，其实为舍以舍病者，恐当时医家类然也。医之所舍，必也能自给之人，若贫病者，则莫或顾恤矣。《梁书·儒林传》：严植之，性仁慈，好阴德。少尝山行，见一患者。问其姓名，不能答。载与俱归，为营医药。六日而死，植之为棺敛殡之，卒不知何许人也。尝缘栅塘行，见患人卧塘侧。下车问其故。云姓黄氏，家本荆州，为人佣赁。疾既危笃，船主将发，弃之于岸。植之恻然，载还治之。经年而黄氏差。请终身充奴仆，植之不受，遗以资粮遣之。此等义举，非可恒遇；即有仁心者，亦必有力而后能为之。《齐书·孝义传》：江泌，历仕南中郎行参军。所给募役，去役得时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亲自隐恤。吏死，泌为买棺。无僮役，兄弟共舆埋之。可见荒僻之地，呼吁无门，贫病之士，哀号莫恤之状。《晋书·孝义传》：庾衮，咸宁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复殆。疠气方炽，父母兄弟，皆出次于外。衮独留不去。病之能传染者，固以走避为宜，然竟任病者之颠连而莫之或恤，则亦非人之相人偶之道矣。救恤之事，官家亦间有之。《宋书·文帝纪》：元嘉四年，五月，京师疾疫，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二十四年，六月，京邑疫疠。使郡县及营署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二十八年，四月，都下疾疫。使巡视给医药。《孝武帝纪》：大明元年，四月，京邑疾疫。遣使按行，赐给医药。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四年，四月，诏都邑节气未调，疠疫尤众。可遣使存问，并给医药。其死亡者，随宜恤赡。此皆疾疫时之救疗。《魏书·显祖纪》：皇兴四年，三月，诏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发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广集良医，远采名药，欲以救护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给之。”《高祖纪》：大和二十一年，九月，诏敕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已上无子孙，六十已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80】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世宗纪》：永平三年，十月，诏敕大常，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艺术传》：王显，世宗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此则不惟京邑，兼及四境，不惟疫疠，兼及平时矣。言之匪艰，行之惟艰，欲行诸诏，所集医师所储药物，当得几何？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故终于别坊立馆，仅在司洛，余地止于班给方书也。延昌元年，四月，以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遣大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之。亦仅灾害时为然耳。《齐书·刘善明传》：上表陈事，凡十一条：其二，以为京师浩大，远近所归，宜遣医药，问其疾苦。年九十已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随宜量赐，此北朝所已行，南朝则仅存愿望而已。《梁书·文惠大子传》，言其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其所及恐亦有限也。医工贪厚糈，多集都邑，偏僻之地，乃更无人疗治。《宋书·隐逸传》：戴，止于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僻远之地，何以不能疗疾？盖亦以阙于医药耳。

医家流品，仍为众所贱视。【81】《南史·张融传》言：徐文伯兼有学行，倜傥不屈意于公卿，不以医自业。融谓曰：“昔王微、嵇叔夜，并学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论。得之者由神明洞彻，然后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当贵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达。”答曰：“惟达者知其可贵，不达者多以为深累。既鄙之，何能不耻之。”医家之地位可见。《北齐书·斛律金传》：行燕郡守马嗣明，医术之士，为金子羡所钦爱。北齐流品混杂，嗣明盖以见爱而得官？又《徐之才传》：父雄，事南齐，位兰陵大守。以医术为江右所称。之才以豫章王综启其大善医卫见征。（魏孝明时。）药石多效。又窥涉经史，发言辩捷，朝贤竞相要引，为之延誉。又以首唱禅代，又戏谑滑稽，言无不至，于是大被狎昵。（齐文宣。）于和士开、陆令萱母子，曲尽卑狎。二家若疾，救护百端。盖其父虽士流，之才则亦以嬖幸自居矣。流品既下，其人遂惟利是图，而声价既高，又或以骄蹇取祸。《李元忠传》言其善于方技，而性仁恕。见有疾者，不问贵贱，皆为救疗。《崔季舒传》言其大好医术。天保中，于徙所无事，更锐意研精。遂为名手，多所全济。虽位望转高，未曾懈怠。纵贫贱厮养，亦为之疗。此正由其本非医家，是以能尔。《周书·艺术传》：褚该，性淹和，不自矜尚，有请之者，皆为尽其艺术，时论称其长者，则由其禀性使然。若徐謇，则史言其“性甚秘忌，承奉不得其意者，虽贵为王公，不为措疗”矣。职是故，人亦遂以威力胁之，【82】甚有以疗治无效加之罪者。《魏书·孝文六王传》，彭城王勰，高祖不豫，召徐謇至，勰引之别所，泣涕执手而谓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气力危惙，愿君竭心，专思方治。若圣体日康，当获意外之赏。不然，便有不测之诛。非但荣辱，乃存亡由此。”权戚矫伪，固不足论，然时人之所以待医师者，则于此可见矣。其后謇治高祖有验。车驾发豫州，次于汝滨，乃大为謇设大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命左右宣謇救摄危笃。下诏褒美，以謇为大鸿胪卿，金乡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赐钱一万贯。明年，从诣马圈，高祖疾势遂甚，则又每加切诮，又欲加之鞭捶，幸而获免。加膝坠渊，异于俄顷，方术之士，能不人人自危乎？然此已在高祖时，稍沾中国之化矣。若虏初入塞时，则更有甚于此者。《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上谷公纥罗之子题，击慕容驎于义台，中流矢薨。道武以大医阴光为视疗不尽术，伏法。则真如元勰所言，非但荣辱，存亡由之矣。王显之死，虽由为时所疾，然亦托诸世宗之崩，侍疗无效也。虏岂足与言艺术哉？

第八节　经　籍

晋、南北朝之世，王室藏书情形，《隋书·经籍志》备言之。其言曰：“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魏氏代汉，采缀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部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古今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均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牛弘云：“侯景渡江，秘省经籍，虽从兵火，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南史·贼臣侯景传》云：“王僧辩收图书八万卷归江陵。”颜之推《观我生赋注》云：“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盖以成数言之。颜氏又云：“北方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佚湮亡，惟孝元鸠书，通重十余万卷。”则并江陵所故有者言之也。牛弘又云：“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则元帝焚书，亦未能尽，但所余不多耳。【83】《梁书·昭明大子传》云：于时东宫有书三万卷。《贼臣·侯景传》云：又登东宫墙射城内。至夜，简文募人出烧东宫。台殿遂尽。所聚图书数百厨，一皆灰烬。先是简文梦有人画作秦始皇，云此人复焚书，至是而验。然则侯景之乱，东宫所失书，亦不少也。）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魏书·李先传》：大祖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大祖于是颁制天下，经籍稍集。《高湖传》：子谧，天安中，除中散，专典秘阁。肃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秘书郎。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九年，六月，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世宗纪》：永平三年，六月，诏重求遗书于天下。《薛野传》：孙昙宝，初补散骑，高祖诏采遗书于天下。《儒林传》：孙惠蔚，入东观，上疏请依前丞卢昶所撰甲乙新录，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其先无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诏许之。《宋翻传》：弟道玙，世宗初，以才学被召。与秘书丞孙惠蔚典校群书，考正同异。）暨于尒朱之乱，散落人间。（《魏书·高道穆传》：庄帝以秘阁图籍，出内繁芜，致多零落，诏道穆总集帐目。并牒儒学之士，编比次第。《隋书·李德林传》：魏孝静帝时，命当世通人正定文籍，以为内校书。）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隋书·郎茂传》：茂在齐世，尝奉诏于秘书省刊定载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书·黎景熙传》：六官建，为外史上士。武成末，迁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时外史廨宇屡移，未有定所。上言曰：“外史之职，汉之东观。自魏及周，公馆不立。臣虽愚瞽，犹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陈奏。将降中旨，即遣修营。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职思其忧，敢不重请。”帝纳焉，于是廨宇方立。）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隋书·裴矩传》：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检其所得，多大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三阁。凡三万余卷。”《牛弘传》载弘表辞，论书有五厄，与此可以参观。四部之分，本为藏庋，而后遂以为书之宏纲，【84】《七志》、《七录》等沿刘《略》而渐变者，则存为子目。求学术流别者，固当于子目观之。校仇之家，或病四部之分，不合学术分类，亦未为知言也。（旧时书目，观其名最不能责其实者为集部。此由专门变为通学，著述者所苞率广致之。欲救其弊，非撰类书不可。非编书目者所能为力也。）

十六国中，知收葺图籍者，苻、姚而外，尚有沮渠氏。【85】《魏书·阚骃传》云：蒙逊甚重之，拜为秘书考课郎，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即此一部，已几当姚秦所有之全数已。《李顺传》云：世祖克统万，赐诸将珍宝杂物，顺固辞，惟取书数十卷。观其所取之少，而知赫连氏所藏之薄也。《宋书·蒙逊传》：元嘉三年，其世子兴国遣使奉表，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大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十四年，茂虔奉表献方物，并献书合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大祖赐之。观其求请之殷，亦可知其搜求之切也。（晋、南北朝之世，外夷求书者，或与或不与。【86】齐世祖时，虏遣使求书，朝议欲不与，王融上书请与之，见《齐书》本传。吐谷浑易度侯求星书，则朝议不给。见《齐书·河南传》。）

私家之藏，少者数千，多者亦逾万卷。（《晋书·儒林传》：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齐书·褚渊传》：父湛之卒，渊推财与弟，惟取书数千卷。《刘善明传》：家无遗储，惟有书八千卷。《梁书·沈约传》：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任昉传》：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王僧孺传》：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相埒。《孔休源传》：聚书盈七千卷。《陈书·文学传》：徐伯阳，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余卷。《南史·梁宗室传》：吴平侯景之子励，聚书至三万卷。《文学传》：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隋书·许善心传》：九岁而孤，家有旧书万余卷。北方则沮渠蒙逊平酒泉，于宋繇室得书数千卷。魏任城王澄之子顺，遇害，家徒四壁，无物敛尸，止有书数千卷。安丰王猛之子延明，鸠集图籍，万有余卷。元晏，好集图籍，家书多于秘阁。穆崇七世孙子容，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阳尼，有书数千卷。杨愔，前后赏赐，积累巨万，散之九族，架箧之中，惟有书数千卷。祖珽，盗陈元康家书数千卷。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其家所有，垂将万卷。黎季明，有书千余卷。皆藏书家之佼佼者也。《魏书·逸士传》：李谧之卒，学官四十五人上书，言其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则诸家之藏，皆非无重复，然其数已不少矣。）所藏或多奇秘，公家搜求、校理，往往资焉。如《晋书·张华传》言：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几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齐书·陆澄传》言：家多坟籍，人所罕见。《梁书·任昉传》言：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魏书·江式传》言：内徙代京，献经史诸子千余卷。《北齐书·文苑传》：樊逊，天保七年，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大子。逊等十一人，同被尚书召共刊定，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逊乃议：大常卿邢子才，大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其所裨益，亦云大矣。

私家著述，亦有自行呈献者，如虞溥撰《江表传》，子勃过江，上于元帝，诏藏于秘府是也。又有官就取之者，如陈后主敕人就张讥家写所撰入秘阁是也。

刻版未兴，书不易得，公私之藏，皆为借读者所渴望。左思欲赋三都，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秘书郎四员，宋、齐已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居职例不数十日便迁。【87】张缵乃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书籍。此求居藏书之府，以便借读者也。不居职而求借者：皇甫谧自表就晋武帝借书，帝送一车与之。柳世隆启齐大祖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88】又有于人臣家开馆，以书充之者，如宋明帝之于王俭是已，见第一节。赐书之事，亦时有之。如《宋书·自序》：大祖赐沈亮书二千卷；《陈书·江总传》：家传赐书数千卷是也。此皆公家之藏也。私家之藏，公诸同好者：范尉之书，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崔慰祖，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元宴，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可谓廓然大公。其以交谊假借者，则如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余卷，张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无交谊而径往求乞者，则如刘峻，从桑乾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崔慰祖谓之书淫。又有依附藏书之家而读之者。刘昼知宋世良家有书，求为其子博士，已见第一节。傅縡依湘州刺史萧循，循颇好士，广集坟籍，縡肆志寻阅，因博通群书，亦其类也。藏书之家，多在都邑，遂有不惮远游者。李铉以乡里寡坟籍游京师，刘昼以里下少坟籍杖策入都是也。《颜氏家训·治家篇》云：“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幼婢妾所点污，风雨犬鼠所毁伤，实为累德。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辞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此盖后人敬惜字纸之缘起？）盖缘得之艰，故其珍之甚矣。以书赠人者【89】：沈约，每见王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尝谓筠：“昔蔡伯喈见王仲宣，称曰：王公之孙也。吾家坟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刘显每共孔奂讨论，深相叹服。乃执奂手曰：“昔伯喈坟素，悉与仲宣。吾当希彼蔡君，足下无愧王氏。”所保书籍，寻以相付。见贤思齐，何其异世而同揆也？马枢，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侯景乱，纶举兵援台，留书二万卷以付枢。蔡大宝，尝以书干仆射徐勉，大为勉所赏异。乃命与其子游处。所有坟籍，尽以给之。皆可谓付托得人。陆琼第三子从典，从父瑜，特相赏爱。及瑜将终，家中坟籍皆付焉。孙惠蔚一子早卒，其家坟籍，多归其族曾孙灵晖。或亦诚以其能读而与之，非尽亲族中相传授也。

刻版之术虽未兴，然卖书之风，亦已稍盛。齐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书，江夏王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备，可见书之可剧买者多。刘勰负书若货粥者，以干沈约，事见第二十章第三节，则并有粥于道者矣。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诗，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90】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北史·阳尼传》。）则凡时俗流行之书，皆有写卖者矣。崔亮佣书自业，从兄光劝亮往托李冲：“彼家饶书，因可得学。”亮曰：“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则虽书贾，似亦不禁人之借读也。

古人言钞，义与今异，【91】已见第二节。誊写非易，钞最遂多。《梁书·王筠传》，载其《自序》云：“予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齐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钞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此钞书者之自道也。钞书而亦可假手，则虽钞胥，亦与写手有异矣。《宋书·傅隆传》，言其归老在家，手不释卷，常手抄书籍。《齐书·高逸传》：沈驎士遭火烧书数千卷。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火故，抄写，灯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北史·崔逞传》：崔谦好读书，凡手抄八千余纸。《李彪传》：高悦兄闾，家富典籍，彪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凡此云抄，皆当有所广略去取，非徒写录也。钞虽亦有所广，要以撷取精要之意为多，故亦谓之抄略。《周书·薛憕传》：言憕止其族父怀儁家，终日读书，手自抄略：将二百卷，谓此也。陆澄之《地理书》凡百四十九卷，而其《地理书抄》不过二十卷，任昉增澄之书为《地记》，二百五十二卷，而其《地理书抄》不过九卷。（参看上节。）《宋书·何承天传》：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此亦所谓抄也。可见其去取之严矣，《晋书·郑袤传》：子默，起家秘书郎。考合旧文，删省浮秽。中书舍人虞松谓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与其过而废之也，毋宁过而存之，删省旧文，庸或不免可惜，然其汰除芜秽之功，则自不可没也。

抄书体例，盖亦非一，而其有益于人者，则莫如类书。盖学问愈进，则分科愈繁。就其全体而言之，则苦于遍览之为难，而必有人焉以助其采撷，就其一科而言之，又苦于网罗之不备，而必有人焉以助其搜讨；此类书之所以可贵也。【92】魏文《皇览》，盖其开山。（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八节。）晋世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盖亦斯意。过江而后，作者仍多。齐竟陵王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齐书》本传。《南史·陆慧晓传》：子良西邸抄书，令慧晓参知其事。）随主子隆为荆州，召庾于陵为主簿，使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梁武帝敕到洽钞甲部书，张率治丙丁部书抄。（皆见《梁书》本传。）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联璧》。（见《南史·陆杲》、《庾肩吾》，《文学·杜之伟传》。）安成王秀搜集经记，招刘孝标，使撰《类苑》。（《梁书》本传，及《文学·刘峻传》。）魏出帝时，诏撰《四部要略》。（《魏书·裴延儁传》。）又召僧化与孙安都共撰兵法。（《魏书·术艺传》。）安丰王延明，家有群书，欲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亦见《魏书·术艺传》。）元晖《科录》，周明帝《世谱》，已见第五节；北齐后主，虽曰无道，然其所撰《御览》，则规模不可谓不大。（见《北史·文苑传序》。）此等皆妙选一时之英才为之。（《北齐书·文苑传》谓：祖珽奏立文林馆，奏撰御览，当时操笔之徒，搜求略尽，可见其取材之多。又《阳休之传》：其子辟疆，性疏脱无文艺，休之亦引入文林馆，为时人所嗤鄙，又可见滥竿之不易也。）而流俗一见抄字，辄以为胥史之业，误矣。钞书亦有出于胥史者。《周书·寇儁传》：儁以大统五年入关，拜秘书监。时军国草创，坟典散逸。儁始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盖不暇一一誊写，故且采撷其大略也。然此令史，亦必非今俗所谓钞胥之流矣。

照本移录之谓写，《梁书·王泰传》言：齐永元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泰为丞，表校定缮写是也。其事士大夫多不自为。穆子容求天下书，逢即写录，已见前。张缵晚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南史》本传。）亦必出于假倩。《北齐书·循吏传》：郎基，性慎，无所营求。曾语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于此事？”惟颇令写书。潘子义曾遗之书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基答书曰：“观过知仁，斯亦可矣。”可证其系役人为之也。惟写录亦有裨于精熟；又写手必有力之家，乃能多畜；（《北齐书·祖珽传》云：齐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故士大夫亦有自为之者。齐衡阳元王嗣子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巾箱中。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素，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经，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此为求精熟起见者也。若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见第二节，此与《南史·王泰传》手所抄写二千许卷，皆以抄写并言，盖有抄亦有写。）则以无可假倩而然矣。又《梁书·处士传》：刘慧斐在匡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周书·萧大圜传》：周明帝开麟趾殿，大圜与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大圜入麟趾，方得见之。乃手写二本，一年并毕。识者称叹之。此则或以虔诚孝爱而然也。《梁书·孔休源传》：年十一而孤。居丧尽礼。每见父手所写书，必哀恸流涕。时无刻书，抄写之本，读书者必人人有之也。

写手之中，亦有高材屈居焉。吴喜写起居注，暗诵略皆上口，已见第五节。王僧孺家贫，佣书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梁书》本传。）朱异以佣书自业，写毕便诵，（《南史》本传。）亦其伦也。此等事亦有传言失实者。《梁书·文学传》云：任孝恭家贫无书，常崎岖从人假借。每读一遍，讽诵略无所遗。《北史裴佗传》：佗子诹之，尝从常景借书百卷，十许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读，每卷策问。应答无遗。此所借书，或与其故所读者相出入，故能举其大略。若《梁书·陆倕传》，谓其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则必无是理矣。然写录一过，即能通知大略，则固事所可有也。

校勘之学，时人尚不甚精。《北齐书·邢子才传》云：有书甚多，而不甚雠校。见人校书，常笑曰：“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焉能始复校此？且误书思之，更是一适。”妻弟李季节，才学之士，谓子才曰：“世问人多不聪明，思误书何由能得？”【93】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劳读书。”此乃妄语，而史书之以为美谈，误矣。且如田肯之肯误作宵，（见第二节。）何由思而得之邪？（即有义可通者，冯亿度之，亦易致误。《颜氏家训·勉学篇》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自是学人语也。）

［北齐］杨子华·北齐校书图（之二）（宋摹本）

画中所记录的是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等人刊校五经诸史的故事。

古书、古物，稍为时人所爱重，然辨别真伪之术未精，故多为作伪者所欺。古书之大批出土者，无过晋武帝时汲郡发冢所得。【94】此事不徒空前，亦且古书出土如此之多，至今未曾再见，言考古者，诚不可不一审定其真伪也。此事见于《晋书》者：《武帝纪》云：咸宁五年，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律历志》云：武帝大康元年，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又云：武帝泰始九年，中书监荀勖校大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均。以尺量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又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得古周时玉律及钟磬，与新律声均暗同。《卫瓘传》：子恒，为《四体书势》曰：“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大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按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荀勖传》云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束晳传》云：初大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疑当作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为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大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幽当作厉，此传写之误。）有共伯和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书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折书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晳在著作，得观竹书，随宜分释，皆有义证。《王接传》云：时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句疑有夺误。）时东莱大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晳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司马彪传》云：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缪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儒林·续咸传》云：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汲冢得书之事，见于《晋书》者如此。年代舛讹，古籍恒有，不足以疑其事之真。简策烦重，十余万言，自可盈数十车，说亦相会。《武帝纪》言竹简文字为小篆古书，《束晳传》谓皆科斗，二者似不相符。然观《卫恒传》所言，则其时之人言字体之异者，非以其构造而以其笔画形状，则古书小篆，二者亦可并称。（以构造言与小篆同，以笔画形状言之则异。）续咸之《古文释》，盖就其构造异于小篆者而释之耳。此三者皆不足惑。然仍有甚可疑者。据《卫恒传》，似策书虽有十余万言，其可知者不过数种。与《束晳传》云文既残缺，不复诠次者相符。晳之学，未闻远逾于恒，何以所述成者能如是之多？杜预《春秋后序疏》引王隐《晋书·束晳传》云：汲冢竹书，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勖等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穆天子传》，世间偏多。整顿者不过四种，与卫恒之言，隐相符合。然则所谓六十八种者，不过能知其名题，而今《晋书·束晳传》，乃皆能知其书之所述，其为无稽之语可知也。《隋书·经籍志》：古史家有《纪年》十二卷，《注》云：汲冢书并《竹书同异》一卷。《志》又论其事云：晋大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惟《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惟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晋书·束晳传》，并无自夏以来即有年纪之意，此所云则似有之。谓记魏事下至哀王，亦与《晳传》不合。《四体书势》云：魏文好古，世传丘坟，历代基发，真伪靡分，则以冢属魏襄王，晋初亦在疑似之列。安釐王者，魏襄王之曾孙。据《史记》，其死在秦始皇四年，斯时魏已距亡不远，能否如此厚葬，实有可疑。然则《晳传》或言安釐王冢一语，正因其纪年迄于安釐王二十年而云然，而或云迄于哀王，则造作者又有所增也。文似《春秋》，事同《左氏》，盖造作者所摹放据依。夏年多殷，盖历人治古史者之异说。益干启位，大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则其时之人，舜、禹之事，我知之矣之见解耳。穆王享国之年，共伯释位之事，说已见《先秦史》第四章及第八章第八节。此数事盖造作者之所特著，不与经传旧说相会者也。《隋书·律历志》载刘孝孙论历语云：“案《竹书纪年》，尧元年在丙子。”则其纪年又不起于夏，与《经籍志》及《晋书·束晳传》皆不符，可见依托《纪年》而为伪者，非一家矣。《易繇阴阳卦》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此盖世所传《焦氏易林》之伦，世间自有此物。《卦下易经》，似《说卦》而异，盖亦《易》家之所为。此篇言《易》之书特多，《易》固晋以来通行之学也。《名》三篇，似《礼记》，又似《论语》、《尔雅》，此合《伪家语》、《孔丛子》为一书。《师春》一篇，书《左氏》诸卜筮，似全与《左氏》同者，古书有如此略无出入者乎？《琐语》，《隋志》在杂史家，云《古文璅语》四卷。《注》云：汲冢书。杂史家又有《周书》十卷，《注》亦云汲冢书。又云：“似仲尼删《书》之余。”《颜氏家训·书证篇》谓《琐语》中有秦望碑。《史通·疑古篇》云：中有舜放尧于平阳事。与《晳传》所云记卜梦妖怪相书者，相去绝远。舜之放尧，岂可云琐事？即卜梦妖怪相书，在迷信甚深之世，亦岂以为琐事乎？邹子谈天，久成绝学。谁则闻之，而知其与大历相似？《周王游行》之诬，已见《先秦史》第八章第八节。此书《隋志》在起居注类，作《穆天子传》六卷。《注》云：“汲冢书，郭璞注。”大体即今日之本，盖无可疑。王隐云：《周王游行》，今谓之《穆天子传》，而今《晋书·束晳传》亦谓之《穆天子传》，则今《晋书》所据，实出隐书所据后也。然今《晋书·晳传》盛姬死事，尚不在《穆天子传》中，而今本不然，则今本又非作今《晋书》者之所见矣。亦可见造作者非一家也。晋初四部之分，特计藏庋之便，说已见前。汲冢书列于丁部者，盖以不可诠次，附诸四部之末，（实非列于丁部。）犹今编书目者，于四部之外，别立丛部耳。若如《隋志》之说，可撰次为十五部，则既能分别部居矣，何不分隶四部之中，而必别为一部？而下云多杂碎怪妄，不可纪知，又隐与王隐之说相合。则《隋志》此语，可信与否，亦正难言之也。要而观之，则自有汲冢得书之役，因之而作伪者非一家，随之而说其事者，亦非一人。有心之造作，益以无意之传讹，其说乃纷如乱丝，弥不可理，真为荀勖、和峤所隶写，束晳、王庭坚、王接所考论者，盖不知是否存十一于千百矣。然则以大体言之，汲冢书虽经出土，经隶写而整顿者，实无几种。惠怀乱后，故简与写本全亡，传于世者，悉皆伪物，过江后人之所说，正与明代之伪本同也。《隋书·律历志》云：梁武帝时，犹有汲冢玉律。候气。此语之不足信，观下论诸古物而可知。又非特如此汲冢果曾得玉律，抑治乐者妄为此说以自张，亦正难言之矣。

《梁书·萧琛传》云：天监九年，出为江夏大守。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赍一瓠芦，中有《汉书序传》。僧云：三辅旧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而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95】琛甚秘之。及是，以书饷鄱阳王范。范乃献于东宫。《刘之遴传》云：范得班固所上（《南史》作撰。）《汉书》真本，献之东宫。皇大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具异状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而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秩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外，在《陈项传》前。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杖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也。”案改外戚为后妃，以次帝纪，类聚诸王，以次后传，晋后乃有此例，显为后人所改。音义亦必后人所附。《韩彭英卢胡述》，盖不满旧文者改之。其事皆显而易见，而旧老相同，顾信为班固真本，当时论古者之无识，可见一斑矣。【96】

《晋书·郭璞传》云：元帝初镇建业，王导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东北郡县有武名者当出铎，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县有阳名者井当沸。”其后晋陵武进县人于田中得铜铎五枚。历阳县中井沸，经日乃止。及帝为晋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会稽当出钟以告成功，上有勒铭，应在人家井泥中得之。”大兴初，剡县人果于井中得一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半。上有古文奇书十八字，云会稽岳命，余字时人莫识之。《齐书·陆澄传》云：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问澄。澄曰：“此名服匿，单于以与苏武。”子良后详视器底有字，仿佛可识，如澄所言。《梁书·刘显传》云：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南史·何承天传》云：张永尝开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铜斗，有柄。宋文帝以访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赐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时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启冢，内更得一斗，复有一石，铭大司徒甄邯之墓。《魏书·祖莹传》：孝昌中，于广平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莹与黄门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莹云：“此是于阗国王晋大康中所献。”乃以墨涂字观之，果如莹言。时人称为博物。此等皆藉文字以辨古物，以时人识古字者之少，（见第一节。）其信否殊不可知也。藉器物以考古事者，亦间有之。如《梁书·刘杳传》云：尝于沈约坐语及宗庙牺尊。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凤皇尾娑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南史》作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尊，作牺牛形。晋永嘉中，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其一事也。其时发掘之事，皆出于偶然。其有意为之者，则多在古墓。汲冢即其最大者。齐文惠大子镇襄阳时盗发古冢，陈时征北军人于丹徒发郗昙墓，亦其事也。见第一节及第六节。

《晋书·惠帝纪》：元康五年，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张华传》云：武库火，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等尽焚焉。（《五行志》略同。《刘颂传》云：武库火，颂弟彪，建计断屋，得出诸宝器，盖亦微有所出。）王莽头经汉末大乱，是否尚存，已属可疑，孔子履何由得之？汉高斩蛇，事本乌有，剑更不必论矣。天家掌故，有同东野人言如此。《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升明三年，为会稽大守。子良敦义爱古。郡阁下有虞翻旧床，罢任还，乃致以归。后于西邸起古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孔稚圭传》：父灵产，大祖饷以白羽扇、素隐几。曰：“君性好古，故遗君古物。”《梁书·刘之遴传》：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处士传》：何点，竟陵王子良遗以嵇叔夜酒柧，徐景山酒铛。《南史·柳恽传》：齐竟陵王子良尝置酒后园，有晋大傅谢安鸣琴在侧，援以授恽，恽弹为雅弄。《齐高帝诸子传》始兴王鉴为益州刺史。时有广汉什段祖以淳于献。古礼器，所以节乐也。《王敬则传》：世子仲雄善弹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齐明帝敕五日一给。《刘杳传》：昭明大子有瓠食器，以赐焉，曰：“卿有古人之风，故遗卿占人之器。”此等皆如世俗之玩骨董，其信否，观俗所谓骨董者之信否而可知矣。【97】刘曜所作浑仪，何承天等误为张衡所造，已见上节。此事致误，实缘不按题识，具见《隋志》。魏时，御史中尉王显，与广平王匡争权量。奏匡曰：“匡表云：所据铜权，形如古志，明是汉作，非莽别造。及案权铭：黄帝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莽佐汉时，宁有铭新之号？”（《北史·景穆十二王传》。）二人论权量，谁曲谁直，姑不必论，而匡之不案铭文，则无可解免矣。《隋书·律历志》载梁武帝作《钟律论》曰：“山谦之记云：殿前三钟，悉是周景王所铸无射也。遣乐官以今无射新笛饮，不相中，以夷则笛饮，则声均合和。端门外钟，亦案其铭题，定皆夷则。其西厢一钟，天监中移度东。以今笛饮，乃中南吕。验其镌刻，乃是大簇，则下金笛二调。重敕大乐丞斯宣达，令更推校，钟定有凿处，表里皆然。借访旧识，乃是宋泰始中使张永凿之，去铜既多，故其调啴下。以推求钟律，便可得而见也。宋武平中原，使将军陈倾致三钟，小大中各一，则今之大极殿前二钟，端门外一钟是也。案西钟铭，则云清庙撞钟，秦无清庙，此周制明矣。又一铭云大簇钟徵，则林钟宫所施也。检题既无秦、汉年代，直云夷则、大簇，则非秦、汉明矣。”此等虽案铭题，信否亦难遽定，乃后人或真信为三代时物，毋亦见卵而求时夜乎？（《殿本考证》，齐召南云：“三代乐器，流传最远者，莫如此事。《左传》昭二十一年，天王将铸无射。孔《疏》曰：秦灭周，其钟徒于长安。历汉、魏、晋，常在长安。及刘裕灭姚泓，又移于江东。历宋、齐、梁、陈时钟犹在。东魏使魏收聘梁，作《聘游赋》，云珍是淫器，无射在悬是也。及开皇九年平陈，又迁于西京，置大常寺，时人悉得见之，至十五年敕毁之，可为此文之证。”）

毁坏古物之事，亦时有之。所谓三钟者，入隋为文帝所毁。其事，《北史·隋本纪》在开皇九年，云“毁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隋书·本纪》无之，而云：“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则《北史》亦同。三钟之毁，未知究在何时，然隋毁江东古物，恐必甚多，且不止一次。三钟固不必周景王物，江东所云古器，亦不必皆信，然其有较古之物，则必不诬也。齐东昏侯毁晋义熙初师子国所献玉象已见第六节。《宋书·武三王传》：鲁郡孔子旧庭，有柏树二十四株，经历汉、晋，其大连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江夏王义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叹息。义恭未为最暴横者，当四夷交侵，武人跋扈之世，此等事之不见记载者，必尚不知凡几也。

著书假托古人者，此时仍有之。《晋书·曹志传》：武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魏陈思王孽子）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已后，可无复疑。”托名高者以行其言，【98】而已不欲尸其名，此乃廓然大公之心；不得议其欺世也。《陆机传》：机从子瑁，吴平又作《西州清论》，传于世。借称诸葛孔明，以行其书也。亦曹冏之志也。《隋书·儒林传》云：刘炫因牛弘奏请购求遗逸，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则风斯下矣。然时书一卷不过赏绢一匹，炫负盛名，岂不能致百余匹绢？则其造书非利官赏，盖时俗莫辨真伪，乃借此欺世，以炫其博洽耳。然其心亦足诛矣。《晋书·郭象传》云：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注，其义一也。似象之为人，攘善无耻矣。然《秀传》则但云秀为之隐解，象又述而广之而已。则知此等传说，亦难尽信也。

注释

【1】　学校：晋始立国子学，盖据师、保氏。

【2】　学校：谢石请立学，《宋书》谓其疏上于大元元年，乃九年之误。

【3】　学校：晋人立学，专以化贵胄而无效。

【4】　学校：宋立学之年。

【5】　学校：宋为私人立学，兼玄、文、史，地方私家为人立馆。

【6】　学校：立学取见居官人。

【7】　学校：国讳废学。

【8】　学校：百济求讲礼博士，梁诏陆诩行。

【9】　学校：不通经者还农。

【10】　学术：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宋立玄儒文史阴阳。

【11】　学校：什翼犍入学，此见俘部长也。

【12】　学校：魏百工、技巧、驺卒子息，不听私立学校。

【13】　民族：拓跋时人民借宗教反之，疑孔教亦为所借。

【14】　学校：北齐魏州郡之学，亦曰大学。

【15】　学校：学生差别充员。

【16】　学校：盐官世有乡校。

【17】　学校：宋周朗言有普及教育意。

【18】　学校：南北朝之教有兼重武者。

【19】　学校：据史，南北朝学校，南衰北盛，非实录。

【20】　学校：不畜门人为清静自守，则畜者可知。

【21】　学校、外交：以辩难始受业终。

【22】　学校：南北朝时，入国学年十五，然多早，举博士亦提早，张吾贵且十八为博士。

【23】　学校：欲以宦学之名者赵至。

【24】　学校：庾亮兴学，云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

【25】　学校：晋后使微人教授，不尊为师。

【26】　文字：曹景宗作书不解不问人而意造，此即史不阙文。

【27】　文字：晋南北朝时，识古字者少。

【28】　文字：书法之家识古字，有古体足周事。

【29】　文字：晋南北朝时，识字多用《急就章》，《急就章》非一本。

【30】　言语：晋南北朝时大别亦楚夏。

【31】　文字：文字多单音时，读音正否关系大。

【32】　文字：四声因文字异于口语而兴。

【33】　文字：不能变其语言者，文字亦不能行。

【34】　文字：《隋志》鲜卑语盖以华文书之，卒废，亦见华文不宜书他语。

【35】　文具：晋南北朝时简牍未尽废。

【36】　文具：简牍可以手摸而知其字。

【37】　史事：刘穆之勉高祖写字，则字有非亲笔不可者。

【38】　文具：《隋志》石经会稽刻石已有拓本。

【39】　史籍：钞书者节字。

【40】　文具：古书用多色。

【41】　学术：玄乃反动所谓儒者仍旧。

【42】　学术：颜之推言汉人以一经下该人事者，末俗施之世务，无一可。案此如禹贡治河等也。

【43】　经学：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定策高下，此试者所以必本家法。

【44】　经籍：二戴记。

【45】　学术：南北朝隋注经异及言经世者，或啖、赵、王通之流。

【46】　学术：玄谈后汉已道先河。

【47】　学术：进锐退速，李固以为老子语，然则儒及老者不独以德报怨矣。

【48】　器用：道韫为小郎解围，卢道虔妻元氏，皆仅隔纱纬，与韦母宋氏同。

【49】　伦理：杀父犹可而杀母乎？

【50】　学术：玄谈者非不事事，贻害在身家念重，纵弛不自振，且进为求利。

【51】　史事：嵇康之死。

【52】　学术：玄学取口给，亦流破碎。

【53】　学术：魏晋后人重大玄。

【54】　学术：魏晋南北朝法学。

【55】　学术：《邓析》、《公孙龙子》皆伪物。

【56】　经籍：《隋志》《鬼谷子》不必即今《鬼谷子》。

【57】　民族：魏末叶，史事专归代人，盖由尒朱多行不义。

【58】　史籍：南朝普断立碑，北朝不受行状。史籍：正史重于编年，由有表志。

【59】　史籍：自唐以前无人谓史当断代。

【60】　民族、史籍：崔鸿《十六国春秋》为齐文襄所深恶。

【61】　政体：正统之论，凿齿之论，不必奕禅让之虚名，甚正。

【62】　史籍：史不能直笔。柳虬破密书之局，可发一笑。以此歆惧人，适见其利用之甚。

【63】　史籍：故事。

【64】　经籍：司马彪以汲冢匡谯周。

【65】　宗族：谱牒之学。

【66】　史学：名注实补，非裴松之一人。

【67】　文学：葛洪亦病古文辞不艳。

【68】　文学：笔与语不远。

【69】　文字：晋时题署似已不皆用篆。

【70】　文字、阶级：晋南北朝重书法，于书工仍贱视之。画工尤甚。

【71】　美术：山水画缘起。

【72】　宫室：市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

【73】　民族：北齐重胡人，亦与其音乐有关。

【74】　音乐：汉正乐定三八八人，齐千余，然士大夫畜伎者多。章昭达临寇弗废，壮士军前半死主，美人帐下犹歌舞。

【75】　历法：宣夜师法未全绝。

【76】　天文：宣夜谓七曜无所根系，而虞喜本之造安天论，似弥其阙。

【77】　医学：医家手术。禁咒。

【78】　医学、宗教：信符水者，道士兼知医。

【79】　医学：就医家治疗。

【80】　医学：对病者之救恤。

【81】　阶级：医为人贱。

【82】　医学：以威力胁医师。

【83】　经籍：梁元帝焚书。

【84】　经籍：四部本为藏庋，后以为宏纲，《七志》、《七录》等。存为子目，观名不能责实，莫如集部，非撰类书不可。

【85】　史事：沮渠氏最知求书且多，案其文明程度最高之证。

【86】　经籍：晋南北朝外夷求书者，或与或不与。

【87】　阶级、选举：秘书郎为甲族起家之选，不数十日便迁。

【88】　经籍：就帝王借书，于人臣家开馆以书充之。私家于来阅者，为办衣食，不识径，往求借，远游求书。书贾不禁人借阅。

【89】　经籍：以书赠人。

【90】　经籍：写卖。

【91】　经籍：钞，钞胥异写手，写，多不自为，官或役人，亦有高才屈居。

【92】　经籍：类书。

【93】　经籍：邢子才谓思误书之谬，颜之推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是学人语。

【94】　经籍：汲冢书。

【95】　文字：真本《汉书》文字，非篆非隶，多如龙举。

【96】　经籍：真本《汉书》之谬。

【97】　古物：晋南北朝所谓古物之谬。

【98】　经籍：著述托高名者，以行出公心，如刘炫斯可鄙矣，如陈修园托叶天士亦可谅也。

第二十四章　晋南北朝宗教

第一节　旧有诸迷信

玄学与迷信，不相容者也。故魏、晋以降，玄学盛行，而迷信遂澹。《晋书·天文志》：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大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眚，勿复劾三公。”此诏虽仍引咎责躬，然已知天地之眚，无与于人事矣。挚虞对策曰：“古之圣明，原始以要终，体本以正末，故忧法度之不当，而不忧人物之失所，忧人物之失所，而不忧灾害之流行。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灾，则反听内视，求其所由。远观诸物，近验诸身。于物无忤，于人无尤，此则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郤诜对策，与虞实同时事。亦曰：“水旱之灾，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储。尧、汤遭之而人不困，有备故也。自顷风雨，虽颇不时，考之万国，或境土相接，而丰约不同，或顷亩相连，而成败异流，固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实不能均其劳苦。失之于人，而求之于天，则有司惰职而不劝，百姓殆业而咎时，非所以定人志，致丰年也。”皆以释天时任人事为言，与汉人之论大异矣。《魏书·高祖纪》：承明十二年，九月，甲午，诏曰：“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耳。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戒，故称日蚀修德，月蚀修刑，乃癸巳夜，月蚀尽，公卿已下，宜慎刑罚，以答天意。”此诏辞旨，几于自相矛盾，然亦知天变与人事无关。【1】虏主而能为此言，可知释天时，任人事，已成通常之见解矣。

然此特学者之见如是，习俗固未能骤变。魏自武帝，至于文、明，皆禁淫祀，已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二、第六节。晋武帝泰始元年，诏曰：“末代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其幸，妖妄相扇，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犹是前世之志也。然穆帝升平中，何琦论祠五岳，谓“今非典之祠，可谓非一。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糜费，则四人之蠹。可俱依法令，先去其甚。”不见省。（《宋书·礼志》。）而武皇之志荒矣。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诏曰：“淫祠惑民废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宋书·礼志》云：由是蒋子文祠已下，并皆毁绝。然又云：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蒋山祠。所在山川，渐皆修复。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则其废之曾无几时，旋且变本加厉矣。所谓蒋子文者，与苏侯同为南朝严祀之神。《宋书·礼志》云：蒋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钟山王。苏侯骠骑大将军。案《晋书·简文三王传》言：孙恩至京口，会稽王道子无他谋略，惟日祷蒋侯庙，为厌胜之术。又《苻坚载记》言：淝水之役，坚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初朝廷闻坚入寇，道子以威仪鼓吹，求助于钟山之神，奉以相国之号。坚见草木状人，若有力焉。则蒋子文在晋代，久受尊崇矣。齐东昏又加帝号，见第十章第六节。《南史·曹景宗传》述钟离之役云：先是旱甚，诏祈蒋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载荻，欲焚蒋庙并神影。尔日开朗，欲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倏忽骤雨如写。台中宫殿，皆自振动。帝惧，驰召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践阼已来，未尝躬自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礼谒。是时魏军攻围钟离，蒋帝神报敕必许扶助。既而无雨水长，遂挫敌人。凯旋之后，庙中人马脚尽有泥湿，当时并目睹焉。梁武非迷信者流，盖因大敌当前，藉此以作士气也。陈高祖以十月乙亥即帝位，丙子即幸钟山祀蒋帝庙，（见《纪》。）亦是志矣。蒋子文行事，不见正史。《齐书·崔祖思传》云：州辟主簿。与刺史刘怀珍于尧庙祀神。庙有苏侯象。怀珍曰：“尧圣人，而与杂神为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苏峻今日，可谓四凶之五也。”怀珍遂令除诸杂神。《南史》云：所随者为青州刺史垣护之，（祖思，清河东武城人。清河齐世属冀州，如《齐书》意，怀珍当为冀州刺史。然当时青、冀二州，或可合一刺史也。）而载祖思对辞，则云：“使君若清荡此坐，则是唐尧重去四凶，”不以苏侯为苏峻。峻凶逆，不应见祀，论者或以《南史》为可信。然《齐书》此语，不能杜撰。《南北史》多采异说，其所据依，实较诸官修之史为晚。《北史·魏兰根传》言常山郡境有董卓祠，《景穆十二王传》言邺城有石季龙庙，董卓凶逆，岂减苏峻？季龙尤异族淫暴之主也，二凶可祀，峻独不可杞乎？然则《齐书》之说，殆为不诬。以此推之，蒋子文亦必非正神也。【2】永初之除房庙，明言“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蒋子文若为正神，岂应其时亦见除毁邪。（或谓苏侯神在建康，不应在青、冀，《崔祖思传》所言者，或为别一苏侯，此亦不然。《南史·张冲传》：言东昏遣薛元嗣等援冲，冲卒，与其子孜及程茂等共守，无他经略，惟迎蒋子文及苏侯神于州听上祀以求福，则蒋、苏二神，流播及于荆郢矣。可至荆郢，何不可至青、冀邪？）

淫祀所奉，泛然不一。吴兴郡有项羽神，俗谓甚灵验，至于郡听事安施床簟为神坐，大守皆避不敢居，见《宋书·孔季恭》、《齐书·李安民》、《萧惠基》、《梁书·萧琛》诸传。《南史》、《陈本纪》：高祖永定二年，正月，遣策吴兴楚王神为帝，盖即所谓项羽神也。其见崇奉，亦不在蒋子文下矣。此与董卓、石季龙等，皆择众所共知之人而奉之，不计其善恶也。《齐书·周山图传》云：义乡县长风庙神姓邓，先为县令，死遂发灵，此则所谓名宦之流，亦不必其人之果有功德也。后世所谓城隍神者，亦昉见于此时。（《南史·梁武帝诸子传》，谓邵陵王纶在郢州祭城隍神，将烹牛，有赤蛇绕牛口。《隋书·五行志》以为武陵王纪之事。《北齐书·慕容俨传》云：俨在郢城，为侯瑱、任约所攻，于上流鹦鹉洲上造获葓竟数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绝，城守孤悬，众情危惧。俨导以忠义，又悦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相率祈请，须臾，冲风歘起，惊涛涌激，漂断获葓。约复以铁锁连缉，防御弥切。俨还共祈请。风浪夜惊，复以断绝。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为神助。此《传》言俨战功，全不足信，然郢城有城隍神祠，俨曾祠之，自不害为实语也。）案隍谓城下池，【3】战时凭城池以守，故祀其神，后遂以为地方之神，若人间之有守令矣。《梁书·王神念传》云：神念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为青、冀二州刺史，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神念至，便令毁撤，风俗遂改。而《南史·阴子春传》言：神念之毁神庙，栋上有一大虵，长丈余，役夫打扑不禽，得入海水。子春为朐山戍主、东莞大守。尔夜梦人通名，云有人见苦，破坏宅舍。钦君厚德，欲憩此境。经二日而知之。因办牲醪请召，安置一处。数日，复梦一朱衣人，相问辞谢，云得君厚惠，当以一州相报。子春心喜，供事弥勤。经月余，魏欲袭朐山，间谍前知，设伏破之，诏授南青州刺史。此则海滨怪物，废于彼而兴于此矣。要之可以惑众则藉之，无恒奉也。宋世祖之责百官谠言也，周朗上书曰：“凡鬼道惑众，妖巫破俗，其原本是乱男女，合饮食。因之以祷祝，从之以报请。是乱不除，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兴，淫风辄以之而甚。今修堤以北，置园百里，峻山以西，居灵十房，糜财败俗，其可称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凡民之所费诚多，而敢为矫诬者，则其大欲遂焉矣。世岂有创教传教之人，而真信教者哉？【4】

然矫诬之徒，亦有实为救死之计者。《南史·孝义传》云：诸暨东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亲戚相弃，乡里不容。女移父母，远住纻舍。昼采樵，夜纺织，以供养。父母俱卒，亲营殡葬，负土成坟。忽空中有声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驱使，汝可为人疗病。”女谓是魅，弗敢从。遂得病积时。邻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试疗之，自觉便差。遂以巫道为人疗疾，无不愈。家产日益，乡里多欲娶之。女以无兄弟，誓守坟墓。为山劫所杀。此女所为，谓非矫诬得乎？然得以是为其罪乎？辟二氏者，恒病其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然如此女者，当其困穷之时，则亲戚相弃，乡里不容，及其为巫而多财，则又欲娶之以为利。风俗薄恶如此，而以藉矫诬以自活者为罪，有是理乎？

《隋书·地理志》云：扬州“俗重鬼神，好淫祀”。又云：“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似淫祀之俗，南方为甚。然《魏书·肃宗纪》：神龟二年，十二月，尝诏除淫祀，焚诸杂神，则北方淫祀，亦不少矣。《北齐书·于翼传》：翼出为安州总管。时属大旱，涢水绝流。旧俗每逢亢阳，祷白兆山析雨。高祖先禁群祀，山庙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沾洽。岁遂有年。民庶感之，聚会歌舞，颂翼之德。除之而民犹信之，则有其废之，必有其举之者矣。故破除迷信，实非政令所能为也。

巫术所重，祠祀而外，莫如厌诅。元凶劭为巫蛊，已见第九章第一节。及孝武起兵，劭又迎蒋侯神于宫内，厌祝祈请。竟陵王诞，陈谈之上书告之，亦云：其弟咏之，见诞疏孝武年纪、姓讳，往巫郑师怜家咒诅。庐江王袆，明帝泰始五年下诏，谓其“呪诅祷请，谨事邪巫。常被发跣足，稽首北极。遂图画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镬。在江州得一女，云知吉凶，能行厌咒，大设供养，敬事如神。令其咒诅孝武，并及崇宪，祈皇室危弱，统天称己”。陈长沙王叔坚为左道厌魅，已见第十五章第二节。《宋书·王悦传》：悦为侍中，检校御府大官、大医诸署得奸巧甚多。及悦死，众咸谓诸署咒诅之。明帝乃收典掌者十余人，桎梏，云送淮阴，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咒诅未必能杀人，怨奸巧之见发而为咒诅，则罪有可诛，明帝处诸典掌者虽云非法，然诸人若果为咒诅，亦自有取祸之道也。司马休之降虏，孙弥陁，选尚临淮公主。弥陁先娶窦瑾女，与瑾并坐咒诅伏诛。（事见《魏书·休之传》，亦见《瑾传》。）北齐河间王孝琬怨执政，为草人而射之，和士开、祖珽谮其为草人乃以拟武成，已见第十四章第三节。《魏书·刑罚志》：神中，崔浩定律令，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高祖纪》：承明九年，正月，诏：“诸巫觋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可见北方巫术之盛矣。厌胜之术，并有施诸死人者。贾后之杀武悼后也，妖巫谓后必诉冤先帝，乃覆而殡之，施诸厌劾符书、药物。慕容儁夜梦石季龙啮其臂。寤而恶之，命发其墓，剖棺出尸，数其残酷之罪，弃于漳水。姚苌以苻登频战胜，亦于军中立苻坚神主而请之。及败苻师奴，禽梁犊，乃掘坚尸，鞭挞无数，裸剥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侯景之葬梁武帝，使卫士以大钉于要地钉之，欲令后世绝灭。北齐孝昭不豫，见文宣为祟，厌胜之术备设，（《北齐书·废帝纪》及《孝昭纪》。参看第十四章第三节。）皆是物也。

行序之说，本谓治法当随时变易，后乃流为空谈，入于迷信，已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二节，《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三节。魏、晋已后，虽迷信已澹，而此故事仍存。晋武帝泰始元年，有司奏晋行尚金。（《宋书·历志》。）刘曜、石勒，皆承金为水德。（皆见《载记》。）慕容儁僭位，群下言承黑精之君，代金行之后，从之。《韩恒传》云：（附《儁载记》后。）将定行次，众论纷纭，恒时疾在龙城，儁召怛决之。未至，群臣议以燕承晋为水德。恒至，言于儁曰：“赵有中原，非惟人事，天所命也。且燕王迹始震。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龙为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虽难改，后终从恒议，《慕容载记》云：郭钦奏议，以承石季龙为木德，从之。则《儁载记》所谓后从韩恒之议者，实时事也。《姚苌载记》：苌僭位，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案《苻坚载记》云：大元七年，坚谋入寇。初坚即伪位，新平王彫，陈说图谶。坚大悦，以彫为大史令。尝言于坚曰：“谨按谶云：古月之末乱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圣讳也。又曰：当有草付臣又土，灭东燕，破白虏，氐在中，华在表。按图谶之文，陛下当灭燕平六州。愿徙汧、陇诸氐于京师，三秦大户，置于边地，以应图谶之言。”坚访王猛，猛以彫为左道惑众，劝坚诛之。彫临刑上疏曰：“臣以赵建武四年，从京兆刘湛学。明于图记，谓臣曰：新平地古颛顼之虚，里名曰鸡闾。此里应出帝王宝器，其名曰延寿宝鼎。颛顼有云：河上先生为吾隐之于西北，吾之孙有草付臣又土应之。湛又云：吾尝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斯盖是乎？愿陛下志之。平七州之后，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献。坚以彫言有征，追赠光禄大夫。（分氐户，留鲜卑，当时盖有深意，说见第六章第七节。彫在当时，盖因违是策而见诛，既而造作妖言，则又托诸已受诛之人，以见其可信也。）则坚实自以为颛顼后。颛顼，必从相胜之说，乃得为木德，（见《秦汉史》。）岂坚时尝行其说，苌乃又以相生之说承之欤？《魏书·礼志》云：大祖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诏有司定行次。【5】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亦见《本纪》。）此时之拓跋氏，实受封于西燕，说见第六章第七节，岂亦从相胜之说，而以土承燕之水欤？（参看第三章第八节。）孝文大和十四年，八月，诏议国之行次。（《本纪》。）《礼志》载中书监高闾议，谓：“居尊据极，允膺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五德之论，始自汉刘。一时之议，三家致别：以为水德者，以尝有水溢之应，不推运代相承之数。以为土德者，以亡秦继历相即为次，不推逆顺之异。以为火德者，县证赤帝斩蛇之符，越恶承善，不以世次为正。自兹厥后，乃以为常。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此说与《晋书·姚苌载记》不合，盖凭亿为说，不依据故事也。）秦之未灭，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河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大祖。以明受命之证，如周在岐之阳。若继晋，晋亡已久，若承秦，则中原有寄。又五纬表验，黄星曜采。考氏定实，合德轩辕。承土祖木，事为著矣。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非若边方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臣愚以为宜从尚黄，定为土德。”案魏亦五胡之一，若祧后赵、燕、秦，试问自居何等？韩恒、高闾，盖欲避内华外夷之嫌，故为此认贼作子之说。然孝文之意，有异于是，闾亦未尝不窥知之，故又请“集中秘群儒，人人别议，择其所长”也。于是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议，谓：“魏虽祖黄制朔，绵迹有因，然此帝业，神元为首。司马祚终于郏鄏，而元氏受命于云代。自周之灭，及汉正号，几六十年，自有晋倾沦，暨登国肇号，亦六十余载。物色旗帜，率多从黑。是又自然合应，玄同汉始。且秦并天下，革创法度，汉承其制，少所变易，犹仰推五运，竟踵隆姬，而况刘、石、苻、燕，世业促褊，纲纪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岂可异汉之承木，舍晋而为土邪？”诏命群官议之。十五年，正月，司空穆亮等言：欲从彪等所议。诏可。（《纪》在十六年正月壬戌。）居然自附于华夏矣。周孝闵帝之立，百官奏议，以木承水，制可，见《周书·本纪》。

五德之说，明出学者推论，乃《宋书·历志》曰：“邹衍生在周时，不容不知周之行运。张苍虽是汉臣，生与周接，司秦柱下，备睹图书。秦虽灭学，不废术数，则有周遗文，虽不毕在，据汉水行，事非虚作。然则相胜之义，于事为长。”竟以行序之说为古来实事，误矣。又云：“汉高断虵，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杀白帝子，然则汉非火而何？斯又不然。汉若为火，则当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义况乎？盖由汉是上德，土生乎火，【6】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则汉以土德为赤帝子，秦以水德为白帝子也。”立说虽巧，终近凿孔。

图谶之作，本由后汉君臣之矫诬，而儒者因之以阿世，自炎祚云亡，而其学渐微，其书亦寖阙佚矣。【7】（《晋书·索靖传》，言其兼通内纬，此尚是后汉经生之遗风。《魏书·高崇传》：子谦之，图纬之书，多所该涉。《周书·陆腾传》：父旭，好纬候之学。此等皆是术数之家，与经学无涉。儒林传中人兼治图纬者，不过取证经说，所重者纬而非谶。艺术传中人，则取证术数，而或流于妖妄矣。要之图纬非复显学也。乃如《魏书·燕凤传》云：明习阴阳谶纬，《许谦传》云：善天文图谶，则恐魏人欲以妖妄之说托之，乃妄言其善是耳。东渡之初，戴邈疏请兴学，有曰：“图谶无复孑遗于世，”可见其书之存者已不多也。见《宋书·礼志》。）然握有政权者，其矫诬如故。《齐书·高帝纪》云：“上姓名骨体，及期运历数，并远应图谶，数十百条，历代所未有。臣下撰录，上抑而不宣，盛矣。”《祥瑞志》云：“齐氏受命，事殷前典。黄门郎苏侃撰《圣皇瑞应记》。永明中，庾温撰《瑞应图》。其余众品，史注所载。今详录去取，以为《志》云。”《纪》所谓抑而弗宣者，即是物也。《芮芮虏传》云：宋世，其国相希利垔解星算数术，通胡、汉语。尝言：“南方当有姓名齐者，其人当兴。”又云：国相邢基祇罗回奉表曰：“京房谶云：卯金十六，草肃应王。历观图纬，休征非一，皆云庆钟萧氏，代宋者齐。”造妖言而托诸外夷，可谓匪夷所思矣。梁武佳人，然亦未能免俗。《梁书·本纪》云：禅让时，大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谶六十四条。《沈约传》：约谓高祖曰：“谶云：行中水，作天子。”《处士传》：陶弘景问议禅代，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其矫诬如此。盖宋、齐、梁、陈四代之兴，宋、陈皆有外攘之功，齐、梁更多惭德，故其矫诬尤甚也。《晋书·石季龙载记》：季龙以谶文天子当从东北来，备法驾自信都而还以应之。又以谶文言灭石者陵，而石闵徙封兰陵公，恶之，改兰陵为武兴郡。（此说盖闵所造作。）《艺术传》：黄泓，父沈，善天文秘术，泓从父受业。永嘉之乱，与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说瞻曰：“谶言真人出东北。”瞻不从。泓乃率宗族归慕容廆。《苻洪载记》：洪以谶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此说盖坚所造作，苻洪时尚未有也。苻实旧氏，见第五章第三节。）又云：王堕明天文图纬，洪征梁犊，以堕为司马。谓洪曰：“谶言苻氏应王，公其人也。”《苻生载记》：健以谶言三羊五眼应符，故立为大子。《苻坚载记》：姚苌求传国玺于坚，坚瞋目叱之曰：“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苻登载记》：冯翊郭质，起兵广乡以应登。宣檄三辅曰：“姚苌穷凶余害，毒被人神，于图谶历数，万无一分。”《姚兴载记》：兴以司马休之为镇南将军扬州刺史。休之将行，侍御史唐盛言于兴曰：“符命所记，司马氏应复河、洛。休之既得濯鳞南翔，恐非复池中之物。”兴曰：“脱如所记，留之适足为患。”遣之。（观下引《南史》，鲁宗之亦为谶，此说恐又休之所造作。）《慕容垂载记》：垂少好畋游，因猎坠马，折齿。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命。本名霸。外以慕郤为名，内实恶而改之。寻以谶记之文，乃去夬，以垂为名焉。坚之败于淮南也，垂军独全。坚以千余骑奔垂。垂世子宝言于垂曰：“家国倾丧，皇纲废弛。至尊明命，著之图箓，当隆中兴之业，建少康之功。”《慕容德载记》：刘藻自姚兴至。大史令高鲁，遣其甥王景晖随藻送玉玺一纽，并图谶秘文，曰：“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应受天命，柔而复刚。”又有谣曰：“大风蓬勃扬尘埃，八井三刀卒起来，四海鼎沸中山颓。惟有德人据三台。”群臣因劝德即尊号。（时以慕容宝尚存，未遽听。）《魏书·賨李雄传》：谯周著谶曰：“广汉城北有大贼，曰流特；攻难得。岁在玄宫自相克。”卒如其言。《大宗纪》：泰常五年，五月，诏曰：“宣武皇帝，体道得一，大行大名，未尽美，非所以光扬洪烈，垂之无穷也。今因启纬图，始睹尊号。天人之意，焕然著明。其改宣曰道，更上尊谥曰道武皇帝，以彰灵命之先启，圣德之玄同。告祀郊庙，宣于八表。”《灵征志》云：大祖真君五年，二月，张掖郡上言【8】：“往曹氏之世，丘池县大柳谷山石表龙马之形，石马脊文曰大讨曹，而晋氏代魏。今石文记国家祖宗讳，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图写其文。大石有五，皆青质白章，间成文字。其二石记张、吕之前已然之效，其三石记国家祖宗以至于今。其文记昭成皇帝讳，继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记大祖道武皇帝讳，应王载记千岁，凡七字。次记大宗明元皇帝讳，长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记大平天王继世主治，凡八字。次记皇大子讳，昌封泰山，凡五字。初上封大平王，天文图录，又授大平真君之号，与石文相应。大宗名讳之后，有一人像，携一小儿。见者皆曰：“上爱皇孙，提携卧起，不离左右，此即上像。”灵契真天授也。于是群臣参议：“宜以石文之征，宣告四海，令方外僭窃，知天命有归。”制可如所奏。《卫操传》云：桓帝崩后，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云魏轩辕之苗裔。皇兴初，雍州别驾雁门段荣于大邗掘得此碑。此更可谓极矫诬之致矣。造作妖妄，乃为夷狄窃以为资，岂不哀哉？然《道武七王传》：阳平王熙之玄孙禹，颇好内学。每云晋地有福。孝昌末，遂诣尒朱荣。《北齐书·元坦传》：（坦，魏咸阳王禧之子，事亦见《北史·魏献文六王传》。）子世宝，与通直散骑侍郎彭贵平因酒醉诽谤，妄说图谶，有司奏当死。诏并宥之。坦配北营州，死配所。然则夷狄效中国而为矫诬，亦适足启分崩离析之端，而速其自弊耳。岂不哀哉？北齐文宣之篡也，徐之才、宋景业亦以谶为言。（见《之才》及《高德政传》。）武成禅位后主，则祖珽引《元命苞》以说，亦一丘之貉耳。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其实一也。秉政者既以此自张矣，睨而思夺之者，安得不竞相放效？《南史·宋武帝纪》：鲁宗之为谶曰：“鱼登日，辅帝室。”此强臣之造谶也。《范晔传》：孔熙先使婢随法静尼南上见胡道世，付以笺书，陈说图谶。其说徐湛之，则谓谶纬天文，并有征验。《颜竣传》：竣为世祖主簿，有沙门释僧舍谓曰：“贫道尝见谶记，当有真人应符，名讳次第，属在殿下。”《文五王传》：孝武使有司奏竟陵王诞，谓其征引巫史，潜考图纬。此宗戚之造谶也。《晋书·张轨传》：晋昌张越，凉州大族，谶言张氏霸凉，自以才力应之，阴图代轨。《魏书·传竖眼传》：祖父融，有三子：灵庆、灵根、灵越，并有才力。融以此自负。尝密谓乡人曰：“汝闻之不？鬲虫之子有三灵，此图谶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归附。此豪右之造谶也。《晋书·石季龙载记》：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自言姓名应谶，遂连结奸党，署置百僚。事发诛之。连坐者数百家。《魏书·大宗纪》：泰常元年，三月，常山民霍季，自言名载图谶。持一黑石，以为天赐玉印。聚党入山为盗。州郡捕斩之。《术艺传》：刘灵助妄说图谶，言刘氏当王。则凡思蠢动者，无不以谶为资矣，此其所以终遭禁断欤？

《隋书·经籍志》曰：“《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末世。”观此，知当时所谓谶者，实有二科：一犹借重经义，与纬相杂，一则纯为妖言矣。抑谶本民间之物，与学术并无关系，自攘窃者竞事造作，以古者政事与天道，关系极密，而天文之学，遂为其所取资，乃亦随之而遭禁断焉。（魏道武之狂惑也，史言其虑如天文之占，因此大肆杀戮。道武是时，固病狂易，然以天文之占为虑，亦非虚语。《北史·魏宗室传》云：天赐六年，天文多变，占者云：当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恶之。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秦王翰之子仪，内不自安，单骑遁走，帝使人追执之，遂赐死，其一征也。《北齐书·神武帝纪》：武定五年，正月朔，日食。神武曰：“日食其为我邪？死亦何恨。”《北史·后妃传》：宣武皇后高氏，天文有变，灵大后欲以当祸，暴崩。《北齐书·孝昭六王传》：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围日再重，又横贯而不达，赤星见，武成以盆水盛星影而盖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厌之，遂斩之。不肯信福善祸淫之说，而又惴惴于变异如此，皆利害之见大切为之也。《齐书·天文志》云：“今所记三辰、七曜之变，起建元迄于隆昌。建武世，大史奏事，明帝不欲使天变外传，并秘而不书，自此阙焉。”《河南传》：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尝求星书，朝议不给。畏忌如此，天文之学，安得不遭禁断？）《隋志》云：“宋大明中，始禁图谶。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愈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9】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书籍之佚，实由丧乱弘多，印刷之术未兴，流传之本大少，与政令禁毁，关系实微。秦不禁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而其传于后者，亦不多于诗书百家语，即其明证。然昔时皇室，究为一大书府，至中秘所藏散亡，而其湮没愈易矣。谶虽妖妄纬亦伪作，然其中究有汉人经说存焉，兰艾同焚亦可惜也。天文图谶之禁，初非仅如《隋志》所云。《晋书·武帝纪》泰始三年，十二月，禁星气谶纬之学。《南史·隐逸阮孝绪传》言：齐武帝禁畜谶纬。《晋书·石季龙载记》：季龙禁郡国不得私学星谶，敢有犯者诛。《苻坚载记》：坚亦尝禁老庄、图谶之学。魏大武之灭佛，并禁师巫、谶记，事见下节。高祖承明九年之诏，（见上。）亦曰：“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世宗纪》：永平四年，五月，诏禁天文之学。《肃宗纪》：熙平二年，五月，重申天文之禁，犯者皆大辟论。皆其事也。《刘洁传》：洁使右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姓名否？”嵩对曰：“有姓而无名。”穷治款引。搜嵩家，果得谶书。洁及嵩等皆夷三族。洁事见第八章第三节，其死实别有原因。寻求图谶，盖忌洁者以此陷之，然可见谶书之易以陷人矣。《北史·艺术传》：庾季才，宇文护执政，问以天道征祥，对曰：“上台有变，不利宰辅，公宜归政天子，请老私门。”及护夷灭，阅其书记，有假托符命，妄造异端者皆诛。惟得季才两纸，盛言纬候，宜免政归权。周武帝谓斛斯征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礼。”因赐粟帛。此虽意外获福，其所乘亦危道也。是以通其说者皆兢兢焉。齐武帝之禁畜谶纬也，阮孝绪兼有其书，（云兼有，可见是时谶纬有别。）或劝藏之。答曰：“昔刘德重《淮南秘要》，适为更生之祸。杜琼所谓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己所不欲，岂可嫁祸于人？”乃焚之。《魏书·高允传》：允虽明于历数，初不推步，有所论说。惟游雅数以灾异问矣。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难，既知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北齐书·儒林传》：权会，妙识玄象。至于私室，辄不及言。学徒有请问者，终无所说。每云：“此学可知不可言。诸君并贵游子弟，不由此进，何烦问也？今惟有一子，亦不以此术教之。”治其学者之畏慎如此，宜其学之易于失传矣。

有意造作之谶，颇类谣辞，盖取其简而有韵，为众所易传、易记也。（谶多近鄙俗字亦以此，若其尔雅深厚，即为众所不能解矣。）谣辞亦有造作者。《宋书·王景文传》云：明帝以景文外戚贵盛，张永累经军旅，疑其将来难信，乃自为谣言曰：“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南史·文学传》云：袁粲、王蕴虽败，沈攸之尚存，卞彬意高帝事无所成，乃谓帝曰：“比闻谣云：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暂鸣死灭族，公颇闻不？”时蕴居父忧，与粲同死，故云尸着服。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彬谓沈攸之得志，褚彦回当败，故言哭也。列管，谓萧也。高帝不悦。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北史·韦孝宽传》云：孝宽参军曲岩，颇知卜筮。谓孝宽曰：“来年东朝必大相杀戮。”孝宽因令岩作谣歌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树不扶自竖。”令谍人多赍此文，送之于邺。祖孝征闻之，更润色之，斛律明月竟以此诛。此等果如史说以否，虽不可知，然必时有造作谣辞之事，乃有此传说也。吴人因童谣叛晋，已见第三章第九节。《晋书·五行志》又云：孙皓天纪中，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当作虎，唐人避讳之字。）但畏水中龙。”武帝闻之，加王濬龙骧将军。又云：司马越还洛，有童谣曰：“洛中大鼠长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将破汲桑，又谣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为苟作。”由是越恶晞，夺其兖州，隙难遂搆焉。《南史·贼臣传》云：大同中，童谣曰：“青丝白马寿阳来。”景涡阳之败，求锦，朝廷给以青布，及举兵，皆用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马，青丝为辔，欲以应谣。此等看似先有谣而后以事应之，又安知非欲作其事者，有意造为谣言邪？《晋书·愍帝纪》云：初有童谣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时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杀隐士霍原而应之。及帝如刘曜营，营实在城东豆田壁。《原传》云：王浚称制，谋僭，使人问之，原不答，浚心衔之。又有辽东囚徒三百余人，依山为贼，意欲劫原为主，事亦未行。时有谣曰：“天子在何许？近在豆田中。”浚以豆为霍，收原斩之。《浚传》曰：燕国霍原，北州名贤。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浚谋僭位说不足信，已见第四章第二节。原虽列《隐逸传》，实非恬退之人。（《李重传》云：迁尚书吏部，留心隐逸，拔用燕国霍原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则原尝一出仕。此事《原传》未载。）其见杀未知何由，然以风谣为其藉端，则必不诬矣。生于其心，未有不害于其政者也。诗者，民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作之一夫，播之众口，民情大可见焉，故古有采诗之官。汉世刺举，犹重风谣以此，造谶者必放谣辞亦以此。乃诪张者，遂因之而私造作焉。人心之变幻，诚不可测度矣。

龟卜之术，随世益微，【10】诸言卜者，实多指筮。《北齐书·清河王岳传》云：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夜起，见高祖室中有光，怪其神异，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即其一事也。《南史·梁元帝纪》云：魏师至栅下，有然星坠城中，帝援曹筮之。卦成，取龟式验之。因抵于城，曰：“吾若死此下，岂非命乎？”筮而取验龟式，似二者已可相通。岂莫能灼龟，乃以其繇供筮者之参证邪？（《魏书·景穆十二王传》：高祖诏大常卿王谌亲命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虽并言卜，《革》亦《周易》卦名。）《齐书·荀伯玉传》云：大祖为明帝所疑，征为黄门郎。伯玉劝遣骑入虏界，于是虏骑数百，履行界上。大祖以闻。犹惧不得留，令伯玉卜。（《南史》作占。）伯玉断卦不成行。（详见第九章第八节。）此所云卦，恐亦指《易》。《隋书·经籍志》有《龟决》一卷，葛洪撰，洪多为言艺术者所依托，不必可信。《北史·文苑传》云：明克让龟策、历象，咸得其要，恐亦泛辞。《王世充传》云：晓龟策，世充多诈，其说更不必实也。《齐本纪》云：文宣谋篡位，使李密卜之，遇《大横》，曰：“大吉，汉文帝之封也。”似系龟卜。然此文《北齐书》无之，文宣之篡，与汉文之立，事亦不伦，或出附会。惟《齐书·柳世隆传》言其善卜，别龟甲价至一万，著《龟经秘要》二卷行于世，《南史》又言其子恽著《十杖龟经》，则必系龟卜之术耳。

筮术则似极盛。岂由其时，谈玄之家，争重《周易》，而占者亦受其赐欤？《晋书·郭璞传》言：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璞为术数之家，诸书当非依托。其时言筮验者，多诞谩不可信之辞，如隗炤是也。（见第二十章第五节。）此等诞谩之辞，而亦托诸筮，可见筮为人人之所知矣。《宋书·王微传》云：大祖以其善卜，赐以名蓍。明帝以卜筮最吉，为后废帝立江皇后，见第九章第六节。又帝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之卦为小字，见《后废帝纪》。（《齐书·刘休传》云：泰始初，诸州反，休筮明帝当胜，静处不与异谋。又云：后宫孕者，帝使筮其男女，无不如占。）《晋书·苻健载记》云：杜洪尽关中之众来距，健筮之，遇《泰》之《临》。《北史·许彦传》云：从沙门法叡受《易》，大武征令卜筮，频验，遂使左右，参与谋议，而齐神武馆客如王春、赵辅和等，亦以善筮称。（见《北史·艺术传》。）皆王公大人之信筮者也。筮家亦分二派：一如吴遵等别有占书，（亦见《北史·艺术传》。）盖有专门传授，一如权会，但用爻辞、彖、象辨吉凶，《易占》之属，都不经口，（《北齐书·儒林传》。）则儒者之业耳。魏乐平王及董道秀之死也，（见第八章第二节。）高允著《筮论》，曰：“道秀若推六爻以对曰：《易》称亢龙有悔，穷高曰亢，高而无民，不为善也，则上宁于王，下保于己，福禄方至，岂有祸哉？今舍本而从其末，咎衅之至，不亦宜乎？”此则王公大人因信筮而取祸者也。

荀伯玉尝隶子勋将孙冲，事败还都，以卖卜自业。王叡父桥，解天文、卜筮，凉州平入京，以术自给。（《魏书·恩幸传》。）吉士瞻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计禄命。（《南史》本传。）此等皆民间之卖卜者也。

望气之术，亦廑有存者。《晋书·隐逸传》：鲁胜，尝岁日望气，知将来多故，便称疾去官。《艺术传》，台产，善望气之术。盖尚真有所受？然矫诬者极多。《齐书·祥瑞志》云：元徽四年，大祖从南郊，望气者陈安宝见其身上黄紫气属天，此固显然出于造作。《宋书·袁粲传》云：顺帝即位，使粲镇石头，有周旋人解望气，谓粲：“石头气甚乖，往必有祸。”亦安知非高祖之徒所造作邪？《南史·后妃传》云：梁武帝镇樊城，尝登楼以望，见汉滨五采如龙，下有女子擘絖，则丁贵嫔也。造作谰言而及于嫔御，可谓善于矫诬矣。北齐孝昭以望气者云邺城有天子气而杀济南，已见第十四章第三节。（事亦见《北齐书·上洛王思宗传》，云大史奏言邺城有天子气。）望气盖兵家所重？故《隋志》所载，兵家多有其书。《南史·梁宗室传》言：元英谓望气者言九月贼退，至九月而洛口军果溃，可见军中甚重此术也。

占梦之术盖微？然仍有藉梦征以惑人者。《南史·张敬儿传》云：性好卜术，信梦尤甚。初征荆州，每见诸将帅，不遑有余计，惟叙梦，云：“未贵时，梦居村中，社树忽高数十丈，及在雍州，又梦社树直上至天。”以此诱说部曲，自云贵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梦一手热如火，而君得南阳郡，元徽中梦一髀热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梦半体热，寻得开府，今复举体热矣。”敬儿亦以告所亲，言其妻初梦、次梦，今举体热矣。其鄙倍真可发一噱。然亦有真信其事者。《晋书·刘曜载记》云：曜梦三人，金面丹唇，东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召公卿已下议之。朝臣咸贺，以为吉祥。惟大史令任义进曰：“秦兵必暴起，亡主丧师，留败赵地。远至三年，近至七日。”曜大惧，于是躬亲二郊，饰缮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复百姓租税之半。义之占梦，不知所操为何术？然曜因此而恐惧修省，则事必不诬，盖胡人无识，又祸福之念大切，故不觉为所动也。

相术在诸术数中，可谓最有征验，故士大夫信者较多。《晋书·赵至传》：嵇康谓至曰：“卿头小而锐，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矣。”《南史·庾杲之传》：从子敻，少聪慧。家富于财。好宾客，食必列鼎。又状貌丰美，颐颊开张。人皆谓必为方伯，无馁乏之虑。及魏克江陵，卒至饿死。时又有水军都督褚萝。面甚尖危，有从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终。为此说者，皆知前世行事者也。术家自炫，亦多依附旧闻。《陈书·章昭达传》：少时尝遇相者，谓曰：“卿容貌甚善，须小亏损，则当富贵。”梁大同中，为东宫直后，因醉坠马，鬓角小伤，昭达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乱，率募乡人援台，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见之，曰：“卿相善矣，不久当贵。”此放英布当黥而王之说也。《南史·梁元帝纪》云：初从刘景受相术，因讯以年，答曰：“未至五十，当有小厄。”此放高元吕相魏文帝之事也。（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二节。）亦与委巷之言不同。然亦多惑人之谈。《晋书·周访传》云：访少时，遇善相者庐江陈训，谓访与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寿，周得下寿，优劣更由此耳。”《宋书·武帝纪》：与何无忌等同建大谋。有善相者，相高祖及无忌等，并当大贵，其应甚近。惟云檀凭之无相。《沈攸之传》云：与吴郡孙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当至方伯。”其后攸之为郢、荆二州，超之广州，景文豫州刺史。（亦见《齐书·吕安国传》。）观其所传事极相类，便知其造作无实矣。《齐书·江祏传》云：新立海陵，人情未服。高宗胛上有赤志，常秘不传。祏劝帝出以示人。晋寿大守王洪范罢任还，上袒示之，曰：“人皆谓此是日月相，卿幸无泄言。”洪范曰：“公日月之相在躯，如何可隐？转当言之公卿。”上大悦。《萧谌传》云：谌好左道。吴兴沈文猷相谌云：相不减高宗。谌喜曰：“感卿意，无为人言也。”谌被杀，文猷亦伏诛。王晏之死，以数呼相工自视，云当大贵。武陵王晔，巫觋言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负，武帝闻之，故无宠。此皆以相惑人，有所觊觎者，其事无足深论。《南史·江祏传》云：魏军南伐，齐明帝欲以刘暄为雍州，暄时方希内职，不愿远役，投于祏。祏谓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踬，今为雍州，傥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果如所言，则真溺虚辞而受实祸矣。

论相以骨法为主。盖因人之肌肉，时有消长，故非骨骼变则相不能变。《南史·吕僧珍传》云：“一夜忽头痛壮热，及明而颡骨益大，其骨法盖有异焉。”以此也。故世有所谓摸骨相者。【11】《北齐书·神武纪》：刘贵尝得一白鹰，与神武及尉景、蔡儁、司马子如、贾显智等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遂至回泽。泽中有茅屋，将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之。狗毙。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两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触大家？”出瓮中酒烹羊以饭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扪诸人皆贵，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历位，显智不善终。”饭竟出。行数里，还更访之，则本无人居。乃向非人也。此所托者，即世所谓摸骨相也。《方技传》云：皇甫玉善相人。显祖试玉相术，故以帛巾袜其额，而使历摸诸人，所操盖即是术。又云：世宗时，有吴士双，盲而妙于声相，【12】盖亦暗相之一术也。

《晋书·王祥传》云：初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谓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固辞，强之乃受。临薨，以刀授弟览，曰：“汝后必兴，足称此刀。”览后奕世多贤才，兴于江左矣。《南史·孝义传》云：庾道愍尤精相版。宋明帝时，山阳王休祐屡以言语忤颜。见道愍，托以己版为他物，令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贵，然使人多愆。”休祐以褚彦回详密，求换其版。他日，彦回侍帝，自称下官。帝多忌，甚不悦。休祐具言状。帝乃意解。《恩幸传》云：綦毋珍之在西州时，有一手版，相者云当贵。每以此言动帝。郁林王。又图黄门郎。帝尝问之曰：“西州手版何在？”珍之曰：“此是黄门郎手版，官何须问？”帝大笑。此皆谓物能为祸福于人。《梁书·玉莹传》：迁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将拜，印工铸其印，六铸而龟六毁。既成，颈空不实，补而用之。居职六日，暴疾卒。此则谓人之祸福，物能示之先兆。皆古相器物之术也。相家著述：《北史·艺术传》：来和著《相经》三十卷。萧吉著《相经要录》一卷。又有《相手版要诀》一卷。《隋书·经籍志》，亦有《相手版经》六卷。又有梁《相手版经》、《受版图》、《韦氏相版法指略钞》、《魏征东将军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

今俗推命之说，【13】似起于南北朝时。吉士瞻就日者推禄命，已见前。此不知其所用为何术。《北史·孙绍传》：与百寮赴朝，东掖未开，守门候旦。绍于众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外，窃谓曰：“此中诸人，寻当死尽。惟吾与卿，犹享富贵。”未几，有河阴之难。绍善推禄命，事验甚多，知者异之。朝者甚多，绍必不能一一推其命造，此亦未知其所用者为何术。若《北齐书·方技传》云：魏宁，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武成亲试之，皆中。乃以己生年、月、日，托为异人而问之。宁曰：“极富贵。今年入墓。”武成惊曰：“是我。”宁变辞曰：“若帝王，自有法。”则即今推命之术矣。【14】宇文护母与护书曰：“昔在武川，生汝兄弟，大者属鼠，第二属兔，汝身属虵，”亦今生肖之说也。《北史·袁充传》：仁寿初，充言上本命与阴阳律吕合者六十余条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载诞之初，非止神光瑞气，嘉祥应感。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表里合会，”亦据生年月日为说。重生日本胡俗，【15】盖华人至是始渐染之，故推命之术，亦起于是时也。《北史·艺术传》：临孝恭，著《禄命书》二十卷。

今俗有借寿及代死之说，【16】此时亦已有之。《晋书·王羲之传》：子徽之，与弟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向代也？”未几，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乌乎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先有背疾，遂溃裂。月余亦卒。此求代死，若使当死者延年若干，生者裨之，算仍不尽，则即借寿之说矣。人之生死，俗盖仍以为北斗主之，故祈请者皆于是。崔浩父疾，仰祷斗极，已见第八章第六节。《梁书·庾黔娄传》：父易疾，夕每稽颡北辰，求以身代。俄闻空中有声曰：“征君寿命尽，不复可延。汝诚祷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亦其事也。《南史·贼臣传》：侯景与慕容绍宗相持，诳其众，以为家口并见杀。绍宗遥谓曰：“尔等家口并完。”乃被发乡北斗以誓之。盖亦以北斗主人生死，【17】故乡之立誓也。《南史·袁君正传》：为豫章内史。性不信巫邪。有万世荣，称道术为一郡巫长。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荐之。师云：“须疾者衣为信命。”君正以所着襦与之。事竟取襦，云神将送与北斗君。君正使检诸身，于衣里获之。以为乱政，即刑于市而焚神。一郡无敢行巫。此所焚者，当系北斗刻象或画象也。

《隋志》兵家多望气之书，说已见前。其书，又有与星占同隶天文家者。兵家又有孤虚、阴阳、诸占、辟兵法。民间数术之书，多在五行家。如风角、九宫、遁甲、岁占、鸟情、禽兽语、灾祥、卜筮、六壬、田家历、历家百忌、百事禁忌、嫁娶、产乳、拜官、占梦、相、相宅、图墓等是也。又有《破字要诀》一卷，似即今之拆字。【18】观此，知谶多拆字为之，亦因乎习俗也。方技之家而外，士大夫亦或闲其术。兵家亦然。陈高祖，史言其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吴明彻就周弘正学天文、孤虚、遁甲。齐神武攻玉壁，听孤虚之言，于城北断汾水起土山。其处天险千余尺，功竟不就，死者七万。（《隋书·五行志》。）神武老于用兵，而因迷信以取祸如此，可见军中方术之盛行矣。【19】萧摩诃，武夫耳，而《陈书·本传》言：有颍禹者，随之征讨，其人涉猎经史，解风角、兵书，盖兵之成败，所系者重，处其间者，不免皇惑无主，故诸方术，得以乘而中之也。《颜氏家训·决疑篇》曰：“卜筮者，圣人之业也，但近世无复佳师，多不能中。古者卜以决疑，今人疑生于卜。何者？守道信谋，欲行一事，卜得恶卦，反令恜恜。且十中六七，以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耦，自然半收，何足赖也？世传云：解阴阳者为鬼所疾，坎壈贫穷，多不通泰。吾观近古已来，尤精妙者，惟京房、管辂、郭璞耳，皆无官位，多或罹灾，此言令人益信。傥直世网严密，强负此名，便有诖误，亦祸源也。及星文、风气，率不劳为之。吾尝学六壬式，亦直世间好匠，聚得《龙首》、《金匮》、《玉燮》、《玉历》十许种书。访求无验，寻亦悔罢。凡阴阳之术，与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圣既远，世传术书，皆出流俗，言辞鄙浅，验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归忌寄宿，不免凶终，拘而多忌，亦无益也。”此当时士大夫之明哲者对数术之见解也。

五胡皆久居塞内或近塞，旧俗渐次消亡。其所信奉，亦多化于中国矣。《晋书·刘聪载记》云：聪子约死，一指犹暖，遂不殡敛。及苏，言见元海于不周山。经五日，遂复从至昆仑山。三日而复返于不周。见诸王公卿相死者悉在。宫室壮丽。号曰蒙珠离国。元海谓约曰：“东北有遮须夷国，无主，久待汝父为之。汝父后三年当来。来后国中大乱，相杀害。吾家死亡略尽，但可永明辈十数人在耳。汝且还，后年当来，见汝不久。”约拜辞而归。道过一国，曰猗尼渠余国。引约入宫。与约皮囊一枚，曰：“为吾遗汉皇帝。”约辞而归。谓约曰：“刘郎后年来，必见过，当以小女相妻。”约归，置皮囊于机上。俄而苏。使左右机上取皮囊。开之，有一方白玉，题文曰：“猗尼渠余国天王敬信遮须夷国天王。岁在摄提，当相见也。”驰使呈聪。聪曰：“若审如此，吾不惧死也。”及聪死，与此玉并葬焉。此说一见即知为中国方士之流所造。《北史·斛律光传》云：行兵用匈奴卜法，无不中。盖其旧俗之犹存者，然亦廑矣。诸胡中惟拓跋氏距中国最远，旧俗存者最多。其居平城，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已见第十一章第二节。《齐书》又云：永明十年，遣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北使。宏之西郊，即前祠天坛处也。宏与伪公卿从二十余骑戎服绕坛，宏一周，公卿七匝，谓之蹋坛。明日，复戎服登坛祀天。宏又绕三匝，公卿七匝，谓之绕天。此极似匈奴林之俗。（《宋书·索虏传》云：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众至阴山，谓之却霜。）《北史·文明后传》云：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服御器物，一以烧焚。（参看第十一章第一节。）高允谏文成曰：“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宋书·索虏传》云：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案《后汉书·乌桓传》云：其葬，肥养一犬，以采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拓跋氏本鲜卑，鲜卑俗与乌桓同，盖其所由来者旧矣。然亦有受诸西域者。《魏书·后妃传》云：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尒朱荣传》云：荣发晋阳，犹疑所立。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成者当奉为主。惟庄帝独就。荣本欲篡位，亦以铸金为象不成而罢。见第十二章第四节。金人本来自西域。《宋书·索虏传》，载拓跋焘与文帝书，有云：“取彼亦须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罗门，使鬼缚送彼来也。”婆罗门芮芮信之，亦来自西域者也。

第二节　佛教流通

洛阳白马寺

白马寺有中国佛寺“祖庭”之称，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因汉明帝“感梦求法”，遣使迎请天竺僧人回洛阳后而创建。

佛教流通，虽始汉世，然其渐盛，实在晋、南北朝之时。往史惟《魏书》特立《释老志》，余皆附见他列传中。【20】（《宋书》在《南夷西南夷传》、《梁书》在《海南诸国传》、《齐书》则见《高逸传》中。）凡厥所述，颇多迷信之谈。惟《隋书·经籍志》所论，颇足见其教义流传之迹耳。今节录其辞如下：《隋志》曰：“推寻典籍，自汉以上，中国未传。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灭。（佛教在西汉前传入之说，昔人多不之信，以无信史可征也。然楚王英在后汉初即信之，则其流传，似当在西汉以前。日本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绪论》云：“欧洲学者，谓西历纪元前四百二十五年至三百七十五年之间，自爱理诺亚海至山东、浙江缘海之贸易，曾为印度人所掌握。盖经马六甲海峡，过苏门答剌、爪哇之西，来中国东海岸。所贩来者，为印度洋、波斯湾之珍珠等。《拾遗记》四，载西历纪元前三百五年，有身毒术人来见燕昭王。朱士行《经录》及《白马寺记》，亦云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梵本经典至咸阳，其事约在公历纪元前二百四十三年至二百四十七年之间。其时正与阿育王相直。阿育王遣使传布佛教，事见石刻，信而有征，则《拾遗记》等之说，似亦非尽子虚也。”案西历纪元前四百二十五年，为入战国后五十六年。三百七十五年，为入战国后百有六年。三百五年，为入战国后百七十六年。二百四十三年，为入战国后二百三十八年。二百四十七年，为秦始皇三十年。古代海外交通，虽乏信史，然如《吕览》、《淮南》等书，已多述海外情形，虽系传闻不审之辞，必不能乡壁虚造。古事之湮没不彰者多矣，谓战国、嬴秦之世，佛教必未至中国，亦无确证也。）其后张骞使西域，盖闻有浮屠之教？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即《魏略西戎传》之秦景宪，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七节。下文又云：明帝使秦景使天竺，其名氏必附会不审谛可知。使当作受月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以问于朝，而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象。并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愔之来也，以白马负经，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以处之。其经缄于兰台石室。而又画像于清凉台及显节陵上。（汉明帝迎佛之说，既不足信，建白马寺等说举不足信，不待论矣。《北齐书·韩贤传》云：昔汉明帝时，西域以白马负佛经送洛，因立白马寺。其经函传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为古物，历代藏宝。贤无故斫破之。未几而死。论者或谓贤因此致祸。谓经函藏于白马寺，与经缄于兰台石室之说，又不相中，足见其皆传闻不审之辞也。梁任公《翻译事业研究》云：“佛典：印度境外之写本，先于境内，大乘经典之写本，先于小乘。自西历第四世纪以前皆如此。故初期所译，率无元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此说如确，则不徒白马负经之说不可信，下文所云赍佛经而来，及西行求得佛经之说，不可信者正多也。【21】西历第四世纪，自晋惠帝永宁元年至安帝隆安四年。）章帝时，楚王英以崇敬佛法闻。西域沙门赍佛经而至者甚众。永平中，法兰又译《十住经》。其余传译，多未能通。至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洛翻译，最为通解。灵帝时，有月支沙门支谶，天竺沙门竺佛朔等并翻佛经。而支谶所译《泥洹经》二卷，学者以为大得本旨。汉末，大守竺融，【22】亦崇佛法。（此人疑即笮融，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七节。《困学纪闻·杂识》引石林叶氏云：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其姓皆从所受学。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帛道猷本姓冯，学于帛尸梨密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释迦，今为佛子，宜从佛氏，乃请皆姓释。笮融疑学于天竺人而姓竺，笮、竺则同音字耳。）三国时，有西域沙门康僧会赍佛经至吴译之。吴王孙权，甚大敬信。魏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梁任公佛教之初输入》，据《历代三宝记·年表》：“魏甘露五年，朱士行出家，汉地沙门之始。”谓朱士行为中国人出家最早者。石虎时，其臣王度言：汉、魏时，汉人皆不得出家，见后。二说与此皆异。要之其时汉人，即或出家，亦必不多也。）先是西域沙门来此译小品经，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阗国，得经九十章，晋元康中，至邺译之，题曰《放光般若经》。泰始中，有月支沙门竺法护，西游诸国，大得佛经，至洛翻译。部数甚多、佛教东流，自此而盛。石勒时，常山沙门卫道安，性聪敏，诵经日至万余言。以胡僧所译《维摩》、《法华》，未尽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扬解释。时中国纷扰，四方隔绝。道安乃率门徒，南游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趋诸方。法性诣扬州，法和入蜀，道安与慧远之襄阳。后至长安。苻坚甚敬之。道安素闻天竺沙门鸠摩罗什思通法门，劝坚致之。什亦承安令问，遥拜致敬。姚苌弘始二年，罗什至长安，（鸠摩罗姓，什名，诸书作罗什者？古人于外国人姓名，率截取其末二字以求简，不计其义也。）时道安卒后已二十载矣，什深慨恨。什之来也，大译经论。道安所正，与什所译，义如一，初无乖舛。初晋元熙中，新丰沙门智猛策杖西行，到华氏城，得《泥洹经》及《僧祇律》。东至高昌，译《泥洹》为二十卷。后有天竺沙门昙摩罗谶，复赍胡本，来至河西。沮渠蒙逊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参验。未还而蒙逊破灭。姚苌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长安，译为三十卷。昙摩罗谶又译《金光明》等经。时胡僧至长安者数十辈，惟鸠摩罗什才德最优。其所译则《维摩》、《法华》、《成实论》等诸经，及昙无谶所译《金光明》，昙摩罗谶所译《泥洹》等经，并为大乘之学。而什又译《十诵律》，天竺沙门佛陀耶舍译《长阿含经》及《四方律》。兜法勒沙门云摩难提译《增一阿含经》，昙摩耶舍译《阿毗昙论》，并为小乘之学。其余经、论，不可胜记。自是佛法流通，极于四海矣。东晋隆安中，又有罽宾沙门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及《中阿含经》。义熙中，沙门支法领从于阗国得《华严经》三万六千偈，至金陵宣译。又有沙门法显，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余国，随有经、律之处，学其书、语，译而写之。还至金陵，与天竺禅师跋罗，（《魏书·释老志》作跋陀罗。）参共辨足，谓《僧祇律》。学者传之。齐、梁及陈，并有外国沙门，然所宣译，无大名部。梁武大崇佛法，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门宝唱撰经目录。又后魏时，大武帝西征长安，以沙门多违法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歼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复。熙平中，遣沙门慧生使西域，采诸经、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门菩提留支，大译佛经，与罗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论》，并为大乘学者所重。后齐迁邺，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时，蜀郡沙门卫元嵩上书称僧徒猥滥，武帝出诏，一切废毁。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23】大业时，又令沙门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杂经。其余似后人假托为之者，别为一部，谓之疑经。又有菩萨及诸深解奥义，赞明佛理者，名之为论及戒律，并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别。又所学者录其当时行事，名之为记，凡十一种。”梁任公《翻译事业研究》，据元代《法宝勘同总录》所载历代译人及其所译，分为四期【24】：第一期起后汉明帝永平十年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译人百七十六，所译九百六十八部，四千五百七卷。自此至唐德宗贞元五年为第二期，译人八，所译百二十七部，二百四十二卷。下至宋仁宗景祐四年为第三期，译人六，所译二百二十部，五百三十二卷。下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为第四期，译人四，所译者二十部，百十五卷。又作《千五百年前之留学生》云：出国求法者：西历三世纪后半（魏齐王芳嘉平三年至晋惠帝永康元年。）二人，四世纪（见前。）五人，五世纪（晋安帝隆安五年至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六十一人，六世纪（齐和帝中兴元年至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十四人，七世纪（隋文帝仁寿元年至唐武后久视元年。）五十六人，八世纪前半（唐武后长安元年至玄宗天宝九年。）三十一人。五、七两世纪最盛，六世纪中衰，盖由佛经传者已多，如食者之正图消化，观于此世纪为我国诸宗创建之时而可见也。佛教宗振，梁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列举之，凡得十三家。【25】除俱舍、摄论二宗起于隋文帝之世，华严、法相、真言三宗起于唐世外，其成实、三论、涅槃、（皆起晋安帝时。）律、地论、净土、禅、（皆起梁武帝时。）天台（起陈、隋间。）八宗，皆起于晋、南北朝之世云。

佛教渐兴，盖始汉末？《梁书·海南诸国传》述梁武帝改造阿育王寺塔事云：阿育王即铁轮王，王阎浮提一天下。佛灭度后，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四万八千塔，此即其一也。吴时，有尼居其地，为小精舍。孙琳寻毁除之。塔亦同泯。吴平后，诸道人复于旧处建立焉。晋中宗初渡江，更修饰之。至简文咸安中，使沙门安法师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显，继而修立。至孝武大元九年，上金相轮及承露。其后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萨阿，遇疾暴亡，经十日更苏。云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阳、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堕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育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众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长六尺。中一碑有铁函，函中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发长数尺。即迁舍利近北，对简文所造塔西造一层塔。十六年，又使沙门僧尚伽为三层塔。即高祖所开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龙窟及昔人所舍金银镮钗镊等诸宝物，可深九尺许，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内有壶，以盛银坩，坩内有镂罂，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圆正光洁，函内又有琉璃碗，内得四舍利及发爪。爪有四枚，并沉香色。此事虽近怪迂，然梁武掘地，曾得诸物，不容虚诬。晋世营构，前有所承，则孙吴之世，丹阳即有塔及精舍，亦非虚构。汉、魏未许汉人出家，而吴已有尼，是南方佛教，更较北方为盛也。【26】《隋书》言吴大帝深信佛教。盖有由矣。《魏书·释老志》云：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汉明帝立白马寺之说，既不足信，佛图营构，疑必始于桓帝之时。董卓西迁，洛下悉成煨烬，则其修复，又当在黄初已后也。《宋书·五行志》云：晋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谣曰：“南风起，吹白沙。”南风，贾后字也。白，晋行也。沙门，大子小名也。以佛语为名，可见其时洛中佛教，业已盛行矣。

佛教与火祆、天方、基督等，同自外来，而其流通独盛者，以上之人信向者多，故其推行无阻，且有风行草偃之效也。东晋帝、后，信佛者多，孝武及恭帝尤甚。（明帝尝手画佛像，见《晋书·蔡谟传》。桓温废海西公，康献褚皇后方在佛屋烧香，见本传。《孝武帝纪》：大元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恭帝纪》：帝深信浮屠法。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帝之见弑也，兵人进药。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乃以被掩杀之。见《宋书·褚叔度传》。）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事见第十八章第四节。王奂尝请幸其府，以不欲杀牲却之。（见《齐书·奂传》。）大渐时，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绝，（见《南史·循吏虞愿传》。）颇类信净土宗者所为。齐武帝立禅灵寺。（见《齐书·五行志》。）大渐时，命灵上慎勿以牲为祭，未山陵前，朔望只设菜食，而极惓惓于显阳殿玉像，亦可见其皈依之笃。（豫章王嶷临终顾命，亦与武帝遗命相类，见《齐书》本传。文惠大子、竟陵王子良信佛，已见第十九章第五节。竟陵尤笃。尝于鸡笼山西邸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焉。）梁武帝屡幸同泰寺舍身，【27】郊庙牲牷，皆代之以面。（宗庙用蔬果，事在天监十六年，见《梁书·本纪》。后依刘勰议，二郊亦不用牲，见《勰传》。会同用菜蔬，已见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帝幸同泰寺舍身，前后凡四：一在大通元年三月，一在中大通元年九月，一在中大同元年三月，一在大清元年三月。中大同元年幸寺，《梁书·本纪》不言舍身，而《南史》言之。据《陈书·文学杜之伟传》：是年帝幸同泰寺舍身，敕徐勉撰定仪注，勉以台阁先无此礼，召之伟草具其仪，则《梁纪》失书也。中大通元年六月，以都下疫甚，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亦见《南史·本纪》。其幸寺设会、讲义，则自大通元年至侯景叛前皆有之。昭明大子亦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为法集之所。侯景之立简文帝也，升重云殿，礼佛为盟，见《南史·贼臣传》。《周书·萧传》云：尤长佛义。《隋书·萧岿传》云：兼好内典。之残贼，可谓甚矣。而《周书·甄玄成传》云：玄成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怀贰心，密书与梁元帝，申其诚款。有得其书者，进之于。常愿不杀诵《法华经》人，玄成素诵《法华》，遂以获免。家国枭獍，乃思徼福于异域之神，岂不悖哉？）其敬信，尤为前古所未闻。陈武英略，今古无俦，岂其溺于虚寂？而亦出佛牙，设无遮大会，（《本纪》永定元年十月。）又幸大庄严寺讲经，舍身及乘舆法物。【28】二年。一时风气所趋，诚不易自拔哉？（陈诸主亦皆信佛。《世祖纪》：天嘉四年，四月，设无碍大会于大极前殿。《南史》云舍身。宣帝大建十四年，两设无碍大会，后一会并舍身及乘典御服。《南史·后主纪》云：前后灾异甚多，以为妖，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禳之。）

五胡之主，亦多信佛者。石勒、石虎，皆颇信佛图澄，事见《晋书·澄传》。慕容皝谓见二龙，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慕容宝参合之役，沙门支昙猛劝其戒备，而宝弗听。慕容熙宠妾苻氏死，（见第六章第八节。）令沙门为之素服。苻坚谋南犯，群臣使道安谏。既败，犹召安于外殿，动静咨问。（苻朗临刑，为诗曰：“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姚襄之败，史载沙门智通劝其勿战。然则班朝、治军，沙门靡不与焉。诸胡中姚兴颇知教义，故大乘之教，隆于其时，而其流通亦最盛。《载记》述其情形，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州郡化之，奉佛者十室而九焉。屈丐至粗暴也，然《魏书·释老志》云：义真之去长安，屈丐追败之，道俗少长，咸见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体不伤。众大怪异，言于屈丐。屈丐大怒，召始于前，以所持宝剑击之，又不能害。乃惧而谢罪。则其杀戮，特行军时玉石不分，平时亦未尝不信沙门也。十六国中，凉州当西域交通之冲，佛法尤盛，已见第八章第五节。其余波，遂及于拓跋氏焉。

魏之信佛，盖起于拓跋珪入中原之时。《释老志》云：天兴元年，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乡之徒，有所居止，此盖代京有佛寺之始？又云：大宗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则踵事而增矣。然其兴盛，要当待诸凉州既平，沙门、佛事东来之后，已见第八章第五节。未几而有佛狸灭佛之祸，此事实因其疑沙门与盖吴通谋而起，亦见第八章第五节矣。《释老志》云：世祖得寇谦之道，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尝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时恭宗为大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乃下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敝，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已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彊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得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本纪》载真君五年正月戊申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此与《志》所载大武前诏，明系一事。《志》不及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者，以专志释老，故不及。《纪》又于七年三月，书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明系承此诏而来。然则五年正月戊申之诏，实七年二月中事，而《纪》误系诸五年也。【29】与师巫及谶记并禁，明系惩于义民光复之谋。其并及技巧者？夷性贪冒，欲徙诸其所居，正犹蒙古陷城，不杀工匠耳。大武信道，尚在真君以前，至七年乃有此祸，可见其别有原因，崔浩特迎机而导之耳。浩义士，寇谦之亦有心人，说见第八章第六节。其欲去佛，未知何故，或诚以其为世费害，而假手于虏以除之邪？佛狸则安足语此？观其诏言天罚亟行，浩盖以此恐动之也。此举在当时，自为拂逆人心之事，故必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自解也。《释老志》云：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此乃佞佛者怨毒之辞耳。又云：浩既诛死，帝颇悔之，业已行，难中修复。恭宗潜欲兴之，未敢言。佛沦废终帝世，积七八年，然禁稍宽弛，笃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门专至者，犹窃法服诵习焉，惟不得显行于京都矣。然则外州仍有之也，亦犹清禁基督教，而人民仍密奉事之欤？《齐书·魏虏传》云：宋元嘉中，伪大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玄高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大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大子，然后上闻。”晃后谋杀佛狸，见杀。（参看第十一章第一节。）初佛狸讨羯胡于长安，杀道人且尽。及元嘉南寇，获道人，以铁笼盛杀之。后佛狸感恶疾，自是敬畏佛教，立塔寺浮图。始终不离乎迷信，佛狸之毁佛而又渐弛其禁，此或其真象邪？文成立，复佛法。事在兴安元年十二月，见《魏书·本纪》。

魏自文成而后，献文、孝文皆信佛。（事皆见《释老志》。高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又集沙门讲佛经，见《韦阆》及《裴骏传》。《齐书·宗室传》：建武二年，虏主元宏寇寿春，遣道登道人进城内，施众僧绢五百匹。）出帝亦颇知教义。（《魏书·李同轨传》：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讲说，敕同轨论难。）宣武于此尤笃，然佛事之劳费，亦至斯而益甚，导孝明世灵后奢纵之先路矣。（参看第十二章第一节。《魏书·阳尼传》：世宗广访得失，尼从弟固上言：“请绝虚谈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又《张普惠传》：普惠以肃宗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言之，则奢费虽由胡后，肃宗亦未尝不溺于佛也。）北齐文宣昏暴，武成、后主皆荒淫，于佛亦甚敬信。据《高元海传》，则皆元海所教也。（《北齐书·文宣纪》：天保七年，五月，帝以肉为断慈，遂不复食。【30】八年，四月，庚午，诏诸取虾、蟹、蚬、蛤之类，悉令停断，惟听捕鱼。乙酉，诏公私鹰、鹞，俱亦禁绝。八月，庚辰，诏丘、郊、禘、祫、时祠，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农、社，先蚕，酒肉而已。雩、禖、风、雨、司民、司禄、灵星、杂祀，果、饼、酒、脯。九年，二月，己丑，诏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十年，正月，甲寅，帝如辽阳甘露寺。二月，丙戌，于寺禅居深观，惟军国大事奏闻。《武成帝纪》：河清元年，正月，诏断屠杀，以顺春令。《后主纪》：天统五年，二月，乙丑，诏禁网捕鹰、鹞，及畜养笼放之物。其去杀，几与梁武帝无异。《元海传》云：累迁散骑常侍。愿处山林，修行释典。文宣许之。乃入林虑山。经二年，绝弃人事。志不能固，自启求归。征复本任。便纵酒肆情，广纳姬侍。又云：元海好乱乐祸，然诈仁慈，不饮酒啖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内法，乃至宗庙不血食，皆元海所谋。及为右仆射，又说后主禁屠宰，断酤酒。然本心非清，故终至覆败。案元海劝武成奉济南，未为非义。后与祖珽共执朝政，依违陆大姬间，盖亦势不得已。周建德七年，于邺城谋逆诛，尤可见其心存家国。既云纵酒肆情，又云不饮酒啖肉，未免自相矛盾。果其饕餮自恣，岂能说文宣、后主以断杀，即言之，文宣、后主，又宁听之邪？）周文帝亦颇能谈义，且有信心。（《周书·薛善传》云：大祖雅好谈论。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百人，于第内讲说。又命善弟慎等十二人兼讲佛义，使内外俱通。由是四方竞为大乘之学。《儒林传》：卢光，尝从大祖狩于檀台山。猎闱既合，大祖遥指山上，谓群公等曰：“公等有所见不？”咸曰：“无。”光独曰：“见一桑门。”大祖曰：“是也。”即解围而还。令光于桑门立处造浮图。掘基一丈，得瓦钵，锡杖各一。大祖称叹，因立寺焉。）至武帝，乃又有废佛之举。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是与大同云岗石窟、敦煌千佛洞石窟齐名的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3年）前后，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

中国人之于佛，流俗虽不免迷信，士大夫之有识者，固多能知其教义。既能知其教义，自知其理与儒、道无二，而建寺、造像等，徒为烦费矣。此周武之所以废佛也。《周书·武帝纪》：天和三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建德元年，正月，帝幸玄都观，亲御法坐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二年，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坐，辨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三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六月，戊午，诏曰：“至道弘深，混成无际，体苞空有，理极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愈远。淳离朴散，形气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今可立通道观。【31】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并宜弘阐，一以贯之。俾夫玩培者识嵩、岱之崇峻，守碛砾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观此，知帝于佛道，特恶其烦费而欲绝之，是以与淫祀并禁。至于教义，原欲存之，且欲汇三为一，以息纷争也。然此岂人力所可强为乎？宜其徒有此诏，终无所就也。此事《隋志》谓由卫元嵩上书而起，已见前。元嵩见《周书》、《艺术传》，云：“好言将来，盖江左宝志之流。尤不信释教，尝上疏极论之史失其事，故不为传。”然此特会逢其适耳，周武之断道、释，初不由此。观元嵩所攻专在释，而周武所断兼及道可知也。《记》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此天下之至言也。《纪》又载建德五年，九月，大醮于正武殿，以祈东伐。六年，五月，大醮于正武殿以报功。其事岂能无所劳费？躬道之而躬自蹈之，何以使民从其令乎？宣帝甫立，即复佛像及天尊像，与二像俱坐，大陈杂戏，令士民纵观，（见第十五章第一节。）亦武帝有以启之矣？其明年，六月，庚申，遂复佛道二教。

教士之信教，必不如教民之笃也，同为教会中人，执掌事权者之信教，又必不如不执事权者之笃。不然，则基督教不因马丁路德之崛起而分张，而第巴桑结，亦不至挟达赖喇嘛为傀儡矣。此凡教皆然，佛教亦莫能外也。《晋书·艺术传》云：鸠摩罗什，天竺人也。世为国相。父鸠摩罗炎，聪懿有大节。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名，郊迎之，请为国师。王有妹，心欲当之，王乃逼以妻焉。罗什年七岁，母与俱出家。年十二，携到沙勒国，为性率达，不拘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罗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年二十，龟兹王迎之还国。吕光获罗什，见其年齿尚少，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罗什距而不受，辞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固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罗什被逼，遂妻之。姚兴破吕隆，迎罗什，待以国师之礼。尝讲经于草堂寺。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有余人肃容观听。罗什忽下高坐，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障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兴尝谓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魏书·释老志》：大和二十一年，诏曰：“罗什法师，见逼昏虐，为道殄躯，既暂同俗礼，应有子胤。可推访以闻，当加救恤。”则是时于高僧，亦颇重其胤嗣，其视戒律，尚不如后世之重也。）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32】尔后不住僧坊，别立廨舍。诸僧多效之。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夫以学识论，什诚为大乘之光矣，以戒律论，炎与什，得不谓世济其凶乎？以是推之，佛狸之杀昙无谶，虽云别有其由，谓谶必无诲淫之事，亦不可得也。（见第八章第五节。）此或西域沙门，自率其俗。然生共其乐，则死共其哀，无中外一也。龟兹王之待什，不为不厚，乃乘其败亡之际，倚敌帅而奸其子，（谁知为吕光之逼之，抑什之求之邪？）得非凡夫之所羞乎？拥伎十人，别立廨舍，至于诸僧皆效，佛狸之杀道人虽虐，道人之非法，又岂虚也哉？武成后昙献是通，（见第十四章第四节。）蔡兴宗娶尼为妾，（见第九章第三节。）其小焉者矣。许荣上书晋孝武，病“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戒粗诫，尚不能守”。闻人奭亦病“尼姏属类，倾动乱时。”（皆见《晋书·简文三王传》。）柳元景罪状臧质曰：“姬妾百房，尼僧千计，败道伤俗，悖乱人神。”（《宋书·质传》。）郭祖深欲罢僧尼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惟着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见《南史·循吏传》）乌乎！当时僧尼之戒律，为何如哉？迷信者或将为之曲辩。然僧尼皆不耕而食，不识而衣，而人民且依托之以避赋役，（《宋书·刘粹传》：迁雍州刺史，襄阳、新野二郡大守。在任简役爱民。罢诸沙门二千余人，以补府史。《魏书·李孝伯传》：兄孙玚，民多绝户而为沙门，玚上言：“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而是。”皆可见藉出家以避役者之众。）而其建寺、造像，所费尤巨，终必有不能坐视者。此所以一时之君若臣，信佛者虽多，亦卒不能不加以限制也。（《颜氏家训·归心篇》云：“俗之谤佛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无方为迂诞也。其二以吉凶祸福，或未报应为欺诳也。其三以僧尼行业，多不精纯为奸慝也。其四以靡费金宝，减耗课役为损国也。其五以纵有因缘，如报善恶，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后世之乙为异人也。”一、二、五并关教理，非政事所当过问，亦非其所能过问，三、四两端，固不可无以治之也。）

龟兹区区，而《晋书·西戎传》谓其国有佛塔庙千所，况中国乎？萧惠开为父起四寺，国秩不下均兄弟，悉供僧众。贺革玚子，（事见《南史·玚传》。）恨禄不及养，俸秩不及妻孥，专拟还乡造寺，以申感思。何氏自晋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并建立塔寺。至敬容，舍宅东为伽蓝。趋权者助财造构，敬容并不拒，轻薄呼为众造寺。及免职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其佞媚至于如此，威权在手者，安得不竭民力以自为功？宋明帝起湘宫寺，虞愿讥其所用皆百姓卖儿帖妇钱，（见第十八章第四节。）此真宜战栗矣。前废帝时，百姓欲为孝武帝立寺，疑其名。巢尚之应声曰：“宜名天保。《诗》云：天保，下报上也。”（《南史·恩幸传》。）吾谁欺，欺天乎？然王恭，史言其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则劳民者又岂特人君为然哉？唐牡牧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缅想其时，江东风物，美则美矣，民脂民膏，竭于此者何限？若北朝则尤甚。《魏书·释老志》言：显祖起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坐，禅僧居其中焉。肃宗熙平中，于城内大社西起永宁寺。灵大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此佛图后毁于火，事在出帝永熙三年，即孝静帝天平元年，见《魏书·灵徵志》及《北齐书·神武帝纪》。）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此皆虏主所为，（此特其最大者。此外，高祖又尝为文明大后起报德佛寺，大后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见《后传》。灵后所起，在京城者又有大上公等寺。于外州，亦各造五级浮图。见《任城王澄传》。其造永宁寺，至减食禄十分之一焉，见《周书·寇儁传》。北齐后主造大宝林寺，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其贵戚、大臣、州郡牧守所营者，尚不在此数。（贵戚造构者如冯熙，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多在高山秀阜，伤杀人牛。有沙门劝止之。熙曰：“成就后人惟见佛图，焉知杀人牛也！”【33】宋明帝用百姓卖儿帖妇钱，犹可委为不知，此则知之而犹为之，愚也而近于悖矣。大臣为之者如齐高隆之，以广费人工，大营寺塔，为高祖所责。而州郡为之者尤多。魏城阳王长寿次子鸾为定州，缮起佛寺，公私费扰，世宗闻而夺禄一周。安同在冀州，大兴寺塔，为百姓所苦。杨椿为定州，因修黑山道余工，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为御史所劾，除名为庶人。皆是物也。陆俟子馥为相州，征为散骑常侍，吏民大敛布帛以遗，馛一皆不受，民亦不敢，以造寺，名长广公寺。此虽非其所为，其劳民则无以异也，且安知民非承馛意而为之邪？《肃宗纪》：正光三年，诏中尉端衡肃厉威风，以见事见劾，牧守辄兴寺塔，为其一条，可见此风之盛。冯亮为魏所获，不肯仕，隐居嵩高，宣武乃给其功力，令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视形胜之处造闲居佛寺，曲尽山居之妙。轻用民力如此，民不将以佛为灾邪？）读《洛阳伽蓝记》一书，犹可想见其时民力之竭为何如也。

与寺塔同其靡费者，时为造像。时虽亦有泥像，而用铜者殊多。【34】晋恭帝造丈六金像，已见前。宋文帝时，蜀沙门法成，鸠率僧旅，几于千人，铸丈六金像，事见《魏书·胡叟传》。《释老志》：高宗兴光元年，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显祖于天官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其靡金之多，殊可惊骇。又有玉、石像。齐武帝有显阳殿玉像，已见前。《释老志》：高宗复佛法之岁，诏有司铸石像，令如帝身。又尝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世宗迎置洛滨之报德寺，躬观致敬。其尤侈者则为石窟。高宗以昙曜言，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在后营窟一所。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即今所谓云冈、伊阙石窟也。（云冈，在今大同、左云之间。伊阙，俗名龙门，在洛阳南。石窟雕像，本放印度，尚有在他处者。如敦煌之莫高窟，亦其一也，特皆不如此之弘丽耳。南朝亦有石窟，在今首都东北摄山，俗称栖霞山，为齐、梁两朝所造。郑鹤声、向达有《摄山佛教石刻小纪》，见《东方杂志》二十三卷八期。云：佛龛凡二百九十四，佛像凡五百十五，即有遗误，相去当不甚远。）论者徒美其雕饰之奇伟，谁复念其所费民力之多邪？《魏书·灵徵志》：大和十九年，徐州表言丈八铜像，汗流于地。（晋恭帝法成所造金像，皆长丈六，魏珉玉像亦然。《魏书·崔挺传》云：光州故吏闻其凶问，莫不悲感，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起八关斋，追奉冥福，此盖减其长之半？然则当时佛像，殆有定制，袁宏《汉纪》云佛长丈六尺，盖即因其造像而附会也。然则此丈八或丈六之讹。【35】袁宏《汉纪》引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七节。）《北齐书·循吏·苏琼传》：徐州城中五级寺被盗铜像一百躯。可见地方佛像，亦多而且大。《灵徵志》又云：永安三年，京师民家有二铜像，各长尺余，一头上生白豪四，一颊旁生黑豪一，此像较小，然可见民家亦有铜像也。《南史》、《梁本纪》：武帝大同元年，四月，幸同泰寺，铸十方银像。三年，五月，幸同泰寺，铸十方金铜像。则又有以金银为之者。

造像、建寺而外，靡财之事如设斋会等尚多。（如胡国珍之死，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其所费必甚巨。梁武以贺琛陈事，盛气口授敕责之，曰：“功德之事，亦无多费。”吾谁欺，欺天乎？不特朝廷，即民间为斋会者，合聚饮食，所费亦必不少也。参看下引郑子饶事。）当时之人，有极俭啬，而于奉佛则无所吝者。《晋书·何充传》云：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靡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匮乏，无所施遗，以此获讥于世。《宋书·宗室传》云：临川王义庆，性简素，寡嗜欲，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惟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有是蔽者盖甚多。此犹靡财而已，甚有因奉佛而坏法乱纪者，如张畅子淹，为东阳大守，逼郡吏烧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礼佛赎刑，动至数千拜。张彝除秦州刺史，为国造寺，名曰兴皇。诸有罪咎者，随其轻重，谪为土木之功，无复鞭杖之罚，为治如此，尚复成何事体邪？

百姓之苦如此，而僧尼则有甚富者。【36】宋文北讨，换取僧尼资财，（见第八章第七节。）颖胄起兵，亦资下方黄铁，（见第二十章第五节。）侯景兵至，梁摄诸寺藏钱，（见《魏书·岛夷传》。）皆可见其储藏之富。平时既资借贷，凶饥或助振施，（见第十九章第五节。）佞佛者或且以为有益于民，然观僧祇、佛图户粟之所为，不亦所与者少，所取者多，藉振贷之名，行诛求之实乎？（见第二十一章第二节。）王僧达劫竺法瑶，得数百万，（《宋书》本传。）亦所谓多藏者必厚亡邪？

佛事之有害于民如此，故其限制，乃随其兴盛以俱来。【37】《晋书·艺术传》言：百姓以佛图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石季龙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百辟卿士，逮于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祠同罪。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龙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此所谓兔死狐悲，恶伤其类，非必为佛图澄也。南朝论此者，以宋周朗、梁郭祖琛为最切。（朗欲申严佛律，疵恶显著者，悉皆罢遣。余则随其艺行，各为之条，使禅义、经诵，人能其一。食不过蔬，衣不出布。祖琛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其论亡失户口，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矣。又齐明帝即位，张欣泰陈便宜二十条，其一条言宜毁废塔寺，见《齐书》本传。）其禁令，亦宋文帝时即有之。《宋书·夷蛮传》云：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摩之请“自今已后，有欲铸铜象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后就功。其有辄造寺塔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苑，悉没入官”。诏可。又沙汏沙门，罢道者数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阇谋反。上因是下诏，精加沙汏。后有违犯，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律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齐武帝临终顾命，于佛可谓惓惓，然亦云：“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惟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盖诚有所不得已也。北朝禁令，具见《魏书·释老志》。云：世祖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已下者。高宗复佛法诏云：“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自正光至大和，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大和十年，冬，有司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徼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重被旨：所检僧尼，寺主维那，当寺隐审。其有道行精勤者，听仍在道。为行凡粗者，有籍无籍，悉罢归齐民。今依旨简遣。其诸州还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兴平二年，春，灵大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精练简取充数。若无精行，不得滥采。若取非人，刺史为首，以达旨论。大守、县令、纲僚，节级连坐。统及维那，移五百里外异州为僧。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有犯还俗。被养者归本等。寺主听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长。罪不及己，容多隐滥。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隣长为首，里、党各相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疑当作二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僚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时法禁宽弛，不能改肃也。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此出家之限制也。其僧尼自外国来者，世宗永平二年，冬，沙门统惠深上言：求精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任。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其造寺者，惠深言：限僧五十以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僧寺僧众，摈出外州，诏从之。神龟元年，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曰：高祖定鼎，《都城制》云：城内惟拟一永宁寺地，郭内惟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景明之初，微有犯禁。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谒，弥以奔竞。永平二年，深等复立条制。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辄遣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民不畏法，乃至于斯。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38】今此僧徒，恋着城邑，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亦然。如巨愚意：都城之中，虽有标榜，营造粗工，事可改立者，请于郭外，任择所便。其地若买得，券证分明者，听其转之。若官地盗作，即令还官。若灵像既成，不可移撤，请依今敕，如旧不禁。悉令坊内行止，不听毁坊开门，以妨里内通巷。【39】若被旨者，不在断限。郭内准此商量。其庙像严立，而逼近屠沽，请断旁屠杀，以洁灵居。虽有僧数，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闲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后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满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他买还，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满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审，奏听乃立。若有违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违旨。奏可。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焉。元象元年，秋，诏曰：“梵境幽玄，义归清旷，伽蓝净土，理绝嚣尘。前朝城内，先有禁断。聿来迁邺，率由旧章。而百辟士民，居都之始，城外新城，并皆给宅。旧城中暂时普借，更拟后须，非为永久。如闻诸人，多以二处得地，或舍旧城所居之宅，擅立为寺。宜付有司，精加隐括。且城中旧寺及宅，并有定帐。其新立之徒，悉从毁废。”冬，又诏：“天下牧、守、令长，悉不听造寺。若有违者，不问财之所出，并计所营功庸，悉以枉法论。”此造寺之制限也。然亦成具文，略计魏末之寺，凡三万有余云。

管理僧众之官【40】：南朝有僧正，其制始自姚兴，以僧为之，见《高僧传》。魏大祖以法果为道人统。高宗复佛法，以师贤为之。和平初，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参看第二十二章第三节。）大和十年，诏立僧制四十七条。（世宗诏众僧犯杀人已上罪，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北史·崔暹传》：僧尼猥滥，暹奏设科条篇为沙门法，上为昭玄都以检约之。）皆见《魏书·释老志》。州有统，郡、县皆有维那，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

佛教流传之广，其说轮回，实为一大原因。【41】盖人不能无求报之心，而祸福之来，必不能如世人所责望者之径直。则惩劝之说，有时而穷。故挚虞病“道长世短，祸福舛错，使怵迫之人，不知所守，或迷或放”，慧琳作《均善论》，亦病周、孔为教，止及一世也。（见《宋书·夷蛮传》。）《晋书·羊祜传》云：祜年五岁时，令乳母取所弄金镮。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谓李氏子则祜之前身也。祜时佛教盛行未久，而已有此说，足见其流行之速矣。（言轮回之事见于正史者尚多。如《晋书·艺术传》言鲍靓为曲阳李家儿托生，《南史·梁元帝纪》言帝为眇目僧托生，《北史·李崇传》言李庶托生为刘氏女是也。此特举其最早者耳。）欲言报应，必有受报之体。佛说无我，又说轮回，陈义虽高，终非恒情所能喻。故当时信佛者多主神不灭，而怵于迷信之弊者，则主神灭。范缜作《神灭论》，谓“浮屠病政，桑门蠹俗”，皆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以致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利穷匮。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欲使人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来也不御，去也不追”，此志也。然刘歊作《革终论》，谓：“神为生本，形为生具，死者神离此具，虽不可复反，而精灵递变，未尝灭绝。”实主神不灭之说者，而又谓：“神已去此，馆何用存？神已适彼，祭何所祭？”《颜氏家训·终制篇》亦云：“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求诸内典则无益，杀生为之，翻增罪累。”则即主神不灭之说者，亦未尝不可澹泊自将，不当因此转增贪欲也。然能如是者寡矣。（轮回之说，为众所乐道者，畏怖贪欲之心中之耳。《晋书·王湛传》：湛孙坦之，与沙门竺法师甚厚。每共论幽明报应。便要先死者当报其事。晋恭帝不肯自杀，虑不能得人身。宋彭城王义康亦然。皆畏怖之念为之也。《宋书·文五王传》：大宗尝指左右人谓王景文曰：“休范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贵。释氏愿生王家，良有以也。”然则当时佛徒，曾有愿生王家之说。此则为贪欲所中矣。卒之如隋越王侗，将死，焚香礼佛，咒曰：“从今以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哀哉！然贪欲者虽说轮回，仍斤斤于见世。《魏书·卢景裕传》：谓其为邢摩纳所逼，起兵以应元宝炬，兵败系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诵经，觉时如所梦默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于世，号曰《高王观世音》。此说今俗犹传之。晋、南北朝时尤盛。《晋书·苻丕载记》：徐义为慕容永所获，械埋其足，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至夜中，土开械脱，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遂奔杨佺期。《宋书·主玄谟传》：玄谟围滑台，奔退，萧斌将斩之，沈庆之固谏乃止。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音经》千遍则免。”既觉，诵之，将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忽传呼停刑。皆是物也。王恭临刑犹诵佛经，王奂闻黄瑶起兵入，还内礼佛，得毋临命之际，犹有所冀辛邪？）

无识者之奉佛，则多出于迷信。高僧之见于正史者，佛图澄，鸠摩罗什，僧陟，昙曜，惠始，惠香，灵远，惠丰，（《晋书·北史·艺术传》、《魏书·释老志》。）其事迹无不矜奇吊诡者。甚至如宝志者，齐武帝曾忿其惑众，收付建康狱，而俗犹盛传其前知之事，（《梁书·何敬容传》，载其前知敬容败于河东王。《南史·梁武帝纪》，载其前知同泰寺之灾。《贼臣传》载其前知侯景败于三湘。甚至《隋书·律历志》云：开皇官尺，或传梁时有志公道人作此，寄入周朝，云与多须老翁。周大祖及隋高祖，各自以为谓己。夫周、隋二祖，宁不知其不足信？然犹争欲当之者，以流俗信此等说，顺之可以惑众，抑此说即为所造，亦未可知也。《宋书·符瑞志》、《齐书·祥瑞志》，亦多以前知托诸僧众，盖自佛教行而矫诬之徒，又得一凭藉矣。）梁武帝亦敬事之，《南史》仍列诸《隐逸传》，足见其时奉佛者之为何等矣。然能知高义者，亦自不乏。夫泥其迹则主奴之见深，探其原则筌蹄之义显，是以当时明哲之士，多能和会三教。【42】慧琳，道人也，作《均善论》，设为白学先生与黑学道士相难，初无左袒佛教之意。旧僧至谓其贬斥释教，欲加摈斥。（《宋书·夷蛮传》。）顾欢，道士之辟佛者也，亦不过谓佛、老立说，各因其俗，譬诸舟车，各有其用。且谓佛既东流，道亦西迈，故知世有精粗，道有文质，二者可以并行焉。其时又有孟景翼者，为道士。文惠大子召入玄圃，竟陵王子良使之礼佛，不肯。然所作《正一论》，亦云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至于张融，则竟谓道之与佛，区极无二矣。（皆见《齐书·高逸传》。）卫元嵩上书周武，启废佛之端，然《旧唐书·经籍志》载其《齐三教论》一卷，则其所恶者，亦僧徒之猥滥耳。此以释道二家言也。至如儒家：则徐勉以谓孔释二教，殊途同归。（《梁书》本传。）王褒谓儒道释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梁书·王规传》。）韦夐谓其迹似有深浅，其理殆无等级。（《周书》本传。）即李士谦谓佛日、道月、儒五星，（《北史·李孝伯传》。）虽有轩轾，仍非水火。其时释家多通儒、道二家之义。如慧琳、慧始，皆尝注《孝经》，琳与慧严，又皆注《道德经》，僧智解《论语》，慧观作《老子义疏》是。（皆见《隋书·经籍志》。）周续之、雷次宗，皆名儒也，而皆入庐山事慧远。（《宋书·隐逸传》。）徐孝克旦讲佛经，晚讲礼传。周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释典。沉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则合三家成通学矣。《魏书·高谦之传》云：凉国盛事佛道，谦之为论贬之，因称佛是九流之一家。夫儒、道亦九流之一耳，此不足为贬辞也。《李孝伯传》：兄孙玚，以民多绝户为沙门，上书言之，有“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之语。沙门统僧暹等以为谤毁佛法，泣诉于灵大后，大后责之。玚自理曰：“人死曰鬼，《礼》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佛道幽隐，名之为鬼，愚谓非谤。”亦如实之辞，非强辩也。匪特学者如是，即怪迂阿谀苟合之徒亦然。《宋书·文五王传》：竟陵王诞迁镇广陵，发民治城。诞循行，有人干舆扬声大骂曰：“大兵将至，何以辛苦百姓？”诞执之，问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孙，家在海陵。天公去年与道、佛共议，欲除此间民人，道、佛苦谏得止。大祸将至，何不立六慎门？”诞问六慎门云何？答曰：“古时有言：祸不入六慎门。”诞以其狂悖，杀之。此人盖有心疾，然其论，则后世下流社会中杂糅三教之论也。《齐书·祥瑞志》言：永明三年，七月，始兴郡民龚玄宣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探怀中，出篆书真经一卷六纸，又表北极一纸，又移付罗汉一纸，云：“从兜天宫下，使送上天子。”其糅合释、道，更可发一噱。此固造作之辞，然造作者之见解，即其时流俗之见解也。《晋书·隐逸传》：鲍靓，东海人，年五岁，语父母云：“本是曲阳李家儿，九岁坠井死。”其父母寻访得李氏，推问皆符验。此明为佛说，而又云：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尝见仙人授道诀，百余岁卒。陶弘景，道家之巨擘也，而云：“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居之不疑，在邦必闻之徒，其为道、为佛，亦不可究诘矣。此周武帝所由欲和会三教，自立皇极欤？

辟佛者多以其出自外国为言。王度及魏大武诏即如此。《晋书·蔡谟传》：彭城王纮上言：乐贤堂有明帝手画佛像，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存，宜敕作颂，成帝下其议。谟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其意亦与此同。苻坚命道安同辇，权翼谓毁形贱士，不宜参秽乘舆。宋文帝召见慧琳，常升独榻，颜延之方之同子参乘。毁形者天竺之法，亦恶其来自外国也。张敷为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还江陵，文帝令载沙门往。谓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诏。（《宋书》敷自有传，又附见其父邵传中，皆载此事。）梁武帝锐意释氏，天下从风，而韦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此特士大夫之骄矜。即李安民奉佛法，不以轭下牛祀项羽神，（见上节。）亦恶其为淫祀故耳。要之当时不奉佛者，皆非不足其教义也。

敦煌莫高窟外景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在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僧人多有术艺。【43】故周朗上疏，谓其假医术，托卜数。沙门知医，已见第二十三章第七节。台城之陷，贺琛被创未死，贼舆送庄严寺疗之，则当时佛寺，必有以医疗为务者。沈攸之将发江陵，使沙门释僧桀筮之，此则沙门明于卜筮之征也。不特此也，《魏书·山伟传》言伟与袁昇李延孝、李奂、王延业等方驾而行，伟少居后。路逢一尼，望之叹曰：“此辈缘业，同日而死。”谓伟曰：“君方近天子，当作好官。”昇等皆于河阴遇害。《术艺传》言：王显布衣为诸生，有沙门相显，后当富贵。诚其勿为吏部官。由是世宗时或欲令摄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肃宗夜即位，仓卒百官不具，以显兼吏部行事，竟遇害。《北史·艺术传》云：魏正始前，有沙门学相，游怀朔，举目见人，皆有富贵之表。以为必无此理，燔其书。而后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虚也。则沙门又多通相法者。此等不过取信流俗，便于传布其教。乃若关康之，尝就沙门支僧纳学算。（《南史·隐逸传》。《宋书》无算字，盖夺。）魏九家历，沙门统道融居其一。（见第二十三章第七节。）《魏书·术艺传》载殷绍上《四序堪舆表》云：初就大儒成公兴学算。公兴将之求沙门释昙影，昙影又将之求道人法穆，从之学者四年。则沙门之于算法，多有深造。慕容宝参合之役，支昙猛劝早为备，拓跋焘之围县瓠，毁浮图，取金像为大钩，施之冲车端，以牵楼堞。城内有一沙门，颇有机思，辄设奇以应之。（《宋书·文九王传》。）则其人并有通于兵、阴阳、技巧之学者矣。《隋书·经籍志》所载，音乐、小学、地理、天文、历数、五行、医方、《楚辞》诸门，皆有沙门撰著，而天文、历数、医方，传自天竺者尤多，当时胡僧，几如近世之基督教士，赍学艺以俱来矣。

僧人多有才学，故颇有参与政事者。宋庐陵王义真，尝云得志之日，以慧琳为豫州都督。（《宋书·武三王传》。）元嘉中，琳遂参权要。宾客辐凑，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夷蛮传》。）而义康谋叛，法略道人法静尼，亦并与其事。齐世则有杨法持。元徽中，宣传密谋，后遂罢道，为宁朔将军，封州陵县男。（《齐书·幸臣传》。）北齐神武之臣有潘相乐，本作道人。神武自发晋阳，至克潼关，凡四十启而魏帝不答，遣僧道荣奉表关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门耆老议所推立。【44】四门，《北史》作沙门，盖是？文宣尝命亲奉神武音旨者，条录封上，中有沙门，（见第二十三章第五节。）可见沙门多参谋议也。《晋书·载记》：沙门吴进言于石季龙曰：“胡运将衰，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姚襄之败，沙门智通劝其无战。慕容德之据广固，谋及沙门朗公。更观慕容宝之有支昙猛，沮渠蒙逊之有昙无谶。而知五胡之主，谋及沙门者，亦不乏矣。

凡藉宗教以资扇惑者，其所说教义，所立教条，不必皆其教之真谛也。特就众所共知共信者，附会为说而已。洪秀全之于基督教，其显而易见者也。佛教之为豪桀所资亦如是。【45】《晋书·石季龙载记》云：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大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李子扬。游于鄂县爰赤眉家。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转相诳惑。京兆樊经、竺龙、（此人盖亦道人，故以竺为姓。）严湛、谢乐子等聚党数千人于杜南山。子扬称大皇帝，建元曰龙兴。此为藉佛教以图作乱，见于记载最早者。其后此等事迄不绝。宋文帝元嘉九年益州之乱，五城人帛氐奴等奉道人程道养为主，诈称晋宗室司马飞龙。（见《宋书·刘粹传》。）二十八年，又有亡命司马顺则，诈称晋宗室近属，据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应之。（《萧思话传》。）孝武帝大明二年，先是有南彭城蕃县人高阇，沙门释道方等，共相诳惑。与秣陵民蓝宏期等谋为乱。又要结殿中将军、大宰府将等，谋攻宫门，掩大宰江夏王义恭，分兵袭杀诸大臣，事发，党与死者数百人。（《王僧达传》。《夷蛮传》云：阇为羌人，已见前。）此甚似清世林清之变矣。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建康莲花寺道人释法智与徐州民周盘龙等作乱。（《齐书·王玄载传》。）梁武帝时，有沙门僧强，自称为帝，攻陷北徐州。（《梁书·陈庆之传》。）此皆在南朝者。其在北朝，则《魏书·本纪》所载：太祖天兴五年，有沙门张翘，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众据常山之行唐。高祖建兴三年，十二月，有沙门慧隐谋反。大和五年，有沙门法秀谋反。十四年，有沙门司马惠御谋破平原郡。世宗永平二年，有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三年，二月，有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延昌三年，十一月，有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四年，六月，沙门法庆反于冀州，自称大乘。九月，元遥破斩之。及渠帅百余人，传首京师。延平二年，正月，其余贼复相聚结，攻瀛州。法庆与法秀，声势最为浩大。《苟颓传》云：大驾行幸三川，颓留守京师。沙门法秀谋反，颓率禁卫收掩，毕获，内外晏然。驾还饮至，文明大后曰：“当尔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处分失所，则事成不测矣。今京畿不扰，宗社获安，卿之功也。”亦释道方之类也。《恩幸·王叡传》云：法秀谋逆，事发，多所牵引。叡曰：“与其杀不辜，宁赦有罪，宜枭斩首恶，余从疑赦。”高祖从之。得免者千余人。其徒党可谓甚广。据《崔玄伯传》，是役也，崔道固兄子僧祐与焉。又《阉官传》：平季父雅，亦与于此役，季以此坐腐形，而雅实为州秀才，则士大夫亦有与其事者。《齐书·魏虏传》云：虏囚法秀，加以笼头铁锁，无故自解脱，虏穿其颈骨，使咒之曰：“若复有神，当令穿肉不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其遇汉人之酷如此。【46】大乘之变，据《魏书·元遥传》云：法庆为妖幻，说渤海人李归伯，归伯合家从之。招率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47】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惟以杀害为事。于是聚众杀阜城令，破渤海郡，杀害吏人。刺史（冀州）萧宝夤遣长史崔伯驎讨之，败于煮枣城，伯驎战殁，凶众遂盛。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象，云新佛出世，除去恶魔。其好杀颇类孙恩，未知何故？或亦深疾末俗之恶，而思有所袪除欤？而亦兼及僧尼，又可见是时僧尼为众所疾视之甚也。《张彝传》云：元遥多所杀戮，积尸数万。彝子始均，忿军士重以首级为功，乃令检集人首数千，一时焚爇，用息徼幸，此又可见虏视汉人如草芥矣。（大乘事迹，又见《宇文福》、《高允》、《萧宝夤》、《裴叔业》、《李叔虎》、《酷吏·谷楷》、《阉官·封津》、及《北齐书·封隆之传》中。）《北齐书·皮景和传》云：吴明彻寇淮南，景和率众拒之。有阳平人郑子饶，诈依佛道，设斋会，用米面不多，供赡甚广。密从地藏，渐出饼饭，愚人以为神力，见信于魏、卫之间。将为逆乱，谋泄，掩讨漏逸，乃潜渡河，聚众数千，自号长乐王。已破乘氏县，又欲袭西兖州城。景和自南兖州遣骑数百击破之，生禽子饶送京师，烹之。《魏书·卢玄传》：高祖议伐萧赜，玄子渊表曰：“臣闻流言：关右之民，比年以来，设为斋会，假称豪贵，以相扇惑。显然于众坐之中，以谤朝廷。无土之心，莫此为甚。愚谓宜速惩绝，戮其魁帅。不尔，惧成黄巾、赤眉之祸。”子饶之所为，则所谓设为斋会者也。显谤朝廷于众坐之中，可见其非不知政治。然则所谓假称豪贵者，果编氓假称之欤？抑实有豪贵，参与其事也？能为地道，多出饼饭，其人亦非瓮牖绳枢之子矣。《源贺传》：贺出为冀州刺史，武邑郡奸人石华告沙门道可与贺谋反。《逸士传》：冯亮居嵩高，与僧徒禅诵为业，逆人王敞事发，连山中沙门，亮亦被执赴尚书省，诏特免雪。亮遂不敢还山，寓居景明寺，久之乃还山室。沙门之易与乱事相连如此。异族窃据之际，有心人欲谋光复往往藉宗教为结合之资。自胡元荐居，白莲会声势始大，明代稍微，及清又盛。虽三合会亦自托于少林寺僧。合第八章第五节观之，而知元魏时佛徒之称兵者，必有民族义士，【48】厕身其间矣。然附从之者，究以所谓豪杰之徒为多，故其宗旨不能尽纯，久之或且寖忘其本。此观于近世白莲、三合之徒之数典忘祖而可知也。昙洛椎埋发墓，（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天恩横行闾肆，（见第十八章第三节。）皆可想见僧徒中有何等人。此高宗之复佛法，所以必限欲为沙门者，出于良家，无诸嫌秽欤，《释老志》：高祖延兴二年，四月，诏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世宗永平二年，沙门统惠深上言，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有不安寺舍，游行民间者，脱服还民。皆惧其为黄巾赤眉之祸也。然藉资宗教，思教养其民以相保者，亦自有之。《北齐书·陆法和传》云【49】：不知何许人也。隐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处，一与苦行沙门同。耆老自幼见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测也。或谓自出嵩高，循游遐迩。侯景遣任约击江陵，法和乃诣湘东乞征约。召诸蛮夷弟子八百人。湘东遣胡僧祐领千人与同行。至赤沙湖，武陵王纪兵来。王琳与法和经略，一战而殄之。以为都督郢州刺史。部曲数千人，通呼为弟子。惟以道术为化，不以法狱加人。（市不立丞，见第二十二章第五节。）天保六年，清河王岳进军临江，法和举州入齐。文宣以为荆州刺史。梁将侯瑱，来逼江夏，齐军弃城而退。法和入朝。诣阙通名，不称官爵，不称臣，但云荆山居士。以官所赐宅营佛寺。自居一房，与凡人无异焉。案法和所用者蛮众，史又言其语带蛮音，盖久习于蛮者。其所为则甚似张鲁，以是时佛教盛行，故自托于佛耳，此固无教不可托也。

第三节　道教建立

古无所谓宗教也，人伦日用之道，幽深玄远之思，诸子百家之学，盖无不兼容并苞焉？佛教东来，说愈微眇，出世入世，道乃殊科。夫佛道则诚高矣妙矣，然究为外来之教，不能举吾所固有者而尽替之也。儒教重政治、伦纪，势不能谈空说有，与佛教争短长。于是有萃吾故所崇奉，文之以哲理，以与佛教对峙者，则道教是已。

道教之渊源何自邪？曰：其正源，仍为汉末张角、张鲁之教，晋时称为天师道。《晋书·何充传》云：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而充与弟准，崇信释氏。谢万讥之云：“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王羲之传》云：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寮佑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时为会稽内史。）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魏书·僭晋传》曰：恩之来也，弗先遣军。乃稽颡于道室，跪而咒说，指麾空中，若有处分者。官属劝其讨恩。凝之曰：“我已请大道出兵，凡诸津要，各有数万人矣。”）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献之前妻，郗昙女也。（案岂以为同教中人故，离婚倍觉耿耿邪？）《王恭传》云：淮陵内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术。常衣黄衣，状如天师。道子悦之，令与宾客谈论。（案元凶劭号严道育为天师，亦知服食。）《殷仲堪传》云：仲堪少奉天师道。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于周急。桓玄来攻，犹勤请祷。《齐书·高逸传》云：褚伯玉，年十八，父为之婚，妇入前门，伯玉从后门出。孔稚珪从其受道法。《南史·孔珪传》云：父灵产，泰始中晋安太守。有隐遁之志。于禹井立馆，事道精笃。吉日，于静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沱。东出过钱唐北郭，辄于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东乡坐不敢背侧。《沈攸之传》云：齐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孙僧昭为义兴公主后。僧昭，别名法朗。少事天师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着黄巾，衣褐，醮于私室。时记人吉凶，颇有应验。自云为泰山录事，幽司中有所收录，必僧昭署名。中年为山阴县，梁武陵王纪为会稽大守，宴坐池亭，蛙鸣聒耳。王曰：“殊废丝竹之听。”僧昭咒厌，十余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复鸣。”僧昭曰：“王欢已阑，今恣汝鸣。”即便喧聒。又尝校猎，中道而还。左右问其故。答曰：“国家有边事，须还处分。”问何以知之？曰：“乡闻南山虎啸知耳。”俄而使至。复谓人曰：“吾昔为幽司所使，实为烦碎，今已自解。”乃开匣出黄纸书，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识。曰：“教分判如此。”及大清初，谓亲知曰：“明年海内丧乱，生灵十不一存。”乃苦求东归。既不获许，及乱，百口皆歼。观此诸事，可知所谓天师道者即五斗米道，【50】而与大平道同原。大平道好争斗，晋世孙恩一派，盖其嫡传。《宋书·毛修之传》云【51】：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庙。蒋山庙中有佳牛好马，修之并夺取之，而其在洛，敬事嵩山寇道士，盖亦汉世黄巾中黄大乙之旧。（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六节。）《隋书·地理志》云：梁州崇奉道教，有张鲁遗风，则五斗米道之流传，亦未尝绝。然此二者，皆不能成为全国通行之大教。惟于吉一派，颇与士大夫往来。吉虽为孙策所杀，其道在江东，盖迄未尝绝，至晋世，遂成为所谓天师道者，而流行于士大夫之间。夫其教流行于士大夫之间，则能扫除鄙倍，去其与政治不相容者，且加之以文饰，而豹变之机至矣。

《王羲之传》又云：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既去官，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不远千里，而虞珧子妻，亦有服食之术，是神仙家与天师道同流也。案神仙家与医药经、经方，《汉志》同隶方技，其术本自相通。二张皆以符水为人治病，亦未必不通医药。小民急治病，士夫觊长生，觊长生而服食、养性重焉矣。重养性则轻婚宦矣，此褚伯玉所以逃婚，孔灵产所以隐遁也。故神仙家亦道教之一源也。神仙家之说，至魏、晋之世，亦稍符于哲理。【52】嵇康作《养生论》，谓神仙由“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道养得理，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以世皆不精，故莫能得”。其说云：“服药求汗，或有不获，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终朝未餐，嚣然思食，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夜分而坐，则低迷思寝，内怀殷忧，则达旦不瞑。劲刷理鬓，醇醪发颜、仅乃得之，壮士之怒，赫然殊观，植发冲冠。”以此知“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而“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薰辛害目，豚鱼不养，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险而瘦，齿居晋而黄”，“凡所食之气，蒸性染身，莫不相应”，则形质亦未可忽。夫“为稼于汤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于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理无可惑。然则“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而区种可百余斛”。“谓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特“守常不变”之论，“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实未为是也。此其所信者虽非，而其所以信之者，则皆据事理立论，与迷信者殊科矣。（《宋书·顾觊之传》：觊之命弟子愿著《定命论》，谓：“齐疆、燕平，厥验未著，李覃、董芬，其效安在？乔、松之侣，云飞天居，夷、列之徒，风行水息，良由理数县挺，实乃钟兹景命。”《颜氏家训·养生篇》云：“神仙之事，未可全非，但性命在天，或难种植。”皆与嵇氏同意。）神仙家之论，存于今而可考者，莫如《抱朴子》之完。其说曰：“幻化之事，九百有余，按而行之，莫不皆效。”此其所以信“仙之可得”也。（《对俗》。）又曰：“神仙方书，试其小者，莫不效焉。”（《对俗》。）“校其小验，则知其大效，睹其已然，则明其未试。”（《塞难》。）此其所以信“长生可得，仙人无种”也。（《至理》。）求仙之术，葛氏所信者为金丹。亦以“泥壤易消，而陶之为瓦，则与二仪齐其久，柞柳速朽，而燔之为炭，则可亿载而不败”，（《至理》。）以是信物质之可变。又谓“金玉在于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盐卤沾于肌髓，则脯腊为之不烂”，（《对俗》。）以是信药物之有功耳。又云“云、雨、霜、雪，皆天地之气，而以药作之，与真无异”，可见“变化之术，何所不为”。且“化作之金，乃是诸药之精”，转“胜于自然者”。而且“得其要，则不烦圣贤大才而可为”。（《黄白》。）此其所以信丹之可作也。然则何以成者甚寡？曰：此由道士皆贫，不得备其药剂；又其法得之不易；既得之，又必入名山，不则当于海中大岛屿作之，其事弥难耳。（葛氏谓导引、房中、服药、禁咒，只能延年，愈疾，外攘邪恶，皆不能免于死；而且命不可以重祷延，疾不可以丰祀除；故惟金丹为足恃，说见《金丹》、《释滞》、《微旨》等篇。其所以坚信金丹而贱草木之药者，则以金石之质，坚于草木，而金又坚于石也。当时方士，信丹者甚多。《梁书·处士·陶弘景传》云：大通初，令献二丹于高祖。《南史》则云：天监中献二丹于武帝，中大通初又献二丹。又云：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魏书·释老志》云：京兆人韦文秀，隐于嵩高，征诣京师。世祖曾问方士金丹事，多曰可成。文秀对曰：“神道幽昧，变化难测，可以暗遇，难以豫期。臣昔受教于先师，曾闻其事，未之为也。”然《崔逞传》言：逞子颐，与方士韦文秀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则文秀实非不事此者，特不欲为虏主言之耳，《术艺传》：徐謇欲为高祖合金丹，乃入居崧高，采营其物，历岁无所成，遂罢。入山所采，当为植物，然云金丹，则当仅以之为助，仍以矿物为主也。《北史·艺术传》云：有张远游者，文宣时，令与诸术士合九转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贪人间作乐，不能飞上天，待临死时取服耳。”案《葛氏金丹篇》言丹之名甚多，而最贵者为还丹及金液。还丹，亦曰神丹，成之凡九转，故又称九丹。得其一即仙。金液效与还丹同，而较还丹为易作。其所谓仙者？则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既已得仙，则升天住地，各从所好。又服还丹金液之法，若欲留在世间，可但服其半，录其半，后求升天，乃尽服之。说见《论仙》、《对俗》两篇，实与张远游之说密合，而神丹之名，亦与陶弘景所欲作者同。足见其说皆有传授，虽不足信，述之者则初非欺人也。作金丹必入名山或大岛屿者？《金丹篇》述其师郑隐之言曰：“合大药皆当祭，祭则大乙、元君、老君、玄女皆来鉴。若令俗间愚人得经过闻见之，诸神便责作药者不遵承经戒，致令恶人有毁谤之言，则不复佑助人，邪气得进，而药不成。”又云：“老君告之：诸小山皆不可于其中作金液、神丹，凡小山皆无正神为主，多是木石之精，千岁老物，血食之鬼。此辈皆邪炁，不念为人作福，但能作祸。善试道士。须当以术辟身及将从弟子，然或能坏人药也。”）其坚信长生之可求如此，然问以长生之理，则曰：“松、乔之徒，虽得其效，亦未必测其所以然，”（《对俗》。）坦然自承其不知焉。又设难曰：理之明显，事之昭著如此，圣如周、孔，何莫之为？则曰：“受气结胎，各有星宿。命属生星，则其人必好仙道，求之必得。命属死星，则其人不信仙道，不修其事。”（《塞难》。）“俗所谓圣人者，皆治世之圣人，非得道之圣人”也。（《辨问》。《遐览篇》论符，谓“世间有受体使术用符独效者”，亦同此意。）其持论之致密如此，安得谓与迷信同科邪？葛氏之论，亦有类乎迷信者，如云：“按《易内戒》、《赤松子经》、《河图记命》符皆云：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三日，纪三百日。）又言身中有三尸，魂灵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放纵游行，飨人祭酬。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所为过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小者夺算。吾亦未能审此事之有无。然山川、草木、井灶、污池，犹皆有精气，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而网疏，不必机发而响应耳。”（《微旨》。）又云：“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又有老魅。”“入山无术，必有患害。”因此而著诸符。然又曰：“天地之情状，阴阳之吉凶，茫茫乎其难详也，吾不必谓之有，亦不敢保其无。”（《登陟》。）则于此等说，特过而存之耳。于说之不能决者，过而存之，而又明著其存之之意，正见其立论之矜慎，亦非迷信也。

然此等议论，究尚未足登谈玄者之堂。故神仙家之言，又有更进于此者。《抱朴子》首篇《畅玄》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来焉莫见，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以宇宙万物，皆一玄之所弥纶，几乎哲学家一元之论矣。然又云：“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则似又岐形与气而二之。又引《仙经》述贞一之说曰：“一有姓氏、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或在人两眉间，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此乃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传其姓名耳。”又述其师说曰：“一在北极大渊之中。道术诸经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恶防身者，乃有数千法，亦各有效。然思作数千物以自卫，率多烦难。若知守一之道，则一切除弃此辈。故曰：能知一则万事毕也。”又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贞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为《畅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复易于守贞一。守贞一有姓字、长短、服色。曰玄一，但此见之。初求之于日中，所谓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当百日洁斋，乃可候求。亦不过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则不复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为三人。三人已见，又转益之，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隐之显之，皆自有口诀。此所谓分形之道。左君及蓟子训、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数十处，及有客坐上，一主人与客语，门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侧又有一主人投钓也。”（《地真》。）此则不成语矣。盖以其仍受旧说之牵率，故如此也。《齐书·高逸传》云：杜京产，杜子恭玄孙也。世传五斗米道。与同郡顾欢同契，欢为道教中名人。其答袁粲之难曰：“神仙有死，权便之说。神仙是大化之总称，非穷妙之至名。至名无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变成真，真变成神，或谓之圣，各有九品。品极则入空寂，无为无名。若服食、茹芝，延寿万亿，寿尽则死，药极则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53】（《齐书》本传。）其说较葛氏弥有进矣。然如此则无体。无体则辛苦修为，谁受其报？此必非俗情之所能甘。抑无拟人之神，以资崇奉，而徒皈心于虚寂，亦非俗情之所能喻也。此虽无负于哲理，而必不能成为宗教，故建立道教之士，又必别辟一途焉。

一切迷信若方术，果何以结合之，使之成为一大宗教乎？曰：文之以当时通行之哲理，更益之以佛说之虚诞，其要道也。观于《魏书·释老志》及《隋书·经籍志》之说，而道教之所以成为宗教者，思过半矣。《魏书·释老志》曰：“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授轩辕于峨嵋，教帝喾于牧德，大禹问长生之诀，尹喜受道德之旨。至于丹书紫字，升玄飞步之经，玉石金光，妙有灵洞之说，如此之人，不可胜记。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所以秦皇、汉武，甘心不息，灵帝置华盖于灌龙，设坛场而为礼。及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诸神，咸所统摄。又称劫数，颇类佛经。其延康、龙汉、赤明、开皇之属，皆其名也。及其劫终，称天地俱坏。其书多有禁秘，非其徒也，不得辄观。至于化金销玉，行符敕水，奇方妙术，万等千条。上云羽化飞天，次称消灾灭祸。故好异者往往尊事之。”《隋书·经籍志》曰：“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大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所以说天地沦坏，劫数终尽，略与佛经同。以为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其间相去，经四十一亿万载。所度皆诸天仙上品。亦有大上老君、大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诸仙官，转共承受，世人莫之与也。所说之经，亦禀元一之气，自然而有，非所造为。亦与天尊，常在不灭。天地不坏，则蕴而莫传，劫运若开，其文自见。凡八字，尽道体之奥，谓之天书，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辉照耀，惊心眩目，虽诸天仙，不能省视。天尊之开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啭天音而辩析之。自天真已下，至于诸仙，展转节级，以次相授。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经历年载，始一开劫，受法之人，得而宝秘，亦有年限，方始传授。上品则年久，下品则年近。故今授道者经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盖亦归于仁爱、清静，积而修习，渐致长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与道合体。（案此即顾欢之说。）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箓皆素书，纪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符错在其间。文章诡怪，世所不识。受者必先洁斋，然后赍金环一，并诸贽币，以见于师。师受其贽，以箓授之。仍剖金环，各持其半，云以为约。弟子得箓，缄而佩之。其洁斋之法，有黄箓、玉箓、金箓、涂炭等斋。为坛三成，每成皆置绵蕝，以为限域。傍各开门，皆有法象。斋者亦有人数之限。以次入于绵蕝之中，鱼贯面缚，陈说愆咎，告白神祇。昼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斋数之外有人者，并在绵蕝之外，谓之斋客，但拜谢而已，不面缚焉。而又有诸消灾、度厄之法，依阴阳数术，推人年命，书之如章表之仪，并具贽币，烧香陈读，云奏上天堂，请为除厄，谓之上章。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饵、币物，历祀天皇、大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之为醮。又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刃入火，而焚敕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热。而又有诸服饵，辟谷、金丹、玉浆、云英蠲除滓秽之法，不可殚记。云自上古黄帝、帝喾、夏禹之俦，并遇神人，咸受道箓。年代既远，经史无闻焉。推寻事迹，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符箓之事。”综观二说，以老子或天尊影射自然之力，诚如孟景翼之言，犹佛家之说法身。（见上节，始盖即傅会老子，继乃又造一元始天尊也。）开劫之说，亦窃诸佛。仁爱、清静，积累功德，则所以随顺世俗。白日升天，长生世上，取诸神仙家。凡诸方术，亦多自此而来。章醮印敕，节级之烦，传授之秘，盖大平、五斗米道之旧也。凡此皆后人所谓杂而多端者，而其能成为一大教，则正由此，以其能网罗一切也。考诸汉时而无可见，可见其为魏、晋后所造作矣。其为谁造作不可知，亦必非一人所为，一时所成也。

嵩山少林寺

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魏孝帝下令在嵩山建造寺庙，因其处于少室山北面的密林处，故名“少林寺”。

道教之成为宗教，必在其经箓既具之后。《隋志》云：“陶弘景受道经、符箓，梁武帝素与之游。帝弱年好道，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盖至梁、陈之世，而江左之道教，规模粗立，非复其为天师道时之旧矣。然梁武究为明哲之主，且学问深邃，故其事道之笃，卒不敌其信佛之诚，而道教之大受崇奉，必有待于虏朝焉。《魏书·释老志》云：“大祖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天兴中，仪曹郎董谧，因献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试服之。非其本心，多死无验。大祖犹将修焉。大医周澹，苦其煎采之役，欲废其事，乃阴令妻货仙人博士张曜妾，得曜隐罪。曜惧死，因请辟谷。大祖许之。给曜资用，为造净室于苑中，给洒扫民二家。而炼药之官，仍为不息。久之，大祖意少懈，乃止。”此所信者实方士耳，与道教无涉也。至世祖时而寇谦之起。《志》云：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有仙人成公兴，至谦之从母家佣赁，谦请回赁兴，代己使役。乃将还，令其开舍南辣田。谦之算七曜，有所不了，兴曰：“先生试随兴语布之。”俄然便决。谦之叹伏，请师事之。兴固辞不肯，但求为谦之弟子。未几，令谦之絜斋三日，共入华山。令谦之居一石室。自出采药，还与谦之。食药不复饥。乃将谦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谦之住第二重。历年，兴谓谦之曰：“兴出，后当有人将药来。得但食之，莫为疑怪。”寻有人将药而至，皆是毒虫、臭恶之物，谦之大惧出走。兴还问状，谦之具对。兴叹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兴事谦之七年而卒。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谦之出视。见两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钵及锡杖。谦之引入。至兴尸所。兴歘然而起。着衣、持、钵、执杖而去。先是有京兆灞城人王胡儿，其叔父亡，颇有灵异。曾将胡儿至嵩高别馆，同行观望。见金室玉堂。有一馆，尤珍丽，空而无人，题曰成公兴之馆。胡儿怪而问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兴馆。坐失火烧七间屋，被谪为寇谦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谦之精诚远通，兴乃仙者，谪满而去。谦之守志嵩岳，精专不懈。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称大上老君。谓谦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宜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吾此经诫，自天地开辟以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使王九疑人长客之等十二人授谦之服气、导引、口诀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殊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师李谱文来临嵩岳。云老君之玄孙。昔居代郡桑乾。以汉武之世得道，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有奇，盖历术一章之数也？其中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万。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统广汉平土方里，以授谦之。赐汝天中三真大文录，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录有五等。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差品。凡六十余卷。号曰《录图真经》。付汝奉持。转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宫静论之法。能兴造克就，则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难。但令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若家有严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练药、学长生之术，即为真君种民。”药别授方，销练金丹云八石玉浆之法，皆有诀要。上师李君手笔有数篇。其余皆正真书曹赵道覆所书古文、鸟迹、篆、隶杂体。又言：“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宫，宫有一主。最高者无极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长阴阳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赵，名道隐，以殷时得道，牧土之师也。”牧土之来，赤松、王乔之伦，及韩终、张安世、刘根、张陵，近世仙者，并为翼从。牧土命谦之为子。与群仙结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谦之具问，一一告焉。经云：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断绝人道。诸天衣服悉然。（此初无辟佛之意，可见崔浩说大武灭佛，非素定之计也。【54】）始光初，奉其书献之。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卫。于是上疏赞明其事，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灿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世祖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真君三年，谦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录。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恭宗见谦之奏造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于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为功差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赞成，难违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九年，谦之卒，葬以道士之礼。崔浩实有覆虏之计，谦之盖亦同心，【55】已见第八章第六节。《北史·李先传》：先少子皎，天兴中密问先曰：“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他姓邪？”皎为谦之弟子，亦谦之不甘臣虏之一证也。隆静轮之宫至于天，岂不知其劳民？所图者大，则不得复恤其小矣，此民族义士之苦心也。崔浩虽败，道教初不因之而废，足见谦之藏机之深，而其志竟不得遂，徒使后人讥为迷信之魁，岂不哀哉？

道教之寺，名曰崇虚。《释老志》云：大和十五年，诏以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移寺于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仍名为崇虚寺。可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高祖纪》云：所移者为道坛，改曰崇虚寺，盖以寺该于道坛之中也。《志》又云：迁洛移邺，踵如故事。其道坛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坛主、道士、哥人一百六人行拜祠之礼。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术可高，武定六年，有司执奏罢之。其有道术如河东张远游、河间赵静通等，齐文襄王别置馆京师而礼接焉。《隋书·经籍志》曰：迁洛已后，置道场于南郊之旁，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武帝迁邺，遂罢之。文襄之世，更置馆宇，选其精至者使居焉。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寻与佛法并灭，其事已见上节。齐世道士属崇虚局，局隶大常之大庙署，见《隋书·百官志》。

自道教既兴之后，昔日神仙之家，方术之士，世遂皆称为道教之徒。其实此教在张角、张鲁等推行于民间之时，可称为一宗教，至其受政府崇奉之后，则转失其宗教之性质矣。如齐文襄之所馆，实方士也。方士之中，亦有精心学道者。《抱朴子·金丹篇》，自言所见道士数百，各有数十卷书，亦未能悉解，但写畜之而已，此等必非欺人之人，【56】或转受欺于人也。（《魏书·释老志》云：河东罗崇之，常饵松脂，不食五谷。自称受道于中条山。世祖令崇还乡里立坛祈请。崇云：“条山有穴，与昆仑，蓬莱相属，入穴中得见仙人，与之往来。”诏令河东郡给所须。崇入穴，行百余步，遂穷。后召至，有司以崇诬罔不道，奏治之。世祖曰：“崇修道之人，岂至欺罔以诈于世？或传闻不审而至于此。今治之，是伤朕待贤之意。”遂赦之。以世祖之酷而能如是，盖深审其无他也。）然欺人者实不少。《勤求篇》谓可有十余人。《袪惑篇》述其欺诈之状，真可发一笑。然葛氏于其师郑隐，（葛氏受业郑隐，见《遐览篇》。）崇信甚至，而隐恐即欺人之人。何者？隐信金丹甚笃，《黄白篇》谓其与左慈试作有成，不应不服，然则何以不仙去邪？而葛氏曾不之知，故人不可以有所蔽也。

方士中之一派，奔走于贵人之间。河间大妃之去邺，必待道士而后决，已见第三章第三节。三王之起兵也，赵王伦拜道士胡沃为大平将军。又令近亲于嵩山着羽衣，诈称王子乔，作神仙书，述伦祚长久以惑众。皆其最得信任者也。此等人日与贵人为缘，亦有为其所害者，如孟钦、王嘉是。然自其徒言之，仍不妨以为未尝遇害，且别有异迹。（孟钦、王嘉，皆见《晋书·艺术传》。钦洛阳人，苻坚召诣长安。恶其惑众，命苻融诛之。俄而钦至。融留之。遂大燕郡寮。酒酣，目左右收钦，钦化为旋风，飞出第外。顷之，有告在城东者。融遣骑追之。垂及，忽然已远。或有兵众距战，或前溪涧，骑不得进，遂不知所在。坚末，复见于青州，苻朗寻之，入于海岛。盖其人实为坚所杀，而其徒造为此言也。嘉字子年，为姚苌所杀。然道家甚尊信之。《传》云：其所造《牵三歌识》，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李少君明系病死，葛洪且信为尸解，（《抱朴子·论仙》。）人之有所蔽者，诚不可以常理喻也。此等人迄不绝。如北齐文宣所信之由吾道荣，周文帝所信之李顺兴，皆其人也。（皆见《北史·艺术传》。）因之图谶之类，亦或托之道家。如《隋书·经籍志》所载《老子河洛谶》、《嵩高道士歌》等是矣。又一派则游行民间。《晋书·艺术传》云：戴洋，吴兴长城人，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苏。说死时天使为酒藏吏，授符箓，给吏从、幡麾。将上蓬莱、昆仑、积石、大室、恒、庐、衡等山。既而遣归。逢一老父，谓之曰：“汝后当得道，为贵人所识。”及长，遂善风角。为人短陋，无风望，然好道术，妙解占候、卜数。吴末为台吏，知吴将亡，托病不仕。及吴平，还乡里。后行至濑乡，经老子祠，皆是昔死时所见使处，但不复见昔物耳。因问守藏应凤曰：“去二十余年，尝有人乘马东行，过老君而不下，未及桥坠马死者不？”凤言有之。所问之事，多与洋同。此人乃以占候、卜数游行民间者，而亦自托于老子，无怪老子之多受附会矣。此等托辞诳惑之徒，初未必有为乱之意，然亦或为乱人所假藉。晋初有李脱者，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为王敦所杀，已见第四章第三节。《抱朴子·道意篇》论淫祀之宜绝云：“诸妖道百余种，皆杀生血食，独李家道无为为小差。或问李氏之道，起于何时？答曰吴大帝时，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传世见之，号为八百岁公。人往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问颜色。若颜色欣然，则事皆吉，若颜容惨戚，则事皆凶，若含笑者，则有大庆，若微叹者，即有深忧，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后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咒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李八百。而实非也。自公卿已下，莫不云集其门。后转骄贵，不复得常见，宾客但拜其外门而退。其怪异如此。于是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业先进者，不过得祝水及三部符、道引日月行气而已。了无治身之要，服食神药，延年驻命不死之法也。吞气断谷，可得百日以还亦不堪久。此是其术至浅可知也。予亲识多有及见宽者，皆云：宽衰老羸悴，起止欬噫，目瞑耳聋，齿堕发白，渐又昏耗，或忘其子孙，与凡人无异也。然民复谓宽故作无异以欺人。岂其然乎？吴曾大疫，死者过半。宽所奉道室，名之为庐。宽亦得温病，托言入庐斋戒，遂死于庐中。而事宽者犹复谓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真死也。”综观其事，蜀中盖有一穴居不食之士，李阿已非其人，李宽更无论矣。然即宽亦非有意于为乱，事之者之多，特为避役计耳。然至李脱，则竟别有所图矣。范长生亦不过索隐行怪之徒，如桔槔俯仰以求自免，（见第三章第六节。）而后隗文、邓定，竟立其子贲为帝，（为晋平西将军周抚龙骧将军朱寿所击斩。抚，周访子，见《晋书·周访传》。）则更非贲始愿所及矣，故事之推波助澜，不可测也。《抱朴子·袪惑篇》曰：有道士白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于河北自称为白和。远近往奉事之，大得致遗，甚富。而白和弟子，闻和再出，大喜，往见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此则李宽之败露较速者也。

注释

【1】　宗教：魏及晋初，知天变不关人事。

【2】　宗教：蒋子文非正神。

【3】　宗教：城隍初盖战时所祀。

【4】　宗教：无创教传教之人，信教者，然矫诬者不必可罪。

【5】　民族：魏议行次。

【6】　宗教：《宋书·历志》，以汉为土德，释赤帝子白帝子之穿凿。

【7】　宗教：图谶魏晋非复显学，且其书多不存，然篡者伪造。

【8】　民族：魏造张掖郡石文。

【9】　宗教：焚谶。

【10】　宗教：龟卜日微。

【11】　宗教：摸骨相。

【12】　宗教：声相。

【13】　宗教：推命似起南北朝。

【14】　宗教：推命。

【15】　风俗：胡人重生日，华人盖染之，故推命至南北朝始重。

【16】　宗教：借寿代死。

【17】　宗教：以为北斗主生死。

【18】　宗教：拆字。

【19】　宗教：军中数术盛行。

【20】　宗教：佛，《魏》有《释老经》，《宋书》见《南夷》、《西南夷》，《梁书》海南诸国，《齐书·高逸传》中，惟《隋书·经籍志》颇见教义流传之迹。

【21】　宗教：佛经初无写本，则赍来说不可信。

【22】　宗教：竺融疑窄融。

【23】　宗教：《隋·经籍志》言“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24】　宗教：隋译经经卷见《隋志》。

【25】　宗教：诸宗。

【26】　宗教：佛教初入，南方似较北为盛。

【27】　宗教：梁武以面为牺及舍身等，颜之推非杀生而祭。

【28】　宗教：陈武亦讲经舍身等。

【29】　宗教：魏纪五年废佛，诏实七年事。

【30】　宗教：北齐文宣亦有宗庙不血食等事。

【31】　宗教：周武帝废佛道，立通道观。

【32】　宗教：魏大和求罗什嗣，罗什用伎十人，此事戒律甚坏。

【33】　宗教：冯熙造佛图精舍，明知其多杀人牛而为之。

【34】　宗教：佛教铜像之多，欲铸者诣台自坐，盖不得已也。时铸币乏铜，即此一端，耗费甚矣。

【35】　宗教：丈八铜像或丈六之伪。

【36】　宗教：僧寺之富。

【37】　宗教：关于佛教之制限，历代皆有。

【38】　宗教：如来阐教依山林，今僧徒恋着城邑庙像至近屠沽。

【39】　宫室：不听毁坊开门，以妨里内通巷。

【40】　宗教：僧官及法律。

【41】　宗教：佛教盛行由说轮回。

【42】　宗教：明哲之士多能和会三教，然如周武之立通道观，则自无可行之理也，辟佛者不关教义。

【43】　宗教：僧人多有术艺，故多参与政事。

【44】　宗教：集沙门议论推立。

【45】　宗教：藉佛教以作乱者。

【46】　民族：虏之虐。

【47】　宗教：大乘好杀并及僧尼焚经像。

【48】　民族：魏时藉佛教作乱者，中必有民族义士。

【49】　宗教：陆法和似张鲁，案此等人如多，于革命亦有益，以其有后方也。

【50】　宗教：天师道即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同源，太平道好争斗，孙恩盖其嫡传。毛修之所至焚除房庙，敬事嵩山寇道士，顾欢亦事五斗米道。

【51】　民族：毛修之所至焚除房庙而事嵩山寇道士。

【52】　宗教：神仙家之说渐趋合理。

【53】　宗教：顾欢言神仙无体。

【54】　宗教：崔浩说太武灭佛，非素定之计。

【55】　宗教：寇谦之不甘臣虏之一证。

【56】　宗教：方士不必欺人。

编后记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与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一起被推重为现代史学四大家。吕思勉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在中国通史、断代史、专史等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加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共计1000多万字。

《两晋南北朝史》是吕思勉先生的四部断代史著作之一，分上、下两部，上部是政治史，包括王朝兴亡盛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政治设施的成败得失，以及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采用新的纪事本末体；下部是社会经济、文化史，分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采用新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

本次出版以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的《两晋南北朝史》为底本，除将原书的竖排繁体改为横排简体外，还依据一些现行版本对原书中的讹误进行了校订，并选配了百余幅图片以飨读者。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漏注及误处恐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胡锦涛

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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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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